唐德刚　著

袁氏当国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桂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袁氏当国 / 唐德刚著. —2版. —桂林 :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5.2

ISBN 978-7-5495-6270-1

Ⅰ . ①袁… Ⅱ . ①唐… Ⅲ . ①反袁斗争－研究 Ⅳ . ① K258.30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 数据核字(2014) 第310013 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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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 版 人：张艺兵

出品人：刘瑞琳

责任编辑：吴晓斌　曹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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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文制作：陈基胜　马志方

唐德刚（1920—2009）

安徽合肥人。国立中央大学（重庆）历史系学士，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纽约）硕士、博士。曾先后任职于安徽省立安徽学院、哥伦比亚大学、纽约市立大学，长期从事历史研究与教学工作，并对口述历史的发展贡献良多。著有《袁氏当国》、《段祺瑞政权》、《李宗仁回忆录》、《胡适口述自传》、《胡适杂忆》、《史学与红学》、《书缘与人缘》、《五十年代的尘埃》、《战争与爱情》等，包括历史、政论、文艺小说多种，及诗歌、杂文数百篇。

中华民国共和纪念（1912）明信片。上贴中华民国邮政袁世凯头像邮票，下贴大清国邮政蟠龙邮票加盖“中华民国”四字。明信片印有宣统皇帝退位公告“奉旨朕钦奉隆裕太后懿旨……”以及隆裕太后、宣统皇帝、孙逸仙、袁世凯像。

1908年，光绪、慈禧相继死去以后，醇亲王载沣拥一对寡妇孤儿入承大统。图为末代皇帝溥仪与其父摄政醇亲王载沣、弟弟溥杰，及生母瓜尔佳氏合影。

溥仪逊位十年后，在英文老师庄士敦的劝导下剪掉辫子。据溥仪回忆录《我的前半生》，逊位之前，小皇帝记得隆裕太后在哭，跪在她面前的一个老头子，也泪流满面。这时太后的确在哭，老头子袁世凯泪流满面劝退，就是在演戏了。

上图：袁世凯巡抚山东期间，震慑拳民，倾向洋务，颇受欧美各国公使满意。

下图：1903年，青睐新式教育的袁世凯视察京师大学堂，与管学大臣张百熙（右）、京师大学堂译学馆监督朱启钤（左）留影。

上图：两宫突然晏驾，小皇帝即位之后，摄政王载沣一纸文书，便把袁世凯开缺，他就乖乖地回籍养病去了。图为韬晦待机的袁世凯，披蓑戴笠，垂钓洹上。

下图：近代中国军事转型史，民国时代的军队系统，从袁世凯的小站开始，哪一路武装不是子弟兵？当然这桩封建残余，在历史转型的过程中，最后一定会被转掉的。

1912年2月12日，清宣统帝下诏辞位，命袁世凯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次日孙大总统向参议院辞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一职，荐袁自代。1912年3月，法国报纸以袁世凯剪辫这一场景，对整个事件进行了概括，告示一个旧时代的终结。

《天坛宪法》，近代中国宪法史上的第一部宪法草案。可是此时的袁世凯，不管是天坛、地坛，他都没有兴趣了。因此，这部宪法虽经国会三读通过，但最终还是成了一张废纸。那时他真正感兴趣的只是正位做大总统，怕的是名不正，则言不顺也。图为袁世凯在称帝之前的天坛祭天隆重仪式。

袁世凯像明信片。

盐业银行袁世凯戎装黑色雕版印样。盐业银行是北方四大银行之一，1914年由袁世凯姑表兄张镇芳创办，北京政府协助筹办，1915年正式开业。当时钞票图案多为袁世凯头像，并交由美国钞票公司印刷，但此钞设计稿尚未出世，袁世凯便已去世。

袁世凯当年对隆裕太后（中坐者）的策略，第一步便是以军费无着为借口，把这对可怜的寡妇母子的私房钱，一举花光。后来，袁氏又告诉她，太后如赞成共和，将来的民国政府会优待皇室，优待费可多至一年四百万两，足可安度晚年。

1912年1月1日（民国元年元旦），孙中山由上海北火车站乘车赴南京就任中华民国首任临时大总统。

上图：1912年1月，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与总统府秘书长胡汉民等职员合影。

下图：1912年2月，孙中山率文武官员到南京紫金山祭明孝陵朱元璋墓。紧邻孙中山右手侧拄杖者为黄兴。

上图：1912年2月26日，临时大总统孙文卸任之后，袁世凯上任之前，以蔡元培为首的南京迎袁专使团抵达北京，在贵胄堂行馆合影。前排左一为汪兆铭，二为刘冠雄，四至六为魏宸组、蔡元培、钮永建。

下图：1912年2月，北京军乐队欢迎蔡元培专使团一行。

上图：1912年，袁世凯宣誓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后和他的僚属在外务部合影。

下图：1912年，袁世凯令唐绍仪组织中华民国首任内阁，图为其中部分阁员合影。前排右起为国务总理唐绍仪、署外交总长胡惟德、海军总长刘冠雄、署工商总长王正廷、教育总长蔡元培；后排右起为国务院秘书长魏宸组、司法总长王宠惠、陆军总长段祺瑞、交通总长施肇基、农林总长宋教仁。

1913年，中华民国临时总统袁世凯（前排右四）、陆徵祥（前排右二）等人在北京总统府，与曾要求清政府起用袁世凯、后来承认中华民国的美国驻华公使嘉乐恒（前排右三）等人合影。

上图：民国初年最早的中国国会的雏形便如同有上院而无下院、有参议院而无众议院的美国国会。这个开始，是值得理解的。美国立国之初，也正是这样的。

下图：1912年1月，南京临时参议院成立，并决议起草《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此图即为孙中山、黄兴等人与参议院议员合影。

上图：1912年2月13日，孙中山咨文临时参议院辞临时大总统职，推荐袁世凯继任。

3月31日，袁世凯任命黄兴为南京留守，统辖南方军事。4月6日，留守府成立，6月14日解散。图为黄兴（前排中执帽者）与留守府人员合影。

下图：1913年4月8日，中华民国第一届国会在北京新落成的众议院议场开幕典礼。

民国成立之前，孙中山（中左）与黄兴（中右）等人在上海讨论组建临时政府等事宜。

1913年3月，孙中山（前中）、黄兴（前左二）、戴季陶（后左二）等人，在上海正金银行召集会议，商讨应付时局办法。对袁世凯，孙主张武力讨伐，黄主张法律途径，国民党出现和战两派。

上图：1913年，宋教仁被刺案与袁世凯善后大借款，激起孙中山（前排中）二次革命武力讨伐袁世凯。在民国史上政争不循法律途径，而用枪杆，这是第一次。一错、再错之后，此例一开，接着三错、四错随之而来，就变成武力至上、军阀混战了。

下图：1915年，袁世凯幕僚杨度发表《军宪救国论》欲改变国体，引发护国军兴。图为护国军首脑在广东肇庆合影。右起依次为高尔登、李耀汉、李烈钧、梁启超、岑春煊、谭浩明、莫荣新、蒋方震、李根源、林虎。

上图：1915年5月，“二十一条要求”签字时，外交总长陆徵祥（左二）、次长曹汝霖（左一）等代表与日方合影。日本虽费尽心机，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要求”，弄得臭名昭著，后来也只落得个雷声大、雨点小的收场，为天下笑。

下图：袁世凯斗垮国民党之后，当上了既可传子，亦可传妻的终身大总统，美国宪法顾问古德诺教授（前排中），竟适时地提出了一篇《共和与君主论》的宏论。这一下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袁总统就真的订制龙袍，雕嵌宝座，要做起皇帝来了。

左上：1917年7月，辫帅张勋避难荷兰驻华公使馆，怀抱着姨太太所生幼子留影。此时，复辟失败、拟逃天津的张勋，正被京城段祺瑞军士搜查之中。

左下：1918年，张勋持赠荷兰驻华使馆罗胜达参谋照片，当时是民国七年，其上特意题字“宣统十年仲冬”。

右图：溥仪盛服留影。据说1917年张勋身跪谒溥仪，恭请幼主复辟时，废帝溥仪虽只是个幼童，但是面谕群臣，议论国事，态度沉着，见识深远，有模有样。

民国临时政府中许多根本大法，如《临时政府组织法》、《临时参议院组织法》和《临时约法》，差不多都是宋教仁一手起草的。宋教仁是个搞行动的理论家和有野心也有理论基础的组织家。

孙中山遗墨《建国大纲》（宋庆龄题）。孙中山直到临终之时，在病榻之上还要慨叹现在革命尚未成功，并苦口婆心地嘱咐：“凡我同志，务须依照余所著《建国方略》《建国大纲》《三民主义》……继续努力，以求贯彻。”

上图：民国时期袁世凯墓景象。此墓位于河南安阳洹水北岸，又称袁林。陵园中西结合，前面部分采取清代皇家陵墓建筑方式，三孔大门则是典型的欧式墓门，墓室以钢筋水泥浇铸。

左图：1916年6月6日，袁世凯病逝，按计划灵柩从北京运往河南安阳安葬。北洋政府特行国葬之礼，送葬队伍正是从皇帝通行的中华门中间门洞出来。围观者极多，其中不乏外国人。灵柩随后穿过仍由美国军队驻守的正阳门。为让棺椁抵乡，这一天平汉线被勒令停驶。

第一章　孙文创制，宣统退位，袁氏当国——民国开国史简论

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第一任临时大总统的誓词虽然很短，但它却是中华五千年政治史上，一座极重要的里程碑和分水岭。自此以后，这个生生不息的最古老的国家，便由“帝制”转入“民治”的新时代了。

在此之前的社会政治制度，帝王只是其中的一个环节而已。围绕着这个帝王，还有一整套交互运作的国家机器和与它们配合得天衣无缝的文化体系、社会生活方式以及价值系统。它们是个相辅相成、一转百转的整体。因此，要从一个古老的封建制度，或帝国制度，转入一个民主代议制度，这种制度转型，就非三年五年之功了。

中华民国元年（清宣统三年，岁次辛亥，公元1912年），1月1日（阴历十一月十三），夜10时，南京前两江总督府（原太平天国天王府，后来的国民政府，曾为江苏省政协所在地），彩灯闪烁，军乐悠扬，时年四十六岁的广东香山人孙文先生，在数百位衣冠楚楚的男女观礼者热烈的欢呼声中，宣誓就任中华民国第一任临时大总统，并宣读誓词如下：

倾覆满洲专制政府，巩固中华民国，图谋民生幸福，此国民之公意，文实遵之，以忠于国，为众服务。至专制政府既倒，国内无变乱，民国卓立于世界，为列邦公认，斯时文当解临时大总统之职，谨以此誓于国民。中华民国元年元旦。

中华民国第一任临时大总统孙文，幼名帝象，学名文，习医时取名日新，嗣谐音字逸仙，秘密革命期间，一度化名用日语中山樵，晚辈同志因此尊称之为中山先生，世称孙中山。孙公自己使用的正式名字，以及见于当时政府之正式文献者，则为孙文。在民国史上的正式纪录，应为孙文临时大总统。

上引孙文总统的这则誓词虽然很短，但它却是中华五千年政治史上，一座极重要的里程碑和分水岭。自此以后，这个生生不息的最古老的国家，便由“帝制”转入“民治”的新时代了。

这一阵军乐，一片欢呼，一篇誓词，便把那已延续了四千余年的古老的政治模式正式地结束了。

回看我中华民族的政治社会发展史，如上溯至传说时代，从公元前2206年夏禹的家天下开始，由一家统治一国，至此已四千一百一十八年了。若从秦始皇于公元前221年统一六国，建封建帝国称皇帝算起，至此也已有两千一百三十三年了。不管是封建诸侯也好，皇帝当国也好，由一家治一国都是行之数千年的制度。

它们都不是一朝一夕建立起来的，当然也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以轻易废除得了的。

事实上，在此之前的社会政治制度，原都是整个民族在数千年中，从生活实践中慢慢发展出来的文化整体。在这个整体的结构之内，帝王只是其中的一个环节而已。围绕着这个帝王，还有一整套交互运作的国家机器和与它们配合得天衣无缝的文化体系、社会生活方式以及价值系统。它们是个相辅相成、一转百转的整体。因此要从一个古老的封建制度（像文艺复兴时代的欧洲），或帝国制度（像辛亥革命之前的中国），转入一个民主代议制度，这种制度转型，就非三年五年之功了。事实上，东西方历史都告诉我们，这项转型运动需时数百年，始能竟其全功。因此在辛亥革命之后，那有数千年历史的“帝制”，在表面上虽被废除了，但以后的中国历史要进入真正的“民治”时代，还要有很长一段时间，才能慢慢地转化过来。

上述孙文总统的就职典礼，是这个新时代的开端。旧的帝制逐渐在历史的海洋中，缓缓沉没；新的民主政治在眼前的地平线上，慢慢升起。成长虽缓，终必有大盛之时。这该是个历史的必然，无人可以逆转之也。孙文大总统，既然是我国历史上正在发展中的民治时代的第一位民选总统，那么他这项最早的民主代议制度，是怎样创立的呢？这儿应该有补叙一下的必要。

采用美国制度为蓝本

原来在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之后，全国响应，如火之燎原，一月内外，全国二十二省竟有十七省宣布独立。11月9日，鄂军都督黎元洪通电各省，请派代表来武昌，商讨组建临时政府，以便统一指挥。两日之后，江苏都督程德全与浙江都督汤寿潜，亦联名致电上海都督陈其美，作相同建议。11月13日，陈其美通电各省，请派代表在上海开会，因上海地居要冲，交通方便故也。黎元洪主张，盖以军事与外交的需要为重，他尤其希望能争取外交团，承认革命军为交战团体，而不横加干扰。上海方面则更进一步，希望能建立一个永久性的民国政府来代替清帝国政府。这个将来的民国政府的组织形式和原则，他们希望以美国制度为蓝本。通电上说：

自武昌起义，各省响应，共和政治，已为全国所公认，然事必有所取，则功乃易于观成。美利坚合众国之制，当为我国他日之模范。

美之建国，其初各部颇起争端，外揭合众国之帜，内伏涣散之机，其所以苦战八年，收最后之成功者，赖十三州会议总机关，有统一进行维持秩序之力也……

此一模仿美制的建议，随即得到武汉方面的完全赞同，认为那确是一定不易之法。

民初的开国元勋们之钟情美国制度，良非偶然。远在兴中会时期，杨衢云、孙逸仙等便十分醉心于美国的总统制。八国联军时帝后两宫西狩，消息杳然，东南无主之时，当地督抚便曾有意自组美国式的共和政府，选李鸿章为伯理玺天德（president），李亦有意担任，后因两宫又在西安出现乃作罢。1903年那位语出惊人，引起神州轰动的青年革命家邹容，在其划时代著作《革命军》中，也主张中国政府全盘美国化。两年之后，当海外诸小革命团体合并，在日本东京共组中国同盟会，并选孙中山为总理时，该会亦采用了美式的三权分立制。

因此此次程、汤两都督之建议，实是迎合时代之潮流而已。

在此次通电中，他们要求每省各派代表二人。其一代表该省之都督府，另一人则代表该省原有之谘议局。那时由水陆两路前往上海，各省都不太困难，通水路者，更十分方便。盖当时的轮船公司多由外商经营，外商享有治外法权，清政府对其乘客无权查问也。其时各省的革命情绪，皆甚为热烈。一经号召，代表们就纷集沪上了。至11月15日（阴历九月二十五日），已有江、浙、闽、鲁、湘诸省及上海、镇江两地区代表抵沪，代表会乃举行第一次会议，讨论拟订临时政府组织法，以及相关的法令和规章。大会自定名为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

以都督代表会暂代参议院

美国是人类历史上所建立的第一个民主共和国。至此已立国一百三十二年了，成绩卓著。如今既然要模仿美制的三权分立，美国最高立法机关是具有上下两院的国会。共和中国，立国伊始当然无法召开国会，所以只有变通一下，就由这个各省都督代表会暂时作为立法机构。开会时每省暂定一票，因此这个代表会在形式上，就颇像每州两票的美国国会的上院（senate，汉译参议院）了。

换言之，民初最早的中国国会的雏形便如同有上院而无下院、有参议院而无众议院的美国国会。这个开始，是值得理解的。美国立国之初，也正是这样的。在上海首先组织的这个代表会除具有立法权，可以制定一切法律规章之外，也有权代表人民选举临时大总统（美国革命时，华盛顿总统也是如此这般选出的）。

《临时政府组织大纲》在汉口诞生

可是上海这时虽占有交通方便的地利，但是那时革命战争的重心和早经组织的革命军政府毕竟还在武汉，而黎元洪的邀请通电也早于沪方，加以这时革命阵营中的第一号战将，声望仅次于孙中山的黄兴，也正在汉阳前线督战，因此后来在汉方代表要求之下，会中乃有动议把会址移往武汉。此议案通过之后，有人建议将原有会员人数一分为二，每省代表各留一人于上海以为联络。此一建议最初原是从权应变，不意竟伏下后来宁汉不和的种子，实非当事者始料所及，此是后话。

当沪方各代表乘轮船去武汉时，不意清军适于此时反攻，并于11月27日夺回汉阳，武昌全城均陷入敌炮射程之内，而汉方革命领袖间原有之暗隙，竟因之表面化。原被外界误传为孙文之弟的孙武，竟通电诋毁黄兴，黄兴遂于翌日黯然离汉去沪，革命阵营内部从此就经常有不必要之龃龉了。迨各省代表多数抵达武昌时，革命军所拥有的地区，已无安全会议场所。然既来之，则安之，各省代表乃选出湖南代表谭人凤为议长，并迁入汉口英租界之顺昌洋行，继续开会。

在汉期间，代表会之成就盖有两条足述。其一即各省代表公认，当时设在武昌的鄂军军政府为革命军的中央政府。其二为制定了一个包括三章二十一条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这个《大纲》后来经过若干次修正，最后变成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是为近代中国的第一部宪法，政治史上简称为《民元约法》。它在民国初年竟变成政治斗争的重心所在，其后所发生的护国、护法两大内战，都是围绕它展开的。以后我们再慢慢叙其原委。

从一军三旗到黄、黎易位

根据这个相当实际而可行的《临时政府组织大纲》，革命军当局乃急谋组建能统筹全局的民国政府，并选出一位大总统做最高领导人。正当各位代表忙于寻觅首都和最高领导人选之际，天不负人，江浙联军忽于12月2日攻克南京。龙蟠虎踞的南京，原为六朝古都。朱元璋和洪秀全亦曾定鼎于此。如今革命军既然克复南京，对那些正托庇于汉口和上海租界的各省代表来说，真是喜从天降，他们决定，立刻组织中央政府，选举总统，定都南京，以彻底推翻清朝，取而代之。因此在南京既克之后，沪、汉两地的各省代表，乃分别集会讨论总统人选及定都南京等相关要政。

汉方之代表会，在接获南京光复喜讯之后，乃决定于一周之内，东迁南京，从事制法与选举之要务。不意沪方各省代表，在江、浙两省都督及各方代表怂恿之下，竟亦迫不及待，于12月4日在沪举行代表会议，票选黄兴为革命军大元帅，而以黎元洪副之。黎氏闻讯，立即通电，斥沪选为非法，而黄兴亦深为疑虑，不愿就任。汉方代表陆续抵达南京，乃又说服沪方代表，于12月15日在南京翻案重选，以黎、黄分任正副元帅。黎虽首肯，而黄仍谦辞，以致迁延不能决。

此次拥黎、拥黄两系之争，虽同儿戏，然双方之选举，均只选大元帅，而不及总统者，实双方之意，均系虚此总统大位，有待于袁世凯旦夕之附议，出掌民国之大政也。何以这时如火燎原之革命阵营，还有待袁氏来做头头呢？天意人事，必然偶然，都有足述者。

虚位原以待袁，中山变成黑马

在两方紧锣密鼓，各议其议时，历史学家还得略叙一下北京清廷的政情。简单说来，那就是袁世凯政治权力的迅速蹿升，11月16日，终于拜命组阁，大权独揽。但袁在清末几遭摄政王载沣毒手，如今东山再起，绝无意再保大清。他的基本策略，实为养敌自重，然后再挟清压孙，伺适当时机，通吃两家，唯我独尊。袁当时也确有此实力，亦有此时机，故有恃无恐也。所以他在东山再起之初，对交战双方威胁利诱，一时俱来。在两方都造成了一个非袁不可之客观形势，此一形势亦为两方所深知。清廷中的寡妇孤儿、颟顸亲贵之迅速就范，固无论矣；革命阵营中（包括中山在内之高级党人）亦早有虚位以待的公开声明。然袁氏狡狯，在众目睽睽之下，既不愿逼宫取位于寡妇孤儿之手，更不愿受大位于国民党之议会选举。渠一厢情愿之道，实为自组御用国会，劝清帝辞位，以禅让方式，举己以代之。至此他可能还要耍一耍中国政治的老传统，自称德薄能鲜，三辞而后受命。这一套在现代西方政治圈中的术语，叫作征调或拉夫（draft），做出一副“吾实不愿为也，国民公意，强迫拉夫，吾不得已，而勉从天命也”的样子。这对他个人来说，实在是最光辉的登基大道了。

可是这个非袁不可的客观形势，却亦有其非袁所料的主观的变动。上述黄正黎副转为黎正黄副这幕闹剧，原是个小小的偶然。但是这个偶然，把时间拖延了两个星期，拖到孙中山在上海码头的偶然出现。中山既适时到达，那他之当选总统，就是个历史的必然了——这时革命阵营中需要统一领导。黄、黎两位大元帅得一可以安天下，不幸二人相持不下，孙公既适时赶到，他就必然当选为第一任（那时叫第一期）临时大总统，袁世凯就只能做第二任了。

朋友，我中华民国开国第一任大总统应该是孙文嘛！论功，论德，袁世凯怎能做中华民国的“华盛顿”呢？历史毕竟是公平的啊！

以孙文为首的政府架构

在孙文当选临时大总统时，一向与孙不睦的章炳麟颇不以为然，他认为这一位置，“论功应属黄兴，论才应属宋教仁，论德应属汪精卫”。换言之，无论如何轮不到孙文就是了。但是章疯子只替历史学家说了一半。他忘记了“论革命历史，论海内外声望，论建国学理，则应属孙文”。孙文就是凭这三条，当选为第一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事实上，以孙文为首的民国政府的架构，基本上自1912年以后一直未变也。

笔者曾根据可靠的海外史料交代过，武昌起义时，中山正在美国科罗拉多州一家中国餐馆打工为生，收到武昌起义的电报之后，乃兼程回国。途中在华盛顿、伦敦和巴黎小作勾留，试举外债，却未获分文之助。中山于12月21日抵香港。时任广东都督的胡汉民，偕廖仲恺赶来香港相晤，并以北方情形复杂难料为由劝其留粤。孙不可，且反劝胡汉民与其同去上海。二人于12月25日抵沪，四天之后遂以十七票中的十六票的绝对优势，当选为即将成立的中华民国第一任临时大总统。他也就成为中华五千年历史中，第一位真正通过选举选出来的最高当国者。随后黎元洪亦以全票当选为副总统。

［附注］当时投票的十七省是：直（今河北）、鲁、豫、晋、陕、苏、皖、浙、闽、赣、湘、鄂、川、滇、粤、桂、奉（今辽宁）。直隶原未完成独立，因系国都所在，而特设代表，享有投票权。黄兴亦得一票，传系湖南代表或江浙代表所投。湖南为黄之母省；江浙代表多系光复会旧人，与中山有隙而亲黄。

总统直辖的十部总长

前节已言之，在最早的学习美制时期，民国政府里是没有国务总理的。美制是以国务卿（Secretary of State）为中央各部之首。战乱中成立的中华民国，则稍事变通，以陆军总长为首席部长，众望所归，这一首要位置落在黄兴肩上了。这里，且将临时政府组织与负责人条列于下：

临时大总统：孙文，字逸仙，号中山，广东香山人，四十六岁。

副总统：黎元洪，字宋卿，湖北黄陂人，四十八岁。

秘书长：胡汉民，字展堂，广东番禺人，三十三岁。

陆军总长：黄兴，字克强，湖南善化人，三十八岁。

次长：蒋作宾，字雨岩，湖北应城人，二十八岁。

海军总长：黄钟瑛，字赞侯，福建人，四十三岁。

次长：汤芗铭，字住心，湖北蕲水人，二十五岁。

外交总长：王宠惠，字亮畴，广东东莞人，三十一岁。

次长：魏宸组，字注东，湖北武昌人，二十七岁。

内务总长：程德全，字雪楼，四川云阳人，五十二岁。

次长：居正，字觉生，湖北广济人，三十六岁。

财政总长：陈锦涛，字澜生，广东南海人，四十二岁。

次长：王鸿猷，字子匡，湖北咸宁人，三十四岁。

司法总长：伍廷芳，字秩庸，广东新会人，七十岁。

次长：吕志伊，字天民，云南思茅人，三十一岁。

教育总长：蔡元培，字孑民，浙江绍兴人，四十四岁。

次长：景耀月，字太昭，山西芮城人，二十九岁。

实业总长：张謇，字季直，江苏南通人，五十九岁。

次长：马和，字君武，广西桂林人，三十二岁。

交通总长：汤寿潜，字蛰先，浙江绍兴人，五十五岁。

次长：于伯循，字右任，陕西泾阳人，三十三岁。

枢密院顾问：章炳麟，字太炎，浙江余杭人，四十三岁。

法制局局长：宋教仁，字遯初，湖南桃源人，三十岁。

第一任临时政府的人事安排

在孙中山与黄兴等商讨组织政府和行政人选时，二人都有意以同盟会的高级干部为班底。但是他们很快就发现自己是眼大于腹了。

首先，这次武昌起义，各省纷起响应，原是基于清政府墙倒众人推的形势，同盟会所出的力量只是一部分，可能还不是主要的一部分。中山和黄兴二人都是以声望取胜。中山初抵上海时，革命军正在闹穷，当时谣传他带回华侨所捐巨款，足解燃眉。新闻记者也就以此相问，孙中山答曰：“余一钱不名也。带回来的只是‘革命精神’耳。”中山的好口才虽能使听众大鼓其掌，然亦显示出，在这次联合推墙的众人之中，他除声望之外，并无特殊政治实力也。

至于黄兴，那更是个有将无兵的光杆司令。他初到武昌时，也是靠声望将兵，黎元洪及其他与三武（孙武、张振武和蒋翊武）齐名的革命诸小将，对他暗中也颇多嫉忌之心。汉阳一败，他就只有黯然而去了。其后光复南京之战，虽打了胜仗，但是江浙联军又岂是这位湖南骡子的子弟兵呢？在那个上阵必须子弟兵的时代，从天而降的光杆司令（后来国民党军队中的俏皮话叫作伞兵司令）是很难的，甚或是无兵可指挥的。且看近代中国军事转型史，民国时代的军队系统，从袁世凯的小站开始，哪一路武装不是子弟兵？当然子弟兵这桩封建残余（洋人叫feudalistic remnant），在历史转型的过程中，最后一定会被转掉的。军队国家化是中国军事转型史中的一个必然，任何人也不能逆转之。吾人对此项军事转型，至为乐观也。

但是话说回来，在那个混乱的民国初年，去古未远，带子弟兵却是为将之必须，光杆司令永远只是个荣誉头衔罢了，而黄兴那时无疑就是个光杆司令。因此在内务总长这一职位上，孙、黄二人的内定人选，原为他们最亲密的革命伙伴——那位光芒四射、才气逼人的宋教仁。也正是因为他光芒四射，所以招致党外（且借用一个现时名词）人士的嫉忌，甚至同盟会内也有反对的声音。中山不得已，只好改荐原江苏都督、前清巡抚、亲立宪派的老官僚程德全了。虽然在前清的官僚之中，程氏还算是一个新派人物，但是这个政府的内务总长之为宋与为程，其性质就截然不同了。为宋，它就显然是个革命政府；为程，它就显然是个新旧杂组的“拼盘”了。这个“拼盘”再加上一个立宪派的张状元季直（实业总长，1894年甲午战争那一年中的状元）和汤进士寿潜（1892年进士），那就成为“拼盘之拼盘”了——张、汤二人都是前清极负时誉的立宪派中坚。光复前，张、汤二人分任中国东南最具影响力的江、浙两省的谘议局议长，而汤且是杀害女革命者秋瑾的主谋。

教育总长原内定为章炳麟，亦以章氏不孚众望而改荐蔡元培。然中山为笼络这位曾公开反孙的国学大师老同志，乃特设一枢密院顾问之高位以安置之。但是倨傲的章疯子却不屑俯就。章炳麟虽曾为同盟会会员，但他也是光复会的发起人。这两个革命团体就始终未尝统一过。这时两派尚且争权甚烈。光复会的另一巨头陶成章，竟被当时上海都督陈其美派盟弟蒋志清于1月14日枪杀于上海。此后两派斗争无已时。光复会老同志逐渐与老立宪派结盟以抵制同盟会。凡此皆可看出中山当时的妥协性。孙中山是位个性倔强、胆大泼辣的革命者，不是个轻意妥协的人物。他这次之所以如此妥协者，实在是他知己知彼也。只有这么大的实力，得大位已逾份，不妥协又如何呢？

外长一职，众意应属伍廷芳。伍氏粤籍，然出生于新加坡，按理曾为英属海外公民（British subject）。伍氏精通双语，受法学教育于伦敦，并领有英国律师执照。后来在香港开业，为英籍华民之第一位律师。后又被选任为立法局议员，亦为香港华裔之第一人。然伍氏在一全白的殖民体系中，做一个低声下气的二等官僚，显然心有不甘，乃转回祖国之大清政府任职，竟累迁至头品大员，任外务部右侍郎（相当于今之外交部第一副部长），后又外放为钦差大臣、驻美公使，可谓官高位显，一帆风顺。然伍君深入“酱缸”（且用一个柏杨术语），目睹清廷官僚之不可救药，武昌炮声一响，乃立即附义，并出任军政府对外交涉之总代表。此一要职，当时革命阵营中，伍老之外无第二人也。迨中山出任总统，乃改任伍氏为司法总长，而以外长一职畀之刚从耶鲁卒业之毛头小子王宠惠，而王自知两人经历不能相比，不敢接任。其实中山暗中有意自主外交，而欲王氏挂其名，佐理之而已。王遂成为当时最年轻之总长。

总长取名，次长取实

中山这个新政府，虽难免是个革命与立宪各派的大拼盘，毕竟还是同盟会的成员更有朝气，更有组织，也更有群众，因此在黄兴的积极筹划之下，他们乃舍名取实，把部长以下的位置，由同盟会会员一举包揽。试看上列次长级名单，便知次长级人选，除汤芗铭一人之外，全部都是年龄在三十上下的同盟会青年骨干。

其实汤芗铭亦同辈中人，1904年留学巴黎时，曾入盟于中山之革命组织，继而后悔，与同伙偷割孙公皮包，窃回文件，颇为同学、同志所非议，因与革命党绝缘。然汤亦才士，冲幼进学为秀才，十七岁中举。后来又入北洋海军学堂习海军（一说为福州船政学堂，似不可信）。旋由鄂督端方资送法国留学。割破中山皮包之后，遂潜往英国续修海军。回国后在海军提督萨镇冰之下任职。武昌起义时，萨镇冰奉命率海军舰艇，溯江援鄂，芗铭亦随往。此时其长兄汤化龙（1874—1918年，1903年进士，曾任湖北省谘议局议长，武昌起义后，在军政府任民政总长）乃致书芗铭，嘱其策动萨镇冰率海军附义。萨虽未接受，然终于弃军而去，所余舰艇数艘，遂指定由资望较深的海筹舰长黄钟瑛与汤芗铭统率，加入革命阵营。沿江助战有功，此时乃由黄兴荐黄钟瑛为海军总长，汤为次长。黄初提名时，同盟会会员对汤曾有异议，卒因中山不念旧恶，乃得列名内阁。

其他次长也都是同盟会中的杰出才俊，如蒋作宾、居正、马君武、于右任等，在后来的国民党政权中，多据决策高位。历史学家对他们还有得说呢，在他们锋芒初露之时，就犯不着多加交代了。不幸革命党人内在的分化，这时亦已渐趋明显。孙公这个新内阁，虽然少长咸集，而革命首义地区的武汉，以三武为代表的先锋人物中，除一位历史反革命黎元洪之外，几乎全部见遗于圈外，难免给民国以后的历史埋下了矛盾的种子，此是后话。

在这个临时政府所谓的国务委员中，尤其是次长级的激进分子，他们都是和孙大总统同进退的，在袁世凯着着逼人的形势之下，从中山开始，全部阁员，自始即深具五日京兆之心。中山早在返国途中，盱衡国事，计较各派实力，便深知将来总统一职非袁莫属。及抵国门，听取诸家议论，所说尽同，因此孙公后来虽当选总统，并正式就职，仍立电袁世凯，告之备位以待。发了数通中文电报不算，孙公还以英文投书《字林西报》，公告国际，以昭信守，促袁反正。用心纯正，溢于言表，至为感人。记得《史记》上有段故事说，刘邦与项羽本有“先入关者王之”之约。后来刘邦先入了关，但衡量一下实力，却不敢“王之”。在鸿门宴之前，他拜托项伯，捎信给项羽，解释说：

吾入关，秋毫不敢有所近。籍吏民，封府库，而待将军。所以遣将守关者，备他盗之出入与非常也。日夜望将军至，岂敢反乎？愿伯具言臣之不敢倍德也。（见《史记　项羽本纪》）

吾读民国元年孙公致袁世凯诸电文，真如幼年所背诵之《项羽本纪》也。刘邦、项羽、孙文、袁世凯都非等闲之辈。英雄所见，大略相同，岂不信然？只是刘项之争，纯系个人权位；而孙之让袁，治史者平心而论之，实旨在为国为民，未可与刘、项、袁三人等量齐观也。

总统制乎？内阁制乎？

正因为临时政府的过渡性太重，在袁氏赞成共和逐渐具体化，继任总统的愿望已非常明显之时，孙公临时政府的主要任务，便是确立一个怎样的制度，以约束这位飞扬跋扈的下届大总统了。

按法制常规和宪政学理，只有宪法才能对总统加以约束。但是民国体制原是模仿美国的总统制建立的，总统权力甚大。当初建制之时，宋教仁曾力主采用法国的内阁制，而中山以为不可。盖内阁制原为架空皇帝或独裁元首，以首相当国（如英、法和日本）的虚君制。宋教仁，这个年仅三十岁的小家伙，那时雄心勃勃地想做中华民国第一任国务总理，所以力主内阁制。但是中山认为，既然建立民国是要驱除鞑虏、推翻王室，则中国政府就没有再设虚君的必要，所以坚持采取美国的总统制。如今眼看孙公就要让位于袁，袁可不是个省油灯，要他削减权力，实行三权分立的民主制度，恐怕是与虎谋皮。革命党人认为在袁氏就职之前，就应立法加以约束，好让袁老四去做个虚君。因此就通过约法把总统制改为内阁制了。谁知这一改，就改出纰漏来了：袁世凯抵死不做虚君，宋教仁却又拼命想做首相。政治矛盾要用枪杆解决，民国因此逐渐变成军阀的天下了。悲夫！

《民元约法》之诞生

上一节已说过，中山出任总统的法律依据是各省都督代表会于1911年12月3日所制定的《临时政府组织大纲》，因此在临时政府行政部门的组织逐渐就绪之时，立法部门亦在逐步建立。孙公就职未几，各省都督代表会即决定组建临时参议院为最高立法机关，并通知各省，每省选参议员三人至南京组织临时参议院。在独立诸省之参议员有半数以上抵达南京之后，参议院乃于1月28日正式成立。先后到直、奉、豫、江、浙、闽、皖、赣、晋、陕、湘、鄂、粤、桂、川、黔、滇等十七省参议员三十八人。公举福建参议员林森为议长。集会逾月，制定各项法律规章数十种。其中最重要的一项，当然便是由原《临时政府组织大纲》所改订的暂代宪法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了。

这项后来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发生了极大作用的所谓《民元约法》，内容共有七章五十六条。除了现代民主共和国所应有的主权、人权、政权、治权、疆土、法院，以及模仿美制上下两院的国会等一般条文之外，最引人注目的便是临时政府的模式由原有的美国式的总统制，改成法国式的内阁制了。约法规定，内阁总理直接向国会负责，因此大总统就变成虚位元首了。此一约法几经研讨，终由孙文大总统于1912年3月11日公布。

这一着明显地是针对袁世凯而设计的。将来中山如让位与袁，袁大总统的职权和现在孙大总统的职权，就不可同日而语了。实质上，这是同盟会所掌握的参议院对未来的大总统所投的“不信任票”，如同大相国寺菜园里的一群张三李四想对新到的和尚鲁智深来个下马威，乘他立足未稳，便把他摔到粪窖里去的一厢情愿的安排。谁知力有不逮，反而助长了和尚在菜园里的权威，其结果实非动议人始料所及也。

不过，在孙公就任临时大总统之后，为时不足三月，建国架构便颇具规模。不论总统制也好，内阁制也好，三权分立，像模像样，上至宪法人权，改历易服，下及放脚剪辫，巨细靡遗，法制粲然，虽百世可知也。立国创制，虽是群贤合力，究竟是一人领导，功不可没。

袁世凯的养敌、逼宫和摊牌

袁世凯在近代中国历史转型期中，也算一个悲剧人物。两千年帝王专制的政治传统，绝然不能转变于旦夕之间。因此他纵想做个真正的民主大总统，不但他本人无此智能条件，他所处的时代也没有实行民治的社会基础。他如要回头搞帝王专制，甚或搞君主立宪，这些形式在当时的中国也已失去了生存的土壤。客观历史早已注定他这个边缘政客（marginal politician）不论前进或后退，都必然是个失败的悲剧人物。然这一形势，百年之后的历史学家虽洞若观火，百年前之当事人则身在庐山中，当局者迷，不自知也。因此当中山于民国元年不懈地为将来的民主政治搞百日创制之时，袁某却在为他自己的政治前途造势。袁世凯的政治智能多半离不开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武昌起义导致袁氏东山再起时，袁的政治方略便发源于传统模式。大体言之，其政治方略可分三步，那就是养敌、逼宫和摊牌。

袁氏知道，革命派只可养，不可剿，剿则兔死狗烹。他也知道，大清气数已尽，是扶不起的阿斗；纵是可扶，他也无扶清灭孙的兴趣和义务，而且不论做皇帝还是做总统，都少不了他一份。要达此目的，则他的前辈和老师——王莽、曹丕、刘裕、朱全忠、赵匡胤，都曾明白地告诉过他，正常的程序应该是：乘势抓权，然后逼宫受禅。继位之后，那就与原先助势的造反派——如今的革命派摊牌：或做你们的总统，或做寡人的皇帝，因势制宜可也。

老办法的养敌自重

袁世凯在武昌起义爆发之后所搞的那一套养敌自重的把戏，细说起来就像一部很复杂的政治小说，写在历史书上就稍嫌繁琐了。提纲挈领，大致是这样的：袁世凯在清末，自从1901年（是年，袁四十二岁）继李鸿章之后受任为直隶总督、北洋大臣之时起，宰相当国，权倾一时，直至1908年被摄政王载沣强迫退休，几乎被杀为止，他在任内的成就，大致有军、政两大类。在军事方面，当时中国国防军的主力，从袁的小站练兵时起，渐渐发展起来的所谓北洋六镇（师），都抓在他手里。军中将校只效忠于袁，袁之外几乎无人可以随便调动。而这六镇正规军，不但器械精良，训练有素，其尤为难能的是，革命派始终未能渗透。直至武昌事起，正规国防军将领之中，除吴禄贞一人之外，再无第二人与革命派有任何历史渊源，纵是吴有心革命，其部属亦皆在袁世凯的遥控之下，吴亦难指挥如意，这样吴才招致杀身之祸，而终无法撼动六镇的基础。

然袁世凯在清末，毕竟是个新人物，在政制上的成就，也有值得肯定之处。要言之，当时的立宪运动，袁也是主要的推动者。各省所成立的谘议局，亦均为亲袁人士所掌握。他们与逃亡海外的康、梁维新派，也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事实上，中山之当选临时大总统的票源，立宪派与同盟会，至少是平分天下。而论实力、论经验，当时纵是同盟会高干（包括汪兆铭和黄兴），都认为总统一职，非袁莫属也。狡猾的袁世凯，当然更知道他自己的分量。所以他就要养敌、逼宫以取高位了。谨条列袁氏政治行为的大事如下，以见其关键所在。

袁氏养敌抓权取位始末时间表

1908年：袁四十九岁，被摄政王载沣开缺回籍，几遭不测。

1911年：袁五十二岁，应诏回京，东山再起。

·10月10日，武昌起义。

·10月14日，诏授袁湖广总督，赴武汉节制各军，袁氏称疾不就。

·10月18日，诏促袁就道。

·10月20日，袁要求：开国会，组责任内阁，解党禁，宽容起事党人，总揽全国兵权，宽与军费。

·10月25日，袁奏派冯国璋、段祺瑞领第一、二军赴武汉前线。

·10月27日，诏授袁钦差大臣，节制陆海各军；隆裕太后拨内帑百万两济武汉军事；清军击败民军于汉口。

·10月29日，袁致书黎元洪，首提和议。

·10月30日，袁自彰德南下。

·11月1日，诏授袁内阁总理大臣；袁辞，诏优勉。

·11月4日，诏准袁令前敌各路清军停进。

·11月7日，第六镇统制、同盟会会员吴禄贞被刺，袁军无后顾之忧。

·11月8日，黎元洪复袁书，劝其附义，并允推为总统。

·11月13日，袁抵北京，诏令近畿各军，悉受节制。

·11月15日，袁授意刚出狱之汪兆铭与杨度等在北京组建“国事共济会”，提倡与革命军议和。

·11月16日，袁内阁正式成立，军政大权独揽。

·11月27日，清军攻占汉阳，民军死伤三千人。冯国璋拟乘胜渡江攻武昌；袁亲拨长途电话止之。

·11月29日，袁电武昌答应停战；汪兆铭承袁父子之意，自北京密函武昌，主南北联合，清帝退位，举袁为总统，武昌军政府表示同意。

·12月1日，武汉停战。

·12月2日，江浙联军克南京，清军守将、袁之嫡系旧属张勋，连电内阁乞援，袁置之不理；各省代表议决，袁如反正，即公举为临时大总统。

·12月5日，摄政王载沣被迫引咎退位。

·12月7日，袁派唐绍仪为和谈代表去武汉与民军议和，暗示赞成共和。

·12月9日，袁令全国停战十五日，后延长；黄兴回复汪电：袁如反正，举为总统。

·12月15日，各省代表于南京议选总统未果，虚位以待袁倒戈。

·12月18日，袁派全权代表唐绍仪与民军代表伍廷芳会晤于上海。

·12月20日，袁内调冯国璋返北京，代替良弼出任禁卫军统领；唐绍仪承袁意旨提议：先达成和议，再由国民大会决定国体。

·12月21日，孙文抵香港，胡汉民劝其留粤，孙未允。

·12月25日，孙文抵上海，大受革命群众欢迎。

·12月28日，隆裕太后从袁谏，下懿旨召集国会，决定国体。

·12月29日，各省都督代表会集会南京，选孙文为临时大总统；孙随即电袁，暂代临时大总统，随时让位。

1912年：袁五十三岁。

·1月1日，孙文于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誓言至清帝退位即解职。

·1月2日，袁不承认南京政府，斥唐绍仪越权，准其辞职，暂留上海；孙再电袁：虽暂代，然虚位以待；清军将领冯国璋等护君宪主战；袁请辞，诏拨黄金八万锭，诏饬亲贵捐银行存款，估计有四千万元；袁入朝以民军优待皇室及旗民等条件密示奕劻，促主和议。

·1月3日，滦州起义失败，三将皆殉。

·1月14日，袁密电询：孙肯让袁，有何把握？孙再肯定让贤。

·1月16日，同盟会刺客三人，刺袁未中，三人皆殉，袁从此不入朝；袁密奏太后：早顺舆情，赞成共和，以免乘舆出狩。

·1月17日，清廷御前会议。青年宗社党主战。太后谕：“我何尝要共和？都是奕劻同袁世凯说，革命党太厉害，我们没有枪炮，没有军饷，万不能打仗……胜了固然好，要是打败了，连优待条件都没有，岂不是要亡国么？”（见溥伟著《清室让国始末记》）

·1月22日，清驻外各使馆电请清帝退位。

·1月26日，革命党人彭家珍炸杀宗社党激进首领良弼，北京大震，王公逃亡；太后恳袁保其母子性命；段祺瑞等清将领五十人联名通电，请清帝退位。

·1月28日，临时参议院于南京成立，到十七省代表三十八人。

·2月12日，宣统皇帝溥仪下诏退位，历时两百六十八年的清朝，至此正式结束。退位诏为张謇所拟，末段“即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与民军协商统一办法”之句，为袁所增。

是法统问题，也是面子问题

从上列简明大事记，我们可以了解到：

（一）双十变起，清室要对付革命党，非起用袁氏不可。

（二）袁世凯有实力可以镇压革命，但是他要养革命以制朝廷。

（三）革命各派，包括孙中山和黄兴，尤其是立宪派，也都体会到，推翻帝制，“驱除鞑虏，建立民国”，非有袁参加不可。

（四）除满族亲贵中的少数激进分子之外，全国也人同此心。

（五）袁亦有心建立民国，但是他要利用朝廷的名义来另立法统，由他主动担纲，而不受革命党人之支配。

再者，袁所注重的还不只是个法统问题，也是个面子问题。他显然是认为不论做皇帝也好，做总统也好，总之，在他当了元首之后，自己高高在上，而纳革命派与立宪派，乃至原有的清室官僚体系于自己的新法统之内。他这项腹案，老实说，与上述孙、黄一派要把总统制改为内阁制的动机，并无不同。二者都是政治斗争的策略而已，只是袁弄晚了一步。在赛跑途中，第一面金牌被孙中山抢去了，他只得了个银牌，心有不甘，所以这也是个面子问题。

但是历史学家平心而论之，袁只是个老官僚、独人班。他所争的重点实在只是个人的权位和荣誉，而他的对手方，孙、黄那一伙所争的，则是千万志士仁人前仆后继，拋头颅、洒热血的民族使命（national mandate），两者是不可相提并论的。可是对这项民族使命，袁本有心附义，孙、黄等革命党原也寄厚望于他，并曾虚位以待，只是这时南方诸贤急于要组建一个统一领导的政府，而黎、黄两派又相持不下，迨中山适时出现，便立刻变成了黑马。参议员诸公既然不能举孙为大元帅，就只有举他为临时大总统，以待袁氏“驱除鞑虏”之后，再来让贤了。袁氏后来虽不负所望，推翻了帝制，但却做了个继任总统，已稍嫌美中不足。再因国民党又对他不信任而防范兹严，约法改制，强迫他做了个虚君，使他也要来个困兽之斗，革“革命”之命，治史者之不偏不倚，又何由定论呢？我们的解释，只可说，这是历史转型中不可避免的现象。这次历史转型，需时若干年，在这历时若干年的历史三峡中，道路总是曲曲折折的嘛，哪能老是直线呢？

不流血的宫廷政变未可厚非

话说回来，袁世凯在民国元年临时大总统的竞选过程中，虽然慢了半拍，但是他能把有两千年传统的帝制政体，在两个月之内就不声不响地和平转换掉，也算是效率惊人了。那时袁世凯若真能如党人所望，早举义旗，搞个武装苦挞打（coup d'etat），把朝中的寡妇孤儿、满城的王公亲贵一举而除之，他这样做，是否能得心应手，吾人未敢断言也。万一欲速则不达，弄得火光四起，尸横街巷，北京城内，玉石皆焚，试问对革命发展，究有何补？所以袁的稳健的做法——慢慢地搞他个不流血的宫廷政变，也未可厚非。

再就个人的道德来立论，古人说无毒不丈夫，搞流血政变，把寡妇孤儿和满朝亲贵一举而诛之，干这种事的人，要心狠手辣。将人比人，袁氏那时就显得婆婆妈妈，心不够狠，手不够辣。他多少还有点妇人之仁，对寡妇孤儿不忍下手。他多少还有点东方儒、佛两家的恕道。

再把话说回来，纵使是只顾目的、不择手段（西方叫作end justifies means）这套下流做法，这种用流血的手段来达到目的，是否比不流血的手段更有效果，也是个问题嘛！试问，袁如杀了寡妇孤儿，是否比保留了寡妇孤儿，更容易达到篡位的目的呢？其效果显然是相反的。袁世凯究竟还不是个心狠手辣的屠夫，他的恕道，和他的婆婆妈妈的行为，累得革命党对他失去了耐性，他自己因此也丢掉了金牌，这是否就是个错误，吾人亦不敢信口雌黄也。那么他在这两个月的动乱之中，究竟耍了些什么手法，怎样搞了个不流血的宫廷政变而达其目的呢？真历史比假小说要有趣得多，这儿我们倒不妨略述梗概。

太后念念不忘优待费

现在让我们先看看，袁世凯是怎样说动太后也来赞成共和的。在上列大事表中，我们知道，袁刚出山，便把太后的私房钱，所谓内帑，逼掉了一百万两。跟清室亲王级的其他大贵族相比，可怜的隆裕只是个穷寡妇。她十五岁嫁入深宫，丈夫不爱，婆婆高压，里外非人也。磨到三十出头，两宫晏驾，做了寡妇，但这个小寡妇究竟承继了多少遗产呢？在那个大酱缸里，她无由得知，也无术支配。但是她毕竟是个太后，绣帘之前的六岁小皇帝既然无法亲政，军国大事，表面上还要以她的懿旨为断。

君不见，光绪末年的袁世凯，原已集军政大权于一身，两宫突然晏驾，小皇帝即位之后，摄政王载沣一纸文书，便把他开缺，他不就乖乖地回籍养病去了吗？如今革命党造反，朝廷应付不了，军机一纸文书，袁世凯也就奉令东山再起了。（且看朝鲜战争后期的美国，卖领带起家的杜鲁门一纸文书，不也就把权倾一时、跋扈透顶的麦克阿瑟开缺了？）

所以在东山再起之后的袁世凯这个宰相，虽然万般专横，但是他发号施令，还得去说服那个颁发懿旨的可怜的寡妇。寡妇无知，把袁氏的话信以为真，袁氏才可挟寡妇令诸侯，狐假虎威，横行天下。长话短说，袁世凯当年对隆裕太后的策略，第一步便是以军费无着为借口，把这对可怜的寡妇母子的私房钱，一举花光。其实她母子的私房钱是花不光的。但是这对可怜的寡妇孤儿哪里知道呢？等到自以为内帑花光了，寡妇自觉前途茫茫，衣食堪虞，乞怜于宰相之时，袁氏又可以告诉她，兵凶战危，胜败难卜，太后如赞成共和，将来的民国政府会优待皇室，优待费可多至一年四百万两，足可安度晚年。这一来，太后就彻底动摇了，一切也就以袁世凯的意志为意志了。

朋友，君子尚可以欺以其方，何况一个幽居深宫、糊涂无知的小寡妇。说穿了，袁世凯也是在欺君罔上，但是欺君以方，比弒君砍头，究竟还要文明得多。后来小皇帝溥仪长大了，回忆起这时的情况，他记得太后在哭，跪在她面前的一个老头子，也泪流满面（见溥仪著《我的前半生》，第二章，第一节）。这时太后的确在哭；老头子泪流满面，就是在演戏了。

据说老头子这时就告诉太后，革命军无孔不入，是如何的厉害；孙文三头六臂，是如何的有钱。这次他带回海外华侨的捐款数千百万。官军粮饷皆缺，如何能和孙文打仗？寡妇太后一听，怎能不哭？太后一哭，老宰相事君无力，怎能不一掬同情之泪？

孙总统只有银元十枚

这里另外还有一些真实情况，写历史的人，倒不妨秉笔书之：在孙文大总统宣誓就职之后，一次安徽前线军情告急，粮饷皆缺，急电中央索饷。临时大总统朱笔一批：拨二十万元济急。当总统府秘书长胡汉民持此总统手批，前去财政部拨款时，发现国库之内，只有银元十枚（见《胡汉民自传》）。

其实当时孙公一文不名，举国皆知，只有隆裕太后不知罢了。袁氏军饷缺乏，全国或有不知，而隆裕太后则知之极深也。斯时首都之内王公满城，腰缠千万者，所在多有，袁总理乃说动太后，要求王公大臣，毁家纾难。太后极以为然，懿旨、圣旨也就照发如拟。殊不知此一发旨，北京城内的王公大臣，就夜不能眠了。盖纾难虽人人之所欲，毁家就人人之所不欲了。老实说，那时北京城内的名王巨府，是鳞次栉比的。真要毁他几家，真的就足够清军打他三五个月甚至一年的内战。遍地黄金的深宫大内，那就更不用说了。只不过隆裕太后不知其所以然罢了，可是老狐狸袁世凯却了如指掌。

［附注］纽约大都会博物馆中国部，最近重修开放。新近的展出中有唐人韩幹的《牧马图》，此《牧马图》著录于宋徽宗的《宣和画谱》，价值连城。画上有“皇六子”、“恭王府”等钤记，当出自清恭王府。当时的恭王府中，这一等级的国宝真不知有多少。但是那时的恭王，较诸醇亲王（摄政王）和庆王，似乎还略有逊色呢！这只是一些王府。他们较诸皇宫大内的宝藏，更是无法相比的！大清帝国毕竟是大清帝国嘛，它搜刮三百年的中华国宝，哪能一下用得完呢？

经袁总理大臣毁家纾难这一倡导，满族王公大臣，便再也不敢轻言对革命党作战了。寡妇孤儿相依为命的太后，这时连身家性命都自觉难保，因而频频乞怜于宰相。她现在是顾不得什么皇位了，只要今后生活无虞，袁大臣能替她母子向将来的革命政府争到点优待，她就很心满意足了。三百年来的孽，不是她母子作的，但是三百年来的怨，却要她母子独当之。亡国之君寡妇孤儿，只得终日以泪洗面。幸好总理大臣尚能念本朝厚恩，一再提出保证，唐代表已在和议上向民军争得皇室优待费每年四百万元，虽略少于袁大臣所提的四百万两，然也相差有限。将来的民国政府虽待先朝皇帝如异国之君，但是仍有皇宫可住，皇号可保，紫禁城内，关起门来，仍是一朝天子。三千年来的亡国之君，有这样的光荣收场，古史所未有也。因此，太后在哭跪于地的老头子宰相的劝慰之下，已彻底解除了武装。在决定大政方针的所谓御前会议中，太后和庆王奕劻（皇叔祖）反而成了主和派的中坚。太后心心念念所想的，是袁世凯所公保的优待费，像前朝崇祯皇帝一样，战败后到煤山上去上吊，妇道人家不敢想象也。庆王则只是为他自己的千万家当着想，将来五族共和，老友做了总统，他仍是北京城内的庆王，面团团富家翁也。古语说千金之子，坐不垂堂（不愿坐在厅堂的屋檐之下，怕檐上的瓦片掉下打破头也），何必去冒与民军作战的危险呢？太后和庆王既然都一致赞成共和，则宣统之退位，就在于弹指之间了。

高干子弟不知轻重

但是任何政权都有它的极端派（fundamentalists），三百年的大清王朝，何能例外？因此在民、清两方和议之初，以禁卫军总统领良弼和恭亲王溥伟为首的一些年轻的满族亲贵，即已组成个有形无形的宗社党，极力主战。他们甚至认为袁世凯是个比革命党更可恨的心腹之患，曾计划将袁暗杀之。

这种败事有余而成事不足的亲贵和高干子弟，在义和团时期，曾闯下过滔天大祸。在西太后的包庇之下，他们要杀一龙二虎，却几乎把大清帝国弄得被列强所瓜分。可是这次他们连闯祸的机会也没有了。袁世凯为防他们捣乱，一通电话，便把良弼踢上层楼（kick him upstairs），调良弼为有名无实的军谘使；内调冯国璋代替良弼，总领禁卫军。冯曾是攻杀革命军三千人的清军头号战将，其后也一直主战，为宗社党人所看重。但是袁世凯总归是他的靠山，袁说一，冯不敢说二。

军人干政，刺客横行

袁世凯那时显然是鸿运当头。前文曾言之，三个革命党刺客曾于1月16日谋炸袁氏不中，反增加了袁氏的政治资本。谁知十天之后，另一革命党刺客彭家珍去炸良弼，竟巧遇于途，一击而中。不要命的刺客当场身亡，良弼却腿断、血流，越日惨死。北京为之全城震动。

读者知否？辛亥年间，革命党的炸弹，是足令三岁小儿不敢夜啼的。安徽的第一大商埠芜湖，在辛亥年间，就是被两个锡纸包的鸭蛋光复的。锡纸就是香烟盒子里层的衬纸。笔者儿时不乖，于今日还记得那时我的奶妈经常吓唬我说：“革命党来了。”她告诉我，革命党一个炸弹可以炸四十里。这就是夸张了。

彭家珍烈士那时在北京一弹，真炸得全城亲贵狗走鸡飞。孙文那时在北京的声名，也是个红眉毛、绿眼睛的江洋大盗，他手下的梁山好汉，都是飞檐走壁，无孔不入的。五鼠闹东京，八十万禁军也奈何他不得，何况还有手枪炸弹！在那时的北京城里，《七侠五义》对社会的影响不在“四书五经”之下呢！一弹强于十万军，强横的宗社党被彭烈士的一弹炸散了。雪上加霜，清军将领四十二人（后增至五十人），在湖广总督段祺瑞领衔之下，也于是日通电全国，迫清帝退位。

2月12日，清帝溥仪正式下诏退位。南京孙大总统遵誓解职，参议院改选袁世凯继任，其后四年的中华民国，就是袁世凯的天下了。

［附注］笔者早年在哥伦比亚大学任职期间，曾受美国社会科学研究会（the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之委托，试编一部中国近代史料的注释目录（annotated bibliography），穷十年之功，积稿数十箱，始知虽白首穷经，亦非一人之力所能胜任。上世纪70年代转入纽约市立大学，乃做较有选择性之努力。有关辛亥革命这一专题，除搜罗海内外专门研究机构，如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国史馆一类的公有收藏之外，复乞援于专治辛亥史之老友章开沅与谢文孙两教授，以及李宗一（已故）、孙思白、李新众等权威。多承倾囊相助，以至个人所集书目文题，竟至四千种上下，真是叩感不尽。就笔者个人管窥，辛亥革命可能是中国近代史上，各界史学家著述最多的专题之一，任何学人白首穷经，亦难毕其十一，真是修道之士所谓的“真理半张纸，闲言万卷书，从何读起”。因此笔者个人平生无论是授徒课室，还是打字书斋，总思以最简明的通俗词句，试作不偏不倚的和成见较少的“半张纸”之言，让读者自作其客观之评论。世上未有历史学家没有成见者，但求其较少而已。虽不能至，心向往之也。史料注释，拟于另篇评述，此篇从略，乞师友读者教之。

第二章　项城不做虚君，遯初志在首相——记民初共和政体的实践与流产

在中国数千年的历史上，若论开国元勋主持国政的时间，则中华民国开国的第一任临时大总统孙文，可能是为时最短的了。然见微知著，不谨细行，终累大德，袁世凯后来之身败名裂，都可于此等细微人品中见之。执简者能不慨然？一个政客每好逞一时之快，而罔顾死后遗臭万年，是愚不可及也。当政者应知生前自律才好。

正因为我民族中也多的是黄兴一类的贤人烈士，才能抵制那些民族败类、文化渣滓、昏君独夫、党棍官僚、土豪劣绅和市侩文痞，而使我民族文化绵延五千年而未至于绝代也。言念及此，每于午夜清晨，试溯旧史，辄至感慨万端，有时且垂涕停笔，不能自已。

在中国数千年的历史上，若论开国元勋主持国政的时间，则中华民国开国的第一任临时大总统孙文，可能是为时最短的了。孙公于1912年1月1日宣誓就职，成为中华民国第一任临时大总统，到2月14日，他就向参议院辞职了，参议院也通过决议接受他辞职。虽然孙公延迟到4月1日始正式解职，但从就职到辞职，孙文先生只做了四十五天的临时大总统，实际担当政务也只三个月。这不仅在民国史上是最短的一任总统，在中华五千年史上，也是在任最短的开国元勋了。

孙去袁来。袁世凯是宣统皇帝溥仪于2月13日下诏退位后第三天，也就是孙文大总统向参议院正式辞职的第二天，由中华民国临时参议院在南京全票选出的中华民国第二任临时大总统。笔者在前一章已提过，袁本另有打算，要由他自己承清朝太后之命，召集国会，决定国体，然后由国会选举他做总统。如此他就不需要做革命党的总统了。但是他未能如愿，不得已而求其次，他现在也只有通电接受革命党参议院所推选的大位。如今既接受此职，就得接受他们所通过的实行内阁制的约法和以南京做首都的决定了。袁对做总统的法律根据，暂时不敢提出异议，对把南京作为首都，他就推宕了。猛虎不能离山，袁世凯何能离开北京呢？南方就决定派遣迎袁专使，迎袁南下。

迎袁专使与京津兵变

事实上，孙之让袁，原是不得已而为之。政治是最现实的。既让之又想严密控制之，就是一厢情愿了。因此专使之无法达成任务，也就不待智者而后明了。这次南京派往北京的迎袁专使团是由教育总长、德胜于才的好好先生蔡元培进士领队的。团员计有宋教仁、汪精卫、钮永建、王正廷、刘冠雄、魏宸组、曾昭文、黄恺元八人。专使团由孙大总统于2月18日授命，22日偕同唐绍仪自沪起程，取海道北上，26日抵北京，翌日谒袁，恳谈，欢宴。袁似无拒绝南下之意。蔡专使亦甚乐观。孰知29日深夜北京突然发生兵变。东安门外及前门大街闹市之中，枪声劈啪，火光烛天。变兵且破门突入专使行馆。蔡、汪等衣冠不整，各不相顾，分别越墙而逃，后经西人保护，辗转逃入东交民巷之六国饭店，始幸免于难。此变迅即蔓延至通州、天津、保定各要邑。这一来，袁乃据为口实，婉拒南下。蔡专使等白面书生，惊魂未定，也就电报孙公，不敢相强了。

这记兵变是袁某授意的呢，还是历史上另一个偶然？历史家聚讼至今，仍无证据可下正确结论。据张国淦当时得自徐世昌的绝密消息，兵变原是袁克定的阴谋，想以黄袍加身的办法，在皇城劫持溥仪，逼乃父称帝（见张氏遗著《北洋述闻》，1998年3月上海书店出版，第41—44页）。张氏当时曾是唐绍仪的随员，后为黎元洪谋士，其后并在内阁相继任要职，见闻甚广。然此说在当时虽甚流行，却始终未能确切证实。另据各方目击者记述，以及后来历史学家如吴相湘教授等的严密考证，皆一致认为实非袁之预谋，只是此变正如月前袁之被刺未中，对袁之政治安排，却是变得其时也。本来民国之奠都何处，纵是革命党人亦意见不一。南京孙、黄一派，虽力主定都南京，汉方实力派的黎元洪、沪方光复会分子章炳麟等，甚至临时参议院内的投票结果，以及掌革命党本身舆论的《民立报》都主张奠都北京。现在袁既不愿南下，再加上个兵变，奠都北京就变成历史的必然了。

袁总统就职与大赦令

孙中山在得到蔡专使的报告之后，遂咨请参议院审议，让袁以电报向参议院宣誓，在北京就职，然后整个临时政府迁往北京。孙中山一言九鼎，3月8日袁的宣誓电报抵达南京，即咨请参议院认可，于是袁世凯于3月10日在蔡专使观礼之下，正式在北京就任中华民国第二任临时大总统了。但是其时仍留在南京的临时参议院，却扳请孙中山继续负责中枢政务，直至袁总统的内阁完全建立之后再解职。因此从3月10日至4月1日，孙公正式解职之前的三周时间里，中华民国曾有过两个合法的临时大总统。但是孙公的泱泱之风，就远非袁世凯所能望其项背了。但袁世凯那时在国民心目中的声望，似乎还在孙公之上呢！

举例以明之：袁世凯就职之后，便立刻颁布大赦令。彼固深知此令，一需参议院同意，二需内阁副署，始有法律效力，然袁之悍然为之者，显然是故意表示，他目无参议院与前任孙公也。这就缺乏大政治家应有的风度了，甚至可以说是以小人之心，做流氓之行了。而孙公颔之，未与计较，并咨请参议院追认之，未动声色（有前总统之咨文，在法律上便可免新内阁之副署）。这就显示了孙中山先生的大政治家的风度。这只是个人的小意气，法律程序上，无足轻重的细枝末节，读史者亦多未察也。然见微知著，不谨细行，终累大德，袁世凯后来之身败名裂，都可于此等细微人品中见之。执简者能不慨然？严肃的读者或许认为这只是因为袁之缺乏现代法学常识，而非故意藐视孙公也。实际并非如此。原因是这时唐绍仪亦在北京，朝夕在袁之侧，足备咨询也。证诸后来史例，此时唐绍仪显然曾大力劝阻，而袁氏不为所动。是耶？非耶？一个政客每好逞一时之快，而罔顾死后遗臭万年，是愚不可及也。当政者应知生前自律才好。

袁政府与唐内阁的架构

袁世凯就职后，孙中山翌日公布采行法国式责任内阁制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袁世凯3月13日任命唐绍仪为民国第一任国务总理，并负责组阁。同月29日，唐绍仪乃向南京参议院提出新阁人选。完成一切法律程序之后，袁、唐新政府乃正式确立，南北一统。4月1日，孙中山遂正式解职。今且将袁政府最早的形式和人事架构，条列于下：

临时大总统：袁世凯，字慰亭，河南项城人，五十三岁。

副总统：黎元洪，字宋卿，湖北黄陂人，四十八岁。

国务总理：唐绍仪，字少川，广东香山人，五十二岁。

外交总长：陆徴祥，字子欣，江苏上海人，四十一岁。

内务总长：赵秉钧，字智庵，河南临汝人，五十三岁。

陆军总长：段祺瑞，字芝泉，安徽合肥人，四十七岁。

海军总长：刘冠雄，字子英，福建闽侯人，五十四岁。

财政总长：熊希龄，字秉三，湖南凤凰人，四十二岁。

司法总长：王宠惠，字亮畴，广东东莞人，三十一岁。

教育总长：蔡元培，字孑民，浙江绍兴人，四十四岁。

农林总长：宋教仁，字遯初，湖南桃源人，三十岁。

工商总长：陈其美，字英士，浙江吴兴人，三十六岁。

交通总长：施肇基，字植之，浙江钱塘人，三十五岁。

（原提名梁如浩，参议院未通过，后由施肇基递补。）

南京留守：黄兴，字克强，湖南善化人，三十六岁。

这个唐内阁不用说是袁大总统的钦定内阁。其实权如外交、内政、陆海军、财政和交通，都清一色地掌握在袁记人物手中。其他如司法、教育、农林、工商各部，不特在袁世凯统治下，无关痛痒。

［附注］记得1948年笔者某次在南京中山门外的农业实验所访友，见一美国进口的全新高级房车，施施而过，车上天光云影共徘徊，气势逼人。好奇而询之，始知是国民党政府新任农林部部长左舜生之座车也。盖当时纵是炙手可热的国民党高干，亦鲜有此高级新车。左氏因系青年党加入国民党政府，为内阁中之新人，始有此新车也。十余年后，我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口述历史学部访问左公时，曾戏述往事，并以老农林总长宋教仁故事相比拟。左氏亦苦笑欷歔不已，并说他曾写过袁世凯，将来更要为蒋介石作祭文。谁知左竟先蒋而逝。左公病重时，他的学生吴坤淦先生曾电余乞援，我也曾签请哥伦比亚大学当轴，想为左公申请若干研究补助费（honorarium），以济眉急，后来据闻哥伦比亚大学东亚所曾送他三千美金。不知实现否也？这都是国家动乱，知识分子一言难尽的悲哀，也是大时代的小掌故吧！故随笔记之。

袁总统既无心依法行事，放弃实权，实行真正的内阁制，唐总理因此就只是袁总统的一个盾牌，最好是受其命，做其事，代其背黑锅，不但任其劳，还能任其怨，鞠躬尽瘁，和其稀泥，死而后已。若不甘心和稀泥，要挂冠而去，那只有悉听尊便了。所以唐总理就职不过三个月，就真的挂冠而去了。据说唐绍仪在挂冠之后，也曾碰到刺客行刺，所幸此刺客尚有良心，被唐氏说服，掷刀而去。此是后话。

唐绍仪是怎样一个人？

唐绍仪（1860—1938），广东香山人，是孙中山的同乡，长中山六岁。他二人在近代中国政坛上虽都位至极品，但二人所走的却是两条完全不同的道路。在辛亥革命以前，二人既不相识，亦无往还。民国成立之后，二人始渐成莫逆。绍仪有一叔父曾任香港英商怡和洋行（Jardine Matheson&Co.）的买办，认识容闳（1828—1912）。因此容闳在清末同光之际主持幼童留学事务时，在香港就读英国学校、年仅十四岁的唐绍仪便被选入第三班，于1874年送往美国留学。绍仪在美一住七年（1874—1881）。二十一岁时在哥伦比亚大学（Columbia College）读本科尚未毕业，清廷嫌“幼童”过度西化，乃悉召回国。翌年唐遂奉命随总理衙门洋员，德国人摩伦道夫（P.G.von Mollendorff）去朝鲜，为朝王整理财政，颇有成绩。时袁世凯（年二十三岁，长唐一岁）亦刚随军入朝，是为二人订交之始。后来袁氏在朝一帆风顺，做了小钦差，唐氏则紧跟其后，做了小钦差的二把手，主持最重要的外交与财政。其后袁氏在清朝政坛不断升迁，唐亦随之水涨船高。在外交、金融、铁道各部门，累任要职，终至邮传部尚书、奉天（今辽宁）巡抚等一品大员。迨袁被摄政王开缺，回籍养痾，唐亦不免。至袁氏东山再起，唐亦再度出山，做袁之和议代表，已详志于前一章。如今袁当上了临时大总统，唐之官拜责任内阁之首相，也就顺理成章了。

根据唐绍仪的资历、见识和人际关系，他倒是个很理想的责任内阁的首相人选。他具有现代政治家所应有的国际知识和经验，他和袁的长期友谊，也赢得了袁的高度信任。孙中山对他的尊重和乡情更是难能可贵。同盟会中的高干对唐也表现得极其友好，并竭力邀其加盟。由黄兴与蔡元培介绍，唐也于3月30日在一片热烈的掌声中，宣誓加入同盟会。因此唐内阁也可算是个同盟会（后来扩充改组为国民党）的政党内阁了。有唐内阁这样得天独厚的条件，竟然连三个月的寿命都维持不了，则民国政府的问题何在，便不是历史学家三两篇文章就可以说得清的了。容当慢慢深入探讨之。

外交总长是首席总长

另外袁政府还有个特殊现象，虽只是个历史性的承继，与袁本人无关，然亦不妨略述始末。在前任孙文政府里的首席部长，原是陆军总长。那是军事第一，革命时期的革命内阁的组织。如今唐内阁则是国家恢复正常之后，依法（包括对外条约）行事的和平内阁。为赢得列强对民国的承认，则民国政府就不能做违反国际条约之事。在前清，中国中央政府的首席部长，原是外交部长。因为这是那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上明文规定的。那时列强由于不信任以任何方式组建的中国政府，为便于随时可与中国政府交涉，他们要求把外务部提升为首要部门。外务部尚书等于是内阁中的第一副总理。在他们看来，只有这样，那个风雨飘摇、变化无穷的中国政府，随起随伏，都无损于他们的利益。洋人既如此要求，中国官僚又何敢说一个不字呢？因此在民国初年的北京政府里，外交总长也是内阁里的首席总长。其后，北京政潮起伏，直如儿戏，而做外交总长的往往都做了署理阁揆，甚或实授阁揆了。像后来的陆徴祥、王宠惠、顾维钧，都做过内阁总理，就是这个道理。

再者，那时搞外交的职业官僚（technocrats）一般都各有其国际背景。他们平时以纯技术本领，徘徊于中国各实力派政团的夹缝之间，干禄公卿，等候雇用。那些横行中国的军阀们，谁都不敢开罪他们，有时还要倚赖他们来寻找通洋之道呢！在那个时代，中国国内的任何政治派系都竭力寻找国际路线，以夺取政权，或巩固政权，有的甚至为此不惜丧权辱国。在民国初年的军阀时代，知道这项内幕运作的专家，莫过于三朝元老的顾维钧先生了。他腹笥之广，笔者不知有第二人也。可是顾公本人也卷入其中，未便畅所欲言。然笔者每从旁代为点出，顾公亦微笑颔之，这才是真正的历史嘛。笔者当年亦曾把他们的故事尽量加以发掘，并写入《顾维钧回忆录》的英文原稿。不意这些故事后来竟被核稿人通统删除，因为万页原文已嫌太长，容纳不下题外之言，为之奈何哉？

黄兴留守南京收拾烂摊子

上述袁、唐新内阁的另一特点，便是黄兴所主持的所谓南京留守了。今且谈谈他在南京留守任上的职责，再及其他。

南京留守，事实上是收拾烂摊子。辛亥革命虽然只革命了八十三天（从1911年10月10日到1912年元旦），也并没有打过几场热仗，但是却把个处处有啼痕的东南弄得遍地皆兵。处处皆自认为对革命有功的开国革命军，自然也包括安徽拿两个“咸鸭蛋”就光复了芜湖的一批革命小将。那时的东南各省是遍地黄花开。你如能聚众两三百人，就可自封都督，有时甚至泛滥到一省九督的程度。清军既不来剿，他们彼此之间为着争地盘，往往就互相砍杀了。在上海，陈其美杀了陶成章；在长沙，谭延闿杀了焦达峰；在武汉，黎元洪假手袁世凯诱杀了张振武。这些都是当时革命阵营中自相残杀的例子。

这样有功于革命的大小部队，当时在南京留守管辖之下的总共有三十万人之众。黄留守如是个野心家，或生就个军阀胚子，那他大可乘势学学袁世凯的小站前科或蒋介石的黄埔经验，将这三十万留守部队，汰弱留强，提炼十万精兵作为自己的政治资本，上与袁氏争半壁河山，下与阎锡山、唐继尧、陆荣廷同步，裂土封疆，做个民国藩镇、一省军阀，又谁曰不可？然字习东坡，文宗韩柳，熟读圣贤之书，高风亮节的大革命家黄秀才，有所为，有所不为也。贤明读者批览拙文，可能嫌在下对黄大元帅过誉了。其实不然。吾人遍读近代中国革命史，对我革命先烈，实有由衷之崇拜。试问黄花岗上七十二先烈（其实不止此数），何一而非黄秀才哉？黄君身在前敌，指断未死，固亦幸存之活烈士也。再看我抗战八年，前仆后继之数百万将士，其死国之惨烈，可胜言哉？朋友，为着民族生存，为着人类公理，我千万先烈，死且不惧，区区裂土封侯之虚荣，美妇醇酒之俗欲，有何足恋？我辈执笔文人，每觉我民族文化只是一大酱缸，肮脏污染之外，一无可取，果尔，则吾人对上述千千万万之烈士圣贤，又何以交代？正因为我民族中也多的是黄兴一类的贤人烈士，才能抵制那些民族败类、文化渣滓、昏君独夫、党棍官僚、土豪劣绅和市侩文痞，而使我民族文化绵延五千年而未至于绝代也。言念及此，每于午夜清晨，试溯旧史，辄至感慨万端，有时且垂涕停笔，不能自已。历史学家也是人嘛！虽尽量压抑人皆有之的情感，仍难期其入至善之境也。读者贤明，当能体验之。

恩饷与外债

长话短说，黄兴那时在南京留守任内，他所真正致力的，便是怎样收拾这个烂摊子，遣散这些烂部队，好让革命后的国家有个喘息的机会，来从事和平建设。吾人要了解，革命就是打天下。革命党如今打了天下，从积极方面来说，他们有建设国家的任务；从消极方面来说，他们也有参加朝政，甚至升官发财的权利。谁知他们打了天下之后，革命果实竟被一个前清老官僚一手揽去。当初的革命者在孙中山解职之后，竟弄得四大皆空，无事可做。如今黄大元帅既然还留守在职，南京应该是失业革命家和相关人士谋取一官半职的帅府。因此求职人士挤满金陵客舍，弄得留守官邸也八行盈尺（旧时代的书信格式是每页八行），黄留守头大如斗。求职者挥之不去，只好登报声明，不能徇私，无职可给。

黄留守官署这时估计，要遣散三十万官兵，最低限度的恩饷（遣散费），非二百五十万两不可。留守处哪有这笔巨款呢？依法报请北京国务院索饷，初上任的唐总理也两手空空，除举外债之外，别无财源。但是外债又岂是好借的呢？清末列强为着筑路、开矿、谋取特权和厚利，原有所谓四国银行团（英、美、德、法）和六国银行团（另加日、俄两国）之组织。这些列强对中国原来是要搞领土瓜分的嘛！例如，英国要占西藏，俄国要占新疆、蒙古、满洲，日本要占南满和闽南……但是它们彼此嫉忌，分赃不均，弄得各国势力相持不下（under the balance of power），英、美两国因而推动了保持中国领土完整、列强利益均沾的所谓门户开放政策。后来，列强以义和团杀了洋人为借口，组成八国联军入侵中国，烧杀抢掠，无恶不作，最后我们竟能只赔款，不割地，也算是李鸿章办弱国外交的一个奇迹吧！

这次唐内阁由于样样需钱，而财源无出，不得已乃向四国银行团商借外债白银八千五百万两。在签约之前，并乞先垫三千五百万两，以济燃眉。四国原已答应垫款，然日、俄闻报抗议，坚持分润，中国不得已乃改向六国银行团商借。可是日、俄又另提要求：此款不得用于满、蒙地区。盖满、蒙早被日、俄两国视为禁脔。事关满、蒙，应向日、俄分别磋商，不应让四国银行团乘机介入。而四国行商，又因不信任中国官僚，纵允借款，亦应由四国派员监督使用。斯非稍有立国尊严之任何主权国家所能承受，而环伺列强，对中国则视为当然，辱华之甚，不忍卒言。后来民国第一任内阁总理唐绍仪终因无法对付内外夹攻，在政、经两途俱走入绝境之时，任职未及三个月，便失踪而去，此是后话。笔者在编撰《顾维钧回忆录》时，曾搜罗有关中外史料，与顾氏细论之。盖顾为唐绍仪的东床快婿，斯时又职兼国务院与大总统府双重机要秘书，熟知其内幕也。借款故事说来话长，得暇当以专篇处理之，此处暂时打住。有心读者欲知其详，请参阅拙撰顾书及相关文献，当可知其大略也。

孙逸仙医师的社会丹方

话分两头。这时的孙中山先生在大总统解职之后，无官一身轻，率领了青年子女孙科、孙琬和随从胡秘书、汪外办（且借用个当前的名词）、廖仲恺夫妇、章士钊夫妇，以及新从美国毕业归来、年轻貌美的英文书记宋蔼龄女士等男女数十人，浩浩荡荡，四处游历讲演，所到之处，士女争睹丰采，辄至万人空巷。孙公此时微近中年（四十六岁），西装革履，一表人才，在佳人名士簇拥之下，玉树临风，道籍仙班，真是大丈夫当如此也。相形之下，这时在南京弄得焦头烂额的黄留守，就只是个整日拖拉的骡子和垃圾夫了。劳逸悬殊若此，亦命也，运也？

孙公此次演说旅行是从上海开始的，后来赴武汉黎副总统之约，溯江而上，经南京、芜湖、安庆、九江而至汉口、武昌。4月初的长江中下游，正是莺飞草长、春暖花香的季节。游春士女，听众如云，盛况空前，自不待述。孙公讲演宴谈十余场，主人虽随地改换，而客人演说内容则一也。

长江之行中期，袁总统亦曾专使盛约孙前总统往北京一行，而中山思乡心切，期以他日。霸王项羽说得好：“富贵不归故乡，如衣锦夜行。”孙公于4月中离汉赴沪，22日南巡抵福州，25日返广州，继续在欢迎会上讲民生主义，27日返香山故乡晤卢夫人；6月中在广州继续其平均地权之演说，6月底经香港返沪。盖中山虽功成身退，而对“政治革命之后，宜继以和平的社会革命”之理想，却自成体系，甚欲实践之也。

民生主义抽象和具体内容

孙中山先生原是近现代中国，笔者个人所一再反复申说的文化转型期中，自有一套颇具原始性的建国蓝图（original blueprint for national reconstruction）的最高当国者。他那一套建国思想，形成所谓三民主义的理论，至此已相当成熟。辛亥之后，他对袁世凯曾寄以热忱的厚望，认为在袁氏治下，他的民族、民权两主义，已相当成功了。如今所余者只剩个民生主义有待实行，不幸民智未开，知音太少，弦断无人听，因此此次旅行布道，苦口婆心，舌敝唇焦，反复演说，三句不离本行，其主旨亦在此也。长话短说，聊为概括之如下：

第一，孙公自称为一极端之社会党（radical socialist）；笃信国家社会主义（state socialism）；主张土地国有、铁路国有和大企业国有。他不反对资本，而反对资本家，尤其反对资本主义初期在伦敦、纽约等新兴的大都市中炒地皮的地产商。防患于未然，为免革命后之中国亦蹈此覆辙，因此他甚欲采择亨利·佐治氏（Henry George，1839—1897）之主义施行于中国；也就是利用政府的力量，集中税收于土地，实行单税法（single-tax system），来“平均地权，节制资本”（关于孙氏这一系列讲演的综合内容，散见1912年4月4日其在上海答《文汇报》记者问“政治革命之后宜继以和平的社会革命”，载于1966年台湾版《国父全书》，第496页；其他随行者，如胡秘书、汪外办、章士钊等人的笔记和自传，以及吴相湘著《孙逸仙先生传》有关各章）。换言之，孙逸仙医师，这次已不再医人，而着重医国，并颇为自信地开出自以为会药到病除、妙手回春的社会丹方，他名之曰民生主义。十年之后，他甚至说：“民生主义就是共产主义。”

孙逸仙医师这套丹方，在当时真是入者主之，出者奴之。可能真是由于民智未开和知难行易，孙公所到之处，总是言之谆谆，而听之藐藐也。在武汉时，孙公说法，黎副总统多半在场，恭听之余，难免有面从而腹非的表现，恨得胡秘书骂他是面存忠厚，而内具机心。所幸会看的看门道，不会看的看热闹。芸芸众生之中，也多的是看门道的信徒。一旦心悦诚服，三民主义即变成了宗教信仰，青年小伙计也就赴汤蹈火，促其实现了。此是后话。

当然一个宗教家和政治哲学家，必须有杀身成仁的自信，才会产生信众（followers）。不用说中山对他自己的这套主义，那真是生死以之，笃信不移也。孙公对他自己所发明的三民主义的自信心，当然更是终生不渝的。

革命尚未成功，留守终被裁撤

吾人于1998年，回看民初政局，真可说是阅人多矣。根据这几十年的历史实例，历史学家盖可断言，民初那个烂摊子是任何政治家也收拾不了的。这是个转型程序中的阶段问题，阶段未到，任何当政者都必然落个悲剧的结局。语云形势比人强，在那个形势之下，任何了不起的人，也无能为力也。袁世凯这个人的悲剧，便是他卷入了这个他所改变不了的形势。孙中山的幸运，便是他始终没有卷入这个形势，搞了一生的“革命尚未成功”，有心为国为民而道不得行，就会引起全民族甚至全世界的同情了。

话说回来，在1912年6月中旬，孙公在衣锦还乡之后，回到上海。国内政局已有山雨欲来之势。第一是黄留守公署的裁撤（6月14日），革命老同志（包括黄上将）中，又多出一批下岗之人（用个当今的名词）。但是黄留守属下的三十万杂牌军，本是各有其主的。荷枪实弹的军人原是最实用的政治本钱。在中国数千年的历史上，新朝初建，裁兵削藩，都是第一难事。事实上，历朝和平裁兵，宋朝赵匡胤的杯酒释兵权之外，几无一成功的先例。此次黄兴这个功臣虽有意主持裁兵，然东南地区的新旧各军，原非黄氏的子弟兵，他虽有意助袁偃武修文，那些大小军头，哪能由得他呢？何况他也并无恩饷可发呢！

再者，南京留守原是袁氏狡狯手段之一。他不能一上台便把革命党原有的功臣全部清除。他先把那些桀骜不驯的宋教仁、陈其美调虎离山，在唐内阁里安了两个冷衙门以笼络之，再划出个南京留守把黄大元帅安顿好，以免他游荡妨事。迨新政府百事就绪，袁就要撤销南京留守，把黄兴踢上层楼，调去北京担任另一冷衙门的参谋总长。黄和陈其美一样，不愿北上去坐冷板凳，那就自动下岗了。后来，袁为安插孙中山，乃给孙一个肥缺优差去修铁路，并要黄兴也去助孙搞实业救国。这也是赵匡胤要石守信等老功臣多致歌儿美女，安享晚年的意思。袁世凯这位老官僚，他显然也认为只有歌儿美女，才能把孙文、黄兴、宋教仁等这些硬汉子软化掉……

读者读到这一类的历史故事，可能的反应是不相信，然而却实有其事。如果确是事实，则这些历史制造者，岂不是太下流了？其实这都不值得大惊小怪。因为这类故事在“二十五史”和《资治通鉴》里都太多了，而且大半都是事实。它之发生于近代的中国政坛里，那就是转型的问题了。从帝制转民治的要点，便是把无限制权力（unchecked power）转成有限制的权力（checked power or limited authority）。在这项转型还未转得干净之时，老的魔鬼继续附身，就是难免的了。袁世凯后来便是被老魔鬼附身，缠死的。

唐内阁垮台的学理解剖

中山返沪后第二件大事便是唐内阁的忽然倒塌，总理大人弃职失踪（6月15日）。袁总统挽留不了，乃特任首席总长陆徴祥继唐组阁。唐阁既倒，同盟会在唐内阁中的骨干分子宋教仁、陈其美、蔡元培也就跟着下岗了。蔡公原是个无关痛痒的好好先生；才高八斗而飞扬跋扈的宋教仁原不要做左舜生（见上节附注）；手握兵权、党权，虎踞上海的陈其美，始终就没有北上就职。如今宋、陈二人既然总长都不做了，那正好全力搞党，把同盟会扩大改组为国民党，然后来搞他个政党内阁，大干一番。

宋氏认为唐内阁只是个混合内阁，继唐而起的陆内阁，则是个超然内阁，在这个紧要的开国时期，兴利除弊，国事如麻，他二人都不中用。要起死回生，翻天覆地，宋的目标是组织一个清一色的国民党内阁，由他来做总理，则中华民国其庶几乎……

上节已言之，唐内阁的条件是不能再好了。为什么不出三个月便寿终正寝了呢？其实这又是个转型的问题了。须知，依法，唐内阁是个责任内阁，袁总统只是个虚君。但是在两千多年的政治史里面，中国出了四百多位皇帝，除了少数的亡国之君像阿斗、溥仪等等之外，有几个雄才大略的皇帝，尤其是开国之君是个虚君呢？试问汉高祖、光武帝、唐太宗、明太祖与康熙、雍正、乾隆等，哪一位是虚君？相反，我国历朝盛世如上述者之出现，几乎都是一字号的雄才大略、君权神授、独裁专制的英明之主也。在我国历史上，往往也是皇权愈大，政治愈清明，大小官吏愈不敢贪赃枉法。因为我国的皇帝向来不直接管黎民百姓，直接管黎民百姓的，是县太爷和知府、道尹之类的亲民之官和巡抚、总督之类的地方官。因此我们的皇帝陛下愈凶，愈厉害，权力愈大，直接管黎民百姓的地方官愈不敢为非作歹。所以在传统中国里，黎民百姓对权力最大的皇帝，像汉武帝、唐太宗、明成祖、清圣祖（康熙），不但没有恶感，还由衷崇拜呢！

当然我们这四百多位皇帝，不能个个都做汉武帝、唐太宗。如果是才气平平，或贪恋酒色不喜早朝的懒皇帝，甚或像扶不起的阿斗，那就要靠宰相辅政了。宰相和皇帝一样，也有好坏嘛！像王莽，他就要乘势弄权，由宰相晋升做假皇帝，然后篡位做真皇帝了。像姬旦（周公）、萧何、曹参、魏徵、王安石、张居正，那就如钱穆所说的副皇帝（见钱穆著《中国历代政治得失》）。钱氏是中国文化史上的基本卫道之士（fundamentalist），他认为传统中国的相权，是制衡君权的法宝，比现代西方的三权分立制还要完美。其实这是入者主之的夸大。中国相权哪能制衡（check&balance）君权？它只是君权的直线延伸和代理（deputy）。皇帝若是秦皇汉武，宰相就是皇帝的爪牙。皇帝若是阿斗，那么以重典治国的诸葛丞相，就是代理皇帝，他们之间没什么制衡关系。国外的汉学家之中，有人说中国帝王专制是东方的极权暴政（oriental despotism）或嫌过分，而中国古代帝王其权力之大远非西方（occidental）任何帝王所可比拟，则是谁也不能否认的事实。

法国的路易十四，搞君权神授，说朕即国家，被历史学家骂了数百年之久。试看咱中华统治者，自秦始皇以后，哪个皇帝不认为他的皇权出自天命（divine right）。在中国的“二十四史”里，国家二字，所指的往往就是今上。朕即国家这个概念，在皇帝这一名词还未出现的春秋时代，早已有之。所以中国古代的天子，除授命于他的天之外，谁也不怕。为使皇帝也有所畏惧，聪明人乃把一切自然界的灾异，都说成天意示警，要皇帝约束他自己的行为，以免遭天谴。宋神宗时代，富弼为宰相时，就有人告诉神宗，灾异是自然现象，劝神宗不要听天意示警那些鬼话。富弼闻报，大为着慌，说：“人君所畏唯天。若不畏天，何事不可为者？”乃上书数千言，力辩天意示警，不可不信（见《宋史·富弼列传》，卷三百一十三）。富宰相上书万言，岂为提倡迷信？他怕的是天子连老天也不怕了，那如何得了？

总之，袁世凯当年是绝不肯做虚君的。不但袁氏不做，袁之左右也不让他做。当时尽人皆知的故事就说，每次唐总理晋谒总统时，袁之左右就说：“唐总理又来欺侮我们总统了。”欺侮多了，袁曾向唐说：“少川，我老了，以后还是你来做总统吧。”老友少川闻此言，如何受得了。

不特此也，甚至唐内阁之中的国务委员，像财政总长熊希龄进士，也不可能只听总理的话，而不听总统的话。因此熊氏在就借外债一事与六国银行团交涉时，几乎事事请示总统，而目无总理了。钱借到了，指派用场，总统也就顾不得总理了。还有啥责任内阁呢！客观的形势已教唐氏无法再干下去，再来个王芝祥案作导火线，总理面子扫尽，接着就失踪了。说到此，有必要交待一下王芝祥事件。王芝祥，直隶人，原是清末广西巡抚，附义革命，与同盟会比较接近。此时直隶都督出缺，王以人地相宜，为直隶参议会一致推荐，唐总理乃签请袁总统加委。袁已同意，但后来忽然改变主意，未经国务总理依法副署，便径派王为宣慰使，回南京练兵，直隶都督由总统另行委派。这一来，民国政府法制荡然了。袁总统既然“和尚打伞”，唐绍仪就只有微服出京，宣告失踪，溜之大吉，一去不返了。

关于这一事件的是非曲直，我想公正的历史学家和不偏不倚的读史者，都很难下绝对性的定论。虚君这个制度，原是以同盟会为主的革命派所精心设计的一套纸制枷锁，来锁住袁世凯这个实力派的大猴王。如今猴王一使劲，把这些纸枷纸锁撕得粉碎，你说孙悟空违法，岂非不切实际的书呆子之见哉？

话说回来，要有深厚的法治基础，法律才会有效。在一个毫无法治基础的社会里，独裁者必然会无法无天。西谚“绝对的权力，绝对的腐化”，此之谓也。要搞真正的法治民主（我不说民主法治，因为法治在先，民主在后也），在中国需要长期不懈的努力，在那清末民初的袁世凯时代，哪会有影子呢？

大略言之，袁世凯和孙中山的不同之处在于，孙专好搞理想，袁则专要抓实权。袁贪得无厌，做了终身总统，还要做皇帝，这就不是个政治家了；他搞人也要搞到底，睚眦必报，绝不中途罢手，与人为善，这就是流氓了。所以在袁和孙、黄为首的革命派斗争中，在黄留守、唐内阁双双垮台之后，同盟会在中央政府之内，可说是被扫地出门。袁对他们是连个衙门也不留一个。地方二十二行省之中，同盟会员只分到粤、皖、赣三省，实力微乎其微。同盟会在一败涂地之后，如果想卷土重来，唯一的出路就只有寄望于国会了。

现在让我们再来看看国会。

美国模式的中国国会

根据《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第五十三条：“在本约法施行后，限十个月之内，由临时大总统召集国会。”袁临时大总统在就职之后，也急于要做正式大总统；那时中央与各省的大小政客和党人，也看好将来的国会，认为是英雄用武之地，都急于要参加这项近在目前的国会大选。因此当中山还在作其讲演旅行之时，中央与各省都在为筹备这第一次国会大选而紧张地忙碌着。

按参议院制定的、由袁大总统于1912年8月27日所公布的《中华民国国会组织法》，国会分上下两院——参议院和众议院。参议员，二十二行省，每省各十名；内外蒙古、西藏、青海，各设选举会，分别选出二十七名、十名、三名；另由中央学会（中央学会是一个由教育总长领导的，超然于一般政团、政党之外的专家学者公会组织，享有八名参议员的名额，立意至善，然迄未成为事实就胎死腹中了。见钱端升著《民国政制史》，第一篇，第二章，第八节）选出八名；各地华侨选出六名。各省参议员由该省的省参议员，依法做选举人。另外，还有专法规定选举方式。按法定名额，则参议员共有二百七十四人。仿照美国制度，六年一任，两年一选，以保持其新陈代谢。

至于众议员的名额，则依各地区人口多寡定之。每八十万人口选众议员一人，然每省至少有众议员十人，人口不足八百万的小省份亦照选。唯蒙古、西藏、青海则参众议员人数相等。二十二行省中以直隶（今河北）人口最多，有众议员四十六人。人口最少的省份如新疆、吉林、黑龙江，各选众议员十人。其他各省多寡不等。任期三年为一届，三年一选。选举分初选和复选，条例滋多，不俱载。按法定名额，全国共有众议员五百九十六人。参、众两院合计共有议员八百四十一人，当时媒体戏呼之为“八百罗汉”（见上引钱端升书。原档载民国元年发行之《政府公报》6月份以后各期；最近复印汇编，见章伯锋、李宗一主编之《北洋军阀，1912—1928》，武汉出版社，1980年初版，第680—747页）。

当时曾有少数女权主义者来闹场，争取男女平权。不幸那时去古未远，男女之间尚有其授受不亲之大防，女权转型尚在争取小脚放大时代。女强人中不但出不了有影响的人，连男议员们所共同欣赏的什么“国大之花”之出现，这时都还为时尚早呢！她们闹了一阵，未闹出什么结果来，也就算了。

议员并无选民，政党随意整合

这“八百罗汉”（且看他们在菩萨庙里那副尊容就知道）在民国初年的中国，大闹天宫，真是弄得个天翻地覆。但是我们要知道，这“八百罗汉”在民国初年是没有选民（constituents）的。道理很简单，因为中国这时虽有人口四万万，但八成是不识字的文盲。另外二成虽或多或少认得字，但他们也不知啥叫民主，啥叫选举。这玩意儿，五千年的列祖列宗都不知道，他们何能顿悟起来呢？他们之中也确有略通民主选举之皮毛的，但这种人就是孙中山先生所说的先知先觉了。一个文盲遍地的社会能产生几个先知先觉呢？因此这些“罗汉”们就只是一批徘徊于转型中期，从前朝（帝制的清朝）稍有新思想的半新人物转到后朝（共和的民国），仍背着入朝做官的老包袱不放的半旧的政客。但是这些半新半旧的转型政客（politicians under transformation），原是旧中国职业官僚（professional bureaucrats）的候补人（office seekers）。他们看重的只是自己的政治前途，搞政治的目的是入朝为官，因此他们并不代表什么阶级。以前入朝为官的快捷方式是参加科举；现在科举没有了，党就变成科举的代替品了。入党做官，或组党做官，就成了有志青年的正途。这是我们社会政治大转型还未转完的一条大尾巴。孙中山先生劝告当时的青年要立志做大事，不要立志做大官，可说是针砭时弊，但是他老人家还是在这大尾巴上做文章。试问青年人个个都要立志做大事，那么小事谁做呢？做大官和做大事，基本上是一个铜元的两面。国父大人也是我们五千年中华大酱缸里出来的嘛，未能免俗也。呜呼，社会文化转型之难，有如此者。所以在孙中山和袁世凯那个时代，入朝为官，是当时大小政治人物排山倒海的主导思想。

总之，要搞政治，你就得组党，入党，毁党，造党，分党，合党……一言以蔽之，万变不离其党，才是入朝为官的不二法门。据说1988年蒋经国在台湾开放党禁后，不期年，宝岛便出现小党一百余个之多。民初国会选举时，据吾友张玉法院士的考据，大陆上竟有大小政团六百余家（见张玉法著《民国初年的政党》，台北市，1985年，“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出版，第33页）。何以有如此之多呢？作者再引当时政论家黄远庸之言曰：

既已聚千奇百怪之人而相率为党，遂即铸成千奇百怪之党，蔓延于国中；乃复演为千奇百怪之崇拜政党论，或毁谤政党论，以相攻于一隅。于是乃有党与党之争，有党与非党之争，更有一党之中一部分与一部分之争。（同上，第13页，引自《远生遗著》）

玉法这本五百八十四页之巨著，所谈千奇百怪之事是征引不尽的了。但是如把民国初年的政党摸出点头绪来，也未始不可大义微言。盖民初的政团实始于清末，而清末的政团实始自康、梁的强学会。康氏的教条主义把强学会弄垮以后，各省小会林立，虽群龙无首，然其宗旨与成分，大致相去不远。戊戌以后康、梁避居海外，与孙、黄的革命派相竞争，俨然形成两大主流。迨清末立宪运动在国内风起云涌，两派又同时回流，渗入各省的参议会。武昌起义一声炮响，原立宪派（包括康、梁的老保皇派）也加入革命，墙倒众人推，两派就水乳难分了。如今国会开始竞选了，各小党、小政团，又各为小团体利益，或分或合，甚至不惜毁党造党，来各取所需，因而就形成上引黄君所说的千奇百怪的现象了。

同盟会扩大为国民党

迨宋教仁从唐内阁下岗之后，他以不世出的组织天才和旺盛的精力，来扩大同盟会的基础，通吃有志来归的各小党，另组国民党。宋教仁和孙中山原是同盟会中的两大智囊（think tank），而孙所搞的多半是海阔天空的哲学思想，宋所搞的则是扎扎实实的行动计划。事实上，民国临时政府中许多根本大法，如《临时政府组织法》《临时参议院组织法》和《临时约法》，差不多都是宋教仁一手起草的。宋教仁是个搞行动的理论家和有野心也有理论基础的组织家，少年气盛，不忍不让，不像孙公，孙公乃颇能忍让的一尊“大炮”也。所以袁世凯之怕宋，实远甚于怕孙。

当宋氏从唐内阁下岗时，各省正为搞国会选举，紧锣密鼓，声震全国。这时南北小党共有数百家之多（吴相湘教授曾查出诸小党文献多至百数，见吴相湘著《孙逸仙先生传》下册，第1164页；张玉法教授则发现至少有三百个，见上引张书）。但是这些小党党魁，想选上一个议员，实非易事。所以他们一定要向大党靠拢才有希望。这时宋教仁正在扩大同盟会为国民党，因此他就对这些“小游击队”加以招安收编了。但是宋教仁现在是名满天下、有首相资格的大党魁，你要望门投靠还得有一定政治本钱呢！否则你只能做做诸侯的附庸，甚或附庸的附庸。所以宋氏这次组党只看重了统一共和党、国民共进会、国民公党、共和实进会几个较大的小党。它们若非真有群众基础，就必须有名满全国的党魁，才能邀宋某之青眼呢！例如统一共和党，它的党魁是蔡锷（蔡后来不愿为政客利用，坚持退党），中央理事有谷钟秀和吴景濂等宰相级的官僚，那自然就变成遯初先生的阿兄阿弟了。（注意：这时他们都只是三十岁上下、少年得志的小顽童，气焰万丈呢！）

民国元年，也就是1912年，8月25日，国民党在北京召开成立大会，与会者数千人，极一时之盛。这时孙中山应袁世凯之约，于前一日刚抵北京，当天也出席大会作主题演说，并以一千一百三十票之绝大多数，当选为理事长。孙中山力辞不就，国民党中央乃决定由宋教仁代理。宋乃成为当时中国第一大政党之党魁，锋头之健，气势之高，真是一时无二。

“孙大炮”与二十万里铁路计划

正当国民党成立，锣鼓喧天之时，中山也正与袁世凯日夜盘桓。孙公留京一月，竟与袁晤面达十三次之多，且多为二人之密谈，有时只有总统府秘书长、有财神诨名的梁士诒在座。《国父年谱》（1965年，“台北党史会”编印）记载说：

先生留京约一月，与袁会晤共十三次，每次谈话时间自下午四时至晚十时或十二时，更有谈至次晨二时者。每次会晤，只先生与袁世凯、梁士诒三人，屏退侍从。所谈皆国家大事，中外情形，包括铁路、实业、外交、军事各问题。表面甚为畅洽。先生察袁野心，然仍予推崇，以安其心。（见《国父年谱》上册，第137页，引《三水梁燕孙先生年谱》）

这次孙、袁密谈实在是他二人的蜜月期。彼此固有其相互诚心推崇之处，但二人也难免有各见其短之处，背景不同故也。袁世凯是传统中国里的“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才大心细，做事扎扎实实，有板有眼，是位极有效率的行政专才和标准的中国法家。然而他无理想，对现代政治思想更是一无所知，这是时代关系，先天后天自然发展的结果（顾维钧先生当时是袁氏随时咨询的机要秘书，事后告诉我亦如此）。

而孙中山却正是袁的反面。孙公周游世界，爱国之心极烈，为人又好学深思，满头脑理想，欲施之于中国，而道不得行。辛亥之后自己虽不在位，但对袁世凯倒满怀幻想，希望袁能拯斯民于水火，臻国家于富强。富强之道，根据他在国外（尤其是美国）观察所得，实在要“人尽其才，地尽其利，货畅其流”（《上李鸿章书》上的话）。欲货畅其流，修铁路实是第一要务。因此他在与袁氏密谈时，实在是诚心诚意地劝袁练兵百万以强中国。他自己则愿专任修路之责，希望把全国铁路延长至二十万里（一说十万英里）。中山这席话虽出诸一位伟大爱国者的至诚，但是听在有高度行政和经济建设经验的袁世凯的耳朵里，就是信口胡吹了。所以袁氏后来背后语人，就说孙文是个“大炮”。中山的“孙大炮”的诨名，据说就是袁世凯叫出来的。但袁氏是个老官僚，他不愿开诚布公地与孙公辩难（其实辩也无益），他为笼络中山，乃顺水推舟，让孙氏监修全国铁路，期其能完成二十万里的伟大计划也。

袁氏派孙中山去修筑铁路，显然是投其所好，给这个革命领袖找个优差肥缺，安顿下来，免得他继续革命或重新造反。谁知孙公是个诚实的爱国者，他把袁总统的美意当真，向中西媒体正式宣布自己今后的使命之后，就认真地干起来；袁总统也特授以筹划全国铁路全权，出任中国铁路总公司总理，设总部于上海。袁世凯并把他当年为慈禧太后回銮时所特制的豪华花车，拨给孙总理专用，以便巡视全国铁路现状；同时更饬令各地地方官，对巡视路政的孙总理做盛大招待。黄兴同时亦受任为汉粤川铁路督办以襄赞孙公。这是袁世凯这个老官僚的混账之处。语云，“君子可欺以其方”，而孙公不知也。在袁氏的怂恿之下，孙公竟率领大批失业党人，乘了豪华专车，到全国视察去了。等到后来孙、袁交恶，当局要清查铁道公司的账目，始发现铁道一寸未建，而视察公帑却浪费百十万两。政府就要下令通缉了。此是后话。

［附注］关于十万英里铁路、一百万英里公路的建国方略，中山说了一辈子，但他一公里铁路也未修成过，笔者也曾撰专文试评之，不再多赘。近阅内地史料，今年（1998）3月铁道部曾召开“加快铁路建设动员大会”，确定今后五年加快铁路建设的总目标是，2000年铁路营运里程达到六万八千公里；到2002年，突破七万公里，见《中国铁路建设确定五年目标：初步安排投资两千四百五十亿元，营运里程七万公里》，载1998年3月30日《人民日报》（海外版）。时至今日，中国铁路营运里程，还未突破七万公里，中山先生要在民国初年建二十万里铁路，岂非大炮哉？袁氏是知其不可而故意使其浪费国帑，设阱以陷之，这就是袁之大奸巨猾的表现了，中山因无行政经验，乃有此失。

国会选举，国民党大获全胜

袁世凯对国内政治、经济建设，以及抓权、抓位、抓钱、抓军等古典政治（classical politics）虽然经验老到，但对群众工作，以及组织政党、争取选民、控制议会这套新玩意儿，就显然是外行了。正当打发孙、黄乘花车作万里巡行之时，国会选举已进入高潮，在宋教仁亲自策划与领导之下，国民党得三百九十二席，大获全胜，国民党的反对者虽也分分合合一番，组成民主、共和、统一三党以为对抗，然三党得票总数，却不及国民党票数的三分之二，不能影响国民党既得多数的全胜之局。在此之前，宋教仁口口声声，要组织清一色的国民党政党内阁。这一来，则这个政党内阁就真的呼之欲出了（关于这次国民党成员当选参、众两院议员的全部名单，可参阅张玉法著前书，第531—566页，附录二，“两院议员表”）。

宋教仁在完成国民党建党之后，忙里偷闲，曾于1912年10月中返桃源探母。宋那时也是无官一身轻，暂息仔肩，优游桑梓，也颇享林泉之乐。谁知这时国民党捷报频传，各省党员都摩拳擦掌，跃跃欲试，希望遯公出山领导。邮电飞来，终日不绝，宋氏在乡下也就待不住了。当宋府家人正在预备庆祝农历新年时，宋已迫不及待，拜母别妻，再上征程。

宋教仁于1913年2月1日（农历壬子腊月二十六日）自桃源动身，经长沙、武汉沿江东下，后在上海、杭州、南京等地视察党务。斯时国民党选战大胜，党员士气高涨，宋氏政治前途如日初升，所到之处，欢迎会上无不人山人海，宋亦随地演说。然宋氏所讲内容则与中山迥异。中山只是宣传他自己的主义，不外平均地权、节制资本和修建铁道。宋则侧重于政论，批评国事，讨论朝政，臧否人物，甚至主张加强党务，宣传夺权。在国民党湖北支部讲演时，宋竟赤裸裸地批评袁政府“自掘坟墓，自取灭亡”，并说“到了那个地步，我们再起来革命”云云。3月9日，他在南京讲演，那就更激烈了。他把当前政府说得一无是处，其所以然者，皆为不依法行事的恶政府的恶政有以致之。总之，宋的主旨是要产生纯粹的政党内阁，总统不负责任，国会应先制宪，再依法选举总统。其措词之激烈，主张之绝对，虽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之英、美政党的政治演说，亦多不及者。因此宋之党中同志便为他的安全担心，而宋少年气盛，不以为意，真是初生之犊不畏虎也（关于宋教仁这些组党和演说的史料，吴相湘教授写的《孙逸仙先生传》和《宋教仁传》所引均甚详尽；宋氏遗著和其他文献材料，保存得均甚完整，一索即得）。

再者，因为这时国民党选战初胜，若干党员难免骄纵，有的甚至公开主张改选总统，让孙、黄复位。笔者在《晚清导论篇》曾叙述过当年大清皇朝，就是被袁宰相用此一手法搞垮的。恶有恶报，时才转眼，现在又轮到自己来现世现报了。因此袁氏闻报变色，也就不难想象了。袁本不怕孙而怕宋，为着安抚宋氏，他先拟用古典方式加以收买。当宋教仁从唐内阁中下岗时，有意还乡退休，袁曾借口赠宋五十万金以维持其退休生活，被宋婉拒（见吴相湘著《孙逸仙先生传》引陈旭麓主编的《宋教仁集》，下册，第426页）。更早时，袁曾送宋教仁一本某银行空白支票簿，请宋自由支用。宋略支少许表示谢意后，即以原簿还之（见李剑农著《最近三十年中国政治史》，第282页）。袁之对宋，可说是优礼备至，而宋不为所动，袁就暗藏杀机了。宋公是中华民国的开国元勋，顶天立地的一位大政治家，革命时临危未死的烈士。袁世凯这个曹操，小视了这位正人君子了。当然宋氏道不得行，终以烈士亡身，也有他的缺点。遯初是位一流的政治家，却是末流的政客（a good statesman but a poor politician）。主持庙堂大政，岂可学小政客的意气用事？子曰：“管仲之器小哉。”吾为宋君拭泪也。

第三章　世纪末回顾“宋案”与二次革命

在民国史上政争不循法律途径，而用枪杆，这是第一次。在1912年秋冬之际，国民党在选战中大获全胜之后，形势丕变，宋教仁就以为由他来组织一个清一色的政党内阁，此其时矣。熟谙中国古典政治的袁世凯，也就仿古行事，采取“不能重用之，就除（杀）之”的老办法了。

民国新成，革命刚了，军政善后，处处需钱。孙之让袁，军力之外，最大的原因便是经济。而解决经济困难的唯一办法便是商借外债。孙公首行之，试以路矿税收抵押，所得甚微，而受谤弥深。

在本世纪初，民国二年（1913）所发生的“宋案”（宋教仁被刺案），和随之俱来的由国民党所发动的反袁内战（所谓二次革命），实在是中国近代史上所不应该发生的两项偶然事件。不幸的是，历史上的偶然事件，往往会导致必然的后果。在民国史上政争不循法律途径，而用枪杆，这是第一次。袁（至少是袁党）之杀宋，是一错；而国民党之以暴易暴，兴兵倒袁，则是再错。历史不是数学，两负不能变成一正。一错、再错之后，此例一开，接着三错、四错随之而来，就变成武力至上、军阀混战了。

袁世凯是否一定要杀宋教仁？宋其实在早年的同盟会中，一直被他的同志们视为亲袁派，所以袁也一直对他是加意笼络，甚至视为子侄呢！袁对汪精卫也是如此，他要儿子袁克定和汪拜为盟兄弟。汪也是当时革命阵营中的亲袁派。事实上，辛亥革命期间，非袁不可的口号，便是汪精卫首先喊出来而举国和之的。

［附注］我们搞历史的人千万不能为现时观念（presentmindedness）所误导。不能因为汪精卫当了汉奸，便把他前半生的形象一笔抹煞。事实上，汪在投敌之前，他在全中国的公共形象（public image），实在是全国第一人。他在民初国民党中的地位，也是总理孙文的当然继承人，排位在黄兴、宋教仁、胡汉民之上。笔者早年曾撰有《恩怨尽时论汪精卫》一长篇细述之。此文遗失，有暇当补作之。汪是位很标准的文人、诗人、情人，他不应也不能搞政治。但是后天环境引他误入政坛，用非所长，接连犯了十大错误。全国人民、全党同志敬之，爱之，厚望之，原谅之，所以他犯了九次错误都能东山再起。只是他第十次则犯得太绝了，全国人民和绝大多数的历史学家都无法原谅他，汪氏就遗臭万年了。

宋教仁非可怕之人

事实上，宋教仁和汪精卫在当时国民党中的地位，原是伯仲之间。宋是一位爱国者，一位有为有守的君子，并非可怕之人。只是他少年气盛，精力过人，心比天高，自命不凡，又生个倔强的个性和毫无顾忌的大嘴巴。做起演说来，听众掌声如潮，欢声雷动，使政敌听来，就真以为他是拔毛成兵的齐天大圣了。其实宋教仁不是袁世凯、蒋介石那一流的人物。在聚义堂中坐第一把交椅的不是八十万禁军教头的林冲，更不是力能打虎的武松，而是能调和一百单八条好汉的“及时雨”宋江。虽然宋教仁也曾被他的政敌叫成梁山盗魁，但是渔父（宋的别号）是个直来直去的革命者，毕竟不是宋江。

总之，宋教仁不是个有心计的人。相反，正因为他搞政治锋芒太露，不特党内党外都树敌太多，招忌太甚，纵是一般国人、党人，对他也不太心悦诚服，甚或同党相妒呢！君不见，在孙文大总统第一次组阁时，党中才气最大、声望最高的高干，也是孙公最看重的，一夜之间就能草成一篇不朽的《民元约法》的宋教仁，不就有遗珠之憾吗？其后，唐内阁垮台，陆徴祥组超然内阁（内阁中的国务委员一律脱党）。陆徴祥不孚众望，称病辞职（1913年9月），袁曾有意召宋教仁为总理，另组“混合内阁”（只重人才不分党派），而终未实行，乃改提前内务总长赵秉钧暂代；这也是赵忌宋特甚的道理。宋之所以未能代陆的原因，第一便是宋在各党派中政敌太多，不易领导混合内阁；第二也是宋一向坚持政党内阁（清一色由国民党成员组阁），袁不愿，而事实亦不可行。袁的借口是当时任何一党都人才不够。这显然也是事实（见前一章引《北洋军阀，1912—1928》，卷二，第22—63页，选辑《大总统与同盟会代表之谈话》，原载1912年6月22日《政府公报》；另见《宋教仁谈话》，原载1912年10月7日上海《民立报》诸篇）。

不重用之就杀之

在1912年秋冬之际，国民党在选战中大获全胜之后，形势丕变，宋教仁就认为由他来组织一个清一色的政党内阁，此其时矣。熟谙中国古典政治的袁世凯，也就仿古行事，采取“不能重用之，就除（杀）之”的老办法了。

［附注］曹操和刘备煮酒论英雄时，曹操告诉刘备说“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这一下把刘备的筷子都吓掉了。刘备所怕的便是“不重用之，就除之”这则古典老套路。《三国演义》在中国传统政治中的影响之大超过正史。

1913年初春，在宋氏旅行讲演锋头正健之时，袁即连电召宋来京磋商要政。袁的本意或许就是试“重用之”，不成，再“除之”。可是内阁总理赵秉钧对这个最大的政敌，就是欲先除之而后快了，他或许得了袁的必不得已时就“除之”的默许，迫不及待地便悍然提早“除之”了。杀宋之后，风波闹大了，袁可能认为赵之悍然杀宋，为的只是保持相位的一己私利，而搅乱袁对整个大局的布置。赵之杀宋，不是体谅领袖苦心，而是投机取巧，为保持自己总理的位置，不顾主子的困难，而悍然为之，这就不能饶恕了。因此后来赵也就不得好死了。

是谁杀了宋教仁？

宋教仁是奉袁的电召于3月20日晚，从上海北站乘夜车去北京的。很多人认为宋氏此行可能是入阁拜相呢，所以送行者甚众。这时孙中山正率大批国民党随员，如戴季陶等，东渡作访日之行。中山访日的目的是考察铁路。可能也是志在吸引日资来中国筑路。袁氏固知中山非筑路之人也。而此时国民党选战新胜，中山的信徒和从龙之士都相当骄纵，他们四处活动，孙大总统卷土重来之声浪也不绝于耳。南北再度分裂的谣言更是传遍全国。如今孙公重访日本，大唱其大东亚和中日联合的高调，而远在甲午战争之前，袁在朝鲜做小钦差时与日本便有杀身之仇。现在孙公要引进日资来中国筑路，同时因为俄国正在蒙古搞分裂活动，要蒙古脱离中国而独立，袁政府无如之何。中山乃密电袁世凯，建议联日抗俄。中山本人在日亦正为此而活动频繁，日本固求之不得，而袁为之惴惴不安，就不难理解了。在此关口，赵秉钧是否乘机进谗，外人固无由知晓，然赵于此时正在暗中积极布置杀宋，则史料似甚明也。所以宋在上海起程时，车上汽笛方鸣，他和黄兴、陈其美、廖仲恺、于右任等诸多送行者方施施然走向月台入口处时，不意一个刺客忽然在背后出现，向宋腰际开了一枪，击中要害。宋应声倒地，车站上一时秩序大乱，刺客乃乘机逃去，无影无踪。

在20世纪初年，中国正处在转型运动的早期一转百转的时候，袁、赵诸人搞后来所谓的特务工作，也还不够现代化。他们还是用买凶杀人的老勾当。这个凶手武士英原名吴福铭，只是个失业军人，并非行动机警的职业杀手。由于在上海滩流浪，乃被赵秉钧派在上海的特工应桂馨（本名应夔丞）临时收买，来对宋行刺。武士英既非职业杀手，所以未受过专业训练，他在穷困不堪时，曾向同住在鹿鸣旅馆（一作六野旅舍）的两个学生借钱，并夸口杀人还钱。他自己甚至不知所杀为何人。迨宋案发生了，这两位学生阅报告密，陈其美等乃报请租界巡捕房，往六野旅舍搜查武士英不获，却发现了应桂馨的名片，从而逮捕了应桂馨，并抄出大批原始文件，才暴露了应夔丞之背后指使人和经费来源实出自北京的国务院内务部的一位秘书洪述祖。抄获文件显示，洪又受命于国务总理赵秉钧，而在行刺之前，洪自夸曾报告“极峰”袁总统，总统甚表欣慰云云。

不过这些抄获文件，多系密电隐语，并且几乎是洪、应两人之间的片面之词，确实内容如何，亦可作不同解读。再者，另据原对袁党甚为不满的京师警察总监王治馨告诉张继说：“洪述祖南行之先，见总统（按：指袁世凯）一次，说现在国事艰难，总统种种为难，不过二三人反对所致，如能设法剪除，岂不甚好。”袁笑曰：“一面捣乱尚不了，况两面捣乱乎？”话止如此。宋遯初被难后，洪自南来，又见总统一次。总统问及遯初究系何人加害。洪曰：“这还是我们的人，替总统出力者。”袁有不豫色。洪见袁颜色不对，出总统府，即到内务部告假，赴天津养病（见《国父年谱》，第459页，引《张溥泉先生回忆录、日记》）。

此事如发生在当年美、英等国家，两造律师在法庭上的辩论，就要旷日持久，然后听取法官裁决，不服亦可上诉，官司打到终审法庭为止。不幸这是民国初年的中国啊！国民党人愤激之下，就一口咬定是老袁干的了。黄兴于4月13日所撰的挽宋联说得最明白。黄说：

前年杀吴禄贞，去年杀张振武，今年又杀宋教仁；

你说是应桂馨，他说是洪述祖，我说确是袁世凯。

黄兴虽如是说，但他还是主张用法律解决。可是孙中山于3月25日从日本赶回上海时，一怒之下就立刻主张兴兵讨袁了。中山是个现代政治家，尚且如此轻视法治，袁氏是个落后的老官僚，不动声色地调兵遣将，来个兵来将挡，那就更顺理成章了。在转型初期，虽至圣大贤的孙、黄二公尚且不能免藐视法律之言行，自郐以下，就无待多言了。

袁世凯的“水门案”和“江南案”

再者，“宋案”发生于华界，而由租界巡捕破案，依法应移交江苏都督程德全及中国法庭主审。袁世凯得报，乃连电程都督彻查案情。程乃会同黄兴上将和前司法总长伍廷芳、王宠惠，根据上海地方检察厅厅长陈英所接收的由租界巡捕房移交之证物，呈报袁世凯。人证、物证均十分完备，在全国人民众目睽睽之下，如作公开审判，对中国由专制向法制转型，实在大有裨益。不幸原告、被告两造，当时皆缺乏法治观念，思想都甚为落伍，舍法院不用，而使用枪杆，就使历史倒退，遗祸无穷了。

事隔八十多年了，我们今日回头看去，心平气和地就事论事，我倒觉得此事颇像尼克松总统的“水门事件”。事发时总统可能不知实情，乃下令严查，查明之后，发现却是自己的人干的，乃又企图为犯案人隐瞒，因为犯案者皆是尼氏最忠诚的下属也。人家本为你犯法，你现在要执法以徇，倒打一耙，岂不令忠贞之士寒心哉？总统想为自己人隐瞒，因为政敌太多，愈要隐瞒，愈瞒不了，知法犯法，尼总统就被逼退位了。

另外，民初的“宋案”，读来也颇像蒋经国晚年所发生的“江南案”。蒋经国晚年对为他作传的“叛徒”刘宜良（江南），不用说是深恶痛绝，但是后来曝光的一切证据显示，蒋经国并没有直接手令或口令要把江南干掉。干掉江南的却是，不成问题的，蒋下面最最忠诚的特务和黑道。他们在杀人曝光之后，据说蒋经国为他们的愚忠和愚蠢气得死去活来。

女儿城的故事

再者，我们根据三千年来的中国史书和八十年来的历史实例，知道最高当局、大独裁者，尤其是袁、蒋这样的独裁领袖，他们有意杀人，都不会动用正式手令或口令的。他们只需皱皱眉头，自然就有聪明人知道其意义何在。佛经上有个故事说，某次灵山大会上，佛祖拈花微笑，大迦叶尊者就知道佛的意思何在。这种智者的本领，洋人叫作read his mind（揣摩其心）。在中国古典政治学里则叫作“承旨”。乾隆皇帝下江南时，路过济南府，乃问起古书里有关齐国女儿城的故事，随行的大臣都大掉其书袋，以自表博学。只有一位大太监知道主上真正的意思，乃尽搜女儿城中的美女，来替皇上伴宿。此事为皇后侦知，就前来闹场，被丈夫踢了一脚。她又去向太后申冤，太后又认为哪个猫儿不沾腥，拒绝主持正义。乾隆爷自己也认为他这位吃醋的老婆不能母仪天下，就把她废掉了（故事见萧一山著《清代通史》）。

这种有read his mind本领的聪明人，历史上不知有多少人。戴笠说他能体谅领袖苦心，这体谅二字，便是一针见血的经验之谈。可是真正的忠臣，体谅领袖苦心之后，按照领袖的苦心，主动地去执行还是不够的。万一在执行中出了问题，你还要为领袖背尽一切黑锅，负尽一切责任。领袖如果为了化解他自己的责任，而要向你借头一用之时，你得慷慨捐头而口无怨言，是所谓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只有如此，才算是真正的功臣、义士。古人所谓死士，即彼以国士待我，我以国士报之者也。只有这样，你才能取得领袖的绝对信任，成为领袖的心腹，去享荣华、受富贵。但你如善于read his mind，就想乘势为你自己的利益而取巧利用之（take advantage of it），一经发觉，那你就是自掘坟墓了。

宋至死未尝疑袁

袁世凯和赵秉钧的关系，似乎就是如此。赵揣摩袁的意旨，似乎肯定袁有意杀宋，所以他就加意筹划了。袁之所以连电邀请宋教仁入都，磋商军国大事，显然他还是在“重用之”和“除之”的两极之间徘徊不定。宋教仁本人似乎也有此感觉。因此他在奉召入都之前，对自己的政治前途甚为乐观。他甚至在被刺之后，自知不起之时，还没有怀疑是袁氏对他下此毒手，所以他还要上书总统（这在帝制时代便叫作上遗折）作最后诤谏呢！书曰：

北京袁大总统鉴：仁本夜乘沪宁车赴京，敬谒钧座。10时45分在车站突被奸人自背后施枪弹，由腰上部入腹下部，势必至死。穷思仁自受教以来，即束身自爱，虽寡过之未获，从未结怨于私人。清政不良，起任改革，亦重人道，守公理，不敢有毫权之见存。今国基未固，民福不增，遽尔撒手，死有余恨。伏冀大总统开诚心，布公道，竭力保障民权；俾国家得确定不拔之宪法，则虽死之日，犹生之年。临死哀言，尚祈见纳。（载1913年3月22日《民立报》）

宋之遗折颇有忠荩之忱，读来哀婉。袁或无立刻杀宋之心，然赵为保存其相位，而乘机除一劲敌，或为杀宋之主要动机所在，亦未可知。果尔，则袁反为赵背杀宋之黑锅矣，是耶？非耶？袁氏当时通令自辩，也说：

共和国家以道德为基础，以法律为范围。就司法方面言之，非推究全案本末，又经法庭公开者，不得轻加论断。就行政方面言之，非考求此案原委，实与法律违反者，不宜信口雌黄……须知刑事案件应候司法机关判决……岂容散布浮言，坐贻实祸？（见1913年5月4日《政府公报》）

他这话也有他的道理，读史不能以人废言也。而宋逝未几，凶手遂在牢中中毒而死。未几洪述祖亦畏罪潜逃，赵亦猝毙，胡为乎而然哉？你说这是民初军阀时代的政府下流吗？纵在美国，肯尼迪总统是谁杀的呢？杀肯尼迪的刺客又是谁杀的呢？后来杀刺客的刺客之死，又是谁干的呢？

政治暗杀，古今中外都是罄竹难书的，不查个水落石出，就硬把疑犯（suspect）当主犯（convict）是很落伍的现象。其实黄兴所说的“前年杀吴禄贞，去年杀张振武，今年杀宋教仁”，这三大暗杀案，若从纯法律的观点来分析——如果读者贤达和在下都是三案的陪审员（jurors），我们就很难确定袁世凯是真正的刑事犯——证据不足之故也。

民初的黑金政治

不过话说回来，转型原是一转百转的，连搞特务也要遵循这项规律。胡适先生治红学就曾说过，《红楼梦》作者曹雪芹的祖父曹寅，便是康熙皇帝派到江南来的特务，他的手段就是通过吟诗论文以结交南方的文人和艺人。另外还广散金钱以救济寒士，以示朝廷的恩德，争取民心。袁世凯做了总统之后，他也派遣了特务来做南方的工作。应夔丞显然就是袁所派遣的第一个特务。他的任务首先便是打探国民党在南方的活动，同时也利用金钱收买文人、创办报刊为袁氏作宣传。应夔丞在北京的顶头上司便是洪述祖，时任内务部秘书，由国务总理赵秉钧直接指挥。

应夔丞原是策动武昌起义的共进会的一个干部，他和武汉军政府中的三武显然都是一伙的。后来张振武与黎元洪争权，被黎骗往北京，并乞袁世凯代为杀之。袁其时正在拉拢黎氏，乃不问案情，便将张振武枪杀。张振武一死，黎元洪便完全投向袁世凯，而与原先捧他上台做开国元勋的革命党，尤其是共进会为敌了。他把共进会说成黑帮，说成匪类，要加以彻底解散和消灭。共进会的成员当然也把“黎菩萨”“伪君子”恨得牙痒痒，要加以反击。应夔丞原是张振武的党羽，因反黎也被黎所通缉，从武汉逃回上海。在同盟会扩大为国民党之后，应也就在党部内进进出出，和陈其美、宋教仁、黄兴、于右任等都很熟识。所以宋教仁死后，国民党在上海为宋办丧事时，应夔丞竟然也是个热心帮忙的同志，当然他地位太低，与总长级同志是高攀不上的。等到应东窗事发，陈其美等都大为惊异：杀宋的凶手竟是国民党自己的同志。

当然，自从1905年同盟会成立之时起，革命党阵营之内就一直在闹窝里反，一天也没有太平过。武昌起义之后，黄兴在汉阳吃了败仗，孙武就领衔通电骂黄。等到孙中山做了临时总统，黄兴奉命遴选阁员时，汉方共进会成员也无一人入阁。那还是在共忧患的时期，如今国民党选战大胜，天下在望，共安乐就更难了。因此在袁、孙相斗，外弛内张的情况之下，袁党想在革命党内搞个反间组织，他们就“铆”上应夔丞了。应与洪述祖有旧，似乎是远亲晚辈，又是原革命党心脏中人物，而且与孙、黄等有隙，应还是深入帮会的黑道中人，与上海的青帮、广东的洪帮和长江上游的哥老会似乎都有若干往还，在上海滩头也颇为吃得开。一经洪氏利诱，应就倒入袁党，为袁在国民党中当卧底了。

民国史上第一个特务机关

如果特务是民国政府里一种特殊建制的话，应夔丞实在是这行的老祖宗。暗探和秘密警察这类东西，在中国历史里，远在春秋战国时即有记载，近至明末的东厂和雍正皇帝的血滴子，都不是什么稀奇的东西。但是把这些古老的东方封建残余现代化，转型成20世纪俄国的克格勃、德国的盖世太保和美国的FBI或CIA，那却是从袁世凯这个简陋的特务班子开始的。从应夔丞到戴笠，精益求精，愈来愈可怕；他们的转型，也是有其阶段性的。所以我们要注意现代化（modernization）这个东西的属性是中立的，它可以为善，也可以作恶，不是凡现代化的东西都是好的。

根据从应夔丞家中搜获的颇有系统的材料进行分析和组合，我们所知道他这个小特务机关的形成经过大致是这样的：在应夔丞有意投靠北京袁党来做国民党的反间工作，袁党亦有意利用他时，洪述祖乃被派南下做应的直接领导。洪在政府中的地位虽只是内务部的一个秘书，但他却是袁世凯六姨太的近亲。袁共纳有妻妾十五人之多，以合法妾侍身份住在袁家的共有九人。这时从于夫人到五姨太都已年老色衰，不足伴寝，五姨太因长于家务，这时专管袁的日常生活；而六姨太则尚在轮流侍寝之末，还算未完全失宠，枕畔床头，仍可以替她弟兄拉点裙带关系。所以洪述祖夸口说他可以晋见“极峰”，或许也有几分真实性，他确是有所谓通天的特权的。而洪在那个传统社会里是一种下流的宵小，则是可以肯定不移的了。替主子干杀人绑票、贪赃纳贿、拉皮条、找女人，是一种“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的狗腿子的工作。像袁世凯那种传统士大夫阶级出身的人，大太太的弟兄们一般都有相当自尊之心，都不可能替他做这种下流勾当，可是对姨太太的弟兄们来说，那往往（注意“往往”二字）就是他们的专业了。这是中国传统社会里所特有的一种社会行为（social behavior）；它不是外国人，或转型后期的世纪末华裔中青年知识分子所能轻易了解的了。不过关于洪述祖与袁之第六妾的关系，笔者一直存疑。袁之第六妾姓叶，与袁生有二子三女。但袁与洪的关系似甚亲密，非比寻常。洪为叶之近亲，为叶作些金钱外务，则极有可能也，当续寻之。

人类的意识是受他的同时代的社会观念支配的。一种社会生活方式如果千年不变，那这一社会里的社会成员（social being）的集体意识和观念，也就千年不变。因此在这种社会里，凡事愈老牌愈好。政治上最老的，也是好的模式，就是夏商周三代了。人类的社会道德，也是愈老愈好，所以才有所谓人心不古这一类的成语。相反，一个社会如果十年一变，像我们鸦片战争以后的中国社会，则年龄相差十年的人，就要发生代沟（generation gaps）了。因此今日老年的中国知识分子，读到上述那个社会现象，可能都会会心地莞尔。中青年，或早岁有外国心理背景的中国高级知识分子，就不大容易理解了。

袁党那时要利用应夔丞的第一步安排，便是撤销黎元洪对应的通缉。借口便是应自愿帮助政府，解散那与黑道帮会有密切勾结的共进会（应自封为该会的会长）。第二步则是利用江苏都督程德全，替他安排一个江苏驻沪巡查长的位置，为应做秘密活动的掩护（cover job）。巡查长的公开职责便是“侦察匪情，报告政府，听候处置”；换言之，巡查长只是一个侦探长，本身没有指挥警察捕匪的权力。他这项冠冕堂皇的公开职务，是程德全安排的。程是个依委于袁、孙之间的老官僚。他显然知道，“侦察匪情”这项职务中，“匪”究竟指的是谁，他夹在袁、孙之间做官，只有两面磕头，才能自保。

根据从应处查获的文件，我们知道他这个小特务机关是由北京国务院直接领导的。应的顶头上司便是洪述祖，并由洪经手，国务院每月秘密拨款二千元作经费。他们不但在新闻界收买了一个叫作《民强》的刊物（杂志），专门替袁党宣传，以与国民党报刊相对抗，他们甚至遍访或捏造孙、黄、宋等人的劣迹（如男女关系或骗诈贪污等），编写成书，在日本印刷十万套，运回国内流传，以做人身攻击，中伤孙、黄、宋等人的人格，诬蔑他们的声誉。至于他们怎样忽然从这些低级的宣传工作、情报工作，走上了暗杀之途，那显然是受宋教仁在1913年初春所作的一系列反政府的激烈讲演的影响了。

宋教仁那一系列对政府过激的批评，曾受到北京某要人不具名的反驳。袁世凯当然也会颇为不悦，而形之于颜色（皱皱眉头）。这一来，当然就被善于观察人主颜色的内侍们看到了，他们因此就要承旨办案了。在有意或无意之间，袁姐丈可能也留有杀宋的话柄，据此洪述祖就电嘱应夔丞写几篇激烈的文章。如此则应氏不但可以得到多至三十万元的酬劳，并且还可能有勋位可拿、勋章可佩呢！这样应就去寻找刺客了，最后找到了一个失业军人武士英，干出一记窝囊的刺宋案来。其实际情况，大致和蒋经国晚年的“江南案”，大同小异。

［附注］根据洪、应之间的密电，洪许应的经济报酬，出自“公债票”。民初中国政府所发的公债票是当时国际股票市场上最抢手的股票，原因是军阀政府为急于取得债款，债票都以最大的折扣尽快出售；等到公债到期时，由于有海关或路矿等企业作担保，还本时都按票面价值加利息计算，所以“爱国的”购债人，利莫大焉。洪述祖为应夔丞安排所购三百多万元公债票的折扣便是百分之六十六，其利可知，所以洪盼能得若干分润。见上引洪、应密电。

以上是笔者个人根据数十年来对“宋案”探索的兴趣和阅读数十万字的一手档案与二手报道，以及对当年遗老不断的访问，所写下的“半张纸”的宋案案情。自信虽不中，亦不远也。当然历史上有名的政治疑案，都是写不完的。甚至最大的案子也言人人殊，无定案之可言。笔者旅美半世纪，看到肯尼迪总统和马丁·路德·金牧师的被刺案、（美式）足球明星辛普森杀妻案和克林顿总统的绯闻案，至今，可能永远也不能定案。不但案不能定也，史家执笔亦各是其是，读史者也各非其所非也。执简以书之，以备一家之言云（有关宋案的最近出版物，如台北的“党史会”出版的《革命文献》第二册，即所载甚详。关于最近的出版品，读者可参阅上引《北洋军阀，1912—1928》，卷二，第64—145页，“刺杀宋教仁案”）。

国民党对“宋案”议论不定

上节已言之，宋案发生时，中山正在日本访问。3月21日孙公得报，乃中止访问，立刻回国，于3月25日返抵上海。当晚便在黄兴寓所召开国民党高级干部会议，以商讨对策。在众人极度悲愤的情绪之下，中山便力主起兵讨袁。但是与会者中除戴天仇（季陶）一人随声附和之外，其余多力主通过法律方式解决，黄兴尤其主张慎重。因此国民党中乃逐渐形成孙、黄两派，反袁之目的相同，而手段互异。中山主动武，并说“若有两师兵力，当亲率问罪”云云。但是国民党那时连两师军队也没有。纵有，亦绝非袁之对手。袁此时兵多将广，哪是两师军队就可打得倒的呢？国民党此时虽号称拥有皖、赣、粤三省地盘，然中山用武的号召一出，三省都督柏文蔚、李烈钧、胡汉民立有回电，皆以绝无实力可以宣布独立。中山还有个想法——亲自去东京向日本乞援，联日倒袁。这着更不可行。日本那时对华正虎视眈眈，欲乘虚而入没个借口。国民党那时要联日倒袁，就自弃于全国人民了。

黄兴主张法律解决，虽也未必能立竿见影，但那毕竟是解决暗杀凶案的正当途径。国民党那时究竟还是国会之内的绝对多数。袁氏投鼠忌器，背个全国皆知的杀人主使犯的恶名，至少他还不敢对全国第一大政党动武，加以毁灭。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他和杨衢云于1895年，密谋在广州起义时，就曾主张四处放火以虚张声势。后来在镇南关起义时（1907），中山亦曾亲上前线，亲手开炮。其后孙大总统被陈炯明叛兵赶上永丰军舰（即后来的中山舰）时，他要向广州市区发炮反击叛军，炮手不愿误伤市区平民，婉拒发炮。孙公大怒，乃亲自拉线开炮，还击叛军。所以中山先生的个性，并不是我们平时国父长、国父短那幅谦谦君子的形象呢！

因此在这二次革命时期，国民党和、战两派并没有一致的政策，黄兴等主张法律解决，曾由江苏都督程德全向国会要求组织特别法庭，公审宋案，却为司法总长许世英所驳回。许认为不向地方法院起诉，而另组法庭，是干涉司法独立。可叹的是，在宋氏生前大力推动之下，为组织政党内阁，这时北京的国务委员，自赵秉钧总理而下，当然包括许氏，都是国民党的党员。党员对宋案都各有不同的意见，当然也就授人以柄，让袁世凯也有更多的借口了。

至于中山的动武一派，那就更是小儿科了。他们没有大兵可调、地盘可据，却在武汉市内搞一些不必要的地下活动，被黎元洪破获，说他们是谋刺黎副总统，报入中央，因而大开杀戒，党人宁调元、熊越山等被捕，后来都被枪毙了。总之，国民党内议论未定，袁世凯的兵已渡河。在南北战争的空气正弥漫全国之时，袁氏也早就调兵遣将，着着进逼，准备动武了。

善后大借款，不能善其后

胡适说：“麻将里头有鬼。”事实上，打政治麻将，则鬼更多矣。在这场袁、孙两派的政治麻将里，孙党就手气奇差，简直没一张好牌；而袁党则手气奇佳，好牌不断涌现。当袁氏决定对国民党动武时，忽然来了个杠上开花，他向六国银行团交涉了两年的善后大借款，这时忽然马到成功，由六国中的五国（美国退出）联合借给中国政府两千五百万金镑，合两亿银元。久旱逢甘霖，袁政府便迫不及待地于4月27日未经国会表决就正式签字接受了。这消息一出，袁党军心大振；而国民党则全党大哗，认为是非法借款，意在发动内战；党人领袖与参、众两院议员，亦函电纷飞，抵死不承认借款，因而也就增加了讨袁的口实。其实当年各省都督，只有四省反对借款，而通电赞成者则有十七省也。

如今，八十多年后，恩怨已断，历史学家秉公以论之，借款案与刺宋案一样，也是个法律问题，在一个法治国家之内，两造律师在法律之前也是辩不尽的。民国新成，革命刚了，军政善后，处处需钱。孙之让袁，军力之外，最大的原因便是经济。而解决经济困难的唯一办法便是商借外债。孙公首行之，试以路矿税收抵押，所得甚微，而受谤弥深。迨孙公解职，把这烂摊子让与袁世凯，眼看纵是南京留守一个衙门，裁兵之需即为二百五十万元之巨。孙公解职让袁，岂不真是无官一身轻？后来在孙、袁蜜月期中，中山为袁的经济困难，借箸代筹，也认为举债之外，别无二途。但是那时列强环伺，都以借债为蚕食中国主权之不二法门。各帝国主义之间的明争暗斗，何等复杂，我政府应付之道，稍一不慎，便丧权辱国。笔者昔年曾为此乞教于曾任国务总理和财政总长的顾维钧先生，以及曾任中国银行总裁和江浙财团首脑的张公权先生等，试图探其奥秘，谁知所钻愈深，愈不见底。盖外债一项，不特牵涉北京政府时期中国朝野公私的各种建制，深不可测，其在债权国家，各帝国主义之间朝野公私的纠结亦不在债务国之下。稍加深入探索，则三五百页之著作，未必能见其项背也。有暇当列专章略探之，在本章中，我们只可说，袁党这个大赌客“手气好”，在他正需钱打内战时，交涉经年的善后大借款刚好在此关口签字。原来本为善后而借款，如今借了款反不能善后，也是国运多舛吧，夫复何言（为了解善后大借款的大致经过，读者可参阅上引《北洋军阀，1912—1928》，卷二，第146—260页，“善后大借款”）？

二次革命，第一次内战

总之，袁、孙两党的对峙至此已剑拔弩张，正如早年的美国内战（1860—1864），蓄势已成，就看谁开第一枪了。林肯是个聪明人，他等着（甚或是以调兵遣将行动引诱着）南方来开第一枪。一枪既发，他就以国家元首之尊，为维护国家统一，下令讨伐了。林肯这个狡猾的手腕，后来又被罗斯福学到了。珍珠港事变之前，罗氏深知美日之战不可避免。但他格于国内孤立派之反对而不敢公开表态，只有制造战争形势，希望日本小鬼来开第一枪。谁知他手腕玩得太灵活了，连中国给他的最机密而可靠的日本发动战争的情报，也故意地延宕了。结果聪明反被聪明误，吃了珍珠港那个大亏。但是，朋友，美国是吃了大亏了，日本开第一枪的代价就更大了。非关本题，暂时打住吧！

我国民国初年的二次革命的形势也是如此。那时还在转型的初级阶段，打内战还不知啥叫保密。中山宣扬联日讨袁的种种策略，应夔丞阶段的特务虽然很原始，这点情报袁党还是有的，至于袁的调兵遣将（他把李纯精锐的第六师于5月初自保定南调武汉，另调精锐从海道向上海增援），就更是公开的了。而国民党此时，黄兴的主和派的声音，已早被中山主战派的主张所淹没，战争形势已成，这时国民党还在宣传袁氏的大借款不合法，则中山的联日倒袁，搞分裂活动又何尝合法呢？大家都无法无天，那就只好由枪杆来决定一切了。所以在民国史上，第二次革命事实上是第一次内战。坏事怕开头，打了第一次内战，以后就有第二次了。如果说第一次是个偶然，第二次就是个必然了。百姓无辜，罹此浩劫，也是命运使然吧！

国民党被扫地出门

当然这第一次内战，强弱势殊，袁世凯此时是采取主动的。6月9日，袁以大总统令，把江西都督李烈钧免职，由驻节武昌的副总统黎元洪暂代。而后粤督胡汉民（6月14日）、皖督柏文蔚（6月30日），亦相继被免，同时黎元洪在武汉亦大肆搜捕从事地下活动的国民党，风声鹤唳，草木皆兵！是时粤、皖两省的国民党内部皆有窝里反现象，胡、柏二人虽心有不服，还是遵令去职。李烈钧因在江西掌握较稳，被撤职心有不甘，乃潜沪与中山密商，之后又潜返江西湖口，约集心腹同志及武汉避难党人，密谋起义抗袁；举棋未定，李纯已受命为九江镇守使，率军步步进逼。李烈钧不甘示弱，乃于7月12日，在湖口要塞布檄鸣炮，公开起义讨袁，打响了二次革命的第一枪。

［附注］这二次革命和民国开国后的第一次内战，便带有严重的区域主义（regionalism）的色彩。我国古代地方政府，本有一种回避的制度，如汉制便规定，本郡人不能为郡守，非本郡人不得为郡吏。这就是现代政治学上的所谓制衡制，是很科学的。此制断断续续地实行了两千余年未尝废。清制仍遵守本省人不能任本省督抚的传统制度。所以在有清二百余年的地方政府里，三藩以后，再未发生藩镇割据的现象。民国成立之后，首先就把这一优良政治传统破坏了，民初各省都督几乎全是本省人，这就开启了本省军阀盘踞本省的恶例。国民党这民初三督，也都是本省人；跟他们闹窝里反的也都是本省人。例如广东，那时中山下面的哼哈二将——胡汉民和陈炯明都是广东人。二人不和，弄得两人都想反袁，却都不敢反袁。江西的李烈钧控制得比较好，窝里反问题不大，所以他敢于起兵反袁。但是李的本省同志之反袁，为着革命的利益，显然没有他们抗拒北军（客军）心情的严重。其时远在云南的蔡锷（蔡为湖南人而任云南都督），对此日益滋长的regionalism便深具戒心。蔡虽然也是反袁人物，此时他却助袁，通电痛斥李烈钧：“以前行为，本难宽忍。”（见1913年5月29日《云南蔡锷艳电》，载上引《北洋军阀，1912—1928》，卷二，第144页。此电在原书中误印为1915年）此一区域主义，后来竟滥觞于军阀时期。至台湾而变本加厉，可悲也。

这时愤恨袁氏专权，或仅为不满现状，欲为自身另找出路的国民党中下级军官，亦所在多有。如今江西义旗一举，各地也纷纷响应。国民党的据点在江西、广东、安徽、上海固无论矣。纵在较北的徐州驻军之内，也不乏反袁义士。须知在那个时代，国民党并没有自己的军队，它所有的不是当时有革命倾向的正规国军慕义投靠，就是地方杂牌民军就食而来，他们的战斗力和纪律，有时且远不如袁氏的北洋六镇。一旦接仗，往往就如古人所说的趋市民为战。不但战斗力有限，而且军纪松弛，亦不下于北军。加以武器、粮饷皆缺，因而士气不振。上海由陈其美指挥，连个制造局亦屡攻不下，徐州、广东、湖南一触即溃。稍微能坚持一两周者唯湖口与南京两处，伤亡溃败亦惨不忍言。

南京原有若干民军起义，然由于都督程德全首鼠两端，弃职潜往上海，孙派之激进军官何海鸣等确有意死守南京，苦撑待变。中山亦曾有意亲临指挥，终以黄兴抱奋勇而来则罢。然黄氏觉事无可为，半途易服而去。迨柏文蔚从安徽战场败至南京，曾痛批黄兴为“一将无能，千军受累”。可是吾人今日回看，实觉孙公之发动二次革命，正如美国杜鲁门总统对麦克阿瑟有意侵华之评语曰：“斯为一天时、地利、人和，无一不错之战争也。”（A war against a wrong enemy，on a wrong place，at a wrong time）焉有胜利之望？

二次革命时未迭月，革命军就全军尽没，国民党全党上下，被扫地出门之后，早期梦想的以美为师、民主共和政体的实验，也以全盘失败告终。袁世凯早就感觉共和政体不适用于中国（见他和顾维钧的对话），再经过与国民党一番痛苦的斗争之后，金窝，银窝，终不如狗窝，他老人家就要回头去做皇帝了。吾人今从世纪之末，回看世纪之初，大概没有什么历史难题不能理解的吧？

第四章　孙中山改造国民党，袁世凯做终身总统

在日本落脚之后，中山痛定思痛，认为革命之所以遭受若是挫折，实在是由于辛亥革命成功之后，革命党涣散的缘故。自从同盟会被改组为国民党，蛇龙混杂，纪律全无。要完成革命，打倒袁世凯，则这个颟顸无能的国民党，非加以改造不可。

袁本是一个旧官僚，但他毕竟是个智商很高的政客，经受了两年现代政党政治的磨炼，搞起新的寡头政治来，做法自便，出手也颇为不俗。袁世凯在赶走了孙文，增修了约法，做上了终身制的大总统之后，其权力之大在民国史上，可说是尚无第二人也。实际上，袁搞的也是枪杆出政权。

发生在民国二年（1913）春夏之交，由孙中山先生亲自发动和亲自领导的二次革命，时不旋踵，便全军尽没，一败涂地。它的过程为时虽短（未出两月），却是近代中国社会文化转型史中的一大里程碑。此话怎讲呢？原来辛亥革命的最大目的便是废除帝制，建立民国，而这个民国的建制却是以美国模式作标准的。不幸这个二次革命的爆发，却标志着这个美国模式的彻底流产（注意：不是破产，后节再渐次加以说明）。

我们要知道，中华民国国体采用的美国模式，原是当时新派人士——也可用个后来的名词叫作进步人士吧——包括全部的革命党和绝大部分对帝制绝望的君主立宪派，甚至包括梁启超也在内的原先的保皇党骨干，都已一致认可的模式。可是二次革命爆发之后，这个全国一致的共同愿望（national consensus），就顿成泡影了。

有许多革命理论家可能不承认上述诸派（革命派、君宪派、保皇派……）的认知可以反映全国人民的公意，因为当时全国人口有四亿之众，上述诸派知识分子人数有限，哪能代表全国人民呢？殊不知，这正是在下作者，要提醒读者贤达的地方。我们要知道，清末民初之际，正是我们近代中国社会文化从帝制中国迈向民治中国发生转型的启蒙期。在这个启蒙期中，占全国人口八成的农民只是个沉默的多数（silent majority）。他们对所谓国体问题，还不具备有发言的智能（wisdom）和机运（chance）。那时能够站起来说话的，只限于少数受过足够教育的所谓知识分子。我们大致也可给这些知识分子戴顶帽子叫吵闹的少数（a quarreling minority）吧！一百年前的中国，和今日是不可同日而语的。这也是转型进展过程中的阶段问题，阶段不到未可躐等也。我们不可犯史学上所谓现时观念的错误。在二次革命前，这个吵闹的少数（肯定不会超过总人口的十分之一），对美国模式的国体问题，原有其共同认知的。不幸这项共同认知，却被二次革命革得烟消云散了。

对共和国体的认知

事过快百年了，我们今日回头看去，这个美国模式从兴中会开始，直至1912年中华民国正式诞生之时，都被上述新派人士视为解决中国一切问题的万灵法宝（magic wand）。孙中山先生就是据此提出“三民主义”和“五权宪法”。其后他恓恓惶惶地搞了一辈子，直到临终之时，在病榻之上还要慨叹现在革命尚未成功，并苦口婆心地嘱咐：“凡我同志，务须依照余所著《建国方略》《建国大纲》《三民主义》……继续努力，以求贯彻。”（见《总理遗嘱》原文）在孙文主义的各种著作里，尤其是二次革命后对本党成员的谈话和通讯中，中山都不断地慨叹他的道不得行，革命尚未成功，都是信徒们没有决心去实行他的主义的缘故。其所以然者，实在是党员们知识水平太低。要实行一项新的政治体制，先得认识这项体制，有知才能行嘛！因而孙公也随之创出了他的知难行易的孙文学说来（详见中山著述中的《孙文学说》；参见拙著《孙文思想发展的阶段性》等文，载《晚清七十年》，卷五，第五、六两章。此篇从略）。

我们读近代中国文化史和思想史，就学论学，孙公这套颇具原始性的反传统学说（我国儒家的传统学说是强调知之非艰，行之唯艰的），实在是值得思想史家大书特书的。可是比他年轻而调皮的胡适，后来曾调侃他说：“知难行亦不易。”（胡撰此篇于1928年5月，收入《人权论集》）胡适此言虽属戏语，但是那也是从实践经验中所总结出来的概念啊！君不见，民国初年那批党人和政客、胡适口中所谓的了不起的一群人物，他们对所谓的美国模式，不能说没有相当的认识，但是实行起来，何以显得若是其难也？这知与行的问题，就要发人深省了。因为中国能否采行美国制，是一项很复杂的社会文化转型的问题，而不单纯是哲学上的知和行的问题呢！不信再看看今日博士如云的台湾政坛，不能说当道的风云人物对美国模式认识不清吧！但是黑金遍地，哪里又真像美国呢？相反地，今日表现在台湾议会里的拳打脚踢，倒与民国初年的北京极其相似呢！

民国史的发展自有其客观实在

其实哲学上的认识论原是一种玄学，在社会科学极大昌明的今天，已失其主宰人类智能的魔力。要解释民初的历史现象，我们还得从社会科学和社会史学入手。社会史学上有一种必然论，辩证史观里叫作客观实在（objective reality）。胡适派的实验主义者反对这项假设，甚至说客观实在只是个百依百顺的女孩子，你要她怎么打扮，她就怎么打扮，既不客观，更不实在。

是否真是如此呢？不疑处有疑，我们倒想问问，近百年来的中国政治史里面，有没有个客观实在存乎其间呢？在亿万华夏同胞读者之前，我敢于挺身而出，大声疾呼曰：“有。”不但有，而且其深其广，简直就是一个万流归宗的东海大洋。子曰：“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论语·阳货篇》）这个客观实在正在不声不响地等着我们那通过历史三峡的潮流和一波接一波的洪峰，涌入它的怀抱，而达到天下太平，化险为夷呢。这个大洋，这个任谁也改变不了的客观实在，它在民国初年的政治术语上，便叫作共和国体；政治学家则称之为代议政府（representative government）；历史学家则把它叫作（接着帝制时代而来的）民治时代。民治时代不只是一种政治现象，它是一种囊括全民族的新的民族生活方式（a new way of life for the whole nation），它是和传统生活方式完全不同的一种新的生活方式，是中华民族史的发展过程中一个新的阶段和新的形态。政治生活只是其中比较敏感的一环而已。

再者，这种社会政治形态的转移，也是一转百转的，需要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但是不论时间要拖得多久，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这个以代议政府为重心的民治时代是必然会出现的。这个历史上的必然，是客观存在的，是任何人和事都改变不了的。这就叫作客观实在。胡适不承认客观实在这个概念，但是民治时代在中国历史上出现的必然性是任何人也无法否定的。历史发展既然有其必然性，那么一个历史哲学家又怎能否定客观实在的存在呢？胡适对实在论的全盘否定，实在也是他自囿于那些实验主义的教条而不能自拔的缘故（详见《实验主义》一文，载《胡适文存》，卷二）。这也是他那一辈（不论是唯心的还是唯物的）启蒙导师们的通病，不足为怪。等到我们谈到近代中国思想史的章节时，当再细论之。

只谈抽象存在，不谈具体形态

当然，在将来这个以代议政府为重心的必然出现的民治时代，它的社会政治结构（its sociopolitical structure）的具体型态为何？是承继我民族固有的国家强于社会的传统，还是改采西方社会强于国家欧美建制？或是兼采中西之长的社会国家相互平衡（a balance between state&society）的后现代的新建制（a post-modern structure）？关于这些具体制度的出现，历史学家就不能胡说了，因为那将是历史向前发展，水到渠成的结果。历史学家只能根据水势、潮流和洪峰，来瞻其远景。中国古人说：天上众星皆北拱，人间无水不东流。我们见识只限于吾土吾民的中国史家，只知我们有中国特色的江河，要万流归宗，最后必入于东海。这是个历史上的大势所趋，任何人和事，都不能扭转的客观实在；也是历史学家可以预测的，历史哲学上抽象的必然。至于这个东海的具体型态，是方的还是圆的，则历史学家就不能胡说。不顾小我知识的极限，而强不知以为知，硬去为全民族的命运画蓝图，不惜人头滚滚，也要按图索骥，悬的以赴，这在佛语上就叫作“着相”。着相就会走火入魔，魔鬼一来，那就民无噍类矣……所以搞社会科学治史的科学哲学家，只能坚持，在接连秦皇汉武以后两千年帝制中国的，一定是个真正的民治中国，这是个历史的必然，如此而已。至于这个民治中国的具体形式是个什么样的东西，任谁在事先也画不了蓝图的，因为这个最后型态，是要经过数百年智能与机运，熔千百种因素于一炉，百炼成钢，慢慢地锤炼出来的。在这种极为复杂的社会发展的过程中，直线条思想家是没有市场的。

话说到底，我国古代的宗法制、封建制、郡县制，都是根据机运和智慧，相激相荡，慢慢地磨炼出来的。至圣大贤，运用他们的智慧才德，因势利导则有之；从无到有，来制礼作乐，为天下法，为百世师，那就是他们的子孙在替他们胡吹了。明乎此，我们就知道我民族下一个民治阶段在将来的具体型态，也必然是经过同一程序，慢慢地磨炼出来的。现在我们虽可略窥其端倪；欲知其具体型态，最早恐要在21世纪中叶以后也。但是它必然会出现，则无可怀疑也。因此，在目前颇为风云一时的政治家，或不能及身而见之。但诸公应知其存在，为子孙万代的福祉，因势而利导之，才是正途。孟夫子曰，“有智不如乘势”，斯之谓也。因为小不忍，则乱大谋；一失足便成千古恨。民初的袁世凯，国民党的汪精卫，和近在眼前的克林顿大总统，都是前车之鉴。不可不慎也。

历史史实与历史哲学

关于近代中国历史的转型，笔者在不同的拙著里，已反反复复地不知说过多少遍了。此处还要啰啰唆唆说个不停，何也？其原因盖有如下二端：

第一，历史哲学离开历史事实便是空话。笔者在不同的拙著里，虽已说了一些转型的理论，而辛亥革命前后，正是这个帝制转向民治的分水岭。我们在叙述这段历史的时候，最好能把上述这套理论，再适时提出，与史实配合来讨论一番，好让读者评之，看看是否有若干道理存乎其间。是则是之，非则非之。作者虽固陋，然平生读圣贤之书，闻善言则拜也。

第二，历史事实如果没有足以解释它的历史哲学来加以说明，那这个故事也就只是一篇“官场现形记”而已。但是历史哲学可不是一些善于幻想的所谓思想家，坐在菩提树下或皮椅、沙发之上幻想出来的。它是从数十年、数百年，乃至数千年世界各民族所累积起来的历史发展的史实中，审查充分的可信的史料（data），并加以概念化（conceptualization）而逐渐推演出来的结论，用来解释相关的历史。也就是中国传统史家（如刘知几），所谓史识（史释）的现代化、科学化和民主化。写历史的人如果忽略了这一概念化的过程，那就失去我们写历史的意义了。上面啰啰唆唆说了一大堆哲学，无非是想阐明袁世凯为何忽然心血来潮，要做起皇帝来，皇帝未做成，而又失败得那么窝囊。

不特此也，孙中山先生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可算是最受崇拜的民主哲人了，可是他在后来，也不再搞什么代议政府了，他坚持要毁党造党，由他自己来做个具有绝对权力的党魁。这又是怎么回事呢？凡此我们都需要点哲学来辅助说明之。而中山做党魁和袁氏做皇帝这些事，也最足以验证这项理论，故不惮烦而一再申述之也。

［附注］在20世纪末期，治民国通史，自信最大，也确是一时权威的学派，莫过于已故汉学大师费正清所领导的剑桥派所编撰的《剑桥中国通史》（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了。这部巨著中的卷十二和十三专论中华民国的两厚册，所犯的就是这个毛病。费氏和他所领导的班子，也和一些史学家一样，以西学上的一偏之见，强加于中国。至于近代中国史便是一部一转百转的、需若干年始能完工的社会政治转型史，则非费公生前之所知也。因此《剑桥中国通史》所费的功力不为不大，财力不为不多，然全书评头论足，因小失大，终未升堂入室也。

共和政体，不合国情

袁世凯起先做总统做得很起劲，并发誓要帝制永不再现于中国。何以口沫未干，立刻就违誓要做皇帝呢？这虽然是他个人野心的终于现形（所有反袁史家都如是说），其实他也是经过一整年的亲身经验，确实体会到共和政体不适合中国国情，这虽是借口，也未始不是事实。他对共和政体的确是失去了信心，因此才要开倒车，搞独裁，做皇帝。这固然是他自己糊涂，但也是他身边一些颇负时誉的策士在全国充满民怨民愤的气氛之下，把他推下水的。这也是事实。

试问那时的中国老百姓，又怨些什么，愤些什么呢？很简单。日子过不下去嘛！本来如今鞑虏既经驱除，民国也已建立，大家都想过上美国式的好日子。事实上呢，民国却被一些小官僚、小政客、小军阀、小党人闹得乌烟瘴气。在上篇拙作里，曾提到宋教仁对民国政府的剧烈抨击。细玩其言，可说句句中肯。但是政府恶劣、社会崩溃的形成，是谁之过欤？账不能都算在袁氏一个人头上。政党和政客各为私利，闹得纷纷攘攘，也太不成话。因此那时全国舆论似有共识（national consensus）：共和政体不合国情（见上章所选当时各报的专栏报道）。

非继承式独裁无法接班

袁世凯认为共和搞不下去了，就不如恢复帝制的好，所以他要做皇帝。试问在世界史和近代中国史上，做皇帝（不论是俄国的沙皇、罗马的恺撒、中国的光绪……）和搞个人独裁（且看：墨索里尼和希特勒……），两制之间，究竟有什么不同？事实上，根据当时美国宪法学权威、那位书呆子古德诺教授（professor Frank J.Goodnow）的观察（下章再详述之），后者却远不如前者。何也？因为前者至少解决了继承（接班）问题（succession problem），父死子继、兄终弟及嘛！根据千年传统，依样画葫芦，哪个混账叛徒敢说半个不字？可是，后者的问题就大了。大独裁者，解决不了接班的问题。何以如此呢？按古德诺的说法，是非继承式的寡头政治（non-hereditary autocracy）远不如继承式的寡头政治（hereditary autocracy）之为优也（详见下章）。

帝制向后转，独裁向前看和权力递减

袁世凯搞继承式的寡头政治，只能搞八十三天，却遗臭万年。何也？朋友，转型论在此地就有所解释了。原来继承式的寡头政治（做皇帝），是属于转型之前的形态，它本身便是一种定型。如今在这十年一变的、洪峰急流的历史三峡里，你要逆流而行，面向过去，要恢复前一期的秦皇汉武的定型，这就叫反动（reactionary）了。在社会发展中做反动派，则触礁灭顶，不败何待？这就是袁世凯的悲剧了。

搞蒋介石式的个人独裁就不然了。它虽是个比传统帝制还不如的寡头政治，但它毕竟是个现时代的产品，是帝制转民治的中途现象。它不是个一成不变的定型；相反地，它只是个流动的、权力递减的转型体制（transitional institution），甚至是个不可或缺的恶政（a necessary evil）。君不见，蒋介石的权力，是超过一般的皇帝了。但是权力渐减，蒋经国就只能算半个皇帝了。历史学家不是预言家。但是历史学家应该是社会科学家。社会科学家是会根据社会发展的现象，尤其是转型末期社会发展的现象，而加以推论的。这一推论在民国初年是不可能的；但是百年之后回看，历史学家便发现民国初年的社会和政治上所发生的现象，是未有不可理解的了。质诸高明，是耶？非耶？

把近百年来中国的社会和政治发展的大势说清楚了，我们就可以谈谈民国初年的政治史了，我们先从袁世凯说起。

袁世凯摇身三变

袁世凯自1911年（宣统三年）10月14日，承武昌起义之机运而东山再起之后，为着他个人的权位，可说是摇身三变。

第一，从他复职至清帝溥仪退位的三个月期间，他对南方革命派的策略是采取“养敌自重”的被动的守势。但是对满族亲贵，则采取极有技巧的绝对主动，以达其逼宫篡位的目的。

第二，自1912年（民国元年）4月，他当选第二任临时大总统之后，直至二次革命爆发的一整年时间，由于对现代的政党政治无经验，袁也是采取观望的被动姿态以待势。在此期间，革命党人的气焰甚高，黄兴、蔡元培等不但说服了国务总理唐绍仪和赵秉钧都加入了国民党（改组前叫同盟会），他们甚至也邀请袁世凯宣誓入党，以示天下，这个新朝代是国民党的朝代；袁也只含笑婉拒而已。因此，在这期间，政权实质上是掌握在袁氏手中，但是他给外界的印象，却有被党人推来推去，无能为力之感。加以此时一些小政客、小党人、小军头在北京议会之内和地方各省之间横行无忌，纷扰不停，血流不止。他们大半是当年有功于革命，如今在争权夺位而已。如山东的胡瑛、张广建之争，安徽的孙毓筠、黎宗岳之争，以及贵州的唐继尧、杨荩诚之争，都是刀枪齐动，你死我活的。而这些争权夺利的所谓革命者，往往也只是一些痞子，为社会所不齿。例如山东都督胡瑛，即有“双枪将”的诨名。盖胡君的手枪和烟枪，皆不可一日或缺也。这些官僚、军阀肆无忌惮，弄得民国不如大清，而举世骚然，中央政府亦无如之何。因而全国人民，包括一般知识分子和亿万农工群众，都人心思治。在他们的心目之中，袁世凯反而变成了一股安定的力量和太平的象征。市井平民，无不希望他能发挥权力，拨乱反正，重建官箴，恢复秩序。

第三，在袁、孙正式决裂之后，袁对付民国时代的党人政客的本领也大有进步了。他不但枪杀张振武而笼络了黎元洪，弄出革命派第一次的宁汉分裂，搞垮了二次革命；他也学会了打统战。不但把敌人（孙文）的敌人，如保皇派的梁启超，都统了过去，也把敌人的朋友和朋党，如蔡锷，也统了过去（见上章）。他也知道孙文虽是国民党的名誉理事长，但是孙文却控制不了国民党。因此二次革命之后，袁就对人不对党而发出拘捕孙文、黄兴、陈其美等乱党的通缉令，说他们煽动叛乱，破坏统一和贪赃枉法。后一条是专指孙文所主持的全国铁路总公司而发的。因为孙文这位铁路总公司总经理的月薪是三万元，而铁路却一寸未建，其他账目也纠缠不清，报销不了，弄得孙中山百口莫辩。

然而，袁世凯对孙公所领导的国民党，却无半句抨击之辞。因为这时他还只是个临时大总统，他还要依靠国会投票转正，做正式大总统呢！国民党这时是国会中的多数党，没有国民党议员举手投票，他这个侧室，便不能扶正了。奇怪的是，这时国会之内，国民党籍的议员对袁氏追捕孙文的通缉令，亦初无异词，其后并照样票选袁氏为正式大总统。等到袁氏当选之后，这些从龙之士，就遭走狗之烹了。此是后话。

孙中山改造国民党

掉转头来，再看看失败了的孙中山先生在做些什么。在二次革命于1913年7月12日正式发动之后，孙公本拟南返广州坐镇，不意8月2日舟抵马尾时，得讯广州已败，乃由日本驻福州领事馆暗助，绕道台北，潜往日本（中山过台北时曾住御成町之梅屋敷，即今国父史迹馆所在地）。此时袁政府已要求日本不许接纳中国叛党，所幸中山在日关系众多，而日人亦欲利用中山反袁，所以孙公终能在日落脚。

在日本落脚之后，中山痛定思痛，认为革命遭受若是挫折，实在是由于辛亥革命成功之后革命党涣散。自从同盟会被改组为国民党，蛇龙混杂，纪律全无。要完成革命，打倒袁世凯，则这个颟顸无能的国民党，非加以改造不可。因此他老人家再度流亡日本之后，席未暇暖，就开始搞起这项改造工作来了。

这次孙总理在日本所做的，是把国民党改造成一个新党，叫作中华革命党。其党魁拥有绝对的权力。它的党章说明革命分三个时期进行的。军政、训政时期之后，还是要回到宪政时期的。这儿只能三言两语把昙花一现的中华革命党交代一下。因为它是袁世凯时代的产物。不交代一下，在那个时代，虽至圣大贤的孙中山先生，也要搞绝对权力，我们就很难了解袁世凯为啥要做皇帝了。还有那位美国书呆子古德诺，何以背了那么大的中国黑锅，至今仍未得平反，也就很难平反了。

中华革命党的架构

根据中国国民党党史会现存史料，中山一到日本，尚住在黑龙会首领头山满家中时，他就开始组织这个新党了（见《国父年谱》所引誓约原件和党员名册等历史文献，最早日期为1913年9月27日）。至于中华革命党是个什么样的政党，这儿我们只能长话短说。第一，人事和组织都还倚靠当年同盟会的老底子；第二，革命程序分军政、训政、宪政三个时期进行；第三，党中所有的高级干部不由选举产生，而由党魁直接指派；第四，党员分成首义党员、协助党员、普通党员三级，所有党员“必须以牺牲一己之身命、自由、权利，而图革命之成功为条件，立约宣誓，永远遵守”（载“党章”第七条）。因此每个党员入党时，皆须各立誓约，加盖指模，声明牺牲自己，“服从孙先生，再举革命”（见102号蒋志清即介石誓约原件。此件签于上海，时间为1913年10月29日，原件稍有笔误。笔者曾见此原件）。

孙公信仰基督教，对洋习惯极为重视，因此对按指模，宣誓服从党魁，看得天经地义，丝毫含糊不得。他自己身为党魁，也照样宣誓立约，只是把“服从党魁”改为“统率同志”，把“服从命令”改为“慎施命令”而已（见同上641号誓约，此件孙公亲书于1914年7月8日，唯未按指模）。

据当时亲自参与此事的居正事后回忆，其时同志中即有人对按指模、服从个人的一些仪式略有异议，而孙公则寸土不让。居正犹忆其言如昨：

一、革命必须有唯一（崇高伟大）之领袖，然后才能提挈得起，如身使臂，臂使指，成为强有力之团体人格。

二、革命党不能群龙无首，或互争雄长，必须在唯一领袖之下绝对服从。

三、孙先生代表是我，我是推翻专制，建立共和，首倡而实行之者。如离开我而讲共和，讲民主，则是南辕而北其辙。忠心革命同志不应作服从个人看法。一有此想，便是错误。我为贯彻革命目的，必须要求同志服从我。老实说一句，你们许多不懂得，见识亦有限，应该盲从我……

四、再举革命，非我不行。同志要再举革命，非服从我不行……我敢说除我外，无革命之导师。如果面从心违，我尚认为不是革命同志，况并将“服从孙先生再举革命”一句抹煞，这是我不能答应，而无退让之余地的。

同时孙公对按指模一事，也认为是天经地义的，不容丝毫更动。那时在一旁观礼的青年居正，不禁感叹说：“总理意志强毅，态度坚决，南山可移，此案不动。”

当时国民党要员星散，滞留日本者，除陈其美、戴季陶、居正、张人杰、钮永建等数人之外，实寥寥无几。其他主要党人如黄兴、李烈钧、柏文蔚、吴稚晖、蔡元培，甚至中山的死党汪精卫等人，都因对寡头政治没胃口而闻风远逸，甚或罢工、杯葛，使孙公这个新党始终未搞成气候，除开了一次成立大会和若干次小行动之外，也就不了了之了。

孙中山的感情生活

中山在此恓恓惶惶期间，想不到政坛失意，却情场得意。1914年10月25日，他在东京竟然和比他年轻二十六岁的美女宋庆龄结婚了。新娘二十二，新郎四十八，虽是老夫少妻，却情爱甚笃，对失意的孙公，实是莫大的慰藉。他二人的婚姻对后来国、共两党政局的影响，都至深且巨，对此我们也不妨略说几句。前文已言之，在孙公出任临时大总统期间，宋庆龄的大姐宋蔼龄曾是孙公的英文女秘书。就笔者所知，宋蔼龄可能是转型期中国女秘书这项行业的老祖宗了。在那风气闭塞的时代，亦见孙大总统开风气之先也。迨孙公亡命日本时，宋蔼龄仍随侍在侧。不久宋蔼龄因与孔祥熙结婚而去职，乃改介刚自美国学成归来之二妹以自代。殊不知宋庆龄刚抵日本，行装甫卸，席未暇暖，新上司竟忽然向她求起婚来（此故事是宋庆龄晚年亲口告诉斯诺夫人的）。一位黄花少女，抵挡不了一位老总统的求爱，她也就私许终身了。可是当她返沪禀告父母时，其父宋耀如竟大怒不允。然姑娘心有所属，海枯石烂不能移也，竟以私奔方式潜返日本，与孙公共结连理；梨花海棠，也是当年哄传国际的韵事。当孙、宋的婚事为头山满所闻时，头山满不免大惊说：“不是要同姊姊结婚吗？怎么换了个妹妹呢？”（见头山满晚年谈话）

关于孙、宋的婚姻故事，中西文字和日文的记载，都不算稀罕。当年的革命老同志口述尤多。这些老人家，一般对宋庆龄的妇德都甚有好评。他们这桩婚姻，对我们民族的命运曾发生过重大的影响。故顺便记录之，因为它本身就是历史嘛！

［附注］梁启超曾在《新民丛报》上批评我国传统史学为帝王家谱。笔者如今写出上列故事，读者之中，可能也会说是帝王家谱之一例。可是梁说此语，是在我们文化转型的启蒙期食洋未化的似是而非之论。其实我国史学是源出于谱牒之学，早见于甲骨。此后在我们国家强于社会的帝制时代，谱史合一原是个必然现象。基督教的《旧约圣经》、伊斯兰教的《古兰经》，还不是从家谱开始？中国传统史学是独步全球的；西方的现代史学史，尚未超过三百年。梁氏对中西比较史学初未经心，始有此启蒙期的哗众之言。笔者曾有专篇试评之，有暇当补述之也。

袁大总统的乘机削藩

现在再看看袁氏在平定二次独立之后，又在搞些什么新花样。从政治的权术上讲，孙公的二次革命，对袁氏实在是求之不得，天降良机。何也？因为袁氏虽从孙公处取得了总统大位，但他并没有真正地统一了中国。上章已略述之，由于那时地方政府中传统的回避制度被彻底地破坏了，全国各省差不多都被当地的军头所盘踞，应缴中央的各种地方税收，通统都被借口扣留了。袁氏的中央政府对他们可说是毫无办法，既不能行文，更不能动武。结果弄得中央政府分文不名，只有靠举债度日。而上下两院的国会，在国民党多数的控制之中，对外债又啧有烦言，把袁氏弄得捉襟见肘，有志难伸。

在这些地方军头之中，靠山最大的，不用说便是国民党所掌握的粤、赣、皖三督了。袁氏如能削此三藩，对其他诸省就不难传檄而定了。天降良机，中山竟号召三省独立，这就给袁世凯以削藩的机会了。二次革命既败，对袁来说是收复了半独立的三个重要省份。他下一步就要收拾那些在二次革命时，意存观望的动摇分子了。湖南的谭延闿、浙江的朱瑞、云南的蔡锷、广西的岑春煊等都被以不同的借口解除了兵权。这只是杀鸡儆猴啊！其他省中的大小猴王，像坐镇武汉核心的副总统兼湖北都督黎元洪，像威镇东南、虎踞金陵的张勋，像折寨山西的阎锡山，像自称“绿林大学”毕业的奉天（辽宁）张作霖和被调回云南的唐继尧等人，在大总统的恩威兼施之下，战战兢兢，就再也不敢心怀异志了。其中最为强而有力，也是最难削掉，却非削不可的大藩镇莫过于“面存忠厚，内具机心”（胡汉民的评语）的黎元洪了。但是袁世凯托中山之福，总算把“黎菩萨”请到北京“软禁”起来了。

后制宪先选举的第一任大总统

削藩之外，袁氏的另一着棋，便是自我扶正，从临时大总统晋升为正式大总统。原来在宋教仁还未罹难的孙、袁蜜月期间，国会之内关于总统和宪法的问题，早已有了两派不同的意见。一派主张先制宪，后选举。他们认为没有宪法，哪来总统呢？另一派则主张先选举，后制宪。他们的理由是，制宪乃百年大计也，不妨慢慢来，而选举总统则是当务之急。因为民国成立一年了，列强至今还在观望，没有承认我们这个革命政权。我们连个总统都没有，何能要求列强承认呢？两派原来各有各的理。二次革命后，袁氏权力陡增，他就坚持先选举，后制宪了。果然在他当选之后，英、法、俄、德、意诸列强都纷纷承认中国的新政权了。

原来早在孙文任临时大总统期间，国会根据《临时约法》已组织了一个宪法起草委员会来起草宪法；另组有宪法会议，来审查、研究有关制宪和行宪的一切事务。现在在袁氏的压力之下，两会乃暂把宪法放下，而集中力量来草拟一个宪法附件的《总统选举法》，经上下两院三读通过之后，乃由宪法会议于1913年10月4日公布施行。两日之后，国会就依法召开总统选举会选举正式总统了。斯时国会之内仍有若干反袁分子不满于袁之操纵国会而杯葛选举，因此第一次投票，袁竟未获得当选票数。袁党大惊，乃临时由首都警察厅及其他地方机关，发动街头游民和流氓、地痞、乞丐，凑成一个非法的公民团数千人，将国会团团围住，议员只许进不许出，不选出总统，暂不解围。在此情况下，袁世凯才最终当选为正式大总统，于是街头鞭炮齐鸣，皆大欢喜。如此掩耳盗铃，代议政府也就不可复问矣。

袁世凯毁弃《天坛宪法》

袁世凯那时真正感兴趣的只是正位做大总统，他怕的是名不正，则言不顺也。一旦正位之后，他就不愿作茧自缚，受任何法律的约束了。在当时的国会中，既然是先选举，后制宪，如今既选举矣，则制宪就是顺理成章的了。他们试图制订出一部详尽的宪法草案来，这便是近代中国宪法史上的第一部宪法草案，所谓《天坛宪法》是也。可是此时的袁世凯，不管是天坛、地坛，他都没有兴趣了。因此，这部《天坛宪法》（全名是“中华民国宪法草案”），虽经国会于1913年10月三读通过，但最终还是成了一张废纸。

其所以然者，便是在袁的心目中，这部新宪法对他的约束远大于旧约法。他既然是在旧约法还有效的期间选出的正式大总统，与其受新宪法的约束，倒不如把旧约法按己意增修，以为过渡，迨其政权稳定了，再按己意制宪不晚也。

袁本是一个旧官僚，但他毕竟是个智商很高的政客，经受了两年现代政党政治的磨炼，搞起新的寡头政治来，做法自便，出手也颇为不俗。他的步骤便是从头来起。首先组织个御用的造法团体，把1912年的老约法加以修正，造出个完全适合他自己绝对权威的新约法来，作为国家的根本大法。袁是个在朝的总统，其实他和在野的党魁孙中山搞绝对权力的想法，实在是殊途同归，一个铜元的两面。只是中山在野，心有余，而力不足；袁氏在朝，因而他就不顾一切，将独裁进行到底了。

解散国民党，瘫痪国会

大位既正之后，袁氏奔向极权的第一步便是解散国民党，彻底镇压乱党暴徒。以颠覆政府的罪名，袁世凯的确杀了不少国民党党员。长话短说，袁氏正位之后，首先大肆捕杀地上地下的国民党党员，一时血腥遍地。而最不可思议的是，杀国民党最为心狠手辣的竟是那位被革命党所拥护而成为开国元勋的“忠厚长者”、有“菩萨”之称的黎元洪。当年武昌起义，拥黎最力的“首义三武”，竟有二武被黎杀掉。前文曾提到他如何假袁之手而残杀了张振武。现在再让我们看看，他是怎样把蒋翊武杀掉的。

蒋翊武（1885—1913），湖南澧县人，是清末转型期中千万个爱国热血知识青年中的一员。幼年在常德读小学时，就因闹革命而被开除学籍，后逃往上海，入中国公学就读，曾与胡适同学，加入竞业学会，共同创立《竞业旬报》（胡一度主编），并加入同盟会；其后又在日本读军校，回武昌后加入新军做学兵，秘密组织搞地下革命的文学社，任社长，与孙武所主持的共进会密切合作。武昌起义就是这两个组织秘密发动的，蒋翊武为民军总指挥，孙武为参谋长。后来他们自觉太年轻，号召力不够，才把个“忠厚长者”的“黎菩萨”硬拖出来做头头，成就了黎氏一生的光辉事业。迨黎假手袁氏而杀掉张振武时，蒋翊武已官拜中将加上将衔，自然也是个闲差。二次革命之初，谭延闿在湖南宣布独立时，乃委蒋翊武为一个空头的鄂豫招抚使；迨二次革命失败，谭氏取消独立时，蒋翊武反被告密为畏罪潜逃，终在全州为北军桂林镇守使陈炳焜部所捕。黎元洪得讯，乃立电袁氏强调说“不予迅诛，终为后患”，袁乃电陈令“就地枪决”。陈以袁电示蒋翊武，蒋翊武读电神色自若。次日，陈炳焜设盛宴款待。宴毕，蒋翊武乃坐上镇守使的官轿，由陈氏恭陪，同赴桂林丽泽门外之刑场。出官署时，卫兵举枪敬礼，蒋翊武亦举手答礼。至刑场后，蒋翊武曾向在场观众作最后讲演，词毕，遂“端坐红毯上，从容就义焉”，时年仅二十八岁。古人云：“慷慨成仁易，从容就义难。”蒋翊武固不愧男儿［见《国父年谱》转载姚跨鲤著《蒋大同传》，及诸种民国名人传记与随笔。一说行刑士兵不忍开枪，乃由监刑官以手枪击死。抗战期间，长沙大火之后，酆悌（1903—1938）因案被杀时，情况亦颇相似，转型期的历史悲剧，不忍卒述也］。

二次独立实在是出诸少数人的意气用事，但是枉死的冤魂，总在万人以上吧！真是革命未成万骨枯，从何说起呢？

袁世凯和黎元洪于1913年10月10日就任中华民国正式正副大总统之后，时未期月，袁就在11月4日发布解散国民党令，凡属国民党的中央和地方一切机关“限令到三日之内，一律勒令解散”。至于隶属国民党籍的国会议员，则一律追缴议员证书与徽章。两日之内，被追缴者达四百三十八人之多。此时国会中所谓“八百罗汉”的议员，总数不过八百二十人。一旦有四百三十八个“罗汉”失去了议员资格，议会便失去能够开议的法定人数（quorum），整个国会就瘫痪了。会内附属的一切小组委员会，尤其是宪法会议和宪法起草委员会，自然也就自动停摆了（见1913年11月5日《政府公报》。原文数千字，征引广泛，所指乱党，除汪精卫之外，几乎所有前同盟会高干，被一网打尽，靡有孑遗也。此电全文复印于上引《北洋军阀，1912—1928》，卷二，第501—509页）。时未逾月，袁再度于1914年1月10日发布解散国会文告数千言，这个美国模式的中华民国国会，也就寿终正寝了（见同上，第511—516页）。

熊搞体制改革，袁造御用国会

袁世凯总算是把民国元年的老国会弄垮了，但他并不是要当个没有国会的总统。相反，他要毁会造会，制造个御用的国会作橡皮图章，来随时待命使用。做了两整年议会政治的学徒，他也学会了一些基本技巧：做起事来，顺理成章；说起道理来，也其言甚辩。他废弃上述的《天坛宪法》，理由是他这个大总统是根据1912年的《临时约法》选出来的，如今这个新的宪法草案和他这个总统，在法理上抵触太多。例如他是根据总统制的选举法选举出来的总统，《天坛宪法》则是个内阁制的宪法。总统乎？内阁乎？如采纳了《天坛宪法》，则将来势必修宪。与其修尚未经采用之新宪法，何如增修已经采用了两年的老约法乎？其言甚辩。

须知袁此时在政党政治中已非吴下阿蒙，他已有一个极为精明的智囊团，像杨度那样胡适所谓了不起的人物，强辩足以饰非。他们帮袁氏辩论，纵是当时世界级的权威学者，也要让他们三分。这是个纯法理、纯学术的辩论和探讨，纵时至今日，也是写不尽的。限于篇幅，不能作更详尽的交代。贤明的读者但知其在法学（science of jurisprudence）上不可小视足矣（这儿附带说句常识，在今日西方学制里，JSD才是正牌的大狗头；JD只是硕士也）。

袁这个厨房内阁（kitchen cabinet）要替他设计增修约法，就得有个像1912年那样的各省代表会啊！真是无巧不成书，这时那个号称第一流的熊内阁，为着要搞体制改革，正在筹备召集一个所谓行政会议，拉到黄牛当马骑，这一下就被袁世凯“铆”上了。

熊内阁是怎么回事呢？原来袁世凯在削平“三藩”之后，一时威望冲天，为配合这个新时势，他要使他的政府也一时无二，这样，由进步党组成的以熊希龄为首“第一流内阁”就应运而生了。前文已言之，民国新成，政党数百，而最后打入国会者，只有三大党。国民党是第一大党，掌国会议席三分之二以上，与国民党抗衡的第二大党则是进步党。进步党是原共和、民主、统一三党合并而成的，成员多是清末颇负时誉的保皇派、君宪派的新人物，如状元张謇、进士熊希龄、举人梁启超等，都是真正的了不起的人物，与前任的暗杀党赵秉钧不可同日而语也。因此纵是同盟会中与他们针锋相对的孙、黄、汪、胡、蔡、吴等人，对他们也英雄识英雄，颇具敬意与好感。袁世凯在赶走国民党之后，起用这批新人，纵是国民党人也承认熊氏的内阁是第一流内阁。

［附注］写到这儿，不禁想起年轻时所见所闻的一则趣事。1935年某日，我在上海报刊上读到一则新闻：前国务总理熊希龄和金陵女大毕业的海伦（Helen）——毛彦文女士结婚。新郎六十六，新娘三十三，新郎为争取新娘欢心，竟为她割须弃袍。婚礼进行中，新夫妇梨花海棠，表现得恩爱无比，据说是“你不嫌我老，我也不嫌你丑”云云。当时曾掷报大笑。想不到六十多年后，面对电脑屏幕著书，竟然又提到此老，不禁也推开鼠标，笑叹不已也。

熊希龄这时在搞啥体制改革？啊，那可说不完呢！熊进士今年才四十三岁（小孙中山四岁），少年科甲，中年拜相，春风得意，正是英雄一展抱负之时。这时政敌（国民党）已败下阵去，进步党人才济济。熊氏要搞的体制改革可多呢！第一，为防制藩镇，他要裁军废督；第二，为提高地方政府行政效率，贯彻中央政令，他要虚省设道，实行省、道、县地方三级制。

总之，熊氏要搞体制改革，就要召集个各省代表会，他为之定名曰行政会议，并于1913年11月15日电令各省与蒙、藏地方派遣代表来京参加会议。可是袁世凯拉到黄牛当马骑，乃改其名曰政治会议，想利用它来搞对他自己来说更急迫的事务。袁之需要盖有两端：一为缓冲解散国会后，国内和国外的政治和舆论上的压力；其二便是乘机筹备他自己将来可以直接掌握的御用国会，并乘机增修约法，甚至搞出一部钦定宪法来。

同月26日，袁乃明令指派李经羲、梁敦彦、樊增祥、蔡锷、宝熙、马良、杨度、赵惟熙八人正式组成机构加以推动。稍后并特派李经羲为政治会议议长，加派张国淦为副议长（张是黎元洪的心腹）。12月15日，政治会议便在北海的承光殿正式开幕了。这是袁的智囊团（think tank）替他设计御用国会的第一步，也是后来推着他逐渐进入新华宫的第一步（见同上《政府公报》）。

终身大总统也可传子

但是这个政治会议虽有中央和地方代表八十人之多，它本身则只是个咨询机构，是个厨房内阁的扩大。它负责研究出许多政策，提供给政府采纳施行，当然同时也可以为总统和政府分谤。它所提的建议，如停止国会议员之职务（把国会彻底解散），如解散各省省议会和各种地方自治机构等，政府都欣然采纳施行，无待细述。至于增修约法一条，那就改变了国家根本大法，影响深远了，应稍加解释。择要言之，他们建议另外建立一个约法会议作为国家的立法机关，并草拟一份《约法会议组织条例草案》供政府采纳。政府乃据此于1914年1月26日公布实行。一个拥有会员五十七人的约法会议，乃于3月18日正式开幕，以孙毓筠、施愚为正副议长，在政府的授意之下，一部完全适合袁大总统意志的新约法——《中华民国约法》，就于5月1日公布了。

根据这个新的根本大法，国家立法机关采用一院制，曰立法院。在立法院未成立之前，由新建立的参政院代行职权。简言之，袁世凯这个参政院的组织和性质与国民党当年的国民参政会是大同小异的。你说它是花瓶，无人能够否认；你说它没有政治作用，也不很恰当，它也确有一定的政治作用。只是袁氏这个参政院，却代行了短期的立法权。除了袁世凯所需要的法律之外，它居然真的拟定了数十种国家所需要的一般法律，如森林法、出版法、国籍法、著作权法等，这些都成为国民政府时代同类法律的蓝本，对后来人民政府的立法，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至于它承旨替袁氏所立之法，如大总统选举法，那就是助纣为虐了。今且抄录一段1914年12月29日参政院修正通过的《修正大总统选举法》，以见其要。

第一条有中华民国国籍之男子，完全享有公权。年满四十以上，并居住国内二十年以上者，有被选举为大总统资格。

第二条大总统任期十年，得连任。

第三条每届行大总统选举时，大总统代表民意，依第一条所定，敬谨推荐有被选举为大总统资格者三人。前项被推荐者之姓名，由大总统先期敬谨亲书于嘉禾金简，钤盖国玺，密储金匮于大总统府，特设尊藏金匮石室尊藏之。前项金匮之管钥，大总统掌之。石室之管钥，大总统及参政院院长、国务卿分掌之，非奉大总统之命令，不得开启。

根据这个选举法，袁世凯不特享有终身职务，死后传妻传子，悉听尊便。袁世凯有此传妻传子的终身特权，应该心满意足了，殊不知人心不足，为着十万元订制的一袭龙袍，甘冒个人生命之险，偏要逆水行舟，而终遭灭顶。后章再谈谈他的黄粱一梦。

第五章　帝制酝酿期的内忧外患

白朗起义是民国成立之后，为反对袁世凯统治爆发的第一次农民大起义。据陶菊隐《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所记，“白狼”真名为白朗，原为革命烈士吴禄贞的参谋，吴禄贞被难后他便落草为寇，声势日盛，乃被误呼为“白狼”，义军后亦以此诨名为自豪云云。

20世纪初年谋我最急者，莫如日、俄两国。两强对我所作赤裸裸的侵略，面目狰狞，述之真足污我笔墨。表面无日、俄之狰狞，然深谋远虑，笑里藏刀，对我作最沉痛之宰割者，则大英帝国也。

袁世凯在赶走了孙文，增修了约法，做上了终身制的大总统之后，其权力之大在民国史上，可说是尚无第二人也。

现在让我们先看看袁世凯个人独裁发展的经过。

共和向帝制回潮的过渡体制

袁的独裁究竟是什么形式呢？我们要知道，袁是逊清老官僚出身，在他个人所知的政治常识里面，世界各国的国体，就只有共和（republic）和帝制（monarchy）两个模式。他自己，乃至他的智囊团（think tank），都不能了解，任何政治、社会的模式（settled pattern），都是一个阶段、一个阶段慢慢地发展出来的。这一形态，今日虽不合中国国情，安知三五十年，乃至百年之后，它也不合乎中国国情呢？袁氏和他的智囊们当时没有这种历史进化的观念，因此认为共和既然不合中国国情，那就只有干脆回头去搞帝制了。可是，搞帝制，他也知道，绝不能让溥仪复辟，更不能让那些腐朽而颟顸透顶的遗老随之复位。因此，他认为，天降大任，只有我袁世凯自己来做皇帝了。这一构想，事实上也不限于袁氏，当时诚实的劝进者是不乏其人的，他们的想法，大致也就是袁的想法。

袁氏自己显然也早有称帝的居心。但是从总统回潮变皇帝，不可变之于一夕之间，因此他也就采取王莽的办法，先做做假皇帝，搞个过渡和酝酿的时期，一面制造舆论，改变人民心理；一面变更官制，把民国的制度，逐步变成汉、唐、明、清习用的封建老套，以便于他在最后登基时，官制上可以一拍即合也。袁氏废除民国官制的第一步，便是废除共和体制的国务院和国务总理。把内阁各部改为总统直辖，另设颇有封建气息的国务卿，以为总统之佐理。因此国务卿一职，便形同明朝初年朱元璋废除宰相制以后所设之大学士，和清雍正以后所设立的军机大臣。他助理皇帝日理万机，而本身却无决策之权。另外各级官员的级别，亦采用古封建的旧名，分卿、大夫、士三等九秩。

另外袁也恢复了清制的都察院（改名平政院）以整肃官箴，恢复了御史台（改名肃政厅）以纠弹违法官吏。这两项设置，倒不无新意。因为在清末民初，中国在试行现代法制时，从西方引进的是大陆法。大陆法系与英、美法系的不同之处，便是大陆法系把行政诉讼和一般民事、刑事诉讼分庭处理。所以平政院事实上便是一个处理官民诉讼和官官诉讼的特种法庭；而肃政厅在制度上虽隶属于平政院，但在纠弹违法官厅或违法官吏的操作上，却是独立运行的。这可以说是传统中国监察制度的现代化。其运作方式，颇近似于美国主持纠察克林顿绯闻案的独立检察官斯塔尔（Kenneth Starr）。据此新制，在当年袁政府中，官吏不论大小，违法贪赃逾五百元，便可判处死刑。其后袁的京师警察总监、后来升任京兆尹的王治馨，即因一桩五百元的贪污案而被袁饬令枪决。

同时，袁对海、陆两军军制，以及地方政府，亦多加整顿。上篇便曾说过，袁曾有意向赵匡胤看齐，搞废督裁兵和将不专兵，把各省都督如蔡锷等调入京师：另设将军府，饵以高位厚禄，以豢养之；另设陆海军大元帅统率办事处，以统一军令军政。

各地方省区废督之后，原有实权的民政长官亦改制成虚衔的巡按使，废（虚）省设道，以道尹掌地方政府实权，而加强中央政府对地方政权之控制。总之，袁氏在坐上终身大总统的宝座之后，其恢复帝制时代以一人治天下的企图，则是昭然若揭的。他已铺平了帝制大道，万事俱备，所缺的只剩个皇帝的尊号了。

今且将袁氏称帝前、改制后（1914—1915年之间）中央政府的架构，条列于下，以见其大略。

袁称帝前的中央集权结构

［附注］参见前引钱端升著《民国政制史》第三章《新约法时期》（1913年11月—1916年6月），第80—145页。

袁氏逆流推行中央集权

吾人试览上表，便知民国以来以一人治天下的中央集权制，从创制立法上说，袁世凯可算是始作俑者了。后来的蒋介石则过犹不及也。袁是我国历史上少有的治世之能臣，第一流的行政管理人才。大小政务一把抓，事必躬亲。其为人也，虽乏远大的政治理想，然亦雄才大略，知人善任，不治私产。虽妻妾众多，然并不沉湎于酒色。对诗词歌赋，也颇能哼两句，但不搔首弄姿，以咏吟自傲；更无玩物丧志的恶习，收藏什么古董字画，品箫吹笛，风流自赏。平生所好，唯抓权秉政，纵横捭阖，确是个不折不扣的政治动物，对政敌的斗争，也你死我活，初不稍让……但是话说穿了，吾人读烂《通鉴》，翻残“二十五史”，试问自古以来的专制人主，开国之君，不世之雄，谁不如此呢？孟子曰：“天下定于一，唯不嗜杀人者能一之。”是哲学家、宗教家之言也，非实际政治也。我国自古以来，逐鹿中原争夺政权，都谓之打天下。天下既是打下来的，哪有打天下之人，不嗜杀人哉？纵是一代贤相的诸葛孔明，也要以“生道杀人”，“挥泪杀人”嘛！在我国古代，圣主贤君，像唐太宗李世民，为争夺政权，且不惜弒兄杀弟。但在那种改朝换代的动乱状态中，遍地都是瓦岗英雄、梁山豪杰，曹操所谓“天下无孤，不知几人称帝，几人称王”；为拨乱反正，拯斯民于水火，乱世枭雄，无不集生杀大权于一身，以成其贞观、开元、洪武、永乐之治世。所以在中国政治史上，统治者“身兼将相”（唐太宗的豪语，见《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六，《唐纪十二》，贞观十五年），集军政大权于一身，原未可厚非也。既然共和国体，代议政府搞不下去，于是袁氏就搞个人独裁，要徒子徒孙盲从领袖，强迫全国人民绝对服从。孟子曰：“予其好辩哉？予不得已也。”袁氏也是一样嘛！“予岂好独裁哉？予不得已也。”要把这种合族皆有的心理状态转型过来，笔者曾一再强调，非通过两百年的历史三峡不为功。袁翁世凯的处境，还在夔州府和白帝城之间，他望峡生畏，要掉转船头，驶回重庆，其居心原不难理解，只是其行为则愚蠢不堪罢了……他此时已驶船入峡，顺流而下，滩高浪险，掉头逆水，必然翻船，而袁及其党不知也，悲夫！

内忧外患，风雨飘摇

再者，纵在六百年前的帝制中国，以袁氏当时的政治形势，他也没有称帝的条件。安徽凤阳朱元璋在打天下之初，他的智囊朱升就劝他：“高筑墙，多积粮，缓称王。”称王称帝，是子孙万世之业，是急不得的。你先得把政治基础打好，四平八稳，万无一失，然后再慢慢因势乘便，称霸、称王、称帝。洪秀全就犯了这个大毛病。他刚打下永安州，就迫不及待，自称天王，另封东、南、西、北、翼五王，同管江山。等到他们打下南京，功劳最大的东王九千岁，也要升一升，那么九千岁就要升为万岁了。升不了万岁，最后就王杀王，同归于尽了。

袁世凯这时要做皇帝，莫说是民国，纵在六百年前的大明王朝，也称王太早嘛！在民国初年的中国，外有帝国主义虎视眈眈，国亡无日；内有白朗率农民起义，中原正一片混乱。袁虽赶走了孙中山，但他并没有打平中国。而其政权也正风雨飘摇，总统之位尚且不稳，哪能冒天下之大不韪去做皇帝呢？愚而好自用，不败何待？下面且看看那个把中原地区弄得天翻地覆的白朗起义。

白朗起义

白朗起义是民国成立之后为反对袁世凯统治爆发的第一次农民大起义。时间是1913年秋季，爆发地点是河南西部豫、鄂边区。后来扩展至鄂、豫、皖、陕、甘五省，陷五十余城。虽不说赤地千里，然所过之处，官军不能制，相互砍杀，庐舍为墟，历时数载。据陶菊隐《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所记，“白狼”真名为白朗，河南宝丰人，原为革命烈士吴禄贞的参谋，吴禄贞被难后他便落草为寇，声势日盛，乃被误呼为“白狼”，义军后亦以此诨名为自豪云云。陶记亦得自传闻，不可全信。另据杜春和编《白朗起义始末》（收入前引《北洋军阀，1912—1928》，卷二），则白朗一名白瞎子，只是一个半文盲的贫农。白朗起义时，二次革命亦同时爆发，黄兴曾辗转与之联络，并委派他为河南都督，命其在袁军后方破坏京汉铁路以阻北军南下。总之，白朗起义盛时，一杆万余人，飙忽如疾风暴雨。最后白朗于1914年8月5日，身受重创，败退至河南鲁平时，卒为袁军卧底的密探阻击而死，时年四十一岁（另说四十六岁）（参见《晚清七十年》，卷二，第160—162页；罗刚著《刘公铭传年谱初稿》，上册，第230—231页，《任柱之死》）。

外患比内忧更严重

农民暴动固然是把袁世凯的民国，弄得满目疮痍，民不聊生，但毕竟还无亡国之虞。与它同时发生的外患就不同了。应付失策，就难免有瓜分之祸。这种外患，说来话长，将来当辟外交专篇细论之。此处只能三言两语，略作交代。笔者在《晚清导论篇》中曾一再提到，20世纪初年谋我最急者，莫如日、俄两国。两强对我所作赤裸裸的侵略，面目狰狞，述之真足污我笔墨。表面无日、俄之狰狞，然深谋远虑，笑里藏刀，对我作最沉痛之宰割者，则大英帝国也。

笔者在《晚清七十年》卷四诸章曾有细述，在八国联军时，英国深恐我被瓜分而影响其通盘利益，乃策动美国大搞其门户开放。笔者亦曾一再指出，英国之所以策动美国带头者，是它志在阻扰日、俄对华之瓜分，而对其本身在华之利益范围则断不开放，对其在华作更深入之侵略，亦断不放松也。因此当日、俄二国乘辛亥革命与二次革命之机，而对满、蒙蠢蠢思动时，英国已不声不响，继续深入西藏矣。

英国对西藏的割裂企图

在此之前，清廷在英人威迫之下，双方已正式与非正式签订过五次有关西藏的条约，计有：《中英会议藏印条约》（1890、1893）、《拉萨条约》（1904年，此约为西藏地方政府所签订，因主权损失太大，清中央政府拒绝承认）、《中英续订藏印条约》（1906）、《修订藏印通商章程》（1908）。在此五约中，英方虽在不同程度上极力否认中国政府对西藏有主国的统治权，然自始至终，英方不否认中国对西藏有上国的宗主权。英国当时作此项承诺，并非如一般西方专家所说，由于中国政府灵活的外交手腕（skillful diplomacy；见新版《大英百科全书》，卷十八，第382页）。颟顸的大清官僚，无此skillful diplomacy也。狡猾的英国外交官之作此言不由衷之承诺者，志在防俄也。因为此时的西藏正处于英、俄两强对华扩张的交叉点。而此时的十三世达赖喇嘛（即现任十四世达赖的前身）在沙俄的暗中诱惑之下，与俄间谍勾搭甚紧，并暗上俄皇以“护法皇帝”之尊号（参见台湾版《清史》，列传三百一十，藩部八，第5732页）。英为防俄，始提高中国宗主国的地位，以排斥沙俄也。因此在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之后，俄人不遑南顾之时，英人乃利用先前英日同盟之国际形势，公然出兵侵藏，在武官荣赫鹏（Sir Francis Younghusband）指挥之下，于是年夏季一举将拉萨占领。十三世达赖惧为英俘，乃仓促逃至青海，转往库伦，冀得俄援。英国占领军遂扶持达赖之门徒——九世班禅喇嘛，做英国之傀儡。清廷亦给班禅以摄护权。在随之而来的中、英交涉中，英方乃企图把中国的宗主权一举废弃，另提出苛刻条件，足使西藏沦为英印的保护国；并索赔军费五十万英镑，为期七十五年。不赔清，则英军不离藏境。斯即上列《拉萨条约》之要旨也。英方即以此约强迫清廷签押（条约要目见同上《清史》及其他条约书）。

斯时清廷驻藏办事大臣为一颟顸之旗人有泰。英占领军乃令有泰供应英军给养，有泰往见荣赫鹏，自言无权，受制于藏官，不能支应占领军之夫马。《清史》说：“荣赫鹏笑颔之。载其语入蓝皮书，即据为中国在藏无主权之证。”（见同上，第5723页）这也就是上节所说清方灵活的外交手腕吧！

后来有泰被朝廷革职充军，另派时任天津海关道的唐绍仪往印度，和英方继续交涉。唐为留美幼童出身，英语流畅，现代国际法知识亦甚丰富，乃据理力争，然英人分厘不让，还是无功而返。但此时英人亦已感受到列强压力。盖日俄战争后，两国为联合霸占我满、蒙，抗拒英、美染指，曾三度秘密订约，结成死党以拒英排美，俨然一个新的俄日同盟已在形成之中（见下节）。在此新的国际形势之下，英国一面与俄廷直接交涉，不让俄人在西藏侵犯清国主权；另一方面对我西藏，亦不敢过分侵权，以免日、俄据为口实，终向清方让步，而另订新约。但是英人谋藏，并未因此小挫而中止，辛亥革命炮声一响，它就卷土重来了。

西姆拉、麦克马洪和内藏、外藏

英人企图重据西藏的第一步，便是在班禅、达赖这两位出家人身上打主意。在班禅主政期间，英人曾乘英王子访印之机，力邀班禅赴印观礼，另作企图。然当时班禅在藏究不若达赖之有潜力也，一有机缘，英国人为其永恒的利益，就迅速舍班禅而就达赖了。原来达赖在库伦一筹莫展之时，乃回向清廷，请求入觐。此时慈禧与光绪虽已在死亡边缘，仍许其朝觐，而优礼有加，并允其回拉萨，复主藏政。事为英印所悉，乃暗中说动达赖潜往印度待机。盖清方此时在袁世凯、张之洞等主政之下，正在改组驻藏办事大臣而充实其权力，并发川军入藏。达赖回藏后，对主政缺乏自信，乃为英人挟往印度。清廷亦以其叛国，而尽褫其封号。迨辛亥革命一起，英人认为时机已至，乃于1912年6月，武装护送达赖回藏，并乘乱驱逐清廷驻藏大臣，杀戮反对人士，使达赖重掌藏政，另派西藏僧军扰乱川边，引起四川都督尹昌衡之反击，弄得边衅大开，烽烟四起。对此一边警，当时民国朝野和中外媒体，固知根在英印。为釜底抽薪之谋，当时之袁政府也就循英人之建议，在印度之西姆拉城，召开中、英、藏三方参加之西姆拉会议（the Simla Convention）。

这次西姆拉会议，1913年10月开始，至1914年7月无果而终，历时数月，可说完全出诸英方设计，英方早已列出议题，作好条文，要中方（包括西藏地方政府）全部承诺而已。英印方面究竟有些什么既定方案呢？长话短说，盖有数端：

英方的最高理想，盖为西藏之完全脱离中国而独立。然后渐次导之与印度合并，或单独形成一与缅甸相似之英属殖民地。此一设计如因俄、美等列强介入而无法实现时，则继续承认中国对西藏之宗主权，但需割裂西藏疆土，使其一部分并入印度，然后再逐步深入，得寸进尺，把他们心目中的西藏再划成外藏和内藏。外藏即今日的西藏全境，完全“自治”，内藏则深入川边、青海和新疆，由中国政府统治之。如实行此计划，则英方要求藏印边界以喜马拉雅山之分水岭为分界线，把喜马拉雅山南麓逾九万平方公里的中国边疆，划入印度版图，斯即所谓麦克马洪线（the McMahon Line）是也。亨利·麦克马洪（Sir Henry McMahon）时为英方首席代表，故以其名为英方所侵占之新界命名。其地东自雅鲁藏布江穿过喜马拉雅山所形成的“世界第一大峡谷”，西延至不丹东界，全部面积约为台湾宝岛之三倍（读者如对该区地理有兴趣，不妨参阅香港出版之《中国旅游》杂志，1998年3月出版之第213期中的专文报道《徒步穿行世界第一大峡谷》，颇值一读）。

英人无端割裂我国如此大块疆土，我方当然坚决反对，北方大熊之俄国，此时对英国之入侵西藏，自然也熊视眈眈，使英人亦不得不有所顾虑。斯时适值欧战爆发，英国对西藏之侵略乃半途而止，西姆拉会议也就无果而终。然其后遗症，则至今犹存也。

［附注］此一麦克马洪线我方向未承认，然英国政府和独立后的印度政府，以及成见素浓的西方汉学家和媒体，则不顾麦克马洪线在国际法上之无据，而视非法为当然。回忆1962年中、印发生边界冲突时，尼赫鲁曾坚持麦克马洪线为中印分界线，西方学者与媒体也一致袒印。当时纽约市内各大学的华裔学者十余人，曾在纽约华美协进社举行国际研讨会与记者招待会，在纯学理上维护史实，力辩麦克马洪线在国际法上毫无法律根据，其后《纽约时报》迫于无可置辩之学理与史实，竟亦改变立场，确认麦克马洪线为非法。固知在国际交往中，如确有史实与学理之根据，则众口亦未必可以铄金也。

达赖、班禅和土司的统治权限

据《清史稿》引清代官方图籍所统计，达赖所辖寺庙凡三千五百五十余所，喇嘛三十万两千五百有奇；黑头藏民（俗民、农奴）十二万一千四百三十八户（每户平均五口？）。班禅所辖则三百二十七庙，喇嘛一万三千七百有奇；黑头藏民六千七百五十二户（见同上《清史》，第5728页）。其他边区居民则为无数说汉藏语系（Sino-Tibetanlanguages）汉化或半汉化（Sinicized or SemiSinicized）的生熟番民，台湾所谓原住民也，由领有清政府印信的大小土司统治之。区中如熟番甚多，而土司苛政不止，内斗不停，政府乃收回土司印章，把该地区纳入正常郡县系统，谓之改土归流或郡县化。此一制度在美国史上亦有之，名曰建州（把地方如夏威夷、阿拉斯加、波多黎各，升级为州；两百年来美国已由原始之十三州，扩展至五十州）。而在古老的中国，郡县化已行之三千年矣。纵五胡、蒙、满等边疆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后，亦未尝废也。清末改新疆为省，满族统治者还改其故居发迹之地为东三省。后来清廷欲把川边郡县划为西康省，因革命军兴而中止。民国成立后，西康设省之外，热河、绥远、宁夏继之，在官吏任免上虽有不妥之处，而制度无亏也。

俄国对蒙古的觊觎

比英国之割裂西藏更为积极而严重的，便是俄国对蒙古的觊觎了。长话短说，中国有史以来的边患，以北方为烈。匈奴而后，从五胡到契丹、女真，到蒙古、满洲，都是坐北朝南的。在清康熙、雍正、乾隆时代，俄国这只北极大熊只在蒙疆之外打转；嘉庆、道光之际，它就深入满、蒙了。日俄战争后，两强的势力范围平分我东北，中国就逐渐被迫以长城为国界了。

俄国人在1860年的《北京条约》之后，一直把我东北视为禁脔，志在全吞而后已（参阅《晚清七十年》卷四）。殊不知日俄一战（1904—1905），北极大熊竟被东海上的日本小鬼子一下截堵了。在日俄战争前，英国在远东的外交政策原为联日防俄。孰知日俄战争后，局面倒转。俄、日两国为平分我东北，并防制英、美向东北染指，乃化敌为友，通过两次日、俄密约（1907、1910），擅自将中国东北划为南满、北满两部分。南归日本，北属沙俄，界线分明，彼此不得越雷池一步。设有其他列强欲染指南北任何一方，则两强彼此相助，而共逐之。后来美国的铁路大王霍里曼（Edward Henry Harriman，1848—1909），想在满洲筑路，以完成其环球铁路计划（略似今日由柏林至连云港之欧亚铁道联运），日、俄两国闻讯，乃携手杯葛，终使霍氏之伟大计划为之泡汤。

［附注］早年欧美汉学界曾有帝国主义不存在之论，认为中西纠纷多出于华人之排外主义（Chinese Anti-Foreignism）。不才未被说服，曾撰文举上例，认为那是发生于中国的外人排外主义（Foreign Anti-Foreignism），与华人无关也。此举曾引起若干不快。

根据1907年7月30日俄、日两国所签订的第一次密约的附款，俄、日两国在我东北所画的南北满分界线，起讫之点如下：

从俄、朝边界西北端起画一直线至珲春，从珲春画一直线至毕尔滕湖（即镜波湖）之极北端，再由此画一直线至秀水甸子，由此沿松花江至嫩江口止，再沿嫩江上溯至嫩江与洮儿河交流之点，再由此点起沿洮儿河至此河横过东经122°止。（上引此附款之汉译采自何汉文编著，《中俄外交史》，1934年中华书局出版，第258页）

我们如果翻开一本早年的中国地图，把上引附款追踪一下，大致说来，俄、日两国是把我们的吉林省揽腰一刀，划为南北两部分，由两国平分之。北吉林与当年的黑龙江全省属俄；南吉林和奉天（今辽宁）全省属日本。我们试看看日、俄两国在中国东北所划的秘密分界线，再把它和英国的麦克马洪线对比对比，这叫不叫作帝国主义呢？是非自有公论嘛！

俄、日三次密约，瓜分内蒙古

不特此也。等到辛亥革命起来了，俄、日两国乘我国内战乱之机，经数度密议之后，终于1912年（民国元年）7月8日（俄历6月25日），再订《第三次日俄密约》，又把中国的内蒙古瓜分掉了。这宗密约不只下流刻毒，其黑箱作业，也颇饶趣味。今且略删冗文，录其原条如下：

为确定并完全（笔误，应为完成）1907年7月30日及1910年7月4日之两次密约，并防止关于满、蒙特殊利益之可能的误解起见，俄、日两国政府决定延长1907年7月30日密约之分界线，并画定内蒙古之特殊利益范围，兹协议下列条款：

第一条从洮儿河与东经120°相交之点起，界线应沿Oulountcheourh（今乌伦池？）及Moushisha（？）河至Moushisha河与Haldaitai（？）河之分水界，从此沿黑龙江省与内蒙古之边界直至内外蒙古之边疆。

第二条内蒙古分为两部：北京（笔误，应为北经）经度116°27′以东之部及以西之部。俄罗斯帝国政府承认并尊重日本在上述经度以东内蒙古之特殊利益；日本帝国政府担任同样义务，尊重在上述经度以西之俄国利益。

第三条两缔约国对本约须严守秘密。

1912年7月8日

沙查诺夫（S.D.Sazonov，俄外长）、本野（本野一郎，日本特使），签订于俄圣彼得堡（汉译采自上引何著《中俄外交史》，第273—274页）。

再大略言之，日、俄两国在清末首先把中国的东三省分成南北两部分而分据之，不许第三个列强在此染指。然后再慢慢地软硬兼施，政经齐下，把中国的主权吃掉。吃掉的故事很冗缀，例如俄人在北满利用建东清铁路（民国时叫中东铁路）为基础，渐次把北满殖民地化，此事就可写一部有分量、有权威的博士论文（见Peter S.H.Tang，即唐盛镐，Russian and Soviet Policy in Manchuria and Outer Mongolia，1911—1931.此书为作者原先在哥伦比亚大学所撰写的博士论文）。笔者在将来的“外交篇”里，当再作较详细的征引与叙述，此处篇幅有限，暂时打住。

到辛亥革命前后，俄、日这两位邻家，又进一步把中国的内蒙古一分为二，划为东西两部分。东内蒙古属日本，西内蒙古属俄国。两国私下所确定的东西内蒙古的分界线是东经116°27′。上引约文所提的两条小河，一般的中西文地图都不易找到。但大致说来，我们如从满洲里向南，循东经116°27′画条直线，直指北京，线东之内蒙古属日本，线西之内蒙古属俄国，就大致差不多了。

沙俄割裂外蒙古的闹剧

俄国既有此侵略满、蒙的企图，辛亥革命前夕，乘我国内乱之时，俄人即认为搞外蒙独立，此其时矣，乃唆使库伦（今乌兰巴托）活佛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成立蒙古国，向清政府宣布独立。同时向境内四蒙旗各征兵万人组织蒙军，由俄国教官训练，并由俄接济快枪四万枝，子弹四千箱，大炮八门，贷款二百万卢布，作势武装南犯，以表示外蒙已脱离中国矣。当时清政府已在覆亡边缘，无力应付。迨民国政府成立，虽不断向俄抗议，向库伦警告，然亦无力北顾，沙俄就进一步促使外蒙古正式独立了。

［附注］上引俄援史料见何著前书，第八章，第二节，第275—302页；另据O.Edmund Clubb，China&Russia：The“Great Game”，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71，Ch.10，“Revolution and the Manchu Borderlands，”pp.149—160.俄援蒙武器，则为来复枪一万五千枝，骑兵军刀一万五千把，子弹七百万发。十月革命后所公开之俄档，则为0.3英寸口径步枪六千枝，子弹三百万发，龙骑兵军刀两千把，驮载机关枪两挺，轻炮两门，见俄廷远东司司长于1912年9月29日致俄驻库伦总领事第1955号电。汉译全文载上引《北洋军阀，1912—1928》，卷二，第643页。这三种不同说法，或由于俄援分批付给，或因中英两方情报上的夸大。

在袁世凯任临时大总统后，为时不到半年，原俄驻清公使廓索维慈（Ivan Korostovets）便奉俄皇之命潜赴库伦，与哲布尊丹巴活佛私订一连串的《俄蒙协约》《俄蒙通商章程》，以及其他路矿、邮电合同多种。言明不许中国在蒙古驻兵、向蒙古移民等各种限制。总之，中国在外蒙古被扫地出门，中国原在蒙古所享有的统治权，由沙俄一古脑儿代替就是了。俄人为此颇感自豪（见上引汉译俄档）。

此一消息传出之后，北京大震，全国大哗。赵秉钧内阁的外交总长梁如浩，不胜震撼，竟至弃职而去，袁世凯乃派陆徴祥继梁如浩直接与沙俄交涉。而俄廷只诡称此事为蒙人主动，俄政府只能以调停人身份居中间代为斡旋，并乘机对袁政府大加要挟：若中国不承认外蒙独立，俄国即不承认革命后的中华民国政府。当时民国政府亦深知，若无列强承认，中国即举债无门，政府就要瘫痪。

此事发生后最奇怪的是，中国举国震动，并面向列强，希望能一秉门户开放之原则，维持中国之领土完整，主权独立；谁知除华盛顿略有表示，愿意参加调解之外，英、日二强竟三缄其口，不愿对沙俄说半个不字。今日我们在世纪末回看旧史，始知那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秘密外交时代，列强们都为一己私利，被所谓密约缠得死紧，虽彼此相嫉，而口不能言也。日、俄既自缚于三次密约，已如上述；英国亦因沙俄在西藏问题上让步，俄对英有互不堵财路（我国江湖上的扒手即有此不成文的道义）之默契，英国对沙俄在蒙，固亦有其回敬之义务也。美国此时在占领菲律宾之后，亦已变成一个不折不扣的远东帝国主义，它对英固有血浓于水之情，为着保护其在菲的殖民利益，它也不愿开罪日、俄。门户开放之原则既一去不返，我们这个地大物博的大肥肉，就再次面临瓜分之厄了。其实俄人之图蒙已早有决策。远在1854年，俄西伯利亚总督穆拉维约夫（Nikolai Nikolaievich Muraviev）即已向俄廷报备，一旦清朝政失控，外蒙便应由俄廷接管。如今清帝失位，岂非天与人归，正是俄国接管之时哉（见Clubb前书，第151页，引俄档）？

所幸这些环伺的帝国主义，由于彼此嫉忌，他们也不愿任何列强取得中国边疆地区——满洲、蒙古、新疆、西藏的主权。盖由中国保持对各地区的宗主权，他们彼此在将来也都还有分赃的希望。若被任何一强独占，则其他列强也就永无指望矣。因而他们之间也有个默契——让中国继续享有其名义上的宗主权。一旦有机可乘，如日本之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山东，俄国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满、蒙，则取消中国的宗主权，实易如反掌也。

因此陆徴祥在奉命于民国元年（1912）11月开始为蒙事与沙俄直接交涉之后，历时五月，签出草约，而此草约竟为北京国会参议院所否决。陆徴祥为之辞职，袁改派孙宝琦为外长，与俄廷继续商谈，其中虽经过二次革命，而交涉未断，双方终于在1913年11月5日交换尊重彼此立场之声明照会，并议定嗣后中、俄有关蒙事交涉，外蒙古得参与其事。据此中、俄、蒙终于在1915年6月7日，在恰克图以中、俄、蒙、法四种文字签订《中俄蒙协约》二十二条。在此协约中，沙俄虽坚持在我国境内的各项特权（亦如甲午战前日本之在朝鲜者然）和蒙古的自治权，但出乎意料的是，沙俄居然仍承认中国为外蒙古之上国，享有在外蒙古的宗主权。新约且言明外蒙古为中华民国疆土的一部分（参见褚德新、梁德主编，《中外约章汇要，1689—1949》，1991年，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第441—452页；前引何著《中俄外交史》亦记述弥详，见第288—292页，唯时间略误。Clubb前书第九、十两章亦可供参考；原始文件及最近参考书详“外交篇”及“史料篇”）。

读者读拙文至此，可能会感到奇怪吧！俄国是否真是色厉内荏、前倨而后恭呢？非也。因为此时外蒙古如果独立了，西藏不也就要独立了吗？再者，此时一战已经爆发，日本也已攻占前德人所霸占的胶州湾和青岛，囊括了山东半岛，并已向我秘密提出“二十一条要求”了。外蒙如正式脱离中国，则日本势必踵起效尤，在山东、南满和东内蒙故伎重演，则中国就要被瓜分了。若如此，俄国就将失去“收复”南满包括俄建的南满铁路以及通过新疆向南扩张的机会了，此俄人之所不欲也。因而俄国要在外蒙享其实，而淡其名也。吾人今日于世纪末回头一看，在1991年苏联解体之前，外蒙古不是一直都在其掌握之中吗？而英国虽一直垂涎西藏，但它始终没有俄国在外蒙古的机会呢！但后来日本竟能罔顾赤俄的疾视，还是把整个满洲独吞了。后章再详述之。

蒙古分裂主义者的矛盾情绪

其实当年外蒙古在俄国诱迫之下，首先宣布独立，接着又在俄国保护之下大搞其自治，实非蒙古上下层教、俗两造领袖及一般人民之本意也。盖蒙族原为我边疆第一个入主中原而能建立一个世界帝国的少数民族。在元代以前，中国的朝代名称，从秦、汉、魏、晋……到宋、辽、金，均是具体的地名。但是蒙人在入主之后，却不愿再以地名蒙古名其朝，乃改用一个抽象的名称元，以为朝代之名，以示其是一个真正的“四海之内，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传统儒家思想里的宇宙大帝国，不自限于某一特定区域也。自元以后，明、清、民国就不再以具体的区域地名作为国名了。文化主流则始终以中原为根本。

朱元璋于14世纪中叶以明代元时，所搞的也只是个以夏变夷和改朝换代的传统老套路。明太祖和他那批开国功臣，并没有“驱除鞑虏，建立明国”的现代民族主义的概念。因此元顺帝亡朝之后，也只率数千蒙兵逃往塞北，当时在中原和华南各省定居的千千万万的蒙族人民，并未随顺帝北逃。且用个当前的新名词——他们大都只是改从汉姓，加入主流（join the mainstream）而已。且看我国当代人物，对中华道统护卫最力、有中国脊梁之称的梁漱溟大师，不就是元朝皇族帖木儿之后吗？记得若干年前，笔者在某项文学奖的评审会上，曾投过一票的台湾著名女作家席慕蓉，不也是蒙古族吗（这在现代多民族的国家里，是例不胜举的）？

三百年后，满人入主中原，塞北的蒙古族也被编成蒙古八旗，从龙入关。入关之后，他们也和满族一样，享有终身俸禄等统治阶级的特权。有清三百年中，汉族功臣，像曾国藩、李鸿章，最高只能封侯；蒙人则和满人一样，可以封王、封公，像僧格林沁便受封为亲王。蒙古族的佛教和尚，最高也可封到与王公并列的活佛，汉族和尚则连个“死佛”也休想了。因此，蒙古统治阶级的社交中心，早已不在苦寒落后的库伦，他们已在纸醉金迷的北京做了三百年的“京油子”。要他们再回到库伦去搞独立，搞自治，实在是口是而心非焉。

再者，俄国人那时在库伦也专以活佛为对象暗动手脚。他们要扶植这些亲俄的和尚去做皇帝或当总统，这就不是习惯了满蒙一体、在北京过惯了贵族生活的蒙古王公所能接受的了。还有蒙人和汉人究竟也有几百年的交情，非比寻常。他们拿清廷和民国政府的封号和津贴，直如家中子弟之讨学费，理所应当。拿俄国人的钱，看俄国人的脸色，可就不那么简单了。所以纵在俄国人所策动的分裂运动初起之时，他们的窝里反就闹个不停，反独立、反自治之声也不绝于耳。

中西有别。我们传统的汉唐帝国主义是一种儒道的死要脸、活受罪的赔本交易；而西方帝国主义则是霸道的、狠毒的经济剥削，两者之间是不可以画等号的。因此俄国人那时在蒙古搞分裂运动，不特一般蒙古王公没太大兴趣；独立自治，对那些住在蒙古包内的贫苦的牧民，究竟有什么好处呢？再者，蒙古牧民单纯的皮毛贸易（fur trade）经济体系和辽阔疆域的国防自卫，都不是离开中华主国后可以独立运作的。数百年来的蒙族，基本上已加入了中华主流（有心的读者请注意，这是今日美国学术界所通用的时髦名词，并不是中国人发明的），他们之中剩下的住在蒙古包里的人口，纵在今日，也只有二百三十五万六千人（见《大英百科全书》，1998年年鉴），不过是北京、上海、台北市内几条大街的市民人口。在经济上和国防上，都应属于中华经济圈和防卫圈，没有搞独立的必要，不待智者而后明也。所以后来十月革命一起，蒙古统治阶层便主动地上书民国政府，把自治取消了。后章再续论之。

一次我曾以此问题乞教于美国第一号蒙古问题专家拉铁摩尔说，蒙古独立已经取消了嘛，何以后来又反水呢？拉氏以汉语答我说：“错在小徐（徐树铮），错在小徐。”小徐犯了些什么错误呢？到时再慢慢说吧（拉铁摩尔是个怪杰。一次他和他夫人与我夫妇聊天。他说他夫妇是在库伦结婚的，婚后各骑骆驼一只去作蜜月旅行，从外蒙出发，穿内蒙、甘肃、青海、新疆、西藏，一直骑到印度，大致度了个蜜年云云，使我们大惊失色）。

日军攻占胶州湾，进窥山东

以上所述英、俄两强，乘我辛亥革命和二次革命之乱割裂中国边疆的故事，那还只算是边患而已。日本人其时也乘机入侵，那就是最严重的、生死交关的心腹之患了。在上述俄、日三度密约时，这两位邻家就秘密说妥：中国革命运动一旦严重到某种程度时，两国就联合出兵，按两国在满、蒙境内所画的秘密分界线，一举占领满、蒙。这一占领计划之所以没有实现者，第一是革命时间太短，未搞到两强所期盼的严重程度；第二则是这两位邻家也彼此猜忌，不放心对方。猜忌未定，革命已了，出兵期就给耽误了。可是出兵的机会是继续不断出现的。果然未出三年，另一个机会又来了。1914年7月28日，第一次世界大战突然间在欧洲爆发。日本人借口于英日同盟，开始占领我们的山东，随之便提出了要把中国变成其保护国的“二十一条要求”了。

日本这个后来居上（里白外黄）的香蕉帝国主义，其狠毒，其无耻，实远甚于它的前辈欧美帝国主义。它乘一战爆发而侵略中国的行为，也真是匪夷所思。限于篇幅，本章只能略作交代：一战既起，日本乃于8月15日向中国政府发最后通牒，言明一月之内，德国如不将包括青岛在内的胶州湾全部转交与日本，日本即将为维护英日同盟之义务而攻占之。日本迫不及待，8月23日便对德宣战，中国虽已宣布中立，日军两万人却在山东半岛北岸的龙口登陆，不顾中国强烈抗议，径循陆路南下进攻青岛。袁政府不得已乃循日俄战争时之旧例，划出潍县车站以东地区为德日交战区，以西为中国中立区，要求日军不得西犯。德人此时虽有意把胶州归还中国，而日本不允。

日军既迫近青岛，不顾中国政府不断的强烈抗议，仍挥军西进，借口胶济（青岛至济南）铁路为中德合资，乃一举将胶济路全线占领，并于10月6日侵占济南车站。不用说把德国雇员拘为俘虏，中国雇员亦全部驱逐，代以日人。同时并将铁路沿线的矿山企业及胶州的中国海关，均全部占领。袁政府虽然不断抗议，日方均置若罔闻。北京乃诉诸英、美两强，乞求主持正义。当时秘密往返于英、美使馆之间者，则为留美返国的顾维钧。顾氏由外交部秘书，提升为大总统府机要，又兼外交部参事（详见《顾维钧回忆录》）。此时日本已派有奸细跟踪，刺探其行动。后来甚至公开要求，不许顾参加有关中、日间的秘密交涉。据顾氏告诉我（说是在此之前他未向任何人透露过，盖顾有亲英、美之名，对英、美的绝密联络，彼绝不透露丝毫题外之言，所谓off-record conversation也），此时英使朱尔典（Sir John Newell Jordan）为日人在华的行为所伤的脑筋，不在我方之下也。然不顾英、美两强的合力阻止，日本还是悍然向我秘密提出匪夷所思的“二十一条要求”。日方虽言明，排除亲英、美的青年顾维钧参加密议，最后还是因顾氏为之泄密而未能得逞。至于日本这次天大的秘密是怎样被揭穿了的，顾维钧先生在半个世纪之后才向我说：“唐博士，我以前未曾向任何人说过啊！”这时我才把这件戏剧性的外交秘密，记入他那不朽的《顾维钧回忆录》。有心的读者要打破沙锅，可翻开顾氏自述而细玩之也。今且将“二十一条要求”交涉经过约略交代如下。

“二十一条要求”的思想背景

简略言之，日本朝野在欧战爆发之后，无不认为是实行他们的大陆政策，化中国为印度的天赐良机。我们今日试翻当年日本各界对华的言论，几乎是众口一词。上至天皇、元老和军部，下及黑龙会里的武士和浪人，思想逻辑都是一致的。他们都认为欧战爆发后，西方列强无暇东顾，日本在东方可以为所欲为。但是欧战终有结束之一日，到时欧战两方，不论谁胜谁负，都会重返东亚，对中国继续进行瓜分和掠夺。因此日本在大战期间，对中国就应加以独占，迨大战结束，列强东返时，对日本在中国所造成的既成事实，无法改变，这样日本在世界上的霸权就前途无限了。这是他们的腹案。

至于在中国造成个什么样的既成事实呢，日本人却有个很具体的计划。根据这个计划，他们要强迫袁政府与日本订立一个所谓的国防协约。按此协约，首先他们就要在南满和东内蒙，取得确定的统治权。然后大量移民，为千百年扩张之计。对中国本部，他们要取得对中央和地方省区的政治、军事、财政和警政的监护权，化中国为日本的保护国；更具体的则是他们要在中国中南部修其铁路网，并开发矿产资源。为防止大战后东归的西方列强的回流，他们还特别要求中国沿海（尤其是福建）的岛屿和港口，不得租借或割让给日本之外的任何列强。中国如能将福建全省割让与日本，那就更是十全十美了（见1914年10月29日黑龙会所秘密拟订的《黑龙会备忘录》，汉译全文载上引《北洋军阀，1912—1928》，卷二，第771—785页）。上述的国防协约，虽只是黑龙会所拟的方案，它和日本军部所拟的秘密方案（见同上，第771—785页），大体上是一致的，不过黑龙会的备忘录写得更为明确，更有条理。其后日本“二十一条要求”的具体条文，乃至在1927年才被发现的驰名世界的《田中义一密奏》（The Secret Tanaka Memorial），其思想体系和行文体裁，都是前后一致的。后篇中当续叙之。

但是要使袁政府言听计从，他们对袁氏还要恩威兼施，提出所谓的引诱条件和威压条件。前者包括归还青岛、助袁镇压革命党和宗社党或说服他们投靠袁氏。对袁的威压条件，则有文有武，有阳谋，也有阴谋。在调兵遣将，海陆同时入侵之外，日本也可大力帮助革命党、宗社党潜返中国内地，把中国“闹成全国一团混乱”，如此则不怕袁之不从也（见上引《北洋军阀，1912—1928》，第778页）。

以上是日本元老重臣、内阁军部和黑龙会方向一致的侵华蓝图。那时日本的首相是大隈重信；而收取这些计划书的关键人物，则为外务省的政务局长小池张造（读者可参阅上引《北洋军阀，1912—1928》，第751—918页，所收辑的汉译日档，凡数十篇。在拙著计划中的“史料篇”，当尽载之。此处从略）。

“二十一条要求”交涉始末

日本的扩张主义者，既有上述的侵华腹案，几经修订，终于整理成五号、二十一条，1915年1月18日，由新任驻华公使日置益，特约晋见袁世凯时，亲手将此绝密文件交给袁世凯签收了。其“五号、二十一条”内容大致如下：

第一号，共有四条：要求中国承认，把德国在山东的一切特权，移交日本，并另加其他路矿权利；

第二号，共有七条：要求中国承认，日本在南满和东内蒙的一切路矿和无限制移民等，既有特权，不许列强介入，并延长旅顺、大连租期为九十九年；

第三号，共有两条：要求中国承认，中日合办汉冶萍公司，其邻近矿山等，未经日本政府同意，中国不得自行处理；

第四号，只有一条：要求中国承认，所有中国沿岸港湾及岛屿，概不让与或租借与他国；

第五号，共有七条：要求中国承认，聘用有力日人为中央政、财、军顾问；日营医院、寺庙、学校，在内地有土地所有权；中、日合办各地警察局；中日合办中国军械厂，统一武器使用；日本享有武昌至九江、至南昌，及南昌至杭州、潮州各铁路之建造权；筹办或整理福建省内的路、矿、港口、船厂，日本有优先权；日人有在中国布道权。（全文见上引《北洋军阀，1912—1928》，卷二，第709—801页；复印自外交部原档《中日交涉始末》）

这个“二十一条要求”，中国如果答应了，中国也就变成日本的印度了。如果中国不答应，日本就要海陆并进，一杆到底，中国绝无能力反抗；其他列强，除美国之外，均困于欧战，无力介入，而美国为顾虑菲律宾之安全，早已拋弃门户开放之原则，更不愿独力阻止日本向中国大陆之侵袭。日本的扩张主义者，对此早有心理准备。“二十一条要求”既经提出，他们就一再警告袁氏，用句帝国主义的老话，中国的选择只有“Bend or Break”（是弯腰，是毁灭，任君选择可也）。但是对这“二十一条要求”，日本虽强迫袁政府绝对保密，但是袁也知道，中国唯一的自救之道，就是把这些要求向世界曝光。后来顾维钧化装进入北京的英、美使馆，这样，“二十一条要求”在2月中就变成纽约、伦敦媒体的头条新闻了。消息一出，举世哗然。全中国乃至全世界的华人社区，也就爆炸了。

我们设身处地想想，如果那时我们是在美国大学里读书，面对这种亡国灭种的风暴，我们在图书馆里还坐得住吗？就在此关口，在康奈尔大学读书的中国学生，便嚷嚷不可终日，可是那时也在康大读书的白面书生胡适，却写了一封英文的《告中国同学书》说，我们主要的任务是读书，劝大家calm down，不要多管国事。我后来与胡适先生在哥伦比亚大学谈到他这封信，我还向胡适先生这个低调俱乐部的老祖宗，确实抗议一番。我说，为抗日救国而废学，固于事实无补，但是国家在此存亡绝续的关头，那热血青年的一代，竟能不声不响，无动于衷，埋头读书，则这个民族、这个国家，还是个活的民族、活的国家吗？胡公亦不禁莞尔称是。

历史学家如秉笔直书之，袁政府应付这次危机，还算得体。据日方秘档所记，在双方交涉之初，袁即疾言厉色地告诉日使，可让者自可谈判，不可让者，如第五号诸条，则绝不能让。在其后历经四月的艰苦谈判中，自袁以下，外长陆徴祥、次长曹汝霖，及驻日公使陆宗舆，在长期交涉中，受尽折磨与屈辱则有之，细查中、日档案，纵是一向有妥协倾向的曹汝霖，日方会谈纪录也说他“激愤之情溢于言表”、“情绪颇为激越”云云（见《日置驻华公使致加藤外务大臣电·1915年5月5日》，载《北洋军阀，1912—1928》，卷二，第809页）。

其尤为难能可贵者，是被袁世凯通缉、袁谍日夜跟踪、悬赏捕杀的国民党诸元老，如黄兴、陈炯明、柏文蔚、钮永建、李烈钧等在此国亡无日之时，不但不乘袁之危，利用国难，共同倒袁；相反，他们竟公然呼吁同志：“暂停革命，一致对日。”黄兴在美亦曾致书冯自由，请转劝孙公“应即放弃讨袁工作，免为日本所逞”。这是何等胸襟？读圣贤书，所为何事？我对中华文明的潜力，每于此时穷处见之也（见冯自由著《革命逸史》及吴相湘著前书，第四篇，第三十三章，第六节）。

袁世凯后来为搞帝制，而终有遗臭。曹汝霖、陆宗舆在五四时曾为爱国学生追打之对象。我辈治前史者何厚于此等问题人物。然是者是之，非者非之，为存信史，是非不可以成见虚构之也。

总之，经过四月之抗争，加之以排山倒海的国内外的抗日运动和国际舆论之压力，“二十一条要求”中最凶残之“五号七条”，日人终被迫放弃。关于“第二号，第三条”日本所要求的无限移民，及日商课税须得日本领事之同意，中国方面绝对不能接受（见同上）。然在交涉期间，日本已不断向南满、华北、长江（共有日本海军军舰十一艘溯江而上）及福建沿海增兵。军事占领，迫在眉睫，而国内军民各界和海外华侨，激于义愤，要求政府对日抗战的电报，如雪片飞来，然袁政府此时是绝无招架之功，更无还手之力，贸贸然作武装抵抗，那就无异于飞蛾扑火，自取灭亡。

回忆笔者在读小学时代正值九一八事变爆发，海内外各界人士，要求对日抗战之沸腾情绪，亦正如“二十一条要求”之时也。我记得国文老师要我们背诵陈布雷为蒋介石所撰的《告国民书》说：“可战而不战，以亡其国，政府之罪也。不可战而战，以亡其国，亦政府之罪也。”我们师生在国文班上集体啜泣之往事，至今记忆犹新。我又怎能想到，年近耄耋之时，远在重洋之外，在陈宪中、姜国镇、邵子平诸先生领导之下，还要面对联合国大厦，向来访的日本首相含泪大呼“日本不赔偿，不道歉，我们永不罢休”哉（在本文撰写结论时，于1998年9月21日，笔者曾应约辍笔前往联合国广场，扛牌游行，要求日本赔偿、道歉）？

事实上，袁氏这时所遭遇的困境，也正是二十年后蒋氏所遭遇的困境：强寇入侵，既不能战，又不能不战。唯一的办法，则是既不战，也不降，来他个无限期的拖延，也就是胡适所说的苦撑待变吧！陆徴祥是个慢性子而多礼的外交家，每次会议之前，请坐、喝茶就要喝掉几十分钟，把日本人急得半死。再则把会期减少，每周一会；更把会议程序无限拖长，二十一条，多来兮，再一条一条慢慢研究。顾维钧先生那时是陆外长的助理，在被日本人赶出会场之前，场场参加。顾先生后来对我娓娓道来，绘影绘声，十分有趣。在我撰写《顾维钧回忆录》时，我也曾把它绘影绘声地记录下来。顾氏对我这样做法，虽颇感意外，却大为欣赏，并特函哥伦比亚大学当事人，把我大为夸赞一番。谁知后来这些保守学人，为着节省助理费（其实该省而不省的浪费正不知有多少），把顾公和我所认为最精彩的部分，都给节省掉了。我个人为人作嫁，倒安之若素；顾公竟为之颇感不快。当时我不知也。数十年后，余于哥伦比亚大学所开放之旧档中，始初知此事，亦为之怏怏也。夫复何言？

“二十一条要求”交涉，就这样一拖拖了四个月，日本人无可奈何，只好自动把条件减少，以免夜长梦多，引起英、美的阻扰，但是中方还在继续请坐、喝茶、研究、还价。弄得日本人实在忍不住了，至5月7日下午3时，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乃亲访多礼的陆外长，向陆亲自交上一份最后通牒，同时说明日本驻华陆海军已勒缰以待，箭在弦上，势在必发。中国政府无法再拖了，终于回文“即行应诺”，便于1915年5月25日，在北京签订了城下之盟的《中日新约》九条，换文十一件；另签有关解决山东问题的条约一件，换文两件。这就是有关日本“二十一条要求”交涉四月的全部结果了（条约原件现存台北南港近史所，已对外开放。条约全文复印最近版，见上引《中外约章汇要，1689—1949》，第440—446页）。

“二十一条要求”交涉误国辱国

这次袁世凯的“二十一条要求”交涉，被后世史家和著作家说成是袁世凯企图帝制，投日卖国，不惜接受“二十一条要求”的总罪证。其实袁世凯并未接受“二十一条要求”，原要求中的“五号七条”，也全部被袁政府拒绝了。吾人如把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条要求”原件和签订后的新约相比，可见二者有霄壤之别。当然我们不容否认，这部新约也是一部丧权辱国的条约。例如延长旅顺、大连租期至九十九年，直至21世纪，又默许日人无限制向东北移民等，都是丧权辱国的。但是中国却始终没有变成日本的印度，所以日本虽费尽心机，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要求”，弄得臭名昭著，后来也只落得个雷声大、雨点小的收场，为天下笑。

知耻而无耻的袁世凯

在“二十一条要求”交涉之后，袁世凯于1915年5月8日，在北京政府高级官员全体出席的国务会议上讲话，表现得极为沉痛。袁说：

……为权衡利害，而至不得已接受日本通牒之要求，是何等痛心，何等耻辱。无敌国外患国恒亡，经此大难以后，大家务必认此次接受日本要求为奇耻大辱，本卧薪尝胆之精神，做奋发有为之事业，举凡军事、政治、外交、财政力求刷新，预定计划，定年限，下决心，群策群力，期达目的，则朱使（英驻华公使朱尔典）所谓埋头十年与日本抬头相见，或可尚有希望。若事过境迁，因循忘耻，则不特今日屈服奇耻无报复之时，恐十年以后，中国之危险更甚于今日，亡国之痛，即在目前。我负国民付托之重，决不为亡国之民。但国之兴，诸君与有责；国之亡，诸君亦与有责也。（见上引《北洋军阀，1912—1928》，卷二，第821—822页）

袁世凯这番话，痛定思痛，实是发自肺腑的知耻之言。知耻近乎勇，既然知耻，就应该发愤图强，照自己的誓言做下去，十年之后和日本“抬头相见”。何期袁氏口沫未干，便把他自己的发愤之言，忘得一干二净，对富国强兵一事未作，却去买龙袍，做皇帝，那就太无耻了。结果时未期年，便以倒行逆施，身死名裂，遗臭后世，读史者悲之也。下章再谈谈他的皇帝梦为何做得那么窝囊。

第六章　记一失足的帝王之梦——兼评古德诺教授

在忧患余生中，历经国破家亡、家破人亡和大半生的颠沛流离之后，霜晨月夕，闭目沉思，再佐以读破千卷史书的分析，余终觉人类也只是脊椎动物之一种，圣贤、禽兽之分，哪有若斯之绝对哉？

美国宪法顾问古德诺教授认为，中国是个大国，乱源甚多，中央行政管理应该强而有力。因此他也于《天坛宪法》之外，另替中国拟了一份古氏宪法草案，主张中国应采取总统制，中国总统在行政权力上，应该超过当时在位的美国总统。

在本世纪之末，我们平心静气，摒除近百年来所积存的成见，并以近十余年来中国和世界近现代史所开放出来的视野与史料，再来回看世纪之初的纷纷扰扰，在比较史学的法则之下，我们难免也有一番觉今是而昨非的检讨。就以袁世凯来说吧，笔者始自孩提，可说就未读过一本对袁世凯有正面评价之书。在超过半个世纪的教学生涯中，我个人对袁氏的议论，也可说是从全盘否定开始的。但是在忧患余生中，历经国破家亡、家破人亡和大半生的颠沛流离之后，霜晨月夕，闭目沉思，再佐以读破千卷史书的分析，余终觉人类也只是脊椎动物之一种，圣贤、禽兽之分，哪有若斯之绝对哉？天何言哉？

笔者不学，在史学中与袁氏纠缠，所读不下数百万言，近年述而作之，盖亦在十万言以上。袁世凯究竟是个什么东西呢？语云“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将货比货，吾为袁世凯悲，亦如余之为汪精卫惜也。二人一为能臣，一为才士，均有足多者。小节出入，纵有可议，皆无伤传世之名。二人之错，错在晚节，错在一念之间。一失足成千古恨。一为曹操，一为张邦昌，就遗臭万年了。汪精卫之失足，实由于身边那个才胜于德、做宰相大梦、而生就汉奸胚子的周佛海，联合汪氏泼辣褊狭的老婆陈璧君，而拖其下水，有以致之。袁世凯之失足，则由于他身边那个对现代政治知识实无所知却恃才傲物的杨度，联合袁氏那位浑球“太子”、欺父误国的袁克定，把老头子拖下粪坑，其失足情况，与汪氏如出一辙也。袁家骝教授向我叹息说：“实在是怪我的大伯父。”袁氏称帝，袁克定的确是个关键人物。袁克定除私人野心之外，别无足述，而其人又无行。晚年竟以好“男宠”而破产破家，贫困以终。项城一代枭雄，而败在这么个败类的儿子之手，也真是窝囊之极。杨度此人则自高自大，始共和，中帝制，亦见其为人与思想之反复无常，而心比天高，口若悬河，己且不知，何能教人？袁氏为这样的think tank所误，不败何待？然士君子为政，治国安邦，自应有其立身从政的原则与主见，而曰为小人所误，终是掩耳盗铃，自欺欺人而已。在一个伟大而复杂的历史转型期中，袁世凯在智、才、德三方面的主观条件，与转型过程中的各种客观条件，无一相侔，怎能不失败呢？思之可叹。

古德诺的一阵东风

前章已简略言之，袁世凯斗垮国民党之后，改组了官制，修改了约法，重订了大总统选举法，当上了既可传子，亦可传妻的终身大总统之后，事实上已经是一代帝王了。所差者就只是一顶皇冠和一个帝王名号罢了，真是所谓“万事俱备，只欠东风”。想不到这阵东风，竟从太平洋的彼岸吹来，美国宪法顾问古德诺教授（Professor Frank J.Goodnow，1859—1939），竟适时地提出了一篇《共和与君主论》的宏论。这一下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袁总统就真的订制龙袍，雕嵌宝座，要做起皇帝来了。

古德诺是怎么回事呢？古氏那时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法学院院长，美国政治学会的创议人，当时世界政治学和行政学的权威，也是现代中国国际法的重要启蒙导师之一的顾维钧的博士生导师。我国辛亥革命之后，传统的王法，开始向西方现代的民法转型，而自己无信心，乃向欧美和日本借才做顾问，便请到了美国的古德诺和日本的有贺长雄。有贺对西方法学的研究有多大火候，暂不管他；古德诺倒的确是个权威，在纯学理上说，他对这个顾问（advisor）之职，胜任愉快，那是没得话说的。他是个第一流的政治学博士生导师，但是做起转型期中动乱形势下中国的政治（注意不是政治学）顾问，那就是另一回事了。我国古语说，“文章不与政事同”，正是这话。他来中国所面对的，不是象牙之塔内的政治学，而是白刀子进红刀子出的实际政治斗争。

古氏之来华，根据中美官方记载，是通过卡内基万国和平基金会（Carnegie Edn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的介绍而来的。但是实际的介绍人，我怀疑是他在哥伦比亚大学所教过的大弟子顾维钧（1887—1985）。敲边鼓的则是顾的莫逆好友王宠惠（1881—1958）。王是民国第一、二、三届内阁中最年轻的外交总长和司法总长，耶鲁大学出身，时年才三十挂边。顾维钧时任袁世凯的机要秘书时，才二十五岁。我曾以此事面询顾氏，问他是否是古某的介绍人，顾公微笑不答，但也没有否认，只说袁做皇帝时，他已在华盛顿做驻美公使了，未用过洪宪年号呢。

哥伦比亚大学校长巴特勒（Nicholas M.Butler）那时是卡内基基金会的主席。根据哥伦比亚大学所存该基金会的史料，中国政府所想聘请的顾问，要是个精通法国宪法的专家。这一点却把我的老友，卫立煌将军的东床快婿、研究古德诺问题最深入的专家——郅玉汝教授弄糊涂了。在郅兄看来，要研究制宪，就应向实行宪政最成功的英、美学习嘛，为什么向把宪政弄得乱七八糟的法国学习呢？回答这个古怪的问题，所牵涉的就不是政治学，而是实际的政治斗争了。

不学美国，改学法国

笔者在前章里就曾提过，辛亥前后革命党人所追求的原是个美国模式的总统制。但是在孙、袁交递时，革命党人（尤其是宋教仁），怕新总统袁世凯弄权，在《临时约法》里，乃把总统制改为内阁制。那时实行内阁制最先进的两个国家，就只有英、法两国了。但是英国所搞的是君主立宪，法国所搞的则是共和立宪。英国式的君主立宪，原是戊戌变法时，保皇党康、梁所借用的蓝本，不应再用。则革命党人今日所要学习的就只有个法国式的共和立宪了，所以那时中国政府所要聘请的也就是一位精通法国宪法的专家（参见“中华民国史料研究中心”第六十八次学术讨论会记录抽印本，郅玉汝先生主讲《袁世凯的宪法顾问古德诺》，1977年4月27日，于台北国父纪念馆，128页）。

再者，那时能向国外聘请宪法专家的权力在总统府的法制局，而不在国会的宪法起草委员会。先采用总统制后改内阁制的《民元约法》，原是宋教仁于一夜之间草拟出来的。宋又是第一位法制局的局长，后虽升任农林总长，但他和法制局，乃至国会的宪法起草委员会的关系，仍是剪不断理还乱的。在二次革命前的孙、袁蜜月期，袁世凯韬光养晦，蓄势待发，在实际政务上采取的是低姿态，雇外国专家之类的小事，不在他的伤脑筋之列，所以才有“自美国大学教员中延聘其精通宪政法例，并专熟法兰西共和宪法者一员，充任政府法律顾问，并襄办宪法编定事宜”的安排（见同上之影印合约原件）。

不幸古德诺尚未到任，宋教仁已遇刺而含恨九泉矣。这种错综复杂的中国政治，则非来自象牙之塔里的美国书呆子古德诺所能深入掌握的了。

古德诺其人其事

古德诺出生于纽约市的布鲁克林区，受聘于袁政府时五十四岁，这时他在哥伦比亚大学已教了整整三十年书，在象牙之塔内，目不窥园，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案前书（那时的哥伦比亚大学校园还是纽约郊区，旁边高地，森林茂密，狐鹿成群，是个静修治学的圣地，与今日的嘈杂，迥若霄壤）。古某是个不折不扣的“满腹诗书，胸无城府”的夫子，拿了二万五千银元（无税的年薪，当时的美金一万三千六百元，其购买力约合今日三十万美元有奇），加上高车驷马、婢仆保镖，真是飞向枝头做凤凰，文章有价。他自己受人之托，忠人之事。论专业水平和职业道德，历史学家秉笔书之，都可说是第一流的。

古德诺与中国政府签订的是三年合约，但是他实际在华服务的时间，却分成两段。古氏夫妇于1913年5月3日抵达北京，晋见袁世凯。然古氏在华全时服务未及一年，便双喜临门。美国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Johns Hopkins University）竟寄来聘书，聘为校长。经商请北京同意，古氏乃于1914年8月返美，出任新职。其在华顾问事务，则由卡内基基金会委人代理，仍由古氏遥领之。1915年夏季，乘暑假之便，古氏于7月中二度来华，为时六周。因此古氏在华全时服务，不过一年半。不幸的是，这一年半，却是中国试行共和政体的关键时刻。以古氏在学术界的权威地位，他的片言只字，对中国政治所发生的影响，都是无法估计的。

总统制的辩护士

上节已言之，古氏于1913年5月3日抵达北京时，正值宋教仁被刺（3月20日），孙中山从日本赶回上海（3月25日），紧锣密鼓，督促三省都督起兵讨袁；袁亦调大兵南下，志在削藩，南北战争一触即发之时。更不幸的是，古德诺正是生长于美国南北战争中的“贝比”（baby）。他就很自然地将美作华，站在北方袁总统的一边，而视南方所发动的二次革命为应该被镇压的动乱了（见哥伦比亚大学存档，古致哥伦比亚大学校长巴特勒的多封私函中所表示的态度；上引郅文亦有节录）。

从纯学理出发，古氏也认为当时由国民党议员所控制的国会抓权太甚，有损于共和政体中三权分立的平衡，因为对当时正在使用中的《临时约法》和正在制订之中的《天坛宪法》都是采取法国式的内阁制。古氏不以为然。他认为中国是个大国，乱源甚多，中央行政管理应该强而有力。因此他也于《天坛宪法》之外，另替中国拟了一份古氏宪法草案，主张中国应采取总统制，中国总统在行政权力上，应该超过当时在位的美国总统。

此一古氏宪草的英文稿，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曾保存有两套。笔者服务于哥伦比亚大学期间（1952—1972），曾不时取出在教室传观。今次为撰写本篇，曾再往原馆查阅，其书卡犹存（书号分别为B342.511C44及441），而两书皆佚。遍询上下负责人，皆不知所终，为之痛恨不已。所幸此稿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尚存有一份，美国国务院外交文书中亦有复印本，可供参阅（见U.S.Dept.of State，Papers Relating to th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1914.pp.42—51）。

此外，更使古氏反感的，则是那些在国会之内担任宪法起草委员的党人，党派偏见（partisan）太深，他们不但在宪法上写定，内阁向众议院负责（见《天坛宪法》第八十一条），纵在国会休会期间，他们还要保存个国会委员会，以代行国会职权（第五章各条），对行政部门作常年不断的监控。这一来，不但把三权分立制变成了一权独大的国会独裁制，那个与国会平行的大总统，也就变成个橡皮图章了。古氏认为这种立法权（legislative power）侵犯行政权（executive power）的建制，也是民主政治中史无前例的，是不应该存在的。袁世凯显然是受古氏评语的影响，在《天坛宪法》经国会通过后未出四天，便于11月4日下令解散国民党，国会也就随之瘫痪了（参见上引郅玉汝讲稿，134—135页）。

［附注］此事在美国宪法史上，亦数见不鲜。在笔者撰写本稿期间，一件克林顿大总统绯闻案，正把美国朝野弄得天翻地覆。笔者不学，由于个人治学上的兴趣，曾把这宗宪法纠纷，从开头就跟踪到底。克林顿总统被共和党抓了辫子，认为他在大陪审团面前说谎和作伪证，触犯了宪法的有关规定，应被弹劾。其实此案从头到尾，只是一桩三权分立的政府之内，立法与司法部门勾结，打压行政部门的无烟内战。话说从头，20世纪70年代“水门案”之后，国会中人认为总统权力太大，为防止将来的总统再越权，乃拨下巨额预算，设立一个独立检察官，专门监督总统和最高级官员的不法行为。在克林顿总统的弹劾案中，共和党和它的极右翼联盟，赋予独立检察官斯塔尔偌大的权力，这就是美国的立国哲学Pragmatism（实验主义）利弊之所在的具体表现。姑引这件事来帮助说明在我国民国初年，民主学步初期，政治转型过程中，那桩画虎不成的小插曲。

长话短说。古德诺在华的一年半时间，正值中国政坛总统制与内阁制争辩最烈之时，也正是袁世凯与国民党拔刀相见之时。而适时出现的古德诺，无意中也就变成总统制最有力的辩护人（defender）了。既然代表总统制的是袁大总统，而代表内阁制的是国民党，在这场南北战争中，就国民党和亲国民党的社团看来，古德诺很自然地便成为袁世凯的魔鬼辩护士；而在袁氏和亲袁的政团里，古氏很自然地也就变成总统派（和后来帝制派）的最有力的理论中坚。因此在二次革命结束之后，袁氏所推动的一系列的变法改制，如前章所述的新的《大总统选举法》、《解散国民党训令》、停止国会议员职权、废弃天坛宪法、增修临时约法、颁布新约法、实行一院制、废除内阁制和总统世袭制等独裁政策的推动，古氏的理论，纵无决定性的影响，至少也是被袁派引为借口的。尤其是一院制新约法的颁布，古氏且以其道得行，引以为慰呢（古氏于1914年8月出任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校长新职，同年11月19日曾出席在纽约举行的政治学会年会，作主题演说，即以当时中国的宪政改革为题，对《中华民国约法》推崇备至。汉译讲词全文见上引《北洋军阀，1912—1928》，卷二，939—945页，原存顾维钧私档；英文原稿见美国政治科学院所发行1914年年刊；摘要见1914年11月20日《纽约时报》：Dr Goodnow Speaks on Birth of Chinese Republic at Dinner of Academy of Political Science）！

虽然古氏也一再坚持，他对中国国体和政体的建议（advice），是从纯学理的立场出发的，但是总统派（和后来的帝制派）则对他的纯学理毫无兴趣。他们所需要的只是古顾问对总统制和中央集权制的大力宣传，为将来实行帝制铺路，使这位来自美国的权威教授，变成中国未来皇帝的御用文人。而古氏由于初临东土，对诡谲的中国政坛毫无认识，乃被无辜地卷入中国的大酱缸，作帝制派的替罪羔羊，几至不能自拔。其被栽赃，栽得最惨，其百口莫辩的，则是他那篇著名的所谓《共和与君主论》了。

“帝制乎？共和乎？”的英文原著

原来当古德诺于1915年7月第二次来华时，正值中、日“二十一条要求”交涉完全结束，袁政府大难不死，外患稍纾，喘息方定，乃又回头为内政国体重做旧梦之时。当初曾力主中央集权的古德诺顾问，既然适时归来，袁世凯乃纡尊降贵，请古顾问以评议《天坛宪法》为题，就世界各国现时所采共和政体与帝制政体之优劣作出评价，以为袁氏本人以及中国推行宪政前途之参考。这本是古氏在二次来华之前早有心理准备的暑期作业，万里归来，所为何事？因此乃尽展所学，为袁世凯上了一篇万言条陈，以报知遇。古氏这件备忘录是专为雇主袁世凯撰写的密件，仅供袁氏个人参考的。不意此文后来竟为袁党汉译为《共和与君主论》，文中强调君主制优于共和制，发交华文媒体广为宣传，这时它就变成杨度等人所组织的推行帝制的筹安会的“圣经”了。后来袁氏帝制不成，身败名裂而死，遗臭后世，古氏因之也颇蒙恶名，有人甚至怀疑他受贿执笔，使古老头跳到黄河也洗不清了。他本来在美国政坛也是宦途似锦，竟因此一败笔，而前功尽弃。原来在古氏出任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校长之时，声望之隆，原不在普林斯顿大学校长威尔逊之下，共和党固有意提名古德诺为总统候选人，与威尔逊一争高下也。不幸古校长竟因助袁称帝之嫌疑被黜，使他含恨终生，也真是无妄之灾。

笔者抗战期间在重庆读大学之时，即颇思一读古德诺《共和与君主论》之原著，以见其真相。无奈战时大后方无此治学条件，未能如愿。战后留学来美，曾在古氏寄存于哥伦比亚大学之私档中细索之，还是一无所获，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所存古氏遗文中，此件亦无踪影。所幸上引美国国务院旧档中却有一复印本（见上引Foreign Relations，1915.pp.53—58），与原汉译本互校之，颇开茅塞也（中文译稿原载1915年9月全国请愿联合会编《君宪实录》。上引《北洋军阀，1912—1928》，卷二，946—952页，以及上引郅玉汝讲词，均收为附录，可供参考。北京第一历史档案馆应存有原件）。

继承式的寡头制，优于非继承式的寡头制

古德诺这篇论文，在近代革命史家的眼中，不用说是反动透顶了。纵是在开明史家，如不才的老友李新、李宗一（已故）两教授笔下，也是篇大大的谬论（见李新、李宗一主编《中华民国史》，第二编，第一卷下，1987年北京中华书局版，571页，末段）。其实从法理、学理和史实的角度来看，古老头这篇谬论，还不算太谬。他的谬，是谬在他老学究的政治天真（political naivety）。他不该在那个紧要关口，写那篇助纣为虐的文章。学术虽是中立的，但在那个没有中立存在的是非时刻、是非之地，客观是非的标准就不存在了。我们今日如重览斯文，把它当作一篇史论来读，觉得他也颇能言之成理嘛！

提要而言之，古氏认为，各种政体制度本身，如帝制也，共和也，固无绝对优劣之可言。其所异者端在其采用之各族群国家是否能适用之也。即以共和政体（republicanism）来说吧，百余年来之大国，行之最有效者，实只美、法二国而已。美国立国之初，其志只在独立，本无一定实行共和政体之初衷也。只因多为海外移民，侨民之间独缺有统治历史与训练之皇族。加以开国诸贤均颇有老英伦议会政治之素养，更以开国元勋之华盛顿未尝生子，纵接受黄袍加身，登基为北美王国之乔治一世，亦无美王乔治二世可传。故坚守共和政体为立国之本者，偶然固大于必然也。加以北美地旷人稀，生活条件优厚，教育发达，民智大开，人民视参政为义务，是以共和政体竟能一成不变，浸为民主大国，适者生存故也。非共和之优于君主也。

再看法国。法国革命（1789）直承美国革命（1776—1784）之余波，原亦醉心于自由民主，然法国无议会政治之传统，人民对共和政体殊难适应，亦可说共和政体不适合法国国情也。以故时不旋踵，革命将领之拿破仑遂加冕称帝矣。其后帝制独裁更翻扰攘，至1848年革命再起，建立第二共和，旋因人民自治能力不足，原革命将领、老拿破仑之侄竟背叛共和，恢复帝制。直至1870年之普法战争，首都巴黎陷敌，帝国崩溃，法人乃建立第三共和以迄于今。固知法国人民在共和学步中，大起大落，实未能一蹴而就也。

其后因受美、法共和政体之影响，拉丁美洲之西班牙、葡萄牙两国殖民地，次第摆脱两国之统治而独立，相率建立墨西哥、阿根廷、秘鲁、巴西诸共和国。然南美诸国缺乏美、法两国的文化教育和社会经济等共和政体所必需的条件，因此画虎不成，共和政体竟相率变成寡头独裁政权。然各独裁政权，如有深具统治能力之强人统治，有时亦可相安数年至数十年之久，然若斯强人一旦老迈或去世，因无固定继承人，则往往群雄并起，争夺政权，就会弄得全国大乱，民无噍类矣。古氏且特别举出墨西哥的独裁者迪亚斯（Porfirio Diaz）为例。迪氏统治墨西哥逾三十年（1876—1910），最初亦能相安无事。然在迪氏日益老迈昏聩之时，由于没个法定继承人而弄得群雄并起，一国之内总统五人，墨西哥就不成个国家了。所以古德诺说，一个国家如果搞共和政体画虎不成，与其实行个人独裁的寡头政权，倒不如干脆实行帝王专政之为愈也。因为搞帝王专政还有个老香火、老法统可依法行事，老王晏驾，自有小王按老法统和平接班；不像个人专制的寡头政权，一旦老寡头死了，众多小寡头必须大打出手才能接班也。所以古德诺说与其画虎不成搞假共和，倒不如干脆开倒车，搞真帝制。因为承继式的寡头政治（hereditary autocracy，帝王专制），实远比非承继式的寡头政治（non-hereditary autocracy，个人独裁制）要高明多多也。

英国由共和复辟帝制

古教授为此曾举出个英国历史上的实例：搞废除帝制、建立“民国”，英国实在是天下第一。远在17世纪中叶，英国就发生过一次“辛亥革命”。那位领导武装斗争的“英国黎元洪”，名字叫作克伦威尔（Oliver Cromwell，1599—1658）。克伦威尔的革命军不但一举把英王查理一世废掉了，他们还把他拖出来加以公审、定罪，然后砍头。砍掉国王脑袋之后，他们就建立起大英共和国，并公举克伦威尔做大英共和国的总统，那时的正式名称叫作监国（Protector）。克伦威尔在大英共和国里当了九年总统（1649—1658），年老多病去日无多之时，却没个接班人。克伦威尔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民选的总统。总统死了，如何确定接班人，历史上却找不到例子。克伦威尔想扶植自己的儿子力次尔（Richard Cromwell，1626—1712，译名用民初原译）继任总统，谁知力次尔颇无能耐，还未上位便被轰下来了。但是偌大的英国不能一日无主呀！国会内的老议员们，认为共和不合大英国情，还是复辟的好。经国会提议，全国同声说好，他们乃把已废太子找回来做英王查理二世（King CharlesⅡ，1630—1685）。大英共和国也就再度变成大英帝国了，以迄于今。目前这位戴安娜的前夫，如能进德修业，不久他可能又要做英王查理了。帝制的英国哪里就不如共和的墨西哥呢？所以古德诺说，帝制、共和原是半斤八两，没啥轩轾，各有所适罢了。按目前中国的教育、文化和政治、社会各种条件，应该以君主立宪为宜。若行共和政体，则应加重行政部门的权力，立法部门应以现代前期英国的一院制和限制代表制（limited representation）为宜，因为中国目前尚无进行普选的条件也。国会议员应从可选代表的少数儒士和商界团体中选举之。

以上是笔者在细读古著名篇之后，深觉古氏亦有其语重心长之处，不可以人废言，因而斗胆为之缩写个节略（abstract），以就正于严肃的读者。古氏之缺点是他以一个单纯的西方政治学者，从纯学理的角度对东方政治制度大胆发言，而他对中国近代政治史却毫无所窥。他不知道，民国之所以能顺利建立，实在是中国试行君主立宪（戊戌变法）而彻底失败的结果。如今改道试行共和，虽然是困难重重，但并没有彻底失败。此时要舍“辛亥”，而返“戊戌”，岂非庸人自扰？

纵使如此，读者朋友们，我们今日如试一回看过去八十年的世界各国政治发展的史实，我们也不能不拍案惊奇，这位美国的古教授，实在也是个预言家呢！所以笔者说他这篇文章，本身并无大疵，只是他写在那个微妙时代，就会被帝制派利用和曲解罢了。杨度在职业道德上有亏的地方，便是他为着自己的政治目的，而故意曲解古氏之文。古德诺分明说的是，共和与帝制各有所适，到杨度笔下就被绝对化而变成共和不如帝制了。

不过古氏对袁世凯作上述分析时，他也保留个但书：那就是这个反转型政体（从个人独裁，立正向后转，再来搞帝王专制）必须：（一）要全民认可，不得稍有反对的动乱出现；（二）列强，尤其是日本，对中国的反转型政体没异议；（三）要真正落实君主立宪的具体计划。三者缺一不可也。至于这三点中国是否做得到，则非他这个老外之所知矣。换言之，解决中国问题，还得靠中国人自己去自求多福也。他只是讲一点海阔天空的政治理论罢了。

筹安会是个什么东西？

古氏之言虽是一篇理论性的空话，可是早已蓄势待发的杨度等帝制派政客们，却捡到鸡毛当令箭，乘势拉开帷幕，正式搞起公开的帝制运动来了。那个全面负责推动帝制运动的筹安会表面上是1915年8月14日由杨度等六个文人发起组织的，事实是其来有自。前章曾提过，袁世凯在改变民国官制时，司马昭之心，固已路人皆见。而杨度等帝制派人物动念之时，似亦不在袁氏之后。袁氏之行为，甚或即出诸杨度等政客之策划也。

根据史料推测，我们大致可说，袁、杨的勾结或在二次革命之时也。其后纵在对日“二十一条要求”交涉最紧张的高潮期，他们也没有停止活动。杨撰《君宪救国论》就是在1915年4月中旬执笔的，此篇显然是出于帝制派之集体策动，甚或出于袁之授意，时在古德诺的《共和与君主论》出现的三个月之前也（古文撰于7月底）。袁氏批阅杨文之后，大为欣赏，乃援笔亲书“旷代逸才”的条幅，并制成金匾以赠之。那时中国的崇洋的风气极重，他二人可能自觉杨度的学术分量不够，近地胡椒不辣，美国和尚好念经，古德诺又自视甚高而不知牌底，才决定利用古德诺。君子可欺以其方。古氏在袁总统礼贤下士的恭请之下，天真地（naively）大掉其书袋，就上当了。本是象牙塔中人，要不甘寂寞下海从政，可不慎哉？其实当时替帝制派捧场的“远地和尚”，不只古德诺一人也。那位日本政治顾问有贺长雄的作风就更是肉麻了。他不但甘愿做袁氏的苏秦、张仪，到日本去替帝制派活动，他甚至对袁皇上自称外臣呢（见1954年台湾版《袁世凯窃国记》，238页）！

古德诺哑巴吃黄连

袁、杨二人和他们所领导的帝制派密谋，可能为突发的日、俄侵华的国难所阻，而迟迟未敢公开。等到两难同纾（中日“二十一条要求”签字于5月25日；中俄《恰克图条约》则签字于6月7日）之后，适值古氏返华。袁世凯不问苍生问鬼神，竟要求古氏写一篇比较共和与君主两制孰优孰劣的政治论文，其蛛丝马迹，就不难细寻了。古氏二次来华为时不过六周，竟唱出若斯之重头大戏，吾断其绝非偶然也。

古氏宏文一出，他们就揭开面纱，公开大搞其帝制运动了。因此从表面上看来，他们组织筹安会的灵感是由古德诺启发的。古氏又岂是笨人，他不甘心为帝制派所利用，得讯之后，他一面于8月17日招待中外记者，说明真相；随即取得袁氏批准，在《京报》的英文版（Peking Gazette）上披露其原文，以正视听。但是帝制派利用古德诺来祭旗，以发动帝制运动的目的已达。“君宪优于共和”的口号已传遍全国。古德诺这个洋顾问，再怎样招待洋记者来痛加批驳，也是枉然。加以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开学了，古校长不得不于月底匆忙离华返校，人去楼空，杨度（笔号虎公）就变成古顾问君宪救国的代言人了。

［附注］古德诺在离华之前与中国帝制派这段笔墨官司，原是当时中西文媒体的头条新闻。可是八九十年之后，原载报刊多已断烂，上穷碧落下黄泉，寻觅不易。所幸古氏是美国名人，其时美国驻华使领馆对他都十分注意，对美国国务院也密报至详。这些档卷今日仍保存完好，足堪检阅，严肃的读者可参阅美驻华使馆代办马慕瑞（J.V.A.Mac Murray）于1915年9月7日发致美国国务院之747号密报及其他附件，复印于上引1915年Foreign Relations（China，pp.48—53）。

帝制运动的暴风雨

筹安会之正式挂牌出现是1915年8月23日。随即发布启事，在全国范围征集会员，并宣布宗旨，说只是研究君主国体与共和国体何者更适于中国之国情，专谈学理之是非，此外各事概不涉及。最早露面的筹安会成员只有六人，被帝制派媒体，甚至一般与帝制派无关的时论家誉为筹安会“六君子”。六人公推杨度、孙毓筠为正副理事长。严复、刘师培、李燮和、胡瑛为理事，杨度的《君宪救国论》也于8月26日正式见报。上节已提过，杨在此文中把古德诺的理论加以绝对化，古氏但言君主、共和各有所适，杨则绝对化之为君主优于共和，并强调共和不适合中国国情，君主立宪实为将来中华国体唯一之选择云云。不过筹安会也把古氏原文译为汉语发表，未加删节。

“六君子”还是六小人？

在传统中国历史上，“六君子”原和“七贤”“八骏”一样，是对一般朝士，尤其是关心国事民瘼、守正不阿、学养深厚的文职官吏，所作的褒扬颂善之词。吾人如试翻辞书就知道，宋朝的政治冤狱里，就出过两造可敬的“六君子”。明朝为反对宦官魏忠贤而横遭迫害的，也是以左光斗等“六君子”最为知名。不用说在晚清戊戌政变时谭嗣同等“六君子”，就更是无人不知了。但是组织筹安会的杨度等六位仁兄，够不够资格也顶个“六君子”之名呢？吾人如丢开这个筹安会的负面影响不谈，就人论人而月旦之，则杨度这个六人帮，自我贴金或他人捧场为帝制派“六君子”，也不算太过分。因为那时对共和政体失望、认为民国不如大清者，社会上随处皆有。李宗仁将军当年便一再向我说，他在清末上陆军小学时，但见朝野一片朝气，辛亥革命成功之后，则朝气全失，全国上下但觉一片混乱败坏。李公每每向我叹息说：“你说奇怪不奇怪呢？奇怪不奇怪呢？”（见《李宗仁回忆录》，第五章，第一节，末段）

回忆不多年前，笔者访台时，在“中央图书馆”拜晤蒋复璁先生，是时正值媒体报道一桩乱伦案。蒋公阅报气愤不已，告诉我说，他幼年在故乡时，社会上发生一桩儿子打妈妈事件。其结果是本县知事丢官，知府降级。再严重一点，县城、府城的城墙垛都要削平，科举停考，以示这是全县、全府之耻。蒋公也一再叹息说：“哪像台湾现在风气这样败坏？哪像台湾现在风气这样败坏？”

民国为何不如大清？

其实像笔者这一代转型期老华人，在民初所听到类似的今不如古的叹息，可说是千千万万。这一现象，就是笔者所一再强调的所谓转型期特征了。我们中国，不论怎样，总是个有着数千年传统的文明大国，更是东方文明的主流，纵是一贯被现代革命党人所诅咒为文化糟粕的所谓封建帝制，也未必全是垃圾。一个曾经数千年不断改革修正的政治社会体制（socio-political entity），不可能一无是处，在抵挡不了西方文明的挑战（challenge）而逐渐崩溃之时，断壁颓垣之下往往也有些珠宝黄金和名人字画，不可玉石皆焚。不幸的是，我们老一代的探索者多是一次革命论者，一旦把这些断壁颓垣摧毁之后，都信心十足，甚至骄横万状，以为一座合乎他们理想的西式摩天大楼立刻就可耸入云霄。结果往往适得其反，新居未建，而故居已拆，群众露宿街头，饿殍载道，疠疫横行，如此则受害群众就要抱怨今不如古，民国不如大清了。岂然哉，岂不然哉？

吾人今日回看，固知一个新的政治社会体制之建立，除旧布新，不断改进实践，确立一个适合自己的模式，非短期之功，哪可一蹴而就。这就是笔者所要说的历史三峡了。三峡过尽，实验告终；国有定型，民有共识，始可重享太平也。明乎此，我们就可以了解民国初年那些要帮袁世凯做皇帝的封建残余，居然能以“六君子”头衔来招摇过市，实在是也有他们的群众基础和实际需要的。只是人间无水不东流，中国近现代史之走向共和政体的民治时代，已经是个改变不了的客观实在，是不能掉头的。民国搞得再糟，历史方向是无法改变的，这场阵痛是避免不了的，民治时代这个婴儿，迟早是要出生的。只是“六君子”者流，为时过早，见不及此，误以为民国永远不如大清，而要恢复帝制，那就大错特错了。

“六君子”解剖

杨度（1875—1931）此人，由于时代设限，若论现代学识，则是一无所知，但其人品潇洒，智商甚高，在辛亥前留学日本时，即颇有才名，也是个极孚众望的学生领袖，与黄兴等两湖革命青年交往弥深，中山亦甚为器重。他虽薄革命而不为，革命人士也尊重其选择，对他既不相强，亦不敌视。二次革命后他投入袁氏阵营，主张帝制，虽不无宰相野心，也不是全属投机而毫无个人之政治信念也。

至于孙毓筠、李燮和、胡瑛则原是同盟会骨干，辛亥前后为共和革命而拥戴孙中山，冲锋陷阵，亦尝出生入死。如今摇身一变，拥袁称帝，可能也是对共和政体失望，穷而思变的结果。革命阵营中之中庸党人，亦未尝疾言厉色，目之为反骨仔也。若论严复与刘师培，那时更是当时学界的泰山北斗，望重士林。严复为民国时代第一任之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胡适之之前辈也。他在学术界的地位，笔者所论已多，在今后“文化篇”中仍当续论之。其影响实未可卒测也。有人曾说，严本无心佐袁称帝，渠之列名筹安会为杨度肆意为之，初未获严之首肯。然严对帝制说初无反感，则可定论。否则帝制失败后，严亦不会躲入租界以策安全也。

刘师培（一名光汉）更是国学泰斗，与太炎齐名，黄侃之业师也。早年留学日本时，曾加入同盟会，回国后曾为端方的幕僚，然未废所学也。刘师培为辛亥革命动荡期中，临时大总统孙文曾通令全军一致护卫的国宝级之国学大师也。若说这些人都是为着个人利禄来拥袁称帝，终难令人心服口服也。相反，袁本对做皇帝没信心，且曾一再表白无称帝野心，然袁氏最后还是购买龙袍违誓下海者，可能是受了严复、刘师培等一级的文化大师们也参加劝进的影响。据袁的心腹传言，袁闻严复亦参加筹安会，表示极为欢悦云云（见上引李宗仁新书，571页，转引自《严几道与熊纯如书札节钞》，载《学衡》，第十期）。

朋友，人总是人嘛！就是普通的人也许都会有做皇帝的黄粱美梦，更何况已在做皇帝边缘的人物，他们的做与不做，就在一念之间了。

又想，又怕；又默认，又否认

袁之称帝虽早有此心，但是袁世凯也是个最成熟的政客。做皇帝的诱惑力虽大，为个人利害着想，事到临头，权衡轻重，他也既想着，又怕着。当他的第一号心腹爱将，时任江苏将军的冯国璋于1915年6月22日觐见袁氏，问及帝制计划时，袁说：“我绝对无皇帝思想，袁家没有过六十岁的人。我今年五十八，就做皇帝能有几年？况且皇帝传子。我的大儿子克定残废，二儿子克文假名士，三儿子克良土匪。哪一个能承继大业？你尽管放心。”

［附注］袁世凯对冯国璋所说的这段话，传世版本甚多，也略有异词，拙篇所引出自更接近原文的张国淦版本。张是直接得自徐世昌口述，徐是袁世凯的总角之交，做皇帝时的不臣之臣，故较为可信也。见张国淦遗稿《洪宪遗闻》，复印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以下简称文史资料），第一辑，1986年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136页。关于袁家祖先活不到六十岁的故事，请参阅《晚清七十年》，卷五，有关袁家各章。

袁氏这番话说得近情入理，冯国璋也信以为真，因此替上司到处辟谣，说袁总统绝不会做皇帝。袁也曾对徐世昌说过，若有人要陷他于不义，要逼他做皇帝，他就要避往伦敦去做寓公，不问国事。并说他有个儿子在伦敦留学，他已嘱其略购薄产，以便退休后遁世隐居云云。余曾翻阅当时的美国外交秘档，竟也发现美国驻华使领馆也据之以向华府密报，袁如易共和为君主，中国国内无足与其抗衡者，然据冯国璋将军所述，以及各方情报的分析，袁总统似无称帝之心也。谁知袁氏口沫未干，他的帝制行为却一天天地成为事实，这不仅使美国人自叹情报不确，冯国璋也大为生气。他自认是袁氏的头号心腹，他的老婆都是袁氏所介绍的袁家的家庭教师。他两家亲如骨肉，而袁氏却对他作如此欺骗。是可忍，孰不可忍呢？其实吾人如以行为科学的法则来加以分析，这现象只是袁世凯的矛盾思想所反映出来的矛盾行为，不是单纯的欺骗行为也。做皇帝是何等大事！袁氏面临这个做不做皇帝的重大抉择，他原是又想着，又怕着嘛！因此他纵是对心腹干部的表态，也是一边默认，一边否认的。有人固以袁氏为伪君子也，默认是真，否认是假，其实两面都是真实的现象。因为原来就是又想着，又怕着，所以才表现出又默认，又否认的矛盾行为。不知如何是好嘛！朋友，做皇帝是闹着玩的？真是愁煞人，天不管。

一则以喜，一则以惧

试问袁氏何所喜？他喜的是，帝制运动于1915年8月在筹安会策动之下，未几即全国风行，如野火燎原，一发难收。筹安会的原始计划是直接发电各省将军及巡按使，并通函各部院司长以上官员，附寄古德诺论文和入会志愿书，以及对国体问题的投票纸，请复文者书明赞成改制与否，并请中央各部门及各省区选派代表，齐集北京开会，共决大计。果然各省区、中央各部门寄复函电，直如雪片飞来。首先是中央政府上下文武官员，及畿辅军警数千人集会、表态、劝进。中央大员中除黎元洪、段祺瑞、徐世昌、张謇等少数略表消极之外，其他如杨士琦、梁士诒、陆徴祥、章宗祥、周自齐等，都争先恐后，排班劝进。反对者简直寥若晨星。

至于各省区和地方藩镇，除冯国璋、张勋等两三人略表迟疑之外，时未经旬（9月2日以前），已有段芝贵、龙济光、张作霖、赵倜、靳云鹏、倪嗣冲、陈宦、唐继尧、汤芗铭、阎锡山、张怀芝等，所谓十九将军联名劝进的通电，声势夺人。

民间团体的劝进电报，那就更是更仆难数了。且有未收函电之各地商会工会等亦主动申请入会，并派员来京，共襄盛举。杨度等初意本是等各省代表莅京之后，即开会表决改变国体，呈请政府施行。甚至实时黄袍加身，拥戴袁氏立登大宝。然筹安会原自诩为民间组织，如此行动于法何据？不得已乃改采国民会议形式，由各省区、各团体指派代表来京，组织国民会议，决定改变国体，呈请参政院代立法院采纳执行。然国民会议组织需时，而参政院于9月1日例会在即，势难配合。筹安会诸公乃再度变通办法，以公民请愿团之方式行之，而各省、各界之公民代表，即由各省旅京人士就近选任。盖各省旅京人士多为该省区头面人物，与母省区各界接触既广，代表性亦大也。这一来，果然使问题得以解决，盗铃掩耳，皆大欢喜。自此公民请愿团之组织，直如雨后春笋，连人力车夫请愿团、乞丐请愿团、妇女请愿团，乃至妓女请愿团，均纷然杂陈。一致向参政院代立法院请愿国体改制，由共和改君主，并拥戴袁大总统为中华帝国皇帝。参政院所收请愿书既然盈箱累箧，乃票决组织国民会议，以顺从民意，而帝制派又深恐旷日持久，诸多不便，乃由财神梁士诒拨款补贴，建议组织全国各界请愿联合会以代之。梁之建议，的确是神来之笔，自此筹安会历史任务已了，乃于10月中旬易名为宪政协进会，渐次隐没，退出历史。请愿改制的大任遂由经费充足、人才鼎盛的全国请愿联合会一肩挑之矣（参见高劳著《帝制运动始末记》及黄毅著《袁氏盗国记》，选载于《北洋军阀，1912—1928》，卷二，922、975页）。

国民代表大会的推戴闹剧

历史学家于世纪末，秉笔书之，自难免感叹上述的传奇，实在是一场丑剧、闹剧和悲剧。但八十多年后回看这段历史三峡之中浪打船翻，其丑、其闹、其悲，不更有甚于此者乎？谨与贤明读者共叹一口气，这原是我们社会、文化转型期中避免不了的嘛！在转型期中的中国，国无定型，民无共识，政无法统。在无法无天的状态之下，一个泱泱然有五千年文化传统的文明古国，往往就被屈指可数的一小撮政客和军头弄得河翻鱼乱，民不聊生。而这些兴风作浪的军人和政客，往往也都是一些能力非凡的领袖之才。若在一个有制度、上轨道的国度里，他们往往都是些在建国治世方面了不起的人物，但是在一个无法无天的社会里，他们就是害群之马了。

就以上述这个帝制运动来说吧，那就是一个自作聪明、投机而不安分的小政客杨度，组织了一个六人帮的小政客集团，以迎合一个特大政客袁世凯的意志，庸人自扰，自以为是地干起来的。他们原是一批了不起的人才，时未经月，便把个帝制运动在四海之内弄得风起云涌。筹安会号称会员万人，分会遍及全国，但却自始至终未开过一次大小会议。一切会务皆由杨度等少数政客，秉承袁氏意旨而操纵之。迨运动已变成一时气候，参政院中其他政客亦急欲染指，乃一变而为全国请愿联合会，原先之“六君子”，乃扩大为“十三太保”。然请愿团体终究不能改变国体，乃承旨组织国民会议，再跃而为国民代表大会，由各省区、各行业分别选出国大代表，举行国民代表大会以投票决定，改变共和国体为君主立宪。旋又因国民代表大会召集需时，再简化为各地区国大代表就地投票，以决定国体。如此这般，各省区、各行业（包括硕学通儒）竟于1915年12月上旬投票完毕，全体国大代表凡一千九百九十三人，全票通过，“一致赞成（改变共和）为君主立宪国体”。据此，12月11日，参政院由副院长汪大燮领衔，山呼万岁，向袁世凯恭上推戴书，推戴袁氏为中华帝国皇帝，并乞顺天应民，早登大位，以定国基。帝制派经过三个多月的疯狂努力，至此算是大功告成了（有关袁世凯帝制运动的直接和间接的史料是十分丰富的。最近出版的比较全面的选辑，可参阅上引《北洋军阀，1912—1928》，卷二，“丁·袁世凯统治的垮台”，第919—1349页；“戊·袁世凯公牍选编”，第1350—1400页）。

梁启超、蔡锷与袁世凯

上述情形全属推戴者的花样，但是被推戴者的暗室作业又是怎么回事呢？上节已提过，袁世凯对做皇帝的兴趣自始就非常浓厚，但是兹事体大，他又是个政坛老狐，经验丰富，知道后果严重，不敢轻试。因此对做皇帝这套玩意儿，心理上既想之，又怕之。掉句古书，那就是“一则以喜，一则以惧”。上节已略有交代，他喜的是承旨者多，儿孙满堂，如今帝制运动风起云涌，黄袍加身在指顾之间。一个三十年前的落第秀才竟有今日，安得不喜？此人之常情也。但袁氏毕竟是个经验丰富的老官僚，他内心忧思，实与喜悦同深。

袁世凯又怕些什么呢？他第一怕的是他自己的枪杆靠不住。袁的江山是靠枪杆打下的，当年帮他打天下的功臣，如段祺瑞、冯国璋、张勋等人如今都自成方面。仰望黄袍，各有私心。慢说他想做皇帝，就是维持个总统大位，也要时时看他们脸色。笔者在“晚清导论篇”就已交代过，袁的北洋军系统，一向是不用留日学生的。如今北洋系本身已渐感尾大不掉，他想另组模范团作第二小站，来改造北洋军。不幸北洋系暮气已深，无人可用，他就又想到留日学生了。他之所以千方百计要把蔡锷从云南调到北京，原是一石二鸟。一方面是为着削藩；另一方面也预备重用这位梁启超的得意门生，年轻的蔡将军（1882—1916，时年三十二岁），以夺回军权，彻底改造北洋系。为此梁、蔡师徒也心知肚明，并由衷感激，诚心诚意服从袁大总统的领导。因此进步党也就变成国民党的死敌之拥袁政党了。

袁世凯这项安排原是个大政治家的安排。不幸竖子成名，虎头蛇尾，他那个锦绣江山，后来就是在段、冯、张的杯葛之下，被梁、蔡师徒一文一武打垮了的。下章再详述之。

列强干扰和军费无着

袁氏第二大怕，是怕虎视眈眈的帝国主义，尤其是日本。他怕他把民国改成帝国之后，列强拒不承认，甚或乘机浑水摸鱼，出兵干扰，助长地方叛乱，那他就无法应付了。袁氏因有此外交上之顾虑，所以他搞起帝制来，也就畏首畏尾了。

袁氏之第三大怕，厥为经济。二次革命时，袁氏对国民党之所以敢悍然用兵者，与五国银行团借款之适时签字，实有绝大关系。然可一不可再，假设因共和改制而再度引起南方诸省之独立，袁氏要用兵平乱，则军费一项便可置袁政府于死地，此亦袁氏所深知也。

上车、煞车与翻车

虽然做皇帝对袁世凯来说诱惑力很大，他也永远热衷，但因有上述三项之顾虑，所以他搞起帝制来，始终犹豫不决。而杨度等不知袁氏心事，但知疯狂拥戴，推着衰迈老人上车，勇往直前，从不后顾，而心事重重之后座老乘客，则频频煞车减速（余见美式配有避弹玻璃的保险轿车，后座都装有煞车，以防司机之暗算），以策安全。余曾于袁世凯的起居注中，按日细计之，其在后座煞车减速，盖不下十余次也。

袁氏最明显的一次煞车，盖发生于1915年9月6日。其时参政院已一致票决拥戴其称帝。“十三太保”亦持袍以伺，预备就把皇帝候选人拖入宝殿，来个黄袍加身了。忽然内府传谕，说大总统有话要说，并嘱杨士琦代为宣读，似对“十三太保”浇盆冷水。盖传闻袁世凯已正式决定拒绝受推戴。连反对帝制的参政院长、副总统黎元洪，亦自退隐之处，赶来听讲，咸以帝制运动盖可告一段落矣。谁知只是后座煞车一次，候选皇帝并未下车也。杨士琦传谕说，作为中华民国大总统，袁公有维持共和国体的责任。接着便强调说：“本大总统所见，改革国体，经纬万端，极应审慎，如急遽轻举，恐多窒碍，本大总统有保持大局之责，认为不合事宜。”可是最后还是拖个尾巴，说国民请愿要更改国体，也为的是“巩固国基，振兴国势，如征求多数国民之公意，自必有妥善之办法”（见1915年9月7日《政府公报》）。换言之，传谕的大意就是，如经过国民会议或国民代表大会一类机构之公决，那自当别论，如是则“本大总统”也未始不可考虑也。

这条狐狸大尾巴拖得十分巧妙，也十分明显。果然，三个月之后，经过全国代表大会代表一千九百九十三人之票决，一致同意改变国体，推戴袁氏为中华帝国皇帝。既然这是多数国民之公意，由参政院作为全国总代表，于12月11日山呼万岁之后，袁世凯就于12月13日正式接受拥戴，做起中华帝国的洪宪大皇帝了。

袁世凯晚年之做皇帝和汪精卫晚年之做汉奸，异曲同工，都是一失足成千古恨。流芳百世和遗臭万年，契机只在一念之间。悲夫！

第七章　帝制终于覆灭，护国也有难题

袁世凯想做皇帝的动机盖始于辛亥革命。由一个当朝宰相或统兵大将乘乱篡位，在中华五千年历史上，是有其一定的套路的。那就是乘乱抓权、抓军，清除异己，培养死党，然后水到渠成，逼宫、受禅做下一朝的开国之君。但是袁世凯的二儿子——假名士袁克文是一贯反对他父亲做皇帝的，其一首七律讽父诗曰：“绝怜高处多风雨，莫到琼楼最上层。”

袁氏对民国如无二心，他的统治是笃笃定定，不会有太多的问题；他如背叛民国，来恢复帝制，那他这洪宪王朝，便是个泡沫王朝，一戳即破。殊不知，蔡锷在云南领导起义，其情况亦复如是。

袁世凯想做皇帝的动机盖始于辛亥革命。由一个当朝宰相或统兵大将乘乱篡位，在中华五千年历史上，是有其一定的套路的。那就是乘乱抓权、抓军，清除异己，培养死党，然后水到渠成，逼宫、受禅做下一朝的开国之君。在我国传统戏剧里，就有一个剧目叫《受禅台》，所演的便是可怜的汉献帝被逼向宰相曹丕让位的故事。曹丕在受禅之后就变成魏朝的开国之君魏文帝了。儿子做了皇帝，乃追封他那位皇帝未做成的爸爸曹操为魏武帝。但是天道好还，四十五年之后，公元265年，魏相司马炎又逼魏主曹奂退位，自己受禅为大晋帝国的晋武帝，追封他那位“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却始终未做成皇帝的老爸司马昭为晋文帝。晋武帝于公元281年灭吴，结束了八十年的三国分裂之局，统一了长江两岸。但是这个打平天下的新的统治者，却是个浑球，不好好治国。他灭吴之后，竟将吴宫之内的江南佳丽五千人据为己有，他的后宫美女竟增至万人以上。

司马炎死后，他的儿子司马衷即位，便是那个有名的糊涂皇帝——晋惠帝。当大臣告诉他老百姓没饭吃，都要饿死了时，他却反问说：“百姓没饭吃，为什么不吃红烧狮子头（肉糜）？”总之，从三国的开国之君曹丕开头搞尧舜禅让的把戏以后，接着晋、宋、齐、梁、陈五朝，都是由大将当权，入朝拜相，封公、封王、加九锡，然后再逼宫、篡位的。一篡五朝，历时数百年。

志在传子

武昌起义之后，袁世凯这位落第秀才，就按照上述传统套路做上了中华民国大总统。最初他显然认为大总统也就是皇帝嘛，有何轩轾？可是经过两年国会政治和政党政治的折磨，他才恍然大悟：总统究竟不是皇帝。再经过那位世界法学权威古德诺教授这一剖解，他益发相信共和与帝制只是两个不同的政治制度，无所谓优劣，而帝制更适合中国国情和他自己的个性，更能满足他的虚荣心。所以他就存心化共和为帝制了。但是如笔者上章所做的分析，他是既想着又怕着，举棋不定。这一下儿子和迷信就乘虚而入了。他毕竟是个转型期中的落后政客嘛！

袁世凯曾说过他大儿子是残废，二儿子是假名士，三儿子是土匪，他如果做皇帝，实在传位无人云云。这话似乎颇具诚意，不但使冯国璋信以为真，连当时驻华的美国使领馆也信以为真。他们竟据之报向华府，说袁总统不会恢复帝制。上章曾略有交代。我国古人说：“知子莫若父。”其实反之亦然。他那个残废的大儿子袁克定，就不把老爸不恢复帝制的话当真。他知道他老爸迟早还是会做皇帝的。另据他最宠爱的三女儿叔桢（自号静雪）晚年的回忆（参阅台北《传记文学》三三八期，袁静雪著《袁世凯的家庭与妻妾子女》），袁氏早知冯之来谒，是向他唱衰的，所以说出上述语言，来使冯封嘴的。冯刚辞去，袁即气冲冲地上楼向家属说：“冯华甫岂有此理，冯华甫岂有此理！”云云。此事袁克定岂有不知之理？所以袁克定这时就雄心勃勃，千方百计，促使老头子跳火坑，改总统为皇帝，庶几十年八年之后，他也可以君临天下。

袁克定虽在当时国人的眼里是个大草包，可是在袁世凯心里却不是这么想啊！后来袁世凯死了，继起当权的黎元洪和段祺瑞，曾把当年袁世凯所封存的金盒子（所谓金匮石室）打开了，想看看袁世凯当年所内定的三位接班人选究竟是谁。启封一看，原来是：黎元洪、袁克定和徐世昌。袁克定居然是第二名（其实是第一名，但是根据约法，黎毕竟是饶汉祥这个巴黎人笔下的储贰，不得不暂列为第一也。有关黎元洪和他秘书的故事，迨黎当总统时再详述之），足见袁皇帝对这位“太子”多么看重了。据说在他从皇帝退位之后，还想回头当总统时，才把袁克定之名改为段祺瑞的（故事见台湾版《袁世凯窃国记》，341页）。

袁克定当然深知其父的思想底子。针对袁家无人活过六十岁的老传统，袁克定便或直接或间接地不断向老头子明言和暗示：这一不祥的家庭命运，只有做了真命天子才能冲破。另外他更制造出无数中国传统帝王最容易用来欺人自欺的所谓祥瑞、所谓显圣等以突破迷信老人的心理防线，使他深信称帝乃天意。例如此时湖北某地发现龙骨，长数丈。上书者言之凿凿。事实上，或许就是一种恐龙遗骨，是实有其事，使袁氏不得不信。还有更荒唐的真龙显圣的笑话，说某次袁世凯午睡方醒，家童以总统最心爱的玉杯进茶，竟失手把玉杯摔得粉碎，说是在床上看到一条五爪金龙，惊恐之下，才摔掉玉杯的……这些荒唐故事，都是徐世昌、段祺瑞等人得自内廷的消息。据说袁氏在表面上斥为迷信，不许外传，而内心暗喜云云。这种事或是出于小童的创作天才，或许是出自“东宫太子”的巧妙设计，但都是袁氏心防最弱之时，最能接受的莫大安慰。这些都是当时北京城内盛传，而有相当真实性的小道消息。朋友，不要小看这些封神鬼话，在适当的关口，那些原在天堂、地狱之间徘徊的政客，何择何从，往往就会因它而决定于一念之间。袁世凯和汪精卫二人，在历史上对天堂、地狱的选择，都是最具体的例子。他二人不但无情地毁灭了自己，也几乎把我们全民族的命运带到毁灭的边缘，言之可叹。

袁克定欺父误国的行为，最不可恕的还是他伪造《顺天时报》，来欺骗老头子和阖家上下，骗说日本人也赞成袁世凯做皇帝。《顺天时报》是日本政府在八国联军（1901）之后，在天津所办的汉文报纸，一贯是代表日本政府讲话的。袁世凯因对日本的态度最敏感，所以每天都读《顺天时报》。袁在中国政坛上一直都被看成英美派，日本政府一向对他虎视眈眈。但是“二十一条要求”谈判之后，袁自觉日本已暂餍所欲，不会反对他做皇帝了。这原是他一厢情愿的单相思，而袁克定在此关口，乃助其美梦成真，每天都印一张假的《顺天时报》来向他行骗。报内消息，不用说都是拥护袁大总统做皇帝的，这一伪报，对袁氏决心称帝实在是有其关键性之影响的。后来这伪报被袁克文和其胞妹叔桢在无意中发现了，他们兄妹乃向老头子告密，袁克定这才东窗事发，“皇帝”为之大怒，竟至将“太子”罚跪，用皮鞭抽打，并大骂其欺父误国，然木已成舟，悔之晚矣。夫复何言（见上引袁静雪文）？

莫到琼楼最上层

可是他那位假名士的二儿子袁克文（字寒云），却自始至终都是个反对派，他曾赋诗暗讽老爹，千万不可做皇帝。《易经》之首卦不云乎，“九五之尊”已到顶点，如果不及时煞车，而要继续上冲，冲到“九六”，就要“亢龙有悔”，甚至追悔莫及了。

民国以来，写政治诗的诗人，有诗可传世的，真不下几十、几百人。这也是有中国地道特色的士大夫文学。陈寅恪教授晚年就写了十多首藏头不见尾的在民国诗坛上有极高度文学价值的讽政诗。这种屈原式的灵感，是近百年来中国新诗界，至今还无法企及的高层文学，也是一般目前新诗人的文学涵养所无法欣赏的文字游戏。但它却是绝对没有死掉的传统文学里，一个极其重要的部门。不论新诗人们如何地诅咒和漠视，它还是老而未死的，中国文学里的一种极其崇高的表达形式，胡适所谓要下几十年的工夫是也（胡氏亲口告诉笔者的）。

在笔者的谬见中，我却十分看重袁寒云这首讽父诗。这位假名士的作品，实在不是和他同时的南社之中的数百个真名士（像易实甫、樊樊山等人），无病呻吟、搔首弄姿的作品，可以望其项背的。这当然是读诗人各有所喜的偏见，但是我想读者贤达中，或不无偏见同调也。为与海内外同好共品之，谨就个人记忆所及，将青少年期就能背诵的假名士的一首七律讽父诗抄录如下：

乍着微棉强自胜，阴晴向晚未分明。

南回寒雁掩孤月，西落骄阳黯九城。

驹隙存身争一瞬，蛩声警夜欲三更。

绝怜高处多风雨，莫到琼楼最上层。

寒云这首讽父诗的重点是最后两句，劝老头子千万莫到琼楼最上层。其他六句都是搭配的，所以前六句，他嫌配角不好时，就换来换去。笔者在青少年期所读的寒云讽父诗，至少就有两种。上录为我个人可以背诵，也是我比较喜欢的一首。下面一首则是在上引袁静雪忆父文中发现的。二者略有不同，并录如下（见台北《传记文学》三三八期，130页）：

乍着微棉强自胜，荒台古槛一凭陵。

波飞太液心无住，云起苍崖梦欲腾。

几向远林闻怨笛，独临虚室转明灯。

绝怜高处多风雨，莫到琼楼最上层。

其最后两句都是相同的，只是其他五句有别。是所谓推敲。推敲出新的灵感和音韵来，对旧作又不肯割爱，就多首并存了。这也是一般下几十年工夫的旧体诗作者的通病，也是他们彼此在诗坛见高下的标杆。南社当年解体的原因，便是宗黄（仲则）和宗郑（孝胥）两派争执不休的结果。胡适对旧诗的欣赏，显然便是倾向于宗郑的。

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

以上所说是当时反帝制文学中的反帝诗，可圈可点的一首高级作品，竟出于“皇二子”之手（“皇二子”也是寒云楼主自嘲的笔名之一），故访录之，以与有文学兴趣的读者共赏之也。在文学转型的过程中，汉学底子是江河日下了。今日吾人发政治牢骚，就只能搞搞顺口溜了。当然今天的新诗人，也还有以新诗形式来代替顺口溜的，但是新诗界以外的读者，就很有限了，虽然翻成外文却可以引起国际瞩目。

袁氏行帝制时，反帝论文也是雪片横飞的。其中最主要的一篇，当然就是梁启超的那一篇掷地有声、脍炙人口、有深远影响的佳作——《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了，为保存史实，不能不简略述之。梁氏在此万言长文上，第一要把国体和政体的界说弄清楚。他说共和与君主国体也，而立宪与非立宪则政体也。如今君宪救国论者认为只有君主才能立宪，而共和就不能立宪，是何种逻辑呢？

第二，就国情而言，若说继承式的君主立宪比非继承式的共和立宪更为适合于中国，则现行的《大总统选举法》（见前述的金匮石室制），不是既能传子，亦能传贤，岂不更优于帝制乎哉？何必改变国体？

第三，帝制派人士如今把美国古德诺顾问之言奉为圭臬，要据之以恢复帝制，废弃共和，而梁氏在辛亥前，当他为维护君主立宪制与共和人士论战时，所阐发君主立宪之精义，实十倍、百倍于古德诺之所言（梁氏此言不是吹牛，那时康、梁之言遍天下，所论确较古德诺之短文精辟多矣。历史学家可为佐证也）。而当时诸公（包括筹安会的“六君子”）一味醉心共和，对我梁氏之言，充耳不闻；梁氏之书，过目不读，岂因“吾睛不蓝，吾髯不赤”哉？

第四，天下事之滑稽者，当年为坚持君主立宪制，曾为共和人士所诟病，今日要推翻中华民国者，翻为当年的共和革命志士；而今日为维护共和国体者，翻为当年的君主立宪派，亦可怪矣。

最后，梁说他原是君主立宪派的元老，并无理由要为共和制度做辩护人，他只是认为国体一经确定便不可变动。辛亥前他反对革命的原因，就是认为国体不可轻变，革命得不偿失。可是当时革命人士把他的善意良言当成耳边风。而民国成立四年以来之所以糟乱若此，便是当年共和人士不听他的话的报应。如今共和的国体已定，而当年的翻云覆雨之士，又要再来翻云覆雨，乱来一气，民不聊生，国亡无日，不难预测也。今日之动乱，已充分证明他十年前所言之不虚。“十年以后真知我”，梁氏以“常带感情”之笔痛诋筹安会中之众莽夫说，尔等今日不听老子之言，硬要把今大总统拖下粪坑，与尔偕亡，十年后将再知吾言之不虚，而追悔莫及。尔曹其毋河汉余言。

篇末，梁更加附言，曰：

吾作此文既成，后得所谓筹安会者，寄余杨度氏所著《君宪救国论》，偶一翻阅，见其中有数语云：“盖立宪者，国家有一定之法制，自元首以及国人，皆不能为法律外之行动。贤者不能逾法而为善；不肖者亦不能逾法而为恶。”深叹其于立宪精义，能一语道破。唯吾欲问杨氏所长之筹安会，为法律内之行动耶？抑法律外之行动耶？杨氏贤者也，或能自信非逾法律以为恶，然得毋已逾法律以为善耶？呜呼。以昌言君宪之人，而行动若此，其所谓君宪者，从可想耳；而君宪之前途，亦从可想耳。

梁启超原是我国文学转型期中文起八代的大文豪，笔端常带感情。他的这篇宏文于1915年9月3日在北京的《京报》汉文版刊出之后，北京《国民公报》随即全文转载，全国各报闻风响应。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下就烧遍全国。国人对帝制的嬉笑怒骂，随之而来。不特杨度（皙子）一下便被摔入谷底，袁世凯本人也灰溜溜的，无面目见人。

杨氏贤者也，也是当时一位旷世逸才，最大的刀笔吏之一也。不意强中更有强中手。他梁、杨二人之对决，不谈政治，也是当时文坛一场好戏，当年中国总统为着做皇帝和今日美国总统为着玩女人，而带动全国第一流的刀笔吏之对决，而好戏连台。两地虽远隔重洋，时间亦相差近一世纪；而两方面之精彩镜头，却相互辉映，真是两幕难得的今古奇观。

梁启超与文学转型的序幕

梁启超既然以一篇文章闹垮了一个洪宪王朝，我们倒不妨也顺便谈谈他在近代中国文学转型中所发生的作用。中国近代文学之从文言转入白话，胡适当然是个关键人物，但是胡适不是忽然间从天下掉下来的。他之前还有个酝酿时期，梁启超便是这个酝酿时期酝酿出来的英雄。因为靠科举考试保镖而生存的文言文，在科举考试于1906年被废之后，就失去了生存的保障。但是就在文言文逐渐被白话文完全取代之前，读者和作者的口味却不能变于旦夕，所以它要有个适合二者口味的一个文白夹杂的过渡阶段（transitional period）。再加以文言文在造句和运用成语方面之简洁有力，往往亦非白话文所能相比，尤其是在大众媒体，所谓新式报刊兴起之后，这就注定了这个过渡阶段之存在，甚或长期的存在。梁启超便是这个过渡阶段前期的头号大师。他这篇“异哉”的大文，在今日的读者读来，难免觉得别别扭扭、佶屈聱牙，但是这别别扭扭的文体，在他所处的那个转型前期，却是每个人都看得懂，每个人都欣赏的时髦文体。明乎此，你就会体会到梁氏的文章在那时何以有那样的煽动性了。

笔者这一代老知识分子，幼年时还去古未远。记得我还在念方块字的时候，在祖父的书房里便有一些四五十岁的老头子，用手指点点我们在一旁旁听的小脑壳，说将来要我们学习写报纸文。当时根本不知啥叫报纸文。等到我在重庆读大学了，读到《大公报》上“看重庆念中原”一类的社论，才对当年老头子们的话，恍然有悟，原来以浅近的文言加生动的白话这种文体，最有说服力。当然从梁启超的《新民丛报》到王芸生的《大公报》，这两个报纸文之间，文言、白话的比重，已经有霄壤之别了。开这一文风的始作俑者，实在是梁启超。他那篇“异哉”的文章，当时便风靡全国，洪宪王朝后来的彻底毁灭，“异哉”要有一半的功劳。文人的笔威力是巨大的啊！林肯向那个写《汤姆叔叔的小屋》（又译作《黑奴吁天录》，Uncle Tom’s Cabin）的女作家斯托夫人（Harriet Beecheer Stowe）说，美国的内战就是你惹起来的啊！当然，她的小说可以惹起内战，但是真要解放黑奴，还是要靠林肯的枪杆啊。梁启超固然能把候补皇帝骂得灰溜溜，但是要强迫洪宪皇帝退位，那还有赖于他的得意门生蔡锷将军的枪杆也。

北洋系是诸系之祖

前已言之，袁世凯的洪宪皇帝一共只做了八十三天。他那大典筹备处替他在北京瑞蚨祥订制的两套价值二十万（一说四十万）的龙袍，还未试穿，那精雕细刻的九龙戏珠的宝座，还未试坐，那大太子因为东宫难保，还在幻想要搞个“玄武门之变”，把他的政敌皇弟——老二、老六干掉（这是根据他妹妹袁叔桢晚年的回忆，历史学家断不敢无中生有也），新华后宫里六位大小美人，还在为着封妃、封嫔吵闹不休（史料同上）之时，袁皇帝已经从宝座之侧昏倒下来。想复位做大总统而未能，一口气不继，就龙驭上宾了。

一般说来，袁世凯帝制的失败，是出于蔡锷所领导的云南起义，给他来个当头一棒之所致。这个历史单元论（single causation），在比较深入的史家看来，只能唯唯、否否、是是、非非。前章已略言之，袁氏对民国如无二心，他的统治是笃笃定定，不会有太多的问题；他如背叛民国，来恢复帝制，那他这洪宪王朝，便是个泡沫王朝，一戳即破。殊不知，蔡锷在云南领导起义，其情况亦复如是。云南起义假如没个北洋系的窝里反作为内应，单凭云南一省，甚至西南五省联合造反，也是枉然。换言之，那西南起义将领之间，所蕴藏的内部的矛盾，也会把反帝运动搞垮。那么就先说说袁氏北洋系，这个袁家班底及其内部的窝里反。

北洋系是什么呢？粗浅地说来，在近代中国政治转型期中，国家制度无定型、政府运作无法制的情况之下，一切靠的是人、系，或称党、称派、称团……总之，这些派、系、党是一群人在一个头头之下的有形或无形的组织。君不见，民国时期的大政客，动辄我系或我党如何如何（例如：北洋系、安福系、直系、奉系、政学系、交通系、研究系、老桂系，以及后来国民党的汪系、胡系、西山系、太子系、黄埔系、CC系、公馆系、桂系，乃至江浙财团等；甚至当年国民党的黄埔系中的十一师、十八军也可形成个以陈诚为头头的土木系。真是举之不尽。细说之，只有去编一部中国军政派系名词大辞典，才可略窥全豹）。

还是孔老夫子说得好：“君子不党。”结党就必然营私。小政客、孤鬼游魂们，称不了系，则结个小团体，一以自保福禄，一以把持若干小衙门，以排除异己，共享所得。“不吃白不吃”、“有权不用，过期作废”，就说出了小团体或个人把持衙门的经纬所在。当时这不只在政界、军界为然，青帮、洪帮的黑社会，乃至满口德先生、赛先生的学术界、文艺界，作诗、著书、画画、唱曲子，都不能免。甚至早年被贱视的所谓倡优，不结帮也不能自保。做妓女的也有什么扬帮、苏帮，长三幺二，来歧视土娼黑户。最奇怪的，连乞丐也各有其帮。不在其帮，也要棍棒交加，被打出街头巷尾，绝不容情……换言之，在近代转型时期的中国，个人单干，几乎是行不通的。不论为善或作恶，你都得有个帮。没有帮，就没有你。为着你的个人利益，为着帮的利益，乃至社区的利益、国家民族的利益；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你都得识大体，以帮的利益为首。这样，有时为着帮的事，你就不能奢言是非，你得在是非之间，睁只眼，闭只眼，识大体，由它过去。这本是我民族搞中庸政治的特性，也是我们的劣根性吧！子夏说：“大德无亏，小节出入可也。”这也就是我们的圣贤之教替我们当代小节不拘的贤者开了个后门，让他们为着各自帮派的利益，做了违心之事以后，暗室三省吾身而仍自觉无愧也。这种由一群死党组织，拥护一个帮主的帮派，在民国史上就是从袁世凯的北洋系开始的。在政治运作上，它的高级的死党，便叫作“班底”。这名词是从舞台上唱戏的戏班子里借用的。在当时很红的梅兰芳那个班子里，萧长华、姜妙香等配角，便是梅氏的班底；梅则是他们的班主。双方相依为命，共存共荣。

政治舞台和戏剧舞台原是一样的，大家都要有个班底。记得有一次我曾问过李宗仁先生，在国共内战最紧要的关头，为何突然飞离重庆？李说：“在重庆全是蒋先生的班底，我怎能留在那里？”后来我又问他：“你为什么不回台湾？你是那里的总统嘛！不回去，任人家弹劾你失职。”李说：“我在台湾没有班底嘛！”没有班底，就不能登台唱戏，只好待在美国做寓公了。

袁世凯那台滑稽戏的演出，也是全靠一个班底的。在他晚年，班底里的主要配角，一个个各唱其戏，他只好唱个独角戏，就卖不了票了。

“袁家班”班底溯往

朋友，上述这些现象，一般官史家都不愿着墨太多，因为那实在有损于庙堂形象，著书者往往也是身在此山中，不免为尊者讳。多写了，也难免与党史、国史体例有违。但是这一现象却是近代中国史上，任何人所不能否认的绝对事实啊！

所谓北洋系便是“袁家班”的班底。那是他做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时代所慢慢铸造出来的。但那时为时尚早，现代的独裁政党，都还没有出现。大清帝国的政治制度虽已日趋崩溃，但是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地方政治上的回避制还是依然有效的。老袁只能以曾国藩、李鸿章的老办法抓抓军队。军队，事实上他也不能全抓。慈禧太后在死前为夺其兵权，把他从北洋大臣调入军机处，他也只有乖乖地交出兵权。迨慈禧、光绪同时死亡以后，一个糊涂蛋的醇亲王载沣，拥一对寡妇孤儿入承大统，对袁氏要报一箭之仇，袁氏也只有抱头鼠窜而逃，不死者几希。迨朝命以足疾开缺，回籍养疴，袁氏也只有磕头谢恩，跌跌爬爬而去，岂敢说半个不字？这是中华帝国的制度使然。

可是清帝国已趋衰亡的边缘，袁氏虽按祖制百分之百地交出兵权，但那个腐朽的王朝却找不到一个人可以照单接收。迨革命军武昌起义，还要优诏袁氏出山平乱。这个班底便又在袁氏掌握之中了。等到他养敌逼宫，取得政权，当了总统以后，这个总统如何运作，他虽然在五千年政治传统里找不到蓝本，对新制又茫然无所知，但毕竟他还掌握了一个如臂使指的老班底，在新的舞台上，还是可以旧调新腔随机乱弹的（乱弹也是传统剧种之一，它杂糅众家，不拘一格，随机应变，然终不出传统套路也）。迨帝制骤起，袁要恢复旧戏，而班底诸配角，乱弹已久，如今已分别弹出各自的名堂来了，班主要旧调重弹，就很难号召全班了。

北洋系的窝里反

袁氏北洋系班底的主要配角是哪些人呢？简言之，从小站时期开始，文班底最高领导大致以所谓“嵩山四友”徐世昌、李经羲、张謇、赵尔巽四人为首。此四友者，经朝议虽比照汉初的“商山四皓”，而位隆于四皓也。他们一免跪拜称臣，二赐朝服肩舆，三为入朝赐座，四锡优厚年金（两万银元）。然此四人皆不领情。最重要的是号称相国的徐太保，时任袁政府的国务卿，筹安会出现未几，徐即称病离职。其他三人亦挂冠求去。其时袁的参政院与政事堂中，原网罗有共和、复辟两派，政见相反，而一致拥袁排孙的人士甚众。赵尔巽便是复辟派的领袖，总检察长罗文干则为共和派之中坚也。如今两派领导者皆纷纷求去，给袁之难堪虽多，然究无直接致命之伤害，袁也就淡然处之了。但是他们在袁氏帝制中所产生的破坏力，则无法估计了。

可是武班底的窝里反，情况就更严重了。袁之真正的实力，还是他那老北洋六镇（六师）的枪杆。这个枪杆老袁除自己紧握在手，绝不放松之外，下面能代他掌握的便是所谓“北洋三杰龙虎狗”的王士珍、段祺瑞和冯国璋了。王士珍这条“龙”，由于诸种公私原因，在军中虽声望弥高，然一直未掌握实权。迨袁有意于帝制时，王事实上已告老还乡，享其儿孙之乐了（参见上引陶菊隐著《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第二册，第70—72页。比较晚出的一手史料，如大陆出版的《文史资料》，所记亦多，不备载，详“史料篇”）。

段祺瑞（1865—1936）、冯国璋（1859—1919），这一“虎”一“狗”，可就不一样了。袁的看家之宝的六镇之兵，都掌握在他二人手里。袁为防止他们建立私人势力，乃把他们在六镇之中，不时调动，因此段一人在六镇之中，曾历任四镇的统制（师长）。袁的本意只是对其部属搞将不专兵的把戏，但事与愿违，等到他们水涨船高，段变成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时，袁的六镇班底，也都做了段的部属，使段氏在后来所谓北洋军阀系统中，成为威望足以号令全军的第一号大军阀。

段氏，合肥人，幼年也是老淮军眷村里的产品。李鸿章的北洋武备学堂第一届毕业后留德，并在克鲁伯兵工厂做实习生。后来为袁罗致，成为地位仅次于袁的小站元老。辛亥革命时接替冯国璋为清军前敌总指挥兼湖广总督。终于率前敌清军将领四十余人，电迫清帝退位，成为中华民国的开国元勋之一，闻名国际。在袁氏接替孙中山任临时大总统之后，段成为袁政府中最具实力的陆军总长。袁氏搞垮二次革命时，段氏摄阁。帝制之初，主将军府，兼统率处，号令三军，权倾朝野，为当时中国之第一军人。但是因其功高震主，在袁氏看来，就成为尾大不掉，乃稍削其权，从而引起段的反感。加以段亦以中华民国的开国元勋自许，接袁氏之班，实为顺理成章之事；做袁氏之臣，那就是降志辱身了，非大丈夫之所能堪也。但段显然无反袁之心，怠工、杯葛而已矣。段原与袁府的“大爷”（袁克定）互不相容，这时袁克定乃乘虚而入，竟向袁世凯建议以王士珍代段，袁氏误听儿言，乃命袁克定苦劝卧“龙”出山代段，并于1915年8月底正式交接。这一来火上加油，袁、段的关系乃发展到决裂的边缘。据松坡遗墨，蔡锷在潜离北京之前夕，曾与段有密谈。再据上引袁静雪的回忆，袁氏死后，遗族曾一夕数惊，因为有密报说段祺瑞要派兵来包围中南海，尽诛袁氏家人。段为此表明心迹，曾特地把老婆送来参与袁家守灵，以安袁族之心云云。袁、段的关系发展到这种恶劣地步，袁氏帝制之失败，还需历史学家多唇舌乎哉？

曹丕不好伺候

冯国璋和袁世凯的关系，与段祺瑞大同小异。冯国璋，直隶（今河北）河间人。幼年家贫，曾在农村戏台上拉二胡伴唱为生。后从军，由于聪明而苦学，竟被保送军校，与段祺瑞同学。半途请假考科举，竟考中秀才。再考举人落第，乃回军校完成学业。后得机去日本，对日本兵制观察入微，乃被袁氏选拔，终成小站三杰中之“狗”。辛亥武汉之役，统率清军第二军，攻下汉口、汉阳。后来调返北京，统领禁卫军。禁卫军者，袁氏控制北京之御林军也。有此，则袁党在北京之统治基础乃大奠。二次革命时，冯又奉调南下，与张勋攻克南京。后张军因军纪不佳他调，冯乃代张为江苏将军，驻节南京。从此地灵人杰，冯遂成为威震东南的封疆大吏。1915年初夏，冯自梁启超口中获悉袁有改变国体、实行帝制的阴谋，乃亲往北京一探究竟，袁氏乃对他有上述封口之说。冯国璋信以为真，并广为传播。后知被骗，乃气愤不已。因此对袁氏之背叛民国，竟加以公开批评，弄得朝野皆知。其实冯之反对帝制的公私动机，与段的立场亦大致相同。他二人除爱惜共和之外，都不无将来接袁氏之班而为主的情结。而对“太子”袁克定的憎恶，冯可能有甚于段。冯竟直呼袁克定为曹丕，并对朋友们公开诉苦说，袁大总统如果做了皇帝，“像这样的曹丕将来如何伺候得了”（见恽宝惠《谈袁克定》，载《文史资料》总第26辑，141页）？

总之，冯、段二人，乃袁世凯的两大肱股也。折其一，袁氏的皇帝肯定就做不成了；两个同时罢工，袁就瘫痪了，云南起义也就是多余的了。至于黎元洪之拒绝“武义亲王”之册封，黎虽非北洋系中人，作用不大，然黎氏究系副总统，反袁形象，也是有其一定影响的。但是坏东西不打不倒。没个云南起义这么轰轰烈烈地来一下，袁世凯可能还不会立刻倒毙，有袁在，帝制的闹剧伊于胡底，就谁也不能胡说了。

下面再谈谈蔡锷、唐继尧和他们的云南起义。

头角峥嵘的蔡锷

蔡锷（1882—1916），湖南宝庆（今邵阳）人，其家庭背景，说者异词。《云南文史资料选辑》说他家贫，“父为打铁工人”（见《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10辑，第9页），不太可信，因为他在十三岁时就考中了秀才，简直和他老师梁启超差不多（梁中秀才时十二岁），但他又和他太老师康有为一样，乡试落第，未能中举，因而跑到长沙进了当时最时髦的时务学堂，做了梁启超和谭嗣同的学生，时为戊戌前一年，蔡十五岁，梁二十四岁。名师高徒，是民国史上少有的佳话。哥伦比亚大学所编的《民国名人传》，说他是富农之子，我则认为他是中小地主之子，大致差不多。戊戌后，蔡锷曾在上海进南洋公学，后又东渡日本，1900年曾回国参加唐才常起义，再去日本进入日本士官学校第三期，与蒋百里同班，1904年毕业于士官学校骑兵科。蔡留日期间与梁启超往返甚密，并为《新民丛报》撰稿，可说是头角峥嵘、文武兼资。那时中国留日学生数万人，多数都在东京一带鬼混。像蔡锷这样的货真价实的留学生，实在少之又少，所以他一回国便成为新政各界争取的对象。

蔡锷于1904年在日本学成返乡，在端方手下做了一阵高级教官和参谋之后，便被广西巡抚李经羲罗致，去广西一住六年。他在广西最值得一提的工作，便是当李宗仁将军母校——广西陆军小学的总办。善于说故事的李公把他早年所最崇拜的校长，简直说成高不可攀的“飞将军”。他说，蔡总办的骑马，可不是翻鞍上马啊！他是从马后起跑，以跳木马的方式，纵身飞跃，骑上马背啊（李宗仁那时还不知道蔡锷是日本士官学校骑兵科毕业的）！李宗仁纵使很崇拜蔡锷，最后他还是参加了驱蔡的学潮，把蔡锷赶出了广西。因为，据他说，当时湖南人搞以邻为壑，把广西当成了湖南的殖民地，所以非驱蔡不可（见《李宗仁回忆录》，第三章）。

广西人驱蔡，蔡却因祸得福。因为这时李经羲升任云贵总督，乃顺便把蔡锷带到云南去了。在云南，他不只在云南讲武堂做兼任教官，教了个伟大的学生——中国工农红军创始人之一的朱德，并写了一部后来蒋介石也为之手不释卷的《曾胡治兵语录》，更重要的是当上了一位实际带兵官——云南新军第十九镇第三十七协的协统（旅长）。在三十七协里，他引进了大批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的晚期留日学弟，作为自己的班底（参见哥伦比亚大学和刘绍唐所编的各种中西文蔡锷传记）。

蔡、唐之间的微妙关系

笔者前章已交代过，袁世凯在他的班底北洋六镇之中，是不用日本留学生的，因为留日的陆军学生，大半都是同盟会的会员。蔡锷是梁启超的学生，未尝加入过同盟会，但是他和黄兴却因同乡的关系而有莫逆的私交；也由于黄的关系，蔡和同盟会也走得很近。如今在他的三十七协里，竟然有一个标统（团长）和六个管带（营长）是他在日本士官学校的学弟，其中六管带之一便是云南东川出生、日本士官学校炮科六期毕业的学弟唐继尧（1881—1927）。唐比蔡大一岁，但是在学历上，蔡却是比唐高三届的学长；在官阶上，蔡（旅长）更是比唐（营长）高三级的顶头上司。在他们那个时代，不论是在日本还是在中国，官场都是等级森严的，所以蔡对唐是可以颐指气使的，而唐对蔡则是毕恭毕敬的。这就是他们在辛亥前后的个人关系。

当武昌起义的消息传至昆明时，蔡是当时云南最大的实力派，召集全体军官密议之后，蔡被公推为革命政权的云南都督，云南就在1911年10月30日（阴历九月初九），向清廷宣布独立了。既独立矣，蔡都督坐镇昆明，一支由唐继尧率领以同盟会会员为骨干的北伐革命军，就从云南攻入贵州。贵阳既克，云南蔡都督乃向南京的革命政府力荐唐继尧出任贵州都督。半年之前，唐继尧还只是滇军里小小的管带（营长），一夕之间，连升四级，如今竟能与名重四海的蔡都督平起平坐。非蔡都督何以至此？唐对他的老长官、老学长的感激之情岂待细说？

蔡锷进京，唐继尧返滇

可是蔡对唐之恩高德厚，犹不止于此也。蔡锷之志不在云南一隅也。蔡原是个光芒四射的人物，再加个名重四海的老师狂为吹嘘，进步党人群起抬轿，革命党人拼命拉拢，便早已名扬海内。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北洋军举行有名的彰德会操时，袁为阅兵大臣，蔡锷亦被指派为审判员，当时蔡锷就颇为袁氏看重，而隐有选拔之意。迨袁氏企图称帝之时，袁嫌北洋诸将，尤其是自己的老班底——一“虎”一“狗”暮气太重。段祺瑞身为陆军总长，对部内政务，一问三不知。冯国璋方面大员，公书鞅掌，每晨高卧至12时，成何体统？所以他要毁军练军，成立模范团，训练新军，一反老北洋系不用留日陆军学生之往例，重用士官生，以消除暮气。他心目中所看重的就是蔡锷。蔡锷师徒为此亦颇感袁氏这个老伯乐的知遇，而颇有投效之心。因此梁、蔡师徒都认为蔡某非池中物，不应久困边屯，而应尽快离开云南。但是云南黑金（当时所谓云土）遍地，富庶侪于江浙，地接异国，可进可退，此一绝佳地盘，岂可轻弃，因此他们认为蔡氏这个飞天之龙一去，云南就应由唐继尧这个地头之蛇接掌才属万全。如此经梁氏之党在袁面前一再说项，结果终于得到袁的默契，将蔡氏调回其母省湖南，蔡之原缺由唐继尧返滇接掌。消息一出，蔡、唐两方固然皆大欢喜，而云南省内却引起了小小的风波，盖省内固不乏野心家也。因此拒唐、迎唐两派在昆明街头难免就剑拔弩张了。所幸离职将军犹在省内，余威未减，经过蔡将军一阵吆喝，反对派销声匿迹，唐继尧也就回滇和平接班了（大陆出版的《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10辑，就收集有两派遗老各说各话的回忆凡四十一篇之多，可读性甚高。至于可信度如何，那就看读者本人的鉴别力了）。

由唐领衔发动的云南起义

蔡锷于民国二年（1913）夏季，二次革命刚落幕时来到北京，却发现袁氏并无意要他还湘出掌方面，相反却饵以高位（陆军总长或参谋总长以替段）留之。为此袁亦未始不具诚心。盖从袁的角度看来，若践前诺，调蔡锷去湖南，恐于心腹地区另添一“藩镇”。二次革命后，袁好不容易去掉个谭延闿，怎能再换上一个更厉害的跋扈将军蔡锷呢？但蔡毕竟是个人才。在没有枪杆、没有地盘的条件之下，量材而器使之，未始不是有功于国族的槃槃大才也。不幸当时北洋系的确暮气已深，既不能令，又不受命，早成绝物，忽然飞下来的“空降部队”（国民党军队中的巧言，意思是由中央忽然派下的光杆儿指挥官），就着陆无所了。蔡留京三年，当了个他一窍不通的经界局督办，怨声叹气，最后还要找个妓女小凤仙来打掩护才潜出藩篱。谁知这美色的掩护，对个英俊多情的青年将军，也不是好玩的。他后来丧命于喉疾，竟被误诊为花柳，而患者亦深信不疑，是否即因为庸医所误，而使一代英豪不永其年？读史者悲之也。此是后话。

总之，当蔡锷溜出北京，经日本、安南，于1915年12月19日转返昆明时，他师徒的原计划，是由蔡锷从唐继尧手中拿回云南都督一职，然后统率当年旧部，网罗各界反袁分子，重建云南为根据地，以与袁姓皇帝作长期之决斗的。可是蔡氏行装甫卸，便已看出今日云南的主客形势已非复当年。今日之唐将军已非三四年前之唐管带（营长）。他今日只身来滇，只是洪宪王朝通缉待捕的逋逃犯，而非当年西南之蔡都督矣。他若能以三寸不烂之舌，说动现将军首义讨袁，或有可行；若不知轻重，以老长官自居，发号施令，那就自贻伊戚，寸步难行了。为此蔡在给梁的电报中，即隐约言之。梁氏乃聪明人，毋待明言，亦不能明言也。自此蔡在昆明以拥唐为务，旧友共事，建军讨袁，也颇为融洽。

此时海内外反袁人士如国民党之李烈钧（唐继尧之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同学）等，都聚集昆明，在唐继尧领衔之下乃于12月22日致电袁世凯，要求其取消帝制，并以死刑惩罚帝制派祸首杨度等十三人。限袁氏于二十四小时之内公开答复。限时答复未到，原领衔人唐、蔡、李等乃于25日召集群众大会，通电全国，宣布云南独立。群众闻讯，立时欢声雷动，列队街头，游行示威，一发而不可收拾，一个全国性的反袁大起义，便在昆明街头正式地拉开帷幕了（史料参见上引各书）。

云南的三路护国军

接着在云南的原班领导人，发动组织讨袁护国军，共有三个军，分路出师北伐。他们议定，由蔡锷统率第一军，分三个梯团，六个支队，号称九千人（见李新、李宗一合著之《中华民国史》，其他史书有说实数不过三千上下，总数约五六千人，或较近史实也），首先出发，直上四川，分向叙州、泸州、重庆三个目标前进，今且将第一军的统兵将领，条列如下：

总司令：蔡锷

参谋长：罗佩金

第一梯团长：刘云峰

·第一支队长：邓泰中

·第二支队长：杨蓁

第二梯团长：赵又新

·第三支队长：董鸿勋

·第四支队长：何海清

第三梯团长：顾品珍

·第五支队长：禄国藩

·第六支队长：朱德

蔡锷的第一军，基本上是步兵，加一个骑兵连和若干重武器和轻重机枪，少量弹药，裹二月粮饷，于1915年底、1916年初，分批出发北上，人数虽少，倒也十分悲壮。

护国军第二军由李烈钧统率，李之下有两个梯团、四个支队。两个梯团团长分别是张开儒和方声涛。第二军作战路线是东出两广，北上湘赣，与第一军会师长江。第二军东出之时，曾沿途招兵买马，扩充实力，散兵游勇被裹胁一空。下级军官之中，后来扶摇直上，成为国民党军之中坚者，指不胜屈。李宗仁当时本已弃武就文，在一所中学之内当待遇优厚的体操教员，颇为满足。不意护国战起，他再度投笔从戎，在张开儒梯团中“炒起排骨”（当排长）来了。

我曾问过李德公，待遇优厚的中学教师，哪里就不如一个稍息立正的小排长呢？“啊，”他说，“我是个职业军人，自当在军中求出路嘛。”我又问他为何一定要反对袁世凯做皇帝，李公说，他们那批“小排骨”，还管什么皇帝不皇帝，共和不共和？反正当军人就要打仗就是了。这是护国军中的“小排骨”当时对内战的观念。我想当时在袁军之中的“小排骨”们，思想也不会是两样的。“排骨”的思想尚且如此，则他们之下的“两脚规”（画圆圈用的小仪器通称圆规或两脚规，因其造型颇像出操的小士兵，故被“排骨们”当作小兵的代名词）对内战的认识如何，就不需多加解释了。语云一将功成万骨枯，枯的都是这些“小排骨”、“小两脚规”；啥共和？啥帝制？他们死掉做鬼也不关心啊！当年我替李公写口述自传，我劝他对护国战争这段经历，团长以上的大战略少谈不为过，“炒排骨的故事”则多多益善，因为那才是一般历史学家所不知道的、也不屑知道的护国战争中真正的历史啊（读者可参阅《李宗仁回忆录》的第六、七两章）！

护国军第三军也有四至六个支队，由唐继尧指挥，留守云南基地。

三军无主的护国战争

护国风气一出，兵来将挡，袁政府也立拨曹锟、张敬尧两军和冯玉祥一旅入川抵御。其实蔡锷这区区数千之众，间关千里，翻山越岭而来，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对付蔡锷，袁军毋须作战，只要据险防守数月，蔡军里无粮饷，外无救兵，饿也饿死了，会不战自溃也。

原来蔡锷犯蜀这个计划，是他们梁、蔡师徒远在天津便已拟定了的。他们本意是在控制云南之后，用云南全部军力民力，倾巢而出，一举占领四川全省。然后再发动四川全部军民力量，北出祁山，东下三峡，直入中原，北上幽燕，把老袁、小袁一举打垮。他师徒这项战略，原甚周详，谁知第一步（占领云南的计划）就未能实现。这计划只是一个湖南人和一个广东人一厢情愿地拟订的。在区域主义已迅速抬头的中华民国里，其难于执行，是不待蓍龟的。如今蔡锷以数千羸卒，裹二月之粮，北犯巴蜀万重之山，意欲何为？蜀人纵开门揖盗，你数千烂兵，又能盗得几许？所以蔡锷伐蜀的关键便是唐继尧的大力后援，谁知唐氏把蔡送上征途之后，便再无一弹之增，一斗之济。他二人的关系何以一寒至此？卫唐、卫蔡之士，一百年来就各有说法了。

吾人治史，笔则笔之，削则削之，不为两方师爷作注也。但我们大致可以说，两方皆在闹情绪，皆为情绪所累。君不见，他们护国三军之中，竟然没个主帅。三军函电来往，悉用咨文。咨者，彼此不分上下，绝对平等之谓也。这在自号“东大陆主人”的唐氏看来，云南是吾土吾民，尔等远来就食，自当客随主便，反帝抗袁，总应以我为尊。衣我之衣，食我之食，还要骑我头上，未免太不自量力矣。要我接济，需磕头来请。可是从蔡锷立场来看，哼，尔唐继尧之有今日，不知饮水思源，难道还要恩将仇报哉（见上节故事）？嗟来之食，丈夫不屑；反主为奴，焉有是理？何况反帝抗袁是为全民伸张正义，为此反要丧志辱身，服侍小人，情何以堪？读者朋友，你说他二人都对？都不对？总之，他二人这样一闹情绪就三军无主了。在近现代中国的军事史上，哪一支军队没个上级呢？有之，就是这三支护国大军了。虽然他们后来于1916年5月上旬（见下表）也在肇庆组了一个两广都司令部，选岑春煊为都司令，梁启超为都参谋，企图先把两广的护国军统一起来。接着又设立了一个护国军军务院，选唐继尧为抚军长，这显然又是梁启超这个聪明人亡羊补牢的办法，然为时已晚；这个新建制，徒徒把中华民国政府一分为二，搞出个史无前例的“一国两府”来。它本身未发生任何作用，中国近代史就进入“后袁世凯时代”军阀乱政的阶段了。

以上所述，只是举一个当国者的情绪影响行为，行为又影响政治的小例子。更大的问题还多着呢！本章限于篇幅，就不能继续追根了。

泡沫战争的顺利收场

蔡锷的伐蜀实在是个泡沫战争，脆弱之极，幸好他的对手也是如此。曹锟、张敬尧、冯玉祥，乃至其他的袁党中人，如湖南的汤芗铭、四川的陈宧、陕西的陈树藩也是如此。他们何厚于帝制？又何薄于共和呢？对他们来说，生存（survival）才是真理。例如汤芗铭这个湖北人做了湖南将军，为着报效袁氏，在湖南乱杀国民党。如今湖南人要向他收复失地，讨回公道，袁党又无法保护他，那么汤氏的自全之道，就只有加入国民军，宣布湖南独立，美国人所谓搞不过他就加入他（if you can not lick him，join him），此之谓也。陈宧在四川亦复如此。蔡锷之兵近在咫尺，相互砍杀，两败俱伤，而一无是处，加以袁在此时民心全失，蔡锷与陈个人亦无宿怨，罢兵言好，生民同庆，何乐不为？最重要的还是袁氏鞭长莫及，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袁对他私谊虽恩重如山，但他在此时放下屠刀，又何负于袁呢？所以陈、蔡双方在川南搞拉锯战，不二回合，两方就私通款曲，言归于好了。云南后方唐某拒发补给，蔡索性把两个支队拨归陈氏指挥以就食，血浓于水，有何不好呢？

从非袁不可到非段不可

袁世凯在弥留之际，似乎对自己热衷帝制、误信小人，也有深深的忏悔，第一他显然认识到他对日本的估计是个绝大的错误。当此欧战正烈之时，他这个欧美派，纵使内无反侧，一个日本的外在反对，也足够使他的皇帝之梦化为乌有的。袁克定伪造的《顺天时报》欺父误国的影响，是无法挽回了。唯一的补救之道，就只有人死病断根，撤销帝制。

云南起义的爆发和它所引起的骨牌效应，在偌大的中国，顾此失彼，袁世凯也是无法应付的。因此当袁军与蔡军在川南拉锯，各有胜负之时，他就决心把帝制叫停了。3月22日袁氏正式撤销帝制之后，在各方要求连总统一道退位的呼声中，烂摊子如何收拾？袁氏此时已是个绝对的孤家寡人和独夫，急火攻心，已重病在身。有关军国大事，那些帝制派的喽啰，什么“六君子”杨度等人和“十三太保”的段芝贵等，都上不得台盘。内安反侧，外和强邻，军事、政治一把抓，就非段祺瑞不可了。所幸段祺瑞颇识大体，3月22日出任参谋总长，经过一个月的周旋，4月22日乃拜相组阁。但是庆父不死，鲁难未已，各方叫嚣，正此起彼落，省县独立，也接二连三。南方独立诸省，在护国军军务院成立之后，对袁氏下野之要求更趋激烈。5月17日在冯国璋与张勋联合邀请之下，尚未独立的十七省各派代表于南京集会，各省虽仍效忠枢府，尊重元戎，但奉劝息肩荣休，则是多数之决议。纵是有举足轻重，一言九鼎的义婿四哥（袁家幼年子女多呼冯国璋夫人为四姐，冯国璋为四哥，见袁静雪忆父文），也不避嫌疑，迭电劝退，其他来自全国各地的劝退、迫退、乞退，乃至斥退的函电，则日夜不绝，衰病残年，何堪于此。袁氏自知不起，在6月6日昏厥复苏之后，微息微叹之间，向榻畔侍疾的徐世昌说：“他害了我。”此“他”是谁？就永无定论了，袁氏一死，全局皆松，中国就是另一个面貌了。

自民国有史以来，吾尚未见一本、一篇甚或一页对袁有正面评价之书。有之，或自不才始也。细评之，关系篇幅，有待专论。三言两语带过，则袁世凯，我国近代社会政治转型期中，不幸的当国者之一也。我国近代从极高度甚或是已入化境的帝国制度，要转入一个超英越美的国家、社会两得其平的后西方民主制度（PostWestern Democracy），袁世凯之当国正值我国近代社会、政治转型的开辟时期，而他又天生是个“治世能臣，乱世奸雄”的曹操型的人物，主观的个性和客观历史发展的轨迹，两者凿枘不投，怎能不粉身碎骨呢？凿枘不投是普遍现象，袁氏则较甚于他例而已，无足怪也。今只略言其抽象部门，具体例证，当另作别论。

今且把护国战争期间的大事，排列为以下时间表，以便读者一目了然也。

护国战争大事表

民国四年（1915）

·12月13日：袁世凯接受推戴，决心做皇帝。

·12月15日：册封黎元洪为武义亲王，黎不受。

·12月20日：申令徐世昌、赵尔巽、李经羲、张謇为“嵩山四友”。

·12月21日：册封冯国璋、段芝贵、唐继尧、阎锡山、曹锟、靳云鹏、朱庆澜、刘显世、许世英、卢永祥等四十余人以公、侯、伯、子、男五等爵位。

·12月25日：云南宣布独立；唐继尧、蔡锷等领衔，组护国军讨袁。

民国五年（1916）

·1月19日：日本警告，促袁延缓帝制。

·1月27日：贵州独立；刘显世领衔。

·2月17日：外国公使团访外交部，关心中国内战。

·3月13日：广西独立；陆荣廷领衔。

·3月22日：袁撤销帝制；起用段祺瑞为参谋总长。

·3月31日：四川将军有意倒袁，与蔡锷军停战。

·4月6日：广东被迫独立；龙济光领衔。

·4月12日：浙江被迫独立；都督屈映光领衔。

·4月17日：冯国璋、张勋提出调停办法八件。

·4月22日：段祺瑞出任国务卿，组新内阁。

·4月26日：冯国璋电劝袁世凯下野。

·5月1日：两广都司令部成立于肇庆；都司令岑春煊，都参谋梁启超。

·5月8日：护国军军务院成立于肇庆；抚军长唐继尧，岑春煊代；是为近现代中国“一国两府”之始。

·5月9日：陕西独立；陈树藩领衔。

·5月17日：南京会议，由冯国璋、张勋策划，十七省代表参加。

·5月18日：国民党领袖陈其美在上海被刺杀。

·5月22日：四川独立；都督陈宧领衔。

·5月29日：湖南独立；都督汤芗铭领衔。

·6月6日：袁世凯病死，虚龄五十八岁。

·6月7日：黎元洪继任大总统。

唐德刚（1920—2009）

安徽合肥人。国立中央大学（重庆）历史系学士，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纽约）硕士、博士。曾先后任职于安徽省立安徽学院、哥伦比亚大学、纽约市立大学，长期从事历史研究与教学工作，并对口述历史的发展贡献良多。著有《袁氏当国》、《段祺瑞政权》、《李宗仁回忆录》、《胡适口述自传》、《胡适杂忆》、《史学与红学》、《书缘与人缘》、《五十年代的尘埃》、《战争与爱情》等，包括历史、政论、文艺小说多种，及诗歌、杂文数百篇。

袁世凯公举为中华民国第一任大总统明信片，并绘有北洋政府时期的五色旗。

敬祝中华民国创造明信片之孙中山、黎元洪、黄兴头像。

祝大中华民国成立明信片黎元洪、黄兴头像。其中可见辛亥革命“南京城大激战”、长江口岸“八舰降服”场景及中英文字样。

左上：北洋时期印行辛亥革命民军首领黄兴像明信片。

右上：中华民国临时副总统黎元洪像明信片。

左下：北洋时期印行中华民国副总统冯国璋像明信片。

右下：北洋时期印行蔡锷像信片。

北洋时期印行前国务总理段祺瑞像明信片。袁后中国，北洋之虎段祺瑞，被视为皖系军阀首领。

1918年双十节徐世昌像、冯国璋像纪念明信片，有“北京（民国）七年十月十日徐大总统就任纪念”戳。

上图：张作霖像及其与外国军官留影。

下图：张学良像及皇姑屯事件张作霖坐乘的贵宾车倾覆场景。

中华民国开国纪念币孙中山头像。

中华民国共和纪念币袁世凯像。

中华民国三年（1914）“袁大头”袁世凯头像。

中华帝国洪宪纪元（1916）袁世凯像。

中华民国开国纪念币黎元洪头像。

中华民国十年（1921）九月仁寿同登纪念币徐世昌像。

中华民国十二年（1923）宪法成立纪念银质纪念章曹锟像。

中华民国执政纪念币“和平”（1924）段祺瑞像。

中华民国十五年（1926）陆海军大元帅张作霖像纪念银币。

1913年，袁世凯就任中华民国大总统后，率梁启超、梁士诒、荫昌、陆徵祥、曹汝霖、顾维钧、章宗祥、刘冠雄、王家襄、汪大燮、朱启钤等文武官员，与各国驻华使节合影。

1918年10月10日，徐世昌（前排左八）在北京就任大总统仪式后合影。前排左七起依次为代理总理钱能训、外交总长陆徵祥、交通总长曹汝霖、海军总长刘冠雄等人。

1916年10月10日，值中华民国成立五周年，新上任的大总统黎元洪在南苑操场举行北洋军阅兵仪式。掌握实权的国务总理段祺瑞不服黎元洪登上大总统宝座，形成“府院之争”。黎元洪也想利用这次阅兵显示自己的地位。

上图：1918年11月28日，北洋政府在紫禁城太和殿前广场举行盛大的阅兵仪式纪念一战胜利。大总统徐世昌在代理总理钱能训、新任陆军总长靳云鹏等人的陪同下正走向太和殿，准备在太和殿前广场检阅战胜国部队，英美等国驻京军官抽出指挥刀以示敬意。

下图：1918年11月28日，大总统徐世昌发表一战胜利演说。人群正中戴高帽者为徐世昌。右边着军装的是陆军总长靳云鹏，再往右是段祺瑞。战胜国公使分列两旁。

上图：1916年11月，英国在山东威海卫租界开始招募第一次世界大战赴欧华工。

下图：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华工不少是山东人。赴欧之前，加拿大医务官仔细检查二十多项身体指标，尤其严防筛查沙眼等传染病。

上图：一战期间，中国华工在法国南部的鲁西荣地区修建铁路留影。飘零万里，语言不通，遂常以手势交流，甚至英国人抽着马鞭监督华工营众赶进度。

下图：1918年6月，中国华工自法国、比利时交界处向前线进发。一战爆发后，成千上万来自中国的华工援助对欧洲弥足珍贵，在法国，这样可能腾出同样数量的法国工人到前线服兵役。

上图：1890年，段祺瑞（左二）等五名晚清留学生在德国教官瑞乃尔指导下操作弹炮。晚清政府亦与德国克虏伯公司谈判购炮事宜。

下图：段政府段祺瑞（前排右五）等人与英国、美国等列强“太上皇”北京外交团合影。中国海关的最高机构总税务司长期由英国人把持，掌握着北京政府的巨额财源。

上图：1924年直奉战争，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11月17日，奉系张作霖邀冯玉祥在天津日租界下野皖系首领段祺瑞家中会谈，决定拥段为临时执政。图为天津会议合影，前排左起梁鸿志、冯玉祥、张作霖、段祺瑞、卢永祥、杨宇霆、张树元，后排吴光新。

下图：1936年，前国民政府临时执政段祺瑞（1865—1936）公祭之时，其灵柩车由国府要人及各国仪仗队护行北平留影。

1924年10月，冯玉祥将曹锟囚禁中南海，时局之变，促使奉系、皖系寻求孙中山合作。此后为全国舆论所迫的段祺瑞、张作霖，电请孙中山北上共商国是，以产生正式政府。此图即为12月4日抱病自海路抵达天津的孙中山，在张园行馆与国会代表等欢迎人士的合影。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铁狮子胡同行辕辞世。同日，遗体送至协和医院。19日，灵柩移至中央公园社稷坛大殿，开放社会各界隆重公祭。4月2日，移至香山碧云寺金刚宝座塔石券门内暂厝，图为由中央公园移出情景，送殡者十余万人。

上：中华民国三年（1914）印中国银行试模票袁世凯像（正反面）。

下：中华民国六年（1917）印中国银行兑换券壹佰元黎元洪头像（正反面）。

中华民国十二年（1923）印中央银行伍元通用货币孙中山头像（正反面）。

左上：中华民国邮政孙中山头像。

右上：中华民国共和纪念邮票袁世凯头像。

左下：中华民国邮政陆海军大元帅就职纪念邮票张作霖头像。

右下：中华邮政开办廿五年之纪念（1896—1921）总统徐世昌（中）、国务总理靳云鹏（右）、交通总长叶恭绰（左）头像。

编者序 唐德刚教授与民国通史计划

禤福辉

唐德刚教授长期钻研民国史，数十年如一日。他的早期著作和晚期作品的重点颇有不同。早期的著述都是专著，主要是口述传记，以1950年代后期参与哥伦比亚大学中国口述史学部（Chinese Oral History Project）的访谈为基础，如《胡适口述自传》和《李宗仁回忆录》，都是传诵一时的经典之作。晚期作品则特别着重撰写民国通史，气魄恢宏，观点独到；而且极力打破繁琐、枯燥的学院派传统，以“唐派新腔”的散文下笔，幽默、流畅，亦庄亦谐，妙趣横生；毅然走出象牙之塔，提倡“务求其通俗”的主张，以期实现雅俗共赏的目的，为两岸千千万万的读者所热烈欢迎。

1991年夏唐教授从纽约市立大学退休，刚放下教鞭，便潜心撰写民国通史。先后出版《晚清七十年》（1998）和《袁氏当国》（2002），前者是“晚清导论篇”，后者是“北京政府篇”，二者是互相衔接的。2000年修订了撰述计划，打算分为五篇，除上述两篇外，还有“国民政府篇”（1928—1949）、“人民政府篇”（1949—2000）和“‘国民政府’在台北”（1949—2000）等三篇。2005年，撰述计划中的“人民政府篇”面世；但是这个计划的主轴—“国民政府篇”却始终没有出现。

2001年底唐教授害了一场重病，差点不起，体力恢复很慢。直到2005年，健康状况稍有起色，便与吴章铨博士重新审议撰述计划，再次修订计划大纲，分为“军阀篇”（1916—1928）、“五四运动篇”（1919）、“北伐篇”（1927）、“国民政府篇”（1928—1937）、“抗战篇”（1931—1945）和“中国近代转型论”等六篇，显然比2000年的大纲较为细致。可惜重病之后，年高体弱，终究心有余而力不足，很难再振笔直书了。修订计划无法落实，董狐之笔从此封尘，民国通史计划不幸中断。

但是他对民国通史始终未能忘怀，在闲谈时常常流露出无限怅惘。自2007年起，中国近代口述史学会同仁常常结伴到唐府拜访，有时七八人，有时两三人一同前往。除了正式访谈外，也陪两老闲聊，天南地北，无所不谈。他老人家谈得高兴时，就不断鼓励大伙分头撰写民国史。2009年初我们最后一次到唐家探望，他还是苦口婆心，旧事重提，并且一再讲述近四十年前（1971）推却撰写“蒋总统全传”的往事，感到万分遗憾。看来民国通史没有完成，撰写“蒋传”的难得机会悄然溜走，可能是他一生最大的遗憾。

在过去两年，中国近代口述史学会同仁分头整理他留在纽约的手稿、论文、诗词、书信等资料，现在总算有一点头绪，希望为中断的民国通史计划做一些补充，《民国史军阀篇：段祺瑞政权》正是我们的初次尝试。他多年前以英文写成的《中国革命简史》（A Short History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的翻译工作也快要完成，希望不久可以付梓。但愿能够按照他的修订大纲，整理现有资料，逐步编辑成书，以慰良师的期盼于万一，并聊表无限怀念的微意。其实《段祺瑞政权》一书，远流出版公司早在2004年就差不多编好了，后来把初稿送唐教授过目，不料出了乱子，邮寄回台湾的订正稿不幸遗失，一去无踪。直至今年初，游奇惠主编旧事重提，寄上原出版计划，建议我们把遗稿重新编纂。远流的建议与我们的构想不谋而合，可谓求之不得，因此立刻表示赞同。我们马上着手整理资料，除已在《传记文学》发表的几篇有关军阀的文章外，又从他的遗稿中挑出《谈谈打打的护法战争》（此文太长，现在拆为两篇，按原来小题，分出《再造民国，段阁复起》一文）和《论桂系》两篇未刊长文，并翻译了早年在哥大的英文讲稿《民国军阀概述》以作补充，终于使本书劫后重生，能够与读者诸君见面。

不过，复查修订大纲，他显然有意全盘探讨军阀史的种种问题，并非仅以皖系军阀为限。但是，遍翻遗稿，没有发现直系的文章，也没有讨论粤、滇军阀的稿子，所以本书基本上还是以皖系及黎（元洪）、段的府院斗争为主轴。

本书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描绘袁后中国的状况，阐述北洋军阀和政客的争夺，实力派段祺瑞脱颖而出，掌握大局的经过，其中《王纲解纽，军阀割据，政客纵横》一文深入分析了军阀时代出现的原因，不断互相砍杀的现象，宪制混乱，黎、段宠臣的缠斗造成府院之争的经纬，可以说是全书的纲领。此外，《民国史军阀篇四圆四方图解》一文，简明扼要地阐明军阀时代的分期。民初大小军阀三千多人，纵横捭阖，朝秦暮楚，史实纷繁，使人眼花缭乱。唐教授抽丝剥茧，条分缕析，并附上图表，把军阀时代（1912—1928）分为四期，每期四年，井然有序，化繁为简，一目了然，清楚阐述了军阀割据时代的梗概，难能可贵。

第二部分专论段祺瑞政权，说明黎、段上台后不久，就爆发严重冲突，势成水火，斗争极端激烈。袁世凯死后，黎、段两头马车走马上任，恢复《民元约法》和旧国会，行“虚君实相”的责任内阁制，其实是非牛非马的混乱制度，既非总统制，也不是真正的内阁制，因此政府运作极度困难；同时人事问题复杂，黎、段的“二爷”（宠臣）孙洪伊和徐树铮缠斗不休，结果1917年竟借参战案而爆发激烈的府院之争，黎听信政客胡言，昧于时势，悍然拉段下马，引起北洋军阀群起反对，结果举国骚然，天下大乱，终于造成统一的中国一分为二，祸延至今，两岸分裂状态依然无法解决。

第三部分“余绪”中，《论桂系》是唐教授的未刊遗稿，只有前半经过整理、缮正，后半篇是未经修饰的初稿，然而全篇深入浅出地探讨桂系的特征，综论其在民国史中所起的作用，观点独到，言人所未言，值得细读。桂系虽有相当独立的武力、地盘和财力，却始终不能入主中枢，充分反映其地方军阀的特性。不过新桂系统一广西后，能够认清大局，加入国民党，成为支持革命军北伐的最重要力量，而国民政府的确立，桂系的归附也绝不可少。北伐后李、白势力迅速膨胀，如日中天。但是1929年2月“武汉事变”爆发，竟然不堪一击，土崩瓦解，不但充分暴露桂系的弱点，而且也加强了蒋介石削藩的决心，引发中原大战（1929—1931），同时张学良于1930年秋应召率师入关参战，翌年日寇便乘机炮制“九一八事变”，最终造成全面侵华之局。因此“武汉事变”与“西安事变”同是近代中国国运的转折点，值得进一步深入探究。

《从北京政变到皇姑屯期间的奉张父子》一文是唐教授的力作，扼要阐述奉系在第二次直奉战争后势力迅速膨胀的经过。这时张作霖拥有三十七万雄师，打算以武力统一全国。不到一年便控制黑、吉、奉、热、冀、鲁、苏、皖八省，天津、北京、上海三市，拥有半壁江山，傲视群雄。稍后老帅更应孙传芳之邀，出任安国军总司令，1927年又在劝进声中成立“中华民国军政府”，俨然以国家元首自居。然而由于抗拒日人无理要求，结果难逃“皇姑屯事变”的厄运，粉碎了奉系一统中原的宏图。

从整体而论，军阀也有贤与不肖，不能一概而论。“张作霖，军阀也，然作霖竟以拒签‘五路’条约而死国。吴佩孚，亦军阀也，然其‘不住租界’，狷介一生。据说，最后亦以誓不事敌而招杀身之祸。张宗昌，军阀中之最下陈者，然济南惨案前，亦尝坚拒日军化装直鲁军以抗南军之要求。大节无亏，均足垂名青史。”（见《从北京政变到皇姑屯期间的奉张父子》）

另一方面，段祺瑞掌权之初，根据《民元约法》，实行责任内阁制，基本上还是依法行事的，并非后来无法无天之辈可比；而且“黎、段二人都还算是正人君子，有节操、识大体而清廉可风的、难得的政治军事领袖”。问题出在民初根本没有实行现代议会政治的条件，因此“形势比人强，非两个老军阀的二‘人’之过也”，可说是持平之论（见《皖系政权的发展与“参战”的纠纷》）。不过，唐教授深信我国最终必将走上民主、法治的道路。他说，“我民族要做到把法律当皇帝的这一步，最乐观的估计，恐怕最少还要等四十年。”（见《再造民国，段阁复起》）只是四十年的推断，说不定还是有点太乐观吧。

在中国历史长河中，改朝换代总不免出现藩镇割据现象，昔日的所谓藩镇，就是近代的军阀。如果我们从西汉算起，藩镇割据之局先后出现不下三十次。从宏观史学来看，军阀割据是我国转型期中一个偶然现象。“我国史上第二次大转型，从帝制向民治转去，这个总方向是必然的，不会变动的；但是在各小阶段中的变动，则往往是偶然的，不可捉摸的，和反复无常的。这个偶然出现的军阀阶段，就是个很标准的说明”（见《王纲解纽，军阀割据，政客纵横》），相信是十分客观的推断。

在编辑本书期间，蒙各方友好大力协助和匡正，特此一并申谢。

2011年12月12日于加州湾区寓所

编者简介

禤福辉，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学士，哈佛大学硕士，剑桥大学研究。纽约文化工作者，近年从事抗战史研究，现任中国近代口述史学会会长，著有《地狱证言：抗战时期被强掳赴日中国劳工的血泪口述》（香港：利文出版社，2005年）。

代序言 人文亲切 唐德刚史学著作的独特魅力

于仁秋

唐德刚教授逝世两周年之际，远流出版公司决定出版他的《民国史军阀篇：段祺瑞政权》。中国近代口述史学会的几位同仁，协助该公司编辑整理唐教授的书稿，我也借此机会再次重读唐教授的这部民国史及其他史学著作。《段祺瑞政权》付梓在即，我们口述史学会的会长禤福辉写了编者序介绍本书的整理过程，并命我也写一短文，谈谈我阅读唐德刚史学著作的体会。

唐德刚教授生前便文名远播海内外，他的史学著作和其他著作广受欢迎，拥有众多的读者；他逝世之后，他的著作成为海内外华文世界的宝贵人文财富。这是唐教授的非凡成就，早有识者论之。

如果我们问，为什么唐德刚教授的史学著作会有那么大的魅力，在海内外华文世界长盛不衰地拥有众多热情的读者？最简单的回答，是唐教授写得好。好书自然有人读。如果我们接着问，唐德刚教授的史书写得好，好在什么地方呢？这就不是三言两语便讲得清楚的。我愿在此短文之中，不揣浅陋，谈谈我对唐德刚教授史学魅力的认识和体会，求教于喜读唐氏作品的读者朋友们。

我是专业历史工作者，喜欢读唐德刚教授的史学著作，有些著作是一读再读。综合多年的阅读体会，我最佩服唐教授的是他有非凡的本领，将个人兴趣、当代显学、大众经验及心理恰到好处地融合在一起，写出既有卓越见识、又让一般读者读来倍感亲切的历史著作。

唐德刚教授治史的个人兴趣是中国近现代史；他在他的著作中数十年“曲不离口”地讨论中国的“转型”（transformation）问题，本是当代显学；而唐教授反复申述的中国“转型”的长期性、“一转百转”的复杂性，经他老人家那支健笔深入浅出地阐释描绘，则表现为一百多年来中国人的日常经验，有具体真实的人物故事可供参证、回味、思考。试问当代中国人，谁没有生活在“转型期”酸甜苦辣百味杂陈的体验和观感？当代中国，变化之快，真使人有十年已一世、沧海变良田之慨。在此“一转百转”、越转越快的“转型期”，常被转得晕头转向、有满肚子委屈、困惑的中国人，抽空坐下来翻一翻唐教授的历史书，读他那些对中国转型特殊经验独具卓识的历史分析和他的具有浓厚中国人情味的文字，自有一种亲切。

“转型”学成为当代显学，原是人类经验的自然反映：欧洲、美洲，中国，以至全世界，由“前现代”“转型”到“现代”，自然有无穷的问题要研究，于是有各种理论应运而生。唐德刚教授生于1920年，在祖国度过青少年，亲身经历过中国的“转型”，目睹了中国人的奋斗追求、挫折失望。他在大学、研究所的专业是历史学，受教于顾颉刚、郭廷以等名师，对中国“旧史学”向“新史学”的“转型”，也有真切的认识和体会。20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唐教授在当时的美国史学重镇哥伦比亚大学历史系读博士学位，更是广泛研读当代社会科学的新理论新方法，对各国之“转型”，有所比较；他将这些新理论、新方法，以比较的方法应用于研究中国之“转型”，并将自己的亲身体验观察融入于历史分析，数十年如一日地以通俗清新的文字呈现自己的研究结果，终于成为独树一帜的史学大师。

唐德刚教授没有创立任何“转型”理论，但他却将中国的“转型”历史写得精彩万分，因为他善于博采众家之长，同时又极清醒地避免各种门户之见。唐教授是一位虚心而又自信的学者。他在念博士期间，虚心学习现代西方社会科学，由衷赞叹西方现代历史学引进社会科学理论方法之后所发生的巨大变化。唯其虚心，他也能看到西方理论的局限性。比如说，他很早就指出，西方研究“现代化”及“转型”的许多理论、方法，注重人类经验的“通性”是其长处；但忽略各民族文化的“特性”，则是其短处。扬其长避其短，是唐教授很早就得出的结论，也是他多年撰述中国“转型”历史的具体写作实践，我们读他老人家的书，时时便会看到他在不同地方对此问题的讨论和提示。

唐德刚教授是一个有抱负的史学家。他既有对西方学术界显学各派识其长亦见其短的眼光，随之而来的便是他要超越各家各派的自信和雄心。早在1962年，正当壮年的唐教授便和一家美国出版公司（Crowell-Collier，1965年后改名，通称麦克米兰[MacMillan]）签过约，拟以英文写一部中国现代通史。此书后来因故未能完成，但唐教授撰写一部有特色的中华民国史的雄心始终未泯。据汪荣祖教授回忆，唐教授于1980年发起组织“北美中华民国史学会”（1983年正式成立时改为“北美20世纪民国史学会”），“唐德刚原意要大家合写一部‘民国史’”，“他有鉴于当时中国大陆与台湾研究民国史都不免受到政治的干扰，所以认为我们得天时、地利、人和之便”，可以“搞一个民国史研究的第三势力”（《唐德刚与口述历史》，远流版，页117—120）。

现在回头去看，唐德刚教授当年雄心勃勃，是因为他对这“第三势力”的诸项优势（新的眼光、新的方法和新的史料）有清醒的认识和充分的自信。唐教授熟读中国传统史学、当代西方显学，对中西、新旧各派均知其长短，由此而发展起来的比较史学、宏观史学的眼光和方法，就不是当时遵循官方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教条的大陆学者，或恪守传统史学清规的台湾学者所能具备的，更不用说那时候两岸学者都仍受制于政治干扰。至于史料，试问有谁比唐德刚更有优势呢？他老人家不仅对传统史料如数家珍，更得天时、地利、人和，对李宗仁、胡适、顾维钧、张学良等民国期间的党政要人和文化教育界领袖进行过口述历史访问，和他们有过长时间的交往，对他们有近距离的观察。当然这些口述史资料后来都已公开，并翻译成中文供研究者及一般读者参考阅读，人人都可使用。只是没有唐德刚教授那种亲自长时间地进行口述史访问并下工夫核对史实的实践，要达到唐教授对这些口述史资料的领会、消化和恰到好处地使用的那种水平，不是不可能，但是难乎其难。

试举一例。本书“余绪”所收《从北京政变到皇姑屯期间的奉张父子》一文，将1920年代中期中国军阀混战的一团乱麻，作剥茧抽丝的分析，主旨是运用“转型”理论架构，把“军阀混战”作为中国现代转型的一个阶段处理。唐德刚教授写这段历史，固然把有关文献资料翻遍，而他居然见过、访问过至少两个当年打得死去活来的军阀—张学良和张发奎，这种经历，与唐教授同辈的学者就很少有，更不要说老军阀死后，年轻一辈的学者连见一见军阀的可能性都没有了。当年见过张学良、张发奎的学者也许不止唐德刚教授一人，但张学良只信任唐德刚，只愿意跟唐德刚谈往事，所以只有唐德刚能在他的历史著作中将活的史料信手拈来，将往事写得鲜活生动，也把军阀写得惟妙惟肖。唐德刚教授在该文中先叙述了张学良、张发奎1927年5月在豫南之驻马店、郾城、周家口的一场恶斗：

奉军以其国际驰名的“七十尊重炮”，排轰张发奎。六十余年过去了，去年（1990）张汉公与笔者谈及此役犹眉飞色舞不止；而小子何幸，三十年前亦尝与张大王（张发奎在军中的绰号）详谈驻马店之战。

数页纸之后，唐教授则记述六十年后“谈及此役犹眉飞色舞”的张学良的另一面：

据张学良将军近年告我，他在1927年夏季自郑州班师时，便决定力谏老帅，停止内战。盖连年杀伐，他耳濡目染，觉得内争太无意义而老百姓受祸也太深了。尤其是他在郑州登车返京时，在车站上遇一家破人亡的老者，少帅细询之下，竟与之相对流涕。张学良那时不过二十七岁，还是个血性青年。这位老人的故事，触发了他潜在的良心—他自觉不能再做个祸国殃民的青年军阀。回到北京之后，乃泣谏老父全师出关，内战是绝对不能再打了。

这种笔法，将人物写得有立体感，亦将历史的复杂性层层呈现，到收篇时唐教授对“军阀”所作的“反思”讨论，便有说服力。这时，虽然他不再提张学良，但上引张学良与家破人亡的老者相对流涕的故事，仍是他“反思”讨论“军阀”的依据之一。我们看唐教授写来，一气呵成，仿佛全不费力气，但我相信，没有他那样得天独厚的口述史访问经验，纵然有他那种才气，也写不出他这种生动的历史文章。

当年“第三势力”诸项优势俱在，却终于没有建立起来。我想，这大概是唐德刚教授他老人家在文章中不时提起的，“天朝弃民”海外谋生“满腹辛酸”的一部分（顺便说一句，这种辛酸亦是“转型期”种种辛酸之一种）。唐教授了不起的地方，是他能超越辛酸，在七十岁退休之后，烈士暮年，壮心不已，做一个倔强的单干户，单打独斗地写晚清、民国史，在八十岁中风生病之前，完成了《晚清七十年》、《袁氏当国》等著作。这些书出版后大受欢迎，居然还有盗版！唐教授当年辛辛苦苦搭了架子要建立的“第三势力”虽然未能拔地而起，最后无疾而终，但他晚年所写的史书在普通读者“民国史阅读书单”上却恐怕是排在“第一”！

读者的爱戴，对晚年的唐德刚教授应该是很大的安慰。我们不知道，这种安慰是否能与唐教授成功地当了一个学术团体的龙头老大、成为“第三势力”寨主而有的满足感相比。我们也不知道，若是“第三势力”申请经费、建立学术地盘成功，在现代知识生产体系、学术管理体系之下，它会不会被引导诱导或被迫走进学术象牙塔中的一个牛角尖，一小撮人在那里自说自话，顾影自怜，书也许是一本又一本地出版，但出版之后大多没人读。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唐教授建立学术地盘的努力前功尽弃，付诸东流，但他不自弃，不气馁，晚年将他的个人园地经营得繁花似锦，观者如云，这种成就，试问蜗居于学术牛角尖中的学者多少人能比？

“第三势力”作为学术团体无疾而终，但它的“魂”，却由“第三势力”的倡议者和灵魂人物唐德刚教授带进了他的作品中—换句话说，“第三势力”学术取向的诸项优势都在唐教授的民国史著作里充分展现了出来，这大概是唐氏作品在华文世界广受欢迎的原因之一。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将唐德刚教授的史学著作和其他历史著作相比，便会看出唐氏作品中处处有“第三势力”的精、气、神—那宽阔的视野、宏伟的气势，和时时刻刻超越党派之争、门户之见的自觉。

有人会说，海外思想自由、学术自由、言论自由的环境，为唐德刚教授写出超越党派之争与门户之见、具有独立见解之历史著作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这自然不错。但我们也必须承认，唐教授是少数自觉地运用这一自由优势并取得巨大成就的学者之一。学术自由、免受政治干扰之优势本身并不保证学术事业的成功。只有像唐德刚教授那样自觉善用自由环境，一辈子追求自由的人，才最终达到那超越党派之争、超越门户之见的境界。唐德刚教授已成一家之言的高超境界，专业的历史学家钦敬不已自不待言，一般读者亦能欣赏，这是唐教授自觉追求并已达到的另一境界：写出雅俗共赏的好书，让历史著作帮助尽可能多的人理解过去和前人、认识当下和自己。唐德刚教授的文章享誉海内外华人世界，实在是因为他品位高，知道那雅俗共赏的境界，而且他功夫深，仔细钻研过古今中外雅俗共赏的经典名著，用他老人家自己的话来说，他认真“啃”过《史记》、《资治通鉴》和吉朋（Edward Gibbon, 1737—1794）的《罗马帝国衰亡史》（The History of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终于锻炼出一支健笔，用精彩的文字表达精彩的见解，在新的时代将雅俗共赏的人文传统发扬光大。

人文传统在当代面临巨大挑战和种种危机，唐德刚教授对此有深切的认识。他早就指出，历史著作如果不继承“文史不分”的优良传统，不注重文字的可读性，则历史会变成“枯燥无味的东西”，没有人看的。但他老人家并不悲观，坚信“真金不怕火炼”，因为历史中有文学，“史以文传”，写得好的历史书总会有人读，会流传下去。什么样的历史记述是写得好看、写得巧妙的呢？且看唐教授对丘吉尔文字造诣的点评：

譬如《丘吉尔回忆录》曾得诺贝尔文学奖，一定有它特别好的地方。我读这本书时，看到有一段是这样写的：有一次丘吉尔与希特勒约期见面，由于丘吉尔讲话不小心，批评了希特勒，希大为生气，取消了约会，从此以后，丘与希再也没有见过面。这件事如果由我们来写，可能秉笔直书写成：“某年某月某日，丘吉尔应与希特勒在某处碰头，后来希特勒取消约会。所以两人一直未曾相见。”但《丘吉尔回忆录》却是这样写的：“希特勒自此以后就失去见到我的机会了！”（ He lost his chance to see me! ）这个事实和“自此以后我们两个都没有见过面”没有两样，但在《丘吉尔回忆录》中的笔调却一直强调He lost his chance to see me!比一般人的写法精彩多了。这也就是把历史作品的文学性加强以后，可读性增加了。（《史学与红学》）

唐德刚教授对《史记》和《资治通鉴》，也有他自己的见解。他指出《史记》是出色的历史著作，亦是汉代以后公认的一流的文学作品，是“文史不分”的上品。唐教授将《史记》与《资治通鉴》相比较，认为《史记》笔法是“天马行空，大而化之”，而《资治通鉴》“遍存诸史之真，广纳百家之言”，是融会贯通的大家手笔（《史学与红学》）。我们若将唐德刚教授这些品评文字和他自己的历史著作对照着读，自可稍窥唐教授勤勉聪明的治学轨迹和他精湛深厚的学术功力，以及他见贤思齐的胸襟抱负。他那些广受读者欢迎的历史著作，在人文传统备受挑战、有心人将要进行或正在进行反挑战的今天，起着承前启后的示范作用。

人文传统，要有“人”有“文”。书中无“人”，史中无“文”，便是今日危机所在。时下许多专业的历史著作和文章，不仅文字难读，连标题也难以卒读。这种时候，我们读唐德刚教授既有“人”又有“文”的历史著作，自然倍感亲切。和古今中外的伟大历史学家一样，唐教授心中有人、目中有人、笔端有人，而且他有一支文采斐然的彩笔，将历史人物描绘得栩栩如生，将历史事件叙述得万分精彩，为读者呈现了美不胜收的历史长卷。

若有读者在享受阅读好书的乐趣之余，掩卷长思，也可体会出，那写出处处有“人”有“文”的历史著作的唐德刚教授，亦是一有心之人—他心系祖国文化、人民命运，去国五十年，初衷未改。唐氏作品中，许多独特的史识，固然是基于他扎实的史学训练、精湛的学理研究，然而也反映了他对祖国人民命运前途的关心思考。比如说，这本《民国史军阀篇：段祺瑞政权》中对现代政治制度中“制衡制”的讨论和中国历朝“内在的制衡制度”的回顾（见“‘制衡制’在中国的折磨”一节），就有对中国古代文明的持平之论，亦有对“制衡制”在民国初年的部分实践、终遭失败的仔细检讨，对这一失败对后来中国政治的巨大消极影响的中肯分析，以及“制衡制”之建立是中国政治转型关键之一的评论。我们细细品味体会这段文字，既看到一个“秉笔直书”、“无征不信”的史学高手唐德刚，也看到一个博采众家之长、善于融会贯通的文章大家唐德刚，还看到一个对民族文化一往情深、对祖国前途无限关怀的有心人唐德刚。

有心人唐德刚，对读者有尊敬亦有期待。他说过：

中国将来之国运原不能专靠少数圣哲的智慧，它要依靠我们绝大多数中国人的认知、好恶与取舍。（《史学与红学》）

这是一段极其平实亲切，而又韵味无穷的文字，它表达了唐德刚教授毕生努力撰写有人有文的历史著作的终极人文关怀：人类对过去的认知理解、对未来的选择取舍，还有他从“绝大多数人”的立场出发，为“绝大多数人”写作的自觉选择。像他这样亲近大众的历史学家，受到众多读者的喜爱，原是极其自然的事。读者不见得会同意他老人家的所有观点和评论（绝大多数人的认知、好恶与取舍之事，必然是众说纷纭的），但是捧读唐德刚教授的书，看他以圆通的智慧、亲切的口吻、充满人情味的文字，评点古今，知人论世，真是人生一大乐事。

2011年12月22日于纽约

序者简介

于仁秋，中山大学历史系毕业，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硕士，纽约大学历史系博士，现为纽约州立大学珀切斯分校历史系教授、亚洲研究计划主任。专业是历史，研究领域包括美国与亚洲关系史、美国华人史，历史专著《救国自救》（英文）获美国亚美研究学会“优秀历史著作奖”。爱好是文学，所写小说、评论曾在美国《美洲华侨日报》、《世界日报·世界周刊》及上海《小说界》等刊物上发表。长篇小说《请客》2007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从1991年起，在纽约华美协进社（由胡适、杜威等于1926年创办）协助培训中学教师，教授中国通史、中美关系史，现为该社资深讲师。

上篇 袁后中国

第一章 王纲解纽，军阀割据，政客纵横

袁后中国政坛扫描

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最糟乱的一段时期，应该就是民国初年的所谓军阀时期了，而军阀时期实在是从袁世凯死亡之后才正式开始的。因为在帝制前，袁氏主政下的北京政府，还是一个可以号令全国的政府。地方军头还不能目无国家法纪，随意横行的。野心政客虽然也难免结党营私，但是在大一统的国家之内，纵横捭阖，多少还有些顾虑。可是到袁氏一死，那才是真正的王纲解纽，全国皆兵，政客纵横，中国近现代史才正式进入一个所谓“军阀时期”了。这也就是笔者在拙作里，不厌其烦地一再解说过，我国史上第二次大转型，从帝制向民治转去，这个总方向是必然的，不会变动的；但是在各小阶段中的变动，则往往是偶然的，不可捉摸的，和反复无常的。这个偶然出现的军阀阶段，就是个很标准的说明。

所谓“军阀”者，便是一个军人，拥兵自重，甚或割据一方（一区、一省、一县，乃至一城、一镇、一乡、一村），在名义上，他还是国家军政体制上一个有名分的单位，但在实际的权力运作上，则是个不受政府法令约束，而自作自为的独立王国。在中国的传统历史里，通称为藩镇。在中国近现代史上，这样的一个军人就叫作军阀了。“军阀”这个现代名词，似乎是早期日本人从西文warlord翻译过来的。所以军阀有大有小。大的可以统兵数十万，占地数省，自成派系。有时甚至可以暂时取得国家元首的地位，如曹锟、段祺瑞、张作霖等等皆是也。次一级的，如山西的阎锡山、广西的陆荣廷、新疆的杨增新，和后来国民党时代的山东的韩复榘、四川的刘湘、新疆的盛世才等等也都是军阀。再小的，有的只有枪兵数十人，占领区域不过一两个小城镇，但他也可征夫抽税，自治自为，不受任何法令的约束，做个最小最小的土皇帝。

李宗仁先生在他的回忆录中所说的那些广西地方军头刘日福、陆云高、陆福祥、蒙仁潜、林俊廷、陈天泰、张春如、梁华堂等等，“人枪较多的，自封为‘自治军总司令’或师长、旅长。人枪较少的，则自称为司令、帮统、营长不等，各视本身势力而定。割据一方，派县长，设关卡，征钱粮，各行其是”（见《李宗仁回忆录》第十三章）。这些都是当年在广西省内，土生土长的小军阀。笔者回忆幼年时期在安徽家乡就知道一些割据乡镇的小军阀。记得有个诨名叫魏三闹的“司令”兼个小镇的镇长，他一共只拥有枪兵二三十人。但是他摊夫派税，保护一镇的治安竟至数年之久。上级的县政府中的县长，在动乱时代，皆存五日京兆之心，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因此对他也不闻不问；他对上级也向不买账。彼此河水不犯井水，相安无事，虽然他们平时也有些礼貌上的往还。上级的县长来来去去，而魏三闹却能在本县之一角，稳坐钓鱼台，不受太多的影响，而一镇居民的生命财产，却多赖他的“保护”呢。你能说魏三闹不是个土皇帝、军阀？

据张学良将军，英雄不论出身低地告诉我，张作霖早年当“胡子”时代，也是个在东北地方上收“保护费”的张三闹。后来愈闹愈大，才被招安当了管带（营长），以后由团长、旅长、师长、军长，而总司令，而大元帅。割地为王，他在东北所统治的地区，加上后来“入关”所占领的地盘，竟远大于欧洲史上有名的神圣罗马帝国；最后主政中枢，竟然变成了全国一人的国家元首，虽然他只能统治“九省三市”。

长话短说，地方军阀之形成，在一个国家强于社会的帝国之内，中央政府一旦失控，古史上所谓“王纲解纽”，一解到底，全国顿成无政府状态，“遍地黄花开”（这是太平天国时代地方成无政府状态，群雄并起时的安徽土语，倒颇能道其实况），就形成大小地方军阀割据的局面了。所以这些军阀也不一定全是坏人。农民领袖乘机起义，打天下，固无论矣。有些游离军队（像李宗仁在六万大山中落草）和正常士绅，组织武装自卫，也未必全是坏事。这样，“始割据，终兼并”（三字经上的话），野心家或革命政党，再乘机逐鹿中原，逐渐兼并的结果，终成两强的刘项之争，或国共之战，中国政局就再次从合久必分，到分久必合了。这个循环，在古代中国如此；在近代中国还是如此；在转型期的中国，尤其如此。我国近现代史上，从袁世凯死后的分裂，到毛泽东生前的统一，就是这个循环很标准的现象。

袁死后各省督军、省长一览

今且将袁世凯死后各省的督军、省长，制一简表如下。这个表显示出中国军阀时期，全国军阀分配的基本情况。下围棋的术语，叫作“布局”。黑白两方棋手，把整盘棋的“金边，银角，屎肚子”，都大体你一子，我一子，作个总体的割据规划，然后再分区厮杀。每区双方都要围绕着可以独立生存的“眼”，建立根据地，向外发展。先是一县、一省的各自独立；然后搞联省自治，或五省联军，或五省、七省、十三省联盟；最后才逐渐连成黑白两大阵营，刘邦、项羽，来一决雌雄。下列这个袁氏死后，地方各自为政的督军、省长的分配，就是民初军阀割据的总布局，以后的军阀混战，就是根据这个总布局，分区混战下去的；有些地方军头的势力，竟延长了十余年至数十年之久。例如由张氏父子所统率的奉系，直至民国二十年（1931）的“九一八”，才开始崩溃。山西的阎锡山，广西的新旧桂系，云南从唐继尧到龙云、卢汉，都一直延长到中共席卷大陆，才真正结束。下面的一览表，就给予我们一幅军阀时代最原始军阀分布图，读者可一望而知当时的情况。其后的演变，也就不难按图索骥了。

袁后中国各省督军、省长一览表（1916年夏季）

东北地区：奉天（今辽宁）张作霖　督军兼省长

　　　　　吉林　孟恩远督军　郭宗熙省长

　　　　　黑龙江　毕桂芳　省长兼督军

华东地区：直隶（今河北）朱家宝　省长兼督军

　　　　　山东　张怀芝督军　孙发绪省长

　　　　　山西　阎锡山督军　沈铭昌省长

西北地区：陕西　陈树藩　督军兼省长

　　　　　甘肃　张广建　省长兼督军

　　　　　新疆　杨增新　省长兼督军

华中地区：安徽　张勋督军　倪嗣冲省长

　　　　　河南　赵倜督军　田文烈省长

　　　　　江西　李纯督军　戚扬省长

东南地区：江苏　冯国璋督军 齐耀琳省长

　　　　　浙江　吕公望　督军兼省长

　　　　　福建　李厚基督军　胡瑞霖省长

西南地区：四川　蔡锷　督军兼省长

　　　　　云南　唐继尧督军　任可澄省长

　　　　　贵州　刘显世督军　戴戡省长

华南地区：广东　陆荣廷督军　朱庆澜省长

　　　　　广西　陈炳焜督军　罗佩金省长

上列简表为笔者根据政府公报等官书，及当时媒体报导辑成的，只是让读史者知其大略情况足矣，细说就太琐屑了。例如蔡锷督川未逾月，即因喉疾去职，举参谋长云南人罗佩金自代；北京政府亦调贵州人、黔军将领戴戡为四川省长，四川本省军人刘存厚等不服，终于引起川、黔、滇三军轮流火并，死人如麻，成都城内民居被毁者数千户。罗佩金被迫率部逃回云南。黔军被包围歼灭，省长戴戡被杀。北京中央不能制，只得承认既成事实，任刘存厚为四川督军。自此四川便成化外。本省籍大小军阀，砍杀无已时，为各省之最。迨抗战军兴，国立中央大学迁往重庆沙坪坝时，且遭阻力。本省分裂主义者竟斥为“文化侵略”，岂不可笑。斯时笔者已在重庆，亲闻之也。固知喜欢搞独立分裂者，并非某省某省而已也。再看看陈宧之接长湘督的故事吧。陈宧，鄂人也。督湘命令方发表，便惹起湘人大哗。陈宧夹尾而逃之后，谭延闿乃乘虚而入，北京中央也只得承认既成事实。自此湘人治湘，湘人驱湘，湘人杀湘，湘人也就被本省军阀蹂躏得民无噍类矣。事实上，国民党北伐，也就是从湘人驱湘（赵恒惕驱唐生智），和湘人还湘（唐生智、谭延闿打回老家去）开始的。

所以军阀混战的历史，是无法说得完的。以上只是略举两个小例子，其他就可举一反三，毋需多赘了。至于那几个力能震撼全国，影响及于世界的大军事集团，像皖、直、奉三系，他们事实上便是“五代十国”之中各自专政四年的迷你小朝代。较小的军阀，就根据个别情况分别简述之了。

总之，吾人如从微观史学角度，去作“个案研究”（case study），大小通吃，那它就浩如烟海，从何说起？可是我们如从宏观史学去看它，触类旁通之，那也就无啥复杂之可言了。集体而观之，一丘之貉，是有其通性的。总之，王纲解纽，藩镇割据，政客纵横；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古今如出一辙也，何足异哉？何足异哉？

军阀趣事举隅

在我国社会文化转型期中，一转百转，没个规矩绳墨以为限制，有权便有一切，因此有权的人就可以胡作非为了。像上述魏三闹那个小军阀，便有生杀之权。他就可以随便杀人。在那个无法无天的军阀时代，有趣的故事是说不完的。就以现代化的奢侈品的汽车为例吧，哪个大军阀能没有专用汽车呢？但是内地省份，既无公路，又无维修设备，如何是好呢？所以他们的汽车都是动用整连整营的士兵民夫，从江边驳船上抬了上去的。汽车抛锚了，电瓶没电了，轮胎没气了，再抬下驳船，运往“下江”去修理。

有些向往现代享受的四川军阀，那时还特地从上海雇用“网球秘书”呢。这些少年英俊的网球选手，有时被军阀们的年轻漂亮的如夫人们看中了，曾发生过私奔被捉回枪毙的惨事。想不到某军阀某次醋海兴波，竟为私奔者同生共死的爱情所感动，不但未判他们死刑，反而资助情奔，成全好事，一时传为“佳话”呢。

上述这些荒唐的小故事，都是顾维钧、李宗仁、张学良等等三朝元老，和他们之下的文武僚属们所亲口告我的；有的也是笔者朋辈之间，包括许多“凤子龙孙”和“高干子弟”所转述的真实故事。较之司马迁所根据的“街谈巷议”，可靠多矣。略记一鳞半爪，以概其余，作为时代的见证罢了。

地方政府中回避制的彻底破产

在一个有固定型态的社会里，像传统的汉、唐、明、清大帝国，社会上有了矛盾，它都有逐渐发展出来的既定制度，来加以预防和解决。像笔者在《袁氏当国》里所说的“回避制”，从汉朝到清朝的规定，都是本郡人不能为本郡的郡守；非本郡人不得为本郡的郡吏（行政干部）。在“郡吏”一条上，明清两朝虽稍有变通，但是本省人不能为本省督抚，却是铁定的，不许违背。如果辛亥革命之后，此一回避制继续有效，则民国时代的地方军阀，“回避”一下，猛虎不能归山，他们就不会那样无法无天了。试问如把张作霖调到四川，韩复榘调去云南，龙云调到东北，在“非本郡人，不得为郡吏”的规定之下，他们远适异乡，光杆一条，恐怕也就黄牛掉到井里去，有力难使了。

再说那些网球秘书的悲剧吧。你搞三宫六院，你就得维持个宦官制来加以配合，才能保证安全。你既然搞了几十个后宫佳丽，同时又养了几百个英俊潇洒、未经阉割的东北小伙计，来做网球秘书、游泳教习、私人医师和卫士司机，那么，干柴烈火，怎能不出毛病呢？凡是一个有“定型”的社会政治体制，其附带产生的制度，不论为善或作恶，都是彼此配合的。不配合就要发生矛盾，发生动乱。所谓“转型期”，就是在一定期限里把各种彼此矛盾的制度，一转百转，使它们转向相同的方向，摩擦就减少了。

就以帝制转民治这一程序来说吧，在朝中把皇帝转成总统；那么在家中，则父权、夫权也得随之减少的。你不能只在“朝中”把皇帝杀了、废了，而“家中”还有千千万万的小皇帝，稳坐江山，那么这个民主社会就不是真民主了。其实政治革命易，而家庭革命难也。因为政治革命中的皇帝只有一个；而家庭中的皇帝，则在千万以上也。你要把这为数至几千万的小皇帝，一个个拉下马，乖乖，那就非几十年、几百年不为功了。这只是一个例子。再看看所谓黑社会，我们所熟知的黄金荣、杜月笙，也都是他们各自帮会中的皇帝。你把这两位小皇帝拉下马，试试看要用多少气力？

且把这些现象再“概念化”（conceptualize）一下，我们可以说，传统中国的社会也是个“多重重心的社会”（amulti-centered society）。每个重心之中，都各有其小皇帝，和小朝廷。

附注：其实两党的本身也是两个小朝廷，而他们的小朝廷之中，还另有其小小朝廷呢。例如戴笠就是他那小小朝廷中的皇帝。戴某统治他的小小朝廷，所用的既不是“国法”，也不是“党纪”，而是用他所特定的所谓“家法”。二战前后，在胡佛（J. Edgar Hoover, 1895—1972）领导下的美国联邦调查局（FBI），也是个自有其私法的小朝廷，只是没有我们小朝廷的问题那样严重罢了。

这些大小朝廷，不论为善或作恶，都要经过长期的调节，才能和平共存，彼此庶能相安无事，终于进入个有定型和比较安定的社会。在这个社会里，上有较好而可行的国法纪纲，下有足与现行制度相配合的风俗习惯。政治经济达到小康的境界，绝大多数的人心不思乱，不愿铤而走险，因此纵是最善于纵横捭阖、挑拨离间和吹牛拍马的政客官僚，也很难尽展所长来浑水摸鱼。有个和平安定的社会，一个民族的生存，乃至与它生存相配合的各种社会政治制度和风俗习惯，像中国传统的，国家强于社会的中央集权制，和士农工商的社会区划，就可以慢慢地延长下去了。一延数百年，甚至数千年，没有本质上的变动。这就是我们在秦汉以来的传统大帝国了。朝代嬗递，而基本社会政治结构则始终未变也。这也就是毛泽东所说的“千载犹行秦法政”的实际意义了。

为佛洛伊德作实验豚鼠

再说说近年来把美国政坛弄得乌烟瘴气，那也是困扰人类最多的佛洛伊德所强调的色情问题吧。

柯林顿大总统的问题，有许多记者友好不耻下问，我就说这是个美国性泛滥的问题了。若以男女关系之变迁来看美国嬉皮出身的、反越战、搞“群婚”（communal marriage）和杂交的这一代男女，则柯林顿尚不失为一个good boy也。君不见纽约华府随处皆有，夫妇同享的色情俱乐部乎？柯林顿与希拉里夫妇，尚未闻涉足其间也。柯林顿之不幸，是他“身在帝王家”。须知，美国的白宫主人在里根时代到来之前，尚无离过婚之总统也。你如有志做总统，则千万不能离婚。笔者的哥大老校长—艾森豪威尔将军，原即是个bad boy。他在二战期间，统军欧洲时，竟与他的司机女同志相爱，而要抛弃糟糠，去做英国女婿。事为他的上司马歇尔将军所闻，马乃严厉训之曰：艾克（Ike，艾森豪威尔的俗名），你将来还要做总统呢，岂可离婚？艾氏闻训始止。艾克后来果然做了总统。

柯林顿这个嬉皮总统之不幸，是他没个马歇尔来时时耳提面命，你既进了白宫这个“见不得人的地方”（贾元春娘娘的话），你就得戒色八年。因为在一个不断开放的社会里，中央政府对权力的开放，一般都是最保守的、最落后的，和最缓慢的。所以在中国才有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来增加速度。试看美国的社会生活已“开放”到群婚阶段，她的总统还不能离婚呢，岂不滑稽哉？……

但是这就是政治啊。莎翁说，脆弱呀，你的名字就叫女人。搞政治制度的学人也可说，政府呀，你的名字就叫保守。柯林顿这个嬉皮大总统，他把最放荡的嬉皮生活方式，带进最保守的政治圈内，忽然遇到一个年轻貌美的女嬉皮陆文斯基，来投怀送抱，他那嬉皮背景，和白宫的清规戒律，就发生矛盾了。因此在不知不觉之中，就做了佛派史学中最大的实验豚鼠，跟袁世凯做皇帝，和汪精卫当汉奸一样，一失足成千古恨，虽咎由自取，实在也只是一桩形势比人强的时代闹剧啊。台下免票看戏、读史者真不时为之捧腹也。

社会政治转型的中间阶段

总之，我们中国通史上，这个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老套路，在这个循环完成之前，照例要有个军阀横行的中间阶段。在近现代中国所发生的最近的事例，便是从袁世凯死后才开始的军阀混战了。他们一战三十年，再加上个倭寇入侵，最后又打出个刘邦、项羽来。项羽被刘邦打败了，中国也就分久必合了。所以在袁世凯暴卒之后，据时人估计，“军阀时期”在大陆上横行的大小军阀，盖在三千人以上。

而这场浩劫，话说从头，便是从袁世凯的一念之差开始的。袁世凯生前的中国原是个统一的中国嘛。袁的政府也是个可以驾驭全国的政府嘛。他如果不做皇帝，中国也不会分裂，他自己可能也不会暴卒，如此，则转型期所存在的一切社会和政治上的矛盾，都可用不流血的方式，来个和平转型，则中华民国的历史，也就是另外一部历史了。古语云，国必自伐而后人伐之，没有军阀横行，哪又会有外族入侵呢？政治人物，从古到今，都是善于自我毁灭的，历史要走它自己的道路，非人力可以强求，致有浩劫连连，夫复何言！我们只能希望，历史家记录出若是之悲剧，好让后来的政客和军阀，稍有戒惧就好了。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但是古往今来的乱臣贼子，读《春秋》而不惧，又如之奈何？

矛盾重重的烂摊子

话说回头，袁世凯死后，收拾袁氏留下的烂摊子，是非段不可的。收拾之道的第一要务便是解决接班人的问题。这时对接班最有野心、最有实力，也自认为最有功勋的（反对帝制的功勋），实在是冯国璋。但是冯氏的接班却于“法”无据。袁氏留下的“金匮石室”里，既没有他的名字，凭新旧约法来接班，他也无分。冯氏唯一希望，是北洋派的团结。如果段能全力支持他接班，在冯、段合作之下，北洋派的实力还是全国无敌的。如今袁世凯不但皇帝未做成，连总统资格也已被取消，原先安排的副总统，当然也已随之俱去，既然一切从头来起，则冯之出任总统，当然也不无可借口之处，但这就端赖段祺瑞的一言九鼎了。可是冯在当权的北洋系中，是段的头号劲敌（是后来蒋介石的汪精卫，斯大林的托洛斯基），段不可能来突出冯氏。经过与徐世昌一番密议之后，段就公开主张由副总统黎元洪“依法”继任大总统了。至于所“依”者，何“法”？民三的“新约法”欤？抑民元之“旧约法”耶？据说这“依法”二字，是北洋派中，最精的智囊、最大的官僚和最老的狐狸徐世昌点出的。这个“法”是可新可旧，不新不旧的。这一来足使当时全国所有的实力派（包括段祺瑞自己），都可各取所需，皆大欢喜。

且看此时南方的反对派，原军务院梁启超、岑春煊、陆荣廷、唐继尧乃至孙文、黄兴那一伙，则坚决要求恢复被袁世凯窜改了的《民元约法》，和被袁氏解散了的民元国会。从而尽废袁氏所立之法，和所建的制度。一切恢复民元的老模式，并由原定的副总统黎元洪，正式接任为大总统。如今黎副总统“依法承继”，不正是南方反对派之所好？

黎元洪自己当然更是梦寐求之。但是他虽于法有据，却为政无力。黎氏自从叛孙投袁，脱离革命阵营之后，早已变成个全无班底的孤家寡人。他的政治地位，全凭约法为断；只要新旧约法有一个恢复有效，他就是法定的接班人。至于新旧约法是否可以恢复，段祺瑞当然更是个关键人物。至于黎对新旧约法的态度，也是各有喜恶的。依新法，他便是个权力极大的独裁总统；依旧法，他虽是个虚君，却可援引反段的国会，来对抗段的“责任内阁”。

段祺瑞本身这时也是矛盾重重。段之出任国务卿，原是袁世凯自动撤销帝制，恢复大总统名位之后，根据“新约法”派任的。但是这个新约法是个采取“总统制”的临时宪法。他如主张沿用新约法，他这个国务卿，将来就必然要受制于将来的大总统黎元洪，此段之所不欲也。但是他如接受南方反对派梁启超、岑春煊、孙文等人的要求，恢复“旧约法”，这个旧约法是个采取“内阁制”的宪法，这对段总理当然很好；可是恢复旧约法就得同时恢复那以国民党占多数的“民元老国会”。根据北洋系过去的经验，国会之内，党派横行，政客们嘴尖皮厚，开起会来，笔砚横飞，头破血流，可不是个好对付的衙门啊。段一向是闻国会而头痛色变的。所以段对新旧约法也难以取舍。最好还是能另制一部合乎他个人需要的宪法，和组织个无条件拥护他独裁的国会。这就是后来他另组所谓“安福国会”的心路历程了。这也是他“安福系”（一名“皖系”）终于失败的关键所在。

段氏谈虎色变的国会

段祺瑞（和他的前辈袁世凯一样）在另造国会这一招上，由于没个一党专政的底子，终于功败垂成，但是他的实验和经验，却为后来的蒋公所充分利用而大获成功。所以政治制度的变化是一步一步来的。不可一步登天。得时休笑失时人，写历史的人，还是一步一步地交代吧。段祺瑞的安福国会，和他的“皖系”，是啥回事呢？暂时只提一提，让我们到时再说。目前且让我们先聊聊，段老总对国会为什么谈虎色变？

附注：在民初国会里，那些八百罗汉所表演的全武行，才比今日台北的“立法院”热闹得多呢。就以动武的武器一项来说吧。台北“立法院”里的打手，只能“赤手空拳”地来搞他个“拳打脚踢”。八百罗汉中的花和尚鲁提辖，可是厉害得多啊。他们那时还没有原子笔。他们所习用的“文具”，还限于砚台（石制）、墨盒（铜制）和毛笔。砚台、墨盒加墨汁和水，有重至一磅以上的。一支毛笔，加个铜帽，也是个小小的飞镖。一个国会议厅之内，就有砚台、墨盒、飞镖八百个之多，一旦罗汉们野性爆发，火并起来，“文具”变成“武具”，笔砚横飞，墨汁如雨，那还得了？……须知，我们学自洋人，在立法机关里打伤人是不犯法的。有力你尽管去打好也。那时在中国国会里参观的洋记者和外籍观光士女，对我们的砚台、墨盒都存有莫大的戒心。后来北京国会内的管理员，也怕文具伤人，乃把八百只砚台、墨盒，都钻了孔，用螺丝钉钉牢在桌上，以策安全。当年在国会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有些洋记者就以此发问说，中国的议员为何有那么大的脾气？国会的发言人说，中国人都喜欢吃猪肉嘛，pork的脂肪多。一个人的脂肪多，就脾气大，所以国会内才打个不停，云云。

有的读者批阅拙作至此，可能认为笔者把历史上的鸡毛蒜皮都记录下来，是轻忽历史了。朋友，非也。搞微观史学，本来就是一叶知秋，从小看大嘛。在本篇着墨期中，我个人也正在一面撰文，一面看美国电视新闻，看那第一零六次的美国国会正在开幕。共和、民主两派，为着弹劾柯林顿的好色问题，唇枪舌剑也正在对决之中。以一个定居此邦逾五十年的华裔治史者，面对这幕正在制造中的美国历史，不禁感慨万端：

（一）他们这一套，已有数百年实践经验的议会政治，不只限于我们所看到的参众两院，在电视中的表演呢。这是他们从幼儿园就开始的生活方式的一部分呢。舍其本而逐其末，我们中国人学得到，学不到呢？效颦莫笑东村女，头白溪边尚浣纱。各民族的政治制度，都是历经数百年磨炼出来，自有其民族特色的制度，它不是一辆汽车，或一架电视，可以从甲国搬到乙国，乙国搬到丙国去的。东施效颦，是不是我们的一厢情愿呢？加以我们这些酱缸出身，包袱奇重，而并无自觉的政客和学人，硬把黄牛当马骑，是否会自贻伊戚呢？

（二）纵然学得像模像样了，像今日的以色列、日本、韩国等，是否真能解决我们的实际的问题呢？纵使能解决若干问题，它是否是个唯一的方法，或较好的方法呢？台湾选举，筵开千席，搞民主政治是否应该如此呢？大陆经济发展到适当程度，是否也会如法炮制呢？不如法炮制，是否会另有出路呢？真是爱而不见，搔首踟蹰，不得其解。政治制度，本来是要通过长期实验和实践，才能安定下来，传之后世，五世其昌。但希望我们目前以美国模式为蓝本，会慢慢磨炼出一个我们自己的制度来。

黎元洪依法承继

总之，不论段祺瑞心意中是如何地矛盾，他最后还是在与北洋派老政客徐世昌密议之后，决定让黎元洪副总统“依法承继”，出任大总统。前已言之，这“依法承继”四个字是徐世昌敲定的。徐世昌（1855—1939），进士出身，晚清时代做过东三省总督，袁世凯时代做过国务卿，号称“相国”，是北洋派当时第一号的大官僚、大智囊和政坛老狐狸。他这四字诀可说是一言安邦，全国各实力派人人接受，皆大欢喜，因为徐氏并未提出所“依”何“法”，大家就可以各取所需，而暂时合作了。

这个“法”，让我们再重复概括一下。对南方的反对派来说，显然指的是“民元旧约法”。恢复民元旧约法，不但由黎菩萨来当挂名总统，那失业多年的旧国会议员，八百罗汉，又可重入庙堂，去继续其纵横捭阖了。而这个“法”，不论是新是旧，对黎、段二人来说，也都各有短长已如上述。尤其是段祺瑞，他不论做国务卿或国务总理，他对总统对国会，都得两面开弓，因此对新旧约法也难以取舍，南方反对派既然坚持恢复旧约法，段也就无可无不可了。

当时纵是野心最大的冯国璋，对这个不明不白的“法”也感到满足。因为他自己也知道，他想做总统，实在于法无据。段既不愿为他说项，而南方的反对派也势必反对到底。他如能退而求其次，搞个副总统当当，则来日方长也。这也不失为一项最理想的选择。所以冯对这一新成立的黎段中央，也深感满意，而表示由衷的拥护。

既然全国各实力派都一致拥护，北京的新政府也就迅速地恢复运作了。

重新统一后中央政局扫描

在全国一致拥戴声中，黎元洪大总统乃于民国五年（1916）6月7日宣誓就职为中华民国第二届正式大总统。同时改国务卿为内阁总理，段祺瑞个人原职不动，内阁改组。这也是段所心甘意愿的。因为全国各实力派既然都认可了“民元旧约法”，而这个旧约法，根据民元宋教仁原来的“虚君实相”、“责任内阁”的设计，则中央政府的行政权，实集中于内阁总理段祺瑞一人之手。段祺瑞（1865—1936，比徐世昌小十岁）虽是个崇拜德国铁血宰相而刚愎自用的军人，然此人也豁达大度。如今既然掌握中央大权，他也颇希望能赢得各实力派的一致支持。因此他要组织一个包容各派各系的“混合内阁”，以替代他原有的纯北洋系的内阁。此一新内阁乃于6月29日，由黎大总统明令公布。其后再由8月间“恢复”了的国会加以追认，不在话下。

在这新阁里，段对一向反段最力的国民党系，也逾格优容；对黎元洪总统的心腹如张国淦，当然更有特别的照顾。

附注：张国淦幼女张传玲女士，现定居美国加州。读拙著，曾与我取得联系，并送我其先人著作，都颇为珍贵。近年来其他民国要人的后裔、亲友、门生故吏，读拙作而与笔者取得联系如张女士者，亦所在多有。大陆上政协所出版的《文史资料》，所辑亦系相同史料，十分难得。其实流传海外的类似资料，分量亦至可观，值得广事采集也。

至于梁启超一伙的老进步党人物所改组出来的“研究系”，本来就打算向段投靠，如今两情相悦，自然也就变成国会之内，与国民党系对立的拥段派系了。为使读者对各路实力派人马查阅方便计，且将改组后，黎段中央的关键人物，和他们在北京政府中的位子粗列如下（北京政府内阁官员此时变动不停，排列不易，下表只略举其关键人物，和他们在政府中的大致位子，作为坐标，以供参考）：

大总统：黎元洪（未形成单独派系，为北洋系与国民党之间的边缘政客）

总统府秘书长：丁世峄（原属国会的韬园派，倒段亲孙）

国务总理：段祺瑞（北洋系，嗣为皖系首领）

国务院秘书长：徐树铮（段祺瑞的心腹智囊）

外交总长：唐绍仪（国民党系，孙文香山小同乡）

内务总长：孙洪伊（国民党系，国会韬园派领袖，倒段主谋，冯国璋智囊）

财政总长：陈锦涛（留美博士，原属国民党，后附段）

陆军总长：段祺瑞（兼任）

海军总长：程璧光（孙文香山小同乡，亲孙）

司法总长：张绍曾（国民党系温和派）

教育总长：范源廉（接近梁启超的研究系，左右逢源的老议员）

交通总长：许世英（北洋皖系）

农商总长：张国淦（黎元洪的心腹智囊）

此一“混合内阁”只是根据最早的提名编制。此时内阁阁员，每月不同。例如外交总长原提唐绍仪，然北洋系各省督军省长通电反对，段有意改提曹汝霖，又为南方实力派所反对，最后由陆徵祥出任。又如孙洪伊，原职系教育总长，但是教育部在当时是个冷衙门，而孙却是黎、冯和国民党系一致支持的红人，旋即改任新职。但是不论人事如何变化，总是从一原始模式蜕变出来的，终有脉络可寻，故制此表为坐标，以便读者按图索骥，而递次说明其变化也。

人事纠纷，无“法”解决

我们读史者一看段祺瑞新阁这一原始名单，便知段氏有心要做中国的丘吉尔，而网罗全国各实力派共同为治，用心良苦。但是他这一模仿英国式的责任内阁，却无法解决英国式的政治问题。纵是总统府与国务院之间，以及国务院与国会之间的，最普通的和无关利害的、最单纯的人事纠纷（英语中所谓personality clash），也无法解决。这种人与人之间毫无意义的意气之争，凡人皆有之，只是程度不同而已；但是在这不同程度之间的古老民族之中，要以英国风气最好，中国风气最坏。吾人久适异国，在国际社区中打滚了五十余年，真是发自天良的慨乎言之。三个中国知识分子在一起共事，未有不是以君子始，以小人终，而打得头破血流的。纵是对民主政治信仰坚定、以身许国的民主人士，他们如有三人共事，也是跳不出此一“民族公式”的。何以如此？我们只能说，一是民族劣根性，天赋如此，上帝造的；二则是民族文化传统如此，吾友柏杨所谓“酱缸”是也。我民族要把这酱味清洗干净，笔者就认为非两百年不为功。

让我们再看看英国人，他们的最大的长处，就是能合作（搞team work），能自治（self-government）。三个英国人在一起，就能组织个让大家共同发财的公司（company），组织个互利互信的社区（self-ruled community）。我们华裔就是搞不来嘛。夫复何言。以上所说还是单纯的人际关系。一旦沾上你死我活的利害冲突，那就只有动刀动枪，彼此杀得人头滚滚了（不信且看看蒋介石和汪精卫……）。英国人乃至扩大至英语民族，他们也有为争权夺利而斗得你死我活的时候，但是在斗到难解难分，你死我也不活时，他们就能订个平等的合同，彼此握手，言归于好，大家按合同行事，这个合同在政治上就是宪法。在宪法之下，大家都是钩心斗角的赌客，但是，赌奸，赌猾，不赌赖；不卷袖子，不出恶声，大家来踢他个心平气和的法律皮球，依法行事。这就是民主法治了；民主应从守法开始。虽坏法犹胜于无法无天也。

美国这个英语民族的二房，她的两党制的民主政治，却是从你死我活、利害冲突的贪污分赃（spoils system）开始的。在第二任总统亚当斯时代（President John Adams, 1797—1801），贪污横行，结果杰斐逊也组织个政团，来加以抵制。庶几，要贪污大家一起贪，你贪我也贪；有赃大家分，你分我也分，结果两派势力平衡，你也贪不了污，我也分不了赃，大家依法行事，就变成一国两党制的民主法治了。所以美国史家公认，美国的民主政治实在是从最不名誉的贪污分赃开始的。我们今日打开电视，这场赌博就正在美国国会之内热烈地进行之中。只是这场赌博的筹码，却是由一位青年荡妇，替他们总统作口交开始的，也太不成体统罢了。因此民主的基础是法治，无法无天，是搞不了民主的。

谈一段比较史学之后，让我们再看看民初袁后的政局。依法则段祺瑞的政府是个责任内阁；黎元洪只是个“虚君”。但是在三千年的中国政治史上，除掉个阿斗和若干“亡国之君”以外，还未尝有过什么虚君呢。黎元洪虽是个菩萨，却不愿做亡国之君，更不愿在北洋系段祺瑞之下做阿斗。俗语说，阎王易处，小鬼难缠。《袁氏当国》中曾提过，以前唐绍仪总理也曾把袁总统当成个虚君，袁还可容忍于一时，可是总统府里的小鬼，却认为总统被总理“欺侮”了。因为在中国历史上哪有宰相欺侮皇帝的道理呢？朋友，要把这道理说得举国人民都不以为异，这桩洗脑工作需要两百年的长时间呢。

如今黎之与段，菩萨有时尚能维持庙堂风度，可是他下面的秘书长丁某那头小鬼，就咽不下那口气了。他尤其吃不消的是，段总理之下，那个趾高气扬的徐树铮，在总统府内，居然也颐指气使。在他一再地抱怨之下，连黎总统也抱怨起来说：“什么责任内阁，简直是责任秘书长嘛。”这种无聊的口舌之争日久变质，使内务总长孙洪伊也卷了进去。这种人事纠纷，在一个正常的法治国家里，至多只是一桩茶壶风波罢了。一切依法解决。但是发生在毫无法治观念的中国，就无“法”解决了。发生了政潮，只有靠第三者来调解。在中国的政治圈里，哪里又有真正的第三者呢？大家党同伐异，就治丝益棼了。结果只有靠武力解决，就枪杆子出政权了。

在段氏内阁所发生的孙徐的决斗，就是无“法”解决，而逐渐升级为黎段之间的政潮，而天下大乱的。现在且让我们看看，孙洪伊和徐树铮，究竟是什么个货色儿？

孙徐之争升级为黎段之争

孙洪伊（1870—1936），直隶人，为冯国璋的同乡。在民国初年的政治圈里，同乡是有其特殊的派系意义的（和今日台湾所谓省籍情结大致差不多）。远在清末，孙氏已脱颖而出，荣任直隶咨议局议长。宣统年间当各省咨议局联合奏请清廷早开国会时，孙即被推举为请愿团常驻委员。辛亥后，孙出任民元国会众议员，原属进步党，旋转国民党。所以孙在中国议会政治中，出道甚早，在各种国会斗争中，可说无役不与，是位极有影响力，而善于纵横捭阖的老政客。因此在段祺瑞于民五（1916）6月组织其“混合内阁”时，孙乃被网罗为教育总长。教育总长在民初北京政府中，原是个冷衙门。段氏显然知道，孙某不是个省油灯；不敢不加笼络，同时也不敢过分重用。但是孙某岂是池中物？入阁未几，他就被调任至极有权力的内务总长了。孙甫上任，他这个善于纵横捭阖的老政客，就卯上了一个比他年轻十岁的跋扈将军小徐（树铮）。一个槽拴不了两头叫驴，他二人就厮杀起来了。现在让我们也看看小徐是老几？

徐树铮（1880—1925），江苏萧县人。幼年也是个小才子，和梁启超、蔡锷一样，十二岁便考取秀才，但是乡试不售，所以他也和袁世凯、胡传（胡适的父亲）一样去投军游幕。他初试投袁，但袁的地位太高了，他攀不上，乃投段，果为段所赏识，并资助其留日习军事，进士官。返国后就一直是段的死党了。至民初段出长陆军，徐已蹿升至陆军次长，官拜中将，而头角峥嵘矣。因此在北洋系中竟在老徐（世昌）之后，被称为小徐。小徐其人虽未必是个一流军官，但此人却精明强干，案牍如流，是第一等幕僚长人才。以故在段氏组其混合内阁时，乃擢升小徐为国务院秘书长。此时段已年逾五十，国事蜩螗，日不暇给，例行公事乃悉由小徐一手处理，此在旧式官场里，所谓代拆代行也。当时段氏是全国一人的大总管，代拆代行的小徐，因而也就权倾一时。而小徐的个性，既不像黎总统那样的菩萨，更不像陈布雷那样的夫子。他是个光芒四射的干才。因此对内他固然是段总理不可一日或缺的左右手；对外他难免就变成众矢之的的憎恨和忌嫉的重心。最后竟为冯玉祥所捕杀，冯氏却谎称为陆建章之子陆承武干的，目的是“为父报仇”。此是后话。

附注：当1922年孙中山先生与张作霖、段祺瑞成立三角联盟，合力声讨曹吴时，当时代表段氏前往桂林谒见孙公的，便是徐树铮上将，而奉孙命沿途作地陪招待徐氏的便是蒋介石中校（编者按：蒋氏时任粤军第二军参谋长）。中山对徐推崇备至，而期望尤殷。徐对蒋也印象极好。因此在孙公面前，也称许蒋中校为难得的人才，卒使孙公对蒋也另眼相看，始有蒋公后来在国民党阵营中之飞黄腾达。因此蒋对徐氏知遇之恩，念念不忘。蒋公最重江湖义气。对徐氏后人亦视同子侄，着意提携。徐氏长子道邻后竟为蒋公延为家庭教师，教经国汉文。道邻曾含笑告我说：“经国每次写信给我，都称我作夫子大人呢。”蒋公战前撰写《敌乎？友乎？》以警告日本军阀的长文，也是借用徐道邻之名发表的。徐氏对蒋公家事，所知亦深。曾为笔者道之弥详。也都是民国史上难得之掌故也。

抗战前，冯玉祥在中原大战被打败，上泰山“读书”，靠韩复榘“奉养”，变成韩氏的背上之芒、眼中之刺。韩曾暗中派人去找徐道邻，叫他上泰山去把老冯一枪干掉，以报“父仇”。徐氏跟袁克定一样，不良于行，哪能当刺客呢？他更不愿为韩军阀来牺牲自己，道邻后来改采“依法”报仇，抗战中期，徐氏曾在重庆具状向法院控告冯玉祥无故杀害徐树铮，那有何用呢？—这些都是徐道邻先生亲自向我说的口述历史。

索性再多记两则小掌故：抗战中期，重庆中央大学“歌乐平剧社”的几个青年戏迷，正在宿舍里拉胡琴、吊嗓子，忽然门上咚咚两声，便推门走进一位身材高大、胖嘟嘟的中年贵妇来。她以一口纯正的京片子，含笑而大声地说：“你们唱得好，也拉得好呀。我也来一段……”她就招呼拉琴的说：“《碰碑》。”接着她就使起舞台姿势，大声地唱起来。乖乖，那一派悠扬顿挫、悲壮凄凉的味儿，简直不是余叔岩，也是马连良。唱后大家鼓掌称赞。她连连道谢，就握手要走了。拉琴的问她：“您贵姓？”“我呀，”她说，“我就是为父报仇的施剑翘。”在大家张口结舌中，她哈哈大笑，就领着一批青年男女，扬长而去。她原是枪杀军阀孙传芳的那位有名的“女刺客”！张少帅也告诉我一个故事：老帅被刺后，在沈阳公祭期间，日本总领事也假惺惺地来灵前鞠躬致祭。少帅说：“我那时认真地动了几次念头，想把他抓起来枪毙，为父报仇。”少帅如真的干了，近现代中国史和世界史，都要改写了。

再回头说说小徐和老孙为啥又吵得不得开交呢？原来小徐为段总理代拆代行，难免有点擅作威福，连黎总统都啧有烦言，他哪里把个总长看在眼内呢？老孙记在心里，多少也为着讨好黎总统，乃在国务会议里批评秘书长“越权”。段为徐稍作辩护，孙乃向黎总统“辞职”作抗议，而黎则袒孙斥徐，使段难堪，渐渐地乃惹出最可怕的府院之争，后果就不可收拾了。

政客纵横与黎段交恶

我们在上节已提过，孙在国会里原是反段最力的韬园派的领袖，与拥段的研究系斗争甚烈。其志不在小。因为国民党自宋教仁以来，一直就醉心于政党内阁。韬园派虽非国民党正统，且不时有反中山言行，但是孙洪伊在国会之内却要利用国民党的多数，对倒段和代之以政党内阁，则有莫大的兴趣。再者，孙更利用“省籍情结”（且借用一个今日台湾的名词）来离间北洋系。孙与冯国璋是直隶同乡，因而向冯氏建议说，“北洋系”顾名思义，理应以北方人（直隶人）为领袖嘛；怎能被一个南方的安徽人（段某）所掌握了呢？说得冯国璋也为之感叹不已。事实上，后来北洋系之分裂为直皖二系，终于引出一阵阵打不完的内战，孙洪伊这一类的政客，也有其极大的责任的。

在中国历史上，这种政客便是所谓“纵横家”、“策士”或“说客”；从往古的苏秦、张仪，到民国史里的杨度、孙洪伊、杨永泰，也正是数之不尽的呢。因此段之邀请他入阁，显然也是一种统战手腕（再借用一个中共的名词），想化敌为友。殊不知孙在国务院内因与小徐不睦，又挑出个更严重的府院之争来，段因而也使出他独裁军阀的本性，于民国五年10月中下令把孙洪伊免职。但是国务总理要辞退一位国务员，“依法”还要总统盖印，可是黎总统此时却拒绝“批准”，段乃于24日亲谒黎总统面索无效。三日之后，江苏督军冯国璋，竟亦致电黎总统，要求孙总长在内阁位子，不容变动。

与此同时，孙洪伊亦正四处奔走，联络国民党籍议员，在国会内为冯国璋竞选副总统。经过三次激烈投票，冯国璋终于获选，如愿以偿（为李宗仁于1948年当选副总统前之第一个副总统的民主竞选）。黎总统并特许冯氏，援他自己以副总统驻节武汉前例，让冯副总统兼领江苏督军，拥重兵驻节南京。这一来不特黎段之间的“府院之争”就表面化了，袁氏死后北洋系的军权也就一分为二了。最不幸的是黎的心腹、密典机要的总统府秘书长丁世峄，竟然也是个资深的韬园派分子，在国会中与孙洪伊相表里，策动反段，也就使一位原是孤家寡人的黎总统，益发想运用国会为奥援，并联合北洋系的第二号巨头冯副总统，来共同对抗，甚或罢免那位倚赖北洋系军力而刚愎自用的段总理了。

可是段祺瑞又岂是省油灯呢？他底下那一窝大小军头，又岂能视而不见呢？在段的坚持之下，在地方军头起哄声中，黎总统终于答应让孙洪伊总长“辞职”（注意：不是“免职”），孙辞职之后便返回国会做韬园派领袖，就更是明目张胆地以倒段为职志了。在此同时，黎总统为安抚孙某，并提升个人声威，也坚持要段的心腹小徐，非滚蛋不可。小徐滚蛋之后，北京的“警总”，那时叫步军统领，也就对孙公馆，由日夜守卫，变成旦夕骚扰了。好汉不吃眼前亏，孙前总长乃一溜烟，逃往南京托庇于冯副总统了。不用说，冯段这两位原是同生共死的老友，也就从此反目成仇了。他两条虎狗交恶不打紧，上有好者，下必甚焉，接下来派系斗争的骨牌效应，什么鸟直皖之战、直奉之战，就战不完的了。可怜茫茫众生，也就民无噍类矣。

笔者之所以不厌其详，在这里细说几位政客的意气之争者，就是想举例说明，在一个没有法治基础的落后国家里，几个政客的意气之争，都无法解决，那么遇到国有大政待决，像后来的参战案，就会把一个政府，甚或一个统一的国家，闹得四分五裂了。

世纪末回头看去，试问他们这种两败俱伤，所为何事呢？朋友，这就是那时画虎不成反类犬的中国议会政治嘛。他们以英美三权分立为模式。结果呢，画虎不成，中央政府之内，立法、司法、行政，原是美国式的三权分立，却变成中国式的总统、总理、国会的三权分立了。三权分立的必要条件，一定要司法独立，而有依法仲裁的绝对权力，是谓之法治。在《袁氏当国》里，我们不引过一段杨度奢谈法治的牛皮？虎公（杨自称）曰：

盖立宪者，国家有一定之法制，自元首以及国人，皆不能为法律外之行动。人事有变，而法制不变。贤者不能逾法律而为善，不肖者亦不能逾法律而为恶。（见杨度著《君宪救国论》，转引自章伯锋、李宗一主编，《北洋军阀（1912—1928）》，1990年，武汉出版社，第二卷，页956）

杨度这话，原是卑之无甚高论。梁启超就讥笑他自己也做不到。笔者在拙著里也一再强调，我们中国人如想做到这一点，非两百年之历练，不为功也。时近百年了，当年黎段诸公，墓木合抱矣。试问我们华裔朝野，从海内政客，到海外华侨，除掉打麻将之外，哪个大小政团、内外社区、商业团体、学术机构，有过真正的法制民主？沉痛言之，我华族没有也。让我们静默三分钟，心平气和地想想，真是没有也。是耶？非耶？岂不怪哉？

美国模式是什么回事

在笔者编撰本篇期间，曾时时为最热闹的“世纪大审”（Trial of the Century）电视节目所打断。美国国会这次对总统柯林顿的公审，确是百年难得一见。他们两党三院（参众两院和法院），和原被告两造，真是使尽浑身解数。控方不把总统赶出白宫，誓不甘休。辩方则死守宫廷，决不退让。这是一场最激烈的夺权保权的无烟内战。全国最高学府，和最拔尖的法学、史学、政治学的权威也都被卷入；全国大小媒体，非刘即项，几无一置身事外。全国数千万有政治素养的人民，街谈巷议，也各说各话。大家提起耳朵，众目睽睽，正在进行一桩全国性的公开的政治学术大辩论。不特当事的控辩两方的诉讼状，掷地有声；为双方助阵的法学、史学、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乃至神学权威的议论之作，亦均深邃之极，有时且文采飞扬；随时阅览，真有胜读十年书之感，真是精彩绝伦。纵是一般卖浆煎饼的小市民，和家庭主妇、大中学生的即兴评论，均能颇中肯綮，令人击节。真是不可小视……这就是所谓“美国模式”的最高境界。当然他们各级的大小政客的蝇营狗茍，和我们许多搔首弄姿的可嫌的政客，并无两样，但是从政治总体运作来说，我们和他们就无法相比了。对照之下，不特当年在北京、南京只会举手和抬棺材的议员代表们，显得太原始了，就是目前在台湾的风云政客，和他们相比，也不免是小儿科（baby stuff）也。

何以如此呢？这我们就不能不从文化整体来说了。须知，美国非只一单纯的美洲国家也。她的占全国人口百分之八十的欧裔美籍公民（European-Americans）至今与非欧裔通婚者，尚不足百分之一也。因此此一纯种白人的美国公民的主体，实是欧洲全部白种民族再加上个犹太民族，在美洲的重行大组合，所形成的一个新兴的白种民族。他们在文化上，承继了整个欧洲文明（也就是西方文明）的主流。但是在政治组织和语言上，则直接取自议会传统最深的英国。哥大口述历史的创始人—犹裔纳文斯教授（Allen Nevins）生前就常说，英语民族在政治上，比其他任何民族都更为优越（The English-speaking people are politically superior to any other race）。实在不是犹太人替英语民族吹牛。美国革命后，欧洲民族向北美洲大量移民，不特在美洲形成一个新兴的混合民族（像古代中国的隋唐盛世），在古老的欧洲文明上，也来个第二次的文艺复兴，终使她成为今日世界上唯一的超发展国家。她的政治制度，是对英国的议会政治的“延续”（continuation）和“进化”（evolution），是直线发展的。因此他们纵是三尺之童，都能道其真谛。教育愈高，智慧愈高，则更能舌灿莲花矣！这就是我们今日“世纪大审”中所见的现象了。

我国民初的议会政治就不然了。我们既不是延续，更不是进化，我们则是“转型”（transformation）和“西化”（westernization or europeanization），乃至半中半西或不中不西，和所谓“师夷之长技”，或“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文化“融合”（acculturation）。在这种融合的过程中，有个“不破不立”的中间阶段。民国初年也就是这个阶段的初期。在这“初级阶段”（让我们借用个邓小平思想中的名词），孙中山的经验是“知难行易”，是“破坏难于建设”（破难于立）；胡适的看法是要“打倒孔家店”（先破后立）；毛泽东就急于要“铲除三座大山”（全破再立）……既然不破就不能立，那我们学习西方的议会政治，就十分困难了。因为我们“破”也不够，“立”也不够。张之洞之所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者，实际上却是，中学是“包袱”，西学是“皮毛”。结果是（全民的）“包袱”丢之不易；先知先觉们的一点“皮毛”，建立也难。这就是我们民初议会政治，通盘失败的关键所在了。

总之，我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家，从康梁到杨度，都是包袱太重，皮毛太轻，而弄权任性，自以为是，才误尽苍生的。孙中山比较平衡，但他老人家也说过，“政是众人之事”。众人不要干（所谓民智未开也），你一人要独干，哪有成功之理呢？可是反之亦然。在众人都要干之时，你一人偏不许干，也是要出纰漏的。小蒋“总统”将来在中国政治思想史上，会有其一定的地位的，那就是他知道时势不可逆转，乃因势而利导之，这就搞对了。民国初年的那个时代，没有搞议会政治的任何条件。时代未到嘛。但是既然建立了民国，“再造共和”（段祺瑞的豪语），议会政治又不能不搞；搞得焦头烂额，也是必然的结果啊。形势比人强，治史者不可厚责于古人也，时代的悲剧嘛。这就是民国初年的政治大样啊。

且看民元老国会

在《袁氏当国》里，我们对民初的国会着墨无多。因为在那一阶段，中国政治圈内的主要矛盾在孙、袁之间。而孙、袁二公着重的都在枪杆，国会所发生的作用太小了。多说了反而浮云蔽月，有失真相。迨孙公的枪杆被袁公的枪杆打败了，袁对国会不但继续任其存在，他对国会之内的国民党也还礼遇了一阵子。原因是他知道国会里，有国民党籍的议员，并不一定拥护孙文，甚至是反孙的政客；更重要的则是，袁还要利用国会来把自己扶正，由临时大总统变成正式大总统。待他被扶正之后，他就把国民党籍的议员全部开革了。国民党的“多数”一去，只占“少数”的进步党的国会就瘫痪了。

袁搞垮了国、进两党的国会之后，本想组织一个御用国会来做他的橡皮图章。可笑的是，他那时还去古未远。这个地球上除掉皇帝之外，先进的国家里，还未见过第二种独裁制度，所以他搞来搞去，只搞出个半吊子的“参政院”来“拥戴”他做皇帝，终于弄得短命而死，遗臭万年。他那时如果只做个党主席，或党总裁，如后来的蒋、毛二公者，则段、冯二将，又怎敢搞窝里反？蔡锷小将，又何敢称兵犯上哉？朋友，袁的时代还太早嘛。蒋、毛二公那套“现代”本领，他还未练出来呢，所以他就吃瘪了。因此在袁的时代，国会尚未构成个夺权的单位，写历史的人，也就让他老人家暂时靠边站了。可是在段祺瑞时代就不同了。黎、段二人此时旗鼓相当，都独裁不了。黎要利用国会以反段；段则要利用北洋系的地方军阀来制黎，国会就不再是“橡皮图章”，或“拥戴机构”了。因此现在倒是我们应该把他老人家揭揭底的时候了。

国会是今后五百年的中国，必不可缺的一种政治建制。至于它在最后落实成怎样的一个“定型”，今日似尚言之过早。只是它是个与民国俱生的，在民初虽然作用不大，毕竟是值得一叙的制度，下文当以较详尽的篇幅概括之，或可为今后有心法制者，做点备忘工作也。

1999年1月26日于北美洲

原载于台北《传记文学》第七十四卷第三期

第二章 袁世凯留下的烂摊子

民国时代最上层的政客，差不多都是天堂地狱之间的边缘人。因为他们所处的时代是个波涛翻滚的转型期。前型（有两千年历史的帝国制度）已毁；后型（今后两千年的民主制度）未奠。他们一般都是忽前忽后，不知所适地在两型之间走钢索桥。上有光明灿烂可望而不可即的天堂；下有怪石嵯峨、阴森险恶的万丈深渊，一步踏错，或一念之差，便会坠入谷底，而粉身碎骨。他们自己遗臭万年不打紧，索桥被他们弄断，全民族也随之滑坡，尸填沟壑，彼岸无期。这种一失足成千古恨的最明显的例子，就是袁世凯和汪精卫了。汪氏当年如不因误听他那心际狭小而又生性泼辣的老婆之言，在一念之差中，当了汉奸，抗战后在蒋公弄得捉襟见肘、无路可走之时，就是“汪先生”的天下了。哪还轮到胡适之、李宗仁来做总统呢？而中国共产党的政权之所以能在中国历史上出现，其第一个“千古功臣”，绝不是张学良；张也向不以此自居。他甚或公开地说是他当年犯了错误，虽然他并不改悔。少帅就曾向笔者说过，他是以部下身份，阴谋反对长官，他自己的部下，如果也以同样阴谋反对他，他早就把这人枪毙了。换言之，他如果是蒋介石，他早就把他自己枪毙了。所以他对蒋之关他五十年，毫无怨言。少帅近一百岁了，据说头脑还很清楚。此语可复按也。中共的“千古功臣”，更不是日本军阀，而是当年内部倾轧无已时的国民党本身啊。国民党自己胡搞一通，才搞出个共产党来，哪能乱怪他人呢？

是谁搞垮了袁世凯

再翻翻历史，回头看看袁世凯：袁氏在民国二年（1913），镇压了二次革命，削平了国民党的三藩之后，是何等声势？乘此声势，他就应该虚怀若谷，好好地为国为民，做点善事。但是他不此之图，却要起邪心，做皇帝。结果就因一念之差，摔下钢索而粉身碎骨。朋友，试问老袁为何失败，而失败得那么惨？他是被风流小将蔡锷打垮了？非也。朋友，袁世凯就因一念之差，而为全民所弃也。悲夫！

我们要知道，袁世凯在称帝之前，中华民国原是个统一的国家啊。中央政府也是个可以驾驭全国的政府啊。袁大总统在一般黎民百姓和知识分子之间的声望，是远在孙前总统之上，至少不在当时的中山之下。连蔡锷将军当时对所谓“党人”也颇感不耐。笔者在《袁氏当国》中就提过，二次革命期间，蔡锷（时为云南都督）就曾发过拥护中央、痛诋李烈钧造反的通电。当时又有谁能够逆料，三年之后，蔡李二人又联袂率领护国一、二两军，北伐讨袁。这又是谁之过呢？千不是，万不是的是，袁世凯在一念之差中，上了儿子的圈套，要做起皇帝来。这一失足，他自己遗臭万年不打紧，却使我们的国家民族，几乎也被拖到万劫不复的绝境。这纯粹是个历史上的“偶然”嘛。袁世凯之想做皇帝，原是一念之差搞出来的嘛，是啥鸟“历史的必然”呢？丘吉尔在打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痛定思痛，就曾在他的二次大战回忆录里面，举出过好些例证，来说明“偶然”怎样改变了历史的方向。

宏观有其必然，微观难免反复

笔者在不同的拙著里曾反复地解说过，从宏观角度来看中国近代史的发展，是有其必然性的：那就是帝制向民治转型，众星拱北，万水东流，这是任谁也改变不了的大趋势，是个历史的“必然”。今后两千年，至少是今后五百年的中国是个“民治”的中国，是任何人都无法否定的、扭转的。

可是，从微观的史学法则来观察，则这条通向太平之洋的长江大河，每个阶段都是反复无常的、捉摸不定的。“共和不如帝制”；“选举我是绝对不相信的”；“民主专政至少再搞二十年”…‥还有举不尽的语录，和不够资格叫语录的语录呢。但是这些“反复无常”、“捉摸不定”的小阶段现象，却改变不了“万水东流”，或“权力滑坡、独裁专制、逐代递减”的大趋势。看不清这一“历史的客观实在”的政客，必然就会在时代的潮流上落伍，终于被历史斗垮、斗臭。袁世凯的悲剧，就是他的时代背景，和知识条件，使他无法看清这个大潮流的总方向，而误走回头路的结果。

吾人在世纪之末的观光客，站在巫山十二峰之巅，俯视三峡之中千帆齐下，大小船夫、袁皇帝、蒋总统、毛主席，乃至最近以香槟浇头的小马哥，强颜欢笑的阿扁哥……或沉或浮，乱成一片，千里江陵一漩涡，看得好不清楚。但是身在船上的操舵者，面对削壁险滩，波翻浪滚，生命交关，何由得见呢？他们自己并不清楚的故事，搞历史的人却不能忽略。一个一个的慢慢来交代，现在还是先谈谈袁皇帝的后遗症：

从较好制度、可行制度到破产制度

袁世凯在身败名裂、忧愤暴卒之后，他身后留下的烂摊子，无人能够收拾，其后遗症至今未了，我民族可就跟着吃苦了。

笔者不学，曾在不同的拙著里，一再说过：我们那个有两千年历史的帝国文官制，不是个“最好的制度”（best system），但是它和与它同时的其他文化相比，它却是个“较好的制度”（better system），至少是个“可行的制度”（functional system），所以它才能延长至两千年之久，而没有消灭。

这个可行的制度，可行在何处呢？再三言两语交代一下。我国自秦皇汉武以后，必然和偶然的因素交互为用，使我们的“政治社会结构”（socio-political structure）走进了一个“国家强于社会”（state stronger than society）的特有的模式。在这个模式里，最大的问题，是强有力的中央政府能维持长期稳定的问题。而长期稳定的关键则系于中央政府的接班制，也就是继承制。解决这个问题，智慧加机运，我们的祖先选择了“帝王传子制”（注意：不传女），它能够一传至十代以上而不出大纰漏。这是在历史上打破金氏纪录的政治制度，为其他任何文化所无也。

汉初诸吕之乱时，顾命诸大臣，咬定了一个“非刘不王”的原则，并声明“非刘氏而王者，天下共击之”。试问当时诸大臣对刘氏真是如此效忠？非也。朋友，他们都是一批了不起、有远见的政治家也。他们为的是奠立一个稳定的中央政府，为万民造福也。我国古代本有所谓“传贤”、“传子”的两个传统。但是他们知道传贤，牛皮而已。传子才是个“可行的制度”，可以加以不断地改进也……在古代史上能和中国平起平坐的只有个罗马帝国了。罗马帝国就是在这方面败下阵去的。罗马帝国晚年出了三十个皇帝，就有二十九个被杀掉。朋友，将货比货，你能说我们中华帝国所行的不是个“较好的制度”？

地域庞大、人口众多的大帝国，第二个大问题，便是闹分裂，搞藩镇跋扈，军阀盘踞。我国最早的帝国政治家，对此也有最适当的安排，能防患于未然，化之于无形。为此，除掉短期的唐末之外，汉宋明清一传数百年，都未发生太大的问题。你看近在眼前的晚清七十年，动乱若斯，有没有军阀横行呢？你说人家是封建落伍，三座大山。

最后，大帝国里的草根老百姓，总得有个和平安定，善有可褒，恶有可告，安身立命，有保障，有公平的社区生活。这一点在我们传统帝国里的正常状态之下，都有其可圈可点之处。当中西两文化在16世纪、17世纪初次接触时，康熙、乾隆的中国，未必就不如路易十四、路易十五的法国。双方是各有短长也。不幸在19世纪之末，在双方较劲之下，我们败下阵来，破了产，社会文化、政经制度，就被迫转型了。在转型期中，新制尚未奠立，旧制已玉石俱焚了。凡事没个标准可循，旧社会出身的政客（如袁世凯）就晕头转向，莫知所适，不得已就只有乞灵祖宗，反动回头；革命阵营出身的政客，就食洋不化，自以为是，而胡作非为了。

袁的烂摊子变军阀温床

袁所留下的后遗症便是全国皆兵，军阀横行，民无噍类了。在最糟的晚清七十年，并没有什么军阀嘛。何以袁氏一死，便弄得军阀遍地呢？这就是转型期的悲剧了。转型期中，新兴的制度还没有建立（至少要两百年的时光，庶几有望），而旧的制度则可毁之于一旦。在新旧交替的真空期，就民无噍类矣。

笔者不学，亦不幸而有幸，就生在这么个转型中期。幼年所受的，也就是这么个不中不西、不新不旧的转型教育。青年期治史也是个不新不旧的初生之犊，对所见所闻的感染，如军阀横行、国共党争，也写了些大胆的假设之文。认为当权者除旧太过，布新不足。今日重写《袁氏当国》，每忆及青年期所作亦未必全无道理，有时甚至自惭老来思路反不若青少年期之锐敏。所恨少年之作，历经国难家难，十九皆毁，近偶自昔年报刊中，发现若干旧作，试重读之，自觉尚不无可用之处。今自五十六年前之《中央日报》，检出一篇青年期旧作，便自觉其颇能解释袁世凯所留下的烂摊子，何以终于变成了民国时代军阀的温床，其祸至今未已？无他，除旧太过，而布新未足也。乃将旧篇自残报中复印一份，复刊之为拙篇之“附录”，以乞教于方家也。

1998年12月18日于北美洲

原载于台北《传记文学》第七十四卷第一期

附录　汉代地方政治之研究

汉制中的民治精神

一般说来，总以为我国在君主时代，便完全为君主专制；一般大权都操诸君主一人。国政之良窳全视君主一人之贤愚以为断，人民无丝毫治权；然历观我国史实，则殊有不尽然者。

我国民主思想起源甚早。战国时代的孟子便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居统治阶级的赵威后亦说：“苟无岁，何有民？苟无民，何有君？”皆看清以人民为本位。至二千年来的专制时代，虽亦暴君迭出；然在一般正常状态下的君主，总不敢过分专制如西方之暴君然。“朕即国家”的统治观念，在中国二千年来的专制君主，并未被过分滥用。一般君主治国均能正常地保持着制度精神，且我国历来的政治制度往往含有高度的民治精神。吾人试一观汉代的地方政治便是如此。

我国有独立机构的地方政治，至秦始皇统一海内，大规模地废封建置郡县后始正式确立。然嬴秦祚短，规模粗具遂遭覆灭，而汉人承之，截长补短，地方政治之规模乃大备焉。

汉人既奠定了实两级的地方政治制度，流变至今日的中国地方政治制度，犹未脱其范畴。故汉代之地方政治允可称为中国地方政治之典型。且吾人如仔细研究汉代政治制度，便可知不特其创制立法之美与夫用意之深长，至今日犹有其独特之价值；而汉代地方政治之富有民治精神，尤为特色。较之20世纪最新的民主制度犹未多让焉。

郡县乡亭里的地方五级制

汉代之地方政治为实两级制。地方之政治单位为“县”；而县内最小之社会细胞为“里”—人民聚居之村落也。

十里曰“亭”，亭有长。凡民年五十六以上无役归田里者，斯可为亭长；是时一亭内人民之领袖也。故亭之制实为汉代社会组织之最小单位。亭长办公处设有亭卒二人，其一专司亭办公处内之杂事，如司管钥启闭门户等，曰“亭父”；另一亭卒主维持治安缉捕盗贼者，曰“求盗”。是即今日西方之地方警察制也。亭长有权，可持“三尺板”（委任状）捕盗。亭内设有“五兵”，由亭长于农暇时课人民习武事。亭内附设有“公舍”。凡政府官员过境之徭役等事，由亭长理之，与人民无涉。此在交通不便的专制时代，实为必需。故亭之制度实为汉代地方社会组织之最小单位；亭长负有维持一亭社会福利之实际责任。十亭曰“乡”。乡民中举年高德劭能率民为善者一人为“乡三老”。职掌一乡之教化。另举“乡啬夫”一人，掌听讼事，收赋税。另举“游徼”一人，习人民以五兵，并主徼巡防盗贼。是盖真有实力，专司捕盗，而与亭内之“求盗”之仅为维持治安者异矣。是三者所司规模较大，故设于乡之下。是皆由乡民推举年高德劭者任之，非政府之命官，故曰“乡官”。是乡官皆出诸民选者也。

真正之地方政治单位则为“县”，有万户以上之大县长官曰“县令”，减万户者曰“县长”。令之秩（级别）自千石至六百石；县长之秩则自五百石至三百石。是为政府命官。属官有“丞”、“尉”各一人。其秩由四百石至二百石不等。丞司文事；尉任武职。统属于县令长。其外复按县中户口之多寡，举民之年高德劭者，自“乡三老”中选出“县三老”，及“孝悌”、“力田”常员（今曰委员）若干人。所谓：“孝悌，天下之大顺也；力田，为生民之本也；三老，众民之师也。”换言之，即是选县中年高德劭负有物望者，参议县政。县中丞尉虽亦为有秩之官吏，然与县三老等立于同等地位，分庭抗礼；既可以事相教，参议县政得失，复可消极地监督政府。是为一县之组织。

而县直属于郡。县令长向郡太守直接负责。各郡所属县多寡不等，颇似今日之行省，所辖区域至广。故一郡之政治如同一具体而微的中央政府。其郡太守之设官分职亦模拟中央政府之丞相府。一郡之军政财大权，操诸太守一人，由太守直接向丞相负责。太守专政一方，权至大，体制亦等，因此太守之得人与否关系至大，以故西汉的中兴令主孝宣帝曾有“与朕共治天下者，其唯良二千石乎”之言。汉制太守人选须由丞相择人推荐，再由天子察之真除。太守初除拜时，须由天子召见，“入殿受策”。策也者，即中央授以为治之原则。其有“即拜”（便道赴任不入殿受策）者，然非常制。太守专治一郡，则于岁末派遣“计偕”至京师上“计簿”（政治报告书）于两府—丞相府及御史府—述职。每季—春夏秋冬—之第一日上财政收支报告之“见钱簿”于大司农。故郡太守与中央政府之间维持密切联络，所谓“堂陛之间，不甚阔绝”也。

太守属官计有“郡丞”一人，总管百僚，首领诸吏。举凡太守属官之愚贤功罪，率由郡丞署其行能，课其殿最。然太守府组织至为庞大。因之其中属员之贤愚功罪勤惰之考绩，则另置“功曹”一人专司之，是为专察太守府内之属官者。至于属县之政治得失，县令长之贤愚勤惰，则别由“督邮”察之。督邮承郡太守命不时巡行，专察属县的吏治得失。

附注：《三国演义》上有张翼德怒鞭督邮的故事。那是刘备在做安喜县的县尉，代理县长，督邮来找他麻烦。张飞火了，乃把督邮绑起来，揍他一顿。然后兄弟三人弃官而去。诗人陶渊明做县长，督邮来视察。陶县长礼应穿官服，束带，向督邮鞠躬，陶县长不干，说：“不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所以也丢带弃官而去。毛泽东讥笑老陶是个“大官做不到，小官不愿做”的臭老九。这个被陶老九所鄙视的乡里小儿就是督邮。国民党在大陆时代叫“督察”，他们都是到下级政府里去作威作福，大吃大喝，还说什么鸟不吃白不吃。笔者青年期也曾在国民政府属下的地方政府做小吏，几乎官拜督邮。这些督察、视察、督邮，当然也包括本文作者在内，都是应该被张三爷打屁股的乡里小儿。

而一郡之司法则由“决曹”司之。决曹主治狱，司一郡之民刑法。一郡之治安则由“诫曹”司之。诫曹主缉郡内盗贼，维持一郡安宁。另外更聘郡内明达士人组织“议曹”，专备太守顾问，议政治得失。是皆由太守选拔本郡中俊秀士民任之。各有专职，分层负责，统名之曰“后曹”，亦即太守之幕府也。而由郡丞统领之。故郡丞襄赞太守，实际负责。亦即蒋委员长所说之“幕僚长”也。

而一郡之国民军训，则由秩比二千石之“郡尉”司之。汉制民年二十三始傅，即今之壮丁登记也。民年二十三即为及龄壮丁。及龄壮丁，如期至郡，由郡尉领受军训。于每岁农暇时之八月，会同郡太守、县令长举行“都试”，视人民体格及志趣之不同，分别施以“轻车”、“材官”、“骑士”等之不同训练。近水之郡，复有“楼船”之训练。统由郡尉司之，而由太守集合县令长于都试时，课其殿最，授予资格。故郡丞实掌一郡武备，边郡郡尉之下且有武职属官，曰“司马侯”者。故郡尉既司国民军训，复兼司捕盗，维持一郡治安，犹今日省内之保安司令，且兼师管区司令之职也。

回避制与监察制

汉制郡太守属官率由太守自本郡察举孝廉方正之士为之，统谓之“郡吏”；然他郡非本郡人不得为郡吏。以故太守承命出典一方，不过率本郡人民为治。因此下闻易于上达，举直错枉，施政得宜。郡太守则一本中央政令为治，有专杀之权，总揽政纲，导民为治。权至重，位亦等。故其属吏虽率为本郡人，亦不敢阿党蒙蔽，致使太守有运用不灵之弊也。

是故一郡之军政财大权，率操诸太守一人，则地方政治之良窳端赖乎太守一人。一郡治乱之责，亦由太守一人是问矣。因之地方之监察机关，亦专察太守一人。汉代之地方监察官为“刺史”。刺史之官品（秩）次于太守，仅六百石；然权责至重，专以刺举太守过失为事；太守有功，亦得奏褒。一般职责是“奉诏条察州”，非条所问，即不省，划定刺史监察权限，不得逾越。所谓诏条凡六，即：“一条，强宗豪右田宅逾制，以强凌弱，以众暴寡。二条，二千石不奉诏书遵承典制，倍（背）公向私，旁诏守利，侵渔百姓，聚敛为奸。三条，二千石不恤疑狱，风厉杀人，怒则任刑，喜则淫赏，烦扰刻暴，剥截黎元，为百姓所疾，山崩石裂，祅祥讹言。四条，二千石选署不平，苟阿所爱，蔽贤宠顽。五条，二千石子弟恃怙荣势，请托所监。六条，二千石违公下比，阿附豪强，通行货赂，割损正令也。”（见《前汉书·百官公卿表》颜师古注）

试观此六条所定，即为专察太守，六条以外不举。刺史如越俎代庖，超出六条范围，往往得罪，故刺史不察“黄绶”（黄绶秩在二千石下）。盖太守属官选罢之权既率操诸太守，其功过贤愚，既有“功曹”、“督邮”等为之考绩，则属官有罪，太守自不能辞其咎。如西汉宣帝时，涿郡太守严延年即以察举不实贬秩。故刺史但集中注意力监察太守，而无干预地方政治之弊。

且刺史无定治所。官署所至，随遇而安。盖株守一隅既易受蒙蔽，且与郡太守私人间接触过密，亦难免发生个人恩怨，而流于举刺不实也。刺史不时巡行以听取民意；每岁复于秋分时作定期巡行，以便人民欲有控诉而有所期待也。刺史既专为监察太守而置，以一刺史之弹劾或褒奏即可决定一郡太守之黜陟，不若今日之监察使欲有所举措，必须三人联署始发生效力也。

故汉之刺权至重矣。然官阶则至卑，秩不过六百石。以六百石之小官而专以弹劾二千石之封疆大吏为事，则其行使职权时之兢兢业业，亦可想见，如是则庶不致有刺举不实之处。盖位卑则不滥行其权，职重则可专行其政也（引顾亭林《日知录》语）。正即以其官阶低，而职在专打老虎不捕苍蝇，故刺史既有其自尊心，复可启发牺牲精神；故能遇事不逃避，不塞责。以故汉代中央对地方官吏之考绩，率一听刺史之报告以为断。

其外中央朝廷复不时派遣大员巡行郡国，访问民间疾苦，以补刺史之不足。是为汉代之地方监察制度。

人权人格与人民参政

吾人研究汉代地方政治制度，固知其创制之完备与用意之深远矣。然犹不特此也。制度之优良固可补人事之不足，然汉代地方行政之基本原则，及其人事制度之完善，则尤有足多者。西汉中兴令主孝宣帝曾说：“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见《前汉书·元帝本纪》）三者并用，换言之，即厉行法治，而不伤儒道雍容的精神。以儒道调和法治，故汉代政风至为纯正。汉武帝时董仲舒辈即首倡以经术饰吏事。至宣帝时惩武帝之严酷，政重宽和。故汉宣帝时之政治风气，尤为高雅清正。官场陋习甚微。

后世之言法治者，政府官吏上下之间，但有法定的关系。在上者恒恃法以绳下；在下者至多亦不过守法免过而已，彼此之间，无精神上的联系。以故居高位者每至运用其政治地位，辞严色厉，奴役属僚；居下者亦易流于敷衍公事以取悦长官为能事，而恬不以为耻；甚或承奉长官颜色，用招恩宠。即有贤者，亦难免失其敬业乐群之心肠。但求无过而已，不能发挥其最大的工作效能。以故官吏上下之关系，如非划若鸿沟，即侵幸阿党。流风所至，清正之士每视从政为畏途，而戒惧敛足。如此则国家行政场合遂为宵小征逐之乡矣。

而汉制则不然。汉法虽严，然官吏上下之间的关系则一以“礼”为纪纲。上下之间除有法定的关系之外，复以“礼”维系之。长官属僚，职分主属，而礼同宾主。长官以师长态度以遇僚属。而属僚之与长官则行师弟子礼，上下以揖让相处，无后世之官僚恶习。故以一代大智大贤，无伤于屈为小吏。虽处至卑之位而能安之若素，良有以也。试观即汉代丞相府属官之与丞相，亦仅行师弟子礼，白录不拜。丞相有事于属僚，亦称“请”，而不曰“召”。属吏有过，司监察者据以报丞相，丞相亲按之，如三日不白其冤，即暗示所控属实。被控者即自行引退，绝无伤于个人人格之尊严。务使被控者内心感愧，启发其良心，而冀其知耻也。盖虽为大圣大贤，不能无过，如偶一不慎遂受难堪之侮辱，则气节之士，将视补吏为畏途；而不肖者，则日久亦恬然受之不以为耻矣。

丞相府犹且如此，则郡太守、县令长更无待言矣。是故太守出典一方，率以礼聘当地俊彦为郡吏。如西汉孙宝为京兆尹，征名士侯文为吏不应，宝乃遇之以宾礼，与之为布衣交，时人美之。故汉代太守之征聘郡吏也，直同在位者之“趋士”，因之侧身官府者多引以为荣，非同在下者之“慕势”也。故一郡名流归之如水之就下也。以故官府之所在即是一郡名流荟萃之所。上下之间以礼让相维系，以法令为依归，在下者不卑不亢；居上者不纵不抑。后世失之，遂流为官场逢迎之仪式矣。

节要而言之，礼治与法治相互为用，则礼治不致流于颓滞；而法治亦不致流于冷酷，故能政风穆穆，而政府与人民之间亦庶几无截然之鸿沟也。以故西汉郡守虽如黄霸、龚遂之宽和，而吏无骄纵不法之习；即如严延年之酷，而属僚亦不乏良吏，良有以也。至后世此风渐颓，晋陶渊明乃有折腰之叹矣。

再者，汉代地方政治之特点，更以其富有民治之精神也。试观太守受策出典一方，俨然唯我独尊矣。然汉制非本郡人不得为郡吏。故太守隶属诸曹，率由本郡士民任之，佐治其郡，是不啻以其民治其地，而由太守总其成。郡丞统领后曹为幕僚长，率百僚佐太守为治。以本郡人参太守幕府。既如以“科员政治”目之，则负一郡之实际之政治运作；而既以同郡人组成太守府“后曹”，则不啻为一变相之参议会也。且复以学有专长之士组“议曹”，佐太守议郡政之得失，直是一专家委员会，作太守之顾问机关，太守但秉中央政令，维系对中央关系，擘画大计，总其成耳。故汉代的地方政治能得乎民治之长，而不致失其向心力也。

其县政亦复如是，县吏既出诸察举，更有所谓“三老”、“孝悌”、“力田”者，皆一县年高德劭之士。与县丞尉以事相教，议政治得失，是亦不啻一参议会也。是亦汉代政治之特点，不幸传至后世则变质矣。

汉制为后世所不及

今日试一回顾我国政治制度之沿革，莫不祖述汉制。流变二千年，举凡中央地方之设官升职，几皆不脱两汉制之范畴。且后世因袭汉制，往往失其原意而流弊滋生者。盖后人之因袭汉制也，有但取形式，而忽略其用意者。或有模仿其用意，而失其人治之精神者，几经流变则变质矣。

试观汉代之实两级地方政治，太守出典一方，中央即付以专治一方军法政财之大权，及选举进贤之责，独掌士子上进之途，有专杀之权，集一切大权于一身，俨然一土皇帝。然行之百年，不特流弊绝少，且治绩斐然者，实有赖于监察制度，与人民参政制度之得法也。刺史不干涉地方行政，实行其超然监察制，且专以监察郡太守为事，故行政与监察对峙，各自发挥其最高效能，而无相互牵制之弊。

且人民与政府之间无截然鸿沟，以其地之民而治其地。如郡县属吏，对行政长官，既可作积极之佐治，复可作消极之监督。既为负实际责任之政府官吏，复为变相的参议员，负有行政、监察、建议的多重意义，故于一郡县之行政得失，所见尤深。即有建议，亦不至于流之空洞；而兴利革弊亦能便捷从事。试以之与今日民主政治之地方人民参议会制，作一比较，正不知其孰得孰失也。而郡太守一秉中央为治之原则，以其民，治其地，而总其成。长官幕僚相互依赖，故地方既不致失其向心力；郡守亦不得以政入私门而刘公得道，鸡犬升天也。

而维系此优良的政治制度，自亦有赖于为政得人；而为政得人，端赖乎政风之高雅清正，而汉代政治即能充分表现其雍容儒雅之政风。上下一以礼为纪纲。居上者，既作之君，复作之师。不以位高权重而倨傲；居下者，既为之佐，复为之宾，揖让相处，不以居下为卑贱，以故政风高雅，无后世官场之陋习。以故郡守一旦征辟，则名流节士归之。虽微人皂吏衙役，亦能不失纯正。以故但有贤明在位，不亲小事，亦可一郡大治。如两汉知名之士，每多为毫无行政经验之匹夫，然一经政府征辟作不次之迁，亦有擢为郡守，一郡竟能大治者，良以此故。后世相传有所谓“卧治”为美谈者，良非史家专美之辞也。及观乎后世之政治场合，一味以官术相尚者，能无慨然。

窃以两汉之盛，基于民生之安定富庶，政治修明实为民生之本，而地方行政尤为国政之基。或谓两汉政治头重脚轻，实则汉代中央政局，虽仍限于帝制政府寡头政制之格局，而其地方政治组织与运作，却于无形中早开民主政治之先河也。

原载于民国三十一年（1942）12月13日及15日的重庆版

《中央日报·扫荡报》联合版，“学海副刊”

本文小标题为作者所补入

第三章 民国史军阀篇四圆四方图解

海外教授民国史经验浅介之一

在国外大学里教授近代、现代、当代中国史，其最难讲授的一段，我个人的经验，是莫过于中华民国初年，军阀时期那一阶段了。这一阶段的中国史是一段军阀混战史，而军阀又分“皖系”（安福系）、“直系”、“奉系”、“晋系”、“桂系”和有实无名的“滇系”、“粤系”，另外还有无数其他的小集团、小派系。

各系军阀之外，帮凶文人还组织了一些政客的小集团，什么“研究系”、“交通系”、“政学系”等等数不清的帮派；有的还挂着政党的招牌，从事政治活动。真是系类纷繁，莫衷一是—他们打起仗来，又是什么“护国”、“护法”、“直皖”、“直奉”、“定桂”、“援鄂”……打仗的将军们，又有什么绿林大学毕业、倒戈将军出身……总之，一个历史家要把这文武各系的来龙去脉，抽丝剥茧，弄出个头绪，真谈何容易。再要把这个错综复杂的故事，向你课室里一大群青年学生讲解清楚，那就难上加难了。你的学生如果再是对中国甚或东亚都一无所知的五色洋人，那几乎就不可能了。

在1950年代的中期，笔者尚在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当研究生的时候，由于毛周诸公闹出的“中国热”，使美东十数家大学都开了些“现代中国”（modern China）和“当代中国”（contemporary China）一类的课程。选课的学生除“本科生”、“研究生”之外，还有一些“成人教育班”（adult education或general studies）中的成人，及大批的中学教员和公务员。因为那时的中学教育也受感染，中学课程中也不免要讲授有关中国的课题。那些对中国毫无所知的公教人员，这时甚至在学校和政府的特别资助之下，也临时抱佛脚，来搞点“恶补”，所谓“在职训练”（In-Service Training）—因为他们之中很多人对毛泽东究竟姓毛或姓东，蒋介石姓蒋或姓石，都搞不清楚。至于“北京大学”是私立（像哈佛和哥伦比亚一样），或是州立（像加州大学），那就更莫名其妙了。再谈起“国立”北京大学，这“国立”二字就更费解了。美国有啥“国立大学”呢？！—所以那时各大学和补习班，对各阶层的中国学教师，真是需才孔急。

笔者这个“研究生”，那时在哥大所“研究”的原非“中国学”。但是打工自给的“蓝领工作”实在太辛苦；想找个“白领工作”轻松轻松，所以就经友人介绍，到纽约市立各学院的夜校，干起“月光教师”（moon-lighting teacher），教起“中国现代史”来了。

教中国现代史的第一堂课便是“军阀史”（China under Warlordism）。乖乖，皖系、直系、奉系、晋系、桂系……我从哪一“系”讲起呢？—最初我讲得结结巴巴，我的学生也被我讲得晕头转向。这宗新媳妇的过程，岂是老师没经验，学生没底子哉？未必也。君不见纵迟至今日，一谈到军阀，几个汉学大师不晕头转向呢？不信且去翻翻那本最近才出版的光彩辉煌的《剑桥中国史》（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便知道了。这部号称最具权威性的巨著，说起军阀来，还不是结结巴巴，不知所云？

“北洋军阀”这段历史的确是很复杂。但是当老师的在课堂之中，不管面对的是哪一种学生，讲起中国军阀来，只能结结巴巴地蒙混过去，吾不信也。既然吃这行饭，就得讲个清楚。试讲若干堂之后，我乃以幼年学习英文文法的办法，把这群最复杂的军人和政客的故事，来“表解”（diagram）一番。这就是本篇拙作所想“浅介”的海外教学经验，那两张“四圆”、“四方”的图解了。

想不到这两张小图表—一张专讲“军阀混战”，另一张则讲“政客乱政”—倒十分管用。讲课时把它们分别向黑板上一挂，然后教鞭所触，不特来自非拉两洲的大一新生，顽石点头，那些早有硕士、博士学位的恶补教师和商场律师也大为称赏。后来在常春藤盟校研究院之内很多准博士和未来的大使学人，也不禁鼓掌欢迎。因为这两组小图表，原是可简可繁，可浅可深的—其浅也，则一目了然，游鱼可数；其深也，那就卧龙藏蛟，没个潭底了。各阶层学生可以各尽所能，各取所需，自得其乐而互不干扰也。个人一得之愚的小经验，对海内外的同行师生或不无参考的微效，因不揣浅薄，自珍敝帚，略事回译，聊博同文一粲。若不吝惠教，那就抛砖引玉了。

四个小圆圈，十二年大混战

什么叫作“四圆”呢？

那便是以四个圆圈圈，来把北洋军阀十多年的大混战表解一番。庶几能找出点头绪来，对民初那一段混乱的内战，做点有系统的了解。

原来民国初年的北洋军阀大致只胡闹了十六年（自1912年4月到1928年5月）。这十六年大致又可划分成四大段，每段四年，而每一段又正好由一个或一系军阀当权。当然他们的政权都是枪杆打出来的；而每一新政权的出现，在当时中国的政治地图上，也就画出了不同的层面。根据这些不同的层面，我们就可以用抽象的方法来加以图解了。

首先在“袁氏当国”那最初四年（1912—1916）里，虽然也是内战不停（“二次革命”和“护国战争”），外患加剧（“二十一条要求”），但在政治地图上至少还维持个“大一统”的局面；没有发生“一国两府”的现象。袁氏一死（1916年6月6日），中国就开始分裂了。

袁氏暴卒之翌年（1917）9月，孙中山先生忽然率领了一部分海军和八十余名国会议员，在广州设立一个军政府，与当时的北京政府分庭抗礼。接着他又领导并接济一批南方军阀，发动了对抗北京的“护法战争”。南北战争一起，统一的中国便一分为二，产生了两个中央政府—自此我国便维持了“一国两府”的现象，直到今天也没有再统一过了。

因此，我们如把统一的中国图解成个大圆圈，则孙公所发动的“护法战争”，便把这个大圆圈一切两半了。（见“图一”）

这次“护法战争”前后打了十五个月，不但未打出什么结果，南北交战双方的阵营之内，反各自分裂：

北方军阀分成皖、直、奉三系，依次控制着北京政府。

南方军阀则分成粤、桂两系。桂系是纯广西籍的地方军阀和政客。粤系则是以陈炯明为首的广东军人；他们也多半是支持孙中山的国民党党员—这两系先后霸占着广州，掌握着南方的军政府。

南北军阀既已自行分裂，则全国性的护法战争反而停战了。其后南北两地军阀分别搞其窝里反，一南一北却打起两造“区域内战”（regional civil wars）来。

北方军阀其时以“皖系”（安福系）最强，它控制了首都北京。那较弱的两系—直系、奉系，乃联合反皖。在民国九年（1920）7月，两系联合进攻，不出数日便把皖系打垮了——这一仗史家谓之“直皖战争”。（见“图二”上部）

民国史军阀篇主要战役图解

护法战争1917.9-1919.2

（上）直皖战争1920.7

（下）粤桂战争1920.8

（上）第一次直奉战争1922.4第二次直奉战争1924.10

（下）孙陈失和：陈叛孙1922.4-8中山返粤1923.1-2

国民革命军北伐1926-1928

南方军阀，此时“桂系”原占上风。他们霸占了广州的军政府。1918年5月竟然鹊巢鸠占，把大元帅孙中山也排出广州，流亡上海。桂系客军嚣张，粤人不服。在“粤人治粤”的口号之下乃发生了“粤桂战争”。1920年8月，陈炯明率粤军自“漳州回师”，一举“收复”了广州，并乘胜攻入广西，竟然连广西省会南宁也给占领了—这记粤桂之争，史家因而也叫它作“中山定桂之战”。（见同上“图二”下部）

无巧不成书！上述那个“直皖战争”和这个“粤桂战争”，虽然一北一南，却几乎同时开火，平行发展！因此看图（“图二”）不必识字，我们也就容易记住了。

平行内战，还有两次

巧事还不止于此！

这批好战的军阀，南打南、北打北，以后又分别打了两次内战。这两次战争，也是成双成对，南北同时开火的。面对图表，看图还是不必识字，也可一目了然。

原来，华北的三系军阀，在皖系（以安徽佬段祺瑞为首）被打垮之后，剩下的直系（以直隶今河北为老巢，以曹锟、吴佩孚为领袖，所谓“曹吴”）和奉系（以奉天今辽宁为根据地，以张作霖、张学良父子为领袖），又因分赃不匀，打了起来—是为“直奉战争”。这记“曹吴”与“奉张”之争，死伤好几万人。一共打了两仗：

“第一次直奉战争”爆发于民国十一年（1922）4月。战场延及长城内外及北京郊区。这次曹吴锋头正健，而奉张准备不足。偷鸡不着蚀把米，入关未成，反被打得头破血流，退回沈阳（原名奉天或蒙古屯）。（见“图三”上部）

正当华北的曹吴对奉张在长城各口打得炮声隆隆之时，华南的粤系（刚打平两广的国民党）阵营之内也出了事—孙中山和陈炯明拔刀相见。孙陈失和始于民国十一年（1922）4月。粤军因此放弃了广西地盘（新桂系李宗仁因此乘势而起），孙陈同时回据广州，到6月16日便发生粤军炮打孙中山总统府的事变了。

在粤军枪炮声中，中山易服出走，几遭不测，而孙夫人宋庆龄受惊过剧，竟至当街小产（见何香凝回忆录）—这次“广州事变”的过程，不前不后，正与华北的第一次直奉战争同时发生，又是一记同时平行发展的“区域内战”。（见同上“图三”）可是胜败原是兵家常事。这平行发展的两记内战中的胜利者，两年之后，又都变成了输家。

原来陈炯明既赶走孙公便独霸了广州，而广州却是当年华南最“肥”的城市（今日仍是如此），为南中国大小军阀所垂涎。中山既失广州，国民党的主流派乃号召散居邻省并与国民党略有渊源的游离小军阀，入粤勤王。果然各路英雄闻风而起，一致冲向广州，如水之就下。陈炯明孤军不敌，终于1922年底败退东江。1923年2月，孙中山又重返广州执政，改原“总统府”为“大元帅府”，自任大元帅。夺回广州地盘之后，中山原是当年华南“统派”（且用个今日台湾流行的名词）的领袖，不甘心雌伏于广东一省，乃信使四出，既要联络逐渐得势的奉张父子，也要争取皖系的残余势力，一致打倒贿选当政、盘踞北京的直系曹吴—所以孙中山先生在晚年率领一些大小军阀，不断地搞其“北伐”，和奉张父子率其奉军精锐，累次“入关”南下，事实上他们都是当年军阀混战中的主要成员。（见“图三”）

再者，孙陈之争最后中山转败为胜，卷土重来，其情况与张氏父子在“直奉战争”中，转败为胜，卷土重来，也是平行发展，一模一样的。

原来盘踞北京的直系军阀（曹吴），在打败奉系之后，因胜而骄，终于演出一幕“曹锟贿选”当总统的丑剧（1923），给奉系以卷土重来的机会。在全国各界一致支持之下，奉系的张氏父子于1924年9月再度率大兵入关。直系曹吴全师迎击，这便是史书上的“第二次直奉战争”了。（见“图三”上部）

奉军此战不但秣马厉兵、志在必得，战前并以重金贿赂直军前敌将领，那位有名的“倒戈将军”冯玉祥。因此在两军激战正烈之时，冯氏忽然于长城前线“倒戈”，并于10月23日回师占领了北京，幽禁了曹锟总统。前线各路直军因之一败涂地。吴佩孚仅以身免，自海上逃往华南。（见同上）自此华北和东北连成一气；长城内外九省三市（按：分别为辽、吉、黑、热、察、绥、直、鲁、豫九省及北京、天津、沈阳三市），就逐渐变成奉系军阀主宰的天下了。

民初的军阀混战发展至此，首先由合而分；接着再由分而合，便逐渐走向传统的套路，终至楚河汉界，刘项相争（或后来的蒋毛对立）的局面。但是在两强对峙、你死我活之前，双方还得清理战场，整合内部，才能短兵相接，一决雌雄。为此奉张不惜恩威兼施，以达其整合华北之目的。一面以高位重金招降旧皖直两系之残余，以为己用。另一面则以武力驱逐依赖苏俄、日渐赤化之冯玉祥。

奉张的另一着棋便是向广州的中山先生示好，也邀请中山北上共商国是。以奉系九省三市的地盘与实力，中国如能和平统一，则天下谁属就不难想象了。

可是以电脑细查凡四千万字的“二十五史”，我们也找不出中国历史上有“和平统一”的先例。试问我国历史上哪一个朝代不是枪杆打下来的呢？—刘邦叫作“马上得之”；毛泽东叫作“枪杆子出政权”。

孙中山先生原来也不相信“和平”可以“统一”。所以他晚年一直在搞他的毫无希望的“北伐”；与陈炯明弄翻了，也由于中山坚持“北伐”，并力主参加军阀混战而起。他的“遗教”上也分明指出统一中国必须通过一段“军政时期”。

不幸，此时蜗居广州的孙大元帅却英雄无用武之地。他的大元帅府设在广州的士敏土厂；可是他大元帅的命令却不出厂门。那时帮他赶走陈炯明的原是外省“来粤就食”的流亡小军阀，如来自云南的杨希闵、范石生；来自广西的刘震寰、沈鸿英；乃至中山的老同志在母省湖南政争失败的谭延闿、程潜和他们的湘军……甚至中山的老班底、蒋介石的老上司粤军总司令许崇智等等，都是一批不折不扣的旧军阀。他们来粤就食扰民是真，拥孙革命是假。他们就地征税征捐，包烟包赌包娼，大发横财，孙大元帅也分不到一文，但是他们都是大元帅的部下。当他们弄得天怒人怨，广东老百姓至忍无可忍之时，大元帅还要替这些小军阀背黑锅呢。

所以，在那一段“做广东人的悲哀”时代，真正能为“本省人”说话的，反而是那些主张“粤人治粤”的陈炯明、陈廉伯（广州商团总办）等反革命的“叛徒”—孙中山先生虽然说得满口的广东话，对当地广东老百姓来说，他所搞的却是一种令本省人不能睡觉的“外来政权”啊—所以那时广东省内真正的黎民百姓实在厌死了孙中山，就是因为中山好大喜功，召来了无数省内省外的虾兵蟹将，把广东弄得乌烟瘴气—笔者作此大不韪之言，深知两党史家都会口诛笔伐的。但是执简而往者总应以史实为根据嘛。

中山那时为南方小军阀搞得走投无路，乃玩个新花样搞“联俄容共”。可是俄岂好联？共岂易容哉？此事非本篇主旨，容另论之。中山其后不得已只好放弃“北伐”，转而于1924年秋，接受北方三大军阀（段、张、冯）的联合请柬，北上首都去搞其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和平统一”未成，却于翌年3月赍志以殁。

可是话说回头，中山如不北上而病死首都，则广东的政局便不能发生后来的蒋氏独裁、江浙帮回潮的局面。盖中山如仍健在广州，则蒋介石这位宁波佬要想一口气赶走三位“本省元老”（胡汉民、汪精卫、许崇智），实不可能也。蒋氏后来之能扶摇直上者，成败之鉴，关键在中山之短命也—中山一死，介石才能抓住军权不放。终能扫平东江、清除杨刘、放逐许氏、逼走汪胡、压抑共党、联络李白（新桂系）而统一两广。有两广地盘与实力作底子，搞出真正的“一国两府”，然后“革命军”的蒋总司令才能北伐中原，和“安国军”的张总司令，一决雌雄。直至张老帅于1928年6月4日在皇姑屯被炸身死，中华民国的“北京政府”也正式关门之后，南京的“国民政府”始被全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一致承认为中国的合法政府，才结束了那历时十六年的军阀混战之局。（见“图四”）

以上的四个圆圈的图解，目的只是把袁世凯死后，南北军阀十多年的“混战”清理出点眉目，找出点系统，让一般读者和本科学生不致因“混战”两字便对军阀时期这段历史，望而却步就是了。所以这看图识字的方法对研究“军阀史”只是个起步，虽然这个起步的知识，对许多非专业人士，甚或中学文史老师作为班上文史教材，已经很“够”了。我所教过的美国“在职训练”课程中的大批中学老师，便很诚恳地向我说过，有的还备有礼品相赠呢。

但是这“起步”对求知欲旺盛，有更上层楼愿望的读者和听众，就应该另有阶梯，循序渐进。这就是我想进一步浅介的“四方”图表了。

军阀大事，分段编年

什么是“四方”呢？

前节已言之，民初的“北洋军阀”，一共只胡闹了十六年。四四一十六，这十六年却可整整齐齐地划分成四大段，每段四年；而每一段正好由一个或一系军阀当权。其时间延续大致如下：

一、袁氏当国（1912—1916）

二、皖系段氏当权（1916—1920）

三、直系曹吴当权（1920—1924）

四、奉系张氏父子当权（1924—1928）

这个整整齐齐的四大段，每段四年，因此就可以四个连续的方框框，来解说一番了。

这自右到左，整齐划一，像四格玻璃窗一样的四个方框框，每框包含一个阶段的历史。各框之间虽有其因果关系的连续性，但是分割开来，也各自成家，各自有其独立性。

这种按时间直叙的写法，在我国传统史学上叫作“编年体”。不过传统史学中的编年（如诸家“通鉴”），都是没有选择的把诸事杂糅，按年份编排。读者如想知道某一特殊史事的原委，那就要打散编年，重行排过，是谓之“本末体”—我们这里则合二为一。四年一段，分段编年，而每段纪事，亦自有其本末。

袁氏当国

这四年一框来说，袁世凯是这段历史时空的重心。在这一框框之内所发生的史实，无一不是围绕着袁世凯这个历史重心打转的。抓住袁氏一人在这四年中的政治行为，然后顺藤摸瓜，则这一阶段的史事皆在其中矣。

且看：

袁世凯当国时期（1912年4月至1916年5月）

一、民初代议政府之实验与失败（1912—1913）

二、“宋案”与“二次革命”（1913. 3—9）

三、袁世凯在朝搞个人专制，终身总统（1913—1915）

四、孙中山在野搞党魁独大，以党治国（1914. 7— ）

五、日本提“二十一条要求”（1915. 1—5）

六、袁氏帝制始末与“护国运动”（1915—1916）

七、袁氏暴卒（1916. 6. 6）

在这第一面方框之内所列举的前六条，是有其刀割不断的因果关系，条条也都与袁氏的政治行为血肉相连的。但是它们的内容却可简可繁。治史、读史，老师学生，乃至立监委国大代，红黄蓝白黑五色族群的职业人士，都可各尽所能，各取所需，随心所欲。

对一个非洲来的大一新生，他如能记住，中华民国头四年（1912—1916）是“袁氏当国”这一条，掌握了这一阶层的知识；那么他将来回到他的祖国埃塞俄比亚去，也可做个不大不小的“中国问题专家”了。

至于那些从事恶补的中学教师，他们如能了解上述六条确切的涵义与连续性，那么他们回到自己的课室里，搞点“现炒现卖”，也就不难应付了。百尺竿头，更进一步，那就看各人的学养与责任心了。

为着扎扎实实的史学训练，一位常春藤盟校的研究生，也可以上述六条为起点来钻研“袁氏当国”这段历史的真实内涵。上述六条每一条都可扩展成五千言的“期终作业”（term paper），五万言的“硕士论文”（MA thesis）或二十万言的“博士论文”（doctoral dissertation），甚或是“博士后”的专题，那就龙潭没底了。

简言之，画一个小方框，在框内罗列合乎史学发展逻辑的几项简短的编年命题，它便可解说一段自成单元的历史事实，而解说的语言，只要能提纲挈领把主旨（plot）说清楚，则五个字（如“袁世凯当国”）不嫌其少，五十万言不嫌其多。剪裁之道，则看自己的目的，和听众、读者的需要，而各尽所能，各取所需了。

段祺瑞也可作四年历史的重心

以袁世凯一人的政治行为作为四年中国政治的枢纽，在那“非袁不可”的年代，应该是顺理成章的。其实在权力上接他班的所谓第一号“北洋军阀”的头头段祺瑞，也照样适用。让我再画个方框框，把段氏的政治行为与影响编年一下：

皖系段祺瑞当权时期（1916—1920）

一、黎段接班（黎为总统，段为国务总理）、参战案起、府院争权（1916. 6—1917. 6）

二、清帝复辟失败、段氏“再造共和”、废除旧约法（1917.7—8）

三、广州成立军政府、反段“护法”（1917. 9— ）

四、广州桂系排孙（1918. 5）

五、“巴黎和会”引起“五四运动”（1919. 5）

六、华南：粤桂战争、桂系战败、中山复出（1920. 7）

七、华北：直皖战争、皖系战败、段祺瑞下野（1920. 7）

段祺瑞在北京当权虽只四年，然政情复杂影响深远。第一，段因力主“参战”（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对德宣战）而黎元洪、孙中山反参战，结果闹出“府院之争”。地方军阀拥段反黎，张勋入京调解，反搞出国会解散、约法废除、宣统复辟的闹剧。段氏回京驱走张勋，“再造共和”，并要另选国会，因而引起孙中山和南方军阀的“护法运动”。这时德国为支持孙中山反参战，乃私赠中山两百万马克（孙实收百万）为秘密活动费。中山骤得厚赠，遂能说动海军与八十余位国会议员随他去广州开“非常国会”；并成立“军政府”，与北京中央政府分庭抗礼，搞出“一国两府”的局面。一国两府的怪事至今已七十七年！

第二，段氏为镇压护法运动，高唱其“武力统一”；大打其南北战争。结果武力统一不了，反招致南北军阀的大分裂，弄得全国皆兵，枪声不绝。其后吴佩孚、张作霖、蒋介石……最大兴趣，也都是武力统一。民无噍类矣，而始作俑者段祺瑞也。

第三，老段为着“参战”向日本借款练兵，秘密许下辱国条件。“巴黎和会”时东窗事发，惹起了扭转民族命运的“五四运动”；其后布尔什维克也随之而来。寻根究底，都离不开老段刚愎自用的政治行为也。上述三段，任何一段都可写出百万言的巨著，然读者听众但一窥本框框中胪列之七条编年大纲，则可繁可简，经纬皆在其中矣。

段祺瑞的故事可以自成一独立单元。老段一旦被逐下野，我们的军阀故事，就进入另一单元，看曹吴当权了。

直系曹吴也自成一单元

论才干，甚或论道德，曹锟、吴佩孚二人纵以军阀目之，也未必一无可取。曹锟原是个不识字、跑单帮的布贩子，但是他有当领袖的天才。一旦投身军旅便扶摇直上。等到他于1923年“贿选”成中国现代史上唯一的一位“文盲大总统”时，顾维钧博士充当他的国务总理。顾公一辈子见过的和服侍过的“领袖”，据顾氏告我（off-the-record，不列入正式纪录），应以曹锟为第一云。顾说他是一位“天生的领袖”（a born leader）。曹氏其他部属后来之知名国史者，亦均有同感。余亦颇有涉猎，未暇多赘也。

附注：曹氏做大总统时，已略识之无，至少会签名。但在现代教育学的定义上，他仍然是个“实用文盲”（functional illiterate），识字而不能实用之，如看公文或写信—那时胡适虽已锋头一时，但是大总统府内公事公办，还得用“文言”啊！顾维钧先生曾一再很得意地向我说，他自己会以文言文批公事、改公文，甚至撰写公文。宋子文“画行”，往往只写“OK”二字母。“行”的意义本来就是英文的OK或Go ahead嘛。

若论“道德”，列宁不是说过，道德是依附于阶级的。你如属于曾文正公、左文襄公那一阶层，那自然言必称孔孟，以“四书五经”为道德规范（moral code）。但是你如属于曹锟、张宗昌、韩复榘、杜月笙那一阶层，那你就言必称关岳，你的道德规范就是《水浒传》和《三国演义》了—他们都是在各自道德规范之内的仁人志士呢。

至于蒋介石所提倡的“旧道德”,胡适、蔡元培的“新道德”，他们各自的“道德规范”，究在何处呢？鸡零狗碎的，他们自己也讲不出所以然来。所以如此者，则是传统的孔孟道德，和江湖道德，都有其“定型”可明确遵行。不幸我们生于一个现代的“道德转型期”，“新道德”尚未定型，还没个标准足资遵循，我们就各说各话，各是其是了。

且看曹锟“贿选”，固属不该；那我们国父私受德国政府一百万马克，来搞一国两府，是否也是“受贿”呢？若说，“革命无道德，以成功为道德”，岂不天下大乱哉？至于那位一生“不住租界、不积私财、不举外债”，而晚年以不愿附敌，或因此为日人所毒害的吴佩孚，试问有几个满口革命者，能望其项背哉？—抚今思昔，写历史的人，因为他们是“军阀”，就一定要曲笔而书之，吾人有所不为也。

不过话说回头，在直系当政那四年（1920—1924），曹吴却是过街老鼠，人人喊打。张作霖、段祺瑞、孙中山且结成三角联盟，必灭曹吴而后快。曹吴之为这四年的政治重心者，就是因为他们军力最强，同时也是全国围攻的对象有以致之。

1921年底，中山先生在桂林策划反曹吴的“北伐”战事，列宁忽派专使马林（G. Maring）来谒，而中山淡遇之者，即中山深恐“联俄”会引起英国疑虑，在长江流域阻扰其“北伐”也。迨陈叛之后，中山于1922年秋避乱上海，对“联俄容共”，就大搞特搞了。

总之直系当政四年，中国政治是围绕着曹吴打转的。兹将曹吴年代的军国大事，依次编年于后，读者庶可一目了然。

直系曹吴当权时期（1920—1924）

一、中共秘密组党（1921. 7）

二、张段孙三角结盟反曹吴，中山北伐（1922. 2— ）

三、华北：第一次直奉战争，奉军大败（1922. 4）

四、华南：陈炯明叛孙，中山不敌去沪（1922. 4—8）

五、《孙越宣言》，中山联俄容共，胜利返粤（1923. 1—2）

六、曹锟贿选做总统，中山继续北伐（1923. 10）

七、国共合作，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1924. 1）

八、第二次直奉战争，直军全溃，直系下台（1924. 10）

读者如试阅上列八条条文而默诵之，则曹吴当权四年的中国政坛变化，便可尽收眼底。如打破砂锅，循序前进，由浅及深，则史学岂有涘涯？

安国军总司令对抗革命军总司令

“直军全溃，直系下台”之后，我们的第四个框框中的军阀故事，便以奉系的张氏父子为主体了。

奉系张作霖、学良父子当权时期（1924—1928）

一、冯玉祥“国民军”盘踞北京（1924. 10—1925. 5）

二、中山病殁北京，奉军入关胁段、抚直、驱冯（1925. 3—）

三、奉军郭松龄自组“国民军”，联络冯玉祥倒戈失败（1925.11—12）

四、国民党汪蒋联合（新）桂系，统一两广（1925. 3—11）

五、奉系逼段二次下野，驱逐冯玉祥，整合华北（1926. 4—）

六、蒋介石逼汪胡出国，重振江浙帮，誓师北伐（1926. 5—）

七、张作霖吸收直皖残部，扩组“安国军”，自任总司令（1926.12— ）

八、革命军宁汉分裂，清党分共（1927. 3—7）

九、张作霖自任中国元首“陆海军大元帅”（1927. 6. 18）

十、蒋冯阎李二次北伐（1928. 1—6）

十一、张作霖皇姑屯被炸（1928. 6. 4）

十二、张学良易帜（1928. 12. 29）

军阀混战中的中国原是中国现代史上最复杂的一段；而军阀末季北伐期中的中国，则尤为最复杂中的最复杂的一段了。笔者所知的一位海外汉学权威的老教授，就为“1927年之中国”这一个命题，搞了大半辈子，还并未搞到一个差强人意的圆满结果呢！

“1927年之中国”是什么样的魔鬼呢？稍谈几条吧。且看新老军阀：什么皖系、直系、奉系、新旧桂系、冯系、阎系、滇系、粤系、川系等等都还老而不死，四处在蠢动呢。单一个“新桂系”的头头，笔者本人就写了他六十万字（编者按：指作者所撰《李宗仁回忆录》），还算是半部书呢。他在1927年所发生的作用，大致还可加上六十万字吧。

再看他们革命党的红蓝两派，简直就无法下手啊！且看红派，它不但在中国搞得天翻地覆，在俄国也搞得人头滚滚啰。托洛斯基谈中国问题，一本小书就谈了六百页，多半谈的都是“1927年之中国”—他把我们的纽约市立大学，也搞得晕头转向啊。

纽约市大本部（City College）原是美洲第四国际的老巢。在一次年会中，我就被他们请去讲“中国托派史”和“托史两派斗争史”—因为他们在我的“中国现代史”班上听得意犹未足也。我称他们为“Trotskyites”，他们却自称为“Trotskyists”。因为前者是“反动派”Lenin-Stalinists对他们的称呼。我至今还不明其所以然呢。我记得我那时还谈到，老军阀冯玉祥如何由白变赤，如何再由赤变白。美国的那些小共产，还不知其名呢。

以上只以红派为例，至于1927年的蓝派、白派、黑派（上海的帮会）、研究系、交通系和政学系（军阀的老搭档、江浙财团的大护法一世祖），那还讲得完吗？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笔者因此就只提出上列十二条，要课堂里的学生，背诵背诵。知道个大略吧。再谈些什么“社会科学治史”，或“阶级分析”等等高深学理，那就未免画蛇添足了。

1994年10月30日于北美洲

原载于台北《传记文学》第六十五卷第五期

第四章 “护国运动”的宏观认知与微观探索

纪念云南起义八十周年学术研讨会讲辞节要

1995年12月25日是世界基督徒的“圣诞节”；也是“中华民国在台湾”的“行宪纪念日”；也是中国近代史上，反对袁世凯做皇帝的“护国运动”的“云南起义”八十周年纪念日。现在且谈谈“护国运动”。

“护国运动”和“云南起义”是什么回事呢？这一问题，不但是今日读史者和治史者，都不太容易说得清楚，就连当年亲身参与其事的基层人士，亦不甚了了。记得远在1958年，当我个人在哥伦比亚大学，襄赞李宗仁先生撰写他的“回忆录”的时候，我才知道李将军一生的辉煌事业，实是从他在“护国军”中“炒排骨”（当排长）开始的。在他第一次参加“讨龙”（龙济光，袁之爱将，时为广东将军，加封郡王）时，他头上中了一弹，打掉满嘴牙齿。这伤口如上移一寸，李排长就要为“护国”捐躯了。

他大难未死，因功递升连长，继续参加“护法战争”。李连长一次在战场上观察敌情，刚一站起，大腿上便中了一弹。他如迟起一秒钟，李连长也要为“护法”捐躯了。

李将军为着“护国”和“护法”，他生死之际，空间上只差一寸，时间上只差一秒。他当时如为一寸一秒之差而战死沙场，则后来的“北伐战史”和“国共内战史”，都要改写了—你能说，历史没有其“偶然性”？

可是李宗仁虽为护国、护法，出生入死，他当时对护国、护法，究为何事，却不甚了了。其后官高极品，戎马倥偬，当然就更是无暇过问了—直至他被毛、蒋二公赶出大陆，在纽约做寓公，经哥伦比亚大学之邀请，撰写其回忆录时，他对什么护国、护法就不能再马虎而要略知其详了。

我那时是李流亡总统的流亡秘书和研究助理，我有义务替这位上将研究员补课。为此我替他借了些李剑农的《中国近百年政治史》、邓之诚的《护国军纪实》和陶菊隐的《督军团传》等书，让他去“研究”一番，以帮助“回忆”。谁知这些史书，对一位退休老将，实在太枯燥了，引不起他的胃口。后来我灵机一动，竟借来了蔡东藩的《民国演义》。不意此书竟大受欢迎。不但李公本人，就连李夫人郭德洁也阅读起来，并参加讨论，由浅入深，触类旁通，就书到用时方恨少了。

你可别小看这部“演义”。它虽是一部小说，但是除了“小凤仙”一类花边，被加了些麻油辣椒之类的杂料之外，它对一般军国大事、政府文献、往来电讯，却都是抄自当时喧腾社会，而今已失传的史学“第一手资料”的各种报刊—李氏夫妇当年也都曾读过或听说过的各种报刊。一经提醒，再加史书印证，在回忆上，每每有豁然而悟之感，也充实了我们研讨的兴趣。

此事后来被郭廷以先生知道了，他对我竟大为称赞，认为是特有史识。盖中国近代史中所谓“护国”、“护法”等等的一部军阀时期的烂账，纵是资深史家，耄耋前辈，对之亦鲜有不晕头转向也。

宏观认知，微观探索

根据这一类治史的特殊经验，和个人数十年教读历史的些许心得，我也认为处理像“护国运动”这一种类似的史学个案，对它宏观的认知和微观的探索，二者是不可偏废的。所谓“宏观的认知”者，并非认定某种史学理论作为框框，然后去搞“以论带史”，甚或“以论代史”—吾之所谓“宏观的认知”者，是看这一脉相承的历史本身的变化，然后聚积其相关史料（data）而分析之，庶可回头看出这段历史发展的脉络。

换言之，历史家不是算命先生或诸葛孔明，未卜先知。历史家只是司马懿，“事过则知”—事情发生之后，把data输入电脑，按键分析，然后才能“恍然大悟”，长叹“原来如此”！因此“宏观认知”和“微观探索”实是社会科学治史的不二法门。所以我们治“民国史”，虽上智如胡适与梁启超亦难下笔，因其时间未到，“戴塔”（data）不足故也—近二十年来由于蒋、毛二公相继物故，中国与世界也同时发生了史所未有的变化。瞻前顾后，则为20世纪的中国史，做点从大看小的“宏观认知”，和对各项答案，像“护国”、“护法”、“西安事变”……做点从小看大的“微观探索”，下点“定论”，应该是此其时矣—所以本篇拙作，也就从“宏观”、“微观”两个层面，对“护国运动”加以透视而试论之。以就教于大会同文。

共和崩溃是历史的“必然”

在宏观认知之下，我们对“共和民国史”（republican history，包括ROC和PROC），看出些什么“脉络”呢？

我个人教读民国史数十年，总是坚信：一部中国近代史（包括现代、当代）便是一部中国近代转型史。什么是“转型”呢？长话短说，就是把落后的“传统中国”，转变成进步的“现代中国”。这种转型是一转百转的—小至鸡毛蒜皮，衣食住行，刮胡须，修指甲（微观）；大到宇宙观，人生观，政经理论，价值标准（宏观），无一不转。但是在中国近代史上，转得最突出、最敏感，影响最大，争议最多，牺牲最重的，则是政治制度的转型；尤其是中央政体的转型—我们最后的目标，是把“君主专政”转变成“民主共和”。

从总体说来，我国近代转型运动是从鸦片战争（1839—1842）开始的，但是政治转型则迟至五十年后的戊戌变法（1898）—康有为、谭嗣同等企图把中国传统的君主专政，转变成英国式的君主立宪。戊戌变法彻底失败了，才由杨衢云、孙中山接棒，要用暴力革命，来废除帝制，改采美国式的三权分立—总统、法院和参众两院制的共和政体。

果然1911年10月10日武昌城内一声炮响，为时不过八十三天，到1912年1月1日，美国式的共和政体，便在中国大摇大摆地出现了—这一记“辛亥革命”和随之而来的民初共和政体，在中国近代史上算个什么东西呢？那坚持“一次革命论”的国共两党理论家都说是辛亥革命“失败了”—国民党认为是“革命尚未成功”。共产党就干脆讥之为资产阶级的假革命。那在一旁冷眼观察的党外人士胡适之先生，则扼腕叹息。他认为中国丧失了那一段最能实行民主政治的机会—因为民初政坛上那批活动分子，“都是一批了不起的人物”（胡氏亲口一再向我说的）。胡适暗中之意，实在是认为民初那批国会议员，都是有高度共和信念与民主素养的人物。他们比后来国民党的“立监委国大代”，不知要高明多少—他们失去了实行美国式民主的机会多么可惜！

上述三种理论，事实上都是一种分析中国近代史，data不足的看法。我们今日如聚积足够的data输入电脑，其结论就不一样了。通过宏观认知，我们觉得中国近代史上整个转型期，大致需时两百年（1840—2040），姑名之为“历史三峡”；而转型程序，尤其是政体转型则有明显的“阶段性”。因此“辛亥革命”既非成功，亦非失败，它只是这个历史三峡中的一个阶段之完成，一个险滩之通过而已—事实上，国共两党的政权，也只是这个时历两百年的历史三峡里，先后两个阶段而已。

事过百年（1898—1998）回头看，我们的政体转型（从独裁专制到民主共和），直至今日大陆上还在搞一国两制；台湾还在搞撤销党籍和护党救国。双方对民主政治，都还有一大段路好走呢！那么，我们如期望八十多年前历时只八十三天的辛亥革命，立刻就可化帝制为共和，岂不是天大笑话哉？！

胡适之之兴悲，良有以也。孙中山之流涕，岂徒然哉！—我们的结论是：民初共和政体、代议制度之失败，原是个历史上的“必然”。

这个近乎武断的结论，我想当今的读史者和治史者，都不会有二话吧！

失败既属“必然”，那么失败后的民国孤儿，总得有条出路—为求此出路，事实上，孙中山和袁世凯的意见是完全一致的。

孙、袁二人都认为民国政治其后的出路，必然是执政领袖的“个人独裁”。中山于1914年7月把国民党改组为中华革命党时，曾公开要求党员宣誓并按指模“服从”甚至“盲从”他一人。

袁世凯则自始至终图谋建立合法或非法的个人专制的权力，从终身总统，到专制皇帝—明乎此，我们就可以肯定地说，辛亥革命之后，时未到三年，以孙、袁二公为首的革命和保守的两派政团，都已一致承认：

（一）不适用于中国的共和政体已彻底崩溃；

（二）继之而起的政治形式必然是个人独裁。

三峡之水，不可倒流

因此民初孙中山、袁世凯，虽然在政治上是一对死敌，但是对独裁政权的看法，倒是一个铜元的两面，没啥轩轾。可是他二人在中国近代转型史上的历史地位，却有“收山”与“开山”之别。

孙中山是属于后一型态的开山之祖。他虽然也主张独裁，但是在理论上他是个有所为而为的独裁。他要通过“军政”、“训政”去实行“宪政”的“代议政府”的—做到做不到，是另外一回事。

袁世凯就不同了。他之个人独裁，在理论上，在实践上，都是个死胡同—袁是在民国元年3月10日继孙文先生做中华民国第二任临时大总统。在他于1913年秋季，镇压了国民党人的“二次革命”之后，就于是年10月由新成立的正式国会选为五年一任的正式大总统。其后他又赶走国会中的国民党议员，解散国会，并由新成立的参政院，修改总统选举法，终于民国三年（1914年，亦即孙中山的“中华革命党”创立之年），又把他的总统任期延长至十年，并可连选连任，甚至不连选也可连任，那就变成终身大总统了—不特此也，他还可以“嘉禾金简”提名，秘藏于“金匮石室”之内，指定接班人做将来的终身总统—这样他就成为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终身大独裁者了。

可是袁世凯虽是个近代中国独裁政权的始作俑者，随之而来者亦殊不乏人。但袁之不幸是他基本上是前一“型态”的收山住持，纯粹的旧官僚。他的思想作风和政治视觉是没有任何“现代”踪影的。因此他的独裁政权在理论上既乏远景与大任；在实践上，它也没有现代独裁政权，对群众与军队那样严密的组织和控制。因此一旦有大事发生，他只有向老传统和旧型态中去找老师、觅灵感、求解决。像上述“金匮石室”那件怪事，他就是向雍正皇帝学来的。在波涛汹涌的“历史三峡”中去学雍正皇帝，那就是反潮流、开倒车，难免灭顶了。

再者，他学雍正皇帝，却没有雍正皇帝驾驭军队的能力。袁是靠北洋六镇起家的，是北洋军阀之祖。不幸在他取得全国政权之后，六镇将领纷纷出任封疆，逐渐形成了藩镇跋扈之局。他们各有其个别利害，和私人政见，老上司亦不能随意左右也。

袁此外还有不易解决的经济问题。这时北京政府已面临破产，税收早不敷出，整军经武全凭外债。外债不举，国内如有内战，则军费一项，便可致命。袁似不乏自知之明，所以帝制运动初起之时，他皇帝本人倒不太热心。但他的政府这时已被领入一条死胡同，改共和为帝国或不失为解决之道。同时他自己和一些帝制谋士可能估计到，原六镇旧人如冯国璋、段祺瑞等，对帝制纵不热心，也不致公开反对。至于边远省份，尤其是与革命派有渊源的云南省可能不稳，然云南远在边陲，纵有动乱，亦非心腹之患，日久自平。谁知开国时曾一度轰轰烈烈的洪宪王朝，竟被这边陲区区一省所闹垮，似非袁氏之所料也。

云南闹垮洪宪

反袁的“护国运动”始自“云南起义”。“云南起义”中享名最盛的是蔡锷。蔡锷之享名，第一因为他本是全国性的人物，活动不止一省，芳名久播，全国皆知。第二是他那套“小凤仙”传奇，经好事者加油加醋，英雄美人，哄传一时。第三因为他是梁启超的学生，由梁老师大肆鼓吹的结果。

其实“云南起义”的关键性人物是唐继尧。其重要性远在松坡（蔡锷别号）之上，而享名则远在蔡锷之下。其原因则是：一、他是云南东川人，留日归国后，除短期出长贵州省政外，一直在云南服务，鲜为省外人所知。二、辛亥革命时云南都督是蔡锷，唐继尧那时是蔡的部下。三、蔡锷是个锋芒毕露的人物，而唐则比较木讷。李宗仁先生告我说，当蔡锷出长广西陆军小学期间（李是他的学生），蔡氏每次乘马的方式都不是“翻鞍上马”，而是自马后飞奔，以跳木马的方式，飞上马背，所以校中师生都以“飞将军”呼之，举一反三，足见蔡之光彩也。

可是在1915年底云南起义时，情况就不同了。蔡其时原羁身北京做经界局督办。光杆一条的京官，无拳无勇，没钱没枪。后因与唐继尧有密约，始于起义前八天赶到昆明的。

这时唐继尧原为云南将军，起义后改称都督，是云南一省之长。在那鸦片还在公开买卖之时，今日的金三角便是当时当年的云南，真是一省富可敌一国。所以继尧是个有地盘、有军队、有枪、有钱的实力派“本省人”，不像蔡锷，那个“外省人”（恕我用两个今日台湾的流行术语），空头将军也。

当民四末季“筹安会”的六君子和十三太保等活动正烈时，唐继尧则暗地招纳全国反帝贤豪，潜往昆明，共议倒袁大计。其时先蔡而往的计有李烈钧、程潜、陈强、戴戡、方声涛、王伯群、熊克武、但懋辛等人，皆一时人杰（见由云龙《护国史稿》）—这是当时全国唯一的一个实力派反帝团体。此后反袁独立的有八省之多，但那些都是云南起义后的“骨牌效应”。其中且有奉袁密令“独立拥护中央”的。

那时流亡在日本的孙中山先生和他的“中华革命党”，也在大呼反袁，但中山一群那时只是若干衣食难周的流亡革命党，他们想搞联日反袁，声势极小，算不得实力派。

所以昆明那时才是“反帝”中心。当蔡锷于12月17日抵达昆明时，滇方的军队、粮饷、军火、计划……早经准备就绪。旋即以唐继尧领衔与北京电战数通，云南省就正式宣布独立，反袁的号角也就响遍全国了。洪宪皇帝于1916年元旦登基，才搞了八十三天就烟消云散了—巧的是袁皇帝弄垮了历时八十三天的辛亥革命。他自己的洪宪王朝也只存在了八十三天，也算是偶合的报应吧。

1995年12月18日匆草于加州旧金山

原载于台北《传记文学》第六十八卷第一期

下篇 段祺瑞政权

第五章 段祺瑞和所谓“皖系”是什么回事

皖系始末之一

在一部“民国通史”里，笔者在不同的拙著中，曾一再强调，最令史家和读者感觉头痛的，实在是民初“军阀混战”那一段。据个人对民国史数十年的探索，那些从事混战的大小军阀，就不下数千人。跟他们枪杆打转的，还有数不尽的政客和党人。他们结党为公，或结党营私，忽聚忽散，朝秦暮楚，你要把他们清理出个头绪来，那真是治丝益棼，不知伊于胡底。不信你去翻翻那一套西方“剑桥学派”，由已故汉学大师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所主编的、最权威的《剑桥中国史》，看看它的第十二册，有关民国军阀那一段（有汉语译本）你就知道，尽信书不如无书。你要选用它作教材，去大学或中学课堂授课，那就变成不知所云了。

一扇玻璃窗，四个方框框

其实一部军阀混战史，历时不过十六年（1912—1928）。真是无巧不成书，历史家如把这十六年分分阶段，它不多不少，四四一十六，整整四年一段，可以顺序排列如下：

袁氏当国，1912—1916；

段祺瑞的皖系主政，1916—1920；

曹锟、吴佩孚与直系政权，1920—1924；

张作霖、张学良的奉系父子配，1924—1928。

你如再把他们四组，分别划成四个方框框，像一扇四块玻璃的玻璃窗。按时间先后，你再录下他们各组的大事记。如此的一扇嵌字玻璃窗，就是这十六年军阀混战的编年史了。清清楚楚，一丝不乱。笔者在前篇拙著里，就曾替他们装过这扇玻璃窗。因这玻璃窗，很简单明了。装卸都很容易，记忆不难，这儿为读者就便参考，就重提一下如上。读者稍事浏览，便可终身不忘。

一场混战，四个圆圈

至于他们之间的混战，我们也曾制出简单的图表，把这十六年的混战双方或多方，画成四个圆圈圈，以一个圆圈代表统一的中国。军阀混战，先是南北对立，把圆圈一分为二。章太炎曾为这个南北分裂，写出一副讽刺的对联，说：“民犹是也，国犹是也，何分南北？总而言之，统而言之，不是东西。”再简化一下，便成为：“民国何分南北？总统不是东西。”想不到的是，军阀既分南北之后，南北反而停战了。以后的内战，却变成南打南（先是广东打广西，所谓中山“定桂”；再来广东打广东，陈炯明叛孙，中山率南方军阀讨陈）、北打北（直系先打皖系，奉系再打直系）的两场平行的区域内战了。巧的是，这四场南北自打的区域内战，几乎都是南北同时开打的。他们再打出个南北对峙之局，就是蒋介石将军誓师北伐的时机了。用圆圈的分裂，来表解这场混战，也可以一目了然的。前章表解，已颇道其详，这儿稍微提一下，使读者有个大略的印象，就不再重复了。

本篇现在所要讨论的，便是这第二块玻璃，和第二个圆圈。内容是段祺瑞的皖系政权的始末。

段祺瑞的小档案

段祺瑞是继袁世凯而起的，我们民国政治史上第二个强人。皖系便是以他为中心的一窝军人和政客所形成的，有利害政纲的政治派系。袁世凯死后的四个年头（1916—1920），中国政权，就抓在段的皖系之手。但是段祺瑞是何等样人？他又如何崛起，而变成民国一人呢？我们首先得查查他的背景，把他的家世、童年，和青少年期所受的教育，编个简单扼要的小档案。

段祺瑞（1865—1936），字芝泉。安徽合肥人。比孙中山大一岁，比蒋介石大二十二岁，比毛泽东大二十八岁。在段的当权时代，人多尊称之为“段合肥”，亦如清末李鸿章之被称为李合肥也。合肥市现在是安徽省会所在地。但是在清末民初，它只是个大县，可能也是中国最大或次大的一个县，其区域除包括今日的合肥市之外，还包括今日的肥东、肥西和长丰三个县。

合肥也是清末内战时，李鸿章所统率的“淮军”的老家。乡人好武，淮军的士兵和高级将领，泰半是合肥人。段祺瑞的祖父段佩，便是个农民出身的，最后官至记名总兵（师长衔）的淮军战将。段祺瑞的父亲段从文，也还是个农民，可是当段祺瑞出生时，段家已成为官宦之家，他就是个小衙内了。在家乡启蒙读书之后，年方七岁，就被当时驻防江苏宿迁的祖父段统领，接往宿迁上学。在祖父的期望和督导之下，祺瑞又认真地读了八年的私塾。他对儒家的典籍，打下个很扎实的根基。段后来可写出很可一读的旧体诗文。其后在民国政坛上，像曹锟、张作霖、冯玉祥、张宗昌等人，都无法和他相比了。

可是，段祺瑞十五岁时，祖父突然病死，不久他更是父母双亡。因此他的幸福的童年，也就一去不复返了。在太平军和捻军乱后，淮军的薪饷是极其微薄的，段氏家无恒产，而有寡妇孤儿，嗷嗷待哺，青少年的段祺瑞，要养家和自给，他只有回营当兵，这也是对一个有志青年的磨炼吧。

当段氏年已双十，在旧制淮军里，正是四顾茫茫之时，北洋大臣李鸿章为改革军制，在外国顾问戈登（Charles George Gordon, 1833—1885）和汉纳根（Constantinvon Hanneken, 1855—1925）等洋将的设计之下，忽然于1884年在天津创办了一所西式的“北洋武备学堂”（亦名“天津武备学堂”），在旧制的淮军中招考，有教育文化的青年士兵为军校学员。这是近代中国，军制转型期中的第一所现代化的陆军军官学校，段祺瑞报名参加考试，竟以第一名的荣衔，考进了这所陆军官校。这时正是所谓“同治中兴”的高潮期。这所现代化的中国军校，办得十分认真。三年的基本军事教育，把一些像段祺瑞那样的有志青年，教育成一批扎扎实实的现代军人。

军校毕业之后，经过一番实习，段祺瑞又于1888年被遴选前往德国留学，入德国军校深造。其后再被派往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克虏伯”（Krupp）兵工厂见习，学习使用和维修当时世界上最尖端的武器。所以当段氏二十五岁，从德国学成归国时，他就成为当时落后的中国凤毛麟角的、也是史所未有的现代化青年军人了。

德式的军事教育，对段祺瑞后来的为人、从政、练兵、带兵，都太重要了。第一是在心理上，他一生崇德。据说他以后偶尔生病，要服食西药时，他首先要问明，是否是“德国制造”？连小小的阿司匹林，他都坚持非德制不服云。近现代中国崇德的最高领导人，非段一人也。后来的蒋介石都害有崇德癖。蒋氏当政后，他治军组党，都以德意志为理想模式。毛泽东也最看重普鲁士，并且说过：“如果中国是德意志，湖南就是普鲁士。”德国人的好处是苦干、诚实、爱国、重规矩、守纪律、做事有效率，欧洲大陆，无与伦比者。但是任何民族，有其长必有其短。德国人为人处世，过社会生活，往往也就独断专行，对“绝对主义”（absolutism），有其偏好。朋友，我们的“老蒋总统”和“毛故主席”，就是如此呢。成也由它，败也由它。我们的“段老执政”，也是如此也。没啥稀奇吧，此是后话。

可是在段氏从德国回国之时，却怀才不遇，被冷落了好一段时间，始学有所用。何以如此呢？我们还得回头翻翻“民国通史晚清导论篇”，简单地说个所以然。

陆军转型，晚于海军

笔者在拙作《晚清七十年》里，曾不厌其详地讨论过我国海军现代化转型的故事。因为“坚船利炮”，原是林则徐时代搞“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第一个目标（也可说是近现代中国搞“四化”的嚆矢吧）。到“同治中兴”时代，中兴名臣，尤其是左宗棠和李鸿章，曾停办旧有的“水师”，而集中全力去发展现代化的新海军。在导论篇里，笔者曾一再提到，他们以不到二十年的时间，居然从无到有地，建立了当时远东最强大的一支现代海军（其实力竟然超过当时英国的“远东舰队”）。不幸的是，这朵鲜花，却插在狗屎里。那个颟顸、腐败、落伍、无能的晚清大朝廷，却不能与这个一枝独秀的新海军相配合，结果被日本打得全军覆没，使数十年搞坚船利炮的洋务（也就是四化工作），前功尽弃。

在光绪初年，李鸿章对陆军现代化，也并没有忽视呢。上节所叙述的，段祺瑞受教“北洋武备学堂”，便是近现代中国陆军转型的开始。只是它略晚于海军罢了。其原因，第一是当时中国人所最羡慕的原是洋人横行世界的“铁甲”。对陆军他们倒还有若干自信，不急于改革。第二便是骄傲而又有实战经验的湘淮两军的将领，既藐视，又嫉妒新陆军的建设。这一强大的内在阻力，纵是李鸿章也不易克服，所以陆军的转型运动，就略晚于海军了。

因此当段祺瑞一伙，从德国学成归国时，一时却苦于有志难伸。因为大清帝国虽有此现代化的陆军人才，而无此现代化的陆军军制。有新式训练的回国留学生，就只好在旧制军队的“随营学堂”里，去做做学非所用的低级教官了。这一尴尬，不但是段祺瑞的遭遇，连晚一辈的李宗仁和白崇禧，都还有说不尽的类似经验呢（见拙作《李宗仁回忆录》第二、三编）。这也就是笔者近数十年来，曲不离口的“转型论”的重点所在了。从旧制转新制，其过程是长期的，也是十分艰难困苦的。孙中山所谓“破坏难于建设”是也。不破不立，可是“破”往往就更难于“立”了。

从新建陆军师长到六镇副帅

想不到清末陆军转型的难题，最后却被日本人，给一下解决了。中国旧式陆军在甲午一役，被日本人摧枯拉朽地击败之后，中国军制的转型问题，就再也没有反对了。因此，“新建陆军”也就随之呱呱坠地。

在导论篇中，我们已详细交代过，甲午败后，清廷在德籍洋员汉纳根策划之下，乃决定练“新军”十万人来重建国防。当袁世凯受命至小站（1895）出任此艰巨时，他就要寻觅现有的陆军专才，来帮助建设新军。这样，那批从德国归来的陆军留学生，就被袁世凯一网全收，进入小站，作其基本的干部了。其中佼佼不群的王士珍、段祺瑞、冯国璋三人，渐渐地也就变成袁世凯“新建陆军”的三大支柱，所谓“北洋三杰”的龙、虎、狗了。

迨庚子拳乱之后，袁世凯当上了北洋大臣，做了宰相，他乃把他原有的新建陆军扩大为北洋六镇（六师），成为大清帝国的第一支现代化的国防军。不用说段祺瑞、冯国璋等都分别晋升为六镇的统制（师长）。袁世凯因预防他这些部将逐渐形成他们自己的系统，他乃不时将各镇统制互调，庶几“将不专兵”（这是中国防制藩镇的老办法，其后蒋介石等，都曾一致奉行无讹，到时再细说）。如此则各将领就不会有他们自己的班底了。谁知这只是袁氏一厢情愿的想法。对段祺瑞的个人需要，却是个歪打正着呢。

段祺瑞原来只是第三镇的统制嘛。只因袁对他不放心，迨他把第三镇弄得驾轻就熟之时，袁乃改调他出长第四镇，接着又改调第六镇。结果呢，袁的六镇之中就有一半是经过他直接掌握的部下了。从此段就变成袁世凯一人之下的中国现代化的国防军的第二号司令官，和实际上的副统帅了。因此，在光绪和西太后同时病死之后（1908），摄政王载沣，公报私仇，把袁氏“开缺回籍”的三年之中，当时能以个人在职的威信，来继续掌握北洋六镇，而暗中却听命于袁的，几乎就只有段某一人了。

袁氏当国时的段祺瑞

“辛亥革命”（1911）和“二次革命”（1913），更使段的声势，再上层楼。第一，他是袁氏的一张王牌，也是能随时替袁世凯背黑锅的一张黑脸。辛亥武昌之役，段以封疆大吏湖广总督的身份，坐镇汉口，替袁氏养寇自重。这个举足轻重的位子，对段也是个政治资本的累积。其后南北和议粗成，在袁氏示意之下，由段领衔的一纸对清帝劝退的通电，竟使段氏摇身一变，成为誉满全国的中华民国的开国元勋之一，实在也是一桩意外的政治收获。

“二次革命”的战役，在革命党史上说，虽是袁世凯的“反革命”行为，但在当时的舆论中，和后世的史著里，亦未始不可说是中央政府在实行“削藩”，以完成全国行政权的统一。这一削藩工作，三千年中华通史中，历朝皆有，其后政权，也从无例外。当时连蔡锷将军在内的诸多革命元勋，对革命党人之武装割据，亦不以为然。但是不论正反两面的评价如何，段祺瑞的军权日盛，却成为二次革命的动乱中少有的受益人。

其后由于段冯二将在民初政坛上，日益坐大，袁世凯所一手缔造的北洋系军事将领，难免对冯段二人各有依违。因此纵在袁世凯的有生之年，他段冯二将已逐渐形成了派系。为对两位股肱有所约束，袁世凯曾有意扶植当时声望甚隆的蔡锷为第三势力，来加以牵制。无奈这时段、冯两派已树大根深，蔡锷一时无法插足来另起炉灶。再者，袁的整军计划，却也被他自己的帝制运动彻底地破坏了。一旦帝制祸起，蔡锷潜逃返滇，组织护国军讨袁，冯、段二人再窝里一反，洪宪皇帝，未及“登基”，就已被宣布死刑了。

坚持与凡是

我们在《袁氏当国》里，曾提到袁世凯搞帝制时，段祺瑞竟以中华民国开国元勋的身份自许，而加以消极抵制。迨袁氏自知大势已去，取消帝制时，他也认为只有段祺瑞才能收拾残局，段祺瑞乃在袁世凯死前数周，奉命出任国务卿，旋复名为国务总理，就是全中华民国的副统帅了。

本来在袁氏晚年倒行逆施之时，段某对袁的忠荩之忱，可说是已洗刷殆尽。但是袁氏一旦死亡（民国五年[1916]6月6日），段祺瑞立刻又变成“先大总统袁公”第一号的忠臣孝子了。他对袁氏的饰终之典，不用说是侪于帝王，他对袁氏生前的政法遗规，显然也是个大大的“凡是派”。这可能，第一是中国传统的伦理观念使然。人死病断根，眷恋数十年从属旧谊，亡者为大，过去的宿怨，自然一笔勾销。但是最重要的还是，第二，政治上的必需。试看民国通史里，袁大总统之“优待先朝”；蒋委员长之崇奉中山……都是政治上之必需，理至明也。搞极权政治要数典忘祖，就是政治自杀了。明乎此，我们就对段祺瑞继续崇袁的政治行为，不会大惊小怪了。

段氏谢绝黄袍，拥黎继承大位

袁死之后，民国政坛以声望与实力排列名次，袁的接班人，理应为段祺瑞。因此在袁断气之后，北洋系的军头与政客，如徐世昌、段芝贵、王揖唐等在京大员，和北洋系的封疆大吏冯国璋、张勋等驻京代表数十人，在中南海国务院，闭户密议，咸以段为当然人选。因此一袭群雄推戴的黄袍，在1916年6月6日的当晚，就要加诸段氏，而为段氏所力拒（不是“婉拒”）。这故事细节据说是这样的：

袁在弥留之时，未有留下任何遗嘱，只对在一旁送终的段徐诸氏，口述了几个字，一曰：“他害了我。”此“他”为谁？无人知晓也。袁又提到“约法”二字。然袁氏生前的“约法”，原有两部。一部是为他所废弃的，也是南方反袁派所要维护的“民元旧约法”；另一部则是袁某立法自制，而颇为美国宪法权威古德诺教授（Frank Johnson Goodnow）所赞许的“新约法”。袁氏但提“约法”二字，亦不知何指也。关于接班人的问题，他们只有拆阅袁氏留在“金匮石室”中的“嘉禾金简”了。在金简上，他们发现袁某提了三人之名，顺序是：黎元洪、徐世昌、段祺瑞。

段因反对帝制，为袁所憎恨。故袁在生前，殊不愿提段氏之名。第三名据内侍传闻，原为“太子”袁克定也。但袁在病重时，明知克定为扶不起的阿斗，乃易以段名。因此在袁氏尸骨未寒的数小时之内，段的国务院内冠盖云集。北洋系文武大员数十人（包括公私代言人），坚持要段氏黄袍加身，做继任大总统。段不但拼力拒绝，并于会前密携黎氏之心腹同乡张国淦，亲赴黎府推戴。且亲向黎氏行三鞠躬国礼，以表示其作为下级的忠荩之忱。黎元洪于此也就接受推戴了。段乃嘱张国淦留在黎府，以便联系（黎张的从属的“心腹”关系，可以作民国时代，包括两党政权中，类似关系的典型。民国政要人人皆然），就一人返回国务院。在国务院中，段就碰到拥戴他的北洋系文武大员一致坚持继任大总统，非段不可。段力辩其非，驯至舌敝唇焦，满头大汗，数小时不得解围，云云。

附注：关于这一段氏拒绝黄袍的故事，笔者所根据的，除多种第一二手史料之外，耳闻之于若干口述史料，盖笔者幼年便曾在“皖系”的眷村中长大。先高曾祖均系淮军将领，与段佩统领，原属一支。先祖均平公民初曾在北京居住，先叔祖伯平公且曾任安福议会的议员。父执辈亦多在北京上学，更与皖系要员，乃至段氏之左右手王揖唐等有亲戚关系。王揖唐原名王志洋，进士及第后，西太后恶其名，乃赐名王赓，自号揖唐，终以字行。王原为我乡合肥的穷秀才，升斗不继。因与先祖为童年至交，乃由先祖聘请为我家塾师。先父叔姑姨辈，多是他的学生。其人青年苦学，先祖敬其诗文，曾一反三代之抗议，与王结为儿女亲家。并大力资助其参加乡试与会试。在我家课读六年之久，不意王竟连科及第，并乘机赴日本留学，回国再中留学生特科进士。以双重科甲资格入仕，宦途畅通，在清末民初，迭任中枢要职。迨段祺瑞由国务卿，复建国务院时，揖唐出任内务总长，如在清末便是吏部尚书，国共两党政权中的内政部长。因此在当时权倾一时的皖系之中，王与徐树铮，并为段祺瑞一文一武的两大心腹。对北京当时的政治掌故，正确无误的大道消息（不是“小道消息”），皖系上下，真是无有不知者。笔者幼年即嗜史成癖。当年从长辈口中所听所闻，终生难忘，及长治民国史，广采可信史料验之不误始敢慎重下笔也。（本篇所用著述史料，包括哥伦比亚大学编纂之《民国名人传》；陶菊隐著，《督军团传》，后改编为《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黄征等著，张宪文、黄美真主编，《段祺瑞与皖系军阀》；章伯锋、李宗一主编之史料丛书《北洋军阀（1912—1928）》，等新旧史书）

“北洋系”是何种怪物

不过话说回头，这批翎顶辉煌的大员、北洋军阀，所隶属的“北洋系”，究竟是何种怪物？这儿我们倒稍有厘清的必要。因为日月推移，去古渐远，当年老辈的口头禅，什么北洋政府、北洋军阀、北洋系等等，可说是无人不知也。前辈史家如细加解释，就难免画蛇添足。但是时至21世纪，吾人仍然开口北洋，闭口北洋，而不稍加诠释，一般读者就不知所云了。

所谓“北洋”，原从清末官制，所谓“直隶总督，北洋大臣”和“两江总督，南洋大臣”开始的。清制无宰相，各省拥有实权的封疆大吏，以接近京畿的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最为尊贵。清末重臣，曾国藩、李鸿章，都曾任此职，权倾一时，成为大清帝国的实际宰相。“庚子事变”后，李鸿章在直隶总督、北洋大臣任上活活累死。弥留时在病榻上修“遗折”，保荐袁世凯继任此要职。

袁世凯于1901年底出任此职，至西太后死前一年（1907），她深恐这位权相，在她死后无人可以驾驭，乃把袁氏明升暗降，调任军机大臣，去其实权。迨两宫同逝，摄政王诛袁未遂，只把他开缺回籍，但袁在北洋大臣任内，羽翼已成。而继任的满族亲贵又过度颟顸，因此袁在北洋任内的文武旧属（包括段祺瑞、冯国璋、徐世昌等文武官僚），暗中仍听命于袁。迨武昌乱起，袁氏应诏复职。他原有北洋任内的文武班底，虾兵蟹将，一时随之俱起。这就是后来民国政坛上所谓“北洋系”的原始核心了。

迨袁世凯做了民国总统，成为一人独断的大独裁者，他这个核心就开始膨胀了。首先加入袁党的，便是支持辛亥首义的各省咨议局的成员，和由他们推选的各省代表，和国会议员。这些人多半是康梁保皇党的同路人。大清帝国崩溃时，墙倒众人推，他们原是和国民党合流的。孙中山当选中华民国第一任临时大总统，若辈与有功焉。

迨南北和议粗成，袁氏代孙为临时大总统，他的老班底，和很多原是革命党员的政客，分别为各自的利害，组织了无数小“党派”，据吾友张玉法院士的统计，民初大小政党，多至三百个以上（见张著《民国初年的政党》）。大小政客或分或合，以便在内阁和国会中争权。其中最有实力的袁氏之党，如掌握当时全国铁道和交通银行的梁士诒为首的老“交通系”，及一些原是革命党，和保皇党合流的若干较大的小党派成员，甚至包括副总统黎元洪，也就逐渐倒向袁党，成为北洋系的新政客了。

更不堪设想的，则是拥袁称帝的“筹安会”的成员和赞助者，竟有一大部分为老革命党员也。其时他们也可算是北洋系的头面人物了。他们的第一号头头杨度，晚年曾由周恩来介绍，加入了共产党，举一反三，读者就可以了解到当年北洋系政客之复杂了吧！

等到民初新成立的“国民党”成为国会中第一大党，走向国会独裁的趋向时，异党政客乃毁党造党，重行组合，成立“进步党”以为因应。国民党当时名义上的党魁虽是孙中山，而志在组织“责任内阁”的实际领袖，则为宋教仁。进步党作为他们的反对党，在梁启超、汤化龙等率领之下，也就亦步亦趋地走向拥袁方向，甚至成为袁氏老北洋系的新细胞。也可说是北洋系的外围吧！

“研究系”、“政学系”也是北洋外围

袁氏称帝时，汤化龙、梁启超虽也加入护国军阵营，反对帝制，但是袁世凯一旦死亡，民元旧约法、旧国会一时俱复，汤梁等旧进步党政客，乃另组其“研究系”（原名“宪法研究会”），加入拥段行列，成为段氏北洋系的新伙伴。

不特此也。在二次革命后，孙袁固然决裂，国会里的国民党，却依然合法存在，并曾参加票选袁氏为正式大总统，其后才遭走狗之烹。然随孙而去的国民党，却也发生分裂。当孙氏开始组织其“中华革命党”（1914），突出其个人独裁的企图时，反孙的民主派党员，乃自组其“欧事研究会”（研究欧洲大战）以为对抗。迨袁氏死亡，旧国会恢复，这组老国民党员，如张耀曾、谷钟秀、李根源、杨永泰、黄郛等人，乃在北京另组个“政学系”来与直皖两系新老政客相表里，变成一支新兴而有力的北洋系边缘政客。

且看黄郛（1880—1936），二次革命时，他本是头颅有价的孙文死党，名列袁世凯通缉名单的首要之一。此时返京参加政学系，与北洋派合作，最后曾在北京政府中做过“摄政内阁”的“国务总理”，成为中国临时的国家元首呢（参见笔者另篇《政学系探源》，原载于《海外论坛》，重刊于台北《传记文学》第六十三卷第六期）。

附注：黄郛是国民党先烈陈英士的盟弟，蒋介石的盟兄。“二次革命”后，他们都是逃亡海外、袁政府悬赏有价的通缉犯。迨袁氏死后，通缉解除，他们这些职业革命家，又纷纷返国图谋在新政坛另觅出路。据黄郛夫人沈亦云女士告我，说：那时党人回国，另谋出路，“有办法的”，都纷纷前往首都北京，见机行事。“没办法的”，则只有南下广州去依附孙中山，暂时栖身。显然地，黄郛是属于“有办法的”一群。去了首都北京，黄郛后来在北京政府中的崛起，原是从参加“政学系”，作了皖系大总统徐世昌手下的红人。渐次攀缘入阁。但是他的国民党的老背景，使他又变成有“倒戈将军”之称的直系军头冯玉祥的密友。当第二次“直奉战争”时（1924），冯玉祥“倒戈”回师占领北京，直系政权垮台，总统曹锟被迫去职，直系内阁总理顾维钧化装潜逃，国家无主，黄郛乃奉命组织“摄政内阁”，做了一阵短命的国家元首。此即黄夫人所说的“有办法的”实际意义吧！举一反三，所以笔者曾一直劝告同行治史者和读史者，评论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不可以“现时观念”（presentmindedness），妄评古人。黄夫人的“有办法”、“没办法”的观察，说的是那一时代的话。至于国共两党后来都建立了各自的政权，把孙中山颂扬成国父，那时代的人，无从预见也。他们眼光中的广东大元帅府，只是一个灰溜溜的政治儿戏而已，为“有办法的”人，所不屑一顾也。

当我在三十多年之后，把冯玉祥和黄郛合营的这次“苦挞打”（coup d’etat）的内幕，告诉了当年的受害人顾维钧先生时，顾大笑，并以他不常有的中英双语，告我说：“想不到黄太太那时也是个accomplice（共犯）。”我又说：“黄夫人说您那时是化装成一位美妇人逃走的呢！”顾微笑说：“她在胡说。”他二人那时都在哥伦比亚大学参加口述史计划，不时碰面说笑。而我却是他们两方面的共同助理，所以也时常参加他们说笑。

总之，民初的游离政客，摇摇晃晃，分分合合，一共组织了三百多个党派。吾人读通史，但须知其来龙去脉节要而掌握之。细枝末节，就留待专著以述其详了。所以笔者不揣浅薄，也就把民初政党浓缩成半页故事如上。这半纸之论，希望能帮助一般读者了解，何谓“北洋系”这个笼统的概念就好了。

兼论袁世凯、汪精卫之覆辙

读者贤达，如略窥上述北洋系的来龙去脉，便知道它是民国初年掌握中国命脉的最强大的政治军事集团，在袁氏倒行逆施，称帝之前，他对这一集团是可以绝对掌握，并可驱使他们来为人民服务的。不幸他权力太大，自信心又太强，终于滥用其权，来为非作歹，以致一失足成千古恨，终于王纲解纽，全盘崩溃，误国害己，莫此为甚！

袁世凯在民初的最后失足，其不幸，无独有偶，正与二十二年之后汪精卫在抗战期间所犯的错误，有其异曲同工之处。笔者昔年尝为文，“论汪精卫的十大错误”，认为他前九次错误都可以改正，而得到爱护他的全国同胞的宽恕，只是他最后当汉奸这一错误，做得太绝了，无法回头，临终虽幸免于枪决，但是青史无情，汪某就遗臭万年了。

袁世凯也正是如此。袁氏犯了一生的错误，都有其改正的机会，只有最后的一次，妄想做皇帝的错误，犯得太绝了，无法回头，他就和汪某一样，万年遗臭了。

袁氏濒死，终悟前非，乃有“他害了我”的模糊遗言。此“他”显然是他的孽子袁克定也。汪氏在敌国弥留时，不知是否亦留有斯言？若有人也“害”了汪某，则此人应该就是他的恶妇陈璧君了。人世无常，袁、汪二人，皆是一代才士能臣，一时之民族英雄也。生而不幸，遭遇到这么一对蠢妻、孽子，以致晚节不终，而贻羞史策。后之当国贤豪，以史为鉴，可不慎哉？

吾侪升斗小民，虽位卑言轻，然值此文化转型后期，法治民主的前程在望，众志成城，我们要以全民舆论的力量，对领导我们的英雄人物善加规劝，务使他们不再重蹈误国害己的袁汪覆辙才好。这当然是题外之言、一派闲话。

武义亲王不受封

现在让我们暂时丢开袁汪两位悲剧人物，再回头谈谈黎元洪、段祺瑞这一对袁世凯的接班人，看他俩在那段“转型中期”，搞些啥名堂？

先说说黎元洪（1864—1928），这位湖北佬“黎黄陂”。黎公胖嘟嘟，笑起来，上海人所谓“贼忒兮兮”的，看起来是一位憨厚的长者，大好人。事实上黎元洪也的确是一员“福将”。虽然那位嘴尖的国民党元老胡汉民，却偏要说他浑浑而有机心（见《胡汉民自传》）。

导论篇已交代过，黎氏在天津水师学堂毕业后，曾被送往德国留学，精修炮术。回国后曾在“定远”旗舰上做过“炮弁”。甲午大东沟海战时，他在“广甲”舰上服务。广甲沉没时，全船将士大都殉国，而元洪善泳术，泅水逃生，大难不死。

嗣后黎氏回籍，改行，转入湖北新军。迨武昌起义时，他已累迁至协统（旅长）。当时在武昌起义的革命党人，都只是一批新军中的小卒，苦于有兵无将。而有“黎菩萨”之称的黎协统，虽是个反革命人物，却颇得军心，乃被这批革命部曲所胁迫，出任革命军都督，领导武昌起义。其后竟能与袁世凯南北对峙，唱其对台戏，而名满天下。迨中华民国成立，开府南京，孙文出任临时大总统，黎论功荣任副总统。迨孙去袁来，民国政府迁往北京，黎连续当选为袁之副总统，却婉拒北上。以兼湖北都督身份，拥重兵盘踞武汉，成为中华民国开国后第一大藩镇，而袁大总统亦无如之何。

可是民国政局发展至此，黎氏也已逐渐摆脱革命阵营，而投入袁党。为树立其个人派系，黎氏竟将当年拥其出山的革命小将，所谓“湖北三武”，以个人权术连诛其二人，以防反侧。事详《袁氏当国》。至此革命与反革命两方，始知“黎菩萨”原非菩萨。

在“二次革命”期间，黎已公开镇压革命，为袁氏的马前之卒。然黎元洪当时虽贵为“一人之下”，然究非北洋嫡系。袁大总统对其割据华中，固早存戒心。迨袁氏敉平革命三藩（江西李烈钧、安徽柏文蔚、广东胡汉民）之后，狡兔死，走狗烹，乃以段祺瑞代黎为湖北都督，软硬兼施，以毒攻毒，迫使黎副总统北上，在北京供职。自此黎氏遂蜗居于袁氏之侧，形同软禁。至袁氏称帝时，黎氏以副总统之尊，被袁封以中华帝国之最高爵位的“武义亲王”。所幸袁皇帝对其原定接班人，尚略宽于后。黎副总统尚享有不受封的自由，从此这位不受封的“亲王”，就和他的老对手段总长相呼应，对洪宪皇帝作消极抵制。

段此时手握重兵，窝里策反，使袁痛恨不已。黎此时虽无一兵一卒，究竟位备储贰，非克定所能及。他黎、段二人，一虚一实，连手抵制帝制，以致袁氏登基未成，而股肱已折，新皇上对他二人，亦无可如何。再加上冯国璋那条猎犬坐镇江南，态度不明不暗，对新皇保持距离，因此不待蔡锷返滇，而洪宪王朝本身，固已山穷水尽矣，悲夫？！

两岸现势，源于黎段

以上诸节所述，笔者在拙著《袁氏当国》，曾作过更详细之缕述。本篇只是温故知新，将前篇通史简化而本末之而已。盖通史卷帙浩繁，读者一气呵成，从头读起者，实为数极少。其他半途插队，抽卷而阅览之，盖是现代化忙碌社会之一般习惯。试问当今史学界的博士教授院士者流，有几位有此耐性，能把司马温公的名著，从头细读一过哉？不能从头读起，而各取所需，半途抽阅之，如此则通史作者于关键章节，编其本末，而酌量重叙之，庶免中途插队的读者对书中所述故事未知底蕴而有一头雾水不知所云之感也。

话说从头，袁氏断气之夕，北洋派文武大员，曾一致叫嚣，企图对段祺瑞黄袍加身，作集体之推戴。而段氏则坚决谢绝，并力举黎元洪继承大统。关于段氏此时之谦逊，一般民国史大家，类多以讥刺语调出之。认为段之拥黎，是迫于环境之不得已，而非其私心之所欲为，才有后来的黎段互斗、府院之争，贻祸无穷。而黎之背叛革命，投袁自肥，偷鸡不着蚀把米，也是咎由自取。

只是他二人府院互斗，祸延国族，至今未已。治史者如寻根究底，则黎段之争，才是今日两岸对立的始作俑者。不信，试看他二人继袁未及数月，便势成水火。在所谓“府院之争”中，各拥党羽，互不相让。斗得你死我活，终于惹起溥仪复辟，民国中断。最后酿成孙中山开府广州，护法反段，弄出一国两府，国家从此分裂，再未复合。骨牌效应，直至于今日，仍然两岸对峙，各不表述。他二人所作之孽，贻祸至今未已也。

上述这项研究军阀史的传统结论，谁曰不然。这结论原未可厚非嘛。可是吾人以社会科学治史，如果把侧重人事纠纷的微观史学，看成历史的本体，就有违于社会科学的法则了。因为历史还有其宏观的一面。古语说：“形势比人强。”局于某种历史形势，虽齐天大圣，也跳不出佛祖的手掌心也。把人事纠纷，误为历史的全部，那就是“军阀史话”、“三国演义”的史学了。

我们在历史三峡之中，看艄公舵手，使尽他们的浑身解数之后，还得攀登巫山之巅，俯首观察江流大势，看看他们的王浚楼船，是怎样通过三峡，驶出益州的？读者如不惮烦，当于下篇谬作导游，与同游诸士女再细论之。

2001年5月2日于北美洲

原载于台北《传记文学》第七十九卷第四期

第六章 皖系政权的发展与“参战”的纠纷

皖系始末之二

上篇我们曾提到，在袁世凯死后，他的两位接班人黎元洪、段祺瑞很快地就势成水火，两不相让。二人斗得你死我活之后，终于把个统一的中国，弄得一分为二。骨牌效应，直到今天，还无法复合。话说到底，他二人为什么非斗个你死我活不可呢？为什么他二人斗争后遗症的骨牌效应，又拖得如此深远呢？一般史家都见怪不怪，认为这只是两个军阀的争权夺利，在那无法无天的军阀时代，不管是哪一派军阀，争权夺利都是免不了的，有啥稀奇呢？至于他们斗争的骨牌效应，大家多半也就忽略了，不以为意了。

问题是：军阀时代固然如此，根据我们读史的经验，不特他们的帝制时代的前辈早已如此，他们的国共两党的后辈，在后军阀时代也还是如此啊。试看“甲午战争”（1895）前后的翁李两派，对中日和战的辩论与斗争，和“戊戌变法”（1898）时的帝后两党，他们之间的斗争误国，比黎段二人严重得多呢！

再看后军阀时代，国民党之内的汪蒋之争，蒋李冯阎之争，甚至CC与黄埔之争，相形之下，黎段之争，都是小巫见大巫呢。

效验明时方论定，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20世纪中国，史有明文，国共两党的党史家，如秉笔直书，不为亲者讳，我想这该是绝对否认不了的、绝对的事实吧！哪能专怪“军阀”呢？我们这群“丑陋的中国人”（引一句柏杨名言），尤其是政客、党棍，何以下流至此，这就发人深思了。

不过，朋友们，我们也不能专门迷信柏杨先生，只顾丑化自己同胞。其实所谓先进国家那些不可一世的洋人，也照样丑陋呢。有名的英国绅士，该是民主运动历史上最标准的模式吧！你知道他们唱“虚君实相”这出样板戏，唱了多少年，才唱出点名堂来？从1688年“光荣革命”开始，人家搞虚君实相，搞了好几百年，才搞出一套两造相安的制度来呢！其间闹革命、闹复辟、诛议员、杀大臣，不但丑态百出，更是人头滚滚呢。看人家挑担不重，我们只看人家美丽的结果，不看人家丑陋的开始，就以为我们包办了丑陋了。这是个制度转型必有的现象嘛。从比较史学的角度来看，我们的成绩，尤其是黎段之间的府院之争，还不算太见不得人呢！

因此，要知道转型期中国的政治问题，我们还得搜搜问题的根源在哪里？

近现代中国的两大根本问题

我们要知道，近代中国的根本问题，从宏观史学的角度来看，它有两个重大事项，有待解决：

第一，是现代式的“转型问题”，转个什么型呢？曰，从帝王独裁专制的制度（monarchical totalitarianism），“转”向议会政治的共和制度（parliamentarian republicanism）。我们原不要转型，而终于发生了这个转型运动，实在是西风东渐，受了强大的以夷变夏的外在原因影响的结果，但是要完成这项转型，根据世界历史的纪录，和中国秦汉变法之第一次转型的经验，我们认为至少需时两百年以上才能圆满完成。民国初年的北京政府时代，还停滞在转型的“初期”。这时能维持古老中国安定的专制式的老制度已被彻底破坏，能够维持共和中国安定的、制衡式的新制度还没有实验出来。在此新旧交替，青黄不接之时，国家没个维持安定的制度，社会就无法安定下来了。这不是人的问题，而是制度转型的问题，也是我们常说的所谓“历史三峡”的问题。航行在这个历史三峡之中，我们的船队，到今天的时代，还免不了在洄水中打转，何况当年？想透了根本原因，再把它概念化一下，则民初北京政府中，政治死结之形成就很清楚明白了。

第二，民国初年，也算是时机巧合，正碰上了一个传统式的“改朝换代”的问题也正待解决。因此新旧问题搅在一起，政治社会的病情就更为复杂，更难对症下药了。改朝换代的老问题是什么回事呢？最简单明了、最通俗的历史哲学便是《三国演义》上所说的，“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问题了。毛泽东说：“千载犹行秦制度。”我们这个打破世界政治史纪录的“秦制度”，其兴衰是有其“周期性”的。它通常是只能维持两百年就要来个“改朝换代”了。清末民初，不幸正碰上这个“改朝换代”的周期。此时老朝廷腐烂到底，气数已尽。纵使没个现代的革命党要打倒它，它也要自动地改朝换代了。

洋人研究中国历史，像已故费正清先生的“剑桥学派”，就把这个现象叫作“朝代循环”（dynastic cycles），咱们自己则叫作“改朝换代”。改朝换代的程序，便是罗贯中所说的“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了。在罗贯中有兴趣的“三国时代”（220—280），这一分合程序，长至六十一年，下一个由分到合的“南北朝时代”，则由于外族入侵、五胡乱华，发生了比较复杂的“以华变夷”的同化过程，这一分合程序竟延长了两百七十余年（317—589）之久，到唐宋之间的“五代十国”，可能是由于内外在情势都比较单纯，所以只“分”了五十三年（907—960），就恢复统一了。

至于这最近的一次，读者诸公婆，您和我所及身而见的“分合”过程，若从袁世凯死亡之年（1916）算起，到“人民政府”宣布成立之年（1949）为止，这段中国历史上，最近的分合过程，虽然是文化转型和朝代更迭，两病齐发，患者更觉痛苦，但是为时也只有三十四年，算是比较短的一次了。当然，海峡两岸，时至今日，也还在“分”裂状态之下。若谈真正的“合”而为一，恐怕还有一段时间要等下去呢。

土郎中乱用西药

综上所述，我们就不难知道，在中国历史上合久必分，是从治世退化到乱世，而分久必合则是拨乱反正，再从乱世恢复到治世。但是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中国传统的“改朝换代”，或洋观察家所说的“朝代循环”，它是从一个崩溃了的帝王专制，经过一番换汤不换药的“分合程序”，再回转到另外一个相同的帝王专制，依样画葫芦，照本宣科，从头来过。新朝的一切设施，都有“前朝”的蓝本可循，新旧两朝之间的循环程序像三国前后，从西汉换成东晋；南北朝前后，由东晋换成隋唐；在五代十国前后，从唐朝换到宋朝。各朝惩前毖后，稍加改进，依样画葫芦，这葫芦，就容易画了。因此一些流氓、无赖，利用农民起义，打平天下做起开国之君来，也可以做得像模像样，不离大谱，照样可以造福生民。

可是，发生在近现代中国的“转型运动”，就不是单纯的改朝换代或朝代循环了。它是立国基本制度的转型，是一个“改朝换制”的运动。我们要从一个东方式的、帝王专制的传统“转”到一个现代化和西方式的民主议会政治上来。这个一转百转的、现代化的、改朝换制的转型运动就千头万绪了。

恢复《民元约法》的政治经纬

现在言归正传，再看看黎段二人在吵些啥子？袁死之后，北京政府由他二位来接班。他二人，一个是总统（黎）；一个是总理（段），二人的工作关系如何界定，就只有依靠所谓《民元约法》之中的几十个字了。读者如不惮烦，为明了他二人之间的所谓府院纠纷，我们还得把袁世凯时代所遗留下来的宪法问题，稍事温习一下，才能说得清楚。

原来在武昌起义之后，革命派试行组织共和政府时，他们本来决定以美国政府为蓝本，实行“总统制”。等到后来中山决定让总统大位于袁时，为防止袁氏独裁专制，党人乃又决定放弃美国的总统制，改采法国式的“责任内阁制”。因此以宋教仁为首的法制委员会，乃由宋氏执笔，于一夜之间草拟了一部具有宪法效力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草案》。旋经参议院三读通过，并由临时大总统孙文于民国元年3月11日，明令颁布施行，是为中华民国的第一部基本大法。这就是中国制宪史上赫赫有名的《民元约法》。

当袁世凯接替中山为第二任“临时大总统”时，这部《民元约法》也是他就任总统的法律基础。按约法规定，中华民国中央政府是一种“责任内阁制”，总统只是个荣誉职位。可是这项革命党人试图限制袁氏独裁的设计，很快地便被袁氏所逆转了。当时中华民国的第一任内阁总理，袁的老友、国民党的新党员，和孙中山的小同乡、新朋友—唐绍仪，曾认真地加以推行。但是他只做了两个月责任内阁的阁揆就挂冠而去，继任者就变成袁总统的鹰犬了。

迨民国的第一个国会在民国二年（1913）之初正式诞生，新成立的国民党，在选举中大胜，成了国会中的多数党，年方三十三岁的多数党魁、野心勃勃的宋教仁，正预备按他自己主稿的《民元约法》，来组织“责任内阁”，想不到他竟因此而招致杀身之祸。其后在“宋案”的骨牌效应之下，孙袁双方都不依法行事，自此枪杆出政权，新成立的中华民国也就再无法统之可言了。

孙中山的“二次革命”（1913），被袁氏削平之后，袁当上了正式大总统，经过一番手脚，便废除了那个实行“内阁制”的《民元约法》，而于民国三年（1914）5月1日，另行颁布一套实行“总统制”的“新约法”了，故事复杂，事详前篇，此地就不须多赘了。

迨袁氏暴毙之后，南北统一，全国称庆，南方的护国派乃联络继任大总统黎元洪，坚持恢复《民元约法》和“民元老国会”为南北恢复统一的主要条件。所幸当时身任国务总理的段祺瑞，对新旧约法之选择并无成见，盖按“新约法”主政，则直承袁世凯之衣钵，虽是段之所望，然改依“旧约法”主政，实行“责任内阁制”，亦正是现任内阁总理的段氏之所好也。因此在黎的坚持、段的支持之下，黎段的新政府就废除了袁氏的新约法，而改行旧的《民元约法》了。

既非“内阁制”，也非“总统制”

按《民元约法》，北京政府原是实行“内阁制”的，但是在黎段联合当政时期，这个北京政府却变成个既非“内阁制”，也非“总统制”的非牛非马的政府。这也就是当时北京政府之内，派系斗争的最大的乱源所在了，何以如此呢？原来按政党政治之常规，实行内阁制的政府，理应由国会中的多数党的党魁，来组织所谓“政党内阁”。可叹的是，这次恢复了权力的国会，原已残破不堪，却没个多数党可以组阁，更没个可以代替段祺瑞来出任内阁总理的党魁。

更可叹的是，段祺瑞这位现成的阁揆，在国会内也没个他自己的政党。国会之内虽也有极少数，有心拥段以自重的小派系，甘心作为段的御用鹰犬，但是这些自称“中和系”的小党派拥段原属借势，影响力太渺小了，造不成气候，因此段要组阁，就非向其他党派，尤其是人才济济的国民党借材不可了。

再者，按约法，黎总统虽是个“虚君”，但是按挥之不去的中国传统，中国历史上除汉献帝和刘阿斗之外，有几个国家元首真是虚君呢？黎元洪这位开国元勋，又怎能甘心作汉献帝和刘阿斗呢？他不但自视是段的上级，那些拥有军政实力的南方的革命派和护国派群雄，也都要利用他来和北洋系争权。有了这些南方的实力派作后盾，他就更不是虚君了。

更可笑的是，段祺瑞这个封建传统出身的老藩镇，也没有把自己上司真正当成虚君的习惯，他也认为黎元洪是他的上级，是应该享有若干实权的大总统。因此段系人物中只有个精明强干、有现代头脑，而自视过高的政客徐树铮，真把《民元约法》当成护身符，而敢于去黎的总统府替段总理背黑锅，不时地颐指气使一番。因此，他这位秘书长也就变成反段派的众矢之的。黎大总统和黎系人物，非把他赶出国务院不可。这也就是拙著前篇所说的徐孙（洪伊）之争的关键所在了。

总之，这个转型期的北京政府，实在是个黎段共治的两头马车。黎认为段祺瑞是由他特派的部属，组阁时阁员的遴选，他也是责无旁贷的。因此，黎的心腹股肱—孙洪伊，也就应运出任段内阁中炙手可热的内务总长了。段虽视孙为背上之芒，段派中的徐树铮更视之为眼中之刺，亦无可如何也。

再者，在黎段的联合汲引之下，带有国民党籍的伍廷芳、陈锦涛和程璧光就分别出任段内阁的外交总长、财政总长和海军总长了。因此这个段总理，如真的负起“责任”来主持国家大政，如参加欧战、举借外债、发行公债、废督裁兵，乃至一般的内政外交政策，而与阁员发生了龃龉之时，这些有举足轻重地位的阁员，由于不同党派，而闹出双重忠诚（double loyalty）的政治问题，来个联合杯葛或辞职，段总理就要变成孤家寡人，一个人单独到国务院去上其独人班了。

笔者作此事实的叙述，一般读者看来，可能认为是在说故事、讲笑话，来奚落我们的段总理，其实这是个真实的故事。您怎能相信，在后来“参战案”的高潮期，国民党籍和黎系阁员联合辞职，真逼得我们这位个性倔强、不善周旋，而又刚愎自用的段老总，真的一个人到国务院去办公，而上其独人班呢？黎总统就因为这位老军阀的国务院内只剩他一个人了，乃一不做、二不休地，下令把他“撤职”。这一下才引起北洋系督军的联合造反、溥仪复辟，一大串的政潮来，迫使他向外国使馆逃难，最后还要恭请老政敌—段前总理，回来收拾残局的荒唐故事。到时再详叙吧。

长话短说，在北洋军阀集团里，黎段二人都还算是正人君子，有节操、识大体而清廉可风的、难得的政治军事领袖，而民国政局最后崩溃到底，其骨牌效应至今未息者，他二人也是始作俑者。何以如此呢？说穿了，实在是那时适当转型初期，中国中央政府还未能转出个可行的制度来。这个非牛非马的中央政府，就非出纰漏不可了。

试看段祺瑞这位所谓“责任内阁”的内阁总理，在古今中外的议会政治史上，哪有个责任内阁之内，负责内政、外交、财政和海军的重要阁员，都由反对派（opposition）的政客来充当呢？有之，则只有段总理一人了，真是打破金氏纪录。因此，在这个既非内阁制，也非总统制的荒谬情况之下，谁也弄不上轨道。形势比人强，史家就不能厚责于两位还是相当可敬的老军阀了。

四无的总理，粗心的总统

事情之更有滑稽者，段祺瑞既然在议会政治上如此无知和窝囊（naive），那为什么这个总理位子非他出任不可？这我们就得说清楚段氏政治实力的根源所在了。段的政治力量，是建筑在他对当时北洋系所把持的地方藩镇的影响之上。这些藩镇老爷的现代名称，便叫作“地方军阀”了。我们读史者，不是动不动就说民国初年那个时代是“军阀时代”吗？的确，那时中国的政权是落在军阀之手，他们并且有个松散的组织叫作“督军团”。而这个督军团内，手握重兵的督军们，大半都是段祺瑞的门生故吏。他们为着群龙无首的实际需要，也是由于所谓旧道德，或封建道德的心理作用，促使他们都以段总理、段老师马首是瞻，这就是段的潜势力所在了。

其实段祺瑞本人倒是个四无的总理，他一无直辖的军队；二无可以盘踞的地盘（像张作霖在东北，阎锡山在山西，岑春煊在两广那样）；三无固定的经济收入，除由英国人所控制的若干“关余”之外，段内阁没个固定的财源—它初成立时连维持北京治安的军警、府院国会人员的薪饷，都无法按时发放，要靠有国民党籍的财政总长陈锦涛去四处张罗（见下节）；四无一个固定外国势力可以倚靠（像国共两党最初之联俄，国民党后来之联美），皖系直承袁世凯衣钵，原有其反日之传统的。段祺瑞其时之力主“参战”，而日本尽力加以阻扰，便是段要抵制日本对山东的掠夺，皖系后来之终为日本所利用，而日本又反而支持中国参战者，那是日本在“西原借款”阴谋得逞以后的事（详下节）。

从表面上看来，段在北京政府之内的政治基础，既然如此脆弱，以黎元洪为首的反段派，对他难免就有其过分轻视的心理了。黎元洪的错误，便是他得意忘形，眼看段老总在北京政府之内变成个孤家寡人了，就居然把他“撤职”，这一下他就触动了一个极大的马蜂窝，群蜂齐出，督军叛变，黎老总招架不了，就只有逃之夭夭。这一来，再经过一番“张勋复辟”的闹剧，此后在“安福系”控制中的北京政府，才真正地成为皖系的天下。此是后话。

绝对服从vs依法分工

皖系的政权既然靠的是地方军阀的支持，这些地方军阀又是什么回事呢？这儿也有稍事澄清一下的必要。

在上节我们不是提到传统中国有个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周期”问题吗？合久必分就必然会出现王纲解纽、法统扫地、藩镇跋扈的老现象。这一现象发生在近现代中国，就是所谓“军阀横行”了。

我们要知道，一个正常运作的国家，不论帝制或民治，总得有个维持社会安定的法统。老实说，当代中国所谓“转型运动”，也可说是从一个老的、不合理的维持社会安定的旧法统“转”到一个新的、现代化的、比较合理的新法统。

秦始皇以后，两千年来，在传统中国里，维持社会安定的旧法统是什么回事呢？引用一句《毛语录》里明确记载过的老话，那就是“下级服从上级，全国服从中央”这十二字真言了。那是毛主席从共产党闹革命，闹出来的经验之谈。

我们作为转型最后的目标，是现代化的民主政治，不是谁服从谁的制度。把它翻译成中文也有个十八字诀，那就是：“上下各有职守，彼此分工合作，大家依法行事。”在先进的民主法制国家里，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的关系便是如此的，这就和中国式的“下级服从上级……”那十八个字，在制度上完全不一样了。可是，这一套所谓“民主法制”，是完全与我们政治传统相违背的洋东西。我们要把它全部学会而掌握之，非数百年不为功也。民国时代一时学不到，大家搞起议会政治来，其结果反变成既不分工，又不合作，更不依法（例详下节）。哪能不打他个头破血流，弄得“民国不如大清”呢？

因此，朋友，上述的老制度、老法统，不论是如何地封建反动和不合理，它却是在中国一行两千年、有效率的制度。我们既然搞不出个新制度来代替它，弄得无法无天，全国大乱，那就反不如保留这个有效率的老制度为佳了。这也就是民国初年的老百姓，抱怨“民国不如大清”，当前大陆上某些保守的中国人，还在怀念“毛主席时代”的道理了。这也是“历史三峡”中，逆水行舟，不进则退，时时都要发生“洄水”最主要的原因了。这也就是民初的黎段交恶的症结所在了。在他二人之间的政治运作，没个制度可以遵循，维持旧中国安定的下级服从上级的“老制度”已经不存在了；依法分工合作的“新制度”还没有建立起来，他二人之间一旦发生了疙瘩，不论是大是小，不论为公为私，都无法和平解决了。把话说清了，则黎段之间的问题不得解决就没什么费解了。

王纲解纽、藩镇跋扈的现代版

在拙著《袁氏当国》中，我们曾提到民国元、二年之间，袁世凯和国民党之争的问题也在此，那个原有的“老制度”没有了，按议会政治的规则来解决政治纠纷的“新制度”，孙袁两方都还不谙此道，对之置若罔闻，不愿遵守，大家就搞起“枪杆出政权”了。孙的枪杆被袁的枪杆打败了，孙袁双方就都要恢复秦始皇的老办法了。孙在野，只能口说；袁在朝，就真的搞起上述的十八字真言了。在袁氏搞帝制运动之前，他也的确做到了，中国在表面上也真的恢复了短期的安定，革命党人不投降的，就只好到股票市场去打打股票的主意，以了余生了。

袁之胡涂是他得意忘形，要穿龙袍、做皇帝。他如有他后辈蒋介石等一样的聪明和机警，只搞搞“于右任（余又任）”、“吴三连（吾三连）”，做做终身总统，朋友！袁还是个治世之能臣呢。不幸他聪明一世，胡涂一时，要自己来搞黄袍加身，历史三峡，就要发生洄水倒流的现象，前功尽弃，言之可叹。

袁死黎继，上述三句真言就一句也没有了。下级既不服从上级，全国也不服从中央，中央也不服从一人了。这在中国古代的政治史里面，便叫作“王纲解纽”。在一个有两千年习惯于“国家强于社会”的国度里，一旦王纲解纽，便全国瘫痪，一瘫到底，法纪荡然，就变成藩镇跋扈、军阀横行了。

不受国家法令管束的“军阀”

既然在军阀横行之下过日子，我们也就可以把“军阀”二字慢慢来下个定义了。什么叫作“军阀”呢？“军阀”便是在王纲解纽、法纪荡然、制度瘫痪的情况之下，政府体制中以统率军队为职业的人，据其部队为私有，下级不服从上级，全体不服从中央，中央不服从一人，这种完全不受国家法令约束，或对国家法令阳奉阴违，而习于自由行动的武装军官，不论大小就是军阀了。

笔者记忆中，幼年时，曾知道我乡的农村小镇里，出了个诨名叫作“魏三闹”的“魏督办”，他拥有枪兵二十余人，为一镇之长。他在当时的政治体制中，原是一个低级的民团（美国今日叫作militia）小队长。想不到一次军阀混战中，他的上级都不见了，他就变成我们这一镇的“督办”了。他可以随意征夫、抽税以自给。我们全镇也仰赖他防盗、防溃兵，而予以由衷的拥护。后来政治秩序恢复了，新建的地方政权，动摇不定，对他既不敢、也不愿强加管束。因此他这个督办，仍然是我行我素，做其颇有生杀之权的小土皇帝。这就是笔者幼年所亲见的一个军阀细胞了。

从这些小细胞开始，大到一县、一省，最大的军阀像张勋、曹锟、吴佩孚、张作霖，可以拥兵数十万，踞地数省，做其督军、省长、护军使、巡按使，甚至把持中央政府，做其大元帅、大总统。那些没有地皮可踞的游离军阀，像孙殿英、冯玉祥，或由孙中山所招揽的一些失去地盘的滇军、桂军、川军、湘军，则四处就食，随意倒戈，但他们既不服从上级，也不服从中央，更不受法令约束，而自得其乐，则本性不改也。

这种大至曹锟，小至魏三闹的，大小不同类型的军阀，据当时研究军阀有成绩的专著，和笔者个人的计算，在十二年之内（1916—1928），大致在三千人左右，他们所统率的枪兵，总共不下百余万。可怜的中国，就在他们这三千多个大小军阀的混战之下，而没有亡国灭种，也真是个奇迹（参见《孤军杂志政党专号》；文公直著，《最近三十年中国军事史》；以及章伯锋、李宗一主编，《北洋军阀（1912—1928）》，第一卷，页1—166）。

因此本篇所谓“皖系政权”，也就是漂浮在这种军阀混战的大湖之上的一只由段祺瑞掌舵的破船，可是如上节所述，作为这个中央政府实际领袖的段祺瑞本人，却没个直属的部队和直辖的地盘。他和冯国璋二人都是北洋系的元老，他们下面的省级军阀，分别依附在他二人的旗号之下，逐渐变成党同伐异的两大派系，这就是后来的“皖系”和“直系”军阀的来源了。因为段是安徽（皖）人；冯则是直隶（今河北）产也（两系名称亦另有说法）。因此他们直皖两系所控制的北京政府是什么个东西，也就不言可喻了。

府院和国会的三头马车

邓公如果是个史学教授，上台讲授早年中华民国政治史，他那套“三个政府论”就完全正确了。袁世凯之所以要做皇帝，就是要把那行不通的三个政府变成一个政府。后来皖直奉三系政客把个北京政府搞得一团糟，也是因为那“三个政府”的制度，在中国实在行不通之所致。

事有更可悲者，则是西方民主政府的三头马车，原是行政、立法和司法之三权分立也。“院”指的是“法院”，而不是“国务院”。因此我们民国初年所搞的，事实上只是“两头马车”—“府院”和国会，或行政与立法分立而已。他们把“法院”一直当成个冷衙门，被遗忘得一干二净。因此在民国初年，中国所搞的只是个两头马车，已搞得乱成一团，真正地搞起三头马车来，哪还得了？甚矣，议会政治之难学也。

据说台湾今日弄得水深火热，也有人要劝陈水扁“总统”去掉点祸水，并改名陈太平，那也是台湾搞西方式的三个政府搞出了毛病的结果。今日尚且如此，一百年前的民国初年，那还用说吗？历史发展形势如此，夫复何言！

所以议会政治行之于中国，直到目前为止，实在真是三个政府，一点也不错。邓子名言，只是言其在中国施行的特色而已，原无大错也。根据历史的经验，老江的话，亦未始没有道理也。不信我们试看本篇所谈的黎段之争，其关键便是这“三个政府论”，在中国无法实行的实例，形势比人强，非两个老军阀的二“人”之过也。

从“无法无天”到“法令如毛”

前节已言之，黎段二人的工作关系如何界定，就只有依靠《民元约法》上的几十个字了。一旦他们府院两造，对这几十个字的意义，发生了疑问，由谁来解释（释宪）才算正确呢？纵使另有权威（大理院）解释清楚了，有谁能来强迫两造服从（司法）呢？两造纵使都愿意服从国家的法律，则每项政治设施和处理，都得有其特定的法规（行政法）呀！这样一来，岂不是法令如毛了？

老实说，朋友，任何先进的法治国家，都是讼棍如林、法令如毛的。那些都是几十年，乃至几百年积存的成就，不可一蹴而几也。从这样一个无法的落后国家要转变成法令如毛的现代化法制国家，就非一朝一夕之功了。法令不全，则贪官污吏、高干子弟，就要钻其法律漏洞来化公产为私产了……

在民国初年，军阀政府的无法无天虽略胜一筹，但是当时中国的法令也没有几部，大家谈“法治（制）”，大半也都是搞不清楚的瞎扯淡（例如作为黎大总统喉舌的饶汉祥，就不懂啥叫“法人”，他以为法人就是“公务员”，因而自称“汉祥法人”。为此，他也就有了个外国诨名，叫作“巴黎人”了）。

虽然那时政府之内，也有许多“了不起的人物”（胡适语），像梁启超、王宠惠、顾维钧等人，但是他们只是九牛一毛，一毛要牵动九牛，那就是幻想了。这些洋东西，直到20世纪，60年代、70年代都还不能掌握，民国初年的政客、官僚和社会大众，就更是花岗石头脑了。花岗石中所保存的就只有所说的“下级服从上级，全国服从中央”了。读者贤达，您千万不能以“现时观念”来厚责古人啦！思想转型是有其强烈的阶段性呢。一切都是黑猫白猫慢慢地摸索出来的，慢慢地培养出来的，哪能一索即得呢？明乎此，我们就知道，黎段两个老军阀，把个府院之争，闹得水深火热，就更不难理解了。

在老黎心目中，乃至在他身边，为他撰写文告的“巴黎人”饶汉祥先生的忠告里，他是一国元首，下级服从上级的最高上级，掌握着“印把子”，号令全国，怎能做橡皮图章，只盖印不管事呢？

可是在段的眼光里，乃至在他不可须臾离的秘书长徐树铮的认知中，中国当时实行《民元约法》是责任内阁制，他段总理才是全国的最高行政长官呢。黎总统只是个花瓶，哪能遇事干扰国务院的行政呢？所以徐秘书长对总统府就颐指气使了。

他两造原来是各有道理，在一个现代化的民主国家里，他府院两方的正常关系，应该是彼此分工合作，大家依法行事。可是行之于中国，双方的关系就纠缠不清了。长话短说，他们的关系就变成不分工，不合作，不依法行事。事实上，也无法可依。所以他们的府院之争，也就永远无法和平解决了。其骨牌效应，至今未已。

老国会是怎样恢复的

再谈谈三头马车之一的国会吧。袁死段继之间，那时各派政客和南方军阀，争得最厉害的，便是恢复《民元约法》和“民元老国会”，两者在当时都是神圣无比的，但是读者知否？所谓民元老国会，也是我国近现代史上，第一个只结不散的，没个固定任期的万年国会也。这个国会的上下两院，共有议员八百七十余人。他们是在民国元、二年之间，经各省“选”出的代表，在民国二年（1913）4月8日正式就职开议的。在这民国史上号称“第一个正式国会”里，国民党原是第一大党，宋教仁便是想运用此第一大党来组织责任内阁，而招致杀身之祸的。

由“宋案”而引起的“二次革命”（1913年夏季），虽然导致孙袁决裂，但袁世凯对国会中第一大党的国民党却曲予优容，因为他要利用当时的国会，来选他做中华民国第一任正式大总统。袁氏当选了之后，于10月10日正式就职。国会正在进行制宪，并曾推出中华民国制宪史上“第一部宪法”，所谓《天坛宪法》。可是这部宪法还有待政府正式公布施行时，袁就在国会中找个借口来驱除国民党议员了。结果有四百三十八名国民党议员的议员证，于同年11月5日被袁勒令吊销，国会失去了开会的法定人数，这个所谓“民元老国会”就被解散了。其后在外籍宪法顾问的鼓励之下，袁就炮制出一套适合他理想的“新约法”，并于1914年5月1日公布施行。

袁死之后，由于南方护国派的坚持、段的同意，“新约法”再度被废除，《民元约法》和“民元老国会”也就随之于民国五年（1916）6月底8月初，相继恢复了。

早年国会的特点

笔者曾一再强调，“议会政府”（parliamentary government）原是我国近现代史上，政治转型运动的终极目标。不幸在转型初期，这个议会却是个无法躐等施行的体制，一个可笑的大衙门和政治盲肠。它那八百罗汉的议员也是颇为社会舆论所诟病的、生活腐化的高级官僚，何以如此呢？

首先是这八百罗汉之中，却没一个罗汉，是由中国老百姓真正投票选出来的。他们原是各省区之内，对革命有功的革命派和立宪派（老保皇党），甚或是一些特地为竞选议员而组织的各种社团的头头，相互斗争和协调，再经过各省县的咨议局或省议会（也不是民选的），和各省都督，分别指派出来的，他们没有选民。严格地说，他们也不代表老几。他们之中当然不乏才智之士，如胡适所说的“了不起的人物”。可是当时北京的政治环境，尤其是这个罗汉庙，却是个逐渐腐烂的政治酱缸。任何才智之士（包括梁启超），一旦投入，为时不久，就会变成一个党同伐异、争吵不休的北京特产的帮闲政客。

更可嫌的是他们人多势大，而位尊禄厚。他们个体的年薪，平均为六千银元。以当时购买力来计算，足够购买至少一千担华南的稻谷，或相同数量的华北大麦。这在当时饿殍遍地的中国之任何一省，都是个特大号地主的收入。另外，国会每次会议时，与会者更享有“出席费”的高额补贴。至于山珍海味的宴会，花酒、鸦片、赌博的酬酢，就更是家常便饭了。这与当时彻底破产的中国社会中亿万民众的贫富差距，未免太大了。他们事实上，与当时贪污腐化的军阀官僚，是一丘之貉。但却是统治阶层中，最大的一个官僚集团，哪能算是人民的代表呢？

再者，民初的议员也没有多少人，懂得什么叫作“议事规则”。在正常集会时，除吵闹不休之外，往往是会而不议，议而不决。因为会议时法定人数，时有不足故也。当时很多议员个人生活也非常糜烂。吃喝嫖赌，拉关系，走后门，都视为当然。当年北京的红灯区，住满高级公娼的“八大胡同”，便是国会议员最爱光顾的游憩之所。社会人士也见怪不怪。君不见，当时清望所钟的北京大学的文科学长（文学院长）陈独秀教授，不也是八大胡同的常客？那是近代中国政治社会文化转型运动的初期嘛。社会舆论不以为异呢。且用个今日大陆上的口语，八大胡同“你不逛白不逛”呢（关于当年国会之不得民心，参见张玉法著，《民国初年的政党》，1985年台北版，所引媒体的报导和评论，页450—451）。

或问：议会政治，在今日先进的民主国家里，都是全民景仰的体制，何以行之于中国，就糟乱若此呢？答曰：在先进的民主国家里，这种议会制度，都是数百年不断地实践，慢慢地一级一级发展起来的结果。我们来个速成班，搞东施效颦，一步登天，哪有这么容易呢？百年回首，时至今日，21世纪了，且看台湾的议会政治，是否还有待改进呢？大陆至今对它还视为毒蛇猛兽，望而生畏，碰也不敢碰一下呢。

总之，咱中国佬，要想掌握这套本领，恐怕至少还要半个世纪的苦苦磨炼呢。近百年前，我们的老辈政客，看人家挑担不重，画虎不成，就出笑话了。

附注：我的好友，当代治民初国会和政党历史的权威张玉法、张朋园两教授，都相信书面史料，认为民初国会议员真的是当时具有选民资格（约占全人口百分之一）的选民选举出来的（见张著前书，第四章，第三节）。在下比两位张教授痴长半代，舍下亲友老辈，颇有当年国会中人。根据笔者个人幼年期所听到的“口述历史”，就没有一个所谓议员真是经过选民票选的。这也就是我个人所深信，“口述历史”往往可以弥补著述历史之不足的缘故。

再者，抗战后，我自己也具有选民资格了。在1947至1948年，所亲眼看到的立监国大代，也绝少是真正选民票选出来的。参选的候选人，其主要竞选的地区，不在他们参选的省县，而是在南京四处请托。当时大陆上最现代化的选区，上海、南京应该是模范了。可是我在先岳吴开先先生逝世后，一次和上海区选出的立委马树礼博士闲谈，马公就告诉我说，当年在上海参加选举，“没有开公点头，是不可能当选的”。其所以然者，是当时立监国大代的名额的分配，已由国民党各派系，和民社、青年两党议定了。竞选者只能在各该党派中和自己的同志去竞选，与社会上的一般选民，关系不大也。吴开先先生当时是执政党、CC系驻上海监管选务的要员。没吴氏点头，任何竞选者，都难得冒进了。上海尚且如此，其他落后地区，尤其是民国初年，那就更不用谈了。

笔者本人在离开大陆之前，也曾在我母省安徽当过一阵编辑和记者，个人所见所闻的选举故事，也是笔难尽述的。此处谈点个人的观察，绝无意低贬前贤老辈，我只是觉得“形势比人强”的历史古训。我们近现代中国的政治社会文化转型运动，是分阶段前进的。时代未到，新体制不但是无法躐等推行，甚至不断地在洄水中倒退，而且愈退愈远。

且看民初国会议员，在国会内曾享有许多独立行动的自由，包括拒贿和秘密收贿的自由（像曹锟贿选）。在国民党时代，虽然许多自由都没有了，但是竞选者如认为选举不公平，还有抬棺材抗议的自由……这就是历史三峡中的洄水，把躐等引进的政治社会体制回冲得愈来愈远的实例之一啊。

不是议会政治，是帮会政治

这也是转型期所避免不了的现象吧，这种不新不旧的政客，他们所表现的新旧之长，往往远不如他们所保存的新旧之短。前篇已言之，这种政客，在民初所组织的各种大小政党就不下三百余个之多，参众两院的议员，往往身兼数党，而且朝秦暮楚，为着一己政治利害，而变换无穷。

在袁世凯时代，所谓政党内阁，曾盛极一时。为着争取“入阁”，甚或“组阁”，小党派成员乃纷纷结盟，毁党造党，分别形成了亲孙的“国民党”和拥袁的“进步党”，事详《袁氏当国》。在两党之间发生了争执之时，不用说“肢体抗争”之激烈，不下于今日台湾之“立法院”。斯时去古未远，议员们所使用的文具，都还限于毛笔和砚台。在辩论激烈时，往往笔砚横飞，墨汁四溅，当之者就头破血流不成个人形了。所以后来国会之中数百只的石制砚台，都被钉牢在办公桌上，动摇不得了。笔者述史，为何连个小小的砚台，也不放过？无他，搞微观史学，从小看大耳。

我们要知道，台北今日所实行的议会政治中，一些肢体抗争的现象，只是大陆当年搞议会政治的遗传而已。一脉相承，没啥稀奇也。今日台湾，李“前总统”，和吕“副总统”，都不要做中国人了。但是他们政治血液的因子，还是地道的国产嘛，想做真正的日本人，也就很不容易了。大陆上，今日之所以坚决否定议会政治者，朋友，您看看博物馆中，民初国会中的砚台，和今日台湾闹选举的乱象，您或许也会同情他的恐惧的。大陆太大，乱不得也。

以上所说的，还只是民国初年，搞议会政治问题的冰山之一角。至于他们如何搞实际政治，则明暗、大小就各异其趣了。在袁世凯时代，他们要参加选举总统，组织内阁，场面大矣哉。所以要毁党造党，从小变大，庶几人多势大，进而掌握大政。可是到黎段当政时，总统和内阁人选早定，搞政治变成搞小圈圈，以便争取实权、实利，搞大党就不如搞小派运用之方便了。因此政客之间的兴趣，就集中于组织小派系，和组织小而收获大的政治俱乐部了。

在老国会恢复之初，首先老的“国民党”和“进步党”都萎缩了。前者的骨干乃另组其“宪政商榷会”和“政学会”（后来南京国民党政权中“政学系”的始祖）一类的小组织，以便在当时最热门的政治事件中，实际参加，并发生影响。一些沧海遗珠的国民党员，则仍然株守于其老巢，什么“客庐派”、“韬园派”和“丙辰俱乐部”一类的小组织。总之，原来号称“国会中第一大党”的“国民党”，是被一些亲孙、离孙乃至叛孙的小组织代替了。

至于老的“进步党”，它也以相同的道理分裂了。其骨干精英，在梁启超等人领导之下，与袁世凯时代就存在的老的“研究系”（以梁启超为首），和“交通系”（原来以梁士诒“财神”为首，把持了财政部、交通银行和铁道运输的亲袁老官僚的无形政团）联合，也组织了一个实力雄厚的“宪法研究会”。因此，这个恢复了的“民元老国会”，就变成两个以研究宪法为名的政团短兵相接的战场了（参见一卒著，《中国政党小史》节录，载上引《北洋军阀（1912—1928）》，第一卷，页213—230）。

可叹的是，他两方倾轧，重点不在福国利民，而是以各该系的本身的利益为主。因为两系都不是“选民”选出来的，没有对选民负责的问题。所以他们既不代表任何社会阶级，也不代表任何社会团体。因此他们争吵的内容，就纯粹以各该系政客最狭隘的私利为出发点了。这也就把最高级的“议会政治”，低贬成最低级的“帮会政治”了。事实上，上述所诟病的，不是英美式的议会政治，而是画虎不成，走了样的中国式、走火入魔的“帮会政治”。

在宏观史学的远景之前，议会政治盖为将来中国必有的客观实在。但是它在早年的中华民国，和现在，都还可望而不可即，一般人民和当国者，都被帮会政治（像“文革”时期，“四人帮”那样的政治）吓昏了头，便错把“帮会政治”，当成“议会政治”了。

顾维钧vs唐绍仪

经验丰富、观察入微的当年的国务总理顾维钧先生，就曾经告诉我一则他亲身经历的，和他岳父唐绍仪龃龉的小故事：

据顾氏回忆，在他第一次出使华府时，适逢袁死段继。国库枯竭，官府薪饷不继，财政总长陈锦涛，乃连电顾使在美国试举外债，以渡难关。顾氏奉命之后，乃使尽浑身解数，在美国银行界寻觅不带政治条件之放款。并尽量避免旧有借外债之陋规，压低利息，为中国举债六百万美元，以济北京政府的燃眉之急。交涉完满解决，北京大乐，优电褒奖。顾亦私心自庆，斯为中国政府举借外债以来，条件之合理与优越，均为前所未有之创举。殊不知正在此欢庆期间，顾家突然收到岳丈大人、前国务总理唐绍仪拍来的急电。严嘱顾氏停止此项交涉，注销此项外债。顾氏接电之后，夫妇皆为之惊诧不已。顾如遵岳丈之嘱，一通电话，便可立刻中止此一外债之签署，则北京政府便立刻陷入经济危机，段内阁即有倒阁之虞，国家势必再遭动乱，前途可能也就不堪设想。

当顾氏告诉我这段秘史时，我问：唐前总理此时退休在沪，何以忽然静极思动，起而干涉朝政呢？顾说：唐绍仪是国民党员，此时他显然是奉中山之命行事也。我问顾氏，在此公私两难的夹缝中，您自己何以自处呢？顾说，他身为国家驻外使节，一切当以国家利益为重。此时国家的安定问题要紧，他们自己私人间的翁婿之情，就不应该越分了。我再问，当时国家统一，国民党也是支持北京政府的嘛，财政总长陈锦涛，不也是国民党员参加内阁的吗？何以唐绍仪还要乘危捣乱，制造政潮呢？顾说，正是这话，他复电岳父，也就说这次举外债，是奉财政总长之命行事的。唐绍仪接到女婿抗命的复电，当然也是气恼不已。当顾公告诉我这段他们翁婿之间不快的故事时，他也向我感叹，那时反对党之反对政府，都是遇事必反，不谈原则，不择手段的。这就与先进国家反对党的作用，迥然不同了。所以当时中国政局之糟乱，亦不能专责于军阀政府也（参见《顾维钧回忆录》，中文翻译版，第一册，页144—147）。

制宪、参战，两大政治皮球

上面的例子还只是唐氏以亲戚身份，私人干政；国会就不同了，它是中央政府中三个分权单位之一。它如遇事必反，把政府所制定的政策，当成政治皮球，在议会中踢来踢去，这个中央政府便要搁浅了。今日台北政坛的混乱，多少也似乎与这个传统有关。

从大处说，当年黎段当政时代的国会里，就有两大皮球被踢来踢去，最后闹垮了段祺瑞内阁，引起轩然大波，使尚在襁褓之中的议会政治瘫痪到底，天下大乱，至今还令人谈虎色变。这两大皮球，第一是“制宪”，第二便是“参战”。

先谈谈制宪，前文曾说过，当年搞政党政治的政客们，最高的理想，和最大的兴趣，便是制定宪法。他们认为，只有实行三权分立的宪法，才能约束独裁，防制寡头。让政党党魁组织责任内阁，使政党政治发生实效，才是解决中国政治问题的根本办法。他们这一理想，在袁世凯时代，被老袁彻底地粉碎了。如今到黎段时代，他们就企图重振旗鼓了。因此，在老国会恢复之后，国民党的精英都集中到一个新组织的“宪政商榷会”去了。进步党的精英则热衷于他们的“宪法研究会”。两党的本身，对他们活动分子来说，似乎都是次要的了。

一百年快过去了，今日我们回头看去，所谓宪政运动，在民初中国，似乎只是笑话一场。这就叫作“文章不与政事同”了。但是在当年的国会里，他们却搞得煞有介事。黎总统当时对政党政治就表示支持，段总理，尤其是段之下的省级军阀和政客，对他们就存有戒心，而要加以压制了。

但是国会毕竟是人多势大的机构，段系只是一些旧式军人和政客，他们一不会组党来以毒攻毒，二不会发动革命群众来助纣为虐。他们只能利用便衣军警拿零星小钱，来雇用街头失业游民，甚或乞丐妓女，来组织所谓“公民团”，以最可笑的方式来包围国会，作其下流的反击。反击无效，他们就动刀动枪来对付国会了。秀才遇到兵，这“民元老国会”，终于被张勋的枪杆解散了。

“参战案”是怎样开始的

第二个更严重的政治皮球，就是“参战案”了。

所谓“参战案”者，便是1914年7月，欧洲的德奥与英法两帮帝国主义之间，忽然爆发了一场国际战争，后来演变成“第一次世界大战”。这一战争虽然发生在欧洲，因为战争双方都是白色帝国主义，它就必然牵涉交战各国在亚非拉澳四洲的殖民地了。中国那时正是交战两方的次殖民地和半殖民地，而日本其时则是英国的同盟国，因而日本也就学模学样的，做了个外黄内白的“香蕉帝国主义”，加入了英法一帮的协约国，对德宣战。日军既然不能远赴欧洲去参战，他就向在我国山东半岛的德国租借地开战了。他不但占领了胶州湾和青岛的德国租借地，他甚至把中国整个的山东半岛，也给霸占了。并乘欧洲列强无暇东顾之时，向中国政府提出“二十一条要求”，要把中国干脆变成日本的殖民地，事详《袁氏当国》。

就在欧战正酣之时，我国朝野，尤其是对欧战有“研究”兴趣的知识分子和政客，也就发生了中国应否像日本一样地去“参战”的问题了。就在这研究中和辩论的当口，欧战转剧，德国于1917年2月，宣布了他在世界五大洋，各公海中，为封锁协约国的海上物资供应，而实行其所谓“无限制潜艇政策”。这一来就直接影响了美国的对外贸易了。

这时美国的对欧政策，本是偏向于支持协约国的。只因国内德裔公民阻力太大，一时尚需维持中立。迨德国的无限制潜艇政策一宣布，尤其是美国邮轮被袭击之后，美国便于1917年4月6日，向德国宣战了。美国既然参战了，美总统威尔逊也就有各种理由，邀约中国一同参战。美国对中国的邀请书一旦发出，中国政府如何响应呢？这在北京政府之中，和全国舆论之上，就发生中国参战与否的现实问题了。

参战利弊大辩论

当时主张参战最力的是国务总理段祺瑞，和他的“北洋系”的全班人马，这批“北洋军阀”之热衷于参战，其动机显然就不像段氏之单纯了。其时以梁启超、汤化龙为首而拥段的原进步党和研究系等有影响力的政客，也全力附和。他们认为参战对中国，有百利无一害。理由甚多：

首先是美国参战以后，协约国在欧战中的最后胜利已十分明显，因此中国应该参加协约国，庶几在将来的国际和会上，有争取胜利果实的权利。

中国的着眼点则集中在山东半岛，因为日本志在战后，承继德国在山东的殖民地而扩大之。中国要抵制日本，收回山东半岛，就非参加战后和会不可。要参加将来的和会，目前参战而成为战胜国，实为必需也。

再者，中国参战之后，不特可以立刻收回德奥等国在中国的所有租借地和一切财产，停付对德奥等国的庚子赔款；还可以参战为借口，要求缓付对协约国英法美意等国的庚子赔款，其年均总数皆在两千万元以上。由缓付开始，战后中国，更可乘机要求全部停付一切赔款。前途无限，利莫大焉。

抑有进者，在段党看来，中国参战还得有其参战军。段政府正可乘机扩大国防军，增加北京政府在国内外的军事力量。为着扩军，政府还得整顿税收，交涉外债。总之，对段政府而言，参加世界大战，对中国是有百利无一害的，所以段氏主张接受美国邀请，立刻参战。事实上，段氏为着参战，几乎废寝忘餐，全力以赴。其刚愎自用的个性，在参战政潮上也表露无遗。

反参战也另有理由

可是黎元洪何以反对参战呢？说穿了，黎与段至此已是势成水火的政敌。凡敌之所好，我必反之，已成为转型期中国政坛的公式（包括国共两党当政时期）。更重要的还是，黎此时是一位徒拥虚名的政治领袖，但他却有其被利用的政治价值。这时刚刚恢复建制的老国会，和国会之中的多数党（老国民党各派系），和他们现时在野的老党魁孙中山，以及当时盘踞西南数省的实力派，像原护国军首脑、现任云南督军的唐继尧、广西督军岑春煊、广东督军陆荣廷，也都声明反对参战。在他们的影响之下，京沪各大都市中一些商学团体也反对参战，并在北京政府中公开表示拥黎反段。这一来，中国是否应该参战的问题，黎段两派，就旗鼓相当，政府也就随之一分为二了。那位原无政治实力的黎大总统，在各实力派一致拥护之下，也就顶起了“反参战”的半边天了（关于参战辩论和舆论的原始文件，上引《北洋军阀（1912—1928）》，第三卷，颇有选录，见页56—199）。

反参战的理由何在呢？说来也是大可理解的。就以孙中山先生来说吧，站在一个民族革命家的立场来看，第一次世界大战，原来就是一场白色帝国主义抢夺殖民地的战争。我们这个深受帝国主义之害的中国，有什么理由来参加他们帝国主义之间的分赃战争呢？

再者，在一个革命家看来，中国问题之彻底解决，是个革命成功与否的问题。不幸的是辛亥革命半途流产，革命果实被北洋军阀拦路打劫去了。现在“革命尚未成功”（中山口头语），弄得民国不如大清。目前中国的当务之急，是打倒军阀，完成革命。如今袁去段来，军阀盘踞如旧，全国上下，还要拥护军阀，乘势壮大，去参加欧战，岂非舍本逐末？所以孙中山就反对参战了。孙中山当时在国内是颇享清望的，在他的号召之下，商学各界，就深受影响了。

至于西南各省的军头，为何也反对参战呢？那就更不难理解了。他们所反的事实上却是北洋系这一政治实体，而非“参战案”这个政策。因为时仅一年之前，在反袁世凯帝制的“护国战争”期间（1916年春季），他们初次摆脱了北洋系的控制，颇尝南北分治的政治甜头。如今袁去段来，北京政府虽然少了个皇帝，然北洋系控制北京政府的本质，却是换汤未换药也。加以他们原来又都和革命派甚为接近，虽然无爱于国民党，但是他们原和黎元洪一样，也都以民国的缔造者自居，对北洋系的军阀，忌嫉与憎恨兼而有之。如今眼见段派北洋系以参战自肥，他们以反参战为借口，而达其拥黎反段的目的，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

若论部分国会议员之反参战，其所反者，实际上亦系北洋系之专政，非参战之政策也。中国参战与否，对他们实在非关宏旨。若在任何情况之下，能使北洋系政府垮台，由国会议员来组织责任内阁，则参战与否，原不在话下也。

一言以蔽之，这也就是“转型期”政治现象的可悲之处了。各实力派都要利用响亮的政策问题为借口，来大踢其与政策无关的政治皮球，从事权力斗争而已。还是李宗仁先生的话说得好：“在大家斗到白热化的时候，哪还想到什么国家民族啰。”

幕后的经济暗盘

以上所述都还限于中国政坛上冠冕堂皇的表面文章呢，历史家如揭开他们舞台后面的帏幕，看看他们台后的运作，就与台前颇有不同了。因为在民国政治史中的政争，和其他历史上的政争，也只是大同小异的，那就是政治背后往往还有其经济暗盘也。首先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也是国际关系史上所谓秘密外交的高潮期。表面的公开外交是一套，暗盘中的秘密外交又是另一套。一次大战期间，也是世界历史上国际间秘密条约最为茂盛的时代。君不见，我们轰轰烈烈的爱国“五四运动”，不就是因为中日之间的密约曝光，而爆发出来的？从秘密条约搞起，对本国或异国当权派，和有影响力的政客军阀作经济之贿赂，那就更是不在话下了。

在参战案初起之时，欧洲战场中对立的协约和同盟两集团，对中国的参战与否，都极为重视。对协约国的英法来说，日本既已参加了协约国对德作战了，中国再随之加入，德奥在亚洲的势力，不用说就全部扫地出门了。中国虽是个老大无用之国，她却有无限的人力资源、廉价劳工、原料和市场，能补协约国之不足。还有就是日本，乘欧战方殷，在东亚浑水摸鱼，已势不可遏。日本曾为英国在远东的贸易之劲敌，为久长之计，制衡日本，为战后重返亚洲着想，英法两国都有强拉中国入伙参战之必要。

对同盟国的德奥来说，中国一旦对德奥宣战，不用说他们在中国数十年来所享有的一切外交特权、租借地和所有的经济设施，立刻就化为乌有。他们留在中国的所有商人、官吏和情报人员，全部都要被作为战俘而失去自由。所以柏林也就使出全身解数，派出最资深专家和有影响力的外交家，挟大批马克，来华活动，并暗中资助（事实上也就是贿赂了）反参战人士反参战到底。口头工作效率不够，双方对中国各实力集团，就用美金、马克作重赀贿赂了。

孙中山也受贿百万马克

那时交战双方对中国所使用的金元外交，和银弹攻势，从公开借款和半公开的酬劳、佣金、手续费用等等，到干脆的秘密贿赂，是千奇百怪的。历史本来比小说有趣，我们如把它详细地记录下来，其故事之惊心动魄，就不下于福尔摩斯侦探案了。最难想象的是，连“一代圣贤”的孙中山先生，也变成他们帝国主义者银弹攻势下的受害人。为着“反参战”，他老人家也曾接收过德国政府秘密奉送的两百万马克的酬劳。虽然他实际上只收到一百万马克，另外一百万，被何人打劫了，或中饱了，至今还是个天大的疑案。

为着“反参战”，中山接受了德国的大量酬劳，在当时是早有蛛丝马迹的，国民党的党史家，对此也微有所述。但是数目多寡，两方授受的详细情况，却是个不解之谜。一直到二战后，德国国家档案被全部公开，再经过精通德语的资深华裔史家李国祁博士，对该项档卷的细心翻阅，始案情大白的。

李博士二战后留学德国，返国后曾任台湾南港“中央研究院”中国近代史研究所所长有年，接触广泛，著述丰盛，中外咸钦。关于此项发现，李教授在著述之余，也曾在南港“近史所”和台北“国史馆”都做过公开报告。笔者有幸亦曾亲往旁听。“国史馆”主持人，当时是曾经孙国父耳提面命的党国元老黄季陆先生。黄公也公开认为此项报告乃十分难得的一手史料。既是可靠史料，就该认真处理。

有的读者，读拙著至此，不免心有难安。认为“国父一代圣贤”，怎能收受外国的贿赂呢？须知中山是一位不治私产的革命者。孔门弟子不是也说过，只要大德无亏，小德出入可也。他们那时搞革命的人，往往也认为革命无道德，以成功为道德。为着争取革命的成功，则何事不可为？这一概念，对伦理学家来说，可能有保留余地。但是近现代革命家，很多都是奉为圭臬的。当然它也不会有伤于中山先生的日月之明也。

当时马克的国际汇率，仅略低于美元。百万之数，在当时中国是吓坏人的巨款。它对其后的中国内战，所谓“护法战争”，是有其决定性影响的。我们势将继续讨论下去。留待后文再说吧。

2001年10月8日于北美洲

原载于台北《传记文学》第七十九卷第五、六期

第七章 再造民国，段阁复起

皖系始末之三

我们曾经提到，在袁世凯留下的烂摊子中，黎段二氏首先就为着个人的“意气”和小小人事的纠纷（徐树铮和孙洪伊），闹得不可开交。将人比人，我们写历史的可以大胆地说，黎段二人还都不能算是“小人”。他二人都还算是有气度的政治家。君子之间的意气之争，如上所述，尚且不能化除，一旦碰到更复杂的、小人之间的政治斗争，就治丝益棼了。这就是在民初，几乎把国家闹翻，其后遗症至今未了的所谓“参战案”。

政治皮球没完没了

在美国正式邀请中国参战之前，中国国内的各派政客，已为参战与否，吵得不可开交。早在袁世凯时代，二十一条交涉之前，中国外交人员就为“调停欧战”，出了一大乌龙，而腾笑国际。原来那时刚当选美国总统的威尔逊，有意调解欧战。事为中国驻美公使夏偕复所知。夏乃自作聪明，认为调解欧战，中国的袁大总统，最为适合，乃未向北京请示，便径往美国国务院向国务卿建议，说袁大总统有此意向。华府上下闻报大惊，乃电嘱美国驻北京公使芮恩施（Paul S. Reinsch），一探究竟。始知是一大乌龙。袁总统闻报大怒，外交总长孙宝琦引咎辞职，乃有密派顾维钧使美之决定。顾氏在华府接篆未几，美国便正式参战。

斯时袁世凯已因帝制而暴卒。顾乃密电北京国务院，力陈中国参战之重要。其最主要之论点，为日本竟不顾中国之存在，而在国际交涉上，以东亚唯一代表自居。协约国之英法二强，不特早已承认日本之代表权，并有暗中缔结之密约，以加重其法律根据。美国在各方压力之下，也与日本订立《蓝辛─石井协议》（Lansing-Ishii Agreement）[1]，以“地缘关系”为遁词，予以变相许诺。顾氏认为，欲突破此一恶劣的国际环境，中国非参战不可。国务总理段祺瑞对顾之建议大为折服，乃不顾各方反对，决定中国非参战不可，终于引起政潮，余波至今未息。当我个人在四十年前与顾氏细谈参战政潮时，曾就各方史料，作出最详细之纪录。

最近笔者为撰写本篇，曾复查《顾维钧回忆录》之中文译稿和英文原稿，始知本稿当年在哥大打印期间，被过度删节，文气每有错接，而形成错误，甚是可惜可叹（可能是当时主持者，为节省助理费用所致）。谨补志于此，盼今后使用者慎之。

参战案，原只是政府政策之制定的问题。在一般正常的国家里，不论是君主或民主，正反两方，都要遵守“法律程序”（due processo flaw）进行政策辩论。是正是反，一二三就决断下来。除非是一国之内的政治社会问题，发生了无法解决的死结，像美国内战前所发生的“奴隶问题”。北方废奴，南方留奴。这个一国两制，双方都牵涉国计民生的重大的政治经济问题，因此一拖数十年，无法妥协。最后南方主张，干脆把“两制论”，变成“两国论”，使南北两部，各成一国，各自分治，各自独立了事。但是北方人民，在林肯总统的领导之下，却要维持美国统一，不许南方搞“分裂主义”，这样一来，南北战争，避免不了，就打起内战来了。结果南方的枪杆没有打出政权来，北方的枪杆维持了国家的统一。

我们中国那时的“参战案”，并没有那么严重嘛。参战与否，也是一二三就可以决定的政策嘛。它之所以变成没完没了的政治皮球者，是踢球的人，醉翁之意不在酒，借题发挥罢了。更惨的则是这场球赛，原也没个胜负的规则，因而它就踢得没完没了。最初双方所争的原是制度上的纠葛，渐渐地就变成二人你死我活、有你无我的意气之争了。

最不可恕的是黎段二人之下，还各有一群趋炎附势、幸灾乐祸、浑水摸鱼的小政客，来推波助澜，把府院两方，拖到毫无妥协余地的绝境。这群环绕着黎元洪，以秘书长丁世峄为首的小政客，是所谓“四凶”[2]；而围绕着段氏，则是以傅良佐最为激烈的所谓“四大金刚”[3]。下节所说的“公民团”包围国会的下流闹剧，就是傅良佐一手制造，而段竟毫无所知也。俗语说，阎王易处，小鬼难缠。他们这寄生于府院之内的两组“小鬼”之间的世仇，竟远远超过这两大“阎王”之间的宿怨。因此双方都把参战案，当成个政治皮球，就踢得没完没了了。

更可悲的是，黎段二人，都还算是正派人士，不是那种心狠手辣流氓式的独裁暴君。正因为如此，他二人都易为群小所包围，听信谗言。黎元洪原是一位每“为左右所左右”的菩萨；而耿直的段老总，号称“刚愎自用”，却每每变成“刚愎他用”（参见杜春和编，《张国淦文集》，2000年，北京燕山出版社，《北洋从政实录》诸篇。张氏湖北人，原为黎元洪的同乡好友，亦为段所信任，在府院之争最激烈时，担任段的秘书长，折冲于黎段之间，深知二人斗争的内幕，所言亦颇多持平之论，值得推荐。还有章伯锋、李宗一主编的史料丛书《北洋军阀（1912—1928）》，第三卷搜集有大量新史料，颇值玩味细读。至于陶菊隐、李剑农等古典巨著，也未可偏废）。

不但要绝交，还要宣战

长话短说。国务院于1917年3月3日由国务会议通过“对德绝交”，而黎总统却于翌日拒绝用印。国务总理段祺瑞，乃以去就相争，并于3月5日，声言辞职，躲往天津私邸，向黎总统摊牌。黎不得已，乃请副总统冯国璋，专程赴津劝说，并怂恿国会参众两院，于14日一致通过《对德绝交案》。可是对德绝交，和对德宣战，还有一段距离。宣战之权既然操诸国会，段总理乃进一步向国会施压，要求国会立即通过《对德宣战案》。国会之内的老国民党系，和进步党分子，这时为着制宪和其他小问题，正在搞“肢体抗争”（且用个目前台湾的政治术语），吵闹不休，对宣战大事，无暇讨论，有意拖延，而迟疑未决。拥段人士，尤其是所谓“四大金刚”乃迫不及待，怂恿段氏于4月25日，在北京召集一个“军事会议”。出席者凡二十余省区的督军、都统、代表等数十人。大会一致通过，拥护政府的参战政策。且派出军人代表晋见总统，并招待国会议员，甚至遍访协约国驻华使领，对宣战案加以大力推动。

军事会议之不足，最荒唐的却是所谓“公民请愿团”之出现，并于5月10日，实行包围国会，强迫国会通过《对德宣战案》。由傅良佐所一手制造的这个“公民团”，实在是个最荒唐、最下流的政治工具。它是一些便衣军警，另加一些用小钱收雇的游民和地痞流氓，甚至乞丐娼妓，总共数千人，自称“公民请愿团”，把国会团团围住，以断绝饮食等下流方式，强迫国会议员，投票通过《对德宣战案》。这种下流的勾当，在当时不但激怒了“反派”人士，连“参派”议员也不以为然。对德宣战，就更难不宣不战了。

“制衡制”在中国的折磨

从这点荒唐小节，我们不难看到，近现代中国的“政治转型”，乃至后来所谓“体制改革”，和今日所谓“民主运动”发展的轨迹。单从外表来看，咱中国佬搞“议会政治”像模像样的，还是民国初年这一段呢。且看：段祺瑞这个搞责任内阁的国务总理，他制订了一个《对德参战案》。首先总统府不同意，他这个国务院就一筹莫展。好不容易，总统答应了，而国会不通过，段总理急得头大如斗，也还是毫无办法。

朋友，这就叫作“制衡制”（check & balance）嘛。所以我的老师，近代中国的民主圣人胡适之先生，那时也正在北京，目睹这一政治情况的发展，他恨铁不成钢，当时也跟着急得头大如斗。后来民初的“议会政治”彻底地失败了，适之老师，为之长吁短叹了一辈子，认为“可惜，可惜”。他后来在美国当难民，还不断地向我回味这段历史。他认为当初国会里那批议员，很多都是一些“了不起的人物”，议会政治，民主政治，和他们失之交臂，真是“可惜，可惜，可惜，可惜”！

笔者这个学历史的学生，当时就曾一再向胡老师解释。人家的议会政治，民主政治，折磨了几百年，其间也是血流如注，人头滚滚的。最后才搞出个可行的制度来。我们中国佬，看人家挑担不重，一下就想照本宣科，哪有这样容易的事体呢？谭嗣同不是说过，变法必须流血？流血就应该从他谭某开始。所以他竟真的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把个少年头颅，捐献出来了。谭氏殉国之后，又已百年，我们的旧法究竟变了多少呢？抚今思昔，足见变法改革之难也。哪里一蹴可几？胡老师认为我这个学生的话，也“不无道理”。但是他还是可惜、可惜地，可惜了一辈子。

事实上，所谓“制衡制”，并不全是洋货。在古代中国自从出了一个权力无限（unchecked power）的大独裁者秦始皇之后，儒家大师们，吃一堑，长一智，其后历朝都有其“内在的制衡制度”（built-in check & balance）。从西汉到清末所实行的“回避制”，便是其中之一。民国初年，这一制度被彻底地破坏了，才冒出许多“不回避”（以自己母省为地盘）的地方军阀来。

汉唐的三公，北宋的参政，都是制衡制度。中国自古读书人秉持传统治术为官，对于马上得天下的皇帝，也是一种制衡，那就说不完的了。因为一个成熟的国家体制，不论是君主或民主，“制衡制”都是必需的。只是现代化的民主政治，或议会政治，特别强调其重要性罢了。

相反地，凡是有独裁倾向的政治领袖（甚至包括二战期间的罗斯福），都是讨厌这种制度的。在咱们中国的政治传统里，也只有秦始皇……才是真正权力无限的独裁暴君。相比，纵是我们所最不齿的“军阀”（像上述的黎元洪和段祺瑞）都还有若干“内在的制衡制度”来加以约束呢。

段总理被黎总统撤职

因此在段祺瑞掌权的初期，老段倒是很忠实于《民元约法》的精神。他所搞的倒确是一种“三权分立”（至少是“两权分立”）的议会政治。但是这种现代化的政治制度，在民国初年，显然是“躐等”了。我们的祖国那时实在太落伍，还不配采用这种先进的政治制度呢（纵在百年后的今日，还是有人认为“不配”呢）。引进西方的制度，躐等了。过犹不及，在历史三峡的“化君权为民权”这一峡内，就要发生“洄水”。宏观历史的发展，就要进三步退两步了。

段派所搞的“军事会议”和“公民团”，既然发生反作用，反段派就益发气焰万丈了。在反对党和愤激的舆论怂恿之下，5月11日，段内阁就发生了“阁潮”，导致“外交总长伍廷芳、司法总长张耀曾、农商总长谷钟秀、海军总长程璧光在一天内先后提出辞呈。内务总长范源廉本来就在家养病，新任财政总长尚未到任（前总长陈锦涛因贪污案去职）。这样，内阁就剩下总理一人，段祺瑞真正成了孤家寡人”（见黄征等著，张宪文、黄美真主编，《段祺瑞与皖系军阀》，页67）。

可是段祺瑞却是个刚愎自用的军人，据说他还是坚持奉公守法，独自一人驰车去国务院“上班”办公。那时去古未远，总理大人一入公门，站岗军警，从前门到后院，都大声传呼：“总理到。”声震屋瓦。全体办公人员，都应声起立，以示恭敬。不幸这次“总理到”时，却因为六部皆空，公门冷落，署内小猫三只四只，显得无限凄凉。段氏却熟视无睹，孤家寡人，独自据案办公，旁若无人。情况十分怪异。

这一笑剧，经人报入总统府，黎总统就为这一消息所误导，再加上“四凶”的怂恿，以为段总理真个成为孤家寡人了。因此一时冲动，竟“为左右所左右”，意图一了百了，乃于5月23日，手令将国务总理段祺瑞“免职”，遗缺由伍廷芳暂代。这一下不得了，这位空头总统，竟然抓到并非空有其头的老虎尾巴，惹出了督军团造反。中央政府尊严扫地，近现代中国，变成军阀横行的下流国家了。

段祺瑞是有其双重历史身份的。

第一，他看来是个现代化议会政府中责任内阁的总理。这个阁揆由于政治失策，个人刚愎自用，被国会投了不信任票；同时也为其本阁阁员所杯葛，成为一个独夫。他那位政敌的黎总统，就想乘势而去之了。

第二，也是黎总统所严重忽略的，则是段的另一个历史身份，却是北洋系军阀和官僚的总头目。他原想做一个现代化责任内阁的国务总理，可是事与愿违，为着自保，他也走回头路，去搬出其北洋系的老班底了。这些老班底，旁观政局，早已为段不平，而摩拳擦掌，勒缰以待，不待段氏之乞援，他们就早已蠢蠢思动。再者，黎元洪和国民党系的政客，原来也是政敌满街的。黎与段决裂，正为他自己的政敌制造机会，群起倒黎。这一来，以后中国的政局，便按照这两条相反的路线，而大开其政治倒车了。

黎元洪把段祺瑞撤职这出闹剧，显然是他低估了段的潜势力，和过高地估计了他自己合法国家元首的权威。前节曾提到，当段于3月5日以去就相争，对黎摊牌时，黎曾一时为之手忙脚乱。怎么事隔不过两个半月，黎总统为何一时又天威大振，竟然主动地把段氏撤职呢？其主要原因是，黎认为段在督军团中，真正的影响力有限，是个银样镴枪头。因为那时把持各省的地方军阀虽有二十多个，并且有个松散的督军团组织，但是这些督军，相互争权夺利，彼此明争暗斗，派系分明。段祺瑞一旦被中央政府撤职，他们未必就会联合起来，为这个落水狗，群起对抗中央。就以段的母省安徽为例吧，安徽省长倪嗣冲，就不是段的死党。倪此次晋京谒黎，暗中对黎有私情请求。但是倪因手中无兵权，只是个空头政务官，对黎无适当的重要性，乃被黎以官腔训斥一顿，诚惶诚恐而去（见上引近版《张国淦文集》，《北洋从政实录》，页170）。

再说原任“安徽督军”的辫帅张勋吧。张勋在民初专任“长江巡阅使”时期，驻节徐州，对黎副总统曾表示十分恭顺。如今他威震东南，曾数次召集各省督军，大开其所谓“徐州会议”，隐然以督军团领袖自居，但是张勋原不是“北洋六镇”出身的北洋嫡系。相反地，他是一贯被段祺瑞、冯国璋等嫡系将领们所歧视的北洋外围。他所统率的官兵，通通蓄发留辫，是有名的“辫子兵”，对前朝故主的宣统皇帝，胸怀愚忠，对有功民国的段总理，却永远阳奉阴违。因此总统只要运用得法，这位貌似菩萨、浑浑而有机心的辫帅，未始不是一张反段的王牌。这样，黎是在与“四凶”详议，加上自己深思熟虑之后，才使出一记撒手锏，把段氏“撤职”的。

从督军造反到张勋复辟

谁知事出意料之外。首先，段在被免职之后，虽因之再度避往天津，但却全力反击，他强调在责任内阁的体制之下，总统所颁任何命令，如未经总理副署，便属非法。因此这次撤去他本兼各职，未经他自己副署的总统命令，原是违法的府令。他自己不曾宣布自撤其职。因此不接受此项府令。

不幸在那时的中国，任何司法辩论，若无枪杆子为后盾，都是空话。黎没有为这件法律问题而改变初衷。他还是命令伍廷芳暂代阁揆，接着又发表老官僚李经羲为正式总理继任人，以便把内阁全面改组。不意就在这紧锣密鼓之际，张勋却在其任所，于5月23日，召开了所谓“第四次徐州会议”。张的原意是乘此时局动荡，策动各省督军，阴谋其拥护清帝复辟的活动。谁知那位黎总统所最不在意的安徽省长倪嗣冲，竟然也乘机公报私仇，首先发难，通电全国，对乱政滥权的黎政府“宣布独立”。安徽既然始作其俑，陕西督军陈树藩，河南督军赵倜、省长田文烈，浙江督军杨善德、省长齐耀珊，奉天督军兼省长张作霖，亦于数日之内，纷起效尤。其后接踵而来的独立运动，竟遍及十三行省之多。各叛将并拟在天津成立“总参谋处”来联合造反。张勋虽未独立，亦致电北京，以中央率先破坏法律，群情激愤，各省势将继续“自由行动”。

国会中拥段的研究系、交通系议员，更于此时火上加油，纷纷离京，以示抗议。北京政府遂陷入严重政潮。这时西南五省（粤、桂、川、滇、黔）督军虽也曾通电表示拥护中央，但是远水不救近火，通电勤王，究属空话。四顾无门，那位原来就是个孤家寡人的黎总统，不免慌了手脚，穷于应付。黎在四处扳请调人，以和缓政局，均不得要领，在此绝境下，不得已乃乞助于张勋。盖以张既非北洋系的死硬派，却是督军团的首领，至今也没有宣布独立。张如肯亲来首都，作诚恳之调停，则政潮或可消弭于无形。黎总统乃于6月初，连电张勋，希望辫帅惠驾北京，共商国是。可是黎大总统再也未想到，他这记电召，却是引狼入室，最后竟弄成个清帝复辟的荒唐局面来。张勋何以要拥宣统复辟，我们还得稍稍温习点清末民初新旧军的“转型”，和所谓“宗社党”的遗老们，暗中图谋清帝复辟的老历史，才能认识张勋这位“辫帅”、“遗老”，在民国史上所发生的反作用。

新旧军转型的一桩“个案”

张勋（1854—1923），字少轩，江西奉新人。幼年家贫，又遭洪杨之乱，父母双亡。他年不足十岁便被迫四处流浪乞食。稍长在湖南当兵，中法战争（1885）时，随军调到云南，曾参加谅山之役，以勇猛过人，立有战功，被迅速提升至中级军阶。随后曾被派携两万元巨款，往上海采购军械。不意他这位大老粗，敌不过十里洋场销金窟的诱惑，两万金瞬即化为乌有。但张勋是条汉子，不愿潜逃，挺身返滇受死。果然在昆明为军法处判处死刑。但是他的老上司，念其功，怜其蠢，乃网开一面，让他以潜逃销案。

张氏“潜逃”往华北之后，投效于宋庆的毅军，参加中日甲午之战，为袁世凯所赏识，乃随袁去小站。迨袁于1899年调任山东巡抚时，又随袁在山东率领地方团队，镇压义和团。据近年所发现之当年山东地方档案所示，这位对袁自称“标下勋”的张屠户，有一日杀义和团五百人的可怕纪录（见拙著民国通史晚清导论篇《晚清七十年》，远流版，卷四，“义和团与八国联军”专册，页67）。

在那个野蛮时代，能心狠手辣、杀人如麻的屠夫，便有升官的快捷方式。张勋经袁世凯的拔擢，至辛亥革命时已位至方面。段祺瑞出任湖广总督时，张居然官拜两江总督。与段氏平分长江中下游，东西遥相颉颃。二次革命战役之后，张军以纪律败坏，被调离南京，改任长江巡阅使，再兼任安徽督军，驻节徐州。徐州交通便利，张乃发起“督军团”之组织，并以该团首领自居。曾四度召集所谓“徐州会议”，拥督军团之集体声势，议论朝政。一时中外闻名，俨然是当时督军团中，最具影响力的军事领袖。

但是张与段的军事背景和政治信仰上，却是绝对的南辕北辙。段是一位德国留学的现代军人，崇拜德国，连服用阿司匹林都要以德制为准。并曾领导诸将领，通电强迫清帝退位，有开国功勋，因此他对维护民国国体，原是生死不渝的。张勋则是一位行伍出身的草莽英雄，对大清故主的皇恩浩荡，则肝脑涂地，没齿难忘。他虽曾奉袁宫保之命，大肆屠杀义和拳匪，但他的政治信仰，却也是“扶清灭洋”，终身无悔也。

新军多半同情维新和革命，旧军却是保皇的死硬派，这本是清末军界的通例。两者之间的冲突，往往是你死我活，各不相让的。李宗仁将军当年在军官学校毕业之后，便属于新派，他告诉我许多当年新旧军人之间冲突的老故事（见《李宗仁回忆录》第四、五章），颇足发人深思。

张勋是属于旧军那一派。他为感念故主之皇恩，不但终身不剪辫发，他所统率的“定武军”，约一万二千余人，也是长辫绕头，从不剃发的。在当年国际旅游史上，“辫帅”、“辫兵”，乃是外人来华旅游的一大景观呢。

据说，张勋在官仪礼节上，对“磕响头”有特别偏好。所谓磕响头者，便是磕头时，以前额触地，磕得叮咚作响，愈响愈为虔诚。忠臣面圣时，往往磕得满头鲜血而不能自已。张勋喜欢的正是这一套。朋友，您说这是胡涂，下流，虐待狂？但是一代有一代的不同风气嘛，“文化大革命”时代，跳忠字舞，把像章挂在肉体上，鲜血淋漓，有何不同呢？您说张勋信仰帝制，崇拜皇上，现代人信仰主义，还不是一样？时代不同，大同小异而已。因此，他段张二人在近现代中国军事转型史里，也代表着两个绝对相反、互不兼容的型态。

张段是军事转型前后期

张勋所代表的是清末，曾经盛极一时，湘淮军的老系统。军中得力官兵，往往不是无知农民，便是江湖出身的死士。所谓“砍掉头，碗大疤”，所谓“头有刀疤，屁股有板子花”，视死如归的草莽英雄（“板子花”，是江湖好汉犯法，被官府打板子的伤痕）。他们所凭借的是血气之勇和实际战场经验。但是这一老系统却只是近现代中国军事转型的前半期的旧军制，是要被淘汰掉的。

段祺瑞所代表的则是转型的后半期，所谓学生军。那是以欧美的现代化军制，由海陆军官校训练出来的青年军官，淘汰旧有湘淮军的老系统。因此他们在陆军中的起步和升迁，是以军校文凭为准。他们是军事专业化的技术人员。专靠血气之勇的时代，已成过去历史。这也可说，是宏观历史发展中的一桩“客观实在”。

因此这新旧两系统在清末民初，军事转型的历史上，相互嫉忌排斥，也是血泪斑斑的（参见上引《李宗仁回忆录》）。首先是湘淮旧军，尤其是缩编以后的淮军，把持了大清帝国的军政，力拒新军的蚕食。但是他们逆水行舟，首先在甲午一战中，淮军旧部被日军摧枯拉朽，消灭殆尽。六年之后，再经八国联军之役，淮军被消灭得了无孑遗，于是就被新建的六镇所取代了。这六镇就是后来“北洋派”的嫡系班底了。张勋不幸，他行伍出身的旧军背景，使他虽攀上袁宫保，却打不进六镇，因此终身只能是北洋系的边缘军阀，始终进不了北洋系的核心。

可是事有跷蹊的是，就在这旧军日趋消灭之时，张勋的辫兵“定武军”回光返照，不但在当时军制中，是一支硕果仅存的“旧军”。辫帅张勋，居然做了督军团的首领。也算是个异数吧。张辫帅效忠大清故主，拳拳以重扶大清王朝复辟为职志。他四次召集“徐州会议”，其真正目的是要说服各省督军，恢复大清，以救中华。各省督军对张勋的一派苦心，也都深有同情，并无强烈反弹（注意：当时纵是南方反袁、反段的军头，像岑春煊、陆荣廷、谭浩明，都有其恋清情结）。这就使辫帅对废帝溥仪的一片愚忠，益发不可收拾了。

其实这种在近现代中国，军制转型期中，新旧之对立，纵在张段之后，仍然不断地发生。在国民党北伐之前，蒋介石之赶走许崇智，改组粤军，讨伐刘震寰、杨希闵；广西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之定桂战争，新桂系赶走老桂系的陆荣廷、沈鸿英等内战，也都是军事转型的一部分。再看张作霖、张学良父子所统率的东北军，老帅是“旧军”的总头头，少帅则是新式军校出身的改革派。他们父子两方的新旧之争，最后竟然弄出个拥护儿子、打倒老子的郭松龄叛变，几乎把老子真的赶出了满洲。

民初段张这两造的对立，是黑白分明得太明显了。所以我们要把他们当成两个个案，多说几句，做近现代中国军事转型史的注脚。

宣统复辟闹剧始末

现在言归正传。让我们再看看，张勋这个忠于大清皇室的旧军头，是怎样搞起复辟来的。长话短说。民国六年（1917）6月7日，张勋在数度电劝黎大总统“解散国会”以息众怒之后，乃亲率辫兵五千，专车北上。但是张没有径去北京，在路过天津时便停下。原来他要在十三省联合造反中心的天津，为清帝复辟，制造点政治气候。有人说，他曾试探过段的意思，而段不置可否，然后他才大胆上马的。但是据张国淦的回忆，段曾明告张勋：“你如复辟，我一定打你。”（见上引《张国淦文集》，《北洋从政实录》，页178）事实上这是故事的两面，并不冲突。原来段张二人，都是不善于搞口是心非、阴谋诡计的直肠人。但是他二人身边，却多的是苏秦张仪和鬼谷子之流。

段派的策士，这时显然是不顾一切地，怂恿张勋及早晋京，干掉黎元洪再说。而张派谋臣，则显然希望宣统早日复辟，庶几他们的老总，也可以爬上李鸿章和袁世凯都坐过的宝座：直隶总督、北洋大臣。随之大家也好鸡犬升天。设有不测，自有长辫子的头颅去引颈就戮，与他们何涉？所以大家就起哄了。因此段张对话之后，段的警告显然立刻就被一些苏秦、张仪所淡化了。

事实上，段氏当时也确实只是个孤家寡人。手边有将无兵，他能打谁？（见下节）张勋这位黑旋风大屠户，显然是被他自己的左右和段的左右说服了。他如搞起复辟来，段是既无此心，也无此力去打他的。所以这个张李逵，不顾一切地干了起来。

6月13日，黎元洪被迫解散国会，张勋乃于6月14日偕李经羲、段芝贵等专车抵京。15日晤黎，商讨重建政府。16日张勋身着黄马褂，头戴红顶花翎，径往故宫跪谒废帝溥仪，请圣安，并恭请幼主复辟。这时才十三岁的溥仪亦盛服接见如仪。他虽只是个十三岁的幼童，但是面谕群臣，议论国事，态度沉着，见识深远，有模有样，殊非诸大臣始料所及。更不像四十余年之后，新凤霞女士笔下，那位颟顸老朽的“皇帝”。

这位英明的幼主，在接见那些老官僚和军阀时，首先以朕躬年幼，当此大事，恐才力不胜而谦辞。诸大臣则力奏，当年圣祖皇帝（康熙），冲龄践祚，还幼于今上，只要辅佐有人，年幼何妨？溥仪骤闻“圣祖”二字，不禁敛容起立，一再自谦：“朕何敢比圣祖？”他谦虚而庄重的态度，使面圣诸大臣，更是赞叹不已，由衷敬服。在辅弼大臣一再跪请之下，幼主始俯允所请，愿意重行登基，君临大清帝国，以慰亿万臣民喁喁之望。但是他也嘱咐群臣，应慎重将事，不可将此御前密谋，告诉“王爷”（他的父亲，前摄政王载沣）。因为王爷胆小，畏首畏尾，可能偾事。溥仪这番话，说得简直不像出诸十三岁的幼童之口。使辅政者更觉得圣上英明天纵，对复辟运动也就更具信心了（据参与者事后追忆，张勋此次“面圣”，确是十分戏剧化的，见冷汰[陈曾植]著，《丁巳复辟记》，载上引《北洋军阀（1912—1928）》，第三卷，页238）。

此后再经过外事人员，向驻京各使领疏通一番，张勋乃于22日专访日使林权助，密谈四小时，以争取日本对复辟之认可。翌日，更遍访各国驻华使节，以争取普遍的国际奥援。6月25日，他更安排李经羲正式出任阁揆，以安定北京政局。6月30日，张再秘密入宫，除与陈宝琛等清室遗老计议之外，并与新近秘密抵京的康有为饮宴密谈。康仍主张仿效英国式虚君实相的君主立宪制，颇不为张所理解。因此二人所谈，并不太投契，其后康遂不能参与密勿云（见同上）。

在一切安排稳妥之后，张辫帅乃择定吉日良辰，于7月1日清晨四时，率领康有为、劳乃宣等清室遗老，及陆军总长王士珍、步兵统领吴炳湘、首都警察总监江朝宗等数十人，恭请废帝溥仪，于故宫太和殿升座复辟。并改元，以中华民国六年为宣统九年。这出清帝复辟的活剧，就在张亲自导演之下，正式地礼成了。

随后且由皇帝陛下，御诏封黎元洪为一等公，张勋、陈宝琛、王士珍等为内阁议政大臣。张勋兼任直隶总督、北洋大臣。冯国璋为两江总督、南洋大臣。陆荣廷为两广总督。其他官职，也各有其选。随后乃由张勋、王士珍等领衔通电，将此项喜讯，布告全国，通报世界。因此，亡了六年的大清帝国，在一日之间就蓦地复活了。

此时新皇既然登基，临朝主持帝国大政，当时有的议政大臣竟主张立威，将黎元洪杀头，以谢天下。并拟具“圣旨”，恭请幼主“用宝”（盖印），事为新皇帝“三请三斥”而作罢。足见这位小皇帝，颇有帝王资质，殊不平凡也（见章士钊著，《张勋复辟记》，同上书，第三卷，页254）。

马厂誓师，收京讨逆

这幕复辟活剧在7月1日清晨上演时，黎元洪于前晚深夜始得知确息。深恐为帝制派劫持劝进，黎大总统乃夤夜逃往东交民巷，希图在法国医院暂避烽火。谁知该医院以夜深，虽总统亦不纳。黎乃改投日本使馆，请求庇护。黎与随从计议之后，乃于翌日电请时驻南京的副总统冯国璋为代理总统，起兵讨贼。另免去李经羲国务总理职，发表段祺瑞复任国务总理，嘱其火速率兵返京、定乱、讨贼（密派专人通知之外，并在上海发布公报）。

张勋这幕闹剧，演得太荒唐了。消息一经公布，老张立刻变成过街老鼠，人人喊打。不用说孙中山和西南五省，早已摩拳擦掌，计划乘势兴师北伐。但远水不救近火。其近水楼台，讨张最有效力而方便者，那就企望于在天津蓄势待发的段总理了，可惜这时老段孤将无兵。其时京津一带虽不无少数零星部队驻防，但是自从袁世凯死后，王纲解纽，将专其兵，兵为将有。部队多半变成了带兵官的私产。谁也不情愿自告奋勇，为空头民国和数千的辫子兵一拼死活。

老段在四顾乏术之时，忽然得报，驻防在京津之间的马厂，还有一支人数众多的陆军第八师。师长为李长泰。但是李是否听话，则殊不敢必。后经人献计，李长泰对民国虽无特殊的忠荩之忱，但李某惧内，其夫人倒颇可动以利害。经识者疏通，果如所传。李长泰既遵阃令，效忠民国，并愿听命于国务总理兼陆军总长，段乃单骑驰入马厂，用句古语，便叫作“夺其军”。段氏既有一师之众，就可以号召零星部队来归。加以原在北京的步兵统领吴炳湘、警察总监江朝宗，均系旧部。段既手上有兵，他们也就服从命令，里应外合了。

段氏起兵讨张，既如此得心应手，遂正式组织其讨逆“共和军”，自任总司令，于7月4日誓师马厂，通电讨贼。此处值得一提的是，这一通掷地有声的讨逆反帝通电，竟出于才子梁启超之手。而在北京附逆，被讨的帝制派、保皇党的中坚之一，却正是梁某的老师，保皇旧党的党魁康有为也。梁氏大义灭亲，亦是当时再造民国史上一篇佳话也。

复辟君臣的末路

1917年夏季，共和讨贼军的段总司令，在马厂誓师之后，便率领三军直趋北京。沿途设防的辫子兵，全无斗志，一触即溃。北京城内外，其他驻防军警，则相率附义如仪，服从总理节制。段军师长李长泰、陈光远，旅长冯玉祥、吴佩孚、王承斌，于7月12日，兵不血刃，长驱直入，光复北京。张勋遁入荷兰使馆。宣统皇帝则于13日，第二次下诏退位。段祺瑞总理乃于14日，率大批讨逆大员，凯旋首都，“再造民国”。黎总统亦于同日离开日本使馆，返回官邸，并立刻通电宣布辞职。遗缺由尚在南京的代总统冯国璋转正。这一来，那纠缠了一年多的府院之争，至此乃正式结束。北京就是段派的天下了。

再回头看看，张勋复辟这出滑稽剧。他老人家和幼主，从头到尾只表演了两个星期（1917年7月1日到7月13日），却搞得民国二度死亡，国会解散，总统退位。那时北京如没个帝国主义者霸占的东交民巷，我们真不能想象黎大总统和张辫帅，要躲到哪个胡同里去呢？据报，当张勋知道大势已去，曾上表幼主，恭请“开缺”。十三岁的幼主，览奏泪如雨下，奏折尽湿，实在也是怪可怜的。张大臣复辟失败，据说原是预备尽忠殉节的。当他左右力挽荷兰使馆的洋朋友，驰车前来解救时，张辫帅把辫子一甩，力拒登车。幸好这辆荷兰汽车的司机，是个德国大汉，他伙同荷兰保镖，二人把张辫帅连辫子一道，抬入汽车。张大臣不得已，才中止了他的殉节之志，又苟活了十来年，才随同先朝诸帝，颓然而去，也是愚不可及的一代遗老吧。较之陆秀夫，又何多让哉？中山闻之曰：“文对于真复辟者，虽以为敌，未尝不敬之也。”（见《国父全书》）国父之言，真是深得我心。

思想转型杂乱的实例

梁启超原是力倡君主立宪的保皇巨子，何以这时忽然又变成反帝英雄呢？这儿我们得从“转型”二字说起了。转型原是一转百转的。思想转型，便是其中极其重要的方面之一。梁某是位博学多才之士，对新旧思想接触之广泛，时人鲜有其匹。因而在不知何择何从之间，就经常发生，如他自己所说的，“今日之我，与昨日之我挑战”的现象了。您说，梁启超是个特殊的例子吗？非也。这是那转型期，知识分子的普遍现象也，各人多少不同而已。

那时国人，由于对固有的思想和生活方式，发生了怀疑，因而对外来的思想和生活方式，就发生了择善而从的心理了。有原则、有思想的正派人士，对不断涌现的外来思想，和不同的生活方式，择善而从，眼花缭乱之余，不免就要发生今日之我对昨日之我挑战的现象了。没有原则，不忠实于自己人格的人，就难免要唯利是图，趋炎附势，而变动不停了。这种人就是所谓变节无耻的小人了。

笔者在拙著《晚清七十年》论“戊戌变法”中，对梁曾颇有论列。他在青少年时期，中举之后，被个康秀才老师，一日之谈所启发，竟然尽弃所学而学焉。终至康梁并列，成为保皇党的伏龙、凤雏。康老师由于多种主客观条件的限制，其思想永远在原地踏步，终身不改。梁学生则不断接触外来思想，今日对昨日不断挑战，民国后他一反青少年时期所笃信的“君主立宪”思想，而改从民主共和了。这也可以说是此一时也，彼一时也，师生时代不同吧。

梁启超之外，我们还可看看，和他同时代的其他知识分子嘛。杨度原是策动袁世凯称帝的六君子之首，大大的一个帝制派。您可曾想到，他晚年竟然加入了共产党。他那样的转变，吾人搞历史的，不可轻率地便以“投机”二字，一笔带过也。再看蒋介石，他在北伐前期，曾面对美国记者，痛斥基督教的“伪善”。曾几何时，蒋却变成虔诚的基督徒。您也可以说，蒋是为着要讨个新式老婆而“伪善”一番，事实也非那么简单也。

再看最近谢世的张学良，他是在中国推动“法西斯主义”最早的、最高级的和最重要的领袖之一。曾几何时，他又向第三国际申请加入共产党，并痛诋蒋介石“太洋，太右”。及至被关起来了，他又大搞其佛学。佛学不搞了，又和赵四大信其基督教来，连“西安事变”都认为是“上帝安排”的。我曾劝少帅，把历史真相留下来。他夫人不同意，他也跟着叫说，有什么好留的？“一切都是上帝安排好的嘛。”您说这叫作信仰呢？还是叫作迷信呢？

站在杨度、蒋介石、张学良对立面的，那就是康有为、张勋这一类的人了。他们抱着一个教条打滚，至死不渝。海枯石烂，都要“信仰”到底。笔者在多种拙著里，就曾一再提过，康有为迷信的图腾是一匹“公羊”。张勋所最爱向其磕响头的，则是一个十二三岁的满族娃儿，“宣统皇上”。他三人对这三种图腾的顶礼崇拜，虽颇有不同，却都是一分不让的。但在一个思想上发生了王纲解纽的情况之下，他们各自迷其所信，和误人误己的心态，则是大同小异的。这是个时代现象，在咱们那个新旧思想杂陈的历史三峡中，是很普遍的现象啊。但是在一个一切有定型常规的国家里，就不是如此了。

笔者在1940年代留美的初期，曾和几十个华裔男女同学，共同接受美国几十家中产阶级基督教家庭的招待住食，至数月之久。我发现这几十家美国人的生活方式、政治社会文化思想和价值观念，简直是一模一样，找不出不同的语言来。而我们自己接受招待的几十个华裔男女青年的生活方式，和政治社会文化思想，以及价值观念，却各异其趣，各说各话，彼此之间往往大有不同，使我们的居停主人，对我们这些来自东方的古怪年轻人，大惑不解。

这一现象，朋友，其实没啥费解也。他们是住在一个一切都有个“定型”的社会里，彼此有其共同的语言，一切都有其一致性。我们来自中国的这批宝贝，在生活方式、政治社会文化思想和价值观念上，尚处于高速转型的状态之中，各说各话就是必然的现象了。这就是我个人十分相信的，我们要把这个各说各话的转型期，逐渐地搞到生活思想，渐渐趋向一致的“定型”（书同文，车同轨，行同伦）。等到我们也搞出个过得去的“定型”，转型结束，就天下太平了。

再者，我们转型后期的一些华裔高知，自命为自由主义者，现在自觉时髦了，竟然不时做了洋人的尾闾，反对我们自己的所谓“民族主义”。杞人忧天，言之凿凿。问题是：根据吾人在西方五十余年的观察，美国的白种公民自动自发的民族主义，远非我们华人所能望其项背呢。这次“九一一事变”之后，我们华裔，虽然也跟着在车上悬挂国旗。但我们哪能和白种公民的虔诚相比？

我也记得，十多年前，老美打波斯湾战争时，大家悬挂黄色丝带的往事。见那种黄带如潮，和今日的花旗似海，始觉得这才是真正的、格调极高的民族主义。我们中国人所搞的，那一丁点小儿科，还未脱离丑陋中国人的阶段呢。民族主义云乎哉？自我脸上贴金罢了。再看看那日益团结扩张的欧盟（EU），朋友，他们白种民族的民族主义，今后可能还要统治地球五百年，而不稍让呢。我们五分钟怒发冲冠的民族主义，算个啥？自命清高，自命世界化的华裔士大夫们，未免太自我膨胀，自以为是了。

再造民国，一切从头来起

黎元洪、张勋一时俱去，北京剩下个段总理，又作何打算呢？吃一堑，长一智，在段派的算盘里，那个专肆捣乱的国会，是不能再有了。尽管南方各省，乃至全国舆论都在叫嚣，要恢复国会，段老总是充耳不闻了。但是民国既有个总统，也有个总理，怎能没个国会呢？可是将来的国会，只能听话，不能遇事捣乱，才是个正常的国会嘛。段祺瑞和他的策士们，经过了多年的折腾，这下才恍然大悟：要组织国会，就得组织个“御用国会”。国会议员，只许听报告，举手赞成，不许捣蛋，就庶几乎天下太平了。

其实这项从实践得出的真理，原始发明人是袁世凯，而不是段祺瑞。袁世凯在搞垮“民元老国会”之后，本来就要再组织一个御用国会，来听他指挥。不幸这个御用国会还未组成，袁就和他的皇帝之梦，一道死掉了。

附注：老国会始会于民国二年（1913）4月8日。同年11月15日，因袁驱逐国民党议员，被迫闭会。袁死后，老国会于民五（1916）8月1日复会，至民六（1917）6月13日，黎元洪为张勋所迫，明令解散国会。复辟失败后，段祺瑞“再造民国”，乃拒绝恢复旧国会。

这次民国再度死亡，段在“再造民国”之后，就轮到他来组织五千年中华通史上的第一个“御用国会”了。段祺瑞的御用国会，虽然还不太成功，他后来的接班人，再继续加以改良，就大派用场了。

朋友，您能说，三权分立的“制衡制”，没有其若干真理吗？但是要把这套本领学会，非两百年不为功也。咱们军阀时代，在历史三峡中转得几转，画虎不成反类狗，历史三峡之水，竟开始回转倒流。结果弄得无数知识分子和士大夫阶级，寡廉鲜耻；可怜老百姓、小士兵，也就人头滚滚，言之可叹了。

话说回头，段祺瑞那时拒绝恢复老国会，一切从头来过的耍赖政策，其背后最大的智囊，不是旁人，却是名满天下的梁启超也。段祺瑞当时那个皖系的军阀集团之内，还找不到像梁举人那样的高级参谋呢。

根据梁启超政治逻辑的发展，这时才不过六岁的民国，已经猝死过两次了。第一次是袁世凯称帝，民国死了八十三天而复活。这次张勋复辟，民国又死了十三天，又再次复活了。既然死而复生，则一切典章制度，都理应从头来起。但梁氏认为，既然恢复民国，则民国赖以生存的《民元约法》，则不可废。这也是当时南北一致的意见。现在民国复生，则民国的一切的典章制度，就得按民元“开国”的旧例，一切复活起来。但是那个已丧失其作用和尊严的“民元老国会”，既已解散，却不应该让其复活。

如何从头来起呢？老段、老梁就认为按民元旧例，应由全国各省区自行选送二三代表来京，先行根据《约法》，组织个“临时参议院”，来代行国会所应有的职权，改组政府，制定《宪法》。然后再由宪法取代《民元约法》。再按宪法由各省重行选举国代，来组织正式“国会”。因为制宪和另选国会，都是百年大计，有待仔细琢磨，现政府的当务之急，则是组织个和民国初年一样的“临时参议院”了。

这一政治逻辑，显然是经过梁和段派策士详议之后，始由梁启超执笔，撰成通电文稿，才用国务总理段氏之名，于1917年7月24日，通电全国，再由北京政府明令执行。这就是那篇当时百祸之源的所谓《敬电》了（“敬”是24日的代日韵目）。这篇《敬电》，根据《梁启超年谱长编》所记，是梁氏起稿的，其内容显然就是他的智慧财产之精华了（“敬电”全文，见上引《北洋军阀（1912—1928）》，第三卷，页296—297。载自《东方杂志》，第十四期，第九号。当时中国主要报刊，均曾刊载。外国媒体，乃至国家密档，亦有节译或全译）。

梁启超政治智慧试评

梁启超是胡适出现之前，在近代中国思想界影响最大的人物。晚年虽然与北洋系军阀合作，他显然也是想借北洋系的权势，来推行他自己的政治理想的。他这次和段派合作，反对恢复国会，而要重行建立人数较少的“临时参议院”，这项政治设计，如果不出于卑鄙的政治投机，是否也有若干可取之处呢？我们在八十年之后，爱人以德，虚心地翻查百年旧史，是否也能为这位前辈思想家，找出点由实践所检验出来的真理呢？

第一，从近百年政制转型的史实来回头检讨一下。辛亥革命之后，全国朝野都把“共和政体”，也就是所谓“议会政府”，看成一种天经地义的制度。其实这一制度，不但在当年中国，纵是在目前中国，都还是无法实行的理想。因此，在民国初年，几乎所有最重要的政治纠纷，都是从这个躐等引进的、不切实际的西方制度所惹起来的。迟至21世纪，还不是有人在说中国如实行西方议会政治，十二亿人口都要挨饿？

台湾呢？宋楚瑜先生不是也在问，今日台湾的制度，是“总统制”、“内阁制”，还是“乱七八糟制”？（见《世界日报》美东版，2001年11月5日，A4版）台湾政坛元老赵耀东先生，提起台湾现状，不也是“老泪纵横”，认为“台湾的民主，根本不是真民主”（见同上）。今日两岸情况尚且如此，那么八十年前的中国，还用说吗？所以民初的国会，弄得天怒人怨，实在也是它本身有缺憾，不可全归罪于军阀们的。

第二，议会政治搞不成了，在那时代，似乎就只有回头再去搞帝王专政，或个人独裁了。所以袁世凯要称帝，张勋要复辟，孙中山要搞“盲从领袖”和“个人独裁”。因此袁世凯的美国宪法顾问古德诺教授才建议，与其搞最劣等的“非承继式的独裁制”（像后来的法西斯），倒不如搞“承继式的独裁制”（干脆做皇帝）之为佳也（见拙论古德诺专章，载民国通史北洋政府篇《袁氏当国》专册）。

第三，中国除掉搞“议会政治”和“独裁政治”之外，有没有第三条出路呢？路是人踩出来的；真理是实践出来的。梁启超辈有心人，显然就想，试试这既非议会政治，也非个人独裁的，第三条路的中间路线。它虽然不如先进的议会政治，但却优于反动的个人独裁。这第三条路，在现代政治学里，原有个专用名词，叫aristocracy，老的汉译叫作“贵族政治”，我们可试译为“集体领导”，或“精英专政”。事实上，在打天下时代，和改革开放后（1979年至今），所搞的就是这个制度。二者都是成绩斐然的。这至少表示，它在政治转型期中，是个暂时“可行的制度”嘛。

可惜在国民党的“百年老店”里，老K就始终未尝有过这种“集体领导”的经验。在上一世纪的20年代，汪、胡、蒋原有其三雄集体领导的契机，不幸这契机，未经掌握，一纵即逝。蒋中正先生在我民族史上，功高不赏，两千年来，初无二人，而他老人家最后竟弄到不能埋骨故土，就是他搞一人独裁的后遗症所致也，实在是十分可悲的。

话说回头，梁启超要作帝王师，他那时显然是想利用段的声势，把中国推向这个“集体领导”的中间路线吧。可惜他一介书生，手无寸铁，影响力极其有限，而他本人且久处酱缸，身有余臭，就号召不起来了。这也是政治转型初期，免不了的现象吧。我华族在民族翻身史上，该有如此折磨，夫复何言！

从宏观视角看黎段在争些什么

让我们再回头看看，我们的黎大总统和段总理在争些啥子？

在那个“袁后时代”，他二人的工作关系如何界定，就只有依靠《民元约法》之中的几十个字了。《民元约法》原是革命先烈宋教仁在一夜之间草就的。府院两造对这几十个字的意义，焉能没有歧见？啥叫法治（制），两个老军阀的木石头脑，都是搞不清楚的。所以在黎段联合当政时期，北京政府变成个既非“内阁制”，也非“总统制”的非牛非马的政府。此即当时派系斗争的最大的乱源所在了。

按政党政治国家的常规，在内阁制的国度里，一般内阁总理或首相，照例是由国会中多数党领袖出马来组其政党政治的责任内阁。可是在中国这一制度就不按理出牌了。段祺瑞没个政党，他做内阁总理，是靠他在北洋系里的元老声望和潜势力。

北洋系不是个政党。它是个辛亥前后，以袁世凯为精神领袖的北京政府中的老政客、小和尚，和老北洋六镇与衍生支派中，高级军官相结合的历史共同体。在这个无形的北洋系之内，段祺瑞和冯国璋二人，是最有声望和实力的两个军政领袖。他二人所倚靠的，都是门生故吏对他们的拥护。因为北洋军阀，很少不是他的门生；北洋政客，也很少不是他的故吏。老段就凭这前朝残余的潜势力，坐上北洋政权的第一把交椅。在袁世凯死后，北洋系就变成以冯段为首的两头马车了。他二人底下的门生故吏，难免各有所偏。后来就逐渐形成直皖两系了。

至于在当时北京政坛上，纵横捭阖的大小政客，再从大党变成小派，那就看政治上的实际需要了。像段祺瑞这样的实力派，却没个自己的政党，国会内外的政客党人，就要组织个精密的政治社团，狐假虎威，来拥段自重。这便是当时最活跃的“安福俱乐部”了。

意气之争和黎段其人

首先，他二人闹的是极其无聊的意气之争。但你却不能小视这种政客之间，最无聊的意气之争的时代和文化背景。这也是个政治文化社会“转型中期”的特有现象也。按《民元约法》，北京中央政府所实行的是所谓“责任内阁制”。总统只是个荣誉职位，政府的真正首脑是内阁总理。按法律，他二人的关系原是英国女皇（伊丽莎白）和首相（丘吉尔）的关系。在英国，他们搞革命，搞复辟，搞了几百年，最后才能搞出个制度来，而相安无事。朋友，美国的布什（George Walker Bush）、高尔（Al Gore）的政权之争（详下节），之所以能匕鬯不惊，和平解决者，这是他们几百年才磨炼出来的所谓“英美（政治）传统”（Anglo-American tradition），非一朝一夕之功也。

我们的老黎、老段搞“责任内阁”，才搞了几个月，您怎能对他二人解决政治问题，有“匕鬯不惊”的奢望呢？二人之间的面子和意气都太多了。怎能不“斗”一下呢？因此，单说意气斗争这一项，细说从头，就说不完了。笔者在《袁氏当国》的末章，曾略叙原委，这儿就不再噜嗦了。

不过我们要知道，黎段二人不但在民初军阀之间，算是具有现代知识的军人政客（他二人都是很有成就的欧洲留学生，参见哥伦比亚大学所编的《民国名人传》），纵与后来的两党的党魁们相比，黎元洪、段祺瑞二人，都还算是开明宽厚，而识大体的政治家和民族领袖呢。黎原有“菩萨”之名；段也以刚正而“素有廉洁之美誉”（参见黄征等著，张宪文、黄美真主编，《段祺瑞与皖系军阀》，1990年，河南人民出版社，页41。注意：这是大陆上最近出版的新书。段氏享此“美誉”，应该含笑九泉）。虽然他二人也跳不开转型中期，半新不旧的政客，所丢不掉的文化包袱和时代烙印。

且说点他们私生活上的小事，以举一反三：段祺瑞一人便公开地讨了五个姨太太，试问哪个号称现代化国家的国务总理，能享此艳福呢？这就是社会文化转型程序中，“中期”与“晚期”之别了。转型中期的政客，他们还可以搞搞多妻制，不搞白不搞。到“晚期”就不能再搞了。且看今日台湾的当政诸公，偷鸡摸狗都不敢碰，何也？这就是社会文化转型的“晚期”与“末期”之别了。晚期还可躲在深宫永巷之内，去偷鸡摸狗。到“末期”，政治就逐渐“透明”了，国家监察制度逐渐完善，正当的媒体报导也逐渐放宽了，甚至专事搜寻贪污腐化新闻的“扒粪队”（muckrakers），乃至专找刺激故事的“狗仔队”（paparazzi），他们利用新闻自由，就更是无孔不入了。在他们钻隙之下，政治社会名人，都成为玻璃水缸里的金鱼，和熊猫馆里的熊猫，日夜都在社会大众监督之列，他们的私生活就不一样了。

笔者试举这种“老妪能解”的最简单的实例，来帮助解释那最玄妙、最不易说明的社会文化转型的现象。社会文化之从中古、近古，渐渐地转向近代、现代，是一时不停的。也是潜移默化的，是肉眼不易觉察的。虽然历史三峡之内，多的是洄水、漩涡、逆流，但是三峡之水，无不东流，潮流永远是前进，非人力可以倒转也。我们试举出个像上述讨姨太太的小事，就一目了然了。

笔者就这样主观的，对黎元洪、段祺瑞这两位历史人物，臧否一下了。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朋友，不信您就从两党的领袖名单中，找几位出来比一比嘛。相比之下，我想很多贤明的读者，是会和在下有相同看法的。

人事和利害之争

再者，中山说得好，“政治是管理众人之事”。政坛之上，没有真正的“单干户”。其大则有帮有党；其小则有婢仆妻妾，马弁副官，幕友智囊。在两千年的传统中国的衙门里，一衙之主是“老爷”。老爷照例是不亲细务的。为老爷大小细务，上下一把抓的，照例则有个“二爷”。这在国民党时代，便是什么“侍从室”、“秘书长”、“幕僚长”、“总务长”一类的建制。在专制时代的宫廷之内，那就是高力士、李莲英、小德张一类的太监了。

干这种“二爷”工作的，不用说都是些最为精明强干的人物，当然更是“老爷”最最信任的心腹股肱。因此，时在“转型中期”，以黎元洪、段祺瑞为首的总统府和国务院两大衙门，自然也各有其“二爷”。前文已言之，徐树铮便是段氏国务院内，总揽一切大小事务的二爷。而孙洪伊则是黎总统安插在国务院内的“心腹”。国务院内有了他，则国务院对黎总统来说，那就是个无事不可洞察的水晶球了。

作这种“心腹”和“二爷”的人物，不用说都是极其精明强干的幕僚人才，是那些只管大事、不管小事的老爷，所不可一日或缺的贴身助手。当然他二人也是两个最善于狐假虎威，也最善于为老爷背黑锅、当恶人的风云人物了。

我国的俗语说：“阎王易处，小鬼难缠。”有时小鬼与小鬼之间，发生了纠缠，彼此原本十分友好的阎王之间，也会因之发生弥补不了的裂痕，而不可收拾。笔者在论袁的专著，就曾细说过徐孙之间的人事问题，而引发了黎段之间的府院之争。再强调一下，搞政治是没有什么真正的单干户。小徐和老孙，也各有为政治利害，而依附于他们的党羽。这一来黎段之间的“利害之争”，也就说之不尽了。

无法解决的政策之争

本来，在一个中央政府之内，两派政客，为着某项政策，而发生争执，是最正常不过的事了。在古今中外，任何政治体制中，都是不免。只是在一个有定型制度的国家里，这种政策之争，都是有其正常的、制度性的解决方法，来加以解决。可是在个转型期的中国，没个固定的制度来加以仲裁，它就变成政治死结了。

老实说，在寻找这项解决办法，我们的国共两党，磨炼了大半个世纪，笔者个人大胆推测，大致还要再磨炼四五十年，海峡两岸才能建立一个真正能解决问题的制度来。在民初军阀年代，当然就是政治死结了。

这一死结，差不多已过去一个世纪，今日的史学家才能看出，它原是一个历史上的“客观实在”，在那个转型前期军阀年代，是没有解决方法的。黎段二人解决不了这纠纷，实在也怪不得他们。朋友，那是个转型期的死结，解决不了，虽贤者不免，怎能厚责于两个“军阀”呢？

既然民国不如大清，我们也就想到，共和不如帝制，民主不如独裁了。因此我们的杨度，乃至孙国父中山先生也就想到，还是秦始皇那一套，最适合中国的国情。可是，如果我们搞来搞去，最后还回到秦始皇的老路上去，那还要革啥鸟命呢？

斗争的类别和解决的方法

老实说人就是人，不管是洋人、华人，他（她）们都是具有七情六欲、极其复杂的脊椎动物。尤其是那些最欢喜搞政治的脊椎动物，聚在一起，为着政治利害，就必然要斗个你死我活。人与人之间的友情，乃至国家民族的利害，对他们来说，就是屁话了。想起了我的前辈老友，李宗仁将军所谈有关国民党内政治斗争的那一句极有趣的“桂林官话”。他说：“在大家斗到白热化的时候，哪还想到什么国家民族啰！”这是那位诚实的李宗仁先生，向我所说的最诚实的话。

美国的杜鲁门大总统，不也说过：“你如在华盛顿想交个朋友，那就只有去买一条狗。”换言之，若论人情厚薄，则华府的白宫内外，和国会山庄上下的八千政客，都不如一条狗也。华府如此，北京、南京就不然哉？朋友，人就是人嘛，不管是洋人、华人，今人、古人，大同小异而已。

但是话说回头，这些万千政客，究竟在闹些什么呢？社会心理学家，和事后才知的历史学家，大致可以把他们所争之事，分为数类：一为最普通也是最无聊的，盖为个体之间的意气之争；其次则为人事之争；再则是公私利害的权力之争；最高级的应该是政策之争，这就包括党的所谓路线斗争了。朋友，这是古今中外，世界政治圈内的通病。当年的黎段之争，也没有跳出这四大范畴呢。

只是这种政治斗争，在一个现代化的国家里，有个斗争双方都能一致服从的解决办法，是谓之法治。法治不一定公平，但是法治可以解决问题。君不见近在目前的美国大选，共和党的布什和民主党的高尔，为着在佛罗里达一州的几百票之差，而僵持不下，最后只好由联邦最高法院开庭来加以仲裁。仲裁结果，竟以一票之差，而底定了共和党的天下。那文化低劣的“德州牧童”布什，当上了“少数总统”（minority president），而得选民票多数的民主党候选人高尔，竟然落选。使投票占多数的选民，气得嘴歪头大，但是还不是接受了这项法治仲裁的事实？终使美国政权依法易手，世界政局也为之大变。此事如果发生在当年的苏俄，那孟什维克（少数）与布尔什维克（多数）之争，岂能凭法官一票而决？

但是法就是法，坏法虽坏，究胜于无法无天。根据美国宪法，最高法院有此仲裁权力。它虽然仲裁不公，但可以解决问题。由最高法院用投票方式来加以判决，究竟比用枪杆或红卫兵来解决政治问题，要文明得多了，老百姓省下多少性命，这就是法治国家的好处。朋友，就凭这一点本领，你能说，美国不应该做现时代的“世界警察”？

帝制转民治急不得也

本篇我们所要讨论的原是黎段二人的“府院之争”嘛。怎么又把国共都请出来，陪斩一番呢？朋友，这就叫作比较史学，叫作效验明时方论定。我们如不请出来比较一下，专谈黎元洪、段祺瑞的斗争，读者可能就认为，那是单纯的“军阀现象”了。把他们汪、胡、蒋，甚或李登辉、陈水扁，都干脆搞到一起来比比看，我们就知道，这不单纯是个军阀的问题，党棍的问题，而是一桩近现代中国，“政治社会文化转型的大问题”之各阶段而已。这也就是所谓宏观史学吧。

更确切一点地说，从政治制度的转型来看，那就是，从传统的“帝制”，慢慢地转向“民治”；从传统的“人治”，慢慢地转向现代西方型的“法治”。这项转变，工程实在太大了。但是这一转型程序，我们今日回头看过去，也是阶段分明的。

“辛亥革命”就是这项从帝制转民治的一个重要阶段，它至少把“皇帝”这个政治名词给转掉了。名词之外转的就不多了，袁世凯做总统的独裁权力，比皇帝还要大。但是在转型过程之中，他再也不能顶用皇帝这个头衔了。袁氏不明此理，他还要恢复这个头衔，开倒车，他就遗臭万年了。

因此在近现代中国，从帝制转民治的“转型史”上来说，袁世凯时代，我们只转掉一个“皇帝”，其他转变甚少也。

不过，朋友，从一部近现代中国之转型史的整体来说，请稍安勿躁，通过这条历史三峡，是急不得的，过急是会翻船的。

现在话说回头，我们只要把20世纪的中国政治史宏观地温习一下，如上几节之所述，我们就不会厚责于黎元洪、段祺瑞那伙“军阀”了。他们在这条历史三峡里，也只是较早的一个阶段而已。明乎此，我们对中国近现代史里的一切难题，就可以像“庖丁解牛”，迎刃而解了。

从政治制度的转型来看，那就是从传统的“帝制”，慢慢地转向“民治”。这项转变，工程实在太大了。但是这一转型程序，也是阶段分明的，“辛亥革命”就是这项从帝制转民治的一个重要阶段。

人治转法治同样困难

再者，从帝制转民治，还有个同步进退的舞伴。他俩必须同步转变，不能一个转，一个不转。这个舞伴，便是“人治转法治”。从帝制转民治，一定要和从人治转法治，同步转动。二者不同步转动，这个舞就跳得不像样了。甚至干脆停舞出场，跳不成了。原来帝制是一个人的独裁专制，全国大事，全民休戚，由当皇帝的一张嘴说了算。他金口御言，句句发金光，一句顶一万句。全国大众，唯命是从。可是在民治时代，再没有任何人，能搞啥金口御言了。国家大事的处理，全民休戚的保障，全民都有份。大家七嘴八舌，解决不了问题，那么，大家就依法行事。法律之前，人人平等。没那个杂种，可以一人说了算。至于如何立法，则全国老百姓，人人都有个代表，能参加立法。一法既立，则人人都得依法行事。斯之为有“法制”；斯之谓“法治”。

近年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民主法治（制）”的口号，被叫得震天价响。笔者每在拙著里，要颠倒其次序，而改叫“法制（治）民主”，何也？在中国近现代的历史三峡里，先要把法制弄好，然后才能谈民主和民治。盖搞民主政治，守法实为第一要务。有法未必尽善，有的法甚至其坏无比。但是坏法也胜于无法，守法与无法，则更是文明与野蛮的分野了。

但是，亲爱的同胞们，守法二字的经纬大着呢。不客气地说，你我也都是不爱守法之人，开车闯红灯，被警察抓到了，一肚皮气，要发泄呢。终于低声下气，领了罚单，非心甘意愿也。法律之前，不敢反抗也。我记得以前在祖国时代，有个小朋友学开车，被警察抓着了，他只轻声告诉那警察他爸爸的名字，警察向他敬个礼，就挥起白手套，让他专车前进了。子仗父势的儿子尚且如此，有特权的爸爸，那还得了？儿子小人也，开车小事也，无关宏旨。但是爸爸是党国要人，干的是党国大事，这种国家，就不配自称为国家，只能算个部落了。朋友，咱们中国人，搞革命，搞现代化，搞了几十年，最后竟然退化成为一个第三世界的部落。人治转法治之难，盖可思过半矣。

目无宪法的实例

读者如不惮烦，让我们再搞一点比较史学：国民党不幸，在“行宪”之初，就搞出“总统引退”（1949年1月）的事故来。按现行宪法，总统蒋中正因故不能视事，副总统李宗仁理当依法继任，为（正）总统。可是退休总统，却只许继任总统做“代总统”。老李不干，非做“正总统”不可。他的老友，手握重兵的白崇禧也劝他：“要做皇帝，就做真皇帝。”老李因而坚持要做真皇帝。可是他的“秘书长”，同时也是蒋公当年曾托妻寄子的老友吴忠信，却劝他说：“您现在还要吵什么代不代呢？您身边的卫兵都是蒋先生的人。”（见《李宗仁回忆录》第六十五章）老李一听，此话有理，就不吵了。此事给书酸子胡适知道了，他大为老李不平，硬是要叫他“李大总统”，不叫“李代总统”，叫得我们“代总统”飘飘然，认为究竟胡适懂得宪法。

后来刘少奇竟以国家元首之尊，就那样无法无天的被虐待侮辱至死，而死得那么惨。无他，人治转法治，比帝制转民治，还要难上加难呢。

我们举这点小例子，让大家来比较比较，就知道从人治转法治是多么困难？稍微温习一下历史，我们就不能厚责于黎元洪和段祺瑞这两个“军阀”了。

意气之争加人事纠纷

总之，在民国初年的中国还不是个法治国家，因此，黎大总统和段内阁总理之间的行政关系，在法律上本来就搞不清楚。纵使搞清楚了，也不会有人遵守。加以他二人之间又各有强大的党羽，和无限的攀龙附凤的文武官吏，蝇营狗苟，纵横捭阖，各为私利，乘隙钻营，各取所需。这一来，你要他二人和平相处，那就完全要靠朋友之间的私情和“义气”来维持了。要不，那就是两造之间的力量和声威，绝对地不成比例，在一边独享的盛势之下（像袁世凯之与唐绍仪，蒋介石之与翁文灏）使弱者不得不屈服，纠纷就不会发生了。

可是黎段的关系就不然了。他二人在声望、地位和讲不清的法律之前，却是个“两头大”。两个头发生了争执，没个政治权威可加以仲裁，没个大众媒体、社会舆论，可以主持公道，而唯恐天下不乱、推波助澜的政客和军人，则日夜挑拨，他二人之间的纠纷，就永远不得解决了。

但是，朋友，人与人之间的私情和义气，那只有从《三国演义》和《水浒传》里去找了。一般社会上，尤其是政治圈内，是找不到的。欧美人士的友谊圈，有时还比我们中国人的友谊圈还稍大一些。他们至少可与狗交朋友。并有句名言说，狗是“人类最好的朋友”。中国人却最歧视我们“最好的朋友”，把社交上一切的坏名词，都给“狗”来承担了。例如什么“狗男女”、“走狗”、“狗屁”、“狗屎”、“狗娘养的”等等，恶言恶语，实在对狗同志有欠公平。因此我们中国人搞政搞党，在绝无朋友的情况之下，连“买条狗”也是枉然了。黎大总统和段国务总理的关系，正是如此。他们之间，没有刘关张那套桃园结义的友谊，也没有袁唐之间权力一头大的形势，他二人势均力敌，又没个法制来加以仲裁。两造一旦发生不论是小的“意气之争”，或大的“政策之争”，就没个转圆的余地了。明乎此，我们对近现代中国党政之纠纷，就可思过半矣。

民主不是忍让，是法律之前，实力平衡

朋友，话说回头，洋人之间的人际关系，并不比我们中国人好呢，他们养条狗也是枉然。因此他们才搞出一个有效的补救办法来：一曰法治，二曰民主。法治和民主，都是两种以上的社会力量的较劲，而不分胜负之时，大家止斗息争，依法和平共存的。所以，民主不是姑息，不是忍让；民主是两雄对立，互不相让之下，在法律之前的妥协行为。而这一妥协是以法为准的。没个两造都认可的法制，斗争的双方，不论斗的是个人的“意气”，或是政府的“政策”，尤其是后者，便无法妥协了。

再概念化地说一下，在帝制时代，皇帝便是法律，在法治时代，法律便是皇帝。从皇帝法律，转型变成法律皇帝，其中间至少有一百年以上的空白呢。这就是民初黎段之争的契机所在了。在黎段之间作仲裁的，既没有皇帝，也没有法律，两者之争，就没法解决了。

附注：2000年的美国大选，民主、共和两党势均力敌，有些地区，投票者数百万人，高尔、布什之间相差往往只有数十票，尤其是佛罗里达州票匦出了问题，需用人工数票，佛州原为民主党的天下，人工细数的结果，高尔可能远超过布什，使现任美国政府由民主党连任。共和党有鉴于此，乃在选举法上找漏洞。盖人工数票，旷日费时，而法无明文。共和党乃向最高法院告上一状，由九位大法官投票仲裁之。而最高法院近年来却是保守派得势，竟以一票之差的多数，终止了佛州的“人工数票”，使高尔败选，布什登上大宝。高尔只好到哥伦比亚大学去教书了。天下事之不平，无有愈于此者。这甚或是一项政治阴谋，使无数民主党选民气得胡须乱飘。但是法就是法。民主应从守法开始。我民族要做到把法律当皇帝的这一步，最乐观的估计，恐怕最少还要等四十年。

2001年10月8日于北美洲

编者注

[1]1917年11月2日，美国国务卿蓝辛（Robert Lansing）和日本特使石井菊次郎换文，承认日本因领土接近，在中国拥有“特殊利益”。日本表示按照美国要求，遵守在中国的“门户开放”。美国事实上变相承认了日本的“二十一条要求”。

[2]丁世峄、金永炎、哈汉章、黎澍。

[3]徐树铮、靳云鹏、吴光新、傅良佐。

第八章 谈谈打打的护法战争

皖系始末之四

中国是当今世界史上，独一无二的文明古国，源远流长是我们的特色。甚至打了几千年的“内战”，也不例外。打内战对咱们中华民族来说，那真是与生俱来的好本事。但是咱们打了数千年的内战，也没有哪场内战，像美国内战那样，痛痛快快的，说打就打，说停就停的。它们总是婆婆妈妈的，打打谈谈，谈谈打打。最后结果则往往是当胜者败，当败者胜。然后才分久必合，重行来个天下一统。再出个伟大的太祖皇帝，让老百姓来享受几年没有内战的清福。在民国五年（1916）开打的“护国战争”，总算打出了个结果，打得袁世凯做不了皇帝，一气而终。但是从民国六年（1917）开打的“护法战争”，却打不出个结果来，最后无疾而终。可是，南北战争虽消灭于无形，却又搞出南打南、北打北的两个内战之内战来。

一国两府，祸延至今

在民国初年的政治史上，段祺瑞虽然始终是个关键人物，但是所谓“皖系政权”，从一个颇为像模像样的“责任内阁制”，逐渐变质，一直发展到段氏“马厂誓师”，赶走张勋；把溥仪二度拉下宝座，并要仿效民元“开国”的旧例，来“再造民国”之时，段祺瑞才真正地独断专行起来，走向枪杆子出政权、个人独裁的死胡同里去。段祺瑞所走的这条“回头路”，节要而言之，便是近现代中国的政治体制，向议会政治前进的转型发展中，躐等而行，一旦发现“此路不通”，转而走其回头路的客观形势也。

段氏当时的“责任内阁”，被三权分立（事实上只是两权分立）的体制，弄得一筹莫展，只有挂冠而去。所幸天如人愿，半路上杀出个“复辟”运动来。国会被解散了，黎元洪也被赶跑了。段氏借兵回京，惩前毖后，痛定思痛，他就要组织个只发生橡皮图章作用的国会，和选个听话的总统，然后来他个“武力统一”，搞个“枪杆子出政权”，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他这个新模式，是他从痛苦的政治经验中实践出来的。实践才是检验一切真理的标准呢。其后他在中国政治上的继承人，搞虚君实相，耍橡皮图章，就青出于蓝了，此是后话。

正当段祺瑞发现了这条新路之时，那早就有意在华南另立革命政权，来从事三次革命的孙中山，这时也天如人愿地，利用了来自柏林整麻袋的钞票，率领了老乡亲，时任海军总长的程璧光，和大批失位、失业的国民党系议员八十余人，乘舰南下广州，组织护法政府，自称大元帅，和北京老段分庭抗礼，对干起来，中国就一分为二了。

在此之前，整个中国虽早已炮声隆隆，内战打个不停。但交战各方，向未否定北京民国政府的合法地位。占领了北京的军阀，所搞的只是挟天子以令诸侯而已。反对北京的地方军阀，也只是搞搞古代所谓“清君侧”的把戏，打倒所谓窃政的权臣罢了，从未否定北京政府的合法性，来搞其“一国两府”也。纵是袁世凯称帝时，蔡锷、唐继尧、岑春煊等，组织其都司令部和军务院一类的机构，亦未尝作此想也。

可是中山这次南下，组织军政府，开非常国会，自立为大元帅时，并正式与北京政府争夺“关余”[1]；后来又在“巴黎和会”中，与北京政府争夺中国的代表权，那就是在中华民国之内，搞起“一国两府”的“分裂运动”（secessionism）了。这一分裂运动，由中山开其端，其骨牌效应，像中山逝世后，1925年国民党在广州所建立的“国民政府”，到1931年，共产党在江西所组织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至抗战期间建于延安的“边区政府”，以至今日的两岸，事实上都是当年的“一国两府”、“国内有国”的分裂现象绵延未绝而已。

至于李登辉的“两国论”、“去中国化”，就更是这个分久未合的走火入魔的现象了。因此，那些在实际政治圈里，搞争权夺利的政客和只着眼于目前现象的政论家，就和熟谙宏观史学的历史学家之所见颇有不同了。因为前者所看的，只是一时的平面现象，而后者所看的则包括这一平面现象之后的纵深背景。知道他打哪里来，才能预料他向哪里去也。

这宗一拖九十年、分而未合的现象，欲知其缓缓发展起来的纵深背景，我们得先了解段祺瑞所导演的“参战案”，看看府院之争是如何终了，再探讨探讨，孙中山先生如何在广东，另立山头、败部再起的这一串骨牌效应，然后再慢慢看这本连续剧，就不会为之晕头转向了。

孙中山是反段主力

在段梁集团大搞其“再造民国”，主张一切从头来起时，反对力量最大的就是孙中山先生和他的老国民党的集团了。其中包括政学系、韬园派等许多小派系和西南五省中三数个老护国军系统的地方军头，像云南的唐继尧，广西的岑春煊、陆荣廷等人。这个南方集团和北洋系有其相似之处。在得意期间，他们是四分五裂的，谁也不能为他们整合组织个统一的“反对党”（opposition），但是一旦这个集体，遇到全面威胁，像袁氏称帝和段氏独裁之时，他们又会在一个“强势领导”（且借用当代名词）之下，搞团结奋斗。因此这次反段斗争，就轮到资格最老、声望最高的孙中山来统一领导了。

中山在民二“二次革命”失败之后，老国民党集团，四分五裂，他自己虽然组织了一个中华革命党，来继续奋斗，实质上中山本人也变成个灰溜溜的失业政客，一筹莫展。所幸中山有个最倔强而不服输的个性，对他自己所“发明”的主义，有其最坚强的使命感（和他同时的俄国列宁，也是如此的）。

像列宁和孙中山这样个性的革命家，就有他们的特色了。由于他们从不消极，工作态度永远积极，他们是随时勒缰以待，准备行动，准备出击。因此一有机会，他们就可以立刻抓住，而干了起来。不像一些懒汉，只会守株待兔。真是兔子来了，懒汉也是抓不住的。像列宁和孙中山这样的人，就是捉兔子的好手了。中山这次领导全国反段，做了护法运动的总头头，就是他抓到了一个稍纵即逝的时机，而大干起来的。

上文我们曾约略提过，德国出巨资支持孙公反段、反参战的故事。那时欧战两方，对中国参战与否，都在大肆活动。合法的外交活动之不足，双方都使用银弹政策，大搞其“钱进”活动。协约国方面，因为国多，势大财足，他们对中国朝野的银弹攻势，也是多样的，包括借款、发行公债、贩卖军火等说不尽的花样。在一般对付政府、政团、政党等等整体之外，还有单独对个人的花招。例如佣金（commission）、回扣（kickback）、折扣（discount）和走私（smuggling）等，加上市场中的非法（illegal）或法外（extralegal）的陋规等等，各种办法，借满足当事人的私欲，而各为其国也。

德国档案中的赂华巨款

但是，朋友，可别把贪污受贿，看成中国酱缸的特产。其他国家也是一样呢。俄国当年要把阿拉斯加卖给美国，美国国会有无数议员投票反对，不愿出高价，去购买那个无用的“大冰箱”。最后国会还是通过以美金七百五十万元购买了。国会何以如此出尔反尔呢？后来俄国革命爆发，帝俄档案公开，谜团就揭穿了。原来卖掉阿拉斯加，俄国政府只实收五百万。另二百五十万，都分别用去贿赂那些投反对票的美国议员去了也。所幸那张受贿议员的名单，被帝俄销毁了。因此哪些美国议员收过俄国的贿赂，就不易查出了。

这件美俄交易的趣事，想不到无独有偶。二次大战后，德国的档案也被公开了。在这些密档中，竟然发现了大宗早年德华外交的密件。其中就暴露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驻华公使辛策（Paulvon Hintze，编者按：或译为辛慈）身怀巨款，俟机对中国政府中决策官员行贿的计划和事实。当民六（1917）3月1日，中国对德绝交已箭在弦上时，辛策晋见段祺瑞，告以中国如不参战，德国除给予中国政府一切如停止赔款、退还租界等优惠之外，他对段个人，亦当以一百万元相赠。段微笑说：“协约国所给远较此为多。”云云。

附注：辛策向段行贿，对柏林曾有详细报告。见德外交部未刊政治档案，China7, Bd.8-9,A24099, Hintzean Eethmann Hollwag, Kristiania, 3.Juli. 1917；及A 27424 A. A. an Baron Bussche,18. August.1917。中文节译，载李国祁著，《民国史论集》，1990年，台北南天书局，“第八章：德国档案中有关中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几项记载”，页311—326。以下本篇所引用之德国档案，除另行说明外，均取自李书。

据辛策向柏林报告，协约国所费贿款，多至一千三百万元之巨，远非德国所能望其项背。钱雄者胜，因此辛策对段氏行贿就失败了。失败之后，他乃继续对投反参战票的国会议员行贿。据报是每票二千元。同时辛策也向其他中国官员行贿。重要性仅次于段的便是副总统冯国璋了，据辛策报告，冯原为反参战派，因收协约国重贿，乃变成参战派。辛策欲再以重贿扭转之，终未如愿。

中央官员和议员之外，辛策也曾向督军、省长、巡阅使等地方官员行贿，希望他们起而反抗中央的决策，这就毋需多赘了。

德使辛策对中山的接济

在政府官员之外，辛策的另外对象，就包括孙中山先生在内的在野党了。这时孙公正在摩拳擦掌，准备武力反段。但是无钱困倒英雄汉，正当他在上海一筹莫展之时，忽然间辛策公使（或辛氏代表）翩然而至，真是天赐良缘。根据各种迹象显示，德国当时用金钱在中国支持反参战运动，似乎不是什么严守的秘密。根据德国密档所记，当时一位留德粤籍学生程光耀（Tsing Kwong-yao，音译），即曾向德国外交部毛遂自荐，愿作是项交涉的中间人，并接受六千马克的补助，返华活动（见李书，页317—318）。

其后中德于3月10日正式绝交了，辛策公使于3月26日被迫下旗回国。其情报工作乃由美籍传教士里德（Gilbert Reid）、在华的两个德国人（Dr. Krieger与Dobrikow）和德国驻沪总领事克里平（Hubert Knipping）接替。克里平乃透过原与德方有联络之国民党干部曹亚伯（Abel Tsao）[2]与中山联络。德方并允以最高额可到二百万元的经援，来支持国民党的倒段运动。克里平同时也秘密联络其他反段人士，如岑春煊、康有为、孙洪伊、唐绍仪，甚至张勋，多管齐下，共同反段。

中山在曹亚伯安排之下，亲自会见克里平的情报员西尔穆尔博士（Dr. Shirmer），显然是4月、5月间之事。中山答应起兵反段，但是他狮子大开口，要独吞这两百万元的德援，据报德方也欣然同意。德国佬原是近代世界上做事最有效率的民族。他们既然答应了，不久这宗德援百万元钞票，据目击者冯自由等人的回忆，就装满几麻袋，用黄包车拖到孙公馆了。福无双至今朝至，孙国父在一夕之间，就从一个升斗不继的穷老汉，变成百万富翁了。

事有跷蹊的是，根据德国密档，孙所应得的财富，应该是两百万马克。但是根据国民党的纪录，孙只收到一百万。李国祁先生向我说，另一百万可能是被经手人曹亚伯中饱了。余不谓然也，因为此事虽秘，但是毕竟数目太大，中山也不是个省油灯，曹君何能吞下百万之巨？再者，曹君且于翌年奉派去德国活动。他如有中饱行为，就不可能再有另次使命了。因此关于中山被打了折扣，最可能的解释是，德国人先扣下一半，视孙中山反参战活动的成效再付。孙中山反参战不成，乃不了了之。

有人怀疑，可能是由德国经纪人，直接送给另一反参战巨头的岑春煊了。然耶？否耶？就有待更深入的考据了。[3]

参战案的另一面：军火贸易油水最大

在拙著《晚清七十年》中，曾提到晚清中央机关中，“最肥的肥缺”，便是醇亲王所掌握的海军衙门（见卷三，“甲午战争与戊戌变法”专册，页40—46）。海军衙门“肥”在何处呢？那就是衙门的主管有购买船炮之权。船炮在当时军火贸易上的国际价格，已经是天文数字了。而国际军火商，对买主负责人的酬劳，照例都有或明或暗的佣金回扣，这佣金照例大致是售价的百分之六。在千万元的军火交易中，这佣金的数目，是大得吓坏人的。据笔者个人所认识的可信的知情者言，无孔不入的军火商，往往在酬劳大主顾、大掮客之外，还有回扣之回扣，以酬劳主顾或掮客底下的办事人员。这“回扣之回扣”，既然是从天文数字里扣出来的，其数目也不会太小。因此一桩军火交易完成之后，买方上下有关的大小官员，可说是见财有份，鸡犬升天。这也就是传统衙门里所谓“无官不贪”的成语之所从出了（记得当年看梅兰芳主演的京戏《苏三起解》，当苏三姑娘在哭诉官府不应该昧良心收受贿赂时，那位解差崇公道听不过去了，分辩曰，官家收贿赂，只是例行公事嘛。在这场黑金交易中，他崇老伯也分到了一双全新的棉鞋呢。虽是戏剧，它所反映的，却是古今官场的现实也）。

在近代经济史中，现代化企业，最先以千万富翁出现的，原来就是军火商人。如今颁给我们学术界最尊贵的诺贝尔奖金的诺贝尔先生（Alfred B. Nobel, 1833—1896）便是19世纪欧洲最大的军火商，享有国际专利，无烟火药的发明人和制造者。他发了亿万大财之后，晚年才转为慈善家的。

这种无本生意的军火掮客，在晚清时代的中国，差不多都为控制中国海关、路矿和银行的“洋员”所包办。尤其是李泰国（Horatio Nelson Lay, 1832—1898）、赫德（Robert Hart, 1835—1911）这一类的海关监督，兼做掮客生意，那真是百万腰缠（见上引前书，卷三，“甲午战争与戊戌变法”专册，页10—11）。到民国时代，这类工作就逐渐为洋行大班、外贸采办官所分享了。而在这种军火交易中，更可悲的是，当事者收受回扣，往往视为当然，认为是军火贸易的当然报酬，取不伤廉也。加以此一陋规，实源自洋人、白人、老外，并非我们“丑陋的中国人”所发明的土产也。如今肥水不流外人田，当事人能与老外分享之，楚弓楚得，还是爱国的行为呢。

这桩从晚清七十年就延续下来的风气，不因国共两党革命政权之崛起而为之中断。试看喧腾中外，发生在巴黎和台北之间的“拉法叶购舰案”，其不知何往的佣金，还不是天文数字？分享此佣金的法裔和华裔的掮客们，还不是取不伤廉，视为当然？要不是搞出人命来，谁又来乱管这些“例行公事”呢？台湾“购舰”购了半个世纪了，这也不是第一遭。20世纪50年代之初，不学如愚，为着职业上的好奇心，就曾翻阅过所谓“毛邦初案”被抖出来的原始史料。毛邦初将军当初就是主持空军在美国购买军火的负责人，拜读他们的公私密档，对学历史的人来说，真是阅人多矣。

朋友，你我小民的容量窄小，可能认为掮客们的佣金太大了。不知那也是人家挖空心思得来的辛苦钱呢。就以这次价值连城的法制拉法叶型高科技的军舰来说吧，英、美、俄制的类似产品多的是，怎样说动台湾主顾中意于你的巴黎特产呢？这就要靠足下的三寸不烂之舌，和其他相关的掮客本领了。

读者贤达之中，拥有私家住宅的，应该是所在多有吧。您对房地产掮客的百分之六的佣金，还不是照付不误吗？买卖军火的佣金，只是大上几百十倍罢了。同样是佣金嘛，有啥稀奇呢？房地产贸易（也就是俗语所谓炒地皮），原是现代大都市伦敦、纽约、香港、东京，乃至今日的上海，交易最大、利润最厚的企业。孙中山平均地权的学说，就是针对炒地皮而发展出来的。国际军火贸易也是类似的商业，只是一明一暗罢了。

升斗小民买卖房地产，各方牵涉甚多，劳人心思，众所周知也。殊不知买卖军火的牵涉，就更是说不完了。且看拉法叶的法国卖主，怎样才能说动台湾的买主，出重价来购买，固属不易。但是法国的卖主，还要怎样去说动北京的反对派，不反对这项军火买卖，那就难如登天了……

内外债也是热门股票

本篇的主题，原是讨论黎元洪总统和段祺瑞总理的府院之争，以及参加欧战与否的国家大事。怎么又节外生枝，大谈其军火买卖来，岂非离题万里哉？其实善读史者都知道，参战案是表面文章呢，而买卖军火和协谈外债，才是政治纠纷的主要内容。在民国初年，为政府协谈外债，乃至发行公债（Bond），都是经纬万端，机关无穷的。读史者如对这些微观小史实，初无所知，只是抱着官家档案，夸夸而谈其国家大事，就要被官样文章所误导了。欲知当年内债外债的底细，当然非经济史家的百万言专著，不能道其详。但是通史家也有对读者的义务，不让认真的史书读者，为官样文章的迂阔之言所误导，而画龙点睛地，试以三言两语交代之。

原来在20世纪初年，中国政府公债（Chinese Government Bonds）在伦敦股票市场都是蓝筹股（blue chips）。何也？因为当年军阀政府，受洋人特许，发行公债时，都存五日京兆之心，急于成交，折扣甚大。至公债到期，归利还本之时，由于有洋人管辖的关余、路矿、税收等为担保，本息均按十足票面价值核算实付。因之利润高而风险少，宜其位跻蓝筹也（此种公债，在今日大陆上则叫国债，也是一种blue chips，朱镕基总理曾说，每次发行，只要一个上午，便卖得足额了。其原因是国债稳定，利息又高于银行存款，以故引起抢购也，这就是另一种故事了）。

以上所说还是“公债”（内债）。若向洋人银行商借“外债”，则折耗之大，机关之深，就更是一言难尽了。据曾迭任公使、大使、财政总长、外交总长，乃至摄阁总理，并曾实际经手、交涉外债的顾维钧先生告我，当年外债之发行，中国政府的实收，均不到九成。至其所需的政治和经济的担保，则侵蚀国家主权之至深且巨，实是一言难尽（见《顾维钧回忆录》，中文翻译版，第一册，页144—147。顾氏之外，笔者曾为此专题与张公权、陈光甫等诸财经巨子，及前北京政府的老财长和摄阁黄郛的遗孀，作过深入的探讨，粗知其内幕操作的情况。但口述者类多坚持只能作off-the-record的谈话，而不愿作出正式纪录。然有火候的经济史家，根据此一线索，实不难追踪也）。

有关太炎先生的传闻

中国的政情既然如此，则欧洲交战国，为中国的参战与反参战，就使尽浑身解数，各尽所能。他们最后一着的撒手锏，便是对中国政坛实力派的两方，加以铺天盖地的金钱贿赂了。我做口述史所访问的顾维钧先生，和我的史学老师郭廷以教授，都肯定这大宗贿赂是事实。但他二人都找不到绝对的史实，来加以佐证。

那时在北京作名流的胡适之先生，后来曾告我说，他听说，当时在北京被袁世凯“软禁”，而终于恢复自由的章太炎先生，便在活动，想当一任交涉外债的掮客。读者千万不要被这“掮客”二字所误导。认为太炎先生，这位望重乾坤，清名盖世，而又疯名远播的国学大师，革命元老，一句洋文不会，如何能做协谈外债的掮客呢？这样想，那就是被官书误导的标准实例了。殊不知当外债掮客，乃是当时政府的一种挂其名义而收其实惠（往往是银元数万乃至数十万）的变相赏赐。一朝邀赏，终身康乐。太炎先生当时名满天下，人人敬畏，只是终年闹穷，晨炊不继，或许真想干一任掮客，一劳永逸也。

适之先生当年只是与我这个学生清客聊天，而无意中说出此民国掌故。我个人亦从未想到把这桩“无征不信”之闲谈记之于史书。只是后来发现已出版的《胡适日记》，似乎也有此记载，才想起与胡老师这段聊天的故事，而略记之耳。

这段小小的无征不信的传闻，却也提供一些实例，说明欧战的交战国两方，对中国政府中的参、反两派，都可以用银弹政策，而达到他们的目的。有关章太炎先生这记小传闻，显然不是事实。太炎先生纵有此意，他所牵涉到的，也不会超过五位数，为数甚微也。

借外债与反外债的是是非非

总之，当时南方反对派，反对举外债，和反对购买军火以扩建所谓“参战军”，才是他们反段的主要内容。外债之弊，已如上述。扩军之弊，就更不用多说了。不特当时的中国，纵迟至今日21世纪，中国也不会派遣远征军，赴欧洲参战。扩军的主要目的，既然是内战，则南方反对派，就非反对不可了。因此，那位养反对党以自重的黎大总统，就变成南方反对派的中枢代言人了。

据顾维钧先生告我，在他第一次出使华府时，适逢袁死段继。国库枯竭，官府薪饷不继。财政总长陈锦涛，乃连电顾使，在美国试举外债，以渡难关。顾氏奉命之后，乃使尽浑身解数，在美国银行界寻觅不带政治条件之债主。并尽量避免旧有之陋规，压低利息，为中国举债六百万美元，以济北京政府的燃眉之急。交涉完满解决，北京大乐，有电褒奖。不意顾家突然收到岳丈大人、前国务总理唐绍仪拍来急电，严嘱顾氏停止此项交涉，取消此项外债。我问：唐前总理此时退休在沪，何以忽然静极思动，起而干涉朝政呢？顾说：唐绍仪是国民党员，此时他显然是奉中山之命行事也。

可是以后接踵而来，向日本举借的所谓“西原借款”，就是另外回事了。因为段内阁当时的财政危机，原是个无底之洞。六百万美元，真是杯水车薪，解决不了大问题。继续举债，别有用心的日本，就趁机而入了。

协约国当时利用银弹，在中国实力派上下各阶层中制造影响，单刀直入之外的辅助手段，大致就是这样转弯抹角的了。

日本在袁世凯时代，是强烈反对中国参战的。其理由很明显，毋待细述。谁知后来在段政府时期，尤其是美国正式邀请中国参战，而参战派在中国也渐占上风之时，日本态度忽然作一百八十度之逆转，乃至坚邀中国及时参战。段政府一时未决，日本竟诱以巨额借款，是所谓“西原借款”是也。

可是那感到事急而不择手段的同盟国的德意志，就开始对反参战的中国实力派，来铺天盖地行使马克政策了。

中山南下广州

孙中山原是个穷人，做了百万富翁，于愿已足。接着他便坐上了在广州开府的军政府大元帅宝座，反段才是孙公主要目的也。广州是个有钱的都市，可以派捐派饷，有了政权，此后民国史乃打开新篇章了。

在孙公之外，反段人士，多的是饿鬼。虽然记录无多，据说岑春煊也曾收过数十万之多。至于康有为、唐绍仪等又分润了多少，就无从查考了。一年之后，德国战败。在两年后的巴黎和会上，老日耳曼被套上了一个天文数字的赔款。百万元的数目不足道矣，也就被人们遗忘了。

一百万马克对一个立志定国、打天下的人来说，本也不能算多。但是我们国父却是个上海人所说的“穷大手”。他老人家虽家无担食之贮，却是个一掷百万的革命英雄。发了一笔百万横财，我们也发现孙公馆门庭若市起来。他的访客之中，有大批南下的国民党各派系，尤其是政学系的议员、策士，军人也多的是，最令人瞩目的，可能要算海军总司令程璧光了。

程璧光（1861—1918），广东香山人，是孙中山（1866—1925）的小同乡和少年伙伴，长中山五岁。幼年也曾侨居檀香山。嗣在马尾水师学堂毕业。甲午战争时任“广甲”舰的帮带（副舰长），是黎元洪的上级。民国以后加入国民党，并迭任海军要职。在上述黎段当权期中，任段内阁的海军总长。为拥黎而反参战，并曾与伍廷芳等四总长联合辞职，把段祺瑞逼成个光杆总理，而引起政潮，已如上述。

在民国六年5月、6月间，拥段的督军团造反，逼黎总统解散国会之时，一向与陆军对立的海军，在总长程璧光和第一舰队司令林葆怿的领导之下，乃策动黎总统乘舰南下，在上海另立中心，以镇压督军团。黎氏不愿离京，程林二人乃于6月9日，径自率领海军七舰，脱离中央，驶往上海。中山显然要抓住这一千载难逢时机，乃约同唐绍仪、岑春煊等反段要人，于6月23日公宴程氏于上海哈同花园，力劝程氏率领海军，加入南方集团，开府广州，共同护法、讨逆、反段。程氏以海军经费无着为辞，中山慨允负责筹募。随即于6月27日，“饬人送交璧光军费三十万元，以为护法进行之需”（见《国父年谱》，页759，及《革命文献》，第四十九辑，页371—372）。

当年在上海专搞黑金，而声势喧天的青帮巨头杜月笙，曾有名言曰：“花钱比赚钱更难。”如孙国父者，这次可说是得花钱之三昧，钞票是用在刀口上了。

孙公开府西南计划试释

上节已言之，孙国父这时只发了一百万元的横财，在6月23日一桌酒席上，眉眼不皱，就花掉他三十万。也真是气魄豪迈，胆识过人。更可讨论的则是收款者，程璧光其人。他虽是中山老友，但是他向无服从领袖或在政治上从一而终的习惯。这时溥仪尚未复辟，南北的界限并不明显。而程总司令也只是以海军为筹码，拥戴黎大总统，和陆军争雄。他的政治态度，一直是游移不定的。程氏竟以此于翌年2月26日，在珠海被刺殒命。刺客为何方所主使，当时彼此冲突甚剧的桂孙两方，俱蒙嫌疑，可见程之不洽于双方也。而中山竟能对这样的人，几乎罄其所有，下若斯之赌注，也可见国父之所以为国父了（参见关国煊著，《程璧光传》，载《民国人物小传》，第七册，页383）。

中山之所以如此孤注一掷者，乃是有他革命计划的。盖革命家都有他们革命的最后目标。其他中途妥协行为，都被认为只是过渡的安排。孙公革命的最后目标，便是他自己所发明的“三民主义”、“五权宪法”之彻底实现。要彻底实现，就得把国民革命进行到底，而控制他自己的母省广东为革命根据地，实为第一要务。可是广东其时，却在桂系督军陈炳焜的掌握之中，所幸陈的掌握并不严密，留有足够的空间，可让革命党切入而就地生根。再者，陈是在陆荣廷、岑春煊、唐继尧的领导之下，和国民党又同在反参战和反段的联合阵线之中，两派可以和衷合作。因此孙公如能说动程璧光，率舰南下，国民党就可以与陈炳焜平分广东。论声望，论实力，孙公都变成这一新局面的最高领导人，使广东成为他的革命基地，所以他老人家就不惜一切地下此巨注了。

孙公对此一计划似早有腹案，今番复得百万巨款，他就付诸实施了。在7月1日张勋拥溥仪复辟，黎大总统失去自由之后，国家无主，中山乃一方面电邀黎氏南下，另方面通电西南六省（两广、湘、川、滇、黔），以中国不可一日无主，西南各省，“应火速协商，建设临时政府，公推临时总统，以图恢复”（见上引《国父全书》）。

一切初见眉目，中山乃于1917年7月8日，偕大批随员，章炳麟、朱执信、陈炯明等，登上程璧光总司令所特派之“海琛”、“应瑞”两舰，浩浩荡荡，离开上海，驶向大洋，直奔广东去也。从此开府广州，出任大元帅，后又改任非常大总统。孙公先例一开，中国自此就一国两府，逐鹿者前仆后继了。论其始也，不能不上溯自辛策公使之百万马克也。抚今思昔，夫复何言！

2001年10月8日于北美洲

编者注

但是，哥伦比亚大学韦慕庭教授（C. Martin Wilbur）在所著Sun Yat-sen, Frustrated Patriot（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6）一书中，根据美国驻广州总领事亨兹曼（P. S. Heintzlmen）呈国务院的报告，则认为德人实交中山先生一百五十万银元。随后孙把五十万元交海军总司令程璧光，三十万元给南下的国会议员，余款由荷兰银行与日商台湾银行汇广州备用。这两个数字差别很大，因为按照胡适家书所载，1917年一美元相当银元二元六六。则二百万美元就是五百三十二万银元，与美国的记录相差极大。同时，以常理推断，德国总领事应以马克或银元交付的可能性较大。然而美国的领事报告，以广东督军陈炳焜所说为依据，陈并不支持军政府，给美国领事的情报不一定准确；而且孙交程璧光的数目与李国祁教授所说也有出入。因此，上述两种论断可能都还有商榷余地。

[1]鸦片战争后，中国屡战屡败，结果海关落入外人之手，由外国人管理，所收关税先扣除赔款本息后，才以余款缴交中国政府。对外借款也以关税担保。广州成立军政府后，1917年南北政府协议分配，广州军政府只分到关余百分之十三点六九三八六。执行半年后，由于南方政局不稳，外国公使团停止支付。

[2]据李国祈先生研究，Abel Tsao，此人在德国档案中的中文姓名是Tsao Kun-chen（Kung-chen），其事迹与革命元勋曹亚伯相近，疑为曹亚伯之化名。参见《民国史论集》，页324—325。

[3]近年对德使辛策贿赂国父的事，学界有种种不同结论，众说纷纭。自李国祁教授根据战后公开的德国密档，揭露此事后，叶阳明教授认为德国驻上海总领事克尼平（按：克里平之异译）透过曹亚伯，向孙中山提供二百万美元，请孙反对参战。见《国父对中国参战之态度及国父与德国人之关系》，《近代中国》，1985年，第四十五期，页49。

外篇 民国史军阀篇余绪

第九章 民国军阀概述

历代的军阀及其定义

以国史而论，大概可以分为三个主要阶段，即军阀时期（1911—1928）、国民政府时期（1928—1949）和中共统治时期，其中军阀统治的时代超过三分之一。

但是，究竟军阀是什么？我们必须简要说明，才能展开讨论。

几年前云南军阀龙云在中国大陆出了问题，成为《纽约时报》头版头条的大新闻，当时他的幼子龙绳勋（Shing S. Lung）尚在大学商学院念书，就写了一封信给《纽约时报》，其中写道：

编辑先生：

我坚决反对你把家父称为军阀。根据字典所载的定义：军阀是以金钱为目的的战争贩子，这当然不适用于家父，他老人家参与的各大战役都是为了维护中国的利益。

龙绳勋

1957年6月28日

龙绳勋所引字典的定义正好适用于他的父亲，不过他所说的，在有些情况下也没有错。中国的确有些不错的军阀，为了民族利益而战，可是我们仍然不得不把他列入军阀的范围。

所谓“军阀”者，便是军人拥兵自重，甚或割据一方。既不受政府法令约束，而且不管好歹，他的话就是金科玉律。在名义上担任政府官职或军职，但是无论何人都不能依法把他撤换。如果由一个军阀统治全国，他就是独裁者。假如一个国家由几百个这类军人统治，这个国家就沦为军阀割据的局面。我们要讨论的中国正是面临这种状况。

我国历史悠久，军阀割据并不是新生事物，自秦代在公元前206年覆亡后，历代王朝垮台时往往出现这种现象。汉朝开国之君本身就是一个大军阀，结果削平群雄，才建立一个新王朝。自西汉以还，在中华帝国的悠长历史上，类似的军阀割据局面一再出现，不下三十次之多。描写各代军阀割据的大部头历史小说很多，最著名的当然是《三国演义》和《说唐演义》，而最新的就是《民国演义》。后者的故事非常有趣，而且言之有据，十分可信。作者可说是一个很糟糕的小说家，然而却是优秀的历史学家，现在还没有一本军阀史比这本小说写得更好。

军阀知多少

现在让我谈谈1916年6月6日袁世凯暴毙的情况。袁是一个大独裁者，也是一个大军阀。他死后，庞大的北洋军就土崩瓦解，于是中国近代的军阀时代就应运而生。由于中央和地方政府都非常脆弱，国家大权落入无数军阀之手，大小军阀数千人在全国各地展开混战，厮杀不休。我对这个时期的军阀做了概括的探讨，并且取得一些统计数字如下：

（一）大小军阀人数：按照保守的估计，这个时期的大小军阀最少有二千[1]。

（二）军阀控制的地区：最大的军阀有一个时期控制四省[2]，小军阀仅盘踞一个小地区，甚或只有几个村庄。

（三）部队规模：其中以直系军阀为最大，曹锟和吴佩孚拥有军队三十八万人。奉系军阀张作霖约有十七万人。皖系段祺瑞在1922年前后只有四万人。在同一时期，最小的军阀仅有士兵一百人，甚至有不足百人的，大多数躲在广西和四川的山区里。在这种情况下，军阀和土匪就很难区别了。

军阀横行的成因

民国时期在军事上沿袭清代制度，脆弱不堪。清代后期，全国有训练精良、配备齐全的部队四十师，其中只有四个师由清廷直接控制，其余部队归各省指挥。因此，有时候省政府的军事力量可能比中央政府还大。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后，各省纷纷响应，先后宣布独立，清廷束手无策，原因正在于地方的部队一般都由各省直接节制，中央政府能够调动的军队不多。这种军事制度上的弱点在民国时期基本上没有改变。

中央政府崩溃的另一原因是，袁大总统在民初是个大军阀，他的部队能够削平任何一省爆发的叛变，例如他轻而易举地击败1913年的二次革命。但是袁氏暴毙后，北洋军骤然失去领导核心，立刻分崩离析。既没有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和强大的国家部队，各省督军或文职省长自然形成半独立状态。督军变成独立的军阀，互相攻击，而各省军阀混战的结果又导致强有力的省政府也土崩瓦解。

在督军败亡和省政府崩溃后，其结果与大独裁者的暴卒异曲同工，这是造成军阀横行的第三种原因。如果一省的强人倒台，麾下诸将一跃而成为小军阀，由于区域或地域主义作祟，这些小军阀很难控制，也很难铲除。

军阀坚持效忠同一区域派系可以说是第四种原因，这是哥伦比亚大学韦慕廷教授（C. Martin Wilbur）特别向我强调的。效忠区域派系是中国的老传统，在民初省里人把外省人视为外国人看待，这是很平常的事，一点不奇怪。毛泽东很自豪地说，如果把中国比作东方的德意志，湖南就是中国的普鲁士。蒋介石也认为浙江人比其他区域的人优秀。为什么？要回答这个问题，恐怕可以写一篇博士论文。

对主子效忠的中国传统是形成军阀横行的第五种原因。以儒家经典而论，孔子讲“忠”或“忠君”时，意指对主子效忠，这是针对个人，而不是针对国家。因此中国官兵的训练传统上要求他们对指挥官效忠，不是对国家效忠。

贫穷和无知是最后一种原因。对贫民、失业工人及农民以至知识分子来说，军人是不错的职业。如果所属部队解散了，他们就立刻失业。但是只要一枪在手，就可以像土匪一样随意搜括人民。而且元帅、将军、上校、中校、中士、下士等军衔多么冠冕堂皇，否则，沦为小偷、土匪，怎能相比？

军阀派系

一般而言，军阀可以分为三大派系，即北洋系、地方军阀和革命派军阀。

（一）北洋军阀

按一般用法而论，“北洋”与“军阀”是不可分的，我们谈到军阀时，一般都说北洋军阀，事实上北洋军阀仅指军阀中的一个派系。1895年第一次中日战争爆发后，清廷打算推动军队的现代化，计划训练三十六镇（师）现代陆军，人称新建陆军。中国有十八行省，规定每省负责训练两个师。结果不如理想，因为很多省政府都没有认真执行朝廷的命令。即使切实执行训练新军计划的，最多只有一个旅的规模。袁世凯的仕途原是从负责训练新军开始的，他切切实实地执行了清廷的命令，1901年晋升直隶总督、北洋大臣，并扩大新军为六镇，即六师，这是北洋新建陆军的支柱。而王士珍、段祺瑞、冯国璋就成为北洋的龙、虎、狗三杰。后来华北的著名军阀都来自这个集团，如曹锟、吴佩孚和徐世昌等。曹锟曾任袁氏新军第三镇统制，自命为中国最优秀的军人，事实上也确实如此。北洋新建陆军许多较低级军官都受过十二年的严格军事训练，才能晋升将校，而蒋介石的黄埔军校的学生仅接受六个月的军事训练。值得注意的是，从日本学军事回国的士官生永远不得其门而入，因为袁世凯对士官生十分怀疑。

（二）地方军阀

主要是东北的张作霖，“红胡子”出身；山西的阎锡山，曾在日本受训；湖南的谭延闿，进士出身；云南的唐继尧，曾在日本学军事；广西的陆荣廷，原为土匪。他们都曾先后受到各方的拉拢。

（三）革命派军阀

大多数都加入了同盟会，在辛亥革命和1913年的二次革命爆发时都支持孙中山，例如四川的熊克武，江西的李烈钧，云南的朱培德，湖南的程潜，广东的许崇智和陈炯明，河南的樊钟秀，陕西的陈树藩等。

军阀如何领导政府

袁世凯死后，中央政府先后由安福系、直系和奉系三派军阀控制。为求保持平衡，军阀通常推一个傀儡当总统（如黎元洪、徐世昌），却极力争夺拥有实权的总理一职，1922年第一次直奉战争就是直系和奉系争夺总理宝座而起。

在地方一级，军阀竞相争夺督军的职位，视督军为禁脔。自民国创立以来，省里有两位首长，负责军事的最初称为都督，1913年改称将军，袁世凯死后则称督军。文职首长起初称为巡按使，1916年袁氏死后则称省长，国民政府改称主席。

势力雄厚的军阀可以各种方式出任一省的都督，到了势力太大，并征服了邻省时，中央政府只好给他一个特别称号，例如两广巡阅使、直鲁豫巡阅使，或长江四省川粤湘赣经略使。反过来说，如果一个军阀不幸被另一军阀打倒，中央政府便撤销其巡阅使等头衔。

以省级而论，小军阀可能控制一两个区，就授为镇守使或护军使。镇守使也可以同时担任县长。简言之，军阀在他的势力范围内犹如一个专权君主，可以为所欲为。

军阀小统计

现在列举在1924年之前倒台的五十四个主要军阀的个人资料如下：

担任政府的最高职位

都督或督办　　　　　　　　30

统制　　　　　　　　　　　14

总司令　　　　　　　　　　 4

镇守使　　　　　　　　　　11

统领　　　　　　　　　　　 3

皇帝　　　　　　　　　　　 1

巡按使　　　　　　　　　　 1

经略使　　　　　　　　　　 1

籍贯的地理分布

安徽　　　　　　　　　　　 6

云南　　　　　　　　　　　 6

直隶　　　　　　　　　　　 5

广西　　　　　　　　　　　 5

不详　　　　　　　　　　　 4

教育水平

日本军校毕业　　　　　　　11

不详　　　　　　　　　　　15

行伍出身　　　　　　　　　 7

（清国开办的）北洋军校　　 5

清国将校　　　　　　　　　 3

国内师范毕业　　　　　　　 2

日本师范毕业　　　　　　　 1

保定军校　　　　　　　　　 1

革命派　　　　　　　　　　 1

土匪　　　　　　　　　　　 3

进士　　　　　　　　　　　 1

举人　　　　　　　　　　　 1

秀才　　　　　　　　　　　 1

地方军校　　　　　　　　　 1

海军见习生　　　　　　　　 1

倒台原因

被迫出国　　　　　　　　　29

被杀　　　　　　　　　　　21

监禁　　　　　　　　　　　 1

自愿退休　　　　　　　　　 1

死亡　　　　　　　　　　　 1

背叛后沦为土匪　　　　　　 1

编者注

[1]据新近研究资料显示，1916—1928年的大小军阀约三千多人。见上文。

[2]1925年，张作霖控制八省三市。见下文。

第十章 论桂系

“桂系”，这个当年在大陆上，国民党中炙手可热的政治派系，现在四十岁以下的中国人，恐怕对它都感觉很陌生了；虽然我们学历史的人，却永远不能忘情于它。

在今日世界上政党横行的国家里，“党外有党，党内有派”，本是很正常的现象。孙中山先生说：“管理众人之事，便是政治。”因此在一个国家之中，有兴趣来“管理众人之事”的人太多了，他们就必然要结党。一个“党”太大了，党内必然就要发生派系。这是个人类政治史上，自古而然的现象；否则孔夫子也不会在两千多年前，就说什么“朋而不党”、“周而不比”一类的话了。所以从大处看，“桂系”便是这个历史通例中的产物，没啥稀奇！

当然，国民党之有派系，亦不自桂系始。它远在1894年“兴中会”成立时期，派系的形成便已开始。“辅仁文社”的领袖杨衢云，那时便是中山以外的一个派系的领袖。到1905年“同盟会”时代，派系就更多了。“同盟”一辞，顾名思义，便是个综合词。“同盟会”本身便是一些小团体—华兴、兴中、共进等等的综合体。等到1911年武昌起义时，革命军便由于派系不同而打出三幅不同的旗帜来，并且互不相让。

当“同盟会”于民国元年（1912）改组成“国民党”时，党内的派系那就更多了；有的分子甚至脱党组党，支持起袁世凯来！中山先生那时身为党魁，便深感党内思想不一，分子庞杂，而有指挥不灵之苦。所以在1913年“二次革命”失败之后，中山便觉得要继续革命，就非组织一个“一鼻孔出气的”一种独裁的政党不可了。

无独有偶，当中山先生在这一方向的思想尚在酝酿的阶段—也就是“国民党”被改组成“中华革命党”的时期（1914—1919）—俄国的列宁居然后来居上，搞出个行之已见速效的模式来。所以中山于1924年10月便正式提出“以俄为师”的口号了。

不过孙中山先生毕竟是一位民主政治家，他认为一党专政只是“手段”，不是“目的”。他要利用这个“手段”，通过他所预定的“军政”和“训政”两个“时期”来达到他实行“宪政”的“目的”。到“宪政”实行之时，他的“党”便“还政于民”，然后就由人民自己所组织的多种政党，来轮流坐庄，实行宪政了。

中山先生这套理论是合乎逻辑，言之成理的。当他还健在的时候，以他个人的威望，和革命同志的朝气，也确能使这套理论发出无限光芒，使全国人民闻风景慕。可是在中山于1925年逝世之后，再由以他传人自居的胡汉民、汪精卫来传其衣钵，谈什么“党外无党，党内无派”，便渐渐行不通了。

就拿汪精卫自己做例子来说吧，他在1926年掌握了“二全大会”之后，为对付党内同志的反对，他遇事便提出个“党统”来。但是等到他在1929年“三全大会”中失势之后，汪氏就再也不谈“党统”，而另搞其“改组派”；并与其他反对“中央”的势力相结合，来“护党救国”了。

胡汉民先生亦复如此。胡氏这位书生，自始至终以党内一人自居，领袖群伦，决不搞小圈圈。但是“三全大会”后不久，他也在中央失势了。胡氏倒还淡泊，但是和他一道失势的党人—多半是他的华南同乡—却扛起他的招牌，于“四全大会”（1931年冬季）前后，搞出个有实无名的“胡系”来，和南京的“中央”、上海的“汪系”相对抗。

这些党内元老原都是一些“党外无党，党内无派”的专家；为什么血口未干，自己便大搞其派系来呢？无他，文章不与政事同也！在一个“一党专政”的政体之内，“党外无党”是可以硬性地做到的。“党内无派”，那可就不容易了。大家都是同志嘛！“管理众人之事”是大家都有份，也是大家都有“匹夫之责”的；怎能让少数人包办呢？要搞“轮流坐庄”—甚或单纯为着自保—大家也就党而不朋、比而不周了。这就是一个一党专政的政体内，“党内有派”要发生的必然因素。国民党内的“桂系”，也就是在这个必然因素之下逐渐形成的。

桂系三大特征

如上节所述，国民党在总理逝世之后，派系便逐渐兴起。但是“桂系”和其他各派系相比，则另有其特征。

第一，国民党内其他派系（包括“清党”前的中共），都是在党内寄生长大的。党是他们的胞母；脱离了党，他们便无法生存了。“桂系”则不然。它发端于一个单独发展的地方武力。这武力发展的经过，事实上与山西的阎锡山，东北的张作霖，没地皮的冯玉祥，云南的唐继尧和龙云，湖南的唐生智，四川的刘湘、邓锡侯、杨森，乃至后来新疆的盛世才，都是大同小异的。他们都是在一个中央集权解体之后，正如曹操所说的，“不知几人称帝，几人称王”的情况之下崛起的王和帝。这些小王小帝在国民党的势力逐渐扩展以至于统一中国的过程中，乃相率附义。但是在这些附义的群雄之中，只有“桂系”这一个实力派，卓然成家，成为国民党内的一个重要派系，垂名党史，为其他附义的地方势力所望尘莫及。

由于第一个特征也就必然产生了桂系的第二个特征：它是国民党中唯一拥有相当独立的武力、地盘和财权的派系。它和阎锡山、龙云一样，始终没有放弃它的老巢：广西。它也始终没有放弃它对它那部特殊武力的领导权。若说抗战期中，各系统军队的独立性，恐怕除了共产党所掌握的“第十八集团军”之外，便是桂系的“第二十一集团军”了。而桂系那时所统治的广西和安徽两省，虽然没有中共的“边区”那样不听中央政令，但是他们也有他们单干的作风和力量的。

因而桂系的第三个特征也就是它的“区域性”。它自始至终是个偏才。割地称尊是它拿手好戏，真要挤入“中枢”，为一国之主，它也就捉襟见肘了。

再者，正因为它区域性太浓，它也就始终难以洗掉它的地方色彩而真正地加入“中央”的大熔炉。不论它的领导成员是怎样地内为宰辅，外为封疆，他们也无法洗刷掉它原有的土气息，泥滋味。所以在国民党当年在大陆上二十多年的执政期中，“桂系”便始终以一个有半独立管理气味的“分公司”姿态出现。对“中央”只是“合作”而不是“认同”或“一体”。

但是国民党在“行宪”之前，毕竟是一个搞一党专政的革命党；革命党是有其革命纪律的。在理论上、在实际行为上，桂系这个分公司，都不能脱离它的总公司来“脱党组党”。它和“中央”是有“休戚与共”、血肉难分的关系的。它不能搞“合则留，不合则去”的美国办法。相反地，它和党中央的关系，则是“合亦不全合，不合亦不全去”，不即不离的古怪关系。它不能作为“中央”的棋子，完全听命于中央。但是“中央”如干脆让贤，这个只有“偏才”的“桂系”，也代替不了“中央”。这就是“桂系”与生俱来的内在矛盾；这矛盾一直维持到1949年它全部瓦解为止。

国民党中何以产生这样一个古怪的派系呢？这个派系的产生与消灭，在中国近代史上，又有什么特殊的意义呢？我们学历史的倒要搜搜它的根。

桂系的崛起

我国以前的历史哲学家罗贯中曾有句名言：“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他这句话真是把我国两千多年的政治史的关键，一语道破。但是罗公没有学过现代的社会科学，因而他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笔者在这一问题上，因其非关本题，所以也不想节外生枝，来略抒拙见。我只敢说，罗贯中这句话，是两千年国史上不争的史实。同时在这分合之间，则“合”难于“分”。“分”往往起于旦夕之间；而“合”则有时要经过数十年乃至数百年的折磨才能达到。

远的不说吧，且说最近的史例：

我们的中华民国，于辛亥革命之后，在“非袁不可”的时势之下，本是个“合”的局面。无奈袁大总统见识太小，智囊团太草包，他嫌“终身总统”还不够，偏要做皇帝。结果皇帝未做成，于民国五年（1916），一气而死。

袁氏死后，这个“合”的局面便立刻瓦解。从此王纲解纽，皖、直、奉诸系军阀，来他个天下三分，接着便形成南北各省军阀混战的局面。

在我国古代历史上的王纲解纽，往往是一“解”到底的。中央集权一旦崩溃，则大小军阀、英雄好汉、土豪劣绅、地痞流氓……都要一时并起，割据称尊的。在这个无法无天、各以刀枪相向的局面里，江湖好汉们便叫它作“遍地黄花开”，谁也管不着谁。因此在袁氏死后，军阀混战的十余年间，有的历史学家估计，那时各不相让的大小军阀，就有三千余人。在这遍地黄花的局面中，然后再强凌弱、众暴寡，以大吃小的方式，慢慢兼并；由小地方作局部的统一，由下向上，由小及大，才渐渐走向由小“合”而大“合”的局面。

参加这种“大吃小”或“小克大”的各路逐鹿英雄的成败，却又受两个客观力量所支配。一是“适者生存”；二是适者的机运。要做个生存在特殊环境中的“适者”，其中便有很多人为的努力的因素（如“意识形态”的选择，如“行政作风”）。但是要掌握时代的“机运”（chance），那就往往是非人力所能决定的了。

袁世凯死后，广西便落入一个以陆荣廷为首的“老桂系”手中。这个老桂系，不但统一了广西，它还控制了广东。但是这个老桂系的作风太“老”了，不“适”合民国初年新的政治要求，因而在1921年，它就被比较“新”的孙中山和陈炯明领导的革命力量把它打垮了。打垮了桂系之后，孙陈二氏又因革命策略问题失和，陈炯明于1922年叛孙，无力兼领广西；广西一时无主，成了一个群雄并起、“遍地黄花”的局面。而后来领导“新桂系”的所谓广西三杰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也就是这时广西的三朵小黄花，成为一些散兵游勇的小头目。由于各种因素的配合与巧合，他们能以数千之众于三年之内，削平群雄，于1925年，用武力统一了广西—这便是“新桂系”的老底。他们就凭这个老底子，加入国民党，参与革命。它以后的穷通荣辱，全以此老底子为依归。这就是本文所要讨论的“桂系”。

两件奇事

李、白、黄三人之能统一广西，并不算什么稀奇。因为他们都是一些“新”人物，广西当年一时并起的群雄都太“老朽”。除旧布新，原是时代的趋势，历史的轨迹。但是在统一广西之后，所最难能可贵的是这三位青年将领的和衷合作、至死不渝的精神。在我国社会和政治传统上，照例都是单干的，尤其是英雄人物，而政治圈子的英雄人物更甚一筹。试看国民党元老中的汪（精卫）胡（汉民），我们就可以体会李、白、黄三人的友谊与合作维持到底是如何地不易。他们三人都是雄才大略野心勃勃的英雄，而他们彼此之间所表现的则是能忍能让。这一点实在是他们“桂系”所以能一直全始全终的最重要的条件。

第二件难能可贵的事，是他们能看清大局，尽率所部来接受国民党的领导。广西是他们三人打下来的。其间，国民党对他们并无一枪一弹的接济。但是胜利之后，他们竟愿率所部投向国民党—而不像阎锡山、龙云、刘湘、张作霖以割据称尊为满足。关于这一点，当然也是环境使然。广西地近广东，得革命风气之先。再者，便是得人和—这一点李济深实是个最要紧的居间人。李济深是当时中山部下粤军中最重要的领袖，而李氏却是“广西人”，这个地域观念的“封建传统”，却把他和这个新桂系联系起来，作为他们加入国民党的介绍人。

但是我们读历史的人，如撇开“现时观念”来看往事，则他们那时的加入国民党实为“亏本交易”。国民革命之成功，实始于“统一两广”。但是在统一两广的过程中，广西之统一实先于广东。再者，他们之加入国民党，并没有得到国民党中应有的尊重。那时在国民党中央，连仅有党员百余人的中共，也分得中央执行委员三人，候补委员七人。而拥有精兵数万、地占一省的桂系，只有李宗仁才分得一席“候补监察委员”。而此后，国民党的党务也自始至终不让“桂系”插足，这分明是对“搞党”无经验的“桂系军人”的轻蔑。而李、白、黄三人始终不以为意，这也可看出他们的不凡—识大体，能忍能让，不像一些心胸狭窄的小党油子的把持。

北伐和清党

两广统一不久，国民革命军便“北伐”了。北伐之成为事实，可能是不像李宗仁亲自告我—那完全是他一手促成的。促成的可能还有更多其他因素，但是有个不争之论便是，没有桂系的全力支持，北伐是不可能发动的。

等到民国十六年（1927）的“清党”和“宁汉分立”，那桂系的作用就更大了。在十七年春季，当国民党三中全会和一、七两军之外的几乎全部国民革命军，对蒋总司令都一致杯葛，未受中共渗透的七军是拥蒋的唯一支柱。李宗仁说：“那时总司令对我们（李、白）真是言听计从……”的确如此，那时如没有七军对总司令忠贞不贰，一部民国史，今天是绝对地不一样了。那是任何公正的史家所坚信不疑的。

李宗仁和他的桂系对“北伐”和“清党”确是个关键因素啊。没有他，历史就得重写了，可能连孙传芳也都打回京沪了。

三年内战

国民政府的确立，桂系的支持固然是个必要条件，然国民政府其后未能完成统一中国之大业，最大阻力的发端也是这个“桂系”。1928年北伐完成之日，在表面上看来也是桂系势力如日中天之时。那时由于“中央集权”和“地方分权”的理论之争，同时也由于事实上的需要，北伐后的中国军队分成四大系统—四个“集团军”；在这四个集团军之上，又有四个“政治分会”，总揽国内四大区域中的一切党政军大权。李氏受任为第四政治分会主席，兼第四集团军总司令。但是那时桂系的真正力量则遍及全国，它的司令部已自广西移至武汉核心。那时白崇禧以一时名将，收编唐生智的旧属李品仙、廖磊等部（李廖二人皆是广西人）数万人，虎踞华北；李宗仁坐镇华中；李济深、黄绍竑把守两广；由于李白在“清党”时在上海尚有余威，那时上海市长张定璠亦是桂系人物，我们如试把中国地图一看，那桂系真是掌握半壁山河。

回想起三十年前的威风，郭德洁夫人于1959年还得意洋洋地告诉我说：“那时我们（桂系）的力量可真大啊！”

可能就因为力量太大了，“功高震主”，加以这批张牙舞爪的青年军人，也不会韬光养晦，结果引得全国侧目，一旦中央拿他们来开刀削藩，当时也弄得人心大快。加以桂系本身发展太快，也百孔千疮。它基本上是个军人的集团，冲锋陷阵是其所长，至于统兵百万，运筹于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搞大的战略，他们就难免才有不济。至于搞大小政治，羽扇纶巾，折冲樽俎，这批只知喊“卧倒”、“放排枪”的小军官就无法胜任。因而民国十八年（1929）2月所谓“武汉事变”一起，桂系便一败涂地。不数月，当年统百万雄师的虎将，只有躲到香港去作政治难民了。回看当年七军和第四集团军的战绩，真是“天亡我楚，非战之罪也”！

“桂系”在“武汉事变”中所表现的纸老虎的成绩，也增加了中央以武力削藩的信心—接着便是讨伐阎冯的“中原大战”。这个中原大战，把个中原打得太糜烂了。这个烂摊子收拾不了，并发症便一个接着一个。举其大者：

一、张学良于1930年9月18日应召率师入关参战；1931年9月18日乃引起了“九一八事变”。自此以后倭患便一发不可收拾了。如果，张学良不因中原大战而入关，有他坐镇沈阳，“九一八事变”可能就不会发生，没有日军占领东北—或延缓占领东北，中国历史就又不一样了。

二、江西的坐大。国民政府如果没那三年（1929—1931）的内战，那么肯定毛泽东那点“星星之火”，也就不会燎原了。

三、龙云、刘湘、盛世才，乃至后来的何键、陈济棠、韩复榘等等一些地方军阀，也就不会长期割据一方，称王称霸了。中央政府只要一纸文书，就可以把他们撤职。

换言之，没有1929年“武汉事变”所引起一连串削藩内战，国民政府的大一统江山，也就稳定了。外无强寇，内无反侧，那中国也就早走上现代化之路，可能早就富强康乐，物阜民丰了。而这个一着之错、全盘皆输的第一枪却是“桂系”放的！

至于“武汉事变”的是非问题，我断定今后历史家是永远搞不清的。但“武汉事变”和“西安事变”一样，都是中国国运的转折点。而这转折点的当事人，则是“桂系”。

俗语说：“一个指头打不响！”不论是非何在，桂系！桂系的责任，你是永远无法推卸的。

“剿共”和抗日

“九一八”（1931）前后的中国，民不聊生的情况（1931年长江有大水，华北有旱灾），天灾人祸真有甚于军阀时期。倭寇的侵略，虽使国民党的南北内战暂时息兵，但接着便发生了“五次围剿”的重大战役。因为中共乘中原大战之机，在赣南、鄂西和“鄂豫皖边区”迅速成长，到30年代初期简直如火燎原，竟至喊出要“发展百万红军”的声势了。在这内外交煎的情况之下，南京中央拟定了有名的“安内攘外”的国策，而这国策实行的方针则是所谓“长期抗日，积极剿匪”。

正当南京中央为着“抗日”和“剿匪”弄得手忙脚乱之时，“桂系”诸领袖，反能忙里偷闲，龟缩于广西境内，心安理得地专搞他们的“三自政策”去建设其“新广西”。

抗战前五六年中，广西的建设也确是值得称颂的，誉之为模范省亦不为过。当时地方领袖廉洁奉公，有眼光，有作为，把广西这个有名穷省，建设得容光焕发，也确是难能可贵的。抗战一旦爆发，他们能全省动员，数周之内便能配备出四个军来，开上前线而战绩辉煌，我们治民国史的人是应该大书特书的。抗战一开始桂军便加入沪战，军中六个旅长，五位殉国，确是可泣可歌的。1937年10月南京弃守后，战场转入皖北，当时担任这一带防御战的便是“桂军”。他们那时士气之旺，纪律之佳，是笔者所亲见。其后李白二公所领导的台儿庄血战（1938年4月）更是战功彪炳。

要历史家秉笔直书，在抗战初期的战功来说，“中央军”之外，最值得称道的应该是“桂军”。在“五战区”，它卡住津浦南段，叫敌人不能挥军北上，直迫徐州，使大后方有个喘息之机，是功不可没的。

桂系的腐烂

但是桂系的光荣，在台儿庄一役也算是到了巅峰。武汉失守（1938年10月）之后，我军退入山岳地带，日军也就势穷力竭，无力再进，我军亦无力反攻，双方胶着。加以这时共产党军队在敌后，一切小型游击力量，敌后所有游击根据地，几全入共产党军队之手，所余者唯大别山一区而已，而这大别山则在桂系掌握之下。1941年春“皖南事变”之后，桂军也就卷入剿共之战，防共甚于防日。

在这战事胶着状态之下，双方屯兵不战。在人类的战争史上，尤其是中国历朝战争史上，屯兵不战是最可怕的现象，因为它的结果必然是师老兵疲，兵骄将惰，相率腐化。唐朝的节度使、明朝的屯卫都有前例可循。在抗战后期，桂系所掌握的地区，除广西老巢之外，便是豫南皖西一带的“五战区”了。迨1943年，把“五战区”分割，另立“十战区”。嗣后李宗仁再调长“汉中行营”（遗缺由刘峙继任），桂系所直接控制的区域便只剩下大别山区—也就是以前张国焘“红四方面军”所占据的“鄂豫皖边区”。张国焘的老巢“金寨镇”，后改名“立煌”（1933年卫立煌逐走红军后改名），也就是桂系所掌握的“十战区”的首府了。

在李宗仁调往汉中之后，桂系的实力大将就是“十战区司令长官兼安徽省主席”李品仙了。而李氏主皖这一段期间，也就是桂系走向坟墓的开始。

这时论武功，他们除了零星的剿共战事之外，那真是百分之百的屯兵不战了。论文治，他们倒能统治大半个安徽省。征兵征粮还可取之不尽。地处敌后，天高皇帝远，在大别山区做起土皇帝来，那就可为所欲为了。这样，这批广西的统治者把当年他们统治广西有效的保甲制度搬到安徽，来个科学方法的组织和统治，结果就上下交征利，无恶不作了。西方政治家有句名言，叫作“无限制的权力，必然无限制腐化”，这就是桂系当年在安徽的写照。笔者当年大学毕业后曾在故乡做过短期的政府小职员。观察所得我可大胆而诚实地说，那时十战区和安徽省境内作“主管”的大小官吏—上至司令长官，下至连长，自省主席以下至乡镇长—可说是“无官不贪”。贪而无不花样繁多，穷凶极恶！贪到甚至以大量战略物资，走私资敌。

当然那时官吏之渎职与贪污，十战区并不是个突出的例子，不过本文只谈桂系，桂系至此政治的生命也就寿终正寝了。

第十一章 从北京政变到皇姑屯期间的奉张父子

为纪念“九一八”六十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而作

在本世纪20年代的中段，也就是中国南北军阀混战的末期，那发源于东北的“奉系”，可说是一枝独秀了。奉系自1924年秋，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一面以二百万日元的重赂（一说“是奉天官银号一百多万小洋买来的”—见全国政协《文史资料选辑》第五十一辑，页77，韩玉辰文），争取了冯玉祥对“直系”倒戈，发动了“北京政变”（10月23日），幽禁了曹锟，摧毁了他的“贿选政府”，由黄郛组织“摄政内阁”，以作过渡。

同时奉军以其重建的“一三联军”的精锐，在少帅张学良的指挥之下，突破了直军防线，在山海关、秦皇岛一带包围了吴佩孚的主力，缴械纳降三万余人。吴大帅仅率残卒数千，浮海逃遁，使“第二次直奉战争”成为奉系全胜之局。

奉系羽翼下的“段执政”

自此奉系大举入关。主帅张作霖（时任“东三省巡阅使”）亦于11月初抵天津，晤冯玉祥商讨善后，并决定公推前“皖系”军阀首领，其时退休在天津闲住的段祺瑞，暂时出山担任“中华民国临时执政”，以后再另作安排。

段祺瑞这时原是个孤家寡人。但是他毕竟做过“北洋军阀”的总首领。百足之虫，死而不僵，还有其剩余价值，足资利用。所以张冯二人公推他作“临时执政”，实各具“挟天子，令诸侯”的私心。而段氏宝刀未老，在各派公推之下，依违其间，也颇有趁机再起的一厢情愿的打算。但是他也知道，论实力，冯则远非张之对手；论历史，他原是冯玉祥这位有名的“倒戈将军”第二次倒戈（民国七年）的受害人。所以他对张则一直是折节服从，对冯则难免阳奉阴违，虚与委蛇了。

就在这同床异梦的情势下，段祺瑞便于11月24日在北京就职。张作霖亦率奉军千人入京观礼。就职之后，段执政便按他自己一厢情愿的安排，假戏真唱了。第一他要废督裁兵、偃武修文，来解除各省实力派的兵权。“废督裁兵”原是前大总统黎元洪发明的。在中国军阀时代，凡无兵权的当政者都主张废督裁兵；有兵权者，则反对之。可是这一次段显然是得到张作霖之谅解的。张乃自请撤销他原有“镇威将军”的“将军府”并解除“东三省巡阅使”名义（仍“节制东三省军务”），改任“东北边防屯垦督办”。

由于张的支持，段也发表冯玉祥为“西北边防屯垦督办”，驻节兰州。冯在曹锟政府内原为“陆军检阅使”，屯重兵于京畿南苑。至是，段亦裁撤“陆军检阅使”名位，促冯去西北任所就职。段亦以同样方式电其他各省，废督裁兵，虽收效甚微，然其后凡以北京政府名义外放之省区武官，一律称某省“军务善后督办”。虽换汤不换药，然“督办”的名义在“执政”时期，就与“督军”头衔，混杂使用了。

段之另一着棋，便是他的“善后会议”。他要网罗全国实力派，如孙文、黎元洪甚至吴佩孚等，及清流如胡适、王宠惠等百余人，来开个全国性的“善后会议”（颇像后来国民党的“国民参政会”），然后通过这个会议，他想或可炮制出一部新的“宪法”或“共同纲领”一类的东西。如此，则他的“临时执政”或可名正言顺地变成“永久执政”或“大总统”了—这显然是段执政的一厢情愿的打算。他自1924年11月24日就职，至1926年4月9日逃往东交民巷，一共干了一年多的“临时执政”，他的如意算盘，就是这么打的。

孙中山的“最近主张”

再者，为着他的“善后会议”—善后会议的名单中，怎能没有“孙文”呢？—段祺瑞乃附和张作霖和冯玉祥的主张，联电奉请屈居广州的孙文大元帅北上，为和平统一，共商国是。

1924年秋第一个电请中山北上的原是冯玉祥。冯在幽禁曹锟之后，无以善其后。眼看他的“首都革命”的果实就要落入张作霖、段祺瑞两大军阀之手，因而他就想起有盛名而无枪杆的孙中山。以冯的枪杆捧孙的牌位，岂非天作之合？加以冯那时已与赤俄的“第三国际”早有往还。与一位“以俄为师”的革命领袖相提携，也是最顺理成章之事。

奉张父子之邀请中山北上，也自有他们自己的主意。盖雨亭（张作霖字）、中山原为老友。他两人的儿子学良、哲生（孙科别号）也占“民国四大公子”的一半，交情不恶。雨亭曾以巨款济中山之急；而中山亦在雨亭危急时，为他卖过命。真是交非泛泛。

原来在1922年“第一次直奉战争”时，奉军被吴佩孚打得溃不成军，当全国都在幸灾乐祸之时，空谷足音，孙中山却在桂林通电援奉，大骂“吴贼”。盖此时中山正率陈炯明的“粤军”，打垮老“桂系”，师次桂林，欲乘势“北伐”。为此中山竟与陈炯明闹翻。弄得叶举叛变，“炮打总统府”，中山几乎把老命送掉；而庆龄夫人受惊，竟至当街小产……孙公为之狼狈不堪。这在奉张看来，真是其志可嘉，其情可感。

1924年9月，当“第二次直奉战争”已箭在弦上时，中山又舍命相陪，指挥一些虾兵蟹将，什么粤军、桂军、滇军、湘军、赣军、川军、豫军……御驾亲征，北上韶关参战，讨伐曹吴。但是这时他在广州的革命根据地，竟危至一城难保。与近在香港的英帝国主义呼吸相关的大班陈廉伯，和他配备精良的“广州商团”正阴谋“倒孙”、“杀蒋”，并摧毁黄埔军校。因此黄埔校长蒋介石和政治部主任周恩来等，均在一夕数惊之下，向孙公连电告急，而此时孙之内战兴趣正浓，为着他那绝无可能之“北伐”，他老人家广州也不要了，黄埔也不要了。远交近攻，联张反吴“孤注一掷”（孙公致蒋函）而去。

1924年9月、10月之间，孙中山在韶关的蛮干，在当时独守孤岛的黄埔蒋校长看来，可能是荒唐透顶，但是在北方的奉张父子眼光中，孙文还是够朋友的。当他们在10月底打垮吴佩孚之后，有志以武力解决长江各省时，远在两广的“孙文”（“孙文”是当时北方军人对中山的习惯称谓），还是要交结的。所以奉张当时也欢迎孙文北上，是有他父子自己的主意的。

可是我们这位国父却是一位私心极少的正人君子、爱国者、直肠人、理想家，甚或“大炮”，他的考虑虽然全属空想，却是从民族整个利益出发的。正如他在后来的《遗嘱》上所说的，他应约北上是有两大“最近主张”的。这两大主张便是：“开‘国民会议’及废除‘不平等条约’。”

中山先生要开个什么样的“国民会议”呢？像“民元国会”或像他自己在广州搞的“非常国会”（1917），或是“安福国会”（1918）？或段氏正在搞的“善后会议”（1925）？抑或是像国共两党后来所搞的“扩大会议”（1930）、“国民参政会”（1938）、“人民政协”（1949）、“国民大会”（1947、1948）、“人民大会”（1954）……他老人家并没提出具体方案。纵是提出了，历史也会证明它是一场无用的闹剧。

至于“废除不平等条约”，则更属空想。那时神州大陆，各省均在关门砍杀，遍地枪声。那些战败了的军阀官僚（包括中山本人，除掉吴佩孚一人），都还要靠“不平等条约”体制下的“使馆区”（东交民巷）和“租借地”（旅、大、南满日本站、威海卫、九龙，甭说香港和沿海沿江的租界……）亡命存身呢。那些战胜者，也要靠这些地方去吃喝玩乐呢……“废除不平等条约”，岂是中山号大炮一放，就可立刻做到的？

不过在我们的民国时代，朝政失纲，在野者总比在朝者有舆论声望、有道德权威。他可喊口号、讲大话、唱高调以赢得全国喝彩而成为“君子”、“圣人”，名满天下。何况中山的确是当时中国最高层政坛上唯一的“现代人”（modern man），和无私忘我的圣徒（saint）。

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所以中山先生当时在中国声望之高，是举世无匹的，虽然他所唱高调之不切实际，也是与他的声望成正比的。因此当他在民国十三年（1924）除夕抵京，至翌年3月12日病殁，在全国的爱国情绪上，是打了一剂强心针，而在实际政治作用上，确未泛出应有的涟漪。奉张父子对他也就不太重视了。

张作霖“武力解决”的腹案

“北京政变”后，张作霖对时局的腹案，显然就比孙中山的实际多了—张搞的是“枪杆出政权”，用武力统一中国。“武力统一”这四个字是段祺瑞在搞“安福国会”（1918）时发明的。继之而来的接班人是吴佩孚；吴之后才是张作霖。其实奉张之后，所搞的还不是“武力统一”？反观我国三千多年来的历史，哪有什么“和平统一”这回事呢？所有“分久必合”的现象，都是“武力统一”的结果嘛。民国哪能有例外呢？

作霖当时的腹案分明是：屯重兵于华北，压制冯玉祥，最好能不战而屈之。然后招降或中立那善于观风的山西阎锡山；再挥军南征“以武力解决长江各省”；消灭直系的残余势力，如盘踞沪宁一带的齐燮元、闽浙一带的孙传芳，甚至包括仍然寄生于武汉、洛阳一带的吴佩孚本人。长江既已在掌握中，则华南、西北，不难传檄而定也。事实上奉军于1925年春季南征，便是循这条腹案脉络前进的。

张少帅的震主威权

这次奉军（第三次）入关南下的编制，是自“东北陆军”中编出六个“军”，由姜登选、李景林、张学良、张作相、吴俊升、许兰洲分任第一至第六军军长。每军之下各辖三至六个“旅”及若干“独立团”，如炮兵、工兵、辎重兵等等。另加空军、海军由少帅张学良直接指挥。六个军的总人数，盖有二十余万人。

在这六军之中，再以最精锐的一、三两军合组“一三联军司令部”，以张学良为司令，而以第三军副军长兼第六混成旅旅长，也是当时奉军中最具现代化头脑和最干练的将才郭松龄为副司令。第二次直奉战争后，奉军再次扩编，改旅为师、改军为军团。改“一三联军司令部”为“京榆驻军司令部”，驻天津。直辖步兵六师十二旅，骑兵一师两旅，炮兵两旅，工兵一团。少帅张学良任第三军团军团长兼司令，郭松龄副之，共有步骑炮工辎各兵种七万五千人。奉军六大军团的张家父子兵之精华，悉在此中矣，张学良若非“少帅”也就权高震主了。

至于“京榆（或作津榆）驻军司令部”设立之确切日期，当事人如张汉公（张学良字汉卿）本人及郭大鸣（松龄之弟）等之“回忆”及诸史家著录，均略有出入。盖“军团”之设立，“司令部”之改制，均发动于民国十四年（1925）春，而完成于同年9月也。

奉军南征与诸将分封

可是当奉军于1925年春季沿京奉、津浦线南下，志在以武力解决长江各省时，少帅这支奉军主力并未动用。它的主要任务显然是稳定华北、控制北京，并监视正在迅速发展中的冯玉祥的“国民军”。

至于奉系其他次级部队和杂牌军的首领，则随奉系地盘之扩张而就地分封为各地军政长官。第二次直奉战争后，东三省老巢之外，第一块落入奉军掌握的地盘便是“热河特别区”。第五军副军长阚朝玺乃奉命率两个奉军混成旅及若干地方部队，出任热河都统，驻节承德。

第二块落入奉军掌握的则是直隶省（今河北）。第二军军长、直隶人（满族）李景林乃奉命出任直隶督办，驻节天津。所辖奉军及改编后的地方部队凡六万余人。

自北向南的第三块地皮，便是山东了。1925年4月，第二军副军长、山东人张宗昌，乃衣锦还乡出任山东督办。

张宗昌（1881—1932），少年贫困，“跑关东”（山东人去东北谋生的习惯语）谋生。曾在海参崴卖过烧饼，在东三省当过“胡子”，并学会了一些下等俄语。嗣后经过招安当兵等一系列行伍过程，终于能在直皖各系军中逐渐升迁，最后回东北投老少帅，至此竟做了山东督办。他所统率的除少数正规奉军之外，也改编了大批直鲁两省地方部队，号称“直鲁军”，及少数“白俄军”，盛时竟拥众十万以上。虽然这位出名“三不知”的“狗肉将军”，并不知道他自己有多少兵，多少老婆，多少银子。

1925年初，张作霖以张宗昌凶猛善战，又在长江流域有作战经验，乃予以“苏鲁皖剿匪司令”名义，嘱其挟前“淞沪护军使”、因战败而投奉的卢永祥，挥军南下。张、卢于1925年初击破直系齐燮元军进占南京。卢永祥并于南京一带网罗一些淞沪旧部增组“宣抚军”，仍以张宗昌为总司令，率军循沪宁路东进。一路取常州、夺无锡、占苏州，终于1925年1月底占领上海；再循沪杭线南进，与直系另一悍将孙传芳所部相持于沪杭之间。奉系势力发展至此，可说是臻于极盛了。然奉军此次南进远及苏杭这块天堂地区，张宗昌实居首功。

因此当张宗昌得胜班师之际，论功行赏，张作霖乃授意段执政将山东督军郑士琦他调，遗缺就由张宗昌这位民国史上的“标准军阀”递补了。张宗昌督鲁一督三年，直至“济南惨案”（1928年5月）爆发之后，才被北伐军赶出山东。最后被白崇禧在滦东缴械，始结束了他的政治生命。1932年他返鲁扫墓，误入韩复榘的圈套，终被枪杀。

1925年4月张宗昌北返督鲁时，张作霖乃派心腹智囊总参议杨宇霆任江苏督办，第一军军长姜登选为安徽督办，并统率长江下游的奉军。

奉军既占苏皖，则奉系此时所夺地盘已扩及八省三市—关外：黑吉奉热（热河是省级特别区）；关内：冀鲁苏皖，及北京、天津和上海。天津、上海在政治区划上虽直属冀、苏二省，其实际影响力较其母省容有过之。

以中比西，则此时的奉系地盘实较中古欧洲的“神圣罗马帝国”或近代西欧之英、法、德、奥、意、荷、比、西八大列强疆土之总合，犹有过之。

奉系此时拥有精兵三十七万人，陆海空军俱全，训练、装备、补给皆举国无双。奉张父子之权力，至此可谓登峰造极了。

就在这奉系势力如日中天之时，民国史上最大的国耻之一的“五卅惨案”（1925年5月30日）在上海爆发了，一时举国沸腾。学运民运的目标都集中于“打倒帝国主义”，而上海的各国租界也就成为众矢之的了。正当这华洋对峙，双方于春申街头摩拳擦掌的紧要关头，少帅张学良奉老帅之命，忽于6月13日率奉军精锐两千余人，进驻上海。这时被中国工运学运吓惨了的英法租界当局，见奉军入沪，竟联衔向少帅要求派军入驻租界加以“保护”。

此次中国军队进入租界，不论各方解释如何，也是中国租界史上的创举。这时的少帅，年方二十五，官拜中将，风华正茂。其为人也，又面如冠玉，潇洒风流，周旋于这五光十色的十里洋场之中，真是如鱼得水。

在一次前国务总理唐绍仪女公子（顾维钧博士的大姨子）的高级宴会上，他这个“小把戏”也结识了其后名播国际、在“西安事变”中发生决定性作用的蒋夫人宋美龄女士。没有他夫人于凤至的这位“结拜姊妹”的不时翼护，则汉卿在其后五十年的“管教”期中，也就要辛苦多了，危险多了。此是后话。

郭松龄叛变的历史意义

不过话说回头，这时不论奉系势力是如何地强大，它终究是个“北洋军阀”的一支。它上下所搞的还是刘邦、项羽那一套—穷兵黩武、逐鹿中原。谁把鹿捉到了，谁就做皇帝。这个老套套，在“民国时代”就不够用了。

知父莫若子。张学良总欢喜把他老子与他的上司蒋中正作比。他说前者是“有雄才，无大略”；后者是“有大略，无雄才”。所以他二人是各以短取败，要各以长相辅就好了。

“雄才”者何？“水浒”英雄，“说唐”好汉也。隋唐之际最大的雄才，便是秦王李世民了。“大略”者，建国方略，建国大纲，民主专政，农村包围城市，等等是也。换言之，你得对你自己的政治措施、政治布局有认识，有远见，有策略也。斯为张老帅之所无。他老帅口口声声要“以武力解决长江各省”。长江各省，真的被他武力解决了，则“以暴易暴”耶？这点他就讲不清楚了。讲不清楚则不但长江各省武力解决不了，他用武力强占的苏皖二省，在1925年秋又被南方军阀孙传芳等夺回去了—军阀失之、军阀得之，于我老百姓何有哉？这就是没有“大略”的毛病了。

再者，对自己的政治措施无认识，则连自己内部的问题，都无法解决，这样就爆发了1925年冬的“郭松龄倒戈”的闹剧。

郭松龄（1882—1925），于民国十四年（1925）11月22日，突然叛奉自立，号称“国民四军”或“东北国民军”。历时不过一月零一天。虽是昙花一现，而功败垂成，意义深远。当时若天如其愿，在东北取张而代之，则其后国民党的“联俄”、“容共”、“北伐”、“清党”一连串的历史故事，也都不会发生了。今日的中国甚至整个东亚，也不是这个样子了。“历史的偶然性”，可不信哉？

郭松龄叛变是怎么回事呢？简言之，它是奉系内部矛盾的表面化，而奉系内部矛盾又是当时整个中国内部矛盾的一部分。

盖奉系在20世纪初年张作霖接受招安开始，二十年中他们就建立一个伟大的“神圣罗马帝国”，在这帝国之内因而也就派系丛生。而派系中矛盾最尖锐的盖有三大集团。第一是随张作霖招安而来的“元老派”，包括张作相、张景惠、汤玉麟等人。这元老派原是一群绿林豪杰，略识之无的老粗。当他们觉得他们的帝国之内需要充实一批新人才时，他们便延揽了一批留日归国的“士官生”—这是当时中国各省区的普遍现象（只有袁世凯的嫡系“北洋六镇”是个例外。袁不用士官生）。士官生既在地方武力中得势，奉军中因而也有一个“士官派”。它在20年代的首领便是杨宇霆（1885—1929）。士官派本依附于元老派，渐渐地它却掌握了元老派，成为奉系中的当权派。至于奉军的中下级骨干，则又是“陆军大学”和它自己“东北讲武堂”训练出来的毕业生。无形中他们也就形成一个强有力的“陆大派”或“讲武堂派”。这一派的精神领袖原是该校1919班毕业生张学良；而张学良是“少帅”，是全军的副统帅，职责繁多，又欢喜声色狗马，不常在军中，因此他们的实际领袖便是出身陆大并曾任讲武堂教官的郭松龄了。松龄掌握了“京榆驻军司令部”，也就掌握了奉军精锐。

上述三派在奉军之中不特时为权位而倾轧，他们的生活方式和思想倾向亦大有不同。要言之，则元老派与士官派早已形成一个官僚集团，在位攘权；思想生活也都比较保守，甚或腐化。而讲武堂派则比较年轻、笃实，所受当时的潮流—如“十月革命”（1917）和“五四运动”（1919）—的冲击也很大。他们反对祸国殃民的内战，同时对元老派的旧军阀统治，也有反感。其中尤其是郭松龄影响最大。郭的夫人韩淑秀是学风比较新颖而激进的燕京大学毕业生，与冯玉祥的老婆李德全同学，感情甚好，过往亦密。而冯此时已与“第三国际”挂钩，北与苏联驻华大使加拉罕（Lev Mikhailovich Karakhan），南与中山的俄籍顾问鲍罗廷（Mikhail Borodin）都在暗中往还。至于苏联对冯氏“国民军”的弹械支持，和国际共党在冯军中的顾问活动，也早已不是秘密。凡此种种，对郭松龄都是新鲜的刺激。尤其是冯玉祥对直的“倒戈”，以及冯军在“北京政变”后的迅速发展，郭氏显然也不胜羡慕。他既然深知他在奉军中所掌握的实力，远超过一年前冯氏在直系中之所有；他也深信他如挥戈“倒奉”，那真如探囊取物了。倒张之后如再与冯玉祥连成一气，并得苏联之奥援，则华北可大定也。因此郭氏于11月中在日本观操奉召归来，席不暇暖，便与冯玉祥订了七条攻守同盟的密约，随即于11月22日发出通电，公开反奉了。

反奉倒戈必败的原因

郭松龄的反奉倒戈，其军中显然是有文人（如他所特请的林长民、饶汉祥）无策士，不像冯氏倒戈，有个黄郛为他出谋划策，所以他一出手便铸下大错。为着与冯玉祥的“西北国民军”相呼应，郭把他手下奉军番号改成“东北国民军”。冯的“国民军”那时与共产国际挂钩是尽人皆知的。郭之叛奉，一开头就与冯玉祥摆出个没有必要的搭配；这就未蒙其利，先受其害了。郭不要冯的支持，冯也不支持他并乘机浑水摸鱼。

那时唯一能左右郭张内战的是日本的“关东驻屯军”。日本人本不喜欢奉张父子。但是两害相权取其轻。日本人更怕带有共产色彩的“国民军”进入满洲。日本人终于决定不让郭军穿过南满路，并将他们的“驻屯军司令部”移入沈阳。这一来，奉天便成为铜墙铁壁，张老帅也就决定率残部反攻了。

再者，兵骄必败。郭氏自信心太大了。兵未发轫，他就要搞个原一、三军团的嫡系，把那些有心投靠的杂牌地方军，如热河的阚朝玺、直隶的李景林，以及其他的吉林军和黑龙江地方部队等，均拒于圈外，太阿倒持，化友为敌。

郭君也忽视了，20年代中国的道德观念的基础仍是君君臣臣的“封建道德”。他所统率的原是张家的父子兵。奉张父子虽“大略”不足，却各有“雄才”，有礼于士大夫，亦有恩于士卒。他们将帅士卒之间，是有深厚的情感，离间不易，而郭氏怀偏将之才，反而疑忌成性，如今却要奉“少帅”以伐“老帅”，然其对少帅亦口是而心非。如此司马昭之心，将士之间亦何尝不洞若观火呢？

所以郭氏如早怀异志，欲成大事，则应效法他的小东人搞“西安事变”的干法：出其不意，劫持统帅；然后以三两天工夫，底定奉天，才是有效的办法。舍此不图而称兵犯上，一经胶着，旷日持久，则叛军就要鸟兽散了—这就是郭松龄原本克榆关、取锦州，势如破竹，然终于12月24日兵败巨流河（沈阳西南），单骑走麦城，而夫妻双双被擒伏诛之原委也。治史者走笔至此，有余慨焉！

冯玉祥是众矢之的

郭松龄兵败身死固然是他夫妇的悲剧，而郭之倒戈对奉张父子也是个致命的打击。郭在日本观操，奉老帅之召回国的目的，原是要借重这位猛将西伐冯玉祥，南征孙传芳的。他的突然叛变把奉张父子这一军事计划，完全扭转了。他的叛变也使奉军内部的裂痕更为表面化。虽然郭氏死后，张学良曾仿效曹操“官渡之战”（200—201）焚卷的故事（曹操把自己将士与敌人勾结的信函掳获之后，未加查阅便全部焚毁，并说：“斯时孤且不保！”），把麾下将士与郭松龄私交的证据全部焚毁，既往不咎，然军心究非昔比。有的郭氏死党如参谋长兼炮兵旅长魏益三便拒不归队，终率余党数千人，仍称“国民四军”，依附了冯玉祥（见魏氏自述，载全国政协《文史资料选辑》第十五辑，页215）。

可是尽管郭之对冯颇有敬慕之情，而冯之于郭，则显乏投桃之报。当12月初郭氏“讨奉”战事正烈之时，冯忽挥戈东向。他不是援郭而是挖郭的墙角，向已宣布“脱离奉系”的直隶督办李景林大举进攻，抢夺了直隶省的地盘，并霸占了天津作“出海口”；他也乘阚朝玺鼠首两端时，突然夺取了热河。鹬蚌相争，渔翁得利。这时冯玉祥的声势自然直线上升。东起天津，西迄兰州，长城内外的草原牧场，尽成冯氏“国民军”的天下。在北京他驱策段祺瑞，挟天子以令诸侯，也炙手可热。因此郭松龄死后，奉军重振旗鼓的第一个对象便是冯玉祥了。

1926年春初，张家父子乃整编残部，率师再度入关。守关原“叛将”魏益三不支，率其“国民四军”逃往保定。少帅精锐乃占领滦州，直指天津。

这时奉张父子对冯玉祥是必除之而后快。事隔六十余年了，恢复自由了的张汉公在台北还向我说：“冯玉祥作假作了一辈子！”那时他父子对冯的办法，除奉军正面进攻之外，并檄调败退山东的李景林和张宗昌的“直鲁军”攻其南；作霖更遣专使与吴佩孚释嫌修好，约他自武汉北攻冯军于信阳，并诱引阎锡山出娘子关取保定，使冯之“国民军”四面受敌。

在冯氏四面楚歌之时，那位寄冯氏篱下，无兵无将而徒拥高位的段执政，处境就更为困难了。他深知他只能“执政”于张、冯、吴三派的均势之下。一旦其中任何一派独得其势，武力失去平衡，他就要下野了。因此段执政在国民党“北伐”前夕，实在是个三处磕头、四面讨好（三面之外再加一面便是原八国联军时帝国主义所组织的“公使团”）的一位最可怜可嫌的国家元首。

“三一八惨案”与天安门喋血

冯玉祥原是“北洋军阀”集团中唯一的一个没有固定地盘的主要军阀。他游击全国，四处依附，四处“倒戈”，竟成为民初全国知名的“倒戈将军”。当然他倒戈最成功的一次便是1924年他叫作“首都革命”的“北京政变”了。这一下他忽然搞到个全国第一号大地盘—北京。但是北京太重要了。玉祥无意中得之，得到了，他又消化不了。只好捧出个老军阀段祺瑞做幌子。可是段祺瑞的资格又太老了。他竟然要假戏真唱，不愿做冯玉祥的傀儡，已如上述。冯既指挥不了他，而自己又不愿做自己傀儡的喽啰。因而这位“作假作了一辈子”的“倒戈将军”对段执政呈请“辞职”又“辞职”，而段执政对他则“慰留”又“慰留”。二人心知肚明，都在唱戏。只是直至1926年春，这台假戏再也唱不下去了—受他唆使向张家父子倒戈的郭松龄已兵败身死。死敌奉军已倾巢南下。而被他倒戈几至身败名裂的吴佩孚，又信誓旦旦必报此仇。玉祥处此逆境，唯一可以自保之道便是南交汪蒋，北靠苏联了。汪蒋对他自然是欢迎之不暇；而斯大林、托洛斯基也早已看中了他。1926年初，他们之间的关系也索性公开化了。

俄人援冯既然公开了，则日本援张，英人援吴，也就更加积极了。一部中国近代史，原即是一部帝国主义列强在华角逐史。这次北洋军阀的内战，帝国主义的阵线也是十分明朗的。因此在2月初旬当奉军舰艇在大沽口外出现时，冯军乃在大沽口沿海设防，并以俄制水雷封锁大沽口，并一度与故意穿过封锁线的日舰炮战。如此一来，帝国主义就全部卷入中国内战了。日本人就首先对冯军布雷，提出抗议。

3月16日，英、美、法、意、荷、比、西、日八大帝国主义，更联合援引《辛丑条约》海口不得设防之条款，向北京政府外交部，提出四十四小时限期的“最后通牒”。

段政府怎敢得罪帝国主义呢？同时他也为讨好奉张，并暗防赤俄，乃劝令冯部停止布雷。冯玉祥之是否接受段的劝告还是次要的，最重要的却是段之向帝国主义低头，大大地违反了全国的民意。这时“五卅惨案”的血犹未干，而帝国主义气焰又起，是可忍孰不可忍？加以这时“国共合作”情意方浓，国民党（也就是共产党）在华北的地下活动，正如火燎原。“五四运动”当年的激烈分子这时多半是国共两党的地下工作者，一声呼啸，则学运工运便一哄而起。

民国十五年（1926）3月18日（星期六），激于义愤的北京学生和市民数千人乃集合于天安门前开了个“国民大会”，声言反抗“八国通牒”。要求把八国公使赶出中国，并撕毁《辛丑条约》。大会由徐谦、顾孟余、李大钊（1888—1927，时任北大教授兼图书馆主任）等公开或暗中主持。一时群情激昂，呼啸冲向国务院。这时执政府的卫兵慌了手脚，卫队长乃下令开枪。枪声骤起，群众前逃后冲，秩序大乱。被击毙的学生和市民达四十七人，伤者一百五十余人。是为民国史上前所未有的政府屠杀徒手学生和平民最大的“三一八惨案”。

这一杀不得了，全国舆论为之沸腾。北京政府亦自知理屈，国务总理贾德耀引咎辞职。段执政亦明令对死者抚恤，伤者送医。但是这批军阀当局总以为这次群众运动为国民党（共产党）地下煽动之所致，乃下令通缉徐谦、顾孟余、李大钊、李石曾、易培基等。徐谦等乃避入俄国使馆。这就伏下了后来张氏父子查抄俄使馆的契机。

在中国近代史上，所有学运、民运，从政府的立场看，都是“坏人”煽动之所致。其实所有群众运动都是激于义愤的，“坏人”只能推波助澜而已。此时段政府之无力“撕毁辛丑条约”，无法“赶走八国公使”，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段政府之枪击爱国学生与市民，死伤至二百余人之多，那就混账之极了。

另外一个冯玉祥

这桩“三一八惨案”只是军阀混战史中一件“惨案”、一段“插曲”，无关乎大局。这时张吴联合讨冯，冯自知不敌，乃分饬所部自直隶与河南向北京撤退。北京如再不保，便北撤南口，准备向西北逃窜。冯的另一着棋便是干脆把他与第三国际和国民党的关系正规化。

3月20日，当广州的汪蒋正为“中山舰事件”开始决裂时，冯却应鲍罗廷之约自平地泉赶去库伦。未几鲍亦偕大批国民党要人顾孟余、陈友仁、谭平山、邵力子、于右任等抵库。在诸人劝说之下，冯也就同意加入国民党了。

在“近代中国”这座大舞台上表演出将入相的演员们，他们“才”、“德”和社会背景，基本上差别有限。只是一部“中国近代史”，却是一部从“中古”逐渐进入“现代”的转型史。在这蜕变期中，则有极明显的“阶段性”。表演后一阶段的演员就要比前一阶段的，更要“现代化”。前一阶段的演员，如不把握时机教育自己（像孙中山那样），当时代进入次一阶段，你就要被时代所遗弃，变成新时代的“革命对象”了。像冯玉祥这样的人，他自“滦州起义”（1911）的小革命党转变成民国初年的标准大军阀。等到20年代中期这个军阀阶段渐成尾声时，他如不有所转变—不论是自动的或是被动的—就势必和吴佩孚、孙传芳等同舟共沉了。想不到在1926年初他因兵败而走投无路之时，却被第三国际看中而加入了国民党。

国共合作和北伐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个“新阶段”。在这新阶段中，冯玉祥本是没分的，但是三凑六合，使冯氏搭上这条新列车，便随之进入次一阶段了。

冯玉祥于4月中既与第三国际和国民党洽谈妥当，4月底他就接受苏联的邀请，偕徐谦等一行到世界革命的司令部莫斯科朝山去了。一朝四阅月，正赶上“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一路势如破竹，直下长沙、武汉，国内形势大变。当这位老军阀带了一批斗志昂扬、信心十足的小共产等和大量俄援武器自苏联返国时，冯玉祥也就是另外一个冯玉祥了。

四大军阀，各怀异志

话分两头，当冯玉祥得意洋洋地走向莫斯科之时，他留下的一批“国民一二三军”的将领鹿钟麟、孙岳、张之江、宋哲元、韩复榘等却正被奉直二军打得七零八落。这时无兵无将的段执政自然地就要抛弃冯系，而向争夺北京城、来势汹汹的奉直两军之间求其均势了。但是张家父子这时的兵力远在直系残部之上，所以段执政在依违之间，难免就有“暗通奉系”之嫌。事为冯系守将、时任北京警卫司令的鹿钟麟所悉，鹿乃于4月9日派兵围执政府、缴卫队械，举行二次“北京政变”把段祺瑞赶入“东交民巷”。鹿为自保计乃释放前总统曹锟，声言愿重隶麾下；并通过曹锟与吴佩孚释嫌修好，希图共拒奉张父子，然吴则与奉张另有密约，拒不接纳。鹿自知独力难以抗奉，便于4月15日全师撤出北京，退守南口。冯军既撤，那由张宗昌、张学良、李景林所率之奉军及直鲁联军乃长驱而入，占领了北京—也结束了为时一年有奇的段祺瑞“临时执政”的闹剧。段氏一去则中枢无主，由颜惠庆等暂时“摄阁”，勉维中央政府于不坠。至于政府前途，就要看张作霖、吴佩孚，尤其是前者决意如何安排了。

在双方代表于5月、6月间一再磋商之后，彼此决定对“颜阁”暂时维持；而对冯之“国民军”则双方合力加以解决。

此时冯的残部显然是根据冯发自莫斯科的密令，在奉直两军东南两方夹击之下，向西北转移以求自保。冯军西进则首撄其锋者便是山西的阎锡山了。

阎氏自辛亥以后，盘踞山西十余年，自称要把山西建成半个日本。对北京政潮，总是鼠首两端以避祸。他甚至把山西铁道系统建成“窄轨”，不让外省军车进入山西；他在山西非必要时亦不出省。

可是这时我不犯人，人却要犯我。冯部国民军石友三、韩复榘等部于5月下旬，以流寇姿态，侵入大同，眼看雁门关甚至太原都危在旦夕。久据穴中怡然自乐的阎老西，一时手忙脚乱，乃连电张吴两帅告急，愿率三晋健卒，同伐冯贼。

阎之伐冯，无他，拒贼自保也。

吴之伐冯者，誓报前年一箭之仇；并图借机重主中枢也。

张之伐冯者，入关为王，取而代之也。

因此，张、吴、阎、冯，四大军阀，各怀异志；各军将领，谋利求禄，各为其主，把整个华北打得烟雾弥漫、血肉模糊，可怜千万生灵，被这批军阀弄得尸填沟壑，家破人亡，惨不忍睹。

这时华南两广的国民党也正在东征西讨，枪声遍地；汪蒋二人为争领导权，正彼此钩心斗角。湖南的赵恒惕、唐生智更打得头破血流。驱汪以后的国民革命军，也于此时乘湘乱而北伐。一时中华大地，南北东西，都炮声隆隆。这时的中国，哪里还是个国家啊？！

奉张统一华北的远景

在这华北四大军阀混战之时，四人之中以吴佩孚比较空虚。他虽是百足之虫，死而不僵，但毕竟是强弩之末，众叛亲离，兵力无多。加以他北至南口，南及衡阳，绵延千里，一字长蛇阵的战线，进攻退守均属不易，随时有斩头、除尾和断腰的危险。事实上当他于1926年春应张作霖释嫌修好，共除冯玉祥的密约（见苏锡麟自述，载全国政协《文史资料选辑》第五十一辑，页82），计划北上讨冯时，他拖在南方的尾巴—赵恒惕的湖南地盘，就被唐生智吃掉了。唐自知无力抗吴，乃投向两广，这便引起了革命军的“北伐”，吴佩孚也就首尾受敌了。

至于阎锡山，阎老西这位山西“土豪”（章太炎评语）原不是个雄才大略的野心家。他毕生的心愿都集中于维持山西省这个大票号。这一点他也的确做到了。所以对付阎老西，除后来的共产党以外，国民党和日本人都赶他不走。但是为着保持山西这个老巢，合纵连横对他都只是技术性的问题。阎锡山是没有永久的敌人，也没有永久的朋友的。北伐军势力大了，他也可追随“焕章大哥”（冯玉祥字焕章）加入国民党，受命为“第三集团军总司令”的。大同雁门之争，也就忘于脑后了。

冯玉祥在华北虽是个无根军阀，但是他一旦发现了“联俄容共”、“加入国民党”这条新出路，思想搞通，乐不思蜀，南口弹丸之地的得失，对他也无关宏旨了。至于长江流域那些小军阀，处于四战之区，北边战败则投南（如唐生智），南边战败则投北（如孙传芳），南北相持则舍冷灶烧热灶（如陈调元），他们本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再看那些据守西南、西北的边疆军阀。在王纲解纽、中原无主之时，他们就你砍我杀，兼并边陲，称王称霸。但是一旦中原一统，新朝崛起，他们自会奉表称臣，甚至撤藩归政，皆不是大问题。这一套样板戏，已在我国历史上演出了两千余年，此次不过是最后一场罢了。

所以我们民国史发展至民国十五年（1926）初，局势已十分明朗—南方已逐渐统一于“联俄容共”、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权，北方政权则渐次归并于奉张父子。双方“楚河汉界”，一南一北把神州中分为二。分久必合，要中国重归一统，就看谁强谁弱，谁死谁活了。

“安国军”成立始末

可是1926年至1927年的中国政局的变动是太复杂了。以前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有位白裔中国史老教授，曾立志写一本书叫《1927年之中国》。他老人家，无征不信，把鸡毛蒜皮弄得太仔细了，写了二十余年，还缴不了卷—其实他所写只是南方的半个中国而已。

那时作为“革命对象”的北洋军阀，和他们的北京政府，其复杂情况，亦不下于南部的国共两党。虽然如此，我们长话也不妨短说。

话说冯氏“国民军”鹿钟麟部，为直奉所逼，于1926年4月15日撤出北京，退保南口之后，张学良随即率张宗昌、李景林入驻北京。自此北京便是奉系的天下了。北京政权在军阀时代之更迭，原是形同儿戏的。此去彼来，自有长乐老人随时“劝进”。这次奉系当权，长住北京的一些官僚政客，也就动脑筋，劝张作霖进驻中南海，出任民国大总统了。

可是张作霖却不愿率尔操觚。他虽然以统治者自居，于6月26日亲莅北京晤吴佩孚。当吴氏主动北上亲自指挥讨冯的南口之战时，张亦于三日后离京。其后便往返于津奉之间，坐山观虎斗。吴佩孚攻南口逾月无功时，老帅始令少帅接手，以奉军专长之重炮轰毙国民军万人以上，终于1926年8月14日攻克南口，冯军西遁。华北遂成张家天下。

当南口之战正在高峰时，南方的北伐军也正迭克名城，于7月1日颁布动员令，7月9日“誓师北伐”。8月26日与29日乃发生早期北伐战史上最有名的“汀泗桥”与“贺胜桥”之战。其惨烈情况，当时亲临前线的指挥官张发奎和李宗仁两前辈，曾为余详述之。

贺胜桥防御战的指挥官便是自南口战场仓猝南下的吴佩孚本人。吴帅曾手刃退却的旅团长数人，挂其头于电线杆亦不能阻止吴军败卒的“反冲锋”。

两桥之败，使吴军丧失了全部精锐，也丧失了再战的士气。纵横中原的吴大帅从此一蹶不振，最后还死硬地“不住租界”，就只好解甲归田了。

吴佩孚既败，革命军乃兼程入赣入闽。在箬溪、德安、南昌、松口、漳州等一连串的决战之后，也消灭了孙传芳这位苏浙皖赣闽“五省联军总司令”的主力。

吴佩孚、孙传芳多少年来都是奉张父子的死敌，双方鏖战不停，有胜有败，从无已时。孰知不出数月，这两大死敌竟为蒋介石所彻底击败。这在奉系看来，正可坐收渔人之利。因此老少帅两父子，便要以援孙援吴为借口，挥军南下，重掌苏皖豫三省已失的地盘了。

此时孙传芳率其残部两面受敌，自知非依附奉军，绝难自保，乃于11月下旬单车北上，在天津向张作霖乞援请罪。与少帅约为弟兄；以父礼事老帅。并领衔遍约原奉直皖晋各系旧军阀阎锡山、张宗昌、商震、刘镇华、张作相、吴俊升等十六人，商组全部北洋军阀之联合武力，并名之曰“安国军”，以对抗自南方新起的“革命军”。同时向张作霖劝进，公推张为群帅之首出任“安国军总司令”，而以孙传芳（五省联军）、张宗昌（直鲁军）、阎锡山（晋军）副之。

实至名归，张作霖亦居之不疑，乃于11月30日在天津通电就职。12月27日遂移节北京。作霖此次入京显然以国家元首自居。扈从之盛，戒备之严，均前所未有。专车至前门站抵步时，自前门经正阳门、天安门、西长安街至张氏驻节的西城顺承王府，沿街均用黄沙铺地、净水拂洒，俨然是前清帝王的銮仗。此时笔者先父与诸叔均随祖父小住北京，目睹其盛况。诸叔均为在学青年，归来绘影绘声为我辈孩提言之，至今不忘也。

“安国军”、“革命军”短兵相接

“安国军总司令”的名义给予张作霖无限便利：

第一，他于民国十六年（1927）初便名正言顺地发重兵南下。东路由张宗昌指挥“直鲁军”循津浦线前进，于3月间进占南京入驻上海。孙传芳军撤往江北。当革命军在白崇禧、何应钦、程潜等指挥之下，于同时进入沪杭宁三角地区时，“安国军”和“革命军”就短兵相接了。

“安国军”西路则由张学良于2月、3月间指挥奉军主力率重炮七十余尊，循京汉线南下，进占郑州，沿途有零星直系部队不听命归附者，则予以缴械。吴佩孚两面受敌，不得已西窜四川，依附杨森，京汉在线的奉军与革命军也就正面接触了。

在奉军（包括“直鲁军”）于东西两线代替了孙吴两军之后，乃与北伐的“革命军”两面作战。在沪宁，以及津浦在线的张宗昌，虽不战而走，在西在线的张学良、唐生智、张发奎的争夺战，却是十分激烈的。

1927年5月，两军相遇于豫南之驻马店、郾城、周家口一线。奉军以其国际驰名的“七十尊重炮”，排轰张发奎。六十余年过去了，去年张汉公与笔者谈及此役犹眉飞色舞不止；而小子何幸，三十年前亦尝与张大王（张发奎在军中的绰号）详谈驻马店之战。大王深许奉军重炮为其“铁军”北伐中第一号劲敌。然大王也告我说：“他们那时简直不敢开炮！”为什么呢？张说：“那时我们革命军士气最旺—我们在前线，敌方哪个地方炮声最隆、机枪最密，哪个地方就是我们冲锋的对象，所以他们不敢开炮。”

总之，驻马店和郾城之战，奉军吃了败仗。当张发奎乘胜攻入郑州张学良的司令部时，在学良办公桌上发现有敌将“留交张发奎将军”一封亲笔信。大意说，英雄识英雄，是好汉，将来“抗日战场”上再见。向华（张发奎字）莞尔纳之。去岁汉公与我谈及，也证实有此“留函”。这也可看出他们那时内战双方的心境。

50年代中，张发奎数访台湾，曾违禁约访幽居中之张少帅。二人互道仰慕之忱。杯酒联欢，一笑泯恩仇，当年驻马店一带的数万冤魂就算是白死了。

老帅升级为国家元首

安国军总司令的名义给予张作霖的第二项便利，就是他不必再“挟天子，令诸侯”了。他已是事实上的“天子”。只要把名位稍作调整，再做点姿态以赢得列强驻华“公使团”的承认（这是那时军阀政府的必要条件），他就可正位做“天子”了。1927年4月6日，也是南方国民党“清共”运动蓄势待发之时，张家父子在北京也取得了“公使团”的支持，一举包围苏联驻华大使馆。搜查之后，逮捕了国共两党地下领袖六十余人。略经审判，竟将李大钊等中共党员二十余人判处“绞刑”，并将所搜得的中俄文资料编纂成《苏联侵华阴谋文证汇编》的巨帙，公诸世界，赢得苏联以外各帝国主义驻华公使的一致喝彩。在各公使支持之下，张作霖便正位为中华民国的正式元首了。

6月18日，在原“劝进”人士继续劝进之下，张作霖公布《军政府组织令》，成立“中华民国军政府”，并出任军政府“陆海军大元帅”。原摄政内阁总理顾维钧呈请辞职，由潘复继组“军政府内阁”，昭告世界。

张作霖以中国元首之尊，在就职之日亦循古帝王及近总统旧例驾莅“天坛”祭天。正当大元帅手捧金爵向苍天喃喃祝祷之时，不意失手，金爵坠地，爵扁酒流。闻者咸认为是不祥之兆，至少也是美中不足—此一小插曲为当时卸任总理的顾维钧先生60年代初在纽约告我者，当非虚语。

国共两党的内讧

在张作霖出任“大元帅”之后，北方的军阀中国，尚能粗安，而同一时期长江流域和华南的国民党统治区，则天翻地覆。

原来国民党在北伐初期占领武汉取得相当胜利之后，党中部分军政领袖便认为革命军总司令蒋中正权力过重，为防止军人独裁，应设法加以抑制，乃发生了“倒蒋”的暗潮。迨革命军于1927年初底定沪宁以后，此一暗潮则逐渐蜕变成国共之争。盖共产党原亦在“倒蒋”阵营之中，而上海一带之金融界所谓“江浙财团”者，则由于社会性质上之反共，乃转而“拥蒋”。致使国民党分成左右两派，势成水火。而共产党乃成为左派之左派，蒋氏则成为右派之右派，你死我活乃势所难免。迨汪精卫于4月初自苏联归来—汪蒋原有“中山舰事件”之宿怨，至此旧恨新仇，一时俱发。加以苏联之第三国际及上海的江浙财团各自暗中助阵，乃演成“宁汉分立”。蒋氏在右翼军头桂系将领公开协助之下，一不做，二不休，乃发动“四一二事变”之“清共运动”。一时人头滚滚，国共合作期中之“跨党”精英，一时俱尽。即上海一地跨党分子之死难者即不下万人。共产党高级领导人周恩来，在上海亦几遭不测。因此国共第一次合作五年之成绩，至此全付东流。

南京“清共”不及三月，武汉以汪精卫为首之左派国民党，为争夺上海财源，亦继之以“分共”（见陈公博自述）。国民党既全部右转，而共产党亦一不做，二不休，索性向极左发展，乃有八一之“南昌暴动”和继之而来的“秋收起义”，乃至1927年底之“广州公社”，卒使广州闹市，顿成灰烬。

中国革命之流产亦导致苏联斯大林与托洛斯基之争。于“1927年之中国”，摆在读者面前的有“国共之争”，亦有国民党内汪蒋桂唐之内争，更有共产党斯派、托派之内争。

党纲解纽，则枪杆至上。在国民党统治区内，吾见桂系“逼宫”、蒋介石“下野”、龙潭血战、李宗仁讨唐、张发奎讨桂、李济深讨张、“铁军”自杀、汪精卫逃亡……一连串数不尽的事变。国共两党皆自顾不暇，“北伐”也就无形中断了。北伐中断，也使北京的张作霖做了半年的太平大元帅。

阎锡山估计错误，傅作义死守涿州

但是1927年的国民党虽自戕太过，毕竟改组未几，党员年轻，腐化未透而冲劲犹存。它经过半年的折腾，至1928年初蒋中正又偕新婚夫人宋美龄回到南京，复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实行二次北伐。

在二次北伐中他虽失去猛将张发奎、唐生智、贺龙和叶挺，但是却增加两支北洋军—冯玉祥和阎锡山。

玉祥于1926年9月自苏联返国后乃整饬旧部国民一二三军为“国民联军”，自任总司令，于9月17日“誓师”五原，宣言接受三民主义，效忠国民党，旋即率部入陕。1927年夏当奉军战败撤出河南，武汉部队亦自郑州班师企图“东征”蒋介石之时，冯军乃重入河南。6月10日，冯氏与汪精卫、唐生智等开“郑州会议”，接防郑州。旋即奉蒋总司令电召，于6月19日东去徐州与蒋中正、李宗仁等举行“徐州会议”。斯时宁汉之战已箭在弦上，双方班师，无暇北顾，陇海西段乃重入冯军掌握。至1928年初，蒋总司令复职，北伐军改组时，冯已拥众四十万，虎踞中原，乃受命改称“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遵命北上讨奉。

至于阎锡山，他原为安国军中劝进分子之一，并荣任安国军副司令，然见北伐军势盛，阎亦于1926年底遣密使赵戴文往南昌见蒋，愿加入革命军。惟迟至1927年春阎氏仍不敢表态，以南蒋北张，胜负莫卜也。迨张学良败于郾城，撤出郑州，革命军北伐势如破竹，阎锡山迫不及待，乃易帜自称“国民革命军北方军总司令”，遣猛将商震北入绥远，进踞张家口；傅作义东进直隶，占领涿州。阎氏原来腹案是配合北伐军，抄奉军后路，先入关者为王，乘机占领北京，而国民党内讧，革命军两路班师，回长江两岸，另打内战，则非阎氏始料所及也。

张学良斯时虽败于革命军，而晋军则远非其敌手。学良乃回师围傅作义于涿州，邀击商震于察绥之间。商震败绩，奉军尾追入晋。阎老西偷鸡不着蚀把米，一时救援无人，全省大震。所幸傅作义坚守涿州为三晋屏障。涿州不失则山西可保无恙。学良乃调集重炮，誓拔涿州。一时弹下如雨，全城尽毁。古人所谓“负户而汲，掘鼠煮筋”，莫过于此。守城晋军与涿州居民，伤亡几尽，而作义坚守不降。奉军积愤乃至动用毒瓦斯炮弹，亦不能奏效。自1927年10月15日至1928年1月6日，傅作义一守三阅月，实是今之所无，古之鲜有。作义一战成名，中外舆论均为之喝彩。迨弹尽援绝，最后接受奉军和平条件时，国内政局已面目全非—蒋总司令复职，二次北伐正整军待发。未几阎锡山便受命为“国民革命军第三集团军总司令”，与白崇禧、冯玉祥两军比翼前进。奉张以寡敌众，力有不胜，老少帅便要考虑退路了。

皇姑屯事变

国民革命军于1928年春继续北伐时，原分四路出师直指京津。何应钦率“第一集团军”循津浦路北上。除在济南为日军所阻，引发“济南惨案”之外，“直鲁联军”未多抵抗便退往直隶（旋改名“河北”）。冯玉祥的“第二集团军”则于津浦、平汉两铁路之间自新乡向北推进。白崇禧则率“第四集团军”之一部（原唐生智旧部，经桂系收编者），循津浦线北上，直迫保定、北京（北伐后改名“北平”）。阎锡山之“第三集团军”则循年前旧路，东出娘子关，北出大同，拊奉军之背，向北京作大包围。在此军力悬殊、大势已去的情况之下，奉张父子唯一的出路便是在北京逊位让贤，回师东北，再作打算了。

据张学良将军近年告我，他在1927年夏季自郑州班师时，便决定力谏老帅，停止内战。盖连年杀伐，他耳濡目染，觉得内争太无意义而老百姓受祸也太深了。尤其是他在郑州登车返京时，在车站上遇一家破人亡的老者，少帅细询之下，竟与之相对流涕。张学良那时不过二十七岁，还是个血性青年。这位老人的故事，触发了他潜在的良心—他自觉不能再做个祸国殃民的青年军阀。回到北京之后，乃泣谏老父全师出关，内战是绝对不能再打了。至于后来的涿州之围，也实在是晋阎投机所惹出来的，也是他奉父命的结果。

在学良力劝之下，老帅也迫于现实，他父子乃于1928年5月决定全师出关。可是他父子这一决策，却忽视了那把他们家乡早已视作禁脔的日本帝国主义了。

当时日本田中内阁对我东北的侵略设计，则为增建五条有战略价值和经济利益的铁路。为此“五路建设权”，日政府一直在逼迫张作霖正式签约，而张是个爱国的硬汉子，对日本这项要求，始终“软磨、硬泡、死拖”，永不立于文字。

可是日本在华的“关东驻屯军”对我东北的阴谋那就更进一步了—他们要设立个傀儡政权，使东北永远脱离中国。如果张作霖不是个适当的傀儡，那就杀张而另选之。所以在张作霖出关之前，媒体中已有日本要扶持张作霖做“大辽帝国皇帝”的传闻。不幸的是我们这对父子档老少帅，都是雄才有余而大略不足的英雄。他二人始终不把日本阴谋看得太严重，并有一种“谅他不敢”的胡涂自信心—皇姑屯如此；“九一八”亦然。因此当老帅于6月3日在北京专车返奉时，竟坐上前西太后的御用专列，堂而皇之，浩浩荡荡地开往奉天。如此，日本人若有意杀他，那就是插标卖首了。果然于6月4日清晨5时30分，皇姑屯一声爆炸，张老帅就应声殉国了。

从以美为师到以俄为师

张作霖之死，不用说在近代中国也写完军阀混战史的最后一页。笔者作此长文的目的，也是想把“皇姑屯事变”前三四年之间，最复杂的军阀混战的故事清厘一番。如此，不特使一般读者对军阀故事略知始末，也可为“九一八事变”铺陈点历史的背景，以乞教于方家。

拙篇若有余事足纪者，则是对“军阀”这一万恶名词，亦未始不可略作反思。

张作霖，军阀也，然作霖竟以拒签“五路”条约而死国。吴佩孚，亦军阀也，然其“不住租界”，狷介一生，据说，最后亦以誓不事敌而招杀身之祸。张宗昌，军阀中之最下陈者，然济南惨案前，亦尝坚拒日军化装直鲁军以抗南军之要求。大节无亏，均足垂名青史。

以故所谓“军阀”者，固不可一概而论。盖我国近代史的发展，从中古社会走向现代社会实有其极显著的“阶段性”。舜犹人也，各阶段的英雄豪杰，都是各该阶段的特殊产品。各阶段有各阶段的通性，各阶段亦各有其贤与不肖。非此阶段人物多属圣贤，而彼阶段（如军阀时代）所产者，尽属不肖也。治史者“秉笔直书”，决不可先有成见而一竿打翻一条船也。

再者，各民族国家（尤其古老文化如中国者），均各有其不同的历史发展之背景。“特性”往往大于“通性”。我国所特有的“国家强于社会”和“中央集权”的帝王专政制度，自秦汉以降，虽算不得是个“好”制度，然亦不失为农业社会中“有效用”（functional）的制度，故能一拖两千年。然此一制度在现代化的工商业社会中则失其“效用”。以故我国近百年来现代化运动的主要目标，一言以蔽之，便是在寻找另一个“有效用”的新制度，为长治久安之策，如此而已。

自中山革命之初，由“同盟会”至民初“国民党”，吾民族所向往之新制度，实为“议会政治”、“三权分立”、“司法独立”、“总统制”等等之美国模式也。一切以美国为师。然20世纪初年（甚至中期以后）之中国，却无实行“美国模式”的任何条件。因此“总统”也，“国会”也，搞了十来年，至张作霖组织“军政府”，即证明早年“美国模式”在中国的彻底破产。“军阀政治”（warlordism）者，此一美国模式破产后之并发症也。

孙中山先生，圣之时者也。民国六年（1917）以后，见列宁革命成功之新经验而“顿悟”，而“大彻大悟”。他深知“中国革命若不以俄为师，断无成就”！自此我们寻找新制度的方向就转向“俄国模式”了。

长话短说，中山逝世后的六十年来，“中国革命”，若有若干“成就”，均中山遗教，“以俄为师”之结果也。然前段已言之，中国现代化运动之发展，是有其显明的“阶段性”。各阶段有各阶段的贡献，各阶段亦有各阶段的极限，不可毕其功于一役也。“以俄为师”，一重要“阶段”也；但是，也只是一个“重要阶段”而已。此一“阶段”一过，若吾人但知墨守“旧师”、“先师”，而不谙“出师”、“求师”之道，则在下一“阶段”中，就必然要落伍了，要做“新阶段”的“革命对象”了。

然“出师”之后，何择何从？今后“求师”之山门又在何方？事属“未来”，治史者则不愿多言矣！

1991年7月29日于北美洲

原载于台北《传记文学》第五十九卷第三期

李宗仁　口述
唐德刚　撰写

李宗仁回忆录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桂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李宗仁回忆录 / 李宗仁口述，唐德刚撰写. —2版. —桂林 :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6.07

ISBN 978-7-5495-6266-4

Ⅰ. ①李⋯ Ⅱ. ①李⋯ ②唐⋯ Ⅲ. ①李宗仁（1891～1969）－回忆录 Ⅳ. ①K827=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309802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桂林市中华路22号 邮政编码：541001

　　网址：www.bbtpress.com

出 版 人：张艺兵

出品人：刘瑞琳

责任编辑：曹凌志　王家胜

装帧设计：陆智昌

内文制作：陈基胜　马志方

唐德刚（1920——2009）

安徽合肥人。国立中央大学（重庆）历史系学士，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纽约）硕士、博士。曾先后任职于安徽省立安徽学院、哥伦比亚大学、纽约市立大学，长期从事历史研究与教学工作，并对口述历史的发展贡献良多。著有《袁氏当国》、《段祺瑞政权》、《李宗仁回忆录》、《胡适口述自传》、《胡适杂忆》、《史学与红学》、《书缘与人缘》、《五十年代的尘埃》、《战争与爱情》等，包括历史、政论、文艺小说多种，及诗歌、杂文数百篇。

李宗仁戎装照

李宗仁的父母，及位于广西临桂的李宗仁故居小木楼

1915年，体育教员李宗仁

北伐时期的四位将领：李宗仁、白崇禧、程潜、李济琛（李济深）

北伐时期，李宗仁（前排右二）与蒋介石（右三）、冯玉祥（右四）等将领合影。

1927年元旦，武汉各界庆祝北伐胜利。

推荐《李宗仁回忆录》

李敖

李宗仁是现代中国的传奇人物，他生在清朝光绪十七年（1891年），是广西桂林人。他小时候在家乡半耕半读，后来进入陆军小学堂，加入同盟会。再入陆军速成学堂。毕业后从下级军官干起，从护国战争到护法战争，无役不与，骁勇善战。1923年加入国民党，统一广西后，参加北伐，任第七军军长，有大功于北伐。此后与蒋介石分分合合，到抗战时，出任第五战区司令长官，台儿庄一役，名扬中外。在他指挥下，中国抗战的能打肯打，给世人以深刻的印象，而其中的牺牲精神，如张自忠死事之勇，尤属英烈千秋。但这些杂牌军的战绩，却因此更遭黄埔系之忌。抗战胜利后，李宗仁出任北平行辕主任，后来竞选副总统，打败蒋介石支持的孙科，自此与蒋介石的关系更为尖锐。1949年1月21日，蒋介石下野，李宗仁任代总统，依法实为总统。在国民党被打出大陆时，远赴美国。十六年后，回归大陆。1969年死在北京，活了七十九岁。

李宗仁一生的最大特色，就是他以杂牌军的军头地位，与黄埔系一路分分合合二十多年，而始终没被“吃”掉。他与蒋介石一路纠缠，但在翻云覆雨之中，蒋介石始终未能完全斗垮他，他们最后在“国破山河在”时劳燕分飞。他在生命晚年，还以两件“武器”发挥了“恨别鸟惊心”的作用：一件是回归大陆，把他的“剩余价值”别有所赠；一件是藏诸名山，把他的《李宗仁回忆录》完成出版。这两件“武器”，是他一生最好的收尾，真令人拍案叫绝。

《李宗仁回忆录》的得以完成，除李宗仁本人外，有一位关键性人物，就是唐德刚先生。唐德刚先生是现代中国最活泼最优秀的历史学家，他说动李宗仁，应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中国口述历史学部之请，开始口述回忆录。但是李宗仁记忆有限、见解未周，回忆的内容与结构，必有待于高明之士的指引与协助，才能问世；而高明之士，天生一位唐德刚先生正在身旁。就在这样的绝配下，最后由唐德刚先生撰写完成这一名著。

这一名著的版本颇多，有英文本，有大陆不公开发行本，有1980年广西人民出版社本，有1986年香港南粤出版社本，此外还有其他多种盗印本。今年6月6日，唐德刚先生从美国来，由陈宏正先生陪同来到我家。我向他说：“你的《李宗仁回忆录》，台湾市面上有好多种盗印本，删得七零八落，印得乱七八糟，实在太对不起这部好书了。我看还是由我的出版社重排，出一部最完全的新版本吧！”唐德刚先生气宇宏大，对我信任，想都不想，就跟我签起约来，授权由我出版，并要我贡献出我收藏的图片，以期使这一新版本比任何其他的版本都丰富。我感于唐德刚先生的好意，也就不敢自珍，决定把独藏之秘，用铜版纸印出，以为锦上之添也。

唐德刚先生生于1920年，安徽合肥人。毕业于重庆国立中央大学历史系。二十八岁赴美留学，进哥伦比亚大学治西洋史，得欧洲史硕士学位、美国史博士学位。后来留在母校，一留二十五年。1972年转到纽约市立大学，任亚洲学系主任。他除精通中西历史外，还兼及写小说、写剧本、写诗，才气之高，举国罕匹。承他不弃，在我冤狱之时，远道前来探监；在我出狱之后，一再莅舍把晤。今得以新印《李宗仁回忆录》修此因缘，成笔墨之幸会，亦可喜哉！

1988年12月13日

序言（唐德刚）

这本书是李宗仁先生不平凡的一生事业的最完备的记录，又是李氏一生各阶段心路历程的最忠实的写照。

这本书也是我个人已出版的著作中，用功最深、费力最大、遭遇困难最多的一部有原始性的史书。

李宗仁先生用了七十多年的岁月，始制造出本书中许多惊人的故事。我则用了将近六年的光阴——平生治学生产力最旺盛的六年光阴——才把它用中、英双语记录下来。

本书原只是一部中文“草稿”，借助翻译之用。按照李氏与原资助单位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所中国口述历史学部所订的合约和撰述计划，是在本书英文版发行之后，始能加以整理、润色，然后以中文版面世的。不意本书英文版尚有待杀青之时，李氏忽于1965年夏，秘密离美，以致本书中文版的整理工作，便无法着手——盖格于学术界的规律，李氏这位“口述者”一去，我这位“执笔者”，纵在词句上亦不应易其一字，所以本书只能以原“草稿”付梓了。“草稿”毕竟是“草稿”，其不完备之处，就毋待多赘了，只祈读者知而谅之。

这本书的作者，虽只限于李公和我二人，但它毕竟是一部长达五十万言的“巨著”。“口述者”和“执笔者”之外，其他有关各项杂务，牵涉的范围之大，实是一言难尽；正因其如此，则“执笔人”之协调多方，呕心沥血之情，也是说不尽的。其中一部分辛酸历程，我会另有文字记录，聊备鸿爪；至于撰写期间所遭遇的学术性的困难，我在本书英文版序言中，也略有交代。总之，本书自动议磋商到付梓发行历时逾二十年的一系列过程中，它嵌在我个人生命史上的痕迹，是苦是甜，也是终生不灭的。它今日之终能以现在形式出版，也可说是“执笔人”的一部“发愤之作”吧。

可是，“衣带渐宽终不悔”，不管它曾给予我多少困扰，今日回思，我仍觉得我当年不顾一切，坚持把这份中文稿——这份哥伦比亚大学口述历史学部所完成的唯一一份汉、英双语稿——写下去、留下来的决定，是正确的；其正确性则反映在当代史籍上所发生的效果——它保存了李宗仁在中国历史上的真面目。

李宗仁先生毕竟是在中国历史上做过“一朝天子”的人物，他也是“近代中国”这座高楼大厦中的一根主要支柱。没有这根柱子，则今日这座大厦，可能又是另外一栋不同的建筑了。

李宗仁是怎样在“近代中国”发生其支柱作用的呢？我们试翻史册，就不难一目了然了。

中国之所以形成当今这个局面——不管是好是坏——国民党当年的“北伐”（1926——1928年），实是当代中国一切发展的根源，而北伐的基础则又建立在“两广统一”这个历史事实之上。但是撑起“两广统一”（1924——1925年）这半边天的，则是广西的统一（广西统一较广东为早）。

广西于1925年秋季统一之后，在李宗仁、黄绍竑、白崇禧这三位青年将领的领导之下，竟一反当时各省割据自雄的时势，而投入蜗居广东的国民党之怀抱来“共同革命”。在那个个人行为足以影响一个国家政治发展方向的时代，他们这三位青年将领——所谓“广西三杰”——的胸襟和气度，是十分不平凡的。他们这一决定，才能使“北伐”从构想成为事实。而在他们这三人之中，李宗仁实是决定性的人物。他们可以无“黄”，也可以无“白”，却不可无“李”。

广西的统一和两广的合作，实系于李宗仁的一念之间。李氏如一念及邪，则那个风雨飘摇的广东地方势力，所谓“大元帅府”，是经不起吴佩孚、唐继尧、陈炯明三面夹攻的。

再谈谈“北伐”的本身吧。

北伐中最大的暗潮是国共之争。共乎？国乎？汪乎？蒋乎？在那千钧一发之际，李宗仁那支“第七军”，实是势足扭转乾坤的中间力量。他袒汪则无蒋；袒蒋则无汪。容共则共存；反共则共灭。

这支中间力量的如何使用，实凭其指挥者的个人意志之用藏取舍，而李宗仁所做的拥蒋的个人决定，也支配了当时中国历史所走的方向。

国民党政权在大陆时代如日中天之时，实是1928年底，张学良“东北易帜”之日。不论治绩如何，维持东亚大陆之统一，毕竟是任何形式的中国中央政府推行各项设施的先决条件。

孰知舍此路而不由，国民党于1928年统一大陆之后，竟于同一幅“青天白日”旗帜之下，来个“同党操戈”，打了三整年前所未有的血腥内战，终于在东北边陲打出个“伪满洲国”；在长江沃壤的核心，打出个“苏维埃”政权。从此国民党的统一大业，便成为泡影，永不再来。

这桩历时三载（1929——1931年）的蒋、李、冯、阎“同党操戈”的孰是孰非，历史学家言人人殊。这个“言人人殊”的争辩，今后恐将延续一千年，而终无结论。

但是历史学家如姑置是非于不论，只谈事实，则这桩国民党党军自相砍杀的内战，实导源于1929年初之“武汉事变”。其后接踵而来的“中原大战”和“扩大会议”（1930年），实是“武汉事变”所触发的连锁作用，而李宗仁正是这“事变”的两造之一——也可说他是始作俑者，甚至可说是罪魁祸首。1929年，如果没有这一役“讨桂”之战，则后半世纪的中国，该又是另外一个局面了。

李宗仁个人的态度，对1933年的“闽变”、1934年的红军长征、1936年夏季的“六一事变”和是年冬的“双十二事变”，都有其决定性的影响。

其原因便是抗战前与南京中央抗衡的地方势力，如盘踞闽、粤的旧“四军”诸将领，以及云南的龙云，四川的刘湘，湖南的何键，山东的韩复榘，山西的阎锡山，绥远的傅作义，西北的诸马，他们对南京的态度，多半是以广西的李、白马首是瞻的，而他们二人毕竟是这家挂着“青天白日”商标的老店中，最早、最有功勋、最有声望，也最有实力的股东。

桂系在当年的地方势力之中，是有其“带头作用”的。它与南京“中央”，不但渊源最深，它在地方建设上的成绩，也足为各省模范。李、白二人如拥护中央、服从政令，则举国大小诸侯，多会闻风景从。他二人如背叛中央、带头造反，则各地地方势力，也会作或明或暗的响应。“西安事变”之所以能和平解决，李、白二人态度之审慎，不能说对张学良最后之“忏悔”，没有其一定的影响。

“抗战”开始之后，桂系之尽释前嫌，无条件地“共赴国难”，实是抗战初期举国军民最大的兴奋剂和定心丸。当时名学者傅斯年便曾说，广西的全省动员，该打“一百分”。老实说，没有这个一百分，则抗战开始之后，可能就难以为继。

但是我们亦不能否认，所谓“桂系”，在抗战后期与重庆中央貌合神离，在地方政权中，贪污腐化、拥兵自重，也是国民党政权军令、政令始终不能如臂使指、绝对统一的最大障碍。相反，当时“桂系”与“中央”，如能精诚团结，整饬贪污，提高效能，则国民政府治下的一切内部问题——如政治经济的改革，半独立性的地方政治和军事体制（所谓“杂牌”问题）的整顿等，均可迎刃而解。

“一党专政”不是当时中国政治问题的核心；专政而无能才是政治问题的症结所在。左丘明记臧哀伯之言曰：“国家之败，由官邪也。”（《左传·桓公二年》）国民党当年的问题，便是“官邪”的问题。“官邪”之所以不能解决，实是派系倾轧的结果。

国民党当年的“派系倾轧”，原不限于“桂系”与“中央”。“中央”系统之内的派系，亦倾轧无已时。是非虽不易谈，而事实则至明显。李宗仁所领导的这个“桂系”，实是当年国民党“派系斗争”中，仅次于“中央”的实力派。在整个国民党崩溃的体系之中，相与争权攘利、贪污腐化，结果覆巢之下，终无完卵，也是他罪有应得的。

国民党在抗战之后，把辛辛苦苦自倭寇手中夺回的大好河山，拱手让贤，乃派系自残之结果。

国民党军队在东北“反共抗俄”不成，本可（如马歇尔之建议）退保华北；华北不守，亦可割江而治。1949年以前，全国精华所在的“长江以南”，原无共军的一兵一卒，而当时对世界共产革命有“一言九鼎”之力的斯大林，亦尝有力阻中共渡江之令。据当年美军名将魏德迈之观察，国民党如尚余“一把扫帚”，便足以阻止中共打过长江，而况当时国民党尚有百万哀兵、艨艟巨舰、铁翼连云！有本钱若此，竟至天堑弃守，任共产党的军队席卷华南，如秋风之扫落叶，读史者今日回头，固知国民党当年之溃败，经济、军事皆非主因，症结所在，仍系于派系自残之间也。

李宗仁事后向笔者力辩，渠当年绝无“逼宫”之事。白崇禧斯时密劝黄埔将领促蒋公下野，亦可能出诸“善意”。无奈“中央”与“桂系”积隙已深，神离而貌亦不合。蒋氏引退，则李氏岂能无“彼可取而代也”之心。蒋公擅权谋，怀德报怨，自有其“宁赠朋友，不予家奴”之愤。由于他二人不顾大局的私斗，终使国民党在反共内战中，太阿倒持，蹈“南明”覆辙，几至使孙中山先生所创建的国民党，全党为之殉葬。

读史者如暂时撇开历史制造者的事功不谈，而从其个人之品德出发，作诛心之论，则李宗仁亦颇有足述者。

司马光曰：“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资治通鉴·周纪一》）

专就李宗仁个人治国用兵的能力来说，他应该说是位不世之“才”。他于青壮年时期，便能雄踞八桂，军而不阀。全省励精图治，举国有口皆碑。其才足以牧民，其德亦足以服众。所以他才能稳坐“桂系”第一把交椅数十年而不倾。最后还要做一任“假皇帝”始收场，凡此皆足以表示李氏有不羁之“才”，有可歌之“德”，他的成就，不是一位普通人可以幸致的。

李宗仁当然基本上是个军人。其将兵之才，自应超过他搞行政的本领。早在青年期中，他已是位披坚执锐的猛将。成熟之后，更是一位运筹帷幄、指挥若定的主帅。论谋略，论险诈——走偏锋，则李不如白；然御百万之众、进退有度、师克在和、将士归心，则白不如李。

写历史的人，如把国民党政权中数十员翎顶辉煌的“上将”，以传统所谓“将才”标准来排排队，则桂系这两位首领，实应分居第一、二位。“小诸葛”白崇禧，在海内外享有盛名已数十年。不过纵是真诸葛当年亦不过是羽扇纶巾的戎幕之才。若论威镇三军之“主帅”的风范，则李宗仁还应居首位，非白参谋长所能企望也。

抑有进者。论将兵、将将，则李氏的本领亦非他的上级蒋中正所能及。蒋公熟读《孙子》，细玩《国策》。驭人每重权谋；将兵时轻喜怒。在疆场之上率数万之众，亲冒矢石，冲锋陷阵，于攻惠州、打棉湖等小战役中，亦不失为一员猛将；然统大军百十万，转战千里，进攻退守，如在棋局之上，则蒋氏便不逮李、白远矣。

但是，尽管李宗仁在军政两行，皆有其超人之处，可惜的是他生非其时。他如生于农业社会的传统帝王时代，则做主帅，做贤相，甚至做明君，他均可勉为其难。

不幸的是，他却生在这个传统东方社会逐渐向西式——着重“西式”二字——工商业社会发展的转移时代。东方的旧传统与“西式”的新社会是凿枘不投的。如何调和鼎鼐，兼取中西之长，使古老的中国文明和传统的政治、社会制度，通过此“二千年未有之变局”（梁启超语），逐渐走向“超西方”（Post-Western）的新时代和新文明，则李宗仁（亦如蒋介石）在其泯然不自觉的传统文化和习俗的熏染之中，他所受的有限的“现代知识”的训练，就不足以承担这项雷霆万钧的“天降大任”了。身“在其位”，而识见不能“谋其政”，那就注定李宗仁（乃至蒋氏）一生事业的悲剧收场了。

当然，李宗仁在中国历史上，不论为善或作恶，都是不能和蒋氏并驾齐驱的。

李宗仁是赤足牧童出身，为人浑厚，有着中国传统农村中村夫老农淳朴的美德。为人处世，他不是个反反复复、纵横捭阖、见利忘义的党棍官僚或市侩小人。等到他时来运转、风云际会，享荣华、受富贵之时，得意而未忘形，当官而未流于无赖。遇僚属不易其宽厚平易之本色；主国政亦不忘相与为善之大体。以此与一般出将入相的官僚相比较，都是难能可贵的。诛心以论之，则李宗仁在中国历史上，也该算个德胜于才的君子。

可是话说回头，吃他那行饭的人，是不能做太多的“正人君子”和“好好先生”的。他在“君子”和“好人”之外，也还有其“政客”的一面，否则他在国民党那种风云诡谲的政海之中，也早已灭顶了。

昔司马迁评与他同时的汉朝第一位“布衣宰相”公孙弘，说他“为人意忌，外宽内深”（《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公孙弘以“牧豕”之童出身，终至拜相封侯。一生经历除才遇双全之外，他那“外宽内深”的习性，也是他功成名就的主要条件之一。

民国初年，胡汉民随孙中山游武汉，见当时武汉的当权派首领黎元洪“浑浑而有机心”（见《胡汉民自传》）。黎元洪以一个小小的清军协统（旅长），为革命党人所挟持而赴义，不期年便备位“储贰”（饶汉祥语），未几竟两任民国“大总统”（1916——1917年，1922——1923年）。对他这项功业上的成就，他外表的“浑浑”和内蕴的“机心”，二者都是缺一不可的。

笔者为李宗仁先生耗时六年，著书五十五万言，全篇立说主旨，一切均以李氏意志为依归，未掺杂我个人半句褒贬之辞。如果一位治史者，在推敲五十万言之后，必须对他笔下的英雄略申月旦之评的话，那我也可说：李德公于“名将”之外，也是一位容貌宽厚而心志精明的政坛高手。论人品，论事功，他和“外宽内深”的公孙弘，与“浑浑而有机心”的黎元洪，大致是同一流的历史人物吧。

国族不幸，于新旧交递时代，历史进化失调。一部中国近代史，直是一部民国“相斫书”。时贤中名将太多，名相太少。民国史上的英雄，因亦以相斫人为第一。德邻李宗仁先生当然是相斫英雄中之佼佼者。

笔者有幸，竟能参与执笔，钩沉探隐，略叙近百年来国人自我相斫与联合御寇之实情，合李公传记与自传于一书。本篇虽为民国信史中不可分割之一章，势必永传后世，然回顾我国近百年来，天灾人祸，更迭相寻，尸填沟壑、生民涂炭之惨痛历史，吾人著书海外，掷笔沉思，叹息流涕之外，他何足言？

但愿我华族自此以后，重睹太平盛世，国人不再以相斫为荣，则幸甚矣。

贤明读者，细阅我书，想或有同感焉。

是为序。

第一编　少年时期

第一章　时代、故乡、家世

一

近百年来的中国，实为中华民族五千年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最惨烈悲壮的一段。而逊清末叶内忧外患的情形，在这段史实中，比之其他时期，则尤为沉痛。

自满人入主中原以后，经过两百年的专横统治，到嘉庆、道光时代，国势日衰。就在这衰势初起时期，新兴的外族遂乘机侵入。道光二十年（1840年）的鸦片战争实开其端。由那时起，清朝的弱点全部暴露。外族嚣张，烟毒横流；国日贫，民日弱，遂至于不可收拾。

正当这外患日趋严重的时候，国内由于长期腐化统治的结果，官逼民反，在道光三十年（1850年）爆发了洪杨革命。时历十余年，蔓延十余省，伏尸千余万，这是我国历史上少有的大事件。从此，国家元气大伤，外祸乃益发猖獗。其后，不特西方列强纷起谋我，即新兴的日本也接踵效尤。同治、光绪时，我国四周藩篱尽撤，中华本土也早晚有被瓜分的危险。数千年锦绣河山，至是竟沦为列强共有的殖民地。我华族只是苟延国脉于列强均势之下而已。

国是危险万分了，而清廷的昏聩反有增无已。朝廷中竟有“宁赠友邦，不予家奴”的荒谬言论；而地方官吏更是贿赂公行，横征暴敛，以致饥民遍野，盗匪如毛。加以外货倾销，国民经济彻底崩溃，人民的贫困，举世罕有其匹。因而有远见的士大夫和富于民族思想的秘密会党，遂纷起图谋挽救。有主张变法维新的；有主张伸张王权、扶清灭洋的；而图谋揭竿起义、实行民族革命的，更遍地皆是。

广西地邻边陲，对外族侵凌本有切肤之痛。又是洪杨革命的策源地，一般人民的民族思想极为浓厚，对专制、腐化统治所发生的反抗情绪，尤为炽烈。因此在这种时代背景中出生和成长的血性男子，极易受革命风气及抗暴精神的感召，而发为慷慨悲歌的言行！

先祖如玺公、先父春荣公都生活在这国脉民命不绝如缕的时代。对外族的横蛮侵凌，清吏的贪婪苛虐，都曾亲身体验，耳熟能详。平时抑郁之余，也每以叹息悲愤的语调，和家人亲友痛论时事。因此，我家的孩子还未启蒙，便有机会在众人中，旁听乡国沉沦的各种惨痛故事，油然而生革命抗暴的心理。我便是在这种时代背景和家庭环境中，于清朝光绪十七年辛卯阴历七月初九（1891年8月13日）出生于广西省临桂县西乡的。

二

广西当年的政治区划分为十一府和若干直属州、厅。桂林府原居十一府之首，而临桂县则是桂林府的首县。所以临桂县治便是桂林府的府城，同时也是广西省的省会，为清代广西巡抚驻节的地方。

桂林府位于广西的东北境，和湖南毗邻。府内共包括七个县、两个州和一个厅。全境是一片山环水绕、川谷交错的区域。地当南岭干脉的南边，五岭中有名的越城岭居其北，都庞岭在其东，五岭支脉却盘旋境内。桂林的山多系砂岩和石灰岩所构成，久经风雨侵蚀，峰峦耸峭，岩穴深邃。所以在一片原野中，往往平地风波，异峰突起，秀丽无匹。而岩石下边，石灰质为地下水所浸，也往往蚀成奇穴，深不可测，钟乳倒悬，蔚为奇观。如桂林城东门外的七星岩、月牙山，北门内的风洞山、叠彩山，丽泽门外的老君洞，城中心的独秀峰，南门外的象鼻山，都是名闻海内的名胜。

就在这山野间，自北而南，穿桂林府全境蜿蜒而过的，便是西江支流、桂江上游的漓水。溯漓水而上，到兴安县城的东侧，可通湖南的湘江。这便是我国地理上有名的“湘漓同源”。据史书所载，湘、漓原不相通。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为便利漕运，曾遣史禄入桂林郡掘陡河以沟通二水。自此两水相通，而水流则背道而下，同源相离，可能便是湘、漓二水得名的由来。在这湘、漓分流处，河床和两岸俱系用重数吨的方块大石砌成，经两千年未尝稍损，工程的浩大，实可称为奇迹，足与四川的都江堰媲美。

由漓水上游顺流而下（桂林以下曰桂江），至苍梧与西江汇合处，又名鸳鸯江（因两水一清一浊得名），东向直达广东。溯漓水而上转入湘水，再顺流而下，可经长沙入洞庭而通长江。所以在我国古代，桂林可说是四达之区，蔚为中国西南部军事、政治的重心。

这湘、漓二水都蜿蜒于奇峰原野间，平时江水碧清见底，游鱼可数。有时水流缓慢，山光水影，一平如镜，显得秀美绝伦。偶逢峰回江转，顷刻间又波翻湍啸，水陟滩高——自桂林到梧州号称三百六十五滩——却又显得雄峻险绝。木船通行其中，两岸猿啼，江山如绘，真使人如置身画图中，所以就风景来说，桂林府的全境都可说是山明水秀，而省会所在地的桂林城区，更是自古就以“桂林山水甲天下”一语而闻名海内。

以前游桂林的人更有许多特别欣赏阳朔县的风景的，因而又有“阳朔山水甲桂林”的佳话。其实桂林城郊和阳朔的风景远较我乡为逊色。因为阳朔山水固称奇特美丽，可是峰峦过于密集，而乏阡陌桑田及纵横河流的陪衬，正如一个少女生得五官毕聚，纵然明眸皓齿，也难免美中不足。所以就风景优美而论，桂林、阳朔均不如临桂县西乡的秾纤适度，只可惜该处地非要津，旅客少到，不为外人所知，所以就不如桂林、阳朔那么享盛名了。

在临桂县的西乡，离桂林城约六十里处，有一小镇曰两江墟。墟内约有数百户居民。再由此小镇向西行七里便是我们李姓聚居的（làng）头村。两江墟周围二三十里，土壤膏腴，人口稠密，村庄棋布，鸡犬之声相闻。举目展望，远近都是一片良田。就在这平旷的田野中，小山峰稀疏罗列，峻峭秀美，姿态各异，胜过一幅美丽的画图。这些村落各有其不同的村名。或因其地势风景得名，或别有其命名的历史渊源。如白洞村和白崖村即因其村旁有白色的崖洞得名；如大浪坪却以其地势平坦而得名；中宝村相传其村侧的岩洞中贮有宝藏；军营村则为古代军屯的遗址。我家祖居的村子名曰头村。“”字原义为树木茂盛下垂貌，因以树林茂盛得名。我外公刘家所住的古定村，也曾为古代屯军的地方。

就在我们这座村落西边约二十里，便是平地崛起、高耸入云的一系列崇山峻岭。其中柴草、野生花果和山猪、麋鹿之属是取之不尽的。这是我们附近一带数十村庄居民的公产，为居民们农隙时采樵畋猎的处所。

我乡的农业出产以谷米为大宗，桐油、茶叶次之，各项药材又次之，居民颇能安居乐业。然平时除至戚近邻外，彼此间却大有老死不相往来的光景。

虽然当时我乡农民未受教育的多至六成，然多数男子在童年都曾启蒙识字，少的数月，多的三年五载不等。唯女子除少数富户外都无识字机会，这是传统习俗重男轻女的缘故。所以大致说来，我乡居民多数是半耕半读、自给自足的自耕农，贫富悬殊不大。大地主可说绝无仅有，小地主也为数不多。历来民风淳朴，逊清一代，文风极盛，雍正年间的陈宏谋，便以进士及第，历任巡抚、总督，拜东阁大学士，为朝野所称羡，其后代也有名儒，科甲鼎盛。所以在科举时代，我们广西有句谚语说：“广西考桂林，桂林考两江。”意思是科举考试中，桂林实为全省第一，而两江又为桂林第一。所谓两江，即是我的故乡两江墟一带。

我国自古以农立国，这些仕宦之家，原多来自农村，深知民隐，因此，贤官良吏颇能下体民情，知所兴革。据说陈宏谋即是厨师出身，后为某塾师所赏识，蓄意栽培，才使他直步青云的。不过这些官宦之家，一旦发迹以后，便逐渐和农村群众脱离了。因为他们做了官，为着生活享受，都迁入城里居住，衣锦食肉，对家乡的民间疾苦，便忘得一干二净了。

我乡正因为文风极盛，故一般习俗比较重文轻武。这种现象亦有其历史渊源。我国专制时代的传统政策，原即重文轻武。其重要缘故，是文人长期伏案，每每形成手无缚鸡之力、弱不禁风的白面书生，易于驾驭；而武人却恃强好斗，容易造反。故俗谚有云：“秀才造反，三年不成。”而刘项从来不读书，反可横行天下。所以我国专制帝王特厚咿唔诵读，而薄好勇斗狠。再就我乡的情形来说，人民想从武事求上进也很不易。因为专制时代，武人出身只有两途可循：其一系科甲出身，从武童生考武秀才，然后逐步上进，以至于武举人、武进士，甚至于武状元。但是这种考试实非一般乡民的财力所能胜任。武考不比文考，应武考要练刀、弓、石，习骑射，制装备，吃补品，这种种均非清贫农家所能负担。不若“三更灯火五更鸡”式的苦读较为易办。

武人的另一种出身便是行伍。但行伍却要离乡别井，冒险犯难。而我乡农民多半能温饱自给，故亦不愿出此。太平天国时代，洪杨围攻桂林不下，屯兵我乡，居民为其裹胁者虽多，然终乘机逃亡，卒无一人随洪杨远征以至建功发迹的。因此，我乡一向就没有当兵吃粮的风气。在我本人以前，我乡未尝出过一个知名的武将。而我本人的厕身戎旅，却系军校出身，和上述两种方式都有不同，故也另当别论。

三

我们在头村聚居的李姓族人，男女约有二百丁口。相传我们祖先原是陇西人。历经数代，迁徙数千里才定居在广西的。最早的传说是说我们的先人是秦时南迁的。始皇凿陡河以通湘、漓时，随史禄而来的，据说有李姓将军二人。这二人便是我们南迁的始祖。秦辟广西为桂林郡，我们的远祖便在这新辟的桂林郡落户了。另一传说则谓我们的远祖最初自陇西迁入关东（即今河南省），再迁湖南，三迁而入广西定居的。至于其年代，一说在汉朝，一说在唐朝，或者即是历经汉唐两代才迁入广西亦未可知。总之，我们李姓聚居在桂林的两江墟头村，其最初迁来的年份虽谱牒无考，然至少也有将近千年甚或千年以上的历史了。经千余年的繁衍，由于农村经济的破产，历代兵灾匪祸的浩劫，以及若干族人迁往外乡谋生，所以人丁迄今仍只有二百余人。

至于我家这一房，则自高曾以上，历代均是单传。至先祖如玺公才生二子——先父春荣公（字培英）和先叔春华公，其后丁口始盛。我家是所谓耕读传家的，历代都是半耕半读。先祖以上，我家尚称小康，加以几代单传，故生活颇为优裕。到了咸丰初年，洪杨围攻桂林很久，故乡迭遭兵燹，于是盗贼蜂起，我家故宅致被焚毁，曾祖又曾被绑票勒赎，因此家道中落，房屋也无力重建。后来故宅的废墟被辟为菜圃，而四周的墙基犹存，忆我幼时，在菜圃内玩耍，曾在这些墙基上爬上爬下，于今记忆犹新。

我家既是且耕且读，所以历代先人都具有农村社会中诚实慈祥的美德。加以几代单传，时虞绝嗣，所以先人更加乐善好施，希望广积阴功，为子孙祈福，因而颇为乡里所称道。所以我们历代都可说是积善之家。

先祖如玺公不但乐善好施，而且豪侠好义，专喜结交各方豪杰。中年时曾往四方游历。下三湘，渡洞庭，远至武汉访察长江形势、中原民俗。后又越南岭下广州，在珠海留连。晚年研究医术，精于小儿科。其时因我家尚称宽裕，不靠行医过活，所以先祖为人治病都是义务性质，为我乡的一位知名的儒医。

先祖少年时，曾被过境的清兵拉夫，中途急智逃脱，几为追者所获，所以他毕生对清朝的苛政和军队的扰民最为痛恨。加以目睹乡间土豪劣绅鱼肉小民，使他头脑里充满了抗暴的思想。在他的晚年正值清廷最弱、外祸最烈的时期，中法之战、中日之战、八国联军、日俄之战接踵而来。越南原为我藩属，与广西唇齿相依，当光绪十年（1884年）法人侵占越南时，广西全省震动。先祖耳闻目睹，至为真切。因之，他对清廷的颟顸、洋人的猖獗，深为痛心疾首。他老人家晚年吸食鸦片，这或许是因为他无从发泄他的愤懑，故借此以吐胸中积愤。烟毒在中国为害已久，同治、光绪年间，为祸尤烈。因当时清廷连年用兵，军饷无着，竟公然将鸦片弛禁，以烟税充军饷。云贵一带本是盛产鸦片区域，故烟毒在广西流传更深。

吸鸦片的人多半喜清谈，好宾客。烟枪在手，亲朋满座，谈风便愈健。我祖父也常在烟榻上把他当年的遭遇以及所见所闻令人愤慨的故事，说给客人和我们孩子们听。因为这些都是实人实事，说来感人极深。我小时乃至我的一生，受这些故事的影响极大，至今不忘。

第二章　父母之教与童年生活

一

先父培英公生我兄弟姊妹共十一人。早夭的三人，成长的有五男三女。我家祖产本甚有限，祖父晚年析产时共有田地六十多亩。祖父母保留十余亩为养老之资，我父与春华叔各得二十余亩。我们这一房十口之家的生活费便全靠这二十余亩的田地，家用自感十分拮据。幸赖我母克勤克俭，抚养我兄妹八人至于成立，劬劳之情，有笔难宣。

培英公承先祖家教，也是一位个性倔强、任侠好义的人。先父不但豪爽，同时也极端勤勉好学。他生在文风极盛的临桂西乡，耳濡目染已足胜人一筹，而他又投拜于名师门下，进步自更不待言。

先父的老师李小甫先生，与我们同姓不同宗，也是当时的奇士。他是我乡的一位名举人，然自中举后，即无意科场，隐居故乡，终身不仕。他的同寅中有官至高位的，曾保荐他做知县，而小甫先生力拒不受。或问其故，他说他不愿为腐败无能的清廷作鹰犬，更不愿与捐班出身的贪婪官吏为伍，其友人也不能相强。小甫先生因此以高风亮节闻名乡里。先父慕其名而义其行，遂拜小甫先生为师，就读门下。其一生为人行事，都以小甫先生作模范；淡泊名利，无心仕途，都是受小甫先生的影响。

小甫先生不但无心功名，其思想也极为新颖。在家乡竭力破除迷信，主张兴学堂，办实业，为地方兴利除弊。他因深知科举制度当废，乃亲自将其四子中行二、行三的送往上海进教会学堂。其后行三的德晋考取官费留学美国，学习土木工程，和中国最早的著名铁路工程师詹天佑先后同学。这位早期留美的李老师的儿子，有件趣事值得一提：李君赴美以后，受到西洋文化的洗礼，对中国盲婚的习俗起了反抗的心理。他写信回家，要求和他才三四岁时因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而订下的未婚妻解约。女家父母却认为无故退婚，有辱门楣，乃严词拒绝。这事闹得满城风雨，远近皆知，乡民不知真相，传说纷纭。有的甚至说李君在美国已被彼邦巫医，为取睾丸配制药丸，将其阉割，致失去性机能，不得已而要求退亲云云。辗转相传，似乎煞有介事，由此可见当时新旧习俗是如何地格格不入，以及民众排外情绪的炽烈了。李举人既是位名儒，先父又极勤勉好学，所以先父在当时科第中，很有前途。然他老人家原不以功名为意。一试未酬之后，又值先祖母和先祖父去世，前后丁忧六年，因守制下场，遂未再试。从此也就无心仕途，以其余生在家设馆授徒。

在先父壮年时期的中国，已与祖父当年迥然不同。清廷腐败日甚，外患有增无已，瓜分大祸迫在眉睫。这时革命热流已极澎湃，戊戌前后的维新思潮尤风靡一时。在这种风气激荡之下，培英公也成为我乡革命派激烈分子领袖之一。尤其是他的破除迷信、毁庙宇、兴学堂的主张，引起了当地守旧派的剧烈反对。那种主张在当时是件很不平凡的事。旧时代的农村社会原极迷信，更加以统治者的提倡，欲使人民易于就范。于是人民不但认为富贵荣华是由神鬼在冥冥中作主；而疾病荒歉，也由于魑魅从中作祟。平时求神拜佛，烧香还愿，都习以为常。若逢祈雨驱鬼等大事，且由专业此道的道士主持。这种道士，有事相召时即来设坛作求神、驱鬼等各种法事，无事时彼等也另有职业。为首的虽或以道士为专业，但其门徒却都系普通农民。

这种道士有时亦确有些巫术。我乡的道士有时为病人驱鬼时所表演的巫术亦颇足惊人。有些道士在地下挖一长坑，在坑内烧炭，当炭火熊熊时，渠即喃喃念咒语，然后将农家所畜的鸭一只，驱其踏火而过，而羽毛足爪毫无损伤。他更能策病人全家踏火而过不被灼伤。这或系一种魔术，然而乡村愚夫愚妇便以为道士确是法力无边了。故在专制时代，朝廷严禁和尚、道士入场考试，以示其人格在社会上低人一等。为的是怕他们凭借邪术，煽惑民心，与统治者争夺天下。

我乡还有许多其他迷信，也很可笑。如祈雨游行时，不许人戴草帽或持洋伞。“洋伞”为东洋舶来品，因“洋”“阳”同音，故被认为有触禁忌。过路行人，如有犯的，常被群众追逐、殴打。必至将伞帽撕毁才罢手。所以每当祈雨行列经过时，行人都要在骄阳下把草帽洋伞收藏起来，而观者更四处寻觅追逐戴草帽、持洋伞的人以为笑乐。然戴斗笠、持纸雨伞的则不在此例，因斗笠和雨伞都是下雨的象征。

先母也信鬼神。某次我父病势危急时，她也请了道士来家“驱鬼”，但不让父亲知道。当父亲在病榻上听到外面的嘈杂声，问是什么事，我们都设题骗他。若他知道了，是要大发雷霆的。

我们邻近各村，每年秋收以后，或逢农历新年，农民们都要演戏酬神。若不演真人戏，便演木偶戏，也十分热闹，但是我父从不参加，他对迷信总归是深恶痛绝的。他这种态度的养成，可能是受小甫先生和当时维新风气的影响。不过他对于求雨一道似不如对他项迷信反对得激烈。求雨时，各村每家至少出一人参加游行，我有时要求前去参与热闹，我父并不加以阻止。

培英公在乡间，因为思想较新，加以为人正直，所以常受到地方上恶势力的攻击，而先父对他们亦不稍让。我乡当时土豪劣绅、贪官污吏和散兵游勇鱼肉人民的情形，随时都有，而先父和他们冲突的情形，我今日回忆起来，犹历历如见。这对我童年心理的影响，决定了我后来统兵治政的整个作风。我本人是曾经身受其中痛苦的人，所以“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我后来约束官兵、告诫部曲的一句重要格言。同时希望使我幼年间耳闻目睹的事，永不复现于中国。

培英公是一位能力甚强、富于冒险精神的人，不甘以一位三家村的塾师终其生，因而他时时想远走高飞，创立一番事业。光绪三十年（1904年）时，他忽然听说洋人在香港招募华工出洋工作，认为这是一个机会，可以到海外游历，闯闯世界。于是他就结束了教馆生涯，不顾家人的劝阻，毅然去香港应募，当了华工，随即出洋到了马来西亚。培英公想出洋的目的，多少受了些海客谈瀛的影响，以为海外浪阔天高，大可振翮翱翔，一展平生抱负。谁知一到马来西亚，始发现为洋人所骗。华工的生活惨于牛马，而洋人的虐待工人，更是怵目惊心。不久便发生了当地华工团结抗暴的运动。先父因为是个读书人，所以被推举为华工代表，与资方的英国人实行斗争。经过年余的奋斗和交涉，被资方解雇，遣回香港，乃结束了他的一场海外历险记。因此他后来一提到英国资本家便咬牙切齿，痛恨入骨。

先父体格素健，但他毕竟是个书生，体力劳动非其所长。他在马来西亚做工时，多半时间也是以他的文墨工作——如替人写家信，或其他笔札方面的事——和他人交换体力劳动。在家乡时，他也因为终日教馆，无暇下田工作。

我家所有的田地，都由我们自己耕种。我父既少下田，一切劳动遂由我母担任，我们弟兄不过从旁协助而已。农忙时我们偶尔也雇请短工，但那是极少的例外。提起我乡妇女的勤劳，举世实罕有其匹。广西妇女多不缠足。举凡男人能做的劳动，如上山采樵、下田割禾等，妇女都和男子一样地操作，从无稍异。然男子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工作有定时。妇女则不然，白天她们和丈夫、儿子一同下田耕作；入晚回家，她们还要煮饭、洗涤、纺织、缝纫和哺乳幼儿，工作倍于男子。生活的痛苦劳瘁，实非常人所能想象。我的母亲刘太夫人就是这样一位勤劳的妇女，更因父亲教馆，不能操作，母亲难免分外辛劳。

当我七岁时，我家便已析产分居。而我房人口逐渐增多，食之者众，生之者寡，家庭经济总是入不敷出。每年都要借债，甚或卖去一两亩田地。那时我们唯一可以借贷的地方，便是我外祖父刘家。

我外祖父家亦系克勤克俭以兴家的。每年都有余粮，以高利贷出营利（这时乡村贷款的利率，有时高至百分之百）。因而每年青黄不接时，母亲便去外公家借贷，我外公和两位舅舅为人甚为宽厚，外公尤其是忠厚长者，对我们极愿帮助。无奈我外婆，虽然聪明干练，但生性极为吝啬，自不愿常把粮食无利贷与我们。我幼时常跟随母亲挑了担子去外婆家借贷，有时借得少许，有时甚至红着眼睛，空担而回。

记得有一年粮食歉收，新谷登场尚需月余，而家里谷仓颗粒无存，米罐子又已见底，情形严重极了。于是母亲要我也挑了箩筐和她同去外婆家借谷。去后，外公外婆留我们午餐，却故意装作不知来意的样子。饭后，我们应该回家了，母亲才不得已说出想借粮食的事。外婆脸上顿时就有不愉快的表情，并埋怨我们不该常来借贷。她说现在市上利息很高，借给我们的当然不好意思要息，不过损失未免太大了。母亲却说，每年不够吃，实因食口太多，非好吃懒做所致。外婆和母亲因为是亲生母女，说话当然不太避忌，互不相让，遂吵起嘴来。母亲一气之下，便流着眼泪，索性不借了。我们母子两人挑着空担子回家，当时母亲心头的辛酸，实无法形容。在路上，她勉励我长大后必须努力做事，不可依赖别人。她说自己亲生爹娘尚且不能借贷济急，何况他人。言下实有无限的感慨。这年，我们终于典掉两亩田，才把难关渡过。计当时一担（一百二十斤）谷子，价值不过两块毫洋，而且有借有还，竟弄得母女反目，真可一叹。

当时我们的家庭经济虽全靠母亲一人操心维持，但她总能辛辛苦苦地使我们兄弟姐妹有衣有食，不虞冻馁。母亲虽未受过什么教育，但是宽厚仁慈，能忍能让。当我家析产时，祖父母所给资财，由我父和春华叔两房平分。祖父母因体念我房小孩众多，故特地多分给木凳数条，给我们孩子们使用，但母亲竟婉辞不收。因她知道春华婶嘴尖心狭，看到我房多得几条板凳，心头将有不快，所以母亲不愿收这几件额外的家具，以安春华婶的心。

还有一事也可表现母亲的为人。有一年秋收时，母亲带了我们在田内割禾，我们已将谷子打好装入箩筐。时已黄昏，遂逐筐向家中搬运，这块田离我家约半里路，往返需时。当我们搬了一转回来时，发现留在田中尚未运走的箩筐，每筐谷子都浅了数寸。显然是邻近同在收禾的人，趁我们离开时，将每筐偷了些去。我们兄妹们发现谷子被窃，自然大嚷起来。母亲立刻制止我们，并说：“算了，算了，值不了多少。”她的意思是嚷也无益，使人听了，徒增邻人的难堪而招致怨恨。以后我们对那家偷窃的邻人仍谈笑如恒，相处怡然。诸如此类，母亲对人处世的贤良宽厚，我想都是生性使然，后天的教育和环境似居其次。

嗣后我们兄弟都长大了，我供职军旅，有薪饷可以接济家庭，母亲才稍释重负。她晚年乡居，附近老幼残疾都络绎于门乞求救济，凡真正是鳏寡孤独、残废无依的，母亲总是经常帮助他们。若是少壮贫困的，母亲济其急外，并勉励他们努力工作，以图温饱。凡有向母亲借贷的，她总说：“你将来如有了便还我，如还不出，就算了吧……我知道穷人借贷的日子是不好过的。”母亲直至晚年，生活仍极勤俭。在我后来统一广西，完成北伐，参加抗日战争，率数十万众，身经百战，而全国知名时，乡里邻人对我家自亦难免另眼相看，而母亲居处简朴，谦诚和蔼，与往日初无稍异。我弟兄幼时，母亲只勉励我们勤耕苦读，做个诚实忠厚、自食其力的人，绝无心要我们为将为相。后来她老人家年老了，亦绝不因为有儿子为将为相而稍易她简朴忠厚的家风。某次，我回家省亲，我的三个胞妹向我说：“哥哥，你做了这样大的官，而我们仍旧耕田种地，你不怕邻里耻笑你吗？”我回答说：“在劳工神圣的今日，耕田种地是可骄傲的。”母亲也很以为然。

其后，我因职务关系长住通都大邑，每思迎养，而母亲总不肯离开乡间，情愿过其极简朴的农村生活。而我乡的老弱残疾则因之得其周济。所以母亲暮年时，善名播于四方。到她老人家于1942年寿终时，远近乡人多有泣不成声的。我今日回想我家从前衣食的艰难，以及母亲抚育我兄弟姐妹的辛劳，真是“欲报之德，昊天罔极”。

二

我是我父母的第三子。然因长兄早夭，所以我实行二。唯据族谱凡属本房男性，我又列行九。至村上邻里的人多喊我为老九，而不称呼名号，骤听虽不大顺耳，但“老”字的含义已属尊称，例如：老夫子、老先生、老兄等。今年逾七十，家中侄辈尚喊九叔，倒觉亲切，不以为忤。哥哥德明长我两岁，我之下还有三个弟弟——文卿、德辉、松龄——和三个妹妹。在我七岁以前，我们过的是大家庭生活，和祖父母及春华叔婶都住在一起。祖父十分好客，所以我家那时常常宾客满堂。祖父尤喜堪舆之学，朋友中很多是看风水的专家。我们弟兄幼时即常在祖父烟榻旁听他们讲故事。

我家既是历代务农，所以我兄弟们都是地道的农家子弟。我学步未久，就跟着母亲下田去玩。经常与日光和新鲜空气接触。虽然晒得皮肤黝黑，但是身体却十分健壮。我们因为经常要下田工作，所以除在书房和过年外，我们都喜欢赤足。纵在碎石锋利的山路上，因习惯成自然，亦如履平地，不觉刺痛。

我们因是农家子弟，长辈虽也要我们“开蒙”读书，但是他们的意思无非要我们稍知诗书，明白事理，将来能承继且耕且读的家风，做一个诚朴纯良的农民而已，绝无意要我们以诗书作晋身之阶。母亲偶然也喜欢念几句《幼学诗》上的话给我们听，如“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丹桂有根，独长诗书门第；黄金无种，偏生勤俭人家”一类的话。但她的意思亦只是勉励我们而已，并非真希望我们能折丹桂，积黄金。

记得我幼时，有一次在田里帮助拔黄豆，母亲问我和德明二哥将来长大了希望做什么。二哥说他要做个米贩子。我们农村里唯一大宗出产的便是谷子。有些农人利用农暇，买了谷子回家，碾成白米，挑到市场上去卖。这样可以赚得些微利息，碾米而得的米糠又可饲养家畜，这种人叫作米贩子。二哥羡慕他们长年有猪宰杀，所以他长大了也要做个米贩子。

母亲问我，我说我要做个“养鸭的”。我乡养鸭的人，的确对我们孩子们的引诱很大。养鸭也在农忙之后，那时各处田内收获后所掉下的谷子，正是饲鸭的最好食料。一个养鸭的可养两三百只鸭子。鸭子在四处田塘河沟内觅食，故不需太大的本钱。在我们小孩子想来，鸭生蛋，蛋变鸭，十分可羡。所以我说我长大了做个养鸭的汉子罢了。当时母亲很满意我们的志向和想法，可见我们自幼就只希望将来做个诚朴的农夫，胼手胝足，以求温饱。及后稍长，我们就帮助母亲做一切田间工作和家里杂务。诸凡插秧、割稻、打柴、喂猪、切猪菜、舂米、织草席等无所不做。孔子说：“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大概孔子少时，也能做这类粗重的事。

但是我家既然历代不曾废读，祖父和父亲对我们兄弟的教育当然也不会忽视。因此在我六岁那年父亲就让我“开蒙”了。所谓“开蒙”，就是举行一个小小的祭孔仪式，让孩子们正式开始上学读书。在清朝，开蒙是一个家庭内的大事，仪式甚为隆重。我记得在我开蒙那一天，家中备了三牲——猪、鸡、鸭——和一些水果，为我祭告孔子。我那时什么都不懂，只觉得很好玩，向那个红纸做的“先师”牌位叩头，却不知是什么东西。

开蒙后，我就正式入塾读书了。我的塾师，就是我的父亲。我最初的学业是认方块字，并学习写字。写字的最初步骤是“描红”。即先生写了红字，我们用墨笔跟着在上面“描”，这就叫作“描红”。在我识了一千多个字以后，我就正式开始读书了。我最早的课本是《三字经》、《百家姓》和《幼学诗》；接着便开始读“四书”和“五经”。那时我国的教育方法，不知由浅入深，一开始便是很艰深的课业。经书不必说了，即使《三字经》也不是启蒙年龄的儿童所能了解的。我读书的天资本是平平，没有太高的悟性，故读起来就颇觉吃力。

那时的私塾，今日想起来也是十分奇特的。每一私塾约有二十来个学童。大家挤在一间斗室里，每两个共享一张长方书桌，先生却独用一张方桌，放在最易监视全体学生动静的位置。塾师多半戴着深度的近视眼镜，样子十分严肃。他们大多数丝毫不懂儿童的心理，对学生管理的严格实非现在的人所能想象。教授法也极笨拙，往往不替学生讲解书义，只叫学生死命地念，以能背得滚瓜烂熟为度。先生规定某部书从第几章起逐日背诵，自一本积至十余本，都要从头背诵下去。学生如背诵欠熟，先生就将整沓的书甩到地上，待读熟后再一一从头背起。至于书中的意义，学生是不甚了解的。

先生的桌上必备有一块长方形木板，叫作“戒方”。学生如不守规矩，或背书不出，先生就用戒方打头或手心，打破打肿，都是司空见惯的事。有时，先生的桌子旁边甚至放着一根丈把长的竹竿。如果学生妄言妄动，先生不需离开座位，就可拿起竹竿，当头打去。屋子小而竹竿长，所以书房内每个学生的头，他都鞭长可及。

从前学生的家长们都有个错误的观念，认为严师出高徒。先生愈严，学生的进步愈快，因而做先生的也以作严师自豪。于是学生对老师，怕和恨之外，简直无情感之可言。这种教法，自今日眼光看来，不特不能启发学生的智能，适足以得相反的结果。卒至一般学生都视书房为畏途，提起老师，都是谈“虎”色变的。我们的私塾也不能例外，我父亲尤其是秉性刚直，责功心切。同学中被斥责、被罚跪，事极寻常。我那时宁愿上山打柴，也不愿在书房内受苦。

学生们被关在书房里念书，每日多至十余小时。唯一可以溜出书房、闲散片刻的机会，便是借口小便或出恭。这是先生无法管束的。因而书房内，出去“小便”与“出恭”的学生总是川流不息的，造成公开欺骗的习惯，影响儿童心理很大。今日回想当年的情形，实属幼稚可笑之极。

我在父亲的私塾内读了约三年的书，父亲便不教了。我乃转入另一私塾，随塾师龙均时先生又读了两年。嗣后，父亲受外婆的聘，到她家古定村设馆，我才又回到父亲的私塾内在外婆家继续读书。那时我乡私塾设立的惯例，是由一位比较富有的人家出面请师设塾，课其子弟。左右邻舍的学童也来入塾读书。这位塾师的薪金（其时尊称曰“束脩”）都是由学生的家长分别以米或银钱付给的。而敦请塾师的“东家”，在束脩外，并供给书房、塾师的住房以及日常所用的油盐和柴炭。这次外婆既是我父亲的“东家”，她循例要供给这些日用品，我也常奉父命往外婆处领取。外婆生性勤俭吝啬，平时与乡人买卖东西，总是锱铢必较，从不稍让。我那时虽才十一二岁，却已深知外婆的个性，所以我每次向外婆领取油盐时，总是踌躇不敢放胆前去。有一天放学之后，父亲在厨房内预备炒菜吃晚餐，锅子已烧着火，才发觉没有半滴油，父亲便急忙叫我到下屋外婆处索取。我执着油壶三跃两跳已看见外婆坐在厨房那一副冷酷的面孔，便有点胆怯，停止在厨房外的墙边，徘徊不敢进去。这时父亲因为烧红了锅子也不见我回来，就走来找我。他看我不声不响地靠在外婆厨房门口——父亲是个急性人，又因等了许久——不由得火上心头，一把将油壶从我手中夺去，狠命地打了我两巴掌。外婆见了，才对父亲说她看见我拿着油壶站在外边，不知是来做什么的。父亲取了油就回头走，我在后面跟着，想哭也不敢哭。那时我虽然年纪小，但是知道外婆分明晓得我来取油的，只是父亲不明白我站着不进去的原因，冤枉地打了我一顿，使我感到有冤无处申诉，又不便说破外婆吝啬的情形。这也是我在外婆家读书时的一件趣事。

父亲私塾内的学生，都是农家子弟，所以都是半耕半读的。农忙时节私塾便放假，让学生们回家帮父母操作。记得有一次我跟随村上几个成年人上远处的山中打柴，那时我大概十三四岁的光景，当夕阳西下准备回家时，看他们都装满一大担，我是初生之犊不畏虎，心情非常好胜，觉得一担柴百把斤重，他们既然做得到，我又怕什么？所以我也装上一大担，和成年人几乎一样多。最初挑来似乎不甚重，谁知“长路无轻担”，愈挑愈重，渐渐我就落伍了。最后竟至五步一停，十步一歇，实在挑不动了。而这时和众人相去已远，且时近黄昏，四顾茫茫，我不禁嚎啕大哭起来。但是我一面哭，一面仍勉强挑着柴担蹒跚前走。幸而母亲预料我挑不动，远道来接，才结束了我这场悲壮的场面。

我在父亲的私塾内又读了两年，四书五经，粗可理解，父亲便应募往南洋去了。母亲不愿我辍学，乃让我跟一位名叫李庆廷的先生读书。这位李先生是一位廪生，和父亲为莫逆之交。后来他要到桂林进新办的法政学堂。我得了母亲的同意，也跟李先生上省城，进了新创立的临桂县立两等小学，日里上课，夜间温习功课，受李先生的指导。那时正值庚子八国联军之后，清廷正在废科举、兴学堂、办新政，我们的临桂县当时就办了这所小学。所教的除了国文之外，还有许多新式的学科，如数学、博物、英文等。我是私塾出来的，从未学过这些，而又插入高年级，当然对这些学科一无所知。因而在学期终了时，我在榜上“坐了红椅子”。那时出榜的通例，榜末要用红笔一勾。因为那一勾正在最末一名的下面，所以考最后一名的叫作“坐红椅子”。而这次校里的一年两学期期终考试，“坐红椅子”的就是我。加以我又是乡下初来，体质尚称结实，而衣着不甚入时，举止言行，都带几分乡土气，因此城里的同学们都讥笑我是“乡下的傻瓜”。现在考试又坐两次“红椅子”，使我分外觉得难为情，所以我在这小学里读了两个学期，就辍学不去了。这便结束了我在文科学堂的教育。

我离开了临桂县立两等小学，父母无力使我继续升学，家中可以耕种的田地又不多，我这个壮健的孩子，也到了觅取一项正当谋生职业的时候了。读书上进，就我们那时家中的环境说来，可说已经绝望。

这时候，各省正在试办“新政”，广西省新设奖励工商业的“劝业道”，并在桂林城内设立“省立公费纺织习艺厂”，招收二百学徒，学习纺织。此时父亲方自南洋回来，也觉得这项新兴的行业很有前途，因此送我进习艺厂做学徒，希望我在半年肄业期满后，回家改良我乡的织布手工业。这习艺厂是由桂林城内原有的“考棚”改建的。建厂的目的是训练一班学徒用新式方法来改良旧式的木机织布。这在当时算是新式的工厂，规模很大，厂长似由劝业道道台自兼，训练也还认真。我们的厂长既是一位大官兼的，厂内自然也有些官场应酬。我记得厂中当局有时在厂内请客，规模极大。我们学徒只可从远处看去，那一派灯光人影、呼奴唤婢的场面，真是十分烜赫。

我在这厂内一共学了半年关于纺织的初步技术——从下水浆纱，到上机织布，我都学到了。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春初，我十六岁时，学习告一段落，我便回家了。政府设厂的初意，原为改良农村手工业，增加农民副业生产，我回家之后，大家都欢喜，就买了一部新式木机，从事织布。才过半年，由于家人对织布一事，无太大兴趣，也就算了。这时父亲又已应聘到姑丈家教馆，我便又跟着父亲到姑丈家读书，而姑丈对织布倒颇有兴趣，他在桂林买了一部木机，要我教表姐们织布。谁知我在习艺厂所学的，仅是一些皮毛，故浆纱时，把纱浆焦了，一旦上机，随织随断，弄得十分尴尬。后来我又曾应聘到别村李姓家里教织布，可是均告失败。深叹任何行业从业的不易。我在姑丈家这次认真地读了一年多的书，便得了机会考入陆军小学，从此遂成了一名职业军人。

第二编　陆军教育时期

第三章　陆军小学的教育

一

我之所以能够进广西陆军小学，实出于一个很偶然的机会；而这个机会的促成，却不能不归功于先父的挚友——湖南邵阳人李植甫先生。先父和李先生订交，也有一段传奇式的故事。

我乡农民都喜欢练武术。各个农村往往请了拳师主持教练。我村近邻的西岭村，在光绪末季也请了一位拳师。这位拳师名唐四标，湖南人，教武术之外，兼卖跌打损伤膏药。他生得十分健壮，打得一手好“花拳”，除了在西岭村教拳，也挑了他的膏药担子到两江墟上叫卖。他在卖膏药前，往往先表演一套拳术，以吸引观众，然后又作江湖上的自我宣传，大有“拳打三山好汉，脚踢五岳英雄”的气概。因为他生得身材魁梧，又练得一副蛮劲，故盛气凌人，而无人敢与之较量比武。有一次在两江墟上，唐四标表演拳术之后，正在自吹自夸之时，观众中忽然站出一位读书人模样、四十岁上下的中年人，长得很结实，也操着湖南口音，向唐四标说道：“听你老兄的口音，我知道你也是外路人。做客异乡的人，总应该谦虚礼貌一点，不应该在当地人的面前夸下偌大海口，目空一切……”他还未说完，唐四标已恼怒了起来，捏起拳头，朝这人脸上一晃，说：“你是何等人，也敢来教训我！”他接着更提高了嗓子，大声喝道：“你是过路的人，不该干涉别人的私事，难道你要打破我的饭碗吗？有胆量就过来比个高低，死伤各听天命。”于是那人也脱了长衫，在众人围观拍掌之下，和唐四标交起手来。彼此拳来脚去打了不多几个回合，已见唐四标渐渐不支，最后被逼到墙脚下，无可再退了。这人举起拳头，告诉唐四标说：“老弟，你现在该要说话了，否则我怕你要受伤！”唐四标至此觉得实在无法反击了，只得说：“好汉住手！”才结束了这一场拳斗。

唐四标被击败后，自觉没趣，乃收拾了膏药担子，垂头丧气，径自去了。然而这场拳斗的新闻却立刻不胫而走，轰动了全市赶墟的人。西岭村当然也得到了这消息，唐四标既不辞而行，遂决定请这位新英雄来递补唐的遗缺，他也就答应了，就此在西岭村住下。这位击败唐四标的新拳师便是李植甫先生。李先生也是一位性喜结交的人。他在西岭村住下了，便打听当地豪侠好义之士。他听到先父培英公的名字，特来登门拜访。先父与他一见如故，谈得极为投契。

李先生不但武功好，而且写得一手好字，能诗能词，风格的豪迈，略似石达开。因与先父时相唱和，酒酣耳热，每有慷慨悲歌之作，彼此都有相见恨晚之感。从此，植甫先生经常是我家的座上客。

植甫先生曾秘密告诉先父，他是一名犯了杀人罪、曾为湖南官厅缉捕的要犯。他原是湖南邵阳县的一名秀才。某次进长沙省城做客，听说城内有一位恶少，是某大官的儿子，仗着父亲的权势，无恶不作，时人莫敢谁何。植甫听了心抱不平，便决心要碰他一下。后来他打听出这位少爷在某妓院内有一位宠妓，视若禁脔，不许任何人染指。一日，植甫到那妓院，指名叫那妓女陪侍。未几这位贵公子来了，他故意不让开，因此和这位少爷的保镖打起架来。保镖不敌，这位恶少乃亲自上前呵斥，不意被植甫三拳两脚打死了。植甫既闯下大祸，乃化名易姓，逃出长沙。但是官厅追捕甚急，湖南无法存身，又逃到桂林。因顾虑城里耳目众多，遂下乡躲避于两江墟。

植甫在西岭村教了些时，我村也把他请来，教馆半年。我便是奉先父之命，泡茶拿烟，洒扫炊煮，专门招待他的人。而他对我这个结实爽快的小伙计，也着实爱护备至。

当时广西兵备处总办是蔡锷，总办以下，乃至陆军小学里的各级办事人员，多半是湖南人，植甫先生的同乡。所以他对该校的情形非常清楚。因此在我从习艺厂毕业回家，无适当职业的时候，植甫先生便力劝先父，送我去应考新成立的陆军小学。

关于投考陆军小学，我母亲并不热心。她认为像我这样一个勤劳的青年，与其去投考那不可知的陆军小学，倒不如留在家里，帮忙操作为佳。后来因为植甫先生一再劝告，先父才决意要我认真地准备功课，以便应考。所以当父亲应聘到姑父家设塾时，仍携我同往。他那时便认真督责我的课业，不让我轻易离开书房做其他事务。经过充分的准备，我乃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冬季，进城参加陆军小学第二期的招生考试。

二

广西陆军小学是推行“新政”的设施之一。清廷自庚子八国联军之后，维新派人士策动推行新政，预备立宪，同时停止科举，兴办学堂。广西遂也在这风气下实行起新政来。那时的广西巡抚张鸣岐，是一位年轻有为、好大喜功的人。他锐意延揽新政人才，推广新政。为此，当时政府行政部门中也添了些新机构，如管教育的提学使，司警政的巡警道，管工商的劝业道。为训练新军，又设立督练公所，下分兵备、参谋、教练三处。

在这些新的机构之下，又先后成立了各种新式的学堂，如法政学堂、典狱学堂、农林学堂、优级师范、普通中小学、警察学堂、警察督练所、陆军小学堂、陆军干部学堂、陆军测量学堂。宣统元年（1909年）又成立了咨议局，为省级民意机关。

为了充实这些新成立的机构，巡抚张鸣岐又四处张罗新政人才，一时讲时务而富有革命思想的人物如庄蕴宽、钮永建、王孝缜、李书城、孙孟戟、蔡锷、尹昌衡、耿毅等，以及留日返国的学生如孔庚、赵恒惕、蒋尊簋、雷寿荣等都先后到了桂林，分担各项职位。如成立最早的兵备处，即由庄蕴宽任总办，钮永建任帮办。至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庄、钮因与张鸣岐不洽，自请外调，张鸣岐乃调南宁讲武堂总办蔡锷接替庄氏。

广西陆军小学堂直辖于兵备处，乃清末军制上一种全国性的设施。这是模仿当时德国和日本的军制。由各省办陆军小学，就基本学术科训练三年，毕业后升入陆军预备中学；两年后毕业，再行送入国立保定军官学堂分科受训两年；毕业后派充各军下级干部。这三级学堂内部的组织和设备，均极完善，而训练和管教的严格与认真，实为民国以后的中央或各省军官学校所望尘莫及的。

广西陆军小学堂成立于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堂址在桂林南门外大校场的旧营房。是年招收第一期新生。蔡锷任陆小总办，雷飙任监督（也就是后来的教育长）。其后蔡离职，蒋尊簋（伯器）继任总办。宣统元年（1909年）蒋调任参谋处总办，陆小总办改由钮永建继任。

我参加陆军小学的第二届招生考试时，桂林文昌门外的陆小新校舍正在建筑中，第一期学生在南门外大校场的兵营内上课，第二期的招考地点则在城内的旧考棚。陆小因为是新创办的官费学堂，待遇甚优。学生除供膳食、服装、靴鞋、书籍、文具外，每月尚有津贴以供零用。加以将来升学就业都有保障，所以投考的青年极为踊跃。报名的不下千余人，而录取的名额只有一百三四十人，竞争性是极大的。

考试完毕，已近岁暮，我就回家了，托了邻村经常去桂林贩卖货物的商人代为看榜。一天我正自山上砍完柴挑了回家，路上遇见一位赶墟回来的邻村人，他告诉我说陆小第二期招生已发榜了，正取共一百三十名，备取十名，我是第一名备取，准可入学无疑。这也可算是“金榜题名”吧！我立刻敏感到当时压在肩膀上的扁担，今后可以甩掉了，实有说不出的高兴。

在学堂规定报到的日期，我辞别父母，挑了简单的行李，便到桂林去上学了。那时乡下人是不常进城的，有时逢年过节，偶尔应城内亲友之约，去看舞龙跳狮，才进城住三数天。所以进城对我们原是件不寻常的事。我们平时为着工作方便，都是短衣赤足的。要进城，首先就要预备一套干净的长衫和鞋袜，打了个包袱，背在背上。走到离城约数里的地方，才在河边洗了脚，把鞋袜穿好，换上长衫，然后摇摇摆摆学了假斯文，走进城去。穿鞋袜和长衫，我们原都不大习惯，一旦换上新服装，走起路来，觉得周身受着拘束，异常的不舒服。加上我们那副面目黧黑、粗手粗脚的样子，和白嫩斯文的城里人比起来，自然如驴入羊群，显而易见。临时雇了一名挑夫，替我挑了行李，然后进城。先在西门内大街上找个伙铺，将行李安顿好，才到陆小去报到。谁知事出意外，校方拒绝我报到，理由是我迟到了十来分钟，报到时限已过。那时陆小重要负责人都是刚自日本回国的留学生，办事认真，执法如山。而乡间出来的青年，既无钟表，对时间的观念自甚模糊。于是我就以十分钟之差，失去了入学的资格。垂头丧气的情形，不言可喻。不过校方负责人勉励我下期再来投考，并说我录取的希望很大，因为我这次体格检查被列入甲等，这在应考的青年中是不多的。

三

我怅然归来之后，父亲命我继续随他到黄姓姑丈家去读书，准备来年再试。于是我又在姑丈家用功地读了一年。至翌年（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冬季，陆小招考第三期学生时，我再度前往投考。这一次投考生增至三千余人，而录取名额仍只百余人。榜发，我竟被录入正取。按时报到，因而我进了广西陆军小学堂的第三期。

这时陆小在文昌门外的新校舍已全部竣工。全校有新式楼房十余幢，另有礼堂一所。学生的宿舍和课堂分建在大操场的两侧，学堂办公厅和礼堂则建于操场的两端，十分庄严宽敞。当时校方的教官和各部门主持人，多半是新自日本士官学校毕业回国的留学生。他们都穿着非常整洁鲜明、绣有金色花纹的蓝呢制服，足上穿着长统皮靴，光可鉴人。腰间更挂着一柄明亮的指挥刀，在校内走动时，这柄刀总是拖在地上。因而他们走起路来，刀声靴声，铿锵悦耳，威风凛凛，使我们刚自乡下出来的农家子弟看到了真是羡慕万分。我们的总办蔡锷将军有时来校视察，我们对他更是敬若神明。蔡氏那时不过三十岁左右，可称文武双全，仪表堂堂。他骑马时，不一定自马的侧面攀鞍而上，他常喜欢用皮鞭向马身一扬，当马跑出十数步时，蔡氏始从马后飞步追上，两脚在地上一蹬，两手向前按着马臀，一纵而上。这匹昂首大马，看来已够威风，而蔡氏纵身而上的轻松矫捷，尤足惊人。我们当时仰看马上的蔡将军，真有“人中吕布，马中赤兔”之感。所以我能够当陆小学生，已经十分满意。只希望将来毕业后，能当一名中上尉阶级的队副和队长，平生之愿已足。至于像蔡锷那样飞将军式的人物和地位，我是做梦也没有想过的。后来我读古今名人传记，时常看到“自幼异于群儿”、“少有大志”、“以天下为己任”一类的话，总觉得这些或是作者杜撰的话。我幼年时，智力才能，不过中人。知足常乐，随遇而安，向无恓恓惶惶急功好利之心，只是平时对人处世，诚恳笃实，有所为亦有所不为而已。

陆小的训练，分学、术两科，完全是模仿日本式的，十分严格。学科的程度相当于旧制中学，除国文史地外，还有各门科学和外国语，教学都很认真。即就国文一科来说，我们的国文教师都是些举人或秀才出身，国学造诣极深，而同学中也不乏文人学士。当宣统元年，广西举行最后一次拔贡考试时，我们学堂里面两位第一期同学，竟暗中报名投考为人枪替而被列入优等。拔贡在清代考试制度上是高出秀才一等的，能枪替考拔贡而被列入优等，其国学程度，亦可想而知了。

就各门科学来说，陆小对数理特别注重。当我进入第三年度时，我们的数学已学到小代数的二次方程式了。

至于外国语则为选修科，于日语、法语、英语、德语、俄语中任择其一。因广西和法属安南接壤，法语被认为比较重要，所以我就选修了法语，教师是位法国人，名白利。可是我的个性和语言一道不大接近，同时我知道一旦离校便无进修的机会，也没有应用的机会，日久就会全部忘记。因此我在课堂上学习，也只是应付考试，图个及格而已。所以我跟那位法国教师学了三年法文，至今已一句不会说了，把所学的，全部还给了先生。同班中虽不乏孜孜研读外国文的同学，成绩极好，但是毕业后，果如我所料，也于几年之内忘得一干二净。

我们的术科课程并不十分注重，每天只有一小时的时间，初期训练包括徒手与持枪的制式教练，逐渐到班、排、连的密集队伍教练。此外尚有器械体操和劈刺等课目。

我当时身体非常健壮，锻炼又勤，所以器械操中的双杠、单杠、木马等有风险的玩意儿，都可做极精彩的表演，一般同学跟我比起来，实逊色多了。至于劈刺，尤为我的拿手本领。在比赛中，许多比我高大而结实的同学，都非我的敌手。第一是因我的技巧纯熟，以前李植甫先生在我村教武术时，我虽未正式学过，但平时观摩所得，亦颇能得其三昧。第二则是我的动作敏捷勇猛，一交手就取攻势，每使对方胆怯，因此我在同学中有个诨名叫作“李猛仔”，这就由劈刺比赛得来。

陆小既是个军事学校，所以我们的日常生活极有规律。早起晚睡，出操上课等，都有极严格的规定，动作确切而敏捷。稍有不慎，便要受警告或处罚。处罚的方式有立正、禁闭或假期“禁足”（不许外出）等。我在陆小三年，幸未受过处罚，所以校内上下对我印象极佳。

学生中也有托病请假，不出操或不上讲堂的。因为一个学生如经医生证明有病，便可请准“半休”（不出操）或“全休”的假期。那时的医学知识和设备都很简陋，不易查出一个人是否真正生病，所以请假比较容易。然而我在陆小三年，连一次“半休”也未请过，足以证明我身体的健壮。

陆军小学教育因为是国家陆军军官训练的基础，所以在创办之初，便十分认真。经费也比较充足。我们一日三餐，都是八人一桌，每桌四菜一汤。四菜之中有三荤一素。我们的制服全是呢料子，还有一套哔叽的。冬季则有呢大衣。每人每学期发两双皮鞋，后来经费稍感困难，然每人每年仍可领到三双。当时我们的服饰是十分别致的，学生多数拖着一条长辫子，却穿着现代式的陆军制服和皮鞋。今日回想起来，虽有不调和之感，但在那时是觉得十分神气美观的。我们的留日返国的教官，以及少数得风气之先的梧州籍同学，间或有将辫子剪去的，也有少数将后脑剃光或剪短，把前面的头发编成辫子，再把辫子盘成一个饼贴在头顶上，然后戴上军帽的。但他们在寝室内或操场上脱掉军帽时，却备觉难看。

衣食之外，每人每月尚发有零用钱。一年级新生每月领八钱银子的补助金，成绩优异的可增至一两，考上最优等的可得一两二钱。二年级生每月例发零用银一两，成绩优秀的可得一两二钱，最上等的可得一两四钱。三年级生每月例发一两二钱，成绩优异的可增至一两四钱，乃至一两八钱。当时桂林物价极低，所以这些零用钱是每月都有剩余的。我记得那时一两银子，至少可兑换制钱一千四五百文，而一碗叉烧面不过制钱十文，物价之廉，由此可以类推了。

清朝末年，广西在一些新人物的励精图治之下，颇有朝气勃勃的现象。在这种风气熏陶下的陆小学生，尤其表现得年轻有为。陆小的校风是极为严肃笃实的，全校上下可说绝无狎娼、赌博情事发生。学生日常言谈行动，都表现得极有纪律。即使星期假日在街上行走，也都是挺胸阔步，绝少顾盼嬉笑、行动失仪的事。甚至学生在校外提取行李等物，校方亦规定不许负荷太多，以免有失青年军人的仪表。当然也难免有犯规或行为失检的学生，然究属例外。学生在这种风气笼罩之下，学术训练和德性熏陶的进步，可说是一日千里，非一般文科学堂所能及。不幸在我入校后第二年，校内一连发生了两次风潮，学风遂渐不如前。辛亥之后，陆小改为陆军速成学堂，学风更是每况愈下了。

四

陆小的两次风潮，一是“驱蔡”，一是“倒蒋”。“驱蔡”是驱逐蔡锷（松坡）离桂。“倒蒋”则是和蒋尊簋（伯器）为难。

蔡锷原为南宁讲武堂总办。由张鸣岐调来桂林，任兵备处总办，后又兼任参谋处总办，统率所有新军及训练新军的机构，权倾一时。但是蔡锷是湖南人。在逊清末叶，湘人居桂的极多，湖南因为交通比较方便，一般人——尤其是寄居广西的湖南人的文化水准，平均较广西人为高。这样本已招广西人的嫉忌；加以他们人多势大，又盘踞要津，也难免有跋扈情事，再加上我国人特有的乡土畛域之见，遂更易闹事。再者，办新政的新人物中间，也不无派别、省界之分。甚至同为同盟会员，亦往往因工作秘密，声气不通而自相倾轧。蔡锷原为同盟会员，和当时革命领袖黄兴、赵声等，都有秘密往还。但是蔡锷或许因为时机尚未成熟，不愿暴露身份，所以和桂林极为活跃的同盟会会员没有联络。因而风潮一起，连同盟会会员也群起参加驱蔡运动了，遂使这风潮带着浓厚的革命气氛。

驱蔡的风潮最初发源于干部学堂。原来广西在清末训练新军时，拟编练一镇一协，所以为培养这一镇一协新军的军官而设的干部学堂，招收了两百余名新生，其中湘桂籍均有。因那时下级干部缺乏，需才孔急。后因经费不敷，新军只编一混成协。如此则干部学堂所培养的两百余名军官亦嫌太多。蔡锷时为兵备处总办，乃令干部学堂举行甄别考试，以期裁减该校学生，并以国文程度为取舍标准。当时湘籍学生的国文水准一般地较桂籍学生为高。因而甄别结果，获留校的一百二十人中，湘籍的占九十多人，而淘汰出校的则几乎全是广西学生。于是桂人大哗，认为蔡锷袒护同乡，有失公允，遂群起作驱蔡运动。而同盟会分子对蔡也有严重的误会，驱蔡尤为积极。

干部学堂驱蔡运动一发生，瞬即波及校外各机关。湘桂交恶已久，此次乘机发作，作为民意机关的咨议局也被卷入。始则若干议员为袒护其本省籍被淘汰的学生而弹劾蔡氏，继则全会一致驱蔡。于是在咨议局的掩护下，风潮日益扩大，甚至全省罢市罢课，要求蔡锷离桂。

在这风潮扩大时，陆军小学也全体参加，学生整队到抚台衙门请愿，集合在抚台衙门外照壁墙前，守住不去。抚台派人来温言抚慰，要我们回校，我们不理。最后他又派了一个文案之类的职员出来威胁众人说，如果不服从命令，大家都有杀头的危险。当他提到“杀头”两字时，我们队伍中忽有人领导大呼“不怕”，众人也跟着乱嚷一阵。今日回想起来，实在觉得当时的无知与可笑。

在广西各界胁迫之下，蔡锷终于被迫离桂赴滇，谁知这一调动对蔡氏正是塞翁失马。因为云南政治局面比较单纯，蔡氏很快地便脱颖而出，至辛亥革命时遂被举为云南都督。后来又因云南讲武堂出身的滇军将校都是蔡氏的旧属或学生，使滇军成蔡氏的子弟兵。袁世凯称帝时，蔡氏微服出京到云南，振臂一呼而全国景从。袁氏被迫取消帝制；蔡氏竟因云南起义的首功，获再造民国的盛誉。如其留在广西，蔡锷或不致如是功业彪炳而名垂青史吧！

在蔡锷被迫离桂后不久，我校又发生了倒蒋的风潮。陆小学生的国文程度很高，而校方的教学也以学科为主，术科为辅。但是任管理人员及术科教练等工作的助教们，却多半是弁目训练班一类出身、略识之无的老粗。学生难免有些瞧不起他们，然而他们是管理人员，学生的日常生活由他们来管理，请假等事也由他们来批示决定。他们因为受教育有限，批出来的文字，往往别字连篇。有一次就因为学生讥笑他们的批示而起了纠纷。作“批”的助教，或许是恼羞成怒，而触犯他的学生也不肯低头认错。正在两造纠缠难解难分时，一部分旁观学生一阵喊打，把事情闹大了，直闹到总办蒋尊簋那里。蒋氏为维持军风纪，养成学生服从习惯，乃下令将闹事学生开除，学生当然不服，风潮便扩大了。

陆小在驱蔡运动之后，人事本已有些变动，学风亦渐不如前，此次风潮中尤表现得十分嚣张。有些人竟以为那炙手可热的蔡锷将军尚且被赶走，何况蒋尊簋。大家要求总办收回成命，并惩罚侮辱学生的助教，但是校方不允许，双方坚持甚久。学生又设法把风潮扩大到校外去，然一般人士对这风潮极少同情。因而到最后还是学生屈服，肇事的学生卒被开除，而风潮平息。

陆小既经两次风潮，学风遂有江河日下之势。到宣统三年（1911年），离我毕业之期只有三个月了，武昌城内一声炮响，发生了辛亥革命。广西响应之后，一部分学生组织敢死队，从军北伐，学校无形停闭，遂结束了我三年的陆军小学的教育。

第四章　广西青年与辛亥革命

一

我在陆小的最后两年时，革命的爆发已有山雨欲来之势。各地的革命党人都在密谋起事。革命领袖如黄兴等都盘桓于香港、安南之间，与内地党员声气相通。两广地处边陲，遂成为革命志士聚集的区域。

革命党在广西的活动本有悠久的历史。因广西是洪杨起义的故乡，人民的民族意识极为浓厚，更兼民风强悍，富于冒险犯难的精神。所以革命党人注重广西，自系其具有特殊背景的缘故。而当时广西的新机构，如陆军小学、干部学堂、学兵营等，都是革命党人所盘踞的机关。

在张鸣岐抚桂的初期，革命党人的活动可说是肆无忌惮，有时简直可以说是嚣张。张鸣岐当时以新人物自命。同时为了禄位着想，他更不敢滥事镇压革命党，以免激成大变。洪杨故事不远，张氏是聪明人，自不愿再蹈覆辙，所以他对革命党的活动装聋作哑，曲予优容。因此广西同盟会的活动，简直成了公开的秘密。在上的领导人，最先有庄蕴宽、钮永建等。后来庄、钮自请外调，然同盟会的人数已多，基础已固。所以同盟会分子如王孝缜（勇公）、何遂、尹昌衡、耿毅、冷遹等都极为活跃。某次张氏宴客，尹昌衡酒醉之后，竟宣称清廷不能存在。同时王勇公闹酒，竟以张氏所佩手枪，自室内向外射击，致击碎窗上玻璃。由此可见当时青年革命志士气焰的一斑。后来张氏深恐同盟会势大不可收拾，乃设法压抑。不过张鸣岐不久即调升两广总督赴粤，遗缺由沈秉堃继任，于是革命的风气复振。同盟会广西支部乃于宣统二年（1910年）正式成立，并发行《南报》（后改为《南风报》），以鼓吹民族革命。

陆军小学在创办之初即为革命党人的巢穴。它虽是清廷的陆军基干训练机关，但校内平时极少提到“忠君”一类的话。有之，则为敷衍远道前来视察校务的钦差而说的。同盟会支部成立之后，我校革命空气遂益形浓厚，成为广西同盟会活动的中心。会中干部并在陆小附近租屋成立“军事指针社”，专门在陆小学生中吸收同志。他们所选择的对象当然是成绩优异而有血性的青年。因此他们就来吸收我加入同盟会。

同盟会是一个秘密的革命机关，它要听命于海外总部而随时发难。在清朝，搞革命的都被视为“叛逆”，随时可能有杀身之祸。为表示死而无悔的革命精神，入会时都要填具志愿书，歃血为誓，示无反悔。我校入会的三期学生共有五十余人，并租有民房三间，每月聚会两次。记得我们在该处入会，用钢针在指头上歃血作誓。我只把针向手指上一戳，血便出来了，并不觉得痛。而胆小的同学，不敢遽戳，把针在指头上挑来挑去，挑得痛极了，仍然没有血出来，颇令人发笑。这也是一件趣事。

二

大约在我加入同盟会之后半年光景，广州便发生了七十二烈士进攻督署失败而壮烈成仁的大事。当时我们都跃跃欲试，唯以事出仓促，未及响应。再过半年，武昌起义便在旧历八月十九日爆发了。首义的分子便是驻在武昌城内的“新军”和陆军第三预备中学的学生。消息传来，人心振奋。就在广西的新军（混成协）和陆小学生预备起事之时，桂抚沈秉堃和藩台王芝祥等见清廷大势已去，乃与咨议局议长等合议响应武昌起义。广西遂于宣统三年农历九月十七日（1911年11月7日）宣布独立。同时由咨议局推举沈秉堃为广西都督，王芝祥和时任广西提督的陆荣廷为副都督。革命的地方政府乃正式成立，并定期开庆祝光复大会。谁知就在这庆祝会中，发生了一部分巡防营“旧军”叛变的怪事。

广西的“新军”与“陆小”初成立时，已为“旧军”巡防营所嫉视。这新旧两派军人，因思想、作风的不同和利害的冲突，早有水火之势。而旧军恃其资格老、历史深，对这一新兴力量的成长，尤视为眼中钉。加以新军和陆小在当时都被看成革命党，我们自己也以革命党自居，今番革命成功，又难免趾高气扬；而一向反对新军和反对革命的旧军，对这一变革更不愿附和。因而在开庆祝大会这一天，一部分巡防营旧军乃发动叛变，目的是抢劫政府金银、现钞所在的“藩库”和银行。

庆祝会是决定下午八时在桂林皇城内咨议局前面的广场上举行的。这天下午七时，我们陆小学生每人提了一个写着庆祝标语的灯笼，整队进城参加大会，并预备在会后提灯游行，所以整个队伍都是徒手的。当我们的队伍自文昌门入城，转入南门大街到鼓楼底时，驻在鼓楼上的巡防营士兵，突然向与会群众开枪，一时枪声劈啪，秩序大乱。我们的队伍乃调转头来准备冲出文昌门去。这时人声鼎沸，步伍杂沓，各人所持灯笼，互相撞击，发出勃勃之声，使本已慌乱的场面，益增紧张空气。当我们队伍只有一半逃出文昌门时，驻城楼上的巡防营突然将城门关闭，一部分同学乃陷在城内。我们逃回学堂，喘息方定，听见城内只有稀疏的枪声，仍不知真情实况，大家猜想是巡防营兵变。

这天因为是假期，学堂各级长官早已出去观看热闹。只留两位队长各自率领两期同学进城。所以我们逃回学堂之后，成为群龙无首的状态。幸而不久总值日官爬城脱险回来，集合全体讲话，并问学生关于应付这一事变的意见。当时大家一致认为我们和旧军早已有隙，现在旧军叛变，一定要向我们进攻无疑，我们应准备自卫。于是，总值日官打开弹药库，将我们平时打靶用的子弹分给众人，每人各得子弹十颗。这时局势紧张，我们人数既不足，子弹又不多，若巡防营真来进攻，恐不足以抵御。大家乃决议开往新军混成协的驻地李家村，以便和新军一致行动。李家村距我校有二十里路，这时已是深夜，夜间警戒行军，必须搜索前进。在讨论这问题时，同学中有人大呼：“请调李猛仔当前卫搜索组组长！”在大家的呼喊下，我也当仁不让地站了出来。总值日官在大队中又挑选了数名身强力壮而有胆量的同学来辅助我，我便带着这几位同学，荷枪实弹，在夜色茫茫中，走在大队的前面，担任搜索任务，向李家村进发。

这是我们第一次战备行军，大家知道这不是演习，所以都难免有点紧张。我们几个担任搜索的同学，自然更为警惕。当我们出门不远，前面忽然有一个黑影跃起，跳入路旁草丛里。有一个胆小的同学，一时沉不住气，举起枪来，便向那黑影连发两响。这一支没有作战经验的队伍，不知发生了什么事，一时颇为慌张。迨真相弄明白了，才知道那黑影是一只狗，见到大队人群走来，向草中逃避而已。大家这才安心继续前进。因夜间警戒行军行动缓慢，将近天亮，才抵达了李家村。

当我们到达就地休息之时，混成协的新军正在鸣号集合，整顿器械马匹，准备出发桂林，进剿叛军。我们这一百多名陆小学生的到来，甚出他们意料之外。他们对于剿灭叛军，似有成竹在胸，不需我们参加，双方磋商之后，我们的总值日官和他们的负责官长向我们表示，凡愿留在新军营盘内的，可以暂住营内；家在附近，可暂时回家的，不妨暂时返家，到叛乱平息后，再回校归队。我就决定回家暂避。

李家村在桂林之南，我家头村在桂林之西，两地相去百余里，步行要一天多才可以到。我既决定回家，便带了自己的六八步枪，自李家村向两江墟走去。边走边问，路虽不熟，但是方向是不错的。走了半天之后，饥肠辘辘，想找点食物充饥，途中经过一大村庄，我便停下来休息。但是这村庄上却没有卖食物的店铺。最后有一间小店内的几位壮年人答应替我去买几个鸡蛋，要我稍等一下。我等了一阵，未见他们回来，而其他留下的几个人则交头接耳，神色有异。我顿时觉得有点奇怪，提起枪来，就继续上路。刚走出村庄一两百码，忽然发现后面有人赶将上来，其中有人竟拿着鸟枪和刀棒。他们追近了我，便吆喝：“站住！”我度其来意不善，也连忙将刺刀装上，问他何事，他们便支吾其词，但是仍向我走来。我便警告他们不许接近，否则我要开枪了。他们知我有备，同时他们的武器也远没有我的钢枪厉害，所以他们只得懊丧地退回去了。我也急忙赶路回家。

其后，陆小附近一家餐馆内，有位和我很熟的工友黄老二，他告诉我一个故事。黄老二便是上述那村里的人。他说有一个陆小学生携枪经过他的村庄时，被村里的几个匪徒看见。这些匪徒专做打劫行旅、杀人越货的勾当。他们一见这位陆小学生有支钢枪，立生杀机，想趁其不备把他杀了，夺取他的枪支，然后把尸骸用猪笼装着，沉入河底灭迹。幸而这位学生机警，乘机离去，未遭毒手，好不危险云云。我听了不禁毛骨悚然，说道：“那位陆小学生就是我！”黄老二大惊失色，连声说我“福气大”，这也是我在辛亥革命期中的一件插曲。

在我遇险之后，天色渐黑，四顾苍茫。其时我乡有狼患，常有行人被狼咬伤或咬死。我深恐为狼群所袭击，乃横持着枪，两边摆动，使野兽有所畏惧，不敢偷袭。离两江墟渐近时，见沿途村落中，人影浮动，有的打着火把，挑着行李，似乎是上山躲难的样子。途经单桥村，我便走了进去，见一家大门洞开，正在忙着搬杂物，忽然看见我士兵装束，提着钢枪，登堂入室，顿时惊慌失措，相顾愕然。好在我立刻说明原委，他们才化惊为喜。原来他们也听到城内兵变，恐被波及，所以纷纷逃难。他们听说我刚从城里来，都来问长问短。我也略说城中叛乱情形，唯后来只闻稀疏枪声，至实情则无从知悉。这时我已饥饿不堪，想向他们买点食物。那家主人说，这年头还分什么彼此，有鸡尽管杀好了。说着，他们就杀了两只肥鸡，招待我大嚼一顿。乡人知道实情不至恶化，相谈甚欢。他们并招待我住宿一宵，翌日我才回到自己家里。

我在家里住了半个月，听说城里兵变已经平息，陆小可能复课，所以我又回到桂林。到省城之后，才知道兵变情形并不严重。藩库因有备，未遭抢劫，城内除富家略有被掠的外，别无其他杀伤和焚燹情事。变兵瞬即被镇压缴械。不过此时广西政局却有了极大的转变。都督沈秉堃，因自觉非广西人，不足以表率群伦，已经辞职，由副都督陆荣廷继任都督。

三

这位后来统治广西十年，威震西南数省，号称“南中国第一人”的陆荣廷，亦是位传奇式的人物。陆是广西武缘县（后改武鸣县）人。咸丰八年（1858年）出生于一个无赖的家庭。其父不务正业，沦为小偷，被其族人拘入祠堂吊死。其母因贫病交加，不久又去世。这时陆荣廷才十四五岁，无处藏身，遂流浪到南宁，在鸦片烟馆及赌场里向人乞怜讨钱过活。稍长之后，在龙州县署内当差。龙州地邻安南，故该地法籍天主教传教士的势力极大。其时正是庚子之后，中国政府畏洋人如虎，而传教士亦借其本国政府声势，横行一方，莫敢谁何。这时龙州有一位法籍传教士，畜有警犬一头，十分凶猛，附近妇孺时有被咬伤情事。因官民畏惧教士，均不敢投诉，然私下愤恨之心，与日俱增。一日，这位教士往访龙州州官，把狗系在衙门头进大堂的柱上。荣廷因事走过，该犬狺狺相向，陆氏一怒之下，用木棍将狗打死了。这一死不打紧，教士就向中国官厅要狗。地方官恐开罪洋人，乃缉捕陆氏。荣廷一时藏身无处，不得已，逃入盗薮，落草为寇。陆氏本是一位重义气、有领导天才的人物，逼上梁山之后不久就成为盗魁。率领喽啰百数十人，打家劫舍，出没于中法属地。不过陆氏做强盗却专以抢法国人和安南人为务，而中法两国官兵对他竟无可奈何。据说，有一次官居“七划”（所谓“七划”，是法国军官袖口上所绣金色条纹的数目，中国乡民遂以此来称呼他们）的法军指挥官亲自出马，来剿陆氏，追到崎岖的山路中，忽见树干上贴着一字条，原来是陆氏所留，上说：“如你不停止前进，将有杀身之祸。今先一试小技，射你的右臂而不伤骨。”这“七划”方将条子看完，忽然山林内一声枪响，“七划”果然受伤如条子所写，丝毫不差。“七划”大惊失色，遂不敢再向山中搜索，沮丧而返。这故事的真实性可能很小，但陆氏的枪法，确实非常准确，后来他身为广西都督时，偶施小技，也足使市民咋舌称叹。

陆氏在中越边境横行数年，法方无计可施。最后，驻越南法督恃强逼迫中国官厅限期剿灭。驻龙州提督苏元春宫保不得已，乃改剿为抚，许陆以高位。荣廷乃率其党羽就抚，任管带之职。嗣后以剿匪有功，逐年升迁，至辛亥年，已官至广西提督。广西独立时，为咨议局公推和王芝祥同为副都督，到沈秉堃、王芝祥去桂，乃继任都督，是为陆荣廷统治广西的开始。陆氏由南宁来到桂林时，全城各学堂、机关和人民团体一齐赴南门外将军桥欢迎，军乐与鞭炮之声不绝，场面的热闹实为前所罕见。

我回到陆小，见校中并未复课。留校同学中的一部分正在组织学生军，预备随军北伐。因这时武昌的革命军和清军正相持不下，故檄调各地的革命军增援。这时广西的新军和旧军仍时生摩擦，所以沈秉堃、王芝祥均力主调新军北伐。一则可消弭新旧军间的冲突，二可减轻广西的负担，三可增加北伐的声势，实属一举数得。沈自愿以湘桂联军总司令名义亲自统率先行北上。王芝祥待陆荣廷将到桂林时，也率旧军六大队赴鄂。沈、王的原意，除调协两军的冲突外，亦欲乘机离桂以自保。是为广西北伐军的由来。

广西学生所组之北伐敢死队除陆小学生外，文科学堂学生参加的也非常踊跃。全队共约百余人，由前陆小“学长”梁史（润轩）任队长，克日北上参战。

我回陆小之日，正是学生敢死队组织就绪之时，我立刻前往报名参加，谁知为时已晚。因为经费和弹械所限，仅能容纳一百余人，后来的都被婉拒。那时抱向隅之叹的青年，正不知有数十百人，我也只有徒呼负负了。

第五章　从陆军速成学堂到将校讲习所

一

在北伐军离桂之后，陆小遂正式改为陆军速成学堂（后改“堂”为“校”），林秉彝为监督。林氏出身南宁讲武堂，系陆荣廷的参谋长林绍斐（号竹筠）的长子。竹筠初为陆氏办文案，荣廷逐年升迁，竹筠也随着水涨船高，累迁至广西都督府参谋长，也是当时的风云人物。林秉彝原无资历，因其父关系出任陆军速成学堂监督。

速成学堂成立时有学生三百余人，其中大半数为自陆小改编而来的；另一小半则系另招的新生。速成学堂于辛亥年底筹备成立，民国元年（1912年）乃正式开学上课。从前陆军小学的教学，以学科为主，术科方面的军事操等每天只有一小时。至速成学堂则完全不同，因它是一所纯粹的军事教育机构，故其训练以术科为主。教授法与进度约与保定军官学校相等。我们一进学校便开始分科教练。三百名学生分为三队。第一队半数为炮科。我属于第二队，步科。最初的三个月是士兵个别教练，第四月起则受军士班教练，其后按级递进，由排教练而连教练，最后到一个营、团的战斗教练。这时在操场上的制式教练和野外演习俱极认真。此外马术、器械操、劈刺等技术训练亦极严格。我们的教官多半是南宁讲武堂一类的中国军事学堂出身，极少留学生，但总教官中村孝文则是日本人。他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日俄战争时曾任大尉连长，立有战功。陆荣廷聘他来任陆氏总顾问和速成学堂总教练兼战术教官。他并娶了一位广西女子为妻。其人做事认真，毫不马虎，颇为学生所敬重。因他不谙华语，教练时由一浙江籍译员翻译。

我们在讲堂里的学科，都是与军事有关的科目。至一般的学科如国文、史地、外国语等一概豁免。军事学科包括步兵操典、野外勤务、四大教程和其他几门与军事有关的科目。我在陆小时最感头痛的便是外国文。现在外国文没有了，而各门学科都是我所喜欢的，所以我非常用功，每次考试总在前三名之内。在速成学校两年和在陆小三年一样，我从未请过一次假。这颇能助长我做事认真、不苟且、不偷懒的习惯，而为师友所推重。同时，我和教官同学间相处亦极融洽，极少龃龉。古人说：“师克在和。”我在速成学校两年，很能体会袍泽间融和合作的乐趣。

就一般生活和教育情形来说，速成学校的管教远不若陆小的严肃，学风也不若陆小的淳朴。例如我们在陆小时代，全校上下可说绝无“吃花酒”或狎妓情事。可是速成学校内却常有教官前往桂林的“花区”所在地訾洲的妓院内宴客和“吃花酒”。俗话说得好：“上梁不正下梁歪。”于是同学中也有于假期内易服狎游的。这种现象固然是由于办学的人的作风不同，但也是因整个政治社会风气的颓废。当清末厉行新政时，朝廷中一部分大员和各省少数封疆大吏，可能是敷衍门面，缓和舆情；然下级办新政的人物，都是受过新式教育的人，的确生气勃勃，有一番新气象。不意在革命之后，这种欣欣向荣的气象反而消失。以前的所谓新人物，现在大半变成旧官僚；以前的新政机构，现在又都变成敷衍公事的衙门。加以革命后崛起的人物如陆荣廷等，究竟新知识有限，对于革新之道懂得不多，因而造成江河日下的现象。速成学校和陆小学风的迥异，仅是这种普遍存在的颓风中的一环而已。

二

按照陆军速成学校的规定，训练期本为一年半，然我们陆小留下来的学生，实际上受教育两年。因为我们在新生入学前已开始上课，迨新生正式开课时，我们已上课数月了。我是在宣统三年（1911年）岁暮入校，1913年秋季毕业的。毕业后，速成学校即告结束，并把校里的一切设备，移交给新开办的“将校讲习所”应用。因陆荣廷自1912年继任广西都督（1914年改称将军）以后，深感广西旧军有整顿的必要。而旧军将校大半是行伍出身，或者也同他本人一样是绿林出身的。这些将校积习极深。平时扰民有余，而对现代化军事训练则完全是门外汉。所以陆氏要办一个“将校讲习所”，把旧军中各级将领分期调到所里来施以短期的现代化军事教育。所长即由前速成学校监督林秉彝充任。所内的低级军官则由速成学校毕业的优秀学生中选任。这样我就获选为将校讲习所的准尉见习官。

将校讲习所设在南宁东门外大校场（又名标营）。南宁是广西的新省会。广西省会的迁治，早在宣统年间即有人提起。因为桂林偏处广西东北部，对全省省政的处理，不若南宁的适中和方便；加以陆氏的家乡又近南宁，所以力促其实现，乃于1912年秋正式自桂林迁往南宁。我们速成学校毕业生，被派往将校讲习所的，自然也随省治西迁。我们一行数十人，由校方雇大号民船十余艘，满载器械装备，由桂林顺桂江下至梧州。在梧州另雇数艘小汽轮拖曳，溯浔江而上，直达南宁。

在这筹备迁移期间，我们仍住在速成学校内。这时校内有马数十匹。我性喜驰骋，闲来无事，便以练习骑马为乐。我们在速成学校肄业期间，本有马术一科，我因身体健壮，胆大敏捷，所以在同学中，我的马术实首屈一指。我能够当马疾驰时，据鞍跃下跃上，往复十余次而不倦。这一项马术，全凭身体灵活，臂力过人，才能胜任。当我做这种表演时，师友均叹为观止，我亦颇以此自豪。

这时速成学校内有好马数十匹，而其中有一匹“马头”，高大雄壮，确是名驹，但一向没有人敢骑。所谓“马头”，也是一桩很有趣的故事。我们南方的军用马，多购自内、外蒙古或西北各省。在这成群买来的数百匹乃至一千匹里，经常有两三匹马头随行。马头事实上就是群马的领袖。它生得特别高大雄壮，遍体乃至腿的下部，生满长毛。这种马头，力可敌虎。它有管理马群的天赋能力。当草原上万马奔腾时，如有少数马匹偶然落伍或离群，这马头会疾驰而去，把它们赶回队伍里来。因而每次当政府在蒙古购买大批的马时，总少不了有马头随之俱来。那时养在我们校内的便有这样一匹马头。这马头除专门饲养它的饲养兵外，别人亲近不得，更不要说骑了。走近了，它就乱踢乱咬，而它又力大无比，无人可以制服。它原为前混成协所有，因它不服驾驭，才交我校饲养。

一日，我为好奇心所驱使，要求管它的饲养头目，替它扎起马鞍子来，让我试骑一下。最初，他们都有难色，说：“老爷（马夫叫学生为老爷），马头是骑不得的！”然而我一再地要求，并且他们也知道我的马术超人一等，所以答应让我试试。次日，他们在马栏内慢慢设法把鞍子扎好，由三个饲养兵牵了出来。我隐蔽在操场正面学校办公厅后走廊边的大柱子之后，居高临下，等他们把马头拉近大柱旁边时，我纵身跃上马背，提过缰绳，准备它跳跃。谁知它一动也不动，若无其事地向前走数十米。我正有点诧异时，它突然把头和身子向操场左边一摆一蹿，势如疾风暴雨，那三个牵着它的饲养兵，未及叫喊便被摔倒在地；它再纵身一跳，三个人便被拖成一团，全都撒了手。这时，马头便疯狂地跳跃起来，我用尽平生之力也勒它不住。它最后一跃跃上走廊，当它两前足踏到走廊边缘长方石块上时，这石块被压翻了下去，因此它虽冲上走廊，却失去了重心，也随之倒下。我见情势危急，连忙把右腿提上马背，跟它倒下，被摔在一边。这时马又跃起，冲向一小门，门狭马大，用力过猛，竟将新的皮马鞍撞毁脱落。它然后逃回马房里去了。这时旁观的群众都捏着把汗围拢来看我，发现我并未受重伤，只是擦破了手背，而地上则鲜血淋漓，原来马头撞掉了一颗牙齿，还落在地上。大家不免埋怨我不该冒此大险，并赞叹我马术好，福气大。因为这马如不把石块踏翻跌倒，把我摔开，我一定在门上撞死。如果马跌倒时，我未能沉着应付，或动作稍欠敏捷，我的右腿一定被马身压断。又如果我两脚夹着马身不够紧，或未将身子贴在马背上，我一定被摔在墙根上，弄得脑浆迸裂。我那时真是生死间不容发，不特旁观的同学、夫役等怪我鲁莽轻生，我现在想来也觉那时太年轻气盛，视生命如儿戏了。这也是我五年军事教育结束时一件惊险的轶事。

后来速成学校结束，一切设备器械及马匹等，都运往南宁移交给新办的将校讲习所。那时这匹马头已不知去向。当时桂林人嗜食马肉，马肉米粉为一道著名小食，这马头可能已入马肉米粉铺，也未可知。

三

我到南宁将校讲习所报到，是1913年的秋冬之交。我被派为准尉见习，事实上是队上的助教；月薪十四元。开学后，任少尉队副，事实上即排长，月薪三十二元，未几又晋升中尉。这是我生平第一个军职。讲习所内的学生都是旧军里的中、下级带兵官，年龄大约在五十岁以上，官阶高的有位至统领的上校乃至少将。有臃肿的大胖子，也有瘦削的矮子；有礼貌周到的君子，也有抽鸦片、逛妓寮的腐败分子。至于他们出身的复杂，更不必提了。有一部分固然出身于武考或行伍，然不少是由绿林招安而来的。因为广西在清末，是盗匪如毛，而全省皆山，剿平不易，所以当时有“无处无山，无山无洞，无洞无匪”的谚语。

这种匪风的养成，据说是由于道光年间的官吏纵盗养奸所致。洪、杨以后，盗风更炽，官吏怕事，不敢认真剿除，反而以高位重赏来招抚匪首。这样一来，许多不安分的野心分子都视做贼为晋身之阶。由匪首可一跃而为哨官或管带（约等于尉官、校官的阶级），如想从行伍升迁，恐毕生也无此希望。这种化匪为官的风气在清末盛极一时。远如官至提督、因“追剿”太平军战死在南京城外、清廷赐谥“忠武”的张国梁，近如广西都督陆荣廷，都是由匪变官的最显明的例子。这种风气当然不只广西一省，北方的张作霖、张作相、张宗昌等也都是绿林出身。所以我们讲习所内，也有若干人是土匪头目起家的，习惯恶劣，不守纪律。他们都保持着原有的官阶和厚禄，拖家带眷前来受训，当然不把我们这些小队副们放在眼里。故此驾驭他们也像试骑马头，殊非易事。

我们的第二队一百三四十人中，便有位至少将统领的高景纯君在内。我管教他们的态度是公私分明，不卑不亢。在开学后不久，他们也开始对我表示好感和敬畏。我逐渐以新式的军事知识灌输他们，使他们的兴趣提高而乐于接受。那大胖子高景纯统领和其他素无训练的军官，有时在出操时体力不支，我就叫他们站在一边，看同学操练，而我自己则丝毫不苟且。他们在我以身作则的感化之下，也都自愿前来练习、操演，一反他们旧军本来散漫和不振作的习气。后来也颇能觉今是而昨非，完全服从新学术的教导，使全体上下和睦，精神焕发。等到一年受训期满毕业时，他们对我都有依依不舍之情，并联合起来送了我一件很名贵的纪念品，使我深为感动。

讲习所于试办一年之后，本拟扩大组织，继续更番调训各级旧式军官，故省方派所长林秉彝携带巨款前往上海购置新式装备。谁知林氏爱好排场，喜欢应酬，到了那十里洋场，为声色犬马所诱惑，乃大肆挥霍。不数月，所携公帑被用一空之后，他又打电报回省，诳称款项不足，要求补汇。于是陆荣廷左右不满林氏父子的人，乃大肆攻击林秉彝浪费公帑，主张停办将校讲习所。这时省府亦确实不愿再汇巨金给林秉彝，遂明令把讲习所停办。我们这些教职员，文的被遣散，武的则只有在南宁听候派遣工作了。

第三编　初期军中生活

第六章　护国军中的青年军官

一

在将校讲习所停办之后，我们这批无职军官，奉令听候另派工作。明知等来等去总不会有结果的，因旧军各有其系统，门户之见甚深，我们不易插足，且我们新式军人也不愿置身其间。而新军究属有限，更无余额可以容纳我们。所以当我的同事们纷纷搬进城里住下候差时，我就不愿浪费时间和金钱，决定返乡务农了。我家原是耕读之家，因此我觉得在外无职，回家务农是很正当的事，就在1914年的秋季，回到临桂县的祖籍。

我对于稼穑是个熟手，体力又强，所以我和一般农夫做着完全一样的工作。而他们对我则有些诧异，认为我是一个读书人，在外面求学的洋学生，居然也能和他们一起下田工作。有些不明大体的人则认为我在外面做事无出路，被迫返乡种田，难免有絮絮闲言。我听了也处之泰然，并不介意。本以为可在家乡长期务农，谁知我在桂林的一些朋友认为我在家种田太可惜了，于是便约我到桂林去教书。

桂林有许多新式学校，教授的都是新式课程，因而师资便有供不应求之势，而其中最感缺乏的便是军事和体育教员。我国的传统，读书人都文弱不堪，手无缚鸡之力。一旦要找一个能担任各种军事教育和体育运动的人，实非易事。这些学校虽先后请过几位军训和体操教员，结果不是他们的学术科不行，为学生所不满，就是教导无方，或人缘不好，而自动或被迫离职，故各校当局为这项课程，颇感头痛。所以当我的朋友们知道我赋闲乡居时，他们便认为我是这项职务最适当的人选，而向各校推荐。1915年的春天，省立模范小学首先送来了聘书，我当然也乐于接受，就摒挡一切到了桂林，做了省立小学高级班的军训教官兼体操教员。军训是我的本行，器械操更是我的拿手本领，时常在操场上做惊险的表演给学生们看。他们对我那种马戏班式的技术，佩服得五体投地。加以我的人缘一向是好的，校方同事对我均极推重。所以我就职不久，便声誉鹊起，全桂林的学校都知道了。不久，县立桂山中学也送来了聘书，要我去兼课，我推辞不了，也就兼了。所幸这两校距离不远，而同事和学生都对我极好。学生们敬我如父兄，学校当局则视我若贵宾，优礼有加。合计两校给我的薪金，比上尉官俸还多四十元，在那时确实是个很可观的数目。我因而有余钱接济家用，剩余的尚可购置些田地。精神上与物质上的生活都很惬意。

不过我终究是个职业军人，教文科学堂自非我的素志。所以我时时在想重返军界。就在我在桂林任教将满一年时，我的一位朋友冼伯平君是我将校讲习所早期的同事，他现在滇军张开儒第三师，已任至营长，承他的器重，邀我到他那里去当连长。因为这时正值袁世凯称帝，西南政要群起兴师讨袁。滇桂各军都在扩充，号称护国军，干部需要人，像我这样一个经过长期训练的青年职业军人，自然就在他们罗致之列。我当然也乐于应召。所以我就向学校当局辞职，以应冼君之约加入护国军讨袁。

二

冼营长翰熙（伯平）是广西宁明人，广西干部学堂步科毕业。我们在将校讲习所共事时，他是第三队的队长，我是第二队的队副。冼君在当时同事中是一位年轻而佼佼不群的新军人。衣履非常整洁，随身有自备的帆布行军床，日常生活极有规律，而且注意卫生。总之，他一切都很洋化，和普通军官迥然有别。其后，他加入滇军，当李烈钧的护国军由蒙自开到南宁时，冼伯平正任滇军第三师张开儒部三十一团第二营营长。当时的第三十一团团长便是在抗日时期曾任江西省省主席的曹浩森。

冼君对我的邀请，可以说正合我心。因此我就复电冼君，表示接受新职。谁知道我向学校辞职的消息一出，两校师生一致挽留。终因我去意甚坚，他们也不好过分勉强。在我临行之时，学校当局一再表示惋惜，并谓值此动乱时代，各方职位变动甚多，现在姑且请人为我代课，如果我觉得在外边不妥，他们随时都欢迎我返校任教。几番惜别，互道珍重之后，我才离开了桂林。

这时正值暮春季节，风和日暖，我自桂林顺漓江而下，直达梧州。梧州本是西江上游的大城市，这时更值护国军兴，运输频繁。各军都在向肇庆集中。时滇军第四师方声涛部适开抵梧州，故沿江码头附近设有第四师的招待所。当我乘的船靠岸时，只见码头上下，军民杂沓，熙熙攘攘。我正预备上岸找旅馆，再候船去南宁，忽然在人丛中瞥见前陆小第一期同学朱良祺、梁伯山和谢绍安。梁、谢二君且是我两江小同乡。旧雨相逢，惊喜交集。互道别后之情，才知道朱良祺现任滇军第四师步兵第三十四团第一营营长。梁为该营营副，谢为第一连连长。当朱知道我正打算去南宁担任连长时，便决意留我在他本营充当连长。我告诉他说曾与冼君有约在先，未便失信。良祺说，大家同属一军，分什么彼此。不容分说，便招呼勤务兵，把我的行李搬到第四师招待所安置下来。并立刻呈请委派我为第一营第三连连长。在良祺的强制执行之下，我无法脱身，只好写信给冼君请辞，并陈述不得已的苦衷。

这时第四师的兵额尚不足，正在梧州一带加紧招募。我们在梧州住了十多天，我的委任状由上峰批了下来，所报连长不准，但准以中尉排长任用。这对我当然是一个小小的挫折，不过我也并不介意。于是我就在第四师内当了一名排长，随军开拔到护国军都司令部所在地肇庆。谁知道这时滇军第三师也开抵肇庆。我忽然间又碰到了冼营长。他因责我为何爽约，未去南宁。原来因为戎马倥偬，我在梧州所寄的信，他没有收到。当我解释清楚被朱良祺等挽留的经过，以及现在当排长的情况，冼君大为不平。因为他已替我请准了当连长，我不到差，却在良祺这里“炒排骨”（那时军队中把当排长叫作“炒排骨”，连长叫作“莲子羹”）。他要我回第三师去。我觉得此事很难开口，所以没有答应他。不意有一天营长们在一起吃花酒，我也奉陪末座，大家又提起了关于我的事。因为大家都是老朋友，伯平便责备良祺不该把我中途拉夫抢了过去。伯平说：“你把他抢了过去也罢了，但是你没有机会让他当连长，却叫他在你那儿‘炒排骨’。”两人说到最后竟吵了起来，再加上几分酒意，彼此甚至拔出手枪来。这事一下闹大了。我夹在中间觉得非常为难，为免使朋友们因我而伤感情，我想还是辞职不干的好。承朋友们推爱，觉得我李某为人做事诚实可靠，都要来争取我。我现在只有两边都不做，方可维持朋友间的感情。于是我就决心辞职搬到端州旅馆暂住。

这端州旅馆是肇庆当时最大的旅馆，里面住的客人极为复杂，但多半是与反对帝制运动有相当关系的，或在候差，或是有事与都司令部接洽。我在端州旅馆也遇到几位以前将校讲习所的学生。他们知道我赋闲无事，曾有意介绍我去参加他们的朋友所编的地方民军。他们说如果我肯去，他们可以推荐我以校官阶级任用。因为这时各地都在成立民军，或是收编土匪，纷纷请求都司令部给以番号，官阶极为混杂。“关内侯，烂羊头”，故校官也可随便委派。我自思是一个正式军校出身的军官，殊不应与这些乌合之众的民军为伍，所以他们的好意我都一概谢绝了。但是长期赋闲，也不是办法。正在进退维谷之时，我忽然发现了前陆军小学同学李其昭。

其昭毕业于陆军小学第二期，后又转入干部学堂，他且是我临桂县的小同乡，平时过从极密。他这时是护国军第六军总司令部林虎的部属——步兵第七旅第十三团第二营的连长。他一见到我便问我现隶何部，我当然据实以告。其昭便说如果我不嫌弃的话，何妨到他的连里去“炒炒排骨”呢。我说反正是闲着，如果他那里有缺，我当然很愿意追随。其昭说，等他向他的上峰报告一声，我就可以搬到他部队里去了。

其昭的上司第十三团团长周毅夫和第二营营长黄勉都是广西人，广西干部学堂毕业的，和冼伯平、朱良祺都很熟。第二天，其昭带我去见黄营长，黄一见面便跷起大拇指，说我是“大大有名的”，原来他早已知道冼、朱两营长为我而拔枪相向的故事了。他一再地说：“欢迎！欢迎！”这样，我在当天便搬入林军第二营，当了一名中尉排长。这就是我参加护国军终于隶属于林虎先生部下的经过。

第七章　讨龙之役与初次负伤

一

林虎先生，别字隐青，广西陆川人。毕业于江西武备学堂。岑春煊任两广总督时，林仅二十岁。初任哨官，驻桂林。旋位至管带（校官阶级）入粤驻防钦、廉。辛亥武昌起义，升为团长，率所部参加北伐，进驻南京。1913年二次革命时，江西都督李烈钧起义独立，林氏时为李的混成旅旅长，踞守马当、湖口、九江等要塞地区。袁世凯派李纯统率大军南下，进击李、林等部，久攻不克，后来绕至上游，由武穴偷渡长江，经南昌截断南浔铁路，才将林部重重包围。悬赏以缉林虎，生死不拘。此时，南昌省垣忽生兵变，李烈钧微服出走，大势已去。林氏乃率部突出重围，到达湖南醴陵县。自动解除武装，将枪械弹药送予素与革命党人有默契的谭延闿都督。林氏本人则潜逃海外，度其亡命生活。时人曾誉之为彪虎将军。

到袁世凯阴谋称帝之时，林氏即潜回广西，策动广西耀武上将军陆荣廷揭橥义旗，响应云南独立，而护国战役中南北优劣之局，因此顿形改观。此举实为洪宪帝制覆亡、护国运动胜利的关键。因此当时为讨袁而设的军务院中诸领袖如岑春煊、陆荣廷等对林虎先生极为器重，故特畀予护国军第六军总司令的要职。我幸能投到他的麾下充当一名排长，虽位卑人微，无关轻重，但每思飞鸟尚知择木而栖，人固宜择善而事，私衷亦颇欣慰。至于林虎先生的勇敢善战，出处磊落光明，廉洁自守，用人不疑，此种作风感人尤深，影响我一生做人处世，实至巨大。可惜当时中国政治未能进入法治常规，内战频仍，致使他常陷逆境，为时代的牺牲者，然吾人固亦不宜以成败来论英雄。林先生晚年曾于柳州经营一小农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被推为人民政协委员，亦不幸中之大幸。

本团团长周毅夫先生，广西恭城县人，也系早期同盟会革命党人。营长黄勉，连长李其昭以及全团上尉以上官佐，十之八九出身干部学堂，士兵则概由广西各县招募而来，所以皆系本省人民。我至连上到差时，他们在肇庆集中徒手训练了还不到两个月，新兵基本教育尚未完成，也无枪械。在我报到后五天，才由日本运到一批六五口径的村田枪发给士兵，方开始实施持枪教练，这批枪支在日本人心目中早已成为过时的废物，不堪用来作战了。唯当中国军队获得此项武器，确已心满意足。不意当我军正在积极训练，秣马厉兵，准备北伐讨袁时，袁世凯忽于6月6日暴卒。袁氏既死，副总统黎元洪正式“接任”总统，以段祺瑞为内阁总理，通电全国息兵，这样护国军也失去了作战目标。军务院和都司令部乃准备解散，所辖各军也听候编遣。谁知袁氏死后，北洋军阀的重心随之解纽，逐渐形成各系——皖系、直系、奉系——军阀割据之局。南方各省的军事领袖如云南的唐继尧、广西的陆荣廷与广东的龙济光也互不相让。因此袁氏死后南北大战的危机虽可避免，而各区争权夺利的小内战反因此加剧。就南方来说，首先变成各方讨伐对象的便是粤督龙济光。

龙济光是云南土著的彝人，原为土司，后以襄赞清廷剿灭云南彝乱有功，逐步升迁，光绪末季，由岑春煊荐为广西右江道。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署广西提督，宣统元年真除。辛亥革命前数月，率军入粤为镇抚使。至1913年，二次革命解体后，广东都督胡汉民被迫去职，龙氏因效忠袁世凯，受任为粤督。1914年6月，都督府裁撤，济光乃以振武上将军名义，督理广东军务。袁氏称帝时，曾封龙为一等公，旋加郡王衔。

至1916年4月，西南各省以兵威胁，龙氏宣布独立，并按护国军例改回民元旧制，称广东都督。但是龙氏参加军务院而为抚军之一，不特非其本意，且处处与护国军为难，阻挠滇军、桂军假道广东北上。那时滇军护国第二军总司令李烈钧、都司令岑春煊和广西都督陆荣廷（时陆已率师入湘），都争于北伐，不愿与其破裂，而虚与委蛇。几经交涉，济光始允李烈钧部滇军假道，自三水趋粤汉路，经韶关，袁世凯忽然病故，都司令乃令李氏暂停北进，就地待命。

孰意袁氏病故后四日，龙济光未得军务院同意，单独取消广东独立，宣布听命中央。这当然引起护国各军的不满，加以滇军假道广东北进时，龙氏曾令地方官不与过境军队合作，甚至多方留难。当李烈钧屯兵韶关待命时，韶州镇守使朱福全竟关闭城门，并断绝商民贩卖食品，以困滇军。滇军在城外露宿数宵，适值大雨，全军困乏，商之于朱，朱仍闭门不纳，两军遂于6月19日发生冲突，城上龙军竟发炮向滇军轰击，大战遂起。广东各地的龙军（时称“济军”）与护国军随之皆有接触。一时各地枪声劈啪，函电纷飞，莫衷一是，是为粤中讨龙战争的序幕。

二

讨龙战争发生后，我们的护国第六军在粤汉路南段沿线一带与龙军也发生接触。这时我们的第十三团正在肇庆训练，村田枪刚发下，士兵持枪各个教练的基本训练都还没有完成。但是前方战况紧急，我们遂奉令向前方增援。全团自肇庆乘船出发，到芦包上岸，步行兼程前进。第十三团的士兵训练很差，如何作战呢？唯一补救的办法只有在行军休息的时候，练习一些基本动作，如射击、卧倒，利用地形、地物等。我连的士兵中亦间有持枪、瞄准熟练的，我起初很诧异，后来由他们的伙伴说出，原来这些人都是当过土匪的，其中有三个班长且做过土匪小头目，后来受招抚才改邪归正的。因此我就特别注意他们的生活和行动。出乎我的意料，我发现他们每次战斗，不只勇敢善战，而且极重义气，毫无欺善怕恶的习气，较其他的士兵反而容易管教。古语说：“盗亦有道。”这确是我宝贵的经验。

我们一路经炭步向高塘火车站进发，望见粤汉路上的火车南北疾驰，听到车声辘辘，心情顿觉开敞。一个生长在山国的人，从未越出省门一步，此次因投入军队，方远行至珠江下游，见轮船火车往来行驶，热闹非常，虽离乡背井，不无思乡之苦，但也因见到新的天地而异常兴奋。军行抵高塘车站，略事休息，并各自整理队伍。此地距战地约三十里，前线战事正紧，催我军开去增援，于是立即整队开拔，用快步前进。我连士兵除极少数出身绿林，与官兵打过游击战外，其他都未上过战场，内心不免感觉紧张。走了十余里，隆隆的炮声和犹如鞭炮的枪声，响彻云霄。我当然未便询问别人此时的感觉如何，但我自己内心忐忑，神经紧张，脚步轻浮，呼吸有上气不接下气的模样。我深信我的爱国热忱与人无殊，而视死如归、不避艰险的胆量，尤不在他人之下，何以一听到枪炮声，情绪就如此紧张，连自己也莫名其妙。反观路旁耕种的农民，反而神态自若，令我暗中吃惊，惭愧万分。原来此地民风强悍，族与族或村与村之间，每因争夺牧场和水利灌溉而发生械斗，情况的激烈有如两军对阵，必须政府派军队弹压方才停止，所以他们视战争等于家常便饭。

我们的部队赶到前线时，已近黄昏。这时火线上枪声正密。我以为战场上一定死伤枕藉，血肉模糊。谁知在我们进入总预备队阵地之后，枪炮声便寂静下来，我们发现并无太大的死伤。此时天已全黑，为调整各营连位置，我团担任左翼，派步哨及联络兵搜索前进。黑夜之中，部队缺乏训练，自不易确实掌握，因之指挥失灵，弄得方向不辨，敌我不分。一时枪声大作，混战了一番之后，才发现原无敌人，而是自己的部队在互相射击。今日思之，实觉得当时部队的荒唐和作战的儿戏。

经过半夜的紧张和恐怖，我们的连长李其昭，开始有点胆怯，他不等向营长报告及批准，假托腹痛须返后方休息，便擅自将他的连长职权委托于我，他就退到后方去了。我便代理连长职务，指挥部队。次日拂晓，我们便向左翼延伸，加入前线作战，发现敌军正向我方前进，开始其拂晓攻击。我们尚未挖掘壕沟，仅仅凭借地形，与敌人遥相射击。经过数十分钟的战斗，在敌人冲锋之下，我们的阵地开始有动摇迹象。这时我想，我们如果不能立即将敌人的攻势阻截，全军很快便会溃不成军。根据军事学，要阻止敌人进攻，必须向他们逆袭。这时我们和各方都已失去联系，营长也不知去向。我只好命令掌旗兵，举起我们的连旗，准备着随我冲锋。我随即大声号令全连官兵，冲向前去。这时，一则因为部队训练不够，命令不易贯彻，再则因为枪声正急，我呼喊的命令未为全连官兵所听到。所以当我向前冲了约二三百米时，回顾士兵随我而来的，零零落落，为数不多。这时枪弹横飞，已颇有伤亡，我正预备转身督促部队前进，而右侧树林已为敌人所占据，正向我们所前进的部队射击。在一阵密集的枪声中，我突觉头壳猛震了一下，立刻右腮上血如泉涌，满嘴都是碎牙。我马上把牙齿吐出，用手在右颊一摸，方知道子弹自我右颊射入上颚骨。我再一摸左颊，则并无伤痕，我想子弹一定停留在上颚。这时血流如注，头昏目眩，我知道不能继续指挥，乃招呼一排长代行我连长职权。我告诉他，我暂时退下包扎，如情形不太严重，我仍当回来继续指挥。我连本有勤务兵三人，但是因为李连长带走了一人，余二人又未可分身。我本可带一二枪兵，以备使唤，然深恐因此减少我连的战斗力，所以便独自一人退出阵地。步行未几，遇着了一个挂着红十字的军医。他在为我略事检验之后，便说：“恭喜！恭喜！子弹并没有留在你的头部，它已从左鼻孔出去了。”大概这颗子弹受了皮帽勒和我的上颚骨牙根的阻力，转了个弯，自左鼻孔出去了。

听了军医的话，我暗自庆幸。因为子弹如留在面部，必须开刀才可取出。且不说开刀的危险，即使能顺利地将子弹取出，面部破了相，岂不难看。我正在伤脑筋时，经他这一说，心中颇为宽慰。他替我稍事包扎后，我便继续前行。将近黄昏时候，我走到了高塘镇的临时后方医院。这医院设在一所祠堂里面，伤兵充塞，满地呻吟而无人过问。

这时我已困乏之至，想找一点食物和一席安身之地而不可得。厨房里空空如也，水浆全无。最后实在因为困乏太甚，我自外面捡了两块砖头，在伤兵群中找得一席空地，将砖作枕，躺了下来。头方落枕，便蒙眬睡去。一觉醒来，已是午夜，饥饿不堪，而口渴尤甚。乃起来走到厨房，想找点食物充饥，但是厨房里非但无半碗冷饭，甚至滴水全无。这时我实在口渴难熬，遍找之下，竟发现一只木盆，靠在厨房的墙角里，里面还剩有些没有泼完的水。这水可能是洗菜剩下的，也可能是洗脚剩下的。我也管不得许多了，弯下身去，一饮而尽。琼浆玉液，稍润枯喉。喝完之后，我又回去睡下，虽然饥肠辘辘，仍旧闭眼睡去。

睡下不久，医院里忽然骚动起来，把我惊醒。据说是前方战事失利，敌人追兵已近。龙济光军在那时是有名的不守纪律和残酷的部队，不但虐待俘虏，就是俘获的受伤官兵也无幸免，有的伤兵甚至被活活烧死。因此前线失利的消息一出，后方，尤其是伤兵医院内，更是惊慌失措，大家匆忙逃走。那些伤残不能行动的士兵，尤感恐慌，哀号乞助之声，惨绝人寰，但在兵荒马乱之时，各人逃命还不及，谁能相顾？

我们自医院仓皇出走，向北撤退。这时高塘全镇居民也都为兵败消息所惊醒，扶老携幼，纷纷向北逃避。一时军民杂沓，势如潮涌，真是风声鹤唳，草木皆兵。我夹在人群中，循铁路线向后方走去。面部伤口肿痛，十分难受。但心中却自庆为不幸中之大幸，假如我伤在别处，不能走动，被追兵捕获，岂不可悲。约两句钟，瞭望东方即呈现一片白色和红霞，一轮火红太阳顷刻东升，天已大亮。

我沿着铁路线走了约二十余华里，便到了新街车站。此地有一设备较好的后方医院，我就住了进去。其中医生护士照顾俱甚周到。这时方知道前方战事已趋稳定，我方并未失利，龙军更没有追来，前次慌乱，只是一场虚惊。所以我就在这所医院中，静心养伤。翌日，我的部队中又派来了勤务兵一名，供我使唤，并将我的日用品送来，因此生活颇为安适。

这所新街后方医院是设在一座大庙里面，院子里有葵叶搭成的遮阳天棚，在夏日炎炎时，庙内仍是清风习习，凉爽之至。庙前广场上有大榕树两株，枝干参天，绿荫如盖。广场前面是一条小河，泉声潺潺，水清见底。日长无事，坐在榕树下的石凳上纳凉，遥看河畔洗衣妇女，燕瘦环肥，各有风韵。因此，一些负轻伤的官佐，便整日徜徉榕树底下，评头论足，颇为逍遥自在。

我入院之初，伤势颇重，脸部肿如皮球，十分痛苦，尚无此闲情逸致。后来伤势渐减，也时常参加榕树下的“谈论会”。伤兵见有官长在此，都悄悄离开，不来扰闹。我们几个下级军官坐谈树下，无忧无虑，清闲得有世外桃源之感。就在这宜人的环境之中，我一下便住了四十余日。

三

我住入新街后方医院不久，讨龙战争便结束了。我军已自石马战地开往仁和墟附近的鸭湖整训。我进医院后尚不足二十天，伤势稍退，营长黄勉已两度派营副唐隶生来催我早日出院归队。原因是我连的李其昭连长临阵畏缩，为士兵所轻，到停战后回到连上已无法约束士兵，已经请准辞职，遗缺由我递补，要我早日接任。我又住了二十天左右，正式接任本连连长。

我连是驻在鸭湖的一所祠堂之内，时常给养不继，军纪松弛，处境万般困苦。回顾本人统兵数十年，而鸭湖整训这一段时期，实是我所见军队生活中最艰苦的。当护国战役初起之时，各地民军蜂起，各有其盘踞的地盘。经都司令部给予番号之后，均于当地税捐中扣除军饷，自行维持。我们护国军第六军是直属于都司令部的正规军，并无地盘可踞，军费薪饷来源，全凭上级发放。最初由都司令部核发，都司令部撤销后，我军改隶于广东督军陆荣廷，我们的薪饷遂由督军署核发。然此时战事初定，省级经费也十分困难，我军欠薪欠饷，自不待言。有时不特薪饷全无，甚至伙食亦无法维持。有时全军竟日枵腹，饿至深夜才有少许糙米送来，沙石稗谷掺杂其间，煮熟亦难下咽。

至于士兵的服装，则更不堪一提。我军在肇庆建军时，曾发下质料窳劣的军服，每人一套。经过一场战争和数月溽暑天气，已经朽烂。士兵不特无衣可以换洗，简直是衣不蔽体，褴褛不堪。有的士兵，衣裤破烂至遮羞无计时，竟用草茎将破处扎起，更显得狼狈不堪。这时正是盛夏，炎热难当，而蚊虫之多，尤不堪想象。每当黄昏或拂晓，蚊虫活动最剧之时，嗡嗡之声令人心烦，随处用手一挥，即可扑落数只。我连士兵又全无蚊帐，我和三位排长虽各有一顶，然为与士兵共甘苦，我劝告各排长，一律藏而不用。入晚之后，我们的血肉之躯不堪蚊虫吮啄，均不能入睡，但闻蕉扇驱蚊发出啪啪之声，通宵达旦。士卒生活如此之苦，当然谈不到训练。幸而我团士兵多系新募乡农，对长官尚知敬畏。加以我们官长以身作则，和士兵寝食相同，甘苦与共，士兵也颇为感动。以此我的命令尚无人敢违抗，纪律差可维持。平时虽不常出操，却时常集合作“精神讲话”。我军原为反袁护国而成立，精神讲话的题材，自以维护民国、反对帝制为主。不过我们那时对民主、议会政治这一套，自己也很茫然，士兵当然更莫名其妙。所以我们的精神讲话，言者既不谆谆，听者更是藐藐。官长训话时，有些士兵交头接耳，有些随便嬉笑，我们官长也只好装聋作哑。幸好士兵之中绝少“兵油子”，否则纪律更不易维持了。

这时我团内官长们的生活虽较士兵略胜一筹，仍然很苦。薪饷累欠不发，制服又无着落。我们军校出身的军官多穿旧日校中发给的制服，有的甚至穿起当时广东夏季盛行的香云纱便服来。偶尔，我们也三五成群至鸭湖镇上茶楼内，啜茗聊天。但是我们都是宦囊久空，既不能吃大鱼大肉，一杯清茶，久坐不去，自然不为堂倌们所欢迎。他们常常以怠工来作消极抗议。他们每见我们来了，都窃窃私议说“电灯胆”又来了。“电灯胆”的意思是不通气。不通气者，即不知体察他人脸色之谓也。我们也佯作不知，来去如恒。

所以此时我军和当地居民的感情，可以说是极不融洽。此地居民习于械斗，对我们这样衣不蔽体的部队，当然不放在眼里，而身量二尺五的士兵们，亦不愿向老百姓低头，因而军民之间的小冲突时常发生。加以仁和墟上私赌之风甚炽，有少数好事士兵前去抓赌，偶有被殴伤情事。全团士兵积怨在心，时思借机报复，更有好事者暗中煽动。某日中午，全团士兵忽然哄动起来。我为喧哗声所惊动，忙问何事，有些士兵便说：“连长，我们要上仁和墟里去报仇，那里的人欺人太甚了。”我喝道：“不许胡闹！”但是他们和其他各连士兵早已暗中决定一致行动，已不听我的命令了。当时全团士兵千余人，一哄而起，冲向仁和墟去。此时团长周毅夫、营长黄勉俱在省城未回，第一、三两营营长和我们各连连长也无法制止形同哗变的士兵。幸而我们的驻地和仁和墟距离三四华里，且有一小河相隔，商民闻变，立把船只全部靠到对岸去。士兵无船可渡，乃隔岸鼓噪，声震田野。更有士兵，乱放冷枪，使事态更形严重。仁和墟的居民亦惊惶莫知所措。当地绅商，乃派人过河来说好话，赔不是，我们连长们也乘机向士兵劝说。最初他们坚持不从，必欲摧毁仁和墟而后快。

我对本连士兵如哄小孩子一般，苦口婆心地劝说。第一，我说，你们这种举动形同兵变，为军法所不容，坚持不回营，上级一定要调兵前来弹压，结果将不堪设想；再者，纵使你们真的成为兵变，变了亦无处可去。本团士兵多系广西人，客居广东，如零星逃亡，必为广东民团个别捕杀无疑。况此地民风强悍，民团器械精良，纵使我们整团兵变，也有弹尽援绝之时，何况零星逃散，大家如果真哗变，前途是不堪想象的。其他各连连长亦以同样方式向士兵劝慰。最后，士兵们总算答应让仁和墟的商民放爆竹赔礼。于是，仁和墟的商会购了整箩筐的爆竹，一筐又一筐地在对岸燃放，士兵嫌少，商民便遵命多放。爆竹响处，士兵隔河欢呼胜利，拍手跳跃，声闻远近，热闹非凡。商民赔礼毕，士兵才纷纷返营，结束了这一幕喜剧。

这鸭湖镇一带的居民是十分强悍的。不特男子对驻军不稍戒惧，纵是青年女子，对军队亦初无回避、畏怯之心。一日上午，我在驻地的祠堂门前闲眺，偶见门前左侧大路上，有一青年女子姗姗而来，当她渐渐走近祠堂时，我因身为长官，未便注视一过路女子，乃掉身回归房内。未几，忽闻士兵嘈杂，和一女子喧嚷怒骂之声。我忙走出去一看究竟。原来这喧嚷的女子已闯进祠堂里来，正是我刚才所见的。她一见我出来，知道我是位官长，便立刻向我叫起来。

她说：“你们这里的士兵，太不规矩，为什么调戏过路女子？”

我说：“少奶奶，我的士兵怎样冒犯你了，我查出一定重办！”

她说：“我从你们祠堂旁边经过，有两个士兵跑到我身边，动手动脚！”

我说：“少奶奶，你能不能认出这两个士兵呢？”说着，我便自衣袋里取出哨子，吹了几下，全连士兵闻声便在院子里集合起来，请她指认。

最初她很自信，以为可以立刻指出。谁知她对这一百多人注视了一会，她的自信心开始动摇了：这一百多位都是一样年轻力壮的穿着二尺五的丘八，她也认不出究竟是哪两个刚才摸了她一把。认了半天，她勉强指出两位来，而这两个士兵却坚决否认。

我因而告诉她说：“少奶奶，请你务必当心，不能冤枉人家啦。调戏妇女，按军法报上去，可能枪毙的。事关人命，请你千万不要认错了人！”我这么一说，她更觉怀疑，便在士兵中又指认了两人，一共四人。

我说：“少奶奶，刚才调戏你是两人，现在为何变成四人啦？”

她说：“就是这四人中的两人。”究竟是哪两人，她仍无法判明，我自亦未便乱加处罚。为免使她下不去，我便当她面，将全连士兵训诫一番。她也觉得很够面子，才向我道谢而去。

事后，我询问这四个士兵，是否真有不规矩行动，四人均矢口否认。大家猜想，可能有两位调皮士兵，见她姿色动人，私下打赌，看谁敢摸她一下，其中一位真的大胆地向她上身摸了一把，谁知竟被她追到连部里来。至于谁是真正调戏她的人，她也没有看清楚，所以指认不出。但是她当时那副激昂气概不让须眉，言谈清脆和态度逼人的样子，使我今日想起，仍觉事如昨日，余音在耳。我带兵数十年，地历十余省，鲜见有如此只身闯入军营喧嚷的青年女子，这也是鸭湖一带特有的情形。

第八章　护法战争

一

我们在鸭湖驻扎不久，粤局已获适当解决。南北虽因黎元洪继任总统的法律根据问题尚在争辩，大规模的战争终于避免了。黎氏上任后，仍以段祺瑞为内阁总理。7月6日北京政府明令改革地方军政制度。独立时期的军务院、都督府等固然取消了，即旧有的将军和巡按使制度也一律废止。各省统军的长官改称各省督军，民政最高长官仍称省长。理论上是实行军政分治的。为统军方便计，督军之上，又视各地情形分设巡阅使。例如在两广有两广巡阅使，在华中则有长江巡阅使，在北方则有直鲁豫巡阅使等。

督军之下，按地方情形置护军使或镇守使，以统驭驻军兼以维持地方治安。1916年7月14日，军务院正式结束。当时北京政府拟派岑春煊为广东督军，而岑氏因有“袁死，己即引退”的诺言在先，谦辞不就，乃改派陆荣廷督粤。龙济光被调往琼州（海南岛）任矿务督办，率军离广州。陆氏部将陈炳焜（陈原为苏元春的差官，陆荣廷就抚时，和陆结为兄弟，其后一直为陆氏的左右手）却奉派督桂。到1917年4月10日，陆氏升任两广巡阅使，遂荐其部将陈炳焜、谭浩明（谭系陆氏妻弟）分督粤、桂，自此以后，两广遂成陆氏的地盘，与云南督军唐继尧、贵州督军刘显世形成粤、桂、滇、黔犄角之势，而和正在分裂中的北方皖、直、奉各系军阀相抗衡。

龙去陆来之后，我们前护国军林虎的总司令部乃奉调入广州。我们十三团移防广三铁路的西南。林虎旋即受命为高雷镇守使，率所部前往高雷驻防，清剿当地土匪。我们全军乃又自黄埔搭海轮分途开往高雷。这是我第一次乘海轮。我们广西是遍地皆山的，很少看到平原。当我顺西江东下，地势逐渐平旷，已觉眼界不同，至此初入大海，浪阔天高，一望无际，心胸更觉十分舒畅。

雷州位于广东省西南部雷州半岛之上，隔海与海南岛对峙。此地居民多系讲黎话的汉人，所说黎话和广州话完全不同。其风俗极端保守，时已1916年，全国各地男子都已剪去辫发，而雷州男人仍留着辫子，使我们初到的人感觉惊异。雷州人多务农为业，然而地邻海滨，土壤中盐质极重，不宜耕种，故人民生活极苦，文化水平也较广东其他各地为低。然雷州民风强悍，勇敢善战。

我们部队开抵雷州的海康县时，正是中秋前后，秋高气爽，这时驻在高雷一带的部队车驾龙部，是临时招募的地方民军和土匪，纪律极坏。

车驾龙，号云六，广东茂名县人，日本士官学校毕业，当护国军初起时在高雷一带招募了大批民军，经呈准都司令部编为第六师，以车氏为师长兼高雷镇守使。迨都司令部撤销，第六师原应遣散，讵车驾龙拒不受命，所以林虎在广州受命为高雷镇守使时，即奉有密令，就地解决车驾龙。等我们部队开到海康县部署就绪，林虎的高雷镇守使任命才由广州明令宣布。于是，林虎假名交接，设宴招待车氏。这是一场鸿门宴。事先由林氏秘密计划当酒酣耳热之时，发炮为号，即席逮捕车氏，并缴其部的枪械。我这一连因为原已部署进驻海康县，故奉命收缴县里的武器。海康是雷州的首县，县长兼任车部军职，有军队二三百人，实力似在我连之上，如措置不慎，则危险之至。因此我决定擒贼先擒王，精选敢死队数十人，听到一声炮响，即率队直冲县长办公室，将县长逮捕。

这位县长似乎是位文人，当我持着驳壳枪冲入他的办公室时，他似乎很惶恐。我说：“我现在奉命来缴你们的枪，希望你不要抵抗，否则玉石俱焚！”这县长乃连忙招呼他的左右，不许抵抗，说：“我们公事公办，不许抵抗。”于是我们草木不惊地便把县署内的枪支缴了。车驾龙同时亦被逮捕，未作抵抗。解决车部之后，我们在雷州住了二十多天，便开往高州剿匪。高州与广西接壤。我们在高州过了年，在粤桂边境剿了半年多匪。这时南北政要又发生了所谓“护法”的争端，内战再起，段祺瑞派兵入湘窥粤，南方各省乃组“军政府”与“护法军”，以桂督谭浩明为总司令，北上援湘。我们这一团中先后被抽调两营北上，任护法军右翼，入湘作战。因此我们在1917年秋季，遂由高州防地调回省城，然后奉命北上参加护法战争。

二

谭浩明为广西龙州人，农家出身，系陆荣廷的内弟。相传陆氏某次搭乘谭浩明父亲的篷船赴龙州，因而认识了谭浩明的姐姐，两人竟私订终身，约为夫妇。其后，陆氏被迫为匪，而谭浩明之姐矢志不嫁以待陆。迨陆氏受抚，此一对情人始成眷属，所以陆谭的姻娅关系实非泛泛的。护法之战既起，陆氏以两广巡阅使身份坐镇南宁，而谭氏则以总司令身份统率粤桂军，分三路入湘增援，并相机北伐。军政府特派老革命党人钮永建为联军总司令部参谋长。

我们的中路约万余人，由谭浩明直接指挥，自桂入湘，攻长沙，窥岳州。左翼主力为湘军，约两万余人，由程潜、刘建藩、赵恒惕等指挥，自宝庆北上。右翼约六七千人，为广东护国第一军，归马济指挥，由广州经曲江入湖南的郴州，北指醴陵，为中路军的侧翼，并可东窥江西。马部人数不多，因马和林虎为莫逆之交，故调我们第十三团第一、二两营归其节制。

我们的团长原为周毅夫。到达醴陵后，不知何故被免职，由中校团副何文圻升任团长。营长原为黄勉，于团长更换后自请调差，乃由中校团副冼伯平调任营长。冼氏原在滇军任营长，都司令改组时，冼乃脱离滇军，到我们第二军任团副，至是，又调任营长，成为我的直接上司。

我们北上时正值秋冬之交，自省城乘粤汉路火车至韶州（曲江），然后步行经乐昌到湘粤交界的坪石。这一带正是骑田岭的主脉所在，我们在崇山峻岭之中前进，所行俱系羊肠小道，然风景绝佳。山中常有小溪，水清见底，路的左侧，有河流一道，蜿蜒而东，和广东的北江会合。乡民用两头翘起的小船作交通工具，顺流而下，行驶如飞。

坪石镇位于湘粤交界处，一半属湘，一半属粤。过此便入湘东平原。这是我生平第一次入湘。湘粤两省虽属毗邻，然我们一入湘境，便觉别有天地。就气候说，古人所谓岭南的梅因向阳而先开，岭北的梅却因春到较迟而后开，就是说明岭南的广东和岭北的湖南气候的差异。就风土人情来说，湘粤也有显著的不同。在我们到坪石之前，所见两广妇女概是天足，操作勤劳，与男子等同。但一过坪石，妇女都缠足，脚细如笋，行动婀娜，凡田野间及家庭中的笨重工作，悉由男子担任。其他差异之处很多，不暇细述。

我们部队自坪石北上，经宜章、郴州、永兴、安仁、攸县，直趋醴陵。除在攸县城外二十里处的黄土岭和北军小有接触外，未发生其他战事。

过攸县后，便进入湘江流域富庶之区，人民比较安乐，妇女的服装和打扮尤为入时，男女的交际很是开通。沿途所见所闻，对我们都很新奇。自坪石至醴陵约五百余里，也多趣事可述。这一段商旅频繁，沿途都有小客栈，当地人叫“伙铺”，大小可容数人或数十人不等。逆旅主人为招徕顾客计，往往雇用青年姑娘们，盛装坐在门前做针线。来往客商常为她们的美色所引诱而入店投宿。其实她们都是农村的良家妇女，由伙铺主人雇来点缀门面的，入晚以后，她们就收拾起针线，各自回家去了。她们并不害怕军队，与他省习俗大有差别。

我们于11月中旬克复醴陵，中、左两路军亦于同月底攻占长沙。段系的湖南督军傅良佐弃城而逃。北军在湘的主力——王汝贤的第八师和范国璋的第二十师都不曾力战即撤退。我军复于1918年1月27日攻占岳州，主力前进至羊楼司，进窥武汉。一时护法军声威大振，举国为之震动。

这次我军能迅速推进的主因，还是北方政府的内讧——冯段失和。总统冯国璋主张与西南和平解决，乃于1917年11月20日将国务总理段祺瑞免职。到了湘鄂战争失利，段系军人如安徽省省长倪嗣冲、鲁督张怀芝等于12月3日在天津集会，力主对西南用兵。岳州易手后，鄂督王占元也感受威胁，遂附和段系。冯氏不得已，乃屈从用兵之议，于1918年2月中派直督曹锟为两湖宣抚使，鲁督张怀芝为湘赣检阅使，张敬尧为攻击前敌总司令，率劲旅吴佩孚等所部再度入湘。3月23日复起用段祺瑞为国务总理，湘鄂战事乃急转直下。

张怀芝所部自湖北通城反攻，与我中、右两路军激战于湘鄂边境，不分胜负。北军主力第三师吴佩孚部则循粤汉路及洞庭湖水道南下，我湘军即受挫于羊楼司。3月17日，我军被迫退出岳州。3月26日，吴佩孚又破我长沙。4月20日吴部复攻占衡山，我军乃退守湘南衡宝、耒阳、永兴之线。

三

在湘中战争开始逆转于我不利之前，我们这一团最初曾奉令自醴陵北上岳州，作前线右翼军的总预备队。当我们将入湖北通城县境时，忽闻吴佩孚率其精锐第三师南下，水陆并进，武长路正面我方战事失利，岳州危在旦夕。且敌人的长江舰队企图由洞庭湖溯湘江而上，直捣长沙以断我军的后路，我们乃奉命火速撤退。3月26日长沙失守，我们中路军向衡阳撤退，右路军亦自醴陵南撤至茶陵、攸县之线，旋再退至安仁县城以北约二十里的绿田墟，阻止敌人南进。这时张怀芝部节节进逼，正面也发生激战。我营于安仁县城奉令开赴前线，准备参加战斗。到达绿田墟时，前线战况已见和缓，唯据探报，敌人有大队向我阵地右翼移动迹象，我营乃受命即向阵地的最右翼延伸增援，以备万一。冼营长乃率领本营由绿田墟北进，经过一座大石桥，再行约二里，然后向我主阵地的后方向右前方进发。到达目的地后，一面派侦探搜索敌情，一面派哨兵担任警戒。此时全线枪炮声已归沉寂，我营正面亦无敌人。忽然，冼营长发起烧来，不能支持，必须回后方治疗，故即命我代理营长指挥作战任务。于是我就召集其他三位连长研究攻防作战方针。我先发言说：“安仁县城至绿田墟之间，无一较好的阵地可资防守。我军现选择此一丘陵地带为攻势防御阵地，其优点在于前面开敞，可以瞰射敌人。唯其间亦有不少荫蔽之地，使敌人容易潜伏，接近我们的阵地。而阵地后约五里直至绿田墟却是一片水田，并有不能徒涉的小河横亘其间，这是名副其实的背水阵，是为其最大的弱点，万一战事失利，我们只有向前冲杀，死里求生，绝不可向后撤退，自取灭亡。请各位同仁提高警觉。”

是晚平静无事。翌晨拂晓之后，枪炮声渐密，当我们士兵用早膳时，阵地前后落下的炮弹有数十枚之多，幸未伤人。早餐刚毕，我军全线战斗已渐入猛烈阶段。敌人屡向本营猛扑均不得逞。我为明了敌人的动态计，乃跑到散兵线上，观察敌我双方战斗状况，即见一部分敌军利用地形，逼近我方火线。和我前线位置相距尚不到三百米，五官面貌几可辨认。散兵线后敌人炮兵阵地有炮八门之多，距离不足三千米，正向我散兵线盲目轰击；同时又发现我军正面似已被敌人中央突破，友军已纷纷向绿田墟大道溃退。此时战况危急万分，我立即令营部号兵吹冲锋号，向敌逆袭，以遏止敌人的攻势。不料竟无一兵一官向前跃进，我急忙拿起营旗，跃出战壕，大声喊杀，冲上前去。全营士兵见我身先士卒，乃亦蜂拥而前，枪炮声与喊杀声震天动地。我举着旗子正向斜坡冲下去时，忽见前面一丈多远，有黑影一闪，泥土纷飞，溅得我满头满脸。我用手将脸上泥土抹去，仍继续挥兵反击。顷刻间即将当面之敌击退而占领其阵地。这时正值黄梅季节，下着小雨，岭上泥土甚松，刚才那黑影原是一颗炮弹，似乎没有爆炸，只把泥土掀起，溅了我一身。

经本营一阵冲锋之后，敌人全线攻势果然被我们堵住。这战场是一个丘陵地带，长着不少松木和茶油树。当我们抢占敌人阵地时，他们大部分退走，小部分仍利用荫蔽地形，一面退却，一面逐段抵抗。我蹬在一株茶油树之后，只听得敌人枪声不绝，却不见机枪的位置，我只得将身体略略站起，以资观察，忽然一排机枪射来，正打入我胯下。我觉得大腿的肌肉振动了一下，俯视即见血流如注。立刻伏在地上，但仍大呼冲锋，并说：“夺得敌人大炮一门的，赏洋五百元！”于是全营蚁附而上，杀声震天，敌人竟弃山炮四门而逃。我军全线遂尾跟敌人追击。此时，两名勤务兵才扶我退出战场。我发现自己身中四弹，然其中只有一弹射入大腿，其他三弹只打穿了裤子，未伤及肌肉。如果我提高身体迟了一两秒钟，则此四颗子弹必将射入腹部，那就不堪设想了，真是险极！

我自战场退出后，行走不到一里，伤口疼痛难当，便倒了下来。勤务兵乃自附近农家找了一只梯子，把我抬到安仁县城。说来奇怪，大军作战，城里竟无治疗伤兵的设备。不得已，只好请县政府代雇本地的草药郎中来医治。这位年近古稀的老先生随身带了药物前来，一到之后，先把带来的生草药捣得稀烂，然后将紧缠伤口的绑腿布解下，检视一番，开口说道：“恭喜！恭喜！腿骨幸未折断，子弹从骨膜之左侧穿过，敷药之后，约十天即可痊愈走动了。”我听了将信将疑，唯恐他在说大话。这大夫随即叫人端上一碗清水，他左手接碗，以右手食指指向碗中作写字画符模样，一面口中念念有词，我也不懂他念些什么。只见他从碗里吸了一口清水，喷在我的伤口上，然后把捣烂的草药敷上，另拿一块干净白布包扎起来。说也奇怪，我的右腿受伤已六七小时之久，红肿充血，疼痛异常，而一敷草药之后，痛楚立止。他因我不能在县城久留，另给我一包药，以备替换。我送了他两块银元，这是相当大的酬谢，他一再谦辞，始肯收下。据说此草药郎中是当地跌打损伤的权威，果然名不虚传。我即日雇了一乘轿子，向后方的永兴县进发，当晚宿在途中伙铺里。铺主人有一年方二八的掌上珠，她听说我的勇敢，转败为胜，乃自动替我包扎、烧水、泡茶，百般抚慰，殷勤备至。当我翌日离去之时，她似乎颇有依依不舍之情，令我感激难忘。湘女多情，英雄气短，这也是受伤后一段颇值得回味的韵事。

到达永兴之后，得悉我军已收复攸县和茶陵两县城，所获战利品有：沪厂造七生的五山炮四门，步枪二百余支，机关枪数挺。不意，数日后忽传衡阳失守，北军分兵向祁阳、耒阳挺进。我右翼军左侧后大受威胁，正向永兴、耒阳之线撤退。我遂退到郴州休养了半个月，创口渐痊愈，行动无碍。

此时敌方前敌指挥吴佩孚，忽暗中与我军通款言和。战事乃进入停顿状态。本营乃奉令驻防高亭司，马济的总司令部则设于郴州、耒阳大道上的栖凤渡。至5月中旬，乃有冼营长奉调回粤、遗缺由我接充的消息。

第九章　护法归来

一

自我接任营长之后，战局入于停顿状态。吴佩孚按兵不进，我军亦未反攻。我营遂驻于耒阳县的高亭司训练。唯此时我发现本营处境十分困难。因我营系自林虎将军所部暂时调归马济指挥，由于系统不同，难免遭受歧视。寄人篱下，远戍湘省，真如大海中的孤舟，四顾茫茫，官兵都有惶惑之感。加以入湘以来未及一载，而已撤换团长一员，更换营长两员，自然影响军心。我升任营长之后，除第二连原为我所统率，不成问题之外，其余第一、三、四各连连长都因本营处境困难，前途渺茫，故乘更动营长的机会，先后辞职回粤，另谋高就，影响士气尤巨。

再者，此时战争胶着于湘南，我方陷于失利状态。而政治上，孙中山所领导的军政府和陆荣廷所领导的实力派，又有水火不相容之势。初由政治见解的分歧，演变成两粤地方主义的斗争。原来中山开府广州时，所招募的军政府卫队，难免良莠不齐。其中有数名官兵被督军莫荣新部下指为土匪，而遭逮捕。军政府数次派员交涉，也无结果。此数名官兵终被枪决，致使中山忍无可忍，乃于1918年1月3日亲登军舰，指挥官兵，对观音山督军署开炮轰击，一时炮声隆隆，全城震惊。幸而炮弹只掠过山头，并无死伤，山上炮台也未还击，一场风波旋即平息。嗣后，中山张贴布告，晓谕军民，申斥莫荣新藐视法纪，故特炮击，以示薄惩云云。中山先生素富革命热情，并善于辞令，每对群众演说，口若悬河，故有“孙大炮”之称。此次怒轰观音山，名实相符，全国一时传为趣谈。至2月26日，接近中山的海军总长程璧光，又被奸人刺杀于海珠码头，形势对中山殊为不利。中山先生乃毅然向非常国会辞去大元帅职，赴沪从事“三民主义”的著述。其后，军政府大元帅制虽经改为七总裁制，也不能消弭政客派系与地方主义权利的斗争，更因此而招致前退驻琼崖两广矿务督办龙济光的异动。龙济光受段祺瑞的怂恿，乘隙进攻南路的高州、电白及两阳，其势甚为凶猛。林虎奉命率所部进剿，鏖战两月，不分胜负，后等李根源率滇军增援，方将龙部击溃，退回琼州。然龙济光仍不能立足，乃率残部两三千人乘船逃往天津。此一勾结袁氏，鼎鼎大名的济军遂消灭于无形。

值此讨龙战事紧张阶段，军糈浩繁，各单位饷项时虞不继，本营又远驻湖南，更难相顾，饷项积欠尤多。兼以团长何文圻诚朴有余，干练不足，遇事因循，累积各种因素，影响本营军纪，致使管教困难。是年秋冬之交，北风凛冽，寒气袭人，不独饷项无着，即御寒服装亦杳无音信。士兵饥寒交迫，怨言丛生，每向各连长质问，亦只空口安慰，无补实际。10月20日下午1点，全营士兵事前似已互通声气，各连自动集合，声言齐赴团部要求团长发饷。我和各连官长，忽闻警耗，仓皇驰赴队伍中，竭力告诫阻止，但无效果。只得跟随士兵齐到团部，请何团长当面对士兵解释一番。其中有若干士兵盛气向团长质问，来势汹汹，虽迹近聚众要挟，唯困难确属实情，亦情有可原。何团长听士兵报告完毕后，便多方解释，最后甚至诉苦说，就是把我身上的皮剥下，天上也不会掉下银子的，情词极为凄惨。于是我和各连官长，一面向士兵劝导，一面拉拉扯扯，好不容易才把几连士兵带回宿营地去。

孰知本团闹饷的消息不胫而走，竟轰动了附近的驻军。俗语说得好：“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更有人难免画蛇添足，以讹传讹，甚至说何团长被打伤。消息不久传到广州，林虎、马济二人俱甚震怒，尤以马氏为甚。因马济治军，素称号令森严，尤喜沽名钓誉，故力主严办，以肃军纪。林氏虽秉性浑厚，胸襟豁达，但因对马氏情谊甚笃，不便因循不加追究，故即面派参谋长梁史，拟具惩治办法，以便实施。当时有主张就地缴械遣散的，也有主张撤换营长、连长以警告的，议论纷纷，莫衷一是。我们全营官兵闻耗，大起恐慌，然亦未敢申辩，只得听天由命，凄凉景况难以尽述。幸梁参谋长办事精细公允，他查出总司令部确拖欠本营饷银数月之多，而本营转战粤湘，战绩卓著，不无微劳，此次虽有越轨之嫌，尚属不无可原。且我们第二军自南路讨龙之后，聚众索饷以及其他不法情事亦时有所闻，均未究办，如对本营矫枉过正，未免有失公道。乃签呈意见，略谓湘局已等于休战状态，应将本营调粤，归还建制，以便就近考察实际情形，再定夺法办云云。于是一场惊险风波竟得平安渡过，可说是万分的侥幸了。

1919年2月，本营奉令开拔回粤，官兵无不喜出望外。营部暨各连笨重行李，概由宜章县城落船下驶，沿途山高水急，舟行如飞，不到两天已抵曲江车站，转乘火车而达广州的东堤，暂宿营于珠江水面的花舫中。各连的官兵仍循1917年北征时的道路，越过崎岖的骑田岭，走了七天光景，才到曲江，转乘火车而与营部会合。当我们离开高亭司时，附近诚朴可爱的乡民，以本营官兵生活十分清苦，都能维持军民合作，军民杂处将近一年，绝无强卖强买或调戏妇女等情事，故纷纷购买鞭炮燃放，以尽地主欢送之谊，场面很为热烈。归粤途中，进入湘粤交界的乐昌县时，陡见妇女完全天足，在山上和田野中工作，有的挑着担子，在路上横冲直撞，类皆面目黧黑，汗流浃背；以视湘省妇女的白皙细嫩，举止斯文，真有霄壤之别。骤看之下，颇不顺眼。可见社会一切习俗，甚至眼帘的审美观念，也不觉由习惯而成自然了。

我们在花舫中住下，稍事休息。一面请领服装，一面请发欠饷，俾官兵购买鞋袜杂物，全营焕然一新。

我于高亭司开拔之前，屡次剀切告诫官兵恪守军纪，爱惜军誉，以破灭外间的流言蜚语。时东堤岸上，高楼巨厦，酒馆林立，俯瞰珠江水面，花舫如云，都为军政显要与富商巨贾的应酬娱乐场所。每届黄昏，灯光照耀，恍如白昼，笙歌达旦，繁华为全省之冠。我们住在花舫中，距离这些热闹地区不过数百码。早晚按时到郊外出操，队伍整齐，市民啧啧称赞。一入夜间，官兵即已在沉沉酣睡，鸦雀无声，并不为外界的声色所诱惑。据说，林虎曾数度在晚上到本营附近，微服暗访。他发现我营上下官兵号令贯彻，纪律森严，实为全军之冠，乃大为诧异赞叹，这才一洗外间诬蔑的耻辱。

二

我们在天字码头附近的花舫上住了五六天，便奉令开拔往新会县城驻防。按照一般部队的习惯来说，驻防新会是挣钱的难得机会。因新会县是侨乡富庶之区，舟车辐辏。驻防部队官长，在当时政治污浊气氛中，违犯禁令，包烟包赌，习以为常。包庇奸商，偷关漏税，更是司空见惯。以前驻此的部队长官，无一不腰缠万贯，满载而归。上峰是否有意派我到此，以示酬庸，实未敢臆断。我率队到后，当地绅商即以往时惯例待我，派人来说项疏通，并饵以重利。我自思系一受新时代教育的青年，岂可贪图分外金钱，自损人格，故即严词拒绝。他们见我不为所动，仍不肯罢休，一再托人来说，一切不要我负责，只要我遇事佯作不知，不认真执行法令，仍可不劳而获，暗中分肥。但我仍不为所动，并声明公事公办，绝不丝毫通融，违法的当按律惩罚不贷。我这种破例的作风，颇为当地一般人所不解，因他们历来尚未见过任何驻扎此地的军官有此“傻劲”，视黄金如粪土，宁开罪于地方的不法绅商，而不愿苟取一介。但我驻防新会将近一年，除为少数劣绅与市侩埋怨外，一般人民及正当绅商，均对我称颂备至，亦颇足使我私衷欣慰。

当我到新会驻防之时，广东政局已是动荡不定的状态，省长一席，尤为明争暗斗的焦点。结果省长李耀汉被逐，翟汪宣布上台。因此，李对支持翟汪上台的陆荣廷和莫荣新怀恨在心，并想利用他在任省长期间扶植起来的势力策划谋反。他收买土匪，运动民团，实行暴动，捣乱政局，以泄私忿。在我驻防新会之后不久，李氏正准备移交之时，渠即先委其死党何文山署理新会县县长。当时，李耀汉的死党企图暴动的谣言四起，人心惶惶。

何县长湘籍，约五十上下年纪，行伍出身，曾随李耀汉任军职多年，老于世故，为人极端圆滑，是一位老官僚。渠上任之初，即专程来访我，我亦循例到县政府回拜。过了一个月光景，时在7月上旬，我忽接本军驻江门第一游击队统领黄业兴密函，叫我即日赴江门，有要事相商。我猜度可能与政局有关。唯本营系直接受总司令部管辖，并不属黄氏指挥。不过在系统上，同是护国第二军，他是少将统领阶级，我只一少校营长，有事当然受其指挥。我即乘新宁铁路火车前往江门，晋谒黄氏。他屏退左右，把房门关好，然后说道，他昨晚才由省城赶回，政府获得确切密报，前省长李耀汉现住香港，派人四处收买土匪，策动各县地方团队密谋举事，捣乱粤局。其重点系在阳江、阳春、新兴、罗定、云浮与四邑等县份，上峰决意先下手为强，分头派兵驰赴各县镇压，以弭乱源。并查得新会何县长是策动四邑的主要负责人，着我明天即将其逮捕。我问：“逮捕之后，如何处置，是否递解来统领部？”他说：“不必，不必，千万不要送来。”我说：“那么送到哪里去呢？”黄说：“就地崩掉吧！”意思是就地枪决，“嘣”的一声，将他打死算了。我听了他的吩咐，心中愕然，自忖未经审讯，竟如此处决，未免儿戏。他见我半晌不语，便郑重说道：“这是上峰当面交代的办法呢！”我乃无言退出。当晚回到营部，立即召集四位连长秘密会议，决定部署进行。次日清晨约6时光景，用两连士兵把县政府包围得水泄不通。我亲自率领其他两连，冲进县政府去，先把县警队官兵制服，命令他们不得擅自行动，并申明是奉命来捕何县长的，与县府职员及官兵无涉。当时见一扫地的夫役，即强迫他带路进入上房，于县长卧室门外呼叫开门。一个女佣人不知何事，便把房门打开，陡见一群官兵闯进来，吓得面如土色。此时何县长和他年轻的太太尚在甜蜜沉睡中，邱连长乃一手把他抓起来说：“我们营长有要事，请县长到营部去。”何县长两眼蒙眬，半睡半醒地说：“什么事如此急迫，可否稍缓，等到中午，我亲到营部会见你们营长呢？”但是此时哪有他说话的余地，各官兵叫他赶快穿上长衫和皮鞋，半推半拉地把他拖出房门之外。斯时何太太吓得面无人色，跪在地上嚎啕痛哭，哀求勿伤害她的丈夫，景况很为凄惨。

人总是有感情的动物，我与何县长曾有一面之缘，政治派系斗争，与我又无切肤之痛，且不甚了解双方斗争的症结所在，只知服从为军人的天职。我已预料到这场面的惨绝人寰，内心实在感觉不安，但为慎重达成任务起见，又不能不亲自出马，故自始至终只是站在官兵群中，竭力避免与何氏见面。我们的营部在东门外约一里地的陈侯祠内。何氏认为到了营部，见我之后，总不会有多大问题的，所以一路上尚称镇定。再者他即使负有密谋暴动的使命，然并无举事的证据，所以他判断或不至于死。谁知一出东门，距营部不远，路旁有一运动场，官兵即推他进入此一空地。此时，他才知道不妙，乃大吼如雷，说：“唤我到营部，为何又要进入运动场？”顿时挣扎，不愿前进。他个子高大，威武有力，又颇具武艺根底，在此生死关头，他企图死里逃生，乃向围绕着他的数十名官兵拳足交加，恰似一头疯了的黄牛，秩序顿时混乱起来，唤打叫杀，叫成一片。官兵又怕误伤袍泽，不敢向他射击。幸而我事先已料到可能有此一幕，特精选一群善于搏斗的官兵，故际此场合，尚能应付裕如，纠缠不到一分钟，何氏便被按倒在地，“嘣”的一声，结束了他的性命。

此一具戏剧性的搏斗，和西班牙武士斗牛一般惊心动魄，使我终生难忘。每念中国内忧外患，杀伐频仍，成则为王，败则为寇，人权毫无保障，像何县长的不知多少，说来痛心。我旋将办理此案的经过呈报上峰，出乎我的意料，竟得一道嘉奖的指令，文中有“处置有方，草木不惊”的官样文章。并另有一电令，在新县长未到任之前，着我暂代县长。但我并不引以为荣，反有啼笑皆非之感。

在驻防新会期间，还有一件趣事：广东民风，有两姓械斗的旧习，因此民间储备枪械甚多，匪风猖獗，此亦为原因之一。其械斗的原因，有为争山场或水利，也有为争阳宅（房屋）或阴宅（坟地）而起的。每遇械斗，辄纠集千数百人，对垒厮杀，如临大敌，非有大队官兵驰至弹压不肯罢休。当我们在新会驻防时，有古井乡李姓父老，想和我拉上宗亲关系，免遭别族侵凌，乃托人说项，请我到该乡认宗亲，拜祠堂。申明于祠产存款项下，有利市封包酬谢，少则三五千元，多则可能逾万。我因顾虑地方人士误会我有偏袒李姓之嫌，乃一再谢却。

三

我在新会驻防九个月，又奉命开往肇罗阳镇守使署所在地的肇庆。肇庆古名端州，为西江下游的重镇，地当粤桂交通的要冲。

这时我们的护国第二军总司令兼肇罗阳镇守使林虎即驻节于此。林虎所部各师部队也分驻在城郊一带。我的营部便设在东门外李家祠堂。此一三进大厦系前省长李耀汉发起建筑，完成不久。雕梁画栋，颇为堂皇富丽。

我军初到肇庆驻下，总司令林虎便着我们前往察看肇庆一带形势。林氏并开始在城外要隘构筑钢筋水泥工事。其假想敌系来自广州方面，因之我们的工事上，炮口都指向广州。当时我们都不明白其用意，广州是省会所在地，焉有敌人自那个方向来进犯之理。不过既是总司令的命令，我们亦不便多问。

我军除每日照例出操和作精神讲话之外，长日无事，倒颇觉清闲。一日，我在营部内忽闻街上有群众喧哗声音，极为热闹，我营士兵也多在旁呐喊助兴。我为好奇，出街一看，才知是当地人民“抢亲”。肇庆习俗，结婚间有采取“抢亲”的方式。抢亲就是男家聚众前往女家“抢夺”新娘。女家也集合亲友邻舍，贮积大堆碎石以抵御来抢亲的队伍，而男方来抢的均备斗笠等物作盾牌，以防御投来的碎石。当“入侵”队伍接近女家时，男方指挥便发令将斗笠预备好，一声呐喊冲向女家。女家防守部队也呐喊抵御，并以所贮碎石向男方投掷。迨两军短兵相接时，砖头瓦砾，纷如雨下，冲锋呐喊笑闹之声乱作一团，好不热闹。双方搏战良久，女方阵线卒被男方冲破，乃由男方所派健壮妇女数人冲入小姐绣房，将新人架走，于是双方遂由两军对垒，转为儿女联姻。化干戈为玉帛，各以酒肉享客。曲突徙薪，焦头烂额，并为上客，皆大欢喜。

当抢亲正在热烈进行时，我们的士兵也从旁呐喊助兴。迨男方已抢得新人，双方战将与旁观群众仍旧喜洋洋，大有与新郎同乐之概。其欢乐、热闹与滑稽，较今日文明结婚够味多了。这也是我所目击的肇庆奇异风俗的一种。后来我曾有一机会与曾于抗战时任第七战区司令长官的余汉谋谈及此事。余氏便是肇庆人。他说“抢亲”是肇庆的土俗，相沿成习，已不知有几千百年了。

我们住在肇庆时，还曾发生一件极滑稽的事。那便是我们护国第二军第五旅第一团团长苏世安的住宅里忽然发生了“闹鬼”的怪剧。据他说家中的用具每每自动腾空飞起，瓦砾沙石常常凌空而下，声势惊人。虽无人受伤，然阖家被闹得鸡犬不宁。有人乃建议说，鬼怕印。苏氏乃将他团部用的官印盖了许多，贴在门上，但是毫无效果。苏氏又往镇守使公署借来了镇守使的大印，盖了十数通，并在印侧写了些镇压鬼怪的话，贴在各处门上，说也奇怪，“鬼”竟然被印吓住了。从此苏府始再见太平。这也是驻防肇庆时，一段有关迷信的小插曲。

至1920年2、3月间，李耀汉终于在两阳、新兴各县收买土匪，运动民团，发动叛乱，抢劫烧杀，四境骚然，本营奉命协助友军由南江口经罗定向新兴进剿。新兴县是李耀汉的故乡，土地富饶，盛产烟草。境内群山环抱中有两区平地，田土丰美，当地人呼之为“内外天堂”。李家便住在“外天堂”。李氏及亲故并以历年所积财富，在“天堂”里建筑了不少壮丽的中西合璧的房屋，绿窗红瓦，殊为“天堂”生色不少。此地因人民富庶，所以民团的组织与装备，都不在正规军之下。

当我率领本营行抵离“外天堂”五十里的大道上，遥见前面官兵，纷纷溃退下来，民团漫山遍野，打着红白旗号，正在喊杀，追赶溃兵。我旋于乱军之中，发现一员青年军官，骑在马上，频频扬鞭，似欲阻止士兵的溃退。我立即传令本营，就原地散开，准备参加战斗，然后策马驰向那位青年军官，拦住了他，询问匪情、战况。互通姓名之后，知道他是本军游击队帮统杨鼎中部下的一员营长，名叫陈铭枢。陈济棠当时也在该帮统部下任上尉副官。蔡廷锴在陈铭枢营里充当排长。沧海桑田，驹光如矢，孰能料到十年后，这几位竟为中国近代史上的一时风云人物。

这一年的秋天，陈炯明在漳州誓师回粤，两广政权易手，陈铭枢部未及追随林虎退入广西，遂为粤军第一师师长邓铿所收编，陈氏即升任第一师第四团团长；是时李济深为邓铿的参谋长。1925年冬，广东完成统一时，第一师扩充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由陈铭枢任第十一师师长。其后出师北伐，驰骋大江南北，战绩卓著。这是后话。

当时陈铭枢看到我，知道援军已至，喜出望外。他对我说：“前线情况不好，溃了！溃了！”他希望我立即指挥所部前进，向匪军冲击，以挫其锋。我说：“我既然来了，一定负责把这一群暴民击散，以保地方安宁。”故即挥军反攻。反叛团队和土匪究系乌合之众，不堪一击，纷纷作鸟兽散，我们乃跟踪追击三十余里，游击队统领黄业兴，帮统蒋琦，各率所部分进合击，先后攻至“外天堂”的边缘。时已黄昏，不敢冒险进入，乃就地宿营。翌日拂晓，乃翻山越岭，涌入李耀汉的家乡。此一地区广阔十余里，有河道可行木船，经罗定，下驶南江口而入珠江，货物吐纳，殊为便利。

我们派兵向四处搜索，不独匪踪毫无，即村民亦逃一空。牛、羊、猪、犬、鸡、鸭游荡在田野里，无人照顾。不注意军纪的友军官兵，认为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大宰牲口，以餍口腹之欲。古语说“大军过，篱笆破”，非身历其境，难以洞悉个中凄惨的景况。天堂墟上烟草堆积如山，由统领黄业兴分别以逆产充公，本营亦分配到一小部约值千元的烟草，用以犒赏官兵。此次平乱，本营官兵无一伤亡。在天堂住了五天，即开拔回肇庆原防。善后事宜，由友军协助新兴县政府办理。此后不久，我军乃又卷入粤桂战争。

第十章　第一次粤桂战争

一

粤桂战争发生于1920年8月。那时一部分广东首领主张粤人治粤，企图将桂人陆荣廷的势力赶出广东。因自袁世凯帝制失败、龙济光被逐离粤后，广东军政大权悉操于两广巡阅使陆荣廷手上，以其部将谭浩明、陈炳焜分督桂、粤。护法战起，孙中山率海军回粤组军政府时，陆荣廷、陈炳焜虽阳示欢迎，而实际上颇不愿军政府有实权，故迭与中山龃龉。经中山数度和陆荣廷磋商，陆才把陈炳焜调开，而以另一部属莫荣新继任，并将原由前省长朱庆澜拨给的二十营省防军，交陈炯明指挥，号为“援闽军”，由陈氏率领赴闽，以避免和桂军冲突。这是陈炯明驻兵漳州的由来。

这时中山与陆、莫等龃龉日甚，陆荣廷和唐继尧都早已不就军政府的元帅职。到翌年5月，乃索性将军政府改组，废除大元帅制，改用总裁制。选岑春煊、陆荣廷、唐继尧、孙中山、唐绍仪、伍廷芳、林葆怿等七人为总裁。不久，更选岑春煊为主席总裁。中山不得已，乃向非常国会辞去大元帅职，飘然去沪。广东政权遂完全落到陆、莫实力派手中，他们和政学系政客杨永泰等朋比为奸，盘踞地方，剥削人民，兵骄将惰。当年劲旅偷安数年，已成师老兵疲状态。陈炯明（时称粤军第一军）陈兵漳州，久有回广州之意。到1920年8月，见时机成熟，遂和许崇智的粤军第二军会师漳州，声称“粤人治粤”，挥戈西指，进攻潮、梅，其势甚锐。陆荣廷、莫荣新仓皇发兵阻截，所谓“粤桂战争”于是爆发。

当战事未起之时，粤中将领间早有摩擦不协调的现象，加以督军莫荣新久戍粤东，与其上司两广巡阅使陆荣廷，因各为左右亲信所影响也不无隔阂。这时驻防省会的粤军护国第一军总司令马济为陆氏的心腹大将，兼任督军署参谋长，自视甚高，与莫氏的股肱沈鸿英、刘志陆、刘达庆等时相摩擦。唯护国军第二军总司令林虎和驻琼崖镇守使李根源的滇军，却采取中立态度。到了战争发生，乃成各自为战的局面。

当时莫督军鉴于潮梅镇守使刘志陆已被陈炯明击破，乃檄调琼崖李根源的滇军到河源布防。滇军的左翼为沈鸿英军，右翼为马济和惠州警备司令刘达庆两部。我们第二军林虎所部，则由肇、罗、阳地区抽调约一万五千人，东进接连马、刘两军的右翼，伸到海岸线上。前线总兵力不下五六万人，以逸待劳，采取防御攻势的姿态。

我率本营自肇庆开往三水，乘火车到广州河南的石围塘渡河，经长堤，再乘广九路火车到樟木头，即向淡水方面前进。不料粤军洪兆麟部已乘虚占领淡水墟。我军先遣部队黄业兴部正在围攻中。旋将洪部击溃，本营并未加入战斗，唯跟踪追击，经白芒花，向稔山前进。而敌军的杨坤如部增援，据守稔山，向我军反扑。杨氏为陈炯明心腹健将之一，异常剽悍。敌人得此生力军，战斗力大为提高。激战终日，不分胜负。最后，作为总预备队的本营也奉命加入战斗，乃获大胜。敌人溃不成军，我军乃衔尾穷追，直到七泥、八泥地区，已进入陈炯明家乡的海丰县境，如果再继续追击五十里，海丰县城即可唾手而得。惠州方面战况也很顺利，破平山，克复三多祝，和本军能做到齐头并进。不意正在此时，左翼河源方面的沈鸿英、李根源两军忽告失利，节节败退。这消息对我们无异冷水浇背。当时且有谣言，广州警察厅厅长兼江防司令魏邦平，河南地方军李福林，以及虎门三角洲等处要塞和炮台，早已联成一气，暗中勾结陈炯明。到前线战事失利，这谣言遂成为事实。魏邦平等通电吁请莫督军下野，以避免兵燹而维护地方安宁。于是人民团体也纷纷通电响应。民心既去，大局急转直下，遂成无可挽回的局势。林虎为避免本军被消灭起见，下令星夜向肇庆撤退。旦夕之间胜败殊途，官兵心情怨恚可以想见。

当时全国各地军队，因连年内战，任意扩充，既不注意训练，又缺乏饷糈，以致军纪废弛，本军自亦不能例外。有的将领甚至鼓励士兵抢掠以提高士气。我曾亲眼看到统领黄业兴的部队，包围淡水，正在对战激烈时，一部分官兵已勇敢地冲锋到墟场的边缘，另一部分尚伏在子弹打不到的隐蔽地方。黄氏乃走向前去，用自由棍轻轻地逐一撩着士兵的屁股说：“丢那妈，你们还不前去，东西被人抢光啦！”士兵们果然笑嘻嘻地弯着身子，向前跃进了。我才恍然大悟，原来旧式行伍出身的军官，以这种卑鄙的手段来为自己开辟升官发财的捷径，思之真不寒而栗。黄业兴的部队攻破淡水之后，不顾虑敌人反攻，只一味搜刮商民财物，捆载出墟外拍卖，该地不旋踵已成为一个热闹的临时市场，无知乡民趋之若鹜。我曾碰见一位中级军官，从口袋里掏出一对翡翠手镯，碧绿晶莹，光彩夺目。他喜洋洋地告诉旁人说，得之于一士兵之手，价值甚廉，说时洋洋得意而不以为可耻。我心中自思，这种军队若不消灭，实无天理！

我们退到樟木头时，广九铁路已不通车。形势险恶，达于极点。乃徒步过石龙，行抵石滩，才知道广州方面的实际情况。莫督军已循人民团体的请求，允诺不把广州市作战场，以商会筹五十万元作各军的开拔费为条件（原要求一百万元）。莫氏即宣布下野，赴香港。同时取消广东独立，军政府也自动解散。原来拱卫省垣的广东第一师陈坤培所部（该部系讨龙济光时入粤，扩编成立）和平退出广州，向西江上游撤退。李福林、魏邦平已宣告独立，维持市面秩序。我们大军如向广州撤退，恐易发生误会，不得已，由石滩绕出增城，经从化、花县，越过粤汉路沿线的军田、清远、四会等县而向肇庆进发。我军在石角渡过北江后，在清远境内，不知为何，和马济第一军及韩彩凤等友军共约三四万人会合，挤在同一道路上，向同一目的地进发，争先恐后，行军序列颇为混乱。

大概上峰认为我营的军纪和战斗力在本军内均属上选，故自七泥开始撤退时，即令我部担任后卫的责任，掩护本军安全退却，并制止落伍士兵骚扰人民。这种命令，真是所谓“平时不烧香，临时抱佛脚”，哪里会有效果？记得当时彻夜急行军，某一午夜，在增城、从化之间，大军已穿过一小镇，有百数十名狡黠士兵，故意落伍停留下来，到民房前拍门叫喊，本营适于此时赶到，把他们驱逐走了。我带了三名士兵，稍事停留，不到十分钟，忽从一间铺里发出妇女惨叫声音，我偕随从士兵赶过去，叫喊开门。里面的士兵把门开了，女人呻吟之声，惨不忍闻。我站在门口，向他们叱道：“你们何故不跟队伍，在此骚扰人民，干犯军纪？”在油灯的微光下，看见里面有约莫六七人。他们见我们人少，并不害怕，竟反唇相讥道：“你是什么人？敢来管闲事！”我的随从士兵答道：“是我们李营长。”他们便咆哮起来：“直属官长也管不了，你偏来管闲事。”马上，叫打声、扳机枪声，乱成一团。我忖度这些士兵已不可理喻，好汉不吃眼前亏，只得忍气吞声，避了开去，任由他们无法无天，发泄兽欲。迄今想起当时情况如在目前，我一直认为此事是终身的奇耻大辱。

再说大军浩浩荡荡向肇庆进发，道窄人多，拥挤不堪。一日，黄昏之后，进入一条长约三十里的隘路，两侧山岭连亘不绝，险峻异常。出隘路后约五里，有一镇叫莲塘墟，故隘路出口处就叫莲塘口。有一夫当关、万夫莫闯之势。我进入隘路之后再向前走，便隐约听到枪炮声。我即策马急进，只见我们大军壅塞隘路，山野之间，人马杂沓，秩序乱得难以形容。原来莲塘口是四会和肇庆间唯一的通道。而此通道已为敌军李福林、魏邦平所部，自广州乘火车赶来，先行占领，堵截我军去路。本日上午，我军先头部队到达时，即开始向敌猛攻，不下。后各路大军汇集，马济、林虎两总司令也亲赴前线督战，激战终日，仍无法将通路打开。不幸这时又逢连宵大雨，大军数万人陈兵路侧，一筹莫展。幸而此时后无追兵，否则情形便不堪设想了。

当晚，我折回本营所在地，派出连哨严加戒备。时大雨如注，人困马乏，疲惫不堪，士兵想觅地避雨固不可得，即我们营部想觅一席之地，也不可能。最后勤务兵在田野间，找到一个上有草篷、旁有泥墙的大粪坑。他们建议说，如果找得到十来根木头，架在粪坑之上，再铺上稻草，虽然臭气逼人，也未尝不可暂避豪雨。我说，不妨试试看。不久，把木头架上，稻草铺好，十多人挤卧其上，酣睡一宵。翌晨雨止，我走到司令部所在地，只见林、马两总司令都在一起，相对无策。我向林总司令敬了一个鞠躬礼，他把我介绍给马济。在护法战争时，我在湖南曾做过马济部下，但马氏迄未召见过我，也不认识我。然而他对我在绿田墟一役负伤，并缴夺敌方山炮数门的事，尚能记忆，并十分赞赏。

我当时报告林总司令，想到前方去看看，立蒙应允。在前线我看见莲塘口附近的地形，确实十分险峻。所谓莲塘口，确是在两列高山中露出的唯一“出口”，宽约二三百米。口的两侧则为高耸的山峰。敌人在这两侧的山坡上，以及正面的峡谷中，都筑有工事，架设机枪，居高临下，以逸待劳。我军如从正面进攻，正在敌人火网密集的交叉扫射点上；如从两侧仰攻，则不但目标暴露，且须爬上山顶，尤非易事。不过此处敌军为李福林、魏邦平所部，既乏平时训练，也乏战斗经验，倘用先声夺人之势，向莲塘口作正面冲击，定能将敌人防线冲破。舍此之外，实别无他途可循。各友军显然见不及此，故毫无进展。我回到司令部时，乃将上述意见陈明，林虎和马济倾听之后，似均有难色。因为在一峡谷之中，大队向前突击，敌人居高临下，三面夹攻，势必聚歼无遗。但是他们也知道，中央突破是唯一的希望，现在已是最后关头，为免全军被俘，纵知其不可，也只有一试。林虎因问我能否把我原是后卫的这一营调作前锋，担任这项暴虎冯河的任务。在这情况下，我自不便推诿，只得说：“让我试试看吧！”他两人闻言大喜，并允许另调帮统蒋琦率一营，为我的接应。

我回到营部之后，立即召集部下四位连长训话。我告诉他们这项进攻任务是十分艰巨的，战况势必万分惨烈，但事已至此，死里求生，义无反顾。这次抢关，势在必得，否则只有全军缴械。说毕，四位连长皆表示服从命令。我便令全营进发。当我们迫近莲塘口阵地时，我命令全营五百余人，就峡口前面附近散开。我自己带着掌旗兵和号兵走在前面。当我们快进入敌人射程之内时，敌方的机关枪和步枪遂密集向我们扫射。我们沉着前进，走到适当距离时，我命令号兵一齐吹冲锋号，一声喊杀，全营蜂拥而上。敌人三面炮火，向我队集中射击，地上烟雾弥漫，血肉模糊。我指挥全营，冒死冲向前去，竟将敌人正面阵地一举突破，敌方全线乃开始动摇，我便挥军追击，并扑向两翼山坡，敌人不及退走的，纷纷缴械投降。一阵厮杀，整个莲塘口的敌人遂被肃清。作为我后援的蒋琦营尚未及参战，敌人已被我击溃。天险既下，峡口大开，全军数万人循序平安通过，欢声震天。战事甫定，我检点残部，发现本营伤亡一百数十人，为全营人数三分之一以上。我随身的一名掌旗兵阵亡，两名号兵一死一伤，两名卫兵也伤了一个，战况的激烈可见。莲塘口一役之后，我的声名随之大噪，竟以勇敢善战闻名两粤。

过了莲塘口，便一望无际，再无山地，全军遂顺利开到肇庆。当林虎作肇庆镇守使时，曾在肇庆城外筑有坚固工事，似早预料会有今天的变局。我们回到肇庆后，曾数度视察这些工事，本有固守之意。嗣因广东大势已去，乃继续撤退。我们奉到命令之后，亦颇有轻松之感。

二

在我军继续撤退途中，总司令部高级官员马济、林虎等，均乘船西上。我们最后撤退的部队则循西江北岸江边的小道，向梧州撤退。除我们林军之外，尚有韩彩凤部、马晓军第二团以及其他番号的部队，共约三四万人，自肇庆出发。我们的第一站目的地是离肇庆约七十里的悦城。

不意我们大军尚未抵达悦城，粤军追兵已到。杨坤如部由四会经石狗突然占领了江畔的禄步墟，把大军切为两段，使我们首尾不能相顾。当时退却的部队都归心似箭，已经过去的部队都不愿回头夹击敌人，而我们未通过的部队，遂被阻于禄步墟江畔。这时江中粤军小炮艇也溯江西上助战，以四生的小炮向我军轰击。我军被困江边，受水陆两路夹攻。统领黄业兴乃率我部与友军游击司令韩彩凤部和马晓军的第二团，向江边和山上的敌人反攻，自晨至暮，战况胶着，毫无进展。这次我部仍担任后卫，当我抵达禄步墟附近江畔时，黄业兴便要我营参加战斗。这次战况也很激烈，我营与马晓军团为邻，数度向敌人猛扑，俱被其火力压制。直到黄昏时候，敌人阵地才被我军突破，溃败而逃。然我营又伤亡百余人，第四连连长邱明熙亦阵亡。在这场战役中，我第一次遇见了白崇禧和黄绍竑，他们都在马晓军部下任连长。

禄步墟为一小镇，约有两三百户人家。一两万大军同时开进，一时秩序大乱。少数不肖官兵，索米索食，甚至抢掠纵火，乱成一团。当邱连长阵亡之后，我派士兵觅得一具大棺材入殓，拟随军搬运。谁知墟上数处起火燃烧，军队拥挤，棺材太重，无法抬运，后竟为村民拋入江中。当时如不用棺材，则邱君尸体或不致遗失，至今思之，尤引以为憾。

过禄步墟后，我军不再沿江西进，另由他路到梧州。这时粤军追兵已远。粤人治粤，桂人治桂，暂时相安无事。我营在梧州稍住些时，便奉令开往郁林（玉林县，原名郁林，1958年改名玉林）驻防。

第十一章　中山援桂之战

一

我军退回梧州之后，粤桂战争已暂告一段落。这时，广东护国第二军番号取消，改称粤桂第一路边防军。林虎到桂后，即辞去军职，间关赴港去沪。所部由黄业兴统率，黄氏即由统领升任边防军第一路司令。

我营到了梧州，因大军云集，水陆壅塞，一时不易开赴指定地区，乃奉命开到梧州对岸下游七八里地的沙洲露营。在此期间，一日午餐时，有一排长忽然神经错乱，鬼话连篇。自称是第四连连长邱明熙，说他在禄步墟阵亡之后，我们不该遗弃其尸体而去，这是不仁不义之举，大叫大闹起来。该连特务长仓皇到营部来向我报告，我听了非常诧异，立刻过去一看究竟。只见许多官兵正围着他在看热闹。我走上前去，厉声说道：“胡言乱语，捣乱吓人！”我说了几句后，那位排长情绪紧张，面色赤红，抬起头来看了我一眼，便低下头去，不再作声，不久便清醒了。有人问他：“刚才你说了些什么话？”他竟毫不知情。时军民大众，把此事说成咄咄奇谈。其实这在现代心理学和生理学上也许可以得到解释。该排长或许一时受良心谴责，神经紧张起来，以致头脑昏迷，想到邱连长阵亡的情形而情不自禁地说出些怪诞的话来。

我们在沙洲住了一个星期，便奉命坐船上驶经藤县到武林登岸，徒步到郁林。随后我营又分防到兴业县属的一个小镇叫作城隍墟驻扎。这一带是当时著名的六万大山匪穴的边缘。当地民团常有被土匪袭击缴械情事，我们来此亦负有剿匪的任务。

此时边防军司令部设在郁林，我因公常到郁林城去。有一次，我和司令部里几位高级军官出去逛街。据他们说，这里有一位姓崔的星相家。我们的袍泽中有请他看过相或算过命的，都说他十分灵验，所以他们意欲前去一访，请他看看相。我们原是无事逛街，因此一行六七人便一同去了。没有请他看过相的人都请他看相。我因我父亲是最反对迷信的人，故此素不相信星相。等到大家都看完了，这位星相家早已对我频频注意，至是才说，要替我看一看。我因顾虑人家说我迷信，不甚愿意。他说，看你的相，比他们都好，看看不妨，并不收相金。加上朋友们的怂恿，我就让他看了。他首先就说：“我看李先生的相，比你同来的朋友们都好多了！”他这话说得相当大胆，因为我们同去的都是司令部和本军里的几位高级军官。有位至少将的，我当时是少校，官阶最低。

我说：“在这里，我是阶级最低的啊！”

“没关系，”他说，“按相上来说，你明年要连升三级！”

我说：“那除非明年这里发瘟疫，把我这批朋友都害死了，我才有这机会连升三级！”

大家哄堂一笑。

“我不知道啊！”他说，“但是相上说是应该如此的。”

别人又接着问他：“连升三级以后又怎样呢？”

他说：“鹏程万里，前途无疆。”

他又说了许多奉承的话，最后他真的不收相金。在当时我仅以渠为一江湖术士，信口恭维人，讨几文相金而已，根本未加注意。谁知翌年粤桂战争又起，我竟由营长而帮统，而统领，最后升任边防军司令，一年之内恰恰连升三级。1924年夏，我通电吁请陆荣廷下野息兵，亲率大军直捣南宁。中山先生委我为广西绥靖督办时，这位崔某特地远道来南宁访我。当督办公署的总值日官、副官处长周祖晃向我报告说，我的一位朋友崔某来拜访。我接了名片一看，心中愕然，并不认识这位贵客，因我已经把这件事忘记了。总值日官见我发怔，便说：“他说他在郁林替你看过相，说你要连升三级，故此特来道喜。”我这才仿佛想起有这件事，同时心中也觉得奇怪，何以如此碰巧。但是为避免议论说我们革命军人提倡迷信起见，我没有亲自接见他，只下了一张条子叫军需处送他五百元，庶几使其不虚此行。我今日回思，仍觉此事奇怪，因为崔某所说我将来的事，如子息二人，父亲早死，母亲高寿等，一一应验，诚属不可思议。

我在城隍墟驻防时，还有一件与迷信有关的趣事。我是1920年年底到郁林，在城隍墟过年的。当地人民于农历新年，带了酒、肉、爆竹来我们营部劳军。营部是设在一所祠堂内，屋宇非常高大，四合围的天井之上，尚架着竹编的遮阳天棚。贺年的商民就在天井里燃放爆竹，一不小心，火花忽然把天棚烧着了。所幸人手众多，抢救迅速，故未成灾，只是把天棚正中烧了一个大圆洞。阳光下照，院落中反而显得明朗了。事后，我营的医官李庆廷忽然来向我道贺。李庆廷便是我前章说过的教师。因为他精研中医，我在当了营长之后，聘请不到西医，便把他请来做医官。这时他已六十以上的年纪，深信阴阳灾异之说。因为我是他的上司，所以他叫我“先生”。他拱了手对我说：“德邻先生，恭贺！恭贺！自今以后，必逐年高升！”

“李先生，何以见得呢？”我问他。因为他是我父亲的莫逆之交，又曾是我的老师，所以我也称他“先生”而不叫名。李先生说，根据他几十年来的经验，这事是一件难逢的好兆头。天棚烧了一个大洞，上见天日，如果燃烧成灾，当然就不好了。起火而无灾，正是上通霄汉，光照万里，大吉大利。而且又发生在大年初一，所以他要向我郑重道贺。这种迷信，在中国旧社会里，原是不足惊异的，我当然也未加注意。

二

我在城隍墟住了五个月，已经中断的粤桂战争，旧火复燃，我们边防军再度奉命向广东进攻。原来在粤桂初期战后，陈炯明回粤，桂军回桂，本可相安无事。不意桂军败退回桂后，广西督军谭浩明取消自主，接受北京政府命令；而中山回粤之后，也把军政府招牌重新挂起，自任大元帅，以陈炯明为陆军部长兼广东省长，有统一两广之志。加以北京政府利用两广间的矛盾，进行离间挑拨，委前广东督军陈炳焜为梧州护军使，伺机窥粤，有卷土重来之意。这样一来，粤桂战事的延续已不可避免。到1921年6月，战火终于爆发了。

这时广东方面以陈炯明为总司令，分兵三路入桂，广西方面，陆荣廷也分三路堵截。中路由陈炳焜指挥，在梧州对岸的大坡山布防，采取攻势防御姿态。主力军则置于两翼：左翼北路由沈鸿英指挥，由贺县、怀集东进，攻北江；右翼南路由谭浩明督军坐镇郁林，指挥攻高雷。

不久，左翼沈鸿英军入广东境，占领连山、阳山，颇有进展。右翼军亦迭获胜利，占领钦、廉、防城。我们第一路边防军于6月间自郁林出发，未几即攻克化县，而将高州合围。粤方高雷镇守使胡汉卿为湖南人，原系林虎部属，和我本是熟人。后因战局不利，胡氏率部向陈炯明投靠，被派为高雷镇守使，驻节高州。我们将高州合围时，胡氏未及逃遁，遂被困于城内。是日黄昏之际，我营首先爬城攻入高州。或许因为胡部军纪不佳，所以当我们攻入城内时，即有商民报告，说胡镇守使仍在城里，可能藏匿于外国天主教堂之内。我闻报后，即率卫兵向教堂搜索。在一个传教士的卧室角落里，我发现有一个大衣柜。我亲自将衣柜打开一看，果见胡氏躲在其中，满面胡须，低着头，状极觳觫。我对他说：“胡汉卿先生，请你出来吧。”胡氏举首看我，浑身发抖，讨饶说：“请你叫他们不要打死我啊！我们以前还是同事啊……”我说：“请你放心，我不会伤害你的。我们朋友还是朋友。请你出来，请你出来……”

我随即把他送到司令部去，司令黄业兴和他也相熟，所以对他很优待。后来我军退却，就把他释放了。

我们攻占化县和高州之后，敌人因未遭受重大损失，旋即向我军反扑。其先遣部队约千余人，占领了高州通化县道上约三十里的石鼓墟，将我军后路补给线截断。上峰命蒋琦和我指挥步兵两营附炮四门，驱逐该敌，以维持后方交通。谁知该墟为防御土匪而筑有极坚固的石围墙，并有碉楼数座，无异一座要塞，短期内实难攻破。足见本军黄司令暨参谋人员疏于防范，致令此一重要据点落入敌人手中，而陷本军于不利的形势，殊可惋惜。这两营官兵以屡战皆捷的余威，数次冲锋，都为敌人火力所压制，无法冲入墟中。蒋琦乃和我计议，以为进攻之道，首在摧毁敌人的碉楼和围墙，碉楼和围墙一毁，则敌人瞰射的火力大减，我军便容易迫近，突入墟内。这些碉楼和围墙既是十分坚固，摧毁它一定要用山炮轰击，但现在炮兵放列阵地距目标过远，很难命中。蒋帮统和我乃决定将炮兵阵地推进接近墟场。又因间接地段很多，不能直接瞄准目标。不得已，只好推进距离该墟约一千五百米的土冈上，将四门山炮放列轰击。这时蒋帮统和我都站在山炮的侧翼六七米处观察弹着点。因我们的目标过于暴露，又在敌人步枪射程之内，忽然枪弹横飞，密如雨点，官兵即纷纷躲避于阵地棱线之后，我和蒋琦身为指挥官，为官兵的表率，彼此鼓着傻劲，不肯随部属躲避，以示懦怯。不知为何，我当时有一种直觉，老是感到蒋氏处境甚为危险，而未想到我自己正处在同一危险境界之中。这感觉的产生，是因我忽然想起蒋氏和他的夫人曾屡次说过，他俩游遍大江南北，所遇算命看相的术士，都说蒋氏“过不了四十岁”。他自己也深信此说，因此放荡不羁，花天酒地地过日子。不巧，今年他正是四十岁。而去年在郁林崔某替我看相时，却说我遇险时能逢凶化吉。故当流弹鸣叫横飞之时，我就向蒋氏建议，此处目标太大，应向炮兵阵地左侧移动二三百米，以避开敌人火力。蒋氏同意，乃向左移动了约三百米。他站在我的左侧不到一米，我们两人正在用望远镜窥测炮兵发炮的弹着点，他忽然蹲下去，坐在土丘棱线之上，拿着望远镜继续观测。他蹲下还不到两分钟，我发现他身后突然尘土飞扬，蒋氏随即慢慢地仰卧下去。我立刻把他扶住，只见他两眼一眨，似“死鱼眼”一般。但他马上恢复正常，对我说，他受了伤。我和卫士将他扶离原地几米，在棱线后，以保安全。随即解衣检视，见他的小腹左下侧，为枪弹贯穿一小孔，流血并不多。蒋对我说：“我现在受伤了，要去城里包扎一下再回来，这两营兵即请你指挥吧！”担架兵便把他抬走了。翌日，我便听说，他因子弹击中小腹，贯穿数层肠子，腹部发炎，不治身死了。倘当时我们不移动位置，或他不蹲下来，可能不致中弹。是则人之生死，殊未可逆料。后来见到蒋的夫人，她也说她丈夫的阵亡恐怕是命里注定的。

直到第二天黄昏时候，我们仍仅包围该墟场，后更因炮弹用尽，补充不上，终未能达成任务。而粤军的援军又到，我乃奉命退守高州城。旋接密电，我们中路军陈炳焜部已被粤军攻破，梧州失守。敌人分水陆两路猛进，一部在武林登陆，向郁林挺进，我军后路有被切断而陷于包围的危险。不得已，乃决定放弃高州，回师迎击粤军。时我被升为帮统，继蒋氏的遗缺。

这时粤军正在节节进逼，向高州合围。我军约七八千人，即就高州城郊抵抗，同时赶紧架设浮桥，俾便撤退。时值初夏，河水高涨，好不容易才把浮桥草草架成，先将辎重和炮兵撤退。敌人料到我军已成瓮中之鳖，进攻愈急。不幸阵地忽然被敌人突破，全线动摇，顿成混乱状态。大队都向高州城退却，群集河岸，争过浮桥，人马杂沓，混乱不堪。江涛汹涌，水流湍急，架设浮桥的材料，又只是些木板绳索。大军蜂拥过桥，桥弱人多，全军半渡，浮桥突断，而岸上不知，仍向前力挤。桥滑水急，桥上人纷纷被挤落水中。一时呼号之声，惨不忍闻。

当桥断时，我正在桥上，也被挤落水。在水中忽又被同溺的两人抱住双腿，三人一同沉入江底。幸而我这时神志尚清，先把右腿挣脱，然后用右腿猛踢抱我左脚的人的头部，那人才松了手，我乃脱身浮出水面。抬头一看，只见江面上人头攒动，马匹行李，逐浪翻腾，人号马嘶，哀叫呼救。溺者四处乱抓，万一被抓住，势必同归于尽。所幸我身体强壮，泳术不弱，躲开人群，抢游到对岸，虽自庆更生，但见袍泽逃生无术的，都纷纷逐波而去，此情此景，真惨不忍言。此外，随我有年、转战湘粤的那匹爱马，也被冲失，使我惋惜不止。后闻该马为前入湘护法曾认识的张韬所掳获，但不知确实否耳。

浮桥既断，未及渡过的部队只好沿江岸西行，和敌人且战且走，终亦渡到河的对岸，向郁林会合。后来听说河中溺死的并不多，可称不幸中之大幸。

过河之后，经信宜向广西北流县，到隆盛墟稍事休息。闻郁林已被围困，谭浩明不知去向。围攻郁林的系陈炯明之弟陈炯光所部，我们遂回师解郁林之围。敌人在郁林逐村固守，我们也逐村肃清，敌人不支，向北流、容县退去。我们孤军不明全盘情况，未敢远追。到防守郁林城的第一师陆裕光（荣廷长子）部向贵县撤退时，我军也退回郁林。在郁林住了两三天，我又被升为统领。这次由帮统升统领，为时不过十数日而已。

第十二章　六万大山去来

一

在郁林勾留约六七天，因大势已去，我军又开始向横县退却。黄业兴仍派我为后卫。这时各方情况既不明，更是兵败之后，军纪废弛，士无斗志，沿途骚扰焚掠。我因担任后卫，有时看见落伍士兵，在抢掠或强奸，我总是上前去斥责一番。有的士兵看见官长，悄悄逃走，然持枪反抗的也大有人在。黑夜之中，我随从的卫士又不多，也无法管束。统兵者治军无方，为害百姓，罪大恶极，实难尽言。

我们从郁林撤退，途中总是每十五里或二十里一小休息，三四十里一大休息。每逢休息时，我总到司令部所在地去问究竟。我们的参谋长梁史是我陆小时代的学长（等于今日的队副或排长），他和我有师生之谊，可尽所欲言。一天晚间在路上休息，我便问梁参谋长前途开往何处。梁说：“按计划，我们应开往南宁待命。不过现在陆荣廷等已通电下野（7月16日），桂局全非，恐怕开往南宁也非上策。”

我问：“那究竟怎么办呢？”

梁说：“黄司令可能要把部队开往钦、廉、防城一带待机，将来免不了要受粤军收编的。黄司令是广东钦县人，所部官兵也是钦、廉人，所以他要开到那里去……”

我说：“我统率的这两营，多半是广西人，与其开往钦、廉去受收编或遣散，倒不如就在广西被收编或遣散，离家乡还近些……万一我部下的官兵不愿随大军向钦、廉撤退，则如何呢？”

梁说：“如果你的部下不愿随大军远去，你又掌握不住，我看你只有自己酌裁了。我也没有什么意见。”

我回到我的部队里后，部下的官长都纷纷来探问究竟。有的就提议说：“黄司令现在带兵去钦、廉，我们广西籍官兵，与其到钦、廉受编遣，还不如留在广西。”我说：“我正在考虑此事，诸位意见如何？”有人即主张将部队开入粤、桂边境的六万大山之中，暂避一下，再作决定。总之，钦、廉是去不得的。我说：“我正有此意，我们就这样决定吧。”

天明之后，我们已走近六万大山边缘，傍午时分，我军已抵达城隍墟附近。我借口休息，命令所部停止前进，并召集各部队长官商议，大家一致赞同暂时将部队开入山区。六万大山本是有名的匪巢，为免士兵误会我们带他们上山落草，我命令各部队长官向士兵解释，我们只是到山中暂避，并非去当土匪。部署既定，我便命令各军掉转队伍，直接开进山区里去。直属司令部的炮兵一连，机关枪一连，都愿跟随我入六万大山。

前进部队见我部久未跟来，黄业兴顿生疑窦，因询问参谋长梁史。梁说：“李统领因所部都系广西人，恐不愿随军去钦、廉，所以中途停下了。”黄司令即派一参谋赶来劝我，我只好以实情相告。黄业兴闻报后，其部下有主张派兵回来强迫我一同前进的，但是梁史暨黄本人都不以为然。他们深恐派兵来追，引起自家火并，反为不美。现在大局已起急剧变化，不如各奔前程为是。

黄司令统率大军开走之后，我部约千余人遂在六万大山住了下来。六万大山本就险峻荒凉，加以历年为土匪盘踞和官兵清剿，山内庐舍为墟，耕地荒芜。我们开入后，只得就地露宿。山中极少平地，部队只好化整为零，由各小单位觅地住宿。有帐篷的便架设帐篷，无帐篷的便结草为庐。

我们边防军本自护国军改编而来，在讨龙、护法诸役中，都立有战功，蔚为广西一支劲旅。今日兵败之余，遁入高山，形同落草，景象全非。全军千余人，露宿荒野，各项学、术训练，因无操场课堂，一时俱废。官兵心理上都有异样感觉。无知士兵以为我们真的落草，上山来称王扎寨的。官长中也竟有提议“出去打几趟生意”的。我有时出巡视察各宿营地，但见平时赌禁森严的我军，竟有席地呼卢喝雉、摆摊摸牌的；也有哼小调、讲笑话、练拳腿的……各行其是，其乐融融，也别有一番天地。

我们露宿了一宵，翌晨发现俞作柏营长所属两连官兵于黑夜潜逃出山。这两连官兵多半是钦、廉人，不愿留在六万大山，所以乘夜逃去。当时，有人主张派兵去追的，我竭力反对。当初我们留下，黄业兴不来追，今日他们离去，我也主张由他们去吧，何必强留。

我们在山中住了不久，忽然发现另有部队数百人开入山来。最初我们以为是敌人前来搜索，后来看见不像准备作战的模样，便派人前去查询，才知是友军，也来山中躲避的。他们一共有四连官兵，枪械齐全，由营长陆超率领。陆部原为莫荣新系统下的部队，莫氏败走，他们未及退却，遂为粤军所收编，开来粤、桂边境作战。因为我军初期胜利，他们又叛离粤军，不料我军旋即再度败绩，他们无处容身，乃避入六万大山，躲一躲再说。他们对李某人原都知道的，听说我已先期入山，他们极愿前来“合伙”，我当然把他们收容下来。

又过两天，我们又发现有部队入山，约有两连之众，经过情形和陆部大致相同。由一位姓徐的营长率领，也愿归编我军。后来徐君因见我无适当名位安插他，便独自离去了。两连官兵即拨归俞作柏节制。截至此时，在我指挥下，驻在山中的部队共十余连，约两千人，据险自保，声势相当浩大。我驻了一个星期，军粮饷项渐感拮据。所幸离此地不远的城隍墟，便是我以前的防地，人事很熟，当地豪绅以前对我都很推许，其中也颇多富户。故这次军中缺粮，我便派员分头去拜访绅商，请求接济。当地绅士即组织起来，为我筹划一切，军粮遂有了着落。

百事粗有头绪之后，才知粤军溯西江而上，已占据南宁。中山先生也准备由漓江赴桂林，并委马君武为省长。广西部队除少数受改编外，大部分都潜伏各县农村，进行游击，对抗粤军。其中武鸣、都安、那马及左、右两江的势力尤为雄厚。故粤军尚在源源开入广西，由郁林经城隍墟往南宁的部队络绎不绝于途。那时企图收编我军以扩充实力的大有人在。首先派人前来接洽的便是陈炯明之弟陈炯光，次为钟景棠司令。我因深知他们的用意，所以他们的收编计划我全未接受；相反，我向粤军当局提出了收编的条件，我的条件是：（一）不受任何单位部队的收编。我要直属于粤军总部，成一独立单位。（二）我要一职兼两省的头衔，不愿直属于任何一省。我这些条件原为防止有被乱行调动而被无故缴械的危险。谁知出人意外，陈炯明对我的条件完全接受了。因此我部队受编为“粤桂边防军第三路”，我被派为本军司令，由陈炯明下令，开往横县“点名”。

二

陈炯明之所以能完全接受我提的条件，后来我才知道原因。原来桂军各地残部仍在抵抗，且在南宁西部实行反攻，并迭获胜利。我部在林虎军中向以能战闻名，陈炯明深恐我部和其他桂军合流，对他实行夹击，所以他急于收编我，而接受我所提出的一切条件。可是在收编后，却不发粮饷，仅命我将部队带往横县，听候“点名”。

陈氏这命令，使我身为主帅的人，颇感进退维谷。一则陈氏意不可测，开往横县甚或开往南宁，有随时被缴械遣散的可能。再则，我部久困穷山，军纪难免废弛，本已不易掌握，加以士兵衣履破烂不堪，今大军开拔，竟无开拔费，士兵赤足行军，连草鞋都买不起。在这种情况下，军令自更不易贯彻。所幸士兵一向知道我军需公开，身无余财，并未克扣粮饷，所以尚肯服我。而我这时也只能以劝告方式，有时甚至亲自去拉他们前进。大军至此，直如一群淘气的孩子，且行且止，口中牢骚不绝。人们自知身无长物，唯肩上的一根钢枪和腰间的百余发子弹是一笔财产。当时地方团队购枪，每杆值两百余元，子弹每粒两角。一个士兵如将其武器卖去，逃回乡里，可数年不愁衣食；而随军前进，却衣履不全，口腹不饱。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部队的长官，只有苦口婆心，百般劝慰，才勉强将大军开出山区，走上通横县的大道。

这时粤桂边境，大兵之后，遍野荒凉，途经小镇，但不见商民。因此时粤军方才过境，沿途奸掳焚杀，以致人民逃避一空。我们离六万大山后，向西进发，当日宿营于一小镇名叫寨墟，属广东合浦县。寨墟原有商民三四百户，有当铺数家，都筑有碉楼，平时也算是一繁荣的墟场。不过此次在过境军队焚掠之后，全市寂无一人。我们的士兵也有到已被掳掠一空的废墟中，寻找残剩衣物的。有时我亲自上前阻止，士兵中有较为顽皮的，竟笑着向我说：“司令，没有什么了，我们也只是来看看罢了！”

在寨墟宿了一宵，翌日我们便进入广西属的横县。横县民风强悍，地方团队组织尤为强固。我军入横县境后，沿路看见军人的尸体零零落落横于道左，也有若干人民的尸体杂在其间。检查这里被杀军人的番号，发现都是粤军。后来听说，粤军过境时，纪律不好，为人民所仇恨，到大军过后，地方团队遂击杀零星落伍的军人，军队也还击，所以军民的尸体，杂陈田中，怵目惊心。因此，每当我军中途休息时，我便指粤军遗尸为例，告诫全军，务必秋毫无犯，免蹈粤军覆辙，自毁令誉。当晚在横县境内百合墟宿营时，我便集合全军训话，三令五申：（一）本军不许占住民房。（二）本军对商民买卖公平，严禁强买强卖。百合为一极大墟场，有商民千余户，贸易很盛。为防士兵肇事，我特另组军风纪检查队沿街巡逻，以防意外。谁知第二天在街上，竟然有一士兵和一老太婆发生纠缠，被检查队所发觉。原来这老太婆有衣服一件被窃，她便怀疑是我部士兵所为。正好她在街上碰见这位士兵，提着一个普通老百姓的包袱。老太婆疑窦顿起，以为包袱内一定是她的失物，要打开检查，两人遂纠缠起来。检查人员排解不了，便命令该士兵将包袱打开，其中果有便衣一套，虽是旧衣，尚完整清洁。检查人员就问这老太婆，是否即渠遗失之物。老太婆似乎不敢承认，吞吞吐吐，不愿说出。检查人员以其不能决定，遂没有把赃物判交老太婆，而把这有偷窃嫌疑的士兵拘到司令部来，向我报告。

我问那士兵：“你为什么偷人家东西？”

“报告司令，”士兵回答，“这些衣物不是偷来的！”

“哪里来的呢？”

“是前天晚上在寨墟的街上捡来的。”

这时我已决心整饬风纪，拟重办一二犯法士兵以儆效尤。所以我说：“不论你的东西是哪里来的，总是从民间非法取来的。非法据掠民财，我要重办你！”

那士兵闻言，当然发慌，哀泣认错。我说：“认错是不算数的，按军法还是要办。”最后他更哀求说，他是我临桂县两江墟的小同乡，冀求分外宽容。我见他用同乡之谊来请求宽恕，我更要以同乡之名加以重办，庶几大公无私，军威可立。治军之道，原要恩威并济，如今军纪颓废已极，不立威不足以挽颓风，我乃决定牺牲这名士兵，以整饬军纪。

计划已定，我便命令号兵吹紧急集合号。瞬息之间，全军两千余人已在墟前的方场中集合，围成一四方圈。圈中置一方桌，我遂将犯兵押到桌前，我自己则站在桌上向全军训话。略谓：我军是一有光荣传统的部队，参加护国、护法诸役，俱立有辉煌的战绩，功在民国。今日行军至此，愧未能保国卫民，反而骚扰百姓，殊为我军人之羞。现在这个士兵违反纪律，偷窃民财，人证物证俱在，然渠竟以为是本司令的小同乡，冀图幸免。实属罪无可逭。当按军法议处，就地枪决。嗣后，如有任何违法官兵，干犯纪律，也必按律重办，绝不宽恕云云。语毕，遂命令将该士兵就地枪决。

这时全军寂静无声，四面围观的民众，也暗自咋舌，赞叹我军军令如山，纪律严明，为历年过往军队所未见。自这番整顿之后，全军顿形严肃。令行禁止，秋毫无犯。所过之处，军民都彼此相安。

但是，我每想起这件事，即感内疚，这名士兵劫取民财，有物证而无人证，罪不至死。且我事后调查，那套衣服确是从寨墟废墟中捡来的，而他也确是我两江墟的小同乡，他家与我家，相去仅七里。他那时如不说是我的小同乡，我或不至将他处死，正因为他说是我的同乡，我才决定牺牲其性命以整饬军纪。虽然那时军纪废弛，非如此不足以挽颓风，然这士兵本人多少有点冤枉。我之杀他实是一种权术的运用，而非治以应得之罪。我的一生最不喜用权术，而生平只用这一次，竟用得如此残酷。虽当时情况使然，实非得已，数十年来，我每为此事耿耿于怀。

三

本军在百合墟住宿一宵后，翌日再向横县进发。过乐民墟再渡过邕江便是横县。当我们军次乐民墟，离横县约十余里之地，陈炯明忽派点验小组一行数人前来。说陈总司令现正在横县，命令我军即刻停止前进，不得渡河，就地点验竣事，即刻回师，到北流县驻防。陈氏此令是何用意，我当时不得而知，但我本人不愿孤军去横县，恐陈氏心怀叵测。现在他忽然命令停止前进，对我说来，实是“阿弥陀佛”，求之不得。

奉令之后，我们就在乐民墟驻下，听候点验。这时我军共有人马约两千，步枪一千零四支，德国克鲁伯厂制水凉重机枪（俗称“水机关枪”）六挺；广东兵工厂制气凉重机枪（俗称“旱机关枪”）四挺。另有德国克鲁伯厂制七生的五退管山炮四门。我军的编制是：司令之下辖两个支队，支队设支队司令。第一支队司令为李石愚，第二支队司令为何武。每支队下辖两营，每营直辖四连，每连辖三排。每连有步枪九十支。所以按编制，我的第三路边防军的两个支队共计四营，凡十六连（内有直辖炮兵一连），轻重武器俱全，军力可说是相当强盛。

点验既毕，粤桂联军总司令部乃发给我军二十天伙食费。计士兵每人每天伙食银两角，官长加倍。发散既毕，总司令部即命令开往桂东北流整训。这时陈炯明正驻节横县，我想一探粤军虚实，暨打听战事发生情形，乃假名采购，派徒手官兵十余人，随点验小组去横县一行。小组负责人最初严拒我方人员同行，说为何不在百合墟一带采买，何必去横县。我们的理由则是：大兵之后，百合墟一带商民逃散一空，已无物可购，势非随小组往横县不可。

听了“采买”人员回来后的报告，才知道自百合墟到横县沿途和邕江渡口两岸，戒备森严，如临大敌。因陈炯明深恐我伪装收编，阴图异动。我所派去的“采买”人员，虽是徒手，沿途也横遭阻挠，若非有点验小组同行，断难通过。他们到了横县，消息才豁然开朗。我们自入六万大山之后，几与外界消息完全隔绝。因为当时既无无线电，也无电报电话可资联络，甚至报纸也是早几个月前的旧报，消息全失时效。他们到横县后，才知道桂省当局虽已下野，而散在各处的桂军仍在游击抵抗，粤军追击焚掠很惨，而桂军的抵抗也变本加厉。最近武鸣一役，粤军惨败，南宁震动，所以陈炯明亲自赶往南宁坐镇。他刚到横县，即闻我军师次百合，他深恐我响应武鸣桂军向彼夹击，所以命令我停止前进，折回东部驻防，免与桂西各残部合流。这时我才恍然大悟陈炯明之所以戒备森严的道理。

于是，我军遵令东开北流。北流在郁林之东，也是郁林五属的一县，尚称丰腴。到北流后，陈即派来上校参谋和中校参谋各一人，长期驻在我的司令部里。名为联络参谋，实是监军，防我心怀异志。我在北流将本军十六连分驻城郊训练，并随时剿匪，因郁林五属向以匪多出名。

我在北流驻下不久，陈炯明忽又派高雷镇守使胡汉卿率兵数千驻于郁林城内。其意或在就近监视我的行动。胡氏就是前在高州为我所俘，后被释放的那个人。谁知事隔不到三月，他又以我的监视者身份出现。

我对胡氏驻兵郁林，虽未十分注意，而胡氏对我则颇感惶恐。胡氏因非将才，加以所部人械有限，益发胆小。渠所率三数千士兵，悉数蜗缩郁林城内，不敢外出。平时将城门紧闭，因北流在郁林之东六十里，所以胡氏只开郁林西门，阖城商旅概由西门出入，其他三门则白日长扃。初闻传言，我尚不信，后为酬酢，赴郁林拜访胡氏，也由接待人员导从西门进城，才知传言无误。加以所见郁林城乡胡兵戒备的情形，遂深知胡氏奉命驻军郁林的用意。

胡氏性喜聚敛，胆小无大志。全军都在城内，占住民房，强买强卖，弄得阖城骚然，里巷啧有烦言。陈炯明回粤初期，颇思有所作为，凡渠号令所及之地，烟赌一概严禁，很有一番新气象。可是胡汉卿屯兵郁林时，公开包赌抽捐，革新空气荡然无存，而绅商路谤却与日俱增。于是他在郁林驻了些时，见我并无异志，遂请调回高雷去了。

我驻兵北流时的作风则正与胡氏相反。不住民房，不派捐税，严禁烟赌，公平买卖。士兵与当地商民相处，宛如亲人。与郁林对照，判若霄壤，所以我军颇受当地人民拥护。但是正因为如此，我军的饷糈遂日益艰难。总司令部所发的，只是些微的伙食钱，绝难维持全军的费用。按往昔驻军通例，总是就地取材，派捐包赌，甚至无理勒索，随意苛求，居民也不以为异。然我驻军北流，决心不随例出此下策。在紧急关头，我曾将司令部内所存伤病官兵缴回的闲枪中拨出一百支，每支配子弹两百发，折价每支一百五十元，售予当地防匪的地方团队，得洋一万五千元，终于未取民间一介而将难关渡过。

就在我们军饷十分困难之时，南宁的粤桂联军司令部不特饷金欠发，陈炯明反而下令要我军将四门山炮交出。他的理由是：我的第三路原是步兵，不必有炮。缴炮的命令一到，两位联络参谋就时时来催。我即行文总司令部婉拒。我的理由则是：郁林五属，盗匪如毛，且此地随处皆有碉楼，万一为匪所盘踞，官兵如无山炮，绝难攻坚。为清剿土匪，此四门山炮断难交出。陈氏见我词意坚决，知不可动，遂未坚持。

但是他随即又电召我去南宁报告。这原是一个难题。当我在司令部集会讨论此事时，部下官佐都认为我既未遵命交炮，陈总司令疑虑已久，如贸然前去，恐遭不测，因此都不主张我去南宁，而我本人则期期以为不可。我如不去南宁，是自示携贰之心，故违军令，反为不美。所以我便告诉他们说：“我去南宁设有不测，那时诸君可自作决策。如总司令意在缴械遣散部队，而诸位认为可行且系应该，则诸君可不必以我为虑，径自遵命缴枪便可。如诸君以缴枪、遣散为不可，则高举义旗抵抗可也。我军转战千余里，大小十余战，声名赫赫，谅亦不致任人轻取。总之，诸君见机行事，千万不必为我而投鼠忌器……”商酌部署既定，我便自北流到贵县，乘船溯江到南宁。

四

到南宁后，陈炯明就在总司令部召见我。这是我第一次见到那时声势烜赫，后来竟因背叛中山先生，终至声名狼藉的陈炯明。他召见我的地方是在总司令部的客厅里，这客厅十分宽敞。陈氏高高上座，离我很远，双方都须大声说话，才能听得清楚。

陈炯明身材魁梧，仪表非凡。但是他有一个最大的缺点，便是他总不正眼看人。和我谈话时，他远远地目光斜视，殊欠正派。孟子说：“胸中不正，则眸子眊焉。”大概便是如此。这或许也因为他是近视眼的关系。我们用广东话交谈了几句，未着要领，他就叫我出来了。

照例，高级长官召见远道而来的部下，总要垂询一些军中情形，随机慰勉训示，甚或设宴招待，以示慰劳激励之意，庶可使部曲畏威怀德，上下归心。但是陈炯明召见我则不然，三言两语之后，遂无下文，或许他是很忙，也没约我吃饭。关于缴炮的事，他也没有向我说及，百事就这样不了了之。

陈氏当时在西南是烜赫一时的风云人物，位居粤桂联军总司令，连战皆捷，所向披靡。再加以革命为号召，敢作敢为，作风新颖，为人廉洁，颇为物望所归。可惜他究系文人，将兵非其所长，更兼性多猜忌，气量褊狭，除亲友故旧以及潮、梅同乡之外，对一般袍泽以及赴义来归的官兵，都视为外人，难于兼容并包。此实系陈氏不治之疾，非因此丧志辱身不止。陈氏后来叛孙失败，蛰居香港有年，住于罗便臣道92号。我在1929年中原战争失利后赴港，也曾住于该宅。同年，李任潮（济深）被禁闭于汤山，1931年获释来港，也赁居于是。我们三人都是在大陆政争失败后来港，才居住其中的，实是一桩趣事。此屋后为李任潮所购得，任潮附共后，为响应中共抗美援朝捐款，闻已将该屋售去了。我在1929年住于其中时，陈炯明曾想来看我，为我所婉拒。由于一般国民党人因其背叛中山，目为党的叛徒。我当时虽与蒋先生政见相左，然此是我二人私人闲事，我本身则始终未曾脱党。为免党内同志们误会，我拒绝了陈氏的访问。所以我平生只在南宁见过陈氏一面。

在南宁我还去拜访过当时中山所委的广西省省长马君武。马氏也是临桂县人，和我更多一层乡谊。他是欧洲留学生，精通英语、法语。年方四十开外，风度翩翩，谈风甚健，为人亦和蔼可亲。他一见到我就发牢骚，说他虽为省长，但号令不出郭门，全省各地都为驻军盘踞，无人约束。他并告诉我，关于军饷弹械不能倚靠他云云。同时我也以乡谊请他向总司令缓颊，不要再追缴我的四门山炮，马氏也一口承诺。我们在南宁过从五六次，厮混得很熟，我对他的印象极好。

马氏是留学生，目击西方物质建设的进步，自然十分心折，一旦身为省长，殊思有所兴革。他首先注意的便是交通建设，截至此时，广西尚无公路。陆荣廷当政十年，只修了一条马路，自南宁通到他祖居的武鸣故乡，为他一人的方便，其他一概没有。马氏乃决定修公路，但费尽九牛二虎之力，只修了五里路，无功而罢。

我在南宁住了十来天，也没有多少公事可办，除有少数同学故人来访外，和军政各界的接触并不多。而招待我最殷勤的却是当时桂军第一师师长刘震寰。刘氏是一位极富戏剧性的人物。他原是广西桂林师范学生，柳州马平（今柳江）县人，清末时加入同盟会搞革命，联络绿林是其所长。因陈炳焜和他同乡，陈任梧州护军使时，援引他为统领，率领他收编的土匪两三百驻守梧州左侧背的木双。中山援桂时，刘向粤军通款，放粤军由木双击梧州背后，陈炳焜因此放弃梧州而逃。刘便于1921年6月21日率部进入梧州，通电附义，自称桂军第一师师长。电文中力数陆、谭等罪行，语极尖刻。当时广西人士对陆、谭虽无好感，然亦不直刘震寰之所为。他的师长名义大约是粤军前方指挥临时给予的。陈炯明接到这份通电，颇为诧异，在桂军宿将中，刘震寰之名不见经传，何来此“第一师师长”？因电令前敌总指挥叶举逮捕刘某，就地枪决。叶举因粤军其时正多方号召桂军赴义，故认为杀降之举为不智，再三为其说项，才为陈炯明所优容。这次我到南宁，刘震寰竭力拉拢我，其目的是想收编我部，委我为他的“第一师”中的旅长。但我对刘的观感：第一，刘氏非军人出身，原不知兵，我雅不欲为一外行军人的部属。再者，刘氏原无基本部队，一时荣显，全仗其投机取巧得来，收编一些乌合之众，不堪一击。而最重要的一点，还是他的为人。他临阵通敌，已非军人本色，而通电过度诋毁原来长官以取媚于新主人，尤属可耻。所以他虽派员与我殷勤周旋，我始终无动于衷，没有上他的圈套。

第四编　统一广西

第十三章　孙、陈失和与自治军成立的经过

一

我在南宁见过了陈炯明，住了十来天后转回北流原防。在南宁时我已微闻粤军内部发生龃龉，两粤政局又有山雨欲来之势。当时因消息不灵，不知其事本末，事隔多年，我才知道其基本原因在于孙、陈失和。中山先生是1921年4月在广州由“非常国会”选为大总统的，而陈炯明则经中山一再提拔而任为粤军总司令。他二人如不能合作，则两粤政局必然会起极大的纷争。

原来粤军入桂打倒了陆、谭，陈炯明为彻底消灭桂军残部，乃溯江西上，驻节南宁，志在从事改革两广政治，然后缓图发展，原亦未可厚非。但中山统一两广之后，适逢直、奉酝酿大战，奉系张作霖向中山求援以夹击直军，中山亦认为北方军阀中势力最大最强横的是曹锟与吴佩孚。“擒贼先擒王。”要铲除军阀，必先从直系下手，奉系既来通款曲，则暂时与之合作，亦为革命党政略上应有的措施。中山乃决定乘机北伐，即在桂林组织大本营，意图假道湖南北上，而窥长江。这时中山除原有的粤军许崇智、李福林所部之外，游散各地的前护国、护法各军，如朱培德所部的滇军、彭程万所部的赣军和谷正伦所部的黔军，也纷纷入桂附义，声势颇大。1922年春，一部分北伐军且已进入湖南边境。然此时一则因孙、陈的主张相左益甚，陈氏不但不支持北伐，并百般阻挠其实现；二则因湖南省省长赵恒惕为巩固地盘计，不愿卷入南北政争的漩涡，借联省自治之名，发动民意机关吁请中山体念湘省历年兵燹之苦，万勿假道湖南，以纾民困。中山见内受陈炯明的掣肘，外受赵恒惕的阻挠，乃于1922年3月26日在桂林大本营开会，决计变更计划，调在桂林亲信各部回粤。4月16日，中山师次梧州，电召陈氏至梧会晤，陈不敢应召，一面急电坐镇南宁的前敌总指挥叶举班师回粤，一面呈请辞去本兼各职，作为消极的抵制。4月19日，中山颁令准陈氏辞去广东省省长暨粤军总司令的兼职。陈氏本人却退往惠州。中山见陈非大患，即按照原定计划，取道韶关，入赣北伐。出师未捷，在后方的陈炯明忽令部将叶举率师回省。中山闻讯，仓促赶回广州坐镇，6月15日终于发生叛军炮轰总统府情事，中山因此离粤，粤事遂益发不可收拾。

所以孙、陈失和以及国民党的内讧，实是两广政局转变的一大关键。然孙、陈失和的主因，实系两人政见的不同，非纯然为意气之争。中山先生自矢志革命之时，即以全国为对象，不愿局促于一隅。以故中山力主北伐的动机，原系孤注一掷，胜负殊未可必。但是把握时机，不计个人成败，原为革命家的本分。加以先生气魄雄伟，敢作敢为，尤非常人所能及。故不辞冒险，期达目的。

至于陈炯明，其平生抱负，任事作风，处人态度，都恰恰和中山相反。陈炯明自始就没有问鼎中原的大志，加以其时联省自治之说正风靡一时，陈氏及其部曲均心向往之。他们认为中山的北伐绝无成功的希望，与其以两粤的精华作孤注一掷，倒不如切实整顿两广，待羽毛丰满，再相机北进。其所见亦未始非稳健之策。所以他叛变之后，北方的知识分子如胡适之等，竟公然同情陈氏，甚至有说陈炯明叛变是为“革命”的。然陈氏最大的错误，在于其为人有欠光明磊落。他身为革命党员，受中山的厚托，揽军政大权于一身，如以中山北伐计划为不可行，大可剀切陈词，力辩此计划的非计。如中山不纳，也大可洁身引退，以见一己的坦诚无私。做一个革命党人，原应以国家民族为重，不能盲从领袖。而陈炯明既不敢公开提出自己的主张，对中山的计划又口是而心非。到了最后关头，竟至唆使部曲叛变，不论公谊私交，陈氏都不应出此下策，沦为叛逆，实不可恕。

我由南宁回到北流不久，驻在郁林的胡汉卿部于1921年12月10日撤往高州，我部遂接防郁林。到翌年4月下旬，粤军向广东仓促撤退。郁林地处粤桂交通中枢，陈炯明电调我驻防贵县，将郁林五属移交陈炯光接防，以预防我乘机袭其后。嗣后，我曾赴郊外迎接陈炯光，陈氏随他的大队人马向北流而去，并未入城停留，只和我应酬了三言两语，说罗统领即将到郁林驻扎，嘱我稍候，以便接洽。我因恐粤军恃众围缴我部枪械，故特令部队避开大道，从小路先行开拔。我自己则带了特务营一连，等候罗统领到来。继而自思，既已和陈炯光见了面，何必再敷衍罗统领呢？遂不再等他，即刻上道。不料走了才十余里路，忽有粤军军官两人率士兵十余人跟踪赶来，说罗统领有事须和我商量，请我折回郁林。我说，已和陈司令接头过了，现须赶路，无暇和罗统领见面了。两军官苦苦要求，无奈我意志很为坚决，他们只得掉转头回去了。旋于途中，得当地人民报告说，我的部队曾在离兴业县城二十余里某隘口两侧设伏，袭击粤军。罗统领亲率官佐三数人殿后，坐了轿子，杂于队伍行列中，缓缓向东行进，毫无防备。骤遭袭击，手足无措，遗弃轿子，落荒而走。我军掳获械弹辎重不少。我到兴业县城后，查明确有此事，系俞作柏营长所为，他料我在郁林不会逗留多久，出此一举，几乎陷我于不测。罗氏初被袭击时，以为是土匪或民团企图劫取枪械和财物，但旋即觉得土匪和民团不会有如此沉着的作战经验和强烈的火力，乃怀疑是我军有计划的行动，所以派员追来，要我折回郁林，问个明白。幸好我认为他们既班师回粤，已无再和他们周旋的必要，不肯折回郁林。否则，后果不堪设想。事后思之，此一机运关系我个人的安危实在不小啊！

我在行进中在兴业县城和桥墟住宿了两宵，第三日到达贵县。不料贵县刚发生了一桩不幸事件。当中山放弃桂林班师回粤时，特派广西第一师师长刘震寰为广西善后督办，驻节南宁。省长马君武见两粤政局突然发生变化，龙州、百色、左右两江地区以及南宁附近各县，因粤军撤退，散军土匪遂蜂拥而起。省会竟呈现风声鹤唳的状况，乃决计率省府一部分重要职员和卫队一营，分乘轮船数艘，迁往梧州办公。当他们到达贵县时，正值春夏之交，水小河浅，轮船不能夜航，遂在县城下游约一里的罗泊湾对岸停泊过夜。适我军第一支队司令李石愚率领俞作柏及陆超各一营先马省长一日抵达贵县。俞营长以警戒为名，于午夜派兵潜至泊船地附近，鸣枪呼喊缴械。一时枪声大作，马氏等宿在船上，无处躲避。马氏身边随侍的爱妾深恐马氏受伤，仍伏于马氏身上以作掩护，不幸竟被子弹射中要害身死。马氏的卫队营卒被缴械。翌日，我于途次闻报，连忙赶到贵县，即赴船上向马省长慰问道歉。马氏大发雷霆，说如要缴械，只消说一声，便可唾手可得，何须开火，以致酿成惨案呢？我处此场合，异常尴尬，只有自承约束部曲不严，致发生此不幸事件，连声赔不是。值此混乱时期，马氏亦深知我不在贵县，对俞部实不易约束。事已如此，夫复何言！乃愤然命令开船下驶，行抵梧州，遂力辞省长之职，由省府财政厅厅长杨愿公暂代，广西由此而入无政府状态。于是，散军、土匪、恶霸更无忌惮，时全省鼎沸，形成前所未有的混乱状态。

二

我军在贵县驻扎不及半月，郁林五属的粤军早已悉数退出。地方官吏暨人民团体纷纷来电，请我回师坐镇郁林五属，以维持地方安宁。我军驻该区日久，较之粤军军纪严明，军民感情融洽。今日既然地方无主，官军一致请我回师驻防，我也觉得义不容辞。于是，除留一部分队伍在贵县维持治安外，其他的即于1922年5月上旬开回郁林五属。这时广西全省骚然，治安殊不易维持，本军枪支不足一千，只得勉力为之。旋容县亦请我派兵驻防，一共七个县份。我四处张贴布告，严申军纪，并禁止外县散军窜入我防地的范围。在全省干戈扰攘之际，我一面整军经武，一面修明地方吏治，使人民能安居乐业，成为当时广西仅有的一片净土。熟料此即我日后披荆斩棘，削平群雄，统一广西，参与北伐，使八桂子弟足迹远达山海关的起点。

就在我军返驻郁林期间，广西已成无政府状态。刘震寰虽有人枪七八千，仍感势孤，全军猬缩于南宁附近，不敢远离。各地军政体系遂无形瓦解。前陆、谭流散部属有两三万人，其中有经粤军收编、现已与粤军脱离关系的，也有在陆、谭败后暂时隐匿而志图规复的。他们遍布广西全境，各不相属。人枪较多的，自封为“自治军总司令”或师长、旅长。人枪较少的，则自称为司令、帮统、营长不等，各视本身势力而定。割据一方，派县长，设关卡，征钱粮，各行其是。

那时势力较大的，首推刘日福、陆云高、陆福祥、蒙仁潜、林俊廷、陈天泰、张春如、梁华堂诸人。刘日福原为桂军宿将，粤军克南宁后，刘率部三四千人退入云贵边界的百色，和粤军相持。粤军退后，刘收拾残部，自称“广西自治军第一路总司令”。次为陆云高，他原为陆荣廷所部广西陆军第一师第一旅旅长。第一师师长为陆荣廷的长子陆裕光，故该部装备极为精良，为陆氏部队中的精华所在。粤军占领期中，陆云高部驻于宾阳、上林、都安一带。至是，陆也自称“广西陆军第一师师长”。另一支有力部队则为陆福祥，自称“广西陆军第一独立旅旅长”。有人枪三千，驻于武鸣、那马一带。粤军退后，即图规复南宁的就是该旅。等而下之，则有蒙仁潜，有人枪两千余，自称“边防军司令”，驻在隆山、忻城附近。在桂林则有赌徒梁华堂，亦纠众两千余，自称“桂林自治军总司令”。驻于龙州、靖西边关一带的，则有李绍英，有人枪两千，自称“龙州边防司令”。柳江方面，融县有何中权，来宾有韦肇隆，武宣有陈天泰，桂平有刘权中，平南有张春如，各有两三千人不等。谭浩明之弟浩澄、浩清也各有人枪千余。这些自封的将军们大半系行伍出身。其中地位较高的为林俊廷，曾任镇守使，唯此时仅有人枪千余，驻于黔桂边区。总之，这时群雄蜂起，各自称霸称王，互不相属，远交近攻，以大吞小，闹得一团乌烟瘴气。

这时广东孙、陈之间已成水火，无暇顾及广西，而刘日福自称“广西自治军第一路总司令”的通电已经到来。刘日福、陆云高、陆福祥正进军南宁，企图驱逐“反骨仔”刘震寰，其他各处也都各自独立，我们和陈炯明的关系也无形中断。于是，我部下的官长和五属绅商乃一致建议我取消“粤桂边防军第三路”的番号，改称“广西自治军第二路”。我就在五属绅商和本军袍泽一致拥戴之下，于5月下旬通电就职为“广西自治军第二路总司令”。我们成立自治军的用意是多少有些排外性的。因此次粤军援桂，极尽焚掠的能事。其原因则是桂人治粤甚久，粤人颇感不平，一旦有了机会，即大肆报复。例如粤军魏邦平所部在平南时，曾因细故烧毁村落数十之多，惨不忍闻。又如粤军在桂林滥发钞票，强迫商民十足通用，这种钞票限用于广西境内，一旦粤军离境，即成废纸。故此次粤军入桂后，桂人对一切客军都深恶痛绝，一闻粤军离桂消息，即纷纷成立“自治军”。“自治”也者，免为他人所治之谓也。而五属人士之所以拥戴我为“自治军第二路”，更有不受其他自治军控制之意存乎其间。

5月22日，南宁刘震寰部七八千人为当地自治军击溃，逃入广东钦、廉一带。省会遂入桂军的掌握。此时，在南宁的各自治军首领颇觉有重设省政府、统一广西军政的必要。6月初，刘日福、陆福祥、陆云高和蒙仁潜乃联电约我去南宁商讨桂局善后事宜。我当然义不容辞，应邀前往开会。这是我初次和他们会面。他们四人都是五十开外的老年人，除蒙仁潜系秀才出身外，其他三人仅略识之无；而我则是不足三十岁，受过完备的教育的青年，和他们在一起，显得十分不调和。

至于他们所谓的“开会”，也是不能称其为“会”的。大家约好了每日开会一次，便在原来的督军署的会客室内谈起来，既无主席，也无记录。坐得不耐烦了，就爬到桌子上去。说起话来，也非常粗鄙。饿了，便招呼勤务兵去买几大碗米粉来，在会客室内围桌大嚼，实不成体统。

他们四人之中，以刘日福最为老实，赳赳武夫，毫无心计。陆福祥则豪爽痛快，虽识字不多，却是极诚朴的好人。因此我们所谓开会，实在都是陆云高和蒙仁潜的主意。他们两人是极狡猾而有野心的人物。最后，他们搬出两颗用黄缎包裹的大印，一为广西省省长的印，另一为财政厅厅长的印。蒙氏发言说，现在广西无主，理应有一位综理全省政务的省长，一位管理税收的财政厅厅长和一位统率全省自治军的总司令。我们正在讨论省长人选时，蒙仁潜忽然站起来，把省长大印抢了过去，说：“我是秀才出身，省长应该由我来做。”蒙说完之后陆云高也手忙脚乱地站起来，把财政厅厅长的大印抱了过去，说：“财政厅厅长由我来当吧！”

蒙仁潜问我道：“德邻先生，有什么意见吗？”我说：“凡是诸位的决定，我一概无成见！”

他们再问陆福祥，陆说：“我管他娘什么省长，什么财政厅厅长，老子没有了饷，只知道向财政厅厅长要饷啊！”

刘日福是老实人，没说什么不平的话。陆福祥说刘的防地好，有黑货（鸦片）经过，军饷不成问题。他们又主张联名拍一电报给林俊廷，推戴他为全省自治军总司令，因林氏曾任镇守使，地位较高，所以请他来当此职。林氏当时避居在黔桂边境，久未回电，所以总司令一职也就算了。林俊廷也是一有趣人物，他虽官至镇守使，却一字不识。一次，他责驾他的秘书们，为什么有客来访而不报告他知道，只留下一张名片。随从的秘书解释道，这原是你老人家自己的名片。林又骂道，何人敢把我的名片倒放在桌子上，好大胆啊！我在南宁住了一星期便回到郁林防次。蒙仁潜虽然做了省长，仍旧号令不出郭门。陆云高的财政厅厅长，也只能在南宁一带收收税罢了。这时既然全省骚然，军政无主，我回到郁林后，也只有尽一己绵力，在可能范围之内，使防区内的人民安居乐业。

三

我身为广西自治军第二路总司令，驻防于郁林等七县之内，无形中成为这七县之内唯一的军政首长，因而对辖区内军政、民政的处理也义不容辞。为承当此项意外的职务，我只好将自治军总司令部扩大组织，军政之外，兼管民政。总司令之下设秘书处长一人，特自南宁请来黄钟岳君担任。黄君前清秀才出身，为人廉洁而干练。陆、谭主政时，曾在民厅及财厅任科长，也曾任县长，颇有政声。承他日夜辛劳，多方匡我不逮，深庆辅翼得人。黄君后来曾任广西财政厅厅长很久。大陆易手后，寄居香港，贫病交加。1952年逝世时，竟至棺椁无着。追思共事三十余年，劳瘁过人，狷介自守之情，骤闻长逝，实不胜其凄恻耳。

至于本军参谋长则由黄旭初君担任。黄君老成练达，与我有同窗之雅，并曾入陆军大学深造，谨小慎微，应对如流，全军赖其辅导，上下归心。嗣后我军竟能戡平八桂，问鼎中原，渠早年主持戎幕，为本军打下良好基础之功，实不可没。黄君其后主持广西省政达十九年，泽被桑梓，亦非幸致。

秘书处长之外，并设民政、教育、财政各科，分掌辖区内各项行政事务。务使各项政务照旧施行，不因战乱而稍受影响。然军政大权的决策，均操之于我一人，职责极其繁重。

我那时虽尚不足三十岁，所幸我生平治事谨慎，自奉甚俭，一切为当地人民和本军上下官兵的福利着想，所以颇为各县军民拥戴。当地绅商各界都称赞我为人少年老成，而诚心服从我的领导。本军官兵因我大公无私，赏罚严明，所以生活虽苦，亦无怨言，并且上下协力颇有朝气蓬勃的现象。

我军上下的生活相当艰苦，全军仅有伙食费可发，别无薪饷。士兵每人每日领伙食费小洋两角，官长不分阶级，每员每日四角。此外，各级官长视官阶的高低酌发“公费”若干，为数也极有限。但是因为我对财政绝对公开，收支情形，不特全军上下，乃至各界人士俱可一览无余。是以军民能合作，全军上下尤能一德一心，为救乡救国而奋斗。

不过这时两广军队，俱尚不能全脱旧军积习，按新时代的军人生活和各种训练的要求来看，都不够水准；我军自亦不能例外。为增强战斗力和整饬军纪，我在郁林办了一所“郁林干部教练所”，调本军行伍出身的下级军官前往受训。并招收一些中学毕业的有志青年，前来入学，毕业后充任下级军官。另外并附设“教导大队”，调本军班长及挑选足以充任班长的上等兵前来受训，以充实本军的基层干部。这种训练极为有效，其后我们第七军的战斗力多得力于这时训练出来的下级干部。因为我们作风新颖，风声所播，各方有志青年及部队来归，如水之就下，郁林顿时成为广西革新运动的中心。

我在治军之外，还要兼管七县的民政、财政。省政府的政令既不出郭门，县长的委任均由我做主遴选。在粤军初退之时，所有前省长马君武所委县长愿继续服务的都予留任。但他们都系粤人，原为粤军各部向马省长所推荐的。粤军退后，他们也无心久留，逐一辞职返粤。在七县县长出缺时，最初我决定实行地方自治，民选县长。但是初行之时，即深感此路不通。因乡中有资望的人士对政治都抱消极态度，不愿担任县政。一旦选出，都力辞不就。即勉强担任，也尸位素餐而已，但求无过，不求有功。其他二三流的当选者，则又物望不孚，难任艰巨。这种现象的发生，其理由也很简单。因服务桑梓，原非易事。生于斯，长于斯，人事关系牵连太多，容易招怨。尤其是值此动乱时期，盗匪如毛，其时县长又并管司法，一有盗案，如因循不办，则有违功令；如按律行事，则公事化为私仇，顾虑尤多。在此贤人不愿为、坏人不能为的情况下，使我处理各县县政，殊感棘手。最后，我想出一民选县长互调的办法，即将甲县所选的县长，调往乙县任职。这样一来，行政效率大为增强。因当选者任事远方，无人事牵制，遇事能秉公处理。有此一番周折后，我才领悟到“离乡五百里之内不得为官”的古制，实有其特殊意义存在的。

我对于七县财政税收的处理，以不加捐增税为原则，使当地人民除额定赋税外，别无其他负担。我所辖六县（贵县旋移交陆云高治理，故不计在内）的税收，每年约有正额钱粮十七八万元，其他各项杂税，如统税、盐税、屠宰税、烟酒税等，合计也在二十五万元上下。后因收支不能平衡，乃另征所谓“防务经费”，即赌捐。两粤人士嗜赌成风，官方寓禁于征，抽取巨额“防务经费”已相沿成习。陈炯明返粤时曾禁赌，然未几解禁。郁林赌禁原为胡汉卿所取消，遂未复禁。其他各县后来也恢复旧制。六县每年可抽赌捐约二十余万元。以故我防区之内，每年税收总额在七八十万元左右。军政机关撙节开支，尚可维持。

这七县经过了一番整顿，贪污绝少，土匪敛迹，现出一片升平气象。以之与广西其他各地土匪如毛、贪官污吏及不法军队鱼肉人民的情形相对照，这七县算是一块乐土。广西各县乃至广东边区避乱人士都纷纷迁来寄住。

第十四章　两广革命武力之初步合作

一

黄绍竑，字季宽，容县山嘴村人。生于书香之家，天资敏慧，为人干练，并富冒险精神。他原是我的陆小同学，他是第四期，低我一班。辛亥革命时，他随学生军北上到南京。嗣后在武昌进第二陆军预备学校，毕业后，又入保定军官学校。1916年冬毕业回广西，正是护国军事结束之后陈炳焜任广西督军之时。绍竑遂在当时号称新军的广西陆军第一师内任见习官。1917年夏季广西当局创办陆军模范营，由马晓军任营长，黄旭初等任连长，绍竑与若干陆小同学如白崇禧、夏威、陈雄等都在该营任连副。

是年秋季护法战起，模范营曾奉调入湘，改编为湘粤桂联军总司令谭浩明的卫队营。护法战事结束，卫队营于1919年冬间改编入广西陆军第一师步兵第二团，马晓军任团长。黄旭初升为团副，黄绍竑、白崇禧俱升任该团连长。当1920年我们进攻新兴李耀汉所部时，该团因训练有素，军纪较佳，被调来肇庆接防。粤桂战争，桂军失败，该团也由广州西撤。我们退却时被追军截成两段的禄步墟之役，该团任我军右翼，协同将粤军击退。

1921年粤军援桂战争发生，绍竑等正随第二团驻防百色。陆、谭政权崩溃后，马晓军受马君武省长收编为田南警备司令，下辖五营，黄绍竑、白崇禧俱升任营长。马晓军所部驻百色，旋陆、谭残部为刘日福所缴械，马、黄、白诸人幸得脱险。其后马收集残部，并收编民团合编为六营，以黄绍竑、白崇禧为统领，各统三营，和当地散军继续作战。白崇禧因腿部跌伤去广州治疗。粤军东下回粤时，马部被调回驻南宁。马部到邕，而广西绥靖督办刘震寰被散军及民团围攻，放弃南宁，向广东钦、廉撤退。马也率所部千余人退向钦、廉。行抵灵山县，马因军食无着，前途渺茫，把部队交黄绍竑统率，他自己便经北海往香港去了。

我听说黄绍竑这一支人马正在流离失所，他既是我陆小同学，军中作风自非其他流散部队所能比拟，便有心请其率部来郁林合作。他的四哥黄天泽于辛亥革命时曾随学生军北伐，自我军移驻郁林后，和我常有接触。我便委托天泽在往廉江路上等候乃弟，请其来郁林合作。

天泽此去果然一说即合，绍竑随即率所部千余人开入我的防区。于是衣食有了着落，又可避免被人并吞的危险，因此官兵异常欢腾。我即委黄绍竑为第三支队司令，并指定其故乡容县为其防地。绍竑来归之后，我军实力大增，由两个支队增为三个支队。其时编制如下：

广西自治军第二路总司令　李宗仁

　　第一支队司令　李石愚

　　　　第一统领　俞作柏

　　　　　　第一营营长　李明瑞

　　　　　　第二营营长　林竹舫

　　　　第二统领　钟祖培

　　　　　　第一营营长　钟祖培（兼）

　　　　　　第二营营长　刘志忠

　　第二支队司令　何武

　　　　第一统领　伍廷飏

　　　　　　第一营营长　伍廷飏（兼）

　　　　　　第二营营长　尹承纲

　　　　第二统领　陆超

　　　　　　第一营营长　陆　超（兼）

　　　　　　第二营营长

　　第三支队司令　黄绍竑

　　　　　　第一营营长　夏威

　　　　　　第二营营长　陆炎（华甫）

　　　　　　第三营营长　韦云淞

　　炮兵连

　　机关枪连

二

1922年夏，两粤政局又起急剧的变化。因陈炯明叛变，中山先生在沪檄调滇、桂各军东下讨陈。当时首先接受中山委任率部进攻广州的为沈鸿英。沈氏系泥水匠出身，后沦为盗匪。辛亥革命柳州宣布独立时出受招安，遂扶摇直上，成为莫荣新的心腹大将。1921年粤军援桂时，沈鸿英担任桂军左翼军总指挥，及桂军中路为粤军突破，桂局瓦解，沈氏竟通电诋毁陆荣廷，促其下野。此举颇为桂人所不齿，粤军也疑他为诈降。沈氏自讨没趣，率所部万余人避入湖南的平江、浏阳，因此引起湘军对他的围剿；经北京政府的斡旋，沈部乃移驻江西的赣州。1922年11月，沈军乃乘桂林空虚，窜回桂北一带，实力增至两万余人。这时正值群雄峰起，八桂无主，沈鸿英怀有囊括广西全省的野心，故派说客四出，企图收编各处的自治军。

首先引起沈氏注意的，便是我部三千多人枪和六七县地盘。沈氏因遣其子沈荣光偕另一代表刘某前来郁林做说客。沈荣光曾肄业于南宁将校讲习所，是我教过的学生。这次衔父命而来想收编我做他父亲部下的师长。我因沈鸿英曾当土匪，所部风纪荡然，上下全凭绿林豪杰式的义气相维系，实不足以言军旅，所以我自始即有轻视鸿英之心。加以他反复无常，早为两粤人士所不齿，我如何肯听他收编。因此当荣光提及其父之意时，我便认真地教训他一顿说：“如果你们再不长进，仍旧胡作非为，将来说不定我还有收编你们的一日呢！”说得荣光垂头丧气而去。这时论实力，沈鸿英当然强我十倍，不过他在桂林，我在郁林，他鞭长莫及，莫奈我何。

沈鸿英向我勾搭虽未得手，然不久，他奉中山密令东下讨伐陈炯明却一帆风顺。1922年12月沈和滇军杨希闵、桂军刘震寰由梧州、贺县分进合击，竟将陈炯明逐出广州。这时各路讨陈军实以沈部为最强。1923年1月中旬陈炯明通电下野后，沈军盘踞广州，威风一时。随后，北京政府竟委沈鸿英为“广东军务督理”，沈也首鼠两端，居之不疑。到2月初，中山先生自沪返粤，组织大元帅府，许崇智也率军自闽边返粤，沈氏才被迫退出广州。那时东江虽有陈炯明部盘踞，然西、北两江仍属沈氏势力范围，声势颇为烜赫。沈氏之外另一位向我们郁林方面注意的便是东山再起的陆荣廷。陆氏于1922年9月趁广西混乱时，从越南回到龙州，纠合旧部数千人，意图重整旗鼓，掌握全省政权。时蒙仁潜在南宁自称省长，林俊廷也已到南宁任自治军总司令，北京政府即顺水推舟，委林氏为“广西绥靖督办”。陆荣廷回广西后，北京政府又加委陆氏为“广西边防督办”，另委张其锽为广西省省长。此项委令自然引起蒙、林诸人的不快。

陆荣廷以边防督办名义不便指挥全省，旋授部队和人民团体推他为“广西全省善后督办”，他便由龙州移驻南宁。到了南宁，意欲整顿全省军队，故发布命令，改编各部队的番号。但是广西经过这番大变乱后，人事全非，即使陆氏往日的心腹也多面从心违，不复听他调度。原驻南宁一带自称第一师师长的陆云高和自治军的蒙仁潜等，在陆荣廷回邕后，深恐为其控制，都纷纷撤离南宁。陆云高部沿江东下，并派人来郁林向我商借贵县暂时驻扎。我明知他借了不会归还，但为避免冲突保存实力起见，我遂将所部撤出贵县，让陆部驻扎。

在此时期，全省自治军名目暂时取消，由广西善后督办陆荣廷另颁番号及委任状。我的“第二路自治军”的番号亦由陆氏明令改为“广西陆军第五独立旅”，我任旅长。下辖三团，由三个支队司令李石愚、何武、黄绍竑分任团长。当时我因实力有限，未便与陆氏龃龉，故对其委任既未正式接受，亦未正式拒绝。为了此事，我在本军司令部召集了高级官长商议。各司令都不愿改变番号，劝我“不要理会那个老头子”。因为我们如果接受陆氏所给予的番号，那我部下各“司令”都须改为团长。团长究不及可大可小的司令来得光辉。商议结果，只将我的“自治军第二路总司令”名义取消，并改总司令部为旅部，其他一概如旧，以改头而不换面了之。

1922年年底，陆荣廷来电邀我赴武鸣一行。武鸣是陆的家乡。陆在彼筑有华丽住宅，并修了专用公路，自武鸣直通南宁，是为当时广西独一无二的汽车路。我到了南宁，陆氏派他专用小汽车来接我往武鸣。这是我第一次乘坐汽车。

在武鸣，陆荣廷对我十分礼遇，招待我在他家里住宿一宵。陆氏在闲谈之中，大为抱怨粤军的焚杀。他说他治粤时，待粤人不薄。胡展堂（汉民）等常来武鸣访问，渠均盛意招待。湖南的谭延闿在其本省失败时，也曾到武鸣访陆。陆说他曾一次送谭氏大洋二十万元。当时广西省内只用小洋和纸币，渠因使谭氏便于出省使用，故以大洋赠送。陆氏说：“我对广东这一批人都不坏呀，但是他们此次入境，竟将我宁武庄住宅全行烧毁。你看，我现在住的是以前当差们住的；粤军烧剩下的……”言下无限愤怒。

我在宁武庄住了一天。陆氏所说的概属人情应酬话，并未涉及本省的军政大事。我就告辞，乘汽车到南宁，盘桓了两三天，探访亲友，仍回郁林。

那时，陆氏并令各地自治军将名册呈报，以便统筹整编。但令下后如石沉大海，各地军事首领都不愿受陆氏节制。我军在1916年成立时即和陆氏无甚历史渊源，自更不愿受他节制。广西全省因而形成了王纲解纽、诸侯割据的局面。而有野心的地方领袖却又纷图兼并，以扩充一己的势力。这时我的第三团团长黄绍竑，已在容县休息了七八个月，久静思动，目睹两粤政局纷乱如麻，急欲乘机向外发展，因而有出师梧州之举。

三

黄绍竑出师梧州的全盘计划，是我和他秘密商榷后改订的。他原来的计划是应沈鸿英密召前去广州。因沈鸿英的收编各军计划，虽在我处碰壁，但他却转而利诱分化我的部属，驻在容县的黄绍竑遂成为他秘密活动的对象。

因为黄绍竑有一堂兄黄绍㦂，在沈氏总司令部任秘书，沈鸿英曾命黄绍㦂秘密作媒介，畀绍竑以桂军第八旅旅长名义，嘱其速率所部去广州。黄绍竑因困居容县，发展不易，遂为其煽惑，跃跃欲动。但他究竟是我的部属，并感我收编扶植的情谊，如不辞而去，就迹同背叛，乃于1923年2月自容县来郁林，秘密向我陈述衷曲。他说，我们久困郁林五属，终非办法，应该乘两粤政局动荡的时机，图谋发展，方为上策。遂将沈鸿英如何向他活动，以及他自己也有赴广东之意，告诉给我听，希望我对他有所箴规。

我听后，思忖黄氏是个不受羁縻的干才，挽留不易，不如成全他向外发展的志向，异日或能收到表里为用之功。但我却指出几点请他注意。第一，目前两广局势如此动乱，随时都有机会让我们发展，只看我们的出处和主张是否正确，实力是否充沛。我们驻扎此地，并非终老此乡，只是养精蓄锐，待机大举。我军除中级以上官佐为正式军校出身者外，下级干部多系行伍出身。我们现在急需训练一批青年干部，将本军练成一支有纪律的劲旅，等时机一到，我们才能攻无不克。

再有，照我的观察，沈鸿英目前在广州极为嚣张，四处树敌，最后必然失败无疑。若不揣时度势，而徒以五六百支枪的小部队去依附沈氏，何能发生作用？一旦沈军崩溃，则覆巢之下，宁有完卵？况沈的为人，机警狡诈，反复无常，早为粤桂人士所不齿。所以依附沈氏以求发展，不特如探虎穴，凶多吉少，且与其同流合污，势将终身洗刷不净。如别人赋予名义，尚可考虑接受，唯沈鸿英赋予的名义，绝不可轻易承当。

绍竑听了我的分析后，说他志在假借一个名义东下以图发展，并非真诚附骥沈氏。至出处和危险一层，他是不十分重视的。我说，冒险犯难固是青年革命军人的本色，至向外进取的原则，我更是绝对赞成的。不过自中山回广州再度组织革命政府后，对沈鸿英的骄横跋扈已严加制裁，相信不久必定爆发战争。此时只可与沈氏及其左右虚与委蛇，一俟战争白热化，沈军不支之时，即率所部潜入苍梧境内，乘虚袭取梧州，断其归路，而与大元帅府所辖的粤军相呼应，借以沟通粤桂的革命势力。然区区一团人，恐不能完成这一伟大的革命使命，待时机来临，我必派遣一支有力的部队和你一致行动。

绍竑听了，深以为然，并衷心地感激我为他的策划和忠告。而我也颇以黄氏能坦白相告为慰，此实为以后我们统一八桂团结无间的因素。黄氏回容县后，便按照我的忠告，放弃去广东的计划。到3月20日北京政府果然正式任命沈鸿英为广东军务督理。4月10日沈以移防为名，将军队集中新街开秘密会议。到16日，便在新街就任北京政府的广东军务督理职，通电请中山离开广东，战祸遂启。沈军虽得北军方本仁开入北江助战，仍节节败退。到了4月下旬，沈军已全线崩溃，分水陆两路向广西撤退。当粤中战事发动时，黄氏即急电我，报告正率所部向苍梧挺进，请派队伍跟进支持。我即令李石愚率俞作柏、林竹舫、刘志忠等营前往。到6月初，黄将部队集中于梧州上游的戎墟和新地墟。黄氏为探明粤中战况起见，特亲到梧州向邓瑞征请领饷弹。恰巧此时在广州疗养的白崇禧和另一保定同学陈雄也秘密赶回梧州，并携来大元帅孙中山委黄绍竑为“广西讨贼军总指挥”的命令。黄和白、陈会面于他的胞兄仲庵家里，绍竑乃知沈鸿英失利，正在总退却中。现据守肇庆城的沈部黄振邦一旅，已被大元帅府陆、海两军所包围。绍竑知袭击梧州的时机已到，唯实力尚嫌单薄。那时他已骗得军饷若干，答应转回戎墟防地，即通电就第八旅旅长新职。陈雄仍返广州。黄氏偕白崇禧返抵防次后，即亲笔函我，派白崇禧和李石愚两人星夜送到郁林。信中说为预防万一起见，请我再派两营前往，以增强战斗力，完成此一有重大意义的任务。我也认为用兵之道，不可患得患失，逡巡不前，只要认定时机成熟，必须以雷霆万钧之力以争取最后胜利。乃令伍廷飏率所部一营，兼程向梧州进展。这是我和白崇禧初次详谈，他身穿整洁的西服，谈吐彬彬有礼，头脑清楚，见解卓越。他对中山备极推崇，而对大元帅府所属的粤、桂、滇各军则都有不满的批评。唯对梁鸿楷第一军中的第一师李济深所部，却认为人才济济，作风新颖，可引为将来革命的伙伴。我和他彻夜开诚倾谈，论列当前两粤全盘局势。我认为此番袭取梧州，已如探囊取物，无须费多大气力，此后彼此应佯作分道扬镳，以免树大招风，遭人妒忌。并希望他们在梧州方面尽力联络粤中新兴革命势力，励精图治。我则采取内刚外柔策略，暂时和陆荣廷治下各旧势力虚与委蛇，以便养精蓄锐，等待他日彼此分进合击，打成一片。此一决策，只让高级干部三数人知悉，其余则严守秘密，以免偾事。白氏听完我的建议后，表示非常赞成和感动。以后我和白氏共事二十余年，推心置腹，患难与共，虽有人屡次企图分化离间，我二人只一笑置之。世人多有因此形容李、白实为一人，私衷亦觉当之无愧。

黄绍竑此次派白、李赴郁林请兵，实出于俞作柏的阴谋。李石愚回到岑溪时，接俞飞送一信，谓德公左右需人相助，请到郁林后不必再来，前方指挥作战，作柏可以完全负责云。白崇禧偕伍廷飏营行后两日，林竹舫、刘志忠率部到郁林面报，谓李司令动身后，俞即在新地墟集合三营宣布，李司令已回郁林，部队交其指挥。我们不甘随俞叛李归黄，故秘密由间道拔队回来云。林、刘两营长不知此中秘密，而有此误会。幸伍营补上，黄部不至太弱。

白崇禧偕伍廷飏部援军到达，黄即进袭梧州。发动之日，黄部趁黑夜先断绝水路的航运，拂晓时即扫荡沈部外围。到此邓瑞征方如梦中初醒，仓促率残部向信都、贺县逃窜。当黄部攻进梧州市内之时，有沈军收编不久的冯葆初旅早与粤军暗通声气，至是乃布告市民，脱离沈军而独立，并愿与黄绍竑合作，拥护大元帅孙中山。冯氏系一赌徒，善于钻营交际，收编各地游离小部队而归附沈鸿英。冯因与绅商交游甚广，系梧州的地头蛇，自以为有恃无恐，然究难立足于革命阵营，旋被黄绍竑诱至花舫上生擒枪毙。当黄部占领梧州时，粤军先已攻陷肇庆。总指挥魏邦平即统率大军分乘船舰上驶，当日下午蜂拥进入梧州。西江面上，旌旗蔽空，极一时之盛。据云，同来的有粤军第一军军长梁鸿楷，第一师师长李济深，第三师师长郑润琦以及其他将官和中级干部陈铭枢、陈济棠、张发奎、邓演达、蔡廷锴、蒋光鼐、薛岳、严重、黄琪翔、钱大钧、香翰屏、陈诚、李汉魂等数十人。这是两粤革命军人的初次聚会。

随后，广州大元帅府任命李济深为“西江善后督办”，驻节肇庆，设督办行署于梧州。除粤军第一师的一部留驻梧州外，其余粤军都退回广东。李济深是苍梧县人，陆军大学毕业，一向在粤军中任职。才高心细，浑厚忠诚。以桂人而在粤军中久任要职，亦非偶然。李从此常驻梧州，颇能与黄绍竑精诚合作，粤桂双方都赖其作介而融洽无间。

四

自沈鸿英败退桂林，梧州底定，黄绍竑乃正式改编其所部，独树一帜，脱离和我的隶属关系，自组其“广西讨贼军总指挥部”，以白崇禧为参谋长，下辖三团，以俞作柏、伍廷飏、夏威分任团长，共有人枪三千余。渠受有孙大元帅的委任，以讨贼相号召，原可独当一面，无须再受我节制。所以黄绍竑此举颇得我的谅解，也可说是奉我的命令去干的。此时两广情形极为复杂，粤军、桂军畛域之见也很深。前刘震寰受中山委为广西善后督办，桂人竟群起而攻之，称他为“反骨仔”。自治军的兴起就是以“客军”和这批“反骨仔”为攻击目标。1922年冬，滇军杨希闵等奉大元帅之命，取道广西东下讨陈，广西自治军竟误以为客军入境，纷起向滇军袭击。我部当时不明真相，也曾派队配合其他自治军向桂平滇军进攻，后经他们派人解释，误会才归冰释。由此可见自粤桂战后，桂人衔恨客军的一斑。现在黄绍竑以三千人枪，居然敢以“讨贼”自命，和全体桂军为敌，实因我屯大军在郁林，互成掎角，作他的后盾。而我军则仍保持广西陆军第五独立旅的番号，保境安民，和粤军全无关系。广西当局和其他对我虎视眈眈的各地方军首领，虽心怀疑忌，也无辞以胁我；同时我也可假绍竑出面和广东大本营联络，一则可使两粤革命军人互通声气，有事彼此支持；再则可以减少对粤军的顾虑，专心整顿辖区内的军民两政。所以黄绍竑的独树一帜，实是与我互为表里，收相辅相成之效。

然我们的部属不明此理，有时竟妄图非分，致惹起许多误会。其中最错误的一位便是俞作柏。俞作柏是保定军校三期毕业生，我在广东护国第二军任营长时，他在总司令部当副官，郁郁不得志，很想来我营做连长，但苦无缺额。后来林虎直属的游击队蒋琦帮统的营内有连长出缺，我因和蒋琦交情很好，乃力保俞作柏充任连长，这是他带兵的开始。后来蒋琦奉调到新兴进剿李耀汉残部时，俞作柏曾率其全连官兵做“有计划的掳掠”。黄绍竑在其《五十回忆》内所说，林虎第二军中，有鼓励士兵“发洋财”的“某军官”，便是指俞作柏。事为蒋琦所悉，大为震怒，要将俞氏撤职。俞作柏大恐，来向我求情，请向蒋氏缓颊，力陈他是“有计划地劫财归公，胜于任由士兵掳掠”的一套谬论。言下涕泪纵横，状极可怜。在他立誓改过自新后，我乃替他说情，得免撤职。

嗣后蒋琦阵亡，我保荐他升任营长。我率部退入六万大山时，俞作柏也随我入山。那时全军绝粮，情形极为艰苦，俞作柏旧性复发，曾建议我派队下山，向灵山县一带富户“去打一两趟生意”！到了我们下山受编，他又想向当地富户勒派巨款。他的建议虽以开玩笑的方式出之，然我若稍为所动，渠便可乘机去做了。

俞作柏为人野心勃勃，而性喜聚敛。我们自郁林移防贵县时，路劫粤军是俞作柏擅自决定的行动，在贵县乱枪误毙马省长爱妾，也出自他的命令。总之，俞作柏是才过于德，偶可为用，而不可为友。此次他助黄绍竑进攻梧州，原是奉我的命令而去的。在开始进攻的前夕，他忽怂恿李石愚司令回郁林向我报告请示。李刚离新地墟防地不久，俞即专人送函来追李司令。请李回郁林后不必再回苍梧，前方战事他可代办指挥云。原来俞作柏是调虎离山，李司令一去，那数营部队势将归渠掌握。羽毛丰满，大有可为，此间乐不思蜀矣。显然是想和我脱离部属关系。

这消息传出后，我军中愤怒之声四起，众人不知俞作柏所为，竟迁怒于绍竑。他们以为绍竑借我们本钱起家，现在竟然诱出我的部将背叛本军。

关于此事，我倒反能处之泰然。盖我袍泽随我转战数载，艰苦备尝，大家原是患难与共的道义之交。值此省政无主之时，我为数县人民的生命财产的安全，和本军上下袍泽的福利，谬承推戴，忝总师干。我绝无封建时代要求部曲向我个人效忠的腐败观念。凡我同仁，合则留，不合则去，各人原可自作抉择。这样虽为军纪所不容，然三军可以夺帅，匹夫未可夺志，强人所不欲，亦我之所不欲。若处处为我一己打算，恐三军上下早已离心了。由于我本人态度坦然，一时愤愤不平的部属也渐趋宽恕，幸未酿成风波。终使绍竑二度服从节制，组织定桂讨贼联军，奠立日后统一广西的基础。

第十五章　定桂讨贼军之成立与陆荣廷政权之覆灭

一

黄绍竑既据有梧州，广州大元帅府并畀予名义，我留在郁林五属的部队，也已久经整训，可以随时出动作战。于是我和黄绍竑、白崇禧便开始计划次一步的行动。这时盘踞大河一带四五百里之地的陆云高就成为我们注意的对象。陆荣廷返桂时，陆云高不愿重受其节制，乃自南宁移驻于横县、宾阳、桂平、平南一带，嗣又向我索去贵县，因有地盘约六七县。渠有基本部队三团和若干游击队，并有山炮十余尊及铁皮船“大鹏号炮舰”一艘，总共兵力约六千人，配备甚佳，故战斗力颇不弱。

1923年秋季，我遂与黄绍竑约定，自梧州、郁林出动，夹击陆云高。我军出发在抵达桥墟前夕，宣布改称“定桂军”。11月23日，未遭剧烈抵抗即占领贵县。25日复东进围攻桂平，守将营长黄飞虎旋即接受改编为我军营长。这时黄绍竑的讨贼军已自梧州、榕潭、藤县、大安克平南、江口，与我军会师于平南的鹏化。两军都未经剧烈战斗，历时仅两旬，陆云高部便全部瓦解，陆本人率残部千人，自鹏化窜入瑶山，往依桂林沈鸿英。从此，整条西江，自贵县直至广州，完全操于两粤革命军人之手，革命政府声势为之一振。

当我们打通西江之时，在孙总理领导下的国民党，正进行改组，实行联俄容共。俄顾问鲍罗廷于是年10月初抵广州，协助总理改组中国国民党，并筹备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全国党员，包括前同盟会会员、国民党及中华革命党党员，均须履行入党手续。我在桂平时，广州中央和革命军驻梧州将领李济深都派人来约我去梧州会议，并办理入党手续。我当时不明底细，因说我原是同盟会会员，何须再入党呢？后经李济深解释，始知本党此次改组后，一切作风将完全改变。为求本党主义的实现，革命必须彻底，虽老同盟会会员也须重新介绍登记入党。我因此便在梧州，经李济深、陈铭枢二人的介绍，重新登记，加入正在改组中的中国国民党。

在梧州之行后，我遂迁司令部于桂平。这时黄绍竑和我虽已统有整个西江上游，然我们的实力仍甚单薄，质虽优良，量究有限。而这时广州大本营本身复受制于滇、桂诸军，竟至号令不出士敏土厂。黄绍竑虽曾两度去广州，并谒见总理，陈诉我们孤军作战的艰苦，然大本营方面也无力支持我们。这时广西的地方实力是陆荣廷、沈鸿英以及我和黄绍竑，俨然成鼎足之势。然陆、沈二人各有一两万人枪，远非我们的实力所能比拟。所以在羽毛未丰之前，我们只有虚与委蛇，以免遭受压迫。唯绍竑既已旗帜鲜明，号称“讨贼军”，公然与陆、沈为敌；我地据大河上流（桂人俗称浔江曰“大河”），便有缓冲的作用与义务。因此在陆云高部被解决之后，我仍旧须掩护黄绍竑免其遭受陆荣廷的威胁。

陆荣廷虽然找不到攻击我的借口，但是对黄绍竑则口口声声要“讨伐叛逆”。因为梧州扼西江通广东的门户，复为富庶之区，陆氏如能占有梧州，打通自南宁至广东的水路，一则可驾驭全省，二则可伺隙进攻广州，三则可报答北京政府殷切的期望。有此三利，使陆氏向黄绍竑用兵的计划如箭在弦，势所必发，陆氏遂想利用我做前驱，俾渠本人能坐收渔翁之利。

到1924年春初，陆氏果然派代表陈毅伯来桂平和我谈判，要我担任他的“前敌总指挥”，东下“讨伐”黄绍竑，“收复”梧州。此时我应付陆氏的代表殊为不易。我如顿加拒绝，则陆氏可能以此为理由向我用兵，并可能联络沈鸿英向我们夹击。而广州方面，外有东江陈炯明的牵制，内部的滇、桂军又离心离德，自无力助我。我忖度陆氏的策略，认为广西绝不可三雄并立，要统一广西，则必择沈鸿英与我先去其一。他见我力量较小，因选择我和黄绍竑为第一个对象。我如与他决裂，陆氏必联沈以制我，这正是沈鸿英朝夕以求的。所以我当前的抉择，是不到必要时不与陆氏正式决裂。应付的方法，当以政略、战略各项利害说服陆氏，转移目标，以渡此难关。

主意既定，我便告诉陆的代表说：“老帅这项讨黄的战略，本人认为有缜密考虑的必要，并非有所爱于黄某，只是在战略上分析，认为此举是一下策。因梧州为广西通广东的门户，如老帅自信不但有力量收复梧州，且能直捣广州，则应向下游用兵。如老帅志不及此，仅欲收复梧州，则衅端殊未可轻开。一开则不易收拾，势必形成胶着对峙之局。中山援桂的前车不远，老帅宜深思熟虑；再者，老帅身受北京政府的委任，而至今和北京政府的陆路交通尚未沟通，一旦广东交兵失利，则北京政府纵欲援助，也问津无由！老帅若有志于恢复旧日规模，则应谋定而后动，计出万全方可。自古用兵，未闻后顾之忧未除，而能决胜于千里之外的。现老帅的心腹勇将马济和他所率精兵，仍困在湖南，无法返桂，是则老帅本身实力尚不能充分利用，与北方的通路也不能沟通，便想贸然对广东用兵，窃以为不可，愿老帅三思之。”

陆氏的代表将我的意见拍电给陆氏。不久陆氏便回电，仍坚持原议，力促我勉为其难，担任前驱。他并一再申明将韩彩凤、陆福祥两军拨给我指挥，辞意非常坚决。我知其不可以利害动，也只好表示消极不合作的态度。要他的代表按我前议，再拍一电，并声明陆老帅如仍志在必行，则我宁愿撤返郁林，让开大河正面，请老帅另简贤能东征。然老帅兵非义动，计从下策，我不忍桑梓遭劫，且为老帅惋惜。此电去后，孰知回电立至。他电文中说，自前电发出后，曾熟思德邻的建议，深觉筹谋允当，堪称上策。本督办决意往柳、桂一带视察，暂罢东征之议云云。一场风波，至此始告平息。

不久，陆氏果然亲率精锐数千人北上出巡。师次桂林城郊，沈鸿英因曾通电请陆下野，故颇觉尴尬，托病避免与陆晤面，而将所部撤离桂林七八十里，互不相犯。谁知陆氏入城后，加意绥抚商民，声称马济已领得大批械弹，不日即率部回桂林。这消息一出，沈氏极感不安。马济原为沈鸿英的死对头，马如回桂林，渠将无容身之地，乃挥军星夜疾进，将桂林城合围，竭力猛攻。陆氏部众虽出击数次，都未能得手，似有坐以待毙之势。陆氏情急，只得檄调后方各军前来桂林解围，并乞援于湘军赵恒惕。然沈鸿英向称剽悍，陆氏自南宁、柳州一带所调援军，如陆福祥等又各为保存实力，不愿力战，都不能迫近桂林城区。赵恒惕所派的湘军叶琪、李品仙两旅只在黄沙河边境佯作声援。即马济所部三团，也只能进至兴安，距桂林尚有七十里。因此，桂林被围竟达三月之久而不能解。双方鏖战至为激烈，死伤惨重。沈军曾一度将城墙炸裂，然为守将韩彩凤击退，不得入城。直至5月间，经北京政府派人调解，双方乃开始媾和息兵。沈氏答应解围，陆氏也答应率师西返，仍将桂林让予沈鸿英。

这时黄绍竑和我可说是坐山观虎斗。正当陆、沈相持的紧要关头，忽闻双方开始媾和。和议如成，则广西仍是三分之局，说不定陆、沈还要合而谋我。我便电约黄绍竑来桂平密议，欲趁其和议未成之时，进行讨伐。但是当时我们决定不应先讨沈，而是先讨陆。就道义说，我们应先讨沈，因沈氏为人反复无常，久为两粤人民所共弃，对他大张挞伐，定可一快人心。

至于陆荣廷，我们对他实诸多不忍。陆氏治桂十年，虽无功可言，也无大过。民国成立以来，举国扰攘，而广西得以粗安实赖有他。至于陆的作风陈腐，思想落伍，这是时代进步使然，非渠个人之咎。再者，陆氏出身微贱，颇知民间疾苦。渠因未受正式教育，时萌自卑之感，故处世治民，反而有畏天命、畏人言的旧道德。这一点且非后来假革命之名、行殃民之实的新式官僚所能比拟。是以广西一般人士，对陆氏尚无多大恶感。吾人如舍罪大恶极的沈鸿英不问，而向陆老帅兴问罪之师，心头难免不安。

然就政略和战略来说，若我们备请陆氏下野息兵，实是事易举而势易行。因陆氏在桂林被困三月，已气息奄奄，后方空虚，部队解体，他如下野，则其所部可以传檄而定。陆氏一倒，三分广西，我有其二，则沈鸿英便易对付。我辈此时如舍陆而讨沈，其后果将不堪收拾。因沈氏的力量此时正如日中天，非可一击即败。且此时讨沈无异替陆荣廷解围，纵令我们能将沈军消灭，我军牺牲必大，陆氏反可收拾残部，起而谋我。因此，为两粤乃至中国革命势力前途着想，我们只有先行对付陆氏。

二

先陆后沈的决策既定，便部署进行定桂讨贼。两军兵力合计约有一万人，粮饷来源的根据地共有十五县。在我治下的有郁林、北流、陆川、博白、兴业、贵县、桂平、武宣、来宾等九县。绍竑分治的则有苍梧、藤县、容县、岑溪、平南、信都等六县。两军旗号则沿用旧军方式，以主帅姓字书于旗帜之中。定桂军用黑边红心方形旗帜，中书黑地“李”字；讨贼军则用白边红心方形旗帜，中书黑地“黄”字。

经黄、白和我三人详细讨论后，我们决定分两路出兵讨陆。这时陆氏部队尚有一万多人，分据数十县，所幸群龙无首，各自为战，我们可以集中力量个别击破。部署既定，我们乃于1924年5月间将两军主力集中于桂平、贵县附近，分两路前进。一路由我亲自指挥，包括定桂军李石愚部和讨贼军伍廷飏、夏威、蔡振云所部，乘船溯江而上，直迫南宁。另一路由白崇禧指挥，包括定桂军何武、钟祖培和讨贼军俞作柏各部，自贵县出宾阳、上林一带，转向武鸣，最后往南宁会师。黄绍竑则统率其余各部，留驻梧州，作为策应。

部署已定，师行在即，黄绍竑乃开始在梧州封船，以供军运。南宁方面已有所闻。这时陆荣廷的南宁留守是林俊廷督办。林氏得报后，即拍电来问我说，风闻大河下游军运频繁，似有图攻南宁模样，但他本人不相信此事，因为他一向认为我是好人，绝不会乘人之危，进攻南宁。所以他想来贵县和我一谈，以息谣诼。我接电后颇觉为难。最后我还是复他一电，欢迎他来一叙。同时去电梧州，通知黄绍竑。电出不久，林氏即率兵一连，乘轮至贵县晤我。

林氏到后，我便招待他在县署内住下。这是我初次和林氏见面。林为一忠厚长者，烟瘾甚大。我便在他的烟榻上作竟夕谈，颇为投机。这时黄绍竑的复电亦到，他要我把林俊廷看管起来。我看过了，便塞进衣袋中，因为我觉得把这位老先生拘押起来是徒招恶名而于事无补的。我决定仍以礼待他，并于翌日送他上船回邕。

行前，林俊廷告诉我说：“外面人都说你们要攻打南宁，但我知道你是个忠厚人，绝不会与陆老帅为难的。你看，我来了不是证明了谣言全是不可信的吗？”他诚恳地说出这样天真的话来，使我颇觉难过。

林氏去后，我们各路大军随即出动。我并于5月23日领衔发出通电，请陆荣廷下野。原电如下：

（衔略）我省人心厌乱，而陆、沈又起交哄，桂林一带被兵之地，死亡枕藉，饿殍载道，重以河道梗塞，商业停滞，相持愈久，受祸愈深。以我省残碎之余，宁堪一摘再摘？刻柳州、平乐业为沈军占据，田南各属亦曾相继失陷，桂局已成瓦解之势。窃思陆公干卿以胜国遗将之资，丁辛亥光复之会，因绵旧绩，遂掌我省军权，以此把持民政。民五以还，武力外张，地位益固，乃干公治桂十稔，成绩毫无。以言军政，则不事练兵；以言民政，则任用私人；以言财政，则滥发纸币；余如教育、实业诸政，无一不呈退化之象。日图武力侵略，开罪邻省，召客军之凭陵，贻桑梓以浩劫。迨客军已退，赧颜复出，谬膺善后督办之职，既纵容部属虐杀议员故吏，复攘夺政柄迫走林公莆田；倒行逆施，罔图晚盖。夫自民一至民十，实干公全盛时期，尚不能有所展布，乃欲于丧败之后，收拾余烬，借整边营私，恢复其前此之势力，虽爱者亦知其不济矣。自大妄为，于个人则有身败名裂之虞，于省民则益水深火热之痛，干公何心而忍出此？宗仁对于干公夙抱崇敬老成之见，然不敢姑息爱人以误干公，尤不敢阿好徇私以负大局。除电恳干公克日下野外，特联合友军倡议出师，以扫除省政革新之障碍，奠定桂局。关于善后事宜及建设问题，当尊重全省人民之意志。谨电布臆，幸垂明教。定桂军总指挥李宗仁叩。漾。

通电发出之后，联军遂分水陆两路向邕宁所属地区分进合击。6月25日，我亲自指挥的左翼军兵不血刃即占领南宁。由白崇禧指挥的右翼军于扫荡宾阳、迁江、上林之敌后，即向左回旋向武鸣进击，也未遭遇激烈抵抗，遂会师南宁。此时桂林战事在湘军赵恒惕调解之下，沈军已撤围，陆氏见大势已去，乃只身入湘。直至9月间，左右两江残部和由桂林窜回柳、庆的谭浩明、韩彩凤等残部约五六千人也先后被我军消灭，陆氏乃通电下野赴沪，结束了他在广西十余年的统治。

三

我军会师南宁后，困难问题也接着发生，因广西全省经历兵燹，百废待举。掌握省政，正增加了我们的责任和义务。此外军事方面也险象毕露，陆氏残部的零星抵抗仍随处皆是，雄踞东北半省的沈鸿英尤虎视眈眈，而我军因胜利过速，难免骄纵，内部组织的弱点顿现。因为黄绍竑的部队自脱离我自树一帜之后，发展极速，此时已羽毛丰满，不期然自成一系统。他的部曲都野心勃勃，大有使绍竑黄袍加身之概。传说俞作柏曾向黄、白秘密建议将“定桂军”缴械，庶几“讨贼军”能完全独立。此讯一出，定桂军各将领大愤，第二纵队司令何武甚至主张和讨贼军火并。但我竭力掌握所部，不使有越轨行动，同时向来陈诉的部下解释，绝无此事。我说：“我绝不相信黄、白两人会贸然出此下策。如果他们觉得有我在，他们不易做事，我可立刻引退，让他们两人完全负责，成功不必在我。为广西以及整个国族的前途着想，纵我不干，我仍希望你们完全服从黄、白二人的指挥，也如服从我一样，以完成统一广西的任务。”我虽然苦口婆心地解说，而两军嫌隙已见，相互戒备，情势颇为严重，黄氏那时尚在梧州，我遂发电催他克日来邕，共商善后之策。

绍竑来后，也觉情势严重，值此敌人环伺之时，我们稍有不慎，必蹈昔日太平军诸王内讧瓦解的覆辙。我因和黄氏议定统一军令、政令的全盘计划，各事粗有眉目，黄氏乃在其指挥部内设宴，招待两军官长。席间，黄氏起立发言，声明组织“定桂讨贼联军总司令部”，统一指挥。他并说明他原是我的部将，前次自容县开往梧州自成一军，乃是有计划的一时权宜之策，今番组织联军司令部，不过是归还建制，重新服从我的领导。所以他以部属资格推我为联军总指挥，他任副指挥，绝对服从我的命令。说毕，他举杯率在席诸将领，全体起立向我敬酒，大家共干一杯。饮毕，绍竑仍擎杯在手，向诸将宣誓说：“今后我们将领，誓当一心一德，服从李总指挥的领导，如有口是心非、三心二意的，当如此杯！”说毕，他便将酒杯摔于地上，跌得粉碎。全场肃静无哗，空气颇为肃穆。

绍竑坐下后，我遂起立致简短训词。以八桂人民乃至全国同胞多少年来均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外有帝国主义的压迫，内有军阀的混战。拯人民于倒悬，救国族于危亡，我辈青年革命军人责无旁贷。现我袍泽既上下一心，当矢勤矢勇，以救国救民为职志。而复兴国族，当自统一广西始。革命大业，肇基于此。本人不揣德薄，愿率诸君共赴之。言毕，阖座均极感动而兴奋。大家酒酣耳热，尽欢而散。

次日，“定桂讨贼联军总司令部”遂在南宁旧督军署正式成立。当时的编制如下：

联军总指挥　李宗仁

　　副总指挥　黄绍竑

　　总参谋长兼前敌总指挥　白崇禧

定桂军总指挥　李宗仁（兼）

　　参谋长　黄旭初

　　第一纵队司令　李石愚　第二纵队司令　何　武

　　第三纵队司令　钟祖培　第四纵队司令　刘权中

　　第五纵队司令　何中权　第六纵队司令　韦肇隆

讨贼军总指挥　黄绍竑（兼）

　　参谋长　白崇禧（兼）

　　第一纵队司令　俞作柏　第二纵队司令　伍廷飏

　　第三纵队司令　夏威　第四纵队司令　蔡振云

　　第五纵队司令　吕焕炎

　　第一游击司令　马夏军　第二游击司令　何正明

　　第三游击司令　黄桂丹　第四游击司令　陈智辉

　　第五游击司令　封辅军　第六游击司令　卢文驹

军事得到适当安排之后，我们一面派队分途赴左右江的龙州、百色绥抚陆荣廷的旧部，同时筹划政治的建设。当我军进占南宁时，北京政府所委的省长张其锽（1923年6月22日到任）自然无形解职。张氏是我桂林小同乡，进士出身。他们张府更是世代显宦，在乡间筑有高楼大厦。我年幼时，看他们张家真是高高在上，显赫之至。此时他见到我，便说：“你们来了也好。”不久，他就离开南宁回北京去报命。我前去送行，张说他希望沿途无事，我担保他平安通过。张说：“马省长不是半途被劫，几乎丧命？”我说：“马省长是匹夫怀璧，他遇到危险是因为他带了一营卫队。你现在出境，只一仆一担，不会有人注意你的。”张氏始觉释然，取道龙州、安南而去。

我们既占有省会，即有统一全省政令的必要。广西，也可说是全国，在1912年以后，便在军人统治之下。我们既是革命军人，作风应有异于往昔。我因决定以广西为全国倡，力行军民分治。乃和黄绍竑、白崇禧会商军民分治的办法。我说：“省长一职，我绝不自兼，我并希望你们两位也不作此想。庶几广西可为全国首倡，军民分治，使政治纳入常轨。我们革命军人，应有革命军人的新作风。”

黄、白两人也深以我言为然。但是随即发生省长人选的问题。那时我曾想从广西的国会议员中推举一人来担任，但黄、白二人都反对。因为他们以前在保定读书，对广西的国会议员在北京的所作所为知之甚详。他们对这批政客极其反感，此议遂寝。几经磋商之后，我们乃决定推举广西省议会议长张一气氏来担任省长。我们尚在求学时代，即常从报上看到省议会和陆荣廷争省预算的消息。陆氏当时是炙手可热，而省议会居然能在张一气领导之下为广西人民争取减轻负担，实属难能。所以我们觉得张氏众望允孚，足以表率全省。

张氏这时正避居香港，我们因去电请其驾返南宁一叙。张氏旋即返抵邕宁。当我们说明请他回桂的用意后，张氏大为惊讶。他以旧时代的眼光来看，认为此事简直不可思议。江山既是我们打的，哪有拱手让他做省长之理？后来他见我们三人俱十分诚恳，才勉强答应下来。为使他安心整理省政起见，我们且担保他从省级到县级有全部人事任免之权，我们不荐任何人充当任何职位。

这一项新设施和新作风，不特为当时全国所未有，便是中国历史上也少见。我们之所以能毅然做到，实是青年人的一股向善之心和革命的热忱使然。谁知“文章不与政事同”，一般人所向往的政治大道理，说来甚易，施行起来则有意想不到的困难。我前在郁林实行民选县长时，已深深体验到此，而张氏所遇困难，又为一例。按常理来说，张氏有我们全力支持，应可大胆从事兴革，然他竟至一筹莫展。

原来张氏所委的县长多为渠昔日省议会内的同事和教育界的朋友。这些人在县长任内，有时因个人渎职，须撤职查办。有时因地方士绅与其为难，致政令无法推行，须调省另有任用。不意他们往往不听调度，有的已经撤职，仍抗不交代，并指摘张氏不念过去同事之谊。此种情形，一月之内竟有数起，使得张氏捉襟见肘。到了1925年春，滇唐军队入桂，进驻南宁，张省长便杳然离去，广西遂陷入无政府状态。直到南宁收复后，9月间，才由黄绍竑组成民政公署恢复省政机构。

四

在军政双方的整理稍有头绪之后，我们遂决定下一步统一广西的战略。这时陆系健将韩彩凤仍屯兵柳、庆一带，意图伺机规复。右江方面，只自治军刘日福部有人枪三千已接受收编，仍令驻于百色。蒙仁潜、陆福祥各有人枪两千，盘踞都安、那马一带，窥伺南宁。龙州方面有李绍英、谭浩清、谭浩澄三部，各有人枪千余。都有待肃清。

为对付这些残余势力，我将所部分为三路，分头进剿。右路由我和白崇禧亲自指挥夏威、伍廷飏、何武、钟祖培、韦肇隆等部，并约沈鸿英军夹击韩彩凤。中路令俞作柏和蔡振云向武鸣进发，肃清那马、都安的敌军。左路令胡宗铎总参议指挥吕焕炎、刘权中等，溯左江而上，直捣龙州。

当我军进围柳州时，我们便得到沈军方面复电，派参谋长邓瑞征前来离柳州九十里的大塘会晤，时在8月11日或12日。当我和白崇禧乘肩舆至大塘时，邓氏已率卫士百余人先到数小时，视察该地形势。双方会谈数小时，白崇禧长于辞令，我遂让白君和邓君详谈，我则未多发言。最后，邓君表示韩彩凤是彼我的共同敌人，愿派兵前来会剿。

会后，邓氏返桂林沈军防地，我和白氏即向柳州进发。柳州城垣虽坚，据以待援则可，孤军死守则不可；韩彩凤知不可守，早于8月11日退出柳州。我军即于同日进驻城垣，向北追击。然韩军主力谭占荣、黄日高、邓定邦等有人枪三千余，配备和训练俱佳；加以韩氏又系本地人，所部都是他的子弟兵，地利人和，两得其便。韩军退出柳州后，据守上雷一带，与我决战。我军乃由白崇禧指挥，于柳城上雷之间正面进攻韩军，我本人则率两营，由柳州出发攻其侧背。

韩彩凤是当时广西能战之将，十分剽悍。我军则因白崇禧初次指挥，部将不服调度，几致发生意外。因我军第二纵队司令何武，原系学兵营出身，初充炮兵排长，以射击准确，骁勇善战，积功累迁至营长，曾随我避入六万大山。当我军改编为粤桂边防军第三路时，他受任为第二支队司令，直至此时。何君为人正直爽快，忠诚可靠，然毕竟学识有限，加以骄傲性成，有时难免不识大体。此次讨韩之役，我调他受白崇禧指挥时，他便不大愿意。因当时我国军中风气轻视参谋人员。何武以其本人身经百战，功劳赫赫，自以为可独当一面，今反受白崇禧指挥，便觉心有不甘。在部队出发之前，何武来问我：“总指挥要我受白崇禧指挥吗？”言下颇有愤愤不平之意。我正色告诉他说：“白崇禧是当今一位初露头角的军事家，你必须服从他的指挥，这是军令！”

此次上雷之役，韩彩凤亲握大旗，号令全军冲锋肉搏，两军呼声震天，战况空前惨烈。我军阵地几次被其突破。白乃亲赴前线督战。当军情紧急之时，白氏调总预备队增援，但一部分由何武掌握的部队却不听调遣。

幸而这时我所率的两营正威胁敌人的侧背，另有沈军两营前来观战。韩军见腹背受敌，遂开始溃退，我军乘势追击，敌人遂全线崩溃，我军乃克复上雷、大浦、沙浦一带。韩军残部分途退往庆远、融县，我军跟踪击破，克庆远城，守将韩彩凤之兄韩彩龙巷战时被击毙。韩彩凤率残部数百人逃入湘黔边境，我军遂班师凯旋。

其后我们在柳州检讨此次战役的得失，发现何武不听调遣的事。我特地郑重询问白崇禧关于此事的始末。白以何武随我有年，出生入死，忠心耿耿，不愿使我为难，故不肯明言。经我一再追问，白君见我态度坚定，方吞吞吐吐说出。并说，毕竟我们已打了胜仗，此事也不算严重，不必追究了。我说：“在我看来，此事甚为严重。军令如山，焉有大敌当前，而敢违令之理。何武不听你的命令，就等于不听我的命令。我如知而不办，以后命令将无法贯彻，我一定要彻查重办！”同时我也认为何武的军职只能到此为止。其人思想落伍，爱好享受，仍是旧式军人的一套作风，不能长进，将来难免不再偾事，故决心将其撤职，以肃军纪。

我因而着人将何武找来，告诉他说：“这次作战，我已查出你不听命令。按照军法，这种重大情节的过失是犯死罪的。现在我要撤你的职，希望你准备交代。”何武说：“总指挥，事情有这样严重吗？”他的意思是怪我不念他相从多年，遽忍出此！我说：“你看过《三国演义》，当知道‘诸葛亮挥泪斩马谡’的故事。我们的私交是私交，军令是军令。我如徇私不办，将来无法维系军令。你这次必须撤职。”何武说：“那我就回家种田去！”我说：“我们革命军人解甲归农也是很正当的归宿。以后仍希望你常常和我通讯。”

我随即将何武明令撤职。何武办了交代，便回昭平乡间务农去了。此事传出之后，全军震动，上下将士均服我大公无私、赏罚严明的态度。

当韩彩凤被击溃之时，中路我军进展也很迅速。除陆福祥在那马附近一度顽抗之外，右江一带旋即削平。刘日福所部两团早已归我军收编，其本人则受委为定桂军第一独立旅旅长。林俊廷率所部三千人也已退入广东钦州。陆福祥负伤逃入安南，所部两团亦表示愿意受编。蒙仁潜逃入黔桂边境。我右、中两路军遂均班师回防。而将柳州地盘让予沈鸿英，以免其向我捣乱。

左路我军也于8月初进入龙州，二谭未作抵抗便遁往安南，左路战事遂告结束。溯自我军5月兴师，未及半载，以区区八千子弟，竟将陆荣廷所部两万余人悉数消灭。陆氏在桂十余年的经营，至是遂连根拔去，广西境内乃形成我军与沈鸿英两雄对峙的局面。

第十六章　拒唐和讨沈

一

当我们在广西将陆荣廷残部解决时，混乱的北方政局，也起了新的变化。1924年直奉战后，曹、吴势力在华北瓦解。一向主张联张制吴的孙中山先生也于1924年11月北上入京。行前曾有电约我和黄绍竑赴广州一行。同时并明令将“定桂讨贼联军总指挥部”取消，改组为“广西全省绥靖督办公署”。委我为督办，黄绍竑为会办。下辖两军，第一军军长由我自兼，第二军军长由黄绍竑兼任，白崇禧则任督办公署参谋长。两军的编制略如下：

广西全省绥靖督办公署督办　李宗仁

　　　　　　　　　会　办　黄绍竑

　　　　　　　　　参谋长　白崇禧

　　　　警卫第一团团长　郭凤岗　第二团团长　陶钧

　　第一军军长　李宗仁（兼）

　　　　参谋长　黄旭初

　　　　第一纵队司令官　李石愚

　　　　第二纵队司令官　陆　超

　　　　第三纵队司令官　钟祖培

　　　　第四纵队司令官　刘权中

　　　　第五纵队司令官　何中权

　　　　第六纵队司令官　韦肇隆

　　　　统领　封高英

　　　　第一独立旅旅长　刘日福

　　第二军军长　黄绍竑（兼）

　　　　参谋长　白崇禧（兼）

　　　　第一纵队司令官　俞作柏

　　　　第二纵队司令官　伍廷飏

　　　　第三纵队司令官　夏威

　　　　第四纵队司令官　蔡振云

　　　　第五纵队司令官　吕焕炎

　　　　第六纵队司令官　罗浩忠

　　　　边防第一司令　徐启明

　　　　边防第二司令　龙得云

　　　　游击司令　马夏军　何正明　陈秀华　卢文驹

　　　　　　　　　余志芳　封辅军　陈先觉

　　　　统领　黄桂丹　岑孟达

　　　　支队司令　陈济桓

此时西南局势也极为不稳。在中山离粤之前，广州已岌岌可危。陈炯明部虎踞东江，有随时回师粤垣的可能。盘踞羊城附郭一带的滇军杨希闵、桂军刘震寰等则把持税收，恣意搜刮，对中山的命令阳奉阴违。其他拥护中山的湘军、粤军也都离理想甚远。粤南钦、廉、高、雷一带的邓本殷和申葆藩早已垂涎广州。即距离稍远的军阀如沈鸿英、唐继尧也莫不有志于广东。这些人都持中山革命大旗而舞之，时叛时服。而最为腹心之患的，便是驻在广州的滇、桂两军及商团。所以中山虽名为大元帅，而号令却不出大元帅府所在的士敏土厂。

滇军将领范石生曾经告诉我当时广州的情形。范说，杨、刘税收到手，向来不发给士兵。有时官兵闹饷，他们便说：“你们有枪还怕没有饷？”那时滇军将领都有烟癖。范石生说：“有时我们正在烟榻上吸烟，忽然部属来报告说‘大元帅来了’。我们便放下烟枪，走出去迎接大元帅，回到烟榻房间坐下，请问大元帅来此有何指示。如果是谭延闿或胡汉民来访，我们就从烟榻坐起，请他们坐下商谈。有时蒋介石也来，我们在烟榻上继续抽鸦片，连坐也不坐起来的。”他说得津津有味，我听到却无限心酸。

范石生所说的，也系实情。大元帅府全部工作人员，因政府财源无着，有时甚至无米为炊。那时蒋先生在黄埔做军官学校校长，艰难的情形也相同。因此中山一度有意放弃广州，移大元帅府于韶关，以免受制于这些假革命的军阀。所以我和黄绍竑的名义虽由大元帅所给予，但我们始终未获一枪一弹或一分一毫的接济。事实上，我们的督办公署的实力和场面也非空虚的大元帅府所能比拟。

1924年冬中山离粤后，广东情形更糟。因中山北上后不久即患癌症，消息传来，西南各野心家都蠢蠢思动。原来中山先生虽无实力，然究为缔造民国的元勋，声威所及，犹足以慑服国人，至少在表面上尚为若干地方军阀所拥戴。如果中山一旦溘然长逝，则群龙无首，野心家势必竞争中山的衣钵，谋为南中国的首领。

先是，中山决定北上时，曾指派大元帅府秘书长胡汉民为“代帅”。然汉民先生一介书生，无拳无勇，声望又不足以服众，其处境的困难自不待述。在这种情况之下，唯一有资望有实力、足以承继中山的名位的，便是云南的唐继尧。唐继尧为云南东川人，日本士官学校毕业。袁氏当国时，唐继尧继蔡锷为云南都督，后以云南起义，反对帝制的首功，为国人所钦仰。嗣任军务院抚军长，代行总统职权，俨然是护国运动时期的中国元首。唐氏素来自命不凡，自刻图章曰“东亚大陆主人”，志大言夸，雄心勃勃。护法之役，中山当选为军政府大元帅，继尧被选为元帅，名位仅次于中山。其后军政府改为七总裁制，继尧竟和中山并驾齐驱同为总裁。1923年春间，陈炯明被逐出穗，中山重组大元帅府时，曾请唐氏为副元帅，继尧居然不就。在他想来，论名位渠原与中山并肩，论实力则渠远在中山之上。他那时名义上拥有滇、黔、川三省地盘（实际只有滇、黔两省），有精兵十余万，所以不愿屈居中山之下。

如今中山病危，南中国一时无主，唐继尧不禁食指大动。盖中山如死，南方便无人再足以驾凌唐氏。论资望，论实力，孙死唐继，实是天经地义。

所以正当中山病笃之时，唐氏忽然通电就副元帅之职，并拟自滇、黔两省派三路大军，假道广西，前往广州视事。

那时驻在广州的滇、桂各军，对唐氏都表欢迎。桂军总司令刘震寰且亲往昆明促驾。其他的地方实力派如桂林的沈鸿英，东江的陈炯明，盘踞钦、廉、高、雷一带的邓本殷、申葆藩都暗中向唐氏输诚，表示一致拥戴。

不过唐氏大军入粤，广西的西江水路实为必经之途。然这条咽喉孔道则在我军控制之下，我如果和他人一样输诚拥唐，则号称十万的滇军，不出一月便可越境抵达广州。我们若和唐氏龃龉，则必首当其冲，遭受攻击。因此我们如为个人利害着想，盱衡全局，似应和唐氏妥协。但我一再考虑，对唐氏的为人和作风，实感深恶痛绝。因唐氏封建思想极为浓厚，他的卫士号称“佽飞军”，着古罗马的武士装，手持长枪大戟。每逢唐氏接见重要僚属或贵宾时，他的“佽飞军”数百人，在五华山联军总司令部内排成层层的仪仗队，旌旗招展，盔甲鲜明，传帅令，开中门。唐氏本人则着戎装大礼服，踞坐于大厅正中的高高矗起的黄缎椅上，威仪显赫，侍卫如林。想古罗马帝王接见大臣的仪式，恐亦不过如是。

如果这样一位封建怪物，率大军进入广州当起大元帅来，恐怕正在改革中的国民党和正在滋长中的中国共产党，以及一切工农运动、黄埔军校，乃至蒋先生等一干人物和鲍罗廷、加伦等势必被一锅煮去；什么革命、民众运动、北伐等，将全成画饼无疑。

当时唯一足以为唐氏障碍的便是我们。但是我们在广西的力量和唐氏比真是螳臂当车。所以唐氏也料定我们不敢说半个不字。为使我们平易就范，唐继尧不惜威胁利诱一时俱来。早在1924年冬，唐氏即派一代表文俊逸前来南宁和我们接洽，可见唐氏的东来，早有预定计划。文君为保定军校毕业，和黄绍竑、白崇禧以及我们军中若干将校都有同窗之谊。文君到南宁后，住在最华贵的“南宁酒店”，挥金如土，竟摆出令人作呕的钦差大臣的气派。并携有大批名贵礼物，分赠熟识将领，与我方高级军政人员酬应无虚夕，气势颇有咄咄逼人之概。

文君来拜访我时，即传述“联帅”意旨。文君说联帅不久即去广东就任副元帅之职。联帅抵穗后，当和西南各省军政首要拟订北伐大计。并已缮具委任状交其带来，委我和黄绍竑各任军长之职。倘若同意，唐氏允送云南鸦片烟土四百万两（约值七百万元）以为酬庸。一俟烟土运到南宁，希望我们便通电就职，以昭信守。联帅并表示此次大军取道广西入粤，因为广西是一贫瘠省份，渠无意干预省政；沈鸿英虽派使节表示竭诚拥护，但沈究系绿林出身，难当大任，故广西省政设施，一切照旧等语。文君更以“四校同学”之谊劝我说，联帅东来，势在必行，我们如踌躇不决，或妄图反抗，均属无益。言下大有“有平西王的典例在，唯执事实利图之”之概。

我听了他这番话之后，觉得唐氏十分可鄙。唐平时的生活方式和封建作风，我早已有所闻，其滇军以往在川黔横征暴敛的情形，路谤犹在。况且昔日中山先生委他为副席，居然不就，今趁中山抱病北上之际，忽然就职。用意所在，昭然若揭。倘一旦唐氏野心得遂，为祸之烈，将不知伊于胡底！因此我便告诉文君说：“值此中山北上之际，唐总司令忽欲率大军赴粤，恐难免不招致物议；况两粤久苦兵燹，民困待苏。唐总司令既有意北伐，何不径在昆明召开军事会议，然后分道北伐，又何必劳师远戍，前往广东？如此则北伐未成，内讧已起，为国为民，均属下策，本人实不敢苟同，盼为复电，代达鄙意。”

文某见我辞色俱厉，不敢多言，只唯唯诺诺说：“当遵督办之意，拍电联帅，俟有回音，再来谒见。”遂索然告辞。

文某去后，我以此事关系重大，乃飞电梧州黄绍竑速来南宁会商大计，并先召集在南宁的高级干部密议。会上，我首先痛斥唐继尧的封建与腐化；继述其趁中山北上，图谋攫夺本党领导权的不仁不义，我们断难听任其野心得逞。说了遂分请到会各人各抒己见，不必隐讳。

我首请参谋长白崇禧发表意见。白参谋长对我批评唐氏的话完全同意，至于如何应付唐氏，他感觉兹事体大，不愿轻做主张。以下将官发言最多的是俞作柏。俞作柏主张纵令我们不受唐氏委任，可否先取得他的四百万两烟土后，然后决裂。因为本军饷糈支绌，七八百万元的巨款，对我军实有莫大的裨益。其他将领有赞同俞的意见的，也有反对的，莫衷一是，会议无结果而散。所幸黄绍竑已在来邕途中，我拟俟黄氏到后，再开会决定我们或迎或拒的大计。

不料刚过四天，这位文代表又来见我，说已奉到联帅的复电，接着就把唐继尧的电报高声朗诵给我听。大意是说：本帅大计已定，师行在途，未便中止，仰该代表即转饬李宗仁、黄绍竑知照等语。电文十分傲慢，似乎我们已经是他的囊中之物一般。而这位文代表更是神气活现，说一口极重的云南土音，开口联帅，闭口联帅，力促我毋庸迟疑，迅速表示态度，拥戴“联帅”，以免引起干戈，做无谓的牺牲。同时，他说四百万两烟土已在运桂途中，并将电报交我阅看。

这时我为正义感所驱使，深觉头可断，志不可辱。我如再和他敷衍，必然夜长梦多，足以动摇军心而偾大事，不如以快刀斩乱麻的手段，立刻和他摊牌。当文某还在说他的联帅、联帅之时，我顿时把桌子一拍，骂道：“什么联帅、联帅，唐继尧这东西，趁中山北上，企图趁火打劫，不仁不义，到了极点。一个封建军阀，不自度德量力，不知悔过，居然想承继做大元帅，还想拖我们革命军人和他同流合污，实属无耻之尤……”语毕，我立刻招呼副官，把这姓文的代表拘押起来。

这时，文代表已吓得面如土色，浑身战栗，跪到地下哀求说：“自古两国用兵，不斩来使，还请督办饶恕我吧。”我对他坦白地说：“我们谊属四校同学，并且这事也非你之过，我绝不加罪于你。不过你既是军阀唐继尧的代表，今后你在南宁是不能有行动自由的。”语毕，副官便带了卫兵数名，把文某押回南宁酒店看管起来。这一来，整个南宁都为之震动。因为文某初来之时，气派十足，谁知昨日的座上客，今朝忽为阶下囚，外界不知底细，街头巷尾，议论纷纷。

文某被扣押的当日下午，总值日官忽来报告说：“广州大元帅府胡代帅有代表来见。”我闻报便招呼“请进”，同时即自办公室走到会客室的门口，以表示欢迎。那位代表正由总值日官陪同，向我迎面走来，距我尚有数丈之地。大概副官已告诉他我就是李督办，所以他一见我便笑逐颜开，高举双手，大声说：“李督办，我这次来，不辱君命！不辱君命！”热情洋溢，大有不胜雀跃之概。

这位代表名董福开，是江西人，携有胡汉民给我的亲笔信前来看我。他到南宁已有好几天，也住在南宁酒店，但是只开了一间三等房间。他看到唐继尧代表文某那一股仆从如云、往来冠盖不绝于途的“钦差大臣”气派，以为我们已接受唐继尧的委任，故而不敢暴露身份。今晨忽然见到文某房前站着卫兵，被看管了起来，不免喜出望外，立刻到督办署来看我。

据董君说，此次胡代帅原拟请林森（子超）先生为代表前来看我的，但是林子超先生殊觉为难。他告诉胡代帅说，此次去南宁的目的是要稳定李氏，使不受唐继尧的诱惑。然欲李拒唐，无异以卵击石，我们如要强人所难，至少应予李督办等以相当接济，才能要人家去牺牲。今日我们不特无一枪一弹的接济，即少数犒赏款项也无法筹措。我一人空头跑去，于情于理，俱有不合。因此子超先生不愿担这个任务。

胡代帅不得已，才改派董君。董君也是同盟会老同志，追随总理有年。据董君说，那时大元帅府同人伙食都成问题，他动身前夕，旅费尚无着落，最后胡汉民向私人借了两百元，才能让他成行。然胡代帅以中央对我们无丝毫接济，故不好意思明白地要求我们做“螳臂当车”式的牺牲。所以在胡氏致我的亲笔长信中，只将当前局势及总理的革命理论阐扬一番，并将宵小想趁火打劫的困难环境，作概括的诉苦，并征询我对时局的意见，希望有所条陈。

董先生到南宁后，原拟悄悄住下，如事不可为，他便打算潜返粤垣。谁知出其意料之外，他的使命竟然全部完成，其喜可知。

我们谈话之间，董君对我的断然拒绝唐氏，不计今后成败的魄力与作风，佩服得五体投地。当时我之所以断然出此，多半是出于青年军人的血性，尤其是受到中山先生革命理论的熏陶使然。一心只觉得唐继尧作风下流，不仁不义，非和他拼一下不可，结果如何，却未遑计及。嗣后事隔多年，回想当年情状，也觉不寒而栗。

后来在1949年，我从南京撤退，迁国府于广州时，董福开先生也自江西故乡避乱到粤，曾来看我。谈及当年情形犹如昨日，而三十年来，国家变乱如斯，彼此相对有不胜欷歔之感。

在文代表被拘押的翌日，黄绍竑才由梧州赶到。他一见到我便说：“德公，你这次祸闯大了。”我便说明拘押文某的必要，以及骗其烟土再行决裂的危险性。黄说：“事已至此，我们只有决定如何对付唐继尧吧。”

当晚我们便举行了一个重要的军事会议，讨论今后军事部署的问题。我们的判断是纵使唐继尧倾巢东犯，各项作战准备和行军所需时间至少尚有一两个月，才能抵达南宁和柳州。趁这空隙，我们应当全力讨伐沈鸿英，必要时，不妨将左右江地区和省会南宁放弃，以便集中兵力讨沈，讨平了沈氏，再回师用全力抵抗唐军。

孰知事有巧合，在文某被拘一星期之内，沈鸿英忽然自桂林用“建国桂军总司令”名义，向各县政府暨各法团发出通电，大意是“本总司令不日出巡视察各地民情，仰各知照，不得误会”等语。事实上，他就是以出巡为借口，指挥大军出发，向我们进攻。

沈氏固早与唐继尧有联络，伺机谋我，但是他何以未等滇军到达，便先期单独向我用兵呢？其主因是在于他的轻敌。沈军向称剽悍，纵横数省，未尝铩羽，自然对我们有轻视之心。再者，他希望在滇军入境之前，将我军击破，“先入关者为王”，以免滇军入境时反客为主，觊觎广西的地盘。殊不知他倾巢而出，也正符合我们各个击破的原则，我们实求之不得。

双方即都已准备用兵，黄绍竑、白崇禧遂立即回梧，和西江善后督办李济深取得联络，计划分进合击沈军。南宁方面，我令伍廷飏率兵两营守城，如唐军进迫，则撤出南宁以避其锋。敌进我退，敌停我扰，勿与敌正面作战，待我军消灭了沈鸿英，再回师拒唐。

部署既定，我便将桂西可用的部队悉数东调，我本人也于1925年1月中旬自南宁移驻桂平。

二

我移驻桂平不久，黄绍竑、白崇禧已和粤军第一师师长兼西江督办李济深决定进攻沈鸿英的计划。1月29日，黄、白二人遂乘轮来到桂平向我报告他们的全部战略计划。

他们所决定的计划，大致是以摧毁沈鸿英老巢为第一要务。据他们的判断，沈的老巢是在贺县、八步一带。沈于该地设有大规模的修械厂和炼锡厂。沈军精锐的一部，由其子沈荣光统率，也驻于该处。在他们三人的估计，沈氏此次用兵，必自其老巢南下，志在夺取梧州。因此我方的对策，当以梧州为轴心，调夏威纵队联合粤军旅长陈济棠所部，自信都攻击贺县、八步，直捣沈军根据地。另一路则由白崇禧指挥蔡振云、俞作柏、陆超、吕焕炎、钟祖培等纵队和郭凤岗的第一独立团，集中江口，自蒙江、平南向蒙山北上，攻击平乐、荔浦，进窥桂林。至于大河上游，他们的计划是只留少数兵力，固守桂平和南宁。

黄、白二人报告完后，我立即表示不赞成他们的计划。我的看法是，沈氏之志不在夺取梧州。因梧州下通广东，路线太长，沈氏纵能夺得梧州，也无力进攻广东，况梧州四面受敌，得了不易守。故沈氏的意图，当着重在大河中游，志在腰斩我军，使我首尾不能相顾。不意绍竑性急，无心多听我的辩论。他说他们三人已一致同意，只等我首肯，便立即开始攻击；此时不能顾虑太多，且师行在途，若重行部署，殊非易事。他和白氏都要克日东返指挥部队，已没有时间再从长考虑。

我因此一计划为他们三人所共同决定，如我坚持不可，可能引起分歧，反使议论未定，兵已渡河；然如照他们的计划而行，则败亡立至。所以当日下午黄、白决定回航之时，我乃强留白氏多住一刻。因黄返梧州，航程较远，白去平南，数小时可达。我们会议完毕已是晚上9时，白君返抵平南，将是半夜，所以我请他多盘桓几小时，待午夜开船，在船上睡眠一宵，翌晨抵平南，便可挥师出发。因此，黄氏先行，白崇禧遂留下和我再谈。

在这一段时间内，我便平心静气地将目前敌我态势分析一番，并指出他们战略上的严重错误。在我看来，沈氏趁我们和滇唐决裂时，对我先行用兵，其理由不外有二端：第一，沈氏断定我有滇唐大敌当前，军心必已动摇，不堪一击。第二，沈氏深恐滇军削平我军之后，盘踞不去，则为患更大，故借滇军的声势作呼应，一举而灭我军，唐继尧遂失其盘踞广西的借口，而沈鸿英则可囊括全省，南面称孤。

因此据我的判断，其主力必在柳江一带，意在南下桂平，截断大河，使我首尾不能相顾，渠便可左右开弓，借重东来的唐军的声势，以疾风扫落叶的姿态，肃清大河上游，在滇军入境之前，便可将我军残部悉数收编。然后顺流东下，不特可以占领梧州，甚至可以分兵直下广东，报粤军的旧怨。所以我军应付的策略，在迅速捕捉其主力而歼灭之，不在争一城、夺一地。我们如仅以捣沈氏的老巢为功，而听任其主力入据大河，则我辈危亡立见。最后我强调说，值此千钧一发的关头，我们的战略不容有丝毫错误，否则必致前功尽弃。兵法云：“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倘用兵而如盲人骑瞎马，未有不偾事的。谈到这里，我主张立即将作战计划重新修正，以贺县、平乐、柳州三处为第一期作战目标，将我军分成三路御敌，使得首尾易于兼顾。得手之后，再会师进攻桂林，这样部署，更可防止沈、唐两军合流，实为至上之策。白氏静听我分析之后，即鼓掌赞成我的计划，并主张立即照此计划重新部署，他悟性的敏捷和果决的气魄，实非常人所能及。白氏并问我说：“季宽在这里时，你为何不详细分析给他听？”

我说：“你们三人决定的计划，究系多数的意见，我未便以一己之意来否决。再者，季宽那时自信力很强，事又繁忙，心情已极烦躁，不可能平心静气地听我对事理作客观的分析，我多说了必易引起辩论，愈辩论则其主观愈强，而事理愈不明。所以我等宵深夜静，和你煮茗而谈，头脑清醒，才可事半而功倍。”

白氏说：“事不宜迟，我们现在立即遵照你的计划，全盘重行部署。季宽、任潮那面，由我负责去电说明。江口、平南方面各纵队，即用电话改调至武宣集中……”因此，我们的一夕之谈，竟把我们讨沈的战略全部变更。这一重大的改变，也只有白崇禧有这气魄和才智可以做到。

当我们的命令发出之后，立将以平乐为目标的第二路改由俞作柏指挥。白前敌指挥官则兼第三路指挥以柳州为目标。部署既定，白氏即率卫士三四十人，和纵队司令官钟祖培率士兵一连，乘轮船循柳河上驶，于午夜向武宣进发。我也于翌日（30日）率独立营乘轮跟进。

白崇禧、钟祖培一行官兵二百余人于30日正午到达武宣。此地有我部游击统领朱为鉁率部四百人驻防，朱部为收编地方军组成的，训练和装备都很差，毫无作战能力。白崇禧等到武宣后，深恐大战即将爆发，便往四郊侦察地形，拟凭险设防。

我们今日回想当年作战情形，真如儿戏。敌我两军都无谍报人员，敌人行动全凭判断或道路传闻。我前夕向白崇禧说敌人主力在柳州一带，也仅是个人臆断，并无情报作根据，故白氏到武宣后，初亦不知是否真有大股敌人取此路南下。

孰知正当他们在察看地形时，忽然发现敌军漫山遍野而来，人数有数千之众。白氏知是沈军进犯，乃急令士兵就原地卧下，并放列两挺重机关枪向敌人射击。沈军也蜂拥而来，顿时展开一场血战。双方正坚持间，不料另一股敌军约二三百人从柳江的左岸利用河边荫蔽地形，绕到白氏等的左侧背，向我军包围，情势危急达于极点。白氏乃命士兵边打边退，一挺重机枪座的三脚架在仓促中竟至不能带走，为敌掳获，狼狈情形，可见一斑。白氏因左脚不良于行，几至被俘，幸官兵虽伤亡十余名，尚能勇敢冲破敌人的包围圈，撤入武宣城内，闭门坚守，以待援军。此种危险情况，完全由于朱为鉁疏忽不负责任所致，当时我们如有正规部队驻在武宣，当不致有此危急场面出现。

这时进犯敌军为沈军师长邓瑞征、邓佑文两师，共一万人左右。其作战目标系奉沈鸿英之命，南下袭击桂平。当他们发现白崇禧竟被围于武宣城内，随从不过一两百人，原驻防部队又不堪作战，大喜过望，乃立刻将武宣城合围。这时候敌军如趁守军立脚未稳，蚁附爬城，则白崇禧必被生擒无疑。然沈军原既缺乏训练，行军竟日，疲惫不堪，同时认为白氏已成瓮中之鳖，无处可逃，遂在城郊息下，埋锅造饭。想候三军饱餐后，一鼓作气，爬城活捉白崇禧。

这时白崇禧正在城上率众布置防务，忽闻城外鸡鸣犬吠猪叫的声音，乱作一团。白氏知道这是敌人正在捕捉牲畜，预备午餐的信号，因悬重赏，挑选敢死队百余人，待沈军饭菜正熟、举箸用膳时，突将东西两门敞开，敢死队鸣枪呐喊，分两路奋勇冲出。沈军丢下饭碗，慌忙应战，混乱不堪，大军数千人，竟被百余名敢死队冲得七零八落，后退了十里，才能立足。我军俘获敌人五十余名，枪百余支，遂又退入城内固守待援。敌人受此挫折，当夜不敢反攻，白氏提心吊胆地渡过一夜难关。

当白氏在武宣城郊和敌接仗时，我正率一独立营乘轮自柳江上驶。是日下午5时，才到离武宣约三十里、位于柳江右岸的拦马村，有村民数十人招手呼喊，我船乃靠向岸边。这时我忽于岸上人丛中发现前陆小同学李澜柱，乃招呼李君上船，询问上游军事情况。李澜柱说，今天中午，武宣北门外五六里曾发生战事。我军旋即回城中固守，不久枪声又大作，似曾发生巷战。据传沈军已被击退，这是乡民的报告等语。我根据这一情报，判断沈军的行动，果如所料。其主力企图沿柳江两岸东进，攻我桂平，截断大河交通的目的已甚显明。幸而我军已改变作战计划，否则全局不堪设想了。这时我预料武宣城兵力虽微不足道，然城垣必仍在我军掌握之中。因武宣如果失陷，至少也有败兵乘船顺流东下。武宣既有白氏镇守，我大可放心，此时前去也无多大作用。目下当务之急，莫过于迅速掌握西进的我军，以便部署向敌人反击。我估计由江口一带向武宣西进各纵队的先头部队，明日中午以前定可到达由东乡通武宣的大道上，乃决心上岸向东乡、武宣间的新墟进发（新墟离武宣城约四十里）。翌日拂晓前，我所率独立营便抵达新墟。天亮后，由江口西进的钟祖培等纵队，果然如期陆续到达，此时并得探报，敌人已自武宣退至二塘，构筑防御工事，准备和我军鏖战。我遂和白崇禧取得联络，决定是日下午2时，向二塘之敌展开总攻击。我将主力配备于右翼，以将敌人压迫至柳江的左岸而歼灭之。此时我军已有六千之众，乃全线展开，向敌施行总攻击。敌人也不甘示弱，全线跃出战壕反扑。两军冲锋肉搏，杀声震天，战斗的激烈为前所未有。我和白崇禧都亲冒炮火，在最前线指挥督战，全军见了，都奋不顾身，前仆后继，和敌人搏斗。双方屡进屡退，形成拉锯战。正值难解难分之际，幸我军李石愚纵队由贵县赶至二塘，威胁敌人的右翼，并隔河吹号呐喊射击助战。敌人见我有援军赶到，恐被截断归路，顿时心虚，阵线开始动摇，彼怯我勇，全军乘势猛攻，敌人遂全线崩溃，自二塘窜往黄茅。我军尾追不舍，敌人乃渡江退入石龙。我军也追入石龙，敌人主力遂退守柳州。然两邓所部已溃不成军，柳州旦夕可下。我因和白崇禧在黄茅商议，不如趁此时声东击西，使李石愚纵队衔尾佯攻柳州，吸引敌人注意力。而将主力东调，全军携带数日干粮，由我和白氏亲自统率，自象县、修仁瑶山边缘，越三排、四排，循崎岖山路，直奔桂林的南乡。这时沈军正为我第一路军陈济棠部所败，贺县已为我军占领。第二路俞作柏所部也攻占蒙山。沈军前线失利，惊耗频传。不数日，忽闻我军已迫近桂林，直似从天而降。沈氏初闻，尚不信我军进攻有这样迅速，乃着人“再探”，其情形恰似“空城计”中的诸葛亮。“三探”之后，消息证实我军已越过良丰墟，离桂林仅三十里地。今非昔比，我人非但不像司马懿被空城吓退，反而挥军向桂林急进，沈鸿英大惧，乃匆忙北遁。行前曾约集桂林绅商话别，沈说：“我沈鸿英十余年来，带兵数万，横行桂、湘、赣、粤四省，谁亦莫奈我何，初不料今日竟败于几个排长出身的小子之手。”言下大有“此天之亡我，非战之罪也”的气概。

沈氏既遁，我军乃于2月23日夜克复桂林。

那时滇军范石生部已自广东抵桂平增援拒唐，我和白崇禧乃联袂南旋，准备和石生晤面，留吕焕炎纵队留守桂林，并以侯砺霜为桂林善后办事处处长。侯系我陆小同学，后在保定军官学校毕业。孰知我们去后不久，二邓竟收拾残部三四千人，逆袭桂林，侯、吕两人疏于防范，桂林再行沦陷。我闻报即派白崇禧到柳州抽调军队，赶赴桂林，进行兜剿以固根本。沈军不敢恋战，我军乃于4月10日再度收复桂林，唯此时沈军残部仍有三四千人，退守西乡的金竹坳（临桂县、古化县交界处的山区。古化后改称百寿），伺机和入境的滇军相呼应，再行出扰。

白崇禧跟踪追击，见金竹坳为一系列的大山，道路崎岖，进兵扫荡不易，乃散布谣言，谓一俟滇军入境，大军即行南撤，并将我军从山口墟前线向两江墟方面撤退，而潜伏于两翼间的丘陵地带，以诱沈军出击。沈军果然中计，下山渡河进驻两江墟，正图跟踪追击。而白崇禧已兵分三路向两江墟突击，围而歼之。沈军指挥官知已中计，仓皇撤退。适值山洪暴发，两江河水骤涨，浮桥被洪水冲断，沈军无路可逃，被击毙二百余人，溺毙更多，被俘凡七百余人。时为4月24日。自此役以后，这一路沈军残部一蹶不振。沈鸿英至是一败涂地，个人四处藏匿，我军画影图形，悬赏缉捉。然沈氏究系土匪出身的地头蛇，躲藏甚密，我们遂也舍之不问。

事隔一年，正当我们准备北伐期间，西江有一客轮下驶，刚过三水，直航香港之时，船上人丛中，忽有一彪形大汉站起来，把胸脯一拍，大声说道：“老子就是沈鸿英，谁人不知，哪个不晓。哼！不怕你李宗仁、黄绍竑如何凶狠，还有白崇禧会用计谋，画影图形捕捉老子，老子还是跑了！哈哈！”的确，全船数百乘客，哪个不知道这位绿林大盗出身的沈总司令。全船哄然，一时传为趣事。

后来我们猜测，沈鸿英大概藏匿在贺县姑婆山，化装从怀集经四会到三水，溜上轮船，躲入舱底，船过三水之后，便不再靠岸，直航香港。沈氏躲藏了一年，一旦重获自由好不高兴，情不自禁地显出其绿林好汉的本色来。沈氏后来在香港置产甚丰，并建一巨宅，号曰“将军第”，因北京政府曾给以“将军”头衔之故。1929年我在武汉失败后，寓居香港，沈氏曾有意来拜会，我为避免时人误会，婉辞却之，所以我和沈氏终未晤面。

第十七章　讨唐两大战役————昆仑关和沙埔之战

一

正当我们讨伐沈鸿英军情紧急之时，唐继尧所部号称“建国军”的滇黔两省部队约六万余人，浩荡东进。唐军侵桂计划果不出我所料，系分三路而来。第一路由唐继尧的胞弟唐继虞任总指挥，自贵州的东南边境侵入三江、融县，以柳州为进攻目标。第二路由龙云任总指挥，自滇东的广南经百色东犯，以南宁为攻击目标。第三路由胡若愚任总指挥，由滇南的富州侵入镇边、靖西，经养利、同正，会攻南宁。

这三路滇军的总兵力超过我军数倍。来势的凶猛，真是上吞日月，下撼山河。他们的兵力和人事编制略如下表：

甲　第一路总指挥兼第一军军长　唐继虞

第二十二、二十三混成两旅兼第一梯团　李家勋

警卫第一混成团　张光宗

警卫二、三两团　万、张两支队

宪兵队　袁嘉谋

随扈队　魏嘉猷

挺进军司令　罗建

卫生队、弹药连、工兵营、军乐队

兵站监　林正森

近卫军司令官　王洁修

第三混成旅　何世雄

第五团团长　何错章

补充三团团长　谭宗敏

第二十混成旅　景世奎

独立营

第二十四团

警卫营及机、炮、卫、弹各军队

第一路前敌总指挥兼第十军军长　张汝翼

第四混成旅孙渡所属第十七团团长　曹发高

第十七混成旅马荃所属第十六团

第十八混成旅林丽山所属第二十团

第十九混成旅田钟毅所属第二十七团

第二十四混成旅

补充一团　欧阳好洁

独立混成团　俞沛英

骑、炮、机、卫生、弹药各队

第一路前敌指挥官　吴学显

第八混成旅杨友棠所属第二十一团

第二十一混成旅禹发起所属第二十八团

第二十二团　皮中和

第二十三团　钱秉珍

炮、机、卫、弹各队

第七军总司令官　刘显潜

第一、二、三纵队及边防补充各团

警卫营及机、炮、宪各兵队

计人数二万五千，枪约一万三千余支。

乙　第二路总指挥兼第五军军长　龙云

第一混成旅卢汉所属一、二两团

第十混成旅孟友闻所属十三、十四两团

第二混成旅朱旭所属三、四两团

第九混成旅张冲所属七、八两团

第十一混成旅张凤香所属补充二团及十九两团

警卫营及机、炮、宪各兵队

计人数二万五千余，枪约一万五千余支。

丙　第三路总指挥兼第二军军长　胡若愚

第五混成旅杨瑞昌所属九、十两团

第六混成旅徐维光所属十一、十二两团

第七混成旅欧阳永昌所属十五、十八两团

警卫大队　胡柳溪

计人数约万余，枪余千余支。

滇军人数虽众，然因滇、桂、黔三省边区多属崇山峻岭，道路崎岖，人烟稀少，数万大军一时俱发，殊难齐头并进。加以滇军饷糈多赖鸦片烟维持，沿途销售鸦片，尤妨碍行军速度。据说唐继虞即有数百万两烟土，随军携带，因候沪、汉一带商人前来贩运，致耽搁行军日程，使我们有充分的时间击溃沈鸿英，复能从容部署内线作战，各个击破入侵的滇军。

三路滇军之中，以龙云一路入桂最早。当我讨沈军进入桂林时，龙云所部于同日占领南宁。我守军伍廷飏部按预定计划于2月23日退出南宁，逐步背进，撤往宾阳，取不决战的监视姿态。敌如进至宾阳，即向迁江撤退。敌如跟踪至迁江，我军即退守红水河左岸。至此即不再撤退，以防龙云与其第一路滇军会合。

龙云占领南宁之后，前锋于3月间越过昆仑关，占领高田，逼近宾阳。这时我们讨沈军事已粗告结束，乃回师进攻龙云。这时正是中山先生逝世之后，西南人心浮动。唐继尧已于中山逝世后第六日（3月18日）自昆明发出通电，以副元帅名义代行大元帅职权，号令西南。广州大元帅府也由胡代帅发出通电，申讨唐继尧，并已先遣驻粤滇军范石生部入桂增援我军。

范石生部万余人，原属顾品珍系统。1920年顾氏驻防川南时，四川实力派利用“川人治川”口号，逼顾氏回云南。顾氏返滇后，竟将唐继尧驱逐，自做其云南王。翌年，中山号召西南各省出师北伐，顾氏为减轻云南军费负担，遂拨两个军东下附义，就食广东，石生所部即其中之一军。1922年春，唐继尧东山再起，顾品珍战死。范石生始终反唐，乃趁唐氏东侵之际，请缨援桂，企图和我军合力击败龙云，乘机返滇。

范军于3月11日自梧州开往贵县。范氏所部滇军约万余人，不为不多，唯全军上下皆有烟癖，军纪极坏，训练毫无。沿途强买强卖，闹得梧州、贵县一带鸡犬不宁，商民甚至罢市相抗。

5月初我在桂平和范石生初次见面，范本人也是好人，豪爽可亲。他的参谋长杨蓁甚为精明强干。我一见面便很不客气地规劝他们说：“你们这种军队，怎么能打回云南呢？”范说：“积习难除，以后要痛加改革。”杨蓁笑着说：“我们是土匪军，范石生是大土匪头，我就是二土匪头！”

嗣后，杨蓁果然认真地改革滇军，戒除鸦片，整饬军纪。据说因操之过急，受部下之忌，竟为一旅长所枪杀。也有人说，是范石生恐其尾大不掉，授意部下杀的。不知何说为是，然凶手竟逍遥法外，则是事实。总之，杨氏之死，实为范部滇军一大损失。

当我们在桂平聚晤时，范石生说：“我们对唐总应有一正式文件发出，以表明我们的立场。”我说：“你可草一通电，由我们会衔发出。”范喜文墨，自称为范增的后裔，刻有“军中一范”的图章。此次通电由范亲自执笔，由我领衔于5月9日发出。这时白崇禧适自桂林赶回，黄绍竑的名由白代签。原电如次：

（衔略）去岁曹、吴未灭，我大元帅孙公以北伐讨贼为职志，东撤惠、博之围，予陈炯明以自新；西颁副元帅之命，予唐继尧以振拔。陈既负固东江，不自悔悟；唐复按兵滇境，严拒宠命。及至曹、吴覆灭，我大元帅简从北上，号召和平，为国忧劳，以致薨逝。正举国地裂山崩、痛悼哀毁之际，唐继尧乃敢妄冀非分，擅自称尊，出兵邕、龙，图占桂、粤，希冀颠覆我革命政府，捣乱我西南和平。凡有人心，莫不发指眦裂。本月9日，奉读谭、杨、许、程诸公三日通电，殷殷于继续大元帅遗志，努力革命工作，并力辟唐假借名义，祸国叛党。足征整饬纪纲，义正词严，宗仁等不敏，誓当督饬滇桂子弟，力从诸公之后，为拥护吾党主义，先驱杀贼，海枯石烂，此志不渝。仅布区区，诸为亮察。李宗仁、黄绍竑、白崇禧、范石生、杨蓁同叩。

这时的作战部署是我军担任正面和右翼，范军担任左翼。5月9日的通电发出后，我军遂循贵宾大道向高田进逼。预料敌人必退守昆仑关，据险顽抗。昆仑关号称天险，宋将狄青即以昆仑关一战而垂名史册。范军此时则自贵县过横县，经甘棠墟向敌人右侧背迂回，以助我军进攻昆仑关。

这时，我军除伍廷飏部外，俱系自讨沈战场上急调来的。俞作柏纵队系自平乐、荔浦回师，由平南、江口，集中于桂平一带。刘权中、韦肇隆、钟祖培、陆超四纵队，系由桂、柳两战场调来的。各军星夜赴援，衔枚疾走，喘息未定，遂于昆仑关前，面临我军在广西省内作战以来最强大的敌人。

这次战役，不论地形对我如何不利，我军也只能有进无退。因一战而败，则数万滇军，三路东进，势必顺流而下，直迫广东，则革命根据地必被摧毁无遗。而我党数十年来革命成果，势将全付东流，中国前途将不可复问了。

心知此役关系重大，我乃亲赴前线，日夜指挥。我军参与此役的共六个纵队，约七八千人。我首调钟祖培、俞作柏两个纵队担任正面攻击；陆超、刘权中两纵队则向右翼延伸，以包抄敌军左翼；伍廷飏、韦肇隆两纵队则留为总预备队。我军左翼则留待范部滇军前来担任。

部署既定，我军遂于5月16日向昆仑关进攻。我本人也亲临前线指挥。将士见主帅也在前线，都奋不顾身，爬山仰攻。唯此地岩壁耸峭，山高路险，易守难攻。我军血战一昼夜，死伤千余人，仍不见左翼友军加入战斗。我遂调韦、伍总预备队加入战斗，向左翼延伸。全军奋勇冲杀，滇军不支，前敌总指挥卢汉弃关而逃。滇军遗尸遍野，死伤两千余人。我军跟踪尾追，滇军复于八塘凭险顽抗。我军又与之血战一昼夜，敌人仍退守七塘，再退至五塘，仍图顽抗，我军再度将其击破。所谓五塘、八塘，乃驿站的旧称。往时商旅自南宁出发，每十里便有一驿站，可资休息。第一站叫幺塘，第二站叫二塘，余依次类推。故五塘、八塘，即是离南宁五十里及八十里的小镇。敌人连败之余已不敢野战，遂退入邕垣，闭门死守待援，我军遂将南宁合围。唯龙军虽死伤数千，守军仍有两万余人，且南宁城墙坚实，我军又无重炮，一时难以攻克。我遂下令将南宁重重包围，以饿困滇军。此役敌人抵抗的顽强和我军攻击的勇猛，都为前所未见，战场上死尸枕藉。

唯此次战斗延长至四五天之久，转战百余里，始终未见范石生部前来左翼参战。当时既没有电话，更没有无线电可资联络，军中侦察也始终未见友军，实令我万分惊讶。

我在五塘整整等了两天，至5月24日才见范石生和他的参谋长杨蓁各乘四人绿呢大轿一顶，姗姗而来。他们的轿子是在广州定制的，极为华丽舒适。石生一见我，便露出很难为情的微笑，并滑稽地说：“敌人跑得太快了，我的烂部队偏偏又走得太慢些。辛苦了贵军，请即收队休息，由我们来接替。”石生并要杨蓁立刻写信给龙云，劝龙率部投诚，大家一齐返滇，改革本省政治，而杨蓁要等鸦片抽足才能动笔。

忆范石生当初誓师白马，奉命入粤驱陈时，是何等的声威赫赫，今番何以散漫幼稚到此程度呢？真使我百思不得其解。直至第二天，我们才见范军的先遣部队，零零落落，不成队伍地经过五塘，向三塘、二塘集中；拖泥带水，毫无蓬勃之气。范军受鸦片之害太大了。时人讥刺滇军说，他们每个官兵都带着两支枪，一为钢枪，另一则为烟枪。加以他们在广东驻扎很久，搜括有力，囊中富足，这种贪婪怕死的部队，自然就谈不到作战了。

二

范石生到五塘不久，黄绍竑也自梧州赶到，我们三人乃会商破敌之策。我们认为最有效的方法，莫外二端：一是攻坚，硬行爬城；另一是久困，将南宁重重包围，使其弹尽粮绝，不战自溃。

就在这时，我忽接到柳州方面告急的电报。原来唐继虞率领的滇军第一路，已由贵州侵入广西，我边境守军蔡振云纵队因寡不敌众，正逐渐南撤。敌人进据长安，有直捣柳州之势，柳州守将李石愚遂来电告急。

我为布置柳州防卫战，乃将南宁围城工作交黄、范二人担任。并将我军各纵队除五纵队外，悉数抽调，星夜开往柳州增援。同时自柳州调收编沈军的邓竹林、罗浩忠两部约三千人至南宁，以补其不足。我本人则自五塘退往八塘，部署援柳战事。

我军大部分撤围后，龙云见有机可乘，乃悬重赏，遴选敢死队，出城突击我军。广西军阀残余谭浩澄乃自告奋勇，请为前驱。谭浩澄为谭浩明之弟，原系我在将校讲习所中教过的学生。那时他仅十八九岁，以一哨官头衔，在将校讲习所受训。此次受命为敢死队总指挥，率健卒千余人，每人发烟土二十两，饭饱烟足，一声呐喊，从东、北两门冲了出来。杀声震天，弹如雨下。围城的范军措手不及，竟被冲得七零八落，仓皇后撤。我闻讯急调俞作柏部赶回救援，由黄绍竑亲自指挥，和滇军在城外大河两岸，演了一阵捉迷藏，卒将谭浩澄击毙，其敢死队亦蒙重创。滇军遂缩入城内，不再蠢动。这时黄绍竑忽然病倒，乘船返梧州就医。我不得已，乃长驻八塘附近的思陇墟，一面策划援柳的部署，一面指挥围困南宁的战事。胡若愚所率滇军第三路也突入南宁和龙云会合。我们为诱使滇军出城野战，曾将在东北方的围城部队撤去，使网开两面，任其出瓮，然滇军多不敢出，而与我军胶着相持。这时柳州方面的战事已十分激烈，守将李石愚竟于前线指挥作战时阵亡。李石愚，广西兴业人，桂林干部学堂毕业。初在林虎护国第六军十三团任营长，护法之役，调充副官长。1919年退休归农。其后，随我至六万大山，任支队司令。为人豪爽有侠气，骁勇善战。讨陆、讨沈，无役不与，威名赫赫，劳苦功高。不意于广西将告统一之时，竟于柳州殉职。

柳州告急之时，我既分身不得，白崇禧、黄绍竑二人乃分别自桂林、梧州赶往前线指挥，围攻柳州之敌为唐继虞的前敌指挥官吴学显所部，约七八千人。绍竑抵柳后，乃亲率新近赶到增援的钟祖培、陆超、刘权中、韦肇隆、吕焕炎等纵队，向滇军出击。滇军不支后退，两军遂相持于沙埔。6月4日，白崇禧也率夏威纵队、郭凤岗第一警卫团各部，自桂林赶到增援，遂与敌展开激战。此役双方参战的都在万人以上，战况十分激烈。敌军背水为阵，退路浮桥为我炮兵轰断。在我军一再冲杀之后，敌军被逼向河边，泅渡不得，溺毙者凡六七百人。血战一日，敌军死伤两千余人，被俘的也有两千余；乃将唐继虞入桂的主力一击惨败。敌胆已寒，唐继虞和龙云合股的希望遂彻底破灭，而滇军被各个击破的命运，遂不可避免了。兹将沙埔战役之后，白崇禧向我报捷的电文附录于后：

（衔略）长安方面之敌，被我军在沙埔围击，缴获步枪二千六百支，大炮三门，水机关枪两挺，俘虏二千二百余名，溺水死者六七百人，其总指挥王洁修、旅长何世雄、团长何玉章均被溺死。其余官长，自团、营以下，均完全俘虏，无一漏网者。现唐部所存部队，只有警卫军千余人，及由柳败溃之吴学显部千余人，合共沈鸿英部，最多不过四千余人。查沙埔彼我两军战斗时，沈鸿英率残部合吴学显部已到太平，意欲前来沙埔救援，适沙埔之敌完全扑灭，遂连夜退窜大良、潭头一带。现时长安空虚，进退维谷，我军日内即向长安方面攻击前进，扫清残敌。已经电令桂林徐司令启明率领所部前来古化方面，协同梁华山、曾军伟司令袭击长安滇军后方，以期一网打尽。徐司令到达古化后，梁、曾两司令归徐司令指挥。滇军辎重烟土三百余担均在长安，无路可逃，夺获甚易。白崇禧鱼叩。

沙埔大捷之后，我军复跟踪追至庆远。经数度激烈战斗，俘获唐军数千，器械无算。侵桂唐继虞所部，至是已溃不成军，于6月底经桂黔边境退回云南，沿途为广西民团踞险截杀，残部所剩不多。

是时龙云在南宁尚不知唐继虞已溃败，仍株守孤城，妄图和唐部会合，作最后的奋斗。我们遂就俘虏中择两三百人送入南宁城，去告知龙云滇军在柳州一带溃败的情形，使龙云知事不可为而自动撤退。传龙云性情殊暴，竟认为他们接受我方愚弄，意欲动摇军心而悉数枪决。我们不得已，又从俘虏中选旅长二员和士兵五百余名再送入南宁，至是龙云才信唐继虞确已惨败。此时南宁城中，粮弹缺乏，疫病流行，且广州方面响应唐继尧入粤的刘震寰、杨希闵、蒋光亮等部队，都在此时覆灭。龙氏知困守南宁无益，乃于7月7日夜间，放弃南宁，渡河向左江方面逃窜。

当龙军渡左江支流黑水河时，我军本可按原定计划，趁其半渡击之，孰知我追击指挥官俞作柏于7月8日进入南宁之后，竟忙于委派税收人员，耽搁两天；龙、胡两路滇军遂得安全渡过，向靖西、镇边窜回富州。7月10日，范石生因急于回滇，乃自那龙、百色进入广南。讵知俞作柏到雷平之后，即径赴龙州，未能和范军呼应，以致范军孤军深入，其部队又不能作战，竟被唐继尧派出的援军和龙、胡两部杀得大败，遂又撤回百色。其后北伐，范部改编为独立师，东下入粤，驻防南雄。

广西至7月22日，敌人溃退回滇后，终于完成统一的局面。

第十八章　统一后之广西

一

1925年秋，广西统一，陆、沈残余部队除林俊廷两千余人逃往钦、廉依附邓本殷外，都已次第肃清。此时全省虽在大兵之后，疮痍满目，毕竟烽烟已息，盗贼日少，人民可以安居乐业，形成小康之局。

然此时广东的局面则仍在风雨飘摇之中，外有东江陈炯明、南路邓本殷和北路熊克武的窥伺，内有党、政、军派别各异的明争暗斗，情势险危，岌岌不可终日。先是，1925年春初陈炯明趁中山病危之时，向广州反攻，革命政府被迫誓师作第一次的东征；尚未顺利完成任务，而中山已逝。那时盘踞广州的桂军总司令刘震寰及滇军总司令杨希闵、军长蒋光亮等，竟公开表示欢迎唐继尧入粤。刘氏并早秘密去滇，向唐氏促驾。革命政府明知杨、刘异动的企图，然苦无力制裁。

当我们于5月9日在贵县正式通电讨唐之后，唐继尧知我不为其威胁利诱所屈服，遂公然以副元帅名义于5月12日任命刘震寰为广西军务督办兼省长。这时杨希闵则潜赴香港，一面勾结帝国主义，一面暗中活动，唆使广东商民团体电请段执政派渠为广东军务督办，和刘震寰相颉颃，因此逆迹昭著，路人皆知。

当我们讨沈拒唐战事正在捷报频传之时，想着刘、杨盘踞广州，勾结唐氏，实为我中央政府腹心之患。庆父不除，鲁难未已。我们乃一再密电中央诸领袖，要求剪除刘、杨，我并允于必要时抽调劲旅入粤助战。这时广东第一次东征已克复潮、汕。广州中央各领袖胡汉民、廖仲恺等，迭获我们的建议之后，朱培德、廖仲恺便去汕头和粤军总司令许崇智、参谋长兼黄埔军校校长蒋中正开秘密会议，湘军总司令谭延闿也都派代表参加。会中一致同意我们的主张，乃决意暂时放弃潮汕，回师省垣，消灭杨、刘。6月10日战事遂在广州近郊发生，刘、杨所部两万余人悉数被缴械改编。心腹大患既除，中央所在地才稍得稳定。1925年7月1日，大元帅府乃正式改组为国民政府。采委员合议制，以汪兆铭、胡汉民、孙科、许崇智、伍朝枢、徐谦、张继、谭延闿、戴传贤、林森、张人杰、程潜、廖仲恺、古应芬、朱培德、于右任等十六人为委员。并推定汪兆铭为主席，许崇智为军事部长，胡汉民为外交部长，廖仲恺为财政部长。

国民政府成立之后，内部政潮的起伏和外围敌人的窥伺初未稍息。8月20日廖仲恺竟被奸徒行刺殒命，中央的有力领袖利用这惨案排除异己，株连极多。至9月底，前代帅胡汉民、前粤军总司令许崇智都先后被迫离粤。于是东江陈炯明乘机再度进犯广州，盘踞粤南八属的邓本殷随即响应，企图东西夹攻广州，声势汹汹，不可一世。自四川南来广东就食的川军熊克武部也进驻粤北的连山、阳山一带，和陈炯明暗相勾结，图谋不轨。中央既四面受敌，乃不得已而发动二次东征，以蒋中正为总指挥，进剿陈炯明；同时檄调我军赴湘粤边境截击熊克武部川军。

熊克武，四川人，也是同盟会中的老革命党员，曾任四川军务督办，拥众数万人。1924年熊氏在川政争失败被逐出省，东下就食湘西，原隶中山麾下，继续为革命效力。1925年夏季熊乃率师进驻粤北，渠本人并亲往粤垣和大本营商洽，我军也以友军待他，未与他为难。讵知熊氏曾暗通陈炯明，至粤后事发，被扣留。时熊部川军尚有万余人，中央应付力量不足，乃电调我军出省解决熊部，遂由白崇禧任总指挥，率师分三路出省：蔡振云纵队由桂林出连山；钟祖培、夏威两纵队由龙虎关出江华；白崇禧亲率郭凤岗、陶钧两警卫团由全州出马头，断其北窜之路。激战月余，熊军不支北窜，我军乃于11月16日大破之于全州之八十山。熊军总指挥罗觐光被击毙，部下两旅长一死一伤，我军掳获枪械不少。熊军溃不成军，流散部队遂为湘军所收编。中央政府西部的一大威胁遂从此解除。

当我军攻击熊军之时，南路的邓本殷和申葆藩也已蠢动，趁广州中央二次东征及熊军叛乱时，进窥粤垣。邓、申俱系粤人，原隶陆、谭部下，1920年第一次粤桂之战时，二人叛离陆、谭，改投陈炯明。1923年陈炯明败往东江，邓本殷乃接受北方段祺瑞政府的委派，任粤南八属督办；有人枪二万，自任总指挥，而以申葆藩为副。在广西无法立足的陆、谭残部如林俊廷等，也纷纷来归。9月间，邓部遂趁广州空虚，分三路进犯西江。邓自任左路，以部将陈德春为中路，苏廷有为右路，分头东进，声势浩大。粤南的阳江、罗定、云浮各县，相继失守，广州动摇。

中央乃任命第一师师长李济深为南路总指挥，南征邓本殷。唯李总指挥以邓逆声势凶猛，自身兵力又嫌薄弱，乃于10月22日亲来南宁乞援，希望我军自西北方夹击邓军以毁其老巢，当得我方同意。粤、桂双方四路而下，夹击邓军。第一路由陈章甫指挥，自肇庆向三罗进攻；第二路由陈铭枢指挥，向两阳进攻；第三路由俞作柏指挥，由陆川向高雷进攻；第四路由胡宗铎指挥，由上思向钦廉进攻（以上第一、二两路为粤军，第三、四两路为桂军）。四路大军一时俱下，邓逆疲于奔命，始知末日之将至。

唯当三路大军顺利前进之时，第二路陈铭枢部忽被突破，逆军迫近四邑，威胁广州。这时我军吕焕炎纵队正奉命经大乌至郁林出高州，向俞作柏增援。到了东线告急，我遂急调吕焕炎回师向陈铭枢增援，将敌军堵住，广州人心始定。

我军三、四两路在数度血战后，已迫近钦廉。12月5日胡宗铎部已达石船，黄旭初部到达陆屋，俞作柏部到达合浦，黄玉书部占领防城。邓本殷、申葆藩知大势已去，乃通电下野；林俊廷也只身逃往安南。残部由杨腾辉率领于12月7日向我投诚。南路遂平。

这时广州二次东征之师也已凯旋。陈炯明所部除刘志陆、陈修爵率残部三千逃窜闽南外，完全覆灭。一时烽烟俱息，革命策源地的两广，乃完全统一于国民政府之下。今日反观史实，固知我们消灭陆、沈，统一广西，力拒唐军东下，并出师讨伐邓、申和截击熊克武，实为助成国民政府统一广东的不可或缺的先决条件。

二

广西既告统一，军、民、财、建、教各政在我们积极整顿之下，渐上轨道。

在统一广西各战役中，我军除少数训练有素的基本部队外，其余多系收编而来，良莠不齐。因此纵在作战期间，我们便已开始整训。尚足以应用的部队则进行改编、改造；其不堪使用的部队，便缴械、遣散。这工作说来容易，但是做起来也时有惊险场面出现。

例如我军肃清陆、谭残部时，陆荣廷悍将之一的陆福祥被击伤，所部陆得标、许辉生两团乃向我投诚，请求改编。许辉生为讲武堂出身，治军尚粗有法度，其为人也还知时势、识大体。所以收编后，我乃以许氏为团长，仅整训其所部。

陆得标却是行伍出身，初任陆福祥的马弁、副官等职，为人粗野，毫无现代观念和军事学识。渠所部都是陆荣廷的心腹，器械精良而骄横成性，官兵已不堪造就。然而我如下令遣散，全团必定哗变而流散为匪，收拾不易。因此我在收编后，未加任何整理工作，只调其前来南宁郊外驻扎。驻防月余，我乃调该团来南宁督办署侧的箭道内点验。陆得标即问要否带武器。我说：“带。”陆才放心。在他想来，既带武器，谁也奈何他不得。陆乃率其全团荷枪实弹至箭道集合。所谓箭道，是一长方形的操场，可容数连人同时出操，为前清时试箭的所在，故名。

陆团集合之后，我便出去训话。训话毕，我便喊“立正”，再喊“架枪”。全团架枪之后，我又喊“退后三步”。接着我便叫一名副官宣读我的命令，略谓：广西兵燹经年，民生凋敝已极，人民实负担不起偌大的军费。本团官兵转战经年，亦应休息，本督办现命令全团官兵解甲归农。副官宣读命令之时，我事先布置的军队遂在操场四周出现，以示该团不可抗命。

命令下达之后，我便命令陆得标随我到督办署去领取遣散费，并令其副团长率领全队徒手官兵返回营房，以便分发遣散费。于是，草木不惊，陆得标全团便悉数被缴械、遣散。

当我作缴械计划之时，幕僚都认为太危险，劝我不必亲去训话。我则认为我如不亲自出马，反易发生危险，因我亲自去发布命令，事出仓促，使他们没有商量的余地，只有遵命缴械。当全团缴械之时，旁观的官兵都目瞪口呆，而我则丝毫未改平时的从容态度。

北伐龙潭战役之后，我曾用同样方法，在南京大校场将不听调度的王普的第二十七军全军缴械。此是后话。

广西对部队的整顿极为迅速而有效，冗兵汰尽，则所余的全系劲旅。我更竭力革除我国军人派系分歧的恶习，严禁军官因出身的不同而划分派系。信赏必罚，大公无私。所以全军上下一心，进攻退守，足可收指臂之效。

再者，我们在广西严禁军人干政，因军队自有其军令系统，与地方行政部门各有专责。平时驻防，除训练之外，便协同地方团队清除盗匪。按昔日两广甚至全国通行的剿抚兼施政策的旧例，凡官兵剿匪无功，便以官爵诱股匪投诚。行之日久，使狡黠之徒视结伙抢劫为升官发财的快捷方式。此风不除，则匪患此起彼伏，永无宁日。所以我们的剿匪政策是清剿、消灭而不招抚。投诚之匪只准悔过自新，由其族长、父兄或乡党亲友担保永不为匪，准其归农为良，不予究治而已。在此雷厉风行之下，号称多匪的广西，竟日趋太平。

军政之外，我们对民政也大加整理。当时广州国民政府初成立，自顾不暇，对省政尚无划一办法，而“省长”一词，又系北洋政府所用的名称。不得已，我们乃自创一名称曰“广西民政长”，由黄绍竑担任。黄氏于1925年9月15日宣布就职。当时的组织，最高级“民政公署”，署内设“政务会议”，为本省最高的政务机关。下设内务、财政、教育、建设四厅，由粟威、苏绍章、甘浩泽、盘珠祁分任厅长。

当时我们虽竭诚拥护国民政府，然事实上国民政府自顾不暇，更无心过问广西的军政事宜。因此广西在此全国政局动荡之时，竟形成一独立割据的局面。一切法令、规章悉由我们自行拟定。直到1926年夏，国民政府正式颁布《省政府组织法》后，民政长制度才取消，黄绍竑才由国民政府明令特任为广西省政府委员兼主席之职。

在此过渡期间，关于县长的遴选、官吏的委派，我们全以三个大原则为根据：一曰廉洁，二曰能干，三曰守法。因我国官吏往往廉洁的未必能干，能干的又未必守法，守法的又未必能干。所以我们遴选官吏的标准，一定要三者兼备，缺一不可。

再者，我国旧官场往往派系分歧，门户畛域之见极深，相互摒斥。我们的新作风则是绝不任用私人，严禁派别。我自己以身作则，深幸黄、白二人也颇能体会斯旨，与我一致。我们更利用每周的总理纪念周和经常举行的党政军联席会议，不时告诫部曲。身正则令行，所以全省上下，风气焕然一新。

广西的财政，在全省统一之前，制度颇为分歧。我在郁林五属时，一切税收都由我委派专人征收。这种方式在政治未上轨道时，弊端极大。因旧式的下级税收人员，在前清多为世代相传的，其最低级的估价员叫做“签手”，都属斗筲小人，其子孙照例不许参加考试。其上则有稽查、书记、文案、局长之流。向例以多报少，视为应得的利润。经他们层层剥削之后，国家税收多入私囊，政府所得仅他们的唾余而已。我在郁林时，深知其中弊窦，故力改此陋规，虽不无成效，但已费尽了九牛二虎之力。

绍竑在梧州时，戎马倥偬，未暇计及改革，渠仍循广东革命政府的旧例，招商投标，包办税务。其办法即由行政高级机关，估计某地每年约可征收税款若干，规定一税收总额，公开招商投标，出价最高的得标，并预先缴两个月税款。至于税征细则，虽有明文规定，也等于具文而已。因商人志在谋利，因而百般勒索商民，政府为增加收入，竟亦漠然置之。

统一后的广西，全省税务改由财政厅划一办法，精选廉洁干练的税务人员，公平征收。一时商民称便，贪污之风顿戢，政府收入也因之大增。

统税之外，我们对田赋也大加整顿。因我国田亩已多年未经丈量，漏税极多，纳税人既感不均，国家的损失也大。广西统一后，我们遂设立清理田赋总局，重行丈量土地，改订税额。这种工作虽一时不易完成，但在进行期中，全省田赋收入已大有增加。

综计广西在统一之后，因积极兴利除弊，使生产和消费两者日有增加，更因税收机关的改善和贪污的澄清，使全省税收逐年增加。计1926年的收入约在一千八百万至二千万元小洋左右。至于军政公务人员，在节衣缩食、努力奉公之下，也粗可维持。

我们对于整顿广西的教育也不遗余力。1926年冬间，黄绍竑即在梧州筹办省立广西大学，勘定校址在梧州三角嘴蝴蝶山，新建校舍，聘请前省长马君武为校长，以盘珠祁副之。1927年9月13日正式开学。后来迁往桂林，为西南重要学府之一。

至于中学教育和国民教育，我们也全力以赴。不过我国教育界以前有一种恶习气，就是门户之见。各立派别，互不相让。这种情形，广西也不能免。当时有三大派：桂林省立师范派、广东省立师范派及国立北京师范大学派。中学校长和教员多为这三校出身。三派暗斗倾轧很烈，一派得势，则凡属本派的贤与不肖一概任用，真是“刘公得道，鸡犬升天”；至于他派中的分子，不论其道德、学问如何可钦，一概在摒斥排挤之列。这三派你争我夺，把广西教育界弄得乌烟瘴气。

广西统一之后，我们任命甘浩泽（沛霖）为教育厅厅长。甘君为留日学生，人尚老成，唯不久因事去职。我们遂于1926年2月另委黄华表为教育厅厅长。黄氏藤县人，广东师范出身，后留学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照理，以黄君的学历任教育厅厅长，应无问题，孰知他胸襟狭隘，派系之见极深。就职后，竟将北京师大及广西师范出身的校长，不分皂白，逐一撤换，而代以广东师范出身的。其任免人员毫无标准，悉以派系为依归。于是全省教育界舆论大哗，经我们调查属实，乃把他撤职。当时不仅教育界，甚至西医也分派别，德日派和英美派也互不相让。自黄君为此撤职后，此风稍敛。

关于建设方面的工作，我们首先致力的是公路。陆荣廷时代，广西仅有自南宁至武鸣的公路一百二十华里，此路事实上为陆氏私用，和国计民生无涉。到马君武为省长时，用尽九牛二虎之力兴修南宁通柳州的公路，然动工经年，只修了五里多路，即行搁置。广西统一后，建设厅乃正式兴修公路网，计有南宁经柳州至桂林、黄沙河线；南宁至龙州线；宾阳经郁林至苍梧戎墟线；郁林经陆川至石角通广州湾线；荔浦经平乐至贺县、八步线。此外水利建设、植树、开垦、开矿等也着手兴办。至于兵工方面，我们也着手改良，并扩建原有的修械厂。原先我在郁林、黄绍竑在梧州都有小型的兵工厂可以翻造子弹，修理各种枪械。至是，乃将原厂扩充，或迁往他处成立兵工厂，试造无烟药、轻重机枪、步枪和手榴弹。另设专厂自制硝酸、硫酸，实行兵工自给，都颇有成绩。

三

广西经我们艰苦卓绝整顿之后，颇有一番新气象。这时广东方面也已逐渐统一，在国民政府领导之下，党、政、军各方面都显出一种蓬勃的朝气，和广西的新局面颇能相得益彰。瞻望全国大势，我们革命势力定鼎中原，只是时间问题而已。在这日夜辛劳、百废待举的情况下，我们少数领袖人物责任之大，自不待言。而正当此时，我忽然发现黄绍竑的私生活竟相当浪漫和颓废，甚至瞒着我们偷吸鸦片。黄氏身为民政长，并兼军长，在军政两方面的地位，仅次于我。此种生活，不特影响官箴，抑且对革命风气和他本人的健康都有极大的损害。

我觉得黄氏此种颓废浪漫的生涯，终非了局。加以他自戕过度，身体日见消瘦。当时我们于开会或晚饭后，每好作非正式的谈话，借以检讨军、民两政进展的得失，用资改正。而黄氏则常借故溜走，因此我更以为忧。因我们的革命事业正在迈进之时，他竟如此委靡不振，焉能任此新时代的艰巨，而为全省军民的模范！我觉得于公于私都有规劝他的必要。首先，我就劝他戒烟，但是戒烟并非易事。他给我的回答总是：“德公，我怎么能戒烟呢？生活太苦闷啦！”

我每次劝诫他，他都是如此回答我，使我深深感到，他的生活之所以浪漫，主要是因为他没有正常的家庭生活。乡间的妻子既不能适应今日的场面，别恋的妓女又不能露面。所以欲求其生活正常，必先助其恢复正常的家庭生活，这样才使我想到为他物色一个适当的配偶，以改正他的生活。

一次，我在办公室无心听到隔壁有人在闲谈以前南宁的趣事。这两位对话人原来是黄绍竑的族兄黄剑鸣和讨贼军副官长、现尚在台湾任“国大”代表的吕竞存。吕氏久居南宁，对地方情形甚为熟悉。他说：“前数年凡有庆祝游行或欢迎广东军事首脑等场合，南宁男女学校都整队前往参加。是时马草街省立第二两等女子学校的队伍中担任掌校旗的便是该校的校花蔡凤珍。她年方十五六岁，美艳无比。那时我和几位同学还想‘癞蛤蟆吃天鹅肉’去追求一下呢！”

他二人言之无心，我却听之有意。事后我便向他们问及此事，并向黄说：“为何不替你季宽老弟设法介绍呢？事成了还可挽救你老弟的腐化生活！”他二人在我鼓励之下，都深表同意。吕君说，此姝住东门大街，其父开一照相馆，自我军进驻南宁以来，未尝见其芳踪，不知是否已名花有主。此事可托红十字会田会长次廉撮合，如声明做平妻，则成功的希望可有七成。后来果然如愿以偿。

消息传来，督办署高级同人皆大为欢喜，准备着吃绍竑的喜酒了。这时绍竑不待我再问，便把几套极精致名贵的鸦片烟具，当我的面捣毁，从此戒绝鸦片，重新做人。

一般人戒烟都要吃三四个月西药才可戒除，而绍竑居然硬着头皮，不用药品，一举戒绝。最初两星期，虽然全身瘫软，涕泪横流，痛苦不堪，渠也甘之如饴，不到一月，便恢复健康了。

在戒烟期中，黄、蔡两家，报聘纳彩，一按旧俗办理。黄君原娶的妻子韦氏则按“平妻制”办理，也即是两房夫人并不同居，彼此在名位上毫无轩轾。这习俗在当时的广西是认为合理的。

广西统一之后，全省欢腾，而我个人却感受到一项终身之戚，盖先父培英公适于此时弃养。

先是，广西内战最剧之时，培英公曾偕吾母往上海避乱。到了广西统一，地方恢复安定，培英公即决定返桂。在离沪前夕，培英公因久闻苏州之名，以未往一游为憾，乃与三数好友，结伴赴苏观光。不料此时苏州霍乱正在流行，培英公竟受传染，回沪后，吐泻不止。时适值星期天，延医困难，经一昼夜的吐泻，遂至不起。噩耗传来，我缅念“子欲养而亲不在”的古语，哀痛欲绝。先父灵柩旋由海道经港、穗运返南宁开吊，再运至桂林原籍祖茔安葬。沿途党政机关均设路祭，备极哀荣，足令为人子者没齿难忘耳。

第五编　北伐回忆：从镇南关到山海关

第十九章　两广统一与湖南之内讧

一

我们以少击众，消灭陆、沈的部队，打退唐继尧东侵之师，在短时期内统一广西之后，全国莫不另眼相看。因三数年前，我李某、黄某、白某，位均不过中下级军官，名不见经传，且都是三十岁左右的青年。而我们的对手，如陆荣廷、沈鸿英、谭浩明、唐继尧等，都是轰轰烈烈、中外闻名的老前辈，得势享名凡十余年，然不出三年，竟被我们一一剪除。统一后的广西，军事、政治都显出一股空前未有的朝气，为全国各地所无。而我们三人始终合作如一，彼此为建国、建省而奋斗，毫无芥蒂存乎其间。以之和其他各省当轴的互相水火，如皖系、直系的分裂，国民党内胡、汪、蒋三人之间的斗争，云南唐继尧和顾品珍的火并，贵州刘显世和外甥王电轮的骨肉相残，以及湖南和北方各省的内讧等相比，我们似确有人所不及之处。而广西也因此薄负时誉。那时联省自治、保境安民之风正炽，于是，川、湘、黔等邻省，都纷纷派员来桂观摩。

这些代表中，最受我们注目的，便是湖南省赵恒惕的代表叶琪。叶君那时在湘军刘铏第二师任旅长。他是广西容县人，陆小第二期毕业，后入保定军校，与黄绍竑、白崇禧及广西许多高级将领都有先后同学之谊。当时更有所谓“四校同学会”的组织，由陆军小学、预备中学、保定军校、陆军大学四校毕业生所组成。因四校同学都和叶氏有相当学谊，赵恒惕即利用这种关系，派他来和我们就政治立场有所商洽。

叶琪于1925年冬季，衔赵省长之命，取道桂林来南宁和我们会晤。叶君既是我陆小同学，为人又豪放不羁，所以和我们无话不谈。他此次回桂，所负使命约有三端。湖南当局鉴于广西新近统一，生气蓬勃，故盼湘桂两省能采取同一政治立场，实行联省自治，人不犯我，我不犯人；如能守望相助，攻守同盟，自然更为理想，此其一。如我们广西当局有野心，想恢复以前陆荣廷囊括两广的旧局面，湖南当局愿意出兵协助，同下广东；但湖南当局之意仅在消灭广东境内谭延闿和程潜所部的湘军，不是想和桂军分割广东地盘，湘军一灭，他们便班师回省，此其二。如以上两项我们都做不到，则湖南当局希望我们不要为广东方面所利用，至少在湘粤发生战争时，采取中立态度，此其三。

总之，叶琪实负着说客的任务，他的注意力尤集中于广东方面。因那时广州中央实行联俄容共政策，聘请俄国顾问等事，招致全国的注目，而湖南当局疑虑更甚。他们认为广东方面联俄容共的结果，必将帮助被逐的湘军回湘。如是，则赵恒惕、唐生智便首当其冲。为防患于未然，所以派一位广西人叶琪和我们联络。叶君来时所携除赵省长亲笔函件之外，还有湘军其他师长“四校同学”唐生智、贺耀组等的联络函件。

叶君已多年未回省，对省内情形颇为隔膜。他在湖南时听说我们忠诚拥护广州国民政府，便很不以为然。因此时外界谣传广东已经赤化，实行共产公妻制度。叶琪到南宁后，便责问我：“为何和广州方面的共产党合作？”我说：“我们国民党自有我们的三民主义，我们为什么要实行共产主义呢？”

还有，叶君在湖南久闻我军纪律森严，战斗力坚强，而十分景仰。不意回桂后见我们的军队都是衣着不整的“叫化军”。因为广西当时财政困难，我军的制服都是最粗的土制灰布制成，既易褪色，又易破烂，士兵着久之后，难免褴褛不堪。因之，叶琪觉得十分诧异，为什么这一窝烂军队能打胜仗呢？但是他对我军战斗力的坚强，体验最深。先是，当陆、沈交兵之时，赵恒惕曾派叶琪、李品仙、马济等部入桂援陆。马济入广西稍一交绥，便被沈鸿英打得弃甲曳兵而退。叶琪、李品仙则率师在黄沙河观望一番，未敢前进。而沈鸿英后来和我军交战，不数星期，大军两万余人便一败涂地。两相比较，便知我军和湘军的战斗力是怎样的了。这位叶将军赞叹之余，实百思不得其解。

叶琪对我们的新作风中，最感新颖的便是群众运动。因为在国民党改组之后，我们仿效苏联，发动群众运动。各县都组织有农民协会、工会、学生会等。群众大会经常举行，情绪极为热烈，军民打成一片，如水乳的交融。这些，都不是华北和长江流域各省可比。有时我们也请叶将军在群众大会给我们讲演，并请他指导，群众辄报以欢呼和热烈的掌声。叶琪系初次见到这种热烈的革命运动的场面，颇为感动。我告诉他说：“这就是革命运动啊！北方的军阀迟早要被我们革命势力所打倒，我希望你们湖南也能加入到我们革命阵营里来！”叶琪听了颇为向往，但和他所负使命又极相矛盾。看准叶琪这种矛盾心情，我便乘机责以大义。针对他的三项使命，我也以“三不可”说服他。

我说：“联省自治在中国不可行，因联省自治，事实上是否认中央政府，助长地方割据，为军阀制造占据地盘的借口。现在中国所急需的，乃一强有力的中央政府，而非地方割据，这是一不可。我辈如为私心所嗾使而妄图并吞广东，势必蹈陆荣廷的覆辙；粤桂相争，也将永无已时，让唐继尧等军阀坐收渔利，破坏革命，这是二不可。至于湘粤战争，我守中立一点，也不易办到。因我们已在广东成立国民政府，以前的湘军，现在同为革命军的一部。以后没有战争便罢，如有战争，断非湘粤地方主义之争，而为革命和反革命之争，湖南将首当其冲而已。我们既已许身革命，断难置身事外，这是三不可。”我于是乘机劝叶琪加入革命。

叶琪初来之时，似颇自信三项使命必可完成其一。谁知他住久了，不觉为我们所感化，不但不图离间我们和广州国民政府的关系，反而对我们两粤合作表示同情，颇有接受我们的劝告，加入革命的可能。我因而问他：“你看赵炎午会不会加入革命？”

叶琪摇摇头说：“赵省长老了，只求保境安民，谈不到革命了！”

我说：“那么唐孟潇呢？”

叶琪若有所悟地说：“唐胡子倒很有野心！”

我说：“有野心就得啦！我们一定要把他拉入我们的革命阵营！”

自此以后，我们遂发动所有的报馆、通讯社，一致宣传叶琪是唐生智的代表，特来和两粤革命当局会商湘、粤、桂合作的步骤。消息一出，不胫而走。港、穗、沪、汉各报竞相转载，弄得叶琪有口难辩，曾数度要求我更正。我说：“更正什么啊？就做唐孟潇的代表又何妨！”

这样一来，不但叶琪来桂的三项使命一无所成，结果反而变成我们离间吴佩孚、赵恒惕、唐生智的工具了。

同时，我们也将叶琪奉命来桂的企图，详细密告中央各领袖，以免引起误会。

二

就当叶琪访桂的高潮期间，我们忽然接到广州国民政府主席汪兆铭来电，说他将偕中央委员谭延闿、甘乃光到广西来慰劳我们广西军民。因这时正是广东方面二次东征之后，全省粗告统一，1月间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时，黄绍竑和我当选为候补中央监察委员。然两广表面上虽然合作无间，实际上仍系统各异。汪、谭此行的目的，显欲以联络感情方式，图进一步谋取两广统一的具体计划，也可能因叶琪的到桂，不无有些疑虑而有此一行。我们当然复电表示欢迎。广东方面因到南宁费时太多，希望我顺流而下，他们溯江而上，到梧州会晤。我们也答应了。会晤的时间便决定在1926年1月26日。

时期将届，我和黄绍竑便约叶琪一同去梧州，叶琪颇为踌躇。他原为图谋对付广东而来向我们疏通的，现在不但任务没有达成，反要和我们一道去见广州方面的代表，绝非其始料所及。还有，叶琪对谭延闿很瞧不起。谭氏的部队便是在叶等追击之下溃往广州的。加以谭以前在湖南，老谋深算，八面玲珑，周旋于湖南各派系之间的作风，也不是血气方刚、豪爽痛快的青年军人如叶琪等所习见，所以叶琪不愿见他们。

我说：“你愿不愿见他们是另外一回事。现在我们都到梧州去了，你一人住在南宁也寂寞，不如和我们一道去梧州玩玩。”叶琪执拗我不过，就跟我们一道乘轮去梧州。汪、谭一行也于1月26日，由我方派往迎接的代表白崇禧陪同西上，到了梧州。我们既然是主人，少不了要发动群众来一幕“盛大欢迎”。好在汪兆铭自刺摄政王以来便享盛名，谁不想一瞻风采，所以汪、谭等抵梧之时，军民齐集江边，真是万头攒动，欢呼之声震动山岳，盛况空前。叶琪虽未去欢迎，但也颇为此场面所感动。他嗣后曾说，想不到在他心目中需要打倒的人，在此地却有如此的号召力。

这是我和广东方面中央的领导人物第一次晤面。汪、谭二人都仪表堂堂，口角春风，对我们在广西方面的成就称赞备至。他们二人在我当学生期间便已全国闻名，都是我们所企慕的允文允武的英雄人物。今朝一见之下，他们满口“救国”、“革命”，更说得顺理成章，足开茅塞。所以此时我们对他们，尤其汪兆铭，真佩服得五体投地。

不过，我们对汪兆铭的革命理论多少也有点迷惘。如汪氏谈起革命时，总是口口声声“革命的向左走”。一次在梧州郊外参观，汪氏误向左边走去，我招呼他向右走。汪笑着说：“革命家哪有向右走之理？”我说：“向左走不通啊！”说得大家都大笑起来。但是我们当时便有些不解，本党自有其革命程序，何必又一定向左呢？所以我们对他的一套革命理论也只是姑妄言之、姑妄听之而已。

在汪、谭初抵梧州之时，叶琪仍不愿去见他们，但是谭延闿对叶琪反而颇为赞赏。当我向谭氏提及赵恒惕的代表叶琪现在梧州时，谭氏倒很想一晤。谭说：“叶琪年轻能干，当年在湖南时，他居然把我们的部队打得落花流水。”言下似颇有长者风度和“不念旧恶”的器宇。我因而把汪、谭的夸赞之辞转述给叶琪听，并劝他参加我们欢迎汪、谭的宴会。叶琪听了这番“高帽子”，颇为高兴，也就答应参加宴会。我告诉他，宴会上恐怕要请他发言。叶说，如要他公开发言，他就不去。但是最后他还是参加了。

欢迎汪、谭的宴会极为热烈。我致欢迎辞后，便请汪、谭两先生训话。汪、谭两氏除竭力称赞我们统一广西的成就外，对叶琪也顺便夸奖了一番。随后，我便请叶琪讲话。叶琪在此场合下，也只有勉强应酬，投桃报李，对汪、谭恭维一番，引起热烈掌声，全场皆大欢喜。打破湘粤多少年来的夙怨，奠立湖南唐生智等日后加入革命的初步契机。

这时我想一不做二不休，索性劝叶琪赴广州一行，做初步的联络。叶琪听了大惊。他返乡的目的原系联桂谋粤，如赴广东观光，岂非背道而驰！他坚持不去，并开玩笑地说道：“广州他们在搞共产，我如到广州，吴大帅知道了岂不要杀我的头？”

我说：“吴佩孚能管你们湖南的事？纵使广东方面在搞共产公妻，你去看看也无妨。相反，你看到了其中内幕情形，回到湖南去报告一些真情实况，说不定吴佩孚还会嘉奖你有胆有识呢！总之，去看看不算是坏事。”

经我们再三劝告之后，叶琪终于答应到广州去看看。我便派白崇禧、夏威二人和叶琪同去，因他二人对广州各界相当熟悉，是最合适的向导。白、夏、叶一行，于1月下旬随汪、谭前往广州，在广州受到极大的欢迎。我们对叶琪此行的对外宣传，自然仍说他是湖南唐生智的代表，前来两广联络的。此事在外埠各报已哄传一时，叶琪如果是位谨小慎微的人，可能就有所顾忌而不敢去广东，幸而他是个阳份人，痛快豪爽，不拘小节。他又系湘军中的实力派，对本身行动有相当自由，不怕人家误会。所以他在广州酬酢一番之后，便取道香港、上海、武汉，回湖南去了。

三

汪、谭梧州之行，外间不明真相，称之为“梧州会议”。其实，我们并未举行任何会议。汪、谭西行的目的只在联络感情，他们也声称“慰劳”而来。不过我们彼此间虽未提出具体统一的办法付之讨论，然此行的影响，倒确实增强了两粤团结的基础。因汪、谭两氏确曾顺便道及两广党政军统一的必要，这和我们的期望正不谋而合。

我方遂于汪、谭返航时，派白崇禧为代表，前往报聘。白氏抵粤后，见广东自统一以后，气象一新，两粤如能统一，则不难问鼎中原。乃根据我们的意见，正式提出确实统一两广的方案，以便将广西军、民、财、教等大政完全统一于中央政府之下，划一办理。中央也特设“特别委员会”来处理两广统一问题。经数度会谈之后，2月19日白崇禧遂以皓电向我们报告。原电如次：

（衔略）吾省军政前途，今后亟须上革命轨道，前电经已略陈，素为钧座所明悉。欲负担革命工作，完成革命任务，在理论与事实上，均非将军、民、财三政与广东镕成一片，直受中央支配不为功。政治关系省内，抑亦关系全国，自成风气，实不可能。军队更改编制，尤与财政关系密切。即以军队而论，广东革命军确实注重改良士兵生活，月饷十元至十二元。吾省若将财政自理，则于士兵生活问题必难解决。结果必有貌合神离之象。而于政治建设方面，结果亦将演成闭门造车之情境，将来必为革命之阻碍，而吾国家之命运，亦必因而延滞。连日与中央诸公磋商，若吾省能将军队依照广东编制，政治能接受中央策略，财政交中央支配，则一切问题当能与中央合辙，由中央统同筹划，互相调剂。此后对于革命任务，因属共同负担，而于补助接济方面，亦已痛痒相关，不能秦越相视矣。禧知两公对于革命重要，已有深刻认识；对于革命工作，已有坚确决心，历年奋斗，其目的在救中国，非救区区之广西也。禧抵粤以来，见中央对广西仅抱联合的态度，一切设施规模大小，目光在粤省，不似统一全国机关，于将来革命政府之发展，诸多妨碍。已对汪、蒋、谭诸公自动提出先将两广确实统一，此种主张，驻粤各方极端赞许，想两公必然赞同。现因体念上级官长，以图节省电报来往时间起见，由汪先生发议组织一中央特别委员会，讨论两广统一办法，先将军事、财政统一，次再及其他条件。议决案由禧带回南宁，交两公核夺认可后，交中央军事政治委员会议决，由国民政府执行。巧日开始讨论，两公有何意见，请速电示为祷。白崇禧叩皓印。

我们复电同意后，白崇禧复和中央洽谈很久，然两广统一，仍有许多困难。例如军队改编问题，当时我们广西部队有两个系统，实力和人数，相当两个军而有余。1924年总理北上前，曾委我和黄绍竑为第一、第二军军长。此时中央想改编为一军，事实上不无困难。其次即为军费和财政上的困难。广西为一穷省，一向不能自给，在清末即依赖湘、粤两省协饷。此次如由中央统一办理，中央便须弥补广西费用的不足，这点中央显然感觉困难。而我军如按中央各军标准，由中央财政部发饷，则中央“亏本”尤大。其实，中央可以要我们裁减兵额，我们当然可以照办。不过此事中央颇难开口，因值此戎马倥偬时期，练兵之不暇，断然不能裁军。因此项问题无法解决，白崇禧遂未得要领而返。

3月间，我们又派黄绍竑为代表，和白崇禧再度赴粤会商。历时很久，才将问题解决。

第一，我方自动放弃改编为两个军的要求。将广西两军合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七军，由我担任军长，黄绍竑担任党代表，全军共辖九旅二十一团及炮兵、工兵等营。兹将第七军的编制列于下：

军　长　李宗仁

党代表　黄绍竑

参谋长　白崇禧

　　第一旅旅长　白崇禧（兼）

　　　　第一团团长　陶钧　　第二团团长　吕演新

　　第二旅旅长　俞作柏

　　　　第三团团长　李明瑞　　第四团团长　李朝芳

　　第三旅旅长　刘日福

　　　　第五团团长　张国柱　　第六团团长　龚寿仪

　　第四旅旅长　黄旭初

　　　　第七团团长　许宗武　　第八团团长　林畅茂

　　第五旅旅长　伍廷飏

　　　　第八团团长　陆受祺　　第十团团长　梁朝玑

　　第六旅旅长　夏　威

　　　　第十一团团长　韦云淞　　第十二团团长　叶丛华

　　第七旅旅长　胡宗铎

　　　　第十三团团长（缺）[1]　　　第十四团团长　杨腾辉

　　第八旅旅长　钟祖培

　　　　第十五团团长　尹承纲　　第十六团团长　周祖晃

　　第九旅旅长　吕焕炎

　　　　第十七团团长　杨　义　　第十八团团长　蒙　志

　　独立第一团团长　陈济桓

　　独立第二团团长　罗浩忠

　　入伍生团团长　吕竞存

　　炮兵营营长　罗传英

　　工兵营营长　马典符

当时广东方面的编制，采用苏联式的“三三制”，自班、排，至师、军的编制，都以“三”为递进：三班一排，三排一连，依此类推。我军的编制却稍异（详下章）。

至于财政，仍由广西自理，第七军军饷也由广西自筹，中央暂不过问。军财两政既由广西自理，党务自然也由广西当局斟酌地方情形，呈请中央核办。谁知这一党务独立，日后竟获致意想不到的善果。广东当时国共纠纷已日渐显著，嗣后国共纷争扩大，我们广西能够维持一片清白，就因为此。

到此，统一会议中各项问题，才粗告解决，两广总算正式统一于国民政府号令之下。到1926年6月，中央正式颁布《省政府组织法》，民政长公署才遵命结束，改设广西省政府，黄绍竑被任为省主席。

广西为广东以外由中央直接管辖的第一个省份。我们经数年的血战，才把全省统一；复以全力将军、财、民、教各政整理就绪之后，赤胆忠心将全省毫无保留地双手捧献中央。不幸当局目光短小，气度狭隘，满腹生意经，竟认为统筹办理广西省务为“蚀本生意”，而不愿接收，硬性责令我们“自理”，使广西形成半自治状态。此例一开，国家法度全失。其后，中央本可“赚钱”的省份，如湖南等，在我军克复之后也循例“自理”，闹出各省割据之局。而始作俑者，厥为中央政府的负责人，岂不可叹！

四

当我们两广军政统一逐渐完成之时，湖南内部赵、唐的分裂也日益显著。此时两湖一带的政局，最高执政者表面上仍是吴佩孚。吴自称讨贼联军总司令。赵恒惕是湖南省省长，名义上是受吴佩孚管束的。况岳州重镇，自1919年以来即为吴氏亲信部队的防地，湘当局常受其监视。赵省长之下，有省防军四师，师长是贺耀组、刘铏、叶开鑫和唐生智。唐生智又兼“湘南督办”和“水口山矿务督办”，控制湘南最富的水口山锌矿，所以他的第四师是湖南省防军中训练和配备最佳、人数最多的一师。

然而唐、赵、吴之间，表面上虽有隶属关系，事实上却是各不相能的。吴佩孚为图着实控制湘省，暗中拉拢唐生智以制赵，以收分化统治之功。因湖南自谭延闿、程潜被逐出境之后，俨然成为赵家天下。且直奉第二次战争，吴氏惨败，直系在长江流域的势力骤减。孙传芳于曹锟贿选时，对吴的态度已是阳奉阴违，使吴有尾大不掉之感。吴佩孚乃玩弄手法，以分化赵恒惕的部下。当时唐生智业已桀骜不驯，得吴大帅接济械弹，遂更无忌惮。

此次叶琪事件，吴幕内亲赵小官僚乃利用两广的宣传而中伤唐氏。吴佩孚也因唐的坐大可虑，再怂恿赵恒惕抑制唐氏。赵得吴大帅为后盾，遂有收回水口山矿务和提高省长职权的行动。然吴佩孚却又暗中示意唐生智叛赵。唐生智本已有“彼可取而代也”的野心，至是乃正式有囊括全省、驱赵出湘的举动。

为求计出万全，唐生智并请蒋百里在吴大帅前代为说项，庶几在渠出兵驱赵时，不致受吴大帅的阻梗。蒋百里是我国军界的老前辈，又是首屈一指的军事理论家；日本士官学校毕业后，复到德国陆军大学深造。1912年，任保定军官学校校长，唐生智便是他的得意门生，往还极密。此时蒋氏正在吴佩孚幕内任总参谋长，颇得吴的敬重，吴以“先生”称蒋，见必立迎。

唐生智因利用蒋百里的关系，向吴佩孚疏通驱赵，以霸占整个湖南。而吴佩孚此时的用心也极为阴险，想在唐生智驱赵之后，加唐氏以犯上罪名而讨伐他，一石打二鸟，收复湖南如探囊取物了。所以在唐生智有犯赵行迹时，吴大帅即表示不作左右袒。吴的唯唯诺诺，自增加了唐生智驱赵的勇气。

唐生智唯恐力有不逮，乃打电报给我，请我在他出兵驱赵时，“派一旅之众，在黄沙河遥为应援”。据说，唐生智拟此电稿时，刘文岛曾从旁建议道：“‘一旅之众’，未免太少，‘在黄沙河遥为应援’，也未免太远。因黄沙河还在广西境内，恐应援不及吧！”

唐生智说：“你话虽有理，但是把广西部队请进来容易，恐怕送出去不容易。”所以唐生智此时天大的野心，不过是取赵恒惕而代之，占领整个湖南而已。如果吴大帅对他的驱赵行为不加干涉，唐孟潇也就安心做他的湖南省省长，保持一个北洋军阀附庸的地位，无心参加革命了。

但是我的看法和唐生智不同。我认为吴佩孚见赵恒惕坐大，尚且不能忍受，他怎能坐视唐生智驱赵。在我看来，吴佩孚必定是等唐、赵鹬蚌相争到白热化时，再派兵入湘，把唐生智、赵恒惕一锅煮。这样，吴大帅的两湖巡阅使的名义才名副其实，同时已经垮台的直系势力才可复振，以便进一步窥伺两广，征服西南，实现其武力统一中国的迷梦。

所以我当时的判断是：唐生智驱赵必然成功，但是在赵氏被逐之后，吴军必定南下。以吴讨唐，正是师出有名，名正言顺。然以唐敌吴，则无异螳臂当车，以卵击石，唐生智必然一败涂地无疑。这样则唐生智必将向两广乞援，加入革命；我们两广也正可借此机会，以唐生智为前锋，出师北伐。

我接到唐生智的电报之后，立刻回电照办。我知道唐师一出，暴风雨便会随之而来。因此，我立刻下令，要桂林方面部队钟祖培等向黄沙河进发。同时命令全省动员，各地部队都向桂林集中，准备入湘，实行北伐。同时我也拍电报给广州中央汪、谭、蒋等军政首领，申述此时乘机援唐北伐，正是千载一时的机会。因为直系的势力在北方受挫不久，元气尚未恢复，吴佩孚正想利用统一两湖的机会，复振直系。现在直系讨冯的战争正在进行，精锐部队被吸收在华北，湖北全境空虚，我们如利用唐生智为前驱，乘机北伐，击吴佩孚于立足未稳之时，我们可以一鼓而下武汉。顺流而东，便可师洪杨的故智，直捣沪宁，统一长江流域，则全国不难定了。我们如不能把握时机北伐，待吴佩孚北方消灭了国民军，南方统一了两湖，直系势力完全恢复之后，那我们问鼎中原的机会，便一逝永不再来。

所以我在致中央的电报中便说：我第七军援湘之师已经出发，北伐势成骑虎，希望中央速定大计，我本人即当东来向诸公就教。我的电报发出后不久，便收到汪兆铭、谭延闿等联衔的复电，电内对我出师援湘的义举深为佩服，至于速定北伐大计一项，都说“俟兄来广州之后，再行商酌可也”。

就当我和广州中央电报往返之时，唐生智便已出兵驱赵。唐军于3月初向长沙进发，赵恒惕自知势有不敌，吴大帅也态度暧昧，便通电辞职，并荐唐生智为代理省长。赵本人则于3月中旬离长沙避往上海。唐生智遂于3月17日占领长沙。

赵氏在赴沪途中过汉口时，吴佩孚曾约其一晤。赵恒惕显然认为唐生智的称兵犯上是吴佩孚怂恿所致，竟拒绝和吴氏晤面。

唐生智入长沙后，也因吴佩孚态度不明，不敢遽以代理省长自居。仍以师长身份，请赵氏回湘主持大政。嗣后因见吴佩孚无声讨表示，而我方援师已在途，才于3月25日就“代理省长”职，诱捕湘军第二师师长刘铏，并进攻赵军残部，于3月30日占领岳州。

湘事发展至此，吴佩孚见时机已至，乃立刻调兵南下，循粤汉路向唐军出击。吴军久经训练，精锐无比，远非唐生智所能敌。一经接触，唐军立刻溃败。吴军于4月3日攻入岳州，同月24日复将唐军逐出长沙，南向进迫衡阳。唐生智至此几已溃不成军，复拟自衡阳向广西边境撤退，并急电向我求援。

我方接电后，即令钟祖培旅兼程前进，向衡阳唐军增援，全省援军也向湘边进发。5月初旬，当唐军正预备自衡阳西撤时，我军适赶至衡阳，和吴佩孚追军发生激战。我军转战多年，骁勇无比，全军奋勇冲锋，喊杀连天，遂将吴军攻势阻遏。吴军闻我军喊杀之声是两广口音，知是生力军，也不敢恋战，纷纷后撤，衡阳才转危为安。唐生智新败之余，也收拾残部，和我军合力反攻，双方遂于衡山、衡阳间和涟水一带相持，进入胶着状态。战事详情，于第二十二章中当再详叙。

注释

[1] 第十三团团长罗浩忠，因习俗相传“第十三号数不祥”，辞不就职，故缺。—作者注

第二十章　亲赴广州，促成北伐

一

和广东方面电报往还之后，我便决定亲赴广州策动北伐。当广西各界知道我此项意图时，南宁、梧州等地均举行盛大的欢送会，情况极为热烈，令人感动。但是广西内部，此时对北伐计划的反应极不一致。大部分民众团体，乃至少数党政军机关负责人对我策动北伐的努力，都持保守的态度。他们认为广西统一不久，疮痍满目，百废待兴，我们应当与民休息。待生聚教训有相当成绩时，再图北伐，为时未晚。我则以为不然，因北伐与否，实受两种因素所支配，我们两广本身的生聚教训固属重要，北方时局的变化尤为要紧。现在我们如不趁北方军阀自行分裂向我乞援之时北伐，等待北方变乱解决，局势恢复安定，到那时再行北伐，则以彼之逸，待我之劳，绝无侥幸成功的希望。再有，广东为富庶之区，军队久驻该地未有不腐化的，我们如不趁时用兵，旷日持久，必至师老兵疲，不堪再用。因此我于5月初自南宁东下，沿途都以此义遍晓大众，然言者谆谆，而听者仍难免将信将疑。

我行抵梧州，广州方面乃派专舰来接，我遂改乘该舰东驶，于5月10日下午2时抵达广州长堤天字码头。码头上欢迎的群众，人山人海。国民政府以及党政各机关首长如谭延闿、张人杰等和各民众团体代表等都到码头之上伫立欢迎，军乐悠扬，人声鼎沸。在这欢迎行列中首先上船的便是第四军军长李济深（任潮）和广西驻穗代表白崇禧、陈雄等人。任潮和我是老友，相见甚欢。他为我一一介绍各欢迎人士。还有黄埔军校蒋校长所派的代表、时任该校教育长的方鼎英。方告诉我说，蒋校长今天太忙，未能亲自来欢迎，明日当专程来拜访云云。

在码头应酬一番之后，遂由李任潮陪同到第四军军部休息。第四军军部设在新广西会馆之内，这会馆是莫荣新督粤时所建，十分富丽堂皇。当晚便由任潮设宴洗尘，由该军各高级长官作陪。餐后我曾和任潮谈北伐大计，他极同情我的主张。只以其时国民党内部明争暗斗尚未完全平息，北伐恐一时难于实现。因广州于3月20日曾发生中山舰事变，蒋、汪为争夺党的领导权，斗争已至白热化。加以党内左右派系之争，复有共产党依违其间，推波助澜，情势甚为恶劣。汪兆铭因自觉对党政无力控制，一怒之下，称病不视事。方从苏联回国的胡汉民，以环境恶劣，无法立足。两位均在我到穗前夕，秘密赴港。党内人心惶惶，大有不可终日之势。我专程来粤策动北伐，显非其时。这些党内纠纷，我在抵穗之前，都不知其详。到此才知广州党政军各首脑部都像“泥马渡江，自身难保”，何能奢言北伐？我一旦目睹此种情况，真冷了半截。然既来之，则安之，仍须尽我最大的努力，促成此一盛举；何况我军已入湘作战，骑虎难下，欲罢不能呢。

翌日上午，蒋先生自黄埔专程来看我。他原来在党内地位并不重要，在粤军中的位置也不过是粤军总司令许崇智的参谋长。1923年秋季，奉中山之命赴苏俄报聘考察。1924年春，苏俄派顾问协助蒋氏筹办黄埔军校，遂受任为校长。在校内励精图治，气象一新。其后得苏联军事顾问的支持，获大批械弹的接济，先后成立第一、第二教导团，并以参谋长的地位，从事整顿粤军。那时粤军总司令许崇智生活浪漫，办事因循，整军大计一任蒋氏所为，于是大部分粤军的领导权，遂渐入蒋氏之手。渠乃以黄埔军校学生和教导团为基础，将所掌握的粤军彻底改造，成为其个人的军队。蒋氏并于1925年，得各友军的协助，两次东征，击破陈炯明残部。在第一次东征克复汕头时，回师消灭盘踞广州城郊勾结唐继尧的刘（震寰）、杨（希闵）反动军队。这些都使我们远道得闻，深致敬佩。1925年9月20日晨，蒋氏凭借苏联顾问的声势，突率卫士数十人，包围其长官许崇智的住宅，逼许氏立刻离开广州。申言许氏不去，渠便无法整顿部队，待渠将部队整理就绪，三个月后再请许氏回粤主持大政云云。当时我们在广西，便闻蒋氏向许氏挟持迫害而颇不以为然。不过我们都知道许总司令处在革命高潮之下，生活还这样腐化，故对蒋氏此一行动，也颇谅解他的苦衷。

那时白崇禧时常往来粤桂间，对蒋校长和黄埔军校的革命作风颇多好评，更增加我们对蒋氏的钦佩。到1926年3月20日中山舰事变时，我们也不知党中内争的底蕴，只觉当时广州有崇俄的风气，一般党人对俄国顾问敬若神明，蒋氏竟敢公然将俄顾问逮捕，遣送出境。这种行为虽迹近越权乱纪，但和阿谀外籍顾问的风气相对照，自获得我们乃至多数国人的同情心。

所以我们此次到广州，对蒋先生极具好感，加以当时党政中枢的领导人汪兆铭已离职去国，蒋氏成为广州的中心人物，促成北伐大计，第一须说服蒋氏才行。

蒋先生于上午来访，下午我即往黄埔回拜，并参观军校一切设备。当我自黄埔码头上岸时，全校教职员、学生数千人在校门前列队欢迎。该校高级官长、教员都由蒋校长一一介绍握手。何应钦、周恩来、邓演达等，那时都是第一次和我见面，但人数太多，未能一一记忆。

黄埔军校的校址原为前清广东虎门陆军速成学堂所在地，清末时此地也曾办过海军学堂。校舍经历年扩充，现在已能容纳数千人。校内井然有序，到处贴满了革命标语，革命的空气，十分浓厚。唯就技术观点说，军事教育的水准却不甚理想。因为学生入学程度既不齐（有许多系老同志保送，未经考试而入学的），而受训时期也太短。第一、二、三各期连入伍期在内，为时只有六个月；加以政治和党务课程又占据时间很多，所以军事教育在这短时期中，实学不出什么来。

蒋先生亲自导我参观全校。这时第三期已结业，第四期学生正在上课。我每到一处，蒋先生都为我略事介绍，不论在操场或讲堂，值日官都喊“立正”致敬。

二

参观完后，蒋先生留我在校晚餐。进膳时，只有我和蒋氏两人，所以可以畅谈。首先，我便向蒋氏陈述我策动唐生智加入革命的经过。我认为北伐时机稍纵即逝，故力主从速敦促中央决定大计。我向蒋氏陈述的内容有三点：

第一，我分析北方各军阀的形势。我说当今盘踞黄河、长江两流域实力最强的，首推曹锟、吴佩孚的直系军阀。然自1925年直奉第二次战争，由于冯玉祥倒戈，曹锟贿选总统的政府跟着倒台，吴佩孚仓皇由海道逃回汉皋以后，直系已一蹶不振；加以长江下游的孙传芳已企图独树一帜，对吴氏阳奉阴违，直系内部貌合神离，已有解体之势。唯近来吴佩孚趁张作霖、冯玉祥互争于天津一带，遂东山再起，自称“讨贼联军总司令”，整训所部，又成劲旅，虎踞武汉，正联络奉系张作霖，挥军北上进击冯玉祥的国民军。国民军一旦瓦解，吴的势力也必复振。既振之后，必趁胜战的余威，增兵入湘扫荡唐生智所部，从而南窥两粤。我们现在如不趁国民军尚在南口抵抗，吴军主力尚在华北，首尾不能相顾之时，予以雷霆万钧的一击，到吴氏坐大，在南北两战场获得全胜，巩固三湘之后，孙传芳也不敢不和吴氏一致行动，那我们北伐的时机，将一去永不复返，以后只有坐困两粤，以待吴、孙的南征了。

第二，我再分析两粤的政情。我说我们两广近十年来都处在龙济光、陆荣廷等军阀统治之下，革命势力终未真正抬头。其后总理正将残局收拾，又遭陈炯明的叛变，各小军阀的割据，地方狐鼠横行，一片糜烂。近两年来，总算天兴汉室，两广统一。现在我们如不趁时北伐，难免师老兵疲，不堪再用。尤其广东是纸醉金迷的富庶之区，往日军队驻粤，不数年间便会堕落腐化，兵骄将惰，必至天然淘汰、失败消灭而后已。龙济光、莫荣新，乃至陈炯明、杨希闵、刘震寰、许崇智各军的瓦解，前后如出一辙。现在我们若不趁两广统一之后，民心士气极盛之时，另找目标发展，以避免偷安腐化，则若辈前车不远，足为殷鉴。

第三，我又分析湘局和我们的第七军已成骑虎难下的形势。我说我虽已策动唐生智起义，驱逐赵恒惕，唯唐氏态度颇不坚定，他一面电请广西派“一旅之众”到湘桂边境声援，一面又派代表见吴佩孚，陈明去赵的苦衷，祈求吴氏谅解。其志只在做湖南的主人翁，已甚明显。至于吴氏则久已蓄意确实掌握三湘，作为侵略两粤的基地，如今师出有名，以援赵为口实，驱军南下，协助赵部叶开鑫等击破唐部于湘北。唐氏见事态严重，才请我第七军越界入湘赴援。现在我们如不借援唐之名实行北伐，唐氏一败，后患岂堪设想？更有一点，设吴氏一旦警觉，变更政略，去赵恒惕而容纳唐生智的请求，则我革命军以后欲取道湖南，问鼎中原，实非易事。所以我告诉蒋先生说，根据上述三点理由，我们非即时北伐不可。我更强调，当湘乱初起之时，唐氏乞援，我之所以未向中央征求同意，便毅然决然出师援湘，就因时机稍纵即逝，不容我们蹉跎之故。语云：“畏首畏尾，身其余几。”所幸时机未失，战事在湘南涟水两岸进入相持状态，所以我火速来穗，请求中央早定北伐大计。希望他能同情我的主张，促其早日实现。

当我滔滔不绝陈述北伐利害之时，蒋先生在一旁静听，未多发言。我反复地说了很久之后，他才说：“你初到广州，不知道广州的情形太复杂……现在如何能谈到北伐呢？”

蒋氏说时，似有无限的感慨，但是他这回答，却完全出乎我意料之外，泼了我一头的冷水。

那时我到广州尚不足两天，的确不知广东中央方面党政军内部的情形。汪、蒋、胡之间的暗斗，国共两党之间的摩擦等，也确实是很复杂，不像我们广西方面的单纯和团结。这时汪兆铭方负气而去，中枢无主。鲍罗廷为中山舰的事，新自海参崴赶回广州。中央党政军内部，都在酝酿新危机，他们哪里有心绪去谈北伐呢？经过这一段的观察和谈话，我才知道广州方面对北伐毫无准备。所谓北伐，在广州真连影子也看不到。而我军却早已入湘，在衡阳一带打得炮火连天。我们广西全省军民都勒缰以待，只等中央一声号令，而中央方面对我们请求的反应，却太使我伤心了。

因此，我继续向蒋先生辩白说：“正因为我们内部问题复杂，大家情绪不稳，才应该北伐，好让大家有一个新目标，一致去奋斗，以减少内部的摩擦。”

我和蒋先生反复辩论很久，蒋先生的态度仍是十分踌躇，说起话来唯唯诺诺。他同意我的见解，但是却强调事实上的困难。最后他执拗我不过，才说：“你和他们说说看。”他的意思是要我向中央方面其他同志解释一下北伐的计划再说。

我和蒋先生详谈了数小时，终于未得要领而返。这是1926年5月11日，我和蒋先生第一次的会面。我对他的印象是“严肃”、“劲气内敛”和“狠”。其后我在广州珠江的颐养园和白崇禧聊天，白氏问我对蒋先生的印象。我说：“古人有句话，叫作‘共患难易，共安乐难’，像蒋先生这样的人，恐怕共患难也不易！”白氏对我这评语也有同感。

三

我和蒋先生谈后，便连日分访中央各要人，酬酢几无虚日。唯其对中央党派暗讧余波未息，更无人对北伐发生兴趣。3月20日中山舰事变后，国共两党裂痕亦渐暴露。苏联顾问对北伐问题的态度极为谨慎，既不赞成，也不公然反对。中国共产党虽未公开反对北伐，但陈独秀所办的机关报《向导》周刊社论却说北伐的时机尚未成熟。所以我在广州，颇有吾道甚孤之感。

我第二个拜会的中央要人便是张人杰，张氏于汪兆铭离国后任中央政治会议的代理主席。身材瘦弱，并患瘫痪病，不能行动，平时总坐在扶手椅上，由佣人提挈以行。张氏口吃，并带浓厚的浙江口音。他既是党国元老，我对他自然十分尊敬，而张氏对我则更是恭维备至。他说：“总理去世之后，唐继尧居然用两省兵力，想来广州篡位，要不是你们在广西把他挡住，中央就糟了。”我说：“现在回想起来也很觉可怕，以我们区区不足万人的基本部队来抵抗唐继尧号称十万之师，并有沈鸿英做内应，实在是以卵击石，想不到竟凭一股革命精神把他打退了，但也是中央领导有方！”张说那时他还在上海，所有同志均为我们此一战役担忧，想不到最后居然击退唐军。这种战役不特现代所无，历史上也很少见。他又继续称赞我们以少击众，统一广西，然不自居功，愿受中央领导，使两广统一，一扫旧式军人私心自用的习气，尤为难得云云。张氏的态度极为诚恳，真使我有受宠若惊之感。

接着，我便向张氏力陈北伐的重要。张也和蒋先生一样，态度模棱两可。他说汪先生已出国，中枢政情极为复杂，出师北伐问题，宜从长考虑。我乃把我向蒋先生所说的北伐三大理由反复分析、陈述，务必请中央速定大计，否则恐有缓不济急之虞。张氏倾听良久，仍不愿表示他的主张。最后，他要我“再去和介石说说看”。张氏嗣后曾回拜我两次，但那只是礼貌上的往还，对北伐并无表示。

拜访张氏之后，我便去看谭延闿和程潜。谭、程二人都是湖南军政界的老前辈，后因和赵恒惕发生内讧，被逐出湘，率师来粤就食。所以他们对湖南的将领，尤其是唐生智衔恨极深。我向谭氏陈述我策动唐生智加入革命的经过。我说：“唐氏现受吴佩孚部的进攻，我已履行诺言出兵援助，唯恐独力难支，故有前电恳请中央诸公速定北伐大计，此番东下，志在促其实现。”可是谭氏对北伐并不起劲。他不是翰林出身，久历官场，为人极端圆滑。他听我提到唐生智，只微微一笑，说：“你要唐生智加入革命？他恐怕靠不住吧！”言谈之间，他显然是反对援唐北伐的。

程潜却没有谭氏那样含蓄和浑厚。他的个性直爽，有话即说，一副老气横秋的样子，大有恃才傲物之概。他说：“你想唐生智那小子能加入革命？他以前倚靠北洋军阀打我们；现在吴佩孚打他，你要我们去救他？且让吴佩孚把他打败了，我们好去收编他的部队。然后，我们再定计北伐不迟。”程潜说时悻悻然，似乎对唐生智余怒犹存。

总之，这两位湘籍的军事首领都反对援唐北伐，他二人都不相信唐生智真能诚心诚意参加国民革命。他们是唯恐湘局不糟，唐生智不败。但是我说，我的第七军已在湘作战，而且胜利可期。我们革命军人应以革命前途为念，捐弃前嫌，予唐以加入革命自新的机会。同时，我又把北伐的重要性和时机的不可失，详详细细地分析给他们听。我一再强调，千载良机，稍纵即逝。我希望两位先生同情我的主张，促成此事。他二人虽也同意我的分析，但是始终吞吞吐吐，对北伐不表示兴趣。

嗣后，我又去访苏联顾问鲍罗廷，鲍氏方自华北赶回广东。此时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正在筹备开会，蒋、鲍二人都忙于弥补国共之间因中山舰事件引起的裂痕，便无暇讨论北伐。

鲍氏给我的印象是精明强干，口若悬河。我们见面寒暄之后，他便向我谈一套革命的大道理，什么无产阶级革命，工农运动等，大体都能言之成理。接着，他又解释苏联的对华政策，说苏联如何地以平等的原则扶助弱小民族，废弃不平等条约。苏联帮助中国革命，完全是站在反对帝国主义的立场，是发乎道义的、真理的等一套理论，都很动听。

我即以他所说的话恭维他一番，同时向他陈述北伐时机的重要性，并反复申述以前我和蒋氏所说的三大理由。鲍氏闻言默然，只说兹事体大，应从长考虑。其实，苏联顾问和中国共产党此时都不赞成北伐，其原因，在我猜测，可能有两种：善意的，他们可能认为我们力量太少，此时不能和北洋军阀抗衡于战场之上，应多多休养生息，到有把握时而后动；恶意的，他们可能因为中共在国民党内部发展的力量还不够，在军政两方面，他们渗透的根基尚薄弱，民众运动除广州外，尚未普遍，一旦国民党势力大张，奄有全国，对彼等的工作，自属不利。所以鲍罗廷此时对北伐的态度非常冷淡。

我此次东下广州，系专为策动北伐而来，除民众团体热心同情外，各友军乃至党政首脑、苏联顾问的反应，实是我意料所不及。几乎使我有乘兴而来、败兴而返的感觉。幸好李任潮对我的呼吁表示十二万分的赞成和热心，使我感到无限的安慰，故仍竭诚奔走疏通，最后卒使北伐成为事实。此一内幕，错综复杂，其中重大关键及转折点，实为当时全国人民甚至国民党一般同志所未能洞悉的。

四

李济深原是在他到梧州以后我才认识的朋友，也是我入党的介绍人。他原籍苍梧县，陆大毕业。初入北京陆军部服务，后参加革命，到粤工作，任职于粤军第一师，原师长便是忠于孙中山被奸人狙击而殉职的邓铿将军。该师干部多系保定军校出身，军纪严肃，训练装备俱佳，为粤军中的劲旅。

沈鸿英在西江被击溃后，中山遂委李氏（时任第一师师长）为西江善后督办。驻节肇庆，设行署于梧州。李氏豁达大度，忠实淳朴，和黄绍竑合作，二人颇能相得益彰。粤桂两方赖以融洽无间，奠定后来两广统一的基础。

此次我来广州，和李氏朝夕过从，都能开诚相见，所以无话不谈。我既觉中央尤其是多数军事首脑，对于出师北伐反应冷淡，颇为失望。而李氏则一再鼓励，劝我再接再厉，不可功亏一篑。他这种忠诚热情，使我感激涕零。

某一晚，我和他促膝掬诚作竟夕之谈，偶尔触动灵机，半正经半玩笑地向他建议道：“你第四军可否自告奋勇，抽调两个师先行北上，待稳定湘南、湘东防线之后，我们便可有充裕时间，催促中央决定北伐大计。按照常理及当时地方习惯，第四军乃广东的主人翁，主人且自告奋勇，出省效命疆场，驻粤其他友军系属客人地位，实无不参加北伐而在广东恋栈的道理。因就好的方面看，如第四军出师胜利，他们固可乐观其成，即使不幸失败消灭，他们也可瓜分第四军的地盘。鼓励四军北伐，何乐而不为呢？不过我相信以四、七两军的能征惯战，一定可以把敌人打败，甚至可以收复长沙，造成有利形势，使中央不得不赞成我们的主张。”他听完我分析之后，毅然不加考虑，脱口而出，连声说赞成此一办法。我继续说：“明天中央政治会议开会，我已接得通知书请我列席。届时我当重新提出北伐时机成熟的重要性，你即起立发言，附和我的主张，并请政治会议决议，准许第四军先派部队两师，立刻动员北上入湘，截击南下敌人。但是第四军主力远戍西江、高州、雷州、琼崖等处，集中需时，而叶挺独立团驻防广州，朝发命令，夕可开拔，应使叶团先行，以壮前方士气（此即叶独立团先到安仁、禄田拒敌的由来）。”

我二人计划既定，当政治会议开会时，我便起立发言，仍将我前向各首长游说的三大理由反复陈述，并强调我军已在前方作战，且已挽救了衡阳陷落的危机，刻正节节推进，长沙在望，胜利已见端倪，绝不可中途而废。倘仍踌躇不决，吴佩孚必得抽调鄂、赣劲旅增援进攻，我方孤军苦战，势难持久，一有差池，粤桂边境立受威胁，而云南唐继尧和福建周荫人也必伺隙蠢动谋我，若两广四面受敌，前途将不堪设想了。故请中央速定大计，克日北伐。我发言既毕，李济深随即起立发言，大意是说他听德邻同志所分析各点，都极中肯。今日北伐实是千载一时的机会，何况唐生智已声明附义，我第七军正在前方作战，并已节节推进。今日北伐已势成骑虎，中央断不可坐视我第七军和唐军孤军作战而犹豫不决。他更自动提议说：为免第七军和唐氏部队孤立无援，他愿将驻琼州、高州第四军的张发奎、陈铭枢两师北调赴湘增援，现驻广州城郊的叶挺独立团且可立即出发。李氏呼吁说：戎机不可坐失，第七军已在浴血作战，第四军也已准备牺牲，希望其他各军袍泽一致响应，共襄盛举；中枢更宜速定北伐大计，以解中原人民的倒悬，以慰海内外爱国人士的喁喁之望。

李氏这样突如其来的慷慨陈词，说得全场空气陡然肃穆，军政首领都为之动容。今粤军既然自告奋勇，愿为先驱，其他驻粤各军原系“客军”，实无任何反对北伐的借口。中央上自主席乃至文武大员，在原则上也已一致同意北伐的主张，会场情势遂急转直下，我的北伐建议遂在中央政治会议中正式通过。政治会议并同时通过任命唐生智为国民革命军第八军军长，并嘉奖李济深自动请缨的义举；并决定推选北伐军总司令，组织北伐军总司令部。北伐至此，才进入具体计划阶段。

到5月21日二中全会之后，军委会遂发表“时局宣言”（不用国民政府而用军事委员会名义，使我当时甚感迷惘），表示愿意接受海内外请愿，决定北伐，但是纵至此时，中央仍只是原则上的决定，各方筹备工作俱极滞缓。这种情形显然表示中央尚在观望，看我们入湘作战部队的战绩如何，再相机而行。我看此情形，不尽乐观，所以经常去黄埔，面促蒋先生，早日请中央定期誓师北伐。蒋先生对我的催促却颇有不耐烦的表示。据说他在他的5月29日的日记上曾埋怨我“不识内情，徒怪出师延缓”，他“深致惋慨”云云。这都可说明他们那时是如何地踌躇不决，而抱着观望的态度，而我那时对出师北伐是何等地急切和企盼！为了减少蒋先生的顾虑，我和李任潮曾私相约定，拟明告蒋先生，北伐正式出师时，我们自当推举他担任“总司令”。任潮后来曾委婉地将我们私下所交换的意见告诉了蒋先生。

政治会议既已通过北伐，唐生智的第八军军长任命也明令公布。唐生智此时的驻粤代表是刘文岛。刘和唐是保定军校同期同学，后又赴法研究政治，足迹遍中外，见多识广。我在未见面以前，已久闻其活跃于湘鄂之间，甚是羡慕。此番初次见面，却发现他对人谈吐迹近夸大，华而不实，语云“耳闻不如一见”，实有至理。刘此次来粤，偕有随员七八人，也住在第四军军部。刘颇好阿谀，他对我和李任潮极尽奉承的能事，但对他的随员却动辄无理呵斥，声色俱厉，仍欲借以显示其身份地位。其随员中有一少将刘高参，也是保定军校学生，和唐生智私交甚厚，就不买他的账，某次因不堪辱骂，竟反唇相讥。刘文岛在众目昭昭之下，弄得无法下台，此亦“人必自侮，而后人侮之”之谓欤？宁汉分裂时，听说刘氏曾于某次纪念周中演说，要求唐氏部下“孝顺”唐总指挥，像儿子孝顺父亲一样，惹得台下文武官员两千余人哄堂大笑。而唐氏全副戎装，正襟危坐于演说台上，犹怡然自得。会后，何键、李品仙等高级将领故意揶揄刘文岛道：“你要做儿子尽管去做，我们可没有资格领受这个荣衔呀！”一时成为革命军官场中的笑柄。在武汉时代，据说刘文岛反蒋比谁都激烈，等到武汉局势解体，唐氏已成孤立，刘乃摇身一变，输诚投到蒋先生的怀抱，又对蒋先生“孝顺”起来了。旋即荣膺立法院委员。后来希特勒崛起，纳粹疯狂时代，又被派为中国驻意大使。竟以善拍马屁，而官运亨通了。

这次在广州，我们业已看出刘氏是个上谄下骄的人。当唐氏的第八军军长公布后，第八军的党代表和政治部主任之缺犹虚，刘氏便一心一意想抓到手。一次在政治会议席上，刘以唐生智代表身份列席。会议中，他起立发言，首先代唐生智夸耀一番，说唐氏如何雄才大略，如何献身革命，不愧国民革命的股肱。继说第八军党代表一席犹虚，中央似应早遴大员充任。接着便介绍他自己说是保定军校出身，又留学法国，实在文武兼备，做党代表一职似最为合适。这一席毛遂自荐的讲演，说得口沫横飞，惹得全场相视窃笑，主席张静江又未便阻止他。只见谭组庵（延闿）以手帕掩口笑个不停，程潜眼如铜铃，怒脉贲张，大有起立申斥之势。我和刘氏座位相连，看此情势，殊为他感到尴尬，而刘尚不自觉，我连连踢了他几脚，刘文岛才停止讲演，坐了下来，忙将手帕拉出，频频向额角、颈项抹汗不休。主席遂说第八军党代表事，以后再谈吧，才收拾了这场不愉快的局面。

散会后，刘氏和我们同车回第四军军部。在车上，李任潮和我都埋怨他说：“今天会场局面弄得很僵，你如想做党代表，为什么不先和我们说明？我们可替你疏通一下，安可不顾一切，自吹自擂起来？”刘闻言，故作大惊道：“我这样干错了吗？德公，你是老前辈，以后务必请你随时指教！”说得我和李任潮都为之失笑。

过了几天，唐生智特电中央保荐刘文岛任第八军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中央随即任命了。刘氏欣喜之余，屡次天真地问我党代表究系什么阶级。我说可能是上将，即中将也不小啊！他又问我黄绍竑是什么阶级，我答：“上将。”他才心安。一次在政治会议席上，刘氏又故态复萌，大放厥词，大意仍是他才兼文武那一套。最后说，唐生智自保定毕业后，便一直在湖南，未出省境一步，现在竟位至上将。弦外之音，如我刘某是法国留学生，其官阶断不可在唐某之下。这一场演说闹得比上次还要僵。我再度踢他，才把他的话堵住了。后来在车子里，我和李任潮又把他教训一顿说：“我们革命不是为阶级而来，足下何以如此热衷呢？”刘氏闻言，把眼一瞪，天真地道：“德公，我这次又讲错了吗？”

其实，党代表在当时是没有官阶的。刘氏后来的官阶是中将政治部主任，阶级并不算低，但他却以官阶在唐氏之下为耻，平时竟不肯穿军衣，这也是促成北伐过程中的小趣事。

五

当我在广州策动北伐渐有头绪之时，湖南战事因我军加入战斗也逐日好转。到6月初，国民党二届二中临时全体会议乃共推蒋中正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并授权蒋氏组织北伐军总司令部。这时湖南方面战事既在急剧发展之中，北伐军势必设立一“前敌总指挥”以担任第一线指挥作战的责任。关于这一席，政治会议一致通过要我担任，而我却推荐唐生智担任。理由是湖南战场上第八军地位的重要性。第七军援湘时，我曾电告唐氏，请其直接指挥，并说：“我兄应视我军和贵军为一体。请不必客气，直接指挥。”

我军入湘作战，原是师以义动，今番我如担任“前敌总指挥”，入湘指挥唐氏，易使唐氏和其他湖南将领误会我以义始而以利终。所以我在政治会议上说：“我们革命军应开放门户，以广招徕。唐生智以区区师长，一旦加入革命，便位居前敌总指挥，足征我革命政府大公无私，革命人人有份。如是则全国附义者势必风起云涌。何况我军入湘时，我已命令所属听唐指挥，这是既成事实，不必再行变动。我们革命军人不可斤斤于小的名位而忘忽大体。”

但是我这一席话，全场均不以为然。他们总以为唐生智加入革命历史太短，其原有的职位只是一名师长，实力也很有限，骤畀以大任，恐他负担不起。其中反对最烈的为程潜，他向我说：“德邻同志，难道你要我回湖南时听唐生智指挥吗？我看你无论如何勉为其难罢！”我仍旧坚持让唐生智指挥，会议乃无结果而散。事后，我向李任潮一再剖析此事。任潮最初仍坚持非我担任不可，后来他见我态度坚决，遂不再勉强。第二次政治会议开会时，我一再劝告程潜勿念旧恶，并坚持以唐生智为“前敌总指挥”，政治会议才正式通过了唐的新委任。会后，唐生智的代表刘文岛曾来我处，代唐道谢，并连声说我荐贤任能的“伟大”！刘氏此时也有详细报告给唐生智，唐氏后来对我很表感激。

唐生智新职公布后，湘局已完全稳定。唐氏遂于6月2日在衡州正式宣布就国民革命军第八军军长及前敌总指挥职。这时第四军的陈铭枢（第十师）、张发奎（第十二师）两师已自南路和琼崖北调；叶挺独立团也已于6月初离穗北上入湘。6月5日，国民政府正式任命蒋中正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一时中外哄传，中国历史上伟大的北伐，就这样三凑六合地发动起来了。

第二十一章　北伐前夕的革命阵容

一

我在广州策动北伐的时候，和广州方面党政军各层干部同志以及各种民众团体也有联系，因有机会对我方革命阵营作一番更深入的观察。

开头给我印象最深的为革命的群众运动。我初抵天字码头时，各民众团体代表欢迎的为数甚众，旌旗飞舞，鼓乐喧天。群众高呼“欢迎革命领袖”、“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等口号，声震天地，情绪十分热烈。

在广州期间，曾参加过无数次民众团体的欢迎会，接受他们的慰问和献旗。这些民众团体都是在国民党的领导之下组织的，计有工会、学生会、商会、店员工会，乃至摊贩工会、人力车夫工会、海员工会以及各地前来广州开会或受训的农民协会的代表。他们都是活泼、热忱、充满革命热血的青年，对广西方面拼死力拒唐继尧东下篡夺革命根据地的血战，都赞扬备至。同时他们对我们在广西统一的艰苦情形，以及助成广东统一的功劳，都有深刻的认识。深使我感觉知音遍海内，而受到莫大的鼓励。

不过在这革命空气之中，我也渐渐看出了一种潜伏的危机，那便是国共两党乃至本党领袖之间的暗讧。国民党是个很大的政党，党员极众，可说是少长咸集，良莠不齐。其中青年的党员们和一部分少壮派的领袖们都热情洋溢，坚苦卓绝地为革命而奋斗。其革命热情有时竟发展到“革命狂”的程度。但是另一部分老党员里面，却杂有官僚、政客和腐败的军人，思想陈旧，生活腐化，对革命意义一无所知。而他们也混在革命阵营内高喊革命，挂羊头卖狗肉。因此在国民党内已划分成两个集团，彼此迥然有别，暗潮起伏，互相嫉忌，长此以往，难保没有差池。

另有一部青年的党员和少壮的领袖却是“跨党分子”。他们是国民党内的共产党员，信仰不同，背景各异。他们和国民党的结合是暂时性的，日久必然分道扬镳。不过他们多半是青年分子，对革命狂热奔放，极少腐败分子掺杂其间。他们平时虽打着国民党的旗号，但是暗地里却发展其共产党的组织。他们勾结热情的国民党中少壮分子，互相标榜，于是国民党本身里面，暗斗愈烈。

再有，本党中央领导机构也极不健全。总理逝世后，独树一帜的“西山会议派”固不消说，在广州中央方面，汪、蒋等各为私利的明争暗斗，也不足以表率群伦。当时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的蒋介石先生，纵横捭阖，予智自雄的作风也很欠正派。

国民党改组之初，蒋先生尚非中央委员，但是在总理北上后两年之内，一跃而为党内最有权力的领袖。其权力增长的过程，实得力于权诈的多，得于资望功勋的少。论蒋的手腕，起初联络汪兆铭、廖仲恺、苏联顾问鲍罗廷和中国共产党等，以打击“西山会议派”的元老集团，并排挤胡汉民、许崇智等。胡氏和西山会议派的势力既除，蒋氏又利用党内一部分反共情绪和“西山会议派”等取得默契，发动3月20日中山舰事变，拘押俄国顾问，并逼汪兆铭去国。汪氏既去，蒋又施展手段，将其政变越轨行为嫁祸于人，将反共甚力的所谓右派军官如十七师师长兼广州警卫军司令吴铁城及其他反共领袖等拘押，通电痛斥“西山会议派”，以取悦于苏联顾问及中国共产党以自固。这种种都足以说明蒋氏的才过于德，不能服人之心。

所幸此时我们在广西原是独立发展，然后和广东方面合作的。虽然我们对广东的政潮起伏，引为隐忧，但是我们实际上尚未被波及。我们只希望和广州中央精诚合作，以完成北伐，实行主义，并希望用革命及北伐大前提来消弭广州中央方面的内讧。所以对中央各领袖，都无分轩轾，同样尊崇，以期北伐能早日出师。

二

在广州时，我对共产党也有更深一层的认识。许多共产党的领袖们和他们重要的同路人，这时我们都是第一次会晤。当时广州共产党第一号领袖谭平山曾来拜访我。谭是共产党员，却是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他是广东人，为人极老实厚道，颇为可亲。周恩来这时也见过，大家握握手而已，印象不深。林祖涵也来看过我，他给我的印象极好，为人老成练达，是一位勤勤恳恳的人物。叶挺此时任第四军独立团团长，时到军部，故常常见面。叶氏短小精悍，有热情，有朝气，将兵、任事各方面都可说是头一等的人物，可爱可敬。我和毛泽东第一次见面是在国民党二中全会的会议席上。毛氏那时任国民党中央党部所办的农民讲习所所长，并曾担任短时期的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毛氏时常穿一件蓝布大褂，长得身材高大，肥头大耳。在议会席上发言不多，但每逢发言，总是斩钉截铁，有条不紊，给我印象很深，觉得这位共产党很不平凡。

在广州的共产党同路人中给我印象最深的要算邓演达（择生）了。邓为广东人，保定军校毕业后，回到粤军中服务。讨伐沈鸿英时，渠在粤军第一师中任团长。嗣后赴苏联和德国留学，回国后遂服膺社会主义。此时在军委会中任职，专司军中政治工作。邓氏生活刻苦，精力过人，每日工作十余小时无倦容。他对革命工作的狂热，几乎到失常的程度。然邓氏为人极正派，是非之心极为强烈，他任事和待人实是可钦可敬的。当时郭沫若也随邓氏来拜访过我两次。郭氏爱说爱笑，是一位斯斯文文的人物。

大体说来，我当时对广州方面的所谓跨党分子印象大致都不坏。他们都勤劳刻苦，热情洋溢。虽然和我们因信仰不同，难免格格不入，但是我对他们的任事作风是很佩服的。不过广州当时的崇苏风气却使我感觉不满。苏联顾问们在广州真被敬若神明，尤其是鲍罗廷的公馆，大家都以一进为荣。一般干部如能和鲍某有片语交谈或同席共餐，都引为殊荣，大有一识荆州，便足骄人之概。这种心理其实和洋行大班无异，甚是可鄙，我为此事颇感不怿。所以我对共产党人看重之余，这一点却引为遗憾。

我到广州后约两星期，苏联顾问鲍罗廷特地为我举行一盛大宴会，到中央党政军首长和各团体代表几百余人。席间，主人鲍罗廷讲了一大套革命理论，并着实把我恭维一番，然后请我发言。我起立道谢，先就鲍氏的话恭维苏联一番，说苏人仗义援华，首先废除不平等条约，奠立今后中苏的友好，并为解放全世界弱小民族的先声。接着，我便说当今我们革命根据地有一极不好的现象，各级干部和人民团体负责人都以出入苏联顾问之门为荣，稍受青睐便沾沾自喜，四处骄人。其实苏联顾问来华助我，实在是发乎道义，出乎至诚，他们并不希望我们的阿谀谄媚。如果我们不了解苏联顾问同志来华助我的初衷，而以洋行大班奉承经理的态度来取媚于苏联顾问，反使我们苏联友人助我的一片真诚无法表达。所以我一再强调说：“我们革命同志不可忘记我们的革命天职。我们尤其不要把苏联顾问当成主人，我们自己当成客人。我们要以主人的态度来敬客，不要学洋行大班的习气来奉承上司。这样，我们才对得起我们远道而来的友邦顾问！”

我演说的前半段引得掌声四起，宾主均眉飞色舞。但当我说到后半段时，全场便显得沉寂了。那时鲍罗廷的翻译似乎是张太雷，也停止了翻译，场面显然有点僵，但是我仍畅所欲言。主人和其他宾客都知道我是远道而来，并不依赖任何方面的援助，所以对我的逆耳忠言也只有笑而纳之，未发生其他的反响。嗣后，胡派和接近右派的同志曾向我鼓掌称赞，说我所指摘的都切中时弊云云。其实我所说的都是平心之论，对任何方面俱无成见。

鲍罗廷之外，苏联顾问中和我往来最多的便是加伦将军。加伦将军身躯修长，为人沉默寡言。关于战略战术，渠都有独到之处，不愧为一卓越的军事家。凡渠所发言，都从纯军事观点立论，极少涉及中国的政治问题，确是一难得的人才。听说后来张鼓峰事件时，他因力主对日作战，被斯大林枪毙，实甚可惜。

然而苏联顾问团最初派往第七军的顾问马迈耶夫却是一外行。马氏工人出身，对军事并无所知，因他稍谙华语，遂被派到第七军做顾问，滥竽充数而已。后来北伐军到江西，马氏去职，代他的名西干，却是军校出身，曾任军长，在军事上比马氏高明多了。

大体说来，当时苏联来华的顾问品质都很优良，诚实刻苦，不大说话。日常生活规规矩矩，稍有不慎，立刻便奉调回国，所以他们谨言慎行，较一般中国人更守规矩，故颇受中国人的欢迎。苏联顾问这种作风适和美国顾问成一对照。美国顾问因管束较松，平时言行俱不若苏联人的谨慎，加以他们大半有优越感，言行极为骄纵，一般中国人对他们都有敬而远之的感觉。美国顾问之所以不能深入群众，此实为主要原因之一。

三

在广州时，我和其他方面的同志也经常保持接触。一般说来，印象都不算坏。当时的风云人物如徐谦，也曾来拜访我，我也回拜过。徐是前清进士出身，这时已五十许人，高高瘦瘦的身材，背部微驼；说起话来，满口革命的大道理，也颇能使人折服。听其言而信其行，还以为他是个有操守的革命领袖，后来听说他在司法部部长任内，滥用私人，一塌糊涂的情形，才知道孔子说的“听其言而观其行”的重要。

陈公博此时任军委会政治训练部部长，和我也常有往还。陈氏生得一表人才，能说会讲，在广州风头甚健。我和顾孟余也曾晤谈数次，顾氏沉默寡言，有翩翩学者之风，办事也极干练。一次，我们自黄埔同轮回广州，顾氏力述土地革命、打倒地主等政策的重要。我便和他辩论，我说北方的军阀现在割据一方，鱼肉人民；东西帝国主义仍在卧榻之侧，伺机破坏革命，如此内外大患不除，而奢言打倒地主，恐反增加革命的困难。我们各执一词，无结果而罢。

吴稚晖和我在广州也是第一次见面。他已是六十左右的老前辈，说话时议论风生，诙谐之至。陈友仁此时任国民政府外交部部长，渠系海外生长，不谙华语，和我谈话须用翻译。陈氏为人严肃而毫无官僚习气，他的极度平民化的生活和作风，极令我佩服。此外，我还见到革命元老古应芬和廖夫人何香凝女士。何女士一见到我便嚎啕大哭，痛骂反革命派谋杀廖先生。她对我们在广西的统一工作和拒唐战争都称赞备至。她说：“没有你们在广西，广东早完了，廖先生死了，以后革命任务都在你们身上了。”说了仍啜泣不已，使我心中无限凄恻。

在这些党国要人中，给我印象最特别的为孙科。孙氏性好应酬，生活腐化。他在广州市市长任内，补发房契，弄得人言啧啧。觉得他只是一位自美国留学回来，学洋派、爱享受的人物。

四

在广州时，我于一般公私事务之外，也曾留心观察广东方面党、政、军、财的一切设施。当时广东方面，最活跃的中下级党人多为“左倾”分子和共产党员。而在广西，除梧州市党部为少数共产党渗透外，其他各级党部极少共产党员掺杂其间。广西省党部中虽有几位委员以“左倾”自命，然尚无真正共产党人渗透。且黄绍竑自兼广西省党部主任委员，开诚布公，不作左右袒，所以共产党在广西不能发生多大作用。而中央方面，自5月中旬党务整理案在二中全会通过后，国共两党的权限表面上虽已逐渐划清，可以苟安一时，然前途的荆棘却正在滋长中。

政治方面，自汪兆铭被迫离粤以后，由谭延闿、张人杰分别代理国民政府中政会主席，而实权则操诸蒋介石先生一人之手。蒋先生骤揽大权于一身，既众望难孚，又私心用事，中央政局的破裂，实伏线于斯。

至于军事方面，广东原有的粤军和各地来粤的客军，自刘、杨消灭之后，共编成六个军。第一军的基础为前许崇智的粤军第二军。许去后，蒋自任军长。旋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初由蒋自任军长，到1926年初，由何应钦继任，下辖五个师，共计十九个团，驻防广州和东江一带；谭延闿原来率领来粤就食的湘军改编为第二军，以谭为军长，驻防于北江一带，共辖四师十二团；原由朱培德所统率，辗转流离的滇军则改编为第三军，朱仍为军长，辖三师，共有八团二营，驻于广州和四邑一带；李济深所率的第四军原为粤军第一军，辖四师，共有十三团二营，驻西江和琼崖一带；李福林所辖的前福军，则改编为第五军，辖二师，共八团一营，原驻番禺、南海和广州河南一带；程潜所率的第六军，系就他原来所率的湘军改编的，辖三师，共九团二营，驻广州附近和北江一带。

所以名义上广东六个军共七十一团，实际兵力约有七八万人和飞机数架。其编制是“三三制”，亦即一师三团，一团三营，一营三连，一连三排，一排三班。薪饷发给的标准大致是：士兵每名每月十元，班长十二元，少尉排长三十二元，中尉排长四十元，连长六十元（另公费二十元），营长一百二十元（公费一百元），团长三百元（公费两百元）。按当时的生活程度，士兵每名每月伙食费约二元，作战时食米且由公家供给。所以一个士兵的薪饷可以养两口之家。

以前军队都就所驻之地筹饷。后来朱培德、程潜、谭延闿等率客军入驻广东，仍是划疆而治，就地筹饷。到1925年8月，各军划一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饷项才由国民政府财政部统筹办理。

当时军饷的来源，一般统税和钱粮之外，最大的收入却是“禁烟特别捐”和“防务经费”两种。所谓“禁烟特别捐”实即鸦片税。我国原为国际禁烟签约国之一，未便明征鸦片税，故以“寓禁于征”之意，课以重税，所以名为“禁烟特别捐”。在广东每两烟土课税在一元以上，所以收入很大。所谓“防务经费”实即赌捐。两广人民嗜赌成习，官府禁之无效，乃课以重税。这两种税收都由政府招商投标，组织公司承包税收。大公司再招较小公司投标承包。这种烟捐、赌捐在任何政体内原都是犯法的，但在我国当时却是政府经费的主要来源之一。现在想来，这种制度实在是秕政害民，迹近荒唐，但在内乱频仍、干戈扰攘之际，都是不得已的挖肉补疮的办法。

当时广东六军之中，作战能力最强的当推第四军。第四军的老底子原是粤军中训练装备最佳的第一师。带兵官俱为一时之选。军长李济深固是人中之龙，其中师长张发奎、陈铭枢、陈济棠、徐景唐，团长叶挺、蔡廷锴、黄琪翔等也都是能战之将。该军并自办讲武堂于肇庆，培养下级干部。第四军之外，第一军也是劲旅。黄埔军校每期训练时间虽不过数月，实际上只是一些军士教育，距军官教育相差尚远，然全军受革命风气的熏陶，颇有朝气，尚可作战。至于其他各军，则自郐以下不足论矣。第二军军长谭延闿原为一政客，治军非其所长。第三军即朱培德的滇军，拖曳经年，久经风霜，全军尽为云南人，补充时也以滇人为主，不拘体格年龄，加以朱培德又贪婪成性，不顾官兵死活，故作战能力甚弱。第五军李福林则系一地方主义者，久驻广州的河南，士气极低，战斗力更说不上了。第六军军长程潜虽是一名将，唯所部为地方军杂凑收编而来，成军不久，既无战斗意志，也无作战能力，打起仗来自然就弱点毕露了。

五

我们第七军的编制和广东方面所采的苏联军制略有出入。我们是沿用民国成立后陆军部颁布的编制：三班一排，三排一连，四连一营，三营一团，二团一旅。旅以上我们暂时不设师，作战时则视实际情形设“路军指挥官”，其职位虽略同于师长，然运用则比较灵活。一位第几路军指挥官作战时可以指挥两个旅乃至几个旅，按实际需要，各团可以随指挥官之意调动，不受建制及军队系统的牵制。这些都是广东各军所不易做到的。

我第七军当时的编制分九旅十八团，另加二独立团，一入伍生团，另有炮兵营、工兵营，以及军校第一分校的学生队。共有战斗兵员约四万余人，步枪三万余支，山炮廿余门，重机枪八十余挺。第七军编制表和统兵长官姓名已见第十九章。

本军士兵几全部在广西招募，但也有邻省接壤县份前来投效的。至中下级军官则外省籍的亦复不少。如第七旅旅长胡宗铎便是湖北人。至于出身，旅团长中，有保定军校的，如俞作柏、夏威、吕焕炎、胡宗铎、周祖晃、尹承纲、陆受祺、李朝芳、吕梦熊等；也有广西干部学堂的，如伍廷飏；也有广西陆军速成学校以及其他各种军事学校出身的。然本军官兵都身经数十战，上下团结一心，纵令是高级指挥官也无不身先士卒，所以每个战斗士兵都能勇往直前，有进无退。在统一广西各大小战役中，无一而非以少击众，士气极为旺盛；加以本军经济公开，所有各级官长俱能与士卒共甘苦，再施以严格训练，晓以革命军人救民的大义，因此本军所到之处，南自镇南关，北至山海关，可说是战无不摧，攻无不克，纪律严明，秋毫无犯。北伐期中，本军所过之处，当地居民的口碑都可为本军纪律严明作佐证。

但是北伐开始时，本军的饷糈却远不及其他各友军的优裕。在统一广西期中，我军因战费浩繁，有时未能按月发放薪饷。士兵每名每日只有伙食费小洋二角，官长不论高低，一律发伙食费四角。各单位主官除另发少数“公费”之外，别无其他津贴。所幸我们经济公开，虽患贫而不患不均，因此官兵都能甘之如饴，而无怨尤。

1926年春初，白崇禧、黄绍竑曾和中央交涉两广军民两政统一问题，未得圆满结果。此次我到广州策动北伐，又向中央重提结束此地方半独立状态的局面，请中央从速划一整理。因将来北伐，其他各省将陆续归入中央治下，则此种各自为政的局面，断不应继续维持。为今后国家大计设想，我广西省当局愿为天下先，将军民两政交由中央统一办理，然中央仍旧不愿接受。

我为奔走两广统一事宜，数度和宋子文详谈。宋氏时任国民政府财政部部长。广东全省税收由他统筹征收，各军军饷也由他统筹核发。所以我就要求宋氏对广西照例办理。宋部长坦白地说：“你们广西税收太少了，军队太多了，收支不能相抵，中央统一了，财政部是要吃亏的。”

我说：“宋部长，这是国家百年大计啊！中央如对穷的省份就不统一，对富的省份就统一，这还成个什么体统呢？为国家长治久安计，中央也应该有个通盘的打算，不应畏首畏尾。何况第七军是我国民革命军的一部分，出师北伐要由地方单独筹饷，一切和其他各军有轩轾之分，也不成个体制。再者，湖南是个富庶省份，将来万一唐军长引第七军和广西为例而不让中央统一湖南，中央将何辞以对呢？”宋氏闻言为之语塞，但是他不愿接管广西财政的决心，并未因之稍改。我们的辩论也就不了了之。

宋子文当时也确有其困难，他在广东的理财政策本是竭泽而渔。为着替政府和各军筹经费，他简直是不顾一切地“横征暴敛”。我在谈话之中，也批评他那种干法把老百姓搞得太苦了。宋说：“不这样干，哪里有钱来革命呢？”事实上，当时广东的经济来源，也亏着他用这么狠心的干法，否则真不易维持。为革命而行苛政，其功过是非实无法定论了。

到6月初旬，北伐出师大计已定，民众情绪极为热烈。蒋总司令这时正在考虑组织“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一日，他特地来问我关于国民革命军参谋长人选的问题。我说，钮永建（惕生）先生应该最适当了。按资望，惕老是辛亥革命的元勋，总理的老友。论才干，惕老在护国、护法诸役中俱膺要职，以干练闻名国内。再从革命历史来说，他和西南革命领袖都有极深厚的友谊，在革命青年之间有至高的德望；而他本人又是长江流域的人，当我军师次长江时，他的声望可能有极大的号召力。所以我说北伐军参谋长一职，实以惕老最为相宜。

蒋先生听了，沉默片刻，然后说：“钮先生我另有借重。”

我说：“你心目中认为何人适当呢？”

蒋说：“我正为此事来问你。我看白崇禧比较适宜。”

我说：“恐怕健生资望太浅，年龄太轻，不能负此重任！”

蒋说：“我看还是他好，还是他好！”

蒋去后，我仔细分析他提议白崇禧当参谋长的用意，大约不外以下三点。第一，白崇禧确实干练精明，可以肩负此重任，此为蒋氏所深知。第二，以白崇禧与我和黄绍竑的公谊私交，蒋如能得白氏为辅佐，在他看来，他对我第七军便可指挥自如，毫不费力。第三，革命军的中坚将校多半是白的保定军校同学，蒋可利用白以联系一般保定出身的军官，出力效命疆场。因此，白氏出任参谋长，对于统御和指挥，自可事半而功倍。白氏既和各方都有深切的关系，蒋氏又可用以作“告朔之饩羊”，如对各军有所举动，可以白氏之名出之，必要时，并可使白氏代他受过。所以逾格擢白崇禧为参谋长，正是蒋先生厉害的地方。

后来蒋先生正式邀请白氏担任此项要职，白氏乃问我意见如何。我坦白地告诉他说：“我怕你干不了。”接着，我便分析蒋先生的为人，和他请白的原意所在。白氏听后，大有所悟，说：“我看这责任我确实负不了，我还是不干吧！”于是，白氏真的把蒋先生第一次的邀请辞谢了。

我到穗后不久，蒋介石校长曾告诉我说，苏联接济革命军的械弹已运抵黄埔港，约有步枪万余支，重机枪百余挺，无线电发报机数十座，彼自动表示将拨一部枪械接济第七军。我当即代表全军，面致谢意。旋各军均已领取了一部分苏械，独第七军犹付阙如。我数次着驻粤办事处主任陈雄向军委会洽领，都以未奉蒋总司令条谕为辞，不允发给。我觉得很诧异，何以蒋先生亲口对我说的话仍不算数呢？乃借赴黄埔辞行之便，再一提枪械的事。蒋氏闻言，故作惊讶，含糊其辞。我就忍不住说：“总司令，我领了这些武器，是去打敌人啊！”蒋才说，他去查查有关部门，何以尚未拨给。照我推测，可能有人向蒋氏进言，认为第七军缴获陆、沈、唐等军队的械弹甚多，似不必再给予苏械。可是，蒋先生忘了“一言既出，驷马难追”的古训，他不该自食其言啊！后来，总算由驻粤办事处领到了苏制七七口径步枪一千支，重机枪四挺，无线电收发报机二座，乃火速运往湖南前线。孰知当我们把木箱打开检验时，始发现并不如想象的满意。原来这批苏械也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用过的旧武器，和本军所用的德制七九双筒步枪（亦属第一次大战后，协约国将德军解除武装，由商人私运至中国出售的）不相上下。然总算中央政府体念我第七军频年征战，不无微劳，而作首次最大的赏赐，于士气上不无鼓励的作用罢了。

这时已是6月中旬，湘中战事正捷报频传，我第七军北上部队正有待我的亲自指挥，所以我便于6月18日辞别中央各首长，离粤回桂，转赴前线指挥。广东方面闻我将去，各界曾举行盛大欢送会。中央各政要及蒋总司令率各机关团体代表，亲自送我至石围塘而别。

壮士长歌出汉关，历史上有名的北伐战役现在便正式揭幕了。

第二十二章　向长沙前进——北伐的序幕战

一

我于1926年6月18日离粤返桂。此次赴穗策动北伐，在广东住了将近五十天，虽辛劳备尝，然终将北伐发动起来，归途中颇感兴奋。6月19日下午，我由三水河口所乘的专轮遂抵达梧州。梧州各界闻我策动北伐归来，举行盛大的欢迎会，到江边码头来欢迎的各机关代表暨民众团体简直是人山人海，这时梧州驻军为伍廷飏（展空）旅，伍氏在随我自码头回其司令部途中，便问我说：“德公，我们真要北伐了吗？”

“为什么不要？”我说，“我们的部队不是已经开到湖南去了吗？”

伍说：“德公，你觉得北伐有把握吗？”

我说：“我觉得占领武汉没有大问题。”

伍说：“要是败回来就糟了……唐继尧还在伺机蠢动呢！”

我说：“我保证不会败回来。再者这次北伐，我们只预备出去一半部队，留半数在广西对付云南也足够了。”伍展空虽不再说什么，但是他心中仍觉得没有把握似的。这时我的直属部下尚且如此，也就难怪广东那批首脑们的疑虑和踌躇了。

我在梧州住了两天，参加了各界欢送出师北伐大会。6月21日遂自梧州乘电船到阳朔，再登岸步行。于6月24日抵桂林。在桂林，不用说，又是连续不断地举行欢送北伐出师大会。更有各机关学校纷请训话讲演，应接不暇。这时家母仍住在桂林乡下两江墟头村故宅。我们母子已久未见面，她老人家听说我返抵桂林，派人来叫我返乡小住。但此时正值北伐出师之时，军书旁午，目不暇给，实在没有工夫回家省亲。不得已，只好派人接慈母进城承欢数日，稍尽人子之情。

我到桂林不久，忽然接到广州的电报，说白崇禧已就任总司令部参谋长了。此一电讯很使我惊诧。

白崇禧原是我第七军参谋长，今番升迁，使我顿失臂助，我乃电商于黄绍竑。绍竑自南宁复电，推荐其同窗旧友王应榆氏接充七军参谋长。王为广东东莞人，保定军官学校第一期毕业。其后似曾在李济深处做幕僚。当李、黄在梧州合作时期，王氏转到黄绍竑的“讨贼军”中任职。王氏虽出身军校，然对治军作战并无太大兴趣，却将全副精神用在国计民生方面的生产事业。为人淡泊，向不介入党争。黄绍竑因渠长于企业管理，乃请他整理贺县八步一带的锡矿。渠任矿务局长年余，对兴利除弊成绩颇有可观。此时第七军参谋长出缺，绍竑乃推荐其担任。王因事出仓促，赶办移交，我军到武昌后，他才自贺县赶来就职。王未到职前，由胡宗铎兼代。

当时各军中除党代表外，都有政治部的设立。北伐开始时，总政治部主任为邓演达，副主任为郭沫若。邓极“左倾”，其左右也悉为“左倾”或共产党，第七军政治部初成立时，中央派来的政治部主任黄日葵，便是一名共产党。黄少年任事，干劲十足，为人又能说会讲，吃苦耐劳，全军上下都极敬重佩服他。但是这时广东，上自党、政、军各级机构，下至农、工、学生运动，国共间的裂痕已日趋明显。我深恐黄氏在我们部队中发展共产党组织而招致分裂，影响作战精神。所以当我返抵桂林准备出湘时，密向黄绍竑建议，将黄日葵留在后方，为第七军后方留守部队的政治部主任，另行推荐麦焕章为第七军前方部队的政治部主任。麦为留法学生，和吴稚晖、张静江、李石曾等都有私谊，为人忠实坦白。但是我推荐上去后，总政治部却拒绝加委，闹出许多误会。后因我态度坚定，麦氏才得就职。这件事在当时虽引起了小风波，然在1927年清党时，各友军多为共产党所渗透，唯我第七军能保持一贯纯洁无染的作风，未始不是我们未雨绸缪之功呢。

此次北伐，我第七军的动员计划是抽调十二个团，由我亲自指挥入湘作战。其余八个团则留守后方，由党代表黄绍竑指挥。如我前线兵力不够，则随时可抽调开往增援。谁知出师后，所向披靡，后方留守部队并未动用，我们已打到南京，此是后话。

兹将我军参加北伐部队番号及编制列如次：

第七军军长　李宗仁

　　党代表　黄绍竑

　　参谋长　王应榆

　　政治部主任　麦焕章

　　第一路军指挥官　夏威

　　第二路军指挥官　胡宗铎

　　　　第一旅旅长　李明瑞

　　　　　　第一团团长　陶钧　第二团团长　吕演新

　　　　第二旅旅长　夏　威（兼）

　　　　　　第三团团长　俞作豫　第四团团长　李朝芳

　　　　第七旅旅长　胡宗铎（兼）

　　　　　　第九团团长　陆受祺　第十四团团长　杨腾辉

　　　　第八旅旅长　钟祖培

　　　　　　第十五团团长　尹承纲　第十六团团长　周祖晃

　　　　独立第一营营长　李少杰

　　　　炮兵营（辖三连）营长　罗传英

　　　　工兵营（辖三连）营长　马典符

　　　　兵站分监　曾其新

　　　　通讯大队（辖三连）大队长　覃连芳

我第七军中编制的第一路、第二路，实即其他各军中的师长。所不同的，师长仅能指挥其本师官兵，我们的两路指挥官则视环境的需要，指挥或多或少的部队，不受建制的约束。

综计北伐初期，我军参加战斗的官兵约二万余人。七生的五德国克鲁伯厂制管退炮四门，七生的五日制架退炮两门。此种山炮尚系清末张鸣岐任两广总督时所购，原有二十四门。辛亥革命时，王芝祥带十二门到南京，两广尚存十二门。1916年讨龙之役，林虎夺得数门，嗣后辗转为我军所有，也已历尽沧桑了。

我军每团有一机枪连，每连有德制水凉重机枪四至六挺，故八个机枪连共有重机枪四十余挺。通讯大队共有三连人。一连随军部，两路指挥部各有一连。军中各单位间的通讯全凭电话。这时被覆线极为有限，一般通讯全凭舶来品的铁丝线，军和军间的通讯却利用无线电。总司令部发下的无线电收发报机一台，原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俄国旧品，笨重不堪，随军移动时，需十六人分两班抬运。机件故障时常发生，实不堪使用，然又弃之可惜，成为行军时的一大累赘。

我第七军除战士之外，尚有由广西省党部号召青年女学生百余人组织的“广西学生女子北伐工作队”，随军担任宣传、看护、慰劳等事务。时余妻郭德洁女士适任广西省党部监察委员，遂由党部推为女子工作队队长，随军北伐。她们都是二十岁上下的青年女子，然在革命空气熏陶之下，均拋却脂粉，换上戎装，在枪林弹雨中，登山涉水，不让须眉。当我军在前线喊杀连天，所向披靡之际，战场上忽然出现这一支小队。各界不知底细，以为她们也是冲锋陷阵、出生入死的战斗人员，敌人为之咋舌，我军士气也随之高涨，一洗数千年来我国女子弱不禁风的旧面目，为我革命阵容生色不少。

那时各友军政治部虽也有女子工作人员，然以女子单独组成一队在前线工作的，我第七军实开风气之先。其时去清季不远，民间习俗，仍极保守，男女有别、授受不亲的观念，牢不可破。我广西女子，所以能毅然挺身而出，参加北伐，实是革命风气感召使然。

二

我在桂林，为着部署本军入湘事，住了十四天。在这十四天中，我军后续部队已次第入湘。我本人乃于7月6日离桂林，取道黄沙河下衡阳。这时前线我军已捷报频传，正向长沙挺进中。

钟祖培旅的尹承纲团5月中旬已加入唐生智部作战，唐调尹团赴醴陵协防。不久，唐自衡山退守衡阳，钟祖培旅长乃亲率周祖晃团，于5月28日开抵衡阳增援。尹承纲团也返抵衡阳，归还建制。

当此之时，吴佩孚在南口向冯玉祥部国民军进攻甚急。北军精锐尚在京汉线北段，湖南攻唐之师系赵恒惕部的湘军。吴佩孚委叶开鑫为讨贼联军湘军总司令，指挥对唐战事。另调北军余荫森师受其节制，自衡山向唐生智军作正面攻击，并令赣军唐福山师与驻赣粤军谢文炳师由萍乡出醴陵，向唐生智军右翼进逼。另以湘军刘铏、贺耀组两师进逼唐生智的左翼。大军三路而下，气势极旺，衡阳岌岌可危。唐生智见情势阽危，乃一面派员向叶开鑫诡提和议，以缓敌待援；一面将辎重和重要军需物品向祁阳、永州移动，拟于必要时退入广西。另一面则预备且战且走，以李品仙、周斓、刘兴三师布防于萱州、樟木至店门之线；以何键师沿蒸水南岸布防于洪罗庙、金兰寺之线。5月29日，敌军贺耀组部猛攻何师，情势危急。唐生智乃调我军钟旅向洪罗庙增援，钟旅于6月1日到达洪罗庙，当晚趁夜出击，将敌人攻势阻截。翌日再约同何师强渡蒸水，将敌人攻击部队一举击破，斩获极众。敌军闻风丧胆，急退涟水北岸据守，唐军左路的威胁才告解除。

这时唐军中路在敌人猛攻之下也已动摇，溃败在即，忽闻左翼大捷，军心一振。敌人误以为两广援军大至，乃不敢再攻，战况胶着。我第四军叶挺独立团适在此时赶到攸县，将右翼稳定。唐生智见事有可为，乃于6月2日我军大捷之后，正式宣布就革命军第八军军长之职。又三日后，中央才正式公布蒋中正为北伐军总司令，宣言出师北伐。换句话说，便是我们自动入湘作战的部队已取得决定性的初期胜利之后，中央诸公才决意北伐。然蒋氏于6月5日发表为总司令后，又迟至7月9日才正式就职，其中曲折迂缓的原委，此地也不烦赘了。

6月中旬，吴佩孚确知两广派兵援湘，遂重行部署。6月18日吴下令以北军宋大霈为第一路司令，协助叶、余等担任正面作战。王都庆为第二路司令，担任右翼临澧、常德一带防务。唐福山为第三路司令，仍率谢文炳师担任左翼作战。以鄂军夏斗寅旅加入贺耀组、刘铏等部进入湘西。董政国为第四路司令，率阎日仁、唐之道两旅为总预备队。一时大军云集，大战迫在眉睫。

幸而援湘部队我军第二路军指挥官胡宗铎率李明瑞旅和杨腾辉、陶钧等团及时赶到，开往永丰集中。我第四军陈铭枢、张发奎两师自琼崖北上，也于7月初行抵湖南攸县、安仁一带。7月4日我三路大军遂同时发动攻击。北军不支向后溃退，我军三路皆捷。叶开鑫部乃放弃长沙，据守汨罗江北岸待援。我军遂于7月11日克复长沙。北伐军因此一举成名，全国震动。

我于7月15日抵衡阳，时我军前锋胡宗铎部已追过长沙，在汨罗江南岸布防待命。第四军的一部也已越过醴陵和北军对峙中。在我军进攻期中，前敌总指挥唐生智已随军至长沙。渠闻我到达衡阳，乃自长沙乘电船来衡阳和我会晤。

这是我和唐孟潇第一次见面。大家在捷报声中把晤，自然都有无限兴奋。唐氏身材高大，留了一撮八字胡子，和我握手言欢，谈笑风生。他对我仗义援湘，促成北伐，并推荐他任前敌总指挥各点十分感激，一再诚恳地问我，需要何种报答。我说，你现在已经弃暗投明，加入革命，革命胜利，就是对我的报答了。唐意犹未已，自动地提议说，现在克复地区有几个收入极丰的税局，问我可否推荐数人去担任局长。唐氏此时加入革命不久，头脑里还充满了旧式军阀的想法，他以为我如推荐几个私人去当税局局长，我便可乘机分肥，以饱私囊，这样也可以算是他对我报答的一法了。我当时便郑重地告诉他说：“我们第七军里的人才已感奇绌，哪里有人介绍给你呢？”唐氏还以为我不好意思直说，嗣后，他又间接地派人来问。我回答说：“请孟潇不必如此，我们革命军人是不应该有这种念头的。”唐氏才息了心。

我和唐氏会晤时，曾好奇地问他，此次从湘南撤退，为何不打算撤往广东，而偏欲撤往广西。我说：“广西贫瘠，什么也没有，只有一些石山，你们退到广西，难道想吃石头吗？”

唐说：“我退往广东去让谭延闿、程潜缴械收编吗？”我们相对大笑。

我们在衡阳晤谈之后，翌日唐生智和我遂同乘电船自衡州驶往长沙。这次胜利是我们革命军小试牛刀。士气旺盛达于极点。民众情绪尤为热烈，真有“东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之概。不久，余妻所率的百余名“女子北伐工作队”也行抵长沙，并立刻展开慰问伤兵、访问民众等工作。簪缨巾帼，相映成辉，对民心士气都发生极大的鼓励作用。

在长沙，除计划次一步战略部署和参与欢迎大会之外，我对唐生智的第八军也作了一番仔细的观察。唐生智是最近加入革命阵营的，军中作风有许多地方仍未脱军阀的窠臼。官、兵界限分明，不共甘苦，不像我军官长士兵打成一片。我军纵是高级指挥官出门，随行卫士也很少。短途便步行，稍远才骑马，极少坐轿。而唐军纵系连长官阶也威风凛凛，不可亲近。一日，我在长沙街上步行，忽然又碰到刘文岛。他坐了一乘华丽的四人大轿，前呼后拥而来。那时长沙尚未筑有马路，街狭人多，摩肩接踵，拥挤非常。我们徒步的人见到这乘大轿，不期然都向两旁让开，驻足侧目而视。谁知我却给轿子里的刘文岛一眼看到，他连忙弯身向前，大拍其轿杆，要轿夫停下，然后匆忙下轿，向我立正敬礼并寒暄一番，问我到何处去，为何不坐轿子。我说，只是出来散步，用不着坐轿。刘文岛当时在长沙是十分显赫的人物，经他这样卑躬屈节一来，街上围观的市民才知道我便是第七军的李军长。我并非故意表示我的平民化，这只是说明两军作风之不同而已。我们第七军自始便是一支平民化的军队，虽然我们纪律严明，军令如山，但是平时官长士兵则生活在一起，大家如兄如弟，不拘形式。正如汉将李广的部队，“随水草而安”，不务繁文缛节。但是当时的第八军，乃至所有的北方部队，都爱讲排场，摆门面。至于作战能力如何，则又当别论了。

第二十三章　长沙会议

一

在我军占领长沙之前，全国各地认为我们的北伐不过和中山先生昔日的北伐大同小异，最多又是一次湘粤边境的小战事罢了。不仅北方军阀如此看法，即广州中央不少军政大员对胜利也殊觉渺茫而一再迟疑观望。但是当我七、四两军入湘援唐的部队迭克名城之后，全国的观感便不一样了。首先，中央军政首脑对胜利增强了信心，蒋总司令于7月9日轰轰烈烈地在广州举行就职典礼，正式誓师北伐，公告中外。7月27日蒋总司令也率其第一军一、二两师（当时战斗序列为总预备队）自广州出发北上。到此，全国各界才知我们是倾全力北进，决心和军阀作殊死战，与昔日中山先生北伐的形势已不可同日而语。吴佩孚、张作霖、张宗昌、孙传芳等军阀巨头，开始对我们这一新兴势力刮目相看，而再重新估计和部署，以求自全之道。其他左右依违的地方势力，也开始和我们通款曲，冀图加入革命阵营。首先来归的，便是贵州的袁祖铭。他声称愿将他的两军改隶于国民革命军，参加北伐。到7月中旬，经军委会核准，遂委袁部师长彭汉章为第九军军长，王天培为第十军军长，令率所部自贵州出湘西，直捣常德；袁祖铭本人并受委为北伐军的左翼军总指挥。

第九、十两军于7月中旬，由黔东向湘西前进，使我军无西顾之忧。不久，第一、三、六各军也抵达湘赣边境，自攸县至醴陵之线，东向警戒湘赣边境。中路我军则和敌相持于汨罗江两岸。战况胶着，双方都在做第二期作战准备。

这时唐生智和我经常交换关于第二期作战计划的意见。我二人不约而同主张一鼓而下武汉。当时正传广州中央有人主张克复长沙之后，对鄂采取守势，将主力转向江西进攻。唐生智得报，焦灼异常。遂约我联名函陈蒋总司令，详细分析利害得失，坚决主张直捣武汉，截断长江中游。我也完全同意唐氏的主张。因先鄂后赣，为湖南当局切身利害着想，固为必须；而为北伐整个战略前途计，也极为顺理成章。我二人乃根据此种论断，拟具意见书，派人专程送往正在前进中的总司令部；并决定亲往衡阳欢迎蒋总司令，当面解释我们的意见。

我们于8月9日晨抵衡阳，同行的还有各机关和民众团体代表数十人。蒋总司令偕白崇禧、加伦等一行旋亦抵衡，握手相谈，甚为欢畅，唐生智因前线事忙，稍谈即折回长沙，我却和蒋氏详谈。唯此时欢迎代表甚多，旅途匆匆，未谈出什么结果。

当晚我又到白崇禧处坐谈甚久，白氏这时才详细告诉我他出任参谋长的原委。他说，最初他是坚决不干的，但是当我们前方已打得炮火连天之时，而广州总司令部还迟迟没有组织。他深恐拖延日久，我七、八两军在前线孤立无援，一旦吴佩孚大军南下，岂非前功尽弃？所以他不断地向军委会和李任潮催促，但是他们众口一声地说，现在无人可负组织总司令部的责任，除非白氏答应为参谋长，才可着手组织云云。中央各政要和蒋总司令、李任潮等不时赴颐养园白氏寓所力劝，川流不息，急如星火。白氏推托不得，最后才提出折中办法，他要求将“总司令部参谋长”职衔之上加一“总”字，变成“总参谋长”，由李任潮担任此一头衔，而白氏则以“副总参谋长”名义，代行总参谋长职权。蒋总司令立即同意此一办法，白氏才就副总参谋长之职，着手组织总司令部。这便是白崇禧出任副总参谋长的内幕情形，也即北伐期中，军中仍呼白氏为“参谋长”的由来。

接着，我便问他一个多月来做参谋长的经验和观感如何。白说，事情非常难做。他说他以前做我的参谋长时，凡事他认为应当做的，他都可以当机立断，放手做去，所以工作效率高，事情也容易做得好。但是他现在做蒋总司令的参谋长，情形便完全不同了。因为广东方面各军人事极为复杂，系统各异。蒋总司令原为第一军军长，现在他虽然是总司令，但对第一军难免有些偏爱，使其他各军感到不平。军中耳语、烦言极多，他身为参谋长遇到这类事件，简直无法应付。加以蒋总司令又耳明眼快、事必躬亲，使参谋长益不易发挥办事效率。所以白说他坐在参谋长的位子上，实在是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小心之至，遇事总要请示总司令亲身处理云云。

后来在长沙，我遇见了二、三、四、六各军的高级官员，他们向我询问前线战况，同时也告诉我一些出发途中情况，以及总司令部中许多内幕情形。他们听到我军在前方所向披靡的战绩，都觉得战事前途极为乐观。但一提到补给的情形，不免异口同声地怨言四起。他们举个明显的例子说，各军出发以来，例须按期发放草鞋。然蒋总司令却吩咐，他的第一军每一士兵发给两双；其他二、三、四、六各军，却平均每一士兵连一双草鞋还领不到。

他们同时又抱怨蒋总司令治军无法度，遇事不论军法而好市私恩。例如有时第一军中黄埔出身的中下级军官闹亏空，发不出薪饷来，其上级无法解决时，照例只有报告总司令。蒋总是说：“把他叫进来！”这营长或连长被叫到总司令办公室后，蒋便责问他为什么闹亏空。此人往往坦白地说：“报告校长！我一时行为失检，把饷银赌输了，发不出饷来。”蒋闻言大怒，顿时骂得他狗血淋头。但是骂过之后，还写一张便条手谕，叫他拿去向军需处领钱，将这军官的亏空补发了事。他对这个犯法的军官不特不加处罚，甚至认为他诚实，颇可嘉许呢。

据他们说，诸如此类的滑稽剧，当时在军中时有所闻。黄埔学生都知道蒋总司令这一套作风，因而都喜欢单独求见“校长”。他们对“校长”的处理办法，亦从不讳言，并津津乐道，以夸耀于人。故全军上下，皆耳熟能详。因而所谓层层节制、按级服从的制度，可谓荡然无存。蒋氏不但不以为虑，还以黄埔学生忠于他个人为得计。

告诉我的人，说到这类故事，都感觉十分愤懑。所幸我第七军的给养，由于中央不肯统筹，而单独成立一军需系统，没有卷入这一漩涡。所以我听到这些怨言，未便多作评论，以增加军中内部的困难。然而我心中却感到一种隐忧。我觉得我们北伐的胜利，一定可操左券，但是我们的内部问题，可能亦随胜利而扩大至不可收拾。

二

8月10日午夜，我和总司令部一行遂同乘小轮北上，在株洲换乘火车。11日夜半抵长沙。此时北伐军重要将领多在该处。蒋总司令之外，计有参谋长白崇禧、政治部主任邓演达、苏联顾问加伦、战地政务委员会主任委员陈公博、前敌总指挥唐生智、第四军副军长陈可钰和我。此外还有各军参谋长、师长等多人，济济一堂。12日晚遂由蒋总司令召开军事会议于长沙前藩台衙门，讨论北伐第二期作战的战略计划。

长沙会议是北伐途中在前方所召集的第一个战略会议。此一会议所要决定的便是打倒军阀统一中国的初步战略。但是我们北伐军的实力实极有限。除原有的八个军外，另有袁祖铭部两军的附义。8月初，江西方本仁声称加入革命，暗中受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十一军。所以长沙会议时，我们总共有十一个军，不到二十万人。其中除一、四、七、八各军战斗力稍强之外，其他各军战斗力俱属有限。至于秘密附义各军是否可靠，更有待于考验。

然我们所面临的敌人的实力则数倍于我军。正面的敌人是吴佩孚，所部驻于京汉沿线，号称二十四万。吴氏自1925年冬和张作霖取得谅解后，化敌为友，于1926年春双方联合夹击冯玉祥的国民军于南口。冯军败绩西溃。吴佩孚乃将北路精兵南调，欲于潇湘之间，和我们革命军一决雌雄。

长江下游的敌人为孙传芳。孙氏拥有五省地盘，自称苏、浙、皖、闽、赣五省联军总司令，兵力也号称二十万。孙氏治军素称能手，又据有全国富庶之区，所部训练有素，饷糈充足，向称能战。

至于奉军张作霖所部，则较吴、孙的部队更为精锐。1926年春，张氏击溃冯玉祥入关，占领天津、北京，俨然中国之主，其兵力合奉、吉、黑、直、鲁、热、察，号称三十五万人，战将如云，声势极为烜赫。

此外，窥伺我后方的云南唐继尧也有三四万人之众，随时有入侵广西的可能。

综计此时和我革命军为敌的全国大小军阀，实力约在一百万人以上。以我革命军区区十余万人的基本部队，若欲扫荡军阀，统一全国，则必须运用机动战术，出奇制胜，掌握有利时机，对敌人各个击破。

在长沙会议时，蒋总司令首先发言，略谓：他首途入湘之前，有人主张对鄂暂时取守势，将主力移向江西采取攻势，旨在巩固广州革命根据地，各位同志对此建议有何意见？我即起立发言，竭力主张趁吴军南北疲于奔命之时，用速战速决的战术，将敌援军各个击破，直捣武汉。然后以大别山、桐柏山为屏蔽，扼守武胜关。北则可进窥中原，直取幽燕。若沿长江顺流东进，则孙传芳五省地盘，已为我革命军三面包围，底定东南，也非难事。且当总司令誓师北伐之时，我中央已决定对孙传芳采取怀柔政策，派人联络，希望与其合作，使其不作左右袒。故当我军主力进入湘东时，孙传芳即通电保境安民，表示中立。我中央运用政略、战略，双管齐下，已成功大半。虽然孙氏的中立固不可靠，其志欲我军和吴军鹬蚌相争，而彼收渔翁之利，然我人正可利用此点，达成各个击破的目的。今若转移目标，进攻江西，不仅逼使孙传芳和吴佩孚相结合，抗拒革命军，抑且使吴部得到喘息的机会，重整旗鼓以谋我。得失利弊，洞若观火。再者，赣境交通不便，补给困难，如果战事偶有差池，新附义的友军可能逡巡不前，影响民心士气更大。根据上列各点来说，我军攻赣实甚危险，盼总司令、加伦顾问暨各同志加以深思熟虑。

唐生智也起立补充说，如果中央一定要先图江西，则不妨左右开弓，对鄂赣同时进攻。此建议原只是唐氏的激将法而已。以我们区区兵力，进攻一面已感吃力，“左右开弓”，实无可能。

中央方面某一部分人士之所以有此先赣后鄂的建议，实系受地域环境的影响。正如我们讨伐沈鸿英时，李济深、黄绍竑等主张以梧州为中心，而忽略上游的重要性一样的心理。同时，中央也可能在暗防唐生智的反侧。恐他得志于武汉之后，形成尾大不掉之局。今番如对武汉取守势，全师东移，则吴佩孚主力南下，和他作消耗战的，将为唐氏。待其两败俱伤，我主力肃清江西后，再北取武汉，便无虞唐生智的割据称王了。在政治上说，此议原未可厚非，唯纯就军事观点来说，实犯了兵家的大忌。

再者，我军精锐的第四、七、八各军，都已在汨罗江前线，滞留湘赣东线的，为作战能力较差的第一、二、三、六各军，用来监视江西或可胜任，以之进攻则断难制胜。因此反复讨论后，蒋总司令和苏联顾问加伦都同意我和唐生智原来的提案，也就是先攻武汉，对赣采监视态度。我们第二期的进攻部署遂按此原则进行，长沙会议也就圆满结束。

开会时，加伦将军因见我主张攻鄂最力，且主用速战速决战术，会后闲谈，他便问我说：“李将军，你主张进攻武汉最力，你估计要多少天我们革命军才可打到武汉呢？”我约略对路程远近估计了一下，便回答说：“我看有十四天的工夫，便可打到武汉。”

“噢！”加伦感到无限惊讶地说，“你凭什么计算只要十四天呢？”

我说：“我以我军以往作战的经验来计算。我们由攻击开始，连带追击、强行军，每天平均约可前进五十里。汨罗江距武昌约七百华里，所以我估计要十四天。”

加伦说：“你就不计算敌人的固守和反攻吗？我看十四天到不了武汉！”

我说：“那么你看要多少天呢？”

加伦说：“我看要四十天。”

我说：“绝对不要这样长的时间！”

加伦将军见我十分自信，因而说：“咱们打赌！”于是我们真的打起赌来，赌注是两打白兰地。因为那时的风气以喝白兰地为阔绰。我们赌定，如果在我军正式发动攻击后，二十天内打到武汉便是我赢，否则便是我输。

谁知我们后来竟以十二天的工夫打到武汉。在武昌城下，我又碰见了加伦。我笑着对他说：“加伦将军，我们只用了十二天便打到此地，你快拿酒来！”加伦也笑着指指武昌城墙说：“还有这个东西你没有打下啊！”说得大家大笑。我们这个小小的有趣的打赌，算是变成“和局”。如今事隔三十余年，仍恍如昨日，而加伦被斯大林杀害了，现在应该是墓木已拱。我今日回忆起他的声音笑貌，对那位杰出的军事家仍有无限的悼念。

三

长沙会议结束后，各军遂待命出发。14日，蒋总司令召集第七、八两军在长沙的部队举行检阅。阅兵典礼是在长沙东门外大校场举行的。我第七军参加检阅的部队共有两旅四团，约七千余人；第八军参加的却有两师四旅八个团，约一万五千人。第八军此时的编制和七军相仿，系按我国旧制，和广东各军的“三三制”略有不同。

8月14日是个天朗气清的日子，参加检阅的两万余人，均属战胜之师，人强马壮，在阳光普照下，更显得旌旗鲜明，器械整齐，军容极盛。

当总司令部一行分乘骏马十余匹，在检阅场出现时，全场军乐大作。蒋总司令骑着一匹高大的枣红色战马，缓缓地进入主帅的位置，听取各单位报告检阅人数。三军主帅，春秋正富，马上英姿，更显得器宇轩昂，威仪万千！

人数报告完毕，随即举行阅兵式。七、八两军排成横列。蒋总司令自右向左，按辔徐行，各高级将领则分乘战马十余匹，紧随其后。我位居第二，唐生智则紧随我后。按序列，首先便检阅第七军。我七军因频年征战，战场经验虽然丰富，而操场上的连营制式教练却极为陌生，阅兵式更少举行。加以广西士兵多自龙州、百色左右江一带招募而来，该地人民身材特别瘦小。土制军服，久历风霜，颜色也已败褪，不堪入目。至于军乐队、仪仗队等，我们都无暇多加注意，且未随军出发，所以检阅起来，不够壮观和整齐。第八军却不然。他们和北方军队一样，极注重门面的装饰。战场上实际经验虽少，操场上却训练有素。士兵身材，一般说来，也比较高大，服装整齐，旗帜鲜明，军乐队尤其声光夺人，殊为整齐美观。

当总司令的坐骑自第七军前头缓缓前进时，我紧随其后，但见他时时缓缓举手答礼，认真检阅，态度从容肃穆，颇有大将风度。七军检阅完毕，第八军排头的军乐队立时奏乐。各乐器金光闪闪，乐声大作，我在后看见总司令的坐骑，已有点不听调度的样子。军乐队后面便是号兵十余人，当总司令的坐骑刚走过军乐队的行列，号兵队长一声口令，十余号兵立即举号吹奏。动作十分整齐，但见金光一闪，耀眼欲盲，接着号声大作，尖锐刺耳。蒋总司令的坐马受此一惊，忽然大嘶一声，前蹄高举，立即向校场中心狂奔。大约蒋总司令平素不习骑马，故勒缰不住，瞬息之间便失掉重心，只见手足朝天，顿时翻鞍坠地。但是他的右脚仍套在脚踏镫里，被倒拖于地下。我在后睹状，为之大惊失色，不知所措。所幸蒋氏穿的不是皮鞋而是马靴，且很松动，经马一拖，便从脚上脱落下来。总司令被拖了两丈远，便和马脱离，卧在地上。我们都连忙下马，将他扶起，问其受伤没有。但见总司令惊魂未定，气喘吁吁，一身哔叽军服上沾满了污泥，帽脱靴落，白手套上也全是泥土，狼狈不堪。这时，第八军的号兵已停止吹奏，总司令部的副官也赶来把蒋氏身上泥土稍微拍落一些。蒋总司令乃率领我们徒步阅兵，一颠一跛，勉强将阅兵式举行完毕。

大家回到检阅台下，再检阅分列式。我七军因素少是项训练，分列式经过阅兵台下，步法“踢哒踢哒”，颇不雅观。第八军当然操得十分整齐美观。分列式完毕，总司令对官兵演说，训勉有加，才马虎结束了这一场大典。

蒋总司令阅兵坠马的情形，确实很狼狈。但是我所感到的不过是军人不应该不会骑马罢了，谁知唐生智竟想入非非。唐氏虽为一现代军人，却迷信很深，军中时有星相、巫师一类的人出入，唐氏本人也常常持斋礼佛，相信阴阳谶纬之学。

据说，唐氏幕中豢养了一位顾姓巫师，能知过去未来，十分灵验，遍收男女信徒。唐氏及其高级将领皆拜顾为师，军中因尊称之为“顾老师”，市民和官兵背地里却呼他为“顾和尚”。此人其时不过四十来岁，吃喝嫖赌样样俱全，是一个十足的“酒肉和尚”。但据唐氏部将李品仙等告诉我，说他有时确很灵验。唐氏家中阃闼之私，顾老师巨细皆知。这或许可说顾某是一能干的侦探，然唐生智等则以其为活佛。我在长沙时，曾要求唐生智介绍其“顾老师”和我一见；唐氏知我不信，笑而不答。

蒋总司令阅兵坠马，自然是替“顾老师”制造机会了。据说他便向唐生智说，蒋氏此次北伐凶多吉少，最重要的便是蒋氏爬不过第八军这一关，将来必为第八军所克服。唐君应好自为之，将来蒋氏失败，继起的或是唐孟潇吧！我以后也曾时常听到第八军中人窃窃私语，说“蒋总司令将爬不过第八军这一关”云云，像煞有介事。据说，蒋氏本人也很迷信，他对坠马一事讳莫如深，认为这是凶兆。我国古代常有大将出师，被大风吹折纛旗，而认为是不祥之兆一类的事。不意20世纪的今日，仍有类似情事发生，这也是北伐途中的一件有趣小插曲。唐氏后来在武汉企图异动，其心理可能是深受这坠马事件的影响。

在长沙时，还有一趣事值得一提的，便是蒋总司令和我“桃园结义”的故事。蒋氏到长沙后，我时常在总司令部出入，有时是有公事接洽，有时却是闲谈。我去见蒋总司令也无须预先约定。一日，我在蒋先生的办公室内闲话，他坐在他的办公桌椅子上，我却坐在他的桌子旁边一张木椅上。蒋亲切地问我说：“你今年几岁了？”我说：“三十七岁。”蒋说：“我大你四岁，我要和你换帖。”所谓换帖，便是互换兰谱，结为异姓兄弟。我念头一转，心想蒋先生为什么来这一套封建的玩意儿呢？令我不解。

我说：“我是你的部下，我不敢当啊！同时我们革命也不应该再讲旧的那一套啊！”

蒋说：“没关系，没关系，你不必客气。我们革命，和中国旧传统并不冲突。换帖子后，使我们更能亲如骨肉。”

他说着便打开抽屉，取出一份红纸写的兰谱来，原来他已经事先填写好了要我收下。我站起来说：“我惭愧得很，实在不敢当。”坚决不收。蒋先生也站起来说：“你不要客气，你人好，你很能干……”我一面回话，一面向后退，表示不敢接受他的兰谱。他抢上两步，硬把他的兰谱塞入我的军服口袋里，并一再叮嘱我也写一份给他，弄得我非常尴尬。

辞出之后，我拿蒋先生所写的兰谱看看，那上面除一般兰谱上所共有的生辰八字和一般如兄如弟的一类例有的文字之外，还有蒋先生自己所撰的四句誓词，文曰：

谊属同志　情切同胞　同心一德　生死系之

誓词之后除“蒋中正”三字的签名之外，还附有“妻陈洁如”四字。看后我便想到，蒋先生搞这一套封建时代的玩意儿，其真正目的只不过是拉拢私人关系，希望我向他个人效忠而已，其动机极不光明。我想当时南北双方的要人，相互拜把，或结为亲家的正不知有多少，但是往往今朝结为兄弟，明日又互相砍杀，事例之多不胜枚举。反观我们广西的李、黄、白三人，并未金兰结盟，而我们意气相投、大公无私地合作，国内一时无两。相形之下，益觉以封建手腕作政治结合的方式有欠正派。蒋总司令在当时是炙手可热的领袖，能和蒋氏结拜兄弟，任何人都必然要受宠若惊。然而我的心里却老大地不高兴，所以除内子一人知道之外，我未向外间任何人提及此事。

在蒋先生给我兰谱后某日，他又向我说：“你要写个帖子给我啊！”我把他的要求支吾过去。又过些时，他又问我：“帖子写好了没有？”逼得我好难为情。推托不了，我就说我不知道如何写法才好。蒋说，就照他给我的那种方式写罢。我就依样画葫芦，将蒋先生给我的帖子上那一套四言誓词，照抄上去，下署“李宗仁，妻郭德洁”，送给蒋先生。他笑容可掬，郑重地说，我们从今以后更加上一层亲切的关系，誓必同生共死，为完成国民革命而奋斗。说着，表示非常愉快的模样。

蒋先生给我的兰谱，后来在1929年他向武汉进兵，我身陷沪上，因军中无主，致全军瓦解，连我的行李也一道遗失了。兰谱中所谓亲如兄弟、同生共死的话，转瞬间，竟变成兵戎相见、你死我活了。毋怪有深见的人会说，政治是最污浊的东西啊！

第二十四章　汨罗江、汀泗桥、贺胜桥的攻击战

一

长沙会议之后，北伐第二期作战计划大体是分为三路向北推进。以第四、第七、第八三军为中央军，循武长路直捣武汉。第一军的第二师和第六军为中央军的总预备队。第二、第三两军为右翼军，集结于攸县、醴陵一带以监视江西，并掩护中央军右侧背的安全。黔军总司令袁祖铭所部的第九军、第十军和第八军的教导师为左翼军，出常德、澧县，北窥荆沙以掩护中央军的左侧。唯黔军此时尚滞留于湘黔边境，态度暧昧，颇有看风使舵的意向。

然左右两翼的实际任务不过是掩护和策应而已，二期北伐的主要战场仍在中央军的武长路上。中央军的作战序列仍以唐生智为前敌总指挥，其下分为左右两纵队。唐氏指挥其第八军为左纵队，并自兼左纵队指挥官；我则指挥第四、第七两军，为右纵队指挥官。

这时我们的中央军和敌相持于汨罗江南北两岸。为强渡汨罗江，直捣武汉，我们第四、七、八三军乃计划分三路齐头猛进。我们战略上的进攻路线预定如后：

第四军攻击平江之敌，然后循通城、崇阳一线向武昌推进，右翼警戒赣北，左翼与第七军联络。

第七军于浯口南岸附近抢渡汨罗江，攻击平江以西的敌军，然后循北港、蒲圻、咸宁、贺胜桥向武昌前进。右与第四军，左与第八军取得联络。

第八军攻击浯口市以西、营田以东一带之敌，取道岳州向武昌前进。并以一部相机自嘉鱼或金口渡过长江，向汉阳、汉口攻击，截断敌人退路，将敌人聚而歼之。右与第七军联络，左方警戒长江及湘江江面。

第一军第二师为总预备队，自长沙随第八军后推进。第六军则集中浏阳，随第四军后向北推进。

我们预定的总攻击日期是8月18日。在总攻击前，各军奉命向指定地区集中。为集中兵力计，第七军并将汨罗江南岸分水岭以东防地让出，由第四军接替。

正当我们做攻势部署时，敌人也在迅速地做其守势的部署以待援军。这一期我们作战的主要对象是吴佩孚。吴是直系军阀的首脑，他的部队是当时北方军队中作战能力最强的一支。吴氏治军甚严，训练有方。自护法战争后，吴氏便横行华中、华北，战无不摧，攻无不克，声威的显赫，真是一时无两。吴氏直系部队和受他指挥的杂色部队共有二十余万人，实力既若是的雄厚，所以他对我们两广区区数万的革命军一向不曾放在眼里。直至我军攻克长沙，威胁武汉时，吴氏才感事态严重，对我军也另眼相看，乃决心倾巢南下，亲自指挥。不过此时吴佩孚和张作霖在南口夹攻冯玉祥的国民军的战事尚未完全结束，吴军精锐尚滞留在京汉路北段，未及南下。所以湘鄂边境仍由原鄂军、湘军防守，由湖北督理兼中央第二十五师师长陈嘉谟和代理湘鄂边防督办李济臣（号倬章）二人负责指挥。吴佩孚的直系部队参战的约有枪三万余支，加上湘军总司令叶开鑫所部的湘军三师，另有赣军和陈炯明残部的粤军，以及韩彩凤等前桂军残部，为数也有三四万人。

敌人在武长路正面的防御部署系沿汨罗江设防。在汨罗江北岸的长乐街、浯口市、张家碑等地构筑强固工事，由湘鄂边防军第五路总司令兼湖北暂编陆军第一师师长宋大霈、第十七混成旅旅长余荫森所部和部分湘军担任防守。汨罗铁桥两旁长乐街、南渡河、夹塘之线，则由湘鄂边防第八路总司令董政国率第六混成旅旅长王梦弼、第七混成旅旅长李乐宾和湘军总司令叶开鑫所部师长邹鹏振等部担任防守。平江方面则由平通防御司令兼暂编第五十混成旅旅长陆云所部防守，构筑强固工事并铺设地雷及电网，以逸待劳。

二

我军在汨罗江南岸沿线部署既定，各单位乃于18日相继进入攻击位置。19日我第四、七两军乃开始进攻。我第七军第一路由夏威指挥，于是日拂晓向沿河配备的敌军孙建业第二混成旅进攻，将军山一带之敌旋即肃清，第一、二两旅遂开始强渡汨罗江。唯江中船舶已早为敌人掳去，无船可渡。所幸时值初秋，江水甚浅，深处亦仅及胸，我军官兵乃徒涉而过。当日即占领浯口市。

我军第二路第七、第八两旅由胡宗铎指挥，也同时由滑石滩强渡占领张家碑。敌军万余人初尚顽抗，经我军数度冲杀后遂溃不成军，向北部山区逃窜。我军夺获山炮二门、机枪四挺、步枪五百余支、俘虏六百余名。我第七军也死伤二百余人。

敌军被击败后已不堪再战，各部只是分头逃窜而已。为使其没有收容整顿的机会，我于19日晚即下令衔尾穷追。第一路循岑川、长安桥，第二路循立师桥、谈家坊齐头并进。战事至此已进入山地战，沿途都是崇山峻岭，所行多系羊肠小道，人烟稀少，林木阴森，不要说作战了，便是旅次行军也很感艰难。据当地居民说，此地区原系世外桃源，向无大兵经过，纵是洪杨太平军过湘北伐时，也不曾涉足此地。所幸我军官兵多来自西南山区，登山涉水如履平地，不以为苦。加以老百姓处处为我们设茶水，送粥饭，探消息，指迷路，亲如家人，为我们作战提供了有利条件。

此时逃窜的敌军却适得其反。他们的官兵多半系直、鲁、豫一带平原地区生长的，许多士兵甚至连山岭也未见过，此次入湘系乘火车而来。一旦溃败入山，则恍如进入八阵图，不辨东西。湖南历年来受北军的祸很大，人民衔恨。每逢北军过境，居民便逃避一空。加以北人食面，南人食米，生活习惯、容貌身躯、言语行动和当地人民都有显著的不同；平时纪律又坏，所以一旦溃败，便遍地都是敌人。凡溃兵所到之处，人民都到革命军内来报信，并领路去包围缴械。

所以我军追击北进时，左右山林内甚或后方都有敌人的溃兵四处流窜，有待肃清。更有北军重机枪三连，携带十七八挺重机枪向我投诚。我接受他们的投降后，即集合训话一番，然后编入我军战斗序列，随军北伐。但这批北军加入我军后，生活语言多感不惯。我七军官兵多说粤语，使这些北方士兵如置身异国，言语既不通，习俗也不同。这三连北军后来竟于我军在德安会战后撤退时，趁黑夜潜逃，不知去向。

我军自山区追击前进，到8月23日第一、二两路才在北港会师。翌日本拟直趋蒲圻、汀泗桥、咸宁一带以切断武长路，使岳州前线的敌军无路可退。谁知第七军抵达大沙坪附近时，忽然发现第四军先头部队已超过我军，向左翼前进。

因第四军自8月19日克平江后，敌军守将旅长陆云自杀，残部向马鞍山、通城一线溃退。第四军乃衔尾穷追，8月23日夜四军前锋随敌溃兵之后进入大沙坪。敌军再退往汀泗桥一带，四军尾追不舍，乃越入我七军原定追击路线之内。七军既和四军相遇于大沙坪，四军向西北追击前进；七军遂将错就错，舍弃原定路线而向东北方向追击前进，和第四军前进路线交叉而过，因此我除派遣第一路一小部分部队仍循原路北上蒲圻，协助第四军攻击汀泗桥外，七军主力乃东进，越崇阳，直趋咸宁，向贺胜桥方向前进。

按当时的部署，第四军原属我指挥，然自8月19日攻势发动后，我偕第七军军部前进，和第四军便无法联络。因当时军事进展极速，我们军部虽都有无线电通讯设备，但因电机陈旧，随修随坏，故各军联络时时中断。我们在汨罗江以北山区追击前进时，事实上是各自为战，按既定计划和战术原则分进合击，苦打穷追，因而发生两军互易作战地区的趣事。

当我第四军在8月26日于汀泗桥占领阵地时，第八军也已攻克岳州、羊楼司，和我七军的一部会师于蒲圻。因八军原在浯口以西长乐街一带伺机渡汨罗江，然船只已全为北军掳去，长乐街一带江深水急，无法徒涉，所以八军在四、七两军已在上游取得决定性的胜利，下游敌军自动撤守后，才于8月20日渡过汨罗江，较四、七两军渡江迟了一日。

嗣后第八军遂循铁路前进。23日占领岳州，24日占领羊楼司，25日和我七军一部会师蒲圻。由于我四、七两军进展极速，已在蒲圻、汀泗桥一带将敌军退路切断，大批敌军见无路可逃，乃自动向追来的第八军投降。所以在武长路追击战中，第八军遭遇的抵抗最微，而缴获的敌军武器弹药却最多。因此唐生智到武汉后，趁中央政潮斗争剧烈时，竟将其第八军扩充为四个军，李品仙、何键、刘兴、叶琪等师长都升为军长，实力大增。从吴佩孚部所缴来的军火便是他后来在宁汉分立时的本钱。这是后话，暂不多赘。

当第四军于8月25日夜向汀泗桥迫近时，敌军宋大霈、董政国等已收集从前线各地溃退的残部万余人，据汀泗桥死守。原在武昌坐镇的湖北军务督理兼第二十五师师长陈嘉谟也率所部精兵万余人来援。

汀泗桥为武长路上两大著名铁桥之一。附近为一湖沼地区，位于长江南岸，水深港阔。陈嘉谟陈重兵于铁桥两端和附近高地，所以我军和敌激战终日，颇有死伤而并未奏效。26日江水突然暴涨，进攻益发无望。我军在桥的南端虽稍有进展，然望桥兴叹，大有天堑难飞之叹。因此，桥北守军也休息度夜，不以我军为意。这时我第四军第十二师第三十六团团长黄琪翔忽然自告奋勇，夤夜于附近港湾觅得渔船数十只，一夜之间将该团渡过河去。此时敌方守桥各军都在酣睡中，黄团长乃亲率该团精锐于晨光曦微中，自敌后向桥北守军作拂晓攻击。一时喊杀连天，守军自睡梦中惊醒，不知敌从何来，顿时秩序大乱，夺路逃跑，溃不成军。我军其他各部遂乘势猛攻，一举而克汀泗桥。

敌人望风逃窜，我军乘势追击，28日遂克咸宁。敌残部乃退守贺胜桥。适此时吴佩孚率精兵数万人自北京南下，抵达贺胜桥；我第七军主力也于是时自崇阳一带赶到。因而敌我两军决定性的主力战遂在贺胜桥前展开。

三

在吴佩孚和张作霖合作，于8月中旬将冯玉祥的国民军击溃于南口后，直系势力已无北顾之忧。唯因吴和张后有小龃龉，致稽延南下日期。到8月20日左右，忽闻湘中大败，武汉震动，吴氏才觉革命势力不可侮，乃亲率精锐刘玉春、陈德麟、张占鳌、靳云鹗等部数万人于8月22日晨自保定乘京汉车兼程南下。25日到汉口召开紧急会议，拟先守汀泗桥。会汀泗桥败讯至，吴氏席不暇暖，即自武汉率师南下，亲自指挥固守贺胜桥。同时檄邀孙传芳自江西袭我后方，并图诱致袁祖铭部叛离革命集团以扰我左翼。

吴氏于8月28日亲到贺胜桥部署一切。其兵力在贺胜桥设防的，计有吴氏亲率的第十三混成旅、陈嘉谟的第二十五师、刘玉春的第八师等，都是吴氏的精锐，从来是所向披靡，号称无敌。此外还有自汀泗桥退下的前武卫军马济，以及宋大霈、董政国等残部万余人，合计不下十万人。并附有铁甲车和山炮、野战炮数十门，重机枪二百余挺。全部实力较我前方作战的四、七两军总数多出数倍。

在吴氏亲自指挥之下，敌军在贺胜桥前以纵深配备构筑临时工事。其大部兵力集结于贺胜桥附近，主要阵地设于桥前高地杨林垱、王本立之线。

当敌军正在作防御部署时，我前方高级指挥官齐集于咸宁县商讨进攻贺胜桥的计划。到会的计有蒋中正、白崇禧、唐生智、陈可钰、张发奎、陈铭枢、夏威、胡宗铎和我。会中决定由我直接指挥进攻贺胜桥，直捣武汉；唐生智则率其第八军为总预备队，并调第八军的何键师自嘉鱼渡江，绕攻汉口、汉阳，以拊吴军之背。

计划既定，我遂于29日令第四军仍沿铁路前进，进逼贺胜桥正面；第七军则出咸宁东北，自王本立攻击贺胜桥以东地区。令夏威率第一、第八两旅任右翼，胡宗铎率第二、第七两旅任左翼，与第四军并肩前进。当日第八旅即在王本立之南和敌军警戒部队遭遇，发生激战，将敌人逐回贺胜桥前阵地。我四、七两军遂向桥前迫近。

贺胜桥的守军是当时中国最享盛名的直系部队的精华，督战者又系直系的主帅——能攻善守的吴佩孚。我方进攻的也是北伐军的中坚。双方都以其最大的本钱作孤注的一掷。我们以连战皆捷的旺盛士气，虽然自觉甚有把握，而后方的唐生智却颇为我们担忧。他在蒲圻得报说，吴佩孚大军因西面阻湖不能展开，现已大部向东方运动。渠深恐右翼第七军独力难支，乃遣参谋长龚浩来前线和我商讨增援计划。而我则觉得全军士气极旺，可以独力撑持，故要龚参谋长回报唐总指挥放心，静听捷报可也。

30日拂晓我遂下令四、七两军同时出击。我亲率陈可钰、张发奎、陈铭枢、夏威、胡宗铎到前线督战。我全线官兵宛如万条毒蛇向敌人同时进袭，而敌人也恃险顽抗。斯时敌军重机枪、山野炮同时向我军盲目射击，战场上简直是一片火海。

贺胜桥一带都是波状地和可徒涉的小湖沼，地形起伏不大，而遍地都是茅草和小丛树，障碍视线，不利于守势阵地，即高级指挥官的视界也不出三数百尺。敌军的移动固然不易察出，就是我们自己各单位的行动也不易掌握。所以战斗的进行，几乎是各营、各连，甚至各排、各班自行判断，按着战斗原则，各自为战。幸我军士气旺盛，全军有进无退，向敌人接合部隙缝袭击猛冲。

此时敌军也顾不得目标，只是集中火力向我军射击，枪炮之声震耳欲聋，机枪声的紧密尤为各次战役中所未有。其火力之猛，北伐途中除德安、龙潭两役外，鲜有可比拟的。我们高级指挥官也都浴身于火海之中，流弹横飞，炮弹时在前后左右爆炸。

这时第四军黄琪翔团在铁路正面左侧的小高地丛林中，为敌军的铁甲车和排炮所轰击，无法立足而后退。敌军复向我四、七两军阵地的接合部袭击，情势危殆。我遂急令七军第四团向左延伸增援，才将阵地稳定。这时敌又向我右翼移动，我七军第三团被围，情势甚危。我遂令第十四团向右翼延伸，而敌援军也到，再度对十四团作大迂回，包抄我右翼。当敌人正和十四团厮杀得难解难分之际，我再调第二团赶到，自第十四团、第三团之间冲出，将敌阵截为两段，一部向右蹴敌侧背，敌阵才见动摇。我军正面乃乘势冲锋，敌遂全线崩溃，纷纷逃往余花坪、贺胜桥一带阵地。其退往余花坪的，因得金牛来援之敌，复起向我反扑；然我第一路跟随尾追不舍，敌人立足未稳，又被击溃。夏威乃衔尾穷追，敌军宋大霈残部几全部缴械，夏威遂进占鄂城。

这时四军第十、第十二两师暨七军第七、第八两旅倾全力向贺胜桥敌军正面冲锋前进，敌人仍图顽抗，然因我军冲杀甚猛，无法立足。吴佩孚见情势危急，除令陈嘉谟、刘玉春各率队压阵外，并亲率卫队、宪兵队、军官团、学生队到贺胜桥头督战，以壮声势。复排列机关枪、大刀队于桥上，凡畏葸退却的，立被射杀。吴并手刃退却旅长、团长十数人，悬其头于电线柱上，以示有进无退。所以敌军的抵抗极为顽强，机关枪向我盲目扫射，疾如飙风骤雨。所幸我军士气极旺，喊杀连天，前进官兵竟以敌人的机枪声所在地为目标，群向枪声最密处抄袭，敌军不支乃弃枪而遁。敌将陈嘉谟、刘玉春阻止不住，吴佩孚乃以大刀队阻遏。敌军溃兵因后退无路，被迫向大刀队作反冲锋，数万人一哄而过，夺路逃命。据说陈嘉谟见大势已去，又不愿退却，竟滚在地上大哭。因其受恩深重，今日兵败若是之惨，实无面目以见吴大帅也。这时我追兵已近，马济在一旁大叫：“你再不走，就要被俘了！”陈氏卫士乃将其架起，夺路而逃。此事我后来闻之于马济部下投降的军官，当非虚语。

吴军全线溃败时，已近黄昏。其溃兵和我追兵混成一团，不分先后向武昌城前进。我军中的炊事兵、运输兵等也各挑其杂物炊具，杂在战斗兵行列中前进。夜深之后，我追兵已过贺胜桥数十里，敌人也已去远，我乃令各部停止追击，就地休息。因我军搏斗一昼夜，到此已疲惫不堪，亟待休息整顿。谁知我军有炊事兵数名和大队失去联络，竟挑了炊具，一夜未停，跟随敌人溃兵，进入武昌城。嗣后吴军闭门守城，这几名伙夫竟被关在城里，当了四十几天的俘虏。后来武昌克复，他们才被释放。四、八军攻城的指挥部因为他们隶属第七军，而我第七军又已远去江西，所以要送他们回广西后方服务。这几名伙夫却不愿回去，又赶到江西前线来归队。这事一时传为军中趣谈。然也可想见贺胜桥之役，我军士气是何等的旺盛了。

第二十五章　武昌之围

一

吴军在贺胜桥大败后，残部退入武昌城据守，我追兵于8月30日夜间在途中稍事休息，翌日拂晓遂以急行军向武昌城追击前进。31日黄昏，四、七两军主力均抵达武昌城下。我拟趁敌军喘息未定时一举而下武昌，因于四、七两军大部到达后，立刻下令爬城。士兵遂向民间征发木梯数百架，呐喊冲向城脚，援梯而上。谁知武昌城垣甚高，坚实无比，墙外并有护城壕沟，水深没顶。我军所征发的木梯又太短，距城墙上端甚远，纵然攀上梯端，仍无法登城。而敌人守城部队似已早有准备，城上灯炬通明，使爬城我军毫无隐蔽，一接近城垣，城上机关枪、手榴弹便一时俱发。我方官兵前有坚壁，后有城壕，在敌人机枪瞰射之下，伤亡极大。于是我军第一次攻城无功而罢。

9月1日晚，四、七两军已全部抵达城下。刘峙率领的总预备队第一军第二师也已奉命前来增援，旦夕可到。我军乃重行部署，仍由我任攻城总指挥；陈可钰副军长任副总指挥，准备作第二次攻城。

此次攻城任务的分配是：第七军胡宗铎部任中和门、保安门、望山门的攻击。右与第四军联络，左则警戒长江江面。

第四军任忠孝门、宾阳门、通湘门的攻击。左与第七军联络，右则警戒沙湖方面。

第一军刘峙师到达时，应由洪山、徐家棚向武胜门前进，并接替第四军忠孝门防地。

炮兵则占领洪山阵地，俾步兵爬城时，轰击城上守军。

攻城主要工具则责令工兵和政治部购集大批粗大的毛竹竿，每根长约二丈，重百余斤，用两根接起，扎成一长约三四丈的竹梯，攻城时以奋勇队先进。奋勇队以每十二人组成的小队为单位，每小队抬长梯一具。

第二次大规模攻城于9月3日晨3时开始。先由炮兵以猛烈炮火轰射城上守军，然后奋勇队携竹梯蚁附而上，不料城内敌人并楚望台、蛇山、龟山上所设置的敌军山炮、野炮和江中敌舰枪炮一时俱发，火力猛烈之至。我军伤亡甚大而奏功甚小，加以竹梯笨重，墙高水深，我攻城官兵虽奋勇异常，然有的竹梯尚未架牢，官兵已全部牺牲。我亲自督战所得经验，知以我军目前的攻城器材，绝难奏效，徒招无谓牺牲。好在我军在下游已攻占鄂城；第八军自嘉鱼渡江后，也已逼近汉口、汉阳；驻汉口的鄂军第二师师长刘佐龙正和我暗通款曲，愿意投诚。如是则吴军久守孤城，内无粮草，外无救兵，日久必然发生内变。我军与其做不可能的攻坚战，反不若坐困的有效。因此，3日晨8时我军停止攻击后，我遂不再作硬攻的打算。

吴佩孚此时也另作固守武汉三镇的准备。派第八师师长刘玉春为守备军总司令、陈嘉谟为武汉防御总司令，二人同驻武昌城内，据城固守待援。吴本人则坐镇汉口，调度由北南下的援军。

9月3日晚蒋总司令偕白崇禧、加伦、唐生智一行抵达武昌城南的余家湾车站，翌日召集紧急攻城会议。开会时，蒋氏并未分析敌情便说：“武昌限于四十八小时内攻下。趁敌人立足未稳，一定要攻下！”他说话的态度非常严厉，哪里像在开会，简直就是总司令下令攻城罢了。在场的高级将领皆面面相觑，未发一言。我也未便陈述不宜硬攻的理由。大家因而皆接受命令，再作第三次攻城的部署。

胡宗铎私下问我道：“武昌这样的坚城，限期之内如何攻得下？”

我说：“这是总司令的命令，攻不下我们也得应付应付！”武昌城我们已两度硬攻不下，蒋先生还说“敌人立足未稳”呢！不过我知道蒋先生的个性极强，遇事往往知其不可为而为之。面析无益，我们也只有应付罢了。蒋先生总喜欢遇事蛮干，一味执拗，不顾现实。武昌第三次攻城之举，把他个性的弱点暴露无遗。蒋先生这种个性可说是他个人成功的因素，也可说是国事糟乱的种子。嗣后他亲自指挥南昌攻城失败，与武昌之败如出一辙。

第三次武昌攻城，仍由我任攻城司令，陈可钰任副司令。一切部署仍按第二次攻城计划实行。蒋总司令另调第一军刘峙师接替第四军在忠孝门的防务。并悬赏登上城垣的，官长二百元，士兵一百元，最先登上的部队三万元。登城的准备完毕时，号兵吹集合号，士兵齐呼“革命万岁”。奋勇队的编制如前。前锋部队在奋勇队后，取五十米至百米距离齐头并进。前锋都携带短枪、手榴弹以便爬城。这些都是蒋总司令明令所规定。

第三次攻城于9月5日晨3时开始。我军逼近城垣时，敌枪炮齐发，较前尤为猛烈。第七军奋勇队扑攻保安门，该处城垣较高，竹梯甫架，伤亡随之。后缘附郭民房而上，敌军乃以火药包、手榴弹、爆发罐等引火物，自城上掷于已注射煤油的民房，顿时烈焰熊熊，火光烛天。同时敌军机枪野炮火力自空而下，我军伤亡枕藉，仍然无法爬城。

第四军在通湘门一带的遭遇也约略相同。四军独立团曾潜至城脚，挂梯数具，官兵相继攀登，然敌方机枪弹如雨下，登梯官兵悉被击毙，无一幸免。牺牲的惨烈，达于极点。此时军中忽然谣传刘峙师已攻入忠孝门，四、七两军闻讯大为振奋，益发奋勇争先，死伤辄至整连整排，仍无入城之望。

正当前线战况最激烈时，蒋总司令忽然约我一道赴城郭视察，我因为蒋氏未尝做过下级军官，没有亲上前线一尝炮火轰击的机会，深恐其在枪林弹雨下感到畏葸胆怯。我二人走到了城边，战火正烈，流弹在我们左右簌簌横飞，我默察蒋氏极为镇定，态度从容，颇具主帅风度，很使我佩服。

这时蒋氏也感到硬攻无望，我随即下达命令停止攻击，各军暂退安全地区待命。这样遂结束了我们第三度激烈的武昌攻城之战。

所幸我第八军何键、夏斗寅两师在嘉鱼渡江后，此时已迫近汉阳。9月5日，原与我通声气的刘佐龙鄂军第二师正式声明附义，加入革命。刘氏就任国民革命军第十五军军长之职，自汉阳炮击查家墩吴佩孚的司令部。吴氏仓皇乘车北逃。自河南向武汉增援的吴军也为刘所扼，于汉水中淹毙甚众，不敢渡河。刘部遂于9月6日占领汉阳，7日进占汉口。吴军悉数北撤，江面敌舰也顺流下驶，武昌之敌遂成瓮中之鳖，俯首就擒只是时间问题了。

第二十六章　进军江西

一

当我军自汨罗江向武汉疾进时，吴佩孚曾檄请“五省联军总司令”孙传芳前来湘鄂应援，以便夹击我军。孰知孙氏此时却作坐山观虎斗的打算。意图等待我军和吴军两败俱伤后，一石二鸟，取吴氏而代为华中之主。至于我军，因素为孙氏所轻视，渠如能取吴而代之，则区区华南便不难定了。

不意我军长驱北进，直如疾风扫落叶，一举而囊括武汉。孙传芳到此才知革命军不可侮，急谋应敌之策。那时我国当代第一流的战略家蒋百里适在孙氏幕中，据说，蒋氏于我军转战汨罗之初，即向孙氏献援吴三策。

蒋氏的第一策是趁革命军北进和吴军鏖战时，孙氏突出奇兵，自江西全力西进，腰击我军，占领长沙，以断我军归路。

第二策是待我军进围武汉时，孙氏挥海陆大军溯江西上，解武汉之围，使吴我两军相持于武汉以南，相互消耗战斗力，然后孙军待机而动。然此二策都未被孙氏采纳。

其第三策则系将孙氏五省联军的主力向江西集中布防，以逸待劳，以俟我军。此策或系蒋氏三策中之最下者。然吴氏既失武汉，革命军底定湘鄂，声威大震，孙传芳也不得不采此下策，急速将原驻苏、浙、皖各军集中江西，以待我军来袭。因此当我军方合围武昌，右翼我军担任向江西警戒的第一、二、三、六各军已和孙军前锋发生遭遇战。武昌既经合围，孙军大部也已入赣，敌我江西之战便迫在眉睫了。

孙传芳虎踞长江下游有年，饷裕财丰，弹械充足，其实力较之吴佩孚有过之无不及。现将孙军实力及其向江西集中前各部驻地，列于下：

一、江苏之部

陈仪师八千人　驻徐州

卫队二团　驻南京

孟昭月旅六千人　驻南京

郑俊彦师八千人　驻清淮

谢鸿勋师一万二千人　驻津浦、沪宁线各站

周凤岐师六千人　驻南京

白宝山师三千人　驻海州

冯绍闵师四千人　驻泗阳、邳县

二、浙江之部

卢香亭师二万人　驻浙江

夏超部一万五千人　驻浙江

三、安徽之部

陈调元师一万六千人　驻蚌埠

倪朝荣旅一千五百人　驻蚌埠

马祥斌旅一千五百人　驻南宿

王普旅三千人　驻芜湖

毕化东旅二千人　驻寿州、霍邱

杨光和旅二千人　驻邳县

彭德铨旅二千人　驻皖境

杨镇东旅一千余人　驻皖境

颜景宗旅三千人

张中立旅二千人

张国威炮团一团山野炮十门

四、江西之部

邓如琢师七千人　驻南昌、九江

唐福山师五千人　驻萍乡

蒋镇臣师五千人，迫击炮四门　驻吉安

刘室题旅二千人　驻鄱阳

赖世璜师四千人　驻粤赣边境

杨如轩师二千人　驻赣州

杨池生师二千人　驻三南

张凤岐旅三千人　驻万载

陈修爵部一千余人　驻宁山岗

五、福建之部

周荫人师　驻福州

李生春旅三千人　驻福州至延平

刘俊旅三千人　驻延汀

炮兵团一千余人　驻延汀

孔昭同旅四千余人　驻漳泉

苏埏旅三千余人　驻延建

蒋启凤旅二千余人　驻泉州

卫队旅三千人　驻延平

吴大洪旅　驻泉属

张毅师六千人　驻漳、龙（漳州、龙岩）

李凤翔师三千人　驻汀、龙（汀州、龙岩）

张庆昶旅三千余人　驻汀州

林忠陆战队三千余人　驻马尾、厦门、东山

王麒旅二千余人　驻云浦

何麓昆部一千余人　驻建瓯

上列各部队中以卢香亭的第二师、谢鸿勋的第四师、郑俊彦的第十师战斗力最强，为孙军的中坚部队。

孙传芳既决定对我军作战，乃将所部二十余万人分为五方面军。除在闽的周荫人为第四方面军外，余均在赣（此项部署系我军于箬溪大破孙军后，自虏获的敌人秘密文件中所获悉的）。

孙军第一方面军以原驻江西部队编成，任邓如琢为总司令。所部第一军为唐福山、张凤岐部，在樟树。第二军为蒋镇臣、谢文炳部，在新淦。第三军为邓部第一师，在南昌。第四军为原滇军杨池生、杨如轩所部，在永丰。

第二方面军以郑俊彦为总司令。自南浔路南段集中，向湘赣边境萍乡一带前进。

第三方面军为卢香亭部，在南浔路中段。其主力数万人在德安、涂家铺、武宁一带。

第五方面军总司令为陈调元。所部有王普、刘凤图等旅，在武穴、富池口、石灰窑等处。全军号令森严，声威殊盛，各军战斗力也都不在吴佩孚各军之下。

二

我方进攻江西的战略部署分三路东进。以第一、二、三各军为右翼，由蒋总司令亲自指挥。第二军由赣南的吉安循赣江北进，第三军由萍乡出高安，第一军的第二师由铜鼓经奉新东进，均以南昌为目标。赣南之敌杨池生、杨如轩所部，因实力较弱，故由新近附义的赣军赖世璜部加以解决。

我军中路由第一军第一师和第六军担任，由程潜指挥。出修水、武宁，直捣德安，以截断南浔铁路。

我第七军则担任左翼，自鄂城、大冶一线入赣。沿长江南岸东进，经阳新、武穴、瑞昌，直捣九江孙传芳的总司令部，并向左警戒长江江面和北岸敌军陈调元所部。

我军入赣部署既定，蒋总司令乃于9月10日前后，亲至南湖七军军部告诉我，并颁发命令调第七军克日入赣，将武昌围城任务交第四军接替。但此时我军饷糈、被服等接济俱由广西征发而来，现已届秋末冬初，后方接济尚未送到，行军殊有困难。我遂将此情况报告蒋氏，蒋说：“我叫俞飞鹏立刻送十万元‘五省通用券’给你暂时使用。”俞飞鹏是北伐军的兵站总监。不久，他果然送来数大箱“五省通用券”。这是我七军在北伐途中第一次收到的中央方面的接济。不过我当时尚不知“五省通用券”为何物，中央财政部也未明令通用。既来之则安之，我们也只得暂时收下。到我军进入江西后开箱使用时，才发现全是五十元和百元大票。我们既未使用过，人民也闻所未闻。当时物价很低，纵使人民愿意，也无法接受此百元大票。所幸沿途人民箪食壶浆，十分合作，各地商民团体都自动集合为我军兑换使用，粮饷才不虞匮乏。

我军在南湖接到命令后，遂立刻向大冶集中，兼程入赣。9月13日全军抵达大冶。过此东进便是江西边界。大冶城东郊便系一大湖沼，大军东去须乘渡船，如自湖边绕道东进，势非三五日不为功。我们不得已，乃征调船只东渡，经一昼夜不停摆渡，两万大军才抵达湖东，进驻阳新。后方兵站则驻于鄂城、黄石港和石灰窑一带长江南岸的小市镇。

自阳新东进，又有小河两道不能徒涉；大军通过，势须架设浮桥。工程也相当浩大，势非三五日不能竣工，我便命令全军在阳新暂息。同时派出“差遣”三组，化装成平民，偕土人向武宁方面侦探，以便和第六军取得联络。因我在大冶时已接得总司令部“通报”，知程潜的中路军已占领修水、铜鼓，现计时应已占领武宁了。

三组联络员派出不久，便有两组相继回报说，武宁有敌人盘踞城内，他们不敢入城；至于第六军却“不知所终”。我得报至为诧异。然那时我们的无线电又失灵，普通电话更是鞭长莫及，各方联络全失。友军何往，以及全盘战况若何，直使我如坠五里雾中。

就在此时，我忽然接到武汉方面前敌总指挥唐生智、总司令部武汉行营主任邓演达和武汉政务委员会主任委员陈公博三人的联衔急电。大意是说：据报敌海军已溯江而上，将在黄石港登陆占领大冶，企图解武昌之围，情况紧急之至；要我克日回师大冶，以对付该地之敌，而减少武汉的危险。当军部尚在研究这电报时，我军留驻黄石港的兵站分监曾其新忽打紧急电话来报告说，敌人已在黄石港登陆，显系陈调元军的王普、马登瀛两部。这时电话内已微闻枪炮声。曾其新说：“……我们将向鄂城撤退！”话未说完，电话便断了。敌人显然已在黄石港登陆，向大冶进攻；我军后路已断。

我乃在阳新召集紧急军事会议，商讨应付之策。我计算全军绕湖回援大冶非四五日不能到达。有此四五日时间，已足够进抵九江。虽然是孤军深入，所幸士气极旺，不难一鼓而下九江。我军如攻占九江，则敌人不但不敢攻武汉，赣局也必急转直下。兵贵神速，事不宜迟；自古出奇兵制胜，未有不冒险而能克敌致果的。当时夏、胡两指挥官均表赞成，各级将士也表示听命。当夜浮桥搭成，全军遂于拂晓渡河，向九江挺进。当天便进抵横港，更夤夜前进。不久，前锋钟祖培旅便与敌军约千余人发生遭遇战，敌人稍战即溃，我军乃继续前进。

是夜10时，我在阳新所派的第三组探报人员也自武宁回来报告说，武宁城内确有敌军一两千人；程潜第六军不知去向。如是则我右后方已受敌人威胁，后方归路已断，欲退不能。我再查阅九江附近的地图，知该地全属湖沼区。我军三面受敌，北阻长江，且江边也有敌人，我们如进入该区为敌人重重包围，正如鱼入笮笼、虎落深阱，终必弹尽援绝为敌人所消灭。在此进退维谷之时，将如何是好？

熟思片刻，我自觉要改变战略，舍弃九江，全军向右靠拢，翻越羊肠山，以寻找第六军。如第六军被围，我正可前往解救。主意既定，便立刻请苏联顾问马迈耶夫和参谋长王应榆前来商议。

马迈耶夫听说我要改变战略，便立刻咆哮起来。他说：“舍九江不攻是违背既定战略和统帅部的命令。在苏联，指挥官如擅改作战计划或不听命令，是犯死罪的。在苏联便要枪毙，在你们中国就是要杀头的！”

“马顾问，”我说，“在通常情况下擅改作战计划是犯罪的，但是目前情形不同。我们右翼的友军不知去向，后路又被敌人截断，我们弹械、粮草已极其有限，一旦进入死地，四面受敌，前途将不堪设想。再者，我们在阳新时，武汉有电报要我向大冶撤退（其实蒋总司令于9月17日有一电报给我，要我暂驻大冶，监视武穴、富池口一带之敌，不过我未能收到该电报）。向大冶撤退尚且不犯军令，何况是向右靠拢以支援友军呢？”

但是马迈耶夫仍不以我言为然，喋喋不休。这时我军已有一团正向九江前进，胡、夏二指挥官也在前进中。我顾不得马氏的抗议，当即派人追向前去，命令他务必于拂晓前找到胡、夏，嘱其停止前进，就地待命。马顾问仍期期以为不可，竟和我大闹起来。但是他终究是顾问，无权命令我主官。他见奈何我不得，不觉性气大发，叽叽咕咕似乎骂了起来。那俄文译员也不敢再译，想必马氏把不堪入耳的秽词都骂了出来。我也管不得许多了。

拂晓时，胡、夏二指挥和我会于中途。我便将我的新决定告诉他们，他们也绝口称颂我判断的正确。一声号令，大军两万余人便舍东而南，改途向羊肠山前进了。

第二十七章　箬溪、德安、王家铺之血战

一

羊肠山是阳新县南部和武宁县交界区域的一系列石山。山虽不大，却十分险峻。山上草木不生，乱石如林，易守难攻。此时敌军约千余人据守该山，堵住我军南向去路。翌日清晨我遂下令攻山。敌并不固守，稍战即退。我军穷一日一夜之力才越过该山。过山约五十里便是箬溪，盘踞该地的有敌军精锐谢鸿勋部约两万余人，构筑工事，图死守箬溪。

箬溪为武宁县北一小镇，有商民约二三百户。该镇西傍修水河，东北则有小岗峦曰盘龙岭，绵延数里，敌军即沿此岗峦构筑工事。阵地之前有一小溪，可助防守，在高处敌军炮火瞰射之下，这道小溪也可说是天堑难渡。

我军于29日晚抵达箬溪敌阵前小溪北岸的高地。因天色已晚，未便进攻，乃在阵前过夜。30日拂晓，我便下令全军出击。我与夏、胡二指挥都亲临阵前督战。敌军顽强抵抗。我军数度冲达小溪边，都被对岸高地敌军炮火压迫后退，伤亡数百人，仍无法强渡。自清晨至下午3时，并无进展，战况成为胶着。

这时我军士气极旺，在小溪后方作预备队的李明瑞旅因整日未得参战，上下官兵都跃跃欲试。下午3时我乃调李旅自左翼隐蔽地带向敌军右翼作大迂回。我命令李明瑞说，迂回愈远愈好。同时我更面告夏、胡二指挥，限日落前一定要攻下箬溪，全军乃再度冲锋。炮火正密之时，我李旅忽自敌人右翼后方出现。全旅如一只铁臂，以疾风暴雨的姿态，自右而左压向敌人后方。此时敌人发现已迟，阵线立即动摇。正面我军闻敌后有枪炮声，知李旅已达成任务，乃全线呐喊冲杀，敌人遂全面崩溃，夺路窜逃。谢鸿勋的指挥部原设于敌阵后数间茅屋内。当李旅冲入时，其中鸦片烟灯犹明，文电狼藉，官佐或毙或俘，极少漏网。谢军两万人无路可逃，多数图泅渡修水，浪急人多，河中人头滚滚，逐波而逝，蔚成奇观。

一度混战后，敌军遗尸遍野。俘虏万人，我军因无法收容，只得任其四处流散。掳获的战利品计有：大炮八尊、水机关枪十余挺、手机关枪百余挺、步枪两千余支。我军伤兵暨掳获器械，便责令俘虏挑担。后来据当地居民报告，当时敌军参谋长、旅长等都杂在俘虏中担任夫役。我们因俘虏太多，无法清查，多为其趁间逸去。敌军主将谢鸿勋因负重伤，为我军所俘，然当时无人认识，遂为其卫士偷抬逃去。谢氏后至上海，卒因伤重而死。

箬溪一役，我军以少击众，竟将谢鸿勋所部全部解决，极少漏网，为我国民革命军入赣后一个空前的胜利。谢鸿勋部向称剽悍，为孙传芳军中的精华，孰知和我军鏖战一日便全军覆没。孙氏全军为之胆寒。斯时我尚不知南路我军已为敌军所败。

箬溪战后，我们清查掳获文件，才知敌军入赣分为四个方面军，如上所述，而其主力固在南浔中段。箬溪战前一日，敌将谢鸿勋闻我军迫近，曾急电南昌敌第三方面军总司令卢香亭乞援。原电大意说：查来犯之敌系李某所部的第七军，该敌素称剽悍。今我军既已于南路获胜，可否速调劲旅前来应援云云。卢氏复电大意是：来电奉悉，本军正计划向溃退之敌跟踪追击，直捣长沙。贵处情形虽然严重，务盼竭力支持三日，救兵必至。

根据这些敌人的密电，我才知道我一、六两军曾于9月19日乘虚攻入南昌，然为敌军回师所破。程潜狼狈而逃，第一军第一师师长王柏龄竟不知下落。我友军整理未竣，又为敌人跟踪击破。孙军忙于追击，故卢香亭要谢鸿勋支持三日。谁知他支持尚不及一日，竟全师为我消灭，这是谢鸿勋的不幸。

二

箬溪战后，我军在阵地休息一天，弹械也于战利品中得到充分的补充，士气益旺。然此时友军的消息仍如石沉大海，本军今后将何去何从呢？转念之间，我灵机一动，认为还是不顾一切，向前推进，自德安一带切断南浔铁路，以解救南昌前线被压迫的我军。箬溪距德安约一百二十华里，均系山间小道，敌人如处处设防，步步为营，则不利于速战的我军，困难将不堪设想。但是我也顾虑不得许多，好在敌胆已寒，我军声威正盛，足堪一战。

我军全师乃于10月2日自箬溪东进。沿途仅有零星敌军，并无强烈抵抗。行军一日一夜，于10月3日拂晓抵德安郊外。德安城位于南浔路的中段，东滨鄱阳湖，南浔铁路自城西外郊绕过；城南有九仙岭、金鸡山遥相拱卫；城西北岛石门、箬山垄一带也有一列岗峦，足资防守。此地敌守军为自九江、南昌两地新来增援的劲旅段承泽、陈光祖、李俊义等部，约四旅，共有三四万人，由卢香亭亲自指挥。卢氏早知我军来犯，乃于城外铁路西侧高地构筑工事。另有铁甲车数辆，载野炮十余尊往来梭巡。全军居高临下，以逸待劳，等候我军来袭。

3日晨，我军行距德安约十里时，即与敌军遭遇。我当即下令全线展开向敌猛攻。唯敌阵构筑甚为坚固，安置于高地上的山炮十余门、机枪数十挺以及铁甲车上的野炮一齐向我军射击，枪声的密集、炮火的猛烈，有过于贺胜桥之役。我亲至最前线督战，但见我军两万余人，前仆后继，如潮涌前进。而敌方机枪交织瞰射，直如一片火海，我前线官兵看来恍似雷电交加中的山林树木，一阵阵地倒下，死伤遍地。然自晨至午后，我军攻势并未稍歇，敌人也数度试图反扑，并于我右翼作大迂回，均为我堵截，不能前进。激战至下午3时，预备队已全部使用，仍无攻克迹象。这时全军官兵已至疯狂程度，只知猛勇前冲，不知己身何在；高级指挥官且忘记指挥炮兵作战。我在前线只见敌炮密如连珠，未见我炮还击，经查始知胡、夏二指挥官忘记使用炮兵。我乃急调炮兵向前还击。谁知我炮火力太小，偶一发炮，即变成敌军排炮目标，立被其优越火力所压制。

直至黄昏时分，我内心忖度，绝不可和敌人在德安城外胶着，今日非攻下德安不可。乃再度严令夏、胡二指挥，限定今晚必克德安。所幸夏、胡二人也均年轻气盛，再率全军猛扑。激战至下午6时，我左翼陶钧团和敌军肉搏，才将其右翼突破，占据南浔路铁桥，复自铁桥南下冲击，敌阵始乱。正面我军也奋勇冲锋，敌人遂全线溃败，夺路逃窜。炮兵阵地上遗山炮一列十余门、机枪数十挺，步枪、弹药俯拾即是，敌军溃兵更是漫山遍野。当晚我军遂入德安城，将南浔路截为两段。卢香亭、李俊义两个方面军的精锐，经德安一战俱告覆灭。是役敌军遗尸千余具，其无法逃窜为我军压迫坠河溺毙的也达数百人，浮尸蔽江，惨烈之至。

德安之役，我军死伤亦达两千余人，第九团团长陆受祺阵亡，为我第七军北伐以来，战斗最激烈、死伤最大的一役。嗣后我曾接奉蒋总司令电报，倍加慰勉。原电如次：

奉新、安义第六军部速转德安县李军长勋鉴：刻接支电，欣悉德安克复，逆敌击溃。此次孙逆全力来犯，主力皆在德安、九江一带，今为贵部完全击破，以后敌必闻风胆落，赣局指日可定。吾兄及诸将士不避艰难，达成任务，其勋劳非可言喻。请先为我奖勉慰藉，再请政府特别奖叙也。

德安战后，敌军慑于我军声威，简直有望风披靡、草木皆兵之概，当时南路友军如亦得手，则赣局便可一举而定，无烦再战了。惜我在德安所获消息，殊令人失望。至是我才知我方全局作战梗概。当我军屡战皆捷之时，南路我军因指挥失灵，第一军为敌各个击破，竟数度挫败。所幸10月3日第三军于万寿宫打一胜仗，稍挽颓势，大局未受太大影响。

我军在德安驻守两日，无法再进。盖孤军作战，后援不继，我如北上九江，则南昌之敌必蹑我后；如南下洪都，则九江之敌亦必尾随，我孤军两面受敌，实不能持久。是时唯望南路我军早克南昌，好与我军连成一气。我因一再设法与总司令部联络，以解决南浔路之敌。总司令部接到我军箬溪捷报之后，也下令向南浔线总攻，并派第一师代师长王俊率精锐两团自奉新来向我增援。唯此时南路我军新败之余，虽奉命向南昌进攻，而敌人绝未动摇。是以我军仍处在两面威胁之中。

当我在德安休息两天待援之时，我军留守箬溪人员及一部分轻伤兵忽来德安报告说，箬溪北三十里的王家铺新到敌军甚众，有向我进犯模样，该部敌军显系自江北渡江来的。我得此情报后，自忖如不将王家铺之敌迅速解决，则我军势将陷入重围。遂决定自德安迅即撤退，先消灭王家铺之敌，再回攻德安。

然此时德安之南仍有大批敌军俟机向我进袭。我遂派钟祖培旅于九仙岭一带警戒该敌，嘱其当我主力撤退时，该敌如来尾追，应与之周旋，且战且走。斯时夏、胡两指挥且发出豪语，料定该敌不敢来追。夏威说：“他们如果来追，我们来一个左转身，一把便把它压下鄱阳湖里去！”

10月5日晚8时，我全师向箬溪撤退。唯所获敌人器械太多，无法携带。尤其是敌人的山炮、野炮十多尊，十分笨重，山路崎岖，运输不易。我们乃决定掘一个大坑，一齐埋起，以便下次再来发掘。然炮身太大，掩埋殊为不易，只得草草了事。今日思之，殊觉幼稚可笑。我们既带不走，为什么不把它烧毁呢？却偏要掩耳盗铃地埋起来，好让敌人掘出再用！

我军5日晚撤退时，各部先行西撤，我和军部殿后。离德安刚四五里时，晚风拂面，繁星在天，全军衔枚疾走，寂静无声。我忽闻德安城南劈啪一声。我倾耳一听，接着便劈劈啪啪地在九仙岭一带响了起来。显然是敌军来追，与我钟旅警戒部队发生了遭遇战。这时部队停止前进，夏、胡两指挥也骑马赶回。他们主张“向左回师，一把就把敌人压下湖里去”。但是我告诫他们不必逞小勇，我们的主要任务是消灭王家铺方面的敌人，不必与这批追兵较一日的短长。再者，作战究竟不是画地图，不能一笔就把敌人画到湖里去；万一和他们胶着起来，反坠入其计中，误我大事。所以，我叫他们继续前进，不必回顾。同时告诫钟祖培不必恋战，待我主力去远，渠当且战且走，赶快脱离现战场，回箬溪和主力会合。命令既毕，我军遂继续前进。10月6日中午全师返抵箬溪。不久，钟旅也到，遂暂在箬溪休息，以监视王家铺方面敌人的行动。

三

王家铺方面之敌，据探报是敌第五方面军陈调元部。陈已渡江，驻于瑞昌，所部约有三师之众。到王家铺之敌仅系其先头部队。渠大队既未来犯，我也在箬溪休息，拟与友军确实联络，再图进攻。唯我军入赣以来，屡挫强敌，锐气虽强，伤亡实大，官兵也极疲惫。在箬溪休息时，全军缺粮，竟吃粥一星期。时值10月，北风凌厉，而全军仍系单衣，艰难情形，实难尽述。

然此时王家铺方面之敌已逐渐增多，据11日夜半1时探报，来敌系陈调元部第二军刘凤图、第三军毕化东，各率三团之众和骑兵一团由瑞昌前来，于11日晚抵达王家铺，冀图围攻箬溪。当夜我便下令全军向王家铺进发，仅留第九团警戒箬溪。

拂晓我军遂和敌军在王家铺南约十里地展开激战。敌不支后退，我军尾追至王家铺。敌乃据守铺南一列高地曰梅山、昆仑山、覆盆山和双溪之线顽抗。我军全线向各山仰攻，都不能得手。12日晨我亲赴前方视察，才知其地形正如昔日粤桂战时的莲塘口，除在梅山、覆盆山之间有一缺口之外，余均系峻峭石壁，猴子也不易攀上，仰攻实不可能。唯一破敌之道，只有用莲塘口时的同一战术，实行中央突破，然后反扑两侧。是日午后，我乃调第四团担任正面突破。下午2时各军同时出击，第四团乃自两山间的隘路冲出，将敌截为两段；我第十四团即乘机占领覆盆山。敌仍分途顽抗。迄午后5时，我第八旅和第十四团击溃左翼之敌，右翼之敌犹据昆仑山死力抗拒。时我第一军第一师的两团援军由代师长王俊率领赶到，自白水绕出昆仑山侧背。经我第一旅和第三团双方压迫，才于午后7时将该敌完全击溃，向瑞昌逃去。是役战斗至为激烈，我军伤亡两千余人，敌军伤亡更多，被我俘获数百人，步枪数百支、大炮一门、迫击炮数门、水机关枪四挺，军用品无数。

第一师援军虽赶到较迟，也掳获步枪不少。第一师的北来原为策应我据守德安的。因蒋总司令得到德安捷报后，恐我军独力难支，故派王俊率两团自奉新赴德安策应。王在途次闻我已放弃德安，撤往箬溪，及渠到箬溪，知我军已在王家铺血战一昼夜，乃赶来参战。时战局已成尾声，然亦小有斩获。

王俊所部第一师在南昌时为孙军所败，嗣后集结于高安一带向孙军反攻，又为卢香亭所挫。两战两北，颇丧锐气。蒋总司令曾为此大发雷霆，骂茂如（王柏龄）、达夫（王俊）非“带兵人才”。王俊此来王家铺，我见其部队乱糟糟，殊乏战胜之师的气概。王代师长曾在阵地和我一晤，时适我军一部缺弹，蒙他慨赠七九子弹数万发。之后，他便径自引兵往奉新原防去了。

我军自入赣以来，虽三战三捷，稳定赣局，然本军伤亡之大亦前所未有。全军两万人，死伤竟达四千人以上，下级干部伤亡约三分之一，元气为之大损。德安之役，折第九团团长陆受祺一员；王家铺之役，又折第二团团长吕演新一员和机关枪大队长吴铁英一员。此三人俱是身经百战、勇冠三军的能战之将，倚畀有年，遽尔殉职，痛悼实深。其中吕演新团长的死，使我尤多余痛，因为其中还有一段迷信的小故事。

当我军在桂林誓师北伐时，吕团长一日偶和同僚数人游桂林名胜风洞山。山中有一相士绰号叫“罗大仙”，据说灵验无比。吕乃请渠推算八字。“罗大仙”略一推算便告诉演新说，他命中今年是冲克之年，北方不利，如北行则“十有九死”云云。吕君素好星相之说，闻言郁郁不乐，遂对同僚说，想不参加北伐。同伴们见他神志颓丧，便劝他如不愿北伐，请调他职好了。但是演新说：“这种迷信上的事，如何能对老总说呢？”那时他们私下都称我为“老总”，而不称“军长”。

可是他最后还是来向我说了。因为我们在公虽为长官部属，在私却如兄如弟。演新为我陆小同学，又为多年袍泽，原可无话不谈，但是这次他和我提起这件迷信事来，却把我说恼了。我说：“你是个革命军人，如何迷信起来！什么罗大仙，罗小仙，敢在我们誓师北伐之时妖言惑众，动摇军心，我要把他抓起来！你请调，我绝不准。你如离职，我当军法从事。我们革命军人怎能因一句迷信的话就阻止我们去革命了呢？我如为此事准你调职，岂不是军中的大笑话？”

演新被我一顿训诫，说得哑口无言，怏怏而去。其后北伐途中，他在战场上虽骁勇如昔，然平时居恒抑郁，总有点神魂颠倒似的。此次竟在王家铺殉职。回念我强迫他参加北伐的往事，历历在目，往时迷信，今日竟成谶语。我虽不杀伯仁，伯仁因我而死，因之不免有余痛耳。

第二十八章　肃清江西

一

王家铺血战后，我军伤亡虽大，然全军因连战皆捷，锐气正盛，稍事补充，尽可再战。因此，在敌人溃兵尤在四处放枪掩护撤退之时，我料其新遭惨败，断难向我反攻，乃电知第六军程军长，约定翌日在桂堂一晤。此时程潜奉命协助第七军作战，方驻节柘林，而桂堂则位于箬溪、柘林的中间。

斯时我的计划系与第六军切实联络，再向南浔路进攻，以策应向南昌进攻中的第二、三两军。南浔路一带的攻击，或以第六、七两军分别攻击永修、德安之敌，或以第七军进攻瑞昌，使敌人在德安无法立足。我与程潜联络刚完，忽奉高安方面总司令部命令，嘱“各军就地整顿补充，待命进攻”。我们联合进攻计划乃暂时搁置。

总司令部并于此时檄调攻克武昌的第四军张发奎部，取道大冶入赣增援，另调新近收编的湘军贺耀组独立第二师星夜入赣作战。这两个增援部队，均归我指挥。

独立第二师的刘旅于18日到达王家铺。第七军第二路指挥官胡宗铎遂率第二旅和第十四团于同日由王家铺开回箬溪。第一路指挥官夏威则率第一、第八两旅和新编陈良佐第十九团仍在白水对瑞昌警戒。我的军部则驻于箬溪，补充待命。

不久，武汉方面我第七军后方兵站送到新兵两千余人以补充缺额。这批新兵均系未经训练的徒手兵，无战场经验，制式教练更差。所幸广西历年征战，乡民多习于战斗，平时参加民团剿匪，故对持枪作战并不太陌生，以之掺杂于老兵之间也可以作战。全军得了此次补充，实力恢复不少；加以被服、弹药源源而来，全军作战条件大为改善。

我在箬溪驻了约一个多星期，白崇禧参谋长忽自高安率兵一连携大批弹械和现款前来箬溪慰劳。阵前把晤，十分欢愉。畅谈之下，我才知赣局战事屡进屡退的梗概。因9月中旬程潜第六军进占修水，忽得探报，知敌军主力已自南昌南下樟树、高安一带布防，以抵御我军右翼的第二、三两军，省城附近极为空虚。程氏乃擅自变更原定战略的攻击目标（德安、涂家埠），衔枚兼程暗袭南昌，以期夺得攻克江西省会的首功，而置第七军于不顾。

程氏于9月19日亲率第六军和王柏龄指挥的第一军第一师，自奉新直取南昌，入据省垣。前线敌军总司令邓如琢闻报，即由丰城回师反攻；南浔路的敌军郑俊彦部也驰赴增援夹击。程潜知孤军难守，乃弃城向南撤退。在南昌城南郊莲塘市一带为敌军重重包围，程军长剪掉胡须，易上便服，夺路逃生，全军溃不成军。白崇禧说程潜当时狼狈的情形，恰似“曹孟德潼关遇马超”，“割须弃袍”而逃。而此次败仗中最荒唐的要算第一军代军长王柏龄。王氏性好渔色，占领南昌之后，得意忘形，以为天下事大定矣，潜入妓寮寻欢。孰知敌军骤至，该师因军中无主，于牛行车站被敌人冲得七零八落，仓皇乱窜。王柏龄脱险后，自知军法难容，匿迹后方，不敢露面，遂被宣告“失踪”。直至我军底定南京，王氏才于上海露面。

第一、六两军于9月20日在南昌败绩后，至奉新集结，再图反攻，不意指挥失灵，竟又为敌军所败。敌军忙于追击，这就是我们在箬溪激战之时，敌第二方面军总司令卢香亭答复谢鸿勋乞援电报说“已将敌人两度挫败，正在追击中”，并要谢“支持三日，便有援军来救”一故事的原委。

嗣后我军歼灭谢部主力于箬溪，并攻克德安，适第三军也在万寿宫打一胜仗，总司令部接获捷报，才由蒋总司令在高安亲自指挥，再度向南昌反攻。10月11日，第二、三两军和第一军第二师强渡赣江，对南昌合围。蒋总司令为鼓励士气，曾于10月12日亲至南昌南门外指挥攻城。南昌城垣甚为坚实，我军屯兵坚壁之下，背水作战，实犯兵家之大忌。据白崇禧说，渠当时极不赞成围攻南昌，因武昌的攻城战，殷鉴不远。无奈蒋总司令个性倔强，坚主爬城硬攻。白氏知无可挽回，乃密令工兵于赣江上游搭浮桥两座，以便军运。

是夜正当我军作攻城准备之时，敌军敢死队忽自南昌城下水闸中破关而出。黑夜混战，喊杀连天，秩序大乱。我军攻城的第六团被敌包围，几至全团覆没。我军不得已仓皇后撤。蒋、白二人虽均在前线，但黑夜之中指挥困难，情势危急。蒋氏数度执白氏之手，连问：“怎么办？怎么办？”白氏此时尚能镇定，遂命令全军沿赣江东岸南撤，至上游由浮桥渡江。第一浮桥迅即挤满溃兵，乃派兵沿途通知撤退部队长官，告以上游另有一桥可渡，军心始定。大军卒于黑夜安全退往赣江西岸。全军虽败而损失不大，还算侥幸。

二

总司令进攻南昌既失败，乃下令全军自南昌前线撤围后退，暂行休息，以检讨第一期攻赣战事的得失。适此时我军王家铺的捷报又到。此进彼退，呼应不灵，战事遂有重新计划的必要。因此，在王家铺战后十余日，江西战事遂入休战的状态，双方都在作第二期攻守的部署。我方检讨攻赣无功的最大原因，厥为通讯不灵，各军彼此不能相顾、各自为战。所以在南昌战役之后，总司令部于高安拟定“肃清江西计划”，由白崇禧携来箬溪与我会商新战略。

根据这个新“计划”，第一项要事便是通讯。除由总司令部赶购新式无线电机和在各地建筑临时飞机场外，并自箬溪经奉新、高安至樟树一带架设有线电话，以便各军切实联络，以除呼应不灵之弊。

其次，便是各军兵员弹械的补充。因我军在赣血战匝月，兵员、弹械损失均大，亟须补充始可再战。

至于指挥方面也应重新部署，使职权统一，指挥灵活。总司令部根据新计划所拟二期战事指挥系统略如下表（见下页）：

我军作战部署系以左翼军肃清赣北。进攻时，以一部牵制建昌、涂家埠之敌；以主力攻击德安，截断南浔路。占领德安后，主力即转向建昌、涂家埠之敌进攻。同时以一部警戒九江方面，阻止敌方援兵，并相机攻占马回岭，使主力容易进攻。

中央军自奉新、安义向南浔路进攻，以乐化车站为攻击目标，然后北向与左翼军夹攻涂家埠之敌。

右翼军左纵队自万寿宫攻击前进，目标为南浔路的蛟桥、牛行两站，南下包围南昌。右纵队除以主力第二军自樟树、丰城一线北向协攻南昌之外，并以一部协同第十四军攻击抚州方面之敌，截断南昌、抚州的交通。第十四军并堵截敌人南窜入闽之路。

总预备队驻于奉新、安义地区，随作战进程参加决战。航空队担任侦察并轰炸敌军的任务，并于前线各基地赶筑机场。

我军总攻击日期定于11月1日。

当我军正作二期攻击准备时，敌军也调整其守势部署以迎击我军。敌军兵力的分配如下：

第二方面军郑俊彦部在南昌、牛行一带。

第三方面军卢香亭部和彭德铨、李俊义两旅在涂家埠。

第四方面军邓如琢、蒋镇臣、张凤岐、杨如轩、杨池生、陈修爵、谢文炳等在抚州一带。

第五方面军陈调元部王普、刘凤图、毕化东在瑞昌、武穴一带。

第六方面军颜景宗、上官云相两旅、马登瀛四营和浙军周凤岐部在德安、马回岭、九江一带。

这五个方面军合计有十余万人，势力仍极雄厚。唯敌军内部已军心涣散，各自为谋。在闽敌军周荫人部也已为我东路军所败，其后方已不稳。10月18日孙传芳所属浙江省省长夏超突宣布附义，就我军第十八军军长之职，并向沪宁一带进攻。在苏浙军均图响应。白宝山在镇江独立，沪宁铁路遂被暂时切断。驻于九江、德安一带的浙军周凤岐也暗派代表前来接洽投诚，俟我攻德安时在九江响应。陈调元在新败之后也与我暗通款曲，准备附义。所以我军二期攻势发动前，不战已屈人之兵。敌军在江西的覆灭，自不待蓍龟了。

三

我左翼军基于既定“肃清江西计划”，乃于总攻击日期到达之前向攻击地点集中。28日第四军第十二师张发奎师长率所部四团到达箬溪，即转赴白水街接防。30日独立第二师由王家铺集中杨村附近。11月1日各军乃向南浔路发动攻势。第七军向德安，第四军的第十师和独立第二师向马回岭前进。2日第七军进抵德安市郊，时德安守军为孙军陈光祖的一部，午后刚和第七军先头部队接触，便向东退走。下午4时张师长见第七军已克德安，乃亲率三团向马回岭急进，转助贺师攻击马回岭。此地孙军守军甚多，筑有强固工事，凭险顽强抵抗，战斗至为激烈。我在德安听得该地炮火极为炽烈，知战况严重，乃调第七军第一旅星夜驰援，归张师长指挥。3日晨，张、贺两师长以新得援军，乃下令于拂晓全线总攻。马回岭之敌不支，向九江后退，我军趁胜猛击，张师夺得山炮八门、步枪千余支，停止待命。贺师也夺得机枪十余挺，步枪、迫击炮很多，仍按原命令向南康、九江追击。

我军既破马回岭，我遂按原计划和白参谋长亲率第七军自德安南下，拟向涂家埠前进，应援第六军。大军待发，忽闻九仙岭一带有枪炮声。上午11时，忽有我军侦察机在德安城上空投下通信筒报告说：“刻自涂家埠开来的孙军约二师在南诗车站下车，向九仙岭前进中。”我当时判断孙军二师不下两万余人，实力较我优越，决定集结兵力先迎头痛击。乃调德安附近部队先行进入九仙岭一带高地，并急调在马回岭阵地待命的第一旅和张师回援。唯自午至暮未见敌军来犯。因敌军此时已闻各方败耗，故不敢继续前进。

翌日拂晓，我军第一、二两旅遂奉命出击。唯敌军火力优越，人数众多，我军颇有动摇现象。时白参谋长亲率第四军的两团在九仙岭北麓第一旅后方作预备队，见战况激烈，故意迟迟不进。到了敌我双方的拉锯战已呈疲惫状态，白氏才率生力军出击，孙军立呈动摇状况，我即下令全线出击，孙军乃全线溃退。我军分途追击到驲南车站，掳获人马器械无数，遂于阵地彻夜露营。

原先我军进攻德安时，几乎未遭敌人抵抗，而德安为南浔路的中间枢纽，何以敌军轻易放弃，当时殊为不解。至九仙岭一役之后，自掳获敌人秘密文件中始悉个中玄秘。因敌军已预料我军必以主力攻德安，乃故意以少数部队驻守，诱我入瓮，拟于我军攻入德安后，即以优势兵力由南诗车站和马回岭南北夹击我军，以完成一大包围歼灭战。讵知我军进攻德安时，却派有贺师同时攻击马回岭，复有第四军临时协助。到孙军由南诗车站向我军进攻时，其北路马回岭一带的敌军已被我张、贺两师所歼灭。于是我军复得用主力再破南诗的强敌。孙军夹击之计因此失败，反为我各个击破，敌人可谓弄巧成拙了。

南诗之敌既破，北路我军贺师也于同时进入九江城。5日晨得报，知建昌、涂家埠方面敌军已星夜乘船退往吴城、星子。我便令张师向星子追击，同时自率第七军赴涂家埠，和第一师及第六军会师。当程潜、王俊各率所部抵涂时，适南昌方面孙军主力正南下向我军反扑，我军几被包围，情势危急。总司令乃急调第六军南下救援。程潜以所部损失甚大，本人又患疟疾，乃商请白崇禧参谋长率第六军的四团往援。白氏以第七军为渠素来所指挥，作战可以得心应手，乃商之于我，调第七军的第一、二两团同往，赴援南昌。至王俊的第一师和七军的第七旅则向吴城追击。

6日午后到达南昌郊外时，敌已先行撤去，我军遂克复南昌。同时第七军亦克吴城。吴城三面环水，敌人无路可逃，除少数乘船漏网外，全数缴械。其第四旅旅长崔景贵以下官佐十余人俱被俘虏。

九江、南昌相继克复之前，孙传芳知大势无可挽回，已先行逃回南京。其自南昌退出的残部则绕出进贤、余江向浙江溃退。白崇禧奉命追击。7日到达马口，适内河水涨，孙军不能渡，遂悉数被俘。是役白崇禧俘获孙部军长杨赓和、梁鸿恩等以下官兵三万余人，缴获步枪三万余支，及其他器械、弹药不计其数。江西之敌至是遂完全肃清。

第二十九章　胜利声中的政治暗礁

一

当1926年11月初旬，我军肃清江西之敌以后，革命军的声威可以说震撼全国，中外侧目。此时实际归于国民政府统辖之下的地区，计有：粤、桂、湘、赣、鄂、闽、黔七省，西北的冯、阎都已声明加入革命；川、滇地方政要也纷纷派员来通款曲；安徽的陈调元早已暗中接洽反正；中国最跋扈强横的两大军阀——吴佩孚、孙传芳的主力已被彻底击破。革命军扫荡东南和中原，直指顾间事耳。国民政府的统一全国，简直有传檄而定的趋势。

谁知正当革命势力如日中天，“三民主义”建设前程似锦之时，我革命阵营内的弱点也逐渐暴露，胜利浪潮中所潜伏的各种暗礁，现在都要露出水面了。

就军事方面来说，最难克服的一项困难，便是蒋总司令身上无可补救的缺点。蒋氏的个性，可说是偏私狭隘，刚愎黠傲，猜忌嫉妒，无不具备。渠身为国民革命军的统帅，然其意念中总是以第一军为主体。军中一切弹械补充、给养调剂、编制扩展等，第一军常比他军为优厚。例如江西肃清后，严霜如雪，岭南子弟不惯于寒冷气候，多已瑟缩难耐，然后方军毯运到时，蒋总司令即面谕兵站总监俞飞鹏，就第一军伤兵医院优先发给，此外赏赐慰劳银元也照此办理。俞谓：“每一医院中都有各军的伤兵，当如何应付？”蒋说：“不管，不管，他们自有他们自己的军长！”蒋氏此话，显然忘却其主帅的地位，而仍以第一军军长自居。他这种作风，可能故意使第一军待遇特殊化，而使其他各军官兵对第一军发生向往羡慕之心。然事实上，他所得的结果反而是友军怀怨不平，部曲离心。

又如马口之役，白参谋长将所获战利品运返牛行车站，堆积如山，蒋总司令和我们各军长都曾亲往视察，欣慰无比。时白崇禧因为一、二、三、六各军损失很大，故面请蒋总司令将该项战利品酌量分发一部分给各该军补充。蒋氏未置可否，白氏误以为总司令已默许，遂通知各军前来领取。各军将士闻讯，无不欢天喜地，手舞足蹈，而身为主帅的蒋氏却反露出满面不愉之色，大不以白崇禧专命为然。然事已至此，只好任各军分别领去。但是总司令的原意何在，三军将士均非孩提，焉有不知。是以军中偶语，啧有烦言，皆以蒋总司令的作风，不特不足以服人之心，且亦不足以钳人之口。所以就这点说来，蒋氏最多只可说是偏将之才，位居主帅之尊，其智能、德性、涵养俱不逮远甚。

抑有进者，在北伐各战役中，蒋氏所认为嫡系的第一军，在战场上的表现却微不足道。何应钦的东路军入闽虽节节胜利，然浙、闽地区固非敌人主力所在，福建周荫人部原不堪一击，而北路作战，自第二师在武昌围城参战之后，亦无赫赫之功。嗣后南昌一役，第一师弃甲曳兵而逃，第一军代军长王柏龄竟于9月21日“失踪”，不知去向。所以在北伐期中，就战功言，第一军不特较之四、七两军瞠乎其后，即与二、三、六、八各军亦难相等。然蒋氏仍故意将第一军特殊化，岂能服人之心？

再者，当时黄埔出身的中下级干部和见习官习气极坏。王家铺战后，总司令部曾送黄埔军校第四期毕业生一百五十余人到第七军随军见习。我军当即遵奉总司令部训令，将该批学生分发到营、连内任见习官。谁知这批学生十分骄纵，不听营长、连长的约束。每届行军或宿营时，均任意脱离队伍，不听命令。忽而争先恐后前进，忽而自由停止休息。并觅取舒适民房居住，不受纪律的约束。诸如此类的行为，不一而足，颇有不屑与所属部队的营、连官长共同生活的模样。也许他们自以为在校时朝夕与共的将级教官，尚且所在多有，对这些中下级军官何能放在眼内。何况蒋校长今已位居最高统帅，这批学生以天子门生自居，自然更目空一切了。

我当时目击这种情形，便引为隐忧。因为他们在校时期太短，所受的教育已极肤浅，而在见习期中，又未能养成恪守军纪、吃苦耐劳的习惯，将来如何能与士卒共甘苦，而为国家的干城？

北伐军既底定江西，驻节南昌的蒋总司令也已深知此辈“天子门生”的种种劣迹，因曾一度集合驻地的黄埔学生，痛加训斥。所言至为沉痛而切要。事后并将该项训词油印分发在各军中见习的黄埔毕业生。我见这训词，曾大为赞赏。因黄埔学生的骄纵，如不加抑制，小则将贻害此辈青年本身，大则足以祸国殃民，实在不可不预为之计。

1926年12月我和蒋氏在九江牯岭闲谈时，曾言及革命军中的缺点，彼此均有同感。蒋提及上项训话，我说我已拜读。他问我意见如何，我便乘机向他建议，略谓今日总司令的地位，实际上已负荷了党政军的领导重任，日理万机。他听了这两句话后，立刻现出怡然自得的神情。我又继续陈述道：“总司令责任重大，远在前方，对黄埔军校一切事务，自然鞭长莫及、难于兼顾，倒不如另物色一位品学兼优、热心致力军事教育的人才，担任黄埔校长的职位，假以事权，责以成效，必可训练出脚踏实地的优秀干部为国家服务。中央如决心以身作则，必能扫除中国军队传统以个人为中心的恶习，使全国军队一元化，使革命军成为单纯的党的军队，庶几将来可蜕变为国家的军队，为三民主义建国而奋斗。”我力劝他不要再兼军校校长，以免学生有“天子门生”的观念，自我特殊化。我说，革命军中一有部队特殊化，它必然自外于人，故步自封，因而引起与其他部队对立的现象。如是，革命阵营便无法兼容并包，将致后患无穷。蒋氏倾听之下，默不作声，态度也顿时变为严肃。我当然也只有言尽而退了。

后来总司令部在庐山召开军事会议，我和邓演达、陈公博、陈铭枢三人某次闲谈，我便说我曾劝总司令不要再兼军校校长，以避免军中加深门户之见。邓演达听了，不觉失笑，问道：“你和总司令说了吗？”

我说：“当然说啦！”因为我觉得没有什么不可说的，而且是应该说的。我是忠心耿耿为国家前途着想，为蒋总司令练兵减少困难的。

邓笑着说：“糟了！糟了！你所要避免的，正是他所要制造的。他故意把军队系统化，造成他个人的军队。你要他不兼校长，不是与虎谋皮吗？”

陈铭枢、陈公博二人知蒋也较深，他们也认为我为蒋氏谋，却偏与蒋氏原意相反。我们检讨之下，都有不胜欷歔之感。

由于蒋总司令的私心自用，革命军上行下效的结果，唐生智首先便发生问题了。唐的第八军，先于武长路缴获由岳州一带溃退敌军的大批武器，后自嘉鱼渡江，汉阳、汉口之敌，因刘佐龙反正而仓皇撤退，所遗械弹又为该军所得。唐生智更于汉阳取得规模极大的汉阳兵工厂的管理权，所获尤丰。唐氏乃乘机招兵买马，扩充所部实力。在我军破武昌后，唐氏遂囊括武汉三镇，声威不可一世。

我军肃清了江西，总司令部移驻南昌。不久，遂接唐生智来电，呈请将所部扩编为四个军，由唐部原有师长李品仙、叶琪、何键、刘兴升任军长。时我适在总司令部，见到唐氏电报，我便力陈我国民革命军的扩充编制，应由总司令部统筹办理，绝不可由各军长恣意自为。我对蒋总司令说：“此风绝不可长，唐生智的电报应予批驳，以儆效尤。”无奈此时第一军也在扩编之中，因广州新到一批苏械，蒋总司令以之悉数拨归第一军，该军已在湘粤两地扩编，故总司令部实无辞以驳唐氏。再者，此时粤汉两地正在酝酿反蒋，武汉方面的党政首脑皆非蒋的心腹，蒋氏深恐激唐成变，使唐氏为该批政客所利用，所以就准了唐的请求。因此，唐生智一军转瞬间竟变成了四军，顿成尾大不掉之势，革命军的制度和体系遂被破坏无遗。嗣后，唐生智来南昌开军事会议，我郑重地告诉他说：“孟潇，你是始作俑者啊！我们国民革命军怎么可以任意要求扩充部队，这还成什么体统呢？”

唐生智苦笑说：“德邻兄，我没有办法啊！部下都有战功，大家都应该升一升才好啊！”

我说：“若论战功，我们四、七两军远在八军之上。假若论功行赏，我们都要升起官来，哪有许多官可升呢？”唐氏闻言语塞，支吾其词了事。

第八军既开其端，接着第四军也依样画葫芦，要求扩编，经该军自行协议，呈请总司令批准。第十二师扩充为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张发奎师长晋升军长，辖第十二、第二十五两师。第三十六团团长黄琪翔晋升副军长兼第十二师师长。朱晖日任第二十五师师长。原第十师则扩编为第十一军，由师长陈铭枢晋升军长，蒋光鼐为副军长，辖第十、第二十四及第二十六三师，由蔡廷锴、戴戟、杨其昌分任师长。其留守广东的第四军军长李济深所辖的陈济棠、徐景唐两师，则改称为第八路军，由李济深任总指挥。于是，武汉方面的驻军顿时由一个半军扩充至七个军。而江西方面的二、三、六各军因待遇不公，内心愤懑，反蒋情绪正在逐渐酝酿中。凡此种种的发展，都伏下了日后宁汉分裂的祸苗。

此时各军除任意扩充外，各军首长复纷纷涉足政财两界以扩充其个人的影响力。湖南攻势发动之初，唐生智即受任为湖南省政府主席。第八军到武汉，唐氏的势力也随之向外延伸。江西肃清后的首任主席为李烈钧，但旋即改由第三军军长朱培德担任，隐然以江西主人自命。此外，各军长、师长复纷纷荐举心腹股肱出任收复地区的县长和税局局长等职。中央领导人物既已徇私，影响所及，下级政治遂“治丝益棼”，无法收拾了。

际此军政扰攘争夺之际，我第七军奉命陈师鄂东，却丝毫未改旧观。论战功，无论在湘、在赣均首屈一指，论将士伤亡的比率，也是各军中最高的，但是我们绝没有乘机要挟扩编。自衡阳而后，我军累克名城要隘，然既克之后，我军便迅速推进，将地方行政交予战地政务委员会负责处理，我军不参与丝毫。自湘而鄂而赣，我军终未推荐一人出任县长，更未保举一人助征税捐，凡此史籍均有可考，未可虚构。虽当时我们颇为清议所嘉许，而官方别无奖勖之辞。然我军终能于北伐史上长留清白的一页，今日回想，也很觉自慰。

二

军事之外，当时政治上所潜伏的暗礁尤为严重。此种暗礁所来有自，初非一朝一夕所形成。其根基早伏于国民党左右两派的内讧，再加以共产党的活动，而蒋先生本人于1924年本党改组后，或左或右，纵横捭阖，以培植其个人地位权力的作风，更如火上加油，必至自焚而后已。

本党于1924年改组之初，党内领袖即因对容共意见的不同，隐然形成左右两派。此时如中央领导分子目光远大、气度宽宏，此种意见的分歧未始不可逐渐化除，使全党同志和衷共济，为“三民主义”革命而奋斗。无奈总理死后，汪、蒋二人一味“左倾”，借重共产国际的援助，逐渐夺取党政军的领导权，致迫使党内一部分领袖脱离中央。至于中山舰事变的内幕情形如何，固不得而知，而蒋氏发动政变，以打击共产党始，以排挤汪兆铭终，则为不易的史实。汪氏既除，蒋氏重表示“左倾”，与共产党、苏联顾问携手以打击正在为其反共政变喝彩的“西山派”，斥之为反革命。蒋氏如此亦左亦右的手法，并非由于其政治观点的改变，事实上只是其个人的权术，以虚虚实实的姿态排除异己，以达其个人独裁的目的。当时本党左右派的领袖都不直其所为，只因其权势炙手可热，对渠无可奈何而已。然蒋氏独裁的迹象已现，故左右两派一有机缘，都想对蒋加以抑制。

至于共产党则自始至终与蒋氏即系互相利用。中山舰事变时，蒋氏几已公开反共，而共产党和苏联顾问却一再忍让。因他们那时如公开反蒋，则共产国际在中国便无可利用的人，而蒋反可挟“右派”以自重，顿时成为中国的反共英雄。在共产党看来，蒋氏四面皆敌，到共产党发展至相当程度，不愁蒋不就范。共产党之所以公开反对北伐，其主要原因似亦在此。而蒋则利用共产国际的支持，虚与委蛇，以取得国民党内的实际党权和军权。故蒋共双方自中山舰事变后，斗法已久。今番北伐军进展势如破竹，席卷全国之势已成，一旦天下大定，蒋氏军权在握，其个人独裁，将为必然的后果。因此在我军击溃吴、孙主力，取得基本胜利之后，此种顾虑，遂泛滥于国共两党之内。国民党方面领袖想在革命军事尚未完成胜利之前，从速提高党权，以免蒋氏独裁。而共产党方面，却利用国民党领袖原有的反蒋情绪，推波助澜，发动一大规模反蒋运动，以收渔利。以故11月中旬，广州乃有所谓“海内外党部联席会议”的产生。一面发动迎汪之议，想使汪重立党政而抑蒋，另一面则想修改“总司令部组织法”，以削减总司令兼管革命军克复地区民财两政的大权。

由于军事和党政上这两大暗礁的逐渐暴露，到1926年底，反蒋运动已有山雨欲来之势。至所谓“迁都”问题发生，这一运动便正式爆发了。

第三十章　中央北迁问题与反蒋运动

一

所谓“中央北迁问题”实系由蒋总司令坚持要国民政府和中央党部迁往总司令部所在地南昌所引起的。先是，我军肃清鄂赣之敌后，广州国民政府便决定北迁，以配合北向进展的军事。就形势说，中央北迁，应以武汉最为适宜，南昌断没有成为临时首都的资格。

蒋总司令之所以坚持南昌的原因，自然是私心自用。因那时中央方面防蒋军事独裁的空气正日见浓厚，武汉方面的四、八两军，在蒋看来，又非其嫡系。万一国府和中央党部迁往武汉，蒋必然失去控制力，所以他坚持中央应设在南昌。但是蒋氏的理由却十分薄弱，他无法否定武汉在地形上的重要性。他反对迁武汉的理由是政治应与军事配合，党政中央应与总司令部在一起。但是总司令部为何不迁往武汉，反要中央政府移樽就教呢？蒋的理由是总司令部应设在前方，以便亲自督师。但是，总司令部如设在武汉，不是更接近前方吗？北上可指挥京汉线，东下可指挥长江下游，南昌反无此方便。因此蒋的理由实不成其为理由，说出来真是辞穷理屈。但是蒋氏个性倔强，硬干到底，绝不表示让步。

我们克复南昌后不久，一部分中央委员、国府委员及苏联顾问鲍罗廷遂取道江西北上。12月初旬宋庆龄、徐谦、陈友仁、吴玉章、王法勤、鲍罗廷等一行十余人抵达南昌，由总司令亲自招待。12月7日乃在庐山开会。我因系候补中央监察委员，且未在国民政府及政治会议中担任职位，所以只是列席旁听而已。会议未议出什么具体方案来，各委员便下山径往武汉去了。他们这一去，显然是对蒋氏留中央于南昌的计划的一大打击。不过，此时分任国民政府及中央政治会议主席的谭延闿、张人杰两氏尚滞留广东，蒋拟继续请谭、张二主席留在南昌。

然去汉各委员也不示弱。12月13日中央执行委员和国民政府委员在武昌开会决议组织所谓“联席会议”，在政府未正式迁来武汉之前，执行最高职权。“联席会议”委员，计有：孙科、徐谦、蒋作宾、柏文蔚、吴玉章、宋庆龄、陈友仁、王法勤等，鲍罗廷也列席。公推徐谦为主席，叶楚伧为秘书长。反蒋的阵营遂具雏形。在汉军人，唐生智、邓演达、张发奎等，都表示服从“联席会议”，武汉、南昌遂隐然对立。

此时总司令部在南昌正在拟定东征计划，蒋总司令急于打下江浙，我为此事也时去南昌参加会议，见蒋氏态度非常坚决，对武汉绝不让步。我唯恐事态扩大，影响军事进展，乃力劝蒋氏不必和武汉各走极端，应听国民政府迁往武汉。我说：“中央迁往武汉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归。你既无法阻止国府委员去武汉，不如干脆让他迁去算了，但军队调遣，继续北伐，则应绝对服从总司令的指挥。”蒋说：“你看他们肯听我的命令吗？”我说：“大敌当前，不听指挥即等于自杀，此事我愿负责斡旋疏通。”蒋才无话。其后果然，反蒋甚烈的二、六两军仍听调度东下，终于克复南京，可见他们也还顾全大局，并非不可理喻。12月底，谭延闿、张人杰抵南昌，住了几个星期，谭往武汉，张却去上海。

我在南昌总司令部见到新客极多。最引我注意的是黄郛、张群二人，都是政学系重要人物。张已做了总司令部里的总参议。渠何时就职，从何而来，我都不知道。黄郛是初从上海来的。黄也是浙江人，蒋的同乡，浙江武备学堂毕业后，往日本振武学堂留学。1913年，二次革命倒袁之役，进攻上海，任陈其美的参谋长，和蒋也曾“换帖”。黄氏后来迭任北洋政府要职，1924年曾一度出任内阁总理。这次在南昌，我是第一次和他见面，但见其风度翩翩，能说会讲，而举止从容，一望而知为一十分干练的官僚。他来赣何事，我们也不得而知。唯当时汉、浔一带党报对黄氏攻击不遗余力，骂他是政学系北洋旧官僚，军阀的走狗，不应让他混迹于我们革命阵营之内。蒋总司令为此曾在纪念周上大发雷霆，说黄膺白（黄郛字）是他私人的好朋友，难道我们革命，连朋友也不要了吗？但是黄郛究为何事来南昌访蒋，我们终不知其底蕴。

二

就在浔、汉对立的情形逐日恶化之际，我们东征军的部署也逐渐就绪，计划迅速肃清长江下游之敌，然后挥军北上，统一全国。当时我军整个北伐计划的部署是对北面（河南）采取守势，对东面（东南）采取攻势。部队分为东路军、中路军和西路军。而中路军又分为江右军、江左军，向我附义的敌军周凤岐、刘佐龙等部也都编入战斗序列，参加作战。当时指挥系统如下：

东路军总指挥　何应钦

东路军前敌总指挥　白崇禧

　　第一纵队指挥官　周凤岐

　　　　第十九军　陈　仪

　　　　第二十六军　周凤岐（兼）

　　第二纵队指挥官　王　俊

　　　　第一军第一师　薛　岳第二十二师　陈继承

　　第三纵队指挥官　白崇禧（兼）

　　　　第二十一师　严　重第二师　刘峙

　　　　先遣队　李明扬

　　第四纵队指挥官　冯轶裴

　　　　第一军第三师　谭曙卿

　　　　第一军第十四师　冯轶裴（兼）

　　　　第二十师第五十八团　王文翰

　　第五纵队指挥官　赖世璜

　　　　第十四军　赖世璜（兼）

　　第六纵队指挥官　曹万顺

　　　　第十七军　曹万顺（兼）

中路军总指挥　蒋中正（兼）

　　江右军总指挥　程　潜

　　　第一纵队指挥官　程　潜（兼）

　　　　　第六军　程　潜（兼）

　　　第二纵队指挥官　鲁涤平

　　　　　第二军　鲁涤平（兼）

　　　第三纵队指挥官　贺耀组

　　　　　独立第二师　贺耀组（兼）

　　江左军总指挥　李宗仁

　　　第一纵队指挥官　李宗仁（兼）

　　　　　第七军　李宗仁（兼）

　　　第二纵队指挥官　王天培

　　　　　第十军　王天培（兼）

　　　第三纵队指挥官　刘佐龙

　　　　　第十五军　刘佐龙（兼）

西路军总指挥　唐生智

　　第一纵队指挥官　唐生智（兼）

　　　　第八军　李品仙　　第十八军　叶　琪

　　　　第三十五军　何　键　　第三十六军　刘　兴

　　　　鄂军第一师　夏斗寅

　　第二纵队指挥官　张发奎（兼）

　　　　第四军　张发奎

　　第三纵队指挥官　陈铭枢

　　　　第十一军　陈铭枢（兼）

　　第四纵队指挥官　彭汉章

　　　　第九军　彭汉章（兼）

　　总预备队指挥官　朱培德

　　　　第三军　朱培德（兼）

各路部署即定，东路军遂于1927年1月中旬，自闽、赣两省分途入浙。因何应钦已先期被任命为东路军总指挥，白崇禧遂另用东路军前敌总指挥名义，率师由赣东进入浙境。中央军的江右军沿长江南岸地区东进，我的江左军则自鄂东沿长江北岸区域东进，以安庆为目标。

我军奉到新的作战计划后，全军乃在鄂东一带布防，待命东征，军部则迁往汉口。我回到武汉，发现武汉三镇已面目全非。群众运动简直如火如荼。1月初旬，汉口群众和英水兵冲突，乘势冲入英租界，英人见革命群众的声势太大，不得已，答应将英租界交还中国。不久，九江英租界也收回，军心民心均大为振奋。

不过，武汉的群众运动，已发生越轨现象。工会组织遍地皆是，罢工日有所闻，但是这种罢工多数为不合理的聚众要挟。工人要求增加工资已致资方完全不能负担的程度。然各工会的要求仍是有加无已，以致武汉工厂、商铺很多被迫歇业。连挑水、卖菜的都有工会组织，时时罢工以图增加收入。武汉三镇克复不到数月，竟至市况萧条、百业倒闭，市上甚至有时连蔬菜也不易买到。而工人、店员等则在各级党部指导之下，终日开会游行，无所事事，呈现出一种狂热奔放，但是却十分不合理的怪现象。农村的群众运动尤为幼稚。大地主不消说了，就是小地主、自耕农的财产，也被籍没充公，本人甚或被枪杀。乡村农会的权力，大得吓人。谭延闿告诉我说，他茶陵家里的佃农，也难逃此劫运。当时两湖的工农运动的幼稚和过火，确是实情，真是一言难尽。总之，当时武汉和两湖地区的社会秩序，被国共两党内幼稚的党务人员，闹得乌烟瘴气。政府和党部，初未加以丝毫约束，也是事实。我回抵武汉，便认为这是极大的隐忧。

此时党政军高级人员的反蒋空气也已逐渐明朗化。“联席会议”中人，为了迁都问题和蒋氏已短兵相接自不消说，军人之中也酝酿反蒋甚烈。唐生智、张发奎等都已公开表明态度，只第十一军军长兼武汉卫戍司令陈铭枢表示袒蒋，然陈氏仅有一个军，实力究属有限。1927年1月中旬，蒋总司令曾亲赴武汉观察，渠见武汉风色不对，恐发生意外，稍留即去。蒋去后，亲蒋的陈铭枢旋即被排挤去职，所遗武汉卫戍司令一职由唐生智自兼；第十一军军长一职，则由张发奎兼代。武汉方面至此，除我一人之外，已全是蒋的政敌了。

三

在武汉当时的环境下，我的态度却十分持重，我认为无论怎样，我们国民党断不能蹈洪杨太平军的覆辙而同室操戈，致功败垂成。党内纠纷，应以合理的方式和平解决，各方都应顾全大局，尽量忍让。正因我这种顾全大局、不偏不倚的态度，我的处境遂十分困难与痛苦。武汉反蒋人士，认为我的态度有点中间偏蒋，足以维持蒋的地位于不坠，乃纷起包围我，企图以说服和利诱的方式来争取我参加他们的反蒋运动。此时，跨党分子和共产党员为避免嫌疑，反而十分缄默，并未来我处游说，只在一旁坐观虎斗。

常来我处喋喋不休的，都是党政军三界的重要领袖人物，如徐谦、顾孟余、唐生智、邓演达、张发奎、郭沫若、鲍罗廷，乃至向以温和圆滑见称的老政客谭延闿。他们反蒋的理由不外数端：一是说，蒋在制造军事独裁。他在广东已极尽纵横捭阖的能事，如今北伐期中，又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现在已成为一新军阀，本党如不及早加以抑制，袁世凯必将重见于中国。再则说，蒋氏个性偏私狭隘，北伐各军待遇悬殊。蒋氏一意培植其私人势力，于德于法，均不足以为全军主帅。还有就是说，蒋氏想以军力挟持党和政府于南昌，破坏党纪和政府威信。另外最重要的一点，即是蒋脱离群众，走向反革命途径，和旧军阀、旧官僚相勾结等。总之，蒋氏必须打倒或撤换。至少“总司令部组织法”应大加修改，以减少蒋的权力，防止其独裁的倾向。

在他们苦苦纠缠之下，我实在疲于应付，有时也觉无辞以对，因为他们对蒋的指责和批评都极中肯，可以说是一针见血。不过，我所申述的理由，也是句句有力，使他们无法辩驳。我一再引太平天国为例，洪杨同室操戈，以致功败垂成，殷鉴不远。蒋的缺点是大家所明白的，公认的。但是他也有他的长处，党以前也加意扶植过他，今天我们也可以善意地去帮助他，纠正他。断不可闹到决裂的程度，非打倒他不可。临阵易帅，原是兵家的大忌，在今天的情况，尤其会动摇军心民心，乃至影响国际地位，为亲者所痛，仇者所快。

我更郑重地说，蒋总司令固有缺点，我们党政军各界也有严重的错误。试看我们幼稚和过火的群众运动，如今闹得市面萧条，人民居处不安；军队里的政工人员则处处挑拨士兵和官长的感情，以图渔利。凡此种种都于革命有损无益，而我政府和党部却充耳不闻。我问邓演达：“你说工人罢工就叫作革命，为什么同志们不到敌人的后方去策动罢工呢？为什么偏要在我们革命军后方越轨闹事，闹得我们菜也没得吃呢？”

邓说：“这是革命时期的幼稚病，终归无法避免的，将来必能逐步改正。”

我说：“你们何不在这方面多致点力，而偏要搞打倒主帅的大题目呢？”

同时，我也告诉唐生智说，目前党政内部过火的运动是“纸包火”。因为此时唐的中下级军官已经啧有烦言，对所谓“群众运动”感到十分不满，唐固知之甚详。我说：“你如不及早设法排解，消弭于无形，将来军队会不听你指挥的。”唐则一再地说：“我有办法！我有办法！”

见到张发奎时，我也以同样理由，向他解说。我说：“你们第四军里，共产党最多，高级将领如叶挺等都是著名的共产党，你如对他们不加约束，将来军队会不听你指挥的。”张说叶挺和他是广东北江的小同乡，从小便在一起，可以说是如兄如弟，以他和叶的“私人关系”，他认为叶挺绝不会和他为难的。我说：“共产党还谈什么私人关系，他们只知道第三国际的命令，你别做梦了。”张说：“不会的，绝不会的。”

叶挺的确是个有趣的人物。他是位著名的共产党员，思想激进，一切都以共产党员的准则要求自己。这时共产党主张打倒旧礼教，解放妇女。叶挺虽也随声附和，但是他对他自己年轻貌美的妻子，却金屋藏娇，防范极严，绝不轻易介绍给大家一见。这也是四军中尽人皆知的趣事。张发奎即举此事为例，向我说叶挺不是那样荒谬不念旧交的共产党。

大致就在1月中旬蒋氏离汉之后，反蒋的说客到我第七军军部来访的络绎不绝。我们互相驳难的内容大体如上所述。其中最具体的，要算是鲍罗廷约我“酒叙”的一次了。

在蒋氏离汉后约一星期，鲍罗廷忽然专柬来约我小叙，我应约而往。我们首先寒暄一番，鲍氏也着实夸奖我的战功。嗣后，他便慢慢地引入正题，鲍说：“李将军，北伐是你一手促成的啊！当日援湘也是你们广西首先出兵的。今日北伐一帆风顺，革命不久便可成功，你总不希望革命流产吧？！”

“当然不希望它流产，”我说，“相反，我正希望革命战争早日胜利，军事时期早日结束，好让和平建设早日开始。”

“那么，你看蒋介石近日作风是个什么样子呢？我看他已经完全脱离群众，眼看就要变成一个新军阀。李将军，你是革命元勋、北伐的发动者，我想你不应该跟着一个军阀走吧！”鲍罗廷说时面色十分严肃。

我说：“鲍先生，蒋总司令缺点是有的，但是无论怎样，我不主张打倒他。我主张以和平的、善意的方式去帮助他、纠正他……”接着，我便列举临阵易帅的危险和洪杨内讧导致覆灭的故事。对他们所发动的反蒋运动，期期以为不可。

鲍说：“我看你们绝不能再让蒋介石继续当总司令了。再当下去，中国必然又要出现一个独裁者，革命就会前功尽弃……”他沉思片刻，继续说道：“你看蒋介石如果失败了，谁能继承他呢？……据我看，李将军，论党龄，论功勋，论将才，还是你最适当。我希望你能考虑一下这问题！”鲍氏说着，露出很诚挚的面色来等待我的回答。

我心想鲍罗廷今番竟欲置我于炉火之上，以总司令的位置来诱惑我。我因而正色地告诉他说：“鲍顾问，你还没有认识我！你不了解我的思想、我的愿望，乃至我的个性。我们革命军人唯一的愿望是革命早日胜利，国家可以偃武修文，息兵建设，我们也可以解甲归农。革命不成，马革裹尸就是我们唯一的归宿。既参加革命，我就未考虑到我自己的前途。鲍顾问，你是亲自在场的，你看我力辞前敌总指挥，并保荐唐生智担任，即是一个明显的例子。我希望以唐为例，对外号召赴义，以广招徕。你看我考虑到自己的名位没有？鲍顾问，你并没有认识我的为人！”

鲍罗廷被我一番大道理说得张口结舌，一声不响。其实，他可能确是一番诚意。他们一心一意要打倒蒋介石，但是蒋介石打倒了，就必然要有另一人来当总司令呀！以当时军功、资望来说，他们考虑到我，原也是顺理成章的事。不过，我反对临阵易帅，并且认为鲍氏是以名位诱惑我加入反蒋阵营的，所以我就未免唐突西施了。如今事隔数十年，在这几十年中沧桑几变，蒋氏及其左右每每认为我要取他而代之。其实，要推翻他，在1927年2月应该是最好的机会了。那时我拒绝了鲍罗廷的诱惑，丝毫未为名利所动摇，而后来等到蒋氏羽毛丰满，权力如日中天之时，反而要来推倒他，也未免太笨拙了吧！

当时鲍氏被我说得哑口无言，我接着又说：“鲍顾问，我们国民革命至今日已是为山九仞，然而现在却发生了困难。你是我们的顾问，你要负重大责任啊……”我便一项一项地数给他听，例如：群众运动的越轨，闹得人人恐慌，社会啧有烦言，妨碍革命进展等等。

“鲍顾问，”我说，“这种幼稚行动是否有人故意制造来和我们革命军为难呢？……再说打倒礼教，解放妇女吧，也应该缓缓地进行，怎么可以军阀还没有打倒，我们已进步到男女同浴的程度呢？”

“这些都是群众的幼稚病，革命过程中所不可避免的现象。举个例子来说吧，你说妇女们想不想生儿女？”鲍说时颇有得意之色。

“生产是妇女的天职！”我说，“既是女人，就要生儿育女。”

“请问，妇女生产痛苦不痛苦呢？”鲍说。

“岂但痛苦，”我说，“有时还有生命危险！”

“这就是你们的革命了。”鲍笑着说，“妇女知道生产痛苦，还是想生产，正如你们知道革命困难，还是要革命一样。你们今日革命，由于幼稚病所引起的困难，也就是妇女生产时的痛苦——是避免不了的。”

鲍罗廷本是一个有高度辩才的人，往往说得对方哑口无言。他这次回答我的问难，例子也举得颇为切当。这时，我忽然灵机一动，立刻回答他说：“顾问先生，你是相信科学的啦！今日的产科医生和各种医药设备，无不尽量减少产妇的痛苦和保障生命的安全，绝没有产科医生任由产妇受苦，甚至听凭她死亡之理。今日我们的国民革命，正如医生对产妇一样，不独不设法减轻革命过程中的痛苦和损害，反而有意无意地任由他挫败覆亡，这种道理说得通吗？”

鲍氏闻言大笑，举起酒杯说：“李将军，你会说话，你会说话……哈哈！……咱们喝酒！”他把酒杯向我的酒杯丁当一碰，一饮而尽，结束了我们的一场小辩论。

鲍罗廷是有名的口若悬河的人，而我则一向不长于辞令。这一次不知哪里来了一股灵感，居然把鲍罗廷说得无辞以对。这或者是“理直气壮”的缘故吧！

事后，我反复思考这个问题，一班“左派”先生们和鲍罗廷的智能、眼光是比我高出一筹的。他们深知蒋总司令军事独裁一旦得逞，是无法制服的，必将贻患于无穷。而我只是个存心忠厚，富于妥协性、忍让性，具有妇人之仁的人，何补于国民革命。不过当时我也有两个现实大问题横梗在脑海中：其一就是大敌当前，孙传芳败回南京之后，即刻北上，投入张作霖的怀抱，张立刻补充他的军实；奉军并已沿京汉、津浦两路源源南下，声势赫赫，实不容轻视。我军万一挫败，退回两广，岂非前功尽弃？其次，即使蒋倒之后，仍能支撑现有局面，占有湘鄂赣地区，党政责任谁来负责领导？当时共产党领导工、农、学生团体组织，国民党则早已分崩离析，绝非共产党的敌手，处此震撼环境之中，故愈益增加我的妥协性罢了。

第三十一章　顺流而下，底定东南

一

当武汉方面反蒋运动尚在继续酝酿之中，我国民革命军东下沪杭的战事便已开始。我方肃清东南的战略是分两期执行的。第一期以东路军单独向浙江发动攻势，以便将敌军主力吸引到沪杭宁三角地带。待战事进展到相当程度时，我军便发动第二期攻势，使江左、江右两军同时齐头并进，以雷霆万钧之力，一举截断沪宁、津浦两线的交通，占领南京，如是，江南之敌便成瓮中之鳖了。

唯敌军此时也在通盘调整，重新部署。孙传芳自江西败退，便已感觉到独力难支，不得已乃决定向奉方输诚乞援，并亲往天津谒见张作霖，且行跪拜之礼，更和张学良结八拜之交，认张作霖为义父。张也捐弃孙氏昔日反奉的前嫌，予孙军以补充接济，使孙氏能重整旗鼓，卷土重来。张、孙两氏复决定联合组织“安国军”，张作霖任总司令，以孙传芳和直鲁军总司令张宗昌分任副总司令。且拟疏通败往河南的吴佩孚，作北洋军阀的大联合，以与革命军相对抗。孙氏南旋后，遂将苏皖北部让予直鲁军驻防，自率其精锐在沪杭一带，和我东路军的主力相鏖战。奉军和直鲁军则仆仆于津浦线上，准备渡过长江，南下增援。

不过，浙江战事刚开始，孙军便已处于不利地位。先是，当江西战事正在紧张阶段时，敌方浙江省省长夏超突于10月16日就国民革命军第十八军军长之职，并亲率浙江省保安队八营，向上海进攻。虽终以众寡不敌，为孙军所败，夏氏藏匿乡间民房，被捕殉职，然东南人士的反孙情绪，初未稍减。孙传芳为收拾东南人心，乃调原驻徐州的浙军陈仪第一师和周凤岐第三师回浙。唯斯时浙军已暗中和革命军通气，到了孙传芳自江西全部溃退，周凤岐遂于12月中旬在衢州防次宣布就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六军军长之职。陈仪则因事泄，在杭州被拘，其原驻绍兴、宁波一带的部队，也正式受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十九军，沿钱塘江南岸布防，和在杭孙军夹江对峙。据守富阳一带的第二十六军一部也和第十九军联成一线，对抗钱塘江北岸的孙军。所以在我东路战事尚未发动之前，孙传芳已丧失浙江将半了。

1927年1月中旬，我东路军——前敌总指挥所部，由占领江西各军抽调组成，集中完毕，遂在白崇禧指挥之下，自遂安、兰溪、汤溪向浙江出击。是时，我第十九、第二十六两军曾小有挫折。旋与东路军前敌总指挥所部主力会合，向敌反攻，遂次第肃清浙南，2月18日我军乃进占杭州。斯时，我东路何应钦部也自福建赶来增援。何部自1926年秋入闽以后，未遇激烈抵抗，实力毫无损失，至是全师入浙和白崇禧会合。白氏亲率东路军第一、二、三纵队东攻淞沪；何氏则率第四、五、六纵队北上长兴，进攻镇江。

东路战事发展至此，我军已获决定性胜利。北军为确保沪宁计，乃兼程南下，向孙传芳增援。张宗昌本人也于2月23日至南京，并于2月27日偕孙传芳至上海布防，拟与我东路军决战。张学良也率奉军到徐州，以为策应。

战局发展至此，我第一期作战计划已顺利完成，我江左、江右两军乃按原计划，于2月下旬同时东进。程潜的江右军自江西循彭泽、马当之线东进；我则指挥江左军自鄂东的黄梅、广济、罗田，向安徽的宿松、太湖、潜山一带进迫安庆。敌安徽省省长陈调元固早已秘密向我输诚，渠所部两万人分驻安庆、芜湖一带，我军一旦东下，陈部便立刻反正，3月4日在芜湖正式宣布附义，并就任国民革命军第三十七军军长之职。皖军王普部也受编为第二十七军，王受委为军长。安徽革命元勋柏文蔚收集北军残部于鄂皖边境的英山、霍山一带，成立国民革命军第三十三军，柏任军长。皖军马祥斌部则受编为独立第五师，占领合肥。安徽至此，可说真正是“传檄而定”。

时敌人后方津浦路既受威胁，沪宁一带的直鲁军都不敢恋战，纷纷后撤。我东路军白崇禧部第一纵队遂于3月21日进驻上海。3月22日东路军何应钦部第四、六两纵队占领镇江。3月23日，程潜的江右军占领南京。残敌渡江北窜，江南遂悉为我有。北政府海军的长江舰队也在杨树庄等率领之下，背叛北政府，加入革命阵营。整个长江流域，至是均入于革命政府管辖之下了。

二

当我江左军于3月初旬进驻安庆时，我遂率总指挥部自武汉乘轮东下，于3月18日抵安庆。此时革命军捷报频传，革命势力如日中天，而党政军内部的斗争，也随之表面化了。

先是，中国国民党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于3月10日在汉口召开第三次全体会议，由谭延闿任主席，出席中委凡三十三人。此三中全会实系一不折不扣的反蒋会议，不特原来的反蒋分子如徐谦等均有激烈的反蒋演说，纵使少数号称袒蒋的温和派如谭延闿等，此时都一反常态，在会议席上诋毁蒋氏不遗余力。三中全会随即通过一系列的议案，如“统一党的领导机关案”、“中央执行委员会军事委员会组织大纲”、“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组织条例”、“统一财政及外交案”等，要旨均在抑制蒋总司令，削减其在党、政、军、财各要政上的控制力，使其变成一单纯的受党领导的军事领袖。

平心而论，党中央此种抑制军事独裁的议案，实无可厚非。当时蒋氏身兼中央各要职，培植私人势力，军事独裁的趋势已极明显。北伐胜利进行中，总司令部兼理克复地区民、财两政，权力也实在太大，亟须抑制。

三中全会同时议决，党政中央俱行改组。3月11日全会选出国府委员二十八人，军事委员会委员十六人，我均当选为其中的一员。3月19日，即我到达安庆的翌日，武汉国民政府突派郭沫若、朱克靖二人前来看我，并携来委任状与大印一颗，特派我兼任“安徽省政府主席”。郭氏时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副主任，朱氏则系第三军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为一知名的共产党。朱氏稍谈即去，郭氏因系老友，晤谈甚久。

郭氏把委任状和黄布包着的一颗大印，放在我桌上，要我接受中央委任为安徽省省主席。我说：“我是个统兵的人，政治非我所长，实在不能兼顾安徽省政，希代转请中央另简贤能充任。”

郭氏可能误会我不满意武汉的作风而故意推辞，所以喋喋纠缠不休。我一再解释说：“我在军书旁午、戎马倥偬之时，哪有工夫来处理省政呢？”郭说：“你可择一人暂时代拆代行！”我说：“这样挂名不做事，岂不是儿戏政事？再者，本党中央人才济济，又岂非我莫属呢？”

郭氏还是喋喋不已，无论如何要我把委任状和大印收下。他是下午2时来看我的，一直谈到傍晚，我便留他晚餐，并以白兰地酒飨客。郭氏既健谈，又善饮，两人且谈且饮。郭君还和我猜拳，他的技术比我高明，酒量也比我大。平均起来，他饮一杯，我要喝下四五杯之多，把我喝得酩酊大醉，倒在客室的沙发上，便熟睡了。等我醒来，已是第二日清晨。我忙问左右：“郭副主任哪里去了？”副官们说：“你醉了之后，睡在沙发上，他再三推你不醒，便带着委任状和大印，回武汉去了。”

就在郭氏离去第二天，蒋总司令忽自九江乘军舰到安庆，并亲来江左军总指挥部找我。

蒋氏已听到郭沫若携来委任状和大印，为我所谢却的故事。蒋笑着说：“你不高兴他们的作风，不接受武汉政府的委任，我现在来委你做安徽省省主席吧！”说着，他便从衣袋里取出一纸已经写好的“手令”，特派我为安徽省主席。我也同样谢绝他的委派说：“不是不愿就，是做不了，做不好……论统兵作战，我尚有几分经验。论地方行政，则我既无经验，也无兴趣，更没工夫，如何能做省主席呢？你不是要我带兵到前线打仗吗？”

蒋说：“做安徽省主席你最适当，你最适当。你现在不能分身，可以随便找一个人暂时代理！”

我说：“你看我能找什么人呢？我总指挥部里的人已嫌不够用。再者，我也不希望只挂个名，让别人去代拆代行，因为我还是要负责任的。”

但是，蒋无论如何非要我做不可，而我则无论如何不肯接受。僵持到最后，蒋说：“你看什么人最好呢？”他要我推荐一人来做。我想了一想便说：“如果总司令夹袋中无适当的人选，倒不如暂时委派陈调元做。他原是安徽省省长起义来归，省政府的班底还在，他做起来实是轻而易举。”蒋也点头称是。这样，就把这个政治礼物送到陈氏的身上。果然，后来陈调元竟以我一言的推毂，当了三年安徽省主席。

第三十二章　清党与宁汉分裂

一

蒋总司令在离开安庆东下时曾告诉我说，他现在是直下上海，希望我将部队暂交夏、胡二指挥全权指挥，自己也往上海一行。在蒋去后约三四日，我便电令夏、胡二人各率所部沿长江北岸向东推进，我自己则乘轮东下，于3月27日抵南京。

我在南京，已深知共产党为心腹大患。因南京此时由第六军和第一军的一部驻守，一、六两军都为共产党所渗透，军心很为动摇，第六军党代表林祖涵系知名的共产党首领。当第六军入驻南京时，一部分士兵曾袭击南京外侨，劫掠英、美、日领事署及住宅。英领事受伤，金陵大学美籍副校长和震旦大学美籍预科校长都被杀，因而惹起泊在下关江面的英美军舰向南京城内开炮，死伤无辜平民甚众，是为“南京事件”。

此一事件，显系有人故意制造。因我军席卷东南后，军威极盛，东南又是富庶之区，入我治下，简直是如虎添翼。唯此时国共裂痕已日益明显，清党空气正在酝酿之中，别有用心之人为先发制人计，乃阴谋借刀杀人，在东南地区挑起外衅，拟利用外人与我军为难，而彼辈则坐收渔利，因而制造此一“南京事件”。

［附注］当北伐军迫近上海、南京时，帝国主义积极部署兵力，声言全力“保护”上海，加紧了干涉和镇压中国革命的步伐。当时纠集在上海的帝国主义军队达两万三千多人，纠集在上海、南京一带江中的各国军舰达九十多艘。1927年3月24日，有共产党人参加领导和作战的第六军和第二军，攻占了南京。反动军队逃离南京时，南京城内发生抢劫。英美帝国主义借口侨民和领事馆受到“暴民侵害”，下令停泊在下关江面的军舰联合起来炮轰南京城，造成死伤中国军民两千多人的巨大血案。这就是轰动世界的“南京事件”。（据胡华主编的《中国革命史讲义》）——编者注

所幸外国人的情报甚为灵通，判断也颇正确，“南京事件”发生时，一向号称蛮横的日本海军竟奉命不许开炮。当时驻下关江面的日本海军指挥官于驶抵上海后自裁殒命，遗书说，他奉命不许开炮，致海军护侨不周，无面目以见国人云云。足见日本人深知此一事件的内幕，故没有被他人所利用。英、美军舰开炮后，并曾向我方抗议，然旋亦不了了之，似均已探悉个中隐密，未坠他人术中。

我在南京稍留，便改乘沪宁车于3月28日抵上海。时白崇禧正以东路军前敌总指挥兼淞沪卫戍司令，驻节龙华。我到上海时，发现上海情形极为严重，全市群众运动悉为共产党所操纵。工会拥有武装纠察队千余人，终日游行示威，全市骚然，稍不如意，便聚众要挟，动辄数万人，情势汹汹，不可终日。我抵沪后，即乘车往龙华东路军前敌总指挥部，适值驻军因小事与工会龃龉，工会聚众万人，往龙华要求白崇禧解释。满街全是工人，途为之塞，我只得下车步行，自人丛中蛇行挤至总指挥部。所幸我们均未佩领章，无人认识，故未遭阻碍。

白氏和我相见虽甚欢愉，然面对上海一团糟的情形，也殊感沮丧，白氏告我，此时不特上海工人行动越轨，就是第一军也已不稳。共产党正在暗中积极活动，显然有一举取国民党而代之的野心。此种发展，如不加抑制，前途不堪设想。

嗣后，我便往见蒋总司令。蒋氏住于一较为僻静的所在，戒备森严。和我见面时面色沮丧，声音嘶哑，他认为上海情形已无法收拾，口口声声说：“我不干了，我不干了。”

我说：“在这种情况下，你不干，责任就能了吗？”

“我怎么能干下去，你看……”他说着便把抽屉打开，取出一张何应钦的辞职电报给我看，说：“何应钦也辞职了，他已无法掌握第一军，你看我怎么能干得下去？”

其后，我问白崇禧：“总司令的声音为什么这样沙哑？”

白说：“说话说得太多了。”原来第一军此时驻在沪杭、沪宁路上，各师的各级干部均已自由行动，不听约束。第一师师长薛岳、第二十一师师长严重，俱有“左倾”迹象。驻南京的第二师师长刘峙为一笃实忠厚的人，而武汉和南京、上海一带的“左倾”分子则抨击刘氏为“西山会议派”人物，故其中下级军官，均已动摇。各师黄埔毕业的军官都纷纷自由行动，成群结队到上海来向“校长”质询。质询的主要内容便是蒋校长昔日在黄埔曾一再强调“服从第三国际领导”，“反共便是反革命”，“反农工便是替帝国主义服务”等，如今国共关系恶化了，这批学生感觉到彷徨，所以纷纷来上海向校长要求解释。蒋为此事终日舌敝唇焦地剖白、责骂、劝慰，无片刻宁暇，卒至声音喑哑，面色苍白。

这时我也见到留在上海的党政要人：吴敬恒、张人杰、钮永建、蔡元培、古应芬、李煜瀛、王伯群等。大家相对欷歔，束手无策。而武汉方面则积极活动，派宋子文来沪总理江浙一带的财政和税收；派郭沫若来沪组织总政治部，推动军中党务工作。共产党领袖陈独秀、周恩来、汪寿华等均在上海频繁活动。上海工会气焰熏天，已完全脱离了国民党的掌握。

蒋总司令在绝望之余，一再问我：“你看怎么办？”

我说：“我看只有以快刀斩乱麻的方式清党，把越轨的‘左倾’幼稚分子镇压下去。”

蒋说：“现在如何能谈清党呢？我的军队已经靠不住了。”

我说：“那只有一步一步地来。我看先把我第七军调一部到南京附近，监视沪宁路上不稳的部队，使其不敢异动，然后大刀阔斧地把第一军第二师中不稳的军官全部调职。等第二师整理就绪，便把第二师调至沪杭线上，监视其他各师，如法炮制。必要时将薛岳、严重两师长撤换，以固军心。等军事部署就绪，共产党只是釜底游魂而已。”

蒋说：“我看暂时只有这样做了。你先把第七军调到南京再说。”我们议毕，我遂立电夏、胡二师长（夏、胡二人此时已改为师长），即将第七军主力自芜湖向南京前进，作初期清党的部署。此时蒋总司令只是一意倾听我和白崇禧的策划，自己未说出任何主张来。这可能是他的确感到束手无策，所以对我们言听计从；也可能是他故布疑阵，以试探我李、白二人对武汉和清党的态度。因为事实上，他自己也已在部署清党，并已急电黄绍竑、李济深二人速来上海，共筹对策。李、黄二人果然应召于4月2日联袂到沪。他二人既来，我们对清党的筹划便更具信心了。

二

正当我们对清党作积极部署之时，4月2日沪上各界忽然哄传汪主席已于昨日秘密抵沪。我们乍闻之下，俱高兴之至。因为我们虽然在作清党准备，然究竟认为是事非得已，北伐尚未全部完成，革命阵营内同室操戈，终非上策。再者，武汉方面主持人仍系本党同志，共产党究属有限。如本党能团结更新，共产党实非大患。而今日声望能力，可使本党恢复团结的，实舍汪莫属。所以我们都诚心诚意地希望他回来领导，以为他一旦归来，党内祸患便可消灭于无形。

当时不但我们如此，即使蒋总司令也口口声声说希望汪主席重行领导全党奋斗革命。蒋氏此言是否由衷，其言行表里是否一致，他人固不可知，但是汪精卫当时的德望和党员的归心，可说一时无两。

探得汪氏住处之后，我和白崇禧等一行遂兴高采烈地去拜访他。汪氏的言谈风采，在梧州时给我的第一次印象太好了，那时我对他简直崇拜到五体投地，此时也认为他一旦恢复领导，则党内纠纷立刻便会烟消云散。

这次在上海见到汪氏，我看他有点心神不定的样子。我们便向他陈述共产党最近在武汉的情形，以及在上海把持工会、学生会，扰乱治安，妨碍军事进展，若不加以抑制，前途实不堪设想。我们都诚心诚意地希望汪能恢复领导，谋求解决。这时中央党、政、军各负责人群集汪寓，大家一致抱怨共产党，诚恳地希望汪先生重负领导的责任。起先，汪总是默默地静听各方的控诉，未作表示。最后他才郑重地说：“我是站在工农方面的呀！谁要残害工农，谁就是我的敌人！”

我一听汪氏此言，立刻便感觉到糟了，党内势将从此多事。汪是此时唯一可以弥缝党中裂痕的人，现在他不但不想弥缝，反而促其扩大，则本党的分裂不可避免。我当时便对汪解释说：“有谁主张残害农工呢？大家的意思，不过以为工农运动不可太越轨，影响革命军的进展，只希望工农运动能与军事配合，不要在后方胡闹就是了。”但是汪氏言辞总是闪闪烁烁，充满了疑虑。

嗣后，留沪中央执监委，暨驻沪军政负责首领曾和汪氏开会两次，出席者计有：吴敬恒、蔡元培、李煜瀛、钮永建、汪兆铭、蒋中正、宋子文、邓泽如、古应芬、张人杰、李济深、黄绍竑等和我。会中一致要求汪氏留沪领导，并裁抑共产党的越轨行动。而汪氏则始终袒共，一再申述总理的容共联俄及工农政策不可擅变，同时为武汉中央的行动辩护。是时为武汉中央派来接收东南财政的大员宋子文沉默不发一言，其他与会人士则与汪氏激烈辩论。辩论至最高潮时，吴敬恒十分激动，竟向汪氏下跪，求其改变态度，并留沪领导。会场空气，至为激荡。吴氏下跪，汪则逃避，退上楼梯，口中连说：“稚老，您是老前辈，这样来我受不了，我受不了！”全场人都为之啼笑皆非。紧张的场面，也充满了滑稽成分。

4月5日，当我们仍在继续开会的时候，报上忽然登出“国共两党领袖汪兆铭、陈独秀的联合宣言”。该宣言指出国共两党将为中国革命携手合作到底，绝不受人离间中伤云云。“联合宣言”一出，与会人士为之大哗。大家皆不以汪氏的行为为然。吴敬恒尤为气愤，当众讽刺汪氏说，陈独秀是共产党的党魁，是他们的“家长”，他在共产党里的领袖身份是无可怀疑的。但是我们国民党内是否有这样一个党魁或“家长”呢？吴说：“现在有人以国民党党魁自居……恐怕也不见得吧？！”说得汪氏十分难堪，大家不欢而散。当晚汪氏遂秘密乘船到汉口去了。汪氏一去，国民党的分裂遂无法避免，而分共清党也就势在必行。

后来我见到蒋总司令，便问他说，汪先生为什么一定要赴汉口。蒋说：“我早已料到留他不住，留他不住。”蒋氏此话，颇能得到我们的同情。

其实，汪氏坚持赴汉的是非问题，颇难定论。汪氏此去，显然是有嫌于蒋氏而出此。他二人彼此了解甚深，绝非我辈外人所可臆测。中山逝世后，汪、蒋曾亲如手足，合力排除中央其他领袖，如胡汉民、许崇智等，迨胡、许既去，汪、蒋二人又复勾心斗角。“中山舰事变”之后，汪氏被蒋氏所迫，竟不能在广州立足，只好拋开一手总揽的党政军大权而避往海外。今幸北伐胜利，武汉中央请他回国复职，正是千载良机，他自当速去武汉。他和蒋氏斗法很久，吃亏已多，现在在上海一无凭借，自然不敢和蒋氏盘桓。俗语说：“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这正是汪氏此时的心理。汪氏武汉之行，既有其个中玄妙，不足为外人道。所苦的是我们这批赤胆忠心，希望党内团结，完成革命的同志。我们诚心诚意地希望汪氏出来领导，而他却浇了我们一头冷水，未免太失望了。

上海方面至此，清党已势在必行了。本来4月2日吴敬恒已领衔由中央监察委员会发出弹劾共产党的呈文，现在便根据此呈文，由监察委员会授权国民革命军监督各地共产党的活动。同时并根据我上次向蒋氏提的建议，次第将不稳的各师调离上海，另以未经中共渗透的部队接防。

清党之议既决，李济深、黄绍竑即分电粤、桂留守人员，告以“清党”的决策，各嘱所部防范共产党的暴动。其实，广西当时共产党甚少，省党部委员之中，只有少数“左倾”分子，没有真正的共产党。谁知电到之后，广西留守人员竟将这些“左倾”的省委枪杀了，同时各县党部中的极少数共产党也被捕杀。在桂林县党部中，我的一位年轻的表弟李珍凤也被杀。珍凤是我外婆外家的侄孙，其父为有名的廪生，住居两江墟西岭村，也是个世代书香之家。珍凤短小精悍，能说会讲，干劲十足，可说是个有为的青年。北伐前曾随我去广州，大概就在那时加入了共产党。他对我从不讳言其为共产党。有一次，他竟大胆顽皮地对我说：“表哥，中国二十年后便是我们共产党的天下！”我回答说：“不要胡说！”这样活生生的一个青年，也在清党运动中被杀了。其胞兄李血泪，早年曾任梧州市党部执行委员，抗战末期在重庆，以共产党嫌疑被特务头目戴笠所囚，后来还是我把他保了出来。

两广既已清党，东南各省也同时发动。上海方面，也在白崇禧策划指挥之下，由杨虎、陈群两人执行，于4月12日将上海总工会工人纠察队解除武装。各地方政府及各部队中的共产党员也纷纷褫职。气焰熏天的共产党和“左倾”国民党分子，一经镇压，不出数天，便烟消云散，于此也可见其基础的脆弱。从此之后，共产党在东南一带即转入地下活动。

东南和两广既已进行清党，武汉中央方面乃通电申饬。宁、沪方面的同志也一不做二不休，开会议决否认武汉中央，决定在南京成立国民政府，以与武汉政权相对抗。4月中旬，留沪各委员齐集南京。4月18日南京国民政府及中央政治会议正式宣告成立，遂形成宁汉分立的局面！

第三十三章　两路北伐会师陇海路

一

南京国民政府既已正式成立，并选胡汉民为主席，此外军事委员会和总政治部也次第成立（总政治部主任为吴敬恒，副主任为陈铭枢），乃公开否认武汉中央的合法地位。武汉方面也于同时以国民政府主席汪兆铭的名义，下令撤去国民革命军蒋总司令职务，另以冯玉祥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唐生智副之，并拟组织所谓“东征军”，顺流东下，讨伐我辈“叛逆”。在汉的原有激烈分子如徐谦等，冲动之情已不消说，即汉方军人唐生智、张发奎、程潜、朱培德辈，也都摩拳擦掌，恨不得一举荡平东南，方泄其愤。

我方对此种威胁，自不得不采取相应防御措施。先是，江右军总指挥兼南京卫戍司令程潜，因同情汉方反蒋，已先期离宁返汉。程氏第六军中的两师精锐，一在南京，一在江北。程氏去后，其在江北的一师遂取道淮河北岸，遁返武汉。原驻南京的十九师因我军监视很严，遵命改编为“暂编第六军”，由原第六军参谋长杨杰晋升军长。

正当宁汉双方阋墙之争相持不下之时，新近败北的孙传芳残部和直鲁军主力也开始向我反攻，意图卷土重来。4月12日直鲁军许琨部自淮河南下围攻合肥，我军马祥斌部正死守待援。另路直鲁军则沿津浦路南下，攻占浦口，并经常以野炮隔江轰击南京。时西线敌军也图南犯，奉军精锐正由张学良率领，自京汉线南下至驻马店，威胁武汉。处此紧要关头，宁汉双方如真自相火并，必将同归于尽。

4月下旬，南京方面军事委员会乃决定继续北伐，以减除江北敌军的威胁，并解合肥之围。5月1日，军事委员会正式发布命令，将东线各军分编为三路，继续北伐。第一路总指挥为何应钦，辖第一军（欠一、三两师，何自兼军长）、第二十六军（周凤岐）、第十四军（赖世璜）、第十七军（雷万顺）；第二路总指挥由蒋总司令自兼，白崇禧代行，辖第四十军（贺耀组）及第一军的一、三两师（杨杰指挥）、第六军（亦由杨杰指挥）、第三十七军（陈调元），陈调元并兼前敌总指挥。我则受任第三路总指挥，以王天培为前敌总指挥，辖第七军（夏威）、第十五军的第二师（师长刘鼎甲）、第四十四军（叶开鑫）、第二十七军（王普）、第十军（王天培）、第三十三军（柏文蔚）、独立第五师（师长马祥斌）。

此期北伐计划我军作战的总方略，系以第二、三两路为主力，由皖北攻截津浦路，第一路则陈兵于镇江、常熟一带，俟二、三两路奏功后，渡江北进，以肃清苏北之敌。

计划既定，我遂将所部分为五个纵队，指定集中地点，克日出击，其战斗序列如下：

第三路总指挥　李宗仁

前敌总指挥　王天培

第一纵队指挥官　叶开鑫

　　第四十四军

第二纵队指挥官　夏　威

　　第七军（缺第二师）

第三纵队指挥官　胡宗铎

　　第七军第二师　胡宗铎

　　第十五军第二师　刘鼎甲

　　第十五军独立旅　严　敬

第四纵队指挥官　王天培

　　第十军

第五纵队指挥官　柏文蔚

　　第三十三军

总预备队指挥官　王　普

　　第二十七军

命令下达之后，第十军暨第二十七军乃于5月3日由大通渡江，向庐江、舒城集中。第七军则分三处渡江，第一师于5月5日自西梁山，第三师7日自芜湖，第二师及十五军于6日自荻港开始渡江，7日渡毕。

斯时江北敌军为程国瑞和许琨等部，一经接仗便纷纷溃败后撤。5月11日我第一纵队遂占领含山，第三纵队也于同日占领巢县。12日第二纵队进驻巢县，与第三纵队会师。第四纵队也于同日抵达舒城。

敌军溃败后，复将主力二万余人集结于柘皋、店埠、梁园附近，与前攻合肥之敌刘志陆、张敬尧等联合，以图顽抗。我二、三两纵队遂向柘皋推进，以寻找敌军主力而歼灭之。

当我方决定继续北伐时，武汉军似乎真在作“东征”准备。目击此一危机，我乃于4月间派参谋长王应榆往汉，向武汉各领袖陈述我的意见。我力主双方均承认既成事实，大家分道北伐，待会师北京，再开会和平解决党内纠纷。王氏抵汉后，不久便有电来说，武汉中央大体同意我的建议，主张先将北方之敌击溃再说。

武汉方面情势虽转缓，唯江西方面的朱培德反蒋仍力，有待疏通。先是当我军于3月末离赣东征时，武汉中央遂将亲蒋的江西主席李烈钧撤换，而代之以朱培德。朱氏衔蒋甚深，积愤已久，一旦取得江西省省主席地位，遂激烈反蒋，所有在赣的蒋系人物悉被摒除。朱氏并亲作长书致何应钦，历数蒋的偏私狭隘、市私恩、图独裁等各项罪状，力劝何氏加入反蒋阵营。何应钦在南京曾将此函示我。该函确系朱培德亲笔，长凡十余页。我问何应钦：“你把这信给总司令看了没有？”

何说：“我当然要给他看啦！”

这时朱培德陈兵于九江、湖口一带，武汉如真来一次“东征”，则朱培德部势必为先锋无疑。为彻底避免革命军自相残杀，我认为有一晤朱氏的必要。因此，当我军开始渡江北进时，我乃电约朱氏一晤。5月11日，我自芜湖专轮西上，翌日抵湖口。朱氏乘轮来迎，我遂过船与朱氏倾谈。

朱氏和我一见面当然就痛诋蒋氏，并力述南京另行成立中央的非计。我则说，此一问题的是非曲直极难辩明，何况南京国府已经成立，欲罢不能。眼下当务之急，不是辨是非，而是解决实际问题，如何避免宁汉双方的军事火并，然后再缓图彻底解决。我更强调说，如果武汉方面真要“东征”，从地理和军队位置说，当然以他的第三军为先锋，则首当其冲的便是现驻安徽的第七军。试问以第三、七两军自相砍杀，武汉方面有无制胜的把握呢？如两败俱伤，岂不是替北方军阀造机会，使宁汉同归于尽吗？我一再申说，为今之计，只有宁汉双方承认既成事实，将错就错，暂时相安，并于津浦、京汉两线分路同时北伐，直捣燕京，内部问题，再缓图解决。

我的一席话，说得朱培德颇为所动，我便请他转告汉方中央各同志，切勿河汉斯言，自贻伊戚。说完，我便辞别回船，驶返芜湖。朱氏也去武汉报告，卒使宁汉暂缓冲突，分途北进。事实上，宁汉双方也各为利害形势所迫使然，并非全靠我这和事佬之力。

三

我于5月14日返抵芜湖，乃乘轮穿巢湖往合肥前线督师。在我去湖口期间，我军第二、三两纵队已于5月13日大破直鲁军于柘皋，斩获极丰。我于15日抵合肥时，敌我正相持于合肥东北梁园一带。是日夜间，敌人新得蚌埠方面开来援军，由马济亲自指挥，夜袭我军。来势如疾风暴雨，猛不可当。我军驻梁园部队以为敌军新败，无力反攻，全军解甲而卧，初未防备。骤遭袭击，将士均于睡梦中惊醒。所幸我军征战有年，临阵沉着，未被冲乱。将士就地据守，十分稳定。敌军在主帅马济亲自指挥之下，拼全力冲杀，已冲入梁园镇上，与我军巷战彻夜未停。黎明之后，我方看透敌军虚实所在，乃展开两翼，向敌阵包抄过去。敌军猛扑一夜无功，至是士气已沮，我军一旦反击，敌人遂全线溃乱，一经跟踪追击，遂溃不成军。马济复调集白俄骑兵千余人，向我左侧翼反扑。此批俄兵在北战场中声威素著，因俄兵人高马大，当之者每为其气势所慑，而望风披靡。此次俄军指挥官仍施展故技，列队向我冲来。我军将士均不发枪，候其行近，则枪炮并施，全军迎头逆袭。俄军遂掉转马头，夺路而逃，与北军数万人张皇逃窜，互相践踏，伏尸遍野。主帅马济也落荒而走，在肥北高粱田中，为当地红枪会用梭镖所伤，不治而死。

据说，马氏此次在梁园督战，是抱定孤注一掷的决心而来的。他在蚌埠曾向张宗昌建议说，这次犯皖的革命军的主力系广西部队。广西部队概长于运动战，唯求速战速决，利于进攻，疏于防守，一旦战罢，则解甲高卧，防备极疏。马说：“我知道他们就是程咬金的三板斧。三斧头砍过之后气就松了。这次我们决定于夜间进袭，攻其无备，包管可以一举而聚歼之。”

张宗昌很看重马济，因为马氏是多年宿将，又是广西人，我军上下多半曾任其部属。马氏既如此建议，张宗昌遂挑选直鲁军精锐，交马氏亲自指挥，南下增援。渠探得我军在梁园宿营，遂乘夜拼全力猛扑。谁知我军的沉着，大出其意料之外。马氏未能撼动我军丝毫，反而自食其果，一败涂地。

梁园大捷后，我军尾追不舍，5月20日遂克明光、临淮关和凤阳。22日克津浦线上的重镇蚌埠。斯时我军第一、二两路也在何、白二人指挥之下，与我呼应，齐头向陇海线推进。

在全军北进时，我本人则在合肥小住，以整饬第三路直辖的新编各军。先是，我军驻扎芜湖时，因广西后方汇款未到，饷粮不继。我曾召集芜湖商界，筹借军饷十余万元。驻军筹饷，为我国近代的通例，驻地绅商也认为是一项正规的负担，不以为异。如数目不大，绅商都乐为之助，初无怨言。到我军渡江北上时，适后方军汇到达。我遂召集原来绅商辞行，并将前借的款如数奉还，未少毫厘。这种举动，在当时商民眼中简直是奇事。因自清末以来，驻军借饷，如数归还的，这还是头一次。

可是合肥的情形便不同了。因原驻此地的第三十三军、第二十七军、第十军等，多系北军收编，加入革命为时甚暂，战斗力既差，扰民尤甚。士兵占住民房，强买强卖，拉夫借饷等事，时有所闻，绅民啧有烦言。我抵合肥时，全城绅商代表道左相迎。尤以绅士季雨农曾助马祥斌守城月余，不辞劳瘁，深堪嘉许。他们对我都很爱戴，我对他们也很尊重，彼此相处无间，他们遂得尽所欲言。因此，我对驻军扰民情形洞悉无遗。遂于合肥召集军事会议，面告柏文蔚、王天培、王普等军长，务必严申军纪。

柏军长是皖省耆宿，辛亥革命时曾任安徽都督，是一位革命老前辈。他向我诉苦说，他的第三十三军全是北军和地方军临时收编的，军纪极坏。我告诉他说，你必须痛加整顿，否则我便将一切不法的军队缴械、遣散。柏氏唯唯。王天培、王普、叶开鑫、马祥斌都表示绝对服从总指挥的命令。会后，我便通令全军，并张贴布告，整饬军纪，有违令扰民者，军法从事。三令五申之后，果然全军肃然，一反故态，卒能令行禁止，秋毫无犯。足见天下无不可治的军，只是事在人为，以及主帅是否能以身作则而已。

合肥小住之后，我即随军北进。6月2日徐州克复，遂移总指挥部于徐州。此时我友军第一、二两路也北进到陇海路会师。高级将领于6月上旬云集徐州，作进一步北伐的商讨。

当我军进抵陇海路时，武汉方面北伐军也同时抵达该线。先是，武汉军在唐生智、张发奎二人指挥之下，曾与奉军激战于京汉路。斯时，冯玉祥的西北国民军也已出潼关，攻占洛阳，威胁敌军的侧背。奉军不敢恋战，于6月1日自郑州北撤。武汉军遂占领陇海路中段，进驻郑州、开封，与徐州我军遥相呼应。

第三十四章　徐州班师始末

一

6月初，我三路革命军会师陇海线时，山西阎锡山已正式附义。革命势力至此已奄有全国的大部，本可一举而下北京与天津，以实现我原先“打下北京再说”的主张。谁知正因军事进展的迅速，武汉方面反蒋声浪也随之高涨。卒使九仞之山，功亏一篑。

因宁汉分立后，武汉方面竟一变“容共”为“联共”，举行所谓“国共联席会议”，凡重要政令悉由两党合议施行。苏联顾问鲍罗廷操纵一切，俨然太上皇帝。所谓群众运动更搞得天翻地覆。这种过激的作风，早已引起军中官兵的疑虑。到1927年夏季，两湖军队愤懑的心情，已到无可压抑的境地。到5月21日，长沙驻军旅长许克祥部遂实行反共，并逮捕共产党员，是为“马日事变”。事变发生后，共产党即向国民政府施压力，要求处罚“不法军官”，而高级将官唐生智、何键等，反而左袒许克祥等，国民党领袖汪兆铭等也认为共产党过分嚣张，希图加以抑制。共产党不服，遂伏下武汉“分共”的契机。适此时第三国际首领斯大林等，也以武汉国民党不可靠，训令武汉中共自组“工农革命军”，改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没收地主土地，并组织军事法庭，审判“反革命军官”等。其真正企图，是在乘机取武汉国民党而代之，以与南京相对抗。此项训令原极机密，孰知第三国际驻武汉代表、印度人鲁易，竟于5月31日将全件密示汪兆铭，希望汪站在共产党的一边，共同奋斗。汪氏大惧，乃召集中央领袖密议防共之计。6月5日武汉中央政治会议议决解除鲍罗廷国民政府顾问职务，并驱逐回国。6月6日江西朱培德也开始驱逐共产党人出境。武汉分共到此遂成箭在弦上。嗣后，汪兆铭、谭延闿、孙科、唐生智、张发奎、邓演达、徐谦等联袂抵郑州，电约冯玉祥于6月9日到郑，会议三日，是为“郑州会议”。会中，武汉方面决定将河南交冯部接防，武汉军遂全师南撤。

武汉方面策动“郑州会议”的目的有二：其一为南下防共，因中共“密谋”已露，变生肘腋，不得不防；其二在重行部署其所谓“东征”计划。武汉方面以河南地盘饵冯，固希望冯氏沿陇海路东进，而武汉军则顺流而下，如是，可一举而囊括东南。谁知冯玉祥也是一老谋深算的政客，未为武汉方面甘辞厚饵所动。且冯在陕西时，对共产党活动已深感不满而屡加抑制。此次郑州之行，对武汉方面的建议，仅漫应之，使武汉领袖殊感失望。冯氏取得河南地盘以后，也答应蒋总司令之约，来徐州和我们一晤。

6月17日，蒋总司令偕冯玉祥代表李鸣钟莅徐。冯氏专车预定19日抵徐。是日清晨，蒋总司令乃率在徐各将领，专车西上，到郝寨车站欢迎。一时冠盖如云，仪仗队、军乐队器械鲜明，金光灿烂。大家屏息以待，静候冯总司令麾节。

我们在郝寨车站静候很久，果然西方鸣汽笛数声，冯氏的“花车”缓缓进入月台。一时军乐大作，欢迎人员在国民革命军蒋总司令率领之下，整肃衣冠，排立月台上，群向缓缓移动的车厢内窥视。唯车内概属冯氏的文武随员，未见有冯将军在内。随员见我们都在伸首窥探，乃以手指向后节车。我们遂一齐向后节走去。只见后节车厢并非客车，而是一系列装运马匹的“敞篷车”，及装运行李货物的“铁皮车”，车厢上既无窗户，更无桌椅。铁皮车驶近了，只见一布衣敝履的关东大汉，站在铁皮车的门口，向我们招手，大家才知道这位大汉便是冯总司令。车停了，大家便一拥向前去欢迎，他也走下来和我们握手为礼。冯氏穿一套极粗的河南土布制的军服，腰束布带，足穿土布鞋，与这批革履佩剑、光彩辉耀的欢迎人员形成一尖锐的对照，颇觉滑稽可笑。

冯玉祥为我国军界前辈，晚清时已任旅长。民初袁世凯称帝时，冯曾奉命入川与护国军蔡锷作战，并受袁氏封为“男爵”。嗣隶皖系军阀，曾随段祺瑞誓师马厂，后叛皖转隶直系。二次直奉战争时，又叛直自称“国民军”。时人称他为“倒戈将军”，北方军人都对他衔恨。嗣国民军失败，冯氏走俄加入国民党，与俄人过从甚密，故北方军人又呼他为“北赤”。

冯氏行伍出身，未尝受正式军事教育。其部属也多系行伍出身，纵是高级长官，也每有目不识丁的。所以冯氏治军，仍一本中国旧军的陈规。部下犯过，纵是高级军官，也当众罚打军棍，初不稍贷。其部将也专以效忠其个人为职志，部队固然是其私产，将校也是其奴仆。军官每有升迁，冯氏常按北方军的陋习，先罚打军棍数十，然后发表升官派令。故其部曲如有无故被打军棍的，其同僚必购酒肉，燃爆竹，为渠庆贺，因打一顿屁股之后，必然又官升一级了。这种侮辱人性的作风，冯氏行之不以为怪（嗣后，黄埔毕业生曾有数百人奉命至第二集团军见习，不久悉行潜逃，因打屁股升官的作风，实非一般现代军人所能忍受也）。

冯氏治军素称严厉。渠因皈依基督教，不烟不酒，所以其军中烟酒嫖赌，概行严禁，军纪严明，秋毫无犯，为时人所称颂。冯氏也很能以身作则，粗衣素食，与士兵共甘苦。渠尤善于装模作样，能躬自为伤病兵员洗脚、剪发。偶有士兵思亲、思乡，冯氏便令将其父母接来军中小住，关怀弥切，优礼有加，每使头脑淳朴的乡人父老感激涕零，叮咛子侄为冯氏效死力。

唯冯氏的为人却难免恃才傲物，倚老卖老。渠又口才伶俐，演说起来，幽默讽刺一时俱来，极尽尖酸刻薄之能事，常使听者处于尴尬万分的境地。所以冯氏实可说是一时的怪杰。以渠的历史背景和习性来加入革命，与一般党人如胡汉民、蒋中正、谭延闿等相处，令人有凿枘不投之感。

冯氏抵徐后，下榻花园饭店。当晚便由蒋总司令设宴招待，由在徐各高级将领作陪，席间谈笑风生，颇为融洽。翌日，南京国民政府主席胡汉民偕吴敬恒、李煜瀛、蔡元培、张人杰、李烈钧等专车抵徐，拟与冯氏会商今后北伐暨对付武汉诸大事。唯冯氏对北伐竭力赞同，对武汉却力主“调解”；并谓武汉方面已开始进行“分共”，国民党自相残杀，殊无谓也。持论尚称公允。先是，蒋总司令于前日晚曾要求冯氏一致行动，向武汉进兵，消灭反动势力，为冯所婉拒，到正式会议时，蒋氏遂不再提此要求。双方磋商结果，决议由蒋、冯联衔于6月21日发出通电，声明为实现“三民主义”而奋斗，未及其他。同日，由冯另电武汉方面汪兆铭、谭延闿、孙科、宋子文、何香凝等委员，劝其早日送鲍罗廷回国，并抑制共产党的群众运动；庶几宁汉合流，完成北伐大业云云。徐州会议遂告结束，冯氏于是日专车西返。

冯氏去后，蒋总司令便召集在徐将领会议，力主回师西上，解决武汉。蒋一再地说：“先把武汉解决了再说！”我当时竭力反对向武汉用兵，力主继续北进；如果武汉真图异动，我们可以抽调一部分部队以防之，但不必使北伐功败垂成。

会后，蒋、胡率领中央各同志返宁，北伐战事仍照原计划进行。6月23日，白崇禧指挥第二路军向鲁南临沂攻击前进；我则指挥第三路的第七、第十两军向临城，第三十三军及暂编第十一军向鱼台、金乡前进。当日便占领韩庄。

6月25日，我军占领峄县。27日，我遂亲率第七、十两军入驻临城。敌军前敌总指挥许琨退往兖州，所部精锐马玉仁师全部被俘。数日间，我军便已迫近邹县、济宁一带，克复山东已成定局。

不意正当我军迅速推进之时，武汉方面真正厉兵秣马，准备“东征”。因自郑州会议后，唐生智、张发奎所部已全师撤回武汉，作沿江东下的部署。南京方面接获情报，蒋总司令乃急电令我于临城中止北进，并返南京会商防御武汉方面进攻的计划。我得电后，即令各军就原地据守。我本人夤夜南下，于7月初抵南京。至是，我才知武汉军的精锐第四、第十一、第二十、第三十五等军，确已向下游移动。我军如不克日回师，则后防可虑。

我回到南京，蒋总司令一见我面，便问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办。我乃向他分析敌情说，今日武汉既以精锐倾巢来犯，我军势必亦将精锐调回安庆、芜湖之间，迎头堵截；如此则非将我的第七军自前方调回不可。但是我军已深入鲁南，北方之敌亦系直鲁军的精锐。第七军一旦回师，北军势将反攻。以北军的精锐攻我战斗力脆弱的第十、第二十七、第三十三、第四十四各军，我军绝难持久。况徐州向称四战之地，无险可守。与其明知不可守而守之，倒不如将主力撤回淮河南岸，到不得已时，即放弃徐州，而守淮河天险。俟武汉方面问题解决，再挥军北进，尚未为晚。

蒋氏虽认同我的缩短战线、退守淮河的战略主张，但是他畏首畏尾，不愿放弃徐州。他认为徐州是战略要地，得失之间，尤足影响民心士气。放弃徐州，势必增长北方军阀和武汉的气焰，所以他期期以为不可。

我说，古人有言，“蝮蛇啮手，壮士断腕”，“小不忍则乱大谋”，在目前情况之下，我们纵以可战之师守徐州，在战略上已属下策，何况以战斗力薄弱的部队来守徐州，则徐州必失。既知其必失，倒不如先舍之而去，岂可患得患失。无奈蒋氏意志坚决，不愿放弃徐州。我深知徐州之失已成定局，然吾人服从命令行事，也只有徒唤奈何而已。我当即赶回徐州，召集军事会议，宣读蒋总司令训令。调第七军到芜湖以西地区布防。至于津浦前线军事则由第三路前敌总指挥王天培负责指挥，固守徐州。

我宣布命令后，立见各将领面有愁容，默默无言。布置完毕，第七军即遵命南撤，开往指定地点布防。当我军南撤尚在途中，武汉军的精锐已向东移动。第二方面军张发奎部正进驻九江，有克日东进模样。宁汉交兵已迫在眉睫。孰知即在此紧要关头，武汉方面的“共祸”也已至决裂阶段，拖延了武汉军东进的日程。

二

武汉方面，自鲁易示汪以共产党密件之后，各领袖已在积极准备“分共”（武汉自称其反共运动为“分共”，以示有异于南京的“清党运动”）。6月29日，武汉警备司令李品仙和第三十五军军长何键都表示反共，并解除汉口工会纠察队的武装。7月13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出宣言，声明中国共产党党员参加国民政府的，一律撤退。7月16日，汪兆铭等也以“政治委员会主席团”名义发表答辩声明，指摘共产党破坏革命联合阵线，并将各级政府内的共产党员解职。武汉方面国共至是已正式决裂。8月1日晨3时，张发奎第二方面军所辖的第二十军军长贺龙、第四军师长叶挺和第三军教导团团长兼南昌公安局局长朱德遂各率所部“叛变”于南昌，并组织所谓“革命委员会”。武汉国民政府随即下令声讨，并严令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张发奎率部进剿。8月7日，中共在武汉召集重要会议，另选瞿秋白为总书记，以代陈独秀，并决定实行“秋收起义”。武汉国民党中央也于同日开除中央委员会中的跨党分子党籍，明令拿办。执行“分共”之严，有过于宁方。因此宁汉分立的基本原因遂告消失，所遗留的问题，仅为双方领袖间的意气之争了。

正当武汉方面因共产党问题延误其“东征”计划时，我们津浦线上的战事也急转直下。我第七军于7月上旬撤离鲁南后，直鲁军许琨、徐源泉等部即会同孙传芳所部，向我军反攻。临城一得一失，我第十军损失甚巨。7月24日，直鲁军许琨等部竟攻陷徐州，我前敌总指挥王天培部退回安徽宿州。第二路军也自鲁南急剧向陇海路撤退回苏北。败讯频传，南京为之震动。

蒋总司令乃召集在宁将领密议，渠意武汉军为共产党所稽延，一时不易东下，我方应及时夺回徐州，以振声威。蒋氏以此意询我。我说，徐州为四战之地，本不应采取守势，其理由上次已陈述甚详。今既不幸言中，则不如索性将各军南撤，固守淮河南岸天险，待武汉局势澄清，再图规复。唯蒋氏仍力主夺回徐州再说。我说以现有兵力估计，恐力有不逮。蒋说，渠当力调第一军两师为先锋，由渠亲自指挥，反攻徐州。

在出发前的某次纪念周上，蒋氏竟声称，此次不打下徐州，便不回南京。我闻此言，深感蒋总司令身为主帅，说话却如此意气用事，以其所率兵力，断难克复徐州，如徐州打不下，他是否真的不回南京呢？不知彼，不知己，徒逞一时意气，焉有不败之理？与蒋氏晤谈后，我便遄返芜湖防次，监视长江上游军事的发展。

7月25日，蒋氏专程北上，指挥收复徐州之战。我军于8月初发动反攻。蒋总司令亲自指挥第十、第二十七、第三十二、第四十各军，另加第一军两师，会同陇海路东段以南白崇禧所指挥的第三十七、第四十四等军，与孙传芳、徐源泉等部鏖战于淮河、徐、蚌之间。战斗初起，津浦路正面之敌，佯作退却，故我军进展极速。直到逼近徐州，徐州城郭已遥遥在望，敌军始发动顽强抵抗。

蒋总司令见徐州克复已是指顾间事，遂亲赴前线督师，将所有预备队俱调入第一线作战，作孤注的一掷。殊不料敌人的战略正欲诱我深入，蒋的奋勇前进，正坠其计中。到了战事进入胶着状态时，敌人突由其右翼派出精锐部队，向我军左翼包抄袭击。我军首尾不能相顾，全军顿行混乱。正面敌人乘势出击，我军乃全线溃败。敌军跟踪追击，我军无法立足，迅速逃窜，津浦路轨及桥梁均不及破坏。敌军势如破竹，我军溃败之惨，实前所未有。

8月6日，蒋总司令仓皇退回南京，据江而守，既羞且愤，乃将战败责任归之于前敌总指挥王天培，将其扣押枪决，以泄其无谓之愤。其实此次溃败，完全由于蒋总司令自己估计错误、指挥失当所致，王天培实在是替罪的羔羊。

第三十五章　总司令下野，宁汉息兵

一

蒋总司令于8月6日自津浦路前线返抵南京，忽然有电给我，该电仅寥寥数语，要我立刻从芜湖防地往南京一晤。那时我已得到前方受挫的消息，详情却未悉，市面人心已见浮动。我便即日应召前往。到总司令部时，才知蒋总司令已于当日去汤山温泉休息。我就掉转车头，向汤山疾驶而去。

一见面，他便说：“这次徐州战役，没有听你的话，吃了大亏，我现在决心下野了！”

我闻言大吃一惊，便说：“胜败乃兵家常事，为什么要下野呢？”

蒋说：“你不知道，其中情形复杂得很。武汉方面一定要我下野，否则势难甘休，那我下野就是了。”

我说：“在此军情紧急时期，总司令如何可以下野？这千万使不得。现在津浦路上一再失利，你下野必将影响军心民心。武汉方面为什么一定要你下野呢？他们现在也分共了。站在反共的立场上来说，双方已殊途同归，不过我们早走了一步罢了。大家既已步调一致，便应捐除成见，既往不咎，恢复合作。”

蒋仍旧摇头说：“你不知道内幕，情形复杂得很。”

我说：“你最好派员到武汉去疏通，多说些好话。我也派人从旁斡旋，以免同室操戈，为敌所乘。”

蒋说：“交涉疏通是无补于事的。我是决定下野了……”说着，他便拿出一张拟好的初稿文告，说是他下野的“通电”。

我说：“现在津浦线上，我军已溃不成军，局势十分紧张。敌人已进逼蚌埠，旦夕之间即可到达浦口，威胁首都。武汉方面又派兵东进，如何部署江防实为当务之急。我看，你无论如何也要顾全大局，不要下野！”

蒋说：“我下野后，军事方面，有你和白崇禧、何应钦三人，可以对付得了孙传芳。而武汉方面东进的部队，至少可因此延缓！”

我还是坚持请他不要下野，而他则一再说，他已下了决心，非他下野，否则宁汉之局不易收拾。这样便结束了我们的谈话。后来我才听说，总司令赴津浦督师之前，曾派褚民谊去汉口和汪兆铭商洽。褚与汪私交极深，又属至戚，故无话不可谈。褚民谊既已数度往返于宁汉之间，对武汉方面情形当然知之甚详。我一再喋喋劝蒋不要下野，实是不知个中底蕴，隔靴搔痒之谈，难怪蒋氏说我不知道内幕情形了。

我辞别了总司令，即到隔壁各房间，见陈铭枢、戴传贤、吴敬恒、陈布雷各人对总司令的下野，均处之泰然，我觉得很奇怪。据陈铭枢说，下野宣言，在驶回南京途中，总司令已命陈布雷起草拟就了。他们也认为局面演变至此，暂时退避，也不失为上策。但是当时外间不明真相，且有部分党人以讹传讹，歪曲事实，硬把罪名加到我和何应钦、白崇禧的头上。说蒋的下野，是我们三人“逼宫”使然，恰与事实完全相反。是时白崇禧尚在苏北军中指挥作战，不知此事。据我所知，何应钦当时也力劝蒋打消辞意，绝无逼其下野的事。下野文告因一再修改，到8月12日才正式公布，蒋随即赴沪，此时浦口敌人重炮与我狮子山炮台已对战三日了。

这一谣言的发生，可能有三种因素：一是武汉故造谣言，以打击蒋氏的威信。二是部分党员也同我本人心理一样，当此紧急关头，总司令是万不该下野的，而渠竟毅然下野了，其内心必有不可告人的隐痛，若辈疑心生暗鬼，自易听信外界谣言。三是总司令是一个极端顽固偏私而嫉贤妒能的人，他对任何文武干部，尤其是统兵将领，都时时防范，连何应钦这样四平八稳的人，他都不能放心。总而言之，蒋氏一生，只知一味制造奴才，而不敢培植人才。这一谣言可能系他授意所散布，以打击我辈。嗣后，蒋氏由日本回上海，和宋美龄结婚并复职，此项无稽的谣言更为盛炽。我曾两度在他南京官邸请他申明矫正。他只微笑说，这种不经之谈，尽可不必去理它。我说：“我们的冤枉，只有总司令一言才可替我们洗刷干净。”他仍是微微一笑而已。

溯自1926年冬季，蒋总司令与武汉中央发生龃龉，我一直居中调停，以悲天悯人之心，希望党内团结，内摧军阀，外抗列强。后来共产党问题发生，我也是经常袒护蒋氏，其目的无非维护本党，完成国民革命，实无个人恩怨存乎其间。而党内少数人不明真相，将己度人，认为白崇禧居间全力拥蒋，故第七军始终未为武汉方面威胁利诱所动，而蒋总司令的地位始得以维系不坠云云，此事殊有稍作澄清的必要。

蒋总司令请白崇禧为参谋长，非爱其才，而是利用白与各军联系。到了白氏桥梁作用已告终结时，蒋就必然要弃之如敝屣。加以白氏又是个性直才高的人，重于道义，忠于职守，敢作敢为，而又性喜直言疾谏，深鄙患得患失、奴颜婢膝的行为。此种性格与蒋氏尤为格格不入。因蒋的为人刚直其表，阴柔其里，护短多疑而忌才。自占领江西之后，蒋已对白深感不满。如第二十九章所述，马口之役后，白氏分发所获敌人军械予第二、三、六各军一事，即深触蒋氏之忌。蒋氏或不拟此批武器分发各军，纵使分发，渠意也应由其自发手令执行，不可由白氏为之，以见好于各军。其实，在一般情况下，参谋长为总司令作此处分，原是极顺理成章的事。白氏以大公无私之心，初未想到总司令竟如此狭隘。

然值此军情紧急之时，将才难得，故蒋氏心虽不悦，但又无可如何。东征军事发动时，白崇禧奉调为东路军前敌总指挥，指挥第一、二、三及附义各军入浙作战。命令发表时，第二军代军长鲁涤平极感不服。因论年龄、资望，鲁氏均远在白氏之上。然蒋总司令与第二军军长谭延闿均知此事非白氏担任不可，鲁涤平实才有不逮。后经谭延闿一再解说，鲁涤平始无言。到入浙战事发生，第二军曾一度失利，鲁涤平几有溃不成军之势。值此紧要关头，白氏曾亲率总预备队两团，星夜冒险蛇行前进，深入敌后，直捣敌将孟昭月的总指挥部，方使全局转危为安，卒获全胜，占领杭州，肃清浙江。此一乘危用险的进兵方式，才使鲁涤平佩服得五体投地。

唯白氏以底定东南之功，不特未获主官青睐，反招致无聊的嫉忌，身为东路军总指挥的何应钦，竟以白氏单独进兵，未等他一同入杭州而不悦。蒋总司令也以白氏竟能运用自如，指挥其亲信的第一军而疑窦丛生。白氏系一员猛将，但知披坚执锐，奋勇杀敌，初不意功高震主，竟有如许的暗潮。

宁沪克后，白氏又受任为北伐军第二路代总指挥，指挥陈调元等军循运河两岸北进。陈调元原系白崇禧的老师，且曾任方面有年，此次屈居白氏之下，颇感不服。因亲往见总司令，颇有抱怨之辞。蒋说：“白崇禧行！你应该接受他的指挥，以后你就知道了！”陈调元始郁郁而退。

嗣后，津浦线上之战，白氏用兵如神，每每出奇制胜，陈调元不禁为之击节叹赏。在我军自徐州南撤时，敌军乘虚反攻，如疾风暴雨。陈调元位居第二路前敌总指挥，仓皇不知所措。白氏命陈部先退，自率总指挥部特务团殿后，掩护本路军，缓缓南撤。虽迭经敌军猛扑，白氏指挥从容，三军稳重如山，不惊不乱，陈调元尤为之咋舌称奇。其时陈部饷糈不继，白氏乃将总指挥部和特务团的给养，拨交陈部济急，本部及特务团却等待后到接济再行补充，充分显出主帅舍己为人的风度，更使陈氏心折。所以白氏在东南、苏北、鲁南，数度作战之后，终叫关张俯首，士卒归心，“小诸葛”遂更名闻遐迩了。

以上故事，都是谭延闿、陈调元等亲自向我口述的。孰知白氏战绩日著，蒋氏对他的疑忌也日增，甚至在和诸元老谈话中，时时露出对白氏不满的批评，说白氏“不守范围”。张人杰曾为此与蒋辩论，说在蒋氏直接指挥下的各将官，论功论才，白崇禧均属第一等，值此军事时期，求才若渴，应对白氏完全信任，使其充分发展所长，不可时存抑制他的心理。据说，蒋总是摇头皱眉说：“白崇禧是行，但是和我总是合不来，我不知道为什么不喜欢他……”这是张人杰当面对我和李济深说的。我不免闻言悚然。

为弥缝蒋和白的情感，中央元老如蔡元培、吴敬恒、张人杰等常向我提及此事，希望我也去和蒋先生委婉解释。唯我私自忖度，很觉不便正面提出，以免有左袒白氏之嫌。某次谒见蒋氏，他问广西有几位留学日本士官的学生。我说只有马晓军一人。提到马晓军，我就乘机介绍马氏以前任广西陆军模范营营长，及1921年中山援桂时任田南警备司令的情形，并涉及白崇禧为人的重道义感情。我举他以前在田南警备司令部内当营长时的故事：

马晓军是一个看钱极重而胆子极小的军人。一听见枪声，便神经紧张，手足颤动。每逢军情紧急，即借故离开部队，躲往安全地区。部队统率的责任则交由黄绍竑、白崇禧、夏威等几个营长全权处理。危险期过，马氏又回来做主官。如是者再，颇为官兵所轻视；加以他视钱如命，偶尔带几个士兵因公出差，有向他借一角或五分于途中购买茶水的，回防地后，他也必追索。所以上下官兵早已有心希望他离开部队。某次，百色防地为刘日福自治军所袭，部队都逃往黔边，马氏个人却逃往南宁。到刘部被驱离百色后，马氏又要回队。这时几位营长，如黄绍竑、夏威等，都主张拍一电报给他，请其不必回营。独白氏坚持不可，他认为这样做，无异于犯上作乱，于做人的道义有亏。由这个例子看，以马晓军这样的人，白氏对他尚且忠心耿耿，其为人的正直忠厚可知。

其次，白氏担任我的参谋长前后达三年之久。一有军事行动，则出任前敌总指挥，从未计较名位，是一位喜欢做事、任劳任怨的人。广西能够完成统一，整训收编部队，提前出师入湘北伐，他的功劳，实不可没。蒋氏知我有所指而言，只连声“唔，唔”，而结束了我的谈话。

又有一次，我说得就更露骨了。我说，白氏才大心细，做事慎重敏捷。他以前在当我的参谋长时，遇事往往独断独行，然从无越轨之处，我对他也能推心置腹，所以事情做起来又快又好。如今他纵或有“不守范围”之处，推其原意，亦无非想把事做得快、做得好。总司令如觉得有不合体制之处，大可明白训谕，千万不可于部曲之间吞吞吐吐，疑心生暗鬼，反为不美。

我一再诚诚恳恳地向蒋氏解说，总希望全军上下精诚团结，和衷共济。但是不管我怎样地言之谆谆，他总是时怀疑忌。忠言难以入耳，实堪浩叹。所以就蒋与白的关系说，自克复南昌而后，已失和谐，还是我居间维系。故党人所传，说我拥蒋全是白崇禧居间促成，适与事实相反。

二

蒋总司令于8月12日下野后，宁沪一带军民不知底蕴，竟为之人心惶惶。孙传芳知我军有内变，乃拼全力反攻，自苏北循津浦路及运河两路齐头并进，自江北炮轰江南。长江上游的武汉“东征军”也正向下游移动。我军两面受敌，形势颇为不利，8月19日军委会开会时（蒋下野后我们复用军委员名义），何应钦、白崇禧和我决定以军委会名义，将军队重行部署，把三路大军一齐南撤，防守长江，以阻敌人南渡。

我们的防御部署，系以第一路军，辖第一、第十八（原第六军杨杰师改编）、第十四、第二十六、第十及第三十一等军，担任南京城东郊乌龙山以东至淞沪一带的防务；第二路军，辖第三十七、第二十七、新编第十、暂编第十一等军，担任东西梁山以西长江上游的防务，前敌总指挥陈调元则驻于芜湖；我第三路，辖第七、第十九（原第十五军改编）、第四十、第四十四各军，则担任乌龙山以西、东西梁山以东、长江中段的防务。

至此，除合肥、六安一带尚由第三十三军防守之外，江北已无我军驻屯。孙军与我隔江对峙，四处扬言，说要克日渡江，消灭我军。武汉军此时倘也东下，我军势难首尾兼顾，前途将不堪设想了。所幸自蒋下野后，武汉方面“反共倒蒋”的“东征”计划已失了借口。冯玉祥又连电宁汉双方调解，汪兆铭也表示论事不论人。宁汉对立的局面，表面上确实松弛了不少。南京中央方面企图遴选要员西上，和汉方接洽化嫌息争，庶几可以合力应付敌军的反攻。在这场合下，大家一致推举我作代表，往武汉商谈。南京方面推举我的原因，主要是因为我性情平易，人缘甚好，武汉方面对我初无恶意。1926年冬，我曾一度为“迁都”问题奔走于浔汉之间。1927年5月又为宁汉的和平专程往湖口晤朱培德。众人皆知我识大体而无成见，为党国奔走，毫无私意掺杂其间。

众人既以此相推，我也只得勉为其难。此时武汉方面领袖适在庐山开会，经过电报往还之后，我遂于8月21日自南京乘专轮西上。唯孙传芳陈重兵于江北，自浦口隔江炮轰南京，终日不绝，我的“决川号”浅水兵舰无法在下关江面停泊。我们一行只有乘夜间自下关上游西岸约二十里的江面，利用芦苇掩护，才得以安全登船上驶。

“决川号”从前为吴佩孚的座舰，行驶极速。22日黎明时，已驶近安庆江面。在晨光曦微中，我发现长江南北堤岸上大军如云，纷纷东下，这显然是武汉的“东征”之师。看到这情形，心头一怔，暗想蒋总司令已经下野，为何武汉大军还在东进？因我军自津浦路失利后，第一、七两军已调驻南京，拱卫首都，陈调元部也调往芜湖。安庆附近并未驻兵，遂为唐军所占领。“决川舰”过安庆，两岸的武汉军队尤多，向东行进，络绎不绝。且有辎重及火炮等重武器，由船只运输，向东疾驶，显然是有所为而来。

傍午之时，我的专轮便到达九江。在九江与汪兆铭等通过电话后，便赶往庐山。这时已是下午。果然武汉诸领袖都在庐山，遂由汪兆铭召集开会，听取我的报告。到会者，计有：汪兆铭、谭延闿、孙科、宋子文、陈公博、顾孟余、唐生智、朱培德、张发奎、邓演达等十余人。

会中，汪氏请我报告南京方面的情形。首先，我说明南京方面清党的苦衷，现在武汉亦已“分共”，双方最大的隔阂已除，以后宁汉合作继续北伐，完成革命，实系势所必然。再者，武汉方面诸同志对南京方面同志误解最深的，只是蒋总司令，今蒋同志为促使宁汉合一，已自动辞职下野。在此情况下，武汉诸同志应已毫无顾虑之处，所以南京方面同志特地派本人为代表，前来欢迎诸同志东下，同商大计。最后，我强调我沿途所见武汉军队东下的情形。我说，如今敌我正在南京上下游一带隔江相持，蒋同志也已下野，人心惶惶，武汉的军队如仍沿长江东下，无异为军阀张目，势将引起极大的不安与误会。因此，我坚决要求武汉的军队立刻在安庆一带停止东进，以释群疑。我并希望能有几位中央大员同我到南京，以安军心，庶几使我不虚此行。

我报告完毕后，汪氏便说：“德邻同志的报告已十分详尽，所说各点也极合情合理，希望大家研究……”接着，他就把目光移向唐生智说：“孟潇兄，你能否考虑把东下的部队暂时停在安庆呢？”

唐生智回看一下汪氏之后，视线转到我的脸上，便斩钉截铁地说：“我的部队绝不能在安庆停止……至少要开到芜湖！”

此时全场气氛顿形紧张，众人一声不响，汪氏弄得十分尴尬，又无法再说下去。大家只是把目光盯住我和唐生智二人。停了半晌，我方说：“孟潇兄，你的军队如开到芜湖一带，江南军心民心都要惶惑不安。江北的敌人也必乘机渡江啊！”

唐把两眼一瞪，说：“那我可不管什么军心民心惶惑不安啊！”

我说：“那么你的军队为什么不能在安庆暂停一下呢？”

唐说：“安庆没有粮食能供给大军之用，我军必须到芜湖！”

我说：“孟潇兄，就我所知，芜湖并不产米，只是个米市而已。真正产米地区是安庆附近各县及巢湖周围区域。为军米着想，你应该把军队北调进入巢湖沿岸鱼米之乡，再北上可以截断津浦路，和我们南北呼应，以解决津浦路上的敌人。你又何必去芜湖为敌人张目呢？”

唐此时的面色极为严肃，显出十分不讲理的样子，说：“李同志说的话不可靠……我有我的计划，别人用不着管！”

我看唐生智那副蛮横的样子，心里想这小子真翻脸不认人。他以前为吴佩孚军所败，在穷途末路时，对我是如何地卑躬屈节、摇尾乞怜，现在羽毛丰满，便立刻反噬，实在可恶之极。

我既然与唐说不下去了，便问汪道：“汪先生能否派一两名中央委员和我一道回南京，庶几我们昭告国人，宁汉之间误会已冰释了呢？”

唐生智不等汪回答，便插嘴道：“现在我们哪一个敢到南京去……”

我说：“孟潇兄，南京究有什么危险呢？若说是敌人渡江吧，我担保只要你的军队停止东进，敌人绝不敢渡江。如果你更能和我们合作，自安庆北上合肥，出凤阳，直捣津浦路，敌人便会闻风自溃。南京危险在什么地方呢？”

唐生智此时已辞穷理屈，但硬是说：“我把部队开到芜湖再说！”

汪氏当即向谭延闿和孙科说：“组安先生和哲生兄，您二人能否和德邻兄到南京去一趟呢？”

谭延闿看了看孙科，说道：“哲生，还是我两人与德邻兄一道去吧！”

说着，他们便吩咐副官收拾行李。并准备午饭，大家吃了就一同下山去九江，乘船东返。

此次庐山之行，使我深深体会到，宁汉合作的症结在唐生智一人。汪兆铭已失去控制武汉方面的能力，无法驾驭坐拥重兵的唐生智。我因此想到蒋总司令下野这一着来得高明。原来蒋在下野前曾派褚民谊赴汉，那时他可能已得到情报，深知汪已失去了控制的能力，他如下野，武汉即失去“东征”借口，则汪便可统驭全局，唐生智也失其并吞东南的机会。但是汪氏无兵，必要时仍要请蒋氏出山合作，以对付共同的敌人。待共同敌人除去，则蒋之去汪，实易如反掌了。所以汪、蒋的一离一合，在政治上手腕的运用，实极微妙。唯汪氏究系书生，手腕的运用尚有所为有所不为，对人处世，也尚有妇人之仁。蒋则不然，渠生性阴狠，久染上海十里洋场黑社会中的恶习，遇事只顾目的，不择手段。其对汪氏若即若离的态度，呼之便来，挥之即去，玩弄于股掌之上，真使汪氏啼笑皆非而无如之何！蒋氏此次“下野”手法运用之妙，我不与唐生智一席辩论，实在不知其中的三昧。

唐生智这次不度德、不量力的做法，实是野心太大、见识太小所致。等到我们后来讨唐之后，唐的部将叶琪、廖磊等将唐氏的隐秘全部说出，才使我恍然大悟。原来唐生智曾利用蒋百里居间，与孙传芳勾结，意图夹攻我军于京、沪、杭三角地带。按唐氏计划，俟我军为彼等所败时，渠即可收编我军残部，然后再一举而灭孙传芳，北上统一中国。如是则蒋总司令在长沙检阅时坠马的预兆，及“顾老师”的预言，均将同时实现了。这种荒唐绝顶、背信弃义的梦想，也只有唐生智做得出来。嗣后龙潭之役，孙传芳主力为我军一举歼灭，唐生智闻孙军败讯，曾顿足叹息，痛骂孙传芳，说他不等唐军到达南京，便渡江发动攻势，妄图“先入关者为王”，故而自招覆灭，祸有应得云。可见唐生智狼子野心，其当时的阴谋是如何的可怕。孙传芳如真的等唐生智来会师，则北伐前途不堪设想了。

后来谭延闿也向我说及唐生智的野心。他说唐在汉口时，反蒋最烈，曾向汪、谭申述，打到南京之后，他将拥汪为国府主席，谭为行政院院长，以何键、程潜、鲁涤平分任安徽、江苏、浙江三省主席，他自己则担任北伐军总司令云云。谭延闿说到此处，频频摇头，说：“唐生智那小子野心大得很呀！”

第三十六章　龙潭之战

一

谭延闿、孙科和我于8月23日黄昏，自九江乘“决川舰”下驶。舟行极速，次日天明已过芜湖江面。我便频频用望远镜窥探江北的动静。舟抵和县兔耳矶时，我忽发现北岸江面，有帆船百数十只扬帆待驶，自望远镜中且可看出有大军分批上船，我心中颇为诧异。左右随行人员则说，这是我们自己的队伍，但是我身为指挥官，知道北岸并无我军，这显系敌人在企图偷渡。

当我们正在注视敌军行动时，长江中忽又出现一小轮船，逆流上驶，向我船迎面而来。船上且有人用喇叭筒大呼问话，说：“你们是不是李总指挥的船？”我们的船上答话道：“是。”该船上又大呼说，陈总指挥在他们的船上，务请李总指挥停船一晤。

听到他们的喊话，我知道来船便是陈调元，来打听我牯岭会商的消息。我立刻吩咐停船，我船的舵手乃在江面上兜一大圈，将船头掉向上流，逐渐与陈船靠拢。距离约数十米时，陈调元便站在甲板上，问我牯岭之行的经过。我没有回答，只用手招呼一下，仍全神注视江北。只见那百数十艘帆船已起锚下驶，乘风破浪，向我们斜驶如飞而来。这批帆船原在我船上游约六七百码的对岸。仗着水势，很快便与我船接近。用肉眼已可看得很清楚，每船所载的士兵二十、三十不等，分排而坐，头上戴着童子军式的军帽，颈上系着白布带，显然是敌军无疑。说时迟，那时快，有一只敌船已逼近“决川舰”约二十米处，我站在甲板上，大声喊道：“你们是敌人，赶快缴械！”他们一声不响。等该船驶近“决川舰”七八米时，忽有一连长模样的人，一跃而起，从船夫手中抢过一头有铁钩的竹篙，高高举起，想钩“决川舰”的船沿，同时叫：“冲锋！登船！”我见这帮敌人泯不畏死，情势又万分危急，便大声下令船上士兵说：“这是敌人，快开枪！”我船上原有携驳壳枪士兵一排，乃一齐举枪向敌人射击。舰上两生的排炮四门，和四生的旧炮一门，也同时开炮，向敌人船只轰击。陈调元船上的一连士兵旋亦开始射击。敌人不甘示弱，也频频开枪还击。此时风大浪急，敌船向我们一涌而来，真如蔽江蜉蝣。双方在短距离内隔船互射，烟雾弥漫，枪弹横飞。谭延闿、孙科和我，原来都在船侧走廊甲板上，这时乃避入舱房里面。孙科忙着觅地避弹，我和谭延闿则凭窗观战。只见敌船排山倒海而来，有的已向我船靠拢，船上士兵急急放枪，应接不暇。此时我们舱内有一副官也在凭窗射击，但是他枪法欠准，又无战场经验，心慌意乱，竟屡射不中。谭延闿说：“你把驳壳枪给我！”说着，便把枪拿过来，瞄准射击。谭氏少年时喜骑射，今虽年老，功夫仍在。敌人方靠近我船，未及攀登便中弹落水。迎面蜂拥而来之敌，竟被谭氏打得人仰船翻。

邻船陈调元随带的一连士兵，均用手提机关枪，火力尤猛。敌军被击落水，逐浪浮沉，恍似浮鸥。也有敌军因自己慌乱，致舟失平衡而阖船翻溺江中的。一时枪声劈啪，水花四溅。时值长江水涨季节，风摧浪卷，嘶号呼救之声，惨不忍闻。双方鏖战二十分钟，敌船百数十艘，有的折回北岸，有的顺流窜至南岸，而沉没水中的也不下数十只之多。烟消雾散之后，船上恢复平静，一场激烈的水战才告结束。计此役敌人死的约二三百人，伤者倍之。我船上也有数人受伤，唯尚无死亡。

为顾虑敌人用大炮轰击，陈调元未过“决川舰”详谈。他只说，武汉军确有东下模样。我也告以谭、孙两委员已随我东来，同去南京。言毕，陈乃驶往芜湖，我轮也径驶南京。

陈调元抵芜湖后，果然接到唐生智的信。信中称陈为“老师”，大意说，生智已决定东下沪宁，“老师”如愿合作，则请为前锋，进袭南京，如不愿，也请将芜湖让开，莫阻唐军东下之路，以免引起误会而发生意外云云。

陈氏接到此信，大惊失色，不知如何是好，渠既不愿与唐氏合作，又不敢单独与唐军作战，乃电南京军事委员会，请示应付方针。军委会即复电，如果唐军逼近芜湖，陈军即应向南撤退一日行程，取监视态度，避免与唐军冲突云。

二

我返抵南京之后，尚不及向中央报告庐山会议的经过，便用电话命令第十九军，说现有一部分敌人在大胜关兔耳矶一带渡江，着速派兵前往剿灭。旋又命令夏威，将现驻南京近郊的总预备队八个团，迅速东调，往乌龙山后方集结，准备应援守军；并告以短期内，敌人必在南京下游附近强行渡江。因根据我的判断，敌军在兔耳矶白日抢渡，显系以声东击西手法，故布疑阵，吸引我军主力于长江上游，而渠则从下游乘虚渡江。我即将计就计，将我军主力调往下游，等他来自投罗网。

命令下达的次日，便接到第十九军的报告，兔耳矶渡江之敌已被肃清，缴枪数百支，嗣后并无敌军企图续渡。此项报告益发证实我判断敌情的正确。当天午夜以后，乌龙山脚以东，原为第一军的防守区域，果然有敌军南渡登岸成功，向我乌龙山阵地夜袭。我军只注意江面对岸的敌人，初不料右翼友军阵地发生意外。我军仓促应战，战况激烈之至。乌龙山有炮台七座，竟被敌军冲陷其四，我军死守其余三座，以待拂晓援兵到达时反攻。

在战斗初起之时，我军不解何以敌人竟从友军方向而来，遂误以为是第一军姚琮暂编师的叛变。因此时雾浓夜黑，既未见敌人渡江，也未闻友军防区内有枪声，而第一军防地中突有一支人马冲出，向我军袭击，非第一军叛变而何？

战至天明，才发现敌人原为孙传芳的北军，同时八卦洲一带江上船只来往如梭，乌龙山脚以东第一军第二十二师的防地已悉为敌有。事后查悉，才知第一军换防，原防军为新编师，未等替换友军到达，便先行离去，而敌军适于此时此地偷渡，故鸡犬无声便渡过南岸，时我友军已不知去向，而敌人援军大至，向我阵地冲击，势极猛烈。我军乃在夏威亲自督战之下，向敌逆袭。激战至午，卒将所失炮台全部夺回，并向东继续扫荡，在东部地区作拉锯战，才把栖霞山克复，交还第一军防守，第七军则回原防。

孙传芳军向称能战，此次背水为阵，破釜沉舟，更具有进无退的决心，数度与我军肉搏，均被击退。唯此时我友军第二十二师的栖霞山主要阵地又被敌攻陷，第一军全师向南京后撤，敌军跟踪追击，绕出我军右侧，有包围我军之势。我见情况紧急，乃电令夏威自乌龙山阵地向东出击，夺回栖霞山一部分阵地。我军既出击，敌人即停止深入，全师回据栖霞山，瞰射仰攻的我军。

26日，敌我在栖霞山麓一带高地反复冲杀一昼夜，双方寸土必争。敌军志在死守栖霞山，而我军则志在必得。第七军第一、三两师更是有进无退。炮火弥漫，敌我尸体狼藉，山上树木几无全枝，真是崖裂土翻，天日变色。敌军抵抗的骁勇，与我军攻击的惨烈，实为北伐史上所仅见。

激战至27日清晨，栖霞山麓一带的高地悉为我攻克。残敌退据山顶，死守待援；我军乃将栖霞山合围，继续仰攻。然坡峻岩高，我军攀登殊为不易，而残敌数千人，困兽犹斗，居高临下，枪炮齐施，加以檑木滚石，一时俱来。我军在李明瑞师长亲自率领之下，也攀藤附木，奋勇冲锋，绝不稍懈。此时据报，长江中适停泊有英国兵舰数艘，遥遥观战。英军见孙军退到绝顶，情势危殆，为图挽救孙军，竟不顾国际公法，悍然以十英寸的巨炮，向半山我军轰击。一时炮声隆隆，烟雾蔽天，整个栖霞山均为烟雾所笼罩。山顶敌军视界不清，瞰射效力反而大减。李师长乃于烟幕中一哄而上，山巅敌军数千，悉数俯首被擒。帝国主义者原为助孙而来，结果适得其反，可谓心劳日拙了。

栖霞山攻克之后，在乌龙、栖霞一带渡江之敌，遂被全歼。我军也伤亡数千人，亟待整顿休息。我遂令夏威全师撤返乌龙山原防，将栖霞防地再度交还第一军防守。是为栖霞山之战最惨烈的一役。

三

当栖霞争夺战正在激烈进行之时，我们得报，知龙潭已失守，镇江、高资之间，也有大批敌军南渡，高、镇、宁、沪间的铁路及电讯交通俱已断绝。警报频传，因孙传芳此时已动员其所谓“五省联军”全部，号称十一个师及六个混成旅之众，倾巢南犯。

敌军南渡的主渡点在龙潭。开始渡河之前，先由上下游佯渡，以牵制我军。实施渡河时，却先由江北的通江集、望江亭等地向乌龙山东侧登陆，以牵制我左翼部队，然后突向栖霞山、龙潭等地强渡，占领各险要高地，以掩护后续部队登岸。

因此，当我方乌龙山的一部分炮台和栖霞山为敌所占时，龙潭也同时失守。所幸白崇禧在自沪返宁途中，被阻于无锡、镇江之间，乃就地调集附近第一军各部向龙潭反攻，与我军呼应，形成对孙军东西夹攻之势。

白崇禧之所以能在此紧急关头坐镇镇江，指挥反攻，其中有一段微妙的经过，也可说是“无巧不成书”。

先是，蒋总司令下野之后，胡汉民、吴敬恒等也先后去沪，南京方面唯剩何应钦、白崇禧、李烈钧和我等数人支撑残局。然此时军饷奇绌，三军嗷嗷，不可终日。所以当我于8月21日西去九江时，白崇禧则东往上海，其目的是向上海商界、金融界的巨子筹借若干军饷济急。因白氏曾驻沪相当时日，与若辈大亨尚薄有往还。唯此时革命军从津浦线上与苏北运河流域败退不久，孙传芳向宁沪人民团体声言将在上海欢度中秋（9月10日）。商民闻讯，将信将疑。故白氏去沪筹款时，各金融巨子皆托词推诿，一连两日，尚无结果。白氏原定于25日下午4时专车返南京，卒因与商界集会，不能成行。斯时上海北站有煤车一列，原定俟白氏专车西开时随之跟进，现白既不能及时离沪，站长乃吩咐此煤车先发，这是5日午夜前的事。煤车去后约一小时，白氏专车也离沪西开。谁知此煤车刚过镇江便出轨，车翻人伤，因路轨已为孙传芳的便衣队所破坏。同时宁、镇间的电讯也中断，渡江孙军已于26日清晨3时占领龙潭车站，宁沪交通全断，镇江附近也发现敌人。

白崇禧得报，即停止前进，在无锡下车，电令驻宁沪路东段的第一军第十四师师长卫立煌就近率部向龙潭反攻，同时电令正自常州开往杭州的第一军第二师刘峙，回师往援。卫立煌奉令后即率部赶往龙潭，于26日晨将敌人逐出龙潭车站。唯敌人仍据守江边，掩护大军陆续渡江，向我反攻，我军渐有不支之势。白崇禧得讯，乃自无锡赶往镇江坐镇，并檄调驻沪杭路的第一军第一、第三、第二十一等师，星夜驰援。

唯自蒋总司令下野之后，第一军各师均无斗志。闻蒋临去时，曾暗示各师“保存实力”，并将第一军大部调往沪杭路一带。今番宁沪吃紧，白崇禧严令各师赴援之时，据说沪杭路上第一军各师、团长曾开秘密会议，讨论是否服从白参谋长的命令。会中曾小有辩论，所幸其中多数人深明大义，以南京危在旦夕，决定服从指挥，向龙潭进兵（此实为蒋总司令嫉忌白崇禧的又一原因，谁能指挥他的心腹军队，他就恨谁）。

孰知援军未到，龙潭于8月28日晚再度失守。敌军攻势极猛，孙传芳已亲自渡江，到龙潭水泥厂坐镇，指挥督战。我军第二、第十四两师因寡不敌众，纷纷后撤，几至溃不成军。栖霞山也于是时为敌三度攻占。我方溃散部队麇集南京城外麒麟门一带，混乱不堪。敌人便衣队已在尧化门一带出现，南京闻风震动。政府机关、党部、报馆均纷纷将招牌取下，各人摒挡行李，准备向汤山方面逃避。南京城内一片混乱景象，人心惶惶，不可终日。尤其是谭延闿、孙科两先生，一夜电话数起，向我探询战局。谭氏曾惊慌地问我说：“德邻先生，你莫要把我们请到南京来当俘虏呀？”

当夜，我便严令夏威督率所部，再度向栖霞山出击，限期夺回。我内心忖度，第一军的战斗力何以如此脆弱，实堪诧异。整夜焦急，不能成眠。翌日清晨，我一时心血来潮，乘车到第一路总指挥部去拜访何应钦。那时南京只有一条马路，其他街道都不能通汽车。我车抵该部巷口，忽然发现人声嘈杂，行李壅塞满巷，似乎正在作撤退的准备。第一路指挥部人员见我来了，均让路敬礼。我问道：“你们的总指挥呢？”他们齐声回答说：“在里面，在里面。”

当我走进第一路总指挥部时，只见何应钦正在办公室内吩咐各参谋整理文件和行囊。

“何敬公！”我说，“为什么搬行李出发呢？”

何应钦一抬头，看见是我，脸上即现出忸怩的样子，说道：“德公这样早，我原打算这就到你那里去辞行，我要出城收容部队。”

我说：“现在战局这样紧急，收容部队，应由师长负责，何须总指挥亲自出马？况且你行李都捆绑好了，集合巷里，这不是准备出发开拔了吗？”

何说：“你看，我的军队不能打了，我怎么办呢？总司令下野之后，军心涣散，他们不打，我有什么办法？”

我说：“首都存亡所系，你不能一走了事！”

何说：“德邻兄，我的军队打不得了呀！你看栖霞山两得两失，还都是你的军队夺回来的！”

我说：“敬公，你真要走，我可对你不客气了！”

何见我辞色俱厉，连忙道：“你要我不走，我不走就是了。你要我怎么办？”

我说：“你的军队不能打，让我的军队来打，好吗？我们生要生在一起，死也要死在一起。你绝不能离开南京！在这紧要关头，你一走，必然影响民心军心，南京就守不住了……你快叫他们把东西搬回总指挥部来。”

何便吩咐他的副官：“不走了，不走了。叫他们搬回来。”

那些运输兵又急急忙忙地把行李担挑了回来。我与何应钦遂同车往军事委员会，与李烈钧等商讨指挥反攻的大计。

此次我如去何的总指挥部迟三十分钟，他必已撤离南京，大局便不堪设想了。我平时极少往该部访何，有事只打电话，或在军委会见面。不意一时心血来潮，竟发生如此重大作用。

抵达军委会后，何仍然说他的第一军打不得了。我请他把第一军暂时调离战场，让我第七军与第十九军，除留少数部队监视河面外，其余一齐向东出击。适此时白崇禧自镇江拍无线电报来，约我军迅速出击，夹攻孙军于龙潭。我便向何应钦说：“现在我第七军、第十九军子弹缺乏。出击之前，能否请你补充一点子弹呢？”因此时军委会在南京尚存有七九子弹七八百万发，由何氏负责保管，须他下条子，才可领用。

何说：“你要多少呢？”

我说：“六十万发！”

何氏皱皱眉头说：“德公，太多了。”

我说：“你预备发给我多少呢？总之是拿出去打敌人的啊！”

何氏笑笑道：“我看，三十万发，三十万发。”

“好了，好了。”我说，“就三十万发吧。”这时我心里实在觉得何应钦小气得可笑。南京战局紧张到如此程度，何氏自己也准备逃命了。我向他要六十万发子弹去打敌人，他还要讨价还价地给我三十万发。何氏在军中，原有“何婆婆”之名，从这点小事上，也可看出何“婆婆”之所以为“何婆婆”了。

先是，我军将栖霞山再度夺回后，仍交第一军防守。不久，栖霞山又被敌军夺去，我遂令第七军与第十九军再向栖霞山进攻，并占领之，不必再交予第一军。同时以军委会名义电白崇禧，约定30日东西两方同时向龙潭之敌反攻。

计划既定，何应钦乃派员持军委会命令到南京城郊，制止第一军退却的部队。凡退下官兵已到麒麟门的，即在该地待命，不得入城；其尚在陆续退却中的，均各就现地停止。何总指挥并通令第一军，即刻准备反攻，渠本人且将亲赴前线指挥。号令一出，军心复振。各机关也暂停迁移，城内秩序，遂得安堵如常。

当晚东线我方第一军的第一（王俊）、第三（顾祝同）、第二十一（陈诚）等师援军均已到达龙潭附近。30日拂晓，我军三路全线反攻。第七军的第一、三两师和第十九军的第一、二两师在夏威和胡宗铎指挥之下，自栖霞山向东进攻，沿铁路及江边前进，目标为龙潭镇及青龙山、黄龙山的敌军阵地。何应钦则亲自指挥第一军的第二、第二十二、第十四师的一部，自东阳镇进发，会攻龙潭。

此时敌军已渡江的部队，和栖霞山等地溃败之敌，都聚集在龙潭一隅。计其兵力，有孙传芳联军的第二、四、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等师，及第十五、二十七、二十九、补充第一各混成旅，约达六万余人。依据龙潭以西的黄龙山，以南的青龙山、虎头山，和东西的大石山、雷台山等险隘，编成坚固不拔的根据地，严阵以待，进可以攻，退可以守。孙传芳驻节水泥厂，亲自督战。其悍将李宝章、上官云相、梁鸿恩、崔锦桂、段承泽、郑俊彦等都在龙潭前线指挥，孙军官兵俱带数日干粮。船只在部队渡河后，悉数开往北岸，以示全军有进无退的决心。我国古代名将项羽的“破釜沉舟”、韩信的“背水为阵”等孤注一掷的战略，孙氏已并而有之。三军悬的以赴，志在必逞。故我军于30日晨发动拂晓反攻时，敌军也全线逆袭。龙潭周围数十里地，炮火蔽天，血肉模糊。战斗的惨烈，实为笔墨所难形容。激战终朝，敌军渐不支，乃退守山隘，我军乃逐渐形成三面合围之势。唯敌据山顽抗，深得瞰制之利，我军仰攻，死伤极大，尤以青龙、黄龙二山的争夺战最为惨烈，我第七军第一师损失尤大。然士气极旺，至下午3时，遂占领二山。敌军仓皇向江岸溃退，所有扼守山险的机枪百余挺及山炮十多门俱不及携走，我军遂于午后5时克复龙潭。

我军因连日奋战，均已疲惫不堪，乃在龙潭彻夜警戒，俾翌日拂晓再歼残敌。孰知31日清晨5时，我军正在部署追击，敌忽反攻，来势极为猛烈。情势险恶，较前尤甚，幸我军将士均极奋勇。何应钦、白崇禧均已抵达龙潭督战，卒将敌人攻势阻截，并向敌反攻。自晨至午，卒将敌军迫至长江南岸，包围缴械。孙传芳仓皇登上小汽艇逃命，仅以身免。到午后2时，不及渡江之敌，遂全部被俘。孙军此次倾巢南犯，血战七昼夜，至是终于全军覆没。

计此役孙军渡江的不下六七万人，除窜逸和伤亡溺毙者外，为我军所俘的约四万余人，缴枪三万余支，炮数十门；高级军官师长、旅长等被擒的亦数十员。俘虏自龙潭押返南京明孝陵时，分四路纵队前进，排头已抵南京城郊，而排尾犹在龙潭，人数之众，可以想见。唯战后我军官兵疲乏已极，尚需担任警戒，故每一千俘虏仅由持枪兵数名押送。既无火车输送，又无给养，途中食宿均随遇而安，致使俘虏乘机逃遁的极多。抗战期中，前孙军第四师孙旅长曾在我五战区任少将高级参谋。我们谈到当年龙潭之战的往事，孙高参说，他那时与其他孙军师长均在龙潭被俘，唯在解赴南京途中逃脱云。

此役我第一、七、十九三军伤亡也达八千余人，敌人死亡当倍于我军，实我国内战史上罕有的剧战。

综观此役，我军虽获全胜，其得之于微妙的契机，实有甚于作战的努力。第一，我自九江东返，如不在兔耳矶遇敌军偷渡，我便不会将八团预备队调往乌龙山后方集结，则敌军25日夜偷渡后，必能攻占乌龙山而直趋南京，则大局不堪设想了。

第二，如白崇禧不因事去上海，则东线便无兵增援，更无人统一指挥。再者，如白崇禧返宁的专车，不因金融界巨子的推宕观望而避开，则必陷入敌人便衣队的陷阱，白氏或因此而遭不测，则战局也不可收拾了。

第三，29日晨，如我不因情绪紧张，心血来潮，亲往何应钦总指挥部探视，则何氏可能径自向杭州方面撤退去了。何氏一走，不特第一军无法收束，第七、第十九军的士气亦将大受影响，南京秩序必愈陷于混乱，则大势也去了。有此三点的巧合，卒能使我军转败为胜，孙军一败涂地，虽云人事，岂非天命哉！

第三十七章　宁汉复合的困难与特委会的风波

一

龙潭之敌既为我全部消灭，江南遂无敌踪。9月1日我军更渡江追击。此时孙军残部已如惊弓之鸟，闻风溃退。江北浦口、扬州等要隘，一时俱克。我军复向苏北猛追，残敌望风披靡，已绝无卷土重来之力，江南遂安如磐石。

唯此时西线忽告紧张，唐生智的“东征军”分江左、江右两路东下。江左军第三十五军军长何键已于9月1日奉唐生智之命，出任“安徽省政府主席”，并委派各厅长。江右军刘兴所部第三十六军的前锋且已抵达当涂，距南京仅六十里。9月6日刘兴本人也进驻芜湖，简直有一举而下南京之势。

唐生智本与孙传芳约定东西夹击我军，然后平分东南。唯唐氏暗怀鬼胎，拟俟我军败后，收编我残部，再消灭孙军。孰知孙传芳也是一代枭雄，深知唐氏意图，故仅借唐氏东下之势，牵制我军，不待唐军到达，便先期发动攻势。冀师“先入关者为王”的故事，独吞东南。我军如被消灭，则区区唐生智实不足道了。

孙、唐两氏既同床异梦，遂为我军各个击破。孙军败后，军委会乃严令唐生智自安徽克日撤兵。唯唐氏于9月11日曾亲赴芜湖视察，仍拟伺机而动。然此时我军新克强敌，士气正旺。六朝金粉，虽使唐胡子垂涎不止，然终不敢妄动。我们闻报，曾由何应钦、白崇禧、李烈钧和我联衔，电请渠来南京一晤，唐氏也不愿东来。时我海军“决川”、“浚蜀”两舰，适在芜湖江面停泊，遂为唐氏胁迫强掳而去。

南京国府的威胁既除，宁沪路也完全修复，党中重要领袖乃仆仆于宁、沪、汉之间，谋求宁汉复合、继续北伐的大计。我们在南京，更急电汪兆铭和汉方诸领袖，克日来宁，主持大政。

当时我们在南京负责的军事首领，以及党中央无数忠实同志，都有一种相同的想法。我们认为宁汉分立的症结所在便是共产党问题，今宁方既已“清党”，汉方也已“分共”，则宁、汉便应重归于好，合而为一。南京方面成立政府原是从权，今宁汉合一，则应当仍以武汉的中央为正统。

根据这种赤胆忠心的想法，所以我们欢迎武汉的国民政府汪主席早日东下，来南京办公；蒋总司令也应早日复职，继续领导北伐。我们的意见颇获当时党内忠贞之士，乃至全国人民的同情。李济深自广州且专为此事发出通电，力劝蒋、汪化除前嫌，继续合作，领导中央。

我们这种想法，后来才逐渐发现太天真和幼稚了。当时党内的重要领袖，如汪、蒋、胡及其私人的党羽与小政客等的想法，却和我们忠实同志们完全两样。他们对党国前途根本置之脑后，一切考虑纯以个人和小团体的政治前途为出发点。

我党至此，非蒋、汪、胡三人赤诚合作，不足以谈复兴，但是他们三人相处有年，各自均深知三人绝无合作的可能，因此从未打算真正长期合作。偶尔合作，彼此都知是相互利用，得机则必然又来一个你死我活。

但是，当时使我们忠实党员们所最感痛苦的，便是他们三人的度量、德性均不足以表率全党，领袖群伦，而使党员大众一致归心。

汪兆铭仪表堂堂，满腹诗书，言谈举止，风度翩翩，使人相对，如坐春风之中。初与接触，多为折服，故颇能号召一部分青年。然汪氏黔驴之技，亦止此而已。其真正的个性，则是热衷名利，领袖欲极强，遇事又躁急冲动。欲达目的，既不择手段，也不顾信义。每临大事，复举棋不稳，心志不定。此种心神，常在会议席上充分表现。汪氏每次主持重要会议时，神志多不安定，周身摆动，两手搓个不停，一反其平时雍容和穆的风度。再者，汪的为人，亦极虚伪。凡汪氏所不喜的人赴其寓所访问，汪氏亦均屈尊接见，娓娓倾谈，状至亲昵。然客甫出门，汪便立现不愉之色，顿足唾弃。转瞬之间，态度判若两人，凡此均足以表示汪的为人。

所以吴敬恒曾骂汪是“伪君子”和“花瓶”，足见许多老同志也认为他不能负实际责任。总理在世时，汪总是受命出使四方，从未负过党政专责。但是汪氏却是个心比天高、热衷权力的人，中山逝世后，汪氏一意“左倾”，与蒋中正互为表里，不择手段地揽权夺位。谁知他的合作者蒋氏，也是个热衷权力、不择手段的人。他二人各取得党权、军权之后，竟又短兵相接，火并起来，经历多次，汪氏自知非蒋的敌手。故此次我们诚心诚意地请他留在南京主持党政，他总以为沪宁一带是蒋的老巢，上山则见虎，下泽则见蛇，断非彼久恋之乡。他如要掌握党政，必须回广东另起炉灶。这便是汪氏的基本观念，也是嗣后宁汉不能合流的基本原因。

蒋中正的为人，因其幼年混迹于上海的黑社会，颇受其熏染。对同事，御部属，一以权诈为能事。在在均使贤者裹足，壮士离心，而攀龙附凤之徒则蚁附帷幕。因此，在蒋氏独断专行之下，终使一领导革命的政党，逐渐变为争权夺利的集团。此种转变，在清党后，已日益显著。唯当时我辈仍痴心妄想促成汪、蒋合作，完成国民革命，今日回思，实不胜其叹息耳。

至于胡汉民，则确为一刚正不阿、有为有守的君子。然胡氏的器量亦极狭隘，恃才傲物，言语尖刻，绝无物与民胞的政治家风度。当时党内自元老以至普通党员，没有人对展堂先生不表示尊敬的，然也没有人觉得展堂先生足以为全党一致归心的领袖。因胡氏的天赋，为治世的循吏则有余，为乱世旋乾转坤的领袖却不足。

在这种世局人事不调和的情况下，我们一心一意想把党务国政纳入正轨的同志，均左右失其依据，而有无能为力之感。偶有主张，均必然被卷入漩涡而无法自拔。甚至昔日并肩作战、出生入死的袍泽，如第四、七两军，后来在广东亦竟至自相残杀，伤亡逾万，言之实深痛心。

二

汪兆铭在我们一再电促之下，终于9月5日偕徐谦、顾孟余、何香凝、陈公博、朱培德、程潜等自武汉抵达南京。我们赤诚地欢迎他从此长住南京，主持中枢大政。此时蒋总司令如即复职，则军政恢复统一，我们便可继续北伐，直捣北京。无奈汪氏心志不定，绝不愿在南京久住。

再者，此时宁、汉破镜重圆，诚心为党为国的领袖们本当相容相让，才可化除前嫌。孰知一部分不识大体、甚或别有怀抱的党务负责人，竟于汪氏抵南京之日，遍贴反汪标语，词句极尽尖酸刻薄的能事。但是这些标语并无正式机关署名，事实上，仅是一些无头招贴。不幸汪氏正是一位极易冲动的人物，忍愤东来，其心本虚，一见这些招贴，不禁又肝火大动。

在我们欢迎他的会议席上，汪氏便质问我说：“你们既然欢迎我到南京来，为什么又要贴标语骂我呢？”

“汪先生，”我说，“谁敢贴标语骂你呢？只是宁、汉刚恢复合作，局势尚未安定，一部分下级党员，不识大体，擅自贴出这些标语来——你看这些标语，不都是不署名的吗？”

但是汪仍旧气愤不已。

我又说：“汪先生，做个政治家，有人拥护，有人反对，总是难免的。你看美国选举总统时，不是也有人反对吗？我希望你能淡然处之，并长住中央，继续领导。”

汪氏不论我如何苦口婆心地劝告，也是不听。在南京稍一勾留，便径往上海。汪氏一去，在南京的中央执监委，遂亦联袂去沪。谭延闿、孙科等且坚决邀我一同于9月9日乘宁沪车去上海。一时冠盖云集，中央执监委，乃至西山会议派诸领袖齐集上海。9月10日乃由谭、孙、汪等出面邀请在沪各同志，在戈登路伍朝枢寓所开谈话会，交换全党大团结的意见。到会者计有：汪兆铭、谭延闿、孙科、李烈钧、李宗仁、程潜、张人杰、蔡元培、吴敬恒、李煜瀛、于右任、朱培德、杨树庄、伍朝枢、褚民谊、叶楚伧、邹鲁、张继、谢持、覃振、许崇智、王伯群、傅汝霖、甘乃光、居正、刘积学、缪斌等二十余人。可说是集党中各派领袖之大成。唯胡汉民、蒋中正二人，因与汪不洽，拒不出席。

谈话会共开三天，各方均甚融洽，无大辩论。会中一致决议于三个月之内举行本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解决一切党内纠纷。在“三全大会”开会前，以各处代表合组的“特别委员会”为党的最高执行机关。同时宁汉两中央政府亦合并改组，由“特委会”另行选举国府委员，并委派军事委员会暨各部部长。中央政治会议则暂时撤销。

9月15日，互选结果，所有参与谈话会的各方代表均当选为特别委员会委员或候补委员。其因故未及参加的党中重要领袖蒋中正、胡汉民、李济深、白崇禧、何应钦、冯玉祥、阎锡山、唐生智等，亦均当选。

9月16日，复由特委会决议，改组宁汉双方的国民政府，并于翌日通过国府委员四十六人，以谭延闿、胡汉民、蔡元培、李烈钧、汪兆铭、于右任等人为常务委员，轮流担任主席。军事委员会也改组，蒋中正、李烈钧、李宗仁、白崇禧、冯玉祥、阎锡山、何应钦、程潜、朱培德等高级将领均当选。

特委会的成立，就事论事，本是过渡时期最适当的办法，暂时使各方有一团结的中心，以待“三全大会”的召开。所以我当时对“特别委员会”甚为拥护。

在构成“特委会”的成员中，值得特别一提的，便是所谓“西山会议派”的一群元老，如张继、林森、邹鲁、谢持、邓泽如、萧佛成等。这些都是总理同盟会时代的老同志、辛亥革命的元勋，在民国初年便享盛名。如张继在1912、1913年间便任国会议长，名满全国。这批元老因不满于容共政策，在中央颇受“左倾”分子的排挤。到总理逝世后，党权入于汪、蒋二人之手。彼二人借共产国际之助，对这批元老排斥尤力。张继等乃在北京西山碧云寺总理灵前集议，自成组织，以与广州的汪、蒋相对抗，是为“西山会议派”的由来。他们与汪、蒋表面上所争执的是共产党问题：“西山派”坚决反共，而蒋、汪则实行容共。

到宁汉分裂后，宁方亦已反共，唯蒋总司令对“西山派”公开诋毁攻讦，犹如往昔。有时在总理纪念周上，他简直把“西山派”骂得狗血喷头。

我个人对“西山派”毫无恩怨可言。因自北伐开始时，我便以纯军事人员自矢，服从命令，指挥作战。对政治既无兴趣，对党争尤感厌恶，因此对任何方面的政客都抱着“敬鬼神而远之”的态度。为避免引起不必要的误会，我对“西山会议派”也存着很大的戒心。当我们占领宁沪之初，即有人在我面前说刘峙是“西山会议派”。我说刘峙自北伐开始便一直在军中担任指挥，戎马倥偬，怎么会是“西山会议派”呢？那人说：“他的思想是‘西山会议派’！”这一顶“莫须有”的思想帽子到处乱加，真使人有啼笑皆非之感。

此次在上海，我第一次与“西山派”人士晤面。我发现他们都是一批年高德劭的老同志，为人正派，名利之心比较淡泊，颇有令人尊敬之处。这批元老对我个人素昧平生，然站在客观的立场，对我这样一位战绩辉煌而仍极守本分的将领，亦殊表敬爱之意，处处对我表示好感，存心拉拢。但我为避免党中误会，加以生性不喜与政客接近，对他们只是虚与委蛇，没有深一层的往还。其时外界不明底蕴，曾有我与“西山派”接近的传闻。事实上，若辈存心拉拢我则有之，而我却绝对无心与西山派采取任何联络。

不过在“特委会”组织过程中，“西山派”分子大为活动也系事实。因“特委会”的组织，表面上是清党后的国民党各派大团结，“西山派”以其在党内的历史与资望，在此新的大团结形成之中，必然要取得重要位置。而汪、蒋二人原均是“西山派”的死敌，今“西山派”借清党机会卷土重来，则汪、蒋均不能坐视，自是必然的道理。

以故在“特委会”成立后，“西山派”声势大张。原来希望在蒋中正下野后便可重操党权的汪兆铭，在“特委会”成立后，仅获一国府委员的空衔，而其昔日政敌，今均扶摇直上，重据要津，汪氏未免大失所望。他原为“特委会”的发起人之一，到“特委会”成立后，汪氏却一变而反对“特委会”。汪派人士也纷纷离开宁、沪，汪兆铭、顾孟余等西去汉口，陈公博则南下广州。

9月20日，特委会所选的国府委员和军委会委员在南京就职。而汪兆铭于9月21日抵达武汉，与唐生智组织武汉政治分会，竟宣布反对“特委会”。汪氏反对的呼声一出，原先便反对“西山派”的亲汪、亲蒋的各省党部，也纷纷声言反对“特委会”。特委会前途的荆棘，也就不言可知了。

三

在此党内纠纷无法解决之际，参加党争的人，大半只顾目的，不择手段。流风所及，国民道德、社会风气均蒙受极不良的影响。其中最显著的一个例子，便是上海流氓社会地位的提高，终至与党国要人相颉颃。

上海原是一五洋杂处的国际都市，将近百年的帝国主义者殖民地的统治，使其畸形发展成为一世界流氓、盗匪、娼妓和投机者、冒险家的乐园。我国旧式地域中淳朴忠厚的民风固已一扫无遗，而西方民主、自由、法治的政体，以及活泼、积极的民风毫无所染。因此上海的租界遂成为一个流氓横行的地域。中国流氓作帝国主义者、不法商人和官吏的鹰犬，对中国商民极尽其鱼肉之能事。

20世纪30年代，上海流氓分青、红两大帮，最有名的流氓头为杜月笙和黄金荣。他们在租界内倚靠洋人保护，包庇烟赌、盗匪、娼妓，无恶不作。以上海租界为巢穴，青、红两帮流氓的势力简直笼罩长江中下游的所有码头。商民旅客畏之如蛇蝎。

但是在军阀时代，这批黑社会的流氓们尚有一种自卑感，不敢与正人君子和士大夫明目张胆地称兄道弟。旧时代社会上的正当绅士官商也羞与其为伍。那时纵系贪赃枉法的军阀，也向不与流氓往还，他们还多少有点旧式士大夫的头巾气。卢永祥于1922年任上海护军使时，他的儿子卢筱嘉和黄金荣曾有一段趣事：

相传卢筱嘉某次进租界看戏，见一女戏子色艺均佳，便大声喝彩。筱嘉自以为是护军使的大少爷，向一个女戏子喝彩，固为一极寻常的事，孰知他喝彩声方息，身边便走来一矮胖的中年人，指着筱嘉厉声骂道：“你是什么人，敢在此放肆！”未等筱嘉回话，他便劈劈啪啪打了筱嘉几个耳光。筱嘉正待发作，招呼便衣卫士回打，他的随员连忙上前说：“大少爷，算了，算了。”筱嘉见势不妙，乃忍气吞声地离开了。原来这个矮胖子便是大流氓头黄金荣，这女戏子就是他包起来的姘妇。慢说是护军使的少爷，就是护军使本人，也休想在租界内染指分毫。

卢筱嘉受辱之后，只好匆忙逃回闸北华界。事过不久，黄金荣因朋友请酒，到了闸北。事为卢筱嘉所悉，乃派持枪卫士十余人，将黄金荣押至护军使署。卢大公子自设法庭，验明正身，令健壮卫士将黄金荣按倒在地，棍杠交加，一顿毒打，把黄金荣打得皮开肉绽，伏地惨号乞怜。打过之后，卢筱嘉才叫卫兵把他放出去。此时黄金荣已不能行走，从护军署爬了出来，幸免于死。

黄金荣被打的消息一出，人心大快。因黄党流氓在上海一带作奸犯科，欺压善良，商民恨之入骨，而莫奈他何。今番遭此毒打，实罪有应得。此一消息，当时曾哄传国内。我们广西方面自上海回来的人，都津津乐道，引为快事。此事足征军阀时代，官方尚不屑与流氓往还，黄金荣还可随时被抓来打屁股！

后来蒋中正回到上海，流氓们的社会地位便上涨了。蒋氏于民初不遇时，曾列名黑社会，加入青帮。因其加入得迟，故“辈分”不高，上海甚多老流氓还是他的“长辈”。今番蒋氏衣锦荣归，贵为革命军总司令，他以前的“阿兄”、“阿弟”们，自然都难免有“鸡犬升天”之感。1927年夏初清党之时，蒋便利用他们以前的关系，由青、红帮流氓头代为组织工人，对付租界内的共产党。事实上，那时清党的主力还是军队，得力于流氓的究竟不多。不过他们自以为与蒋有旧，于清党更有微劳，遂居然以绅士姿态出现，周旋于党国要人之间。而我党中枢领袖，不自觉其在政府中地位的尊严，竟与这批流氓称兄道弟，不以为耻。官箴全失，斯文扫地，以视北洋军阀，犹等而下之，实堪浩叹！

我初到上海时，杜月笙、黄金荣竟然也来拜候。我一概回绝，未许入见。龙潭战后，我又因公去沪，杜、黄二人曾两度联衔请宴。我均置之不理，也未向其说明理由。我自思身为国府委员及革命军高级指挥官，忝统数十万将士，国家名器所关，何可与这批作奸犯科的黑社会中的流氓为伍！

一日，我因事去见当时的国府主席胡汉民。见胡氏办公桌上有杜、黄联衔的请柬一张，我不免诧异地问道：“展堂先生，杜月笙和黄金荣居然也来请你吃饭吗？”

胡氏说：“敷衍敷衍他们。”

我说：“你真去吗？”

“我会去的。”胡沉默了半晌，又说：“上海是他们的势力范围，不好得罪他们。”

胡氏这句话真使我冷了半截。我又问：“胡先生，难道你竟要我们的革命政府向黑社会的恶势力低头吗？”

胡说：“不过他们对我们的清党运动，多少也有点功劳！”

我对胡氏的态度真感觉失望之至。胡公此时身为国府主席，竟不顾国家元首之尊而迁就事实，可叹孰甚。

胡汉民见我态度迟疑，便劝我道：“他们最近几次请客，你都没有到。我看你也太认真了。在上海这种环境里，我们应该敷衍敷衍他们，免得让他们给别人利用了。”

胡氏的解释真使我不寒而栗！我们革命政府的作风，竟军阀之不如！

其后，杜、黄又联名请客，胡氏在赴宴时，特地叫人打电话给我，说：“胡先生已去了，请你务必就去。”我不得已，也只好乘车前去。我车到之时，中门大开，杜、黄二人均在门外迎接，执礼甚恭。他们大概认为我居然肯来，是件很难得的事。我走进餐厅，见瘦削的胡汉民，戴着眼镜，坐在上首。我立刻想到胡先生是国民政府主席，而请客的主人却是一群大流氓，我心头真有说不出的感觉。

这是我和杜月笙、黄金荣第一次见面。杜氏瘦长，黄氏矮胖。表面看来，二人均是守本分的人，不像个流氓头。据说他们在自己的流氓社会里，很讲义气，爱打抱不平，是所谓“盗亦有道”。嗣后他们曾特地来拜看我两次。他们知识甚低，说不出什么来，一口上海土话，我也不大听得懂。二人稍坐即辞去，我们遂未再见面。

第三十八章　唐生智、张发奎之异动

一

当上海方面正在商讨组织特别委员会之时，武汉方面的唐生智仍在蠢蠢思动。因自南昌共产党8月1日“暴动”之后，张发奎以追击贺、叶为名，已将其第二方面军（原第四军扩充）悉数开往广东，两湖遂变成唐生智的势力范围。嗣后，唐又乘我与孙传芳交兵，取得安徽地盘。所以当“特委会”所选的国民政府于9月20日在南京成立时，唐生智已坐拥两湖、安徽三省，声势显赫。国民政府一再电令其自安徽撤兵，唐皆抗不从命。

到了9月21日汪兆铭返汉组织其“武汉政治分会”，唐生智更是如虎添翼，并假借“护党”之名，通电反对特别委员会，否认南京中央政府。其时唐生智入党尚不足一年半，便以“护党”自诩，亦殊为滑稽。

南京国民政府在谭延闿领导之下，对唐均极愤慨，一致主张讨伐，其中尤以程潜、谭延闿、孙科等为激烈。那时唐派叶琪为代表来南京，声言渠绝不放弃安徽。叶琪为我辈老友，来南京后住在夏威家中，和我们不断磋商。我告诉叶琪说，南京中央对唐生智的跋扈极为不满，唐生智如不让出安徽，兵争将在所难免。叶说，唐总司令最多只答应让出芜湖，渠绝不放弃安庆，因为何键已出任安徽省省主席，省政府在安庆办公已久，南京政府如坚持收复安徽，唐总司令将不惜以武力周旋云云。

事态发展至此，用兵已成必然的趋势，因唐生智的蛮横已引起公愤，中枢党政军领袖一致主张讨伐。10月中旬国民政府乃密令军委会组织“西征军”，讨伐唐生智。

溯自唐生智加入革命以来，国民政府待他不为不厚。孰知渠一旦羽毛丰满，竟得意忘形，不特不饮水思源，且图利用党中矛盾而逞其私欲。在渠私心妄想之中，如我等老辈不除，则渠必将久居人下，永无唯我独尊之望。先是，当我军于1926年底抵达武汉之时，唐生智即戏呼我们自两广来的革命军人为“老长毛”，因从前洪杨革命金田起义时的老辈太平军也有这样的称呼；而两湖、三江一带的附义者，则为“新长毛”。唐氏显然以“新长毛”自居了。嗣后宁汉分裂，唐生智预备“东征”时，即时常以“打倒老长毛”来鼓励其部属。在他看来，“老长毛”一旦打倒，唐氏便可唯我独尊，而其部属也均将“鸡犬升天”。无奈唐生智野心虽大，而见识、德望不足。在武汉时，自恃坐拥重兵，气焰咄咄逼人，武汉党政军重要领袖，对唐均侧目而视，口虽不言，心实非之。唐氏固亦深知武汉方面的“老长毛”对渠不满，竟一不做二不休，秘密和孙传芳勾结，倒行逆施，达于极点。孙军龙潭败后，我方所获敌军秘密文件中，都载有“友军唐生智部自上游夹击南京”字样。所以现在国民政府决定讨伐，实在是唐生智自招覆灭。

10月19日国民政府正式决定讨伐唐氏，我遂受命为西征军总指挥，白崇禧为第三路军前敌总指挥，分三路向武汉进兵。三路军所辖番号暨进兵路线，略如下：

西征军总指挥　李宗仁

　　第三路总指挥　李宗仁（兼）

　　　　第七军军长　夏　威

　　　　第十九军军长　胡宗铎

　　　　第三十七军军长　陈调元

　　第四路总指挥　程　潜

　　　　第六军军长　程　潜（兼）

　　　　第十三军军长　陈嘉佑

　　　　第四十四军军长　叶开鑫

　　第五路总指挥　朱培德

　　　　第三军军长　王　均

　　　　第九军军长　金汉鼎

　　航空队司令官　张静愚　曹宝清（副）

　　第二舰队司令　陈绍宽

　　　　楚有舰　楚同舰　永健舰　永绩舰　江贞舰

除以上战斗序列之外，冯玉祥亦奉命派樊钟秀、方振武、吴新田向鄂北挺进，中央并密令驻宜昌的第二军军长鲁涤平，湘黔边境的黔军师长李燊，两广的黄绍竑、范石生、方鼎英、李福林各军，及湖北省防军相机出动袭击。因战事迅速结束，故上述军队未及参与战斗。

此时唐生智部也很强大，所辖计有第八军（军长李品仙）、第三十五军（何键）、第三十六军（刘兴）、第十八军（叶琪）、第十九军（高桂滋）、第三十军（赵振国）、暂编第五军（庞炳勋），以及十个暂编师，总计有兵力十余万人，颇堪一战。所以军委会所订西征第一期作战方略，拟先肃清皖境之敌，陈调元的第三十七军占领皖西后，即停止西进，担任警戒皖北的任务，然后协同上游各军，会攻武汉，肃清两湖。

我方计划既定，三路大军乃于10月中旬发动。第三路军奉令沿长江北岸西进，扫荡盘踞西梁山、巢县、合肥、舒城一带之敌，进占安庆。第四路军则沿长江南岸，扫荡芜湖、湾沚、大通、贵池一带之敌，进占东流、秋浦。第五路则以主力集结九江、湖口，阻绝汉皖交通，相机截击西退之敌，并以一部沿萍株路威胁长沙。唯朱培德的第五路军因受汪兆铭的影响，态度暧昧，唐军乃得安全撤退，只三、四两路大军向指定地点集中，此是后话。

时唐生智的代表叶琪仍住在第七军军长夏威家中，毫不知情。我对夏威说：“你可别把军事机密泄漏给叶琪呀！”夏威笑道：“这种军国大事如何能泄露呢？”所以夏威和叶琪仍终日游山玩水，若无其事。

最后，叶琪看出真相，知我军已发动西征，不觉勃然大怒，说不应该瞒着他。他并根据中国“两军交战，不斩来使”的传统，要求立刻回武汉。我们也不强留，遂送他到下关，搭外国轮船上驶，回部队指挥堵截我军。我也于同日乘轮西上，指挥部队出击。彼此握手言别，明知即将在战场上拔刀相见，所以江下送别，也颇富浪漫滑稽的意味。

我军三、四两路沿大江两岸齐头并进，海军则溯江而上，所向势如破竹。唐军士气沮丧，不堪一击。10月25日我军克安庆，敌军第三十五、三十六两军狼狈西窜，敌十九军则被我俘缴殆尽。我乃于10月26日乘舰到安庆，指挥追击。

这时据报，敌三十五、三十六两军已退据广济、虎穴之线。武汉唐军也逐渐向东线增加，似有在鄂东地区与我军一决雌雄的模样。

我到安庆后，即拟定第二期进攻武汉计划。决定以第三路的第十九、第七、第四十四等军，分途自太湖、潜山、安庆、舒城、望江等据点向西追击。第四路则自秋浦、东流一带乘轮往九江，自赣北向湘赣边境截断武长路，再北上攻武昌。

第二期攻势于11月初旬发动。我军攻击前进，敌军则节节后退。在广济附近，敌曾一度强烈抵抗，但旋即溃败。11月8日我再破敌于蕲春，9日进抵兰溪附近时，敌军第三十六军曾作困兽之斗，抵抗极烈，与我军相持一昼夜，卒被击破。我军俘获敌军官兵数千人，枪三千余支。我方第十九军也死伤八百余人，为西征中的第一恶战。这时，长江南岸我军也节节推进，未遭强烈抵抗。

蕲春、兰溪激战后，敌军向西逃窜，已溃不成军，再无抵抗能力，且冯玉祥也派所部方振武、樊钟秀、吴新田向鄂北挺进。唐生智见士无斗志，武汉已成四面楚歌之势，乃在汉口召集师长以上将领会议，商讨善后方针，渠表示决心下野，基本部队则退守湘境，徐图再举。遂于11月11日通电去职，并以巨金收买日本军舰，东驶出国；所部分水陆向岳州撤退。唐氏此一措置，不失为明智之举，地方幸免糜烂。我海军乃于11月14日进泊武汉。我第三路的第七、第十九两军也于15日先后到达汉口；旋第四路的第四十四军则进克武昌，第六军也克咸宁，第十三军克通山、崇阳，均停下来待命。

我军此次向鄂进兵之速，第十九军胡宗铎部实功不可没。胡部多鄂人，久戍思归，故作战格外勇猛。据说，唐生智在下野前，曾拟调其精锐第八军第一师张国威部死守汉口外围，以掩护大军撤退。唯张师长见大势已去，死守无益，故反劝唐氏迅速撤退为愈，唐颇为不怿，后竟将张氏在其私宅勒毙以泄愤。此举充分表现出唐生智性格的毒辣。嗣后，据目击此事的唐部军长李品仙、师长廖磊等告诉我，其故事的惨毒，实令人咋舌。

原来唐生智在决定下野时，曾数度召集各军长、师长在其私宅召开会议。最后一次会毕，各将领正纷纷下楼，唐氏忽对张国威说：“张师长你留一下，我有话跟你说！”张氏遂遵命留下。到其他将领均已走出大门不远时，唐又告诉张说：“没什么事了，你走吧！”张遂一人单独走向楼梯，刚到楼梯口，唐生智的弟弟唐生明忽率士兵数人，拿了一根麻绳，自张氏身边出现。不由分说，便将绳子向张国威颈上一套。张氏知情不妙，乃大力挣扎，然终被按倒地上。张氏在地上大呼：“唐总司令饶命呀……”这时，李品仙等离去不远，闻声急忙回头探视，只见张师长已被勒毙地上，惨不忍睹。李品仙等后来和我谈及此事，犹摇头叹息，似乎余悸尚存。

唐生智通电去职时，我正自安庆乘舰西上。在马当附近，见日舰两艘疾驶而下，初不知唐生智即在其中。我于11月中旬抵达武汉。时唐氏旧部均已退入湖南，李品仙部第八军暨叶琪部第十八军布防汨罗江，守长沙。何键、刘兴的第三十五、三十六两军则守岳州，与我军相持。适此时宁沪方面，中央领袖人物汪兆铭、蒋中正、胡汉民等，均在上海集议召开四中全会预备会，解决党内纠纷。同时何应钦在津浦路上，与直鲁军鏖战亦烈，南京军委会亟须有人坐镇，主持各项要务。再者，广州方面于11月17日忽又发生张发奎的叛变，事态正逐日扩大，全国哗然。因此，我遂和程潜计议，委第十九军军长胡宗铎为“武汉卫戍司令”，监视湘境内唐军残部的行动，一面派员入湘，劝唐部归顺中央。西征军事至此遂暂告一段落。11月下旬我和程潜、白崇禧乃联袂返宁，听候中央计划解决张发奎的叛变。

二

1927年11月17日张发奎部在广州的叛乱（嗣后又引起12月11日共产党在广州的“暴动”），可能系汪兆铭、张发奎二人经过长期缜密计划而后发动的。

当唐生智7月间发动“东征”时，张发奎实已面从心违，汪兆铭也深知唐生智终非囊中物，不可久恃。汪、张二人似已有秘密计划，转返广东革命根据地，然后再卷土重来。适贺龙、叶挺、朱德三人各率所部于8月1日在南昌“叛变”，张发奎遂在九江以追剿“叛军”为名，全军南撤。唯贺、叶等军于8月8日抵达赣南抚州，有进入粤东模样时，张发奎便停止追击，并取道新淦、吉安、泰和、赣州、南安、南雄、始兴、韶关，径向广州前进。会贺、叶南下，潮、梅吃紧，广州第八路军总指挥李济深乃派前第四军副军长陈可钰，迎张于途，嘱其向东江尾追贺、叶，与两广部队夹击共军。张发奎坚不从命。李济深不得已，乃檄调驻广西的第十五军（原七军留守部队改编）兼程赶往粤东，与第八路军的陈济棠等会剿共军。在李济深、黄绍竑二人亲自指挥之下，数度血战，卒将共军消灭，贺、叶自汕头乘苏舰秘密出国。朱德则率残部回到江西边地，为范石生所收编，粤东始平。

谁知正值李、黄会剿共军胜利时，张发奎、黄琪翔等部率其第二方面军数万人，乘间于9月下旬进入广州，加以盘踞，并散发充满火药气味的“回粤宣言”，公开攻讦南京国民政府，并扬言打倒一切“篡窃党权”的分子。一时不满意南京中央的党人，如陈公博等，均纷纷南下入粤。汪兆铭也于10月29日自上海返抵广州。

先是，汪兆铭既已赞成组织特别委员会，其后又反悔食言，于9月21日自南京到汉口，策动唐生智反对特别委员会。汪到了汉口，见唐生智别有怀抱，而南京中央政府已决定讨唐，且张发奎也已进入广州，汪氏乃于10月24日自武汉抵沪。翌日便搭轮南下，于10月29日抵广州，与张发奎合流。汪氏抵穗之日，即在葵园官邸召集南下中央委员陈公博、何香凝等开会，谋在广州设立中央执监委员会，与南京的国民政府相对抗。

此时南京中央政府谭延闿、孙科等，屡电汪氏，恳其克日来宁，召集四中全会，解决党内问题，均为汪氏所拒。因汪那时正在计划以武力统一两广，作为政治资本。然欲统一两广，则首先须铲除李济深、黄绍竑二人。唯李济深德望素著，张发奎、黄琪翔等中上级干部，均其多年部曲，颇难遽下毒手加以剪除。汪、张二人乃决定先用权术，将李济深骗离广州，并将黄绍竑骗来广州，加以逮捕、枪杀。李、黄二人一除，则以汪兆铭、张发奎的资望与历史相号召，两广可传檄而定。有两广作基础，前途便大有可为了。这个如意算盘，也可谓极阴险毒辣的能事了。

汪、张计划既定，适蒋中正于11月10日自日本返国到沪，来电请汪北上，会商党事。（当“特委会”成立之初，汪氏自汉东下时，曾电蒋求一晤，为蒋所峻拒；今蒋氏自日返国，反而移樽就教。其前倨后恭、曲折奥妙的手腕，实一言难尽）会南京方面谭、孙等再度致电汪氏，主张在沪召开四中全会预备会，商讨召集四中全会及停止“特委会”各问题。

这两项邀请，对汪来说可谓适逢其会。汪氏乃于11月初旬电邀黄绍竑自南宁来广州一晤，并与李济深商谈一同赴沪，参加四中全会预备会。李、黄二人固不知汪氏笑里藏刀，其后别有文章在也。黄绍竑遂于11月15日中午自南宁应召抵穗。当即往葵园谒汪，适汪与李济深正整装待发，彼此匆匆略谈数语，汪、李便联袂乘轮去沪。

黄尚拟于翌日与张发奎聚晤，孰知夜11时半，黄的老友广东财政厅厅长冯祝万匆匆亲来黄氏寓所告密，谓夜半将有兵变，嘱黄速避。绍竑得报，连夜化装潜出寓所。未几，全市即枪声大作，街头巷尾贴满“打倒黄绍竑，实现汪主席救党主张”一类的标语。李济深的公馆也于同时被缴械劫掠。叛军包围黄氏寓所及其他军政机关，搜捕黄绍竑甚急。黄氏乃潜上一粤港轮船，终于逃出广州。

张发奎在广州叛变的消息一出，全党大哗。李济深在上海至是始知受骗，乃呈请中央剿办张发奎、黄琪翔，并痛斥汪兆铭。而张、黄二人乃一不做二不休，竟将其第二方面军的精锐溯西江入桂，拟一举戡平广西，实现其统一两广的计划。黄绍竑此时已潜行返桂，指挥第十五军集中梧州，筹谋抵抗。双方虽尚未短兵相接，唯剑拔弩张，大战迫在眉睫。

孰知正当第四军悉数西调，广州空虚之时，前第四军将领共产党人叶挺偕著名共产党首领张太雷、彭湃等潜返广州，利用原赤色工会作基础，联合第四军参谋长、共产党员叶剑英，利用苏联领事馆的掩护与接济，串联第四军的教导团和警卫团“叛变”（此两团干部多系共产党员），改称“红军”，以叶挺为总司令，于12月11日实行全市大“暴动”。

张发奎匆忙潜往肇庆，急令黄琪翔回师平乱，黄氏乃率部返穗。张、黄二人以共产党在后方捣乱，破坏其统一两广的大计，愤恨之余，遂也恣意杀戮。一时广州全市鬼哭狼嚎，无辜人民被杀的不计其数。大火数日不绝，精华悉被焚毁，实为民国成立以来鲜有的浩劫。

广州“暴动”后，张发奎、黄琪翔固罪不容逭，而汪兆铭尤为众矢之的。李济深因被骗离粤，积愤尤多，乃急电在东江的陈济棠、徐景唐、钱大钧等，和在闽的第十一军蒋光鼐部、在桂的第十五军，分路向广州出击。张发奎、黄琪翔知众怒难犯，大势已去，均通电离职。由朱晖日继任第四军军长，率部离穗，向东北方面撤退，与粤、桂进剿各军大战于五华、岐岭等地。战斗的惨烈，为北伐诸役中所鲜有，双方共死伤万余人。第四军勇将许志锐战死，黄镇球受伤。昔为比肩作战、同生共死的袍泽，此次竟自相砍杀，一至于此，言之实堪痛心。

汪兆铭此时自知不能见谅于党内同志，乃于张、黄叛变时，竭力鼓吹，促使蒋中正复职。在汪氏看来，反对南京中央政府，蒋实与渠利害一致，休戚相关，如果汪、蒋合作的局面实现，必能左右大局，重握党权。到了广州“暴动”之后，汪氏受各方攻击愈烈，乃一意拥蒋以自救。唯全党上下攻击汪氏，并不因此稍懈。汪氏自知无地容身，乃于12月15日宣言引退出国，旋即离沪赴法。汪氏一去，党争顿失一巨擘，大局乃急转直下，呈现一新局面。

第三十九章　重建中枢，绥靖两湖

一

汪兆铭的再度下野，虽为促成蒋中正复职的重要原因之一，然蒋氏这次访日归来，传闻携有日本政府秘密借款，资本雄厚，复职实系必然趋势，毋待汪的下野而后定的。

据说，蒋先生在日住于黑龙会首领头山满家中，利用头山氏在日本军政两界中的潜势力，以游说日本朝野。嗣后复因头山满介绍，与日本首相田中义一、陆军大臣白川义则、参谋总长金谷范三，及参谋次长南次郎，都有秘密商谈。始终参与其事的日方要角，为田中义一的心腹——南次郎。商谈的内容，据日本少壮军人透露，约为：（一）蒋氏承认日本在满洲有特殊权益，履行中山先生早年对日本的诺言（据日本传说，中山在辛亥前，曾以“满洲特殊权利”作为日本援助中国革命的交换条件）。（二）蒋坚决反共到底。（三）日本支持蒋政权。（四）日本借予蒋氏四千万日元，以及助蒋安定中国后，中日两国进行经济合作等项。密约共两份，蒋、日双方各持一份，以为日后交涉的张本。签署既毕，蒋先生遂挟巨资返国，以图东山再起。

唯蒋氏的手腕也很灵活，渠出让“满洲”权益，系以“统一中国”为先决条件。嗣后直至“九一八”事变时止，中国迄未“统一”，故蒋氏有所借口，不履行其个人诺言。而日本官方也因此密约系由少数个人所签订，未便予以公布。蒋氏既自食其言，日本政府也“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到“九一八”前夕，日本少壮军人积愤已深，蒋氏如再推宕，少数不更事的军人可能公布此蒋日密件。日内阁为检讨对华全盘政策，曾召集所谓“东方会议”以胁蒋。蒋不得已，乃允日人派代表来南京秘商，唯事先声言，渠所持的文件已在上海遗失，嘱日方将所签原件携来。

1929年10月，日本政府乃特派驻华公使佐分利贞男为专使，来华与蒋秘商有关满、蒙事项。佐分利贞男一行于10月4日抵达上海。蒋乃令上海市市长竭力招待，网罗上海的交际名花，举行大规模酒会。日专使一行喝得酩酊大醉，然后搭坐挂车到南京。车行至中途，所有日人均烂醉如泥，南京特务乃乘机将此密件窃去。

翌晨，日使一行酒醉醒来，到日使馆整理行装，拟拜晤蒋氏时，才发现此密件已不翼而飞，未免大惊失色，然又不敢声张。与蒋晤谈数日，自然毫无结果。佐分利贞男于11月29日返日，自觉无面目见人，未几，遂于箱根温泉旅邸吞枪自裁。日本政界曾为此起一小风波，因佐分利贞男无故自杀，群疑莫释，知其内幕的口虽不能明言，然内心的愤懑实不能自抑，而见之于言辞。这一内幕才逐渐为外人所知。

这故事虽系传闻，而日本军人却言之凿凿，似确有其事。再者，蒋氏于1927年在日时，确曾与田中及南次郎等会谈。会谈内容如何，蒋先生讳莫如深，也是事实。再证之以北伐完成后，蒋氏不断制造内战，以及养痈遗患，任令赣南共产党坐大的情形，似均在制造“中国尚未统一”的借口，以抵制日人的要挟。凡此种种迹象，对上述传闻俱不无蛛丝马迹可寻。

在“九一八”事变后，全国民气沸腾，各地学校罢课，要求中央出师抗日，是时两广民气尤为激昂，广西省府并密令民众团体，组织纠察队彻查日货，雷厉风行。日政府希图缓和两广民情，曾派大批文武官员及民众代表来两广活动，借资联络感情；并劝诱两广当局效法中央，阻止民众的过激排日行动。值此时期，我在广州私宅接见这批日籍访客，先后不下百余人之多。接谈之下，我力斥日本侵华政策的错误，希其改正。

那些日本访客听了我的分析，都很动容，唯土肥原贤二少将和台湾司令官松井石根中将的态度极为倔强。他二人强辩说：“沈阳事变时，日本关东军司令本庄繁固处置失当，但是你们的委员长对我们日本人也太无信无义了。”我们当即追问：“我们的委员长究竟有什么地方对日本无信无义，以致激起你们对中国动武呢？我愿闻其详！”然土肥原与松井二人坚不吐实，似颇有难言之隐。

嗣后，我便根据此一线索，嘱我方谍报人员及与日方接近的友人，多方自日本少壮军人集团中设法探听，才获得如上的情报。事虽迹近荒诞，然证之以蒋先生在“九一八”前对内对外扑朔迷离的作风，实难断言此事的必无。

二

蒋先生自日返国后，遂一意与汪言归于好。蒋既有意负荆，汪更无心拒客，双方都已半推半就，共产党12月11日广州“暴动”后，汪曾腆然公开宣言，吁请蒋同志复职，领导中枢，渠本人则从旁消极协助云云。汪氏的话一出，蒋的复职几成定局，而攀龙附凤之徒，乃乘机推毂，上海四中全会的预备会遂正式通过请蒋氏复总司令职的议案。蒋氏本已有“别人不请我自来”的腹稿，1月9日乃在南京正式宣言复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职。

在蒋总司令复职的酝酿中，外界传闻白崇禧和我曾有反对的表示。此种谣言，可说是毫无根据的揣度之辞。在两广统一、出师北伐之初，我们以一股革命热忱，服从中枢，拥护胡、汪、蒋的领导，完成革命大业，可说是出于赤诚。到了共事日久，发现他们彼此之间勾心斗角，争权夺利，置国家利益于脑后的作为，始则忧虑，继则惋惜，终则彷徨。试想历年以来，数万将士断头流血，肝脑涂地，所换得的徒为若辈植党营私、揽权窃位的资本，宁不令人痛心。故对汪、蒋的作风，心至不悦则有之。至于蒋总司令复职与否，权在中央执监委员会，我等统兵将领唯当服从中枢决策。且蒋先生的复职也断不会因我等反对而中止，我们心纵不悦，也雅不愿做徒招反感而于事无补的笨事的。

不过蒋先生于12月1日在沪与宋美龄女士结婚之前，特于报章发表声明，其内容大略是说，他与毛氏、姚氏、陈氏的结合，并无婚约，从今起断绝一切关系。并申述他以前的革命是假的，今与宋女士结婚后，才是真正开始革命工作云云（此谈话的原来措辞可能较报纸所载为委婉）。蒋、宋结婚时，我已由武汉乘轮东下，正在赴沪途中。当时阅报及此，我心中有无限的感慨。自思我们革命军全体将士在蒋总司令领导之下，打了一年多的仗，死伤数万人，难道都为“假”革命而牺牲？我们此后再追随蒋总司令，冒锋镝矢石，去“真”革命，也岂视一女子为转移？内心悒悒不乐之下，我遂决定不送贺礼。殊不知党政军各政要均奉赠厚礼，即使与蒋先生最为格格不入的程潜，也未能免俗。唯我一人，始终未送礼物。当时年轻，阅世未深，颇易任性，今日思之，也觉毋乃过分些吧。

蒋、宋婚礼的次日，我偕内子到达上海。蒋先生知道我们抵沪，当晚即送来请吃饭的帖子，3日下午7时，我和内子乘汽车去谒见蒋先生夫妇于其住宅，也照例说几句道喜吉利话。只见满客厅都是各界赠送的丰厚礼物，琳琅灿烂，光耀照人。睹此情景，我反觉此心坦然，毫不感到难为情。蒋先生夫妇也落落大方，殷勤招待，言谈甚欢。

蒋氏复职后，胡汉民、孙科、伍朝枢等，因不支持蒋与汪合作，先后离南京出国。宁汉两个国民政府对峙之局，至是复定于一，党内政潮重归平静。中央政治会议也恢复办公于南京，并筹备召开四中全会。经过数星期的筹备，四中全会乃于1928年2月1日集会于南京。汪派人物何香凝、顾孟余、陈树人等七八人，也照常出席，唯汪兆铭则避居海外。大会决定改组国民政府，及恢复军事委员会，唯人选则大体如旧；国府仍采常务委员制。大会并通过整饬党务，完成北伐，1928年8月1日召开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及在广州、武汉、开封、太原设政治分会各议案。

四中全会于2月7日圆满闭幕。宁汉分裂以来，不少省份有分崩离析现象，至是总算表面重归统一了。

三

当中央正在筹开四中全会时，唐生智的基本部队残部均退回湖南。当时我军之所以未衔尾追击，乃为顾虑地方糜烂，故派西征军参谋长张华辅入湘，洽商收编。唯唐军残部不愿受编，反竭力招兵买马，与各方勾结，企图扩大叛乱。1月初旬，国民政府乃电令白崇禧（时为第三路前敌总指挥）、程潜自武汉督师南下，继续讨伐。白、程奉命后，即分两路入湘。程潜率第六、第四十四等军，自武长路南下；白崇禧则指挥第七、第十九两军，由通城向平江会攻长沙。我军于1月15日发动，17日占领岳州，程潜即进驻岳州；白崇禧也亲往通城指挥。1月21日我军发起全线总攻，冀一举而下长沙。此时敌军也背城借一，拼死抵抗。双方在汨罗江两岸鏖战正酣时，我右翼第四十四军叶开鑫部忽然叛变，乘午夜由黄沙街向左翼第六军和十三军的侧背猛袭。两军猝不及防，损失很大，正面之敌复乘机出击。第四路的第六、第十三两军已溃不成军，形势极为危殆。此时我左翼白崇禧所指挥的第三路军，正向平江急进中，得报知右翼我军失利，遂不敢孤军深入，并急电南京，建议两策：（一）回师营救第四路军，巩固武汉；（二）不顾第四路军的失利，突破正面敌军，直捣长沙。此电报到达国民政府后，谭延闿、何应钦、李烈钧和我当即研究战况。他们一致主张檄调白氏所部回援，巩固武汉，但是我的判断与他们三人却大异其趣，我主张一面令程总指挥收容第四路军，逐步抵抗，迟滞敌军北进；一面令白崇禧不顾一切，努力击破当面之敌，迅速向长沙推进。长沙如克，武长路上的敌军自然不战而溃，此即古人“围魏救赵”的战略。李烈钧等颇为踌躇，渠意若我军攻长沙失利，武长路上的敌军势必乘虚直取武汉，则魏赵俱失，前途不堪设想了。我说，敌军统帅唐生智早已宣告下野，所属屡败之余，军心涣散，如按我的计划执行，白崇禧必克长沙，湘局指日可定，不出旬日当有捷报。李、何、谭三位将信将疑，蒋总司令当时因事赴上海，不及请示。最后，大家同意我的计划，令白前敌总指挥不顾一切，急攻长沙。白氏在前线奉到电令后，乃挥军出击，连战皆捷。我军伤亡虽重，然第七、第十九两军卒于1月27日攻入长沙。长沙既破，武长路上敌四十四军遂不敢恋战，越洞庭湖向湘西逃窜。敌将李品仙、叶琪、刘兴、何键等匆率残部，逃往湘南宝庆一带，我军衔尾追击，占领衡州。未几，全部敌军便接受改编。湘省战事不到半月，遂圆满告一段落。李品仙的第八军、叶琪的第十二军、廖磊的第三十六军被调到湖北整训。叛变的第四十四军军长叶开鑫已潜逃，由副军长邹鹏振率领归编，调至武昌，旋即解散。

当长沙克复，敌军全线溃败的捷报到达南京时，李烈钧跷起大拇指对我说：“德公，还是你行，还是你行！”我们相对大笑。湘局粗定之后，2月28日我仍回武汉坐镇。两湖因军事行动的影响，若干边区地带土匪益炽，我乃计划派军队清乡，以安闾里，并积极准备北伐。

先是，当我西征军于1927年11月14日攻克武汉时，唐生智所组的湖北省政府自然无形解体，新的省府亟待组织。第十九军军长胡宗铎，因身为鄂人，每思毛遂自荐。一次，他竟笑着向我说：“德公，这一次我应该当仁不让了。”

我也笑着回答说：“你是一位现役军人，为什么要分心去搞省政呢？你知道我是一向主张军民分治的，我曾有机会一手掌握全省军民两政大权，而我还预先表示不干，竭力婉辞呢！你应该向我学习……”接着，我便举当年统一广西之初，我邀约黄、白二人均不做省长，及北伐军底定安徽时，我又力辞兼任安徽省省主席的前例，希望他也能学习我们，不要以现役军官兼任省府首长。经我这一解释，胡君认为我确是以身作则，也就不再多言了。

胡宗铎，湖北黄梅人，毕业于保定军校第三期，与白崇禧、黄绍竑均有同窗之雅。嗣后随我参加统一广西及北伐诸役，骁勇善战。我军军令虽严，而我们个人之间的私交则如兄如弟，彼此相处甚得，毫无官场习气。胡君落落大方，知兵善战，是一将才。惜一生一帆风顺，未受折磨，自击破孙传芳军、底定长江之后，各种恶习一时俱来，并认为武力可以决定一切，天下事也不过如是而已。我虽屡诫以“骄兵必败”的古训，渠不甚体会，故其个性难免粗鲁而轻浮，容易冲动。我军北伐之初，尚无“师”的编制，我任军长，夏威、胡宗铎则分任第一、二两路指挥官兼旅长，肃清长江一带之敌后，我军为谋与友军编制渐趋划一，编制也略有变更。我本人事前已由江左军总指挥改为第三路总指挥。占领徐州后，夏威升任第七军副军长，我本人仍兼军长，胡宗铎升任第十五军副军长（军长刘佐龙抱病武汉）。两路指挥官撤销。夏、胡并兼师长，旅制仍暂保留。栖霞之役，第七军实际上由副军长指挥。龙潭战后，我遂辞去第七军军长一职，保荐夏威继任。同时因胡氏所部鄂籍居多，故将胡宗铎部队改编为第十九军，即以胡为军长（时刘佐龙已病故于汉口）。

当十九军成立之初，胡宗铎曾要求将第七军精锐分出一部编入第十九军。我说，此事可以考虑，待与夏军长商量后再决定。宗铎认为我有意推宕，竟一怒而携眷去上海。最后还是白崇禧亲往上海把他找回来，并将第七军中一部精锐拨归第十九军，宗铎才无话。嗣第十九军经过整训以后，其战斗力实与第七军不相上下。举凡重要战役，我均令该两军当其要冲，而以其他作战能力较差的部队作为辅助，故颇能收相辅相成之效。

我军既克武汉，收编部队很多，乃另成立第十八军。军长人选，白崇禧和胡宗铎力保资历甚浅的旅长陶钧逾格超升，资望较深的师长，如钟祖培、李明瑞等，反而向隅。陶钧系湖北黄冈人，保定军校三期毕业，骁勇善战，也是一员猛将。唯陶君治军，失之于严，有时竟达残酷程度。作战行军时，遇有士兵落伍，陶氏有时竟枪杀以示儆，亦殊不近人情。其用兵布阵乃至平时训练，均善独出心裁，标新立异，处处表现，皆似一匹不羁之马。当时第四军的作风便是如此，我第七军中胡、陶二人的作风，则颇与四军相似。此种人才，最为白崇禧所赏识。以故十八军成立时，白氏竟力荐陶钧为军长。不按资历升迁，实违体制。我第七军自广西北上时，共有旅长四人，夏、胡之外，李明瑞、钟祖培亦均战功赫赫。此番弃钟、李二人，而逾格擢升陶钧，不平之鸣在所难免，钟祖培因此挂冠求去。再者，湖北久处北洋军阀统治之下，“鄂人治鄂”的呼声已非朝夕，今一旦如愿以偿，则鄂人以乡土情谊，对具有实力的胡、陶二氏不免过分阿谀奉承，以图一官半职。而胡、陶于得意忘形之余，也不觉以鄂省主人翁自居，是亦人之常情。然第七军的地位，遂无形中成为客卿了。而野心政客又从旁激荡之，到1929年第四集团军不战而瓦解消灭，此实为主要原因之一，这是后话。

钟、李二人俱随我甚久。1921年我军避入六万大山时，钟任营长，李任连长。嗣后统一广西及北伐，两人亦无役不与。平时因我军军纪严肃，所至秋毫无犯，各级将士均事劳俸薄，而每临剧战，又均亲冒矢石，首当其冲。所幸上下一心，甘苦与共，尚无怨言。钟君为人四平八稳，临阵勇敢，治事也从无陨越。此次求去，我未便强留，因军中服役的辛劳，转不若优游泉林的自若。钟君返籍后，曾自营一农场，度其真正解甲归田的生活。1949年共军入桂时，闻钟君曾组织游击队与之对抗。其后果如何，无从获悉。多年相从，今日缅念贤劳，犹不免若有所失之感。

陶钧升任第十八军军长后不久，率所部深入鄂西清乡。斯时宜昌有一禁烟督察局，平均每月税收逾百万元。陶军长即擅自委其军需处长为该局局长，前往接收。嗣后我查悉此事，深不以为然。盖我军自桂北伐，向不与闻地方政事，转战数千里，未尝委派或推荐地方官吏，深为党内外人士所称许。今陶军长接手不久，即擅委地方税收官吏，不特有违体制，而军人干政之风尤不可长。我遂拟请财政部另行委员接掌该税局。陶钧闻风大惧，央请白崇禧向我说项。最初我坚持不可，嗣后白崇禧一再代为恳求，我恐白氏多心，遂未深究。然此一马虎将事，其后颇有恶果。因该项特税收入甚丰，而无规定比额，任由局长自行填报，解款多少，无法稽查，故大部分收入，除以一部分为十八、十九两军公积金，并贴补两军将士服装及饷额外，其余概入陶钧私囊。斯时各军饷糈均虞不足，而新成立的十八和十九军的官兵生活，反优于他军，以致七军将士极感不平，军心颇受影响。此风的形成，不能不怪白崇禧。白氏虽精干，然缺乏冷静的考察，因此其丰富的感情遂易为不肖者所利用。

底定武汉时，我既以身作则，说服胡宗铎不兼湖北省省主席，因此其人选颇费周章。我们既不愿乱荐私人，只有在湖北本省贤能之中，择人而荐。几费思量，才想到湖北籍第一届中委张知本君。张君虽因接近“西山派”，不为党中有成见的领袖所喜，然渠究系法学界中人，久享清誉，甚为当时湖北各界人士所推重。当我提出张氏时，鄂籍人士及军人如胡宗铎、陶钧等，均甚折服。众望所归，我遂向国府保荐张君为湖北省政府主席。时人咸知我是张主席的保荐人，但鲜有知道我与张氏固素昧平生。

张氏奉派主鄂之后，我们更助其遴选省府各厅人选。民政厅厅长严重、建设厅厅长石瑛、财政厅厅长张难先等俱负一时之名。张知本到职后，励精图治。严、张两厅长并常微服出巡，探听民隐，侦察县吏。不期年而湖北省政积弊一扫而空，为全国所称誉。

1928年秋间，李四光、王世杰、彭学沛等鄂籍知名教授回到武汉，和我磋商拨款兴建武汉大学于珞珈山，我亦深觉建国之道首需人才，故在军费极其支绌之时，慨然先拨二十万元，以资提倡。省府不甘落后，也筹拨相同之数。后来该大学的校舍竟成全国最壮丽的学府建筑。

湖南唐生智残部改编后，我们也将湘省政府改组，并荐程潜兼任主席。事前，我曾派员征询程氏对湖南省政府改组的意见，并请其推荐一位有才气、孚众望的人出任主席。他力陈湖南情形复杂，不比湖北的简单，非有权力者任主席不可。我明白他已决心当仁不让。为避免有伤感情，发生误会起见，我乃保荐程潜兼任湖南省省主席。由湘、鄂两省政府改组的人选看，可知我当时对人处事的大公无私的态度。殊不知仍因此招忌，而惹出后来战祸，实非始料所及。因此后不久，我便奉命出任武汉政治分会主席（事详下章）。孰知在武汉政治分会治理之下，两湖省政首先发生问题的，便是程潜。

程氏无论在军中党中，均属老资格，自出任湖南主席之后，更倚老卖老，目无余子，根本忘记武汉政治分会还是他的上级机关。按当时的制度，省政府只征收地方税，至于烟、酒、盐等国家税收，应由政治分会财政处直接征收。然程氏主湘后，竟将所有税收完全归省库，致使政治分会虚拥其名。湘省军队有限，税款支用不尽，而武汉政治分会所辖部队甚多，开支浩繁，各军索饷，均无法发放。我一再口头或派人向程潜疏通，他一概置之不理。因此武汉政治分会中诸委员乃一致主张对程潜采取行动。有时我将程氏蛮横态度向中央吐露，中央方面人物，如吴忠信等，竟怂恿我将程潜撤职。

在各种因素累积之下，程潜与武汉政治分会的关系，逐渐发展至非决裂不可的程度。武汉政治分会为此事数度开会密议，大家一致主张将程潜扣留撤职，并敦促我从速执行。一次，在程氏来汉开会时，武汉政治分会遂将程氏扣留，并呈请中央将其撤职，改派鲁涤平为湖南省政府主席。程潜所部在湘驻防的第六军，闻主帅在汉被拘，乃自动向江西撤退。鲁涤平在中央明令发表后，率其第二军入湘，接任主席。湘局既定，程氏即恢复自由，武汉政治分会乃拨巨额川资，送其东下，寓居上海。

此次拘押程潜，虽系程氏咎由自取，然事后我对武汉政治分会此一孟浪行为深觉过分。颂老受一时之屈，事后对我未尝有片言的抱怨，其胸怀的豁达，实属可钦，而我本人则引为终身之疚，至今悔之。

第四十章　完成北伐

一

南京国民政府既经重建，唐、张之变也已平息，所部均奉令整编，预备继续参加北伐。由于宁汉分裂而左右为难的川、云、贵各省，至是也表示绝对服从中央。全国除东三省、热河、察哈尔、河北等省尚为奉军所盘踞外，余概在国民政府管辖之下了。为彻底统一全国，国民政府乃决定完成北伐。

国民政府职权，名义上虽由蔡元培、李烈钧、谭延闿、张人杰、丁维汾五位常务委员负责，但是中央实际权力则操于蒋先生一人之手。然蒋先生复职伊始，为避免国人骂他是军事独裁者起见，特于南京中央政治会议中提议于广州、武汉、开封、太原设立四个“政治分会”，由李济深、李宗仁、冯玉祥、阎锡山分任政治分会主席。

中央政治会议又决定将冯、阎所部番号改为“国民革命军”。成立四个“集团军”，以资划一，并以蒋中正（兼任，何应钦代行）、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分任第一、二、三、四集团军总司令。其余不属于四个集团军战斗序列的部队，则由国民政府直接指挥。

此项新任命的公布，表面上虽为中央政治会议所通过，事实上则为蒋先生一人所策划。当时我适因公在南京，但是我并非政治会议委员，不便参加讨论。因而在政治会议开会前，蒋先生特地约我到他官邸谈话，并告知我此项意图。这多少含有市恩之意，而四人之中，当然以我受惠最多。蒋先生事先以此告我，以为我一定受宠若惊，谁知完全出乎他的意料。

因为当蒋先生告诉我此项决策时，我一面静听，一面揣测其含义的本质。这新措施显然与蒋先生大权独揽的作风背道而驰。蒋先生何以忽然要将中央的权力分散到我们四人身上呢？他无非想利用冯、阎为北伐卖力，挥军北进击破奉军。至于我和李济深，不过是被用作陪衬而已。因冯、阎二人都是军界老前辈，资望在蒋先生之上，如番号统一，二人均将受蒋节制，颇使他自觉不安。所以蒋先生要把我超迁，与冯、阎并列，一则可以表示蒋总司令大公无私，不究资历，唯才是视；再则因为我原系他的部下，今日擢升与冯、阎平等，可对冯、阎起规范作用，使蒋总司令便于指挥。我同时想到我个人的名位，蒋先生今日与之，异日又取之，何必多此一举呢？所以我毅然表示不同意。

我对蒋先生陈述我不同意的理由，大意是说，设置政治分会的省份，概在交通便利、中央政令可以朝发夕至之区，并非中央鞭长莫及的边疆；而且政治分会的组织和权力，有甚于北洋政府的巡阅使制度，颇易形成尾大不掉之局，为国家长治久安计，似不宜有此一骈枝的机构，请慎重考虑，然后决定。

至于集团军的设置，也不必把我和冯、阎并列。在冯、阎附义之初，冯氏已自称“国民联军总司令”，阎氏也称“革命军北方总司令”。今不久即将会师燕京，数十万大军向同一战场前进，中央将各军番号划一，委冯、阎为第二、三两集团军总司令，不失为明智之举。唯我本人现任第三路军总指挥，统率战斗序列内的部队原可多可少；何况北伐已近尾声，一旦战事结束，则“总司令”、“总指挥”等战时名称，即应撤销，故不宜升我为第四集团军总司令，以免改弦更张。对我个人来说，也正符合总理昭示革命党人“要做大事，不要做大官”的遗训，请勿建议我担任此项新职务。

蒋先生却说，处今日的情势下，非如此措施不可，并说：“他们北方既有两个‘总司令’，我们南方也应有两个‘总司令’，方为公允……”蒋先生身负全国军事的重任，而私心仍存南北畛域之见，我闻言不禁毛骨悚然。蒋先生复一再声言：“你可以担任武汉政治分会主席，一定升你为第四集团军总司令。当仁不让，你不必谦辞。”可是我已决定坚持自己的意见。再三辩论，竟相持不下，颇觉难为情。

彼此默然有顷，我只好说，倘你认为政治分会必须设立，则不如请谭延闿担任主席，因为他是湖南人，德望素著，出任斯职，可谓人地两宜。蒋先生说，谭先生在中央另有借重。最后，我只得表示，中央即使公布此项新任命，我也必坚辞不就，务请从长考虑。乃辞退回寓。

次日早晨，我的副官喜气洋洋地手执两张报纸，递给我看，说：“总指挥，恭喜你高升了总司令和政治分会主席。”我展开报纸一看，果然第一页头号大字标题登载我为第四集团军总司令和武汉政治分会主席。当日许多朋友登门道贺。我内心郁郁不乐，其中苦闷，实非可为外人道的。我并非故意沽名钓誉，表示清高，其中实有难言的苦衷。嗣后，我只好一再滞留南京，不往武汉就职，表示消极的抗议。我既一再谦辞，蒋先生乃迭派吴忠信来寓敦劝。最后一次，吴忠信说：“你如不就职，蒋先生说他就不能继续北伐了。”一听此言，使我恐慌万状。在吴氏苦劝之下，我说：“吴先生，蒋总司令既把事情说得如此严重，那我不敢再推辞，只有遵命首途去就职了。”以故在冯、阎就职后一个多月，我才在汉口宣誓就任第四集团军总司令职。

我自宁返汉不久，正在整饬部队，预备北伐，蒋氏忽又派吴忠信来汉，劝我就武汉政治分会主席之职。我说：“吴先生，我是军人，对打仗尚粗有经验，对政治则既无经验，更无兴趣。并且我已转推谭组庵先生，以谭氏担任此职实最为理想。”

吴忠信说：“蒋先生一定要你做，你如不做，蒋先生说，你就是不愿意和他合作了。依我看，你还是应该和蒋先生合作的。现在其他政治分会主席都早已就职，独你不就，也容易引起外界的误会，你就立刻就职吧。”

我说：“吴先生，你提到与蒋先生合作与不合作的问题，事情太严重了，那我只有遵命就职了。”吴氏见我答应了，他也可不辱君命，当然大为高兴。

我又说：“吴先生，自古只有逼人丢官的，尚未闻有逼人做官的事，蒋总司令现在居然逼我做官，也为少有的奇闻。”我就职后，吴忠信遂欣然返南京复命。

出任武汉政治分会主席，实非我所愿，何况政治分会的设立，原就是非驴非马的制度。政治分会的权力极大，有任命所辖区内地方官吏，及处理政、军、财、教、建各要政的全权。然政治分会并非中央政府以下的二级机关，管辖地区有限，凡不属于政治分会掌握的省份，却又直属于中央，与各政治分会错综而治，形成一极奇特的政治制度，实与素主中央集权的蒋先生的意旨大相径庭。蒋先生复职后，忽然搞起这种制度来，或系一种权术的运用。因蒋氏下野之前，党内党外曾一致攻讦其为新独裁者。今番故意奠立此一分权制，或借以表白而已。

二

第四集团军的编制是直辖第七、第十八、第十九军等基本部队，以及唐部改编的各军。我既担任总司令，白崇禧也奉派为第四集团军前敌总指挥。4月中旬，整编就绪，乃由白崇禧率领李品仙的第十二路军，沿京汉线北上，参加北伐。

那时，北伐战事已接近尾声（北洋军阀中所余的唯一实力派张作霖，已无心恋战，华北传檄可定）。先是，当我军于1927年底发动西征时，孙传芳残部仍在津浦线蠢动，有乘我西征时向南京发动反攻模样。军事委员会为减少后顾之忧，乃决定同时命令何应钦率第一路军，循津浦线继续北上。10月中旬，何应钦部遂向徐、蚌及淮河两岸发动攻势，并电约冯玉祥自陇海路东进，会攻孙军。

孙军一经接触即向北溃退。11月16日我第一路军遂克复蚌埠。时直鲁军张宗昌部向孙传芳增援，自徐南下反攻。双方相持经月，我第一路军卒于12月16日克复徐州，俘获甚众。以故，当我西征军事结束时，何部正抵徐州待令，北伐战事也暂告一段落。直至1928年春初，蒋总司令复职，四个集团军重行部署之后，才继续发动攻势。

完成北伐的最后阶段的战略部署，大体上是第一集团军沿津浦路北上，循泰安、济南、沧州而直薄天津。第二集团军则任京汉路以东、津浦路以西地区的攻击任务，自新乡沿彰德、大名、顺德一带北上，右与第一集团军、左与第四集团军联系，会攻京、津。第四集团军则循京汉路，经郑州、新乡，向正定、望都一带集中，直捣保定和北京。第三集团军则自太原循正太路，出娘子关，截断京汉线，北上与第四集团军会师北京。

此时敌军应战的策略，系以张宗昌的直鲁军与孙传芳残部据守津浦线，以阻截我第一集团军的北进。奉军主力则后撤，以缩短战线，并以保定为轴心，向西线集中，拟乘我第四集团军尚未到达正定时，一举将我突出的第三集团军包围歼灭，然后回师截击其他各路革命军，以达其各个击破的战略目的。

我军攻势系于1928年4月中旬发动，第一集团军贺耀组、方振武两军于5月2日克复济南。孰知日本山东驻屯军福田师团，竟出兵阻挠，围攻济南。蒋总司令不欲与日军扩大冲突，乃派交涉员蔡公时及随员十余人到福田师团部交涉，希望缓和此一严重局面，不料蔡等竟为日军所枪杀。我军迫不得已，忍辱乘夜突围。日军旋在济南城恣意捕杀平民，遭难者数千人，酿成“五三”济南惨案。第一集团军贺、方两军自济南脱险后，协同一部分友军绕道鲁西，越黄河，北进占领沧州、德州，因之颇受稽延。时我三、四两集团军已克京、津，第一集团军遂未续进。

攻势发动后，第二集团军冯玉祥部防区并无强敌，本可兼程而进，唯冯氏却稽延不进，并撤回原驻博野、安国一带的部队，仅留置少数骑兵警戒前线地区。冯军既无意急进，我第四集团军尚远在豫南，奉军乃得乘隙实行对阎锡山第三集团军的包围。5月中旬，阎部几陷入三面被围中，阎锡山见形势危急，乃电请冯玉祥迅速北上解围。孰知冯玉祥不但不派兵赴援，反而通令所部，略谓：“不遵命令擅自退却者，枪决！不遵命令擅自前进者，亦枪决！”他意在禁止其驻在京汉线上的部队擅自北上，解阎部之危。冯氏此项通令，后来在北伐军中传为笑谈。因在向敌人发动总攻时，“擅自前进者，亦枪决！”实是骇人听闻。

冯玉祥见友军危难而不救，实在出于意气用事，欲报阎锡山的旧恨。原来当1925年冬，冯军在南口战败西撤时，阎锡山曾应吴佩孚、张作霖之请，陈兵晋北，企图腰击冯军。因而冯氏怀恨在心，得机乃一泄私愤。

冯玉祥既不赴援，阎锡山在危急中无以为计，适白崇禧率叶琪第十二军乘车赶到定县、新乐一带增援。奉军由其飞机侦察，知我第四集团军已赶到，乃改变计划，向关外撤退。我军即乘势追击，于5月31日克复保定，并向北京挺进。

我第四集团军原定于4月底在武汉乘车北进，唯以车少轨坏，运输困难，乃由前敌总指挥白崇禧率第十二（叶琪）、第三十（魏益三，河南收编）、第三十六（廖磊）各军，及第八独立师（刘春荣）先期北上。经过将近一个月的运输，先头部队第十二军才抵正定附近。5月31日克复保定后，乃沿京汉路直捣北京。第三集团军也于6月1日占领宣化、花园，向怀来追击。第二集团军也向高阳、雄县、永清、固安、河间挺进。第一集团军同时占领沧州。概未发生激烈战斗。

各路大军齐头并进，孙传芳知大势已去，乃于6月3日通电下野。所部归郑俊彦统率，向革命军输诚。张作霖不敢恋栈，于孙氏下野的次日，偕吴俊升等文武官员出关，车至皇姑屯，被日军河本大佐预埋的地雷炸死。所部奉军乃由“少帅”张学良统率，继续向关外撤退。6月8日我军遂进占北京。6月11日阎锡山、白崇禧联袂进入北京。

唯此时张宗昌所部，除徐源泉率万人归顺中央外，尚有三万人稽留于冀东一带，本拟随奉军撤入东北，但是奉方因张宗昌部队纪律废弛，恐其反为东北之累，故不让张部出山海关。宗昌所部乃麇集于滦东一带，要求我军收编，同时准备作困兽斗。此时蒋总司令与我已抵北平。知该部已无可改造，乃令白崇禧率第四集团军及第二集团军鹿钟麟部、第三集团军商震部进剿。不久即全部缴械肃清，驰名一时的大军阀张宗昌遂一蹶不复起了。

在此期间，东北张学良也派遣代表入关，接洽服从国民政府。于是，东北显无用兵必要。北伐至此，乃大功告成，军事上所余的，只是一些善后问题，有待处理了。

第四十一章　善后会议与东北易帜

一

在我国历史上，凡是大兵之后，善后问题总是难处理的。北伐完成，自然也不能例外。

平津克复时，由于中央任命文武官员实际上均为蒋先生一人所操纵，有欠公允，导致心怀怨恚，而表示沉默反抗的，便是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冯玉祥。因直隶（旋改称河北省）、察哈尔两省及北京（旋改北平）、天津两市的光复，实系第二、三、四各集团军协力作战的战果。然战后中央政府对光复地区地方军政机关人事的安插，除第四集团军保持一贯作风不荐人外，几乎全是阎系人物；冯玉祥仅分得北平特别市市长和崇文门统税局一所。此税收机构原为北京政府历任总统私人占据的肥缺，每月收入约二十万元。这数目对拥兵十余万的冯玉祥来说，简直是“杯水车薪”，无济于事。面对坐拥河北、察哈尔两省暨平、津两市的阎锡山，难免感觉不平，因而发生怨言。

蒋先生这种措施，事实上也是一种权术。意在挑拨本已互相嫉妒的冯、阎二人，使其发生龃龉，以便控制。阎锡山对蒋先生的厚己固然感到心满意足，但是久历官场的冯玉祥，对蒋先生的用意岂有不知之理。因此他对阎氏尚无甚恶意，而对蒋先生的运用诡谲伎俩，却积愤很深。

因此蒋先生于6月中旬电邀我和冯、阎到北京举行善后会议时，冯玉祥遂托病复电不来参加，并电令其驻汉口代表李鸣钟向我解释，希望对他原谅，顺便探测我对善后会议的态度和意见。冯氏此时坐拥重兵，虎踞西北陕甘各省和中原河南四战之区。他的消极态度，不特对蒋先生面子上极为难堪，而中央政令在全国即将统一之时，遭受极大的阻力，尤损威信。

冯氏的消极抗令，就事论事，也情有可原。因冯军所驻西北各省均极贫瘠，地方收入不足以养重兵。今平津光复，地方税收甚丰，冯军几一无所获，安得不怨？

事实上，军事新胜之后，诸将争功本不易应付，而蒋先生不但不善加处理，反想扩大其矛盾，促成其恶化，以收渔利，实有失全国军事统帅的风度，居心也不可恕。我当时在武汉目击这种事态的演变，内心颇引为隐忧。于是一面电中枢，主张裁兵，移军费作工农建设，以政治方式解决国内的纷争（此一裁兵电报曾传播各地，颇为舆论界所赞扬）；一面派曾在冯处任职的高级参谋黄建平偕李鸣钟前往河南新乡，慰问冯先生的病状，并代为恳切陈述我对善后会议的意见。略谓：民国成立以来，外有帝国主义的侵凌，内有军阀的割据，北征南讨，扰攘经年，民苦已久。今赖将士用命，人民输将，北伐既已完成，国家统一在望，倘善后会议遭受挫折，中央固有责难，人民也不会谅解，则吾人何以自处？深盼冯公顾全大局，忍辱负重，扶病北上，参加善后会议，则公私两利，实国家之幸。旋接冯氏复电，略谓：黄、李两君莅临，并出手示，情谊拳拳，铭感肺腑，至分析时局，洞若观火，尤为钦佩。我兄如北上参加善后会议，弟当扶病奉陪末座云云。我接此电后，极感快慰，随即拍电报告蒋先生。中央诸公获此清音，一天云雾顿时消散，欢忭可知。那时，蒋先生已派吴忠信来汉，拟请我居中调处，因我实是担任这项任务最适当的人选。论攻克平、津的战功，我第四集团军或在第二、三两集团军之上；但我军功成不居，禄亦弗及，我辈也从无怨言，殊足以为冯玉祥作规范。不意我已自动从旁疏解，并已获得了圆满的结果。

南京接电之后，蒋总司令乃决定约我同道往新乡，亲约冯玉祥往北平开会。这是蒋氏舍近求远，取道武汉，前往北平的原委。

1928年6月下旬，国民政府乃正式通过设立裁兵善后委员会，并决定于北平召开善后会议。6月28日蒋总司令率总参谋长李济深、中委蔡元培、吴敬恒、张人杰、戴传贤及随员张群、陈布雷等一行二十余人，自宁抵汉。我既为武汉政治分会主席，少不得带了文武官员暨各民众团体到江畔欢迎。旗帜招展，锣鼓喧天，为蒋总司令复职以来难得的盛会。当晚设宴为诸公洗尘。谁知在此宴会上，竟发生一项不愉快的小事件，后来蒋先生歧视第四集团军，可能便种因于此。

原来在宴会举行时，我第四集团军中的夏威、胡宗铎、陶钧三军长俱未出席奉陪。盘箸虚陈，情形颇为尴尬。我发觉之后，立即派人去催，他们竟都托故不来。此事使位居首座而气量褊狭的蒋总司令颇为难堪，心头自然不悦，可能更疑窦丛生。

其实，夏、胡、陶的缺席并无恶意。只是他们三人都是习于战场的生活，粗迈豪爽，不拘小节。性喜高谈阔论，大碗斟酒，大块吃肉，对于蒋总司令特意装模作样、严肃静穆的官场应酬，感觉乏味和不惯。我间或有款待上宾的正式宴会，他们三人也往往不参加，并说：“有总司令在招待难道还不够光辉，要我们去干什么呢？”我也不以为意，因一般宴会他们本可不必参加。

但是这次的情形便不同了。我们的主客是复职不久的最高统帅——蒋总司令。在这场合，他们三人一致不参加，就容易引起误会了。事后，我深悔没有事先关照他们三位粗枝大叶的莽汉，以致造成不愉快的场面。

更坏的是，宴会的翌日，蒋总司令循例检阅第四集团军驻汉部队。我首先致简单欢迎词，然后恭请蒋总司令训话。训词当然冠冕堂皇，大意谓：革命军人应忠诚拥护中央政府，应尽阶级服从天职和确守军风纪，不惜为国家牺牲云云。蒋氏辞毕，不料身为阅兵总指挥官的胡宗铎心血来潮想出风头，突然站出阅兵台前，对中央来宾诸公和官佐士兵，提高嗓子，大放厥词。略谓：革命北伐军在进展期中，中央政府政潮迭起，以致影响军事，屡受波折。自今以后，深盼中枢开诚布公，赏罚分明，用人唯才，造成政府廉洁风气，俾武装同志为国牺牲才有代价，才有意义等语。这番话显然与蒋总司令的训词针锋相对，使我骤然陷于诚惶诚恐的境地。宗铎此种言论，发之于私人谈话之间，尚无不可，在这种场面下公开演说，实在大为不雅。蒋先生当然大为不快，此事可能也是他后来决定消灭第四集团军的原因之一。

这两不幸事件发生后，我曾因夏、胡、陶三人不识大体，认真地训斥了他们一番，然究有何补？

夏、胡、陶三人都是革命军中第一流的战将。然因百战功高，本已有骄蹇之态，一旦战事平息，住入繁华的大都市，经不起声色犬马的诱惑，都娶了年轻的新欢，宴安鸩毒，目无余子；及卷入政治漩涡，又因缺乏政治素养，难免误事。言念及此，益觉秉政当国、用人行事的不易。

二

6月30日我们一行在蒋总司令率领之下，自汉口专车北上。原拟径赴新乡访问冯玉祥，但冯氏来电约在郑州晤面。翌日早晨，我们车抵郑州时，冯氏已自新乡赶到，在车站迎接，握手相谈甚欢。

此时是7月上旬，中原天气已渐燠热。冯氏设午宴款待我们。我见冯身躯结实，满面红光，无丝毫病容，然他在宴会席上仍频频咳嗽。望其人，听其声，分明是假咳嗽。我就用膝盖碰了碰坐在我身旁的李济深。散席后，我问李：“你看冯先生在害病吗？”李微笑道：“他在扮戏！”

与冯小聚后，我们仍搭原来专车北上，冯则另乘一车随后。翌日，当车抵北平郊外的长辛店站时，阎锡山、白崇禧等都亲自来迎。这是我和阎锡山第一次晤面。阎是中等身材，皮肤黧黑，态度深沉，说一口极重的山西土音，寡言鲜笑，唇上留着八字胡须，四十许人，已显苍老，一望而知为工于心计的人物。渠为山西晋北人，生于清光绪九年（1883年），早年留学日本士官学校，据阎的同学程潜告我，渠在日本留学时成绩平常，土气十足，在朋辈之间并不见得有任何过人之处。谁知其回国之后瞬即头角峥嵘，驰名全国，为日本留学生回国后在政坛上表现最为辉煌的人物。民国初年历任山西都督、山西督军等职，励精图治，革命军北伐至长江流域，渠即向国民政府输诚，成为中国政坛上的不倒翁。锡山为人，喜愠不形于色，与冯玉祥的粗放，恰成一对比。

我们一行抵平后，于7月6日齐赴北平香山碧云寺总理灵前，举行祭告典礼。由蒋先生主祭，我和冯玉祥、阎锡山任襄祭。祭告典礼开始时，蒋先生忽抚棺恸哭，热泪如丝。冯、阎二襄祭也频频抆泪，状至哀伤。我本人却在一旁肃立，虽对总理灵柩表示哀悼，但并未堕泪。窃思总理一生，事功赫赫，虽未享高寿，然亦尽其天年。如今北伐完成，中国统一于青天白日旗下，功成告庙，也足慰总理和诸先烈的英灵于地下。抚棺恸哭，抆泪相陪，都似出于矫情，我本人却无此表演本领。

我们到北平去，原以开北伐善后会议为标榜。当时参与会议的，计有：蒋总司令、冯总司令、阎总司令、李济深、蔡元培、张人杰、李煜瀛、吴敬恒、李烈钧、戴传贤和我，一共十一人。而事实上，并没有议事细则，更无预定提出讨论的大政方针，只是一个座谈会而已。说话最多的是吴敬恒，其次是戴传贤。东拉西扯，不着边际，开了四天的会，毫无结果可言。吴敬恒屡于席上诙谐地说：“好在国民党惯于会而不议，议而不决，这次的会议当然无伤大雅。”不过我由各种迹象推测，蒋总司令利用这场合来造成他的中央党政军领袖的地位，确实相当成功。最后，大家同意先成立编遣委员会，再续议裁兵。蒋总司令乃取出一份拟好的裁兵计划，阎、冯和我都一致副署，拟于五中全会时作为议案提出。

蒋总司令驻节北平日子虽短促，但做了两件富戏剧性的事，令人玩味。第一件，他忽然以总司令名义通缉前曾历任国务总理和执政的段祺瑞。此公年迈，隐居天津，不问政治已有五年，门生满全国，革命军中将领均多呼段氏为“老师”。某次，我特对蒋先生说，段祺瑞不问政治已久，何必通缉他？蒋先生回答说，段为北洋军阀的巨头，不把他的威信打击一下，对我们国民革命很有妨碍。

第二件是关于蒋先生学历上的一段趣事。蒋先生原名志清，弱冠时曾考入保定陆军速成学堂，因不守堂规而被开除。后往日本进陆军振武学校，接受军士教育程度的训练。回国后，却说他是日本士官第六期毕业生。此次到了北平，乃派曾一度任其副官长的陈铭阁（河南人）到米市胡同南兵马司和士官学生同学总会负责人刘宗纪（士官第六期，曾为孙传芳的参谋长）接洽，并捐五万元，作为同学会经费。那时有些人，像四期的蒋作宾、雷寿荣，六期的杨文凯、卢香亭等，就向刘宗纪质问，哪里出来这个叱咤风云的大同学呢？刘说，捐巨款还不好吗，何必深究呢？本来“英雄不问出身”，蒋先生实在是多此一举。

在北平除开编遣会议之外，其余时间则消磨于联络情感的社交饮宴。一次，冯玉祥做东，在故宫宴请中央要人和四个集团军的高级袍泽，与宴的凡百余人。酒酣耳热时，忽有百余位大小职员和工友排队走进餐厅前的天井里。与宴者均不知这群人究为何事而来，不免相顾愕然。

他们站定后，做主人的冯玉祥乃起立发言说：“我冯玉祥在1924年将清废帝溥仪赶出故宫时，外界谣传都说我冯某曾乘机偷窃故宫财宝。刚才进来的这一批人，都是在故宫内做事的人，知道溥仪出宫的情形最为详细。”冯氏越说声音越洪亮，大声问道：“你们都是在故宫做事很久的人。你们直说，宣统出宫时，我冯玉祥偷过东西没有？”

冯氏问毕，站在天井中的百余人都大声回答说：“我们都知道冯总司令没有偷东西！”

冯又大声问：“你们说话诚实不诚实？”

众人又大声回答说：“我们说话是诚实的！”

冯氏乃转身向众宾客行一鞠躬礼，然后说：“诸位现在已知道我冯玉祥并未偷过故宫宝物吧！”

冯氏的话，引起哄堂大笑。那一大群“证人”遂又整队退出。一场喜剧才告收场。

1957年，纽约一位中国古董巨商曾到我家里闲谈。我把上述的故事告诉他，并问他古董商场上有无冯先生出售古物的痕迹。他说，在若干年前，有一美国大古董商请他考证并估价一个长约一英尺、高约五英寸的中国式花舫，是整块翡翠雕琢而成的，人物生动，花草逼真，确是精致绝伦。他用放大镜细看，证实系乾隆朝代的贡品。据说，这宝物原属冯玉祥所有，这洋人用两万金元购得的。这位中国商人对我说，该花舫诚稀世的宝物，至少值十万元以上，原售主以两万金割爱，殊为可惜云。

又抗日胜利后，我任北平行辕主任，时孙连仲任河北省省主席兼绥靖主任。某次，我问孙说：“人们都传说，1924年冯先生携取故宫的宝物，据你推测，有无此事？”孙说，当时他任冯的卫队旅旅长，派部队保护故宫。后来听说，有一士兵误以为一只大铁箱里藏有金银，乃用斧头铁锤把它打开，发现其中贮藏的全系历代瓷器，已震碎无余。至于冯先生曾否携带宝物出故宫一事，孙君并未作答。

不过，冯氏的为人也有殊足为人称颂的。据说，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冯氏和张作霖勾结，赶走直系首脑曹锟和吴佩孚后，张作霖应冯玉祥约请，只身入北京相晤，磋商善后问题。然直系倒台后，张、冯二人的政治利害又直接冲突，无法协调，善后商谈自然没有结果。因而在欢宴张作霖之夜，冯玉祥曾约其股肱胡景翼（国民军第二军军长）和孙岳（国民军第三军军长）密议，终无善策可循。胡、孙二人一致认为张作霖将为西北军的大患，不及早除去，将噬脐莫及，故力主将张作霖即刻逮捕为质，然后出师驱逐奉军出关。冯氏认为合作未逾匝月便下此毒手，将招物议。无奈胡、孙坚持，以为时机稍纵即逝，不可畏首畏尾。辩论到最后，胡景翼竟代书手令，逼冯玉祥签字。冯氏拒不握笔。胡、孙二人，一执手令，一执毛笔，和冯玉祥在中南海居仁堂中往返追逐，作团团转，直如演戏一般。三人争辩彻夜，冯玉祥卒未下令，张作霖才能于翌日平安离京。孙连仲时任冯玉祥的卫队旅旅长，是晚因身负拱卫居仁堂之责，故能目击这一戏剧性的会议。抗战期间，我受任第五战区司令长官，连仲为副。偶尔闲谈往事，孙氏对我说来绘影绘声，听了为之捧腹不止。

三

善后会议期中，关乎全局的一项最重要决策，厥为接受张学良的和平解决方案，对关外停止用兵。

当革命军进驻平津、张作霖为日人谋杀之后，我即电陈中央，主张对东北停止用兵，以政治方式谋求统一。我的想法是，全国统一大势已定，张作霖已死，张学良断不敢作负隅顽抗之想，和平接受中央的领导，将为必然的后果。再者，此次日人谋杀张作霖，其处心积虑侵略东北的计划已如箭在弦上，我们如出兵东北，可以断言，日军必加以阻挠，济南惨案的血迹未干，出兵东北更应特别慎重。

当善后会议在北平召开时，张学良果派来代表三人——邢士廉、王维宙、徐祖诒——接洽东北易帜，归顺中央诸问题。然冯、阎两方人士认为东北已失领导中心，士气涣散，故力主乘机进兵，一举削平奉系，以除后患。他们的主张盖基于两种心理：一是，冯、阎二人和奉系都有夙怨，此时正可报复；二是，戡平东北后，我一、四两集团军都是南方人，不耐严寒，则白山黑水之间，沃野千里，必系他二人的天下。

他二人态度既很坚决，蒋总司令也为之举棋不定。因此奉方代表在六国饭店住了十来天，尚未蒙总司令接见，心有不悦，乃决意遄返奉天复命，三代表之一的徐祖诒且已先行离平赴津。

我目击此事发展的危机已著，而蒋总司令腹案仍未定，乃单独去见蒋先生，分析对东北继续用兵的非计。蒋也深以我言为然，并叮咛说，本晚约冯、阎谈话时，你可将此意见提出。

就在同日，前广西国会议员王季文忽到我的住处来告我说，东北代表因久未蒙总司令接见，自觉和平无望，决意于明日离平返奉。季文并说，他们非常愤慨，因为他们曾收到恫吓信，并不时受到言辞间的侮辱，其情形直如亡国贱俘，颇觉难堪。

我听了，知此事关系重大，乃请王君去六国饭店代为致意，请各代表再住数日，敢保必有佳音相告。如各代表感觉安全堪虑，请即搬到北京饭店和我的朋友同住，我并当派便衣人员保护。并告诉他们，此次和平使命关乎国运至大，希望他们为国忍辱，以大局为重。至于就内战来说，实是胜不足武，败也不为辱，希望他们不必介意。

季文去了不久，便来回报说，邢、王二代表感激我的盛意，愿再住下，但搬往北京饭店及派便衣保护等事，俱不必要。

与季文谈后，我立即往见蒋总司令，告以所闻种种。蒋说：“你听谁说的？”言下颇为诧异。

我说：“王季文说的！”

王季文和蒋也很熟稔，前中山先生定桂时，季文曾受中山委任为桂林清乡督办，和蒋颇有往还。

蒋先生既知此讯确实，立刻便派员往六国饭店，约东北代表晤谈。东北易帜的大计由是遂定，其余细节留待以后再行磋商了。

第四十二章　编遣会议的纠纷

一

在北平方面的事务已粗告结束，蒋总司令便于7月25日启节南旋。冯玉祥与吴敬恒旋亦联袂离平。吴先生是冯玉祥约他到其军中小住的。冯氏素以刻苦耐劳、粗衣淡食出名，吴氏此次特地随冯前去，尝试其“苦生活”。

7月28日，阎锡山、李济深、戴传贤和我也结伴专车南下，自平汉路转陇海路到开封小游。开封为冯玉祥驻节之地，渠以地主之谊，亲来车站迎接，并导游名闻全国的开封博物馆。其后，我们又同车到徐州，转津浦路返南京，预备出席正在筹备中的五中全会。

五中全会于8月8日在南京正式揭幕。会中，除一般党务议案外，最重要而亟待解决的实际问题便是各地政治分会的存废问题。政治分会的设立原为蒋先生的意思，现在才施行数月，蒋又欲把它取消。冯、阎二人和一部分党中元老，如李煜瀛、张人杰等，则主张暂时保留。于是，由政治分会的存废而牵涉党的理论问题：“三民主义”的政治体制，究系中央集权还是系中央和地方均权？蒋派人士主中央集权；李煜瀛、张人杰等元老则说，总理遗教地方自治理论中明白规定中央与地方均权。后者主张有步骤地削藩，逐渐削减政治分会的权力，然后加以裁撤。如生吞活剥地加以撤销，恐怕要出乱子。这一问题闹得满城风雨，结果还是无疾而终。

五中全会所通过的最重要决议，便是实行五院制，并推选蒋中正为国民政府主席，谭延闿为行政院院长；并成立编遣委员会，设法裁减全国兵额。

蒋先生同时并任命冯玉祥为军政部部长，阎锡山为内政部部长，我为军事参议院院长，并希望我们三人长期住南京。我曾向蒋先生建议说，我长期住南京绝无问题，因为武汉政治分会可由程潜、胡宗铎、张知本各委员负责处理大政，第四集团军也可由参谋长代拆代行。但是我深深感到冯、阎二人绝难长住京畿，因为他们二人的军中大小事务悉由他们亲自裁决，参谋长形同虚设。他们二人不在军中，则军中一切事务都要停顿。强留他们长住南京，反不若让他们常去常来比较好些。

至于裁兵问题，我向蒋先生说，裁兵不难，裁官难，裁高级军官尤难。

因士兵均系招募而来，军中逃亡风气很盛，任何部队如停顿一年不招兵，则士兵人数便可能降至半数，如着意裁兵，则下降速度自更快了。至于下级军官，退伍后转业也不难，如强迫他们退伍，尚不致引起严重抗拒行为，而师长以上将领就不同了。军人到少将以上，便成为一纯粹的职业军人，正如一只桐油桶，除盛油外，别无他用。如对他们任意裁撤，而不予适当安插，他们兵符在握，必然不肯就范，那就反使中央为难了。

为今之计，莫若由政府提出一笔巨额经费，将各军中的高级将领分批派遣出洋考察军事，一则可以增长他们的见闻，再则可以作一回旋的步骤。他们回国后，可令入高级研究机关深造。其可继续任用的，仍给以军职，其不堪造就或自愿退伍的，则由国家优给退休金，使能优游林泉或转务他业。国家所费虽巨，然亦革命军人于革命成功后所应得的报酬。再退一步想，万一因裁兵不慎而招致内乱，所耗军费将更不止此数了。

蒋氏闻言唯唯，未置可否。其实，他这时已另有腹案。他的第一集团军断难裁减；至于其他各军，他意对第二集团军首先开刀，然后再及其他，庶可各个击破。

二

编遣会议表面上系根据五中全会的决议案而成立。会中设常务委员九人至十一人。蒋总司令、各集团军总司令和前敌总指挥等都是常务委员。1929年1月1日，编遣会议举行成立典礼。嗣后连续开会达一月之久。

在这些会议中，蒋总司令便首先提出编遣第二集团军的计划。但据当时中央的统计，各集团军的人数却以第一集团军为最多，约二十个军、四个独立师，共五十余万人。第二集团军共十个军、八个独立师，合计四十二万余人。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冯玉祥因蒋氏未提到第一集团军的编遣计划，殊感不服，遂提出辩难。

冯氏首先提出裁兵的原则：（一）裁弱留强；（二）裁无功留有功。他因而指出，第一集团军内所收编的南北部队十余万人，应该是首先裁撤的对象。如今这些收编的部队留而不裁，反要裁北伐有功的正规部队，实有欠公平云云。

冯氏语毕，蒋先生便说，第一集团军也有编遣的计划。他要何应钦回答这一问题。何氏起立，说了些不着边际的话，未提到任何具体方案。冯氏颇有不愉之色。此后不久，冯氏便称病不到军政部办公。冯氏未称病前，阎总司令已像热锅上的蚂蚁一般，急于回防，但又不便说出口。然此公工于心计，结果蒋先生留他不住，勉强允许他回太原一趟。于是冯的内心更为着急，“病”也转剧。我们有时到冯的住处去“探病”，只见他卧房里炭火熊熊，冯氏则卧在床上，盖了两张棉被，满头是汗，呻吟不止，好像真有大病的样子。

蒋先生有时也亲往探望冯氏，并嘱他好好静养。孰知一日，冯氏竟秘密渡江往浦口，乘事先预备的铁甲车返回原防，并留书与蒋主席道别。

冯氏一去，所谓编遣会议自然就无疾而终。仅就原先通过的议案，成立南京、武汉、太原、开封、沈阳五个编遣区，缓图编遣，大会乃匆匆结束。

李宗仁副总统与夫人郭德洁

李宗仁（右）、白崇禧于建设广西时期合影

1931年12月，《良友》画报第六十四期发表“时人近影”，其中有汪精卫、李宗仁、白崇禧、古应芬等人。

上图：广西三杰，左起：黄旭初、李宗仁、白崇禧。

下图：1936——1938年间，李宗仁在广西与众人合影。

徐悲鸿所作《广西三杰》油画，左起：白崇禧、李宗仁、黄旭初。1935年，徐悲鸿游学广西，备受礼遇，出任桂林美术学院院长，作有《广西三杰》。

1937年，中央与广西“议和”，共同抗日，任李宗仁为第五路军总司令，白崇禧为副总司令，国民政府派参谋总长程潜至广西监督各将领宣誓就职后合影，前排右三为李宗仁，右四程潜，右五白崇禧。蒋桂对峙近七年，至此结束。

1938年3月24日，台儿庄大捷前夕，蒋介石（中）偕白崇禧（右）飞抵徐州视察，与第五战区司令官李宗仁（左）在陇海前线合影。此时这三位国民党军事领袖正站在中日战史转捩点的重要一刻。

1938年4月，徐州会战时李宗仁（左）与白崇禧在台儿庄视察时留影。

1938年台儿庄大捷后，李宗仁留影。

1940年，李宗仁（右四）与第五战区部分将领于湖北老河口合影。

1941年2月，美国LIFE杂志记者拍摄的国民党军政要员。自上至下左起分别为：蒋介石、李宗仁、冯玉祥，林森、白崇禧、何应钦，戴季陶、翁文灏、王世杰，孙科、陈立夫、孔祥熙。

1948年1月下旬，李宗仁宣布参选副总统，赴南京与白崇禧磋商。

上图：1948年4月，李宗仁竞选副总统时与何应钦握手。

下图：1948年4月30日，李宗仁夫人郭德洁等人庆祝李宗仁竞选副总统获胜。

1948年5月20日，南京，蒋介石与李宗仁出任总统、副总统，在就职典礼后与文武百官合影。蒋介石、宋美龄居中，李宗仁与夫人郭德洁分坐于蒋介石、宋美龄两侧。

上图：蒋介石就职总统后出席另一场合，宣读就职感言，李宗仁肃立其后。

下图：1948年5月21日，蒋介石偕李宗仁等赴中山陵谒陵归来。

1948年5月，李宗仁

1948年5月，李宗仁

上图：1948年，访华的美国杜鲁门政府经济合作署署长保罗·霍夫曼与蒋介石、李宗仁、司徒雷登合影。

下图：1949年4月22日，国民党总裁蒋介石飞赴杭州与代总统李宗仁开会。图为李宗仁（左前）、吴忠信（左后）、周宏涛（执帽者）、白崇禧（戎装）、张群（右一）等人；蒋介石立于门口，时已下野。

1949年8月8日，广州沙面，李宗仁代总统与白崇禧合影。其时国民政府已迁至广州，而国共内战也已至尾声。

1949年12月8日，顾维钧在纽约迎接赴美的李宗仁及夫人郭德洁。

上图：李宗仁与长子李幼邻（右）、次子李志圣（左）及亲友在美国。

下图：李宗仁原配夫人李秀文与李志圣夫妇及孙子合影。

1958年，唐德刚在李宗仁美国寓所与众人合影。前排右起：李宗仁、何廉、李夫人郭德洁、何夫人及其女儿；李宗仁侄儿李伦与唐德刚（右）立于后排。

李宗仁“对蒋之沉痛教训”手迹（共五页，详见本书第七十章）。原文写于一啤酒店广告信笺正反两面。“对蒋之沉痛教训”为李氏自认全书中的“发愤之作”，特自己动手，亲笔撰述。此篇亦为全书中唯一的亲撰文稿。

上图：1965年7月20日，李宗仁返回中国大陆，周恩来总理等人赴北京机场迎接时留影。

下图：李宗仁返国后位于北京西总布胡同5号的寓所

第六编　十年国难与内战

第四十三章　所谓“武汉事变”之因果

一

1929年发生的所谓“武汉事变”，事实上仅是蒋先生挟天子以令诸侯、志在消灭异己的许多战争之一而已。

蒋先生企图用武力消灭异己，远在北伐刚完成时，似乎便已决定。1928年7月底，我自北平回到南京后不久，便在李济深家里听到一则惊人的消息。李济深当时住在南京鼓楼附近一座小洋房里，渠因曾兼黄埔军校副校长职，故家中常有黄埔学生出入。某次，有一位粤籍黄埔生去找他，并告诉了他一项特别消息。略谓：

蒋校长此次（1928年7月杪）自平返宁道上，曾在蚌埠稍事逗留，并召集驻津浦沿线的第一集团军中黄埔军校出身上尉以上军官训话。训话时，发给每人一小方白纸，并询问大家，北伐完成后，军阀是否已经打倒，认为已经打倒的，在纸上写“打倒了”三字，若认为尚未打倒，则写“未打倒”三字。各军官不知校长的用意，为仰承其意旨起见，概按照事实，作正面的答复。蒋看后大不以为然，遂再度训话说，你们认为军阀已打倒了，其实不然。旧的军阀固然是打倒了，但是新的军阀却又产生了。我们要完成国民革命，非将新军阀一齐打倒不可。蒋氏最后更强调说，只有连新军阀一齐打倒，你们才有出路，你们现在当连长的人，将来至少要当团长云云。

我问李济深，你看蒋先生所说的“新军阀”是指哪些人呢？李答道，蒋先生向来说话是不算数的，不过随便说说而已。我说，恐怕没有这样简单吧？我们分析之下，俱觉惊异。从这些小事上，可以看出蒋先生是如何计划以利禄引诱其部属，从事消灭异己的内战。

另一件事也可证明蒋先生的居心叵测。1928年秋季，共产党在江西已十分活跃。朱德、毛泽东在井冈山会师，江西被他们闹得天翻地覆。江西省省主席朱培德束手无策。南京、上海的江西同乡会也常向国民政府请愿，乞加派军队进剿，但蒋先生置若罔闻。一天在南京，朱来访我，说，屡请辞去江西省省主席既不准，请抽调部队赴江西剿共又无下文，所以他拟向我“借”一军或两军人，前往助剿。我告诉他说，我当然乐于调拨部队，归你指挥，可是我二人不能私相授受，军队是国家的，必须蒋先生发一纸命令，方可调动。朱培德高兴异常，立刻邀我一同去见蒋先生，请他颁发命令。

见蒋时，朱培德即将我们私下商议的事委婉陈述。蒋先生闻言，似乎很觉奇怪，望了我一眼，说，用不着自两湖调兵去剿，江西的军队一定剿得了。朱培德还在诉苦说，江西共产党已有燎原之势，不可忽视。蒋先生说，那只是一些土匪，为害不会太大。蒋氏此言大出我意料之外，因此我在一旁坐着，终场未发一言。两人遂扫兴辞退。和朱培德同车回寓途中，我问朱说，蒋先生为什么不要我自两湖调兵呢？因按中国军界的恶例，拥兵将领为保存实力，多不愿轻易出兵助友军作战。今我一反常例，自动允许出兵，而蒋先生未加思索，即连声说“不需要”，实令人不解。朱培德说，那没有什么费解，只是蒋先生不乐意我二人要好罢了。

除朱氏所说的原因之外，我想蒋先生可能还另有顾虑。盖由两湖方面调部队到江西剿共，如果成功，则我难免有“震主”之功，实非其所愿。

到了9、10月间，江西东南地区共军攻城略地，噩耗频传。我迫不得已，再向蒋先生建议，请派遣其第一集团军驻南京的刘峙第二师，前往助剿，以遏乱源。因刘氏籍隶江西，且为蒋先生的亲信，况该师已扩充到五个团，实力雄厚，较朱培德的残破的第三军（共两师，仅六个团）的实力，有过之无不及。调刘去江西增援，可谓人地相宜，必能得到蒋的同意。不料蒋先生竟说：“你们为什么这样恐惧共产党？”我说：“我们绝不可将具有武装的共产党部队与土匪等量齐观。因他们有共产主义的理想，有铁的纪律、严密的组织，有第三国际作背景，有刻苦、冒险、耐劳的知识分子领导，岂能目为土匪或乌合之众？”蒋先生听了我的话，忽然严肃地说，只要你相信我、服从我，一切都有办法，不必如此焦急。至此，我就很坦白地说，现在社会上有一种不胫而走的流言，说“党军北伐，而政治南伐，党军可爱，党人可杀”。我们如细推此语的涵义，实足发人深省。从前北京政府的官僚和军阀，虽作恶多端，然尚畏人言。今日全国统一了，我们标榜以党治国，凡人民对我中央政府设施有不满的，则办党的同志动辄以文字宣传作反击，不说他们是共产党的同路人、官僚余孽、买办洋奴、奸商市侩，便说是土豪劣绅、地痞流氓。帽子满天飞，务使人民大众钳口结舌而后已。须知防民之口，甚于防川。我中央政府如不正本清源，励精图治，使人民能够安居乐业，而专以压制人民为能事，则前途殊未可乐观。如此则不独我个人力量极其微薄，拥护总司令无济于事，即有一百个李宗仁拥护总司令也无能为力。蒋先生听后，默默不发一言，自然是忠言逆耳，不是他所乐闻的。这是我为共产党问题，第二次向蒋先生陈述意见，而引起不愉快的情形。

此后不久，一个早晨，有位中外闻名的银行家朋友来访我，说，上星期宋子文部长到上海召集金融界首要，筹借巨款。但是各行业负责人都以政府底定东南到现在已一年有半，每向商家筹款，总是有借无还，现今各行业头寸短绌，实无法筹借。几经磋商，终无结果而散。不久，宋部长即以国府蒋主席名义，请各行业首要到南京，并由国民政府以茶会招待。到会的共二十余人，蒋主席亲临训话。略谓：江西共军猖獗的情形，料为各位所周知，现在政府急于调遣大军前往痛剿，但开拔费尚无着落，所以才派宋部长去上海，请诸位帮忙，而你们推说头寸短少，无钱可借。须知今日不仅江西有共军蔓延，即在上海潜伏的共产党也不在少数。你们如不肯帮助政府解决困难，一旦上海共产党“暴动”，政府又何能帮助你们去镇压呢？说完便悻悻离去。

蒋氏去后，与会者相顾愕然，一时无所措其手足，又不敢自行散会。幸而其中有一位发言道，政府派兵剿共，连开拔费也无着落，同人等应体念政府困难，同去限期筹足政府所需的借款。会场中人一致附和，乃请宋部长用电话报告蒋主席，才得奉命散会。会后，大家因蒋先生以共产党“暴动”来吓人，用心险恶，莫不摇头叹息。

最初，我想蒋先生既以迹近敲诈的手段，以剿共为借口，向商人筹得巨款，则调刘峙第二师去江西必可实现。孰知巨款到手以后，军队开拔仍杳无音信，实使我感到不妙。

又张静江先生此时已任浙江省省主席，因关怀国事，常到南京去向蒋先生陈述意见。某次，他特地约蔡元培、李石曾、吴稚晖诸元老暨李济深和我，到其寓所喝茶聊天。静江忽然慨叹地说，从前介石未和宋美龄结婚时，我凡向他有所建议，他莫不静心倾听，且表示考虑采纳。今则态度完全两样了，大约已为宋美龄及其姐妹所包围。昨日和介石谈话，他忽然冲动，大发脾气，说要做这件事你也不赞成，要做那件事你也不同意，动辄得咎，倒不如让我辞职，让共产党来干好了。

张又说，介石每拿共产党来吓人，很是奇怪。希望各位也常对介石晋言。尤其是两位李先生，手握兵权。介石是很讲现实的人，倒容易听你们的良言。

我听完张氏的话，便说，军人以服从为天职，虽然站在党的立场，也可晋言，不过若太逾越身份的话，反易发生无谓的误会，而引起更不良的后果。

当时在座诸人中，发言最多的是吴稚晖。一口无锡土话，措辞滑稽，令人发噱。他口沫横飞，滔滔不绝地说，蒋先生个性倔强，自信力极大。劝大家不宜晋言。他尤其叮嘱静江先生要压抑感情，不可常向蒋先生啰唆。与其明知无济于事而强为之，徒引起无谓反感，实属不智之举。

稚晖又说，若说句粗话，蒋先生是个流氓底子出身，今已黄袍加身，一跃而为国府主席，自然目空一切。和昔日流浪上海，为静江先生送信跑腿时，自不可同日而语。最好大家信任他，由他放手去干，不必对国事滥出主张。做得好，固然是他分内的事；做得不好，也是他的责任，免得推诿到别人身上。

我当时心里想，这位无政府主义的吴先生，他对蒋先生的批评，确有深入独到之处。不过对事对人毋乃太无责任感了。真是“逢君之好，长君之恶”，兼而有之。听了吴的话，张静江似有悒悒不乐之色，大家乃不欢而散。

综合那银行家和张静江等所说，蒋先生拿共产党问题来恐吓要挟党内外的人，甚至西方友邦的心迹，实不辩自明。中国古语所谓“养寇自重”，正是蒋先生的作风。我于是恍然大悟蒋先生不愿派兵往江西剿共的真正原因，真所谓愚而好自用，玩火自焚。

二

蒋先生既然对真正的敌人共产党要养以自重，对党内的异己就要设法锄除了。他的第一个目标原是冯玉祥。

编遣会议无结果而罢，冯玉祥悄然离京后，蒋先生极为愤慨，一再向我表示要对付冯玉祥，并试探我的反应。后来并派吴忠信来向我疏通，以便对冯一致行动。我力持不可，认为党内干戈千万不可轻动，因共产党日益坐大，日本军阀虎视在侧，我党内如发生内战，将予若辈以可乘之机。因此，我再向蒋先生晋言说，冯玉祥个性粗放，言语尖刻，是其短；而刻苦耐劳，善练兵，能与士卒共甘苦，爱国情热，是其长。倘中央开诚布公，推心置腹，未尝不可使其为国家建设而尽力。政府如更发动舆论界，提倡正义，明辨是非，引人为善，冯氏必能接受中央的领导，故对冯氏宜感之以德，千万不可躁急从事。

蒋说，冯玉祥自命老前辈，他会服从“我们”吗？蒋特别强调“我们”二字，以示我也有一份。

我说，冯玉祥一人易对付，但是冯氏统兵四十余万，他下面的每一统兵将领都是一个冯玉祥。一个冯玉祥容易对付，无数个冯玉祥就难应付了。冯氏今日的作用，正如一串制钱上的“钱索子”。有这钱索子在，有事便拿着这索子，一提即起。一旦这索子断了，钱散遍地，捡起来可就麻烦了。

蒋氏见我言之有理，且辞意坚决，遂不再多言。孰知他心中已另订腹案，一变“近交远攻”的策略为“远交近攻”，对第二集团军暂时用怀柔敷衍政策，掉转枪头来先对付第四集团军了。

蒋先生的初步办法，便是利用湖南省省主席鲁涤平及其第二军暗中准备，以便他对第四集团军用兵时，可收两面夹击之效。因鲁涤平的防地处于武汉和两广中间，一旦有事，鲁氏可切断两湖和两广间的交通。故在1929年2月初，蒋即秘密以大批弹械，取道江西，接济鲁涤平。这一秘密泄漏后，第四集团军在汉将领夏威、胡宗铎、陶钧都发生恐慌。因中央接济湖南弹械，尽可利用军舰溯长江，转湘水去长沙。值此承平时期，难道还有人敢拦路打劫不成？又何必偷偷摸摸，自江西陆路辗转运输呢？

再者，此时蒋先生曾密遣湖北人，以同乡之谊向第四集团军中鄂籍将领，如十八军军长陶钧、十九军军长胡宗铎等暗中游说，促其脱离所谓“桂系”。此种离间作风，颇为胡、陶等所不满。他二人早日在桂，与我们李、黄、白相从有年，由幕僚擢升为第七军中的指挥官，旋又晋升军长，可谓踌躇满志。然饮水思源，他们对我们三人公谊私交均无反目之理，何况他们对蒋先生的作风都深为鄙弃呢？因此，胡、陶曾一再将中央离间的诡计据实告我，并痛骂蒋先生此举为“无聊”。

中央偷运弹械接济鲁涤平的事既被发现，证之以其他军事布置，夏、胡、陶三人乃觉中央处心积虑消灭第四集团军的计划已到最后关头。而何键于此时亲赴武汉告密，说中央部署已定，对武汉用兵如箭在弦上，第四集团军似应采取自卫行动。夏、胡、陶三人得报，至为焦急，深觉“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乃未加深思，便对鲁涤平动起手来。殊不知蒋先生半年来的各种布置，其策略便是激人成变，使中央有“讨伐”的口实。夏、胡、陶三人的鲁莽干法，正中了蒋先生的圈套。

先是，北伐完成之后，我为免使蒋先生多疑，所以常在南京居住。1929年初，武汉和中央不协的谣言又炽。我为消除此谣，特自武汉挈眷至南京以示无他。孰知2月21日早晨，军政部海军署长陈绍宽忽来成贤街寓所看我，并报告说，据海军电台的消息，武汉方面已对湖南采取军事行动，问我是否得到报告。我说，绝无此事，也毫无所闻。陈绍宽觉得很奇怪，稍谈便匆匆离去。陈氏去后，我即查询有无电报到来。当即发现有武汉急电一通，正在翻译。译出一看，才知夏、胡、陶三人已对湖南鲁涤平采取军事行动，要我得电后立刻离开南京。

此电报殊使我惊诧，他们三人为何未得我的命令便擅自行动呢？然我也深知蒋先生的作风，我如不离开南京，必被羁押。乃立刻化装，和第四集团军参议季雨农躲往下关一小旅邸中，于傍晚秘密搭宁沪三等车去沪。

我离家后不久，陈果夫、何应钦果然先后来访。内子佯说我出去行街未归。一日之内，陈氏、何氏来了数次。最后，余妻才告以我或已因公去沪。

到了上海，我在法租界海格路的融圃暂住。武汉对湘战事已急转直下，叶琪军迫近长沙，鲁涤平率所部遁往萍乡。武汉分会乃呈请中央政治会议任命何键为湖南省省主席。中央方面则厉兵秣马，准备讨伐武汉。

此时全国函电纷飞，中央系的报纸对武汉和“桂系”的诋毁不遗余力。蒋先生并密派唐生智携巨款北上活动白崇禧所指挥的第四集团军将领李品仙、廖磊等背叛白氏；另外又派黄郛、邵力子等前往河南、山西，疏通冯、阎，共同对武汉用兵。冯、阎二人向来认为一、四两集团军是一家人，今日自相火并，他们也乐于坐山观虎斗，因而通电“服从”中央，以促成此一内战。蒋乃益发决意用兵。

当时，“三全大会”即将在南京开幕，各地代表正在赴南京途中，李济深也自广州率一批代表，于3月11日抵沪。有人因仰承蒋先生意旨，想请他出面调解。任潮遂来融圃看我。我乃向他解释所谓“武汉事变”的前因后果，以及我个人的态度。

我说，武汉事变是中央处心积虑要消灭第四集团军所激成的。但是，千不该万不该，是夏、胡、陶三人不应鲁莽灭裂，掉入圈套，予中央以“讨伐”的口实。今事已至此，夏、胡、陶等违法乱纪，中央自当治以应得之罪。我本人虽不在军中，然我既为一军的主帅，部曲违法，我也责无旁贷，现在我束身待罪，只要不打仗，我任何条件都可接受。但是，照我看来，蒋先生意不在此。他要造成党政军清一色的大计已定，断难挽回。现在既然有这样冠冕堂皇的借口，他必然要将第四集团军彻底消灭而后已。

因此，我劝任潮千万不可去南京，否则必被扣留无疑。因为他虽然未在广西做过事，却一向被目为“桂系”，和我李、白、黄三人有特殊友谊。而任潮又是在粤军中起家的，广东将领多为其旧部，他如在沪担任调人，以渠在两广的德望和实力，蒋氏投鼠忌器，必不敢贸然对武汉用兵。他如轻易去南京而为蒋所拘押，则中央必以甘辞厚禄引诱粤籍将领陈铭枢、陈济棠等背叛李济深，如是则广西顿失粤援，武汉完全孤立，中央大军四面合围，则第四集团军必被全部缴械而后已。以故李济深如不去南京，战争或者可免。如去南京，则适足以促成内战，并危及其本身安全。李济深听我分析后，极以为然，当即对我说，他绝不去南京。

不久，蒋先生派蔡元培、李石曾、吴稚晖、张静江四位元老来融圃看我，并约李济深同来融圃谈话。他们一致劝任潮入南京做调人，任潮当然不敢答应。我遂将我原先向李济深说的一番道理重述给四位元老听。最后，我更强调说：“如果任潮去南京，牺牲了个人而能消弭了内战，使十余万袍泽免受屠戮，则此项牺牲才有价值；如牺牲了个人而结果适得其反，则个人即不应作无谓的牺牲。”

吴稚晖说：“我们来沪之前，便曾和蒋先生谈到任潮入南京后的安全问题。蒋先生表示，以人格担保，不致使任潮失去自由！但是任潮如不去南京，中央便一定要对武汉用兵！”

我说：“中央如有诚意和平解决，则在上海谈判和去南京谈判，究有何区别？必要时，蒋先生自己也未尝不可屈尊来沪。至于蒋先生以人格担保一层，像蒋先生这样的人，还有什么人格可言，你们又何必骗任潮去上当呢？”

吴仍旧说，只有任潮去南京，才可消弭兵祸。最后，他甚至说，如蒋氏不顾人格，自食其言，他便当蒋的面，在墙上碰死。

我说：“稚老，慢说你没有自杀的勇气，纵使你自杀了，战争还是免不了的。”

最后，吴稚晖生气了，暴躁如雷，大肆咆哮，并大声说：“我们不管了，我们不管了！你们有的是枪杆，你们去打好了！”

四位元老和我们足足谈了两天之久，第二天竟自上午11时谈到夜半12时，结果还是不欢而散。吴稚晖因我一再阻止李任潮去京，简直是气愤填膺。最后还是李济深软化了，他告诉我说，以国事为重，抱着跳火坑的精神，去南京一行。

我说：“你去南京必被扣留，你一失自由，战祸就免不了！”但任潮是好人，他终于在四位元老的“蒋先生以人格担保”的诺言怂恿之下，于3月13日自沪去宁。

任潮和蒋先生接谈之后，才知中央已决意用兵，西征军事正在积极部署。他的一切行动已有大批密探在跟踪。同时南京放出空气，所有李济深的旧部，只要服从中央便官加一等。蒋氏并派粤籍党人古应芬、孙科等，四处疏通各粤籍将领背叛李氏。至于蒋先生以前的诺言，则早已丢到九霄云外去了。

李济深到此才知上当，乃企图逃出南京。事实上，已无此可能。李的左右想秘密和法国驻上海总领事接洽，派一法国军舰泊在下关江面，李氏才可乘人不备，驰车往江边，跃上汽船，登兵舰驶往上海。但是李济深认为此计不妥，因恐未抵江岸，已为蒋的密探用机枪射杀了，终将这计划放弃。3月21日，蒋乃公开将李济深幽禁于汤山。原来向李氏担保的四位元老，到此也钳口结舌，莫知所措。蔡元培一怒去沪，其他三人则常往汤山向李济深抚慰，然究有何用。

中央大军数十万已向上游移动，大战迫在眉睫。这时冯、阎驻沪代表都来看我。冯的代表是其前参谋长刘郁芬，阎的代表是赵丕廉。

我向刘、赵二人解释说，此次武汉事件本为夏、胡、陶三人的轻举妄劲，自应治以应得之罪，我本人也束身待罪，一切处罚我都愿接受，只是不希望打仗。但是目前蒋先生显然是借题发挥，目的在消灭异己，摧残对革命有功的部队。战事一旦发动，则第四集团军必全部瓦解无疑。第四集团军的毁灭不足惜，然此例一开，蒋先生必将以同样方法消灭其他部队，第二、第三集团军势必遭受同样命运。蒋先生为政不以德，一切以权诈武力为能事，则内战必无已时。内战不已，则外为日本帝国主义者造机会，内为中国共产党造机会，国家前途实不堪设想。所以我希望冯、阎二总司令不可助纣为虐，应出来调停，讲句公道话，消弭内战的根源，为人为国也为己，请转报三思之。

陈仪此时也来看我，这是我和陈氏第一次的私人谈话。我也把这套理论说给陈仪听。陈很感动，未发一言而退。

我知道中央已决意消灭第四集团军，而武汉方面军中无主，断难和中央大军相周旋。我乃决定自粤转汉，亲自坐镇。如中央见制胜不易，事或另有转机。

我于3月25日乘轮抵粤。粤方将领陈济棠、徐景唐等，对我还算客气，并准备飞机，让我直飞汉口。谁知春雨连宵，飞机无法起飞。乃暂时回桂，再作打算。

就在此时，蒋对武汉的战事已急转直下。蒋命刘峙等率大军数十万，西上直捣武汉。蒋本人也于3月底赴九江坐镇。

武汉此时军中无主。胡、陶二人自成军以后，自认为湖北人，每视第七军为“客军”，颇引起七军中将领的不快，因此中央的反间计乃得乘隙而入。蒋氏原先即派俞作柏秘密活动第一师师长李明瑞输诚中央，反对胡、陶。

俞作柏为人，贪污成性，野心勃勃。渠于1926年在广州时，曾对鲍罗廷自称为“广西的蒋介石”，并指斥我李、黄、白三人为“不革命”。因此，渠殊不为广西上下所喜。嗣后，我乃和黄绍竑商量，褫其兵柄，让他担任中央军校南宁第一分校的校长。1927年夏，清党事起，俞氏自己心虚胆怯，潜逃香港，使人劝其归而乃不归，绍竑乃解除其校长职务。俞乃受蒋收买，为其活动李明瑞反对武汉。

蒋同时又派郑介民秘密赴汉活动杨腾辉倒戈。杨腾辉原为林俊廷部下，嗣经我军收编，委为团长，以战功累升至师长。渠和胡、陶有隙，而和郑介民有旧，故接受郑氏建议，私下向蒋氏输诚。

4月初，中央大军西进。夏、胡、陶也以夏威为总指挥，拟在武汉外围抵御。真是无巧不成书，夏威在出发赴黄陂的前夕，忽患白喉，乃临时将前线指挥交李明瑞负责。李于黄陂召集前线指挥官开军事会议。当各师长、旅长齐集后，李便即席宣布他主张服从中央，反对胡、陶。同时将与会各指挥官拘留，并立刻回师武汉。

李明瑞既倒戈，夏、胡、陶三人一阵惊惶，竟决意放弃武汉，向荆州、沙市、宜昌一带退却。刘峙等军遂兵不血刃进占武汉，蒋氏也亲到武汉坐镇，追击夏、胡、陶等。夏、胡、陶等见大势已去，几经和蒋电议，乃于4月21日联合通电下野。所余部队（除李明瑞、杨腾辉两师外），竟被蒋军悉数包围缴械。这一支对革命有特殊功勋的部队，终以不能见容于蒋氏而横被摧残，言之可叹。

当汉口战事急转直下之时，我自粤赴梧晤黄绍竑，筹商善后之策。白崇禧此时刚自华北化装潜返广西。因白氏在华北所指挥的全系唐生智的旧部，未予丝毫更改。1929年初，蒋即密派唐生智携巨款前往活动其旧部叛白。白崇禧被迫离津，秘乘一日轮南下。然中央对白崇禧志在必得，乃密令上海卫戍司令熊式辉，待该日轮抵沪时，将白氏逮捕。如该日轮拒绝搜查，则令海军炮舰将其击沉。国际交涉，以后再办。熊式辉原为赖世璜旧部，经白氏一手提拔至于高位，然式辉此时只好执行命令。这一消息幸为上海市市长张定璠所悉。张君系江西人，曾在白氏东路军前敌总指挥部任事，和健生有旧，乃将此消息泄漏予余妻郭德洁。德洁遂商诸第四集团军驻沪办事处同人，同往日本轮船公司交涉。由王季文搭乘另一南下日轮，在吴淞口外以信号使白氏的船停航，健生乃得换上此一日轮，径驶香港。王君则乘白氏的船回沪。后来新闻界盛传白氏藏于衣橱内脱险，并非事实。

白氏抵粤后，适粤方将领陈济棠、陈铭枢已背叛李任潮而分别就任南京所派广东绥靖主任及广东省省主席之职，有图桂的打算。白崇禧乃又化装潜回广西梧州。我们李、黄、白三人遂在梧州重行聚首，都百感交集。不久，我们又相偕同往黄绍竑故乡的容县小憩，一面由黄绍竑出面，通电向中央交涉。

中央此时如器度宽宏，自觉不为已甚，乘此休兵，则和平原可立致。无奈蒋先生决心彻底消灭桂系，各路大兵已纷向广西合围，同时任命陈济棠为广西编遣区主任，迫令黄绍竑将我和白崇禧“解送”中央。前方部队人员转返广西原籍的，一概不许黄绍竑收容。广西现有的第十五军只准缩编为一师一旅，多余武器一概缴归中央点收。在上列三项命令彻底执行后，黄绍竑可就任广西编遣区副主任。

此项条件，可说欺人太甚。第十五军当时尚有十三四团兵力，人数虽少，然全军激于中央蓄意消灭异己的公愤，士气很旺，足堪一拼。我们乃决定先下广东，剪除牵制，再和蒋氏周旋。部队旋即由黄、白二人亲自指挥兼程东下，我本人则自梧州遄返香港暂住。

第四十四章　护党救国军之缘起

一

我在香港的住宅是罗便臣道92号，位于半山之中，是一座陈旧而宽敞的三层楼洋房。这所房子原是陈炯明在广东失败后，在港避难时的住宅。我在武汉失败后，用月租银九十元赁居于此。到了“九一八”沈阳事变，李济深被释来港，也住在此处。他后来用两万元港币把这座房子买下，直至朝鲜战争发生，中共“抗美援朝”达最高潮时，才卖去捐充中共军费。

我在香港住下后，便有各种访客专程来访。最有趣的是张宗昌、孙传芳等也托人来表示说，他们二人的军队可说是我一手击败的，英雄识英雄，不打不相识，他二人很希望南下和我一晤。我恐南京方面借题发挥，说我勾结军阀，所以对他们的善意都婉辞谢绝了。嗣后陈炯明、沈鸿英也用同样方法求见，我也以同样理由婉拒了。

当时最为我抱不平的一位政治访客，却是青年党的领袖曾琦。但是1924年国民党改组后，在“以党治国”的政策之下，政府严禁其他党派的活动，所以我对青年党的实际情况很是陌生，而和曾先生也属初次见面，不知其究竟为何而来。曾氏和我寒暄后，首先就把青年党的党纲和政策方针从公文包里取出，递给我看，同时批评孙中山先生“联俄容共”的非计。并谓，北伐的完成，多半靠我冒险犯难、杀敌制胜所收的果实，今蒋介石过河拆桥，实有违患难安乐与共之旨。这时我心境不佳，得曾氏温语慰勉，殊感欣快，所以第一次的谈话甚为融洽。孰知他第二次来见我时，情形就大大地不同了。原来他来的目的是想拉拢我加入青年党。他开门见山地说，我现在和国民党中央已闹翻，而青年党却正缺少军事人才，我何妨另起炉灶，加入青年党呢？

我说，我只是同蒋先生个人为政策上的歧异而闹翻，我并没有退出国民党。今日国民党中央和我为难，不过是受蒋氏个人把持罢了，与党的本身无关。再者，我在国民党中位至中委，政治上也位跻国府委员、集团军总司令，已是最高层了。我如舍此历史不要而加入青年党，那是又要从小兵做起了，人们岂不要笑我一失意就“朝秦暮楚”吗？青年党也何需此类党员？曾连说绝无此事，绝无此事，你如加入青年党，必然是占党中最高位置的。况飞鸟尚知择木而栖，何得谓之“朝秦暮楚”呢？

曾氏到罗便臣道来访我足有四五次之多，纠缠不稍放松。最后见我态度仍极坚决，才放弃其要求。其目的虽未达到，我们却成为知心的朋友。

在港闲居期间，最使我感到苦楚的是两袖清风，除赡养家眷和随行官佐一共二十余人之外，尚不时有在武汉或南京被遣散的军官来向我请求帮助。我心有余而力不足，极为尴尬。事为黄绍竑主席所悉，汇我小洋十万元（折合港币七万元），才得稍解金钱上的困难。

在港小住未几，国内政潮又起了重大的变化。先是5月中旬，南京蒋政权乘我第四集团军新败之余，决定派大军分水陆夹击广西。黄、白二人为先发制人计，即率师入粤，企图一举攻下广州。作战初期虽然顺利，无奈劳师远征，众寡不敌，终于败退回桂。同时南京方面更任命俞作柏为广西省省主席，李明瑞为广西区编遣主任，杨腾辉为副主任，率原来第七军的一部，自海道南下，并已溯江西上，抵达桂平，而何键所部也深入桂境，直薄柳州。黄、白二人为免使旧日袍泽自相火并计，乃由白崇禧指挥一部劲旅，驱逐何键部回湘，然后将省内部队悉交师长吕焕炎指挥，嘱其与俞、李、杨等合作。黄、白二人即自南宁出走越南，不久也来香港暂住。广西全省，表面上遂为南京政府所统一。

当此之时，南京方面认为我辈已被解决，气焰甚高，乃掉转枪头，指向第二集团军。并以离间、收买第四集团军的同样方式，离间冯的部属。5月下旬，冯部石友三、韩复榘，果为蒋氏所诱惑，通电服从中央。蒋氏把持下的国民党政府随即下令讨伐冯玉祥。冯军也破坏陇海、平汉两铁路以自卫。蒋冯大战迫在眉睫，南京方面深恐我在香港和冯氏暗通款曲，策动粤、桂起义，为冯声援，乃向香港总督交涉，逼迫我出境。

最初代表港督来访的，是香港绅士罗旭和与周寿臣两君。他们委婉陈辞，请我离开香港三四个月，以后再回港居住。在港督一再麻烦之下，我只得答应暂时离港，赴海外游历。乃暗中改名易姓，与叶琪、韦云淞、甘介侯等人领得赴法游历签证，搭一法国轮船赴欧。但是我们真正的目的地却是法属安南的西贡，因西贡去国未远，仍可以随时注意国内的变化。

行前并由前护国军时代的旧长官林虎拍专电去西贡，介绍一碾米巨商辛沂臣来码头相候，以免受法国移民局官吏的留难。

我们一行在10月初自香港上船，驶过海南岛时，风浪极大，阖船旅客都晕船呕吐，餐厅中人数日减，船上最后只剩下叶琪和我及三数其他旅客仍在餐厅进膳。舟行数日，抵达西贡泊岸。法籍移民官员登舟，如狼似虎地清查下船乘客。我等四人站在甲板上，极目远望，找寻辛君。移民局官员即用法语向我们盘问，幸有一中国旅客代为翻译，说我们四人拟登岸浏览市区，唯须稍候接船的朋友而已。孰知该法人竟不由分说，立即强迫我们登岸。岸上警察十余人用长绳一根，将所有登陆的中国乘客围绕起来。哨笛声声，竹鞭劈啪，便把一群人领向清查移民的“黑房”中。

此次上岸旅客，十之八九为当地华侨的家属，拖儿带女，老幼咸集，狼狈不堪。按法国属地极不人道的苛例，这些入境的侨胞，首先须关进“黑房”住宿，然后由法籍移民官员按名点验取保放行。所谓“黑房”是一座大厂房，只有前后二门，别无窗户。地下铺着霉烂的稻草，各人随地而卧，其中既无厕所，也没茶水、灯火等设备，臭气熏天。两门关闭后，伸手不见五指，故曰“黑房”。

当我们四人被领着走向“黑房”时，仍然四处张望，寻觅前来接我们的辛君。张望了许久，才发现有一商人模样的中年人，正向我们招手，大概他见我们四人穿着较整齐的西装，和其他旅客有点不同的缘故。我们也向他招手。那人即走近来问我们是否是林虎先生所介绍的某某四位先生。他说的果然是我们的化名。辛君乃向警察竭力疏通，可能还用了些钱。最后法国警官才答应让我们自黑房的大门走进，立刻便从后门走出，免除了我们住帝国主义殖民地牢狱的灾难。

出来之后，辛君即以他的自备汽车送我们往一小旅馆中休息。辛君是西贡有名的富商，法国官员对他颇为尊敬。此次他亲自来接船，我们本可毫无留难地上岸，不幸船早到了三十分钟，这才发生这件不愉快的小插曲。

辛君问我们来西贡有何贵干，我们说不过普通游历而已，所以他为我们介绍一所极便宜的小旅馆。斯时天气炎热，住得颇不舒服。不久，我们便迁入另一大旅馆去。看样子，我们又不像是普通的游客，辛君这才开始有点怀疑，但是他也不便多所诘问。

在西贡住下，最恼人的一件事，便是要向移民局请求居留证这一关。这移民局是一所十足的帝国主义者的官僚衙门，办事毫无效率。我们为办居留证，清早就去，等到10点左右，它还不开门，去迟了，则门前熙熙攘攘，拥挤不堪。我们为着签证，只得天天去，煞是恼人。

一天早晨，我在移民局前发现一位中国青年，对我注视很久才行离去。我虽觉得有点奇突，但也未以为意。孰知事隔不久，法国安南总督忽派专员到我旅馆里来访问“李将军”。我问他何以知道我在此，这法国官员说，南京已得我来此的报告，因训令中国驻巴黎公使馆向法国外交部交涉，说我勾结共产党，以西贡为根据地捣乱中国，要求驱逐我出境。但是法国政府知道我和共产党无关，相反，他们怕南京方面派人来暗害我，所以特派大批便衣侦探前来保护。

身份既经暴露，行动至感不便。无论我们去何处，后面总有大批暗探相随，实在令人感到不安。加以西贡去国仍然太远，往来信件迟缓，所以我们住了二十多天，便折返越北的海防了。

二

我们到了海防，广西局面又发生了变化。原来俞作柏带了张云逸等共产党干部回广西后，又和南京闹僵。俞、李二人忽然喊出共产党口号，想另成一新局面。这样一来，不但全广西军民一致反对，即是和李明瑞同时南返的杨腾辉、周祖晃、梁重熙、黄权等重要将领也一变而反俞、李了。

南京方面得报，乃将俞、李免职，改委吕焕炎为广西省省主席。唯焕炎声望不符，不敢遽尔就职。广西各军以及各民众团体乃纷纷派代表来海防，请我和黄、白回桂主持军政大计。我乃于1929年秋冬之交，取道广州湾遄返南宁。黄绍竑、白崇禧则先我潜回省内活动。于是齐集南宁，共商善后，广西又变成我们三人联合领导的旧局面了。俞作柏因势孤力单，且为军民所不容，潜逃省外。李明瑞、张云逸和俞作柏胞弟作豫，分成两股，各率残部千余人，退据百色和龙州，组织苏维埃政权，号召赤色革命。

此时北方冯、阎为反对蒋消灭异己，已在积极备战。国民党中，汪兆铭等也因蒋氏包办国民党“三全大会”而联合反蒋。原来为追击胡、陶而驻于荆、沙一带的第四军也高举义旗反蒋，并派人来联络，拟南下广西，共同出兵入粤，重奠中央。为配合此一全国性的军事行动，我们乃在南宁成立“护党救国军”。我任总司令，黄绍竑任副总司令兼广西省省主席，白崇禧任前敌总指挥。总司令之下直辖第三、第八两路军。战斗序列如下：

护党救国军总司令　李宗仁（兼命令传达所所长）

　　副总司令　黄绍竑

　　前敌总指挥　白崇禧

　　第三路军总司令　张发奎

　　　　　　副司令　薛　岳

　　　　第十旅　邓龙光　第十二旅　吴奇伟

　　　　教导旅　黄镇球

　　第八路军总司令　李宗仁（兼）

　　　　第一纵队指挥官　吕焕炎

　　　　　　第一师师长　梁朝玑

　　　　　　第二师师长　蒙　志

　　　　　　第三师师长　杨　义

　　　　　　第一独立旅旅长　封克鲁

　　　　第二纵队指挥官　杨腾辉

　　　　　　第一师师长　黄　权

　　　　　　第二师师长　许宗武

　　　　　　第三师师长　梁重熙

12月上旬，张发奎率所部万余人自鄂西经湘西，辗转入桂。第三、八两路军乃分道东下袭取广州。张发奎的第三路军由四会、清远入花县、从化，担任左翼。第八路军除吕焕炎所部留守广西自郁林、贵县至南宁之线外，余均东下入粤，循西江经肇庆，攻击粤汉路正面的军田，并分兵一部进攻佛山。

张军在左翼作战，起初甚为顺利，迫近广州时，粤方得到宁方的大军增援，突以主力反攻，来势极猛，张军败退。我第八路左翼受此挫折，遂随同后撤。本拟固守梧州，但粤方海军行动很快，已先期将梧州占领。我军主力乃在平乐、荔浦一带集中整理。粤方追兵一时也未敢深入桂境。时我军给养艰难，隆冬已届，士兵仍多衣不蔽体。值此困苦之际，第一纵队指挥官吕焕炎忽然在郁林率部叛变，并派人间道来平、荔一带煽动将士叛变。黄权、蒙志两师长传闻已和吕焕炎有所接洽，此两师一旦叛离，则大势危险了。

黄、白二人与我为此事在平乐城里商量。我说，在此紧要关头，只有用非常手段，将黄、蒙两师长扣留，以弭乱源。黄、白深恐此举会引起两师官兵的哗变。我保证不会有此事，并立刻叫人去把黄、蒙二师长找来开会。他二人一到，我便下令将其随从卫兵十余人缴械，然后带二人来我室内。我告诉他们说，现在吕焕炎叛变迹象甚为明显，外边谣言很多，都说你二人和他有勾结。此事影响军心很大，现在我为大局计，只好请你两位受点委屈，暂时解除职务，去桂林休息。黄、蒙辩说，吕焕炎虽派人来接洽，但是他二人根本没有接受。我说，吕焕炎既派人来，你们就该据实报告我。你们既不报告，足证外间谣言不虚。外面汽车已预备好了，就请你二人各指定一名随从，即刻乘车赴桂林休息。说毕，便令卫士带出，立刻启行。我随即晋升该两师的副师长为师长，并令其立即将部队集合平乐郊外，听候训话。

这一天，阴霾四布，寒风袭人，部队经过很长一段时间才到平乐郊外集合。两师官兵因师长被拘押，天气又冷，冻馁交迫，嘈杂之声达于山谷。我令该两师人围成方阵，然后站在一张四方桌上训话。我一上桌子，全体官兵立刻便肃静无哗。我告诉他们，将两位师长看管起来，为的是革命前途和我们团体的荣辱。我们绝不容许有少数人临危变节，自损革命军人的人格。训话约历数十分钟始毕，我遂命两位新师长将部队带回营地休息。一场风波便立时平静下来。

黄绍竑、张发奎二人旋率第八路的一部和第三路全部渡江袭击郁林的吕焕炎。吕因部属不听乱命，只身逃往广州，大河上下复归我有。唯是时粤军蒋光鼐等已沿西江西犯，向郁林前进，与黄、张两部战于北流。我军复败绩，因此大河下游和郁林五属一带，复为粤军所据。是时幸白崇禧指挥有方，将深入平乐的朱绍良指挥的谭道源、刘和鼎等部击破，逐出桂境，民心才稍定。于是形成粤我两军隔江对峙之局。直至1930年春，扩大会议在北平开幕，阎锡山也加入反蒋阵营，联合冯玉祥对蒋作战，我军乃再度入湘北伐，参加倒蒋的战役。

第四十五章　扩大会议与北上护党

一

1930年春初，蒋先生和阎、冯的关系已濒于决裂，双方都在积极备战。

自我第四集团军在武汉解体后，蒋先生及其所控制的“中央”气焰很盛，拟乘势一举消灭阎、冯，以实现其党政军“清一色”的理想。事态发展至1930年2、3月间，冯、阎二人不得已，乃采取联合反蒋的军事部署。3月初，阎锡山在太原电邀各主要人物赴并（即太原）共议国是。我们派了叶琪、胡宗铎、麦焕章等代表前往参加。

汪系中央委员陈公博等，及“西山派”元老邹鲁、谢持等也亲往太原晤阎。他们都是蒋氏召开的“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所排斥的人。事实上，出席“三全大会”的代表泰半由蒋氏所控制的中央党部所指定，绝不能代表全党。该次大会中，汪兆铭竟被开除党籍，其他同志更不消说。所以在太原会议中，众人遂拟乘机重整国民党，以免党权被蒋先生等少数人所把持。

最初，当张发奎自荆沙南下时，蛰居法国的汪兆铭便有电报给我，希望捐弃前嫌，共为改革本党而奋斗，并着张发奎军改易番号，归我节制。太原会议后，我们电报往返更多，我也劝他早日北上，领导党务活动。

3月中旬，各派反蒋人士遂在北平酝酿发起“扩大会议”，并组织新的党中央与政府，军事上也实行改组。3月15日，鹿钟麟等五十七位将领通电全国，一致推举阎锡山为全国海陆空军总司令，冯玉祥、张学良和我为副司令。经数度电报往返之后，冯玉祥和我遂于4月1日分别于所在地联衔通电就职。于是原在广西的第三、第八两路军也改编为“中华民国陆军第一方面军”。其编制略如下表：

第一方面军总司令　李宗仁

　　　　副总司令　黄绍竑

　　　　总参谋长　白崇禧　参谋长　陈翰誉

　　第一路指挥官　张发奎

　　　　第四军　　　第四十三师

　　第二路指挥官　白崇禧（兼）

　　　　第七军　　　第四十五师

　　第三路指挥官　黄绍竑（兼）

　　　　第八军　　　教导第一、第二师

迟至5月中旬，北平“扩大会议”尚未开幕，而蒋、冯、阎的大战已全面爆发，津浦、陇海两线皆有激战。而广西境内的战事至此却成胶着状态。粤军虽莫奈我何，然以我区区数万之众，想把入侵的粤军逐出省外，亦复不易。在此情况之下，白、张二人和我乃筹商打破僵局的办法。我们三人一致同意放弃广西根据地，挥军入湘，北上攻占武汉，与冯、阎友军会师中原。黄绍竑当时在右江剿匪，我们将会议决定电告他，他也不反对。计划既定，我们乃于5月中电告华北友军，同时将全军秘密北移。5月22日我梁瀚嵩师先放弃浔州，许宗武师接着放弃贵县、横县。全军集中桂东，分三路入湘。第一路取道柳州、桂林，出全州，直向永州、衡阳前进。第二路出平乐，经永明、道州，亦向永州、衡阳集中。第三路则布置于迁江一带，掩护各军集中，俟各军入湘，才随后跟进。广西后方则酌留保安团队，维持治安。

二

大军北进，所至如入无人之境，湘军何键等部都望风披靡。5月27日湘军唐生明（唐生智之弟）率部向我输诚。我军旋即占领衡阳，继续北进，于6月3日占领长沙。敌军朱绍良、夏斗寅、钱大钧等部仓促退入湖北。何键部则遁入湘西。6月8日，我第一、二两路军乃占领岳州，前锋已入湖北境内。我本人也进驻岳州，指挥北进军事。黄绍竑的后续部队和辎重等则正向衡阳跟进。预计15日可以攻占武汉，与友军冯、阎等部会师。

孰知6月10日我后方交通重心的衡阳突为粤军蒋光鼐所占，我军顿被腰斩，首尾不能相顾。因我军5月底放弃广西根据地全师北进时，粤军陈济棠、陈铭枢等误以为我军绕道北江入粤，乃仓率全师自西江流域东撤，向北江增防。会我军北上向长沙推进，陈铭枢部乃随我军之后，乘虚占领衡阳。

我军既被中分为二，当前的决策只有二途可循。第一，不顾一切，以破釜沉舟的决心直取武汉；第二，回师会攻衡阳，克复衡阳后再继续北进。最后，我们决定采取第二项，回师攻衡阳。因我军辎重给养都滞留于湘桂边界，无给养则我军便势难久持。

6月18日，我军全线自长沙南撤，围攻蒋光鼐于衡阳。不意是年湖南大旱，赤地数百里，购粮无处。我军给养中断，军心涣散，加以缺乏重武器，屯兵于坚壁之下，无能为力。衡阳久攻不下，而敌人援军云集。6月底，敌我复在湘南展开激战。我方官兵至此已疲惫不堪，我虽亲赴前线督战，终以全军缺粮，无法维持。不得已，再向广西撤退，情形狼狈不堪。官兵对战事都十分消极，情况的艰窘，实我军作战以来所未曾遇过的。值此极端困窘之时，适阎锡山接济我四十万元，才得渡过难关。

阎氏送我四十万元也是一段有趣的故事。当1930年8月上旬“扩大会议”正在北平进行时，余妻郭德洁适闲住于香港。她的一位好友——舒之锐女士忽自北平来信，约她往故都一游。德洁以我在军中，一人住在香港也感觉无聊，遂答应舒女士之请，往北平观光。此行原是私人游历性质，事前我且不知其事。孰知此时正当北平冠盖云集，“扩大会议”最高潮时期，内子忽然北来，汪、阎诸公不知其详，都误以为我专派内子为私人特别代表前来与会。因此，当她在天津登岸时，军政各界代表到码头欢迎的不下数百人。抵北平时，欢迎的场面更为热烈，党中元老如邹鲁、谢持、张知本，及陈璧君、陈公博等，纷来拜访恳谈。内子因事先无此心理上的准备，最初颇觉尴尬，幸而她尚有应变捷才，乃索性假戏真做，与各方代表酬酢一番。

后来因张学良袒蒋，率兵入关，北平局面紧张，“扩大会议”决定移往太原，内子遂也乘机往太原拜访阎氏。此时冯、阎的败征已见，岌岌不可终日，“扩大会议”事实上已经解体。阎氏感我率军入湘遥为呼应的往事，乃自库存中拨款四十万给我。阎的本意，以大势已去，失败已成定局，故特地分给我个人一笔巨款，以作日后生活费用。孰知此款转到之日，正是我军粮饷两缺之时，骤得巨款，颇足稍纾燃眉之急。

此次我们第二、三、四三个集团军联合倒蒋失败的关键，在于张学良被利诱入关。先是，当蒋、冯、阎三军在中原剑拔弩张之时，三方面都派人向张学良游说。阎、冯方面仅给予张氏以“全国海陆空军副总司令”的虚衔，劝其袖手旁观，而蒋先生方面，据说除了“海陆空军副总司令”的头衔外，还有河北、山西等省地盘，及现金六百万元的实际利益。张接受了，遂率兵入关勤王。

蒋和阎、冯本来势均力敌，张学良入关，自然举足轻重。东北军既占领平津，阎、冯两军斗志顿失，遂一败涂地。“挟天子以令诸侯”的蒋先生之所以能独霸天下，张学良实居首功。孰知因此便伏下“九一八”沈阳事变的祸根。

第四十六章　苦撑桂局与西南开府

一

1930年夏，北方阎、冯势力瓦解，“扩大会议”无疾而终，蒋先生的声势至此可说是如日中天，因而他要以武力彻底解决本军的心也愈坚。

自我军退回桂林后，湘粤之敌在蒋先生命令之下，不断侵入桂境，企图消灭我军。云南方面的龙云也受中央唆使，令卢汉率三师之众，将南宁包围。共产党也于此时利用李明瑞、张云逸等，屡陷百色、恩隆等地，组织苏维埃政府。广西全省弄得疮痍满目，残破不堪。我军处此危殆的境地，实在疲惫已极，军心难免涣散。纵是高级人员如张发奎、黄绍竑等，也心灰意冷，表示出极端的消极。

张发奎军自荆沙南下时原有万余人，士气尚旺。无奈首受挫于广东的从化，再败于广西的北流，三败于湖南的衡阳，三战三北，张氏愤慨已极。自湖南撤入广西时，全军仅剩千余人。

张氏回到桂林后曾向我说，该军人数所以没落至此，并非由于向敌人投降或被敌缴械，乃是由于薛岳在愤怒冲动之下，在撤退途中向部属官兵公开宣布，他本人和张军长绝不再干了，各官兵所携武器听凭自由处置。卖枪得款，返乡务农也好，聚众持械，入山落草也好，总之，张某、薛某是不过问了。因此全军解体。他们的部队退抵桂林时，所剩不过五六百支枪，比之极盛时代的第四军，简直不可同日而语了。张氏甚至屡请撤销该军番号，俾息仔肩。为慰勉张氏，我总以乐观的态度说，胜负为兵家常事，劝他不必消极。张说，他现在毫无凭借，难以重整旗鼓。我为维持第四军于不坠，遂将本军许宗武、梁重熙两师番号取消，将该两师的装备和少校级以下官兵约六千人，拨交张发奎补充第四军，以恢复其战斗力量。我们苦心孤诣维护第四军，可说是仁至义尽了。

孰知张氏对拨补的部队，只收了士兵和枪械，将各级官佐陆续送回我的总司令部，另行安置，而易以他的第四军原有的心腹股肱。被解除职务的官佐，不免啧有烦言。我则竭力疏解安慰，以维持全军上下的和睦。值此万分艰难之时，我为维持正义，支撑残局，用心之苦，实难尽述。嗣后不久，“九一八”事变发生，汪、蒋再度合作，汪兆铭出掌行政院。张发奎以广西地处边陲，发展不易，乃自柳州防地以急行军方式入湘，向南京开拔。张氏北上依附蒋、汪，本可减轻广西的负担，我们是不会留难的。

当上年张氏图粤失败，入桂避难期间，我们为表示欢迎及开诚合作，曾委张军中的陈劲节为第一方面军的军需处处长。到两广化敌为友，开府广州时，又改派为我军驻香港办事处处长。后来，本军因弹械缺乏，曾由陈氏经手，向德国购买七九步枪三千支。该批弹械到港后，陈氏竟秘不报告，反拟转运上海，交第四军应用，事为我方所侦悉，其谋乃败。

张发奎之外，另一表示绝对消极的，便是黄绍竑了。我军自湘败退后，绍竑便认为局面极端严重，无法应付而时有去志，经我和白崇禧苦劝无效，终于8月通电息兵下野，南宁收复后，即取道安南赴港。黄氏此去纯系他个人消极所致，并非与我李、白有何不洽。黄氏的通电措辞极为委婉，殷殷以和平为职志。然则我李、白二人愿坚持内战吗？此种内战的不断发生，纯然是由于蒋先生的独裁乱纪，以不正当的手段图谋消灭异己所引起。蒋氏这种作风，已引起全国的公愤，广西军民对蒋氏无不痛心疾首。我们纵想解甲归田，也不愿在蒋氏的淫威之下俯首帖耳。其所以陈兵抗拒，实是逼上梁山，故黄绍竑的通电在广西袍泽中未发生丝毫反应。此非八桂袍泽独厚于我李、白二人而薄于黄氏，实因黄氏的主张有违军民大众心理所致。

二

为应付广西当前危局，我乃以柳州为发号施令的中心，重新整顿所部，决定择要固守，并先派黄旭初军长驰赴南宁指挥韦云淞师固守，拒止滇军与贵县余汉谋粤军的合流（旭初在邕垣竟被围困达两个月之久）。然后次第将客军逐出境外，全省或可以复苏。

军队改编后的新序列，略如下表：

第一方面军总司令　李宗仁

　　　　副总司令　黄绍竑

　　　　总参谋长　白崇禧

　　　　前敌总指挥　张发奎

　　第四军军长　张发奎

　　　　第十师师长　吴奇伟

　　　　第十二师师长　薛　岳

　　第七军军长　杨腾辉

　　　　第十九师师长　莫树杰

　　　　第二十一师师长　廖　磊

　　第十五军军长　黄旭初

　　　　第四十三师师长　梁朝玑

　　　　第四十五师师长　韦云淞

　　　　独立第一师师长　韩彩凤

这一期我们肃清广西的战略是对湘、粤两方敌人取守势，而以全力先将滇军逐出省外，以解南宁之围。讨滇的战事自9月底发动，由白崇禧指挥，经两周的激战，已迫近南宁。南宁守军在黄旭初军长指挥之下出城夹击滇军。至10月中旬，入侵滇军才悉数被逐出境，西线遂无战事。

卢汉既去，我军乃乘势进剿盘踞右江一带的共军李明瑞部。李部不支，退据东兰，其后又向桂北溃退，终于1931年春初越境逃入湖南，东撤江西，与正在滋长中的朱、毛部队汇合。

三

西线戡平之后，我军本拟回师进击侵入桂境的粤军，然而此时广东与南京之间又酝酿新变化，粤军已与我军通款言和。我军乃兵不血刃，将梧州以西和平收复。

此次宁粤的龃龉实源于粤籍元老胡汉民的被囚，而胡的被囚，则又起源于所谓“约法”之争。原来当蒋、冯、阎中原大战结束之初，蒋氏以战胜余威，竟不经中央党政机构会议，擅自通电声言制定“约法”，开国民会议。中央要人如吴稚晖、杨永泰、张群之流，都附和蒋氏，唯胡汉民独持异议。汉民坚持党统，主张训政，反对约法。加以当时盛传，蒋先生将利用约法，出任总统，尤为胡氏所反对。二人相持不下。至1931年2月28日，蒋先生突然将胡汉民幽禁于汤山，并于中常会中宣布胡氏请辞本兼各职。

胡氏在党中允为元老，地位高于蒋氏，在政府中，胡氏也位居立法院院长。蒋先生竟因一言不合，即加以幽禁，则蒋氏对付他人的手段为如何，更可想见了。这些都可见蒋先生的独裁、目无纲纪，实为招致党内外一致强烈反对的原因。

胡汉民被幽禁后，举国哗然，粤籍中委纷纷南下，集议于广州，反对蒋先生。国民党自有史以来，粤籍要员最具畛域之见，其原因或者是由于方言的关系。他们彼此之间，平时虽互相猜忌，然一有事变，则又尽释前嫌，作坚固的团结。如陈铭枢、陈济棠争夺广东地盘即是一好例。当李济深被拘押后，蒋先生以利禄分化李的部属，以陈铭枢为广东省省主席，陈济棠为绥靖主任。我军出湘时，陈铭枢部下的蒋光鼐、蔡廷锴等，竟自告奋勇，为虎作伥，开赴衡阳作战。其后，陈部被调往津浦线，参加对冯、阎的战争。陈铭枢在粤顿失羽翼，陈济棠乃排挤陈铭枢离粤。铭枢诉诸中央，蒋先生故意纵容陈济棠的所为，意在使两陈相斗，从中渔利。陈铭枢含恨在心，从此乃暗中积极反蒋。到了胡汉民被囚事件发生，所有粤籍中委又团结一致，铭枢、济棠也尽释旧怨，在广州开会反蒋援胡。

这时广州方面的实力派为陈济棠，因而粤籍要人如孙科、古应芬、邓泽如、萧佛成、林云陔、刘纪文等，群起赴穗依附陈氏，策划反蒋，甚至连汪精卫的“改组派”也被邀参加。

粤籍要人并师1918年中山先生护法故事，在广州举行非常会议，开府西南，以与南京对抗。粤方反蒋计划既定，乃决定自广西撤兵，并派林翼中为代表，到南宁和我们商议合作，请我方派兵维持粤军撤退地区的治安。因此峰回路转，两广化干戈为玉帛，又由敌对之局转而为合作了。

第四十七章　沈阳事变后广西之新面貌

一

中国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非常会议是在5月下旬在广州召开的。凡属国民党第一、二、三届中委而不愿与南京合作的，都纷纷到广州参加。同时由非常会议议决成立国民政府。推选唐绍仪、汪兆铭、萧佛成、林森、古应芬、孙科、李宗仁、蒋尊簋、陈济棠、邹鲁、许崇智、邓泽如、唐生智、李烈钧、陈友仁等为委员，汪兆铭为国府主席。通电要求蒋先生下野。

5月28日国民政府在广州成立，我也于是日自广西应约前来参加。粤、桂两军二月前尚在西江对垒，今又释嫌修好，共议北伐大计了。我到广州时，中枢要人齐集天字码头欢迎，握手相见甚欢，前次血战，似已遗忘干净。

新的国民政府治下的第一要务便是整军，拟北上讨蒋。粤、桂两军改编为第一、四两集团军。我受任为第四集团军总司令，陈济棠为第一集团军总司令。秣马厉兵，准备入湘北伐。南京方面也调兵遣将，预备在湘赣一带堵截我军。

1931年夏季，双方电战不绝，继之以动武。唐生智在湘收编的部队，已和宁方军队发生接触。忽然日军侵占沈阳的警报自天而降，将内战风云立时吹散。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张学良蒙不抵抗便将东北拱手让敌的罪名，全国人心大愤（据说张氏原拟回师与日军作战，为蒋先生密令阻止）。各界纷电宁、粤两方息争对外。蔡元培、张继等奔走和平，不久，胡汉民、李济深在宁先后恢复自由，和平空气顿形浓厚。广东非常会议乃推出汪兆铭、孙科、邓泽如、古应芬、李文范等赴沪，会商宁粤息争问题。广东中央提出，如蒋中正息兵下野，粤方当自动撤消政府，双方合作，一致对外。

12月15日蒋氏终于被迫通电下野。广东方面遂撤销国民政府，另成立中国国民党“西南执行部”和“西南政务委员会”，为暂时党政最高机构。表面上，全国党政复归于统一。

蒋氏下野前，特手令将在沪被捕的邓演达枪毙以泄愤。于此也可见蒋氏残忍的本性。蒋氏每次下野总要杀一二要员以泄其胸中的积愤。1927年8月，遭难者为第十军军长王天培和第十四军军长赖世璜，这次却为邓演达。1949年下野时，遭殃的则为陈仪。三事的发生，前后如出一辙，实为怪事。

值此期间的另一怪事，为南京、上海、广州几于同时举行所谓中国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南京为蒋派所主持，广东方面为孙科等粤籍委员所主持，上海则为汪兆铭系的“改组派”所主持。三方各选出中央执监委员数十人，实在不成体统。

蒋氏下野后，三方人士乃齐集南京，共赴国难。我辈均应约前往。12月22日，四届一中全会在南京举行，修改国民政府组织法，并改组国民政府。12月28日，中央执行委员会选任林森为国民政府主席，孙科为行政院院长。1932年1月中旬，汪、蒋会晤于杭州，商议合作，并宣布同返南京负责国事。1月25日孙科辞行政院院长，由汪接替，中枢遂又恢复汪、蒋合作的局面。1月28日晚，淞沪战事爆发，战火扩大，国难日深，国府部分机关自南京迁往洛阳。全国一片抗日之声，国民党党内的内战总算暂时停止，各地维持现状。我也暂回西南，一面长住广州，和陈济棠协议维持西南治安；一面和白崇禧合力整顿桂局，作抗日的准备。

二

“九一八”及“一·二八”事变相继发生之后，国难日深，我们以为抗日报国之道，实应登高自卑，从头做起。因此自1931年秋起，我和白崇禧、黄旭初等乃决心从根本上整理广西省政。历年内战之后，原在外省做事的桂籍军政干才，如叶琪、李品仙、廖磊等也多倦游归来，有志参与省政，共图复兴。这一阶段内的广西，可说人才济济，大可振作一番。

在群贤协力之下，我们首先精简省内军民两政。由我担任第四集团军总司令，白崇禧为副总司令。叶琪为总参谋长，廖磊为第七军军长，夏威为第十五军军长。

广西省政府则由黄旭初担任省主席，所以任职人员俱是一时之选。

1934年本省召集“扩大党政军联席会议”，会中通过“广西建设纲领”，具体地确定了广西省内建设的方针。这一纲领当时便成为广西的“根本大法”。大致说来，这一纲领系根据“三民主义”的原则而拟定的。

例如，第三条规定：“以现行民团制度，组织民众，训练民众，养成人民自卫、自治、自给能力，以树立真正民主政治之基础。”这一“三自政策”便是与“民权主义”中所提示的“地方自治”的原则是一致的。

又如，第九条：“施行社会政策，依法保障农工利益，消弭阶级斗争。”第十二条：“运用金融政策，扶植中小工商业。”第十三条：“适应民生需要，公营重要工商企业。”如此等等，都是依据“民生主义”的“平均地权，节制资本”的原则所拟订的。

第二十一条：“提高民族意识，消弭阶级斗争，创造前进的民族文化。”此分明是发扬“民族主义”。

所以我们当时的口号便是“建设广西，复兴中国”。希望将广西建立成一个“三民主义”的模范省，为全国作一榜样，以逐渐达到复兴中国的最后目标。

在上下一致根据“广西建设纲领”励精图治之下，为时不久，全省政治便面目一新。原来在黄绍竑治下的广西，行政效率已为全国各省之冠，然有计划的现代化建设，则实自“九一八”以后开始的。

我认为廉洁的政府在广西已经确立，然当时当务之急，则为维持治安，清除匪患。广西向以多匪出名，所谓“无处无山，无山无洞，无洞无匪”。广西之所以多匪，有数种重要因素。第一，广西人民的构成成分极为复杂，风俗不同，语言各异。大致说来，西江流域居民的言语多属广东语系，桂江、柳江流域的居民则说普通官话。此外还有客家，以及少数民族如壮、苗、瑶、彝、傣等。彼此习俗不同，极易发生争斗。相沿既久，遂养成广西人好勇斗狠的习性。这种习性固可练成好兵，也易养出惯匪。第二，广西地方偏僻，人民教育程度很低，也是养成盗窃的主因。第三便是贫穷，语云“饥寒起盗心”，冻馁不堪忍受的人，则往往铤而走险。

以前官府剿匪政策的失败，实由于未能掌握广西产匪的基本原因。所以兵来匪去，兵去匪来，终无根治办法。至于传统的地方民团制度，更是无用。所谓团练多数为地方土豪劣绅所包办，鱼肉乡民则有余，维持治安则不足。

我们既掌握了广西匪患的基本原因，故能治标治本，双管齐下。治标的方法，即严申军令，明辨善恶，实行剿灭政策。治本的办法则实行保甲制度，严密基层组织，并以受过严格训练的乡村青年干部代替原有的腐败的团局。

第一步，先由省政府创设“广西全省民团干部学校”，招考知识青年受训。最初为期半年，后来增至八个月。训练的主要科目为灌输现代化的知识，培养专门的技能。例如地方自治、户口调查、农田水利、筑路造林、国民教育、畜牧兽医的常识等，此外更着重组织乡村壮丁，加以军事训练。一言以蔽之，即训练出大批足以推行“三自政策”的青年干部。

这些青年于受训期满后，便分发到各县任村长、乡长和镇长。由他们负责调查户口，将各区人民的人口、财产、教育情况、生死及流动的情形完全调查明白，向上级机关按期呈报。所有民枪均集中于乡、村公所之内，由乡长、村长于农暇时，集中壮丁，加以军事训练。村长兼民团训练的中队长，乡长兼大队长。每县的壮丁则编为一或两个以上联队，以县长任总队长。军训教官则在无职军官中遴选充任。

这种制度在推行初期，颇受地方土豪劣绅的反对，但因政府政策坚定，阻力瞬即消失。一两年后，全省匪患几乎绝迹，风声所播，全国各界来桂参观的络绎于途，对广西的治绩颇致称道。

同时，我们的教育和经济建设也齐头并进。新政策下的广西，基层的国民教育是义务性的。每村设一国民基础学校，由村长兼校长。每乡则设立一设备较优的“中心学校”，由乡长兼校长。所有学龄儿童都强迫免费入学，并利用夜校教育成年失学男女。不数年间，全省文盲大减。

1933年，我更在全省党政军联席会议中，提议公共积谷的办法。因中国农村，贫农每因食用不足，向富农或地主高利借贷。消灭这一高利贷，便是我们“积谷”的最大原因。其办法是每村设一公共谷仓，由每年有余粮的农户以累进的方式摊派，征集收入公共谷仓，为该村的公产，由村民公选的委员会保管。每村更抽出若干成，积存于乡公所，借以挹注贫村。这种积谷，凶年可以防饥，平时则可出借予贫农以扫除高利贷。贫农可无利贷谷，唯秋收归还时，每百斤多还若干斤，以填补新谷折耗。

这种公产且可挹注乡村其他公营事业，如补助教育、兴办水利、开荒、养鱼、畜牧、植林等。民有之，民享之，类似西方的合作事业。积谷累年而有盈余时，则由乡、村公所购买田地，以为公产，且可借此防止土地集中。至于城市街镇，无谷可积，则以公积金方式行之。这样行了数年，有些乡村可说是仓廪充实，人民乐岁终身饱，凶年得免于死亡。全省一片新兴气象，为广西农村有史以来所未尝有。

在整饬广西省府时，我们最感棘手的一项，便是税收机关。因税收机关中饱，相沿成习，不以为异，故最难杜绝。广西当时内地关卡不下五六十处，专事征收商贾货物过境税。这种关卡积弊最深，商贾受其扰害也最大。例如某地江边设有一税局，过往货船须往报税。验查数量的多少自不消说，即是验税和清查的时间先后，也有极大的弊端。有些税员故意稽延不查，使货物不能按时转运销售。因此税员最易收受贿赂，政府虽三令五申，肃清贪污，但道高一尺，魔高一丈，革新实非易事。

1934年，一日我问省财政厅厅长黄钟岳说：“这些扰民的税局可否全部裁撤，只保留通省外的边境税局？”黄说：“那如何使得，偌大的税收一旦裁去，省经费将如何弥补？”

我问他：“这笔税收每年共有多少呢？”他估计一下说：“总在七八百万元之间。”我说：“开支要多少呢？”黄说：“约三百万左右。”我说：“那么，净收入不是只有四百多万吗？”黄说：“四百多万不是个小数目，裁去将如何弥补？”我说：“那只有节流，我们可以裁兵。”当时我们便这样决定了，由省府下令，除通省外的税局外，其余一律裁撤。这消息一出，全省商民无不额手称庆，颂为德政。同时为减少省经费的开支，我即着手裁兵。孰知年终结算，税局裁撤后，税收不特未减少，且较前多出八百多万元。黄厅长起初极感惊奇，其后仔细想想，道理也甚简单。因自内地各处税局裁撤后，商旅称便，货畅其流，省内的生产和消费，以及对外省的出入口贸易，都大为增加，市场繁荣，税收也就增加了。这一点证明了，福国利民，实在是事在人为。

关于裁兵，1932年以后，广西裁得相当彻底。由原来四十个团，一气裁至十四个团。其中两个团且用作兵工，调至贺县的八步开采锡矿。

但是，我们也估计到抗日战争有随时爆发的可能，所以我们的裁军，事实上只是寓兵于民的政策。一旦有事，政府一道命令，旦夕之间便可成立军旅，调赴前方。卢沟桥事变后，我们在两个月内便装备了四个军（第七、三十一、四十八、八十四军），共四十八个团，配备齐全，开上前线。动员的迅速，是全国所无的。

广西动员之所以能这样迅速，一则由于平时有准备，有健全的行政基层组织，有全省皆兵的民团训练；再则归功于兵工政策配合的适当，有武器、弹药、被服储存，随时可以取用。1931年以后，我们在广西节衣缩食，一面向外国购买枪械，一面设厂以谋自给。我们的兵工厂计有：轻机枪厂、重机枪厂、步枪厂、迫击炮厂、迫击炮弹厂、手榴弹厂、七九口径子弹厂、硝酸硫酸厂、无烟火药厂以及飞机修理厂。上述各厂的机器，大都购自捷克，为最新式的设备。抗战爆发后，我们便将大小兵工厂悉数交予中央统筹管理。据接办的人员说，我们的兵工厂中，有两个其规划的精密、设备的新颖，实凌驾于中央各厂之上。

同时，我们还积极建设空军，设有航空军事学校。最初，我们聘粤人林伟成为校长，兼空军大队长。林君曾在美国学习民用航空，对军事航空是门外汉。广西的空军最初自然是模仿广东的空军。不过广东空军中，骄傲轻浮、奢华的习气很深。因这些创办空军的人物，概属美国华侨子弟，只学会了一些民航驾驶技术，回国之后，社会上即恭维他们为“飞将军”，因此习气极深，和我们艰苦卓绝的精神颇不调和。为救此弊端，我们乃派航校学生十余人往日本空军学校深造。起初，我们以为日本既是我们的假想敌人，恐不会认真为我们训练空军人才。谁知这批人员回国之后，其学术与纪律和原有空军人员完全两样，使我们对日本另眼相看。

抗战前夕，广西空军共有各式飞机五六十架，英、美、日式样俱备。我们另设规模宏大的飞机配制厂。据专家说，这个厂的规模较中央所有的又新又大。当时英、美、日的经纪商人出售飞机，照商场惯例，都有很大的回扣，意在酬庸买方经手人员。但是我们和厂商订合同时，首先就问明，除掉回扣，实价多少。所以我们购买飞机、枪炮和兵工厂机器，绝无任何中间人中饱。飞机厂商也不敢瞒混欺骗。但是当时中央就不同了，层层侵蚀、官官相卫、上下舞弊，已成为公开的秘密。

1936年，陈济棠联络广西发动请缨北上抗日，孰料蒋氏反而用金钱收买陈济棠的部曲，终致黄光锐率广东空军投奔中央。嗣后蒋又以同样方式策动广西陆、空军叛变，然仅林伟成一人接受煽动，驾一架练习机潜逃广州。林去之后，白崇禧乃自兼航校校长和空军大队长。抗战起后，广西空军悉数移交中央。八年血战，当年广西空军将士泰半都已壮烈殉国，真是可泣可歌。

三

1935年冬季，中共二十万红军，忽自江西突围西进，并自湖南经茶陵、桂东等处，直迫桂北的恭城、灌阳、全州三个县边境。中央当局拟借刀杀人，故任由共军进入广西，并未跟踪追击，一面反捏造电讯，诬蔑我们私通共军，居心险恶，令人发指。

共产党系在1928年春初，发动湘南一部分农会“暴动”，何键第三十五军中的团长彭德怀也树起红旗响应，为我西征军所派部队协同三十五军分途兜剿，地方治安旋即恢复。彭氏无处容身，乃率部和毛泽东等向赣南地区撤退。不久又有驻防广东南雄的范石生师所收编的朱德一团“叛变”，这是中国共产党据有武装部队的开始。但那时中共的武器、兵员毕竟不多，故蒋先生一向忽视共军的发展，认为他们是“土匪”，不足为虑。加以私心自用，意图挟寇自重，内则挟制江浙一带的财阀和中央元老们，为其出钱出力，外则向英、美、日等资本主义国家鼓吹其反共的决心，以自抬身价。蒋氏既故意养痈，剿共军队更不堪作战，时为共军所败，例如第二军副军长张辉瓒的阵亡，陈诚第十八军的溃败，孙连仲所部数万人的投降，使中共日益壮大。到了蒋、冯、阎中原大战后，江西的红军已增至数十万人，盘踞数十县。不过中央如能倾全力围剿仍不难消灭。无奈蒋先生别有怀抱，急欲利用共产党为其消灭异己，局势遂益发不可收拾了。

1933、1934年间，江西“剿共”战事正炽烈之时，我们也派一师军队假道广东入赣助剿。不久，江西共军在中央第五次围剿之下，有突围转移模样，我军乃撤返广西，增加省防。

共军此次西进是由于中央第五次围剿战略的后果。这一战略原是采取德籍顾问的建议，一面用碉堡政策，一面建筑公路，稳扎稳打，步步为营，封锁共军，并断绝其食盐的供给，使其坐困。就战略的原则来说，中央应自四方筑碉，重重围困，庶几使共军走投无路，整个就地消灭。如不得已要网开一面，也应将缺口开向闽、粤两省，把共军驱至沿海一带，加以消灭，如1927年贺、叶南走，终于在潮汕一带为李济深、黄绍竑所击败，便是一绝好的例证。但此次中央的战略部署却将缺口开向西南，压迫共军西进。

共军入湘之后，按当时情势，中央军本可利用粤汉铁路和湘江，水陆两路南下，截击共军，使其首尾不能相顾。而蒋先生却屯兵湘北，任共军西行，然后中央军缓缓南下，迫使共军入桂。同时，中央宣传机构在海内外大事宣传，捏造截获我们予共军的电报，说广西李、白勾结赤匪，期待我和共军互斗，两败俱伤之后，中央军可有借口入占广西，居心极为阴险。1934年9、10月间，共军先遣部队万余人在萧克率领之下，抵湘桂边境，全军十余万人随后跟进，有入桂模样。为应付这一紧急局面，第四集团军总司令部乃下令地方政府，将桂东北各县坚壁清野，以防共军入境。同时将本省常备军十四个团悉数调往湘桂边境，由白崇禧指挥，堵截共军入境，全省民团也奉令动员，以为增援的准备。不久，共我两军遂在湘桂北边境的全州、灌阳、资源等处发生接触。共军来势极猛，所幸该地山岭重叠，地形险要，易守难攻。我军以寡敌众，共军无法逞其志。经旬余的战斗，共军攻势已有再衰三竭之势，我军乃全面出击，共军仓皇撤退，伏尸遍野，死伤万余人，被俘七千余人，造成抗战前剿共战役中罕有的大捷。

［附注］据当时参与拍摄《七千俘虏》电影的周游同志称：“1934年农历九月，共产党中央及红军长征的主力部队，由湖南边界进入广西，经过灌阳、恭城、全州、兴安、资源、龙胜、三江等县的边界而进入贵州，用了约十天时间。

“桂系的最高指挥官白崇禧亲自在桂林指挥。他命令廖磊所率的第七军紧跟着红军之后，彼此相距四十华里，一路相送，一直把红军送入贵州省，双方并无战斗。

“当时我是广西桂系‘中国国民革命军第四集团军总司令部政治训练处宣传科少校处员’。处长是潘宜之，科长是李文钊。我们率领一个电影队到兴安，队长是黄学礼。那时红军已经过了兴安、华江，越过老山界，进入资源的浔源乡（今两水公社），向龙胜、三江去了。

“在兴安县城外收容了由各处送来的一些跟随红军长征的掉了队的男女老幼，其中还有背孩子的妇女，总共约有一百二三十人。这些人，都由电影队作为红军俘虏摄了影，上了镜头。

“另外，华江千家寺烧了十多间房子，这是桂系尾随红军部队的第七军因不慎失火烧的，我带着电影队长黄学礼去把残余的烟火及颓墙断瓦等尽量上了镜头。后来这些都做了制造《七千俘虏》电影的镜头材料。随后，李文钊就率领电影队回南宁拍摄《七千俘虏》电影纪录片。其中俘虏的镜头，是由民团扮演的，战利品的镜头，也全是假的。时至今日，除我之外，现在在南宁的，还有当时电影队员蒙惠坤（现在南宁冶矿厂）、李露莎、雷卡零、方衣零等可以证明。”——编者注

当共我两军正打得血肉模糊之时，中央追兵却在湘中一带作壁上观。京沪一带CC系的报纸，更鼓其如簧之舌，极尽颠倒黑白之能事，说共军已和我军妥协合作云云。因此，在共军被我击溃之后，我即发一急电给上海市市长吴铁城。略谓：此次共军“西窜”，我军加以堵截，在湘桂边境发生激战，共军为我击伤击毙的凡万余人，生俘七千余人。俘虏之中，湘、粤籍的约三千余人，已就地设法遣送还乡。其余四千余人，都是共军在苏、浙、皖、赣一带，“裹胁”来的，就地遣散不易，弟拟租用专轮，将该批俘虏分批运往上海，敬烦吾兄就便遣散回籍，庶使“被胁”良民返乡务农，并慰其父母妻子喁喁之望，实为德便云云。

吴铁城得电后，立即回电说，请将俘虏就地遣散，千万不必运来上海云云。在我和吴市长数度电报往返后，全国非CC系的报纸俱有报道。因而CC系报纸造谣中伤的阴谋，适自暴其丑，从此不敢再度造谣了。这也是“剿共”战役中一段有趣的小插曲。

共军既不能得志于广西，乃西走入黔。我得报后即分电中央和贵州省省主席王家烈，建议将湘黔边境道路彻底破坏，凭险防堵。因湘黔边境多羊肠小道，一经破坏，共军即运动困难。中央军和我军再从后夹击，则湘黔边区便为远东共产党的坟场了。孰知中央置若罔闻，其原因固然是中央别有企图，同时也可能是中央军实在不经打，与其见屈于共军，倒不如保存实力，慢慢跟进，以占领共军离去后的地盘。

1934年底，共军入黔，贵阳吃紧。为免贵阳失守，我遂派廖磊率我军精锐的第七军，星夜赴援。共军乃舍贵阳，北走遵义。嗣后不久，蒋先生即偕顾祝同飞贵阳视察。事毕，蒋先生即原机返宁，贵州省省主席王家烈亲赴机场送行。当飞机正发动时，蒋先生忽命王主席上机，告诉他说：“你随我到南京去！”王家烈闻言大惊，连忙道：“我还有事务待亲自处理，且随身也无行李。”蒋说：“你可招呼随从人员回去收拾，交随行飞机带去。”王氏无奈，只得到机舱口吩咐了善后事宜，随蒋先生往南京。不久，中央便任命吴忠信为贵州省省主席。所以共军西走，未替蒋先生打下广西，却打下了一个贵州。

共军绕过贵阳之后，一部分取道滇黔通路开往云南，顾祝同也遥领大军尾随其后。云南省省主席龙云得讯大恐，乃倾全力堵截，和共军血战于滇边，共军不支而北走，与朱、毛在遵义会合，往川边进军。四川省省主席刘湘又为之惊惶失措，乃调重兵至大渡河一带严防，并急电龙云，请派兵乘势夹击。龙云复电，请刘湘转向中央请示，质问顾祝同，其大军不追击共军，却屯于黔滇边境，用意何在？刘湘乃商请张群转呈蒋委员长办理。中央不得已，乃将顾祝同所部主力北调，然共军此时已越过大渡河入川了。大渡河夙称天险，太平天国时，翼王石达开便铩羽于是，终至身殉军灭。今朱、毛却能飞渡天堑，长驱北进，非朱、毛的才略远过翼王，只因蒋委员长培养来等候他们往成都为其效死力而已。蒋先生玩火自焚，朱、毛终至壮大，席卷神州，岂非天意！

第四十八章　福州人民政府与广州“六一运动”

一

“九一八”以后，全国都在抗日气氛笼罩之中，人心悲愤。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以前内战中的重要领袖们，现在多少都有“先国难而后私仇”的概念，认为内战实在不应再继续了。孰知就在这一段时间，发生了两件可笑的小政变。一为1933年，抗日成名的十九路军诸将领所导演的福州“人民政府”；另一则为1936年夏，陈济棠在广州所号召的“反蒋抗日运动”。两件都富有高度的戏剧性。

先是，“一·二八”淞沪之役，十九路军一举成名。蒋光鼐、蔡廷锴一干人物顿时变成民族英雄，为全国人士所一致钦仰。但是中央此时却抱退让的态度。淞沪战时，蒋先生曾令张治中率第五军俞济时等部参加作战，表面上是协同抗日，事实上则用来监视十九路军，防其扩大战争范围。这事使蒋、蔡等将领极感气愤。

淞沪战后，中央为防止十九路军再度抗日滋事，有碍和局，乃将蒋、蔡等部队调防福建，并任命蒋光鼐为福建省省主席。其实，中央如真为防止十九路军闹事，则大可将蒋、蔡等调往河南、安徽等无日本通商口岸的省份，岂不更为保险？蒋先生不此之图，而调之入闽，实系一阴谋。

因十九路军原为北伐时第四军的一部，将领官兵多为粤人。其指挥官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等更自视为广东的主人翁。十九路军于1930年蒋、阎、冯中原大战时，奉调自粤北上，使时为广东省省主席的陈铭枢顿失羽翼。不久，陈铭枢便为陈济棠排挤而去，其心中对陈济棠和蒋先生的怨恨，无时或释。一有机缘，渠等便想在广东卷土重来。蒋先生把握济棠、铭枢之间的矛盾，故意将陈铭枢的第十九路军调往福建，使其垂涎广东，互相火并，以达一石击二鸟的目的。十九路军到了福建，广东方面的陈济棠以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顿时感到极度的不安，而蒋先生则高踞南京，玩其分化统治的手法。

不过此时陈济棠虽感恐慌，十九路军的陈铭枢、蒋光鼐和蔡廷锴各人，对蒋先生这一手法却洞若观火，不愿轻易上当。故陈铭枢设法和陈济棠取得和解，希望福建和两广合作，在广州组织国民政府，号召抗日，和南京的汪、蒋相对抗。但这一计划却不能为陈济棠所接受。因陈济棠盘踞广东，俨然是岭南之主。如在广州组织政府，则党中元老以及陈、蒋等人将接踵而至，这样则抗日反蒋未成，而济棠先已失其在广东唯我独尊的局面，所以陈铭枢、蒋光鼐等人虽舌敝唇焦，陈济棠仍不为所动。

陈铭枢、蒋光鼐等无可如何，乃积极向我们游说，希望广西和福建合作，逼迫陈济棠同意开府广州，使南京国民政府不能不负起抗日的责任。而白崇禧和我则期期以为不可，因此项措置将愈陷国家于分裂。当前问题的中心是中央对日本的侵略一再退让，等到忍无可忍，则必然被迫抗战。一旦抗日战事爆发，则我们必须团结一致对外，若再开府西南，实非国家之福。

孰知陈铭枢、蒋光鼐等，昧于大势，不听我言，决定单独行动，树立中枢于闽垣，用资号召，并仍向我们游说，希望福建举起抗日大旗之后，两广即通电附和，以壮声势。我和陈济棠竭力劝阻，也难遏止他们的行动。此外他们更竭力和“急进派”民主人士徐谦、谭平山、陈友仁、章伯钧、沈钧儒、黄琪翔等，合作包围李济深。济深斯时刚自南京汤山恢复自由不久，避居香港，孑然一身，久静思动，而内心对蒋氏又极端怨怼。当他被陈铭枢等包围时，我曾向他献议，略谓：在目前情势之下，只以十九路军为后盾来组织中枢，号召抗日，似嫌势孤力单，反予蒋氏以借口。请告诫陈铭枢等慎重考虑，不要轻举妄动，自贻伊戚。李济深也颇以为然，主张慎重，不可孟浪从事。我乃自香港转广州回南宁。无奈陈、蒋、蔡和第三党领袖们对开府闽侯一事，仍积极筹划，势在必行，即使两广反对，他们也要硬干到底。1933年秋，陈、蒋、蔡等和第三党分子、“急进派”民主人士接触频繁，并陆续齐集福州，另外更与江西瑞金的中共取得谅解，因而他们在福州组织“人民政府”的空气已甚嚣尘上。个中情节，蒋已深悉，然渠却故作不知，只是暗中从事军事准备。

到10月下旬，福州已密锣紧鼓准备成立政府。陈、蒋、黄、章、沈等人，要求李济深立刻前往主持。济深以为不可，然陈铭枢却诳他说，福州方面各级军官已准备发动，陈等无法控制，希望李济深亲往解说。李为忠厚长者，信以为真，且经不起左右亲信张文、李民欣等的怂恿，遂决定往福州一行。

当香港方面包围李济深已至成熟之时，我在南宁和白崇禧恐他们会弄假成真。但我们也深知，只要李济深不参加，陈铭枢辈就无法另组政府。为消弭这场无谓的纷争，我和白崇禧乃决定采用“调虎离山”的办法，把李济深从他们的包围中接出来。于是，我们立即包了一架民航机，由白崇禧亲飞香港，接李济深来南宁小住。谁知在白氏飞抵香港之前数小时，李济深已被骗往福州。

我在南宁得此消息，立刻便感到事无可为了。我判断李济深一到福州，他们必然拥李为首，组织政府，与持不抵抗主义的南京相抗衡。但以区区十九路军肩此重任，必然失败无疑。

果然不出所料，李济深一到福建，第三党人士即召集所谓“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并成立“人民政府”，推选李济深为主席。同时宣言打倒国民党及国民政府，废除青天白日旗，另行制定上红下蓝中间一颗黄色五角星的新国旗。消息传出，全国大哗。因一般国民和国民党党员虽不满意于蒋先生，但对国民党和青天白日旗仍有无限的依恋。

胡汉民闻报，即首先通电痛斥闽方，措辞极为严峻。陈济棠和西南政务委员会继之。我原拟不作任何表示，因断定闽方必败，实无须多此一举。但因外界盛传闽桂合作，胡汉民、陈济棠等乃劝我也发表通电，以表明心迹。我和白崇禧遂联名通电，劝闽方人士“幡然改图，共赴国难”！

12月中旬，中央军约十余万人由蒋鼎文统率，兼程自浙、赣两省分路南下入闽。闽方因和江西共产党有谅解，以为共产党可与之夹击中央军。孰知共军竟自赣东让开，中央大军数万乃一举而侵入闽北。闽方总司令为蔡廷锴，蔡氏负抗日英名，号称能战，原拟背城借一，与宁方一战。孰知蔡氏幕中早伏有宁方间谍。其参谋长邓世增虽极忠诚，但是黄埔一期毕业的参谋处长范汉杰家中则装有秘密电台，以故闽方的军事动态，中央了如指掌。加以名不正，言不顺，军心涣散，军长毛维寿等都暗中向南京输诚，蔡军因此不战自溃。到1934年1月中旬，福州、漳州、泉州都为宁方所攻克。福州军政大员纷逃香港。十九路军残部退入广东，为陈济棠所收编，旋即缴械。抗日有功的十九路军到此竟全军解体，良堪惋惜。追溯闽变自1933年10月中旬发动以来，到1934年1月底十九路军缴械止，前后尚不足三个月，其经过情形亦殊堪浩叹。

二

继“闽变”后的另一政变，便是陈济棠在1936年夏季所导演的“六一运动”了。

在“闽变”期间，陈济棠曾力斥闽方的行动为幼稚。何以在“闽变”失败之后，又来导演这幕悲剧呢？其内幕也甚为错综复杂，政治的斗争之外，还掺杂了一些荒唐和迷信的故事，说来难以令人置信。

原来在“西南政务委员会”和“西南执行部”成立后，胡汉民先生俨然是西南的物望。关于西南方面的党务和政事的处理，我们都以胡氏马首是瞻。因胡先生为党国元老，德望素著，推他作西南领袖，原是顺理成章的事，但是当时握广东实权的陈济棠却另有怀抱。在他看来，假使胡汉民掌握了西南的党政实权，则他独霸广东地盘的迷梦，必被打破无疑。因此，在胡先生去世前，西南方面每以胡先生为号召而有所作为时，济棠皆若即若离，不甚热心。1936年5月，胡汉民忽患脑溢血逝世。原在广东有号召力的领袖，如李济深、陈铭枢等又以“闽变”之故，无法抬头，济棠在广东的地位乃大增。西南有所行动，陈济棠少不了都是最高的决策人。他个人的政治野心自然也随之增长。

另一个促使济棠发动政变的重要原因，便是济棠获得情报，认为中央处心积虑，要彻底解决西南。济棠忧心如焚，乃先行发动。原来在胡汉民逝世后，济棠为刺探中央对西南的新政策，派乃兄陈维周入南京晋谒蒋委员长。蒋先生为羁縻陈氏，曾设宴欢迎，优礼有加，并与维周详谈。据说，维周在南京时，探悉了中央彻底解决西南的三大原则：

第一，彻底解决广西的李、白，由中央协助广东出兵。

第二，驱逐萧佛成等反蒋的元老离粤。

第三，广东仍维持原来局面。

这一决策可能是蒋先生亲自告诉陈维周的，希望因此挑起粤桂之间的摩擦。维周回粤后，即将详情密告乃弟。济棠得讯大恐，他深知两广团结的重要和蒋先生分化离间手法的毒辣。中央既可授意广东解决广西，又何尝不可反其道而行之？反复思维，为之惴惴不安，深觉今后两广的局面，绝难长久维持，与其坐待中央部署妥当，各个击破，何妨抢先一步，采取主动呢？而当时唯一可以借口向中枢作兵谏的，便是掮起抗日大纛，要求中央领导抗日了。这一考虑可能是陈济棠导演“六一运动”的最主要的动机！

此外迷信也是促使济棠妄动的因素之一。原来济棠兄弟行中，他最敬佩的便是大哥陈维周，济棠对他可说是言听计从。维周粗通翰墨，人亦精敏，唯笃信阴阳命相、堪舆卜算之术。据说，维周某次特往广东花县洪秀全的故乡，察看洪氏的祖茔，发现洪秀全的祖坟正葬在“活龙口”上。据维周及其堪舆朋友们推断，秀全的祖茔可惜葬高了一些，如下移数十尺，便正在“穴”上，秀全就是真龙天子，不会只拥半壁河山，及身而败了。维周认定此一墓地的可贵，便要洪姓子孙卖与他。洪姓起初不允，但经不起维周的威胁利诱，就将墓地割爱了。陈氏兄弟遂将生母遗骸迁往该处安葬，深信陈府不久便要出一位了不起的人物了。但环顾陈家上下，余子碌碌，除掉济棠还有谁呢？因而陈济棠就野心勃勃，予志自雄。

此后不久，维周便衔乃弟之命，去南京与蒋委员长作促膝长谈。这又给维周一个最好的机会替蒋先生“看相”。据维周回粤语人，从相上看，蒋先生断难过1936年这一关。说也奇怪，蒋先生的相倒是给维周看中了。当年发生的“西安事变”几乎使蒋先生丧命。不过其事的发生，是应在张学良身上，而不是陈济棠罢了。

又据说，在济棠发动请缨北上抗日之前，维周曾约了翁半玄等术士替他卜卦。卦中有“机不可失”字样，也使陈氏兄弟相信要“应”在蒋先生身上。孰知事变发动之后，陈济棠的空军——飞机数十架，在黄光锐率领之下，北飞投奔中央去了。原来“机”者“飞机”也。济棠既“失机”便只有亡命了。也可说，他被卦仙开了一场大玩笑吧！

济棠既预备发动，乃于5月间拍电至南宁给我，谓我们应在民众抗日高潮之下，要求中央立刻抗日，不可畏首畏尾。不久，陈济棠又派林翼中和陈维周等先后来邕，催促我和白崇禧去穗共商大计。我说，伯南（陈济棠）何以一时心血来潮，急于要发动抗日呢？如此鲁莽从事，万一与中央部队发生冲突，岂不未抗日而先内战了吗？他们都是异口同声地说陈总司令也无意内战，不过据他判断，只要西南作出抗日的姿态，登高一呼，全国必定响应，蒋先生如不顺从民意，则必然垮台无疑，他们并一再强调，即使广西不参加，陈总司令还是要发动的。

在陈济棠一再要求之下，我便商请白崇禧赴穗一行，劝伯南不可妄动。白氏飞穗后，不数日便回，说陈济棠意志坚决，势在必行，无法挽回。然两广原属一体，广东一旦发动，广西方面不论愿与不愿，也必被拖下水，广西如果毅然参加，或许对陈济棠的行动尚能有所纠正，使其不致过分鲁莽灭裂。此实我们不得已的苦衷。

我既知无法挽回，乃于5月底飞往广州。济棠给我一个盛大的欢迎，并详述他此次发动抗日运动的原委。济棠且强调说，山东韩复榘、河北宋哲元均派有代表在此，声明唯西南马首是瞻，劝我纵不愿积极参加，至少也应向他的部下打打气才对。因此，在若干重要军事会议中，济棠便约我向其部将讲话。我当然讲了一些非抗日不足以图存，中央既不愿抗日，我们领导抗日实责无旁贷的大道理。说完，只见陈氏部将面面相觑，无丝毫热烈的反应。看这情况，我便觉得这一运动的前途，凶多吉少。

在广州，我也见到元老萧佛成先生。萧佛成先生时为西南元老中的硕果仅存者。西南政务委员会中，自邓泽如、胡展堂（汉民）相继谢世，邹海滨（邹鲁）借故离粤之后，已有故老凋零之态。“九一八”前后，西南冠盖云集，我也常住广州，尔后不常来穗，即以此故。此次，我问萧佛成，何以他也赞成这一运动呢？萧微笑道：“抬轿子，抬轿子。”他的意思是说替陈济棠捧场。陈以前不愿替胡汉民“抬轿子”，现在却发动这些元老来替他自己抬轿子。

佛成又告诉我一些关于陈济棠的笑话。这故事是当邓泽如在时，某日时近午夜，济棠忽亲自访邓氏，约其同赴燕塘军校。邓问何事。陈说，他的将领今晚在军校“宣誓”，他希望邓先生前往“监誓”。邓氏到了燕塘军校礼堂，只见礼堂上方安置一个皮制假人，上书“蒋介石”三字。宣誓时，由济棠唱名，各军官逐一起立，宣读“余决心效忠党国，抗日反蒋，拥护陈总司令，以后如违誓言，必遭天谴”一类的“誓言”。读毕，即趋至假人之前，举起一把木剑，向“蒋介石”身上痛劈三剑，以表示仇恨与决心。萧佛成说，陈伯南的荒唐落伍，愚不安愚，一至于此，如何能成大事。

香翰屏也告诉我一件故事。翰屏与济棠可说是亲如手足，陈氏任连长时，香即为该连排长，嗣后随陈升迁，最后充第二军军长。翰屏为人很通达，思想也很新。他实在看不惯济棠的开倒车作风，但是劝又无用，只好表示消极，请辞军长职，济棠不允，历时很久，香才摆脱军职。翰屏告我说，济棠对其亲信的部属都心存疑虑，防范他们有背叛的行为，但是他防范的方式却又愚蠢万状。

例如，第一军军长余汉谋，原是陈的心腹股肱，济棠却疑其有贰心，密派特务暗中监视。余氏在广州东山建有一住宅，陈便命其特务在余宅对面也筑一宅。余氏每自防地返穗，陈的特务便在对面屋顶鬼头鬼脑，日夜窃伺余宅的访客，和其室内的行动。日久，此事为余汉谋所悉，乃渐生怨怼之心。

翰屏又告我一事说，广州市内的警察都奉有陈氏密令，随时报告各高级军官的行踪。有时三数高级军官将领暇时赴某地寻欢取乐，其地外人原不知道。孰知当他们玩兴正浓，陈总司令忽然轻车简从翩然莅止。陈来此并无恶意，只是笑对众人说：“你们到哪里我都知道呀！”换句话，便是说你们要小心啊！你们有什么不法举动，我陈总司令都一概知道啊！诸如此类的事，广东将领都可以说出一些来。于此可见陈氏是如何不得部曲之心。

济棠做的另外一件荒唐的事，便是在5月底突然任命陈维周为广州卫戍司令。维周是个文人，从未涉足军旅，何能平地风波，一跃而为卫戍司令呢？因而，命令公布之后，广东各界都人言啧啧，尤其是各将领，一致认为济棠此举是有意侮辱其将校的人格。济棠这一失着，也是引起其部曲离心的一个重要原因。

在分析各种因素之后，我们便深知陈济棠所领导的这一运动必然要失败。但是西南政务委员会中既已有此决议，蒋光鼐、蔡廷锴、翁照垣等主张反蒋抗日人士都已联袂来粤，势成骑虎，欲罢不能。唯一补救之道，只有在运动发动后，加以纠正，使其不趋向于越轨，而免宁粤双方同室操戈的一途了。

三

6月1日西南政务委员会和西南执行部正式集会，决议呈请国民政府及中央党部，并通电全国，吁请国民政府领导抗日。呈文的内容要义如下：

连日报载，日入侵我愈亟，一面作大规模之走私，一面增兵平津，经济侵略，武力侵略，同时迈进。瞻念前途，殷忧曷极。属部属会等，以为今日已届生死关头，唯抵抗足以图存，除全国一致奋起与敌作殊死战外，则民族别无出路。在昔我中央尝依赖国联，而国联之助我如何？尝屈辱图存，而屈辱之效果如何？今敌人又加紧侵略矣，中央忍辱负重之苦心，国民非不谅解，唯和必有方，忍必有期。长此因循，则敌人无餍之求，日甚一日，得陇望蜀，岂有穷期。呜呼，“九一八”之创痕未复，“一·二八”之腥血犹存。辽、吉、黑、热四省之同胞，陷于敌人铁蹄之下，已逾五载，今平津又将继之矣。昔人有言，以地事人，犹抱薪救火，薪不尽，火不灭。国家之土地，先民所遗留，亦民族所托命，举以资敌，宁异自杀。属部属会，以为黄河以北，寸土不容予人。切冀中枢毅然决然，从事抗战，用以至诚，吁请钧府钧部，领导全国，矢抵抗之决心，争最后之一着。国家不亡，公理不诬，则奋起景从者，必不仅属部属会也。时不我待，唯实利图之。迫切陈词，伫候明教。

6月2日西南政务委员会和西南执行部乃根据这呈文的内容，通电全国，是为“冬电”。两日后，西南将领数十人，由陈济棠和我领衔，再度发出“支电”表示拥护，并誓率所部“为国家雪频年屈辱之耻，为民族争一线生存之机”！“冬”“支”两电一出，全国震动，是为有名的“六一运动”！

在当时不明内幕的人看来，以为两广又假抗日之名，对中央用兵。其实，一看“冬”、“支”两电的内容，就知道我们所要求的，只是由中央出面，正式领导抗日，西南当局无对中央作兵谏的行动，也无用兵的意图，大家只是发一个抗日通电，做个样子而已。当时中央如置若罔闻，或与西南电战一番，此事也便消灭于无形，而我们也算慎重地应付了陈济棠这次的妄动。

不料中央谋粤已久，反间工作做得十分有效。“六一运动”的发动，正予蒋氏以打击陈济棠的机会。先是，自“非常会议”之后，蒋先生即派蒋伯诚为代表，常住广州。伯诚是个老官僚，善于应酬，与济棠的部属过从极密，乘机大施反间之计，第一军军长余汉谋、空军司令黄光锐都和蒋伯诚有勾结。“六一”之后，蒋伯诚在反间上所用款项多至数百万元。果然“银弹”效力甚大，7月4日空军司令黄光锐突率飞行员四十余人，分驾飞机数十架，飞投中央。7月中旬第一军军长余汉谋通电拥护中央，师长李汉魂亦称病离职，赴港休养。7月13日南京军委会乃明令免除陈济棠本兼各职，遗缺由余汉谋升任。余在粤北防地立即通电就职，并声明率部回广州。陈济棠见大势已去，乃于17日晚间11时约我到其官邸一晤。见面之后，济棠便说如今大势已去，他决定一去了之，并劝我回广西缓图善后。

陈氏并当面书一便条，送我大洋二十万元。是晚即由广西驻粤办事处主任王逊志赴广东财政厅如数提出，交轮运往梧州。陈氏临别赠金，其情形正与1930年阎锡山解囊相赠相似。因两广团结数年，共同维持西南的局面，陈氏一走，便要散伙了，陈氏所赠二十万元，大概就算是“散伙费”吧。

四

陈济棠于7月18日拂晓前，悄然离穗去香港，我也于同日中午包用一可乘四人的民航机径飞南宁。登机之后，我才感觉到此事殊欠考虑。此时广东局面已解体，中央特务在港、穗一带活跃异常，万一他们事先买通该民航机师，将飞机飞往江西，我岂不立刻成为俘虏了吗？想到这里，顿觉悚然。乃默察飞机的航线，如渠真图谋劫持，我便立刻取出手枪迫其改航，嗣见渠循西江而上，才放下了心。

回到南宁，满以为“六一运动”从此结束，陈济棠愚不安愚，咎由自取也就罢了，因为当中央于7月13日将陈氏明令免职时，曾附发一电令，声明广西维持现状，仍以我李、白二人分任广西正副绥靖主任，我等也已专电中央表示就职。

孰知我返桂后不久，中央突然变更原意，电令白崇禧立刻出洋考察，我调往中枢军委会任职。这突然的转变，据说是由于时任湖北省省主席、政学系巨擘杨永泰的建议。蒋氏于7月18日自南京飞往庐山，曾接见杨永泰作长谈，杨氏乃有“彻底解决广西李、白，此正千载一时的机会”的建议。蒋先生深然其说，遂顿食前言。

我们接到电令，深感诧异。因而复电，认为中央“墨沈未干，自毁信誉”，我们“殊难遵令”。不久，又接复电，改任白崇禧为浙江省省主席，我本人为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桂局善后则由黄绍竑出任广西绥靖主任，负责处理。白崇禧和我接电后，均觉难以从命，乃开党政军联席会议，征求大家的意见。

地方官吏调职，原无抗命的必要。白崇禧和我也断无割据称雄的军阀心理。我们所不服的，只为中央政府的无能。蒋先生大权独揽，遇事不以国脉民命为重，只为一己私利，纵横捭阖，予取予求。因此在中央直接管治下的省份如湖北、江西、安徽、江苏、河南等，都是治绩最糟的几省。中央拿省政来应付人事，在上的贪婪渎职，在下的则民不堪命。但是广西近数年来，在我们苦心孤诣建设之下，各项政绩俱有可观，全国誉为模范省。中央无片言只字的褒奖、一分一厘的援助，反而要用武力胁迫我辈离境，好让他们来糟蹋。此事不仅我李、白等人心有不服，广西千余万人民也深知苛政猛于虎，断难让蒋家势力再入广西。

我们和蒋先生数度电战之后，广西全省人民也激昂无比，誓死为我李、白二人的后盾。蒋先生乃一不做二不休，调集各路大军来围困广西。顾祝同所指挥的汤恩伯、薛岳等军，自贵州向桂北窥伺，陈诚的第十八军则循西江而上，余汉谋军则自高州一带进逼桂南，何键则取道湘南向桂林一带压迫。一时大军云集，自四面而来的不下四五十万人，剑拔弩张，遥遥向广西逼近。

广西军民也愤激异常，不数日，省防军已由十四个团扩编为四十四个团。弓上弦，刀出鞘，预备与中央军一决雌雄。中央方面策士知广西不可轻取，乃一面派遣高级人员如居正、朱培德、程潜等入桂游说，一面任命黄绍竑为“广西绥靖主任”及“广西省政府主席”。更派无数特务人员在港、穗一带活动，冀以高位厚禄，分化收买我军干部。谁知我军意志坚定、万众一心，中央策反工作完全失败，即使排长也未有被收买去的。黄绍竑也不直蒋氏所为，渠虽与我和健生（白崇禧）有旧，但迄未作片纸只字向我辈招降，更未认真在我军干部之间实施离间工作。以故我军士气迄未动摇，都愿与敌人一拼。

事态发展至此，蒋先生也深知战争一发便不可收拾，遂渐有放弃武力解决，并收回成命的打算。适冯玉祥自南京上庐山，乃乘机向蒋先生晋言，劝毋斲丧国家元气。在冯氏缓颊之下，蒋乃决定采取和平解决的方针。

9月初旬，局势逐渐和缓，中央声明收回成命，各路大军也同时撤围。白崇禧和我也觉不为已甚，战争不可轻启，都同意和平解决，战争才算是避免了。

但是广西此时已全省动员，大军十余万义愤填膺，皆勒缰以待号令。全省民众，尤其是热血青年，都激昂万分，大家认为中央向日寇妥协投降，丧地辱国，我广西军民请缨抗日，反招致“围剿”的后果，中央方面怯于御侮而勇于内战，是可忍，孰不可忍！大家非和蒋氏中央军一拼不可。

当时来广西响应抗日的李济深、蔡廷锴、蒋光鼐、翁照垣等，更是唯恐天下无事，坚决要求以兵力威胁中央发动抗战。先是蔡、蒋、翁等来桂后，我曾拨出一师部队，委派曾任前十九路军师长的翁照垣为师长，仍用抗日有名的第十九路军的番号以为号召，进驻粤南的北海一带。至是，我训令翁师长将部队撤回广西，翁照垣竟抗不从命。9月初，并无故将一日商杀害，企图引起国际争端。李济深、蔡廷锴等也随之鼓噪，全省军民随声附和。白崇禧和我用尽九牛二虎之力，舌敝唇焦，才将此一风潮平息下去。

9月中旬，蒋先生飞抵广州，电召白崇禧飞穗一晤。原先，白崇禧曾与某中央访桂大员提及，如蒋先生认为有此必要，彼可前往谒见。至是，蒋既来电，白氏似有践约的必要。孰知白夫人闻讯，深恐乃夫一去不返，力阻白氏赴穗，并向我哭诉。但我认为，丈夫一诺，重于千金，白氏既不能去，至少我应代其一行，虽然我本人并未作此诺言。

9月17日，我乃只身飞广州，谒见蒋先生。大家寒暄一番，未及其他。自此大家言归于好，共赴国难。不久，西安事变发生，接着抗战也就爆发了。国家的命运与个人的经历，遂又进入另一阶段。

第七编　八年抗战

第四十九章　暴风雨的前夕

一

1937年7月7日夜11时“卢沟桥事件”的爆发，实为日本帝国主义要沦中国为日本殖民地的最后一击。我全国军民至此已忍无可忍，而奋起抵抗，企图死里求生，或与日偕亡。

日本侵华系明治维新以来的一贯政策。1929年7月25日，日首相田中义一上日皇的奏折说：“如欲征服中国，必须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便是这一狂妄政策的中心要义。然自甲午以来，中国因苟延于列强均势之下，门户开放，利益均沾，日本军阀侵华的行动，尚畏惧列强干涉而有所顾忌。直至“九一八”之后，日本才明目张胆侵略中国。“九一八”事变本是若干少不更事的日本少壮派军人冒险的尝试，尚非日本政府的有计划行动。无奈我国政府应付失策，抱不抵抗主义，而国际联盟又作壁上观，不积极制止日本暴行，遂助长了侵略者的气焰。于是，“一·二八”淞沪之战与伪满的成立，相继发生。1933年日军更西侵热河，窥伺关内，迫我签订《塘沽协定》。由是意大利墨索里尼也起而效尤，派兵进攻埃塞俄比亚了。

至希特勒于1933年登台以后，竟公然废除《凡尔赛条约》，这也是国联的姑息政策所诱致。欧洲多事，列强无暇东顾，日本侵华乃益发积极。1935年日竟使汉奸殷汝耕在冀东组织“自治政府”，割裂河北省政权，使其成日本的附庸。而日本军阀犹嫌其政府侵华不够积极，竟于1936年发动“二二六”政变，树立军阀政权，退出国联，不顾西方抗议，一意侵略中国。内阁总理广田更向我政府提出制止抗日运动，承认伪满、经济合作与共同防共的所谓“三原则”，迫我接受。我政府如接受此“三原则”，即无异亡国，如果拒绝，则日本大举武力侵华将为必然的结果。在此局面之下，南京中央政府乃一味拖延，日本军阀则步步进逼。组织冀东伪政府之后，继之以进兵察、绥，组织内蒙伪政权，并企图使华北五省“特殊化”。日韩浪人更乘机在中国贩毒走私，无所不为，日本侵华方式的下流，实史无前例。局势发展至此，已无可收拾，全面抗战的爆发，只是时间问题而已。

值此时期，我们在西南，便觉全面抗战的暴风雨即将临头，蒋先生和中央虽一再拖延规避，最后还是无路可走，非挺身而出领导抗战不可。所以我们在广西建设的中心目标便是准备全面抗战，但是以一个老大落后的中国，一旦全面抗战爆发，我们怎样才可以作有效的抵抗，以制暴日于死地呢？经过长时期的反复考虑和研究，我于1933年草拟了一篇讨论抗日战略计划的论文，名之曰《焦土抗战论》。“焦土抗战”四字后来在抗战期间曾被广泛引用，成为一项最悲壮的抗战口号。我这篇论文便是这一口号的来源所自。

在这篇论文里，我特地指出，与其听任敌人蚕食而亡国，毋宁奋起而全面抗战以图存。我们虽是一个落后国家，工业建设和交通设备尚未现代化，从战略方面说，若日本侵略者实行堂堂正正的阵地战，则彼强我弱，胜负之数，不待蓍龟。故敌人利在速战速决，以迫我作城下之盟。但吾人必须避我之所短，而发挥我之所长，利用我广土众民、山川险阻等优越条件来困扰敌人，作有计划的、节节抵抗的长期消耗战。到敌人被诱深入我国广大无边原野时，我即实行坚壁清野，使敌人无法利用我们的人力和物资，并发动敌后区域游击战，破坏敌人后方交通，使敌人疲于奔命、顾此失彼，陷入泥沼之中，积年累月，则暴日必败无疑。这便是我《焦土抗战论》一文的精义所在。“焦土抗战”一词的涵义，并非真个自行对所有物资烧毁一空，而是本“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心理，以激励全民与敌人斗争。

文成之后，我即送给胡汉民先生，希望用他的名义发表。因胡氏是党国元勋，望重中外，以他的名义发表，更可引起国内外的重视。胡先生看过该文之后，承认我的看法完全正确，不过，他说，他是个文人，以文人谈兵，反令人有凿枘不投之感，而我既是一员握重兵的将领，倒不如由我自己发表。在胡氏敦促之下，该文乃由我自己署名，送交报馆和通讯社发表。全国各报竞相转载，成为当时舆论研讨最热烈的题目之一。

二

“九一八”、“一·二八”以后，我国民间的抗日运动极为澎湃，当时借抗日口号而别有所图的，虽然大有人在，但是绝大多数人民，都是激于义愤，情难自抑。无奈中央有意敷衍日本，竟通令压制各地的抗日运动。两广因一向与中央的政治主张相径庭，故两广的抗日运动独能不受干扰。我们两广，尤其广西，抵制日货的彻底，可说史无前例，真是尺布寸纱也不能偷关一步。

日方有见于此，乃多方派人来粤做拉拢的工夫。因此，“九一八”以后的两三年内，日本军、政、商、学各界要员访粤，并来我私邸访问的，多至百余人。军人中，如土肥原贤二少将、松井石根中将、冈村宁次少将、梅津美治郎少将、板垣征四郎少将、铃木美通中将、和知鹰二中佐、臼田宽三、服部、中井、吉野、佐方等，都是后来侵华战争和太平洋战争中的要角。

文人、政客、学者来访的，如现任日本国有铁道总裁的十河信二，便是当年与我长谈过的访客之一。年前十河氏来美，我们于纽约畅谈往事甚欢。

对于这些日籍访客，我总是开门见山毫不留情地痛斥日本强占我东北的狂妄行动。以同文同种之国，中日两民族亟应相亲相重，以维持远东和平。而日本不此之图，却一意步西方帝国主义的后尘，变本加厉侵略中国，可耻孰甚？我一再强调说，日本咄咄进逼，最后必然要引起中国的全面抗战。试问以日本蕞尔小国，是否可将中国一举吞没？如不可能，则战事必然旷日持久，使日本陷入泥淖而无法自拔，最后必惹起世界大战，日本玩火自焚，终要招致灭亡而后已。

一般日本人，在我责以大义以后，都有赧然无辞以对的表示，唯独土肥原和松井二人却态度倔强，向我反驳，此事已详见第三十九章。其他日人则有一共同遁词，说中国国势不振，赤祸弥漫，苏联最后必将以中国为踏脚石而侵入太平洋，赤化东南亚。中国的东北位居苏联东进的要冲，而中国无力防守，为免沦入苏联之手，日本实不得不越俎代庖云云。

针对这一点，我竭力反驳说，诸君此项遁词实是自欺欺人。为着反共，必须侵略中国，这种理论不值一驳。如真有一二糊涂君子，以为侵略中国可以反苏，则他们将来所招致的结果将适得其反。中日交战，适使苏联坐收渔翁之利。日本也将为渊驱鱼，把中国广大的抗日群众驱向苏联怀抱，同时予中国共产党以坐大之机，将来赤化中国，祸延远东。

日本访客中，除少数顽固分子外，大都对我这项分析，口虽不服，而心然其说。在和他们广大人群接谈之后，我深深觉察到，日本人之间对侵华、反苏两项抉择实持有不同意见。纵使是少壮军人之间，意见也相去甚远。南进、北进两派颇为格格不入，陆军和海军也时相水火。

当时访粤的日本少壮军人中，和知鹰二中佐便是不赞成侵华而力主反苏的重要分子。他在和我接谈时，对我的分析几乎完全同意。他认为日本侵华是最大的错误，苏联才是日本的真正敌人。日本应联华反苏，不应把中国赶入苏联的怀抱。因为观点相同，和知在粤和我相处甚得，可说无话不谈。后来沪战爆发，和知任少将旅团长，在大场和我军血战。嗣因发表反战言论，为军部褫去兵柄，转任运输司令。太平洋战争爆发，又奉调为日本驻菲律宾占领军参谋长。战后，曾以战犯身份被捕入狱，嗣因渠一向反对“南进”，且在菲期间，对美国战俘多所庇护，故获无罪释放，此是后话。

在广州时，我便看到“南进”派极为得势，咄咄逼人。我乃竭力拉拢“北进”派，企图扩大两派间的摩擦，并乘此刺探日本侵华的秘密。因此，我与和知的交情日笃，和知也引我为中国知己，不时有意或无意地将侵华机密泄漏给我方情报人员。担任此项重要任务的人，便是何益之君。

何君是辽宁大连人。日本帝大法政科毕业，能操流利日语。“九一八”事变时，自大连逃出，企图到关内投效。但因关内无亲无友，不特请缨无路，甚至无计糊口。不得已，又潜返东北，终因其学历过人，日语流利，为日本军方所罗致，派充日本驻华南各机关华语译员。他遂乘机与土肥原、板垣、冈村、和知等厮混极熟，以故所有我的日本访客都请何君为通译。

我和何君见面多次之后，觉得他为人正派，年轻热情，何以竟甘心事敌呢？一次，我便秘密着人约其来私邸一谈。

见面之后，我便很诚恳地问他说：“何先生，我看你是位有德有才的青年，现在我们的祖国如此残破，你的故乡也被敌人占据，祖国命运已到生死存亡的边缘，你能甘心为敌人服务而无动于衷吗？”

何君经我一问，顿时泪下。他因而告诉我，他于“九一八”事变后入关投效失业的一段往事，以及后来为日本军部罗致，充当传译的经过。

我说：“何先生，我看全面抗日战争很快就要爆发了，你希望不希望替祖国尽点力呢？”

何说：“如有机会替祖国报效，万死不辞！”

我见他出语诚挚，乃私下和他议定，要他做我方情报员，刺探日方机密。何君一口允诺，并谢绝任何报酬。1934、1935两年间，他果将日本派大批人员到印度支那半岛和东南亚国家活动情形向我报告。根据这一情报，我即断定日本向中国全面进攻为期当在不远了。“七七”事变后不久，上海、南京相继沦陷，益之得和知鹰二等朋友的掩护，在沦陷区行动自由，常搜集日方重要军事行动情报，交设于法租界的地下电台拍发至第五战区。故日军每一军事动向我方都事先得报，历验不爽。甚至军委会所得情报，尚不及五战区所得的为可靠。所以军令部曾迭电嘉奖五战区的情报组，此实何君之功。

日本侵华与抗日运动发展至1936年，已至相当严重阶段。是年12月12日，剿匪军副总司令张学良暨陕西绥靖主任杨虎城突然发动“西安事变”，劫持蒋委员长，要求全面抗日。“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剿匪军事停止，全国抗日运动乃急转直下。到1937年，日本向华北压迫，有增无已，抗战遂成箭在弦上，一触即发。

为应付即将爆发的抗战，我们深觉广西省会的南宁距离海口太近，极易受敌人威胁。1936年秋，“六一抗日运动”事件结束后，我乃于广西全省党政军联席会议中陈述，为应付将来抗战军事上的需要，省会应自南宁迁返桂林。一则可避敌人自海上登陆的威胁，再则可与中央取得更密切的联系。加以桂林多山洞，是最好的天然防空设备。一省省会的迁移，往往引起人民不绝的争执，且兹事体大，最难作出决定。但此次经我解释后，大家一致通过，殊出人意料之外。广西省会迁治后，果然不到半年，抗战便爆发了。

第五十章　“七七事变”与上海、南京保卫战

一

“七七卢沟桥事变”，实为日本帝国主义有计划的挑衅行为所发动，消息一出，全国民气沸腾，一致主张全面抗战，不再让步。此时蒋委员长正在庐山举行谈话会，邀请著名教授和社会名流聚论国是。与会人士也多数认为只有发动抗战，才可挽救国家的灭亡，于是中日全面大战遂成定局。

卢沟桥事变后约四五日，蒋先生即自庐山拍电来桂林，声言中央已决心抗战，约白崇禧和我速赴庐山，共商大计。我们接电后，不假深思，便复蒋先生一电说，中央既已决心抗战，我辈誓当拥护到底，崇禧当即遵命首途，听候驱遣，我本人则暂留桂林，筹划全省动员事宜，一俟稍有头绪，亦即兼程北上，共效驱驰。

当我们同中央电报往返之时，四川省省主席刘湘、云南省省主席龙云均有所闻，两人乃相继来电劝阻。大意说，传闻中央预备对日抗战，不过是否出于诚意，尚在未知之数，兄等殊未可轻易入京，万一抗日不成，反而失去自由，则国家将因此愈益多事，务盼兄等深思熟虑云云。

刘、龙二人当时对国是意见颇尊重我们的主张，故对我们北上特别关切。他们认为蒋先生的为人，最尚权诈，万一借抗日之名，将我李、白二人骗往中央，加以羁縻，则广西省政必为蒋系所控制。唇亡则齿寒，川、滇两省也将岌岌可危了。所以他们来电劝阻。

我得电后，当即复电劝慰刘、龙二主席。大意是说，我们的判断与他二人大有出入。因日本侵略者现正着着逼我，不只是蚕食而已，而是实行其一举征服中国的政策。相信中枢已无忍让的余地。今日的局势只有两条路可循，不是抗战图存，便是投降亡国。中央和蒋先生纵有意拖延，日本侵略者也未必容许，此其一。如中央此次仍无心抗战，而欲采取投降一途，则不特全国军民不能同意，恐怕蒋先生的嫡系部队也将自动实行抗战，此其二。根据以上两点判断，我认为中央和蒋先生除抗战外，实无他路可走。今蒋先生既有发动抗战的决心，广西自当响应号召，实行全省动员，参加抗日。希望刘、龙二公也秉“先国难而后私仇”的大义，动员全省人力物力，拥护中央，参加抗战，切勿迟疑不决，致贻蒋先生以吾人不愿共赴国难的口实，而向侵略者低头。

电报发后，白崇禧便乘广西省府所购的法国制六座小飞机，直飞南京。我本人则暂留桂林，主持动员计划。

广西平时仅有常备军十四个团，其中两团还被用作兵工，在贺县开采锡矿。幸而我们平时寓兵于农的政策十分成功，广西于1933年起实行征兵，新兵训练一年后退伍。所以“七七事变”前，我们已有四届经训练的士兵退伍在乡，各级干部也储备齐全。现在抗战爆发，我们拟立刻编成四十个团，开赴前线。一经号召，各县农民蜂拥前往县政府报到入伍，终因报到人数太多，政府还须以抽签方式决定取舍。不满一月，便编成四个军，共四十个团，嗣后改编为三个集团军。开中国近代史上，军事动员前所未有的先例。战斗序列如下：

第十一集团军总司令　李品仙

第十六集团军总司令　夏　威

第二十一集团军总司令　廖磊

各军指定集中地点为桂林、衡阳、岳州、武昌，以便听候中央统帅部调遣。各军成立时，重武器虽不多，然轻重机枪和步枪均系自己新制或购自欧洲。士兵一律戴捷克制钢盔，士气旺，纪律佳，军容亦盛。

各军编成后，廖磊、李品仙两集团军即依次北上入湘，开赴前线。我在离桂前，特地电白崇禧，决定将广西数年来惨淡经营而颇具规模的兵工厂，悉数移交中央统筹办理，并请白氏就近通知中央派人接收。其实当时各厂原有的管理及技术人员均已驾轻就熟，中央接收时，仅须将管理系统改由中央直辖便可，本无须作人事上的更动。孰知中央竟将内部行政人员一律撤换，殊属不近情理。我们为促成全国团结，一致抗日起见，力诫部属不得吐露微词。

10月10日晨，我参加桂林各界庆祝双十国庆节后，乃专机北飞，参加抗战。专机起飞时，我察看手表，正指着10时10分，可谓巧合。

二

自桂林动身之前，我原定直飞南京，不意在长沙遇到大雨，飞机着陆后无法起飞。天气短期内也无转晴迹象，不得已，乃改乘火车到武昌。本拟即时换乘客轮下驶，但是一时无定期班轮开行，所幸湖北省省主席黄绍竑、建设厅厅长伍廷飏都是我的老朋友，我便问伍厅长有无办法。最后，伍厅长替我找到一艘可乘百人的破旧小火轮。当天中午，我便率随员数人，搭该轮下驶。不料行至中途，西北风大作，长江之上，白浪滔天，这艘轮船既旧又小，风摧浪卷，危险不堪。尤其因西北风从船尾吹来，时常将船头压向浪中。船尾螺旋桨脱离水面，舵手便无法操纵，只得随风逐浪漂流，船员和同行官兵都面呈忧惧之色。然此时轮船已不易靠岸，只有冒险前进。一路历经险恶，翌日船过芜湖，风浪稍减，人心始定。据船上领江的告诉我说，他在长江上下游操舟数十年，尚未遭遇过这种危险。

船抵南京下关，已是10月12日晚间，我便暂时在中山陵园一座洋房内和白崇禧同住。这座洋房据说是张学良被囚前的私人住宅。翌日，白崇禧乃陪我去拜访蒋委员长。此时敌我双方已在上海战场血战两阅月，国军死伤甚巨，南京也时受敌机空袭，市面萧条。但是委员长精神饱满，且不时作豪语，一再向我说：“要把敌人赶下黄浦江去！”当时我心中殊不以此言为然，为最高统帅的，断不可意气用事。我想，我们如果能把敌人赶下黄浦江去，敌人也不敢来侵略我们了。但是值此鏖战正烈、民气沸腾之时，最高统帅有此豪情，我们也不便浇他冷水。一日，我见有机可乘，便对他陈述意见，略谓：淞沪不设防三角地带，不宜死守；为避免不必要的牺牲，我军在沪作战应适可而止。我并建议将廖磊第二十一集团军和其他增援前线的部队调至苏嘉路国防线上的既设阵地，凭险据守，然后将沪上久战之师抽调回南京整补，再相机向国防线增援。如此更番抵抗，才能持久消耗敌人的力量。至不得已时，我军便自动放弃南京，将大军向长江两岸撤退，诱敌深入，节节抵抗，实行长期的消耗战。

无奈蒋先生个性倔强，不听我的建议。那时的作战计划，全以他一人的意志为依归，旁人简直没有置喙的余地。他坚持死守淞沪三角地带，并告诉我说，他已命令廖磊的第二十一集团军赶赴上海参战，要我去电催促他一下。这既是最高统帅的命令，我的建议未蒙采纳，自然只有绝对服从。不久，廖磊所部六旅之众赶到上海，奉命参加大场的决战。

三

淞沪会战，历时三月，是我国抗战八年牺牲最大、战斗最惨的一役。

敌方上海派遣军总司令官为松井石根大将，所部有第三、六、九、一一、一○一、一○五、一○六、一一○、一一四、一一六等师团和海军陆战队，总共不下三十万人；有大炮三百余门，战车二百辆，飞机二百架，兵舰数十艘。战斗力之强，火力之旺，一时无两。

我方投入这一河道港湾交错、地形复杂的三角地带的部队，也是国军的精华。初期作战（自8月13日至9月17日）司令官为冯玉祥，嗣后由委员长自兼。全军分三路，战斗序列，略如下：

司令长官　蒋中正（兼）

　　副司令长官　顾祝同

　　右翼军总司令　张发奎

　　　　第八集团军总司令　张发奎（兼）

　　　　第十集团军总司令　刘建绪

　　中央军总司令　朱绍良

　　　第九集团军总司令　朱绍良（兼）

　　　　第二十一集团军总司令　廖　磊

　　左翼军总司令　陈　诚

　　　　第十九集团军总司令　薛　岳

　　　　第十五集团军总司令　罗卓英

　　　　另直辖部队九个师

以上我军参战的约五十余师，战斗兵员总数在七十万左右。淞沪战场离苏嘉路第一道国防线尚有百余华里。战场上人数既多，又无险可守。敌海陆空三军的火力可以尽量发挥，我军等于陷入一座大熔铁炉，任其焦炼。敌方炮火之猛，猛到我炮兵白日无法发炮而夜间又无法寻找目标，只能盲目轰击。所以淞沪之战，简直是以我们的血肉之躯来填入敌人的火海。每小时的死伤辄以千计，牺牲的壮烈，在中华民族抵御外侮的历史上，鲜有前例。

沪战进行中，除前敌指挥官外，副总参谋长白崇禧也经常亲冒炮火，在前线督战。委员长以及我们高级将领也不时亲赴前线鼓励士气。某夜，委员长和我们若干高级将领专车抵苏州，适敌机数十架前来空袭，一时照明弹满天照耀如同白昼。我们均在车站月台附近暂避，幸而敌机狂炸苏州城内，未炸车站，故我们一行未有死伤。

此时前线我军虽抱必死的决心，然血肉之躯究不敌炮火的摧残。10月中旬，我军已不能支持，自上海华界市中心撤至郊外大场一带。幸廖磊及时赶到，协力扼守大场，阵地赖以暂时稳定，但敌人倾全力来扑，我军也只能固守一星期。二十一集团军原有旅长六人，数日之内，三死两伤，战斗的激烈，可以想见，大场遂为敌所陷。

淞沪会战至此，我军已成强弩之末，亟应后撤。然委员长意气用事，严申命令，有敢擅自撤退的，军法从事。前线指挥官都知道委座脾气，谁也不敢以真情实况报告，偶承以电话垂询，多诳报士气旺盛，倘直陈实际情形，即遭申斥。

白崇禧因常在前线视察，深知敌我战斗力的悬殊，乃于11月初建议委员长下令后撤，蒋先生坚持不允，前线官兵又苦撑两三日，实在疲惫不堪，白崇禧再度献言撤退，蒋仍不允。全线又勉强支持一二日，时我军阵容已乱，白氏知事急，乃向委员长报告说，前线指挥官已无法掌握部队，委员长不叫撤退也不行了，因为事实上前线已“溃了”！统帅部下令撤退，面子上似好看点罢了。委员长才于11月9日下令分两路，一向杭州，一向南京，全线撤退。然前方此时已溃不成军，各军仓皇后撤，加以敌机日夜轰炸，人马践踏，秩序大乱。大军数十万竟越过钢筋水泥所建的苏嘉国防线阵地而不能停足。阵地上虽有坚固的堡垒，退兵因一时找不到钥匙，不得其门而入，竟一一放弃，溃退之惨，一言难尽。敌人跟踪追击，不出数周，便自东、西两面进迫京畿，将南京合围。

四

上海会战失败后，委员长乃约在京高级将领和德国顾问商讨南京应否固守的问题。应召到会的，计有白崇禧、唐生智、何应钦、徐永昌和我等多人。

委员长首先便问我说：“敌人很快就要进攻南京了，德邻兄，对南京守城有什么意见？”

我回答说，我不主张守南京。我的理由是：在战术上说，南京是个绝地，敌人可以三面合围，而北面又阻于长江，无路可退。以新受挫折的部队来坐困孤城，实难望久守。历史没有攻不破的堡垒，何况我军新败之余，士气颇受打击，又无生力军增援；而敌人则夺标在望，士气正盛，南京必被攻破。与其如此，倒不如我们自己宣布南京为不设防城市，以免敌人借口烧杀平民。而我们可将大军撤往长江两岸，一面可阻止敌人向津浦线北进，同时可拒止敌人的西上，让他徒得南京，对战争大局无关宏旨。

委员长再问白崇禧，白说，他极同意我的主张——放弃南京。蒋先生说，在他看来，南京为国府和国父陵寝所在地，断不能不战而退，他个人是主张死守的。

接着，他便问总参谋长何应钦和军令部部长徐永昌。二人皆异口同声说，他们没有意见，一切以委员长的意旨为意旨。询及德国首席顾问，他也竭力主张放弃南京，不作无谓的牺牲。

最后，委员长问到唐生智，唐忽然起立，大声疾呼道：“现在敌人已迫近首都，首都是国父陵寝所在地。值此大敌当前，在南京如不牺牲一二员大将，我们不特对不起总理在天之灵，更对不起我们的最高统帅。本人主张死守南京，和敌人拼到底！”唐氏说时，声色俱厉，大义凛然，大有张睢阳嚼齿流血之概。

委员长闻言大喜，说孟潇兄既有这样的义愤，我看我们应死守南京，就请孟潇兄筹划防务，担任城防总司令。唐生智慨然允诺，誓以血肉之躯，与南京城共存亡。死守南京便这样决定了。

当唐生智在会上发此豪语时，我就揣测他是静极思动，想乘此机会掌握一部兵权，所谓与城共存亡的话，不过是空头支票罢了。会后，我便向唐生智跷起大拇指道：“孟潇，你了不起啊！”

唐说：“德公，战事演变至此，我们还不肯干一下，也太对不起国家了！”生智此时意态鹰扬，满腹豪气跃然脸上。我们遂互道珍重而别。

会议的翌日（11月12日）我便搭车赴徐州，执行第五战区司令长官的任务。此时国民政府名义上虽然早已迁往重庆，但中央各部会仍多在武汉办公。唐生智于城防司令职务公布后，公开宣称与南京城共存亡，并督率军民赶筑防御工事，准备和敌人厮杀。到12月上旬，敌军前锋已逼近南京城郊，发生零星的战斗。

此时，驻在蚌埠、职司保卫津浦路南段的第十一集团军总司令李品仙，忽有长途电话给我，说：“唐孟公要我在浦口车站替他预备一列车，这是什么意思呢？恐怕南京沦陷就在旦夕了！”

我说：“孟潇大概预备逃走了吧？”

果然不久，噩耗传来，南京失守了，大军十余万人，激战不到三四天工夫便全军溃败。据说，撤退时毫无计划，任由官兵乱窜，各自逃生。少数勇敢部队不知究竟，误认友军畏缩，擅自撤退，竟在城楼上架起机枪，扫射溃窜出城的友军，卒至自相残杀，死伤枕藉，惨烈之至。敌人于12月13日入城后，更大肆奸掳焚杀。我军被俘和无辜平民被屠杀的，计数十万人。充分表现日本军人的兽性，为人类文明史永远留下了污点。

我军在南京损失部队十余万，器械弹药无算。当南京城郊尚在激战时，李品仙又来电话说，唐孟公已乘车经蚌埠北上，将过徐州转陇海路去武汉。我闻讯乃亲到徐州车站迎接。见面之下，真使我大吃一惊，唐氏神情沮丧，面色苍白，狼狈之状，和在南京开会时判若两人。我们在徐州列车上倾谈二十分钟，握手欷歔。

孟潇说：“德公，这次南京沦陷之速，出乎意外，实在对不起人。”言罢叹息不已。

我说：“孟公不必介意，胜败乃是兵家常事，我们抗战是长期的，一城一地的得失，无关宏旨。”

我们谈了片刻，唐生智便垂头丧气，转陇海路驶向武汉而去。

五

上海、南京相继失守之后，我国陆海空军的精华丧失殆尽。举国惶惶，凄惨景况难以言状。于是汪兆铭等主和派沾沾自喜，以为有先见之明，一时妥协空气甚嚣尘上，若非全国军民抗战意志坚强，实已不堪再战。

检讨京沪会战的得失，我们不能不承认我们的最高统帅犯了战略上的严重错误。我们极不应以全国兵力的精华在淞沪三角地带作孤注的一掷。

蒋先生当初作此次决定的动机，第一可能是意气用事，不惜和日本军阀一拼，以争一日的短长。第二可能是他对国际局势判断的错误。在蒋先生想来，上海是一个国际都市，欧美人士在此投下大量资金，如在上海和敌人用全力血战一番，不特可以转变西人一向轻华之心，且可能引起欧美国家居间调停，甚或武装干涉。谁知此点完全错误。第三便是由于蒋先生不知兵，以匹夫之勇来从事国际大规模战争。

兵法有云：“知己知彼，百战百胜。”我敢说，蒋先生固不知彼，连自己也茫然不知。乘危用险，破釜沉舟，只可在少数场合偶一用之。长期战争，断不可竭泽而渔，自丧元气。

淞沪之战，不过表示我国抗战的决心而已，自应适可而止。当我方败征已现时，蒋先生应即采纳白副总参谋长的建议，作有计划的撤退，实行节节抵抗。则我虽退不败，敌虽胜不武，以空间换取时间，达成消耗战的目的。

无奈蒋先生不此之图，意气用事，甚至溃败之兆已显，他还要一守、再守，终于溃不成军。试问在长期抗战的原则下，多守一两日和少守一两日，究有多少区别？但是在用兵上说，有计划的撤退和无计划的溃败，则相去远甚。可惜蒋公不明此道，而好逞匹夫之勇，怎能不糟？溯自北伐以来，凡蒋先生亲自指挥各战役，如武昌之围、南昌之围、徐州之溃退，以及后来“剿共”战争中，东北与淮海的全军覆没，均如出一辙，实堪浩叹！

所以蒋先生在中国战场纵横数十年，他所凭借的武器，不外金钱收买和分化离间的伎俩。若从纯军事观点立论，则蒋先生实在是既不能将将，也不能将兵，若以他一己的意志来统兵作战，安有不败之理？只以军事一端作简单的论列，中共统一大陆，实非偶然。

第五十一章　第五战区初期防御战

一

当我于1937年10月12日抵达南京时，中央统帅部对全面抗战的通盘战略已经拟好，任命我担任第五战区司令长官，驻节徐州。职务是指挥保卫津浦路的防御战。北至济南黄河南岸，南达浦口长江北岸，东自长江吴淞口向北延伸至黄河口的海岸线。直辖地区计有：山东全省和长江以北江苏、安徽两省的大部，辖区辽阔，责任綦重。而最高统帅部为集中力量起见，特规定长官部的职权，可直接指挥辖区内的党政机构。

我奉命后，即选拔徐祖诒君任本战区参谋长，嘱其立刻束装赴徐，组织司令长官部，我本人则奉委员长面谕暂留南京。因此时淞沪战事正急，中央统帅部也需要我随时建议和协助战事的筹划。

徐君为江苏无锡人，毕业于保定军官学校、日本士官学校和陆军大学。为人十分干练，军事学识也极丰富。北伐前在奉军服务，1928年曾任张学良代表，来北平和我方接洽东北易帜之事，但是那时因徐君先期离平，我们未能晤面。“九一八”以后，徐君奉调至中央，出任军令部第一厅厅长，筹划作战事宜，颇有能名。我受任五战区司令长官时，想由军委会中选一干员为参谋长，以便和中央联络，因而想到徐君。我们虽未尝谋面，然一经把晤，即一见如故。

当沪上溃败，南京告急之时，我徐州司令长官部已组织就绪，只待我亲往坐镇。不过此时我五战区所直辖的部队却少得可怜。部队番号和驻地大略如下：

第三十一军，军长刘士毅，辖一三一（师长覃连芳）、一三五（苏祖馨）、一三八（莫德宏）三师。本军虽为我在广西所亲自征调成立，班长以上的各级干部多系北伐前后的旧班底，颇有作战经验，不过士兵多系新近入伍的乡农，受训期间很短，也无作战经验。幸本军究系我所直接领导的，指挥起来可以得心应手。三十一军奉调北上到苏北海州驻防，以防敌人在该地登陆。

第三集团军总司令韩复榘所辖两军为第十二军（孙桐萱）和第五十五军（曹福林）。韩部驻在山东境内，训练和装备都还差强人意，不过是否服从命令拼死作战，却大成问题。因此时我已得到情报，韩复榘曾派遣代表赴天津活动，有和敌军妥协的企图。

第五十七军缪澂流，下辖一一一（常恩多）和一一二（霍守义）两师，驻在苏北。缪部原为东北军，装备尚可，但战斗力素称薄弱。

第八十九军韩德勤，辖三三（韩德勤兼）和一一七（李守维）两师。韩部为江苏省保安队改编，原非正规军，故战斗力很差。

第五十一军于学忠，辖一一三（周光熊）和一一四（牟中珩）两师，驻在青岛。于部原为东北军，尚可作战，然算不得是劲旅。

第三军团庞炳勋，辖五个团，驻防砀山。庞部原为西北军，因其年资甚高，故位至军团长。然该军团的实力，只有五个步兵团而已，作战能力自甚有限。

所以当时第五战区内可用的兵力尚不足七个军。而且这些部队均久被中央列为“杂牌部队”，蓄意加以淘汰之不暇，更谈不到粮饷和械弹的补充了。因此，这些军队的兵额都不足，训练和士气也非上乘。和当时在上海作战的部队相比拟，这些部队实在是三四等的货色。唯在抗日战争以前，因内战频繁，各级干部的战阵经验极为丰富，若在上者能推心置腹，一视同仁，并晓以国家民族的大义和军人应尽的天职，必能激发良知，服从命令，效命疆场。不过我们的最高统帅蒋先生的一贯作风，却是假全国一致团结、共赴国难的美名，企图将这些非他嫡系的杂牌军悉数消灭。所以这些被视为杂牌军的将领，一面激于民族争生存的义愤，都想和日军一拼；一面却顾虑部队作战损失之后，不仅得不到中央器械兵员的补充，恐还要被申斥作战不力，甚或撤职查办，并将其部队番号撤销，成为光杆一根，即无以谋生，因此都怀着沉重惶惑的心情。我在日常言谈之中得知他们的隐衷甚详，也引以为忧。

在战略上说，京沪战事一旦结束，津浦线必然是敌人攻击的次一目标。当时若干新闻记者和一知半解的政论家，都有一错误的论断。他们认为敌人在京沪一带将我军主力击破之后，如能长驱直入，一举而下武汉，则我们抗战的局面可能就彻底溃败而不堪收拾了。其实，这说法是缺乏军事学识的、纸上谈兵的谬论。因敌人在京沪线得手之后，必定要打通津浦线以清除右侧面的威胁，然后才可西进，这是军事学上最起码的基本认识，不必多赘。所以我在离宁之日，便和委员长谈起将来津浦线防御战的兵力问题。我说，津浦线处于南北两面夹攻之中，敌人且可随时自海州、青岛登陆，目前的七个军的兵力，断难应付。委员长说，将来京沪线上撤往江北的部队，都可归你节制。我心才稍安。

我离宁赴徐时，深知南京危在旦夕，唐生智断不能久守。南京一失，敌人必以排山倒海之势，来犯津浦线。我军在宁沪线上有百万貔貅，尚且一败涂地，今敌人挟新胜之威，自南北两路倾巢而来，我胆敢以七八万疲惫之师，与之周旋，也未免有螳臂当车之感了。

此时我虽深知情势危迫，然自思抗战至此，已是千钧一发的关头，我如能在津浦线上将敌人拖住数月，使武汉后方有充分时间重行部署，则我们抗战还可继续与敌人作长期的纠缠，以待国际局势的转变。如我军在津浦线上的抵抗迅速瓦解，则敌人一举可下武汉，囊括中原，使我方无喘息机会，则抗战前途便不堪设想。思维及此，我深觉责任重大，然统计所部兵力，则又有“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感觉。所以我赴任之日，虽未作唐生智所发的豪语，然哀愤之情，与拖住敌人的决心，则远非唐氏所能比拟。

徐州是四战之区，无险可守。平、津沦陷之后，太原、淞沪也相继失守。徐州居民知道徐州的危险性，迁徙一空，市面萧条，形同死城。我到徐之后，即发动民众抗战运动，召集民众代表大会，策励寸土必争，组织第五战区抗战青年团。南北流亡学生闻风而至，市上行人渐多。我为安定人心起见，每日清晨或午后，骑马到主要街道巡视一番。此时心情虽极沉重，而态度故作悠闲。一般市民见司令长官尚有此闲情逸致，出来试马，相信战局必可稳定，乃相率回市开店复业。不旋踵，徐州市上又摩肩接踵，熙熙攘攘起来。人心安定，物质充裕，市面恢复繁荣。

然此时南京已失，敌军屠杀我军民数十万，主将松井石根竟在我国民政府前，举行规模极大的所谓“入城式”。全军杀气腾腾，一个个如狼如虎，以为我军主力已为其消灭，今后北上津浦线，不过是旅次行军，徐州、蚌埠可以传檄而定。

我也料到敌人此时是骄狂无比，我要掌握住他们这“骄兵必败”的弱点，以我所可能运用的数万哀兵与之周旋。然此时津浦路南段直至浦口，完全空虚，无兵防守。我即将原驻海州的三十一军调至津浦路南段滁州、明光一带，作纵深配备，据险防守。由明光以南，为湖沼和小山交错的地区，易于防守，而敌人的机械化部队则不易发挥威力。

三十一军虽是新成立的部队，但是全军上下义愤填膺，足堪一战。加以此时适有在上海战场被俘后逃出的一位广西籍排长前来报告。他在淞沪被俘时，伪称炊事兵，敌军遂迫令挑运伙食担。他沿途竟亲自看见敌兵将比较肥胖的农人砍死，然后割取肘上的肉，放入饭盒，到宿营时，取出烤食，吃得津津有味。据说，这部分敌军是虾夷族，以烤食人肉为癖嗜。这位排长亲眼所见，言之凿凿。三十一军全军上下抗日情绪本已十分激昂，一闻敌军兽行，尤为发指，誓与野蛮的敌人一拼到底。

津浦路南段的敌军指挥官为畑俊六。12月中旬，敌军约有八师之众，先后自镇江、南京、芜湖三地渡江北进。在津浦路正面的敌军即有三师，总兵额当为我三十一军的数倍。敌军原意，显然是以旅次行军方式，直趋蚌埠。孰料行抵明光以南，即为我军所堵截。血战逾月，双方打成平手，敌军竟不能越雷池一步，大出敌军指挥官意料之外，遂自南京调集援军及坦克车、野炮等重武器，倾巢来犯。我深知我军不论就人数，还是就武器来说，均难于与敌相对抗，到了我军将敌军主力吸入明光一带时，我便命令坐镇蚌埠的第十一集团军李品仙总司令，将三十一军全军于1938年1月18日自明光迅速西撤，将津浦路正面让开。在此之前，我已将原守青岛的于学忠第五十一军南调，布防于淮河北岸，凭险拒敌越河北进。

敌人以狮子搏兔之力猛扑明光，结果扑了个空，没有捉住我军主力。嗣后虽连下定远、怀远、蚌埠，然为我军阻于淮河南岸，一无所获。此时西撤的三十一军忽自敌军左侧背出现，向东出击，一举将津浦路截成数段，四处围歼孤立之敌。

淮河前线之敌，因后路忽被切断，乃迅速将主力南撤，沿津浦路与我三十一军展开拉锯战。敌人用尽九牛二虎之力，将我军自津浦线向西加强压力，唯敌进我退，敌退我进，敌人始终无法消除我军对津浦线的威胁。而参加淞沪会战的第二十一集团军，时已北调到合肥，我方力量更加雄厚，使敌人增加后顾之忧，不敢贸然北进。因此，津浦南段战事乃形成敌我双方胶着、隔淮对峙之局。

这一战役的关键，是第三十一军执行命令的彻底。敌退我进，始终钉住津浦线，使敌军不能北进。因第三十一军为我亲手训练出来，调动起来，如臂使指。若是其他部队，恐怕在被敌向西加大压力之后，便不敢再乘虚东进，袭击敌人的后路了。如是，则日军早已越过淮河，与南下之敌会师徐州了。

以上是津浦南段，初期保卫战的大略。

二

津浦线北段的保卫战，原由副司令长官兼第三集团军总司令韩复榘所指挥。

韩氏与中央素有隔阂，抗战开始后，对最后胜利也无信心，所以自始至终想保存实力。敌军占领平、津，沿津浦线南下时，即传韩复榘秘密派遣代表，与敌军华北派遣军总司令小矶国昭和津浦北段指挥官西尾寿造秘密接洽，希图妥协。无奈双方条件相去太远。敌人要韩复榘宣布山东独立，正式充当汉奸。而韩氏之意，只希望日军不犯鲁境，以达其保存实力的目的，双方条件相距太远，当然无法谈得拢。但是敌人总还是希望韩氏当汉奸，而不愿逼其抗战，故津浦北段的日军迟迟未渡黄河，以期待韩氏的叛变。这样反给我们以充分的时间来从容部署。

我初到徐州时，即顾虑到韩氏抗战意志不坚定，乃亲赴济南一行。在韩氏的总司令部中住宿一宵，和他作竟夕之谈。这是我和韩复榘第一次见面。韩氏虽识字不多，言谈也很粗俗，但是却生得眉清目秀，皮肤白皙。骤看之下，俨然是一位白面书生。

韩氏一见我，便问：“长官，你看我们抗战有把握吗？”

我说：“抗战有把握，最后胜利必属于我们！”

嗣后我和他聚谈终宵，我反复解释“最后胜利必属于我们”的道理。我说，我们的抗战是不得已的。日本人逼得我们无路可走，只有“抗战”与“亡国”两条路。我们选择了“抗战”！须知日本侵略中国，不是单纯的中日两国的事，它是有国际性意义的。日本入侵我东北，国联无力制裁，鼓励了日本，同时也鼓励了西方德、意两国的侵略集团。西方今日法西斯侵略势力的增长，吸引了英、美、法的注意力，也增加了日本侵华的勇气，才有今日的战事。所以东、西两方的侵略势力是相互为用、相互影响的。今日日本侵华得手，世界各国莫奈伊何。你看德、意两国一定要步其后尘，如法炮制。以今日形势来看，欧战的爆发，只是时间问题。欧战爆发了，英、法、荷等国自顾不暇，他们在远东的殖民地便成了俎上之肉，听任别人宰割了。到那时，日本这头贪狼岂能坐视肥脔在侧而无动于衷？

接着，我就分析日本必然南进的道理。我认为日本的南进不仅是国际间的利害问题，同时也是日本国内问题发展的必然后果。日本军阀之间，陆海二军原即相互嫉忌，水火难容，如今日本陆军在中国大陆横行无忌，扬威一时，大小军阀皆鸡犬升天。但是，以英美为假想敌的海军则原封未动，值此时机，能不跃跃欲试？根据我在华南所得日本在南洋活动的情报，日本将来必然南进无疑。日本南进，英、法、荷等国无力东顾，则美国必定挺身而出，与日本作战了。到那时，欧亚反侵略战争合而为一，便是我们抗战转机的时候了。

根据我的分析，我们抗战的战略重点便是以空间换取时间，以待世界局势的转变。我们能拖得愈久愈好，千万不能泄气。我们如果泄气了，投降了，侵略者势力东西相呼应，则可能西方被侵略国家也不敢蹈我们的覆辙，作不量力的抵抗。如果欧战因之不能爆发，或爆发后，不旋踵即为德、意侵略势力所扑灭，则二次世界大战不能实现，我们就永远做日本的奴隶了。

韩复榘听了我这番分析之后，如大梦初醒，也认为我们的抗战是有前途的，前途建立在欧战和世界大战之上。所以他一再追问我：“长官，你看欧战什么时候可以爆发呢？”

我说：“迟早总归要爆发的，至于确定的日期，则谁也不敢说了。”

我们在济南分手时，韩复榘对时局的看法，便完全以我这番话为依归。他也认为抗战是长期的，是有前途的，汉奸是当不得的。但是，他的愚而好自用的简单头脑终于误了他。他认为，“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他那两军部队，断不可在长期抗战的局面下，而在短期之内被消耗了。他不能与日军死拼，保存实力是第一要务。

1937年12月中旬，日方既攻下南京，乃强迫韩复榘摊牌，韩氏不肯。敌军遂于12月23日由青城、济阳间渡河。27日侵入济南。韩复榘不战而退。31日敌陷泰安。1938年1月2日韩部放弃大汶口。敌军乃于1月5日攻入济宁，沿津浦路长驱直入。我于徐州得报后，即严令韩复榘循津浦线后撤，设险防守。无奈韩氏不听命令，竟率所部两军，舍弃津浦路，向鲁西撤退，且不向我报告，以致我方津浦路正面，大门洞开，大批敌军乘虚而下，若非沿路少数部队拼力死守，则大局不堪收拾了。

1月中旬，统帅部忽传出命令，要一、五两战区，师长以上的军官可以暂离阵地的，齐集归德，举行由委员长亲自主持的军事会议。我心知这一会议系专为惩治韩复榘而召集的。韩氏本人果然也疑虑丛生，特派专人来徐州长官部请示，问他应否亲自出席这一军事会议。我告诉他的使者说：“应该去。”韩乃如命前往。

归德军事会议系在1938年1月11日举行。委员长偕白副总参谋长已先一日到归德。事实上，此一会议是会而不议。共到师长以上军官八十余人。首先由委员长训话，鼓励大家奋勇作战。随即面嘱第一战区司令长官程潜和我分别报告战况。报告毕，委员长遂宣布散会。

当与会众人纷纷离去之时，刘峙忽然起立大呼道：“韩总司令请慢点走，委员长有话要同你讲！”韩复榘闻言留下。离会众人遂议论纷纷，齐说：“韩复榘糟了，韩复榘糟了！”

当散会时，我走在最后，只见会场内留有委员长的便衣卫士四五人。刘峙便指着卫士对韩复榘说：“韩总司令，你可以跟他们去。”韩氏脸上顿时发青，低着头，蹒跚地随卫士去了。

同日下午，委员长在其归德行辕召集一小规模的谈话会。出席者仅委员长、程潜、白崇禧和我，共四人而已。大家方坐定，蒋先生便声色俱厉地说：“韩复榘这次不听命令，擅自行动，我要严办他！”

程潜应声说：“韩复榘应该严办！这种将领不办，我们的仗还能打下去吗？”

白崇禧和我在一旁默坐，未发一言。我回徐州后不久，即闻韩复榘已被枪决于武昌。虽未经过军法审判，然此事确使抗战阵营中精神为之一振。这是后话。

此次谈话的另一问题，便是实施军政合一。委员长认为抗战以来，地方行政机构未能切实配合军事上的要求，影响作战甚大，故提议以战区司令长官兼辖区内的省政府主席。并随即提议程潜兼河南省省主席，我兼安徽省省主席。程潜当即附议，认为是“最好的解决办法”。

我则认为无此必要，因为司令长官应该集中精神筹划军事，哪里还有时间兼管全省的政务？如果只是担任一个名义，那又何必多此一举呢？再者，军事与省政之所以未能密切配合，双方均有责任，如果只责一方，实欠公允。双方如均能设身处地，互相谅解，则闲言飞语自可消弭于无形。故对“军政合一”，我请委员长缜密考虑，然后决定。但是委员长仍说：“我看还是兼着好！”白崇禧也以为然。谈话至此乃告结束，并未作具体决定。

不意我回徐州后不久，中央便明令宣布程潜兼河南省政府主席，我兼安徽省政府主席。程潜当即就职，我则去电恳辞。无奈电报数度往返，中央仍坚持不准。最后白崇禧从汉口打电话来，劝我先到六安就职再说吧。同时皖省前主席蒋作宾，已于接到调职令后，离职去汉，致省政成了无政府状态。各厅长均频频来电相催。我不得已，乃勉强抽空往六安住一星期，接篆视事。

第五十二章　台儿庄之战

一

我在六安就省政府主席后回到徐州时，已是2月初旬，鲁南保卫战至此已进入紧急阶段。敌军板垣、矶谷两师团正以台儿庄为会师目标，策应津浦路南段敌军的攻势，企图合攻徐州。

先是，当韩复榘态度游移之时，津浦路敌军可以随时南下，青岛在战略上已成孤立之点，无死守价值。我乃命令青岛守军于学忠部南下，沿淮河北岸据险防守，以堵截敌军北进。对青岛防务只采取消极态度，由市长沈鸿烈率海军陆战队五百人和一部分警察，协同维持治安，并监视海面敌人。1938年1月12日，敌军板垣第五师团在青岛的崂山湾、福岛两处强行登陆，沈市长即率所部南撤。敌军占领青岛后，乃沿胶济路西进，至潍县转南，经高密，循诸城、莒县一线，进迫临沂，与津浦线上的矶谷师团取得呼应，齐头猛进。

板垣、矶谷两师团同为敌军中最顽强的部队。其中军官士卒受侵略主义的毒素最深。发动“二二六”政变的日本少壮派，几乎全在这两个师团之内。今番竟协力并进，与自南京北犯的敌军相呼应。大有豕突狼奔、一举围歼本战区野战军的气概。

2月上旬，临沂告急，该地为鲁南军事上所必争的重镇，得失关系全局。处此紧急关头，既无总预备部队可资调遣，只有就近抽调原守海州的庞炳勋军团，驰往临沂，固守县城，堵截敌人前进（庞部防地则由驻苏北的缪澂流军接替）。

庞军团长的职位虽比军长要高，但所指挥的军队则只有五个步兵团，实力尚不及一个军。庞君年逾花甲，久历戎行，经验丰富。于抗日以前的内战时期，以善于避重就轻，保存实力著称。人极圆滑，为一典型的“不倒翁”人物。凡为庞氏的指挥官和并肩作战的友军，莫不对渠存有戒心。

但是庞氏有其特长，能与士卒共甘苦，廉洁爱民，为时人所称道。所以他实力虽小，所部却是一支子弟兵，有生死与共的风尚，将士在战火中被冲散，被敌所俘，或被友军收编的，一有机会，他们都潜返归队。以故庞部拖曳经年，又久为中央所歧视，仍能维持于不坠。

当庞部奉命编入第五战区序列之初，庞氏即来徐州谒见，执礼甚恭。我因久闻其名，且因其年长资深，遂也破格优礼以待。我虽久闻此公不易驾驭，但百闻不如一见，于谈吐中察言观色，觉他尚不失为一爱国诚实的军人。在初次见面时，我便推心置腹，诚恳地告诉他说，庞将军久历戎行，论年资，你是老大哥，我是小弟，本不应该指挥你。不过这次抗战，在战斗序列上，我被编列为司令长官，担任一项比较重要的职务而已。所以在公事言，我是司令长官，在私交言，我们实是如兄如弟的战友，不应分什么上下。

接着，我又说，我们在内战中搅了二十多年，虽然时势逼人，我们都是被迫在这漩涡中打转，但是仔细回想那种生活，太没有意义了。黑白不明，是非不分，败虽不足耻，胜亦不足武。今日天如人愿，让我们这一辈子有一个抗日报国的机会，今后如能为国家民族而战死沙场，才真正死得其所。你我都是五十岁以上的人，死也值得了，这样才不愧作一军人，以终其生。

庞听了很为感动，说：“长官德威两重，我们当部属的，能在长官之下为国效力，天日在上，万死不辞，长官请放心，我这次绝不再保存实力，一定同敌人拼到底。”

我又问他道：“你的部队有没有什么困难，需要我替你解决呢？”庞叹息说：“我原有五个团，现在中央有命令，要我把一个特务团归并，共编为四个团。长官，我的部队兵额都是足额的，我把这个团归并到哪里去呢？不能归并，就只有遣散。现在正是用兵之时，各部队都在扩充，唯独要我的部队遣散，似乎也不是统帅部的本意吧！”

我说：“可能上级不知道你部队的实际情况！”

庞说：“报告长官，我如不遵令归并，中央就要停发整个部队的粮饷！”

我说：“中央这样处理是不公平的，我当为你力争此事。”我又问他道：“你的部队还缺少些什么呢？”庞说：“子弹甚缺，枪支也都陈旧，不堪作战。”我也答应在我权力所能及尽量予以补充。在庞部去海州之前，我便认真地向中央交涉，请求收回成命。旋奉军政部复电说：“奉委员长谕，庞部暂时维持现状。”我将此消息告诉庞，全军大喜过望，庞氏自更感激涕零，认为本战区主帅十分体恤部曲，非往昔所可比拟。我更命令本战区兵站总监石化龙尽量补充第三军团的弹药和装备，然后调其赴海州接防。全军东行之日，我亲临训话，只见士卒欢腾，军容殊盛，俨然是一支劲旅。

此次临沂吃紧，我无军队可资派遣，只有调出这一支中央久已蓄意遣散的“杂牌部队”来对抗数目上且占优势的号称“大日本皇军中最优秀的板垣师团”。

2月下旬，敌我两军遂在临沂县城发生攻防激烈的战斗。敌军以一师团优势的兵力，并附属山炮一团、骑兵一旅，向我庞部猛扑。我庞军团长遂率其五团子弟兵据城死守。敌军穷数日夜的反复冲杀，伤亡枕藉，竟不能越雷池一步。

当时随军在徐州一带观战的中外记者与友邦武官不下数十人，大家都想不到一支最优秀的“皇军”，竟受挫于一不见经传的国民党“杂牌部队”，一时中外哄传，彩声四起。板垣征四郎显然因颜面关系，督战尤急。我临沂守军渐感不支，连电告急。

所幸此时我方援军张自忠五十九军，及时自豫东奉调赶至津浦线增援。张部按原命令系南向开往淮河北岸，增援于学忠部，适淮南敌军主力为我李品仙第二十一集团军的第三十一军和廖磊第十一集团军的第七军、第四十八军所纠缠而南撤，我遂临时急调张自忠全军北上临沂，援助庞部作战。

张部以急行军出发，于3月12日黄昏后赶到临沂郊外。翌晨，当敌军攻城正急之时，五十九军先与守城部队取得联系，乃约定时间向敌人展开全面反攻。临沂守军见援军已到，士气大振，开城出击。两军内外夹攻，如疾风暴雨。板垣师团不支，仓皇撤退。庞、张两部合力穷追一昼夜，敌军无法立足，一退九十余里，缩入莒县城内，据城死守。沿途敌军遗尸甚多，器械弹药损失尤大。造成台儿庄大战前之一出辉煌的序幕战。

敌军退入莒县后，我军围攻数日，终因缺乏重武器，未能奏效。

临沂一役最大的收获，是将板垣、矶谷两师团拟在台儿庄会师的计划彻底粉碎。造成尔后台儿庄血战时，矶谷师团孤军深入，为我围歼的契机。

此次临沂之捷，张自忠的第五十九军奋勇赴战之功，实不可没。张自忠部也在“杂牌”之列，他之所以能造出这样赫赫的战功，其中也有很多有趣的故事。

张自忠原为宋哲元第二十九军中的师长，嗣由宋氏保荐中央，委为北平市市长。“七七事变”前，敌人一意使华北特殊化，张以北平市市长身份，奉宋氏密令，与敌周旋，忍辱负重，外界不明真相，均误以张氏为卖国求荣的汉奸。“七七事变”后，张氏仍在北平城内与敌交涉，因此舆论界对其攻击尤力，大有“国人皆曰可杀”之概。迨华北战事爆发，我军失利，一部分国军北撤南口、张垣，张部则随大军向南撤退。时自忠被困北平城内，缒城脱逃，来南京请罪。唯宁、沪舆论界指责张自忠擅离职守，不事抵抗，吁请中央严予惩办，以儆效尤。南京街上，竟有张贴标语骂他为汉奸的。群情汹汹，张氏百喙莫辩。军委会中，也有主张组织军法会审的。更有不逞之徒，想乘机收编张的部队，而在中央推波助澜。那时我刚抵南京，闻及此事，乃就西北军自忠的旧同事中调查张氏的为人。他们，尤其是张的旧同事黄建平，便力为辩护说，自忠为人侠义，治军严明，指挥作战尤不愧为西北军中一员勇将，断不会当汉奸。我听到这些报告，私衷颇为张氏惋惜。一次，我特地令黄君去请他前来一叙，孰知张君为人老实，竟不敢来，只回答说，待罪之人，有何面目见李长官。后经我诚恳邀请，他才来见我。当张氏抵达之时，简直不敢抬头。平剧中，常见犯人上堂见官，总是低着头说：“犯人有罪，不敢抬头。”对方则说：“恕你无罪，抬起头来。”我以为这不过是扮戏而已，殊不知抗战时期，北方军人中尚有此遗风。

我说：“荩忱兄，我知道你是受委屈了。但是我想中央是明白的，你自己也是明白的，我们更是谅解你。现在舆论界责备你，我希望你原谅他们。群众是没有理智的，他们不知底蕴才骂你，你应该原谅他们，毕竟他们的动机是纯洁的……”

张在一旁默坐，只说：“个人冒险来南京，戴罪投案，等候中央治罪。”

我说：“我希望你不要灰心，将来将功折罪。我预备向委员长晋言，让你回去，继续带你的部队！”

张说：“如蒙李长官缓颊，中央能恕我罪过，让我戴罪图功，我当以我的生命报答国家。”

自忠陈述时，他那种燕赵慷慨悲歌之士的忠荩之忱，溢于言表。张去后，我便访何部长一谈此事。何应钦似有意成全。我乃进一步去见委员长，为自忠剖白。我说：“张自忠是一员忠诚的战将，绝不是想当汉奸的人。现在他的部队尚全师在豫，中央应该让他回去带他的部队。听说有人想瓜分他的部队，如中央留张不放，他的部队又不接受瓜分，结果受激成变，真去当汉奸，那就糟了。我的意思，倒不如放他回去，戴罪图功。”

委员长沉思片刻，遂说：“好吧，让他回去！”说毕，立刻拿起笔来，批了一个条子，要张自忠即刻回至其本军中，并编入第一战区战斗序列。

自忠在离南京返任前，特来我处辞行，并谢我帮忙，说：“要不是李长官一言九鼎，我张某纵不被枪毙，也当长陷缧绁之中，为民族罪人。今蒙长官成全，恩同再造，我张某有生之日，当以热血生命以报国家，以报知遇。”言出至诚，说来至为激动而凄婉。我们互道珍重而别。

至1938年2月，淮河前线吃紧，于学忠兵力不敷，军令部乃将第五十九军调来五战区增援。张军长大喜过望，因为我和他有那一段渊源，他颇想到第五战区出点力。不过，在五战区他也有所顾虑，因为他和庞炳勋有一段私仇。原来在1930年，蒋、冯、阎中原大战时，庞、张都是冯系健将，彼此如兄如弟。不意庞氏受蒋的暗中收买而倒戈反冯，且出其不意袭击张自忠师部，张氏几遭不测。所以自忠一直认为炳勋不仁不义，此仇不报，誓不甘休。自忠此次奉调来徐时，便私下向徐参谋长陈述此一苦衷，表示在任何战场皆可拼一死，唯独不愿与庞炳勋在同一战场。因庞较张资望为高，如在同战场，张必然要受庞的指挥，故张不愿。好在原定计划中，已调他去淮河战场。

天下事真是无巧不成书，淮南敌军主力适于此时被迫南撤，淮河北岸军情已经缓和。独于此时，庞炳勋在临沂被围请援，而我方除五十九军之外，又无兵可调。徐参谋长颇感为难。我闻讯，乃将张自忠请来，和他诚恳地说：“你和庞炳勋有夙怨，我甚为了解，颇不欲强人之所难。不过以前的内战，不论谁是谁非，皆为不名誉的私怨私仇。庞炳勋现在前方浴血抗战，乃属雪国耻，报国仇。我希望你以国家为重，受点委屈，捐弃个人前嫌。我今命令你即率所部，在临沂作战。你务要绝对服从庞军团长的指挥。切勿迟疑，致误戎机！”

自忠闻言，不假思索，便回答说：“绝对服从命令，请长官放心！”

我即命张氏集合全军，向官兵训话鼓励一番，自忠乃率所部星夜向临沂增援，竟打了一个惊天动地的胜仗！若非张氏大义凛然，捐弃前嫌，及时赴援，则庞氏所部已成瓮中之鳖，必至全军覆没。其感激张氏，自不待言。从此庞、张二人竟成莫逆，为抗战过程中一段佳话。

二

临沂一战，津浦北段敌军“左臂”遂为我军砍断，敌两路会攻台儿庄的计划遂为我所破，唯敌军沿津浦线而下的正面矶谷师团，则因韩复榘不抵抗的影响，日益向南推进。值此紧要关头，我方另一部援军，第二十二集团军川军邓锡侯部（辖第四十一及第四十五两军）适自郑州赶来增援。我遂急调第四十一军（军长孙震，辖一二二及一二四两师）前往鲁南的邹县堵截，四十五军跟进为预备队。军次滕县，知邹县已失，第四十一军乃以一二二师（师长王铭章）守滕县城，一二四师在城外策应。敌军以快速部队南侵，将滕县包围，并以重炮及坦克猛攻县城。王师长亲自督战死守，血战三昼夜，终因力有不逮，为敌攻破。王师长以下，全师殉城，至为惨烈。然卒将敌军南侵日期延缓，使我增援部队汤恩伯、孙连仲等部能及时赶到参战。

邓锡侯部川军来五战区作战，也有一段有趣的故事。

邓部原驻于川西成都，因其防区通向外界之水路为川军刘湘所部封锁，无法购买弹械补充，故士兵所用的枪械半为土造，极其窳劣。此次激于大义，请缨出川参加抗战，奉统帅部令，编为第二十二集团军，以邓锡侯为总司令，孙震为副司令，由二人亲自率领，往第二战区参加山西保卫战。然仓促出师，远道跋涉，沿途又无补给兵站的组织，势须就地购买粮草，对军纪不无影响。

川军方抵山西而太原已告失守。敌人用机动性快速部队向溃军左冲右突，川军立足未稳，便被冲散，随大军狼狈后退，沿途遇有晋军的军械库，便破门而入，擅自补给。败兵之际，士兵强买强卖皆所难免。事为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所悉，大为震怒，认为川军是“抗日不足，扰民有余”的“土匪军”，乃电请统帅部将川军他调。统帅部接此难题，乃在每日汇报中提出。委员长闻报也很为生气，说：“第二战区不肯要，把他们调到第一战区去，问程长官要不要。”

军委会乃打电话去郑州给第一战区司令长官程潜，告知此一命令，并老实说出其原委。孰知程潜对川军作风早有所闻，在电话里竟一口回绝，说：“阎老西都不要，你们要送给我？我不要这种烂部队！”据说，当军令部次长林蔚将此消息报告委员长，并请示办法时，委员长正因南京初失，心绪不好，闻报勃然大怒，说：“把他们调回去，让他们回到四川去称王称帝吧！”

白崇禧在一旁听着，便劝解道：“让我打电话到徐州去，问问五战区李长官要不要？”白氏随即自武汉用长途电话问我，并娓娓陈述此一事件的经过。此时正值韩复榘不战而退，我无援兵可调之时。我便立刻告诉白崇禧：“好得很啊！好得很啊！我现在正需要兵，请赶快把他们调到徐州来！”

白说：“他们的作战能力当然要差一点。”

我说：“诸葛亮扎草人做疑兵，他们总比草人好些吧？请你快调来！”

白崇禧闻言一笑。川军就这样调到徐州来了。

邓锡侯、孙震两君，我和他们虽曾通过信，这次在徐州却是第一次见面。邓、孙两君对我个人的历史知道得很清楚，如今加入我的战斗序列，也颇觉心悦诚服。他们之所以被调到五战区的原委，他们本人也完全知道。

邓、孙二人见到我便苦笑着说：“一、二两战区都不要我们，天下之大，无处容身。李长官肯要我们到五战区来，真是恩高德厚！长官有什么吩咐，我们绝对服从命令！”

我说，过去的事不必提了。诸位和我都在中国内战中打了二十余年，回想起来，也太无意义。现在总算时机到了，让我们各省军人，停止内战，大家共同杀敌报国。我们都是内战炮火余生，幸而未死，今后如能死在救国的战争里，也是难得的机会。希望大家都把以往种种譬如昨日死，从今以后，大家一致和敌人拼命。

随即，我便问他们有什么需要，有没有困难要我代为解决的。邓、孙异口同声说：“枪械太坏，子弹太少。”我乃立刻电呈军委会，旋蒙拨给新枪五百支，每军各得二百五十支。我又于五战区库存中，拨出大批子弹及迫击炮，交两军补充。两军官兵欢天喜地。适矶谷师团另附骑兵旅、野炮团、重炮营和战车数十辆，自济南循铁路南进，我遂调两军前往防堵。大军出发前，我并亲临训话，举出诸葛武侯统率川军北抗司马懿的英勇故事，希望大家效法先贤，杀敌报国。大军上下无不欢跃。滕县一战，川军以寡敌众，不惜重大牺牲，阻敌南下，达成作战任务，写出川军史上最光荣的一页。

以上所述临沂、滕县两役，都是台儿庄大捷前，最光辉的序幕战。但是这两项艰苦的血战，却都是由一向被中央歧视的“杂牌部队”打出来的。这些“杂牌部队”在其他场合，往往畏缩不前，但是到了五战区，却一个个都成了生龙活虎，一时传为美谈。

三

在临沂和滕县于3月中旬同时告急时，蒋委员长也认为在战略上有加强第五战区防御兵力的必要，乃仓促檄调第一战区驻河南补充训练尚未完成的汤恩伯军团和孙连仲军团，星夜增援。首先抵达徐州的为汤恩伯第二十军团，辖两个军（第五十二军关麟征和第八十一军王仲廉）共计五个师（第二师郑洞国、第二十五师张耀明、第四师陈大庆、第八十九师张雪中和第一一○师张轸）。该军团装备齐全，并配属十五生的德制重炮一营，为国军中的精华。

汤部第八十一军先抵徐州，即乘火车北上支援第二十二集团军作战，不幸滕县城已先一日陷敌，迨汤军团全部到达，已不及挽回颓势，只消极地掩护友军退却和迟滞敌人的南进而已。

随汤部之后到徐州的为孙连仲的第二集团军。孙集团军名义上虽辖两军（第三十军田镇南、第四十二军冯安邦），唯该部因曾参加山西娘子关之保卫战，损失颇大。四十二军所剩只一空番号而已，孙连仲虽曾屡次请求补充，均未获准。其后不久，四十二军番号且为中央新成立的部队取而代之。故该集团军实际可参加战斗的部队只有三师（第二十七师黄樵松、第三十师张金照、第三十一师池峰城）。孙总司令到徐州来见我时，匆匆一晤，我就叫他快去台儿庄部署防务、建筑工事。因孙部原为冯玉祥的西北军，最善于防守。我当时的作战腹案，是相机着汤军团让开津浦路正面，诱敌深入。我判断以敌军之骄狂，矶谷师团长一定不待蚌埠方面援军北进呼应，便直扑台儿庄，以期一举而下徐州，夺取打通津浦路的首功，我正要利用敌将此种心理，设成圈套，请君入瓮。待我方守军在台儿庄发挥防御战至最高效能之时，即命汤军团潜行南下，拊敌之背，包围而歼灭之。

部署既定，敌人果自滕县大举南下。汤军团在津浦线上与敌作间断而微弱的抵抗后，即奉命陆续让开正面，退入抱犊崮东南的山区。重炮营则调回台儿庄运河南岸，归长官部指挥。敌军果不出我所料，舍汤军团而不顾，尽其所有，循津浦路临枣支线而下，直扑台儿庄。敌军总数约有四万，拥有大小坦克车七八十辆，山野炮和重炮共百余尊，轻重机枪不计其数，更有大批飞机助威。徐州城和铁路沿线桥梁车站，被敌机炸得一片糜烂。

3月23日，敌军冲到台儿庄北泥沟车站，徐州城内已闻炮声。

24日敌人开始猛烈炮轰我防御工事，战斗激烈期间，我第二集团军阵地每日落炮弹至六七千发之多。炮轰之后，敌军乃以坦克车为前导，向我猛冲。将我台儿庄外围阵地工事摧毁后，敌步兵乃跃入据守，步步向前推进。台儿庄一带，耕地之下盛产石块，居民多叠石为墙，以故每一住宅皆系一堡垒。此种石墙被敌人冲入占据之后，我军因无平射炮，又无坦克车，即无法反攻。然我军以血肉之躯与敌方炮火与坦克相搏斗，至死不退。敌人猛攻三昼夜，才冲入台儿庄城内，与我军发生激烈巷战。第二集团军至此已伤亡过半，渐有不支之势。我严令孙总司令死守待援。自27日始，敌我遂在台儿庄寨内作拉锯战，情况非常惨烈。

在此同时，我也严令汤恩伯军团迅速南下，夹击敌军。三令五申之后，汤军团仍在姑婆山区逡巡不进。最后，我训诫汤军团长说，如再不听军令，致误戎机，当照韩复榘的前例严办。汤军团才全师南下。然此时台儿庄的守军已伤亡殆尽。到4月3日，全庄三分之二已为敌有。我军仍据守南关一隅，死拼不退。敌方更调集重炮、坦克猛冲，志在必克。其电台且宣称已将台儿庄全部占领。我方守庄指挥官第三十一师师长池峰城，深觉如此死守下去，必至全军覆没而后已。乃向孙总司令请示，可否转移阵地，暂时退至运河南岸。孙连仲乃与长官部参谋长徐祖诒和参谋处长黎行恕通电话请示。

参谋处来报告，我因汤部援军快到，严令死守，绝不许后撤。最后，孙总司令要求与我直接通话。连仲说：“报告长官，第二集团军已伤亡十分之七，敌人火力太强，攻势过猛，但是我们把敌人也消耗得差不多了。可否请长官答应暂时撤退到运河南岸，好让第二集团军留点种子，也是长官的大恩大德！”

孙总司令说得如此哀婉，但我预算汤恩伯军团，明日中午可进至台儿庄北部。第二集团军如于此时放弃台儿庄，岂不功亏一篑。我因此对孙连仲说：“敌我在台儿庄已血战一周，胜负之数决定于最后五分钟。援军明日中午可到，我本人也将于明晨亲来台儿庄督战。你务必守至明天拂晓。这是我的命令，如违抗命令，当军法从事。”

孙连仲和我，仅在他奉调来五战区增援时，在徐州有一面之缘。此时我向他下这样严厉的命令，内心很觉难过。但是我深知不这样，便不能转败为胜。

连仲知我态度坚决，便说：“好吧，长官，我绝对服从命令，整个集团军打完为止！”

在电话中，我还指示他说，你不但要守到明天拂晓之后，今夜你还须向敌夜袭，以打破敌军明晨拂晓攻击的计划，则汤军团于明日中午到达后，我们便可对敌人实行内外夹击！孙连仲说，他的预备队已全部用完，夜袭甚为不易。我说：“我现在悬赏十万元，你将后方凡可拿枪的士兵、担架兵、炊事兵与前线士兵一齐集合起来，组织一敢死队，实行夜袭。这十万块钱将来按人平分。重赏之下，必有勇夫，你好自为之。胜负之数，在此一举！”

连仲说：“服从长官命令，绝对照办！”

我之所以要他组织敢死队，便是根据我的判断，第二集团军的伤亡虽已逾全军十分之七，但是从火线上因抬运负伤官兵而退下的士兵一定不少，他们因为战火太猛没有回到火线上去。重赏之下，必有勇夫。现在我们要利用这一点最后的力量，作孤注的一掷。

孙总司令和我通话之后，在台儿庄内亲自督战。死守最后一点的池峰城师长，又来电向他请求准予撤退。连仲命令他说：“士兵打完了你就自己上前填进去。你填过了，我就来填进去。有谁敢退过运河者，杀无赦！”

池师长奉命后，知军令不可违，乃以必死决心，逐屋抵抗，任凭敌人如何冲杀，也死守不退。所幸战到黄昏，敌人即停止进攻。及至午夜，我军先锋敢死队数百人，分组向敌逆袭，冲进敌阵。人自为战，奋勇异常，部分官兵手持大刀，向敌斫杀，敌军血战经旬，已筋疲力竭，初不意战至此最后五分钟，我军尚能乘夜出击。敌军仓皇应战，乱作一团，血战数日为敌所占领的台儿庄市街，竟为我一举夺回四分之三，毙敌无算，敌军退守北门，与我军激战通宵。

长官部夜半得报，我汤军团已向台儿庄以北迫近，天明可到。午夜以后，我乃率随员若干人，搭车到台儿庄郊外，亲自指挥对矶谷师团的歼灭战。黎明之后，台儿庄北面炮声渐密，汤军团已在敌后出现，敌军撤退不及，遂陷入重围。我亲自指挥台儿庄一带守军全线出击，杀声震天。敌军血战经旬，已成强弩之末，弹药汽油用完，机动车辆多被击毁，其余也因缺乏汽油而陷于瘫痪。全军胆落，狼狈突围逃窜，溃不成军。我军骤获全胜，士气极旺，全军向敌猛追，如疾风之扫落叶，锐不可当。敌军遗尸遍野，被击毁的各种车辆、弹药、马匹遍地皆是。矶谷师团长率残敌万余人突围窜往峄县，闭城死守，已无丝毫反攻能力了。台儿庄之战至此乃完成我军全胜之局。

战后检点战场，掩埋敌尸达数千具之多。敌军总死伤当在两万人以上。坦克车被毁三十余辆，掳获大炮、机枪等战利品不计其数。矶谷师团的主力已被彻底歼灭。台儿庄一役，不特是我国抗战以来一个空前的胜利，可能也是日本新式陆军建立以来的第一次惨败。足使日本侵略者对我军另眼相看。

台儿庄捷报传出之后，举国若狂。南京、上海沦陷后，笼罩全国的悲观空气，至此一扫而空，抗战前途露出一线新曙光。全国各界，海外华侨，乃至世界各国同情我国抗战的人士，拍致我军的贺电如雪片飞来。前来参观战绩的中外记者和慰劳团也大批涌到。台儿庄区区之地，经此一战之后，几成民族复兴的新象征。我军得此鼓励，无不精神百倍，各处断壁颓垣之上，都现出一片欢乐之情，为抗战发动以来的第一快事。

四

我军在台儿庄的胜利，在敌人以及国内外的观察家看来，简直是不可思议之事。因我军以区区十余万疲惫之师，在津浦路上两面受敌。来犯的敌人，南北两路都是敌军的精锐，乘南北两战场扫荡我军主力百余万人的余威，以猛虎扑羊之势，向徐州夹攻。孰知竟一阻于明光，再挫于临沂，三阻于滕县，最后至台儿庄决战，竟一败涂地，宁非怪事？

不过仔细分析我军作战的情形，便知制胜之道并非侥幸，主要原因有以下数端：

第一，我三十一军在津浦南段运用的得宜。南京弃守之后，我军利用地形，据守明光至四十余日之久，使我在鲁南战场有从容部署的机会。到了敌我双方在明光消耗至相当程度时，我便命令三十一军对敌的抵抗适可而止，全师西撤，让开津浦路正面，但仍保有随时出击的能力。孰知敌人竟误认我三十一军已溃败，乃将主力北调，一举而陷我明光、定远、蚌埠，拟渡过淮河，直捣徐州。而我自青岛南调的于学忠的第五十一军，适于此时赶到，予以迎头痛击。敌方主力正预备渡河与我死拼之时，我又命令三十一军配合新自江南战场北调的第七军，自敌后出击，一举将津浦路截成数段，使敌首尾不能相顾。敌不得已又将主力南撤，与我军胶着于津浦沿线，减少我军在淮河一线的威胁，使我可以抽调原来南下赴援于学忠的张自忠部，转头北上，向临沂增援，充分发挥内线作战的优越条件。

第二，当板垣、矶谷两师团齐头南下时，我守临沂的庞炳勋部，适时赶到。以最善于保存实力的旧式军队，竟能与其私仇最深的张自忠部协力将板垣师团击溃，阻其南下与矶谷师团在台儿庄会师。临沂之捷，实为台儿庄胜利的先决条件。而庞、张二人先国难而后私仇的胸怀，尤有足多者。台儿庄战后，蒋先生曾惊讶地向我说：“你居然能指挥杂牌部队！”似乎真使他莫测高深。其实作主帅的人只要大公无私，量才器使，则天下实无不可用之兵。

第三，此点也可能是最重要的条件，便是我违背统帅部的意旨，毅然拒绝将长官部迁离徐州。

先是1938年初，当韩复榘不战而退，津浦路正面无兵可守，徐州顿形危急之时，中央统帅部即深恐第五战区长官部临时撤退不及，为敌所俘。

2月初，蒋委员长就在每日会报中提出此问题，交军令部研究。后即指定河南的归德和安徽的亳县，让我任择其一，俾长官部迁往该地办公。但是我却大不以为然。因此时敌人南北两战场的重心，正集中对付第五战区，且敌我的态势也已为我军形成了天造地设的内线作战的有利条件。为争取空间和时间起见，徐州的保卫战必须不惜任何牺牲，以期粉碎敌人速战速决的野心。然后才可达成掩护武汉，使其有充分时间部署保卫战的重大任务。

再者，徐州铁路四达，尤为电话、电报网的中心。长官部一旦迁往亳县或归德，一切命令与情报全须凭借无线电。而无线电每日拍发电报有一定时间，如此司令长官真等于耳目失聪，如何能指挥作战，更谈不到赴前方督战，鼓舞军心了。况司令长官部的迁移，必然影响民心与士气。重心一失，全盘松动，将不可收拾了。

但是军令部既有此建议，徐州各中央机关都人心思迁，即长官部若干职员也作同样的主张，我也未便公开反对，自想唯有拖延的一法。乃令成立“设营小组”，前往察看归德与亳县的形势，以及长官部和各机关驻地如何分配等情，嘱其详细具报。如是，往返费时半月，台儿庄的局面已紧张万分，值此背城借一之时，长官部自然更不能迁移了。这一点实在是台儿庄之战的最大关键。当时我如遵从中央命令将长官部迁出徐州，则此后战局便面目全非了。

第四，便是敌人本身战略的错误。日军在南北两战场将我百余万抗战主力扫荡之后，骄狂无比。我五战区内区区十余万残兵败将，根本不在敌军指挥官的眼里。南北两路主将都以为攻打徐州也不过是旅次行军。到了南北两路同时受挫，敌人仍不觉悟，满以为只要认真作战，仍可一举攻下徐州。南北诸将，彼此贪功，不待各路配合便冒险前进，以“先入关者为王”的心情向徐州单独进攻，这样便坠入我所预设的陷阱，被各个击破。

总之，敌人此来，是以“利人土地财宝”的贪兵来向我进攻，犯下了“骄兵必败”的大忌。我军人数虽少，装备虽差，但是我们是保国卫民与侵略者作殊死战的哀兵，我们在士气上已享有“兵哀者胜”的心理条件。加以我们在指挥上对本军量力而用，上下一心，对敌情判断正确，击其所短，可说是知己知彼，发挥了内线作战的最高效能，故有台儿庄的辉煌战果。综观台儿庄一役的战史，固知制胜之道，初未可幸致也。

第五十三章　徐州会战

一

日军在进攻台儿庄受挫后，原攻临沂败退费县附近的板垣师团，获知其友军矶谷师团残部被困于峄县、枣庄、临城一带，也舍去临沂战场而将主力向西移动，与矶谷残部会合，死守待援。同时敌方统帅部也深知徐州不可轻取，非调集重兵自四面合围，断难打通津浦线。4月间，敌方遂自平、津、晋、绥、苏、皖一带增调十三个师团，共三十余万人，分六路向徐州进行大包围，企图歼灭我五战区的野战军。

敌军这次所抽调的，均为其中国派遣军中最精锐的部队，配备有各种重武器。全军按计划构成数个包围圈，逐渐向徐州轴心缩小包围圈，以期将我徐州野战军一网打尽。

在敌方这种有计划的大规模歼灭战的部署之下，雄师数十万，复辅以飞机数百架，装备窳劣的我军断难与之抗衡。无奈台儿庄之捷鼓起了我方统帅部的勇气，居然也调到大批援军，想在徐州附近和敌人一决雌雄。

我方首先抵达徐州的援军为周碞的七十五军和李仙洲的九十二军。我命令周、李两军自台儿庄向东延伸。因此时矶谷残部尚死守峄县待援，敌板垣师团已舍弃临沂战场而向西挺进，与矶谷会合，企图对台儿庄卷土重来。我周、李两军向东延伸，正拊其背。

4月20日，樊崧甫的四十六军和卢汉的六○军也奉调到徐。我乃调该两军到运河两岸，加强这方面的防御兵力。不久，李延年的第二军和晋军商震部的一师也到徐，乃加入东线。谭道源的二十二军也尾随而至，加入徐州西北微山湖一带的防线。接着石友三的六十九军抵达鲁西，冯治安的七十七军、刘汝明的六十八军也先后到徐，我即令开拔南下，增强淮河北岸的防御力量。

因此，不到一个月，我援军抵徐的，几达二十万人，与本战区原有军队合计不下六十万，大半麇集于徐州附近地区，真有人满之患。而白崇禧从汉口军令部打电话来，还高兴地对我说，委员长还在续调大军向我增援。

我说：“委员长调了这么多部队干什么呢？”

白说：“委员长想要你扩大台儿庄的战果！”

我说：“现在已经太迟了！”

此时我已判断到敌军向我合围的新战略，我方集大军数十余万人于徐州一带平原地区之内，正是敌方机械化部队和空军的最好对象。以我军的装备，只可相机利用地形的有利条件，与敌人作运动战，若不自量力而与敌人作大规模的阵地消耗战，必蹈宁沪战场的覆辙。当徐州保卫战时，我军元气已有限，类似上海的会战，断不可重演。因此当大军云集之时，我深感责任的重大和内线作战无能为力之苦。

统帅部也深知此役关系重大，不久，白副总参谋长即率统帅部参谋团的刘斐、林蔚等到徐州筹划防御战。

敌军自攻占宿县与蒙城两个重要战略据点后，除以少数部队固守宿县外，竟放弃津浦路正面，而循西侧的地区，与蒙城之敌相联系，分途向北推进。

4月中旬，津浦路北段之敌在土肥原等指挥之下，开始自濮阳、寿张分两路强渡黄河，进入鲁西，分别陷我郓城、菏泽、金乡、鱼台，自西北方面向徐州推进；东北方面之敌，则由海道自连云港登陆，占海州、郯城，与进占台儿庄和峄县之敌相呼应，自东北方向徐州进迫。

5月上旬，津浦路南面敌人为排除其侧翼常被我军突击的危险，乃以其主力配合大量装甲部队和飞机，向西部闪电挺进，攻占合肥，压迫李品仙十一军团的三十一军西撤，退守大别山外围的六安县，然后转向我据守淮河中流一带的廖磊二十一军团军第七、第四十八两军防线猛烈攻击。我防守淮河两岸和田家镇、凤台县、寿县、正阳关等重要据点的部队，为避免被敌包围集体歼灭计，乃稍事抵抗即自动放弃，实行化整为零的游击战术，与敌人纠缠，使其疲于奔命。不幸敌人不入我军的圈套，而以其第三、第九、第十三等师团和井关机械化部队，配属大群飞机，作战斗开路先锋，然后循涡河地区向蒙城迈进。同时，蚌埠南岸附近的敌军也已抢渡淮河，向北急进。至此，于学忠之五十一军和冯治安的七十七军忽遭受敌军优势力量的压迫，乃星夜东向皖苏边境撤退。刘汝明的六十八军原奉命南下增援，师行到夹沟，而战局面貌已非，我遂令该军迅速西向涡阳，突出重围。是时，廖磊总司令见徐州以南津浦路防线已完全洞开，乃调二十一集团军总预备队，师长杨俊昌与周副师长各率步兵两团，驰赴扼守南宿县和蒙城两个据点。不料周副师长赶到作仓促布防之际，敌人也已跟踪而至，将蒙城团团围困得水泄不通。敌机械化部队和机群整日冲击、轰炸。城中房屋火光烛天，变成一片焦土，5月9日蒙城遂陷。后来据少数突围士兵的报告，当敌军猛烈进攻时，周副师长曾数度奋勇反攻，期望冲破重围，无奈敌人火网严密，未能成功。除二十一名士兵乘黑夜蛇行逃出，幸免于难外，其余官兵、夫役、马匹等，则一概为国牺牲。至杨俊昌师长，率所部扼守南宿县，因城垣被敌炮摧毁，被迫撤至郊外，损失虽重，尚未全部牺牲。

北上之敌随即切断我陇海路于徐州以西的黄口车站。蚌埠之敌约三个师团，于攻破宿县后也自津浦路的西侧平原向徐州迫近，形成对徐州四面合围之势。

我军为避免与优势之敌作消耗战，也于5月初旬作有计划的撤退。敌军此次来势甚猛，构成数重包围圈，志在将我军一举歼灭。我军为打破敌方此一企图，只有迅速作有计划的突围，脱离敌人的包围。然大军数十万仓促撤退，谈何容易！

二

5月初旬，当鲁西与淮河战事同时吃紧之时，我即严令该方面的孙桐萱与廖磊两集团军，自南北两方尽最大的努力阻止敌人会师于陇海线；并乘敌人尚未合围之时，督率徐州东北方面的孙连仲、孙震、张自忠、庞炳勋、缪澂流诸军，凭运河天险及运河以东地区择要固守，以掩护徐州四郊大军向西南两方面撤退，脱离敌军的包围圈。一待任务完成，即向南撤入苏北湖沼地区，然后再相机西撤。因敌军的注意力概集中于徐州陇海路西部，因此，我军能安全向苏北撤退。

5月中旬，我军其他各部乃陆续开始撤退。为避免敌机轰炸，多数部队都昼息夜行。敌军旋即南北会师，唯阵容不无混乱，且因地形不熟，不敢夜间外出堵截，故我军未脱离包围圈的部队也能自敌人的间隙中安全通过。5月17日晚，汤恩伯军团及其机械化部队因西线敌人已重重合围，乃改向南撤。其他掩护部队也奉命逐渐向东南撤退。敌军遂自北面迫近徐州，其野炮且已可射入城内，长官部数次中弹起火，幸皆迅速扑灭。我乃迁长官部到郊外城南陈家大屋暂住，然该地仍在敌炮射程之内。一次，我命一传令兵向附近传达命令，渠刚离开，忽然一颗炮弹落在司令部内爆炸，此传令兵即应声倒地，我连忙前去将他扶起，只见其血肉模糊，臀部已被炸去一大块。当时情况的险恶，可以想见。

到5月18日，各路大军泰半已撤退就绪，我乃决定于18日午夜放弃徐州。是晚11时，我率长官部职员、特务营、中央留徐各机关人员和若干新闻记者，共约千余人，合乘火车一列南开。本拟于车抵宿县后，折向西方撤退。孰料车行方一百华里左右，忽闻前路有猛烈爆炸声，停车一问，才知系我方工兵炸毁铁路桥梁。因工兵误以为长官部列车已过，所以将桥梁炸毁。火车既不能前进，全军千余人只得舍车步行。翌晨抵宿县城北十余里处，汤恩伯军团适亦停止在此。据难民报告，宿县已为敌军所得，不能通行。

汤军团长乃和我作简短会议。他问我要否将宿县克复，再继续西进。因汤军团此时尚有数师之众，并有十五生的大炮数门随行，克复宿县，可无问题。不过我认为无此必要，我军今日当务之急，是脱离敌人的包围圈。一小城镇的得失实无关宏旨。

汤恩伯并问我要否和他的部队一起向西突围，因为他的军团实力雄厚，不虞敌人包围，我则认为汤军团是我军的精华，此时脱离战场要紧，我长官部和他同行，恐为该军团之累。所以我命令汤军团长即刻率部西行，我本人则偕长官部一行东向绕过宿县。此地是一望无际的大平原，我们这一千余人的小部队，在本国的土地上，可以四处行动，敌人断难捕捉我们。同时，我更电令第七军自皖派部队到宿县以南三十里附近接应。

自与汤军团在宿县以北分手之后，我即亲率长官部一行千余人向东南前进。沿途皆有敌机跟踪轰炸，然在大平原之上，部队分散前进，敌机杀伤力甚小。越过津浦路以西地区后，某次吾人正在一大村落造饭休息，忽为敌侦察机发现。该机兜了个圈子，即行离去。我知其情不妙，匆匆饭毕，即令全体人马离开该村。我们走了不及二三里地，突有敌轰炸机二十余架比翼飞来。一阵狂炸，将该村落顿时夷为平地，而我辈竟无一人死伤，亦云幸矣。又一次，我们在途中被数架敌轰炸机发现，我们遂作紧急疏散，匍匐于附近麦田中，敌机群在我们上空低飞一转，并未投弹便匆匆飞去了。此时敌机如集中狂炸一阵，则吾辈千余人将无噍类了。又一次在宿县东南，几与敌骑数百人相遇，敌我相去极近，而却“交臂相失”，否则其情况也就不堪设想了。

我们自东边绕过南宿州，足足走了一整天，抵达涡河北岸，与第七军来接的部队共一团人相遇。涡河桥梁、渡船皆毁，人、物渡河已感困难，随行汽车数十辆自然更无法携带，乃悉数在河边焚毁。渡过涡河，进入第二十一集团军防地，才完全脱离了敌人的包围。

三

此次徐州会战，我方参战的不下六十万人，敌军总数也在四十万左右，敌方参谋部显欲将我野战军主力吸引到徐州附近，自四面重重包围，渐次将包围圈缩小，然后一举将我数十万大军悉数歼灭。

敌人再也没有想到，他以狮子搏兔之力于5月19日窜入徐州时，我军连影子也不见了。数十万大军在人不知鬼不觉之中，全部溜出了他们的包围圈。敌人四处搜寻，仅捉到了我方几个落伍的病兵。其中之一是二十二军军长谭道源的勤务兵。敌人自他衣袋中搜出了一张谭军长的名片，便误以为生俘了谭道源，竟据此大事宣传，闹出个大笑话。

在徐州会战的最后阶段，敌军捕捉我主力的计划是何等周密，其来势是何等凶猛，但是鏖战月余，敌方不特没有击溃我军的主力，甚至连我方一个上尉也没有捉到。这种情形，在双方百万大军的会战史上也可说是个奇迹，彻底毁灭了敌人捕捉我军主力、速战速决的侵略迷梦。

溯自1937年12月13日南京失守时起，到1938年5月19日我军自动放弃徐州时止，我军与南北两路双管齐下的敌军精锐竟周旋了五个月零六天，使其无法打通津浦路，充分地发挥了以空间争取时间的战略计划，使我大后方有充分时间来部署次一阶段的武汉大会战。到了津浦路保卫战最高潮时，我在台儿庄还打了一个举世闻名的胜仗，把宁沪战后敌军的一团骄气打得烟消火灭，同时也冲淡了我方在南京失守后的悲观气氛，使长期抗战重露一线曙光，也延迟了汪兆铭之流的“低调俱乐部”里汉奸们的卖国行动。

四

徐州五个月的保卫战，今日回思虽颇有兵凶战危之感，然在当时环境下，我不但不觉其紧张，且觉生活颇有乐趣，其中数端，也不妨略述于此。

徐州此时是第二期抗战重心的所在，观战的西方各国武官和军事人员，以及国内外慰劳团体的来徐者，川流不息。长住徐州的中外记者、访员、作家也不下百数十人。长官部内终日熙熙攘攘，热闹之至。台儿庄告急之时，敌机更日夜狂炸。我空军既少，防空设备尤差，长官部内仅有一小型防空洞，可容二十人。每逢敌机来袭，洞内总为各种访客和本部少数胆小官员所占用。我身为司令长官，未便和他们去挤作一团，所以每逢敌机临空，我只是走到办公室外，在草地上看敌机投弹，或与二三访客谈战局。有时弹落长官部附近，震耳欲聋，客人每每恐惧至面无人色，而我则能处之泰然，若无其事。军民和一般访客对我的大胆和镇定都佩服得五体投地。正因为我个人的镇静和谈笑自若，使本城的紧张与恐慌的气氛大为减低。

台儿庄战前一次委员长来徐视察，他就感觉徐州情形危急，一再问我说：“你看徐州可以守吗？”我说：“请委员长放心，徐州短期内没有问题。如果我能得充足的补充，我可能还要打一个不大不小的胜仗！”委员长虽未多言，但是在神情上，我可看出他是将信将疑的。

此外我在平时纪念周上也一再强调徐州没有危险，我们说不定要打一小胜仗来转换转换空气。由于我个人的信心坚定，我的部队上下均充满信心，在徐观战人员及人民均甚沉着。作战五阅月，步骤未乱丝毫。凡此均足见兵凶战危之时，主将个人的言行关乎全局甚大。古人用兵所谓“指挥若定”，其重要意义盖亦在此。

在此紧张的局面中，和我数次谈论的一位来自美国的不平凡的访客，便是当时美国大使馆的上校武官，后来大名鼎鼎的史迪威将军。史君能操华语，和我谈话不用通译，人均称其为“中国通”，渠也颇引以为荣。史氏为人极豪爽，谈笑风生，颇有战将的气概。一见其人，便知道他可以做一位叱咤风云、出入枪林弹雨的猛将，而不是一位“借箸为君一筹”的参谋人才。言谈之间，他对我国抗战的前途很是悲观。因当时一般西方人士讥笑中国拿筷子去和日本军队打仗，史迪威身受高度物质文明和唯武器论的教育的熏陶，自更不能例外。我请其一述他对中日两国军队作战的观感。他即坦白表示，他是外交官员身份，不便发表意见。我提到中国军民抵抗日本侵略的英勇事迹时，他就申明他站在个人的立场，是相当同情的。我并说，这场战争是长期的消耗战，影响所及，希特勒很快就要发动欧洲大战，英法既无力兼顾东亚殖民地的利益，日本必然南进取而代之。日本军阀更可能对美国不宣而战，企图将美国在太平洋的势力驱回到西海岸去。届时，美国必被迫与中国站在同一战线上并肩作战，最后胜利当属于我们的。我希望他向美国政府建议，乘珠江和印度支那半岛的海口尚未被日军封锁之时，赶快贷款给我国，购买大量作战物资，运入西南大后方，增加中国军队的作战力量，以防制日本南进。中国有句“借刀杀人”的成语，实为美国对付日本最高明的策略。美国如果犹豫不决，则他日必定后悔莫及。不意史迪威听了，大摇其头，严肃地反驳我说，法国已建了马其诺防线，德国有何力量来发动欧战？至于日本，其志在征服中国，所以它自信尚有把握，若言南进，与强大的英美海军为敌，何异痴人说梦？我乃将国际局势的发展，反复申述，说，历史上的战争多是偶然爆发的，并不能以常理去判断。中日之战实由国联的姑息政策所引起，而后乃有意大利侵略埃塞俄比亚与德国废除《凡尔赛和约》的举动。如今侵略集团正得寸进尺，不幸英国张伯伦仍存姑息，法国则恃有马其诺防线，犹自醉生梦死。英法显然毫无备战的意向，而德国则利用其优越的工业基础，如火如荼地扩张军备。你轻视德国无力发动欧战，难道英法同床异梦，各行其是，反有力量抵抗希特勒的扩张主义？美国虽拥有雄厚的实力，然因地处西半球，且素抱门罗主义，对于国际纠纷，每不愿介入，凡此荦荦大端，皆为养痈遗患。根据此种逻辑来展望国际间的变化，则欧战的爆发与日本的南进，只是时间问题而已。

至此，史君亦无置辩的余地。我乃对中日战局作扼要的分析说，日本虽强，中国虽弱，但中国拥有广土众民的优越条件。敌人志在速战速决，而中国则志在困敌于泥沼之中，至其崩溃而后已。美国朝野睿智之士须知今日表面上虽为中日的战争，而实质上实为侵略集团与反侵略阵线的战争，中国不过是首当其冲而已。所以美国提早贷款援华，确是为美国将来在远东战场上减少子弟牺牲的不二法门。

史君倾听良久，才慨然说，假使他是罗斯福总统或国会议员，一定同意我的主张，只可惜人微言轻，莫可奈何云。

后来不久，欧战果然爆发了。我因公到重庆，史迪威请我吃饭，一见面，他就跷起大拇指说：“你说对了，你说对了！”原来他还记得我在徐州的一番谈话。这也是台儿庄会战时一段有趣而难忘的小插曲。

另有一事值得顺便一提的，便是二十一集团军师长杨俊昌失宿县受军法审判一事。

当长官部最后自徐州撤退时，二十一集团军总司令廖磊曾严令师长杨俊昌死守宿县，俟长官部退过宿县，始可放弃。无奈敌军企图断我后路，以优势兵力猛攻宿县。我守军至势穷力竭时，杨师长便向廖总司令请示，电话尚未说完，敌军已攻进城内，俊昌便放下听筒，且战且走，放弃了宿县。廖磊大怒，呈请严办杨俊昌。杨遂被押往汉口，交军法会审，判处监禁十年，其实杨师守宿县，已用尽最后力量，力竭始退。抗战期中，各部队所犯错误比此严重的，不知凡几，甚少受到处罚。纵使受到处罚，也很轻微。尤其是中央军，军官都是黄埔出身，同学之间互相照应，许多严重罪犯，都给马虎过去。所以如杨师长的十年监禁，多少有点冤枉。嗣后他在湘西芷江监狱，不时写信给我，请求缓颊。我因未便徇私，总是复书叫他耐性等待。俊昌足足坐了十年牢，胜利后才恢复自由。这也可说是徐州会战时，一点小小的美中不足。

第五十四章　武汉保卫战

一

我长官部一行，脱离了敌人包围圈，随行的中央机关人员和新闻记者无不喜气洋洋，向我申谢保护之劳，随即分头赶路，向武汉而去。长官部则经阜阳、三河尖，入河南的固始，至潢川暂驻。潢川遂暂时成为第五战区司令长官部所在地。自徐州先行撤退的“第五战区徐州青年干训团”也暂在潢川驻屯，继续训练。这便是抗战初期有名的“潢川青年干部训练团”。

关于该团的历史，此地且略为补叙一下。原来在抗战开始之后，平、津、京、沪学校泰半停办。青年人请缨心切，纷纷投入军旅报效。我于1937年11月抵徐时，平、津方面退下的大、中学男女学生、教授、教员不下数千人。无不热情兴奋，希望有杀敌报国的机会。为收容这批知识青年，我便命令长官部在徐州成立“第五战区徐州抗战青年干部训练团”，共有学员四五千人。但是当时中央没有这笔经费，我便商请广西绥靖公署汇款前来维持。经过短期训练后，毕业学员都分发至地方行政机构或各部队担任组训民众和宣传等政治工作，以提高军民抗敌情绪，成效颇著。徐州撤退时，在该团受训学员尚有两三千人，遂迁至潢川继续训练。各地青年来归的，仍络绎于途，朝气蓬勃，俱有志为抗战效死力。无奈为时不久，委员长忽有命令将该团停办。而陈诚所主持的“战干团”，那时却正开班招生，何以独独将潢川训练团停办，殊令人不解。然为免中央多心，只有遵命办理。一个朝气蓬勃的青年训练机构，便无端夭折了。这批青年学生后来投效延安方面的为数甚多。

当长官部停留潢川期间，我原先撤往苏北的孙连仲、冯治安、张自忠、孙震、于学忠、李仙洲、庞炳勋等部，均已陆续越过津浦路，通过安徽，至豫东布防。敌军既陷徐州，即乘势大举西侵，因此也无暇顾及我撤往苏北的部队。因敌人的战略计划在于速战速决，企图西向席卷皖、豫产粮地区，同时掌握津浦、平汉两交通线，进而扫荡西南，逼我国作城下之盟。因此，敌人于6月5日陷开封后，便继续前进。6月9日因黄河花园口的河堤被炸，黄河东南汛区顿成一片泽国，敌方辎重弹药损失甚大，敌军沿陇海线两侧西进的计划遂被我统帅部完全粉碎。于是，敌军改变进攻方向，将其主力南调，配合海军，溯长江西进。6月下旬占我安庆，再陷潜山、太湖。敌人利用强大海军，旋又突破我马当要塞。再攻占我湖口、九江两据点后，乃兵分两路，一循南浔铁路攻马回岭；一在北岸小池口登陆，与太湖西进宿松之敌会合，陷黄梅，进攻广济。但鄂东地势南滨长江，北连大别山，无数河道由北向南，汇入长江。兼以其间遍地皆为稻田，地形又起伏纵横，形成天然的障碍防线，易守难攻。又兼廖磊的二十一集团军以大别山为根据地，时向皖西和鄂东猛烈出击，截断敌军交通线，威胁敌军后方，逼使敌人屡进屡退，一筹莫展。敌我双方遂成胶着的状态。敌军为排除其战术上的困难，以达成其迅速占领武汉的目的，乃改变战略，另出奇兵两路，由大别山的北麓平原西进。一路自正阳关向河南的固始、潢川、罗山、信阳攻击，企图于截断平汉铁路后，再南下攻击武胜关及平靖关；另一路则由合肥攻入六安，然后直捣商城，再南向威胁麻城，与鄂东之敌相呼应，对武汉构成大包围的态势。在敌军发动新攻势前，我已向中央建议：自大别山北麓乘敌人防务空虚之时主动出击，威胁南路敌人的后方。无奈中央置若罔闻，致有后来之失，下章当再详叙。

二

正当敌军溯长江西上陷落安庆之时，我右颊上于讨龙济光战役所受的枪伤突然发作。这一创伤自1916年以来，并未完全治愈。时有轻性发炎，旋又消肿，并无大碍。而此次发作则为最厉害的一次，右脸红肿，右目失明。不得已乃请假赴武汉就医，并将指挥职责交请白崇禧暂代。我由友人介绍，住于武昌有名的东湖疗养院内。此医院的资产，大半为张学良所捐赠，规模宏大，设备新颖。院长兼外科主任为一美国人，医道甚好。我即由他施手术，自口腔上腭内取出一撮黑色碎骨，肿痛遂霍然而愈。

东湖为武昌风景区之一。我出去散步时，常在路上碰到周恩来和郭沫若，大家握手寒暄而已，听说他们的住宅就在附近。此疗养院环境清静，风景宜人。时值夏季，湖中荷花盛开，清香扑鼻。武汉三镇，热气蒸人，东湖疗养院实为唯一避暑胜地。因此李济深、黄绍竑、方振武也来院居住。这三人都和我有莫逆的友谊，现在朝夕聚首，或谈论国事，或下围棋，或雇扁舟遨游于荷花之中，戏水钓鱼，真有世外桃源之乐。而亲朋故旧前来慰问的更不绝于途，以致引起中统和军统特务的注意，派了一王姓女士来暗中监视。某次，陈诚来院访问，见我等数人正围坐聊天，彼半开玩笑地说：“诸公是否开秘密会议，可得与闻否？”大家相顾愕然，苦笑了之。由此可见中央当局庸人自扰的一斑。

我在东湖住了二十多天，鄂东、豫东战事已至最紧张阶段。第五战区长官部早已自潢川迁往蕲水，此时再由蕲水迁至宋埠。宋埠为黄陂县属一小镇，长官部即设于镇外一小庙中。我回到宋埠不及一旬，委员长曾亲来视察，为表示与前线将士共甘苦，并在小庙中住宿一宵。我只好将床铺让出，自己在庙中正厅办公桌上放一门板而卧。入夜蚊子太多，不能入睡，蒋先生睡在我的床上，虽有蚊帐，但也为蚊虫所扰，不能入睡，时时呼唤侍从人员入室将帐里的蚊子赶掉。可是越赶越多，整整一夜我们二人都未好好睡觉。

武汉外围保卫战发展至10月初旬，北线敌军已迫近信阳，另一部敌军已占领麻城，威胁宋埠。江北敌军正进逼黄陂，江南敌军也已迫近湘鄂边境。我五战区长官部乃自宋埠北迁至黄安属的夏店。

10月12日信阳失守。我原先已电令胡宗南自信阳南撤，据守桐柏山平靖关，以掩护鄂东大军向西撤退。然胡氏不听命令，竟将其全军七个师向西移动，退保南阳，以致平汉路正面门户洞开。胡宗南部为蒋先生的嫡系部队，在此战局紧要关头，竟敢不遵命令，实在不成体统。先是胡宗南部在上海作战后，自江北撤往蚌埠。蒋先生曾亲自告我说，将来拨胡宗南部归五战区指挥。但是这批“嫡系”中央军至蚌埠后，也不向我报告。同时他们彼此之间为争取溃退的士兵，竟至互相动武，闹得乌烟瘴气。徐州失守后，长官部驻扎鄂东，军令部更有明令拨胡宗南部隶属于我，但胡氏从不向我报告敌我两方情况。信阳危急时，竟又擅自撤往南阳。此事如系其他任何非“嫡系”将官所为，必被重惩无疑。但是此次我据情报告军委会，要求严办胡宗南，军委会竟不了了之。

平汉路正面既让开，武胜关瞬亦弃守。战局至此，我预料平汉路以东的正规战已告结束。中央旋即明令，除大别山据点保留为游击基地外，所有五战区部队应悉数向鄂北撤退。为商讨据守大别山问题，我乃在夏店召集第二十一集团军总司令廖磊和第十一集团军总司令李品仙开紧急军事会议。我告诉廖、李二人说：“中央有令要保留大别山为游击基地，你们二位中谁愿意留在敌后打游击呢？”李品仙默不作声，似乎不大愿意。我本人也觉得廖磊为人笃实持重，比较适宜于这项艰苦工作。我便问廖磊说：“燕农，你有没有兴趣留在大别山内打游击呢？”

廖磊说：“好得很呀！我愿意在大别山打游击！”

我遂派廖磊率第二十一集团军在大别山内打游击。最初在我们想象中，在敌后打游击是件极艰苦的事。孰知事实证明大谬不然。大别山根据地后来竟变成敌后的世外桃源，比大后方还要安定繁荣。不久，中央又任命廖磊兼安徽省政府主席。当我任皖主席时，早已罗致了抗战前所谓“七君子”之一的章乃器任财政厅厅长，整顿税务，颇见成效。廖磊在大别山苦心孤诣经营的结果，竟形成令人羡慕的小康之局。可惜廖磊原有心脏病，一度且曾患轻微的脑溢血，医生嘱咐须安心静养。但是值此抗战最紧张的阶段，军书旁午，戎马倥偬，一位责任心极强、勇于任事、能征善战的将官，哪有机会静养呢？廖君终于积劳成疾，旧病复发，于1939年10月不治而逝。廖君死时，大别山根据地内的军政设施已粗具规模。我乃呈请中央调第十一集团军总司令李品仙继任第二十一集团军总司令，并兼安徽省省主席，驻节立煌。至于第十一集团军总司令遗缺，则呈请调黄琪翔充任。

10月中旬，我长官部复自夏店西撤至平汉线上花园站以西约十里的陈村。当我尚在夏店时，平汉路正面之胡宗南已不知去向，乃檄调西进至应城附近的覃连芳八十四军和刘汝明六十八军赶赴武胜关、平靖关一带择要固守。不料我甫抵陈村，长官部的无线电台与刘汝明已失去联络。八十四军也被敌压迫，退守应城。该军与刘部虽相去不远，然亦不知其确切所在地。我绕室彷徨，焦灼万状，辗转反侧，至午夜犹不能入睡。忽然心血来潮，惊觉战况不好，在陈村可能有危险，遂披衣而起，将随从叫醒，命通知长官部同人速即整装，向西移动。这时徐参谋长祖诒等都在梦中，忽被叫醒，都感到很突兀。祖诒问我道：“长官一向都很镇静，今晚何以忽然心神不安了？”

我说：“陈村可能不安全，我觉得应该从速离开！”

众人也未多问，遂整队西撤。黎明后，行抵安陆县境，众人就地休息，忽发现陈村附近居民竟尾随我长官部之后，如潮涌而至。问明原委，始知在我们离开陈村后约两小时，敌骑兵千余人便窜入陈村。这批敌军的快速部队是否因为得到情报，知我长官部驻在陈村，特来抄袭，不得而知。但是当晚我如果不是因为心血来潮，临时决定离开陈村，则后果不堪设想了。当时我长官部同人得到陈村难民的报告后，无不鼓掌大叫。徐参谋长也把手一拍说：“昨晚要不是长官心血来潮，就糟了！”

这件小事使我想到中国史书上常常记载有某一重要事件，由于当事人一时“心血来潮”或“耳鸣眼跳”等所引起的奇迹，似乎也非完全捏造。

我们退到安陆后，武汉三镇也于10月26日为敌人窜入。武汉既失，抗战形势又进入另一阶段了。

第五十五章　武汉弃守后之新形势与随枣会战

一

武汉撤退后，我方主力部队都退往西南山区，抗战乃进入最艰难的阶段。不过，敌人因深入我内地，战区扩大，补给线延长，兵力不敷分配，也有陷入泥淖之势。故无力对我作全面进攻，只有对各战区不时作间歇性的战斗，但每次作战时期亦不能超过一月以上，真所谓势穷力竭、捉襟见肘了。

1938年11月间，我偕五战区长官部退至枣阳时，第十一集团军总司令李品仙已先抵该处，与我会商防务。李部所辖的第八十四军在应城一带突破敌人包围圈，到达随县。刘汝明的六十八军也自左翼退下，同时到达。我便命令两军在随县布防，以待敌军来袭。我长官部则暂设于樊城。因按军令部于武汉失守后的新规划，本战区现辖防地，计包括自沙市至巴东一段长江的江防。北面包括豫西的舞阳、方城、南阳、镇平、内乡数县。东向则敌后的大别山和皖北、皖西、鄂东各县也在本战区防地之内。故樊城实为指挥本战区内战事的最适中地点。

长官部到樊城后，我遂将在武汉保卫战中打残了的部队约十余万，加以整顿，重行部署，准备向武汉反攻。这一时期，我五战区的战略是死守桐柏山、大洪山两据点，以便随时向武汉外围出击，同时与平汉路东大别山区内的廖磊集团军相呼应，威胁平汉路的交通，使敌人疲于奔命，发挥机动战与游击战的最高效能。

敌人固亦深知我方战略的重心所在，故视我桐柏山、大洪山两据点为眼中钉。无奈武汉四周我军的游击队实力强大，日军四面受敌，暂时无足够兵力来扫荡我五战区，我们因而有充分时间来重行部署。而1938年岁暮，我们在樊城也能从容过年，未受敌军骚扰。

孰知正当敌人陷入泥淖、攻势日弱之时，我方阵营的悲观论者却出人意料地背叛抗战，开始做投降的活动。12月18日国民党副总裁、国民政府国防最高委员会主席汪兆铭突然秘密离渝飞滇，前往越南的河内，并发表反对抗战、诬蔑抗战将士的文告。

汪兆铭的叛国虽出我意外，但是他的反对抗战，我实早已亲自领教过。我在上年10月抵京的翌日，便专诚去拜望汪先生，见汪氏态度很是消极。他一再问我：“你看这个仗，能够打下去吗？”说时摇头叹息。

我说：“汪先生，不打又怎么办呢？不是我们自动地要打呀！是日本人逼我们抗战呀！我们不打，难道等着亡国吗？”汪氏遂未多言。也许他已认定我是好战分子，不可以理喻吧。那时汪派反抗战人士已组织一个“低调俱乐部”，当前方抗战最紧张、后方民气最沸腾时，这批悲观分子却打着“低调”旗号，在后方泄气，实是可恨。直至武汉失守，全国精华地区全部沦陷，他们悲观到了绝望的程度，乃索性不顾一切，掉头投敌，当起汉奸来了。

但是我们也应该说一句公道话，便是汪兆铭当了汉奸，却没有做积极破坏抗战的勾当。例如汪氏投敌后，以前与汪氏渊源最深的国军将领，如第四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和第五战区内第十一集团军总司令黄琪翔，都是抗战阵营中的柱石，然终汪之世，未尝作片纸只字向张、黄等招降。足见大义所在，纵是卖国贼也颇觉不为已甚，而自我抑制。

汪氏投敌后，五战区中袍泽虽亦纷纷议论，然究以敌忾同仇之心甚切，士气未受丝毫影响。

1939年初，第二十六集团军总司令兼第十军军长徐源泉忽率所部三师，自平汉路东大别山区潜至路西。原来在武汉保卫战初期，在安徽太湖、潜山一带作战的，为徐部和川军杨森部的第二十七集团军以及川军王缵绪部的第二十九集团军。武汉吃紧时，杨、王两部奉命撤入江南。徐部则奉命入大别山，协同廖磊部在该山区作游击战。

前在《完成北伐》一章中曾提及，徐源泉原为张宗昌的旧部，后经何成濬的居间，在天津一带向革命军投降的。嗣后何氏即引徐部为自己人，徐也仗何在中央为渠周旋。此次徐源泉不奉命令擅自自大别山潜来路西，实犯军法，无奈何成濬在中央为其缓颊，遂不了了之。

再者，此次武胜关失守，亦由于第一军军长胡宗南不听调遣所致。我抵樊城后，便呈报中央，要求严惩胡宗南。孰知此电报竟如石沉大海，永无反响。于是，武胜关一带失守的责任问题，亦不了了之。

于此均可见中央政府的治军、治政，全以人为依归。凡中央“嫡系”部队，或与中央可以发生“通天”关系的，因不听将令、不受指挥而失城失地的，都可不了了之，实在不成个章法。如此上行下效起来，对敌抗战的效能也就大大地减低了。

二

1939年4月，敌人经缜密计划与充分补给之后，乃思扫荡我五战区的主力，以巩固其武汉外围。4月下旬，敌方乃集结其中国派遣军的精锐：第三、第十三、第十五、第十六等师团和第四骑兵旅，约十余万人，挟轻、重炮二百余门，战车百辆，循襄花（襄阳至花园）及京钟（京山至钟祥）两公路西犯。其初步战略，想扫荡我大洪山、桐柏山两据点内的部队，以占领随县、枣阳。其第二步目标，似在占领我襄阳、樊城与南阳。敌方如能完成此两项战果，则武汉可以安如磐石，而我军对平汉路的威胁，也可解除了。为针对敌方此项战略部署，我亦决定死守桐柏山、大洪山两据点，以与敌长期周旋。

我判断敌军此次西犯，其主力必沿襄花公路西进，作中央突破，直捣襄、樊。所以我方的部署，即以主力的八十四军和六十八军守正面随、枣一线；以张自忠的第三十三集团军担任大洪山的南麓、京钟公路和襄河两岸的防务；而以孙连仲的第二集团军和孙震的第二十二集团军守桐柏山北麓南阳、唐河至桐柏一线；长江沿岸和襄河以西防务，则由江防司令郭忏所部两个军担任。

部署既定，樊城长官部内的情报科收到我方谍报人员何益之自上海拍来密电，详述敌军此次扫荡五战区的战略及兵力分配，一切果不出我所料。

前已言之，何益之君（化名夏文运）原为日方的译员，嗣经我亲自接洽而担任我方在敌后的情报员。抗战爆发后，何君即以为敌工作作掩护，并以其个人多年来培植的友谊，与反对侵华的日本少壮军人领袖和知鹰二等相结纳，由和知君等供给最重要的军事机密。何君并在日籍友人私寓内设一秘密电台，与我五战区的情报科通讯。其情报的迅速正确，抗战初期可说是独一无二。所以关于敌军进攻徐州，突入皖西、豫南，以及围攻武汉的战略及兵力分布，我方无不了若指掌。其后应验也若合符契。每当我五战区将此项情报转呈中央时，中央情报人员尚一无所知。所以军令部曾迭次来电嘉奖五战区情报科，殊不知此种情报实全由何益之自和知将军处获得而供给的。嗣后和知君因反对侵华而调职，乃另介一人与益之合作，继续供给情报。直至太平洋战事发生，日军进入租界，何君因间谍嫌疑，为日方搜捕而逃离上海，我方情报始断。此地我须特别提出一叙的，即何君冒生命危险，为我方搜集情报，全系出乎爱国的热忱。渠始终其事，未受政府任何名义，也未受政府分毫的接济。如何君这样爱国志士，甘做无名英雄，其对抗战之功，实不可没。

我既获何君的情报，乃一面转报中央，一面在敌军主力所在的襄花公路上布一陷阱，预备来一个诱敌深入的歼灭战。

当随、枣吃紧时，中央军令部曾调第三十一集团军汤恩伯部的五个师前来增援。汤部自徐州撤退后，即调往江南，嗣因江南兵力太多，乃又北调，自沙市渡江来五战区。汤军甫抵沙市，恩伯即乘轮赴渝，向委员长有所请示。所部陆续于4月中到达襄、樊一带，听候调遣。我便命令汤部五个师迅速开往桐柏山的南麓，以桐柏山为倚托，在侧面监视敌人。待我军正面将敌人主力吸入随枣地区后，汤军团即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自桐柏山冲出，一举截断襄花公路，会同正面我军，将敌人包围而歼灭之。

我判断敌人此来，是以骑兵与机械化部队为主，意在速战速决。且因不知我方在侧面桐柏山上匿有重兵，必然以主力沿公路西进，而坠入我袋形部署之内，自招覆灭无疑。

孰知我部署方妥，前线敌我已有接触，汤恩伯适自重庆返抵前方，到樊城来看我。我便将我所得的情报及计划歼灭敌人的部署，说给他听。未待我解释完毕，恩伯便大发脾气，说：“不行，不行，你不能胡乱拿我的部队来牺牲！”

我再耐心地向他解释说：“你以桐柏山为后方，有什么危险？……”不待我说完，恩伯便牛性大发，竟不听命令，拂袖而去。在任何战争中，当前线危急之时，部将不听主官约束而擅自行动，都是犯法的。可是抗战期中，所谓“嫡系”的“中央军”如胡宗南、汤恩伯等，皆习以为常。当时作战区司令长官的困难，也就可以想见了。

4月30日，沿襄花公路西犯之敌与我军开始接触，随枣会战之幕遂启。襄花公路沿线俱系平原，敌人因而可以尽量发挥其机械化部队的威力。敌坦克在阵地上横冲直撞。我方部队久经战斗，无充分补充，本已残破，又缺乏平射炮等武器，对冲来的坦克简直无法抵御。所幸士气尚盛，士兵据壕死守，即以血肉之躯与敌人的坦克相搏斗，官兵的勇者，竟攀登敌人的坦克之上，以手榴弹向车内投掷。作战的勇敢与牺牲的壮烈，笔难尽述。然血肉之躯终究难敌坦克、大炮，以致敌人坦克过处，我军的战壕每被压平，守壕士兵非被辗毙，即被活埋于壕内。坦克过后，敌方步兵随之蜂拥而来，轻重机枪密集扫射，弹如雨下，锐不可当。

但是纵在这种劣势下作战，敌我在随县大洪山一带激战经旬，大小二十余战，我方正面始终未被突破。此时汤恩伯军团如接受我的命令，自桐柏山侧面出击，必可将敌人包围，获致与台儿庄相埒的战果。无奈汤恩伯一意保存实力，不愿配合友军作歼灭战。故当敌军向襄花公路正面突击时，其掩护右侧面的少数部队曾与汤部接触，而汤部竟全军迅速北撤，退往豫西舞阳一带。

正面我军因无友军自侧面接应，无法与敌长期消耗，遂失随县。5月8日以后，敌人又加强对我军两翼的攻击。南路以精锐骑兵自钟祥沿襄河北窜，攻入枣阳；北路则自信阳西进，陷桐柏、唐河，拟与南路会师枣阳，对桐柏、大洪两山区内的我军作大包围。我乃严令汤恩伯会同孙连仲自豫西南下，向唐河一带出击。14日克复新野、唐河，与包围圈内的友军相呼应。我乃令我军于15日起作总反攻。激战三日三夜，至18日，敌卒开始总退却。我军克复枣阳，乘势追击，敌军死守随县。我军因无重武器，无法攻坚，乃与敌胶着于随、枣之间，入于休战状态。

综计此次随枣会战，敌军以十万以上的精锐部队，猛烈的机械化配备，三个月以上的调度布置，对我桐柏山、大洪山两游击基地及襄、樊、南阳发动攻势，志在必得。孰知经三十余日的苦战，卒至遗尸五千余具，马匹器械无算，狼狈而返。我方如不是汤恩伯不遵军令，敌方机械化部队，在襄花公路上，说不定就永无东归之日呢！

三

第一次随枣会战，几以汤恩伯的自由行动而偾大事，对汤恩伯的作风及其部队的战斗力量，似有略作评述的必要。

汤恩伯为抗战期间所谓“中央军”中的战将。他事实上并不善战。每次临阵，恩伯的指挥所均无固定地点，他只带少数随从和电话机四处流动。因为每逢作战，敌机总很活跃，他深恐目标为敌机发现而招致危险，所以不愿停留于某一地点，以致他司令部内的人员都不知道总司令在何处。汤的畏葸行动影响指挥效率甚巨。武官怕死，便缺乏了打胜仗的基本条件。

再者，汤恩伯专喜欢打飘忽无常的机动战。看到形势绝对有利时，便迅速来个突击，否则便竭力避战。所以随枣会战时，他对我所布置的大规模歼灭战，便望而生畏。

汤恩伯的最大缺点，还是他的治军无法度，军纪废弛。汤军借口防谍，凡所驻扎的村落，除老弱妇孺外，所有成年男子一概迫令离村往别处寄宿。村中细软、粮食、牲口也不许外运。壮年人既去，则妇女、财产便一任驻军支配了。以故汤军过处，民怨沸腾。后来河南人民有句反汤的口号说：“宁愿敌军来烧杀，不愿汤军来驻扎。”据我所知，这并不是对汤军过分诬蔑之辞。

随枣战后，汤军五个师仍奉命驻于桐柏山一带，所占村落之多可以想见，以故驻地被搅得鸡犬不宁。当地居民乃央请该地区专员石毓灵来请求我下一道命令，整肃军纪，以禁汤部扰民。在石专员诉苦之后，我便坦白地对他说，关于整肃军纪的命令，我已不知下过多少道。不过对汤恩伯的军队，我再下千百道命令也无益处。“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军队的纪律，断非几道命令可以改好的。何况汤恩伯是委员长的心腹，纵使我向委员长报告，他也不会追究，徒然引起无谓的摩擦。

后来石专员又告诉我一个他目击的故事：某次汤恩伯要石专员一起去视察防地，当地有一位老举人，年约八十多岁，长髯拂胸，扶了一支拐杖，求见汤总司令。汤传见后，这老丈便对恩伯说：汤将军，我久仰大名，你在南口英勇杀敌时，全国对你真是敬若神明。但是我们老百姓实在没想到你部队的纪律是如此之坏。我痴生八十余年，熟读古书，逊清时代也还有个功名，从未听说一支部队军纪废弛到如此地步，而还可以杀敌致果的。言谈之间，分明对恩伯以前抗日的英名表示怀疑。这老者年纪既已八十多岁，又是一位举人，汤恩伯奈何他不得，只好说：“请批评！请批评！”这老人便毫无隐讳地将汤军如何占领村落，驱逐人民的事实和盘托出，语调甚为激动，说完也不管汤恩伯的反应如何，便拂袖而去。

汤恩伯听了一番教训之后，颇觉难为情，连说：“我不相信，我不相信！”并立刻约石专员一同去各村巡视。所见实情，较诸该老者所言有过之无不及。恩伯便把驻军的三位连长叫来，问他们当地老百姓哪里去了。三位连长回说：“因为防谍，都按照本军惯例，不许老百姓住在村内。”

恩伯闻言大怒，便吩咐将这三位连长绑起来，立刻推出村外，竟把这三个连长枪毙了。这种一怒杀人的干法，简直是发疯。他受了那老举人的气，便杀几个部下来出气。事实上，他全军皆是如此做法，相沿已久，今杀此三人，对军纪并无改进，这就是汤恩伯的作风。

关于汤恩伯这种不遵军令、部队不守纪律的情形，我知道报到中央去，不但于事无补，反而把事弄糟。我们的最高统帅蒋委员长的一贯作风，便是鼓励他部下将帅不和，以便分化控制。汤恩伯、胡宗南等不服从我的命令，是蒋先生所最高兴的。他们也知道，如果他们认真执行我的命令，就要失去“天眷”了。所以他们动辄直接向委员长报告。战区司令官哪在他们眼里呢？

我如不明此理，据实报上去，蒋先生非但不办汤、胡，反会将我的报告交给他们看，说你看你的长官在告你呢！这样一来，汤、胡等人感知遇之恩，会对委员长更加服从。而我们战区之内，军纪没有整肃好，部将与司令官间的摩擦却随之发生了。

汤、胡等人深知蒋先生的作风，知道别人告他们，委员长也不会听，何况还有黄埔同学互相掩饰呢！因此他们就大胆蒙蔽领袖，国家军政大事也就不堪设想了。

汤恩伯在五战区不服从我，犹有可说，因为我曾经倒过蒋，是蒋先生所提防的人物。他后来被调到第一战区，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蒋鼎文同是委员长的心腹，他们又是浙江同乡，应该相处无间了。谁知在委员长怂恿之下，蒋、汤二人竟闹到不能见面的程度。蒋司令长官召集会议，汤恩伯竟不去参加。甚至蒋鼎文打电话来，汤也不接。而出人意外地，汤恩伯却始终对我保持着表面上极度恭顺的态度。我也就想利用这一点点友谊，来替他调处调处，免得闹大了，影响战局。

1942年，汤恩伯在叶县防次办了一所“大学”。开学时，承他邀我前去“训话”。公务既毕，我找了一个机会和他闲谈。我开门见山地问他说：“我听说你和蒋长官的关系闹到不能见面的程度，究竟是怎么回事？”

恩伯说：“蒋长官昏聩糊涂，受左右宵小包围，对我歧视。”我说：“恩伯兄，论军界资历，蒋长官是你老前辈；论私谊，他与你又都是委员长的同乡。如你们二人尚不能合作，你又能和谁合作呢？你和蒋长官之间的摩擦，你纵无过，也是不对，何况你还不一定无过呢！在这大敌当前的局面，你们帅将不和是多么危险的事呀！本来，你们第一战区如闹糟了，我第五战区还可乘机表现一番。不过就大局说，我希望你们不要闹意见。”最后，我一再强调说：“恩伯兄，我比你痴长十来岁，我这番话实在是为你好，希望你能接受！”

恩伯听后很为感动，说：“那我就到洛阳去看蒋长官去！”

嗣后不久，我因事与蒋鼎文碰面。我遂问及此事。蒋鼎文说：“你指挥过汤恩伯，他的脾气你还不知道？他眼睛长在头顶上，哪瞧得起我们司令长官？他常常去告‘御状’，委员长不知底细，还常常打电话来申斥我呢！我一切都忍下了，为的顾全大局。这个位子，我早就不想干了。汤恩伯想当长官，让他去当好了。但是我辞职，委员长又不准……”

接着，他就叙述他辞职不准的道理。鼎文说：“我也有我的长处呀！杂牌部队不怕我，我还可以指挥他们。可是他们怕汤恩伯，汤恩伯如当了长官，他们恐怕都要跑了。所以这一位子，汤恩伯想干也干不了，我辞也辞不了。”

我当然也把汤恩伯在叶县所说的一番话告诉蒋氏，并说汤恩伯有意到洛阳来看他，希望他不要拒人于千里之外。“铭三兄，”我说，“为着大局，我希望你也能相忍为国！”蒋鼎文也很感激我这一番善意的调解。

从这些小事，很可看出汤恩伯是怎样一个飞扬跋扈、不守法度的人。他在河南时，除办“大学”之外，还圈定民地数千亩，创办什么“伤残将士农场”。将士既已伤残，当然不能务农，他就雇用农民去耕种。此外，他又不恤民时，征用民工，大兴土木，修建其“大学”，建筑材料则就地征集，人民住宅、祠庙，甚至祖茔上的砖石，都被挖掉，弄得民怨四起。恩伯又随时召集当地县长、专员等地方官开会。凡征调民工，或按户摊派钱粮等事，他从不通知省政府，而是直接命令各县长去执行。他生性又是个能说会讲，而讲过又不算的莽汉子。不仅他的部下对他怕得要死，地方官吏、人民都畏之如虎。再加有“最高当局”的纵容，恩伯就益发不知天高地厚了。终至中原鼎沸，一败涂地而后已。

第五十六章　欧战爆发后之宜、枣及豫南、鄂北诸战役

一

敌人自在随枣地区受创之后，短期内无力再犯，我方亦得一喘息机会，军事委员会乃将五、六两战区作战地境略作调整。

第五战区在当时辖地最广。不特在敌后的大别山地区仍归我直接指挥，即鲁南、苏北名义上亦属五战区战斗序列之内。但是自武汉失守，第六战区司令长官陈诚因素为蒋先生所宠信而身兼数要职，然事实上未能常川坐镇前方，指挥作战。军委会乃将其辖区分割，另成立第九战区，任命薛岳为司令长官。另将宜昌以下的江防，由五战区划出，改归陈诚指挥。五战区重心既已北移，则襄樊已不是中心所在。1939年秋，我乃将五战区司令长官部迁往光化县的老河口。

老河口为鄂北襄河东岸的商业市镇，亦为中国古代著名的战场。由老河口向北，有公路贯通豫西平原，直达洛阳。另有公路通汉中，北走西安，西去成都皆甚方便。况因该市在襄河东岸，故也兼有水路运输之便。虽云山高水陡，道路崎岖，然抗战八年，军事物质的运输实利赖之，以故就形势说，长官部设于老河口，实较适中。

迁老河口以后，使我最感诧异的，是人民生活极苦，教育水准极低，唯天主教势力却极为雄厚。教堂建筑巍峨，拥有大量的耕地，据说从未纳粮完税，官吏也莫奈伊何。佃农多为天主教徒。狡黠之徒恃有教会包庇为非作歹，而官厅则唯恐引起外交纠纷，只得隐忍不问。以故意大利的神父俨然一方的土皇帝。不过当地基督教会的作风则比较开明。

我迁老河口后的第一项设施，便是在市外约五里地的杨林铺成立第五战区干部训练班，由我担任主任，调本战区校官以上各级军官前来受训。旨在提高战斗精神，检讨作战经验，增进战斗技术，并联络感情，收效极宏。另于襄河西岸距老河口约九十里地的草店成立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八分校。校址设于武当山下诸宫殿式建筑的驿站中。相传这些驿站建于明代，那时武当山寺庙香火鼎盛，各方士大夫多来朝山，每年且有朝中大臣奉敕前来进香。这些驿站即于是时奉圣旨所修建，规模宏大，虽经数百年犹未改旧观，加以山林幽静，古柏参天，真是最理想的军校校址。该校除招收知识青年外，并调各军下级干部前来受训，故有学生队与学员队之分。因抗战已过三年，全国军队久经战斗，下级军官伤亡甚巨，亟待补充之故。

第八分校校长名义上为蒋委员长兼任，实际上，设一教育长负其全责。第一期，我呈请中央调桂林绥靖公署中将参谋长张任民为教育长。第二期，调五战区参谋长徐祖诒中将担任。徐的遗缺则由副参谋长王鸿韶接替。徐、王二人都是我国军界难得的人才，各有所长。然二人在长官部工作，意见时时相左，此亦中外所恒有的人事问题，足使身为主管长官的，有难为左右袒之苦，适祖诒有意担任斯职，我乃特为举荐，以作一事两全的安排。

此时在敌我对峙的休战状态中，我乃用全副精神主持干部训练班事宜。本战区所辖部队，大半都是中央所认为的“杂牌军”。各军历史不同，习性各异，装备参差，作战能力也不免有强弱之分。对于这些部队的驾驭指挥，必须一视同仁，恩威并用，因势利导，掩其所短而用其所长。例如川军和旧西北军的将领，积习甚深，断非一朝一夕所能改变。又如在抗战前，川军将领因争夺地盘，各霸一方，视同敌国。今一旦并肩作战，自难期其泯除前嫌，融和无间。对付这些将领，我只有以身作则，并导之以为国家、为人民的大义。人非木石，经过长期潜移默化之后，行为习俗都能逐渐改善。如王缵绪集团军守大洪山数载，1941年正值鄂北、豫西一带发生大饥荒，赤地千里，人民真至易子而食的地步，而一向讲求高度生活享受的王总司令，那时竟能与士卒共甘苦，食树皮草根而无怨。后来王部调至后方整训，官兵见襄樊市上尚有白米出售，王部向以不守纪律闻名，那时虽垂涎欲滴，也绝未闻有抢劫米店的事发生。且抗战数年，出生入死，王缵绪所部之功亦不让友军。可见人心向善，领导者苟能以身作则，大公无私，天下实无不可用之兵。

其次，如张自忠的第三十三集团军积习亦深，军中烟赌，习以为常。甚至张总司令本人及其部下师长刘振三等均有烟癖。他们沾染于旧社会的传统恶习，受毒已深，戒除不易，我也雅不愿当面训斥，使其难堪。一次，我亲赴襄河西岸荆门张部防地检阅，集合部队训话。略谓：我们军人在此国难期间，为国家、民族图生存，个人的生命均随时准备牺牲，难道我们还没有勇气与决心来维持军纪吗？但是烟赌两项，实是军中的大忌。这两项如不能戒绝，我们还说什么杀敌报国呢？训话检阅之后，我便离开张军他去，只望其闻言内疚，逐渐改正。

孰知张自忠是个血性汉子，他听了我谆谆开导，自觉惭愧万分。我离去的翌日，自忠便集合他的部队训话，以革除恶习、誓死报国的大义勖全军将士。最后，自忠大声问：“昨天李司令长官对我们的训话，你们听到了没有？”

全军将士大声同答：“听到了！”

自忠又问：“戒除烟赌嗜好，你们做得到，做不到？”

将士又大声同答：“我们做得到！”

自忠说：“我们要做，应先自我总司令和军长、师长做起。”便命副官将他的烟具拿出来，当众捣毁。并宣布，此后军中官兵有烟癖的，若不自动戒除，即依军法惩治。因而第三十三集团军中原已发展至无可救药的烟赌两项恶习，数日之内，竟根绝无遗。而戒烟后的张自忠，未几竟身先士卒，战死沙场。凡此均可见中国军人坦率、忠诚的可敬可爱，以及“师克在和”一语意义的重大。

二

1939年9月初，希特勒忽出兵侵略波兰，英、法因与波兰缔有军事同盟条约，遂被迫对德宣战，欧战爆发了。为应付这个突如其来的新局面，蒋委员长特地在重庆召集军事会议，加以商讨。我便应召赴渝。其实在会上所讨论的仍然只是一些国内战事的问题罢了。

此次赴渝，最使我高兴的便是我又见到美国大使馆武官史迪威上校。他听说我到了重庆，特地专柬请我吃饭。一见面，史迪威便跷起大拇指向我说：“李将军，给你说对了，欧战真的打起来了！哈哈！”

我说：“上校，事不只此啊！万一不幸，英法联军为德国所败，以我预测，它的侵略箭头大有指向苏联的可能呢！”

史迪威大笑说：“将军，你又要作新推测了。德、苏已签了十年互不侵犯协议，你知道吗？况且英法联军有马其诺防线为屏障，德军要突破此一坚固无比的要塞地带，谈何容易，所以欧战一定成为持久消耗战之局。谁胜谁负，将军言之未免过早。”

我说：“史上校，你知道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一书上，不是以消灭共产主义为己任吗？难道你相信希特勒和你一样诚实，真的在十年之内不侵犯苏联吗？照我看来，希特勒的话不算话！至于马其诺防线，虽然坚固，也须有战斗意志坚强的部队防守，与激昂的民气作后盾，才可予希特勒以严重的打击。英法当局以往一味以姑息政策对付侵略者，自无从提高军心与民气。今日仓促应战，试一分析双方运用政略和战略的优劣，英法初期军事的挫败恐难避免。再者，今英法既有事于欧洲，自无力保护其在东亚的殖民地，所以近来日本特别强调‘大东亚共荣圈’的口号，其欲称霸太平洋，已甚明显。说不定将有不利于贵国的行动呢！”至此，史上校似仍半信半疑，但也不再置辩，只说这种变化太大了，只有上帝才晓得。乃相与大笑。

过了两天，苏联大使也请我喝茶，在座只有首席顾问朱可夫中将和一中国译员。苏大使约我晤面的动机，可能是由于塔斯社远东副社长罗可夫曾在徐州战地听我分析未来国际形势，事隔一年又半，一部分竟已不幸而言中，故朱可夫等也想亲自听听我的言论。

苏大使中等身材，文质彬彬，有东方人面孔。朱可夫则身材魁梧，面孔巨大而眼睛细小，不愧为北极熊的典型。两君性情沉默，很少言笑，一见而知为深思沉毅的人物。与史迪威上校的豪放活泼、谈笑风生恰成一对照。稍事寒暄，苏大使即开始问我，对欧战今后发展的观察如何。我乃用极客观的态度作分析，略谓：英法因与波兰订有军事同盟条约，此次被迫对德宣战，完全处于被动的地位，在战略上已居下风。闻英法军民战斗意志并不旺盛，唯马其诺防线是赖，须知在战争史上，未有攻不破的要塞。若英法联军不幸失败，巴黎沦陷，法国屈服，则希特勒动员了数百万劲旅，一旦失去攻击的目标便很可能乘战胜的余威，东向进攻苏联，实现其《我的奋斗》一书上的预言，故苏联应早为之计。说至此，朱可夫忽然离座，在客厅中踯躅思索，似颇有同感。

我继续说，届时日本的动向甚可注意，因日本素有南进派与北进派之分，此后南进乎，抑北进乎？颇可寻味。日本虽负有德、日、意三国轴心反共同盟的义务，似应向西伯利亚进军，夹击苏联。可是它的侵略大陆政策已陷在中国泥沼之中，自不愿再向西伯利亚酷寒荒漠地区进军，以免一误再误，不能自拔。今日英法在东南亚的殖民地已成真空地带，日本只要一举手之劳，此资源丰富的地区即为其所有。此举抑且不负希特勒以日本分散西方国家力量的期望。从这点看，一俟时机成熟，日本实行南进政策，为形势所必然。世界大战范围愈益扩大，亦为必然的结果。只要受轴心侵略的国家能同心协力，奋斗到底，必获最后的胜利。谈话至此，遂告一结束。他们并未多加评论，乃尽欢而散。

在重庆会毕，我乘机向蒋委员长告假半月，回桂林省亲。因家母年高多病，很想看看我。军事委员会乃特地为我预备一架小飞机，直飞桂林。这是“七七事变”后我第一次返乡。桂林各界欢迎的热烈，与母子相见的欢愉，自不待言。

桂林是抗战中期西南的文化中心。由于地方当局比较开明，大批自由主义者及左翼文化人，都以桂林为乐土，群聚于这一座以“山水甲天下”闻名的省城。我到了桂林，这批文化界人士在广西大学校长马君武领导之下，为我举行了一个大规模的欢迎会和时事座谈会。会中，大家对欧战爆发后的国际新形势作了极为热烈的讨论。

一般左派人士对苏联在欧战前夕签订《德苏协议》的批评，都认为斯大林有眼光，有手段。在他们看来，目前的欧战是资本主义的内战，社会主义的苏联可以坐收其利。

另一派人士则对英法的胜利表示有信心。他们认为英法是欧洲最强盛的国家，潜力雄厚，旷日持久，德国必然失败。德国的失败无疑造成对中国极有利的形势，但中国是否有力量支持到那个时候，则不无疑问。因此油然而生惴惴不安的心理。

我听了他们的意见，便针对这两点发言。首先，我预料英法在欧洲大陆上的战争可能一败涂地。因为我在重庆时，适孙科一行刚自欧洲考察归来，对英法两国的观察甚为透彻，认为英法毫无准备，仓促应战，殊可忧虑。当我引证孙科的话时，会中右派人士不以为然。

我又继续分析德苏形势，说英法若不幸战败，德国既已动员了几百万军队，必然回师东征，以贯彻其《我的奋斗》上的反苏主张。所以欧战之火必愈烧愈大，绝难一时熄灭。我作此预料时，在场左翼文化人个个摇头，大不以为然。

我说：“诸君，欧洲战局的发展是不会随我们的好恶而改变的。不管我们高兴不高兴，欧战是朝这方向发展的，请大家用恬静的心等着瞧吧！”

我的一席话，泼了左右两派文人满头冷水。他们既不愿英法战败，也不希望苏联挨打。无奈希特勒扫他们的兴，其后果不出我所料。

会后，胡愈之来同我握手说：“德公，你以前是说对了，以后怎样就不敢说了。”因为当武汉保卫战时，胡愈之率领了“文化慰劳团”到鄂东前线劳军，在宋埠曾与我作竟夕之谈。那时，我便预料欧战要爆发，而胡君不信，还和我辩论。到现在他才承认我说对了。

“胡先生，”我说，“我现在预测的许多变化以后也是要实现的。”大家哈哈一笑。

翌日，马君武请我到广西大学演讲，他特地引证我和胡愈之辩论的这段故事。马先生说：“希望李将军现在的预言，将来再度实现！”

在讲演中，我仍然强调我的看法不会错。谁知一年多之后，希特勒所做的和我所逆料的竟然若合符契。真是天下事亦未始不可以常理推测。

三

我自桂林回到老河口不久，便接获可靠情报，敌人受德国闪电战胜利的刺激，也预备和我们来一个闪电战。1939年9月，敌方成立所谓“对华派遣军总司令部”，以西尾寿造为总司令，板垣征四郎为总参谋长。1942年4月中旬，集中了六七个师团的兵力，要再到随枣地区来扫荡我五战区。

我方的部署，大致是：（一）以精锐的黄琪翔第十一集团军八十四军守襄花路正面。（二）以川军第二十九集团军王缵绪（许绍宗代总司令）部守襄河以东地区。（三）张自忠的第三十三集团军守襄河西岸。（四）以孙连仲的第二集团军守北线桐柏山以北地区。

战事于5月1日开始。敌军仍分三路西进，大致如前次随枣会战时的姿态。不过，此次敌方对我正面只是佯攻，以吸引我主力。另以重兵配以坦克百余辆和飞机七八十架，自襄河东岸北进，猛攻我许绍宗部。许部不支，退入大洪山核心。敌遂长驱直入，直捣双沟，拟与北路会师，对我方主力进行大包围的歼灭战。我即令黄琪翔迅速北撤，以免被围。敌于5月8日冲入枣阳，与我掩护撤退的第一七三师发生激战。我方以众寡不敌，且战且走，节节抵抗。第一七三师自师长钟毅以下，大半于新野县境殉国。而我方主力却赖以撤出敌人包围圈。敌人既扑一个空，我军乃自外线实行反包围，由两翼将敌军向中央压缩，加以歼灭。双方战斗至为激烈。至11日，敌卒不支，向东南撤退。16日，我军且一度克复枣阳。

此时我方防守襄河西岸的第三十三集团军尚有一部未参战，我乃电令张自忠总司令“派有力部队，迅速渡河，向敌后出击”，以便将襄河东岸之敌拦腰斩断。自忠乃亲率其总司令部直属的特务营和七十四师的两个团，遵令渡河，于南瓜店附近一举将敌军截为两段。敌军被斩，乃密集重兵，自南北两路向张部夹攻。大兵万余人，如潮涌而来。自忠所部仅两团一营，断不能抵御，随行参谋人员暨苏联顾问都劝自忠迅速脱离战场。孰知自忠已下必死决心，欲将敌军拖住，以便友军反攻，坚持直至所部将士伤亡殆尽，自忠亦受重伤倒地，才对身旁卫士说：“对国家、对民族、对长官，良心平安，大家要杀敌报仇！”遂壮烈殉国，为抗战八年中，集团军总司令督战殉国唯一的一人。

自忠在奉命渡河时，曾有亲笔信致该集团军副总司令冯治安，略谓：“因战区全面战争关系，及本身的责任，均须过河与敌一拼。如不能与各师取得联络，本着最后之目标（死），往北迈进，无论作好作坏，一切求良心得此安慰，以后公私，请弟负责。由现在起，或暂别，或永别，不得而知。”足见自忠在渡河前已抱必死的决心。

回忆抗战开始时，自忠自北平南下，在南京几被人诬为汉奸而遭受审判。我当时只觉得不应冤枉好人，故设法加以解脱，绝未稍存望报之心。孰知张自忠竟是这样一位血性汉子，一旦沉冤获雪，便决心以死报国。在他暝目前的一刹那，“国家”“民族”之外，对我这位“司令长官”犹念念不忘。我国古代的仁人志士都以“杀身报国”，以及以“死”字来报答“知己”为最高德性。张自忠将军实兼而有之了。

张自忠死后，我方虽损一员能将，然敌在随枣一带，终不能得逞。各路敌军与我军均陷入胶着状态。

敌人在五战区既无法越雷池一步，乃在6月初再度增援，舍开五战区正面，在襄河下游强渡，向六战区采取攻势，与陈诚将军展开宜昌争夺战。6月1日，敌人一度侵入襄阳、樊城。经我们自外线反击，敌人不敢死守，乃将襄、樊焚毁一空，于6月2日向南窜撤。我军乃于6月3日连克襄、樊与枣阳。唯六战区方面之敌，于6月14日侵入宜昌，据城死守，我军屡攻不克，宜昌遂为敌所有。

自此我五战区通往重庆后方的水路被阻。以后只有自老河口翻越崇山峻岭，改走巴东一线了。

敌人虽占有宜昌，然襄、樊和大洪山一带，我军对其威胁始终无法解除。1940年9月我军为策应长沙会战，曾对宜昌之敌发动反攻，以牵制其兵力。故敌人对随枣一带我军根据地，终视为眼中钉，必去之而后快。是年11月，汪兆铭在南京组织的伪政府正式获得敌方承认。敌人以军事配合政治，又以几师团兵力再向随枣地区进攻。自11月24日至30日，经七昼夜的苦战，襄花路上敌遗尸数千具，仍一无所获而返。

敌军在随枣一带三度受挫，心仍不甘。1941年1月中旬，合豫、鄂、皖各地敌军共约七个半师团，重炮一联队，战车三百辆，飞机百余架，在豫南集结，企图沿平汉路北犯，打通平汉路。1月25日，敌军自信阳、确山、驻马店等地，分六路向西进犯，与我军展开大规模的战斗，是为“豫南鄂北会战”。

敌军所用的战略，仍是以大兵团向我主力迂回包围的老套子。我对敌我战斗力估计甚为明白，断不与敌争一城一地的得失而中其圈套。凡敌包围尚未合围时，我便主动地转移，使敌扑空，然后自外围向敌反包围，敌军也唯有迅速躲避。

就这样，敌我双方数十万众，便在豫南平原大捉其迷藏，使敌疲于奔命。敌军徒有最优良的配备与训练，终莫奈我何，士气沮丧之极。我军得机即行反攻，足使敌军落胆。2月4日我军一度撤离南阳，敌军窜入之后，亦不敢守，6日即自南阳遁去。鄂北敌骑兵一度曾窜至离老河口仅三十里的地区。老河口虽只有一个特务营驻守，我谅他不敢前来。无奈参谋长王鸿韶为人谨慎，力主将长官部迁往襄河西岸暂避。我也认为此时没有与敌军玩“空城计”的必要，遂率长官部渡河。旋即迁回。是时敌军因已陷入我军包围圈，不敢恋战，南北两路一时俱退。豫南、鄂北之战，遂告胜利结束。

第五十七章　珍珠港事变后之五战区

一

自1941年2月豫南、鄂北会战结束之后，直至1943年秋季我离开五战区，调升汉中行营主任止，前后约两年多的时间，敌人均未敢再犯五战区，使我能彻底整顿本战区的部队，预备反攻。

1941年12月8日，由于日机偷袭珍珠港而引起了太平洋战事，美国和英法同时对日宣战，欧亚两洲战火终于烧成一片。我军抗战四年，至此骤得强大盟国加入对日作战，抗战必胜信心于焉确立，军心民心的振奋，实前所未有。

1942年春初，蒋委员长为应付国际新局势与调整各战区的部署，又召集各战区司令长官赴陪都开会。这次会议，仍与欧战爆发后的会议相同，各将领许久未见，大家乘机在重庆互相对国内战局作一番检讨罢了。

会毕，我又向委员长请假十天，返桂林原籍省亲。此次返桂林，各界欢迎热烈如前，唯老母年高体弱，已十分衰迈。我在两江墟故宅住了一星期，不得已又回桂林，预备飞渝返防。孰知重庆派来的专机，或系因天气关系，迟迟未到。我因自思与其在桂林闲住候机，不若再返头承欢数日。不意刚回至村中，桂林便来电话报告，飞机已到。然此时我忽发觉老母病况突然转剧，遂不敢离开，终夕在榻前伴侍。是日夜半11时，慈母遂瞑目而逝，享年七十有六岁。子欲养而亲不在，悲痛曷极。乃急电中央续假十天，在家守灵开吊，遵旧制成服，亲视含殓。中央自林主席、蒋委员长以下均有唁电，地方各界均派专人前来祭奠，备极哀荣。

家母丧事之后，即赴桂林，乘中央特派的单人飞机径飞重庆。当飞机飞至湖南芷江机场，预备着陆加油时，自天空俯瞰，机场上不见一人，四周一片死静。我下机后，始知敌侦察机三架曾来芷江机场上空侦察，许久始去。我机着陆离敌机飞去时，相去尚不足三分钟。真是“失之交臂”！否则我们一定被打得机毁人亡了。实是侥幸之至。

回到老河口，立刻便又恢复到日常的紧张中。前章已略说过，五战区自迁到老河口，我为加强部队的战斗力，并使各种不同系统的部队官长有机会互相观摩和认识起见，曾向中央建议在老河口郊外一小镇曰杨林铺，创设“第五战区干部训练班”。我自兼班主任，副主任一席则由集团军总司令或副总司令轮流担任，队长、副队长则由各军军长或副军长充任。调各军中校官以上官佐前来受训。我们训练的科目都是部队中所急切需要的，不像重庆的“中央训练团”只着重繁文缛节。白天由专才教官讲授关于对日作战的战略战术，晚间则举行小组会议，由各级部队官佐互相检讨战地经验，以及切身需要改善的各项问题，并提出改革方案，供长官部参考施行。至于我，白天上课讲解做人之道和将兵、将将方法以及指挥作战经验，每晚我并亲往各小组旁听。与会学员均能尽所欲言，使我于察言观色之中，充分了解各将校的品性，而对各军的情形也有进一步的认识。受训学员因我能虚心而诚恳地和他们接近，所以对我也能竭诚拥护，足使本战区之内上下关系直如水乳交融，毫无隔阂。然我身为司令长官的，却因此日无暇晷，黎明即起，深夜始睡，忙迫不堪。不过眼见各方进步，成绩斐然，亦殊不以为苦。如此紧张生活一直继续到1943年秋冬之交，我奉命调升汉中行营主任时，才告一段落。

二

我自从抗战初起时担任第五战区司令长官起，至1943年解职时止，凡六年之久。前后直接指挥过的部队不下百余万人。这些部队中，除第十一和第二十一两集团军约十万人是我亲手训练的部队，指挥起来比较方便之外，其他部队的系统极为复杂，指挥殊属不易。其中尤以所谓“嫡系”“中央军”如胡宗南、汤恩伯、郭忏等部为甚。他们只听从委员长个人的命令，甚至作战时对直接指挥他们的战区司令长官所发的命令亦多方躲避，不愿接受，也不向司令长官报告情况。骄蹇之情，难以尽述。其实所谓“中央军”的作战能力，均极薄弱，军纪尤坏。各级军官均自恃是“天子门生”，有直接“通天”的本领，大家效忠于一人，不愿受阶级服从、层层节制的约束，所以彼此之间摩擦特多。但是大家又共同蒙混委员长，使最高统帅对部队的实际情形毫无所知。这种部队能不能作战，也就不言而喻了。

本战区中，除我直接训练的广西部队和所谓“中央军”之外，半数以上都是一向被中央当局歧视的所谓“杂牌”部队，包括旧西北军、奉军、直鲁军、川军等部，不下数十万人。如张自忠、庞炳勋、孙连仲、刘汝明、孙桐萱等部原属西北军系统，为冯玉祥所一手训练，底子并不差。不过自1930年中原大战后，西北军系统瓦解，部队零星流散。虽经中央收编，然因蒋先生一心一意要借对内对外的战争，把这些“杂牌”部队消灭，所以平时扣发军饷，战时不予补充，待该部在战争中消灭殆尽时，中央便借口将其番号取消。但是中央这种作风，各部队长官皆洞若观火，所以他们绝对不打硬仗，处处企图保存实力，免被消灭。如此，自然无法表现其战斗力，同时军纪亦易废弛。于是，中央愈加蓄意加以消灭。演变的结果，中央当局便视“杂牌”部队为痈疽，而“杂牌”部队亦视最高统帅为仇雠，而形成一种互为因果的死结。

我早已看出症结的所在，认为各部队指挥官中，不乏血性汉子，都有与敌寇一拼的决心。如用之得当，都是生龙活虎的劲旅，所以自始至终，我对“杂牌”部队都推心置腹。我同情他们的困难，也了解他们的战斗力量。作战时，量才器使，断不责其所不能。平时待遇和补充，各部队完全平等。同是保国卫民的将士，在本战区内断无轩轾之分。因此这些久经忧患和歧视的部队，一旦入我指挥系统之下，都感到无限的温暖与安全。人非木石，坏人究属少数，投之以桃李，报之以琼玖，所以我指挥下的“杂牌”部队，人人皆有效死之心。然后我再视其作战能力的强弱而善用之。故而这数十万残破不堪，训练、装备、纪律均无足言的杂牌部队，在我指挥之下，均能如臂使指，各尽所长，与最优势的敌人在黄河以南，大江之北，纠缠数年，且迭获胜利，自信殊非偶然。忆徐州战后，委员长检讨战绩，曾惊讶地向我说：“你还能指挥杂牌部队？”这一点在蒋先生看来，实在是不可思议之奇迹，他本人是断然做不到的。

“杂牌”部队中，除西北军旧部之外，尚有“川军”邓锡侯、王缵绪、杨森等集团军约十余万人。川军习气较坏，官长均视物质享受为当然，不能与士卒共甘苦。各将领间，因为省内长期互战的结果，彼此均积不相能。我身为司令长官，处处设法弥缝，并以大义相责，要他们先国难而后私仇。所以抗战八年，川军的牺牲相当大，抗日卫国之功殊不可没。

此外如旧东北军于学忠、缪澂流两军，及旧直鲁军徐源泉部，前章皆曾加以叙述，他们在抗日战争中的功绩，俱将永垂史册。

这些部队中，有几件小事，值得特别一提：第一便是1938年韩复榘被处决之后，他的卫队旅旅长吴化文忽率部投敌。吴旅为韩部配备最佳的一旅，后受北平伪组织收编为伪军。抗战胜利后，吴部向中央投降，为山东省省主席王耀武所收容，驻于兖州。后吴部为共军所围，苦守数月，迭向王耀武乞援，无奈王氏又实行中央借刀杀人的故技，不予援助，吴化文愤而投共。嗣后，吴化文竟为共军的先遣部队，进入南京。

另一事便是抗战中期，六十九军军长石友三率部驻于豫东黄汛区，因久受中央歧视，并对抗战前途悲观，乃暗中派员与日军联系。事为中央侦知，乃密令副军长高树勋诱友三而杀之，并升高为军长。树勋恐军心动摇致为敌所乘，乃自黄汛区西撤，进驻汤恩伯防地。恩伯竟秘密设一陷阱，拟将高部包围缴械。孰知高树勋十分机警，仓皇逃至五战区。然中央仍蓄意消灭他，故意扣发军饷，树勋极为愤懑。抗战胜利后，中央调高军沿平汉路北上，归孙连仲指挥，与共军作战。高部乃不战投共，我方也就永远无法打通平汉路了。

孙连仲的第二集团军（三十一、六十八两个军），在抗战末期也发生了一点小麻烦。孙部原驻防豫西南阳。1943年夏，中央忽令孙氏率领三十一军移防第六战区，在长江南岸驻防。然而孙部将士都是北方人，其主食品是面食，对江南的气候亦不甚能适应。且鄂西多山，原驻军足够御敌，三十一军殊无增防该区的必要。再者，第六战区司令长官陈诚是“杂牌”部队久仰大名的、主张消灭杂牌军的人。故此令一出，第二集团军上下哗然。他们都知道中央此举不是为战局着想，而是别有用心。

连仲是个老实人，奉命之后，心虽不愿，还是预备率部前去。可是三十一军将士都不愿移动，纷纷来我处请愿。我当然深知中央用心，更未便代为申请收回成命，只好劝孙部将士服从命令。好在胜利在望，不久大家皆可解甲还乡。三十一军不得已，只有遵命开往鄂西。

但是中央对孙部仍未尽放心。抗战胜利后，中央发表孙连仲为河北省省主席，兼绥靖公署主任。但却要连仲将所部第三十一军交胡宗南指挥，连仲本人则奉命带高树勋一军沿平汉路北上接收。不料高部突然“叛变”投共，孙连仲只身脱险，到了北平，一筹莫展，只得坐看华北陷入共军手中。

凡此均可看出当时中央当局的一群人器量是何等的狭隘，防范自家袍泽直如防贼。

三

五战区各种部队中，尚有一部颇值得一提者，便是豫西别廷芳部的民团。抗战期中，亦建有奇勋。

据说自民元鼎革以来，豫西的内乡、镇平等七县即以多匪著称。官兵不时来剿，亦属无效。1921年前后，西北军张之江部有秘书长某，系豫西人。因感于故乡糜烂，盗匪如毛，乃愤然辞职，还镇平县故乡，办理民团防匪。此人为北京师范大学毕业生，原系一文人，但是他当了七县民团总指挥之后，却一本“治乱国，用重典”之义，大开杀戒。凡查出一家有匪，则阖户皆诛，因此杀人如麻，而地方匪患赖以肃清。此人头脑新颖，对地方革新建设颇为注意。如开水利、兴教育、放缠足等，百废俱兴。所以他杀人虽多而豫西人士对他却称颂备至。不幸他结怨太多，终为仇人刺死。此人死后，代之而起者便是别廷芳。

别廷芳为河南内乡人，原在民团内当班长，目不识丁。因其为人忠实能干，逐步升迁，其上司死后遂为地方商民推戴为总指挥。嗣后势力日盛，别氏随时可征调数万人上阵作战，俨然是该地区的土皇帝。

廷芳虽一字不识，但是为人廉洁正直，凡事以身作则，对地方建设极为努力。办学校、筑水坝、修电厂、护道路，俱有成效。所辖七县之内真是道不拾遗，夜不闭户。不特盗匪绝迹，即不法官兵亦不敢骚扰。据说，某次有河南驻军樊钟秀所部一团在豫西扰民，被民团包围缴械。所缴械则悉数送还樊氏司令部。自此以后，再没有官兵敢在该区胡为。

别廷芳既有此种势力与胸襟，因而他留下来的故事也特别多。据说，在他治区之内向无盗窃情事。过路客商如有被窃的，廷芳必查出原物归还。一次，有一过路布商被偷掉一匹布。此商人贪小利，向别氏报告说有布二匹被窃。别乃下令严查，最后只查出一匹，再严诘此布商，卒发现他多报一匹图骗。别氏乃将布商与窃贼一并枪毙示儆，嗣后再无人敢作谎报。

豫西盛产西瓜，往年因偷瓜者多，瓜农损失甚大，廷芳乃布告四方“偷瓜者死”。一日，他的女婿途中口渴，就在附近瓜田内取一西瓜吃了。事为别廷芳所知，竟即刻吩咐卫兵，推出枪毙。其独生女儿在旁见状大恐，抱住父亲，嚎啕大哭，为乃夫求情，并诉说，如果丈夫被杀，女儿终身靠谁呢？廷芳把女儿推开说：“枪毙了他，有我养你一辈子。”卒将女婿枪决。

还有，在豫西烟、赌、香烟皆在严禁之列。当时在河南各县，鸦片几公开买卖。但是廷芳规定，他的区域内鸦片与香烟过境则可，买卖则不可。抗战之初，物价波动甚巨。某次廷芳忽发现他的儿子囤积了一批鸦片，便立刻责令烧毁。他儿子辩说：“政府还许可公开买卖呢！你不许在境内买卖，也该让我运出境去！”

廷芳说：“政府许可，咱家不许可！”

他儿子不敢再辩，便当众把鸦片全部烧毁了。

不过廷芳对政府合理的政令却遵奉唯谨。凡省、县两级政府征兵纳粮等事，廷芳皆率先奉行，从不稍违。他对境内的公路保护尤无微不至，并通令路旁乡民“下雨后补路，下雪后扫雪”，故豫西公路的保养为全省之冠。

像别廷芳这样私定法律，随意杀人，在一个正常的现代化国家的人看来，或嫌过分。殊不知在举世扰攘、政治不上轨道的中国，人民也是被迫而自卫自治，实情不得已。像别廷芳这样的人已经是难能可贵了。

无奈抗战前河南省省主席刘峙对别氏便蓄念诛锄，屡召廷芳往开封，廷芳皆不敢去。徐州会战后，我方主要战略是发动全盘游击战，像别廷芳这种人正是政府所应当鼓励的。蒋先生在汉曾电召别氏一晤。廷芳因知许多中央大员不满意他，不敢贸然前往。因为按战斗序列，他的游击队属五战区指挥，所以他特地到宋埠来看我。我劝他速去武汉晋谒蒋先生，并担保其无事，别氏才欣然就道。

后来豫南会战时，我到南阳，别氏再度来谒。我命令他率精锐民团配合国军作战。廷芳竟动员民兵七千余人与国军并肩作战，颇有战果。我亦曾明令奖勖。

此后不久，别廷芳忽得脑充血症而死，年不过五十七八岁。廷芳一生廉洁，幼时家中仅有三亩地，死后遗产仍是三亩地，也可说很难得的了。

我在老河口前后住了五年，虽然戎马倥偬，军事指挥之外无暇兼及他事，然所见所闻，对我国的贫弱又多了一番了解。老河口和随、枣一带为鄂北最贫瘠之区。据说民国以来，省级官吏中尚无厅长级的官吏曾到此地区视察过。

1941年宜枣会战后，民间已一片糜烂。不幸大兵之后又继之以凶年。我生于贫瘠的广西，然生平尚未见过此种情况，真是骇人听闻，真所谓饿殍载道，人民连树皮草根都吃尽，甚至易子而食，言之悚然。

1942年夏季，老河口酷热难当，白昼树叶被晒得卷了起来，夜间也不能入睡。当地居民便建议说，离老河口约六十里地的海山为避暑胜地，战前外国教士在此建有洋房十数幢，专为避暑之用，劝我前往避暑数周。我本人初无此意，因为半生劳碌，尚不知什么叫作“避暑”。此次在众人力劝之下，老河口实在太热，战局也比较稳定，因此忙里偷闲，前往海山小住。我们一行数人自老河口乘车出发，至海山山脚乘滑竿上山。行才半途已觉清风徐来，暑气全消。山上果有洋房十数幢，主人都避战回国，我们遂权充游客，择屋住下。山上林荫片片，泉水潺潺，真是别有一番天地，我这才尝到所谓避暑的乐趣。

老河口附近除海山外，还有武当山一名胜。据说明朝皇帝曾封武当为五岳之王。为便利权贵来朝拜，朝廷曾耗了七省钱粮，以十三年的时间，自均县至武当山沿途造了一系列的宫殿。这些宫殿画栋雕梁，外饰以琉璃瓦，美轮美奂。四五百年来历经沧桑，诸多损毁，然大体上都还完整。当时凡自重庆来五战区视察的大员都要前往游览。我本人如有空总陪他们同去，所以五年之内曾数游武当山。见那层峦叠翠之中，宫阙如云，确实很壮观美丽。这也可算是炮火丛中的一点雅兴。

第五十八章　汉中行营期中对战后局势的预测

一

1943年9月，委员长忽然将我自第五战区司令长官调升军事委员会委员长驻汉中行营主任。汉中行营是一所新成立的介于中央与各战区之间的军事机关。表面上的职权是负责指挥第一、五两个战区，后来中央把大别山游击根据地划成第十战区，所以汉中行营也就直辖三个战区了。

汉中行营事实上是一个虚设机构，无实际的职权。各战区作战一向由军事委员会直接指挥，汉中行营设立之后，此指挥系统并无变更，只是各战区对中央的报告亦送一副本给汉中行营罢了。所以这一机构似乎是蒋先生专为我一人而成立的。目的是把我明升暗降，调离有实权的第五战区。

前已言之，蒋先生生性多疑而忌才。他见我在第五战区与部队的感情十分融洽，深受部属的拥戴，至恐形成尾大不掉之局。但是抗战六年，我第五战区可说是战绩辉煌，蒋先生实无适当借口把我调职。所以他唯一的抉择便是成立一个位尊而无实权的新机构，把我明升暗降，与部队脱离实际关系。

蒋先生此举用心所在，我当然洞若观火，然亦深合我意。因为六年来戎马倥偬，案牍鞅掌，个人也很想得机休息；加以功高震主，无端招忌，倒不如暂时减轻一些责任为愈。因此，中央明令发表之后，我反觉浑身轻松，即赶忙准备交卸，并派参谋长王鸿韶前往汉中筹备行营成立事宜。我本人则俟继任人到职后，再行离去。不久，新任第五战区司令长官刘峙率随员数人，自重庆乘一小飞机到老河口来接事。

刘峙原是我多年老友。回忆我于1926年夏赴广州策动北伐时，刘氏正任第二师师长，曾以“四校同学”关系设宴为我洗尘。席间，刘氏起立致欢迎辞，并请我演讲。这是当时广东的风气，无论大小宴会，宾主双方都要起立演讲。但这在我还是第一次，所以印象很深。

北伐期间，刘峙第二师尚有战功，他本人给我的印象也不错。但是在抗战期间，刘氏任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时，每每不战而溃，颇受时论指摘。其原因有两点：第一，刘氏之才最大不过一位师长，过此即非其所能胜任。第二，便是因为官做大了，习于享受，再不愿冒矢石之危了。语云“千金之子，坐不垂堂”。当时在中央做大官的人，生活都趋于腐化，精神难以振作，统兵治政的效率自然就差了。

从第一战区卸职后，刘氏受任为重庆卫戍总司令。官尊事少，益发耽于宴乐。他在重庆并纳一新欢，藏之金屋。但是他的夫人却是一性悍善妒的女子，而刘氏又偏偏是个闻狮吼而变色的将军，以致闺房之内，斗争无已时。刘夫人曾为此向蒋夫人哭诉，请求主持正义。此事在陪都尽人皆知，传为趣谈。此次刘君被任为第五战区司令长官，亲临前线，正可远避雌威，忙里偷闲了。

刘氏来接篆时，见司令长官部设在老河口市区之内，便有惴惴不安之感。他首先便问我，老河口的防空情形如何。我说，我的长官部虽在城市之内，究竟位置偏僻，屋子很小，而且四周都是菜圃。敌机纵使找到目标，也不易命中。所以敌机来得多了，我就到菜圃里面走走，以防房屋被震倒。敌机如来得不多，我就不管它，谅它也炸不着我。

这位好好先生的刘峙闻言大惊，说：“那怎么靠得住？我听到空袭警报，脚都软了。”他又问我，你看长官部有没有别处可迁。我说，离此地五里路有一小镇杨林铺，是五战区前干训班所在地，可以作长官部，不过交通系统重行建立起来就麻烦了。刘立刻说：“你能否派人马上带我去看看。”我便亲自陪他到杨林铺。该地原有一小学，地方尚宽敞，空袭时的目标也不大。刘氏虽觉此地比市区好些，然仍嫌目标太大。且此地亦在襄河东岸，面对敌人，显然是背水为阵，有欠安全。我说，那你就自己斟酌吧。再不然，你可迁往襄河西岸，距老河口六十里地的草店，便再安全没有了。我离开老河口之后，刘峙立刻便把长官部移到杨林铺。不久，果然又移到草店去了。

刘峙身为大将而胆小如鼠，真令人惊异。其人也，生得肥肥胖胖；其为人也，老老实实。真是“庸人多厚福”的典型代表。

在老河口时，我将五战区的情形对刘峙详细解释，交代清楚后，便率原长官部全班人马，首途赴汉中。不久，刘峙的特务营及其长官部官佐夫役也已到齐，我所留下的少数炊事兵、传达兵和卫兵也就离开老河口，来汉中归队了。据这些最后离开的卫兵、杂役人等说，这位新长官胆子实在小得不得了。有的竟笑着说：“刘司令长官夜里起来解小便，还要两三个卫兵陪着呢！”

据说自我离开之后，五战区司令长官部的派头便不一样了。我的生活一向是极其简单朴素的，随从人员亦极度平民化，官兵与驻地商人、农民相处极为融洽。外来人每不知我的住处便是司令长官部所在地。刘峙则不同。他本人极讲究场面，侍从人员烜赫，衙门气息极重。长官部四周的农民莫不大遭其殃，花、果、菜蔬时为官兵强取而去，例不给值。农人有来诉苦的，长官部里的人却说：“我们一向是这样的。军人为国抗战，难道吃点水果、菜蔬，还要花钱买？哼！”

由这些方面观察，我才知道所谓中央嫡系部队军纪的废弛实在是相沿成习，所来有自，非一朝一夕所致。这种部队如何能打仗呢？

据说当刘峙接掌五战区时，敌方广播便奚落他说：“欢迎常败将军来老河口驻扎！”果然，我离开五战区不出数月，敌人便发动攻势，一举攻占老河口与襄、樊。刘峙指挥无方，无力反攻，该战略据点遂为敌人所占领，直至抗战胜利才重归我有。

二

汉中一带是一片沃野，秦岭在其北，嵩山山脉在其东，汉水横贯其中，地形险要，物产丰盛。我国自秦汉以降，历朝都以汉中为屯兵之地。所以其地古迹特多。

自老河口沿汉水西上入陕，沿途民俗淳朴，多存古风。凡我途经的市镇，绅民都排班迎于道左。有的甚至摆起香案，由穿长袍马褂的年高绅士，双手高举一茶盅，前来双膝跪下献茶。我也只有停车下来答谢，并双手接过茶盅，一饮而尽，然后再登车前进。这是专制时代绅商欢迎钦差大臣和封疆大吏的礼节，不图尚见之于今日，风气的闭塞，由此可见。

在汉中时，我名义上虽然负责指挥三个战区，但事实上则日常待决的事务极少，与老河口的忙碌生活，恰成一对比。日长无事，简直有髀肉复生之感。可是正因如此，我才有工夫对今后中外大局的演变，作一番冷静的思考。

1944年5月上旬，委员长因为主持第九军分校毕业典礼，亲自飞来汉中，我遂乘此时机和蒋先生详谈今后战局发展的问题，以及我们应有的应付方案。可惜蒋先生竟以余言为河汉，未加采纳。此建议当于第七篇中再详叙。

我到汉中就行营主任后不久，又因开会而至重庆。此时盟军已有在西欧开辟第二战场的趋势，我国报纸讨论亦至为热烈。当时自称为中国第一流战略家的杨杰氏，便在《大公报》上发表一论文，略谓在现代化的战争中，敌前登陆实不可能。杨氏认为，同盟国很难在西欧开辟第二战场，最大的可能还是将美英联军由北穿过苏联腹地，与苏军并肩作战云云。朋友们即持此理来问我。

我读了杨氏之文，便大不以为然，初不料号称战略家的杨杰竟亦肤浅至此。我说，在现代化战争中，敌前登陆固难，而防止敌人登陆亦同样不易。即就纯军事立场来看，论大军团的指挥、运输和补给，同盟国在英法海峡登陆实是最方便而有效的行动，这样才能使德国两面受敌。即就政治立场来说，苏联亦断不许英美联军在苏境作战。第一次大战后，西方列强围困苏联的余创犹存，斯大林何能坐视英美军队驻在其国境之内？此事简直出乎一般人政治常识之外，所谓战略家的杨杰，居然能想得出，亦亏他会动此脑筋。

我虽然料定盟国必自西欧登陆，但是我私下却希望第二战场开辟得愈迟愈好。我在重庆时，曾两度与英国大使和丘吉尔驻华军事代表魏亚特将军详论此事。

我说，希特勒已陷于东西两面作战的苦境，同盟国胜利只是时间问题。现在既已距胜利不远，同盟国当局便应想到战后的复杂问题。你们西方国家与苏联，由于政治制度的不同，在战前已成水火，战时因为对同一敌人作战才暂时携手。一旦大敌消灭，西方国家必定又与苏联针锋相对。为减少战后的困难，务须稍为忍耐战争的痛苦，第二战场千万不宜过早开辟。然而，你们应当尽量以各种物资援助苏联，让德苏两国拼死纠缠。等到两雄声嘶力竭，然后选择地点登陆，德国自将俯首成擒，而苏联元气亦用尽，则第二次大战后的世界便要单纯多了。

至此，两君忽然向我质疑说，照你说的这样做，万一苏联为德国所败，或者斯大林等候开辟第二战场不耐烦了，转而与希特勒单独讲和，则大局不是不堪设想吗？

我说，这两点倒是不必顾虑，你们未免忽视了苏联潜在的强大力量。它具备了地广、民众、物产丰富的优厚条件，要想彻底击溃苏联，谈何容易！以中国抗日战争为例，中国无一事不较日本落后，尚且抵抗六年之久，使日军陷于泥淖之中。日本何尝不屡屡试探谈和，中国皆不屑一顾，何况苏联？

无奈我言之谆谆，这两位英国代表皆大不以为然。尤其是魏亚特将军，和我辩论尤多。他认为头痛应医头，脚痛应医脚，此时不能想得太远。英国目前亟须解除痛苦，不管战后局势如何，希特勒愈早打倒愈好。英国大使也一再强调说，倘第二战场迟迟不开辟，恐怕苏联会愤而与德国妥协，那便糟了。我说，国际政治原像下棋和赌博一般，看谁气魄大，手段高。据我判断，德、苏绝无中途妥协之理，历史上亦从无此事例，西方当局尽可放心。但是他们却坚持己见，不稍退让。当然也不会把我的意见转到伦敦去。

孰知第二次大战后，西方盟国果然和苏联为着东欧诸国问题，为着柏林问题，闹得剑拔弩张。我在北平任行营主任时，魏亚特到中南海居仁堂来拜会我。翌日，我也到六国饭店回拜他。我说：“魏亚特将军，冷战现在已打得火热了，你该想起我在重庆对你所说的是真理吧？”但是这位约翰牛却仍旧执拗地说：“此一时也，彼一时也，不可相提并论。”大家一笑而罢。

三

1944年6月，同盟国在诺曼底登陆成功，德军节节败退，欧战已有迅速结束的趋势。同年7月，日军在太平洋屡败之余，使极端反动的东条英机内阁倒台。同盟国海军已逼近菲律宾群岛，日本的命运，也已到了决定性的阶段。

是年9月，美国驻华大使高斯奉调回国，由赫尔利将军继任驻华大使。赫氏使华，除负有外交上的使命外，还负有调解我国国共纠纷的责任。因二次大战已接近尾声，罗斯福总统目击我国国共关系的恶化，深恐影响战后世界和平，所以特派赫尔利前来，企图促成国共合作，组织联合政府。故赫尔利来华时取道莫斯科，并与斯大林详谈中共问题。

我此时适因公在重庆，赫尔利大使特地征询我对共产党的意见。他认为我既非蒋先生的嫡系将领，说话必然比较公道。我乃反问他，站在外交官的立场，他作何看法。

赫尔利说，他为此特地经过莫斯科，问过斯大林元帅关于中国共产党的意见。斯大林说：“中国哪里有共产党，不过是些土地改革者罢了。”我说：“这些话，你认为如何？”赫尔利说，他认为斯大林对中国共产党的分析是真实的，不会骗人的。我说：“斯大林对你所说的不过是一种外交辞令，不应过分相信。中国共产党是信仰马列主义的，是百分之百的第三国际共产党，你千万别上了斯大林的当。难道斯大林比我们中国人知道的还多，他的话比我们中国人的话还可靠？”

赫尔利诚恳地说：“斯大林是政治家，我相信他的话！”

这样，我们当然无法再说下去，辩论也就不了了之。

赫尔利大使到职不久，新任中国战区参谋长魏德迈将军也接踵而至。中国战区前任参谋长为史迪威将军，因与委员长不合，奉召返国，由魏氏继任。

前已言之，史迪威原为美国驻华武官，珍珠港事变后，调升中国战区参谋长。不过史氏是一阳分人，可为赫赫的战将，却不宜做运筹帷幄的参谋工作。这种人尤其不能与自私的蒋先生合作。因为蒋先生事事以其个人利益为出发点，大权独揽，事必躬亲。做他的参谋长，必须要事事请示而后行，断不可自作主张。史君是美国人，当了参谋长，便真的要行使参谋长职权了，和蒋先生当然无法相处。

关于蒋、史之间的别扭，据说，史迪威曾公开批评蒋先生专将美国运来的装备补充他的嫡系部队。史氏认为，美式装备的分配，应以军队的能否作战为标准，“包括共产党的第八路军在内”。致引起蒋先生的愤怒，认为史氏干涉中国内政，必去之而后快。

魏德迈抵重庆时，我们亦曾详谈今后世界局势。无奈当时美国将领都有个相同的看法，即急于要求苏联参加对日作战，以免战争旷日持久。至于战后的问题，他们似乎丝毫没有考虑到。但是在我看来，战后的困难将甚于战时百倍。如不未雨绸缪，届时必将捉襟见肘。论力量，论声望，美国实掌握了左右今后世界安危的枢纽，美国当局一着之差，便足以影响整个世界的和平。思维及此，我认为有尽我所见，向友邦当局贡献一点意见的必要。

因此在赫尔利和魏德迈莅华之后，雅尔塔会议开幕之前，我曾两度修致备忘录给赫、魏两君，希望他们能转致罗斯福总统和马歇尔元帅。

我的第一备忘录是在赫、魏两氏抵华后不久便送出的。修缮之前，我曾向蒋委员长提及此事。蒋先生说：“可以，可以，你就送去吧。”在这文件内，我特别提醒美国当局说，德国一旦投降，日本不久必然也跟着投降。但是，当时在渝的美国人都认为日本民族性强悍，笃信武士道精神，非战至最后，绝不轻言投降。美国军队若要攻占日本三岛，至少牺牲二三十万生命。其实这估计是大错而特错的。日本民族性恰如日本运动员的长途赛跑。当他看到失败已成定局，便不再跑下去，不像西方运动员，明知失败了，还要跑到终点。如今欧战已急转直下，同盟国应该计划如何应付日本的突然放下武器！我更强调说，从历史上看，战胜并不难，难的是处理战后问题。此次远东方面战后问题的焦点在我国东北。同盟国当局事先便应想到将来的东北问题，所以千万不必要求苏联参战。因为苏联眼见日本战败在即，不论吾人要求与否，它必然要来分一杯羹。故而中美两国应及早计划与苏联向东北这共同目标作进军竞赛，千万不可让苏联独占东北。

此备忘录发出不久，果然欧战急转直下，盟军正逐渐向柏林缩小包围圈，德国投降已是指顾间事。考虑到我国的东北问题，我便向赫、魏两君送出第二份备忘录，重新提醒华府当局千万不可与苏联在东北划分战区，我们应与苏联向同一目标竞赛。为准备此项竞赛工作，我提议，魏德迈与蒋先生商议在菲律宾设一中美合作训练机构。将我方准备接收东北的军政人员在菲律宾开班训练，与美国陆、海军密切配合。一旦日本支持不住而放下武器时，我方维持治安的部队和政治接收人员即可由美国海、空军迅速运往东北。我们至少须掌握南满地区，则苏军纵能进驻北满，亦无法与中共军队接触，中共如得不到苏联的物质援助，中共问题将不致引起中苏纠纷，而事态也就简单化了。我深愿美国统帅部郑重考虑此一问题。

这两件备忘录均由我口述大意，由秘书拟就中文稿，再由行营顾问石超庸和军委会少将参议余兆麒协同译成英文，分送赫尔利大使和魏德迈参谋长。孰知此两项文件发出之后，便石沉大海，毫无反响。约莫一年之后，德、日相继投降，苏联部队不费一弹占领东北，一切均如我所逆料。而美国当局的措施，则与我所建议的完全相反。差之毫厘，失之千里，铸成大错，不胜扼腕之至。我自思前两项备忘录，所言是何等详尽，而盟国当局竟丝毫不加考虑，令人不无懊丧。事后，我私自臆测，虽赫尔利大使曾当面恭维我，不只是个军事家，而且是个政治家，但华府当局或认为我不过是一战区指挥官，妄言世界大势，根本不值一顾。

战后，我国内战危机日深，魏德迈奉调回国，顺道到北平来看我。当他辞别时，我亲自从居仁堂送他出大门，边走边谈。魏氏忽然提到我的两项备忘录，说：“李将军，现在满洲情势的发展，你当初给我的那两项备忘录，皆不幸言中了！”

他这么一说，我才知道，原来他曾详细看过我的两项备忘录。但是他们为什么明知故犯，硬把东北造成那种不可收拾的局面呢？

第五十九章　八年抗战敌我优劣之检讨

一

1945年8月15日下午，各报忽然发出号外，日本已宣布无条件投降。全国顿时鼎沸，八年抗战至此已胜利结束，全国人民的喜悦，史无前例。汉中城乡此时也欢声震天，爆竹震耳欲聋。全城军民举行联合大游行，各机关、团体纷纷派代表前来行营道贺。各人心目中无不充满胜利还乡、前程似锦的美梦。但是我本人此时反觉落落寡欢，颇使踵门道贺的人感觉诧异。

其实此种心情一般人亦不难体会。因为像我这样身负国家重任、前后统兵逾百万人的高级将领，在胜利的爆竹声中，回顾前瞻，难免百感猬集。古人说：“一将功成万骨枯。”抗战八年，全国死难军民何止数千万，即在五战区内，牺牲亦不下数百万人。我们试一念及因抗战而招致家破人亡的同胞，以及为国族生存而在战场上慷慨捐躯的袍泽，他们所遗留的寡妇孤儿，如今皆嗷嗷待哺。与念及此，能不凄恻？

况且，抗战虽告胜利，前途荆棘正多，而中央当国者又私心自用，宵小横行。眼见内政、外交危机接踵而至，我人身当其冲，又将何以自处？凡斯种种思想皆与胜利一时俱来，构成极复杂的心境。

然今日回思，当时心情的悒郁，实非一时神经过敏，嗣后国事的发展，均在当时逆料之中。固知天下事的形成，皆非偶然。日人处心积虑要侵略中国，经营数十年，卒至一败涂地，蒙千年来未有的奇耻大辱，实罪有应得，自贻伊戚。

至于我国革命数十年，最后竟招致强邻入侵。抗战八年，幸获胜利，然不数年，大陆鼎沸，政权易手。此种事势的形成，初非国民党一朝一夕的错误有以致之，实在也是积弊太久、病入膏肓的必然现象。所以本章拟对八年抗战中敌我的得失，作一公平的检讨。

今先从敌人说起：

日本侵华战争的基本错误便是“企图征服中国”，这本身便是一个不可补救的错误。日本自明治维新以后，侵华一直是它的基本国策。此种国策的奠定，可能有两种因素：一是受西方帝国主义的影响。日本目击西方列强由于侵略弱小民族而致富强，所以它要踵起效尤。二是日本对中国的错觉。日本人一向把中国看成一个无可救药的古老国家，他们认为中国传统是重文轻武，是教育落后，统治者用愚民政策，以愚黔首，以致长期贫弱，不可与西化了的日本抗衡；再者，中国被国内的少数民族征服已不止一次，往者有蒙古，近者有满洲。满、蒙二族尚且能统治中国，况日本乎？殊不知日本这种想法是完全错误的。时至20世纪中叶，全球所有被压迫民族独立图存的风气已如火如荼。西方帝国主义且已日益式微，继起的日本焉能后来居上？所以日本开明之士说，日本侵略中国，无异吞下一颗定时炸弹。再者，日本认为中国是古老文化，不堪一击，殊不知日本的文化正是从中国传去的，最近才受西风东渐的影响而从事维新。中国也正以同样方式接受西方文化，民族意识逐日提高。不过中国幅员广大，人口众多，改革起来没有日本那样迅速有效罢了。焉可视为无反抗能力，而必定被人征服？

日本既以侵华为国策，田中义一并认为征服中国为征服世界的阶梯。但是日本究系岛国，民族眼光短视，胸襟狭隘，政治、军事领袖皆有志大才疏之弊，徒有成吉思汗的野心，而无成吉思汗的才能和魄力。因而他们侵华的方式，是蚕食而不是鲸吞。既已作了侵略者，又没勇气承认对华战事为“侵略”，却硬说是“事变”，而且这些“事变”的制造，又是毫无计划的盲目行动。例如沈阳“事变”是土肥原、板垣等少数中下级军官搞起来的。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事前竟不知其事。事后关东军司令部和日本政府只有追随少壮派军人之后，为其越轨行为作辩护。此实非文明国家应有的现象，然日人行之，不以为怪。

侵华战事既已发动，而日本人又没有气魄来大举称兵。等到中国民愤达到最高潮，以致“卢沟桥事变”无法收场，大规模用兵势在不免之时，日本又不愿倾全国之师来犯。只是在华北、华东用少数兵力与中国作战，到兵力不敷时，才逐次增兵，深入作战。这种“逐次增兵法”便犯了兵家大忌。中国地广人密，日军一个师团一个师团地开入中国，正如把酱油滴入水中，直至把一瓶酱油滴完，为水吸收于无形而后已。日本人便是这样一滴滴地，滴进了六七十个师团在中国大陆，但是还是泥腿深陷，坐以待毙。

所以日本既处心积虑要征服中国，就应乘欧洲多事之秋，一举把中国吞下。日本平时国防军有二十个师团，稍一动员便可递增至四五十个师团。如果卢沟桥战事发动前夕，日本便动员全国，首批派遣三十个师团同时分途进犯。用闪电战方式，主力由平汉、津浦两路南下，另以一路出西北，实行战略上大迂回，占领兰州，一举切断中苏的交通，并与沿陇海铁路西进的部队相呼应，夹攻陕西，占领西安，得陇望蜀，威胁成都。同时利用海道运输的便利，向长江、珠江两流域西进攻击，与其南下的主力军相呼应，使西南各省军队不能调至长江流域作战，则占领淞沪、南京、武汉、长沙等战略要地，即无异探囊取物。然后右路越秦岭占成都；中路上宜昌，穿三峡，入夔门，占重庆；左路经广西，向都匀，入贵阳。一举而占领中国各重要都市，将我方野战军主力摧毁，将零星游击队赶入山区，肢解我们整体抵抗的局面，陷全国于瘫痪状态，并非难事。到那时，我政府只有俯首听命。等到大势已去，纵使我们的极端主战派也只好钳口结舌。则以蒋、汪为首的反战派和三月亡国论者自将振振有词，率全国人民屈服于暴力之下了。然后，一俟德、意向外侵略，欧战发展到顶点时，日本即可挟中国的人力物力，向亚洲防卫力量薄弱的地区，进行狂风掳掠性的战争，则南进北进，均可游刃有余。如此，二次大战结束的面貌，恐将完全两样了。

日本的基本政略既已铸成大错，而其小规模局部战略运用的错误亦复如出一辙。卢沟桥事变后彼方乘我政府的不备，不宣而战，瞬息即击破我华北的驻军。如果乘胜跟踪穷追，使我政府无喘息的余暇，占领东西交通动脉的陇海路，进迫武汉、南京，截断长江运输，则京、沪不攻自破。日军有此天与的良机而不取，竟将其主力军投入四面崇山峻岭的山西，以致旷日持久，作茧自缚。虽用尽九牛二虎之力，前锋勉强一度进至黄河北岸，然而南望风陵渡，面对汹汹巨浪，何能飞渡？其后虽把主力军抽出，南下围攻徐州，西进攻占开封，企图席卷豫、皖产粮区域，却又被黄河决堤泛滥所阻。逼不得已，乃转循长江西侵。因两岸地形复杂，进展甚缓。到占领武汉，已成强弩之末，形成僵持的局面。中国历史上元、清两代入关，系由北方南下，以居高临下之势，自可事半而功倍。日本恃有海军的支援，违背传统战略的有利条件，改由海道溯江西上作仰攻。兵力又不敷分配，其失败固可预卜。

日本之所以在战争初期不这样做的道理，一则或许由于无深谋远虑的政治家以及气魄雄伟的战略家，他们相信我们不会长期抵抗，南京、武汉失守之后便要投降了。再则是他们本国之内可能亦有掣肘之处，军阀未能随心所欲。关于此点，研究日本问题的专家们当可提出极详尽的答案。但是，日本既然不能放手来侵略，则又何必搞此无结果的侵略呢？以上便是注定日本必败的两项重要因素。

至于日本军队的长处，那也确是说不尽的。日本陆军训练之精，和战斗力之强，可说举世罕有其匹。用兵行阵时，上至将官，下至士卒，俱按战术战斗原则作战，一丝不乱，令敌人不易有隙可乘。日本高级将领之中虽乏出色战略家，但是在基本原则上，绝少发生重大错误。日本将官，一般都身材矮小，其貌不扬，但其做事皆能脚踏实地，一丝不苟，令人生敬生畏。这些都是日本军人的长处。不过如果一个国家的大政方针的出发点已错，则小瑜不足以掩大瑕。何况“兵凶战危”，古有明训，不得已始一用之。日本凭了一点武士道精神，动辄以穷兵黩武相向，终于玩火自焚，岂不是理所当然吗？

二

我方部队亦有若干优点足以一述。第一，我们是以哀兵作战，为着保家卫国，与入侵强寇力拼。所以抗战初期，士气的悲壮实亘古所未有。语云：“一个拼命，万人难当。”何况我们全国奋起和敌人拼命？再者，在本土之内与深入的外族作战，实具备天时、地利、人和各种条件。同仇敌忾，到处得到人民帮助，随处可以补给，敌人的情形适得其反。故我军装备虽差，但是在交通不便的乡村，反可利用游击战来困扰敌人，不像敌人的机械化配备，一离开交通线便运用不灵。我军还有一最大优点便是吃苦耐劳，在任何恶劣条件下，都可继续作战。

但是我方除上述少数优点之外，其缺点亦复不少。例如官兵未受严格训练，军纪废弛，战斗力薄弱。因军队伤亡奇重，中央兵役司到处派员抓兵，闾阎骚然。新兵未经训练，即仓促开赴前线应战，无异驱羊以喂虎口。粮饷待遇既微，致士兵恒苦营养不良，骨瘦如柴。医生、药品均极缺乏，受伤患病官兵境遇之惨，有不忍言者。所以中日战前，日人视中国军队如无物，亦不为无因。

至于中央政府政治、军事措施的乖谬，更是数之不尽。若说“万方有罪，罪在朕躬”，则吾人首先便要自中央政府说起。

老实说，抗战前乃至抗战期中，我们的中央政府实在没有具备任何足以与外族作战的条件。

自北伐完成后，中央政府中，事实上是蒋先生一人当国。由于他蓄意排除异己，造成由他一人控制的党政军系统，因此引致内战频仍，兵连祸结。中央当局为政既不以德，则中国真正统一便永远不能完成，为应付这一错综复杂的政治局面，蒋先生在中央各部门，及其权力能到达的省份中，全是因人设事。不是用人唯才，励精图治，而是以政府名器作酬庸，来拉拢亲蒋人士。因而在中央能彻底控制的省份中，其行政效率与各项建设，反不若中央政令不能贯彻的各省。

桂、粤、晋、川、滇等省曾与中央有过对立或隔阂，姑且不论，即以与中央比较接近的鲁、湘二省为例，亦可见一斑。

山东省省主席韩复榘，系在冯玉祥的西北军中行伍出身，仅略识之无，政治观念的落后更不必言。所以韩氏为一省之长，可说是条件不够。再看湖南省省主席何键，原为唐生智所部第三十五军军长。为人圆滑，而不能任事，只因湘省介于粤、桂、黔之间，可作缓冲，故得久任主席。此人思想既旧，对政治尤属外行。然韩、何二人皆非中央系统中人，对中央仅作有限度的服从，平时与反抗中央的西南各省，信使往返甚密，凡国内有纷争，他二人的态度均甚模棱。因而中央对湘、鲁两省的省政甚少干涉，以致韩、何二人在抗战前一直做了八年的省主席。韩、何虽非理想的行政人才，但是因省政安定，人事无甚更动，党政军之间颇少摩擦，因而湘、鲁两省的治安亦差强人意，省内政治、经济设施，八年以降多有可观。因中国积弱太久，当政者不论贤与不肖，只要给以机会，他们总会为国家、人民做点建设事业。所谓“积跬步可以致千里”，只要有意前进，速度虽慢，犹胜于一曝十寒。

反看对中央政令贯彻最力的豫、鄂、皖、赣等省便不然了。湖北自1929年到抗战开始，七年之间竟五易主席（计有夏斗寅、何成濬、杨永泰、张群、黄绍竑）。湖北可说是我国各省中先天条件最好的省份之一，交通辐辏，物产丰饶。这五位省主席中，除夏斗寅外，都可说是当时政坛上第一流的人物，为蒋先生所倚重。但是七年之内，湖北省内可说是贪污成风，建设毫无，军队云集，成为国内最糟省份之一。抗战以前，鄂东、鄂北是武汉两道门户，甚至连一条公路都没有，其他建设也就可想而知了。

至于治安，则更不必说了。鄂东的豫鄂皖边区早成为共产党张国焘和徐向前的天下，鄂西则为贺龙、萧克所盘踞。滋长茁大，卒成中央政府的心腹大患，而中央与鄂省当局均束手无策，莫可奈何。

鄂省地方行政的糟乱与贪污的盛行，战前实鲜有其匹。但是这并不是偶然的现象。主要的原因是由于省政的不安定。我国政治迄未走上法治的正轨，因而形成一朝天子一朝臣的局面。省政首长一更动，则厅长、处长、行政专员、县长全盘更动，甚至事务人员也都彻头彻尾换掉。故一省首长如频频调换，则全省上下公务人员，人人皆存五日京兆之心。一有机会，便大捞一笔，愈速愈妙，以免错过。从政人员志在贪污，则省政便不可复问了。

湖北如此，安徽、江西、河南等省亦莫不如此。抗战前七年之内，安徽六易省主席，政治情况之糟亦与湖北相埒。蒋先生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最大的原因是他不把国事当事做，而把政府职位作酬庸，以市私恩。这样，国家政治岂有不糟之理呢？此外，如张群、何成濬等人，都是蒋先生朝夕咨询的智囊，他们虽当了省主席，却经常不在省府办公，“主席”只是挂名而已。省政由人代拆代行，为代理人的，当然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了。所以蒋先生统治下的“中央集权制”，事实上是“包而不办制”。如果他肯放手让地方当局去从事兴革，国家反而容易搞好了。

再者，蒋先生对地方政府的驾驭，一向是采用“分化统治”的方式。故意使一省内的党、政、军互相对立，不时倾轧，以免一省首长的权力太大，不易控制。所以湖北七年内的五个省主席中，虽然有四个是职业军人，但是他们对驻军却无丝毫监督和调动之权。加以中央的“剿共”政策原来是借共军力量来消灭“杂牌军”，所谓“中央军”的主要任务为监视“杂牌军”，是对付自己人的，不是防御共军的。因而一旦与共军作战，各军皆避实就虚，保存实力。

我们试一翻阅地图，便知共产党当年的根据地多在赣、鄂、豫、皖四省，而该四省正是中央权力彻底到达之区。号称共产党老家的湘、粤两省，中共反无法立足，甚至在省当局统治能力最薄弱的山东、四川、贵州、云南等省，中共也无法渗透。孰为为之，孰令致之，我们稍一思考，便不难获得。

加以蒋先生为巩固其独裁政权，竟不择手段豢养特务，鱼肉人民。知识分子偶有批评蒋先生的，辄遭迫害。其属下文武官员也每因私怨而被借端枪毙，或因受疑忌而惨遭毒手。其他暴政，罄竹难书。例如暗杀学者杨杏佛、《申报》主笔史量才、湖北省省主席杨永泰、前直鲁督办张宗昌、前五省联军总司令孙传芳、前抗日救国军军长吉鸿昌、外交界元老唐绍仪、“七君子”之一的李公朴、西南联大教授闻一多及前陆军大学副校长杨杰；捕杀第三党领袖邓演达、第十三军军长赖世璜、第十军军长王天培。又如用绑匪手段劫持民社党领袖张君劢，拘禁立法院院长胡汉民及广东省省主席李济深；逮捕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等爱国“七君子”，及重庆大学教授马寅初等。至于被屠杀的农工群众与青年学生，尤不知凡几。更勾结江浙买办阶级，滥发公债以营利，操纵金融以自肥。结纳帮会和各种黑社会头目，公然贩卖烟土，制造毒品，贻害中外。因之，金融市场悉为官僚资本所垄断，皇亲国戚，权倾中外。上行下效，贪污之风弥漫全国。

中央政府既然如此，则我们对外抗战时政治上的艰难也就可想象了。

三

我国军事上的糟乱也不在政治之下。抗战开始时，全国军队不下数百万人，但是五花八门，杂乱不堪。就历史系统来说，有所谓中央军、东北军、西北军、山西军、粤军、桂军、川军、滇军及其他各省地方军。就训练方面来说，各军训练方法极不一致。就装备来说，中国军队可说是全世界各种武器的陈列所，德、日、苏、意、英、美、法、捷克等一应俱全，国内的汉阳、金陵、巩县、沈阳、太原等兵工厂出品也各不同，故军队的配备，因军而异。就地域来说，有北方军人，有南方军人，其生活习惯和作战的适应性也各各不同。就征募方式来说，广西是征兵，中央及其他各省是募兵，也有征募并行的。就思想来说，“三民主义”之外，还有一支信仰马列主义的第八路军。这些军队的性能可说完全不同，战斗力的强弱也极悬殊。

不过在抗战初期，由于民族意识浓厚和对敌人的极端憎恨，所以数百万人敌忾同仇之心却完全是一致的。大家一致服从中央，全力抗战。中央当局此时如能去其一贯的褊狭心理，大公无私，一视同仁，视各部队的作战能力善予运用，则经过八年的抗战，这数百万人确可熔于一炉，变成一德一心的国家军队，无奈中央当局始终不能开诚相见，无法达成理想。

第一件令人不服的事，便是硬把全国军队分成“中央系”和所谓“杂牌”。在武器、弹药、被服、粮饷各方面，中央军得到无限制的补充，杂牌军则被克扣。前章已说过，如中央对付庞炳勋，当各军都在扩充之时，庞军独奉命裁去一团。又如川军开到徐州，我竭力请求补充，中央破例补充了每军步枪二百五十支。这真是“杯水车薪”，何济于事？因而在大敌当前之时，并肩作战的友军，有的食丰履厚，武器精良，气焰凌人，有的却面有饥色，器械窳劣。要他们同样出死力而无怨尤，又岂可得呢？

由这种歧视所产生的恶果，则更是历数不尽。就以“中央军”而言，上上下下都是具有“通天”本领的“天子门生”。大家唯领袖之命是从，将帅不和，上下倾轧，作战能力自然无法提高。但是犯起法来，大家都是黄埔同学，又官官相卫，蒙蔽最高当局。兹举一实例：1941年，五战区第十补充兵训练处第二团团长何中明（黄埔四期毕业），其团部驻老河口南三十里的仙人渡，曾将病兵三十余人衣服剥光活埋致死。何的同事见此事太残酷，乃据情报告长官部。我便派军法官及有关人员前往查办，并掘坟检视，情形确实，惨不忍睹。因将何中明扣留，交军法处审讯属实，判处死刑。本拟就地枪决，以申国法。不意中央当局闻讯，电令押解重庆军法总监部，旋即释放。因军法总监部内高级人员多系黄埔毕业生，狼狈为奸，尽管何中明罪无可逭，也可逍遥法外。

可是蒋先生却最喜欢人家恭维黄埔毕业生是如何如何地好，杂牌部队是如何如何地不好。而他的左右又都是善于阿谀的人，于是蒋先生朝夕所听到的批评和看到的特务密告，都正如他所想象的。因而成见愈深，欲消灭“杂牌”部队之心也愈切。

此种情形发展到抗战末期尤糟不可言。有些“杂牌”部队因久无补充，部队长官不得已向蒋委员长面诉衷曲，委员长表面上故作矜恤，温语有加，亲下手令，嘱兵站补充；然后视部队的系统，亲自电话或令侍从室主任吩咐，照手令上的数目拨给，或者打个折扣。若无电话预先交代，军政部的兵站就以库存已尽来搪塞。于是，有些部队长官探知个中内幕情形，为保存部队实力，免被淘汰失业计，乃勾结侍从室和兵站官员，实行贿赂，则武器弹药又可源源而来。军队为国捐躯，武器损失，弹药消耗在所难免，尚需向上级机关官员行贿才可得到补充，实为千古未有的怪现象。

当我在老河口的最后两年，有一新编师奉调受五战区节制。师长王认曲为黄埔第一期毕业生，深通此道。那时第二十九集团军总司令王缵绪得了委员长亲批手令，仍得不到补充，而王师长后来才得到手令，却领到了。王鸿韶参谋长便问王师长理由何在。王微笑告王鸿韶说：“其中有窍门！”王鸿韶追问其“窍门”何在。王说，他奉批得新枪一千支，他决定卖掉二百支，就以这笔款项向经管仓库人员行贿，如此他尚可实得八百支，比王缵绪一支也得不到强多了。

后来，傅作义也告诉我一件故事。某次傅奉委员长亲批弹械一批，可是傅在西安的办事处主任却无法领到。西安仓库主任老实不客气地告诉傅的办事处主任说，要领武器，一定要出钱。该办事处主任便发电向傅请示。傅说，钱当然付，不过可否请该仓库主任给一收据。那仓库主任利令智昏，竟真的给傅的办事处写了一张收据。傅有证据在握，乃立刻告到委员长那里。果然，委员长一怒之下，把这位仓库主任撤职了。可是不久之后，他却又当了另一仓库的主任。这种贿赂公行的局面，便是我们抗战末期军事行政的特色。

至于杂牌军部队本身呢，在这种无法无天的局面之下，也就竭力自救。他们都知道中央当局欲利用对日抗战来消灭他们，平时克扣粮饷，战时不予补充，等他们消耗得差不多了，便将他们遣散或改编归并其他部队，空出的番号，便可以“嫡系”补充了。

所谓杂牌部队，其中是分等级的。例如我们广西部队，虽然自北伐以来，我们实在是国民革命军的正统，但是在蒋先生的心目中，我们也是“杂牌”。不过由于抗战初期五战区的辉煌战果，使中央不得不另眼相看。再者，我国谚语说“朝中有人好做官”，我们在朝中有白崇禧任副总参谋长，嗣兼军训部部长，在外有我本人任战区司令长官，所以广西部队总算是承蒙中央优礼有加了。

至于其他部队，如福建绥靖主任陈仪的部队，虽然也是“杂牌”，但是陈仪毕竟是浙江人，蒋先生的同乡，所以也多少受到些优待。最惨的，要算是那毫无背景的孤魂野鬼，例如庞炳勋、高树勋、孙殿英一干人了，其次则为冯玉祥统驭过的西北军、张学良统驭过的东北军、陈济棠统驭过的粤军、唐生智统驭过的湘军，以及川、滇、黔、陕、甘等省的军队。中央是蓄意要消灭他们的。粮饷既缺，中央还派了大批黄埔生去作他们的高级参谋和副军长。这些人事实上都是蒋先生的耳目，对部队的一言一行，有时甚至无中生有，都报告到蒋先生那里去。平时在部队中作威作福，目无余子。

须知我国将领都是除掉带兵打仗之外，一无所长的职业军人，军队便是他们的家。我国既没有良好的退休制度，他们一旦脱离部队便无法生存。中央既用种种方法去消灭他们，他们也就用种种方法自救图存。平时在前线，一怕敌人攻击，二怕被友军的中央军缴械。在这种情况之下，图存之不暇，哪里有心思去抗战呢？狡猾一点的，便用重金到中央去拉关系。例如徐源泉便一意投靠何成濬，再利用何成濬去疏通侍从室。侍从室路线打通了，以后凡有不利于徐源泉的报告都一概被扣压下来，留中不报。徐军因此便可得到补充，然后利用此补充款项的一部去作活动经费，因而形成了一个贪污和行贿的大循环。

关于我国政治、军事上的各项缺点，我在南京、武汉、重庆曾不断地向蒋先生坦白进言，请求改正。我说：“这些事，别人不敢对你说，只有我敢向你说，希望你采纳。”无奈我言之谆谆，他听之藐藐，哼了几声便算了。这也可说中央政府的命运是活该走下坡路吧！

四

我国抗战的战略错误亦多。从基本原则上说，我们对一个优势敌国侵略的战争，应该是长期的消耗战，直到把敌人拖垮为止，绝不与敌人争一城一地的得失，自丧元气，消耗主力。所以抗战一开始，我们断不可把全国军队的精华集中在京、沪、杭三角地带，任敌方海、陆、空军尽量发挥其优越性能。蒋先生当时作这决定的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第一是由于他不知兵法，而好意气用事。因蒋的本性是绝对亲日的，但目睹失地千里，日本仍不满足，使他面子上无以自处，实在气愤不过，所以不顾一切，和它一拼再说。这是个绝大的错误。因为做统帅的人，甚至独当一面的指挥官，一定要冷静，千万不可使气。一时冲动，往往正落入敌人奸计之中。第二，可能是他的策略。蒋先生本不愿全面抗战，他认为能把上海牢守几个月，西方列强可能出来斡旋，战事亦可乘此收场，如“一·二八”淞沪之战一般。这一想法显然也是错误的。

敌人来势汹汹，不打到武汉不会轻易言和。要和，也必然是城下之盟，我们除亡国之外别无他途可循。再者，西方列强此时已弱点毕露，欧洲局势岌岌可危，英法自顾不暇，哪有余力东顾？当“九一八”之时，希特勒还未上台，国联尚且无力制裁日本，何况此时呢？

死守南京，又铸下第二大错。沪上兵败之后，我后方尚有数师精锐部队未参与战斗。此时如索性把大兵向大江南北一撤，将南京正面让开，敌人深入之后，再相机自南北两方夹击，京、沪敌人亦难安枕。我元气未丧尽，则敌人此后北上徐州，西窥武汉，顾虑皆多。当时白崇禧和我以及德国顾问都反对守南京。无奈委员长认为南京系国府及国父陵寝所在，不守在面子上过不去，更兼唐生智别有用心，随声附和，乃决定死守南京这战略上的死地。孰知我军新败之余，士气已沮。敌军迫近我首都，争夺首功，士气正盛，相形之下，优劣悬殊。不数日，南京便为敌军所夺。我大军十余万简直被无故糟蹋掉了，岂不可惜！

南京失守后，敌人次一目标必然是津浦线。但是此时津浦线简直无兵可调，优势敌人本可一举打通津浦线。若非敌军太骄妄粗心和我五战区将士沉着应战，则战事早已不堪设想。所幸我们能运用内线作战的便利，在津浦路上和敌人纠缠了半年，使它无法西窥武汉，抗战局势才转危为安。

1938年武汉保卫战时，我方战略再度发生错误。当我从徐州退到豫南、鄂东时，敌人正由南京沿江西上。我那时在战略会议上，便主张以一部分兵力在鄂东阻止敌人西进，而以主力自豫南出皖西，循六安、舒城、怀宁一线，配合大别山内的廖磊集团军，主动出击，以攻为守，夹击侵入鄂东的敌人。我的建议未被蒋先生接受，他主张陈重兵于鄂东，于豫南一带作纵深配备，构筑工事，以逸待劳。这“挨打战略”实是一项错误。因为鄂东地形复杂，敌我大兵团均不易展开作战，陈重兵于此，实无用武之地。而自六安以西直达信阳，一坦平原，无险可守，此路有失，则鄂东之兵将不战自退。其后敌人果由六安西进，各个击破我重叠配备防线，侵占信阳。至此，鄂东和武汉守军不能不仓促撤退，一切如我所料。以上是我所亲自参与，虽然一再进言而不为蒋先生所采纳的三项战略错误。至于其他的错误，这里也就不必多赘了。

到抗战末期，中央以配合美国在印度的基地为名，抽调四五十个师集中滇、缅边境，声言打通滇缅路，夺取仰光海口，以便接运美国作战物资。这也是一项极大的错误。当时我曾建议，舍近求远，天时地利人和于我都极不利，故与其劳师出国远征，不如集重兵于南宁、贵县一带（广西当时已无敌军）向广州湾进攻，开辟一个出海口，与太平洋上的盟军相呼应。我的理由很简单，敌人的兵力自三岛本土向外延伸，直到缅甸，正如一条长蛇，蜿蜒在亚洲大陆边缘。我们打蛇应该采取腰斩的方式，不应专门打头或打尾。吾人如在缅甸与敌人力拼，敌势不支则慢慢向东收缩，愈缩则兵力愈集中，抵抗力愈强，而我方困难也愈多。当时如果我们以入缅的兵力向广州湾出击，必可打通广州湾出海口，如此则可与循菲律宾一线北上的美国海、空军相呼应。日本在支那半岛以及南洋一带和其本土的交通顿受威胁，则缅甸日军将不战自溃。我提出此一战略主张的另一用意，便是看到日本有突然投降的可能。日本投降时，我国如有个出海口，则四五十万大军便可利用日本投降的船舶迅速开往东北与华北，则战后问题便简单多了。

但是我的战略主张也未被重视。我们足足有四五十万最精锐的部队被困于滇西、缅北的崇山峻岭地带。日本突然投降后，这些部队才慢慢开回昆明，等到开到北方，已是三四个月之后，华北、东北已局势全非。我们不特未能抢先一步，等到共产党已打下基础，我们再去逐步打通交通线，则为时已晚了。殊不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不久，中央即密令杜聿明围攻昆明五华山，龙云被迫应战，我才恍然大悟，原来蒋先生之所谓打通滇缅路，其用意实在此不在彼。

整个战略之外，抗战时我方指挥系统的毛病亦多。最重大的一个缺点便是蒋先生越级亲自指挥。前已一再提及，蒋先生既不长于将兵，亦不长于将将。但是他却喜欢坐在统帅部里，直接以电话指挥前方作战。抗战时，他常常直接指挥最前线的师长，抗战后对共军作战，他竟然连团长也指挥起来。他指挥的方法是直接挂电话，或直接打电报，故战区司令长官甚至集团军总司令和军长都不知其事。有时一军一师忽然离开防地，而前线最高指挥官还不知其事。但是蒋先生的判断既不正确，主张又不坚定。往往军队调到一半，他忽然又改变了主意，益发使前线紊乱。蒋先生之所以要这样做，实在是因为他未作过中下级军官，无战场上的实际经验，只是坐在高级指挥部里，全凭一时心血来潮，揣测行事，指挥系统就乱了。

凡是中央系的将领都知道蒋先生这项毛病。他们知道奉行蒋先生的命令，往往要吃败仗，但是如不听他的命令，出了乱子，便更不得了。所以大家索性自己不出主意，让委员长直接指挥，吃了败仗由最高统帅自己负责，大家落得没有责任。将领如果是这样的庸才，当然不能打胜仗，而蒋先生却偏偏喜欢这样的人。

抗战初期，战场上表现最坏的要算是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刘峙。刘氏在河北溃败时，曾受到撤职查办的处分。但是不久，蒋先生又重用刘峙。据说，某次蒋夫人曾向委员长进言说：“外边闲话很多，刘峙恐怕不能再指挥作战吧？”

蒋先生说：“刘峙指挥作战是不行，但是哪个人有刘峙那样绝对服从？”结果还是用了。蒋先生所喜欢的便是像刘峙那样“绝对服从”、自己毫无主张的庸才，因此，国军战绩也就不易表现了。

长沙三次会战时，薛岳本打得很好，不料在作战正紧张时，蒋先生一个电话把军队调乱，薛岳一时无法补救，被打得踉跄大败，失了长沙。薛伯陵一气，不听统帅部撤往湘西的命令，竟把部队撤到江西去了。后来薛岳几乎为此受处罚呢！有人问薛岳为何要到江西去，薛说：“跑远一点，他（指委员长）电话便打不通了！”这是抗战期间，高级将领尽人皆知的趣事。

不过话又说回来，终我六年之任，委员长从未直接指挥过我五战区的部队。我原知道蒋先生有这项脾气，所以当1937年10月蒋先生任我为五战区司令长官时，我便笑着向他说：“委员长，我很感激你这样看重我，使我负这样重要的职务。不过古代战略家说：‘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我希望你不要打电话直接指挥五战区的部队啊！”

蒋先生也笑笑说：“五战区我不打电话，对你我放心得过，放心得过。”他果然能守此诺言，始终未打过电话。我在徐州时，蒋先生曾为别的事和我通过两次电话。他那口宁波腔，当面谈话还可勉强懂得，在长途电话里，我就有一大半不懂了。我听得很吃力，蒋先生也觉得很苦，以后他连这类电话也少打了。老实说，我在五战区能打几次小胜仗，未受委员长直接指挥亦不无关系。

第八编　从全盘胜利到彻底溃败

第六十章　胜利接收铸成大错

我国抗战八年，人民死伤数千万，全国精华地区沦陷殆尽，然终将敌人驱出国土，失地全收，实开中华五千年历史上未有的奇局。孰意胜利不及四年，我国民政府竟被共产党逐出大陆，数百万军队一败涂地，实在也是亘古以来鲜有的怪事。

然今日推原究本，固知中共之所以能席卷大陆，并非一朝一夕之所致。其中因素，一言难尽。不过就最重要的近因来说，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对收复地区，有关军事、政治、经济接收中所铸成的大错，实是促成中共胜利的主因。今且就军事来说。

犹忆1944年春天，蒋先生因事到汉中视察，我便乘机向其建议说，抗战胜利只是时间问题，我们现在便要考虑到战后的接收问题。我认为胜利后，苏联和中国共产党将变成我们最头痛的难题。对付苏联，我的建议正如我给魏德迈和赫尔利的备忘录上所说的，应准备与苏联向东北作进军竞赛，并隔离中共和苏联的陆地交通和直接接触。

至于与对付中共有密切关系的对日军“受降”问题，我更向蒋先生提出具体的主张。我认为敌人一旦宣布投降，我统帅部应立即命令各地日、伪军就地待命，维持当地治安和交通，以待我接收部队的到达。第二，关于我军向收复区的开拔，我主张用“后浪推前浪”方式，以求快捷。在胜利已露端倪时，政府应尽量将驻于江南的大军，向江北推进。因为长江以南经八年抗战，大军云集，地方安堵如恒，中共渗透力量也微。但在黄河流域则完全相反，因北方沦陷的时间较久，日军后方的兵力单薄，只能维持主要交通线，至于广大平原和山岳地区，大都为中共所占领并建立根据地。我政府对此问题亟应早为筹划，作适当的军事部署。等到胜利的爆竹一响，我大军便一浪继一浪向北方推进。如原驻河南、安徽和苏北的国军，即向山东、河北前进，原驻山西、宁夏、绥远的，则向察哈尔前进。各该军所遗防地，则由后方部队递补。如此不出一月，华北所有重镇及津浦、平汉交通线皆为我大军所有，然后再令日军集结，就地解除武装。

至于各地区的受降和接收，应责成专人负责，有条有理地进行。我尤其指出东北为最重要地区，负责接收的人，尤应慎重遴选。

蒋先生问我说：“你看接收东北谁最适当呢？”

我稍一思索，便说：“我看黄绍竑还可以。”

我之所以推荐黄季宽，实出于数种考虑。第一，我认为战后东北问题最为棘手，主持其事者，必须有眼光，有魄力，勇于负责，必要时敢于便宜行事。而蒋先生夹袋中人物之可以外调的，如陈诚、顾祝同、蒋鼎文、刘峙、张治中、张群等人，在蒋先生极权之下，磨炼已久，事事听候蒋先生手令，丝毫不敢独断独行，已完全失去主动的、勇于负责的精神，断难应付战后东北错综复杂的局面。第二，我考虑到蒋先生的疑忌。我如提名白崇禧，则多疑的蒋先生必以为我徇私。加以战后的白崇禧，恐也不能离开中央，而黄绍竑则不然。他在1930年已和我疏远，而投入蒋氏幕中，颇为蒋先生所倚重。同时，季宽也确有此应变之才，可以处理东北的复杂问题。至于东北耆老莫德惠、抗日英雄马占山，以及尚在监禁中的张学良等，中央若能逾格录用，在号召力方面而言，自可事半而功倍。可是我深知蒋先生对东北人特别忌恨，故未敢提供参考，以免触其愤怒。谁知蒋先生听了我的话，不置可否，“哼”了一声，便结束了我们关于这一方面的谈话。

我当时的建议，实完全是为战后大局着想，绝无个人私意存乎其间。孰知蒋氏多疑，他在抗战胜利之后，对于我的建议，一句未予采纳，甚或反其道而行。

战事刚结束，我统帅部立即命令日本驻华司令官冈村宁次，将日军向数点集中，听候缴械。例如长江以北敌人便奉命于短期内集中于郑州、洛阳、开封、徐州、蚌埠、石家庄、济南、北平等重镇。而日军集中后所遗留的若干战略据点和各交通线的防务，我军却未能即时一一接防。因而原在敌后活动的共产党游击队，遂毫无顾忌，乘机大肆发展，组织人民，加以掌握。以故原来通行无阻的津浦、平汉等线，胜利后顿时交通断绝，无法恢复，直至大陆易手而后已。

当中央作此决定时，我便一再向何应钦警告，要他千万不可操之过急，草率从事。但是何说，奉蒋委员长面谕，如今抗战胜利，如不将敌人迅速集中缴械，将有损国家威信。谁知后患即由此造成。

至于向收复地区进军，中央也没采纳我“后浪推前浪”的办法。主要的原因是，全副美式配备的嫡系中央军共四五十个师，此时尚集中于滇西、缅北一带。如以后浪推前浪方式向华北前进，则原在安徽、河南一带的非嫡系部队将先入华北，甚或东北，这在私心自用的蒋先生看来，显然是对他不利的。所以他只要原驻鄂北、豫西的刘峙部队和原驻皖西大别山的李品仙部队，分头开进陇海线上的郑州和徐州受降接收，接收后即不得再向北方推进。至于华北、东北的接收，却要等留在滇、缅一带的部队调去办理。但是四五十个师的大军要自西南山区开往华北，谈何容易。大军尚仆仆在途，东北、华北的版图大半已再度变色了。

政府在军事接收上的另一重大错误，便是毫无程序，纯以私心为出发点的军队整编。前已一再叙及，蒋先生自北伐以来，便一心一意要造成清一色黄埔系部队。他利用内战、外战一切机会来消灭非嫡系部队。这种作风在对日抗战时，更变本加厉。

据说，胜利将届的前夕，蒋先生向参谋总长兼军政部部长何应钦索阅全国军队番号清册。见非黄埔系的番号尚有百数十师之多，蒋先生顿感不悦，说：“打了八年，还有这许多番号？”他的意思当然是怪何应钦太姑息了，为什么不借对日抗战，把这些杂牌部队消灭呢？蒋先生这一怒，却给了善于揣摩人主意旨的陈诚一个机会。陈氏便向蒋先生攻击何应钦，并自炫其能，认为如果陈某在其位，谋其政，杂牌部队早就消灭完了。因而抗战刚胜利，蒋先生便将何应钦调离军政部，专任陆军总司令，而以陈诚继掌军政部。

陈诚就任军政部部长后的第一项重要命令，便是将收复区的伪军及抗战有功的游击队一律解散。解散的方式，也像日军缴械一般，由中央指定各部队集中地点，然后向前来接收的中央军接洽，听候处置。而伪军和游击队的原有防地，却无军队接防，于是，共军又“乘虚而入”了。这些部队开到指定地点，而他们所奉命要接洽的中央军有些还远在滇、缅一带。这些部队长官久候无着落，又奉严令，不准就地筹借给养。因而，老实的将领便将部队解散归农，凄怆情形，难以言状，狡黠的便另打主意，投向中共效力了。在这种不近人情、鲁莽灭裂的办法下，失业军官动以千计，以致后来在南京闹出失业军官“哭陵”的活剧。而向共军投奔的，更不计其数。我当时目击陈诚这样无理蛮干，便引为绝大的隐忧。我得机总劝告陈诚说：“辞修兄，你这种干法是替共产党凑本钱啊！”

陈诚却自负地说：“他们要到共产党那里去，我求之不得，正可一锅煮掉！”

记得战后，我在南京、北平不知向他讲过多少次，他总是如此回答。我说：“我们战前剿共剿了那么多年，还没剿掉，现在怎能一锅煮掉呢？”

陈诚说：“那时是因为我们空军无力量！”

陈诚此时实在太自信了，绝不把共产党看成一个威胁。因而他的主要目标，不是在应付日益壮大的共产党，而是处心积虑地消灭内部异己。这种企图又使他想出一个新花样，就是所谓“混编”的计划。

前已说过，我国军队历来都有其特殊的系统，将专其兵。这种传统的坏处是容易造成门户之见，好处是将官知人善用，指挥起来可以如臂使指。当然，这传统未始不可打破，但是要国家承平，中央当局大公无私，汰弱留强，才可逐渐消灭门户之见。可是陈诚的“混编”，目的在排除异己，培植私人势力。所谓“混编”，便是将各集团军中的军、师、团等单位对调，其用意即在将“杂牌军”化整为零，以便吞并消灭的一种阴险手段。这样一“混”，原先本甚单纯的军事系统，反而弄得庞杂了，指挥不易，士气消沉，战斗力也因此丧失。似此鲁莽灭裂的干法，当时纵是“嫡系”部队，也被搅得上下骚然。

陈氏更利用不同方法，褫人兵柄，制造混乱。例如抗战胜利后，中央要找一北方人去接收河北省，因而委孙连仲为河北省政府主席，嘱其由鄂西的恩施往北平受降，但是却不许他带已指挥十余年的子弟兵——第三十一军——前往接收，而将该军调给胡宗南指挥，再由胡部调胡博翰军随孙北上，连仲指挥起来，自然就不容易了。

陈诚借整编、混编为名，又处处培植他的私人势力。例如抗战胜利后，陈诚把各战区的通讯兵团次第整编撤销。白崇禧于战后赴洛阳、郑州视察，发现通讯兵团的电台被撤销，无法与各地联络。值此复员紧张之际，如何能没有通讯机关呢？白氏不禁大发雷霆。事实上，陈氏并不是取消通讯系统，而是暂时撤销，借以遣散一部分人员。到重建时，便可安插新人，而这一批新人，难免就是陈诚的十八军老干部了。

诸如此类的故事，在胜利后真是罄竹难书。这些尚是就纯军事观点立论，至于政治和经济上接收的糟乱，尤不胜枚举。例如对伪币币值规定太低，即其一例。刚胜利时，沦陷区中伪币的实值与自由区中的法币，相差原不太大，而政府规定伪币与法币的兑换率为二百比一。以致一纸命令之下，收复区许多人民顿成赤贫了，而携来大批法币的接收人员则立成暴富。政府在收复地区的失尽人心，莫此为甚。

国家在大兵之后，疮痍满目，哀鸿遍野，而当国者却如此以国事逞私欲，国民党政权如不瓦解，真是无天理了！

第六十一章　上不沾天、下不着地的北平行辕

一

抗战胜利的消息一出，中央便任命我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北平行营主任。该机构于1946年9月1日改称国民政府主席北平行辕，其组织与人事除增加一调查处，处长由中央直接委派之外，余均照旧。

按中央所颁组织章程，北平行营直辖两个战区（第十一、第十二），包括五省（河北、山东、察哈尔、绥远、热河）三市（北平、天津、青岛）。辖区内一切军、政、党的设施俱得听行营主任的命令行事，我的权力不可谓不大。按理应可大有作为，替国家人民服务，可是我接到命令之后却忧心忡忡。

在抗战胜利前两年我便唤醒中央注意，认为“战争在华南，问题在华北”。如今抗战胜利，华北的情形最复杂，是战后问题焦点所在，我担任华北军政最高长官，职责是何等重大。如果中央能按照规章，授我实权，以我数十年统兵和从政的经验，以及鞠躬尽瘁的决心，自信可以澄清华北，辅翼中央而复兴中国。

但是以我和蒋先生相处数十年的经验所得，我深知蒋先生绝不会信任我而授我以实权。他要把我捧得高高在上，负华北全局安危之责，而无丝毫调兵遣将、控驭下属之权。主官无权，政出多门，则治丝愈棼，华北前途必不堪设想。但我又未便向蒋先生诉苦，因为说穿了反而启其疑窦，于事无补。所以在奉命之日，心情上实感无限沉重。既辞谢不得，只有尽我所能。

北平行营是一个兼管军事、政治的机构，建制上设有秘书长一职，我汉中行营幕僚中尚无适当人选足充此任。最后我便报请西北大学教授萧一山君担任此职。我与萧君在汉中才初次相识。斯时萧君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西北大学（在汉中城固县）法学院院长，凡有重要集会，他都被邀参加。一次在汉中军分校毕业典礼上经人介绍相识，遂一见如故。嗣后他曾来行营和我长谈竟夕，颇为投契。因此当我需要遴选一位秘书长时便想到了萧君。且因他久负才名，与全国教育界人士极为熟悉，北平为我国文化荟萃的中心，如得萧君为佐，实最理想。起初，萧君对此颇为踌躇，因他与蒋先生也很熟，蒋先生且曾数度请他入中枢任职，皆因政治主张格格不入而婉谢。这位一向遁迹高蹈、薄中央之官而不为的学者，一旦与所谓“桂系”接近，岂不惹蒋先生的不快？经我一再解释，他才有屈就之意。再者，一山尚有住宅书籍在平，八年战火之余，亟待整理。抗战结束之初，交通困难万状，他要立刻飞平殊非易事，如就任北平行营秘书长，则可返北平于旦夕之间。经数度考虑，他终于接受了我的邀请。以后我们便成为终身的朋友。

筹备稍有眉目，9月初遂遣梁参谋处长率职员十余人自汉中飞平，9月20日萧秘书长一山，王参谋长鸿韶也飞往布置北平行营成立事宜。时接收平、津的负责人为第十一战区司令长官兼河北省省主席孙连仲。前已说过，孙的基本部队早为中央割裂，他现奉命指挥高树勋、马法五、胡博翰三军循平汉路北上，连仲本人则在新乡督师。不过他由参谋长吕文贞率领的前进指挥所则早已入驻北平。中央各部会以及戴笠的特务系统也已在北平成立机构，分头接收。

10月26日我本人率领副参谋长甘沛泽、主任秘书黄雪邨等专机飞平。北平市民听说我将于是日到达，竟全城轰动，从机场到城内夹道欢迎的数十万人，欢声震天，令人感动。因华北同胞为敌伪压迫八年之久，今一朝重获自由，对政府派来坐镇华北的最高军政长官的热烈欢迎，实是出于至诚。

行营办公地址设在中南海故宫居仁堂，屋宇华丽宽敞，非汉中所能比于万一。不过北平行营名义上虽为华北军政最高官署，委员长也曾电令中央在华北接收的各级机关要听行营主任的命令行事，事实上，这命令只是敷衍我面子的虚文。各机关仍是直接听命于他们中央主管官署的命令，与行营风马牛不相及，行营也根本管不着他们。尤其是负责在华北肃奸的特务人员，他们自称“见官大三级”，哪里会听我的命令。甚至空军人员在北平也成特权阶级，乱事接收，趾高气扬，不可一世。

当时在北平的所谓“接收”，确如民间报纸所讥讽的，实在是“劫收”。这批接收人员吃尽了抗战八年之苦，一旦飞入纸醉金迷的平津地区，直如饿虎扑羊，贪赃枉法的程度简直骇人听闻。他们金钱到手，便穷奢极欲，大肆挥霍，把一个民风原极淳朴的故都，旦夕之间便变成罪恶的渊薮。中央对于接收职权的划分也无明确规定，各机关择肥而噬。有时一个部门有几个机关同时派员接收，以致分赃不均，大家拔刀相见。无法解决时，便来行营申诉，我这身为最高长官的行营主任竟成了排难解纷的和事佬。

最令当时平、津居民不能忍受的，便是这批接收官员为便于敲诈人民，故意制造恐怖气氛，随意加人以汉奸罪名而加以逮捕。一时汉奸帽子乱飞，自小商人以至大学教授随时有被戴上汉奸帽子坐牢的可能。因而凡是抗战期间没有退入后方的人，都人人自危。于是颇有一些年高德劭的学者和居民来向我泣诉，希望能稍加制止。

我不得已，乃召集党政军临时联席谈话会，尤其对特务机关负责人马汉三晓以大义，申斥一顿。我说：“你们对‘汉奸’一词的定义，应该依法有明确的规定，不可用来作为勒索人民的借口，须知在敌人侵入国土之时，我政府无力保国卫民而被迫撤退，我们对留下来任敌人宰割的人民已觉愧惭不堪。今敌人幸被逐出国土，我们应如何与民更始，重庆升平？你们不此之图，反欲浑水摸鱼，借口敲诈，成何体统？”我一再告诫马汉三说，嗣后凡非附敌有据的，概不得滥予逮捕。尔部下如有不听命令、明知故犯的，一经人民告发，查明属实，当唯尔是问。

经我痛斥之后，马汉三之徒劣迹稍敛，平、津市民始粗可安居。

这些案件中最令人不平的要算是协和医学院内几位知名教授的遭遇了。卢沟桥事变后，协和医院因受美国保护，其教授均未随国军西撤。迨太平洋战事爆发，协和医院为伪政权接收，这几位教授无法离平，只得仍留院内。因此被特务加上“伪教授”甚或“汉奸”的罪名，逐出医院，不许聘用。这几位先生衣食无着，乃托人向我申诉，我一时也想不出解决方法，后来我忽然想到他们既是第一流的医学师资，而广西医学院正闹师荒，何不请他们到广西屈就些时呢？他们闻言，都异口同声说，如蒙李主任替我们找到工作，使妻儿免于饥寒已感激不尽，至于地点，我们就顾不得许多了。我随即发一专电给广西省省主席黄旭初，旋接渠复电欢迎。我乃赠他们一些路费前去广西，才解决了这难题。至其他大中学的教授、教员处境的凄惨，就可想而知了。

二

胜利之初，北平的另一难题便是粮食与燃料问题。因为战事刚结束，交通还未恢复，北平四郊又不平静，避难进城的人日多，以致城内发生粮荒。时近严冬，煮食、取暖用的燃料也供不应求。北平本有居民二百万，复员而来的四个国立大学员生在万人以上，解除武装的日军也有数万人，众口嗷嗷，无以为炊。各大学负责人不时到行营来请求设法，华北日军指挥官根本博也不时来谒，请求发给俘虏粮食。我行营虽无实权，却是各方瞩望殷切的最高机关。眼看大学生和教授们无煤无米，我不能不负责任，俘虏缺粮与我国家颜面攸关，也不能置之不问。所以在北平的起初几个月，我行营主任便是替各方搜罗柴、米、油、盐的总管。在各方交涉之下，总算查到敌伪仓库尚有余粮，遂训令河北省省政府和北平市市政府，将这些仓库内的米、煤先期拨出，交各机关分摊。这样才解决了初期的粮荒和煤荒。各校员生以及日本俘虏无不额手称庆。

此外还有少数北方耆宿也时因个人生活发生困难，来行营请求救济的。如八十高龄的老画家齐白石先生即其一例。他老人家时以无法买到米、煤而来看我。我无善策可想，只得在行营人员配额中酌量拨出一些米、煤奉送给他。白石先生居然认为我能“礼贤下士”而万分钦佩，特地绘了一寿桃横幅，亲自送来，以为我夫妇寿。这幅杰作现在还悬在我客室之内。

我对当时北平其他学者、教授也不分轩轾，同样礼遇。并成立一座谈会，每两星期聚会一次，各大学名教授都在被邀之列。会上，我分请他们对政府设施尽量批评与建议，不必隐讳。有些个性褊急的教授如费孝通等，竟乘机对政府痛加指摘，措辞尖刻严峻。他们不明政府内幕，误以为我掌有实权，因此对行营的批评也毫不放松。我在其位，本应谋其政，个人苦衷也未便向他们解释。同时我深知他们对政府的愤懑并不是没有理由的，所以我只有虚心地听他们的批评，而毫无不悦意的表示。古语说得好，“是非自有公论”，这些名教授中自不乏观察锐敏之人，毋待我解释，他们也看出北方问题的症结所在，对我处境的困难颇能曲谅。因此我在平三年，与北方教授们揖让往还，相处甚得，这也是我平生殊可引以自慰的事。

三

当我在北平将各种琐碎烦难的问题逐项解决之时，整个国家战后的军政处理却愈变愈复杂，终至无法解决。

战后政府的第一大难题便是接收东北。按照《中苏条约》，苏军应于日本投降后三个月内全部撤离中国，孰知斯大林却诡计多端，不许我政府利用大连等海港运兵入东北接收，加以国军还在滇缅路上，短时期内万难到达北方，苏联遂借口延宕我方接收日期。

斯大林此项阴谋的第一用意，在使苏联有充分时间拆运东北的工厂和物资，第二用意似乎是让中共有充分时间组织民众，并收编伪满军，训练成强大的野战军。不幸我方负实际责任的接收大员熊式辉又是个只会敷衍做官、不敢负责做事的官僚，东北局面的演变就愈严重了。

中共在东北根基日固，延安方面在国内和平谈判上的态度也就日益强硬起来。

先是，在抗战胜利时，由于美国的斡旋，毛泽东由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陪伴飞到重庆，政府和中共乃开始和平谈判。12月底，美国前参谋总长马歇尔奉杜鲁门总统之命来华任特使，专事调停国共之间的冲突。1946年1月政府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国共双方发表会议纪要，停止军事冲突，当时颇显出化干戈为玉帛的祥和之气。无奈东北问题还是无法解决。共军因在东北得到补充，在长春、四平街一带竟然和国军作大规模的阵地战。

东北的战火很快便使原已日益减少的国共在关内的冲突重新扩大起来。1946年春间，华北枪声遍地，内战又继续下去，我身为华北最高军政长官，盱衡全局，深觉前途未可乐观。当时在几处主要战役上，我方虽占有优势，但是旷日持久，情形势将逆转。

军事不可为的最大原因是将不专兵，士无斗志。当时在华北负实际指挥责任的是孙连仲，但连仲可以运用灵活、指挥如意的部队已不存在。1945年冬他在新乡指挥北上的是高树勋、马法五、胡博翰三军。

高树勋的部队原从石友三的副军长处劫夺而来，中央不但未论功行赏，且处处伺机消灭他。树勋早已积愤在心。

马法五原是庞炳勋的旧部，炳勋年高退休时，马始代统其众。这一支“杂牌”部队又是中央处心积虑要消灭的。

胡博翰部是日本投降之前不久，在沦陷区收编零星武装成军的，毫无作战力量。

今番高、马、胡三部奉调北上打通平汉线，和中共作战，在高树勋等看来，又是中央借刀杀人的毒计。因此，在10月底军次河北的邯郸时，一经共军围攻，高树勋立刻投降，马法五因士无斗志而被俘，胡博翰则仅以身免。

自此以后，孙连仲在华北所指挥的，名义上，全系由空运或由海道而来的“中央军”。然而这些部队长官俱是“天子门生”，所谓层层节制，逐级服从，早已荡然无存。这种部队不但孙连仲指挥不了，就是蒋先生的心腹股肱也无法指挥。真是积重难返，无法改造。

再者，这些部队长官早已骄纵成性，醉心利禄，贪生怕死。他们对所谓“杂牌军”以及老百姓虽趾高气扬，不可一世，但对共产党则畏之如虎。白天深沟高垒，不敢出击，夜间尤不敢行动。因此除他们的宿营地周围十里之外可说都是共产党的活动范围。即以北平来说，除市区外，四郊常有共产党游击队出没。有时中央大员来平，想一游郊外的西山，我陪同出游也非带大批扈从卫士不可。

因此1946年春孙连仲坐镇保定，企图率领大军打通平汉线，不过是望梅止渴而已。我深知华北战局的不可为是军队不堪作战。我想我如能有一两军真正可以作战的军队，如第七军、第三十一军等，任我调度，华北局面或可改观。为此，我曾商之于白崇禧，请他相机向蒋先生建议。白说，我的想法或许是对的，但是为事势所不许。

华北当时唯一可用之兵，便是第十二战区司令长官傅作义将军所部的两个军。傅作义不但是一员战将，同时也是一位杰出的行政人才。至于他个人治事的勤勉，从政的廉洁，尤为可取。他在卢沟桥事变前即享有抗日令誉。抗战期间，拱卫绥远西部和北部大青山地区，敌人卒无法越雷池一步。而第十二战区内政治的修明、人民的安居乐业均有足多者。所以傅君的防地虽和中共的“陕甘宁边区”比邻，中共终无法渗透。抗战胜利后，中共为急于打通对苏交通，曾集中兵力猛攻十二战区，然终为傅部击溃。是以中共虽视傅作义为眼中钉，但对他却十分畏而敬之。

傅部虽堪一战，然抗战期中受中央歧视，得不到补充，全军装备窳劣，人数有限。最后大势已去，中央才用他来澄清华北，就难免有蚍蜉撼大树之感了。

1946年春夏间，政府和中共谈谈打打，中共态度强硬，政府也不甘示弱，各地冲突日多。到是年秋季，内战的扩大已不可避免，中央乃决定先收复张家口，截断共军关内外的交通，再及其他。我深知傅作义的部队可用，遂训令傅作义向东移动，向张垣进攻。另以李文总司令指挥中央石觉、牟廷芳、侯镜如等部自北平北上，夹击贺龙的主力。经半月的战斗，傅作义部终于10月11日占领张垣，是为内战初期政府军唯一的胜利。但因李文所部逡巡不前，未能按照预定作战计划迅速向左翼延伸，截断共军“西窜”的退路，致战果未达理想，美中不足。

张家口是个战略地区，我军克张家口，便将在东北与华北的共军腰斩为二。当时中央统帅部估计错误，认为张垣既克，关内共军得不到关外的补充，必可次第肃清；关内隐患一除，便可徐图关外，中共将不足为大患了。

以故国民政府于张垣收复的同日宣布召开国民大会，制定宪法。为召开制宪国大，蒋先生颇想再立一下军威，以醒国人耳目，因命陈诚携带亲笔手谕飞平，召集军事会议，企图打通平汉线。

陈诚在抗战后便继何应钦为军政部部长。1946年6月1日军委会撤销，国防部成立时，陈诚和白崇禧分任参谋总长和国防部部长。就名分上说，国防部部长的职位高于参谋总长，但是论实权，则军政和军令权概操于参谋总长之手。所以陈诚实是当时策划指挥“剿共”军事的实际负责人。

1946年10月9日陈诚以参谋总长身份在平召集一重要军事会议。出席者有：陆军总司令顾祝同，保定绥靖主任孙连仲，张家口绥靖主任傅作义，集团军总司令李文和军长、师长多人，以及行营高级将领的全部。

会议中，首由参谋总长宣读蒋主席手令，略谓“国大”召集在即，为安定民心，鼓励士气，平汉路应于三个星期内打通云云。陈诚读毕手令，即训话式地叙述今后用兵的方略，然后询问与会将领的意见。奇怪的是尽管大家面面相觑，孙连仲和李文等都说应该执行主席命令，于三星期内打通平汉路。傅作义则以平汉路不在他的战区之内，未表示意见。

最后，陈诚始问我的意思如何。我说，论军人本分，原应服从命令，不过为事实着想，我们更不应欺骗最高统帅。若以现有兵力来打通平汉路，简直是不可能。因为平汉路如果打得通，则早已打通了，然而打了这么久还未打通。现在并未增加一兵一卒，忽然限于三个星期内打通平汉路，实是梦想。我们如果不知彼不知己，贸然用兵，不特平汉路打不通，恐怕还要损兵折将，为天下笑。

陈诚说：“德公，你认为绝对打不通吗？”

我说：“照我看，以现有兵力，无此可能。”

陈诚说：“若果如此，我如何能向主席复命呢？”

我说：“辞修兄（陈诚），那只有据实报告了。”

陈诚说：“德公，您是老前辈，能否用你的名义打一电报给主席，据实报告呢？”

我说：“你既不愿直接报告，当然可以用我的名字！”说完，我便要王鸿韶参谋长立刻起一电报稿，向蒋先生报告。略谓，奉手谕后，曾召集各将领讨论，深觉以目前兵力，断难完成任务。与其知其不可而为之，莫若养精蓄锐以待有利时机再行动云云。

这电报发出后，陈诚如释重负。他也深知于三个星期内打通平汉路为不可能，但又不敢拂逆蒋先生的意旨，如今有我出面负责，他也落得轻松一番。翌日，他便乘机返南京复命去了。不久即奉到蒋先生复电，大意说，接德邻兄来电，考虑允当，前令着即暂缓执行。在平将领闻知此电，都如释重负。李文且亲自来对我说，如没有德公负责打电报，这事就糟了，我们有谁敢说半个“不”字，真要听命发动攻击，岂不准吃败仗无疑。

平汉路虽未打通，但是“制宪国大”却于11月15日在南京准时开幕，制定宪法。我本人也当选为广西省国大代表，然因北方情势不稳，未赴南京出席会议。

国大开会期间，国军战事虽尚平稳，但是内战延长，通货膨胀，人民生活的痛苦日甚一日。感觉敏锐的青年学生遂集会游行，呼吁停止内战。学潮先自南京开始，逐渐蔓延各地，势如野火。北平为近代中国学生运动的圣地，五四运动后，所有学潮恒以北平为马首是瞻，此次学潮自亦不能例外。

国共两党此时在北平各大学中都有职业学生从中活动。国民党的学生甚至身怀手枪，在宿舍和教室中耀武扬威，颇引起其他学生的反感。并且引致一般青年同情的，总是在野党的言论。以故学潮的扩大，事实上即系公开的反政府的集会。各地军警、特务竟认为学生甘心为共产党利用，不惜用武力弹压，重庆、昆明、武汉、南京等地血案频生。军警压力愈大，群众反抗愈烈，学潮的蔓延也愈广。

在北平，我不仅竭力禁止军警和学生冲突，且令军警保护游行学生，等他们把怒气、热情发泄尽了，自会散队休息。在此政策之下，学潮圣地的北平居然平安无事。国民党的职业学生固然不敢过于越分，共产党的职业学生也失去了“煽起暴动”的口实。不过我的作风似非南京所能容忍。北平中央特务在中央授意之下，却另有打算。

某日凌晨，北平市市长何思源忽然面色仓皇，赶来看我。我忙问：“何事？”

何说：“各大、中学学生今天又要大规模游行示威。”

我说：“让他们游行好了。”

何说：“特务机关这次可忍不住了，他们已经准备有所行动！”

我说：“如何行动法？”

何说：“他们预备在各重要街口埋伏便衣特务，手枪、手提机关枪都有，今天他们要制造个大屠杀场面来显示他们的威风！”

我说：“他们真准备制造血案？”

何说：“他们已经在各街口埋伏了二百多条枪……李主任，你千万要制止他们，否则这一场屠杀是万难避免的了。”

何思源的口气不像是危言耸听，我乃立刻打电话给马汉三，叫他务必即来行营见我。马汉三来了，我便问他道：“听说你们今天要制造血案，是不是？”

马汉三道：“报告李主任，学潮愈闹愈不像话了。我看不牺牲几个人恐怕镇压不了。”

我说：“你的意思是要打死几个学生？我告诉你，这事千万做不得。你以为打死几个学生和教授就可把风潮压下去吗？”

马说：“他们是受共产党煽动的。”

我说：“你打死了学生，不是更替共产党制造反政府的借口吗？无论怎样，你务必速将派出去的便衣队撤回！你必须马上就办！”

马汉三闻言颇有难色。我声色俱厉地告诉他说：“你务必照办！上面的事有我李主任完全负责！”马汉三仍然默默无言。

我说：“你如不听我命令，我今天便扣押你，把特务便衣队全部缴械。以后特务如和学生有任何冲突，唯你马汉三是问！”

于是马说：“我听李主任命令就是。”说毕便唯唯而退。

当日午后2时，果然又是一次学生大游行。北平城门关了，城外学生爬城而入，情绪激昂，但终没出事。不久，游行也就散了。

事过之后，何思源又来看我，拍手称庆道：“要不是德公当面严令马汉三，那就糟了。打死了几十条人命谁能负责？”最奇怪的是马汉三也来向我报告说，幸好李主任吩咐，否则打死了学生，他也担当不了的。言下之意，他似奉有南京方面的密令，如没有我坚决阻止，他何敢擅自撤销呢？

这场血案虽幸避免了，但是北平的军统局特务后来仍然午夜爬墙进入师范大学宿舍捉人，秘密严刑审讯，间有杀死，投尸于城外沟渠中的事。各大学负责人遇有学生失踪，总是来向我请求营救。其实特务横行，既不是奉我的命令，他们也从不向我报告，不过出了乱子，则责任必然是我的。不仅特务系统如此，其他中央驻平的军事机关、宪兵团也莫不如此。他们皆独断独行，根本不向我报告，我也管不着他们。

最令人不解的是我下属的更调，北平市市政府与河北省省政府和行辕近在咫尺，而每次更换首长时，连通知也不给我一个。例如何思源被调职时，我适在南京开会，翌日飞回北平，有人示我以当日报纸说，何思源市长闻已被撤职。我说，根本是谣言，因为我昨日刚自南京回来，行前还见到蒋先生，他并未提及此事！

孰知不到三天，消息便经证实：何思源调职了。北平市可说是北平行辕的直属机关，北平市市长撤换（后来天津市亦复如此），我身为行辕主任，连事先知道的权利都没有，我的实权如何，也可想而知了。我这行辕主任对部下人员撤换的消息还不及一个CC系报纸的新闻记者灵通，蒋先生硬要我顶这个空名义，又何必呢？所以我说，我任北平行营（辕）主任三年，实在是吊在空中，上不沾天，下不着地呢！

第六十二章　竞选副总统的动机与筹备经过

一

1946年11月15日国民大会开幕制定宪法。1947年元旦遂由国民政府公布施行。政府并声称从速召集“行宪国大”，选举正副总统，好让国民党还政于民。

直至1948年3月29日“行宪国大”开幕之日这一段期间，国内战局表面上似乎政府军尚占优势，但是我则深知此局面的不可久。

就政治上说，最高当局的私心自用和各级行政部门的贪污腐化正与日俱增，毫无改善的可能。从军事上看，东北国军如陷入泥沼，不能自拔，正在各个据点为共军逐一消灭。1947年8月中熊式辉去职，由陈诚兼东北行辕主任，但是东北败征已见，全部沦陷只是时间问题，任何人不能起死回生，陈诚更不是能够挽狂澜于既倒之才。关内战局也日趋恶化。国军于3月间虽曾一度进占延安，但这是毛泽东有计划的撤退，国军知道中计旋即退出，故对整个战局并无决定性的影响。华北平原泰半已入中共之手，并无斗志的国军所占的仅系少数大城市。华北终将为东北之续已可预见。

经济的彻底崩溃更是致命伤。法币贬值，日泻千里，城市里的工商界、乡村的农民以及靠薪金度日的公教人员均无以为生。这一根本问题不解决，则政治、军事当然就更无从谈起。1947年7月下旬魏德迈将军衔杜鲁门总统之命以特使身份来华，8月初旬飞抵北平，曾与我长谈。魏氏问我关于挽回目前危局的意见和如何运用美援问题。我便坦率地告诉他说，目前问题的中心是经济问题。我希望美国政府能贷款助我政府稳定币值，安定人心，至于军火倒是次要的。魏氏颇以我言为然。

在这种环境中，我既无补时艰，便时时想洁身而退，但是蒋先生又偏不让我辞职。不特此也，当东北局面于1947年夏秋之交已不可收拾，熊式辉在东北人士攻击之下，势在必撤的时候，蒋先生竟异想天开，要我兼任东北行辕主任。陈诚为此曾数度衔蒋先生之命来北平“促驾”。由于我竭力推辞，蒋先生才打消此意，改由陈诚出马。

我虽幸免于介入东北，但坐困北平也终非了局。因东北一旦失守，华北便首当其冲，共军必自四面向北平合围。我属下的将领泰半系“天子门生”，真是“既不能令，又不受命”。万一我为共军合围于孤城之内，我将何以自处？低头觍颜向共军投降吗？此事断非我李某人能做得出来的。临时逃走吗？我是守土有责的封疆大吏，弃职潜逃，将干国法。事急吞枪自裁吗？我实觉心有不甘。因为我虽为华北军政最高长官，但我事实上未能行使我应有的职权。如果华北情形的弄糟是由于我才有不济，则一死以报国，自觉无憾。今则适得其反，时局的不可收拾可能是由于我权力受无理限制，人不能尽其才之所致。如此而要我杀身殉职，当然于心不甘。

在这进退维谷的境地，经过了千思万虑，我自觉只有两途可循。第一，作积极的打算，不顾艰难，以天下为己任，挺身而出，加入中央政府，对彻底腐化了的国民党政权作起死回生的民主改革，以挽狂澜于既倒。因为抗战之后，由于我本人洁身自处，作风比较开明，所以尚薄负时誉，党内外开明人士都把我看成国民党内民主改革的象征。我如加入中央政府，领导民主改革，自信可以一呼百应，全国改观。第二，作消极的打算，不能兼善天下便独善其身，摆脱这种于国于己两无建树的政治生涯，离开故都，解甲归农。正当我为这两种矛盾心理所困扰不得解决之时，发生了副总统竞选的事，使我想到如果参加竞选，便一举而了结上述两项矛盾。幸而获选，我便可作积极的打算；不幸失败，则正可乘机表示消极，告老返乡，息影林泉。因此我就决定参加竞选了。

二

1947年冬季，国共和谈已完全决裂。为统一华北军事指挥系统，中央于12月初明令裁撤保定、张垣两绥署，成立“华北剿匪总司令部”，以傅作义为总司令。12月6日作义在张垣就新职，不久即迁来北平办公。

傅作义是一位卓越的军事领袖，华北军事既由他统一指挥，行辕更可不必多管。此时各地国大代表已纷纷选出，中央也已明令规定于1948年3月29日召开第一届“行宪国大”，选举正、副总统。蒋先生并口头申明，本党同志可以自由竞选。经此鼓励，我原有的理想便进入实行的阶段了。

我既决定竞选，遂将私意告诉老友白崇禧、黄旭初和甘介侯三人。白君时任国防部部长，长住南京；黄任广西省省主席，常在桂林；介侯时在清华大学执教，在平无住宅，所以长住我寓，时时叙晤。

黄、白二人知道我这项企图后，竟一致反对。白崇禧且特地请黄绍竑、程思远、韦永成三人先后飞平来劝我打消此意。这批老朋友们竭力反对我竞选的心理是不难想象的。在他们预料中，我如参加竞选，蒋先生必定不会支持，我就必然要落选。我如果不顾蒋先生的意旨而硬要竞选，势将引起我与蒋之间的严重摩擦。我与蒋先生摩擦起来，则向来被目为“桂系”首脑的一白二黄，势必被卷入漩涡，而遭池鱼之殃。故与其听我知其不可而为之，以致牵累大家，不若早早断念于未萌之时，免惹多疑善忌的蒋先生不快。

再者，这批老朋友且预为我作了一项退路的安排。当1947年秋广西选举监察委员时，他们替我竞选，我就当选为广西籍监察委员。他们认为，在必要时，我可以竞选那位尊而无所事事的监察院院长，以免与蒋先生发生抵触。他们这项安排也可谓煞费苦心。

因此黄绍竑到了北平便劝我说：“既吃不着羊肉，何必惹一身膻呢？”所以他劝我竞选监察院院长，因为于院长春秋已高，可能要退休了，我去竞选，一定是轻而易举的事。

我回答他说：“季宽，我的看法与你和健生的看法不大一致。你知道国民党政权在现在人民眼光中已反动透顶，因此大家都希望我们党内有像我这样比较开明而敢作敢为的人出来辅佐蒋先生，换换空气。此次竞选，蒋先生和CC系不反对我便罢，他们愈反对，我自信我获选的可能性便愈大。

“至于监察院院长，我是不做的。因为我如做了监察院院长，我可不能像于右老那样只拍苍蝇不打老虎呀！我要行使起职权来，恐怕首先遭受弹劾的便是蒋先生。蒋先生如不服弹劾，那事情就闹大了，可能你们更要遭受无辜的牵累了。”

我虽然不好把我竞选的消极动机告诉他，但是黄绍竑辩来辩去还是无法说服我，更没有动摇我的决心。他见我主意已定，无法挽回，也就怏然回南京去了。

黄君去后，我立刻发出两通长电分别给白崇禧和吴忠信，表示我已决心竞选副总统，请他们便中转报蒋先生，希望蒋先生同情我的竞选。不久，得白、吴两君复电，俱说，曾将我兄之意转报介公，介公之意国民大会为实行民主的初步，我党同志均可公开竞选，介公对任何人皆毫无成见云云。我得此保证后，遂在北平组织竞选办事处，正式参加竞选了。

1月初，中外新闻界已在作将来副总统候选人的各项推测。1月8日在一外籍记者招待会中，一位美国的美联社记者向我问及此事。我回答说，我确有此意图，不过尚未征得蒋先生的同意。此消息一出，各报均列为重要新闻而哄传海内外。出人意料之外的是各方的反响均极为友好。中外报纸竟有作专论提出的，一致认为我参加竞选可以促使民主政治在中国早日实现。

1月11日北京大学校长胡适寄来一短笺说，他听到我愿作副总统候选人，甚为高兴。因为将来竞选，正如运动员赛跑一样，虽“只一人第一，要个个争先，胜固可喜，败亦欣然”。所以他写此短信，对我的决定“表示敬佩，并表示赞成”。我也立刻回他一信，希望他也本着“大家加入赛跑”之义，来参加大总统竞选。虽然大总统非蒋先生莫属，但我还是劝他竞选，以提倡民主风气。

嗣后，全国各报又登出程潜、于右任、莫德惠参加竞选副总统的消息。民社党也推出徐傅霖。因此副总统候选人已有五位。计国民党三人，民社党一人，莫德惠是东北耆宿，系以“社会贤达”的身份参加。

在国民党籍的候选人中，我想到程、于二人是不足以与我为敌的。于氏年迈，而程氏对党国的功勋似尚不足与我比拟，加以蒋先生虽反对我，也未必就支持程颂云。

他们二人之外，我还在推想党中其他可能以“黑马”姿态出现的有资望的同志。此时我便考虑到孙科。孙是总理的哲嗣。他如出马，可能得到蒋先生和CC系的支持，同时广东方面人士与孙科有极深渊源，他很可能分取我在这一方面的选票。

我既考虑到孙科是一位可能的劲敌，因此在我离平之前，便请白崇禧去访问孙科，问他有没有意思参加竞选。孙科的回答是，副总统在宪法上无权，他无意参加竞选，并祝我胜利。

在北平为竞选筹备得稍有眉目，并将行辕事务略事整理，时间已是3月下旬。国民大会开幕在即，国民党中央亦召开五中全会。3月22日我便率领竞选团全班人马专机南飞。同行的，余妻之外，计有行辕秘书长萧一山、机要室主任李扬、行辕参议刘仲华、新闻处处长黄雪邨等十余人。

飞机于下午3时在上海龙华机场降落。到机场欢迎的，有上海市市长吴国桢，各机关、团体代表及中外新闻记者不下数千人。大家蜂拥而前，人声嘈杂，镁光灯照眼欲盲。一场热闹的副总统竞选便正式揭幕了。

第六十三章　民主的高潮与逆流——当选副总统始末

一

1948年3月22日下午3时我们乘飞机到达上海龙华机场，下榻励志社。亲朋故旧来访的络绎不绝。翌日招待中外新闻记者，报告我决定竞选副总统的经过，以及将来辅翊中枢、促进民主政治的诚挚愿望。

这次招待会规模很大，与会者不下数百人。这原是我竞选团同人在北平时便已拟订的。他们认为上海是中国新闻业的中心，对国内外宣传的开山炮都应在上海发动。果然这计划十分成功，我的竞选一开始便声势浩大，不同凡响。会后，中外新闻界均有赞扬之词，足使国人耳目一新，对民主政治在中国实现的远景增加了信心。

在沪住宿一宵，次晚11时便乘京沪快车驶南京。翌晨到达下关车站。各界欢迎极为热烈。国大代表们听说我到了南京，结队来我大方巷住宅访问，日夜不绝，真有户限为穿之势。当时东北籍代表对我的欢迎尤为热烈，因为东北局势至此已有不可收拾之势，他们由于政府在东北处置失当而引起的不满心理，很快就化为对我这个欲挽颓局而力与愿违的人的同情心。他们都希望我能当选副总统，拿出气魄来辅佐中枢，挽狂澜于既倒。

其他方面的代表对我也寄予无限期望，对我的当选也均有最乐观的预测，使我深深感到，此次副总统的选举如真能恪守宪法，遵循民主方法，我将必然当选无疑。但我也深知蒋先生将因此而感不快。

3月25日，我请见蒋先生，当蒙于官邸接见。寒暄既毕，我便向他报告我已决心竞选，事先并曾请吴、白两位报告过，承蒙俯允，现在希望更有所指示。蒋先生说，选举正、副总统是民主政治的开端，党内外人士都可以自由竞选，他本人将一视同仁，没有成见。得到蒋先生这项保证，乃兴辞而出。

不久我在另外一个场合碰见了孙科。我说：“这次竞选副总统，哲生兄为何不参加，大家热闹热闹？”

孙科摇摇头说：“我绝无意思，绝无意思……”接着，他便向我解释他不参加的原因。他认为根据宪法，副总统是个“吃闲饭”的位置。他既是现任立法院院长，行宪后竞选立法院院长是轻而易举的事。立法院院长既比副总统有实权，又何必去竞选副总统呢？

3月29日国民大会如期开幕了。蒋先生当选总统当然是不必讨论的了。但是几位副总统候选人便展开了激烈的竞选宣传，真正呈现出民国史上前所未有的民主政治的气氛。虽然鹿死谁手尚未可知，但是一般预测都认为我当选的可能性最大。在此紧要的关头，蒋先生开始忧虑了。

其实按照宪法，副总统真如孙科所说，是“吃闲饭”的。我如当选于蒋先生究竟有何不便，蒋先生可能也说不出。但他就是这样褊狭的人，断不能看一位他不喜欢的人担任副总统。他尤其讨厌对党国立有功勋，或作风开明、在全国负有清望的人。记得以前当台儿庄捷报传出之时，举国若狂，爆竹震天，蒋先生在武昌官邸听到街上人民欢闹，便问何事。左右告诉他说，人民在庆祝台儿庄大捷。蒋先生闻报，面露不愉之色，说：“有什么可庆祝的？叫他们走远点，不要在这里胡闹。”蒋先生并不是不喜欢听捷报，他所不喜欢的只是这个胜仗是我打的罢了。战后我在北平，因为作风比较开明，颇为全国清议所重，又触蒋先生的大忌。他所喜欢的常是“国人皆曰可杀”的人。其人声名愈狼藉，愈得蒋先生的欢心，因为他愈不敢脱离蒋先生的左右，而蒋先生也愈可向其市私恩。例如抗战期间在河南征调民工、征发粮秣、视民命如草芥、搞得声名狼藉的汤恩伯，便是蒋先生的心腹爱将。后来汤在河南吃败仗，在重庆的豫籍参政员恨不得杀之而后快。闹得不得开交之时，蒋先生不惜亲自出马，到参政会解释说，汤是听他的命令行事，一切责任由他来负。参政员固然无可奈何，汤恩伯则感激涕零，愈要向他个人效忠了。所以此次副总统的选举，蒋先生在意气上非把我压下去不可。

在一批策士密议之下，他们便想以由党提名的方式，把我的名字自候选人中剔出，因而召开第六届中央执监委临时联席会议。表面上是为将来行宪交换意见，事实上是想使我接受“由党提名”这一主张。一日，正在开会休息的时候，洪兰友忽然走到我跟前细声地说请我到某休息室去，有事相商。我乃起立前往，内心猜测必有枝节发生。到了休息室门口，推门一望，见于右任、居正、吴稚晖、程潜、吴忠信、张群、陈果夫、孙科、丁维汾各人已在里面。他们见我进来便一齐起立，请我坐下。这谈话会的重心似乎就在我身上，此时已见端倪了。大家坐下后都默不作声，气氛非常沉重。有顷，张群站起来，说是奉总裁之嘱，特请诸位先生来此谈话的。他推吴稚晖说明其中原委，吴先生亦未谦辞，略谓，本党一向是以党治国，目前虽准备实行宪政，不过国民党本身需要意志统一，才能团结。这是本党内部的事，与实行宪政还政于民是两回事，不可混为一谈，故蒋先生认为本党同志参加正副总统的竞选应尊重本党意旨，由党提名。这办法确极公允，应该照办的。他又根据这原则，手舞足蹈，口沫横飞地说了一套似是而非的大道理。记得1930年蒋、冯、阎中原大战时，吴稚晖原和冯玉祥颇有交情的，至此为维护蒋先生的独裁政权，不惜破口大骂冯氏为军阀。冯复吴一电曰：“革命六十年的老少年吴稚晖先生不言党了，又不言革命了，亦不言真理是非了。苍髯老贼，皓首匹夫，变节为一人之走狗，立志不问民众之痛苦，如此行为，死后何面目见先总理于地下乎？”颇能道出此老的作风。时谈话会中同人早已不耐烦听他胡说八道，张群乃起立将他的话头打断，而以非常亲切的口吻解释蒋先生的苦衷说，总裁深恐由于副总统竞选引起党内的摩擦，为防患于未然，总裁有意使总统和副总统候选人由党提名。如果大家同意，我即去另一间休息室报告总裁。于是，吴忠信即征询孙科的意见。孙说，他绝对服从总裁的意旨。吴氏乃问我的意见如何。我听了他们一大堆的话，心中极不以为然，乃申明不赞成这项办法。选举正副总统既是实施宪政的开端，则任何国民都可按法定程序参加竞选，如果仍由党来包办，则我们的党将何以向人民交代？我更强调说，以前在北平时，我便向总裁建议从缓行宪，先将国内政局稳定再说，总裁当时并没有考虑我的建议，只说，解决今日问题一定要行宪。现在既已行宪，本人主张一切应遵循宪法常规办理，任何其他办法，本人将反对到底。程潜也自动发言，表示与我的意见一致。

他们见我词意坚决，立论又无懈可击，遂不再多言。最后居正站起来打圆场，说：“我看德邻先生既不赞成这项办法，那就请岳军兄去回复蒋先生吧。”这才结束这一尴尬场面而相率离去。

后来在大会中，尚有人轻描淡写，有意无意地提及党提名方式，但无人附议。我本想起立发言，后见大家未讨论此问题，也就算了。会后，白崇禧对我说：“你这次幸好未上台说话，此事既已不了了之，又何必再提呢？”

然而蒋先生并未因此罢休。不久他又单独召见我，还是希望我放弃竞选，以免党内分裂。我说：“委员长（我有时仍称呼他委员长），我以前曾请礼卿、健生两兄来向你请示过，你说是自由竞选。那时你如果不赞成我参加，我是可以不发动竞选的。可是现在就很难从命了。”

蒋先生说：“为什么呢？你说给我听。”

我说：“正像个唱戏的，在我上台面前要我不唱是很容易的。如今已经粉墨登场，打锣鼓的、拉弦子的都已丁丁东东打了起来，马上就要开口而唱，台下观众正准备喝彩。你叫我如何能在锣鼓热闹声中忽而掉头逃到后台去呢？我在华北、南京都已组织了竞选事务所，何能无故撤销呢？我看你还是让我竞选吧！”

蒋先生说：“你还是自动放弃的好，你必须放弃。”

我沉默片刻说道：“委员长，这事很难办呀。”

蒋说：“我是不支持你的。我不支持你，你还选得到？”

这话使我恼火了，便说：“这倒很难说！”

“你一定选不到。”蒋先生似乎也动气了。

“你看吧！”我又不客气地反驳他说：“我可能选得到！”

蒋先生满面不悦，半天未说话。我便解释给他听，我一定选得到的理由。我说：“我李某人在此，‘天时’、‘地利’都对我不太有利。但是我有一项长处，便是我是个诚实人，我又很易与人相处，所以我得一‘人和’。我数十年来走遍中国，各界人士对我都很好，所以纵使委员长不支持我，我还是有希望当选的。”

蒋先生原和我并坐在沙发上促膝而谈。他听完我这话，满面怒容，一下便站起来走开，口中连说：“你一定选不到，一定选不到！”

我也跟着站起来，说：“委员长，我一定选得到！”

我站在那儿只见他来回走个不停，气得嘴里直吐气。我们的谈话便在这不和谐的气氛中结束。

蒋先生是有名的威仪棣棣的大独裁者，一般部下和他说话，为其气势所慑，真可说是不敢仰视，哪里还敢和他吵嘴。但是我则不然，他有时说我几句，我如认为他没有道理，就顶还他几句。所以蒋先生误以为我对他不服从，因而对我时存戒心。

蒋先生逼我退出竞选之事当然不久就传出去了。许多支持我的国大代表颇为此愤愤不平。有一次，蒋先生往国民大会堂出席会议，只见会场内十分嘈杂，他有点不惯，招呼左右要代表们“肃静点，肃静点”！代表们不但未静下来，楼上代表席中竟有人大声反唇相讥，颇使蒋先生难堪。他气愤极了，认为这大概又是拥李的人干的。回官邸后不久，他就召集一个极机密的心腹股肱会议。出席的全是黄埔系和CC系的重要干部。在会中，蒋先生竟声称，我李某参加竞选副总统直如一把匕首插在他心中，各位如真能效忠领袖，就应该将领袖心中这把刀子拔去云云。

这故事是一位参与机密的“天子门生”刘诚之后来告诉我的。诚之是黄埔四期毕业生，由蒋先生资送日本入警官学校。抗战期间，被派为警官学校西安第四分校教育长。抗战胜利之后，驻于北平。他在北平的附带任务便是侦察我和孙连仲的行动和言论，向蒋先生打小报告。所以他在行辕出入很勤，和我也很熟。日子久了，他发现我原是一个光明磊落的人，没有什么可报告的。相反，他且为我的忠厚无欺所感动，不但同情我的处境，而且认为蒋先生那套作风不对，常在他的朋友面前为我抱不平说：“领袖对李先生那样忠厚长者都不能用，也实在不对。”所以他时时把他们黄埔系中许多机密说给我听。竞选期中，类如以上所说的许多秘密，刘君都毫无隐瞒地告诉了我。我当然只有一笑置之。

二

蒋先生既知勉强我自动退出已不可能，他就只有用支助他人竞选来击败我的一途了。因此他便发动CC系和黄埔系来支持孙科和我竞选。

孙科本无意竞选，现在何以忽然变成蒋先生的“黑马”呢？据孙科左右和蒋先生的亲信所传出的内幕消息，其中有一段煞费苦心的故事。

当蒋先生认定我绝不自动撤退之时，他便想请孙科出马来击败我。在他想来，孙科是唯一可以击败我的人选。第一，孙科是总理的哲嗣，在党内国内的潜势力很大。再者，孙科是广东人，可以分取我在西南方面的选票。

蒋先生作此决定后，便派蒋夫人去劝请孙科参加竞选。孙科推托说，他宁愿做有实权的立法院院长，不愿做空头的副总统。再者，竞选需要竞选费，他也筹不出这一笔费用。

蒋夫人一次无结果，乃衔蒋先生之命再访孙科，说，当选副总统之后仍可兼任立法院院长，孙科如没有钱竞选，则全部费用由蒋先生拨付。但是孙科仍旧吞吞吐吐，不愿立刻允诺，并推托说，有人说按宪法副总统不能兼立法院院长呀！

蒋先生不得已，乃亲自出马劝驾。孙科便不再坚持了。他的左右且怂恿说，纵使按宪法副总统不能兼掌立法院，但是如果蒋先生要你兼，谁还敢说不能兼。蒋先生此次亲访，当然就作下了此项保证，于是孙科便正式登场了。

孙科正式宣布参加竞选以后，果然声势浩大。CC系所控制的各级党部以及蒋先生所直接领导的黄埔系，利用党部、黄埔同学会以及其他党政军各机关为基础，向国大代表们威胁利诱一时俱来。派人直接或间接向各国大代表分头接洽，凡投孙科票的，要钱有钱，要官有官，其不愿合作的，对将来前途必有不利影响。

CC系报纸和新闻机构此时更对我个人造谣中伤，其中最无稽的，便是说某省当局为支持我竞选，曾接济我法币有数卡车之多云云。其他无稽毁谤更不胜枚举。所幸公道自在人心，我所遭受的影响并不如他们所希望的大。

4月19日蒋先生正式当选总统。20日国民大会公告副总统候选人六名。23日遂开始选举副总统的投票。这一次副总统选举是国民党当政以来第一次民主选举，何人当选，无人敢作决定性的预测。因此全国各界，乃至外国新闻人员对此都密切注视。南京、上海一带尤其议论纷纷。

第一次投票结果，我以七五四票领先；孙科以五五九票居第二位；第三为程潜，得五二二票；第四于右任，得四百余票；莫德惠第五，徐傅霖殿后，各得二百余票。

初选因无人达到法定票数，故24日再投票。我的票数增至一一六三票，孙科、程潜亦递增至九四五及六一六票。竞选至此已达最高潮，各地人民对之均感莫大的兴趣。电台不断广播投票消息，报纸则发行号外，俨然是胜利以后最热闹的一件大事。其中也有不少滑稽场面，例如《救国日报》被捣毁便是一例。

南京救国日报社社长兼主笔向有“大炮”之称的龚德柏，与我素昧平生，然自竞选开始就支持我。他攻击孙科的措辞有时也未免过火，因此激怒了支持孙科的粤籍代表。在一次激烈的讨论之后，他们乃决定捣毁《救国日报》。由张发奎、薛岳、香翰屏、李扬敬、余汉谋等几位上将亲自率领大批代表，涌向救国日报社，乒乒乓乓地把救国日报社捣毁。幸好该社编辑部在楼上，龚德柏拔出自卫手枪，在楼上守住楼梯口，声称如有人胆敢上楼，他必与一拼。张向华等不敢上楼，便和“龚大炮”隔梯对骂一阵，愤愤离去。这也是竞选期中一幕滑稽剧。但是不管怎样，孙科的助选团终究挽回不了孙科在竞选中的颓势。

孙科的幕后人至此已觉得不用非法手段抢救，孙科必落选无疑。因此凡可动员活动的机关，如党部、同学会、政府机关、宪兵、警察、中统、军统等一齐出动，威胁、利诱、劝告更变本加厉。甚至半夜三更还到各代表住处去敲门访问，申明总裁之意，从者有官有钱，违者则自毁前途。国大代表不堪其扰，怨声四起。

24日晚我的助选团也开会讨论此事。大家认为蒋先生和他的股肱们这种作风迹近下流，是可忍而孰不可忍。我自己却认为反正当选已无问题，就让他们去胡闹好了。黄绍竑说，事情恐不那么简单，我们如不加阻止，说不定要闹出血案来。我们讨论到深更半夜，黄绍竑最后乃提出一项他叫作“以退为进”的战略。由我本人声明所受幕后压力太大，选举殊难有民主结果，因此自愿退出竞选。

照黄的看法，我如退出，孙科和程潜为表示清白，亦必相继退出。我三人一齐退出，选举便流产了。蒋先生既不能坐视选举流产，只好减轻压力恢复竞选常规，则我就必然当选。

25日我便以选举不民主、幕后压力太大为辞，声明退出竞选。消息一出，果然全国舆论大哗，支持我的国大代表，尤其是东北代表们，无不气愤填膺，认为最高当局幕后操纵，破坏民主，孙科如当选亦无面目见人。孙科为表白计，亦于翌日退出竞选，程潜亦同时退出，国民大会乃宣告休会，延期再选。

蒋先生不得已，只好将白崇禧找去，要他劝我恢复竞选。蒋说：“你去劝劝德邻，我一定支持他。”

最高当局既已软化，底下的人也就不敢过分胡闹。4月28日国大恢复投票。我的票数仍然领先，孙科遥落我后，程潜票数太少，依法退出。原投程潜票的乃转投我的票。29日四度投票，我终以一四三八票压倒孙科的一二九五票，当选副总统。

当第四次投票达最高潮时，蒋先生在官邸内屏息静听电台广播选举情形，并随时以电话听取报告。当广播员报告我的票数已超过半数依法当选时，蒋先生盛怒之下，竟一脚把收音机踢翻，气喘如牛，拿起手杖和披风，立刻命令侍从备车。上车之后，侍卫忙问：“委员长，开到哪里去？”蒋仍一言不发，司机因蒋先生烦闷时总喜欢到陵园去，乃向中山陵开去。刚刚驶进陵园道上，蒋先生忽高叫：“掉转头，掉转头！”司机乃开回官邸。蒋先生才下车，立刻又上车，再度吩咐开车出去。随从侍卫见蒋先生如发疯一般，恐怕他自杀，乃加派车辆随行。蒋先生的座车刚进入陵园，他又吩咐掉转头。转回之后，又令司机开向汤山去。真惶惶如丧家之犬，不知何去何从，却苦了侍从人员。此消息后由总统府扈从卫士透漏出来，我亦为之怏怏不乐，早知蒋先生如此痛苦，我真就不干算了。

当选翌日，我偕内子德洁至蒋先生黄埔路官邸拜候，并谢他向白崇禧所说支持我的盛意。内子和我在客室中枯坐了三十分钟，蒋先生夫妇才姗姗而出。相见之下，彼此都感十分尴尬。我表示谢意之后，遂辞出。

按政府公布，总统与副总统就职日期是5月20日。我照例遣随员请侍从室转向蒋先生请示关于就职典礼时的服装问题。蒋先生说应穿西装大礼服。我听了颇为怀疑，因为西式大礼服在我国民政府庆典中并不常用，蒋先生尤其是喜欢提倡民族精神的人，何以这次决定用西服呢？但他既已决定了，我也只有照办。乃夤夜找上海有名的西服店赶制一套高冠硬领的燕尾服。孰知就职前夕，侍从室又传出蒋先生的手谕说，用军常服。我当然只有遵照。

5月20日是南京市一个隆重的节日，各机关、学校一律放假，各通衢大道上悬灯结彩，爆竹喧天。总统府内尤其金碧辉煌。参加典礼的文武官员数百人皆着礼服，鲜明整齐。各国使节及其眷属也均着最华贵庄严的大礼服，钗光鬓影与燕尾高冠相互辉映。这是国民政府成立后第一任正副总统的就职典礼，也确是全民欢庆，气象万千。在这种气氛中，我深感到穿军便服与环境有欠调和。

孰知当礼炮二十一响，赞礼官恭请正副总统就位时，我忽然发现蒋先生并未穿军常服，而是长袍马褂，旁若无人地站在台上。我穿一身军便服伫立其后，相形之下，颇欠庄严。我当时心头一怔，感觉到蒋先生是有意使我难堪。但再一思索，我立刻挺胸昂视，豁然若释。因为蒋先生以一国元首之尊，在这种小地方，他的度量都不能放宽，其为人如何也可想见了。观礼人员中，谁不清楚蒋先生的作风？大家既然明了，这尴尬的场面与其说使我难堪，毋宁说使他自己难堪罢了。将来史家秉笔直书，势将使蒋先生本人在历史上多其难堪的一笔而已。

三

我就任副总统后，即向蒋先生签辞北平行辕主任一职。这个有空衔无实权的中间机关原是为安插我而设的，我既辞职，蒋先生便索性把这机构裁撤了。从此我便长住南京。从北平行辕主任改任副总统，对我说来不过是由一个吃闲饭的位置换到另一个吃闲饭的位置罢了。不过从地理上说，却是从华北迁到了华东。

政府在行宪以后，中枢人事并无多大变动。孙科与陈立夫于5月中旬分别当选为正、副立法院院长；6月初于右任、刘哲分别当选正、副监察院院长；王宠惠、石志泉分掌司法院；张伯苓、贾景德分掌考试院。前行政院院长张群辞职，蒋先生改提翁文灏、顾孟余（后改张厉生）分任行政院正、副院长，也于5月24日经立法院同意就职。

我在副总统任内几个月，真是平生难得的清闲日子。有关军国大事的重要会议，蒋先生照例不要我参加。招待国际友人的重要宴会，蒋先生也向不邀请我陪客。只有几次总统招待国内元老的餐会，我偶尔被邀作陪罢了。我平生原不喜酬酢，蒋先生既不来邀我，我也落得清闲。

在京闲住日长无事，就在宁、沪、杭一带游山玩水。农历中秋曾赴海宁观潮，备受蒋先生故乡各界的盛大欢迎。为结束北平行辕事务，我也曾飞北平小住。此时华北军政大事已由傅作义全权筹划。作义虽是不羁之才，可惜为时已晚，他和我一样，也只有坐困愁城，默待局势的恶化。傅君是个硬汉子，既不愿投降，又不愿逃亡，也不甘心自杀。处此艰难环境，终日深思苦虑，忧心忡忡，无以自解。他的左右告诉我说，总司令常常彻夜不睡，在阶前廊下徘徊不定。他们知道傅君的个性，深怕他觉得事不可为而自杀，要我得机劝劝他。我得闲便向他提及此事。傅君和我开诚相见，无话不谈，他此时心境的痛苦和思想的矛盾，与我在北平时如出一辙！他屡屡问我：“到那时，怎么办？”他显然预料到北平必有被合围的一日。傅将军是以守涿州而一举成名的，他可以拿出守涿州的精神来死守北平。无奈时移势异。第一，内战非其所愿；第二，守涿州是待援，守北平是待毙。傅君连连问我在此情况下何以自处，希望能以我一言为依归。但是我自己此时幸能摆脱此恶劣环境，傅君不幸为我之继，我一不能劝他逃亡，二不能劝他投降，三不能劝他自杀，则我又计将安出？最后我只好说：“宜生兄，万一局势发展到那地步，那只有听凭你自择了。你要想到‘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不久，我便乘机南旋，傅作义送我至机场，彼此执手踟蹰，欷歔而别。想不到几个月后北平被围，他为使故都精华免于炮火，便向共产党投降了。

我返京不久，长兄德明忽然在桂林病殁。大哥以半商半农为业，胼手胝足，一生劳苦。我历年驰骋国事，对他亦未有太大的帮忙。骤闻殂谢，忆念手足之情，颇思返桂林吊丧。因赴蒋总统官邸，拟当面向他请一两个星期假，俾便返里。谁知蒋先生多疑，他深恐我乘机与两广人士又有联络，对他不利，竟不准我请假。我一再坚持，他仍是不准。最后才笑着说：“嫂夫人很能干，让嫂夫人去料理好了。”我不得已，只好打消此念，而由内子飞返桂林吊丧。自思我身为副总统，在中国真可说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了，但是先兄去世，我连吊丧的自由都没有呀！

第六十四章　急转直下的内战

一

当我于副总统任内，在南京闲住期间，内战却急转直下，终于不可收拾。

内战逆转的开端，正如众所周知，始于东北。国军在东北的失策，前已约略说过。至于东北军事受挫经过的详情，将来史家自可秉其春秋之笔加以论述，我本人既未参与战略的筹划，更未尝作直接或间接的指挥，故仅能就我个人观察所得，对国军在东北战败的原委略事分析。

抗战胜利前夕，蒋先生曾命张群、吴鼎昌、陈立夫、熊式辉、沈鸿烈诸人成立一小组委员会，研究制订一战后接收东北的方案。闻陈立夫以五人小组中无一东北籍人士，而其余四人又全为政学系要角，认为必有阴谋，不愿参加。然此小组委员会卒拟订一草案，将东三省分为九省，旋交立法院通过，由行政院公布。这一措施表面上是以山川的形势和国民经济的发展为理由，而其真正目的，乃在将此边陲富庶之区割裂，以便控制而已。

东北原为战后共产党最难渗透的区域。因其土地肥沃，人口稀少，谋生容易；加以地接苏联，近百年来所受帝俄与赤俄之祸，仅次于日本的侵略，所以居民在情感上及利害上仇俄之心特别坚强。东北受日本人铁腕统治达十五年之久，土共难以立足，战后共产党自不易渗透。而国民党则不然，国民党在中国当政二十年，其贪污无能甚于北洋政府，并不为全国人民所拥戴，但国民政府究属正统，沦陷区人民，尤其是东北人民，处于敌伪治下，身受水火，久望王师。政府此时如处置得宜，实是收拾人心、安定边圉的最好机会。而东北情势终至不可收拾，实下述数种最大因素有以致之：

第一，根据雅尔塔会议的决议和《中苏条约》的规定，苏联在东北的占领军应于日本投降后三个月内全部撤退。胜利前后，我政府如对东北接收有通盘计划，则其时我为四强之一，国威正盛，英美友邦又竭力从旁支持，苏联断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阻碍我军进入东北。无奈我政府当局对东北接收事前毫无计划，临事又私心自用，不接受我“后浪推前浪”的建议，舍近求远，自滇缅边境抽调嫡系部队前往，致迟迟不能到达，反而两度要求苏军延期撤退，贻苏联以拒不撤退的口实，而予中共以从事发展的时机。

抗战胜利后，中共赶紧在关内训练大批干部，分别自山东的烟台渡海，及察哈尔、热河两省由陆路进入东北，由中共高级干部林彪、高岗等督导，在佳木斯建立训练中心，并于各地建立地方政权，吸收伪军。

苏联此时尚不敢公开违背《中苏条约》而明目张胆地接济共军，只故意疏于所收缴的日本军械库的防守，一任中共军前往“偷窃”。此时我政府如态度严正，一面向苏联政府抗议，一面加紧进兵接收，则中共在东北的势力断不致酿成燎原之势。无奈我方接收大员又是一些胆小如鼠、敷衍塞责的官僚，所以东北的局面一开始便不可收拾了。

熊式辉于1945年10月2日以东北行营主任身份率随员百余人专机飞往长春。抵长之后，如入敌国，被苏军招待居住于一指定的大厦内，派苏军站岗保护。式辉以本国接收大员，因恐开罪苏联，竟服服帖帖地龟缩于住宅之内，甚至连本地人民派来的欢迎代表也不敢接见，真是可耻之极。苏联人原即欺善怕恶，今见我方大员如此，遂更肆无忌惮，处处留难我方接收人员和入驻东北的国军。旅顺、大连已租予苏联，我政府固无法使用，甚至营口也不让我军登陆。中共乃有充分时间在东北逐日壮大。

更有一荒唐绝顶的事，便是陈诚在胜利后所发一连串的遣散伪军的命令。东北伪军四十万均由日本配备训练，极有基础。他们久处日军铁蹄之下，含愤莫雪，一旦抗日胜利，无不摩拳擦掌，希为中央政府效命，一雪作伪军之耻。当时政府如善加绥抚，晓以大义，这四十万伪军只需一声号令，即可保东北于无虞。无奈陈诚仰承上峰意旨，竟下令遣散。熊式辉若是一个有眼光而勇于负责的干员，未尝不可把这道命令暂时搁置。殊不知熊式辉就是一位只知做官的人物，他竟把陈诚这道糊涂命令通令全体伪军。此举直如晴空霹雳，数十万伪军顿时解体，林彪乃乘机延揽，伪军的精华遂悉为中共所吸收。迨中央发现其错误，企图加以纠正时，已来不及了。

1946年春初，美式配备的嫡系中央军才自滇缅边境由海道开来，在秦皇岛登陆，循铁路向沈阳和长春前进。但是在林彪指挥下的共军经半年的准备已相当强大，乃开始在铁路沿线与国军作战。自此而后，国军始终无法离开铁路线寻找共军主力作战。相反，国军竟逐渐蛰伏于若干重要据点，广大的东北原野遂为共军所有。至1947年夏季，共军显然已在东北占有优势，野心勃勃的中共指挥官林彪竟想对国军主力作歼灭战。

是年6月底，国共双方动员起在东北的主力，在四平街发生决战。白崇禧适于其时飞往沈阳视察，乃顺便协助指挥作战。前敌指挥官陈明仁且立下遗嘱，赶至四平街前线。这本是双方为争取东北的第一个主力会战，关系东北前途极大。

共军指挥官林彪这次显然是过分自信，竟倾巢而来，企图一鼓将国军主力歼灭。但是国军究系美式配备，火力炽烈，阵地战经验丰富，经数日夜血战之后，林彪主力终被彻底击败，向北撤退。这是共军在东北空前的败仗。

白崇禧本是四平街会战的主要划策人，林彪败退之后，白氏即主张乘势穷追，纵不能生擒林彪，也必将共军主力摧毁。当时负责东北军事指挥的杜聿明虽同意白氏的主张，但未敢专断，陈明仁则认为战事瞬息万变，时机稍纵即逝，应立刻挥军穷追，结果乃联衔电蒋请示。不意所得复电竟是“暂缓追击”，共军因此能从容北撤。前敌将领得此复电，无不顿足浩叹，白崇禧亦颓然而返。

其时纵是嫡系将领如陈明仁、杜聿明，甚至熊式辉，均不了解何以蒋先生不许乘胜追击，任林彪所部安然脱逃。我得此消息便心中有数而暗笑。我知道蒋先生不是不想歼灭共军，而是讨厌这主意出自白崇禧，纵可打一全胜的仗，他也宁可不要。

蒋先生就有这样嫉贤妒能、宁饶敌人、不饶朋友的怪性格。此事说出去，一般人是不会相信的，但是追随蒋先生有年的人一定会拍案叫绝，认为这是一针见血之谈。

是年9月，参谋总长陈诚兼掌东北行辕，这位立遗嘱血战四平街的陈明仁即被陈诚撤职查办，罪名是利用大豆作护墙工事，乘机贪污。其实在“嫡系”将领中，贪污的何止千百人，陈明仁何以独被撤职查办呢？这可能与他和白崇禧亲近有关。

东北战争中还有一荒唐而有助于共军的事件，便是中央当局对滇军的分割。胜利之后，随中央嫡系部队自越南海防海运东北的尚有卢汉部一个集团军，由集团军总司令孙渡率领，共计两个军——第二军军长张冲，第六十军军长安恩溥。

滇军抵东北后，杜聿明便将这两军拆散。张冲一军调往吉林，安恩溥一军则驻在长沈路沿线。两军既被拆开，则集团军总司令孙渡只落一个空衔。这位空头总司令常仆仆于长、沈、京、沪之间。他亦偶自北平经过，除第一次来行辕对我作礼貌上的拜会，谈了二十分钟外，便不敢再来看我，其小心翼翼可知。但由此亦可知滇军将领对中央的情绪为如何了。其后，张冲突于吉林危急时叛变投共，旦夕之间，吉林全省便变色了。

东北战事至1948年暮春已发展到无可救药的地步。国军于3月9日自动放弃永吉，整个东北只剩下长春、沈阳、锦州三个孤立据点和若干重要交通线。当时美军顾问团——最早连美国特使马歇尔都曾向蒋先生建议放弃东北，将数十万精锐之师全部调入关内，以解决长城以南的共军，再缓图规复东北。无奈蒋先生置若罔闻。长春此时与外间交通已断，守军全赖空运补给，自无法长期维持。

至1948年9月，林彪发动大军二十余万围攻锦州，锦州危在旦夕，蒋先生乃飞往沈阳亲自指挥。此时负东北全局指挥责任的为东北区“剿匪”总司令代行辕主任卫立煌。

卫氏盱衡全局，认为国军在沈阳一带孤立为不妥，乃向蒋先生建议，将沈阳一带国军主力南移救援锦州，并打通北宁线，必要时则放弃沈阳，以北平为后方，与共军在辽南一带决战。蒋先生闻言，未置可否。卫立煌遂将国军主力十二个师沿北宁路南调，尚未到达锦州，而锦州守将范汉杰已兵败被俘。迨国军到达，共军已放弃锦州，扑了一个空。共军自锦州撤出，埋伏于北宁路西北侧山地，准备居高临下与国军战斗。蒋先生因判断错误，认为共军撤出锦州，志在转移目标，乘虚袭取沈阳。时共军不但扬言会师沈阳，且确有一小部分兵力向沈阳以西一个战略据点作佯攻，做出来势极猛的姿态。蒋以沈阳若不守则东北即非我有，乃电令卫立煌自锦州全师东返，救援沈阳。卫立煌则认为共军主力仍在锦州以东北宁路北侧一带山地，对沈阳只是佯攻以吸引国军的注意力，故不同意蒋的主张。蒋先生见卫立煌与己意相左，竟直接电令各军各师，限于接到命令后立刻星夜回援沈阳。各军长、师长得令，遂自锦州一带纷纷东撤。此时已有若干铁路、桥梁为共军所破坏，大军拥挤于铁路线上，争先恐后，混乱不堪。共军主力遂自西侧山地突出，一举将国军截成数段，首尾不能呼应，为共军分段截击，大军七万余人瞬息之间即为共军消灭。

10月15日锦州失守，19日长春守将郑洞国、廖耀湘等见突围无望，遂向共军投降。蒋先生见东北无救，乃离沈南飞。卫立煌因沈阳已无兵可守，也于10月30日乘最后一班飞机离沈。国军在东北最后据点的沈阳遂为共军所占。

综计东北之战前后三年，国军精锐调往东北的不下三十余万人，到沈阳弃守时，除少数高级将领由飞机撤出外，其余官兵悉数被俘，可谓惨极。

事实上，东北在大势已去之后原不应死守，而蒋先生一意孤行，下令死守到底，实犯兵家大忌。最后锦州之战，如蒋先生从卫立煌以北平为后方之议，不胡乱越级指挥，则国军在关外精锐不致丧失净尽，华北亦不致随之覆没，则国民党政权在大陆或可再苟延若干时日。蒋先生不痛定思痛，深自反省，反将全部战败责任委诸卫立煌一人。立煌不但被拘禁，几遭枪决。直至蒋先生下野后，我才下令将卫立煌释放。卫氏感激涕零，特来向我拜谢。一夕长谈，我才明白东北最后战败的情况，原来如此！

二

东北陷共之后，林彪所部不下百万人马，迅即越过长城进入关内；对平、津作大包围。傅作义部寡不敌众，被迫退入平、津两市，被重重包围。天津终于1949年1月15日被攻破，守将林伟俦等被俘。傅作义见大势已去，为保存故都文物，不得已与共军言和，北平遂于1月22日为共军和平占领。

当东北战局紧张之际，山东战局亦急转直下。守兖州的前伪军吴化文部因被围，山东省省主席王耀武拒不援救，乃降共。1948年9月中旬共军陈毅部已逼近山东省会的济南。25日城破，王耀武被俘，山东除青岛外，遂全部失守。

苏北、鲁南一带的战事原由汤恩伯指挥。1947年秋，汤恩伯奉令率中央嫡系若干残部撤往江南整补，以刘峙、杜聿明分任徐州“剿匪”总司令、副司令。原属汤氏指挥的黄百韬所部粤军和川军则尚留于苏北、鲁南一带，与共军周旋。后又征调中央嫡系美械部队，暨徐庭瑶、蒋纬国的装甲兵团集中徐州，准备与共军决一雌雄。旋因刘峙不孚众望，调京任战略顾问，遗缺由杜聿明、邱清泉升任。到了山东全部瓦解，共军陈毅、刘伯承两部主力南下，不时向徐州外围挑衅。内战重心乃自华北移向黄淮平原。

所以国共之战发展到1948年9、10月间，共军已奄有东北、华北的全部。政府方面仅有陇海路东段若干据点，终必陷落无疑。不过政府辖区，此时尚有淮河以南、豫南、豫西、长江流域的全部和西北各省。因此国共战争的前途将全视双方在黄淮平原一带的胜负了。

为指挥这一方面的战事，蒋先生曾于1948年春初召开战略会议，决定以白崇禧兼任华中“剿匪”司令长官，驻节武汉，与徐州形成掎角之势。我闻此讯息后，即向蒋先生建议将黄淮平原划成一个战区，由白氏统一指挥。因为在战略上说，黄淮平原西至潼关、宜昌，东达滨海岸，本是一个地理单位；更有陇海、平汉、津浦三铁路纵横构成一交通网，调遣部队和指挥作战均极方便。无奈蒋先生不接受这一建议。他硬要把这个战略单位分裂为“华中”、“华东”两个“剿匪”总指挥部。此种分割已铸大错，而以刘峙担任更重要的华东“剿匪”总司令长官，尤非其选。

此时驻防徐州的为中央嫡系部队的精华，约三十余万人，全系美式配备的机械化部队，由兵团司令邱清泉指挥。黄百韬兵团则驻于徐州东约五十余华里陇海东段的曹八集和碾庄一带，以为掎角。杜聿明和邱清泉在徐州的战略是采取严阵以待的方式。杜、邱二人皆是“天子门生”，志大言夸，骄纵不堪。东北、华北一连串的失败并未动摇他们无知的骄傲和可怕的自信。他们仍然认为共军不堪一击。眼见共军六十余万自四方向徐州合围，杜、邱二人却守株待兔，希望共军在徐州四郊平原猛烈围攻，好让中央的机械化部队充分发挥效能。

谁知共军指挥官陈毅和刘伯承也十分狡黠，他们避免和中央机械化部队作阵地战，只是遥遥实行围困。同时用以大吃小的“人海战术”，于11月初旬将火力较差的黄百韬兵团（四个军，七万余人）重重围困，猛烈进攻。

黄百韬突围不成，乃向邱清泉乞援。清泉竟拒不赴援。参谋总长顾祝同见事急，遂亲自飞往徐州，责令邱清泉出兵。邱清泉把眼睛一瞪，说：“我出兵援黄，徐州方面出事，谁能负责！”

顾祝同拍胸说：“我是参谋总长，徐州失守，我参谋总长负责！”

邱说：“你说得好，你才负不了责呢！”

顾说：“难道你一定要违抗我参谋总长的命令？”

邱说：“什么总长不总长，我就是不出兵！”

顾墨三气得面孔发青，但他终无法使邱清泉援黄。此事在别的军事系统看来，简直是笑话，在他们黄埔系却是司空见惯的事。大家都有“通天本领”，谁能管得着谁呢？

顾祝同回报蒋先生。蒋先生居然“御驾亲征”，专机飞徐，在飞机上以电话命令邱清泉出兵援黄。邱仍然以徐州危险为辞，抗不从命，蒋亦无功而返。

至11月22日，黄百韬弹尽援绝，全军覆没，百韬不愿被俘，乃拔枪自戕而死。

当此消息在南京传出时，我们几乎不能相信，因为邱清泉拒绝参谋总长之命犹可，何以蒋先生的命令亦不能生效。因此有很多人就怀疑邱清泉的抗命是蒋先生授意的；至少蒋先生的命令的语气是可以便宜行事的，清泉才敢如此。因为黄百韬兵团原是“杂牌”，早在蒋先生蓄意消灭之列，为使邱清泉保存实力而牺牲黄百韬，也并不是费解的事。

黄百韬所辖的四个军，一军原为余汉谋的广东部队，一军原为杨森所部川军，其余两军亦属“杂牌”。抗战胜利后不久，蒋先生命宋子文主粤，特于衢州设一绥靖公署，调广东绥靖主任余汉谋为衢州绥署主任。这又是一项因人设事的空机关。余汉谋就职之后，他的两个军遂奉命北调至苏北、鲁南剿共，受汤恩伯指挥。

粤军北上后，中央又施展分割的故技，将一个军拨归黄百韬指挥，调往鲁南；另一军则调往陕、甘，受胡宗南指挥。此令一出，余汉谋便认为不妥。因为这两军都是岭南子弟，相依为命已久，作战时互相配合尤为有效。如今分调两地，殊无此必要。加以两广人民对陕、甘的气候、语言、生活习惯均不能适应，尤不能发挥作战效能，徒作无谓牺牲。

余汉谋首先向白崇禧和我诉衷曲，请向中央说项，收回成命。白崇禧和我都觉得我二人如开口，不但无效，反而得更坏结果。余氏不得已，乃亲向参谋总长陈诚请求。陈诚竟把桌子一拍，说：“你要把两军人留在一起，预备造反啦！”此时抗战新胜，陈诚之势炙手可热，余汉谋何敢多辩，只得黯然而退。孰知三年之后，黄百韬全军就这样平白无辜地给牺牲了。抗战期中及抗战以后，中央企图消灭异己，结果害人害己的事例，像这样的真是罄竹难书啊！

黄百韬兵团覆灭之后，共军陈毅、陈赓、刘伯承等部加上新降受编的国军，不下百万，遂将徐州重重包围。他们的战略是围而不战以坐困国军。徐州至蚌埠铁路交通已全部被破坏，国军的补给全凭空运。军队和居民都煤粮两缺。时已隆冬，黄淮一带雨雪交加，大军数十万饥寒交迫，惨不忍睹。蒋先生乃电令华中“剿总”速遣大军往救。白崇禧乃于11月底派黄维兵团（约十万人）自豫东循皖北一线向徐州增援。黄维师次皖北宿县以南的双堆集时，便为共军围困，战斗不及一周，卒于12月中旬全军覆没，黄维被俘。

当黄维兵团被围时，徐州已完全孤立，蒋先生乃决定放弃徐州，下令各军突围南撤。但此次蒋先生亲自指挥撤兵又重演锦州的故剧。大军数十万并不按战术原则作有条理的撤退。因此一声“撤退”，便人马杂沓，夺路而逃。风雪满天，道路泥泞，各地大军挤成一团，进退两难。全军于12月2日放弃徐州之后，勉强行抵徐州以南永城一带，又被共军重重围困。共军并发动民夫数十万，于一夜之间掘壕沟数道，使国军机械部队毫无移动的余地。国军便在风雪之中露宿兼旬，终于饿寒交迫中全军覆没，邱清泉死于乱军之中，杜聿明则被共军生擒。国军精锐，至此几全部消灭，剿共战事，遂不可收拾了。

第六十五章　从副总统到代总统

一

1948年12月中旬，徐蚌会战已接近尾声，中共全盘胜利势成定局，京沪震动。至此，蒋先生固然感到大势已去，国内外许多民意机关，甚或统兵作战的高级将领，也都认为内战前途无望，希望政府在犹有可为之时，与中共恢复和平谈判。首作此项呼吁的为河南、湖北和湖南的省参议会。他们都有通电呈蒋总统，希望能作此项考虑。蒋先生为此也曾两度找我到官邸商谈。他说明想即时引退，希望我能顶起这局面来同共产党讲和。我闻言大惊，说：“这局面你都干不了，我如何顶得起！”蒋先生一再作出恳切的姿态劝我接受，我却竭力推辞。嗣后蒋先生又迭派吴忠信、张群、张治中等来我处，数度相劝，我均表示无论如何不愿承当。我推辞的原因，第一便是我确实也干不了；第二，我与蒋先生相处二十余年，深知其诡计多端，说话不算话，在此危急之时，他可能要我做替死鬼。

但是蒋先生既有此动机，消息很快就传遍海内外，对军心民心影响极大。12月下旬徐蚌会战结束，华中“剿匪”总司令白崇禧曾有密电给蒋先生和我，希望能与中共恢复谈判，这便是外界所传的“亥敬电”。其实他的电报只是向蒋先生作极温和的建议，采纳与否，自需蒋先生自己决定。京、沪、港有政治背景的新闻界不明底蕴，故意以猜测之词，写出许多耸人听闻的新闻，而白崇禧尤为谣言的重心。因在徐蚌会战后，国军在东南地区的精锐丧失殆尽，而白崇禧坐镇武汉，还掌握了三四十万能战之兵，为华中擎天一柱。

白氏且因为所谓“扣留军火”的事件，增加了外界对他的怀疑。这故事的实在情形，其实远不若外间所传之甚。先是，1948年秋冬之交，白崇禧正在整编陈明仁的第一兵团。陈明仁系湖南人，黄埔军校出身，原为蒋先生最信任的部将。年前四平街一役，在东北打了一个空前的大胜仗。此次奉命在两湖成立新编部队，颇为白崇禧所倚重。无奈陈氏所部都是杂凑来的，武器奇缺，屡请中央拨给，均无下文。是时重庆兵工厂适有一批械弹东下，停泊汉口江岸码头。白崇禧得讯，乃挂一长途电话给参谋总长顾祝同，希望能以这批军火补给陈明仁。在电话里，顾祝同已经同意了，不过顾还有相当保留的地方，说等到向总统报告之后，才正式拨付。白崇禧便打电话请示蒋先生，蒋说可向顾总长商酌办理。白氏因急于取用，未待正式命令便径自将这批军火分给陈明仁。

当时还有一件事也是外界误传。说徐州危急时，白崇禧拒绝派兵援救。其实在宿县以南全军覆没的黄维兵团（共有十个师），便是白崇禧从华中调去的。

总之，白崇禧不幸是因为他以往曾和蒋先生合不来，值此事急，外界不明真相，把一切责任都加到白氏头上去。CC系分子更仰承谕旨，推波助澜，推卸失败责任，嫁祸于人，于是什么“拒命”、“逼宫”一类的谰言都硬栽到白崇禧身上去，真是居心可诛。

当外界谣言极盛之时，傅斯年曾来看我，说：“外传白崇禧企图威胁蒋总统与共言和，究竟是怎么回事？”我就把白氏给我的电报原文给他看。白氏把他给蒋先生的电报另拍一份副本给我，两电内容相同。傅氏看过电报后说：“白先生的话也很近情入理，真是谣言不可轻信！”

当京沪一带和谣方盛之时，中共新华社突于12月25日发表一批“战犯”名单。第一批共四十三人，蒋先生居首，我名列第二，白崇禧第三。此外中央文武大员如孔祥熙、宋子文、孙科、陈立夫、陈诚等也皆“名列前茅”。

局势发展至此，蒋先生深觉战既无望，和亦不能，这才使他下了引退的决心，好让我上台与中共谈判和平。

为试探共产党甚或美国方面对他下野的反应，1949年元旦，蒋先生发出一纸皇皇文告。该文告首先叙述政府一向是具有求和的苦心，说：“三年以来，政治商谈之目的，固在于和平；即动员戡乱之目的，亦在于和平。但是今日时局为和为战，人民为祸为福，其关键不在于政府，亦非我同胞对政府片面的希望所能达成。须知这个问题的决定，全在于共党。国家能否转危为安，人民能否转祸为福，乃在于共党一转念之间。”

接着，蒋先生便说：“只要共党一有和平的诚意，能作确切的表示，政府必开诚相见，愿与商讨停止战争恢复和平的具体方法。”至于政府对和平的基础，蒋先生提出了五条空洞的原则，曰：“只要和议无害于国家的独立完整，而有助于人民的休养生息；只要神圣的‘宪法’不由此而违反，民主宪政不由此而破坏；中华民国的国体能够确保；中华民国的法统不致中断；军队有切实的保障，人民能够维持其自由的生活方式与目前最低生活水准”。如果中共能答应上述五点，蒋先生说他自己“更无复他求”。

他最后暗示有意退休，说：“中正毕生革命，早置生死于度外，只望和平能早日实现，则个人进退出处，绝不萦怀，而一唯国民公意是从。”

1月4日蒋先生“御驾”亲来傅厚岗我的住宅拜访，这是一次破例的行动。蒋先生有事找我，总是“召见”，此次移樽就教，可能是故意把“引退”的事做得更表面化，对中共和友邦作一试探。

此次我们见面，蒋先生对引退的事说得非常具体，他首先问我说：“你看现在这局面怎么办？”

我说：“我以前就向总统建议过，武汉和徐州应划为一个单位，统一指挥。今日挫败的原因虽多，而最大的毛病是出在指挥不统一之上。”

蒋说：“过去的事不必再提了。徐蚌失败后，共军立刻就要到江北，你看怎么办？”

我说：“我们现在样样都站在下风，但是也只有和共产党周旋到底，走一步算一步！”

蒋摇摇头说：“这样下去不是事！我看我退休，由你顶起这局面，和共产党讲和！”

我说：“你尚且不能讲和，那我更不行了！”

蒋说：“你担起这局面，马上就不同了。”

蒋先生说这话时，显然想到1927年他下野那回事。那次他一下野，武汉方面气就松了。但是现在的局面可不相同。共产党的对象并不是蒋先生一人，他是要整个拿过去的，不管谁出来都是一样。我心里这样想，嘴里当然未便明言，只是拒不接受蒋先生的委托。

蒋说：“我看你还是出来，你这姿态一出，共军的进攻可能缓和一下。”

我仍然说：“总统，这局面你如支持不了，我就更支持不了。无论如何，我是不能承当此事的。”

“我支持你，”蒋先生说，“你出来之后，共产党至少不会逼得我们这么紧！”

我还是坚决不答应，蒋先生便回去了。

次日，蒋先生派张群和吴忠信二人来找我，还是逼我出来继任总统，好让他“退休”。我便很露骨地表示，当今局势非1927年可比，蒋先生下野未必能解决问题。张、吴二人未得结果而去。不久，蒋先生又找我去谈话。我还是坚持。

蒋先生说：“我以前劝你不要竞选副总统，你一定要竞选。现在我不干了，按宪法程序，便是你继任。你既是副总统，你不干也得干！”

蒋先生既搬出宪法来压我，我便很难自圆其说。按宪法程序，他如果真不干了，我的确“不干也得干”。我说：“按宪法，我是无法推辞，但是现在的局面，你尚且干不了，我如何能顶得起？”

“共产党绝不同我讲和，”蒋先生说，“你出来，最低限度可以变一变。”

我说：“我出来，共产党一定要我无条件投降！”

蒋说：“你谈谈看，我做你后盾！我做你后盾！”

以后又聚会了几次，蒋先生一直说要我继任总统，并强调他五年之内不干预政治。

1月5日美大使司徒雷登的私人顾问傅泾波来看我，说：“美驻华军事代表团团长巴大维将军闻悉蒋总统有放弃大陆经营台湾的计划，巴大维为此事曾与司徒大使商议。司徒大使愿知道李将军的意思。”傅氏的话使我大为吃惊，因美大使馆的情报远比我灵通。傅氏言之凿凿，使我十分诧异。

1月8日蒋先生又派张群约黄绍竑自南京飞往武汉和长沙，与白崇禧、程潜商讨关于他引退的事。蒋先生显然是恐惧手握重兵的白崇禧和程潜会同中共接洽“局部和平”。张、黄之行的最大目的是为稳定两湖。

白崇禧得悉蒋先生决定引退，由我出来与中共谋和，遂包一专机，请黄绍竑飞港邀请李济深入京，作国共之间的调人。李任潮反蒋历史深长，而与我辈私交殊笃，亦为中共所敬畏。他如能来京助我，则第三方面人士将不会受中共利用。不过这全是白崇禧个人的看法，并未与我商议。外传黄绍竑飞汉去港是衔我之命，全非事实。再者，当时新闻界讹传，说我也急于要蒋先生下野，尤为荒谬的揣测之辞，因为当时我根本不想做蒋先生的继承人，还在竭力设法摆脱之中呢。

当这项消息已传国内外之时，中共终于在1月14日对蒋先生的文告提出八条答复。这八条是：

一、惩办战争罪犯

二、废除伪宪法

三、废除伪法统

四、依据民主原则改编一切反动军队

五、没收官僚资本

六、改革土地制度

七、废除卖国条约

八、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接收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及其所属各级政府的一切权力

中共这种答复原是意料中事，任何人也不会感到惊奇。不过蒋先生还在观望，他在表示引退之前，曾派蒋夫人作私人代表赴美乞援，显然还在希望美国的态度会悬崖勒马，重订援华政策，作挽留他的措施。所以他在“引退”消息传出之后，仍一再观望，迟迟不作决定。但是他表面却故意显示出有人“逼宫”而他故意不去的姿态，其实他是别有所待。孰知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对此事的反应极为冷淡。蒋夫人在美的活动也处处碰壁，使他绝望。再者，此时各地民意机关、立法委员和国大代表等都急于谋和，甚至有人公开表示希望他早日引退，庶几和谈能早日实现。

更有一重要因素，促使蒋先生下最后决心的便是共军的长驱直入。至1949年1月中旬，共军已攻到江北。北岸我方只剩下乌衣、浦口和安庆三个据点，中共大军百余万饮马长江，南京已微闻炮声。局势发展至此，正如张治中所说，“即死硬如CC分子，亦深信蒋先生下野乃必然之趋势”。蒋先生觉得不能再等了，他要让我出面来缓和这一紧张的局面。

二

1月21日上午10时许，蒋先生召集在京党政军高级人员百余人，在其官邸举行紧急会议。与会人员黯然无声，空气极为沉重。

蒋先生首先发言，将目前的局面作详细的分析。最后结论说：“军事、政治、财政、外交皆濒于绝境，人民所受痛苦亦已达顶点。我有意息兵言和，无奈中共一意孤行到底。在目前情况下，我个人非引退不可，让德邻兄依法执行总统职权，与中共进行和谈。我于五年之内绝不干预政治，但愿从旁协助。希望各同志以后同心合力支持德邻兄，挽救党国危机。”

蒋先生声音低沉，似有无限悲伤，与他平时训话时的激昂慷慨，截然不同。他说话时，众人中已有人黯然流泪。等他说毕，谷正纲、陈庆云、何浩若、洪兰友、张道藩等竟失声痛哭，全场空气万分哀痛。CC少壮分子、社会部部长谷正纲忽忍泪起立大声疾呼说：“总裁不应退休，应继续领导，和共产党作战到底！”

蒋先生以低沉的语调说：“事实已不可能，我已作此决定了。”随即自衣袋里掏出一纸拟好的文件，告诉我说：“我今天就离开南京，你立刻就职视事。这里是一项我替你拟好的文告，你就来签个字吧。”在那样哀伤的气氛之中，四周一片呜咽之声，不容许我来研究，甚或细读这一拟好的文稿。那气氛更使我不得不慷慨赴义似的，不假思索地在这文件上签了名字。蒋先生便收回去了。最后，大家又商讨一些今后和谈的原则问题，蒋先生便起立宣布散会了。

我问：“总统今天什么时候动身，我们到机场送行。”

蒋先生说：“我下午还有事要处理，起飞时间未定，你们不必送行！”

说着，他就走向门外。这时于右任忽然老态龙钟地追上去，口里喊着：“总统！总统！”蒋先生稍停问何事。于右任说：“为和谈方便起见，可否呈请总统在离京之前，下个手令把张学良、杨虎城放出来？”蒋先生只把手向后一撒说：“你找德邻办去！”说毕，便加快脚步走了。拖着一大把胡须的七十岁老人于右任，在众人注视之下，慢慢地走回，大家这才黯然地离开会场。

我们都知道蒋先生下午要在明故宫机场起飞离京，大家午餐之后，便陆陆续续地赶到机场。谁知蒋先生离开会场后，便径赴机场，乘美龄号专机飞到杭州去了。大家都空跑一趟而回。

蒋先生去后，我立刻感到国家兴亡的千钧重担已压在我的肩头。我继任总统的最大任务是与共产党讲和。但是我们的主力已被摧毁，在这失败已成定局的情况下，共产党愿意和我们停战讲和吗？试问在北伐期间，吴佩孚、孙传芳、张作霖屡败之余，要求我们停战讲和，组织联合政府，或划疆而治，我们肯不肯呢？再说，我们如与共产党易地而处，我们愿不愿意停战讲和呢？

和的可能性既已极其渺小，而根据民族传统，降又不可，则只有凭长江天险，拒敌渡江。然后希望友邦美国改变政策，助我安定金融，稳定民心军心。必先具有可战的力量，才有与共产党言和之望，但是长江天险是否可守，军队是否可靠，皆成问题。何况败兵之将不足以言勇，而中共锐气方盛，一江之隔，又安能阻其南攻？再退一步说，纵使长江可守，美国政府又是否会改变政策，大量援助呢？没有美援，则纵把长江守住亦属徒然。后顾前瞻，在在都感到这一残局无法收拾。然既已肩此重任，也只有拿死马当活马医，走一步算一步了。

当天下午张群打电话给我，说总裁有一个文告，要我过目后发表，希望能与我一晤。为客气起见，我特地乘车往张群住宅晤谈。张即将蒋先生所留交的“文告”给我看，其全文如下：

中正自元旦发表文告倡导和平以来，全国同声响应，一致拥护。乃时逾兼旬，战事仍然未止，和平之目的不能达到。人民之涂炭，曷其有极？为冀感格共党，解救人民倒悬于万一，爰特依据中华民国宪法第四十九条“总统因故不能视事时，由副总统代行其职权”之规定，于本月二十一日起，由李副总统代行总统职权。务望全国军民暨各级政府，共矢精诚，同心一德，翊赞李代总统，一致协力，促成永久和平。中正毕生从事国民革命，服膺三民主义，自十五年（1926年）自广州北伐，以至完成统一，无时不以保卫民族、实现民主、匡济民生为职志，同时即认定必须确保和平，而后一切政治、经济之改进，始有巩固之基础。故先后二十余年，只有对日之战坚持到底，此外对内虽有时不得已而用兵，均不惜个人牺牲一切，忍让为国，往事斑斑，世所共见。假定共党果能由此觉悟，罢战言和，拯救人民于水火，保持国家之元气，使领土主权克臻完整，历史文化与社会秩序不受摧残，人民生活与自由权利确有保障，在此原则之下，以致和平之功，此固中正馨香祝祷以求者也。

我坐下细看全文，觉其中颇有不妥之处。第一，我发现这文告中并无“引退”、“辞职”等字样，如是则1月21日以后的蒋先生究系何种身份？所以我坚持在“于本月21日起”一句之前，加“决身先引退”五字。第二，蒋先生在离职前一再要我“继任”，绝未提到“代行”二字。根据宪法第四十九条上半段，“总统缺位时，由副总统继任”。所谓“缺位”，当系指死亡和自动引退而言。而蒋先生所引则为该条下半段：“总统因故不能视事时，由副总统代行其职权。”所谓“因故不能视事”，当系指被暴力劫持而言。今蒋总统不是“因故不能视事”，他是“辞职不再视事”，则副总统便不是“代行”，而是如蒋先生亲口所说的“继任”。所以我主张将“于本月21日起由李副总统代行总统职权”一句，改写为“于本月21日起由李副总统继任执行总统职权”。

在这危急存亡之秋，我绝不是还斤斤于名位，只是我深知蒋先生的个性，他在文告中预留伏笔，好把我作为他的挡箭牌，而他在幕后事事操纵，必要时又东山再起。我顶起这局面，如名不正，言不顺，则无法执行总统职权，不论为和为战，皆无法贯彻主张。与其顶一块空招牌，倒不如蒋先生自己干的好。为此，我们又把吴忠信、张治中和王宠惠找来。王是我国法界老前辈，时任司法院院长。他对宪法程序的解释，应该是具有权威性的。王宠惠看过文告后也说：“蒋总统此一下野文告应该有‘身先引退’等字样，否则与宪法程序不合。”后来CC分子为使“代总统”的“代”字合法化，曾故意在外捏造王宠惠的谈话，说代总统是因为总统辞职，尚未经国民大会批准；副总统的继任，也未得国民大会追认，所以只好“代”云云。其实，宪法上根本未规定总统辞职要国民大会批准，副总统继任要国民大会追认。王宠惠也根本未说过这话。所以根据王院长对宪法程序的解释，我认为总统退职文告，如不经修正，不可发表。

张群见我意志坚决，乃和我商量打电话给蒋先生请示。是时蒋先生住在杭州笕桥航空学校内。电话接通之后，张群便把我的意思报告蒋先生。蒋先生竟在电话内满口承诺，说遵照李副总统的意思修改文告，直至李副总统满意为止。当晚我们就这样决定了，将文告依我的意思加以修正，然后交中央社发表。孰知次日早晨，各报所登蒋先生的文告和我自己的文告竟然还是修改前的旧稿。这时我从报上才看到蒋先生替我代拟文告的内容。全文如后：

总统蒋公轸念国家之艰危，顾恤人民之痛苦，促成和平之早日实现，决然引退。宗仁依据中华民国宪法第四十九条之规定，代行总统职权，自揣庸愚，膺兹重任，曷胜惶恐。惟是宗仁追随总统革命二十余年，深知其处事持躬悉以国家人民为重，而对于个人之进退出处，严谨光明，心志既决，不可移易。宗仁仰承督责，不容辞谢，惟有黾勉将事，效忠国家，冀使中枢之政务不坠，而总统救国救民之志业有成。所望我全体军民抒诚合作，文武官吏各安职守，精诚团结，一德同心，本和平建国之方针，为民主自由而努力，国家民族实利赖之。

细读此两项文告，以及蒋先生已允修改而中央社仍照原稿发表之各项安排，我觉得蒋先生之为人，至此危急存亡之关头仍不忘权诈，一意要把我作木偶任他玩弄。最令人气愤的是1月21日晚间，吴忠信竟以国民政府秘书长的名义，照上两项文告的原意，通令全国各级军政和民意机关知照。此项通令盖有总统的大印，而我这位总统竟一无所知。

我看到该通令后，便立即把吴忠信叫来，气愤地说：“礼卿兄（吴忠信），这份通令发出去，我为什么事先毫无所闻？”

吴忠信说：“这是蒋先生的意思，要我发出后再通知你。”

我说：“蒋先生已经下野了，他还要指挥你发通令不让我知道？”

吴说：“你是知道蒋先生的，蒋先生要我这样办，我又怎能不办？”

我说：“礼卿兄，你这样做未免太不够朋友了！”

事情发展至此，我才了解，一切都已由蒋先生安排好了。前晚的电话挂掉之后，他可能又另外打电话给张群和吴忠信，自食前言，重新安排，做到木已成舟再说。他知道我为人忠厚，不愿为此事闹伤大体。他对我显然是“欺以其方”，谅我必会为大局而让步的。

但是我当时认为他欺人太甚，遂声称，名不正，便不就职。吴忠信不得已，竟威胁我说：“德公，我们是老朋友，我愿以老朋友的资格劝劝你。你是知道蒋先生的为人的，你应知道你自己现在的处境。南京现在特务横行，你身边的卫士都是蒋先生的人，你还在争些什么呢？争得不好，你知道在这种局面下，任何事皆可发生，你自己的安全，可能都没有保障。”吴的话也是实情，不过我并未被他吓倒。我仍然坚持不就职的老态度。下午，我又把吴忠信、张治中、邱昌渭找来。我把这事的原委向张、邱二人重述一遍。他二人也认为蒋先生这样做太过分了。张治中本以为蒋先生下野，和局有望，至此也强调说：“可惜‘美中不足’，能否请礼卿兄设法稍为更正一下？”邱昌渭亦竭力附和。不意吴忠信竟大发雷霆，把张、邱二人臭骂一顿，说国事至此，你们还幸灾乐祸，说什么“美中不足”。张文白也不甘示弱，闹得不可开交，我反而做起和事佬来，才把他们调处开了。

这件事很快就传了出去。许多国大代表和立法委员都为我不平，他们纷纷到我住宅来请愿，要我“速正大位”，不要做“代理”总统。入夜，白崇禧也打长途电话来询问经过。我把详情告诉了他之后，白崇禧就说出刘邦告诉韩信的老话来：“要做就做真皇帝，切不要做假皇帝！”

当时民营各报尤为我不平，群情激昂，议论纷纷。张群、吴忠信等不得已，又打电话给蒋先生，蒋先生又满口承诺“修改”、“更正”。但正在大家愈闹愈激烈之时，我本人反而泄气了。我想国家都没有了，还闹什么“代”不“代”呢？闹得太凶了，人民是不能谅解我们的。我如能聊补时艰，拯人民出水火于万一，私愿已足。吴忠信又乘机来苦劝。于是，我反而劝为我抱不平的国代、立委等顾全大局。大家见我如此，也只有叹息而退。

蒋先生退休之日是星期五，这一个周末，我虽尚未就职，而军国大事已纷纷压到我身上。我从一位闲散的副总统于一夕之间变成“日理万机”的国家元首。

1月24日，星期一，国府举行总理纪念周。由居正担任监誓，我便在纪念周上举行一个简单的仪式，就任代总统。

第六十六章　收拾不了的烂摊子

一

我当总统之初，有三种任务紧迫眉睫。其一，为着结束内战，我不得不诚心同共产党人举行谈判，以求和解。其二，我不得不阻止共产党人渡过长江，以求得体面的和平。同时，我还必须巩固内部的团结，实行民主改革，以便重得民众之支持。其三，我必得寻求美援，以制止通货膨胀，物价狂涨，因通货膨胀实在比共产党之威胁尤大。

自蒋氏离南京不久，我就致电孙中山夫人、李济深、民盟领袖张澜、章伯钧、张东荪，还有其他一些人等，他们都代表一些小派，其中多数人过去都曾反共。但是抗战胜利后，他们都变成反对国民党而赞成共产党，究其原因，固然是共产党“统一战线”政策之妙用，另一方面也实是蒋先生一派所迫成的。但是这些人对我还友好，似乎不怀恶感。我若得他们的支持，定能造成第三种力量，以制造反共之舆论。这样共产党就不得不放弃毫无意义的把内战打到底的目的。

然而事实证明，所有这些都只是我的如意算盘。因为共产党的胜利已成定局，民主人士就不愿意回到国民党冷冷清清的屋里来了。而正当此时，共产党“统战”人士尤其活跃，就如李济深，因受亲共同事之包围，业已离香港往北平出席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去了。

为着试探共产党对我的和平呼吁的反应，我组织了一批在上海公众组织和教育界中的知名人士，由他们组成一个“人民代表团”并坐飞机往北平，华中“剿匪”总部参议刘仲华和立法委员黄启汉被邀同往。此事经我同意，后来报界传这两人是我私人代表，并非事实。

1949年1月27日，我正式致电毛泽东，倡议和解。该电文如下：

润之先生勋鉴：

自政协破裂，继八年对外抗战之后，内战达三年有余，国家元气大伤，人民痛苦万状，弭战谋和已成为今日全国一致之呼声。故自弟主政之日起，即决心以最高之诚意，尽最大之努力，务期促成和平之实现。弟于二十二日所发出之声明，及所致任潮、衡山、伯钧、东荪诸先生之电，计均已早邀亮察。国家今日残破如此之甚，人民痛苦如此之深，田园城市之摧毁，无辜人民之死伤，不可胜计，而妻离子散，啼饥号寒者，复随处皆是，此悉由于战争所招致。以往国共两党，在孙中山先生领导下，曾共同致力中国革命，不幸现因政见分歧，阋墙斗起，致使国家人民，遭此惨祸，抚今追昔，能不痛心！吾人果认为革命之目的，在于增进人民与国家之利益，革命之动机，基于大多数人民之意旨，则无论国共两党所持之主张与政见，如何不同，在今日之情势下，决无继续诉诸武力，互相砍杀，以加重人民与国家痛苦之理由。除遵循全国民意，弭战谋和，从事政治解决之外，别无其他途径可循。否则吾人之罪，诚将百身莫赎。先生以往曾一再宣示，愿意寻求和平解决。现政府方面，已从言论与行动上，表明和平之诚意，所有以往全国各方人士所要求者，如释放政治犯、开放言论、保障人民自由等，均在逐步实施，事实俱在，何得谓虚伪。务望先生号召贵党同志，共同迅速促成和谈，即日派遣代表，商定地点，开始谈判。战争能早一日停止，即保存万千之国民生命，减少万千之孤儿寡妇。果能共体时艰，开诚相见，一切当可获得解决。贵方所提八项条件，政府方面已承认可以此作为基础，进行和谈，各项问题，自均可在谈判中商讨决定。在双方商讨尚未开始之前，即要求对方必须先行执行某项条件，则不能谓之为和谈。以往恩怨是非，倘加过分重视，则仇仇相报，宁有已时？哀吾同胞，恐无噍类，先生与弟将同为民族千古之罪人矣。抑尤有进者，贵方广播屡谓政府此次倡导和平，为政府与某国勾结之阴谋，此种观点，显系基于某种成见而来。弟自抗战迄今，对外政策，夙主亲仁善邻，无所轩轾，凡有助于我国之和平建设，均应与之密切合作。今后亦惟有循此原则，以确保东亚和平，与我国家之独立自主。先生明达，当引为然。总之，今日之事，非一党一人之荣辱，而为国家命脉、人民生死之所系。弟个人亦决无丝毫成见与得失之心，如能迅消兵革，召致祥和，俾得早卸仔肩，还我初服，固所时刻馨香祷祝者。掬诚布悃，希卓裁见复为幸！

弟　李宗仁　于感京秘印

其间，我派甘介侯博士作为我的私人代表前往上海与颜惠庆、章士钊、雷震、江庸等社会名流磋商，希望他们作为中间人士前往北平，帮助在政府和共产党人之间搭桥。其后，1月31日，我又和邵力子同往上海亲访他们。

我还邀请陈光甫加入这个前往北平的代表团，但遭拒绝。陈氏是有名的银行家，我多年老友，1928年蒋先生有意让他担任行政院的部长，但陈氏谢绝了。当我劝他接受时，陈氏笑道：“将来，老兄当了一国之元首时，无论你叫我干什么，我一定接受。”而今在上海，我重提往时的请求和他的诺言时，陈氏却说：“大势已去，只好取消前言了。”

我回南京后不久，那个人民代表团在北平和共产党首领磋商后回到了南京，刘仲华向我报告说，共产党权威人士表示只要我断绝同美国人的联系并协同消灭蒋介石派残余势力，他们就愿意和我合作。显然，这是共产党要使蒋先生和我不和。至于我和美国人的联系，我尚未接到过任何美国援助，美国政府就是提供了经济帮助给予中国政府，那也是和原先西方帝国主义国家提供的贷款全然不同的。我们绝不会以主权和美国金钱来做交易。基于这个理由，我起草了五点回答给共产党。叫刘把它带往上海，以便第二个人民代表团把它交给共产党首领。下面就是我提出的五个要点：

一、政府同意通过政治方法解决一切国家问题。

二、各方指派一正式代表团，立即恢复和谈。

三、和谈时期停止一切军事行动。

四、今后国家重建工作按下列原则进行，即组成民主政府，平均分配财富，军队国有化，全体人民自由生活。

五、今后与外国的事务，按照民族平等、互相有利的原则进行。

第二个人民代表团于2月14日飞往北平。在此期间，长江下游的战斗实际上已经停止，因为共产党人正在休整军队。我们也有几十艘炮舰在长江上巡逻，看来足够阻止共军渡江。这样宁沪地区的紧张也就趋于缓和。乐观的气氛看来重新在这两个市的街上出现。所有的人都期待着北平的好消息。但是就在这个时期，行政院在孙科率领下，突然从南京迁往广州。非常明显，此举旨在抵制我的和平努力。

二

在我取得总统职位之初，我曾试图改变蒋先生之专制做法，建立真正的宪法政府，使其行政权力归于行政院院长（内阁总理），而不给予总统。然而不幸，行政院院长孙科博士正是我以前在副总统竞选运动中的敌手，他在1948年12月中接任了翁文灏博士的行政院院长。

多年来，我和孙科博士的私人关系颇好，但在副总统竞选活动中，我的支持者，特别是黄绍竑做得过分，竟至揭露孙博士作为一个政治家的阴私，黄氏用假名发表了几篇文章，重提旧日的桃色事件——“敝眷蓝妮”。蓝妮是一个颇有姿色的交际花，曾有个时期是孙博士的情妇。后来，她还叫两个女儿称孙氏为父亲。抗战时期，蓝妮一直留住上海，并且得到了一笔相当可观的不明来历的财产。日本投降后，所有伪官员的财产都由政府没收，其中也包括蓝妮小姐的。于是，当她以前的情人回到南京当了立法院院长时，她便拼命向他求救，试图取回被没收的财产。孙氏便给上海负责官员去了一封信。在信中，他把蓝妮称作“敝眷”。那时蓝妮小姐也颇有名声，照片也常出现在中外文报纸的头版新闻上。所以，孙氏此信便成了轰动一时的笑谈了。而“敝眷”二字更是好久都用大体字排印出来。

1948年4月，孙科作为蒋先生的“黑马”，参加副总统竞选活动。黄绍竑很有文学天才，便在这时改了一下前次的题目，发表了另一篇儿女风情纪事的文章。这使得孙博士尴尬万分，并认为我手段恶劣。选举失败，他或许可以忘掉了，而黄氏重提蓝妮之事，则恐怕是不能忘怀的。现在正是他进行报复的好机会了。

我还得对付CC系的其他反对者。CC系那班人都心胸狭隘，他们从不知道我之接任总统乃是克服政府危机的必要步骤。他们简单地认为，中央政府中权力变动为“桂系”争权的“最终胜利”，无论什么场合，他们都抵制我。所以，在蒋氏幕后指挥之下，孙科派和CC系就联合一致，共同来陷害我。其第一步就是把政府从南京迁往广州。

值此关键时刻，国民政府不能从南京迁走。类似任何轻率举动都定然会予共产党人以足够的借口来拒绝进行和平谈判。其次，政府方面的任何举动都会影响民众的心理和士气。我虽反对，然则蒋先生自南京引退后不久，孙科就把行政院及其所属各部迁往广州。立法院的CC系分子步其后尘。南京城空了一半。幸好，立法院大部分委员却情愿和我留在南京。

因之立法院分裂，两派公开彼此弹劾，乱七八糟。我深感为难，以致不知所措。我在南京处理了大批政府事务之后，正等着共产党的答复。2月22日，我飞往华南，表面上是去华南视察，孙科和陈立夫两人都到飞机场见我。当晚我和孙科作了长谈。我镇静但坚定地要求他把行政院迁回南京。

起初，他说：“在敌炮火轰鸣之下，我们怎能处理政务呢？”我说：“哲生兄啊，在八年抗战中，有哪一天不是在敌炮火轰鸣下过去的？”因为我竭诚力劝，孙氏最后乃同意回返南京。我经桂林、汉口于2月25日飞回南京。孙氏跟着于2月28日回抵南京。政府的所有人员都回到南京来了。这样总统和行政院之间的争执乃告结束。只有国民党的中央党部在CC系控制下，仍留在广州。

在和我不和期间，孙院长显然错了。他的不计后果的举动在立法院引起了普遍不满（他原是立法院院长）。立法委员们动议对他投不信任票，他狼狈之极，向我提出辞职书，但我私下又交还给他，叫他不要泄气，而应和我协调一致，共同克服政府之危机。3月7日，孙氏复来见我，要求我解脱其职责。既然大多数立法委员都觉得在当时孙氏不是能肩负责任者，最后我只好接受他的辞呈。

选择他的继承人是个新难题，经过相当的考虑以后，我决定把他的职位让何应钦继任，何刚辞掉中国驻联合国军事代表团团长的职务从纽约回来。白崇禧和吴忠信到上海把我的亲笔信交给何，但是何断然拒绝了。3月9日我亲自拜访他，他仍然拒绝接受，但是我还是设法引他谈起了二十几年前的一些历史事实，就在蒋先生于1927年8月第一次辞职以后，我和何在南京合作。我诚恳地说：“敬之老弟，历史正在重演，蒋先生又辞职了，南京再度垂危，当你以前的同事孤独的时候你能无动于衷吗？”何将军看上去受了感动，表示愿意帮忙，但是他说没有蒋先生的赞许他不敢做任何事情。我立即叫吴忠信打电话到溪口，向退休的总统报告何将任新职的事情。蒋回答说：“让德邻弟自己安排一切，我是退休的人，能说什么呢？”何听到蒋这客气的回答不寒而栗，请求我允许他远离政界。

我接着派吴忠信到溪口请求蒋给何说几句话。蒋先生给何打电话，相当冷淡地说：“既然德邻想让你担任那个职务，接受下来吧。”何应钦到溪口从“退休老人”那里取得更详细的指示以后，最后接受了我的任命。

我和何应钦要克服无数困难才能组成新政府。我们不容易找到适当的人才来填补政府各部的空额，特别是财政部。前部长徐堪已辞职，不愿意再回来。我们打算把这个职位给陈光甫或者张公权，他们都是上海有名的银行家，但是他们两人都婉言谢绝了。我们让他们推荐一个，他们看中了中央银行的总裁刘攻芸，他是蒋先生完全信任的人。我没有见过他，也从来没有听说过他。但是何很了解他，接着何便接受了这个人。

我一回到南京，又面临了一项辞职，这次是总统侍从室秘书长吴忠信。我本来想让翁文灏博士填补这个空缺，但我犹豫不决，因为翁以前是行政院院长。根据中国官场传统，总统府秘书长的地位对于前行政院院长来说是太低下了。但是我决定无论如何要试一下，结果出我意料，翁立即接受了这项任务。他说：“我能为国为民做什么事情，我一定毫不犹豫地去做，国家濒临灭亡，我怎么可以把这个职位看作是对我个人的侮辱呢？”

刘和翁两人都得到我最大的尊敬，因为在那个时期没有人想卷入政界，完全是爱国心使他们为了国家的利益而不顾个人的利益。但是，翁一接受任命，蒋立即派了一个代表去秘密见他，翁遭到了一顿辱骂。那个代表让他记得他是靠委员长发家的，并责问他怎么会无耻到原先的主子一退休就向“桂系”投降的地步。翁给说得心烦意乱，后来他一从法国回来就投向共产党，可能就是因为他对蒋心地狭窄的反感。

后来刘攻芸也受到了蒋先生同样的辱骂。1950年初，刘在香港的时候，向台北“外交部”申请要一个护照。“外交部”很谨慎，不敢在没有得到蒋介石允许的情况下给他发这样一个重要的护照。他们把收到刘的申请的事向蒋先生报告的时候，蒋先生非常生气。我从可靠人士那里得知消息，蒋用手捶了一下桌子说：“刘攻芸是已经投降桂系的反动派。”这样，刘的申请被拒绝了。

1949年3月12日，我把新政府的名单交给立法院批准，投票结果是二百零九票对三十票，这样就正式成立了新政府。政府成员名单，现记起的如下：

行政院院长　何应钦

　　副院长　贾景德

　　　　政务委员　张群、莫德惠、张治中、朱家骅

　　　　秘书长　黄少谷

　　　　内政部部长　李汉魂

　　　　外交部部长　傅秉常（叶公超代理）

　　　　财政部部长　刘攻芸

　　　　国防部部长　何应钦（兼）

　　　　参谋总长　顾祝同

　　　　经济部部长　孙越崎

　　　　交通部部长　端木杰

　　　　教育部部长　杭立武

　　　　司法行政部部长　张知本

　　　　蒙藏委员会委员长　白云梯

　　　　侨务委员会委员长　戴愧生

　　　　主计处主计长　庞松舟

新政府面临两项紧急任务：第一，要指定一个正式代表团和共产党谈判。第二，必须取得内部团结，以便迅速进行政治改革。释放政治犯，制止通货膨胀，准备长江的防守工作。第二部分的问题下一章再谈。这一段主要谈谈与共产党的问题。

1949年2月14日，由颜惠庆率领的第二批人民代表团到北平以后，共产党派林彪、董必武和叶剑英和他们谈判。共产党电台正式宣布说，他们愿意和政府和谈。2月25日，我一从广州回到南京就召集了所有在南京的领导人开会。会上我们采纳了以下三点，作为将来谈判的基本指导原则：

一、和谈必须建立在平等的基础上，我们绝对不能让共产党以胜利者自居，强迫我们接受不体面的条件。

二、鉴于铁幕后面的附属国形势混乱，我们不能同意建立以共产党为统治党的联合政府。我们应该建议立即停火，在两党控制区之间划一条临时分界线。

三、我们不能全部接受所谓八条，而只同意在两政府共存的条件下讨论八条。

我完全清楚，即使这个建议被接受，共产党也不会和我们谈成功的。我觉得如果我们能阻止他们过长江，他们就别无他法，只得接受我们的建议，我们是不是能守住长江还是另外一个问题。

我组成新政府以后授权行政院院长组织一个正式代表团，根据以上三条原则和共产党谈判。何应钦通过电话和蒋先生商洽以后，指定张治中、黄绍竑、邵力子、章士钊和李蒸组成政府代表团，以张治中为团长。当行政院何院长把名单交给我批准的时候，我加上了刘斐将军的名字。接着张治中将军到溪口去取得蒋的批准，然后，我们就给共产党打电报，把名单通知他们。3月26日，北平共产党当局指定了一个包括周恩来、林祖涵、林彪、叶剑英、李维汉和聂荣臻的正式代表团，他们建议把4月1日作为在北平开始和谈的日子。

我们代表团启程的前夕，我把居正、阎锡山、白崇禧、张治中和别的一些领导人叫来开了个会，会上我建议组织一个指导委员会来监督即将到来的与共产党的谈判。接着，除我以外还有十人被选进了这个委员会，他们是：何应钦、于右任、居正、张群、吴铁城、孙科、吴忠信、朱家骅、徐永昌和董显光。实际上孙科已经离开南京，我们在他缺席的情况下选他作委员。4月6日，何应钦乘飞机到广州把这个委员会的名单交给国民党常务委员会正式批准，希望政府和执政党能进行更全面的合作。

三

当政府忙于作和平安排的时候，我加紧了我们的外交活动。我当总统以后，我就立即召见苏联大使罗申，我想看看我们是不是可能和苏联人作一些安排来停止中国的内战。我听说蒋先生已经早在1944年或者1945年就为同一目的和苏联人接触过。1945年底，委员长的大儿子蒋经国已经到过莫斯科，斯大林告诉他，在苏联帮助中国政府以前，中国和苏联之间必须签订一项中立协定，在中国必须组织一个有中国共产党参加的联合政府，蒋先生拒绝了苏联的这项建议。

1946年，蒋先生告诉在南京的苏联大使，他准备考虑斯大林的建议，并表示希望访问苏联。斯大林随即派了一架专机到新疆省会乌鲁木齐，以便蒋去莫斯科访问，他指示在南京的苏联大使馆和蒋做好去莫斯科的安排。罗申告诉我他就是负责这一个计划的。飞机到了以后，罗申想约见蒋先生，但蒋先生却拒绝接见他，罗申有些绝望了，便设法和蒋经国联系，在以前的许多安排中，他已经和蒋经国有过接触了，但蒋经国这次为了避免见他而到上海去了。罗申跟着到了上海，但却无法在那大城市里找到蒋经国。这样，这一切都没有能够成为现实，苏联在乌鲁木齐的飞机只好飞回去了。机上没有接到贵宾。

［附注］上面的这个关于斯大林派飞机到乌鲁木齐的故事，是根据模糊的记忆写成的。这个故事是罗申亲自告诉我的，没有文件证据。因此，要查对中国和苏联的档案材料，才能进一步证实。

对于蒋的背信，斯大林非常生气，他命令苏联在中国的所有外交官和领事都采取与中国政府不合作的政策。东北给共产党占领以后，蒋先生又重新向苏联大使要求访问苏联，他埋怨儿子以前的安排没有成功。罗申打电报把这个消息告诉莫斯科的时候，他从斯大林元帅那里得到一个简单的答复，斯大林元帅说既然蒋介石是个不诚实的人，罗申可以不理睬蒋的请求。因此，当我召见罗申的时候，他说：“现在已经太晚了，我亲爱的总统先生，中国永远也不会断绝同美国的联系，苏联能为它做些什么呢？”由于他的话这样挖苦，我没有就这个问题继续谈下去，我们的谈话就这样结束了。我已经知道苏联在过去三年中真正想得到的是中国保证在一旦苏联卷入战争的时候保持中立，我指示甘介侯博士再度和苏联大使商谈这件事。但是苏联的价钱大大提高了，斯大林不再满足于一个中立协定，他坚持要中国和苏联建立真正合作的关系。苏联人建议，中国为了表示诚意，应尽量驱逐在中国的美国人。

甘博士向我请求进一步的指示的时候，我说不可能接受苏联的条件。我叫甘氏通知苏联人，我们和所有友好邻国诚恳相待，中国不想歧视任何国家。苏联大使粗率地回答说，他们的政府和我们政府之间进一步的谈判要以接受他的建议为条件。

正是在这个时候，我派甘博士把目前的情况告诉了美国大使，并且请他发表支持的声明。这本来可以增加我们的旨在取得苏联势力以迫使中国共产党与我求得和平解决的谈判本钱的，不幸的是，几个月之后，这件事被美国国务院的白皮书作了错误的报道。白皮书是这样写的：

1949年1月23日，代总统的代表要求美国大使司徒雷登转告美国公开发表表示支持的声明，这位代表说李将军已和苏使馆取得联系，并且拟好了一项中苏间试探性的三点协议草案。这项草案于数日前由苏联驻华大使带到莫斯科，这三点是：（1）在将来的任何国际冲突中，中国保持严格的中立；（2）尽可能地驱除美国在中国的影响；（3）建立中国和苏联之间真正合作的基础。李将军已经原则上同意这三点，并且觉得如果得到美国支持的声明的话他就在这三点进行的谈判中可以增加本钱。（见美国国务院《美国对华关系》，1949年8月，第293页）

这错误的陈述可能是由于在中国的美国外交官员太敏感，也可能是由于有些中国人散布谣言想迫使美国人迅速改变对华政策。据我回忆，我和苏联人的所有接触仅仅限于和罗申的简短谈话。在1949年我们根本没有和苏联人进行过任何认真的谈判。

由于无法和苏联人和解，我们这段时期的外交活动集中在美国人身上。我们经常和美国大使司徒雷登博士接触，司徒雷登博士是我的好朋友，我们一直相处很好。我在北平工作时，经常和他共餐，他也请我去燕京大学以答谢我的盛意。我还认识了傅泾波先生，而此后，在我留在北平的时候，他成了我的行辕中的常客。

就是在早期，我就与司徒雷登讨论过了美援问题，但是这位未来的驻华大使总是批评中国政府的腐败。蒋氏引退后，我和他在南京又有接触，我正式请求他敦促美国政府借给中国十亿美元，或者至少五亿，以帮助制止通货膨胀。我强调地请他注意蒋引退后中国政局已完全改变的事实，并向他保证今后将有效地使用美援。如果美国现在拒绝帮助中国来阻止世界共产主义的扩张，今后他要在远东做同样的事就要多花百亿美元，而且不会有什么效果，还使美国青年不得不流血。我提醒美国大使说，如美国不愿在现在采取行动，而愿在今后采取行动，他们只能希望得到帝国主义的头衔。但大使很顽固，拒绝了我们的请求，说由于蒋先生仍在幕后控制着政府，中国的局面没有改变，美国对远东外交政策已定，现在绝不能改变。

我和美国外交家的接触在和谈进行时达到高潮。虽然我知道取得美援是不可能的，但我仍希望美国至少会给我们道义支持。在4月中和司徒雷登大使的一次长谈中，我建议他以大使名义为我举行茶会，邀请英、法大使出席。承蒙司徒雷登大使好意，按我建议的那样做了。在茶会上，我应大使的请求发表了讲话，英、法外交使节也在场。

［附注］由于大部分文件都已丢失，已记不清此次聚会的准确日期。但根据司徒雷登博士的回忆录，聚会是在4月17日，英、澳、加大使应邀参加了。加拿大大使未能准时到，没有迹象表明法国大使也邀请了。参看司徒雷登著，《在中国的五十年》，第231页（纽约兰登书屋，1954年版）。

首先我说看到中国人民的苦难，中国政府一直诚心诚意地争取继续和共产党的和谈。我们希望共产党和政府达成协议，以便我们能一起为中国的民主重建而努力。我强调说十月革命后一开始，西方的民主国家力图阻止国际共产主义的扩张。但二次大战后，苏联布尔什维克控制了整个东欧，开始了对西欧的“冷战”，当西方正在建造堤坝阻止“赤祸”在西方泛滥时，让它在东方自由泛滥是明智的吗？我说，如中国现政府倒台，我相信整个远东会随着崩溃。我请西方国家注意中国在世界未来的政治发展中会占枢纽地位这样的事实。没有人应该低估中国内部灾难的严重性，也不应袖手旁观。

在结束时我诚恳地说，我的政府并不向美国、英国和法国请求物质帮助，但我希望在座的先生们会把我的意思转达给他们尊敬的本国政府，强调我们需要他们的道义支持。更具体地说，我敦促三位使节发表联合声明，对目前中国国民党、共产党之间的谈判表示深切的关怀，我请三国政府表示他们衷心的希望，希望谈判会导致和平解决。这样中国和全远东的和平能维持住，他们发表联合声明将会给予共产党谈判的政府代表团相当大的鼓励，也将充分警告国际共产主义分子不要插手中国。

当我讲完话回到座位时，我瞅了一眼美大使，希望他会附议，想不到，司徒雷登采用滑头政客的通常办法，他避免看我，而邀请英外交使节代表三人讲话。英国外交官员作了简短、措辞谨慎的讲话，他的讲话把我的要求搁在一边，显然回避一切问题。这使我意识到西方已决意袖手旁观，眼看中国政府垮台。

同时我们试图和美国政府直接接触，我们驻华盛顿大使顾维钧博士是一个谨慎的政治家。他向蒋先生请示。白崇禧曾数次向何应钦和我建议要换掉他，但何应钦的神经太紧张，没有溪口方面的允许，他不敢采取这一行动，即令我们能够比较顺利地找到一位能干负责的驻美大使，也无济于事，因为蒋存心想看着我们完蛋。

此时美援是唯一能使气息奄奄的病人活过来的药物。南京政权从蒋转到我这一事实给有效用药创造了条件。竞选副总统时，我曾对人民许诺说将给中国带来民主改革。蒋先生走后，人民都望政府中的腐败也随着走了。我任总统头两月中，到处都有繁荣和欢乐的景象。如美国国会和白宫领导人目光远大，立即更改对华政策以适应中国之局势，并提供贷款给我以制止通货膨胀，整个局势恐已大变了。与此同时，由于有了公众对政府的重新支持，加之武装部队士气的重新高涨，我们也可能成功地保卫长江，并在政府中实行有效的民主改革，这样我们才能与共产党在谈判中最终求得和平解决，至少可使半个中国得以自由。

我从未料到华盛顿的最高决策人竟会是一群目光短浅的政治家。当共产党卷地毯似地征服大陆时，他们甚至连声都没有吭。就在这时，共产党统治中国后，共产党集团变得异常强大，而朝鲜的共产党人又变得如此大胆，竟在第二年开始了朝鲜战争。

但在今天回顾那时的情况时，我不禁不寒而栗了。今天我感到庆幸的是，当年与我打交道的美国方面的领袖人物都是一些没有经验的人。这些人在现状不变的局势下指导世界事务是能干的，但处理起严重的国际危机时，则肯定是无能为力。如果他们要像约瑟夫·斯大林那样冷酷和精明，像他一样善于抓住时机，中国肯定是会完了。如果美国人全力支持我，使我得以沿长江和毛泽东划分中国，中国就会陷入像今天的朝鲜、德国、老挝和越南同样悲惨的局面了。南部政府得靠美国生存，而北部政府也只能仰苏联鼻息，除各树一帜、互相残杀外，二者都无法求得真正之独立。又因中国是六亿人的大国，这样一来，她就会陷于比前面提到过的几个小国家更为深重的痛苦之中，而民族所受的创伤则恐怕几代也无法治好了。如果这种事情真的发生了，在我们敬爱的祖国的未来历史上，我会成为什么样的罪人呢？

虽然共产党现政权在进行迅速的建设恢复工作，以实现共产主义；虽然人民也因之受到了一些苦难，但中华民族至少是有十多年没有内战了。此外，大陆之物质建设亦感人良深，迫使西方人重新对我中国人进行评价。他们将我们看作是有智慧的民族，并预言中国将很快成为世界上的一等强国。我对共产党的感情是敬仰之心和恐惧之心兼有。不论是谁做了这工作，国家资源是得到了很好的保护的。这样看来，我自己虽然失败，而且寄居异国，但我还是问心无愧的。

第六十七章　不堪回首的江南战役

一

我在南京出任代总统的三个月期间，本抱“死马当活马医”的态度，欲为不可收拾的残局尽最后的努力，期望息兵，达成和平局面，解人民于倒悬。古人说：“尽人事而听天命。”但是因环境特殊，蒋先生处处在背后牵制，使我对这匹“死马”实未能尽应有的努力。

使我不能有丝毫作为的第一项基本原因，便是蒋先生在决定引退之时，即已准备放弃大陆，退保台湾，以贯彻其改造党政军成为三位一体的心愿，维持一个清一色的小朝廷。他更深信大陆放弃之后，国际情势必益恶化，第三次大战亦必随之爆发，即可因人成事，回大陆重温接收政权的美梦。为布置这一退路，蒋先生于1948年12月29日突然命令孙科的行政院任命陈诚为台湾省省主席。

前已言之，陈诚于1948年春初自东北铩羽归来之后，在京沪一带的东北籍人士群起鼓噪，恨不得杀陈诚而后快。蒋先生不得已，准陈诚辞职赴台，托辞养疴，实另有所布置。此次新职突然公布时，前主席魏道明事前竟毫无所知。陈诚得令后，立即自草山迁入台北，1949年1月便在台北就职视事。行动的敏捷，为国民党执政以来所鲜见。由此可知蒋先生事前布置的周密。

陈诚上任后，蒋先生便密令将国库所存全部银元、黄金、美钞运台。因自1948年8月“金圆券”发行之后，民间所藏的银元、黄金、美钞为政府一网打尽。据当时监察院财政委员会秘密会议报告，国库库存金钞共值三亿三千五百万美元。此数字还是依据中国公开市场的价格计算的；若照海外比值，尚不止此数。库存全部黄金为三百九十万盎司，外汇七千万美元和价值七千万美元的白银。各项总计约在美金五亿上下。

蒋先生在下野的同日，又手令提取中国银行所存的美金一千万，汇交当时在美国的空军购料委员会主任毛邦初。嘱毛将该款以及毛氏手上的余款悉数自纽约中国银行提出，改以毛氏私人名义存入美国银行。据毛氏事后对人说，蒋先生虑及与中共和谈成功，联合政府成立，该款必落入新政府之手，乃有此不法私相授受的措施。其后因空军总司令周至柔与毛邦初素有夙怨，向蒋互控贪污的罪名。周指毛购料舞弊，毛则控周将公款私自提存香港某银号，据为己有。政府即派员到美京空军购料办事处查账，结果并无账目不清的迹象；而对周将空军款项以私人名义存放香港银号一事，竟亦置之不问。毛氏认为不公，仍喋喋不休。而宋美龄以毛邦初系蒋先生元配毛氏的内侄故，心存忌妒，遂怂恿蒋先生将毛邦初撤职，并勒令将当初私相授受的巨款交出。毛以该款既属渠私人名义所有，并无公款佐证，拒不接受。此为后来国民政府控告毛邦初内幕的由来。

因此在我就任代总统之日，手头一文不名。为维持军饷、安定民心，曾命行政院饬财政部将运台的国库银元、金钞运回一部分备用。但是在台负保管责任的陈诚奉蒋暗示，竟作充耳不闻的无言抗命。政府救穷乏术，唯有大量印发原已一文不值的“金圆券”。大票成群出笼，致币价贬值，一日千里。金融市场完全崩溃，百业停顿，军心民气完全丧失，遂形成无法收拾的局面。

为抢救这危局，我曾数度就商于美大使司徒雷登，希望美国能贷中国一批白银，先行安定金融，再及其他。司徒总是说：“总统先生，你有其名无其实，政府实权完全未更动，不管美国运来多少金银，还不是和以前一样，完全浪费。”我不得已，电令驻美大使顾维钧就近向美国政府交涉。无奈顾大使仍以蒋先生的意旨为依归，对我虚与委蛇，来往电报完全漫无边际，不得要领。

金银之外，蒋先生又秘密将海军、空军实力逐渐南移，以台湾为中心。值此江防紧急之时，海军、空军为守江所必需，重心一旦南移，江防军斗志便大半丧失，纵有可为也不可为了。

蒋先生在下野前夕既已预备放弃大陆，他要我出来，显然是借刀杀人，好让他争取时间，抢运物资赴台。此种司马昭之心，连美军顾问团也看出了。

1月5日，时距蒋先生正式下野尚有十余天，司徒大使遣其私人顾问傅泾波来见我说，美驻华军事代表团长巴大维将军闻悉蒋氏有计划地放弃大陆，经营台湾，甚为诧异。因自平、津、济南失守，及徐州会战失利后，共军虽已增至二百万人以上，但国军亦立即调整补充，兵力仍号称三百五十万，虽装备奇缺，唯尚有半数可战之兵。且西北地区和长江以南省份依然完整，在此时期即做放弃大陆的准备，无乃太早。巴大维将军并认为台湾系美军从日本手中解放出来的，虽开罗会议时有归还中国的协议，但在对日和约尚未签订之前，其主权谁属，究未有法律的根据。今蒋总统即欲据为己有，作为撤退海军、空军的基地，似有僭越之嫌。巴大维将军拟请司徒大使向蒋总统提出口头的抗议，但是司徒大使尚未决定采取任何行动，故特遣傅君先来问问我的意见。

我只好对傅君说，我对蒋先生这项计划一无所知，未便作任何表示。傅君始怏怏而去。

事后种种迹象证明巴大维的消息是正确的。蒋先生确已作放弃大陆的决定。他要我出来，不过暂作他的挡箭牌，好让他从容布置。布置好了，他就要促使我早日垮台，再由他自己来和共产党唱对台戏。我如果真在南京励精图治，作防堵共军渡江的有效措施，即有违于蒋先生的腹案。他必然要用尽方法，破坏我的计划，使我不能以半壁河山与中共分庭抗礼。

蒋先生既有这项决定，则我不论为和为战是如何地努力，皆是徒然。因为军国大权仍完全操在他手，我在京形同俘虏，只有听任他的摆布。

为便于控制全国各地一切军政措施，蒋先生返溪口之后，便在其故里建立电台七座，随意指挥，参谋总长顾祝同对一兵一卒的调动完全听命于蒋先生。2月16日，我在总统府宴请留京高级军政人员阎锡山、于右任、居正、顾祝同等。众人方入席，侍从人员便来报告说，溪口蒋先生有电话给顾参谋总长。顾祝同只得放下碗箸去接电话。蒋先生这电话原先打到国防部，部里人说：“代总统今日请客，参谋总长现在在总统府吃饭。”蒋先生便命令将电话接到总统府。是晚我们一席未终，顾祝同先后接了三次溪口的电话。由此可见蒋先生对各项军政大事控制的严密，实与退休之前无异。但是所有我对他的要求，如释放张学良、杨虎城和自台北提运金钞回京等事，蒋先生却又推托说，下野之人，不干预军国大事，把责任推到陈诚头上。但是我给陈诚的命令，蒋又授意陈诚置之不理。

蒋先生这种作风，当时不特党内元老于右任、居正等痛心疾首，就是蒋先生数十年的心腹何应钦、张治中、邵力子也看不顺眼。他们一致认为要挽狂澜于既倒，一定要蒋先生放手，让我可以大刀阔斧地兴革。他们认为要蒋放手，最好请蒋先生出国考察。但是谁都知道蒋先生的脾气，南京方面，虽大家都有此意，却谁也不敢向蒋先生当面提出。至于接近我的人，为避嫌疑，皆谨言慎行，尤其不敢乱作主张。当时CC系报纸以及少数不明内幕的新闻界，以讹传讹，甚或故意造谣，说我们“桂系”有意要逼蒋出国。这全非事实。所谓“桂系”领袖如黄绍竑、白崇禧等，那时皆常住武汉或上海，即使二三流的干部如李品仙、程思远、张任民、韦永成等，也都齐集白崇禧幕中，很少与我接触。我在南京日常过往的，皆是蒋先生夹袋中人。甚至我身边的卫士，正如吴忠信所说，都是蒋先生的人。我言行均十分谨慎。所以当时气愤填膺而形于颜色的，不是“桂系”领袖，却是张治中、何应钦、邵力子等人。

蒋先生幕后违法控制最明显的例子，便是浙江省政府主席陈仪被撤职逮捕一事。1949年2月底，京沪卫戍总司令汤恩伯忽亲赴杭州，将陈仪拘押撤职。遗缺由汤部第七十五军军长周碞接替。

此事的发生殊出人意外，我身为元首，对近在咫尺的浙江省省主席的撤换拘押，直等报纸刊出才知道。时任行政院院长的孙科亦不知此事。事后，蒋先生才打电话给孙科，要他在行政院政务会议提出追认。此事表面上虽为汤恩伯所执行，背后实全由蒋先生指使。汤的地位不过是京沪卫戍总司令，居然做出拘捕和撤换省政府主席的事来，实在太不成体统。我闻报之下，便十分愤怒，拟查明事实，严办汤恩伯。

京中高级文武官员见我生气，怕我要手令撤职查办汤恩伯，而汤分明是遵蒋先生的意旨办理的，这样一来，岂不对蒋的面子下不去，大家纷纷来劝。

后来孙科、何应钦也先后来相劝说：“蒋先生的作风一向如此，难道你还不知道吗？在现在这种风雨飘摇的局面之下，和蒋先生闹翻了，事情将更不好办。”这两位先后身肩内阁重任的行政院院长的态度尚且如此，我为顾全大局，不为已甚，只好不了了之。

陈仪被拘禁撤职的原因，据报纸所载，是因为他有意劝汤恩伯于长江下游让出一缺口，任由共军渡江。其实这是“欲加之罪”。真正的内幕却是蒋经国向他父亲告御状的结果。蒋先生每次下野，总归要杀人泄愤。此次陈仪被蒋经国告一状，适逢其时，所以便倒霉了。这件事的内幕是这样的：

1948年8月政府发行“金圆券”以吸收民财之时，蒋经国奉命去沪监督兑换民间白银、黄金、美钞。蒋经国为此特在上海组织了一个“青年救国团”约数千人，分头逼迫人民兑换，并借故查究商人贩卖奢侈品。拘人、枪毙民命、查封商铺，日有所闻。不肖之徒，乘机勒索，尤不胜枚举。不到三个月，金圆券的币值已不能维持，人心惶惶，举国鼎沸，舆论尤啧有烦言。蒋先生见搜刮民财的目的已达，为平民愤起见，乃下令撤销蒋经国的兑换机构，并饬其率领“青年救国团”赴杭州候命。不久，蒋先生即引退下野。适此时美国有一批剩余物资（军火）运抵上海。一批黄埔系军官闻讯大喜，群起要求参谋总长顾祝同予以分配。顾向蒋先生请示，蒋坚拒批发。原来蒋经国意欲用这批美械来装备他的“青年救国团”。蒋先生自然不便一下就发给蒋经国，只叫顾祝同将该批军械运往浙江衢州，暂交经国保管。蒋经国遂令其副团长负责执行。孰知这副团长是个潜伏的共产党，后来共军渡过长江向浙赣路急进，这批美械竟原封不动转到共军手中去了。

“青年救国团”在杭州无所事事。这批青年原来又是乌合之众，良莠不齐，在杭州一带横行霸道，居民不堪其扰，纷向浙江省省政府告状。陈仪收到的人民控诉书不下数百份，正不知如何处理。适蒋经国由上海到杭州来向陈仪讨给养，说：“请陈伯伯多多帮忙。”本来省政府的经费是有一定预算的，何况这“青年救国团”是私自成立的，并未向政府登记，这突如其来的数千人的给养，一时实不易筹措。据说，陈仪曾对蒋经国沉痛地说：“我们既救国乏术，也不应尽情蹂躏自己的桑梓，吾人实无面目见浙江的父老。”说了，从桌上拿起盈尺的控诉书递给经国说：“你看里面控告‘青年救国团’的罪状，较诸土匪有过之无不及。”经国接过来略为翻阅了一下，便放回桌上，一言不发，掉头而去。经国素以“太子”自居，目空一切，今番不独有求不遂，反而碰了一个大钉子，焉肯干休？乃气冲冲地到溪口去向乃父告御状，难免画蛇添足，说陈伯伯抨击“青年救国团”类似一群土匪，如此说来，经国是土匪的小头目，而爸爸就是土匪的大头目了。

蒋先生闻言，不假思索，即大发雷霆，立刻打个电话把陈仪骂得狗血淋头。未等陈仪搭腔，便把电话挂了。次日，汤恩伯便奉召到溪口，汤旋即亲到杭州将陈仪撤职拘押，遗缺由汤氏暂派周碞代理。事有凑巧，那时有个闲散军官是陈仪和汤恩伯的小同乡，到省府求差事，陈因无法安插，就写了一张便条，介绍给汤恩伯酌予录用。汤即捏造事实，谓便条之外，陈仪并致意恩伯说，大势已去，不必糜烂地方，倒不如开一缺口让共军渡江。这闲散军官先被枪毙以灭口，这段骇人新闻曾刊载于沪上各大报。

这一类事，在蒋先生个人经历上本是罄竹难书。不过现在他已下野，国事至此，他的恶习气竟变本加厉。在南京的何应钦、顾祝同等，提到蒋先生这种作风，无不痛心疾首。但是何应钦心头口头虽然不满，而对蒋先生仍不敢有丝毫违抗。我有时难免因何应钦的矛盾言行而诧异。何才据实告诉我说，他在南京早有特务跟踪，他稍有不慎，即有杀身之祸！说来令人不寒而栗。

二

蒋先生最不可恕的干预，便是他破坏了政府的江防计划。蒋先生原非将才，东北及徐、蚌二役可说是他亲自指挥垮了的。当时我和白崇禧力争，徐蚌之战应本“守江必先守淮”的传统原则作战，而蒋不听，硬要在徐州四战之地与共军作战，卒至一败涂地。此次守江，虽已属下策，但是我们究有强大的空军和数十艘军舰为共军所无，若善加利用，共军亦未必可以飞渡长江。无奈蒋先生无意守江，却要守上海一所死城。执行他这错误战略的，便是他最宠信而实际上最脓包的汤恩伯。

1、2月之间，当共军已逐渐迫近长江北岸时，国防部召开江防紧急会议，事前并由该部作战厅厅长蔡文治中将拟就守江计划，开会时提出讨论。此次会议由参谋总长顾祝同主持，出席者有各级将领蔡文治、汤恩伯等人。我与何应钦也应邀列席。

首由蔡文治提出江防计划。大意是说，我江防军主力应自南京向上下游延伸。因为这一段长江江面较狭，北岸支流甚多，共军所征集预备渡江的民船多藏于这些河湾之内。至于江阴以下之长江江面极阔，江北又无支河，共军不易偷渡，可以不必用重兵防守。此一方案，何应钦、顾祝同和我都认为十分妥洽。

但是汤恩伯却大不以为然，声言这方案大违总裁意旨。他因而另提一套方案，大体是把我江防军主力集中于江阴以下，以上海为据点，集中防守。至于南京上下游，只留少数部队以为应付，简言之，便是守上海而不守长江。

蔡文治认为这是自杀政策，在战略及战术上均属下策。无奈汤恩伯是掌有实权的江防总司令，他的防地上自湖口，下至上海，大军四十余万人都在他一人节制之下。汤坚持他的守据点的计划，并说：“这是总裁的方案，我必须执行！”

蔡文治说：“就战略、战术来看，我想不论中外军事家都不会认为放弃长江而守上海是正确的。现在代总统、何院长、顾参谋总长都同意我们作战厅的方案，为什么你独持异议？”

汤说：“我不管别人，总裁吩咐怎么做便怎么做！”

蔡说：“总裁已经下野了，你还拿大帽子来压人，违抗参谋总长的作战计划，如果敌人过江，你能守得住上海吗？”

汤恩伯至此已血脉贲张，完全失去常态，顿然把桌子一拍，大声嘶吼道：“你蔡文治是什么东西？什么守江不守江，我枪毙你再说，我枪毙你再说……”说着，把文件一推便冲出会场，扬长而去。

蔡文治也气呼呼地把文件收起来，连说：“这还能干下去？这还能干下去？我辞职了！”

我望着何应钦、顾祝同二人说：“这局面如何收拾？”

何、顾二人也苦笑着说：“老总不答应，那又有什么办法，只有让他垮呵！”他们所谓“老总”就是指蒋先生。

我当时便想汤恩伯只知道蒋先生，把我们李、何、顾三人不放在眼内，简直不成体统。要阻止敌人渡江，首先要把汤恩伯撤职，但是汤氏手握重兵，何应钦、顾祝同又不敢哼一声，我当然也无法撤换他，只好眼睁睁看他胡来。

在这种情势下，我觉得蒋先生如继续在幕后牵制下去，就必然要同归于尽。我要挽回颓势，则必须请蒋先生放手。因于4月10日作一亲笔信请阎锡山、居正两人带往溪口与蒋先生面商。我在信内指出，如果蒋先生不采取适当步骤以挽救这种混乱局面，我本人唯有立刻引退，以免贻误国家大事。阎、居返京后，所谈不得要领，仅由张群传话说，蒋先生拟往杭州，约我赴杭面谈。

但是此时正值紧要关头，我何能分身，遂作罢论。

以后长江防务，自然由汤恩伯按蒋先生之意，作最不堪想象的愚蠢的部署。汤氏把他的三十万精锐（第四、四十五、五十一、五十二、七十五等军）悉数调往上海一隅，征集民财，在四郊筑碉防守。南京、镇江、芜湖一线，则以战斗力极为薄弱的部队聊作应付。这种部署无异于“开门揖盗”，共产党自然就更不愿与吾人谈和了。

3、4月间，我得到情报说江阴要塞司令戴戎光已秘密与共军接洽，预备于共军渡江时叛变响应。我特为此事与参谋总长顾祝同计议。顾认为流言不可轻信。因戴为黄埔学生，为蒋先生所倚重，故畀以江阴要塞司令的要职，而且顾祝同自言与戴为亲戚，信其无他。

我说：“墨三兄，这年头父子尚且不能相顾，亲戚能靠得住吗？为谨慎从事，我看还是把他暂时调开。”

顾说：“这事我不能做主，需要请示总裁才行！”

我知道请示蒋先生是多余的，遂未多言。

孰知4月21日共军渡江时，戴戎光果然叛变，利用要塞巨炮反击我江防舰队，舰队或沉或逃，共军木船乃蔽江而过。杂花生树、群莺乱飞的大好江南，顿时便赤焰熏天，无法挽回了。

戴戎光可能不纯然为着五百根金条而叛变的。他叛变的最大原因，第一固然是觉得大势已去，应该向共产党“立功投效”；第二可能是由于蒋先生授意“保存实力”，让共军渡江。共军既渡，戴无处可退，就索性投降了。

上游共军则自芜湖以西大通、青阳一带强渡。因为此地守军都是刘汝明所部，战斗力十分薄弱，一见共军登陆，或降或逃，中共大军如入无人之境。南自江阴，北至芜湖，以钳形攻势向南京进迫。

4月21日我召集何应钦、白崇禧、顾祝同等高级将领会商今后战略。与会诸人莫不慨叹。因众人皆清楚，蒋先生如不暗中掣肘，局势不会一糟至此。由多方事实参证，我知道蒋先生是故意促成我早日垮台，愈快愈好。他唯恐我能守住长江，与中共周旋。时日延长，美国政府可能改变对华态度而大量助我。如此，则我李某人坐拥半壁河山，中共固无法南侵，而蒋先生的独裁政权亦将永成历史名词了。

蒋先生生性便是极端狭隘的人，他断不能坐视我取他而代之。他之所以要把汤恩伯撤往上海，目的是要争取时间，抢运物资，然后把汤部精华撤往台湾，另建一个小朝廷。

我们留在南京的将领，一致认为南京无法再守。但是白崇禧对防守武汉及西南半壁河山尚坚具信心。他主张放弃京、沪两地，把汤恩伯的主力移至浙赣线和南浔线，与华中部队约四十万人成为掎角，以固守湘、赣，防止共军攻入西南。

我极同意白崇禧的计划，何应钦、顾祝同也认为这是今后唯一的出路。但是蒋先生如果不同意这计划，则一切皆是空谈。大家乃决意于4月22日赴杭州一行，看蒋先生的意思如何。

行前，白崇禧便向我建议说：“今后局势，如蒋先生不愿放手，则断无挽回余地。你应乘此机会向蒋先生明白提出，蒋、李二人只能择一负责领导政府，以期统一事权，而免拖泥带水！蒋先生既已引退下野，应将人事权、指挥权和财政权全部交出。”我说：“这正是我的意思。”

4月22日晨，我们分乘专机三架飞往杭州，蒋先生已在笕桥航校等候。我们抵达之后，大家面色沉重，心情非常悲愤。我首先向蒋先生说：“你当初要我出来，为的是和谈。现在和谈已经决裂，南京马上就要失守，你看怎么办？”

蒋先生说：“你继续领导下去，我支持你到底，不必灰心！”嗣后，蒋先生总是尽量安慰我，要我务必继续领导下去，他当尽其所能支持我，后来他又撇开众人，领我到另外一间房里继续商谈。我说：“你如果要我继续领导下去，我是可以万死不辞的。但是现在这种政出多门、一国三公的情形，谁也不能做事，我如何能领导？”

蒋先生说：“不论你要怎样做，我总归支持你！”

蒋先生说话的态度，真是诚挚万分。我如对他提出任何要求，他都会一口答应。此时南京已危在旦夕，国之将亡，我们当国者的心境实有说不出的辛酸。在这种情况下，蒋先生既然一再说明，全盘由我负责，我如逐条列举要他答应交出，反嫌小气。我本人一向是个不为已甚的人，所以也只能轻描淡写地提出。这是我不能破除情面的弱点。

不过，当时我纵然破除情面，和他摊牌，他逐条答应了，还是无用，我和蒋先生相处数十年，深知其久染洋场恶习的个性。他说话照例是不算数的，嘴里说得再好听，做起来他还是不会放手的。

我们在杭州的聚谈就这样结束了。当时外界不明真相，都把这一次非正式的谈话叫作“杭州会议”。其实我们根本没有开什么会议，大家坐在笕桥航校会客室的沙发上谈了一两个钟头便结束了，没有作任何具体的决定，因为蒋先生口口声声说，嗣后我们任何作战计划，他都完全支持。

谈话结束之后，白崇禧随即飞返汉口，何应钦坚决约我同去上海。我说我应该回南京去看看。我怕的是南京撤退时，我如不在场坐镇，或许要发生抢劫现象，那我们就更对不起人民了。

4月22日傍晚，我从杭州返抵南京时，四郊机枪之声不绝，首都已一片凄凉。平日最繁华的通衢大道，如中山路、太平路等地商民全部关门歇业，街上行人绝迹，只有少数部队在做撤退的准备。城防部队和市民听说代总统仍在城内，人心尚称安定，军队纪律亦佳，绝无败兵掳掠的事发生。

当晚京沪卫戍总司令汤恩伯奉召来谒。我问他战局现状如何，汤说敌军已迫近城郊，本晚或可无事，但务必请代总统至迟于明日清晨离京，以策安全。

在此同时，我派往北平的和谈代表章士钊、邵力子等人竟联衔来电劝我于共军入城时不必离京，如嫌南京不安全，不妨径飞北平，中共当遇以上宾之礼，竭诚欢迎。我知道我的和谈代表在城破国亡之时，决心向共产党靠拢了。责他们临危变节亦属徒然，遂将电文掷去，未加理会。

入夜，南京四郊炮声隆隆，机枪声尤密，我知道共军正在加紧进攻城外据点，我军亦在掩护撤退。遂解衣而卧，一夜辗转反侧，未能入寐。4月23日清晨，汤恩伯又来电话，催促起飞。盥洗既毕，略进早餐，乃招呼总统府侍卫长李宇清备车往明故宫飞机场。总统府随员三十余人亦乘吉普车随行，渠等多通宵未睡，面色惺忪而紧张。

车抵机场时，汤恩伯和首都卫戍司令张耀明已在机前迎候，专机马达亦已发动。我与汤、张略谈，便进入座机。飞机旋即升空，在南京上空盘旋两周。斯时东方已白，长江如练，南京城郊，炮火方浓。驾驶员特入机舱请示飞航目标。我说，先飞桂林。飞机随即转翼向西南飞去。从此，南京就不堪回首了。

第六十八章　江南“开门揖盗”，广州望梅止渴

一

当南京危急之时，除我和行政院院长、参谋总长及少数高级官员之外，政府本已全部迁往广州。南京失守后，我临时决定飞到桂林的原因，是看透了蒋先生如不肯放手让我做去，则不论政府迁往何处，局势绝无挽回余地。南京三个月的惨痛教训对我太深刻了。在蒋先生幕后控制之下，政治无法改革，军队无法调遣，人事无法整顿，军政费无从支付，经济完全崩溃，守江谋和的计划无法实施。结果，“开门揖盗”，天堑长江，一夕而失。凡此种种，均系蒋先生有意出此，让我早日垮台。

4月23日清晨离京之后，我默坐机上，只闻机声隆隆，震耳欲聋，除此之外，则又似万籁俱寂。瞻前顾后，不觉百感丛生，悲愤无已。思索抵桂之后，对大局将何以自处？深思熟虑之后，忽有所悟。自觉在今日的情况下，只有两途可循，一即决心引退下野，以谢国人。按照宪法的规定，总统、副总统均不能视事时，由行政院院长代行其职权，并由立法院院长召集国民大会临时会议，补选总统、副总统。然而我又顾及在此军事溃败之下，动辄失地千里，国民大会代表散处四方，欲凑足开会法定人数实属不易，故欲走此路，显有事实上的困难。另一可循途径，便是与蒋先生公开摊牌，要求他切实履行诺言，保证绝对不再干预政治、军事和人事，交出国库中的金银和外币，好让我尽心尽力挽狂澜于既倒。然而实际上蒋先生绝难做到，所以我也深知选择第二条路亦毫无把握。不过今日已到山穷水尽之时，在主观上只有作如是想法了。

专机抵达桂林时，各界闻讯前来欢迎的仍是人山人海。当时高级军政人员都知道局势严重，他们一致认为在目前局面下，蒋先生既不肯放手，我断然无力起死回生。蒋先生最后必要凭借他优势的海军、空军，退保台湾一隅，建立一个小朝廷。到那时，我们在大陆全部溃败，恐怕想进入台湾谋一枝之栖也不可能。现在我既然在内战中失败，倒不如拿出体育家的风度，干脆承认失败，把军政大权和平让予中共，以免内战继续，生灵涂炭。

接连数晚，广西省军政领袖皆聚于我在桂林文明路的私邸内开时局谈话会。最后且由广西省参议会议长李任仁领衔，由广西省教育厅厅长黄朴心主稿，写了一封很长的建议书给我。该建议书的内容约分四点：第一，就大局来说，国民党政权已至末日，积重难返，迟早必然崩溃，绝无挽回的可能。第二，广西省内尚和平安定，桂籍军队亦尚有二三十万人，据险而守，与中共作有条件的和谈，中共投鼠忌器，是可能接受的。第三，广西军政领袖们一向与中央不睦，但与民革主席李济深则友谊极深，现在亟宜运用李济深居间斡旋，与中共言和。第四，广西如想以实力与共军对抗，无异以卵击石，目前应不惜一切，委曲求全，与中共妥协。

在这份建议书上签名的文职人员，除省主席黄旭初之外，可说全部签署；武职人员，除正在前方统兵作战的将领之外，亦全部签名。领衔人李任仁尤其是物望所归。任仁为早期广西优级师范的毕业生，清末执教于会仙墟两等小学，曾为白崇禧的老师，为人淡泊明志，与世无争，极为各界人士所推重。他因为看不惯蒋先生的作风，愤而加入民革，被选为中央委员。此次他把这份建议书交给我时，便一再地说：“失败已经注定，我们为什么不能放下屠刀，却要把这害国害民的内战坚持到底呢？”任仁并强调说：“德公，蒋先生在大陆上垮台，尚有一台湾可以负隅，你如在大陆上失败，则一条退路都没有，又何苦坚持到底呢？”

他们这份建议书所持的意见，以及李任仁向我建议的各点，都可说理由充分，无懈可击。各建议人的态度尤其忠耿可亲，无奈我个人无法转变。西方人处此绝境，他们会顺应环境，罢兵投降；中国人除少数贪生怕死的懦夫，或全无主张的投机分子也会“阵前起义”、叛变投敌之外，正直有为之士，多半主张“不成功即成仁”，绝不觍颜事敌。我国的传统道德是讴歌“断头将军”，而鄙视“降将军”。我当时的心境也是头可断，血可流，而志不可辱。任凭他们的说辞是如何的顺理成章，我内心也知道，我们的失败已经注定，自觉我方无一项可站得住的。内政、外交、军事、财政，同处绝境，断无起死回生之望。但是我仍然强词夺理，驳斥他们的投降论。

不久，白崇禧、夏威、李品仙等亦皆赶回桂林，一致反对投降。白崇禧尤其声色俱厉，痛斥投降论者。黄旭初更因黄朴心意志颓丧，动摇人心，而将其撤职。一般主和人士见到这种“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夺志”的情况，知道多言无益，大家只有重振精神，追随我们和共军作战到底。

今日回思，深觉我们当时明知事不可为，纯以意气用事，与共军力拼到底，致军民多受不必要的牺牲和痛苦，真是罪孽不浅啊！

二

我在桂林既不愿去穗，在穗高级人员何应钦、阎锡山等均函电飞驰，敦请我赴广州坐镇。5月2日广州中央并推居正、阎锡山、李文范三人随白崇禧飞桂林促驾。

白崇禧自在杭州晤蒋后，径返武汉，主持华中战事。我返抵桂林后，即电约白氏返桂一晤，商讨今后华中方面的防务。白崇禧于4月29日自汉飞桂，因天气关系，无法降落，改飞广州。5月2日遂偕居、阎、李三人来桂。

白崇禧来桂之后，见我意志消沉、痛苦万分，非常同情我的处境，一度与我密谈。谓蒋先生既不肯放手，处处掣肘，倒不如由我敦请他重新出山，主持大政，俾卸仔肩。我说：“此事万不可行。现在已是宪政时期，吾人必须维护宪法的尊严。今蒋氏已引退下野，即为一介平民，若不经国民大会的合法选举而私相授受，由我劝他复任总统，则我将为千古的罪人。”白氏见我态度异常坚定，遂不再言。此消息不久即不胫而走，传到外面去，对蒋先生可说是正中下怀。他闻讯之后，当然喜出望外。嗣后某次，蒋先生由台北飞广州，住在黄埔军校旧址，特电约白氏见面，很亲切地对白说：“只要我们两人合作，大局仍有可为。1927年我下野，旋复职与你合作，即能完成北伐大业。其后因政情复杂，又分道扬镳。及至1937年恢复合作，而把日本打败，收复失土。此皆有力的例证，今后亦然。”到政府迁重庆，蒋先生复职已有呼之欲出之势，并有白氏出任行政院院长之谣传，甚至说我与白崇禧意见相左，其实都是蒋先生故弄玄虚的无聊伎俩，殊属可笑。

居、阎、李三人皆是党国元老，早年追随中山革命，也可说是民国缔造者之一，如今眼见大好河山陷落，心头抑郁，非言可喻。阎锡山于1911年即任山西都督，治理山西垂四十年，如今被中共逐出山西。太原城内巷战时，尸填沟洫，阎锡山说来，情感激动，竟至老泪横流。他劝我以国家为重，速赴广州，领导反共。居、李二人亦以此相劝。他们三人对蒋先生历来的作风，均感不满，对我处境万般同情。我便坦白地告诉他们，蒋先生幕后不放手，我绝无法亦无此能力领导，只有急流勇退之一途。三人都说，他们来桂之前已得到蒋先生的保证，说五年之内绝不干预政治，希望李代总统领导下去。

5月3日行政院副院长朱家骅与海南岛军政长官陈济棠亦衔蒋之命来桂相劝。陈、朱二人皆说，蒋先生已决心将军、政、财大权全部交出，他绝不再在幕后操纵。阎锡山并自告奋勇，愿亲赴上海一行。因蒋先生此时正在吴淞口一军舰上指挥汤恩伯防守上海。行前，复由他们五人磋商，拟出六条方案，由阎锡山面请蒋先生作确切的保证，为我飞穗重主中枢大政的先决条件。这六条方案的内容大致如后：

第一，关于指挥权者：力求扭转军事颓势，国防部应有完整之指挥权，蒋先生不得在幕后指挥；

第二，关于人事权者：全国官吏任免，由总统暨行政院院长依据宪法执行之，蒋先生不得从幕后干预；

第三，关于财政金融者：中央金融、企业等机构，概由行政院主管部会监督，任何人不得从中操纵，中央银行运台存储之银元、金钞，须一律交出，支付军政费用；

第四，关于行政范围者：各级政府须依据宪法规定，向总统及行政院院长分层负责，不得听受任何个人指导，在穗之政府机关，应率先奉行；

第五，关于党政者：国民党只能依普通政党规定，协助指导从政党员，不得干涉政务，控制政府；

第六，关于蒋先生今后出处：希望蒋先生暂时出国赴欧美访问，免碍军政改革。

关于第六点，原非我的意思。我只要蒋先生真能放手，让我以大刀阔斧的手段来加以兴革，我绝无心逼他出国。不过当时与会诸人，为要急于劝我去穗，仍主张把这条加入。

5月4日阎锡山便专机飞沪，在上海和蒋先生长谈三日。5月7日返桂，说我们所要求各条，蒋先生完全同意，一切权力交出，他五年之内，亦不复过问政治。但是蒋先生希望能居留台湾，因国家败亡至此，他觉无颜出国见友邦人士云。

局势发展至此，使我无话可说。我深知蒋先生往往自食其言，我为希望蒋先生交出大权而去广州，可能是望梅止渴，但是我说的话却不能不算数。蒋既有此诺言，我就应赴汤蹈火。遂于5月7日南飞广州，为防止中国“赤化”，做最后五分钟的努力。

三

我在桂林虽仅逗留两周，然此两周间，共军在江南的战事直如疾风扫落叶。我飞广州时，共军前锋已入福建境内。汤恩伯的江防计划是将主力配备于镇江以东。全线最弱的一点，为芜湖以西的大通、贵池一带。该处守军为战斗力极弱的刘汝明第六十八军和安徽保安队。

共军的渡江战略便是针对这个防线的弱点而部署的。4月21日，中共分两路自江阴和大通江面大举渡江。由于戴戎光叛变，陈毅部大军二十余万，一枪不发便占领了江阴要塞，切断了京沪路。汤恩伯部未作激烈抵抗，便将主力约三十万人悉数撤入上海。镇江、南京、芜湖间未及东撤的部队十余万人，则向浙江西部撤退，为共军追击，逐一包围消灭。

上游共军则由大通、贵池一带强渡，刘汝明无力阻遏，全军向皖南及赣东撤退。共军人多势猛，乘胜穷追，六十八军大部被歼，刘汝明率少数残部遁入闽北，安徽保安队瞬被消灭，皖南、浙西遂成真空状态。共军一日夜强行军二百余里，5月初遂占领贵溪、弋阳，一举切断华南大动脉的浙赣路。

自5月5日至5月10日五天之内，共军连下上饶、玉山、江山、衢州、龙游、汤溪、金华、义乌等县。浙西国军后路被断，无法向江西撤退，援绝粮尽，乃纷纷向共军投降。据中共新华社于5月17日所宣布的战果，国军在此区域被消灭的，计有第四、二十、二十八、四十四、五十一、六十六、六十八及一○六各军的全部，九十六军的大部，八十八军的两个整师，四十六军的一七四师以及张雪中第九编练区所辖第十二、七十三、七十四及八十五四个军的全部，第十八、二十一、五十四、七十三及九十九各军的一部。六十六军军长罗贤达和安徽保安司令张义纯被俘。

这次江南的溃败，可以说是空前的。我军有时一日夜退二百里，共军追击的速度有时一日夜达二百华里以上，四处设伏，邀击包围我军。双方并无激烈战斗，我军便俯首投降。

从军事学观点来看，此次的大混乱实全由蒋、汤二人不知兵所造成。前已言之，我和白崇禧的战略，原是以南京为中心，以重兵向上下游延伸，阻敌渡江。万一守江失败，则放弃上海和南京，将大兵团沿浙赣路配备，与华中区大军成掎角，作有计划的西撤，退保西南五省以待变。

如果按照我们的计划执行，则我们可以逐渐形成抗战期间的敌我形势。刘伯承虽十分剽悍，亦断不能对我军直如摧枯拉朽一般。

无奈蒋先生坚持以主力守上海一隅，而皖南方面又故意使其成为真空状态。以故刘伯承一旦渡江，便如入无人之境，沿鄱阳湖东岸长驱直入，至5月中旬竟侵入闽北，致使白崇禧所指挥的华中防地形成劣势的突出状态。值此紧急时期，白崇禧仍图补救，曾急电蒋先生，请将株守上海的精锐部队速由海道撤往汕头，联合自青岛南撤的刘安琪第九兵团约五六万精锐部队，自闽南、粤东北上，坚守大庾。而蒋先生不听。

当上海不堪再守时，蒋把部队先撤至舟山群岛，逐步撤往台湾，刘安琪兵团则撤往海南岛。坐视白崇禧的华中区战事日趋恶化而不闻不问。

还不止此。当浙西战事接近尾声，共军已准备攻赣时，蒋先生突令原在吉安、赣州之间驻防的胡琏兵团撤往粤东避战，南昌一带顿受威胁。白崇禧为抢救此一裂罅，乃将原守鄂东的徐启明兵团迅速南调，鄂东遂拱手让予共军。而武汉三镇更形突出，白崇禧乃不得不作撤守武汉的打算。

武汉既不可守，湖南便受威胁。驻守湖南的两位湖南将军——程潜、陈明仁，为恐桑梓糜烂，遂暗中与共军勾结，整个西南的抗共部署便瓦解了。

共军之所以能席卷江南，奄有全国，并非他们有天大的本领，能使我军一败涂地，实因蒋先生自毁长城，“开门揖盗”之所致。蒋先生原是一位低能的战略家，由他亲自指挥而吃败仗，本不算稀奇。不过此次江南之败，似非由于他指挥低能之所致，细研全局，我深觉他是故意如此部署，以促使我早日垮台。

蒋先生引退时，我原坚持不就，他定要我出来支撑残局；及我勉为其难，他又在背后处心积虑地要我从速垮台。其居心何在，只有让后世史学家去细细探讨了。

第六十九章　自我毁灭的西南保卫战

一

5月8日我自桂林飞抵广州，随即发表书面谈话，声明中共破坏和谈，一意孤行，政府只有作战到底。可是广州此时情况较南京尤为艰难，蒋先生所开的空头支票，一张也不兑现。通货膨胀尤无法阻遏。行政院曾派副院长朱家骅两度飞台谒蒋，希望能动用一点存台的银元、黄金与美钞，以安定金融，均无结果。

斯时唯一的希望，只有美援一途。美民主党政府如能于此最后五分钟改变对华政策，则西南川、滇、黔、湘、桂、粤、闽七省，或许不致土崩瓦解。但是我每次电询驻美顾大使，顾氏的复电均不着边际。为抢救危局，美援实刻不容缓，非加派专使赴美直接接洽不可。因电召甘介侯博士于5月13日自港来穗，拟具计划，任代总统私人代表，以专使身份赴美一行，向杜鲁门总统及艾奇逊国务卿作最后的呼吁，甘君卒于5月19日自香港东飞。

但是战局至此，政府方面已濒临绝境。白崇禧的华中战区为全盘战事的心脏，得失关乎整个大陆的存亡。而白崇禧此时外临强敌，内有反侧，也已岌岌不可终日了。再原来当白崇禧出任华中军政长官时，所辖地区为豫、鄂、湘三省，到徐蚌会战败绩，国防部乃根据战局演变的形势，重新厘定华中战区的作战地境，拟将江西划归白崇禧指挥。无奈蒋先生别有用心，强迫国防部另成立一个“东南军政长官公署”，派陈诚为东南军政长官，驻于台北，而将江西划归其指挥。当5月初旬，共军渡江，自皖南真空地带进入浙西、赣东一带，有南下切断浙赣路的企图时，白崇禧见局势剧变，遂商承国防部的同意，双方同时致电驻于上饶一带的胡琏兵团（共辖第十及第十八两军精锐部队约五万人），略谓：如上饶不守，可撤往赣江上游地区，协同华中区友军据险防守。国防部并通令胡琏兵团，着拨归白崇禧指挥。如此则可阻止共军西入赣南、南下粤东的企图。不料胡琏竟直接奉蒋先生的密令，率所部速循1927年贺龙、叶挺在南昌“八一暴动”后南进的旧路，取道抚州、汀州，直退潮、汕，以保存实力。赣南因此空虚。敌人如衔尾追来，即可切断赣浙路，直捣南昌，威胁长沙。

为弥补胡琏所造成的裂罅，白崇禧乃急调原自安庆撤往鄂东的夏威兵团（辖第七、第四十八两军精锐部队约五万人）的第四十八军，南下到赣江两岸防守，共军才不敢深入。但是鄂东既兵力单薄，第七军乃不得不撤至武汉，敌军遂威胁九江，会同平汉路正面的共军第四野战军的精锐部队，自三面向武汉合围。

我自桂林到穗，即会同何应钦、白崇禧拟针对目前危局，将全国军队自宁夏、甘、陕，以至鄂北、湘北、赣南、粤东、闽西，通盘重新调整部署，以便与共军作有计划的长期作战。

关于西北方面的新部署：我们原拟调察哈尔的孙兰峰两骑兵旅和绥远的董其武部共约三万人退守宁夏。董原为傅作义的部属。傅在北平投共时，原与中共签有和平协定，但共方入据北平之后，未能充分履行协定，以致傅部驻察、绥的孙兰峰和董其武两部官兵有所不满，而迟疑不愿接受改编。所以我们有意令其西撤，以便缩短战线，加强防守实力。

原驻宁夏、青海一带的伊斯兰教将领马鸿逵、马鸿宾、马步芳等部，我们原拟令其南撤至陕甘一带，而原驻陕甘的胡宗南部号称精锐部队六十万人，则调至鄂北、鄂西一带。原驻鄂西的川湘鄂绥靖主任宋希濂部两个兵团（钟彬、陈克非）约十余万人，则移防湖南西北部。另调胡琏兵团与新自青岛南撤的刘安琪兵团，以及江西省省主席方天所部，防守赣南、粤北一带。如上海不守，则取海道南撤的汤恩伯部，也调至汕头登陆，进驻闽西和粤东潮梅一带。广州城郊方面的防务，则由余汉谋所部和薛岳的省保安团担任，由陆军总司令张发奎统一指挥。

至于武汉至长沙一带的粤汉路正面，则由白崇禧华中战区的部队担任，盖华中战区此时尚有能战之兵二十余万人。张淦、鲁道源两兵团原守武汉，陈明仁和张轸兵团则布防于鄂南、湘北，黄杰和沈发藻兵团则驻于湘东及赣西南一带。

此项调整如果实现，则我方防线自宁夏、甘肃、西安，经鄂北、湘北、南昌，至粤北、闽南，一字长蛇，未始不可与共军作最后的周旋。如运用得宜，美援适时而至，则将来鹿死谁手，犹未可预卜。

无奈在背后操纵的蒋先生，无论如何不让此计划实现。前已言之，胡琏兵团一遁而不复返，刘安琪兵团擅自从青岛撤往海南岛，国防部连电北调，则均抗不从命。后来汤恩伯放弃上海，所部退入舟山、大陈，亦拒不入粤。致使我们原拟派陆军总司令张发奎统一指挥赣南、粤北一带的计划无从实现。

5月上旬，原自河南撤往湘北的张轸兵团忽有叛变迹象。白崇禧不得已，于5月17日放弃武汉，回师解决张轸。张轸率残部北遁，加入共军第四野战军，回戈反击白崇禧。白崇禧乃迁华中长官公署于长沙。仍拟以张淦、陈明仁、黄杰等兵团守武长路正面，以徐启明兵团（徐原为第七军军长，续夏威为兵团司令）守赣西为右翼，另以宋希濂部自沙市南撤至常德、芷江一线为左翼，再以由长江退入洞庭湖的海军为辅佐，构成一坚固防线以阻共军第四野战军南下。

在何应钦、白崇禧二人想象中，均认为我军左翼可万无一失。盖宋希濂部十余万人，弹械充足，其防地又左依湘西的大山，右靠洞庭湖，共军短期内绝无法入侵。不料宋希濂竟不听命令，擅自将全军撤至鄂川边境的恩施，致使常德、芷江一线门户洞开。共军如乘隙南下，即可将白崇禧的主力包围。何应钦见情势急迫，乃以长途电话命令宋希濂，按计划迅速撤往湘西。

何应钦那时是行政院院长兼国防部部长，负责指挥全国军事。孰知宋希濂态度傲慢，抗不从命。当何氏一再强迫其调兵南下时，宋说：“我撤到恩施去是老总的命令！”

他所谓“老总”，就是蒋先生。

何说：“恩施一带并无敌人，你到那里去实无必要！常德一带异常空虚，你如不来，湖南战事就不可收拾，你到恩施也是绝路。”

宋说：“我管不了许多，老总要我怎么办，就怎么办！”

何说：“我是行政院院长兼国防部部长，负责指挥全国部队，你必须服从我的命令！”

宋气愤地说：“我就不知道什么行政院院长，国防部部长。”说毕就把电话挂了。

何应钦气得面孔发紫，立即赶来向我报告说：“这成什么体统，这成什么体统！我有生以来也未受过这种侮辱！”

何、白二人的保卫华南计划既一挫于胡琏的南撤，再挫于宋希濂的抗命，则华中战区的彻底瓦解，将为必然的后果。何应钦见势难挽回，再加以政治、经济诸多问题的无法解决，乃向我坚请辞职。最初我曾经诚挚地挽留，立委、监委闻讯亦群起吁请何氏打消辞意。何氏最后竟以最沉痛的语调对我说：“德公，如要我继续干下去，我只有两条路可走：一就是逃亡，二就是自杀。”

他求去的意志既如此坚决，我强留也无益，立委、监委也不再勉强，我乃于5月下旬批准他辞职。

何氏在黄埔系中的地位仅次于蒋先生。何氏去后，黄埔系的将领益发不听命令，战局就更不可收拾了。

二

值此紧要关头，湖南省省主席程潜和第一兵团司令陈明仁的态度忽起变化。白崇禧知道他二人异动在即，便将张淦兵团撤出长沙，设防于长沙、衡阳之间，并迁华中军政长官部于衡阳。程潜、陈明仁和客串的唐生智等早与共军暗通款曲，准备“起义”已是公开的秘密。白崇禧为做最后五分钟的挽救，于6月下旬只身飞往长沙，希图说服程、陈两氏，不可临危变节。

程潜和陈明仁有一批部下急于向中共邀功，认为白崇禧今番自投罗网，正好将其劫持，献于共军，据说唐生智主张尤力。所幸程潜和陈明仁都还算是有为有守的正派人，陈明仁尤其因为在东北蒙冤莫雪时，白氏对他的扶植，曾使他感激涕零，故白氏留长沙数日，他们对白还尽量敷衍周旋。白氏心知环境险恶，但他还强作镇定，言笑自若。最后上飞机时，陈明仁还亲赴机场送行，才结束了这惊险的一幕。

白氏返衡阳后不久，程、陈、唐遂正式联名通电易帜。他们三人都曾参与白崇禧华中战略部署的机要，又都是湖南人，对本省地形和国军部署了如指掌。共军五万余人遂在我叛将指点之下，攻入湖南，威胁华中战区的左翼。白崇禧固早已预料及此，他在返抵衡阳之后，即将湘南防务重行调整。“入侵”共军竟堕入白氏预设的包围圈中，被国军包围于宝庆以北的青树坪。血战两日，共军终被击败，为徐蚌会战以来，国军所打的唯一胜仗。自此共军为整理部队，消化既得战果，对白部不敢轻犯，白崇禧因得在衡阳一带与共军相持达三月之久。

但是整个局势发展至此，已无法挽救。白崇禧固然是一位卓越的战将，但“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所部在衡阳粮弹两缺，孤立无援。

上海于5月27日弃守时，何应钦、白崇禧曾一再电请蒋先生将精锐部队由海道调至汕头，北上布防，以阻共军入粤，而蒋氏不听。待共军攻大庾时，胡琏兵团竟由汕头乘船退至厦门，最后渡海撤至金门、马祖等岛屿，使粤东完全空虚。行政院院长阎锡山为巩固广州防务计，屡请蒋先生把刘安琪兵团从海南岛调至广东增防；广州人民团体更函电纷驰，作此呼吁。蒋先生虽口头答应，刘兵团却迟迟不来，终至粤局无可收拾。

7月下旬共军在赣南发动攻势，守吉安的徐启明兵团及第四十八军孤立无援，白崇禧乃将徐启明兵团调入湘南，共军遂陷吉安，南下攻击赣县。原守赣县的沈发藻兵团不支，8月16日赣县遂为共军所陷。

沈发藻兵团在名义上虽辖有第二十三和第七十两军，事实上这两军等于空番号。沈氏所部只是一些新成立的部队，弹械两缺，战斗力异常薄弱。自赣县南撤后，沈军遂退守粤赣交界的大庾岭，阻共军南下广东。此时原在粤东一带的胡琏兵团如接受国防部命令，协守大庾，刘安琪兵团再适时赶到，则共军于短期内绝无翻越大庾岭的可能。无奈蒋先生硬要破坏此一防守计划，致大庾天险，瞬亦拱手相让。9月中旬，共军第四野战军自赣南分两路南下攻粤。一部突破大庾防线，沿北江而下，直趋曲江；一部自大庾以东突入粤东真空地带，直趋广州。广东防线未经任何激烈战斗，便土崩瓦解了。

三

在此期间，西北防线在中共政治与军事双重攻势之下，亦土崩瓦解。傅作义原驻察哈尔的孙兰峰和驻防绥远的董其武两部军队共约四万人，既不肯接受中共改编，而且共军主力的四个野战军中，除彭德怀第一野战军滞留西北地区对付胡宗南和马鸿逵、马鸿宾、马步芳等伊斯兰教部队之外，其他刘伯承、陈毅、林彪的第二、第三、第四三个野战军早已渡长江，深入东南和西南地区作战，以故毛泽东深恐发号施令的北平受到威胁，乃特派傅作义率大批政工人员到察、绥向孙、董暨军民人等进行广泛的安抚说服工作，并许以若干优待条件。我政府闻此消息，立即采取对策，遴选要员中委徐永昌于5月中旬飞往包头，邀傅作义、孙兰峰、董其武等将领晤面，进行拉拢工作。因徐、傅二人均属山西籍，谊属同乡，1928年北伐完成后，又同为阎锡山将军的重要干部，私交甚笃。徐氏负此使命，应可胜任愉快。中央同人原希望由傅作义率孙、董两部军队撤往宁夏，至万不得已时，即退守甘、陕，甚至退入四川，作困兽犹斗的打算。不料形格势禁，在大局急转直下之际，所谓形势比人强。徐、傅诸人在包头虽曾一度于严肃暗淡的气氛中集会，首由徐永昌申明其前来的意义与目的，继由傅作义慷慨陈词，略谓：国军已至“兵败如山倒”的绝境，民心军心已去，败亡仅指顾间事。即使勉强将察、绥残余之众撤至宁夏或甘、陕，甚至四川，亦无补于大局的危亡，徒增军民的痛苦与牺牲。倒不如听天由命，替国脉民命保存一点元气之为愈。兼以傅作义秉性诚实，不愿二三其德，做朝秦暮楚的小人。就这样结束了这场小小的政治斗争。徐永昌既不能完成任务，中央同人的希望自是彻头彻尾地消失了。平心而论，傅君不无先见之明，故吾人亦谅解其处境与苦衷。嗣后朝鲜战争爆发，闻董其武曾率领所部参加朝鲜战争，战果颇佳，为中共政权所嘉许云。此是后话。

察绥局面演变至此，益陷西北的伊斯兰教部队于孤危，蒋亦存心使其毁灭。盖马鸿逵、马步芳等与白崇禧同为伊斯兰教徒，一向对白极为尊崇。如胡宗南部遵令南调，他二人亦愿死守陕、甘。是年夏初，国防部曾令二马派其骑兵劲旅南下渡泾河，肃清该处的共军，并严令胡宗南与马氏约定日期，出兵作呼应，且派空军助战，以巩固泾河两岸的防地。孰知马军渡过泾河后，胡宗南竟因蒋的密令，不肯出兵接应，驻扎西安的空军亦不见踪影，致马军为共军所乘，损失极大。二马以胡宗南不独公然违抗中央军令，且对友军背信忘义，愤恨达于极点。尤以马鸿逵为甚，一面电呈中央，力辞所兼军政各职，一面着其堂兄马鸿宾军长从权暂行代理其所辞各职。同时不惜重大代价，租赁陈纳德主办的“中国民航大队”飞机，将其积蓄的金银财宝运至香港，随即到美度其寓公生活。马鸿宾旋因大势已去，独力难支，乃通电拥护中共政权，被中共委为宁夏副主席。青海省省主席兼军长马步芳则不受中共的招降，彭德怀乃分兵进攻西宁。而马步芳性极倔强，即集中所部七八千人于西宁一带，企图死里求生，背城一战。殊不知此在战略上已属失着，因外无援兵而死守孤城，何异瓮中之鳖，且马步芳的才能亦非彭德怀的敌手（若马氏采用运动战术，则当可发挥牵制的作用）。以故激战数日，城被攻破，演成全军覆没的惨剧。马步芳狼狈逃至机场，乘机到香港，仅以身免，为西北地区“剿共”战役中失败的最惨烈者。后来，他曾到广州向我请罪，旋赴伊斯兰教圣地麦加过其逃亡生活。

于是，毛泽东派前议和首席代表张治中飞兰州，进行绥抚工作；同时命令彭德怀分数路向陕甘进兵。除陶峙岳所部远戍新疆的迪化，和原属西北系之×××将军（这位“将军”的姓名原稿是空着的。据查史料，此人可能是马步芳的嫡系马呈祥，当时他担任整编骑兵第一师师长）易帜为中共改编之外，其余甘肃省省主席郭寄峤和胡宗南所部主力不下四十余万人，概不敢恋战，闻风溃退四川。共军遂得陇而望蜀了。

综计此次西南保卫战，尤其是全局关键所在的华中战区的失败，实系蒋先生一手造成。蒋先生何以处心积虑要把白崇禧弄垮呢？其中最大可能是由美国政府曾透露消息，将对中国反共有效的地方政权给以援助。蒋先生深恐白崇禧在华中站稳了，美国乘势改变政策对我大量援助，则他将永无重揽政权之望了。所以他要使我的政权早日垮台，好让他在台湾重起炉灶，运用美援，建立一个小朝廷，以终余年。居心可诛，一至于此。所以我在1954年反对他“连任”总统时，曾写一长信给他。信中说：“并在紧急关头，竟密令防守湘西之宋希濂兵团西撤鄂西，扼守赣南之胡琏军南撤汕头，置战区司令长官之命令于不顾。国防部原令撤退青岛之刘安琪军南下增援粤北，吾兄则密令开赴海南岛，结果共军遂得乘虚而入，可为反攻基地之西南，因之瓦解，言之可痛！”便是指这一段惨痛的史实！

第七十章　在粤之最后努力，对蒋之沉痛教训

一

在全国军事溃败声中，广州内部的政潮亦正有增无已。首先使我感到困难而疲于应付的，便是何内阁于6月间辞职以后，新内阁继任人选的问题。

首先我想到居正。居氏是党国元老，为人正派，敢作敢为。对蒋先生的态度一向不亢不卑，非阿谀奉承之辈所能及。撑持广州危局，居氏实是比较理想的人选。居氏如组阁，则蒋氏不易在幕后违法操纵。此外，蒋、居之间尚有一段不愉快的历史。据居告我，1913年“二次革命”前，中山先生派他出任山东民军总司令，蒋先生曾活动想到居氏司令部任参谋长，为居所拒绝，不克如愿。嗣后，1929、1930两年全国反蒋运动进入高潮时，居亦尝有反蒋论调，深为蒋先生所忌，一度被软禁于上海。故当我提居正继何，蒋先生即授意CC系立委设法阻挠。同时居氏本人对组阁并无兴趣。他向我建议说：“现在既已行宪，何不找民、青两党的领袖来担任行政院院长？”他主张在张君劢、曾琦、李璜等人中遴选一人。我说曾、李等人资望似嫌不够，君劢具有资望，但他未必肯干。居说：“我去找他谈谈。”张君劢那时住于澳门，居遂秘密去澳访张。张君劢闻言大惊，力辞不就。居、张正商谈间，李璜适来访张，也说君劢干不了。居正知不可相强，便回来了。我又力劝居氏勉为其难，居正也答应了。但是对立法院的同意问题，他本人则未做丝毫活动。我认为立法院对居氏组阁当无异议，亦未加注意。孰知我于5月30日向立法院提名居氏，竟以一票之差未获通过。此时，支持居正的桂籍立委韦永成、张岳灵二人正自香港启程来穗开会，他们以为投票时间在30日下午，不意大会在上午投票。他二人如果早几个钟点抵穗，居正就可以一票超过半数而组阁了。

居氏落选后，陆军总司令张发奎等主张再提名，更有一部分立委主张电召白崇禧返粤，组织军人内阁。此二建议皆未被我采纳。第一，我不愿坚持己意而贬抑立法院，致损“法治”的尊严。第二，我认为白崇禧在前方指挥是最适当的人选，不宜内调。最后不得已，乃改提阎锡山。阎锡山于太原即将被围之时，只身入京，后随政府南迁。阎善于观风转舵，素以手腕圆滑著称。以他出掌行政院，自为蒋氏所喜。所以一经提名，立刻便得到立法院的绝大多数同意而正式组阁。

阎锡山组阁后第一项难题，便是如何解决经济问题。财政部部长刘攻芸因拟起用存台金银以安定金融，为蒋所呵斥，愤而辞职。阎锡山请前财长徐堪重主财政，徐氏竟欣然承诺。徐堪接事后第一项措施便是收回“金圆券”，改发“银元券”。按政府预算，每月须支出军费三千万银元，政费一千五百万银元，合计四千五百万银元。但国库的收入，每月仅一千万银元，不足之数，每月达三千五百万银元。政府的计划便是以台湾的库存作“银元券”的兑换准备金。如蒋先生能同意这个计划，则“银元券”未始不可维持一两年，不致重演恶性通货膨胀的悲剧，民心士气亦可赖以保持，则死里或可求生。

至于政治方面，粤籍将领都主张简化政治机构，使广东绥靖主任余汉谋和广东省省主席薛岳能掌握实权，实行军政配合。粤主席薛岳尤竭力怂恿内政部部长李汉魂将广州市府改制。因广州为一直辖市，市府与省府平行。今因军事的影响，致广东全省的税收不及广州一市，而省府、市府同城而居，机构叠床架屋，尤无此需要。故薛岳为便于掌握战时行政起见，主张将广州由直辖市改为省辖市。

至于防守广东的军事措施，国防部最初的计划拟充分利用胡琏、刘安琪两个兵团配合白崇禧的华中部队，坚守湘南、粤北，当时更有人主张必要时将白部调入广东，在广州设立总部，居中调度。凡此均由行政院院长兼国防部部长阎锡山作缜密计划，直接处理。我因实行责任内阁制，除按例盖印之外，不加干预。

不过身居幕后的蒋先生却要作更进一步的积极控制。7月14日他忽自台北率大批随员专机飞穗。自7月15日至20日，以国民党总裁身份在梅花村陈济棠旧寓召集一连串的会议。最后以“中国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名义通过议案，设立一项法外机构叫作“中央非常委员会”，由中常会选他做主席，我做副主席，张群、阎锡山、吴铁城、吴忠信、陈立夫等为委员。洪兰友、程思远分任正、副秘书长。这完全是蒋先生为加强他对党政军的直接控制，而特地设置的叠床架屋的机构。数月以来，他在幕后的非法操纵已加速了政治、军事、财政的崩溃，如今他再利用此一“非常委员会”加以控制，尤将使大局从速崩溃。我对蒋此举深觉痛心，然而顾全大局，未便与蒋先生公开龃龉，隐忍了事。但是副秘书长程思远却万分消极，他参加了一两次会议之后，便去香港居住了。根据宪法，行政院按既定计划推行政务，总统的职权只是在各种法令颁布之前盖印副署而已。今蒋先生妄自恢复一党专政，设置“非常委员会”为最高权力机关，将宪法束诸高阁。政府一切措施必须先经“非常委员会”议决通过，方为有效。蒋先生以国民党总裁身份兼任“非常委员会”主席，无异恢复一人独裁的把戏。如此他屡次声言五年内不问政治，非自欺欺人而何？至是我更觉无事可办，所以在7月底决意出巡一趟，借以了解政府辖内军事、民政的实际情形和民间的疾苦。

二

7月26日我自广州飞往衡阳，在白崇禧指挥部里与白氏晤谈两小时。白崇禧此时方从长沙脱险归来。他认为战局危急万分，程潜和陈明仁既已叛变，中央军嫡系又不听调度，他只有把第七军用在衡阳正面作总预备队，以大卡车百余辆集中待命，何处吃紧，便向何处输送应急。因此那时湘南正面唯一可用的精锐部队——第七军，在卡车之上日夜奔波不息。我说：“这样调度，官兵不是太辛苦了吗？”白感慨地说：“现在能用的部队实在太少了，有什么办法呢？”

衡阳晤白之后，正午乃续飞福州。福建省省主席朱绍良率大批文武官员和各民众团体代表在机场欢迎。我与朱主席同车入城，全城各机关、学校、团体以及全城民众均伫立道左，欢迎情绪的热烈，前所未有。晚间，朱氏并在省府设宴为我洗尘，所致欢迎词，尤恭维备至，对我的招待亦极周到。我本人一向是轻车简从，所到之处向例不愿铺张，朱绍良对我的欢迎实出我意料之外。尤因朱是蒋先生的心腹，我深恐他热烈招待我而惹蒋不快。所以我领其盛情，而内心颇为他的处境不安。

福建为我国东南滨海的重要省份，海道交通便利，人民富于冒险性，故赴海外谋生者甚众。历代人才迭出，文物甚盛。福州古迹尤多，我向往已久，今日才得亲临其地。惜因政局逆转，心情缭乱，又为时间所限，故此无心游山玩水。

我在福州住了两夜，曾拜访海军宿将萨镇冰。此公已九十高龄，而精神矍铄，令人生敬。后闻为中共迎养于北平，尊为上宾。与朱绍良亦数度长谈，他深恐招蒋之忌，对军国大事多不涉及，不过对时局的悲观，则时时溢于言表。

7月28日我乘原机飞往台北。台湾省省主席陈诚率领文武官员和各团体代表暨仪仗队不下千人，在机场列队迎接。我下机后，只见金光闪耀，军乐齐鸣，欢呼之声响彻云霄，场面隆重肃穆，前所少见。我和趋至机前的陈主席及高级军政官员一一握手寒暄。检阅仪仗队后，陈说：“德公，可否先到机场休息室小憩？”

我说：“不必了吧！”

陈微笑说：“蒋先生在里面等你！”

这倒使我受宠若惊。我二人走入休息室，蒋先生起立相迎，我们握手寒暄片刻。旋互相道别，蒋自回草山寓所，我则与陈诚同车驶入市区，学生与市民列队欢迎，极一时之盛。当晚宿于台北第一宾馆。默思本日的欢迎场面，必出于蒋先生的授意，以取悦于我，其实我志不在此繁缛的礼节。翌日下午我赴草山作礼貌上的拜访，蒋先生留我晚餐，并邀我下榻于草山第二宾馆。外界谣传我台湾之行是为与蒋先生开谈判而来的，第一要蒋先生在军政大权上放手，第二要利用台湾所存的金钞。其实这些全系无稽之谈。我们根本未涉及这些问题，因为我知道谈亦无益。我们只是约略分析一下中共今后的动向，又说了些无关宏旨的应酬话而已。

在台时，我曾飞基隆视察海军基地，并曾茶会招待在台的立委、监委，报告军政设施。30日遂原机返穗。

8月2、3两日，中央非常委员会连续举行例会，通过阎锡山内阁所提如本章前述的关于政治、财政、军事三项议案。适此时吴铁城由蒋先生授意由行政院派往日本访问麦克阿瑟将军，这三条议案便由他过台向蒋请示时，呈蒋先生核阅，以便付诸施行。

孰知不久蒋先生即拍来复电，对军事部署方面仍坚持重点作战的守势防御，主张集中兵力保卫广州等几个据点。事实上胡琏既一去不返，刘安琪兵团亦故意延宕不来，致使大庾等天险无兵可守，广东防御已门户洞开，静候中共深入了。

至于财政方面，蒋当然更不愿放松丝毫。不肯以存台金钞作“银元券”的兑换准备金，只允每月自台湾库存支取一千二百万银元。以故政府每月仍有赤字两千三百万银元，须以不兑现的“银元券”来弥补。故自“银元券”于7月4日开始发行之后，中央银行每日仅开一小门，允许市民兑现。市民挤兑的百不得一，因此，“银元券”很快地变成“金圆券”第二，通货膨胀一泻千里。各地农民拒收“银元券”，各路大军军粮无法补充，后方人心惶惶。通货膨胀便做了共军南下的开路先锋。

至于政治方面的情形尤其糟乱。广州市改为省辖市，尤使蒋先生气愤。因广州市市长欧阳驹为吴铁城的私人，一举一动完全听命于蒋；广州公安局长宣铁吾和广州警备司令李及兰又系黄埔学生，一切皆由蒋直接控制。广州改为省辖市，对蒋说来，无异与虎谋皮。内政部部长李汉魂受薛岳的怂恿作此建议，尤成蒋的眼中钉。居正为此特地警告李汉魂说：“你如不赶快辞职，将来你生命都要发生危险。”

蒋对地方政治的控制还不止此。8月中旬福建省省主席朱绍良突被蒋先生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非法“撤职”。其事实经过尤为离奇滑稽。原来在我巡视台湾之后不久，汤恩伯忽衔蒋先生之命飞往福州，在机场上打电话给朱绍良，约其来机场相商要公。朱绍良即赴机场相见。汤恩伯遂取出蒋的手令，上称朱已撤职，遗缺由汤接替。朱接阅手令大惊，声称当同回省府赶办移交。汤说不必了，便促朱即时登机飞往台湾，简直和绑票一般。汤便在福州发号施令，做起福建省省主席来。此事的发生，行政院与总统府毫无所知，真是荒唐绝顶。嗣后福建省政府有一职员离职来穗，阎锡山和我才知此事的始末。不久，蒋先生派一秘书来穗，要阎锡山在行政院政务会议中追认此一既成事实，任命汤恩伯为福建省政府主席兼绥靖公署主任。阎锡山向我报告此事，并问如何处理。

我说：“蒋先生今日在宪法之前只是一个平民，以一个平民随便撤换封疆大吏，成何体统？况且，蒋先生如要在幕后干预行政，尽可向行政院建议。今政府事前既毫无所知，事后却要追认此既成事实，实在太不成话。政府不应自毁法统，承认汤做主席。”

阎锡山苦笑说：“总统，你和蒋先生共事多年，难道还不知道蒋先生做事向来不顾法统？他如果看重法统，也不至有今天了。现在汤恩伯已做了福建省主席，我们反对也反对不了，说出去反而有损政府威信。你已经忍耐很多了，这件事我劝你还是忍耐算了。”

后来阎锡山便在行政院政务会议提名通过，做了一些追认的手续，把任命状送至国民政府文官处来盖印。秘书长邱昌渭向我请示，我说：“暂时把它搁下去。”所以这张任命状留在总统府中有六七天之久，阎院长又来疏通，才盖印发出去。这就算是我的无言的抗议。

蒋经国在他的《负重致远》一书中曾提到10月2日汤恩伯有电报致蒋，抱怨我反对他任闽省主席，“词极愤懑”，蒋先生“甚表同情”云云。经国却未曾写出汤恩伯是怎样地当了闽省主席，而我又为何反对。因为他如果把事实说出了，蒋先生也就见不得人了。

朱绍良原是蒋的心腹，此次何以受到如此难堪的处置呢？最大的可能便是朱在7月26日招待我太殷勤了。蒋先生是个多疑而睚眦必报的人，心胸极狭，朱绍良偶一不慎，便由心腹股肱转眼之间变成仇雠了。

蒋先生连续不断地自私违法而拖垮保卫西南及两粤局面的毒计，引起了志在保卫两粤反共到底的各界人士，尤其是粤籍将领的普遍愤懑。曾在何内阁末期出任陆军总司令的张发奎便是最激烈的一个。南京失守后我留住桂林期间，张发奎特到桂林敦劝，促我早日去穗主持大政，保卫两广。那时他便看出蒋先生绝难坐视两广单独成一局面，继续反共。因为两粤将领在四、七两军早期革命的传统上，对蒋都曾有过不满。如今蒋政权瓦解，两粤如在我领导之下，支撑下去，自非蒋所能容忍。张发奎有见于此，便主张保卫两粤，必先清除蒋在背后的掣肘。他甚至向我建议说，把蒋介石请到广州，然后把他扣留起来。我当即反对这种鲁莽灭裂的举动。

到了白崇禧两翼为蒋所断、广东岌岌可危之时，粤籍将领已怒不可遏，张发奎再度向我建议“把蒋介石扣起来”。

我说：“向华（张发奎），这是徒招恶名，无补实际的莽事。”

张说：“德公，你胆子太小！德公，你胆子太小！”

我说：“你不在其位，可以幻想，你如在我这位置，你也不会干的。”

接着我便解释说，在现今局面下我们所需要的，第一是兵，第二是钱。蒋先生把兵调走，把钱存在台湾。我们纵然把蒋扣起来，第一不能把兵调回，第二不能把钱取出，则扣蒋又有何用？固然，蒋的一连串拖垮两粤局面的毒计是罪无可逭，把蒋扣起来宣其罪状于天下，可以泄一时之愤。但我觉得处理国家大事，应以国计民生为出发点，不可徒为泄一时之愤。现在失败的局面已定，我们既有“宁人负我，毋我负人”的雅量，就应任其全始全终。不必于败亡前夕，做无补于大局之事，为天下笑！

张发奎还是怪我姑息。但是我的姑息总是还替我们这批失败的国民党人，维持了一点失败的光荣。

蒋先生不知底蕴，还不时在穗、台之间飞来飞去，并用尽一切威胁利诱的方法来阻止粤籍将领和我接近。一次，为广州改省辖市问题，蒋先生在黄埔召见余汉谋、薛岳、李汉魂等粤籍将领，当面大发雷霆说：“你们以为你们可以反对我咯？谁反对我，我就叫谁死在我之前！”这种话可说充满了流氓气。这批将领回来之后，莫不冷笑。其实别人也未始不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这种事蒋先生会做，别人也会做，不过不愿做罢了。

9月底，蒋先生单独召见白崇禧于黄埔，闭门密谈。略谓：1927年我们两人精诚团结，所以能完成北伐，统一全国。嗣后不幸为奸人挑拨离间，以致同室操戈。但后来卢沟桥事起，我两人又复衷心合作，终把倭寇打败，收复国土，建立不世之功。今形势虽极危险，只要我两人能一德一心，彻底合作，事尚有可为。白崇禧是个直爽而重感情的人，颇为蒋先生的甜言蜜语所感动。他回到广州来对我说：“蒋先生这次倒很诚恳。”我知道蒋先生又抓住白崇禧重感情这一弱点而大做其功夫。

白崇禧是内战局势逆转以后，态度最坚决、信心最坚强的将领。南京失守后，他坚信华中可守。到华中战局为蒋搞垮，他自信必要时退回两广，人熟地熟，仍然可守。健生（白崇禧）是一员战将，他处处以军事观点和局部形势为着眼点。殊不知如今时移势异，纯军事观点和局部安排都不能单独存在。此次得蒋先生一番慰勉，他便顿释前嫌，便是他感情用事和深信还有大西南和两广可守的信心所促成。

蒋先生最后一次来穗，住了比较长的一段时间。有时中央非常会议开会，我们彼此都感觉无话可说。行政院副院长朱家骅为设法冲淡这一尴尬场面，曾向我建议，要我请蒋先生吃饭。

朱家骅在当时党人中算是比较识大体的一位。他有时还肯为大局着想，不囿于小圈子的单纯利益。为着维持“银元券”，他曾两度飞台，向蒋请示，拟运一批银元来穗。此举可说纯为大局着想，远非陈果夫、陈立夫兄弟所能及。然朱家骅可能因此而触蒋氏之忌，嗣后在台几度遭蒋的为难。此次他劝我请客，其用意不过想弥补我和蒋之间的隔阂，也是一番好意。

我说：“骝先兄（朱家骅），客我是可以请，蒋先生喜欢不喜欢我就不知道了。”

朱说：“蒋先生一定喜欢，一定会到的。”

他解释说，蒋先生生活太严肃了，平日只吃一些简单的宁波菜，此次到广州来，也应该尝一下“食在广州”的广州菜啊。

朱家骅替我约好了，我便在迎宾馆宴请蒋先生，并约党政军高级人员作陪。迎宾馆在广州城内靠西，蒋先生则住在城东的东山住宅区。到了那一天，沿途布满便衣队，蒋先生带着大批卫士，穿过广州闹市来迎宾馆吃饭。我的住宅向来只有两个卫兵，兼司传达。蒋来之后，他的卫士竟将迎宾馆重重包围，如临大敌，殊使我看不惯。窃思蒋先生时时自炫是人民的领袖，到处扈从如云，未免与“人民”相去太远了。

我所备的广东菜，依照蒋先生的习惯是中菜西吃。在蒋先生的许多随员中，我看到蒋经国在里面穿穿插插忙个不停。到入席时，却不见经国前来吃饭。我问蒋先生说：“经国为何不来吃饭？”蒋说：“不管他吧，我们吃我们的。”终席未见经国出来，我心里颇为诧异。

事后才听到我的副官说，蒋经国率了一大群随员一直守在厨房里，厨师做任何菜，用任何配料，都经他们检查过。出锅后，又须经他们尝过，始可捧出。我才恍然大悟，原来蒋经国在替我做监厨。他显然怀疑我要毒害蒋先生，这也未免太过虑了。

我第一次见蒋经国是抗战胜利后在北平行辕主任任内。经国那时为办理青年军常在北平视察，特来谒见。因我与他父亲曾有金兰之盟，所以他口口声声尊称我为“李叔叔”。他那时曾告诉我留苏十四年的经过。据他说，他在莫斯科中山大学肄业，后转入列宁大学深造。结业后，被派在苏联一所工厂内当副厂长。我乃故意问他道：“据我所知，自‘九一八’沈阳事变之后，日本侵华日亟，中苏因而恢复了邦交，闻蒋委员长曾命驻苏大使向苏联外交部口头交涉，欲调你回国服务，你为何迟迟其行？”经国说：“李叔叔，你知道苏联的新闻是被政府统制的，不过日子久了，我也辗转听到这消息，乃决心尽一昼夜的时间驶车逃到中国大使馆。苏联秘密警察确实非常厉害，随即有便衣警察在大使馆周围监视，倘不慎外出，必被逮捕无疑。”

我问：“若被逮捕，结果如何？”

经国说：“那就惨了，一定押解到西伯利亚做苦工，不病死也要冻死。好在使馆是有治外法权的，警察不敢擅入搜查，故得幸免于难。”

我又问：“后来你用什么方法回到中国呢？”

他说：“化了装，混入大使馆的专机飞回的。”

其实他在苏联时早已加入共产党，为稍留心时事的人们所周知。但他回国之后，并未宣布脱离共产党，故特意对我撒谎，以掩蔽其共产党员的身份。以经国与蒋先生的关系，斯大林如不让他回国，而他居然能溜进中国大使馆，并化装潜上飞机，逃回中国，那么以效率出名的苏联秘密警察机关也可关门大吉了。忆1940年监察院院长于右任的女婿屈武少将参谋，奉命到鄂北第五战区视察苏联军事顾问工作成绩时，曾告诉我说，他与经国乘同一飞机回国，首途之前，经国曾蒙斯大林召见，并赠以手枪一支。我说：“你何以不被召见呢？”屈君笑答道，他尚未有召见的资格。足证经国是在对我撒谎。

此次我请蒋先生吃饭，原是一番好意。无奈蒋生性多疑，更因惯于暗算他人，深恐我“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故授意经国严为防范，致造成类似“鸿门宴”的紧张场面，使我有啼笑皆非之感。

三

广东保卫战发展至10月中旬已不可收拾了。共军自赣南分两路入粤：一路自南雄一带越大庾岭，大庾守军为沈发藻兵团，战斗力过于薄弱，不战而溃。10月7日共军跟踪进入粤北门户的曲江，沿北江及粤汉路南下。另一路则自大庾岭东麓绕至东江。胡琏兵团早已远遁厦门、金门，东江已成真空地带，共军第四野战军乃得以旅次行军姿态，自东江向广州进逼。余汉谋部只是一支训练未成熟、械弹两缺的部队。共军一到，即不战而退。广州因而危在旦夕。至此，蒋先生始循人民团体之请，敷衍面子，自海南岛刘安琪第九兵团中调一师人北上援穗。该师刚在黄埔上岸，共军已迫近广州郊外。上岸之兵旋又下船，原船开回海南岛。不久，竟索性全部调往台湾去了。

当广东全境失守已成定局之时，我检讨战局，实愤懑不堪。深觉蒋先生如稍具良心，局面不会弄到如此之糟，溃败不会如此之速。蒋氏见他破坏防守广东的计划已圆满成功，复施展诡谲伎俩，在黄埔召见白崇禧，故弄玄虚，说那番言不由衷的鬼话，想来令人发指。就于是时，他决定离粤回台北，我因而打算在“国府”再度搬迁之前，认真地教训他一顿，稍抒胸中积愤。

约在9月中旬，一天我特地打电话约他单独谈话。蒋乃约我到梅花村他的行馆（前陈济棠的公馆）晤面。该私宅是一座大洋房，四周有围墙环绕，另有数座小洋房在四周拱卫，为随员及卫士的住宅。抵达梅花村之后，蒋引我走上二楼一间大客厅内坐下，侍役奉上茶水即退下楼去。

我二人坐定后，我对蒋先生说的第一句话便是：“今天我是以国家元首的地位来对你谈话。”我之所以要郑重提出这一句，是因为蒋先生独裁专制数十年，平日所见所闻都是一片奉承之态，阿谀之言！只有他教训别人，断无人敢对他作任何箴规，更谈不到疾言厉色地教训他了。这次我自思或是与蒋最后一面，然当今之世，论公论私，我都是唯一可以以教训语气促其反省的人。所以我首先便搬出国家的最高名器来压抑他“舍我其谁”妄自尊大的心理，而服服帖帖地静听我对他的指斥。

在蒋先生默坐静听之下，我便把他过去的过失和罪恶一件件地数给他听。我说：“因为国事已至不可收拾地步，不得不畅所欲言。”接着我便说：“你过去每把事弄糟了，总是把责任和过失推到别人身上。例如东北‘剿共’的失败，徐蚌会战的全军覆没，你说是军队不听你指挥；又如发行‘金圆券’，引起全国经济恐慌，人民破产，自杀成群，你不躬自反省，反责备人民不拥护你的经济政策；再如你纵容特务，滥捕学生及爱国人士，引起舆论指摘，你不自疚，反说是本党同志不听你话所使然……几此种种，真不胜枚举！”

接着，我又检讨他在政治上造成的过失，说：“你主政二十年，贪赃枉法之风甚于北洋政府时代。舆论曾讥评我们为‘军事北伐，政治南伐’。其实，此种评语尚是恕辞，因北洋官僚政客对舆论抨击尚有所畏忌，而我国民政府则以革命旗帜为护符，凡讥评时政的，即诬为‘反动分子’，以致人人钳口，不敢因片言惹祸。你对此情形竟亦熟视无睹，明知故纵！”

“记得在南京时，魏德迈特使曾在国府饯行席上痛诋中国官员贪污无能。他作为一外国官员公开侮辱我政府，实不成体统，时与会众人中，竟有当场掉泪者，不知你亦有所闻否？究作何感想？”

我亦提到他在我秉政之后幕后掣肘的情形，说：“你此番已是第三次引退，你当时曾对张治中、居正、阎锡山、吴忠信各人一再声明，五年之内绝不过问政治。此话无非暗示我可放手去做，改弦更张，不受你的牵制。但事实上你所作所为却完全相反。不仅在溪口架设七座无线电台，擅自指挥军队，且密令京沪卫戍司令汤恩伯亲至杭州逮捕浙江省省主席陈仪，并派周碞接替。嗣到台湾之后，复命汤恩伯到福建挟持福建省省主席朱绍良离闽，擅派汤氏代理福建省省主席兼绥靖主任。凡此皆属自毁诺言、目无政府的荒唐行为！”

我更进一步解释道，即使不谈国事，专从蒋氏的自私心而言，蒋氏的宠信汤恩伯亦属宠非其人。因汤氏曾受过我指挥，我知之甚详。论品论才，汤氏任一师长已嫌过分，何能指挥方面大军？汤的为人，性情暴戾，矫揉造作，上行下效，所部军纪荡然。抗战期间，河南民谚曾有“宁愿敌军来烧杀，不愿汤军来驻扎”的话。我并举例以说明汤的暴戾。抗战时，某次汤自河南叶县乘汽车往界首视察，因雨，乃自洛河改乘小轮船东驶。启碇时，船身碰及囤船，稍为震动，此亦常事。不意汤氏竟大发雷霆，饬该船公司经理前来责询，在大骂奸商之后，竟拔出手枪将该经理当场击毙。一时传遍遐迩，叹为怪事。斯时我驻防老河口，听人言及此事，犹以为汤纵暴戾，当不致任性若此。然言者谓，彼时汤的总参议沈克在旁目击，可为证明。后来我在北平行辕任上，某次沈克便道过访，我偶尔想起此事，以问沈氏。沈克叹息说，他那时以为汤总司令不过装模作样，持枪恐吓而已，谁知他竟认真开枪，轰然一声，对方已应声倒地。沈氏想抢前劝阻，已来不及了。沈克并说在抗战期间曾追随汤氏数年，类此任性杀人之事已是家常便饭，不足为奇，言下不胜慨叹之至。我就以这个小例子向蒋说：“像汤恩伯这样的人，你也倚为心腹，能不坏事！”

蒋先生默坐听我历数其过失时，面色极为紧张尴尬。当我有所责问时，他只是唔唔诺诺，讷讷不能出口。可是当我说完汤氏这段故事时，蒋氏面色反显和缓。原先我曾预料，以蒋氏的个性与历史，在我严厉教训之下，必定要反唇相讥，和我大闹一番。初不料他听完我的责备之后，面色转现轻松，并问沈克现在何处。此时我当然亦不知其下落。

最后蒋氏竟含笑向我道歉说：“德邻弟，关于撤换福建省省主席朱绍良一事，是我的错误，请你原谅。”于是我也只好说：“事情已经过去，不必再去记忆吧！”

这时我心里忖度，以蒋先生唯我独尊的一生，今天受到如此严厉的诘责，居然能容忍，不至咆哮和反唇置辩，可能是因为我开始便声明以国家元首身份对他说话之故。蒋先生专横一生，目无法纪，此次或能因我一言而悟及国家尚有名器，非他一人所得而私也。

我见其低首认错，遂不再多言，起身告辞，他亦跟随下楼，送我登车而别。

第七十一章　国府最后播迁，大陆全部失守

一

10月10日“国庆”时，广州已微闻炮声。“国民政府”各机关早已决定迁往重庆，由民航飞机分批运送，笨重物件则循西江航运柳州，再车运重庆。10月12日共军已接近广州市郊，我本人才偕总统府随员乘机飞桂林，翌日续飞重庆。

广州撤退时情况极为凄凉，因为我本人坐镇至最后一刻，市内人心尚称安定，败退的国军亦无抢劫情事。唯广州警备司令李及兰最后撤出市郊时，竟命令工兵将海珠铁桥炸毁，实属不该。此事徒贻共军以宣传口实，于军事毫无裨益。

共军占广州后，旋即分两路向西进袭。一路循西江而上直捣苍梧，攻击白崇禧部的右侧背；一路循四邑、两阳直趋高、雷，进逼雷州半岛，以切断白部由广西撤往海南岛的退路，构成三面大包围的态势。

“国防部”与白崇禧原先对这一方面的战略计划是以海南岛为后方，必要时将主力撤至海南岛，再图反攻。此一计划卒未实现。第一，白崇禧自信广西可以固守；第二，因为共军迫近川东与黔北之时，蒋先生命令原拟自湖南退入广西的黄杰、鲁道源两兵团向黔东增援宋希濂部，以固守贵阳，以致白崇禧的精锐部队第七、第四十八两军西撤时主力伤亡过巨，无力南顾雷州半岛，全军遂逐渐陷入共军的包围圈中。

我于10月13日抵渝，暂住歌乐山前林森故主席官邸，旋迁入城内。重庆城防以及川东防务，全系蒋先生的嫡系部队，我的命令不发生丝毫效力，而蒋先生却可为所欲为。我只身在渝，一举一动都在蒋氏心腹监视之下，言行稍一不慎，立刻可以失去自由。

原先在广州时，黄埔系将领及蒋先生夹袋中的政客已有请蒋先生复职的企图，然那时尚无人敢公开说出。抵渝之后，情势便迥然不同。他们认为广州既失，我已堕入蒋的瓮中，可以任其摆布。CC系和政学系控制下的报纸此时已不再以“总裁”称呼蒋氏，而径呼为“总统”。我深知蒋先生已呼之欲出，不久便要“复职”了。

果然，不久吴忠信、张群、朱家骅等便先后来找我，他们不敢明言要我劝蒋复职，只是含糊其辞地说，当前局势紧张，希望我拍一电报请蒋先生来渝坐镇。其实蒋先生一直飞来飞去，向来不需要我敦请，现在何以忽然要我拍电促驾呢？他们辞穷，便隐约说出希望我声明“引退”，并参加他们“劝进”。

当吴忠信仍向我叨叨不休时，我勃然大怒说：“礼卿兄（吴忠信），当初蒋先生引退要我出来，我誓死不愿，你一再劝我勉为其难，后来蒋先生处处在幕后掣肘，把局面弄垮了，你们又要我来‘劝进’。蒋先生如要复辟，就自行复辟好了。我没有这个脸来‘劝进’。”

我不愿劝进的原因，并非对名位有何恋栈。我只是觉得，第一，蒋先生欺人太甚。我原劝他不应灰心引退，我本人尤坚决表示不愿出任总统，他迫我为之。在我任内，他却又处处在幕后操纵，并将国库金银擅运台北。先纵敌渡江，后瓦解湘、赣、粤、桂的防御。如今政府重迁，国亡无日，他居然又企图“复辟”，置宪法于不顾，未免欺人太甚。再者，我觉得蒋政权的垮台，多半是由于蒋先生玩弄国家名器，目无法统，一味独裁孤行之所致。如今国已将亡，他仍至死不悟。宪法既予我以“总统”职权，我绝不能助纣为虐，违反宪法与一平民私相授受。我虽知道我反对亦无用，蒋必然要复出无疑，但是我维护国家名器的原则却不能让步。

吴忠信、张群、朱家骅等见我态度坚决，遂不敢勉强。在此同时，居正再度劝告“内政部部长”李汉魂辞职。居很严重地说：“你如不辞职，就赶快离开这里，蒋先生来了，你命也保不住！”李汉魂听到这话，难免着急。我也知道一旦蒋先生来渝，他必要强迫我签署劝进书，此实大违我的心愿。因此我决定以出巡为名，暂时离开重庆。

二

11月3日我率随员数人，专机飞往昆明，卢汉率云南绥靖公署及省政府各级官员和各界民众团体在机场迎接，随即与卢汉同车赴五华山绥靖公署。一住数日，每晚与卢汉谈至深宵。卢氏对我近月来所受蒋先生的折磨十分了解，深表同情。他对蒋先生以往所加予他的种种阴谋迫害，说来尤咬牙切齿。抗战胜利后，蒋先生调虎离山，要他率滇军精锐两军在安南接收，以便杜聿明在昆明解决龙云。迨杜氏政变失败，卢汉始奉命回滇任云南省省主席。在他任内，中央驻大军于滇，中央官员嚣张万分，使他穷于应付。讲到愤激之处，卢汉说：“为应付他们，我卢某简直在做婊子！”“婊子”就是“妓女”，卢汉的意思是，他应付那些中央大员卑躬屈节的情形，简直如妓女一般。

后来卢汉又郑重地向我建议说：“‘总统’，蒋介石是要复职了。可否由我二人发电报给他，建议把‘国民政府’迁到昆明来。等他一到昆明，我便把他扣起来，一块一块割掉他，以泄心头之愤。”

我一听此言，不觉毛发悚然。心想战事尚远在湘黔边境，而卢汉已经不稳了。蒋先生如真来此，卢汉说不定把我二人一道捉起来献给中共邀功呢！但是我表面上却强作镇定，只是劝他明人不做暗事，这事千万做不得。此事我在白崇禧面前亦不敢提及，因白氏正统兵作战，如果听到卢汉不稳，将使他无心继续指挥作战了。

我在昆明小住数日，便飞返桂林。留昆时间虽短，却有数事值得附带一提。第一便是张群衔蒋之命来昆劝我回重庆，被我拒绝。他们的迎蒋复职运动已如箭在弦上。我一到重庆，蒋必立刻来渝，我必须变成“劝进表”上第一位签名人。我绝不能投入圈套。只是推辞道，我要对各地作短期巡视，重庆方面有责任内阁负责，总统在不在重庆无关大局。至于请蒋复职，以及蒋来渝等，我皆绝口不提。提了，他们将来一定要引为口实，说我负不了责任，自动请蒋复职的。张群不得要领，便径自回重庆去了。孰知后来在蒋经国所著的《负重致远》的小册子上，曾一再提到我向许多人表示希望蒋先生“复位”的事。该书关于1949年11月13日的记载，曾捏造一通我致张群的所谓“戊文桂”电，其中说“请速电总裁促驾，不必候仁返渝”云云。这一连串的记载，不是蒋经国事后捏造，便是吴忠信、张群等人揣摩蒋先生意旨而矫诏行之，致蒋氏父子误认为确实出自我口。

另一件事便是李汉魂携带华侨周锦朝来见的趣事。周锦朝为旧金山一华侨，向无正业，只是喜欢以“侨领”身份自居，四处招摇撞骗。1948年美国大选时，民主党副总统候选人巴克莱至旧金山做竞选活动，周便以“侨领”资格见巴氏，并与巴氏合摄一影。此事在美国大选期间原极平常，绝不足以证明二人有极深的关系。抗战胜利后，李汉魂曾到美国旅行，周因得结识李氏，便以这种照片向李汉魂夸耀彼与民主党核心人物如何有交情。如今中国政府已无法循正常外交途径向美国民主党政府乞援，彼深信以他与民主党领袖间的深交，如采用国民外交方式，由他居间斡旋，必可事半功倍云云。

他这一席话居然把李汉魂打动了。后李回国出任内政部部长，在广州对我说，周锦朝不久回国，必大有助于国民外交，可否拨路费若干，促其启程，以示政府召见，无负于侨民。我依议批了两千美金，由李汉魂经手转汇。迨周锦朝抵港时，广州已失，彼便直飞重庆。适李汉魂因受居正警告，不敢留渝，已随我飞往昆明。闻周氏抵渝，而昆、渝间又无民航班机，李汉魂便向我要求用总统座机往渝接其来昆，我也答应了。周锦朝居然就大模大样，乘了总统专机来昆谒见。稍一接谈，我便从他的谈吐中看出他完全是一个毫无知识、信口开河的流氓。他如何能担任“国民外交”的重要使命呢？

周辞退之后，我心恚恚不乐，觉得李汉魂太老实，上了这华侨骗子的大当。到后来我乘专机来美时，李汉魂偕行，他又央求我让周锦朝搭专机返美。飞机中既然空位很多，我也勉强答应了。后来听说，周锦朝竟利用中国元首专机所享的治外法权，贩来违禁商品，获利极丰。此事虽无佐证，然今日思之，犹有余愤。

三

我从昆明经柳州飞返桂林，当地已风声鹤唳，市面萧条。共军正逼近湘桂边境的黄沙河。11月14日乃偕白崇禧飞往南宁，我察看当时情形，西南的弃守只是时间问题，孤悬海隅的海南岛，或可保留为最后立足之地。故于11月16日又专机飞往海南岛视察。当地仅有陈济棠的海南岛特别区公署部队四千人和余汉谋的残部，合计不足一万人。至刘安琪兵团则早已被蒋先生擅行调赴台湾。所以防务极为单薄。此时我心境的恶劣为生平所未有，加以连日奔波，辛劳过度，年近花甲，体力已不能支持。自海口返邕之后，胃病夙疾突发，便血不止，来势极猛，大有不起之势。

胃出血为我家庭中的夙疾，先母、先叔均以此疾逝世，今我又重罹斯疾，不觉心悸。窃思国事至此，我回天无力，我纵不顾个人的健康留于国内，亦属于事无补。一旦国亡身死，此种牺牲实轻于鸿毛，倒不如先行医治夙疾，如留得一命，则将来未始没有为国效死的机会。因此我便决定赴美就医。

计划既定，便召集留邕将领白崇禧、夏威、李品仙、黄旭初等，告以此意。他们也完全同意，认为救命第一，并劝我于病愈之后顺便察看美国情形，做争取美援的最后努力。我本人对美援固早已绝望，唯众人既以此相劝，我也只有答应，做着看吧。

我留邕期间，蒋先生已飞往重庆，连电促我返渝，阎锡山等亦函电交驰。但是事实上，四川防务已由蒋先生彻底掌握，我以重病之躯，赴渝究有何益？

11月19日我发电致“行政院院长”阎锡山，嘱其以“责任内阁”立场全权处理国政，我身染重病，需出国治疗，一朝痊愈便立刻返国，并请白崇禧明日飞重庆分晤“政府”领袖，面致此意。

11月20日上午我乃乘专机飞香港，当日下午便住入养和医院。我离邕之后，白崇禧即飞往重庆。黄绍竑则早于8月13日通电投共。三十余年患难相从的朋友，至此便各奔东西了。

我在住院期间，重庆中常会曾两度派居正、朱家骅、洪兰友来劝请回渝。我既坚拒不去，他们也分明看到我身染沉疴，无法相强。11月22日美国第七特种舰队司令贝克中将曾来谒见，稍谈即去，仅系礼貌上的拜会。28日美国参议院共和党领袖诺兰亦来探视，谈约半小时，辞去。

12月5日，赴美手续及飞机包租均已办妥，遂自香港直飞美国。

在这段时期内，西南战局亦一泻千里。11月底，宋希濂所部两个兵团十余万人在川东覆灭，宋氏未几即被俘。11月30日共军攻入重庆。

原驻陕西的胡宗南部此时尚有精兵四十余万人。抗战中期以后，胡部逐日扩充，其任务专为监视中共的行动。全军悉系最精良的美式配备。此次蒋先生调其入川保卫成都，全军可说一枪未发，便土崩瓦解。12月20日共军进占成都，胡宗南率残部退往西康雅安。该处未几亦为共军攻入，胡宗南只身逃出，川、康遂陷。

云南方面，卢汉于12月9日正式“起义”。原驻云南的李弥兵团遂被迫西撤，残部数千人最后退入缅甸。广西方面，因海南岛通路已断，各军残部在广西境内为共军分别包围消灭。黄杰所部退入越南境内，被越南当局解除武装。大陆至此遂全部陷入中共之手了。

第七十二章　纽约就医和华府做客

一

12月8日我由香港飞抵纽约。新闻记者和侨胞在机场欢迎的很多，美国国务院也派专员迎接。我“驻美大使”顾维钧和“驻联合国首席代表”蒋廷黻也在机场迎接，并由“顾大使”担任传译，我即向新闻界宣布此行全系就医性质，一俟身体复原，便当束装返国。随即乘车入纽约城，并专程到唐人街答谢留美华侨欢迎的盛意。

同时即住入哥伦比亚大学附设的长老会医院检查胃疾。该院系世界最佳医院之一，主治医师都系世界权威。检查结果，发现我十二指肠发炎，亟待割治，我便留院医治。时国务院忽派专人前来邀请我即赴华府一行。主治医师闻讯，认为就我病情而论，非先行开刀不可做任何活动。不久，院方即为我施手术割治十二指肠。该院设备既佳，主治医师又系名手，经过情形十分良好，精神恢复甚速。

此消息为美国国务院所知，国务卿艾奇逊君乃又着人送来一函，约我往华府一行，好和杜鲁门总统面商今后中美关系。该函原文如下：

总统先生阁下：

欣闻贵体于动手术之后日趋康复，迅速复原，早庆勿药，实所至祷。如贵恙痊可后，有意来华府一行，余深盼能有此荣幸，为贵我两国之相互利益，拜晤阁下一叙也。

艾奇逊

不过我在来美之前，对美国已经绝望，今大陆已全部失守，曲突徙薪，为时已晚，故对美国政府的邀请，早不感兴趣，加以我仍在病中，不宜远行。因请甘介侯君缮复一函，告以遵医嘱，俟身体完全复原后，再来华府拜候。

1950年1月间，我身体已大致复原，然接国内报告，大陆已全部失守，“国府”迁往台湾，蒋先生因我在美未表示意见，未便贸然复职，但他已是事实上的独裁者。

白崇禧所部数十万人在广西被中共全部消灭，兵团司令张淦、鲁道源等，悉数战败被俘。数十年来驰骋疆场、所向披靡的第七军及第四集团军旧部，至此可说已片甲不存。

白崇禧只身飞往海南岛，和退往海南岛的粤籍将领陈济棠、余汉谋、薛岳等会商防守海南岛的计划。此时海南岛的守军仅两万余人，然残余海军尚有不少舰只，空军亦仍完整，中共海军、空军皆缺，一时想渡海攻占海南岛尚非易易。“政府”如坚守琼、台二岛，苦撑待变，则反攻大陆的机会远比台湾一岛为大。

无奈守海南岛非蒋先生的心愿。因为他的着重点仍在美援，美国国会最近通过了七千五百万援华款项。蒋先生务必造成一事实，使美国不援华则已，援华则“只此一家，别无分店”。而台湾又是蒋先生清一色的天下，他掌握了生杀予夺的绝对权力。所以他训令海南岛守军全部撤往台湾。中共未发一矢，便扬长渡海将海南岛占领。

在这种局面下，我如贸然回台，则无异自投罗网，任其摆布，蒋的第一着必然是迫我“劝进”，等他“复正大位”之后，我将来的命运如何，就很难逆料了。以蒋先生过去对我衔恨之深，我一旦失去自由，恐欲求为张汉卿（学良）第二也不可得了。个人牺牲不足惜，然对国脉民命究有何补？

但是我也深深知道，蒋先生在未能充分掌握美援之前，对我还存有投鼠忌器的戒心。因为当时美国舆论界以及美国民主党政府对蒋已感绝望。“蒋介石”三字，成为中国政府贪污、无能、独裁、专制的代名词。蒋介石政权早为中国人民所唾弃。而我本人自竞选副总统那时起，尚薄负时誉。中国人民痛恨蒋政权统治的，多寄我以无穷的希望。我本人因而成为国民党政权中“民主改革”的象征。因此欧美友邦同情中国的人民，对我均极具同情与好感。我就任代总统后，美国朝野对我所受背后的挟制，亦殊感不平。

所以蒋先生对我这位民主象征，在未充分掌握美援之前，必不敢加以毁灭。再者，蒋先生现在虽掌握了实权，而我仍身肩国家的名器。如果国内人民、海外侨胞，以及友邦舆论界与友邦政府，能予我以有力的支持，我未始不可把台湾建成一民主政治的示范区。这便是我当时的心境，也可说是万分绝望中的一分希望，我要为这一分希望努力到底。因为国家、民族既以“一国元首”的名器托之于我，我一息尚存，即不能在其位而不谋其政，这就是我病愈以后，在美勾留所努力的方向！

叙述至此，我且将甘介侯博士于1949年夏初奉我之命来美从事外交活动的经过，作一简略的叙述，作为叙述我自己与美国杜鲁门总统及国务院往还的注脚。

我派甘介侯来美的最初动机，是由于驻美大使顾维钧的玩忽法统。顾大使当时对政府完全采敷衍态度，一切活动完全受命于蒋先生。政府如将其撤职，渠必抗不从命。如在国家将亡之际，还要在海外演一幕大使抗命的丑剧，未免太不成话了。所以政府为顾全大局，不加撤换，而另派甘介侯为总统的私人代表，与美国政府直接交涉。

介侯抵美后即分别与杜鲁门总统、艾奇逊国务卿、巡回大使杰塞普、国防部部长约翰逊等人晤谈。杜鲁门总统对援华所存的疑虑，即南京失守后，中国政府是否能在华南立脚的问题。杰塞普个人对介侯极友善，曾两度约介侯到其乔治镇私寓用晚餐。但杰君显然对国民政府已绝望，而对与中共建交已有腹案。他竟坦白告诉甘君说：“今日吾人如继续援华，必将引起中国人民的敌视。”

证以美大使司徒雷登的言行，美国似已有承认中共政权的趋向。

不过当时国务院内几位实际负责人，如副国务卿罗斯克、助理国务卿向德华、中国司司长泼鲁斯、中国司副司长弗里曼等则对援华尚未完全绝望。他们只表示中国军民已无继续作战的意志，如要提高民心士气，中国政府一定要改弦更张，改弦更张的第一项步骤便是蒋先生必须在幕后撒手，蒋一日不撒手，则美援必如往日一般堕入蒋集团的私囊。蒋如一日不放手，则美援一日不应继续。

9月初旬，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康莱竟在参院公开宣称：“蒋介石已自其人民之前私逃至台湾，并席卷价值一亿三千八百万元原非其个人所有的黄金入其私囊。此项财产为中国政府所有，彼竟窃据之。若辈何不先用此一亿三千八百万元，然后再乞请吾人予以援手乎？”

然参院终于在康莱参议员主持之下，在9月中通过新援华法案七千五百万元，以济中国军民之急。此项援助由杜鲁门总统作全权支配，不以中国政府为唯一对象，凡中国地方武力抗共有效的，皆在援助之列。蒋先生侦知此事，所以非一心一意把我在两广撑持的局面拆垮不可。他首把胡琏调走，继要刘安琪迟迟不行，大庾岭天险不守，两广遂彻底为共军占领。到了大陆全部失守，蒋先生又放弃海南岛，使美援非送至台湾不可。

蒋先生统兵、治政的本领均极端低能，但其使权谋、用诈术则天下第一。1949年以后，美国本想撇开蒋介石另行支持新兴的力量，而蒋先生却有本事玩美国政客于股掌之上，使美国讨厌他却仍不得不支持他那独裁反动的政权。在这方面，美国人的笨拙和蒋先生的厉害，恰成一尖锐的对比。

我因和蒋先生共事数十年，对蒋先生的手法领教太多，所以他一举一动的用意何在，我均洞若观火。蒋之所以能每策皆售，固然是他的本事，同时也是国民党内开明分子的力量太小。稍有改革举动，蒋先生渗透、离间、威胁、利诱各种毒计一时俱来，必将其连根拔除而后已。如有一种革新的运动真正有力量、有方案、坚持到底，蒋先生未必就能一意孤行于天下。中国共产党的成功便是一个例子。

至于台湾，我知道美国今后必继续予以援助。蒋先生在台湾既已造成清一色的局面，他今后在台湾的横行霸道，独裁专制，将十倍于大陆之时。

吾人醉心于民主改革，非至绝无可为，不愿眼看国脉民命如斯而放弃奋斗。所以我在1950年2月间病愈之后，即拟应杜鲁门总统之约，赴华府听听美国人对我们的意见。然后以跳火坑的精神回台湾去，领导同胞，将台湾建成一个民主政治的示范区，使其不致变成如今日的贪官污吏、反动政客的逋逃薮。

杜鲁门总统如果真正是中国的友人，关心民主政治在中国今后的推行，他一定会拿出政治家的眼光来，在经济方面全力支持我，让我团结海内外中国民主人士，回台湾去着手改革，使蒋氏投鼠忌器，不敢过分阻扰。这便是我接受杜鲁门总统的邀请的主要动机。

2月下旬，甘介侯奉我之命去华府回拜艾奇逊，并接洽我和杜鲁门总统会见的安排。艾奇逊当即预备请帖，不过他认为既是两国元首晤面，在外交礼节上，似应通过“大使馆”。介侯乃往访“顾大使”，孰知顾维钧竟推托说，现值林肯及华盛顿诞辰，美国各机关都很忙，晤面时间应安排得晚一点才好。不数日，顾氏竟以度假为名，飞往迈阿密去了。

顾氏去后，艾奇逊遂直接和介侯接洽。由杜鲁门发出请柬，约我于3月2日至白宫用午餐。艾奇逊在电话内问介侯，请帖内是否应包括“顾大使”，介侯转以问我。我说，请他把顾维钧也包括在内。事情便这样决定了。

在此期间，顾维钧当然把全部经过报告了台北。3月1日，蒋先生便撕破面皮，正式“复职”了。当晚我便收到他的电报说，由于环境的需要，他已于3月1日复任“总统”，希望我以“副总统”的身份做他的专使，在友邦争取外援云云。

蒋先生的“复职”并未使我惊异，因为事实上他早已是台湾的独裁者了。不过站在国家法统的立场上，我不能不通电斥其荒谬。按“宪法”第四十九条规定，总统缺位时由副总统继任，正副总统均缺位时由行政院院长代行职权，并由立法院院长于三个月内召集国民大会，补选总统。今蒋先生复任总统是根据哪一条宪法呢？本来，与蒋先生往还，还有什么法统可谈？不过我的职位既受之于宪法，并非与蒋介石私相授受而来，蒋氏的“复职”，在法统上说便是“篡僭”。我至少亦应作诛锄叛逆的表示，以为国家法统留一丝尊严。

我与杜鲁门的会面并未因蒋的“复职”而变化，杜氏给我的信函仍称“总统先生”。有好奇的新闻记者问杜鲁门对我如何称呼，杜说：“我以总统身份请他，我就应称呼他为总统。”记者又问他对蒋介石如何称呼，杜说：“我和蒋介石尚无往还！”

3月2日我自纽约乘车抵华府，随即赴杜氏宴客的白赖尔庄午餐。顾维钧闻讯，也临时飞回华府。在初次会面介绍礼节上，顾维钧承蒋意旨，企图以“副总统”一词作介，为国务院执事者所否定。顾氏始被迫改用“代总统”为介绍词。

杜鲁门请客用的是一张圆桌。我坐于杜鲁门与艾奇逊之间，甘介侯坐于杜之左，美国防部部长约翰逊与顾维钧则坐于对面。杜氏致欢迎词后，按外交礼节，应请顾大使翻译，然杜氏一反常例，却请介侯翻译，终席未与顾氏交一言。

我在席上，除对历年来美国援华表示感谢外，并对共产党胜利我方失败的因素作一番分析，兼论我们今后反攻大陆的策略，以及我个人对促进中国政府民主化的方针。杜氏细心倾听，不时以手轻轻击桌说：“总统先生，你这分析深刻极了。”或是：“对极了！”他有时未听明白，还请介侯重译一遍，以表示他在留心地听。杜氏所说是出于他的真心，或仅是外交辞令，我不得而知。我只觉得我有说出来的义务，好让一位与我国荣辱相关的友邦元首知道我们政府当局的真正意见。

饭后，杜鲁门领我至餐室隔壁的客厅休息。这客厅之外尚有一小客厅。杜氏引着我边走边谈，竟穿过大客厅走向小客厅。这时，跟在我们后面的艾奇逊突然拉顾维钧在大客厅坐下，介侯原拟随之坐下，约翰逊连忙推介侯的背，要他随我与杜鲁门至小客厅，他自己则与艾、顾二人同在大客厅坐下了。

在小客厅内，杜鲁门和我倾谈很久。他说他是一切都了解，只是来日方长，劝我务必暂时忍耐，并与他保持接触。我知道杜鲁门已决定应付现实环境，别的也就不必谈了。

自杜鲁门处辞出后，我们一行暂赴“大使馆”休息。此时新闻记者数十人齐集于“大使馆”客室内采访消息。美国前驻法大使，后与中国官僚厮混极熟的美国政客蒲立德亦豁然出现。他在众记者之前，举手大骂甘介侯。无非是说，“蒋总统”已复职，甘介侯不应介绍李将军以“总统”身份与杜鲁门总统相见云云。

“大使馆”内有一小职员李干，与介侯是同学，是在中国购料委员会中当一名低级秘书，也居然当众指摘介侯荒唐，怒脉贲张，像煞有介事。

介侯亦不甘示弱，首问蒲立德：“两国元首会晤，干卿何事，要你到中国‘大使馆’来大声疾呼？”再骂李干说：“足下位不过小秘书，你有何职责在大庭广众中提出抗议？”

我把介侯叫进来说：“算了，算了。他们既不是向我抗议，更不是骂你，他们是做给蒋介石的特务看的，好去报功！”

蒲立德此人，与所谓“中国说客团”秘密勾当极多。他这番表演从蒋介石的美金户头下分得多少，我不得而知。不过这位姓李的表演之后，官运就亨通起来了。他由一名无关紧要的小职员，旦夕之间便被提升为国际银行协会中国董事，年薪两万五千元，一直做了十年，到1960年才被免职。为着这个远景，也难为他怒脉贲张地表演一番了。

国家一日没亡尽，便一日仍有寡廉鲜耻的分子在继续钻营。这就是蒋介石统治中国三十年所养成的风气啊！

结论

我自1949年岁暮因胃病来纽约诊治，在纽约城郊乡居已十余年。因不谙英语，平时和当地居民极少往还。日常除阅读书报和偶有友好得暇来访之外，闲居无事，对我国三十余年来的变乱和个人所参与的军国大事，曾不时作冷静的深思及客观的分析。对个人说，固不无“退思补过”的功用；对国事说，以个人的经验与观察，对将来当国者也未始不可作刍荛的贡献。余妻郭德洁女士每每劝我撰写回忆录，以为后世国人留一部可信的史料。

1958年夏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校长克尔克博士、该校远东学院院长幸尔勃博士也分别来函，以此相劝，并云在幸尔勃、何淬廉两教授所主持下的哥伦比亚大学口述历史学部为保存当代史料，极愿襄赞其成。我本人既早有此心愿，复承世界第一流学府之约，因欣然承诺。该校旋派研究员唐德刚博士前来助理撰述，中、英文稿同时并举。我口述后，由唐笔录，整理成篇，然后再就有关史料，详加核订，再经我复核认可后，视为定稿。英文译稿则就中文原稿，略加删节。三年以还，已积稿盈笥。原稿凡七十余章，约五十余万言。虽仍觉言有未尽，然数十年来我个人所参与国事的要节，以及我个人生平事迹的大略，于斯篇已可见其梗概。兹于篇末，再缀数言，以为结论。

一

回忆我少年时代，正值清廷衰敝，国内仁人志士群起力图匡救之时。当时立宪维新和驱满革命两派人士，均朝气勃勃，人尽忘其小我，为挽救国族而奋斗。照常理推论，辛亥革命已告成功，民国应可立臻富强，孰知辛亥以后，朝气顿失。昔日慷慨悲歌、舍身为国的志士，往往于旦夕之间即变为暮气沉沉的政客，甚至为拥兵殃民的军阀。那时我本人正是少年，目击此种变易，失望之余，便深觉革命大业开创固属艰难，守成亦至不易。

辛亥以后，我国在军阀统治之下，几十余年，即以广西而论，陆荣廷的十年统治，虽无赫赫之功，然亦无大过的可言。因其人出身草莽，尚具自知之明，不特对士大夫甚为尊重，对传统道德规律也颇知敬畏，不敢过分越轨。可惜所受教育有限，思想陈腐，无法与时俱进，至为时代所遗弃。然就我个人所目击之事，以陆荣廷的治绩与后来蒋先生标榜革命的省政相较，则陆氏实颇有足多者。今日回思，能不令人浩然叹息。

在陆氏及其他军阀被剪除后，广西各界在我和黄绍竑、白崇禧等共同领导之下，毅然加入国民党，促成两广合作，奠定国民政府的基础。当时革命势力的膨胀，固不能不归功于中山先生“联俄容共”与改组国民党的大计，然促成北伐军的早日问鼎中原，统一中国，我们领导桂籍同志，不计利害，拥护国民政府光明磊落的作风，实是重要因素之一。当时我们一腔热血，绝未想到最后竟演成“军事北伐，政治南伐”的惨痛局面。

此种不幸结果的形成，今日回思，实由两大因素所养成。因国民党改组后，一意“以俄为师”，实行一党专政，使人治重于法治。而中央领导分子则拳拳以扩张个人权力为目的，致酿成胡汉民、汪精卫、蒋介石三人明争暗斗之局，终使全党分裂，党权无法统一。另一原因则为国共两党部分同志的“左倾”幼稚病所促起。当时在革命大后方，工会、农会领导的群众运动如火如荼，不法行为层出不穷，造成社会上的大恐慌，此实为促成国民党“清党”的主因。“清党”以后，党内派系原可捐弃成见，团结一致，为国民革命而奋斗，不幸手拥重兵又善用权术的蒋先生不此之图，反而乘机扩大党内派系的斗争，以便从中渔利，遂使国民党的声誉一落千丈，造成军事独裁、政治腐化的局面。

北伐完成后，蒋先生如气度恢弘，为政以德，以大公无私的精神领导建国事业，则偃武修文，并非难事。无奈蒋氏无此德量，一心一意以诛锄功臣、消灭异己为能事，致使同室操戈，兵连祸结，内战之惨甚于军阀时代。不论贤与不肖，俱被卷入漩涡，甚至欲达目的不择手段，以拒敌图存为职志，使政治道德江河日下，社会正义沉沦无遗。本为吊民伐罪的革命军，转瞬竟变成军阀争权夺利的工具。1930年蒋、冯、阎中原大战相持不下时，张学良受蒋的利诱率其奉军入关参战，终以东北防务空虚而引起“九一八”事变，东北四省沦陷于旦夕之间。虽满族的颟顸与北洋军阀的无知，其所招致的外侮也不若蒋氏主政中枢时之甚。

蒋先生经此惨痛的教训，如能洗心革面，痛改前非，督率治下各省，厉行如我辈在广西的兴革，号召全国军民抵抗外侮，则亡羊补牢，犹未为晚。无奈蒋氏不此之图，反而挟寇自重，对日寇坚持不抵抗主义，对共军则围而不剿，一任中共在其直接统治的省区内坐大。迨共产党武装已发展至不可侮，蒋先生又私心自用，以剿共灭赤之战，作消灭异己军队的安排，终使星星之火，成其燎原之势而不可收拾。

到“卢沟桥事变”发生后，全国激于义愤，一致团结，拥护以蒋先生为首的中央，即陕北毛泽东领导的红军亦不例外，形成民国以来空前未有的大团结。中央当局如于此时乘势一变其以往褊私狭隘的作风，化人治为法治，纳中华民国政府于正轨，“抗战”、“建国”双管齐下，则日本一旦投降，我国便可以崭新局面出而为四强之一，做安定世界的柱石。无奈蒋氏及其小集团，把持中央，其褊狭贪污的作风竟变本加厉。政府仿独裁政体的恶例，而无独裁政体的效能。上下交征利，政风军纪败坏达于极点。抗战胜利变接收为“劫收”，腐化颓风弥漫全国。直至民怨沸腾而不知悔，终为中共所乘，数百万大军一败涂地。谁为为之，孰令致之？今日痛定思痛，能不感慨系之？

二

以上所述固为近数十年来中国变乱的主因，然国际因素自亦不容忽视。清廷的覆亡和革命的兴起，原为东西帝国主义侵略的结果。民国成立后十余年的纷乱，帝国主义者从中作祟亦为主要原因之一。由于英、日两国在中国横行无忌，中山先生始被迫而联俄容共。中国国民党改组的完成，与夫革命军北伐初期的胜利，主要的外在原因实为苏联的全力协助。无奈斯大林胸襟狭隘，违背列宁扶助弱小民族抵抗帝国主义的遗教，故其对华援助，以义始而以利终。北伐军尚在中途，第三国际即决议支持中国共产党取代国民党，结果引起国共的纠纷而使国民革命流产。嗣后数十年的纷争因之而起。中国人民固遭其殃，于苏联又有何益？

回看日本。两千年来日本虽未向中国正式称臣，然明治以前日本立国精神多受中国文化的熏陶，实无可置辩。何期日本一朝西化，即步西方帝国主义的后尘，对文化母国竟有吞象之心。结果战败乞降，蒙数千年未有的奇耻大辱。此固日本军阀咎由自取，然日本帝国主义的失败实为对任何残余帝国主义者的教训。因人类生而平等，民族自觉尤为不可阻遏的历史潮流。不幸二次大战后，仍有少数反动集团昧于时势，继续做其种族优越、弱肉强食等旧帝国主义的残梦。如今日法国少数反动军人仍欲维持其奴役非洲的特权，又如南非联邦和澳洲政府仍迷恋其自杀的种族歧视政策，将来终必自取其祸。我本人痴生七十年，为中国革命运动重要的一员亦垂三十年。北伐之役，我们以数万之众，不旋踵便自镇南关打到山海关；抗日之役，我们以最落后的装备陷数百万现代化的日军于泥淖之中，终至其无条件投降。此非我辈革命党人生有三头六臂，只因革命浪潮为不可阻遏的历史力量而已。嗣后中共的席卷大陆，其趋势亦复如此。我本人亲历此如火如荼的革命运动凡数十年，深知其势不可遏。任何反动力量，试撄其锋，必遭摧毁，深愿今后国家的秉政者能三复斯言。

三

次说美国。二次大战后，美国实为影响中国国运最大的友邦。近百年殖民运动中，美国亦为对外劣迹最少而对内最为物阜民丰的西方大国。然美国在二次大战前却为一自了汉，渠有安定世界和平的力量，然未能负起对世界和平的义务。1931年沈阳事变时，如美国振臂一呼，以后来联合国对付朝鲜的方式对日，则“满洲国”断不致成立。日本侵华如因此受阻，则嗣后墨索里尼与希特勒亦必有所顾虑，则第二次大战或可避免。丘吉尔说，第二次大战为不必要的战争，观此岂不信然？

二次大战结束，美国以古道热肠的态度，遣马歇尔专使调解国共之争。然美国政府固不知中国问题症结所在，因而调解结果治丝益棼。到国共纠纷至无法和平解决时，美国竟一反常态，全盘撒手不问。白宫智囊以国民党中央少数当权派的腐化无能，竟误以为国民党内全无开明可为的势力，足以挽狂澜于既倒。艾奇逊见不及此，直至捉襟见肘、不知何所措其手足之时，竟以“等尘埃落定”为遁词。

试即就美国利益立场来说，乘浑水始可摸大鱼！如何能“等尘埃落定”？若就中美两国之间利害相关的立场来说，我们阖室大乱、尘土飞扬之时，也正是我们需要友人帮同澄清之时。试看今日中国，尘埃已经落定，室内红光耀目，焕然一新，请问艾奇逊先生，于美国究有何益？

今日东南亚乃至南美各国的局势正亦步亦趋走向二次大战后中国的局面，而美国的对策则仍因袭昔日的窠臼，举凡一切号称反共的国家，不论良窳，美国悉加援助。因而美国所支持的往往为各国表面上似乎最反共而本质上却为最反动、失民心的政权。至治丝益棼，此种政权无法支持时，则美国又不加检讨，率尔撒手作壁上观，徒呼奈何。

再就最近发生的西藏问题来说，美国朝野因为憎恶中共，竟抹杀客观真理，认定西藏非中国的一部分，并把中共对西藏的改革措施当作侵略行为。须知远在隋唐时代，中国政府即享有对西藏的宗主权，千余年来即西藏土著亦未尝否认。近百年来英国觊觎西藏，然亦未敢否认中国对西藏宗主权的事实。民国以后，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藏族为中华民族主要成员之一，西藏更为中国领土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美国朝野因为厌恶中共，便歪曲史实，硬欲将西藏划出中国版图，其幼稚无知，岂不可笑？

再者，中印疆界不清，有史已然。尼赫鲁忽提出中国侵略之说，而又不愿与中共谈判划界，其用意似不在疆界之争，真正动机或有对内对外两重作用。因印度民族衰老，共产潜力尤大。此时提出中共侵略口号，对内足以打击印共，提高民族精神，转为建国图强的精神力量；对外则无非借反共的幌子，以骗取美援。美国扶日反共已有先例，印度正可乘机效尤。聪明政客如尼赫鲁者，明知中共目前对内致力于建设，对外争取友邦，并无心亦无力侵略任何国家，故敢虚放警报，混淆视听。如中共真有侵略行为，则尼赫鲁可能反要做睦邻的活动了。美国朝野不明斯义，竟帮同摇旗呐喊，徒伤中国人的感情，实无益而有损，宜三思之。

四

最后拟对祖国国共两党现阶段政权略作分析。

大陆上的中共政权，十年以来已渐趋稳定。唯中共急于工业化，及实现共产社会理想，不无躁进之嫌。然中共十余年来百废俱兴，建设规模之大与成就之速，皆史无前例。国势日振，真可说举世瞩目。我本人虽失败去国，而对北平诸领袖的日夜孜孜，终有今日，私心弥觉可喜。我国变乱百余年，民穷财尽，今日差得此和平建设的机会，我们断不应再使内战出现于中国。至愿红色政权好自为之，毋蹈吾人昔日的覆辙。我个人戎马半生，雅不愿再见铜驼于荆棘中也。

至于台湾，十余年来，蒋先生小朝廷内的一切作风似仍沿袭大陆时代的恶习而无甚改进。按常理说，蒋先生痛定思痛，应有一番新作风。辛亥革命时，中山先生曾有意划崇明岛为“无政府主义者的实验区”。蒋先生统治中国三十年，未能在大陆实行“三民主义”，今日在台湾已做到党政军清一色的局面，理应发挥理想，把台湾治成一“三民主义的实验区”。但是蒋先生十余年来的独裁作风，且有甚于大陆时代。如此而犹欺人自欺，动辄以“反攻大陆”作宣传，岂不可笑？一种政治宣传，如果连自己都欺骗不了，如何能欺骗世人呢？

但是台湾问题今日必须解决。因台湾问题已成世界问题中最重要的一环。直接影响世界裁军问题，乃至有导致中共与美国直接冲突的可能。是以台湾问题不解决，台湾便一日有变成世界火药库的危险。但是今日国共双方已不可能用武力来解决台湾问题，只有政治解决一途。

政治解决台湾问题，则不外以下三种方式：

一、联合国暂时托管；

二、成立独立政府；

三、按现状继续拖下去。

这三种方式中，第一、二两种国共双方都不能接受。因据最近史家考证，远在殷商时代，台湾即为中国人所发现。隋唐以后，中国即开始向台湾移民，晚而益盛。明末，荷兰人虽一度作短期的占领，但不久即为郑成功所驱逐。成功且踞台作反清复明的英勇斗争，虽以众寡不敌而失败，而台湾一岛却成为中国民族运动上的永远纪念碑。清末甲午战争后，台湾割归日本凡五十年。然珍珠港变起，美国对日正式宣战。《马关条约》失效，按照国际公法，台湾遂复还于中国。1943年开罗会议，更经同盟国领袖正式承认。故台湾绝无独立的法律依据，任何中国人自皆不愿接受。因此前述第一、二两种方式均不会实现，则维持现状，势在不免。但台湾局势拖下去，可能引起世界严重问题，对中国固不利，于友邦亦无益。按情理言，美国尤其不愿拖。因中共视台湾问题的不解决，便等于中共政权的未完全统一。在其国力日盛之后，万一中共有原子弹出现，渠可能和美国赌国运，冒世界大战的危险，和美国摊牌。中共和美国之争，朝鲜战争即是先例。苏联以华制美，正可一石两鸟，全力支持中共对美作“局部的战争”。在此情况下，美国如不愿为保持台湾而赌其国运，则台湾问题便要急转直下了。

今后解决台湾问题之道，在我个人看来，可有甲、乙两案可循：

甲案：恢复国共和谈，中国人解决中国事，可能得一和平折中方案。

乙案：美国承认台湾为中国的一部分，但目前暂划为自治区，双方宣布不设防，美国撤退第七舰队，使成为纯粹的中国内政问题，如此则战争危机可免。时日推移，大陆和台湾内部彼此敌视态度减轻，则真正解决便可实现了。我想蒋先生已逾七十高年，一生饱经忧患，至愿以苍生为念，毋使内战重起于中国，想蒋先生亦不致河汉斯言。

我退休海外，不问世事已十余年。以过去亲身的经验，观察今日的变局，自信颇为冷静而客观，个人恩怨，早已置之度外。唯愿中国日臻富强，世界永葆和平，也就别无所求了。

五

总之，今日中国，乃至任何国家内的严重纠纷，都为世界问题的一部。而世界局势的变动对各该国国内问题亦有严重的影响。任何国家今后绝不能再孤立于世界。人类文明今已进入太空时代，宇宙飞船环绕地球一周，费时不足两小时，世界已无形缩小。将来国界消灭，举世界书同文，而车同轨，当为不可避免的趋势。

不幸今日文明社会仍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不同制度所困扰而不能自拔，而第三种的民主社会主义依违两者之间又无法抬头。如因此而引起第三次世界大战，双方各以原子武器相对抗，则人类数千年文明或将从此斩绝。不过，就近代历史的发展趋势看，资本主义及其与之俱来的殖民主义经数百年的演变，今已日趋没落。因资本主义制度对内每易发生无法解决的阶级问题，对外则难免趋向扩张主义。时至今日，由于此两项问题的无法解决，资本主义已至日暮途穷之境。

社会主义的兴起原由于资本主义的没落。其初时最吸引人的口号即为对内解决阶级问题，对外扶持弱小民族的独立以阻遏殖民主义。后来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出现一些政治问题，反为保有民主制度的资本主义国家引为反共的口实。两大相持，是非不分，致使中立小国茫然不知何所取舍。

然今日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虽剑拔弩张，真正诉诸武力，目前似无此可能。战既不能，则和平共存，作政治、经济建设的竞赛，似为必然的趋势。再者，在和平共存世局之中，落后国家因人民教育有限，生活水准极低，民主政治乃至民族资本主义均不易实现。勉强试行，常流为武人专政，如辛亥革命后的中国以及今日的阿拉伯、巴基斯坦、南韩各国。以故第二次大战后，民主集团的失势即在此等落后国家之间。

不过近世科学昌明，工业化速度加快，人民生活水准与教育程度都在日渐提高之中。到人类生活水准普遍提高之后，其要求自由的呼声必随之高涨。极权主义的不能持久，民主政治的日益普遍，实为必然的趋势。而资本主义经济蜕变的趋向社会化，英美近代历史中亦昭然若揭。以故今后极权政治的国家与民主政治的国家的同时蜕变而殊途同归，亦为必然的结果。为调剂二者的优劣，我国孙中山先生首已阐明此义。二次大战后英国工党亦试行其制。两者功效虽均未大著，然就近年来世界政治制度演变的推测，民主社会主义终必大行于世界，盖可断言。我国先哲于两千余年前即有“大同”的理想。今后世界政体演变的终点，我亦将视其为国界消灭、种族平等的民主社会主义的世界联邦。后之读者，重读吾书于大同实现之时，亦将有感于斯文！

附录

附录一　李宗仁声明

亲爱的同胞们：

在国内外一片大好形势中，我已经从海外回到人民祖国的怀抱里来了。此行受到中国共产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多方照顾，感激良深。当飞抵北京机场之际，又受到热烈的欢迎，内心感动，尤难自已。谨借此先向党和国家领导人表示由衷恳切的谢意，并述个人愿望和感触以告国人。

首先我所欲言者，即十六年来，我以海外戴罪之身，感于我全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英明领导之下，高举着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红旗，坚决奋斗，使国家蒸蒸日上，并且在最近已经连续成功地爆炸了原子弹和氢弹。这都是我全国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成果。凡是在海外的中国人，除少数顽固派外，都深深为此感到荣幸。我本人尤为兴奋，毅然从海外回到国内，期望追随我全国人民之后，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并欲对一切有关爱国反帝事业有所贡献。今后自誓有生之日，即是报效祖国之年，耿耿此心，天日可表。

其次，我深愿以留美十多年所得的感受，寄语留台国民党同志。这些年来，美国表面上以“反共”为名，实际上乃进行着一系列反华、反世界人民的肮脏勾当，企图孤立中国，控制世界。狼子野心，路人皆知。特别自约翰逊主政以后，更变本加厉，扩大侵越战争，甚欲借此挑起一场跟中国人的战争。此举不仅引起了全世界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所同声谴责，也遭到了其国内各界知名正义人士不断的反对和抨击。此种情况，为美国立国以来所仅见。

我尤欲寄语留在台湾的国民党同志者，多年以来，美国必欲据台湾为己有，阴谋诡计，无所不用其极。台湾省是中国不可分割的神圣领土，绝不容许美国霸占。台湾与大陆的统一，纯属中国内政，绝不容许美国插手。吾党同志继承孙中山先生爱国反帝的革命遗教，与中国共产党有过两度合作的光荣历史。当此美帝国主义亟欲谋我之际，何忍引寇自重，为敌张目，甘为民族罪人、国家蟊贼？深冀我留台国民党军政同志凛于民族大义，也与我采取同一步伐，毅然回到祖国怀抱，团结抗美，一致对外，为完成国家最后统一作出有用的贡献。

最后，我深望海外侨胞和各方人士也应该坚决走爱国反帝的道路。1949年我未能接受和谈协议，至今犹感愧疚。此后一度在海外参加推动所谓“第三势力”运动，一误再误。经此教训，自念作为中国人，目前只有两条道路可循：一就是与中国广大人民站在一起，参加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一就是与反动派沆瀣一气，同为时代所背弃，另外没有别的出路。祖国早已宣布“爱国一家，不分先后”和“来去自由”的政策，此次我以戴罪之身，也能获致宽大的待遇，就是一项具体证明。亟盼海外友好乘时奋起，拥护祖国，幡然归来，犹未为晚。

宗仁老矣，对个人政治出处无所萦怀。今后唯愿尽人民一分子的责任，对祖国革命建设事业有所贡献，并望能在祖国颐养天年，于愿已足，别无他求。谨布荩忱，敬祈垂察。

1965年7月20日于北京

附录二　李宗仁先生答中外记者问

新华社二十六日讯　李宗仁先生在今天下午举行的记者招待会，回答了中外记者们提出的有关台湾问题、中美关系问题以及其他一些问题。

关于台湾问题，李宗仁先生在回答时强调指出：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领土。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政府关于如何解决台湾的政策，早已宣告中外。蒋先生目前处境很尴尬。深望蒋先生和在台湾的国民党同志好自为之。

有的记者问李先生是否愿意去台湾。他说：我同蒋先生尽管在几十年中意见相左，但并无私人仇恨。如果蒋先生确有诚意解决这个内政问题，我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在回答有关中美关系问题时，李宗仁先生说：我在美国时，曾希望中美两大国能够友好相处，以促进太平洋地区的和平。中美不能和平相处，责任完全在美国。美国占领了中国领土台湾。美国既然对内对外公开说没有领土野心，又何必干涉中国内政，何必派第七舰队占领中国领土台湾呢？我不相信美国政府所说的新中国威胁它的安全。它说什么“中国很可怕”，是“黄祸”。他们作出这种“恐惧”的姿态，是想蒙住美国人民的眼睛，以便使美国人民跟着美国政府的侵略政策走。

有的记者提出中美之间打不打仗的问题，李宗仁先生说：中美打不打仗，关键完全在美国方面。如果美国把战争强加在中国人民身上，必将遭到中国六亿五千万人民的迎头痛击，中国人民将同它周旋到底，义无反顾。我深信美国的侵略战争，一定会被反侵略的中国人民战争所击败。

李宗仁先生在回答记者关于越南局势的问题时说：越南人民已经作出了严正的声明，指出约翰逊政府所搞的无条件谈判是一个骗局。我以为解决越南问题的唯一途径，就是美帝全部撤出其在南越的军队，越南问题由越南人民自己解决。

关于印巴问题，李宗仁先生说：英国《每日电讯报》驻新德里的特派员曾经在一篇电讯中指出，印度受了美国的指使侵略巴基斯坦。中国是爱好和平的国家，所以支持巴基斯坦反对印度的侵略。我是一个中国人，我支持政府的政策。

有记者问到中日关系问题，李宗仁先生说：中日两国人民是友好的，改善中日两国的关系，关键完全在日本政府方面。日本政府脚踏两只船，一方面听任美帝国主义牵着鼻子走，另一方面又想同中国扩大贸易，这是十分矛盾的。我希望日本政府摆脱美帝的控制，采取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放弃对中国的不友好政策。

谈到记者提出的中苏关系问题时，李宗仁先生说：中苏人民是友好的，将来还要友好下去。可是苏联当局现在还在搞赫鲁晓夫那一套，抛弃革命立场，颠倒敌友关系，我相信他们的日子是不会好过的。

有一位记者问李宗仁先生，你是不是属于马克思主义者？李先生说，我是爱国主义者。我不相信修正主义。

谈到他的还在美国的亲友时，李宗仁先生表示对他们困苦的处境很理解，他们在美国没有言论和信仰自由，如果表示了对新中国有好感，就要受到美国联邦调查局的“询问”，甚至招来更多的麻烦。李宗仁先生说，美国的自由是假的。

记者们问到李先生回国的打算，他说：我回国只有两个月，到过东北参观，深感十六年来祖国变化很大，需要多看看，了解了解，以后再根据祖国的需要来报效祖国。我有一分的力量，即作一分的贡献。至于个人出处，我无所萦怀。

（原载1965年9月27日《人民日报》）

附录三　邵力子、章士钊1948年在香港致李宗仁的劝降书

附录四　撰写《李宗仁回忆录》的沧桑（唐德刚）

一　李宗仁的历史地位

李宗仁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位屈指可数的政治领袖和英雄人物。读历史的人，纵使以成败论英雄，对这样一位不平凡的历史制造者，也不能等闲视之。

从一个历史人物的任何角度来看，李宗仁的一生事迹原也不能归纳成“失败”二字。他的出身，是清朝末年落后的广西农村里一个诚实忠厚的牧童。论家庭环境，他比后来和他同时显赫的国共两党中的领袖人物都要艰苦得多。他是个真正赤脚下田、肩挑手提、干过粗活的贫苦农民（其他做过同样自述的高层领袖人物，往往都是言过其实）。然而历史和命运，三凑六合，却渐次提携他在中国军政两界，逐年上升；终于在国民党政权在大陆上的最后一年中，成为国家元首——有历史和正统地位的国家元首。这在中国的传统史学上说，也可说是中国历史上最后的一位“末代帝王”吧。“末代帝王”——尤其是传统的宗法社会转向社会主义社会这个“转移时代”的“末代帝王”，是任何读史者所不能忽视的。

从李氏个人在历史上的事功方面来看——让我引一句套语——他的一生也可说是“有足多者”。他在二十来岁初主“方面”之时，居然能摆脱旧军人的传统，跳出当时腐化的环境而以新姿态出现。这就是一件那时军人不容易做到的事。其后他加入国民党，厕身国民革命，论战功、论政略，他都是国民党旗帜下一位佼佼不群的领袖。在国民党执政时期诸多决定性的大事件之中——如“统一两广”、“北伐”、“清党”、“宁汉分裂”、“武汉事变”、“中原大战”、“国共第一次内战”（“五次围剿”与“反围剿”）、“闽变”、“六一事变”、“抗战”、“国共二次内战”、“行宪”、“蒋氏二次下野”、“国民党退守台湾”等——李宗仁都是关键性人物之一；少了他，历史可能就不一样了。

就以最后这两件事（蒋氏二度下野、国民党退守台湾）来说吧，李氏也是造成今日台海两岸对峙的重要人物之一。当年李宗仁曾对笔者力辩1949年“逼宫”之说为“诬赖”。据个人探索，我也认为“逼宫”之说有点过甚其辞。但是蒋氏当年既然退而不休，却为什么又要坚持“引退”呢？

原来“内战”与“外战”不同。在中华民族传统的道德观念支配之下，对外战争在情况险恶之时，卫国将士是应该“宁为玉碎”的。但是内战在同样情况之下，那便不妨“阵前起义”或谋“局部和平”，以求“瓦全”了。蒋氏下野而让李某“抛头露面”，其用意显然是在“稳定桂系”，免得它效法傅作义，在华中地区搞“局部和平”罢了。

在蒋氏那时的估计，桂系如不搞“局部和平”，它或许仍然可以“割据两广”以抗共军。这样蒋氏所直接控制的中央系也就可以确保台湾了。这也是“守江必先守淮”的次一步安排吧。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一旦国际局势转变，国民党卷土重来，还怕“桂系”不听指挥吗？

后来桂系在“两广”虽然“割据”未成，但是李、白二人没有和程潜、陈明仁等一道去搞“局部和平”，倒给予中央系人物较充分的时间去准备退守台湾——如胡适在抗战期间所说的“苦撑待变”！而国民党在台湾居然能并未怎样“苦撑”，就“待”出一个朝鲜战争的“变”局来。那时李、白二人如果也搞起“局部和平”来，则情势可能早就改观了。没有个台湾，整个中美关系，乃至今日三强互制的整个世界局势，也就不一样了。话说从头，李宗仁一个人的意志，也是这个历史发展的关键！

1965年初夏，李宗仁有一次忽然十分伤感地向我说，他年纪大了，想“落叶归根”！他那片“落叶”，如果在1949年就“归根”了，今日中国和世界的局势还会是这样的吗？

匹夫一身系天下安危。我们读历史的人，岂能小视李宗仁这位“末代帝王”的个人故事！所以我们要治“民国史”，则对李宗仁其人其事就必须有一番正确的认识。但是要认识李宗仁，他本人的回忆录自然是最直接的原始资料。

二　本书正名

当然，古今中外任何历史人物——尤其是政治圈内的人物——的自述，都有其片面性。它的论断是极度主观的。但是一位创造时势的英雄，对他如何创造他那个时势的自述，其史料价值究非其他任何间接史料所可比。至于如何在这些第一手史料中去甄别、取舍，那么见仁见智就要看治史者和读史者——不论他是个人、是团体还是阶级——个别判断能力之高低和成见框框之大小来决定了。

笔者不敏，由于“治史”原是我的终身职业，“读史”也是我生平最大的兴趣，加以上述理想的驱策，因而在美国大纽约地区接受哥伦比亚大学之聘，自1958年暮春至1965年初夏，断断续续地用了将近七年的时光，在李宗仁先生亲自和衷合作之下，写出了这部《李宗仁回忆录》的中、英二稿。属笔之初，李与我本拟在《回忆录》之外，另加一书名叫“我与中国”——使它和当时风行美国的《艾森豪威尔回忆录》另有个书名叫“远征欧洲的十字军”一样。至于作者的署名则更经过哥伦比亚大学的提议、李氏的同意，用“李宗仁口述；唐德刚撰稿。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所·中国口述历史学部编纂发行”等字样。出版时列为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所丛书第×××号”。这种安排也可说是一种三边协议吧。

我们那时想取个“附带书名”的原意，只是为本书“英文版”着想的。因为当时欧美社会的时文读者们对“李宗仁”这个名字，并不太熟习，加一个“我与中国”就比较清楚了。不幸英文版之付印由于李氏于1965年夏秘密离美而中止。如今二十年快过去了，李宗仁的故事在欧美已不成其为“时文”，而是一本不折不扣的“史料书”了。史料书再用这个附带书名不但失去了原来的意义，而且会影响本书史料上的严肃性，所以笔者征得哥大校方同意，为保持本书的纯学术面貌，就决定不用了。

至于本书的“中文版”，它原无加一附带书名之必要；画蛇添足，就更犯不着了。这件事从头到尾是笔者个人向李建议的，取舍之间并未违反李氏之原意也。

三　中文稿出版的曲折

本书共有中、英文稿各一部。

中文稿共七十二章，约六十万言。此稿内容政治掌故太多，牵涉广泛，各方阻力不小。可海外销量有限，出版不易，以致积压甚久。因此在70年代中期，当国际环境好转，海内外学术风气亦有显著改变之时，本稿原国际版权享有者的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乃委托笔者将本书中文稿转交香港《明报月刊》，暂时以“连载”方式，按月分章发表，以飨读者。

哥大执事人并有正式公函给我，因为我是本书中、英二稿的唯一撰稿人，根据国际出版法，我个人有权收取本书中文版的国际版税。至于本书英文版的版税问题，哥大历届当轴均一再言明，校方为本书“投资”太多，为收回成本计，大学拟以英文版版税“归垫”云云。

以上都是享有两稿版权的哥伦比亚大学向我这位“著作人”主动提出的。笔者一介书生，对资本主义学术界的生意经，既无研究，更无兴趣；只要他们能不动本书内容，能保持这本历史记录的真面目，我就很满意了。至于大学当局主动地向我言“利”言“权”，我多半是由他们做主而不置可否的。这可能也是我们海外中国知识分子，治学异邦，而仍然未能摆脱我故国乡土书生的头巾气有以致之吧。

由于哥伦比亚大学的授权与供稿，香港《明报月刊》乃于1977年4月份（该刊总第136期）起，按月连载至两年之久。后因该刊前编辑以此稿过长，希望暂时停载若干期，以免读者乏味。同时亦因哥大所发之中文稿中，竟然缺了极其重要的、有关当年“国共和谈”的一章——第六十六章，“收拾不了的烂摊子”——需由英文稿回译，而笔者事忙，一时未能动笔，这一“连载”便暂时中断了。

今年（1980年）年初，笔者承香港《明报》发行人查良镛先生

函告，以《明报月刊》对《李宗仁回忆录》将恢复连载，并拟刊行全书。此时适本书英文版业已问世。笔者乃着手将此缺稿回译，并将十余年前所撰之《中文版序言》修改补充以适应当前需要。唯平时教学事忙，一时无法抽空，遂拖至学期结束。后正拟趁暑假赶工之时，忽自中文报刊上读到消息，始知《李宗仁回忆录》中文版，已为广西文献委员会在桂林出版——笔者执笔草此文时，对该“桂林版”尚未寓目。

四　英文稿和中文稿的关系

本书的英文稿原是笔者对中文稿的节译、增补和改写而成——共五十三章，亦四十余万言。此宗英文稿于年前经笔者重加校订，由哥伦比亚大学授权英美两家书商，于1979年6月在美英两国同时出版。为节省纸张用小号字排印，亦有六百四十二页之多。书前有上述韦、何两氏的“导言”，我自己也写了一篇英文长序。

这中、英二稿在分量上说，都不算小，甚至可以说在中国近代史传记项下，是一部鲜有其匹、全始全终的一部“当国者”的自述。用常理来说，这中、英二稿自应以中文稿为主，英文稿不过是一部“节译”而已。谁知就撰写的程序来说，这中、英二稿却相辅相成，各有短长。其内容亦间有不同。此种情况之发生固亦有其常理所不测之处也。其中最主要的原因，便是这部书的写作原是一所美国大学所主持的。美国大学对出版中文书是毫无兴趣的，当然也就不愿提供非必需的经费来支持中文写作了。

笔者当年受聘执笔，要随时向校方主持筹款的上级报告“进度”，而学校当局对我这位“研究员”的“研究工作”之考核，亦全以英文稿为衡量标准。幸运的是李宗仁不懂英文，我非起个“中文草稿”，则李氏便无法认可。那时笔者如为着省事，但向哥大按时“交差”，则中文草稿原无加工之必要——哥大当时所主办的其他中国名人“口述自传”（如胡适、孔祥煕、陈立夫、顾维钧、张发奎、蒋廷黻、陈光甫、蒋彝、吴国桢、李汉魂、何廉等人），均无中文稿。该校在同时期所主办的一些东欧名人的“自述”，亦无东欧文底稿。笔者所撰这部中文版《李宗仁回忆录》，则是其中唯一的例外。

说实在话，这部书原是我个人循李宗仁之请，在正常英文撰述工作之外的一点“额外工作”——说是笔者个人“偷空的私撰”亦未始不可。

为着赶写英文稿，按时向校方“交卷”，同时并保持中文稿最低限度的可读性，我那时精力虽旺，也还是日不暇给，工作时间往往是通宵达旦的。而这点自讨苦吃的“额外工作”，也不知道给予我多少一言难尽的“额外”苦恼，有时因之气馁，有时因之心力交瘁，是难免的。但是笔者愚而好自用的个性，总算也有可用的一面，我是咬紧牙关，不计后果地坚持下去了——坚持着用掉数十打铅笔，多写了一百多万个中国字！

那份“铅笔稿”——多半是我在午夜前后一灯荧荧之下，埋头书写的——它的分量虽大，而哥大当局却一直不知其存在。一直到1965年深秋，李宗仁秘密离美后三个月，哥大的律师为向法院“备案”，细查全稿撰写程序，才被他们发现的。一旦发现，校方乃要我交出归公，由哥大“封存”，从此就算是哥伦比亚大学的“财产”了。该稿现在仍被锁在哥大图书总馆的“珍藏部·手稿室”。笔者前不久曾一度被特准取阅，全稿纸张，已苍黄不堪矣。

这部中文稿既是一部“额外工作”，而这额外工作又多至百余万言，因此落笔之时，我断然没有工夫去字斟句酌的。事实上那份草稿的撰写方式，简直与一般“限时发稿”的新闻记者的写法一样——真可说是“文不加点，一气呵成”，要推敲、要考订、要章节改组，就到英文稿上再去加工吧。

据笔者个人，乃至海外一般同人的经验，写英文在某些方面，远比写中文轻松。主要的原因便是中文须“手抄”，而英文可“打字”。打字是机器工业，快而省力——笔者本人便可于一分钟之内很轻松地“打”出四十五个以上的英文字——所以一稿可以数易。必要时且可请打字员代劳，甚或录音口述，不必挥动一指。写中文则是手工业，一字一句都得亲自手抄。一篇短稿，往往也要个把钟头才能抄完。要把一份长逾百万言、“额外工作”的手抄稿，不断地改写改抄，那几乎是不可能的事。但是这部《李宗仁回忆录》，却是经过六七年的时间，不断地改动才完成底稿的。因为有时完稿之后，已经李氏认可了，忽然又发现了新史料，甚或新回忆（“忽然间想起了！”），如此则部分手稿必须改写，而这项改写工作，我往往就舍中就英了，在英文稿上直接加工，然后要打字员重行打过就是了。

至于中文稿，手抄太困难，而海外又无中文“录事”或“钞胥”可以帮忙，所以中文稿需要改动，我只写了些“眉批”，或标上一两张签条便算了。“改写工作”就只好“留待异日”再做吧。

举一两条小例子：

1926年北伐途中，蒋、李二人“拜把子”之时，蒋总司令的盟帖上原有四句四言的“盟诗”。李先生忘记了。那盟帖也在1929年“武汉事变”中遗失了。所以在中文稿上我们就没有写下来。可是后来郭德洁夫人阅稿时，她还能记出原文。李氏乃要我“加上去”。我便把这四句译成英文，把原稿抽出“改写”，并重行“打”好，天衣无缝地补了进去（见英文版第175页）。

但是在中文稿上，我只加了一张签条，以便将来“整理”时，再行补写。孰知李氏一去，“补写”不成，而这张签条后来又在哥大复印全稿时被暂时“抽下”。一抽之后，不识中文的助理员便无法复原。因此蒋总司令的这四句“盟诗”和陈洁如女士的芳名，在中文版上也就不能出现了。（“盟诗”本书中已补入）

还有，当李宗仁营长于1919年率部驻防新会时，奉密令逮捕新会县县长“古某”，并将其“当场崩掉”。县长是被他杀掉，但是名字却被他记错了。后来经辗转查明，那位被枪杀的县太爷的名字原来叫“何文山”，湖南人，而非“古某”。在英文稿上我是根据新史料改正了（见英文版第58页至60页）。但是在中文稿上，我也只加个签条，这个签条后来也脱落了。所以该章其后在《明报月刊》（总第142期）印出时，那位冤死鬼还是那位“古某”。（本书中已改正）

以上所说的虽然只是一些小出入，而如上节所述的中文稿第六十六章“收拾不了的烂摊子”，则全章都是笔者最近才从已出版的英文稿第四十七章整个回译的。原来当我发现中文清稿中缺了该章之时，我曾专程去哥大各处搜寻，却遍觅无着。这章稿子究竟怎样遗失了呢？事隔二十余年，仍是毫无线索！后来我在自己的日记和其他一些杂乱的残稿之中，才找到点影子。

事情的经过大概是这样的：在当初我把那一章中文底稿译成英文之后，哥大方面的美国同事阅后都嫌其太简略了——因为这是当时大家等着要看的“最重要的一章”——我自己反复读来也自觉有避重就轻之感，乃决定把全稿抽出，从头改写。改写再经李氏完全同意之后，未等把中文底稿润色后抄成清稿，我就把底稿译成英文了，因此中文清稿一直没有叫昭文补抄。没有补抄的原因，是笔者对改写稿仍不满意，只想着“来日方长”，以后与李宗仁商量，再来个三次改写吧。

原稿既然抽下来了，打杂的女秘书可能就忘记放回去了。后来哥大的中国口述历史档案室又先后三迁，而直接管理档案的女秘书又一死三换，先后不接头。笔者原不管庶务——按规章我也无权过问，也没时间过问——后来受调离职就更不能过问，残余的中文底稿第六十六章也就再也找不到了。

原先我个人对整个七十二章中文全稿的打算，是等到英文稿完工之后的遥远将来，在李宗仁继续合作之下，再“慢工出细活”地补充、润色，甚或彻底改写。因为在李氏与哥大合作之初，便同意在回忆录英文版面世之前，不得以中文发表任何回忆史料。这本是美国学术界的生意经，所以我对于中文稿，原也打算天长地久，以后再慢慢琢磨的。这本是我个人的心愿——这部中文稿太毛糙了，她是一块璞玉，“玉不琢，不成器”，我是预备把她好好地改写的。一部必然传之后世的中国史书，怎能让后世史学家看出“英文版优于中文版”呢？这种心理也可说是我们寄居海外的中国知识分子，对祖国文明所发生的班超式的愚忠愚孝吧。

谁知英文稿甫告完工之日，李宗仁忽然自纽约“失踪”！哥大随即循法律程序，把与李氏有关的中英文一切文件，全部封存。哥大这一锁就锁了十二年之久。直至1976年初，“中美国交解冻”已成定局之时，哥大当局始决定把这部中文稿“解冻”发还。这时李宗仁夫妇墓木俱拱，海内外人事全非。笔者亦两鬓披霜，摩挲旧作，真是百感交侵！

笔者虽然是这部书从头到尾唯一的执笔人，但是在体裁上它毕竟以“自传”方式出现。在治学的基本原则上说，我今日对这部稿子，除掉改正少数笔误之外，我是不应易其一字的。改写和润色，都为治学常规所不许。

但是这部书，原只是一束“草稿”——一位未施脂粉、乱头粗服的佳人。她原是学术在政治上的牺牲品。因此这中、英二稿，并不是一稿两文，而是一个著作程序中，两个不同阶段之下的两种不同的产品，相辅相成而各有短长。中文稿还没有脱离“草稿”阶段，英文稿在程序上却是“定稿”，而这一定稿大体说来却又是中文草稿的节译和补充。这点实在是我们华裔知识分子在海外以中英双语治中国史，无限辛酸的地方。这也是笔者要向《李宗仁回忆录》中文版读者道歉，并请逾格体谅的地方。

五　初访李府

《李宗仁回忆录》的中、英二稿的“正本”虽被哥大积压了将近二十年，其“副本”则在海内外变相流传，易手多次。因而新书未出，旧稿已经弄出意想不到的许多古怪的“版本问题”来。笔者既是两稿唯一的“撰稿人”，我自觉对这部稿子撰写经过中，若干关键性的细节，亦有稍加叙述的必要，庶几读者能了解真相而不为鱼目混珠的版本问题所困惑。

这部书原是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所·中国口述历史学部主持之下撰写的。这个“学部”（或译为“计划”）原于1957年试办成立，也算是该校总口述历史学部中的一个支部。这个支部的主持人是该校教授中国近代史的白人教授韦慕庭（C.Martin Wilbur）。各项经费原是他向福特基金会、美国联邦政府，以及其他方面筹募的；一切内部政策也就由他一人决定。笔者在拙著《胡适杂忆》的最后一章里，也曾略有交代。

韦氏为与中国海外政要洽谈方便起见，后来也邀请当时在哥大教授中国经济的华裔何廉博士参加。但是何氏的职务只是陪陪客、吃吃饭、做点咨询工作而已，并不负丝毫实际责任。何氏是搞经济的，同时因为他早期在国民党中做官是属于“政学系”那个官僚集团，历史既非其所长，而他过去在中国政治圈中的恩怨，反增加了哥大对中国口述访问中的不必要的困难。即以宋子文为例吧，宋氏曾多次通过顾维钧先生向哥大表示愿意参加。宋是哥大的校友，又是所谓“四大家族”中的宋家的第一要员，在后期的国民党政权中，他是位核心人物，本身就是一部活历史。最重要是他还拥有整箱整箱的私人文件。

不幸的是，当他在重庆做行政院院长时期，把他下属的“农本局长”何廉给关了起来。据说当时何氏如没有“政学系”的靠山，是可以丧命的。

如今大家都生活于海外，纵不计前嫌，但是把杯握手，也难免脸红——尤其当时华人知识分子圈内的传说，都以为这个口述历史是何廉主持的，何氏对外自然也当仁不让——所以宋子文就有点踌躇了。后来宋氏还是不顾既往，颇有参加的愿望，但是在“咨询”过程中，他的名字却被划掉了。

后来顾维钧先生向我说，宋子文先生希望你也能帮帮他的忙，他想写本回忆录。我斩钉截铁地告诉顾先生，我愿抽空，为宋先生义务帮忙。但是顾先生知道我是一位“穷忙”的流浪汉，哪里能抽出这个空；一人担三口，昼夜不停走，哪里又能负担起这个“义务”呢？所以也就作罢了。

后来宋氏在西岸吃鸡，不幸噎死的消息东传之后，我个人闻讯，真捶床叹息——我们治民国史的人，怎能把宋子文这样的“口述史料”，失之交臂呢？

哥大这个“中国口述历史学部”自始至终就只有两个全时研究员：夏连荫（Julie How）和我。夏女士最早访问的对象是孔祥熙和陈立夫，我最初访问的则是胡适和李宗仁。

李宗仁是在1958年春夏之交，适之先生决定出掌台北“中央研究院”之后，才应邀参加的。参加的程序是先由哥大校长具函邀请；李氏答应合作了，东亚研究所乃派我前往，商讨有关合作的一切细节和工作方式。

记得我第一次受派往访之时，是一个天朗气清、惠风和畅的日子。当我开着汽车在李氏住宅附近寻找门牌号码之时，忽见迎面开来一部黑色的林肯轿车。开车的是一位相当清秀的中年东方妇女。她见了我便把车子与我车对面平行停下，微笑地问我：“你是来找我先生的吗？”我一看就知道她是大名鼎鼎的郭德洁了。我答应之后，她便说：“我先生正在等着你呢。”说着她便掉转车头，领我到他们的住宅。那是一幢只有一间车房、相当朴素的平房。据说原来是一位美国木匠的住宅，是李夫人以纽约市内房租太贵，由她坚持着买下来的。我二人下车之后，李先生已站在门前，含笑与我握手了。

李先生中等身材，穿一件绒布印红黑格子的运动衫，灰呢长裤。他那黄而发皱的老人面孔，看来就像祖国农村里的一位老农夫。他领我到客厅，延我“上座”。李夫人捧出咖啡、茶点之后，便又开车买菜去了——说是留我午餐。果不久，当李氏与我谈兴方浓之时，李夫人已经放好了一桌子的菜肴，来约我们吃饭了。这便是我在他们李家所吃的有记录的一百六十八顿饭的第一顿。菜肴不算丰盛，但是十分精致可口。我顺便看了一下他们家的厨房，里面一清如水，杂物井井有条，杯盘银光闪闪。我不禁暗自赞叹：“郭德洁原来还是一位好主妇！”——那时他们是没有佣人的。

后来一位广西籍的岑女士（岑春煊之后裔）也告诉我，战前在桂林，她便时常看到郭德洁骑着脚踏车“上街买小菜”。郭那时是桂林的“第一夫人”，居然骑单车出街，也确是难能可贵的。

这时在李家我们三人且吃且谈，笑语悠然。郭夫人则时起时坐，替我们加菜添汤。看着座上的主人，我简直不相信，他二人便是“李宗仁、郭德洁”这一对民国史上的风云夫妇！他二人言谈举止，都极其平凡而自然，没有丝毫官僚气息，或一般政客那种搔首弄姿的态度。

这是我对他们夫妇的“第一次印象”，也是我们其后七年交往的肯定的印象。我至今仍觉得李德邻先生是一位长者、一位忠诚厚道的前辈。他不是一个枉顾民命、自高自大的独夫，更不是一个油头滑脑的政客。我在他身上看出我国农村社会里某些可爱可贵的传统。

至于郭德洁夫人，我觉得她基本上也是一位“鸳鸯”、“平儿”这一类型的好姑娘、贤主妇。不幸她命大，做了“代总统夫人”，无端地被人看成个女政客，实在是有点冤枉。人孰无过？人孰无短？李氏夫妇亦自有其过，自有其短。但他二人都不是在人格上有重大缺点的人，更不是什么坏人。他夫妇都是深厚的传统中国农业社会所孕育出来的温柔敦厚的好人。至于这种好人，是否具备其应有的现代化的知识，在20世纪的中国，来治国用兵，那当然又是另一种问题了！

但是把20世纪中国里所有治国用兵的领袖们，都从阴曹地府里请出来，排排队，有几位又真的具备其应有的现代化知识呢？！

日子过久了，我和李府一家上下都处得很熟。李先生的长子幼邻那时与其生母（李氏乡间的“元配”）同住在纽约。幼邻经商很忙，不常来父亲家。我们偶尔一见，也很谈得来。李先生的幼子志圣，那时正在纽约读大学，长住家中；后来应征入伍，当了两年美国兵，又返纽复学。他是位极其诚实忠厚的青年，为人亦甚为爽快，我们相处甚得。李氏的侄儿李伦是位工程师，后来也是全美驰名的武术教师，在欧美两洲开办了好几所“功夫学校”，一度也住李家，我们都变成挚友，相处无间，至今仍时相过从。这三位青年虽也是当年达官贵人的子弟，但是他们都没有以前大陆上那些常见的公子哥儿辈的坏习气，也颇使我刮目相看。

李氏夫妇和我处熟了，他二人也告诉我说，他们对我的“第一次印象”也不太坏。因为在他们的心目中，那时代表哥伦比亚大学来访问的“博士”，可能是一位假洋鬼子，谁知却是一位“诚实本分”的“五战区老同事”——因为笔者在抗战时期曾在“五战区”做过小兵。可能就因为我们双方相互欣赏对方从祖国农村带出来的土气吧，我们七年中的工作和交往，真是全心全意的合作。我的老婆孩子也逐渐变成李家的常客。内子吴昭文与李夫人也处得感情甚好；我的儿子光仪、女儿光佩，也颇得“大桥公公”和“大桥婆婆”的喜爱——那时我们访问李家，一定要开车通过那雄伟的华盛顿大桥，所以孩子们便发明了这一称呼。

相处无间，我们就真的变成“忘年之交”和“通家之好”。这样也就增加了我们工作上的效能和乐趣。为此我也曾牺牲掉甚多所谓“华裔旅美学人”一般所认为最理想的转业良机，而安于这项默默无闻、薪金低微、福利全无、对本身职业前途有害无益的苦差事。更不知道这项苦差做久了，在这个商业习气极大的社会里，由于为人作嫁，后来几陷我于衣食难周、啖饭无所的难堪绝境。

我个人那时不能入境从俗，而害了我国传统文人的“沉溺所好，不通时务”的旧癖——这样对一位寄人篱下的海外流浪汉的谋生养家、奉养老亲、抚助弟妹来说，可能是件一言难尽的绝大错误吧！但是回想当年，闭门撰稿、漏夜打字的著述乐趣，以及和李宗仁夫妇的忘年友谊，此心亦初不稍悔。是耶？非耶？今日回思，内心仍有其无限的矛盾与酸楚，时难自怿！

六　撰稿的工作程序

李宗仁一生显赫，他原是一位不甘寂寞的人物，生性又十分好客而健谈。不幸一旦失权失势、流落异邦，变成个左右为难、满身是非的政治难民，不数年便亲故交疏，门可罗雀。

政治圈子——尤其是中国式的政治圈子，原是最现实的名利市场。纵使是从这个名利市场破产倒闭下来的政治难民们，他们对现实性和警觉性，仍然有其深厚的遗传。像李宗仁那样两头不讨好的是非人物，那时的中国寓公们和左右两派的华侨，都是不愿接近的。

他们李家原出自广西的落后农村，本来也就门衰祚薄，至亲好友，原已无多，在这特殊的情况之下，社交的圈子当然就更小了。此时李氏年事已高，每天只要四小时的睡眠。他又没有像胡适之那样的“读书习惯”。平时除看点一无可看的《侨报》之外，也没有读闲书的兴趣。加以不谙英语，又不能——不是不会——开车，邻居和电视，都不能助解寂寥。日长昼永，二老对坐，何以自遣？因而他们最理想的消磨时光的办法，就是能有闲散的客人来访，天南地北地陪他们聊天解闷了。

就在李府二老这种百无聊赖的真空状态之下，忽然来了我这位“清客”。而我所要谈的，又是他二老最有兴趣的题目。所以对二位老人来说，我的翩然而至，也真是空谷足音，备受欢迎。因此当我最初访问时，李先生便希望我能每周访问三次。

我是如约而往了，每次都是自上午10时直谈到深更半夜。吃了李家两餐饭之外，有时还要加一次“宵夜”。原先我是带录音机去的。如此谈来，录音又有何用？所以我就改用笔记了。但是每次十余小时的笔记，也未免太多，我又何从整理呢？

我这时与李氏工作，是紧接着我与胡适之先生工作之后。这两件虽是同样性质的工作，而我这两位“合作人”（英语叫collaborator）却有胡越之异。

胡适是一辈子讲“无征不信”、“不疑处有疑”、“九分证据不讲十分话”的大学者、考据家。他自幼聪慧，不到十岁，便已经有个文绉绉的诨名叫“穈先生”了。其向学精神，老而弥笃。我和他一起工作，真是一字千钧，半句不苟！

李宗仁恰好是胡适的反面。李氏一辈子总共只进过三年多的“军事学校”。他幼年在家中也宁愿上山“打柴”，不愿在私塾“念书”。在军校时期，日常所好的也只是些器械、劈刺和骑术等“术科”，做个拳打脚踢的“李猛仔”。李猛仔自然对“文科”也就毫无兴趣了。他其后做了一辈子猛将，叱咤风云，上马固可杀贼，下马就不能草露布了。稍微正式一点的“笔墨”，就全靠“文案”、“师爷”或“秘书”来代笔。李先生告我，他当年和蒋总司令结金兰之好时，他迟迟未能把“盟帖”奉换的主要原因之一，便是“不好意思找秘书来代做那四句‘盟诗’”。

所以李先生对我辈书生所搞的什么考据、训诂、辞章、假设、求证等做“学问”的通则、规律和步骤，当然也就完全漠然了。正因为如此，他却有坚强的信心，认为他所讲的，无一而不可以写下，传之后世。这就是“隔行如隔山”的必然后果吧。我既是前“五战区”里的一个小兵，我虽明知照他老人家所说的原封写下来，是要闹笑话的，我也不好意思向我的“老长官”，发号施令，直接告诉他：“信口开河，不能入书！”

日子久了，人也更熟，我才慢慢地采用了当年“李宗仁少尉”在“广西将校讲习所”，对那些“将官级学员”教操的办法——用极大的耐性，心平气和，转弯抹角地，从“稍息”、“立正”慢慢解释起。

最初我把他老人家十余小时的聊天记录，沙里淘金地“滤”成几页有条理的笔记。然后再用可靠的史籍、档案和当时的报章杂志的记载——那时尚没有《民国大事日志》一类的可靠的“工具书”——考据出确信不疑的历史背景；再用烘云托月的办法，把他“口述”的精彩而无误的部分烘托出来，写成一段信史。

就以他在“护国军”里“炒排骨”（当“排长”）那段经验为例来说吧，我们在大学里教过“中国近代史”的人，对当年反袁“护国军”背景的了解，总要比那时军中的一员少尉排长所知道的，要多得多了。所以我就劝他在这段自述里，少谈国家大事或政治哲学，而“炒排骨”的小事，则说得愈多愈好。

因此他所说的大事，凡是与史实不符的地方，我就全给他“箍”掉了。再就可靠的史料，改写而补充之。最初我“箍”得太多了，他老人家多少有点怏怏然。我为着慢慢地说服他，便带了些《护国军纪实》一类的史籍，和民国初年出版的一些报章杂志给他看。我甚至把《民国史演义》也借给他读。这部“演义”虽是小说，但是全书大纲节目，倒是按史实写的。李先生对这种书也颇感兴趣，也有意阅读。我为他再解释哪些是“信史”可用，哪些是“稗官”要删。俗语说：“教拳容易改拳难。”要帮助一位老将军写历史，实在也煞费苦心。

李先生每喜欢开玩笑地说他所说的是“有书为证”，而他的“书”，往往却是唐人街中国书铺里所买的“野史”。我告诉李将军说，写历史也如带兵打仗：打仗要靠正确的“军事情报”，情报不正确，是会打败仗的；写历史也要有正确的“学术情报”，情报不正确，写出的历史，就要惹行家讪笑了。

这一类军学参用的建议委婉地说多了，李先生也颇能听得进去，而觉得我“箍”得有理，对我也有完全的信任——这大概也是因为“在野”的人，总要比“在朝”的人，更为虚心的缘故吧。这样我这位唐少尉，才渐渐大胆地向我“将官级的学员”，叫起“稍息”、“立正”来了。

大体说来，我那时起稿的程序，是这样的：第一，我把他一生光辉的经历，大致分为若干期。他同意之后，我又把各期之内，分成若干章。他又同意了，我乃把各章之内又分成若干节和节内若干小段。其外我又按时兴的史学方法，提出若干专题，来加以“社会科学的处理”，希望在李氏的回忆录里，把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些问题，搞出点新鲜的社会科学的答案来——这也是当时哥大同人比较有兴趣的部分。

可是经过若干次“试撰”之后——如中国传统史学上“治、乱”、“分、合”的观点和史实，在社会科学上的意义——我觉得这种专题的写法，是“离题”太远了。盖李氏所能提供的故事，只是一堆“原始史料”而已。他偶发议论，那也只是这位老将军个人的成熟或不成熟的个人意见。我这位执笔人，如脱缰而驰，根据他供给的“口述史料”，加上我个人研究所得，来大搞其社会科学，那又与“李宗仁”何干呢？这样不是驴头不对马嘴了吗？所以我就多少有负于校中同人之嘱望，决定不去画蛇添足。还是使他的回忆录以原始史料出现吧。

在李先生觉得我的各项建议俱可接纳时，我就采取第二步——如何控制我的访问时间，和怎样按段按节一章章地写下去了。

首先我便把访问次数减少。每次访问时，又只认定某章或某几节。我们先把客观的、冷冰冰的、毋庸置疑的历史背景讲清楚——这是根据第一手史料来的，无记录的个人“记忆”，往往是靠不住的，甚至是相反的——然后再请李先生讲他自己在这段历史事实里所扮演的角色。约两三小时讲完这段故事之后，我便收起皮包和笔记，正式访问告一结束。

随后我就陪李氏夫妇，天南地北地聊天聊到深夜，这也算是我们的“无记录的谈话”吧。这个办法是我从访问胡适所得来的经验。因为这些不经意之谈，往往却沙里藏金，其史料价值，有时且远大于正式访问。

李先生很喜欢我这办法。因此有时在正式访问之后，我也约了一些哥大的中美同事和友人，一起来参加我们的“无记录的谈话”。哥大师范学院的华裔胡昌度教授，便是后期时常参加这个“谈话”的李府座上客。

但是就在这轻松的谈话之后的三两天内，我则独坐研究室，广集史料、参照笔记、搜索枯肠，一气写成两三万言的长篇故事来，送交李氏认可。他看后照例要改动一番。取回之后，我再据之增删，并稍事润色。

我写这长篇故事，归纳起来说，亦有三大原则：

（一）那必须是“李宗仁的故事”，虽然在他的口述史料之外，所有成筐成篓的著述史料，全是我一手搜集编纂的。

（二）尽可能保持他口述时桂林官话的原语气，和他对政敌、战友的基本态度。李先生说故事时虽亦手舞足蹈，有声有色，但本质上是心平气和的，极少谩骂和愤激之辞。他对他的老政敌蒋公的批评是淋漓尽致的，但是每提到蒋公他总用“蒋先生”或“委员长”而不直呼其名，或其他恶言恶语的称谓。提到其他人，他就直呼其名了——这大概也是多少年习惯成自然的道理。所以笔者撰稿时，亦绝对以他的语气为依归，断不乱用一字。

（三）他如有少许文字上的改写，我也尽量保留他那不文不白、古里古怪的朴素文体，以存其真。只是有时文章组织不清、文理欠通或字句讹错，非改不可之时，我才加以改写。例如李氏专喜用“几希”二字，但是他老人家一辈子也未把这个词用对过，那我就非改不可了。全稿改后再经他核阅认可。取回后，我再把这初稿交予小楷写得尚称端正的内子吴昭文，用复写纸誊写全份（那时尚无廉价复印机），我留下正本，以副本交李氏保留备查，这就算是我们的清稿了。

这样地完成了两三章之后，我便停止访问若干时日。一人独坐，把这两三章中文清稿，用心以英文缩译，甚或改组重写，务使其在文章结构的起承转合和用词造句的锤炼上，进入全稿的“最后阶段”，以便向校方报告“进度”，并按时分章“交卷”。所以笔者在本文前段便提过，本书在写作程序上，这中英二稿，并非一稿双语，而是一宗文稿在撰写程序上的两个阶段。中文稿实是“初稿”，而英文稿反是“定稿”也。

我打出英文稿之后，再交李先生转请甘介侯先生以中英两稿互校。由甘先生说明或修正，再经李氏认可之。我取回该稿之后，再请校方编者涉猎一遍，并对英语造句用词，稍事润色，我再作最后校订之后，便打出五份，这便是全稿著作过程中的“定稿”了。照例也是哥大留原本，以一副本交李氏。其后哥大向外界申请资助时，提出作证的资料，便是这种英文原稿。

以上便是我和李宗仁先生的工作程序。经过长期合作，李先生总算对我完全信任。我们之间的工作关系，可说是顺利而愉快的。在这顺利而愉快的气氛之下，李宗仁先生最大的消遣，便是静坐沙发之上，微笑地欣赏他自己的回忆录；而我则日夜埋头赶稿，也真是绞断肝肠！

七　美国汉学的火候

在我和李宗仁先生一起工作的最初两年——1958年9日至1960年秋季——对我发号施令的虽然不是我的中国“老同事”（李氏对我的自谦之辞），而我的背后却有一个时时不耻下问的洋上司——那个出钱出力的哥伦比亚大学。

不用说大学里的“口述历史学部”自有其清规戒律，主管首长要我们一致遵循。在我们的正式上司之外，还有些在其他名大学执教，而在本大学担任顾问的有决定性影响力的智囊人物。他们坚持，我们口述历史访问人员向被访问者所吸收的应是“原始资料”。一般尽人皆知的历史事实，应统统删除。他们所说的“原始资料”，用句中文来说，便是什么“内幕”或“秘史”一类的故事。

这种写法，笔者个人是不十分赞成的。我也不知道在这部《李宗仁回忆录》里，有哪些故事在美国汉学家看来才算是秘史或内幕。老实说，我那时替胡适之先生所编写的《胡适口述自传》里，便没有一丝一毫“原始资料”的。在中国读者看来，那只是一篇“老生常谈”。虽然它在美国学者读来，亦自有其新鲜之处。

所以我认为像李宗仁、胡适之、陈立夫、宋子文……这些人物，都是民国史上极重要的历史制造者。历史学家应乘此千载难逢的时机，找出这类人物在中国历史演进过程中成长的经过，把他们与整个“民国史”作平行的研究。这样相辅相成，我们虽不求“秘史”和“内幕”，而秘史、内幕自在其中。我们不急于企求作“社会科学的处理”，而社会科学的处理，也自然探囊可得。

一次我问精研佛理的老友沈家桢先生说：“你们修持佛法的人，搞不搞‘五通’呀？”“五通”也者，俗所谓“千里眼”、“顺风耳”、“他心通”等“广大”之“神通”也。

沈君说：“不搞！不搞！”

“为什么不搞呢？”我又问。

沈君微笑着说：“火候到了，自然‘五通’俱来……我们不能为修‘五通’而学佛……”

“火候到了！”真是禅门的一句偈。

“火候”不到，如何能谈“通”呢？

那时笔者亦已放洋十载，在美洲也曾参加过洋科举。但是笔者毕竟是中国农村里长大的，带着中国土气息、泥滋味的山僧，又怎能和美国的科第中人参禅说偈呢？

李宗仁那时是坚决地支持我写作计划的当事人，坚决到几乎要拂袖而去的程度。这反使我十分为难——因为我自己并不那样坚持我的一得之愚。林冲说得好：住在矮屋下，哪得不低头呢？事实上，李先生全力支持我的原因，也倒不是赞成我免修“五通”。他主旨是想乘机写一部控诉书，或鸣冤白谤书——这一点却正是哥大的清规戒律所绝对禁止的——历史不历史，对他倒是次要的。但他至少是不愿做个专门提供“内幕”和“秘史”的学术“情报员”。虽然他这条“资格”，最后可能导致他死于非命，且他所能提供的“内幕”也实在是很有限的。老实说，这部书上所有的重要关节，很少我是不能在“著述史料”中提出脚注的。

在这两个壁垒之间，我这个撰稿人何择何从？！当时也真是一言难尽，煞费心裁！

八　李传以外的杂务

笔者与李宗仁先生合作，前前后后虽然拖了六七年之久，但是我为这中英两稿的“全时工作”，实不出三整年——虽然这两本一中一英的回忆录，都是部头相当大的书，它们也是哥伦比亚大学·中国口述历史学部唯一完工付梓的两部书。

在全书尚未杀青之时，我又被调去访问已故黄郛将军的遗孀黄沈亦云夫人。黄夫人是位能诗能文的才女，那时正在纽约撰写她的《亦云回忆》。她并带来数箱黄郛将军——那位“摄阁”国务总理、《塘沽协议》的主持人、“蒋介石的把兄弟”——经手的绝密文件。

我的任务是帮助她清理并考订这几箱无头无尾的“密电”和“私档”，并襄赞她老人家改写其回忆录；同时把她自撰的“中文初稿”，增加史料，改头换面，译成英文。

那时寓居纽约一带的昔年中国政要，有意来哥大加入“口述历史”行列者，可以说是成筐成篓的。大学人手有限，应接不暇，所以我上项助理黄夫人的工作，乃被硬性规定——限六个月完工。我便以这迫切的时限，把冗长的《亦云回忆》的中文稿，以英文改编，“从初稿伸缩写成英文稿廿五章”（见1968年台北传记文学社出版《亦云回忆》中文版上册，作者自序二），凡八百余页，亦三十万言。

那几箱“黄郛私档”，是笔者在海外所见真正的“内幕”和“秘史”——关于“闽变”的秘史。我在“民国史”上，很多心头上的不解之结，一读后，均豁然而释。我对这些“密电”所发生的“考据癖”，大致与胡适之对《红楼梦》的兴趣不相上下吧。

黄夫人对她丈夫这几箱遗物的内容是不太了解的。我细读之后，向她解说，黄夫人就想改写她的《亦云回忆》了。她改是改了，并另写一篇“自序”——“自序二”。但迫于时限，所改无多。我在她译稿上由她批准的“改写”，也“改”得有限，实在是件很可惜的事。

黄稿甫竣，校方又改派我接替对顾维钧先生的访问。我接替的工作阶段，正是顾氏“学成归国”，兼任外交部和大总统府的“双重秘书”，亲手译泄“二十一条”；其后经过“巴黎和会”、“华府裁军”，又继任外长，递升内阁总理，代曹大总统“捧爵祭天”；北伐后隐居东北、襄赞“少帅”；“九一八事变”后，参与国府外交，招待“李顿调查团”，以至率团出席“国联”并首任中国“驻法大使”的那一大段——也就是顾氏毕生经历上，那最多彩多姿的一段。

其外顾氏还藏有外交私档三十七大箱，他有意捐存哥大。这对我这位学历史的来说，也真是一座宝山。经顾氏面托、校方授权，我又负责把这三十七箱文件和顾氏四十年的英文日记，接收过来，并负责整理、编目和摘由。为此哥大当轴又调我以助教授身份，兼该校中文图书馆主任，并要我订出中国文史资料的整理和扩充计划。十目所视，十手所指，这项工作是万般繁重的。

这个中文图书馆，不提也罢。我接手时，它哪里是个图书馆？简直是个伟大的字纸篓。几乎半数以上线装书的书套，都可摇得丁东作响。那些二三十年代出版的报纸本书报，由于长期高热烘烤，无不触手成粉。抚摸之下，真令人心酸泪落和愤恨。

对这二十余万本玉珍图书的抢救，我自觉责无旁贷。中文部的华裔同事们如鲁光桓、王鸿益、汤迺文、刘家璧、汪鲁希、吴健生诸先生与我早有同感。因而在我于1962年秋初卷袖下海之时，大家同心一德，通力合作。他们也被我这个“主任”推得团团转。这是我祖国文明的珍贵记录。我们只想把这宗世界闻名的汉籍收藏，抢救下来，如此而已。

但是谁又知道我们这几位隐姓埋名的“天朝弃民”，日以继夜地为大学做了这桩无名无利的苦工——我们的薪金都属于当时哥大最低层的一级——却惹出校中有关部门意想不到的嫉忌和打击。而最令人啼笑皆非的却是我们的问题出在我们众口交赞、远近闻名的工作成绩——这成绩，纵迟至今日，该校上下还是继续认可的。为什么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呢？这才使我逐渐感觉到我个人已被卷入美国学府内所司空见惯的、最丑恶的“校园政治”。我们这个芝麻绿豆大的“中文部”，要生存下去，它的这个“主任”，就得应付人事，援引党羽，甚或谄笑逢迎，踢它个校园内的“政治皮球”！

笔者一介书生，偷生异域，要如此降志辱身，为着是保持这份嗟来之食呢，还是为着对这宗汉籍收藏的“责任感”呢？“责任感”与“自尊心”原是一个铜元的两面，二者是分不开的。一个善于逢迎的人，他的灵魂里是不会有太多“责任”的。但是相反的，如果只是为着“责任感”来“拔剑而起，挺身而斗”，别人根本不知道你责任何在，那你也只是个市井暴徒而已。市井暴徒能完成什么“责任”呢？你牺牲个不明不白，“烈士”、“义士”云乎哉？

最坏的却是我那时的顶头上司。他是我所碰到的美国同事之中，在美国联邦政府中官做得最大的，但是也是个最无耻、无能、全无责任心的人。他最大的本事便是观风使舵，逢迎吹拍。日久技穷，终于在政海灭顶，最后沦落在哥大混饭吃。

他对我们的专业，甚至对一般图书管理的普通业务，是一团漆黑。他也从不关心业务。但是他对校园政治，则观察入微，头圆手滑。这种无耻的失业政客，都是当时的校长误以为是人才而延揽入校的。结果他自己亦深受其累，终至学潮迭起而罢职丢官。

加以当时哥大校内的“中国学”名宿，老实说，也不知道大学的汉籍收藏，究有几本书。他们各有一个专钻的“牛角尖”，只要在这“尖”内，他们所需要的“资料”能一索即得，也就心满意足了。尖子以外的万卷典籍，干掉、霉掉、烂掉、偷掉，关他鸟事？我这位“主任”，目不暇给地在忙些啥子，他们除掉那一索之需之外，也全不知情，也从不关心。再者，这些尖子与尖子之间，往往亦各是其是，极不相能，在彼此龃龉之下，有时还难免拿无辜的第三者出气。所以要他们并肩而坐，为我这堆烘烂了的中国图书说点公道话，那简直是缘木求鱼！

后来我的继任人，他在详阅我遗留下来的一些文件之后，对我在那种环境下，毫未泄气地干了七年，而感觉惊异。他是兔死狐悲，物伤其类啊！

九　《回忆录》的最后赶工

就在上述这段极其糟乱的发展过程之中，李宗仁先生仍不时找我去吃饭聊天，讨论修改和出版他英文版回忆录的琐事。他老人家是位中国前辈，对洋人习俗，初无所知。在洋人看来，我撰写《李宗仁回忆录》，只是“受雇执笔”。一旦调职，我这执笔人和哥大这宗“财产”的关系，便要看当初“聘约”了。合约不清，则凭大学随意决定。它如要我为它的“财产”继续工作，按法它是要对我按工计值的。大学既不愿出此“值”，它也就不好意思无酬地要我续“工”了。

无奈那时李先生已存心离美。他总希望在动身之前，把这份稿子作一结束，所以他仍然不时电催，促我加油。我既是中英二稿唯一的执笔人，又怎能因“受调离职”，便拂袖不管呢？加以李先生是我的前辈，我二人都是中国传统孕育下来的“中国知识分子”，关于“无酬之工”，我连“暗示”也不敢微露了。所以在李氏不断催促之下，我还是在大学公余之暇，漏夜为英文稿赶工，以期不负所望。所幸那时精力犹盛，有时整夜打字，直至红日当窗，我才假寐片刻，便要往哥大上班了。

这部英文稿我终于杀青了。李公一切认可之后，我又为他与哥大出版部拟订合约，一切顺利，不幸此时哥大出版部主持人因为婚姻问题请假，一时无法回任来签署合约。李宗仁先生夫妇等不及，便悄然离美了。为山九仞，功亏一篑，夫复何言！事隔十五年，最后始由笔者专负文责，独挑大梁来出书，其命也夫？

一○　李宗仁给黄旭初的信

我和李宗仁先生七年合作的工作情况，当然只有我二人知道得最清楚。但是他那时和在香港居住的“老部下”——前广西省省主席黄旭初氏通信，亦偶有透露。李氏逝世之后，黄氏曾将他二人的有关撰写回忆录的通信，在香港出版的《春秋》杂志上，择要发表，下面几段，是谈到我们当年工作的情况，黄氏写道：

1959年……9月12日李（宗仁）又来函说，回忆录已写至围攻武昌，只唐德刚（安徽人）一人工作，整理文字、抄写文字、译成英文，全部是他，故进展缓慢。完成后或有百万字等语……

1962年1月20日李又来函云：“去春已竣事之《回忆录》，中文有六十万字。依工作惯例，应由唐德刚继续整理，因哥大另有时间性之工作须唐担任（刚按：此一‘时间性之工作’，系指为黄沈亦云夫人译改《回忆录》，并整理‘黄郛私档’事。因黄夫人那时拟返回台湾定居也）。对此不拟出版之回忆录，待后整理。”（刚按：“不拟出版”云云，系指中文稿，因李氏与哥大有先英后中的出版承诺也）

李氏1965年6月离开美国到瑞士，我（黄旭初氏自称）得他7月8日由苏黎世来函云：“哥大当局集中精力整理英文回忆录工作，正拟与我商洽今年秋间订立合同出版事宜，而我事前已启程来此，只好停顿，唐德刚以副教授兼哥大图书馆中国馆长，一身数职，赶理英文稿，常至深夜尚未回家，所以中文稿之整理充实，不便向其催促。”（以上三段引自1970年8月1日，香港出版的《春秋》杂志，第314期；黄旭初著《李、白、黄怎样撰写回忆录？》第15页。）

李宗仁在上引诸函中所说的我们工作情况，均系事实。只是在他离美之前，我把英文全稿已“赶理”完工。哥大出版部所拟的合约，亦已拟就打好，而终以阴错阳差，李氏未及签字，便秘密离去，这也是命中注定该如此结束的吧！

一一　李宗仁返国始末

李宗仁夫妇于1965年6月，秘密离开纽约赴苏黎世，然后再由苏黎世专机返大陆，在当时是一件国际上的大新闻。这新闻原是我首先向哥伦比亚大学当局打电话，其后再由哥大校长寇克氏向新闻界宣布的。

李氏返国定居，是他早有此意，但是其发展的过程，却是通过不同的路线的。

我个人所得最早的线索似乎是在1963年的春天。他那时有意无意地告我，他“要去巴黎看戴高乐”！

李宗仁和戴高乐有什么关系呢？

原来戴高乐于1962年冬，在法国大选中大获全胜之后，威震西欧。憧憬当年拿破仑之余威，他要在西欧政治中压倒英国，在世界政局中摆脱美国，而自组其以法国为首、立于美苏两大集团之间的“第三世界”（Le tiers monde）——“第三世界”这个名词，是戴高乐最初发明的，其意义与今日所使用的显有不同——但是环顾全球，能与法国携手，共奠“第三世界”之基础，与美苏两大集团争霸者，那就只有刚刚脱离苏联集团、同时仍与美国对峙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了。

所以在60年代初期，戴高乐主义形成后的第一着棋，便是与北京建交。

至于巴黎、北京之间的秘密建交谈判的“内幕”，历史学家虽尚无所闻，而戴高乐想讨好北京，帮同人民政府解决“台湾问题”，则是意料中事。

加以戴高乐在法国政坛登台之时，正值“金门炮战”，华府、北京的紧张关系，已达使用原子弹的边缘。这时北京深感莫斯科之不可恃，亦显然有另觅友邦的意图。法国乃乘虚而入。戴高乐因此想——也可能是循北京之请——来居间调解国共之争，以为中法关系正常化的献礼。而国共之间的牵线人，当然最好是一位由左右为难，转而为左右逢源的中国政客。这样，戴高乐可能就想到在美国当寓公的李老总，而李老总也就要到巴黎去看戴高乐了。

可是李氏巴黎之行，始终没有下文。这后果，老实说也是在我当时的逆料之中。因为戴老头没有读过中国近代史，他不知道这位在政治上已一败涂地的李寓公，在蒋、毛之间，绝无做政治掮客的可能。国共之间的政治掮客是有其人，但绝不是李宗仁——这是当时笔者个人的观察李宗仁之所以去不成巴黎的道理。

可是1965年夏，李宗仁却偕夫人悄然而去。他之所以决定离美返国的道理，据我个人的观察：

第一，他原是一位不甘寂寞的人——国共两党中的领袖们有几位是甘寂寞的呢？在美国退休的寓公生活，对他是太孤寂了点。他有时搓点“小麻将”来打发日子。找不到“搭子”之时，有时就两对夫妇对搓也是好的。

有位年轻的主妇告我说：“陪李德公夫妻打麻将，‘如坐针毡’。”原因是他打那“广东麻将”，“花色又少”，“输赢又小”，“出牌慢得不得了”，“说话又非常吃力”！

李先生最大的嗜好还是聊天、谈国事。我和他工作的最初三年，有时就带了一批谈客去和他“谈国事”。李公真是一见如故，谈笑终宵。后来我不常去了，李先生遇有重要新闻，还是要打电话来和我“谈谈”。有时我不在家，李氏和昭文也要为“国事”谈上半天。他那一口“桂林官话”和我的“上海老婆”谈起来，据昭文告诉我，也是“吃力得不得了”。

和这些青年的家庭主妇“谈国事”，李代总统也未免太委屈了。想起北京的人民政协之内，胜友如云，吹起牛来，多过瘾！只要北京不念旧恶，铺起红毡，以上宾相待，那自然一招手，他老人家就“落叶归根”了。

第二，他回国，也是受他的华侨爱国心所驱使。纽约地区十六年的寓公生活，已把李氏蜕变成一位不折不扣的“老华侨”。有时我陪他老人家在“华埠”街上走走，喝喝咖啡。我就不觉得这位老华侨和街上其他的老华侨，有什么不同之处；而街上的华侨，多半也不知道这老头是老几，知道的，也不觉他和别人有何不同。

只要良心不为私利所蔽，华侨都是爱国的。他们所爱的不是国民党的中国或共产党的中国，他们所爱的是一个国富兵强、人民康乐的伟大的中国——是他们谈起来、想起来，感觉到骄傲的中国！

那“十年浩劫”之前的中国，在很多华侨心目中正是如此，她也使老华侨李宗仁感到骄傲。想到祖国在他自己统治下的糜烂和孱弱，再看看中共今日的声势，李宗仁“服输”了。在1949年的桂林，他没有服输，因为他是个政治欲极盛的“李代总统”，1965年他服输了，因为他是个炉火纯青的“老华侨”。

国民党骂他的返国为“变节”。他如不“变”，又向谁去“尽节”呢？他们对他的“桂系”是深恶痛绝的；他的“桂系”，对他们也痛绝深恶。拆伙了，“党”也就没有什么可以留恋的了。

李宗仁也是能言善辩的。这样一想“落叶归根”，也就是无限的光明正大了。

但是促使李宗仁先生立刻卷铺盖，还有个第三种原因——郭德洁夫人被查出患了癌症！

在李夫人发现这种恶疾之前，他二老的生活虽嫌孤寂，然白首相偕，也还融融乐乐。丈夫以不断翻阅自己的回忆录为消遣，亦颇有其自得之乐。夫人则随国画家汪亚尘习花鸟虫鱼，生活亦颇有情趣。

郭德洁殊有积蓄，亦雅善经营。在50年代中，美国经济因朝鲜战争而复苏，股票市场甚旺。李夫人以小额投资，亦颇有斩获。据她告我，她在股票市场中，有时还“买margin”呢！

笔者生财无道，到现在为止，我还不知“买margin”的真正步骤，只知道那是有相当风险的“买空卖空”的股票交易之一种罢了。不过“艺高人胆大”，她在60年代初的小额投资亦颇有亏损。不过那都不会直接影响到他们的日常生活的。

可是李夫人一旦发现了癌症，这就是晴空霹雳了。

1964年李夫人在医生数度检查之后，终于遵嘱住院。在病院中，她时时想起“老头子一人在家，如何生活”。越想越不自安，一次在午夜之后，趁护士小姐不备之际，她披衣而起，溜出医院，叫了部计程车，径自返家。这位失踪的女病人，曾引起病院中一阵骚乱；但是她既开溜之后，决定再也不回去了。

郭德洁原是一位美人，衣着一向整齐清洁，她虽不浓红艳抹，但是淡淡梳妆薄薄衣，虽是半老徐娘，犹自仪态翩翩。纵在身罹绝症之时，仍然轻颦浅笑，不见愁容。英雄儿女，硬是不愧为顶呱呱的“第一夫人”——晚年的郭德洁比晚年的江青漂亮得太多了！

她在真正的“年方二八”——十五虽有余、十六尚不足的豆蔻年华，便被那战功赫赫的青年将领李旅长，在桂平县的城门楼上，居高临下地看中了。他原是和一位“拍马屁的营长”，躲在城门楼之上，好奇地偷看美人的。可是“一看之下，便再也忍不住了”！（这句话是李公趁夫人去香港探母之时，和我一起烧“火锅”时，亲口含笑告我的）因此将心一横，停妻再娶，郭美人便是李旅长的“平头”夫人了。

她原是位木匠的女儿，出嫁之前还在小学读书——那时革命风气弥漫，小学生是时常“出队”游行的。在这游行队伍之前掌旗的便是她。虽是一位小家碧玉，然天生丽质，心性聪明，年未满二十，便着长靴、骑骏马，率领“国民革命军第七军广西妇女工作队”，随军北伐了。北伐期中的第七军，真是所向披靡、战功彪炳。那穿插于枪林弹雨之中的南国佳人、芙蓉小队，尤使三军平添颜色。

李夫人告我，北伐途中，一般同志都把她比作甘露寺里的孙夫人和黄天荡中的梁红玉。所到之处，万人空巷，军民争睹风采，也真出尽风头。她军次我们安徽芜湖时，曾往孙夫人庙祭奠求签。签中寄语，这位不系明珠系宝刀的刘先主娘娘，竟要与我们将来的代总统夫人结为姐妹呢！

郭德洁也确是一位聪明人。她虽连广西落后的国民小学也未毕业，但是从“旅长娘子”做到“第一夫人”，言谈接应，均能不失大体。在纽约期间，我看她与洋人酬酢，英语亦清晰可用。笑谈之间，不洋不土。

我知道她很敏感，因此每次有洋客来访时，我如是翻译，我总介绍她为“麦丹姆”，而避免用“蜜赛斯”。每当我介绍“麦丹姆”之后，我总见她有一点满意的微笑。

我们的麦丹姆，平时也是很有精力的。烹调洗浆之外，开着部老林肯，东驰西突，随心所欲；她那土老儿的丈夫，只好坐在一旁，听候指挥……可恨造物不仁，这样一位活生生的中年夫人，顿罹痼疾。和平安乐的李府，不出数月，便景物全非！

1965年初夏的一个深夜，我独自开车送李宗仁先生回寓。时风雨大作，驶过华盛顿大桥之上，我的逾龄老车，颠簸殊甚。这时李公忽然转过身来告诉我说，据医师密告，他夫人只有六个月的生命了。言下殊为凄凉。

我凄然反问：“德公，您今后作何打算呢？”他说他太太已不能烧饭了。为着吃饭方便计，他们恐怕只能搬到他开餐馆的“舅爷”家附近去住，好就近在餐馆寄食。我知道李夫人有位兄弟在瑞士开餐馆，我想他们不久将要搬往瑞士去住了。殊不知那次竟是我和李宗仁先生最后一次的晤面，今日思之，仍觉十分凄恻也。

那时（1965年）正是我在哥大最忙乱的年份。图书馆内杂事如毛。我周日工作繁忙，是断然没有工夫回家午餐的。可是就在我送李先生深夜返寓的几天之内，一次不知何故忽然返家午餐，餐后正拟闲坐休息片刻，突然门铃大响，有客来访。开门竟是郭德洁夫人，含笑而来。她虽然有点清癯，然衣履整洁，态度谦和，固与往日无异。

李夫人没有事前打电话，便翩然来访，这是前所未有的事，也使我夫妇二人受宠若惊。我们问她何以突然光临，她说是她儿子志圣开车送她去看医生，路过我处，所以顺便来看看我们。志圣则因无处停车，只好在车中坐候，由她一人单独上楼来访。

她看来不像重病在身，和我们亦如往昔地有说有笑，谈了个把钟头，才依依不舍而别。这是我夫妇和她的最后一晤。两个星期以后，我们才恍然大悟——李夫人此次来访，是特地来向我们道别，也是永诀了！

天下就有这等巧事吗？我至今一直在想：我这个绝少回家午餐的人，就回来这么一次，却正好碰着她前来辞行！真是不可想象的事！

她一去，我们就从此永别了。

一二　归国后的余波

1965年7月16日，星期五，我于下午工毕返寓时，在信箱里发现了一封自苏黎世的来信。一看便知是李宗仁的笔迹。信是给我的，里面却写着“德刚、昌度两兄”。他说近年来身体日颓，加以妻子病重，午夜扪思，总觉树高千丈、落叶归根，所以就离开“我的第二故乡美国”了。

信中又说年来致力国民外交，希望中美早日和好——李氏在返国前数年，曾与战前中国驻波兰公使张歆海数度联名致书《纽约时报》，倡导台海罢兵，中美和好——谁知却隔阂日深。自觉无能为力之下，所以就决定“重返新中国”了。“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我们的友谊将不因人处两地，而稍有区别云云。

此时胡昌度不在纽约，我接信后未经他过目，便直接交到哥大去了。因为李公一去，我们将如何处理这宗百万言的回忆录呢？

正当哥大上下会商对策之时，纽约各报与电视，已同时以头条新闻报出了7月20日李氏专机飞抵北京的消息，接着便是毛、周等欢宴的场面。举世哄传，这位过了气的“李代总统”，旦夕之间，又变成了国际新闻人物。在新闻记者搜寻之下，我们这部百万言的《回忆录》，居然也成了当时的重要新闻。

这时在纽约与李宗仁一向很接近的人，最感紧张的莫过于甘介侯先生了。因为美国“联邦调查局”要追查李氏与北京之间的“搭线人”（middleman）。各报并盛传在李家经常出入的还有几位“共产党员”。此时正是美国害恐共病最严重的时期。为追查共产党，麦加锡参议员所搞的白色恐怖，在知识分子之间，余悸犹存，而甘介侯与当年执政的共和党又有前隙，因此恐惶尤甚。

原来当国民政府在大陆上溃退时期，蒋、李两派人物在美国争取“美援”的活动，都有其“一边倒”的政策——蒋派专交共和党；李派则专交民主党。甘介侯那时身任“李代总统驻美特派员”，便是搞民主党活动的中坚人物。

在中国大陆政权易手之后，共和党人为打击政敌，便要追查民主党执政时期“失去中国”的责任，庶几以“通共卖国”的罪名来对付民主党中的官僚、政客与职业外交人员。如此则甘介侯自然是最好的见证了。他们要使甘介侯对民主党官员，反咬一口，乃不惜用尽一切利诱威胁的手段来套甘某入彀，以便使其去国会挺身作证，这样他们的政敌就要锒铛入狱了。幸好甘氏亦老于斯道，未入圈套。但是身在虎穴，又已冒犯虎威，欲摆脱干净，谈何容易！

甘氏告诉我：某一位贵妇在游泳池内，对他以重利相诱，甘氏婉却其请。她恼羞成怒，两眼一瞪，说：“甘博士！再不听话，将见尔于六尺地下！”

甘介侯一个穷光蛋，慢说六尺，三尺他也就够受的了。惶恐之余，最后还是李宗仁出资以一百元一小时的重价，雇请律师，以“外交特权”为护身符，而幸免于难。

而甘氏开罪于共和党更严重的一次，则是对艾森豪总统的有辱君命。

据李宗仁告我，某次艾森豪威尔的幕后大员、纽约州州长杜威，约其密谈，谓有要事相商。李以不谙英语，乃遣甘介侯为全权代表。原来艾帅为防台湾落入中共之手，而又嫌台湾的“独裁”，因有意“送李代总统回台，重握政权”云云。杜威言外之意，艾总统有意在台湾策动一武装政变，然后乘机送李宗仁返台“从事民主改革”。杜威因以此不存记录的密谈，劝李宗仁合作，共成大事。

当李氏事后把这一惊心动魄的密议告我之时，我问他当时的反应如何。李说他既在美国做“难民”，自然不便与美国当局公开闹翻，所以他就委婉而坚定地拒绝了。

李并感慨地告诉我：美国人所批评蒋先生的那几点都是千真万确的事实。他和蒋氏针锋相对地斗了几十年，也是事实，“但是要我借重美国人来把蒋先生搞掉，这一点我不能做……”

李宗仁当然也知道，做美国人的傀儡，并不比做日本人的傀儡更好受！

后来李氏回大陆，在新闻记者招待会上，也曾暗喻此事，但未提杜威之名。那时的退休总统艾森豪威尔闻讯大怒，因亦隔洋与李氏对骂。他说李宗仁在扯个“黑色大谎”！但据笔者所知，“谎”则有之，不过说这“谎”的是李宗仁还是艾森豪威尔，那就只有上帝知道了。

李宗仁既然不愿做艾森豪威尔的傀儡，那个和艾帅手下的二杜——杜勒斯、杜威——打交道的便是甘介侯了。在甘氏看来，共和党的政客们对他的要求既无一得遂，李宗仁在美时他还可躲在李氏背后，虚与委蛇。如今李氏一去，托庇无由，一旦共和党旧账新算，借口把甘介侯这小子捉将官里去，那真比捉只小鸡还容易呢！因此甘先生便大为着慌起来。

一日清晨我刚进哥大办公房，便发现甘氏在等我，神情沮丧。一见面他就抱怨“德公太糊涂”！“德刚，”甘公告诉我，“我来找你是告诉你，以后我二人说话要‘绝对一致’啊！”

“怎样绝对一致法呢？”我说。

“你知道他们在找middleman（中间人），你我皆有重大嫌疑！”

甘氏口中的“他们”，自然指的“联邦调查局”的密探了。后来这些“他们”，把“我们”这批与李宗仁很接近的人，都调查得一清二楚。据说其中只有一个嫌疑重大的“中国人”，他们尚未找到。这个人的名字叫“韦慕庭”。“我们”得报，真喷饭大笑。

这时我看甘氏实在狼狈不堪。我便笑问他道：“甘先生，您是不是middleman呢？”

“共产党怎会要我做middleman呢？”甘说。

“那你怕什么呢？”

“德刚，你初生之犊不畏虎！”甘说，“你不知道美国政治的黑暗！可怕！”

最后我和甘先生总算达成一项君子协定——这在英文成语里便叫作“诚实是最好的政策”！我二人既均非“中间人”，他们如果要对“我们”来个“隔离审讯”，我二人是不可能说出一个“绝对一致”的故事来的。对“他们”最好的办法就是各自“据实告之”！

十五年过去了，甘先生当时慌张的情况，我今日想来仍如在目前。我一直没有把这事看成什么大灾难，但是甘某却是个“惊弓之鸟”！记得我在《李宗仁回忆录》中，原拟有最后一章，叫作“退休也不容易”（Uneasy Retirement），想谈谈美国民主、共和两党的“对华政治”（不只是“对华政策”）。那也是甘介侯建议不要烧纸惹鬼、少谈为妙而搁笔的。缺了这一章，我始终心有未甘，大概就因为我是个“初生之犊”的缘故吧。

一三　《回忆录》的版权问题

至于李先生对他的《回忆录》的出版问题，在回国之前，他是迫不及待的，一直在催着出版。可是回国之后，他就从北京来信说“不要出版”了。

上文已提过，这份由昭文所抄的《李宗仁回忆录》的中文清稿，一共只有两份。哥大存了正本，李氏存了副本。但是在60年代的初期，他为征询他老部下黄旭初先生对本稿的意见，乃把这副本寄给了黄氏。后来他匆匆束装取道瑞士返国时——因黄氏侨居香港——乃未及索回。因此此一副本乃落入黄旭初之手。

此时恰好黄氏也正在撰写他自己的《黄旭初回忆录》，并分章在香港的《春秋》杂志上连载。李氏返国之后，不久便卷入“文革”漩涡而消息全无。黄氏乃将李宗仁的回忆录，大加采用，改头换面地写入了他自己的回忆录里去。因此笔者在李稿中的许多笔误和未及改正的小错误，也被黄旭初先生误用了。

黄氏在港逝世之后，才又由黄氏遗属将此一“副本”转交给李氏的长子李幼邻。幼邻于70年代末期侍母（李宗仁元配）返桂林定居时，乃又将此稿送交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协文献委员会。该会显然不知此稿的来龙去脉——因为幼邻本人亦不知道。

万里飘蓬，几经抄袭，昭文所手抄的这个复写纸副本，也可说是阅尽兴亡了。

在1965年李宗仁返国时，此一副本既在黄旭初之手，李氏自己身边就有个英文稿副本了。据说当年毛泽东主席接见李氏时，曾询及此稿，有意批阅。可惜毛氏不谙英语，而李氏又无中文稿，毛主席乃面嘱将此英文稿发交北京外国语学院，译回中文。

这宗“奉谕回译”稿是否全译了，笔者在海外，当然无由得知。至于这个回译稿现存何处，笔者当然更无法打听。不过我确知其存在，因为李先生在1965年底写信给我，嘱我转告哥大当局，停止出版英文稿的理由，便是他“重读”这份“译稿”，觉其与“原中文底稿，颇有出入”的缘故。

［附注］据广西政协委员黄启汉先生于前些年访美时，面告我说，此一“奉谕”之译稿，当年广西政协确拟用为底稿，出版全书。所以终未采用者，是因译稿中之无数“人名”，无法复原，故弃而未用。此一译稿今日想必仍存于广西政协文献库中也。

1986年8月19日德刚补志于纽约

李氏之言，分明是借口，因为这份英文稿之完成是经过他逐章、逐节详细核准的，在离美之前，他还不断地催着要出版呢！回国之后，主意改变，这在当时不正常的中美关系影响之下，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此我这位受影响最大的“撰稿人”，对他这一“出尔反尔”，倒颇能处之泰然，但是哥大当局那些憨直的洋学者们，则认为李氏此函有欠“诚实”！他们因而把这批文化公案，移送法院，让美国法律加以公断。

我当然是这一项法律程序中，跑不掉的第一位“见证”。在律师盘诘之下，我也是一切“据实以告”。至于这件“案子”，其后如何由法院公断，我这位“见证”是无权过问的，只知道其结果是按美国出版法以及国际版权协议，这宗文献全部被判成“哥大财产”。因为在本稿撰著过程中，李宗仁先生只是本稿“口述史料”的提供者，他并不是“撰稿人”，而本稿的真正撰稿人，却又是哥大的“雇员”，所以哥大对它自己的“财产”，有任意处理之“全权”。

哥大显然是根据此项法律程序，便把全稿封存了。

在研究室被搬得一空之后，我拍拍身上从50年代积下来的尘埃，洗清双手，对镜自笑：十年辛苦，积稿盈笥，而旦夕之间，竟至片纸无存。这对一个以研究工作为职业的流浪知识分子来说，履历上偌大一个空白，对他的影响是太大了。但是头巾气太重，沉溺所好，不能自拔，入其境而不知其俗，咎由自取，又怨得谁呢？

一四　千呼万唤的英文版

那时的哥伦比亚大学，虽循法律手续“封存”了它那份“财产”，但是学术毕竟是天下之公器。这份中文稿既经黄旭初借用出版了一部分。哥大的英文稿屡经访问学人的阅读与传抄，亦颇有变相的流传。

这份英文稿，因为写当其时，在五六十年代，也曾是有地位的出版商争取的对象。当哥大的出版部以其篇幅浩繁而感经费支绌之时，柏克利的加州大学则向哥大协商转移。该校政治系主任、名教授查穆斯·约翰生（Chalmers Johnson）博士，并曾为本稿写了一封他认为是中国的“民国政治史上不二之作”的、逾格推崇的介绍信。这一来，这一部稿子乃又自哥大出版部于60年代后期，转移到加大出版部去。

那时中国大陆上的“文化大革命”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着。李宗仁先生亦消息全无，生死莫卜。加大当局有鉴于这部文稿历史复杂，出版部负责人乃专程来纽约找我加以澄清，并问我对英文稿能否负担全部文责。这本是我义不容辞之事。我遂正式以口头并书面，向加大负责人表示，不论本书在法律上版权谁属，我个人均愿独负文责。他闻言欣然同意。这便是在后来的英文版上，我的名字被列于李氏之前的最初动议。其后相沿未改者，无他，只是一位治史者对他所写的一部传世的历史著作，署名负其全部文责而已耳。

加大既已决定出版本书，他们乃廉价雇用一位据说粗通中文的美国退休外交官，来担任美国出版过程中例行的核校工作（copy editing），他由于个人关系，且向哥大要去了一份复印的中文清稿，来帮助核校（这时已有廉价复印机）。谁知这位年高德劭的“中国通”自己却在这时卷入了另一桩文化漩涡，无暇及此——同时他的中文根基，似乎做两稿互校的工作亦难以胜任——但是他却抓住了本稿，死不放手。他前后一共“工作”了七八年之久，却只“核校”了十五章。如此一年两章地“校”下去，那么七十二章就要花掉他老人家三十六年的退休时光了。

加大当局为此事而甚为着急。一再要我去催他，并转请哥大负责人去催他。可怜我这位“著作人”却身无“版权”。我催多了，人家总是说：“干卿何事！”多次自讨没趣之后，我也只好索性不管了，听其自生自灭吧。我所怕的是旁人在稿子上乱动手脚，那就不可收拾了。

最后这位校稿人终于倦勤停笔，把稿子退回加大，而加大出版部，也由于他拖延太久，时效全失——美国是个时效决定一切的社会——为顾虑出版后亏本的问题，也就废约不印了。这时美国由于越战的关系，银根已紧，这一失去时效的“巨著”，便再也没有出版商愿意去碰它了！

1975年年底，这批文稿终于辗转又退回到哥大了。这样哥大负责人，才把这已失时效的一只大鸡肋，发还给我，要我觅商付梓。大学当局并以正式公函告我，两书出版时，我可以收取中文版的版税。

这样一来，中文稿始由香港《明报月刊》分期连载，前文已有交代。可惜这时李宗仁先生已早成历史人物。年轻一辈的知识分子，许多人已经不知道李宗仁究竟是什么人物了。该刊连载过久，编辑先生感到乏味——这也是新闻界的常情——所以连载未及半部也就中断了。

我们重觅英文稿出版人，也是历尽艰辛的。一本“巨著”（超过六百页）如新闻价值已失，在一个资本主义的国度里，是没有生意人愿意出版的——要不然，便是：（一）作者先垫巨款，出版后如有钱可赚，再慢慢归垫，否则拉倒；（二）本书杀青工作上一切杂务——如核校、制图、索引等工作，按例都是由出版商负责的——这时都由作者自己负担，将来销路好，再由版税中，逐渐扣除归垫。

我这位两袖清风的作者，哪里能拿出印刷费呢？我纵有心张罗筹借，我将来既无版税可抽，我又何以偿欠呢？

如此，就只好眼看这部拖延二十余年，我个人，乃至我的小家庭，都被它拖得心力交瘁的历史著作，便要永远“藏之名山”了。在万无一望的情况之下，我把死马权当活马医，乃转向我自己服务的纽约市立大学研究部申请资助。

纽约市大此时正在全校宣布“破产”之后，一连串地减薪、裁员。直至目前为止，它老人家还欠我们教职员半月薪金未发呢！

我的挚友，最忠实无欺的君子李佩钊教授，他在市大服务已二十一年，领有“终身职”聘书，这时竟惨被裁撤。他一时想不开，可能也感到苦海无边，生趣全无，竟于一夕之间悬梁自尽，遗下弱妻幼子，惨不忍睹。

市大在这种经济绝境之下，我递去“出版补助”的申请书，原是“知其不可而为之”，“聊以尽心焉”而已。谁知天下事往往就出于意外。我的申请书竟获市大各阶层一连串的同情，最后竟在极艰难的情况之下，总校允于少额研究费项下，拨款支援。

市大既已解囊，哥大亦不甘示弱。一班新当权的年轻执事，遂亦自该校研究费中，酌拨若干，以为资助。市大、哥大这两项合资，原不能算小，但以今日的美金比诸今日的工资，这数目也不算大。“不足之数”，我这位“作者”就只有“归而谋诸妇”了。

我们是有两个孩子进大学的小家庭。夫妇二人日出而作、日入未息的收入，也只是从手到口，所余有限。但是这部书已经把我们拖得够惨了。我壮年执笔，历时七载，为它牺牲一切，通宵不寐的情况，记忆犹新。如今杀青在望，我个人亦已两鬓披霜……无论怎样，它是应该和读者见面的了。我二人乃决定，咬紧牙关，不顾一切地，把不足之款和剩余工作承担下来。

去年6月，这部《李宗仁回忆录》的英文版，总算以最原始的印刷方式面世了。新书既出，我回想二十多年的曲折遭遇，真不禁捧书泣下！

一五　出版后的感想

如今这部比《史记》部头还要大的《李宗仁回忆录》，互有短长的中文、英文两个版本，总算都与读者见面了。在英文版的“序言”里，我对李宗仁先生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曾有评析。暇时当另译之，以就教于中文版的读者，此处不再赘述。但在英文版序言中，笔者对此书的撰述经过，以及古怪的版本问题，则语焉未详——因为这些都是将来“中国史学史”或“目录学史”上的琐碎而专门的问题，西文读者是不会感兴趣，甚至嫌其啰唆的——可是对中文版的读者们，尤其对那些专攻中国近代史的专家们，笔者就应该有个比较详细的交代了，否则他们一定会奇怪，这中、英两版为什么“不尽相同”？更糟的便是将来严肃的考据学者，在中、英二稿中，可能都会闹出个“双包案”来。言念及此，我觉得这个问题，现在非交代清楚不可，因为在目前知道本稿撰述经过详细情形的，只有哥大已退休的教授韦慕庭和笔者个人等二三人而已。所以笔者才不惮其烦地冒美东百度以上的溽暑天气，裸背为本书制四万言长文以阐明之。尚乞中、英两版的贤明读者，批阅后不吝指教！

最后，笔者更不揣冒昧，以撰写本书时亲身体验的辛酸，来略志数语，以奉劝今后中国知识界和我有同样短处的书呆子：你如有圣贤发愤之作，你就闭门著书，自作自受。能出版，就出版之；不能出版，就藏之名山、传之其人。你有自信，莫愁它没有传人。

不得已而与人合作，也要一是一、二是二，搞个干净利落。千万不可把你呕心沥血之作，婆婆妈妈地弄成个妾身未分明的状态。因为一个作者著书，正如一个艺术家创造一件艺术品，一个花匠培护一园名花，一个养马师养育一匹千里名马……你对你心血结晶品的感情，绝不是主权属谁的问题。问题是你能看她有个美满的结果和如意的归宿。美女嫁情郎，宝剑赠英雄——主权岂必在我？但是你如眼睁睁地看着美人入匈奴，宝剑当菜刀，名驹入肉铺，而你在一旁无能为力，其心境之痛苦，实非笔墨所能泄于万一。

笔者为这两本拙作，披肝沥胆，前后凡二十有二年。回顾它在过去二十二年中所经历的沧桑，而我这位原作者，却始终在“隔岸观火”，心情之沉重，怎敢讳言？

古人说：“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

在本书今后千千万万的读者之中，笔者自信，知我者当不乏其人也。

1980年7月28日于北美洲北林寓庐

胡适　口述
唐德刚　译注

胡适口述自传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桂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胡适口述自传/胡适口述；唐德刚译注.—2版.—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2

ISBN 978-7-5495-6273-2

Ⅰ.①胡⋯Ⅱ.①胡⋯ ②唐⋯Ⅲ.①胡适（1891～1962）－自传Ⅳ.①K825.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309416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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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 版 人：何林夏

出品人：刘瑞琳

责任编辑：曹凌志　罗丹妮

封面设计：陆智昌

内文制作：陈基胜　马志方

唐德刚（1920——2009）

安徽合肥人。国立中央大学（重庆）历史系学士，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纽约）硕士、博士。曾先后任职于安徽省立安徽学院、哥伦比亚大学、纽约市立大学，长期从事历史研究与教学工作，并对口述历史的发展贡献良多。著有《袁氏当国》、《段祺瑞政权》、《李宗仁回忆录》、《胡适口述自传》、《胡适杂忆》、《史学与红学》、《书缘与人缘》、《五十年代的尘埃》、《战争与爱情》等，包括历史、政论、文艺小说多种，及诗歌、杂文数百篇。

胡适（1891——1962）。这张照片摄于1956年4月，照片上胡适亲笔注记：“没有戴眼镜，使我感觉这像上有我母亲的神气。”母亲冯顺弟对胡适一生待人处事影响很大，胡适在《四十自述》中说：“我在我母亲的教训下之下住了九年，受了她的极大极深的影响。我十四岁就离开她了，在这广漠的人海里独自混了二十多年，没有一个人管束过我。如果我学得了一丝一毫的好脾气，如果我学得了一点点待人接物的和气，如果我能宽恕人，体谅人——我都得感谢我的慈母。”

胡适父亲胡传（1841——1895）

胡适母亲冯顺弟（1873——1918）

1914年胡适摄于康奈尔的照片和背面题字。

1916年，胡适摄于哥伦比亚大学校园。

1947年4月27日清华大学三十六周年校庆。左一为原西南联大训导长、昆明师范学院院长查良钊，左二为北京大学校长胡适，左三为原西南联大校务委员会主席、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左四为南开大学秘书长黄钰生。

胡适在1938——1942年间出任中华民国美国大使的职务。1942年3月至5月，他在美国、加拿大等地巡游演讲百余次。这幅照片应是其巡游场面。

1943年11月，在美国国会图书馆工作的王重民写信给胡适，请教有关《水经注》的问题，由此引发了胡适的考据癖，重回故纸堆里。

上图：1953年1月，胡适在驻日使馆畅谈文学革命。

下图：1958年，胡适在哥伦比亚大学接受口述历史访问。

胡适之先生亲笔所拟口述自传大纲（共四页）

“职业化”的“口述历史”是胡适之先生多年的心愿。一旦理想成为现实，他反而没有工夫做了。这是1957年夏，胡适根据唐德刚拟的大纲逐条修正，再一条条地抄改下去，重誊出的手书“自述大纲”。唐德刚个人对这个“自述大纲”的定稿则甚不满意。

胡适之先生手书父母生卒年代及徽州“经解三胡”

蔡元培在《中国哲学史大纲》第一版的序文中，误把徽州“经解三胡”说成胡适的老祖宗。因而人们觉得胡适对中国哲学之所以有如此透彻的了解，实在是家学渊博，箕裘有自！

胡适之先生手绘故乡地图

1956年冬季，胡适与唐德刚讨论他自己的“传记”或“自传”写作应当采取的方式。谈得起劲了，胡先生找出一本地图，用张薄纸蒙在上面，画了一张他故乡的地图。其中，“上海”、“杭州”四字为唐德刚所补加。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胡适口述自传》唐德刚题签。

编译说明

一、本稿为根据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中国口述历史学部”所公布的胡适口述回忆十六次正式录音的英文稿，和笔者所保存并经过胡氏手订的残稿，对照参考，综合译出。

二、本稿原定与胡氏的《四十自述》英文译本，合二而为一。故凡《四十自述》中已有的故事，本稿均未重复。

三、胡氏口述的英文稿，按当初计划，只是胡氏英语口述自传全稿的“前篇”或“卷上”；故按“全稿”层次分为“三篇”“二十九节”。既然“后篇”或“卷下”始终未能作出，则上项划分已失其意义。故本稿乃按原有目次重分为十二章。庶几本稿可单独印行，自成一书。

四、凡原稿语意有欠清晰的地方在译文须加些字句来表明的，译文上均加方括号［］，以表示为原稿所无。

五、凡原文所征引的其他著作上的文字，如果过于简略，有使读者不易明了的地方，译文则将引文前后酌量加长，使语意更为明显。

六、由于海外参考资料的限制，如原稿中的引文或人名、物名一时无法用汉语“复原”的，则暂时“意译”或“音译”，以待将来补正。

七、引文出处，原稿皆未注明；或其他字句有欠明白的地方，译文中就酌量情形，加批注予以说明。

八、胡氏当年与笔者对各项问题的讨论，以及笔者访问胡氏时的问难与感想，均为正式录音记录所未收。笔者亦酌量情形于注释中略加按语，予以补充。

九、本稿的翻译事实上是一种汉语“复原”的工作。胡氏当年用中英双语掺杂口述时，所说的语言虽未必全系“语体”，译文仍全部用“白话”来表达，以符合“胡适之体”的“文体”。

十、本稿译述仓促，而笔者当年与胡先生工作时成筐的笔记又十遗其九，以故本稿凡是需详细注释的地方，而笔者在纽约附近各图书馆又找不到所需参考资料的时候，就只好暂付阙如，他日再设法增补。疏漏的地方，还希望读者贤达的指教和原谅！

唐德刚

写在书前的译后感

在动手翻译这本小书之前，我曾遵刘绍唐先生之嘱，先写一篇“导言”或“序文”。谁知一写就阴错阳差，糊里糊涂地写了十余万言；结果自成一部小书，取名《胡适杂忆》，反要请周策纵、夏志清两先生来为我作序了。

在我写那篇序的期间，我对这本小书的英文原稿已经有二十年未去碰它了。我想原稿既然是我以前一个字一个字整理出来的，纵是倒背我也可倒背若干，翻译之前来写篇序，也用不着先读原稿再动笔了。所以只有在《杂忆》脱稿之后，我才又把英文原稿细读一遍；距上一次的细读，是整整的二十个年头！

二十年前我对这篇稿子的看法，大致有三点：一、它的内容根本没有什么新鲜的材料；二、它反映出胡适晚年期的思想，与他中少年期的思想简直没有什么出入——说胡适的思想前后一致也好，说胡适没有进步也好；三、不过就写作的体裁来说，他这部小书，倒不失为别开生面、自成一格的“学术性的自传”。

十八年过去了。两年前我写《胡适杂忆》时，印象中强调的还是这三点。可是最近一年来，我对我以前的看法，渐次觉得有修正或补充的必要。这不是近一年来，“胡适”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发生了变化，也不是我自己对胡氏的估价发生了什么“今日”对“昨日”的挑战；只是胡适之是位“实用主义者”，一辈子看重“实用价值”，因而以这本小书对一般读者的“实用价值”来说，那它在二十年前和二十年后，却发生了显著的变化。这倒是我所始料不及的！

笔者说这句话，也是近一年来，面对海外中国知识界的实际现象，有感而发：

最近一两年来，由于报章杂志上，对胡氏生前一些有趣的小问题——如学位问题、恋爱问题等的讨论，甚或辩论的关系，“胡适”往往又变成一些学术上和社交上谈话的题材。在这些场合里，我也在无意中发现，那些自港台来美的“知青”——包括很多我自己的学生——对“胡适”这个命题已十分陌生。他们之间好多都能写一手好的白话诗文；但是“胡适”与“白话诗”、“白话文”，究竟有多深的关系，他们就不知其详了。至于什么“实验主义”、“杜威”、“罗素”……什么“乾嘉学派”、“言字解”、“吾我篇”、“问题与主义”……那就更不必说了。总之那样活生生的一位“天下何人不识”的“我的朋友”，现在已渐次被历史的潮流淹没了——淹没得如此之速！

最糟的要算是最近才从大陆上出来的一些“知中”了。我们偶尔聊起天来，他们所知道的有关“胡适”的旧闻就更少了。其中有些极有成就的科技专才，竟然对“胡适”和“胡适之”是否同一个人，也发生了疑问！

适之先生是笔者所熟识的、最看重身后之名的一位前辈。他老人家的“身后之名”消逝得这样快，该是他生前所未曾想到的罢。

最近笔者接到老朋友朱文长教授的来信。他说他在看《传记文学》的胡适自传时，是“先看德刚，后看胡适”。骤读此信，我会觉得是老朋友对我错爱了。其实全不是那么回事。因为像朱文长教授那样，当年在大陆上受大、中学教育，今日流落在海外教书的“知老”，胡适这本小书上的哪一句话，他未看过——甚至听胡氏亲口说过——十遍八遍乃至更多遍呢？

俗语说：“话说三遍如烂草！”读书亦何尝不然？纵是胡适著的书，读过听过三、五、十遍，也会变成一堆烂草，朱教授也就不要去“先睹为快”了。至于我这位无名作家，不管我写的是怎样地“瞎扯淡”，但是总归是朱教授“尚未寓目”的闲文、闲书。他老人家如史席有暇，和娘子一起来翻翻“报屁股”，消遣消遣，那我的“瞎扯淡”，自然也就在“先看”之列了。余小子如不知轻重，把这句“朱子语录”当真，而自觉“老子文章赛胡适”，那我岂不是一名天大的阿Q吗？

须知胡适之先生生前在中国享盛名，历四十年而不稍衰。因此他的一生，简直就是玻璃缸里的一条金鱼；它摇头摆尾、浮沉上下、一言一笑……在在都被千万只眼睛注视着。稍有一点关于“胡适”的小故事，在报章杂志上不是“头条”，也是“花边”。全国上下——尤其是茶余酒后——对他都有极浓厚的兴趣。

以前的娱乐场中有句俗话说：“会看的看门道，不会看的看热闹。”因而就“看胡适”（Hu Shih watching）这宗娱乐项目来说，它和“看梅兰芳”实在是大同小异的。会看的专家和艺人们，便看其“门道”；一般遣兴的观众和读者，则看其“热闹”；而大家争看的兴致则是一样的。笔者不敏，当年在大陆上，夹在千百万“知青”之中，争看这场“热闹”，也是自七八岁就开始的。我想和我平辈或长一辈的中国知识分子，那时也是人人如此的。试问我们这一辈以前在大陆上受大、中学教育的人，哪一位不能对“我的朋友”，品头论足一番呢？既然大家对胡适之都很熟悉，也各自有一套主观的看法，那么一旦“朋友”不要了，把老胡适拖出来咒骂一通，则人人皆可骂出一套来——骂得个痛快淋漓，骂得他狗血喷头。

这就是50年代里，大陆上举国批胡的全盘经纬。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人人都知道“胡适是老几”；所以毛泽东一声令下，大家也就可以指着太平洋，大叫其“胡适算老几”了。大家对“我的朋友”都有三分熟，写起打差文章来，也就容易缴卷了。

60年代之初，适之先生不慎因贪酒亡身而引起港台两地皆哭的现象，也是同一个道理。他老夫子文坛祭酒，风云际会五十年；最后撒杯人寰，含笑而去，死亦何憾？但是他的死，却使我们的社会上顿时失去了一位老少咸钦、热热闹闹的大众发言人，则生者奚堪？所以大家就望电视而堕泪了。

如今二十年快过去了。在历史上说二十年原不算长，但是便在这短短的二十年内，胡适之先生却由一位嬉笑欢乐、妙语如珠的“我的朋友”，转变成和韩文公、朱文公、王文成公等挤在一起的木头牌位了。这爿后来居上的“胡文公神位”，究竟代表些什么呢？这问题的答案也就随着地球的旋转而愈来愈模糊了。

记得笔者在1970年冬季至台时，蒙林语堂先生盛情召宴，我按时前往。在一家嘈杂的大酒店内，我问那位衣冠楚楚的总招待：“林语堂先生请客的桌子在哪里？”他把两眼一瞪，大声反问我一句说：“林语堂是哪家公司的？！”失笑之余，我心里也在想，工商业社会的变动多大啊！

“胡适之”虽然和“林语堂”一样，今后永远不能和“公司”竞争了，但是胡适终究是胡适。它是个中国文化史上的“客观实在”。后世学人还会去继续研究它的。

再者，胡氏生前提倡了一辈子，什么“民主”、“自由”、“实验哲学”、“不疑处有疑”、“不让人家牵着鼻子走”……成筐成篓的大道理。虽然这些都不是胡适之享有专利的发明，但是当这些概念还在“反动”和“毒素”的阶段时，大家都慷慨捐输，把它们一股脑都寄存于“胡适”名下，变成胡适之的私产，而胡适也当仁不让地据为己有。因而在胡氏含笑归天之后，这些概念也就和“胡适的幽灵”结下了不解缘。有朝一日，时移势异，毒草变成香花，胡适的幽灵借尸还魂，又成为后世青年仰慕的对象，亦未可知。

但是“胡适”这个名词，除掉它的模糊的“历史形象”（historical image）之外，究竟还有多少其他的实际涵义呢？“后世青年”既无金鱼可看，也无小道消息可听，要了解“胡适”，那就只有求之于“书”了。但是哪样的“书”才能有效地提供他们所渴望的知识呢？《胡适思想批判全集》？《胡祸丛谈》？《胡适与国运》？《胡适文存》、《文选》、《论学近著》……老实说，这些巨著都会使“后世青年”愈看愈糊涂，愈看愈不知道“胡适”是什么回事。他们所需要的实在只是一本简单明了、童叟无欺而包罗胡适学识、思想、生活、家庭背景等各方面的小书。如果这个文化需要，由于时代转换而成为事实的话，那么胡先生这本小小的《口述自传》（也是他一辈子所编撰的最后的一本“上卷书”），对青年读者的“实用价值”，也就会逐渐地上升了，因为它是一部最浅近的、最适合青年读者需要的、胡适自撰的“胡适入门”。

研究中国近代文史的专家们，抽空浏览一过，这本小书或许也可帮助他们，把他们概念中的“胡适”，整理得更有条理。因为它是一本辞简意赅、夫子自道的“胡适学案”。

一般遣兴读者，工余饭后翻翻，也可大略体会出，胡适的“反动言论”和“毒素思想”的来龙去脉。至于它是毒草还是香花，胡适自己并没有“自卖自夸”，他只是“据实招来”而已。贤明的读者们——不论批胡也好，拥胡也好，既批又拥也好——自然会各自做其正确的判断。

上述这些雅俗共赏的“实用价值”——尤其是对后辈青年读者的“实用价值”——倒是适之先生和笔者当年未曾想到的。现在笔者既然有感于时事而千虑一得地想起了，所以就补写一点译后的感想。

还有我想在译后补充说明的，便是胡适之先生这本自述，从头到尾原是他老人家说给我一个人听的。他那时想象中的“将来读者”，则是美国大学里治汉学的研究生。因此我也就遵从他的意思，在章目结构、材料取舍上，以“美国研究生”为对象。同时我自觉我对这些可能的读者，汉文底子和学习风尚，所知较深，因而在编稿时，有许多地方也是我替他硬性做主，其后才由适之先生查阅认可的。所以在那十余万言原稿的背后，还有胡老师与笔者千百万言的讨论和对话。如果这本书的读者，忽然从碧眼黄须的美国学生，转变成黑发无须的中国学生，那这些录音背后的讨论和对话，就可能比录音稿上的正文更为有趣而“实用”了。

本来，“对话”（dialogue）比“讲课”（lecture）更有价值，原是世界学术史上的通例。古代的圣哲如孔子、孟子、苏格拉底、释迦、耶稣、穆罕默德等等都是述而不作的。他们的哲学和教义，多半是当时听众和弟子们，从对话中笔记或默记下来的。苏格拉底固有其有名的《对话录》传于后世，而儒教“经书”中的《论语》、《檀弓》等著作，又何尝不是孔子的“对话录”呢？而这些对话录就远比其他“经书”更有价值。主要的原因便是“对话录”所记的往往都是些脱口而出的老实话，不像那些三思而后言的“讲学”、“说教”等的官腔官调也。

适之先生和我们的“对话”还不是一样的吗？例如在胡氏著作里，我们就很难找到他对“律诗”说过一句好话。但是在“对话”里，他却说做律诗要下几十年的工夫。

又如谈政治罢。他曾一再公开地说：“C C反对我！”意思是说国民党里C C系的领袖们，曾经反对他做总统。可是后来他又私下告诉我说：“C C在拥护我！”（笔者自己的1958年8月8日“日记”所载）这句话我就未尝听他在公共场所说过。

其他的例子还多着呢。可惜当时我未留意把它们全部记下来，以后大半也都忘记了。可是每当我深夜独坐，回译胡氏自述时，昔年与胡老师的对话，往往又重浮脑海。想起来了，我就随手在译稿上写个小眉批。等到一章译完，我就把这些眉批稍稍整理一下，抄作“注释”的一部分。有时下笔不能自已，就写得老长老长的，简直变成胡适春秋里的《公羊传》、《榖梁传》了。

当然一个人的记忆是很容易发生错误的，甚至本稿的录音和缮校都会有错误。朱熹就说过，记人言语最难。不得其意，则往往“以己意出之”。在本篇的英文原稿里，我也就不敢说，绝对没有笔者“以己意出之”的地方。因为一切的“口述历史”，往往都是如此的。甚至古圣先哲，亦所难免。

《礼记》的《檀弓篇》里，就有一段孔门弟子误记“夫子之言”而引起抬杠的趣事。原来孔夫子曾说过一句“死欲速朽”（“死后就赶快烂掉算了”）的话。曾子听到了，便以为老师在丧葬的传统观念上，发生了“修正主义”。但是孔子一生都在誓死推行他的“三年之丧”的教义，这一下来个早死早烂，岂不是自相矛盾吗？所以诸弟子对曾参这位学长的“口述历史”，不大信任。曾子急了，说：“我是听老师亲口说的啊！”（“参也，闻诸夫子也！”）大家还是不相信。曾子又举出人证，说：“我是和老同学子游一道听老师说的啊！”（“参也，与子游闻之！”）大家最后又去追问子游，才发现实在不是曾子在说谎，而是他的“录音机”，出了毛病。

原来当孔子在宋国逃难时，听到那位蓄意想谋杀他的贪官污吏司马桓魋，在订制一套预备将来“蒙主恩召”时自用的石头棺材。这个石棺的制造工程太大了。造棺工厂凿了三年还没有凿成。孔老夫子听到这故事，气得胡子直飘，所以才说：“死后赶快烂掉算了！（还造什么石头棺材呢？）”

他老夫子这句气话，几乎被曾子在“口述历史”里，录错了音。如不经众人临时发觉加以改正，那么儒家两千年来的教条，便大大地不一样了。后世的孝子贤孙们，不用说要省掉多少事；订制玻璃棺材，也就犯不着了。

所以在这本小书里，我也不敢说，“吾闻诸夫子也”，是绝对正确的。纵使我能找出个“子游”来人证一番，我还是不敢说，我的记录是没有错误的。好在现在还去古未远，适之先生的门生故旧，笔者的贤师益友，仍遍布五大洲，倘能不吝匡正，实在是感盼不尽的。

至于我自己的译文，我也不敢说绝对没有错误。这本小书上的文字，事实上是“复原”重于“翻译”。在我们当初编撰英文原稿时，为顾虑到洋学生的汉学程度，所以对中国古籍的征引，一般都是“削足适履”的。如今既然“复原”给中国读者们看，就得重新“量脚做鞋”才对。对着英文原稿，按照英语结构，一句句地硬翻下去，似乎也大可不必。为着使译文读起来比较顺口，并使古籍引证上比较明确易解，笔者乃于译文上酌添字句；然为求尽量忠实于原稿，凡是译文中为英文原稿所没有的，我一概加个“方括号”［］以标明之；或在脚注上加以说明，务使鱼目不致混珠。纵使如此，笔者还是不敢说译文与原文绝对一致也。

再者，笔者谋生海外，平时实在忙乱不堪。尤其是我所服务的纽约市立大学，由于纽约市几度面临破产而动荡不安。日常课务与正规研究之外，杂务也多如牛毛，无法抽暇做太多的额外工作。晚间和周末虽可忙里偷闲，略事翻译，那往往也是在十分疲劳的情况之下执笔的，因而对译文的推敲斟酌，也就得过且过了。偶然误译，亦或难免。所以当拙译在《传记文学》上连载结束之时，笔者原打算把译文与原稿再逐字对校一遍。无奈俗务太忙，夜对荧光幕校书，往往也头昏目眩，力难从心；一拖数月，还未能终篇。然窃思译文中虽小误多有，大错应不会太多，甚或没有。自我安慰一番之后，重校工作也就掩卷作罢了。读者贤达，如发现译文有欠妥之处，至乞不遗在远，随时惠教为幸。

总之，胡适之先生是现代中国最了不起的大学者和思想家。他对我们这一代，乃至今后若干代的影响，是无法估计的。正因为如此，我们这些和他同时代的后学，耳濡目染之间，对他的观察和认识也最为真切——至少比后世学人或外国专家，要真切得多。值此“胡适”大名一天天地向历史的海洋下沉之时，我们和他老人家原先很熟识的人，乘大家记忆犹新之时，写一点对他的观察和感想，实在是义不容辞的。这也是笔者近两年来，信手涂鸦，写了几十万字的主要动机。如因拙作之付梓而引起时贤各抒己见，把我们大家都认识的胡适之先生的学术思想、政事文章，在他恩怨将尽之时，提出来公开讨论讨论，使他的学术地位，将来在中国文化史上，益得其平；这样，则笔者不学，写这两本小书，就是抛砖引玉了。

唐德刚

1979年冬于美国新泽西州北林寓庐

第一章　故乡和家庭

徽州人

我是安徽徽州人。

让我先把安徽省最南部，徽州一带的地理环境，做个综合的叙述：

徽州在旧制时代是个“府”，治下一共有六个“县”。我家世居的绩谿县，便是徽州府里最北的一县。从我县向南去便是歙县和休宁县；向西便是黟县和祁门县；祁门之南便是婺源县。婺源是朱子的家乡，朱熹原来是在福建出生的，但是婺源却是他的祖籍。

徽州全区都是山地，由于黄山的秀丽而远近闻名。这一带的河流都是自西北向东南流的，最后注入钱塘江。因为山地十分贫瘠，所以徽州的耕地甚少。全年的农产品只能供给当地居民大致三个月的食粮。不足的粮食，就只有向外地去购买补充了。所以我们徽州的山地居民，在此情况下，为着生存，就只有脱离农村，到城市里去经商。因而几千年来，我们徽州人就注定地成为生意人了。

徽州人四出经商，向东去便进入浙江；向东北则去江苏；北上则去沿长江各城镇；西向则去江西；南向则去福建。我们徽州六县大半都是靠近浙江的；只有祁门和婺源靠近江西。近些年来［抗战前后］，最西的婺源县，被中央政府并入江西。但是婺源与安徽的徽州有长久的历史渊源，居民引以为荣，不愿脱离母省，所以群起反对，并发起了一个“婺源返皖”运动。在中国共产党统领大陆前几年，婺源终于被划回安徽；但是我听说在中国共产党治下，婺源又被划给江西了[1]。

所以一千多年来，我们徽州人都是以善于经商而闻名全国的。一般徽州商人多半是以小生意起家；刻苦耐劳，累积点基金，逐渐努力发展。有的就变成富商大贾了。中国有句话，叫：“无徽不成镇！”那就是说，一个地方如果没有徽州人，那这个地方就只是个村落。徽州人住进来了，他们就开始成立店铺，然后逐渐扩张，就把个小村落变成个小市镇了。有关“徽州帮”其他的故事还多着哩[2]。

我们徽州人通常在十一二三岁时便到城市里去学生意。最初多半是在自家长辈或亲戚的店铺里当学徒。在历时三年的学徒期间，他们是没有薪金的；其后则稍有报酬。直至学徒［和实习］期满，至二十一二岁时，他们可以享有带薪婚假三个月，还乡结婚。婚假期满，他们又只身返回原来店铺，继续经商。自此以后，他们每三年便有三个月的带薪假期，返乡探亲。所以徽州人有句土语，叫“一世夫妻三年半”。那就是说，一对夫妇的婚后生活至多不过三十六年或四十二年，但是他们一辈子在一起同居的时间，实际上不过三十六个月或四十二个月——也就是三年或三年半了[3]。

当然徽州人也有经商致富的。做了大生意，又有钱，他们也就可以把家眷子女接到一起同住了。

徽州人的生意是全国性的，并不限于邻近各省。近几百年来的食盐贸易差不多都是徽州人垄断了。食盐是每一个人不可缺少的日食必需品，贸易量是很大的。徽州商人既然垄断了食盐的贸易，所以徽州盐商一直是不讨人欢喜的，甚至是一般人憎恶的对象。你一定听过许多讽刺“徽州盐商”的故事罢！所以我特地举出盐商来说明徽州人在商界所扮演的角色。

徽州人另一项大生意便是当铺。当铺也就是早年的一种银行。通常社会上所流行的“徽州朝奉”一词，原是专指当铺里的朝奉来说的，到后来就泛指一切徽州士绅和商人了。“朝奉”的原义本含有尊敬的意思，表示一个人勤俭刻苦；但有时也具有刻薄等批判的含义，表示一个商人，别的不管，只顾赚钱。总之，徽州人正如英伦三岛上的苏格兰人一样，四出经商，足迹遍于全国。最初都以小本经营起家，而逐渐发财致富，以至于在全国各地落户定居。因此你如在各地旅行，你总可发现许多人的原籍都是徽州的。例如姓汪的和姓程的，几乎是清一色的徽州人。其他如叶、潘、胡、俞、余、姚诸姓，也大半是源出徽州。当你翻阅中国电话簿，一看人名，你就可知道他们的籍贯。正如在美国一样，人们一看电话簿，便知道谁是苏格兰人，谁是爱尔兰人，谁是瑞典人、挪威人等一样的清楚[4]。

我的家族——绩谿上庄胡氏

正因为我乡山区粮食产量不足，我们徽州人一般都靠在城市里经商的家人，按时接济。接济的项目并不限于金钱，有时也兼及食物。例如咸猪油（腊油），有时也从老远的地方被送回家乡。其他如布匹、棉纱，等等，在城市里购买都远比乡间便宜，所以也常被送返家中。

所以离乡撇井，四出经商，对我们徽州人来说，实是经济上的必需。家人父子夫妇数年不见也是常事。同时家人的日用衣食以至于造房屋、置田产，也都靠远在外乡的父兄子弟汇款接济。

不过在经济的因素之外，我乡人这种离家外出、历尽艰苦、冒险经商的传统，也有其文化上的意义。由于长住大城市，我们徽州人在文化上和教育上，每能得一个时代的风气之先。徽州人的子弟由于能在大城市内受教育，而城市里的学校总比山地的学校要好得多，在教育文化上说，他们的眼界就广阔得多了。因此在中古以后，有些徽州学者——如12世纪的朱熹和他以后的，尤其是十八九世纪的学者像江永、戴震、俞正燮、凌廷堪，等等——他们之所以能在中国学术界占据较高的位置，都不是偶然的[5]。

现在再谈谈我们绩谿县。绩谿是徽州府六县之中最北的一县，也可能是人口最少的一县。在经商一行中，我们绩谿人也是比较落后的。绩谿人多半做本地生意，很少离乡远去大城市。他们先由杂货零售商做起，然后渐渐地由近及远。所以一般说来，我们徽州人实在都是很落后的。

我家在一百五十年前，原来是一家小茶商。祖先中的一支，曾在上海附近一个叫作川沙的小镇[6]经营一家小茶叶店。根据家中记录，这小店的本钱原来只有银洋一百元（约合制钱十万文）。这样的本钱实在是太小了。可是先祖和他的长兄通力合作，不但发展了本店，同时为防止别人在本埠竞争，他们居然在川沙镇上，又开了一家支店。

后来他们又从川沙本店拨款，在上海华界（城区）又开了另一个支店。在太平天国之乱时，上海城区为匪徒所掳掠和焚毁，川沙镇亦部分受劫[7]。先父对这场灾难，以及先祖和家人在受难期间，和以后如何挣扎，并以最有限的基金复振上海和川沙两地店铺的故事，都有详尽的记录[8]。这实在是一场很艰苦的奋斗。

据1880年（清光绪六年）的估计，两家茶叶店的总值大致合当时制钱二百九十八万文（约合银元三千元）。这两个铺子的收入便是我们一家四房、老幼二十余口衣食的来源。

在这里我也顺便更正一项过去的错误记载。前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先生为拙著《中国哲学史大纲》第一卷所写的序言中，曾误把我家说成是世居绩谿城内胡氏的同宗[9]。蔡先生指出“绩谿胡氏”是有家学渊源的，尤其是十八九世纪之间清乾嘉之际，学者如胡培翚（1782——1849）及其先人们，都是知名的学者[10]。这个在十八九世纪时便以汉学闻名的书香望族，其远祖可直溯至11世纪《苕溪渔隐丛话》的作者胡仔[11]。那位抵抗倭寇的名将胡宗宪，也是他们一家。但是这个世居绩谿城内的胡家，与我家并非同宗[12]。

我家世代乡居。故宅在绩谿城北约五十华里。历代都是靠小本经营为生的。我家第一个有志为学的是我的一位伯祖［胡星五］。他是个乡绅兼塾师。在乡里颇有名望，但是科场却不甚得意[13]。

我们的村落［上庄］正与华南其他地区的村落一样，是习于聚族而居的。洪杨起事之前，我们聚居的胡氏一族总人口在六千上下——当然也包括散居各地经商的族人在内——大半务农为生。但是大多数家庭也都有父兄子弟在外埠经商的——尤其是在南京、上海一带[14]。

注释

[1]根据大陆出版各类分省地图，婺源均被划入江西省治。

[2]“无徽不成镇”这句话的含意，正和“无湘不成军”一样，表示徽州人做生意，和湖南人当兵一样地普遍罢了。胡氏上述这段话是解释给外国读者听的。因为这句话如不加解释，外国读者便不能了解；如果啰啰唆唆地解释，洋人还是不大能理解的，所以胡氏就决定做上项简单明了但是并不十分正确的解释。

[3]我国单音节的方块字，和旧诗歌的传统，深深地影响了我们成语、格言以及一般民谣的构造。所以一般乡土成语，大半是四言、五言或七言的一两句平仄十分和谐的小诗或韵文。有些在农村“说书”或“讲古”的民间艺人，他们虽然多半是文盲，但是由于声音是“发乎天籁”，他们的“七字唱”，也都能音韵和谐，出口成章。例如王公子进京“赶考”，三千里路，走了好几个月的艰难旅途，一个“说书”的艺人，两句话就交代了。他说：“一路行程来得快，说书（的）嘴快风送云。”这一来，王公子就从杭州府的一间破庙里，一跃而进入长安城的相府里招亲去了。

胡适之先生的乡亲“徽州朝奉”夫妇的婚后生活是三十六年或四十二年，人命各有短长，都是说得过去的。但是为顾全这句“一世夫妻三年半”的七言成语，他们的老伴就得多活六年了。可是把这句话翻成洋文，洋读者就多少有点茫然。他们要问：为什么中国人结婚之后的同居生活，不是三十六年便是四十二年呢？他们就不了解“七字唱”在我们语言表达的方式里，所起的作用了。这也是“文化沟”在作祟罢！所以胡先生这篇口述自传，基本的设计是说给洋人听的。我们那时并没有想到后来要把它译成中文来出版的。

[4]胡先生毕竟是科举时代出生的——正如吉川幸次郎先生所说的“生当太后垂帘日”——所以他头脑里仍然装满了“科举时代”的许多旧观念。在那个“太后垂帘”的宗法社会里，由于“籍贯”对一个士子的“出身”有极重要的影响，所以“读书人”一碰头便要叙乡里、攀宗亲、谈祖籍，尽管有些“祖籍”他们连做梦也没有去过。这是我国几千年来安土重迁的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发展途中的一种社会心理上的后遗症。这个传统在一个流动性极大的工业化和现代化的社会里，是很难保留下去的。但是在胡先生的“夫子自道”里，他却无意中为我们这个“颇足珍惜”的传统观念，保存了很多有价值的第一手社会史料。

[5]朱熹以后的许多徽州学者如婺源的江永（1681——1762）、休宁的戴震（1724——1777）、黟县的俞正燮（1775——1840）、歙县的凌廷堪（1757——1809）和绩溪的胡培翚（1782——1849），都是清初和中叶不世出的汉学大师。赵尔巽主修的《清史稿》和张其昀续编的《清史》，在《儒林传》里，他们都有纪录。房兆楹、杜联喆夫妇为《清代名人传》（Arthur W.Hummel，Eminent Chinese of the Ch'ing Period，1644——1912.Washington：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43）所撰的戴、俞、凌诸人的传记，则尤为翔实，考订亦远较一般中文著作，更为审慎，足资参考。

[6]川沙位于上海之东约五十里。城傍“盐运河”，距海仅十二里。其地原属南汇县，明嘉靖三十六年（1557），为防倭寇始置川沙堡，驻兵戍守。清代改为川沙厅。“厅”是清代县级单位的地方行政机构。民国成立，乃改川沙厅为川沙县。关于川沙早期建制沿革见诸可宝监制《江苏全省舆图》（清光绪二十一年，江苏书局印行），页33——34。

[7]太平天国之乱时，小刀会占据上海县城至一年半之久（从1853年初秋至1855年初春），清军无法收复。其时上海海关原设于英租界之内，小刀会未加干扰，然英领事竟暗助小刀会拖长占领；并以此为借口，破坏中国海关，不让中国政府课税，直至英人完全控制中国海关管辖权而后已。笔者曾为英人趁火打劫、破坏我关税自主之史实，在英美国家档案里稍事搜查，以阐明此事真相。详拙著《早期中美外交史》（Te-kongTong，United States Diplomacy in China，1844——1860.Seattle：Univ.of Washington Press，1964.Chapter 9.）。胡家在上海和川沙两处的茶叶店被毁，就是这时期的事。“小刀会”原与“太平天国”无关。上海所受的糜烂，当时英国的殖民主义者实在应负很大的责任。

[8]根据罗尔纲《师门辱教记》所载，适之先生的父亲铁花先生“全部遗集分为年谱、文集、诗集、申禀、书启、日记六种，约八十万字”。在纽约我看过一部分罗尔纲的抄本。已印行的除《台湾纪录两种》（1951年，台湾文献委员会印行；另有1960年“台湾文献丛刊”重印本）和1931年胡适通过潘光旦于《新月杂志》所发表的《一本有趣的年谱》（第三卷，第五、六期，1931年7、8月上海出版）之外，我记得还看过另一本胡铁花先生年谱的单行本。然近日在哥大中文图书馆中，却遍索不得。

[9]蔡元培于1918年8月3日，为胡适著《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所写的序，大意是说，“适之先生生于世传‘汉学’的绩谿胡氏，禀有‘汉学’的遗传性”，云云。这篇序后来在原书改名《中国古代哲学史》（1929年“万有文库”本，和1965年台北商务印书馆重印本）而重印之时仍被保存。笔者承乏哥大中文图书馆期间，曾为该馆搜得该书1919年第一版的原本，列为该馆“珍版书”之一。不幸此书已自哥大遗失。

[10]见注［5］。

[11]胡仔著《苕溪渔隐丛话》（前集三十卷，后集四十卷）是我国文学批评史上一部划时代的著作。据《四库提要》的记述，该书是“继阮阅《诗话总龟》而作，凡阅所载者皆不录……二书相辅相行，北宋以前之诗话，大抵略备矣”。见《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诗文评类，一。

[12]胡宗宪（1511——1565）为明代抗倭名将。《明史》卷二○五，有专传。房兆楹所撰的英文《胡宗宪传》载《明代名人传》（C.CarrintonGoodrich，ed.，Dictionary of Ming Biography，1368——1644.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76.II，pp.631——638）颇可参考。

[13]参阅《胡铁花先生家传》（《台湾纪录两种》卷上《代序》。1951年，台湾文献委员会印行）。李敖的《胡适评传》（1972年，“文星丛刊”本）写得很扎实。也是有关胡适的家庭和幼年时期最好的一本传记，极有参考价值。只是在他所制的《胡适一家子的谱系》里，把“胡星五”列为“胡传”的祖父，不知何所本？

1957年适之先生曾为笔者试拟一绩谿上庄胡氏的五代世系表。此表后来由笔者转交哥大中国口述历史学部保存，现已无法寻觅。然据《胡铁花先生家传》，则胡星五为胡适的“伯祖”；适之先生的《四十自述》中《我的母亲的订婚》那一章也提到“星五先生娘”是他父母订婚时的媒人。她说铁花先生是“我家大侄儿三哥”。所以，李敖书中的“谱系”可能有误。

[14]胡铁花先生在他的自述里提到洪杨乱前，他们绩谿上庄的胡氏，人口总数有六千之众。这数字可能是笔误——罗尔纲抄写时所发生的笔误，亦未可知。绩谿是皖南山区里的一个小县，人口甚少，有这样六千人聚居的大族，是件不可想象的事。

太平之乱时，李鸿章奉旨回籍组织“团练”。这些后来发展成为清末有名的“淮军”的“团练”，事实上便是皖北一带——尤其是合肥一县之中，各大宗族所自动组织的子弟兵。合肥是当时安徽省，甚至是整个大清帝国里人口最多的一县；其时充当淮军骨干的周、刘、唐、张等大族，似乎没有一族的人口是超过六千人的。据此类推，绩谿八都上庄胡氏的丁口似乎不可能有这么大的数目。

第二章　我的父亲

青年期的家难

我的父亲胡传（1841——1895）［字铁花，号钝夫，原名守珊，故一字守三］生于安徽省绩溪县北部的上庄[1]。兄弟五人，我父最长。我家历代都是以经营茶叶贸易为生的，也就是自故乡山区贩茶往上海一带自设的茶叶店中出售。上海那时已是个大商业中心。我的高祖原已在上海黄浦江对岸的川沙设有小店，祖父又在上海设一支店。父亲幼年即甚壮健。当先祖每年春季返乡收茶时，店中商务便由父亲独力管理。

父亲十六岁时便随先祖去川沙，并由先祖延聘塾师，教授诗文。父亲因为十分聪颖，早为其有志为学的伯父［星五公］所赏识。他认为有这样资质的青年子侄，实在不应该在一个小茶叶店里埋没了。所以父亲被家中长辈特地选出，让他专心读书，以便参加科举。

可是这时正值洪杨起事之后，内战的烽火已日益迫近。当洪杨于1850年在金田村发难之时，父亲才九岁。1853年太平军进占南京，建立“太平天国”，并以南京为“天京”。数年之内，太平军数度侵入皖南徽州山区，焚掠迨遍。1860年我绩溪县亦为太平军所焚掠，一连三载，父亲和邻居亲友均率领家属到高山里去避难，并据险自卫。1862年情势更为险恶，乃又迁往休宁县暂避[2]。

但是休宁亦非乐土。太平军仍不时进犯，家人也四处躲藏。1862年年底，局势稍稍好转，全家乃转返绩溪；不意翌年春初和夏季，太平军又两度进犯。就在太平军第二度入侵时，父亲在1860年（清咸丰十年）结婚的原配妻子［冯夫人］，便不幸死难了。她是那时我家二十余口——多半是妇孺——中唯一的死难者。当时父亲是我家中唯一年轻力壮的成员，帮助那比他大过二十多岁而颇有名望的乡绅伯父，度此大难。

在1860年至1864年（清咸丰十年至同治三年）四年之间，皖南真糜烂不堪。对这四年的焚掠、屠杀、饥荒等灾情，父亲在他遗留下来的自述里都有极详尽的记载。事实上他这段记述，远较当时其他任何［类似］的记述更为翔实[3]。

在父亲的回忆录里，他曾做一概括的统计：我上庄村内的胡氏宗祠原完工于1840年（道光二十年），亦即洪杨起事前十年，也是太平军犯境前二十年。宗祠毁于1861年（咸丰十一年）。太平乱前数百年我乡皆太平无事。地方殷实，人丁兴旺。我族那时曾做过一次丁口总计，以便按口派捐，建造祠堂。当时全族男女老幼约六千人。太平军覆灭后的第二年（1865），我族再做第二次的人口调查，拟再按口派捐，重建宗祠。调查所得，乱后剩余丁口不过一千二百人左右，人口减少了百分之八十[4]。

父亲所做的统计还有其他方面的记录，颇饶历史趣味。在这群大难不死的劫后余生中，竟有二百人染有烟癖！鸦片鬼的堕落，实有甚于一般游手好闲的懒汉。他们终年耕耘所获，还不足以偿付烟债。父亲那时便自问，这种人在生活上何能自给呢？！他的结论则是这整个胡氏一族都仰赖于四百几十个经商在外的父兄子侄的接济。他们的汇款也救活了家人，并助其重建家园于大难之后[5]。

考试和书院教育

太平战后，父亲于同治四年（1865）进学为秀才，时年二十四岁。当年一个人读书上进先要在他祖籍所在通过“县试”，再参加省方所主持的“府试”；府试及格，便进学为“秀才”。既为秀才，则每三年都得应考一次，叫作“岁考”。如果一个秀才希望参加举人考试，他还要通过省级主办的甄别试验，叫作“科考”。科考及格才可参加“省试”（亦称“乡试”）。乡试是朝廷特派的“主考”所主持的［乡试及格，便“中举”成为“举人”了］[6]。

父亲进学之后，参加了几次“省试”都未能如愿。他深深了解他的学业为战火所耽误了，所以他决定到上海去进那些战后重开的“书院”，继续进修。经过慎重考虑之后，乃于1868年春初进了新近复校的“龙门书院”。该院山长（院长）刘熙载先生是当时扬州有名的经师。父亲被录取之后，便在该院读了三年——从1868年到1871年[7]。

在父亲的回忆录里，他记载了当时书院里的生活，特别是一些同学之间的交往与学习的经验。他的同学之中后来有许多都在政治上和学术上有相当成就的[8]。父亲对这位了不起的刘山长的教学方式也有所记载。他说所有在书院中受课的学生，每人每日都得写一份“日程”和一份“日记”。前者记载为学的进度；后者是记学者的心得和疑虑。为这种“日程”和“日记”的记述，该院都有特别印好的格式，按规格来加以记录。这些“日记”和“日程”父亲均保留下来。其中有趣而值得一提的，便是这印刷品的卷端都印有红字的宋儒朱熹和张载等人的语录。其中一份张载的语录便是：“为学要不疑处有疑，才是进步！”这是个完全中国文明传统之内的书院精神[9]。

我所敬重的老朋友吴稚晖先生，生于1865年，比父亲小二十四岁。吴先生也曾经告诉过我一件有关另一“书院”的惊人而有趣的故事。吴先生曾就读于江苏“南菁书院”。当吴氏第一次拜谒该院山长名儒黄以周先生时，他看到黄先生书斋上挂着一大幅使他难忘的格言：“实事求是，莫作调人！”这句格言如译成英语或白话，那就是：“寻找真理，绝不含糊！”这些也都说明了我国19世纪一些高等学府里的治学精神[10]。

父亲的自述里几乎以四分之一的篇幅，记述其重建上庄胡氏宗祠的经过。这项重建历时凡十一年，共费制钱一千三百三十万（约合银元一万三千三百元）。自1865年动工，直至1876年（光绪二年），父亲三十六岁那年才正式完工的。在这项伟大的工程中，他不但是该项工程粗工细活主要的规划者和执行人，他有时还要说服和克制族中守旧分子的反对。他所遗留的记录不幸有一部毁于火灾，但是这份记录却替后世留下了当年聚族而居的农村里的生活状况、社会组织和社会公益活动的极珍贵的第一手资料[11]。

在此期间父亲曾对中国地理——尤其边疆地理发生了研究的兴趣，这兴趣是他在上海龙门书院当学生时便养成的。他继续对地理学进修的原因，也是受当时国际和远东重要变动的影响[12]。据父亲的纪录，他对当时政府和士大夫对世界地理和中国边疆——尤其是东三省——的地理之无知，感到震惊！所以他便下定决心终生致力于中国边疆地理的研究。

吴大澂的知遇

当父亲于数年之内把家事稍事安顿之后，他便决定撇开家族乡党的小天地而远游北京，另图发展。在1881年（光绪七年）他年已四十，乃向一位经商致富的族伯［胡嘉言］借了一百银元，搭船自上海去天津转往北京[13]。在北京他仅凭两封推荐书，旅行了四十二天，到了吴大澂钦差的驻地宁古塔[14]。吴氏为一自修而成名的大学者、考古家和政治家。父亲告诉吴公他不是来求职的，他只盼吴氏能给予护照和通行证，好让他遍游东北，并考察边疆地理。吴氏对父亲大为赏识，其后吴氏巡行阅边，总是偕父亲同行；尤其是1882年（光绪八年）中俄勘定疆界时，他们曾同晤俄方勘界专员[15]。

就在这一年吴氏正式聘任父亲为其幕僚。稍后吴氏并在父亲毫不知情的情况之下专折向朝廷特别保荐，说父亲胡传“有体有用，实足为国家干济之才，不仅备一方牧令之选”[16]。父亲惊喜之余，当然也深感吴公的知遇。其后多年便一直在吴公幕府，参与机要。

父亲在东北一段时期往各地旅行考察，备历艰险。在1883年（光绪九年）一次［兼查十三道，戞牙河地势］途中，一行人员在森林中大雪迷路，三日不得出[17]。干粮已尽，计无可施。此时父亲忽有所悟，他叫随行人员去寻觅一条山涧，然后循山涧而下。因为山涧总归会流出山区的，循山涧找出路，应该是不会错的。于是他们找到了一条山涧，循涧而下，终于脱险。为此，父亲曾做了一首诗，以为纪念。四十年后，当我在1919年发表一系列有关实验主义的讲演之时，我还举出这个例子，来诠释约翰·杜威在他《思维术》里所阐明的理论[18]。

自1881年以后，父亲便一直致力于公务。自1881年至1886年，他在东北服务六年。1886年先祖母逝世，父亲返里奔丧。翌年又转广州依广东巡抚吴大澂。吴派他去海南岛视察，并报告全岛土著状况，做可能开发的筹划。父亲于此行所保留的详细日记，后来曾发表于专研地理学的《禹贡半月刊》[19]。

1888年（光绪十四年），黄河在郑州一带决口。吴大澂自粤奉调任河道总督；设督署于郑州，监督堤工。父亲乃随吴去郑州。在此期间父亲亦记有详尽日记，记录构料、修堤等工作。当年的河工不但极其腐化，且有各种迷信掺杂其间。迷信之一便是崇奉水蛇、虾蟆为“河神”。

父亲在治河时期日记里便做了十首《郑工合龙纪事诗》，其中的一首便坦白地批判这迷信之无稽。下面便是这首诗的原文：

纷纷歌舞赛蛇虫，

酒醴牲牢告洁丰。

果有神灵来护佑，

天寒何故不临工？

我引这首诗来说明我父亲生命里富于学术的一面。他是笃信宋儒的，尤其崇奉程颢、程颐和朱熹，是所谓“理学”。由于业师刘熙载先生的教诲，我父亲受程朱理学的影响也很大，所以他毫不犹豫地对大清帝国内当时所流行的宗教，予以严肃的怀疑与批判[20]。

由于襄赞治河的劳绩，吴大澂乃保举父亲以直隶州候补知州分发各省候缺任用。1889年（光绪十五年）父亲自郑州请假返籍探亲。便在这一次短暂的探亲假期，我父母就在原籍结婚了。婚后父亲乃携眷返郑州继续治河。翌年，父亲乃离开河南任所往北京等候签派新职。当年合格官吏的选派，多凭抽签决定。父亲抽得往江苏省候补的签，这在当时实在是最好的机会了。所以在1890年到1891年两年之间，我父母均住在江苏省会所在地的苏州；后来又被派往上海，担任“松沪厘卡总巡”。我便是1891年12月在上海出世的。就在这一段时期里，父亲已有“能吏”之名，所以其他各省当局，对他也就竞相延揽了[21]。

在台湾任知州和统领

1892年，不但是我父亲原任所在的江苏省署，就是广东省署和新设的台湾省署，都纷纷奏请朝廷想调请父亲前往各该省任职。但是北京中央则循新任台湾巡抚邵友濂之请，调父亲去台湾任职，盖当时台湾省治新设，需要人才甚急，所以北京吏部乃遴选干员胡传，前往台湾，襄赞省政。奉命之后，父亲不得已只好暂留眷属于上海，于1892年只身赴台。其后在台湾一直任职达四年之久。

在台任职期间，父亲曾巡视全岛各地，并代邵巡抚亲往澎湖列岛视察军务。他的巡台日记，以及对邵巡抚的禀启，均曾由今日的“台湾省文献委员会”付印出版[22]。

父亲因为深谙地理之学，根据所学加以判断，他认为当时全台各地的防御工事，例如各地的炮台，对台湾的实际防御均无补于事。在［1885年］中法战后，我国南洋海军全毁，台湾门户洞开，全岛实际上无防御之可言。所以他在向省署的禀启中，坦白指陈当时散置全岛各地各种零星防御工事，以及落伍逾龄的各种武器，和那些装备训练均感不足的武装部队，全属浪费。父亲乃禀请省署将这些无用的设施，全部废弃。另行训练一支小型海军，以为全岛防务之用[23]。

父亲在全岛旅行视察之后，由于当时防疫设备不足，乃染上疟疾，卧病甚久。和他同行的仆役亦同染疫疠，甚至无一人生还！

1892年，父亲又受委管理全岛盐政，半年之内便有很多的兴革。最近一位盐务专家便曾根据父亲有关盐政的报告，撰文研讨父亲当年对台湾盐政的贡献[24]。

1893年（光绪十九年）父亲又受［台湾藩台唐景崧］牌委代理台东直隶州知州。台东当时是台湾唯一的一个直隶州。他接任只有一天，台东的后山驻军统领——可能因为心脏病猝发——突告病故。邵友濂巡抚乃委派父亲兼领台东后山军务。所以当我在1952年访问台东时，台东父老仍然记得我的父亲是位武官——胡统领，而非文官——胡知州[25]。

在父亲统军期间，他发现全军有百分之八十至九十的官兵吸食鸦片。因为那时台湾疟疾流行，军中官兵误信鸦片可以防疟，所以几乎全军吸毒。父亲最恨吸毒，故极力使全军戒毒。这些事，在他的巡台日记里都有详细的记载[26]。

就在父亲在台湾担任统领这段时间里，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了。我军战败。强大的北洋海军全部为敌所毁。当北洋海军于1894年全军覆灭时，我父深知台湾已无法防守。如众所知，1895年中日马关和会时，我国把台湾割让于日本作为赔偿。所有清廷派来台湾的官吏，均奉召返回大陆。

可是台湾居民却强烈反对，尤其是当地士绅，他们群起吁请巡抚唐景崧制止割让，并宣布成立“台湾民主国”，选唐景崧为“伯理玺天德”（总统）。这个“民主国”事实上只存在不过数周——甚或只有几天——就完结了，但是台湾的抗日运动却延续至数月之久。

父亲迟至1895年6月25日始离职返国。此时大陆与台湾电讯已断。土著与土匪又纷起滋事。所幸父亲在台时颇有政声，所以尚能沿途通行无阻，返回台湾临时省会所在地［台南］。这时他已染了严重的脚气病，两腿浮肿，不能行动。但正如上节所提，父亲行政才能曾历经上峰嘉许，所以此时的新军事领袖刘永福将军，仍坚留我父在台继续服务。刘氏是前任巡抚和“伯理玺天德”离台后，全岛唯一的军事领袖，那时尚统治南部半个岛。父亲在台直病到不能行动的情况之下，刘氏始允许他离台内渡。父亲于1895年8月18日离台，8月22日病故于厦门——他成为“台湾民主国”的殉难者之一[27]。

下面是父亲于光绪二十一年乙未（1895）6月20日所立的遗嘱。虽然那时和他共患难的家人，都已离台赴沪，我二哥嗣秬尚随侍在侧。遗嘱的全文如下：

予生不辰，自弱冠以后，备历艰险，几死者数矣。咸同之间，粤寇蹂躏吾乡，流离播越，五年之久，刀兵、疠疫、饥饿三者交迫，屡濒于危而不死。在婺源覆舟于鹅掌滩下，亦幸不死。光绪癸未正月，在宁古塔奉檄由瑚布图河历老松岭赴珲春与俄罗斯廓米萨尔会勘边界，中途遇大雪，失道误入窝棘中，绝粮三日不死（窝棘者译言老林也）。乙酉，署五常抚民同知，八月廿三日，马贼猝来攻城，城人逃散，予以十三人御之，幸胜而不死。丁亥，在粤东奉檄渡海至琼州察看黎峒地势，自琼而南，直穿黎心以达崖州，染瘴病困于陵水，亦不死。壬辰之春，奉旨调台湾差委，至则派查全省营伍，台湾瘴疠与琼州等，予自三月奉檄，遍历台南北、前后山，兼至澎湖，驰驱于炎蒸瘴毒之中凡六阅月，从人死尽，而予独不死。今朝廷已弃台湾，诏臣民内渡，予守后山，地僻而远，闻命独迟，不得早自拔，台民变，后山饷源断，路梗文报不通，又陷于绝地，将死矣！嗟呼，往昔之所历，自以为必死而卒得免于死，今者之所遇，义可以无死，而或不能免于死，要之皆命也。汝从予于此，将来能免与否，亦命也。书此付汝知之，勿为无益之忧惧也。光绪二十一年五月二十八日（1895年6月20日）书台东镇海后军中营示秬儿。

铁花

注释

[1]原英文稿内只用“胡传”本名，未及字号。本稿内所列举的字和号是根据《胡铁花先生家传》所增补。《家传》被收录在《台湾纪录两种》（1951年台北文献委员会印行）中作为《代序》。《家传》是一篇简明确实的胡传的传记。胡氏自著《钝夫年谱》不全，亦未正式印行。又胡家及其乡人惯书其祖籍县名为“绩谿”，本篇及以后各章均用较通俗的“溪”字以代替“谿”字。

[2]太平军入侵皖南时，已在太平诸王内讧之后，洪杨革命已成尾声。军纪既已废弛，焚掠亦所难免。唯铁花先生遗稿内，亦有逃避“官军”的记载。笔者当年阅读原件时，便曾向适之先生指出，焚掠之事，清军亦有份，胡先生说：“你也看出这一点啦！”

[3]胡传所记皖南徽州一带遭劫的情形，可能是有关该地区灾情最详细的一部记录。关于其他地区还有很多种不同的记录都较胡氏遗稿更为翔实，只是适之先生那时并未看到。

[4]胡氏这段记述，可能不正确。参阅上章注释。铁花先生对当时徽州一带受劫的情形记述甚详。如果他们胡氏一族的人口在四年之乱中便死掉百分之八十，他的记录中一定有更多骇人听闻的故事。但是全稿中似乎只提到他原配冯氏死难一事，未见有其他死难的记述。所以一族人口损失八成的情形，似乎不大可能。洪杨乱前他们胡氏全族人口为“千六”被误为“六千”，倒比较可信。

[5]洪杨乱后，胡氏全族人口只有一千二百人，其中留在故乡、抽鸦片的成年男人（那时妇女染烟癖是极少的）就有二百人之多；另外还有四百位成年和青年的男人在外地经商，这个比率也不太可信。笔者当年本想于全稿完工时，再把这些问题向胡先生提出，一一加以澄清，不意胡氏突然逝世，这些问题就都变成悬案了。

[6]清袭明制，科举制度是很复杂的，三百年间变动也很大。大致说来科举考试是分三级的：“秀才”、“举人”和“进士”。一个士子要当秀才，他第一步要参加他祖籍所在的本县的“县考”；及格了，再升一级参加“府考”；又及格了，则由本府主管官的“知府”提名参加朝廷特派之“学政”所举行以“府”为单位的“院考”；院考又及格了，则由政府正式承认为“生员”，通称“秀才”。像胡传这样的读书人，他先要参加绩溪县的县考，再参加徽州府的府考和院考。他在同治四年（1865）通过了院考，“进学”成为“生员”，他就是胡秀才了。

做了秀才可麻烦了。为了避免“秀才三年成白丁”，朝廷每三年还要考他一次，是为“岁考”；秀才如想考“举人”，他还要参加府级的甄别试验，是为“科考”。科考不及格，他就不能参加省级考试举人的“乡试”。岁考不及格，那可能连个秀才的招牌都保不住了。岁、科考试及格的生员（秀才）又按成绩分为“附生”、“增生”、“廪生”（官家给点口粮故名）和“贡生”（贡献给朝廷的人才）。贡生又按考试成绩分为数等，最好的“拔贡”、“优贡”就有向朝廷申请做小官的资格了，优贡一等可以做“知县”（县长）候选人，三等也具有县教育局局长（训导）的资格。胡传便是“科考优等”而“乡试不售”，做了一辈子老秀才。他不甘失败，乡试落第之后，乃正式进大学——“龙门书院”，好好地读了三年书，预备卷土重来，再参加“江南乡试”。但是他是否又参加过乡试，那连他自己的儿子也不知道了。

胡传似乎是一位“优贡三等”，所以有人称他“训导”。他所参加的“乡试”是在南京举行的。清制江苏、安徽两省合称“江南省”。在“江南乡试”里名列前茅的，当然就是“江南才子”了。所以我国俗语上所谓“江南才子”并不限于长江以南所出生的“才子”，苏北、皖北的庄稼汉，乡试考得好的也有份。

胡适之先生对他父亲的“功名”的叙述，可以说是语焉不详，因为他是预备说给洋人听的，所以笔者作注时把它稍为补充一点。

关于清代科举制度的参考书，除一般官书之外，可考阅《清史稿·选举志》。通俗读物则以沈兼士编《中国考试制度史》（台北考试院考试技术改进委员会印行，1960年版）第九章最为简明扼要。

[7]据《清史稿·儒林传》：刘熙载（1813——1881）字融斋，兴化人，为清末大儒，晚年长“龙门书院”。尝戒学者曰：“真博必约，真约必博。”这也就是胡适所谓“为学当如金字塔”之意。胡氏治学对我国传统治学精神的承继，可说深入骨髓；西学对他的影响，有时反而是很表面的。

[8]《胡铁花先生家传》的作者张焕纶（经甫）便是胡氏在龙门书院的同学。经甫后来便是上海一带知名的学者。其他如袁爽秋、童米孙等也都见重于时。

[9]“不疑处有疑，才是进步！”这九个字是笔者在当年笔记残稿中找出的。近查1968年台北商务印书馆印行的《张子全书》却未见此条。其稍近似者有：“在可疑而不疑者，不曾学；学则须疑。”（《学大原下》）“闻而不疑，则传言之。见而不殆，则学行之，中人之德也。闻斯行，好学之徒也。见而识其善而未果于行，愈于不知者尔。”（见《正蒙·中正篇》）又：“无征而言，取不信，启诈妄之道也。杞宋不足征吾言，则不言；周足征，则从之。故无征不信，君子不言。”（《正蒙·有德篇》）这些都是胡适之治学终生奉为圭臬的格言。然上述九字或出宋儒其他语录。宋代的道学是清政府用以取士的官学。这个传统不但是被胡适之完全承继了，我国东南一带的文士所搞的儒学也全是宋明之学，此风至台湾而不衰！

[10]国民党元老钮永建先生也是当年“南菁书院”的学生。1960年夏，胡、钮二公同机飞美，途过冲绳岛休息，二人于海滩散步时，谈话的题材便是“南菁书院”。钮氏动人的故事使胡氏大感兴趣，所以胡公劝他到纽约时务必与哥伦比亚大学中国口述历史学部联络，好把这段学术史保留下来。胡公兴奋之余，并“口占一绝”，以赠惕老。诗曰：

冲绳岛上话南菁，海浪天风不解听。

乞与人间留记录，当年朋辈剩先生！

胡氏抵纽之后，曾把这首诗抄给我，并要我立刻与钮惕老联络，赶快把这段历史记录下来。笔者在胡公敦促之下，真于百忙中抽空往长岛，钮公的女儿李夫人家，数度拜访。钮氏这时虽然已年逾九十，但是耳聪目明，步履如常人。他老人家对口述个人回忆亦至感兴趣。钮公是我国革命元老中自同盟会以后，无役不与的中坚领袖。他的故事是说不尽的，他也急于全盘托出。可恨笔者当时是哥大雇佣研究员，每日都有十小时以上的工作量。校方对我的工作时间不作适度的调整，我是无法抽出时间来访问惕老的。后来我想出一变通办法：由我于夜间抽空赶编一份简明的《淞江钮惕生先生年谱》，把其中重要章节拟出大纲来，想请惕老的女儿抽空代为录音，好让我于周末抽空编校。但是钮小姐夫妇也是忙人，他们也抽不出空来做此额外工作。我们一拖再拖，钮老终于等不及而撒手人寰。胡适之先生要想为“人间”留下“南菁书院”的“记录”，竟以笔者忙乱而未能如愿，今日思之，真是仍有余恸。

[11]在我国传统的宗法社会里，农村知识分子——像胡传这一类的人——最能和衷合作，出钱出力，全心全意，竭力以赴的，莫过于盖祠堂、修族谱了。近千年来对我国社会思想影响最大的哲学家朱熹就说，“三世不修谱为不孝”。余风所及，近七八百年来的中国，真是无族无祠，无家无谱。所以，族谱实是我国民族史上最重要的一种史料，中国的族谱也是人类文明史中最大的一份记录！吾人如把族谱列为“丛书”，则这部丛书的总量，实比世界上最大的丛书——《四库全书》——还要大出数十倍。可惜的是我国三千年来的学术界，就始终未曾对族谱做个像样的综合研究、保藏，乃至著录。近代学术界对中国族谱的研究与收藏，实始自洋人。哥伦比亚大学中文图书馆对中国族谱的收藏，至今还是世界第一位。一校之藏，竟超过中国现有著录的族谱之总和！笔者常年承乏其间，曾利用其财力，再扩大其收藏。记得在最后征集中，曾收到海外赵氏所捐赠的英文版《赵氏族谱》。赵氏原为北宋皇族，为避金人之祸，南迁临安；又为避蒙古人之入侵再迁百粤。南宋亡国，这批凤子龙孙，乃流离海外，变成华侨。他们所叙述的故事，不疑处固有可疑，可疑处亦不无可信。笔者在哥大服务时期，曾为该校丰富的中国族谱收藏，作一小序曰《序哥伦比亚大学之中国族谱收藏》，发表于1968年“国立中央图书馆”印行的《庆祝蒋慰堂先生七十荣庆论文集》。在该文中我谈到我国族谱纂修工程之浩大，即举铁花先生遗著中所述的绩溪胡氏合族动员的故事为例。事实上胡铁花先生遗著，也是这一方面最可宝贵的第一手社会史料。

近世有革命思想的社会改革家，当然会认为族谱、宗祠是维系半封建的宗法社会的最腐朽的一种社会制度。但是不论它在中国社会发展史上所发生的正副作用，它却和今日正被发掘的皇陵、古墓一样，其中所保存的民族文化的遗产是无法估计的。

[12]李敖引梁启超的话，说清代学者治地理学的颇成一股风气，搞边徼地理和域外地理的很多。这是一句很有见地的话（见李敖著《胡适评传》，1967年，台北文星书店，页20）。

近代中国为国防建设而翻译的第一部洋书《海国图志》，也是一部地理书。

[13]据《家传》，铁花先生当时“受二百金，留百金于家，携百金以行”。

[14]宁古塔，民国后亦名宁安，在吉林省东南。因远在边陲，地荒人少，交通阻塞，气候严寒，所以在清代一直是内地犯人“充军”的地方。胡传以一个四十岁落第的江南士子，亲老家贫，妻亡子幼，竟然离乡撇井，负债投边，出塞四十余日，去充当一名三品小官吴大澂的幕僚！这种精神，也实在是难能可贵。

胡传当然自信是个人才，但是在人才济济的东南和北京找不到可以一展抱负的机会，这大概也是他下定决心到那最需要人才而人才最不愿去的地方去的最大动机，最后终能慢慢地脱颖而出。虽然他死的时候位不过知州，然而在近代中国边疆开发史上，也可说是青史垂名了。在他颠沛流离的一生里，我们也可看出帝王时代中国以做官为唯一职业的“读书人”生活的一鳞半爪。

[15]吴大澂与俄人办交涉的中俄勘界会议是在光绪十二年（1886）举行的。胡传于光绪八年（1882）所参与的会议，可能是一些预备会。

俄国是今日世界上硕果仅存的老牌西方帝国主义。其他西方帝国主义如英、法、德、意、美、荷、西、葡等国的殖民地已纷纷独立，或已归还原主，唯独俄帝的殖民地至今仍寸土不让，并且还在继续扩张。且看吴大澂当年的报告：

……边界自珲春河源至图们江口五百余里竟无界牌一个。黑顶子山濒江一带久被俄人侵占。［副都梳依克唐阿］屡与大澂照会俄员，索还占地，并迭次面商据约议论，该俄员等一味支吾延宕，竟于黑顶子地方，添设卡兵，接通电线，有久假不归之意……图们江左边距海不过二十里，立界牌一个……未照准条约记文二十里之说，与［俄员］巴啦诺伏反复辩论，该俄员以为海滩二十里俄人谓之海河，除去海河二十里方是江口。大澂等以为江口即海口。中国二十里即俄国十里。沙草峰原立界牌既与条约记文不符，此时即应照约更正。巴啦诺伏仍以旧图红线为词，坚执不允。此四月二十二日与俄员议立界牌，力争未决之情形也……（见吴大澂著《吉林勘界记》，载于“小方壶斋舆地丛钞”第一帙）

读此可知胡适之先生的父亲当年在我国东北工作的性质。他们那时工作的对象，九十二年之后，并没有太大的改变！

[16]李敖引顾廷龙编《吴愙斋先生年谱》（1935年，北平燕京大学出版）及《东华续录》证实确有此事。见《胡适评传》，页11——12。

[17]据《家传》，胡传迷路的地方是吉林十三道，嘎呀河，地在吉林东南，三国交界处。

[18]见《胡适言论集》甲编，华国版，页84；《胡适文存》卷二，实验主义，杜威思想。参阅《胡适评传》，页36。

[19]胡传，《游历琼州黎峒行程日记》载《禹贡半月刊》，第二卷第一期，北平，1934年9月1日出版，页22——36。

[20]这首诗胡氏在他的《四十自述》中也征引过。他的思想所受这首诗的影响，《四十自述》的第二章也说得很清楚。

[21]见《家传》及《评传》。李敖说胡传是“江苏抚宪刚毅的红人”（页3），未见注释，亦是想当然耳之论。不过铁花先生那时是在上海搞厘金的，清代乃至民国时代替上司办税务的总归受到上司信任盖无问题。

[22]胡传有关台湾的遗稿，被编为《台湾纪录两种》，一种是“日记”，另一种是“禀启”，今日在台湾已有两种版本：一为“台湾省文献委员会”印行的线装本；一为“台湾文献丛刊”的平装本。

[23]胡传关于重整海防的建议在他《复邵班卿》的那封信里说得最为沉痛（见台湾省文献委员会版《纪录两种》下册，页47）。他说：“今举一岁所入之大半，养十无一二可恃之防勇以耗之……将来必至无可收拾。”所以，他主张买几条炮舰。

[24]关于台湾盐政的论文和书籍，海外查对不易。据李敖所引有下列数种：连横《台湾通史》（1946年1月重庆商务印书馆版）卷十八《榷卖志》，卢嘉兴《台南县盐场史略》（《南瀛文献》二卷一、二期，1954年9月，台南县文献委员会版），及前人《台湾清季盐制与盐专卖》（《台南文化》五卷一期，1956年2月，台南市文献委员会版），及张绣文《台湾盐业史》（1955年11月，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版）第三章。上引诸书参阅《胡适评传》，页10。

当本章在《传记文学》第三十三卷第三期发表之后，笔者便收到台湾台南市周维亮先生来信，说：“……据我所知，李敖所引的各种［书刊］，无一是与铁花先生所治理台盐的资料有关。适之先生原意，恐系指拙著《胡铁花之台盐治绩》，文载1953年十月出版的《盐业通讯》第二十六期。当1954年二月适之先生回国的时候，我曾将此文寄请指正，不久便得复函，谬承嘉许……”

周君并将他的大作暨适之先生复函，影印寄下一份。在周君收到胡氏复信之后，他又续写了一篇《胡函小记》，刊于《盐业通讯》第三十二期。嗣后又收到胡氏赠书，周氏并将续写的文章和胡氏赠书扉页上亲切的题字，也影印各一份寄我。

细读周君大作，我也恍如故友重逢，因为其中一大部分，我也曾在胡家拜读过。只是事隔二十余年，实在想不起了。到哥大图书馆也遍找无着。得维亮先生之函，真大喜过望，爰附记于此，并向周先生志谢。

[25]关于胡适之先生1952年访问台东的新闻，李敖的《评传》中的第三章《半个台湾人》，也是一篇很有趣的综合记述。

[26]在胡传的巡台日记里——如光绪十九年八月初九日（1893年9月18日）——关于烟毒“可叹！可叹！”的记载，俱甚简略；详细而沉痛的报告，在他对上司的“禀启”里倒随处可见。

笔者当年阅读胡铁花先生遗著关于台湾烟毒一节，也特别感到兴趣，因为我的曾祖唐宗义（号信斋）也去过台湾，比胡传的旅行还要早十七年！他那时是淮军里的一个中上级军官，跟他的五叔唐定奎（字俊侯）于同治十三年（1874）率淮军渡海去台。他们的任务，据《清史稿》和张其昀先生所改编的《清史》卷四百三十二《唐定奎传》，似乎是这样的：

同治……十三年，日本扰台湾。生番滋事。船政大臣沈葆桢奏请援师。李鸿章荐定奎率所部往。七月，至台湾，驻凤山。择险分屯。龟纹番社引日兵与刺桐脚庄民寻仇相哄。定奎示以兵威，日人引去。时疫流行，士卒先后死千余人……台南大定。诏褒奖。命内渡休养士卒。

就在这些士卒之中，那位青年军官唐宗义，也因为迷信鸦片可以防疫，在台湾学会了抽大烟。烟瘾愈抽愈大，最后每天非“一二两膏子”不过瘾。据说当他老人家逝世时，他住的那栋老屋里的老鼠、蟑螂、黄鼠狼等等小动物，都瘫痪了。因为它们久居此屋，和老头子一道抽大烟，上了瘾。如今老头子死了，没有人供给免费鸦片，所以这些瘾君子就不能行动了。

笔者未见过我这位抽大烟的曾祖，但是我却见过一些比他年轻的当年的“士卒”。他们随他一道去台湾，一道学会抽大烟；“内渡”之后又替他“烧大烟”，“偷他大烟吃”。我幼年对这批在我家吃饭不做事的“无齿”老头子们，印象特别深，因为他们吃饭时，总欢喜说“夹白，夹白”，我那时并不知道那便是走了样的安徽台湾话“吃饭，吃饭”。

唐定奎“内渡”不久，刘铭传又去了。带去的还是淮军。淮军的士卒——尤其是中下级军官，泰半是合肥人。先曾祖是否二度去台，我现在就无法考据了。只知这批渡台的淮军，一直没有全撤。后来清廷和台湾巡抚强调胡传赴台，可能与他是安徽人也有点关系；倒不一定如他儿子所说的“调干员胡传赴台”，当然他的能干也是不能否认的。

胡传当了统领之后要强迫一些老兵戒烟，结果他被这些老兵将了一军——他们要告退，请长假，要统领大人发欠饷，发遣散费，以便“内渡”还江淮原籍。统领发不出欠饷，就只好算了。这批老兵原都是江淮一带失业的贫农；投军之后，九死一生，个个都做了“兵油仔”。命对他们是不值钱的，烟倒值几文。胡统领要他们革除烟癖，哪里办得到？再读《台湾纪录两种》，想想我家里以前的一些“无齿”的老头子，能不发思古之幽情？！

[27]李敖的《评传》（页18——20）对“台湾民主国”的兴亡史亦有一综合的叙述，足资参考。胡氏此处所说的日月，系据阳历推算的。

第三章　初到美国——康乃尔大学的学生生活

与不同种族和不同信仰人士的接触

今天我想谈谈我在美国留学的各方面。这些大半都是与1910年代——尤其是自1910年到1917年间——美国学生界，有关家庭、宗教、政治生活和国际思想诸方面的事情。由一个在当时思想和训练都欠成熟的中国学生来观察这些方面的美国生活，当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现在我们都知道，中国学生大批来美留学，实是1909年所设立的“庚款奖学金”以后才开始的。原来美国国会于1908年通过一条法案，决定退回中国在1901年（庚子）为八国联军赔款的余额——换言之，即美国扣除义和拳之乱中所受的生命财产等实际损失［和历年应有的利息］以后的额外赔款。

美国决定退还赔款之后，中国政府乃自动提出利用此退回的款项，作为派遣留美学生的学杂费。经过美国政府同意之后，乃有庚款的第一批退款。1924年，美国国会二度通过同样法案，乃有庚款的第二次退款。这样才成立了“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简称“中华基金会”。这当然又是另一件事了[1]。

由于庚款的第一批退款，经过中美两国政府交换说帖之后，乃有第一批所谓“庚款留学生”赴美留学。第一届的四十七人之中包括后来的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以及其他后来在中国科技界很有建树的许多专家。第二届七十人是在1910年在北京考选的，然后保送赴美进大学深造。另外还有备取七十人，则被录入于1910年至1911年间所成立的“清华学校”，作为留美预备班[2]。

我就是第二届第一批考试及格的七十人之一。所以，1910年至1911年间也是中国政府大批保送留学生赴美留学的一年。抵美之后，这批留学生乃由有远见的美国人士如北美基督教青年会协会主席约翰·穆德（John R.Mott）等人加以接待。多年以后，当洛克菲勒基金会拨款捐建那远近驰名的纽约的“国际学社”（International House）时，穆德的儿子便是该社的执行书记。我特地在此提出说明这个国际精神，并未中断[3]。

像穆德这样的美国人，他们深知这样做实在是给予美国最大的机会，来告诉中国留学生，受美国教育的地方不限于课堂、实验室和图书馆等处，更重要的和更基本的还是在美国生活方式和文化方面去深入体会。因而通过这个协会，他们号召美国各地其他的基督教领袖和基督教家庭，也以同样方式接待中国留学生，让他们知道美国基督教的家庭生活的实际状况；也让中国留学生接触美国社会中最善良的男女，使中国留学生了解在美国基督教整体中的美国家庭生活和德性。这便是他们号召的目标之所在。许多基督教家庭响应此号召，这对我们当时的中国留学生，实在是获益匪浅。

在绮色佳地区康乃尔大学附近的基督教家庭——包括许多当地士绅和康大教职员——都接待中国学生。他们组织了许多非正式的组织来招待我们，他们也组织了很多的圣经班。假若中国留学生有此需要和宗教情绪的话，他们也帮助和介绍中国留学生加入他们的教会。因此在绮色佳城区和康乃尔校园附近也是我生平第一次与美国家庭发生亲密的接触。对一个外国学生来说，这是一种极其难得的机会，能领略和享受美国家庭、教育，特别是康大校园内知名的教授学者们的温情和招待[4]。

绮色佳和其他大学城区一样，有各种不同的教会。大多数的基督教会都各有其教堂。“教友会”（或译“贵格会”或“匮克会”Quaker；Society of Friends）虽无单独的教堂，但是康乃尔大学法文系的康福（W.W.Comfort）教授却是个教友会的教友，足以补偿这个遗珠之憾。康氏后来出任费城教友会主办的海勿浮学院（Haverford College）的校长。我就送我的小儿子在该校就读两年。康福教授既是个教友会的基督徒，他的家庭生活便也是个极其美好的教友会教徒的家庭生活。我个人第一次对教友会的历史发生兴趣和接触，和对该派奇特而卓越的开山宗师乔治·弗克斯（George Fox，1624——1691）的认识，实由于读到［欧洲文艺复兴大师］伏尔泰（Voltaire，1694——1778）有关英国教友会派的通信。这一认识乃引起我对美国教友会的教友很多年的友谊[5]。

教友会的信徒们崇奉耶稣不争和不抵抗的教导。我对这一派的教义发生了兴趣，因为我本人也曾受同样的但是却比耶稣还要早五百年的老子的不争信条所影响。有一次我访问费城教友会区，康福教授便向我说：“你一定要见我的母亲，访问一下她老人家。她住在费城郊区的日耳曼镇（German Town）。”由于康福教授的专函介绍，我就顺便访问了康福老太太。康福老太太乃带我去参观教友会的会场[6]。这是我生平的第一次，印象和经验都是难忘的。这一次访问的印象太深刻了，所以在教友会里我有很多终身的朋友。我以后也时常去教友会集会中做讲演；我也送了我的小儿子去进教友会的大学[7]。

当然我也接触了很多基督教其他不寻常的支派。在我的《留学日记》里，我也记载了访问犹他州（Utah）“摩门教会”（Mormonism）的经过。我也碰过几位了不起的摩门派学人和学生。我对他们的印象也是极其深刻的。同时也改变了以前我像一般人所共有的对摩门教派很肤浅的误解[8]。

我和一些犹太人也相处得很亲密。犹太朋友中包括教授和学生。首先是康乃尔，后来又在哥伦比亚，我对犹太人治学的本领和排除万难、力争上游的精神，印象极深。在我阅读《圣经》，尤其是《旧约》之后，我对犹太人真是极其钦佩[9]。所以，我可以说这些都是我的经验的一部分——是我对美国生活方式的了解。

在1911年的夏天——也就是我从大学一年级升入二年级的那个夏天——有一次我应约去费城的孛可诺松林区（Pocono Pines）参加“中国基督教学生联合会”的暑期集会。会址是在海拔二千英尺、风景清幽的高山之上。虽在盛暑，却颇有凉意[10]。该地有各项设备，足供小型的宗教集会之用。在我的《留学日记》里便记载着，一日晚间，我实在被这小型聚会的兴盛气氛所感动，我当场保证我以后要去研究基督教。在我的日记里，以及后来和朋友通信的函札上，我就说我几乎做了基督徒。可是后来又在相同的情绪下，我又反悔了。直至今日我仍然是个未经感化的异端。但是在我的日记里我却小心地记录下这一段经验，算是我青年时代一部分经验的记录[11]。

今日回思，我对青年时代这段经验，实在甚为珍惜——这种经验导致我与一些基督教领袖们发生直接的接触，并了解基督教家庭的生活方式，乃至一般美国人和那些我所尊敬的师长们的私生活，特别是康福教授对我的引道，使我能更深入地了解和爱好《圣经》的真义。我读遍《圣经》，对《新约》中的《四福音书》中至少有三篇我甚为欣赏；我也欢喜《使徒行传》和圣保罗一部分的书信。我一直欣赏《圣经》里所启发的知识。

后些年在北京大学时，我开始收集用各种方言所翻译的《新约》或新旧约全书的各种版本的中文《圣经》。我收集的主要目的是研究中国方言。有许多种中国方言，向来都没有见诸文字，或印刷出版，或做任何种文学的媒介或传播工具。可是基督教会为着传教，却第一次利用这些方言来翻译福音，后来甚至全译《新约》和一部分的《旧约》。

我为着研究语言而收藏的《圣经》，竟然日积月累，快速增加。当“中国圣经学会”为庆祝该会成立五十周年而举办的“中文《圣经》版本展览会”中，我的收藏，竟然高居第二位——仅略少于该会本身的收藏。这个位居第二的《圣经》收藏，居然是属于我这个未经上帝感化的异端胡适之！

我对美国政治的兴趣

以上所说的是我当学生时代生活的一方面。

唐君，你还要我说些什么？……或者我再来谈点政治罢[12]。

当我于1910年初到美国的时候，我对美国的政治组织、政党、总统选举团，和整个选举的系统，可说一无所知。对美国宪法的真义和政府结构，也全属茫然。1911年10月，中国的辛亥革命突然爆发了。为时不过数月，便将统治中国有二百七十多年之久的清专制推翻。1912年1月，中华民国便正式诞生了。你知道这一年是美国大选之年。大选之年也是美国最有趣和兴奋的年头。威尔逊是这一年民主党的候选人。同时共和党一分为二。当权的塔夫脱总统领导着保守派。前总统老罗斯福却领导了自共和党分裂出来的进步党，它是美国当时的第三大党。罗氏也就是该党的领袖和总统候选人。这一来，三党势均力敌，旗鼓相当，因而连外国学生都兴奋得不得了[13]。

这一年康乃尔大学的政治系新聘了一位教授叫山姆·奥兹（Samuel P.Orth）。他原是克里弗兰市里的一位革新派的律师。他在该市以及其本州岛（俄亥俄）内的革新运动中都是个重要的领导分子，由康大自俄亥俄州的律师公会中延聘而来，教授美国政府和政党（专题）。我一直认为奥兹教授是我生平所遇到的最好的教授之一；讲授美国政府和政党的专题，他实是最好的老师。我记得就在这个大选之年（1912——1913），我选了他的课。

下面一段便是他讲第一堂课时的开场白[14]：

今年是大选之年。我要本班每个学生都订三份日报——三份纽约出版的报纸，不是当地的小报——《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是支持威尔逊的；《纽约论坛报》（The New York Tribune）是支持塔夫脱的；《纽约晚报》（The New York Evening Journal）［我不知道该报是否属“赫斯特系”（Hearst family）的新闻系统，但是该报不是个主要报纸］是支持罗斯福的。诸位把每份订它三个月，将来会收获无量。在这三个月内，把每日每条新闻都读一遍。细读各条大选消息之后，要做个摘要；再根据这摘要做出读报报告缴给我。报纸算是本课目的必需参考书，报告便是课务作业。还有，你们也要把联邦四十八州之中，违法乱纪的竞选事迹作一番比较研究，缴上来算是期终作业！

我可以告诉你，在我对各州的选举活动作了一番比较研究之后，我对美国的政治也就相当熟习了。

奥兹教授在讲过他对学生的要求之后，又说：“……就是这样了！关于其他方面的问题，听我的课好了！”

我对这门课甚感兴趣！

奥兹教授对历史很熟。历史上的政治领袖和各政党——从［美国开国时期的］联邦系（Federalists）到［20世纪初期的］进步党（Progressives）——等等创始人传记，他也甚为清楚。他是俄亥俄州人，他对前总统麦金尼周围助选的政客，如一手把麦氏推上总统宝座的大名鼎鼎麦克斯·韩纳（Marcus Hanna，1837——1904），他都很熟[15]。所以奥兹告诉我们说：“看三份报，注视大选的经过。同时认定一个候选人做你自己支持的对象。这样你就注视你自己的总统候选人的得失，会使你对选举更为兴奋！”

他对我们的另一教导，便是要我们参与绮色佳城一带举行的每一个政治集会。我接受了奥氏的建议，于1912年的选举中选择了进步党党魁老罗斯福作为我自己支持的对象。四年之后（1916），我又选择了威尔逊为我支持的对象。在1912年全年，我跑来跑去，都佩戴一枚［象征支持罗斯福］的大角野牛像的襟章；1916年，我又佩戴了支持威尔逊的襟章。

我在1912年也参加了许多次政治集会，其中有一次是老罗斯福讲演赞助进步党候选人奥斯卡·斯特劳斯（Oscar Strauss）竞选纽约州州长。在绮色佳集会中最激动的一次便是罗斯福被刺之后那一次集会。罗氏被刺客击中一枪，子弹始终留在身内未能取出。我参加了这次集会，好多教授也参加了。令我惊奇的却是此次大会的主席，竟是本校史密斯大楼（Goldwin Smith Hall）的管楼工人。这座大楼是康大各系和艺术学院的办公中心！这种由一位工友所主持的大会的民主精神，实在令我神往之至。在这次大会中，我们都为本党领袖的安全而祈祷，并通过一些有关的议案。这次大会也是我所参加过的毕生难忘的政治集会之一。

该年另一个难忘的集会便是由我的业师客雷敦（J.E.Creighton）教授代表民主党，康大法学院长亥斯（Alfred Hayes）教授代表进步党的一次辩论会。这批教授们直接参加国家大政的事，给我的印象实在太深了。我可以说，由这些集会引起我的兴趣也一直影响了我以后一生的生活。

大选刚过，我因事往见伦理学教授索莱（Frank Thilly），当我们正在谈话之时。客雷敦教授忽然走了进来。他二人就当着我的面，旁若无人地大握其手，说：“威尔逊当选了！威尔逊当选了！”我被他二人激动的情绪也感动得热泪盈眶。这两位教授都是支持威尔逊的。他二人也都在普林斯顿大学教过书，都深知威尔逊，因为威氏曾任普大校长多年。他二人对威氏出任总统也发生了不感兴趣的兴趣。

几年之后［1915年］，我迁往纽约市。从康乃尔大学研究院转学至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并住入哥大当时最新的佛纳大楼（Furnald Hall）。1915年不是个选举年，但是这一年却发生了有名的美国妇女争取选举权的五马路大游行。我目睹许多名人参加此次游行。约翰·杜威夫妇也夹在游行队伍之中。杜威教授并曾当众演说。1915年岁暮，杜威并直接参加此一群众运动。这一件由教授们直接参加当时实际政治的事例，给我的影响亦至为深刻。

我想把1916年的大选在此地也顺便提一提。此时老罗斯福的光彩对我已失去兴趣，而我对那位国际政治家威尔逊却发生了极深的信仰。先是在1914年，我曾以职员和代表的身份参加过一次世界学生会议。这个会是当时“世界学生会联合会”（The Association of Cosmopolitan Clubs）和“欧洲学生国际联合会”（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Studentsof Europe）所联合举办的。先在绮色佳集会之后，再会于华盛顿。在华府我们曾受到威尔逊总统和国务卿白来恩（Williams Jennings Bryan）的亲自接见，他二人都在我们的会里发表讲演[16]。

我清楚地记得正当1916年大选投票的高潮之时，我和几位中国同学去“纽约时报广场”看大选结果。途中我们看到《纽约世界日报》发出的号外。《世界日报》是支持威尔逊的大报之一。可是这一次的号外却报道共和党候选人休斯（Charles E.Hughes）有当选的可能。我们同感失望，但是我们还是去时报广场，看时报大厦上所放映的红白二色的光标，似乎也对威尔逊不利。我们当然更为失望，但是我们一直坚持到午夜。当《纽约晚邮报》（The New York Evening Post）出版，休斯仍是领先。该报的发行人是有名的世界和平运动赞助人韦那德（Oswald Garrison Villard）。我们真是太失望了。我们只有打道回校。那时的地道车实在拥挤不堪，我们简直挤不进去，所以我们几个人乃决定步行回校——从西四十二街走回西一一六街［约五公里］的哥大校园。

翌日清晨，我第一桩事便是看报上的选举消息。所有各报都报道休斯可能当选，但是我却买不到《纽约时报》。它显已被人抢购一空了。我不相信其他各报的消息，乃步行六条街，终于买到一份《时报》。《时报》的头条消息的标题是：“威尔逊可能险胜！”读后为之一快，乃步行返校吃早餐。你可能记得，这一旗鼓相当的大选的选票一直清理了三天；直至加州选票被重数了之后，威尔逊才以三千票的“险胜”而当选总统！

另外当时还有几个小插曲也值得一提。就在我差不多通过所有基层考试的时候，因为我希望在1916年至1917年间完成我的博士论文，我觉得有迁出哥大宿舍的必要。那时的中国留学生差不多都集中住于三座宿舍大楼——佛纳、哈特莱（Hartley Hall）和李文斯敦（Livingston Hall），［中国同学住在一起，交际应酬太多，影响学业，］所以我迁至离哥大六十条街［三英里］之外，靠近西一七二街附近的海文路九十二号一所小公寓，与一云南同学卢锡荣君同住。我们合雇了一位爱尔兰的村妇，帮忙打扫，她每周来一次做清洁工作。在1916年大选之前（那时妇女尚无投票权），我问她说：“麦菲夫人（Mrs.Murphy），你们那一选区投哪位候选人的票啊？”[17]

“啊！我们全体反对威尔逊！”她说，“因为威尔逊老婆死了不到一年，他就再娶了！”

数周之后，我参加了一个餐会。主讲人是西海岸斯坦福大学校长戴维·交顿（David Starr Jordan）。他是一位世界和平运动的主要领导人。当大家谈起大选的问题时。交顿说：“今年我投谁的票，当初很难决定，我实在踌躇了很久，最后才投威尔逊的票！”他这席话使当时出席餐会的各界促进和平的士女大为骇异。所以有人就问交顿，当时为何踌躇。交顿说：“我原在普林斯顿教书，所以深知威尔逊的为人。当他做普大校长时，他居然给一位教授夫人送花！”这就是戴维·交顿不要威尔逊做美国总统的主要原因。其所持理由和我们的爱尔兰女佣所说的，实在有异曲同工之妙。

我对美国政治的兴趣和我对美国政制的研究，以及我学生时代所目睹的两次美国大选，对我后来对［中国］政治和政府的关心，都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其后在我一生之中，除了一任四年的战时中国驻美大使之外，我甚少参与实际政治。但是在我成年以后的生命里，我对政治始终采取了我自己所说的不感兴趣的兴趣（disinterested-interest）。我认为这种兴趣是一个知识分子对社会应有的责任。

放弃农科，转习哲学

我在1910年进康乃尔大学时，原是学农科的。但是在康大附设的纽约州立农学院学了三个学期之后，我做了重大牺牲，决定转入该校的文理学院，改习文科。后来我在国内向青年学生讲演时便时常提到我改行的原因，并特别提及“果树学”（Pomology）那门课。这门课是专门研究果树的培育方法。这在当时的纽约州简直便是一门专门培育苹果树的课程。在我们课堂上学习之外，每周还有实习，就是这个“实习”，最后使我决定改行的。

在我的讲演集里，有几处我都提到这个小故事。其经过大致是这样的[18]：

实习时，每个学生大致分得三十个或三十五个苹果。每个学生要根据一本培育学指南上所列举的项目，把这三十来个苹果加以分类。例如茎的长短，果脐的大小，果上棱角和圆形的特征，果皮的颜色，和切开后所测出的果肉的韧度和酸甜的尝试、肥瘦的记录……这叫作苹果分类，而这种分类也实在很笼统。我们这些对苹果初无认识的外国学生，分起来甚为头痛！

但是这种分类，美国学生做来，实在太容易了。他们对各种苹果早已胸有成竹；按表分类，他们一望而知。他们也毋需把苹果切开，尝其滋味。他们只要翻开索引或指南表格，得心应手地把三十几个苹果的学名一一填进去，大约花了二三十分钟的时间，实验便做完了。然后拣了几个苹果，塞入大衣口袋，便离开实验室扬长而去。可是我们三两位中国同学可苦了。我们留在实验室内，各尽所能去按表填果，结果还是错误百出，成绩甚差。

在这些实验之后，我开始反躬自省：我勉力学农，是否已铸成大错呢？我对这些课程基本上是没有兴趣；而我早年所学，对这些课程也派不到丝毫用场；它与我自信有天分有兴趣的各方面，也背道而驰。这门果树学的课——尤其是这个实验——帮助我决定如何面对这个实际问题。

我那时很年轻，记忆力又好。考试前夕，努力学习，我对这些苹果还是可以勉强分类和应付考试的；但是我深知考试之后，不出三两天——至多一周，我会把那些当时有四百多种苹果的分类，还是要忘记得一干二净。我们中国，实际也没有这么多种苹果，所以我认为学农实在是违背了我个人的兴趣。勉强去学，对我说来实在是浪费，甚至愚蠢。因此我后来在公开讲演中，便时时告诫青年，劝他们对他们自己的学习前途的选择，千万不要以社会时尚或社会国家之需要为标准。他们应该以他们自己的兴趣和禀赋，作为选科的标准才是正确的[19]。

除此之外，当然还有使我转入文理学院去学习哲学、文学、政治和经济的其他诸种因素。其他基本的因素之一便是我对哲学、中国哲学和研究史学的兴趣。中国古代哲学的基本著作，及比较近代的宋明诸儒的论述，我在幼年时，差不多都已读过。我对这些学科的基本兴趣，也就是我个人的文化背景。

当我在农学院就读的时期，我的考试成绩，还不算坏。那时校中的规定，只要我能在规定的十八小时必修科的成绩平均在八十分以上，我还可随兴趣去选修两小时额外的课程。这是当时康乃尔大学的规定。这一规定，我后来也把它介绍给中国教育界，特别是北京大学。在中国我实在是这一制度最早的倡导人之一。

利用这两三个小时选修的机会，我便在文学院选了一门客雷敦教授所开的“哲学史”。客君不长于口才，但他对教学的认真，以及他在思想史里对各时代、各家各派的客观研究，给我一个极深的印象。他这一教导，使我对研究哲学——尤其是中国哲学——的兴趣，为之复苏！

使我改行的另一原因便是辛亥革命，打倒清朝，建立民国。中国当时既然是亚洲唯一的一个共和国，美国各地的社区和人民对这一新兴的中国政府发生了浓厚的兴趣。校园内外对这一问题的演讲者都有极大的需要。在当时的中国学生中，擅于口才而颇受欢迎的讲演者是一位工学院四年级的蔡吉庆。蔡君为上海圣约翰大学的毕业生，留美之前并曾在其母校教授英语。他是位极其成熟的人，一位精彩的英语演说家。但是当时邀请者太多，蔡君应接不暇，加以工学院课程太重，他抽不出空，所以有时只好谢绝邀请。可是他还是在中国同学中物色代替人，他居然认为我是个可造之材，可以对中国问题，做公开讲演。

有一天蔡君来找我。他说他在中国同学会中听过我几次讲演，甚为欣赏；他也知道我略谙中国古典文史。他要我越俎代庖，去替他应付几个不太困难的讲演会，向美国听众讲解中国革命和共和政府。在十分踌躇之后，我也接受了几个约会，并做了极大的准备工作。这几次讲演，对我真是极好的训练。蔡君此约，也替我职业上开辟了一个新的方向，使我成为一个英语演说家。同时由于公开讲演的兴趣，我对过去几十年促成中国革命的背景，和革命领袖人物的生平，也认真地研究了一番。

这个对政治史所发生的兴趣，便是促使我改行的第二个因素！

还有第三个促使我改行的原因，那就是我对文学的兴趣。我在古典文学方面的兴趣，倒相当过得去。纵是在我十几岁的时候，我的散文和诗词习作，都还差强人意。当我在康乃尔农学院（亦即纽约州立农学院）就读一年级的时候，英文是一门必修科，每周上课五小时，课程十分繁重，此外我们还要选修两门外国语——德文和法文。这些必修科使我对英国文学发生了浓厚的兴趣，我不但要阅读古典著作，还有文学习作和会话。学习德文、法文也使我发掘了德国和法国的文学。我现在虽然已不会说德语或法语，但是那时我对法文和德文都有相当过得去的阅读能力。教我法文的便是我的好友和老师康福教授，他也是我们中国学生圣经班的主持人。

我那两年的德语训练，也使我对歌德（Goethe）、雪莱（Schiller）、海涅（Heine）和莱辛（Lessing）诸大家的诗歌亦稍有涉猎。因而我对文学的兴趣——尤其是对英国文学的兴趣，使我继续选读必修科以外的文学课程。所以当我自农学院转入文学院，我已具备了足够的学分（有二十个英国文学的学分），来完成一个学系的“学科程序”[20]。

康乃尔文学院当时的规定，每个学生必须完成至少一个“学科程序”才能毕业。可是当我毕业时，我已完成了三个“程序”：哲学和心理学，英国文学，政治和经济学。三个程序在三个不同的学术范围之内。所以那时我实在不能说，哪一门才是我的主科。但是我对英、法、德三国文学兴趣的成长，也就引起我对中国文学兴趣之复振。这也是促成我从农科改向文科的第三个基本原因。

我既然在大学结业时修毕在三个不同部门里的三个不同的“程序”，这一事实也说明我在以后岁月里所发展出来的文化生命。有时我自称为历史学家，有时又称为思想史家。但我从未自称我是哲学家，或其他各行的什么专家。今天我几乎是六十六岁半的人了，我仍然不知道我主修何科，但是我也从来没有认为这是一件憾事！

注释

[1]老朋友宋旭轩（晞）教授曾对庚款留学史作过一番简明扼要的记述。见宋晞著《旅美论丛》（台北，中国文化学院，1965年版），第三章：《美国退还庚子赔款与留美的新境界》，页89——125。

据宋文，美国于1909年至1917年间退款实额如后：

1909——1910：每年843094.90美元

1911——1914：每年541198.78美元

1915：724993.42美元

1916——1917：每年790196美元

1909——1917：合计6156370.34美元

又据胡氏口述，以“庚款”作中国学生留美费用，系出自中国政府“自动提议”，亦与宋文所引伯顿（Cornelius H.Patton）之言不符。后者说是出诸美国政府的要求，似较可信。

[2]参阅宋著前文。宋文附录有庚款第一、二两届学生全部名单，和第三届部分名单。又据陈启天著，《最近三十年中国教育史》（台北，文星书店，1962年版），页161，三届庚款保送留美学生共一百七十九人。

[3]纽约的“国际学社”（International House），说穿了便是一座世界各国留美学生所杂居的观光大酒店。其中嘈嘈杂杂；美式的，乃至世界各式的声色犬马，应有尽有。在第一、二次大战前后到美国来留学的学生，泰半是来自最落后、最贫穷的亚、非、拉国家。从这种最落后的地区来到美国纽约这个花花世界留学的血气未定的青少年男女，住在观光大酒店内“念书”，他们学到些什么？感染了些什么？所体验的美式生活又是些什么？将来带回到他们祖国的又是些什么？稍通教育心理者皆不难想象！胡适之先生是位有思想的哲人，但是一个人的思想很难跳出他青少年时期所热爱的环境和岁月。所谓“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大概就是这个意思罢！

笔者虽未在“国际学社”住过一宵，但却是该社多年的“不居住社员”（non-resident member）。前后在该社十条街之内一住就住了二十五年。所以把这座“横看成岭侧成峰”的庐山，可说是看得十分透彻了。它不是像一些有成见的人所批评的什么“毒化”或“奴化”，但也不是胡适之先生心目中的那么“国际精神”得可敬可爱！正如我国古代儒者所说的：

“鄙夫有问……必竭其两端而告之！”研究我国近代留学史的有心人，对“留美”这个制度，实在应该虚心地从“两端”去看，庶能得其三昧！

[4]笔者旅美三十载，早年亦有与胡适之先生类似的经验，写出来与老辈经验相印证，该也是个有趣的比较。

1949年春初，当我衣袋内只剩七元现款，而尚欠一周房租未付之时，一位年轻而多金的中国同学向我说，他如是我，他早就“发疯”了。但是我没有“发疯”，因为抗战期间，我流浪至陪都重庆之时，一袭单衣、一双草履之外，袋内只剩半个四川大铜板（当年四川铜元，可以一切为二）。那时在重庆没有“发疯”，如今在纽约身着西装、足登革履、腕戴钢表，实在无“发疯”之必要！我相信天无绝人之路。

果然就在这人路将绝之时，忽然接到在“华美协进社”（The China House）做事的老同学艾国炎先生的电话。他说那时纽约郊区一个教会团体，组织了一个“中国学生辅助会”，来“辅助”绝粮的中国留学生。艾君问我愿不愿接受“辅助”。这既然不是什么“嗟来之食”，我对这辅助也就欣然接受了。

当时我们接受“辅助”的中国同学一共有三十人——十五男，十五女。我们被招待到有空房间的“辅助会”会员家中寄宿，每家住一人或二人。

食宿免费之外，我们还有入城火车月票，好让我们每日返校上学；另外每人每月还有三十元的午餐费和零用钱。这些都是那些辅助会的会员们捐助的。

我被招待在一对何柏林老夫妇（Mr.&Mrs.George Hoblin）的家里。他们的孩子都长大了，家有余室，他们就招待我住入其家的顶楼。何君夫妇都是德裔二代移民。先生原先是一位修屋顶的工人，递升为公司下级职员。他二老知识虽不太高，但为人却极其和善，宗教信仰尤笃。他们家庭生活之有规律，实为我平生所仅见；而这一座上下四楼的花园洋房，被收拾得纤尘不染，简直干净到我不能相信的程度！

我们住定之后，这三十家“辅助会”会员，每逢周末，便轮流招待我们，举行茶会或餐会。他们给我们的印象实在太好了。其中一位熊夫人（Mrs.ElizabethSchoen），最近（1977年圣诞节）还和我夫妇通讯，她说她八十岁开始上大学，现在“快毕业”了。

这一批基督教会内的善男信女，他们不是传教士，也没有向我们传教。他们只是一本助人为快乐之本的精神，帮助我们渡过难关罢了。大体说来，他们为人处世都和善热忱、诚实无欺、自爱爱人、开明民主……有说不尽的美德。在我们那时的心目中，他们简直是一群道德完美的“圣者”。笔者当时便时时反躬自省，我觉得美国之有今日的富强，实在不是偶然的。郭嵩焘氏推崇19世纪的英伦，说：不期三代之治，见于今日。这正是笔者50年代初期对这个美国社会的感想。何柏林伉俪每周带我去教堂做礼拜。他们也不是向我传教，他们只是真心相信，好人是没有理由不做基督徒的；他二老每个月约五分之一的收入，都是捐给教会，做公益用途的。他们的教堂也有规定的日程，让新教友入教受洗。届时他们也预备介绍我入教，虽然他二老事前并没有向我提过。

孰知我天生与耶教无缘。唯独在这个星期天，我的导师约我有个聚会，因而我没有随何家去教堂，也就没有“入教”了。我那时对基督教，尤其是对这一批诚实的信徒，只有尊敬而无恶感。如不因事耽误了，我相信我那时不会拒绝入教的。三十年来我对这批美国友人的尊敬，真是始终如一。我至今相信，我当时对他们的观察是正确的。我的今日邻居，多半也还是这种人。但是今日我也知道，这也只是复杂的美国文明中的“豹之一斑”。它只是新英格兰（New England）和纽约郊区，白色新教徒中产阶级，尤其是所谓WASP阶级，“衣食足，礼义兴”之后生活方式的一环。我们如果把这一环当成全貌，那就难免以偏概全了。

胡适之先生乃至和胡氏同辈的有观察力、有学养的老辈留学生，他们言必称美国，并不是如一般洋奴大班的“崇洋”。只是他们早年，乃至暮年，对美国基督文明的感染，就始终没有跳出笔者上述的那个阶段。

胡先生那一辈的留美学生，可以说全是中国士大夫阶级里少爷小姐出身的。他们漂洋过海，又钻进了美国WASP的社会里来，心理上、生活上，真是如鱼得水，一拍即合。但是这个WASP的社会比他们原有的腐败落伍的士大夫生活要合情合理得多；换言之，也就是“现代化”得多了。见贤思齐，他们难免就自惭形秽。至于WASP幕后还有些什么其他的花样，又怎是胡适当年这批二十来岁的中国青年所能体会的呢？也更不是后来一些隔靴搔痒的名流学者们所能透彻了解的了。

近代西方游客，对极权国家旅游事业（通称“观光事业”）的批评，总欢喜用“限制导游”（guided tours）这句话来说明对方只许看好的，不许看坏的。近百年来，美国各界之接待外国留学生，事实上也是一样的。所不同者，美国的限制导游多出诸游客的自愿；另一方面，则是多少有点强迫性质罢了。其实就“限制”一词来说，二者是殊途同归的。只是自动比被动更有效罢了。胡适之先生那一辈，比较有思想的留学生，就是参加了这个自动的“限制导游”，而对美国文明，终身颂之的！

不过，所谓“文化交流”本来就是个截长补短的运动。胡适之先生那一辈的留美学生但见洋人之长，而未见其短，或讳言其短，实是无可厚非的。他们所要介绍的“西方文明”，原来就是要以西洋之长，以补我东方之短。如果我们知道西方也是“尺有所短”，我们就自护其短，那就是冬烘遗老了。

[5]“教友会”胡氏亦译为“友朋会”、“朋友会”或“匮克派”（见《留学日记》卷八，页556）。中国教会界的元老谢扶雅先生根据教会传统，认为应译为“贵格会”。这是个很特殊的教会。他们是无条件反战的。日本人偷袭珍珠港之后，美国国会以三八八对一票通过对日宣战。这唯一的一张“反对票”，便是一位匮克派的议员投的。其“反战”的坚决性，也可以想见了。匮克派一般教友信教都十分虔诚。在西方社会里，笃信宗教，总归是值得尊敬的。

[6]匮克派是没有“教堂”（church）的。他们的祷告讲道之处，通称会场（meeting place）。笔者亦尝被约去其会场讲演。

[7]适之先生的小儿子思杜，便是海勿浮学院的校友。

[8]木尔门派，亦称“后圣派”（The Church of Jesus Christ of Latter-day Saints），或译“摩门派”，也是个狂热的基督教支派。任何宗教信仰，如果发展到狂热的程度，都是会走火入魔的。我国佛教里便有吃粪、饮溺的和尚。道教里也有白莲教、义和拳、一贯道等等狂热的支派。他们也各有其秘密的怪行。基督教走火入魔的支派，当然更多。洪秀全的“拜上帝会”便是在我国发生的一个例子。在近代欧洲，这些支派有时狂热到不能在欧洲立足的程度，他们便纷纷向美洲“逃难”、“朝山进香”、“寻找自由”。早期新英格兰的“清教徒”（Puritans，也是杜威教授的远祖），便是为“寻找自由”而冒险犯难，逃来美洲的。抵美后，他们违反个人“自由”的清规戒律和反对“异端”也有“自由”的行为，竟发展到毫无理性的杀人放火的程度。虽然（有）绝对“不让人家牵着鼻子走”的蛮劲，也奠定了“洋基”后人绝对个人主义的美国式民主政治的基石。

还有些其他古怪的宗派，古怪到连在美国东岸也不能立足，乃向西流窜。在这些西窜的小支派中，木尔门派便是其中之一。他们被一直赶到犹他州的沙漠边缘，才能立足偷安。

在这次逃难过程中，他们的最高宗教领袖杨氏（BrighamYoung，1801——1877）便是个大大的怪物。他讨了二十七个老婆，生了五十六个儿女！他的中国同宗杨森将军，恐怕也不能和他相比。

1978年夏季，犹他州里一位木尔门派的母亲，为急于要“见上帝”，竟然要她六个可爱的亲生子女，一一自高楼窗口跳下摔死，弄得举国哗然。所以，这种木尔门教里的狂热派实在是一种中世纪超级迷信的后遗症。他们所谓“信仰自由”（freedom of faith）实质上是一种“愚昧自由”（freedom of ignorance）。但是卖瓜的人不说瓜苦，任何人对他自己的信仰，不论是如何落伍，也会找出一套理由来作为辩护的。

胡适之先生那一辈的革新志士，口口声声要打倒孔家店；他们不知道西方的耶家店，更应该打倒！

笔者于1979年夏季曾与内子重访木尔门教的根据地盐湖城，并对该教近数十年来所起的变化，略事考察。据说该教的多妻旧习，在他们男士们偷天换日的手法之下，今日仍如缕不绝。不过盐湖城现在却是美国各州治中，犯罪率最少、社会最有秩序的地方首府之一。

美国毕竟是个超发展国家。她的许多中世纪遗留下来的落后制度，都会在社会文化生活不断演进中，而现代化起来。不过他们今日的现代化生活，与他们早年的迷信，却是社会发展中两个阶段，二者未可混为一谈。

当本篇于《传记文学》上发表之后，美洲忽然又发生了另一宗教狂热的大惨剧——“人民庙”中九百多个狂热的信徒，随其教主詹姆·琼斯（Jimmy Jones）集体自杀。“人民庙”之形成，以及其教主率徒流窜的情形，与当年的摩门教的西向流亡的情况，虽时隔百余年，其性质实在也是大同小异的。

说来奇怪，这种基督教的狂热支派，在今日北美洲仍然所在多有。

我国早年的白莲教、义和拳、一贯道等等的宗教组织，也是这一类的东西。至于它何以形成？在人类社会生活上、精神生活上又有何种意义？那就说来话长了。

[9]犹太人也是个有宗教狂热的民族——就整个民族文化来说，我们中国人就未吃过这种“狂热”的亏——犹太人最初被赶出埃及，便是出于宗教的缘故。其后到处流浪。愈流浪则宗教信仰愈笃；宗教信仰愈笃，就愈不能和其他异教人士相处。因此，形成个歧视和被歧视的恶性循环。中古时期，犹太人在欧洲多无权购置田产。同时为着牟利——正如我国《汉书》上所说的“农不如工，工不如商”——聪明的犹太人也不愿务农。不务农，则只有挤在城市里经商了，所以犹太人倒颇有点像“我们安徽”的“徽州人”。大犹太就是徽州盐商，小犹太就是徽州朝奉。同时由于久住大城市，教育上得风气之先，也就出了许多犹太朱熹、犹太戴震和犹太胡适来。

可是唯利是图的商人，总归招人嫉妒的。这也就是历史上所记述的血迹斑斑的反犹（anti-Semitism）运动的导火线——东南亚土著的“排华运动”也有些类似的原因——大家都反犹，犹太人自己就更团结，对犹太的传统就更保守、更珍惜。所以，犹太正教（Orthodox Judaism）也是今日世界上最保守的宗教之一。他们有的保守到要搞多妻制的程度。50年代中，纽约有一位正教犹太人死了，其弟欲纳其寡嫂为“侧室”。这位寡嫂当然不愿。不意那些出面调停的该教长老，也力主遵循正教祖宗家法，兄终弟及！此事闹入法院；据说那位断案的美国法官，也是位正教犹太。他竟然也主张美国境内的“少数民族”，在家庭生活上，有权“各从其俗”，一时闹得不得开交！

所以各种民族的风俗习惯，都是优劣互见的。大家都有其进步和反动的两面性。我辈华裔移民，久居异邦，在矛盾抵触中，求其心安理得的生存，才希望能逐渐理解华洋之别，和折中之道。胡适之先生是位聪明人和目光锐敏的社会观察家，对各民族性的短长所在，他焉有不知之理？只是他是个国际性的学者，一言九鼎，为盛名所累，他就只能报喜不报忧了。

胡氏一生为言论自由而奋斗；可是晚年的胡适之在学术上实在没有享受到他应有的“自由”，这便是他在盛名之下，自我限制的结果。

[10]孛可诺松林区位于纽约市之西约六十英里。该区原是一片原始森林。60年代之初，联邦政府决定兴建当今世界上最宽阔、最现代化的“八十号超级公路”通过该区。筑路之前，那些得消息之先的政客乃与地产商相勾结，大炒地皮。他们以极贱的地价，大块购入，筑路、通电、蓄水，加以“开发”。然后再把大块切小，高价出售，让纽约和费城一带富人前往建筑别墅。果然未几该地便莺燕纷飞，俨然是一片避暑驱寒的胜地了。

今日该地区华裔别墅居民亦不下数十家。笔者好友中便有胡、宣、何三家，在该处筑有精舍；隔山相望，清幽无比。笔者合家亦常应友人雅意，驶车前往，同度周末。三十年河东转河西，孛可诺松林已非复胡适当年所见者了。聊志之，以见两代留美学生不同的环境和不同的生活情趣！

[11]见1911年6月18日《胡适留学日记》。

[12]哥伦比亚大学中国口述历史学部当年曾访问中国名流十余人。因为受访问者的教育背景、工作习惯、故事内容均各有不同，加以受派前往工作的访问人员的教育背景亦悬殊甚大，所以各个人的“口述历史”的撰录经过也人人不同。其中纯洋式的则采取西人“口授”（dictation）的方式；纯中国式的，则几乎采取一般茶余酒后的聊天方式。介于二者之间的，则往往是受访问者以中文口述，访问人员直接以英文撰稿。

胡适之先生的口述方式则又另成一格。他本可以英语直接“口授”，无奈他的故事内容多侧重于论学。论学时，则随口翻译就很难了。译得得体，则非有长时准备不可。费时准备，则胡公大可自己撰写，又何必口授呢？既没空准备，他老人家就中英夹杂地和笔者聊天，再由笔者负责代为整理了。所以他在“口述”时，便常常发问：“你还要我说些什么？还要说些什么呢？”笔者则循例翻阅自备的“大纲”，临时建议，故录音记录上亦时时有此问答。但是在校稿时我照例把这些问答全部划掉了。想不到哥大所公布的稿子上还遗留了“唐君……”云云，这一句对话。

[13]19世纪与20世纪交接的这一二十年，实是美国资本主义制度面临最严重考验的一段时间。斯时所谓“镀金时代”（The Gilded Age）的美好岁月已日渐消失，以垄断企业为主体的美国经济制度这时弱点毕露。因此社会主义思潮一时并起。影响孙中山先生思想最大的美国思想家，《进步与贫困》（Progress and Poverty）一书的作者亨利·乔治（Henry George，1839——1897）便是这个时代意识形态的灵魂。思想化为力量，乃有倡导社会主义的“国民运动”（The Populist Movement）的爆发和“社会党”（Socialist Party）的诞生。1912年大选时，领导此一运动的德卜（Eugene Victor Debs，1855——1926），也就被推选为社会党的总统候选人。德卜虽当不了总统，但是他却拥有来势汹汹、不满现状的大批选民。为争取这批选民的支持，共和党由老罗斯福（TheodoreRoosevelt，1858——1919）所领导的革新派，乃和塔夫脱（William Howard Taft，1857——1930）总统所领导的保守派分裂，另组“进步党”（Progressive Party），以与号召革新的威尔逊（Woodrow Wilson，1856——1924）相抗衡，所以这次选举，在意识形态上的意义甚为重大，青年学子也为之特别冲动。“进步党”候选人罗斯福，我国人通称之为老罗斯福，以别于三四十年代的富兰克林·罗斯福（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1882——1945）。本文此处译名，亦从习惯用法。

[14]此段引文为胡氏本人之回忆，并非直接引自奥氏的讲稿或著述。《纽约晚报》系“赫斯特系”的报纸。

[15]韩纳为俄亥俄州大财阀、大政客。1896年之大选，韩氏为支持麦金尼（William Mckinley，1843——1901）竞选总统，曾为共和党筹捐助选经费至三百五十万美元之巨。这在当时是个史无前例的助选经费。韩氏亦以此当选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主席，成为左右全美政局的大政客；麦氏亦赖其只手扶持而当选美国第二十五届总统。

[16]“世界学生会”是当时美国的一个国际学生组织。各名大学之内皆有分会。胡氏曾当选康乃尔分会主席。

[17]胡氏的海文路公寓便是他女朋友韦莲司女士（Miss Edith Clifford Williams）转让给他的。麦菲夫人想必也是韦小姐原先的女佣。当时纽约一带的女佣多半是爱尔兰移民的妻女，这和战前上海的女佣多半是“江北人”一样。因为19世纪中叶，爱尔兰大饥，死人如麻。据说那时爱尔兰的道左饿殍嘴唇都现绿色，死前吃草的缘故。挨饿未死的爱尔兰饥民乃大批涌入美国，恰巧此时也正是中国苦力大批向美移民之时。这时爱尔兰移民无法与其他白种移民竞争，乃转与中国移民抢饭吃。但是他们又没有中国苦力刻苦耐劳，乃不要脸地用各种下流手腕，迫害华工，乃掀起了长逾百年的美国排华运动（Chinese Exclusion Movement）。在此期间我华裔移民所受无理的迫害，和美国排华分子所犯的滔天罪行，真是罄竹难书！

就在全美排华最烈之时，也正是胡适之先生这一辈“庚款留学生”大批来美之时。而这批少爷小姐们留美期间，对上层白种美国人，真是桃花潭水，一往情深！而对在此邦受苦受难的最下层黄皮肤的自己同胞，却未听过他们说过一句话，或写过一个字！也真是咄咄怪事！

吾人今日回头检讨近百年来我国留美教育史，对这一点，真不能不有所警惕！

[18]1952年胡氏返台时，12月27日在台东县对青年们所讲的“中学生的修养与择业”，便举了这个“例子”。见《胡适言论集》（甲编）（1953年，自由中国社印行），页124——126。

[19]在上述讲演里，胡先生做了一个大胆的结论：

我的玩意儿对国家贡献最大的便是文学的“玩意儿”，我所没有学过的东西。最近，研究《水经注》（地理学的东西）。我已经六十二岁了，还不知道我究竟学什么。都在东摸摸，西摸摸，也许我以后还要学学水利工程亦未可知，虽则我现在头发都白了，还是无所专长，一无所成。可是我一生很快乐，因为我没有依社会需要的标准去学时髦。我服从了自己的个性，根据个人的兴趣所在去做，到现在虽然一无所成，但我生活得很快乐。希望青年朋友们，接受我经验得来的这个教训，不要问爸爸要你学什么，妈妈要你学什么，爱人要你学什么。要问自己性情所近、能力所能做的去学。这个标准很重要，社会所需要的标准是次要的。

当胡先生在1958年向我重复这一段话的时候，我就遵循他老人家的教导，“做学问要不疑处有疑”的，不以为然，和他抬了个小杠。

我认为他这段话“个人主义色彩太重”，“浪漫主义色彩太重”，对社会国家的需要和贡献“不实际”！因为胡适之所说的只是“胡适”的经验。“胡适的经验”不适合——也不可能适合一般“中学生”。

胡适是个“大学者”、“大使”、“大文豪”……总之是个大“有成就”的人。可是这个世界里万分之九千九百九十九，都可说是“没有成就”的普通人，因而这个美好的世界原是我辈“没有成就”的人的世界；“有成就的人”是极少极少的“少数民族”。所以我们的教育——尤其是中学教育，是应该教育一个人怎样做个“没有成就”的普通人，一个平民，一个光头老百姓。

做个光头老百姓最重要的条件是做个正正派派、有正当职业、养家活口、快快活活……当兵纳税的好公民。但是“正当职业”不是完全受个人兴趣指挥的，它要以社会、国家和团体的需要而定。“中学生”之中，文才横溢的“小鲁迅”真是千千万万；但是社会上对“鲁迅”的需要量（着重个“量”字）便远不如对“会计师”、“绘图员”、“水喉工”等等的需要量大。如果一个“中学生”听了胡适的话，此生薄会计师而不为，非“鲁迅”不做，岂不是误人误己？为此他的“爸爸”、“妈妈”、“爱人”劝他视社会的需要，做实际一点的“择业”，难道还不是逆耳的忠言吗？

再者在今日发展中的社会里，有高度诗人气质的天才，未始就不能做个有训练的会计师。做个会计师，一天八小时之后，行有余力，仍可大做其诗，为什么一定要做“诗人”才能做诗呢？

总之，胡适之先生那一辈的老知识分子，头脑里始终未能摆脱科举时代的旧观念。受教育的人一定要出人头地，一定要锥处囊中。他们不甘心做个普通人。但是在一个已发展的社会里，九年国教，人人可受，谁非知识分子呢？如果每个知识分子都要“立志”发展天才去做李白、杜甫、毕加索、胡适、爱因斯坦，那么这世界还成个什么世界呢？

就在我帮助胡老师写这段自传时，我的儿子光仪便在这个时期出世了。我在医院的走廊里夜半无事，曾试填一首“训子”小词，以为消遣。其中有几句说：“……餐馆也好，衣馆也好，报馆何嫌？凭尔双手，自食其力，莫赚人间作孽钱！……”这虽是个没出息的爸爸，对他儿子没出息的希望，那也反映我当时追随胡适之先生学习的心境。一个读书的人，教个小书，谋个温饱，不是很心安理得吗？为什么一定要出人头地“不超人，毋宁死”（一个老朋友的座右铭）呢？多难的祖国，不就是被一批“超人”们搞糟了的吗？

[20]今日笔者所服务的纽约市立大学，所采取的仍是和康乃尔当年类似的制度。康大以前叫“程序”（sequence），我们现在叫“主修”（major）。学生在某系，读完经系主任所认可的二十五个学分之后，便算是该系的“主修”了。笔者年前承乏市大亚洲学系时，学生——尤其是亚裔或华裔——有申请本系为“主修”者，我便力劝他们“兼修”另一科系，并与其他科系洽商允许该生“双修”（double major）或“三修”（triple major），这也就是胡适之先生当年所谓“两个或三个程序”一样的意思。笔者对学生的劝告，也就是胡先生要中学生“不要问”的“爸爸、妈妈和爱人”的劝告。我坦白地告诉我的学生（尤其是中国学生）学历史或亚洲文化，在美国是没饭吃的。我劝他们“兼修”一点计算机、教育或会计一类“实际一点”的课，以便大学毕业后好去“谋生”。如此，我也自觉稍减“误人子弟”的内疚。

胡适之先生如仍健在，他听到笔者对学生的劝告，一定大不以为然。因为胡先生所要教的是一些将来和他（具体而微）一样“有成就”的学人专家；笔者所要教的则是一些和我一样“没有成就”但却有个“正当职业”的普通人。

第四章　青年期的政治训练

公开讲演的训练

在我为中国问题四处公开讲演之时，我却没有受过做公开讲演的正式训练。所以在1912年的夏天，我就选修了一门训练讲演的课程。这是一门极有趣味的课程。我的老师艾沃里特（Everett）教授是一位好老师。暑校是从7月初开课的。当我第一次被叫上讲台做练习讲演之时，我真是浑身发抖。此事说也奇怪，在此之前我已经讲演过多少次了，但是这一次却是在课室内第一次被叫上台。那天虽然是盛暑，天气极热，但是我仍然浑身发冷、发颤；我必须扶着讲台，始能想出我预备的讲稿。艾教授看我扶着台子才能讲话，第二次他再叫我时，他便把台子搬走了，当然我也就无所依据。因为要忙着想我的讲词，我也就忘记我的腿了，它也就不再发抖。这样便开始了我后来有训练的讲演生涯[1]。

我在康乃尔时代，讲演的地区是相当辽阔——东至波士顿，西及俄亥俄州的哥伦布城。这个区域对当时在美国留学的一个外国学生来说是相当辽阔的了。为着讲演，我还要时常缺课。但是我乐此不疲，这一兴趣对我真是历四五十年而不衰。

在我大学四年级那一年，我获得卜郎吟文学论文奖金（HiramCorson Prize on Robert Browning）[2]。该项奖金原是英国文学教授，也是卜郎吟生前的好友，考尔逊（Hiram Corson）所设立的。考氏曾在康乃尔大学教授卜郎吟诗。我用不具真姓名的方式写了一篇《捍卫卜郎吟的乐观主义》（In defense of Browning’s optimism）的论文投稿应征。那时我因为［转系的关系］留学的生活费被减缩，同时我还要抽点钱接济母亲，所以生活甚为窘困[3]。这宗五十元的文学奖金对我真是雪中送炭。再者由于一个中国学生竟然得了一个卜郎吟文学奖，当时竟然变成新闻。纽约各报刊都加以报道。这样一来，我这位薄有微名的讲演者也颇为人所称道，所以连当时美国文化重地的波士顿市内的“卜郎吟学会”（Browning Society）也请我去讲演，这就是我讲演的地区一直延伸到波士顿的原委。

虽然这些讲演对我因为要充分准备而荒时废业，但我从无懊悔之意。后来在我教书期间，纵使有些课我已教了很多年，上课之前我仍然是彻底地准备；其后纵是个把钟头的功课，我从不毫无准备地贸贸然上堂，虽然这种准备工作往往要花去好几个钟头。

当然我也受讲演之累。其中最明显的一次，便是在我就读研究院的第二年（1915）时，我的奖学金被校方停止了。

康乃尔大学的哲学系亦名“塞基哲学院”（Russell Sage School of Philosophy），其基金原是罗素·塞基家庭捐资设立的，并另设塞基哲学奖学金以资助哲学研究生。我进康乃尔大学研究院时本来就领有该项奖学金。但是当我于1915年申请延长时，却被校方拒绝了。那专司审查奖金候选人的指导委员会主席索莱（Frank Thilly）教授便坦白相告，说我在讲演上荒时废业太多，所以哲学系不让我继续领取该项奖金。

在我当学生时代，我便一直认为公开讲演对我大有裨益。我发现公开讲演时常强迫我对一个讲题做有系统的和合乎逻辑的构想，然后再做有系统的又合乎逻辑和文化气味的陈述。我时常举出“儒教”这个题目为例。所有中国学生大致都知道或多或少有关儒教的教义，但是他们对儒教的了解多半流于空泛、少组织、无系统。假若一个中国学生被请去做十分或二十分钟有关儒教的讲演，只有在这种场合，他才被迫对这题目打个草稿，并从事思考如何去表达自己。他先要想从何说起，想出他自己的意思，他对这题目的认识和印象，然后再加以合乎逻辑的组织，好使听众了解。这样一来，他也可帮助他自己对这一题目做前所未有的更深入的思考，他将来对这一题目做更广泛的研究，也就以此为出发点。

公开讲演也是个最好的机会，让一个人去训练他自己的写作，训练他做笔记的系统化。这些不同形式的表达方法可以强迫一个人，对一项命题去组织他的感想、观念和知识；这样可使他以写作的方式，对他要表达的题目了解得更清楚。所以我对公开讲演的好处，曾撰一简单的格言来加以概括。这格言便是：要使你所得印象变成你自己的，最有效的法子是记录或表现成文章。

大凡一个人的观念和印象通常都是很空泛的，空泛的观念事实上并不是他的私产。但是一个人如他的观念和感想，真正按照逻辑，系统化地组织起来，在这情况之下——也只有在这种情况之下——这些观念和感想，才可以说是真正属于他的了。所以我用“专用”、“占有”（appropriation）来表明我的意思。

1915年的秋季，我自康乃尔大学转学至哥伦比亚大学。转学的原因之一，便是经过一系列的公开讲演之后，五年的康乃尔大学生活，使我在该校弄得尽人皆知。我在我的留学日记里便记载着，在这个小小的大学城内，熟人太多，反而不舒服。

平时我的访客也太多。绮色佳一带的教会、社团，尤其是妇女团体，经常来邀请我去讲演，真是应接不暇。因而我想起一句中国诗：“万人如海一身藏！”所以我想脱离小城镇绮色佳，而转到大城市纽约。该处人潮如海，一个人在街头可以独行踽踽，不受别人注意。这种心境至少也是促成我转学的原因之一。其后两年（1915——1917），我发现这个想法是有极大的道理。在一个数百万人的大城市中，我是真正的“一身藏”了。

学习议会程序

在我所经历的各项学生时代的活动里，还有一件事对我后来的生活大有影响。那就是主持学生俱乐部和学生会议时，使我对民主议会程序有所体会。在1910年至1920年这段时期里，几乎所有的美国学生会的章程都明文规定，各种会议的议事程序要以“罗氏议事规程”（Robert’s Rules of Order）为准则。我是“中国学生会”里的干事。我发现“中国学生会”的会章里也有这一条。我也是康乃尔大学“世界学生会”的组织干事，后来继任该会主席。该会的会章上，也列有这一条。

康乃尔大学里的“世界学生会”（Cosmopolitan Club）是当时一个校际组织——“各大学世界学生联合会”——之下的一个分会。这个联合会每年在不同的校园内举行年会。由于参加乃至主持这些会议，以及学习使用“罗氏议事规程”，使我逐渐了解民主议会议事程序的精义，这也是我当学生时参加学生活动的一大收获。在我的留学日记里，我曾记下我第一次主持学生会会议的经验。我说那一小时做主席的经验，实远胜于对“罗氏议事规程”做几个小时的研读。

多少年后，我曾在南京考试院的考选委员会所召开的有关高普考的会议担任主席。这个会议是考试院邀请各大学派员参加而召开的。我代表北京大学去南京出席大会。当我担任主席所主持的那一次会议期间，我发现有些人特地来观察我们开会的程序。当晚便有一位考试院的元老来看我。他说：“我们这一辈的民元老国会的议员，总以为我们是唯一的一群人懂得议会程序了。但是今天看到你做主席时的老练程度，实在惊叹不置！胡先生，您在哪里学会这一套的呀？”我告诉他我是在当学生时代，主持各种学生会议时学出来的。

我所以提这件小事的意思，就是说明这一方式的民主会议程序的掌握，使我对民主政治有所认识，以及一个共和国家的公民在政治上活动的情形，也有更进一步的了解。这是多么有益的一种训练！因此我对孙中山先生的强调使用议会程序的号召，实有由衷的敬佩。孙先生把一种民主议会规则的标准本，译成中文，名之曰《民权初步》。我完全同意他的看法，民主议会程序，实在是实行民权政治的“初步”[4]！

对世界主义、和平主义和国际主义的信仰

现在我想进一步地谈谈我对“世界主义”（cosmopolianism）、“和平主义”（pacifism）和“国际主义”（internationalism）学习的经过。我把“世界主义”和“国际主义”分开。其原因便是我想使“国际主义”这一名词为我将来讨论我进一步发展的“新和平主义”作专题来发挥。

我在康乃尔和哥伦比亚做学生时代生活经验的一部分，便是我和来自世界各国留学生的交往。在康乃尔时期，自大二开始，我就住进康大新建的世界学生会的宿舍，一住就住了三年，一直住到大学四年级——也就是我读研究院的第一年。换言之，我是从1911年的夏天一直住到1914年的夏天[5]。

当我在世界学生会的宿舍寄宿期间，我认识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学生，例如来自菲律宾、中南美洲、波多黎各、印度、南非以及少数从欧洲来的。其中尤以从中南美洲来的为数更多。我们之间的友谊有的维持了三十余年而未中断。我有几位波多黎各和南非的朋友，今日还和我继续通信。这些国际友谊对我说来真受惠不浅，它使我的智慧天地为之扩大，使我能真正了解许多国家的习俗和人民的生活方式。

那个世界学生会有个习俗，便是由不同种族的学生分别举办不同种族的民族晚会。晚会中所有会员及其友好均可参加。例如中国学生则主持一个中国晚会，菲律宾学生则主持一个菲律宾晚会，阿根廷学生举办阿根廷晚会，等等。就是在这些不同的民族晚会里，我们对各种民族不同的习俗便有了更深入的了解。更重要的还有各族学生间社交的接触和亲密的国际友谊之形成，使我们了解人种的团结和人类文明基本的要素[6]。

这就是我在美国留学期间最重要的收获之一方面。再后来，全世界的学生都蜂拥来美进各大学和研究院留学，这种经验自然就更为丰富，而国际间的接触和了解，自然就更为扩大了。上面我已经提过，我参加世界学生会的活动，实不限于康乃尔一隅，同时也有国际性的一面。

康乃尔的世界学生会原是“世界学生会联合会”（The Associationof Cosmopolitan Clubs）的一个支部。而该联合会又为一规模更大的国际学生组织“兄弟同心会”（Corda Frates；Brothers at Heart）的支会。这一国际性组织不特包含南美洲的学联，并且包罗了意大利、德国和法国的学生。

此一国际学生组织曾于1914年在绮色佳举行年会。我那时是义有地主之谊的康乃尔分会的会长，对此一“国际学生大会”（The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Students）颇事奔波，因而对国际学生的接触也就更为广泛。

我到今天还记得，我们康乃尔分会的“会训”便是：“万国之上犹有人类在！”这句话原为康大史学名教授葛得宏·斯密斯（Goldwin Smith）的名言。斯氏原为英国人，是康大早期的名教授之一。他对康乃尔一往情深，因而慨捐巨款为康大文学院建造大楼，命名为葛得宏·斯密斯大楼（Goldwin Smith Hall）。那是一幢壮丽的建筑物，也是校园内建筑群的中心建筑。

以上便是我个人对“世界主义”的亲身体验。我特别想谈谈，在那些年的动乱世界里，我自己那些年投身于世界和平运动中的个人活动。我在美国留学前后七年，自1910年至1917年。最初四年尚无战事；后三年——1914年至1917年——则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亦即美国参战前的三年。这三年也是中国国运中最受考验的三年，因为中国当时承受了日本不断的压迫。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两年，英日两国结为同盟。日本既为英国的盟国，第一次大战爆发时，日本也就以英国的盟国关系而对德作战，向德国在中国的殖民地青岛进攻。

占领了青岛之后，日本复于1915年1月向中国提出“二十一条要求”。日本的要求本是秘密提出的，结果这一秘密被“泄漏”了，由美国新闻界传了出来。我想这是中国外交部故意把它泄漏的[7]。消息既出，则全世界也就注视到中国对这项无理要求的反应，所以当我留美的最后三年，也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头三年，也是中日邦交上最不愉快的三年，我个人对当时的国际问题也颇加思索。

其后好多年，我都是个极端的和平主义者。原来在我十几岁的时候，我就已经深受老子和墨子的影响。这两位中国古代哲学家，对我的影响实在很大。墨子主“非攻”，他的“非攻”的理论实在是篇名著，尤其是三篇里的《非攻上》实在是最合乎逻辑的反战名著；反对那些人类理智上最矛盾、最无理性、最违反逻辑的好战的人性。

老子对我的影响又稍有不同。老子主张“不争”（不抵抗）。“不争”便是他在耶稣诞生五百年之前所形成的自然宇宙哲学之一环。老子说：“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他一直主张弱能胜强，柔能克刚。老子总是拿水作比喻来解释他的不抵抗哲学。老子说：“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先！”

老子对我幼年的思想影响很深。记得我在1909年（清宣统元年，己酉）作了一首咏“秋柳”的诗。这是一首绝句，在这诗前的小序上，我写道：“秋日适野，见万木皆有衰意。而柳以弱质，际兹高秋，独能迎风而舞，意态自如。岂老氏所谓能以弱者存耶？感而赋之。”[8]

我作这首小诗还不满十八岁。我引这篇小序来说明我幼年便深受老子的教义和墨子非攻哲学的影响。

后来在学生时代，我读了耶稣教的《圣经》，尤其是《新约》。在《福音》里我体会到对邪恶魔鬼不抵抗的基督教义，以及人家打你右颊，你把左颊再转过去让他打的道理，都和我国老子不争的理论有极其相同之处。加以我又认识一批［极端反战的］教友派的朋友，使我对幼年的信仰益发深入。所以我个人对不抵抗主义的信仰实发源于老子、耶稣基督和教友派基督徒的基本信仰。

1914年世界大战爆发了。这一年我正由康乃尔大学毕业。那时我已对国际和平运动十分热心了，并与当时一些活跃的和平运动人士如乔治·讷司密斯（George Nasmyth）、路易·陆克纳（Louis P.Lochner）、约翰·墨茨（John Metz）等人往还。讷司密斯是康大物理系刚毕业的一位教友会家庭出身的青年。康乃尔结业后，他便在波士顿的“和平协会”（Peace Foundation）工作。陆克纳则任“世界学生会总会”的总书记。约翰·墨茨则是一位德国籍的和平主义者。和他们往还，使我深信，在一个高度文明的社会里，和平是可能实现的。所以当世界大战于1914年8月间爆发时，我真是惊诧不置！震悸之余，我实在不相信战争真会打起来。因此我花了好多天时间去阅读和研究这场战争如何爆发的前因后果，并写成一篇长文保存在我的日记里作为我自己的参考。我阐明三国同盟和三国协约形成之经过，以及德国如何侵犯了比利时的中立，终使英国对德宣战。比利时的中立便是个不抵抗哲学的具体例证。关于比利时的抵抗德国的智与不智的问题，那些和平主义者之间，颇有争论。所以比利时为中立被犯而奋起抗德一事，实是对不抵抗哲学活力如何的一个实际考验。

一年之后中日之间又发生冲突了，日本以战争威胁中国政府接受“二十一条要求”。自1915年2月底至5月初，中国留学生为此热烈讨论。通过《中国学生月报》大家主张对日作战。“对日本立刻开战”便是当时的口号。我为此事甚为焦虑，所以我决定向全体同学写一封公开信。让我引一段信上的话以显示当时中国留学生的战争意志，以为我个人的态度和我个人对全体同学的忠告。我的信的开头是这样写的：

亲爱弟兄们：

从上期［中国学生］月报上所表现的［抗日］情绪来看，我恐怕我们都已完全昏了头，简直是发疯了。有一个同学会竟然主张：“对日作战！必要的话，就战至亡国灭种！”纵使是W.K.钟君（译音）这样有成熟思想的基督徒，也火辣辣地说：“纵使对日作战不幸战败而至于亡国——纵使这是命中注定不可避免的后果，我们也只有对日作战！除此之外，别无他途可循……让我们对日抗战，被日本征服，做比利时第二！”纵使是本刊的总编辑，他在社论上曾忠告我们说，感情冲动实无补于对当前国难的研讨；我们除运用感情之外，也应诉诸理智——纵使如此主张，他在本刊的另一页上也认为：“中国人如今只有对日作战（毫不迟疑地对日作战），除此之外再没有第二条路可走！”

从上面这一段可以看到当时我的同学们主战的情绪了。因此在我的公开信上，接着便陈述我个人对大家的忠告。我说：

这些在我看来简直是不折不扣的疯癫。我们都情感冲动，神经紧张——不是的，简直是发了“爱国癫”！弟兄们，在这种紧要的关头，冲动是毫无用处的。情感冲动，慷慨激昂地爱国呼号，和充满情绪地建议条陈，未尝有助于任何国家［的危难］。谈兵“纸上”对我辈自称为“［留］学生”和“干材”的人们来说，实在是肤浅之极。

在我个人看来，我辈留学生如今与祖国远隔重洋；值此时机，我们的当务之急，实在应该是保持冷静。让我们各就本分，尽我们自己的责任，我们的责任便是读书学习。我们不要让报章上所传的纠纷，耽误了我们神圣的任务。我们要严肃、冷静、不惊、不慌地继续我们的学业。充实自己，为祖国力争上游，如祖国能度此大难的话——这点我想是绝无问题的；或者去为祖国起死回生，如果祖国真有此需要的话！

弟兄们，这才是我们的当务之急！

我敢说，在目前的条件下，对日作战，简直是发疯。我们拿什么去作战呢？我们的总编辑说，我们有百万雄师。让我们正视现实：我们至多只有十二万部队可以称为“训练有素”，但是装备则甚为窳劣。我们压根儿没有海军，我们最大的兵船只是一艘排水量不过四千三百吨的第三级的巡洋舰。再看我们有多少军火罢？！我们拿什么来作战呢？

所以出诸至诚和报国之心，我要说对日用兵论是胡说和愚昧。我们在战争中将毫无所获，剩下的只是一连串的毁灭、毁灭和再毁灭。

再说比利时罢。那个英勇的比利时！亲爱的弟兄们，我愿披肝沥胆地向诸位陈述：用只手来推挽大海的狂澜，算不得勇敢；以卵击石，更不算英雄。再者，比利时原亦无心自招覆灭。吾人试读比国作家查理·沙罗利（Charles Sarolea）博士所著的《比利时如何拯救欧洲》一书，便见分晓。盖比利时深知［一旦战争爆发］英法两国必然赴援，加以该国对其号称世界最坚固的堡垒的李格（Liege）和安特渥堡（Antwerp）两地坚固防线也深具自信心，而自觉有恃无恐。所以，比利时才为国家的荣誉而孤注一掷。这是真正的勇敢和英雄气概吗？弟兄们，请为比利时着想；且看今日比国，为这一英雄光彩所做的牺牲，真正值得吗？

我并无意非难比国人民，我只是觉得比利时不值得我们仿效而已。若有人硬要中国去蹈比利时的覆辙，则此人必然是中华民族的罪人。

总而言之，让我重述前言，请大家不要冲动，让我们各尽我们应有的责任，我们的责任便是读书求学！

远东问题最后解决的症结所在，不系于今日的对日作战，也不系于一强或列强的外在干涉，也不系于任何治标的办法如势力平衡或门户开放，更不系于任何像日本门罗主义一类的策划。最后的真正解决之道应另有法门——它较吾人今日所想象者当更为深奥。但其解决之道究在何处，我个人亦无从探索，我只是知道其不在何处罢了。让我们再为它深思熟虑、从长计议罢！

深盼大家在诅咒我之前，细读拙文。［实不胜企祷之至！］

弟胡适于纽约之绮色佳城[9]

从上面这封信里我们可以看出中国留学生当时冲动的情形，同时也可看出我自己在此紧急时期如何试用我的不争哲学以盱衡世界大势和中日关系。

在我的留学日记里，我也记录了［1915年］5月6日——那个决定性日子的早晨我自己的情绪。就在这一天中国政府决定接受日本的最后通牒，对“二十一条要求”中的重要部门做重大让步。原来在前一日的夜间我已辗转不能入睡，所以6日清晨我便上街去买了一份塞拉克斯城（Syracuse）出版的晨报。拿了报纸，我走到工学院后面狭谷上的吊桥，俯视这一为水冲刷而成、景色非凡的千年幽谷，我不禁想起老子的名言：“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先！”这些最坚强的岩石，还是被柔弱的水所征服了！

就在这天早晨，我俯视那被溪水冲刷而成的狭谷，我开始体会到并不是水之弱终能胜强，而是力——真正的力——才能使流水穿石。从感觉上说，这实在是我智慧上变动的起点。在这一转变之前，我在纽约已经有一段有趣的体验。那时我受康乃尔世界学生会的派遣，前往纽约参加一个新的校际和平组织——“各大学非兵主义大同盟”（CollegiateLeague to Combat Militarism）的成立大会。该会在另一和平组织，“美国限制兵备会”（American League to Limit Armaments）的领导之下于1915年2月13日正式成立。该会邀请学生参加的请柬是由《纽约晚邮报》（The New York Evening Post）的发行人兼编辑韦拉德（Oswald GarrisonVillard）君署名的。韦氏为19世纪赫赫有名的“废奴主义者”（abolitionist）威廉·格理逊（William Garrison）的外孙。《纽约晚邮报》是当时纽约编印皆佳的大报。我参加这个“非兵”组织的成立大会也是我信仰和平主义和不抵抗主义的和平活动的一部分。

但是在1915年和1916两年之间，我的思想又开始转变了。一种智慧力量影响我转变的便是那英语民族的世界里最大的思想家之一，名著《大幻觉》（The Great Illusion）的作者诺曼·安吉尔（Norman Angell）。《大幻觉》是1909年出版的，当时被认为是宣扬有建设性的新和平主义最脍炙人口的新著。该书一再重版，各高等文明的语言里皆有译本。在英国乃至世界其他各地都组织有宣扬《大幻觉》的社团，专门宣传这一名著里所揭示的主张。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的几年期间，美国学生在“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的资助之下，组织了一个校际学生团体叫作“国际政治学会”（TheInternational Polity Club），会员都是自优秀学生中遴选的。每年夏季各支会又分别推派代表数人参加该会所主持的国际关系讨论会。在此之前，在安吉尔氏领导之下，英国本已有类似的组织。据我所知这种会议在美国一共只举行过两次。第一次便是于1915年6月在绮色佳康乃尔大学校园内举行的，我便是该次大会积极参与者之一。安吉尔先生便是该次为时两周的会议中的一个主讲人。另外还有些动人而富煽动性的讲演家也被邀参加。

第二年的年会是在俄亥俄州的克里弗兰城举行的，我也参加了大会。这一年安氏因事未能参加。在我的留学日记里对这两次的会议——尤其是1915年在康乃尔举行的那一次——我均有详尽的记述。

安氏的和平主义当时被称为“新和平主义”（New Pacifism），它与我以前所相信单纯的“不抵抗主义”是截然有别的。在我的日记里，我也为安氏哲学做了个节略如下[10]：

一个人如强迫别人接受他一己的意志，就会招致反抗。这样的强迫与反抗的对立，就会使双方力量抵消而至于毫无结果或浪费。［在这样对立的情况之下］纵使一方面胜利了，仍然要创造出两种奴役——失败者为胜利者所奴役；胜利者为维持他的主宰权，又要随时准备对付这被奴役的对方，［如此也就难免自我奴役］这样便形成了一种在经济上浪费亦如在道德上破产一样的［互为因果］的关系。这也就说明了所有基于强制执行或侵略行为的一切政策——如在一国之内［所因此形成］的特权和迫害，以及国与国之间［所发生］的战争和争霸——的彻底失败。但是如果双方息争合作，共同为人类的生命和人民的生计向大自然奋斗，则双方皆得其解放：双方都会发现这种和衷合作实在是最经济的办法。不特此也，双方且更可由此发现人类社会和社会精神价值上一切可能的发展的真正基础之所在。因为如果没有在正义的观念之下所建立的协议之中所产生的若干信仰，便不能产生［永恒而诚实的］团结合作。这［一推理］便明显地指出真正的政策——不管是国内的或国际的——之所在。这政策便是大家同意联合一致去抵抗在自然界和人性弱点中所存在的人类的共同敌人。

以上便是这一“新和平主义”的简明宗旨。它的理论基础便是：两个力量如发生冲突，最后必然是相互抵消而形成浪费和无结果。所以，新和平主义并不是否定力量；相反的，正是如何使力量用得其所。这便是新和平主义的基本概念。

《大幻觉》一书固然是脍炙人口，但是它也经常被人误解。所以我从安吉尔的自传里再意译若干段，来表明作者原意并不是说战争不可能发生。他说战争是可能发生的，因为人们不了解战争真正的基础，和战争便是力量的浪费这个单纯的事实！所以在1915年这个为期两周的会议里，我开始读安氏之书，也亲识安吉尔其人。安氏所首倡的观念认为真正的问题之所在，不是力量的否定，而是对力量做正确有效和更经济的使用——为一个各方所同意和了解、期盼和可能获得的目标而使用之。这一理论深深地打动了我。

在此同时，我也开始读杜威的著作；对杜威在1916年所发表的两篇论文，尤其感觉兴趣。在这两篇论文里，杜威的论点似乎与安氏的哲学不谋而合。杜威于1916年1月在《新共和》（The New Republic）杂志里发表一篇论文：《力量、暴力与法律》[11]。同时他在另一杂志《国际伦理学报》（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thics）里，又发表一篇更长的论文曰《力量与强迫》。这两篇论文对我既然有毕生难忘的影响，我想也略引数段如下[12]：

……力或能是公正无私甚或是个值得颂扬的名词。它意味着它是从事实际行动的有效工具，是执行和完成一项目的的技能和质素。如把使用它来达到的目的之有意义视为当然，它便是个值得颂扬的名词，它便是为使所期盼的目标成为事实的各种可能条件的整体，其意义不过如此而已……力量可使我们建筑地道车，修建桥梁；力量也能帮助我们旅行，帮助我们振兴工业；我们也凭借力量来做口头辩论和著书立说[13]。

再引一段：

……力如从可颂扬的意义上去看便是能。能便是能做工，能完成一些使命的力。但是力毕竟还是力——你也可说是一种蛮力；它的理性化［的程度］，端视其［使用后所得的］结果而定。就是这种同样的力，如任其脱缰而驰，不受约束，那就叫作暴力……[14]……能如不用来执行或达成它所负的［正当］使命；相反的，它却背叛了或阻挠了这一使命之实现，那么能就变成暴力了。炸药如果不是为建设之用去爆破岩石，相反的，却被用去轰炸杀人，其结果是浪费而不是生产，是毁灭而不是建设；我们就不叫它能或力，我们叫它暴力[15]。

现在我们要问，那么胁迫（coercion）和强制力（coercive force）又是什么回事呢？杜威接下去说：

强制力，公平地说来，便是介乎把力量用作能源，和把力量用作暴力，二者之间的中间位置[16]。

……力的来源是多方面的，各种力亦向各种不同的方向发射，互不相顾。等到它们［狭路相逢］发生了抵触，它们就冲突起来了。能在不冲突的情况之下，本可别有用途，但是在冲突之中，则流于浪费了。两位汽车驾驶员……各驾其车在一条公路上，相对而驶。他二人撞车了。撞车之后，他二人争吵起来，这种争吵的浪费，毫无疑义的是和车祸现场所构成的浪费，同样的确实。开车规则规定每部车都得靠右开，这就是一种防止浪费的计划，把那些如果没有计划就可能招致相互冲突的个别能源，统筹于一个可以避免冲突的方案之中；这个方案可使能的利用，发挥其最高效能。这……便是一切法律的基本意义[17]。

读了以上几段，我们可以看到杜威和安吉尔几乎用的是同样的语言，来说明两个力量如何因冲突而抵消的原委。约翰·杜威因而得出以下的结论：

法律便是把那些在无组织状态下，可以招致冲突和浪费的能源组织起来的各种条件的一种说明书[18]。

杜威又说：

……所谓法律……它总是……可以被看成是陈述一种能使力量发生效果的、经济有效而极少浪费的法则[19]。

杜威和安吉尔二人都有助于在1915年到1916年新思想的成长。我也开始舍弃我原有的不抵抗哲学而接受一种有建设性的有关力量和法律的新观念，认为法律是一种能使力量作更经济有效利用的说明书。

正当安、杜二氏的思想风靡一时之际，一个新的有建设性的国际主义也日趋蓬勃。这个新的国际主义原是《独立周刊》（The Independent）的主编汉密顿·何尔特（Hamilton Holt）所倡导的“强制和平同盟会”（League to Enforce Peace）所推动的。何氏后来应聘为佛罗里达州冬园市（Winter Park）的罗林斯学院（Rollins College）的院长，他是对美国舆论很有影响力的文化领袖。《独立周刊》是《新共和》（The New Republic）杂志出版前最有影响的两三家周刊之一。

1915年6月，美国的社会贤达们在费城独立厅开“强制和平同盟会”的成立大会。这件事深深值得我们回味的便是它在文化思想上直接影响了后来“国际联盟”（The League of Nations）的创立。由于何君的关系，美国前总统塔夫脱被推出任该盟主席；由于何、塔二君对此新观念之共同努力宣扬，威尔逊总统也就逐渐受其影响，终于促成国际联盟之诞生。

下面便是推动成立此一和平组织“强制和平同盟会提案”（Proposalsfor a League to Enforce Peace）的全文[20]：

我们相信这是值得想望的使北美合众国加入一个国际联盟的组织，使入盟的签约国遵守以下诸条：

一、所有签约国之间应受法律裁决的问题而在国际交涉中无法解决者，在现有条约范围之内，将向国际仲裁法庭提出申诉，听候判断。该庭不但处理各案本身的是非曲直，在该庭权限范围之内，亦可处理与各案有关的一切事件。

二、签约国之间所有其他案件，凡在国际交涉中不得解决者，应向一调解理事会提出申诉，听取该会的判断和该会所提出的解决方案。

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此句为胡适按语）］签约各国将集体使用其经济和军事力量去制止任何签约国，在［国际间］问题发生时，未按上述［诸条］处理之前而向另一签约国采取军事或其他敌视行为。

上述三条提案概括了“强制和平同盟会”的新哲学。其中最重要的一个词汇便是“强制”（enforce）——那就是以全世界的集体力量来强制维护［世界或国际间的］和平。

这种政治和文化两种力量的汇合，渐渐地使我改变了我以往有关国际问题，尤其是有关世界和平的思想。我逐渐地放弃了我以前偏激的不抵抗主义；从而相信用集体力量来维持世界和平，然后由一个国际组织来防制战争的可能性。

1916年初，我终于有个机会能把我的思想写了出来。那时美国的“国际睦谊会”（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International Conciliation）在白特勒（Nicholas Murray Butler）会长主持之下举办了一次校际和平论文竞赛。该会所颁布的文题之一便是：“在国际关系中，还有什么东西可以代替力量吗？”我对这一题目大感兴趣，因而很用了一番功，作文应征。数月之后出乎意料的，我居然得了头奖。那头奖的百元奖金，对我当时的经济情况实不无小补。我的论文后来由该会出版并译成多种欧洲语言；在巴西则被译成葡萄牙文；在南美其他各国则被译成西班牙文。这篇论文在我的留学日记里曾保留了一份节要。我现在把这节要再叙述一遍，也可以看出我那时对这一新哲学——新和平主义——信仰的程度。

在该文的第一部里我提出三个前提。我试答第一个问题：“在国际关系中，还有什么东西可以代替力量的吗？”我想当初出题目的人的心目中，一定先有个正面的答案。但是我却给他一个反面的答案。我的回答是：假如我们认为力量可以用不需要力量的东西来代替的话，则世界上便没有这种不用力量的代替品。这是我那篇论文的要点之所在。纵使是不抵抗主义，它正如杜威所说：“在一定的条件之下，消极的抵抗比积极的抵抗更为有效。”［也不是否定力量的存在！］

这样你可以看出我那时已经不是无条件接受不抵抗主义的一切理论了。甚至在1915年5月6日我已经体会到，弱水可以穿坚石，倒不是因为水弱，而是水原有其真正的劲！这就是杜威和安吉尔对力的观念。所以我对这一问题的答案，并不是力量可不可以代替的问题，而是如何更经济有效使用力量的问题。所以问题的重心就是怎样［觅取用力的新方法］来代替当前浪费和乱用力量的问题。

我论文的第二部分是解释当今［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世界的问题不是力量发挥的问题而是力量没有发挥的问题。目前这个战争实是人类有史以来，力量发挥的最大表现。但是其后果却是个死结，这个死结在1916年的春天实在表现得十分明显。力量何尝发挥，因为力量已被浪费了。力量的本身却被用去制造力量的对立而使力量相互抵消。在目前的制度下，是以力防力。其结果是相互抵消，以流于浪费和无结果。由此可见，我那时对安、杜二氏的新观念是真正的服膺了。

我论文的最后一部则说明，如果要力量充分发挥，就应该把所有的力量组织起来，加以规律化，而导向一个［有建设性的］共同目标。法治便是组织力量的一个例子。力量既经组织，浪费乃可消除，效能自可赖以保持。所以我的结论便是个具体的建议——把世界各国的力量组织起来，来维护国际公法和世界和平，这便是解决当今世界国际问题的不二法门！

所以，你可以看到我实在是“捍卫和平大同盟”这一信念的早期信徒之一，后来我也是“国际联盟”的热忱赞助人之一。当国联于巴黎和会宣布成立之时，我也是“国联中国同志会”（ChineseAssociationfor the League of Nations）的发起人之一。《国际联盟宪章》（The Covenant）便是我译成中文的。

后来九一八事变发生了，日本以武力强占我东北，我在我们所办的《独立评论》上便写了很多文章，支持我国向国联申诉，支持“李顿调查团”（The Lyton Commission）有关中日纠纷的报告。时历数月，我都希望国联来制止日本军阀的侵华行为。但如众所知，国联一开头就无能为力。由于美国拒绝加盟，国联已有先天的虚弱；更由于苏联加盟太晚，其后又因其侵略芬兰而被开除盟籍，国联便更无实力；再因东北事变，日本自动退盟；所以国联一诞生，事实上便已瘫痪了。

记得1945年我以中国代表团团员身份去旧金山参加“联合国”（The United Nations）成立大会。我忽然接到老友何尔特先生的电话，接着他便到旅馆来看我，说他是自备旅费自佛罗里达州冬园市的家中，赶来参加这个盛会。他说：“真正未料到我以前的理想最后竟然实现了！”我看到这位老人为其三十年前（1915）理想之实现而激动的情况，我也为之感动不已。

这一新的国际组织当然是包括美、苏等首要强国，可是当苏联坚持安全理事会里的永久会员国可以使用否决权时，何君与我均深感失望。时至今日，我始终拒绝在《联合国宪章》上签名。

在结束本题有关我个人信仰的和平主义和国际主义之前，我想略提一下当年同学们对我的温情，虽然那时他们都强烈地反对我的和平主义。当“二十一条事件”结束之后，整个同学的圈子内大致对我都非常友善。他们选我担任《中国留美学生月报》的编辑委员，又选我担任中国学生会所主办的《中国留美学生季报》［中文版］的主编。当我从绮色佳转往纽约时，我碰见了许多老朋友，他们都是在我主张不抵抗以及反对对日作战之时，强烈反对和批判过我的。可是在我居住纽约的两年期间，他们对我都十分友好，有许多到现在还是我很好的朋友。所以我认为一个人在公开场合采取坚定的立场，择善而固执，总是值得的。

第二我还想指出，我在1915年反对立刻对日作战的论点，不幸地二十多年后当中日战争于1937年爆发时，仍未失时效。在抗战前我国对日艰苦交涉的整整六年之中（1931——1937），我又变成了反对对日作战的少数派，在这六年中我反战的论点仍与当年无异。问题重心便是我们怎么能打？拿什么去抗日？我们陆军的训练和装备均甚窳劣，既无海军，实际上也没有空军，也没有足以支持战争的国防工业。我们拿什么去抗日呢？这是一件悲剧。不幸的是中日两国当时皆缺乏明智之领导阶层来设法避免战争。结果两败俱伤，同归于尽。在日本悠久的历史中，向无异族统治的先例，战争使其初尝此味。中国所受战争的创伤，亦迄未复原。

我今日回想我学生时代的活动——那些充满稚气的青年岁月——我觉得那里仍然有许多客观的教训，值得我们重新学习。中国为从事毫无意义的内争，整整地浪费了三分之一个世纪，把足以解决国家问题的工业化和国防建设完全忽视了。结果开门揖盗，任日人侵略。纵迟至今日，我国由于安全未得到适当解决所受的创伤，始终未能复原，而这安全问题，正如我四十年前所体验到的，非通过明智而有效的国际集体安全组织，便不可能有有效的解决。

在我结束本章之前，让我再念一段在安吉尔氏自传的“总而言之”第165至166页上所载有关安氏思想的节要，列入本章，作为记录[21]：

一、一个国家对食粮和生产原料加以政治控制，实无必要，战争也未必就能赋予一国［政府］对该项资财的掌握。该项控制只是为适应战争的目的，始有此必要。消灭战争，这种必要自然随之消灭。

二、没有任何战争是有利于经济发展的。由于战争的结果必然招致经济危机，发胜利财是不可能的。

三、胜方认为可以在战后使败方赔偿战费，这种观念完全是无稽的幻想。这一观念之虚幻从现代的经济制度上也可以看得很清楚。银行业务、信托和货币制度都是极易招致毁灭的。［一个战败国，经济体系既然全部崩溃，拿什么来赔款呢？］

四、战争不是命定的、出乎自然的，或是历史发展中“不可避免”的过程。战争不是大自然所制造的，而是人为的，是人类智慧破产的表现。

五、人类智慧本无破产之必要。我们或许不能改变人性，但我们绝对可以改变人类的行为。如果人类连行为也不能改变的话，那我们今天还不是在搞决斗，在法庭中搞刑求，在［宗教信仰中］烧死异端？

六、不抵抗并非良策。当人类或国家对罪恶的暴力或社会极权的疯狂无从抵御时，则彼此便以力相尚，强凌弱，众暴寡。而当事各方均自称有以强力自卫之权；同时在其所争执的事件中，各方亦各自作裁判。但一方如为对方强力所压制，则争端便随力量而解决。欲求理智和公理得以伸展，则无法无天的暴力之下的遭难者，必须由社会来加以保护。所以我们所反对的坏事不是力量，而是力量没有得到正当的使用——在法律之下的正当使用。我们要武装法律，而不是武装诉讼人。

七、所以我们必须弄清楚，我们的第一个目标是防卫，不只是和平。这个意思就是我们应试行建立那唯一［解决人类争端的］方法的基础。根据此基础我们可以取得和平的防卫，可以用力量来防制侵略和暴力！

八、第一步的努力并不是企望建立一个有奢望的世界宪法，而只是把与这一［保卫世界和平］问题有关的一切事实，公诸世界，使其得到一个更广阔的公共了解。要把我们的大原则化为政策，我们的第一要务便是把我们和德意志的分歧之点究在何处，摊开来讲个明白。事实上直至今日，我们还不清楚我们和德国的分歧究在何处呢！我们要先从英语国家开始，来举办一个核心小组讨论；然后再包括法国、俄国和德国来［共同］试探设立一个欧洲协约的组织，不能只坚持那动摇不定的势力平衡的延续。这一“协约组织”一定要一小部一小部地组织起来，直至那些对今后美好生活有共同信念的各个背后有足够的武装，来强制制止那些黩武而自以为是的［国家和人民对外的］侵略行为［然后再试行建立一个世界性的用武力防卫和平的具体组织］[22]。

注释

[1]笔者这一辈的中国知识分子，三四十年代在国内受大中学教育时，震于胡适之、蒋廷黻诸先生的盛名，总以为他们对中西语文的运用都是得心应口、白璧无瑕的。及长亲炙教诲，才知道幼年时代的幻觉与真实相去甚远。我第一次听到蒋先生在联合国大会讲演，他那一口的宝庆英语，殊出我意料之外。胡先生英语的发音远在蒋氏之上，但是胡先生英语讲演时的中国“腔”（intonation），也是相当的重。他二人都是十八九岁以后才正式运用英语会话的，因而英语也就始终是他们的“第二语言”，说起来总归不像早期留学的“幼童”们，或现在“进美国学校”的孩子们说得那么自然。

语言这个东西本是人类生活中最难掌握的技巧之一。学习它也有一定的年龄限制。男人家在十五六岁以后才正式开始学，总归是学不好。我国的文法科留学生中大凡中文有相当造诣的，西文则很少能达其巅峰，反之亦然，这都是因为幼年很难双语兼修。“四美具，二难并”，使中西语文写说均佳，真是谈何容易。胡适之先生的治学和讲学，虽然仍以中文为主，像他那样能对中英双语两得其平的留学生，也真是出类拔萃的了。

[2]卜郎吟（Robert Browning，1812——1889），胡氏在后来著作中有时亦音译为“白郎宁”，然在其《留学日记》中则用“卜郎吟”。笔者因本篇所讨论的问题多与《留学日记》中所讨论的有密切关系，为便于读者查对，故本篇所用译名均尽量采用《日记》中的译名，以免混杂。

卜郎吟为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的大诗人，死后陪葬西敏寺。其诗以乐观主义见称于时，其格调甚合乎我们这位“不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胡适之先生的口味。胡氏曾以“骚体”译其诗，尚称切贴。不过卜氏却没有胡适之先生乐观得那么理智。他的纯情主义的倾向使他与一位全身瘫痪的女诗人伊丽莎白·巴瑞特（Elizabeth Barrett，1806——1861）由热恋而结婚而情奔，一时传为佳话。他二人婚后所写的“商籁体”的情诗，则尤为脍炙人口。

[3]胡氏原以公费学农。康乃尔农学院因系州立，不收学费。然学生如中途退学或转学，则必须补缴学费。所以胡氏在二年级转学时，中国留学生监督乃自其生活费中分期酌扣若干，以补所欠。那时的庚款留学生，学杂费之外，每月生活费为八十美元，实在是个了不起的大数目。

美金当时的购买力，恐在今日（1978）十倍左右。今日若有留学生能月领八百美元“生活费”，岂非富人？！

再拿当时的中国生活费用作比：斯时一美元约合中国银元（“袁大头”或“墨西哥鹰洋”）两元五角上下。适之先生的同乡张恨水先生那时在芜湖一报馆做编辑，月薪仅银洋六元（约合两块多美金），还要养家活口！（见《张恨水自述》）

所以那时公、自费留学生一旦出国，真是立地成佛。昨日还是牧牛儿，今日便可衣锦披朱，到相府招亲去了。这样一群花花公子，镀金返国之后，要做什么样的“大事”或“大官”，才能继续他们在国外当学生时代的生活水平呢？因而回国的留学生如维持不了以前的标准，则难免自叹“怀才不遇”、“食无鱼，出无车”了。维持得了的，则其享受难免还要升级。如是则中式仆妾副官，西式汽车洋房……做起了中西合璧的大贪官、大污吏而视为当然。由留学生变质的官僚，因而逐渐形成一个标准的职业官僚阶层（professional bureaucrats），他们眼中哪里还有汗滴禾下土的老百姓呢？结果弄到民不畏死，铤而走险，不是顺理成章的事吗？

笔者读史而发此感慨，绝无意批评老辈。这只是个“时代问题”和“制度问题”，足以发人深省罢了。个人的行为原只是沧海之一粟；在社会行为的整体中，只是随波逐流，奚足臧否？

再者，笔者这一辈，原也只是前辈的余波，我们这批抗战期间没有被敌机炸死，或肺病、疟疾害死的草鞋青年，胜利之后，形容枯槁，衣不蔽体。可是一旦榜上有名，偷得国家一笔外汇（不论公费自费，自己都可不花一文），转眼之间也就西装革履，钢笔手表，“三机”俱全（照相机、留声机、打字机）；对镜自窥，居然也是堂堂一表的镀金青年，阿Q心理，谁人没有呢？如果时代不变，学位如常，留学返国之后，职业上得意与不得意之间还不是向“老辈”看齐？管他老百姓死活！这原是时代的悲剧；时代不变，留美学生有几个会对着镜子诅咒自己呢？

笔者在认识胡老师的初期，还是个在美国“山上”打工的“查莱”（美国人鄙视华工的俚语）。记得那时我的工作是每日十二至十四小时，每周七天，周薪是四十五元，但是和我同工的另外一个“查莱”对我且有点羡慕和不平之感，因为他是“跳船的”，没有“身份”；做我这样的“工”，他还得躲躲藏藏，并向“介绍所”不断送钱，以便有眼线的介绍人，随时通风报信。一旦“有吏夜捉人”之时，他可有准备地来个“老夫逾墙走”！因而他看到我这个通宵呼呼大睡、夜半敲门不吃惊的“留学生”，真是既羡慕，又嫉妒。

所以我后来听到适之先生说，他在1912年，每月八十元的生活费被扣掉十五元而大哭其穷之时，我不觉学着一句四川话向他老人家说：“胡老师，你穷啥子啊！”可是我这句四川话，胡老师一直未听懂，因为他未到过四川，也没有害过肺病或疟疾，更没有在美国上过“山”啊！

庚款留学生是近七十年来我国建国的栋梁之材。但是这些栋梁和一般中国老百姓距离多远啊！

[4]汪精卫在为《总理遗嘱》撰稿时，他为着行文声调铿锵，乃选了三部中山遗著排列成：“建国方略、建国大纲、三民主义。”其实他漏列了的《民权初步》，其重要性实不在上述三书之下，甚或有以过之。

孙中山先生是近代中国最高层领袖中，凤毛麟角的modern man；是真能摆脱中国封建帝王和官僚传统而笃信“民权”的民主政治家。他了解搞“民权”的第一步就是要知道如何开会，会中如何决议，决议后如何执行。这一点点如果办不到，则假民主便远不如真独裁之能福国利民。中山先生之所以亲自动手来翻译一本议事规程的小书，而名之曰《民权初步》，就凭这一点，读史的人就可看出中山先生头脑里的现代化程度便远非他人所能及。汪精卫在《总理遗嘱》中之所以漏列此书，显然是说明汪氏认为这种小道何能与“总理遗教”的经典并列？殊不知我国的政治现代化运动中所缺少的不是建国的方略或大纲，而缺的却是这个孔子认为“亦有可观”的“小道”！

胡适之先生最心折的后辈，哥大史学系的台柱教授芮文斯（Allen Nevins）先生，那时便时常在课堂上大言不惭地说：“在政治上说，英语民族较其他任何民族，都更为优越！”其实英语民族在搞政治上的优越性，就是他们会开会：认真开会，和实行开会所得出的决议案。其他任何民族开起会来都是半真半假。半真半假的会便不能搞“分工合作”和“配合工作”（teamwork）。而英语民族在政治上的最大武器便是“配合工作”。

笔者最近在一本《新英汉词典》里看到a teamwork government一语被译成“集体领导的政府”。实际上近百年来最安定的英语民族的政府无一而非“集体领导的政府”，我们东方则适得其反。从这点来看，我们实在不能不接受芮文斯先生的牛皮。

我们中国的政治，三千年来都是“天子与士大夫共治”的政治。这一传统演变的结果，便是在上要“能令”，在下要“受命”。“受命”成为习惯，自然要承奉颜色而逐渐流于“上拍”；“能令”日久，也难免颐指而气使之，逐渐形成了“下压”。那些“既不能令，又不受命”的“绝物”，不是孤芳自赏，便是落落寡合。所以我们中国知识分子不做领袖，就做臣仆。上无领袖，下无臣仆，大家都过不了日子。但是我们为什么不能也和英国绅士一样，开个诚实的会，通过一个好的决议案，然后大家来个teamwork呢？那就是我们的文化传统里，实在没有这个东西；我们的血液里，没有这个teamwork的血球，夫复何言！

文化传统是规范个体社会行为最强的约束力。中山先生说：“破坏难于建设！”要“破坏”我们这个传统，谈何容易！孙中山先生之所以伟大，胡适之先生的思想之所以能风靡一时，便是他二人生为现代文化领袖，他们的思想作风比我们一般中国知识分子要“现代”得不知多少倍！

反观我国近百年民权发展的史迹，翻翻各界要人的嘉言懿行，再来熟读孙、胡两氏的遗著，才觉得他两位前贤，真是众睡独醒的“现代”哲人。

[5]中国学生在美国大学读书，一般都比美国同学更用功，天资也比较聪明。大学四年的课，往往三年读完。第四年级就开始读研究院的课了。胡适之、顾维钧诸先生那时都是如此。

[6]胡先生在六十多岁的时候和我谈起他康乃尔时代的“民族晚会”，仍是口角留香，余味犹存。我口中虽未与他抬杠，心中却大不以为然，因为我知道这种“民族晚会”是个什么东西。

笔者在留学生的“年龄”上来算，是比胡公反要“老”一辈。胡先生是到美国来读大学本科的。我是受了完满的中国国立大学教育，还做了一阵小公教人员，才赴美留学的，因而我这位老童生实在无法欣赏那些十几岁的中国孩子们所宣扬的“中国文化”！

记得在50年代的初期，在“国际学社”内代表中国同学的是一位年轻的女同学。她出生于一个上海富商之家，自称一向是以“花钱”（spending）为“娱乐”（hobby）的。她受的是彻头彻尾的上海地区教会中学的教育。一口流利的英语不知比胡适之、林语堂、蒋廷黻诸先生要高明多少倍。人也聪明、漂亮、能干。当起“会长”、“主席”也比谁都强，座上的马歇尔元帅就频频点头称赞。真是样样都好，样样都可做。可是她就不能“宣扬中国文化”！由她所率领的那群青年男女所举办的“中国之夜”，在我们那批老油条看来，实在觉得“倒胃口”，甚至“愤怒”！

我们有时也问问来自印度、中东等地的老油条们，对他们自己的“晚会”的感想。谁知他们的“愤怒”之情，实有甚于我辈。

我想胡适之先生他们那时在康乃尔所搞的“晚会”，不会差得太多。我就奇怪为什么胡先生六十多岁了，对这些当年的“儿戏”还兴致未减呢？仔细想想也没啥费解。因为一个知识分子的“大学时代”——这个知识上的“成熟期”（formative age）——实在是他一生的黄金时代。在那智窍初开之时所接受下来的东西，是毕生眷恋不置的。笔者本人的大学时代实是我一生最贫病交迫的时代。但是我今日回味那段“几度夕阳红”

的沙坪岁月，真想回去再过它四年。胡老师之眷恋康乃尔不是同样的心情吗？至于那些“民族晚会”的实际价值如何，自然又当别论了。

[7]据顾维钧先生于1960年“口述历史”时亲口告我，这个“秘密”是当时中国外交总长陆徵祥与大总统袁世凯密议之后，要顾氏（时任“大总统府”和“外务部”双重英文秘书）亲自秘密送往美国公使馆，交英国路透社“泄露”的。唯顾氏1931年以前的文件均留存天津私宅，未能携出，以致当时的细节，笔者也就无从查对了。

[8]原诗刊于《四十自述》（1954年，世界文摘社港版），页80。全诗原文如后：

但见萧飕万木摧，尚余垂柳拂人来。

西风莫笑长条弱，也向西风舞一回。

原注：“西风莫笑”原作“凭君漫说”，1916年改。“长条”原作“柔条”，1929年改。

[9]胡氏在1915年3月19日夜所写的《致留学界公函》（原稿为英文，见《留学日记》），辞义皆差。英文不像英文，意思尤不足取。一个国家如果在像“二十一条要求”那种可耻的紧急情况之下，她的青年学生还能“安心读书”，无动于衷，那这国家还有希望吗？不过胡适之先生是个冷静到毫无火气的白面书生，他是不会搞革命的；抛头颅、洒热血是永远没有他的份的，所以他这些话对热血青年是不足为训的。

[10]安吉尔学说英文节要原文见《留学日记》（1915年6月日记，7月1日补记）；或安氏原著《大幻觉》，页416（Norman Angell，The GreatIllusion.London&New York：G.P.Putnam’s，1913，p.416.）。

[11]John Dewey，“Force，Violence，and Law”，The New Republic，V，Jan.22，1916，pp.295——297.

[12]John Dewey，“Force and Coercion”，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thics，XXVI，April，1916，pp.350——367.以上两篇论文均收入《人与事》（Characters and Events.Popular Essays in Social and Political Philosophy by John Dewey，edited by Joseph Ratner.New York：Henry Holt&Company，1929.II，pp.636——641，782——789.）一书。本章下节诸段引文，均引自此书。

[13]《人与事》，页784。

[14]同上，页637。

[15]同上，页784。

[16]同上。

[17]同上，页637——638。

[18]同上，页784——785。

[19]同上，页637。

[20]“提案”原文见Enforced Peace：Proceedings of the First Annual National Assemblage of the League to Enforce Peace.Washington，May 26——27，1916.New York：“appendix A”League to Enforce Peace，70 Fifth Avenue，N.Y.，.c.1916，p.189。

[21]Norman Angell，After All.The Autobiography of Norman Angell.New York：Straus&Young，1952，pp.165——166.

[22]胡适之先生这篇有关政治思想的自述，是他晚年著述中很重要的一篇。这里所谈的虽是他青年时代的故事，但也是他晚年期的夫子自道，而且是一篇对他幼年思想重新估价、从头核准、初无丝毫“修正”的夫子自道。笔者二十年前为他英文自述作导言时，也就根据这几篇而强调说，胡适思想四十年来无太大的变动。这从好处来说，是胡适思想的前后一致性；从坏处来说，则是胡适之没有进步。

青年期的胡适是被两位杰出的英美思想家——安吉尔和杜威——“洗脑”了，而且洗得相当彻底，洗到他六十多岁，还对这两位老辈称颂不置。这也就表示胡适的政治思想，终其生没有跳出安、杜二氏的框框。胡适之先生一生反对“被人家牵着鼻子走”。可是在这篇自述里，我们不也是看到那个才气纵横的青年胡适，一旦碰到安吉尔、杜威二大师，便“尽弃所学而学焉”，让他两位“牵着鼻子走”吗？适之当然不承认他被人家牵着鼻子走，因为他不自觉自己的鼻子被牵了。这并不表示他老人家没有被牵。相反的，这正表示牵人鼻子的人本事如何高强罢了。安吉尔、杜威能在东方碰到个诚实无欺、信仰坚定、生死不渝的一世祖，马克思、恩格斯为什么就不能呢？一个民族的智慧老大之后，被侵入的新兴思想所洗脑——所谓启蒙期——并赖之而复苏，原是很自然的事。但是一直停留在洗脑程序之中，而不能跳出框框，那这个老大民族就脑脉硬化，没有进步了。

记得幼年读《左传》，读到一个小故事说：“公嚼带，使公子牛焉。公子仆，折公二齿。”在胡先生这篇自述里，我们也看到，胡适嚼带，使安、杜二人牛焉。安、杜仆，胡公折其二齿。

当然在近代中国启蒙的思想家，甚至海外的宣传家之中“折其二齿”的，正所在多有，并不只胡老师一人。所以我们要了解胡适的政治思想，先得搜搜安、杜二公的“根”（root），看看他们怎样能使我们那样有才学的胡老师，来“俯首甘为孺子牛”！

大凡一个思想家，他思想体系的建立，总跳不出他自己的民族文化传统和他智慧成长期中的时代环境。这是他的根。其后枝叶茂盛，开花结果，都是从这个根里长出来的。安、杜二氏的根是怎样长法的呢？让我们先来逐条解剖一下：

第一，他二人都是白种人。他们的文化传统白得像一条被单。他们的思想、观念，是完全从欧洲白种人的文化传统出发的。

第二，他二人都是西方扩张主义极盛时代、最富强的帝国主义国家中的上等公民。

第三，他们是上述这个社会内的“开明分子”、“社会贤达”、高级知识分子，自命为有教无类的大学者、教育家。他们的人品都是极其善良的：奉行基督，反对战争，同情弱小，同情得像贾宝玉同情刘姥姥的孙子板儿一样。

第四，他二人就同胡适之先生、张君劢先生一样，无拳无勇无钱，而又自命不凡，不甘寂寞，专门欢喜“谈政治”的“白面书生”。现在美国的费正清先生等等的社会贤达，还是属于这一类。

有了这四条框框，我们就不难看出他们所讨论的“力”、“能”、“和平”、“法律”等等概念的本质之所在了。

所谓“力”也者，在他们看来，就是英国的“力”碰到了德国的“力”。他们二力相销，两败俱伤，所以胜者也就不能发“胜利财”了。他们就未看到一旦英国的“力”碰到印度的“力”，俄国的“力”碰到中国的“力”，二力不相销，则胜利者就要发“胜利财”了。他们如果不发胜利财，胡适之先生也就没有“庚款”可以“留美”了。

所以谈近三百年来的世界问题（包括今日美、苏争霸的问题），如果抹杀“帝国主义”这个基本概念，则一切理论也就不值一驳了。

再看安、杜二氏所谈的“和平”罢！

他们的“和平”的定义，事实上是：“全世界在休战状态下，维持现状（status quo）。”第一次大战（乃至第二次大战）前后，想“维持现状”最力的国家便是“日不没”的大英帝国。她在“现状”之下，已日不没矣；不维持现状，难道还要征服火星吗？

那时想打破现状，使世界大乱，好浑水摸鱼的是德、意、日等几个小强盗。大强盗要维持现状，保护“既得利益”，小强盗要打破垄断，向大强盗分赃，才搞起了所谓“世界大战”，其理甚明。

在这情况之下，安、杜二大师要全世界休兵息战，维持现状，这不但小强盗不肯；这现状对我们这些历经大小强盗洗劫、弄得家破人亡的殖民地、半殖民地、次殖民地，又发生什么意义呢？民国初年孙中山先生反对“参战”的理论基础（我强调的是“理论”二字），也是从这个观点出发的。

安吉尔、杜威这两位白面书生，书生论政，见不及此，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二人皆“身在此山中”。像胡适之先生这样的从半殖民地出来的黄面书生，在国际政治上也和他们大唱其同调，不是很可笑的事吗？！

杜威对“法律”所作的那两条解说，事实上和我国汉朝许慎所说的“触不直者去之”，同样没有太大的反驳价值，因为他忽略了“法律”的从属性而以偏概全。

“法律”就像一头猎犬，它是有“主人”的。杜威用数理逻辑所推出的答案，在今日政治学派上说盖可归之于“数理派”（mathematical metrical）。他这个调节不同力量、使其作有组织地更经济有效地使用这一公式，有个大前提——使用这一公式的人，必须全是“主人”。这样则一条公路上两位驾驶员，各自靠右边开车，各自经济有效地使用其“力量”而不至于“浪费”。

可是就在胡适之在美国做学生的时候，也就是杜威完成这个公式之时，美国加州却有一条管理该州公路的“法律”。那条“法律”规定在公路驾马车而过的小贩，不收费，或收费甚轻；步行挑担的小贩，则付重税，重于马车数倍。何以故呢？就是“主人”家里的人都是乘马车的。那些“挑担”的广东小贩，站都站“不直”，所以这匹野兽“廌”便“触而去之”了！

笔者在50年代的中期，为着应付考试也曾熟读杜威之书。讲到“不疑处有疑”之时，我就把他一段段地开了天窗，虽然我在三重口试的考场上不敢对这个杜家店说半个不字。

后来我访问胡先生，我看他老人家无条件地服膺杜威的情形，心中亦不以为然。但是胡公虽然一辈子鼓励人家“怀疑”，他自己却不大愿意人家对他的思想有所“怀疑”。笔者因而也就未敢过分地唐突西施。可是适之先生是绝顶聪明和极度虚心的。我们的字里行间式的聊天，曾惹起胡先生用了大笔血汗存款，托我替他买了十来本研究杜威的新著。

笔者叙述这段小事，并不是说其愚如余小子者，尚敢斗胆批杜，而胡大师却不敢说半个不字！非也。这是中国学术史上的“辈分”问题。

适之先生求学于清末民初之际，那时孔家店已不倒自倒。思想界一片空白（笔者这一论断，周策纵先生是一向反对的），青年知识分子乃四出“求经”。可是这些洋“经”对他们来说，实在是太新鲜、大高明了。在泰山压顶的西风东渐之下，他们完全丧失了“学术自主”的信心（事实上也无此能力），因而新学问对他们只有“皈依”的份，哪里谈得到怀疑呢？幼年既无力怀疑，也无心怀疑，年老功成业就，已成了开山宗师，东方一世祖，自然就更不会怀疑了。这不但是实验主义者如此，马克思主义者更是如此。

我们这后一辈就有点不同了，我们第一个怀疑是那些“留学归国”在大学里教过我们的洋老师。对老师的怀疑，因而对老师的老师也就不太信任了。这就是笔者所说的“辈分问题”，倒不是后一辈胆子大，“不知轻重”。

再者，胡适之先生原是个十分标准的传统中国士大夫。传统的士大夫现代化了，因而他与英美的士大夫——英国的张君劢、美国的胡适之……也就一拍即合。后一辈的知识分子去古已远，他们的士大夫气息已经很淡薄，加以他们都是抗战、革命等空气喂大的，对洋人也就没有像老一辈子那样说一不二了。

第五章　哥伦比亚大学和杜威

文科各系的教授阵容

今天我想谈谈四十年前的哥伦比亚大学——从1915年到1917年的哥大。

我在1915年9月注册进入哥大哲学系研究部。其后一共读了两年。在第一年中我便考过了哲学和哲学史的初级口试和笔试。初试及格，我就可以写论文，我也就［可以］拿到我的［哲学博士］的学位了。1917年的夏季，我就考过我论文最后口试。所以两年的时间——再加上我原先在康乃尔研究院就读的两年——我在哥大就完成我哲学博士学位的一切必需课程和作业了[1]。

这几年正是哥大在学术界，尤其是哲学方面，声望最高的时候。杜威那时也是他一生中最多产的时期。专治希腊哲学的研究院院长乌德瑞（Frederick J.E.Woodridge）教授那时也在哥大研究院授哲学史。哲学系的芒达基（W.P.Montague）教授是当时［西方］六个“现实主义者”（Realists）之一。授伦理学（ethics）的教授厄德诺（Felix Adler）则是美国“伦理文化学会”（The Society for Ethical Culture）的发起人。这个学会事实上是个没有神学的宗教[2]。所以，当时哥大的哲学系实是美国各大学里最好哲学系之一。

当时哥大其他各系如历史系、社会系、教育系，等等，也同样享有盛名。我只能说人文学科这一面，其实当时哥大在科技方面也是赫赫有名的。在历史系里面我只认识几个人，如授政治理论史的开山宗师顿宁（William A.Dunning）教授和倡导新史学、后来又创办“社会研究新书院”（The New School for Social Research）的罗宾逊（James HarveyRobinson）教授，以及第一位以自己经济观点来诠释美国宪法史的毕尔（Charles A.Beard）教授[3]。此外还有很多大牌教授，可惜我不能在历史系花太多的时间。我最大的遗憾之一便是没有在历史系里选过一门全课。当时最驰誉遐迩的一门课，便是罗宾逊教授的“西欧知识阶级史”。这门课事实上是一门研讨孕育各时代西欧文明的思想史和文化运动史。这门课在学术圈内享有其应有的声誉。罗氏印有讲授大纲和参考书目。我读了这些大纲之后，觉得它极有用。但是我最大的遗憾便是没有选修这门启蒙的课程。

哥大当年的校园建筑只限于今日我们所说的老校舍。例如那时的图书馆便集中于洛氏大楼，今日我们叫它作洛氏纪念图书馆（Low Memorial Library）。中文图书馆那时便设在洛氏大楼的顶层。和今日相比，那时的图书馆和中文图书馆实在都是很小的。那部辉煌的巨著《古今图书集成》便陈列在该馆首要位置，看来真令人耳目一新[4]。

那时约翰·介大楼（John Jay Hall）还没有兴建，也没有女生宿舍［约翰逊大楼（Johnson Hall）］。男生宿舍则限于两座老建筑——哈特莱大楼（Hartley Hall）和李文斯敦大楼（Livingston Hall）。立于这两座老楼的对面便是新建的宿舍佛纳大楼（Furnald Hall）。这是当时认为最摩登的新楼了。那时哥大［外国学生活动中心的］“国际俱乐部”（International Club）便坐落今日的约翰·介大楼的基地之上。它也是“世界学生总会”下面的一个支会。今日大家都不太记得了，但是它却是当时外国学生活动的中心。

在这三座大楼之内，我们今日查一查当年居住的中国留学生，应该也是一件蛮有趣的事——许多当年的学生后来在中国政界和文教界都是知名的人物。与我同时的一共只有三个中国学生住于佛纳大楼，因为这座大楼是新建的，租金较昂。除我之外，便是那位有名的宋子文和张耘。张耘后来以张奚若一名知名国内。他在中共政府内做了许多年的高等教育部部长。他不是共产党员，只是所谓“民主党派”的一分子[5]。

住在其他两座老宿舍里的中国学生则有中山先生的公子孙科，以及我后来的上司和同事蒋梦麟。蒋氏是学教育的，在入学哥大之前曾在旧金山一家革命报纸［《少年中国晨报》］当了将近十年的编辑，以薪金补助学费。他后来成为中国重要的教育家，由代理到实授北京大学校长，也是我当北大校长的前任。其外还有很多别人[6]。

让我再叙述一下当时学生所极感兴趣的教授阵容。我还记得在哥大最初几个星期的学习生活中教授讲课的情形。例如社会系名教授之一的吉丁斯（Franklin Giddings，1855——1931），如今事隔四十余年我还记得他上第一堂课时的开场白。他说：“积三十年教书之经验，余深知教书的不二法门便是教条主义！”他接着便解释说，“一个钟头的课，实际上至多只有四十五至五十分钟。假若我模棱两可地向你们说，这个似乎如此，那个未必如彼，那你们究竟学到些什么呢？你们当然既不愿听，也不愿信了。所以我只有说：‘毫无疑问的，毫无疑问的，我就这样告诉你……’就是这样的，一定是这样的。所以为什么我说教条主义是教书的不二法门的道理。”这几句话，四十年后在我的记忆中，仍然余音绕梁。但是我听他的第一堂课以后，我就未再上他的班了，虽然我仍然欣赏他的著作。

还有教我政治理论史的顿宁教授。在今日他已被看成旧学派的代表，但是在那时他却是这一行的拓荒者。在其所著专门研讨上古和中古时期“政治理论史”的第一版序言里，他就说在他以前，英语民族国家、德意志以及其他欧陆各国还没有过类似的著作。顿宁并不长于讲授，但如今事隔四十余年，我仍然记得那位和蔼而衰迈的老教授。在那一年的冬季，他每次上课时，先要在教室四周张望一下，然后把所有的窗户都关闭好，又在他衣袋里取出个小帽子戴在头上，这才开始讲课。

在康乃尔时代我的主修是哲学，副修是英国文学和经济，第二副修事实上是经济理论，主任导师是亚尔文·约翰逊（Alvin S.Johnson）。他后来自康大辞职去就任新办的《新共和》（The New Republic）杂志的编辑。后来他又和哥大经济系名教授西里曼（Edwin RobertAnderson Seligman，1861——1939）共同担任《社会科学百科全书》的编辑。约翰逊是专攻经济理论的名教授，是该行的一位泰斗。我真想不通，我在上了他两年经济理论的课之后，竟一无所获。所以我得到个结论：要不是经济理论这门课有问题，那就是我自己的头脑有问题。可是在我们那个由约翰逊指导的研究班里，后来竟然出了个名经济学者弗兰克·纳特（Frank H.Knight）。纳氏最初主修也是哲学，后来转攻经济。他所写的博士论文《冒险、波动和利润》[7]，后来竟使他成为一个知名的经济理论家。所以经济理论这门学问实在没什么毛病；这显然是我自己心理上有点失调，使我对两年研究院内的经济课程一无所获[8]。

转学哥大之后就不再以经济理论为副修而代之以政治理论。另一副修在当时夏德（Frederich Hirth，1845——1927）教授的提议与邀请之下，以“汉学”（Sinology）为副修。

夏德是一位很有趣的人物。据我们所知，他是哥大的第一位“丁龙讲座教授”（Dean Lung Professor）。那是美洲大陆第一个以特别基金设立的汉学讲座。丁龙［这位早期旅美的华工］原是美国卡本迪将军（Horace W.Carpentier，1825——1918）的一位佣人。他［的为人和工作］深得卡氏的敬重，所以卡氏乃独立捐资给哥大设立一席专治汉学的“丁龙讲座”[9]。

夏德教授的《中国上古史》和《中国与东罗马交通史》等著作[10]，当时深受学术界的重视。但是他那时在哥大却苦闷不堪，因为他简直没有学生——主修、副修都没有，所以我倒乐于接受他的邀请以汉学为我的两门副修之一[11]。夏德先生待我甚好，他不但领导我参观哥大那个他所协助建立的小型中文图书馆，他还把他那丰富的中文典籍的收藏全部让我使用。我和这位老先生厮混得很熟。他有时也请我到他的公寓里去会见他的朋友们和其他的学生。我还记得他的助手刘田海。田海是前中国驻美公使刘锡鸿［编者按：根据外交部档案资料处所编《中国驻外各公使大使馆历任馆长衔名年表》，刘锡鸿于清光绪三年（1877）三月十七日被任命为使德钦差大臣（原为驻英副使）。驻美表内，并无其名；人名索引内亦仅出现一次。似未任驻美公使职］的儿子。这位刘君甚为成熟。他虽然算不得是个汉学家，但是他的中文根基甚好，做夏德的助手，胜任有余。

我在夏氏的公寓之内还遇见一位温和美丽的女子，尤金·梅耶（Eugene Meyer）的夫人阿葛勒丝·梅耶（Agnes Meyer）。梅耶先生是《华盛顿邮报》（The Washington Post）的发行人，也是老罗斯福总统任内的金融界巨子。阿葛勒丝本人也有她自己的成就——她也是美国新闻界的领袖之一。

夏德教授非常喜欢我，同我常常谈他自己有趣的故事。有时这些故事也是拿他自己开玩笑的。时至今日，我仍然记得他说的一则故事，便是他自己替中国驻纽约总领事当翻译的笑话。这位中国总领事那时离职回国，纽约市商会为他设宴饯行，夏氏应约为那位总领事临别致辞的翻译。夏德［既然身为哥大中文系的教授］这项职务他是不能推辞的。但是当这位总领事起立致辞之时，夏氏却为之大起恐慌，因为这总领事说的是福州话，夏氏一句也听不懂。事到临头，他当然不能向商会当局来临时解释说中国方言太多，福州方言他是一句不懂的。他情急智生，乃做出洗耳恭听的样子，默不作声，并大记其笔记。当总领事演说完毕之时，夏氏乃起立［用英语］为总领事重新演说一番。一开头夏氏便说，我（总领事）这次离纽返国，心理上充满了一喜一悲的矛盾。喜的是即将重返祖国与亲人久别重聚，悲的是与纽约诸新交旧识从此握别……如此这般，夏氏说得情文并茂。当夏教授“翻译”完毕之时，全场热情洋溢，掌声如雷[12]！

以上便是夏教授告诉我的故事之一。我仍然至今未忘。

在我所有的教授之中，我特别希望一提的是约翰·杜威教授和厄德诺教授。在我转学哥大之前我已经认识了厄德诺教授。前面已经说过，厄氏是一种新宗教“伦理文化运动”的发起人。这一新宗教的基本观念是相信人类的品格和人类本身的行为是神圣的。但是他是无神的，也没有什么神学来作其理论根据。当我还在绮色佳的时候，我有几个犹太同学发起并组织了一伦理俱乐部。他们之中我还记得的有罗拔·卜洛特（Robert Plaut）和哈鲁·里格曼（Harold Rieglman）。卜君现已仙逝；里君则仍然在纽约当律师，曾加入共和党，一度竞选作纽约市长候选人。里君和我一样也是从康乃尔转学哥大的；他入法科，我进哲学。就在康乃尔这个伦理俱乐部，我第一次听到厄德诺教授的讲演。我对他以道德为基础的无神宗教十分折服，因为事实上这也是中国留学生所承继的中国文明的老传统[13]。

后来我又选读了厄教授的一门课，因而和他的本人乃至他的家人都熟识了。在我的留学日记里，我记了很多条厄德诺语录。让我抄几条在下面[14]：

道德的责任并不是外来的命令，只是必须要怎样做才可以引出别人——例如所爱的人——的最好部分。

只有对别人发生兴趣才可使自己常是活泼泼地，常是堂堂正正地。

要生活在深刻地影响别人！

要这样影响别人，要使他们不再菲薄自己。

从这些语录里我们很容易看出康德（Immanuel Kant，1724——1804）和康德哲学的至高无上的（Categorical imperative）道德规律对他的影响[15]。所以厄德诺是［当代思想家中］对我生平有极大影响的人之一。

杜威和实验主义

杜威教授当然更是对我有终身影响的学者之一。在我进哥伦比亚之前，我已读过约翰·杜威、查理·皮尔士（Charles Pierce）和威廉·詹姆士（William James）等［实验主义大师］的著作。我转学哥大的原因之一便是康乃尔哲学系基本上被“新唯心主义”（New Idealism）学派所占据了。所谓“新唯心主义”又叫作“客观唯心论”（Objective Idealism），是19世纪末期英国思想家葛里茵（Thomas Hill Green）等由黑格尔派哲学中流变出来的。康乃尔的塞基派的哲学[16]动不动就批评“实验主义”。他们在讨论班上总要找出一位重要的对象来批评。杜威便是被他们经常提出的批判对象。皮尔士和詹姆士在他们看来简直是自郐以下，不值一驳。不过他们虽然和杜威唱反调，但他们对杜威却十分敬重。在聆听这些批杜的讨论和为着参加康大批杜的讨论而潜心阅读些杜派之书以后，我对杜威和杜派哲学渐渐地发生了兴趣，因而我尽可能多读实验主义的书籍。在1915年的暑假，我对实验主义做了一番有系统的阅读和研究之后，我决定转学哥大去向杜威学习哲学。

在这些实验主义的宗师和领袖之中，詹姆士死于1910年，也就是我初到美国的那一年；皮尔士死于1914年，是年我自康乃尔结业。所以1914年以后，杜威是实验大师中的硕果仅存者，他的著作也是我所倾慕的。在哥大我选了他两门课：“论理学之宗派”和“社会政治哲学”。我非常欢喜“论理学之宗派”那一课。那门课也启发我去决定我的博士论文的题目：“中国古代哲学方法之进化史”。[17]

杜威不善辞令。许多学生都认为他的课讲得枯燥无味。他讲课极慢，一个字一个字地慢慢地说下去。甚至一个动词、一个形容词、一个介词也要慢慢想出，再讲下去。在这里你可看出他讲课时选择用字的严肃态度。但是听讲几个星期之后，我们也就可以领略他那慢慢地所讲的课程了。他虽然不是个好演说家或讲师，我对他用字的慎重选择以及对听众发表意见的方式则印象极深。

杜威那些年和他的家人一直住在纽约河边大道（Riverside Drive）和西一一六街的南角。每个月杜威夫人照例都要约集一批朋友以及杜氏的学生们举行一个家庭茶会。在这些家庭招待会里，我们这批学生都有极大的兴趣与光荣能见到纽约文化圈内一些阴阳怪气的角色——那些长发男人和短发女人。杜氏的学生们被邀参加他这个“星期三下午家庭招待会”，都认为是最难得的机会[18]。

杜威对我其后一生的文化生命既然有决定性的影响，我也就难于作详细的叙述。他对我具有那样的吸引力，可能也是因为他是那些实验主义大师之中，对宗教的看法是比较最理性化的了。杜威对威廉·詹姆士的批评甚为严厉。老实说我也不欢喜读詹氏的名著《信仰的意志》（The Will to Believe）[19]。我本人就是缺少这种“信仰的意志”的众生之一，所以我对杜威的多谈科学少谈宗教的更接近“机具主义”（Instrumentalism）的思想方式比较有兴趣[20]。

这里我只能举出几个杜威思想如何影响我自己的思想的实例来说说。

在我选修他的“论理学之宗派”的那一课之前，我已经读过他的著作。其中一篇叫作《逻辑思考的诸阶段》。这一篇后来被收集在芝加哥大学于1916年所出版的杜著《实验逻辑论文集》里面[21]。

在这篇论文里，杜氏认为人类和个人思想的过程都要通过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固定信念阶段。在这个紧要的阶段里，人们的观念和信仰都是固定的、静止的。外界不能动摇它丝毫。［刚按：例如古埃及、巴比伦和我国殷商社会里对神的观念，也就是孙中山先生所说的“神权时代”的观念罢。］

接着这第一阶段而来的便是一个破坏和否定主观思想的阶段。这一转变以古希腊个人主义和主观主义的“诡辩家”（Sophists）为代表。他们观察万物，一切以人为中心。这［第二］个阶段杜威名之曰“讨论阶段”（Period of discussion）。其要点是基于好辩与公开讨论的习俗，而导致合乎逻辑的思想。这一点使我大感兴趣。因为中文里表示有逻辑的思维叫作“辨”［“辨”与“辩”通］，原来也正是这个意思。

第三阶段可以叫作从“苏格拉底的法则”[22]向亚里士多德的逻辑之间发展的阶段。杜威对苏格拉底［求知］运动的诠释，颇多溢美之词。但是对亚里士多德“三段论式”的逻辑，则颇有微词[23]。

第四阶段，也就是最后阶段，当然便是现代的归纳实证和实验逻辑的科学了。

实证思维术

我治中国思想与中国历史的各种著作，都是围绕着“方法”这一观念打转的，“方法”实在主宰了我四十多年来所有的著述。从基本上说，我这一点实在得益于杜威的影响。这一问题讨论起来太大了，大体和细节都不是三言两语所能尽意的，所以我就举出几件小事来说明杜威对我的影响罢。

在杜威所阐述的逻辑思维的第三阶段——也就是自苏格拉底的法则向亚里士多德的逻辑所发展的阶段，我颇为他的一些趣言所打动。一般说来杜威虽然不是个好讲师，但是他的为人却甚为幽默。这一点在他弟子约翰逊（A.H.Johnson）所著的《杜威的机辩与智慧》一书中便可清楚地看得出来[24]。

让我先从他那篇《逻辑思维的诸阶段》一文中，略引数语[25]。

……然而在中古时期，所有重要的信仰都必须围绕着一些能授予它们统治与权力的既定原则打转；因为这些信仰都显然地违反常识和自然传统的。亚里士多德的思想体系便完全是在此种情况下应召施行的。

假若我们能了解这一段文字的历史含意，它实在是意境深远，但是杜威写起来却出之以诙谐。

在同一段叙述里，另一句话感我尤深。杜威说：

那种（形式逻辑——三段论式的逻辑）便是用一般真理去支持那些没有它支持就站不住的事物。

这是什么意思呢？杜威认为亚里士多德的形式逻辑能在中古欧洲更完满地复振的道理，就是因为教会正需要形式逻辑来支持一种信仰体系。这一思想体系如无形式逻辑的支持，便要支离破碎，根基动摇。

当杜威在撰著有关中古教会借重亚里士多德的形式逻辑之时，我不期而然地联想起另外一种大同小异的形式逻辑——一种古印度的演绎法，中文译为“因明学”。因明学有五个前提［佛经上称为“五支”］[26]，亚里士多德的形式逻辑则有三个前提［汉译为“三段”］，二者颇相似。有趣而值得一提的便是，杜威所说的，“三段论式”对中古的基督教会可以大派用场；同样的，“因明学”对印度佛教也活力无边。双方都是利用这一智慧工具来支持那些没有它支持就要摇摇欲坠的事物、观念和信仰！

我举的是杜威学说里的轻松的方面。虽然杜威本人或者尚未体会到他在上引诸段中所表现的幽默，对我说来这些话实在是对人类思想作历史性了解的诸种关键性观念之一环。当然印度佛教中所滋生的类似的论理学对研究比较哲学的人实在是很好的资料。

另一个有关推理和求真理法则的例子便是古中国的墨子关于鬼神的存在和真实性的辩论。在《墨子》一书中，我们可以看到他的推理法则，也可说是“三表法”吧。他用此法则来判断一个理论或信仰的是否可靠。关于［我对］墨家名学的阐述，德刚你可在我的《中国哲学史大纲》，或者我的博士论文中去发掘。总之，墨子便是用这种细密的推理法去证明鬼神的存在（见《墨子·明鬼篇》）。

以上所述都支持了杜威的理论，那就是一般人并不需要什么细密的逻辑。这些形式化的推理只有在一个信仰系统受到攻击、推翻至无可立足的情况之下，才派得上用场的[27]！

约翰·杜威在他的慢吞吞的讲演与谈话之中，在思想上四下播种——这些“观念种子”如落入他的学生们的肥美的思想土壤之内，就会滋长出［新的］智慧体系，或非其播种时始料所及罢。这里我只是举出了杜威的思想播种的一个例子罢了。

杜威最风行的著作之一便是那本举世熟知的《思维术》——尤其是那一本为一般学校和师范大学所采用的薄薄的原版[28]。在我进哥大之前我已对《思维术》发生兴趣，也受其影响。杜威认为有系统的思想通常要通过五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思想之前奏（antecedent），是一个困惑、疑虑的阶段。这一阶段导致思想者认真去思考。

第二阶段为决定这疑虑和困惑究在何处。

第三阶段，［为解决这些困惑和疑虑］思想者自己会去寻找一个［解决问题的］假设，或面临一些［现成的］假设的解决方法任凭选择。

第四阶段，在此阶段中，思想者只有在这些假设中，选择其一作为对他的困惑和疑虑的可能解决的办法。

第五，也是最后阶段，思想的人在这一阶段要求证，把他［大胆］选择的假设，［小心地］证明出来那是他对他的疑虑和困惑最满意的解决。

杜威对有系统思想的分析帮助了我对一般科学研究的基本步骤的了解。他也帮助了我对我国近千年来——尤其是近三百年来——古典学术和史学家治学的方法，诸如“考据学”、“考证学”等等。［这些传统的治学方法］我把它们英译为evidential investigation（有证据的探讨），也就是根据证据的探讨［无征不信］。在那个时候，很少人（甚至根本没有人）会想到现代的科学法则和我国古代的考据学、考证学，在方法上有其相通之处。我是第一个说这句话的人；我之所以能说出这话来，实得之于杜威有关思想的理论。

我近年来每每欢喜在讲演时向中国听众介绍赫胥黎（ThomasH.Huxley）治古生物学（Paleontology）的法则，他叫作“萨迪法则”（Zadig Method）。萨迪是［欧洲文艺复兴大师］伏尔泰（Voltaire，1694——1778）小说《萨迪》里的主角。萨迪被描写成古巴比伦的一位哲学家。他能用他的常识去解释沙滩上和岩石上所发现的痕迹，或者林木里枝叶脱落的迹象。观察了这些痕迹之后，他就可推断有跑马或走狗曾道经此地，并可说出狗马的大小。这种循果以推因的办法，便是治古生物学、地质学、考古学以及一切历史科学的法则。这就是“萨迪法则”，人类［所发明而专用之］的法则。

这法则也正是杜威所指出的法则，也正是约翰·穆勒（John Stuart Mill，1806——1873）在19世纪所说的每个人在每日工作中所应用的法则。推理思想并非科学家在实验室内所专有，那只是人类常识上的法则。科学的法则只是把常识上的法则纪律化而已。近几十年来我总欢喜把科学法则说成“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我总是一直承认我对一切科学研究法则中所共有的重要程序的理解，是得力于杜威的教导。事实上治学方法，东西双方原是一致的。双方有其基本上相同之点，就是因为彼此都是从人类的常识出发的[29]。

杜威于1919年5月1日到达中国。他本于是年二三月间在日本东京帝国大学讲哲学。讲稿后来出版成书曰《哲学之重建》。我的［北大］同事唐钺先生在我的襄赞之下把该书译成中文[30]。当蒋梦麟和我这一群杜威的学生听说他在日本讲学时，我们乃商请北京大学、南京高等师范、江苏教育会和北京一个基金会叫作尚志学会，筹集基金邀请杜威来华讲学，并分担全部费用。

杜威于5月1日到达中国时正是五四运动爆发的前三天。这个在北京开始发动的学生运动原为抗议巴黎和会中有关日本对德国在华旧租借地的决议。杜威于5、6、7三个月中在上海、北京一带目睹此如火如荼的学生运动。他在上海稍住数日便转往北京。在北京他连续做了五个系统的讲演。然后又前往各省——包括东北奉天省［北伐后改名辽宁］的沈阳，西北山西省的太原，华中的湖北、湖南，华南广东省的广州等地。我是他在北京、天津、济南、太原等地讲演的主任翻译。他在其他地方讲演，我［因为北大教课的关系］不能随往。但是我的朋友，也是我哥大时代的老同学王徵（文伯）则担任其沈阳区的翻译。其他各地如南京、上海等处，则另由杜氏其他学生分担了。

注释

[1]“胡适的学位问题”年来颇为海外业余考据家们或疑或卫的考据对象。到今年夏秋之交，哥大的夏志清教授和已退休的汉学老教授富路得（Luther Carrington Goodrich）先生也加入卫胡行列。但不论是疑是卫，笔者皆受池鱼之殃。疑胡派（如《北美日报》上的胡祖强先生）则认定笔者“有九分证据，说三分话”，为亲者讳。卫胡派（如夏志清先生）则居然认为我也有疑胡之嫌。

笔者一直没有加入他们的笔战。天热人忙的原因之外，最主要还是因为两派皆在说空话。哥伦比亚大学又未关门，记录俱在，一索即得，何劳诸公“考据”呢？！笔者二十多年前便已详细查过，胡氏是哥大1927年的“哲学博士”（“哲学博士”非考不可，是“荣誉”不得的），并早有交代。现在实在不想再兴师动众，要哥大具结证明了。

不过本篇所译，胡公还是说他1917年通过考试，取得学位的（I got my degree...）。笔者如不稍加签注，不是又要引起“疑胡玄同”们大哗了吗？因再缀数语，以释群疑。

要了解胡适之的博士学位，得先了解哥大有关博士学位的考试制度和当年中国学生读学位的惯例。

胡适之时代的哥大文科博士学位研读过程是：研究生修毕规定学分之后（胡氏在康乃尔研究院的学分，哥大是承认一部分的），还要考过一道笔试、一道口试、一门欧洲语。门门及格，这样才算是“博士候选人”（doctoral candidate）。既为“候选人”，便可选择题目，撰写“博士论文”了。

论文完毕，再来一道“防卫口试”（defense oral）。防卫口试是最后一道关，也是最容易的一道关。但是尽管比较容易，考后仍有三种，通称“三栏”或“三柱”（three columns）的不同结果。其分别如后：

第一柱，“小修通过”（pass with minor revision）。“通过”之后，由主任论文导师监督，“小”事“修”改就成了。

第二柱，“大修通过”（pass with major revision）。“通过”之后，要另组考试委员会监督“大”加“修”改。这是件极麻烦的事。论文“大修”之后，还要回校参加“补考”。

第三柱，“不通过”（failure）。十年之功，废于一旦，不许补考，博士告吹。

还有，哥大当年博士论文一定要出版成书，缴入大学一百本（今日用缩微胶片），才算有正式学位。所以不论你考的大修、小修，至少要一年半载以后才能算真博士。加以那时美国出版太贵，中国学生论文类多带回上海交“商务印书馆”一类的出版商代印，然后以一百本寄回哥大，才算大功告成。所以那时的中国留学生在美国，不管考得哪一“柱”，甚至没有考，一旦回国，都迫不及待地以“博士”自居了。所以，那位疑胡派诗人张子英先生说：“哥伦比亚读未终，先把博士使用。”那时几乎个个博士都如此。张诗人如把他的“西江月”里的“先”字改成“都”字就更切贴了。不过有的“先用”一年半载，有的三年五载乃至十载，“先用”一辈子的也不是没有的。

夏、富二教授认为胡公先用了十年，别无他因，只是“论文缓缴了”就是了。富老先生在1927年已任哥大的中日文系主任。是年胡适自英来美便是他筹款请来的——公开讲演六次。胡是3月份正式取得学位；6月初的毕业典礼上，胡公接受“加带”（hood）和领取文凭时的“傧相”（escort，这是那时的制度），便是富先生。据说当胡氏披着无带道袍应召向前接受加带时，他1917年的老同学，斯时已是哥大哲学系的资深教授的施纳达（Herbert Schneider），曾鼓掌戏弄他，弄得胡博士哭笑不得。

据富氏所知，1927年胡氏并没有“补考”。他取得学位真是“拍拍肩膀”（汤晏先生语），“天方夜谭”式（胡祖强先生语）地过去了。

所以胡先生在他那1936年出版的《留学日记》（页1143）上说他在1917年5月22日“考过”博士学位最后考试，他并未说“通过”。事实上纵使他说“通过”，也没有大错。

因而所谓“胡适的学位问题”不是什么“真假”的问题。问题在：他拿学位为什么迟了十年？这问题因此牵涉他1917年5月22日参加口试，所“通过”的是“哪一柱”（Which column？）的问题了。富、夏二先生都“有疑处不疑”地认为他考得“第一柱”——“小修通过”。如此，则胡氏的论文便立刻可以在上海出版，1917年底便可拿得哲学博士学位了（哥大博士学位是论文随缴随拿，不以学期为限），何必等到1922年杜威离华之次年始付印，1927年亲返纽约始拿学位呢？！

事实上胡氏在1917年口试上所遭遇的困难略同于后来的“二柱”。考入“第二柱”在普通情况之下，便非返校补考不可了。那时中美之间又无喷气客机，返校补考，谈何容易！所以他就只有“拖”之一途了，一拖就是十年！

胡适考了个“二柱”是否“丢人”呢？写历史的人，应该说公正话。那不但不“丢人”，相反的，他实在可大吹一番。因为他那篇光照百世、继往开来的博士论文，不幸地却被几位草包给糟蹋了。胡适写的是一篇纯“汉学”（Sinology）的论文，而汉学在当时的西方尚未达启蒙阶段。尤其那时排华之焰正炽，“中国文明”在一般美国教授的头脑里实在渺无踪影。胡适跟他们谈汉学，老实说，实在是对牛弹琴。不信且看当时听琴的阵容——胡适的六位大主考：

Professor John Dewey（杜威）

Professor D.S.Miller

Professor W.P.Montague

Professor W.T.Bush

Professor Frederich Hirth（夏德）

Dr.W.F.Cooley

这五位教授中只有夏德略通汉文。可是夏氏在那时的哥大只是一件学术点缀品而已。他一个学生也没有，人家也不把他当作老几。对这几位先生谈“墨翟名学”岂不等于向戴东原、毕秋帆辈谈“穆勒名学”一样吗？他们完全不懂，也不能装懂。考起来其后果如何？也就不难想象了。

再者，胡适谈中国哲学的论文，在这些洋人看来，简直像一本不知所云的中国哲学教科书（poorly written textbook），根本不同于一般博士论文钻牛角的“体例”。胡著《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事实上是胡适博士论文的延伸），在有深度的中国学者读来，虽然是前无古人，但是考他的那六位虬髯客，又如何能领略呢？他们不能接受他的“教科书”作“博士论文”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老实说，胡适那时如果把他考庚款留学的国文试题延伸为博士论文，作一篇《中国古代规矩考》，来他个“矩之作也，不可考矣。规之作也，其在周之末世乎？”（见《四十自述》）他的博士论文可能就“一柱”擎天地通过了。不幸他的论文气魄太大，真知灼见太多，他就倒霉了。韩文公曰：“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这六位考他的番邦学者，有谁又学过伯乐之术呢？因此我们的千里“洪骍”，就被他们花下晒裤地活活地糟蹋了——糟蹋到现在。如今胡博士含冤九泉已十七年了，还要受潘维疆、胡祖强的鸟气！

今日西方的“汉学”比五十年前，不知要高明多少倍了。但是今日在西方以洋文治汉学的华裔学人，除非你也愿意和这批虬髯客搞半通不通的东西；你要搞点真刀真枪，还不是要照样受他们的闲气！我的美国朋友读拙作，希望不要鼓起嘴来。我们华人治“西学”，比起你们治“汉学”还不知要差几千里也。半斤对八两，想想也该心平气和罢！

胡适的另一个不幸，是他选了个“大牌教授”杜威作论文导师。

大牌教授声望高、治学忙、名气大，一切都不在乎。学生慕名而来的又多，正如马融当年，绛帐之内，佳丽如云；山门之外，弟子以次相授业，或莫见其面。这种“大”教授，他平时哪有工夫来细读你的论文，给你耳提面命？因而一般研究生像胡适当年一样都欢喜巴结大教授。名师高徒，说来好听；论文又少挑剔，真是一举两得，好不惬意。可是正因为如此，他对你及格不及格，也漠不关心。因而“大教授”指导下的研究生，一上考场，真是死人如麻。三考既毕，秋风萧飒，好不凄凉！

所以，胡适之于1917年5月22日上“法场”的情况真不难想象。当大家七嘴八舌挑剔起来，有心替胡氏分忧的夏德，自知分量不够。能够铁肩担道义的杜威，中文一字不识，胡氏论文他可能根本未翻过，好坏全不知情。胡适得博士不得博士，关他的事！他的学生本来就是一半以上不及格的。杜威后来虽然颇以有胡适（Hu Shih）这样的学生而骄傲，但是那是1919年以后的事。“贱日岂殊众？”1917年5月22日，口试考毕，面如死灰的适胡（Suh Hu）和当时其他的“支那曼”并无两样啊！

可是两年之后，杜威亲临中国，一住两年。他亲眼见到胡著《中国哲学史大纲》在学术界的声势，这才自愧有眼不识泰山——这本划时代的名著，原来就是他不让“小修通过”的“博士论文”啊！加以胡氏朝夕相从，公谊私淑，都使杜威有改正以前错误之必要。但是哥大的校规是严格的，他也未便过分做主；不过以杜氏当年在哥大的地位，配合胡氏本身在中国和国际间的声望，从“大修”改“小修”是绝对办得到的。笔者所知的这类例子就多不胜数。这样，自然就没有“补考”之必要了。如果杜威遗札尚存，哥大记录犹在，“胡适学位问题”的官司也就不必再打了。

胡祖强先生还谈到些什么“十年学制”的问题。其实有同样情况的前辈老朋友李铁铮博士等都可以现身说法，哪里是什么“问题”呢？至于说胡适不能在哥大教书是“学位问题”，为压低胡适、自抬身价而说这种话的政客，真是其心可诛！此人分明知道那时在哥大任教的名教授王际真先生（现在还住在纽约），就没有“博士学位”；王公退休之后，继任的“哑子没有方帽戴”的蒋教授，也没有“博士学位”。他却硬要说这种话来暗箭中伤胡氏，岂不令人叹息！

笔者还读到杨大杰先生一篇文章，他疑胡之余，还把我们几位“老童生”也讥笑了一番。笔者自惭愚鲁，固毋庸议；可是我倒替那位读了十七年的“李博士”和读了二十一年的“鲁博士”，和无数个读了十年、二十年的中西朋友，稍感不平，因为这儿牵涉一些美国研究院的学制问题。

美国人读大学本科，大致都靠父母接济或奖学金维持，但是一到研究院就六亲无靠了。此邦文法科的研究生大多自食其力。有的积点钱或借点钱做三年之计，一鼓作气，全时读书，把“专题口试”考掉。及格之后，按学术界惯例，就可到小大学去做讲师或助教授了。做助教授一级的工作是忙乱不堪的。再加远离大城市和大图书馆，研究工作不方便，写起论文来，就开始拖了。这种保全职业、养家活口、进修博士、归还债务……诸事并举，是十分辛苦的。事忙人倦，论文就拖得没止境了。所以美国人一般都不愿念博士，念博士的只是一些才不过中人的傻瓜。

再者美国与欧洲不同。常春藤盟校级的一流大学里正统学科的博士是十分难读的。像夏志清先生那样的天才，能在三数年内一气呵成，实在是凤毛麟角。按《时代》杂志在1957年（苏联第一个人造卫星上天之年）的统计，1957年以前的博士学位九年读毕，算是快的；十二年是中等；十六年不算慢！这在当时都是有统计的。

笔者所最敬佩的亡友卢飞白先生，联大毕业后，考得庚款留美，习西洋文学，当时与何炳棣、杨振宁两先生真是鼎足而三。他的中英文造诣亦与志清相垺。但是他在芝加哥大学在西洋文学上所下的硬功夫，便在十六年以上。可是他一生志在所学，不求闻达。接近他的朋友，谁不知道飞白有真才实学，也是一位了不起的诗人。不知道他的人，但看他求学年限，还不是和杨大杰先生一样骂他饭桶。吾人读中国近代留学史，百年来诸公碌碌，有几个人曾达到飞白为学的境界？又有几个人知道卢飞白这个名字？！

笔者在这里顺便提一下，也算是对亡友飞白的一点纪念。

[2]“伦理文化学会”亦译为“道德文化学会”。笔者便是在这个“学会”内，用非宗教仪式结婚的。

[3]查理·毕尔（Charles A.Beard）是美国以经济史观治美国史、最负盛名的早期哥大名教授。他的名著《美国宪法之经济诠释》（An EconomicInterpretation of the Constitu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于1913年初版问世时，美国政学两界为之大哗。因为他揭穿了北美合众国华盛顿以下诸开国元勋道学面具之后的生意嘴脸，被指为亵渎圣贤，随后被迫自哥大辞职，一时“人心大快”！

[4]这部胡氏所说“辉煌的”《钦定古今图书集成》是哥大汉籍收藏的老祖宗。全书共一万卷，分装五千零四十四册，共有字数约一万万之多。据当时西方汉学家估计，其分量较第十一版《大英百科全书》（Encyclopedia Britannica）要大出四倍之多，允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百科全书了。

60年代中期哥大图书馆当轴，因为它部头太大，占地太多，而又“无人使用（！）”，乃决定将其捆绑起来，曳入地下室，永远禁闭。笔者由于血浓于水，情有不忍，乃联合中国出生的富路得老教授，提出抗议，才算把它中途拯救下来。为此笔者曾搜索美国外交档案，查清它老人家移民美国的经过，撰一考据短文，刊于哥大《图书馆季刊》，以为富公与我面红耳赤的理论根据。

哥大这部书原为清廷“总理衙门”所重印。装潢、纸张、校订皆优于康熙原版。由于部头太大，当时只重印一百部，为“分赠列强”之用。

不意书未送出，便遭火灾，所余无几。此一赠书大典，乃无形中辍。

庚子拳变（1900）期间，哥大忽然雅兴大发，延师教授汉学，但又苦于无汉籍足资参考。校方乃函请美国国务卿，那位搞“门户开放”、大名鼎鼎的海约翰（John Hay）及美国驻华公使康吉（E.H.Conger），转请中国北洋大臣李鸿章鼎力帮忙。鸿章乃奏请西太后交盛宣怀酌办。盛氏乃奏请以前总理衙门火余之书相赠。这便是这部巨著来美和番的始末。

据当时估计，全书约值美金七千元（约合今日美金十万元）！

哥大得此厚礼，乃辟室开专馆收藏，浸假成为近代世界汉籍名藏之一。笔者今日偶访旧地，见此“辉煌巨著”与适之先生遗像相互辉映，喜故人无恙，亦颇以为慰。详拙作：Te-kong Tong，“From the Empress Dowager to Columbia：A Benefaction”，Columbia Library Columns，Vol.XVI（Feb.，1967）No.2，pp.23——30.笔者于1980年10月阅本书校稿时，这部“老祖宗”又已失踪了！

[5]中共无高等教育部，张之实职为“教育部部长”，自1952年至1958年凡六年。见《中共人名录》（台北国际关系研究所编，1967年版），页366。

[6]美国的哥伦比亚大学是专门替落后地区制造官僚学阀的大学。50年代末期哥大校长寇克（Granson Kirk）访问中东，所过之处，哥大校友设宴劝迎。筵席上座，在不知者看来，往往以为是各该国内阁官员商讨国是的聚餐会。所以胡适的学生时代住在哥大三大宿舍的外国留学生，同国后“抖”了起来的，不独以华人为然也。

[7]Frank Hyneman Knight，Risk，Uncertainty and Profit.New York：Houghton Miffin Co.，1921.381pp.

[8]笔者前在《忆胡》第二篇中，曾提及不懂经济是胡先生谈政治的致命伤。这里是他老人家有趣的“夫子自道”。

[9]通常美国大学里设立的所谓“讲座”（Chair），多为纪念性质，由私人捐助巨款，投资生息。每年由利息所得为该“讲座教授”（Chair Professor）的薪金。美国为汉学而设立的第一个讲座，便是哥大的“丁龙讲座”。这一纪念讲座之设立，背后却有一个极为感人的故事：

丁龙原为一华工，姓丁抑姓龙，已不可考。他受雇为美国卡本迪（Horace W.Carpentier，1825——1918）将军为仆人有年。可能因为勤劳诚实，深得主人信任，因而当其退休之时，卡将军赠以巨资——据说是美金两万元——为退休费。丁龙在谦辞不获之后，竟以全款转赠哥大为“研究中国文化”之用。卡将军为丁龙的义举感动不已，乃加捐巨款，凑成十万元为哥大特设一“丁龙讲座”（Dean Lung Professor）以纪念这位了不起的中国工人。古人说：“善要人知，便非真善。”丁龙究竟姓啥名谁，我们都不知道，而能有此义行，实在可说是“真善”了；而卡将军不惜巨款以成人之美，也是难能可贵！夏德便是哥大第一位“丁龙讲座教授”，富路得先生便是第二位。富氏于80年代退休之后，此缺至今虚悬。觊觎者虽不乏人，迄今尚无入选者。

[10]Friederich Hirth，The Ancient History of China to the End of the Chou Dynasty.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23.383 pp.；China and the Roman Orient.Leipsic&Munich；Shanghai&Hong Kong，Kelly&Walsh，1885.

[11]人类的文明发展到今天，任何民族的历史，都已不能孤立研究。“孤立”便有“偏见”，有偏见则无真知识。余读当代欧美史名著，便觉其无一本无偏见，其偏见实起于“欧洲中心主义”（Eurocentrism）。欧洲中心主义便是以“欧洲”为“中”国，以其他民族为“四夷”。这种学术上的愚昧无知实起于作者的先天缺憾——东方史对他们是一张白纸。这一点今日欧美史家（汉学家除外）尚少人体会。事实上，马克思的最大弱点亦在此。

相反的，当然也完全一样，我国学术界今日不是不需要“通人”，只是今日的“通人”已不是“熟读三通”，而是要中西兼“通”。近代英国还出个韦尔斯（H.G.Wells，1866——1946）和汤因比（Arnold J.

Toynbee，1889——1975），但是时至今日中美两国的尖端学人之间还未出过一个真正的“通人”。胡适之先生“庶乎近焉”，但也谈不到真正的“东西兼通”。

所以，我们今日不能小视欧美的“汉学”（Chinese Studies）。西方专才，研究中国，所钻虽浅，隔靴搔痒尤多；然从西向东看，往往观念弥新，颇值得吾人借鉴。我们研究“西学”，如能钻到西人治“汉学”

十分之一的深度，我们的史学界也就要面目一新了。

[12]这一类的笑话，现在实在太多了。中西双方都有。好事者收而集之，可以编出一部真实的《笑林广记》，也是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趣事，值得一做。

[13]笔者在《忆胡》的文章里，根本没有重视范缜对胡适无神思想的影响。夏志清教授不以为然，并举出《四十自述》上胡氏自述为例。这就是志清“尽信书”的老毛病。夏教授可能到现在还未读过《神灭论》，笔者当然更未读过。但是我二人皆不信神，何也？！相反的，胡适如未读过《神灭论》，胡适就会信神了吗？这答案是可以用计算机推算出来的。

[14]译文欠佳，然为胡公自译。笔者喜其信达，故未敢擅改。详《留学日记》页819。

[15]康德（Immanuel Kant，1724——1804）是近世西方唯心主义哲学系统内的大师；他不但是德意志学派里的尖端人物，他的思想简直支配了19世纪整个白种人的世界。

康德认为“道德”是绝对至高无上的客观存在，是不受人类社会变动的影响的。这便是康德哲学内的“绝对命令论”或“至高无上论”（Categorical imperative）。

康德这一道德脱离社会、单独存在的观点，后来为他的普鲁士后辈的马克思全盘推翻。马氏认为“道德”是“阶级”的附属品，也随生产关系的变动而变动。

这两派各走极端，互不相让，所以那位“执其两端”的杜威则讥笑这些德国佬为“普鲁士绝对主义者”（Prussian absolutists），两头倔强的骡子，皆无是处。杜威送他们的帽子，倒是相当合头的。

那位影响胡适早期思想甚深的厄德诺，便显然是个康德派。他把康德的抽象观念具体化，乃发动组织了一个无神的宗教。胡适之在接触杜威之前，他对这个伦理文化派，极为折服。但是胡氏天分极高，这个混沌水的“新唯心主义”，不能满足他。等到他一碰到杜威，便觉豁然开朗，疑虑顿失，乃“尽弃其学而学焉”，就变成“实验主义”的信徒了。

胡适之少年时代思想变动的过程，与郭沫若颇有相同之处。青年的郭沫若，本对社会主义一知半解，跟着人家时髦地起哄，自封为“我是共产主义者”。至于共产主义为何物，他的概念是十分模糊的。等到他后来下了一番工夫，把一部日文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译成中文，这一下，不得了，郭沫若也就从“山有小孔，仿佛若有光”的小隧道，一下钻进了“桃花源”。“设酒杀鸡”大吃一顿之后，郭沫若就真的搞起“真理唯马克思主义”了。

胡、郭二公在思想体系形成的过程中，有个相同的“大不幸也”。那便是他二人都是“少年得志”，在学术界一辈子都骑在人民头上。睥睨群贤，目空当世；认为在学问上，只有人家学他的。至于他们自己，则总以为“山东无足问者”了。加以誉满天下，谤亦随之。为着全誉却谤，一辈子抱着自己的“思想”，不肯分毫让人，因而他们再也不能安静下来，把自己来解剖解剖了。七八十岁所搞的还是二十岁所学的东西，一个人怎会有进步？这就是所有启蒙大师的悲哀啊！

[16]康乃尔的“塞基派”并不是一个真正的学派。只是该校一批搞“新唯心论”的教授，群居于塞基大楼，臭味相投，此唱彼和罢了。

[17]中文题为胡氏自译。见《留学日记》页1133。

[18]杜威在这个公寓内一直住到1952年，他九十三岁时老死为止。杜氏自1921年自华返美以后，对中国大感兴趣。所以在他以后的家庭招待会里，中国名人和学生总也是客人中的主要分子。

1927年杜威丧偶，但是他的招待会仍继续举行。一次一位中国学生，不善饮酒，却偏好两杯，不意一时酩酊大醉，竟在杜威卧榻之上鼾睡起来。等到酒醒之后，他所看到的，不是“杨柳岸，晓风残月”，却是杜老头的胡须飘飘，他居然与杜大师同榻睡了一夜。一时传为趣谈。

二次大战后，杜氏以八七高龄，居然续弦，讨了位四十二岁的年轻夫人。杜先生当然不能再生孩子了，他二人乃领养了两个意大利孤儿。杜氏年逾九十之后，仍然神志清明，著述不停，至死方休，也真是名副其实的一位怪杰。

笔者震于杜威大名，于1948年进入哥大之后，亦常与同学二三人赶着去“看杜威”，不用说那都是受了《胡适文存》的影响。

[19]William James，The Will to Believe，and Other Essays in Popular Philosophy and Human Immortality.New York：Dover Publications，1956.332pp.Reprinted from the original edition.

[20]“实验主义”在杜威崛起之前通用Pragmatism一字，意为“实用主义”。学者认为只有有“实用”价值的观念，才是“有价值的观念”。这一概念如不加澄清，则易流于“机会主义”（opportunism）。所以杜威不喜此字，乃另造Instrumentalism（机具主义）及Experimentalism（实验主义）。杜氏主张观念必须在实验中锻炼；只有经过实验证明，在实践上能解决实际问题的观念，才是“有价值的观念”，也就是“知识必须自实验出发”。它不是“只论目的，不择手段”。相反的，它是为达成解决实际问题，于实验中选择正当而有效的手段。这就是杜威的“实验主义”。

[21]John Dewey，Essays in Experimental Logic.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16.pp.183——219.

[22]“苏格拉底的法则”（The Socratic Method）是个什么东西呢？欲知其详，得先谈谈苏格拉底（Socrates，公元前470？——前399）。这位古希腊哲学家的老祖宗，我们中国知识分子对他也可说是耳熟能详。尤其是柏拉图（Plato，公元前427？——前347？）的名作《苏格拉底之死》的英译，我们许多当年在大陆受教育的老中学生，往往都能背诵。我们朗诵《英文背诵选》时，对他老人家把毒药当成可口可乐喝下去，视死如归的样子，真是既感叹又恐怖。

苏格拉底为什么被判死刑呢？那是因为他老人家谈政治谈出了毛病。记得抗战期间重庆的茶馆有一副脍炙人口的对联：“空袭无常，贵客茶资先付；官方有令，国防秘密休谈！”所以坐茶馆的人，最好少谈政治。可是希腊这位游手好闲的苏老头，就专门欢喜在茶寓酒肆，吹牛皮谈政治讲哲学。

我国的哲学家和社会贤达们像胡适之、梁漱溟者流，谈起政治来总欢喜批评这个政府太独裁，那个政府不民主，弄得人家不痛快。想不到希腊这位老头子，却反其道而行。他专好批评这个政府太民主，那个民选官员太饭桶……他也弄到人家吃勿消程度。结果大家以二八○票对二二○票之民主“多数”，公请他喝毒药，才把老命送掉。

苏格拉底可能是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大学教授，为批评政府太民主而送掉性命的，真是黑天冤枉！

苏氏为什么要拼老命反对“民主”呢，那就是由于他对“知识”这个概念的特殊看法。苏公是讲“三字经”启蒙的，相信“人之初，性本善”。但是为什么人们要有不善呢？那是由于“无知”的关系。他认为“知”是“行”的先决条件。“知”里有善而无恶；有恶之“知”，就不是真“知”。“无知”则“行”必失其准则。所以苏格拉底也是阳明山上下来的，主张“知行合一”，循“知”而“行”自能臻于善境。

但是什么是“知”呢？吾人又如何去求“知”呢？老苏说要知“知”，得先知“不知”。因为所有事物和概念之中皆有真“知”，但一般人皆不“知”此真“知”，而强“不知”以为“知”，所以糊涂一辈子而不“自知”。因而无“自知之明”的生命是不值得活下去的。

老苏这种说法是侮辱我们知识分子或大学教授吗？非也！我们就是过了一辈子“无知”或“强不知以为知”的糊涂生活而不自觉。

笔者未敢妄评同文之“无知”，但却深“知”自己之“无知”。

记得还不足十岁时的一个夏天，我与一位同年的表兄折木为枪，在一片谷场上，表演“操兵”。我二人那时的检阅者和评判员是一群吃下午茶的农民。等我二人操演完毕，他们一致认为表兄“操”的像“兵”，我“操”的不像。

我对这一裁判，至感不服。因为不久之前家人曾带我“进城”，适逢城内“过兵”。那些荷枪而过的丘八，走起路来，两腿一提一提的，给我印象极深，所以我后来“操兵”也全式模仿。这步伐是我亲眼看到的“真兵”、“真操”，还会有错吗？因此我心中始终不认错，反觉他们“无知”。一直等到我做了“童子军”，才“知道”我以前在谷场上“操”错了。

以上是笔者童年时期一件“无知”的小经验。可是其后数十年中，这种“无知”的经验，不断地重演。就拿读苏格拉底的经验来说罢，从中学、大学到现在，以“不知”而为“知”的经验，就翻过多少次身。如今斗胆再向各界读者大谈苏格拉底，如有高明，匡我不逮，则“闻善言则拜”之余，生命中不又要多出个“无知”的阶段来了吗？

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人生一辈子本来就在这个无止境的“无知”过程之中，一段段地摸索前进。“知识分子”究竟有多少“知识”，实在是天晓得。

不过“无知”如下走者，纵作恶也不会太大。大不了误了人家几个子弟，欺骗了若干读者罢了。可是手握兵符政柄、掌生杀大权的人，如果只是全盘“自信”，而毫不“自疑”；自觉聪明天纵，不知其“不知”，而强不知以为知，那就民无噍类矣。所以胡适之先生以前主张多谈点“问题”，少谈点“主义”，也不是毫无道理的。

照苏格拉底的看法，一个哲学家像胡适那样的人，要有自知之明，已经很难了，何况群众！因此那以“德谟”（demo，希腊文为“民众”）意志为依归的“德谟克拉西”（democracy），实在是最庸俗和最无知无能的政体，应该废除。但是“众人之事”究竟要让谁来管呢？苏格拉底因而主张元首大位要让“有德者居之”。“德”只是“知”的表现，有“知”自然就有“德”了。

但是怎样才能化“无知”为“有知”呢？这个从无到有的过程和方法，便是所谓“苏格拉底的法则”了。

苏氏认为天下任何事物和概念都有其“普遍界说”（universal definitions）的。以邓小平的“黑猫白猫”为例罢。按苏氏的“法则”，则“黑猫、白猫皆非猫”，只有“捉老鼠”这个“普遍界说”，才能概括所有的“猫”。所以要找出“什么是猫”这条问题的答案，诸子百家不妨各提一条，大家来开个“研讨会”（symposium）。在会中不妨辩论一番。去其“特殊”，存其“普遍”；水落而石出，“普遍界说”自然就显示出来了。

这种两造或多造按逻辑举行的推理问答，柏拉图叫它作“辩证讨论”（dialectic conversation）。黑格尔说这就是他的“辩证法”的老祖宗，当然也就是马克思的老祖宗了。

猫、狗的“普遍界说”既然可以如此推出，其他与人有关的任何概念和事物的“普遍界说”也都可如法炮制。笔者昔年亦尝以苏氏的“问答法”来试求“中国知识分子”这一概念的“普遍界说”。如此则“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无产阶级知识分子”……皆非“知识分子”。“中国知识分子”应有其共同的“普遍界说”。如果我们也能替“中国知识分子”找出几条像“猫捉老鼠”一样的“普遍界说”，则列宁的理论认为“知识分子”之与“阶级”如“毛之附皮”这一特殊界说，就不能概括所有的“中国知识分子”了。相反的，它将由于它本身的“普遍界说”而形成一个单独的“形式”（form），这个“形式”是有其特有的（如社会学家所说的）“次文化”（subculture）了。这个“普遍”的“次文化”，就要与它“个体”间（如“毛之附皮”）的“阶级意识”（class consciousness）发生抵触了。

上述这种推理法，就是所谓“苏格拉底的法则”，也就是我们中学教科书上所说的“苏格拉底问答法”。杜威对这“法则”大为赞赏，胡适当然更是如响斯应。他师徒二人为什么对这个“法则”大为赞赏呢？

那就是因为“法则”只是个“法则”——是一种寻找真理、解决“问题”的方法，而不是替任何“主义”去证明它那毫无“辩证讨论”余地的“终极真理”（ultimate truth）。他们“实验主义者”是走一步，算一步，不谈什么“终极真理”的。

[23]杜威对之颇有微词的亚里士多德，又是怎么回事呢？让我们先来个“破题”：

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公元前384——前322）者，“阔肩大师”柏拉图之弟子，反民主哲学家苏格拉底之“小门生”也。生于慷慨悲歌、帝王独裁之燕赵（希腊北部马其顿Macedon附近）。南向游学于人文荟萃、自由民主之苏杭（雅典）。以马其顿宫廷御医之纨绔，折节师事雅典街头之寒酸，出入陋巷二十年，尽得其传；其向学之诚心，亦可见矣！但是亚里士多德自信——可能也是真的——其才大于其老师，也高于他的祖师爷。他学成归国之后，居然位至太子太傅。那位人类历史上第一位企图征服欧亚两洲的亚历山大大帝，便是他的得意门生。余游亚历山大城，想起这位古希腊的翁同龢，犹不胜其唏嘘焉。

亚氏认为他两代师承的思维推理之学，都杂混无章，如在下批评敝老师胡适一样：“不成一套！”他要搞出个“一套”来，因而就套出个“三段论式”（syllogism）的推理法则来。

什么是“三段论式”呢？简言之，便是一种“抬杠”的法则。今有尚在台湾大学读书的两位哲学家，在咖啡店内为政治思想、恋爱意义……抬起杠来。抬到面红耳赤之时，乔治张把桌子一拍说：“你说的根本不合逻辑！”亨利李也不甘示弱说：“哼！你的逻辑在哪里？……”二人吵得不得开交。忽然邻座一位长着大胡子的亚里士多德走了过来排难解纷。

子亚子曰，二位要谈逻辑，先得把逻辑的形式（form）来规定一下。下面便是亚子逻辑的初级形式：

大前提：凡人必死！（张、李二君完全同意）

小前提：胡适是人。（张、李二人都不敢无聊地说“胡适不是人”）

正确结论：胡适必死！（张、李二君皆瞻仰过适之先生的遗容的）

所以这么一来，咖啡店内的杠，就可抬出个结论来了。否则咖啡打翻，茶房破头，杠还是抬不完的。

亚里士多德的“三段论式”，原是解决抬杠问题的，因为古希腊人——尤其是那些自觉了不起的“辩士”（sophists）——最欢喜抬杠。要不搞出个抬杠法则来，大家抬到最后，就要互骂“狗娘养的”了。

任何原始文明（original civilization）的启蒙期间都有一段抬杠的过程。我国古代的墨子，就欢喜抬杠，是所谓“墨辩”。孟老夫子尤其欢喜抬杠。抬到后来还要说：“吾岂好‘抬杠’哉？！吾不得已也！”

孟子抬得最得意的一次，便是和那个社会主义者陈相，抬八级工资制。那个只懂教条、不懂逻辑的小土包子陈相，被孟老夫子抬得哑口无言，孟老夫子也为之洋洋得意。两千年后的国文老师，还要强迫我们背诵他的圣贤之言呢！

其实，孟老夫子是在欺侮人家的“红卫兵”。他如果碰到了陈相的老师，那位信仰马列主义的许行，恐怕就不那么简单了。说不定人家也要骂他反动、走资、洋奴大班……骂得孟老夫子血压高涨呢。

胡适之先生那时指导我去读《墨子》的《明鬼篇》。我读后益发不相信“有鬼”了。我觉得老墨那个烂逻辑，如何站得住呢？所以“名学”在我国古代只萌个芽，始终没有开花结果，发展成西方哲学里的“逻辑学”。

古印度文明启蒙期间，也曾有个足目大师（比孔子还早一点），倡导“因明学”（唐朝人的翻译）。他的“宗、因、喻”“三支”，也就是亚里士多德的“三段”。我国前辈学者熊十力、陈大齐诸先生，对其皆有极精湛的研究。但是印度的“因明学”和我国的“名学”一样，都只发个芽，始终没有成熟。

东西逻辑学发展之有如此差异，笔者个人总觉得是东西两方对“法”的观念不同的滋长有以致之。“法律”是最讲逻辑的，因而个个律师都是逻辑专家，而律师在西方社会里的地位——从古希腊罗马到今日的英、美、法、苏——那还了得！可是我们传统中国人（古印度人也是一样）最瞧不起所谓“写蓝格子的”“绍兴师爷”和“狗头讼师”。我们的“仲尼之徒”一向是注重“为政以德”的。毫无法理常识的“青天大老爷”动不动就来他个“五经断狱”。断得好的，则天理、国法、人情、良心俱在其中；断得不好的，则来他个“和尚打伞”，无法［发］无天，满口革命大道理，事实上则连最起码的逻辑也没有了。

西方就适得其反了。西方的律师，诉讼起来，管他娘天理、人情、良心，只要逻辑不差，在国法上自有“胜诉”。因而他们的逻辑，也就愈发展愈细密了。

亚里士多德就认为他的师父和祖师爷，推理的方法不够细密，才搞出他的分三段而推之的“演绎推理法”（deductive method）；也就是从一个不可否定的“命题”（premise），一个接着一个推下去，推出个有“真理”的（事实只是在逻辑上驳不倒的）正确结论来。

“胡适必死”是不是真理（说不定胡适成仙了呢！）逻辑家是不管的，他们要管的是这一结论在逻辑上是否站得住。

自亚子“思想搞通”之后，他就开始骂他的老师了。他认为苏格拉底和柏拉图都搞了一辈子“逻果斯”（logos，希腊语“究天人之际的思想语言之学”），结果都不懂“逻果斯”。只有他亚里士多德才懂“逻果斯”呢！他想得得意了，不觉把两代祖师的石像敲得丁当作响曰：“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

有此西哲骂老师的先例可循，梁启超骂康有为“厚颜”之时，也就西为中用了。

但是只把人类有系统的思考分“三段”而推之，岂不小视了万物之灵了吗？再把它来个“演绎”之“演绎”，就变成后来发扬光大的“形式逻辑”（formal logic）和“符号逻辑”（symbolic logic）了。

有数学头脑的人更来个“符号”之“符号”，就变成更高深的“数理逻辑”（mathematical logic）了（亦有人混“符号逻辑”与“数理逻辑”为一谈）。当代欧美社会科学家“穷则变，变则通”，又搞出个“数理派”（mathematical-metrical）的“行为科学”（behavioral science）来。

有一次在一个柏拉图式的“研讨会”上，笔者倾听加州大学教授斯卡乐宾洛（Robert A.Scalapino）先生的讲演。他把刘少奇、毛泽东的身家性命、事业学问，都化成“符号”，列出个代数方程式，几下一变，后面的“等号”，就把他二人的毛病“等”出来了。

听毕讲演，我才恍然大悟：大陆上十来年“文化大革命”的动乱，原来就是几个A B C D在作祟！

这种逻辑由亚里士多德这个始作俑者搞出之后，由希腊传至罗马。在西罗马亡国之后，被冷落了几百年。后来罗马文明被那“独崇耶术”的教会在中世纪篡夺了。这个横蛮无理、罢黜百家的教会所独尊的“神学”（Theology），原是个万物始于一元的“唯心一元论”（spiritual monism）。搞一元论，就要追求“终极真理”和“最后之因”（Thelastcause）。这两个东西，他们早已有“现成货”，因而苏格拉底式的“寻找真理”的“法则”是用不上了；他们要的却是“证明真理”的逻辑——这两宗“现成货”之所以为“真理”，就是它“合乎逻辑”或在“形式逻辑”上可以推算出来。

只要“合乎逻辑”——“形式逻辑”——至于杜威所说的“常识”，那就顾不得许多了。因而那位几乎被雅典人为着“亵渎神明”而杀头的、形式逻辑的开山老祖亚里士多德，这一下在上帝的保佑之下，忽然又神气起来了。

亚氏本来就是马其顿帝国的国师。帝国自有其帝国的立国之道，国师只要“证明”，何须“处士横议”？“寻找真理”与“证明真理”于焉殊途！

所以所谓杜威之学事实是“科学”萌芽时期，传统的哲学家受科学的影响，搞出个新的文艺复兴，或文艺复古。他们要冲出证明真理的亚里士多德传统下形式逻辑的牢笼，而回头去搞寻找真理的苏格拉底法则。杜威的“实验逻辑”之中是没有什么最后之因，或终极之理。真理是在实验中不断发现，在实践中不断扬弃。什么“客观实在”，什么“对立、统一”……这一堆“形式逻辑”的后遗症，在他们看来，全属狗屁！

这一派实验逻辑的发展，实在是文艺复兴以后，“上帝”的宝座动摇了，由培根（Francis Bacon，1561——1626）开始的一种反形式逻辑的新潮流，也是人类思想发展上一个逃避不了的“客观实在”。杜威只是这一思想系统下的一个大山头；胡适之承其余绪，在这山头上安营扎寨，做个孙悟空罢了。

笔者之所以不厌其详地对杜、胡师徒二人的词组只字，做了数千言的诠释，主要是觉得近三十年来左右两派、如火如荼的对胡适的“买办言论”和“毒素思想”的批判，皆未得其平。未得其平的道理，便是奉命执笔的学人未真正了解胡适；不了解胡适的原因是他们“心有不愿”或“知有不及”，去真正地搜出胡适扎在西洋哲学里的“根”。不知其根在何处，则臧否就难得其平。不得其平，就不能服人之心，不能服人之心，则胡适的思想言论，就“终因好之者众，未能废也”了（《四库提要》上批评王充的话）。

[24]John Dewey，The Wit and Wisdom of John Dewey.Edited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A.H.Johnson.Boston：The Beacon Press，1949.111pp.

[25]John Dewey，Essays in Experimental Logic.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16.444pp.“Some stages of logical thought”pp.183——219.“……诸阶段”为该书之第六章。哥大所公布之缩微胶片稿页100，误把Givingthem stay and power写成state and power（参考该原著，页105）。

[26]国人研究“因明学”有专著问世的唯陈大齐、熊十力两先生。陈著有《因明大疏蠡测》（1945年重庆自印本）、《印度理则学（因明）》（中华文化出版事业委员会，1951年初版）、《因明入正理论悟他门浅释》（中华书局，1970年版）。熊著有《因明之研究》（1939年，自印本）、《因明大疏删注》（广文书局，1971年重印本）。《因明大疏》为足目大师原著，以“五支”推理，是为“古因明”；后期佛经中的“三支”推理法，为“新因明”。

[27]当年适之先生发了这一大套理论之后，他总是说杜威之言诙谐、幽默。那时笔者亦熟读杜子之书，我就丝毫看不出杜威诙谐或幽默在何处。杜老头在老老实实、板着面孔说理，幽默从何来呢？但是胡老师那种“拈花微笑”的“幽默”姿态，终于使我恍然大悟。原来他是在“幽”所有批胡者之一“默”！

“胡先生，”我说，“你是不是在‘幽’你的‘学生’毛泽东之一‘默’呢？”“谈谈基本问题……”是他对我的问题的王顾左右而言他的答复。那时他送我一部“自校本”的《胡适文选》（台北，1953年3月三版），要我认真地阅读《介绍我自己的思想》那一篇。下面那很不“幽默”的一段，就是他用铅笔画出来要我“认真阅读”的：

之后又可以用一阶级专政的方法把持不变。这样的化复杂为简单，这样的根本否定演变的继续，便是十足的达尔文以前的武断思想，比那顽固的海格尔更顽固了。（《胡适文选》页2——3）

我们如把这段引文和他的《口述》的正文参考阅读，我们就可看出他所谓杜威的“机智”和“幽默”，意之所在了。《口述》中那短短的一段，事实上是他对三十年来几百万言的“批胡”文章中，他认为值得一驳的总答复。

近几十年来批胡阵营中的遗老派、冬烘派、谩骂派、封锁派……是不值一驳的。值得一驳的是陈独秀所说的“近代两个最重要方法”之一的“辩证唯物史观”。奇怪的便是近年来批胡的左、右两派的主将却是从同一个山门里面出来的。例如今日右翼思想界最具权威性的大师们，在胡适看来，也只是比搞辩证唯物史观的思想家，略“欠”顽固罢了。所以他就对左、右两派“批胡”人士，幽他们一默了事。

笔者为文至此，可得千万声明：在下作文的目的只是“译胡”、“注胡”，从而“了解胡”，既无心、更不敢承继胡学来“幽”任何学派之“默”。

再者，读者如细读上面的引文，也可看出适之先生也十分武断，他坚守门户、拒人于千里之外的态度也不下于唯物主义者。他老人家治学，对任何学派都“不疑处有疑”；何以唯独对杜威“有疑处不疑”，还要叫自己的小儿子“思杜”（思念杜威），一代接着一代地“思”下去呢？

还有，他们实验主义者认为“没有实践价值的观念，就是没有价值的观念”。在孙中山先生所说的次殖民地的国度内，他那个“一点一滴的改革”的“观念”，就没有搞革命、打天下的“实践价值”，口号因而也就没有别人的响亮了。以子之矛攻子之盾，那么实验主义者的“观念”的“价值”又在哪里呢？

要之，胡适之的思想是个一等强国、物阜民丰……太平盛世的思想。既然中国总归也有一等强国……太平盛世的一天，胡适的思想可能也还会有他的好日子。

[28]John Dewey，How We Think.Boston：D.C.Health&Co.，1910.224pp.

[29]从这几段都可看出胡先生于1917年返国以后，在“西学”上没有跟进的迹象。

[30]John Dewey，Reconstruction in Philosophy.New York：H.Holt&Co.，1920.224 pp.唐译出版否，不详。唐氏出版有《唐钺文存》凡四千七百余页。该译文是否收入其文存之中，笔者手头无是书，一时无法检校。

第六章　青年期逐渐领悟的治学方法

这一章或者可以叫作“我青年时期所逐渐领悟的治学方法”。

在此次录音之前我便在想，我的治学方法是从什么地方、哪一本书和哪一位老师学到的呢？对于这个问题，我实找不到一个确切的答案。我的治学方法似乎是经过长期琢磨，逐渐发展出来的。它的根源似乎可以一直追溯到我十来岁的初期。在我用中文撰写的［四十］自述里，我就说过我十几岁的时候，便已有好怀疑的倾向，尤其是关于宗教方面。我对许多问题存疑，我［尤其］反对迷信鬼神。我对我的文化生活，乃至日常生活中的一切理论、记载和事实，如一有怀疑，也都要予以批判来证明或反证明。这都是由于我的怀疑的倾向所致。所以纵使我才十几岁的时候，我已经在寻觅一个能解决我怀疑的方法。

远在1910年，我第一次接触到汉朝的古典治学方法——这个较早期的古典学术，所谓“汉学”。那是和后来偏重于哲学性诠释的“宋学”，截然不同的。我国近三百年来学术的发展，一般都叫作“汉学复兴”。这种说法在我看是不很切当的。我国以前就没有一本中国古典学术史是用现代的观点和批判的方法写出的。所以［汉代著作中］所用的许多不同的专门名称或名词都有点名实不符。

我个人认为近三百年来［学术方法上所通行］的批判研究，实是自北宋——第10至第12世纪之间——开始，其后历经八百余年逐渐发展出来的批判方法，累积的结果。这都可远溯至中国考古学兴起的初期。由于考古知识的逐渐累积，古代的残简、旧稿，乃至古墓里出土的金石、砖瓦等文物，和这些文物上所印刻的文字和花纹的拓片或摹拟，等等，均逐渐被发展成历史工具来校勘旧典籍。这便是批判的治学方法的起源。这一段史实，再度支持了杜威的理论。杜威认为一切有系统的思想和批判的法则，都是在一种怀疑状态之下产生的。也就是说在一些史籍上发现了可疑之处；例如一个时间上的差异，和史迹上有些不符之处，使学者难以置信。

所以近三百年来这种批判研究的学术——如研究有关古籍版本的真伪，和内容的正讹的“校勘学”，和研究古籍中文字的原义的“训诂学”，等等——都有了更迅速的发展。在这些方面的研究，更发展出一个较概括的学术名词叫“考据学”或“考证学”。这也便是我在上章所说的，译成英文［或白话］，便叫作“有证据的探讨”。

前面已经提过，我对较早期发展的［汉］学，于1910年才开始接触。在此之前的七百年中，中国的社会、学校、村塾、家学中的教学和研究，一直都以宋儒朱熹（1130——1200）的权威理论为依归。七百年来，国人对古典——尤其是“四书”和另外数种重要典籍——的研究，大体都承认宋儒的注释是最具权威性的。

但是当我于1910年在北京参加庚款留美考试时，招待我的杨景苏先生原是我二哥的同学，我就住在他家里，杨君告我不要专读宋儒的著作，对汉唐诸儒所致力的《十三经注疏》也应稍事涉猎。所以我也就买了一套该书的石印本，携来美国。在我留美期间，当我想读点中国书籍的时候，我就读了些宋人以前［注释］的旧典籍，尤其是［《十三经注疏》中的］《诗经》[1]。

但是使我惊异的却是我自己对郑玄（康成）和毛公［（毛苌）］两位汉学大师也感到不满。郑康成死于公元200年，比朱熹整整早一千年。今日回思，我想我那时是被宋儒陶醉了。我幼年期所读的［“四书”“五经”］一直是朱熹注，我也觉得朱注比较近情入理。因而当我接触到毛公、郑玄一派的注释时，我为他们［汉、宋］两派之间显明的差异炫惑了，所以才引起我自己企图来写点批判性的文章。这些文章也显示出我幼年期以批判法则治学的精神，我把它叫作考订古文字真义的“归纳法”。在1911年5月11日，那时我才十九岁零五个月，我写了一篇论文。这篇论文的内容实在不是完全从康乃尔大学学到的。这篇文章后来收集在我的《文存》里，也是我《文存》中著作最早的一篇。

《诗三百篇言字解》

这篇文章是有关一个“言”字意义的诠释。根据汉儒的解释，“言”字的意思原与第一人称代名词“我”同义。［《尔雅》上说，“卬、吾、台、予、朕、身、甫、余、言，我也。”］［汉儒］根据古字典做这样解释，我实在不能接受。在我那篇《诗三百篇言字解》的文章里，我指出《尔雅》并非古字典。其书殆出于汉儒之手［如“方言”、“急就”之流。盖说经之家，纂集博士解诂，取便检点，后人缀辑旧文，递相增益，遂附会古《尔雅》，谓出周、孔，成于子夏耳。今观《尔雅》一书，其释经者居其泰半，其说或合于毛，或合于郑，或合于何休、孔安国。似《尔雅》实成于说经之家，而非说经之家引据《尔雅》也。鄙意以为《尔雅》既不足据，则研经者宜从经入手，以经解经，参考互证，可得其大旨。此西儒归纳论理之法也。（见《诗三百篇言字解》，《胡适文存》一集，卷二）］，所以我认为汉儒用这个古典去解经是靠不住的。

在这篇文章里，至少也可看出我自己治学怀疑的精神。

在否定这一古字典的权威之后，我就用一种我叫它作“归纳论理法”，把《诗经》上所有“言”字的用法，归纳在一起。这办法就是我所说的“以经解经”的办法。把这些“言”字在不同的词句里的用法比较、印证之后，便可找出更自然、更近情理也更能被人接受的意义了。

就在1911年5月11日那一天，我忽然灵机一动，体会出“言”字在《诗经》上多半是夹在两个动词之间使用，发生一个“连接词”（conjunction）［严复译为“挈合词”，马建忠译为“连字”］的作用，颇像古文中的“而”字。“言”字是个“连接词”便是我那篇文章的结论。因此［古籍中的］“醉言舞”、“醉言归”的真正意思，便是简单的“醉而舞”和“醉而归”了。

我下此结论之时，实远在我读到王念孙之子王引之的名著《经传释词》之前。这家王氏父子是中国“校勘学”和“训诂学”里最具权威的两位学者。

王念孙为18世纪另一位权威大儒戴震（东原，1724——1777）的弟子。戴震死于1777年。我作《言字解》时，尚不知王引之对古文“虚字”的研究。当我后来看过他的著作，我才欣然发现我们所用的方法原是一样的。这些［乾嘉］大儒他们所用的中国固有古典训练中归纳比较的方法，也是极其严谨的和极其科学的。但是我国传统的学者却缺少一种在不同语言中做比较文法的研究。他们只能说“言”字是个“虚字”，而说不出它是［《尔雅》上弄错了的］“代名词”。他们不能像我一样能找出这个重要的字在文法上所发生的［连接］的作用。

我举出以上的例子来说明我那时对归纳法已经发生了兴趣，也有所了解；至少我已经知道了“归纳法”这个词汇了。同时我也完全掌握了以中国文法与外语文法做比较研究的知识而受其实惠。

我想我在赴美留学之前，我一定已经受了一本研究［汉文］文法的权威著作的影响，那便是马建忠所著的《马氏文通》。马建忠是我国早期的留欧学生。他不但通法文，对拉丁文也有研究。《马氏文通》这本权威著作便是他和他哥哥马良（相伯）合著的。他二人所用的便是归纳法，把文字上相同的句子归纳起来，然后再对字义做出结论。

后来我曾批评马氏之书，写作时［作者对其资料］缺少历史性的处理（historical approach）。他兄弟二人把文字上相同的例子归纳起来研究的办法是无可非议的，不过他们写书时缺乏历史概念。须知文法和语言文字本身一样都是随时间和空间变迁的。一个研究者要注意到他的研究对象历史和地理上的因素。经过数千年的演变，各地区各时代方言的文法可能皆各有不同，不可一概而论。所以马建忠举《诗经》和《论语》上的例句和唐代散文大家韩愈文章里的例子来比较研究就不准确了。但是我显然是受了马氏归纳法的影响，知道先归纳相似的例句，分析比较，然后再求其有概括性的结论。

《尔汝篇》和《吾我篇》

我在后来又写了两篇［类似的文章］，内容比较就更有进步了。作《言字解》之后五年，我在日记上对古文中所用的第二人称代名词的“尔”和“汝”两字也做了一番研究。在1916年6月7日的日记上，对这个问题，我便写了一大段。我记道：“尔、汝二字，古人用之之法，颇有足资研究者。余一日已睡，忽思及此二字之区别，因背诵《论语》中用此二字之句，细细较之，始知二字果大有区别。明日以《檀弓》证之尤信。”（见《留学日记》，1916年6月7日）

《檀弓》在语言学上说是与《论语》同时的作品。在我考查《檀弓》上“尔”、“汝”二字用法之后，我觉得此第二人称的两个代名词的用法是颇有不同的。《马氏文通》的作者忽略了历史上的变化，把相隔一千五百余年的两个时代里不同的句子，混在一起来比较研究，它们之间的差异便被不经意地忽略了。所以我说在孔子时代的语言里，那个用作［第二］人称代名词的“汝”，和有一定用法、置于名词之前便用成第二人称所有格代名词的“尔”——“你的”，是有绝对分别的。我同时也指出，在孔子后二百年的孟子时代，这一分别便逐渐模糊了。

在撰《尔汝篇》的数月之后，我在日记上又写了一大段有关第一人称代名词“吾”和“我”的分别。我又举出许多例句，把古今不同的用法做一比较研究，我也发现孔子时代的用法和两千五百年后的用法也大不相同。在孔子的时代，那个第一人称代名词“我”便时常被用成所有格，做“我的”解，“吾”则专用于主格。再者，“我”字亦常被用于受事格［也就是英文里的me］，虽然在特殊情况下“我”有时也被用做主格的。所以我又发现了《马氏文通》的不正确，它不正确的原因，便是作者忽略了历史性的变迁。

举个例子来说，那个第一人称代名词的“吾”在《诗经》上便根本没有出现过。只有“我”字在第一人称中，四格——主格、宾格、所有格和受事格——通用。这一现象的可能解释，便是当《诗经》在最后成书阶段之时，“吾”和“我”的分别已不复存在了。这可能是时代的关系，也可能是区域的关系。当《诗经》在某一区域最后定稿成书之时，该区域的方言里，第一人称的“我”是四格通用的。但是到今天为止，还没有人对《诗经》何以不用“吾”字，能做出满意的解释。

我所要说明的便是在我于1911年和1916年所写的三篇文章里，我的首要兴趣便是归纳法，也就是把相同的和不同的例子归纳起来加以比较研究，以求其概括性的结论。那也是我第一次企图发展我自己的治学方法。我那研究代名词的两篇文章［《尔汝篇》和《吾我篇》］，都说明了我对时代变迁所影响的语言和文法上变化的研究兴趣。这两个有关代名词的长篇，后来我都把它们改写成论文，并发表于《留美学生季报》［（1917年3月，四卷一期，页14——25）］。其后《北大日刊》也加以转载，最后也收入我的《胡适文存》［（卷二，页243——254）］[2]。

论“校勘”、“训诂”之学

我举出上述三篇文章来说明在我当学生时代，我已学得一个基本上是归纳法的治学方法。在我1916年12月26日的日记上，我也写了两段：一段“论训诂之学”，比较短；第二段“论校勘之学”，则比较长。第一段中我谈到“考据”这个通用名词，我认为“考据”便是“有证据的探讨”。我说考据之学，其能卓然有成者，皆其能用归纳之法，以“小学”为之依据者也。我又说辛亥年（1911）作《三百篇言字解》已倡“以经解经”之说，以为广求同例。观其会通，然后定其古义，吾自名之曰“归纳的读书法”，其时尚未见《经传释词》也。后来才稍读王氏（念孙、引之）父子及引之的同窗段玉裁等人的著作。我也举出他们19世纪同期前辈学者孙诒让。孙氏的名著《墨子闲诂》我在当学生的时代曾引用过它来写我研究中国古代哲学的博士论文。

在我1916年［12月26日］的日记上，我记着说，两年以来始力屏臆测之见，每立一说，必求其例证。例证之法，约有三端：

一、引据本书：如以《墨子》证《墨子》；以《诗》说《诗》。

二、引据他书：如以《庄子》、《荀子》证《墨子》。

三、引据字书：如以《说文》、《尔雅》证《墨子》。

由此可见我那时已深受近三百年来中国古典学术的影响了。

今日回看我在1916年12月26日的日记上所写的第二个长篇“论训诂之学”：读毕觉得有趣而值得一提的，那便是这整篇文章实在是约翰·浦斯格（John P.Postgate）教授为《大英百科全书》（Encyclopedia Britannica）第十一版所写的有关“版本学”（textual criticism）一文的节译。这篇文章今日已变成［版本学界］有权威性的经典著作了，今版《大英百科全书》所采用的还是这一篇。假如我不说出我那篇文章是上述浦文的节要，世上将无人知道，因为我那篇节要并未说明采自何书，我文中所举的也全是中国的例子，而不是浦氏原文所举的第一版雪莱诗集上的例子。

浦文之所以对我别具吸引力的道理，便是中、西两方治校勘学的相同之处。所以我能够用中国古典哲学中的例子，去替代浦文中原举的例子。浦氏的文章也较我所见过的类似的中文有关科学艺术的校勘学著作为佳。中西校勘学的殊途同归的研究方法，颇使我惊异。但是我也得承认，西方的校勘学所用的方法，实远比中国同类的方法更彻底、更科学化。

多少年后——我在1934年为陈垣先生治校勘学的巨著《元典章校补释例》写了一篇长序。陈氏和他的一些学生，曾经花了很长的时间，从事一种史学要籍《元典章》的复原工作。陈氏那时与我比邻而居，所以他要我为他的著作写一篇序。我就写了一篇长序，这篇序后来也收入我的《文存》第四集，并把原文题改成《校勘学方法论》。

在那篇1934年所写的序文里，我指出现代西方的校勘学和我国近几百年所发展出的传统的治学方法，基本上有其相同之处。基本上第一点相同之处便是［在所校勘的材料上］发现错误；第二点便是［把这个错误］改正；第三点要证明所改不误。上述三个步骤便是中西校勘学的基本相同之处。其中最重要的一点也是根据最早的版本来校对。最早的版本也就是最接近原著的版本。这也是所有校勘学上最基本的相同之处。

但是我也指出那里有三种历史性的差异——不是方法学上的差异，而是历史因素的差异。西方人治校勘学比中国人方便，其原因有三方面：

第一，西方的印刷术要比中国印刷术晚出四五百年。正因为印刷术之晚出，所以欧洲保留了更多的［手抄］原稿。

第二，西方有更多古老的大学，校史有的可以远溯至中世纪。正因为有这些古老的大学和图书馆，手稿多赖以保存。

第三，西方有甚多不同种语言同时流传，各种语言都有其古代典籍的译本。因而，最早的译本可以用来校正后出版本上的讹谬。

上述的西方三大便利为中国所无。在这方面看，在西方治校勘学，比起在中国学术史上所做的工作就要容易得多了。

我举出了这些例子，也就是说明我要指出我从何处学得了这些治学方法，实在是很不容易的。我想比较妥当点的说法，是我从考证学方面着手逐渐地学会了校勘学和训诂学，由于长期钻研中国古代典籍，而逐渐地学会了这种治学方法。所以我要总结我的经验的话，我最早的资本或者就是由于我有怀疑的能力。我另一个灵感的来源，也可以说是出于我早期对宋学中朱注的认识和训练。朱熹的宋学为我后来治汉学开拓了道路。我对汉学事实上不太有兴趣——尤其汉人解诗，曾引起我的反感。

最后让我再说点近三百年来［中国］学术对我更直接的影响。上节曾提过，我在十来岁的时候，便颇受《马氏文通》的影响。另一个影响我的人便是［康乃尔大学的］布尔（G.Lincoln Burr）教授。布尔的门人中后来有很多知名的教师和历史学家。哥伦比亚大学的奥斯汀·艾文斯（Austin P.Evans）教授便是布氏的高足。我在康乃尔认识艾文斯时，他已是布尔的助手了。我在康乃尔读研究院的时候，曾选了布尔的一门课叫作“历史的辅助科学”（Auxiliary Sciences of History）。这短短的一门课使我获益甚大。在这门课里，他每周指定一门“辅助历史的科学”——如语言学、校勘学、考古学、高级批判学（higher criticism）［圣经及古籍校勘学］，等等。这是我第一次对这些“辅助历史的科学”略有所知。我想就是因为这门课促使我去翻阅［《大英百科全书》中的］浦斯格的文章。所以说，布尔教授的课是对我后来治学的第二个影响。

第三个影响便是乌德瑞（Frederick J.Woodbridge）教授［在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所开的历史哲学那一课。这门课使我大感兴趣，因为它与我在［康乃尔大学］本科所选的客雷敦（J.E.Creighton）教授的“历史哲学”截然不同。乌教授是专治希腊哲学的大家，他总是提醒我们做研究工作在运用史料时要特别当心。柏拉图的对话录和亚里士多德的著述之中，伪托甚多。他总是教导我们“高级批判学”和这些古籍的批判史；他也指导我们如何去清查伪托和认清窜改。那些都是近年来西方对古籍研究的新发现。我今日仍然记得我那时写了一份期终作业，文中所说的便是我国清代所发展的校勘、训诂学和考据学。我把考据译为“有证据的探讨”。

最后我必须一提的，便是杜威教授有系统的推理思考的理论［也是对我有极大的影响的］。

在述完本章之时，我想从我在1917年缴入的哲学博士论文《中国古代哲学方法之进化史》的序言里，引几段作为结论。我说：“我在这里想提一提的便是拙作的研究方法和主要出发点，是与传统的中国学术截然不同的。”我说我所面临的第一个问题，便是资料选择的问题。在全篇之中，我没有引用任何不可充分信任之书和不十分可靠之文。我指出所谓“五经”之中，只有《诗经》一项我是可以完全信任的；我对《书经》和《礼记》的态度则特别审慎，未敢遽引一辞。《礼记》中只是第二篇《檀弓》我认为它有其真实性的。《管子》和《晏子春秋》在我看来是同样不足信。至于后人所注的古典著作，［我说：］“我对近两百年来，中国学者在训诂学和校勘学上研究的成果，曾尽量加以利用……因为只有通过训诂学的研究，吾人才能摆脱古人主观注疏的成见，而真正能了解古代典籍的原义。”[3]

注释

[1]我国学术自汉武帝以后，两千年来不用说政、教两界皆形成儒家独霸的局面。可是儒术在汉武以后便分为势成水火的古、今文两大派。两家不但“学问”不同，政治主张亦迥异。那个把孔子捧为“素王”（无位的统治者）的今文家，原是两汉的当权派。当权派搞一花独放，自然就脱离不了“教条主义”。清末民初的康有为便是个有心做当权派的大儒。但是他既不懂马克思主义，又不懂杜威哲学，所以他只好去搞搞土法子的今文家教条了。据“四人帮”说，那位大嚷其“克己复礼”的林彪也是个“大儒”。如所说有据，那么那位要搞“托古改制”的黄埔四期生，恐怕也是个“今文家”了。后来“狗头军师”张春桥所搞的“批林批孔运动”不知所批的是哪个“孔”。如果所批的是今文家林彪的“孔”，则古文家章太炎、胡适之也要鼓掌称快了。

在汉代和“今文家”唱对台戏的“古文家”，原是一肚皮牢骚、挤在一起的民主人士。民主人士有名无位，所以只好捧捧主张民为邦本的“先师”，吹吹“学问”，办办野鸡大学，去诲人不倦了。本章里胡适之先生所谈的“汉学”，便是这个“宁信孔孟误，讳言郑服非”，诸训诂、考据大家的古文汉学——这个在汉代政坛上被挤得“靠边站”的“修正主义”！治近代学术史的人，每把“胡适”列入“古文家”。胡先生向我说，他绝对不承认这顶帽子，因为他搞的是“科学方法”，马融、郑玄懂啥科学呢？其实胡氏此言也犯了他所批评的“马氏兄弟”所犯的同样毛病——没有对研究资料做“历史的处理”。近人有以现代天文学证《夏书》的。吴健雄教授也曾告诉笔者，有人要以“现代数学”和“现代物理”来解释《易经》。因为什么“初九”，什么“九二”都有其高度“现代数学”上的意义。这套本事，胡适之先生也没有，用功去学也绝对学不会，但是我们怎能说胡适之不懂“现代数学”便小视他对“整理国故”的贡献呢？

再者，从西学上说，希腊罗马时代又何尝有过什么“高级批判”之学呢？所以说“胡适”是“古文家”的人，只是说他实事求是、为学术而学术的“考据”求真的精神，近乎汉代的马融、郑玄；不像汉代的“今文家”，和当代的“教条主义者”牵强附会硬要以“学术为政治服务”罢了。

至于着重“哲学解释”的宋明“理学”，与清代的“朴学”也有其本质上的差异。清初汉族士大夫，椎心泣血，深感“亡国之痛”，他们觉得“置天下饥馑于不顾”的宋明理学家太空洞了，他们——如黄宗羲（1610——1695）这一辈的明末遗老——痛定思痛，乃想搞点真能经世致用、救国救民的学问。吾人读闲书读到《明夷待访录》，再读读十七八世纪欧洲《民约论》等类似的著作，真不禁废卷叹息。

可是到乾、嘉之际，汉族士大夫做亡国奴已做成习惯。不梳辫子，而要回头去留明朝的“长毛”，反觉不舒服。加以康雍乾三朝开明专制的结果，“三代以下无斯盛”，物阜民丰，简直是亘古所未有。《明夷待访录》因而再也引不起知识分子的共鸣。再加三朝文字之狱的教训，士大夫既不想再搞明心见性，又不想搞也不必再搞什么经世致用，这样才群起“厚古薄今”，大倒其字纸篓，搞起了胡适之先生宣传了一辈子的“乾嘉之学”——具体一点地说便是“训诂学”、“校勘学”和“考据学”——也就是“整理国故”之学，太平盛世的文化余事。

如果我们说，“置天下饥馑于不顾”去搞什么“明心见性”为本末倒置，则胡先生“置天下饥馑于不顾”而去倡导什么“训诘、校勘”，乃至于“自由、容忍”，不也是与时代脱节吗？

回忆抗战胜利之后，举国学潮汹涌。笔者这一辈的知识分子那时正是这学潮正反两面的中坚。在这个学潮中，所谓胡适思想简直未发生任何作用，主要的原因便是他与时代完全脱了节。胡适之先生在本章所说的“治学方法”，原是学术界的奢侈品；奢侈品只有在像我国的乾嘉之世，或今日富强甲于全球的美国，才能大派用场。当然多难的祖国，总归也有富强的一天啊！

[2]当胡先生颇为得意和不断微笑地向笔者口授其大学时代所逐渐领悟的治学方法之时，他也常常问我抗战期间读大学和中学的情况，因为那时他没有回过国，不了解战时教育的状况。因而笔者偶有陈述之时，他总是说：“应该写下来！应该写下来……这些都是最好的战时教育史料。”

其实“史料”是否“最好”，虽很难说，故事倒也是挺有趣的。笔者拜读鹿桥兄的《未央歌》，对他在四季如春的昆明校园里的生活颇为神往。而我自己所藏身的雾重庆里的沙坪一角，也别有情趣！

笔者抗战中期所就读的大学，是“人间”一坝的沙坪“中大”（那时后方还另有“天上”和“地狱”两“坝”）。可能是因为地区的关系，全国统一招生，报考“第一志愿”的学生太多，沙坪中大那时是个有名的“铁门槛”。要爬过这个门槛，真要凭“一命二运三风水，四积阴功五读书”。可是惭愧的是，我们那时的文法科，也是个有名的“放生池”。一旦“阴功”积到，跨入大学门栏，然后便吃饭睡觉，不用担心，保证四年毕业！

那时的“联大”据说比我们便好得多了。目前在美国颇有名气的数理逻辑专家王浩教授，便是与笔者“同年”参加“统考”，进入“联大”的。当我二人各吹其“母校”时，王君总是说：“你们进去比我们好，出来比我们差！”笔者细思，按数理逻辑来推理一番，王君之言，倒不失为持平之论。我想“我们”出来比“他们”“差”的道理，是“我们”四年大学，有一半是在茶馆里喝“玻璃”喝掉了。

当年“我们”在沙坪坝读文法科，教授先生与我们，似乎没有太大的关系。他们上他们的课堂，我们坐我们的茶馆，真是河水不犯井水。考试到了，大家挤入课堂，应付应付一下。若有“保送入学”的“边疆学生”，或日军中起义来归的“韩国义士”，用功读书，认真地考了个“八十分”。大家还要群起而讪笑之，认为他们“天资太差，程度不够”！

因此要看“天资不差，程度很够”的高人名士，只有到茶馆里去找，因为他们都是隐于茶馆者也。其时所谓“沙扇区”一带的茶馆里的竹制“躺椅”（美国人叫“沙滩椅”），据说总数有数千张之多。每当夕阳衔山，便家家客满。那些茶馆都是十分别致的。大的茶馆通常台前炉上总放有大铜水壶十来只；门后篱边，则置有溺桶一排七八个。在水壶与溺桶之间川流不息的便是这些蓬头垢面、昂然自得的、二十岁上下的“大学者”、“真名士”。那种满肚皮不合时宜的样子，一个个真都是柏拉图和苏格拉底再生。稍嫌不够罗曼蒂克的，便是生不出苏、柏二公那一大把胡子。

诸公茶余溺后，伸缩乎竹椅之上，打桥牌则“金刚钻”、“克鲁伯”，纸声飕飕。下象棋则过河卒子，拼命向前……无牌无棋，则张家山前，李家山后；饮食男女，政治时事……粪土当朝万户侯！乖乖，真是身在茶馆，心存邦国，眼观世界，牛皮无边！

有时桥牌打够了，饮食男女谈腻了，行有余力，则以学文。换换题目，大家也要谈谈“学问”。就以笔者往还最多的，我自己历史学系里的那批茶博士来说罢，谈起“学问”来，也真是古今中外，人自为战，各有一套；从“通鉴纪事”到“罗马衰亡”，从“至高无上”到“反杜林论”……大家各论其论。论得臭味相投，则交换心得，你吹我捧，相见恨晚！论得面红耳赤，则互骂封建反动，法斯过激，不欢而散。好在彼此都是卧龙岗上，散淡的人；来日方长，三朝重遇，茶余溺后，再见高下……

如今事隔三十多年了，回头看看当年“进去比他们好，出来比他们差”才气纵横、囚头垢面而谈诗书的沙坪旧侣，又何尝不是如胡适之先生所说的“诸公一一皆人英”呢？笔者在海外教书，算来也二十多年。所参与的各种民族、各式各样的学术讨论会，也为数不少。但是那些“会”就很少比我们当年沙坪坝上的茶馆seminar更有才气、更富智慧！

前些年笔者在纽约州立大学一所校园内，教了一年书。那是群山丛中一个孤立的大学城。学生课余无聊，则去“啤酒吧”（beer bar）里喝啤酒，跳舞吹牛。因而四周群山之中，据说有啤酒吧五十余所。笔者课余无事，偶随一二同事，进去一觑虚实。观察所得总觉得他们的“啤酒吧”里饮食男女的气味太重，没有我们“茶馆”里的“学术气味”。

在我们的“茶吧”之中，笔者自惭“智商”较低，读书也比较保守，但是风气所及，也读了一肚皮小册子。今日回思，那时我们在茶馆里所谈的“学问”，已经很明显地超脱了“胡适之治学方法”的范畴。

记得在大二的时候，我选了一位戴瓜皮小帽的教授赵少咸先生的“文字学”。我们主要的参考书是《段注说文解字》。一次我在《说文》中无意地翻到个“县”字。一看段注引《释名》曰，“县，县（悬）也；县（悬）于郡也。”我立刻便觉得段玉裁太疏忽了。“县悬于郡”是始皇以后的事，而县之制早见于春秋，怎能说县之为县，是因为他老人家“县于郡也”？！

所以我想“县”字在古代一定别有意义。我一肚皮的小册子，因而也帮助我大胆假设出，“县”的本义是“悬而未决”，不是“县县于郡”。因为在古代封建制度之下，土地不能自由买卖。它的所有权，不是“封”人，便是受人之“封”。但是有些新近开拓的土地，在未找到适当“受封”者之前，则暂时不“封”。这种“悬而未决”的“待封”土地，便是“县”；它由国君派一文官，暂时管理，这种暂时性的管理员，便是后来“县令”或“县长”的前身。

就拿我“唐”家来说罢。据说敝族的一世祖原来却是个凤子龙孙——他是周成王的“小弱弟”。一次他哥儿俩在一起玩耍，哥哥捡起一片“桐叶”向弟弟说：“封给你罢！”也是我唐家有福，这句“戏言”被周公听到了，他就向小弱弟“道贺”。成王说这不过是我兄弟俩的游戏，何能当真？谁知周公是位书酸子，他硬要说：“天子无戏言！”这一下成王不得已，只好“封小弱弟于唐”。小弱弟也就一下变成敝族里的第一个“封建地主”了。

但是“唐”这块地方（territory）在小弱弟受“封”之前又具有何种“法律地位”（legal status）呢？我想那可能就是个“悬而未决”的地位。在封建制极盛的西周，“县而未决”的土地，终必封人。至东周封建制逐渐崩溃之时，许多“县而未决”的土地，则派专门文官治理，永不封人。这一来，我国的“封建制”也就逐渐蜕变成“文官制”。文官制下，土地自由买卖，也就逐渐变成马克思能说出而不能理解的所谓“亚洲式的生产方式”（The Asiatic mode of production）了。

“亚洲式的生产方式”何以与“欧洲式的生产方式”不同？这个问题，马克思派社会史学家如不加以解决，则马公的整部唯物史观都要动摇了。

我把这个“发现”带回茶馆。众茶馆历史家都认为“有道理”，认为“这个题目可以做”。在诸大名士鼓励之下，我就真的“做”起来了。我做的“方法”也是直觉地把古书里所有有关“县”字记载抄下来，排个队。可怜那时我们这些在国立自修大学里读书的青年，尚不知道古书已有“引得”（index）可用。我们只是用笨办法到古书里一页页地去“找”。什么十三经、诸子，乃至金石甲骨的拓片，都是我寻找的对象。我们的茶馆讨论班有时也帮我去找。我们一共找了百余条有关“郡”和“县”的记载。把它们排起队来，我越看越相信我的“发现”有“真理”。在众人讨论和鼓励之下，我就真的写了一篇《中国郡县起源考——兼论封建社会之蜕变》的小文章。这是大学二年级的事。

大学三年级我又选了一门顾颉刚先生兼授的“商周史”。顾先生教了些什么我已不大记得了。只记得他是我大学四年中唯一不要考试，只缴一篇期终作业，便可了事的教授。因而我就把我这篇茶馆论文，修改修改，便搪塞了。转眼就是大学四年级了。我想写一篇中国古代地方制度史做毕业论文，因而就写了封信给顾先生讨回这篇“期终作业”。谁知在顾先生寄还的卷尾上竟有一长篇用朱笔写的批语，说什么“有眼光有裁断，文笔亦能达出……望多治商史，将此文重作，当为编入文史杂志也”。另外他还附了一封长信，一再叮咛，要我“多治商史”。遗憾的是那时被“摆子”打惨了，平价米的“八宝饭”也吃够了，我急于要“毕业”，也就未再去“多治商史”了。今日回想起来，真觉得有辱师承。

笔者之所以不惮烦，把自己这篇上不得台盘的茶馆作文，也重叙了一大遍的道理，主要的是我觉得，我们那时沙坪坝茶馆里一群二十上下的臭皮匠所谈的“学问”，似乎已经突破了胡适之先生所倡导的“治学方法”的框框了。

胡适之先生在本篇中所说的“治学方法”，事实上是我国最传统的训诂学、校勘学和考据学的老方法。简言之便是版本真伪的比较、文法的分析，再加上他独具只眼的“历史的处理”。用这些精密的方法，他可以发前人所未发，把古书里的“言”字、“汝”字、“尔”字……分析得头头是道。但是如果碰到“郡”字、“县”字，这些与制度史、社会史有关的字，他那套“方法”便不够用了。

把土地“悬而不封”，这一“封建社会蜕变过程”中的活生生的现象，并非中国所专有。中古欧洲和近古日本皆有例可援。这是以“社会科学治史”和比较史学中的关键所在。学者如罔顾社会科学的法则，而专门去倒训诂学、校勘学的字纸篓，那就所见有限了。

所以胡适之先生求学时期，虽然受了浦斯格和杜威等人的影响，他的“治学方法”则只是集中西“传统”方法之大成。他始终没有跳出中国“乾嘉学派”和西洋中古僧侣所搞的“圣经学”（Biblical Scholarship）的窠臼。

我记得我们那时在茶馆里也曾谈到“孔子的老子为何不姓孔”的问题。孔子的子孙，孔鲤、孔伋、孔安国、孔融、孔祥熙、孔德成，都姓“孔”。为何他的老子独独不姓“孔”呢？这虽是个小问题，但它却显示出孔子时代社会经济上的大变动。这个变动的实情如何？那当然也不是“胡适的治学方法”所能“治”得出来的了。

所以在现代社会科学方法发展的对照之下，适之先生的治学方法，事实上只能算是现代学术中的一种“辅助纪律”（auxiliary discipline）。适之先生之所以乐此不疲者，实在是他幼而习，长而行，考据成癖。还有就因为他是个“老辈”。老辈们搞老辈的学问，你要他不知老之将至，而向后辈不断跟进，是做不到的，尤其享有盛名的“老辈”！

[3]正因为“胡适的治学方法”受了时代的局限，未能推陈出新，他的政治思想也就跳不出“常识”和“直觉”的范围。最主要的原因便是他的“治学方法”不能“支持”（support）他政治思想的发展。

在四五十年代的中国思想界，“胡适”简直具有“自由男神”的形象（image）。但是试问胡大神，“自由”究竟是个什么东西呢？胡氏的答案也超不出我们一般人所共有的“常识”。这常识是发自一个“不自由”的时代，被奴役的人们“直觉”上对“自由”的渴慕。这在“行为科学家”（behavioral scientists）的公式上便是个S-R或S-O-R（stimulus-organism-response）——也就是“刺激·生机·反应”过程中的自然产品。这与饥则思食、渴则思饮、穷则呼天……一样地自然。但这只是个“常识”的答案，而不是科学的答案。但是国族兴亡，社会变迁，又岂是我辈匹夫的“常识”所能应付得了的？！

在一个行为科学家看来，“自由”只是人类观念里的一种“价值”（value）。“价值”云何？“有用”（usable）之意也。天下无“无用”（useless）之“价值”。“价值”既有用矣，用价值必有其他的相关因素存乎其间，相互构成个“价值连锁”（value relativism）。美学家曰要美必求真，有真始有善。这种“真、善、美”的“价值连锁”，是一种哲学性的“价值连锁”，为社会科学家所不取。社会科学家所要研究的则是科学的“价值连锁”（scientific value relativism）。“自由”这个“价值”，在科学上与它相互连锁、牵一发足动全身的相关因素，是些什么东西呢？搞出了这些东西，则这些东西的“价值”都是在科学上客观地相互依赖的，以科学规律为依归，是谓之“价值中立”。在这些相关因素未全部澄清之前而奢言某一价值，则这一价值便是孤立的价值。孤立的价值在哲学上有其情趣，在科学上是没有意义的。

胡适之先生生前所倡导的“自由”，是直觉上的“为自由而自由”的“自由”，是一项不折不扣的孤立价值的“自由”。孤立的“自由”自有其哲学上和宗教上的情趣，在社会科学和行为科学上便完全失其意义了。

笔者引了这些“行为科学”上近乎诡辩的理论来批评胡先生，并不等于说适之先生倡导自由是搞错了。我只是指出他没有解释“自由”是个什么东西，为什么要争取“自由”，和如何去争取“自由”罢了。

再者，笔者虽然提出适之先生的政治思想没有行为科学的根据，也不是说美国的行为科学就有什么了不起。相反的，时至今日它仍然是个没有完全成熟的东西。它和其他任何美国“新”东西一样，是一半实质，一半花枪的。

笔者在三十年前初抵美洲之时，“行为科学”正和另一项美国新货“电视机”同时上市。它的销路也和电视机一样，不数年便风行全国！它不但在理论上把原有社会科学老前辈，一一挤得“靠边站”，它在“经济”上也威风一时掌握了“福特基金”。非行为派学人想在基金会内找点油水也真是难上加难。记得50年代之初，笔者所参加的哥大青年教授戴维·端纳（David H.Donald）有关美国社会史的“持续讨论班”（continuous seminar），班中的一批青年师生便口口声声什么（与行为科学双线并行的）“新修正主义”（neo-revisionism）。笔者当时是这个小班中的唯一的“老番”。虽然我觉得他们钻得洋洋得意的小牛角，不合我的口味——因为他们把“白人”的经验缩小到“美国人”，再把“美国人”缩小到林肯以后某时某地的美国社会（是一种社会科学上的原子分裂术）——但我也觉得那是与当时市场上新出品的半导体收音机，一样地精巧、新颖、可爱。同时我也发现那些搞汉学的老教授对这些“新”东西简直一无所知！胡适之先生对这套“新”学问，似乎也不甚了了。

更令我震惊的则是我发现这个新兴的“行为科学”（behavioral science or sciences）的始作俑者不是别人，正是胡适的老师杜威。杜威在年近九十之时，讨了个比他小了四十来岁的年轻老婆，同时在杜威哲学上又搞出个个性决定行为的新花样！可惜天不假年，他才活了九十来岁，新论未出，便短命而死！

可是正当杜威之学走向一个新阶段之时，他的东方第一大弟子胡适却大开其倒车——到处宣传其早已与时代脱了节的、停滞在“训诂”、“校勘”阶段的“治学方法”；他自己虽然是满口“自由、民主”，而每日灯下埋头钻研的却是一部支离破碎的《水经注》！天下事之“不调和”有若斯者乎？

当然一个人的精力是有限的。我们检讨胡适之先生的成就，绝不应该责备他，为什么在晚年不学他的老师去讨个小老婆，在治学方法上玩点新花样呢？只是吾人读近代中国政治史和学术史，觉得我们政学两界都害了过分依赖权威的毛病，如果“权威”没有进步，我们全民族就跟他们一道落伍了。

第七章　文学革命的结胎时期

今天我想谈谈我对语言和文学里的各种问题所逐渐发生的兴趣，以及我个人怎样主张以活的通俗语言去代替［半死的］文言作为教育工具和文学媒介的经过。在我的《四十自述》里，我曾写有专章讨论此事；此处我想再用英文留点记录，也该是很有趣的罢[1]。

首先我想指出的便是这一运动时常被人误解了。举个例子来说罢。前些年［美国的］《展望杂志》（Look）选出我为全世界一百名闻人之一。我当然觉得这是一件荣誉。可是当我一看到我照片的下那一段颂辞，我不禁失笑。他们选我的原因，是我曾经替中国发明了一种新语言。这一项荣誉，世界不论任何人——男人或女人，都不能承当。我没有替中国发明一种语言，世界上也没有任何人曾经替任何国家“发明”过一种语言[2]。

我并且必须先说明，由于我个人的历史观念很重，我可以说我经常是一位很保守的人。我是反对什么知其不可而为之的。由于历史观念很重，我总是告诉我的朋友们，语言文字是世界上最保守的东西，比宗教更为保守。这句话已经就说得够重了。

语言之所以为语言，正如宗教之所以为重要的宗教，它们都必须深入到百万千万的广大群众中去。当一种社会上的事物，深入群众而为群众所接受之时，它就变成非常保守的东西了。改变它是十分困难的。语言文字之所以变成世界上最保守的东西，就是它普及于群众而为群众所接受的缘故。就中国的语文来说罢。汉语已成为亿万群众所接受，因此对汉语要有任何兴革的倡导，难免都是要为听者所误解的。因此其结果便是要从事一个［易为亿万群众所误解的］语文改革，谈何容易？！在英语里面从事拼音改革而受到阻力的故事，是尽人皆知的。在我当学生时代，一些有影响力的要人如老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等人所策动的英语拼音改革运动，毫无成绩之可言[3]［也是这个道理］。

上面已经说过，由于我的思想深深地受了历史的训练而使我变成个保守的人，所以我对语文改革运动并不十分乐观。纵使我才二十来岁的时候，我对语言问题已是相当保守的了。我反对那些轻言中文字母化的人。关于这一点，我在《四十自述》里曾经有过交代［见该书附录《逼上梁山》第一节］。我说我是被“逼上梁山”的。这句中国成语是说一个人为环境所迫，不得已而做出违反他本意的非常行为［我原来是个保守分子，被众人所迫而走上了对中国语文作激进改革的道路］。

［在《四十自述》里（1954年港版，页99），］我说过一个故事：做个庚款留学生，我每月总要收到一张自华盛顿清华学生监督处寄来的支票。在这张支票的信封里，总也有一张由主办书记所私下插入的小传单。这位传单的作者叫钟文鳌，是位教会学校（［上海］圣约翰）出身的好好先生。他对改革中国社会具有热情。因而他在每月寄出的支票信封内，总夹了一张宣传品，内容大致是这样的：

“不满二十五岁不娶妻。”

“废除汉字，改用字母！”

“多种树，种树有益。”

平时我们收到这些小传单，总是把它向纸篓里一丢就算了。可是有一次——我想是1915年——我坐下来写了一张小条子，回敬了他一下。我说：“像你这样的人，既不懂汉字，又不能写汉文［而偏要胡说什么废除汉字］，你最好闭起鸟嘴！”大致如此[4]。

这张小字条寄出之后，我心中又甚为懊悔，觉得我不应该对这位和善而又有心改革中国社会风俗和语言文字的人这样不礼貌。所以我也就时时在朋友们的面前自我谴责，并想在［文字改革］这方面尽点力。我说假如我们认为像钟君那样的人不够资格谈这类问题，那我们这些够资格的人实在应该在这方面用点功，把那些可行和不可行的问题都提出来检讨检讨！因而我就和我在1910年同时进康乃尔的赵元任谈起这些问题。

赵君一直对语言问题有兴趣，尤其有关汉字拼音和拉丁化的问题。事实上我当初并无心反对汉字以字母拼音。我只觉得像钟君那样的人，实在不够资格来谈汉字拉丁化这一类的问题罢了。换言之，只有像我同学朋友赵元任这样的人才能以科学分析方法来谈谈汉字拉丁化这一类的问题。

那一年恰好美东中国学生会新成立了一个“文学科学研究部”，我是文学股的委员，负有准备年会时分股讨论的责任。我就同赵元任先生商量，把“中国文字的问题”作为本年文学股的论题，由他和我两个人分做两篇论文，讨论这个问题的两个方面；赵君专论“吾国文字能否采用字母制及其进行方法”，我的题目是“如何可使吾国文言易于教授”。

我二人的论文都在中国学生会中宣读了。赵君后来觉得一篇不够，又连做了几篇长文讨论吾国文字拼音化的问题。今日大家都知道，赵先生自此继续深入研究，也就变成了后来汉字注音两大系统之一的主要编制人。现在的“国语罗马字”便是他和其他几位音韵学家编制出来的[5]。

在我自己的那一篇讨论如何使“文言”文字易于教学的论文里，我也提出了若干条，此处我就不想重复了。各条之中后来对我研究语言问题有关的一点，便是我指出中国的文言文是个“半死的语言”。我认为语体（白话）是活的语言，而文言半死的原因，就是文言里面有许多现在仍在通行的词汇，同时也有些已经废弃不用的词汇。例如“狗”字今日仍在用，“犬”字就不用了；“骑马”仍是日常用语，“乘马”就是个死词，事实上已不通用了。所以我说教授活的语体语言的方法，应该和教授半死的语言的方法，大为不同。这一条便至少可以看出我后来说白话是活的语言，文言是个半死的语言，这一主张便是这个时期开始的[6]。

这是1915年的夏天。那年秋季我就从康乃尔转学到哥伦比亚去了。因而从这次开始之后，以后两年我致力于语文改革的工作，也就是我在哥大学生生活中的一部分。

当我正准备离开康乃尔之时，我的朋友梅光迪那时在绮色佳度假，正准备去哈佛升学。梅君也是一位庚款留学生。他自威斯康星大学读毕英国文学学士学位之后，便转入哈佛去跟随当时有名的文学批评家白壁德（Irving Babbitt）继续深造。梅君与我为文学改革引起了一场辩论，也就是因为他对我改革观念的强烈反对，才把我“逼上梁山”的[7]。

革命的导火线

下面我要讲的故事便是一连串发生的几件小小的事件。这些事件终于促使我走向对中国语文做废除死的古典语文、改取活的语体语文这一激进的改革方向。我主张不但用这种老百姓的语言、街坊的语言作为教育工具，并且用它来做文学媒介的改革。一连串的小意外事件，逐渐地强迫我采取了这个立场。我是反对历史单因论的。我时常开玩笑地说，［历史上的］意外事件往往比“单因”（monistic cause）——例如经济、色欲、上帝等——更为重要。上述这些“单因”对历史上所有的事件，皆可解释。正因为它们对所有的事件皆可加以解释，它们也就不可解释任何事件了[8]。

让我来谈一谈我做诗送我的朋友梅光迪去哈佛这一件意外的小事。这首小诗按中国诗的标准来说，算是相当的长了。在这首替朋友送行的打油诗（informal poem）里面，我用了十一个外国人的名字，例如埃默森、霍桑、达尔文、拿破仑、凯尔文、牛顿、爱迪生、培根等人。当时在康乃尔的另一位中国朋友任鸿隽（叔永）把这些外国名字连缀起来，也做了一首打油诗来嘲笑我，说：“文学今革命，作诗送胡生！”但是我可不能轻意把他们放过，因为我那首诗立意相当严肃，我鼓励我的朋友们留意今后中国文学的发展。最后我并且说，致力于中国文学革命，其贡献并不下于征服自然，我叫它作“缩地戡天”！所以我在从绮色佳去纽约的火车上，也做了一首答任鸿隽的诗，表明我对“中国诗歌开始革命”的念头。

那时我［对文学革命］的观念，仍然是很模糊的。但是那首诗却是我第一次把我对这些问题的想法写下来。我说：“诗国革命何自始？要须作诗如作文！”这里我就不再重引全诗来解释为什么要“作诗如作文”了。

我那首诗在我的朋友们之间引起了一场是非。梅、任两君都参加了对我的辩论。梅君认为“诗”和“文”是根本不能混为一谈的。“诗之文字”（poetic diction）和“文之文字”（prose diction），自有诗文以来（不论中西）已分道而驰……所以我们辩论不休，愈辩则牵涉愈多，内容也愈复杂愈精湛。我的朋友们也愈辩愈保守，我也就愈辩愈激进了。

当我在哥大的佛纳大楼住定之后，我也有了更多的时间对这些辩难与讨论作更严肃的思考。今日回思，在1916年二三月之际，我对中国文学的问题发生了智慧上的变迁。我终于得出一个概括的观念：原来一整部中国文学史，便是一部中国文学工具变迁史——一个文学或语言上的工具去替代另一个工具。中国文学史也就是一个文学上的语言工具变迁史。

同时我也得出［另外］一个结论：一部中国文学史也就是一部活文学逐渐代替死文学的历史。我认为一种文学的活力如何，要看这一文学能否充分利用活的工具去代替已死或垂死的工具。当一个工具活力逐渐消失或逐渐僵化了，就要换一个工具了。在这种嬗递的过程之中去接受一个活的工具，这就叫作“文学革命”[9]。

就在那个时候——1916年3月——我写了一封长信给麻州剑桥的梅君。在那封信中我就指出，整部中国文学史都说明了［中国］中古以后老的语言工具已经不够用了。它不能充分表达当时人的思想和观念，所以人们必须要选择一个新的工具。事实上这个变迁在唐代便已发生了。那时的散文在体裁上发生了革命，因而逐渐发展出一种以“白话”来表达“语录体”的新文学。这种新体裁，首先为和尚们所采用，后来宋代的哲学家也逐渐地采用它来记录他们的哲学讨论。最后老百姓更利用它来作歌曲。他们甚至使用这种活的语言（白话）来编戏剧和写短篇和长篇的小说。所以我指出这种用语体文写的活文学——最明显的如元曲——便是人民大众在不知不觉中完成的文学革命的最高潮。无可否认的，中国文学之复苏，实得力于白话戏曲和白话小说之兴起。在那时，我们都以为所有的传统中国长篇小说皆是元朝的产品。出我意料之外，我这项由历史分析出发所得出的结论，竟为我那在哈佛大学的保守朋友梅光迪，所欣然接受了。

所以在1916年的春季，我就写了一些比较完备的有关我对中国文学史的概念的大纲。我指出在中国文学史里面，便曾经有过好多次的“文学革命”。自“三百篇”而下，三千年来中国诗歌的流变之中，便有过一连串的革命。有的渐进的，有的却也相当激进。在老子和孔子以后所逐渐发展的散文，也是如此。

对这项历史的研究我特别重视中国戏曲、短篇故事和长篇白话小说等活文学。我指出在蒙古人入主中原的时候，一个活文学便已在中国的地平在线出现了。不幸的是在［明代］仿古文学再度出现之时，这个文学革命受到了挫折和限制。所以我说，如果这一个趋势未受到人为的故意的限制和压抑的话，一个中国文学革命便可能早已出现了。［其光彩］足以和促成意大利文艺复兴的但丁（Dante）、领导英国文学兴起的乔叟（Chaucer）和由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以现代德文翻译《圣经》而开始的现代德国文学等相媲美［亦未可知］。

在1916年的春天，我对中国文学史已得到一个新认识和新观念——中国文学不是个一成不变的东西，它是一连串的有着生气勃勃的变动。我把这些变动叫作“革命”。远在元代我们已经看出白话文学的兴起。这在中国文学史上是极其重要的。我并且也得出另外一个有关现代文学的结论。在我们自己的时代，那唯一可以被称为活文学的作品便是“我佛山人”（吴趼人）、“南亭亭长”（李伯元）和“洪都百炼生”（刘鹗）等人所写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象》、《官场现形记》、《九命奇冤》和《老残游记》[10]。

那时我还填了一首词［“沁园春”，题目叫《誓诗》］。在这首词里我便高呼“诗学革命”了。我坦白地指出：“文学革命何疑？！且准备搴旗作健儿！”那年的夏季我去俄亥俄州的克里弗兰城参加“第二次国际关系讨论会”，来回都要路过绮色佳［在那里一共住了八天］，因而和在那里度暑假的老朋友任叔永（鸿隽）、唐钺（擘黄）和后来中央研究院发起人之一的杨杏佛（铨）重叙旧交。我们讨论了中国各方面的问题，尤其是有关文学方面。在这两次访问之后，我在日记里记着我们讨论中的几个项目。这几项也很准确地总结出我自己对这些问题的主张。所以在这里我也把它念出来，做个英文记录：

一、今日之文言乃是一种半死的文字。

二、今日之白话是一种活的语言。

三、白并不鄙俗，俗儒乃谓之俗耳（当然啦，现在我也了解，所谓“俗”vulgar，其简单的意义便是“通俗”，也就是能够深入群众。它和“俗民”folk一字，在文学上是同源的）。

四、白话不但不鄙俗，而且甚优美适用。凡言要以达意为主，其不能达意者，则为不美。

五、凡文言文之所长，白话皆有之。而白话之所长，则文言文未必能及之。

六、白话并非文言文之退化，乃文言文之进化，其进化之迹，略如下述：

1.从单音的进而为复音的。

2.从不自然的文法进而为自然的文法［例如“舜何人也”变为“舜是什么人”］。我并且举出文法上的变化。多少年后我又特别地写了一篇论文，来讨论［中国］文法的演变。

3.文法由繁趋简。由中古文言的多种文法构造，逐渐简化。例如人称代名词之逐渐简化。

4.文言文之所无，白话皆有以补充［例如文言只能说“此乃吾儿之书”，但不能说“这书是我儿子的”］。

七、白话可以产生第一流文学。白话已产生小说、戏剧、语录、歌曲、诗词。

八、以白话小说、故事、戏曲为代表的活文学，可能是中国近千年来唯一真有文学价值的文学。其非白话的文学，如古文，如科举专用的八股、笔记等，在世界文学标准中，皆不足与于第一流世界文学之列。

九、文言的文字可读而听不懂；白话的文字既可读、可说又听得懂。凡演说、讲学、笔记，文言绝不能应用。今日所需，乃是一种可读、可听、可歌、可讲、可记的言语。要读书不须口译，演说不须笔译；要施诸讲台舞台而皆可，诵之村妪妇孺皆可懂。不如此者，非活的言语也，绝不能成为吾国之国语也：半死的文字绝不能产生第一流的文学也。

以上九条是记载在我1916年7月6日的日记之中，很确切地表达了我对策动中国文学革命的中心思想。这许多严肃性的讨论，和我后来所做的历史性的研析，实在只是由于我写了一首向去哈佛升学朋友的送别诗所引起的小小偶然事件。这也就是我所说的偶然发生的事件往往会产生历史性的大事［的实例］。

那时还有一桩值得一提的偶然发生的小事，也引起了连锁性的反应。其结果竟使我下定决心不写旧诗，要写就用活的语言来写。就在我记录上述九条的同时，我又收到一封从绮色佳的来信，信中告诉我说，又有一件小小的意外事件在绮色佳的凯约嘉湖畔发生了。

原来那年7月8日我的朋友任鸿隽、莎菲陈（衡哲）——她是沃莎女子学院的学生——梅光迪、杨铨、唐钺等人在［绮色佳］凯约嘉湖上划船，片云头上黑，忽然刮起风暴来了。他们急忙把船向岸边划去，但是雨已经下来了，匆忙之中，他们几乎把船也给划翻了。虽然没有发生什么意外，但是大家都被淋得狼狈不堪。这件事对这批中国留学生来说，也可算是件险事，所以我的朋友任鸿隽乃写了一首［《泛湖即事》］诗，附在他给我的信中寄给我要我批评。那是一首四言古诗。其中竟用了些陈腐（archaic）的像［《诗经》里面的］“言”字一类的老字，恰好我年前又曾做过一篇《言字解》的文章［所以我看到他诗里那些“言棹轻楫，以涤烦疴”，又有“猜谜赌胜，载笑载言”一类的句子，有点不舒服］[11]。

我反对我的朋友把这些陈腐的文字和现代语言夹在一起。所以我写信给叔永说他的诗不好，因为他的诗里“文字殊不调和”！任君不服，特别是对我所说的“三千年前之死语”，更感到愤愤不平，因而我们就辩论起来了。但是更有趣的一点倒不是我诗人朋友任君的强烈抗议，而是另一位哈佛朋友梅君，路见不平来拔刀相助，写了一封十分激动的信向我反击。

这时的梅觐庄正受了他那位保守派文学批评老师白壁德教授的影响，所以我的一切激进他都反对到底。他认为语言必须经过第一流的诗人加以锻炼，才能成为诗的语言。［他坚持］文学的文字——尤其诗的文字——一定要由第一流的诗人和美术家加以美化，才能成为诗之文字。据此，他便对我的观念大加挞伐。

梅君这种变化实在是很有趣的。他的保守主义和激动的评语使我大为欣赏，所以我坐下来写了一首老长的、约有一百句的滑稽打油诗加以奉答。这是我生平所写的最长的一首诗。开头我描写老梅大发脾气，接着我又讨论了一些死文字和活文字不同之点。我举了许多例子开玩笑地来驳掉他“文字哪有死活”的理论。我特别提出了他所说的文字必须经过诗人、美术家长期锻炼那一点来驳他，我说这正是我所想做的。我觉得我们这批当代的诗人和作家正应该把这些所谓俗语俗字“锻炼”起来，提高它们的地位，把它们提到诗歌文学里来。

我这首打油诗（burlesque）引起了康乃尔的任君和哈佛的梅君大发雷霆，因而他二人皆复信取笑我企图作白话诗。但是我在他二人的信里也发现了他二人也有个共同的论调：他二人都承认白话文的生动可以用到许多别的写作上去，如评话、故事和长篇小说，但是就是不能用在诗里面。例如梅君说，文学之中有各种部门。在小说和民歌里面，白话是可以用的，但是在高级散文里——肯定地是在诗里面——白话千万用不得。任君的信上则说：“白话自有白话用处（如作小说、演说等），然不能用之于诗！”

所以我终于得到个结论，那就是我们一年多的讨论已逐渐约束到一个中心议题里来。这个中心议题便是：白话文用在文学其他任何部门都很适合，就是不能“用之于诗”。诗一定要用有锻炼的文字来写。

这样一来，则我的朋友们除了“诗”这个堡垒之外，其他方面已经全部向我让步了。

［为攻克这最后一个堡垒］我开始用的战术是把他们反对我的原因排个队。第一，从来没有诗人用俗语俗字作过诗。［在中国诗词中］我只能找到一首——甚或一首中的几句——是用白话文写的。所以使他们振振有词的原因，是白话诗的数量太少。第二，也是他们更能言之成理的，则是从来没有中国作家认真着实用白话来做诗作文。诗人们最多是兴之所至，在他们的作品中偶用白话，或者一诗之中偶写数行白话而已。他们就对白话有一种下意识的鄙弃，从来没有认真地用白话做诗。因而我想我如果要说服我的朋友们，使他们相信白话也可以做诗的话，那我只有以身作则，来认真尝试用白话作诗。除此之外，再没有其他的办法了。

在1916年的7月底，我便向我这些朋友写信说，白话也可以做诗，虽然以往没有太多的白话诗，今后则可以多写，写得它多彩多姿。所以今日当务之急，便是我们自己认真着实从事写作“白话诗”的试验。纵使我们失败一二次，乃至无数次，我们还是可以不断地试验下去，试验到最后证明白话究竟能不能做诗为止，因此在7月26日我就写了一封信给吾友任君，说：“……文字者，文学之器也。我私心以为文言绝不足为吾国将来文学之利器。施耐庵、曹雪芹诸人已实地证明作小说之利器在于白话，今尚需人实地试验白话是否可为韵文之利器耳……”

接着我又说：

我自信颇能以白话作散文，但尚未能用之于韵文。私心颇欲以数年之力，实地练习之。倘数年之后，竟能用白话作文做诗，无不随心所欲，岂非一大快事？

我此时练习白话诗文，颇似新辟一文学殖民地。可惜须单身匹马而往，不能多得同志，结伴同行。然我去志已决。公等假我数年之期。倘此新国尽是沙碛不毛之地，则我或终归老于“文言诗国”，亦未可知，倘幸而有成，则辟除荆棘之后，当开放门户，迎公等同来莅止耳……

所以在1916年7月底8月初，我就决定不再写旧诗词，而专门用活的语言文字来写白话诗了。在我还没有写出几首白话诗之前，我已决定把我下一个诗集定名为《尝试集》了。

这个诗集的名字也明显地表示出我是受杜威实验主义的影响，把实验主义的哲学理论应用到文学改良运动上面来。“实验主义”告诉我，一切的理论都不过是一些假设而已；只有实践证明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同时要证明一个理论之是否有真理的唯一方法，也便是想出这个理论在实际运用上牵涉各种情况，然后在实验中观察这一特殊理论是否能解决某一问题的初步困难，从而进一步找出一个原来所要寻找的解决方案。

所以我的以白话文为活文学这一理论，便是已经在小说、故事、元曲、民歌等［文学］领域里，得到实际证明的假设。剩下的只是我的诗界朋友们所设想的韵文了。这剩下的一部分，也正是我那时建议要用一段实际试验来加以证明或反证的。

孤独的文学实验，大胆的革命宣言

在1916年的11月，我开始把我们一整年非正式讨论的结果，总结成一篇文章在中国发表，题目叫作《文学改良刍议》。

在那篇文章里我提出八条很温和的建议。你可看出，纵是这个题目也是很谦虚的。我已经不再用我向朋友们所时常提到的“文学革命”了。“文学革命”一词在我的诗和信里都时常提到，在朋友们给我的信中也时常提起。有时他们用的是开玩笑的态度，但是有时也很严肃。可是当我第一次要把我们一年多讨论的结果和我自己的结论，撰写成文章，送到国内发表的时候，为考虑到那无可怀疑的老一辈保守分子的反对，我觉得我要把这一文题写得温和而谦虚。所以我用这个题目，说明是改良而非革命；同时那只是个“刍议”，而非教条式的结论。

下面便是我那篇文章里所提出对文学改良的八条建议：

一、须言之有物。

写文章的人一定先要有一些值得一说的东西，才下笔。重点应在内容而不在形式。

二、不摹仿古人。

在这一条里，我乘机夹入我对中国文学史的看法。后来我叫它作“文学演变观”。其重点是一个时代要有一个时代的文学，后一代毋需摹仿前一代。同时我也指出十三四世纪中所产生的、用语体所写的俗文学——如故事、小说、杂剧等的重要性。

三、须讲求文法。

这一条乍听起来，似乎有点荒唐。但是我们这些对中古中国文学相当熟悉的人都知道，那时的作家写文章，往往不讲求文法。中文的文法本来很简单，可是那中古作家们，运用了各种形式如对仗、骈俪、典故等故意把它弄得复杂了。因而千多年来，写古文的人对文法的分析与结构全不讲求。

四、不作无病呻吟。

五、务去烂调套语。

六、不用典。

用典是中国文学里自中古时期遗传下来的一种花样、古代作家原无此恶习。可是自中古到近代，中国诗文简直是典故的天下。在这篇文章里，我对用典的批评写了很长的一段，因为两千年来，中国文人已把这种传统弄成习惯。要人家作诗文不用典，是件骇人听闻的事。

七、不讲对仗。

中文里“对仗”这玩艺用英文来解释实在很不容易，可是对仗在中文里实在太普遍了。

八、不避俗字俗语。

这条最重要，但是我写得还是很温和。我的用意是说：“在所有的文学里，皆用活的文字——用俗语——用白话！”为强调这一点，我就公开地说我承认那些伟大的小说如《水浒传》、《红楼梦》和那些我在本篇中所列举的当代通俗小说，比那些仿古的作品更能代表时代。我坦白地指出，那些几百年来都为人民大众所喜爱而却为文人学者所鄙弃的白话小说、故事说部和戏曲都是中国出产的第一流文学，其原因便是由于它们所用的文学工具之有效率，换言之，也就是它们是不避俗语俗字的作品。

那一篇对中国文学做试探性改革的文章是在1916年11月写的。我一共复写了三份。一份给由我自己做主编的《中国留美学生季报》发表。《季报》那时是由“商务印书馆”承印的。另一份则寄给当时一份新杂志《新青年》。该杂志由陈独秀主编，已出版数年。陈氏于1916年受聘为国立北京大学文科学长。

这篇文章于1917年1月在《新青年》刊出之后，在中国文化界引起了一场极大的反应。北京大学一校之内便有两位教授对之极为重视。其一则为陈独秀本人。另一位则是古典音韵学教授钱玄同。钱氏原为国学大师章太炎（炳麟）的门人。他对这篇由一位留学生执笔讨论中国文学改良问题的文章，大为赏识，倒使我受宠若惊。钱教授［后来］告诉我，他曾与陈教授讨论到有关我这些建议的重要性。陈先生原来就是死硬派的革命人物。他在《新青年》的后一期也写了一篇《文学革命论》来作为响应，他就公开地来支持一个文学革命了。他坦白地说那首举义旗号召文学革命的是他的朋友胡适。他自己则高张大旗为他的朋友作声援。旗上并应大书特书三大口号：

一、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

二、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

三、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

陈君所阐扬的三大口号与我对中国文学史的了解实在甚为接近。独秀并于中国历史中找出很多的革命事迹。当他叙述到现代文学之时，他甚至把那些阻扰自宋元以后便以白话小说所发轫的文学革命的［古文大家］，总括为“十八妖魔”。在那个时候，我们对像《水浒传》等一流的小说巨著正确的写作年代，还不太清楚。我们还以为它们是元代的作品。现在我们是比那时更清楚了。那些精彩的故事和长篇小说，都是经过几百年的流传，到明代才正式写出定稿的。但是那时陈独秀和我都以为文学革命高潮起自元代而为明清两代的“十八妖魔”所阻扰了。

“十八妖魔”是哪些人呢？他们是领导明代文风的“前七子”和“后七子”。另外四人则是明代的古文大家归有光和清代的方苞、刘大魁和姚鼐。这四位中的后三人［方、刘、姚］，皆是陈独秀和我的安徽同乡。现在我们安徽又出了个陈独秀，居然把这三位乡前辈，也打入反文学革命的“十八妖魔”之列。独秀把中古以后直到现在所有的仿古作品，一概唾弃；而对那些俗文学里的小说、故事、戏曲等作家则大加赞赏。

钱玄同教授则没有写什么文章，但是他却向独秀和我写了些小批评大捧场的长信，支持我们的观点。这些信也在《新青年》上发表了。钱教授是位古文大家。他居然也对我们有如此同情的反应，实在使我们声势一振。

因而在我回国之前的几个月——1917年一二月之间，我们的两篇文章（我的原文和陈独秀的响应文章）已经成为全国讨论的热门。读者投书更不断寄来，有的也在《新青年》上发表了。在此同时，我也把我尝试写作的白话诗寄给《新青年》刊登了。今日看来。那些诗实在没有［从文言中］真正解放出来。我的朋友赵元任就常常说我那些“白话诗”和“白话文”都“不够白”，不是一般人所常用的真正“语体”。这点我早就承认。我说：那就像一些裹了四十年或者就是二十年小脚的女人。她纵使要把小脚放大，她还是不能恢复天足的。像我们这样做古文作旧诗起家的人，不能完全运用白话文，正和小脚放大的女人不能恢复天足一样。

但是我们这些文章——特别是陈、钱二人的作品和通信——都哄传一时。陈独秀竟然把大批古文宗师一棒打成“十八妖魔”。钱玄同也提出了流传一时的名句“选学妖孽”和“桐城谬种”。

桐城是我们安徽［安庆府里］的一县，而一县之中竟在“十八妖魔”里出了方苞、刘大魁、姚鼐三大“妖魔”，号称“桐城派”。所以，钱玄同叫这一派古文家为“桐城谬种”。

“选学妖孽”则指的是《文选》。《文选》是公元6世纪初年梁代的昭明太子自古代诗文中选编的。他所选的都是我国早期中古诗文的代表作，所以，钱玄同称这一派作品为“文选学派的妖孽”。

这几句口号一时远近流传，因而它们也为文学革命找到了革命的对象。

注释

[1]胡适之先生在中国文化史上的贡献和地位，不是因为他是个什么“实验主义者”。实验主义在中国，说穿了只是一些早期留美学生带回国的美国相声。一阵时髦过去了，在近代中国文化史上只能做做脚注，是不值得多提的。

适之先生真正不朽的贡献，事实上便是本篇所叙述的，他对白话诗文的倡导和试作。这虽然多少也是那时的“时势”所铸造出来的，但是胡氏毕竟是第一个“英雄”。现在有许多讨厌或嫉妒胡氏的人，硬要把胡适的贡献打在陈独秀、钱玄同之下是有欠公平的。

所以在胡氏口述本章时，笔者就一再劝他不要再把“逼上梁山”那套陈锅粑烂豆腐翻成英文了。我劝他把他那八不主义的文学观在过去四十年所发生的影响做一番自我检讨：有永久价值的则认可而继续引申之；只有临时价值、现已渐失时效的，则检讨而修正之；错误或时效全无的，则拔其根而扬弃之。总之，他老人家应该把那些本是浮光掠影、已嫌落伍的胡适文学理论提到“50年代的水平”上来；这样至少也可以和“工农兵”队伍里的小将们，唱它个对台戏，让大家热闹热闹。我认为老胡适如真能粉墨登场，那些“草台戏”是唱不过他的。

可怜胡老师这时已经没有当年“青衣泰斗”陈德霖老师的勇气。据说当年陈老师虽老，还不时傅粉涂朱，披挂上台，来唱个没有牙齿的穆桂英！胡老师虽然还有满口牙齿，已不敢在台前亮相了。他总是说：“你们写嘛！你们写嘛！”他老人家自己在本章里，好汉专提当年勇，真令人泄气。

因此本章的英文稿，原是我们自他《四十自述》的《逼上梁山》那一章里节译出来的，今日只要复原一下，就不必再回译了。不过这经过胡先生自己手订的英文稿与《逼上梁山》的原文，多少也有点出入，所以笔者还是把它翻译回来了。

[2]见Donald Robinson，“The World’s 100 Most Important People”Look，Oct.4，1955，p.40.“Hu Shih，63，Chinese scholar.He has invented a simplified Chiness language，is a great scholar.”

[3]英文原是从拉丁文里变出来的。拉丁语根和古英文里遗留下来很多累赘，本来都是可以简化的。举个最简单的例子：英文内“亲戚”relative一字的最后一个字母“e”字，就是个不必要的字母，留在上面反而有碍于英语拼音的习惯法，所以有些语言改革家就主张把这段盲肠割掉，但是他们割了数十年，这个盲肠还在那儿。

[4]胡氏中文原文用字文雅得多。这句“俗语俗字”是笔者根据他的英文稿翻出来的。那些“不懂汉字又不能写汉文”的人，偏要在海外演“中国之夜”，也是同样令人“吃勿消”的。青年胡适发了这个小脾气，也实在是忍无可忍的结果。

[5]笔者年前在《胡适杂忆》文中所写的《国语·方言·拉丁化》一篇在《传记文学》刊出之后，曾收到刘绍唐先生转来台北《国语日报》王书川先生辱教大函，读之颇开茅塞。笔者本人也是赵元任主义者，赞成国语注音。因为我们传统的查“部首”办法实在太不方便了，笔者幼年作文就不知道对《康熙字典》发过多少次脾气。近年荒疏海外，为怕写别字，有时也查查字典，还是觉得《汉英辞典》比《康熙字典》方便；在海外中文图书馆查书，拼音制亦远比部首制方便多多。国语注音之造福学子，是没有人能否认的。

[6]搞文学革命和搞政治革命有许多相同的地方。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革命家一定要年轻有冲劲。他们抓到几句动听的口号，就笃信不移。然后就煽动群众，视死如归，不成功，则成仁。至于这些口号，除一时有其煽动性之外，在学理上究有多少真理，则又当别论。青年胡适的“文言是半死的文字”这句口号，在那时是有其摧枯拉朽的功能，但是这口号本身究有多少真实性也是值得重新商榷的。

今日的考古学家和人类学家都知道任何初民，其语言和文字都不可能是一致的。我国最早的甲骨文和金文也都与口语无关。他们的作用就和“结绳记事”一样是一种“记录文字”。同时这种文字是受了原始文具的影响，写起来愈简略愈好。就拿我国商代来说罢，商朝文人要留点记录，他们就要雕龟、刻骨，或漆书竹简。写起来如此麻烦，所以他们记点天气变化曰“亥日允雨”，他们就不想用“亥那一天果然下起雨来”那样噜苏麻烦了。

古埃及、巴比伦和古印度的情形也大致相同。据说古印度《吠陀经》的作家们，他们如果在他们的作品上“省”一个字，比他们“多”生一个儿子还要高兴。巴比伦的“泥砖”作家亦复如是，因为一块泥砖实在写不了几个字啊。

所以如果我国商代也出了像胡适之那样的洋洋洒洒的大作家来，那么伐南山之竹，捉东海之龟，杀尽澳洲之牛，也不够他胡先生来出个文存！可是到春秋战国以后，中国文化进步了，生产力也提高了，先秦诸子才把原有的记录文字，进化成记人记事的古文文学。先秦诸子的特点是，第一它仍保持有远古记录文字（如“亥日允雨”这类的结构）简洁的特点；第二在简洁中求其达意与生动。

且看《庄子》上写盗跖见孔丘的情况：“跖两展其足……声如乳虎，曰：‘丘，来前！’”你能说这是“死文字”？

到司马迁更把“我们安徽”的土话也写入古文。《史记·陈涉世家》描写那位糊涂胆大的皖北农民陈涉，造起反来，当了“王”了。他以前那伙一起种田的土朋友去看他。一进他的“宫殿”，乖乖，这批乡巴佬吓坏了。一位老乡对另外几位老乡说：“伙颐，涉之为王沉沉者！”“伙颐”便是今日皖北还在用的土话“伙计”，“沉沉”也是一种土语：伙计，陈涉真正做了王了！司马迁把“我们安徽”这批老乡，真写得活龙活现。

《史记》里这一类的用法是举不尽的。它的好处便是以最简洁、大家都看得懂的传统记录文字，参以当时人说话的语体（俗语俗字）——用句现代话来说，便是“文白夹杂”。文白夹杂的好处，便是它既不诘屈聱牙，也没有纯白话那样的噜苏，而其简洁生动，则为两者所不及。

全世界任何仍在使用的语文，都生存在不断的新陈代谢之中。而一个语言文字的发展也受各种客观因素的影响。司马迁一部五十万言的巨著，都是在竹片上写下的。他和我们用原子笔写原稿纸如何能比？洋人就更方便了。他们拿起话筒对录音机大念一通，然后就用不着管了，女秘书们自然会把他们的“文章”打得整整齐齐的。

一次郭廷以先生访美，他看到洋人写文章的情形，然后回过头来叹息地向我说：“德刚呀！他们写文章是机械化，我们写文章是手工业，如何能比？！”

郭老师这句话虽只是一句“戏言”，但这句戏言中却含有至理：一部中国文学史是不能与一部中国社会经济史分开来读的。它和一部政治制度史，也有分不开的血肉关系。

青年胡适躺在哥大的学生宿舍之内，冥想一番，再和那几位满肚皮英文“教科书”的同学辩论一通，就对全部中国文学史，下起了极武断的结论，而掀起现代中国空前绝后的文学革命的高潮。

吾人今日如平心静气地来把胡老师分析一下，实在不能不佩服他悟性高：举一反三，能把旧文学的毛病，全部揭发，对新文学的兴起做大胆的倡导。所以吾人今日如对胡氏当年那点点浮光掠影的倡导也不愿接受，那我们便落伍到连逊清遗老也不如。但是吾人如只是接受了胡氏的“启蒙”而不加检讨和修正，那我们这过去六十年也就白活了。有志跟进的青年文学理论家，实在应做更多的努力。

[7]胡适之先生之所以一棒把“中国文学”打成“文言”、“白话”两大段，便是他对中国社会经济史毫无兴趣而把中国文学史孤立了的结果。“白话”是一种“通俗文学”。一种“通俗文学”之兴起一定先要有个需要这个通俗文学的社会。这个社会之形成在欧洲历史上便是那文艺复兴前后，一时并起的以小手工业为主体的小城邦。在城邦内聚居的小业主和技工头所形成的受有起码教育的城市小资产阶级，才是通俗文学发芽滋长的土坯。欧洲的通俗文学（vernacular literature）便是从这块土壤上长出来的。没有“城市居民”（burghers；townspeople）的纯农业社会，通俗文学的滋生几乎是不可能的。

在中国历史上，有同样性质的城市之普遍兴起（着重“普遍”二字）是南宋以后的事。在此之前的农业大帝国内，“城市居民”的比率太小。社会上的主要构成阶层是有闲阶级五谷不分的士大夫（多半是地主）和胼手胝足毫无教育的农民。农民没有太多受教育的机会，对通俗文学也就没有强烈的需要，文学欣赏也就变成士大夫阶级的清玩了。加以“天子重英豪”的政治鼓励，“秀才只为财”，因而我们这个伟大的文物之邦里的“文物”也为上层的士大夫阶级所专享。写起诗文来，原是“士大夫写给士大夫看”，又有什么死活之可言呢？

可是南宋以后，人民经济生活有了重大的改变，通俗文学也就随之而起了。以现在观点治中国文学史的大家如胡适、陈独秀、钱玄同、胡小石……诸先生都承认元、明、清三代的文学主流是“通俗文学”。但是何以“通俗文学”在元明之际突然兴起？他们就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了。读历史的人，总应把中西历史比较着读，才会有新境界。

[8]作者在此地反对历史单因论，这问题事实上牵涉传统历史哲理上所谓必然与偶然之争。单因论者谈客观实在，也就是必然论者。反对单因论的胡适可也不是个偶然论者。他是个“实验主义者”，是夹在必然和偶然之间的边缘人。偶然论是相信无拘无束的自然发展（natural course）的。实验主义者是不能听任历史自然演变，他要在实验中寻找演变的正确方向从而领导之。因而“白话文运动”虽然只是他们少数朋友之间由辩论而发生的偶然事件，但是由于“实验主义”的影响，他这位孤单的实验主义者最后总算把它的正确发展的方向给“实验”出来了。因而没有“胡适”，恐怕也就没有“白话文运动”——至少运动也不会在那时就发生了。适之先生一辈子都坚持着这个论调，反对他的人就觉得他居功太多。1956年当他以这一论调在哈佛大学讲演时（笔者至今尚保存一份那时的录音带），那时尚在哈佛读书、后来曾为他作传的格里德（JeromeB.Grieder）博士简直就嗤之以鼻。平心而论，这也就是中国俗语中所谓“英雄造时势，时势造英雄”的问题。鸡蛋与鸡，必然和偶然是说不清的。必然之中有其偶然，偶然也多少是从必然之中酝育出来的。套用一句黑格尔，盖可谓之辩证的发展罢。

[9]“中国文学史”是否就只是一部“中国文学工具变迁史”呢？这里胡先生只注意到“形式”而忽视了“内容”。殊不知在中国文学史上，由于“工具”的不同，它所制造的产品“内容”也不同，使用这些不同工具的作者的“社会地位”（social status）也不同。对这些问题研究的人都应当做一点“社会科学的处理”（social science approach）才好。“唯工具论”也只是一个“单因论”。

[10]我国“通俗小说”的真正的大量生产还是自清末开始，也就是“五口通商”以后，沿海商业城市日益繁荣，产生了百万千万“城市小资产阶级”的结果。社会上有此需要，作家才有此供应。这也是文化上的“供需律”罢。

[11]1956年6月2日，也就是任叔永、梅光迪诸名士偕美泛舟遇雨，而引起胡适博士从这个美丽的开始，大做其白话诗的整整四十周年的时候，胡氏又在那原做诗的公寓的九条街之外，对当时纽约的白马文艺社发表了一次有纪念意义的讲演，把本章内的故事又原原本本地重述一遍。

时隔四十年了，河东转河西。当年胡适做新诗是以寡敌众，而这时的白马社已是新诗人的天下。有谁敢对“新诗”说半个不字，包管吃不了，兜着走。就在这时该社曾在新散文作家鹿桥和新诗主将艾山的主持之下，举行了一个有关“传统与创造”的讨论。笔者何敢反革命招众怒，只是历史是我的职业，我只是从我的职业观点，说了几句有助新诗发展史的话，却被艾山派的“黑线专政”，大大地“镇压”了一番。

我认为“四十年来”（现在应该是六十年了），胡适之先生所提倡的“白话文”是百分之百地成功了，但是“白话诗”则未必——至少是还未脱离“尝试”阶段。它失败的道理，便是它不只是单纯的“工具”问题，它还有诗人出身的“社会成分”问题。

“诗”这个东西，基本上（强调“基本上”三字）是个小资阶级个人主义的产品，它是“通俗”不了的。不是你用几个“俗语俗字”它就可以“通俗”一下的。冯玉祥的《丘八诗》，真是最通俗的了，但是没有哪个诗人承认冯玉祥的诗是“诗”。艾山的《山居小草》把four-letter words都用到诗里去，可说是真的“不避俗字俗语”了，但是艾山的诗就是较不通俗的诗。如果新诗愈做愈不通俗，愈做离群众愈远，则新诗人就得闭起鸟嘴，不要动不动就骂做旧诗的人“腐”、“象牙之塔”、“脱离群众”……“新诗人”的坏习气，渐渐地弄得比“旧诗人”还要令人“受不了”……

笔者二十年前和艾山所抬的杠，想不到二十年后的今日还是如此。今日台湾歌星如凤飞飞等所唱的歌，真是风靡一时，听起来十分过瘾。可是今日港台和海外闻名的诸大诗翁，一定不承认凤飞飞所唱的是“诗”。然这些诗人们自己的诗，却离群众愈来愈远。离开他们自己的“沙龙”，“小百姓”们也就不读了。

所以我国古代士大夫做旧诗，和当代士大夫做新诗，其基本的社会意义和性质是完全一样的。因此胡适之的“文学工具论”不是全无道理的，但是他所能解释的范围，实在太狭隘了。

就当我和艾山抬杠的同时，纽约的“华美协进社”忽然包了一艘大游艇，来个旅美同侨的“夜游赫贞河大会”。参加这个游河大会的中国士女真是人山人海。游艇之中热狗、冷饮、舞池、酒吧……一应俱全。其场面与四十年前的莎菲游湖遇雨的情况，简直不可同日而语。侨居纽约的华裔知识界流浪汉几乎全部动员。夕阳初下，明月方升，也真是言棹洋艘，以涤烦疴……歌声起处，择美而舞之……我向艾山说，遥想叔永当年，只莎菲一人，已诗兴大发。任公渡海惊艳，也来个“临别犹悭一握缘”，自作多情一番。今日粉白黛绿，佳丽如云，“尔我如今更少年”，学学老辈风流，不管我是“传统”，你是“创造”，俱不可无诗！三千年来，我国臭男人为歌颂美女而做诗，亦何止千千万万，也多不了你我二人。

艾山后来“创造”了些什么，我已经找不到记录了。最近因重查胡适之先生《新文学·新诗·新文字》的讲辞，竟然在同一期的杂志里（纽约《生活杂志》1956年7月16日出版第一一九期），无意间却把我自己的“传统”找出来了。属笔至此，我忽然也发现了纽约华埠出售的1979年“红楼月历”上，那些激进派文人如姚雪垠等人，现在居然也开倒车做起什么“隔窗忽惹芳心碎，可是鸳鸯半绣成？”一类的艳体诗来。所以笔者不避酸腐，也把二十多年前、为和艾山抬杠而写的“传统”歪诗，抄博读者一笑。这也是我们在海外，造胡适之先生的反的一点小插曲罢。

夜游赫贞河

又逐群贤上画船，笙歌声里掩烽烟，

中流最怕凭栏望，家在斜阳那一边。

莫向故人话故园，神州事已不堪论，

十年书剑皆抛却，慢惹扁舟楚客魂。

一寸丹心半似灰，错随仙子到蓬莱，

劝君莫论中原事，且乘歌声舞一回。

秀出上林第几丛，卷帘初识莫愁容，

曾无脂粉污颜色，一笑岂因酒后红？

笑拥瑶台第一仙，碧罗裙子曳珠璇，

蓬瀛若许游人住，应伴刘郎五百年。

“探戈”声里舞迟迟，醉后贪欢醒却疑，

互问家山无限恨，最难相许是归期！

舞罢红裳映晚霞，柳阴深处忆儿家，

揽舷初识愁滋味，一任风飘两须斜。

凭栏软语淡如云，茉莉香飘袖底闻，

妒彼海风更轻薄，撩人乱拂绿罗裙。

欲别翻留意转浓，问君何计访萍踪，

相随“南渡”三更月，来听“河边”夜半钟。

指点“摩天”识下城，楼头电炬报三更，

任他纽约灯如昼，怎比西湖月色明？

初涨江潮添夜寒，海风欺我客衣单，

为他吹去愁千缕，影散人离漏已残。

已负胸中百万军，忍将肝脑染红裙，

杭州莫羡东风暖，击楫中流待使君。

（“南渡”为south Ferry；“河边”Riverside Church也。）

第八章　从文学革命到文艺复兴

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

在本卷录音里我想把所谓“文学革命”总结一下。

上面我曾说过，我本是个保守分子。只是因为一连串几项小意外事件的发生，才逐渐促使我了解中国文学史的要义和真谛，也使我逐渐认识到只有用白话所写的文学才是最好的文学和活文学。［这项认识］终于促使我在过去数十年一直站在开明的立场，甚至是激进的立场。我最初和住在美国大学宿舍里的中国同学们讨论时，站的便是这个立场。后来回国我撰文、写信和向社会公开发表［有关文学问题的讲演著述］，站的还是这个立场。我的主要的论点便是死文字不能产生活文学。我认为文言文在那时已不只是半死，事实已全死了；虽然文言文之中，尚有许多现时还在用的活字。文言文的文法，也是个死文字的文法。

这一件是非，也便是1917年前半年的中心议题。但是我自己却一直等到我在哥伦比亚大学考过博士学位的最后口试之后，才于7月回到国内。一回国我便发现文学革命的整个命题，已在广大的读者圈中明确地和盘托出。那时的读者圈不太大，但是读者们思想明白而颇富智慧。

当我在北京大学出任教授的时候，北大校长是那位了不起的蔡元培先生。蔡校长是位翰林出身的宿儒，但是他在德国也学过一段时期的哲学，所以也是位受过新时代训练的学者，是位极能接受新意见新思想的现代人物。他是一位伟大的领袖，对文学革命发生兴趣，并以他本人的声望来加以维护。

在北大我也被介绍认识了当时教育部主办的“国语统一筹备会”里的一批文学改革家。这些改革家都是一些有训练的传统学者，缺少现代语文的训练。但是他们都有志于语文改革，对“语文一致”的问题，皆有兴趣。“语文一致”的意思就是把口语和文学，合二为一。这［在当时］是根本不可能的。很显而易见的解决方法就只有根本放弃那个死文字，而专用活的白话和语体。

我受聘为该会会员之一，并经常和他们商讨这些问题。这时我就注意到他们都为一个问题所苦恼，这苦恼便是中国缺少一个标准白话。他们希望能有个在学校教学和文学写作都可适用的标准白话——他们叫它作“标准国语”。我当时就很严肃地向这些老学者们进言，我认为要有“标准国语”，必须先有用这种语言所写的第一流文学。所谓字典标准是不可能存在的。没有人会先去查国语字典，然后才动笔去写作——去写故事、小说、催眠曲或情歌。标准原是一些不朽的小说所订立的，现在和将来也还要这些伟大作品来加以肯定。

就拿现代的标准英语来说罢。近如1611年才刊行的詹姆士王朝的英译《圣经》，和伊丽莎白女王时代以及莎士比亚时代所产生的戏曲，才是真正促成英语标准化的原动力。它们的标准都不是从字典里找出的。我觉得我必须告诉这些［寻找标准国语的］人们一项最简单的事实：我们不可能先有“标准”，然后才有“国语”；相反的是先有“国语（白话）文学”，其后才会产生“标准国语”的。

所以，在1918年的春季我就写了一篇长文《建设的文学革命论》来讨论文学革命的问题。文章主题之外我又加了两条副题，“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也就是说文学是用国语写的，国语是写文学的语言。本文的全篇大意是阐明不要等到用文法和字典先把“标准国语”订好［然后才来写国语文学］，应该就以国语直接写文学。等到我们有了国语的文学，我们自然就有了文学的国语了。

此文发表后的两三年之内，许多人也已看出其中的道理来。青年人也不再以没有“标准国语”而发愁了。他们就用群众的语言去做诗作文。我也以我自己的体验告诉他们，许多伟大而畅销数百年的小说如《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红楼梦》、《儒林外史》等巨著，早已把白话文的形式标准化了。它们已为国语订下了标准，当了国语教师，未要政府破费一文去建立学校和训练师资。我告诉他们说我本人就是从皖南的一个方言区域里出来的。我家乡的方言便是中国最难懂的方言之一，但是我只是学了一两千汉字，就能欣赏《水浒传》等等的中国传统小说名著了。当我十来岁去上海读书时，我虽然还不会说“官话”（白话），我已经毫无困难地写起白话文了。

所以我后来告诉青年朋友们，说他们早已掌握了国语。这国语就简单到不用教就可学会的程度。它的文法结构甚为简单。我们已经从这些小说里不知不觉地学会了一种语言，一种有效的［文学］工具。我们只要有勇气，我们就可以使用它了。后来，事实证明我这句话是正确的。

1919年五四运动之后，全国青年皆活跃起来了。不只是大学生，纵是中学生也居然要办些小型报刊来发表意见。只要他们在任何地方找到一架活字印刷机，他们都要利用它来出版小报。找不到印刷机，他们就用油印。在1919年至1920两年之间，全国大小学生刊物总共约有四百多种。全是用白话文写的。虽然这在1919年所发生的学生运动，是对中国文艺复兴运动的一种干扰——它把一个文化运动转变成为一项政冶运动——但是对传播白话文来说，五四运动倒是功不可没的。它把白话文派了实际的用场。在全国之内，被用来写作和出版。这些青年人的行为也证明了我的理论——我们从阅读欣赏名著小说，而获得了一种［新的应用］文字。

在短短的数年之内，那些长短篇小说，已经被［广大读者群］正式接受了。当我在1916年开始策动这项运动时，我想总得有二十五年至三十年的长期斗争［才会有相当结果］；它成熟得如此之快，倒是我意料之外的。我们只用了短短的四年时间，要在学校内以白话代替文言，几乎已完全成功了，在1920年，北京政府教育部便正式通令全国，于是年秋季始业，所有国民小学中第一二年级的教材，必须完全用白话文。

政府并且规定，小学一二年级原用的［文言文］老教材，从今以后要一律废除。小学三年级的老教材限用到1921年。四年级老教材，则限至1922年［过此也都一律废除］。所以在1922年以后，所有的小学教材都要以国语（白话）为准了。

因此在我们的斗争中，至少获得了部分的胜利。其中重要的部分就是以白话文为教育的工具。在此之前，纵使是小学教材，所用的也是已死的古文。这些死文字却必须要以各地人民所习用的活的方言来把它译成语体。所以在这个革命运动中，有关教育的一方面，却于1920年，在那个守旧政府教育部明令［支持］之下得到了胜利[1]！

1916年以后我们就试用活的文字来作一切文学的媒介；首先我们便尝试用白话文来做诗，一种中国诗界的新试验。1917年以后青年作家们，也就群起试做了。白话文很容易就被一般群众和青年作家们所接受。从1918年起，《新青年》杂志也全部以白话文编写。当然其中还偶尔有几篇简洁的古文，但是大体上所有的文章都是以白话为主了。特别是在1918年1月之后，所有的文学创作用的都是白话。因此从文学方面来说，白话文学在1916年和1917年间也就开始生产了。

当然文学方面的进度是相当缓慢的，不像教育方面，有一纸政府命令便可立见功效。

在过去四十年中，中国全国以白话文所写的活文学的生产量也是相当可观的。当然我也应该指出，新文学各部门的发展并不平均。例如短篇小说就比长篇更成功，当然长篇小说也是有相当成就的。但是多数青年作家都是靠写作为生，他们实在写不起长篇，因为长篇太耗费时间和精力。戏剧的成果也较差，因为当时的观众仍然贪恋以歌舞为主的旧剧。不过从总的方面来说，散文、小品、中篇叙事文、故事、小说、戏剧和新诗，各方面都有发展。四十年来的新诗更是大有成就。

今日回头看去，近代中国文学革命之所以比较容易成功，实在也有许多历史的因素。

第一，我必须指出，那时的反对派实在太差了。在1918年和1919年间，这一反对派的主要领导人便是那位著名的翻译大师林纾（琴南）。林氏本人不懂一句西文，但是他竟能以文言翻译了二百多种西洋小说［实数为一百八十种，二百八十一卷］。他说：“吾固知古文之不当废，然吾不知其所以然。”对这样一个不堪一击的反对派，我们的声势便益发强大了。那时甚至有人要想用暴力或迫害［来阻止新文学的流行］，但是也无济于事。

第二，用历史法则来提出文学革命这一命题，其潜力可能比我们所想象的更大。把一部中国文学史用一种新观念来加以解释，似乎是更具说服力。这种历史成分重于革命成分的解释对读者和一般知识分子都比较更能接受，也更有说服的效力。

第三，我应该说，文学革命成功最重要的因素，便是那些传统小说名著如《水浒传》（这部小说有赛珍珠的英译本）、《西游记》、《三国演义》，以及后来的讽刺18世纪中国士子的小说《儒林外史》等名著已为它打下了坚固的基础。我在前面已经说过，这些小说名著都是教授白话文的老师，都是使白话文标准化的促成者。这一基础已经有好几百年的历史，这些小说也已给它们的读者锻炼出一种文学工具。只要一旦障碍扫除，一有需要，也就一索即得了。

最后，也是第四个因素，便是这个中国的活文字本身的优点，足以促使运动成功，因为中国的语体文本身便是一种伟大而文法简捷的语文。这个语文居然简捷到使学者觉得到不需要文法的程度。

白话文是有文法的，但是这文法却简单、有理智而合乎逻辑，根本不受一般文法上转弯抹角的限制，也没有普通文法上的不规则形式。这种语言可以无师自通，学习白话文就根本不需要什么进学校拜老师的。所以白话文本身的简捷和易于教授，便是第四个因素，也是最重要的因素。

但是上述这些成就，对我这位原始运动策划人来说，我还是感觉到不满意。由于多种原因——尤其是政治方面的原因——使白话文在四十年来就始终没有能成为完全的教育工具和文学工具。原因之一便是执政者的保守主义和［在文化改革上的］反动性质。它虽然执政数十年，但是它对推动这一［普及］活语言和活文学的运动，实际上就未做过任何的辅导工作。

不过事实上这也是一件很容易理解的事，因为世界上所有的民族主义运动（nationalist movement）都是保守的，通常且是反动的。他们经常觉得愧对祖宗；认为凡是对祖宗好的，对他们自己也就够好了。这便是所有民族主义运动的心理状态。就拿这桩语文改良或文字革命来说罢，中国的执政者，对促使白话文为教育和文学工具的这项运动的停滞和阻扰，是无可推卸其责任的。

还有一个同样重要的原因，那便是文人学者和教育家们不理解死文言和活白话不能在同一本教科书之内并存的。一反我多年来把文言从白话中滤掉的主张，那种文白夹杂——那种文人学者和教育家不知道文言白话根本不能并存的事实——在学校中使用的情形，把下一辈青年的头脑弄糊涂了。这一项混乱现象，实是保守成性的教育家们，想把文言文在学校课程中过早恢复的结果。

这一［推行白话文］运动的失败，当然可能还有其他的原因。但是眼看四十年过去了，这运动至今还没有达成我当年的理想，我宁愿只提这两项最重要的原因[2]。

文学革命的数种特征

现在我想把上面讨论过的文学革命这一节再加两个脚注。第一，我想对有关以中国文字为整个语文［改革］运动和文学改良运动的基础［这一命题］略加补充。我要指出现代欧洲各国的国语（national language）和各国的文学发展史上，彼此之间有几种基本上相同的因素。其中之一便是有关国语［标准］的选择。一个国家怎样去选择一个国语呢？这是第一个重要因素。大凡一种方言被选择为一国的国语，这一方言一定要具备三种条件：第一，这一方言是该国最普遍使用的方言。以意大利为例，意大利语原为意国托斯卡纳（Tuscany）地方的方言。在那个时候意大利还未统一，但是托斯卡纳的方言却是最普遍的方言，所以它具备了当选的条件。

法国的情形也是一样的。在法国有两种方言都有当选为法国国语的资格，那便是巴黎的方言和普罗旺斯（Provence）方言。但是巴黎因为是国都所在，又是大商业中心，结果巴黎方言当选了。

英国还是如此。英语原为英格兰岛中部Midland的方言。这一方言为伦敦市和牛津、剑桥两大学所使用。使用的人最多，也是最普遍的方言。

所以要一个方言能升格变成各国的国语的第一个条件，便是它必须是各该国最流行的语言。在中国，后来被尊为“国语”的“白话”，原是“官话”。它是中国最普遍使用的方言。中国［本部］大致有百分之九十的土地上，和百分之七十五以上的人口，说的都是“白话”。自北京至南京，东北自哈尔滨，西南至昆明，说的也都是官话。我们如从哈尔滨向西南画条直线，直达滇缅公路的起点昆明，这条线大致有四千英里［约七千公里］。在这一条线上没有哪一处的居民会觉得他们有另说一种方言之必要，因为每个人都会觉得他所说的话是最普通的话，是全国通行的。［普通话甚或是国语呢！］[3]

方言升格为国语的第二个条件，是最好这个方言之中曾经产生过一些文学。［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大文豪］但丁（DanteAlighieri，1265——1321）曾写过一篇论文为方言辩护。他说在意大利，托斯卡纳的方言不但使用的人最多，它还产生过许多诗歌。他指出在他之前便有许多用该方言写作的小说家和诗人。

在法国，巴黎方言中也产生过许多诗人，包括鼎鼎大名的诗人维庸（Francois Villon，1431——？）。普罗旺斯方言中也产生过许多优美的歌曲和抒情诗。所以这两种法国方言都产生过丰富的文学作品。只是巴黎毕竟是国都所在，它所特有的政治影响终使巴黎方言胜过和它一样优美的普罗旺斯方言而当选为法国国语。

英格兰的中土方言也是一样的。英国文豪乔叟（GeoffreyChaucer，1340？——1400）即以此方言写其名著《坎特伯雷进香记》（The Canterbury Tales）。英国早期的《圣经》译本，用的便是这个方言。1611年出版的詹姆士王朝的英译《圣经》，也是用这个方言译出的。直至今日，英译本《圣经》还是以此译本最为重要。

中国国语的发展与上述情形也有很多相同之处。

中国的“官话”包括北京方言、华北方言、长江中上流域的方言。纯“北京话”曾产生过像《红楼梦》和《儿女英雄传》等小说名著。“普通话”也曾产生过许多小说，最早的像《西游记》和《儒林外史》。这许多大部头的官话小说，使中国的“官话”具备了足够的资格作为中国的“国语”。

第三个因素便是一个方言之内的文人学士，对该方言的文学价值的有意识的肯定。在欧洲各国的国语发展史中，这项有意识的肯定，通常都是不可少的。但丁不但用托斯卡纳的方言来写其名著《神曲》（La Divina Commedia），他甚至写了一篇《为方言辩护》的论文。在这篇文章里，他申述他为什么不用拉丁文而偏要以托斯卡纳方言来写他的《神曲》。

所以在中国可能就是缺少了这种文人学士们有意识的认可——他们认为官话没有文学上的价值——而把官话（白话）鄙视了一千多年。可是只经过为时不过数年的提倡，这个久经鄙视的“俗话”，便一跃而升格成为“国语”了[4]。

我想这第一个脚注中提到的条件，加上“有意的提倡”，便替我们解释了，何以四十年来的“文学革命”便为此轻轻悄悄地成功了的道理之所在。

我的第二个脚注便是所谓“中国文学革命”的整个过程，也就证明了我所经常提到的“实证思维”的理论。这个“革命”实是当年居住在美国康乃尔、哈佛、哥伦比亚的学生宿舍之内的、几位爱好文学的朋友们一起讨论而策动起来的。他们面对了几项实际问题。这些问题使他们感到困难、疑虑和彷徨。这些困扰使他们之间发生了激烈的辩论，虽然这些辩论也只是一些朋友们之间的彼此问难而已。

这些问题原是由讨论“诗之文字”这个命题所引起的，进而扩大到中国文学媒介和工具的争辩——有关活文学的争辩。我们提出了几项假设。有几位同学偏重［文学的］内容。其他的人——如我自己——则着重文学的工具和媒介。最后归结到提倡白话文的问题，也就是以大众语言（白话）为文学媒介的问题。

这里有几项未能解决的问题：这个活文字（白话）能不能用在一切文学形式之上呢？在白话已被证明为撰写“俗”小说的有效工具之后，它能不能用来做诗呢？我的一些朋友们认为不可以，而我则认为是可以的。所以我们争辩到最后阶段，就非拿事实来证明不可了。

“诗”那时已经成白话文唯一有待克服的堡垒了。但是我们要怎样来证明白话可以或不可以做诗的这个［有正反两面］的假设呢？我主张我们要有意识地用白话来做诗。换言之也就是说，我们要有意识地来证实一个足以解决难题的假设。

我举出上述层次分明的故事，便是说明，这里有一个［人类思想发展的］具体例证。那就是从一种疑难和困惑开始，从而引起有意识有步骤的持续思考，再通过一假设阶段，最后由实验中选择个假设来加以证明。

所以我第二个脚注便是，这整个的文学革命运动——至少是在这一运动的初期——用实验主义的话来说，事实上便是一个有系统有结果的思想程序，也就是个怎样运用思想去解决问题的问题。

中国文艺复兴的四重意义

事实上语言文字的改革，只有一个［我们］曾一再提过的更大的文化运动之中，较早的、较重要的和比较更成功的一环而已，这个更广大的文化运动有时被称为“新文化运动”，意思是说中国古老的文化已经腐朽了，它必须要重新生长过。这一运动有时也叫作“新思想运动”，那是着重于当代西洋新思想、新观念和新潮流的介绍——无政府主义者便介绍西洋的无政府主义（Anarchism）；社会主义者则介绍欧洲的社会主义思潮；德国留学的哲学家们则介绍康德、黑格尔、费希特（JohannGottlieb Fichte，1762——1814）等一流的德国思想家。英国留学的则试图介绍洛克、休谟、贝克莱（George Berkeley，1685——1753）。更摩登的美国留学生则介绍詹姆士（William James，1842——1910）和杜威等人。

我本人则比较欢喜用“中国文艺复兴”这一名词。那时在北大上学的一些很成熟的学生，其中包括很多后来文化界知识界的领袖们如傅斯年、汪敬熙、顾颉刚、罗家伦等人，他们在几位北大教授的影响之下，组织了一个社团，发行了一份叫作《新潮》的学生杂志。这杂志的英文刊名便叫“Renaissance”（“文艺复兴”）。

他们请我做新潮社的指导员，他们把这整个的运动叫作“文艺复兴”可能也是受我的影响。这一批年轻但是却相当成熟而对传统学术又颇有训练的北大学生，在几位青年教授的指导之下，从不同的角度来加以思考，他们显然是觉得在北京大学所发起的这个新运动，与当年欧洲的文艺复兴有极多的相同之处。

他们究竟发现了一些什么相同之处呢？我们如果回头试看一下欧洲的文艺复兴，我们就知道，那是从新文学、新文艺、新科学和新宗教之诞生开始的。同时欧洲的文艺复兴也促使现代欧洲民族国家之形成。因此欧洲文艺复兴之规模与当时中国的［新文化］运动，实在没有什么不同之处。

更具体地说，他们都清晰地看到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对新语言、新文字、新［文化交通］工具——也就是新的自我表达的工具之需要。虽然当时中国的［新文化］运动尚未涉及艺术，而文学革命对这批成熟的北大学生来说，也已经是双方极其相同之点的一环了。这实在是个彻头彻尾的文艺复兴运动，是一项对一千多年来所逐渐发展的白话故事、小说、戏剧、歌曲等活文学之提倡和复兴的有意识的认可。

中西双方［两个文艺复兴运动］还有一项极其相似之点，那便是一种对人类（男人和女人）一种解放的要求，把个人从传统的旧风俗、旧思想和旧行为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欧洲文艺复兴是个真正的大解放时代。个人开始抬起头来，主宰了他自己的独立自由的人格，维护了他自己的权利和自由。

在中国新思想运动的第一年之中，我们已清楚地看出这一运动对解放妇女和争个人权利的要求。我的同事周作人先生就认为光是主张用语体文来产生文学是不够的。新的文学必须有新的文学内容，他把这“内容”叫作“人的文学”。“人”——一个生物学上的“人”，他是有感情、观念和喜怒哀乐的。他既有缺点，也有长处。这些都是新文学的基础，那时我们不但对人类的性生活、爱情、婚姻，贞操等问题，都有过很多的讨论；同时对个人与国家、个人与家庭与社会的关系也都有过讨论。“家庭革命”这句话，在那时便是流传一时的名言。

这些［中西双方］相同之处，便是促使那批成熟的学生们的刊物叫作《新潮》的道理。我必须再补充说一句，这份《新潮》月刊表现得甚为特出，编写皆佳。互比之下，我们教授们所办的《新青年》的编排和内容，实在相形见绌。

说了这许多题外的话，我所要指出的便是我欢喜用“文艺复兴”这一名词，认为它能概括这一运动的历史意义。所以在其后的英文著述中，我总欢喜用“The Chinese Renaissance”（中国文艺复兴运动）这一题目。虽然Renaissance这个词那时尚没有适当的中文翻译。我猜想这批北大学生也替他们的刊物找不到一个恰当的中文名字，而姑名之曰“新潮”的，但是他们毫无犹豫地用Renaissance来作他们刊物的英文名字。

在这一［文化］运动已经进行了好几年之后，当然有人想把它的意义确定下来。1919年初，《新青年》的编辑陈独秀先生便写了一篇文章。在这文章里他倒没有替这运动下个定义，他只是把我们这杂志的“罪案”做了个承诺。在那时以北大为中心的很多保守派或反动派，对这一文学运动批评至多。陈独秀认为“两大罪案”有承认之必要。他说，第一，我们拥护赛因斯（科学）先生；第二，我们拥护德莫克拉西先生（民治主义）。因为我们拥护德先生，我们必须反对儒教——反对旧家庭传统、旧的贞操观念、旧的道德和旧的政治。因为我们拥护赛先生，我们一定要提倡新文学、新艺术和新宗教。正因为我们要拥护德、赛二先生，我们只有去反对所谓“国粹主义”。

1919年11月1日，我也写了一篇长文叫《新思潮的意义》。在我引用了一些时下的定义之后，我总结了一下，认为这些定义都太笼统、太普通了。我说据我个人的观察，新思潮的根本意义只是一种新态度，这种新态度或许可以叫作“评判的态度”。

我并且指出这一评判态度已在许多方面运用了。它被运用来评判传统的制度和风俗，用之于对古圣先哲的研究，最后则用来批判那许多下意识地接受了但是却很欠智慧的行为规范。

总而言之，正如尼采所说的，“重新估定一切价值”（Transvaluation of all values），这句话大概就可包括了我们这个运动的真义。在实行方面，这种批判的态度在这一广义的文化运动中的三个具体方面可以清楚地看出来。第一是研究当前具体和实际的问题。我指出许多活生生的问题来。例如以儒教为国教，以儒教为国家道德标准的问题（在民国初年，尤其是袁世凯做总统的期间，曾有一股反动的潮流，要以儒教为国教。袁氏死后，新宪法的起草人也讨论到以孔教为中国人民道德教育的标准）。其他方面如语言文字的问题，如何去改良中国文学，以及国语统一的问题、妇女解放问题、传统贞操问题。其余为婚姻、教育、父子关系、旧剧［改良］，尤其是改良京戏等问题。这些都是当时有待研究的实际问题。

第二点我叫它作“输入学理”，也就是从海外输入新理论、新观念和新学说。我指出这些新观念、新理论之输入，基本上为的是帮助解决我们今日所面临的实际问题。我们的《新青年》杂志便曾发行过一期“易卜生专号”，专门介绍这位挪威大戏剧家易卜生（Henrik Ibsen，1828——1906）。在这期上我写了首篇专论叫《易卜生主义》。

《新青年》也曾出过一期“马克思专号”。另一个《新教育》月刊也曾出过一期“杜威专号”。至于对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日耳曼意识形态、盎格鲁·萨克逊思想体系和法兰西哲学等等的输入，也早就习以为常了。

但是我说那还有个第三方面，那就是我们对传统学术思想的态度。我认为对传统的学术思想也要持批判的态度。这第三点我叫作“整理国故”。“国故”这一词那时也引起了许多批评和反对。但是我们并没有发明这个名词，最先使用这一名词的却是那位有名望的国学大师章炳麟。他写了一本名著叫《国故论衡》。“故”字的意思可以释为“死亡”或“过去”。章氏也是位革命党，为着“苏报案”曾在上海“会审公廨”受过审判，并且坐过牢。《苏报》便是革命党在上海租界中发行的一家报纸。章氏和该报一位比他小得很多的青年编辑邹容一起坐了几年的牢。邹容坐牢［两年］结果瘐死狱中。章氏［于三年期满］获释，［1903年］出狱后章氏东渡日本，被选为当时革命党机关报《民报》的编辑。《民报》后来对青年学生发生极大的影响。中国留日学生用尽方法把它偷运回国，并深入内地，章氏是位国学大师，门生甚多。其中有些人也在北大教书。北大教授钱玄同便是章的学生，为治“小学”的名家之一。章氏门人中也有很多反对以“俗文学”代替古文的，其中之一便是湖北人黄侃［季刚］。黄也是一位知名的文字学家，对中国文字学有其原始性的贡献。

但是在我看来这个［新文化］运动中重要的一环，便是对我国固有文明做有系统的严肃批判和改造。

在这篇论文里，我指出既有这上述三方面，势必要产生个第四方面。这第四方面便是“再造文明”。通过严肃分析我们所面临的活生生问题，通过由输入的新学理、新观念、新思想来帮助我们了解和解决这些问题，同时通过以相同的批判的态度对我国固有文明的了解和重建，我们这一运动的结果，就会产生一个新的文明来[5]。

这就是我对这一项，我叫它作“中国文艺复兴运动”，这一广泛的运动所下的定义。

在以后几个录音纪录里，我预备把这点再来详细说说，并多举出几方面来说明我怎样和那些相信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等教条主义者，尤其是我的主要反对派的共产主义者，在1919年，也就是整整四十年前冲突的经过。就在那个时候我已经觉察到，“第二方面”［“输入学理”］，已有走向教条主义的危险了。

注释

[1]本篇里面的故事，适之先生生前虽然说了无数次，但是在“五四”六十周年的今天，我们把它重新翻出，让老、中、青三辈读者，再来温读一遍，平心静气，检讨一番，可能还是有其极重要的意义。

第一，文学革命和其他任何“革命”一样，它的功过如何，是不能让“革命家”本人去自吹自擂的。“是非留待后人评！”只有能看到“革命成果”的“后人”才能做“盖棺之论”。中国的文学革命，今日也该是“盖棺论定”的时候了。

第二，这场推行白话文运动——尤其是以白话文为中小学“教育工具”这一点——其建设性和破坏性究竟孰轻孰重，最好还是让在这个运动影响最重的时期受中小学教育的过来人，来现身说法，因为他们是这场“教育实验”中的“实验豚鼠”（guinea pig）。人为刀俎，我为鱼肉；是祸是福，亲身感受，最为真切。

笔者不敏，便生在“祸福身受”这一辈之中。所以近年来个人论胡之作虽然已写了数十万字，久思搁笔，然在刘绍唐先生和一些严肃批评指教的前辈、平辈和晚辈读者们的鼓励之下，稍有管见，仍不敢藏拙，也是这个道理。

请先从个人亲身的感受说起：

笔者本人便是胡先生所称许的当年在“新学制”之下受教育的“小学生”之一。不幸我是个乡下孩子。那时最近的“国民小学”距我家也在十里之外。上不了公立小学，就只好留在家里，在祖父延师设立的“改良私塾”上学，由塾师分授英、汉、算三门功课。

先祖原是位“革命党”，后来又是陈独秀的好友和崇拜者。因而他在家中一旦当政，便把祖宗遗留的封建称呼、磕头仪式，全部豁免。可是他对我们这个“改良私塾”里的“汉文”一课的教学却十分“反动”：他规定我们要背诵短篇的古文选读，作文也以文言为主，不许用白话。

启蒙之后，笔者便在这个改良私塾之内，被“改良”了有七八年之久。我们的“汉文”也就从“床前明月光”，一直背诵到“若稽古帝尧”。最后连《左传选粹》到《史记菁华录》也能整本的背。那些故事都有趣而易解。我的同班“同学”，除了两三位“实在念不进去”的表姊表弟之外，大多数的孩子，均不以为苦。最后在家中长辈的“物质刺激”之下，竟然也主动地读起《通鉴》、《文选》等“大部头”书来。

在我们十二岁的那一年春天，家人为要送我们投考初中，乃把我和两位同年的表兄送入附近一所小学。插班入六年级下学期，以便取得一张“小学文凭”。

这所小学是两位留美乡绅筹款设立的。全校一半是新建的西式楼房，操场上“足篮排网”一应俱全，校舍内“图书馆”、“实验室”也应有尽有。笔者等三个土孩子初入此“洋学堂”，真是眼花缭乱，自惭土气熏人。

我记得我们小学之中国语班所用的教材，便是适之先生在本文中所说的新学制国语教科书。我清楚地记得，我所上的第一堂国语课，便是一位黄慰先老师教的，有关“早晨和雄鸡”的“白话诗”。那首诗的开头几句，似乎是这样的：

喔喔喔，白月照黑屋……

喔喔喔，只听富人笑，哪闻穷人哭……

喔喔喔……

喔喔喔……

那时表兄和我虽然都已经能背诵全篇《项羽本纪》，但是上国语班时，我们三人还是和其他“六年级”同学一起大喔而特喔。

在我们这个“毕业班”楼下那一间便是“初小一年级班”。他们的国语课，我也还记得几句：

丁当丁，上午8点钟——了！

我们上学去。

丁当丁，下午3点钟——了！

我们放学回。

那时的小学生们念国语还有朗诵的习惯。所以早晨上“晨课”，晚间上“自习”，只听全楼上下几十个孩子们，一边“喔喔喔……”，一边“丁当丁……”，好不热闹！

小学毕业后，表兄和我又考进当地的初中。我记得初一国文班上也有一篇，大概是胡适之先生北大里“成熟的学生”所翻译的，俄国盲诗人“艾罗先珂”所写的《时光老人》。我也记得其中几句像是：

时光老人，滴答、滴答，

滴答、滴答，

无必要，莫奔跑……

表兄和我，又在这国文班上，“滴答、滴答”了一学年。

学龄儿童在十二三岁的时候，实是他们本能上记忆力最强的时期，真是所谓出口成诵。要一个受教育的青年能接受一点中、西文学和文化遗产，这个时候实在是他们的黄金时代——尤其对中国古典文学的学习与研读。这时如果能熟读一点古典文学名著，实在是很容易的事——至少一大部分儿童是可以接受的，这也是他们一生将来受用不尽的训练。

这个黄金时代一过去，便再也学不好了。

如果我们把一些智力上能够接受这些宝贵文化遗产的学龄儿童们的黄金时代，给“喔喔喔”或“丁当丁”丁当去了，岂不是太可惜了吗？

胡适之先生他们当年搞“革命”，非过正，不能矫枉，原是可以理解的。加以他们又都是一批高高在上的“决策人”，原不知“民间疾苦”。在他们大旗之下受教育的孩子们将来是“祸”是“福”，不是他们可以想象出来的。本来一个政策——尤其是教育政策——的成效如何，也不是应该可以从想象中得出的，它只有在长期实践之中，才能找出真正的答案。

六十年过去了。今后的教育家，千万不可再讲大话、讲空话。办教育的人一定要实事求是，去研究出受教育儿童的真正需要才好。

[2]胡适之先生在这儿还有一条他没有完全“证实”的“假设”，那就是文言文已经“全死”，它绝对不可与白话文在同一本教科书中“并存”。这句话是当时欧美留学生以夷比夏、想当然耳的老说法，因为在欧洲古“希腊文”、“拉丁文”确已“全死”。那些古文字原是当年希腊、罗马“公民”和“士大夫”所通用的语言。可是后来希腊、罗马不但亡了国，甚至亡了社稷。代之而起的却是千百万入侵的“蛮夷”（现代西欧白人的老祖宗）。原先那小撮希腊、罗马的“公民”，早已自历史上烟消云散。入侵的蛮夷自有他们的蛮夷舌之音。他们最后偷用一点希腊、拉丁字母就够了（现在越南、菲律宾还不是如此？）。可是日子久了，方言进步了，够用了，他们也就不再用希腊、拉丁这些死文字的“外国话”（foreign language）了。我国的文言文是一种一脉相承、本国本土产生的应用文字。它和语体是有血肉难分的关系，它不是像希腊文、拉丁文那种“全死”的“外国文字”。孔老夫子在两千五百年前发了脾气，骂人“老而不死是为贼”！现在人民骂那些该死不死、祸国殃民的老头子，用的还不是这一句吗？你说它是文言呢？还是白话呢？

一千多年来，全国人民雅俗共赏的唐诗宋词，什么“床前明月光”、“清明时节雨纷纷”、“车如流水马如龙”……是死文字呢？还是活文字呢？

写长篇小说，当然以白话文最为适宜，但是那些以浅显文言所写的《三国演义》、《东周列国志》和《聊斋志异》也有几十年乃至几百年的畅销的历史。苏曼殊的小说也多半是以浅近的文言写的。那时的中学生几乎是人手一册，绝对是一部“畅销书”（best seller）。以文言而写畅销书，这至少证明文言并未“全死”。

至于叙事文、纪录文、政论文等等的写作，则浅近的文言反往往比“纯白话”更为生动有力！笔者幼年即时常听到祖父的“清客”朋友们说要指导我们孩子们写“报纸文”。及长读各大报社论，才逐渐领悟什么叫作“报纸文”。抗战期间最具影响力的《大公报》，我们一日不读就若有所失。如不敏记忆无讹，则抗战八年中的“大公报社论”，就没有一篇是用“纯白话”写的。能写出那样撼摇四亿同胞心灵的“文体”，你能说它是“死文字”，不能做公共关系的媒介（public medium）？

总之每个国家都有其特有的文化传统和语言文字的特征。他山之石，可以攻错。吸收他人之精华，剔除自己之糟粕，原是义无反顾的；但是我们断然不可，因为洋人怎样，我们一定也要怎样。

洋人语文一致的道理，便是他们的传统上没有产生过像我们那样简捷的文言。为什么因为他们没有，我们也就一定要搞掉我们自己的极有效率的大众传播工具呢？在海外久居的中国知识分子都知道，我们如要举行个英语（或其他欧美语）讲演，我们可先把讲稿写好，由女秘书打得整整齐齐，然后上台照本宣读，宣读之后的“讲稿”便立刻可付印出版。

中文讲演可就不行了。讲中文实在不能把每个字都在讲稿上写出来。写出来了的讲稿，也不应该不加删减，便全部付印出版。这实在不是因为我们“口语”（spoken language）噜苏，而是我们的“记录文”（languagefor record；written language）太简洁。舍简洁而就噜苏，那算得是“进步”或“现代化”吗？

大陆的作家们，太相信毛泽东的老师胡适之了，结果迷胡不化，把我们中国美好的语言传统，弄成个那样不堪一读的、不三不四的东西！

胡先生告诉我：“共产党里白话文写得最好的还是毛泽东！”毛泽东“写得最好”的原因便是“我的学生毛泽东”没有完全遵从他“老师”指导。

[3]我国早期留学生，一般都犯了些不自觉的时代性的错觉，他们总欢喜在文化上以“英国”、“法国”、“意国”等和“中国”相提并论。这一错觉所形成的原因，第一便是这些国家也是些“文明古国”，文化辉煌，比中国进步得多；第二，它们在世界上也都张牙舞爪，俨然“列强”焉，比中国也强盛得多。因而做起比较文化研究来，他们也就和中国平起平坐了。这是个时代错觉！那时他们太“抖”，我们太“鲁”。两两相比，我们还自惭形秽呢！胡适之先生在本篇里所做的中西“方言”比较研究，也就带着了不可避免的、他老人家青年时代的错觉。

胡氏所举的巴黎方言、普罗旺斯方言、托斯卡纳方言、英格兰中土方言（我们还可另外举出十几种）是什么回事呢？我们如翻开地图，用比例尺来量量，便知道这些方言所流传的幅度，最多不过一二百公里。再把它们和中国一些方言来比，那它们之间的区别，直如我国的上海话与苏州话、成都话与重庆话、福州话与厦门话、广州话与台山话一类的区别罢了。它们怎能和我们——正如胡氏所指出的——自哈尔滨向昆明画一直线，绵延四千英里的“官话”（白话）相提并论呢？

还有，在中国方言里为什么只有“官话”（或“国语”、“白话”）里出了些伟大的小说？近千年来才子如林的苏州、杭州反而出不了一两部“方言文学”呢？广州、福建、台湾也都是人文荟萃之区，为什么也出不了什么“方言文学”呢？难道我们的苏州佬、广州佬、福州佬、台湾佬……就一定比他们巴黎佬、普罗旺斯佬、托斯卡纳佬更笨，更没有文采？非也！我们方言文学之不能滋长，是因为我们有个全国一致通用的记录文字把它们规范了、约束了。这种记录文字也辅助了我们的“官话”的传播。一传播便是自哈尔滨直达昆明！拿欧洲来比，那就是自莫斯科直下马德里，说的都是大同小异的“官话”。

五四时代《新青年》派里的启蒙大师们，和新潮社里那批启蒙小师们，那时都是一些闻一以知十的才人。大家都欢喜思而不学地做大假设，下大结论。事实上那时我国的“现代学术”尚未萌芽。他们的“启蒙”之功不可没，但是那时的“现代学术”（着重“现代”二字）还不足以支持那样大的结论。

民族有福，现在差不多可算是国泰民安的时候了。希望青年一辈知识分子能多做点基本功夫，少讲点大话就好了。

[4]胡适之先生说中国传统的“俗文学”被人鄙视了一千多年，文人学士不愿对它作有意识的提倡也是基本原因之一。这句话也值得商榷。若论对“俗文学”的提倡，17世纪的金圣叹（1608——1661）比20世纪的胡适之可能就有过之无不及。但是金、胡二公的下场何以如此不同？就颇值得吾人深思了。他二人如易时而处，试问胡适之又能玩出什么花样来？这就是笔者一再认为，中国文学史不能与中国社会发展史分开来读的基本原因。

[5]我国自鸦片战后，国人为救亡图存，富国强兵，乃至复兴中华，再度领袖天下所发动的大大小小的运动，也不下数十个了。就大体说来，这些运动的远大目标都是大同小异的。但是为达到这目标的方法和手段则大有出入，甚或相互水火。然吾人细思他们不同之间的症结所在，实不外乎“中”“西”两字。大家都主张去自己之糟粕，采西方之精华。如此两相配合，便是中国“新文化”的远景了。

殊不知近百年来，西方百货店橱窗内的精华太多了，我们在何择何从之间，早已自己打得头破血流。

至于我们自己这个汉家老店里的货色，究竟哪些是糟粕，哪些是传家之宝，这个标准也难以确定。

一般说来，似乎保守派问题比较大，他们对新货的选择，缩手缩脚，不敢大量地采购；对自己老店里的东西，样样都是祖宗所遗传，陈筐篮，破瓦罐，总是舍不得丢。结果老店依然，换了些西式门面，而内容如旧——店内送往迎来的，还只是一批戴瓜皮小帽的老掌柜。

激进派的工作似乎比较容易做。他在西洋百货店中，目不斜视，单刀直入，只买他认为是最好的。其实这一选择往往为广告所骗，搬回家全不适用；一切又得全行拆过改装，结果徒劳无功。他们对自己老店里的东西，原意也是采精取华，大量清除糟粕。但是精华糟粕的界限如何，他们并没有受过鉴赏家的训练，结果老店之内玉石俱焚之后，却把个最大的糟粕——万恶之源的“帝王专制”保留下来。

记得那该是三十年前的事，一次蒋廷黻先生皱着眉头在谈论“组党”。我坐在一旁插了一句不知轻重的嘴：“Will can move mountains.”（意志可以移山）。蒋氏瞥了我一眼，微笑一下说：“But will cannot move tradition.”（意志不能动摇传统）。

“传统”——尤其是中世纪农业社会所遗留下来的不合时宜的传统，对我们现代化的阻力太大了。早期的孙中山先生也曾慨叹：“破坏难于建设！”

还有，纵使我们把所有妨碍现代化的反动传统都“破坏”了，但是怎样才能把中西之长熔于一炉，也还是个大问题。就以盖房子而论罢。盖了座五十层西式大洋楼，再加上个黄金色的宫殿式大屋顶，就算是保存了“民族形式”、兼采“中西之长”了吗？最近的华裔建筑大师贝聿铭就慨乎言之。那只是个穿西服戴瓜皮帽的不伦不类的“唐人街建筑”，哪能算是兼采东西之长？

中华民族如果想复振汉唐之盛，在21世纪文明里领袖群伦，它一定要真能把中西文明的精华，融会贯通起来，来铸造个崭新的中国文明。

否则，我们便是夜郎自大，坐井观天。

胡适之先生六十年前便说过，我们要用批判的精神，检讨输入的学理，重新估定固有文明的价值，适应时代的潮流，来铸造个新文明——一个真正融会中西之长的新文明，而不是一个穿西服戴瓜皮帽，或着人民装佩尚方宝剑的古怪制度！

闻鼙鼓而思将帅，在“五四”六十周年的今日，把胡老师当年对我们的教导改进提升到80年代上来研究研究，还是有其极新鲜的意味。

第九章　五四运动——一场不幸的政治干扰

陈独秀入狱的经过

从我们所说的“中国文艺复兴”这个文化运动的观点来看，那项由北京学生所发动而为全国人民一致支持的、在1919年所发生的五四运动，实是这整个文化运动中的一项历史性的政治干扰。它把一个文化运动转变成一个政治运动[1]。

五四运动完成了两项伟大的政治收获：第一，便是在全国舆论谴责之下，北京政府把三位知名的亲日高级官员撤职；第二，便是由于全国学生的强烈抗议和中国在巴黎留学生的强烈反对，中国参加巴黎和会的代表团不敢在巴黎和约上签字，因此使所谓“山东问题”能够在［1921年召开的］“华盛顿会议”得以重开谈判而获得解决[2]。

这项学生自发的爱国运动的成功，中国的政党因此颇受启发。他们觉察到观念可以变成武器，学生群众可以形成一种政治力量。我在《独立评论》上所写的纪念“五四”的一篇文章里（见该刊1935年5月5日出版的第一四九期，《传记文学》十四卷五期于“五四”五十周年特辑，曾转载此文），便举孙中山先生为例。孙公写信向海外华侨捐款来创办报刊［便强调对青年们宣传的重要］。在那封信上中山先生便提到北京学生由于新文化运动的启发，竟能化新观念为力量，便赤手空拳地使反动的北京政府对他们让步[3]。

1919年以后，国、共两党的领袖们，乃至梁启超所领导的原自进步党所分裂出来的研究系，都认识到吸收青年学生为新政治力量的可能性而寄以希望。“五四”以后事实上所有中国政党所发行的报刊——尤其是国民党和研究系在上海和北京等地所发行的机关报——都增加了白话文学的副刊。［国民党的机关报］《民国日报》的文学副刊便取名“觉悟”。梁启超派所办的两大报《北京晨报》和《国民公报》里很多专栏，也都延揽各大学的师生去投稿。当时所有的政党都想争取青年知识分子的支持，其结果便弄得［知识界里］人人对政治都发生了兴趣。因此使我一直做超政治构想的文化运动和文学改良运动［的影响］也就被大大地削减了。

1919年6月12日，陈独秀［终因政治活动］被捕入狱。陈氏是在发散他那自撰并出资自印的反政府传单之时被捕的。此事发生在北京城南一个叫作“新世界”的娱乐场所。那时陈独秀、高一涵和我三位安徽同乡正在该处吃茶聊天。陈氏从他的衣袋中取出一些传单来向其他桌子上发散。传单中向政府要求项目之一便是撤换［卫戍北京并大举逮捕学生数百人、素有“屠夫”之称的］步兵统领王怀庆。王氏曾在6月初旬拘捕了在北京街头宣传反日和抵制日货的学生[4]。

我们三人原在一起吃茶，未几，一涵和我便先回来了［那时高君和我住在一起］。独秀一人留下，他仍在继续散发他的传单。不久警察便来了，把独秀拘捕起来送入警察总署的监牢。

我直到夜半才有人打电话告知此事。独秀被捕之后，始终未经公开审讯，但是一关便关了八十三天。所幸他的一大群安徽同乡和老朋友们，终于把他于8月间保释出狱[5]。

独秀入狱之后，他所主编的《每周评论》我只好暂时代为编辑，编到被查封为止。这时陈独秀已不做北大的“文科学长”了。校方给假一年，好让他于下学年开一堂宋史新课。

独秀出狱之后，仍在北京居住。不幸于1919年底和1920年初，他又出了事。

那时华中地区［的几所大学］聘请我去做几次学术讲演，但是我无法分身，因为杜威教授那时也在北京讲演，我正是杜威的翻译，所以我转荐独秀前往。对方表示欢迎，所以陈君乃于1920年1月代我去武汉一行。

讲演完毕，陈氏乃和武汉地区的几位大学校长（尤其武昌城内的几所私立大学）同车返京。这几位校长——特别是一所教会主办的“文华大学”和一所国人私立的“中华大学”的当局们都受了北大所发动的新文化运动的影响，而想到北京来物色几位教授［新文化的］师资。

独秀返京之后正预备写几封请柬，约我和其他几位朋友晤面一叙。谁知正当他在写请帖的时候，忽然外面有人敲门，原来是位警察。

“陈独秀先生在家吗？”警察问他。

“在家，在家。我就是陈独秀。”

独秀的回答倒使那位警察大吃一惊。他说现在一些反动的报纸曾报道陈独秀昨天还在武汉宣传“无政府主义”，所以警察局派他来看看陈独秀先生是否还在家中。

独秀说：“我是在家中呀！”但是那位警察说：“陈先生，您是刚被保释出狱的。根据法律规定，您如离开北京，您至少要向警察关照一声才是！”

“我知道！我知道！”独秀说。

“您能不能给我一张名片呢？”

独秀当然唯命是听，那位警察便拿着名片走了。独秀知道大事不好。那位警察一定又会回来找麻烦的。所以他的请帖也就不写了，便偷偷地跑到我的家里来。警察局当然知道陈君和我的关系，所以他在我的家里是躲不住的。因而，他又跑到李大钊家里去。

警察不知他逃往何处，只好一连两三天在他门口巡逻，等他回来。［陈独秀知道家是回不成了］他乃和李大钊一起离开了北京，从此便一去不复返了。

他二人离开北京之后，［为避免追捕人的跟踪］乃故意向北方逃去，躲在离滦州不远的李大钊的老家乐亭县。住了几天之后［风声渐息］，他二人乃乘车南下去上海。自此以后，陈独秀便与我们北大同人分道扬镳了。他在上海失业，我们乃请他专任《新青年》杂志的编辑。这个“编辑”的职务，便是他唯一的职业了[6]。

在上海，陈氏又碰到了一批搞政治的朋友——那一批后来中国共产党的发起人。因而自第七期以后，那个以鼓吹“文艺复兴”和“文学革命”［为宗旨］的《新青年》杂志，就逐渐变成个中国共产党的机关报，我们在北大之内反而没有个杂志可以发表发表文章了。

这件事是发生在1920年。就在这一年，中国共产党就正式诞生了[7]。1923年，中国国民党就开始改组，1924年，两党就开始合作了。

我告你这件事，就是说从新文化运动的观点来看——我们那时可能是由于一番愚忱想把这一运动，维持成一个纯粹的文化运动和文学改良运动——但是它终于不幸地被政治所阻挠而中断了！

“科学”和“民主”的定义

上段曾经提过，陈独秀先生为《新青年》所写的《〈新青年〉罪案之答辩书》那篇文章的时候，他说《新青年》犯了两大“罪案”。第一是拥护“赛先生”（science，科学）；第二是拥护“德先生”（democracy，民主）。可是那时的陈独秀对“科学”和“民主”的定义却不甚了了。所以，一般人对这两个名词便也很容易加以曲解。更不幸的是，当陈氏在后来遇见了苏联共产党的［秘密代表］之时，这些名词就真的被曲解了。他们告诉陈君说，他们的“科学社会主义”才是真正的“科学”，才是真正的“民主”。老的民主根本不成其为民主，因为那只是“布尔乔亚（bourgeoisie，中产阶级）”的民主。只有“布尔什维克党人”（Bolsheviks）所推行的所想望的新的民主，才是人民大众和“普罗阶级”（proletariat，无产阶级）的民主。因此“科学”和“民主”，在这里又有了新的意义了。

但是在我看来，“民主”是一种生活方式，是一种习惯性的行为。“科学”则是一种思想和知识的法则。科学和民主两者都牵涉一种心理状态和一种行为的习惯、一种生活方式[8]。在这一章里，因而我想从中国文化史的范畴之内，试就科学的精神和法则略抒拙见。

在我那篇长文《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原名《清代学者治学的科学方法》）［见《胡适文存》第一集卷二］里面，我便指出在传统的“考据学”、“校勘学”、“音韵学”里面，都有科学的法则存乎其间；它们之间所用的治学法则，都有其相通之处。“考据”或“考证”的意义便是“有证据的探讨”。我说有证据的探讨一直就是中国传统的治学方法；这也是一切历史科学［所共享］的治学方法，例如研究历史学、考古学、地质学、古生物学、天文物理学等［所用的方法］都是一样的（历史科学historical sciences和实验科学experimental sciences的不同之点，只是历史科学里的“证据”无法复制。历史科学家只有去寻找证据，他们不能［用实验方法］来创制或重造证据。在实验科学里科学家们可以［用实验方法］来制因以求果。这种程序便叫作实验。简单地说来，实验就是制造适当的“因”，去追求想象中的“果”。二者之间的基本法则是相通的——那就是去做有证据的探讨）。

用上述这种说法，［那些未受过现代训练的传统］中国学者们就知道我所说的［科学的治学方法］是什么回事了。同时我对中国传统小说的考证，也提供我最好机会来阐明和传播由证据出发的思想方法。

从1920年到1933年，在短短的十四年之间，我以“序言”、“导论”等不同的方式，为十二部传统小说大致写了三十万字［的考证文章］。那时我就充分地利用这些最流行、最易解的材料，来传播我的从证据出发的治学方法。

中国的传统小说一共有两种体裁：第一种是由历史逐渐演变出来的小说，例如《三国演义》、《西游记》、《封神榜》、《水浒传》，等等。这些小说都经过了几百年的流传［最后才写出有现在形式的定稿］。它们最初多为一些流行故事，由说书的或讲古的人［加以口述］。正如西方小说之中那些了不起的《荷马史诗》（The Homeric Epics）和《亚特尔神王传奇》（The King Arthur Tales），等等。在英语小说中的传统一样，那都是经过几百年的演变的。对这些小说，我们必须用历史演进法去搜集它们早期的各种版本，来找出它们如何由一些朴素的原始故事逐渐演变成为后来的文学名著。

第二种小说是创造的小说，例如《红楼梦》。对于这一种小说我们就必须尽量搜寻原作者的身世和传记资料，以及作品本身版本的演变及其他方面有关的资料。

在我所有有关这两种小说的研究中，我用的是同一种的考据方法。我发现这种方法是有其效果的。

我就是用上述的治学方法来延续我们“文艺复兴”的传统。从历史上看，我这种工作似乎无损于他人。但是最近我发现中国共产党对我这项工作竟大感兴趣。他们向我猛烈攻击，并经常征引一段我那本包括有三篇《红楼梦》考证文章的《文存》序言。在那篇序言里，我就说明我研究《红楼梦》的目的并不是要教导读者如何读小说，我所要传播的只是一项科学法则和科学精神。科学精神便是尊重事实，寻找证据，证据走向哪儿去，我们就跟到哪儿去。科学的法则便是“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只有这一方法才使我们不让人家牵着鼻子走。我说被孔丘、朱熹牵着鼻子走，原无骄傲之可言；但是让马克思、列宁、斯大林牵着鼻子走，也照样算不得好汉。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就一直认为我的“考据”、我的学术工作是一种毒品；我反对马克思主义是有其恶毒的用意的。他们因而把我打成马克思主义的头号敌人。简单的道理便是我曾经传播过一种治学方法，叫人不要让别人牵着鼻子走的缘故（我从未写过一篇批评马克思主义的文章）！

上面说的这一点，就是我的学术研究在政治上所发生的政治性的严肃意义——特别是我用历史方法对［传统］小说名著的研究。

“问题”与“主义”之争：我和马克思主义者冲突的第一回合

在上节我已提到［在陈独秀被捕之后］，我替独秀代编他的《每周评论》。这个周刊是独秀和他的一批政治朋友于1918年年底所创刊的。那时我因奔母丧［回籍］，不在北京。

就在我离京期间，陈独秀和其他几位北大教授创办了这项单张小报，来发表他们的政见。在某种意识上说，这张小报的发行原是尊重我只谈文化、不谈政治的主张。我曾向我的同事们建议，我们这个文化运动既然被称为“文艺复兴运动”，它就应撇开政治，有意识地为新中国打下一个非政治的［文化］基础。我们应致力于［研究和解决］我们所认为最基本的有关中国知识、文化和教育方面的问题。我并且特地指出我们要“二十年不谈政治，二十年不干政治”。

我的政治兴趣甚浓的朋友们如陈独秀等人，对我这番建议并不太热心。因此他们才创办这个新周刊《每周评论》，来发表政见、批评时事和策动政治改革。这样一来，《新青年》杂志便可继续避免做政治性的评论，同时他们也可利用一个周刊来得到谈政治的满足。

当我在［1918年］年底或翌年年初返抵北京时，我对他们这桩新猷也未置可否。他们要我写稿，我只是替他们翻译了几篇短篇小说。在我代编期中——从［1919］6月中旬一直到8月底——我既然无法避免谈政治，我就决定谈点较基本的问题。我的这项新尝试自7月开始，并写了一篇《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我的意思是想针对那种有被盲目接受危险的教条主义，如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和布尔什维克主义等，来稍加批评。在那项应该标题为“实际问题和抽象主义”的专栏之内，接连也发表了一些［别人参加］讨论的文章。其中之一便是我的北大同事李大钊教授。他也就是后来陈独秀创立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同伙。在1927年［4月6日］北京当局搜查苏联大使馆时，大钊不幸为军阀张作霖所捕杀。

在那篇文章里我指出：第一，空谈好听的“主义”，是极容易的事；第二，着重外来进口的“主义”对［解决］中国［实际］问题，是没有用处的。我并说明一切主义都是某时某地的有心人，对于那时那地的实际问题所提出的实际的解决方案。我说如果我们不去实地研究我们自己现有的社会、政治和文化的需要，单会空谈一些外来进口的抽象主义，是毫无用处的。第三，偏向纸上的“主义”是很危险的。这种口头禅很容易被无耻的政客利用来做种种自私害人的事。

因而我更进一步指出，不顾实际问题而囫囵吞枣地把整套有偏见的外国主义搬来中国，实在是一种智慧上的懒惰。我强调，所有的思想都是从实际的困惑情况之下出发的——不管那是社会的、个体的、制度的或政治上的。这便是我对这一问题所做的实验主义的处理。

再者，既然一切思想都是从一个问号开始的，则思想上的第二步便是提出假设——提出个能解决这些疑难问题的办法。让我们的智慧能力、教育背景和［生活］经验，做我们的智力的源泉，来提出并试验每一个假设可能获得的结果，以至找出解决这原始困惑的适当解决的方案。最后拣定一种假定的解决，作为解决的办法，并从而证明之。

我指出这种社会思想的程序［演进的情形］，并不是劝人不研究一切学说和一切“主义”。学理是我们研究问题的一种工具。它可以帮助我们提出假设，使我们理解出特殊假设的可能后果。有了许多学理做材料，见了具体的问题，方才能寻出一个解决的办法。我说：“我希望中国的舆论家，把一切‘主义’都放在脑后，做参考资料；不要挂在嘴上做招牌，不要叫一知半解的人拾了这些半生不熟的主义去做口头禅。”

最后我说：“‘主义’的最大危险就是能使人心满意足，自以为寻着包医百病的‘根本解决’，从此用不着费心力去研究这个那个具体问题的解决了。”

上述这篇文章原是这项讨论中的第一篇。它引起了两项有系统的讨论。其中之一便是梁启超先生的一位朋友，时任《国民公报》编辑的蓝志先（公武）君。他在他的报纸上写了一栏长篇连载，专论这一问题。

我那第一篇文章另外也引起好多方面的反对与敌视，尤其是那些要利用一些主义为口号而从事政治活动的人。

蓝君在批评我的文章中指出学理或主义是最重要的，因为学理或主义是代表一种智能化的程序。这种理性化［或智能化程序］，在他看来实是对实际问题做有实效分析的先决条件。他说主义代表一种抽象观念，而在解决实际问题之前，先［谈谈或共同信奉着］一个抽象观念，实在是必要的。他又指出，主义是多数人共同行动的标准，或是对于某种问题的进行趋向或是态度。他说主义必须涵盖一种未来的理想。他并特地阐明：“在一个文化不进步的社会［一切事物，都成了固定性的习惯］，则新问题的发生，须待主义的鼓吹成功，才能引人注意。”所以蓝君对涉及实际问题之前，先谈点“主义”，实付予最大的同情，他说“问题”的本身，便是“主义”制造出来的。蓝君这个想法，当然也是有相当真理的。

在第二组内反对我的人则是我的北大同事李大钊教授，他是“布尔什维克主义”（Bolshevism）在中国的早期拥护者之一。李先生在看我那7月20日的原文之后，便写了一篇反驳我的文章。我替他在《每周评论》上发表了，因为李君原是该刊创办人之一。在他批评我的主张时，他便坦白地说他是信仰“布尔什维克主义”的。他认为俄国革命的成功，已经提供了对“一切问题的激进的解决办法。”[9]

他说，就以俄国而论，罗曼诺夫家族（The Romanov Family）没有颠覆、经济组织没有改造之前，一切问题丝毫不能解决。“今则全部解决了。”所以，李大钊对我的批评是从一个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新信徒的观点出发的。他坦白地说，要解决任何社会问题，必须要有一个绝大多数人民所支持的一个伟大的运动（当李氏提到一个“问题”时，他总是说［要找］“一个社会的解决”）。

事实李君这番话并不是对我的回答，因为他所考虑的一些问题，根本不是我所考虑的问题，我考虑的是“主义”［这个问题］。他所说的一个社会的解决必须倚赖该特殊社会里的大多数人民所支持的群众运动，所以他是从一个革命家、一个社会革命的信徒的立场出发的。他说：“我们的社会运动，一方面固然要研究实际的问题，一方面也要宣传理想的主义。”［见附录：李大钊先生《再论问题与主义》，载《胡适文存》第一集，卷二，1971年，台北远东图书公司发行，第三版，页357］。他并举出英国的“欧文主义”（Robert Owen，1771——1858）、法国的“傅立叶主义”（Charles Fourier，1768——1830），以及当时美国所组织的新村落，和那时日本［武者小路氏等在那日向地方］所组织的“新村”为例来说明这些［社会］运动。他对我所考虑的怕人有盲目相信“根本解决”这一问题倒不以为意。但坦率地说，“要想使一个社会问题成了社会上多数的共同的问题，应该使这社会上可以共同解决这个那个社会问题的多数人，先有一个共同趋向的理想主义，作他们实验自己生活上满意不满意的尺度（即一种工具）”。

上面所引的两篇文章，大致上便是批评我那基本提议［“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一般趋势。我写了一篇对蓝、李两君的答辩。我这第二篇文章的题目叫“三论问题与主义”（我把他二人的文章算是“二论”问题与主义）。在这篇《三论》里，我说我的结论仍然是：多研究问题，少谈些“主义”。所有的主义和学理应是都该研究的，但是我们应当把它们当成一种假设的观念来研究，而不应该把它们当成绝对的真理，或终极的教条。所有的主义和学理都应被当成参考或比较研究的资料，而不应该把它们当成宗教信条一样来奉行来顶礼膜拜。我们应该利用它们来做帮助我们思想的工具，而绝对不能把它们当成绝对真理来终止我们的思考和僵化我们的智慧。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培植我们自己有创造性的智慧，和训练我们对解决当前团体和社会里实际问题的能力，也只有这样，人类才能从含有迷信的抽象名词或学理中解放出来。

正当我这篇文章于1919年8月30日在排版付印的时候，警察突然光临。他们封了杂志，一切财物也被充公了，所以《每周评论》的第三十七期也就始终没有和读者见面了。

这一期的《每周评论》是正在印刷之中被封掉的。所以我的有关抽象主义与实际问题对立的讨论，也就无疾而终。可是当我后来编纂我的《文存》第一辑的时候，我把这篇未发表的文章也编了进去。

虽然我们上项讨论终因警察查封而未能得出结论来，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党却认为我这篇文章十分乖谬，而对我难忘旧恨。三十多年过去了，中国共产党也在中国大陆当权了，乃重翻旧案，发动了大规模运动来清算我的思想。

这场大规模的批判胡适思想运动，在1951年底开始，1952年整整搞了一整年；稍稍冷淡一下之后，在1954年、1955年，以及1956年的上半年，又在全国范围内继续其清算运动。大陆所收集出版的《胡适思想批判》的“论文汇编”［和各种单行本、小册子］，加在一起，足足有几百万字之多。在这场大规模的清算胡适思想运动之中，他们的重点便是阐明，胡适思想的全部和胡适所有的学术著作，都是以反对马克思主义为目标的。他们所提出的证据便是我那《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两篇文章。他们总是征引我在1919年所写的那些早年著述，作为他们所谓我一切学术著作背后所隐藏着的阴险动机的铁证！他们说我在1919年所做的整个有关［问题与“主义”］的讨论，不只是［学术性］的辩难，而是对我的同事李大钊和他的朋友们，那时正在发起的马克思主义运动一种［恶毒的］攻击[10]。

事实上，陈独秀在1919年还没有相信马克思主义。在他的早期的著作里，他曾坦白地反对社会主义。在他写给《新青年》杂志的编者的几封信里面，我想他甚至说过他对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并没想得太多。李大钊在1918年和1919年间，已经开始写文章称颂俄国的布尔什维克的革命了，所以陈独秀比起李大钊来，在信仰社会主义方面却是一位后进。

陈独秀在和北京警察搞了一段不幸的关系之后，便离开北京，一去不返了。其后只有一两次他乔装路过北京［但迄未停留］。数年之后他在有一次秘密路过北京时，曾来看我，但是无论怎样，自1920年1月以后，陈独秀是离开我们北京大学这个社团了。他离开了我们《新青年》团体里的一些老朋友，在上海他又交上了那批有志于搞政治而倾向于马列主义的新朋友。时日推移，陈独秀和我们北大里的老伙伴，愈离愈远。我们也就逐渐地失去我们的学报。因为《新青年》杂志，这个［传播］“中国文艺复兴”的期刊，［在陈氏一人主编之下］在上海也就逐渐变成一个［鼓吹］工人运动的刊物，后来就专门变成宣传共产主义的杂志了。最后终于被上海法租界当局所查封。

注释

[1]距今天整整十年——那是“五四运动的五十周年”，1969年，其时太平洋的东西两岸，正唱着一出“文化大革命”的对台闹剧。在“日没处”的中国大陆之上的知识分子，正一批批地在戴高帽、游长街、坐牛栏；同一时期那“日出处”的美洲大陆上的老知识分子，日子也不大好过。今日红极一时的卡特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那时在哥大就四处躲藏，不见天日，险遭“猪栏”之灾。笔者就亲眼看见那四处追捕他的长发学生，口喊“猪猡”，并真的抬了一条活猪，直闯布氏办公房，破门而入。孰知这位“八戒仁兄”佛性不纯，又捆绑未牢，它一时猪性大发，挣脱了担架，在教授大楼之内，咆哮起来，横冲直撞，一时猪嘶人喊，粪便淋漓，好不乐煞人也。这时布热津斯基虽然早已逃之夭夭，但是他的办公房内“猪栏”之气，却数日不灭。

美国这次如火如荼的学生运动，比中国的五四运动整整地迟了半个世纪。就在这个美国学潮汹涌之际，两位执教哈佛大学的有心人费正清和史华慈（Benjamin I.Schwartz）教授居然找了一笔基金，并网罗了一批青年学者，忙里偷闲地开了个“五四运动五十周年纪念讨论会”。会后并出版了一本《五四运动回光返照》的纪念论文集（BenjaminI.Schwartz，ed.，Reflections on the May Fourth Movement：a symposium.Harvard East Asian Monographs 44.Cambridge，East Asian Research Center，Harvard University.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2.132 pp.）。该书出版之后，“美国政治学会”所出版的《美国政治科学评论学报》的书评栏编辑，曾不耻下问地，函约笔者为该书写过一篇书评。

十年已逝，今天已是五四运动的六十周年纪念了。笔者把数年前的旧作翻出来看看，太平洋两岸的局势虽已今非昔比，然笔者自觉我对“五四”历史的发展的看法，尚无太大变动，因不揣浅薄，将旧作？译一段，以就正于高明：

〔差不多〕六十年后仍然虎虎有生气的五四运动，一直便是该运动本身的领导分子，以及后辈史家辩论的对象。赞成这一运动的人（如毛泽东），便认为它是中国（社会主义）革命的真正开始；反对它的人（如胡适），则认为它政治气息太重，把这个时期方兴未艾的一个更有意义的“新文化运动”弄糟了。

不管他们双方对“五四”的估价是如何的不同，但是却没有人对这一运动的基本性质有过疑问；它的基本性质便是如周策纵［在其《五四运动史》上］所阐明的“寻找新思想”，来代替旧思想。史教授和他的讨论会的伙伴们指出，“纵是五四时期有名的‘守旧派’，也不是完全生活在传统中国里的人，或是预备以传统来做他们防御武器的”。换言之，［纵是最“守旧”的反对派，对旧传统也不是无条件地去“守”了］那时的任何中国知识分子，都主张提倡［或多或少的］新思想，来代替被所谓“儒家”所滥用了的旧思想。［史氏］这一看法是正确的。

史教授认为“‘五四运动’不是一脉平原之上的异峰突起。相反的，它是一系列复杂的岗峦之后的一个较高的山峰而已”。这一认识也是没错的。不幸的是，史君和他的伙伴们所研究的也就到此为止。他们对这个［岗峦之后——山峰］的论断，并未能做进一步的探讨。他们肯定在高峰之前起伏的，这些“复杂的岗峦”的重要性，但是却无人把这些历史上的“岗峦”和这个“高峰”联系起来，对它们之间的历史关系做出交代。

从历史的层次来看，五四运动（让我借用一句费正清的口号）只是“中国对西方的反应”（China’s response to the West）的一个最后阶段。其实这种所谓“反应”（response）也只限于上层阶级中少数尖端知识分子而已。清末办“夷务”的专家们，和随之而起的以张之洞为发言人的继承者，实开其端。只是在提倡［坚船利炮和路矿新政等］技术改革（technological reform）失败之后，康有为和孙中山才想到要做全国性的通盘政治大改制。康氏主张以和平方法来改良；孙氏则主张采用武力［二人方法虽异，其主张政治改制之目标则一］。

可是政治改制工作虽然终于在孙氏精神领导之下于1912年完成了，但是理想中的目标却终未达到。民国初年那江河日下更形糜烂的情况，终使新一代的中国知识分子，再接再厉地从事更进一步的改革。他们这时已完全相信中国问题得不到解决的根源之所在。这个根源不在别处，正是发自那有三千年历史的儒教——那个“旧思想”。至于“旧思想”究竟坏在何处，他们却一知半解，找不出更科学的解答。解答不出，这批“五四”时代的知识分子——包括最温和的胡适博士在内——就感情用事了。这种近年来［自1966年以后的一段岁月］，大陆上勃然再起的感情用事的行为和作风，对那些有以天下为己任的传统读书人的老遗传而又受有时代教育的新知识分子，真是一拍即合了……［这就是五四运动发生在近代中国文化史上的历史过程］。（英文原作见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Vol.LXIX，Dec.，1975，No.4，pp.1504——1505）

以上这个短篇虽是在胡适之先生逝世之后十多年才执笔的，但是其中一管之见则是笔者在50年代便和适之先生直言无隐地讨论过的。我反对胡先生把五四运动当成对“新文化运动”的“政治干扰”这一种看法。相反的，我认为一个新文化运动的后果，必然是一个新的政治运动，而所谓“新文化运动”，则是近百年来中国整个的“现代化运动”中的一个“阶段”（stage）。为此笔者曾于50年代的末期写过一篇长文叫作《论中国现代化运动的阶段性》（见《海外论坛》1960年1月、2月“创刊号”及第二期）。

就管见所及，近百年来由西洋文明“挑战”（challenge）而引起的“中国现代化运动”的发展，是一个阶段、一个阶段向前推进的，直到它能够向整个西方文明作“反挑战”（counter-challenge），而达到领导“超西方”（post-Western era）阶段的世界文明为止。

说穿了，这些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层次分明的诸阶段之递嬗，也就是中国现代化运动中的“过关运动”。关云长如果不能“过五关，斩六将”，何能离开“曹营”？！

近在眼前的80年代中的“民主法治”阶段便是另一大关。这一关如果过不掉，我们中国人还配谈“向西方文明反挑战”？！还配谈“21世纪是中国世纪”？！

可是这“现代化运动诸阶段”，是“后浪推前浪”式的循序前进的。领导这一潮流的思想家、政治家和政论家，乃至一般知识分子，都应看清时代。“落伍”固然不好，“躐等”同样是错！就拿我国抗战之后那几年来说罢，那种大兵之后、疮痍满目、饿殍载道、处处贪污、遍地文盲的情况，我们哪里配谈什么“民主宪政”。用一句政治学上的抽象名词，那时我们民族所真正需要的便是个有效率的“福利专政”（Benevolent Despotism）。如果置政治解纽、天下饥馑于不顾，而去应付一些哗啦哗啦的老头子，和一些无知的洋人，去搞什么不急之需的“民主宪政”，便是在“现代化运动”上“躐等”了。

反过来也是一样的。如果一个国家，衣食足，礼义兴，经济起飞，教育普及，那么“福利专政”就搞不得了。代之而起的必然便是个推动“民主法治”的运动。这是“中国现代化运动”中的一个跑不掉的“阶段”，而这一阶段现在已经显出其咄咄逼人之势了。

胡适之先生是老一辈的“文化学者”（culturist）而不是一位“社会科学家”（social scientist）。他把“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当成两回事，便是纯粹从一个“文化学者的观点”（culturist approach）出发的。

[2]笔者在60年代初期襄赞顾维钧先生记录其“口述历史”时，顾公把他在“巴黎和会”和“华盛顿会议”时期那段故事，说得妙趣横生，听之真如身临其境。等到十年后顾氏的万页回忆录在哥大脱稿时，我好奇地再去翻翻那一段的清稿，便觉得它只是一篇枯燥的公文档案了。

西人有言：“历史比小说更有趣。”笔者真笃信此言。可惜的是历史都是“后世”的人所写的，他们能把历史上的事实，正确地记录下来，已属不易。至于历史事件发展过程中的真实详况，“后世之人”不但无法去“绘影绘声”，有时还因为史料失真，或考据不周，而发生无意的“曲笔”。“口述历史”的好处，便是让历史上的英雄们自己现身说法，去说个痛快淋漓，信不信由你。大多数的历史上的英雄好汉，都是能说会讲的。这也就是孔子所说的“有德者，必有辞”罢。所谓“有德”，或许应该作“大有一套”解，才会更正确。

[3]孙中山先生于1920年1月29日所写的《为创设英文杂志印刷机关致海外同志书》中，提到“新文化运动”有如下一段：

自北京大学学生发生五四运动以来，一般爱国青年，无不以革新思想为将来革新事业之预备；于是蓬蓬勃勃，发抒言论，国内各界舆论，一致同倡，各种新出版物为热心青年所举办者，纷纷应时而出，扬葩吐艳，各极其致；社会遂蒙绝大之影响，虽以顽劣之伪政府，犹且不敢撄其锋。此种新文化运动，在我国今日，诚思想界空前之大变动。推原其始，不过由于出版界之一二觉悟者，从事提倡，遂致舆论放大异彩，学潮弥漫全国，人皆激发天良，誓死为爱国之运动。倘能继长增高，其将来收效之伟大与久远者，可无疑也。吾党欲收革命之成功，必有赖于思想之变化，兵法攻心，语曰革新，皆此之故。故此种新文化运动，实为最有价值之事。……（节文见张其昀主编《国父全书》，台北，“国防研究院”，1966年三版，页779）

读这一段中山遗著，我们觉得孙中山先生真是“圣之时者也”。子曰：“管仲之器小哉。”后辈继起政要比起中山先生来，真是“小哉！小哉！”啊！

[4]原来卫戍北京的“步兵统领”是李长泰。李氏多少有点同情学生的倾向，对逮捕学生不太认真，北京政府才改派王怀庆接替。王氏一上任便把陈独秀抓起来了。

[5]陈独秀的被捕据说并不完全是政治的原因，因为那时他还不是个共产党，其中可能还有私怨。北京政府当时为“安福系”所操纵，而该系中的骨干分子泰半都是独秀的同乡和熟人。陈氏为人倨傲，而又私德不修。官高势大的同乡们，早就嫌着他，一有借口便把他捉将官里去。当然也有人说陈独秀那时已与“联共”的地下人员有接触。不过安福系其时并无特务组织，陈氏纵与俄人有接触（此事连胡适也不知道），官方也不易发现。加以当时坐安福系二号交椅的王揖唐也在大谈其“社会主义”，他们不可能因“思想问题”，便把一位北大教授一关就关了三个月。

陈独秀后来出狱，正如适之先生所说的，是由于他的“安徽同乡”的帮忙。据笔者家中长辈传言，我的祖父便是为陈氏暗中奔走最出力的朋友之一。因为那时自段祺瑞以下的“皖系”巨擘与我家长辈都有点私交。王揖唐在“中举”之前，便在我家做了四年“塾师”，据说是一位日夜苦读的“寒士”。

王揖唐原名王志洋。中了进士之后，慈禧太后阅卷见了“志洋”二字颇不舒服，乃“赐名”王赓。笔者前年访马德里，曾与王氏的幼子德寅大谈其乃翁轶事甚详，并颇为这位当年苦读寒士才子可惜。做汉奸是一步一步地陷进去的，终至不能自拔。古人说：不谨细行，终累大德。真是至理名言。

陈独秀当年如不被这些“安徽同乡”帮忙，“放了出来”，中国共产党后来也就不会有这位“家长”了；一部中国近代政治史，是否另有新章，也就很难说了。

[6]中国共产党早期在上海的活动是受“第三国际”的经济支持的。据说莫斯科的汇款是通过一家美国银行，自纽约寄往上海。至于陈独秀何时与“第三国际”取得直接联系，胡适之先生完全不知道，对当代历史家也还是一件疑案。

[7]中国共产党自称是1921年诞生的，因为那一年他们举行了“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胡先生说该党是1920年建立的，事实上也没有大错。

周策纵先生为《大英百科全书》撰陈独秀传，也肯定中国共产党是1920年成立的。拙文在《传记文学》（三十四卷五期）发表之后，策纵曾给我来信，说：“胡先生不是‘没有大错’，是根本没有错。”就历史的史实来说，胡、周二氏都是绝对正确的。不过组织政党搞革命正和开商店做生意一样，至于何时“先行交易”，何时“择吉开张”，还是以他们做买卖的自己去宣布他们的“开张大吉”为是，所以笔者说胡先生“也没有大错”。又如中国共产党的正式“党庆”是“7月1日”。二十多年前哥大的韦慕庭氏就“考据”出其党庆是“7月23日”。因为当事的人虽然都把中共一全大会的日期忘记，但是就在法租界警察搜查他们会场那一晚间，上海的“亚东饭店”却发生了一件情杀案，消息哄传一时，各大小报刊都为之绘影绘声。那时参加“一大”的陈公博和他的新娘便住在这个饭店内。他把情杀案误为捉共产党，乃仓皇逃去（见陈著《寒风集》）。陈氏已记不得这个日期，但是老报纸却不难找出这个情杀案。

最近大陆上的中共史家也找出了这个“7月23日”是真“党庆”，但是中国共产党正式宣布的“开张大吉”日期仍然是“7月1日”。

[8]胡先生在这章里对“科学”、“民主”两个名词的诠释，是不折不扣的杜威之言。杜威说：“民主是一种生活方式。”但是哪种“生活方式”才叫“民主”呢？笔者当年向胡老师请益之余，曾写了一篇小文曰《实验主义新诠》。我认为他师徒二人所倡导的“生活方式”，可概括为“美国主义”（Americanism），虽然他二人都未用过这一名词。换言之，“美国主义”便是“美国生活方式”（The American way of life）的概念化（conceptualization）。杜威便是这一“概念化”过程中的思想家。中国朝野今日对“人权”这一概念的争辩，便是“美国主义”中的大题目。把它搬到“中国生活方式”中来，是耶，非耶？那就说来话长了。

[9]笔者在《胡适杂忆》之文中便提到那些“问题与主义”之争，是“以小常识，谈大问题”。其实那时他们对“大问题”并不敢接触，例如“中国何以不能工业化？而日本反可一索即得”。再如：“民初的议会政治，何以全盘失败？”这些有关国族兴衰的“大问题”，如果没有精湛的（输入的）学理，和有充分资料的研究做背景，而专凭常识抬杠，是不可能有深度的。这种凭常识抬杠的风气，自五四一直延续到六七十年代。

胡适之先生他们那时动不动就说什么“抽象”的“主义”和“实际”的“问题”。其实如果把“主义”的内容提出来换个名字，则“主义”也未尝不可“实际”一下。如果我们改口说“自由经济主义”和“计划经济主义”，则这两个“主义”便“实际”的不得了，何择何从？其中牵涉的各项学理、规律和实际试验，都不是外行人可以信口胡吹的。

[10]“胡适”在大陆，最近据传也获得部分的“平反”。他被评成政治反动而学术有贡献。他留在上海未曾带出的一部分有关《水经注》的手稿也在解禁付印之中。历史学者亦前往被红卫兵捣毁的胡氏故宅和祖茔从事研究调查云。

第十章　从整理国故到研究和尚

《国学季刊》发行宗旨

在前章里我曾说过，中国文艺复兴运动有四重目的：

一、研究问题，特殊的问题和今日切迫的问题；

二、输入学理，从海外输入那些适合我们作参考和比较研究用的学理；

三、整理国故［把三千年来支离破碎的古学，用科学方法作一番有系统的整理］；

四、再造文明，这是上三项综合起来的最后目的。

今天我想把有系统的“整理国故”这一条来说一说。

远在1923年，北京大学曾出版一种《国学季刊》。这“季刊”［原来应该是一年分四期出版的］可是后来时常脱期，就变成一种不定期的刊物了。但是当其全盛时期，它对中国的知识界是有极大的影响的。

这本刊物是研究国学的，但是它却以新姿态出现。编排方式是自左向右的“横排”，文章也全部使用新式标点符号。就凭这一点，［在学术界］已经是个小小的革命了。这座［中国首屈一指的］国立大学出版的讨论国学的刊物，竟然用“蛮夷的”形式出现，当时真是使许多人震惊。

我是该刊的编辑之一，并被指定在［第一期里］写第一篇文章——《国学季刊》发刊宣言。这篇《宣言》是把我们研究汉学或国故的原则和方法做一番简要的和广泛的说明。下面便是这篇《宣言》的要点：

我说我们用不着慨叹什么国学传统要沦亡，或国学界老辈的日益凋谢。这些都是历史上逃避不了的事。相反的，［我们如果再观察眼前国内和国外的学者研究中国学术的状况，我们不但不悲观，并且还抱着无穷的乐观。我们深信］国学的将来，定能胜于国学的过去；过去的成绩虽未可厚非，但是将来的成绩一定还要更好数倍。

接着我便把过去三百年——那汉学复兴为最佳代表的国学研究时期——的成绩，做个总结。他们的成绩可以分为三方面：

第一是“整理古书”；

第二是训诂，也就是一种合乎科学的归纳法，来找出古词、古字的原始意义；

第三是逐渐发展出来的一种中国的“高级批判学”（Higher Criticism），换言之便是版本校勘学，以确定古籍的真伪。

综合上述三方面——版本学、训诂学、校勘学——那便是近三百年古典学术史上可概括为“有系统的古籍整理”的第一项成就。简言之，这个第一步工作，是使许多古籍——不管是儒家的经典也好，儒家以外的典籍也好——显得更富智慧，［更容易读］也更接近现代的学术。

第二项成就或许可以概括为发现古书和翻刻古书。从古学复兴上说，过去三百年或可叫作［中国的］“文艺复兴”。因为［清代的中央政府和各省书局］都有意于访求古籍。提倡刻书，以致［丛书与单行本］重刊本、精校本、摹刻本、影印本，不一而足。许多人都有意地把访求古版，宋版或元版，以及各该古版之重刻，视为己任。因此所谓“殿版”（中央政府所主持）、各省书局版，以及私刻［都充斥市面］。许多爱书成癖的私人和收藏家，都集资募款重椠佚书和秘籍。所以在这方面说，那真是个古学复兴时代。在这种风气之下［那自丛书或公私著述——如《永乐大典》等——之中］辑出佚书，也是这运动中的成就的一部分。

第三项成就便是考古——发现古物。清代的学者好古成风，举凡商周鼎彝、泉币、碑版、壁画、雕刻、古陶、古瓷等都在他们访求之列。那时还没有什么科学的考古学，他们的研究也有欠科学性，也不太成系统，但是好古兴趣之浓，则是不可否认的。在这一时期的尾声里，这种好古的风气，也引起了几项重要的发现。其中之一便是殷商甲骨文的出土。甲骨［于清末］在安阳发现。安阳是商代最后的都城所在地。

以上便是近三百年国故学上的三大成就。我那篇文章也指出，传统学术虽有其不可置疑的成就，但是也有三大严重的缺点。

第一个缺点便是它研究的范围太狭窄了。因为那些学者对古韵、古义乃至古籍注疏的研究，都不是为这些资料的本身价值而研究的。他们的眼光和心力注射的焦点，只在注释儒家的几部经书。他们之中无疑地是有第一流的学者，把这些“辅助”科学作为独立的学问来研究。例如对古代韵文的研究，就逐渐发展成古韵学。还有，在晚近数十年也有对经书以外的著作，例如对《墨子》的研究，也都独立成家。但是就大体来说他们都摆脱不了儒家一尊的成见，所以研究的范围也就大受限制了。

第二便是他们太注重功力，而忽略了理解。他们在细枝末节上用功甚勤，而对整个传统学术的趋势缺乏理解。这一点用英文来解释，实在是很不容易的［大致说来，学问的进步，有两个重要的关键。一是材料的聚积和分解；一是材料的组织与贯通。前者须靠精勤的功力，后者全靠综合的理解］。清儒有鉴于宋明诸儒专靠理解的危险，乃故意地反其道而行，专力从事训诂、校勘之研究，而避免作哲学性的诠释。在前贤所致力的所有的作品上，他们都找出错误，但是他们却故意避免做主观的综合结论［所以近三百年来，几乎只有经师，而无思想家；只有校史者，而无史家；只有校注，而无著作］。

这儿还有第三个缺点。那就是他们缺少参考比较的材料。上文曾说过，他们曾用经书以外的著作［如诸子和史书］来做训诂和音韵的比较研究，但是除此之外，他们就再没有其他的参考资料了。没有外界的资料来参考比较，而要对自己所学有真正的了解，那几乎是不可能的事。例如对古音古韵的研究，他们也确有其科学的一面，但是他们主要的研究资料则只限于《诗经》。有时他们也把研究的对象扩展到其他与音韵有关的著作，但是他们绝未想到那些也会有古音古韵的各地方言、口语，［尤其是］华南各地的方言［如广东话、福建话］等方面的研究。当然他们对外国语文的比较研究，就更一无所知了。这些［清代］学者之中，就很少能懂得广东话、福建话、厦门话等华南方言的。当然他们更未想到朝鲜话、日本话和越南话当中也含有很多中国古代的音韵的了。

有鉴于［前学者的成功与失败，并针对］这三大缺点，我说我们北京大学同人愿意提出下列三点来复兴和提倡对国学的研究：

第一，用历史的方法来尽量扩大研究的范围。这项历史方法［研究的范围］要包括儒家的群经、儒家以外的诸子，乃至于佛藏、道藏——不管它们是正统还是邪门；古诗词与俗歌俚语既同时并重，古文与通俗小说也一视同仁。换言之，凡在中国人民文化演进中占有历史地位的任何形式的［典籍］皆在我们研究之列。

第二，注意有系统的整理。我们要采用现代的治学方法，做有系统的整理。例如替古籍编“索引”或“引得”（index），便是其中之一。我国古书向无索引。近乎现代索引方法的，如清嘉庆朝（1796——1820）［汪辉祖所编纂的］《史姓韵编》［共六十四卷］，便是重要的史籍索引之一。但除此编及少数类似的其他著作之外，中国古籍是没有索引可查的。所以我们主张多多编纂索引，庶几学者们不必专靠他们优越的记忆力去研究学问了。

我们还提出对中国古籍一种“结账式”的整理。正如商人开店铺，到了年底总要把这一年的账目结算一次。就以研究《诗经》为例罢，从古代、中古直到近世，有关《诗经》的著作正不知有多少，但是很少经人有系统地整理过。所以有系统地整理《诗经》要从异文的校勘着手；从各种异文的版本里汇编出一个最佳的版本，从而开始对古音韵、古训诂的整理，把“三百篇”中每一首诗的各家研究的心得，都做出个有系统的总结。这就是我所说的结出一本总账来。然后我们便可以照样地做，把所有古今的研究所得汇集起来，［对每种古籍都］编出一部最后的版本来。

最后我们提出“专史式”的整理——诸如有语言文字史、文学史、经济史、政治史、国际思想交流史、科技史、艺术史、宗教史、风俗史等。这种专史式的研究，中国传统学者几乎全未做过。所以，上述三种法则便可用来补救传统学术里缺乏有系统的研究之不足。

我同时还提出如何来补救外来参考比较研究资料不足的这一传统缺点，因为这一点是在狭隘的传统研究方法范围之外的。我们号召大学同仁尽量搜罗各式各样足资比较研究的文献。例如传统学者们用归纳的法则及触类旁通的比较研究，曾对古代文字做出许多正确的结论；但是由于汉文没有文法学，所以传统学者们从没有试过用文法分析来做研究的办法。可是在清代末期，一位中国学者马建忠便利用他对欧洲语文文法的研究而写出第一部叫作《马氏文通》的中国文法来。在我那篇［《国学季刊》发刊宣言］文章里，我指出世界［各国语言］所有关于文法的研究，我们都可用来做参考和比较。

在音韵研究上说，西方学者在音韵学上研究的成果，以及中国各种方言，乃至诸邻国如日本、朝鲜、越南等国的语言，我们都可加以利用来做比较研究。这样我们便可得出更新的结论和更高的成就。我并举出瑞典学者高本汉（Bernard Karlgren）过去二十年，［在20世纪初期对“中国文字”］研究的成绩，有清三百年中的中国音韵学者都不能望其项背。这就是因为他懂得一些欧洲语文，知道语言学上的规律，而用之于对中国音韵研究。他也利用了中国的南部方言，和日韩等邻国的语言［来加以比较研究］；所以他［仅仅只有］数十年的功夫，其成果则为清代学者数百年的成绩所不能及。

以上便是我们主张以新的原则和方法来研究国学的“宣言”。

最后我提出三句话来做为结论：

第一，用历史的眼光来扩大国学研究的范围。

第二，用系统的整理来部勒国学研究的资料。

第三，用比较的研究来帮助国学的材料的整理与解释。

这便是我们新国学的研究大纲，也就是我们北大同人在各方面努力和试验的目标。当然这正如耶稣所说的：“收获多多，耕者寥寥！”这就是当时国学界的情势[1]。

那时的北京大学实在非常困难。政府的财政收入始终未能改善。教授的薪金已是七折八扣，而且还是一年半载地拖欠不发。实际的情形是国家政局在动荡之中，北方军阀既混战不已，南方国民党所策动的国民革命也正在开始。这便是这个［多灾多难的］1923年——五四运动的后四年，“北伐战争”发动的前三年！

我之所以不厌其详地来讨论这一《国学季刊》的发刊宣言，也就是说明在我们的《新青年》那个小团体解散以后，这个语文运动便已在向全国进军，并在文学上做其创造性的努力了。这一运动已不限于少数大学教授来起带头作用。大学教授们（尤其是北大教授），定下心来，整理国故，对整部中国文化史做有系统的整理，正是这个时候了。

我在干些什么

在这项运动中，我自己也得交代一下，我那时是在干些什么？[2]要说明我自己那时在干些什么的最好方法，便是从1923年一跳跳到1954年12月2日。这一天中国共产党决定对我做一个综合性的大批判——批判胡适思想的流毒。这一运动是由红色中国的“中国科学院”和“全国作家协会”在一次联席会议上决定的［他们组织了一个“胡适思想批判讨论工作委员会”，来领导和推动这个运动］。“批判”的内容共有九项［每项另成立一个“小组”分别负责执行］。他们清算我的九项，约略如下：

一、胡适哲学思想批判；

二、胡适政治思想批判；

三、胡适历史观点批判；

四、胡适文学思想批判；

五、胡适哲学史观点批判；

六、胡适文学史观点批判；

七、胡适的考据在历史和古典文学研究工作中，地位和作用的批判；

八、九、《红楼梦》的人民性和艺术成就，和对历来《红楼梦》研究的批判。［原文录自《学习》，1955年，2月号，页42］

在这项批判运动中，所谓“古典文学”是包括中共统领大陆前的所有的文学作品，包括传统小说，例如《红楼梦》，八、九两项便是集中于我对《红楼梦》研究的批判。这也是他们清算胡适的第一炮，因为他们认为我是一位研究《红楼梦》的权威[3]。

这张单子给我一个印象，那就是纵然迟至今日［1958］，中国共产党还认为我做了一些工作，而在上述七项工作中，每一项里，我都还留有“余毒”未清呢！

以上是共产中国对我的看法。我自己如今回想一下，我在这全部工作中的努力，固然不很成功，但在某些方面我也做了一些事。本文既然是我自传的节要，我也不妨乘此机会略谈我自己今日认为我的努力尚不无成绩的若干项目。在这些方面，我至少为将来的学者还提出些新的观点、新的透视和一些新的方法。

其中之一便是那自公元前6世纪老子和孔子时代开始，绵延至今，凡二千五百余年的中国思想史。在这一主要阵地里，早在1919年——整整的三十九年前——我的《中国哲学史大纲》的第一册便出版了。我对以后诸卷未能出版感到遗憾，但是那第一册当时却是一本开风气的作品（a pioneer）。我那本著作里至少有一项新特征，那便是我［不分“经学”、“子学”］把各家思想，一视同仁。我把儒家以外的，甚至反儒非儒的思想家，如墨子，与孔子并列，这在1919年［的中国学术界］便是一项小小的革命[4]。

我在过去三十多年虽然没有出版《中国哲学史大纲》的续集，但是我仍然写了若干专著，其中好几种也都是以专书形式问世的。例如我对《淮南子》的研究就有四万多字［见胡适著《淮南王书》，1931年，新月书店出版］。《淮南子》是道家哲学中的巅峰著作之一。

我还有些其他成书的著作，如《戴东原的哲学》［1927年，亚东图书馆出版］。戴震［东原，1724——1777］是他自己那个时代中比较最接近科学的学者之一，他可能也是［乾嘉学派中］没有尾随［当时的学风，对宋明］哲学传统革命的少数学者之一。相反的，他在致力于精湛的校勘学和训诂学之外，也还［承继宋明理学的传统］，写了一些他自己的哲学著作。

研究神会和尚的始末

在中国思想史的研究工作上，我在1930年也还有一桩原始性的贡献。那就是我对中古时期，我认为是中国禅宗佛教的真正开山宗师神会和尚的四部手钞本的收集［与诠释］。在这方面我想多说一点来阐明我如何用一种新观念、新方法的尝试和成就。

根据传统的说法，禅宗的故事是很简单的。一次［在灵山会上］有位信徒向释迦牟尼献了一束花。释迦拈起一朵花［但并未说话］，各大弟子皆不懂这是什么意思，这时有个弟子大迦叶（Mahakasyapa）乃向佛微微一笑。释迦乃说：“大迦叶懂了！”乃以秘偈和佛法［所谓“正法眼藏”］传给大迦叶。这个［有名的“拈花微笑”的传统故事］据说便是禅宗的开始。这样便代代相传，一共传了二十八代。这第二十八代祖师便是菩提达摩（Bodhidharma）。相传他于公元500年左右［约在中国南朝齐梁之际］到达中国。达摩莅华之后又［在中国信徒之中］把秘偈［（和袈裟）所谓“衣钵”一代传一代地传到“六祖慧能”。慧能为广东人，是个文盲，原来是位“獦獠］［当时广东境内的一种半开化的少数民族］。

慧能虽不识字，但是他一路做工行乞游方到了北方，终于被“五祖弘忍”所赏识。乃于某日午夜秘传以“衣钵”，乃成为“禅宗六祖”［这便是中国佛教史上有名故事，说他在墙上写了一首“偈”——“菩提本非树。明镜亦非台……”的那一段公案］。

自从这位不识字的和尚接得了衣钵，其后禅宗中的五大支都出自此门……这是中国佛教史上传统的说法。简言之，便是自释迦以后，禅宗在印度共传了二十八代，［达摩东来以后］在中国又传了六代。在六祖慧能以后，中国各门禅宗都是从“六祖”这一宗传下去的。这也就是一篇禅宗简史。

但是只把这一传统说法稍加考证，我立刻便发生了疑问。我不能相信这一传统说法的真实性。在1923年和1924年间，我开始撰写我自己的禅宗史初稿。愈写我的疑惑愈大，等到我研究六祖慧能的时候，我下笔就非常犹豫。在此同时我却对一个名叫神会的和尚发生了极大的兴趣。根据唐代所遗留下来的几篇有关文献，神会显然是把他那不识字的师傅抬举到名满天下的第一功臣。

慧能——如实有其人的话——显然也不过是仅仅知名一方的一位区域性的和尚，在当地传授一种简化佛教。他的影响也只限于当时广东北部韶州一带。他的教义北传实是神会一个人把他宣扬起来的。神会为他拼命，并冒着杀头的危险，经过数十年的奋斗，最后才把这位南方文盲和尚的教义传入中原！

［由于史料有限］我只是读了点有关神会的文献，便对这位和尚另眼相看。在我把中国所保存的资料和日本出版的东京版《大藏经》和《续藏经》（尤其是后者）搜查之后，我终于找出了有关神会的大批史料。那些都是中国和尚和佛教信徒们执笔的，许多竟然是唐代的作品。其中部分唐代史料，使我对神会的研究又有了新的兴趣。例如9世纪有一位叫作宗密的和尚，他在谈到他当时的禅宗时，对神会便给以崇高的地位。据宗密的记载，那时禅宗已有了七支之多。神会和尚的［“荷泽宗”］便是当时的七宗之一。

但是这位不顾生死，为南方禅宗而奋斗，多少年遭迫害、受流放，终于经过安史之乱而获政府加惠的重要和尚，除了宗密所留下的一点点纪录之外，他自己本身竟然没有丝毫著作传之后世。那时唐朝几乎为安禄山所颠覆。玄宗逃离长安往四川避难。途中自动逊位之后，太子即位［灵武］，重率诸将，以图匡复。

在这段戡乱战争的过程之中，政府的财政却异常拮据，士兵无饷可发，政府只好筹款应付。筹款的方式之一便是发放佛道二教的“度牒”。人民之中有欲皈依宗教［或为免役免税而皈依的］，可向政府纳款领取“度牒”。每一度牒索款十万钱。那简直是一种国家公债。政府为推销公债，因而借重这位年高德劭而又能说会讲的老和尚，在东都洛阳帮忙推销。神会推销的成绩甚佳。据说这项筹款的成功，实为戡乱战事顺利进行的一大因素。

其后［肃宗］皇帝为酬庸神会助饷之劳，乃召请神会入宫。公元762年（代宗宝应元年），洛阳重修佛寺为神会驻锡之所。是年神会便在该寺圆寂，享寿九十五岁。

［上面的故事是根据宗密和尚的记载，和其他唐代遗留下来数种有关文献的纪录。］根据唐代文献，宗密和尚在9世纪上半期颇为得势。［所幸的是］在唐武宗（公元841——846）迫害佛教的前夕，他便死了（宗密是一位颇有头脑的和尚。他留下了一些有关唐代禅宗发展的史料。这些材料都是八九世纪中国禅宗史的最重要的资料）。

神会死后［很多年，终于］被追封为“禅宗七祖”。因此他那位不识字的师傅、广东籍的慧能和尚也就间接被公认为正统的“禅宗六祖”了。

这段禅宗小史说明了神会的重要性。他确定了由南方禅宗，来替代了自8世纪初期便主宰中原的北方禅宗！

北方禅宗的地位原是由两三位有力的和尚［“楞伽宗”里的九十多岁的高僧神秀，和他的两位弟子普寂和义福］所确立的。他们被唐朝中央政府尊崇为“两京法主，三帝国师”。“两京”是指当时的西京长安和东京洛阳。“三帝”则是指“则天皇帝”（武后自称“皇帝”）和她的两个儿子“中宗”和“睿宗”。这三位“皇帝”在宫廷之中对这些和尚大为尊崇，尤其是对那第一位名叫神秀的和尚。

神秀和尚于公元700年（武后久视元年）入宫，死于公元706年（中宗神龙二年）。在这些年中，北禅实在主宰一切。神秀和他的两个大弟子不但备受［朝廷］的尊崇，同时在民间也都被偶像化了［刚按：据说神秀于久视元年入宫时，武后和中宗、睿宗都跪迎。他死的时候，长安城万人痛哭，送葬僧俗，数逾千万。其哀荣的盛况，亦不下于一千二百多年之后胡老师在台北的出殡大典］。

神会和尚成其革命大业，便是公开地直接地向这声威显赫的北派禅宗挑战。最后终于战胜北派而受封为“七祖”，并把他的师傅也连带升为“六祖”。所以神会实在是个大毁灭者，他推翻了北派禅宗；他也是个大奠基者，他奠立了南派禅宗，并做了该宗的真正的开山之祖。这就是佛教中的禅宗！

1926年，我以“中英庚款顾问委员会”中国方面三位委员之一的身份去欧洲公干，那时英国决定退还［一部分］中国对英国的庚子赔款［作为培植留英学生之用］，因为该款用途尚未完全确定，我应约去欧洲出席“中英庚款全体委员会”。我因而想乘此机会往伦敦和巴黎一查唐代遗留下来的有关禅宗的资料。那些未经9世纪、10世纪特别是11世纪和尚们糟蹋过的史料。我想找出6世纪、7世纪，尤其是8世纪，偶然地被在敦煌保留下来的有关禅宗史的史料。

这些敦煌写本大致是第5世纪至11世纪［自北魏至北宋一段时期］的遗物，前后包括了六百多年。这写本总共有一万卷以上，一直在甘肃敦煌一间石室之内被密封了［将近一千年］。

敦煌原有几座佛寺，多建筑于岩洞之旁。其中有一座千佛寺，寺内有一间［密封的］石室。其中藏有万卷以上5世纪以后的经卷写本，许多也至迟是11世纪早期［北宋初年］的遗物。这一间被密封起来的石室，封外的墙壁上都绘有壁画。那可能是战争期间，庙内的和尚在逃走之前，把这个图书室封起，并画上壁画，使人不疑壁画之后还有藏经。

这千佛寺原为一座佛寺，但是在公元1900年前后已经是僧道杂居了。一次有一位［王］道士做打扫工作，无意发现这壁画之后似乎有门的迹象。他把这门打开了，便发现了这些经卷写本。这位道士既不识字，人又愚蠢，他乃打主意把这些卷子出售给附近乡民［作为仙方］以医治牙痛或头痛。一般愚民也就向他购买这些仙方破片，烧成灰烬，加水吞食，冀图治病。他们这样对古物的摧毁已经有相当年月了。所幸敦煌人口稀少，所以这些“仙方”亦无从大量出售。他们这样的买卖一直到1907年［始为学者们所发现］。那一年［瑞典籍的考古家］斯坦因（Sir Aurel Stein）从印度进入中国，沿途考古，一直到了敦煌。他听说这宗大批发现的中古写本，乃亲往查访。他向那位道士行了点约值七十两银子的小贿，便运走了七大车的卷子写本，经印度而去，终为伦敦的“大英博物馆”所收藏。

翌年，1908年，法国的汉学家伯希和（M.Paul Pelliot）也闻讯往访，也就从敦煌运走了大约三四千卷。伯希和因为能读汉字，又懂一些中亚细亚一带的方言，所以他说服了这位道士，让他在千佛寺内住下，慢慢选择。所以他后来运往法国“国家图书馆”的一些卷子，都是经过选择的。那些只是重钞的佛经，他都一概留下不要。他取去的都是些普通佛经以外的佛教著作，以及有关道教、儒教的写本，或是一些注明年代和人名的佛经钞本。他并且把汉文以外的卷子，如梵文及中亚细亚方言等写本，都全部拿去了。所以巴黎所藏的敦煌卷子实是一部选集，和一些有年代和人名记录的钞卷。

伯希和自敦煌取道北京返国。在北京，他找了些中国学者来帮忙查对这些中文卷子。这样才惊动了中国的学术界，学术界人士才报告了政府。清廷中央政府乃立即通知甘肃地方政府，不再许外人窃取，并明令把全部卷帙运京保存。这一来全部敦煌经卷的古董价值乃举世皆知。因此在该项钞卷运京，又被沿途偷窃。为应付点验起见，偷窃的人又往往把长卷剪成小卷来充数。由于监守自盗的结果，上千上百的卷子又被偷走了。所以后来敦煌卷子，除了在伦敦“大英博物馆”、巴黎“法国国家图书馆”和中国“北平图书馆”所收藏之外，还有千百卷被零售给中国和日本的私人收藏家。这便是这宗敦煌钞卷的一段沧桑史，也可算我个人自述的一个脚注。

长话短说，当我在1926年到欧洲去的时候，我想如有可能的话，我决定便访伦敦、巴黎两处的敦煌藏卷。看一看这一些唐代钞卷，对于中国佛教史，特别是禅宗史有没有新发现。我在伦敦看了一百卷，在巴黎看了五十卷。使我且惊且喜的则是我居然发现了有许多有关中国禅宗史的重要资料，尤其是有关8世纪中国北派禅宗和其同时的其他禅宗各支的资料。

我在巴黎所发现的便是三卷未注明［人名和年代的］有关神会和尚的史料，在伦敦我也找到一份［类似的］残卷。由于个人研究兴趣所在，我对搜访这些史料是早有准备的，所以这些资料我一看便知。因而我把它们照样复制，回国之后再加以校勘，便在1930年把它们出版了。出版的日期是我发现了它们的后三年。我把这本书叫作《神会和尚遗集》［1930年，亚东图书馆出版］。这本书的问世实在是对重治中国禅宗史的一个里程碑。

在1926年之前，我们所知有关神会和尚的著述只寥寥六百五十九个字。这个短篇对这位禅宗历史的真正创造者的了解实在太有限了。可是在1926年，我竟然找到了约有两万字上下的资料。

我在巴黎所发现的三份钞卷，过去一千二百年都无人知晓。其一便是“神会和尚语录”，此卷甚长。第二件是有原标题的叫“菩提达摩南宗定是非论”。这是一份战斗文献，是神会对北派禅宗的道统真伪与教义是非的公开挑战，因为南北两派都自称是祖述达摩的正统。另一残卷则是显然也是上述战斗文献的一部分［刚按：英文稿此处语义混杂不清。译文系参考《海外读书杂记》重校的］。

这份战斗文献活生生地记录了神会和尚和一位名叫“崇远法师”的对话录。崇远法师是一位问难者，［他向神会提出问题由神会加以解答］就像现代电视上［新闻节目里］的主持人（moderator）一般。这位崇远法师也是位性格人物，他把这幕戏弄得更为戏剧化。

在这次问难中，崇远法师问曰：“［北宗］普寂禅师，名字盖国，天下知闻……何故如此苦相非斥？岂不与［神会大和尚，您自己］身命有雠？！”

神会和尚答曰：“我自料简是非，定其宗旨。我今弘扬大乘，建立正法，令一切众生知闻，岂惜身命？”［原文录自《菩提达摩南宗定是非论》；读者亦可参阅柳田圣山主编《胡适禅学案》，正中书局，1975年台初版，页281］。

这便是这位神会和尚的精神！当然，我并不是说神会这一挑战是什么样的天才。我而且怀疑他这一挑战是公正有据的。或者他的挑战正和北宗所自我夸耀的一样无据。我必须说，一部禅宗史包括神会在内，百分之九十都是伪造的。这是我的估计[5]。

但是我搜寻禅宗史料的动机，则是想找出8世纪中的所谓禅宗创立时的真相而已。这样我不但找到了神会和尚的语录，同时我也找到了唐代文献中所提到的伟大的［南宗、北宗争法统的］作战纪录。这纪录是我在伦敦、巴黎两地所藏的敦煌经卷里找到的。

我在伦敦所发现的残卷也很有趣。那是中国所流传下来的［有关神会记录的］六百五十九字中的一部分。但是这残卷却是这记录最早的钞本。这件唐代写本与现存的国内流传的神会著作，仅有丝微的不同。

以上四种，便是我［于1927年在巴黎和伦敦］所影印的敦煌卷子。后来我把几份卷子与我自己所写的神会的传记，一起详加考订之后，便于1930年合成一册［由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定名为《神会和尚遗集》。我那九十页的《荷泽大师神会传》［本文经收入《胡适论学近著》，第一集，1935年商务版，页248——290］，可能是当今中国用现代观点所写的唯一的一本完全的和尚的传记了。

好了，我究竟发现了些什么样的故事呢？上文曾提过，1926年以前，中国佛教史家所可找到的神会和尚的作品，不过寥寥六百五十九个字而已。但是我的书在1930年出版之后，神会的著作便递增至两万多字。这样我才能写出一本神会全传来。这本完全的传记中，包括我对神会思想的初探，对他观念的诠释，和我自己研究的结论。我认为［一般佛学家和佛教史家，都当作慧能所著的］所谓《坛经》，事实上是神会代笔的。《六祖坛经》是过去一千二百年，禅宗佛教最基本的经典，也是中国、朝鲜和日本的一部圣书。但是我以［禅宗］内部的资料，证明它是神会的伪托！根据我的考据，神会实是《坛经》的作者，因为《坛经》中的许多观念都和我在巴黎发现的“神会和尚语录”及其他有关文献，不谋而合。

以上便是我发现中最精彩的部分。但是这一发现影响之大则非始料所及，因为它牵涉要把禅宗史全部从头改写的问题。由于这位大和尚神会实在是禅宗的真正开山之祖，是《坛经》的真正作者，但是在近几百年来，他却是在禅宗史上被人忽略了。其原因便是当南宗的地位最后被朝廷肯定为禅宗正统——甚至也可说是整个佛教的正统——之后，显然一时弄得举世扰攘，所有的和尚都要挤进来分一杯羹。因而佛教中的所有门派都自称与南派禅宗有历史渊源，从六祖慧能上溯至菩提达摩。时日推移，这一自达摩至慧能的谱系因而一分为二：一门禅宗自称祖述怀让，怀让是慧能在湖南的大弟子；另一宗则自称出自慧能在江西的大弟子行思。

在八九两世纪中，湖南、江西二省原是禅宗的中心，两省之中所有的［老和尚］都自称是慧能的弟子［或再传弟子］。后来这两支都发展起来，蔚成大观。例如著名的临济宗便出自这两支。当他们得势之后，他们就改写历史，各以己支一脉相延是正统嫡传。日子久了，神会之名就渐被遗忘，甚至完全不提了。

怀让、行思两支后来居上，竟然变成禅宗里的正统嫡传。《景德传灯录》便是如此下笔的。我是治佛教史的少数作者之一，读佛教史时在字里行间，发现了神会和尚的重要性。我认为神会扮演了一个很重要的角色。事实上，他的重要性，在9世纪的一位有学问的和尚宗密，也曾经证实过的。

我写神会和尚实在也就是改写禅宗史，给神会以应有的历史地位。并指出他向北宗挑战是何等的重要，终使他死后被追封为禅宗的七祖，间接地他也使他师傅慧能被追升为禅宗的六祖。

事实上，这一追谥，还是神会死后一百多年的事，当时并经唐代两大作家柳宗元和刘禹锡的记述。柳、刘二人均于慧能正式被朝廷追升为“六祖”时著有碑铭的。

还有一件使我高兴的事，则是我的神会传记出版后两年［1932］，另一神会遗作的敦煌卷子，又在日本被发现了；由我的书做参考，证明其为神会遗作。这一份并无标题的敦煌经卷落入一位日本收藏家石井光雄之手。但是日本学者则是参阅我的神会传，而证实为我所发现的神会遗作“神会和尚语录”之一部。这一个题目［“神会和尚语录”］原是我加上去的，我们始终不知道这个卷子的原题是什么。

1959年，另一位日本学者入矢义高，又在斯坦因收藏的敦煌经卷中，发现了另一同样内容的卷子。这卷子之前有一篇短序，题目叫作“南阳和尚问答杂征义”。

石井光雄的卷子发现之后二年［1934］，铃木大拙博士与一位友人乃把它参校“胡适本”之后，予以付印出版。那是个活字版印本，书名为《禅宗大师神会语录》。这份石井光雄发现的卷子共有一万五千字，其中有一半与我发现的第一件“神会和尚语录”雷同，其中有一部分显然是从《菩提达摩南宗定是非论》中抄下来的。稍后铃本先生在“国立北京［平］图书馆”所收藏的敦煌经卷中，又发现另一文件。他把这文件付印出版，并加一篇他自己写的导言，说这一文件的内容与《六祖坛经》颇为相似，那与我所阐述的神会观念也是相同的。

许多年过去了。一直到1956年，当铃木博士与他的一位学生路过巴黎时，法国学者告诉他，他们又发现了一卷显然是神会的遗作。但是他们无法通晓其内容，所以我也就买了一份该项卷子的影印本。我现在［1958］正在校勘这份卷子。其实这份卷子中包括两种神会遗著。其一便是《菩提达摩南宗定是非论》中的一大段节录；另一件则包括我在1930年所出版的第三件。所以现在《定是非论》已经有两万字左右，差不多已经是全璧了。

最近法国学者又发现了一些文件。伯希和死后，他们显然是从伯氏以前所收集一些无标题的卷子之中，又发现了另一份残卷。那卷子里不但有一卷神会，而且有两卷神会。第一件中大部分都是神会的战书［《定是非论》］。另一件也很有趣，那是和铃木在“国立北京［平］图书馆”所发现的是同种而较佳的经卷，但是那较早发现的老卷缺少个题目。那件无题经卷，铃木只是疑惑它也是神会的遗作［但是他还不敢确定］，而这份新发现的卷子不但完整无缺，并且还有个题目。这题目一开始便书名“南阳和尚”，南阳是河南的一个重要县治。“南阳和尚”这一头衔毫无疑问地是当地人民对神会的尊称，因为神会曾在一座南阳的寺庙内住过十年。在南阳期间他以博学善辩闻名于时，所以才有“南阳和尚”的称呼。

所以铃木博士多少年前在发现那宗文卷时所引起的大疑案，终于在我的襄赞之下完全证明了。这些便是我近年来有关中国思想史的最近的著述。

注释

[1]近六十年来，不论左右、前后或中间派的中国知识分子，对胡适都有一项共同的责难。那便是胡氏在“五四”前后搞“新”文学、“新”思想、“新”文化……最多不过六七年他就不再“新”了。相反的，他却钻进“旧”书堆里去，大搞其国“故”来。

激进派和国粹派对他的冷嘲热讽，固不必多提，而最为他惋惜的则是那所谓中间派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他们原是以适之先生马首是瞻的。大家正在追随他，鼓噪前进，他忽然“马首”一掉，跑进故纸堆里去了，怎不令人摇头叹息，不得其解？！

胡适后半生为什么专钻字纸篓呢？他自己在本篇内所做的解释则是新文化运动的最后目标原是“再造文明”；而“整理国故”则是走向“再造文明”的次一步，是件合乎逻辑、顺理成章的事。

但是浩如烟海、乱如垃圾的“国故”，岂是胡适之一辈子、两辈子、三辈子可以“整理”得了的？“整理”不完，那么中国的“文明”就不要“再造”了吗？这分明是句自我解嘲的遁词，是不能服人之口的。问题是：他老人家为什么明知故犯，这里我们倒不妨稍事探索。

适之先生原是位“启蒙大师”。当年启蒙大师的专业，原是“输入学理”。输入学理之道有两种：欧洲大陆留学归国的，便传抄革命标语；美国庚款留学的，则“输入”一套套“美国教科书”。

学西洋文学的夏志清先生嘲笑胡老师，说他在留学期间也曾读过几本西洋文学名著，回国之后就再也不读了。因此他落伍了，最后甚至“被逼说谎”！这句话虽嫌重一点，它对今日学文科的“留美学人”，也倒还适用，不只老辈胡适之先生一人已也。

老实说，志清兄与在下也都是读“美国教科书”的老手。不怕读者见笑，笔者本人亦尝面壁九年，读了整箱的美国教科书。问题是：读了这些“教科书”之后，又意欲何为？回国卖洋货。凭良心，除掉几本教科书，我辈还有什么可卖的？做“超博士的继续进修”（post-doctoral studies）？国内又哪里有这些洋设备和研究环境呢？留在美国“继续进修”罢，但是在这本行多如狗的学术环境里，哪里又缺你这位外国来的半瓶醋呢？如不自量力，硬要吃“本行饭”，那就只有去教少数民族的大学——“下放农村，插队落户”；并且既下之后，也就永无“上调回城”之望。看看这个西半球的上海市，公共租界之内，华洋杂处，哪里就少咱一碗饭吃呢？想想百里洋场之内的“国剧”、“唐餐”和图书文物，于是心一横，聘书退掉，还是学非所用的好。在一个“文化友谊商店”（cultural gift shop）之内，追随群贤之后，卖点祖国土产，还不是照样过活？！

我辈后学，聪明才智虽不逮前贤之万一，而文化环境倒是大同小异的。六十年前胡适之先生那一辈留美学生，一旦“学成归国”之后，老实说，除了几箱教科书，他们也没有太多余粮可售。国内也没有足够的图书设备和研究环境，好让他们来对“西洋文学、史学”一类的科目做“超博士的继续进修”。这样则大师小师们就只有三条路可走了：

第一，搞“实行学理”，组党干革命。张君劢先生不就是个有名的党魁吗？

第二，人家“革命”，我来“建国”。这就是“独立评论派”。

第三，誓不下海，死守山林，做个“纯学者”，这就是适之先生，但是“输入学理”是搞不成了。洋教科书上的东西，毕竟有限，哪能搞得了许多？好在我们祖宗积德甚厚；千斯仓，万斯箱，遗产丰盛，是永远“整理”不清的；因此“马首”一掉，“整理国故”去者！这就是我们胡老师这位新文化运动的“逃将”，纸遁而去的全盘经纬！

可是说穿了，今日学“文科”的千百位穷通各异、患得患失的所谓“留美学人”，试问咱们之间，哪一位不在开“文化土产店”，努力“整理国故”

或“整理国新”呢？中国文人今日在美国尚且如此，遑论当年？！

要言之，近百年来的中国现代化运动是个整体。在其他方面都没有完成现代化的情况之下，学术现代化是不可能的。学术既然没有现代化，我们就只能搞搞小脚放大的过渡时代的学术（transitional scholarship）。

这样搞搞半新不旧的“整理国故”才是合乎逻辑和顺理成章的。

[2]“整理国故”这条路胡先生显然是走对了，那至少使他的中年时光没有白费。他的“科学的治学方法”也派了用场。我们如把胡氏整理国故的成绩和任何乾嘉大师或民国巨儒来平列互比，笔者个人便觉得到现在为止适之先生还是前空古人、后无来者的！

最近在一本文学杂志上读到吴世昌君一篇有关《“秦女休行”本事探源》的“考据”文章，“兼批胡适对此诗的错误推测”。读后不禁为之失笑，真觉得胡适之幽灵不灭。胡老师说，他一生的学术研究是围绕着“方法”二字打转的。吴氏今日欲重振批胡余威，而他自己所搞的“考据方法”却是不折不扣的胡适派，是胡适之的徒子徒孙。可是作者找到了一两篇鸡毛蒜皮的小“证据”，便敢说：“胡适是个不读书的人！”这就等于是一个篮球员投进了一两球，便说他的教练（coach）不会打篮球一样的可笑了。

[3]50年代大陆上“批胡”运动的最大错误，便是把胡适说得一无是处，胡适所研究的学问简直没有一桩是对的。天下哪有这样“全错”的学者呢？“批胡”原是从批判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开始的。但是迟至1964年8月18日，毛泽东在一项“关于哲学问题的讲话”里，却说：“蔡元培对《红楼梦》的观点是不对的，胡适的看法比较对一点。”这个两相矛盾的“红学”小插曲，也是极有趣的。

[4]胡适之搞《红楼梦》，不但比“老”红学家要“对一点”，恐怕比“新”红学里的吴世昌、赵冈、余英时等小将，可能也还要“对一点”，也很难说。可是胡氏“整理国故”如他在本文里所列举的“方法”，就有“对”，有“不对”了。他“不对”的地方，便是胡老师把“科学方法”，误为“科学”的本身；以为掌握了“科学方法”（其实胡先生的“方法”，只能说是“合乎科学的方法”，而不能径名之为“科学方法”），“科学”便在其中矣，这就“不对”了。

老朋友何炳棣先生，最欣赏社会学家瞿同祖先生对我国古史上“礼”这个字的新解释。“礼”是我国古代的“礼义之邦”的“根本大法”。“礼”，这个根本观念不搞清楚，十三经算是白读了，而胡适之的“训诂学”，就是“训”不出什么叫作“礼”。

事实上，同祖所搞的“礼”，只是“东周”（春秋战国）时的礼。至于“夏礼”、“殷礼”，乃至“西周”的礼，是否是一回事，实在大有问题。隋唐以后，那批“礼部尚书”们所搞的“礼”，当然更与古“礼”风马牛不相及了。

须知“礼”这个东西，中国并没有专利权。试问哪一个初民没有ritual呢？而这个ritual则因各民族的“社会发展”而各有不同的阶段性的变易。用西方的传统的说法，则石器时代有石器时代的rituals；铜器时代有铜器时代的rituals。用马克思学派的说法，则原始公社，有原始公社的rituals；奴隶时代与封建时代，亦各有其rituals。如果我们也承认中国文明是世界文明的一部分，那么把我们的rites（礼），也放到世界历史的橱窗里，和人家“联合展览”一下，我们这个东西，又是什么样的货色呢？

所以搞“整理国故”的人，多少要有一点现代社会科学、比较史学（comparative history）、比较文学（comparative literature）、比较哲学（comparative philiosophy）等方面的训练，各搞一专科。否则只是抱着部十三经和诸子百家“互校”，那你就一辈子跳不出“乾嘉学派”的老框框。跳不出而偏要跳，把一部倒霉的老杜威的《思维术》也拖下水，那就变成贝聿铭所说的“穿西服戴瓜皮帽”一类不伦不类的“过渡时代的学术”了。老实说，胡老师的中西合璧，倒穿得挺合身的。吴世昌把什么“形象思维”也拉去和“秦女休行”派对，就有点过分了。

在胡先生著作里，比较接近“科学”（社会科学）的，要算是他“井田辩”里那几篇文章。其实吾人如把那几篇文章认真读一下，便会发现他们辩者双方，连“井”是个什么东西也没有搞清楚，遑论“井田”。

胡适之先生——乃至三千年来我国掉书袋的士大夫——都以为“井”只有一种，那就是我们今日所常见的井。其实拿石块做工具的尧舜禹汤，哪里会“凿”我们现代人用的井呢？他们所谓“凿井而饮”的“井”，可能只是个小水塘，或因地形构筑的小蓄水池而已。

美洲印第安人的井（well），多半是白人用机器代凿的。哥伦布未来之前，他们的“井”是跟那聪明的小动物水獭（beavers）学的。水獭会利用树干、树根，因地制宜造个蓄水池（beaver pond）。印第安人学会了，也照样地造起他们的井来。

我国近代文字学家叶玉森解释“井”字，说是像“四木交加形，中一小方，乃像井口。”这个“井”如为土井，用“四木交加”做个“井口”，起什么作用呢？如为石井，为什么“井口”又舍石而用木呢？可能的解释，便是我国先民的“井”，和我们后来印第安族的宗兄宗弟的“井”是一个样子。叶君如说“四木交加，乃像井边”，可能就全对了。四木交加的水塘（井），在水枯之时，就只剩下中间一点点的水，它就变成大篆中的“从点”的井（丼）字了。我们的先民如此，许多印第安人到今天还是如此。

由古井的形式，我们也就可了解神农氏教民稼穑是什么回事了。初民本以渔猎为生，但是蓄水池边，不经意地长了些玉米（corn）和芦笋（asparagus）一类的野菜。偶嚼之，觉其甘美，因而乃加意在池（井）边，扩大种植起来，作为副食品。据美洲人类学家和考古学家说，这可能就是印第安人耕种的起源；我国神农民所搞的可能也是这一套！所以古“耕”字原作“畊”，“田在井旁”。金文里的“耕”则是“井在田上”图，都与蓄水池有关。汉儒许慎说“耕”（畊）字是“古者井田，故从井”，真是百分之百的胡说。

石器时代（甚至铜器时代）的初民——如我国的唐尧、虞舜和现代的印第安人——是不能凿出我们后世的“井”，更不可能大兴“水利”（irrigational system）来“教民稼穑”的，他们所搞的只是在蓄水池（井）边，种点“自留地”（田）罢了。

美洲的印第安人，便一直是“耕于井畔”的，只有墨西哥的孛布罗（Pueblo Indians）族，才有点“水利”的迹象。稼穑的情形在我国殷商时代究竟是什么样子，实在很难说，至少在今日我们可以认识的四千多甲骨文里，似乎还未出现过“畊”字。

可是到我国铜器时代的末期——西周时代，农业便十分发达了。有水利有农业，则土地的“边际价值”便增高了，土地的私有观念便发生了。强横的酋长们，霸占土地为私有，一般小民只能搞点“自留地”，这样一批为儒家历来所奖励的顺民，才唱出什么“雨我公田，遂及我私”的诗歌来。

今日的荷兰人还在吹牛，说纽约市最繁华的曼哈顿区是他们祖先用二十四块袁大头，向一位印第安酋长买来的。印第安人到现在还不承认这宗买卖，因为那时的印第安人根本没有土地私有的观念。那位酋长只是收了二十四块钱，搬了一次家而已，他并没有出卖“祖宗遗产”。

所以我国古代的所谓“井田”，可能是那位最会吹牛、最富于原始幻想的孟老夫子，读了公田私田的旧诗，把那古篆“井在田上”的“耕”图字，拆散了，从而望文生义的结果。

胡适之先生在那场有关“井田”的笔战里，可算把古书翻遍了，但是他始终没有搞出些什么新答案，其关键便是搞“整理国故”，也应有一点social science approach才好。

[5]胡适之先生谈宗教也有个不可补救的弱点，这弱点正是他“整理国故”弱点的反面。在“整理国故”内，他的“科学”还不太够；在“整理佛教”里，他的“科学”又太多了点。“学问”和“宗教”是两个时时有边界纠纷的大国，但他二位并不是一样东西。搞学问重在“学”，重在“识”；

搞宗教重在“信”，重在“悟”。尤其是佛教，如果一位学者，既不信又不悟而偏要在“思想”上去碰它，那就只能搞点佛教的“史实”（factual history）来消遣消遣了。

鄙意以为要搞“佛学”，先得从“学佛”搞起。佛教是个百分之百的出世的东西，无“出世之心”的人，如何能求“出世之学”呢？适之先生是位什么都能“出”的人，他就是不能“出世”。“入世之笔”，写不出“出世之文”，所以他的“方法”就不灵了。笔者在《忆胡》之文中，本尚拟有“佛学与学佛”一题，想谈谈胡老师的“老胡禅”与“野狐禅”的比较研究，后来写腻了，更怕读者也读腻了，就藏拙了。

但是从“学问”上去看，胡先生倒的确把一部“禅宗史”弄到前空古人的程度。可是他就不能谈“禅”，要谈也不深。他欢喜谈《六祖坛经》，但他兜来兜去则是“坛经史”。《坛经》本身是个什么东西，对他倒是次要的。

胡先生的“科学”，常常领着他去骂和尚，说：“个个和尚都说谎！”但是我们熟读《新约》便知道，哪个和尚的“谎”比耶稣撒得更大？！

所以我们如以胡适的“科学方法”来解剖耶稣，则耶稣便是古往今来、世界上第一个“大骗子”。这样，那我们还过什么“圣诞节”呢。

所以一个学者，断不可以处理“学问”的方法，去处理“宗教”。宗教是另有一番境界的。不论有神的耶教、无神的佛教，乃至那些颇带宗教气味的早期道学先生，在这一境界里都是殊途同归的。“真”与“假”，“骗”与“不骗”，俗人的心智而已，实在无关宏旨。

一次，纽约市宣扬佛教最力的大居士、老友沈家桢先生送了我一本易读的佛学名著《名山游访记》。我一夜未眠就把它读完了。后来，沈公打电话来问我“读后感”。我说这位作者，为什么动不动就说“吾辈为生死大事而来”呢？未等我说完，沈君便笑着说：“你比他高明。”

原来这位作者曾在清末遍访名山宝刹，餐风宿露，吃尽人间苦头。但是这番苦行的目的却是要“了”他所不能“了”的“生死大事”！笔者这个未能忘情名利的凡夫俗子，怎敢承担沈居士高明的谬奖？我只是觉得不学佛则罢，要学则境界总得高一点才好。“生死大事”奚足萦怀？

再者，一个人如果为“了生死”而“了生死”则大可不必学佛。上有程朱陆王的“明心见性”，下有郑板桥的“难得糊涂”，都比佛教高明多了。相形之下，闭关面壁才是糊涂人自作聪明呢。但是人生之不可“了”者正多，“生死”小焉者尔。

前些年纽约市郊有一个叫Wainwright House的业余研究比较宗教的团体，约笔者去讲“禅宗佛学”。我分明知道他们找错了人，但是在主持人坚邀之下，我还是去了。在我向那些虔诚而可敬的宗教（多半是耶教）信徒宣读了一些“胡适”和“铃木大拙”之后，我以“不做和尚也说谎”的自嘲心境，也说了一些“我所知道的禅”，居然也使听者动容。

我的大意是：

佛的最高境界便是“自了”，但是一个自私的“自了汉”绝不能“自了”。可是那些追求“自了”最虔诚而还是“自了不了”的人，却是些最“无私”、最“忘我”、最“慈悲为怀”的忠臣、孝子、革命烈士、抗战英雄、情种、烈妇……也就是有火一般情感和正义感的人。他们有深爱，有大恨。他们所自了不了的，不是“生死”而是“爱恨”。但是“恨”易销，而“爱”难填。

生为“抗战将士”，那时我们对日本侵略者，那样的深仇大恨，你何能追求自了，削发为僧呢？生为一个大政治家，你看见饿殍载道，父母易子而食，嗷嗷待救的百万哀鸿，你怎忍心掉头而去，遁迹空门呢？……小而言之，骨肉之情，男女之爱，对禽兽之怜，这些对一些有人性、有佛性的人，也是难舍难分的。

上有衰亲，下有弱息，你如何“出家”？宝玉对林妹妹说：“你死我做和尚。”但是她偏不死，你和尚也就做不成了。最近在电视里看到加拿大猎户捕杀北极小海豹。他们把可爱的小海豹一棒打死，用铁钩钩住，在冰上拖走，老海豹蹒跚地随后哀鸣不去。看此电视之后，你怎忍心去听法师讲四大皆空，而不去参加反加拿大旅游的示威呢？

这些都是“众生皆具”最起码的“佛性”。一个人若历尽沧桑，生命经验中再有无限风波和“无涯之憾”……如此则其人生旅程中便“禅机四伏”，他要追求的岂是“了”一己而已哉？他能了其“欲”，而不能了其“愿”。地藏菩萨把他对世上悲天悯人的一切之爱，都集中到一个总爱里去，立下个大“愿”，叫作“地狱不空，誓不成佛”（也就是誓不自了）。所以他老人家“修”了几百年，到现在还在地狱里赶鬼，进不了“涅槃”，做不了“自了汉”！

所以一个老先生，上了年纪知道此生为日无多，因而临时抱佛脚，遍访名山，去“了”一下“生死”。这种“佛”，还是不学的好。在这方面，我们儒教里的“十三经”，实在比五千卷的《大藏经》高明多了。但是走向另一个境界，“十三经”就只是一种“入世之学”了。

我们的胡老师就是个最高明的“入世的学者”，他老人家哪里能谈禅！

第十一章　从旧小说到新红学

上文我曾说过“整理国故”——有系统和带批评性的“整理国故”——是“中国文艺复兴运动”中的一部门。我也曾提出我们致力研究的一方面便是中国思想史。我个人比较欢喜用“思想史”这个名词，那比“哲学史”［更为切当］。我并举出我对禅宗史的研究，以及我如何从头改写禅宗史，用它作例子［来说明我们整理国故的方法和过程］。

今天早晨我想来谈谈中国［传统］小说，那是中国文学史的一部门。在以前诸章里我曾举出那几部小说名著，它们都已经畅销好几百年。由于它们用活文字［白话］来替代文言，对近代中国文学革命运动的贡献至大。我也指出，这些小说名著便是过去几百年，教授我们国语的老师和标准。我并强调那些对这种小说有热爱的中国男女和在学青年，于潜移默化之中，便学会了一种有效率的表达工具。这工具便是这一活的文字——白话。它不只是口语，而且是文字，因为这些小说名著已经把这种活的文字的形式统一了，并且标准化了。

所以我们这一文学革命运动，事实上是负责把这一大众所酷好的小说，升高到它们在中国活文学上应有的地位。

我在中国文艺复兴运动的初期，便不厌其详地指出这些小说的文学价值。但是只称赞它们的优点，不但不是给予这些名著［应得］的光荣的唯一的方式，同时也是个没有效率的方式［要给予它们在中国文学上应有的地位］，我们还应该采取更有实效的方式才对。我建议我们推崇这些名著的方式，就是对它们做一种合乎科学方法的批判与研究［也就是寓推崇于研究之中］。我们要对这些名著做严格的版本校勘和批判性的历史探讨——也就是搜寻它们不同的版本，以便于校订出最好的本子来。如果可能的话，我们更要找出这些名著作者的历史背景和传记资料来。这种工作是给予这些小说名著现代学术荣誉的方式；认定它们也是一项学术研究的主题，与传统的经学、史学平起平坐[1]。

我想我实在不必在这方面去鼓吹，最好的办法还是采取实际的行动。因此从1920年到1936年的十六年之间，我就花了很多时间去研究这些传统小说名著。同时我也督促我们的出版商之一的“亚东图书馆”在这方面多出点力。“亚东”是一家小出版商。它除掉陈独秀和我们一般朋友，编写了一些书交给他出版之外，简直没有什么资本［来印其他的东西］。最后我说服了他们来出版我们的……德刚，我应该怎么说？——［德刚答道：］“整理过的本子。”对了，有系统的整理出来的本子。意思是包括：一，本文中一定要用标点符号；二，正文一定要分节分段；三，［正文之前］一定要有一篇对该书历史的导言。这三大要项，就是所谓“整理过的本子”了[2]。

第一部“整理过的本子”

“亚东”首先选了两部较短的本子来付印。其一便是那部讽刺小说《儒林外史》。我常用英文把它译成“An Unofficial History of the LiteratiClass”（知识阶级稗史）［德刚插话：大陆上的英文版译为“TheScholars”］。对的，大陆出了部新的英译本叫“The Scholars”（学问家），那也是相当正确的译名。

这是一部在18世纪出版的部头比较小的小说。这部小说在［20年代］当时并非畅销书，但是它现在却以新姿态——标点本——出现。书前还有陈独秀、钱玄同和我的序言。当这本书在1919年出版时，竟然一纸风行，深为老幼读者所喜爱。这一来我的出版商也相信这也是个生财之道。后来果然如此。

那时陈独秀、钱玄同和我对本书皆甚为推崇。但是我还没有足够的资料，能替本书作者，我的安徽同乡吴敬梓先生作篇全传。因此在该书出版之后，我也就开始收集有关作者传记的资料，这项探幽访贤的工作甚为有趣。因为一般目录学家对吴敬梓的作品都没有著录，所以我把吴氏著作查明交予我的书商，要他们加意搜寻。

有一天，一位书商果然带来了一厚册吴敬梓的诗集［《文木山房诗集》］，集后还有编纂人——吴氏颇有天赋的儿子［吴烺］——一首有关选印诗集的诗。这是全世界唯一的孤本，名著《儒林外史》的作者的诗集。我只花了一块半钱［约合当时美金五角］便买到了。我把吴氏的诗文集和安徽《全椒县志》参校研究，所以在《儒林外史》标点本出版后三年，1922年冬，我就能写出一篇相当完备的《吴敬梓（1701——1754）年谱》了。

我研究的第二部小说是《水浒传》。《水浒传》很像英国的《罗宾汉》（Robin Hood）那样传奇英雄的故事。赛珍珠（Pearl S.Buck）把它译成“All Men Are Brothers”（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实在很差劲。《水浒传》原义是“湖畔强人”或“水边盗贼”（“The Bandits of the Marshes”）。那是一部谈一百单八条好汉的故事，他们被苛政所迫，不得已违反本意，落草为寇[3]。

所以大陆今日竟认为它是一都“普罗小说”，事实并不如此[4]。不过那是一部具有反抗意识的文学作品，则是无可讳言的。

这部小说在中国一直是一部畅销书，因为它描述一种“罗宾汉”一流的英雄好汉，为青年读者所喜爱。同时也是因为这一百单八条好汉中几位领袖，都有其特出的性格。

我于1920年7月发表了篇详尽的《〈水浒传〉考证》；翌年6月，我又写完与前文几乎一样长的考证续篇。两篇加起来总共有四万五千多字。算起来，比萧伯纳（George Bernard Shaw）为他所写的剧本所加写的导言的平均长度还要长一些。

在这篇序言中，我指出这部小说不是一气呵成的作品。它是中国传统小说中，那种逐渐演变出来的［历史］小说的代表作。

中国［传统］小说大致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种是历史小说，这种小说是经过长期演变出来的。每部小说的开始，可能都只是些小故事；但是经过长时期的发展，才逐渐变成一种有复杂性格人物的长篇小说。

《水浒传》便显然是发源于11世纪一篇描写三十六条好汉的故事。终于由三十六人逐渐演变为一百零八人，从一个短篇逐渐发展成长篇的章回小说。像《水浒传》这类的章回小说，其发展的过程，和中古欧洲那种“罗宾汉”浪漫故事的发展大致是一样的。

中国传统小说中的第二种，便是一些个体作家创作的小说。我在上节所提到的那18世纪吴敬梓所著的《儒林外史》便属于这一类。

现在我们要研究上述这两种小说，我们对它们的研究方法因而也就大有不同。在我为《水浒传》所写的两篇序言里，我就指出，要研究这种历史小说，我们就要用我所说的历史演变法。我们必须要从它那原始形式开始，然后把通过一些说书人、讲古人所改编改写的长期演变的经过，一一搞清楚。

在1030年，那时市面上所通行的《水浒传》便是那部已流行了三百年的七十一回本。这个本子三百年来一印再印，已不知道印过几百万册了。这部七十一回本，也的确是一部善本。人物性格的描写皆栩栩如生，因此一般读者都视为当然，认为这就是《水浒传》了。但是我指出，这部小说实在是经过长期演变的。正不知有多少无名作家，逐年逐月，东修西改，不断删增，才达成这最后的形式的。我说从早期的记录看来，明朝的《水浒传》无疑的是有好几种不同的本子。这部大书有一百回本，有廉价通俗的一百十五回本和一百二十回本。我举出这三种本子来说明《水浒传》在不同的时代，却有其不同的发展。

在我第一篇考证发表几个月，我便收到来自日本的通信，说这三种不同的本子，在日本都可以找得到完好的版本。这真使我惊喜交加。在数年之内我们又发现，不但日本有，中国也可以找到。我自己就颇足自豪地买了一部一百二十回本。我又花了一块钱一部，买了好几部一百十五回本，分赠朋友；并以此来说明我的考证，不只是历史的幻想［而是有物证的］。渐渐地其他版本也不断地出现了。例如还有一种粗制滥造的一百二十四回本，便是其中之一。其后十年之内，商务印书馆便出了一部一百二十回的善本，我并且为这部书写了一篇长序。同一时期我的朋友李宗侗，又校印出一部一百回本。所以我研究的结果，发现了《水浒传》是代表一种历史小说。其最后形式是经过几百年的演变才完成的。例如十六七世纪之间所形成的一百回本，原是从11世纪末年［一种较简单的本子］演变出来的。

可是在17世纪时，中国出了一位有革命性的文学批评家金圣叹［原姓张，名采，字若采，号人瑞，1627——1662］。圣叹［于康熙元年（1662）］由于领导反抗清官吏的一些政治迫害，而被贪婪无知的清廷官吏［巡抚朱国治］所杀。金圣叹是一位有眼光的人，一位有文学革命思想的文学批评家。他就能指出《水浒传》是一部足与最上品古典文学平起平坐的杰作，在文学上足与两大史学名著《左传》和《史记》媲美。这部七十一回本——通称“贯华堂本”，便是他校评付刻的。这部七十一回本后来甚为流行。在这部书里，每一回都有金圣叹的评语。他对一些精彩的字句，也分别有其批语，这些批语都十分精彩。这部金圣叹批《水浒传》一直被重刻了三百年。这个本子风行之后，其他较早的本子就逐渐被湮没了。

可是我指出《水浒》的故事还有许多更老的本子。最早的一本是仅有数千字的小故事叫作《宣和遗事》。那是一部约在十二三世纪［南宋时代］的作品。但是在元曲盛行的时候，许多剧作家就利用这故事来随意衍伸渲染［创作戏曲］。我便指出后来《水浒》里的许多性格人物，与早期元曲里同一人物的性格描述，却完全不同，有时甚至相反。那也就是说在14世纪元曲作家采用这一故事时，《水浒传》还无定本去限制作家的构思，所以他们还可根据自己的幻想去创造人物的性格。

时日推移，那些说故事的民间艺人，乃根据元曲和古今各种不同的本子去说书，而这种说书人简直可以随心所欲、有始无终地编造下去。最后在16世纪［明代中叶］，乃逐渐有人综合这各种不同版本的《水浒传》编成一部巨著——例如一百回本、一百十五回本和一百二十回本。至17世纪［经过金圣叹一批］，乃又被缩成七十一回本，在文学内容上说，这七十一回本实在比其他各种版本要高明得很多。但是我们要了解这七十一回本形成经过的历史，我们就必须要体会到它经过正不知有多少无名作家，不断增删而成的长期而缓慢的过程。

以上便是我所提倡［用来整理传统小说］的历史方法，这也是我致力于整理中国传统小说而向广大读者介绍的第二步［也是更实际的］工作。

新红学的诞生[5]

我所致力的另一部小说便是《红楼梦》。这部小说最近曾由我的朋友、哥伦比亚大学的王际真教授稍事删节，译成英文。他以前已经出版过一部节译本。本年［1958］他又加以补译，另出一本比较完备的译本。

我对《红楼梦》的研究就说来话长了！

这里我想稍微多说一点，来解释为什么大陆在三十年后的今天，对我有关这部伟大小说的研究还不肯放过的道理。

第一，我要说的便是《红楼梦》是我上面所提过的“第二类小说”的代表。那是个别作家的创作，迥异于长期演变而成的历史小说。对这种第二类的小说，我们必须用一般历史研究的法则，在传记的资料里找出该书真正作者的身世、他的社会背景和生活状况。在许多方面，我对《红楼梦》的研究都是前所未有的。

我的第一篇《红楼梦考证》是在1921年3月出版的。出版之后我立刻又获得了许多新材料，在许多细节上又加以补充改写。现在我《文存》中所收的那一篇，也是新版《红楼梦》里所附印的那一篇，便是我在1921年11月所改写的。

经过多年的搜寻，我于1922年发现了《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的一位友人敦诚的长篇诗文集——［《四松堂集》］的钞本。这钞本是部孤本。敦诚出身满洲宗室。他的诗文集有刻本，也有钞本。但是这钞本比刻本有用，因为钞本中有许多有关曹家的事为刻本所无，所以在1922年我就把这一发现写成文章发表了。

五年之后我又购得另外一件重要资料，那是《红楼梦》的一部残缺的钞本［后来“红学家”通称为“甲戌本”，是现存《红楼梦》最早的钞本］。这钞本只有前十六回［一至八、十三至十六、二十五至二十八］，但是全书却有［“脂砚斋”等人的］详尽的评注。一部分是作者的自注［刚按：适之先生始终认为“脂砚斋”是作者曹雪芹本人，故曰“自注”。但是继起的“红学家”俞平伯、周汝昌、林语堂、赵冈、潘重规、周策纵诸先生，则认为“脂砚斋”另有其人。周汝昌君认为“脂砚斋”是位女人，甚至是曹雪芹的老伴“史湘云”！林语堂先生也深信此说。其实也都是些证据不足的“假设”而已］。评注的另一部分则为作者曹雪芹的两三位好友［畸笏叟、梅溪、松斋］所作［刚按：脂砚斋以下的“批书人”，以畸笏所批，最多最详。周汝昌认为这位自称“老朽”畸笏叟是“史湘云”的另一笔名，是耶？非耶？总之自适之先生以后，“红学界”值得一提的二世祖、三世祖，以周汝昌君用功最勤，发现也最多，但是胆子也最大。今姑存其说］。我这一发现实是《红楼梦》最早的钞本。

后来我又找到了一部更全的七十七回本，号称八十回本［此钞本后来红学界通称“庚辰本”，为北平徐景署所藏，书名与“甲戌本”同，亦称《脂砚斋重评〈石头记〉》］。我也替这部更全的抄本写了一篇很长的考证［《跋乾隆庚辰（1760）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钞本》］，于1933年发表了［原文见商务版《胡适论学近著》第一集，页403——415］。

所以从1921年至1932年，我对《红楼梦》的研究历时十二年之久，先后做了五篇考证的文章。这项前所未有的研究的重要性是多方面的。在我做考证之前，研究《红楼梦》而加以诠释的已有多家，简直形成了一门“红学”。让我且举颇有惊人之笔的三家为例：

第一家认为《红楼梦》是反映清朝开国之君顺治皇帝的一段恋爱故事。书中的男主角“宝玉”便是隐射顺治，那美丽而短命的女主角“黛玉”则隐射董鄂妃。

第二家就更离奇了。那是我的上司、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先生所首倡的。蔡氏认为《红楼梦》是一部隐射汉民族抗满的［政治］小说，［书中的故事］便是整个康熙一朝的政治现象。“宝玉”是隐射康熙皇帝的废太子［胤礽］，大观园中的诸美人则是暗指当时的名士。例如“黛玉”便是暗指朱彝尊，黛玉的情敌“宝钗”则是暗指高士奇。诸如此类。

第三家倒是有相当的重要性。这一家说《红楼梦》是描写满族名士纳兰性德的身世。纳兰在英文《清代名人传》（Arthur W.Hummel，ed.，Eminent Ch’inese of the Ch’ing Period，Vol.II，p.662.）中有专传。我这里不妨顺便说一说。纳兰性德（1654——1685）是一位了不起的人，是［康熙朝］当时一门有权势的满族世家［武英殿大学士（俗称“宰相”）纳兰明珠］的公子。这位青年倒是一位文学奇才。他在十几岁的时候，已经颇有才名。他的情诗［《饮水词》］也真是美艳感人，因此才有人把他和《红楼梦》扯在一起。

但是我在我的长篇考证里，便把上述三家斥为无稽之谈。我指出这部名著与上述三大家的惊人之论毫无关系。否定诸说之后，我也提出更有建设性的建议。我认为要认识这部巨著，一定要找出作者的身世，并且还要替这部名著的版本问题作出定案。

在寻找作者身世这项第一步工作里，我得到了我许多学生的帮助。这些学生后来在“红学”研究上都颇有名气。其中之一便是后来成名的史学家顾颉刚，另一位便是俞平伯。平伯后来成为文学教授。这些学生——尤其是顾颉刚——他们帮助我找出曹雪芹的身世。雪芹原名曹霑，雪芹是他的别号。

为搜查曹雪芹的家世，我们又找出他的祖父曹寅来。曹寅诗文皆佳，原为康熙皇帝遣往江南来羁縻当地士子的秘密文化特务。作为清廷的秘密文化特务，他获任当时南京、扬州一带收入最丰的优差肥缺。他的收入倒不是去贿赂或收买当时的读书人，而是有意地去救济全国的寒士——特别是长江下游江、浙一带的贫儒寒士。

我所要特别指出的，则是曹雪芹是曹寅的孙子。曹寅的父亲曹玺——也就是雪芹的曾祖——曾在南京做过二十一年的“江宁织造”［一个直属于皇帝的私家账房、内务府，管辖南京一带丝绸纺织工业以备宫廷御用的财务官］。曹寅本来已在苏州做过四年的“苏州织造”；后来调往南京，又做了二十一年的“江宁织造”。在此同时，他又在扬州四度兼任“两淮巡盐御史”。这两项官职是当时大清帝国之中最能充实宦囊的优差肥缺。

曹寅死后，其子曹颙又继承父职，做了三年“江宁织造”，死于任上。曹氏殁后，曹寅一位过继的儿子曹頫——可能就是雪芹的父亲——又接着出任“江宁织造”至十三年之久。所以他们曹家三代出了四位“织造”，任期加起来，先后逾五十八年！这件事实便是《红楼梦》上所常常提到的所谓“世袭恩宠”了［刚按：在适之先生以前的文章里，他总说曹頫是曹寅的次子。在本章中则说是“过继的儿子”，这是他接受周汝昌的说法而改变的］。

任何人读《红楼梦》，都会感觉到那［荣、宁二府里］荣华富贵的气氛，一种官宦世家的传统。所以我们必须先要了解那种五十年不断的“江宁织造”家庭背景，然后才能谈到了解这部小说。这便是我考证的一方面。

但是康熙皇帝死后，诸皇子争位。雍正虽然终承大统，但是他［这位四皇子］也没有什么名正言顺的承继特权。所以他一旦即位之后，便对原先和他争位的弟兄，乃诛囚不遗余力。在这场夺权斗争之中，曹家也受到株连。不特与曹氏有关的皇亲国戚悉被推翻，曹家自己也受了“查抄”之祸。家产充公，婢仆星散，树倒猢狲散，转眼也就穷困不堪。曹雪芹长大之后，正赶上这场不幸，而终至坎坷一生！

这许多遭遇，作者在他的《红楼梦》的前几回中都说得清清楚楚。他也向来没有掩饰这部小说的自传性质。但是我这一自传小说的说法一旦提出之后，却不易为读者所接受。因为一般读者的思想——尤其是知识分子的思想，早已为上述诸家的政治故事、民族意识等说法，先入为主了。因此我和我的朋友们，真是历尽艰辛，找出这些传记资料——不特是曹雪芹的传记资料，而且是曹氏一家的资料——来说明这部小说原是一部自传。

这小说中最令人折服的一项自传性的证据，便是那一段描写贾家在皇帝南巡时曾经“接驾”的故事，而且不只是接驾一次，而是接驾数次。史料在这方面是可以作为佐证的。康熙皇帝曾六度南巡，雪芹的祖父曹寅，便曾“接驾”四次。不但“接”了皇帝的“驾”，而且招待随驾南巡的满朝文武。康熙在扬州和南京皆驻跸曹家。所以不管曹家如何富有，这样的“接驾四次”，也就足够使他们破产了。

我考证的第二步，便是《红楼梦》本文上的问题。我指出根据早期各方资料，《红楼梦》全稿未完曹雪芹就死了。雪芹死后，他的遗嘱可能把这部未完的小说，以钞本方式，廉价出售。这钞本大致只有八十回。可是后来我发现，甚至前八十回也非全璧。其中六十七回［“见土仪颦卿思故里，闻秘事凤姐讯家童”］中的一部分，以及其他各回中也都有些残缺之处。这些都说明作者死后，只遗下一部八十回的残稿。这残稿在传阅之中，又经人一再手抄，而抄书的人又可能只是些低能的录事，因而错误百出。

这样经过二十五年的传抄，始由两位有心人来加以整理，赞助付刻。其一［程伟元］出资印刷；另一人为汉军旗人高鹗乃加以续写，把残稿补成全书。高鹗一共补写了四十回，才竟全功。在他程、高二人的序言里，他们便坦然说出他们续了四十回。

他二人所说的故事原是这样的。他们先发现了［八十回以后的残稿］二十回，后来又在一肩挑旧货贩卖的“鼓担”上，无意中又发现其余二十回的残稿。拼凑之下，果然“接榫”。所以据他们说，这部百二十回的《红楼梦》，实是在多少年耐性搜寻之下，忽然喜从天降，果然在一个鼓担小贩的杂货之中发现了。但是这位学者高鹗，倒颇为续写而自豪。他始终没有完全否认那后四十回是他补写的。他曾把此事告诉他的朋友，似乎也是他的姻兄张问陶。张问陶后来写了一首诗［送高鹗，有“艳情人自说红楼”］提到《红楼梦》。在这首诗的小注中，他也提到后四十回［为“兰墅所补”］，是指高鹗续作的。

这些都是当时人的见解，所以我根据我的青年朋友顾颉刚、俞平伯二人所发现的证据，来说明《红楼梦》后四十回之所以与前八十回不大一致的道理，那实在是出于高鹗的善意作伪之所致。

我同时又找出全书前后更多的矛盾之处来说明《红楼梦》是出诸两位作家的手笔。这第二位作家高鹗，显然是熟读前八十回之后才动笔的。但是没有哪一位作家可以把一部未完成的小说巨著，能补得天衣无缝的，所以高君续稿中的破绽是可以理解的。在高君的破绽中，我们便很容易看出哪些不是原作者的手笔了［刚按：胡先生这些话不但太武断，而且也“破绽”重重。曹雪芹在乾隆二十一年丙子（1756），已成书八十回，此时距他死还有七八年之久。乾隆二十五年庚辰（1760），该书已经脂砚斋“四阅评过”，此时距雪芹“书未成，泪尽而逝”也还有三年。那么雪芹在“泪尽而逝”之前在写些什么呢？所以林语堂先生断定高鹗是“补”足残稿而不是“续作”，是极有见地的话，也是笔者深信不疑的。见林语堂著《平心论高鹗》，载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958年11月第二十九本《庆祝赵元任先生六十五岁论文集》下册，页327——387］。

所以我在《红楼梦》考证文章的结论上说，我的工作就是用现代的历史考证法，来处理这一部伟大小说。我同时也指出这个“考证法”并非舶来品。它原是传统学者们所习用的，这便叫作“考证学的方法”。这一方法事实上包括下列诸步骤：避免先入为主的成见；寻找证据；尊重证据；让证据引导我们走向一个自然的、合乎逻辑的结论。

注释

[1]把小说当成一项“学术主题”来研究，在中国实始于胡适！今日左右中三界知识分子，都视此为当然。然适之先生启蒙之功，就可以在历史上一笔抹掉吗？

近闻大陆与台湾对“五四”六十周年都有相当隆重的纪念活动。出乎意外的是中国共产党主持的中国社会科学院也曾举行了为时数日的“学术讨论会”。参加讨论的有各阶层的各机关和部分高等院校及有关部门的代表二百六十四人，共宣读论文一百五十六篇。有的组对五四时期历史人物的评价问题，进行了讨论。大家认为五四时期曾经存在着“好的一切都好、坏的一切都坏的形式主义偏向，六十年来这种偏向并没有克服，它对实事求是地评价历史人物造成很大的困难”。因此在小组会上，大家对李大钊、陈独秀、胡适、吴虞等历史人物的评价问题，展开热烈的讨论云云。

一切迹象显示，胡适和孔夫子一样似乎在大陆又逐渐抬头，受到部分的“平反”和“恢复名誉”。胡适一部分留在大陆的手稿，也逐渐被整理发表，他在学术上的贡献还是被继续承认的。

[2]这句适之先生和笔者当年的对话，不意漏网之鱼似的也在哥大发表的胡氏遗稿“整理过的本子”里被保存了下来，这句话原是我从胡公著作上看到的，但是胡氏在口述之前因为无暇做home work，所以他自己反而忘记了。

[3]赛珍珠所译的《水浒传》里面“差劲”的地方正多着呢！“赛珍珠”和她的中国姊妹“赛金花”一样，这个翻译的艺名本身，就不太“雅”。这位“诺贝尔文学奖金得奖人”在中国被人开了一辈子玩笑而不自觉的道理，主要的原因便是她汉文水准不够，而翻译本身又是件天大的难事。

严几道认为“信、雅、达”是译事的三昧。其实他所说的只限于翻译《天演论》、《穆勒名学》等一类的说理之书。如果是翻译文学著作，笔者就觉得还要加个“神”字。

一次，笔者读到一位留美剧作家，把宋江《坐楼杀惜》的“乌龙院”译为“The Black Dragon Residence”。我就觉得他没有把宋三郎“金屋藏娇”的神韵译出来，所以我给美国学生讲课时，乃把它改译为“Black Dragon’s Den”。Den这个字多少有点神秘和浪漫的气味，质之译界方家：不知以为然否？

至于《水浒传》书名的翻译，赛珍珠是翻走了样，但是胡先生那条译名，也还是不太妥当。大陆上“四人帮”搞“水浒批判”时，把《水浒传》译成“Water Margin”，那样便把“水浒传”的“传”字译漏了。以前我曾建议胡先生译成“The Waterfront Guys”，waterfront（水浒）原来也是西方江湖豪杰聚止之地。guy虽是俚语，却有“光棍”、“泼皮”之意。后来笔者在课堂上曾要美国学生试猜此书的内容，他们异口同声说是“牛仔的故事”（a Western story）。所以笔者译文虽欠雅，意思倒是译出来了。姑志之，以俟通人明教。

本来世界各国每种文字都各有其特点，例如中国的“歇后语”和英文里的许多riddles就几乎无法翻译。50年代之初，林语堂先生正在翻译《红楼梦》。我问林公，那第三十三回“不肖种种大受笞挞”中，宝玉向个老妈妈说：“老爷要打我了……要紧，要紧！”谁知这老妈妈是个聋子，她听成“跳井，跳井”，因而宝玉未找到救兵而被爸爸大大地揍了一阵。这故事如何翻译呢？林先生说他是这样译的：宝玉对老妈妈说：“Very important！Very important！”老妈妈听成：“Very innocent！Very innocent！”所以宝玉就被打得皮开肉绽，累得“老祖宗”也要回南京去了。

赛珍珠如何能比得林语堂呢？所以她翻起《水浒》来，就嫌差劲了。

这是个语言水平的问题。越是不通的人，越是胆子大。哥大就有一位教授，中文说不到一两句，白话文一段也看不懂。浅近的文言连最浅的“光临便饭”一类的小条子也看不懂，更不谈下笔写作了。但是他所教授的却是唐宋八大家的“高级古文”，岂非咄咄怪事？！然而天下即有这种意想不到之事。这样说来，“四海之内皆兄弟也”也就不算是坏的翻译了。

[4]大陆批评《水浒传》有好几个不同的阶段。在适之先生去世之前，他们对《水浒传》的批评还是正面的。“文化大革命”以后，就认为它是“反面教材”了。

[5]近六十年来的“红学家”，从早期的蔡、胡、陈、钱，到最近台湾的“幼狮十八家”，有著录可考的至少在三百人上下。如果这三百篇也可文以类分的话，笔者不揣浅薄，就斗胆把他们分为三大派：

第一，“猜谜附会派”。这派的附会猜谜且有笨巧、大小之分，也有政治、哲学与入世、出世之别。自蔡孑民先生而下到潘夏（重规）先生，和潘公在香港新亚书院所成立的“红小组”和组里的红卫兵们，胡适之先生便一竿子把他们都打入“笨猜谜”。笔者不敢附和胡说，且名之曰“大猜谜”。大猜谜也不只蔡、潘两家。近三十年来把“大观园”一分为二、剖成“两个阶级”的李希凡、蓝翎等“斗争派”，和把《红楼梦》划成“两个世界”的余时英先生的“人文派”，以及一些“佛道派”、“玄学派”，也都和旧“索引派”的出发点差不多。大家都在搞大猜谜。

这个大派之下，也还有些小派或巧派。他们要在茶余酒后把曹雪芹这部大“谜书”或大“淫书”来揭揭底。例如“贾宝玉‘初试’云雨情”，这个“初试”的对象是他的大丫头袭人呢？还是小侄媳可卿呢？又如“因麒麟‘伏’白首双星”所“伏”的是目前的“白首双星”——史太君和那位“呵呵大笑”的老混账张道士呢？还是作者没有交代的将来的小白首双星——“一芹一脂”呢？曹雪芹这支笔十分狡猾，狡猾到使我们在小小的童子军帐篷内也没有太平日子好过的程度。这是种小猜谜或巧猜谜。但是不论谜底有巧拙，猜谜者人物有大小，其猜也则一。要“猜”，那答案就debatable了。

第二派则是比较实际的“传记考证派”。这一派的老祖宗便是有“考据癖”的胡适之先生。“考据”是个科学玩意。要考据就得让证据说话，不可有先入为主的观念。如果先把“阶级”这个概念扣牢，然后“找证据”，把曹雪芹来个“阶级分析”，那么曹雪芹的“阶级成分”也就永远查不清，《红楼梦》这部巨著也就永远读不完了。

第三派大致可以叫作“文学批评派”。批评也有大、小之分。胡适说：“《红楼梦》不是一部好小说，因为它没有一个plot。”这话虽是西洋文学批评中的老调或滥调，但是这也是个从大处着眼的大批评。纪晓岚评《文心雕龙·原道篇》说：“文以载道，明其当然；文原于道，明其本然。识其本，乃不逐其末；首揭文体之尊，所以截断众流。”现在受西洋文学训练的“红学家”，所搞的都是这个“大批评”派。从好处说，他们是“识其本，乃不逐其末”。从短处说，读《红楼》的人，如不从十来岁开始，然后来它个五六遍（毛泽东就说他看了六遍），不把《红楼梦》搞个滚瓜烂熟，博士们也就无法“逐其末”了。这大派便是当代文学界新兴的青年职业批评家。

等而下之的则是那些把《红楼梦》读得烂熟的业余牛皮匠。他们对《红楼梦》有由衷的爱好，而他们所热衷讨论的话题则集中于刘勰所说的什么神思、风骨、情采、章句等方面的细枝末节。这一派虽多半是业余性质，但是《红楼梦》却是个无底洞。一旦不幸翻身落洞，则草蛇灰线，也是治丝愈棼、瓜蔓无穷的。

还有，“红学”里的“避讳”问题，也是一桩有趣的小公案。原来在《红楼梦》的早期钞本“甲戌本”、“庚辰本”和“戚本”里，作者对他两位祖父辈人物曹寅、曹宜，似乎都有避讳的迹象。

“庚辰本”第五十二回晴雯补裘至深夜，作者不愿提“寅正一刻”，而说是“只听自鸣钟已敲了四下”，下面的“双行小注”（胡适说是“作者自注”）说是避“寅”字讳。胡适据此而肯定作者是曹“寅”的孙子。《红楼梦新证》的作者周汝昌亦同意此说。

可是海外两位大红学家，周策纵、潘重规两先生则不能接受。潘君并指出第二十六回中的“庚黄”、“唐寅”的故事，说作者“又写又说，又是手犯，又是嘴犯”，而否定此说。策纵并举出雪芹的曾祖原名“尔玉”，因说：“《红楼梦》里的玉又从何避呢？”

这潘、周二问题均不难回答，宗法社会里“避讳”这件事，原是可避则避之，并不是死避。韩文公说：“其父名仁，其子不得为人乎？”正是这个意思。周公所举的“玉”字，更不成理由。古人所谓“二名不偏讳”。孔子母亲的名字叫“征在”，所以孔子就“言征不称在，言在不称征”了。韩愈的《讳辨》不是说得很清楚的吗！

至于曹雪芹不说“寅时”，是否是“避讳”，吾人固不得而知，但是至少那位“批书人”是如此说的。如果那位“批书人”正如周汝昌所说的是“史湘云”，难道我们还不相信那云鬓纤腰的美人史湘云，而偏要去相信那两位白发苍苍的老者潘重规、周策纵乎？！

不特此也。曹雪芹不但避“寅”字讳，他显然还避“宜”字讳呢！周汝昌在《红楼梦》最早的两部钞本——“甲戌本”和“戚本”——上面发现个大秘密，他认为是“钞胥”之错。那就是在这两个钞本里，所有的“宜”字，都被抄成 图（三横划）。这个“三横划”的不成字的字图。里面显然有文章了！

低能的“钞胥”（俗称“录事”）的抄书工作，是可能一误再误的。胡先生便曾指出他们把一个草书的“真”字抄成“十六”。笔者本家前辈有位纨绔子，有次用重金请“枪手”代作文章，投考秀才，结果还是名落孙山，因为他把枪手所起的文稿上草书的“希圣希贤”中的“希贤”二字抄成了“又布上天”了。

所以抄书一误再误，是可以理解的。但是“甲戌本”和“戚本”里所有的“宜”字都抄成图，笔误的可能性就微乎其微了。这两个古本都最接近作者的原稿。在原稿里作者把“宜”字一律故意写成图，这可能也就是一种避讳的写法。曹雪芹为什么要避“宜”字讳呢？因为“曹宜”是他的亲祖父？还是因为“曹宜”是他们“五庆堂”里最后一位显赫的人物呢？我们就要向“红学家”们继续请教了。

“避讳”这个东西是我国宗法社会里最荒唐的制度之一。但是任何坏的东西，往往也有其好的一面。“避讳”在我国后来的“校勘学”和“版本学”上所发生的功用实在太大了，它多少是被当今的红学家们忽视了。

再者，六十年来“红学”发展的过程中，还有个极大的弱点，那便是搞“红学”的人——自胡、蔡、陈、钱到俞平伯、周汝昌、夏志清、潘重规、余英时……他们都是“批评家”、“考据家”、“哲学家”、“思想家”，却很少“作家”；所以“红学家”们多半不知“作家的甘苦”，和作家们从灵感、幻想、经验等到构思、布局、创作、增删等等的艰苦历程。所以他们每每为“文章自己的好”这一不知不觉的潜意识所支配，而乱下雌黄。胡适之、周汝昌都犯这个毛病。周汝昌在书中那种与高鹗简直不共戴天的心理，便是最明显的例子。

“红学界”里有丰富创作经验的唯鲁迅与林语堂二人。可惜他二人都不愿用情哥哥寻根究底的考据憨劲，但是他二人却代表“红学”里的作家派，他们的话是有其独到之处的。林语堂先生认为“后四十回”不是高鹗的“续作”，而是高氏对曹雪芹原有残稿的“补写”。这一论断，是十分正确的！

总之，对“红学”的考证和批评，自胡老师开其先河之后，到今天还是个无底洞，下一切结论都为时尚早。但愿海禁大开之后，将来会有更多的杰作出现！

周策纵“按语”

策纵按：德刚在这注里说，避讳的事，“原是可避则避之，并不是死避”。这话就某些朝代说固然很对，但在别的一些时代却不然。“二名不偏讳”也是如此。陈垣在《史讳举例》里已说得相当详细。他已指出：“唐以前两字兼避，已成风俗，至太宗时始禁之。然禁者自禁，唐时二名仍偏讳。”并说：“宋金以来，二名无不偏讳者。”清朝自康熙时代起就讲求避讳。陈氏说：“雍乾之世，避讳至严。”这正是曹雪芹写书的时代。试看康熙的讳“玄烨”、雍正的讳“胤禛”、乾隆的讳“弘历”，无不二名皆偏讳。当然，文人对于自己的祖父，当时是否可不避讳，还值得仔细研究：除非能找出一些不避讳的实例来，就很难断言曹雪芹可以不避。“尔玉”二字也许较疏远，“寅”字就较近了。如果说曹雪芹不肯写“寅正初刻”是为了避讳，而对“唐寅”的寅字又可以不避，这能说得通吗？我看更严重的问题还是，把“唐寅”的寅字还开了那么一个大玩笑，尤其是牵连那极不庄重的春宫图。作者在这里大可用仇英而不必拉出“我的朋友”唐德刚的贵宗贤来。在雍正、乾隆时代，会有人把自己祖父的讳来开这种玩笑吗？自然，我们也很难说曹雪芹不能有这种惊世骇俗之举，他既然可以把许多“家丑”也和盘托了出来，也许就无所谓避讳罢。不过这仍是我们的“想当然”而已。至少我们可以说。就“唐寅”一例说来，《红楼梦》里并不避名叫寅的祖先的讳。其实《红楼梦》作者本来非常注意避讳的重要性，所以特别指出“红玉”犯了“宝玉”的讳，便要改名“小红”。既然如此，又怎么会把自己祖父的讳来开那个大玩笑呢？除了第二十八回“唐寅”之外，第十回张太医还说了“寅卯间必然自汗”，第十四回有凤姐“至寅正”被平儿请起来梳洗，第六十九回天文生也说过尤二姐可于“寅时入殓”的话，“寅”字在书里至少出现了四次。因此，《红楼梦》大约在有些地方也许避“寅”字讳，但在别处却是不避的。这就牵涉全书是否一人所作的问题了。有人自然会说，曹雪芹也许当时是用缺笔避讳的办法，由于现存的钞本并非雪芹的手稿，也许原稿“寅”字是缺了笔画的罢。这个说法本已犯了“以无据为证”的毛病，因为谁也不知道曹雪芹的手稿到底缺了笔画没有。事实上，过去作者如抄录故书，虽可用缺笔之法避讳，自己的创作则多须改字或避用。钱大昕在《十驾斋新录》卷十四里已指出过：“朱文公注《论语》、《孟子》，正文遇庙讳，则缺笔而不改字，注则无不避者。其注《易》亦然。”至于德刚指出：至少“批书人”已认定不说“寅时”是避讳，那么，这“批书人”自然已认定小说作者的先人一定讳“寅”。胡适这个看法自然是十分合理的（周汝昌还指出过二十二回“戚本”批语对砚台谜语批说“隐荣府祖宗姓名”是指“玺”字，也是对的）。问题只在这“批书人”到底是谁。这点如果还无法肯定，那就很难下结论了。而且“批书人”为什么不注意到“唐寅”不避的例子？所以我认为，那另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头子潘重规”如要否定曹雪芹的著作权，也许还“查无实据”，但在这一点上提出疑问来，却“事出有因”，还值得我们再四思量。德刚要紧跟着“那云鬓纤腰的美人史湘云”扬长而去，我们这些老头子有何话可说？只祈祷不要等他跟了半天，才发现前面走着的是个毛发森森的彪形大汉，那时可别错骂周公的本家汝昌诗人把你捉弄了呢！

德刚“再按”

德刚再按：《红楼梦》里的“避讳”问题，原是极有趣的。不但史湘云夫人注重避讳，林黛玉姑娘也很注重。黛玉的妈妈叫贾敏，所以黛玉说“敏”时就以“密”字代之，写“敏”字时也“缺”一两笔。这是在他的老师贾雨村的注册记录里，有老卷子可查的。

总之，《红楼梦》是个无底洞，笔者这个“老头子”绝不愿与另外两个专家“老头子”来“聚讼”这个好玩的小问题。还是让那些欢喜打官司的红学家们去讨论吧。

周策纵函

德刚：

前两天才寄你红楼梦会议邀请书，就收到来信，要我又替胡公的《口述自传》封面一挝，挝是挝过寄去了，这儿又写了一点抬杠“后案”，不知还来得及附在（《胡适的自传》第十一章）注末吗？如不便就算了，我怕误导读者，想来澄清一番，恐怕越说越说不清吧。最后的话还得你来说，所以我还是寄到你处，如以为可，就请转寄刘绍唐先生，如无缘入书，更可改做“《胡适的自传》译注后按：《红楼梦》里的避讳问题”，作为《传记文学》的补白如何？（下略）匆祝

年安

策纵1979年12月17日

第十二章　现代学术与个人收获

在前数次录音里，我曾略微叙述我怎样替那些一向为文人学士所轻视的白话小说的新版书写序言和导论。我也曾提到我对我自己所说的“价值重估”（Transvaluation of values）［这一概念］的认识和执行。那也就是把千百年来一向被人轻视的东西，在学术研究上恢复它们应有的正统地位，使传统学术方法和考据原则等也可用之于对小说的研究。

［在现代的中国学术里］这一个转变简直与西洋思想史上，把地球中心说转向太阳中心说的哥白尼（Nicolaus Copernicus，1473——1543）的思想革命一样。在中国文化史上，我们真也是企图搞出个具体而微的哥白尼革命来。我们在学术研究上不再独崇儒术。任何一项有价值的学问，都是我们研究的对象。把汉学研究的范围扩大，本来也是我个人野心的主要目标。

在这些年里，我个人所从事的批判性的整理国故的工作，至少也有两大目标：一个便是中国文学史；另一个便是中国哲学史。后来，我总欢喜把“中国哲学史”改称为“中国思想史”。

这两方面也是我留学归国以后，整个四十年成熟的生命里［学术研究］的主要兴趣之所在。现在我想就把这两方面，来把我个人的些微成绩，做个概括的总结[1]。

揭穿认真作假的和尚道士

在思想方面，我曾提过，我几乎把一部禅宗史从头改写。

一般说来，我对印度思想的批判是很严厉的。“佛教”一直是被国人认为是三教之一（另外两教是“儒教”与“道教”）。可是无疑的道教已被今天的一般学术界贬低为一团迷信了。道教中的［一套“三洞、七辅”的］所谓圣书的《道藏》，便是一大套从头到尾、认真作假的伪书。道教中所谓［“三洞”］的“经”——那也是《道藏》中的主要成分，大部都是模仿佛经来故意伪作的。其中充满了惊人的迷信，极少学术价值。

至于佛教，它至今还是日本、高丽、越南、缅甸、泰国和锡兰的［最主要的］宗教［甚或是国教］。许多人也认为中国虽然不完全是个佛教国，但也可说是部分的佛教国。我自己在这方面的工作，可说是破坏性的居多。我必须承认我对佛家的宗教和哲学两方面皆没有好感。事实上我对整个的印度思想——从远古［的《吠陀经》］时代，一直到后来的大乘佛教，都缺少尊崇之心。我一直认为佛教在全中国［自东汉到北宋］千年的传播，对中国的国民生活是有害无益，而且为害至深且巨。

当然打翻了牛奶，哭也无用！［刚按：这是一句美谚。孩子们打翻了牛奶，总是要哭的］做了就是做了，木已成舟，还有什么可以说的呢？我把整个佛教东传的时代，看成中国的“印度化时代”（Indianization period）。我认为这实在是［中国文化发展上的］大不幸也！这也是我研究禅宗佛教的基本立场。我个人虽然对了解禅宗，也曾做过若干贡献，但对我一直所坚持的立场却不稍动摇：那就是禅宗佛教里百分之九十，甚或百分之九十五，都是一团胡说、伪造、诈骗、矫饰和装腔作势。我这些话是说得很重了，但是这却是我的老实话。

就拿神会和尚来说罢。神会自己就是个大骗子和作伪专家。禅宗里的大部经典著作，连那五套《传灯录》——从第一套在宋真宗景德元年（1004）、沙门道原所撰的［《景德传灯录》］到13世纪相沿不断的续录——都是伪造的故事和毫无历史根据的新发明[2]。

这便是我的立场。我这个立场，在中国、日本，乃至那些由于禅语晦涩难解、反而为人所喜爱的英语国家里，都不为［研究佛学的］人所接受。［因为］天下就有专喜欢把谰言、骗语当成宝贝的人啊！［刚按：这里适之先生气得胡子乱飘的情况，是他老人家太“科学”了。研究宗教，他过分侧重了学术上的“事实”，而忘记了那批搞禅宗佛学的人，却很少是研究“思想史”或“训诂”、“校勘”的人。他们所追求的往往侧重于生命的意义，和情感上的满足。“禅”这个东西，在这些方面是确有其魅力的！］

我个人对那种自动地把谰言、谎语等荒唐的东西，当成宝贝，就是没有胃口！所以我坚持中国的“印度化”时期，是中国国民生活上一个大大的不幸！

关于这种不幸，可证明的方式实在太多了，这里我不想深入讨论。我只是坦白地招认，我的任务之一，便是这种“耙粪工作”（muckraking）［把这种中国文化里的垃圾耙出来］罢了。我是有我的破坏的工作好做的。大体上说来，我对我所持的对禅宗佛教严厉批评的态度——甚至有些或多或少的横蛮理论，认为禅宗文献有百分之九十五以上是欺人的伪作——这一点，我是义无反顾的。在很多［公开讨论］的场合里我都迫不得已，非挺身而出，来充当个反面角色，做个破坏的批判家不可！

老子比孔子更“老”

但是在许多其他的文化公案上，我的立场有时反被认为比我的一些朋友们更为保守。关于老子的时代问题，便是个例子。我对这一问题是站在比较保守的传统立场的。我认为老子是孔子的同时人，但是是孔子的前辈。孔子可能的确向老子“习礼”的，尤其学习丧礼。我也认为《老子》这部书，不是伪书。我当然不否认《道德经》这部小书，其中或有后人的伪增字句。但是大体说来，它的原始性是可靠的。

这些观点，现在都变成“胡适博士极其守旧”的确实证明了，至少也可看出“胡适博士”是不像他自己自吹自擂的那样“前进”了。但是我在考证老子年代问题上也做过一些工作。我认为把老子其人和《老子》其书弄晚了几百年的那批人的证据，实在不足深信罢了。我对这件文化公案是持存疑态度的。他们如能举出任何足以说服我的证据，我都会欣然同意的；但是到目前为止，我还未见到有人提出一件足以说服我的证据。所以我自己对这一问题的态度，到今天仍然是相当保守的。

并不要打倒孔家店

我还要提出另一件公案。

有许多人认为我是反孔非儒的。在许多方面，我对那经过长期发展的儒教的批判是很严厉的。但是就全体来说，我在我的一切著述上，对孔子和早期的“仲尼之徒”如孟子，都是相当尊崇的。我对12世纪“新儒学”（Neo-Confucinism）（“理学”）的开山宗师朱熹，也是十分崇敬的。

我不能说我自己在本质上是反儒的。多少年前［1934年］，我写过一篇论文叫《说儒》，讨论“儒”字的含义和历史。“儒”在后来的意思是专指“儒家”或“儒术”；但是在我这篇长逾五万言并且被译成德文的长篇论文里，我便指出在孔子之前，“儒”早已存在。当孔子在《论语》里提到“儒”字之前，它显然已经被使用了好几百年了。孔子告诫他的弟子们说：“女为君子儒，毋为小人儒！”他本视“儒”字为当然；这名词在当时本是个通用的名词，所以孔子才用它来告诫弟子。

在这篇《说儒》的文章里，我指出“儒”字的原义是柔、弱、懦、软等等的意思。［《说文》解释说：］“儒，柔也。”我认为“儒”是“殷代的遗民”。他们原是殷民族里主持宗教的教士，是一种被［周人］征服的殷民族里面的［上层］阶级的，一群以拜祖先为主的宗教里的教士。

在三千年前（公元前1120年至1110年之间），殷人为周人所征服。但是这些殷遗民之中的教士，则仍保持着他们固有的宗教典礼，继续穿戴殷人的衣冠。他们的职业仍然是治丧、相礼、教学，教导他们自己的人民。这些被征服的“殷人”，可能还是新兴的周王国内人民的绝大多数，亦未可知。在西周，东周统治的六七百年中，他们的礼教已逐渐渗透到统治阶级里去了。

在我看来，孔子和老子都属于这个殷遗民中的教士阶级。孔子就向来没有否认他是殷贵族的子孙。他说他是宋国的统治阶级，而宋人实是殷人之后，所以孔子亦自称“殷人”。在我那篇长逾五万言的《说儒》里，我就指出“儒”是殷遗民的传教士。正因为他们是亡国之民，在困难的政治环境里，痛苦的经验，教育了他们以谦恭、不抵抗、礼让等行为为美德，［由于那种柔顺以取容的人生观］他们因此被取个诨名叫作“儒”。儒者，柔也。

老子便是个最标准的［以软弱为美德的］儒派哲学家。《老子》这本小书中所宣扬的观念，可能远早于老子和孔子。本质上是宣扬以谦卑为美德的哲学，也是中国哲学里第一次出现了一种自然主义天道观的哲学体系。一个日月运行显然无为的宇宙，可是宇宙之内却没有一项事物是真正地无为的。是所谓“无为而无不为”。根据这宇宙的自然现象，老子因而把早期的一些什么宽柔忍让、无为不争、以德报怨、犯而不校、不报无道等观念综合起来，连成一体［形成一种新的道家的哲学体系］。不过老子却强调，犯而不校、忍让不争，却是最强的力量。那根本不是弱，相反的那正是强有力的伪装。

我在《说儒》那篇文章里，便说明老子是位“正宗老儒”，是一个殷商老派的儒，是个消极的儒。而孔子则是个革新家，搞的是一派新儒，是积极的儒。孔子是新儒运动的开山之祖，积极而富于历史观念。他采纳了一大部老儒的旧观念。他也了解不争哲学在政治上的力量。在证明老子早于孔子，或至少是与孔子同时的最好的证据，便是孔子在《论语》里也提到“无为而治”这个政治哲学上的新观念。

再者《论语》里所说的“以德报怨”，和《老子》里所说的“报怨以德”，二者的语法结构也完全相同。这些内在的证据，也说明了孔子对这个“报怨以德”的道德观念，和“无为而治”的政治哲学结为一体的完整的哲学体系，是深深了解的。

孔子对这个旧儒美德不但了解而且也甚为欣赏。因此他乃发动一个特地着重“仁”的新派儒学。仁者，人也。在此之前，“仁”字未尝单用，“仁”、“义”总是并用的。只有孔子才特别强调“仁”。孔子之前，与孔子之后，“仁”字都不是单独使用的。孔子说：“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这个观念除非我们把它译成“人的尊严”（human dignity）之外，实在别无他译。

这种人文主义的观念强调个人在社会中地位的重要性，以及个人通过教育和仁政以影响社会的重要性。这种立论乃导致出“修己以安仁”这一［孔子所倡导的］新观念来。

这实在是儒家哲学里的一个新概念。所以，我认为“儒”似乎是一种社会阶层。它更可能原来只是一种诨名，逐渐被用成一种可尊可敬的、教士阶级所专用的类名。

我所用的这些证据都不是出自任何反儒的文献，而是出自儒家本身的经典。我用它们来说明孔子本人，以及他的一些及门弟子们，是靠相礼——尤其是祭礼、丧礼，为衣食之端的。在这种［用礼仪的］场合里，他们都是主持人。他们是“礼”的实行者、传教士；他们也是祭礼、丧礼中的祭师，他们以此为生［刚按：可能就像犹太人的“祭师”（rabbi）］。孔子便是这种礼的职业主持人，他的弟子也是如此。

在这篇《说儒》的文章里，我认为孔子的老师老子，也是一位以主持礼仪为业的“知礼大师”——尤其是一位丧礼专家。这一点在《礼记》的《曾子问》那一章里，即有此项记述。在这章里，孔子述老子论礼的共有四条。其中有一条引孔子的话，说：“昔吾从老聃助葬于巷党，及堩，日有食之。老聃曰：‘丘，止柩就道右；止哭以听变，既明反而后行。’”孔子因而问他为什么［这一丧葬行列］要等日蚀之后，才能继续前进呢？老子为此乃解释了一大阵。

我认为这段古书并非伪作。清初的学者们，为想证明这段记载的真伪，乃用推算日蚀的方法来推算孔子青年时代有无日蚀。他们一共推算出两个不同日蚀的年代来。一次日蚀发生在孔子十六岁的那一年，另一次则是在孔子三十岁的那一年。我个人认为孔、老相逢是发生在孔子十六岁的那一年。我想那时孔子去鲁适周，其时老子正是在那古都之内担任主持古礼的大师。

所以我说老子不但是一位老儒，而且是一位根据自然主义的天道观而形成一种哲学新体系的哲学家、实行家和传教士。但是他的哲学基本上是一种消极的、虚无的、不争的和主张［一国政府应该］无为而治的。这可能正是代表早期的儒家——那种宽容不争、懦弱的柔儒。但是在那篇文章里我也指出，那位富于历史意识的孔子，对这些历史成分并不一笔抹杀。他也能欣赏［那种“宽柔以教，不报无道”的柔道，也能尽量吸收那倾向于自然主义的天道观念，也能容纳那“无为”的政治理想］，不过孔子却能在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去创立出一种新人文主义。这种新儒是造成一种能负荷全人类担子的人格。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要养成一种“笃信好学，死守善道”，“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的尊严的人格。

根据这个“仁”的观念，以及“修己以安仁，修己以安百姓”的观念，孔子因而变成一位伟大的民主改革家。他要宣扬一种以“性相近也，习相远也”为基础的教育原理，更主张一项了不起的四字真言的教育哲学叫作“有教无类”。“类”，也就是社会阶级。那也就是说教育人民是不管受教育者的阶级成分。这一观念之形成，也使孔子变成世界上最伟大的教育家之一。通过教育这条路，孔子和儒教终于征服了中国，主宰了千百年来的中国人的生活和理想。

这里我也不想再多说了。［在申述我上述的观点之时］我事实上没有引用一条一般学者所不熟悉的证据。我的证据是古书上常见的，大家都耳熟能详的。我并没有引用一条新证据，可是我却认为我那篇《说儒》却提出一个新的理论。根据这个新理论可将公元前1000年中的中国文化史从头改写。我的理论便是在武王伐纣以后那几百年中，原来的胜负两方却继续着一场未完的［文化］斗争。在这场斗争中，那战败的殷商遗民，却能通过他们的教士阶级，保存一个宗教和文化的整体；这正和犹太人通过他们的祭师，在罗马帝国之内，保存了他们的犹太教一样。由于他们在文化上的优越性，这些殷商遗民反而逐渐征服了——至少是感化了一部分，他们原来的征服者。

我想这一［反征服的］最好的例子，便是“三年之丧”了。“三年之丧”毫无疑问地是一种殷商的制度。但是这种最不方便、最难施行、最无理可讲的制度，居然逐渐通行全国，并且被一直沿用了有两千多年之久。

我在更早期所写过的一篇文章《三年丧服的逐渐推行》（作于1930年7月）里面，便曾提出“三年之丧”这个制度，纵迟至孟子时代，还没有通行。孔子的弟子中即有人对这一不合理的制度提出反对。在《论语》和《孟子》里记载孔子和弟子们对话［便说得很清楚。《论语》里记子张问：“高宗（守制）三年不言。”夫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清初经学大师毛奇龄“遂疑子张此问，夫子此答，其在周制当必无此事可知。何则？子张以高宗为创见，而夫子又云‘古之人’，其非今制昭然也”。（见毛奇龄《四书剩言》卷三）］《孟子》里也记载着孟子与滕文公有关“三年之丧”的有趣对话［滕文公说：“吾宗国鲁先君莫之行！”又说，“吾先君亦莫之行！”毛奇龄便认为“先君”为始祖，而非“近代先君”也］。这对话便是由于孟子向滕国的幼主滕文公，推销三年之丧这一制度，而引起的滕国君臣的抗议。

这种抗议后来在汉朝也曾发生过［汉文帝的窦皇后，相信黄老，便曾一再反对那由儒生叔孙通所奏订的“三年之丧”］。可是到公元2世纪初年［汉安帝永初三年（109），邓太后临朝，始有“不为亲行三年服，不得选举”的规定。］其后遂明定现职官吏，都得遵行，慢慢地“三年之丧”遂通行全国，以至于今日。

像“三年之丧”这样的制度，便是一般人视为当然的制度之一。孔子说：“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丧也。”这一点我就不懂了。我想不是孔子在说谎，便是孟子在说谎。可是我的朋友傅斯年就向我建议说，孔子所说的“天下”，实在是专指“殷人”。殷民族是那时周王朝里人民的大多数，所以孔子始有此言。我觉得傅君的论断甚有道理，所以我就把他那篇论文《周东封与殷遗民》［与我自己的文章一起在《国学季刊》上］发表了。

我个人深信，这几篇文章实在可以引导我们对公元前1000年中［自殷商末年至西汉末年］的中国文化、宗教和政治史的研究，走向一个新方向[3]。

我举出上述诸节，来说明我对治中国思想史的深思熟虑之后的意见。当然根据这些新观念来重写中国文化与宗教史诸方面，我都是相当笼统的。因为我自己还抽不出时间来做我一直想做的工作——有持续性地来重写中国文化史、宗教史和思想史。

由于我对佛教的特殊看法，我只是对中国中古（公元第3世纪到11世纪）思想史，下一番研究工夫，想把那一时期的思想史，加以重写。我承认我对佛教，以及印度思想在中国文化上所发生的作用，这些方面的批判，难免是过分严厉了。但是可能正因为我站的是严厉立场，才能触发我完成一项相当满意也相当富于毁灭性的、中古思想史的著作。

双线文学的新观念

让我再说点有关中国文学史方面的事。

在上文我已经提过的，在研究中国文学史方面我也曾提过许多新的观念。特别是我把汉朝以后、一直到现在的中国文学的发展，分成并行不悖的两条线这一观点。

在那上一级的一条线里的作家，则主要是御用诗人、散文家、太学里的祭酒、教授和翰林学士、编修等人。他们的作品则是一些仿古的文学，那半僵半死的古文文学。但是在同一个时期——那从头到尾的整个两千年之中——还有另一条线，另一基层和它平行发展的，那个一直不断向前发展的活的民间诗歌、故事、历史故事诗、一般故事诗、巷尾街头那些职业讲古说书人所讲的评话等，不一而足。这一堆数不尽的无名艺人、作家、主妇、乡土歌唱家，那无数的男女，在千百年无穷无尽的岁月里，却发展出一种以催眠曲、民谣、民歌、民间故事、讽喻诗、讽喻故事、情诗、情歌、英雄文学、儿女文学等方式出现的活文学。这许多［早期的民间文学］，再加上后来的短篇小说、历史评话，和［更晚］出现的更成熟的长篇章回小说等，这一个由民间兴起的生动的活文学，和一个僵化了的死文学，双线平行发展，这一在文学史上有其革命性的理论实是我首先倡导的，也是我个人［对研究中国文学史］的新贡献。我想讲了这一点，也就足够说明我治中国文学史的大略了。

从1927年到1929年三年之间，我住在上海。在此期间我对中国文学史写了一本大部头的书叫《白话文学史》（上卷，1928年，上海新月书店出版；1957年，台湾启明书店重印）。但是这部书只从汉代写到唐代。我总欢喜把这部叫作《中国活文学史》，那时我曾许愿要写一部续集。可是我现在又改变主意了。我想写一部汉代以前的［《中国古代活文学史》］。要写的话我当从最早的活文学《诗经》写起。我要写一部有关孔子、孟子和老子的活文学。他们那时正和现代的白话文作家一样，是用口语著述的。等到我可以抽出时间来的时候，我想写一部新的中国文学史，把那些死文学全部丢掉。总有那么一天，我要写出这部上卷古代篇和唐以后的下卷现代篇。当然我现只是许这样一个愿罢了。［刚按：胡先生说过这一段话之后，便把他那《白话文学史》的“自校本”送给我了。可惜的是适之先生这个愿始终未能实现。当今有志接棒的后辈学人，盍兴乎来！］

再谈谈中国思想史

［适之先生问：我们还可谈多少时候？德刚答：至少二十分钟。］在这最后二十分钟内，我想再谈谈中国思想史这方面的研究。

我自己对中国思想史的概念是，中国思想史上有个古典时期。这是个有创造性的时代，一个有原始性的固有思想时代。这时代如以公元计算，大概是公元前第一个一千年。这个时代包括孔子、老子以前的思想家。但是最主要当然还是他们同时前辈、那些《诗经》上保留下来的写训世诗的诗人们（didactic poets），他们都是真正的思想家。他们的作品也都是中国文化史上最可靠的史料。从这些远古的思想家开始［通过春秋战国时代］一直到汉代，我都概括地叫它作“古典时期”。这是中国思想史上最有创造性、最有原始性的固有思想时代。

在两汉四百年的大一统之后，到公元200多年的时候，便出现了一个合久必分的局面。中国的中古期便从这个分裂开始[4]。这个中古期有几项［值得注意的］趋势。第一个便是在文化上、种族上有一种“变于夷者也”的趋势。这时边疆少数民族在中国历史上开始抬头，并逐渐扮演重要角色。纵在东汉倾覆之前，蛮夷便早已入居内地与汉人杂处。公元第3世纪便是他们造反革命的时候了。从公元第3至第6世纪，中国（至少是华北和中原）是被蛮夷主宰了。在这同一时期汉民族也开始南移，侵入中国南部和西南山岳地带。这个蛮夷入主的局面，同时中国也把无数蛮夷的文化兼容并包，便是这个中古期的特点之一。

中古期的宗教

第二，中古期的［另一特点便是宗教，所以中古期也可叫作］宗教时代。佛教的东传的开始虽还在中古期之前，但是佛教在中国势力之形成则在公元200年以后。

当佛教逐渐兴起之时，一个土产的宗教，道教，也开始形成。道教是第3世纪在四川开始的。其中一支叫［“五斗米道”的］“黄巾贼”，就几乎把东汉闹垮。

关于佛教的东传和它于短期之内风行全国的经过，我个人的理论是，佛教不只是取道陆路，自克什米尔（Kashmir）、中亚细亚以进入中国；海道自印度经锡兰，通过交州（今越南）、广州（特别是交州）以抵中国，也是东传的要道。交州的北部［今日南越顺化以北的疆土］原是中国的一郡。因地邻印度，有海道可通，印度的商人与教士乃取道东来。在公元1世纪时，东汉开国之君光武帝的幼子楚王刘英已经在今日的敝省［安徽］的长江北岸开始信佛。所以旧说以为佛教东传是于公元67年之间［汉明帝刘庄，梦见金人，身有日月，飞绕殿廷］开始的，这一说法完全是无稽之谈。

佛教东传可能早于公元前1世纪。到公元后1世纪，它已能使在长江下游最有力量的王子楚王英［为浮屠斋戒祭祀］，皈依佛法。至公元2世纪，东汉桓帝已经在其宫中，搞“浮屠、老子并祀”了。

所以在公元3世纪，佛法已大行于中国，而民族主义的观念，乃促使国人，群起宣扬道教以为抵制。因此在公元四五世纪时，国人信道之风大盛，大概由于道教毕竟是国货啊。这种以国货抵制舶来品，就很像现代中国大家“提倡国货，抵制洋货”一样的心理罢。

在此同时，传统的儒教在汉代也发生了本质上的变化（这样说来，我的“中古期”或者尚需稍微移前数百年，把两汉也包括进去）。

汉代初年，在董仲舒等人的策动之下，儒教也起了前所未有的蜕变。董仲舒多少仿效墨子“墨教”的办法，企图把儒术宗教化。董氏以“灾”、“异”之说，来崇奉一个至尊、至大、至爱的上帝。上帝以灾异示人主以祸福。洪水、烈火都被说成“灾”；日蚀、月蚀或妇人生须，都被说成“异”。“灾”、“异”都被看成上帝对人主做祸福的预兆。

所以汉代究天人之际的新儒教，实在是要以“天人感应”的理论把儒家变成一个新宗教。董仲舒之后，灾异之说简直流行了几百年。

所以，中国在中古期事实上有三种宗教在同时流行。第一便是那入口的夷教——佛教；第二便是佛教的中国对手方——道教；第三便是尚灾异之说、董仲舒那一派的儒教。

骈体文有欠文明

中古时期第三大特点或要素便是中国语文的蛮夷化。我国现在还有许多人喜欢六朝的骈体文，认为那文体甚美。其实这种文学所用的根本是一种死文字。在公元第2世纪的时候，那个和20世纪中国幅员一样广大的大汉帝国，切迫地需要一种全国通行的国语，作为智慧、文化、政治、法律等等的交通媒介。因此政府便对古典时代所通行的古文加以利用，而且奠定了一种文官考试制度，务使政府所有公职人员，一律能用此一古典文字。能读能写的人，当然对受任为政府官吏也就有其优先权。这便是中国文官考试制度的开始。

可是这种古典文字这时已经不再是个优良的交通媒介。所以在其后一段为时数百年的中古期，人民大众乃利用歌谣、故事等形式，另创出他们自己的文学来。“汉魏六朝乐府”里所收集便是这些东西。换言之，也就是政府专司音乐的官署——“乐府”所收集的民间歌谣。这些民间诗歌，都是一些情歌、恋歌，歌颂英雄的赞歌，讽喻世情、哀怨世事的民歌等，其中尤以情歌和英雄赞歌篇幅最多。

但是当时的文人学士们，却不愿与一般平民百姓同起坐，因此他们也发展他们自己对文字使用的方法。他们创制了“骈体文”，有时也叫作“四六文”。在这项文体中，对要说的事物，他们偏不去直说，而字句排列之间，则必须有对偶。下句中的动词一定要对上句中的动词；上句里的形容词，下句也要用形容词来对，诸如此类。这便叫作对句。句子念起来是四字一句，或六字一句，或先四后六。这一来文人学士便叫它“四六文”或“骈体文”了。

我对“四六文”的解释便是“四六”是以韵文来代替标点符号。我想我的解释是个正确的解释，虽然有许多人认为荒谬的。但是［天下事］往往就是最简单的解释，却是最正确的解释。因为中文不用标点符号，所以有些学者乃推演出骈体文，使读者念起来易于断句。如果一个人掌握了“四六”的体裁，把握了对句里的韵脚，念起来它自然就起了标点的作用了。佛经的翻译便是如此。因为中文无标点符号，所以佛经的译者，多用四言对偶体。我把中国中古期的文章体裁说成“鄙野”或“夷化”（barbarism，barbarization），就因为它和古代的老子和孔子所用的体裁完全不同，和后来所谓唐宋八大家的古文，当然也迥然有别。

其实中古时代的拉丁文也是如此的，那就是所谓“修道士的拉丁”（Monk’s Latin）。在印度也有所谓“沙门梵文”（Monkish Sanskrit）。在中古中国我们的学者也发展出一种相当有欠文明的“四六”文体。因此在这个“中古期”尚未结束的时候，以古文方式出现的一个文学改良运动，已逐渐在展开了。

古文［运动］的意义便是恢复古代的文艺，把文章的体裁恢复到《论语》、《孟子》那种文体上去。这种古文一直也是中古期的教本。［《论语》、《孟子》上所用的］那种古文，原为“鲁语”，发源于今日山东省的西部。孟子出生地点便接近古鲁国，鲁国也是孔子的宗邦。这种以鲁语为基础的古文，对虚字的用法是十分细致的。因此它是的确值得学者模仿的。在后来的古文运动中，它也就变成这一运动中的中流砥柱了。

现代的中国文艺复兴

［中古期以后］现代的情形又是怎样回事呢？从广泛的历史意义来说，我叫这个现代阶段为“中国文艺复兴阶段”。大体说来这一阶段从公元1000年（北宋初期）开始，一直到现在。假如你还想向前延伸的话，我前文已经提过，我们可以把唐代也包括进去。但是唐代基本上毕竟是中古期的一部分，虽然唐代也产生一些反传统的诗人。这些人也反对中古期的野蛮主义（barbarism）——这个中国中古期的杂种[5]。

但是我始终主张“现代阶段”自公元1000年（第11世纪）开始。因为就在这公元1000年前后，宋真宗［在公元1008年，大中祥符元年］梦见其祖宗送给他一部“天书”，其时群臣之中有［王钦若其］人竟说天书不只一部，而有数部同时出现。真宗乃亲自设坛祭祷，敬受天书，而这部天书居然在皇宫内［的承天门上］发现了。其后真宗每次出巡［封泰山，禅社首］，他都要宰相手捧天书，专乘前导，并诰示天下，上苍赐福。

我个人认为［上述荒诞不经的迷信］实在是中古期的最后阶段。公元第11世纪之所以能成为一个中国的“革新世纪”，便是这个时代里发生对这种荒谬的［中世纪迷信的］一种反抗。

第11世纪又可分成上下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1世纪上半期，由范仲淹所领导的政治革新阶段；第二阶段则是王安石的变法运动。

范、王二人所领导的运动，实不止于政治改革，同时也是一种文化革新——牵涉人对鬼神观念的基本改变。这种改变是从反抗中世纪所盛行的宗教开始的，也是对出世人生观的一种反抗。

中世纪那种出世的人生观，是要人不要做人，去做个长生不老的罗汉或菩萨。一个人要去“舍身”或焚一指一臂，甚或自焚其身，为鬼神做牺牲——这就是“中古期”！整个的“现代”阶段，就是对这种中古［风气］的反抗。所以“现代”的哲学家都是一些叛徒或造反专家。他们群起攻击这种中古的人生观，认为它与人生真义，背道而驰。

这些革新派人士都是熟读——佛教东来以前的——中国古代的圣贤之书的，他们都为传统思想如孔子所说的“修己以安仁”等所熏染。也就是这种［孔孟］思想，促使他们从事政治、经济和教育等各方面的改革。从另一方面来说，他们也开辟了一个［文化的］新时代。纵使是所谓“理学”，也都是在第11世纪萌芽的。

当王安石变法失败以后，宋神宗也死了。太后临朝，乃召前反对党首领司马光入阁主政。司马温公当政后乃尽废新法。因此那原为一位少年有为的帝王神宗皇帝所亲自督导、由王安石及其党羽所推行前后凡十六年的新法，一年之内，便全部报废了。

司马光和他的朋友们，邵雍和程颢、程颐兄弟，也就在这个时候倡行了“道学”或“理学”了。这些所说“道学先生”或“理学家”，也是这个“现代”运动的一环。他们［原先是在政治上］当反对党失败下来的。他们反对“新法”，认为求速效的“新法”，与他们反对党的哲学是两不兼容的。

他们之所以把他们的哲学叫作“理学”或“道学”，那是受中古期的道教的影响。道教认为宇宙运动不息，无始无终，是一种自然主义的无为而无不为的天道观。既然“无为而无不为”，那么人生于世也就“莫之为而为”了。因此那些变法人士，要使人君亲见、亲闻然后心悦诚服地在政治、法律、经济、教育上采取迅速变法的哲学，也就不为这批“莫之为而为”的哲学家们所能接受了，他们才要加以批判。所以理学之兴是反对变法的党人所促成的，也就不足为异了。

但是这批反对派也是属于“现代”［这个范畴］之内的。既然我所说的“现代中国”这个概念便是反抗中古的宗教，和打倒那支配中国思想历时千年之久的佛教和一切洋教，那么这些反对王安石变法的人，当然也就属于这个“现代”［的范畴］之内了。

把被倒转的东西再倒转过来，他们披心沥血地来恢复佛教东传以前的中国文化、思想和制度，这便是他们的目标。但是这一个复古运动是行不通的。他们不了解在经过千余年印度化运动之后，要使纯粹中国式的远古文明完全恢复是办不到的。但是经过千年的佛学训练和中世纪各种宗教的训练，国人的思想也就能主动地去寻找新生事物，这一点反而可以发远古圣贤所未发。他们现在是戴上了新眼镜。从这些新眼镜里他们来重探中国古文明，因此也就能把旧样翻新了。

在这些［有新见解的］研究之中，他们也找到了一项新发现，那便是在儒家的一本小书《大学》里面，发现了一种新的科学方法。在这项从公元第11世纪便开始的中国文艺复兴里，他们在寻找一个方法和一种逻辑。这就是培根（Francis Bacon，1561——1626）所说的“新工具”（Novum Organum），也就是［法国哲学家］笛卡儿（RenéDescartes，1596——1650）所提倡的“方法论”（Discourse on Method）。“现代”的中国哲学家要寻找一种新逻辑、新方法，他们居然在这本只有一千七百字的小书里找到了。

《大学》里有一句［原作者］从无解释的话叫“格物”，说：“致知在格物。”一切始于格物。“格物”这两个字，［历代解经的学者］对它作不同的解释大致有五十余条。但是其中最令人折服的一家，便是11世纪的二程（程颢，1032——1085；程颐，1033——1107）兄弟和承袭而完成二程子之说的、更伟大的12世纪哲学家朱熹（1130——1200）了。他们解释“格物”是：“‘格’，至也；‘物’，犹事也。穷至事物之理，欲其极处无不到也。”

“物”者何？二程子兄弟中的弟弟伊川程颐，认为“物”无不包。大及天地之高厚，小至一草一木，皆为“物”。“致知在格物”是把你的知识延伸到极限，这便是科学了［刚按：笛卡儿主张人类的知识要由博返约，把最笼统的知识用剥笋的办法剥到核心，而这核心的真理可一望而知，无待证明（self-evident）。反其道而行，由约而博，则每一层笋皮上的真理也都是self-evident。如此类推，则一个人的知识不论如何高深渊博，也都是层层相证、信而有征了。笛卡儿这一套“格物致知”之说，比我们的明道、伊川、晦庵、阳明，都要高明一筹，不像我们的哲学家只会看着竹子去格物，结果格出了神经衰弱症。当然笛卡儿是位了不起的数学家，而我们的道学先生、理学大师都不懂数学。不过笛卡儿比我们的二程子，也小五百岁啊］。

所以，我要把这一个自11世纪到19世纪的历时八百余年的文化运动做一总结。这批道学先生和理学家，他们是不能摆脱宋代以前千年的传统对他们的影响。我们可以看出这场中国现代的文艺复兴运动，并不是桩有心推动的运动。它是半有心、半无心地发展出来的。原来各种时代的一切文艺复兴运动，一切思想变迁、宗教改革，乃至一切文化生活的变迁，都是如此的。

在这场伟大的“新儒学”［理学］的运动里，对那［道德、知识，也就是《中庸》里面所说的“诚则明矣，明则诚矣”的］两股思潮，最好的表达，便是程颐所说的：“涵养须用敬，进学则在致知。”后世学者都认为“理学”的真谛，此一语足以道破［刚按：这两句话译成白话则是“要提高你的道德标准，你一定要在‘敬’字上下功夫；要学识上有长进，你一定要扩展你的知识到最大极限。”适之先生对这两句话最为服膺，他老人家不断向我传教的也是这两句。一次我替他照相，要他在录音机边做说话状，他说的便是这两句，所以胡适之先生骨子里实在是位理学家。他反对佛教、道教乃至基督教，都是从“理学”这条道路上出发的。他开口闭口什么实验主义的，在笔者看来，都是些表面账。吾人如用胡先生自己的学术分期来说，则胡适之便是他自己所说的“现代期”的最后一人］。

所以现在有两桩事有待我们学习：要“敬”，理学家认为一定要静坐，坐得如“泥塑”。这种练习，也就是中古宗教上打坐参禅等被延伸到“现代”来了。但是这第二句“进学则在致知”，就是个新方法了。

从某些方面来说，朱子本人便是一位科学家。他对古代典籍深具批判能力。朱熹也是研究古音韵的急先锋。他开始怀疑《书经》中大部都是伪作；平时对古籍的处理也完全不拘泥于传统，每每使用新方法，另创新论。所以从这一方面来说，我国自17世纪初期其后凡三百年的学术研究，实在并不是反对朱熹和宋学；相反的，近三百年来的学者实是承继了朱子治学的精神。这也是个崭新的观点[6]！

我看我们就说到此为止罢。这多多少少也是我个人研究现代中国文化史的一个基本概念。

注释

[1]本篇是适之先生英语口述自传的最后一章。在本章里他把早年的——也可说是毕生——成就，结了个小账。我们也不妨根据他的“夫子自道”，来为胡氏在学术文化上的贡献，简短地概括一下。

大致说来，适之先生是一位圣之时者也。他一生在学术上的成就，是与他有生之年的这个时代密切配合的。我们也可以说胡适之是“胡适的时代”里的第一位大师罢。

然而“胡适的时代”是个什么样的时代呢？要知道胡适时代，一定先要知道这同一时期，我们的国家所通过的是一个什么“时代”。“胡适”是不能超出“中国”的。

二次大战后的历史家、政论家乃至一般社会科学家，都把全世界的国家大致分成四大类：

一、未发展或低发展国家（underdeveloped nations），如中、南非洲的一些黑人小国；

二、发展中国家（developing nations），如中国、印度、中东、中南美诸国；

三、已发展国家（developed nations），如西欧、苏联、日本、加拿大诸国；

四、超发展国家（overdeveloped nations），如今日的美国。

他们所着重的“发展”一词，当然基本上是指“经济发展”而言。殊不知“经济发展”，并不是一枝独秀的，经济一发展——用一个今日已被报章杂志庸俗化了的经济史上的专门名词“经济起飞”来说罢——经济一起飞，则其他文物制度（social&cultural institutions）也就与之相辅而行。相反的，一个“现代国家”（着重“现代”一词）如果经济落后，则其他的文物制度，也就不会“超车”了。因为在“现代”的政治经济结构里，各种制度都是相互连锁的结成个文化整体（cultural entity）。在这个整体（严复译为“特都”total）之内的个体（严译为“夭匿”unit），要来个六亲不认，个别突出，这个锋头是出不掉的。

就以学术一项来说罢。如果一个国家在经济上还是个“发展中国家”，那这一国家中的学术文化，也就不可能跻于“已发展”之列。

1965年笔者以哥大所主持、福特基金会所支持的“哥大——德里合作计划”（Columbia Delhi Project）成员之一的身份，与老友胡昌度教授同访印度的首席学府“德里大学”。在一次会议上我问该校当局，德大所藏各种文字的图书总量有多少。该校图书馆馆长葛勃德（S.Das Gupta）教授告我说“大致二十五万册”。这个总数仅与笔者当时所管理的哥大所藏的汉文图书数目相若（其时哥大中文图书总数约十七万volumes，但是一本西式装订的volume往往包括线装书数册。如八百册的线装二十四史，洋装之后，只做一百二十个vols.记数。所以哥大当时纵是中文图书一项，便在二十五万册上下）。

印度那时是个“发展中国家”，所以只能有个“发展中大学”和“发展中图书馆和实验室”。如此则做起研究工作来，也只能搞一点“发展中学术”。

美国这个国家便不一样了。经济过度发展的结果，使全国都害了严重的“超发展病”。就拿“污染”（pollution）一项来说罢，美国今日便没有哪一个湖或哪条河可以让人随便游水，这湖里河里的鱼虾含毒量往往也很大，不能随便捕食。

他们在学术界所害的“文化污染病”（cultural pollution），其严重程度也不在它的江湖之下。例如今日在美国从事所谓“中国研究”（ChineseStudies）的专业人员，真何止数千人。因而他们的分工就不得不细；分工太细，从好的方面说，那真是专才如林，因此王大娘的臭裹脚、王小狗的开裆裤，在美国都可以找到博士级的专家，来加以研究。但是从坏的方面说，则这些裹脚布专家，除了一双臭裹脚之外，他连王大娘的腰带、兜肚也就一无所知了。等而下之的，则是一些招摇国际间的文化骗子。他连个“光临便饭”的小条子也看不懂，而偏能在知名的学府内，大教其中国古文！最可叹的却是发展中国家里的文化官员们，往往也过分自卑，崇洋成病。每每不惜以人民血汗来奉承这种不知天高地厚的文化骗子，使他们益发以优越人种自居，而对其所学污染愈甚。这便是超发展学术界与发展中学术界，过与不及的两种不同的毛病。

我们的“现代中国”又处于一个什么“时代”之中呢？

我国自“同治中兴”以后，以迄今日，便一直在“发展中”这个阶段里打滚。在这个绵延一百多年的发展中阶段里，我们几起几伏，但是却始终未能冲出这个阶段。因而我们近百年来的“学术”（scholarship），也和印度一样，始终是停滞在“发展中学术”（developing scholarship）这个阶段之内。整个国家的学术形势既然如此，则“形势比人强”，胡适之先生也就不能摆脱这个形势，所以终胡氏之生，他始终便是个“发展中”的学者。

什么是“发展中学术”呢？

请以机械技术（technology）为例：

在美国这个“超发展”的国家里，机器帆船、机器脚踏车，乃至无轨电车、内燃机火车头，以及一大部分的铁轨，都早已不是交通工具了。其他初级机械如小型水力发电机、沼气灯等也都废弃不用了，而这些东西，却仍然是“发展中国家”的至宝。如果一个发展中国家，舍此器械不用而好高骛远，至超发展的国家里胡乱采购些“精密机器”；这些东西搬回去，不但不适用，而且会造成浪费和混乱。因为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是有其固定程序的，停滞固然不好，大跃进仍然是错。所以现代西方搞经济发展的学者们，乃把这种程序概念化。他们认为引进科技，要恰如其分，因而把这种科技名之曰“恰当科技”（Appropriate Technology）。

在一个国家的“学术”发展的程序中，亦复如是。在“发展中学术”这个阶段里，他们所能搞的也就是一种“恰当学术”（appropriate scholarship）。换言之，也就是一种不新不旧、不中不西、土洋并举、风力电力两用的“机帆学术”。在这个阶段里如舍“机帆”不用，而去搞“原子轮船”，便反而“不恰当”了。老实说，胡适之先生搞了一辈子所谓“科学方法的批判性的整理国故”，便是他那个时代的“恰当学术”，他老人家本身也就是一位了不起的“恰当学人”（appropriate scholar）。既然我们整个的国家、整个的学术界还停滞在“发展中”阶段，胡公受了时代的限制，他也不能单枪匹马，闯入“已发展”阶段了。用一句胡适自己的话，就叫作“矮子限制了长人的发展”。

笔者近年来论胡之作累积至数十万言，在拙作中我就一再提到胡先生治学是缺乏社会科学的训练。笔者这种评论，并非讥评胡先生不懂社会科学，要他再去读个社会科学博士。胡先生治学自有其成就，亦如乾嘉学派自有乾嘉学派的贡献一样。我只是就学问本身而言。胡先生那一套，再向前走一步，就进入社会科学的领域了。海外历史学界如何炳棣先生所搞的，就可说是“超胡适时代”（The post-Hu Shih era）的史学了。我们祖国的学术界如不长期停滞在“发展中”阶段，而早已进入一个新的社会科学的时代，以适之先生的聪明才智，他是一定会跟进的。但是如果我们这条文化船始终开不出去，却要这位老乘客或老舵手胡适去跳海前进，是有欠公正的。

最近笔者拜读汪荣祖教授所编的《五四研究论文集》中，吴森博士评胡的著作，我便觉得有欠公平。吴先生显然是年纪太轻，他就很难体会“胡适时代”的学术环境。

胡适之在他那个时代向中国介绍“实验主义”——就和当时人介绍马克思主义一样——只能介绍些口号。口号以外的东西要深入浅出地写出来是不容易的，甚或是不可能的。不深入浅出地写出来，在那个时代的中国（现在显然还是如此），是没有人看的，也没有人印的。

有一次，老朋友研究画史的专家王方宇教授请教胡先生有关“讲演”和“教书”的诀窍。胡先生说：“讲演要深入浅出；教书要卑之无甚高论。”这句中国实验主义的名言，不但在当时的中国是“实用”的，我们今日在美国误洋人子弟还是如此。例如我们向美国同事和学生们讲《红楼梦》，在讨论班（seminar）上来他个“一从二令三人木”，这不是对牛弹琴吗？胡适之先生当年不能在中国搞“实验主义”里的“一从二令三人木”，也是同样的道理。

老实说，搞繁琐实验主义——甚至如胡秋原先生一再批判的繁琐行为科学——纵在今日美国也是个“文化污染”。搬回中国，尤其是六十年前的中国，去吓唬老几呢？！

但是就实验主义口号性的基本涵义来说，我倒并不觉得胡适之所搞的，与我一住二十五年的哥大校园内所搞的，有什么基本上的不同。稍微有点区别的，则是“七十子亡而大义乖”以后三家八派——尤其是杜威死前数年，走向行为科学一条新路上，一些小枝节罢了。质之吴博士，不知以为然否？

适之先生在二度访台之后，回纽约时告我说：“现在台湾青年写信给我，都称我‘胡适先生’……‘胡适先生’，也很好，也很好！”他的意思显然是，以前大陆时代的青年，包括笔者本人在内，都称呼他作“胡适之先生”或“适之先生”。现在“台湾青年”不谙古礼，所以称他“胡适先生”，但是“也很好！也很好！”。

这虽是件有趣的小事，但是这也标志出胡公一生的两个阶段：“适之先生”是开五百年文化新运的一位大师、老祖；“胡适先生”则只是一个政治上和文化上的偶像。

笔者襄赞胡先生所记录的这本小书，所讨论的多半都是属于“适之先生”的那一半。至于“胡适先生”那一半，还希望后来居上的“台湾青年”们，来加以校正补充罢！

[2]夏威夷大学的哲学教授老朋友张钟元先生有一次告诉笔者，他在纽约华埠某次宗教集会内，遇见了一位自台湾来的相当有名望的佛教法师。他二人盘道之余，这位法师竟然不知道《景德传灯录》是个什么东西。这把张教授可吓得面色发青。其实这位法师修行起来可能就比那些熟读《传灯录》的所谓“学问僧”，要早成正果！笔者在前文就曾提过，宗教与学术原是两回事。做和尚就做和尚（尤其是禅宗里的和尚）；进涅槃就进涅槃。做和尚、进涅槃又不是读博士、考科举，要参加“口试”，对付“岁考”，管它什么“传灯录”、“点灯录”呢？胡适博士要明乎此，他在这篇回忆录里，就不会对我们的大和尚、老法师们，那样恶言恶语的了。

[3]适之先生这篇《说儒》，从任何角度来读，都是我国国学现代化过程中，一篇继往开来的划时代著作。他把孔子以前的“儒”看成犹太教里的祭师（Rabbi）和伊斯兰教——尤其是今日伊朗的Shiite支派的教士（Ayatullah）；这一看法是独具只眼的，是有世界文化眼光的。乾嘉大师们是不可能有此想象，后来老辈的国粹派，也见不及此。

余英时先生说得好，历史无成法，但是历史有成例。因为人总是人，正如狗总是狗、猫总是猫一般。猫种虽有不同，但是所有的猫都捉老鼠；狗种虽有不同，所有的狗都会摇尾巴。人种虽有不同，人类的行为却也有其相通之处；其社会组织，因而亦有其类似之处。吾人如把其类似之处绝对化来“以论带史”，变成了教条史家固然不对；把不同的文明看成绝对不同的东西，也同样是错。适之先生这篇文章之所以不朽，便是他杂糅中西，做得恰到好处。

再者，胡氏此篇不特是胡适治学的巅峰之作，也是中国近代文化史上最光辉的一段时期，所谓“30年代”的巅峰之作。我国近代学术，以五四开其端，到30年代已臻成熟期。斯时五四少年多已成熟，而治学干扰不大，所以宜其辉煌也。这个时期一过，以至今日，中国便再也没有第二个“30年代”了。适之先生这篇文章，便是30年代史学成就的代表作。

[4]胡氏把一部中国史按西方学术界的传统办法，分为古代、中古和现代。这种分法有好多人不赞成。马克思学派另有其分法，固不必谈了。马派以外的也有人认为中国史不应按西方标准来分期，因为史有中西之别。

其实我们人类统治了这个地球到现在为止还不足一万年，比起古恐龙（Dinosaurs）一百五十万年的统治期，真是微不足道。何以在最近的万年之内，黄白红黑的人类文明一时俱起？这只有上帝才能回答。在这种一时并起的各种人类文明里，其过程原是很相似的。古生物学家，今日追研恐龙的生活，恐龙还不是恐龙？一百五十万年以后，如果恐龙再起，回头再来研究人类，则人类还不是人类？所以过分着重民族史，而忘记了它只是人类史的一部分，也是见小失大的。如果一个整体可以分成三期，则其中组成部分随之也分成三期，又有何不可？这也是“夭匿”不能超出“特都”的道理。

据说在台湾时期的沈刚伯先生便劝学生不要学西洋史，因为学西洋史不能成名。这是他老人家为及门弟子的“前途”着想的菩萨心肠。因为在今日中国史学界的名利市场里（不管是国内或是国外），学西洋史都是死路一条。

难道我们这个古老的文明民族，就不需要学人研究西洋史了吗？非也。这是我们的时间未到。等到我们从“发展中学术”前进到“已发展学术”的时候，西洋史也就要大行其道了。在我国传统的学术里，读一部“三通”，就可做“通人”了。在“已发展”的中国里，“通人”恐怕就不那么容易做了。搞中国历史的，像沈老师那样的西洋史的“底子”，恐怕也是必需的。言念及此，我们也可约略告慰我们了不起的西洋史老师、怀才不遇的沈刚伯先生于九泉之下了。

[5]在这一段里胡先生对“六朝文”，可谓“诋毁不遗余力”了！笔者那时替他做“功课”，帮他录音时，便颇不以为然。我认为那是他“出者奴之”的成见。我并举出《今古奇观》上，“乔太守乱点鸳鸯谱”那一回里，我们中学时代都能背诵的、乔太守“乱点鸳鸯”的判词为例，认为“四六文”与“俗文学”并不是水火不容的冤家。今不妨将这段判词抄出，我想今日的中学生，还有爱好的，亦未可知。原词如下：

弟代姊嫁，姑伴嫂眠。爱女爱子，情在理中。一雌一雄，变出意外。移干柴近烈火，无怪其燃；以美玉配明珠，适获其偶。孙氏子因姊而得妇，搂处子不用逾墙；刘氏女因嫂而得夫，怀吉士初非炫玉。相悦为婚，礼以义起。所厚者薄，事可权宜。使徐雅别婿斐九之儿，许斐政改娶孙郎之配。夺人妇人亦夺其妇，两家恩怨，总息风波。独乐乐不若与人乐，三对夫妻，各谐鱼水。人虽兑换，十六两原只一斤；亲是交门，五百年绝非错配。以爱及爱，伊父母自作冰人；非亲是亲，我官府权为月老。已经明断，各赴良期！

乔太守这篇掷地有声的“四六文”，真是铿锵之至。中学生琅琅入口，也可知道点我们祖宗的文学遗产中，什么叫作骈俪。太守大人真是功不可没。

本来文学的好坏是决定在一般读者的好恶。文学批评家们，越俎代庖，硬说某种体裁好，某种体裁坏，都是他们自己的私见，而“私见”与“公见”往往也相去甚远。胡先生来个恶言恶语，把“四六文”骂成“杂种”，犯的就是这个毛病。

六朝文原是汉魏以后的文学家，把诗歌、散文杂糅在一起的新发明，是一种极“美”的文体。这种以“诗歌入文”的干法，正如一位画家，沉醉于金石，他也能使“金石入画”。这种“美感”也是柳宗元所说“锦心绣口”，岂是“实验主义者”所可一点一滴地“实验”出来的。对文艺灵感不深的胡老师，还以少说为是！

[6]胡适之先生一辈子所最佩服的“现代”学者，便是“我们徽州”的朱子了。他认为朱熹是近六百年来，影响我国学术思想最大的思想家和学问家。他老人家就未尝对我说过一句有关朱夫子的坏话。1962年适之先生逝世之后，笔者在纽约中国知识分子所举行的追悼会上，就公开陈说胡先生是朱子以后，对中国学术思想继往开来、影响最大的一位学者。

可是在近六十年来的“进步学人”的眼光里，朱熹是万恶之源，他们认为把生气勃勃的中华民族搞成个“东亚病夫”的罪魁祸首就是他。至于胡适之先生，则左右两派学人，今日对他也还是毁多誉少，虽然中间派的少数同文仍然认为他是一位圣者。

笔者不学，无意之中也写了数十万字的《胡适杂忆》与《胡适自传》的注释。毁誉之间，吾何敢置喙？我只想以个人所见使适之先生在现代中国文化史中，能得其应得之位置；能做到增一分则长、减一分则短的程度，那真是传记作家们的最高境界了。只是笔者个人学殖甚浅，谬论一代大贤，终嫌未能适得其平。好在适之先生本人的门生故旧，以及对现代中国文化史有深入研究的资深学人，海内外仍多不胜数。傥能因笔者这两本讨论“胡学”的浅陋的“尝试集”，而引起他们更高明的反应，那我也就心安理得了。引领而望，实不胜馨香祝祷之至。

1979年7月4日下午3时

于美国新泽西州北林寓所

唐德刚　著

胡适杂忆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桂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胡适杂忆 / 唐德刚著. —2版. —桂林 :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5.2

ISBN 978-7-5495-6269-5

Ⅰ. ①胡⋯ Ⅱ. ①唐⋯ Ⅲ. ①胡适（1891～1962）－回忆录 Ⅳ. ①K825.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309410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桂林市中华路22号 邮政编码：541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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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 版 人：何林夏

出品人：刘瑞琳

责任编辑：曹凌志

装帧设计：陆智昌

内文制作：陈基胜　马志方

唐德刚（1920—2009）

安徽合肥人。国立中央大学（重庆）历史系学士，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纽约）硕士、博士。曾先后任职于安徽省立安徽学院、哥伦比亚大学、纽约市立大学，长期从事历史研究与教学工作，并对口述历史的发展贡献良多。著有《袁氏当国》、《段祺瑞政权》、《李宗仁回忆录》、《胡适口述自传》、《胡适杂忆》、《史学与红学》、《书缘与人缘》、《五十年代的尘埃》、《战争与爱情》等，包括历史、政论、文艺小说多种，及诗歌、杂文数百篇。

1941年，驻美大使胡适于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双橡园留影（之一）。

1941年，驻美大使胡适于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双橡园留影（之二）。

1941年，驻美大使胡适于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双橡园留影（之三、之四）。

1941年，驻美大使胡适于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双橡园留影（之五）。

1941年，驻美大使胡适于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双橡园留影（之六）。

上图：胡适和《国学季刊》编委会成员合影。右起：陈垣、朱希祖、顾颉刚、胡适、马衡、沈兼士、徐炳昶。

下图：中英庚款咨询委员会委员胡适（左一）与丁文江（左五）等人合影。

上图：1946年，评议会投票之后，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在中研院大门口合影。中立西装者代院长朱家骅，左二胡适，左四张元济，右一汤用彤，左三余嘉锡，右二陈垣，右三柳诒徵。

下图：1948年5月，南京举行国民大会，主席团成员胡适博士向大会宣布蒋中正和李宗仁当选正副总统。

1958年4月10日，台北南港，蒋介石与新任台湾“中研院长”胡适合影。

晚年胡适南港留影。

胡适着博士服油画像。1917年5月，胡适交出约九万字的博士论文《中国古代哲学方法之进化史》，并通过口试，但依哥伦比亚大学规定，博士候选人必须提交论文一百册，方能取得学位文凭。胡适这个“待赠”阶段一直维持了十年。到1927年趁赴英参加中英庚款咨询委员会会议之便，他再到纽约时才携来一百本1922年在上海印刷出版的博士论文，由杜威玉成，经过补交手续，始由校方正式颁予“哲学博士”学位的。

胡适之先生为唐德刚夫妇所写的条幅。胡适是安徽人，哥大出身，北大成名。因而他对这三重背景都存有极深厚的温情主义，而且老而弥笃。事实上，胡先生晚年对唐德刚这一后辈，不拘形迹的教导与往还，与他这三大偏爱，亦不能说毫无关系。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胡适杂忆》唐德刚题签。

周策纵先生序

“我的朋友”唐德刚教授前些时告诉我，他在撰录胡适之先生口述历史之余，打算自写一篇“短序”。我听了一心想到我们时常在纽约十八层高楼高谈阔论，一谈就不知东方之既白的往事，就不禁暗忖，等着看他这序会怎么短法。果然在《传记文学》里见他下笔千里，把胡先生一生牵惹到了的无数问题与纠葛，几乎无所不谈，谈无不痛快。我正在连续欣赏，大过其瘾，还幸灾乐祸；不料突然收到他的来信，说现在真是没空，必须结束了，而刘绍唐先生急于要把他这已长达十余万言的“短序”出版成专书，他自己实在不能再为自己的“序”作序了，就只好来拉夫。这确实是晴天霹雳，使我不免有大祸临头之感。

大家都知道，从前蒋方震先生写了一册《欧洲文艺复兴史》，要梁启超先生作序，任公序文一写就是数万言，与原书一般长，结果“头”大不掉，不能印在书前，序文成了专书《清代学术概论》，独立出版，反而要蒋方震来为这“序”写了一序。这样看来，德刚这“序”既然是胡先生的口述自传招惹出来的，这“序”的序，本来应该请胡先生来写才算合史例，才能了却这件公案。但上海灵学会既已不存，那就只好牵着黄牛当马骑吧。好在多年以前，我曾经对胡先生说过：“你以前曾对梁任公说，晚清今文学运动对思想界影响很大，梁先生既然曾经躬与其役，应该有所记述。后来任公便写了《清代学术概论》那册书。现在我要说，五四时期的新文化、新思潮、新文学运动，对中国近代思想社会的影响，比今文学运动恐怕更大更深远，你也是躬亲其役的人，你也应该把这几十年来的思想潮流，作一番全盘的、彻底的、有系统的叙述、检讨和批判，写一册《五四时期思想学术概论》，才算适合大众和时代的需要。”胡先生听了直望了我一眼，笑着说：“你这话很对，现在一般人对这一时期的思想潮流，歪曲误解的很多。我将来也许要写些东西来澄清一下。不过你们年轻一代责任更大了，总结、检讨、批判还要你们来做。”后来他还要我代他找一些资料。不幸胡先生以后未能如愿写出这书来。现在德刚这篇“序”，也许可说正是胡先生心目中要年轻一代作出检讨批判的一部分。这样说来，唐“序”便有点像我所提议的那种“概论”的引子，而我这篇“序”的序，也就不是毫无关系了。

我想读者都会同意，唐德刚教授在这里把胡适写得生龙活虎，但又不是公式般装饰什么英雄超人。他笔下的胡适只是一个有血有肉、有智能、有天才也有错误和缺点的真实人物。这做法承袭了古今中外传记文学的优良传统。中国第一个最出色的传记文学家司马迁早就用好的例子教导了我们，他笔下的人物多是活的、立体的、可爱可佩的、可嗔可斥的，或可怜可笑的，但没有使你打瞌睡的。在西洋，像鲍斯威尔（James Boswell）的《约翰逊博士传》（The Life of Samuel Johnson），主角也是活生生的，还在约翰逊里找得到鲍斯威尔。读了德刚的胡适，你也可以和他握手寒暄，笑语谈辩，不知夜之将尽、人之将老，也在胡适里找得到唐德刚。

当然，我们不必要同意作者所说的一切。因为我知道，他所提倡的，正是要大家各自去独立思考，独立判断。他如能引起你多去想一想，那他的目的就已经达到一大半了。至于你作出什么结论，那只是你自己的事。不论如何，他和他的朋友们，原先是白马社的也好，《海外论坛》月刊社的也好，至少包括我自己，大概都会拍手叫好的。

大凡文字写得最美最生动的，最难同时得事理的平实，因为作者不能不有艺术的夸张。这在王充的《论衡》里便叫作“艺增”。德刚行文如行云流水，明珠走盘，直欲驱使鬼神，他有时也许会痛快淋漓到不能自拔。但我们不可因他这滔滔雄辩的“美言”，便误以为“不信”。德刚有极大的真实度，我们最好在读他所说某一点时，再看看他在另一个所在说了些什么，要看他如何从各种不同的角度，尽情极致、穷态极妍地描绘和辩论，如此，你才能更好地把握到他的真意。德刚的“艺增”运用在不同的角度，这是他最好的绝招和自解。

德刚不信神鬼，也不怕神鬼，所以他敢说自己要说的话。你看他能“批孔”，也能尊孔，更能尊、能批要只手打倒或支持孔家店的好汉。不但如此，还敢尊、敢批“周公”！因此不论你同意不同意他，德刚这独行侠的高风傲骨不能不令人钦佩。他能替胡先生打抱不平，多已在胡死后，这点已不容易。更难得的是，他既不掩饰事实，又能恕道处理胡先生的某些白璧微瑕。我个人已受益不浅，我在给他的信里指出胡先生新诗某些文字上的缺失，不免夸大，这固然只是友朋间的闲谈，但真有点像“诗律伤严近寡恩”了。在另一方面，我却素来不曾认为五四时代是“时无英雄，遂使孺子成名”；相反的，我尝说，五四时代产生的人才济济，比任何别的短时期可能都多些。德刚指出胡先生用“素斐”做他女儿的名字可能是纪念陈衡哲女士，这点确已补充了我之不及；至于胡先生那首诗是否也意味着陈女士在内，我看不能无疑，如是这样，他恐怕就更不合情理了。德刚对这点似乎有进一步“求证”的必要。

我在前面已说过，胡适之先生一生牵惹的问题与瓜葛已非常多，而德刚对他的娓娓描述和检讨，不能不更多面和更复杂。胡适已经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箭垛式人物，德刚现在真实地把他画得多彩多姿，人们也许更会把他当成活箭垛了。如果我这里再提出一些与胡适有关的问题来讨论，那这篇“短序”的短序可能也要变成专书，岂不又要德刚来替我写序？想来想去，时不我与，这种序还是让读者诸君来写了，这也正如胡先生所说的，要年轻的一代来检讨批判吧。我想这也正是唐德刚教授写作的初意，我便带着这个期望，把这津津有味的好书郑重推荐给读者。

周策纵

1978年7月于美国威斯康星陌地生之弃园

夏志清先生序

我的朋友唐德刚

《胡适杂忆》，原题“回忆胡适之先生与口述历史”，曾在《传记文学》上连载了十期多（第一八三至一九三期）。每期航邮寄来，我总先把《回忆》读了，才去拆看其他的报章杂志。记得读完第一章，实在兴奋，当晚就写信给唐德刚、刘绍唐，向二位好友致贺：这样文笔生动而饶有趣味的回忆录实在难得在国内杂志上见到的。翌晨授“中国现代文学”这门课，也不顾当天应讲的题目，先讲两则胡适之太太的故事给学生听。我同胡老太太仅有两面之缘，但读了这两则故事（大叫一声“Go！”吓退“大黑贼”；返国定居前，嘱咐德刚、王纪五二人搬运她那只笨重的旧床到新泽西州码头），真觉得德刚兄把她写活了。

《胡适杂忆》我特别爱读，当然不仅因为德刚兄记载了好多有关胡氏夫妇的掌故。1962年暑期我搬居曼哈顿后，即同德刚交识，对他的学问见识早已佩服。只可惜他封笔了二十年，近两年来才能看到他的长篇撰述（德刚整理的另一部稿子《李宗仁回忆录》，连载香港《明报月刊》，已一年有半）。《胡适杂忆》不只是篇回忆录，它畅谈历史、政治、哲学、文学、文字学，以及其他一切胡适生前关注的学问，比起《李宗仁回忆录》来，更令人见到德刚才气纵横、博学多智的这一面。胡适自承哲学是他的“职业”，历史是他的“训练”，文学是他的“娱乐”（hobby）。德刚十几岁时即已圈点了一遍《资治通鉴》，在哥大研究院主修美国史、西洋史，近年来一直在纽约市立学院主讲中国史、东亚近代史，“历史”自是他的“职业”。他中西哲学的底子当然比不上胡适，但他受过“社会科学”这方面的严格“训练”。本书引录了好几首德刚在攻读博士学位时期写的新诗、旧诗，表示他同留学生胡适一样，功课愈忙碌，愈感到有写诗、同朋友酬唱诗词的需要：“文学”也是他的“娱乐”。且不论二人同寓纽约期间深厚的“忘年之交”，即凭德刚自己的“职业”、“训练”和“娱乐”，他实在是为胡适作评传最理想的人选。

同胡适一样，唐德刚的中文文章比他的诗词写得更好。《胡适杂忆》出版后，我想他应被公认是当代中国别树一帜的散文家。他倒没有走胡适的老路，写一清如水的纯白话。德刚古文根底深厚，加上天性诙谐，写起文章来，口无遮拦，气势极盛，读起来真是妙趣横生。且举一个小例为证：

可别小视“跑龙套”！纽约市有京戏票房五家之多。平时公演，粉墨登场，锣鼓冬仓，琴韵悠扬，也真煞有介事。可是“龙套”一出，则马脚全露。那批华洋混编的“龙套”，有的不推就不“跑”；有的推也不“跑”；有的各“跑”其“跑”，不自由，毋宁死……好不热闹！笔者在纽约看国剧，最爱“龙套”，因为它能使你笑得前仰后合，烦恼全消！

引文下半节，可说是段韵文（跑、闹、套、消），但若在“有的各‘跑’其‘跑’”下面跟着就写“好不热闹”，同韵字太多，读起来反而单调。德刚在“各‘跑’其‘跑’”下面，添了两句三字经——“不自由，毋宁死……”真可谓是神来之笔。这种写法，全凭作者一时的灵感和联想的丰富。凡在纽约市看过票房演出京戏的，读这段文字，想都会出声大笑的。

但看来是游戏文字，“龙套”在本书七十二节里是一个“有机”的譬喻（metaphor）。有博士学位的人才能在学术舞台上“井井有条”地跑龙套，没有博士“训练”的教员，跑跑龙套也会出洋相的。但真正在京剧、学术舞台上唱“大轴”的，如梅兰芳、胡适二人，倒不一定是“科班出身”。德刚二十六年前写的成名作是《梅兰芳传稿》，所以既提到了“龙套”，他会把梅、胡二博士的名字联在一起。最近重读《梅兰芳传稿》，我也同胡先生一样，觉得“稍嫌渲染”，文笔太浓艳一点，虽然德刚兄的确参阅了不少资料，尤其关于梅氏美国演出的那段史实。封笔二十年后，文章的境界显然大为提高，今日散文界有此唐派新腔可听，我觉得十分可喜。

50年代的胡适

《胡适杂忆》我读来特别有亲切之感，因为书中提到好多50年代身在纽约的中外人士，这些人我来哥大后大半也认识。德刚为德国老教授魏复古（Karl Wittfogel）、日文老讲师角田柳这两位突出人物作画像，一点也没有“渲染”，真可谓呼之欲出。《“新诗老祖宗”与“第三文艺中心”》这一章专介绍德刚“白马文艺社”里的朋友，“新诗老祖宗”反而屈居配角，可能会有读者觉得喧宾夺主，不太合传记文学的体例。但事实上，胡适自己在《四十自述》、《留学日记》二书里也讲起他好多朋友，抄录了他们的诗词酬唱之作。蛰居纽约期间，他既爱参加白马社的集会，德刚把社员一一点将，并选录他们一部分诗作，我认为是应该的。我们也借此体会到这前后两代的留学生处境多么不同。胡适早期一批诗友——任叔永、梅光迪、杨杏佛、朱经农、陈衡哲——回国后都干了一番事业。他晚年结交的那批文艺小友——唐德刚、周策纵、吴讷孙、周文中、黄伯飞——虽在美国学术界各有建树，他们的主要工作是教导美国学生；大陆变色，他们不可能回国大干一番，真可说是国家的损失。白马社里三位新“莎菲”女士，我只认识何灵琰，她是徐志摩的干女儿，在上海时期曾跟钱钟书习写诗词，跟魏莲芳学唱青衣，可惜这几年不常写诗，也难得登台一露身手了。其他两位，心笛仅闻其诗名，不知人在何处；“才气最高”的蔡宝瑜一年前我连她的名字也没有听见过。她短命而死，我读到德刚的记载，也不免为之叹息。

胡适在纽约做寓公期间，爱同年轻朋友来往，真如德刚所说的，年龄相等的朋友间，除了李书华先生外，可同胡适促膝长谈的真的绝无仅有。鲁迅在晚年，虽有文坛盟主之名，喜结交的也只是萧军、萧红这辈比较纯洁的青年。好多年前我在《明报月刊》上看到了张爱玲《忆胡适先生》文，深为感动，想不到张爱玲从小就崇拜胡先生，也想不到胡适这样看重张爱玲。在我想象中，到了50年代中期，胡适早已同当代文学脱了节，也不太关心文学的前途了。1955年11月张爱玲抵达纽约后，曾去拜访过胡先生两次，可惜张不善辞令，为人木讷，谈话并不投机。翌年感恩节，胡适还有意请她到中国馆子吃饭，隔一阵还到一家救世军办的女子宿舍去看她。可是张爱玲跟胡适谈，“确是如对神明”，不知如何逗他开心。二人关系，见面后反而疏远了。

胡适同他的安徽小同乡唐德刚一见如故，倒可说有缘。后来德刚身任胡适“口述历史”的记录员，更是日常见面，无话不谈。本书最大的特色即是凭德刚的回忆和当年自己日记上的记录，给胡先生留了一个最忠实的晚年写照。1951年胡适才六十岁，其实不能算老，但到德刚所见的胡先生，显然已开始衰老了。他当然在搞他的《水经注》，也写了一部《丁文江的传记》，且不断关注共产国家的所作所为以及“自由世界”的前途。但比起刚回国的二十年（1917—1937）来，纽约那几年，他治学的成绩实在太少了。张爱玲未去美国前，从香港寄给他一本《秧歌》，他真的读了，还写了封恳切的回信。同样情形，姜贵从台湾寄给他一册《今梼杌传》（即《旋风》），他也真的读了，也写了很长的回信。胡适识拔张、姜二人，当然是文坛佳话，也证明他读当代小说，确有卓见。但话说回来，对胡适而言，这两位作家都是毫无名望的；他有时间读他们的赠书，表示他手边没有急急要办的正事。普通名学者，自己忙于著作，心有余而力不足，收到的赠书太多，即使想看，也抽不出空来，何况中国当代小说，并非胡适研究的主要对象（胡适晚清小说读得极熟，他文章里绝少提到二三十年代的小说——少数人的短篇例外——很可能连茅盾、老舍、巴金的长篇他都没有碰过）。最使我诧异的，胡先生竟常去哥大图书馆看中文报纸，连“美国两岸所发行和赠阅的‘侨报’”也看，而且把它们的“副刊”看得很仔细，而这些副刊，德刚说得一点也不错，“实在不值得浪费太多时间的”。目今台湾《联合报》、《中国时报》特别在编排副刊上用心计，可读的文章、报道、小说实在不少。我平日没有时间全读，又舍不得把那些副刊丢掉，只好把它们保存起来，日积月累，保存着想读而未读的文章实在多不胜言。胡先生有时间批阅纽约、旧金山出版的侨报副刊，比他太太靠打牌消磨岁月，实在好不了多少。

胡适这样“游手好闲”，主要原因可能是那几年他少了一份配合他身份的工作。他在普林斯顿大学任格斯德中文藏书部（Gest Library）“馆长”（curator）之职，那是一份闲差，每年领取几千美金贴补家用而已。他也在美国著名学府做过短期讲学，零星演讲的机会当然更多，但这些都算不上是长期性的工作。“胡适之的确把哥大看成北大，但是哥大并没有把胡适看成胡适啊！”德刚这句沉痛的感慨一点也没有言过其实。50年代，胡适同林语堂先生（辞掉南洋大学校长之职以后）大半时期留在纽约，而且经常来哥大借书，假如哥大有意聘请他们为中日文系教授，他们是一定乐意接受的。但中日文系的主管人哪里会有此度量，胡、林二人来了，那些美国汉学教授岂不相形见绌？所以美国著名学府乐于聘用赵元任、李方桂这等专门人才（语言学比较冷门，吸引的学生较少），而不敢聘用胡适、林语堂这样的通才。哥大既是他的母校，胡适如能在中日文系开讲中国哲学史、文学史的课程，一定特别卖力，很可能提起精神写出一两本英文著作来。当然他不可能再有时间去看中文侨报了。

胡江冬秀

任何学人，除了家里的书房外，总得有一间办公室，不能老窝在家里。偏偏在纽约那几年，胡适少了一间办公室，在家里伴着老妻，事事得迁就她，不免影响到他工作的情绪。他在精神上显出老态，这也是一个原因。

在表面上看来，胡适夫妇恩爱白首，非常幸福，但我总觉得江冬秀女士不能算是我们一代宗师最理想的太太，二人的知识水准相差太远了。早在1915年4月28日，胡适记了下面这则日记：

得冬秀一书，辞旨通畅，不知系渠自作，抑系他人所拟稿？书中言放足事已行之数年，此大可喜也。

胡适十三岁就订了婚。他事母至孝，当时无意拂逆母意，也就算了。但凭这段日记，我们显然看出，胡适曾去信问他母亲或江冬秀，缠足已放大了没有？想来江女士以往给他的信，文字欠通，这封信“辞旨通畅”，虽不免疑心是别人“拟稿”的，但胡适知道未婚妻在努力改进，至少足已放大，他心里是高兴的。可是婚后三四十年，江冬秀显然没有多大进步。《传记文学》第一九二期影印了她晚年的手迹，那几个字实在是见不得人的。（连她先夫提倡的新式标点，她都会用错！）居留纽约期间，她还停留在看武侠小说的阶段，胡适的学问、思想她是无能力欣赏的。住在北平、上海，她有用人可使唤，家务不必胡适操心。住在纽约，胡太太既不懂英语，他老人家还得上街买菜，实在是够辛苦的。二老住“东城八十一街简陋的小公寓”，太太一打牌，家里客人多，胡适既无办公室可去，要静心读书写文章，也不可能了。这样长期伺候太太打牌，胡适即使有早年的壮志雄图，也消磨殆尽了。

1958年秋，胡适返台任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之职。他任内的秘书——王志维先生——写过一篇《记胡适先生去世前的谈话片段》，载《联合副刊》（1977年2月24日），我读后感慨很多。临死前两天，胡老先生为了太太打牌，嘱咐王秘书“帮我买一所房子”：

我太太打麻将的朋友多，这里是台湾大学的宿舍，南港我住的也是公家宿舍，傅孟真先生给“中央研究院”留下来的好传统，不准在宿舍打牌。今天我找你来，是要你在我出国期间，在和平东路温州街的附近，帮我买一所房子，给我的太太住。

胡适是爱面子的人，傅孟真先生留下的规矩，公家宿舍不准打牌，院长寓所内却常听到牌声，不免于心不安。想来胡太太的朋友都住在台北市区，老是坐出租车去南港也不方便，胡院长才有意在台北置屋。胡适待他的老伴是够好的了，但胡太太长年打牌，我总觉得对不起他。

早在民国九年，胡氏夫妇生日碰在一天，胡适写了一首《我们的双生日（赠冬秀）》的诗（《胡适的诗》，页九七至九八）：

他干涉我病里看书，

常说：“你又不要命了！”

我也恼他干涉我，

常说：“你闹，我更要病了！”

我们常常这样吵嘴——

每回吵过也就好了。

今天是我们的双生日，

我们订约今天不许吵了！

我可忍不住要做一首生日诗，

他喊道：“啍（哼）！又做什么诗了？”

要不是我抢得快，这首诗早被他撕了。

这虽是首幽默诗，我们也看得出二人婚后精神上毫无默契。胡太太既不懂读书的乐趣，丈夫在病中，更有理由不准他读书了。胡适多么希望他的太太能在“双生日”那天，和他一首诗啊，但太太不会做诗，看样子真会把诗撕掉。胡适自知不可能同太太订约，永不吵嘴，“今天不许吵”平平安安过一天生日就够了。胡适的确是好脾气，但江冬秀如能像《李超传》里的李超女士一样，立志求学上进，婚后进学校或者在家里自修，胡适一定感激莫名，享受到另外一种闺房乐趣。只可惜江冬秀真是个旧式乡下女子，辜负了胡适在留学期间对她的期望。

女友韦莲司

德刚兄说得对：“适之先生是位发乎情、止乎礼的胆小君子。搞政治，他不敢‘造反’；谈恋爱，他也搞不出什么‘大胆作风’。”但德刚认为留学期间的胡适真追过韦莲司女士（Edith Clifford Williams），假如韦女士真有意嫁给他，江冬秀就只好守活寡了。但事实上，胡适既是“止乎礼”的胆小君子，看样子并没有同韦莲司谈过什么恋爱，虽然二人通信很勤。徐高阮先生在《胡适和一个思想的趋向》（台北地平线出版社，1970）这本书里告诉我们，胡先生去世后三年，韦莲司女士曾“将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一六年青年胡适写给她的信（收藏了整整半个世纪，一百几十件）寄给胡夫人江冬秀女士，有几封曾在‘胡适纪念馆’分两次（1965、1966）陈列过”（页二九）。胡夫人去世后，这些信件想已由“中央研究院”保管。如有人想研究胡适留学期间的生活和思想，真不妨把这些信件研读一番，胡、韦二人有没有谈恋爱，真相也可大白。其实胡适一生英文文章也写了不少，连同这一百几十件信札，都应该收集成书，供中外学者阅读之便。鲁迅去世才两年，就有《鲁迅全集》二十册问世。胡适去世十六年了，我们还看不到他的全集，这是说不过去的。

德刚认为在1915年那年，“胡氏显有所求（made some proposition）而为韦女所峻拒。……她奉劝胡郎，斩断情丝，悬崖勒马；应着重较‘高级’的情性之交；勿岌岌于‘色欲之诱’（sex attraction）。……可是韦女士虽是止乎礼，她并没有绝乎情。最后棒打鸳鸯的似乎还是韦女士那位‘守旧之习极深’的妈妈”。我认为德刚兄这两个假设——胡适追韦女士遭拒；韦母“棒打鸳鸯”——都是站不住的。胡适非道貌岸然的伪君子，假如真正追过韦女士，他决不会“正色”呵斥德刚的假设为“胡说”。胡适既无意反背母亲的意志，他决不肯毁除婚约，让老人家伤心的。细读《留学日记》，胡适诚然爱同有脑筋的洋女子谈话、通信，可是一点也看不出同她们有论婚嫁之意。韦莲司的服饰仪表，德刚在书里已交代得很清楚。另一位同胡适通信颇勤的瘦琴女士（Nellie B.Sergeant），“业英文教授”，有两个夏天来康奈尔大学暑期班进修，这样才同胡适认识的。她“年事稍长，更事多，故谈论殊有趣味”。胡适哪里会同她谈恋爱？

德刚认为他的假设有理，主要证据是《留学日记》里节录的两封英文信。一封是韦女士1915年2月3日写给胡适的；一封是胡适自己1916年1月27日写给韦老夫人的回信。本书读者如细审二信的部分原文（《留学日记》，页五三五至五三七，八三五至八三六），一定也会同意，德刚误解了它们的含义。

1915年1月23日下午（《日记》页五二四），胡适访“韦莲司女士于其寓，纵谈极欢。女士室临赫贞河，是日大雾，对岸景物掩映雾中，风景极佳。以电话招张彭春君会于此间。五时许与女士同往餐于中西楼。余告女士以近年已决心主张不争主义（Non-resistance）……女士大悦，以为此余挽近第一大捷，且勉余力持此志勿懈。……女士见地之高，诚非寻常女子所可望其肩背。余所见女子多矣，其真能具思想、识力、魄力、热诚于一身者唯一人耳”。

读这段札记，我们无法肯定张彭春有没有跟胡、韦二人一起去中西楼吃晚饭。但在一个“纵谈极欢”的下午，胡适如真有意追韦女士，怎么会打电话邀张彭春来会谈？可见胡适对女士毫无所求，还要邀他的朋友来同赏她“见地之高”。这次纵谈之后，想来隔不多天，胡适又去韦女士那里“纵谈”了一次。韦莲司原是不顾世俗的奇女子，也可能早已钟情于胡适。那次谈话，很可能她露出了她的“狂狷”本色，动手动脚，倒把我们的“胆小君子”吓坏了。胡适招架不住，只好直言早已订了婚，如同韦女士有不轨行动，与“礼”（propriety）不合云云。事后韦女士很气，也有些老羞成怒，2月3日写了那封《论男女交际之礼》的信，责备胡适不够开通而拘于“礼”（blocked by a“sense of propriety”）。在她看来，像他们二人这样超脱世俗的“最高级人才”（the highest type of humanbeing），只要“思无邪”（propriety of thought）就好了，行为上的“非礼”（impropriety）倒是毫无关系的。德刚兄若细品此信，即可看出，韦女士采用的完全是玙姑在《老残游记》里教训申子平的口吻。胡适原则上是反宋明理学的，虽然在日常生活上还遵守“非礼勿动”的原则。他看了这封信后，对她的“卓识”更为佩服，认为“此论即在所谓最自由放任之美国亦足骇人听闻”。但想来韦女士觉得胡适不识抬举，以后只同他论学问，谈思想；生活上需要“放浪形骸”一下，另找别的男人了。

韦莲司一人在纽约“放浪形骸”，她母亲有所听闻，实在有些着急了。差不多一年之后，她写信嘱胡适去规劝她。胡适既是个少年老成、非礼勿动的“东方人”（an Oriental），对她女儿的某些行为一定看不惯吧？何不劝劝她呢？她是最看重你的！胡适虽是“胆小君子”，对韦女士的“卓识”、“狂狷”原则上是佩服的，回信理直气壮地斥责韦夫人虚伪。责问她是不是不信任自己的女儿，既如此把她关起来，不给她行动自由好了。德刚引译那一段信里的“我们”一词（“我们为什么要顾虑‘别人’对我们怎样想法呢？……”），乃所谓editorial“we”，非胡适、韦莲司二人。德刚看不出这一点，把胡适致韦夫人书完全曲解了。

胡适与陈衡哲

胡适同陈衡哲女士留学期间的关系，德刚分析得入情入理，读后十分折服。但同时德刚故作妙论，认为陈衡哲是他提倡“诗国革命”、“文学改良”的烟士披里纯（inspiration），“所以新文学、新诗、新文字，寻根究底，功在莎菲”，那就言过其实了。在《逼上梁山》文里胡适说得明明白白，他倡导白话文学的灵感得自钟文鳌，他是清华学生监督处驻华府的书记。陈衡哲未同他通信之前，胡适早已在试写白话诗了。

中国大学生、留学生间，的确有个“朋友之‘友’不可友”的传统。莎菲女士既为任叔永所发现，胡适又是任君的挚友，当然不便去追她。但我认为假如胡适尚未订婚，他一定会努力去追求莎菲女士的；论才情任不如胡，看样子莎菲也会嫁给胡适的。当然任氏夫妇一直是胡适的至交，也是他事业上最亲信的左右手，他对任太太是不存一丝罗曼蒂克的幻想的。但任、陈婚姻如此美满，胡适自己家里有个病中不准他看书、写诗的老婆——相形之下，他免不了艳羡他们的幸福。他骗过江冬秀，给自己的女儿取名素斐（Sophia），虽不能说纪念他同陈衡哲那段旧情，至少也希望女儿长得像瓦莎学院优等生莎菲一样的聪明好学，而一点也不像她生母那样的庸俗。德刚道破胡适为爱女取名用心良苦这一点，实在令人心折。

胡、陈二人尚未见面前，即可说已是“心有灵犀一点通”了。有一次，任叔永从麻州剑桥寄两首陈衡哲的诗给胡适看，要他猜是何人写的。（陈衡哲《小雨点》任序，则谓故意骗胡适“是我做的”。）胡适对其中一首咏“月”诗特别激赏（“初月曳轻云，笑隐寒林里。不知好容光，已印清溪底”），回信写道（《日记》，页一○五八至一○五九）：

两诗妙绝。……“风”诗吾三人（任、杨及我）若用气力尚能为之，“月”诗绝非吾辈寻常蹊径。……足下有此情思，无此聪明。杏佛有此聪明，无此细腻。……以适之逻辑度之，此新诗人其陈女士乎？

任叔永如未把此信转寄陈衡哲，也一定会把胡适评语抄给她看的。她看到后，一定感到十分光荣，且视胡适为生平知己。当时美国东部，留学生间成绩最优异的要算上赵元任、胡适二人，但胡适到处演说，发表英文文章和读者投书，风头比赵更健。这样一位当代才子盛赞其诗才，莎菲怎可能不被其感动？

同样情形，胡适也认为莎菲是他的生平知己。任、杨、梅、朱都反对胡适搞文学改良、写白话诗，真正响应他就只有陈衡哲一人。新文学史上最早一篇短篇小说即是她的《一日》，载1917年出版的一期《留美学生季报》，同时期她也写了不少白话诗（我另有长文论陈女士，将刊《现代文学》季刊）。很可能陈衡哲有雄心为新文学开路；但她见到胡适给众朋围剿，特地试写些白话诗、白话小说，助他一臂之力，以取悦于他，这也是大有可能的。

陈衡哲返国后，在1924年10月号《小说月报》上发表了一篇题名“洛绮思的问题”的小说，集《小雨点》。这篇小说我认为影射了陈、胡二人不寻常的关系，至少也透露了陈自己对胡的一番爱慕。德刚谓胡适到老还一口咬定莎菲女士“当时抱的是独身主义”，我相信莎菲的确对他说过这样的话，而洛绮思的“问题”即是知识女子的独身问题。小说的原来样子已无法看到，因为出版前陈衡哲听取胡适的意见，已把初稿加以增删。胡适在《小雨点》序上写道：该小说“我和叔永最先读过，叔永表示很满意，我表示不很满意，我们曾有很长的讨论，后来莎菲因此添了一章，删改了几部分”（《小雨点》胡序，页一）。莎菲别的小说，胡适都很满意，唯独这篇他坚持要删改，还同任氏夫妇作了“很长的讨论”，我想绝非技巧上的问题，而是胡适心虚，恐人家看出小说里有所影射。

其实，小说男女主角都是美国白种人，任叔永就给他太太瞒过了。男主角瓦德白朗是位哲学教授，洛绮思是同校同系的研究生。洛绮思的原名似应作Lois，但也必然使我们联想到爱洛绮思（Héloise），那位因热恋老师而青史垂名的女学生。陈衡哲专攻欧洲史，对中世纪的人物很熟悉。她写过一篇介绍僧尼孽侣“亚波拉与爱洛绮思”的文章，收入《衡哲散文集》（1938）。亚波拉（Abelard）最后屈服于教会的权威而甘愿与爱洛绮思永别，陈衡哲对他的懦弱表示非常愤慨。卢梭的长篇小说《新爱洛绮思》（La NouvelleHéloise，1763），不知陈衡哲有没有读过。女主角同她的家庭教师热恋，后来嫁了人还是爱他。她的丈夫非常开明，竟邀太太旧情人同他们一起长住。假如莎菲真的私下里爱过胡适，任、陈、胡三人持久的情谊倒真有些像卢梭小说里的三主角。

陈衡哲笔下的洛绮思当然是个独身女子。“独身主义”在当年西洋职业妇女间是一个极时髦的风尚，莎菲在瓦莎那几年，通信的男友这样多，她明言抱独身主义是很可信的。那时留学美国的中国女子人数极少，总想回国干一番事业，不轻易谈婚嫁。当然也很可能，陈衡哲独在胡适面前表明独身主义，表示她对任叔永并不在乎，想用“激将法”鼓起胡适的勇气来，同江冬秀解除婚约，一心一意追她自己。任叔永1916年暑假开始追莎菲，但他同胡适一样，也是翌年夏季即返国的。二人返国后，同样只能以通信方式同莎菲保持友谊。可是1917年底，胡适即同江冬秀结了婚，从此莎菲死了一条心，虽然她同任叔永结婚已是1920年下半年的事了，在她修完芝大硕士学位返国之后。胡适结了婚，总不得不郑重其事地写封信给他的瓦莎女友，表明一番心迹。假如莎菲一直在爱他，希望他返国后同江女士解除婚约，收到这封信，心里该是十分难受的。她那时候的心境，即给了她写《洛绮思》这篇小说的最初灵感，虽然她把这则故事藏在心头好多年，才敢把它写下来。

在小说里，瓦德同洛绮思互相爱慕三年之后，宣告订婚。但洛绮思怕结婚生子妨碍她的学问事业，旋即反悔。瓦德竟答应解除婚约，凄然说道（《小雨点》，民国二十八年三版，页七一）：

洛绮思：

我的爱你，我的崇拜你，便是为着你是一个非常的女子。若是为了我的缘故，致使你的希望不能达到，那是我万万不能忍受的。你应该知道我并不是那样自私的人。若能于你有益，我是什么痛苦都肯领受，什么牺牲都能担当……

三四月之后，堂堂哲学教授瓦德白朗竟同“一位中学校的体操教员”结了婚。蜜月之后，他写封表明心迹的信给洛绮思（同书，页七六至七七）：

我的亲爱的朋友：

瓦德结婚了！蜜妮——这是我的妻子的名字——是一个爽直而快乐的女子，虽然略有点粗鲁。她当能于我有益，因为我太喜欢用脑了，正需她这样一个人来调调口味。

有许多我的朋友们，以为我应该找一个志同道合的人来做终身的伴侣。我岂不愿如此，但是，洛绮思，天上的天鹅，是轻易不到人间来的。这一层不用我说了，你当能比我更为明白。

我不愿对于我的妻子有不满意的说话，但我又怎能欺骗自己，说我的梦想是实现了呢？我既娶了妻子，自当尽我丈夫的责任，但我心中总有一角之地，是不能给她的。那一角之中，藏着无数过去的悲欢，无限天堂地狱的色相。我常趁无人时，把他打开，回味一回，伤心一回，让他把我的心狠狠地揉搓一回，又把他关闭了。这是我的第二个世界，谁也不许偷窥的。他是一个神秘的世界，他能碎我的心，但我是情愿的；他有魔力能使我贪恋那个又苦又酸的泉水，胜于一切俗世的甘泉。

我的朋友，请你恕我的乱言。我实愿有一个人，来与我同游这个世界。我怎敢希望这个人是你呢？但你却是这个世界的创造者，没有你便没有它，所以它是纯洁的、出世的、不染尘滓的。

我不多写了。我要求你明白，瓦德虽是结了婚，但他不曾因此关闭了他的心；尤其是对于洛绮思，他的心是永远开放着的。

我永远是你的，瓦德

但他写完这封信之后，忽然又觉得不妥。他更自思量，觉得他和洛绮思的交情，是不应该这样的。洛绮思不是他的一个敬爱的朋友吗？但这信中的情意，却是已经越出朋友范围之外了。这岂不是把洛绮思待他的高尚纯洁的感情，抛到污泥中去了吗？他将何以对她呢？他将何以对世上的女子呢？固然，他是有权可以保存这个心中的秘密的；固然，他的已碎的心是不怕再受伤损的，但他却无权去伤害他人的心。他只应把这个秘密的种子保存在他自己的心中，不应把他种到肥土里去，让他去受那日光雨露的滋养；因为他所开的花，是要给洛绮思以极大的痛苦的。他想到这里，便决意把这粒种子收回他的心之秘处去，永不让它再见天日了。

于是瓦德写封比较大方的信寄给她，表示“除了切磋学问、勉励人格之外，在他们两人中间，是没有别的关系可以发生”的了。

假如胡适返国后，曾同陈衡哲通过情书，那么他在完婚之后，写一封如怨如诉的信给她，调子一如引文里的那封未寄之信，是很可能的。当然，也很可能胡适一直抱着“朋友之‘友’不可友”的宗旨，从未同莎菲通过情书，而这篇小说仅表示在陈衡哲的想象中胡适应该写一封这样的信给她。她不仅对胡适没有勇气追她表示失望（怎能轻信她会抱“独身主义”的话呢？），也对胡、江二人的结合，表示极大的怜悯。当世第一才子，怎可同一个缠足村姑胡乱结了婚呢？美国没有缠足女子，在陈衡哲的想象中，江冬秀变成了一个“中学校的体操教员”，比她再“粗鲁”的女子，就更不适合哲学教授太太的身份了。信中有好些话，诸如“我不愿对于我的妻子有不满意的说话，但我又怎能欺骗自己，说我的梦想是实现了呢？”我想胡适初读原稿，一定感慨万千。胡、陈二人可能没有通过情书，但《洛绮思的问题》本身就是一封莎菲表明心迹的情书。专攻化学的任叔永读了初稿还看不出苗头，胡适自己倒紧张起来，硬教她把小说加以增删。“添了一章”，瓦德不再出现，小说重点放在多少年后老处女洛绮思的身上了。

德刚认为胡太太是同时代“千万个苦难少女中，一个最幸运、最不寻常的例外”，这句话说得很对。但德刚认为胡适自己也是“‘三从四德’的婚姻制度中，最后的一位‘福人’”，倒不见得。胡适如能同陈衡哲这样的女子结婚，当然生活要美满得多。且不说住在纽约那几年，胡适定不下心来作研究，即在二三十年代，胡适自己太忙，太太没有现代医学常识，也不知如何管教子女，弄得爱女夭折，二儿子思杜从小身体虚弱，教不成器——一个家庭里产生了这两大悲剧，总不能算是美满的。假如在《梦见亡女》诗里，胡适真如德刚所说的“一石双鸟，悼亡、怀旧”，那么他写诗时最不可告人的感触即是：假如太太是莎菲，素斐也不至于夭折了。

“当代第一人”

近年来我为朋友写序，借用胡适一句话，“觉得我总算不曾做过一篇潦草不用气力的文章”。每篇序总言之有物，不是说两句空泛的捧场话就算数的。写《胡适杂忆》的序，我用气力更多，等于自己作了一番胡适研究，不得不把书中有些不敢苟同的假设和论点，加以评审。我觉得这样做才对得住作者，也对得住读者。德刚兄认为胡适在哥大研究院两年，绝无可能把博士学位修完，这一点我完全不同意，已在另文《胡适博士学位考证》（见《传记文学》第一九八期）里加以辩正，在序文里不再加以讨论。德刚兄对有关胡适的资料看得极熟，但写《胡适杂忆》时，每月要赶出一篇，有些早已读过的书反而没有时间去查看。在《三分洋货·七分传统》这一章里，德刚认为哈佛博士格里德（Jerome B.Grieder）讲到少年胡适不信鬼神这一点，特别把范缜《神灭论》搬出来，有些小题大做，“不知轻重”。其实《四十自述》里即有《从拜神到无神》这个专章，胡适“十一二岁时便已变成了一个无神论者”，的确是受了司马光、范缜二人的影响。胡适父亲诚然是个理学家，不信鬼神，且与“僧道无缘”。但胡老先生过世，胡适才三岁零八个月。他母亲和其他女眷们都是迷信神佛的。胡适不信鬼神地狱，自己归功于范缜的启示。

序文虽已写得很长，我所讨论的主要是“50年代的胡适”和“胡适及其太太和女友”这两个题目。但《胡适杂忆》不单提供了不少胡适传记的珍贵资料，也不单是他晚年蛰居纽约那一长段时间最忠实的生活素描和谈话实录，它也是胡适一生多方面成就的总评。三四十年来，“胡适批判”是个热门题目，但纵横畅谈其思想和为人，与其整理中国哲学史、文学史，推动文学革命，提倡科学、民主、自由之得失功过，像德刚这样面面俱到，既同情而又客观，敬爱其人而不袒护其短的，实在还没有第二个人。胡适在美国求学期间，吸收了不少西方新知识，但返国以后，一方面整理国故，忙于考证，一方面关心时事，多写政论，简直没有时间吸收西方的新学问和新学说。四十年前金岳霖即敢说：“西洋哲学与名学又非胡先生之所长。”到了50年代，唐德刚更可以说：“西洋史学亦非胡先生之所长。”我自己也可以说：“胡先生返国以后，早无意追逐西洋文学的现代潮流，现代西洋文学批评他也一窍不通。”留学七年，胡适读了那几本西洋文学名著，《日记》上大半都有记载。1917年返国后，实在没有余力顾及西洋文学。1952年11月胡适第一次从美国飞台湾，作了不少次演讲，也接受了好多次访问。有一位记者问他美国文坛概况，胡适作了如下的答复：

第二个问题，我要完全缴白卷了。几年来因为世界政治形势的太不安定，我差不多放弃了对于文学的研究。关于美国文坛的情况，《纽约时报》和《论坛报》每周都有一张销行最广的书目表分送，表内所列的新书，一面属于小说的，一面是非小说的。这两张表所列的新书，小说方面，十部中我顶多看了一二部，非小说的，十部中顶多看三四部。我对于美国文坛还没有做过系统的考察，诸位有兴趣，我去美后如有时间，当加以研究，随时向国内文艺界做简单的报告，现在只好缴白卷了。

——《胡适言论集》（甲编），

页一一三（自由中国社，1953年初版）

胡先生对美国文坛概况一无所知，一点也没有什么难为情。他在座谈会上逼得说谎，且说了不少外行语，倒令我很为他难过。胡适哪里会有工夫去每季选读一两部畅销小说，这类小说的绝大多数算不上是文学，连美国严肃的批评家也不读它们的。美国高级文艺刊物这样多，胡适仅能提一提当年纽约两大日报所刊载的畅销书目表，实在太不合我国新文学开山祖师的身份了。

到了50年代，胡适同西洋文学、史学早已脱了节，二次大战以还倡行于欧美学院间的各派新兴哲学，想来他也所知极浅。胡适自信心很强，而且讲究“前后一致”（德刚讨论此点，极精彩），他既早已归奉杜威的“实验哲学”，西洋哲学界的新动态，他就觉得不值得注意了。假如自己的思想在晚年有所转变，岂非胡适为人前后不一致了？同样情形，他讲中国文学史，就抓住“白话”这个观点，视之为评判古代作品优劣之基本考虑，虽然那几部称得上白话文学里程碑的古典小说，不一定就是他真心喜爱的作品。骨子里他同周作人一样厌恶古老中国的“非人文学”，《红楼梦》、《水浒传》所刻画的中国社会都是极不人道的，所以他对二书都不喜欢。《红楼》更表扬了释道的虚无思想，也是他所不喜的[胡适对德刚说，“《红楼梦》不是一部好小说，因为《红楼梦》里面没有一个plot（有头有尾的故事）”。其实plot之有无，对胡适来说，是不重要的，《老残游记》比起《红楼》来，更无plot可言，他却特别喜欢]。但《红楼》的白话文体实在太漂亮了，他在考证《红楼》的论文里就不敢对它加以劣评，免得显出自己批评观点前后不一致。《三国演义》是用浅近文言写的，所以他敢放胆骂它“平凡浅薄”、“创造力太薄弱”。假如《三国》也是部白话小说，他就不便放胆去骂它了。胡适执着于“白话”这个观点，作为小说评论家，有些地方天真得可爱。

胡适太讲究为人、立说前后一致，“今日之我”从不与“昨日之我”挑战，即在30年代对国外新兴之学说就不太注意。但综观其一生之成就，我完全同意德刚给他的盖棺定论：

胡适之先生的了不起之处，便是他原是我国新文化运动的开山宗师，但是经过五十年之考验，他既未流于偏激，亦未落伍。始终一贯地保持了他那不偏不倚的中流砥柱的地位。……开风气之先，据杏坛之首，实事求是，表率群伦，把我们古老的文明，导向现代化之路。

熟读近百年中国文化史，群贤互比，我还是觉得胡老师是当代第一人！

胡适是“当代第一人”，一方面因为“他的为人处世，真是内圣外王地承继了孔孟价值的最高标准”，另一方面因为不论国粹派也好，共产党也好，反胡阵营中竟找不出一位学问、见解（且不谈人品）比胡适更高明的主将堪同他匹敌。相比起来，胡适对我国传统的批判，对国家现代化提出的种种建议，不由得我们不听取采纳。目前海内外不少中国学者，被西洋汉学家牵了鼻子，也跟着大吹我国的“玄学”、“理论”；更有些人，因为李约瑟（Joseph Needham）推崇中国固有文化在科技方面的成就，也沾沾自喜起来，认为古老中国代表了一个科学昌明的文化。这些人不去反省一下，欧洲国家文艺复兴以来在科技文艺各方面如何突飞猛进，而同时期明清读书人又在干些什么？从没有人说过（胡适当然没有说过），中国人的天赋才智比不上别的民族，但汉代以还，专制政体逼着读书人走上两三条狭路——先秦时代那股朝气勃勃、自由探究真理的精神直到20世纪才能复苏。

胡适虽是“当代第一人”，在德刚看来，他的“中学”止于乾嘉，“西学”亦未超过赫胥黎、杜威二人。德刚自己在50年代受了严格的史学训练，他所接触到的理论、学说和治学方法，已和胡适当年在哥大接触到的大不相同。本书另一特色，即是德刚借题发挥，提到胡适任何哪一方面的学问和贡献，也把自己对这项学问多少年来所汇积的心得和见解提供给大家。《传记·史学·行为科学》这一章分量特别重，直言胡适对各种社会科学所知极浅，对经济学可说一窍不通。但德刚想来也同意，即凭他那种专做考证的治学方法，胡适在“整理国故”方面的贡献实在太大了。假如1917年返国后，不轻易发表文章，花他十年工夫来自修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这样壮志磨尽，虽然可说学问更有长进了，胡适也不再是胡适了，他变成了在社会上影响力极微的纯学者了。唯其胡适有他的自信，有他的冲劲，绝对信任他的“科学的治学方法”，绝对乐观，才能在返国后二十年间干出一番轰轰烈烈的大事业来。

胡适提倡白话，也赞助过“汉字拉丁化”运动。但因为他一向对“文言”抱了最大的偏见，在文字学、语言学这两方面贡献并不大。在中国语言文字的沿革史上，他认为“往往小百姓是革新家而学者文人却是顽固党”。两千年来小百姓“把中国语的文法修改完善了”，同时创造了不少“破体字”，算是“汉字形体上的大改革”。德刚说得很对，小百姓贪省力，提倡几个“破体字”，又算得上是什么“惊人的革新事业”呢？

本书最精彩的一章是《国语·方言·拉丁化》这一章。想不到德刚因为要补充、修正胡适对中国语言文字沿革史的了解，竟写了一篇面面俱到、极有深度的宏论。在这一章里，德刚对中西文字、中西文化作了比较研究，最能使我们看得出他史学家的修养和爱护方块字、坚决反对汉字拉丁化的爱国热诚。

该章第一要点是：拼音文字鼓励方言发展，“方块字”则维系了中华民族的统一：

要言之，我们有了方块字，教育愈普及，则民族愈团结；民族愈团结，则政治统一便愈容易推动。政治、文字、教育有其一致性，它也就限制了方言的过分发展。如今世界，四个人之中，便有一个是“炎黄子孙”，岂偶然哉？

文艺复兴以后的欧洲便适得其反。他们教育愈发达，则方言愈流行；方言愈流行，则政治愈分裂。这就是今日白鬼种族繁多之所以然也。这也就是两种不同文字“偶然”的发展，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上所发生不同的“必然”后果！

该章第二要点是：秦朝一统天下后，废除篆字，推行隶书，“其惠百世不斩，余泽及于我辈！它是我国历史上空前绝后的‘文字大改革’”。德刚认为汉字可以再简化，但绝对不可以“拉丁化”。一旦拉丁化，古书就变成无法看懂的“有字天书”了。中国文化也要中断了，“我们亚洲的黄人，也就变成美洲的红人了”。

德刚的第三点：方块字不难学，拼音文字也不容易。主要问题在中小学教育；目今纽约市文盲特别多，这是市政府教育制度之大失败。

数月前初读这一章，我对德刚兄的胸襟见识，更加由衷地钦佩。胡太太称许德刚为胡老师“最好的好后学”，一点也没有说错。同《胡适文存》里好多名文一样，《国语·方言·拉丁化》是篇“立言”之作。唐德刚一如其师，用了“明白晓畅的文字”来报告他的心得，“叫有眼的都可以看见，有脑筋的都可以明白”中国文字的特点和长处。

1978年10月15日完稿

回忆胡适之先生与口述历史

一

1972年秋初，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东亚研究所附设的中国口述历史学部公布了一部分中国名人的口述自传，由纽约时报财团所经营的美洲缩微胶片公司影印发行。其中关于胡适的部分原是笔者二十年前襄赞胡先生，断断续续地记录、整理和编写出来的。那本是一部未定稿，哥大率尔影印发行，未免草率从事。但斯时笔者刚自哥大转职到纽约市立大学，并承担了一部相当繁重的行政工作，平时已日不暇给，故对胡稿之仓促发行，也就未自找麻烦、多作主张了。

事隔数年之后，不意今春突奉刘绍唐先生来信，说传记文学社已取得该稿的翻译权。我既是该稿的原始编撰人，绍唐兄希望我终始其事，承担起本稿的汉译工作，以便《传记文学》月刊，按期分章发表。

事实上，二十年前适之先生与笔者一起工作之时，我们的工作语言，原是英汉双语并用，而且底稿的拟订，多半也是先汉后英。只因为那时哥大当局对中文稿毫无兴趣，而对英文稿则责功甚急，笔者受聘执笔，为争取时间才把中文稿通统删掉。今日思之虽觉可惜，然当时也是格于规章，出诸不得已。

其实当年胡先生和我由汉译英时，也曾费了一番心血。因为胡适的自传与一般名人的自传在性质上颇有差别。其他名人传记多半以叙事和说故事为主；而胡传则重在论学，尤其是讨论中国的古典著作，是一部学术性的自传（intellectual autobiography），就翻译来说，则故事易翻，而论学难译了。

举个浅近的例子：一次胡氏和我讨论到梁启超编的《新民丛报》，我顺口译为The New People Miscellany，而胡先生认为不妥。他说“新民”二字应译为renovated people。我当然尊重胡先生的翻译，但是我总觉得我的译文虽然“以词害意”，胡先生的译文也难免“以意害词”，还是我的较为顺口些。胡氏也完全同意，但是我们研究了半天，还是找不出一个更妥当的译名来。

如今胡先生已长眠地下，绍唐兄要我独力再由英文稿译回中文，承命之余，二十年前旧事，重涌心头，真是感慨万千。我生为炎黄子孙，把原稿回译以飨国人，我自觉是有道义上责任的。再者我试翻手头残笺，发现哥大所公布的稿子与胡先生当初和我所合拟的计划也不无出入。读者如将影印于胶片上的英文稿和笔者所保存的胡氏手书自述大纲两相比较，一览便知。今日绍唐兄既有此指派，我也想乘此机缘把这宗文稿再稍加整理，以为祖国保留一份较为可靠的先贤遗作。同时在动手回译之前，我自觉也应向当今读者和后世史家，就本稿编撰始末和笔者个人由认识到襄赞胡先生的往还和工作的经过，作一简短的交代。

二

胡适是“传统中国”向“现代中国”发展过程中，继往开来的一位启蒙大师。他在我国近代的学术思想界里（这儿笔者着重的是“学术”二字），可以说是初无二人。正因为他既“开来”又“继往”，在思想流于偏激的国人看来，他的一言一行就不够刺激，有人甚至把他看成连折中派也不如的“反动学者”。同时在思想倾于过度保守的人士的眼光里，胡适却又变成了背圣绝贤、为异端铺路的罪魁祸首。因而胡氏多彩多姿的一生，便在他自己常说的“左右为难”中度过。这一结果也是他先天禀赋和后天学养，合二为一所铸造出来的。实际上，这可能正是他有生之年的时代需要，也可能是他名重一时的主因。因为占全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中华民族里，思想偏激的既是少数，而主张养辫子走回头路的也是不多啊！

因此，胡适便成为近代中国，唯一没有枪杆子做后盾而思想言论能风靡一时、在意识形态上能颠倒众生的思想家。不用说，他对高度工业化社会所孕育出来的“现代文明”讴歌不绝；他对我国优良的农本主义的社会传统——乃至不太优良的社会传统，也在有意无意之间，作出了有深厚温情的维护。

胡氏这种改良派的弱点很显明的一环，便是那千余年科举制所遗留下来的，中国知识分子着重籍贯的“畛域观念”和传统士子们对个人出身和学术师承的“门户之见”。

胡先生是安徽人，哥大出身，北大成名。因而他对这三重背景都存有极深厚的温情主义，而且老而弥笃。事实上，胡先生晚年对笔者这一后辈，不拘形迹的教导与往还，与他这三大偏爱，亦不能说毫无关系。

适之先生和我有乡谊，虽然他说起徽州话来，我一句也听不懂。据他老人家说他和我家老辈们还有点世交。他能数出我家长辈的一大堆名字来，虽然那些名字，历史上既找不到，对我自己也非常陌生。

原因是：当胡先生少年在北大成名的先后，那以段祺瑞、王揖唐等为首的“安福系”正炙手可热；同时那以陈独秀、高一涵、胡适为首的知识分子反对派，也正锣鼓喧天。这针锋相对的朝野两派的领导分子恰巧都是安徽人。那时我家亦长住北京。先曾先祖，乃至父叔辈，对这朝野两派的同乡，都有千丝万缕的关系。

但是当时在北京居住的吾皖老辈对后起的青年学者则多鄙薄陈独秀（实庵）而推崇胡适之。政治思想问题倒是次要的，主要的是传统的礼教观念在作祟。陈实庵的偏激言论，本已不容于乡中前辈；而他以北大文科学长之尊，竟公然在北京嫖妓宿娼，甚至亲往妓院“打场”（宠妓暗结新欢，原狎客愤而动武之谓）。这行为使同乡前辈中的真道学、假道学都一起摇头叹息。此事胡先生曾亲口告我属实。

胡适那时的表现与陈独秀正相反。他是刚自美国学成归来的真正的新青年。学问上固然“中西俱粹”；在个人行为上，也循规蹈矩，为一时模范，在同乡长辈中，口碑极好。因而新文化运动中，一切为老辈所看不顺眼的什么“反贞操”、“仇孝”、“打倒孔家店”等等烂账，都上在陈独秀头上；而“新文化”、“新文学”、“新思想”、“新道德”等一切好的新的都封给了胡适。加以胡氏又是位调和气味极重的人，不因同乡长辈或平辈是官僚、军阀或纨子，就拒人于千里之外。纵是段系所召开的“善后会议”把他列名其中，胡氏亦不自辩。所以他同我家老辈在北京颇有往还。

这便是适之先生与我的一段我自己也不清楚而他却甚为珍惜的乡情和世谊。但是我个人之认识胡先生则是从胡氏的另一偏爱——哥伦比亚大学的校园里开始的。

三

50年代的初期正是哥大忙着庆祝立校二百周年纪念之时。胡氏是该校的名校友，因而在校园内集会的场合，常常看到他。胡适之和其他我所认识的前辈有个不同之点，那就是他特别欢喜和青年人接近，并且主动地去发掘。胡氏的个性亦适于接近年轻人。他虽然与一些后辈年龄和地位相差一大截，但是“代沟”不深，一齐嘻嘻哈哈，彼此之间很快就打成一片。

二次大战后的哥大原有中国学生三百余人。1949之后人数骤减。学文法科的高班研究生只剩下寥寥数人。笔者当时就是这几个“苦撑”而无从“待变”的中国研究生之一，因而和胡先生在校园内亦偶尔晤面。晤面的场合多半是我是个穿着工作服、正在做工的学生，他则是校方邀请的主客之一。但是胡先生总要找个机会走过来和我们做工的学生和小职员们，拉拉手嘻嘻哈哈聊一阵。那时纽约的左派华文报纸正嘲笑他是“过河卒子过洋来”！起先我们想胡适这员过洋大卒，如何能记得起我们这批过洋小卒的名字呢？拉拉手之后，不就算了。孰知事有不然，胡先生这人很细心，他对这些小地方极为注意。两三次偶尔晤面之后，他老人家便能称名道姓起来，有说有笑，使对方无拘无束把胡适之真的看成“我的朋友”了。

胡先生那时经常在哥大图书馆内看书，来时他总归要来找我，因为我是馆内他所认识的唯一的一位华裔小职员。我替他借借书，查查书。有时也为他开开车，并应召到他东城八十一街简陋的小公寓里吃一两餐胡伯母所烧的“安徽菜”。胡伯母的菜烧得和她麻将技术一样的精湛。但他二老限于精力不常请客。我去时只是如主人所说“加双筷子”，又因为我是“安徽人”，对他二老的“家乡口味”，一定可以“吃得来”的缘故。

那是50年代的初期，也是大纽约地区中国知识分子最感窒息的时代。当年名震一时的党、政、军、学各界要人，十字街头，随处可见。但是他们的言谈举止，已非复当年。中国大陆，那时正是土改肃反，杀气腾腾，实情如何，难以蠡测。台湾那时在一般人想象中，也只是个瘴疠满山、蛇蝎遍地的亚热带小岛——一个重洋之外、烟水乡里、无从捉摸的“香格里拉”！

干脆当难民，就在纽约定居吧。但是长安之居，谈何容易！加以当时排华之律未全除，种族歧视犹健在。那些挂冠部长、解甲将军、退职学人，到此时此际才了解本身原来力难缚鸡，在资本主义的社会里，谋生乏术。

就拿胡适之先生来说吧，胡氏在纽约退休之时，精力犹盛，本可凭借北美之资财，整理中华之国故。孰知他的盖世才华，竟只能在普林斯顿大学做一短期的中文图书管理员。这一职位，因很少洋学者可以担任，笔者后来在哥大亦承乏至七年之久。自我解嘲一番，这是个学术界清望甚高的位置。事实上，它在整个大学的行政系统中，则微不足道。经院官僚，根本不把这部门当作一回事。任其事者亦自觉人微言轻，无啥建树之可言。笔者何人？居其位犹不免有倚门弹铗之叹，况胡适博士乎？

后来胡氏在哥大来来去去，哥大当轴对这位“中国文艺复兴之父”，表面上还算相当尊敬，但是在敷衍他老人家面子的背后，真正的态度又如何，则非胡氏之所知矣。一次我和当轴一位新进一块儿午餐，他正在罗致人才来充实有关汉学之教研。我乘机向他建议请胡适来帮忙。他微笑一下说：“胡适能教些什么呢？”事实上，我也完全了解他这句话是反映了当时美国文教界，对华人学者在美国学府插足的整个态度。那就是只许狗摇尾巴，绝不许尾巴摇狗。但是“我的朋友胡适之”怎能做摇尾之才呢？所以对他只好敬而远之了。

其后美国学术界为时势所迫终于把门户稍稍开放，少数华裔幸运儿亦能勉强微憩于他人的卧榻之侧，然而其情况亦只有知之者，知其心忧；但一入黉宇，自然便自觉身价不同，胡适又何足道哉？真是“汉儿傍得胡儿睡，便向宗邦傲汉儿”，也就可悲之极了。

但是适之先生却是一位有深厚中国传统文化修养的老辈学者。他丢不掉孔孟之道的包袱，而又自诩为国际主义者。他不了解他终身颂之的所谓“现代西方文明”里的“生活方式”是以“契约”、“合同”、“利害”、“力量”、“斗争”等深入人心的概念为基础的。所谓“民主”，所谓“容忍”（这是胡氏晚年政治哲学的精髓）只是力量、斗争、利害等均衡以后的契约行为。

胡先生在中国未做过官僚，在海外也未尝与洋人共事，因而他没有看出今日西方的社会——这个陈独秀所说的“以小人始，以君子终”的社会里面，那些人与人之间有礼无让、刻薄寡恩的“小人”的一面。他背负着礼让的教条，爱人以德，因而只看出西方社会里恂恂然的“君子”之风。所以他老人家对“现代西方文明”的维护，直到他一杯在手、含笑而终而后已！

胡氏这种真正的可敬可爱的孔门书生的气习，便十足地表现在他对他母校关怀的心情之上。他对哥大的爱护绝不亚于他对北大的爱护，其居心之淳朴，真是情见乎辞。

记得有一次胡先生要我替他借一本大陆上出版的新书。我说哥大没有这本书。胡先生惊讶地说：“我们哥伦比亚怎能没有这本书？！”

原来哥大当时图书经费的分配是按各科系注册学生人数为标准。那时读汉学的洋学生不过寥寥数人，图书经费因而只摊到二百元。二百元能买多少书呢？胡先生认为“这太不像话”！他约我到他公寓去吃晚饭，并把此事“好好地谈一谈”！

我真的和胡先生为此事谈到深夜，但我内心的反应只是一阵阵的辛酸。我认为胡氏找错了“谈一谈”的对象。我这小职员算老几？谈有何益？然使我更觉难过的是胡氏除我之外，也很难找到适当的对象。胡适之的确把哥大看成北大，但是哥大并没有把胡适看成胡适啊！

胡先生最后告诉我说，他要去找几个“有钱的校友”像顾维钧先生那样的人捐两千块钱给哥大购买中文图书，分十年摊用，庶几每年购书费可以增加一倍。后来果然有位“无名氏”捐了两千元，是否是顾先生解囊之赠，我就未去追问了。迨1962年秋笔者接管哥大图书馆中文部时，经费已十分充裕，而这笔小款子还有千元未动。那时我自己的文化包袱也在作祟，我计划把这千元之款购一部珍版书，以纪念当初筹款人的一番心意，然蹉跎岁月，事愿两违，今日思之，犹觉耿耿！

另一次，有人替胡先生画了一张油画像。胡氏亦以父兄家长的身份送给了哥大中文图书馆。按理这幅画像是应该挂起来的。孰知它一入哥大，便进了地下室烂书堆，无人理睬。1962年东亚馆迁入了一座八楼大厦，地方十分宽敞，大楼四壁空空。我要把这幅像挂于阅览室，当时就有人反对说：“哥大向不挂生人照片的！”我说：“胡适也活不了多久了！”这样这幅油画像才有礼无让地挂了出去。这可能是今日海外唯一的一张挂出来的胡适油画像了。

总之胡先生对他母校哥伦比亚大学的情意是深厚的。他自觉是老辈，是哥大的父兄。对这个大家庭的兴衰荣辱，他是有直接关系和责任的。所以任何破铜烂铁，他如果能替哥大争一份，他都要替哥大争一份。期许之深，推爱之切，足令旁观者感动。

但是胡适之这个一厢情愿的哥伦比亚大家庭，究竟有多少“子侄”呢？碧眼黄须的朋友们，老实说，向来没有把胡适看成广义的哥伦比亚大学的成员。因而胡氏的精神大家庭中的“子侄”辈只是我们两三员华裔研究生罢了。他老人家爱屋及乌，所以对我们亦推爱甚挚，期许甚殷。他既视吾人为子弟，我们也敬他如父兄，在这个绝情寡义的洋人社会里，我们这两代来自中国的知识分子，涸辙之鲋，相濡以沫，友谊之形成，也就是很自然的了。

四

胡先生那时在纽约的生活是相当清苦的。当然清苦的也不只他一人。在那成筐成篓的流亡显要中，大凡过去自持比较廉洁的，这时的生活都相当的窘困。陈立夫先生那时便在纽约郊区开设个小农场，以出售鸡蛋和辣酱为生。笔者一次随友趋谒，便曾随立夫先生之后，着胶靴、戴手套、持筐篮、入鸡笼，奋勇与众母鸡大娘搏斗而抢夺其蛋的。

适之先生夫妇，年高多病，缚鸡无力，自然更是坐吃山空。他的经济情况和他的健康情况一样，显然已渐入绝境。人怕老来穷，他的有限的储蓄和少许的养老金，断难填补他那流亡寓公生活的无底深渊。早晚一场大病的支出，他转眼就可以变成赤贫！长此下去，将伊于胡底？！

胡先生是一位有深厚修养的哲人，是一位“不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但是他面对晚年生活的现实，有时也难免流露出他发自内心的郁结。他不止一次地告诫我：“年轻时要注意多留点积蓄！”语意诚挚动人，声调亦不无凄凉叹息之音。

这些话，我后来才体验到，胡先生只能向我说。他对他的同辈友好、过往宾客，乃至和他很接近的另一位哥大研究生王纪五（王世杰先生的儿子），他也不便说。因为胡先生是位头巾气极重的旧式书生，对个人操守，一丝不苟。他怕一旦传出去，发生政治上的反应，反而不好。但是硬拖下去，终究也不是解决之道啊。

不特此也。他老夫妇二人在纽约，连日常生活的安全保障都有问题。他们所住的是大使级的住宅区，但是他那所破烂的公寓，却没有大使级的防盗设备。在这盗匪如毛的纽约市，二老幽居，真是插标卖首！

一次胡先生外出，胡太太一人正在厨房烧饭，一个彪形大汉的窃贼，忽然自防火楼梯破窗而入。幸好胡老太太没有学会一般美国女人临危时的尖叫，她老人家只是下意识地走向公寓大门，把门打开，反身对那悍贼，大叫一声：“Go！”真是积善之家，必有余庆，那位大黑贼，看了胡老太太一眼，真的从门口“Go”了。她老太太把门关好，又径地回厨房烧菜去了。

这次幸好胡先生不在家。如果胡先生在家，无意中一声叫喊，其后果也就不堪设想了。

那时胡伯母在纽约打起麻将来是日以继夜的。胡先生不但没有阻止她而且有时也加入作战。原因是：一位中国老太太困居纽约，言语不通，又无人经常代为开车访友，麻将实在是唯一的消遣。再者，纽约中国知识分子的牌局是向不“抽头”的，所以不会四家皆输。加以胡老太太技术高，手气好，几乎每战皆捷，对胡先生来说，也不构成经济负担。还有一个重要的副作用，便是公寓里常有麻将客出出进进也可使强盗小偷望而却步也。

所以在那一段50年代的灰暗的岁月里，我们这些随胡适之跑来跑去的比较年轻的中国知识分子，都没有把胡先生看成高不可攀的大学者或名流显要。我们所认识的胡适之只是一位流亡异域、风烛残年的老前辈！

记得有一次老友杨龙章向胡先生请教“生命的意义”。胡先生说：“生命的意义就是从生命的这一阶段看生命的次一阶段的发展！”那时我们看胡先生生命的那一阶段到次一阶段的“发展”也不会太大了。他只是一位无止境地漂流海外、和我们一起同舟共济的老乘客，一旦浪打船翻，他势将灭顶，灭得比我们更惨！面对着他那副慈祥而天真的笑容，我们对他老人家的怜悯与同情之感，实远甚于尊崇与学习之心。有一件事是肯定的，他们那一辈知识分子的老路，在那时我们的心目中决然是走不成，也不应再走的了。

那时韩战正急，美国二次大战后不景气的经济，也在炮声里复苏了。为阻止美国训练的中国青年回大陆，美国各行职业之门也稍稍开放，好让他们谋生。有高度训练的中国工程师们，逐渐地也可画图为活。为生存所迫，那些有魄力的文法科同学，便也把莎士比亚、孟德斯鸠等一脚踢开。以前种种譬如昨日死，看定新目标：“万元存款，白女为妻！”一切从头来起，因而70年代里，很多颇有名气的华裔工程师和医师，当年却是学有专长的政法人才。如今他们丢下工程道具和医学仪器，仍可写出些响当当的政论文章来。

为着最低限度的生存，笔者当时也是改行有心、而无魄力认真执行的少数弱者之一。我那时还在哥大有气无力地继续读我的美国史博士学位。这是个最吃力不讨好的傻事。读到读不到，不用说我毫无把握；读到了，又干啥？我自己也不能解答。“读书”这个行为，事实上只是“不读书又干啥？”这个问题，自我解嘲的答案而已。

适之先生那时是师友中唯一劝我“不问收获”读下去的人，但我把他老人家的劝告，全然当作耳边风。我之所以读下去的道理，实是个性优柔寡断的结果，拿不出勇气，把这块鸡肋丢掉。既无决断，那就变成漫无目标的“拖”了。日子“拖”久了，檐溜穿石，糊里糊涂也就读完了，时代也变了。在原来无心参加的洋科举里，忽然混了个洋功名；居然又靠这洋功名穿衣吃饭，一切一切，均非始料所及。在一个惊涛骇浪的时代里，一个懦夫，随俗浮沉，身不由己，最后还是走上胡适之先生教书吃饭的老路，岂命也夫？！

五

当我们在胡先生公寓里出出进进之时，虽然我们是毫无求于胡适之这位“国大代表”；但是胡家这两位老人，有时反而少不了我们。因为我们牛高马大，必要时也可呼啸成群，不特能使胡公馆添加些备盗防偷的气氛，我们还有打工用的旧汽车可以载他二老在纽约市上，横冲直撞。这些都是资本主义社会里，雇不起用人的老年人生活之必需。胡先生1958年春返台前夕，他那几千本书籍便是我和台湾新来的杨日旭二人替他夤夜装箱的。年后胡伯母返台时，她老人家坚持要把她那张又笨又重、破烂不堪的旧床，运回台湾，因为床虽破而老人已睡成习惯，调换不易。那项搬运工作，也是由王纪五和我二人执行的。纪五租了部大卡车，他做司机，我做搬夫，才浩浩荡荡地把那张破床从纽约市运到新泽西州码头上船的。

老实说，那时我们这批所谓“胡适的小朋友们”之所以不惮其烦而乐为之使，实在是基于流亡青年，对一位和祥的流亡老辈之敬爱与同情。他是胡适，我们如此；他不是胡适，我们还是如此。

胡先生是一位十分可爱的老人家。他不是官僚，他更不会摆出什么大师或学者的姿态来装腔作势。他也没有“荷兰大叔”的怪脾气。他和普通人一样地有喜有怒，其喜怒的对象也不一定正确。一个人喜怒的对象如果太正确，那这个人一定不近人情，而胡先生却是最近人情的“人”。

胡适不是什么超人，更不是什么完人或圣人。这“人”字上面的一些形容词，原都是一批道学先生或性好阿谀的文人杜撰出来的。慈禧太后一个老太婆就占用了十六个字。胡适的伟大，就伟大在他的不伟大。他的真正的过人之处——至少是我这个后辈的看法——是他对上对下从不阿谀。他说话是有高度技巧的，但是在高度技巧的范围内，他是有啥说啥！通常一个有高度清望的人，对上不阿谀易，对下不阿谀难，而胡氏却能两面做到。

胡氏的一喜一怒，也确是他的真情的流露。但是十分真诚的人，往往流于迂、傻、笨或蠢，而胡先生却是有高度智慧的真诚。他的极高度聪明的先天禀赋里，是没有迂、傻、笨、蠢的丝毫踪迹的。

胡先生另一种难能可贵之处，是他毫无道学气味。他可以毫不客气地指导人家如何做学问，他有时也疾言厉色地教训人家如何处世为人。但是他从无“程门立雪”的那一派臭道学气味，被他大教训一顿，有时受教者往往还觉得满室生春，心旷神怡。这就是胡适之的本事，别人是绝对学不到的！

记得有一次我开车去接他，但是电话内我们未说清楚，他等错了街口。最后我总算把他找到了。可是当我在车内已看到他、他还未看到我之时，他在街上东张西望的样子，真是“惶惶如丧家之犬”！等到他看到我的车子时，那份喜悦之情，真像三岁孩子一样的天真。

这一小遭遇使我想到司马迁形容孔子迷路的故事。孔子适郑与弟子相失，一个人彷徨于东门大街之上。子贡忙着去找他，听到街上人说东门大街上有个怪老头的观光客，“其颡似尧，其项类皋陶，其肩类子产，然自腰以下不及禹三寸，累累如丧家之狗！”当子贡找到了孔老师之后，以街上人所说的话据实告之。孔子听了大为高兴说，街上人说他容貌像尧、像皋陶、像子产……那倒未必，但是说他像“丧家之狗”，倒真是“然哉！然哉！”

原来孔子也是和胡适一样的一位活生生的老教授，可是两千年来却被那些腐儒和政客糟蹋得不成样子。且看《史记集解》里所引的那个冬烘王肃的话。王国舅说：“丧家之狗，主人哀荒，不见饮食，故累累然而不得意。孔子生于乱世，道不得行，故累累然不得志之貌也。”这真是一派胡言！也是对我们孔圣人的莫大侮辱。他把我们这位有血有肉的老教授孔仲尼，形容成一个泥塑木雕的假道学。难道我在纽约市上看到的“累累如丧家之狗”的胡适，也是因为“生于乱世，道不得行”才显出那副狼狈的样子吗？

老实说，两千年来儒教在我们祖国的发展与耶教在欧洲的发展实在有异曲同工之处。两家的原始教义都是活生生的大众哲学，但是两千年来却被无数的乡愿、学究和家天下的封建帝王和他们的臣仆们涂抹得面目全非。试看那些锦衣玉食，高冠厚履，黄金手杖，宝石戒指，所谓教皇、主教等那副样子，如果赤脚放羊的耶稣真的复活了，目睹这种怪现象，岂不要活活气死？

胡适之先生的可爱，就是他没有那副卫道的死样子。但是他的为人处世，真是内圣外王地承继了孔孟价值的最高标准。丢开“开来”不谈，专就“继往”来说，胡先生倒真是个归真返璞、复兴文艺、“为往圣继绝学”的“孔孟之徒”！

“不要儿子，儿子来了”的政治

六

胡适之先生既然基本上是一位恂恂儒雅、有为有守的白面书生，他是不能搞政治的，因为他缺乏搞中国政治主观和客观的一切条件。

在主观条件上胡先生所缺乏的是：他没有大政治家的肩膀、中上级官僚的脸皮和政客或外交家的手腕；他甚至也没有足够做政论家的眼光！

做个大政治家，在主观条件上像胡先生所具有的那种“信道不移”的精神，只是最起码的条件。更重要的是还要有铁一般的肩膀，如此他才能顶住政治上的惊涛骇浪，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地负荷起天降大任，然后任劳任怨，为国为民，死而后已。但是在胡先生的个性上是没有这种担当和魄力的。

有一次我问李宗仁先生对胡先生的看法，李说：“适之先生，爱惜羽毛。”吾人如不以人废言，则这四个字倒是对胡先生很恰当的评语。胡先生在盛名之下是十分“爱惜羽毛”的。爱惜羽毛就必然畏首畏尾；畏首畏尾的白面书生，则生也不能五鼎食，死也不够资格受五鼎烹，那还能做什么大政治家呢？

胡先生也没有做官僚的脸皮。民国以后有清望的学者们下海从政是需要相当脸皮的，因为这些名学者出山之前，一个个都是以帝王之师自命的，认为“吾曹不出，如苍生何”？！这样才应征辟，乘安车，入朝为官的。但是官场亦另有官场的一套啊！一旦做了官，这批高人隐士，对上就不得不搞逢迎，对中层就不得不结党羽，对下也难免不作威作福。本来，官场中这些恶习和陋规，也不算什么天大的坏事，因为那本是我国两千年来，自上而下的单线官僚体系中的必然现象，同时也是讲求传统政治效能不可或缺的朝仪和官箴。我国古代的政治家有见及此，乃因势利导，干脆把它们制度化起来，以礼节之，使其发而中节。

民国肇建，这些原也是煞费苦心的制度，被目为封建残余，通盘废除，但是制造这些陋规和恶习的单线官僚体系，反因科举之废除而变本加厉地单线化，因而那些原先尚有些制度性的东西，至此反变成无原则和规章可循的官僚主义，俗语所谓上拍下压。

30年代的初中期，适之先生的朋友们，一个个脱青衫、换红袍，都当起官僚来了。初入官场做学徒，有时还有点脸红，出师之后，就乐此不疲了。“乍回迹以心染，或先贞而后黩！”试问“独立评论社”这个山洞出身的“干员”和“能吏”，有几个是例外的？

胡适之先生本人，倒的确是个例外。他老人家虽然也曾下海，却仍能保持了他的清誉，而没有沦为官僚。“看他风里尽低昂，这样腰肢我没有！”最大的原因，就是他缺少那种“终始参差，苍黄反复”的脸皮！所以胡先生纵想做官，也只能做个“泛舟于赤壁之下”、吟风弄月的闲太守，做个太平盛世的点缀罢了。

不特此也。胡氏纵有心为国为民，真想当一员“循吏”，他也办不到。他不特对自己的私交好友，抹不下脸皮，他甚至不是个搞行政管理的干才。像胡先生那样温情主义极重的人，他怎能搞“内举不避亲，外举不避怨”呢？以他的盛名卵翼了一点小小“庚款”的管理权，已经被梅贻琦先生等所包围，而弄到“跳进黄河洗不清”的程度，遑论其他？当胡先生的令名为“庚款问题”的流言所累之时，笔者在一个偶然场合之下，问了问顾维钧先生的意见。顾先生说：“胡先生一定不知道其中复杂的问题。”其实胡先生何尝不知？他只是门户之见在作祟，拉不下脸皮去约束那些捧他的老朋友罢了。

再者，一位学者如变成了“政客”，他就必然有“政敌”。如果政敌一旦背信弃义，那么兵来将挡，大家耍起政治手腕来，他自己的道德也就顾不得许多了。胡适之先生是位老实人，一般政客的手腕他不屑于耍。事实上，以胡氏的禀赋，他纵想耍，也无此天才；勉强一试，他也耍不到令人拍案叫绝的程度。这儿笔者不是说，胡适之是怎样的一个天大好人。坦白地说，胡先生也并不就那样老实，不过他始终没有不老实到做政客的程度罢了。“不怕不识货，只怕货比货！”以胡适来遍比时贤，则“山高水长”，先生的风范，也就是百年难一遇的了！

七

胡先生不但不会耍那些他所不应该耍的政治手腕，纵使是那些正当的——有时也是应该的——政治手腕，如外交使节，为着母国利益而在驻在国的政潮中，投机取巧地活动，亦非胡氏之所长。他做大使时每向友好倾吐他那一番“行万里路，讲百次演”的苦差事。胡先生后来亦常向笔者提到。其实那种“苦差事”，如行之者为“胡适教授”，政府对这种成绩斐然的国民外交，自然要传令嘉奖。但如行之者为“胡适大使”，那政府就应把他撤职才对。胡先生故乡的农民就有一句土话说：“捞鱼摸虾，耽误庄稼！”胡氏身为中国抗战期中的驻美大使，好多外交上重要的“庄稼”他丢下不做，而拼命去“捞鱼摸虾”，岂不该撤职？

幸好胡先生是个福人，在他做大使期中，正是美国孤立派最嚣张之时。胡氏在华盛顿的“庄稼”也不会太多。所以他和当年十四条失败后的威尔逊总统一样，在华府“道不得行”，乃直接诉诸美国人民，因而他的捞鱼摸虾的外交，也就功不可没了。

可是一旦珍珠港事件爆发，中美成为正式盟友，并肩作战。为着扭转盟邦外交上的“重欧轻亚”的策略，为着与英苏等国争抢“租借法案”里的美援物资，为着促进美国国会通过更多的亲华立法，那样，华府内的庄稼就忙不胜忙了。你不耍外交手腕——甚至迹近下流的外交手腕，那你的母国，立刻就要吃眼前亏，因而这位不习于耍手腕的学者大使就丢官了。

有一次我告诉胡先生一件趣事：那便是一位反战的史学家也是前哥大名教授的查理·毕尔在他的名著《罗斯福总统与大战之序幕》一书中，竟把胡适说成日军偷袭珍珠港的罪魁祸首。毕尔大意是说美日之战本来是可以避免的，而罗氏为着维护美国资本家在亚洲的利益，不幸地上了那位颇为干练的中国大使胡适的圈套，才惹起日军前来偷袭的。[1]胡先生听了这故事大为高兴。他连忙要我把这本书借来，并在对他“不虞之誉”的那一段下面，画了一道道的红线。但是当我问他当年究竟是耍了些什么圈套终于使罗斯福总统上钩的，他想来想去也无法对我的问题作圆满的交代。其实毕尔先生的那一顶帽子，实在是对我们胡老师的“求全之毁”。我们这位“言忠信，行笃敬”的学者大使，哪里会玩什么了不起的外交圈套呢？罗斯福何等滑头！我们胡先生哪有这样的本领来请他入瓮啊！

总之胡先生天生是个“教书料”。大学的讲堂和图书馆才是他最感到乐趣和最该去的地方，官僚衙门里本是没有他的份的。事实上早年的胡适之也是反对搞政治的。他认为他和陈独秀的基本区别也在此。陈独秀和当年的“新文化运动”，在胡适看来，都是“政治”的牺牲品。胡先生是反对五四运动的。他认为新文化运动的“夭折”，便是五四运动把它政治化了的结果。胡氏显然不了解，文化运动和政治运动，本来就是一个铜元的两面，二者是分不开的。

事实上胡适之这位大文化人之与政治，情形也是相同的。在他的四十年不衰的盛名之下，政治终于变成胡适的儿子，弄成个“不要儿子，儿子来了”的局面。晚年的胡适之真是“爱其少子，甚于妇人”！他对搞政治的兴趣，确是老而弥笃的。

国府行宪之初，胡先生真有可能要做总统了。但他终于做不成。主观的条件之外，他还缺少搞政治最起码的客观条件——与执政党实力派的历史渊源。胡氏做了一辈子政治票友。他对执政党的诤言固多，闲话也不少。如今无功受禄，以票友登台来领导科班，揆诸情理，岂可谓平？“你们国民党反对我！”难道还有什么不应该的吗？胡先生是聪明的。他自知可以做总统而不能做行政院院长。读历史的人，读到胡适婉却做阁揆这一段，真也要松口气，胡适之如做了行政院院长，岂不天下大乱？！

八

或者有人要说，胡适做个政论家，应该是没话说的吧！的确，“谈”政治原是胡先生的最大嗜好。笔者在纽约出入绛帐的时间也不算太短。平时就很少听到胡先生和他同辈的朋友或访客们谈过多少学问。他们所谈所论的几乎全是政治，而且多半是鸡毛蒜皮的政治。学问似乎只是他老人家教导后辈的东西。

其实胡先生的政治言论在理论上和实际上都是相当空泛的。甚至是一些没有经过“小心求证”的“大胆假设”！所以从方法学上说，他那种“有疑处不疑”的政论，正是他“无征不信”的治学方法的反面。所以胡适在中国民主政治发展史上的贡献，与其说是他的学术“理论”和政治“行为”，倒不如说是他笃信自由主义的“身教”和崇尚民主政治的“形象”！国人一提到“民主、自由”，立刻就会联想到“胡适”。胡适那一脸天真的笑容，似乎也就是民主法治、四大自由——尤其是“无恐怖自由”——的象征。而崇尚独裁专政的人们，一闻胡适之名，也就忸怩却步；一碰到他的“反动言论”和“毒素思想”，也恍如接触原子辐射尘，逃避唯恐不及，封锁唯恐不周！死诸葛吓走生仲达，他羽扇一摇，真是“词组能倾百万师”！好不壮哉！

胡适之就真有这么大的魔力吗？非也。他只是个近代中国的“时势”和勤劳伟大的老百姓所制造出来的、文化交递时代里学术思想上的“英雄”。适之先生常常勉励后辈说：有一分热，发一分光；只要耕耘，必有收获。他强调“社会对一个人的报酬，实远大于这个人对社会的贡献”！司马迁那个刑余之人，就不相信这句话，说：“倘所谓天道，是邪？非邪？”但是胡适之这个乐观主义者，对“天道”的公正，倒是笃信不移的。

社会对胡适的报酬既然远大于胡适对于社会的贡献，则社会对胡适的需要，将不因胡氏之死而结束。他的真正的影响力，现在可能还没有完全发挥。等到全中国人民“衣食足，礼义兴”，从而憧憬“人权”的时候，胡适的幽灵，恐怕又要大叫“还我头来”，而开始在云端“显圣”了。

所以从主观条件上看，就事论事，胡氏在中国民主政治发展史上，那种自由神像式的崇高地位，他本身是不足以当之的。但是四周环顾，学术思想界芸芸众生之中，胡适而外，又谁能当之？就凭这一点，适之！适之！也就足垂不朽了！

九

胡适之对中国政治的影响既然是广泛的、深远的、间接的和无形的，他自己在政治上，赤膊上阵，拼起老命来，就一无是处了。大的政治运动他既鼓吹不起，小的政治改革他也策动不来。以他老人家一言九鼎的身份，不合时势、不洽身份地一吹一策，就可能把天下搞得更乱，而使民主退潮。因为讨论大政治——像国体一类的问题——则论者必须有像孙中山先生所说的“高深的学问”。可是胡先生在这方面的“学问”，却不太“高深”（这儿笔者所着重的当然是胡适之那一阶层的“学问”，自郐以下，那自然又当别论）。

讨论小政治——如张季鸾、王芸生一伙人在《大公报》上所谈的“小骂大帮忙”的政治，则论者必定要对政情民隐有极深刻的体验和观察，然后下笔才能入木三分。胡氏成名太早，二十几岁的小伙子，便已名满全国，飞向枝头做凤凰了，他是不了解真正民间疾苦和里巷舆情的。像抗战期间《大公报》上，那种“看重庆、念中原”，感人肺腑、一字一泪的社论，胡适之是一辈子也未写过的。不是他无此才华，而是他无此体验！

胡适之——不成问题的——是近代中国最伟大的学者。但是伟大的学者们也有很多是一通百不通的。把物理研究到登峰造极的学者，对人理不一定也就同样精通。相反的，伟大的“通儒”们，有的也是百通一不通的，他们可能倒背“十通”，但是对应有的一通之学，有时反而一窍不通。

在这方面胡适倒的确是个例外。他真是个百通一通的大才。不过一个人的精力究竟有限。在胡氏无所不通的学问里，有许多方面在专业人士看来，只不过是各该专业范围内相当高度的常识罢了。而胡先生亲手“拿绣花针”的专业——如他中年所搞的“禅宗”，晚年所搞的《水经注》——则又与政治科学无关。因而胡先生谈起大的政治问题来，事实上是以常识论政。“国体”和“组党”一类的问题，又岂是常识可以应付得了的？

早年的胡适之和李大钊诸先生有关“问题与主义”的辩论，其关键亦在此。他们辩者双方事实上都是以小常识谈大问题，要不是那时是个“启蒙时代”，这批大教授的夸夸之谈，实在是贻笑方家的！

胡先生那时“少谈些主义”的论调一出，对方抓住这个小辫子，很快就给他戴上一顶帽子，说他是个“实验主义者”。加以那时杜威大师的法驾初临中国，黄面皮的弟子们执礼甚恭，师徒相映，站在大师背后的胡适就真的成为杜学东传的一世祖了。

后来那对“实验主义”一无所知的鲁迅和瞿秋白，被实验师徒吓得手足无措，而内心又醋意盎然，因此说出些“此理今凭实验传”一类完全不通的酸话。而他们居然也能以这种不通之论，咒骂胡适，领导文化反对派而扬名天下，这也可想见我国当年知识界，对现代知识之贫乏！

最可惜的当然还是胡先生自己。这位风度翩翩、“中西之学俱粹”的少年学者，被扣上这顶洋帽子，不但不以为忤，有时且面有喜色，并且一戴就戴了一辈子，也是同样不可思议的。试问“实验”这个“主义者”所戴的白帽子，哪里就比“马克思”那个“主义者”所戴的红帽子更漂亮呢？市井少年偶一戴之，再配上黑眼镜、力士鞋、牛仔裤，招摇过市，或不失为风流潇洒。如果我们的“文艺复兴之父”在一袭八卦道袍之上，也加上这顶网球帽，那就有点不伦不类了。

按说，杜威东来之时，我们的胡先生应该把傅斯年、罗家伦、段锡朋等众儿郎唤齐，两班侍立，自己升帐设座，“口吟六艺之文，手披百家之编”，人分宾主，学辨东西，和杜威来个分庭抗礼，才是正轨。而胡氏不此之图，在杜行者一苇渡江之后，竟然率众弟子，夹道匍匐，顶礼膜拜，使杜和尚飘飘然，认为孺子可教，吾道东矣。何其懦哉！

胡先生既然甘心自囿于一家之学，如此非杨即墨，难免也就助长了他情感里本已十分浓厚的门户之见。杜家的子弟们，认为只有杜氏之学才是科学化的哲学，所以他们是三句不离科学的。据胡先生告诉我，中央研究院在筹办之初，筹备人等第一个想到的便是该院那个拉丁文名字Academia Sinica。这个洋名字的正确译文应该是“中央科学研究院”。它“研究”的方向和对学术衡量的标准，亦以“科学”为依归，而“科学”一词的界说，当然也就凭服膺科学的欧美留学生的举手为断。所以后来胡氏在纽约请客，那些“服膺科学”的客人，便相率“敬陪”，那不“服膺科学”的国故大师，也就怫然“敬谢”了。

胡先生由于牢固的科学观而示人以不广，他在中国新文化启蒙运动史中，就难免退处于蔡元培先生之下了。在“兼容并包”的启蒙学风里，孑民先生是置身于“兼容”之上的，而适之先生则局处于“并包”之下了。

一○

“实验主义”究竟是个什么东西？为什么我们这样有才学的胡适，也被它“牵着鼻子”走了一辈子而不能脱缰而驰呢？

其实“实验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在西洋哲学史上的地位是没有太大的轩轾的。杜威和马克思这两位开山大师，年龄虽然相差四十岁，他二人的思想却是属于同一个时代的。他二人都生在那个玄学将死未死、科学（尤其是社会科学）方兴未兴的时代里。这个时代的思想家，一面舍不得放弃他们所精通的玄学——如马克思就接受了黑格尔的“辩证法”；一方面又要掌握那方兴未艾的社会科学——如马克思就极力推崇美国人类学家摩根对印第安人社会结构的研究。此书马氏以年老不能卒读为憾。[2]所以他们那个时代所搞的哲学，事实上是一种非科非玄的学问。也是一种小脚放大、两代咸宜而新旧两无是处的半老徐娘过渡时期的学问。

马克思是欧洲人。他目击西欧在工业革命时期社会上所起的变化，因而他把两千年来欧洲白种人所创造的社会变迁史，作了一个有十分功利的总结，然后从其总结里抽出一个他认为合乎宇宙“实在”演变的半玄学的法则。千虑一得之后，他就根据西方白种人的历史经验主义，来替全人类算命了。

天下哲学家没有哪一个是能脱离他的文化传统而从事思考的。马氏也有他特殊的传统。他是个日耳曼，日耳曼是西欧脱离封建社会最晚的一个民族。终马克思之世，日耳曼的社会仍是阶级森严的，同时其传统的民性虽然极其笃实却也是刚愎自用的。因而那反映日耳曼民族生活方式的日耳曼意识形态，也是人世间最武断的东西。它说一就不许你说二。在传统德意志的学派里，不用说黑格尔和马克思了，就连那个搞性心理的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1856—1939）和今日在美国以半途脱党的共产党员转而为反马克思权威的魏复古，那种学术上独断专横的作风，和他们的日耳曼前辈们都是一脉相承的。

胡适之也是反对马克思的。他反对马学思想倒似乎是次要的。他不能容忍马克思学派的专断。所以大陆上《胡适思想批判》百余万字的长文，胡先生是一篇篇看过的。有时他还在那些文章上写了些有趣的眉批。但他看过，也就认为“不值一驳”丢在一边。

有一次我指着那七八本巨著，戏问胡先生：“这几十万字的巨著里，难道就没有一点学问和真理？！”

“没有学术自由，哪里谈得到学问？”胡氏一语带过。

“那至少也可搞点自然科学。”我说。

“自然科学也搞不好！”胡先生说这句话时的态度，简直有点横蛮，同时也可看出他对自由主义信道之笃！

胡先生后来又在他那个乱书堆中找出罗尔纲所写的小册子《师门辱教记》[3]给我看说：“你看尔纲会那样地批判我？”

“说不定罗尔纲的思想真正搞通了呢！”

“胡说！胡说！”胡先生直是摇头，“不可能！不可能！”

胡适之是真的相信“为着自由故，一切皆可抛”。他与那些把“自由、民主”喊得震天价响的所谓“民主人士”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胡适相信比他大三十四岁的杜威。杜威能容忍，容忍比自由更重要。但是我们这位胡老师的老师，又是怎么回事呢？

杜威比马克思小四十岁。他和马克思一样，把北美洲两百年来政治、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和变迁的史实，作了个总结（虽然他没有写出一部《资本论》），然后再根据他在玄学和粗浅的科学上双重的训练，从这总结里抽出个法则，再以这半科学的法则，来推断北美洲白人社会今后社会文化发展的方向和原则。

杜威是不承认人类社会生活的演变是依照什么“客观实在”而发展的。所谓“实在”也者——引用他大弟子胡适的一句话——“只是个百依百顺的女孩子！”哲学家要把她如何打扮，她就如何打扮。如果这个女孩子就是“道”，则“人能弘道非道弘人”。所以唯物主义者把“实在”看成一成不变的天道，而认为社会改革家的任务便是“替天行道”的说法是机械论，是不合乎科学的。

人类社会进化既然没有个“客观实在”来做其主宰，则人类进化程序中所发生的只是一系列无从逆料的“问题”，以历史的“经验”和“实验”的“方法”来解决不断发生的“问题”——再引用胡适的一句话“从事一点一滴的改革”——才是人类社会进化，最正当的途径。

这便是有名的杜威“机会主义”（opportunism）和“实用主义”（pragmatism）。[4]所以杜威先生是反对“革命”的，因而他那个大弟子胡适也是个天大的“反革命”！在国、共两党的党法上说，“反革命”是要被判死刑的，而胡适这个“反革命”居然在一个名士如云的酒会里，一杯在手，含笑而终，真是侥天之幸！

杜威何以有这种“反革命”的哲学呢？那就是杜威也有杜威的“反革命”的文化传统。在那个传统里，杜威如不接触其他不同的传统，他是跳不开的。

杜威和马克思不同。马氏是个在严格的阶级社会里长大，阶级观念牢不可破，而脾气又十分古怪的日耳曼老顽固。杜威则是个宇宙任翱翔、无拘无束而世故圆通的洋基（Yankee）小滑头。洋基的祖先们原多为受流刑的暴徒和为追求个人自由、冒险犯难远涉重洋的逋逃。他们是没有丝毫阶级观念的，更不相信任何权威。加以渡海之后向“西部”探险，千里无垠，匹马单枪，那些半工、半农、半兵、半匪的亡命之徒，肯让哪个“权威”来“牵着鼻子走”呢？但是在重洋之外，深山大泽之中，为着枪打红人、鞭笞黑人、驱逐黄人、开疆土、兴农牧，自做边陲之主，他们又不能不合作。自然合作大家好，那这些白色逋逃之间就不得不“容忍”彼此的“自由”！

英语民族本来即有较为开明合作的政治传统。传统与创造相结合，才铸造出美国后来的——也是她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所特许的——极端的“个人主义”（胡适之美其名曰“健康的个人主义”）和“民主的生活方式”。杜威曰，何谓民主？民主是一种生活方式！弟子齐声应曰，信然！

同时，为应付随时发生的政治上、社会上一切的问题，天高上帝远，这些殖民客也只有自求多福，从事一点一滴的改革，随时自力更生，就地解决。这原是他们的“经验”，后来也就变成杜大师的“主义”。

再者，在极端个人主义支配之下，个体间生存竞争之激烈是可以想象的。所以白种美国佬之间一旦发生利害冲突，彼此之间是寸步不让的。互不相让之下，则亲兄弟明算账，虽近如父子夫妇，也得法庭相见。所以白种美国公民是好讼成性的。他们一百个成人之间，有一个必然是律师！在这个讼棍如毛的社会里，要没有绝对尊严的“法治”，那还了得？

事实上这些都是杜威哲学的精义之所在。但是这些精义都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杜威大师面壁默坐向空虚构的，那是美国历史发展经验的概念化（conceptualization）。所以吾人如不能掌握这个美国历史经验主义中所产生的白人的“辟疆主义”（frontierism，这儿笔者冠以“白人”二字，因为这个“经验”是与红人、黑人、黄人无关的），则吾人对真正土产的美洲哲学的土壤（经验）便无法了解，不了解“经验主义”（“实验主义”的原名）中所据以产生的“经验”，只是空头传授其法则，希望仍然可以祭东风、烧战船，那就犯了拨弄形而上学来治国用兵的大毛病。事实上，这也是我国启蒙运动中马克思主义者和实验主义者所犯的通病！把工业化的“大跃进”真的当成“烹小鲜”来处理，则国家焉有不糟之理？

所以，就文化背景、学术地位和时代对他的需要而言，则胡博士在思想上的成就，应该与马、杜二博士，三分天下，才算好汉！胡氏的正当工作，应该是在新兴的社会科学的光芒照耀之下，把三千年中国的历史经验作一总结，从而抽出一条新的东方法则来，以成一家之言。然后有系统地引导我们的古老社会走向现代化的将来。胡博士不此之图，而却在马、杜二博士之间，搞“拉一派、打一派”的勾当，那就未免低首下人、自暴自弃了。

一一

胡先生之所以在政治学说上不能自成一家者，实在也有其不得已的苦衷。

胡氏博大精深的学问原来就是个什锦大拼盘。其中训诂辞章、文学流变、先秦思想、释老精义……都可说是无双美味。社会科学原是他那大拼盘中最中看不中吃的一锦。

胡先生告诉我，他在康奈尔读大学本科时，对经济学就没有兴趣，未尝选修有关经济的科目，因而他一辈子对各种经济学说也很少涉猎。这便是他老人家晚年谈政治问题的致命伤。《五四运动史》的作者、老友周策纵对胡氏的批评，也就着重在这一点。一个学者如对新兴的经济学基本的概念也不清楚，那他对现代的政治问题本来也就无置喙余地！

不特此也。胡氏对他成名以后才逐渐发展的其他多种社会科学和行为科学，如社会学、心理学、人类学、社会史学等等，也未尝钻研。如笔者老友杨龙章今日所搞的所谓“群体社会学”（mass sociology），真是胡先生连名词都未听说过。因而随工业革命而起的名目繁多的社会问题和种族问题——有远见的孙中山先生1896年在伦敦脱险后已见其征兆，而1950年在纽约的胡适之先生仍未感觉其严重性，而只醉心于工业革命前期的桀苻生和科玄交替时代的杜威那一套，那就未免与工业化后期的世界现势脱节了。

工业经济所带来的社会问题真是多来兮！如果哲学家们置这些问题于不顾，而奢谈明心见性的教育，那就开倒车回走三百年去搞程朱陆王了。阳明山高已哉！但是那位龙场驿丞却不能解决大纽约断电期间的三千五百件抢案！

所以胡适之先生对中国民主政治的发展，虽然生死以之，他却始终没有搞出一套完整的理论来。不是他无此才华，而是他在社会科学上无此功力！没有一套完整的理论来对近百年——乃至三千年——的中国政治经济的演变作一番通盘的了解，而只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地去搞“一点一滴的改革”，那就必然要“扶得东来西又倒”。良相与良医所服膺的原则原是一样的，医人医国首先都得把病理搞清楚，否则药石乱投，压低了高血压，又激起了肝脏炎，那病就害不完了。

再者杜威先生也不是不谈主义。他的主义就是“美国主义”（Americanism）。他没有提这个词，因为他视为当然，不谈主义而主义在其中矣。哥大后期的名教授也是胡先生甚为心折的芮文斯（Allan Nevins）和康马杰（Henry Steele Commager）都是属于这一派的。在50年代里康马杰的学说在北美洲真是风靡一时。笔者亦尝随许多美国世家子之后，在康老师课堂上肃立鼓掌数分钟。胡先生对这位后辈，读其书而慕其人，真是推崇备至。可是在60年代中期，我们这位康老师就渐渐地变成美国的叶德辉了。那些新起的长发青年学者，开始对美国文明自我清算，打倒杜家店，在新的学风里，杜威之学也就显得灰溜溜的了。

1968年春天的一个上午，哥大校园内忽然一声呐喊，笔者凭窗俯视，只见对面校长室内，长发乱飘。校长室被霸占了，校园内人声嘈杂，鸡蛋横飞，一个五四运动正在热烈地进行。再看原杜威研究室前那个大光屁股铜人，却仍然丝毫不动地在俯首沉思。这是胡先生当年与笔者，常时对坐长谈杜威的纳凉胜地。我心想此时适之先生如仍然坐在此地，不知道他对这一学潮作何解释？！

笔者这些妄论，当然只是责备于贤者。因为有适之先生那样历史地位的人，他如果要谈政治，就要谈深远的根本问题；就要谈孙文、马克思、杜威那一阶层的政治。他的见解和学说，岂可与我辈乡愿茶余酒后的龙门阵，等量齐观？！

当然胡先生除他本人主观的训练上的限度之外，客观上的限制也是不许他扭开杜威之枷锁的主因。老实说，五十年来在科学挑战下的我国各项学术——尤其是行为科学——就始终没有脱离启蒙阶段。这也是我们那些启蒙大师四十年称霸杏坛的道理，因为他们始终没有脱离他们成名的那个时代。他们没有太大的进步，时代也没有太大的进步啊。时代和环境限制了他们的成就；时代和环境也宠坏了他们，没有逼着他们教而后知困，自求上进。因而就永远在科学上不能摆脱洋人而独立了。做了几十年的齐天大圣，说穿了其实只是个癞和尚的保镖！

这种自我限制，实际上原是我国学术界整体的悲哀。形势比人强，个人是跳不出去的。一个大学者的成就，是建立在无数小学者的牺牲之上的。没有那样的土壤就结不出那样的瓜。我们的菜园里既然找不出几个十斤二十斤的冬瓜，要胡适一个人变成个六十五斤的大冬瓜，那就不可能的了。在过去五十年我国落后的学术环境里，能出了个胡适，我们已很足自豪的了！

胡先生有绝顶的天分，也是好学不倦、用功最勤、至死不衰的大学者。50年代的初期，笔者为应付考试，曾以读杜学的札记和心得向先生请益。胡先生在这方面是极度谦虚的。他一再说他自己还要“补习”！并且在极度困窘的生活条件之下，还拿出一大笔美金要笔者为他选购讨论杜学的名著，并认真地下工夫去阅读。“假我十年以读《易》，仲尼而后更何人？”胡先生的用功与好学，在笔者所接触的前辈学者中，绝对是空前绝后的。以他的用功，配合他的见识，所以政治问题虽然只是他什锦拼盘中最弱的一份，但是他谈起来比那些谈同一问题的党政理论家还要高明得太多太多了！

一二

胡先生对民主政治的看法，既然难免着重“形似”，他认为民主政治在中国的发展最值得惋惜的便是民国初年的那一段。他觉得那时的北京政府已具备了民主政治的基本结构，而掌握结构的成员，如民初的国会议员，也都是些“了不起的人物”。中国失去那一个大好时机，在胡先生看来，真是国运也夫？！

在50年代的初期，台湾的问题，在胡氏看来，便是缺少个“反对党”。最好的解决办法，自然是国民党效法华盛顿当年的大陆党，“一分为二”。要不然那就得另外组织一个真正的反对党。他这一主张深得蒋廷黻先生的同意。这两个秀才在纽约因而也就有联合“造反”的意图了。

要组党，则论学历、论资望胡先生应该是当然党魁。但是论精力、论组织才干，则胡氏只够做配角。在1952年访台返美之后，蒋氏兴趣方浓而胡氏已兴趣大减，可以说是只说不做了。

有一次我向胡先生说：“你就顶个名字做党魁，组党大事让蒋廷黻去干不就得了？”

“那如何使得？”胡先生两眼向我一瞪。“孔子说的‘唯名与器，不可以假人！’我自己不干，怎能让人家顶我的名字去干？”随着他又说了些其他方面的“干与不干”的大道理。

我记得我们那时还谈了些有关蒋廷黻的掌故。我偶尔提到蒋氏可能是“复兴社”里的要员。

“很有可能，很有可能！”胡先生说当他1952年返台蒋公约见之时，他们曾涉及胡蒋二位有意组党之事。“蒋先生说，‘请告诉廷黻不要另外组党了，还是回到国民党里来吧！’”

“这‘回到’二字里有文章！”胡先生不疑处有疑地向我说，“蒋廷黻未加入过国民党，为什么要‘回到’国民党里去呢？”

胡先生怀疑蒋廷黻先生是个力能通天的“蓝衣社”大员。我们并且把《独立评论》找出来“考据”一下蒋廷黻加入“复兴社”的可能年代。

如今当事诸公俱已作古。那些力未通天的“蓝衣社”社史家也找不到证据来证明蒋氏是否是个“社员”，这件事，可能就永远是民国史上的疑案了。

一三

晚年胡适之先生不但对空洞的大政治有兴趣，他对空洞的小政治也有兴趣。他在1952年访台之后，一直要我们这些学文法科的留学生“替雷儆寰写写文章”，后来儆寰先生辱书征稿，笔者不自量力，也真的替《自由中国》写了些不成熟的文章，一直写到雷先生坐牢而后已。

那时胡先生并且鼓励我们在海外自办报刊。在他老人家感召之下，我们一小撮“文法科留学生”真的也就办了个小月刊曰《海外论坛》，在纽约编辑，香港印刷。我们的经费、稿源、发行、销路都没有太大的问题。偶尔一两篇哗众之作也颇能引起读者的共鸣。胡先生对我们这一小刊物的问世，真有欣喜若狂的反应。他居然纡尊降贵地替我们写了一篇相当有分量的文章，讨论那时大陆上刚影印出来的“曹雪芹小像”。胡先生认为那“小像”上的“雪琴先生”不姓曹。[5]

胡先生这篇“尾巴摇狗”的文章，竟然引起那些坚持“雪琴先生”姓曹的《人民日报》，对我们这个“海外某刊物”里面的“某作家”大加抨击。

“雪琴先生”究竟姓不姓曹呢？今后的“红学家”们对我们那个“海外某刊物”里“某作家”的笔墨官司，恐怕还得继续打下去。“有九分证据不能说十分话！”目前的定论还是下不得的！

《海外论坛》那个小刊物一诞生就患了心脏衰弱。带病延年，拖了三年也就倒下去了。它的垮，不是因为客观条件不足，而是主观的由于出不了中国知识分子搞企业组织所必需的“领袖”，十五位硕士、博士之中，就出不了一位雷儆寰、萧孟能、刘绍唐或胡菊人。他们“轮编”，但不同的意见却“轮编”不掉，所以出了一期“纪念胡适专号”以后就陪胡赞助人一起长眠地下了。

《海外论坛》的关门对社内许多人，包括笔者在内，都有很大的启发。我们这批传统包袱甚重的知识分子，谈大政治，学问不够；谈小政治，体验不足；瞎吹民主、自由，而在民主圣人胡适的赞助之下，在杜威铜像之前，尚且民主不起来，哪里还有脸皮向祖国同胞说教呢？一念及此汗从颊下，笔者自己也深深自知肤浅，再不敢在祖国报刊上瞎写文章！一搁笔就已二十来年了。

一四

晚年的胡适之不但对动口的小政治有兴趣，他对动手的小政治也有兴趣。

50年代的中期，台湾、香港两地的政治社会都还算安定，因而中国留学生又继续出国，哥大校园内久已绝代的“中国同学会”又恢复活动。这时出国的同学很多都已是政学两界的中级负责人，他们对政治的兴趣本就是从国内带来的；有高度政治诱惑力的胡公馆，这时也就更形热闹了。他们听过胡适的传教以后，也要来个促进民主政治的小组织。胡先生对他们期望甚大，因为他们都是起而行的少壮派。胡先生并为他们的小团体取了个名字曰“晨社”（Morningside Society）。取名人是三句不离本行的。晨社之名是他依据哥大校址所在地的“晨边高”（Morningside Heights）而起的。笔者是时虽未尝涉足台湾，但却住在晨边高，所以也应邀参加，并随群贤之后集体到胡家去“请训”。其后做社长的李和生会照相，他曾替胡氏照了一张后来流行相当广的照片。《传记文学》第一六八期第一六页上所刊的那一张便是和生照的。后来许多报刊复印时都误传那是胡先生做大使时的照片。

1957年初“晨社”开成立大会时，胡先生“亲临指导”，参加聚餐，并讲了几个钟头有关民主政治的大道理。我个人因所听已多，未终席就溜出会场与一些年轻人一起去哥大参加中国同学会的“春节联欢会”去了。时过午夜，胡先生还一再询问：“为什么唐老先生还不回来？”惭愧的是，在衣香鬓影中，我这位“唐老先生”早已把他那位“胡老先生”忘得一干二净了。

此后不久，胡先生又病倒住院了。晨社的李社长通电要率领我们去集体探病。我说人家害的是心脏病，你如何能集体探得？和生又要醵巨资，购大束鲜花送去。我说胡公病房太小，哪里放得了那么多“大束鲜花”！最后我建议他去买一张探病卡片，由我来替他做一首“桑籁体”的十四行打油诗送去。这种“秀才人情”才是那位老秀才之所好！

事隔数日，我碰到那位探病归来的林征祁。征祁告诉我说胡先生病房内的花太多了。后送的都放在走廊上。他又说胡先生看到你们的新诗，大为高兴云云。

下面便是录在我1957年2月27日日记上的那首打油诗：

慰问胡适之先生

适之先生，

自从你进了病院，

亚洲、美洲、欧洲……

乃至全世界的人，都在

为你祝福，

替你焦心！

但是我们——

“五四”以后才出生的一群，

知道你没有病。

你只遇着了一点小灾星。

因为你，

抵抗力最坚强；

永远站在时代的前面；

和我们一样年轻！

四十年来，

你从葫芦里，

放出了多少小鬼！

这些小鬼，

现在翻说你是妖精！

漫山遍野，看！

他们正在追捕“胡适底幽灵”！

还有，

恭维你的朋友们，

曾替你塑了一尊像，

抬起来到处游行。

不抬着这个像，

躲在后面的朋友，

就立刻要暴露原形！

但是我们——

你学生底学生，

做工、读书，

不声不响的年轻人，

一直在追随着你，

追随你做个“人”！

你不谈主义，不谈革命，

你却创造了一个时代；

又替另一个时代播了种，

我们正在努力耕耘。

胡老师：好好休养！快快出院！

没有你走在前面，

我们真要变成，

三十来岁的“老先生”！

注释

[1] Charles Austin Beard，President Roosevelt and the Coming of the War.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48.p.514.

[2] Lewis Henry Morgan，Houses and House-life of the American Aborigines.Washington：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881，pp.281.后来恩格斯的《家族、私产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便是根据摩氏的观点发挥的。

[3] 罗尔纲著《师门辱教记》，原版于1944年由桂林建设书店印刷发行，旋毁于战火。翌年再由重庆独立出版社重印未果。1959年始由胡适出资在台北重印，改名《师门五年记》，为非卖品。

[4] 笔者曾经把当年和胡先生所讨论过的谈杜威札记大意缩写成一短文曰《实验主义新诠》，载于《海外论坛》月刊，1961年2月出版的第二卷第二期，第五至八页。

[5] 胡适著《所谓“曹雪芹小像”的谜》，《海外论坛》月刊，1961年1月，第二卷第二期，第二至四页。

三分洋货·七分传统

一五

关于胡适治学的范围，他自己总喜欢说“哲学”是他的“职业”，“历史”是他的“训练”，“文学”是他的“娱乐”。[1]因为他留学期间所学的是哲学，他最初成名的著作也是哲学。所以列“哲学”为百科之首。

但是胡先生为什么只写了半部《中国哲学史大纲》呢？此事说来也不难理解。胡氏治学的态度原是最谨严的。成了大名之后，众目所视，那就使他益发小心。等到他搞中古哲学史时——尤其是佛教史——他不把佛教问题彻底弄清楚，他就不敢动笔。但是把佛教问题“彻底”弄清楚，谈何容易？一个神会和尚已够他忙一辈子了！

胡先生治学的态度是和冯友兰、顾颉刚诸先生不同的。冯、顾诸先生是举一反三。有点证据，就先把议论发了再说。冯著《中国哲学史》的第一版就错误百出，到二、三版再慢慢改正。胡氏则不然。第一，他是受了他自己所倡的口号限制，坚守有论必有据的原则。所以就“无征不信”这一治学规律来说，胡先生绝对是当代第一人。第二，他也是受了他的盛名之累。他出的书第一版就不能有大错。胡适之治学，让人抓住小辫子，那还了得？！所以他不得不特别谨慎。

好多与胡氏很接近的后辈，在这方面都上了他的大当。在他的影响之下，大家不把问题搞清楚，就不敢献丑。但是此事阎王可做，小鬼不能做，也不必做。尤其是所谓“留美学人”，在这个“不出版，就陨灭”（publish or perish）、以学问为商品的社会里，读三本书就应该写五本书。祸枣灾梨，那是果树遭殃，与学人何干？所以在美国的科举里，与果树为敌，才是加薪晋级、名重士林的不二法门！

加以现代的学问已与胡适当年不同。以前老一辈学者动辄来一套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现在的学者能搞个“萧红女史”或“江青同志”也可名利双收。大家各钻其牛角，你不必钻得太深也就足够做个专家了。何必学胡大师去钻《水经注》呢？所以胡适那一套也是害尽苍生，他地下有知真应该饮恨黄泉。

就因为落笔千钧，所以胡先生写起文章来也慢得出奇。他时常告我说：“人家都以为我胡适写文章，总是下笔千言，一挥而就。其实我写起文章来是极慢极慢的。”

吴国桢先生有一次告诉我说胡适之一定要回台湾。我问他，何所见而云然？吴说：“他（指胡氏）告诉我他一篇讲演稿子要写两三个礼拜，他如何能在美国谋生？”吴氏那时在美国是靠讲演为生。他并且告诉我讲演的行情以中等城市最好，因为小城市听众出不起钱，大城市听众见多识广，你不算老几。只有中等城市——如新奥尔良、圣路易斯——那里的听众，又未见过世面，又肯出钱！

胡先生那时也偶尔去“中等城市”讲讲演。但是盛名之下，他不能胡吹。要篇篇讲稿都能传之后世，那他写起来就“极慢、极慢”的了。极慢、极慢，那就不能“谋生”了。

胡先生搞神会和尚永远搞不完也是这个道理。搞不完就拖，一拖二十年，再搞就兴味索然；《中古哲学史》也就出不来了。加以胡氏博学多才，兴趣广泛，生性又好凑热闹，一个题目未完，又赶着去搞另外一个热门。一个接一个，结果一个也搞不完。

胡先生在哥大当学生时就犯了这个大毛病。按理他那时应该规规矩矩搞“哲学”，把个“哲学博士”读完再说。他不此之图却丢下正当“庄稼”不搞，而去和陈独秀、蔡元培“捞鱼摸虾”。捞得热闹了，他就甩下哥大这个烂摊子不要，跑回北大做教授去了。一时声名赫赫，《中国哲学史大纲》第一版的封面上也印出了“胡适博士著”的头衔。[2]其实那时他在哥大的注册记录上仍然只是个“博士候选人”或如今日很多人的名片上用的“待赠博士”（Ph.D.Candidate），离正式学位尚差一大截。胡先生这个“待赠”阶段一直维持了十年。到1927年他再到纽约时才携来一百本1922年在上海印刷出版的博士论文[3]，由杜威玉成，经过补交手续，始由校方正式颁予“哲学博士”学位的。胡氏原先在哥大注册时的英文名字是Suh Hu，拿学位的名字则是Hu Shih，二名分用，在哥大校史上可能也是没有前例的。

一六

本来有胡先生那样成就的学者，博士不博士是无伤大雅的。老实说他那本论文，他在哥大的两位主要论文导师——杜威和夏德（Friedrich Hirth）都是看不懂的。胡氏一个人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也足敌哥大一校在美国历史上的地位。一个空头学位，原不值一提。笔者在这篇随笔式的文章里，本也犯不着多废笔墨。只是一般读者茶余酒后或不免要提出做谈助，好事者或不免要据此而乱事推测，所以笔者也就顺便根据史实，约略交代一下，以免流传失真。

为胡先生的学位问题弄出很尴尬场面的第一人是已故哥大东亚图书馆前馆长林顿（Howard P.Linton）先生。林氏为纪念哥大二百周年之校庆，于1952年开始编撰一本《哥伦比亚大学有关亚洲研究的博士硕士论文目录》。[4]这本目录包罗万有，独独把“胡适”的“论文”“编漏”了。校园内一时传为笑谈。林氏也自认为一件不可恕的大“乌龙”而搔首不得其解。他是根据校方正式记录编纂的，为什么校方的正式记录里没有胡适论文的记录呢？

第二个为这一问题伤脑筋的是袁同礼先生。袁氏在1961年出版了一本《中国留美同学博士论文目录》[5]，在他费时十年的编纂期中，袁氏受了无数的意想不到的骚扰。因为有许多“老博士”都是袁先生数十年的老朋友，大家都已“博士”了大半辈子。如今在这本新出的洋进士题名录中，居然录上无名，岂不糟糕？

根据袁氏所收的资料，截至1960年，哥大授予华人博士学位的人数为全美各校之冠。但是根据哥大所提供的正式名单，则退居第二共二○三名（伊利诺伊大学第一共二○四名）。因而在袁氏编纂期中，他交给我一个名单要我在哥大替他帮忙“复查”一下。在这名单中，想不到“胡适”也是问题人物之一！

袁先生分明知道胡先生是哥大1917年的博士，为什么哥大提供的正式记录上却晚了十年呢？笔者为替袁公帮忙，并为好奇心所驱使，乃自哥大“校史图书馆”（Columbiana Library）和其他有关部门，以胡适清查虚云老和尚的家世和年龄的办法，把胡适“老和尚”和其他十来位小和尚的度牒案底也彻底清查一遍。结果我替虚云老和尚报了个小仇。我告诉袁先生说胡先生的正式学位记录确是1927而非1917。其他有关文件我就未向袁氏作不必要的透露了。我知道他处理这一问题相当棘手，因为那时大陆和台湾两地都以“打胡适”为时髦。袁氏少知道一点真相，反可减少他精神上的压力！这位诚实的迂夫子那时已被类似的问题弄得头焦额烂。如果别人再说袁同礼说的，胡适是个假博士，那袁氏岂不要跳楼？袁先生最后决定把这两个相差十年的年代在他的“目录”上并列，才结束了我二人这段小“考据”。

胡、袁两先生相继谢世之后，那些“胡学”研究员和“待赠博士”，惑于袁书而向笔者问难。我只告诉他们：“1927！”未及其他。那位专研“胡学”的哈佛博士格里德在他的《胡适与中国文艺复兴》[6]一书中也就根据我的一句话而照抄无讹，又未注明资料出处。幸好他的论文导师是费正清教授，如果审查员是胡适或区区，他这种无征而信的记载，可能就要使他博士延期了。

一七

大凡一个人的一生总归会有几件“平生憾事”的。如果胡适之先生也有的话，上述小事可能也就是胡先生自认的“平生憾事”之一。当我在替袁先生“复查”之时，礼貌上我是不能向胡先生这位长辈直说的，但是道义上我又非向他报告不可。所以我只有在适当的场合和气氛里，慢慢委婉地向胡先生透露；胡先生也就逐渐地向我说明其中原委。每次向我解释时，他老人家都有点苦笑的表情。他的尴尬的情况，反而使我对他益发尊敬其为人。

须知胡适是我亿万炎黄子孙中，唯一拿了三十二个“博士”学位的真正的大博士。[7]他对上述这一小插曲真可有一百种以上的解释而不感到丝毫尴尬。最直截了当的便是那时哥大根本没有看得懂他的论文的导师，所以学位才稽延了。[8]这也是百分之百的事实。但是胡先生是个深染于孔孟之教的书生，他没有“好官我自为之”的厚脸皮，所以他就为这宗小憾事而感到尴尬了。

其实“胡适学”里的这个小小学位问题是不难理解的。胡氏在哥大研究院一共只读了两年（1915—1917）。两年时间连博士学位研读过程中的“规定住校年限”（required residence）都嫌不足，更谈不到通过一层层的考试了。美国所谓“常春藤盟校”领袖学府内，正统的“哲学博士”学位是相当难读的。以创出哥大成绩空前纪录的顾维钧先生，在哥大研究院也读了四年（实修五年）。顾氏的论文也只完成个“导论”。那时因辛亥革命的关系，校方鼓励他“返国服务”才特别通融毕业的，这是哥大校史中一个有名的“例外”。其他华裔名校友如马寅初、蒋梦麟、蒋廷黻、冯友兰、罗隆基、金岳霖等差不多也都是住校四年以上的。所以胡适以两年时间读完是不可能的。胡先生放弃学位而急于回国的原因，实是个熊掌与鱼的选择问题。

胡先生在当学生期间已被陈独秀的《新青年》捧得大红大紫而全国驰名。1917年一纸北大聘书就强迫这位留美的“新青年”非在他的前途上作一抉择不可：立刻回北京大学做教授，还是留在纽约做老童生，再熬两年？到那时北大是否仍能等着他，就很难说了。面对这个现实，那时的留学生恐怕任何人都会选择前者。性好热闹的胡适自然更认为机不可失，所以也就卷铺盖回国了。后来事实证明他这一决定是完全正确的。

当年的北京大学——这个挤满了全国鸿儒硕彦的太学，岂可随便插足？以一个乳臭未干的小伙子，标新立异，傲视士林，胡适之多少有点胆怯。“夜行吹口哨”，壮胆吓鬼，所以在《中国哲学史大纲》的封面上，也印上个“博士著”字样。在博士多如狗的今日，谁要来这么一下，别人会嗤之以鼻的，但是六十年前却是另外一个时代啊！胡博士的新娘花轿太大，迎亲之夕，要拆门而入，在那时是顺理成章的。中国土举人，祠堂门前尚且要加一对旗杆，况高中洋进士乎？

那时的中国士大夫被洋人吓昏了头，对自己的文明完全失去了信心。一个留学七载、行万里路、读万卷书、重洋归来的洋翰林是大可以唬人的。他们是那个文化真空时代里浪头上的风云人物，所以胡氏在他的处女作上加个“博士著”来吓鬼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可怜费正清先生的高足格里德博士就不了解这一点。他说当胡氏1917年返华之时，立刻觉察到自身为社会环境所幽囚，他所珍惜的价值标准受到了基本上的敌视（见格书第三三三页）。这是格君对近代中国社会文化史的发展，作“想当然耳”的论断！他不知道在中国近代史上，士大夫最崇洋的一段便是民国初年那一段！那时的美国留学生才真是说一不二。连袁大总统想做皇帝也要以哥伦比亚大学的古德诺教授（Frank J.Goodnow）一言为定呢！

不特此也。在《中国哲学史大纲》第一版蔡元培的序文中居然把徽州的“解经三胡”说成胡适的老祖宗。因而人们觉得胡适对中国哲学之所以有如此透彻的了解，实在是家学渊源，箕裘有自！蔡氏把胡氏当成别人的子孙，而胡氏亦默不作声，把别人的祖宗据为己有。这些都显示二十来岁的胡适对那浩如星海的古籍的研究，在全国最高权威们众目睽睽之下，没有太大的自信心。

最可笑的是那时搞“胡祸”的草包，竟然不敢驳他。当梁启超把胡氏的荀子、墨子诸章捧得天高之时，这些反胡乡愿也倒捧他一场，说这些杰作，是胡适“剽窃先人”的。那个在一旁暗笑、无先人可以剽窃的青年胡适，因而胆子越来越大，信心也就越来越强了。

以上这些小事都不足为胡氏盛德之玷。读历史的人绝不可把那盛名之下而成为众矢之的的二十来岁的青年学者看成大乘至圣或我主耶稣。在那种排山倒海的反胡阵营之前，一个才高八斗的浊世佳公子打点太极拳勉图自保，是完全正常的行为，也是绝对值得同情的。他不如此，反而不正常。试问出版了十六年的《传记文学》里不诚实的故事还不是所在多有吗？青年胡适的那点小花招是任何人所不能免的。纵使是春秋责备贤者，也不应苛责于他的。

一八

胡先生既然以哲学为职业，所以他一开口总是自称“我们治思想史的人”。显然他是以治中国思想史为其职业的主要部门。

治中国思想史胡氏是确有创见的，但是他贡献上更重要的一点则是他是在西洋文明挑战之下，在治传统经学和子学上开创新方向的第一人。这个所谓“实验主义的”新方向，从“新”字方面说事实上和接踵而来的“唯物主义的”新方向同样都是新开箱的洋货。只是唯物主义是个最武断的学派。它不许你零买零卖。你要接受，你就得在哲学上接受百分之百的唯物宇宙观，在社会发展史上接受百分之百的唯物史观。

实验主义却是个混沌水。所谓“实验主义的观点”这句话本身就欠明确。若说胡适搞政治是从实验主义的观点出发的（笔者前篇亦持此论）那还没大错。若说胡氏治中国思想史也是如此，这话就有问题了。

胡氏治中国思想史是承继传统的，不像唯物主义者的全盘否定和全盘翻案。但是中国思想史上虽没有唯物主义的传统，却也没有实验主义的传统，所以主张承继传统、整理国故、再造文明的胡适所搞的也不全是杜威的那一套了。

胡适认为知“新”要由温“故”开始。“全盘西化”不是“胡学”里的口号。胡氏之所以没有公开反对者，无非也是出于孙中山先生所谓“破坏难于建设”的意思，认为不破不立，矫枉必须过正。他认为没有任何民族可以放弃他自己的传统的。只是我们的文明已嫌衰老，如今要借重舶来，旧样翻新。他搞的事实上是文化改制。所以如果今文家的儒生认为孔子是“托古改制”，胡适所搞的则是“托今改制”！

胡适把他的洋老师杜威捧得天高。但是胡适心目中的“新文化”就真是杜威型的吗？杜威是个洋基文化传教士，他搞的只是一个单元的文化。胡适所搞的则是有选择的承继、有选择的吸收，是两个以上文化单元之间对立和统一的问题。杜威有幸被他“选择”中了，也大部“吸收”了。但是他消化不了，“统一”无望，因而“对立”永远无法消除。在文化交流过程中，他言必称杜威，结果尾巴摇狗，便做了一辈子杜威学徒而不能自拔！

所以胡氏托今改制的思想体系的发展，倒颇有点像早期宋代的“道学家”。道学先生们由儒入佛，再由佛返儒，终于驱佛入儒，因而发展出宋明的“理学”。而胡氏则由儒入杜，结果一发难收，有去无回，始终未能搞出如冯友兰所自吹的“新理学”，却做了一辈子的“实验主义者”。

冯友兰的“新理学”当然也只是吹吹罢了，而胡适之始终未搞出一套，实在也怪不得这位“藏晖先生”！

宋代的道学家学佛能去而复返者，因为那只是少数隐逸之士，躲在象牙之塔内，思想上的反反复复罢了。闭着眼睛在庙里打坐的释迦牟尼本来就是个死人。这些道学先生思想上的波澜也不是社会经济变动的结果，当时的国计民生也不因这几位夫子思想上的波澜而随之波动。由农村去，由农村回，风潮是大不到哪里去的。

胡适就不同了。他要选择和吸收的对象已经不是泥塑木雕的如来佛，而是声光电气席卷而来的洪水猛兽。他所身历的社会，也已不是单纯的农业社会。那有六千年历史的中国农业经济已开始崩溃，接踵而至的是个不可捉摸的工业文明。在这个文化交流、社会形态交替的大时代里，思想家们头脑里电波的变动已不再是单纯的抽象思想的反复；相反的，那是反映实际的社会经济、文教制度、国内民生、国际政局，整个变动和改制的问题。

中国文明是世界文明主流之一。一个思想家，放眼今后世界，如果把中国传统整个否定掉——像唯物主义者和全盘西化论者所计划的——那他的问题便简单多了。如果把中国文明也放进去，算一份，那他的问题就复杂到无以复加了。解决之道绝不是一两个天生圣哲，甚或三两代孝子贤孙所可完工的。这是五百年大计，岂可责功于少数“圣贤”？！

试看那在同一个国度之内，同一个社会形态上所产生的宋明“理学”，它和佛教的关系还谈不上什么文化的对立与统一，也要经过大师数十人，历时数百载，才功德圆满的。以宋明理学的发展比诸今日文化的交流与社会形态的递嬗，那真是小巫见大巫了。

老实说孙中山先生和胡适之先生都是开这个五百年中西文化新运的旗手。如果濂洛关闽后继有人，他们都是一代媳妇，万代祖宗。如果游行之后，大旗卷起，那么胡适之那几本破书，实在不值几文。所以我们如果把胡适看成个单纯的学者，那他便一无是处。连做个《水经注》专家，他也当之有愧。这便是海内外“专家”——不论“白专”或“红专”——之所以低估他的道理。

但是吾人如果把他看成一个开文化新运的宗师，那他就高不可攀了。胡适岂是“百里之才”？！他岂是一两门学问、一两本钻牛角的小书可以局限得了的！一个新的文化运动的开始——尤其是多重文化（cultural pluralism）汇流的开始——必然要有个极长的摸索时代，启蒙大师们无一而非摸索专家。胡适之就是东摸西摸，摸了一辈子！

这也不是胡适之有没有一个中心思想体系的问题。因为在今日的世界上乌托邦是无法生根的，一个思想家的“思想”一定要与现实的社会变动相配合。要主观客观“里应外合”才能产生“新思想”，而在胡氏有生之年，这个里应外合的局面始终未形成，所以他的“思想”也就永远开不了牌！

一九

有一次一位原来学历史和神学的女同学天真地向胡先生说：“胡伯伯，我现在不学神学了，也不学历史了。我改学化学！”

“Good girl，good girl，应该学自然科学！”胡氏高兴地把她拉过去拍一拍，说，“你看我们学人文科学的，我学了一辈子，现在还不知道在搞些什么呢？”

在一边静立旁听，我深深感觉胡氏这句话不是为称赞那位小姐才说的。那是他的真心话。因而我心头立刻的反应便是：非改行不可！胡氏搞了一辈子还未搞出啥名堂来，况余小子乎！

事后我想想杜威会不会说这话呢？我敢说不会的。但是胡适为什么说这样的话呢？再翻翻胡适中西文著述目录，我也知道，的确，他“一辈子”真“不知道在搞些什么”，胡适之这样的一个聪明而用功的人为什么就这样“不知……什么”地“搞了一辈子呢”？他自己显然是当局者迷，我也百思不得其解。

一次在背后看他打麻将，我忽有所悟。胡氏抓了一手杂牌，连呼：“不成气候，不成气候！”可是“好张子”却不断地来，他东拼西凑，手忙脚乱，结果还是和不了牌。原来胡适之这位启蒙大师就是这样东拼西凑，手忙脚乱，搞了一辈子！

再看他下家。那位太太慢条斯理，运筹帷幄，指挥若定。她正在摸“清一色”，所以不管“好张子、坏张子”，只要颜色不同，就打掉再说！其实“只要颜色不同，就打掉再说”，又岂止胡家这位女客。在胡氏有生之年里，各党派、各学派、各宗师……哪一个不是只要颜色不同，就打掉再说呢？！胸有成竹，取舍分明，所以他们没有胡适之那样博学多才，他们也就没有胡适之那样手忙脚乱了！

二○

胡先生打麻将时最喜欢说的一句口头禅便是：“麻将里头有鬼！”

胡夫人上阵几乎每战皆捷，所以时以“技术高”自许；胡先生接手则几乎每战必败，所以时以“手气不好”解嘲。手气不好，是“客观实在”使然，是“鬼使神差”的，与技术无关！其然乎？岂不然乎？胡适之是不喜欢邵康节的，但是打起麻将他的确相信“有鬼”！因为这个“鬼”是他在麻将桌上“小心求证”，证出来的。

除此之外，胡适是绝对不信“有鬼”的。

胡适不信鬼这一点也被哈佛博士格里德在李敖的书里找到了，人云亦云，因而大谈其胡传、胡适父子是如何地受了范缜《神灭论》的影响。这就是洋人治汉学不知轻重的地方了。

这是个“胡适学”里“有神”和“无神”的大问题。范缜算老几？中国普通读书人有几个注意到他？但是“无神”却是中国文明的特色。子不语“怪力乱神”！“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也是我们夫子的戒条。

中国传统的士大夫一向就讨厌鬼神之说。这是我们文明里极其进步的一面。早期来华的美国基督教传教士后来又荣任我国“同文馆总教习”的丁韪良（William Alexander Parsons Martin），初来时便颇受我国士绅的欢迎。原因之一便是丁和尚的庙里没有菩萨！[9]

胡适的美国老师是个基督徒，而胡氏本人则是反佛非耶的！是胡氏叛杜而宗马乎？非也。是胡适读《神灭论》而豁然顿悟乎？非也。胡适只是个传统的士大夫，中国传统的士大夫基本上是无神的！胡适事实上是韩愈以后第一个打和尚最起劲的卫道大儒。所以格里德博士说胡适思想是在现代中国主流之外的，固然是胡说；那些搞文化复兴的老先生们自己去拜菩萨、做礼拜，而偏要反对胡适，那就真是不可解了。

胡先生反佛是他认为中国传统的思想本极纯正，却无端地自污于佛说。自东汉以降，浮屠东来，邪说泛滥便把中国的传统思想弄混杂了。胡氏名之为“印度化运动”，并特地造了一个英文字叫Indianization。

在这方面胡适简直就是韩愈。对那群秃和尚他也真是要“人其人而火其书”。

我说胡先生，你既不反对“西化”，为什么一定要反对“印度化”呢？他的解释是“西化”也就是“科学化”、“民主化”，而“印度化”则是无生人之教的开倒车。

并且四五千卷的佛经在胡氏看来也不过是部说谎书。那个禅宗东传的一世祖菩提达摩（自称一百五十岁）是骗人的。其后“传衣得法”的弟子们也都不诚实！

“佛家八戒里很重要的一‘戒’便是戒谎，”胡先生向我说，“但是个个和尚都说谎！”

“胡先生，”我说，“你认为基督教的《圣经》就不是一部说谎书吗？”

“他们的谎没有佛教里的和尚撒得那么大！”

二一

胡适之留学时代曾一度要皈依基督。中年以后他就反基督教了。他对教堂里高冠厚履的大主教们看得很不顺眼。以胡氏那种人情味极重的人，他对所谓“违反我的原则”的事物却毫不通融。他反对中国人信教，尤其反对中国人糊里糊涂地在教堂内结婚。

有一次一位佳期在即的准新娘（显然是胡先生朋友的女儿）到胡家来请他到教堂去代表女方家长，主持她的“出嫁”（give away）。胡氏竟严词拒绝，使那位漂亮的待嫁新人眼泪汪汪而去。我一边旁观，认为胡氏太执拗了。帮人家出个嫁又有什么天大了不起呢？

“啊！这件事违反我的原则，我决然不做！”这个老头子说那句话的神情，简直就不像“胡适”。

1957年冬笔者也在纽约结婚了。我虽非教徒，我倒并不反对在教堂内结婚。孔夫子说“祭神如神在”。反过来说，一个人如不信神，则“祭神如神不在”也就是了。入境从俗，向空气磕个头，也只等于是一个公开的结婚仪式罢了，那又何损于新夫妇的伟大人格呢？但是我知道那是违反胡适之的“原则”的，所以我就未向他发请柬了。幸好内子信奉胡适，她也主张不去教堂，结果我们是在一个非宗教性的“道德文化社”（Ethical Culture Society）的礼堂内结婚的。婚后我们去看胡先生，原来他老人家却是该社的原始会员。他听说新娘不去教堂，便认真地把她夸奖一番，而对我这个“可去可不去”的马虎新郎则不以为然。他说如果新娘子要去教堂，那你不就跟着去了吗？

“胡先生，”我说，“难道爱情还没有真理重要吗？”

胡氏破颜大笑，但是却大摇其头。

二二

胡适之是个背负着一个孔孟人本主义大包袱的、天生的、入世的实验主义者。他对这个现实世界感觉美好而乐观。他对“超自然”（super-nature）没有兴趣，也无“感性”（feeling，perception）。胡适是不会做祷告的，甚至“静默三分钟”一类的宗教性的仪式他也受不了。为着了解佛家的“思想”，胡氏把佛“学”——尤其是禅宗——研究得相当的精深，但是对于“禅”，他只是“参”而不“悟”。他晚年曾与日本禅宗大师铃木大拙笔战得相当激烈。焦点所在在笔者看来，便是胡氏是倾向于理性的禅，而铃木则倾向于感性。从理性出发，则胡氏便一直认为佛教基本上是个可解而不可学的、无用的东西。这在佛家看来就是他没有“佛性”或“慧根”，因而“与佛无缘”。在基督教士看来，他就是个“异端”（pagan），尚有待于上帝的感化。

胡氏这个老顽固的反佛非耶的坚定立场，是写现代中国思想史的人应该大书特书的。因为这才是真正的“中国文艺复兴”！所谓“文艺复兴”也者，在西洋便是扭开中古神学和繁琐哲学的枷锁而恢复自由、开朗、淳朴的古代文明。韩文公在思想上“原道”，在文体上复古，也正是中国中古时代的“文艺复兴”。胡适被洋人誉为“中国文艺复兴之父”，在这方面倒没有什么太离谱。“胡文公”和韩文公时代上虽相差一千余年，他们俩在历史上所发生的作用却是大同小异的。

再者，在思想上复古，在现代的科学文明里并不是什么坏事，有时反而是进步的。因为在人类的文明史中，那“追求意义”（pursuitof meaning）和“追求真理”（pursuit of truth）——也可说是“循名责实”——的两股思想主流之内，中国的传统思想可以说是唯一没有在“追求真理”上白费气力的原始文明。中国人是最现实的，我们的文明一开头就以“人”为本。与“人”无关的“玄而又玄”的思想始终没有在中国生过大根。纵是在谈玄最盛的六朝，玄学也不过是士大夫阶级茶余酒后的“清玩”而已。中国思想家穷宇宙之秘的只有朱子以后才稍稍搞出点“无极”、“太极”的东西来，那是受了佛家的影响。

西洋就不然了。在他们传统的思想里，一开头就用尽气力去“追求”他们最大的“真理”——“宇宙”和创造这个“宇宙”的主宰——“上帝”。老实说数千年来西洋文明吃“上帝”的亏，实远甚于“上帝”对他们的保佑。纵使是今日的“西方”，仍然是“上帝”愈多的地方愈落后！

他们也有反对“上帝”的思想家，但是他们却很难跳出“上帝主宰一切”这个概念。唯物主义者就创造个“物”（matter）来代替“上帝”。但是在他们的理论里，“物”的形象和功能与“上帝”却是一模一样的，虽然它比较接近后来才开始发展的科学。

所以在“追求真理”这条思想道路上，今日哲学家已经公开地向科学家认输。他们知道“上帝造人”始终只是个“大胆假设”，而“人造上帝”则是经过“小心求证”出来的绝对事实。混沌初开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学生们应该去问吴大猷、丁肇中，而不应该去麻烦枢机主教。要探索“宇宙”，只有在“科学”里才能寻求其答案。所以两千多年来西洋哲学里所追求的“真理”在现代科学的光辉之下，都变成了“无意义”（meaningless）。“哲学”和“宗教”如今已不能再谈“真理”，它两位老人家只能在“追求意义”和“满足情绪”（emotional satisfaction）上去寻求自保之道了。

这一项当代西方新思想的发展，说也奇怪，在一个中国思想家看来并无啥稀奇。因为中国思想向来就是如此的。只有糊涂的白鬼才把“盘古”看得那么认真，顶礼膜拜，视为“上帝”。他在中国一直就只是老祖母们在厨房里逗逗孩子们的故事罢了。

中国古老的无神论今日在西方复活，正如我们的“书法”和“泼墨山水”在西方艺术里新生一样。在洋人看来这是何等高明的“当代印象派”！他们不知道我们这些垃圾，几乎早就被吴稚老丢到茅坑里去了。

不特此也。我国古代哲学家早就把宗教挤得靠边站了。“追求意义”和“满足情绪”，有一个文庙就足够足够了。又何必另盖些龙王庙、少林寺呢？熟读圣贤之书，你自然能“了生死”、“求极乐”！名教中自有交代！你又何必去自讨苦吃“面壁九年”，拜上帝做祷告呢？韩愈、胡适动口，曾国藩、胡林翼动手，非把那个糊涂蛋洪秀全干掉不可！

虽然如此，他们这文武两派始终未能把和尚、道士、神父、牧师赶出中国。因为“了生死”、“求真意”只有智慧高超的苏格拉底、王阳明、胡适之才能在“哲学”中求其解脱，我辈愚夫愚妇在名教中找不到乐土，就只有去求菩萨、做礼拜了。

今后世界上，只要人类还有生死，宗教就会继续存在。列宁错把宗教当成鸦片烟说它能麻痹“革命人民”的反抗情绪。其实宗教在我国历史上往往却是兴奋剂。赤眉、黄巾乃至太平天国都是由宗教搞起来的。相反的，它对有钱人反而是鸦片烟。愈有钱、愈怕死；愈怕死、愈信鬼神。因而国家愈承平，经济愈起飞，大施主、大护法就愈多；教堂庙宇也就愈要盖下去。所以在传统中国里，大法师、大主教们一向就靠我辈愚夫愚妇生命里的“意义”和“情绪”赏饭吃。他们在文化上是不能和传统的士大夫平起平坐的。

胡适之就是这样的一个标准的传统士大夫。他晚年的思想里哪有多少实验主义呢？晚年的“胡适”只是一种宗教哲学合二为一的最古老的中国传统思想，甚至也可说是孔孟之精义。像汉代古文学家一样，他把两千年来的儒术，剥茧抽丝，涤尽粉饰，找出个儒家的原来面目，这个具体而微的面目正是胡适之自己。

所以就人类思想演进的程序来说，胡氏是较他老师走前一步了。杜威的祖宗八代都是“上帝造出来的”。他思想里没有“无神”的传统。他那点粗浅的科学训练又不足以帮他证明那“制造”他祖宗的“上帝”不存在。所以他在“意义”上和“情绪”上就非死钉住这个传统的概念不可了。

那个和他同时的爱因斯坦就不然了。爱氏认为他的科学理论足够证明上帝的不存在。所以他就敢亵渎神明而坐在教堂上方大谈其上帝不存在之道。这也是笔者耳闻目睹的。那是由纽约“中国基督教学生联合会”主办、在普林斯顿大学教堂内举行的一个谈话会，由爱氏主讲。主持人的原意是想请爱因斯坦以他的“相对论”来证明“创世记”的真理；孰知这位怪老头，于教堂之内，背上帝而坐，竟大发其上帝不存在之怪论，使主持人大窘，听众大哗。笔者随同学之后慕名而往，却看了一场毕生难忘的大热闹。

就在这个爱因斯坦的世纪里，我们中国出了个“文艺复兴之父”，他投身于杜威之门，但是在有神与无神的问题上却和老师唱反调。是胡适读通了“相对论”而为爱因斯坦助威耶？非也。只是因为胡氏除杜威之外还有两个老师，这两个老师就是孔丘和孟轲！

就凭这点，我们能说胡适违反我们的传统去歌颂西洋文明？西洋文明减去了个基督教还剩些什么东西呢？所以胡适之并不是盲目地说月亮是美国的圆。他是歌颂他所认为应当歌颂的；他不是那种小气鬼，把什么都说成自己的好。

胡适也承继传统，但是他只承继他所认为应当承继的。对圣人之糟粕，胡适是没有胃口的。整个地来说，胡适之对西洋文明的吸收和对自己文化传统的继承，只可说是三七开。他自己的思想言行、立身处世，和他的胡开文老店在进出口交易上所贩卖的货色，也大致是三分洋货，七分传统。

注释

[1] 胡适先生这句话是常常用中英双语夹杂着说的。职业、训练、娱乐的三个英文字是profession，training，hobby。hobby的正确的译文应该是“业余兴趣”或“嗜好”。只因胡氏自己也偶尔译为“娱乐”，李书华先生等胡传作家均沿用，故此处亦用“娱乐”二字。

[2] 《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民国八年，商务印书馆出版。

[3] Hu Shih，The Development of the Logical Method in Ancient China.Shanghai：The Oriental Book Co.，1922.

[4] Howard P.Linton，comp.，Columbia University Masters？and Doctoral Dissertations on Asia，1875-1956.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Libraries，1957.

[5] Tung-li Yuan，comp.，A Guide to Doctoral Dissertations by Chinese Students in America，1905-1960.Published under the Auspices of the Sino-American Cultural Society，Inc.，Washington，D.C.，1961.

[6] Jerome B.Grieder，Hu Shih and the Chinese Renaissance.Liberalism in the Chinese Revolution，1917-1937.Cambridge，Massachusetts，Harward University Press，1970.

[7] 据袁著前书（见5）胡氏共接受三十一个名誉博士学位，连正式学位共三十二。据笔者记忆胡先生曾告我他名誉学位共有三十四个。甚多均为第一流学府所颁赠。国人中接受名誉学位之次多者为蒋宋美龄，共十二个。

[8] 参与胡氏博士口试之导师六人，唯夏德一人通汉文，然亦不足以读原著。

[9] 参阅W.A.P.Martin，A Cycle of Cathay or China，South and North，with Personal Reminiscences.New York：Fleming H.Revell Co.，1897.p.67ff.

照远不照近的一代文宗

二三

胡适之先生在中国文化史上最卓越的贡献应该还是在文学方面。他是近百年来提倡“文学改良”和推行“白话文学”的第一人！

在近代中国以白话文做大众传播工具的不始于胡适。在他之前已有陈独秀的《安徽白话报》和吴稚晖等所编的《新世纪》。但是正式把白话文当成一种新的文体来提倡，以之代替文言而终于造成一个举国和之的运动，从而为今后千百年的中国文学创出一个以白话文为主体的新时代，那就不能不归功于胡适了。

和胡氏同辈的文人学者，乃至目前文学的史家可能都不承认笔者这一定论。他们不承认的理由固多，最大的原因可能还是他们距离胡适的时代太近。距离太近，看得太清楚，因而自觉把胡适“看穿了”，便不能承认胡氏在历史上应有的地位。

事实上，那位以提倡古文而被誉为“文起八代之衰”的韩愈也不是唐朝第一个写“古文”的人。他也只是学问好、声名大、文笔犀利，他的倡导与时代的需要又正好配合，所以他就能压倒同俦而独享盛誉。和韩愈同时的一批儒生又何尝承认他“文起八代之衰”呢？！这顶高帽子原是宋朝的大文学家苏轼奉送给他的。既戴之后，一千年来自苏东坡到现在，再也没有人敢否定韩文公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了。

胡适之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也正是如此！如笔者对胡氏的评论有误，那也许是笔者性子太急，把话早说了二百六十八年就是了。

本来，古今中外一切英雄豪杰实在没有哪一个不是时势制造出来的。“一将功成万骨枯！”一个独享盛誉的革命领袖，他的丰功伟绩正不知是多少无名英雄的努力所促成的呢！革命英雄如此，文化英雄何独不然？

人与人间的聪明才智，贤与不肖，有时是要相差十倍以上的。但是“上智”与“下愚”毕竟都是“人”。彼此相差十倍，已是够多的了。若说上智下愚之间有什么“神鬼之差”或“霄壤之别”，那就违反科学了。不但是胡适，就是任何至圣、大贤、导师、领袖，他们的心脏、头脑、皮骨、神经也和普通人没甚差别；而由这些官能所发放出来的好德、好色、好货的习性——以及一切七情、六欲也和我们差不了太多。但是在一个可望而不可即的神秘局面之下，这种“领袖”人物的形象就会因距离愈远而愈显得“伟大”。相反的，你如和他愈接近，他那种伟大形象也就渐次消失。

胡适之先生的同乡，那个九华山上的“地藏菩萨”就是有名的“照远不照近”的。宋代理学的开山老祖周敦颐也说荷花是“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其实人类社会生活上的领袖人物，往往都是些“荷花”。对别人，他们可操生杀之权；对自己的床头人，则再也“伟大”不起来。事实上，这种“远观”就伟大，“亵玩”就不伟大，都是人类社会心理上的错觉，二者是同样不真实的。

笔者于抗战末期曾在战时的安徽省政府所在地的立煌县当小职员。斯时适逢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将军来立煌视察。长官驾到之时，那一派刀光剑影、肃静回避的气势，何等森严！晚间大宴时，我等小兵聚立于幽谷彼岸，在悠扬的军乐声中，遥看长官驻节处的灯光人影，乖乖！这长官哪里是个人，他一定是个长着三头六臂的将星下凡哩！

十余年后，一次郭德洁夫人当着我的面抱怨她丈夫“四体不勤”！说他在客人来之前“打扫卫生”也不好好地做，结果还是“见不得人，满屋灰尘”！我这位“客人”因而勇敢地站起来，脱下上衣向男主人提议一起“义务劳动”！尴尬的笑容满面的老主人，也只好找出吸尘器和我一起打扫起来。看了这位和我一起“打扫卫生”的老工友，被老婆管得服服帖帖，那一脸忠厚憨笑的神态，回想起立煌群山里的人影灯光，我实在也忍俊不禁。

在此之前，我有时也陪适之先生去挤公共汽车。看他老人家被挤得东倒西歪的惨状，我真要把那些乱挤的番男番女痛骂一阵：你们这些目无尊长的东西！你们知道你们挤的是谁？！他老人家在敝国几几乎做了总统！他是开我们东方世界今后五百年文化新运、配享太庙的大圣人、文曲星！你们有眼不识泰山！

当我用尽平生之力挤出个空位把胡老师安坐下去之后，再看看这位文曲星还不是和众乘客一样，一个瘦骨嶙峋的脊椎动物。配享太庙，又何如哉？！

人类原是和黄蜂、蚂蚁一样的群居动物。动物群就必然要产生领袖。领袖之形成，原有其“不偶然”的“主观条件”——在幼年时期他们之中有的就真是“异于群儿”！他的聪明才智、品貌德行是可能高出“群儿”十倍以上的。笔者受教育数十年，衷心钦佩的业师和前辈亦不下数十人。但是这些名儒硕彦之中，有胡先生的资质的，大都没有胡先生用功；和胡氏同样用功的人，则多半没有他的天资；先天后天都差可与胡氏相埒的，又没有他的德性好、人缘好、气味好。这些都是胡适之的“过人之处”，都不是“偶然”的！

但是一个人的成就，单靠“主观条件”是不够的。那些“偶然性”很大的“客观条件”也要决定一个领袖人物事业成败的一大半。只有客观条件与主观条件发生了密切的配合，才能使一个“未来的领袖”逐渐地从“群儿”之中，脱颖而出，从而变成个实际的“领袖”。可是在他一辈子的领导过程中，还要看他“祖坟上的风水”和“命里的八字”。风水不好，八字不佳，他可能只领导一半就被人家抓起来当成“反革命”枪毙了，那他这半生领袖也就白做了。

记得以前为笔者启蒙的那位汉文老师便时常在书房里自言自语说：“才不才，人也！遇不遇，时也！”在他老人家那段“倚人门巷度春秋”的岁月里，他显然是自叹“怀才不遇”！笔者斯时虽然幼小，也深觉“才遇不偶”对我这位秀才老师太不公平了。年长回忆，仍然对他十分同情。等到我后来在海外遇见了我的老上司李司令长官和乡前辈胡适之博士，才知道这世界里毕竟也有才遇双全的！

李长官就一再告诉我，在他那“不如群儿”的幼年，最大的愿望只想做个“上尉”；而胡博士在哥大肄业时也未见得就怎样地“异于群儿”。

胡先生青年时代那几篇划时代的著作——如《文学改良刍议》——原先都不是为《新青年》杂志撰写的。那些文章是他为他自己所主编的《留美学生季报》（中文版）而执笔的。[1]他一稿两投，才把个副本寄投《新青年》。孰知他那先期发表的原稿竟无人理睬，而后来发表的副本却一纸风行，全国哄传。从此胡氏便文星高照，独占鳌头，直到他香槟在口、羽化登仙而后已！那时如果没有陈独秀办个《新青年》杂志，他不能一稿两投，胡氏那几篇徒足哗众的小文章，也不过就是几张覆缶废纸罢了，传世云乎哉！

胡先生在他纪念蔡元培的文章里便把他成功的偶然性说得很清楚。他说他的青年期如果没有蔡先生的着意提挈，他的一生也可能就在二三流报刊编辑的生涯中度过。我国古代儒家的荀卿把这种偶然的际遇便更能说得系统化和概念化。荀子说：“登高而招，臂非加长也，而见者远；顺风而呼，声非加疾也，而闻者彰。君子生非异也，善假于物也！”胡适的生命里如果没有《新青年》、陈独秀、蔡元培和那“首善之区”里的“最高学府”来配合他，那他这个“善假于物”的“君子”恐怕也找不到适当的地方去“登高而招”、“顺风而呼”了！这都是一些偶然的际遇，客观条件配合得好才能使那个主观条件俱备的大才子，扶摇直上，手揽日月！

吾人如试把胡适当年所编的《季报》和王纪五后来所编的《月刊》细细比较，那前者比后者实在也高明得有限。就凭那几篇烂文章，便能煽起一代文风，两朝开继，成佛作祖，这在阮籍看来，就是“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了！那位善于在文学作品中剥皮抽筋的周策纵先生，便显然与阮氏有同感，认为胡适在文学上的成就，有点名过其实！（请参阅本书附录周先生最近致笔者讨论有关胡适在文学上成就的长信。）

其实周教授是和阮校尉一样地没有把玄学真正读通。他二人也没有把人类的群居生活真正“看得穿”！试问我国历史上“成名”的“英雄”，究有几个是玉皇大帝从南天门里送下来的？文武周公孔子而下，孰非“竖子”？他们也不过是这个群居动物的社会里由于才遇双全、风云际会才腾云驾雾的。如果照周先生那样认真地来剥皮抽筋，则国史上哪个英雄豪杰在九泉之下不感到脸红？！

东汉末年，那批头裹黄巾的好汉们所高唱的“苍天已死，黄天当立”的预言虽然未必真实，但是在清末民初，如果说“文言已死，白话当立”，读历史的人，今日反顾，倒觉得这预言是个绝对的真理！西学东来，科举已废，文言之死，白话之兴，本是个顺乎天、应乎人的时势。在这个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中，天与人归，产生出几个英雄好汉，原是个“客观实在”。胡适便是这“客观实在”里，应运而生的宠儿。他之所以能自白话文运动中脱颖而出，从客观的形势上看，实在不能说不是偶然的。但是就他所具备的主观条件来说，实在也不完全就是个“偶然”！

在白话文学兴起的过程中，胡适的确不是独一无二的开风气的大师。但是他却是个最有系统、出力最大的一个推波助澜的领导人。陈独秀、吴稚晖诸先生，在这一运动中原是他的前辈，但是陈、吴诸先生采用白话文这一“行为”，则正如齐宣王对孟子所说的：“我乃行之，反而求之，不得吾心。夫子言之，与我心有戚戚焉！”后起的胡适就能在这一群“齐宣王”“不得吾心”之际，对白话文学运动说出个“一语道破”的“夫子之言”！白话文学运动，在他画龙点睛之后，才走上正轨；从此四夷宾服，天下大定。胡适所开的风气，真何止于“起八代之衰”！简直是破千年之弊！你能说胡适名过其实？！

50年代中期笔者在哥大考口试。有位教授问我：“林肯是不是奴隶解放者？”我知道这问题不易回答。因为我如说“是”，他一定要引经据典说“不是”；我如说“不是”，他也可用同样渊博的学问来证明他的“是”。不管“是”与“不是”，我都要不及格。这时幸好我情急智生，反问了他一句：“照足下看法，美国史上有没有一个所谓‘奴隶解放者’呢？”这位惯于考人的人，一旦被考，情急智不生，只好马虎地答了个有。因而我再追问他一句：“如果有的话，哪个人比林肯更够资格呢？”想不到我这以问题做答案的问题一出，七位主考和后座一些监考们不觉一阵哄笑。林肯也就变成我的“奴隶解放者”了。

其实在现代中国文学史上的胡适，和黑奴解放史中的林肯，其地位亦大致相同。如果近代的中国白话文学也有个开山之祖的话，哪一位大师比胡适更能当之无愧呢？！

二四

胡适在新诗上的地位也是一样的。

谈新诗他就老实不客气地说他是“新诗的老祖宗”。当今的新诗人和新文学史家，恐怕很多人都要说胡适是“唱戏抱屁股”，自捧自。

的确，胡适不是第一个做白话诗的人。那位做“老女不嫁，蹋地唤天”的女诗人，就比胡适早一千多年。青面兽杨志失掉生辰纲时听到白日鼠白胜所朗诵的白话诗，也比“辟克匿克来江边”要早几百年！但是在胡适之前却没有哪个诗人要真的把白话诗当“诗”来做，也没有哪个“诗人”要用白话来“尝试”一下并出个“诗集”。认真着实要把它当作回事来做而推之于“文坛”，胡适之外，还有谁呢？

老实说，中国诗人在7世纪的“王杨卢骆”开个“时体”之后，大家跟着跑了一千多年，现在还在跑。那个生性好与天斗、与地斗、打倒一切、反抗一切的毛泽东，唯独不敢“轻薄为文”来和“王杨卢骆”一斗。敢于挺身而出把纵横千年的“时体”骂得一文不值的，还要靠这位“反动学者”胡适之！

胡适做了一辈子“新诗”，但是他始终没有把旧诗“斗”倒。事实上从胡藏晖到余光中，“新诗”——这个已年逾花甲的“新诗”——就始终没有脱离“尝试”的阶段。那么第一个“尝试”的人，自封为“老祖宗”，又有何不可呢？

当然，严格地说来——正如周策纵先生所分析的——胡先生不是第一流的大诗人，因为胡氏没有做大诗人的禀赋。好的诗人应该是情感多于理智的，而胡氏却适得其反。胡先生的文章是清通、明白、笃实。长于“说理”而拙于“抒情”。我没有读过胡先生的情书。我想胡先生如果也曾写过《爱眉小札》一类的作品，那一定糟糕得令人不忍卒读！但是胡先生却坚持要“做诗如做文”。如果做诗的人不为“抒情”而只为“说理”的话，这种诗一定感人不深。“感人不深”的诗，就不会是太好的诗了。

胡先生也不是个好的文学“作家”。作家要有丰富的生活经验和根据这经验所发出的玄妙的幻想和见解。那一直躲在象牙之塔内的胡适之，一未失恋、二未悼亡、三无忧患。他少年翰苑、中年大使、晚年院长，“飞来飞去宰相家”，他的生活经验十分单纯。生活十分单纯的人，断然写不出情节曲折动人的文学作品。

笔者读大学时曾旁听徐仲年先生所授的“文学创作”一类的课；再读徐先生的《双丝网》、《双尾蝎》等名著，看来看去便只能看出徐大少爷生命中的“巴黎街头喝咖啡”，或与玛丽、玫瑰逛公园等等香艳的故事，如此而已。听说当时在西南联大授同样课程的沈从文先生所讲的与仲年先生亦不相上下。适之先生聪明，他老人家不搞散文和小说的创作。搞的话，恐怕也就是仲年、从文之流亚矣！

没有丰富的情感和生活经验的人也很难搞文学批评。胡先生就不是个公正的文学批评家。他老人家“入者主之，出者奴之”；他的“批评”是有高度成见的，往往把好的说成坏的，坏的说成好的。

胡先生——正如周策纵先生所指出的——不是个“你死我做和尚”的情种，因而他不欣赏——甚至憎恶——一些“闺怨诗”。

“‘斜倚熏笼坐到明’不是好诗！”胡先生教训我，“你杀我，我也做不出来！”

胡适之是个一生欢乐高兴的人。他自己在熏笼上未坐到9点钟，就要去写文章或睡觉了；哪里能心事重重，啥事不做，“斜倚”他一夜呢？

他的“乐观主义者”的文学批评有时简直“乐观”到可笑的程度。“独留青冢向黄昏”？为什么不向朝阳呢？他老人家就不了解王国维所说的“有我”的境界。一个一辈子赶着“写檄文”、“发宣言”、“贴标语”的忙人，哪有闲心思去体会什么“青冢黄昏”呢？

这样一个实用、乐观的浊世佳公子，因而和那个与他同时、而专门“肠断魂销”的风流和尚苏曼殊就搞不到一起了。苏和尚的文章就只能“抒情”而不能“说理”。二人气味不投，所以尽管曼殊和尚一声“三郎”便能惹千万痴男情女心酸泪落，而胡适偏说《断鸿零雁记》不是文学！

胡先生是搞“红学”的宗师。但是他却一再告诉我“《红楼梦》不是一部好小说”！为什么呢？胡先生说“因为《红楼梦》里面没有一个plot（有头有尾的故事）”。

“半回‘焚稿断痴情’也就是个小小的plot了！”我说。但是那是不合乎胡先生的文学口味的。这也可看出胡先生是如何忠于他自己的看法——尽管这“看法”大有问题。他是绝对不阿从俗好、人云亦云的！

这些都是胡先生在文学批评上牢不可破的成见，但是这些都不影响他在近代中国文学史上“新诗老祖宗”的地位。贾府的“老祖宗”就是个文盲。她老人家一辈子只做过一句“头上有青天”的白话诗。但是没有哪个人敢不承认她老人家在荣宁二府里的地位！

二五

大凡天下事，长短、利弊，很多都是相对的。一个人的“短处”，用得其所，往往正是他的“长处”。胡先生在中国文学史上所占有的原是个“宗师”的地位。他是领导一个文化运动，把中国文学从以文言文为主体的古典文学中解放出来，从而创造出一个以白话文为主体的新文学时代。作为这样一个“划时代的宗师”，他的文体本不应该以“抒情”见长，他的著作自应重在“说理”。他要说出为什么文言之当废、白话之当兴的大道理来。

但是这番大道理，不是可以信口开河的。说的人必须有博大精深的国学基础。他一定要是个包罗万有、融会古今中外的大学者。因而就学问的“宽度”来说，胡适真是个新旧、中西、文言、白话及诗、词、歌、赋，样样都来的“一脚踢”的大材。他的确具备一个“开山大师”的条件，只有像他这样的学者才能纵观古今，盱衡全局，而不至于闭门造车，坐井观天。就这方面说，则梁启超、章太炎、陈独秀诸先生比胡氏皆略逊一筹；王静庵、吴梅、黄侃等对胡氏就只能执鞭随镫。时贤自郐而下，则不足论矣。

再就学问的“深度”来看。蔡孑民说胡氏对汉学的了解，“不让乾嘉”，实在也不是过誉。“文学”原是胡先生的“娱乐”，但是胡适之“娱乐”亦有可观者焉！就以胡氏对《诗经》的研究来说吧。自子夏以后，说《诗》的学者有著作传世亦何止数千人。传统著作中就很少有胡适谈得那样精湛。以他那“新的眼光，好的方法，多的材料”来对《诗经》作个新解说，短短数小时的讲演，即足以发古人千年之所未发！

据胡先生告诉我，他那个终生提倡的所谓“治学方法”，原是他在哥大读书时翻阅《大英百科全书》偶尔发现的。一读之下，至为心折；再读则豁然而悟，以至融会贯通而终身诵之。

其实胡氏那项（在当今社会科学家看来已完全落伍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方法”，当年的欧美留学生，谁人不知、哪人不晓呢？只是别人没有他那样深邃的汉学基础和明察秋毫举一反三的学术眼光罢了。

胡先生终生治学可说都得力于这一妙手偶得之的“科学的”“治学方法”。甚至他研究“文学”所用的也是这个“科学方法”。不用说他对艰深的《诗经》、《楚辞》的分析所用的是这个“方法”，他对那些老妪能解的唐诗、宋词的研究，所用的也是这个“方法”。

笔者在大学时代便听过《全宋词》的编者唐圭璋先生讲宋词。唐先生自诩——也是我们公认的——是以“四声”填词（一般人只分平仄）当代少有乃至仅有的词人。但是唐先生就始终没有告诉我们“填词”为什么要“四声”分明。他纵有解释，亦不能指点诸生升堂睹奥。他老人家只是按照“词谱”上严格的规定，平是平、上是上……一个一个字死“填”进去。“填”得四平八稳，就可以追踪古人了。

后来我在纽约和胡先生聊天，谈到宋词的声韵。胡老师骨鲠在喉，不吐不快；他一发难收，竟向我谈了一整晚有关宋代词人用韵的问题。一夕之谈，真是胜读十年书！

声音本发乎天籁。沈约之前的诗人们就不管什么平仄，但细读他们的作品，则平仄自在其中。“词”之为道，有些地方但能平仄无讹，就不必死钉住“四声”。但是也有些地方不但要四声分明，四声之中还要在唇齿喉舌鼻诸“音”中作不同的选择。有时因上下音节的限制，某字不能有鼻音或喉音，则“填”词时，对这同一“声”中的鼻喉之“音”就得回避。运用之妙，存乎一心。有天分、有功夫的词人，咿唔之下，自能得心应手！“曲有误，周郎顾。”这位使枪弄棍的“周郎”，为什么要专找唱曲子人的麻烦呢？因为四声不洽的曲子，乃至诗词，听起来实在令人受不了！

这些本是词客们“说来容易”的老生常谈。难得的是胡先生随口念出的百十条例子。他在美成、白石、三变、八叉……晚唐、五代、两宋诸朝中的大小词人的作品中，信手拈来，无不贴切。真是倒背《花间》而能融会贯通之！他举出、念出、指出诸家词的异同优劣，行云流水，如数家珍，使我这沙发斜倚、手捧咖啡的学生听来，真有天花乱坠、落英缤纷之感。瞠目结舌之余，我也觉得二十多年来，教过我的文学老师，以及学界前辈，乃至朋辈间所有的才子佳人，没有一个和胡适比不显得灰溜溜的。胡适之那种盖世才华，真是人间少有，天下无双！那个毫无文采的杜威和他这个风流倜傥的大弟子一比，简直是俗不可耐！

有时我更想起时下许多文人学者和党政理论家们，酸溜溜地搞了一辈子；偶有愚者一得，动不动就把胡适请出来，骂一通以为得意。那真是蓬间之雀，诅咒鲲鹏！骂人的人与被骂的人之间，如果距离太大的话，骂人的往往却是替被骂者作义务宣传！50年代里，大陆上举国若狂的“批胡”运动，结果胡适被他们愈批愈红，也就是这个道理！

其后我看住在纽约的国剧票友们改编旧剧，使我对胡氏有关词曲的理论得到更进一步的佐证。友人中有妻为票友、夫为词人者。这位先生嫌他太太唱词太俗，要把她戏词改“雅”。但是既“雅”之后，太太上台却“唱”不出来。最后只好再找个家庭琴师，他们三人且拉、且唱、且改，最后才能勉强登台的。

这小故事也帮助我了解旧剧的音韵。京戏戏词里最俚俗莫过于《二进宫》这出戏了。但是老生戏中，唱者、听者“最过瘾的”，也莫过于《二进宫》。这才使我想到《二进宫》原是那些只会唱戏、而没有“文采”的“戏子”们所自编、自拉、自唱出来的。它没有经过像齐如山一流的“文人”改编过，所以唱起来特别好听。“听”戏的人，就“听”它一下好了，何必自找麻烦，偏要去“看”字幕，而“徒移我情”呢？！

胡适之真是绝顶聪明！关于宋元词曲的音韵，他并无“师授”。那都是他读破万卷之后，自己理解出来，卒成一家之言的。唐圭璋先生抱着个谱子去死“填”，就没有胡氏的才华了。可惜胡先生还是舌头硬了点，他不会吹笛子、唱曲子。否则他对词曲的了解，当更有创见！

二六

读古书，胡先生总是鼓励我们“大胆地思考”，不要为古人迂腐的解释所蒙蔽！在他的鼓励之下，我们有时也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把胡适论学著作里“迂腐的解释”找出来，和他辩论一番。胡先生是不认输的。但是他对善意的反驳亦不以为忤。他那在英美学派里所涵养出的“容忍”气量，不但足使章炳麟、黄季刚等在阴间汗颜；就是当今在港、台、北美的尖端学人，皆不能和他相比。

在长期“大胆思考”之后，有一次笔者便斗胆与胡老师为着他对《诗经》的“新解释”辩论了许久。

我个人就认为“孔子删诗”这句古话不全是胡说；《国风》也未必就完全是“各地散传的歌谣”；全部《诗经》也未始就不是“儒家的经典”！

笔者向胡先生举出“我们安徽”（这是胡氏的口头禅）的“凤阳花鼓”为例。我认为《国风》纵使是“民谣”，那这民谣也一定是经过如胡适之、齐如山等“文人雅士”“删改”和“润色”过的。否则它只是一本“凤阳花鼓词”，绝不能成为典雅的《诗经》！

我再举出“我们安徽”一支秧歌为例。那歌词是：

天上大星朗朗稀；

莫笑穷人穿破衣。

哪有穷人穷到底？

看！臭粪堆也有发热时。

“臭粪堆”是安徽农人把农作物废料，和粪土堆在一起，然后加以焚化的肥料“堆”。它是经常冒烟“发热”的。

这首歌的第四句，原有两种唱法。第二种唱法则是：“哪有富人富千年？”

如果照第二种唱法，这首秧歌实在俚俗不堪；但是如照第一种唱法，则这首民谣可置诸“三百首”中，而无愧色。它以“朗朗大星”来起“兴”，以“臭粪堆”自“比”，而“赋”出穷人绝不会“穷到底”的未来希望。“赋、比、兴”三者都有其自然的流露，实在是一首天衣无缝的好诗！

先父是个安徽地主。当他在农村田埂上散步时听到这秧歌，他就力劝农夫只唱前一种，因为前一种“很雅”，一定是经过什么“好事的文人修改过的”！

其实三百篇的《诗经》——尤其是《国风》，如果起源于民谣的话，那么每篇也一定经过一些“好事的文人”“臭粪堆”“臭”过一番的。甚至是在数千篇中“沙里淘金”，“删”过、“选”过的。但是这些“好事的文人”是谁呢？古书里不早有交代说他就是那个农村知识分子孔二先生吗？顽固的胡藏晖为什么偏说他不是呢？

孔二先生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这“思无邪”三字实在是对“三百篇”最恰当的评话。《诗序》也说：“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吾人如细读《国风》、《小雅》，也觉得这两句确是实情。本来，“哪个少年不会钟情？哪个少女不会怀春？”年纪轻轻的，钟一下情，怀一下春，有何不好？所以那个极近人情而毫无宋、明、民国诸儒之臭道学气味的哲学家孔仲尼先生说是“思无邪”，这才真是圣人的伟大！

同时我还把“我们安徽”的另一首民谣《叹五更》念给胡先生听。幸好敝省工业落伍，如果我们也有个“好莱坞”或“邵氏”的话，那这《叹五更》不就是最好“×级”的电影题材了吗？怎能说品德高尚的贫下中农们所唱的情歌就一定“好色而不淫”呢？

再者，宋太公的儿子也是个农村知识分子，你看他在浔阳楼上酒醉后的咏怀之作：“他时若遂凌云志，敢笑黄巢不丈夫？！”是何等的“怨诽而乱”！为什么我们这些“呦呦鹿鸣，荷叶浮萍”的作者，却个个都能“怨诽而不乱”呢？

所以以笔者的愚见，“诗三百”不但是经过他们孔家店师徒们选过的改过的，他们选改的标准还要以他们的儒党的“思想体系”为依归！他们是利用民歌来替他们贵党的“温柔敦厚主义”来传教！这和胡适之利用对《红楼梦》、《水浒传》等大众读物的“考证”，来传播其“科学的治学方法”是同一个道理。这也是胡适亲口告我，他“考证”《红楼》、《水浒》的真正“动机”之所在。所以那个经孔家师徒改头换面的《诗经》，倒正是不折不扣的“儒家经典”呢！

我并且大胆的假设：我国古代公共集会——如婚丧祭祀宴飨等等——可能也有和基督徒一样“唱诗”的习惯。[2]钟盘一响，大家就引吭高歌！仲尼弟子就说：“子闻哭，则不歌！”孔子不是殡仪馆老板，他老人家平时“闻哭”的机会也不会太多。如果子不闻哭，那他不就“大歌特歌”了吗？孔二先生平时唱的究竟是些什么“歌”呢？“滚石歌”？“人不风流枉少年”？我怀疑《诗经》可能也就是我国古代的“赞美诗”（hymn）。大家“哈呢呶呀”唱久了，不论识字与不识字，每个人都能背诵若干。所以春秋战国时代，纵使一些狗屁不通的人，动不动也可引他两句“诗曰”，而今日有许多授中国文学的教授反而不能，或许也就是这个道理！

胡先生对我反驳他的话不以为忤。但是他总是说：“你的看法有问题！有问题！”可是他又说：“有点新意思，有点新意思。”

二七

胡适之是个极其通达的人。同他谈话每使我想起幼年所读的《论语》。《论语》里面师徒对话所反映出来的孔子，也是个极其通达的老师。他的行为被学生们误会了，他可以对天发誓。学生们对他思想里迂腐的地方，也可开门见山地说：“啊呀！你老夫子太迂腐了。”（“甚矣！子之迂也。”）胡先生正是如此，但是在学术上他却很难接受不同的意见。最初我以为胡老夫子执拗，过久了我才知道，胡先生也有其不得已的苦衷。

胡适成名太早。二十几岁就已树立了一个学术宗派。弟子以次相授业，他这个宗派已传了好几代。因而到了晚年纵使他思想上稍有改变，在学术上要“与昨日之我挑战”，他也不愿公之于世界了，牵涉太大，还是将错就错罢！

60年代初期，胡先生逝世之后，哥大当局要我把先生口述英文遗稿写个“总评”。在那短评里我就说：“就内容看，这份口述稿实无‘新鲜材料’之可言。但是就研究胡适思想的变迁来看，这稿子却证明了晚年胡适的思想，倒是与青年胡适的思想是前后一致的。”哥大当局后来也就把我这“总评”的要点写入他们的出版说明书。

笔者之所以持此说，第一，是从胡氏思想全局着眼。大体上说胡适思想前后是没有太大矛盾的。第二，是就稿子论稿子。我所说的只限于这份英文稿，未及其他。

其实晚年胡适的思想，你要和他“谈”才知道；只去“读”他的书，是不够的。胡氏是搞“打倒孔家店”起家的。那时的“孔家店”是搞“垄断贸易”的大企业，声势显赫，不打倒它，如何革命？！可是事隔五十年，可怜的孔家店只剩下几间土门面，比贩卖中西文具的“胡开文老店”差得多了；孔二老板也早已变成头秃齿豁、灰溜溜的老头子，好汉们手下留情吧！再去踢他老人家两脚，也实在犯不着了。胡适之晚年已洗尽铅华，恢复他原来儒生的真面目；平时衡文论史，对孔老师恕辞尤多。但是孔孟学会的会长他还是不做的。不做的原因：第一，孔孟学会内众夫子所搞的“孔孟”不一定就是胡氏心目中“再造文明”里的“孔孟”；第二，也是更重要的一点，搞“打倒孔家店”的文化革命家，岂可前后不一致呢？

再说白话文吧。胡氏反对文言文时，正是佶屈聱牙的章太炎体的古文得势之时，纵迟至笔者这一辈也还有个小章太炎写情书说“仆少有大志，七岁能文，先大父爱如掌珠……”而把爱情搞吹了的。所以在那时要扫除“桐城谬种”，“还我神奇”！真是一针见血的革命口号。但是五十年后的中国语言，已经由文言和白话的问题，转为适用与不适用的问题了。就适用而言，则“的了吗呀”就不一定比“之乎也者”更适用。

胡适的大著《丁文江的传记》这个书名，就不一定比《丁文江之传记》更适用更清楚，更不如《丁文江传记》简洁，尤不如文言文的书名《丁文江传》的明白、通俗、适用。请问胡大师，取个书名为什么一定要舍简就繁，唆唆用个“白话”，而不用个简单、明了、通俗、适用的“文言”呢？！

为着词句表达的简洁有力，胡先生说起话来也时常是“文乎，文乎”的。但是写起文章来却偏要用一些既不适用、又不清楚而念起来别别扭扭的“白话”！何也！（恕我未用“这是什么意思呢？”）一言以蔽之，提倡白话文的祖师爷，写起传世文章来，岂可自犯其清规戒律呢？！这是个祖师爷的形象（image）的问题。适用不适用，自当别论。所以他就木匠顶枷，自作自受了。

可是“说话”就是另外一个问题了。施耐庵先生说：“快意之事莫若友，快友之快莫若谈！”胡适之是个最好的“教书匠”，也是最能“快友”的谈友。他的文章写得已经够好，他讲得比写得更好！老博士一肚皮学问，满头脑真知灼见，再加上个能说会讲的嘴巴，他肚皮里的东西不讲出来，老胡适真要活活闷死的。我可以想象胡适当年，在北京大学红楼之内，聚天下英才而讲演之。三山五岳，古今中外……闭着眼睛吹起来，吹得讲台之上，天花乱坠，讲台之下，欢笑四起，掌声如雷；胡博士好不乐煞人也么哥！这样讲起来，一定要言成法立，文言白话，出口成章才过瘾！每句话都在“八不”规律之内，“讲”个别别扭扭的白话“演”，岂不难过？所以老胡适对学生讲起课来，与朋友吹起牛来，白话不白话，哪还管得了许多？张君瑞说得好：“红娘姐，这时我顾不得你了！”胡博士这时也顾不得白话了。

有一次胡先生告诉我一个有关梁启超的故事：梁氏遗墨真迹今日仍可稽考者约有三万件，而件件足珍，其中没有一件是“苟且落笔的”！何以故呢？胡先生说因为梁氏成名太早，他知道他的片纸只字都会有人收藏的，所以他连个小纸条也不乱写！

胡氏说完，我一想这正是胡适之的“夫子自道”！胡适之心到口到，他嘴里可以随便说，但是他却和梁启超一样不愿“苟且落笔”！加以胡氏又是个美国留学生，美国脾气很重。美国佬因为动不动就打官司，所以白纸黑字，他们绝不“苟且落笔”。但是在录音机发明之前，“口说无凭”，所以他们话倒可随便说。这方面也可看出中西文化之异同。我国农业社会里所产生的有为有守的士大夫，照例是“然诺重千金”的；江湖好汉，贫下中农，男子汉大丈夫讲话也照样算话？！

美国佬就不同了，纵是总统、议员、校长、经理、讲座教授……他上午同你说的，下午就可以否认。与美国佬打交道，你和他事无巨细，都得订个契约或合同，因为他们的口头然诺，直如放屁，讲话是照例不算的。中国早期留美的知识分子，未看透老美，往往被他们甜言蜜语，骗得一辈子不能翻身。年轻的华裔知识分子比老辈伶俐多了，美国佬再也骗不了他们，而他们的言行也就美国化了。

胡适之先生这位老辈的老辈，他学会了美国人不苟且落笔的好处；美国佬的坏处他还未体会到，因为他根本未与美国佬共过事。他这个农业社会出身的传统士大夫把他自己为“五鬼”所扰的社会看得很清楚，而对鬼吃鬼的商业化的洋社会则一知半解。可是他老人家见贤思齐，只学好的，未学坏的，他双取骊龙颔下珠，倒颇能得中西之长。所以吾人要了解晚年的胡适思想，只可在胡氏心到口到之际，于私人朋友谈笑之间求之。胡先生没有梁任公那样憨直。对自己思想挑战的文章，在胡氏著作里是找不到的。

二八

正因为胡先生心到口到，胸中别无城府，他老人家实在是天下最好的老师。他既没有中国旧时武师那种“留两手”的坏传统，也没有当今美国学者那种敝帚千金、守秘密、偷情报等等商业化的丑恶习惯。胡氏循循善诱，诲人不倦；其为人又诚恳和善，使你不觉得他是个前辈或师长。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他和学生一起切磋研究，教学相长。所以向胡先生学习，真是春风坐对，其乐融融。

笔者在大学时代曾上过最近才逝世的方东美老师的课。记得在一个灯光黯淡的教室里，我们咬笔静候。忽然门声一响，方老师拖着个又粗又大的手杖，抱着一大叠考卷，面目森严地走了进来。想起“龙树”，我们早已冷了半截。再经方老师那两只黑白大眼，从那大黑框的眼镜里向我们左右一扫，顿时全场阴风惨惨，教室四周似乎都站满了牛头马面。这时一位漂亮的川籍女同学，忽然大叫一声“哎呀！”自座位上扑倒地下。全场数十人，没一人敢吭一声气。幸好有位胆大的勇士，似乎是李毓澍，轻轻地拉着我们走向前去，抬头抬脚，把那位吓昏了的女同学，像死狗一样地拖出教室，抬回女生宿舍。回来“龙树”未了，我已经周身冷汗涔涔！

方先生是笔者平生获益最多、也是最敬佩的业师之一。他老人家“严师出高徒”的教学方式，和胡老师正是两个极端的对照！

方、胡两位老师都是“我们安徽”登峰造极的大学者，他二位的个性就有这样的不同！

注释

[1] 胡适早年三篇杰作《文学改良刍议》、《尔汝篇》、《吾我篇》原稿同时刊载于“留美中国学生会”所发行的《留学生季报》（中文版），第四卷，春季第一号，1917年3月出版，页一至二五。胡氏为《季报》中文版总编辑，宋子文为英文版总编辑。中文版稿件因由上海商务印书馆承印，海邮往返甚为缓慢，故发稿期较出版期经常相距三五个月之久。

[2] 世界上很多宗教都有朗诵“赞美诗”的仪式，不独基督教为然。初民部落生活中皆有此风俗。各国政党多有其自己的“党歌”，世界各地共产党则唱“国际歌”，也都有远古遗风。

“新诗老祖宗”与“第三文艺中心”

二九

胡适之先生在近代中国文化史上不但最大的贡献是在文学方面，他对国内学术文化界最关心和最有兴趣的也在文学方面。这在他平时阅读中文报刊的习惯上表现得最清楚。以前他在哥大中文图书馆看报时，他那种不寻常的读报习惯便曾引起我极大的好奇心。

哥大中文图书馆中当时所陈列的除国内出版的几家主要的报刊之外，大半是美国两岸所发行和赠阅的“侨报”。这些在海外编排印刷的中文出版品内容可说都是相当原始的。不学如愚，也只是看看他们的头版大标题而已。那些“副刊”实是不值得浪费太多时间的。但是胡老师却各报都看，各版都看，尤其喜欢看副刊。不但看，而且仔细看，偶尔还要记点小笔记。

有时被我好奇的眼光所吸引，他就把一些副刊翻出来给我看，说：“这首新诗做得不错！”“这首不像诗，要打屁股！”“这篇小品文不好，不文、不白。”“×××这首旧诗unacceptable。”“毛泽东这首《浪淘沙》，韵都搞错了！”……

原来胡适之这个教书匠不在看报，他在“评作文”、“看考卷”。他批评起来简直是一派教书先生的口气。胡适显然把大陆、台湾、香港和海外各地的报屁股作家都看成他的学生。他们的杰作也就是他学生的课堂作业！

不幸这位已教出几代学生的教书先生这时在纽约连一个学生也找不到了。“作之师”的人和“作之君”的人本性的确是相同的。教书先生失去了学生就和大皇帝失去了臣仆一样，真是“终日以眼泪洗面”，空虚无比，难过无比。因而他们也就学会了太极拳师练拳的办法，“有人打人，无人打影”。胡老师这时也就是个“无人打影”的拳师；虽然已经没有学生了，“考卷”还是要照看无讹。这在现代心理学上大概就叫作“自我现实”（self-actuelization）吧。

这时笔者恰巧变成胡老师“有人打人”时唯一可“打”之“人”。他抓到一首好的白话诗，便可以向我解释半天。有时我不同意就和他辩论。可是我愈不同意，他愈高兴。因为只有我不同意，他老师才能继续滔滔不绝，详述其“好在哪里？坏在哪里？”的大道理。

胡先生欢喜与他辩论的学生。你和他老人家来个“不违如愚”，那他就要闷死了。笔者那时便是胡老师左右，一个不管天高地厚就和他胡辩一通的“小门生”。因为我是他“学生的学生”，所以胡先生有时开玩笑地叫我作“小门生”。但是这时胡祖师爷连“小门生”也不多了。纵使笔者是个“粪土之墙”，总比连一个也没有好一点。因此不久我又被升级和毛泽东同班，在胡博士的客人面前，我又变成胡适之的“我的学生”了。

后来胡先生在台北逝世，中国知识分子在纽约举行追悼会。追悼会主持人程其保先生要我在群贤之后说点追悼胡先生的话。我坚辞不敢，因为在座百十人中和我平辈的还有杨振宁和李政道，哪里轮到我呢？！程先生说：“我请你代表你那一辈的‘胡先生的学生’说几句话。”环顾全场，我就只能“代表”我自己了。

三○

胡先生当年在纽约阅报评诗之余，他也时常向我说：“你们在纽约也是中国新文学在海外的第三个中心。”另外两个“中心”据他说便是台北和香港。他说这句话的缘故，就是50年代里中国知识分子在纽约也曾组织过一两个文艺团体。胡适之对我们这种小文艺组织真是钟爱备至，而他老人家自己也就自然而然地变成这些小团体的当然指导员和赞助人了。

“文学”这个东西本来就不是胡适之一个人的“娱乐”。它原是人人之所好，尤其是中国人之所好。我们的中华民族本来就是个诗人的民族。君不见我们祖国从古至今的圣主明君、主席省长、将军司令、教授学人、贩夫走卒、企台司账……兴之所至，大家不是都可以“口占一绝”吗？当年的名地质学家翁文灏，下海做行政院院长，干不下去了，回家关起门来，别人以为他在“闭门思过”；但是据中央社的报道，他却在家里“闭门做诗”！

笔者50年代之初在美国“打工”为生时，也曾与一些老华工“唱和”一番，在那种“牛马”不如的生活环境里，一位老唐人竟能做出些四平八稳、胡适之所谓“acceptable”（过得去）的律诗，我读到他的“早知身本非金石，已听人呼作马牛！”的诗句，再看看他那“天朝弃民”的苦力生涯，顾影自怜，真为之泫然。

我们的炎黄子孙的感情是最丰富的，伤时忧国、死别生离、壮志未酬、怀才不遇……照例都要以诗言志，“咏怀”一番。那时在哥大讲中国诗品的吉川幸次郎教授便常说：“中国的诗是有其悲哀的传统的！”

我国的诗人们从屈原到余光中——胡适等少数“乐观诗人”除外——“咏怀”之作，照例都要“伤感”一番。不“伤”何以“感”人？尤其是在家破人亡、绠断篷飘之际，自然“伤感”更甚，“悲哀的传统”因而也就益发显著了。50年代在海外漂流的中国知识分子，新愁旧恨当然更是说不尽了。有愁有情，大家难免也就要“咏怀”一番了。

杭州的潘三爷说得好：“这一班人是有名的呆子！这姓景的开头巾店，本来有两千银子的本钱，一顿诗做得精光！他每日在店里手里拿着个刷子刷头巾，口里还哼的是‘清明时节雨纷纷’，那买头巾的和店邻看了都笑。”

50年代里待在纽约的中国文法科留学生哪能和潘三爷所说的杭州“呆子”们相比，他们之中就没有几个能拿出“两千银子的本钱”。岁尾周末这批“宫锦夜行”的“西湖名士”又无家可归，无处可去。但是“清茶胜似酒，面包充早饭”，也每每物以类聚，形成一些以欣赏文艺而自我陶醉的小团体。霜晨月夕，赫贞河畔，大熊山头，大家也就彼此欣赏地吟风弄月一番。人多了，大家都“酸”，酸味也就中和了。大家都“肉麻”，一个人也就不自觉其肉麻了；所以大家搞得很起劲！

战后中国知识分子在纽约所组织的文艺团体最早的一个便是1951年由林语堂先生所领导的“天风社”。林语堂博士比景兰江老板本钱大。他拿出一笔不小的私产，创办了一个小型的《天风月刊》，由林先生的二女儿太乙主编。

顾名思义，《天风》的风格是旧日《西风》的延续。笔者当时和太乙姊妹和她的爱人黎明都是哥大的同学和好朋友，不期而然的也就变成“天风社”的成员。林语堂大师那时也比《儒林外史》上那位主持诗社的胡三公子更慷慨。《天风月刊》竟能发出五块美金一千字的稿费（那时哥大的学生工资是七毛五一小时）。肥水不流外人田，我们这批和太乙很熟的同学因而都变成了多产作家。新诗、旧词、小说、散文、传记、随笔……只要“主编”看得中，我们就大量出炉。

那是个大乱之后，海内外中国文坛一片沙漠的时代。太乙这个小杂志一出版，荒漠甘泉，竟然不胫而走。一些在30年代便很有名望的作家和批评家，居然也透过林先生和我们这批“企台作家”通信，讨论起各种“文艺问题”来。这些作家和批评家中最大的一位当然就是近在咫尺的胡适之了。

太乙有一次告诉我说：“老胡适也在看我们的杂志。十分羡慕！十分羡慕！”其实老胡适那个平淡笃实的文艺路线和幽默大师轻松俏皮的性灵文学是南辕北辙的。但是他们老朋友之间各好其所好，彼此保持了互不拆台的友谊。

《天风》那时虽然是一份相当风行的刊物，但是她始终入不敷出，纵是富如林公，亦不堪其赔累。那时的海外华人烽火余生，在衣食难周之时，毕竟阅之者众而购之者寡。加以林府全家已决定去南洋，无心继续在纽约办报，《天风》这个小幼苗未即周岁也就随之枯萎了。

三一

林语堂先生全家离纽约之后，“天风社”的大树虽倒而纽约市的猢狲未散。原“天风社”里的一批执笔人接着又组织了一个“白马文艺社”。“白马”二字是顾献梁提议的，取唐玄奘留学印度“白马取经”之义。“文艺”两个俗字则是笔者建议加上去的。因为不加这两个字，敏感的人们很可能要怀疑这匹“白马”的性质；加上了，别人知道“这一班人是有名的呆子”，也就不会来找麻烦了。

胡适之先生对我们这个“白马社”发生了极大的兴趣。林先生去后，胡先生就变成我们唯一的前辈和导师了。他显然是把他自己所爱护的小团体估计过高，因而把它看成中国新文学在海外的“第三个中心”！

“白马社”的组织，在范围上说是比“天风社”扩大了，因为它有“文”有“艺”。纽约市那时倒是一个西方世界里中国知识分子聚居的“中心”。党政军商学各界华裔首要之外，一般的“文人”、“艺人”也都麇居纽约，因为这儿是个历史性的移民港口，歧视比较小，改行找饭吃也比较容易。纽约市更是个世界旅行家的必经之地。中国文艺界的过往客商，在纽约市上也是川流不息的。

不过“白马社”那时不是个职业性的文艺组织。那是一批企台、打工的中国留学生所搞的一个吃吃喝喝的文艺俱乐部，也可说是个小文艺“沙龙”吧。他们之间没有什么“成名”的人物，他们也不欢迎“名人”来上山入伙。第一因为“人”既“名”矣，他就必然有或多或少的“政治”关系；政治先生一来，则难免要影响该社吃吃喝喝的俱乐气氛。第二也因为这些“无名之士”中忽然冒出个“有名之士”来，那就等于羊群里忽然跑进个驴子，驴子和羊在一起吃草，对驴子既不公平，羊儿也会感觉周身不自在、不舒服。倒不如驴是驴、羊是羊，各安其分的好。

再者，“白马社”里这批景兰江、匡超人等一流卖头巾的“诗人”们，也没有人再把“文艺”看成终身职业了。他们对“开餐馆”倒不无壮志，对做诗论文只不过当成“砍杀时光”（kill time）的一种方式罢了。有点文娱活动说起来总比打麻将好一点。

可是任何一种业余嗜好——尤其是有集体性的业余嗜好，搞久了，搞精了都会搞出点名堂来的。吴讷孙（鹿桥）就不是个职业作家，但是他那本足垂不朽的《未央歌》就是在“白马社”时期脱稿的。周文中原来也不是职业作曲家。他先学化学，后学建筑。“作曲”只是他的“业余嗜好”。他那几支蜚声国际的现代乐曲，也是这个时期发展出来的。后来他“不务正业”把化学和建筑丢得干净，竟然做起哥大的音乐系主任来了。

当然我们当中也有职业性和半职业性的文艺后备军。周策纵是学政治的。但是他那本以检讨“五四”时代文艺思潮和政治运动的权威著作《五四运动史》，便是他的博士论文。策纵后来也厌恶本行，竟改行做起文学教授来。

那时才气最高也最令同人叹息流泪的则是蔡宝瑜。宝瑜虽然很年轻——才二十来岁——但是她那时已是美国陶塑艺术界的尖端人物，并经同业推选代表美国参加国际会议。她那充满灵感的艺术作品已经是陶塑爱好者收藏的对象。她在纽约郊区建立了一个小“窑”以烘制她自己的作品。宝瑜又是个清逸温婉的人，为人处世和善真诚。谁知造物忌才，正当我们大家过从十分热闹之时，她忽然短命而死。她的死，不特使全社同人悲恸万分，就是整个的社都显得有遁世入山的迹象，宝瑜之死，是太令人伤感了。

“白马社”实在是令人怀念不置的一个文艺小社团。它是个不声不响的朋友们之间的纯友谊小组织。它没有20年代“创造社”、“文学研究会”，乃至后来的“新月派”、“语丝派”那种挺胸膛、拍脯子十分自负的习气。它也没有30年代“左联”那种“怨诽而乱”的满肚皮不平之气。它只是个恬淡无欲的业余组织。它和它前辈那些文艺组织的不同之点是前者是职业性的，后者是非职业性的。职业性的就有欲，非职业性的就无欲。在美学上说，无欲的形象比有欲的形象就要“美”得多了。

二次大战后的美国文艺之所以显得十分丑恶，便是多欲。《鲁迅全集》中最好的作品如《祥林嫂》如《阿Q正传》等等都是他欲念最小的时期写的。等到他欲重心烦，那个“杂感专家”的文章就很少有几篇可看的了。

胡先生也常向我说：“郭沫若早期的新诗很不错！”他并且告诉我一个故事：有一次在一个宴会上他称赞了郭沫若几句。郭氏在另外一桌上听到了，特地走了过来在胡氏脸上kiss了一下以表谢意。如今胡氏早已长眠地下，郭氏年跻耄耋却仍在大做其诗，但是以胡适的标准来看，郭沫若后期的诗就“很错了”！将来他地下若逢老朋友，恐怕胡适之也就要拒吻了。

当年一般欧美留学归来的绅士诗人和学者们，事实上其社会行为与他们同时的左翼文人也大致相同。古人评严子陵“五月披裘”这一雅事，说：“一着羊裘便有声，盛名直度到如今。当年若着蓑衣去，烟水茫茫何处寻？！”试问严高士，老大个热天，翻穿着皮袄，热得一头汗，究竟是什么意思？

比严渔父晚生两百年的诸葛农夫却另有一套。这位“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的卧龙先生，生于“乱世”他不到深山大泽的老河口去“苟全性命”，却偏要留在四战之区的南阳来“躬耕”，真不怕敌机轰炸！

1927年春，北伐大军席卷东南，一个新朝代的诞生已是必然的事，这时留美归国、头角峥嵘的蒋廷黻、何淬廉二博士在外交部王部长公馆内，枯候两小时等候接见。他二人为使王部长“轻松起见”，便“开门见山告诉他：我们不是来找工作的”（见《传记文学》三十卷二期第一二九页，谢钟琏译《蒋廷黻回忆录》。此一故事笔者亦亲闻之于蒋、何二先生）。试问这两位“五月披裘”的高士，不是找工作而来，究为何事？他二人后来都先后靠拢，位至台阁，老年退休，还不愿说老实话！

适之先生比起他的朋友来，就“高风亮节”得多了。他老人家也有“欲”，但是他是“三代以下人”，其欲不在“利”而在“名”。胡先生对他“身后之名”的注意，实远甚于他生前的心脏。他老人家晚年在学术思想上不能充分地自我解放；相反的，在某种程度上却自我奴役。最后还说：“不觉不自由，也是自由了。”以那一点点可笑的阿Q心理来自我解嘲，也都是为名所累。

以春秋责备贤者的态度来看，胡适之和曾国藩实在是一流的人物。曾文正公为着身后之名，连给儿子写信都没有自由。他的有名的《字谕纪泽儿》哪里是给“纪泽儿”看的啊！他老人家是写给我们《曾文正公家书》的读者们看的呢！“三代以下唯恐不好名！”我国有为有守的传统士大夫都好名，尤其好身后之名。这真是我们传统文化的美德。因为好名的人一定“要脸”。“要脸的人”与“不要脸的人”之间的道德差距就有天堂地狱之别了。

就因为看中身后之名，所以胡适之对那些足以为他传身后之名的“文人”，尤其是那些和他有同样“考据癖”的文人真是礼遇备至。他回台湾之后，连那个大学刚毕业的小李敖他也要去惹他一下。结果胡公羽化之后，李敖反叫他一声“小嫖客”，这也该是胡氏生前所未曾逆料的吧！

三二

胡先生那时和“白马社”的关系，问良心倒不是为着“名”，因为那里是无名可图的；虽然“身后之名”这一念头，他也不全然就未想念过。他喜欢“白马社”，倒确是他的“娱乐”和“兴趣”之所在。胡先生最喜欢读新诗、谈新诗和批评新诗。而白马同仁竟是一字号的新诗起家。他们厚着脸皮彼此朗诵各式各样的新诗。这些白马诗人中有稚态可掬的青年女诗人心笛（浦丽琳），有老气横秋的老革命艾山（林振述），有四平八稳“胡适之体”的黄伯飞，也有雄伟深刻而俏皮的周策纵……

在老胡适的仔细评阅之下，心笛的诗被选为新诗前途的象征，“白马社”中第一流的杰作。作者是个二十才出头、念四尚不足的青年女子。聪明、秀丽、恬静、含蓄。诗如其人，因而新诗老祖宗在她的诗里充分地看出今后中国新诗的灿烂前途。笔者试选两首于后，以示胡适之心目中的所谓“好诗”：

等闲

站在楼头眺望

盯着醉了的光

哼起小曲

安闲

任风发共荡

数数昏睡的星

笑听风打夜窗

不在意的刹那

多少东西跌落了

镜中

我看到

有千军万马

驾着春夏秋冬

挥策急跑

擦过我的颊额旁

留下怪图样

喜遇

比祥云还要轻

喜悦

在静极的田野上

起飞

似一束星星

抚过一架自鸣的琴

昨日下午

碰见你

清湖的眼睛

隐显中

漾起雾幻诗

浪散出不知名的字

1956年8月27日

心笛的诗的意境颇有点像美国女诗人安摩莱·迪根孙。胡适说她好，至少是不坏。服人之口也服人之心。但是老胡适却和我们的老革命艾山过不去。他说艾山的诗“不好”。“不好”的原因是它令人“看不懂、也念不出”！可是坚持只有“看不懂、念不出”才是“好诗”的艾山不服气。拥护艾山派的阵容也不小，大家纷起与老胡适辩难。他们甚至说“新诗老祖宗”已落伍，思想陈腐，不能随时代前进。艾山是闻一多先生的得意门生。闻氏生前就曾推许过“看不懂、念不出”的艾山体是“好诗”！

这是二十年前纽约的新诗作家们与胡适之先生的一场辩论。两方各不相下。胡先生坚持好诗一定要“看得懂、念得出”。其实那时胡适所不喜欢的“看不懂、念不出”的诗，比起今日余光中一派，那真是既看得懂、又念得出呢！所以今日胡适之如泉下有知而听到了余派的新腔，他一定会在南港地下大敲其棺材板，要把余光中找到他棺材里去谈一谈呢！

下面那一首便是那时“看不懂、念不出”的艾山体的代表作：

鱼儿草

朋友对我讲失恋的

故事我说譬如画鱼

明窗净几

脑海里另植珊瑚树

移我储温玉的手心

笔底下

掀起大海的尾巴

鳞甲辉耀日月

缀一颗眼珠子　一声叹息

添几朵彩云

借一份蓝天的颜色吗

梦与眼波与轻喟的惜别

水是够了

忘却就忘却罢

我卑微的圈子内　生或死

都为装饰别人的喜悦

——《暗草集》之二

三三

由于适之先生对“白马社”里新诗的评语，笔者因而对胡氏早年所受西洋文学——尤其是美国文学的影响有着更深一层的认识。周策纵先生认为当年胡氏提倡“文学改良”是受当时美国文学改良运动的影响。这一论断，大体是正确的，但是不够完备。

我个人认为胡氏所倡导的运动——至少是那个“文学革命”的口号——是直接受了“辛亥革命”的影响。既然政治可以“革命”，文学当然也可以“革命”。政治革命是打倒“清廷”专制；文学革命是打倒文言独裁。可是胡氏所提倡的“文学革命”，“革”的只是技巧和文体的“命”，他并没有要“革”“内容”的“命”。文以载道！当时的胡适之、梅光迪、任叔永，乃至后来加入的陈独秀，都没有把这个“道”字说清楚！殊不知胡氏当年所提倡的“文学革命”的内容，事实上却是当时美国文学革命中的“革命对象”！

在胡适留美期间（1910—1917），美国文学还未能完全脱离西欧文学——尤其是英、法文学而独立。虽然那时已产生很多所谓“乡土文人”，但是美国的经院派，尤其是“哈佛派”里的作家和批评家仍然以英法留学生为主体（费正清先生就是美国留英学生的最后一辈），他们盘踞要津。“常春藤盟校”之内的崇高位置，土作家们是打不进去的。那些睥睨一切的英法留学归来的大学阀、大文阀，对当时英国和欧洲大陆的“绅士作家”（genteel writers）可说是奉若神明，而对美洲出产的土包子文学是不屑一顾的。其情形和我国二三十年代间胡适之、徐志摩、梅光迪等等在“南高”、“北大”之内，皮椅高坐、烟斗横衔的欧美留学生瞧不起周树人、郭沫若、胡秋原那些土文人很有异曲同工之处。他们开口浮士德，闭口易卜生。那些不懂蟹行文的土包子，最好闭起鸟嘴。因此当时美国文学有一种所谓“缙绅传统”（genteel tradition）。这些绅士板起道学面孔，摇头摆尾，恨不得做白金汉宫御膳房的茶房才过瘾。读起文学来如中国文学上的“贾宝玉初试云雨情”、母夜叉卖人肉一类的故事，都被认为是诲淫诲盗，有损少年——尤其是少女——身心的。所以经院派作家们认为正当的上乘文学作品应该是“少女可读”的四平八稳的缙绅文学！

胡适之的文学观，正是这一派！胡氏所提倡的“八不主义”只是纯技术性的“改良”。至于文言文学的内容，胡适之并没有要求它扫地出门。可是这时的美国文学改革运动，对文字技巧上却没有太大的争执。他们争的是文学的内涵，是以美国社会背景为主题的乡土派文人向经院派革命的斗争。换言之，所谓美国文学改革便是这批洋、土二派的攻防战。是土派文人向爬满常春藤高墙的封建崇欧的文学堡垒的攻坚战！所以胡适之当时在中国虽然是个披坚执锐向昏庸腐朽进攻的革命斗士，他在他的美国母校里却是个躲在常春藤高墙之后的当权派的帮凶，是美国文学革命里应受清算的对象！

三四

笔者本人在哥大的主修为“美国史”，我在美国史料里读到黑奴贩卖（slave trade）的真实故事真为之毛骨悚然；有时读到有关华工的苦力（广东人称为“猪仔”）贩卖（coolie trade）的惨史，每为之掩卷流涕。孙中山先生的两位叔父据说便在这种苦力贩运中不知所终的。再看那1881年以后一连串“排华法案”下，华工在美所受的暗无天日的虐待；受鞭笞、遭屠杀之外，夫妻父子有四十年乃至终身不得一聚者。甚至孙中山先生流亡过境也得坐牢一番。读起这些血淋淋的史实，真为之怒发冲冠。加以笔者本人亦以打工关系——从“蓝领”到“白领”——加入华侨苦力行列有年，目睹那时美国移民官吏之横暴，白种流氓歧视华人之无理，以及华裔苦力猪狗不如之惨状，真是触目惊心！

笔者自恨无杜子美百一之才，否则我把这些血泪的故事谱入诗篇，真比“三吏”、“三别”不知要惨痛多少倍！

奇怪的是这些血淋淋的故事在中美学人笔下竟轻描淡写而过。更奇怪则是美国留学的归国学人，跟着洋人屁股之后把我们自己“扶清灭洋”的“拳匪”，却骂翻祖宗八代，真是不可思议。笔者曾把名学者费正清教授一本小书的“引得”数了一数。其中提及华人“排外主义”（Chineseantiforeignism）的二十余条。而美人排华主义则一条没有，是何言欤？！

可是最令我感觉遗憾的，却是美国排华最高潮之时，正是胡适之、梅光迪、任叔永、陈衡哲……“常春藤盟校”之内诸位中国少爷小姐“唱和”最乐之时——也就是中国的新文学呱呱坠地之时。他们在“赫贞江畔”、“辟克匿克”、“唱个蝴蝶儿上天”之时，他们哪里知道，遥遥在望的“赫贞江中”、爱利丝小岛（Ellis Island）之上，高墙之内，铁窗之后，还有百十个他们的血肉同胞，正在辗转呻吟！他们哪里知道重洋之外，四邑之内，望夫台上，不知有多少青春少妇，衰亲弱息，正在思夫念子，望断肝肠！

我们“新诗”的诞生，不诞生在“吏呼一何怒，妇啼一何苦”为民请命之中，她却降生在美丽的江边公园之内，那儿有“两个黄蝴蝶，双双飞上天，不知为什么，一个忽飞还。剩下那一个，孤单怪可怜，也无心上天，天上太孤单”！

试问诗人们，你们这时正在“名花倾国两相欢”，难解难分之际，“孤单”些什么啊？

再者，正当我们这些开风气的青年诗人，蝴蝶纷飞之时，美国那个炽烈的社会运动——“人民运动”（Populist Movement）余波犹在。先前也在美国跑来跑去的孙中山先生就未看到一只蝴蝶。他老人家的注意力却集中于亨利·乔治（Henry George）所讨论的“贫困与进步”（Poverty and Progress）。仁心仁术、志在救国救民的孙中山先生和这些风流倜傥的少爷小姐比实在就伟大得太多了。可是这些从“常春藤”高墙之内训练出来的公子哥儿“学成归国”之后，一个个都向政府靠拢做起官来。这样要孙中山先生所手创的革命党不受其累，岂可得乎？！

笔者作这些妄论，并无意厚诬前贤。我们这一辈如早生三十年加入他们的行列，其结果还不是一样吗？人都是人，但是形势比人强，有几个人能不随波逐流啊？！

虽然如此，胡适在中国文学革命上的历史地位仍然是永远打不倒的。其原因便是文学革命原来是和政治革命一样的有其“阶段性”。次一阶段的“革命对象”往往却是前一阶段的“革命元勋”。在现代世界文学发展史上，中国文学的发展原比西洋文学的发展迟了一个阶段。因而胡适之这个美国文学革命运动中的“反革命”，回到中国，正好“阶段”巧合，因而一举成名，竟做了中国新文学运动中的“革命元勋”，岂不是时也运也乎哉？！

胡适之更运气的是中国新文学运动，由于二三十年代中国政治的过度激荡而走火入魔，新文学变成了政治的附庸，反对绅士文学的青年作家们也都变成了政治的牺牲品。他们不特牺牲了他们的创作自由，有的甚至牺牲了他们满腹才华的生命。“左联五烈士”是冤枉了！难道萧军、胡风、夏衍、周扬……就不冤枉？！

六十年来的“新文学”，说穿了实在只是一群所谓“新文学家”自己的玩意儿罢了。“绅士文学”固然为绅士服务，现存的所谓“工农兵文学”就真是工农兵之所好吗？那不过是善于表现的文士们的自我陶醉而已，与工农兵何有？

“不废江河万古流！”一种新文学的成长是有其江河长流的自然趋势。自我封赠或下圣旨强迫执行或制止，都是徒劳。中国新文学运动中针对胡适、徐志摩等绅士文学的“反对派”始终没有形成气候，就是自我陶醉和圣旨太多的缘故。以下圣旨制造的普罗文学，来反对那自然形成的绅士文学，就变成抱薪救火，绅士的生命反而被其无形中延长了。50年代的“白马社”和晚近港台诸文派，事实上都是在“胡适底幽灵”默佑之下，该死不死的“缙绅传统”的延续！

老友夏志清先生送我一本他最近出版的文集——《人的文学》。其中他和颜元叔教授笔战的那一章——《劝学篇》——就很显明地描绘出两位“绅士打架”的战况。以前有两位年逾古稀的乡绅，忽然意见不投打起架来，把靠他二人通力鼎助的县太爷急得手足无措。但是那在一旁观战的穷秀才则知道闹不出人命。这秀才因而做了首诗送呈这位县太爷，说：“寄语知事休惶恐，二老挥拳例不凶！”试问这生于洋场之中、长于妇人之手的夏、颜二位常春藤老博士的绅士内战，能打出个什么名堂呢？

晚近海内外的所谓文艺论战，盖均可作如是观。在胡老先生九天之灵的庇护之下，这些绅士挥拳，是打不出人命的！

三五

胡先生在当年的“白马社”内虽然以评论新诗为娱乐，他晚年已经不做新诗了。如果笔者记忆无讹的话，胡氏最后一首诗便是1960年秋与钮永建先生路过冲绳岛，他劝钮氏参加我们“口述历史”的那一首“旧诗”了。

“白马社”里欢喜做旧诗的人也不少。不过大家不愿做。不愿做的原因就是胡适之曾说过旧诗只是一种“文字游戏”而已，不是“文学”。再者这种“游戏”也只有曹禺的舞台上所点名的“翁之乐者山水也”的“翁”们才去“游戏”的。打网球、跳狐步的人总以少“游”为是，所以大家不做。

可是在文学上，旧诗亦有其新诗不能代替的地方。例如旧诗可“哼”，而新诗不能。景兰江老板可以一面刷头巾，一面哼“清明时节雨纷纷”，自得其“吟之乐”。要是艾山的“梦与眼波与轻喟的惜别”，景老板刷头巾时就“哼”不出来了。

那时笔者便曾向胡先生抱怨新文学“看得懂，背不出”。去国日久的华侨，故国之思愈深，愈欢喜背诵点诗词和古文。笔者与许多老留学生和老华侨——甚至许多台北一女中、二女中毕业的太太们——谈起来，大家都有同感。夜深人静，一灯独坐，念他一篇《秋声赋》，真是故国庭园，便在窗外。“文化”者，“文”而“化”之也。读斯“文”而与之俱“化”，大概就是我辈“天朝弃民”心目中的所谓“祖国文化”吧！此时此际，如果把徐才子志摩的《我所知道的康桥》也照样温读一遍，其味道就不一样了。

有时我把这些感触说给胡先生听，他也往往半晌不知所答。他那位老寓公，古文、诗、词，出口成诵。孤灯清茶，闲对古人，原来也是他老人家的乐趣啊！

再者，才有四十年生命的新诗，究属青少年。它对中年以上的人所日益增多的感慨的表达，有时反而不若有公式的旧诗表达得深沉，所以“白马社”里这一类的“游戏”，亦偶一有之。当时表现得最有成绩的要算是女诗人何灵琰以及和她同唱（包括旧剧）同和的丈夫黄二颖了。灵琰有个未发表的《琬琰集》。其中旧诗词数十首，在我们看来简直是“excellent”（卓越），在胡先生的标准里虽然只算是“acceptable”。

以下两首便是她的代表作：

送友返里

日暮风沙画角催，临行休作楚囚悲。

消息明朝随雁至，愁乡今日共君回。

天南知己平生少，乱后人情百念灰。

握手河梁容易别，无言相对几停杯。

无寐感怀

赁庑浮槎心力殚，不从春梦话辛酸。

萍飘嫩绿垂垂尽，逝水流红息息安。

幼女灯前知问字，慈亲堂上喜加餐。

宵深渐识愁滋味，怯枕扶头强自宽。

胡先生认为灵琰这些诗词也“不好”，因为照他的评法，纵使不是“无病呻吟”，也是“陈言未去”，没有充分表达作者自己的灵感，而用典故来堆砌，怎能算得是“好诗”？不过胡氏评他自己《尝试集》里的旧诗词也只是个“acceptable”。灵琰蒙其“accept”一下，已经是大喜过望了。

胡先生不喜欢旧诗词，我们都无话可说，视为当然。不过笔者倒为胡氏的另一句评语说得大惊失色。胡氏特别欢喜郑孝胥的律诗。他说：“律诗难做啊！要做到像郑苏戡那样的律诗要下几十年的工夫啊！”

这句评语，老实说，我个人听了真如晴空霹雳。笔者幼年在家中也曾学过旧诗。等到进了中学便再也不做了。不做的道理就是看胡适的书所受的影响。不特此也，笔者大学毕业后当中学教员，并且把胡适的“文字游戏”等一类的理论灌输给我的学生。

我问胡先生：“你不是说旧诗不是文学吗？”

“旧诗怎么不是文学？”胡先生说，“李白、杜甫做的不都是旧诗？”

“你不是说做旧诗是‘文字游戏’吗？”

“现在的人不用现代的语言做诗而用古人的语言做诗，不是‘文字游戏’吗？”

“你刚才不是说做旧诗要下几十年工夫吗？”我再追问一句。

“游戏得好，是要几十年工夫！”胡氏肯定地说。

“但是‘游戏’和‘文学’的限界又如何划分呢？”我再事追问。

胡先生为这个问题向我长篇大论说了一大堆。老实说，他那套解释甚为不得我心。我心想，像胡先生这种人，真叫“一言九鼎”。他的一言一行对青年人的影响太大了。对于做旧诗我可以下的“几十年工夫”却给他一句话耽误了，岂不可惜？胡适对旧诗的看法，在我的体验中，他晚年和少年时期的分别是很大的。但是一经我追问他又不得不为他少年时期的言论作辩论，因而其言论就显出矛盾了。

有一次他向我谈旧诗，兴之所至他就送给我两部线装书：苏轼的《东坡全集》和郑燮的《板桥诗集》。后来我无事时曾把苏东坡的诗作个小统计，发现集中将近三分之一的诗是东坡“酬唱”、“宴饮”等人事间应酬之作。为应酬而做诗，算得是“文学”吗？我不禁自问而不能自答。

后来我偶尔也把“按年编次”的《杜诗镜铨》也稍稍统计一下，所得结果也和东坡诗差不多。这我才体会到诗人做诗一定要“起哄”。俗语说“一人不吃酒，二人不赌钱”。原来“一人”也不能做诗。做诗的人一定要结社做诗，大家才有兴致。那时“白马社”诸公个个都在做诗。胡适之简直变成我们义务的阅卷老师，他“阅”得也十分起劲。

这儿我们也发现了旧诗还有一点好处为新诗所无。做旧诗的人——尤其是散处各地通信往还的人，大家可以“唱和”。友朋之间鱼雁常通，一唱一和，虽千里如在咫尺，其乐融融。这一点新诗就办不到了。这种“唱和诗”虽算不得“文学”，却是极好玩的“娱乐”。

当“白马社”成立之初，我们曾假胡适之大名，“踢”千里外之朋友“入会”，所用的打油诗就是用旧形式写的。我还记得什么：

昔有僧玄奘，学佛去天竺。

“白马”载经回，教光垂史策！

近人胡适之，留学来美国。

七年归汉土，文名撼河岳！

……

远地朋友最早被踢入会的是密歇根大学里的一批男女诗人。他（她）们多半以诗代信，尤其是多产作家、新旧一脚踢的大诗翁周策纵。他最初寄来的是他胸罗宇宙的《海燕》诗集里什么：

自从见了黄河

我的梦

便有了风波

……

一类洋洋洒洒的新诗。接着诗词歌赋如尼亚加拉大瀑布，横空而来。纽约地区“刷头巾的诗人”简直穷于应付。在这些“西湖名士”起哄之时，笔者也偶尔附庸风雅“狗尾续貂”一番。江郎才尽之时，黄河诗人辱诗征和，做不出诗来，就只好相应不理。但是策纵穷寇必追，又说我们——

复信每如蜗步缓；

论交略胜古人狂！

……

我们把这些诗拿给胡先生看，胡公莞尔，说周策纵可以做！你们可以多做做新诗。

策纵有奇才，多产而有功力。二十年来他寄来的诗简直是盈筐累箧。今年夏天，他又寄来墨宝条幅，弥足珍贵。我乘机要他写点有关对胡先生的诗品，亦是一篇难得的杰作（见本书附录）。下面便是他最近寄给我的——当年胡先生认为“可以做”的“旧诗”：

念德刚

策纵

我愁如海怒如潮，欲策中原万马骄。

昨夜枕边念唐勒，善鸣海外骤轻骁。

明闽中十才子之一唐泰有《善鸣集》，颇喜其集名，故以转赠。

笔者海隅荒疏，他这首诗如不加注，我还不知道有个“本家”原来还是福建省的一个“才子”呢！

在众旧诗人压力之下，在胡适之老师允与评阅之时，笔者亦曾勉力奉陪，习做旧诗。以下便是笔者自己抄在日记里的比较有系统的习作；前几首是胡先生认为“陈言未去”、“不好”的律诗：

旧诗习作五首

又当双燕欲来时，细玩涛笺识旧知。

一半沉思一半怯，几番欢喜几番疑。

三年我待横塘桨，千里君骡织锦诗！

为向征鸿问消息，楼头听断漏声迟。

一年又值典衣时，万卷难原宪饥。

嬉逐市氓穿犊鼻，忍将消息报蛾眉。

人争城北徐公美，辞夺江东杜小诗。

彼羡金吾兴汉室，我宁漂泊废相思？

千山红叶报霜时，溪畔桥头有所思。

望眼绿衣终迢绕，伤心翠袖久支离。

岂因海隅期难信，误解江南怀旧诗？

试探姮娥心底事，腕边未审夜何其。

茗冷烟残雁断时，层楼风雪转凄其。

忍教天上人间约，化作焚环瘗窮诗！

相见何如不见好，十年争了百年期？

摩挲琴剑情难禁，抱膝科头不自持。

莫看村童欢笑时，月斜楼梢感栖迟。

三更梦断疏桐影，念载魂萦未寄诗。

何堪已舍终难舍，忍向新知话旧知？

窗外寒螀连雁起，寸肠华发两如丝。

这几首相当颓废的旧诗虽然是笔者一个人的“无病呻吟”之作，它也代表一些50年代里，三十才出头的一些彷徨无主、大纽约地区中国文法科留学生的心境。在他们的心目中像胡先生那样老知识分子已经可说是“报废”了；而他们自己虽未及中年，也已面临“报废”的结果。他们有的还在读书，但是读书的目的也正是荀子所说的“古之学者为己”了。他们对祖国的沧桑之变不能说没有他们的看法，但是学然后知不足，他们的“看法”也难免充满自我挑战的矛盾。他们是失去了的一代。怅望余生，真难免有“三不要”（中国大陆、中国台湾、美国）、“两不通”（中英文字俱欠通）之感。他们是当代中国知识分子中很特殊的一个小集团。他们彼此知道，而外界人则很难了解他们。

以这些人为背景，笔者那时曾写了一篇小品曰《马查理的夜总会》。这位查理仁兄平时打工过活，形单影只，生活灰溜溜地挨日而过。但是每逢周末，那些好心肠的牧师和神父总把教堂土库门开一面，好让这些宋公明所说的“没头神”有个去处。这个“夜总会”就是查理生命中唯一慰藉和寄托了。“白马社”也者，也是我们这批“没头神”的“夜总会”。查理在他的“夜总会”里和洋孩子们打台球、跳土风舞；我们则在我们的“夜总会”内“做诗”罢了！

三六

胡适之先生不赞成我们结社做旧诗，但是他也不反对我们“习做”。习做旧诗词，照胡氏的看法是训练一个人“批评”甚至“欣赏”中国古典文学的必要阶梯。换言之，一个人如果对古文和诗词没有他所谓“acceptable”的习做基础，他不但不能“批评”古典文学，他的“欣赏”能力也要大打折扣，甚至可以说无法“欣赏”。所以“习做”是个必要的“训练”。他的重点是在“训练”二字。

老胡适一辈子未消极过。纵使在他那些“人寿保险公司已不保险”之年，他的想法仍是个积极性的，和我们在“夜总会”里的消极作风形成个显明的对照，因而有时我想到胡适实在比我们年轻。

由于胡先生相当积极态度的影响，我们因而也想到我们这个消极的“夜总会”未始不可做一点有建设性的工作。那时哥大芮文斯教授所倡导的“口述历史”，由于贱价录音机之发明而渐次风行，因此我们也想请胡氏把四十年来新文学在中国发展的后顾与前瞻作一番总评。由他口述，我们录音整理，然后再由我们自己所编辑的一个小“侨报”——《生活半月刊》逐期发表。

胡先生对我们这一计划大为赞赏。因此我们就认真地做起来。胡氏的第一讲便是由顾献梁夫妇录音整理，再由笔者为它编排发表的（见胡适口述《新文学·新诗·新文字》，原文载《生活》第一一九期，1956年7月16日，第七至八页。白马文艺社第九次月会第六次特约讲话记录）。

可是我们这几个人小看了“口述历史”了。它不是三两个忙人以业余时间可以应付得了的。胡先生自己试过一两次之后，他也觉得这是个“职业性的工作”（professional job），不可草率从事，所以我们试过一两次便未再继续了。这可说是笔者后来与胡先生做“口述历史”的前奏。这点小经验对我们后来的工作也是有极大帮助的。

传记·史学·行为科学

三七

胡适之先生一辈子劝人写传记和自传。他认为不但大人物应该写，小人物也应该写，因为这是一般人保存当代史料最好的方法，也是知识分子对文化应尽的责任。因此他老人家第一次向我“谈学问”也是从“传记”这一门“学问”开始的。原来，1952年我曾在林太乙所编的《天风》杂志上写过一篇“传记”叫作《梅兰芳传稿》。胡氏看过之后便和我大谈其“传记”来。

我记得我写那篇小文的动机原是林语堂先生引起的。有一次我们一批同学自海上钓鱼归来，林公伉俪留我们晚餐，因而谈起了他们父女在纽约办杂志的计划。林先生听说我是学历史的，就说：“你将来也可以写写当代名人的传记。”他并举出孙中山、黄兴、梁启超等名人做例子。我当时就说这些大传记他老人家可以写，我们这批无名小卒不能写。写了，也没有人看。我认为看闲书的人通常只注意两件事：“题目”和“作者”。如果“题目”既不新鲜，“作者”又不知名，那么谁愿意浪费时间去看呢？所以我向林先生说，我要写的话我就写梅兰芳、胡蝶、杜月笙……如此，则读者虽然不知道“作者”是老几，但是看在“题目”份上，也得“浏览”一下！

太乙显然同意我的看法，所以在她的杂志出版时便把这“题目”登了个预告。于是我就变成胡适之所说的“逼上梁山”了。

那时的海外出版品毕竟太少。《天风》几乎变成个垄断企业，读的人很多。林先生的老朋友熊式一、徐訏、曹聚仁诸先生都相率撰文捧场。我们这批企台文人因而也就变成林家性灵文学班子里面的“龙套”了。斯时对拙作特别发生兴趣的要算是台北一位老作家（已忘其名）。他热爱梅郎，乃把拙文几乎一字不易地收入他那什么“楼”的文集里去，算成他的“作品”了。这也是当时一支有趣的小插曲。

《天风》不是个“学报”，我也未把那篇小文真的当成“传记”来写。文体上模拟点“性灵体”，内容就谈不到了。有一次梅兰芳的老朋友张彭春先生约我吃茶，就指出我文中许多错误。最荒唐的是当中有一段唱词我竟然把“西皮”错成“二黄”了。为此张先生且“哼”了一小段“梅派”给我听。所以那位显然“西皮、二黄”也搞不清楚的台北作家，胡乱地没收了拙作，也就受我之累了。

胡适之先生那时还叫我作“密斯特”，不大好意思认真地教训我。他只是笑着向我说：“稍嫌渲染，稍嫌渲染……以后可以认真地写一下！”那时我虽然并没有“以后”再“认真地写一下”的打算，但是我的“题目”上倒有个“稿”字，所以他就想当然地“劝”我了。我也开玩笑地向他说：“‘以后’替你老人家写传记我一定一句一注，绝不‘渲染’！”

“试试看嘛！”胡先生倒说得颇为认真，“我可以帮助你，我的材料是现成的！”胡先生真的拿了许多他的“现成的材料”给我看。他老人家是个很可观的“日记作家”（diarist）。虽然他前几十年的日记原稿都遗留在北大了，但他都保留了影印的缩微胶卷。后二十来年的日记虽所记不全，但全书无缺。他所用的清一色的红封皮日记簿也是当时美国出版最名贵的一种。[1]

“胡先生，”我惊讶地问他，“你用这样好的日记本子呀！”

“别的钱可以省，这个钱不能省！”他并且向我详细解释其“不能省”之道，使我大为折服。因而从那时起我也就做了该日记印刷公司的长期顾客，如今我自己的书架上也居然堆满了二十七本同样“名贵”的日记本子！一个“胡迷”，东施效颦，想想亦自觉可笑。

胡氏这批日记后来曾在我的研究室内放置了很久。一次那位读史成癖的吴相湘先生在我的书架上看到了，垂涎欲滴。不幸相湘和胡老师说笑话说重了点，老胡适的孩子脾气发作了竟然不许他看。相湘大呼负负！

后来哥大校方想把胡氏这批原稿的所有权“过户”。胡先生说：“最好让我自己先edit（核阅）一下。”因而我把那一整套原稿又送还给他了。这些日记不知今在何处？执行胡氏遗嘱的机构似乎应该把它及早公开，因为胡先生生前在写的时候，早也就预备给吴相湘看的啊。

三八

适之先生和我做上述的谈话不久，《天风》就关了门，所以我的“胡适的传记”写作也就未能“试试”了。可是胡先生自己这时却正忙着替别人写传记。他那本《丁文江的传记》的写作已近结论的阶段。他把部分手稿给我看，并说了许多有关丁在君和齐白石的故事给我听，以及传记写作的方法等等大道理。

试翻胡氏这两本传记，老实说，我倒嫌他老人家笔端缺乏感情，文章不够“渲染”呢！拙著《梅传》虽然是为赚林太乙的稿费而执笔的，但也不是绝对胡乱“渲染”，瞎写一泡！因为笔者那时刚读毕哥大历史系讨论史学方法和史学名著的一门必修科。侥幸及格，自觉颇有心得，因而把梅兰芳请到前台来试试我那现炒现卖的“新方法”！

传统的西方史学和传统的东方史学原有其异曲同工之处。希腊、罗马时代的历史名著原来也是文史不分的。古典史家如希罗多德（Herodotus，公元前484—前425）、修昔底德（Thucydides，公元前460—前400）、西塞罗（Cicero，公元前106—前43）、李维（Livy，公元前59—公元17）等等也都和我国左丘明、司马迁、班固、陈寿、范晔等一样，史以文传！乃至近代英美历史学者如吉朋（Edward Gibbon，1737—1794）、麦考莱（Thomas B.Macaulay，1800—1859）、格林（John R.Green，1837—1883）、韦尔斯（H.G.Wells，1866—1946）、丘吉尔，和笔者的老师芮文斯、康马杰等也都是英语文学里有地位的作家。那时我在课堂上便时时听到一些颇有文采的老师把当代一些有“史”无“文”的作品选出来作为批评的对象。若辈所言可谓深得我心，所以笔下才不揣浅陋也把林语堂的“性灵”搬上了梅兰芳的舞台；以“性灵文学”来配“梅郎传奇”不是天生一对、地生一双吗？笔者的大胆虽是画虎不成，多少也是个“尝试”。

可是胡先生认为写传记一定要像他写《丁文江的传记》那种写法才是正轨。后来我细读《丁传》，我仍嫌它有“传记”而无“文学”。他那编写的方式简直就像我在中学时代所读的《范氏大代数》。我虽然并不讨厌《范氏大代数》，但是我总觉得《侯生列传》的文体比《大代数》的文体要生动活泼多了。“无征不信”先生和“生动活泼”女士为什么就不能琴瑟和谐，而一定要分居离婚呢？我就不相信！

再者，二次大战后的西方史学已经走上所谓“以社会科学治史”（social science approach）的途径，因而当年专搞帝王将相的名史学家像哥大老教授卡顿·海斯（Carlton J.H.Hayes，1882—1964）[2]这时已不太叫座。所谓现代史学已经由研究“英雄”转而研究“时势”；而个人英雄们所造的时势——也就是海斯教授所着重的政治史——已退位让贤。那制造群众英雄的时势——也就是社会经济变迁史——则由一次大战时的旁门左道一变而为二次大战后的史学主流。

所以要写一个“英雄”的“传记”首先就要找出这位英雄成长过程中的社会背景，写传记的人如果把他的英雄和社会“隔离”（alienated），那这英雄便不再是个活人，他只是“蜡人馆”里的一个“蜡人”罢了。

这种把英雄和社会一道写的办法也不一定就是“现代派”里时髦作家的新发明，上品古典著作里也所在多有。司马迁写《伯夷叔齐列传》只用短短的一千字，他便能把这两位自甘饿死的迂夫子本人一生的故事和他二人出身的政治社会背景，以及传记作者所要说的话，天衣无缝地糅在一起，和盘托出。这才是千古奇文！不愧为两千年来东方“传记文学”的第一篇。笔者幼年随家人写春联，就欢喜写“文章西汉两司马”，年长读闲书也总是把《史记》放在“三上”之列。愈读愈觉司马迁的史笔是天下无双，真是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再谈胡先生的《丁传》吧。他老人家用最严格的“科学方法”——“小心求证”、“言必有据”、“无征不信”……最后果然把丁在君这位蜡人雕塑得须眉毕露，惟妙惟肖！但是在熟读他那十万字大文之后，一个现代派的西洋史学家就要问：“你想证明些什么呢？”（What do youwant to prove？）

一个有现代史学训练的中国学生也可以问一问：“胡老师，您的‘科学的治学方法’真是严格极了。但是你用这些‘方法’所‘治’的究竟是什么‘学’呢？”这样一问，可能胡老师就要发急了。真的，“方法”之外，史学上还有些啥子，他老人家也不太了了。《丁文江的传记》便在这个“不太了了”的情况下执笔的。

“历史”原是胡先生的“训练”，但是他老人家在这一方面的“训练”是太“传统”了（我不敢说是“守旧”、“陈腐”或“落伍”）。但是在这方面我和胡先生辩论是适可而止的，因为辩论是没有用处的。

笔者幼时便听说我族中有个老祖父，他老人家每年批拨儿女学杂费时，总要把女孩子的预算上的“游泳衣”一项“画掉”。女孩子们气死了，背后把这个老头子形容成“顽固”、“守旧”、“陈腐”、“落伍”……但是“游泳衣”还是买不成。后来她们聪明了，把“游泳衣”改写成“夹层连衫围裙”，这一来老祖父欣然同意，合家皆大欢喜！

我们那时和胡适之这位“老祖父”往还，我和他老人家厮混得太熟了，知道老祖父的脾胃，所以我最多只要买一条“夹层连衫围裙”。吴相湘先生就一定要买“游泳衣”，所以胡适日记真迹他就看不成了。

三九

什么是现代派史学呢？

现代派史学家治史，简单点说，就像一般游客到钱塘江口观潮。观潮的人要看的是横空而来、白浪滔天的海潮。至于那些在潮头上摇旗滑水的“弄潮儿”，只是点缀而已。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是重在潮的本身，而不在潮上面人为的表演。如果观潮的游客不看潮，只看“表演”，那就是三尺之童的兴致了。

所以在现代派史家看来，文武周公孔子秦皇汉武……都不过是弄潮竖子而已。他们在潮头上的“功夫表演”，奚足深究？！

这一派史学原是西洋宗教改革以后所产生的“不断进步论”（continuous progress）或“无休止进步论”（endless progress）的余绪，原是西洋史学上的偏锋。可是在18世纪以后，法国大革命和工业革命相继发生，人类的社会生活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新波澜。为检讨这一新波澜所发生的当然和所以然，社会科学乃尾随自然科学之后应运而生。再者“自然科学”充其量不过是一门研究“物”的科学；而“社会科学”则反而变成更重要的、研究“人”的科学了。

19世纪的欧洲真是人杰地灵。社会科学家专才辈出，人类的社会生活和文化生活从此也就顿改旧观，步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经过马尔萨斯（Thomas Robert Malthus，1766—1834）的《人口论》、理嘉图（David Ricardo，1772—1823）的《劳工论》、达尔文（Charles Darwin，1809—1882）的《进化论》、马克思（Karl Marx，1818—1883）的《资本论》、赫胥黎（Thomas Henry Huxley，1825—1895）的《天演论》等社会科学著作的精辟阐述，则人类群居生活各方面就无一而不可“论”了。既论之后，学者始恍然大悟，原来人类的社会和人类的躯体一般，也是个有机体；它的生老病死、喜怒哀乐，也不是就捉摸不定的。它亦有其发展过程中的“生理”和枯萎过程中的“病理”。在各家影响之下，那位最能虚心读洋书的孙逸仙大夫也就看出马克思只是个“社会病理家”，而不是“社会生理家”了。

社会科学大放光明之后，那位对达尔文的“‘适’者生存，优胜劣败”的高论感到由衷敬佩的青年胡洪骍，也就改名“适”了。

胡博士读《天演论》也有独到的心得。赫胥黎叫了一声：“拿证据来！”胡适一听，大有道理，因而也跟着大叫——自北大红楼一直叫到台大礼堂，叫到死为止！

社会科学大矣哉！它影响所及，奚止胡洪骍一人？20世纪的历史学者——少数“老祖父”除外——谁能不受其影响？！大家一窝蜂地把“社会科学”搬进“历史学”里来喧宾夺主，就变成“以社会科学治史”的现代派史学了。

所以现代学派里时髦先生们治史学，直如“通用汽车厂”造汽车，花样是日新月异的——笔者以前就知道一位青年要用“计算机”来研究郭嵩焘！但是吾人如认为他们只有“花样”而没有“汽车”，那也是错误的。没有汽车，台北街头怎会有今日的繁荣？！

胡适之先生这个“新”文化大师，何尝反对过“以社会科学治史”？只是胡公的“社会科学”还停滞在赫胥黎阶段罢了！赫胥黎在六十年前是个“新玩意儿”，在六十年后就是个“老古董”。“老祖父”玩“老古董”，他对女孩子们穿游泳衣当然就看不顺眼了！

“拿证据来！”谁敢反对？这是“拿绣花针”的最原始的训练。但是它只是研究历史的“必要条件”，却不是“充分条件”。它可以在“乾嘉学派”里的经生们所搞的“考据学”和“训诂学”里“充分”发挥其功能。它也是西洋传统史学所搞的圣经“版本学”（textual criticism）和“历史语言学”（historical philology）里所必守的戒律（胡先生即常用上述这两个英文词语来翻译“训诂学”这一中文名词）。可是“拿证据来”先生本身最多只是一种“古事研究学”（study of antiquities）或“考证学”（empirical studies），是“方法学”（methodology）的一部分而不是“历史学”（historiography）的本身。

适之先生在史学上的弱点便是他老人家“因噎废食”，过分着重“方法学”而忽视了用这“方法”来研究的“学”的本身。一个史学家如果搞来搞去搞不出“拿证据来”这个圈子，那他的史学研究的范围也就很狭隘了。晚年的胡适之所以搞了十多年的《水经注》，也就是这个道理！

《水经注》如果让我辈小子来考据考据，说不定还可混个把学位。那已经有三十五个博士的老胡适也来搞，岂不是大材小用了吗？胡适之大的问题不去搞，为什么一定要搞何炳棣所说的“雕虫小技”呢？无他！《水经注》就是一门最标准的“拿证据来”的学问。胡先生搞历史，搞来搞去也只能搞点“拿证据来”的历史。晚年退休无事，正如铁镜公主所说的“阴天打孩子，反正闲着也是闲着”！有“读书习惯”的胡博士也就捡个《水经注》来以遣老怀了！

四○

胡适之先生以科学方法治史，为什么在赫胥黎学派以后便无法“跟进”（keep up）呢？最重要的原因——笔者前文亦稍有论述——便是他对“经济学”这门重要的“行为科学”（behavioral science）的知识是一团漆黑，而现代史学近百年来一马当先的正是“社会经济史”（socioeconomic history）这一派！

“经济学”是18世纪以后才兴起的第一门社会科学，也是人类知识史上一门崭新的学问。经济史家——尤其是偏向经济史观的学者，认为传统史学过分看重政治故事了。其实“政治”不过是“经济”的附庸而已。经济学者们老王卖瓜自卖自夸，就逐渐地搞出个“经济决定论”（economic determinism）来。

马克思也是个经济学者，他搞起来就更为专门化了。他认为“经济决定论”还不够彻底，他搞的是“生产关系决定论”。[3]

什么是“生产关系”（relations of production）呢？那就是社会上出劳力的“生产者”和掌握生产工具（包括“资本”）的“所有者”之间的“关系”。这个关系的发展便决定一个社会的“形态”，某种形态的社会便产生某种社会所特有的诸种社会观念和文物制度。“关系”一变则社会“形态”随之而变，“形态”一变则该社会内一切社会观念和文物制度也随之而变。一变百变，而万变不离其宗！所以“生产关系”是万物之母，人类社会生活上一切形而上、形而下的东西只是依附在这个基础之上的“上层建筑”（superstructure）。

不特此也。马氏认为人类社会“形态”的递嬗是有其固定的程序的。那便是由原始公社一变而为奴隶社会，再变而为封建社会，三变而为资本主义社会，四变而臻于各尽所能各取所需之最后社会形态。这种演变是循自然之常规，是不随人类之意志为转移的，而促成这些变动的原动力则为生产关系双方决斗的结果！

八千年来人类社会生活的演进就真是如此这般规规矩矩发展的吗？还是这只是三千年来白种民族社会生活经济的概念化呢？古埃及三千余年历史发展的经验便显然与这个系统表大异其趣；而过去三千年的中国社会经济的演变与这个系统表是否配合呢？六十年来的中国历史学者就“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了！胡适之先生就是这个公婆反目、老夫妇大打出手活剧中的一个“老公”。

胡适基本上是个哲学家。他和马克思一样，刚搞哲学时他二人都是“黑格尔迷”。笔者不敏，初入大学时，“情窦初开”，读了两本黑格尔的小册子也便想转入哲学系，因为黑格尔对青年大学生来说，实在是很迷人的。

可是胡、马二位后来都对黑格尔失望。胡氏乃自保黑重镇的康奈尔，转到纽约投入杜威门下。马克思读通了大卫·李嘉图，便加入了新兴的经济学阵容，把黑老师五牛分尸，另搞出一套马克思的思想体系来。这位叛黑的老马，使出德国骡子的蛮劲，非把问题彻底搞清楚，誓不甘休。最后搞到老婆害“神经分裂”，儿子活活饿死。他老人家自己眼闭腿伸之时，竟然棺椁皆无，含泪摇头到坟场送葬者小猫六七只而已，可谓凄凉之极！真是人生做学问何必要搞得如此认真！

唉！这就是德意志学派的长处，但是这也是德意志学派短处之所在。他们做起学问来，打破沙锅问到底，虽千万人吾往矣！最后必然要搞出个“绝对正确”的结论。真所谓一意孤行，蛮干到底！他老人家这样干出的答案，你这位身在茶馆、手执鸟笼的牛皮客，说风凉话，笑他不对，他能不同你拼老命？！

笔者有个老同学替一位八十岁德裔老教授做研究助理，就时常摇头太息，感觉到“中国人不能做学问”！因为“中国人身体不行”！

“你这样红光满面……”我说。

“我？”他笑一笑，“我干了八小时已经疲惫不堪了……”

“他！”他又把手一指，“八十多岁，一天还干十几个小时！……身体又好，活得又长，我们怎能跟他们比？！”

其实马克思这位老日耳曼，身体并不好，活得又不长，他还是要干十几个小时一天，干到死为止。我们善于太息“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的华裔中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实在是不能和这些老日耳曼较量工作效能啊！

笔者以前在美国工厂做工时也听到一个美国工人打趣德裔工人的小故事：有一次一个大工厂内丢掉一根绣花针。全厂各族工人皆在找而遍找不着，最后被一个德国工人找到了。原来他用粉笔把工厂场地画成方格子，他一个格子、一个格子里去找，最后果然在一个格子里找到了。这虽然是一个故事，但是也可看出美国一般工人对德国工人的印象。

可是有其长者，必有其短。一位爱尔兰老工人便告诉我他喜欢德国，痛恨英国，因为他祖孙父子“抗英”已抗了好几代。但是他在纽约做工则绝对不要与德国人结伴，而喜欢与英国人为伍。为什么呢？那就是英国人比较“随和”（reasonable），而德国工人则比较“不讲道理”（unreasonable）。

一位美籍德裔学者也曾告诉笔者他战前的故乡是如何的美好；战后重访，只见一堆瓦砾。1960年他再访故乡时，则故乡比战前更好。何以故呢？他说那是全镇居民于战后决议，每人于每星期贡献一天从事公共建设，十五年如一日的结果。这是战后整个德国重建的铁的事实，岂止这位仁兄故乡一镇而已？！耳闻目睹，不得不令人对日耳曼民族脱帽致敬！

所以吾人要了解这一派的现代史学，第一就要了解他是19世纪德意志学派里滋生出来的生力军；有其绝对的长处，亦有其绝对的短处。第二也要了解它基本上是19世纪的学问。它一方面还继续承认玄学（metaphysics）——亦如残存的神学（theology）——对人类社会发展仍有其指导性；另一面他又自诩为新兴的社会科学，虽然它那个19世纪的“社会”还不能够提供充分的社会资料来证明它的“科学”里所提出的“结论”——那些“结论”事实上只是一些“大胆的假设”，但是持此论者则坚持那是“普遍真理”，任何人不得怀疑！

四一

胡适之这个与马克思同一位师傅下山的非马“老公”，其非马之道是完全从玄学出发的。笔者前文已提过，19世纪以后，“玄学”——乃至“哲学”的全部——已经早与“真理”离婚了。“承恩不在貌，教妾若为容？”马派玄学姑娘今日再浓妆艳抹，也不能独承恩宠了。

玄学家今日还在说，宇宙一切都是物，除掉物便什么都没有！赫胥黎说：“拿证据来！”试问哪位玄学先生能“拿出”“物”来做证呢？希腊古墓里的老头子也可以跑出来说，我知故我在，我不知我就不在。“在”是物，“不在”也是物？

在棺材里听了发急的老“玄学鬼”张君劢，也可能要赶出来问一声：“‘什么都没有’？‘没有’（nothingness）是什么意思呢？”

玄学先生又说：“‘一分为二’，天下之至理也！”老哲学家方以智把胡子一吹曰：是何言哉？男女媾精，阴阳化生，合二而为一，大德滋焉。胡为乎一分为二？朱晦庵闻之叹曰：方君休矣！汝未闻道也。夫无极生太极，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非一分为二何也？彼辩证唯物主义，我周公濂溪所亲授，亦我闽学之流裔也！吴佩孚误以源出老子，其言谬矣！

他们这些老先生们如果这样地抬起杠来，那么玄学还有个止境吗？笔者做此戏论，并无意小视圣贤！只是时代进步了，人类知识也进步了。那位“算阴阳，如反掌”、“夜观天象”的大政治家诸葛孔明，他对天文学的知识就比不上台北街头一个聪明的小学生！圣贤就这么伟大，碰也碰不得？！

在这方面，胡适之就比众家高明了。他干脆把“玄学”一笔勾销。管它什么正、反、合，什么对立、统一，什么合二为一、一分为二……这些在他看来全是形而上学，全是骗人的。在新兴的科学光辉照耀之下，玄学已是可解而不可用的无意义的老学问，不可再为它认真了。

胡适之这种大胆作风当然也就是他终身治学论政，“左右为难”的关键之所在。但是胡氏这种论断，究竟是“反动”呢，还是“过激”呢？恐怕好学深思的左右两派学人都应该平心静气地坐下来好好想想才对。

时下国人治学，已不太多提“古人”了，但是却欢喜说“洋人”如何如何。其实李小龙、江青、《肉蒲团》……洋人研究起来也极有兴趣。士君子读书为学，要“山人自有主张”，管他鸟洋人！这一点，我倒佩服胡适做学问特立独行的风格。

四二

可是胡先生治史最大的弱点也就是他以偏概全。第一，他把这门新兴的学问完全当成玄学来处理而忽略了它“社会科学性”的另一面！第二，他把强调“生产关系”这一派当成“社会经济史学”的全部而加以轻视；第三，是他传统士大夫的头巾气，只重正统学说，而把“怪力乱神”全部抹杀，对他们的抗议，充耳不闻，认为“不值一驳”！

1964年秋初，笔者有幸得与一些华裔史学界的巨擘在伦敦联床夜话，如果记忆无讹的话，那时杨联陞先生便说“社会经济史”是今日史学的主流。事实上孙中山先生和“民生主义”里提到的那个威廉博士[4]，以及他二人所相信的“历史的重心是民生”这一概念，也是从经济史观这条道路上出发的。

不幸的是，这门学问一开始便和社会革命搞在一起。革命的口号往往是危言耸听、过分夸大的，因而它惹起经院派学人的反感和歧视。

社会经济史学之东传，原是一批小革命家于一次大战后自欧洲大陆带回来的。那时的欧洲是疮痍遍地而标语满墙。那批留欧的小先生们既不勤工，更不俭学。但是搞起社会革命来，则个个人都满腹经纶。在巴黎街头抄下了一条条的革命口号，回到祖国个个都变成中国社会问题的专家了。谓予不信，读者试翻王礼锡所编的《社会史论战集》就可知道。[5]胡适之一派有正统训练的经院派经师博士们怎能会瞧得起他们呢？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因此后来在北大授社会经济史的名教授陶希圣也被胡适派挤得靠边站，薪金上也打了大折扣。这也是陶希圣先生亲口告我的。

再者社会经济史学的兴起究竟为时太短，根基不厚。不积小家之细流，焉能成大家之江河？它和正统史学比起来当然也显得幼稚了。但是如硬说穿游泳衣的浮薄少年就一定不如穿长袍马褂的老祖父，那就忘记时代了。他们将来也会娶妻生子传宗接代的。还有，这一派的掌门人如老马者流也是下过“格子功”的。他们“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深度也不在正统史学家之下。骄傲的胡藏晖岂可因为瞧不起李鬼就连李逵也瞧不起了呢？

事实上胡适早年被郭沫若这个李鬼砍了一板斧也是这个道理。胡适谈先秦哲学也动不动就说些什么“政治混乱、社会黑暗”一类的话。郭氏就问他这个“黑暗的”究竟是个什么样的“社会”呢？答复这个问题就不是单纯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方法学可以应付得了的了！如果一个社会科学家要把“社会”分类成各种“形态”——例如“欧洲型”、“亚洲型”、“奴隶社会型”、“封建社会型”、“部落社会型”、“社会主义社会型”、“三民主义社会型”……来研究，那么我国“春秋”、“战国”乃至整个东西周的社会究竟是何种“形态”呢？问此一问题的郭沫若固然是拾马克思之牙慧，但这个问题本身则是“社会科学”里的问题，马克思又不是搞垄断企业的，何可得而私之？我们如果硬把这份礼物送给老马做棺材本也大可不必，因为它本是学术界的公共财产！

胡适对这一问题如何置答呢？我翻遍六十年胡氏一切著作就未找到一条答案。他老人家反来反去，反的只是个“辩证法”（黑、马师徒二家被胡适一锅煮掉）。本来以“科学”来反“玄学”，真是虽胜不武，无啥稀奇！但是搬弄“天演论”来反对“资本论”就没有那么容易了！胡适和他老师杜威一样是个“实验主义”的小滑头。他知难而退，碰到这一问题他就“王顾左右而言他”，避不作答。

须知胡适之的“避不作答”，是他聪明的地方，是他“知难”。一般的避不作答，就是阿Q，阿Q就“无知”了。“无知”与“知难”其“果”虽同，其“因”就有“愚昧”与“智慧”之分了。孙中山先生说“知难行易”，便因为他老人家是个划时代的革命家，知“知”之难，而“行”反而不太难。胡适说“知难行亦不易”，就是这个白面书生深知“起而行”之不易，但是“坐而言”亦难乎其难也。

做学问是与做官不同的。抗战期间在政府里做“顾问”的便有一句话叫“顾影自怜，问而不答”！这样做官虽未可厚非，做学问就不行了。“学问”者，“学”而后“问”之也。所以要“有问必有答”。“问而不答”，那就变成了学术界的鸵鸟。鸵鸟把头插进沙里去“避而不答”，但是人家不抓头就抓屁股，其结果还不是一样吗？

早期左翼批评家中，胡氏特假辞色、颇愿一答的是李季。[6]他对我说：“批评我的书，李季写得还比较好！”好在何处呢？胡先生说：“李季把我的著作都真正地看过的！”他对叶青先生批评他的巨著[7]，本来也预备答复的。结果为一点词句上的小意气，他就避而不答了。其实他对李、叶二位的批评可谓“笑而颔之”，不以为忤。他二位事实上搞的也只是“半部马列”，侧重“玄学”而忽视“科学”。胡适之是搞“辩证法”起家的，李、叶二位在“辩证法”上那几手，哪里难倒他呢？！

可是50年代里大陆上的批胡运动就不一样了。那是文、法、理、工、医、农、商……各行专才，举国动员，向胡适进攻，真有百万曹兵，指日飞渡之势！可怜的老胡适这时贫病交迫，每天上市场去买菜买米，抱着个黄纸口袋，灰溜溜地蹒跚而行。街头胡儿，哪知道这个穷老头却是当时百万大军追剿的对象？！

“德刚呀！有没有新材料啊？”胡先生时常在电话内问我。我的回答总归是：“有，有！多的是！”

“带来看看嘛！”

我照例把这些“新材料”按时送去。他在看，当然我也在看，一共看了足足有几百万字，真是洋洋大文！

我记得胡先生读后为之掩卷大笑的文章，是一位作者利用胡氏在北大的私人藏书，撰文批胡。他那“小心求证”的脚注所引胡适的书竟然注出“胡适自编号×××号”。

“看！”胡先生把他桌上那个金字塔向我一指说：“我哪里会‘自编号’呢？”言下大乐。

当然胡先生认为这百十万字的“批胡”名著没一篇搔中他的痒处！他越看越觉得人家“批”不倒他。说起来真是捻须微笑，怡然自得，大有“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的气概！

胡氏那种飘飘然的神情，简直是一位有道骨仙风的鬼谷子，而我这位专门替他送“新材料”的小图书馆员，也简直就变成这位老道人身边的炼丹童子。我们师徒研读之下，我的确也相信他没有被批倒。你越批，他道行越高，真是胡为乎来哉？！

不过胡适就批不倒？！天下有这等事？我真不相信！

四三

其实胡适之在近代中国文化运动中不是他本身“批不倒”，而是无“批倒他”之人。

须知“胡适”是我国近代文化史上一支正规军，是学术界十项全能的杨传广。论“汉学”，他自有其“不让乾嘉”的地位。试问当代“白首穷经”的大儒有几人真能达此化境？论“西学”他也有七整年“常春藤盟校”的正统训练。试问“勤工俭学”的班子里有几个人又坐过七个月的“热板凳”呢？

金岳霖说：“西洋哲学与名学又非胡先生之所长！”[8]然是其所长者，全中国究有几位“先生”呢？

刘文典说：“适之先生样样都好，就是不大懂文学！”[9]且把六十年来的文学家也点点名，试问又有几个人比胡适更懂得文学？

学历史的人当然更要说胡适之不懂现代史学，但是那目空当世的“我的朋友”何炳棣就硬是说胡先生“不世出”！

真的，吾人如把当代学术著作放在桌子上排排队，我们实在不能不承认胡适之真是“中西之学俱粹”！这样一支有正统训练和装甲化配备的正规大军岂是一些“零星散匪”、“乌合之众”、“武装民兵”、“川军”、“滇军”、“辫子兵”，以及任何“杂牌部队”可以动摇得了的？！“撼山易，撼岳家军难！”老胡适这支部队虽然训练落伍，装甲逾龄，它毕竟是一支打阵地战的正规部队；你没有比他更现代化的装备、更正规化的阵地战训练，你就休想撼动它的一兵一卒。

胡适这支部队“落伍”、“逾龄”又在何处呢？那就是赫胥黎以后的“社会科学”，它是连皮毛也未碰过的。胡先生谈话时总是用“人文科学”这一名词。我就很少听到他提起“社会科学”，更未听到他提过“行为科学”这一名词。“社会科学”是个什么东西，他不太了了。但是“社会科学”在人类知识史就等于是工业史上的“原子能”。胡适之那点陈枪烂炮——所谓“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等“科学的治学方法”——碰到原子武器，就难免要溃不成军了。

可怜的是近三十年来，海内海外搞“胡祸”和“批胡”的所用的武器，反是从胡适兵工厂内偷出来的更陈旧的“剩余物资”。以胡适的剩余物资来对付胡适的陈枪烂炮，那就变成二老挥拳，卖不出门票了！

四四

近六十年来我国学术界在“社会科学”或“行为科学”这一领域里的落伍，可能远甚于“自然科学”！可怕的是，学术界里“社会科学”的落伍，却正如病理学上的高血压症的滋长。病情是不显著的；杀人是慢慢来的，所以患者也就因为自己肌肉发达，红光满面，自以为健康，而对它视若无睹了。

我们在这一行道里的落伍，从胡适、郭沫若起是整个中国学术界的悲哀，并不是右派“落伍”左派就一定“前进”。大家都是黄面孔，要落伍大家一道来！事实上，近三十年来社会史学派“批胡”之所以得其反效果者，实在怪不得他们的外国老师，而是怪他们自己在“行为科学”上不争气。因为任何门派的学术，都有一套“看家本领”。行为科学没有基础则看家本领绝对学不好；自己一套看家拳法也没有，如何能上得胡阿里的擂台呢？！

举个浅近的例子：

五十年前，郭沫若不是就在问胡适东西周的“社会”是什么样的社会了吗？胡氏避不作答，但是郭氏自己回答了没有呢？曰有！那是“奴隶社会”。同时这个社会里出生的大哲学家孔丘，就是“为奴隶主服务的”！

何所见而云然呢？郭氏因而搬出三坟五典、八索九丘、金石甲骨、无头死尸等等全套行头，然后再从胡适兵工厂里借来了一些陈枪烂炮——“大胆假设，小心求证”、“无征不信”、“言必有据”、“九分证据，不讲十分话”……结果“证据”确凿，因而就“考证”出一个“奴隶社会”来了。乖乖，郭老这一套咬文嚼字的“考据”功夫，也真“不让乾嘉”，足叹观止。

可是这一套原是胡适的法宝啊！不过胡氏运用起来却不像郭氏那样粗心罢了。胡适避不作答还可说是“多闻阙疑，慎言其余”；而郭氏则在搞“无胆假设，大心求证”。首先他就不敢对“奴隶社会”这个东西“存疑”。“有疑处不敢疑”是为“无胆”！奴隶社会是个制度，制度是个活东西，是人类群居生活经验上自有其“形态”的。郭氏对这个“形态”的“社会”初无了解，而误以为咬文嚼字是不二法门（这也就是具体而微的胡适）；结果技止乾嘉，才输胡赫，这就是“大心”了。

老实说，这些都还是小事！

须知，“奴隶社会”是建筑在“奴隶经济”之上的。奴隶经济亦自有其“形态”。再者，“奴隶”和“奴隶主”都是“人”（human beings），不但是人而是“社会人”或“有社会性的人”（social being），社会人则各有其“社会行为”（social function；behaviour）。试问孔丘所代表的“奴隶主”的社会行为为何？“奴隶”本身的社会行为又如何？

扯长了，非关本题。通俗地说，奴隶主的社会行为就是“唯利是图”，奴工的性质则是“其工非强迫不做”。做生意和办厂农场的人都知道，图利并不太容易；迫人做工尤难，你要付出大批管理费。同时，在一个农业社会里，并不是每项农作物都可以利用奴工图利的。

就拿人类的文明社会里最近的“奴隶社会”[10]——美国内战前的南部诸州——为例。美国革命时原来十三州皆为“奴隶社会”；80年代内战时只南部有奴，何也？这就是因为北部用奴工利润小，甚至亏本。南部奴工一枝独秀是因为“棉花称王”（Cotton is King）的关系。

凡是从中国农村出来的人都知道，植棉之田，最耗劳工的工作是“拣棉花”。而拣棉花的工人，工龄最长——从五岁一直可以拣到八十五岁！一个奴工可以有八十年的工龄，利润便高了。所以植棉之外其他任何农作物的工人都不能有如此长的工龄。工龄短，则一个奴隶主对他的奴隶则幼要养其生，老要送其死。奴工们老而不死，则奴隶主就要活活地养一大群的干爹干娘了。须知，奴隶主都是天生的“利润挂帅主义者”，而我国古代黄河中游的农作物里五谷俱全，却独缺棉花。如果没有棉花的农业经济里奴工无利可图，请问我们孔夫子所维护的所谓的“奴隶主”都是些专好认干爹干娘之财主乎？这是农业经济学里的成本和利润的问题；也可说是“边际价值”（marginal value）学说里的问题，而不是“训诂学”里咬文嚼字的问题啊！

挖出几个无头死尸也不构成赫胥黎所要求的“证据”。秦始皇一下就“坑”掉四百六十个像胡适之、郭沫若这样的“儒”。如果考古学家今日把这个“坑”找到了，郭沫若不又多了四百六十个“证据”了吗？如果项羽、白起这些屠夫所“坑”的秦卒、赵卒的无头死尸再被找到了，那还了得！

再者，所谓“奴隶社会”里的“奴”是“生产奴”——是拣棉花、割稻麦的奴，而不是袭人、晴雯那一类的“服务奴”或“消费奴”。郭氏如果把“大观园”内所有的“丫环”的尸体全部挖出来，还是不能“证明”“大观园”是个“奴隶社会”。何况杀“丫环”杀“小老婆”以殉葬的事历朝皆有，民国时可能还有。你能说那就是“奴隶社会”的“证据”？抑有进者，游过“伦敦堡”（London Tower）的观光客，都看到亨利八世杀“大老婆”的断头台。这几条亨利大老婆的“无头死尸”也是“证据”？

所以郭沫若在做学问上“批”不倒胡适，那就是因为在学术进展上看，郭氏所搞的基本上还是胡适那一套五十年前的陈枪烂炮！更不幸的则是郭某窃得胡氏之钝矛，而攻胡氏之坚盾，所以死适之就足以吓走生沫若了。

再者，如果一个“奴隶社会”里的“奴隶主”只看中他奴隶青壮年时期的“努力”，而让幼小的奴隶自养其生，让衰老的奴隶自送其死，那这种“半截奴隶”就不是“奴隶”（slave），而是“农奴”（serf）了，而这种农奴的社会也就是“封建社会”了。同时这种由全奴制向半奴制发展的原动力仍是这些“奴隶主”利润挂帅、省钱省力的自私打算在作祟，而不是主奴两造“阶级斗争”的结果。

郭沫若对近五十年来西方“行为科学”和“社会史学”的发展未能跟进。他只是尾随胡适之后，用胡适的“治学方法”去咬文嚼字。以银样镴枪头来披挂上阵，那就把战场当成舞台了。郭氏坚持始皇以前的社会是“奴隶社会”，始皇以后的社会是“封建社会”，这就是他对当今的社会科学“头重脚轻根底浅”，他不了解这两个社会里经济结构本质的结果。因而他所说的“封建”就既不是秦始皇所要“废”的“封建”，也不是马克思所说的中世纪在欧洲所通行的“封建”了。吾人研究社会史，连这个社会形态的定义也未找清楚，哪里能谈到研究它的本质呢？如果郭沫若也搞不清楚，那郭老以下之人，就不必多废笔墨矣！

笔者一下写了这许多，无非是想解释近三十年来海内外“批胡”运动，始终没有能把胡“批倒”的道理！

在现代中国学术思想史上，事实上，胡适是不应该批不倒的。因为人类知识的积累按逻辑应该是一天天进步的，新的知识总应该代替旧的知识。让少数人终身领导，这个社会是不会有进步的，何况胡氏“中学”也止于“乾嘉”，“西学”亦未超过“赫胥黎”呢？可是吾人如把“批胡”各派学者也请出来点点名，就发现他们还不如胡适。胡适的长处他们未学到，胡适的短处他们全有！基本上大家都还未跳出19世纪西欧社会科学的水平。赫胥黎以后，将近一百年的行为科学的发展，在我们祖国几乎是一张白纸。所以近几十年来胡适和批胡者的文化内战，事实上参战双方都只是利用些19世纪的陈枪烂炮在互轰！

胡适这个“但开风气”的“启蒙大师”哪有“批不倒”之理？只是在批评他的阵营中竟落伍到找不出一个批倒胡适之人。形势比人强，我们的社会科学太落伍了，所以胡适就继续称霸了！

注释

[1] 胡氏所用的日记簿是美国Wilson Jones Company的Standard Dialy Division所印行的Dialy Reminder 389红皮硬面精装，在今日还是最精美的一种。

[2] 海斯教授二次大战期间曾出任美国驻西班牙大使，是治“欧洲通史”、“欧洲近代史”和“民族主义发展史”的权威。其著作战前欧美各大学多采为标准教本。抗战期间我国龙门书局亦加以翻印，为战时后方各大学所采用。蒋廷黻先生便是海斯的得意门人。笔者亦尝选其课，因在考卷上讲反话，几不及格。

[3] 马克思是搞“辩证法”的，他避讳“决定论”一类的字眼。笔者为求文气通俗乃加意译。通人谅之。

[4] 威廉医士（Dr.Maurice S.Williams，1885—1955）是一位牙医。1950年曾以其破旧机器为笔者治牙。因为我是“伟大的孙逸仙的崇拜者”，所以他只收我“半费”。威氏青年时曾以两千元高价，印其哲学著作曰SocialInterpretation of History。该书曾为孙中山先生在“民生主义”讲演中所引用。威氏年少时醉心社会主义，加入“第二国际”为积极分子，故为余道“第二国际”理论与活动甚详。威廉小中山二十岁。二人未尝晤面。毕范宇（Frank W.Price）译“民生主义”时，误书其名。狄百瑞（Wm.Theodore de Bary）将毕译“民生主义”收入其《中国文明资料集》（Sources of Chinese Tradition.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60）亦与之俱误。闻威氏之书已有汉译本，惜未一见。

[5] 见王礼锡编上海神州国光社出版之《读书杂志》，“中国社会史论战专辑”卷一，第四至五号；卷二，第二至三、七至八诸号。1931—1932年出版。

[6] 李季著《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批判》，民国二十年（1931）上海神州国光社出版，共二六二页。

[7] 叶青（任卓宣）著《胡适批判》，民国二十二年（1933）上海辛垦书店出版，共一一四八页。

[8] 见冯友兰著《中国哲学史大纲》第一版附录金岳霖的“审查报告”。以后上海商务印书馆所印各版均可查对。

[9] 刘文典先生为笔者小同乡，曾任安徽大学校长。评胡语闻之于前辈乡人。西南联大毕业之刘氏学生亦每为余乐道之。

[10] 据传奴隶制社会在我国西藏一直延长至50年代中期。然未见诸专题报道；而有关美国奴隶制之专著则汗牛充栋，故笔者姑断其为文明社会中奴隶生产制之最近形态。

国语·方言·拉丁化

四五

在近代中国各种文化运动中，胡适之先生真是一味“甘草”，你在哪一剂药里都少不了他。文史哲各大行道之外，一些小型的、相当专业化的文化改良运动，例如“文字改革”和“推行国语”，甚至“汉字拉丁化”运动，也照例少不了他。

胡先生生性是相当谦虚的，但是在适当场合不着痕迹的环境里，他也老实不客气地以泰山北斗自居。在笔者所曾参与过的胡氏有关“语言文字”的讲话中，我就一再听他提过“We experts（我们专家们）”如何如何的。不过他总说得恰到好处。中西听众之中也真就没有一个人暗笑他“老鼠上天秤，自称自赞”了。

但是胡适之在语言文字这一行道里究竟算是哪一种expert呢？胡先生虽然也写过一些《言字解》、《吾我篇》、《尔汝篇》等文章，但是严格地说起来，这些都只能说是学者们“妙手偶得”的读书札记。一鳞半爪，算不得在“文字学”（philology）上有什么了不起的贡献。他老人家在“音韵学”（phonology）和“语言学”（linguistics）上的贡献，那就更谈不上了。

可是胡先生究竟是怎么个“专家”呢？他“专”的是对“白话”和“文言”这两种文体的比较研究！这种“研究”据他自己说是“逼上梁山”的结果。继上梁山之后，他为守住“白话文”这个大山头来称王称霸，就非使出浑身解数，来为白话文树碑立传，对文言文极尽其“诋毁之能事”了！在这方面说，六十年来胡先生的成就倒是首屈一指的，再没有第二个学者能和他并驾齐驱！

正因为他在这一方面的成就是空前的，他在近六十年来我国的“文字改革”运动和“推行国语”以及“拉丁化”运动中的影响也是至深且巨的，因为语文改革运动在近代中国原来也就是白话文运动的附庸。所以胡氏的言论也就直接地影响了近五十年来左右两派学人对整个语文改革运动的主张。虽然这些学者很多都是以“反胡”相标榜的，而他们却为胡适的言论所潜移默化而不自觉；他们的理论，也只是胡适论学的前后伸缩而已。

如今半个世纪已经过去了。台湾在“推行国语”方面虽然成绩卓著，而“文字改革”却早已放下不搞了。“汉字拉丁化运动”，据说在大陆上也已胎死腹中，而所谓“文字改革”者，搞来搞去也还未跳出五十年前胡适之先生所说的“破体字”那一套。那么近半个世纪来，我国雷声大雨点小的“文字改革运动”，又“改革”出些什么名堂来了呢？

大家都反对胡适，但是大家今日所搞的却仍然是在胡适的幽灵底下兜圈子，这又是什么回事呢？所以吾人今日再把老胡适这位始作俑者的文字改革家请出来，重新检讨一番，审查审查他五十年来的成绩；鉴往知来，这实在是我们这一辈知识分子义不容辞的责任吧。

四六

适之先生于1917年回国之初，在名义上他是个英文教授。事实上在《中国哲学史大纲》出版之前，也没有人把他看成个哲学家。他的名气是从白话文运动里宣扬出去的。他的“新文学”大旗一打出，中国知识界马上便被他一分为二，在“新”派里，胡氏很快地就变成鲁迅所说的“文化班头”；而在“旧”派的眼光里，他也自然地被看成万恶之首了。

为着领导新学派，抵抗旧势力，胡氏对新旧语言文字的研究也着实下过一番工夫。他认为中国文字甚为落伍，必须改革！至于何以落伍和如何改革，他在深思熟虑之后，也找到了他所认为颇有自信的答案。

下面这篇辞简意赅的短文，便是胡氏自认为是颇具真理的历年研究心得的总结：

我是有历史癖的；我深信语言是一种极守旧的东西，语言文字的改革绝不是一朝一夕能做得到的。但我研究语言文字的历史，曾发现一条通则：

在语言文字的沿革史上，往往小百姓是革新家而学者文人却是顽固党。

从这条通则上，又可得到一条附则：

促进语言文字的改革需要学者文人明白他们的职务是观察小百姓语言的趋势，选择他们的改革案，给他们正式的承认。

这两条原则是我五年来关于国语问题一切论著的基本原理，所以我不需举例子来证明了。

小百姓两千年中，不知不觉地把中国语的文法修改完善了，然而文人学士总不肯正式承认他；直到最近五年中，才有一部分的学者文人正式对两千年无名的文法革新家表示相当的敬意。俗语说：“有礼不在迟。”这句话果然是不错的。

然而这两千年的中国小百姓不但做了很惊人的文法革新，他们还做了一件同样惊人的革新事业，就是汉字形体上的大改革，就是“破体字”的创造和提倡。

……

以上这一小段是胡先生于1923年1月12日为钱玄同所编的《国语月刊》“汉字改革号”所写的《卷头言》，也是一篇很严肃的论学著作，因为作者一再强调本篇内容是他关于国语问题一切论著的“基本原理”！

但是这本是他三十一二岁时的“基本原理”。可是时隔三十余年，到50年代的中期，他老人家已年逾耳顺，他向我传授有关国语问题的理论，竟然还是这一套，因而他也就很难满足我这位三十来岁老童生的求知欲了。

我觉得胡先生在这篇文章上所申述的“原理”，只是对这一问题作“知其然”的论断，而不是说明问题的“所以然”。他在理论上认定“小百姓”是“革新家”，“学者文人”却是“顽固党”。何以如此呢？这一问题如不解答，恐怕两千年来我国所有的名儒硕彦都要在阴曹地府里扛牌子杯葛胡适了。因为照胡氏的看法，自汉代的董仲舒、公孙弘开始，一直到韩柳欧苏、濂洛关闽、方苞、姚鼐、章太炎、黄季刚……不统统都成为“顽固党”了吗？大家“顽固”了两千年，乖乖，忽然“东方红，太阳升，安徽出了个胡适之”，一下便扫净妖氛，重光日月。他对症下药，果然百病消除万象更新，真是漪欤盛哉！

胡适之先生真可以吹这样大的牛皮吗？他不经意地吹出去，那也就说明他没有把“语言文字”看成一种与社会变动息息相关的人类思想上的“交通工具”（communication tools）。工具是决定于社会对它的需要。一个大电斧对一个老土木匠来说不但不是个“利器”，而且是个大“累赘”。

胡氏把语言文字的变动和社会发展的程序孤立起来，以单纯研究语言文字本身的变动为其研究的重点所在。这样，那就和好古的收藏家如罗振玉者流之研究“秦砖汉瓦”没有两样了。

一个学者研究“语言文字”如果只从语言文字本身的变动来研究，那这个学者便是个“文字学家”或传统所谓“小学家”（philologist），或“文法学家”（grammarian）或“文字史家”，他就不应该奢言“文字改革”。文字改革的目的是要把现有的文字“改革”得使它对社会服务更有“功效”，而“功效”是因时因地、因社会经济条件而各有不同的。所以如果一种文字在某时代没有“改革”之必要时，文人学者是不会改革它的；到有非改革不可之时，“文人学者”的胡适之、钱玄同，不就去“改革”它了吗？“顽固”些什么呢？

四七

须知语言文字——尤其是文字——是人类社会生活高度发展以后才发明的交通工具。人类没有社会生活，便不可能有文字。而文字的发展和社会生活的变迁是交互影响的。在这交互影响与各自变迁之中，又发生诸种不同的“必然”和“偶然”的程序和效果。

大体说来，原始民族初创文字，多半是从象形文字开始的。我国汉代的文字学家许慎便说仓颉造字是“见鸟兽蹄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这不但是汉语系统发展的开始，“印欧语系”（Indo-European System）发展的过程，也是相同的。

印欧语系中第一个字母“A”便是个象形文。据说是“像牛之首也”。盖印欧语系中的“文字”（written language）发源于中东（今日埃及和小亚细亚一带），这一带的初民原有崇拜“圣牛”（sacred cow）的古风——今日印度人还是如此——“牛”对他们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所以圣牛之头也就变成百字之首了。而“A”字在古代的发音也就是“牛鸣之声也”！

我国的牛与中东之牛不同种，叫的声音也不一样。他们的牛鸣声可能是“ah”（啊）；我们牛鸣声的则是“牟”（mou）。“牟”字篆书写作“图”。许慎说：“牟，牛鸣也。从牛，图象其声，气从口出。”[1]

可是我们的“气从（牛）口出”的“牟”字，最后却变成个“方块字”；而印欧语系中“牛鸣之声”的“A”字，则变成个“字母”。这两个“相同”的开始和“不同”的发展，实在不能说是受什么“客观实在”，或什么“历史规律”（law of history）的支配。相反的，二者显然都是“偶然”地发展出来的！

既“偶然”发展矣，这两个“不同”系统的思想交通工具，对他们所附属的社会的发展所发生的交互影响，便有其“必然”不同的后果！

拼音文字，形随音变；而声音之变化则随时而异，也随地而异。这样随音拼形，那“形”的变化也就大而且速。不同时代有不同的发音[2]，不同的地区也有不同的方言。纵以同样的“字母”（alphabets）去拼音，在方言复杂的地区，也会搅得天下大乱的。君不见印欧语系中最具影响力的“拉丁语系”，大家所用的不皆是相同的二十六个“拉丁字母”（Latin alphabets）吗？在半个欧洲就拼出十几种语言来。其他非拉丁语系系统之复杂就更无论矣。[3]

既然半个欧洲所用的都是“拉丁字母”，为什么不干脆就使用“拉丁文”呢？如此则欧洲不是也可以来个“书同文”了吗？何白鬼之不惮其烦，而要把现成的一个有极高度发展的文字肢解，再拼出数十种所谓拉丁语系的方言来呢？

还有，袭用方言的文字如英、法、西、意、葡、荷等等，搞起学术用语来——如医学、人类学、动物学、天文学、地质学、植物学……又非回头到拉丁文里去找不可；文法上分析起个别单字来，也还是要去找对今人毫无意义的什么“拉丁语根”（Latin root）、“拉丁语头”（Latin prefix）、“拉丁语尾”（Latin suffix）。真不知害死多少人？这样地东扯西拉，为什么不干脆就拉他个全套“拉丁”呢？

再者文字既属拼音，则“必然”要发生“语尾变化”（conjugation）[4]；尾巴长而多变，则“音节”（syllables）就“必然”复杂；一个单字音节太长，则不易制造复合词或“字组”（compound）。试举“羊”字为例：

在我们的单音节的字汇里，认识一个“羊”字，我们便可认出羊先生合族长幼和羊家有关的大小事务来。它贵族中的“公羊”、“母羊”、“仔羊”或“羔羊”、“山羊”、“绵羊”、“羊肉”、“羊毛”……我们一看字组，便知字义。

但是在拼音文字里，由于音节太长，单字不易组合，因而每一个字都要另造出一个特别的单字来表明。如此则“字汇”（vocabulary）就多得可怕了。

且看英语里面的“羊家”：

羊氏合族叫sheep；羊先生叫ram；羊太太叫ewe；山羊绵羊叫goat；羔羊叫lamb；羊毛叫wool；羊肉叫mutton。“吃羊肉，沾羊膻。”讲明只是吃mutton，而不是吃pork（猪肉）或beef（牛肉）。马牛羊、鸡犬豕，此六畜，人所饲。在我们的文字中只要加上个“肉”字，肉铺子上的标价便可看得清清楚楚。初到美国的东方太太们，英文单字认识不多，看到美国肉铺内的猪肉标签，真是一肚皮嘀咕！

1967年岁次丁未，行年属羊。春节清晨，美国合众社纽约编辑部忽然打紧急电话向笔者“咨询”，问这个“羊年”是羊公之年、羊母之年，抑羊少爷之年？最初我倒被他难倒了；稍谈之后，我说还是“羊家”过年较为妥当吧？

一个小羊过年，便弄得如此伤神，今年我们骅骝开道路的“马家”过年，那还得了！

拼音文字由于字汇之多，所以“认字”也是学习拼音文字的最大麻烦之一。在中文里我们如果认识四五千字[5]，则所有报章杂志便可以一览无余。但是一个人如果想把五磅重的星期日的《纽约时报》全部读通，则非认识五万单字不可！五万字比《康熙字典》上所有的字还要多！我们非要认识全部《康熙字典》上的字，才能看懂星期天的报纸，岂非20世纪一大笑话？！但是，朋友！拼音文字就是如此啊！

四八

拼音文字既有其发展中的“必然”后果，这后果对它所附属的社会的发展，也就有其“必然”的影响。

其影响最明显的一点，那就是在一个农业经济（着重“农业经济”四字）的社会之内，也就是魏复古所说的“水利社会”（hydraulic society）之内，大众传播工具（means of public media）甚为原始的时代，它必然会促成大型社会的分裂，至少它妨碍大帝国政教体系的统一。

在一个农业经济的社会里，拼音文字是鼓励方言发展的。一个大文化单元之内——如中世纪的“基督教文化区”（Christendom）——民族杂处，方言处处，如果其最高发展的文字是拼音文字，这个文字不特会妨碍这个文化单元内的政治统一，并且会助长“地方主义”（regionalism；provincialism）、“部落主义”（tribalism）和“民族主义”（nationalism）之发展；尤其是在太平盛世，家给人足之时更是如此。因为天下太平，人寿年丰，人民衣食足，礼义兴，弦歌处处，“方言文学”（vernacular literature）便会应运而生。方言文学大行其道，则大一统的政治局面就不易维系了。这便是欧洲“文艺复兴”之后，方言文学四起，狭义民族主义与之俱兴，而导致现代欧洲分裂局面之形成的最主要的原因之一。

在欧洲史上，罗马帝国之覆灭从而发生了列国对峙之局；在中国史上——中国版图比欧洲还要大——其发展却适得其反。我们是由五霸七雄的覆灭而促成秦汉大一统之实现。嗣后中国的政治史则总是在“分久必合”的原则上兜圈子；而欧洲的政治史所表明的则是“一分永不再合”，连现在这个最起码的“共同市场”也搞不起来，其理安在哉？！

须知基督教的教义是和我国的儒教同样主张民无二王的宇宙国家（universal state）的。他们的统治者查理曼、拿破仑、希特勒等的野心也何尝在秦皇、汉武、唐宗、宋祖之下？但是他们便永远无法克复欧洲部落主义和地方主义的阻力而统一欧洲大陆。何也？

原因当然是上万的。但是最明显的一点便是他们在大一统的必需的条件上“车可同轨，行亦同伦，而书不同文”！查理曼大帝国之内，各地区的人民，各言其所言，各书其所书。如此则帝国政令便无法推行，军令便无法统一。结果全国貌合神离，一旦大帝龙驭上宾，则帝国土崩瓦解。

或谓西方无统一文字而中国有之，西方方言滋多而中国较少。这都是胡说。且听听孟子是怎样说的。孟子说：

“有楚大夫于此，欲其子之齐语也。则使齐人傅诸？使楚人傅诸？”曰：“使齐人傅之。”曰：“一齐人傅之，众楚人咻之，虽日挞而求其齐也，不可得矣。使而置诸庄岳之间；数年，虽日挞而求其楚，亦不可得矣！”

他老夫子这段话是说透了我们留美华侨子弟“双语教育”（bilingual education）的现状。笔者夫妇尝不惜巨费，强迫子女习国语；但是众美人咻之，虽日挞而求其华也，不可得矣。而今日港台父母则费巨帑要儿女习英语，日挞而求其英也，亦不可得矣。原来公元前4世纪孟子的时代，山东与安徽两省之间的语言隔阂，亦竟有今日纽约台北之异！

可是我们这样一个大国，今日却如胡适之先生所说的，“自哈尔滨向昆明画一直线，三五千公里之内，皆说国语！”反观欧洲，纵迟至今日，一山之隔仍有德、法、荷、葡之异。何也？最重要的原因便是我们传统中国里的“学者文人”，把持了我们“守旧”的“形不随音转”的“方块字”，从而限制了那在文法上善于“革新”的“小百姓”的方言的发展。

倒霉的中世纪欧洲士大夫，他们把持的是个“形随音转”的拼音文字——拉丁文，他们不但不能够阻止方言的发展，那二十六个字母适足以助长方言文学的兴起。结果，拉丁字母兴而拉丁文亡，在欧洲六十多个地区，拉丁方言乃以不同形势向后世发展了。

拉丁文之倒毙，真不知有多少欧洲士大夫，尤其是天主教堂里的教皇和僧侣们为之呼天抢地，力图挽救。时至今日，西欧北美（可能包括港台）诸大天主教堂内，喃喃祝祷之辞，还不是拉丁文！

哥伦比亚大学本科毕业证书和历届毕业典礼中，学生代表致辞，照例都用拉丁文。此一荒唐传统一直延迟至60年代中期，始为学生造反而废止。待我最厚的业师——也是胡适之先生最好的朋友之一——哥大中古史名教授晏文斯（Austin P.Evans）先生，便曾力劝我习拉丁。因为在他老人家眼光里，一个学历史的人，不懂拉丁，何以为学？英文、法文乎？下里巴人而已，哪能上得台盘？！

可是不管欧故大师们是如何地维护他们的道统，拉丁文还是短命死矣。它死得不明不白，不是因为欧洲曾出过什么陈独秀、胡适、吴稚晖，要打倒它。而倒霉的是它有二十六个字母，字母被窃，使他失去灵魂，乃被方言文学架空而死，不亦悲夫！

“拉丁文”先生人头落地，妨碍了欧洲大陆的统一大业——至少是欧洲无法统一的最大因素之一；这一点，历史家大概不易否认的。欧洲不统一，真正的农业大帝国便无法建立；没有个农业大帝国，它就出不了像魏复古所说的“国家强于社会”（state stronger than society）的传统；没有个强有力的“国家”去“平均地权，节制资本”，那么小封建主就倒霉了。一旦“社会”上的“中产阶级”，挟其“土地”和“资本”，来和小“国家”之主、大“教会”之头，搞个民主夺权运动，“国家”（state）和“教会”（church）都无力招架，欧洲——乃至整个文明世界——的历史就改观了。

笔者作此“大胆假设”，绝无搞“文字决定论”的愚勇；只不过是说明文字发展上“偶然”的过程，对社会发展上“必然”的后果是如何地严重罢了。所以我们在这一方面的研究，总应该以“社会科学”的法则为出发点去“大胆假设，小心求证”，“乾嘉学派”倒字纸篓的“治学方法”是早已逾龄了。

四九

我国的“方块字”之“偶然”的发展，和它对我国社会变迁所发生的“必然”的影响，正是中世纪欧洲拉丁文影响的反面！

“方块字”是维系我中华民族两千年来大一统的最大功臣，是我们“分久必合”的最大能源！

今日世界上的人口，有四分之一是“炎黄子孙”！我们的祖先真都是老祖母“嫘祖”一胎所生？我们炎黄二祖的祖坟风水就如此之好？子孙繁衍如此昌盛？而古埃及、巴比伦、希腊、罗马的祖先们，就丧尽阴德，子孙绝灭？非也。

我们黄、白二种的繁衍，两千年来都是相同的民族大混合。人类历史上很少“民族”是真正“灭种”的，也很少“古文化”是完全“消灭”的。二者所不同的是我们的语言文字，原封不动地保留下来，他们的语言文字却被后起的方言取代了。方言鼓励了部落主义的孳长。所以虽然他们的生活习惯、宗教文化皆已大半“拉丁化”（Latinization）或“罗马化”（Romanization），但是他们不用拉丁文，所以也就不认拉丁做祖宗了。

我国古代“汉儿学得胡儿语”也是很普遍的，可是最后还是胡儿学汉儿！在这个“夷夏相变”的混杂局面中，“方块字”的作用是很大的。我国和古罗马一样，在文化上高出蛮夷十倍，“以夏变夷”原是必然的趋势。但是蛮夷“华化”的程序和欧洲蛮夷的“拉丁化”的程序却大有不同。在欧洲蛮夷“拉丁化”第一步要学的便是拉丁字母，学会了字母，他们也学会变通了。

我国文字无字母可学，要学得全学，无变通之可言。学会了你就是能读诗书的上等士大夫；不学，则是遍身腥膻的下等蛮夷。下等蛮夷力争上游，他们就数典忘祖，而加入中华民族的大熔炉（melting pot）了。

古代北方的蛮夷大国如西夏、如契丹，便不甘心全部华化，所以他们也曾利用一部分汉字的“部首”或“笔画”来自造其“西夏文”和“契丹文”。殊不知汉字是个十分科学的文字，另起炉灶是吃力不讨好的，还是全学的好。所以“契丹文”、“西夏文”也就逐渐被历史的洪流冲刷了。

二次大战之后，为着魏复古先生的巨著《辽代中国社会史》的出版，胡适之先生与魏氏曾有过一段不愉快的辩论。胡氏认为中国历史上蛮夷“华化”（Sinicization，Sinification）是自动的、自然的和逐渐形成的。魏氏则认为蛮夷是拼死抗拒“华化”，毫不妥协，契丹史上便有明证。

他二人各是其所是，互不相让。笔者和这两位老先生过从皆密，也为此问题谈过很多次。我深觉彼二人各有是非。笔者这一观察，学理之外，更有切身的经验。盖在一个大文化单元之内，少数民族（minority）向多数民族（majority）所谓“主流”（mainstream）的生活方式同化过程之拼死抗拒，实是极其自然的。旅美第一代老华侨之抗拒“美化”（Americanization），其行动真是可泣可歌。[6]但是第二代华侨之无形“美化”，也是自动的、自然的和逐渐形成的了。所以胡、魏二先生各对一半。其中关键之所在便是语言。胡服胡语数代，而不为胡化，纵是犹太人亦不可能，况寄居上国之鲜卑鞑靼乎？！

所以两千年来，我国以夷变夏的传统一直未变的道理，就是因为我们有个一成不变的语言。欧洲蛮夷南侵，罗马文明一蹶不振的主要原因便是拉丁语文被那批蛮夷肢解了的结果！

五○

一次我在胡家忽听适之先生在厨房内向烧饭的胡太太，以徽州话唧唧咕咕说了半天，我一句也未听懂。最后只听胡太太以国语大声回答说：“有东西我就烧给他吃，没东西就算了啊！”

原来那晚胡先生有应酬外出，他要叫胡伯母多烧两个菜，留我吃晚饭。因为他二老食量奇小，而我食量太大。他二人一周之粮，我一顿可以把它吃得精光。防患于未然，所以胡老师要以徽州话，秘密地向太太一再叮咛也。

其实胡先生的故乡和我的故乡，如有超级公路相通，半日之程耳，而语言隔阂若此！在那个“农业经济”时代，我们如无“方块字”相沟通，则区区安徽一省不就变成“安国”与“徽国”了吗？

所幸我们的“方块字”无往不利，大家一受教育，彼此就是“安徽同乡了”，黑龙江和海南岛的居民也就是“中华同胞”了。年前内子与笔者在纽约街头遇见一位不谙英语的华妇，哭泣求助，路警束手。我二人乃前去帮忙。孰知这位太太说的是海南岛的方言，又不识字。我们就始终不知道她的问题何在，而爱莫能助。所以生为华裔，如果大家都说方言，又无方块字做我辈媒介，则同胞间之隔阂，实有甚于异族。你能小视我们方块字的社会功效！

要言之，我们有了方块字，教育愈普及，则民族愈团结；民族愈团结，则政治统一便愈容易推动。政治、文字、教育有其一致性，它也就限制了方言的过分发展。如今全世界，四个人之中，便有一个是“炎黄子孙”，岂偶然哉？！

文艺复兴以后的欧洲便适得其反。他们教育愈发达，则方言愈流行；方言愈流行，则政治愈分裂。这就是今日白鬼种族繁多之所以然也。这也就是两种不同文字“偶然”的发展，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上所发生不同的“必然”后果！

同时一个民族教育愈发达，其语文结构也愈趋于繁杂，这也是个必然趋势。大凡一个“文明”（civilization）之兴起，人类的生活方式本来必就随之由简单变向繁杂——以至于不必要的繁杂！

初民赤身露体，徜徉乎天地之间；向阳而曝，临流而浴，好不自由！结果文明发达，首先搞出片布遮羞，接着又制出大袖宽袍，最后好事者又发明了裤子。我们的文武周公孔子据说都不穿裤子。文明进步了（也可能是退步吧！），我辈小民无辜，一律被迫穿上裤子！等到胡适之先生考取公费留美，又被迫改穿洋裤子，因为裤裆太小，初穿时简直是举步维艰！后来又被迫扎上领带，弄得上下交征，形同囚犯（这是胡先生亲口告我的笑话），如此这般，文明人类，自找其不必要之麻烦，又胡为乎来哉？！——原来这就是“文化”（culture）啊！试问人类文明进步的过程中，像“裤子”一类的日新月异的“新生事物”，哪一项不是“不必要的麻烦”呢？老子李耳便被这些不必要的麻烦弄得光火了，所以他老人家才要背信绝义，打倒圣贤！

五一

文物衣冠的发展既如上述，则语文的发展又何能例外！我国方块字的发展，便是由简单趋向繁杂，而终于走向不必要的繁杂！

禹汤文武之后，经济逐渐起飞。古代的农业社会里，因而也可豢养一批“脱离生产者”（non-producers），好让他们专门从事“文化工作”。这批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像孔老夫子师徒那样的“文化工作者”（cultural workers），他们的专业便是咬文嚼字！而运用文字的也只限于他们少数人。[7]因而他们把文字美化、复杂化以表示高明进步。这也是和穿裤子一样，顺理成章的事。

经过千年以上“学者文人”的不断努力和创造，我国文字到东周末季可谓已登峰造极！论书法艺术之美妙，古今中外之文字，孰比“大篆”？论人类情感表达之深沉，孰比《诗经》、《楚辞》？论说理之透察、文法结构之严密、叙事之明白流畅，先秦诸子之成就，亦远迈后人！他们那时对“方块字”和“文言文”之运用，真如鱼得水，初无不便！倒霉的留学生胡藏晖，拾洋人牙慧。忽然看书流眼泪，替古人担忧，岂不是自作多情？！

可是这情形到战国末期——尤其始皇统一六国之后，就大有不同了。一个农业大帝国军民两政之处理，法令之推行，军情之通畅，民间商旅之往还，政府特务之记录……在在需要一种有效率而简便的文字。那原是只限于“学者文人”之间的先秦思想交通工具，便不适用了。

秦始皇这个大独裁者据说精力过人，日理万机。他一天要批阅公文数百斤（竹简的重量），你要他老人家还用“漆书”“大篆”来画符似的草诏书、下圣谕、批钦此、写“知道了”，他皇帝就做不成了。

所以大秦帝国一旦统一天下，当务之急便是来个全国性的“文字改革”。后代读史者吃了司马迁这个“大史学家”的亏，只知道秦始皇要搞“书同文”。而不知道所“同”何“文”？但是今日吾人便可以肯定地说，始皇所“同”者，绝非“大篆”！丞相李斯当日所搞的显然是从“简体字”入手的。他的第一步便是“篆字简化”——把“大篆”简成“小篆”！

我们今日可以想象秦朝当年这一项“简体字推行运动”中的阻力。当时真不知有多少“国学大师”，痛心疾首，呼天抢地，认为李斯毁灭“中华文化”呢？那时被“坑”掉的四百几十个大儒，说不定其中即有“以古非今”，为反对文字简化，而搞掉脑袋的呢！

简体字推行之后，还是不适用。李丞相乃推行第二步改革——废除篆字！代之以效率极高的“隶书”！

这一个空前绝后的由“篆”及“隶”的“文字改革”实在太伟大了。其惠百世不斩，余泽及于我辈！它是我国历史上空前绝后的“文字大改革”。两千年来，再无第二次！

60年代之初，纽约有一位白人小收藏家，请笔者帮忙鉴别他所收藏的中国彝器。我在他的收藏中发现一块“秦权”（秦政府为度量衡标准化而向全国颁发的官铸“砝码”或“秤砣”）。权上所镌的“隶书”是二世胡亥的诏书。笔者以此实物与哥大的秦权拓片核校，发现二者分厘不爽！

发思古之幽情，我不禁对李斯这一辈古政治家有无限崇敬。他们搞出一套顾炎武所谓“未始异于三王”的“化民成俗之道”，真是历两千年而未少衰。而文字改革，也是其中最重要的一种。他们这一改，我们就沿用至今。今日《传记文学》上所用的字，还不是李丞相改出来的吗？[8]

相传隶字为程邈所作。程邈“得罪系狱，在狱中覃思十年，益大小篆而为隶书三千字。奏上于朝，始皇善之”。此事或有可信。但是坐牢十年的程邈为什么忽然想起这个天降大任呢？狱中小囚，在杀大儒如草芥的大秦帝国里，居然敢，而且也能，“上之于朝”，亲承御览呢？这些都表示当时一个“文字改革”运动正在雷厉风行，所以狱中小囚，偶有愚者一得，亦可上达天听！

可惜嬴政那个有恩于士卒而无礼于士大夫的大独裁者，把知识分子弄伤了心。大家对他好话不提，坏话说尽。尤其是那为发牢骚而著书的司马迁，他把秦太后欣赏“关桐轮”等淫秽小事，都写得淋漓尽致，而对秦代这种空前绝后的文化大革命，只是一语带过；以致后人读秦史，也只知道“书同文”三字，而忽略了这三字背后，伟大的文化变迁！这是司马迁的疏忽呢，还是他见不及此呢？总之他这一轻重倒置的写法，引一句胡适的口头禅，是“该打屁股”的了。

但是胡适之说“小百姓”是“革新家”，“学者文人”是“顽固党”。又说“汉字形体上的大改革，就是‘破体字’的创造和提倡”。这也就叫作“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见舆薪”！“小百姓”两千年来搞出那几个“破体字”，比起大秦帝国政府所推行的废篆字、用隶书的文字大改革，真是顽石之与泰山也！二者是无法相提并论的！

五二

我国秦代这项“文字改革”是太成功了，太美满了。隶书一行，真是军民称便！

汉兴，尽废秦法，但是隶书却独蒙沿用。两汉四百年那些嚣张的学阀官僚，甚至利用“今文”来通经致用，把持了两汉的官办教育。这条今文家的师承门派一直延伸到清末民初，写《新学伪经考》的康有为，不是还想重振山门，继续称霸吗？

有“历史癖”（事实上是“考据癖”）的胡适之先生，治学的路线是师承“古文家”的。[9]休宁戴震是前身，他是“乾嘉学派”里搞“校勘”、“考证”、“训诂”的大宗师。咬字嚼字——如校勘《水经注》——便是他衣之食之寝之写之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之所寄。搞了十多年的《水经注》，对社会发生何种“功效”，他是不管的，因为他是“学者文人”；他所搞的是“学问”，是百年大计的“文化”，奚可岌岌于眼前之“功效”？！

胡先生毕生不治产，不作稻粱之谋。但是他一生所吃的稻粱是哪里来的呢？那是劳动农民，以他们劳动的“剩余价值”来奉养他的。胡先生一非地主，二非资本家。他没有剥削贫苦农民的“剩余价值”，他的稻粱是他的学问换来的。贫下中农，“汗滴禾下土”，在耕田种地；胡博士三更灯火五更鸡，在绞脑汁，校勘《水经注》。虽然大家都是老王家的鼓乐队，你吹你的，我打我的，各不相顾；在人类群居生活上说，这原是分工合作！

孟轲那个未读过农业经济学的土老儿，出口伤人。他把贫下中农说成“小人”，“耕田种地”便是“小人之事”。胡适之是“大人”，校勘《水经注》是“大人之事”。所以老孟被清算得灰溜溜，岂不活该！有行为科学训练的“进步”学人，就滑头多了。他们说，噫！“胡适”何物也？曰，胡适者，劳动农民“剩余价值”之人格化也，学术化也！这就对了！

胡适之瞧不起章炳麟。我在胡先生早年的日记里，便发现他对章氏颇有微词。章疯子搞的是佶屈聱牙的古文。他恨不得少女写情书，明星上舞台，都从“粤若稽古帝尧”来起。你要章大师和“小百姓”一起去认“破体字”吗？把“破”的字补起来，才是他的工作呢！

“繁体字”对章太炎来说，有什么不好？章大师如果也办个《独立评论》，脱下青衫直缀，做起官来，头顶乌纱，身着蟒袍，施施然袍笏登场，尚不嫌麻烦，写几个“繁体字”算得了什么？

胡适之和章太炎真就是两种不同的动物了吗？在一个行为科学家或社会史家看来，他二人是一丘之貉，都是传统的农业社会里“剩余价值”人格化了的“文人学者”。二人都是以研究学问为专门职业的。[10]章太炎要把“破”字补起来的，为的是学问；胡适之主张“破”字再破下去，也为的是学问。只是他二人经验中的社会形态不同，所以他们搞学问的方向也就不同罢了。

章太炎文化经验（intellectual experience）中的社会，还是自汉至清的传统农业社会。在这社会中，学术文字为极少数非生产者所包办。文言文、方块字不但对这个小包办集团服务周到，无须“改革”；它对农业社会里小型工商业的服务，也照样周到。传统以农为本的社会经济形态不变，我们的文字断无改革之必要，所以“文人学者”就不去画蛇添足了。不但章太炎不去改革，连那些专以“改革”为志的王莽、王安石、洪秀全、孙中山也不去碰它，你能说这些人都是“顽固党”？

胡适之先生文化经验中的社会，则是自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移的社会。在一个工业文明里，文字就不是少数人的工具了。为着普及教育，为着振兴工业，文言文、繁体字，就嫌累赘了。文人学者的胡适之和钱玄同就要去加以改革。胡、钱之要求“文字改革”固然未可厚非，而他们乱骂祖宗，那就不对了。这在历史学上也就是犯了所谓“现时观念”（present mindedness）的大忌！

五三

我国的“文言文”和“方块字”，自五四运动时期被胡适之辈喊打以后，忍辱含羞已六十余年。现在也该是我们替他们两位老人家平平反的时候了。

平心静气地说，八千年来的人类文明史中，学者们还未找到第二种文字能与我们传统语文比。它替我们保留了19世纪以前，人类文明最丰富的记录。它保留的总量超过人类文明史上，所有其他文字所保留的总和！

人类知识史上很多学科的“第一部书”，都是由文言文、方块字写的。《孙子兵法》、《齐民要术》、《营造法式》、《本草纲目》……差不多都是各该科目的始祖。

它更是高度文明世界里，独一无二、全始全终的、未经任何周折的原始语文。所以三岁的中国孩子便可背诵8世纪大诗人李白“床前明月光”的“原文”；今日国文程度好的中学生把公元前1世纪史学名著《史记》的原文，当小说来看，也不算什么稀奇。但是这些在其他任何文明国家里，都是不可想象的事！

至于我国传统文字对我民族之融合，向心力之维系，文化之发扬……所发生的数不清的功效，那岂是笔者一枝秃笔所能写得完的吗？！

本来有如此高度功效的语文，如果社会经济结构不变，也的确没有“改革”之必要；这也就是两千年来中国“学者文士”心甘情愿去做他们的“顽固党”的基本原因！胡适之先生不从这些大处着眼，而偏说文言文早死于秦汉之际。又说汉朝的小吏已看不懂官方的诏令，所以文言文早在汉朝就该废除，这就是在鸡蛋里面找骨头了。他之所以招致许多国学大师和卫道之士的反击，实在也是不无道理！

不过以上所说都是有关过去的事，所谓“历史任务”（historical mission）。如果一种文字已完成其历史任务，如今社会形态变动了，时代也前进了，新的任务，它负担起来不能胜任愉快之时，那么这种文字是否要加以“改革”，那就是另外的一种问题了。

五四

“胡先生，汉字要不要改革？”我在50年代的初期问他。

“一定要简化！一定要简化！”

那时大陆上“批胡运动”和“文字改革运动”双管齐下，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之中。而文字改革家的副业便是“骂胡适”。胡适这个“买办学者”、“洋奴大班”，被他们骂得狗血喷头。但是每次一张“简字表”一出，胡先生却立刻叫我送给他。每张他都细细看过。认真评阅之后，总是称赞不置，心平气和，言出由衷，那种为学术而学术、为文化而文化的崇高风范，真令我万般心折！

我那时就想，如果1949年胡适被活捉去了，“系狱云阳”，他在牢内“覃思十年”，可能还会搞出一套更好的简体字来，“奏而上之”，说不定又要“出为御史”呢！

胡适是我们的民族财富。你把他关到牢里去，他也会有所贡献的；不像我辈不学乡愿，再如何地善于观风驶舵，到头来，饭桶总归还是饭桶啊！

有时我又问胡先生：“汉字要不要拉丁化呢？”

“兹事体大！兹事体大！”胡氏以肯定的文言文、不置可否地回答我。

胡先生做学问的态度是最谨慎的。没有绝对的信心，是否两方，他都要存疑。笔者那时还年轻，我反觉得老胡适吞吞吐吐的态度不够“进步”，几个烂方块字当垃圾丢掉了，有什么舍不得呢？！

如今胡先生墓木已拱。笔者亦自滥竽二十五年的哥伦比亚大学，于1972年转入纽约市立大学。纽约市大可能是今日世界上人种最复杂的大学了。笔者自兼课到专任，到搞行政，先后亦二十余年。误人子弟的总数（全世界所有人种的学生市大皆有），亦不下两三千人之多！学生们千奇百怪的种族和文化背景和他们在这个英语大学里学习的情况，给我个人的启发实在太多了。所以当年胡先生所不愿肯定答复的问题，笔者不揣浅薄，根据个人特殊的经验，每自觉颇有所悟。

汉语拉丁化最早的倡议者是明末清初的耶稣会传教士。洋人习中文，以罗马字拼音帮助记忆，理固然也。

清末新学人劳乃宣辈也曾略加尝试。后来赵元任先生等搞罗马字拼音，也只是帮助发音，并不是要代替汉字。而真正要废除汉字，代之以“拉丁化”的文字，则是吴玉章等左翼文人在1931年以后才推动的。

汉字何以要拉丁化呢？他们的理由是：方块字太难，拼音文字容易。郭沫若说：“使用汉字，单在一个人的受教育历程（从小学至大学毕业）上，比起拼音文字的国家起码要延长两年。”（1953年语）

郭老一不懂拼音文字，二未搞过今日吾人在美国所搞的“双语教育”，凭什么说这句话呢？

老实说拼音文字并不就那么容易。君不见纽约地区有中国侨胞十万人，其中九万人就既不能说英语，也不能读英文。今日我高级专业技术人员旅美者亦在万人以上。老实说，万人之中，其包括下走在内的百分之八十以上的绝大多数，要写一封清通无讹的（idiomatic&flawless）英文信，也都很困难！此非徒笔者个人愚鲁自卑，而厚诬我八千留美同文，实在也是因为流落番邦三十载，知其实情，也知道学英文是实在太难啊！

我们在此做“老番”是活该了。看看他们土生土长的又如何呢？纽约市大属下的社区学院（community colleges）十余所，有生徒十余万人。每年招收新生——都是本市高中毕业——其中至少有一半看不懂《纽约时报》！“大学生”看不懂本地报纸，我们认方块字的中国人会相信吗？

以前那位嘴尖语滑、专门欢喜哗众取宠的鲁迅，他说我们方块字是“不象形的象形字，不谐声的谐声字”。他——由于蟹行文无功夫——就不知道，英文这个“长条字”也是“不罗马的罗马字，不拼音的拼音字”呢！

事实上，天下的语言都是一样的。不是方块字难，拼音文就容易。文字之难易端视乎学习者个人的条件——尤其是他的年龄！十岁以下去学，则天下无难字；二十岁以后去学，则没有不难的语言！这也是我们在海外搞“双语教育”的经验之谈啊。

五五

还有些人——尤其是科学家们——认为我国文字过于含混，对科技大有妨碍。笔者对这点也有切身的经验。

在50年代的中期，笔者与哥大的狄百瑞教授（今日哥大的副校长兼教务长）在一个研究室内鱼贯而坐。他那时还是位助教授，请了一笔研究费，正在编纂其《中国文化精义》。狄子知我贫，乃分点翻译工作给我，以为补助。我译的第一篇便是一首太平天国的“赞美诗”，其中有两大名句：“有割与无割，皆为上帝生！”就把我“割”住了。几费周章，才把它译成“割包皮”（circumcision）[11]而缴卷。

接着我便译清代魏源的《海国图志序》。魏氏那篇《桐城壳子》已经够含混了，文章结尾所引的一个“传曰”，就更使我莫测高深。这“传曰”的全文是：

孰荒于田，孰治于门。

四海既均，越裳是臣。

这为首二句是什么意思呢？我要找到出处才好翻译。可是我找遍《春秋三传》、《尚书大传》、《易经系辞传》……就始终找不出他那个“传”来。如果我不顾浪费时间，无限制找下去，我那计件之酬岂不是太微薄了吗！

我灵机一动，去问胡适之。胡先生说这个“传”在《易林》里面。可是我二人翻遍《易林》还是未找到。胡先生还要亲自带我去哥大书库大索一番，我就未敢惊动他老人家了。后来我约胡先生与狄氏一起午餐，胡公乃向狄君解释找出魏引原文之不易，以及中国古文字是如何的艰深晦涩，确切的翻译（precise translation）几乎是不可能的。狄氏然其说，我才把译稿奉上了。后来狄百瑞在他的书上，照胡氏之言加个小注，才解决了我那含混翻译的大难题（见狄书六七七页）。

胡先生那时就说中国古文有一种含混的传统，所以对科学研究和法律叙述都有妨碍。他老人家是“知其然”，而我就想找出它的“所以然”，而百思未得其解。一次在美国法例内读到一个小故事，才使我豁然而悟。

这小故事似乎是这样的：

一次国会通过一条法案，使果树（fruit tree）入口免税。不意在三读通过的正式文件上错打了一个标点符号，把果树变成了水果与树木（fruit，tree）。这一下被奸商看到了，乃运入大量免税水果，等政府发现更正，国库已损失不赀矣。

所以西方白人的蟹行文，文法结构一定要严密，意思表达一定要确切，一个逗点也错不得；其原因便是他们好讼成性，有玩弄法律的传统，因而在他们的文字里说一只猫便是一只猫，不像我们一开口便是“小猫三只四只了”。

我国人最反对打官司。孔子说：“必也使无讼乎！”“听樵断讼”一直又被认为是至高无上的美德。大家不上法庭打官司，所以我们文字也就没有法律的锻炼，写起文章来，麋鹿三两只，童子七八人，大家也就马马虎虎了。人家又不同你打官司，写那样清楚干吗？

文字本是反映文字使用者思想的工具。如果它的使用者一肚皮“诗书礼乐”和“清明时节雨纷纷”，你又怎能怪文字表达上水果树木之不分呢？如果你一旦丢掉传统农业社会里三家村冬烘学究的老包袱，而搞起工业文明里的民主、科学和法治来，它自然能帆随湘转，和你一起顺流而下，杞人忧天，实在大可不必！

五六

笔者写了这许多，并不是要反对汉字拉丁化。我只是觉得近五十年来搞拉丁化的学者所持的理论根据，完全站不住罢了。

在一个新文化的“启蒙时代”，“开风气”的大师们可以闻一知十，望文生义，信口开河。可是启蒙时代一过，学术研究就该规规矩矩，按照新兴科学的法则，亦步亦趋，向前探索才对。而当今的行为科学家所掌握的锐利武器之一，便是“比较研究”（comparative study）。

笔者有一次带孩子们去美南“露营”（camping），误入蛮荒，进入了一个“印第安人的保留地”（Indian Reservation）。因为我们生得和他们一样，所以颇受我兄弟民族的欢迎。孩子们并结交了一些印第安小朋友，我也乘机拜读了“印第安文”的小学教材。

印第安人在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之前只有“语言”（spoken language）而无成熟的“文字”（written language）。后来与白人抗衡，因而他们也学了白种人老祖宗——东西哥德、高卢、法兰克、条顿、盎格鲁——萨克逊等等老蛮夷的老办法，利用罗马字母拼音来自造文字，也就是印第安语的拉丁化吧。

南北美洲印第安语有数十种之多。这样一拼，因而也就拼出种类繁多、拉丁化了的印第安文字来，俨然是欧洲“拉丁语系”的美洲翻版！

幸好，这批红人的老祖宗都是圣人绝种、大盗不兴的老子信徒，如果他们也和我辈黄人一样，搞出一些“十三经”、“廿四史”、诸子百家、丛书、类书来，那将如何是好？把它们也全部拉丁化？那就变成“有字天书”了！“悉任其旧”，那拉丁化了的孝子贤孙，也就无缘接受其“民族遗产”了。

“孝子贤孙”不读何伤哉？有胡适之、郭沫若去读不就够了。殊不知一个民族的文字如被迫上吊，变成了像古埃及的神书（hierographic）、巴比伦的楔形文（cuneiform）或希腊文、拉丁文一样的死文字（dead language），胡适、郭沫若也不去研究了；真研究，也是半坛醋，不能真通了。古代辉煌的文明如埃及和巴比伦，就是这个病症死去的。我们忍心眼睁睁看着一个浩如烟海、人类四分之一人口所共有的伟大文明，就此“中断”！

文明真的中断了，我们亚洲的黄人，也就变成美洲的红人了。

西方希腊罗马文明“中断”，损失并不太大。因为他们原有的东西便不多。在文字上吊之后，好东西都译成了方言。笔者在50年代不想学拉丁文也是这个道理。试问哪一种拉丁文著作没有英文翻译呢？但是我们要把《四库全书》和《传记文学》都通统拉丁化，以飨后人，那就不可能了！

瑞典汉学家高本汉（Bernhard Karlgren）就说过，一个中国人，下了几年工夫，读懂了文言文（笔者按：达到像以前高中毕业生的国文程度），则他祖国三千年的文化遗产，皆在其掌握之中。这就是有比较研究眼光的文字学家的独到之处了。

反之，如果一个中国高中毕业生，只知拉丁拼音而不识汉字，那他与美洲红人何异呢？三千年民族文化遗产对他不是不发生任何作用了吗？这大概就是“胡子语录”中所谓“兹事体大”一语真义之所在罢！

胡适之先生的了不起之处，便是他原是我国新文化运动的开山宗师，但是经过五十年之考验，他既未流于偏激，亦未落伍。始终一贯地保持了他那不偏不倚的中流砥柱的地位。那些追随胡子前进而力有“不及”者，则往往变成一些新遗老，完全忘记了“圣之时者也”的古训。

另一种追胡适而“过之”的人则又流于浮薄。他们对中国文明改造的问题，初无真知灼见。谈大问题，学问不够；谈小问题，体验不足。但是愚不自知，却专门欢喜拿祖宗开刀。这种思过于学的风气，其为害实有甚于落伍。

反观胡适，他在这举世滔滔的洪流之中，却永远保持了一个独特的形象。既不落伍，也不浮躁。开风气之先，据杏坛之首，实事求是，表率群伦，把我们古老的文明，导向现代化之路。

熟读近百年中国文化史，群贤互比，我还是觉得胡老师是当代第一人！

注释

[1] 见《说文解字》，牛部十九。

[2] 例如“佛”字，在六朝、隋、唐之发音为bud。今日国语读fu。闽南语则近乎唐音。

[3] 今日用罗马字拼音的国家约六十多个，而各方言地区内——如法国和意大利，仍有其方言之方言。

[4] 今日英语语尾变化以动词最大，而俄语中则几乎八大类皆变。

[5] 《康熙字典》加“补遗”，字汇总数约五万。笔者曾以《康熙字典》做自我识字试验，自觉所识不过总字汇之十一。所以一个中国文法科大学毕业生，识字总数大致不出五千字，平时使用已经足够了。

[6] 孙中山先生幼年在夏威夷，便因为有心受洗为基督徒，而被长兄斥令回籍的。

[7] 一个生产技术十分原始的农业社会，不可能允许百分之二十以上的劳动力脱离生产。所以该社会内的“专业文化工作者”，也就是传统的“读书人”，亦不可能超过全人口百分之二十。所以一个农业社会内“文盲”众多实与文字的难易无关，而是经济条件不足的结果。

[8] 由隶书到楷书、行书的变化是微不足道的。

[9] 胡先生告我他早年颇有心要研究汉代的古文家刘歆。后来看到钱宾四先生的《刘向刘歆父子年谱》，深服钱氏的功力，乃力荐钱先生赴北大任教云。

[10] 我国传统社会里，四民之首的“读书人”的专业便是“读书”。读好了，就做官，读不好就“教书”，都是以“书”为中心的。所以有些外国社会学家认为中国人的职业前途只有一种，那就是“读书上进”；因而中国的社会，也是个“一种职业社会”（single career society）。

[11] 为初生男婴生殖机构割除包皮，是古希伯来人的宗教仪式之一。

“我的朋友”的朋友

五七

胡适之先生自称是有“考据癖”的人。但是有许多直接和他本身有关的事，他反而“考据”不出来。

一次我问胡先生“我的朋友胡适之”这句话是谁首先叫出来的呢？

“实在不知道！实在不知道！”胡氏笑嘻嘻地回答我。

“有人说是傅斯年，”我说，“但是又有人说，另有其人……究竟是谁呢？”

“考据不出来！考据不出来！”胡先生笑得非常得意，笑得有点像上海人所说的“贼忒嘻嘻”的。

笔者也曾问过适之先生的老朋友如李润章（书华）、李幼椿（璜）诸先生。这些老前辈也言人人殊。因而民国史上这句《世说新语》式的佳话——“我的朋友胡适之”——也就不知道是“胡适之”的哪个“朋友”叫出来的了。

我国古书上时常描写一些名人，说他们“交游遍海内”，又是什么“生不愿封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等等。等到这些名人死了，又是什么“国人道哭”，什么“知与不知，皆吞声流涕”一类颂扬的话。以前我们读古书，总以为那是“白发三千丈”一类的文人夸大之词。孰知民国时代出了个胡适之，他竟然把历史上这些不可信的故事，一个个都活生生地表演出来！

胡氏生前真可说是交游遍及海内外。上至总统、主席，下至企台、司厨、贩夫、走卒、担菜、卖浆……行列之中都有胡适之的“朋友”！

笔者在纽约和胡先生一起去吃小馆子——多半是他领我去的——即时常看到那遍手油腻的厨司匆匆地从厨房跑出，两手在围裙上大擦之后，来和“大使”握手的。他二人谈笑风生，真像是他们学生时代一起打工的老朋友一般。

一次餐毕，我从洗手间出来发现胡老师失踪，我因而到马路旁的店铺内乱找一阵，原来他老人家为着等我，却跑进厨房内和一些工友们，大聊其天！

胡先生当然也替我向他这些“老朋友”们介绍。因而那些希腊、意大利、法国、德国、荷兰……移民的大厨子、总企台、老掌柜……也就知道我是“侯大使”的“我的学生”了。他们对Hu大使的“Hu”字的音发不准，而群呼胡公为“侯大使”。胡氏有时亦自称“侯博士”，听来十分可笑。事隔多年，一次我旧馆重吃，一位希腊企台还记得我是“侯大使的学生”！

以前美国国会图书馆馆长、嗣任联合国文教组织（UNESCO）主任、最后在哥大混饭吃的大官僚卢索·晏文斯（Luther Evans）也曾告诉我一个有关胡先生的趣事：

珍珠港事变前，我国北平图书馆有数百部善本书运至华盛顿托美国国会图书馆代为保存。后者认为是件文化大事，所以当该批书籍在国会图书馆开箱时，美国国务院和该馆馆长特地敦请中国大使胡适，并派大员相陪，同往书库察看。谁知这位“大使”是个“书迷”，他一进书库，便如入宝山，情不自禁地席地而坐，旁若无人地看起书来。一看便看了个把钟头，把那些陪他前来、而与“善本”无缘的外交大员和图书馆长，冷落在黝暗的书库走廊，踱其方步。最后“大使”才从书堆里提着上衣、笑嘻嘻地走了出来，和这批要员们大谈其“善本”的经纬！

这些小事，在他们所谓“外交使节”的圈子里，都认为是“有失身份”的事，但是胡适之我行我素而不自觉。别人也认为他是位“学者大使”，因而他的怪行反而传为佳话了。

笔者也靠管理图书吃饭有年，有时也忝陪大员入书库踱方步。其中亦有学者政要，一见琳琅插架便有如晤故人的反应。但我觉得他们的反应没有胡适之反应来得自然和真切。胡先生基本上是位书生，爱书成癖。所以一旦遇到如许善本书，他便真情流露，忘其所以。这也该是所谓有“原始性”（instinct）的个人行为，和“表演性”（performing）的个人行为，区别之所在吧！

我国古语说：“唯大英雄能本色，是真名士自风流。”“大英雄”和“真名士”岂是“搔首弄姿”所能“表演”出来的啊！

五八

胡适之有一种西方人所说的“磁性人格”（magnetic personality）这种性格实非我国文字里什么“平易近人”、“和蔼可亲”等形容词所能概括得了的。有这种禀赋的人，他在人类群居生活中所发生的社会作用，恍如物理界带有磁性物体所发生的磁场。它在社会上所发生引力的幅度之大小，端视其在社会中影响力之高低；影响力愈高，则幅度愈大。

这种磁性人格在古往今来的许多的大英雄、大豪杰，乃至诸子百家和宗教领袖，以及草莽英雄的性格之中都普遍存在。但是这种人与人间的吸引力却是与生俱来的，是一种禀赋，是一种“上帝的礼物”（gift from God）。它不是一个道德家（moralist）可以用修养功夫修养出来的。“修养功夫”深的道德家、哲学家或宗教家，他们可以为“圣”、为“贤”。但是“圣贤”可以引起社会上的“尊敬”，却不一定能讨人“欢喜”。

反之亦然。一个“掷果盈车”的梅兰芳、贾宝玉，或“天下一人谭鑫培”，他能讨尽人间“欢喜”，却不一定能引起社会上普遍的“敬重”。能使社会上普遍的“敬”而“爱”之者，那就是胡适之这种具备有磁性人格，而他在社会上又无拳无勇，既不招忌、又不惹恨的传统社会里所产生的所谓“清流”了。

除去他这种先天禀赋之外，胡氏当然亦有其常人莫及的修养功夫。凭良心，胡适之该算是个真正当之无愧的“君子”了。他治学交友虽深具门户之见，但是他为人处世则断无害人之心。俗语说“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如果当今世界上，人人都像胡适之，老实说，人类的“防人之心”也大可不必有了。我断不相信这个世界上，会有人为胡适之暗箭所伤的。

这一点，当然除了胡氏个人的禀赋和修养之外，他一辈子没有卷入过“害人”或“防人”的环境，实在也是维持他一生清白的最大原因之一。

再者，胡氏绝顶聪明，兴趣的范围广，欣赏（taste）的境界高。因而他在各行各业里所交游的都是些尖端人物。在这种情况之下，因而忌妒他的人也就不会太多。

金岳霖先生说：“西洋哲学与名学又非胡先生之所长！”这就很明显的是一种“文人相轻”的心理在作祟。但是在中国哲学界里像金氏这种能够和胡氏“相轻”一下的“文人”也实在不多啊！在文学、史学、宗教等各行各业上，其情形亦复如是。相轻者既鲜，剩下如我辈的芸芸众生就只有“爱而且慕”了。这也该是“我的朋友胡适之”能为举国上下一致接受的主要原因吧！

加以胡氏气味好，有所为，有所不为，深知自重，因而纵使“批胡”或“搞胡祸”的专家们也断难信口雌黄，骂胡适之“无聊”、“无耻”或“无行”。他们如果以三“无”中的任何一“无”来加诸胡适，也就会“不得人心”了。无聊、无行乃至无耻之人，在今日世界里，真是滔滔皆是！但是，凭良心，不是胡适！

笔者作此论断，深知师友中持反对意见者，亦大有人在。但是我们月旦时贤，却不可把任何历史性的人物，孤立起来加以分析。任何历史性人物在历史上的地位都是相对的。写历史的人不但要把受批评者的道德文章，与其他时贤互比；执笔者更应在人类所共有的七情五欲上，推己及人。如此则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我们对胡老师的公平评价，虽不中亦不远矣！

五九

胡老师是有高度国际声望的人，因而他那人格上的“磁场”也就远及海外。50年代初期，美国颇具影响力的《展望》（Look）杂志推举出一百位当前世界最具影响力的伟人，“胡适”大名亦荣列其中，为百人帮之一。[1]但是这批推举者显然但知“胡适”其人，而不知“胡适”其事。因而他们推举的理由——“发明简体语文”——连胡适也不能接受！

“世界上哪有什么人能‘发明’一种文字呢？”胡先生笑着向我解释。

“仓颉！”我说。胡先生为之大笑。

我又问他：“既然他们对你的贡献并不太清楚，为什么偏把你选进去呢？”

“他们知道我的名字！”胡氏肯定地说。

知道“胡适”的名字也就够了，贡献是必然的；贡献太多，不胜枚举。搞个“发明”出来，也就可以代表一切了。

还有个洋人最耳熟能详的故事。

珍珠港事变前有位芝加哥大学教授史密斯（Thomas Vernor Smith）当选众议员。胡氏因为与他有一饭之缘，得知其当选，乃柬请他来中国大使馆晚餐。孰知这位史议员，纱帽初戴，官常欠熟；他在华府下车伊始，手忙脚乱。餐会时间已近，他匆忙叫了部出租车，赶往赴宴，据说他在车上忽然想起，他还不知道主人的名字，乃询问出租车夫，车夫哪里知道。好在与“大使”吃饭并不要叫名字。满口“阁下”、“大使”……也就足够应付了。所以终席宾主尽欢。

宴会结束之时，“大使”送客，当然也免不了“欢迎到敝国旅游”一类的话了。

“中国我是一定要去观光的！”史议员肯定地说，“我到贵国观光，我第一个要拜访的便是我的朋友胡适博士……大使先生，胡适博士现在在什么地方呀？”

大使闻言，笑颜大开。他回答史议员说：“胡适就站在你的对面啊！”

二人乃相拥大笑！

史议员既然连胡适做了驻华府大使也不知道，他显然对胡适在中国究竟搞了些啥名堂，也一无所知；既然对胡适博士一无所知，那他为什么到敝国观光，第一个就要拜会胡适博士呢？

这问题说穿了也无啥费解！

胡适之在纽约做寓公期间，好多人都笑他是纽约的中国“地保”。纽约又是世界旅游必经之地。途过纽约的中国名流、学者、官僚、政客、立、监、国大代……一定要到胡家登门拜访。过纽约未看到胡适，那就等于游西湖未看到“三潭印月”、“雷峰夕照”一样，西湖算是白游了。胡适之也就是纽约市的“三潭印月”、“雷峰夕照”……是纽约的八景之一。路过纽约的中国名流，如果未见到胡适，那回家去，真要妻不下织，嫂不为炊，无面目见江东父老了！

加以胡适之生性好热闹，来者不拒，见者必谈。他又见闻广博，学富五车；任何小题目，都能谈得丝丝入扣。访客愈多，兴趣愈大。纵有些面目可憎、言语无味的客人，胡氏亦绝不慢客。所以他的纽约寓所，简直是个熊猫馆，终日“观光之客”不绝。施耐庵说：“吾友……毕来之日为少；非甚风雨而尽不来之日亦少；大率日以六七人来为常矣。”这个东郡施家，就颇像纽约的胡家。只是施家的客人是常客，胡家的客人是过路游客罢了。

胡适之的磁场，其吸引力是可惊的。片刻坐对，整日春风。“我的朋友胡适之”也就交游遍海内了。

抗战胜利后，戴雨农将军撞机身死，文人章士钊挽之以联曰：“誉满天下，谤满天下……”本来吃戴将军那行饭的人，誉满天下，谤亦随之，原是避免不了的。但是吃胡博士那行饭的人，就不同了。他虽然誉满天下，但是谤从何来呢？有英雄行径的人，总欢喜说“不招人忌是庸才”！吾人把胡先生的“学问”和“事功”分开来算，就“事功”而言，胡老师原来就是个“庸才”啊！有谁又去“忌”他呢？

如果一个人，大德无亏，别人硬要批评他，那就只有观其细行了。吾人如观胡氏之细行，既然“无聊”二字亦不能加之于他，那么“无耻”、“无行”就更无胡适之份了。在这三无遍地的世界里，一个名满天下而三无皆缺的书生，“我的朋友”之受人爱戴，也就不难理解的了。

史密斯议员虽然当面也不认识他，但是如果到中国观光，还是要慕名拜访，这又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呢？

六○

二次大战以迄于今，三十年来中国文化史上忽然出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古怪的知识分子集团曰“留美学人”。这批“学人”基本上是在中国受到大中学教育，然后浮洋至新大陆，在那里又参加了变相的美国科举，取得了或大或小的洋功名；嗣后又向美国政府申请到“绿卡”（永久居留权）以至“公民权”，从此便在异国定居。故乡无此好湖山！此间乐，不思蜀矣。

这些原都有高度专业训练的中国知识分子，既然谋生异域，日子久了，他们也就打入美国各行各业——尤其是高等教育界，俨然变成一支小小的生力军。我国以前军队里面有句话叫“无湘不成军”。在今日美国的高等教育界，也几乎是“无华不成校”。北美洲稍微像样点的专科以上学校，差不多都有中国教授，其总人数盖在万人以上！

中国人之所以能在美国高等学校内一枝独秀的道理，实在是美国教育生活最适合“百无一用”的中国书生的脾胃。做教授要有专业知识，要有最高学位。这些都是急功近利的美国知识分子所不愿为、不屑为也不易为之事，但却是中国知识分子之所长、之所好。教书生活定安，人事单纯。经济收入，虽胀不昏，也饿不死。一个“清高”的头衔，也足使礼仪之邦出来的穷秀才，发生足够阿Q式的自满；也可使远在港台的父母亲大人，乃至丈母娘、未婚妻，提起来笑逐颜开。教授！教授！你真是个中西通用、长幼咸宜、港台大陆都可唬人一下的好招牌！

胡适之先生事实上也是这个新兴行业中的基本队员。他十九岁留学来美，一住七年。嗣后短期旅行不算，1938年又以钦差身份驻美，四年任满便在纽约当寓公。战后除了担任短期北大校长之外，跑回纽约再住又是十年。人生七十古来稀！前十年幼小，后十年衰老，当中只有五十年，胡老师有一半都在美国过了！你能说他不是一位十足的“留美学人”？胡公之所以与众不同者：一是他未申请过“绿卡”；二是未和美国人抢饭吃罢了！

从胡适而下这一批旅美学人，他们彼此之间虽然长幼有别，科目各异，穷通互殊，但是一般说来他们的思想状态和社会行为，大致也跳不出几个典型。

欧美留学生以前即时常被国内的批评家咒骂为“崇洋媚外”的“买办学者”。鲁迅、郭沫若都曾以这种恶言恶语咒骂过胡适的。他们认为胡适者流，就是以西洋观点研究汉学；在意识形态上，为帝国主义侵华开路的。

本来，任何大的社团，其中成员都是很复杂的。旅美学人既以治学为职业，其中部分人士，接受纯洋观点，以研讨中国学术思想，也是逻辑上的必然。例如有些西方的著名汉学家（Sinologist）就时常把“民族国家”（nation-state）兴起以后才发生的诸种现代观念，强加于传统中国。这种在现代史学上叫作“现时观念”（present-mindness）的偏见，如据以剖析西洋社会本身之发展，已犯为学之大忌；如据以推论中国历史，当然更是凿枘不投了。

即以今日欧美学者研究我国元、清两朝的史实为例吧。他们有些学者发现两朝鼎盛之时，汉人安居乐业初无反抗之意，便认为汉民族有习于异族统治的传统；因而他们也就在传统的中国政治思想史上，硬加上一章汉民族亡国安心论了。

这批洋学者错读中国古书，他们不了解蒙、满两个边疆民族入主中原以后所建的政权，基本上是个“中国模式”（Chinese state）的王朝。这个“中国模式”之采取，早已是孟子所说的“以夏变夷”以后的事。换言之，即是中国边疆少数民族在意识形态上早已向汉民族投了降，也可说是汉民族在意识形态上的“反征服”。试问元世祖和康熙、乾隆诸帝，除了一条辫子之外，又与“汉人”何异呢？

“辫子问题”实在太小了。如果我们汉民族，大事不管而津津于一条辫子，那我们也就变成日本人和以色列人了，哪里还谈到什么“汉家法度”？！老实说，大美帝国今日的泱泱之风，亦不逊汉唐，不愧为今日列强之首。不久将来，白宫也会出个黑主。等到美帝黑主临朝，你能说，美国人民是“习于黑人统治”？

所以我国元、清二朝是汉民族安于汉家的政治体制，而非习于异族统治！当年北伐战争时，民间舆论曾有句话叫“军事北伐，政治南伐”。满蒙二族之入主，也是“军事南征，政治北征”啊！华夷相安，各有取舍，又何足异？

再者，在传统的东方式的“宇宙国家”（universal state）里，华夷之辨本不以皮肤颜色，或部落主义（tribalism）为标准的。这批洋学者以近百年来西方“民族国家”的政治观念，强为传统东方社会发展之诠释，实是不折不扣的“现时观念”和“欧洲中心主义”（Eurocentrism）所产生的偏见的最好例证。

西方学者研究中国近代史，有时也有类似的偏见。

清朝末季，中国政府由于禁止鸦片和对外贸易不热心而引起了“鸦片战争”。后来为反对西人在中国内河航行和在内地传教，又引起了“义和拳”一类的群众暴动。为解释这一现象，部分西方学者又把上述理论扭转一百八十度，说中国政府颟顸，无理反对外贸；中国人民愚昧、传统、盲目排外（anti-foreign）；所以“鸦片战争”和“八国联军”者，非鸦片与宗教之过也。不管鸦片、米片、麦片或尿片，中国政府反对任何一片，这场战争都是免不了的；只要中国人民继续排外，则八国联军、九国联军，也都是必然的后果！

在这些学者看来，哪个国家有像中国那种愚昧和落伍呢？传教为你好，你为什么一定要反对呢？（他们把中国当时的社会经济诸条件，一笔抹杀，他们也不能解释今日美国人为什么一定要反对文明？）大规模的国际贸易，也是为你好，你为何一定要搞出个“十三行”在广州一口，统购统销呢？这种闭关自守的愚昧民族，不临之以坚船利炮，它哪知好歹？！所以“鸦片战争”与“八国联军”者，实是“白人之负担”（Whiteman’s burden），为文明进步，振聋发聩，不得已而用之兵也！

可恨的是，中国人生性保守。一百年过去了，现在的洋主教洋牧师还是不能在中国内河航行、内陆传教；那些变相的“十三行”还不是在广州一口，大搞其统购统销？大英帝国的炮艇艇长们，再把铁船开入虎门，轰它两炮，不又可签个虎门条约，恢复五口通商了吗？他们不此之图，而遇事战战兢兢，真把女皇陛下懿面丢尽。约翰黄牛！亦何前倨而后恭也？

不过西方学者持此前后矛盾之论，实情有可原。因为在今日完全商业化了的西方学术风气之下，一些“思过于学”（我不敢说“思而不学”）的学者，标新立异以哗众取宠，原不足怪。何况西人研究近代东方的第一部书，大半都是在炮船上写的呢？他们既未经过五四运动，又无文化革命，这种炮艇史观，一脉相贯，永垂不朽，正表示他们基殖深厚，学有师承！

本来，两国争雄，自相称述，饰辞矫说，各掩其弊。这种刘知几所说的历史学上的“曲笔”和历史家的“厚颜”，原是中外古今外交史家的通病。有的是因为是先入为主的观念——如上述炮船史观——在作祟，而执笔不知其“曲”；有的是因为血浓于水，各为其主，执笔者脸皮太厚，良心太黑，而“各掩其弊”——如西方国家所发表的什么“蓝皮书”、“白皮书”，就是属于这一类。但是不论怎样，芳邻的隔篱之论，正可为我辈闭门造车的冬烘学究做借鉴，启发我们读书的“烟士披里纯”，帮助我们探索治学的新方向。检讨过去，瞻望未来；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实未可厚非。

但是有高度中西训练的华裔学人，如果乱拾西人牙慧，瑕瑜不分，随声附和，那就不足为训了；如因学术思想之变易而兼及社会行为，那就更不好了。

当年鲁迅、郭沫若辈所诅咒的欧美留学生，该是这一模式里的典型人物。不过这一模式实非欧美留学生所专有，亦不限于“右派学人”，“左派学人”中亦所在多有。

事实上，周、郭二氏由于对西洋学术思想并未真正搞通，他二人在论学治史上，小脚放大的皮相之论，有时即自陷于这一模式之中；因而他们骂起人来，往往反是有点自嘲自讽！

胡适之先生这位科班出身的学者，由于对中学西学都有相当程度的“通”，所以他反而不属于这一模式！真知胡适者，或不以鄙言为过誉！

六一

在久居异域的留美学人中，与洋人往还亦有深得西术之三昧者。他们颇能排除尾巴主义，知道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而与之共存共荣的。这大概可以算是第二种模式，也是比较年轻有为的一种模式。

美国人的社会基础是建立在极端个人主义之上的。他们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如无个人利害夹杂其间，则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友朋之间，周而不比，固亦恂恂然基督教文明中君子之风焉。但是一旦彼此间夹杂利害，那就是另一回事了。笔者前文就曾强调过，他们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有礼无让”的。

“无让”不一定就是“不仁”。美国社会也是有仁有义的。不过他们重义行仁却是行有余力以后的善行。在他们各为己利相竞争、余力不足之时，大家相处则是绝对的“在商言商”（Business is business.），所以“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这句话，在一般西方人看来，并无大错。“为己”是他们商业道德的百善之首。大家都为己，所以他们的口头禅便是：“如果你不保护你自己的利益，谁替你保护呢？”（If you don’t protectyour own interest，who will？）如此，则社会上愈是性存侵略、能得寸进尺的贪夫，便愈有办法，也愈为社会所称许。人与人之相处如专以“侵略”（aggressive）相尚，则同事同伙同僚之间有利害冲突者，则防友如防贼。你一不小心，你的“利益”就要被人家“剥削”（exploited）了。

久处异邦，渐谙斯人之道，我们读《资本论》才能得其精义。马老终篇“剥削”不离口，旁观者清，原来是这么回事。威尼斯商人的舞台造型，是莎翁的夸大吗？超工业化的美国社会，何处而非威尼斯？美丽的常春藤盟校校园之内，威尼斯精神亦浩气长存，遑论其他！看汉译洋书的人，怎能领略十里洋场的经纬！

笔者在纽约便做过许多次“陪审官”（juror），在纽约区法院民、刑二庭之上“听讼”无数次。深觉各案中两造律师的辩论与法官的判词，都以专钻法律漏洞为能事。至于民、刑诉讼中的天理、人情、良心各方面则全被丢入茅坑，毫无考虑余地。久听刁顽之讼，我才领悟到我国老陪审官孔丘所说的“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的感慨之所寄。我们酸溜溜的满腔妇人之仁，以“听樵断讼”为美德的中国士大夫在美国真活该饿死！

我们的下一代因而也就摸透了所谓西方社会的底蕴。有许多在观念上也可全盘西化了。丢下了自己农村传统文化沉重的包袱，而加入白色“主流”（mainstream），与洋朋友折冲樽俎，在商言商；如此亦可以平等互惠，如鱼得水。这种彻底美国化的华裔——也是今日美国学运中，亚裔小革命口中的所谓“香蕉”（以其外黄内白也）。

本来，罗马帝国是和我们大汉帝国一样伟大的。既入罗马，即学罗马人之所为。入境从俗，“变于夷者也”又有何不好？只有孟轲那个老夫子，才要坚持他的“本位文化”呢？胡适博士就不是那样自尊自大的冬烘遗老，不管什么都是中华文化第一。他老人家生前言必称美国，毕生讴歌“西方文明”，死而后已！

真是，香蕉！香蕉！吾胡老师于尔有厚望焉！

但是适之先生自己是不是一只大“香蕉”呢？绝对不是的。因为“香蕉”不是任何中国知识分子可主动地去做的。要做香蕉，一个华裔知识分子要丢掉他全部的文化包袱，去做个“真”洋人。这一点不但胡适做不到，绝大多数的“留美学人”都做不到。丢文化包袱，直如挟泰山以超北海，谈何容易！

一个华裔知识分子，如果情根未断，放弃不了他自己的“文化传统”（cultural heritage），那他就是留美学人中的第三种人了。这种人，第一，头有傲骨，生命里有种酸劲，叫作“身可杀，志不可辱”。因而在许多带原则性的问题上——如著书立说、立身处世等——他往往要坚守他自己文化背景上的“价值标准”（standard of value），不从众，不随俗，在异族社会里往往变成一块茅坑里的石头，又臭又硬。这一点在与他价值观念完全不同的洋朋友、洋上司或洋同事看来，则似乎是行为乖僻，有时简直是“无礼”（bad manners）了。第二，这种中国知识分子，多半在个人实际名利上，能忍能让。但是他那种忍让行为，在他的美国同僚看起来，根本不算是“美德”（virtue）。相反的，那是他“甘愿放弃他应得的利益”。在美国社会里，这种人最多只能算是个“好人”（good man）。而“好人”在英文字典里的真义则是“笨伯”（fool）的同义字。

因而这种人“无礼有让”的习性，和“有礼无让”的美国社会，正背道而驰。但是他们既在美国混饭吃，为什么不能“入境从俗”而偏要墨守于他不利的“非美行为”（un-American behavior）呢？这就是两种不同的道德观念之内，不同的价值标准在作祟了！

有些老华侨，贫病交迫，仍要力疾做苦工，绝不愿领取“社会救济金”（on welfare）。这种“不食嗟来之食”的酸劲，也就是“价值观念”（sense of value）的问题；而接受“救济”的行为，洋人年轻力壮的小伙子亦优为之；印度和菲律宾移民，下船伊始即优为之，而老华侨不为！是耶！非耶？

胡适之先生——我敢断定——就是身填沟壑，他也不会“降志辱身”到洋衙门去看人脸色，乞讨“救济”的。胡氏在祖国同胞的想象中，可以说是“洋气”不堪了。其实把他老人家和一些年轻的“香蕉”对比，他却显得冬烘、迂腐，洋气云乎哉？胡先生是个好人。幸运的是这个“好人”始终没有“降志辱身”在美国讨饭吃，否则美国的月亮，对他老人家也不会是那样地圆了！

六二

这些留美学人的众生相，如细说从头，实在都是社会学、社会史学、民族学（ethnology）、比较文化学，乃至写实文学上极有价值而罕见的资料！

以前“白马社”时期，胡先生不但嫌我们的作品在消极方面犯了“无病呻吟”等诸“不”之大忌；在积极方面也未能掌握“现实题材”从而延伸其幻想（imagination）。他主张“做诗如做文”，并且诗文的全篇要有一定的“plot”。在胡老师鞭策之下我也每想从现实题材——留美中国知识分子的生活和思想——为背景，学习写一点有“plot”的文学习作。以下便是我在日记里找出的——曾经胡公○○××过的两首“咏物”的新诗：

企鹅（The penguins）

原生在最热底赤道。

因为是弱者，

被赶到最冷底南极——

那失去温暖的地方，

全是冰山，

没有金矿。

商人不愿来！

野兽不愿来！

让不染纤尘底积雪，

保持了洁白底胸膛。

踱来踱去，

在冰块上；

看，海天边际

一片汪洋！

永远地站着；

挺着脖子！

像，检阅台上的首长！

夜总会里的茶房！

可不替绅士服务，

也不在苦难人民底面前，

装模作样！

1956年4月22日

烟蒂

凭着点没有火的烟，

给别人吹嘘！

是光荣吗？

经常挂在主人底嘴里。

善良底囚犯们，

对你多么留恋！

为着高贵！

豪华底少年，

却尽速把你抛弃。

大腹贾们笑了

把你高举在胸前，

对跳楼的人表示胜利。

狰狞底大独裁者，

也和善地吻吻你；

他红笔圈内的集中营，

这时正血腥遍地！

你骄傲了！

在黝暗底舞会走廊里，

让贵妇们底口红，

染遍了外衣！

主人要丢掉你了，

当你吐尽最后一口气；

在被扼死的废墟里，

挤满了伙伴的尸体！

1956年4月10日

胡先生说我的前一首“还不错”，因为“penguins”就是这样的啊！后一首不是什么有没有“plot”的问题，而是意思有点尖刻。他讲笑话，说是“变风”、“变雅”！所以在胡氏的灵魂深处，他不知不觉地还保有古老的“温柔敦厚，诗教也”的旧传统。我们这一辈，在中学时代把鲁迅读烂了，所以一落笔，就“变风变雅作矣”。一经胡公点破，也颇自觉有失温柔敦厚之道；士君子读书做文，为什么一定要走鲁迅那样尖酸刻薄的道路呢？胡适的《尝试集》里，就没有一首“变风、变雅”的诗！

如今胡公已作古多年，笔者亦自哥大转业他校。回首哥大当年，那为人处世最温柔敦厚的前辈——也是该校师友言明要我们“东方人”向他学习的——莫过于东洋人角田柳作先生了。这位“老讲师”先后在哥大服务四十余年，“退休”三次。二次大战时，美军里一大批“日本通”都是他的学生，而他自己则被捉将官里去（因为是日裔移民）。出狱后，无怨无尤，仍然勤勤恳恳为大学服务，无名无利，以一“讲师”职位，而终其身；一生忍让勤勉的风范，真是活生生司图女士笔下的“汤姆大叔”[2]！其辛苦忠诚的情况，也极像中国以前大户人家的老奶妈，喂孩子、换尿布、摇摇篮……数十年如一日，诚实可靠，上下咸钦。如今带过的少爷小姐都长大了，各自成家立业，老奶妈也到死的时候了。角田先生年近九旬，行将就木，忽然怀念三岛，希望落叶归根，故乡埋骨。孰知天道之亲，不与善人，他老人家力疾西飞之时，富士已遥遥在望；怎料一口气不来，竟寿终于檀香岛上，距东京下机，仅数小时耳。

角田先生噩耗传来之时，哥大师生莫不惋惜。追悼会中，笔者亦随师友之后，含泪俯首，悼念此一代完人！角田先生一生淡泊明志，宁静致远；头无半片傲骨，心存百般忍让！一朝溘逝，宜同人之哀也。他一生自是不朽，他也替我们东方旅美学人，刻画出了第四种模式！

像角田先生这样的人，在传统农业社会的“东方”，他不是什么“三圣七贤”之一，至少也是个“忠厚长者”的“好人”，是社会——尤其是学术界、教育界——标榜的对象。但是在一个工商业的社会里，尤其是今日各以“侵略”相尚的社会里，尤其是一位“东方人”（Oriental）生存在这个“侵略性”极强的西方社会里，别人早已认定你的皮肤颜色，就决定你生活应有的方式的情况之下，你是否应该把主观向客观认同，去做个黄色的“汤姆大叔”，或东洋“阿妈”呢？

“俯首甘为孺子牛！”无疑义是符合人性的。但是在小东人驱策之下，“俯首甘为主子牛”是不是合乎道德标准，那就大有问题了。60年代以来，美国少数民族的青年学子，血气方刚，他们群起反对“香蕉”，反对“汤姆大叔”，就是从这个“不疑处有疑”的道德观点出发的！

六三

上节所述的四种“模式”当然只是笔者个人的“大胆假设”，是就一般情况来说的。它们之间是没有什么明确界限可以划分的。笔者断不敢把旅美同文，妄加分类；更不敢以一己鄙见，臧否时贤。只是因为身居异域，对一己的立身处世，时感恍惚；对教育子女，尤觉方向不明，才有此种臆断。

所谓旅美学人的众生相，在祖国的亲友和读者看来，只不过是一篇新闻报道；甚或是一篇空中楼阁的小说，无关痛痒。但是对一个旅美华侨的本身来说则是个“切身问题”，是他本人“立身处世”、“教育子女”，方向选择的问题！

他应该教他子女“习鲜卑语，弹琵琶，以服侍公卿”呢？

他还是任他们“穿洋服，吃大餐，只恨眼珠子变不蓝”，去做只“大香蕉”呢？

还是甘为“茅坑石头”，一无是处呢？

还是训练他们“忍让为怀”，取法先贤，唾面自干呢？还是另有其他方式，兼采中西之长呢？

这个文化冲突（conflict of culture）中的抉择问题太大了。我国近百年来的知识界，所困扰的也就是这个抉择问题，不过这个百年长存的问题，没有像他在“留美学人”社团中，所发生的那样尖锐罢了！

胡适之这位留美学人对我们这些切身问题有没有什么明确的教导呢？我翻遍他数十种著作，所发现的只是一些“女子为盗所污”等等零碎的答案。他对东西文明传统（heritage）上观念之冲突和农业社会与工商业社会内人民精神生活之变易，对我们并无有系统的交代。胡氏生前，我默察他老人家，交游言谈，涉及这些问题，也是不成篇章之论；所以笔者以上诸篇曾一再提到胡氏未搞出一套完整的理论，便是这个观察的结论。

六四

适之先生“交游遍天下”，但是俗语说“知心有几人？”真是替他老人家说的，晚年在纽约做寓公的胡适简直可以说没有朋友。

文人的朋友大致有两种：孔夫子的朋友是友直、友谅、友多闻；施耐庵的朋友则是友谈、友吹、友吃喝。这两种朋友胡公几乎都没有。至于江湖上的“刎颈之交”和西洋人的“能济缓急的朋友，才是真朋友”（A friend indeed is a friend in need），那就更谈不到了。

胡适在纽约没有朋友的理由很多：

我国古语说“衣不如新，人不如故”，胡氏年近七旬，寓居异域，“故人”本已不多。就笔者旁观，胡先生这一阶段内的真正朋友似乎只有李书华先生一人。李先生是位科学家，年高德厚，为人又极其淡泊纯真，又有极厚的书卷气，晚年在纽约退休以治科学史为消遣。李公治学之认真实和胡公搞《水经注》相伯仲，所以这两位老人家在一起大有“学问”可谈，而李氏又无求于胡氏。“君子之交淡以亲”正是他二老友情的写照。

李氏以外，胡公似乎再无第二个可以缓步公园、闲谈往事的“故人”了。胡适之是位“学者”，谈学问是他终身之所好，而他的老朋友大多学优而仕，从此一去不返，而他们与胡适友谊的关系，往往却是他们搞政治的本钱。持胡适大旗而舞之，他们和胡氏因而也就没有什么“学问”好谈了。学问之外，中国男人谈话资料那就莫非政治和女人了。胡适何可谈女人？！因此他们朋友之间的话题就只剩一个——鸡毛蒜皮的政治。幸好老胡适对鸡毛蒜皮的兴趣至大，他公寓内访客如云，他老人家笑口常开也就乐此不疲了。

再者，一些学者如把书袋丢得干净而沦为官僚，其言语无味、面目可憎的程度，往往甚于职业官僚。因为职业官僚多少还有其职业上的“本色”，而半官半学的官僚，妾身未分明，反而两无是处！

搞学问本是个“曲不离口”的专业，是荒疏不得的。俗语说“秀才三年成白丁”。一个成了白丁的秀才，如再回头和白鹿洞主谈学问那就很难投契了。加以胡适之又是个十项全能、高等常识异常丰富的大文化人，你和他“外行话”是不可乱说的。笔者在无数次集会或社交场合之内，就亲自见到这种尴尬的场面。我默察胡氏的反应，看他技巧地把话题转换，也真难为了他！

如果“我的朋友”的朋友，与“我的朋友”在社交场合，除掉鸡毛蒜皮的政治之外，连聊天的题材都没有，那么“我的朋友”的朋友也就不成其为“我的朋友”的朋友了。

胡适之在学术界里的地位太高了。他和许多最高级政治领袖在政海中一样，一言九鼎，所以对许多问题除掉哼哼之外，他是不能随便答腔啊！这或许也就是人物愈伟大、朋友愈少、生活愈孤单的原因之所在罢！

六五

“我的朋友”既然对“我的朋友的朋友”要谨言慎行，他们之间的往还也就难免肤泛空虚。“人之相知，贵相知心。”肤泛空虚或有所为而往还的往还，也就无“知心”之可言了。因此胡先生真正感觉到“言论自由”和“精神愉快”的还是与他那些大厨、企台、担菜、卖浆、理发、擦鞋……的“朋友”们的谈笑。胡适之这个大企鹅是不会装模作样的；他和他们笑谈之乐是他个性使然，而他们对他也是纯真的既敬且爱。听说他死后出殡的路途中，居然三轮车夫也拈香道祭。试问这些拉车的朋友何所求于棺材里的胡适之呢？这种出于衷心的敬爱，才是真正的敬爱啊！

除此之外胡适之先生感到最自由快乐的，那就是与他的后辈和“学生”们在一起的时候了。胡氏最大的兴趣是“讲学”、“教书”或“传道”。胡氏平辈的朋友们，虽然十个有九个半可以做他的学生，但是他对这批朋友则既不能讲学，又不能传道，更不能教书！在这方面，胡适之真是“不自由，毋宁死”！但是他对他少数晚辈和“学生”就不然了。对他们，他享有绝对的、也可能是唯一的言论自由了。

他可以对一批糊涂无知而对他十分真诚尊敬的学生们大谈其什么、什么人或团体“混账”！（胡适也是人，并不如我们想象中的“道学”。）他也可以说某种某种团体“是个既得利益集团”，某个某个人是来“watch我的”！这种话“我的朋友”在“我的朋友的朋友”之间是绝对不会说的。

还有，适之先生基本上也是个国学大师，他的治学大体上也是以“整理国故”为主的。离开古籍，正如他自己所说的，“胡适之就‘缴械’了！”加以他又门户之见甚深，又不阿从俗好，所以他对未读过《古文观止》、《唐诗三百首》和《红楼》、《水浒》的后辈也不大“谈得拢”。他老人家虽然一辈子“西洋文明”不离口，他对真正受有彻底“西洋文明”洗礼而与“国故”无缘的“香蕉”反而无话可谈，因而和胡氏往还的后辈，多半都是上述第三、四种模式里的文法科留学生。在他们的圈圈里，他俨然是个在冰块上踱来踱去、呱呱而鸣的大企鹅王（king penguin）。

不过随胡老师在冰块上踱来踱去的小企鹅们也知道，他们队里的大王基本上是个学者、思想家，乃至传教士，他不是政治领袖。胡适之是造不了反的。他老人家可以“立德”，更可以“立言”，就是不能“立功”！平时喜欢凑热闹。事未临头，可以说是口角春风，天花乱坠；大事不好，则张皇失措，执辔三失。

胡先生这个懦弱的本性在当年所谓“雷案”中真毕露无遗。他老人家那一副愁眉苦脸，似乎老了二十年的样子，我前所未见，看来也着实可怜见的。后来我拜读他那自我解嘲的雷案“日记”，尤觉这位老秀才百无一用之可怜。“我虽不杀伯仁，伯仁因我而死！”胡先生对这件事始终是内疚弥深。“百无聊赖以诗鸣！”他老人家只好把南宋大诗人杨万里的《桂源铺绝句》抄来抄去，以慰“我的朋友”的朋友，亦聊以自慰云。诗曰：

万山不许一溪奔，

拦得溪声日夜喧。

到得前头山脚尽，

堂堂溪水出前村。

可是等到溪水出前村之时，他老人家已墓草数青矣！

注释

[1] Donald Robins on，“VIP：The World’s 100 Mo st Important People，”Look，Oct.4，1955.d.40．

[2] Harriet Elizabeth（Beecher）Stowe，Uncle Tom’s Cabin；or Life among the Lowly.Boston，J.P.Jewett，1852.本书为美国内战前，描写黑奴生活最具影响力之小说。汤姆大叔为一极忠诚勤勉而乐观之黑奴，为书中之主角。

较好的一半

六六

在胡适之先生的生命中，一件国人认为“难能可贵”的，也是一般人所津津乐道的小事，便是他有一位“小脚太太”！

“胡适”这两个字，在近六十年来的中国，可说是一切“新”的、“洋”的事物的同义字了。大家一提到胡适之，心目中的直觉形象，总是一位西装革履、金边眼镜、满口洋文、风度翩翩的摩登学者了。论“摩登”则天下之摩登莫摩登于“我的朋友胡适之”者矣！

可是最能代表“胡适”这个形象的反面的事物——落后、腐朽、肮脏……则莫过于王大娘裹脚布里面的那双“小脚”了。在清末民初，最惹革新人士愤恨的——也是最能象征“落后东方”的具体东西，也莫过于“小脚”和“辫子”了。可是“辫子”问题不大，一剪剪去，烦恼尽除。“小脚”可就麻烦了，因为它既小之后，就欲大不能！所以把“胡适”和“小脚”放在一起，真是太不调和，也太够讽刺了；因此“胡适之的小脚太太”这一概念似乎也就变成民国史上的“七大奇事”（Seven Wonders）之一！

笔者在孩提，便听到家中父执辈闲谈及之而啧啧称奇。嗣后由小学、中学、大学以至留学，所听到的有关这件“奇事”的讨论，也未尝稍息。胡适大名垂宇宙，夫人小脚亦随之！因而这位胡太太在我的心目中，便一直是位白雪公主式的神秘夫人！所以当胡先生第一次为托我向图书馆还书，因而约我他到公寓里去“坐坐”之时，我心头立刻泛起一种说不出的感觉。我想我到胡先生公寓里去，不就是要看到他的“小脚太太”了吗？！那一定是一位久藏岩穴、不见阳光的白毛女！

当胡先生介绍我向他夫人会见之时，我鞠个躬，叫了声“胡伯母”，然后定睛一看，真又有种说不出的失望的意味——二十多年的神秘感，一刹那间，全盘消失！站在我面前的不是白毛女，而是一位圆圆胖胖的十分祥和的中国老太太。这样的老太太我实在看得太多了。

笔者是在一个农村大家庭里长大的；外婆家、姑母家、姨母家也都是大家庭。所以我的家族圈圈内，自继祖母、祖姑母、祖姨母……而下，有母亲一辈的伯母、婶母、姑母、姨母、表姑母、表姨母、表表姑母、表表姨母——乃至乳母、保姆等等；天老爷！小脚、中脚、大脚，可以排出一两连老太太兵来！真是阅人多矣！

现在站在我面前的“胡适之的小脚太太”，在我家庭老太太的队伍里，至少可以找几打和她老人家一模一样的，小脚、中脚乃至大脚的老太太来，稀奇什么呢？

我自胡家回去之后，同住的中国同学们，居然围拢来问我：胡适之的小脚太太是什么个样子？一时我实在无法回答；因为对我说来，这位胡老太太简直“普通”到使我无法形容的程度。

胡先生在他的日记里说，他是在妇女之间长大的。笔者亦何尝不然。那些慈祥的老太太们，自从替我洗三朝开始，便是我生命里的一部分。对一些农村大家庭中长大的男孩子来说，这批重男轻女的老太太们，实在太可爱了。她们那些“小脚”在我看来并不十分“丑陋”或“落伍”。相反的，那是孩子心目中温和慈祥的象征。

我再也不会忘记，一次我偷偷地与一些放牛哥下河“洗澡”。归来，东窗事发，被父亲捉到了。他倒持毛帚，吹胡子、瞪眼睛，非把我打个皮开肉绽不可。我那向不发脾气的母亲，这时也毫无笑容，默默地站在一边，见死不救。可是那一旁团团转的几只小脚，可忙坏了。她们拦住了父亲的毛帚，替我“讲情”，要我“认错”，并且告诉我河里的“水鬼”如何可怕，下次再也不去河里“洗澡”了……最后还是她们替我“认了错”，才免得我在父亲的毛帚之下，壮烈牺牲！

如今只身漂流海外，祖国地覆天翻……午夜梦回，这几只“小脚”太令我怀念了。它们的无形消逝，我想起来，如何悲痛——我怀念她们！

现在在我面前出现的，不是“胡适之的小脚太太”，她是我生命中一去不返的几只“小脚”的重现。我不感到奇怪，我感到的是“旧梦重温”——它替我找回了一段失去的童年岁月和温暖的家园。

二十多年来，我心目中“胡适之的小脚太太”的幻觉是如何构成的呢？我真是迷惘之极！

六七

胡伯母是一位相当爽朗的老太太。和她相比，她那位白面书生的丈夫，反而显得拘谨。胡老太太向来未叫过我什么“密斯特”或“先生”。第一次见面，她对我就“直呼其名”。几次访问之后，我在她的厨房内烧咖啡、找饼干……就自由行动起来。她只是传统中国社会里的一位普通老太太。我既是在这些老太太丛中长大的，我对她们也可相处如鱼得水。自幼她们就不嫌我吵，及长我也不嫌她们烦。她们絮絮不休而来，我也絮絮不休而对。她们鸣冤诉苦，我也可以既劝且慰，而不躲避她们。所以胡老太太后来自台北写信给我，总说我是“适之的好后学”，又是什么“最好的好后学”等等。我这位农村牧牛儿，真是承老太太过奖了！

俗语说，“一个床上睡不倒两样人！”胡太太受胡先生影响，说话也欢喜提“我们安徽”如何如何。其实更正确的表达，应该是“我们徽州”如何如何才对。她烧的一手好吃的徽州菜，很多样我都从未吃过。但是她老人家偏说是“安徽菜”，一定合我的口味。

一次她老人家打电话叫我去吃“豆渣”，说是美国吃不到的“安徽菜”，要我“赶快来”！我在赴“豆渣宴”的匆忙旅途上，千想万想，“什么是豆渣呢？”等到我吃后才想起，那原是做豆腐时剩下的渣滓，加五香杂料炒出，十分可口，是安徽农民最普通的“下饭菜”。笔者少小离家，竟然把它忘怀了！

适之先生以前便常常告诉我说徽州“很穷”。男人外出经商当“朝奉”，家事全靠女子操作，所以妇女十分勤劳，终日忙得团团转，所谓“不出门，三十里”是也。胡老太太也精力过人。她在那个小公寓内，也是不出门三十里，忙个不停。她家里麻将之客常满，斗室之内，烟雾弥漫。胡家的麻将客也告诉我，胡太太在麻将桌上赢的钱，也是胡家的经常收入之一种。她每打必赢，不知何故！

不打麻将了，胡老太太就烧饭，烧饭也是为着下次打麻将。侨居纽约，大家都没有用人，所以必须先把饭烧好才能上牌桌。等到麻将八圈已过，人饥手倦之时，大家就辍牌、热饭，然后据牌桌而食之。食毕，丢碗再战。其效率之高，真未可与港台间夫人女士道也。

老太太找不到“搭子”了，就读武侠小说。金庸巨著，胡老太太如数家珍。金君有幸，在胡家的书架上，竟亦施施然与戴东原、崔东壁诸公揖让进退焉！

这一对老夫妇在纽约相依为命，我实在看不出他们伉俪之间有丝毫不调和或不寻常之处。我记得胡先生放在客厅里的那个大书桌，就像一只中国旧式的八仙桌。桌上堆满线装书。周策纵夫子有自嘲诗，曰：“妻娇女嫩成顽敌，室小书多似乱山！”胡老师没有周先生那样的“娇妻嫩女”，但是“室小书多”，倒是和周家一样的。在那些乱书之中，放着个小砚台，看来就像万山丛中的什么“雁荡”和“天池”一样，这也是胡家之一景。胡先生流传海外的那些墨宝，也就是这些乱山丛中的产品。

胡家这只大书桌对我也太熟习了。我祖父当年的书桌就是这样的，只是老祖父那只砚台比胡老师的那只大出十倍罢了。他们看线装书，都带着深度眼镜，查《辞源》还得用放大镜。祖父穿长袍，胡老师穿衬衫和背心，也没有什么不同。那位在我祖父背后走来走去的、圆圆胖胖的继祖母，和胡老师身后忙个不停的胡师母，也差不多一样。和和平平四十年，大家一样好姻缘，我实在看不出这些白首相偕的老夫妇们有什么不同。当然他们的家庭里，偶尔也有点什么“代沟”和“勃谿”等小问题，大家也都是一样的，这也是20世纪传统中国家庭里的正常现象吧！

胡适之的“小脚太太”有什么值得我们大惊小怪的哩？！

六八

胡伯母毕竟和我的继祖母不同，因为她是位大学者的夫人。她也感染到一些书香气息。她老人家那时便告诉我，她也在写自传！可是我一直无缘拜读。等到胡先生逝世后，她老人家再度访美时，向我哭诉一些人世间的不平之事后，忽然交给我一大卷铅笔写的稿子，要我替她“看看”。其中有一部分据说还是寄居曼谷时期写的。

我取回在灯下展读，觉得那份稿子太可爱了。胡老太太不善述文，稿子里也别字连篇，但是那是一篇最纯真、最可爱的朴素文学，也是一篇最值得宝贵的原始的社会史料。尤其是她叙述民国六年，她未婚夫自美返国到她家中去看她，而这位待嫁女郎“不好意思”，想见他又不敢见他，因而躲在床上哭泣、装病。我读来，真如见其人。

后来婚期已近，她如何预备妆奁；大喜之日又如何“上轿”和坐在“花轿”内的心情，我细细咀嚼，真是沾唇润舌，余味无穷。它的好，就好在别字连篇，好在她“不善述文”，好在她无“咏絮”之才！

这种纯真的人情、人性，要以最纯真、最朴素的笔头，才能写得出来。一经用“才华”来加以粉饰，失其原形，就反而不美了。笔者以前做打油诗，咏“公园里的雪莱石像”，就认为那块“受了伤的石头”，远没有那深山大泽内“真得可爱、笨得可笑”的“顽石”更有诗意。《三字经》上说，“玉不琢，不成器”。其实玉要琢，就失真义。真爱玉者，或亦以故宫博物院内的“玉器”为“病玉”也。

笔者固亦尝拜读杨步伟、蒋碧微、沈亦云诸位老太太的自述。不揣浅薄，亦尝以六个月的时光，把《亦云回忆》的原稿，承作者委托，译成英文，共二十六章，凡八百余页。我对黄老太太的大作，可谓细读了。

“有何高见？有何高见？”黄沈亦云夫人，在我拜读之后，好奇地不耻下问。

“黄伯母，”我说，“我略嫌作者才气‘太’高，文笔‘太’好！”

亦云女士是我国第一所高等女校第一班的七十人中最少年、最美丽、最聪明的一位。以后黄郛将军一见之下，不能自持，才引起他二人才子佳人的一段佳话的。

像黄夫人那样在革命阵营中参与密勿的人物，她可留给后人的东西太多了。笔者受托为其校订过的数百件“绝密”电稿真迹，便是不世之珍。这些真金璞玉如为小文采所掩蔽，那就浮云蔽月了。所以我劝作者，归真返璞，让原始资料以真面目与读者见面。在她老人家的授权之下，我就“伸缩”而译之。可惜时限过短，未竟全功，至今犹认为可惜。

笔者细读蒋、杨二夫人的大著，也深觉这与胡老太太同辈的三位才女的大作，足垂不朽。她们都是近代中国的第一代“新妇女”。她们的自述，皆为最珍贵的第一手史料也。

可是读书如看山。平时我们看惯了泰山之伟、黄山之秀、华山之奇……殊不知一些不知名的小山，亦自有丘壑。其中奇绝之处，往往为名山所不及。我拜读胡老太太的手稿，心中即有此种感觉。我想真识山水者，或亦不以鄙言为河汉也。

当胡老太太把她的原稿给我之时，她或有意要我把它在哥大保存起来。我那时事忙，未想到这点。同时也认为那是一部未完成的作品，所以我劝她老人家继续写下去，乃把原稿还给她了。

1970年冬笔者访台去拜看她，也把这事忘了。后来老太太派人来旅邸约我去“吃饺子”以纪念适之先生“八十冥诞”，我亦以行色匆匆未能应召，孰知竟成永诀。其后我一直想告诉她“思杜在河北省当农民”的消息，也始终未能如愿。老太太仙游时，笔者侨居海外，不常看中文报，竟不知消息，电唁无由。今日思之犹觉耿耿！

胡老太太那份手稿，不知今在何方？云天在望，希望它没有自人间遗失就好了。

六九

江冬秀夫人与胡适之先生同年，生于清光绪十七年（1891），辛卯。夫妇二人是一对小兔子，夫人长先生数月。他二人是光绪三十年（1904），甲辰，订婚的。似乎是胡先生的外公做的媒。冬秀夫人的父亲江老员外对这门亲事似乎很认真。他对胡洪骍这个孩子认真地观察了好几天，才答应“以女妻之”的。

胡先生年轻的寡母对这门亲事，似乎也很满意。胡氏留美期间，这位未婚媳妇就经常至夫家陪伴婆婆，并一起照相以寄远人。在她的未婚夫感召之下，这位江小姐也把“小脚”放大，变成了中脚。家人并为她延师课读。日久能文，也就和数万里外的未婚夫婿，时通鱼雁。行行之笺虽短，脉脉之情弥深；半叶存问，也颇能惹起海外游子的相思。怀袖馨香，也给予他足够的烟士披里纯，而大写其acceptable的情诗——这便是这对未尝谋面的小两口儿，婚前远隔重洋的一点灵犀！

在胡适之那一辈——更具体地说，那些清华公费留美，第一、二、三届，胡适的留美同学们——试问有几位没有胡氏那样的婚姻背景呢？他们都是“世家子”。光绪年间的十八九岁的世家子，未“订过亲”，甚或“娶过亲”的，实在是少而又少了。

胡适之讨了个“小脚婆子”。试问胡适之的同学们、朋友们的“小脚婆子”，哪里去了呢？那批“世家小姐”就没有江冬秀女士那样幸运了。她们是我国数千年来，血淋淋地被压迫的女性，最后一代的牺牲者——她们有的深闺独处，试把花卜归期，可是过尽千帆皆不是，月月年年，坐伤老大；最后落得个守活寡，以终其生。幸运点的，最多也只能当个女阿Q，自称为失去丈夫的“乡间大太太”！抵不住社会歧视和空床孤寂的，则难免寻觅吞金、悬梁的解脱！六十年回头一看，比他们后一辈的世家子，试问哪个不能说出一两位当年欲死不能的准烈女啊？

在目前这个自由恋爱的20世纪大时代里，谁又曾注意到这个大时代的开端，那千万个，哭干眼泪、斜倚熏笼坐到明，为小脚难放，而终身守活寡的孤孀？！胡适之的“小脚太太”，只是那千万个苦难少女中，一个最幸运、最不寻常的例外啊！

纽约市以前有位漂亮的华裔旅美女青年，嫁了位洋丈夫。她蜜月归来，我问她：“我们应该叫你‘什么’太太了？”

“您叫我‘碰太太’好了！”她笑着回答。

据她说，她姊妹幼时，父亲便告诉她们说：“你们以后都姓‘碰’啊！碰到谁，就是谁！”所以今日她就嫁了个洋人——“碰先生！”

其实“碰”也者，岂止这位女士之姊妹哉？在这个父母不能命、媒妁不忍言的时代里，哪个“婚姻”不是“碰”而成之呢？女的去碰，男的就不碰了吗？事实上，男女双方，皆各碰其碰！碰得好，就交头接耳；碰不好，就焦头烂额；好与不好，就各凭天命了。自作自受，怨得谁呢？

所以今日吾人试猜，假如胡适之当年亦走多数路线，反对“旧式婚姻”，来个家庭革命，其结果又何如呢？照胡先生——乃至他的伙伴们——那时的条件，他搞家庭革命不外有两种方式：“先革后碰”或“先碰后革”。

胡老师是位很软弱纯良的人。先革后碰，我相信他做不到。因为要革，他首先就要“革”掉两个可怜的女人的“命”。第一个牺牲者便是他的寡母。胡氏母子情深，他对他母亲的遭遇太同情了；革母亲的命，他做不到！第二个牺牲者便是那个可怜的村姑江冬秀。冬秀何辜，受此毫无反抗之力的平白牺牲，胡适之先生是个软心肠的人，他也无此狠心！

至于“先碰后革”呢？那就很难说了。正因为他生性纯厚，在青春期才容易坠入情网。泥沼渐深，不能自拔，做了爱情俘虏之后，两善不可得兼，到那时逼上梁山，是否不闹家庭革命，那就很难说了。古语说，“不谨细行，终累大德！”所以凡事总要“防微杜渐”。但是青年人受了环境的引诱，误入情场，有几个人真能防微杜渐呢？胡适之便是位极具普通人性的正常人，在这种场合，他也就不能“防微杜渐”了。

胡氏留美七年——从十九岁到二十七岁——正是他的青春期。在他大学本科的四年中，也是美国青年男女社交最活跃的四年，他却心如止水。这大概是一个小土包子的关系吧。等到他进了研究院，那也是一般美国青年“野期”（wild period）已过，该坐下来好好读书的时候了，他却反其道而行，“红鸾星”大动，而大“碰”特“碰”起来。

在这个时期，他第一个“碰”到的，便是众所周知的他的洋女友燕嫡兹·韦莲司（Edith Clifford Williams）女士；回国前半年，他又“碰”了近代中国文学史上有名的莎菲陈衡哲女士。适之对她二位皆一往情深。命运之神如不作梗，他们都有双飞的可能！这也是江冬秀女士的“八字”好吧，他在两处情场都“碰壁”了，夫复何言！

七○

燕嫡兹是怎样的一个人呢？

要了解她，先得了解美国大学里的社交生活。

康奈尔大学是当时美国最有名的七大“常春藤盟校”之一。能注册入校的都是顶呱呱的世家子女。韦女士便是该校地质学教授韦君的次女，是在校园内长大的明珠。韦家当然更是纽英伦的世家。这所大学也是当时他们“上等人家”里的哥儿、姊儿们自由择配之所。这种作用和风气，在半个世纪后，仍相延未衰！

在50年代的初期，哥大的巴纳特女子学院（Barnard College）里的女同学便曾向我们描述过，她们贵院里的社交状况，其情形大致是这样的：

周末一到，全院同学皆涂脂抹粉，穿戴整齐，在宿舍房间内，坐候新旧男友的电话。走廊内公用电话铃声一响，大家就蜂拥去接。真是只一人得奖，却个个争先。结果一人含笑下楼去者。大家再等下次铃声。如是铃声不绝，妆楼也渐空。等到天也黑了，人也倦了，铃声也不响了。最后只剩下几位“孤魂野鬼”。在绝望之际，有的难免自伤命薄，倒于牙床之上，便号啕大哭起来（美国女孩子是极其坦白天真的）。可是几次一哭，也就惯了；因而性情日益乖僻，那就更问津无人了。

我国大学里的情形当然完全不同。笔者大学时代，男同学中春情发动的酸葡萄便曾在女生宿舍的外墙上，大做葡萄诗曰：“一年级俏；二年级傲；三年级放警报；四年级没人要。”这位阿Q诗人，所吟咏的当然全非事实。我们粥少僧多，哪有“没人要”之理？殊不料，这在美国大学里的择配过程，倒是实情。

我国科举时代有句解释落第士子文章的话，叫作“文章不发终有弊”。美国大学里的文章不发、警报长鸣的女士们，“弊”在何处呢？她们的“弊”有先后天之分。先天的那一定是形体不好，生理上有缺陷，不易引起男士们的爱慕。后天的，则难免是边幅不修，情性乖戾，使男孩子望而却步。

我们胡先生的女友韦小姐，是怎样的一个人呢？且看她男友笔下的描述。

一一韦莲司女士之狂狷

女士为大学地质系教授韦莲司（H.S.Williams）之次女，在纽约习美术，其人极能思想，读书甚多，高洁几近狂狷，虽生富家而不事服饰；一日自剪其发，仅留二三寸，其母与姊腹非之而无可如何也，其狂如此。（见《藏晖室札记》，1914年10月20日）

这是六十年前的美国啊！那时此邦社会风气之严肃，有甚于今日之中国。对这样一位“狂狷”的女子，天老爷！哪个大胆青年敢擅亲芳泽？大家愈不敢接近她，她也就益发“狂狷”了！

再看她东方男友七个月后的记述：

四八　韦女士[（1915年）5月8日]

女士最洒落不羁，不屑事服饰之细。欧美妇女风尚（fashion），日新月异，争奇斗巧，莫知所届。女士所服，数年不易。其草冠敝损，戴之如故。又以发长，修饰不易，尽剪去之，蓬首一二年矣。行道中，每为路人指目。其母屡以为言。女士曰：“彼道上之妇女日易其冠服，穷极怪异，不自以为怪异，人亦不之怪异，而独异我之不易，何哉？彼诚不自知其多变，而徒怪吾之不变耳。”女士胸襟于此可见。（《札记》同上）

今日台湾的时髦女士们，以“三气”取笑我旅美女同胞。其中“三气”之一的“衣着土气”，便不太公平。比起此邦大家闺秀的韦莲司女士，我上下打量，深觉拙荆“衣着”，并不太“土”啊！所以那“三气”俱全，以不变应万变，我们胡老师的洋女朋友，当年每逢周末，哭倒牙床，是可以想象出来的！

可是情人眼里出西施，我们的胡“医师”[1]竟然把她惊为天人，说“余所见女子多矣，其真具思想、识力、魄力、热诚于一身者，唯一人耳！”（1915年1月23日，《札记》）

数月往还之后，青年胡适显然已卷入国际情场，泥沼渐深，回头无岸。在短短的一年之中，竟向她写了一百多封情书——事实上是“理书”（说理之书也）。余读书至此，颇为那位当年的浊世佳公子、青年胡适感到不平。在那美人充下陈的绮色佳，何独钟情于此姝？我不禁脱口而出：“胡先生，你为什么找上这个古怪的老处女呢？”

“胡说！胡说！”胡老师正色告我，“Miss Williams是个了不起的女子！极有思想！极有思想！”

我唯唯而退。但我每想起我自己朋辈膀子边挂着的纤腰金发，我真痛恨美国当年排华风气，而为我胡老师痛感不平。有时当然也难免心中暗笑，我们交游不广、见闻有限的胡夫子丹桂有根而桃花无运呢！

1915年1月下旬，胡君又专访女士于其纽约海文路九十二号寓所（92 Haven Avenue）。次年韦女士转返绮色佳，乃将此寓转顶于胡氏。1956年夏，白马社在这寓所的九条街之外开会，胡先生特地要我开车往该处，绕场一周。真是海文路上花千树，都是胡郎去后栽。木犹如此，人何以堪？！当年国际情场中的风流才子，如今两鬓皆斑；睹物思人，真不胜感慨系之啊！

就在这一次胡、韦海文之会时，胡氏显有所求（made some proposition）而为韦女所峻拒。2月3日韦氏就写了一封“即在所谓最自由放任之美国，亦足骇人听闻”的长信。她奉劝胡郎，斩断情丝，悬崖勒马；应着重较“高级”的情性之交；勿岌岌于“色欲之诱”（sex attraction）。最后燕姬并勉励郎君，“读书上进！”（education-choice-then vitalactivity）好一派薛宝钗口吻，也就是贾宝玉所说的林妹妹决不会说的“下流话”吧！可是她的劝告，胡氏都全部接受了，并“与C.W.约，以后各专心致志于吾二人所择之事业，以力为之，期于有成”（见1915年2月3日及5月28日《札记》）。

从文学和男女情爱的观点来读胡适留学日记，读到这一段真觉泄气！贾二爷和苏和尚如地下有知，一定也要大诟曰：下流、下流！俗不可耐！但是从实验主义者以及孔孟人道主义的观点来冷眼旁观，我们倒替江冬秀夫人松了口气！

可是韦女士虽是止乎礼，她并没有绝乎情。最后棒打鸳鸯的似乎还是韦女士那位“守旧之习极深”的妈妈。这位老太婆对他二人私订终身的发展，誓死反对到底。这位老夫人那时显然是以“别人看来不好”，以及异族、异教通婚，有乖时俗等话，来横加干扰。

她这一顽固无理的阻挠，使胡医师忍无可忍，乃去书坦陈，希望老夫人要言行一致：夫人如役令爱如奴婢，则何妨锁之深闺，毋使越阃阁一步；如信令爱尚有人身自由，则应任渠善自主张，自行抉择。“自由奴役之间，绝无中间余地也！”

胡郎并理直气壮，质问老封君：

我们为什么要顾虑“别人”对我们怎样想法呢？难道我们管我们自己的事，还没有他们来管的好？！风俗习惯不是人造的吗？难道我们有智慧的男女，就不如传统的风俗习惯伟大了吗？！安息日（指信仰上帝）是为人而设，人不是为安息日而生啊！

最后胡郎大声疾呼，希望老夫人网开一面，不要专门信“神”，也得信信“人”才对啊！（1916年1月27日，《札记》）

胡适之是位不太会拍桌子的人。但是对那可能做丈母娘的韦老夫人写了这封火辣辣的信，想见其一肚皮怨气也。

无奈这位韦老夫人比《西厢记》上那位崔老太太还要顽固，而燕嫡兹也没有莺莺小姐“待月西厢”的勇气，结果把他们鸳鸯拆散的，倒不是“蜗角虚名，蝇头微利”，而是二人的皮肤颜色不同，而难成眷属！

那年头是20世纪的初期；那也是中国人在美洲最受歧视、鄙视和虐待的时代！自命种族优越的白鬼，把我辈华人看得黑奴不如，对我种族文化极尽其诬蔑之能事。韦女士如不“狂狷”、如不“哭倒牙床”，她又怎会瞒着家人与一位华裔穷学生卿卿我我呢？一位纽英伦世家里最小偏怜的掌上明珠，下嫁一个“支那曼”（Chinaman），那时在他们眼光内简直是件不可想象的事！因而纵狂狷如燕嫡兹者，也在家人和社会强烈的反对之下而还君明珠；但是她又“碰”不到如意白郎可嫁，佳偶难成，可怜的燕嫡兹，就“自梳”一生了。

种族主义（Racism），下流万恶的种族主义，它是害了韦小姐一生了。它的流毒，迟至六七十年代至少还拆散了笔者朋友中三对美好的国际姻缘！但是又有谁知道，它三尖两刃，七十年前也曾拯救了一位善良的村姑江冬秀女士？！命乎？天乎？吾欲无言。

七一

可是胡博士与莎菲陈女士的往还，应该是佳人才子，一拍即合了。不幸他二人也因八字不合，而沟水东西！

陈小姐那时就读于沃莎（Vassar College）女校，距纽约和绮色佳都有数小时火车的距离。她豆蔻年华，藏在深闺，一直到胡氏已在康奈尔毕业，迁往纽约，住进了他女友遗下的公寓时，莎菲才惊鸿一瞥地在绮色佳出现。所以当她与诸名士游湖借伞之时，适之却远在二百英里之外，服务无由，而挟伞于后、尾追不舍的却是胡氏最好的朋友任叔永。

近代中国知识分子谈恋爱，本有“朋友之‘友’不可友”的侠义传统的。不但是君子之交不能互侵腻友；据说以前风月场中，也有此习俗。胡先生告我，北京大学文科学长（文学院长）陈独秀教授之所以要到妓院去“打场”者，就是因为那位陈君专狎的妓女，违犯这部不成文宪法！

所以在近时留美男女青年社交场合里，如果一个女士答应了一次某位男士的约会，这位男士的朋友，虽亦倾慕有心，大家“看在朋友份上”，也就相率裹足不前了。因而偶不经意的借伞之约，往往却导致借伞女士的无形孤立而“失掉其他机会”！这些都是今日旅美——尤其是纽约区——华裔知识女青年的普遍苦恼！

这种不成文宪法，在六十年前则更具约束力。莎菲小姐既然为任君所发现，胡君谊在挚友，断不能做“半路杀出的程咬金”！但在陈小姐的立场看来，那时物稀为贵，三千（男士）宠爱在一身，呼来唤去，要谁有谁！何可一朝借伞，遽委终身？！多交点朋友，更多点选择，不是人情之常吗？

这时心中七上八下的任先生，当然心有不愿；但是野马无缰，又如何骑得？这对一位可怜的马夫来说，真是愁煞人，天不管！显然是在莎菲的同意之下，任君的好友——胡适、梅光迪、朱经农……都和她鱼雁常通，“谈诗论文”起来，通信的幅度由三角、四角乃至多角！

青年未婚男女通信谈诗论文，在中国文学史上也数见不鲜。张君瑞、崔莺莺不也曾“酬简”，互通“五言八句诗”吗？只是倒霉的邮差，被“拷”得皮开肉裂罢了。美国的邮差谁敢去“拷”他们呢？所以他们这伙华裔留美学生“谈诗论文”就四角五角地畅所欲言了。

就青年文士们来说，烟士披里纯最大的来源还是女人。没有个工诗善文的女人，一个日不暇给的“博士候选人”哪有工夫去唱那些无聊的“蝴蝶儿上天”呢？蝴蝶上不了天，胡适之还搞什么“诗国革命”和“文学改良”呢？没有“文学改良”……胡适之又哪里搭得上陈独秀、蔡元培……又哪里能去北京大学登高而招呢？

所以新文学、新诗、新文字，寻根究底，功在莎菲。莎菲！莎菲！黄河远上白云间，你就是天上的白云！人间的黄蝴蝶啊！莎翁说：“脆弱呀，侬的名字就叫女人！”（Frailty！the name is woman.）莎老头就不懂现代中国文学了。在中国文学里，事实上可以说，“坚强的女人呀！侬是擎天一柱的烟囱！”我们新文学大师们全部的烟士披里纯，都由你而发！没有你哪里有胡适之、梅光迪、任叔永和朱经农？没有你哪里有夏志清、颜元叔、余光中……啊！

胡适自1916年10月起与莎菲通信，二人虽未谋面，而五个月之内，尺素往返，男方便单独寄出“四十余件”——差不多每月十件。这算不算“情书”呢？当然不算。他们青年男女信上所谈的只是文学、哲学和日常生活上芝麻绿豆小事而已。但是怎样写才算是情书呢？林姑娘的“题帕诗”也不过是偶然间的文学创作罢了；而“鲁迅”与“广平兄”所通的“两地书”，却连“文学”也谈不上，他们所谈者，芝麻绿豆小事而已！

1917年4月7日，胡君终于随任君之后访莎菲于普济布施村（Poughkeepsie）。这是胡、陈二氏第一次“碰头”，也是他们在美洲的唯一的一次！而胡之于陈，虽只短短一晤（恕我只从胡君这一面去观察），真是桃花潭水，一往情深！等到四十年后，莎菲已绿叶成荫、儿孙满堂了，人家或问“中央研究院”胡老院长和陈衡哲女士当年的“关系”，他还硬是说女士当时抱的是独身主义，并不钟情于任何人。

其实照胡适之先生这种坦荡襟怀的哲人，他这时的回答实在应该是“大方”一点才对。他应该说陈女士那时已名花有主，是任先生的女友，甚或准未婚妻了。又不是校勘《水经注》，为什么一定要九分证据，不说十分话呢？殊不知，胡院长灵魂深处，异性无多。这一段少年时期的绮丽之情，及老还绻恋无穷，他实在“大方”不起来啊！

周策纵夫子“论胡适的诗”，便专好从文字上去推敲。周公如效法林语堂先生去替苏东坡“抚衷情隐秘”，他对“胡适的诗”便不会那样地去吹毛求疵了。

胡适之先生平生最反对人取洋名字。但是他却把他自己的偏怜独女取个洋名字叫“素斐”！周夫子哪里知道，“素斐”者，Sophia也，“莎菲”也！“为念绿罗裙，处处怜芳草！”这位多情的博士1927年重访美洲，2月5日在仆仆风尘之中，做了个“醒来悲痛”的梦！是“梦见亡女”吗？对的！他梦见“素斐”了。

我把胡公那首诗里的他那“亡女”的名字，换成英文，周夫子就明白了：

Sophia，不要让我忘了，

永永留做人间痛苦的记忆。

这不是一首缠绵悱恻的一石双鸟，悼亡、怀旧之诗吗？谁说“胡适的诗”一定是“看得懂，念得出”呢？！

策纵！策纵！你被我们调皮的诗人愚弄了！

我要把这首复原的诗，加上香烛纸箔，到南港诗人的墓前焚化！再问问胡老师，我说的对不对？老师生前总是说我的“大胆假设”为“胡说”！如今九泉之下再晤素斐、莎菲，三曹对案，还不承认吗？

七二

胡适之这位风流年少，他在哥大一共只读了二十一个月的书（自1915年9月至1917年5月），就谈了两整年的恋爱！他向韦莲司女士写了一百多封情书（1917年5月4日，《札记》）。同时又与另一位洋婆子“瘦琴女士”（Nellie B.Sergent）通信，其数目仅次于韦女士（1915年8月25日，同上）。在博士论文最后口试（1917年5月22日）前五个月，又与莎菲通信达四十余件！

在哥大考过博士口试的“过来人”都知道，这样一个神情恍惚的情场中人，如何能“考口试”啊？！这样一位花丛少年，“文章不发”，把博士学位耽误了十年，岂不活该！

笔者在“胡学”上试做此“小考据”，绝无意讪笑前贤。若有人要据此而再兴讨胡之师，那就更本末倒置、小题大做了。以胡适这样一位五百年一见的哲人，“博士”不“博士”，真何损日月之明？

须知“博士”这个东西，基本上是骗人的。我国自秦始皇的验梦博士起，在科举时代被它骗了两千多年。西学东渐之后，洋博士又继起骗人。笔者不是说“博士学位”一无是处，只是——且引句胡适名言——“社会对它的报酬，远大于它对社会的贡献”。

笔者也不是说，博士公的十载寒窗便一无所得。它是一种严格的专业训练，但是其本身也只限于“训练”而已。以唱戏做比，则读博士如下“科班”。“科班出身”者，至少可以“跑龙套”！但是绝大多数的所谓“博士”最大的本事也只能在学术界跑跑龙套而已。

可别小视“跑龙套”！纽约市有京戏票房五家之多。平时公演，粉墨登场，锣鼓冬仓，琴韵悠扬，也真煞有介事。可是“龙套”一出，则马脚全露。那批华洋混编的“龙套”，有的不推就不“跑”；有的推也不“跑”；有的各“跑”其“跑”，不自由，毋宁死……好不热闹！笔者在纽约看国剧，最爱“龙套”，因为它能使你笑得前仰后合，烦恼全消！

“科班戏”便不一样了。不论大鹏小鹏，都“跑”得井井有条，俯仰进退，若合符契！这批“职业龙套”便是吾侪所谓“博士”的拿手好戏；但是博士爷的本事，也就是贵州的驴子，技止此耳！

可是真正“大轴”，那就又当别论了！近六十年来唱得名满中外的，莫过于梅兰芳了。梅博士就偏偏不是“科班出身”！而近六十年来在学术界唱“大轴”，唱得名满中外的莫过于胡适之了。试问胡老板是不是“科班出身”，博士不博士，何损于日月之明？以博士的空衔来批评胡适，那就等于说梅郎不是科班出身一样地可笑了！

笔者前篇曾说胡适是我们民族财富，你把他关到牢里去，他也是有所贡献的。同样的，他情场失意了，也会失意出一场文学革命来！以指测河，以斗量海，我们岂可小看了我们学术界的胡老板！

七三

胡适之先生少年时代生得一表人才，风度翩翩，出入于总统执政、王侯废帝之门，真是“宫娥不识中书令，问是谁家美少年”！再加上他才名遍海内，所到之处当然难免是异性爱慕的对象，虽然他家中已讨了一位“小脚婆子”。

笔者在胡氏早年北大时期的日记里，便发现一位叫H.C.的女士[2]。她爱慕胡博士到“我不能活下去”的程度。一次她亲往胡家拜访，和冬秀夫人哭诉一番，却未言来意，使冬秀夫人手忙脚乱，不知她哭闹为何事。后来这位痴情的女士，由于肝肠寸断而抱病住院，胡君心有不忍，曾私访医院加以慰问。但仅有灵犀之一点，终无彩凤之双翼，究有何益？！

胡先生是位日记作家。但是他和我辈普通人一样，没有每日皆记的恒心。加以他认为写日记要“多记个人思想和学术心得；不应专记日常小事”！

“日记记的最勤的是赵元任先生，”胡先生告诉我，“但是他专门记日常生活中芝麻绿豆的小事！”

为胡老师抚衷情隐秘，我倒希望他有赵先生记芝麻绿豆的恒心。这样我们才可以替上述那位痴情女士写个“纪事本末”，但是在着重思想心得的胡适日记里，便再也找不到这女士的下文——好一个哀艳的故事！

说实在话，青年的胡适虽然颇受异性的爱慕，但是他本质上不是一个招蜂惹蝶之人；不像他的好友徐志摩，所到之处便蜂蝶乱飞！

适之先生是位发乎情、止乎礼的胆小君子。搞政治，他不敢“造反”；谈恋爱，他也搞不出什么“大胆作风”。加以他对他的婚姻也颇能想出一套深足自慰的哲学；婚后蔗境弥甘，所以他也就与冬秀夫人和和平平四十年，始终一对好姻缘；他二老白首相依，是十分幸福的！

西谚有云“妻子”是男人“较好的一半”（the better half）。胡氏当年碰来碰去，万一脱身不得，那个不可知的“一半”是否比现成的“一半”较好，那实在是个天大的问号。因为在他那个时代的婚姻，不只是他单纯的“择配”的问题，那也是个婚姻“制度”和婚后“生活方式”选择的问题。

须知胡先生那一辈的知识分子，是我国三千年婚姻史上，可以选择三种不同的婚姻制度和三种不同的婚后生活方式的唯一的一辈！这三种制度便是：（1）纯粹农业社会所特有的“旧式婚姻”；（2）工业文明社会里的合伙制的西式婚姻；（3）“转移时代”（transitional period）里，半中不西的所谓“新式婚姻”。

这三种不同的婚姻制度和与之俱来的完全不同的三种婚后生活方式，都是一定社会经济形态下的产物。这三种不同的制度，只有在20世纪初年的中国——也就是一个转移时代的中国——才能同时存在。在此之前，中国未曾有过，在此之后也不会再有。

这是三种不同时代的不同制度，谈不到孰好孰坏；更谈不到在某种制度下，哪些家庭生活就会更“幸福”。而在胡先生那个青年时代和胡氏本人兼跨三个时代的生活经验里，这三种方式他都可以及身而试的。所以那个二十来岁、在中西男女关系之间乱“碰”的青年胡适，就是个在这三大壁垒之间被踢来踢去的皮球，落在哪里，便在哪里。他这个皮球最后总算被踢到那个“三从四德”的古老堡垒里去。在这个古堡里，他是绝对的主人。他那“较好的一半”是死心塌地地“相夫教子”，为他而生存，为他而服务；使他在学问上、事业上，横冲直撞，而无后顾之忧！我就不相信胡适之先生一辈子伟大的成就，与他这个幸福的、无后顾之忧的家庭生活，毫无关系！

他的皮球如落入一个现代美国的堡垒里去，和那一位“狂狷”的美国小姐生活在一起，那胡适后半辈的生活方式就完全不一样了。其后果如何，我们固然不能妄事推测，但是我们至少可以说，那时的中国，尚未具备那种婚姻制度的社会基础，而胡适之又是个乐于钻故纸堆的农业社会里的传统士大夫，如此则家庭生活与社会形态间的矛盾，是否易于克服，那也是个大问题，因为一个人毕竟是社会动物，他是不能孤立于社会之外的。

胡适之如“碰”到个半中不西的“新式”中国妇女又如何呢？我们至少可以说，那个时代的中国妇女，并未获得真正的解放。社会上通常所见到的一些活跃的“新式妇女”——尤其是一些女政治家们——事实上都是“妻以夫贵”，是一种不安于室的假解放。在这种环境里，胡适如碰得好，他可碰成个有运气的周恩来。碰得不好，也会碰出个乾纲不振的毛泽东、刘少奇和林彪。如此则吾见博士于沟壑中矣。

在胡公有生之年，国人一提到“胡适之的小脚太太”，似乎都认为胡博士委屈了；但是有几个人能体会到，他是中国传统的农业社会里，“三从四德”的婚姻制度中，最后的一位“福人”？！

注释

[1] 笔者的业师，也是胡先生康奈尔时代的同学和好朋友晏文斯教授告诉我，他们常年都叫胡适为Doc.，意是“博士”或“医师”。因胡氏青年时即生得一副文绉绉的样子，故有此诨名。Doc.在美国土语里，通常是专指医师而言。

[2] H.C.的名字是笔者二十多年前在缩微胶卷上所读的早年胡适日记上看到的。然事隔二十余年，当年笔记多已散乱，哥大所藏之胶卷今亦不知何往，核校无由，故此二英文字母或不太正确。读者谅之。

历史是怎样口述的

七四

胡适之先生是个有“历史癖”的人，“历史”也是他的“训练”。可是“口述历史”对他却是个新鲜的玩意儿！谈到“口述历史”（Oral History），一般学者总以为是哥大教授芮文斯（Allan Nevins）先生一人提倡起来的，殊不知它是我国历史学里的老传统。

两千一百多年以前，当秦始皇统一六国的末期，东亚大陆上发生了一件轰动国际的大政治谋杀案——“荆轲刺秦王”。荆轲原是燕国派往秦国商讨解决边界纠纷的大使，谁知这位荆大使在呈递国书时，忽然在地图内抽出一把刀来，搞出一幕追杀秦王的闹剧。

这一件所谓“图穷匕见”的暗杀案，从开始到结束，不过短短数分钟。当时在场者除荆轲与秦王之外，只有一个医生夏无且在侧。夏医师手无寸铁，介入打斗之中，他只好用装药品的皮口袋向刺客打去，为秦王救命。他君臣二人最后总算把那位发疯的燕国大使制服了。

这样大的政治谋杀事件，不用说是当时东亚大陆的“头条新闻”了。外界人不明真相，新闻记者再添油加醋，以讹传讹，便传出一些荒诞不经的什么“天雨粟、马生角、乌头白……”的传奇故事来。

后来数十年过去了，当事人也都死了。历史学家司马迁要写这段历史，他当然不会相信这些荒谬的传说。为发掘历史的真相，他可能也像刘绍唐先生一样，举办了个历史人物座谈会，敦请了夏无且医生的老朋友公孙季功和一位董先生来主讲。他二人都听过夏医生亲口说过这件暗杀事件的始末，现在司马公再访问他二人以明真相。最后他才根据这个访问记录，写出那比较可靠的惊心动魄的《刺客列传》来！

这就是我国史籍中最早的“口述历史”。《史记》里根据“口述”而写出的“历史”还可以数出很多条。司马迁那时虽然还不会使用“录音机”，“口述历史”的笔记记录，倒被这位杰出的史家充分地利用了。

可是这个了不起的“口述”传统，后来我国的史学界却没有认真地承继；因而这个埋没了两千多年的“文艺”，到二次大战后，才被芮文斯先生“复兴”了出来。但是在50年代出产的录音机，仍是个很笨重、复杂、一般人不太容易操纵的机械。白马社成立之初，我们就曾劝适之先生自己录音，交我们整理发表。胡先生迟迟不做的道理，虽然可能是因为我们所编的小侨刊学术分量不够，使他迟疑；而他这位中国传统士大夫不善于操纵美国“机器”，也未始不是原因之一。胡先生对一些复杂的机器是望而却步的，他在美国住了二十多年，就始终不会开汽车！

据胡先生告诉我，他在1917年回国时，汽车还不太普遍；等到他十年后重访美洲时，几乎每家都有一辆。一些白发苍苍的老教授夫妇，居然也开着汽车在马路上，风驰电掣，使他坐在车中，心惊胆怕。

可是美国人也不一定个个都是像赛珍珠所说的“玩机器的动物”。相反的，有许多美国教授，笨手笨脚，望机器而兴叹的程度，也不在胡先生之下。记得当吴国桢先生应邀参加哥大“口述历史”之时，校方以吴氏当时是位是非人物，因而以海关“检疫”（Quarantine）的方式把他孤立起来，以期保持他口述记录的绝对机密。为着访问他，校方也扳请了一位守口如瓶的退休老教授来和他“密谈”。笔者当时虽被指派为该老教授的“技术助理”，但不许旁听。我把机器装好，就得“回避”。谁知这位老教授对机械毫无办法，没有我这位“修械士”在侧，他就无法录音。虽然我把那架机器使用表，向他详细解释，他仍然食而不化，真是“临表涕泣，不知所云”！

“这真使我丢尽‘面子’（face）！”老教授摆出个中国通的味儿，尴尬地笑着向我说。

“但是我们仍然充满了‘信念’（faith）！”灵巧的吴先生，信口答下去，真是恰到好处。

最后承他二老对我有faith，要求我坐在一旁，专司“录音”。对他二人“绝对保密”的对话，“充耳不闻”！

“唐君！”老教授有时在他们谈话的高潮时，半真半假地提醒我一下，“你不许听呀！”

“不听！不听！”我向他老人家保证。

但是我又不是聋子。他二人讲到有趣之处，我也就忍不住大笑起来。

“你又犯禁了！你又犯禁了！”老教授阴阳怪气地、无可奈何地望着我傻笑。

以上所说的只是“口述历史”访问录音的一部分。至于录音以后的“回放”（play back）、誊清、校对、节删、增补、考订等等，麻烦是搞不尽的。“口述历史”一本本地搞出来，也实在不太简单。所以胡先生试了一下，便说这是个professional job（专业性的工作），不是个amateur（非职业或“玩票的”）可以承担得了的。

为着写他自己的“口述”自传，胡先生总是向我叹息说，这工作有谁能承担起来，职业化一下就好做了！可是那时除胡公本人之外，我们都是有“全时”或“超时”工作的人，有谁人能来帮他老人家“职业化”一下呢？！

七五

天下事有时就有巧合。正当我们为口述历史职业化动脑筋之时，忽有一位前美国驻华记者罗拔·卜顿（Robert A.Burton）君自西雅图转来纽约。卜君于1949年脱离新闻界之后，便自福特基金会申请一笔研究费，留在香港访问中国共产党创造者之一的张国焘先生。工作经年，积稿数百页。这一份外人所不知的第一手史料，惹起了学术界的极大兴趣。

卜君之“计划”（project）原是由西雅图华盛顿州立大学出面“赞助”（sponsor）的。稿成之日，卜君经该校介绍来哥大的“中国历史研究部”（Chinese History Project）从事校订工作，因为这个“研究部”原是哥大、华大两校联合设立的。[1]

笔者为着糊口，那时也在该部做个“半时研究员兼翻译”，因而与卜君朝夕见面。罗拔是位十分爽朗热诚的美国青年。我们个性相投，所以很快地便处得如兄若弟。半时工作不够糊口，笔者又在哥大“东亚研究所”（East Asian Institute）兼一个“半时助理研究员”，作为该所代所长C.Martin Wilbur（后取中文名曰“韦慕庭”）教授的研究助理。

“中国历史研究部”所“研究”的主题是“汉代社会史”；韦慕庭教授的研究范围则是“北伐”；而笔者本人有待完成的博士论文则是美国内战期间的外交史。所以我那时的“研究工作”，说来可笑，我上午搞汉书，下午参加“北伐”，夜晚钻美国档案。一日三餐前后所“研究”的是三个毫无关系的学术题目！

好友罗拔对我这“一鸡三味”的研究方式不以为然。他认为我既然学位已快读完，就应赶快脱离这三个不同的“势力范围”，来自己招兵买马，像他一样做个“割据一方”的“小军阀”。

卜君之言可谓深得我心。可是“小军阀”又岂是容易做的呢？罗拔给我的建议是仿效他的办法，先找一位中国名人做访问对象，然后再向福特基金申请一笔研究费，组织个小“计划”。如此，我就可以自做一寨之主，无须再为人作嫁矣。卜君并说关于向福特基金申请补助，他可以帮很大的忙。第一，福特基金会的辅助政策正在向此方发展；第二，他的挚友包大可（A.Doak Barnett）君，正主持此事，他很有把握，不过要怎样去找访问对象（subject）那就是我自己的事了。

我告诉罗拔说，中国“名人”那时在纽约当“难民”的真是“车载斗量”了，不过我所认识的只有胡适之先生和陈立夫先生二人。卜君闻言大为高兴说他二人之中有一位答应访问就成。他说话的语气大有“伏龙凤雏，得一可以安天下”之慨，不过他认为陈立夫先生更具“诱惑力”。

立夫先生那时住在纽约郊外有六十英里之遥。我为历史的好奇心所驱使，虽也曾随老友张渊扬先生之后，去拜看过他一次，而我个人与立夫先生初无渊源，我又未尝加入过国民党。只有一面之缘，他老人家是否记得我名字还是问题。冒昧函请，未免荒唐。所以我就向卜君说还是胡先生对我比较适当，因为适之先生与我早已谈过多少次了。

“‘胡适’也绝对是个好题目！”罗拔说。所以我就向适之先生打电话了。

有关他的学生张国焘先生写自传的故事，胡先生这时还是第一次听到。至于哥大芮文斯教授“口述历史”进行的程序，他也不太清楚。当我把这些方面情形向他陈述时，胡公颇感兴奋，并夸奖我“有办法”！

胡先生和我谈了一整晚他自己的“传记”或“自传”写作应当采取的方式。谈得起劲了，他并找出本地图，用张薄纸蒙在上面，为我画了一张他故乡的地图。那是1956年的冬季。

根据卜君为我们的策划：先由适之先生和笔者共同拟定一个研究计划，言明进展速度和费用项目；然后由我二人联名向福特基金会递申请书，申请资助。我们的口味很小，但其中亦包括一部分胡先生的“研究费”，也可说是“生活费”吧。那时福特基金对中国研究，挥金如土，所以罗拔和我们都很乐观。

当胡先生和我把一切文件都预备齐全之后，却独缺“东风”。原来一切研究“计划”向基金会请款，一定要有个“赞助机构”。由这个机构来替你管账、打杂。而胡先生和我这个小“计划”应请什么“机构”来“赞助”呢？“中国历史研究部”？该部当时已接近尾声。加以主持人魏复古教授又因政治问题与哥大同事意见相左，校园之内一个“驱魏”的暗潮正在滋长。“中国历史研究部”之被迫迁，只是时间问题，它不可能“赞助”我们。

我们的另一个——也是唯一的一个选择，便是“东亚研究所”了。当我把这“计划”告诉遇我极厚的老教授晏文斯先生时，晏先生和晏师母也都认为和“东亚研究所”合作是顺理成章的事。适之先生也认为那是“较适当的选择”，所以我才去看韦慕庭教授，希望他“赞助”！

韦慕庭翻一翻胡先生和我所拟的计划，立刻就说：“你来的时间正好！”原来他在组织一个更大规模的“计划”叫“中国口述历史计划”（或译为“学部”，Chinese Oral History Project）。他叫我不要另外组织了，把胡适和我所拟的小“计划”就并到他的大“计划”里去算了。

这种大鱼吃小鱼，大企业并吞小企业，大“计划”并吞小“计划”，本是资本主义社会发展之常规，是无法抗拒的，也不值得大惊小怪。我那时本不知道韦公已有此腹案，所以才去找胡先生自行组织的。我如早知他有此计划，我们也不会另行组织了。

胡先生和我这一小“计划”之胎死腹中，对我来说，并无关紧要，但是胡先生多少有点失望。

“Wilbur是学什么的？”胡氏问我，“他做得了吗？”这是我第一次体验到胡先生对欧美“汉学家”不大信任的内心感觉。他并要我找一份韦氏的“学历”来看看，并问他论文写的是什么题目。我告诉他韦氏论文题目是“汉代奴隶制度”，他的论文导师是魏斯特曼（William Linn Westermann）教授[2]。

“他是Westermann的学生？”胡先生惊奇地问我。

“是的！”我说。

“那，他可以做！他可以做！”胡先生对魏斯特曼教授倾慕的神情是十分真实的。他对魏氏的学生也完全信任。这也可以看出胡氏治学的门户之见。

关于我们那个“计划”小事，胡先生以后也就未再提了。我当然也失去了一个做“小军阀”的机会。其后在哥大竟一直做了十来年的“雇佣兵”，夫复何言！

以上这段小故事，笔者在哥大的一批同事们，资历较浅的，当然不会知道；年资较深的，可能也忘怀了！可是胡适之先生虽早已谢世，而当事诸人健在者犹多，口述历史，均可复核也！

七六

哥大这个“中国口述历史学部”在福特基金拨助之下，果然渐次形成了。我也被指派为胡公的助手，正式工作。胡氏也尽释前嫌，开诚与哥大合作。他要我拟订一个“访问计划”，我也就遵命拟订了一个志大才疏的“工作大纲”。

我计划的第一步是把胡氏有关他自传的著作如《四十自述》、《藏晖室札记》、历年日记以及其他零星散文排个队，并择要整编一番；第二步我再以“访问”（interview）方式来填补这些著作的“空白”，作出个详细的“胡适年（日）谱”[3]；第三步再根据这个系统中的高潮，择要而做其文章——一方面我可以帮助“胡适”“口述”其“自传”；另一方面我自己也可以根据这个系统和资料，从旁补充而评论之。

哥大已退休的中国文学教授王际真先生（《红楼梦》和《阿Q正传》的译者），就反对人写“自传”。他说写“自传”的人，多半是自己“卖膏药”，“胡吹一通”。当然，“胡吹”的自传，实在太多了。有的甚至吹得太离谱了。

但是“自传”这个东西也是个“两刃刀”——它能帮我辈没啥可吹的人“胡吹”一泡；它也限制了大有可吹的人，使其不能充分地“自吹”。各政党的高层领袖们，新旧两派的尖端学人们……他们都大有可“吹”之道，但是写起自传来却不能自吹自擂。

所以“自传”和“传记”是两门不同的学问。“自传”是“史料”，人人可得而保存之；“传记”是“史学”，是有训练的历史学者的工作。写“自传”的人，其内容的真实性和所保存史料的价值，则是根据作者自己对社会的贡献而定；他要凭自己的记忆力、组织才能、见识和私德来写作，信不信由你。

写“传记”的人则根据他的“职业训练”（professional training）和“职业道德”（professional ethics）而执笔。偏信无征，则是训练不足；曲笔厚颜，则是道德有亏。训练不足，是情有可原的；道德有亏，则其著作就是古人所说的“秽史”了。如果一位执笔人自信训练有素，而道德无亏，则为人作传，虽不中亦不远矣。所以笔者当时替胡先生所拟的“胡适口述历史计划大纲”是“自传”、“传记”两方兼顾的。我要把“胡适学”里面的资料，尽量发掘出来。发掘的方式是以老胡适做矿工，我做助手！

另一方面则是根据这些真实而完备的第一手史料，让公正无私的历史写作者——包括虽不能至、心向往之的笔者自己在内——在高度“职业道德”的标准之内，是则是之，非则非之。当吹者，从而鼓之；当批者，则揪出而批判之。这才是学术界应有的批判态度。中国史学批评界，如尚有前途的话，愚意便认为这是唯一的可通之途！

“四人帮”说，写历史要“七真三假”。张春桥、姚文元这批文人，坏事做尽。但是他们却说出了一句做坏事的老实话。写历史的人们所怕的则是，所搞的全是“七真三假”，而嘴偏说是“全真不假”。我想许多读者一定也会同意的，试问吾人今日读历史——尤其是近代史——有几本不是“七真三假”呢？！说良心话，这也是笔者当时对海内外捧胡、骂胡、批胡等等洛阳纸贵的大作，读后所起的反应。

胡先生看了我的计划书以后，也倒颇为欣赏，但是他说我的“计划”“Too ambitious（野心太大）！”那时他出长“中央研究院”的呼声已甚高，胡氏亦显然有意返台，他或许自知旅美时日无多，所以他嘱咐我把规模缩小。

这时已拿了资本家一笔小款的哥大当局，当然也希望早出点“货”，庶几可以向他们展示点我们的“产品”，好让他们继续“投资”。主持人对中文稿当然也毫无兴趣，认为应该完全省去。

“计划”我是遵命减缩了，中文稿也决定删除。但是我仍然主张采取“填空白”的原则，因为对已知道的部分，何必再去浪费时间呢？

再者，胡先生一世，学术之外，所见所闻亦多。那都是最珍贵的社会史料和政治史料。我们又何必自宥于“学术范围”之内呢？胡先生则认为既然哥大无意留中文稿，那么这一自传的作用只是向英语读者介绍“胡适”。如此，则不应采“填空白”方式。全文还是以有系统的综合叙述为佳。社会史料、政治史料，也就可有可无了。

我遵胡公之意三易其稿。胡氏再根据我拟的“大纲”逐条修正。他一条条地抄改下去，就誊出那件手书“自述大纲”来。

老实说，我个人对这个“大纲”的定稿，甚不满意；胡先生在匆忙中，拿起笔来且改且抄，也未加深思。我觉得这个自传的主要读者如果是洋人的话，那我们这种写法，对他们实在是隔靴搔痒了。洋学者中有几个人能了解什么《尔汝篇》、《吾我篇》呢？真能了解的高手，他们也就可以啃中文原著了，何劳阐译？

如果这个稿子以中国知识分子为对象，那就更无啥新鲜！老胡适翻来覆去，把这些问题已谈了几十年了；如今年老作自传还把这些陈锅粑烂豆腐再搬出来炫耀一番，也太没意思了。但是那时哥大急于出货，胡先生又有着摒挡返国的念头；加以《自由中国》杂志的问题也日趋严重，胡氏终日栖栖皇皇，自传这件事对他来说也是次要的次要了。我为四易其稿，再去找他老人家搞这个不急之需，那我也未免有点“不识时务”，所以我也就抱着“出点货再说”的心理，没有再去麻烦他。谁又想到，这本中国知识分子的马虎作风之下所产生的“未定稿”，后来竟变成《胡适口述自传》的孤本！

七七

根据上述这个“大纲”，我们的工作就在1957年的冬初开始了。首先由我携了部笨重的录音机——那时还没有袖珍录音机和卡式录音带（cassette）——到胡府“访问”。最先胡先生约我下午去工作，晚了就在他家中吃晚饭。胡先生也预备在我们工作之前做点“home work”（准备点“功课”）。可是我第一次携机访问时，他已抱歉地说他的“功课”被人打扰了，没有好好地做。

原来他出长“中央研究院”，久经酝酿，这时已正式发表。消息一出，我们的“口述历史”做起来就有困难了。“职业化”的“口述历史”是胡适之先生多少年的心愿。如今理想成为现实，他反而没有工夫做了。

“官场”这个东西在我们“东方”的社会里发生的作用太大了。胡先生在纽约的那个破公寓，以前虽然也访客盈门，但是一看去，便觉得它有“观光”气味，胡博士送往迎来，也很像游览区内、专门陪人照相的印第安酋长（Indian Chief），施施然也。

可是“院长”新职一发表，气氛就不同了。酋长大人倒没有什么改变，只是出入的客人却由轻松的游客，变为严肃的官僚了。这个观光区，也逐渐变成衙门重地。胡公馆门前所缺少的，也只是两个荷枪实弹的卫兵。

一个山野散人和一个一品大员之间的距离实在太大了。岂怪掌权者一登高位便不肯下来？苏丞相曰：“人生世上，位势富厚，盍可以忽乎哉？！”

“官”这个东西在我们中华文化这个传统里所作的恶，实在太多了！

正当胡先生为着做官而忙的时候，笔者也正忙着找房子结婚。各忙其忙，工作就拖下去了。婚后我去看他，胡先生主张我们继续工作。只是他已没有太多时间“准备功课”了，就请我“多多偏劳”吧。所以当我们恢复工作时他只是零零星星地谈，我也就零零星星地问。

那天归来之后，我乃根据这个访问录音的片片段段，漏夜整理一番。并用打字机打出个“样品”稿，拿给他看。胡氏读后似乎很欣赏，因而也就决定了我们以后工作的程序。我们的程序是：我先把各章的情节研究一遍，拟出个有系统的小“节目单”，并把这些节目有关的资料和情节稍加汇编。“访问”之时，我就根据这个单子和资料，向胡氏发问，或请胡公自动叙述。我们的工作中如发现问题，如正确的人名、地名、时间、地点、引文、中文资料的正确英译、词句的编排，校订……则由我加以解决，并拟成一草稿以代替胡氏本拟自己动手的“功课”。然后他再根据我这草稿，作为第二度有系统录音的蓝本。如此则“功课”由我做，“口述”人的工作就清闲了；他只要根据这个草稿，做一番有系统地“口述”就行了。这样也就不太耽误他“院长”上任的准备工作。我们试了两次，胡氏认为满意，也就把工作规律化了。我这个助手虽然忙了点，然颇有“士气”，也就不觉其忙。

我替胡先生所预备的草稿当然不免有错。例如胡氏谈到他们的“徽州朝奉”出外经商，照例是不带家眷的。他们每三年回家探亲一次，小住三月便去。如是者一世夫妻，实际同居不过三年而已。所以徽州人有“一世夫妻三年半”之语。我依照胡氏口述的录音，最初算来算去只有三十六个月，所以我错译为“三年伴”。胡先生看了我的译文，他觉得不对，掐指一算是“四十二个月”，应是“三年半”而非“三年伴”也。我当然遵命改正。可是我这位糊涂助手，对他们“徽州朝奉”夫妇之间这一笔糊涂账，到现在我还未十分搞清楚。

文字的风格也是小问题。“胡适之体”的文章是老老实实、规规矩矩、平铺直叙的白话文。译成英文也是一篇平平稳稳、水波不兴的叙事文。笔者为文涵养不够，写中文一落笔文白夹杂，起承转合也欠平稳，文气亦难免随故事的高潮低潮而有起伏。有时偶尔我拟个短篇中文草稿。胡先生总是说：“不要用文言！不要用文言！”

“胡先生，”我说，“文言、白话、新诗、旧诗翻成英文都是一样的啊！”

“这倒是真的！这倒是真的！”胡先生若有所悟地说，“新诗、旧诗翻成英文都是一样的！”他老人家以前似乎未想到这个有趣的小问题！

我那个“文白夹杂”的坏习气，在翻译上说，也算不得有什么了不起的“坏”；好歹我们的清稿是用英文写的，所以胡先生对我草稿上的中文和文言也就未加深究了。但是他总是劝我写中文应该全用白话；文白夹杂，在他看来是很坏的习惯。我亦有心变革，但是积习难除。天下事往往是最容易做的事，最难做得到！如今年届二毛，而文无寸进。我如果拜胡先生做老师的话，积习未改，实有辱师承！

胡先生根据我所整理的草稿二度口述之后，我于独自“回放”之时，再用英语“校订”（edit）一遍，便交予打字员，打出个“初稿”。我再把这初稿手校一遍，便交予胡先生核定而认可之，如此一章章地做下去，也倒没有太大的困难。

七八

我们的工作虽然进行得颇为顺利，可是效率仍嫌太低。我知道胡先生返国在即，余日无多，便抓住他，希望他尽可能多做。但是胡家的电话实在太忙了，铃声响个不停。重要的电话，我还要“回避”。有时一个电话打乱了胡公的思考，我们的工作也就中断了。最坏的还是那些“烂屁股”的访客，他们总是坐着不去。有时厨房内胡老太的荒山大侠已死伤了好几位，他们还是赖着不走。我在胡家等久了，主人不好意思，又要留我晚餐。这对我也是个难题。和他二老不客气，则胡府便无隔宿之粮；客气，则我回家得重新吃过。我夫妇皆是有全时工作的。食不以时，对我们也是个小麻烦。最后我得到哥大当局的同意，请胡先生来哥大工作。每周上午来两三次，工作完毕由校方招待午餐。

这果然是个好办法，再无人打扰了。胡先生每次“口述”完毕，我就陪他到教职员俱乐部午餐；餐毕，我便开车送他回家。哥大的工作环境是好的，但是午餐则十分不理想。这个俱乐部的饭菜之粗劣，是有名的。加以胡先生熟人又多，一餐之间，起立数次，哈兀之声不绝，也不太舒服。后来还是胡先生提议说，与其花同样的钱，我们为什么不到校外去吃哩？我二人乃移向附近中国饭馆。孰知中餐馆中，熟人更多。不熟者，也会在邻桌窃窃私议，品头论足，弄得“胡院长”吃饭，无法“放松”（relax）。最后他又建议我们到纽约东城去吃洋馆子。

在胡先生领我去之前，我真不知道纽约东城有那么多欧洲式的小饭馆。他们的情调酒食各有不同。胡先生对这些小饭馆的特色，说起来如数家珍；而其中掌柜、招待等大多也认识他。这大概也是胡氏大使卸任之后，经济还不太窘之时，外交圈内熟人仍多，大家酬酢都在这一带的缘故。

胡先生主张我们每餐换一个馆子。他倒不是要换换口味，而是因为他既是“熟客”，可是每次来吃，却是一位年轻人替他付账，会惹起掌柜的好奇心。他老先生是位十分大众化的人，不希望任何事“异于常人”！

每次餐馆的选择当然都由胡先生决定，有时餐馆附近无法停车，我们便把车子停在数十条街之外，再搭公共汽车前往。每周两三次，极少重复。如是者数月，胡先生和我把纽约东城欧洲式的小馆子都吃尽了。

有时我们到较高级的馆子去吃一餐，价钱较昂，胡先生恐怕我会引起校方批评，他就坚持付账，算是他老人家“请请”我。来而不往非礼也！有时我也以同样方式“请请”他，算是我二人私人的酬酢，都不报公账。

还有，这种小馆子内的食客，是每餐必吃酒的。胡公不愿异于常人，加以他老人家亦有杜康之好，午餐非酒不乐。可是哥大自有哥大的规章。校方认为我和胡氏的午餐是“生意午餐”（business luncheon），果腹而已，胡为备酒？好在这些小饭馆之内，酒钱、饭钱是分单付账的。所以“酒账”我就扣下不报了。并且为着怕有碍胡老师的酒兴，我仍然告诉他一切都是哥大做东的。胡先生是最能体谅别人困难的人，我不如此，我们的“生意午餐”就吃不成了。岂不扫兴？

笔者今日回思，仍自觉可笑。我们这两位一长一幼，来自中国农村的“士大夫”，头巾气实在太重了。适之先生哪里有丝毫美国味？他这土佬儿，对所谓“西方文明”还没有深入了解呢。须知“西方文明”——尤其是美国文明——它开宗明义第一章便是“打算盘”！我们重农轻商成性的中国传统士大夫，最不会打算盘，不会打算盘的胡适之还谈什么“西方文明”？他真应闭起嘴来。

适之先生逝世之后，笔者奉调承乏哥大中文图书部有年。纽约是世界游客必经之地；途过纽约的汉学界，乃至与汉学有关的“知名之士”又必访哥大。他们早晨自旅邸动身，10时左右驾临大学，拜访校中首要。寒暄握手，互倾积愫约数十分钟之后，主人总要问来客，看过敝校丰富的“中国收藏”没有？曾晤我们的管理员唐博士否？客人总是说久闻宝藏，极思观摩，一广见闻。这样主人便招呼助手，率领贵宾，浩浩荡荡地杀向“唐博士”办公房而去；他们来得不迟不早，正是上午11点半钟！

这些访客类多知名国际，有的也著作等身，多少年来都是哥大汉籍收藏的大施主、大护法。如今亲自辱访，并携有恭请“哥伦比亚大学惠存”的礼物。笔者代表大学拜领之余，对赠予者当然也有识荆恨晚之感。盘桓逾时，正是午餐时分。此时此际，留客人便饭，也是人情之常。客人亦以主人既身为名大学里的“主任”，必有“公费”，故亦“领情”无疑。因而杯盘交错，宾主尽欢！

老实说这种学术性的酬酢，原是笔者服务哥大期间最大的乐趣。哪个穷秀才有这种好机会能接待天下英雄呢？当然这种经常性的“招待”对一个有四口之家的低薪小职员来说，负担也未免太重了点。所以有时在学校的预算会议上，我也偶尔提出“招待费”的问题。可是七年之中，我就未拿到一分钱的招待费，虽然各方赠书仍然源源不断而来。这不是哥大闹穷，相反的，那正是它最富有的时代。问题却是我的洋上司、洋同事对所谓“东方恶习”所提起的疑问。他们认为招待访客午餐，有此必要吗？“中国通”们更认为他们“了解”中国知识分子，知道中国知识分子“好面子”，也欢喜“请客”。在他们看来，这种可鄙的“东方恶习”，实在大可革除！

当然“中国知识分子”是“要面子”，也欢喜“请客”；因为任何“中国人”，在笔者那个“午餐时间”对万里外飞来的“访客”，都会“要面子”而留其“便饭”的。可是美国知识分子，在相同的情况之下，就“不要面子”，不留客“便饭”了吗？非也！只是他们比我们更会“打算盘”罢了。算盘一打，此客当请，则从而请之。不当请则送给“唐博士”去代为招待了。我这位小职员“唐博士”又没有另一个倒霉的“唐博士”可送，因而我就变成“东方恶习难除”的“中国知识分子”了。

笔者叙此小事，并无意揶揄我的美国同事。我只是以这种小事来指明中西习俗之不同。我们“中国知识分子”“请客”的动机，多半是敬老尊贤。对长辈、对贤者，我们绝不愿慢客。美国这个商业社会，“请客”的目的是“打算盘”、“谈生意”。谈生意是量入为出的！笔者早年读史迪威将军的资料，发现这位四星上将对待华人，动不动就是“quid pro quo”（有予必有取），而为之恶心。在史将军的母邦住久了，也就见怪不怪了。这是中西两方的“文化冲突”，两个道德标准之内，不同的“义利之辨”……双方各有是非，大家不同之点，还多着呢！笔者上述“请客”的小事只是个容易理解的小例子罢了。在下何敢学胡适之先生做“考证”的“方法”“小题大做”来浪费读者时间呢！

可是在这种“文化冲突”之中，我辈半中不西的“海外华人”，究竟何择何从呢？胡适之先生又何择何从呢？子曰：“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胡适虽大，我辈虽微，我默察胡氏在中西行为规律上的选择，倒是和我辈小民，臭味相投，大家的选择是不约而同的。后来我也发现绝大多数中国旅美老辈知识分子的社会行为，也是大同小异的。你能说胡博士要打倒孔家店？相反的，我们这长幼两辈“留美学人”孔家店的包袱都太重了。久适异域，昔人所悲！然非“久适异域”者，哪里知道真正的“华洋之别”啊？！

七九

胡适之先生带我去吃午餐的那些欧洲式小馆子，“晚餐”（dinner）俱甚昂贵；而“午餐”（lunch）则甚为平民化。一杯（或一瓶）老酒之外，也所费无几。胡先生对欧式菜肴，甚为知味；对陈年老酒，品尝尤精，足开茅塞。

这些欧洲式的小饭馆，陈设淡雅，杯盘净洁，情调怡人。记得抗战胜利之初，笔者曾读过一篇《大公报》记者萧乾所写的，题为“黄昏小酒店”的小品。他描写当年在伦敦北郊吃小馆子的情调，说什么“……骨头堆盘中，白巾加膝上；刀叉有序，咀嚼无声……”的悠然气氛，殊令我这位颇有崇洋病的土包子神往不置。

的确，论狼吞虎咽，猜拳行令……然后“起身长揖称多谢，斜倚栏杆挖板牙”，为吃喝而吃喝，那实非我们的“唐餐”莫属。但是如果好友二三人，工余之暇，一起消遣，一杯在手，笑语悠然，为“放松”而进餐，那这种情调，就只有去欧洲式的小酒店中去找了。那里盘洁樽清，菜肴适口，客人闲散，侍者彬彬。宾主低声小语，找两句无关紧要的话儿，娓娓攀来。语有新知，胸无宿虑，真是身心清爽，其乐陶陶。

适之先生是位最欢喜“摆龙门阵”的老人。有酒有客，他的故事便有始无终。酒仅微醺，饭才半饱，幽窗对坐，听胡老师娓娓讲古，也真是人生难得的际遇。笔者少无大志，长好闲书。中西闲书读多了，对胡氏所谈的天文地理、三教九流……也颇能领悟，至少也可使他老人家无对牛弹琴之感。他谈起来也就更有兴致了。

餐毕，如果阳光和煦，我们就慢步走回他的公寓。这时五马路上，公园道中，正人潮如海。有时胡公与我也找个石凳子坐下，对嬉笑而过的金发少女，或摇铃念经的青年和尚，品头论足一番。胡老师兴致好，我们也就踱入街边的中央公园，去旁观一下孩子们的球艺，或欣赏片刻流浪艺人的琴声。这时胡氏对他公寓内的那些烂屁股访客，和“生意电话”，也没有太大的兴趣了。

这样的午餐和偶尔的晚餐，我事后约略统计，前前后后大致有六十余顿。据胡先生告诉我，自康奈尔以后，他还没有这样长而悠闲的午餐之约呢。笔者本人除掉后来在李宗仁先生家吃过一百多顿午晚餐之外，跟胡老师的餐会也是生平无前例的。胡、李二公都是最和善、开朗、健谈而又有说不尽故事的老前辈。遇我之厚，待我之诚，都使我毕生难忘。所以我对这两位老前辈的生平，也可说是所知不少，很多也都是饭桌上听来的。

可惜的是，我和胡先生餐叙之时，因为怕搞坏悠闲的气氛，所以也只是听之谈之，未敢取出小本子加以记录；而笔者又不是个有恒心的日记作家，虽然不是东耳进、西耳出，但是资料未能及时整理，日子久了，也就遗忘了。

胡老师逝世之后，港台两地亲友剪寄有关“胡适”的“纪念文学”，多至数十万言。读后我简直不敢效颦执笔。那时我们自己所编的《海外论坛》月刊虽然也出了个“纪念胡适之先生专号”，笔者也随同仁之后写了一篇纪念适之先生的文字[4]，但是当时的读者读过拙作，一定以为我与“适之先生”，从未谋面呢。

八○

事实上笔者本人在治“口述历史”的学习过程中，在胡先生认可的正式录音记录里，实在所学有限。使我获益最多和了解“胡适”最深入的部分，还是胡公认为是“off the record”（记录以外）的那一部分。胡先生不赞成我的“填空白”的主张，但是在我们闲聊之时，他老人家无意中，竟把一个个“空白”都填了起来。

例如在他的1935年出版的《南游杂忆》里，胡氏对当时的“南天王”陈济棠的批评，只是若隐若现的。可是当我们聊天时，我问他对当时西南的政局的看法，话匣一开，胡氏便批评得十分露骨了。

据我那时所得的印象，当然陈济棠这位军人的思想和作风太落伍了，他容纳不了“胡适”，所以适之先生在广州大受冷落。后来李宗仁先生告我“胡适在广州吃别”还有另一个原因——他在香港闯下了“言祸”！说什么“香港是华南的文化重心”！弄得“粤人大哗”！

香港，这个“若要泊车，乃可在此”的英国殖民地，如果是“华南的文化重心”，那么胡博士心目中还有“老夫臣佗”遗念所在的广州了吗？！小子鸣鼓而攻之！这样才使胡博士一怒而去的。

胡先生也告诉我数不尽的、有关他人的类似的故事。酒意三分，谈兴方浓，胡氏也坦率地说出他自己生活上的细枝末节，以及思想上的今昔之异。笔者有时也故意把话题引向我所要探索的部门，让胡老师尽量发挥。这些都是正式“记录”上所没有的，但却是我要填补的“胡适学”里的“空白”。事实上笔者今番无心地写了十余万言有关适之先生的杂文，差不多也都取材于我个人“记录以外”之记录与记忆。遗忘虽多，一鳞半爪，犹可于思索中得之。

笔者当年原打算把这些“记录”内外的故事，熔于一炉，从而对“胡适的生活与思想”作更深入的探讨，使胡适的“自传”与“传记”，合二为一。[5]不幸胡氏“口述”未及“大纲”之半，便无形停顿，而由笔者仓促中赶编由胡公认可之清稿——凡二十九题共三百七十四页——与原有“大纲”上之章节，亦不尽相符；笔者手头所存残笺，与哥大所公布者，复有出入！

胡公逝世后，笔者曾迭向大学建议，将原稿慎重签注，加工出版，以飨后学。然终以身为“雇佣作家”，寄食篱下，人微言轻，一池春水，干卿底事，而未能如愿！[6]

窃思我故国文物，近百年来，流落海外者，胡子遗篇，不过万一而已。九牛一毛之存亡，本无损于先生之德业。笔者浪迹异域，簪笔佣书，一饱已甚自足，敝帚家珍，徒觉可笑。如今哥大既以缩微胶片方式公布原稿，后学附骥，更无喋喋之必要。以故此次若非刘绍唐先生殷勤辱书，笔者以宠召难却而再做冯妇，则适之先生之遗稿，亦早已置诸脑后了。

最近拙文之“连载”，亦出意外，与上述废置之计划，初无丝毫关联。盖绍唐兄于去夏辱书设题，嘱为将来胡公口述历史译文，先做一“短序”或“导言”。无奈斯时笔者手头原稿不全，哥大所公布之“缩微胶片”（microfiche）亦乏印本（hard copy），订购阅览机器往返费时。笔者乃试将“短”序加“长”，期以“空间换取时间”，庶免《传记文学》之“脱期”，而有负于刘社长与读者之期望。孰知机器未来，而刘公又迭函坚嘱再将“序文”延伸；盖“序文”已嫌过长，而“连载”又嫌太短也。笔者遵嘱续写之际，而缅怀先哲，旧思潮涌，一发不能自已，竟“连载”至十篇之多，实非初意也。

适之先生的一生，原即是一部近代中国文化史。为文论胡，十万言虽未为短，百万言又何能尽意？！然事出偶然，原非治史。笔者不学，只是试掘心头旧事，意到笔随；既无篇章，更未剪裁。似此信手拈来之杂文，古人名之曰“随笔”，鲁迅称之曰“杂感”。对笔者来说，那只是有关胡适之先生的一堆杂乱的回忆罢了。

古语有云：“恩怨尽时方论定！”如今胡公墓木虽拱，而恩怨未尽。忆评胡适于恩怨未尽之时，则读者之知我罪我，固未敢深思之也。尚恳老中青三界贤达，不吝教之！

1978年5月8日午夜于北美洲

注释

[1] “中国历史研究部”原为研究中国古代社会史而设。主持人为魏复古教授。该部曾出版《辽代社会史》（Karl A.Wittfogel&Feng Chia-sheng，History of Chinese Society：Liao，907-1125.Philadelphia：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Distributed by Macmillan Co.，N.Y.，1949.）等巨著。我国知名社会史家冯家昇、王毓铨、瞿同祖诸先生俱曾任该部研究员有年。

[2] 魏斯特曼教授（Professor Willam Linn Westermann，1873—1954）为西洋古代奴隶社会史的权威，著作甚丰，名震欧美。魏氏于1948年底自哥大退休前，笔者亦尝选其课。

[3] 笔者老同学窦宗一（仪）先生，曾撰《李鸿章年谱》，用功极勤。适之先生见其初稿说：“这哪是‘年谱’，简直是‘日谱’！”窦君乃改其书名曰《李鸿章年（日）谱》（1968年，香港友联书报发行公司出版）。笔者其时亦有意效颦，撰“胡适年（日）谱”；以其为“经”，以其他论胡之文为“纬”。胡公逝世后，笔者访台，曾拟有更为志大才疏之计划，均以毅力不足，一无所成，殊为自恨。

[4] 唐德刚撰《浅释科学民主，追悼适之先生》，载《海外论坛》月刊，第三卷第五期，1962年5月1日，页一五至一八。

[5] 胡适之先生返台后，笔者曾以“合二为一”方式，为哥大“中国口述历史学部”试撰另一“回忆录”，然以限于资料，成绩不若想象中完善也。

[6] 适之先生遗稿久存哥大，听任访问学者抄录，变相引证发表，颇多失真。笔者曾向大学建议由笔者义务加工，整理付梓，而校方总以经费不足为由，未允所请，实为可惜。

附录　论胡适的诗

论诗小札之一

德刚按：1977年是胡适发表《文学改良刍议》的六十周年，也可说是中国“新文学”和“新诗”的“花甲大庆”！

经过六十年的发展，“白话文运动”今日可以说是“天下大定”。在文学创作上，白话已完全替代了文言。“桐城谬种”的时代是一去不复返了。

但是“新诗”呢？我们就不敢那样肯定地说了。“新诗”虽然也有逐渐代替“旧诗”的趋势，但是她本身也是多愁多病，照样禁不起风吹雨打。

六十年前胡适已开始“尝试”做新诗了；六十年后这个“尝试”阶段显然并没有结束。相反的，当年“胡适之体”的新诗一出，阅读的人数往往在百万千万以上。可是今日的“新诗”似乎只有诗人们自己在沙龙之内，彼此欣赏，互相赞叹了。

照这样发展下去，则今后的诗人可能就逐渐变成“五四”时代的逊清遗老。他们拖着辫子，在紫禁城内三跪九叩，互叹忠贞，互拟谥法，自得其乐；皇城外面的世界，就和他们无关了。这种现象总归是不太健康的。

今年夏天笔者受刘绍唐先生之托，正拟把胡适之先生当年口述的遗稿稍加整理之时，忽然收到老朋友周策纵先生自得克萨斯州寄来的信和诗。策纵是今日海外研究五四运动最有成就的学者，也是适之先生的忘年之交。二十多年来我们有关胡适的讨论和通信也是屡断屡续的。这虽然是我们少数朋友间的私议，但是像周先生那样有深入研究的学者，虽是茶余酒后的闲谈，亦每有深入独到的见解。所以我连复两封信央请他对“胡适的诗”发表点“有系统的意见”。如此将有助于未来诗人在创作上寻找新方向。

承老友不弃，在溽暑之际他复了我一封长信，也是一篇独具只眼的文学批评。因将原信寄请绍唐兄披露，以便公之同好。如因此而引起海内外更多和更深入的讨论，那就是我们对新文学的花甲大庆最好的寿礼了。

德刚：

两信都已收到，甚慰。近来因旅途转徙多劳，作书颇迟。胡适之先生传稿由你写出，我尝以为至当，盼早成，得先睹为快。你问我对胡诗的看法，这说来话长，现在你行色匆匆，我又忙于他事，只好简略谈谈。

大约在1956年，我和适之先生在哈佛曾有过一些长谈，除了讨论到中国社会政治知识分子思潮等问题之外，也特别谈起过他的新诗。问他为什么不把《尝试集》所没有收入的诗，以及后来的作品，收集在一起，做一诗全集。我说明以后的诗固然不会有那一集的影响了，但总还有历史意义，而且可以综合见到他个人对新诗的主张和努力。他很赞同我这看法，可是说，他似乎把一些稿件都放在某些地方，也许是放在别人处，却记不清了。这很可以看出他晚年主要注意力已不在于此，这本来也是我们早已知道了的。

我尝觉得，胡适的尝试新诗，在见解主张上，除了受英国湖畔诗人的看法及美国意象派主张的启发外，当然受中国传统诗词及同时代作者主张的影响也很大。在诗一方面，如元、白与袁枚，他在日记里早已提到过。在词一方面，如前人所做浅近的小令，尤其如苏、辛词等，都是他的榜样，从他后来和顾颉刚先生合编那本《词选》，就可探出一点消息。此外我看他尤其受了一些通俗小说中浅近诗词的启发。试看他30年代写《无心肝的月亮》时，在诗前还引了明人小说中两句无名的诗：“我本将心托明月，谁知明月照沟渠！”也就可想而知了。中国旧式白话小说中引的或做的诗词，多半比较浅显通俗，因为茶余酒后，说书人朗诵起来，听众才容易明白。胡适喜欢看小说，这种影响原是很自然的。而且他很欣赏好的打油诗，甚至有些歪诗，我看这也对他不无影响。他早期新诗的试作，往往脱不了浅显绝句、歌行、小令，苏、辛所喜用的中调，以至打油诗等的气氛，不为无故也。

至于同时代作者的影响，我曾在《五四运动史》里提到过比他较早及同时的白话报运动。在《海外论坛·定形新诗体的提议》里提到过梁启超用曲牌白话译英诗。在《论王国维〈人间词话〉》的第三二节里指出王氏对文学的许多先驱见解。这里不再多说了。

我以为胡适的诗较好的一面是文字流利，清浅而时露智慧。最好的几首往往有逸趣或韵致。一部分佳作能在浅显平常的语言里表达言外一些悠远的意味。这是继承了中国过去小诗小词一些较优秀的传统。梁启超说他特别喜欢的还是胡的小词，可说很有道理。《尝试集》中旧体小诗如《蝴蝶》、《中秋》、《江上》、《寒江》、《小诗》、《纪梦》、《秋柳》，小词如《生查子》、《如梦令》，较长的如《百字令》、《临江仙》、《水龙吟》，及数首《沁园春》，都可算好的一类；新诗如《一念》、《鸽子》、《人力车夫》、《老鸦》、《三溪路上大雪里一个红叶》、《一颗星儿》、《威权》、《乐观》、《努力》、《示威》、《蔚蓝的天上》、《一笑》等，也大致上合于上面所说好的标准。胡适的某些好诗，可用江淹的“明月白露，光阴往来”一语作评，也可用他自己的两行诗——

蔚蓝的天上，

这里那里浮着两三片白云。

作评。因为我手头只有第三版的《尝试集》，没有第四版本，所以这儿也不打算作一一细论。

胡适诗虽然有上述的一些好处，但他还不能到达传统那一类好的短诗里幽深微妙无尽意味的境界。第一，他立志要写“明白清楚的诗”，这走入了诗的魔道，可能和那些写极端不能懂的诗之作者同样妨碍了好诗的发展。要用浅近明白的语言写诗，本是不错，但优秀诗人必能使这浅近明白的语言变成“诗的语言”，含有无限别的意义，才能得好诗，所以虽是明白清楚的语言，却不一定是明白清楚的诗，而且最好的往往是最不明白清楚的诗。“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看似最明白清楚的语言，但诗人意指与诗趣何在，却最不明白清楚。适之未能强调这一点，以致他的小诗小词虽然也能偶然臻此境，而终于未能成大器，所以我说他的诗是“蔚蓝的天上，这里那里浮着两三片白云”。白云变幻，蓝天深黝，本不可测，但适之只重其蓝与白，故其成就也往往只是“这里那里浮着”罢了。

其次，胡适没有宗教信仰的虔诚，从好处说，他不迷信，虽然也有他的固执处；但从另一方面说，他也没有个人对大宇宙“深挚”的神秘感和默契。因此，他的诗不够幽深，在中国传统中不能到达陶潜、王维的境界，也不能到苏东坡，因为胡又远离老庄的幽玄和释家的悲悯与他们的忘我。他可能只得到一些禅宗的机锋，而他对科学的信心又拉住他向另一方向跑。在西洋传统中，他也无法完全了解像华兹华斯、柯立芝、歌德或福劳斯特的对形而上的虔诚感。这最可从他和徐志摩两人分别译歌德的那首短诗Harfenspieler看出来，他译的，韵比徐译得好，文法较合理，但只不如徐的能引起我们一些虔诚的绪情。胡自己的诗也常不免缺少深度。

第三点，胡适诗最大的缺点——这与他个性也有关——是欠缺热情或挚情。中国“诗缘情而绮靡”的主流与他渊源不深。他的诗与屈原、杜甫相去颇远；也和西洋浪漫主义诗人不相及。只有早期的一二旧式诗词，如《黄克强先生哀辞》等，及用骚体译拜伦（斐伦）的《哀希腊》，是一二例外。大约因他学生时代终不能不受同时代中国青年一些爱国和革命热情的影响，而且拜伦原诗本极热烈而有思古之幽情，与胡的历史癖也相合。以后他就和这种浪漫热情的诗离得越远了。他自己早已把《哀希腊》译诗列在“死文学”的《去国集》里。我在他的“新诗”里几乎找不到一首真正热情挚情的诗来。

他在年轻时也早就了解他自己的个性太冷静、太“世故”了，这在他《留学日记》里也已提到过。所以他的诗、文，都有点冷清感，与梁任公常带感情的笔端大不相同。任公给他女儿的信尤其热情奔溢。适之则“实在不要儿子，儿子自己来了”，显得颇无情。他在1927年2月5日在美洲梦见亡女，写了《素斐》一诗，虽自称“醒来悲痛”，但诗写得太做作、太轻浮、太不能动人感情了，前两节还算自然流露，后两节很快就显得做作。这后两节说：

病院里，那天晚上，

我刚说出“大夫”两个字，

你那一声怪叫，

至今还在我耳朵边直刺！

……

今天梦里的病容，

那晚上的一声怪叫，

素斐，不要叫我忘了，

永永留作人间苦痛的记号。

（见《尝试后集》，页八二）

他把女儿临死前的呼声写作“一声怪叫”，很不近人情，而末了两行那样吩咐也是太轻松了。丁文江和徐志摩都可算是他最要好的朋友，他哭悼他们的诗，也都没有热情流露感人之处。后集里他哭丁在君的两首七绝，还不如所附录的丁寄别他的两首表露了深切的友情。悼志摩一诗用他自己的猫名“狮子”做题，好像是想要以浅语表深情，但末节写着猫既已在“打呼”，还吩咐它“你好好地睡吧——你也失掉了一个好朋友”。其实与那“两滴眼泪”都是太做作而不自然，而且不够深沉厚重。

从不够挚情这一点而论，我觉得胡适的诗真是“无心肝的月亮”。我们或者会“可怜他跳不出他的轨道”。但适之却要说：“看他无牵无挂的多么好。”道家和释家本来也都有这种出世绝情之教，但他们好的作品仍蕴有深情，庄子“送君者皆自崖而返，君自此往矣！”固不消说一往情深，佛于众生，亦蕴悲感。胡适却自认只要：“更不伤春，更不悲秋，以此誓诗。任花开也好，花飞也好，月圆固好，日落何悲。”他只望做到荀子的“制天命而用之”，“更安用为苍天歌哭，作彼奴为？”这种单纯的自然科学精神，也许是当时中国人最迫切需要的，可是如此写诗，好不好就大成问题了。他虽了解诗须凭借经验，但对刘勰说的“物色相召，人谁获安”，和钟嵘说的“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似乎未能充分体认。所以他写诗，多是在发宣言，有所为而作，有意见要发表，就是有一message。而不是由情感冲激而成，也就不能以情移人。

当然胡先生也有他的情诗，这方面你一定知之深而会言之生动，不用我多说。这里只顺便提到一点，就是上面引到的他那首《无心肝的月亮》，这诗做于1936年5月19日，当然也可被人们解说成有关国家社会大事的讽喻诗。我看他自己把它和同年做的《扔了？》一诗紧编在一处，还是一类看待吧。你不妨去考究一番。他诗前引的那两行明人小说中无名的诗，“我本将心托明月，谁知明月照沟渠！”就我所知出于凌濛初的《初刻拍案惊奇》卷三十六《东廊僧怠招魔，黑衣盗奸生杀》一回里。原是用来描写女子企图私奔，但月夜来接她去的是别人，结果把她杀死了。原诗第一句我所有的“覆尚友堂本”作“本待将心托明月”，首二字“本待”胡引作“我本”，不知是另有所本还是误记或有意更改。“我本”较切。总之，就《无心肝的月亮》与《扔了？》两诗看来，所写的主角，对感情压抑得很厉害。胡适一生的爱情生活，约束于他自己所说的“分定”，他能做到“由分生情意”，我觉得我们应钦佩他，理智道义不为纯粹的情欲所左右。这当然也是他诗中所写的爱情多已遭理性约束的一个根由。他说的：“岂不爱自由？此意无人晓。情愿不自由，也是自由了。”这固然是他对自己约束自由恋爱的一种解说，我看他内心还有时难免一些“烦恼竟难逃”的。我尝觉得这末了两句，“情愿不自由，也是自由了”，也正可用来描写近代中国人民的苦难和自解，然而这种自解恐怕也仍然掩盖不了内心的烦恼和痛苦，有一天总会引起“敢乃有歌吟动地哀”吧。

话说回来，胡适的新诗，由于上述缺失，清新者有之，朦胧耐人寻味者则无；轻巧者有之，深沉厚重者则无；智慧可喜者有之，切肤动人挚情者亦无。同时诗人如陈三立等江西诗派之艰涩孤诣，康梁诗中迸发哀时救世之愿，谭嗣同舍身慷慨之怀，王国维悲天悯人之感，苏曼殊缱绻绝望之情，胡适的白话诗里都付缺如。即与当时及稍后各新诗人相比，亦往往异趣，像学泰戈尔一派哲理小诗者多有宗教感，抒情浪漫派又靡丽缠绵，革命呼号派则务为激情奔放，豆腐干式修辞诗人又引进更多模式与藻饰，而走象征现代主义一路者则崇尚朦胧惝恍，凡此皆与适之不类也。

上面这三点固然是他的缺失，可是若从反面来看，“胡适之体的诗”，也许就自有它的独特之处了。近来评论新诗的往往把他的作品看得一文不值，大概也过于一笔抹杀。至于他自己和捧他的人们，说他是你信中提到的“新诗老祖宗”恐怕也有点囫囵吞枣、后台里喝彩吧。

胡适主张做诗“说话要明白清楚”，“用材料要有剪裁”，“意境要平实”，这虽是他中年以后所说，但仔细检讨他前前后后的作品，大致还离此不远。而缺点也就由此而生。过于水清则无鱼，过于剪裁则无自然流露之趣，过于平实则浅淡，不能刻骨铭心，感人深切。

在语言文字方面，胡适的新诗虽流利平实，却变化不多。试就一小处论，他最大一个毛病或痼疾，就是用“了”字结句的停身韵太多了。现在只从手头所有的1922年三版《尝试集》和1964年影印的《诗歌手迹》，略加统计。《尝试集》中不押韵的、句末有“了”字的诗行结尾如下：

“睡了”；“被人偷去了”；“死了”；“更高兴了”，“高兴了”；“好呀，来了”；“关不住了”（诗题）；“挖空了”；“既来了”；“就是平路了”；“站不住了”；“后来怎样了”。（“他的书来了”一句在《虞美人》旧词中，暂不计入。）

押韵的更多：

“也是自由了”；

“把门关了”，“和我为难了”；

“有点醉了”，“心打碎了”；

“磨断了”，“要造反了”；

“停止了”，“死了”；

“自己来了”，“挂不起来了”；

“斫倒了”，“哈哈！好了”；

“也烂完了”，“很平安了”；

“雪消了”，“风吹跑了”；

“裂开了”，“又来了”；

“都是大树了”，“人到那里去了”；

“倦了”，“软了”；

“天已黑了”，“行不得了”，“喊声也减了”；

“将到了”，“烦躁了”；

“放光了”，“清凉了”；

“怪轻松了”，“就不同了”；

“十点钟了”，“有点风了”。

以上三版《尝试集》二十六个诗题中已有四十七行“了”！四版本似乎还多了些诗，尚有“病拖住了”、“快要去了”、“已过去了”等，这里未算进去。《尝试后集》里不押韵的有：

“下山来了”；“忘不了”（了字用法略异）；“应该忘了”；“抵得我千万般苦恼了”；“没有人了”；“花瓣儿纷纷谢了”；“让我忘了”；“扔了？”（诗题）；“云遮了”；“找着了”。

押韵的有：

“向最高峰上去了”，“没有压迫人的风和雨了”；

“就是海了”，“只剩一个空洞洞的世界了”；

“跑了”，“笑了”；

“惊觉了”，“重到了”；

“上山来了”，“两三回了”（我想他这儿是各字皆押韵）；

“把他忘了”，“又发狂了”；

“看不见了”，“多么远了”；

“四散飘扬了”，“天的那一方了”。

以上二十九题共有二十六行（一行是题目）。《后集未收诗稿》中，1923年所写的一首《别赋》一共只二十八行，就有十五行用“了”字足句，其中十四行是押韵的；

“满足了”，“哭了”；

“定了”，“病了”；

“肿成核桃了”，“嘲笑了”；

“走了”，“够受了”；

“坐不住了”，“回去了”；

“睡了”，“便不觉得别离的苦味了”；

“征服了相思了”，“是自由人了”，“不再做情痴了”。

此外各诗押韵和不押韵而用“了”字做结的还有：

“歇了”，“病了”；

“完了”，“散了”，“留在人间了”；

“坍了”，“烂了”，“永永在人间了”；

“遮了”，“灭了”；

“静了”，“干净了”，“全醒了”。

未收诗稿十三题中共有二十八例（虽然一例是诗题，但末例《八月四夜》一诗，“夜已深了，人都静了”一行，我只算进“静了”，其实“深了”也是同一句法）。总计新体诗（旧体诗词不算）共六十八题，有“了”结的诗行共一百零一条好汉，平均几乎每诗快到两行，不为不多“了”。我且学“红学大师”尝试歪诗《好了歌》一首为证：

胡适诗写好了，

人忙天又黑了，

周公数了“了”了，

总算一了百了。

第一句“好了”不仅出于《红楼梦》，也见于上引胡诗《乐观》中“哈哈！好了！”第二句你自然知道出于胡给梅光迪的打油诗：“人忙天又热，老胡弄笔墨。文章须革命，你我都有责。”“天已黑了”又见上引胡的《努力》一诗。“一了百了”在这里也可当动宾语读。蔡元培先生和知堂老人新年自寿诗说：“不让沙弥袈了裟。”自注云：《癸巳存稿》三，“精其神”一条引“经了筵”、“阵了亡”等语，谓此自一种文理。则“一了百”也算有例可循。这首新《好了歌》，似亦不失为一地道的“胡适之体的诗”，请以千金为贿，入尊诗话可乎？胡先生素来宽容，当不见怪。他老一生所做打油诗最有风趣，惜未能得上海灵学会请他和曹雪芹同时降坛，品题和韵，“欲呼才鬼一中之”也。

因你问起对胡适诗的看法，又想起二十多年前我有一新“发现”，除偶在课堂上告学生外，从未对人言，我认为毛的《沁园春》咏雪一词，实曾受过胡的《沁园春》（新俄万岁）咏俄京革命事一词的相当影响，蛛丝马迹，不可没也。胡词既见于他的《留学日记》，又登载在《新青年》月刊三卷四号（民国六年六月一日），1920年3月又收入《尝试集》中。据后者原词云：

客子何思？冻雪层（《新青年》作“春”）冰，北国名都。想（月刊作“有”，日记原作“想”，后改作“看”。“想”字较好）乌衣蓝帽，轩昂年少，指挥杀贼，万众欢呼。去独夫“沙”，张自由帜，此意于（日记作“如”）今果不虚。论代价，有百年文字，多少头颅。

冰天十万囚徒，一万里飞来大赦书。本为自由来，今同他去；与民贼战，毕竟谁输！拍手高歌，“新俄万岁！”狂态君休笑老胡。从今后，看这般快事，后起谁欤？

这词做于1917年4月17日夜，所咏实是十月革命前的三月革命。毛氏当时，以至于《尝试集》出版时，还是《新青年》和陈、胡的忠实读者与崇拜者（这是他亲口对史诺说过的），何况这词是热烈歌颂新俄革命的呢，所以他必受此词感动很深，故十九年或十五六年后即用同一词调。其主题雪，及头三句“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即涉胡“冻雪层冰，北国名都”句转变而来，字迹显然。毛词“千里”、“万里”，也可能受了胡“一万里飞来”词句的暗示。胡有“冰天十万”语，毛则说“冰封”和与“天公”比高。毛之“红装素裹，分外妖娆”，正由胡的“乌衣蓝帽，轩昂年少”脱胎而来。乌衣蓝帽是当时俄京参加三月革命的大学生的服色，毛句本亦暗表制服旗帜的颜色。至于“无数英雄竞折腰”，也类于“万众欢呼”和“拍手高歌”。胡的“毕竟谁输”有较量高下胜负之意，毛便说“欲与天公试比高”，且翻“狂态君休笑老胡”之意，而要惜笑秦皇汉武、唐宗宋祖和成吉思汗，仍有比高下的意思。而且“惜秦皇汉武”的句法，也和“去独夫沙”的句法相近。他如“看红装素裹”的“看”字，也和胡氏“看这般快事”一样，用在五字句开头。最巧的还是末了三句，胡说：“从今后，看这般快事，后起谁欤？”而毛也说：“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都是把今或后与过去相比。“从今后”化作了“俱往矣”与“今朝”，而且两人在此又都用“看”字。只是毛改疑问为肯定语气，也正表示出二人的性质差异。当然，我并不是说毛有意模仿胡词。两人所咏的事本不相同，意境也大有差别，而当30年代时，毛已高视一切，更绝对不会学胡了。可是下意识里，恐正无法摆脱少年时代所受的一些影响。这也是我所说的，胡氏年轻时一些旧体诗词，比较热情之一例。但仔细读来，觉得他还是在发宣言、写檄文。风格略近辛稼轩，不及苏东坡的高隽。他一再鼓吹自由，没强调个人英雄主义，还算差胜一筹。沉重一面，却仍然不足。我上面这一看法，可能得不到多少赞同，也只好“姑妄言之，姑妄听之”罢了，别无其他褒贬附会之意。

上面这一片胡言，谈来谈去，已不简略，但言不尽意之处，越谈越多。还望你指出我偏失不对的地方。你如觉有可采择之处，自所乐闻，不虚为知者道也。匆匆草此，顺祝

旅祺不一

策纵

1977年8月5日于陌地生之弃园镕

唐德刚　著

史学与红学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桂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史学与红学 /唐德刚著. —桂林 :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5.02

ISBN 978-7-5495-6272-5

Ⅰ. ①史⋯ Ⅱ. ①唐⋯ Ⅲ. ①史学－中国－文集②《红楼梦》研究－文集Ⅳ. ①K207-53②I207.411-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310019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桂林市中华路22号 邮政编码：541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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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人：何林夏

出品人：刘瑞琳

责任编辑：曹凌志　罗丹妮

装帧设计：陆智昌

内文制作：陈基胜　马志方

唐德刚（1920——2009）

安徽合肥人。国立中央大学（重庆）历史系学士，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纽约）硕士、博士。曾先后任职于安徽省立安徽学院、哥伦比亚大学、纽约市立大学，长期从事历史研究与教学工作，并对口述历史的发展贡献良多。著有《袁氏当国》、《段祺瑞政权》、《李宗仁回忆录》、《胡适口述自传》、《胡适杂忆》、《史学与红学》、《书缘与人缘》、《五十年代的尘埃》、《战争与爱情》等，包括历史、政论、文艺小说多种，及诗歌、杂文数百篇。

1958年，胡适与唐德刚合影于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所前。

1991年10月25日，香港中文大学“胡适与现代中国文化转型”学术研讨会上，欧阳哲生、唐德刚、刘绍唐等留影（左起）。

唐德刚在“海外胡适研究现状”报告会。

陈立夫（左）是哥伦比亚大学中国名人口述历史计划最早拟定的五位受访者之一，唐德刚（右）因缘际会，成为口述历史的先行者。1989年11月，两人在纽约合影。

1958年，在李宗仁寓所，唐德刚（后排右）与李宗仁、何廉、李夫人、何夫人及何的女儿等合影（右起）。

红学名家周汝昌给胡适的信。

序

胡菊人

唐德刚先生把他的文章交远流出版，承出版社的游奇惠小姐叫我写序，我答应了。此次出版一共两部，就是《史学与红学》与《书缘与人缘》。犹记得在二十多年前，我曾为唐先生的散文集《五十年代的尘埃》写序，那时我还在《明报月刊》工作，正是精力最旺盛的壮年时期，此后历经《中报》和《中报月刊》，再经《百姓半月刊》，至今退休在温哥华，真是岁月沧桑。如今读唐德刚先生这些文章，感到像是读历史一样，然而又不像是在读历史，却是像观剧一样，慨唐德刚先生写历史犹如重现人物和事件，使读者读来有如亲眼目击。

这是很不容易的，这种成就，来源于唐先生也喜欢文学，并且也曾从事文学创作，像他早期所写的散文，也就是《海外论坛》上的文章，便是他的文学创作，收在《五十年代的尘埃》一书里。现在这本《史学与红学》则是学术著作，谈的是重大的历史事件，由于唐先生的文笔有文学笔底，写得灵活，因而让读者不忍停下来，这就是文学笔法的功劳。

在本书里，特别有《文学与口述历史》的文章和《小说和历史》的讲稿，据唐先生的见解，历史和小说是很难分别的，以鲁迅所创造的阿Q为例，社会上本来并无阿Q其人，可是又似乎是实有其人，每个中国人都有阿Q的特性，所以唐先生说：“历史是根据实人实事所写的社会现象，小说则是根据实有的社会现象而创造出的虚人虚事，二者是一个铜元的两面。”

唐先生创作了一部六十万字的长篇小说《战争与爱情》，记述的是他的友人所说的大陆见闻，都是实人实事，只是格于这位友人的要求，不能用真名和实地，从1985年6月1日开始，在纽约《北美日报》连载。这是唐先生所言历史与小说有时候不可分的证明，因为除了人名和地名之外，所说的都是事实，完全符合唐先生所说“小说则是根据实有的社会现象而创造出的虚人虚事”的通则。

《战争与爱情》这部小说，是说中国大陆上的人和事的，充满辛酸与离奇，而本书实质上却不是小说，而是论述，但论述当中却可读性甚高。其中《论中国大陆落后问题的秦汉根源——1987年在西安“周秦汉唐史学研讨会”宣读之论文》，尽管是在西安，但唐先生仍照直讲话，极为难得。例如说：“‘阶级斗争’，便是中世纪‘上帝’这一绝对真理的延续。概念既然绝对化，只容‘信仰’，不许‘探索’，则科学就变成了神学。”这样大胆地说话，是要有学术求真的勇气的。

唐先生是历史学家，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及纽约市立大学教书，而在哥大之时负责口述历史的工作，曾获胡适、李宗仁、顾维钧等亲自口述其生平，这是非常有价值的。本书收辑有《撰写〈李宗仁回忆录〉的沧桑——〈李宗仁回忆录〉中文版代序》，撰述《李宗仁回忆录》事成及出版的经过。李宗仁能有机会畅谈他的历史故事，成为他晚年最重视并乐于做的事情。如果不是唐德刚先生主其事，李宗仁能够畅所欲言、深自欣慰的机会就没有了。李宗仁与中国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唐先生做了很有意义的工作。

《李宗仁回忆录》是唯一有中文稿的，其他人，包括胡适、孔祥熙、陈立夫、顾维钧、张发奎、蒋廷黻、陈光甫、蒋彝、吴国桢、李汉魂、何廉等人的口述自传，均无中文稿，这是唐德刚先生个人循李宗仁之请，在正常英文撰述工作之外的“额外工作”。然而，无论英文稿还是中文稿之出版，都经过相当的周折，作者在文中已经详细地说明了经过，在此就不复述了。

不过，有一点不能不叙述，那就是李宗仁的口述跟胡适的绝不相同。胡适是一位“无征不信”、“九分证据不讲十分话”的大学者、考据家，所以他向唐先生所讲的话，绝大部分是可信的，可以照录的。但李宗仁的口述却不然，他“信口开河，不能入书”，但他有坚强的信心，认为自己所讲的无一不可以写下。这就要唐先生先做说服的工作。唐先生用了极大的耐性，心平气和，转弯抹角，慢慢解释，把与史实不符的地方，全给他“箍”掉了，再就可靠的史料，改写而补充之。最初因为箍得太多，李宗仁有点怏怏然，但是经过唐先生的耐心解释，他后来也接受了。我们可以想象，这一定费了唐先生的许多工夫，只有像唐先生这样精通近代史而又有资料可以稽查的人才能胜任，否则，口述历史的人又怎能心服口服呢？

除了对《李宗仁回忆录》的成书过程作了清楚的交代以外，有篇文章也值得一提，这便是《杀一个文明容易建一个文明很难——对汉字拉丁化的意见》一文，这是唐先生的讲演，是由汤晏先生整理的。在这篇讲演中，唐先生是反对汉字拉丁化的，认为“这是大胆假设，但没有小心求证，太夸大了，太渲染了。这种说法，我以前相信，但自从哥伦比亚大学转来纽约市立大学教书后，就不再相信了”。

唐先生举出了很有说服力的例证，是令人钦佩的。其中以羊字为例，英语里羊总称为sheep，公羊叫ram，母羊叫ewe，山羊叫goat，羔羊叫lamb，羊毛叫wool，羊肉叫mutton，中文我们一看词便知词义，但在拼音文字里便各个词不同，令人难以记认。而且主张汉字拉丁化的理由是方块字不能搞计算机，唐先生认为这个理由似是而非。唐先生这篇演讲作于1981年的年末，计算机之汉字化已经实现。唐先生以幽默的口吻说：“如果一定要废汉字，则办法很多，但汉字拉丁化或拼音化方案是最不足取的一种办法，是最坏的一种途径。因为创造一个拼音文字很难，不如来学一种现成的拼音语言来得更方便。”这最后一点意见是主张消灭中文、否弃中文了，当然为唐先生所不取。

本书还有多篇文章未及一一介绍，如论述《红楼梦》的著作，如论读《资治通鉴》，以及论《中国时报》“人间”副刊，及桃园县的“下中农”的生活，等等，都是极可一读的文章。前面说过，唐先生文笔好，极枯燥的题目也写得十分动人，容易阅读，这种优点是极难得的，而每篇每个问题都是为人所关心的，足以为我们解惑，这是唐先生的高明之处。

2003年8月25日温哥华

（远流版原序）

自序

记得胡适之先生以前告诉我他读书和作文的要诀。他说读书有心得，一定要写下来；写下来之后，才能变成你自己的知识。

胡老师这句话真是深得我心，因为我自己很早便有相同的体验。回忆自己的青少年期，我识字不久，便由双亲和塾师的引导，养成了写日记的习惯，写日常见闻和读书札记很自然地就会变成日记的一部分。真的，写日记、札记最能帮助记忆；纵是忘记了，也能一索即得。

写读书心得的小品，其内容有的是选自人家的著作，有的则是自己的意见。世态所见既多，书又读得五花八门，札记也就写得七零八落。长的札记往往变成一篇小论文，乃至自我欣赏的小创作，最短的则可能只是一两句隽语名言。阅读的范围渐次扩大到古今中外、文法理工，那么下笔的兴趣也就随遇而安了。

抗战期间读大学，害了“发表欲”，每把这些小札记分类编纂，然后按其性质，分别向有不同好恶的报刊上去投稿。这些小稿件，往往也被一些有好心肠而又有相同好恶的编辑采纳了，并寄来少许稿费。在那一碗猪肝面便立刻可以减轻夜盲的岁月里，小小的稿酬实在是大大的鼓励——漂母一饭，终生难忘。

大学毕业后，在海内外也做过一阵子期刊编辑什么的，助编、合编、轮编、主编都干过。值得一提的是，50年代之末，在民主圣人胡适之的策动之下，我们十来个硕士博士者流，为着宣扬民主、提倡新学，曾在美国纽约办了三年的中文月刊叫作《海外论坛》，由大家“轮编”。那时海外作家既少，又发不起稿费，本社社员停笔不写，外界就拉不到稿子。为赶印刷限期，轮编者就只好自己动笔了。最糟的稿荒时期，有时甚至从头到尾、从社论到副刊，往往出于一人手笔。在这一窘迫情况之下，有写杂文习惯的人就可大派用场了。

我们筹办《海外论坛》的原始目的，本是针对时艰，提倡民主。这家小刊物，虽然胡适之、雷儆寰诸前辈对它都呵护备至——雷先生竟把它列为《自由中国》的海外姊妹刊，但是《论坛》的本身确是一桩很痛苦、很深刻的失败经验——它失败的基本原因是起于中国知识分子不能民主合作的传统劣根性。古人说：“既不能令，又不受命，是绝物也。”事实上正相反。中国知识分子之“绝”，是我们对下既能发“令”，对上也善于“受命”，可是我们彼此之间却不能平等合作。我们平等合作的结果必然落得个“拳脚交加”（像台湾今日的“立法院”）或“按铃控告”。所谓“中国知识分子”，事实上个个都是单干户。单干户找不到“伙伴”（company），组织不了“公司”（company），《海外论坛》也就关门了。

“提倡民主政治？”我们生为中国知识分子，“我们配吗？”——这问题太大了，学问太深了。哪是“全盘西化”这四个字可以解决得了的？个人自惭不学、自惭浅薄，也就不再造次以汉语来写“时文”了。是“失败主义”在作祟吧，一停笔便几乎停了二十年！

二十年不是个短时间。任何一种文字，你如丢下二十年，重提笔杆你会觉得这支笔其重无比；用这支重笔你也会写得别字连篇。

既然拋荒二十年，为什么又重董旧业、再作冯妇呢？这就不能不感激刘绍唐、胡菊人这两位与我有“相同好恶”的大编辑了。

绍唐最初派给我的是一项中文翻译工作：他要我把早期用英文写的《胡适自传》翻译成汉语。这项翻译工作，我原先是不想干的。但是这位长于辞令、善于派工作的刘传记却说，胡适是位历史人物啊！也是你的老师，别人如把他的英文自传译糟了，你不好说，同时对你也不太好。我仔细想想，绍唐之言实在大有道理，心里一直很矛盾（我不想把时间浪费在翻译自己的著作上），最后还是承担下来了。一翻两年，竟然变成刘传记“野史馆”内的“野史作家”了。“野史”原是写不尽的。在绍唐兄不断地鼓励和领导之下，胡适传记之外，想到适之老师“写下来”之遗训，历年治史心得，一时亦竟如脱缰野马，一发难收，十余年来又写了数十万言。

这些不成系统的随笔札记之作，值不值得选辑成书、保留下来？我自己一直也是很矛盾的。个人数十年之所学，不及先师适之先生之什一。胡适二十来岁便暴得大名，思想已成定型，从心所欲不逾矩，一辈子没有变动，死而后已。然而我这个不争气的学生，虽已年逾古稀，而思想却时时“逾矩”。个人学殖浅薄固然是主要原因，然数十年来历经忧患，国破家亡，阅历之多也一言难尽，而古今中外，名儒硕彦又插架琳琅，做到老、学到老，我掌握了几家学说呢？值此诸子蜂起、百家争鸣的开放年代，余小子如不知轻重，自觉对国事民生已找到答案、自己思想已有定型，岂非妄自尊大？

我个人虽不敢说像梁任公“今日之我与昨日之我挑战”，然在此十年千变的大时代中，不断观察、不断思考、不断摸索、不断读书的求答案心情，则数十年未稍辍也。既然尚在摸索，难成一家之言，则“藏之名山”亦且大可不必，自出选集就更是犯不着了。此吾心理之所以矛盾也。

但是人毕竟是社会动物，你自己个人之外，还有家庭、亲友和社会大众对你的影响。刘绍唐先生是我的挚友、编者和发行人。多少年来，他一直要为我出版“唐氏四书”（因为他已替我出了三本书）；而我个人则因为事忙人懒，始终把好友诤言当成耳边风，没有抽出时间和他认真合作。

最近我的另一位老友陈宏正先生也要替我出书。他这出书的行动，比我这位疏懒的作者本人更要认真十倍。宏正是一位有至高成就的企业家，而近年来在海峡两岸的文化界却是无人不知的怪杰和“文化大护法”。他把他辛勤得来的企业利润，不用之于吃喝玩乐（他个人生活实在简朴不堪），而用之于文化事业——尤其是推动“胡适学”的研究。近年来海峡两岸所召开的有关胡适的大型国际学术研讨会、讲演会、论文竞赛和胡适百岁纪念邮票之发行等，几乎都是陈君一手推动的。在这“七十子亡而大义乖”的沉闷时代，胡老师地下有知，对这位与他毫无关系的小崇拜者的义举，该会由衷地感激吧。宏正知道我是一个颇招物议的“胡适小门生”，因而他也就极力劝我把零星旧作拼起来出书。他甚至主动地把拙作搜出若干篇，编好目录，弄到“万事俱备”的程度，真令我惶愧不尽。我的这些不成系统的旧作，泰半都是在《传记文学》上发表的，《传记文学》享有版权；刘绍唐兄乃请该社执事先生再事搜罗，由绍唐亲自主持，分编为两卷：有关史学与红学者，编入《史学与红学》；有关传记、书评诸类，则编入《书缘与人缘》。这两卷书名也是绍唐代取的。

传记文学社诸执事都是当今最有效率的出版工作者，他们不但把拙著杂文编排妥当，并打出清样，三校竣事，登出预告，如揿动电钮，则旦夕之间便已书在坊间矣。然社长先生客气，纯为礼貌问题，他要我这位作者于出版前看一下大样。孰知他却高看了我这个马虎文人。我把这万事俱备的出版样品带回了美国，一旦走入课堂，教起书来，便把我自己的书稿搁下了，一误经年。

绍唐知我拖拉的个性，倒未迫催，而宏正则是个注重效率的现代企业家，他向我催书则函电交驰。有些对我过誉的读者，看见预告之后，也写了些热情洋溢的催书信函，读之令我脸红。本年10月，我又携眷返台，自知实在不能再拖，乃把沉重的样稿背到北京、背到沈阳和避暑山庄，最后背回台北，原封未动地还了刘绍唐。

绍唐没有责我。然而我自己却每好事后自悔自责。承两位老友及读者如此高看，而我个人则“不识抬举”一至于此。因此写这篇小序算是向老友磕头赔罪。并向爱护我的读者们报告这两本拙著迟迟出版的来龙去脉，敬祈海涵，并请严厉指教。

至于胡菊人先生替我在香港出版的那本小书《中国之惑》，那就更说来话长了。

我认识菊人三十多年了。在50年代末期，他还是个青年，那时他和他那位美丽而甜蜜多才的女友，原是我们海外论坛社在香港编辑发行的总代理。我和他二人真是鱼雁常通、情同手足。菊人“妻宫”极好，后来他和另一位甜蜜美丽而多才的刘美美嫂结婚，他以前的女友也嫁了我的一位极好的朋友，我们三家仍保持着通家之好，直至今天。

《海外论坛》之后，当菊人接编《明报月刊》时，不久我们又有了职业上的联系。原来我在50年代末期曾写了一部《李宗仁回忆录》的中文底稿（是专给李宗仁看的）。这一底稿后来由于李宗仁自美“潜逃”而被哥伦比亚大学所“查封”，一封十余年。至70年代中期，哥大当局恩高德厚，竟将原稿发还予我，并允许我“觅商出版”。这一下我同菊人才又搭线了。

菊人这时正主编《明报月刊》而誉满海外。他得到有关李稿的消息，乃争取该稿的首印权和连载权。我们双方都安排好了，可是哥大当局则因此稿部头太大、复印困难而迟迟未能交出。在我二人都有点儿失望的情况下，我们也时时提起了《海外论坛》的往事。菊人说，暂时拿不到李稿，你也可单独替《明报月刊》写写稿子嘛。

这是1976年的春末。也是无巧不成书，我这时刚有位搞图书馆的朋友送我一本大陆上（“文革”时期）官方出版、“内部发行”、每本书都编有特别号码的“秘籍”，叫《毛泽东思想万岁》，分上下两卷，都百余万言。

这本大书太精彩了。它所记载的才是货真价实的“毛泽东思想”。爱不忍释之余，这年暑假我携妻女去加拿大度假，乃携此书为唯一“度假书”。

搞历史的人，抓到一本奇书或秘籍、禁书，是放不下去的。我把这百万言巨著细细地咀嚼了。从纽约咀嚼到渥太华，再从渥太华咀嚼到纽约。习惯支配我写点札记，一动笔，不得了，一下便写了六万五千字。

写了这大堆垃圾干吗呢？灵机一动，小胡不是要我写稿子吗？这不是稿子吗？——这是一包大垃圾，但其中或许有点儿可用的材料——有“新闻价值”嘛。足下可选用则选用之，不可用则拿去抹抹桌子，丢掉它。

函去不久，我就收到菊人的回信。菊人说，他把这包稿子和他的老板一道看了，他二人决定全部采用。菊人的来信使我感到惊奇，也感到尴尬。惊奇的是，编者和作者臭味相投到如此程度；尴尬的则是，哪有这样长的“书评”呢？纵使是评“毛主席的书”。再者，我评了些啥子，我自己也糊涂得记不清了。

我这篇书评，在《明报月刊》竟然连载了半年才由《李宗仁回忆录》出来接班。还有，当我撰此稿时，毛泽东还健在，“四人帮”风头正健；到《明报月刊》刊载时，毛泽东已过世，“四人帮”也已锒铛入狱。因此在行文口气上，就要烦编者酌量修正了。

在编排次序上，菊人也做了新安排，以配合每期的文气而避免“连载”的枯燥。至于作者姓名，我们也同意保密。因为我的八十老母还健在故乡，在海外乱评“毛主席的书”不是闹着玩的。

一转眼十来年过去了，国事沧桑几变，而菊人亦自《明报》转《中报》，后来自办《百姓半月刊》。在1988年，菊人兄忽然提议要把我当年那篇“书评”配上若干近作来出个单行本。说做就做，他编排、打字、校样，一切也都弄到“万事俱备”的程度。也是为着循例送作者一观把校样寄给了我，而我事忙人懒，竟至一拖两年，最后还是原封未动还给了菊人。其后由陆铿兄写了篇序，并代取书名“中国之惑”，两个礼拜就出版了。但是这部校样在我的办公室却躺了两年，为此我自己也无法原谅自己，真也要向菊人伉俪磕头才对。书此以志吾过，并感激老朋友们的好意。

以上便是这三本小书《史学与红学》《书缘与人缘》及《中国之惑》从撰稿、发表到编印成书的大略。它们都是笔者平时意到笔随的札记性的零星作品之汇积，没有显明的系统，也谈不到深度。不过笔者渐入老境之时，数十年国仇家难的煎熬和千百卷中西典籍的浸润，以及半辈子教读异邦、心怀故国的感慨，发而为文，也不能说没有发愤之作。只是我祖国文明深厚，当前世界学问无边。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终日恓恓惶惶，追随群贤，日夜进修之不暇，何敢以愚者点滴之得，故步自封？贤达读者批览我书，如不遗在远，随时惠函辱教，则企拜不尽矣。是为序。

1991年10月13日于台北南港

当代中国史学的三大主流——在中国留学生历史学会成立会上的讲辞原稿

在60年代里，我个人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研究院教了将近十年的“中国目录学”（Chinese Bibliography）。在史学这一部门之内，我把当今国内外学术界对中国历史的研究，大致分为三大派：一、中国传统史学派；二、中国马克思史学派；三、现代西方中国史学派。

史学里本有“史实”（factual history）和“释史”（interpretation of history）两个重要部门。史学家治学的目的第一便是在追求真实的历史；第二步便是把可靠的历史事实“概念化”（conceptualize），以期逐渐摸索出历史事实演变中可能存在的“客观规律”（objective reality），或可能不存在的客观规律。“不存在”的本身也是一种“存在”、一种“规律”。事实上，杨振宁、李政道两教授就是研究宇宙中的一种客观不存在而获得诺贝尔奖金的，这对我们学历史的也应该有所启发。

学术本是天下之公器。治学之人不应对任何一种学说未加深入研究，便囫囵吞枣地对它存有成见。各派学者之间应异中求同，同中存异；相互观摩，相互学习。绝对无法协调的理论也可和平共存，彼此尊重，是则是之，非则非之。学术不是政治，无相互排斥之必要；学术也不是军事，两军对阵，一定要以胜利第一的心情，不择语言，不择手段，非打个你死我活不可。

作为一个目录学教师，我个人当年便认为我的任务只是对受教诸生把各学派做个客观、平实而详尽的介绍，不以私见去妄事臧否。同样的，作为一个名大学的研究生，学生本身也已经是个学者，学者便应有为学的独立见解。授课者只是把知识传播给他们，是非之间让他们自己去选择。大学教授不应自贬身份，降志辱身去替任何学派做言不由衷的喇叭筒。

当代中国史学的三大主流但是在我那十年教学期间，细翻手头教材，我对上述三派之间的“壁垒森严”和“老死不相往来”，甚至偶尔的隔洋对骂、口不择言的情况不能不感到震惊，甚至恐惧。我那时在哥大兼任中文图书部主任，上课堂往往是推着一两部书车一道去的。现炒现卖，任何佐证一索即得，资料是异常丰富的。

且看中国传统史学

就谈谈中国传统史学吧。

我国传统史学家自左丘明、孔丘、司马迁而下，实是举世无匹的。我们试翻《四库全书总目》里的史部目录，看看那五百六十五种史学名著的“提要”（那一千五百八十七种“存目”就不必谈了）；再去翻翻欧洲史学同一时期类似的书目，一比便知高下。“四库”（全书修于两百年前美国独立战争期间）而后，由乾嘉而清末而民初，由戴震、章学诚而罗振玉、章太炎、王国维、柳诒徵到缪凤林……这近两百年来的成就也是惊人的。所以许多对中国传统文明有自卑感的朋友，也实在大可不必。

但是史学——纵使是只研究中国历史的史学——毕竟有中西之分、有古今之别。上述的数百种名著虽是举世无双，在类别上说则只占四分之一。他们都属于中国传统史学这一范畴之内，属于线装书之列。线装书也是这一学派的最适当的代名词。可是线装书在世界传统史学上虽具有最崇高的学术地位，但线装书也有线装书的局限性。这里我不是说这些写线装书的传统史学的收山大师的传世巨著之内，没有西方史学和现代史学的“法则”和“观点”，只是他们著作内的“现代法则”和“现代观点”却为他们的“传统光芒”所掩盖，使有心读者感到两者之间的分量不成比例。

笔者不揣浅陋，曾试把当代传统史学这一派作了几项概括的叙述：第一是为“五经”作注，作者们完全接受传统儒教的“意蒂牢结”；第二是“人治”史学，把历史发展看成是君子和小人之争，英雄造时势远大于时势造英雄；第三，它是社会科学发展之前或早期发展的产品；第四，是以通史为主的泛论史学，除小考据之外，不注重专题研究。

笔者作此概括之论，绝无小视传统史学之意。相反的，以上所举的几位史学家，都可说是我的前辈老师。他们白首穷经的功力，是我辈后学高山仰止的，也是后学辈所望尘莫及的。笔者曾另有拙作评大千张爰之画，认为大千之作是“宋元之下、明清之上”的。但是大千之作终系略带“现代新意”的“传统国画”，基本上是和梅兰芳的京戏一样还是传统艺术，他们都是传统艺术的收山大师。笔者作此持平之论，急于文艺现代化的朋友们还认为我对上述大师们有过誉之辞呢。

总之，我国文明的传统是太光辉了；百年动乱，现代化的步调走得也太慢了。因此深植于传统之内的老辈学人（包括胡适之先生），是摆脱不掉传统的，事实上也不应摆脱——我们的传统也没有什么真正害人的“毒素”嘛。有些真能大幅度摆脱传统的学人，却往往由于传统训练不足，而流于浅薄皮相。这真是我们学术现代化过程中的待解之结。在文艺上如此，在史学上更是如此。

再看中国马克思史学

中国传统史学既有其崇高的成就，亦有其局限性，已如上述。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亦有其两面性：一面是它原也是一种学术性的“突破”（breakthrough）；另一面则是它的填表式的自我束缚，认为人类历史的发展有其“客观实在”的公式可循，其他一切皆是“上层建筑”，英雄是时势造的，圣贤豪杰也都是上层建筑，孔子只是个奴隶主的发言人。

我把上述两派史学都加上“中国”二字，显示其特有的“中国性”（Chineseness）。马克思主义原是洋货，但是笔者在这里所特别提出的则只限于20年代以后，尤其是大陆政权易手以后，大陆上一术独崇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派。

马克思是位有极深厚功力的欧洲史学家。但是他出生的日耳曼文化背景使他习染于“绝对主义”（absolutism）。绝对主义很接近日耳曼民族尤其是普鲁士人的民族性，因而它也是日耳曼学派的整个风气。绝对主义是一种极有说服力而也相当霸道的哲学法则，但它很难让社会主义国家以外的史学家所接受。性喜“实用”而讨厌“抽象”的美国哲学家约翰·杜威（John Dewey）则把他们概括为“普鲁士绝对主义者”（Prussian Absolutists），所以马克思历史学在国际史学界一直未造成气候。可是在今日中国大陆上却一枝独秀，已为大陆一般史学家所服膺。习惯成自然，今日已造成“罢黜百家，独崇马术”的局面。这一学术风气之形成，不能不说是五四前后新文化运动所促成的。新文化运动者，在打倒“孔家店”以后，无以善其后。因此那已有两千年习于“独崇”一术的中国学术界，乃另觅皈依，实在也是时势使然。再者，那些倒孔人士，在孔倒以后所提倡的科学、民主的口号，原是一摊混沌水。在社会科学的法则上说，这个口号本身就不科学，因为它语意不清，在治学上令人无所适从。

举个例子来说吧，胡适的“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这一标语的本身，最多只能说是一条科学法则，白马非马，科学法则并不是科学。或以这法则来向胡氏发问，中国古代的社会形态，封建社会乎？奴隶社会乎？胡适派的新文化主义者，则对这一问题既无“假设”，也未“求证”。他们的态度是置之不理。

胡适的学生、笔者的老师顾颉刚先生，曾用胡适的法则，大胆假设出大禹是一条虫。设问顾老师，禹是一条虫或是个大王爷，对中国古代社会的发展究竟有什么重要分别。顾老师亦未加说明。顾老师之说，为考据而考据也。禹是一条虫，略带新意则有之，谈起“社会科学处理”（social science approach）来，那就没有太大关系了。

可是对这一问题的解答，马克思主义史学派就不同了。他们既假设，又求证，并说出一个“绝对真理”来——他们认为人类的社会发展是分为五个阶段——原始公社、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包括共产主义）——向前迈进的，这是个“放诸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和客观实在。因此在这派史学家看来，历史工作者的任务，便是对这项“五段”发展的继续肯定，剩下的细枝末节的争辩和考证，都只是围绕这项真理打转的上层建筑。

因此，从整体上看，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派和中国传统史学派颇有其相似之处。后者的主旨是为“五经”作注，前者则为“五段”作注。“五经”和“五段”都是各该派完全肯定、不容丝毫怀疑的绝对真理。

所以中国马克思主义派的历史学，实是一种“填表”的历史学，研究的是怎样把中国五千年的史实，填进这个五段论式的表里去。但是显而易见的，中国历史上未尝发生过“资本主义”，而“原始公社”又因混沌初开、文献无征，因此中华四千年史就变成“奴隶”和“封建”的两段论了。这两段如何分期，曾引起大陆上史学界一度热烈的争辩。最后总算是主将郭沫若亲自出马，才算得出个粗可服众的结论——郭氏把“奴隶”和“封建”两段的分期，安排在春秋战国之交。至于“封建时代”的下限呢，那就因毛泽东曾说过“解放前的中国社会基本上是封建社会”，郭氏乃把封建下限拉长到1949年。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派毋庸讳言的是相当武断的学术宗派。它的信徒们数十年来在社会改革中追求解放，而在学术研究中却作茧自缚，造成反解放的罢黜百家的局面，在社会主义国家的圈圈之外言难服众，造不出气候来，都是显而易见的。

但是不论怎样，这一派的结论是出于社会科学研究的成果。中国之外，站在它背后的所谓“普遍真理”，还有千百万言颇足哗众的诠释，比起那缺少科学论证的中国传统史学和空喊“科学”而不见科学研究成果的新文化主义者们，它就要实际得多了。所以在“孔家店”既倒之后，它能乘虚而入，取而代之，实在不是没有原因的。在意识形态上站稳了阵地，再有武力做后盾，那么枪杆就要出政权了。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派大致说来功力不足以罢黜百家，学理可能极其脆弱，但是除非中国史学界也出了一批杨振宁、李政道、吴健雄，能以科学实验室的方法，把它这个“客观实在”，反证出既不“客观”，也不“实在”，否则他们这套学理就要继续客观、继续实在了。但是今日专研中国历史的史学界，还未出过杨、李、吴；有之，则是一些吹胡子、瞪眼睛之士，或是些充耳不闻之士，大家老死不相往来，那就只有各是其是了。

现代西方中国史学派

至于笔者所说的第三派——现代西方中国史学派，到目前为止，其主要根据地似乎还扎在北美、西欧和日本。他族研究员之外，也包括大批外籍华裔学者。这批华裔学人在祖国由于学术宗派和职业容量关系，近三十年来被迫寄迹异邦，锲而不舍，今日与他裔学者相结合，竟亦蔚成（海外）大国，成为治中国史的一股洪流——少数学者返回台湾与本省史学家相互交流融合，亦颇足称颂。所以今日在台史学界的主流也属于这一派，但难免有少许政治干扰，尤其是在近代史方面。

笔者把这派史学加一个“现代西方”这顶帽子的另一原因，便是这派史学原从“比较史学”开始，而发源于海外；更确切一点儿说，发源于明末清初的“耶稣会士”（Jesuits）。这些传教士原都是饱学之士，但是他们的饱学却是以基督教文明为主体，一旦碰到能与他们并驾齐驱、甚或犹有过之的非基督教文明，他们就难免发生“文化震撼”（cultural shock）。这种文化震撼形之于传教士书简，在欧洲也发生了余震，这样便引发了早期的“汉学”（Sinology）。

学术文化之演进原如长江大河，是绵延不绝的。这些早期的天主教徒所奠的基础，便由19世纪的基督教传教士嬗递了下去，结出了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丰盛的汉学果实。在此同一时期，西方社会科学的进步是一日千里的。荀子说：“蓬生麻中，不扶而直。”20世纪在西方发生的“汉学”，也是当时社会科学里的“麻”中之“蓬”。社会科学的发展带动了汉学的发展，至二次大战后乃发展出今日几乎喧宾夺主的“中国学”（或译“华学”Chinese Studies）来。“汉学”本是白种学者的专业，“中国学”中，华裔学者也逐渐变成其中的主力部队了。

这宗由“汉学”的社会科学的发展而逐渐导引出来的中国史学现代化，在五四时代本已开始滋长，并发生了左右分流的现象。北伐以后的“社会史论战”，便是场美不胜收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派里早期的“百花齐放”，而所谓“30年代”，也是现代西方中国史学派收获最丰盛的季节。

“30年代”在中国文艺史上和学术史上都是个里程碑，那是五四时代新文化运动所播下的种子，至此刚有幼苗滋长，继续下去必然会有个“百家争鸣”的成熟时期。可是这个光辉的30年代刚过一半，便被日本侵华的战火所摧毁了。

抗战时期的艰苦是笔者这一辈中国同胞所亲身体验的。抗战之后，大陆政权易手，在历史研究上说就只剩上述的中国马克思史学派一家了。

但是学术是人类智慧的结晶，是政治力量禁止不了的。礼失求诸野，这一宗受西方社会科学影响的现代史学派在海外茁壮之后，在今日中国政府开放政策、留学政策之下又发生了倒流现象，这一远景，当另文续之以就教于方家。

上述三派既各有短长，独立发展难免都有其局限性。所以我们希望今后中国治史者，能兼采三家之长，能铸造一个综合性的第四家才好——这也是我个人对贵会的一点期望。

1987年9月5日清晨匆草

原载《传记文学》第五十一卷第四期

中国前途在中国人

自从1944年我在战时安徽省会立煌的安徽学院教授西洋通史开始，时至今日，我在中外各大学做历史教师，断断续续的已经有四十多年了。由于啖饭之需和环境所迫，我几乎把古今中外的历史，都一一地在黑板上擦过。个人所知有限，误人子弟，中外皆有，思之惭汗。但是个人教书却也因此养成一种比较教学的习惯——喜欢把各种不同的民族史排列起来做比较讲解。这种教学方式在历史科学里本来就叫作“比较史学”。只是我原本无心，而阴错阳差地误入此行，终于逐渐陷入而不能自拔罢了。

通性、特性，必然、偶然

从比较史学的观点来说，我个人总认为中国人和中国历史的发展，在世界历史的范畴之内是有其“通性”的。这也就是说，世界上虽种族各异、立国有别，但在历史的发展上是具有若干共同规律的。可是我们这个占有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庞大民族，由于种种因素的影响，其发展过程，当然也自有其与众不同的“特性”。因此我们这部中华民族史的形成，便是在这“通性”与“特性”交互影响之下发展起来的。

再者，在这些发展程序中，其制度更迭之轨迹，以及潮流变易之渠道，更受有“必然因素”与“偶然因素”之干扰。“必然”的发展且往往为“偶然”事件所截堵；而“偶然”的发生，也往往引出“必然”的后果。这种“通性”“特性”、“必然”“偶然”交互影响所造出的史例，在三千年历史上是数不胜数的，其错综复杂的关系，也不是任何形式逻辑上的公式可以概括得了的。

对立统一和挑战反应

因此，笼统地说起来，当今西方最具影响力的两位历史哲学家马克思和汤因比，都过分注重人类历史发展上的“通性”和“必然性”，而过分忽略有同样重要性的“特性”与“偶然性”。以致中国历史所提供的无数史例，却成为今日历史哲学上这两大宗派的“盲点”。

马、汤二公都是人类文化史上拔尖的思想家，影响之深远是不可估量的。我辈何人，敢不自量力乱加批判？其实事有不然。他们这些泰山北斗，在治学上亦有其不可补救的弱点，那就是他二人都是西方白种人，他们的学术思想基本上是从“西方经验”发展出来的。在近三百年全球学术界都在“欧洲中心主义”（Eurocentrism）的支配之下，他们也就视为当然地把西方历史发展的“特性”，误为人类历史发展的“通性”了。他们对那至少占有“世界经验”三分之一甚至一半以上的“中国经验”所知太少。而近百年来国人在社会科学上比较落伍，没有能提出充分的学术反证；相反的，留学生们反跟着他们敲锣打鼓，就益发增强了他们的权威性，甚至变成扳摇不动的真理了。

近三百年来的西方汉学家，的确对研究中国历史提出了许多新观点，足使中国历史学幡然改观。这一点，我们是绝对要汗颜接受的。但如触及中国历史的本质，我们读破“通鉴”、“四史”、“九通”的中国教书匠也大可不必自卑。古人说：“不读三通，何以为通人？”漫说马克思、汤因比，扁担长的一字，也不认得几个，就是当今最有成就的汉学大师，又有几个能算得上是“通人”呢？不做“通人”，搞点小考据无伤，要搞“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汉学，那就力有不逮了。

所以马、汤二公，要以他们的公式，什么“对立统一”，什么“挑战反应”，加诸西方历史，则小子何敢言？若要加诸中国历史，他们就得先读读“三通”再说了。因为深入可以浅出，浅入而求深出就要出毛病了。这是客观条件使然，无关二公之为大思想家、大学者也。

诸葛孔明多么伟大，但是他在“夜观天象”上的本领，却抵不上台北参加“联考”的中学生。何也？客观条件使然也。这也就是一位普通历史教员所以敢在深度学理上抢白一代宗师的道理吧。

中国社会发展没有五段

但是中华民族史上究竟有哪些“通性”、哪些“特性”呢？

关于这一专题，前不久，我个人不自量力，曾在纽约州立大学奥本尼校本部，做了一次学术讲演，讲了两个多小时。那篇讲稿太长，此地未便重复，等到有空整理出来，再请诸位详细指教。这儿权且说个大略。

关于中华民族发展史的通性，大体说来，如马克思学派所强调的“五段论”（原始公社、奴隶社会、封建制、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在中国历史上都只能找到一点蛛丝马迹（只有封建制是例外）。我们教中国通史的教员们，却无法把这五个阶段连成一线。换言之，中国历史的发展，乃至中国社会的问题，都不是马克思学说所能概括得了的。

老实说，今日大陆上的问题，就是这项学术误解的后遗症。学术问题不解决，这个后遗症是要永远贻害下去的。俗语说：“教拳容易，改拳难。”一错再错之后，想改回来，谈何容易？

这些都说明，一项学术性的误解，对国脉民命的影响是多么严重啊！

诸圈交错和众圆同心

再说说汤因比的另一公式挑战和反应吧。我们教历史的，在传统中华民族史上，也找不出太多来自自然界，或来自外族的、有生死攸关（所谓“亡社稷”）的“挑战”。黄河百害、夷狄凶残，但是它们都不能把汉民族搞成古埃及、古巴比伦或古印度的德拉威（Dravidians）来加以毁灭。

古汉民族，今日已扩展成中华民族了，自始至终就不是个纯种的民族（homogeneous race）。和今日英文里的Americans一样，所谓

汉人、唐人、大汉子、小汉子、汉儿、胡儿……都是具有相对性的政治和文化的词汇。“古汉人”较诸“今日美国人”，只是前者比后者要早出两千多年的民族“大熔炉”（Melting Pot）罢了。汉人的祖先遍布东亚，甚至中亚、西亚、南亚，也包括石器时代的台湾居民。他的文化幅员之大、活动范围之广，在比较史学上，只有西方的印欧语系民族（Indo-European Peoples）差可与之相比。

但是这个以高加索种为主体的印欧语系民族群，和以蒙古种为主体的汉语民族群的历史发展，却有彼此绝对相反的程序：前者是四处流窜，愈分愈细，语言文化本是同源，却远而愈杂，终于形成当今欧洲斯拉夫、条顿、希腊等无数支派，在西南亚亦有印度、伊朗之别。他们各据专区，各宗其祖，各信其教，各立其国，彼此之间排他性极强，挑战反应的现象也极其明显，这也就是汤老教授学说的主旨所在吧。

反观后者呢？我汉民族的发展却正好相反。我们守住黄河中游的祖宅，四向翻滚，愈滚愈大。滚到后来，干脆来他个书同文、车同轨、行同伦，“罢黜百家，独崇儒术”。大家既同之后，再干脆拜个把子，你我都做起了“炎黄子孙”。中华民族终于占据了世界总人口的四分之一，真是欹欤盛哉！

我们如果要把东西这两大民族群的分合发展来个图解，则印欧语系的民族群的关系，实是一个诸圈交错的图案（见图甲），而汉语民族群的关系则是众圆同心（见图乙）。

图甲：诸圈交错

图乙：众圆同心

诸圈交错，在文化上就发生了“挑战、反应”的竞争，政治上也就一分不合，而致小邦林立。意大利在统一之前，一只小皮靴上就有十余小邦，倾轧无已时，斯拉夫、日耳曼亦无不如此。

众圆同心，在政治上虽亦有“合久必分”的现象，在文化上则始终只有伸缩的问题或发射和吸收的问题。国力兴盛，则文化远播；国力衰微，对外来文明就门户开放，广纳蛮夷。管你什么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祆教，管你什么科学、民主、共产主义、法西斯主义，我们都可诚恳接受，食而化之。这种传统中国文明的“容忍精神”，我们搞比较史学的，翻遍世界史籍，可以说只此一家、别无分店了。

喜欢偏激的朋友们或许要说，此阿Q精神耳，与容忍何有？朋友！正是如此嘛。子曰：“其智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大智若愚。”有智慧的愚，才是人类智慧的最高表现。宽容（不拘任何形式）与精敏，浑厚与厉害，在民族文化的长期发展中，孰利孰弊，还不易遽下定论呢。

一个百川汇海的古文明

丘吉尔有一次也谈到中国文化问题，并引了一句中国格言为例，他说：“The sea salts all the water that flows into it.”我还未能找出这句格言的汉语原文，姑译之曰“天下之水，入海皆咸”，或是“海纳百川，必咸其水”。这也就是说，任何外来文物制度，一经传入中国，便如百川汇海，为海水所溶解，就不会再孤立地存在了。就以佛教东传为例吧，胡适之先生当年就恨得牙痒痒的。他认为中国思想之印度化，是中国文化史上的“大不幸”。可是我这个胡适弟子却不以为然。我向老师说：“佛学东传，与其说是中国思想的印度化，倒不如说是印度思想的中国化，印度佛教里哪有什么天台宗、华严宗呢？甚至禅宗也是不折不扣的中华国货嘛。”适之先生对这点不但不以为忤，而且甚为嘉许呢。

所以我个人对中国传统文明还是有信心的，因为它的特点之一，便是能纳也能吐：对胃口的，它能“食而化之”，如大乘佛教；不对胃口的，它也很可能“出而哇之”，如近代法西斯主义。

目前西方汉学泰斗费正清先生，每以华人“排外”（antiforeignism）为批评对象。其实费氏所见者，“扶清灭洋”、“打倒列强”表面现象而已，其实若从文化的挑战和反应的通盘程序来说，则中国文明，宽厚多矣。真正的“排外”，真正的“文化斥拒”（cultural intolerance）和真正的“种族歧视”（apartheid），恐怕“雅利安文明”（Aryan Civilization）要十倍于我孔孟之教也。

转移时代的十六字真言

以上所述，着重点还是东西两大主体文明的通性和特性的两方面，讲的只是些抽象的原理原则，未触及对我们有切身痛痒的现世界的实际问题。谈实际问题就要引经据典了，不是三言两语可以说得清楚的。今再略从具体问题方面，补充数语以就教于群贤。

且从基本制度说起，让我斗胆把中国“传统文明”和“现代文明”概括为十六个字：

传统文明者，“宗法社会，农业经济”交配之产儿也。

现代文明者，其基础则为“全民政治，工业经济”也。

所谓“现代化运动”者，便是从“宗法社会，农业经济”转入“全民政治，工业经济”之发展程序也。这一转变的本身是现代中国的万变之源，其他的文物制度、革命、变法，都是附从主流与之俱来的。

“宗法社会，农业经济”不是什么“好”制度，但它也未必是什么“坏”制度，它只是一种“可行的制度”（functional system）而已，并且一行两千年。所以我们检讨它，应该从具体的“比较史学”入手，不应只注重抽象的“价值论”。

从比较史学上看，在人类历史上的“前摩登时代”（Pre-Modern Period），还没有哪一种流行的制度比我们的宗法社会、农业经济行之更“好”呢。被文艺复兴时贤诅咒为“大黑暗时代”（The Dark Age）的中古欧洲，比得上我们唐宋元明的成就吗？相反的，当他们印欧兄弟正为“大黑暗”所苦时，我们的文物制度，却正在大放光明呢！

再者，纵使从价值观念来看，目前这个人欲横流、道德沦亡的“现代西方”，就远不如“中古欧洲”的生活朴素纯真呢。我的恩师、中古史权威的奥斯汀·晏文斯（Austin P.Evans）教授，就以“现代”不如“中古”而说教终生。其实，欧洲的中古又哪能和中国的中古相提并论呢？笔者本人亦曾向纽约市立大学“中古学部”诸士女说过无数次，说得他们心服口服。

所以五四时代的过激派和目前的忧殇派学人，都只因愤激于时务，乃把中国传统全部否定。其实年纪大了，心平气和地把中西传统比较分析一番，对全盘西化的看法会有所改变的。晚年的胡适之先生便是个突出的例子。

希望在有统一认知的下一代

可是不论在“价值”上变好变坏，历史是不能“立正”的，且一定要向前走，从现在走向将来；从前八字“宗法社会，农业经济”，走向后八字“全民政治，工业经济”——这是个有世界性的历史规律，它也决定了中国将来的方向。事实上我们中国人向这方向迈进，迂回曲折，也已走了一百四十余年了。只是以我们“亚细亚社会”（Asiatic Society）的老底子，走起来逆水行舟，没有他们西欧北美的毛子运用他们“欧罗巴社会”（European Society）的老底子顺流而下那样通顺就是了。关于这一点，笔者曾有专文论述之，不再赘叙。

总之，在这方面我们最后必能找出一个长治久安的制度，以“全民政治，工业经济”，为中国将来千百年的历史，铺出一条大路来，而这个机运已近在目前。西哲有言曰：“制度者，智慧与机运之产儿也。”（System is the child of wisdom and chance.）在我国历史上，帝制崩溃、共和伊始的民国初年，孙中山先生原有此“智慧”而无此“机运”，结果以君子始，以小人终，多么可惜。

本来嘛，中国将来之国运原不能专靠少数圣哲的智慧，它要依靠我们绝大多数中国人的认知、好恶与取舍。朋友，近一百多年来，王纲解纽，人心涣散，我们十数万万同胞，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我们何尝有过全国性的共同认知、好恶与取舍——洋人所谓national consensus是也。没有个全国性的共同认知，我们的价值系统（value system）就无法统一；价值系统不统一，则你是之，我非之。一个小小的黄埔军校的学生也就各是其是、各非所非而无法“亲爱精诚”了。由是非各异而动口动手，内战也就打不完了。且看今日国共两党之内的青年才俊在意识形态的是非、善恶、好恶、取舍之间不是几乎完全一致了吗？

朋友！这个意识形态大一统的局面，是鸦片战争后，近一百四十年来的中国所未尝有过的啊。现在我们既有机运更有智慧，还怕长治久安的制度出现不了吗？中国的前途靠有智慧、有度量的中国人，尤其是青年中国人。让我们为他们的迅速接班而欢呼！

1989年12月18日清晨匆草

原载《传记文学》第五十六卷第二期

文学与口述历史

导言

我是学历史的，自小对文学也很有兴趣，记得有一次在哥伦比亚大学章回小说讨论会上，有一个美国学者列了一堆章回小说书目，大约有四十几部一百多本，他说：“中国作品实在太多了，谁可能把那么多的作品看完呢？”我举手说：“我统统读过了。”他不相信，反问我说：“你怎么可能读那么多书？”我说我在中学读书，没有女同学同我谈恋爱，也没有球可打，更不会滑冰、跳迪斯科，没办法之下，只好看小说了。我对文学大概就止于对这些书的欣赏罢了，所以我只能算是欣赏文学的读者而已，实在不够资格以行家来谈文学，尤其没有资格谈台湾和香港等名作家的作品。我觉得台湾近二十年的文学成就远超过50年代或30年代的作家，可惜我因为太忙，对台湾和香港的大批作家的作品看得太少。

其次说到口述历史，口述历史是我的本行，也是我在哥伦比亚大学用来吃饭的工作。

既然我与文学和口述历史都有些关系，现在我就把个人的一点体验与看法报告一下。

首先来谈一谈什么叫口述历史。

什么叫口述历史？

我写过几本口述历史，加起来可能销了一百多万本，而且现在仍继续出版。而什么叫口述历史呢？有人问我：“你的口述历史是不是胡适先生讲，你记，就成了？”“你怎么能记那么多呢？”另外，我写李宗仁的口述历史，他们也说：“你怎么写那么多呢？”我的回答是：“口述历史并不是一个人讲一个人记的历史，而是口述史料。”我替胡适之先生写口述历史，胡先生的口述只占百分之五十，另外百分之五十要我自己找材料加以印证补充。写李宗仁口述历史更麻烦，因为李先生是军人，他连写封信都要找秘书，口述时也随便讲讲，我必须细心地找资料去编、去写、去考证，不明白的还要回头和他再商讨。而他是大司令官出身，他讲的话习惯上就是命令，有疑问反问他时，他都说：“没错！没错！”我说：“大概有点错吧。”他立刻又说：“没错！没错！”我想我以前在他部下当兵也只是个少尉，而他是上将，以一个少尉来指挥上将是很难的，所以我只好慢慢地想法子说服他，把一些不清楚的问题反复问他，结果他说：“有书为证，没问题！没问题！”于是拿了一大堆书给我看，结果都是稗官野史一类的书，我说：“你们做司令官的，如果情报不正确的话，像台儿庄等战役就没法打胜仗了；我们搞历史、写文章的也一样，如果情报不正确也会闹出笑话来，您刚刚说的这些‘情报’虽然有书为证，却也可能是假情报。”他说：“有点道理，有点道理。”费了不少工夫，才慢慢地进入状态。不过李宗仁的口述历史，统计起来，大概只有百分之十五是他口述，百分之八十五是我从图书馆、报纸等各方面资料补充与考证而成的。所以，所谓口述历史并不是一个人讲一个人写就能完成的，而是口述部分只是其中史料的一部分而已。一般而言，大学者的口述史料大概有百分之五十、百分之六十，非学术人士的口述史料只有百分之十五、百分之二十左右。所以若问口述历史与一般史料有何不同，大概可以这样说：口述历史是活的史料，其他史料是死无对证的，口述历史可以慢慢谈、慢慢问，可以加以补充改正，而其他历史就不能如此。

在哥伦比亚大学有世界性的口述历史学部，也有中国的口述历史学部，但在那里正式工作的只有夏连荫小姐和我两个人。夏小姐英文很好，中文不太能写，只有我中英文都写，所以那时我所做的中国口述历史就成了世界最早的中国口述历史。后来台北的“中央研究院”也有口述历史，那是当年我们在美国向胡适之先生建议的。后来胡先生到了台湾，我们给他写了一封信，胡先生回了一封信（见胡颂平的《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1959年12月5日条），说“台北‘中研院’也成立了口述历史部”。这就是“中研院”口述历史部的由来。所以，“中研院”口述历史是胡先生写了那封信才开始的。

接下来谈谈口述历史的起源，这要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艾伦·芮文斯（Allan Nevins）自夸口述历史的名词是他发明的说起。当时他创出的名词是Oral History，翻成中文就是“口述历史”，而现在这个名词已经世界通行了，所以这个名词事实是哥伦比亚大学的艾伦·芮文斯一个人搞起来的。

口述历史的历史

艾伦·芮文斯提出了Oral History的名词，但我对他说：“你不是口述历史的老祖宗，而只是名词的发明人。”在我看来，Oral History至少有两千年的历史，不过那时不叫口述历史，口述历史是在中国和外国都有的老传统。我们学历史的人一般分历史为两大部门：一种是未记录的历史，英文叫作Unrecorded History；另一种是有记录的历史，英文叫作Recorded History，我们中国有记录的历史应该从孔子的《春秋》算起，而孔子的《春秋》却断自唐尧虞舜，那么唐尧虞舜的历史都只是传闻，也就是口述历史了。后来的三皇五帝也都是以口述为凭推出来的史前历史。孔子向来自称“述而不作”，所以他的作品如《论语》等也都是由孔子口述，经学生或学生的学生记下来的，自然也是一部有名的口述历史了。孔子另外一部可靠的书《礼记·檀弓》，记载了许多孔子的事，都是孔子口述、弟子所记。诸如此类夫子“述”之、弟子“作”之的作品，就是“君子动口不动手”的传统，也就是“述而不作”的最典型口述历史。

后来秦始皇焚书，弄得汉初无书可读，于是找一些学界耆宿如伏胜等加以口述，代代相传，成了汉代的今文家，所以在汉朝四百年间，古文家都不被承认，只有口述而成的今文家才受重视（事实上《左传》并非伪书，而是被作伪者刘歆动过手脚。孔子因鲁史而作《春秋》，《春秋》是孔子读《鲁史》的笔记——有哲学气味的笔记，也可说是根据儒家思想而整理的笔记。但是《鲁史》是什么样的书？作者又是谁？我大胆假设：《鲁史》的作者就是左丘明，《左传》的原来面目即是《鲁史》，孔子因之作《春秋》，此书失传后，被刘歆在“中秘书”发现，乃改头换面，倒果为因，搞出《左氏传》来。康有为《新学伪经考》知其一而不知其二）。

口述历史在中国史学上的实例

另外，刘汉以后也有很突出的口述历史，那就是司马迁《史记》中的列传七十篇（再大胆假设一下）可能有一半是他道听途说的，要不然就是interview他人听来的，也就是根据口述史料加以整理编写而成的。最好的例子是《刺客列传》写荆轲刺秦王那一段，他说得很明显，现在抄录下来看看：

太史公曰：世言荆轲，其称太子丹之命，“天雨粟，马生角”也，太过。又言荆轲伤秦王，皆非也，始公孙季功、董生与夏无且游，具知其事，为余道之如是。

从以上所录看来，司马迁认为他的故事比传闻更为正确，因为他是听公孙季功和董生说的。而公孙和董又是直接听夏无且大夫说的，而夏是秦始皇的“私人医生”，当暗杀进行之时，“夏医生”帮着“老板”用“药囊”打过荆轲，其话当然可信。这是一篇极好的文学著作和历史，而司马迁就讲明他所用的是口述史料，其他未讲的正不知有多少。

由此看来，口述历史（也可以说是口述文学）在中国至少有两千年的历史了。

再看我们安徽出的明太祖朱元璋。朱元璋年幼时做过叫花子，也当过和尚，他年老时最忌讳这一段，那时有位士子上表歌功颂德，说朱元璋功业蔽天、“光被四表”，谁知马屁拍在马脚上，朱元璋认为“光被四表”是嘲笑他幼年当和尚，和尚头“光被四表”，所以把这马屁精给宰了。可是等到老朱老了，要盖祖庙、修族谱时，对自己的身世总得有个交代啊，但是那些摇笔杆子的什么“大学士”，谁敢执笔呢？他们想来想去，想出个聪明办法来——来搞个“口述历史”，说群臣愚鲁，对圣上祖宗盛德，才难尽述，伏乞圣主略叙列祖列宗之天纵英明事迹，愚臣庶可据以跪录，等等。谁知朱元璋倒也大方，他就真把他过去当和尚、做叫花子的往事，毫无隐讳地全盘托出。这篇文章也是中国口述历史和口述文学上的杰作，没有口述历史这个传统，这篇文章是无法执笔的（原文见《七修类稿》）。

另外如太平天国覆灭时，忠王李秀成的供词（口供）也是我国传统“口述历史”的上品。据说，当忠王李秀成被曾国藩抓了，忠王用广西话招供，曾国藩听不懂，只好叫李秀成自己写，于是李秀成一面讲一面写，完成了这篇至情至性的好文章——《忠王李秀成供状》。

大陆上最好、最出色的一本口述历史的书，应是末代皇帝溥仪的《我的前半生》。他把他一妻一妾装模作样的种种情形写得非常真切动人。

从以上这么多例证我们可以明白，口述历史这个名词还没有到中国之前，我们早就有口述历史的事实了。

西洋传统史学中的口述历史

在西方，从古希腊、古罗马的荷马（Homer，公元前9世纪）和希罗多德（Herodotus，公元前5世纪）的作品都是第一流的“口述历史”，甚而苏格拉底、释迦、耶稣、摩西等的言论也是口述后记录下来的。荷马是位瞎子，他的史料如“木马兵”等，几乎全是“听”来的。希氏的故事，很多也得自“传闻”——人家告诉他的“口述历史”。然而，西方传统“口述历史”中和我们有直接关系和影响的，那就是《马可·波罗游记》了，这是一部“口述历史”的千载奇书，我想借此机会介绍一下。

马可·波罗（Marco Polo，1254——1324），意大利威尼斯人，在他十七岁那年（1271），随父亲和一位叔父启程来中国，那是他的处女行，但他父亲和叔父却是第二次来中国。他们循古丝绸之路东行，路经波斯、葱岭，入中国新疆、甘肃，经敦煌过西安（那条唐三藏取经的路），吃尽千辛万苦，历时三年，才到达中国元代的大都（北京），向元世祖忽必烈报到。其后，他们父子叔侄三人，在中国一住十七年，备受宠遇。并以色目要员的身份，由忽必烈差遣，周游中国，并参加火箭攻克襄阳的激战。小马可且自炫曾为扬州太守（位同今日的上海市长）。那时的中国是世界的主宰，生活水平超过欧洲甚多。马可·波罗三人进入中国，直如板儿进入大观园、中国贫农到了巴黎，目不暇接。一住十七年之后，忽必烈年老，马可·波罗等亦倦鸟思归，衣锦还乡。此时正值蒙古帝国钦察汗的可汗（驻波斯）丧偶，北京忽必烈拟送一贵族女子去波斯为钦察汗的可汗续弦，三位波罗乃膺命护送。他们于1292年自北京动身，取水道经泉州、新加坡，穿印度洋，赶往今日炮火连天的伊朗。护卫六百人，巨舶十余艘，在三位波罗率领之下，历时三年，始完成任务。于是顺路还乡，回到威尼斯故里。他们一行离开故乡，前后已二十五年，乡音无改而人事全非，然波罗三人毕竟衣锦荣归，光耀故里。

马可·波罗这趟亚洲之旅，在中古时期是不可思议的；他的故事之能震动人心，自不在话下。意大利那时小城邦林立，人民目光如豆，马可·波罗等自大元帝国归来，自然一开口便以“百万”（million）为单位。百万也就成了马可的诨名。孰知“马百万”还乡不久，就碰上威尼斯和热那亚（Genoa）两个城邦之间的战争。“马百万”那时不过四十开外，一战被俘，便做了热那亚的战俘，囚于战俘营。恰好事有巧合，他同囚难友却有一位知名的作家名叫鲁斯特企罗（Rustichello），一个善吹，一个善写，二人一拍即合，在战俘大牢之内，他俩就拟定一个“口述历史”计划，写起书来。二人所说的都是当时当地通行的意大利法语（France-Italian），书成之后，他们就以“百万”作书名。后来译成其他的语言就改称《马可·波罗游记》了。

《百万》书成于印刷术传入欧洲之前，但初稿方出，立刻便势如野火，传抄、翻译，很快便传遍欧洲，其后各种不同的抄本竟多至一百四十余种。由此可见《马可·波罗游记》实在是我辈搞口述历史这一行中影响最大的一部世界名著。事实上，后来名震世界的热那亚晚辈冒险家哥伦布（Christopher Columbus，1451——1506）到美洲去探险，就是根据马氏游记想到东方寻找中国，结果找错了，反而发现了美洲。“口述历史”意外地发生了这么大的功效，这是马可·波罗做梦也想不到的事。

口述历史与文学

我们谈口述历史与文学，应先扩大来谈文学与历史，才能厘清它们两者的关系。我本来学历史，但对文学有兴趣，所以我编了十六字真言来涵盖文学与历史。那就是“六经皆史”、“诸史皆文”、“文史不分”、“史以文传”十六个字。

先说“六经皆史”，这是清代章学诚说的（其实西方也有“二经皆史”之说，指《新约全书》《旧约全书》），他认为不只六经，其实诸子百家皆史，我倒认为不只诸子百家皆史，甚至小说如《封神榜》《西游记》《镜花缘》《金瓶梅》皆有其历史价值。其次“诸史皆文”，譬如司马迁的《史记》就是一部文学作品，所谓“文章西汉两司马”，司马迁的历史散文早被公认是上等的文学作品。我们读西洋史也一样，可以见到许多很好的历史文学，譬如《丘吉尔回忆录》曾得诺贝尔文学奖，一定有它特别好的地方。我读这本书时，看到有一段是这样写的：有一次丘吉尔与希特勒约期见面，由于丘吉尔讲话不小心，批评了希特勒，希大为生气，取消了约会，从此以后，丘与希再也没有见过面。这件事如果由我们来写，可能秉笔直书写成：“某年某月某日，丘吉尔应与希特勒在某处碰头，后来希特勒取消约会，所以两人一直未曾相见。”但《丘吉尔回忆录》却是这样写的：“希特勒自此以后就失去见到我的机会了！”（He lost his chance to see me！）这个事实和“自此以后我们两个都没有见过面”没有两样，但在《丘吉尔回忆录》中的笔调却一直强调He lost his chance to see me！比一般人的写法精彩多了。这也就是把历史作品的文学性加强以后，可读性增加了。

古代历史中，《后汉书》有十几家，为什么后人独推范晔的《后汉书》，其他都不传？这并不表示其他《后汉书》历史写得不好，而是文章没有范晔的好，所以也可以说百家皆史、良史皆文。

最后说“文史不分”、“史以文传”，从中西古代历史来看，都是因为它是好文学所以才传下来。因为古代没有很好的印刷术，光靠手抄，所以只有好文章才会被抄下来。但是这种“文史不分”、“史以文传”的传统现在已渐渐衰微，就以写中国历史的作品来看，美国人大都老老实实平铺直叙，但英国人写历史就注重文学修养，他们写史的第一条件是要英文写得好，与美国并不要求英文写得好、只要求正确与否不一样。我的同事中英文好的都是英国人。这是欧洲老传统与美国商业社会对历史态度的不同之处。现在美国新历史学家很少有文学气味，所以把他们的东西当历史看可以，当资料看也可以，但是要当文学看就差多了。

现代史学

这种美国式的历史趋势，愈来愈可怕，也就是说历史渐渐被科学所污染。在美国，历史现在叫作social science approach，完全看成是一种社会科学。如此一来，历史就变成枯燥无味的东西了。例如我执教过的纽约市立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就是把历史划入社会科学院和政治学院。我在哥大曾向院长建议，历史应在文学院而不应在社会科学院。像我们中国的各大学，历史系都在文学院的，但我的建议当然不会被采纳。

西方的历史学除了归入社会科学、愈来愈枯燥而外，最糟的是计算机普遍应用以后，历史已被计算机征服……

计算机的应用改变了整个学术界的状况。我在美国三十年来老跟着计算机跑，常有跟不上的感觉。我想，再过一百年，历史研究会变得不可思议。那时，我们回头看胡适、余英时等历史学者，也再看看自己，一个个都会变成不堪一看的冬烘先生。将来什么事都根据计算机，学者的努力将会是白费心机。譬如胡适用了十多年时间研究《水经注》，将来一按电钮，哗啦啦什么都出来了，结果胡适搞了十几年，计算机几秒钟就出来了。这种历史研究趋势，受科技发展的汹汹来势影响，将会一发不可收拾。上次参加在美国举行的“辛亥革命会议”，大陆一个学者写信给我说大陆上看不到台湾地区及日本、美国的资料，问我能否帮他搜集一些辛亥革命的资料。我想我这么忙怎么帮他呢？于是我到图书馆请教管理员，向他要一些辛亥革命的资料，要他告诉我computer怎么做法。他说：“好，你给我一个题目。”于是我给他“中国辛亥革命”。他说“我告诉你怎么做”，首先找到“革命”，一按钮，“革命”的资料哗啦啦立刻就显示出来了；其次“中国”，于是“中国革命”的资料立刻又显示出来；再接1911年，又哒哒哒哒大约三十秒钟就印出了一大堆“中国辛亥革命”的资料。这些资料如果自己来抄，至少要两三个月才能抄完。我日常工作很忙，怎么可能有两三个月的工夫去帮助朋友查抄这些资料呢？但用计算机，我查抄这些资料给他，只花了三十秒钟。所以我说计算机是很可怕的。

在计算机科技的发展下，人的生命将逐渐失去意义。试想三十秒钟可以得到的东西，还要胡适这些大家做什么？我们学历史的还有什么用？学历史的要靠什么吃饭？不过，事实上不必如此悲观，因为历史中还有一部分是可以和科技抗战到底的，有一部分是真金不怕火炼的，那就是历史之中还有文学。

口述历史与文学的展望

历史虽然被科学瓜分了，幸好历史中还有文学的一部分，使我们有饭吃、有兴趣继续搞下去。然而，我并不是说科学不重要。所以历史虽然向科学靠拢，但没有科学也没有历史。而历史如果完全走向科学，那么历史就要自杀了，学历史的人，他的人生也没有意义了。所以现阶段历史中还有口述部分是很有生命的，我写了不少口述历史的东西，尽量把这些书的可读性提高。当年我为顾维钧先生编写回忆录，他与我谈了许多外交上的逸事，我请他尽量详细地讲，尤其他当袁世凯秘书时所见闻的一些逸事。顾先生起先不肯讲，经我再三追问才勉强讲出来，结果后来发现那些都是很有味道的历史文学。这一类的口述历史是保存文学成分较多的历史，不是数字也不是科学，将来可读性之高一定超过一般历史，因为看历史的人并非都是史学专家，多数只为了得一点历史知识而去阅读，如果没有可读性就没有人看了。我想凡是够资格做口述历史的人，都应该有几分文学的素养。而且凡是够资格写的人都会讲，孔子说：“有德者必有言。”有德就是有技术（写史的技术）。我与胡适先生谈，他口若悬河滔滔不绝，可惜我没那么多时间去搞。胡适、顾维钧、黄沈亦云（黄郛夫人）都很会讲，所以他们的回忆录都很有可读性。因此，十几年前我回台湾，想到曾兼任过中央大学校长的“老总统”，如果可以请到他老人家做个口述历史，一定很有意思，可惜没有如愿，“总统”就过世了。我一直很难过，这么好的口述历史竟没有传下来！

如今学历史的人百分之八十会向科技投降，我也投降了百分之七八十，还好有百分之二三十我们可以抗战到底。所以写历史必须用文学来写，并与新闻合作（新闻是当前的历史），才能把未被科学征服的百分之二三十保存下来。现在搞口述历史要像桃园三结义一样，把历史、文学、新闻三位结成一体，变成刘、关、张三兄弟，就可以写成很好的历史了。

原载《传记文学》第四十五卷第四期

小说和历史——1988年6月7日在台北耕莘文教院讲稿

在这次来台湾之前，我曾在大陆做过短期旅行。在火车上、轮船上常常碰到一群群的“台湾同胞”。他们在大陆上缩短的名词中叫“台胞”。台胞是今日大陆上的贵宾和娇客。我们所谓“美籍华人”，以前在大陆上也曾风光一时，但是近来在大陆上和台胞比起来，那就灰溜溜的了。

我们在大陆上碰到台胞，感到特别亲切；同样的，台胞碰到我们也分外热情。我想主要的原因是我们也常去台湾，和台胞有许多“大陆同胞”所不熟悉的“共同语言”好说。

在大陆上和台胞谈话时，我发现他们也很快地就说出许多大陆上所特有的词汇。我自己当然也学了不少。所以今天来台北做点“学术报告”（这也是大陆名词）之前，请诸位原谅我也套点大陆词汇来谢谢主人。

首先我要感谢的是我的“邀请单位”和“接待单位”远流出版公司，《时报》“人间”副刊和老友、文化界“大护法”陈宏正先生和其他朋友们……承诸位盛意，把我这位并不会念经的“远地和尚”邀来向诸位念阿弥陀佛。感激之外，我也感觉十分惭愧——但是丑媳妇也得见公婆，既来之，则讲之。浅薄空洞之处，都还希望诸位原谅我这个“丑媳妇”。

我在惭愧之外，也有很大的惶恐。邀请单位诸公要我来讨论“小说和历史”，而今天来领导我们讨论的却是文学界、史学界一身兼两长的泰斗刘绍唐和柏杨两先生。

我第一次知道绍唐兄是三十多年前读到他那本成名的大著。书内那两首妙诗，描写一位女知识青年嫁了一个不识字的人，并在一个月明之夜写了一首诗：“嫁得郎君不解情，竟将明月比烧饼；从今不盼礼拜六，春宵枉自值千金。”……我至今仍能背诵。后来他开办“野史馆”，我又跟“馆长”做了十多年的“野史作家”——大约十年前我就说过，绍唐治史，是“以一人而敌一国”。没有刘绍唐，哪个还能搞什么民国史呢？

我对柏杨先生的钦佩，也是和绍唐一样深刻的。柏老是小说家、散文家、诗人和历史学家。我这个自命为史学工作者的人，在治史上比柏老差得太远了，文学就更不用谈了。这绝不是谦辞。做一个治史者，他在史学和史识之外，还肯下苦功。试问，中国史学界，自胡三省而后，有哪个史学家曾把一部《资治通鉴》一个字一个字地读过一遍（不要谈翻译和批注了）？这是苦行僧“拜经”的办法，没道行是做不到的。

我自命也读过《通鉴》，其实我哪里是读呢？我当年是个青年在体育场“跳高栏”，看不懂，就一跳而过之——和柏老比起来，惭愧多矣。

所以，有这样两位有真功夫的教师爷在前，我还能打个什么“卖拳”呢？

不过话又说回头，既然做了丑媳妇，也就不要怕出丑，我还得斗胆讲下去吧。

历史学家指的是些什么？

我们今天要讨论的是“小说和历史”。

我个人数十年来，口口声声说我自己是“搞历史的”。今天我之所以应召来谈这个题目，主要是我的同行所批评我的“不务正业”的原因——我最近忽然出版了一部长篇小说叫《战争与爱情》。

当这部拙著还在报纸上连载期间，便有文学界的朋友笑我“捞过了界”，也有史学家笑我“年老入花丛”。鼓掌的朋友倒也不少；抗战期间打过游击的老兵读一章哭一章的竟也不乏其人，说那些故事也正是他们的过去呢……各方的反应形形色色。段昌国教授的批评也极中肯，他说：“像小说而非小说，像历史而非历史……”

记得以前胡适之先生对我说，律诗是“文字游戏”，但他又说律诗是很高深的“文学”，当我问他“游戏”和“文学”的界限又如何划分时，他老人家也被我这个不肖弟子难着了。

至于“小说”和“历史”的界限（尤其是古人治史）如何划分呢？我想先从“历史”说起。

什么是历史呢？

我们的答案应该是，人类的社会行为（social behavior）在“过去”所发生的现象，都是历史。从抽象的推理来说，时间只有“过去”和“未来”两种。所谓“现在”只是个“0”，它是永远存在也是永远不存在的。古希腊哲人有言：“你不能在同一条河内洗两次脚。”（You can not wash your feet twice in the same river.）正是这个意思。可是“过去”所发生的现象实在太多了。经过历史学家的笔把它“记录”（recorded）下来的“史实”（factual history），那实在只是亿万分之一了。

但是“史实”并不是历史的全部。要解释明白人类的过去何以发生了这种史实的所谓“释史”（interpretation of history），也应该是历史的一部分。至于用何种“方法”来记录史实和解释史实，这种“方法”（methodology），自然也构成“史学”（historiography）之一部分。

笔者去岁应邀在留美学生史学会演讲，曾把研究中国史的当代史学分成四派（传统、马列、社会科学派、综合派），也就是从方法学着眼的——他们搞的是相同的“史实”，但是对“记录”历史和“解释”历史的“方法”，却各异其趣（见前文《当代中国史学的三大主流》）。

小说又是什么东西

以上所说的只是什么是历史。那么，什么又是小说呢？

小说是“文学”之一种，这个回答是绝对正确的，但是要为文学来下定义，对本文来说就是离题万里了，只好不谈。此地我们只可说文学有各种偏向。那些偏向于音乐艺术的便是诗歌戏曲，偏向于哲学和宗教的则是一些散文和现代的朦胧诗。朦胧诗严格地说起来，应该不能叫“诗”——它是运用一种看不懂、念不出的“长短句”来表达一种模糊的哲学心态。至于偏向于历史的文学，甚至搞得和历史难解难分的文学，那就是“小说”了。

章学诚说“六经皆史”。如是则上述有各种偏向的文学形式的作品，无一而非“史”——只是“小说”的“史”的偏向特别明显罢了。其实，我们要想给“小说”下个定义，实在也很难。在中国，“小说”一词首见于《庄子》，而《庄子》所说的小说也非我们今日所说的小说。《庄子》而下，班固在《汉书·艺文志》列有“小说家”。小说家虽居“十家”之末，它毕竟也是诸子之一。“诸子（如果）出于王官”，那么“小说家”也就有个做官的祖先，叫作“稗官”了。稗官也是政府的“高干”，其工作是访求民隐，专门记录不见经传、为士大夫“臭老九”所不屑一顾的街头巷尾之谈。

中国古代上层阶级的庙堂之议，牛皮夸夸，都成为“政府档案”，也是史学家著史的第一手资料；那闾巷的小民窃窃私议，就只是“小说”或“小道消息”，而算不得“历史”了吗？此吾为平民、愚民不平也。他们在历史上、社会上所占的分量，千万倍于简任以上高官和十三级以上的“高干”，他们的“舆论”（抬轿轿夫所讲的话），就只能算是“小说”了吗？

不过以上所说的只是古代中国的传统解释，到中古时期已有很大的改变。到近代，中国受西方影响，把西方文学中的novel和fiction翻译成“小说”，则此小说已非彼小说，小说的面向便宽广起来了，地位也陡然提高了。

胡适之先生把中国传统小说分为两大类：第一类叫“历史小说”，这一类小说如《三国演义》《水浒传》等都是经过数百年的演变，最后才由罗贯中、施耐庵等加以综合整理作为定型的；另一种叫“创作小说”，这种小说并没有什么历史演变的背景，只是一个作家的灵感“创造”出来的，如《红楼梦》《儒林外史》皆是也。

鲁迅把小说分类分得更细。但是胡、周二公都是治文化学的学者，发起议论来，总是以文衡文。胡适并说，一部中国文学史，便是一部文学方法变迁史。但是文学的方法，尤其是写小说的方法，何以变迁不定呢？他们搞文化史、文学史的人，都只从文化和文学本身去捉摸，他们忘记了或根本没有理解出，文化和文学之后还有个社会——一个不断变动的社会。文化和文学的变动，只是它们背后那个社会变动的浮标而已。

前几年，我也曾“捞过了界”。因为我自己是搞社会史学的，我不自量力也把社会史上的法则运用到中国文学史和中国小说史上去。我斗胆地提出，中国小说形式和方法的变迁，是从“听的小说”逐渐走向现代化“看的小说”上去。何以故呢？那是受市场经济供需律（law of supply and demand）的影响。英国的维多利亚时代，由于经济起飞、市场繁荣、中产阶级崛起，对“看的小说”的需求量陡增，所谓“维多利亚作家”的黄金时代才随之而起。

中国在十八九世纪，经济也相当繁荣，城市中产阶级渐起，对读品需求量大，于是大书贾和为书贾服务的金圣叹之流编书和批书的人物才随之而起。不幸的是，我国那时的“经济起飞”还未飞起来就垮下去了。国家强于社会的帝王专制和宗法制度，始终把中产阶级压住。中产阶级抬不起头来，对格调高的作品需要量就不会太大。在曹霑、吴敬梓等高格调作家饿死之后，便后继无人了。何也？供需律使然也！君不见今日台北读者的口味，吊高得吓死人；而“大陆同胞”还在大看其《小五义》！何也？中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别也。经济起不来，文学口味也就高不起来也。据老辈沪人告诉我，今日台湾省籍厨师所烧的上海菜，便远高于今日上海籍的上海厨师在上海所烧的上海菜。笔者浪游两岸，知此评不虚也。经济飞不起来，连小菜的口味也提不高，况小说乎？

走笔至此，我对敝老师胡适之先生又要批评一下了。胡老师搞红学，把曹寅所掌管的江宁织造和苏州织造等看成为供应宫廷的机关，这就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了。据《江宁府志》，江宁织造盛时有纺机两千七百余架，每日可出缎千匹。江南的“贡缎”销行远及西欧，宫廷哪用掉那么多？

这些“织造”的产品，哪是只为供应宫廷之用的呢？它仍是当时中国——甚至是全世界——最进步、也是利润最大的工业。他们赚的钱太多，使政府红了眼，乃“收归国营”，由国家垄断包办罢了。康熙爷这一干法与汉武帝包办盐铁、酒榷，宋王爷包办官窑、汝窑的制瓷工业如出一辙。后来国民政府搞烟酒专卖，还不是如此？中共执掌大陆后，把所有民间企业改为“国营”，而某些负责国营“江宁织造”的经理，又是些像曹寅父子那样的草包官僚。生了些贾琏、贾宝玉一类的败子，把这国营企业一“国营”就是几十年，中国独霸世界的丝绸工业，也就江河日下了。

真实的社会，虚构的人物

以上所讲的是小说的变迁和社会经济变迁的关系。

小说的种类很多，什么社会小说、爱情小说、志异小说、神怪小说、历史演义小说、讽刺小说、笔记小说……鲁迅在六十年前即列举了无数种。现在还有什么科幻小说、心理小说等，那就讲不尽了。

但是不管小说有多少种，它的基本原则则只有一个：它讲的是“人性”——不管这人性是善还是恶。《聊斋》上所讲的狐仙，《西游记》上所讲的猪精、猴精……它们哪里是什么鬼怪呢？他们都是“人”，它们的行为也都是人类的社会行为。猪八戒是一只猪吗？非也！猪八戒是一个可爱的阿Q。阿Q去摸摸小尼姑的头，猪八戒在盘丝洞里也把五位裸体美人的衣服藏起来了；阿Q想发财，猪八戒也在它的耳朵里藏了些银子做“私房钱”。

个人的私见，我觉得吴承恩的猪八戒，实在比鲁迅的阿Q写得更好。猪八戒比阿Q更可爱、更有趣。

这里问题就出来了。阿Q和猪八戒在历史上是否实有其人呢？答案当然是“没有”。根据胡适之先生做考证、写传记的原则，有一分证据只能讲一分话，有九分证据不能讲十分话。所以胡适之先生所写而考据十分严谨的《丁文江的传记》里，主人公丁文江就实有其人。他所写传记中一切的故事，都有百分之百的真实性，所以“丁传”便是一本杰出的历史著作。

比他较先执笔的，鲁迅也写了一本《阿Q正传》。阿Q并无其人，阿Q的故事也是百分之百的虚构。如果在某小学的国文班上，有某位小学生答考卷说阿Q姓桂，是实有其人，那他的老师一定把他的考卷打零分——历史上哪有个真阿Q呢？

可是问题又出来了：历史真没有阿Q其人？历史上多的是呢！——至少在讲台上就站着个阿Q，那就是我自己。我就时时在做阿Q，或做具体而微的阿Q。

举一个我个人社会行为的切实例子。

侨居美国四十年，我前二十多年是在哥伦比亚大学度过的。在那第二十三四年时，我在哥大做教中国文史的兼任副教授，并做全任中文图书部主任。据校中当时的洋上司们和学生们的讲评，我的教书成绩和图书管理成绩都还不错，但我那时职位和薪金都很低，仅够养活老婆孩子。我平时也奉公守法，绝没有账目不清或乱搞男女关系，更没有吃喝嫖赌，尤其不够资格纵横捭阖，搞污浊的“校园政治”。

想不到这样一个可怜巴巴、尽忠职守了十多年的中文图书馆小职员，校方的汉学大师们忽然一下便要把我“免职”了。我有个四口之家，孩子幼小，又毫无积蓄，一旦失业，六亲不认，只有坐以待毙——因为那时美国正闹经济恐慌，找事不易，好多博士都在开出租车。

老实说，哥伦比亚大学的汉学当局那时要把我“免职”，我本来没有什么抱怨的，因为我的“汉学造诣”原是不如他们嘛。但是有四口之家的人，业可失不得！我对哥大没功劳，也有点苦劳吧！何况那些汉学大师和我都有二十多年的交情，有的还误认为我是“高足”呢，到现在我们还是好朋友嘛，何以寡情若此！

在那绝境之下，我想不通这个洋人社会何以没人性至此——那时我想到要跳摩天大楼，又嫌大楼太高；想到跳赫贞江，又嫌其有垃圾污染；想买手枪，又怕有私藏军火之嫌……气愤、绝望、自卑交织于怀，不知如何是好。谁知天无绝人之路，在一个失眠的午夜，我忽然“病关索长街遇石秀”般一下碰到了老朋友阿Q——阿Q的关怀，才又使我打起勇气活了下来。

那时哥大的洋汉学泰斗有好多位，一个个都是学富五车、名满中外的大汉学家，著作等身，偶尔应约光临台湾和大陆开汉学会议，昂视阔步，真是上下交钦。我这位小卒跟他们比起来，真是丘陵之与泰山也，被开除了，何怨何尤呢？

但是我要活命吃饭、养家糊口，又如何是好呢？这一晚我听老友阿Q之言，听了一夜，终于想通了。我想：“哼，汉学！上自文武周公仲尼，下至康梁胡适冯友兰……诗词歌赋、平上去入、经史子集、正草隶篆……上至殷商甲骨，下至中共的简体字……谈现代史论蒋宋孔陈、评马列……写朦胧诗、看现代画……如此这般……这批毛子哪个比得上俺阿Q呢？……他们开除我……哼，他们加在一起再搞十年，也比不了我阿Q一人……奶奶的，老子被儿子开除了……”

做了一夜阿Q，思想搞通；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不禁大乐——问题全部解决，与“赵老太爷”又和好如初。

朋友，你能说阿Q并无此人，只是小说家的虚构，这里分明就有个大阿Q嘛！

那晚我也在苦索丁文江博士，却遍找不着，我那晚如找着了丁文江博士而错过了阿Q先生，我就活不到天亮了。

我们这个荒唐而可爱的世界里，老朋友阿Q实在很多，精明的丁文江博士毕竟太少了，他的社会代表性也太小了。你能说只有“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的《丁文江的传记》才是历史、才是传记？那“没一分证据，却说十分话”的《阿Q正传》，是虚构、是小说，历史上、社会上，并无阿Q其人？其实它的社会代表性，却远过于丁文江博士呢。

历史和小说的分别

所以，历史和小说的分别则是：历史是根据实人实事所写的社会现象；小说则是根据实有的社会现象而创造出的虚人虚事，二者是一个铜元的两面。

再者，历史对“过去”的社会现象所作的“解释”，和对“未来”的现象所作的“推断”，在传统史学上往往是根据常识、根据传统伦理学或玄学——辩证法其实也是一种接近玄学的推理；现代史学上所作的解释，则应该是根据各项社会科学所研究的成果，近人所谓“社会科学的处理”是也。

写小说与写历史，其实是殊途同归的。只是写历史时对叙事、对说教、对解释、对推断，都是单刀直入的，必要时且来个“太史公曰”、“习凿齿曰”、“臣光曰”、“柏杨曰”等所谓“赞论”。写小说则只让故事自己说话，把说教、解释和推断作一些隐喻式的“艺术处理”——并不违反社会科学的“艺术处理”——罢了，而小说则有其大众化的影响，读历史就多少是专家之事了。

司马迁在写历史、还是在写小说？

其实笔者上述的一些话，都是“小说”被译成novel以后的话，多少有点“现时观念”（以现代观念解释古典）之嫌。

国人著书立说，写寓言说教辩论，早在孔子之前；而真正写有现代意味的小说实始于西汉之末（鲁迅还否定此说呢），班固所谓“街谈巷说”是也。其实太史公写《史记》也多半是根据“街谈巷说”的。按照胡适之先生的标准，《史记》哪能算历史呢？充其量算是一部历史小说而已。不信，且试举吕不韦的故事为例。

吕不韦的故事，大体是这样的：

吕不韦是赵国的一个大资本家，有了钱就想搞政治。他在赵国都城邯郸结识了秦国的失意王子子楚，子楚在赵国做人质，穷困不堪，又没有老婆。不韦认为子楚“奇货可居”，乃运用子楚的政治背景和他吕家的钱财，搞一手资本官僚主义。

吕不韦耍政治的手腕相当下流——他把自己一个怀了孕的姨太太送给这个可怜的秦国王子做老婆。这位可怜的王子当然求之不得，乃娶了吕不韦的姨太太，并且生了个儿子。这个儿子就是后来的秦始皇，所以秦始皇实际上是吕不韦的儿子。这样，吕不韦的政治资本就大了。

既然有了这样的政治资本，吕不韦乃潜入秦国，花大钱，拉裙带关系，大走宫廷后门，居然把失意不堪的秦王子子楚搞回秦国当起太子来——真是有钱能使鬼推磨！

子楚当了太子不久，父亲就死了，他就即位为王，是为秦庄襄王。庄襄王为感激吕不韦的恩德，就特派吕不韦做秦国的“丞相”。这一下，吕不韦可真的抖起来了。更巧的是，这位庄襄王也是个短命鬼，做了三年秦王就死了。庄襄王一死吕不韦就更是一步登天了——因为继位做小皇帝的正是他的亲生儿子，小皇帝的妈妈老太后又是他以前的姨太太。一手遮天，吕不韦不但当起当时七雄对峙中最强的秦国的“相国”，并在宫廷中被尊称为仲父——仲父就是皇叔，这皇叔事实上是皇帝的爸爸。

这时皇太后新寡，独居寡欢，乃和老情人、也是前夫的吕皇叔重拾旧好，时时私通。所幸儿皇帝年纪尚小，也管不着叔叔和妈妈私通的闲事。

可是这个年轻的小皇帝、将来的秦始皇可不是个省油灯。他年纪渐长、开始抓权时，认为他底下的宰相居然和他妈妈也就是太后私通，也太不像话，他一注意到这件事，吕不韦就有点恐慌了。

吕相国于半夜接到太后的“旨意”，既不敢不去，又怕去多了伤了皇上的面子，而被杀头——那如何是好呢？最后，这位下流惯了的下流宰相，乃想找个替身，半夜里来替代他。

吕不韦这一着十分下流，下流到什么程度呢？且听我们东方三千年来最伟大的史学家太史公司马迁对他的叙述。司马迁写的是文言文，我本想把它翻译成白话文，可是我现在不能翻。不能翻译的理由有两点：第一，在这样一个群贤毕至、仕女如云的庄严场合，我实在不好意思用白话文来说这故事；第二则是不敢班门弄斧，有柏杨先生这样高明的文言翻白话的专家——全中国第一位专家——在场，我来翻译，绝对不会有柏老翻的那样生动逼真。我现在只把《史记》的原文念一遍，以后还是劳动柏老御驾亲征来翻译一下吧。

《史记》上的原文是这样的：

始皇帝益壮，太后淫不止。吕不韦恐觉祸及己，乃私求大阴人嫪毐以为舍人，时纵倡乐，使毐以其阴关桐轮而行，令太后闻之，以啖太后。太后闻，果欲私得之。吕不韦乃进嫪毐，诈令人以腐罪告之。不韦又阴谓太后曰：“可事诈腐，则得给事中。”太后乃阴厚赐主腐者吏，诈论之，拔其须眉为宦者，遂得侍太后。太后私与通，绝爱之。有身，太后恐人知之，诈卜当避时，徙宫居雍。嫪毐常从，赏赐甚厚，事皆决于嫪毐。嫪毐家僮数千人，诸客求宦为嫪毐舍人千余人。（《史记》卷八十五《吕不韦列传》）

这一段文言文我虽不长于翻译，倒不妨讲点大意，以阐述吕不韦这位Prime Minister是如何的下流。

司马迁说，当秦始皇这位小皇帝逐渐长大的时候，他妈妈的私生活却愈来愈糟。吕不韦怕他和太后私通会闹出纰漏来，乃找了个替身，这替身叫大阴人嫪，并叫嫪做些纽约时报广场式的色情表演，并把这表演的精彩内容透露给太后。太后果然想要嫪做男朋友。吕不韦自己便逃避了太后，不必再去“赴约”了，同时把嫪伪装成太监去侍候太后。太后私下与嫪发生了关系之后，喜欢得不得了，还和嫪生了个儿子。后来嫪恃宠而骄，把大秦帝国闹了个天翻地覆。

司马迁写了这一大段活灵活现的故事，甚至说“使以其阴关桐轮而行（！）”等一些《金瓶梅》上都写不出的话，这位太史公是在写历史呢，还是在写小说呢？司马公这种写法，我们在《史记》上至少可找到数十条，条条可能都是道听途说之言，而太史公却以最生动的小说笔调，把它们写入最庄严的历史——位居“二十五史”之首的历史。无论怎样，任何人也不能说《史记》不是一部好历史啊！

所以在中国古代，文史固然不分，历史和小说也不太分得出来。小说和历史分家是司马迁以后的事。今日我们写历史，如仿“太史公笔法”，把我们道听途说的事写入历史，那还成什么体统呢？

大人物、大事件和小人物、小事件

所以历史和小说在20世纪的今日是应该分开来写的。

大事件、大人物就应该用“历史”来写；小人物、小事件，甚或大人物、小事件，就应该用“小说笔调”来写。

我个人就用英文写了一本一千多页的《民国史》，写的全是大人物（这部稿子因部头太大，迄未付梓）。我写过抗战期，一小时死伤千人以上的惨烈的“上海之战”；我也曾写过“以白骨铺成”的印缅大撤退。但是我笔下的英雄却都是一批在后方指挥、毫发未损的大将军、大司令，至于浴血于前方、四肢不全、呻吟惨号、血流如注的士兵小卒则只字未提。再拜读拜读其他高手的著作，也只字未提——一将功成万骨枯，我们史学执笔者，对这千万个卫国英灵，良心上有没有交代呢？我们都是抗战过来人，耳闻目睹，想为后世子孙交代一下，又如何交代起呢？这一点我想只能利用“像小说而非小说、像历史而非历史”的这一种写作模式了。

再举个例子：

我是胡适之先生的学生。目睹当年胡适那一群（尤其是最幸运的第一、二届的庚款留学生）所谓有新思想的新学人，哪一个不在家乡丢掉个“小脚太太”，而在都市另结新欢呢？其中只有一个例外便是圣人胡适。胡适娶了个“小脚太太”，大家为他锦上添花，歌颂了数十年，可是那千百个“斜倚熏栊坐到明”的庚款留学生的“小脚弃妇”，又有谁替她们申过一句冤呢？她们吞金、她们投缳、她们跳井，那一批满口新名词的自私男人，对这批可怜无告的弱女子来说，正是最后一批西装革履的屠夫和刽子手。

就以鲁迅来说吧！鲁迅骂人的尖刻是世无伦比的。他为什么就不能以他骂人的尖刻笔调来骂骂自己呢？他说他在乡下的弃妇是“旧式婚姻”，与他没爱情，所以要丢掉。但是他口口声声却是要济弱扶贫、拯救被压迫阶级的苦难男女！他为什么就不能在他自己家中，先拯救拯救这一个无辜的女人呢？

鲁迅骂尽了敝老师胡适，就凭这一点，我这个胡适的学生就要说：“啐！周树人，你不配！”

这些只是笔者这一辈在诸种不同的社会中（包括袁世凯、蒋中正治下的不同社会和星条旗下的洋社会）所亲见亲闻、而应该记录下来的社会现象。

历史哪里写得了那许多？就只好写写小说了。

虽不能至，心向往之。请听众贤达、读者贤达，多加指教吧！

原载《传记文学》第五十三卷第一期

也是口述历史——长篇小说《战争与爱情》代序

那已是十多年前的事了。当美国尼克松总统于1972年访问了中国大陆之后，大陆上关了将近四分之一世纪的大门，对海外华侨迓然开了一条缝，我有几位去国三十余年的科学家朋友，乃幸运地从这条缝里挤了进去。那时我们一群还在墙外徘徊的“逋逃”汉，对他们是多么羡慕啊！那伟大的祖国河山，那童年所迷恋的温暖家园，尤其是那慈爱的爹娘、欢乐嬉笑的兄弟姊妹、亲人、朋友、伙伴……是多么令人想念啊！我们焦急地等着听他们回国探亲的故事。

果然，不久他们就出来了。自祖国归来的欷歔客中，有一位是我的总角之交，我知道他青少年时代的一切往事。他出来之后，我们日夜欷歔地谈着他个人的见闻故事——这些故事太奇特，也太感人了。历史上哪里真有此事呢？小说家凭空编造，也很难幻想得出来！

我们细谈之后，我这个搞口述历史的老兵，乃想把他这份口述故事用英文记录下来——那时的美国学者，访问中国和越南出来的人，曾是一时的风气。口述者同意我的想法，但他的要求则是只要我不用真名、实地，他所说的一切，我都可用中英双语发表。可是这项工程相当大，我事忙，无法执笔，便拖了下来。

不久，我自己也拿到签证，回国探亲了。那还是“四人帮”时代。我个人的感受和亲见亲闻的事实，想来我国历史上的张骞、苏武、班超、法显、玄奘，乃至“薛平贵”的奇特经验，也很难和我们相比。我住在北京的华侨大厦，和大厦中的旅客谈来，我自己的经历和去国时间算起来是最平凡而短促的了——我离开祖国才二十五年。虽然一旦还乡连兄弟姊妹都不相识，但比起我的哭干眼泪的朋友们来，我是小巫见大巫了——中华五千年历史上，这个时代，对我们这个时代的中国人，实在是太残酷了。

我一入国门，初踏乡土，立刻就想到美国作家华盛顿·欧文（Washington Irving，1783——1859）笔下的李普·万·温柯（Rip Van Winkle）来，他在我的经验中，竟成为事实。万·温柯其人在美东克思琪山（Catskill Mountains）中狩猎饮酒，忽然蒙蒙睡去，居然一睡二十年。醒来摸索还乡，景物全非——好一场熟睡。我自己不意也狩猎醉卧于克思琪山下，一睡二十五年始摸索还乡，也是人事全非！——欧文幻想的“随笔”（Sketch Book），竟成为我辈经验中的事实，能不慨然！同时在我们的一睡二十五年期间，关掉大门的祖国之内所发生的种种故事，也真是匪夷所思——太奇特了，也太扣人心弦了。

在国内与老母弟妹一住两个月，回想起在另一个世界里二十五年的经验——他们全不知道的经验——也真如南柯一梦！

由于上述吾友的经验与我个人近半个世纪以来耳闻目睹之事太奇特了，我想历史书上是找不到的——虽然那些故事和历史上的故事也发生在同一段时间、同一个世界之上。它的“真实性”和“非真实性”，也和《资治通鉴》、“二十五史”没有太大的轩轾。“二十五史”之中的“非真实性”还不是很大嘛。所不同者，史书必用真名实地，我要笔之于书，则格于老友要求，人名、地名都得换过。

再有不同者便是“史书”但写舞台上的英雄人物，舞台下的小人物则“不见经传”；但是真正的历史，毕竟是不见经传之人有意无意之中集体制造出来的，他们的故事，历史学家亦有记录下来的责任。

这个构想，时萦心怀。两年多前，在一次文艺小聚时，我和那位呼我为“大兄”的编辑兼女作家李蓝女士偶尔谈起。她乃大加鼓励，并允为我在纽约《北美日报》她所主编的副刊“文艺广场”上加以连载。在她的坚决鼓励之下，并蒙她上级诸友一再邀饮，我乃每天抽出了写日记的时间，日写三两千乃至七八千字不等，由李蓝逐日刊出。一发不可收拾，自1985年6月1日起，逐日连载达两整年之久。为免脱期，有很多章节竟是在越洋飞机上写的，由世界各地邮筒寄给李蓝——这也算是个很奇特的撰稿经验吧。

现在，把这长至六十万言的故事结束之后也不无感慨。它只为多难的近代中国，那些历尽沧桑、受尽苦难的小人物的噩梦做点见证；为失去的社会、永不再来的事事物物和惨烈的“抗战”留点痕迹罢了，他何敢言？

读者们知我罪我，就不敢自辩了。

1987年5月16日

于美国新泽西州北林寓所

【编者按】旅美历史学者唐德刚教授从事民国史与口述历史研究与写作之余，应纽约《北美日报》“文艺广场”主编李蓝女士之邀，竟写起长篇小说来。这部长达六十万字的小说，系根据作者自己以及周围同时代朋友的经历与体验所写成，不过“人名、地名都得换过”，所以作者说这书“也是口述历史”。

本书发表时以“昨夜梦魂中”为题连载两年，现更名“战争与爱情”。

原载《传记文学》第五十二卷第四期

海外中国作家的本土性

前言

从世界文化任何一个角度来看，我们中华民族实在是个“爱好文学的民族”（a nation of literature lovers）。在19世纪以前，我们用汉文、汉语保留下的文学作品与文学史料，实非其他任何语言所可望其项背。

古人说“六经皆史”，但是在一个学现代比较史学的人看来，我们传统中国，官私作品，实在是“百史皆文”。写历史、写函札、写公私文告，首先注重的便是修辞和文藻。上法堂打官司、到朝廷告御状，往往只要你文字铿锵，官司也就打赢了一半。

这种风气滥觞的结果，往往就以辞害义，在叙事的精确性上和在论理的逻辑性上，都受了影响。汽车两三辆，朋友七八人，讲起来多么顺口、好听、有文学情调，管他是两辆还是三辆、七个人还是八个人呢！

因此做“马虎先生”也是我们生活方式中的“本土性”之一种吧。

子曰：“必也正名乎！”我们要谈华裔海外作家的“本土性”，先得给“本土性”下个明确的定义。

“本土性”的定义

在这世界上，每一个特殊民族，都有其与众不同的特殊文化传统和与众不同的生活方式，以及由这个特殊传统、特殊生活方式所孕育出来的特有的民族心态——这一特殊民族心态，就是所谓“本土性”。这在英文词汇里通俗地说来，中国人的本土性则是the Chineseness of the Chinese，没有中国“本土性”的中国人，在70年代美国少数民族运动中，往往被激烈分子诅咒成“外黄内白的‘香蕉’（banana）”。其实，近百年来的北美洲，乃至今后一百年的北美洲，也不会有百分之百的“香蕉”——既然“外黄”，内心亦不可能“全白”。话说到底，纵是“全白”，也并不是什么“坏事”，因为“全黄”也不代表什么“好事”。Chineseness不是个道德名词，它只代表一种“民族心理状态”（ethnic-mentality），而这个状态，也是或多或少永远地流动着，它不是一成不变的。

历史上没有“没有本土性的文学”

至于海外华裔作家是否保存有其“本土性”呢？回答这一问题，我们首先得把所谓“世界文学”搜搜根。三四千年来，我们在历史上还未发现过一篇“没有本土性的文学”。摩西、耶稣、穆罕默德承受“上帝”意旨，为全人类造福的《新约》《旧约》和《可兰经》，应该是“太空性”、“宇宙性”而没有其“本土性”了；朋友，你去读读这三部“经书”，试问世界上还有哪一部书比这三部圣书更有“本土性”？

四大皆空的释迦牟尼应该是“工人无祖国”了。朋友，再读读《金刚经》看看，你就知道那位印度欧罗巴教主的本土性之重。等而下之，从古希腊的荷马、古印度的吠陀和我国古代的《诗经》——《诗经》不但具有“中国”的本土性，“本土性”之内又可分出不同的“区域性”，所谓“国风”——他们的本土性之重还要说吗？

历史上更没有“没有本土性的作家”

这个世界上有很多国际性人物，每好以“国际性”自诩，排除“本土”，大搞其“国际”。近百年来，左翼的贤达们曾搞了四个“国际”。三个都垮了，还剩个不死不活的“第四国际”，现在还在敝大学的街头地摊上拉客、卖书。

最诚心诚意丢掉国籍到海外荒岛上去做“无国籍的公社”居民的，要算若干美国“嬉皮”了。

在70年代的初期，笔者自己所教的班上，这种杂色“嬉皮”便层出不穷。他（她）们都自吹无本土性，要做“世界人”（people of the world），到荒岛上去住commune。我就提醒一个青年，使他大彻大悟，终于退出公社——我的警语很简单：“你是什么鸟‘世界人’，你只是个American hippie！”“嬉皮”是60年代极端个人自由化的美国“本土性”的具体表现。他们跳不出这个“唯心”的牢笼，而自吹是得到“解放”，冲出了“地狱”，可悯亦可笑也。

文学这个东西，本来就是用来反映一种社会生活方式，和在这一“宏观”的体察下之社会中，反映某一个体的心理状态的一种工具。“我知故我在”，但是问题是“知”从何来——人非生而“知”之者。洪秀全认为他的“知”是来自“上帝爸爸”和“哥哥耶稣”，其实洪秀全本身该背了多少“本土性”？洋泾浜的上帝皮毛而已。

“本土性”连这个“天王”都摆脱不了，哼！你这个坐飞机逃出中国的小作家想摆脱吗？

世界上也没有“没有本土性的语言”

不特此也，“语言”（language）本身就是个运载“本土性”的工具，它也是在“本土性”的熔炉里锻炼出来的产品。因此，任何语言都带有该语言的本土性，任何使用此一语言的人也就被它传染——污染或感染——而带有该语言的本土性。

语言是表达使用这一语言的人群——尤其是作家们——内心思想的工具。这种人群内心的思想，也就铸造出这一语言的特征，例如组词、造句、成语、文法……因而它所含蓄的“本土性”也特别的重。

举例以明之。我们中国人一向认为“朋友”是“五伦之一”，有“通财之‘义’”。因此，中国人合伙做生意往往不订契约，大家结合只靠宁波佬所说的“一句闲话”——“然诺重千金”，“疏财仗‘义’”。有这种“心态”，因此汉语中也有这个“词”叫“义”，俗语叫做“义气”。而这个“义”字，便是所谓“中国本土性”的具体表现之一种；“义”在其他文字中便找不到“同义词”——英文中就没有这个“词”。例如，说“某人很义气”，这句话在英文里简直就无法翻译。

所以“文字”实是含有“本土性”最强烈的一个“社会交流工具”。一个作家如果能纯熟使用某种文字，他就必然会被某种文字的“本土性”所感染，是深是浅、是好是坏，那是另一问题。所谓“海外中国作家”都知道，用某种文字来“讲”或“写”，你也必须用同一种文字来“想”，这样的“讲”和“写”，才能臻于娴熟，达于化境。“讲”和“想”用同一种“外国语”，是学习“外国语”的第一关。没有这个“突破”（breakthrough），所谓“外语”，是不可能纯熟运用的。用某种文字去“想”，你就不可避免地带有某种文字的“心态”或“本土性”了。

因此，凡是用“汉语”（台湾叫“国语”，新加坡叫“华语”，大陆叫“普通话”）去“想”的“中国作家”，他们就必然有其大同小异的“中国心态”，也就是“中国的本土性”了——中国方言（如粤语、沪语、闽南语、客家话）也是汉语的一部分。说这种语言的人也都具有“中国心态”，不过今日海内外的“中国作家”（包括台湾或新加坡的“华语”作家）所使用的文字，仍然是所谓“国语”（普通话或华语）。用中国方言所写的出名的文学作品，大概只有一部用苏州语的《九尾龟》——其他则只限于用一些“方言”译的《圣经》了。

所以，台海两岸的中文作家们，隔离了三十多年之后，不管双方有何种不同的“意蒂牢结”，不管被多大程度地西化、洋化、异化或赤化，他们都根本上具有相同的“中国本土性”——大同小异的“本土性”（汉语如一旦被全盘“拉丁化”了，那就又当别论了）。

能使用相同语言的人，就自然会具有大同小异的“本土性”；使用两种完全不同语言的人，他们往往则是两种“心态各异”的不同的动物，虽然他们体质上长得是一模一样的——这一现象在新加坡和美国华侨小区都极其明显。

在新加坡，那些专说“华语”和专说“英语”（着重个“专”字）的“新加坡人”，便是两种不同的“新加坡人”，一望而知。在美国，则ABC（土生华侨）和CBA（移民华侨）也是截然不同的，虽然他们的区别不像在新加坡那样明显和尖锐——因为在新加坡，往往两种人都是当地土生的。

至于寄居海外的“中文作家”们究竟保留了多少或怎样的“中国本土性”，那就要牵涉文化外流和移植的基本问题了——文化外流的方式和过程、移植区内土壤的性质、移植区内其他文化的阻力和诱惑力，也就是“文化冲突”（cultural conflict）的问题，这些对外流文化“本土性”之存亡、深浅，都有其决定性的关系。

“本土性”的保存与保守

大体说来，一个文化之外流，亦如江河之泛滥。水是向低处流的。先进文化如流向一个原始、落后、贫瘠的低洼地区，那这个文化整体（cultural entity），包括语言文字、风俗习惯，就要像黄河决口，淹没一切。白人（Aryan People）文化之入侵古印度与现代非洲、美洲，就是个最大的例子。

今日所谓“非洲文学”（黑文学Black Literature）和南美洲的“拉丁文学”（或西班牙文学Hispanic Literature），都是用欧洲文字写的。连那个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印度大诗人泰戈尔的作品也是用英文写的。

三千年来，我汉族在东亚大陆滚雪球式地发展，也是遵循这个程序进行的。东去朝鲜的箕子，南下广东的赵佗，都是这项文化扩张中的英雄，至于无名英雄，那就更是千千万万了。

但是一个文化向外发展——也可说是“文化侵略”吧——如果碰到土著文化的抗拒，那就要看抗拒者阻力之大小，来决定入侵者“本土性”之流失与变质的程度了。换言之，也就是在这“文化冲突”的战场里，能保留多少其挟带出国的“本土性”了。

如果抗拒者的文化远低于入侵者的文化，则这个入侵者或移植者就必然抗拒与土著文化合流，它要用尽一切方法来排斥土著文化，来保留其移植者的“本土性”。古雅利安人之入侵印度，和古犹太民族之被迫向四方逃亡，都是这样的。古雅利安人要保持他们原高加索的“本土性”，为患印度之烈（例如印度的阶级制Caste System），至今未泯。

犹太人之逃亡，则是一种“高级难民”，所到之处，不愿与土著合流，以保存其本土已失的本土性，乃形成世界各地、自我封闭的“犹太社区”（ghetto）。他们歧视土著，土著也歧视他们，年久成习，演变成恶性循环，就促成世界性的“反犹运动”（anti-Semitism）了。

我们移民南洋的华侨，和犹太外移也有异曲同工之处，引起我们和土著之间的歧视与反歧视的循环。犹太人在各地都保留了他们的语言文字、风俗习惯，我们在南洋亦复如是。

再者，一个向海外移植的民族，在历史上（此地强调“历史上”三字，它和“目前情况”又略有不同）往往是该民族的下层阶级（体力劳动者）和避难的“逋逃客”。他们为着衣食之谋，或狭隘的宗教信仰，局处异邦，很难搞文化改革（是坏是好又当别论，例如中国大陆上的五四运动和“文革”）。他们因此在生活和思想上，较之祖国人民且更为保守，也就更具“本土性”——祖国在社会发展方面急剧变化（好坏不拘），而侨社却保持着它静如止水的旧文化、旧传统，也就是保留了高度的“本土性”。有许多传统的风俗习惯，在祖国可能早已泯灭，而在侨社则继续通行无讹。这种保守性的聚“族”而居的华裔海外侨社如“唐人街”或“中国城”，因而就形成“唐人社区”（Chinese ghetto）。

“本土性”的漂失

这种“本土性”在经济和文化比较落后的地区，往往可永远保存，甚至促成“独立建国”，如新加坡（事实上南非和拉丁美洲的许多小国，在文化上也是欧洲白人的“新加坡”）——但是这现象多半是“水向低处流”、久积成湖的结果。一旦流水遇高丘——一个移植的文化，碰上一个更多彩多姿、更丰富文明的阻力，那就要发生“倒流”甚或“灭顶”的现象了。我华族向北美洲移民，现在就发生了这种现象。在北美洲，我们钻入了一个物质上超高度发展、文化上更多彩多姿的现代文明圈中，在这个“文化战场”上，我们的“第一代”，尤其是知识分子圈内的第一代，在保持“本土性”之肉搏战中，已是“且战且走”、“屡败屡战”、“可泣可歌”（有的也就干脆放下武器投降了）。我们的“第二代”，尤其是知识分子阶层，其中尤其是“高知识层”的子女，当他们还在襁褓之中时，就被“全盘西化”了。

可悲的是：在中国旅美高级知识分子的第二代的圈圈里，“中国本土性”早已变成孩子们生活中的“噱头”和“笑料”——他们都是百分之九十的“洋基”和“香蕉”，Chineseness云乎哉！

聚居在Chinese ghetto中的高级知识分子子女虽稍胜一筹，但是一旦展翅“单飞”，脱离了ghetto，“本土性”也就微乎其微了。

所以在北美洲，我们华裔的本土性之保持，全靠“第一代”——在中国侨美的“中文作家”中，也只以“第一代”为限；“第二代”的华裔作家就不能再用中文写作了。这在新加坡则不然——我个人在新加坡遇到好多第二、第三代的“华文作家”，这在美国是不可想象的。

一言以蔽之，这就是个文化“水平”的问题。东南亚的土著文化，一般在当前汉文化的“水平”之下，所以我们可以“水到渠成”；美国当前的文化，则在我们的“水平”之上，我们只能在深泽低沼中搞点封闭的“艺脱”文明，一出沼泽就被人淹没了。

但是本土性之漂失并不是什么严重的坏事。因为事到如今，没有哪一家文明是可不受外界影响而单独存在的。如果一宗文化水平太低，或太古老，它就必然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或侵略；反之，它就必然向外扩张和影响别人，以邻为壑，来淹没别人。我国古代文明之扩张属于后者，现代文明之含辱蒙羞则属前者。不是我活，就是你死，哪有了局？和平共存，则中外文明终有拉平之一日。

中国文学不是个孤立的东西，它是中国文明中最敏感的一部分。只要中国文字永远使用下去，中国本土性就不会消灭，但是它在外力冲击下而崇洋，而部分西化，则是难免的。有朝一日，它的水平提高，它也会向西方倒流的。

所谓“海外中国作家”，只是“中国作家”的延伸。海内外“小异”多已哉，“大同”则是逃不了的。

原载《传记文学》第四十八卷第二期

论中国大陆落后问题的秦汉根源——1987年在西安“周秦汉唐史学研讨会”宣读之论文

我个人是学历史的，自1939年考入大学到现在已搞了半个世纪，所以也可说是个不折不扣的史学职业工作者。但是半个世纪中，我个人返回祖国大陆参加史学会议，连这一次才是第三次。我回来的目的，第一当然是学习，第二则是做点学术报告。可是我自己不免要问问自己：这大把年纪了，还要学习些什么？学无专长，又能报告些什么？我自己的回答则是，我不应该来此学习一两个专题，我所要学习的，应该是详细了解祖国大陆史学界整个的学风和情况。第二点，那我又能报告些什么呢？万里归来不容易，向济济群贤献丑，报告一点个人研究的牛角尖、沧海一粟，我想也有点辜负大会主持学长们邀请我的美意。所以我想讲点大问题、大题目。大题目是不会有结论的。胡适说“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可是求证是无止境的，今天我只想提出点“大胆假设”，以就教于祖国史学同文。

中国史学的三大主流

上月5日曾在纽约参加了“中国留学生历史学会”的成立大会。主持大会的同学们要我去致欢迎词，我为慎重其事，曾预备了一篇有四十六个脚注的学术讲演，文题叫《当代中国史学的三大主流》。我个人认为，当今具有世界地位的中国史学，大致有三大主流。第一是从往古的左丘明、司马迁到今日在台湾的钱穆教授，这一脉相承的是中国传统史学；第二则是在今日大陆一枝独秀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派；第三派则是由19世纪的西方“汉学”逐渐现代化和社会科学化而形成的现代西方中国史学。第一派在今日大陆、台湾都还有师承；第二派则为今日大陆所专有；第三派的主力还在海外，台湾也有一部分。

我个人认为上述三派，长短互见，大家本可截长补短，融会贯通。不幸的是，这三派之间显然是隔阂甚大，简直有种各是其是、老死不相往来之势。我因而勉励中国留学生历史学会中出席大会的八十多名青年会员们，要争取做个贯串三派的中国现代史学的“第四主流”——后来居上通吃三家的第四个主流。

海外史家看中国古代史

因为第四个主流尚在成长期间，可略而不论，我们但看上述三家对中国古代和中古史的看法有多大分歧。分歧固无碍于学术研究，但是各是其是、老死不相往来，就显得不正常了，尤其是中国大陆马克思主义学派和海外现代西方史学派在学术上的“三不通”，实在大有检讨的必要。

治中国传统史学，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通常都认为中国古代是存在着马恩列斯所说的、人类社会发展必经阶段的“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可说无人不承认这两个社会在传统中国的绝对存在，他们所研究的、所讨论的焦点，只是两段时期之中界如何划分，以及奴隶时期的上限和封建社会的下限延长到什么时代的问题。

至于研究历史的方法，马克思主义史学派也侧重“阶级分析”、“阶级斗争”这一点，其他方法，多无关宏旨。

马克思主义史学派的实质和方法究竟有多大深度，我不敢妄加断语，我之所以要请史学界朋友们注意，则是因为他们这一派的论点和方法，在其他两派史学中未引起严肃的反响。传统史学派对之不闻不问，固无论矣；重点在海外的现代西方中国史学派对之也完全置之不理。

举一浅显的例子：现在研究中国古代史比较知名的美籍华裔学者如何炳棣、余英时、许倬云诸教授，他们在各自著作中，对中国史学界曲不离口的“奴隶制度”竟只字不提。其他洋学者自19世纪以下，以至20世纪80年代“剑桥中国史”那一派，也只轻描淡写而过之。严格说起来，也等于是只字未提。

在大陆上谈中国古代史，不知“奴隶制度”那还了得；而在海外，竟对它只字不提。何以各走极端到如此程度呢？这就值得我们“读史者”叹息三思了。

笔者本人不是搞古代史专业的，但是我却是个通史教师，古代史也是应该熟读的。作为一位“读史者”，我对海内外出版品的尖锐对照，不能不感到惊奇。更奇怪的则是我看到双方各是其是，对对方的观点与方法完全漠视，甚或藐视。这是由于文人相轻的传统心态在作祟呢，还是学术宗派主义在作怪？或是政治干扰学术有以致之呢？

总之，海内外学术界目前仍然存在着这种互不沟通的情况。自1978年中共中央“三中全会”之后，海内外确已逐渐沟通开放，但是在史学界，尤其治“传统历史”（Traditional History），在我们读史者看来，海内外的观点、方法、理论各方面，仍然是个“三不通”。学术思想如果存在着严重的“不通”，则政治、经济，甚至军事的“相通”，都是表面性的、暂时性的。这个“文化结”不解除，政治结、经济结，乃至军事结，是无法消除的。

“寻找真理”与“证明真理”

这个文化死结，何以结得如此牢固呢？我们读者们冷眼旁观，大致可提出数种假设来。第一是海外史学家对马克思主义史学派牢不可破的成见。一谈到马克思主义，人们立刻便想到“政治挂帅”。他们认为在马克思主义治下，一切学术都是替政治服务的；替政治服务的学术，本末倒置，就谈不到客观研究——失去客观研究的独立性的学术，还有什么学术可言呢？所以他们就漠视了，由漠视到藐视，就置之不理了。

第二点则是马克思主义史学派本身的问题。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在构思之前，首先便要肯定一个“绝对”的是非。以人类古代史而论，则“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都是个绝对的“是”，其他的说法则是个绝对的“非”。是非既然绝对化，则20世纪的社会科学就被拉回到古希腊诡辩时代，从“寻找真理”堕入“证明真理”的框框中去了。真理既然只许证明，不许寻找，则亚里士多德的“辩证法”便成为证明真理唯一的法宝了。中世纪的“上帝”既可由辩证法证明其存在，则上帝以下的真理就不必多说了。马克思主义历史学中有许多概念，例如“阶级斗争”，便是中世纪“上帝”这一绝对真理的延续。概念既然绝对化，只容“信仰”，不许“探索”，则科学就变成了神学。以神学法则再回头来探索历史，社会科学家就不能接受了。在历史研究逐步走向社会科学化的20世纪后半期，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和社会科学的历史学就格格不入了。由格格不入而相互漠视、相互藐视，彼此各是其是，就老死不相往来了。

这个老死不相往来的怪现象，海内外历史学家都有责任。海外史家的责任是因噎废食——由于对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武断作风的不满而加以通盘否定。大陆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责任则是“反解放”——在一个有四百万解放军保护之下的伟大国家里，事事物物（包括农工和妇女）都在追求解放的大时代中，而三十年来历史学界所追求的却是个逆流而行的“反解放”。反对历史学里的“解放运动”，那就自我封闭；自我封闭，则海内外就不易沟通，乃至老死不相往来了。

“奴隶社会”的实证和反证

在中国古代史的领域里，最不易解放的便是“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这两个关键性的概念。

“奴隶社会”在古代中国是否存在？马克思主义史学派对它的肯定是绝对的，持否定态度的社会主义史学家则被斥为“托派”，非社会主义史学家则被斥为“资产阶级史学家”。把这个观点肯定得牢牢的，当首推郭沫若。郭氏自他20年代执笔始至70年代去世止，他对这一古代史的论断是笃信不移的。

但是郭氏在现代史学上对这个概念只能提出若干不完备的“物证”——根据文献记载和考古出土的实物作证，可是这些物证并不完备。例如，郭氏认为最大的物证便是“人殉”，而人殉绝不能证明“奴隶制”的存在。今日有待发掘的秦始皇陵，将来开发时可能真的会发现殉者万人的遗骸，但是秦始皇并不是个“奴隶主”。至于为秦始皇祖宗所活埋生殉的人——如“《黄鸟》之诗”所悼念的——也不一定全是奴隶。

至于郭氏所举的文献上的证据，如训“民”为“奴”、“屦贱踊贵”以及“奴隶的身价”等，都嫌支离破碎。总之，零星的咬文嚼字断难支持奴隶制的存在这样严重的结论。郭氏去世后，新起的年轻学者，其功力可能在郭氏之上，但是他们的研究很多也都在“证明真理”这个原则上打转，对郭氏旧说没有作“寻找真理”的突破。

再者，郭氏除在文献上找证据之外，他对“比较史学”上的证据和“社会科学”上的证据，都只字未提。

“奴隶制”是一种社会经济制度。这种社会经济制度在何种客观条件之下才能存在、才能发挥生产力？这一点我们就要从“比较史学”入手了。古埃及、古希腊和近代美洲，哪些奴隶制绝对存在和绝对不存在的特征，都值得我们比较研究。例如，近代美洲的奴隶主通常由非洲贩卖黑奴，其实他们也曾试验过就地取材来役使“红奴”（土著印第安人）和贩运“黄奴”（从中国偷贩所谓“猪仔”），但都没成功，其故安在呢？外族制造“黄奴”不成，黄人反可自相大规模奴役而不发生暴动和叛逃现象，就不可理解了。我国古史上无“奴隶暴动”和叛逃的记录，而“农民暴动”则史不绝书，这一两极现象，在比较史学上又如何解释呢？

奴隶是一种不自由的劳动者和生产者。他们是否有家室之累和仰事俯畜之责呢？如果这种牵累、这种职责由奴隶主代负之，则在何种生产条件下，奴隶主才有何种盈余可赚呢？由奴隶生产便可只“盈”不“亏”，是为社会科学规律所不许；只“亏”不“盈”，则谁又甘做亏本交易呢？根据近代美洲的经验，近代美洲只有“棉作物”这一项才能支持奴隶制，逾此则奴隶工均为最不经济的劳力。然我国古代黄土高原上之农作物，均可发生当年美洲“棉花称王”（cotton is king）的棉作物之经济作用耶？这些在比较史学中所存在的问题，郭氏都没有加以解决。

还有便是利用奴工的大规模集体农场是一种“大规模生产”（mass production）的现代企业，大规模生产要有“科学的”或“相当科学的”管理。但是在人类历史上，资本主义兴起之前还未见过科学管理、大规模生产的记录呢。总之，这些社会科学上的问题，郭沫若并没有解决。有一项问题不解决，奴隶社会在中国的存在则始终只是个假设。奴隶生产在古代中国确有之，至现在仍有残余，但是零星的奴工和以奴工为生产主力的“奴隶社会”就是两码子事了。

“封建”的定义是什么？

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另一关键性的概念便是“封建”了。

什么是“封建”呢？我们在五四以后所兴起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派”（着重“中国”二字）里未找到明确的定义。但是在马克思本人当年引用这一名词时，他所视为当然的应该是中古欧洲所发生的“封建制”。这种中古欧洲式的封建制，根据西方学者的传统解释，它只是一种管理的方式，本身并非一种社会经济制度。在这种制度之下，政治属从的关系只是皇帝与诸侯、诸侯与附庸的关系，政府与人民之间无直接关系；农民只附属于土地，而土地则是附庸、诸侯或（直属）皇帝的私产。

这种大同小异的管辖制度原发生于中古欧洲。本无确切之制，亦无确切之名。十七八世纪之间的欧洲史家乃把它们取个笼统的名字叫Feudalism。近代中国知识分子读欧洲历史，忽发现中国古代亦有类似的制度，这制度并且有个古老的名字叫作“封建”。封建者，封君建国也。虽然这一封君建国之制早在公元前3世纪已被秦始皇帝“废”掉了，但是“封建”与Feuda-lism音既相近，义亦相同。因而这个已有两千多年历史的古名就被正式借用，作为那只有两百余年的今名Feudalism的正式译名了。所幸二者音义之间，都能巧合。

可是在二三十年代里，当中国马克思史学派迅速发展之时，“封建”一词便逐渐变质了，最后它竟变成了所有古老而落伍的一切坏的风俗习惯的总代名词。时至今日，在中国马克思史学派的词汇中，所谓“封建”显然既非中古欧洲的Feudalism，也不是中国古代封君建国的“封建”了，它变成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微受苏联影响而特创的一个新名词。

为肯定这个非中非西、更无明确定义的新名词，郭沫若曾用了极大的力量深入考据，以证明其存在，并把它和奴隶时代的分界线划于春秋战国之间，“封建时代”的下限则被延长到清末，“半封建社会”则延长到1949年。

“中央集权文官制”的形成与特性

中国自战国而后直至“解放前夕”两千数百年，是否都应归并于“封建社会”之内呢？

中国传统史学派不以为然。因为他们根据传统的“封君建国”的定义，认为中国的“封建制”早在公元前3世纪已被秦始皇“废封建”、“立郡县”时废掉了，两千年来取封建而代之的是一种“郡县制”，郡县制是一种文官制度。

现代西方中国史学派于此亦有同惑。他们以西方中古时期的欧洲封建来比较研究，也认为中国封建制只盛于西周，而衰于春秋，至战国已开始崩溃，最后为秦始皇帝所全“废”。在中国古代，代替封建而起的制度是一种“中央集权”的官僚体制（Centralized Bureaucracy）。

“文官制”（或官僚制）与“封建制”之别，则是文官是中央政府定期任免的公务员，而封君则是“世袭罔替”的一种私有土地财产的所有者。这些封君在不同的方式下受封之后，他们对上级主子要尽各种义务，如进贡、防边、筹饷、力役……但是主子们对他们则不能随意任免或干涉他们内部的管理事务。

秦亡汉兴之后，汉初采一国两制，“郡”、“国”并存，往古封建制曾部分回潮。七国乱后，海内王侯之国就徒拥虚名了。自兹而后，这种秦汉模式的中央集权文官制竟沿用两千年未变。直至今日，国共两党在政府组织上都还承袭着这一古制。

毛泽东有一句诗说千载犹行秦制度，这句诗的含意大体是正确的。只是民国以后的北洋政府和国共两党对古老的“秦制度”自加修正，却远不如大清帝国正统的“秦制度”那样完善罢了。

从单纯的政府制度来看，中国传统的中央集权文官制经过两千多年不断的改进，到清朝，可说是十分完善。民国以后的党人骂尽清朝制度是如何腐朽，其实公正的历史学家如平心静气地细加分析，如制衡分工、科举考试、官吏任免等很多方面，党的政府都不如远甚。主要的原因便是历经两千多年慢慢改进出来的制度，不是三言两语的咒骂就可以全盘否定的。要造福生民，为万世开太平，也不是一纸大纲或主义就可以制造奇迹的。

从比较史学上看，这种中央集权文官制亦非中国所独有。英帝入侵前的印度蒙古（或译莫卧儿）王朝（Mogul Empire）所行的也是这一制度。只是他们历史太浅，始终没有发展到中国制度那样有高度技巧的化境就是了。

这儿笔者要加重说明的是，“中央集权文官制”与“封建制”在历史上是两个阶段，在政治作用上也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中央集权文官制”是在历史上取代“封建制”，而比“封建制”更高一级的政治形式。

“封建制”是一种从“部落主义”（Tribalism）演化出来的职责不分、组织松散、以封君个人为中心的一种原始性的部落制度。而“中央集权文官制”则是具有严密组织、职责分明、效率卓越、法则灿然的高级文明中的政治制度。它和落伍、原始的封建制是不可同日而语的。郭沫若先生把这两个制度混为一谈是错误的。郭氏因为对比较史学和社会科学没有兴趣，就看不出两者之间的分别了。

“重商主义”和“轻商主义”

至于我们中国的传统中，何以在“封建制”崩溃之后，未能（如马克思所想象的）产生个“资本主义”，而却产生了这样一个“秦制度”来？并且一走两千年，至今不衰呢？

原来人类历史发展的方向是受无数种客观和主观的因素综合支配的结果。马克思所想象的，只是其中的一面。人总是人。他从个体的食色开始，在团体生活中是具有马克思所说的共同面（uniformity）的。中古欧洲的白人社会生活中曾产生过一种“封建制”，往古东亚的黄人也曾建立过一种类似的“封建制”。可是欧洲在封建制崩溃以后，却逐渐滋长出一个“城市中产阶级”（Urban Middle Class），从而滋生出一种“重商主义”（Mercantilism）。由重商主义又导引出个“资本主义”来。

可是古代的中国，在封建制崩溃之后，却没有产生出城市中产阶级，更没有重商主义，当然就更产生不出资本主义了。相反的，在中国却产生了一个“轻商主义”，轻商主义吓阻了滋长中的城市中产阶级。没有城市中产阶级，资本主义也就无从产生了。

这样一种比较史学上的强烈对照，马克思只看到西方的一面而忽视了东方的一面。郭沫若则对东西之别未加理睬，便把西方白人的历史经验，凿枘不投地安装到中国历史里面去了。

“国家强于社会”和“轻商主义”

“轻商主义”这个词汇不是笔者胡乱地造出来标新立异的，它是两千多年前就早已存在的历史事实。公元前4世纪商鞅变法的口号便是“强本抑末”。“本”就是农业，“末”就是工商业。“抑末”便是“轻商主义”，和做生意的人过不去。

商君遭车裂后百余年，秦始皇受了“强本”的实惠而统一了中国。统一之后，他对轻商主义之推行更变本加厉，把天下富户尽迁于咸阳而加以管制。

始皇死后，汉承秦制，轻商主义未稍改。至汉武当国，更把商贾打入“四民之末”，国家政策上也正式讲明了要“重农轻商”。汉武死后，国中工商界在大将军霍光翼护之下要求平反，要改变这个传统歧视工商的政策，并搞出个反抗盐铁专卖的大辩论《盐铁论》。但是政府不容

平反，做买卖的还是被镇压，这一压，压了两千年不许翻身。

我们读历史的翻书至此不免掩卷一问：这些“略输文采”却威震天下的秦皇汉武，为什么偏要对那些做小买卖的过不去呢？这个答案在比较史学下也可略寻一二。因为主张重农轻商的政治家，并不止于我们秦皇汉武和桑弘羊大夫呢。两千年后美国的开国元勋之一、后来成为民主政治圣人的杰弗逊总统，也是坚持相同主张的。我们试翻《盐铁论》的英译本，以之与杰弗逊和美国资本主义之父的汉密尔顿对工商政策辩论的原文相比，便发现二者之间所用的字句几乎都是相同的——桑弘羊大夫的立场，也就是杰弗逊总统的立场。虽然桑大夫比较看重国防经济这一面，而杰弗逊总统则稍偏于社会道德的另一面。

所以从往古的中国到近代的美国，“重农轻商”的观念和政策，都是未可厚非的。问题出在为什么古代中国这一政策可一行两千年，而现代的美国杰弗逊试行之，却及身而败——美国史家曾笑杰弗逊在对汉密尔顿辩论中“赢了仗，却输了战争”。

长话短说。古代中国之所以能贯彻其重农轻商政策，而今日美国反而不能者，便是桑弘羊大夫的背后有一部具有雷霆万钧之力的中央集权的专政大机器。它可以强制执行任何“政策”，岂但是“重农轻商”？它甚至可以搞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亦无往而不能。国家有驾驭人民的绝对权力，驱之东则东，赶之西则西，人民无不俯首听命。国势强盛之时，一纸中央文件，便可把国家政策落实到底。

在这种权力集中的“秦制度”里，不特中央政府有无限权力，一品大员的州牧郡守、七品小官的县令知事，乃至不入品流的干部小吏，无不对人民享有各自职权内的绝对权力。

桑弘羊大夫所倚赖的这部国家机器，事实上是部权力金字塔。大塔之内又有无数体积不等的小塔，上下相连，层层节制，下级服从上级、全国服从中央。在这样一个金钟罩、铁布衫的严密控制之下，几个小盐商小铁贩，只是少数釜底游魂而已，“资产阶级”云乎哉！

不特此也。为着贯彻政策、垂之久远，政府还要在学术思想上下工夫、找理论。庶几权力与思想相结合，双管齐下，把士、农、工、商的阶级观念，嵌入人民灵魂深处，使其变成永恒信仰和生活方式，千年不变——这一点“略输文采”的秦皇汉武也真的做到了。

此一传统中国所特有的历史发展，史学家试图“概念化”之，乃名之曰“国家强于社会”（以别于西欧、北美传统中之“社会强于国家”）。社会发展，一切听命于国家，国家是个颐指气使的老太婆，社会是个百依百顺的小媳妇——借用一句马列主义的术语，我们也可说社会形态是国家的“上层建筑”吧。明乎此，我们就可以了解桑弘羊大夫在盐铁专卖政策中的制胜之道了。

但是我们也应该知道，桑大夫这部无山不移的国家大机器，原是用来防制工商业发展的，它是否也可反其道而行，来振兴工商业，搞经济起飞，就是另一问题了。

“主观意志”抵消“客观实在”

回头再看杰弗逊总统的重农轻商的政策何以行不通呢？那就是杰弗逊总统缺少了桑弘羊大夫那部国产的中央集权国家大机器，他只有一部“三权分立”的民主联邦政府。民主政府专不了政，则人民就可自由行动。人民有了自由就没命地向钱看。如此则中产阶级和重商主义就要抬头，资本主义就要出现，杰大总统的重农轻商思想也就落空了。

美国制是“英美传统”之余绪。在早期英国，乃至整个西欧，这一社会现象之发展实更为严重。马克思就是看中这个西欧经验，认为重商主义和资本主义之出现是个“必然”的趋势，在唯物主义哲学上是个“客观实在”。人类对资本主义这个恶魔既不能防之于前，就只有补救于后，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主旨所在吧。

殊不知马氏所看出的社会发展上这个“必然”是有个先决条件的。这个先决条件便是“国家”管不了社会，如果国家权力强大到上节所述秦皇汉武时代的中国，这个“必然”也就不成其为必然了。

马克思生前足迹未逾西欧，研究范围更未及于中国。他绝未想到他们唯物主义者在社会发展中所发现的“客观实在”，可以被古代中国里几个唯心主义者的“主观意志”所抵消。董仲舒、公孙弘、桑弘羊等几位儒生的七扯八拉之言，和刘彻皇帝的一纸蛮横无理的诏书，就可把山雨欲来的中国资本主义消灭于无形。

再者，马克思死后，北美、西欧社会发展的现象，也非他始料所及。他没有想到资本主义也可以修正，劳资可以两利，不一定非斗得你死我活不可。总之，社会科学在20世纪中发展得太快了。它不是19世纪一些直线条的社会思想家的思想所能笼罩的。列宁笃信马克思主义，他把阶级斗争说发展到最高峰，创造了苏联模式的无产阶级专政。

“国家机器”是中产阶级的克星

这部国家机器在某些方面的确是万能的。但是天下哪就真有万能机器呢？在运作方面它也有它的死角——这死角便是迫使中国“落后”的基因。

须知我们这部无敌大机器原是为搞“重农轻商”而设计发明的。它的不断维修、不断改进，也是向相同目标前进的。既然重农轻商，防止资本主义之出现，这部机器镇压和铲除的主要目标便是“城市中产阶级”，因此它的历史任务便是：一、预防“城市中产阶级”于其出生之前；二、诛锄“中产阶级”于其萌芽之期；三、摧毁“中产阶级”于其成长之后。

这样一防、一锄、一摧，搞了两千年。在这部大机器的运作之下，我们这个中华农业大帝国就永远不会产生“城市中产阶级”了。

对比较社会史学缺乏兴趣的朋友们或许要问，中国传统的“大地主”岂非“中产阶级”哉？曰：非也。传统大地主者，职业官僚或候补官僚之养老院也。若辈聪明伶俐之儿孙则职业官僚青干班中之受训青年也，在学青年均为职业官僚（Professional Bureaucrats，着重“职业”二字，若辈除做官之外别无谋生之术）之候补，而职业官僚则又为独裁专制帝王之鹰犬也。

中国传统帝王一向优容甚至鼓励大地主。第一，大地主为职业官僚告老还乡的“安全塞”（safty valve），亦为候补官僚储材之所；第二，中国历史上无地主造反的史例，这群面团团的富家翁向不妨害公安；第三，中国“独子继承制”（Primogeniture）只行之于家天下者，而不行于天下有家者。父死财分，再加个多妻制，则土地集中的祸害只是革命家想当然耳了。靠证据讲话的社会史家，对此未找出充分的证据来。中国传统的小地主通常也只是饥饿边缘的“小贫”；搞土地集中的大地主，几乎是清一色的“官僚地主”，无功名的自耕农和小地主无份也。官僚们“一代做官，三代打砖”，他们子孙形不成阶级、搞不了政治，他们不是中西比较史学上所说的“城市中产阶级”。我们的“城市中产阶级”两千年来可以说被上述那部国家大机器辗毙殆尽。现代刚一萌芽，又被肃反肃掉了。

工业化、现代化少不了“城市中产阶级”

我国历史上缺少个“中产阶级”，岂足惜哉？曰：不足惜也；相反的，那正是我们值得骄傲的地方。两千年来，我们这个农业大帝国光辉灿烂的文明是举世无双的，也是举世钦羡的，但是时至今朝，我们要搞经济起飞、工业化、现代化，就感到捉襟见肘、积重难返了。因为在现代世界经济史上，搞工业化、现代化真能搞到“起飞”程度的，只有一个事例——他们都是由一个城市中产阶级领头搞起来的。西欧、北美带动于先，日本踵随于后，近时崛起的“四条小龙”（新加坡、中国香港、韩国、中国台湾）也不能例外。

我们祖国大陆，地大物博，人才济济，而蒙“落后”之恶名，其主要原因似亦在此。大陆上搞现代化、工业化、富起来、翻几番……万事俱备，就只欠“城市中产阶级”这阵“东风”，除非国内领导人能打破比较史学上尚没有的成例，搞出一个没有中产阶级的工业化、现代化来，则这阵东风似乎还是无可避免的。

至于中国能否搞出一个“没有中产阶级”的工业化、现代化来？中国或许可以自创，但是人类历史上至今还无此事例——苏联自新经济政策以后已搞了六十年，国防工业之外，别无可颂之道。戈尔巴乔夫检讨过去，如今连列宁的遗像也给搬掉了，而回头来搞开放。中国以前效法苏联搞了三十多年，也觉今是而昨非，回头搞起了“个体户”来。什么是个体户呢？个体户就是“城市中产阶级”的细胞。这种细胞在秦汉时代曾一度扩张、兴风作浪，几至不可收拾。吕不韦这个个体户竟然打入秦皇的宫廷里去，自己做了相国，儿子做了始皇帝。

汉王室为自保江山，看出经济企业上这种个体户之可怕，在武、昭、宣三朝，就把他们压下去了。

但是汉大夫压个体户是有限制的。他允许个体户各个“先富起来”，但你绝不许形成个“阶级”。纵使是许你“先富起来”，你富成了“扬州盐商”，乾隆爷还是要查抄你的。

所以搞点“先富起来”的个体户经济，我们已一搞两千年，始终搞不出现代化的企业，搞不出“四条小龙”式的“经济起飞”，对日本已望尘莫及，对美国就更在想象之外了。

这些经济上先进的国家和地区的繁荣，无一而非起自少数“先富起来”的“个体户”；个体户多了，便形成政治势力，成为“城市中产阶级”；城市中产阶级扩大成为社会上的“多数”，吸收了农村余民，也就导致农村的中产阶级化。等到一个国家上中下阶级的区分变成“枣核”形，两头小、中间大，那就变成“中产阶级专政”的局面了。

美国今日年入十万美元的家庭不足全人口的十分之一，年入一万二千美元以下的也不过百分之十三。总而言之，则美国家庭收入在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者多至全人口百分之七十七有奇。全人口“人均”收入多至一万五千美元，美国就成个不折不扣的“万元户”的中产阶级专政的局面了——全民衣食足，礼义兴，社会不平，以法节之，这样便使今日美国变成世界上最大的“福利国家”（welfare state），全国每年用于救济鳏寡孤独、贫穷失业的救助金，实超过其他各国，包括全部社会主义国家的总和而有余！其猪狗食人食（肉类），亦超过中印两国人食肉类的总和！

“福利国家”不是“社会主义国家”，但是二者对贫苦人民的照拂，却前者超乎后者。所以国家富强、人民康乐，以全国生产毛额的多寡为第一要务。“人均”收入提高，“分配”是次一步，也是并不太重要的次一步。孔子说“不患寡而患不均”，这是农业社会中全民都在饥饿线上的讲法。中国大陆过去三十年中的许多问题，都是孔夫子这句在20世纪并不实用的话所引起来的。孔子反对法治，因为法可以使“民免而无耻”，其实他老人家所反对只是朴素的“刑法”。

孔子又提倡礼教，认为一切社会行为要“以礼节之”，个人修身也“不如好礼”。“礼”事实上则是与朴素的“民法”相关之一环。孔子生在农业经济时代，一切以不成文法的“礼”来“调节”就足够了。在一个复杂的工商业社会里，法治就不可避免了。

所以在一个中产阶级主政的国家，与生产发展并驾齐驱的则是衣食足（经济）、礼义兴（教育文化），接着才有法治和民主。

可是“城市中产阶级”并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反动派制造出来和无产阶级对抗的。相反，它是由于经济发展，把无产阶级逐渐提升上去的。今日家庭收入超过一般知识分子的美国产业工人（industrial workers），早已不是无产阶级——他们是不折不扣的中产阶级的劳动者。

近三十年来“城市中产阶级”在亚洲“四条小龙”中的崛起，也是笔者这一批海外学人所亲眼看到的，不算什么稀罕。

结论：没有求证的假设

所以我们祖国大陆“落后”的主要问题无他，缺少一个自发自励的中产阶级故也。然则大陆上能否步台湾、香港地区及韩国、新加坡后尘，扶植起一个“城市中产阶级”呢？

不愿在中国扶植一个“中产阶级”，我们这个“秦制度”有没有他途可循呢？这两点便是笔者拙文中不愿乱作结论的大胆假设了。

关于前一点，国中领导阶层本有意为之，但行起来至为不易。须知大陆这个自商鞅而下一脉相承的中央绝对集权的“秦制度”原为锄灭中产阶级、打击工商发展而设计的。现在怎可摇身一变，于旦夕之间就成为振兴工业、扶植中产阶级的保姆呢？这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安有善果？

中产阶级的初期工业化的必要条件是减少管制、大幅开放——美国当年所谓“最好的政府，就是最不管事的政府”是也。中国这个铁桶一般的“秦制度”，管人及于床笫之私，它何时才能开放到容忍中产阶级崛起的程度？吾人不知也。大幅开放与减退管制（decontrol or decentralize），其以九七后之香港为试点乎？否则那个烫手山芋如何掌握？

但是截至目前，中国当轴似尚无丝毫意图来变更那个“以吏为师”的“秦制度”老传统。在这个老框框里能否搞出个工业化、现代化来——脱胎换骨，吾为中华民族创造历史的智慧，馨香以祝之。

1987年9月28日脱稿于纽约

原载《传记文学》第五十二卷第二期

清季中美外交关系简史

美利坚合众国与大清帝国之间的外交关系持续了一百三十年之久，并为后期关系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事实上，这一国际交往取决于贯穿整个19世纪在东西大陆上与之平行发展的三个历史潮流。任何外交家及他们所代表的政府都很难改变近代历史洪流之强大的汇合，他们也只能是顺应历史潮流、到达目的而已。

第一个历史潮流是大清皇朝的日趋衰落。像以往两千多年中的许多朝代一样，它也照例是经过很长一段时间的繁荣昌盛、和平稳定后衰败的。它的日趋衰退一方面充分地表现为清朝统治阶级的骄狂自大、顽固不化、愚昧无知及腐败堕落，另一方面是穷苦百姓的不断起义暴动。为了应付西方的挑战，清人只能是旧瓶装新酒，进行一些浮光掠影的“改良”，几乎产生不了什么鼓舞人心的结果[1]。这乃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大悲剧。同时，它成为中国历史的固定背景，一切历史的表演都离不开它。

第二个历史潮流是在亚洲不断上涨的欧洲扩张主义洪流。无论中国人或美国人作出什么样的反应，这洪水一如既往向亚洲大陆深处流淌，直到各扩张主义列强精疲力竭，或是创造一种势力均衡的形势[2]。来自中国的抵抗势力，不管是启蒙的改良主义者，还是目不识丁的义和拳，皆非重要因素。在中美关系的发展中，无论是好是坏，美国都很少与中国进行直接交往，而更多的是与其他列强进行有关中国的交涉[3]。

第三个历史潮流是美国的边疆政策跨越太平洋向中国的缓慢移植。它以言过其实的杰弗逊理想主义为起点，以汉密尔顿的商业主义而告终，并决定着美国的殖民主义者、商人、传教士以及在国内或海外的外交家和“老中国通”的含蓄和公开的行为[4]。它也使太平洋两岸的“约翰·中国佬”（译者注：此系西人对华人之蔑称）受害不浅。所有这些都植根于“缔约前期”。

“缔约前期”的中美关系

在美国独立战争之前，两国之间没有直接的联系，不过，美国殖民者倒是消费了大量的中国茶叶。这仿佛是与鸦片贸易相反，这种中国商品经过东印度公司进口到美国殖民地。这种无害商品的过多供应最终导致了在波士顿的一场武装起义[5]。尽管美国的独立战争从未被称为“茶叶战争”，但正像英国的鸦片在中国所引起的后果一样，由东印度公司进口的中国茶叶导致了武装起义，并由此产生了美洲十三个殖民地的独立。

1784年美国独立战争结束不久，也许更多的是出于感情因素而不是商业原因，这个新独立的国家向中国派出了第一艘船“中国皇后号”。美国驻华的第一位商人领事萧三畏（Samuel Shaw）随船来到广东，并载回了第一批未经英国中间人之手的茶叶及其他商品[6]。

中美贸易的发展是缓慢的，但很稳定，特别是在欧洲商人被拿破仑战争重创的18世纪末叶[7]。尽管美国商人在1812年的战争中有过一段不景气，但他们在几十年里赚了相当可观的利润，仅次于英国。他们甚至涉足于臭名昭著的鸦片贩运走私，与英国垄断主义者展开激烈竞争。值得庆幸的是，19世纪30年代后期鸦片贸易的不景气，竟意外地使美国商业公司免于更深地卷入到1839——1842年那场恶名远扬的鸦片战争中[8]。

鸦片战争前的美中商业关系是使双方都心满意足的。那时，广东是唯一向西方商人开放的贸易港口，中国所有的贸易都是由为数不多的几家垄断商行控制[9]。六十年来中美未签过任何商业条约，而据记载也未发生过什么事故。当中英鸦片战争爆发时，美国人对中国人是深感同情的。对许多美国人说来，鸦片战争是“一个国家对另一个国家发动的最不正义的战争之一”[10]。

战后，在华的美国商人甚至反对美国政府与中国签订商业条约的举动，因为中国政府已经自愿将英国靠战争手段所取得的一切贸易优惠权都给予他们。和中国签订这么一个不必要的条约只能损害中美贸易的发展。因此，当泰勒总统派遣第一位美国特使凯莱布·顾圣（Caleb Cushing）来广东洽谈签约之事时，美国商人对这一活动群起而攻之。不过传教士们对签约大加赞赏[11]。

由顾圣和清朝钦差大臣耆英签署的《中美望厦条约》实在是一个毫无必要的条约。它只不过是再一次确认了中国已经给予美国的优惠权，如五口通商、治外法权、协议关税等。但是，美国也同时从该条约中获得了中国给予的最惠国待遇，这是大清帝国首次给外国这种待遇，中国政府还保证该条约可在十二年后修正，这一待遇是英国与华谈判中未提出过的[12]。

中国外交政策的两次循环

继1844年签订《望厦条约》之后，中国官员和他们的美国同行在美国南北战争前的十六年中都经历过一段对现代外交的不成熟期。中国的外交政策在道光和咸丰两代皇帝期间发生了两次相似的循环。在鸦片战争期间，由于道光“僵硬”政策的失败，导致了十年的“绥靖”。而年幼无知、骄横自大的咸丰1850年继位后又重蹈这一悲剧循环之覆辙[13]。

年轻的咸丰皇帝与头脑简单的儒家学者、两广总督叶名琛一道，立场坚定地反对英国的入侵——正是英国的不断入侵导致了1856年爆发的亚罗船战争。但是，1859年大沽战役之后，咸丰很快就学会了如何屈从现实。尽管这场小规模的冲突以中国取得了史无前例的胜利而告终，但咸丰意识到了他的根本弱点以及战争可能带来的后果，他情愿重新采用最初由耆英和他父亲制定的老一套绥靖主义政策[14]。

不幸的是，皇帝此时改变主张为时已晚，他不但丧失了首都，连自己的性命也没有保住。1860年英法联军攻陷北京，不久皇帝本人也在焦虑中死于靠近满洲边界的热河行宫里。其结果是中国和外国列强1860年在北京签订了一系列条约，进一步丧失主权。这些条约内容包括：鸦片贸易合法化；外国船只在中国内部水域的航行权；在京设立外国使领馆，以及中国割让沿海省份给俄国，包括海参崴港，后被俄国人改名为符拉迪沃斯托克（字意是“镇东”港）[15]。

此后，由驾崩皇帝的弟弟恭亲王带领的大清官员很少敢对西方列强——特别是大不列颠——再说一声“不”字了。中国现已被彻底打开了大门，已无力守卫这些开放的门户。

美国公使中两条路线的斗争

和中国不同，美国的对华政策在内战前的十六年中，用毛泽东的话说，是经历了一场“两条路线的斗争”。在1856年皮尔斯（Pierce）政府结束以前，美国人不知道在中国该如何行事。美国政府就简简单单地让驻华的外交官们自己见机行事。这样，美国的对华政策便在美驻广东公使中产生了两条路线的斗争。

一条路线是由美第一任驻华公使义华业（Alexander Hill Everett）提出的。1846年10月他一抵达中国，就马上意识到中国正处于即将成为“第二个印度”的危险之中。作为一名职业外交家，他向国内政府建议“为防止中华帝国被大英帝国完全吞噬”，美国应与其他西方列强，特别是俄法两国，取得一种“全面理解”，并且“共同”采取行动，以便能够劝说英国“重新考虑她反对天朝（指清政府）独立的计划”[16]。

这一秘密急件其实是最早包含“门户开放”政策的建议，比海约翰（John Hay）的建议早了半个世纪。尽管义华业的提议没引起注意，但五位继任公使继续坚持他的政策的大致路线，几乎没作什么改动。德威士（J.W.Davis）、马沙利（H.Marshall）及麦莲（R.L.Mclane）三位这样做是出自他们自己的推断；而其他两位，列卫廉（William B.Reed）和华若翰（John E.Ward）则是接受了国内政府的明确指示的[17]。

遗憾的是，他们在上任以前没有一个人了解中国，上任后谁也没在中国驻过两年以上。最糟的是，由于工作原因，他们彼此从未见过面[18]。所以，尽管他们的建议是一致的，但他们却制定不出一套可行的对华政策供美国政府采用。结果，他们的建议没有一个对华盛顿产生过明确的影响，一般是建议人一离开中国，其建议就被搁置一边了。因此，他们这条政策路线很容易被第二条路线所取代。这第二条路线是由伯驾（Peter Parker）一个人提出的，他虽然断断续续地但却是有效地指挥着美公使馆，其时间之久超过他四位前任任期的总和[19]。

伯驾是一位在华的传教士。由于他能讲一些粤语，顾圣、义华业及他们之后的官员常请他帮忙，起初做翻译，后又任美驻华公使馆秘书。在一名美驻华全权委员回国后和另一委员来华之前这段时间里，伯驾总是任美公使馆的代办。在伯驾本人于1855年8月被正式任命为第六任美驻华全权委员以前，他曾六次被任命为代办。他任美驻华全权委员两年[20]。

伯驾的对华政策完全是从传教士的利益出发，要求异教徒的天朝帝国“顺我者昌，逆我者亡”。他极端支持英国在远东的炮舰政策。对他说来，清王朝最好能四分五裂，以便在其废墟之上建立一个“上帝王国”[21]。

因此，伯驾从一开始就反对义华业的方针。义华业1846年6月在澳门一死，伯驾就完全改变了美在华的立场。这位传教士出身的外交官与英国人紧密合作，阻止一切在这异教帝国发展美国一个独立对华政策的可能性。他利用全权委员德威士和麦莲对中国情况缺乏经验的弱点，想方设法让他们服从他个人意志行事；全权委员马沙利在1853年上海发生天地会起义期间与英国人意见不合，伯驾还采取行动抵制马沙利[22]。

这位传教士外交家不仅按照英国人的做法在炮舰上向诚惶诚恐的清人提出无理要求——即使这是一条无用的炮舰，他还认真严肃地向华盛顿建议占领台湾，并与英法结成非正式联盟以向华发动联合战争[23]。

皮尔斯总统和国务卿马西（William L.Marcy）对伯驾这火药味极浓的对华政策吃惊不小，这反而倒使总统被迫亲自处理这一问题。这是美国历史上白宫第一次否决了自己驻华使节的建议，并开始制定它自己独立的一套政策。布坎南总统（Buchanan）完全同意了他前任的意见，召回了伯驾[24]。

协作外交

伯驾的这段插曲虽然很短，但却在两国的外交关系上造成了极大的影响。鸦片战争后和伯驾出现以前这段时间里，清朝曾一度认为美国佬是自己的朋友，在危急时刻可以请他们帮忙。不幸的是，伯驾把清朝人的满心希望化作噩梦一场[25]。没有美国人的帮助，耆英的绥靖政策面对英国人的不断入侵是注定要失败的，事实上也是如此。耆英的失败使由徐广缙和叶名琛领导的一群顽固无知的中国汉族学者应运而生。他们那貌似成功的闭关锁国政策使道光皇帝误入歧途，改变了其政策方针，结果以中国在与英法联军的战争中第二次失败而告终[26]。

伯驾在美国公使馆里遗留下的伤痕也给美国的对华外交带来了挫折。当列卫廉和华若翰在英法联军与清廷作战期间相继被任命为美国全权委员（或公使）时，他们被授命彻底改变伯驾的政策，只保持和欧洲列强的“和平协作”[27]。而这样做，他们就只好从头进行一段时期的外交实习。十四年中，美国的在华外交是极端混乱的，后来的使节们继承的是一个大乱摊子[28]。

列卫廉于1858年缔结、一年后华若翰又为之交换批准书的《中美天津条约》只不过是形势的必然产物。中国人不想进行认真的谈判，因为他们知道英国人反正要向中国提出更多的条件，而这些条件也会自然而然地给予美国[29]。缺乏经验的美国外交官甚至上了英国老牌中国通的当，从新条约中删去了旧条约（1844）中那值得称道的鸦片条款——禁止美国卷入鸦片贸易。这样一来，美国就把英国从一个全球性的尴尬局面中解脱了出来，后来，英国终于设法把鸦片贸易合法化了[30]。

英法联军对华战争结束以后，正如历史学家泰勒·丹尼特所指出的，“外国列强已从中国得到了他们想要的一切”[31]，至少是暂时地得到了。基督教列强意识到他们从太平军那里是不太可能得到同样的权益的，而他们又怕在这场持续了十年之久的太平天国革命中清政府垮了台，于是他们把十字架扔在一边，采取有力措施，帮助异教的清政府大肆屠杀中国的基督教“叛乱”者[32]。

因此，对于中国清朝统治者来说，英法联军对华之战是祸福各半的。由于暂时从一场危险的外国侵略中解脱出来，加之有西方镇压太平军起义的强有力的帮助，清政府于1861年开始了一个内部改革的新时代，即所谓“同治中兴”。在少帝同治和他的两个寡母慈安太后和慈禧太后的统治下，由思想解放的恭亲王领导，中国组建了近代的第一个外事机构——总理衙门，开创了一个协作外交的新纪元[33]。正是在这种协作的形式下，1861年末，林肯总统向中国派出了一个有协作精神的外交官蒲安臣（Anson Burlingame）[34]。

由于美国政府正忙于和南方奴隶主打交道，蒲安臣不受其政府严厉制度的限制。他在北京度过了四年，不仅学会了用筷子，也精通了他的本职工作。他那外露的正义感、随和的美国气质、个人的魅力以及在重大问题上诚挚的建议，使这位美国全权委员成为在北京最受欢迎的外交官。作为报答，蒲安臣似乎已摆脱了白人惯有的反异教徒倾向，这在他的传教士兄弟们及他们的后代中，整整一个世纪很少有人能做到。因此，双方的真正了解和真诚的互相尊重，使蒲安臣能在北京开始一个中美蜜月。这要比亨利·基辛格在同一地方所做的同样的事早了近一个世纪[35]。

甚至在罗勃特·李将军（Robert E.Lee）投降后蒲安臣回国探亲时，也看不出他对在旧北京的工作感到任何厌倦的迹象。但是，1867年冬天，华北彻骨的寒冷却驱使他寻找一个中国的佛罗里达。这可惊动了他的大清主人，特别是总理衙门的文祥，他们担心他们的这位美国顾问会一去不复返[36]。

“你为什么不能做中国官方的代表呢？”在一次晚宴上文祥这破例的问题使他的美国朋友吃了一惊。蒲安臣开玩笑地回答说，如果中国皇帝能任命他为“钦差大臣”，并授予他“红顶子”和“黄马褂”，他便接受[37]。

依照中国的传统，这并不是不可能的。照儒家大同世界的思想，使节可以在不同的宫廷之间转让[38]。于是，文祥和蒲安臣成了一对完美的搭档。手续几天就办完了，蒲安臣向华盛顿提交了辞职报告，并接受中国任命他为钦差大臣、特命全权公使和派往各缔约国的全权公使等职务[39]。

为了完善他计划好的周游世界的旅行，钦差大臣蒲安臣配备了一个颇为壮观的三十名随行人员，包括一名清政府实习外交官志刚，及一名汉族官员孙家穀。他们都是钦差大臣，不过他们的职位是二等官职。一名英国人柏卓安（J.Mcleavy Brown，英国公使馆的中文秘书），和一名法国人第商（M.Deschamps）被补充到使团里当秘书。这支19世纪清政府首次派遣的五花八门的外交使团于1867年底开始了他们的行程[40]。蒲安臣正式的第一站是华盛顿。用他自己的话说，“七年前”，他离开华盛顿时是“美驻华官员，现在又以中国驻美官员身份回到美国”[41]。

随后他与国务卿西华德（William H.Seward）于1868年7月28日签订了带有他名字的《中美条约》（译者注：该条约又称《蒲安臣条约》或《中美续约》），但这比起钦差大臣率领着五光十色的第一个中国代表团穿行在纽约和波士顿大街上所出的风头来确也逊色了[42]。该条约大半是仍旧生效的前一条约的重复，但新条约的确有一些有关中国向美移民方面的重要条款。两国同意共同阻止恶名昭彰的“苦力贸易”，允许在两国之间不受限制地自愿移居；为了监督商务和移民，美国各城市都将建立中国领事馆[43]。

1868年《中美条约》的签订的确使蒲安臣的“协作外交”达到顶峰，但是不久人们就大失所望了。蒲安臣死后才十八个月（他死于访彼得格勒期间），美国就关闭对中国移民开放的大门，并完全废弃了这一条约，两国的关系到了破裂的边缘[44]。

门户关闭政策

《蒲安臣条约》中的移民条款最早是由国务卿西华德起草的，他强烈主张开发太平洋沿岸。西华德赞成不限制中国向西海岸移民，希望该地区能得到大量廉价而有效的劳动力[45]。不幸的是，他的如意算盘与那时的反华情绪格格不入，这种情绪尤其在太平洋地区愈演愈烈。农场、工业，尤其是正处在紧张施工状态的太平洋中心铁路都迫切需要中国劳动力，但是民主党的劳工组织者们被中国人在劳力市场上的竞争力搞得惊恐不安，他们强烈抵制中国劳工[46]。

所以，从19世纪50年代初起，加利福尼亚的政客们便设法对中国工人征收各种形式的捐税，在加州的财政收入中，这些占了很可观的一部分。所有中国移民都不授予公民权。中国人不光受到法律的歧视，还要遭受肉体上的凌辱。从1855年到《蒲安臣条约》的签订，据记载发生了两百六十二起严重的排斥华工事件，包括对华工的个别或集体屠杀[47]。

《蒲安臣条约》签订不久，加州的民主党人提出了一个种族问题，并选出了一位民主党州长，这使排华运动达到了一个新的高潮。随着白人种族主义上涨，“中国佬的机会”迅速下降。1877年沙地反华工集会（译者注：Sandlot anti-Chinese meeting，指旧金山市郊沙地上拥护反华工运动者的集会）之后，种族问题成了所有政客竞选时的一个基本口号。在1880年的竞选年度里，共和党和民主党在他们的党纲里都写有反对华人移民的各种口号。其结果是，《蒲安臣条约》彻底变成了一纸空文[48]。

为了对付美国对该条约的践踏，通常是反应迟钝的大清政府这次却采取了一系列震惊世界的报复行动。1875年，总理衙门向华盛顿派出了第一个驻美特使[49]。这位中国官员陈兰彬是个传统的儒家学者，可是他的助手容闳受的却是美国教育。容闳1856年毕业于耶鲁大学，是中国第一位受过美国教育的人[50]。因此，这位中国官员和他的助手建议国内政府坚决捍卫条约权。遗憾的是，总理衙门所能做到的只是个口头抗议。而美国执意要破坏《蒲安臣条约》[51]。

然而，迫于其对手美国的强大压力，总理衙门于1880年9月同意和华盛顿签订另一条约，专门解决中国移民问题。在这个新条约中，中国政府承认美国政府有权“管理、限制或终止中国移民”，但不能“禁止”华工入美，尤其是对那些已在美国的或正在美国探亲的华工[52]。

但是，美国国会不久又将新条约变成一纸空文。1882年5月6日，国会不顾阿瑟总统的否决，通过了一项决议，规定十年之内不许华工向美移民，禁止各州向华人提供公民权[53]。这就是国会通过的一系列“反华工法案”（总称为“排斥华工法”）的第一个[54]；1884年7月该法案又得到进一步修正，加进了新的限制[55]。

随后，国会和各州逐渐地又通过了许多排华工法规，一套专门限制中国移民的规定就包含有九十三款之多，这实际上是剥夺了在这个国家中的中国人的一切生存机会[56]。最坏的是，这些法规使美洲大陆上所有的中国人动弹不得，使大洋两岸数以千计的家庭难以团圆[57]。美国专横地废除了与中国签订的所有条约。

1894年一场对日战争迫在眉睫，清政府决定接受既成事实，与华盛顿再次缔约，十年内终止中国移民[58]。可是美国的排华工运动并没有因为中国方面的妥协而有所收敛。19世纪末，美国得到了夏威夷群岛和菲律宾，排斥华工的法规于是被带过了太平洋，美国最高法院只愿意把宪法留在家里使用[59]。

在白人涉足菲律宾群岛以前中国人就在此居住了几百年，在夏威夷被美国吞并以前，那里华工的数量也远远超过白人工人。白人工人在这些岛上取代中国人是不容置疑的事实，可他们却让原来就在这里的中国人卷铺盖滚蛋[60]。

尽管衰败的清帝国在19世纪最后的二十年中处在随时有可能被各缔约国瓜分的危险之中，朝廷又极端腐败不堪，但总理衙门都还在顽强反击。19世纪80年代中期在罗克斯普林、塔科马和西雅图等地发生排华工暴乱，数十名华工被杀，为此，总理衙门向美国政府要求赔偿[61]。这是中国近代史上中国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向一个世界头号大国索求赔偿损失[62]。美国国会拖了很久才勉强地批准了这笔赔偿[63]。1891年，总理衙门鼓足勇气宣布新罕布什尔州的参议员亨利·布莱尔（Henry W.Blair）为“不受欢迎的人”（他是个长期排华工的政客），并在哈里森总统任命他为美新任驻华公使后拒绝接受他来华[64]。十一年以后，中国驻华盛顿公使伍廷芳甚至警告美国，如中国移民在美受害，他将以牙还牙[65]。

但是，无论中国怎么努力也不能减轻美国种族主义的不断上涨。义和拳起义失败四年以后，美国政府再度强迫中国与之签约，永远不许中国人向美移民[66]。由于这一无理要求，中国激发了一场抵制美货运动[67]。

然而，不管中国采取什么样的行动，美国政府一意孤行，坚持它对华的门户关闭政策。中国驻美公使馆数十年来与美国务院之间毫无联系[68]，不过，美国人却一意孤行地想让太平洋彼岸的中国大门一直为美国公民敞开。

门户开放政策的发展

门户开放政策不像终止中国移民的谈判那样只和中国政府单方面进行，它是在西方列强间进行的。他们认为没有必要让中国人参加。

值得回顾的是，从19世纪50年代中期的皮尔斯政府以来，美国的对华政策就以和西方列强的“和平合作”的基本原则为前提[69]。西华德在19世纪60年代曾这样说：“美利坚合众国不能侵略别的国家，尤其是中国。”[70]美国也不需要成为一个侵略国，只要最惠国待遇能保证它的那些商业特权，一个落后、安定和独立的中国最能满足美国的利益。然而，在中国不得安定的时候，如在1884——1885年的中法战争[71]及十年后的中日之战时，美国就保持中立[72]。如果可能，美国也愿意做调解人。那时美国尚不是一个远东大国，它的商业利益不允许它过多地卷入这些事情。

但是，上世纪末情况就大不一样了。由于西班牙战争的结束，美国控制了菲律宾，它几乎一夜之间变成了远东的一个大国[73]。几年的时间里，它在中国的商业利益几乎翻了一番[74]。

而大清帝国则向相反的方向发展。它在中日战争中败阵不久，在年轻的光绪皇帝支持下进行的“百日维新”就流产了。由于在慈禧太后干预下他失去了自由，这位启蒙的年轻君主丧失了一场政治改革给这暮气沉沉的帝国带来的一切改变[75]。内乱招致了更多的外国侵略。在所有外国侵略中，最凶恶的来自北面，俄国1895年将日本人逐出辽东半岛后，自己便溜进了这一地区[76]，在短短的三年里，辽东半岛连同它的两个海港——大连和旅顺就落入了俄国人手中。随后，整个满洲地区都沦陷为俄国人的势力范围[77]。

德国和英国在与俄国殖民地相对的渤海湾也采取了相应的行动。前者占领了胶州湾，后者占领了威海卫。英法为了防止其他列强侵吞自己的势力范围，他们分别强迫中国答应不将沿长江及南方海岸的各省让与任何其他大国[78]。与此同时，俄国和英国也达成协议，约定前者不得在长江流域建立租借地，后者则不在长城以北建立租借地[79]。

其他欧洲列强也同样效仿。1898年，法国攫取了广东西部的广州湾；意大利、葡萄牙和比利时也分别想从垂死的天朝帝国那里瓜分一份土地。这些各种各样的特许权包括修筑铁路、采矿和组织有影响的国际财团，更不用说中国边界地区的西藏、云南、新疆和蒙古了，它们在不远的将来都有可能被外国占领[80]。

作为国际角逐中的一位迟到者，美国只好垂头丧气、眼巴巴地看着别人瓜分中国。美国在京公使康格（E.H.Conger）拿不定主意，美国是否也该“在中国海岸上拥有和控制一个良好的加煤站”，或是作为“瓜分中国的列强之一，拥有一部分财产”。即使这样，康格意识到，“也有些为时已晚了”[81]。美国作为远东新崛起的大国，其商业利益又仅次于英国，它不能够被挤出中国的任何地方。所以，维持中国的现状能最好地满足美国的利益[82]。

美国的沉默却从英国传出了回声。英国在华的利益大得使之不能脱离中国的任何一个角落。义和拳起义前数十年，中国百分之八十的对外贸易是和英国进行的，英国所交的关税也占中国所收关税的百分之七十之多；同时，中国超过百分之八十五的进出口货物是由英国船只运载的[83]。由于对英国来说，约半个世纪前美公使义华业担心它会把中国变成第二个印度的可能已为时过晚，所以它迫切要保持中国的领土和主权完整，以有利于英国的发展[84]。这样，光是商业利益一项就使英美在华的合作成为必然产物[85]。

“门户开放政策照会”的起草是一项复杂的工作，时至今日，历史学家还在为此争执不休[86]。总的说来，可以肯定的是，门户开放运动是由国务卿海约翰执行的英美联合方案。在取得英国方面的完全理解之后，海约翰从1899年9月6日至11月7日向缔约各国发出了一系列官方照会，即所谓“门户开放政策照会”。美国通过它要求各列强在中国问题上达成一致的理解。海约翰建议各列强为了他们的商业和航海，应在中华帝国内的所谓“势力范围和利益”方面享受完全平等的待遇，允许中国在各势力范围内保持其行政制度。简而言之，领土完整和与中国有约各国的商业上的利益均沾，应该得到所有有关大国的保证[87]。

“照会”首先发给英国，但英国政府只是有条件地采纳了它，保留了香港和九龙。德国的条件是其他列强接受它就接受；法国、日本和意大利也是如此。唯一想回避这问题的缔约国是俄国。但是，光俄国一家是不能坚持其立场的，不久，它就同意与诸列强为伍了[88]。

然而，尽管似乎是取得了一致的同意，门户开放原则的可行性却受到了一系列世界战争的考验——西班牙战争、义和拳起义及日俄战争——在此过程中，包括美国自己在内的各缔约国的自私欲望把那些唱高调的原则彻底推翻了。

门户开放面临三场战争

“门户开放政策照会”于1898——1899年的西班牙战争中期起草，于1899——1900年的义和拳起义中期颁发，在1904——1905年的日俄战争期间以惨败告终。

西班牙战争使美国变成一个（用康格的话说）新的远东“财产分享者”[89]。像其他殖民列强一样，美国现在愿意舍去它的在华利益以换取它在菲律宾殖民地的安全。这种鼓励殖民地的做法在义和拳战争中得到充分表现。

美国坚持门户开放原则的确在义和拳战争中起了“积极的作用”。一方面，它设法将战场缩小在中国首都附近，同时向南方的中国总督提供有力的援助，以保持一种“地区中立”；另一方面，美国还帮助清政府减少其赔偿总数，使清政府得以生存[90]。

然而，华盛顿却无力阻止沙俄在满洲向中国发动的战争。俄国人利用义和拳起义的机会，夺取了整个满洲地区。俄国重演了四十年前在英法联军对华战争中成功的手段，向中国奄奄一息的谈判人李鸿章施加不堪忍受的压力，以期永久占有全部或部分满洲[91]。

这样，美国在应付这场新的国际危机时，被迫做出选择。它是站在英国和日本一边阻止俄国人在满洲的扩张呢，还是对俄国人置之不理呢？如果美国站在英日联盟一边反对遥远的俄国，最终也许会把日本帝国主义者招引到菲律宾去，促成英国人返回巴拿马运河区以至阿拉斯加或俄勒冈。考虑到这潜在的侵略，华盛顿于是决定不管沙俄，以便创造一种可能的势力均衡，这样也许能保护其殖民利益[92]。这样做，美国实际上促使中国的大门在未敞开前就关死了。

俄国人在中国东北的扩张促使英国在西南部采取同样的行动。1904年夏，英国向西藏派去一支远征军，占领了西藏首府拉萨，并强迫达赖喇嘛与之签订一项非法条约，实质上是将西藏变成了英国的重要保护地[93]。美国驻英大使约瑟夫·H.科特（Joseph H.Choate）引用“门户开放政策照会”抗议英国的在华行动。这个抗议被英国简单地置之不理[94]。这也很合逻辑，如果满洲可以不在门户开放政策之内，西藏没有任何道理非包括在内不可。

不过，门户开放政策的协议直到1904年爆发日俄战争时，才被完全废弃。那些好战的国家以及支持它们的列强对这场战争都各怀自私的欲望。事实上已经统治了满洲的俄国，除了军事上的失败是不肯让出一寸土地的[95]。历史学家A.威特内·格里斯沃尔德认为：“日本对俄国的事实上统治满洲倒希望中国至少在目前有法律上的主权[96]。”

日本首先要消化掉朝鲜，然后才有能力将其统治伸延到满洲。英国倒想袖手旁观日俄在“极远东”发生武装冲突，这样可以把北极熊从中东和印度拖开[97]。德国和法国都想通过援助俄国这个坚决不让满洲和中国北方在战争中保持中立的国家，以从这个被瓜分了的东方帝国那里得到各自的一份利益[98]。

西奥多·罗斯福总统和他的国务卿海约翰都深深地卷入到这场国际角逐中了，他们希望在亚洲的那一部分看到一种势力均衡。美国总统为了帮助在战前准备中较弱的日方，默许了日本吞并高丽王国，同时，除了没和日本结成军事同盟以外，尽了最大努力助日本一臂之力[99]。

可是，俄国在满洲南部刚被打退，美国总统就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在朴次茅斯的会议桌上，罗斯福想方设法解救在满洲的俄国人。结果是该地区由两强分治，俄国占领北部，日本占领南部。在朴次茅斯会议上，美、日、俄三国谁也不去理会中国的反应，而战争是在中国土地上进行的，许多无辜的中国人为此丧生[100]。

此外，随着总统对“黄祸”的恐惧与日俱增，美国的门户开放政策在满洲又进一步退缩了。它与正在兴起的日本帝国主义者签署了一系列补充条约，牺牲中国和朝鲜。1905年夏，总统批准了秘密签订的《塔夫脱——桂太郎协定》，其中美国承认日本对朝鲜的“宗主权”，以换取日本不侵略菲律宾的保证[101]。

三年以后的1908年，在秘密签订《卢特——高平协定》后，美国总统又进一步退缩了。在这个新条约里，日本再次保证不侵略菲律宾。同时，美国巧妙地逃避了它在满洲保持门户开放政策的责任。在提到保持中国领土完整的原则时——这是门户开放政策的基石——“领土”一词从协定中被删去了[102]。

值得注意的是，“领土完整”和“机会均等”这两项原则——这仍是构成门户开放政策的基本原则——倒酷似暹罗那对连体双胞胎的心脏，一旦一个停止了跳动，另一个也随之停止跳动。

通过在《卢特——高平协定》中向日本让步，罗斯福给予他的前任——他自己——和海约翰十年前制定的这个短命政策以致命打击[103]。由于在远东没有一个能指导他们的可行政策，美国人的所作所为与他们的欧洲白人兄弟也无所不同了。当后者仍抱着炮舰不放时，美国佬则开始寄希望于他们的钞票了，但钞票的威力可就不如炮舰了。

金元外交

塔夫脱总统开展的金元外交取代了他前任的门户开放政策，这证明美国在远东成为一个羽毛丰满的帝国主义强国的时机已经成熟。直到此时，其他帝国主义强国都在欧洲。美国的边界终于跨过了太平洋。该国从政治上、军事上，以及经济上都已准备齐全，打算来分享中国这块“美味的蛋糕”了[104]。

美元首先是经过美国铁路大王哈里曼（E.H.Harriman）之手流入满洲的。已经控制了美国三大铁路系统的哈里曼——太平洋联合线、太平洋南线和太平洋中线——现在正计划把他的帝国扩张到全球。他在满洲的计划是在俄国控制的中东铁路和日本控制的南满铁路之间铺设一条新的铁路系统[105]。塔夫脱总统和菲兰德·诺克斯（Philander C.Knox）国务卿密切合作，以实现这一计划[106]。

然而，美国的努力未能产生预期的结果。美国不但没有拆散在满洲的俄国人和日本人，反而使他们联合起来了。这两位旧日的敌人握手言和，签订了一系列的秘密协议，一致反对第三者插足满洲。这不仅改变了远东的势力均衡，而且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造成了一种新的欧洲列强联盟[107]。

美国银弹的第二个目标是计划中的湖广铁路系统，它由汉口南至广东，西至四川。19世纪90年代美国金融界首先寻求这一机会，但却未能继续下去[108]。20世纪初，中国商人和绅士在国内筹集资金想恢复这一工程，由于他们缺乏早期工程的充分条件，结果招致了政府的干预。

1911年初，朝廷宣布了一项国有化方案，并开始与英、法、德三国金融集团组织的财团进行谈判，谋求贷款的可能性。现在，由强大的摩根（J.P.Morgan）率领的美国金融界觉得自己被别人小看了，经过无数艰难的讨价还价，摩根集团终被纳入上述国际财团[109]。然而，一美元还没贷出去，大清帝国政府就无法控制局面了。它那国有化方案遭到举国上下的抗议，并导致了1911年10月在武昌的一场革命起义。这场起义结束了清王朝在中国的统治，也结束了清朝和美国佬之间长达一百三十年交往之中的最后一项商业交易[110]。

编史工作及历史学家

在结束了对清朝时期中美关系的扼要回顾之后，笔者仍然不清楚从参考大卷的专题著作中究竟得到多少真实的东西。除了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的年轻学者最近发表的为数不多的论文外，有几篇用中文写的有关这一题目的论文很值得认真研究。旧中国的感情用事和研究设施的缺乏，严重破坏了中国学者在外交领域的研究[111]。所以，对职业文献学家来说，中国早期对外关系的透彻研究似乎一直被英语作者所垄断。仅哈佛大学出版社一家出版的诸多出版物就使台湾海峡两岸的中国人望尘莫及。

但是，西方关于中国外交著作的佼佼者也是不无偏见的。最为严重的是，他们研究特定历史事件的一成不变的方法，长期以来一直如此。一代代的学者只是搜罗一些补充事实，或造一些新的术语以证明前几代学者提出的观点。譬如，从上世纪中期起，传统学者几乎没人愿意承认鸦片战争的主要起因是鸦片贸易，在他们看来，鸦片战争仅仅是清朝抑商主义的必然后果。不管当时进行的是什么贸易，鸦片也罢，大米也罢，中国与西方的武装冲突都是在所难免的[112]。

这种“鸦片战争与鸦片无关”的研究方法至今仍被一些知名学者所沿用[113]。但中国的最新发展已使有心的读者对传统的专家之见产生怀疑。

鸦片战争有可能不是为鸦片而进行的，正如美国的独立战争不是为茶叶而进行的一样。但是，很明显，鸦片战争的主要原因不是道光皇帝的抑商主义，而是他无能，无法将外国舰队从中国领海驱走，从而管理其商业。美国在早期并未卷入与清朝的冲突，这只不过是因为美国的“扩张主义者”还不能像他们在西班牙战争中那样成功地跨越太平洋[114]。

“排外主义”是传统学者造的另一个专有名词，描述中国早期的对外关系特点。尽管这个词还尚未被词源学家所接受，但是，在任何一部英文的中国近代史专著中都有这个词[115]。然而，这些书的作者所讲的事情仅仅表明中国的排外主义绝不比同一时期在中国的外国排外国的排外主义更严重。海约翰的门户开放政策，事实上是反对后者而不是前者；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罗斯福和塔夫脱总统制定的政策其目的也在于此。中国的排外主义，包括本世纪初的抵制美货，纵使不是纯粹的无稽之谈，实际上在中西方关系方面也只是起了微乎其微的作用[116]。

义和拳运动，作为一个纯粹自发的反基督教群众运动，经常被西方学者用作19世纪中国毫无意义的排外主义的突出事例[117]。最近，由主教文鲜明（Sun Myung Moon）和他的联合教会（编按：又译统一教）举行的宗教竞赛又一次证明传统的反义和拳论点是一派胡言。如果年轻的联合教会会员们的爹娘有理由“解除”他们的孩子的宗教活动的话，那么中国方面一百年前的孔教社会则更有理由解除基督教会在华的活动。况且，事实上年轻的联合教会给它会员的双亲们的社会带来的混乱比之基督教传教团给中国社会造成的混乱来，真是小巫见大巫了[118]。

此外，很少有西方学者把中国的排外主义与美国同时期的排华运动进行比较[119]。正因为清朝与美国的关系是一段独特的历史，所以这两个事件事实上是同一事物的两个方面。短命的义和拳起义比起美国的排华主义运动，似乎应同样受到重视，但后者却几乎被所有著名的美国外交史学家所忽略。即使那些想把美国的排华种族主义作为一项独立的专题进行研究的学者，他们也毫不犹豫地把传统的“鸦片战争与鸦片无关”的研究方法运用到他们对“中国苦力”的研究上，正如最近一位学者提出的，排华运动的矛头并不是指向华工的，它是由中国人不适应美国的生活方式所引起的[120]。

所以，只看用西方语言出版的研究中美关系的书刊，人们便会相信太平洋两岸发生的任何坏事都要由“约翰·中国佬”负责。美国的主要学者还在顽固地捍卫这一老掉牙的结论，但有一些人却开始怀疑他们所继承的至理名言[121]。对于前者来说，这结论就是和万有引力一样的真理，而太平洋彼岸的那些未受训练的学者只能在一些不成熟的研究基础上提出他们的论点，还总是伴有不必要的感情用事。实际上，双方都难免有固执的一面，但是，虚伪的学术空气，毫无疑问，对真理的探索则更加有害。

用乔什·贝灵斯（译者注：19世纪美著名作家，以幽默的随笔著称）的话说，“什么也不学胜于学到谎话”。外交官们目前正在议论中美关系正常化，两岸的学者何不就此良机考虑在学术界开展一个正常化运动呢？

【附注】本篇英文原稿载纽约圣约翰大学发行之《亚美评论》第一卷第四期（1984）。由郭中迅译为中文，载北京《国际关系学院学报》第一期（1988），文题为“清朝人与美国佬1784——1911”，收入本书改今题。

注释

[1] 参看费正清、埃德温·O.赖肖尔（Edwin O.Reischauer）和阿尔伯特·M.克里亚格（Albert M.Criag）合著《东亚，近代的转变》，波士顿：豪顿·梅夫林公司，1965年，第2、5、6、8章。

[2] 参看费正清著《1898年以前的美国对华政策：一个错误的观念》，《太平洋历史评论》，1970年，39，第409——420页。

[3] 参看赫伯特·费斯（Herbert Feis）著《中国之乱：从珍珠港到马歇尔使团期间美国在中国做出的努力》，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53年，第279页。

[4] 参看威廉·阿普尔曼·威廉斯（William Appleman Williams）著《边疆观点与美国的对外政策》，《太平洋历史评论》，1955年，24，第379——395页。

[5] 见摩迪穆尔·J.艾德勒（Mortimer J.Adler）编《革命岁月》，载于《不列颠美国革命丛书》，芝加哥：大英百科全书出版公司，1976年，第5——7页。

[6] 见萧三畏（Samuel Shaw）著《萧三畏少校日记，美第一任驻广东领事》，波士顿：威廉·克罗斯比和H.P.尼科斯公司，1847年，第163——200页。

[7] 见肯尼斯·斯科特·拉图雷特（Kenneth Scott Latourette）著《中美早期关系史，1784——1844》，载《康涅狄格州文理学院学报》ⅩⅫ，1917年，第17页。

[8] 见查尔斯·C.斯戴尔（Charles C.Stelle）著《19世纪美在华的鸦片贸易》，《太平洋历史评论》，1941年，3月号，第74页。

[9] 参看梁嘉彬著《广东十三行考》，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

[10] 威廉·C.韩特（William C.Hunter）著《“番鬼”在广州》，上海：开利和沃尔什公司，1911年，第74页。

[11] 见唐德刚著《美对华外交政策，1844——1860》，西雅图：华盛顿大学出版社，1964年，第23——24页。

[12] 见《中外条约汇编》，上海：海关监察总署统计部出版，第1卷，486页；又，见[11]，3——4页。

[13] 同上，第283——286页。

[14] 同上。

[15] 见霍齐亚·巴罗·莫斯（Hosea Ballou Morse）著《中华帝国的国际关系：战争阶段，1834——1860》，伦敦：朗曼·格林公司，1910年，I，613ff；又见唐盛镐（Peter S.H.Tang）著《沙俄与苏联对满洲和外蒙的政策，1911——1931年》，美国：杜克大学出版社，1959年，“历史背景”部分，第3——51页。

[16] 见义华业（Alexander H.Everett）致国务卿书，第28号，澳门，1847年4月10日。载《外交文件原档》，美国国家档案馆缩微影印，92：4，此后引用为DD-USNA。

[17] 见[11]，第283——285页。

[18] 同上。

[19] 同上。又见爱德华·沃斯·古里克（Edward Vose Gulick）著《伯驾与中国开放》，美国：哈佛大学出版社，1973年，第166——195页。

[20] 同上。

[21] 同上，第36——37页。

[22] 同上，第123页；又见《众议院行政档》第33届国会，第一次会议，第123号文件。《汉弗莱·马歇尔通信集》中多处出现。

[23] 见国务卿马西致伯驾书，第10号，华盛顿D.C.，1857年2月27日载《外交指令集》，美国国家档案馆缩微，77：83，第151页。此后引用为DI-USNA。

[24] 伯驾致马西书，第34号，澳门，1856年12月12日；载《参议院行政文件》，第22号，第35届国会第二次会议；又见《伯驾通信集》第1082页；又见伯驾给当选总统布坎南的信，澳门，1857年2月13日，同上，第1025——1028页，及第1322页。

[25] 参见[11]，第87页。参看[2]第414——415页。

[26] 见《清代筹办夷务始末》，北平：故宫博物院影印发行，1930年，道光时期，LXXX，15。此后引用为IWSM-TK或HF或TC来分别表明道光、咸丰、同治的统治时期。

[27] 参看泰勒·丹尼特（Tyler Dennett）著《东亚的美国人》，美国：巴恩斯和诺布尔公司，1941年，第311页以后。

[28] 见列卫廉在香港港口停泊的“明尼苏达号”舰上写给路易·卡斯的信，1857年11月10日。载《参议院行政文件》第36届国会第一次会议，第30号，第17页。

[29] 见[11]，第224——226、273页。

[30] 同上，第252——253页。

[31] 见[27]，第372页。

[32] 有关这方面的一般情况，见[15]，莫斯前书第二卷，第90——112页。

[33] 见玛丽·克莱鲍·莱特（Mary Clybaugh Wright）著《中国保守主义的最后立场：同治中兴，1862——1874》，美国：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57年，第5章。

[34] 见弗里德里克·威尔斯·威廉斯（Frederick Wells Williams）著《蒲安臣及中国第一个出访使团》，纽约：C.斯克里布纳公司，1912年，第28页以后。

[35] 见1867年（同治六年）11月21日恭亲王奏折，载IWSM-TC，51、27页。

[36] 见蒲安臣给西华德的信，上海，1867年12月14日，载美国国务院公布的《对外关系》档，1868年，第494页。

[37] “红顶子”和“黄马褂”都是清朝官制的最高级别的标志。

[38] 在中国古代，譬如春秋战国时期（公元前403——公元前221年）和三国时期（公元221——公元280年），各诸侯国之间的外交往来都是由少数训练有素的职业使臣进行的。他们多数是法家，可在不同诸侯国之间转换服务。这种转换从职业和道义上讲，都是无可非议的。

[39] 见[35]，1867年11月26日，载IWSM-TC，52/1ff。

[40] IWSM-TC，54/31ff.

[41] 见蒲安臣致总统的信，载《对外关系》，1868年，第603页。

[42] 见《1868年波士顿市对中国使团的欢迎和款待》，波士顿：阿尔弗莱德·马奇父子公司，市印刷厂，1868年，书中多次出现类似描写。

[43] 见[12]，Ⅰ，第525——530页。

[44] 见张存武著《光绪三十一年中美工约风潮》，专著第13号，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国近代史研究所，1966年，第一章。

[45] 参看乔治·E.贝克（George E.Baker）著《西华德的著作》，纽约：豪顿·梅夫林公司，1887——1889年，Ⅰ，第51页往后、第236页往后；Ⅳ，第24——75页、第125页；又见西华德著《加利福尼亚，联邦与自由：1850年3月11日西华德在美国参议院就加州行政管理发表的讲话》，华盛顿：布埃尔及布兰查公司，1850年，共十五页。

[46] 见玛丽·罗勃茨·库里奇（Mary Roberts Coolidge）著《中国移民》，纽约：霍尔特公司，1909年，成立出版公司（Reprint Service Corp）1968年重印，第378页以下。

[47] 见[44]，第5页。作者的统计数字是以美国某些未公开出版的资料为依据的。

[48] 见A.韦特尼·格里斯沃德（A.Whitney Griswold）著《美国的远东政策》，美国：耶鲁大学出版社，1962年第3次印刷，第335页。

[49] 见《清季外交史料》，1731年，第四卷，第17页；陈兰彬写给总理衙门的信件，1878年2月8日，见第十四卷，第31页。

[50] 见恒慕义（Arthur W.Hummel）编《清代中国名人录，1644——1912》，华盛顿政府印刷办公室，1943年，Ⅰ，第402——404页。

[51] 见[44]，第一章。

[52] 见[12]，Ⅰ，第532——535页。

[53] 见[46]，第96页以下。

[54] 同上，第302页以下。全面的背景研究，参见加利福尼亚州议院著《中国移民：其社会、道德及政治影响——加州议院中国移民特别委员会给加州议院的报告》，萨克拉门托：加利福尼亚州政府印刷公司，1878年，第302页。这是一份典型的排华公开文件，后来的所谓“排斥华工法案”即由此而来。

[55] 见[46]，第168页以下；又见亚利山大·萨克斯顿（Alexander Saxton）著《不可缺少的敌手：劳工与加州的排华运动》，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71年。

[56] 同上，中国驻华盛顿公使给中国外交机构的信，1905年，见[44]，第7页引用。

[57] 见梁启超著《美国华工禁约记》，[55]，第2页引用。

[58] 见约翰·V.A.马克莫雷（John V.A.MacMurray）编《1894——1919年与中国签订的及与中国有关的条约和协议》，纽约：奥克斯菲尔德大学出版社，1921年，Ⅰ，第9——11页。

[59] 见[44]，第5——7页；又见查尔斯·比尔德著《国家利益的概念》，芝加哥：四角图书公司，1966年，第30——50页。

[60] 见埃尔玛·C.山德迈尔（Elmer C.Sandmeyer）著《加州排华法案及联邦法庭、联邦关系研究》，《太平洋历史评论》，1959年，28，第49——66页。

[61] 见[27]，第546页；又见罗杰·丹尼斯（Roger Denicis）和哈里·H.L.基塔落（Harry H.L.Kitano）合著《美国的种族主义：对偏见本质进行的考察》，新泽西：普兰第斯·霍尔公司，1970年，第35——45页。

[62] 见[27]，第546页；又见[49]第七十卷，第12页。

[63] 同上。

[64] 同上，第八十卷，第10页。总理衙门1889年4月30日给驻华盛顿公使张荫桓的指示，北京。

[65] 见《对外关系》，1902年，第217页。

[66] 见埃德温·H.康格（Edwin H.Conger）1904年2月6日写给海约翰的信，载DD-USNA，92：126；又见《对外关系》，1904年，第216页。

[67] 见[44]，多次出现于该书中。到目前为止，张的研究是用中文研究此题目的最全面的书。

[68] 见[27]，第547——548页。

[69] 见威廉·L.马西手稿，国会图书馆手稿部LXXV，49475；又见[11]，第199——201页。

[70] 见西华德著《周游世界》，第216页，[27]，第412页引用。

[71] 见[15]，Ⅲ，第340——366页。

[72] 见杰弗里·M.德华特（Jeffrey M.Dorwart）著《辫子战争：1894——1895年中日战争期间美国的卷入》，美国：麻省大学出版社，1975年，第92——142页。

[73] 见朱利亚斯·W.普拉特（Julius W.Pratt）著《1898年的扩张，占有夏威夷及西班牙群岛》，芝加哥：四角图书公司，1964年，第230页以下；又见同一作者著《美国外交政策史》，衣格伍德·克里夫斯：N.J.美国普兰第斯·霍尔公司，1972年，第279页以下。

[74] 见查尔斯·比尔德著《国家利益的概念，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分析研究》，芝加哥：四角图书公司，1966年，第89页以下。

[75] 见李剑农著《中国近百年政治史》，邓嗣禹和杰罗米·英格尔（Jeremy Ingalls）合译。普兰斯顿：N.J.美国麦克米兰公司，1956年，第155——163页。

[76] 见O.埃德蒙德·克拉伯（O.Edmund Clubb）著《中国与俄国，一场“大游戏”》，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71年，第125页以下。

[77] 同上。又见唐盛镐著《沙俄与苏联对满洲和外蒙的政策，1911——1931》，美国：杜克大学出版社，1959年，第30页以下。

[78] 见[15]，Ⅲ，第120——121页。

[79] 见威廉·列奥那德·兰格（William Leonard Langer）著《1890——1902年帝国主义的外交政策》，纽约：瑙夫公司，1935年，Ⅱ，卷XXII，《义和拳的兴起》一章，第67页以下。

[80] 见[15]，Ⅲ，第101——127页，第5章《即将解体的中国》。

[81] 见康格写给海约翰的信，1899年3月1日，载DD-UTNA，106：155。

[82] 见山缪尔·夫拉格·贝米斯（Samuel Flagg Bemis）著《美国外交史》，纽约：亨利·霍特公司，1945年，第483页以下；又见[48]，第36——38页，第2章，《起草“门户开放照会”》。

[83] 见E.M.格尔（E.M.Gull）著《英国在远东的经济利益》，英国：牛津大学出版社，1943年，第49页以下；又见王曾才著《英国对华外交与门户开放政策》，台北：商务印书馆，1967年，第61——65页。

[84] 见[82]。

[85] 见费正清著《美国与中国》，美国：哈佛大学出版社，1971年，第925页以下；又见伊斯雷尔著《侵略主义与中美的门户开放，1905——1921》，美国：匹兹堡大学出版社，1971年，第200页以下。

[86] 同上；见费正清著《中美的相互影响：一个历史的总结》，美国：拉特格斯大学出版社，1976年，第62页以下。又见麦克·H.韩特（Michael H.Hunt）著《边疆保卫及门户开放：中美关系中的满洲，1895——1911》，美国：耶鲁大学出版社，1973年，第20——39页。

[87] 见[82]、[85]及[86]。

[88] 见《对外关系》，1899年，第128——143页。

[89] 见[81]。

[90] 见[15]，Ⅲ，第350——351页。

[91] 见窦宗一编著《李鸿章年（日）谱》，香港：友联出版社，1968年，第434页以下。

[92] 见洛依德·C.加德纳与他人合著《美国帝国的产生：美国外交史》，纽约：兰德·麦克纳里公司，1973年，第13章，《战争中的扩张主义，1893——1901》，第233——261、253页；又见[48]，第87页以下。

[93] 见李铁铮著《西藏，今天和昨天》，纽约：书人联合公司，1960年，第75页以下。

[94] 见兰德恩写给杜兰的信，1904年6月29日，[48]第101页引用。

[95] 见[86]（韩特书），第53——76页；又见[76]，第125页以下；又见[48]，第88页。

[96] 同上，第103——104页。

[97] 同上，第90页以下；又见张仲甫著《英日联盟》，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1931年，第112页以下。

[98] 见[48]，第87页；又见[86]（韩特书），第77页以下。

[99] 同上，又见大卫·H.伯顿（David H.Burton）著《西奥多·罗斯福：有信心的帝国主义者》，美国：匹兹堡大学出版社，1968年，第89、175页。

[100] 见[15]，Ⅲ，第436页以下；又见何汉文编著《中俄外交史》，上海：中华书局，1935年，第222页以下；又见唐盛镐前书第一章，及《清季外交史料》第186——189章。

[101] 见[86]（韩特书），第100页以下；又见查尔斯·A.比尔德（Charles A.Beard）著《国内的门户开放》，纽约：麦克米兰公司，1935年，第179页以下；又见大卫·H.伯顿著《西奥多·罗斯福》，纽约：泰恩出版公司，1972年，第128页；又见[48]，第87——132页。

[102] 同上，第130页。

[103] 同上，第87——132页。

[104] 见瓦伦丁·奇罗爵士（Sir Valentine Chirol），伦敦《泰晤士报》国外版编辑写给罗克希尔（Rockhill）的信，1909年11月1日，同上第162页中引用，又见[59]，比尔德一书第184页以下。

[105] 见乔治·凯南（George Kennan）著《E.H.哈里曼的远东计划》，纽约：乡村生活出版社，1917年，第37页以下；又见同一作者著《E.H.哈里曼传》，波士顿：豪顿·梅夫林公司，1922年，第XVIII章。

[106] 见[48]，第133页以下。

[107] 见欧内斯特·B.普莱斯（Ernest B.Price）著《俄日于1907——1916年签订的有关满洲和蒙古的条约》，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1933年，第34——38页及107——108页；又见韩特书，第100页以下。

[108] 见，第240——244页。

[109] 见弗里德里克·V.菲尔德著《美国在向中国投资的国际财团中的股份》，美国：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31年，第二章《湖广铁路债券》，第14页以下；又见《对外关系》，1916年，第134——138页。

[110] 见[75]，第240页以下；又见玛丽·怀特编《革命中的中国：第一阶段，1900——1913》，美国：耶鲁大学出版社，1968年，第383页以下。

[111] 在过去的20年中，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国近代史研究所的研究人员所发表的为数不多的专著给人印象颇深，但总的说来，中国的学术研究是大大落后于国际水准的。纵使是概要性的著作，如傅启学著《中国外交史》（台北：三民书局，1960年，共七百二十页）、丁名楠著《帝国主义侵华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年，卷一，共333页）及其他人的著作，都无法与相应的英文著作相比，无论是广度还是深度，都落后于他人。

[112] 见[15]，Ⅰ，第253——254页。

[113] 见徐中约著《中国的崛起》，英国：牛津大学出版社，1970年，第240页。

[114] 见[59]、[73]、[74]和[79]。

[115] 举一个比较好的例子，是费正清等人写的书，见[1]，第143、146、150、168、174、334、336——338、485页……

[116] 见[44]，第4和第5章，又见[85]，第295页以下。

[117] 见[115]，第394——397页。

[118] 有关传教士在中国的作用，见[11]，第71——81页。

[119] 在中美关系方面的著名学者，包括哈佛大学的费正清教授，很少有人对美国的排斥华工运动给予它应有的足够重视。

[120] 见根舍·保尔·巴斯（Gunther Paul Barth）著《苦难的劳力：美国华工史，1850——1870》，美国：哈佛大学出版社，1964年，第157页以下。

[121] 参看费正清著《一个错误的观念》和《中美的相互影响》。

撰写《李宗仁回忆录》的沧桑

一　李宗仁的历史地位

李宗仁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位屈指可数的政治领袖和英雄人物。读历史的人，纵使以成败论英雄，对这样一位不平凡的历史制造者，也不能等闲视之。

从一个历史人物的任何角度来看，李宗仁的一生事迹原也不能归纳成“失败”二字。他的出身，是清朝末年落后的广西农村里一个诚实忠厚的牧童。论家庭环境，他比后来和他同时显赫的国共两党中的领袖人物都要艰苦得多。他是个真正赤脚下田、肩挑手提、干过粗活的贫苦农民（其他做过同样自述的高层领袖人物，往往都是言过其实）。然而历史和命运，三凑六合，却渐次提携他在中国军政两界，逐年上升；终于在国民党政权在大陆上的最后一年中，成为国家元首——有历史和正统地位的国家元首。这在中国的传统史学上说，也可说是中国历史上最后的一位“末代帝王”吧。“末代帝王”——尤其是传统的宗法社会转向社会主义社会这个“转移时代”的“末代帝王”，是任何读史者所不能忽视的。

从李氏个人在历史上的事功方面来看——让我引一句套语——他的一生也可说是“有足多者”。他在二十来岁初主“方面”之时，居然能摆脱旧军人的传统，跳出当时腐化的环境而以新姿态出现。这就是一件那时军人不容易做到的事。其后他加入国民党，厕身国民革命，论战功、论政略，他都是国民党旗帜下一位佼佼不群的领袖。在国民党执政时期诸多决定性的大事件之中——如“统一两广”、“北伐”、“清党”、“宁汉分裂”、“武汉事变”、“中原大战”、“国共第一次内战”（“五次围剿”与“反围剿”）、“闽变”、“六一事变”、“抗战”、“国共二次内战”、“行宪”、“蒋氏二次下野”、“国民党退守台湾”等——李宗仁都是关键性人物之一；少了他，历史可能就不一样了。

就以最后这两件事（蒋氏二度下野、国民党退守台湾）来说吧，李氏也是造成今日台海两岸对峙的重要人物之一。当年李宗仁曾对笔者力辩1949年“逼宫”之说为“诬赖”。据个人探索，我也认为“逼宫”之说有点过甚其辞。但是蒋氏当年既然退而不休，却为什么又要坚持“引退”呢？

原来“内战”与“外战”不同。在中华民族传统的道德观念支配之下，对外战争在情况险恶之时，卫国将士是应该“宁为玉碎”的。但是内战在同样情况之下，那便不妨“阵前起义”或谋“局部和平”，以求“瓦全”了。蒋氏下野而让李某“抛头露面”，其用意显然是在“稳定桂系”，免得它效法傅作义，在华中地区搞“局部和平”罢了。

在蒋氏那时的估计，桂系如不搞“局部和平”，它或许仍然可以“割据两广”以抗共产党军队。这样蒋氏所直接控制的中央系也就可以确保台湾了。这也是“守江必先守淮”的次一步安排吧。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一旦国际局势转变，国民党卷土重来，还怕“桂系”不听指挥吗？

后来桂系在“两广”虽然“割据”未成，但是李、白二人没有和程潜、陈明仁等一道去搞“局部和平”，倒给予中央系人物较充分的时间去准备退守台湾——如胡适在抗战期间所说的“苦撑待变”！而国民党在台湾居然能并未怎样“苦撑”，就“待”出一个朝鲜战争的“变”局来。那时李、白二人如果也搞起“局部和平”来，则情势可能早就改观了。没有个台湾，整个中美关系，乃至今日三强互制的整个世界局势，也就不一样了。话说从头，李宗仁一个人的意志，也是这个历史发展的关键！

1965年初夏，李宗仁有一次忽然十分伤感地向我说，他年纪大了，想“落叶归根”！他那片“落叶”，如果在1949年就“归根”了，今日中国和世界的局势还会是这样的吗？

匹夫一身系天下安危。我们读历史的人，岂能小视李宗仁这位“末代帝王”的个人故事！所以我们要治“民国史”，则对李宗仁其人其事就必须有一番正确的认识。但是要认识李宗仁，他本人的回忆录自然是最直接的原始资料。

二　本书正名

当然，古今中外任何历史人物——尤其是政治圈内的人物——的自述，都有其片面性。它的论断是极度主观的。但是一位创造时势的英雄，对他如何创造他那个时势的自述，其史料价值究非其他任何间接史料所可比。至于如何在这些第一手史料中去甄别、取舍，那么见仁见智就要看治史者和读史者——不论他是个人、是团体还是阶级——个别

判断能力之高低和成见框框之大小来决定了。

笔者不敏，由于“治史”原是我的终身职业，“读史”也是我生平最大的兴趣，加以上述理想的驱策，因而在美国大纽约地区接受哥伦比亚大学之聘，自1958年暮春至1965年初夏，断断续续地用了将近七年的时光，在李宗仁先生亲自和衷合作之下，写出了这部《李宗仁回忆录》的中、英二稿。属笔之初，李与我本拟在《回忆录》之外，另加一书名叫“我与中国”——使它和当时风行美国的《艾森豪威尔回忆录》另有个书名叫“远征欧洲的十字军”一样。至于作者的署名则更经过哥伦比亚大学的提议、李氏的同意，用“李宗仁口述；唐德刚撰稿。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所·中国口述历史学部编纂发行”等字样。出版时列为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所丛书第×××号”。这种安排也可说是一种三边协议吧。

我们那时想取个“附带书名”的原意，只是为本书“英文版”着想的。因为当时欧美社会的时文读者对“李宗仁”这个名字，并不太熟习，加一个“我与中国”就比较清楚了。不幸英文版之付印由于李氏于1965年夏秘密离美而中止。如今二十年快过去了，李宗仁的故事在欧美已不成其为“时文”，而是一本不折不扣的“史料书”了。史料书再用这个附带书名不但失去了原来的意义，而且会影响本书史料上的严肃性，所以笔者征得哥大校方同意，为保持本书的纯学术面貌，就决定不用了。

至于本书的“中文版”，它原无加一附带书名之必要；画蛇添足，就更犯不着了。这件事从头到尾是笔者个人向李建议的，取舍之间并未违反李氏之原意也。

三　中文稿出版的曲折

本书共有中、英文稿各一部。

中文稿共七十二章，约六十万言。此稿内容政治掌故太多，牵涉广泛，各方阻力不小。可海外销量有限，出版不易，以致积压甚久。因此在70年代中期，当国际环境好转，海内外学术风气亦有显著改变之时，本稿原国际版权享有者的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乃委托笔者将本书中文稿转交香港《明报月刊》，暂时以“连载”方式，按月分章发表，以飨读者。

哥大执事人并有正式公函给我，因为我是本书中、英二稿的唯一撰稿人，根据国际出版法，我个人有权收取本书中文版的国际版税。至于本书英文版的版税问题，哥大历届当轴均一再言明，校方为本书“投资”太多，为收回成本计，大学拟以英文版版税“归垫”云云。

以上都是享有两稿版权的哥伦比亚大学向我这位“著作人”主动提出的。笔者一介书生，对资本主义学术界的生意经，既无研究，更无兴趣；只要他们能不动本书内容，能保持这本历史记录的真面目，我就很满意了。至于大学当局主动地向我言“利”言“权”，我多半是由他们做主而不置可否的。这可能也是我们海外中国知识分子，治学异邦，而仍然未能摆脱我故国乡土书生的头巾气有以致之吧。

由于哥伦比亚大学的授权与供稿，香港《明报月刊》乃于1977年4月份（该刊总第136期）起，按月连载至两年之久。后因该刊前编辑以此稿过长，希望暂时停载若干期，以免读者乏味。同时亦因哥大所发之中文稿中，竟然缺了极其重要的、有关当年“国共和谈”的一章——第六十六章，“收拾不了的烂摊子”——需由英文稿回译，而笔者事忙，一时未能动笔，这一“连载”便暂时中断了。

今年（1980年）年初，笔者承香港《明报》发行人查良镛先生函告，以《明报月刊》对《李宗仁回忆录》将恢复连载，并拟刊行全书。此时适本书英文版业已问世。笔者乃着手将此缺稿回译，并将十余年前所撰之《中文版序言》修改补充以适应当前需要。唯平时教学事忙，一时无法抽空，遂拖至学期结束。后正拟趁暑假赶工之时，忽自中文报刊上读到消息，始知《李宗仁回忆录》中文版，已为广西文献委员会在桂林出版——笔者执笔草此文时，对该“桂林版”尚未寓目。

四　英文稿和中文稿的关系

本书的英文稿原是笔者对中文稿的节译、增补和改写而成——共五十三章，亦四十余万言。此宗英文稿于年前经笔者重加校订，由哥伦比亚大学授权英美两家书商，于1979年6月在美英两国同时出版。为节省纸张用小号字排印，亦有六百四十二页之多。书前有上述韦、何两氏的“导言”，我自己也写了一篇英文长序。

这中、英二稿在分量上说，都不算小，甚至可以说在中国近代史传记项下，是一部鲜有其匹、全始全终的一部“当国者”的自述。用常理来说，这中、英二稿自应以中文稿为主，英文稿不过是一部“节译”而已。谁知就撰写的程序来说，这中、英二稿却相辅相成，各有短长。其内容亦间有不同。此种情况之发生固亦有其常理所不测之处也。其中最主要的原因，便是这部书的写作原是一所美国大学所主持的。美国大学对出版中文书是毫无兴趣的，当然也就不愿提供非必需的经费来支持中文写作了。

笔者当年受聘执笔，要随时向校方主持筹款的上级报告“进度”，而学校当局对我这位“研究员”的“研究工作”之考窍，亦全以英文稿为衡量标准。幸运的是李宗仁不懂英文，我非起个“中文草稿”，则李氏便无法认可。那时笔者如为着省事，但向哥大按时“交差”，则中文草稿原无加工之必要——哥大当时所主办的其他中国名人“口述自传”（如胡适、孔祥煕、陈立夫、顾维钧、张发奎、蒋廷黻、陈光甫、蒋彝、吴国桢、李汉魂、何廉等人），均无中文稿。该校在同时期所主办的一些东欧名人的“自述”，亦无东欧文底稿。笔者所撰这部中文版《李宗仁回忆录》，则是其中唯一的例外。

说实在话，这部书原是我个人循李宗仁之请，在正常英文撰述工作之外的一点“额外工作”——说是笔者个人“偷空的私撰”亦未始不可。

为着赶写英文稿，按时向校方“交卷”，同时并保持中文稿最低限度的可读性，我那时精力虽旺，也还是日不暇给，工作时间往往是通宵达旦的。而这点自讨苦吃的“额外工作”，也不知道给予我多少一言难尽的“额外”苦恼，有时因之气馁，有时因之心力交瘁，是难免的。但是笔者愚而好自用的个性，总算也有可用的一面，我是咬紧牙关，不计后果地坚持下去了——坚持着用掉数十打铅笔，多写了一百多万个中国字！

那份“铅笔稿”——多半是我在午夜前后一灯荧荧之下，埋头书写的——它的分量虽大，而哥大当局却一直不知其存在。一直到1965年深秋，李宗仁秘密离美后三个月，哥大的律师为向法院“备案”，细查全稿撰写程序，才被他们发现的。一旦发现，校方乃要我交出归公，由哥大“封存”，从此就算是哥伦比亚大学的“财产”了。该稿现在仍被锁在哥大图书总馆的“珍藏部·手稿室”。笔者前不久曾一度被特准取阅，全稿纸张，已苍黄不堪矣。

这部中文稿既是一部“额外工作”，而这额外工作又多至百余万言，因此落笔之时，我断然没有工夫去字斟句酌的。事实上那份草稿的撰写方式，简直与一般“限时发稿”的新闻记者的写法一样——真可说是“文不加点，一气呵成”，要推敲、要考订、要章节改组，就到英文稿上再去加工吧。

据笔者个人，乃至海外一般同文的经验，写英文在某些方面，远比写中文轻松。主要的原因便是中文须“手抄”，而英文可“打字”。打字是机器工业，快而省力——笔者本人便可于一分钟之内很轻松地“打”出四十五个以上的英文字——所以一稿可以数易。必要时且可请打字员代劳，甚或录音口述，不必挥动一指。写中文则是手工业，一字一句都得亲自手抄。一篇短稿，往往也要个把钟头才能抄完。要把一份长逾百万言、“额外工作”的手抄稿，不断地改写改抄，那几乎是不可能的事。但是这部《李宗仁回忆录》，却是经过六七年的时间，不断地改动才完成底稿的。因为有时完稿之后，已经李氏认可了，忽然又发现了新史料，甚或新回忆（“忽然间想起了！”），如此则部分手稿必须改写，而这项改写工作，我往往就舍中就英了，在英文稿上直接加工，然后要打字员重行打过就是了。

至于中文稿，手抄太困难，而海外又无中文“录事”或“钞胥”可以帮忙，所以中文稿需要改动，我只写了些“眉批”，或标上一两张签条便算了。“改写工作”就只好“留待异日”再做吧。

举一两条小例子：

1926年北伐途中，蒋、李二人“拜把子”之时，蒋总司令的盟帖上原有四句四言的“盟诗”。李先生忘记了。那盟帖也在1929年“武汉事变”中遗失了。所以在中文稿上我们就没有写下来。可是后来郭德洁夫人阅稿时，她还能记出原文。李氏乃要我“加上去”。我便把这四句译成英文，把原稿抽出“改写”，并重行“打”好，天衣无缝地补了进去（见英文版第175页）。

但是在中文稿上，我只加了一张签条，以便将来“整理”时，再行补写。孰知李氏一去，“补写”不成，而这张签条后来又在哥大复印全稿时被暂时“抽下”。一抽之后，不识中文的助理员便无法复原。因此蒋总司令的这四句“盟诗”和陈洁如女士的芳名，在中文版上也就不能出现了。

还有，当李宗仁营长于1919年率部驻防新会时，奉密令逮捕新会县县长“古某”，并将其“当场崩掉”。县长是被他杀掉，但是名字却被他记错了。后来经辗转查明，那位被枪杀的县太爷的名字原来叫“何文山”，湖南人，而非“古某”。在英文稿上我是根据新史料改正了（见英文版第58至60页）。但是在中文稿上，我也只加个签条，这个签条后来也脱落了。所以该章其后在《明报月刊》（总第142期）印出时，那位冤死鬼还是那位“古某”。

以上所说的虽然只是一些小出入，而如上节所述的中文稿第六十六章“收拾不了的烂摊子”，则全章都是笔者最近才从已出版的英文稿第四十七章整个回译的。原来当我发现中文清稿中缺了该章之时，我曾专程去哥大各处搜寻，却遍觅无着。这章稿子究竟怎样遗失了呢？事隔二十余年，仍是毫无线索！后来我在自己的日记和其他一些杂乱的残稿之中，才找到点影子。

事情的经过大概是这样的：在当初我把那一章中文底稿译成英文之后，哥大方面的美国同事阅后都嫌其太简略了——因为这是当时大家等着要看的“最重要的一章”——我自己反复读来也自觉有避重就轻之感，乃决定把全稿抽出，从头改写。改写再经李氏完全同意之后，未等把中文底稿润色后抄成清稿，我就把底稿译成英文了，因此中文清稿一直没有叫昭文补抄。没有补抄的原因，是笔者对改写稿仍不满意，只想着“来日方长”，以后与李宗仁商量，再来个三次改写吧。

原稿既然抽下来了，打杂的女秘书可能就忘记放回去了。后来哥大的中国口述历史档案室又先后三迁，而直接管理档案的女秘书又一死三换，先后不接头。笔者原不管庶务——按规章我也无权过问，也没时间过问——后来受调离职就更不能过问，残余的中文底稿第六十六章也就再也找不到了。

原先我个人对整个七十二章中文全稿的打算，是等到英文稿完工之后的遥远将来，在李宗仁继续合作之下，再“慢工出细活”地补充、润色，甚或彻底改写。因为在李氏与哥大合作之初，便同意在回忆录英文版面世之前，不得以中文发表任何回忆史料。这本是美国学术界的生意经，所以我对于中文稿，原也打算天长地久，以后再慢慢琢磨的。这本是我个人的心愿——这部中文稿太毛糙了，她是一块璞玉，“玉不琢，不成器”，我是预备把她好好地改写的。一部必然传之后世的中国史书，怎能让后世史学家看出“英文版优于中文版”呢？这种心理也可说是我们寄居海外的中国知识分子，对祖国文明所发生的班超式的愚忠愚孝吧。

谁知英文稿甫告完工之日，李宗仁忽然自纽约“失踪”！哥大随即循法律程序，把与李氏有关的中英文一切文件，全部封存。哥大这一锁就锁了十二年之久。直至1976年初，“中美国交解冻”已成定局之时，哥大当局始决定把这部中文稿“解冻”发还。这时李宗仁夫妇墓木俱拱，海内外人事全非。笔者亦两鬓披霜，摩挲旧作，真是百感交侵！

笔者虽然是这部书从头到尾唯一的执笔人，但是在体裁上它毕竟以“自传”方式出现。在治学的基本原则上说，我今日对这部稿子，除掉改正少数笔误之外，我是不应易其一字的。改写和润色，都为治学常规所不许。

但是这部书，原只是一束“草稿”——一位未施脂粉、乱头粗服的佳人。她原是学术在政治上的牺牲品。因此这中、英二稿，并不是一稿两文，而是一个著作程序中，两个不同阶段之下的两种不同的产品，相辅相成而各有短长。中文稿还没有脱离“草稿”阶段，英文稿在程序上却是“定稿”，而这一定稿大体说来却又是中文草稿的节译和补充。这点实在是我们华裔知识分子在海外以中英双语治中国史，无限辛酸的地方。这也是笔者要向《李宗仁回忆录》中文版读者道歉，并请逾格体谅的地方。

五　初访李府

《李宗仁回忆录》的中、英二稿的“正本”虽被哥大积压了将近二十年，其“副本”则在海内外变相流传，易手多次。因而新书未出，旧稿已经弄出意想不到的许多古怪的“版本问题”来。笔者既是两稿唯一的“撰稿人”，我自觉对这部稿子撰写经过中，若干关键性的细节，亦有稍加叙述的必要，庶几读者能了解真相而不为鱼目混珠的版本问题所困惑。

这部书原是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所·中国口述历史学部主持之下撰写的。这个“学部”（或译为“计划”）原于1957年试办成立，也算是该校总口述历史学部中的一个支部。这个支部的主持人是该校教授中国近代史的白人教授韦慕庭（C.Martin Wilbur）。各项经费原是他向福特基金会、美国联邦政府，以及其他方面筹募的；一切内部政策也就由他一人决定。笔者在拙著《胡适杂忆》的最后一章里，也曾略有交代。

韦氏为与中国海外政要洽谈方便起见，后来也邀请当时在哥大教授中国经济的华裔何廉（Franklin L.HO）博士参加。但是何氏的职务只是陪陪客、吃吃饭、做点咨询工作而已，并不负丝毫实际责任。何氏是搞经济的，同时因为他早期在国民党中做官是属于“政学系”那个官僚集团，历史既非其所长，而他过去在中国政治圈中的恩怨，反增加了哥大对中国口述访问中的不必要的困难。即以宋子文为例吧，宋氏曾多次通过顾维钧先生向哥大表示愿意参加。宋是哥大的校友，又是所谓“四大家族”中的宋家的第一要员，在后期的国民党政权中，他是位核心人物，本身就是一部活历史。最重要是他还拥有整箱整箱的私人文件。

不幸的是，当他在重庆做行政院院长时期，把他下属的“农本局长”何廉给关了起来。据说当时何氏如没有“政学系”的靠山，是可以丧命的。

如今大家都生活于海外，纵不计前嫌，但是把杯握手，也难免脸红——尤其当时华人知识分子圈内的传说，都以为这个口述历史是何廉主持的，何氏对外自然也当仁不让——所以宋子文就有点踌躇了。后来宋氏还是不顾既往，颇有参加的愿望，但是在“咨询”过程中，他的名字却被划掉了。

后来顾维钧先生向我说，宋子文先生希望你也能帮帮他的忙，他想写本回忆录。我斩钉截铁地告诉顾先生，我愿抽空，为宋先生义务帮忙。但是顾先生知道我是一位“穷忙”的流浪汉，哪里能抽出这个空；一人担三口，昼夜不停走，哪里又能负担起这个“义务”呢？所以也就作罢了。

后来宋氏在西岸吃鸡，不幸噎死的消息东传之后，我个人闻讯，真捶床叹息——我们治民国史的人，怎能把宋子文这样的“口述史料”，失之交臂呢？

哥大这个“中国口述历史学部”自始至终就只有两个全时研究员：夏连荫（Julie How）和我。夏女士最早访问的对象是孔祥熙和陈立夫，我最初访问的则是胡适和李宗仁。

李宗仁是在1958年春夏之交，适之先生决定出掌台北“中央研究院”之后，才应邀参加的。参加的程序是先由哥大校长具函邀请；李氏答应合作了，东亚研究所乃派我前往，商讨有关合作的一切细节和工作方式。

记得我第一次受派往访之时，是一个天朗气清、惠风和畅的日子。当我开着汽车在李氏住宅附近寻找门牌号码之时，忽见迎面开来一部黑色的林肯轿车。开车的是一位相当清秀的中年东方妇女。她见了我便把车子与我车对面平行停下，微笑地问我：“你是来找我先生的吗？”我一看就知道她是大名鼎鼎的郭德洁了。我答应之后，她便说：“我先生正在等着你呢。”说着她便掉转车头，领我到他们的住宅。那是一幢只有一间车房、相当朴素的平房。据说原来是一位美国木匠的住宅，是李夫人以纽约市内房租太贵，由她坚持着买下来的。我二人下车之后，李先生已站在门前，含笑与我握手了。

李先生中等身材，穿一件绒布印红黑格子的运动衫，灰呢长裤。他那黄而发皱的老人面孔，看来就像祖国农村里的一位老农夫。他领我到客厅，延我“上座”。李夫人捧出咖啡、茶点之后，便又开车买菜去了——说是留我午餐。果不久，当李氏与我谈兴方浓之时，李夫人已经放好了一桌子的菜肴，来约我们吃饭了。这便是我在他们李家所吃的有记录的一百六十八顿饭的第一顿。菜肴不算丰盛，但是十分精致可口。我顺便看了一下他们家的厨房，里面一清如水，杂物井井有条，杯盘银光闪闪。我不禁暗自赞叹：“郭德洁原来还是一位好主妇！”——那时他们是没有佣人的。

后来一位广西籍的岑女士（岑春煊之后裔）也告诉我，战前在桂林，她便时常看到郭德洁骑着脚踏车“上街买小菜”。郭那时是桂林的“第一夫人”，居然骑单车出街，也确是难能可贵的。

这时在李家我们三人且吃且谈，笑语悠然。郭夫人则时起时坐，替我们加菜添汤。看着座上的主人，我简直不相信，他二人便是“李宗仁、郭德洁”这一对民国史上的风云夫妇！他二人言谈举止，都极其平凡而自然，没有丝毫官僚气息，或一般政客那种搔首弄姿的态度。

这是我对他们夫妇的“第一次印象”，也是我们其后七年交往的肯定的印象。我至今仍觉得李德邻先生是一位长者、一位忠诚厚道的前辈。他不是一个枉顾民命、自高自大的独夫，更不是一个油头滑脑的政客。我在他身上看出我国农村社会里某些可爱可贵的传统。

至于郭德洁夫人，我觉得她基本上也是一位“鸳鸯”、“平儿”这一类型的好姑娘、贤主妇。不幸她命大，做了“代总统夫人”，无端地被人看成个女政客，实在是有点冤枉。人孰无过？人孰无短？李氏夫妇亦自有其过，自有其短。但他二人都不是在人格上有重大缺点的人，更不是什么坏人。他夫妇都是深厚的传统中国农业社会所孕育出来的温柔敦厚的好人。至于这种好人，是否具备其应有的现代化的知识，在20世纪的中国，来治国用兵，那当然又是另一种问题了！

但是把20世纪中国里所有治国用兵的领袖，都从阴曹地府里请出来，排排队，有几位又真的具备其应有的现代化知识呢？！

日子过久了，我和李府一家上下都处得很熟。李先生的长子幼邻那时与其生母（李氏乡间的“元配”）同住在纽约。幼邻经商很忙，不常来父亲家。我们偶尔一见，也很谈得来。李先生的幼子志圣，那时正在纽约读大学，长住家中；后来应征入伍，当了两年美国兵，又返纽复学。他是位极其诚实忠厚的青年，为人亦甚为爽快，我们相处甚得。李氏的侄儿李伦是位工程师，后来也是全美驰名的武术教师，在欧美两洲开办了好几所“功夫学校”，一度也住李家，我们都变成挚友，相处无间，至今仍时相过从。这三位青年虽也是当年达官贵人的子弟，但是他们都没有以前大陆上那些常见的公子哥儿辈的坏习气，也颇使我刮目相看。

李氏夫妇和我处熟了，他二人也告诉我说，他们对我的“第一次印象”也不太坏。因为在他们的心目中，那时代表哥伦比亚大学来访问的“博士”，可能是一位假洋鬼子，谁知却是一位“诚实本分”的“五战区老同事”——因为笔者在抗战时期曾在“五战区”做过小兵。可能就因为我们双方相互欣赏对方从祖国农村带出来的土气吧，我们七年中的工作和交往，真是全心全意的合作。我的老婆孩子也逐渐变成李家的常客。内子吴昭文与李夫人也处得感情甚好；我的儿子光仪、女儿光佩，也颇得“大桥公公”和“大桥婆婆”的喜爱——那时我们访问李家，一定要开车通过那雄伟的华盛顿大桥，所以孩子们便发明了这一称呼。

相处无间，我们就真的变成“忘年之交”和“通家之好”。这样也就增加了我们工作上的效能和乐趣。为此我也曾牺牲掉甚多所谓“华裔旅美学人”一般所认为最理想的转业良机，而安于这项默默无闻、薪金低微、福利全无、对本身职业前途有害无益的苦差事。更不知道这项苦差做久了，在这个商业习气极大的社会里，由于为人作嫁，后来几陷我于衣食难周、啖饭无所的难堪绝境。

我个人那时不能入境从俗，而害了我国传统文人的“沉溺所好，不通时务”的旧癖——这样对一位寄人篱下的海外流浪汉的谋生养家、奉养老亲、抚助弟妹来说，可能是件一言难尽的绝大错误吧！但是回想当年，闭门撰稿、漏夜打字的著述乐趣，以及和李宗仁夫妇的忘年友谊，此心亦初不稍悔。是耶？非耶？今日回思，内心仍有其无限的矛盾与酸楚，时难自怿！

六　撰稿的工作程序

李宗仁一生显赫，他原是一位不甘寂寞的人物，生性又十分好客而健谈。不幸一旦失权失势、流落异邦，变成个左右为难、满身是非的政治难民，不数年便亲故交疏，门可罗雀。

政治圈子——尤其是中国式的政治圈子，原是最现实的名利市场。纵使是从这个名利市场破产倒闭下来的政治难民们，他们对现实性和警觉性，仍然有其深厚的遗传。像李宗仁那样两头不讨好的是非人物，那时的中国寓公们和左右两派的华侨，都是不愿接近的。

他们李家原出自广西的落后农村，本来也就门衰祚薄，至亲好友，原已无多，在这特殊的情况之下，社交的圈子当然就更小了。此时李氏年事已高，每天只要四小时的睡眠。他又没有像胡适之那样的“读书习惯”。平时除看点一无可看的《侨报》之外，也没有读闲书的兴趣。加以不谙英语，又不能——不是不会——开车，邻居和电视，都不能助解寂寥。日长昼永，二老对坐，何以自遣？因而他们最理想的消磨时光的办法，就是能有闲散的客人来访，天南地北地陪他们聊天解闷了。

就在李府二老这种百无聊赖的真空状态之下，忽然来了我这位“清客”。而我所要谈的，又是他二老最有兴趣的题目。所以对二位老人来说，我的翩然而至，也真是空谷足音，备受欢迎。因此当我最初访问时，李先生便希望我能每周访问三次。

我是如约而往了，每次都是自上午10时直谈到深更半夜。吃了李家两餐饭之外，有时还要加一次“宵夜”。原先我是带录音机去的。如此谈来，录音又有何用？所以我就改用笔记了。但是每次十余小时的笔记，也未免太多，我又何从整理呢？

我这时与李氏工作，是紧接着我与胡适之先生工作之后。这两件虽是同样性质的工作，而我这两位“合作人”（英语叫collaborator）却有胡越之异。

胡适是一辈子讲“无征不信”、“不疑处有疑”、“九分证据不讲十分话”的大学者、考据家。他自幼聪慧，不到十岁，便已经有个文绉绉的诨名叫“穈先生”了。其向学精神，老而弥笃。我和他一起工作，真是一字千钧，半句不苟！

李宗仁恰好是胡适的反面。李氏一辈子总共只进过三年多的“军事学校”。他幼年在家中也宁愿上山“打柴”，不愿在私塾“念书”。在军校时期，日常所好的也只是些器械、劈刺和骑术等“术科”，做个拳打脚踢的“李猛仔”。李猛仔自然对“文科”也就毫无兴趣了。他其后做了一辈子猛将，叱咤风云，上马固可杀贼，下马就不能草露布了。稍微正式一点的“笔墨”，就全靠“文案”、“师爷”或“秘书”来代笔。李先生告我，他当年和蒋总司令结金兰之好时，他迟迟未能把“盟帖”奉换的主要原因之一，便是“不好意思找秘书来代做那四句‘盟诗’”。

所以李先生对我辈书生所搞的什么考据、训诂、辞章、假设、求证等做“学问”的通则、规律和步骤，当然也就完全漠然了。正因为如此，他却有坚强的信心，认为他所讲的，无一而不可以写下，传之后世。这就是“隔行如隔山”的必然后果吧。我既是前“五战区”里的一个小兵，我虽明知照他老人家所说的原封写下来，是要闹笑话的，我也不好意思向我的“老长官”，发号施令，直接告诉他：“信口开河，不能入书！”

日子久了，人也更熟，我才慢慢地采用了当年“李宗仁少尉”在“广西将校讲习所”，对那些“将官级学员”教操的办法——用极大的耐性，心平气和，转弯抹角地，从“稍息”、“立正”慢慢解释起。

最初我把他老人家十余小时的聊天记录，沙里淘金地“滤”成几页有条理的笔记。然后再用可靠的史籍、档案和当时的报章杂志的记载——那时尚没有《民国大事日志》一类的可靠的“工具书”——考据出确信不疑的历史背景；再用烘云托月的办法，把他“口述”的精彩而无误的部分烘托出来，写成一段信史。

就以他在“护国军”里“炒排骨”（当“排长”）那段经验为例来说吧，我们在大学里教过“中国近代史”的人，对当年反袁“护国军”背景的了解，总要比那时军中的一员少尉排长所知道的，要多得多了。所以我就劝他在这段自述里，少谈国家大事或政治哲学，而“炒排骨”的小事，则说得愈多愈好。

因此他所说的大事，凡是与史实不符的地方，我就全给他“箍”掉了。再就可靠的史料，改写而补充之。最初我“箍”得太多了，他老人家多少有点怏怏然。我为着慢慢地说服他，便带了些《护国军纪实》一类的史籍，和民国初年出版的一些报章杂志给他看。我甚至把《民国史演义》也借给他读。这部“演义”虽是小说，但是全书大纲节目，倒是按史实写的。李先生对这种书也颇感兴趣，也有意阅读。我为他再解释哪些是“信史”可用，哪些是“稗官”要删。俗语说：“教拳容易改拳难。”要帮助一位老将军写历史，实在也煞费苦心。

李先生每喜欢开玩笑地说他所说的是“有书为证”，而他的“书”，往往却是唐人街中国书铺里所买的“野史”。我告诉李将军说，写历史也如带兵打仗：打仗要靠正确的“军事情报”，情报不正确，是会打败仗的；写历史也要有正确的“学术情报”，情报不正确，写出的历史，就要惹行家讪笑了。

这一类军学参用的建议委婉地说多了，李先生也颇能听得进去，而觉得我“箍”得有理，对我也有完全的信任——这大概也是因为“在野”的人，总要比“在朝”的人，更为虚心的缘故吧。这样我这位唐少尉，才渐渐大胆地向我“将官级的学员”，叫起“稍息”、“立正”来了。

大体说来，我那时起稿的程序，是这样的：第一，我把他一生光辉的经历，大致分为若干期。他同意之后，我又把各期之内，分成若干章。他又同意了，我乃把各章之内又分成若干节和节内若干小段。其外我又按时兴的史学方法，提出若干专题，来加以“社会科学的处理”，希望在李氏的回忆录里，把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些问题，搞出点新鲜的社会科学的答案来——这也是当时哥大同人比较有兴趣的部分。

可是经过若干次“试撰”之后——如中国传统史学上“治、乱”、“分、合”的观点和史实，在社会科学上的意义——我觉得这种专题的写法，是“离题”太远了。盖李氏所能提供的故事，只是一堆“原始史料”而已。他偶发议论，那也只是这位老将军个人的成熟或不成熟的意见。我这位执笔人，如脱缰而驰，根据他供给的“口述史料”，加上我个人研究所得，来大搞其社会科学，那又与“李宗仁”何干呢？这样不是驴头不对马嘴了吗？所以我就多少有负于校中同人之嘱望，决定不去画蛇添足。还是使他的回忆录以原始史料出现吧。

在李先生觉得我的各项建议俱可接纳时，我就采取第二步——如何控制我的访问时间，和怎样按段按节一章章地写下去了。

首先我便把访问次数减少。每次访问时，又只认定某章或某几节。我们先把客观的、冷冰冰的、毋庸置疑的历史背景讲清楚——这是根据第一手史料来的，无记录的个人“记忆”，往往是靠不住的，甚至是相反的——然后再请李先生讲他自己在这段历史事实里所扮演的角色。约两三小时讲完这段故事之后，我便收起皮包和笔记，正式访问告一结束。

随后我就陪李氏夫妇，天南地北地聊天聊到深夜，这也算是我们的“无记录的谈话”吧。这个办法是我从访问胡适所得来的经验。因为这些不经意之谈，往往却沙里藏金，其史料价值，有时且远大于正式访问。

李先生很喜欢我这办法。因此有时在正式访问之后，我也约了一些哥大的中美同事和友人，一起来参加我们的“无记录的谈话”。哥大师范学院的华裔胡昌度教授，便是后期时常参加这个“谈话”的李府座上客。

但是就在这轻松的谈话之后的三两天内，我则独坐研究室，广集史料、参照笔记、搜索枯肠，一气写成两三万言的长篇故事来，送交李氏认可。他看后照例要改动一番。取回之后，我再据之增删，并稍事润色。

我写这长篇故事，归纳起来说，亦有三大原则：

（一）那必须是“李宗仁的故事”，虽然在他的口述史料之外，所有成筐成篓的著述史料，全是我一手搜集编纂的。

（二）尽可能保持他口述时桂林官话的原语气，和他对政敌、战友的基本态度。李先生说故事时虽亦手舞足蹈，有声有色，但本质上是心平气和的，极少谩骂和愤激之辞。他对他的老政敌蒋公的批评是淋漓尽致的，但是每提到蒋公他总用“蒋先生”或“委员长”而不直呼其名，或其他恶言恶语的称谓。提到其他人，他就直呼其名了——这大概也是多少年习惯成自然的道理。所以笔者撰稿时，亦绝对以他的语气为依归，断不乱用一字。

（三）他如有少许文字上的改写，我也尽量保留他那不文不白、古里古怪的朴素文体，以存其真。只是有时文章组织不清、文理欠通或字句讹错，非改不可之时，我才加以改写。例如李氏专喜用“几希”二字，但是他老人家一辈子也未把这个词用对过，那我就非改不可了。全稿改后再经他核阅认可。取回后，我再把这初稿交予小楷写得尚称端正的内子吴昭文，用复写纸誊写全份（那时尚无廉价复印机），我留下正本，以副本交李氏保留备查，这就算是我们的清稿了。

这样地完成了两三章之后，我便停止访问若干时日。一人独坐，把这两三章中文清稿，用心以英文缩译，甚或改组重写，务使其在文章结构的起承转合和用词造句的锤炼上，进入全稿的“最后阶段”，以便向校方报告“进度”，并按时分章“交卷”。所以笔者在本文前段便提过，本书在写作程序上，这中英二稿，并非一稿双语，而是一宗文稿在撰写程序上的两个阶段。中文稿实是“初稿”，而英文稿反是“定稿”也。

我打出英文稿之后，再交李先生转请甘介侯先生以中英两稿互校。由甘先生说明或修正，再经李氏认可之。我取回该稿之后，再请校方编者涉猎一遍，并对英语造句用词，稍事润色，我再作最后校订之后，便打出五份，这便是全稿著作过程中的“定稿”了。照例也是哥大留原本，以一副本交李氏。其后哥大向外界申请资助时，提出作证的资料，便是这种英文原稿。

以上便是我和李宗仁先生的工作程序。经过长期合作，李先生总算对我完全信任。我们之间的工作关系，可说是顺利而愉快的。在这顺利而愉快的气氛之下，李宗仁先生最大的消遣，便是静坐沙发之上，微笑地欣赏他自己的回忆录；而我则日夜埋头赶稿，也真是绞断肝肠！

七　美国汉学的火候

在我和李宗仁先生一起工作的最初两年——1958年9日至1960年秋季——对我发号施令的虽然不是我的中国“老同事”（李氏对我的自谦之辞），而我的背后却有一个时时不耻下问的洋上司——那个出钱出力的哥伦比亚大学。

不用说大学里的“口述历史学部”自有其清规戒律，主管首长要我们一致遵循。在我们的正式上司之外，还有些在其他名大学执教，而在本大学担任顾问的有决定性影响力的智囊人物。他们坚持，我们口述历史访问人员向被访问者所吸收的应是“原始资料”。一般尽人皆知的历史事实，应统统删除。他们所说的“原始资料”，用句中文来说，便是什么“内幕”或“秘史”一类的故事。

这种写法，笔者个人是不十分赞成的。我也不知道在这部《李宗仁回忆录》里，有哪些故事在美国汉学家看来才算是秘史或内幕。老实说，我那时替胡适之先生所编写的《胡适口述自传》里，便没有一丝一毫“原始资料”的。在中国读者看来，那只是一篇“老生常谈”。虽然它在美国学者读来，亦自有其新鲜之处。

所以我认为像李宗仁、胡适之、陈立夫、宋子文……这些人物，都是民国史上极重要的历史制造者。历史学家应乘此千载难逢的时机，找出这类人物在中国历史演进过程中成长的经过，把他们与整个“民国史”作平行的研究。这样相辅相成，我们虽不求“秘史”和“内幕”，而秘史、内幕自在其中。我们不急于企求作“社会科学的处理”，而社会科学的处理，也自然探囊可得。

一次我问精研佛理的老友沈家桢先生说：“你们修持佛法的人，搞不搞‘五通’呀？”“五通”也者，俗所谓“千里眼”、“顺风耳”、“他心通”等“广大”之“神通”也。

沈君说：“不搞！不搞！”

“为什么不搞呢？”我又问。

沈君微笑着说：“火候到了，自然‘五通’俱来……我们不能为修‘五通’而学佛……”

“火候到了！”真是禅门的一句偈。

“火候”不到，如何能谈“通”呢？

那时笔者亦已放洋十载，在美洲也曾参加过洋科举。但是笔者毕竟是中国农村里长大的，带着中国土气息、泥滋味的山僧，又怎能和美国的科第中人参禅说偈呢？

李宗仁那时是坚决地支持我写作计划的当事人，坚决到几乎要拂袖而去的程度。这反使我十分为难——因为我自己并不那样坚持我的一得之愚。林冲说得好：住在矮屋下，哪得不低头呢？事实上，李先生全力支持我的原因，也倒不是赞成我免修“五通”。他主旨是想乘机写一部控诉书，或鸣冤白谤书——这一点却正是哥大的清规戒律所绝对禁止的——历史不历史，对他倒是次要的。但他至少是不愿做个专门提供“内幕”和“秘史”的学术“情报员”。虽然他这条“资格”，最后可能导致他死于非命，且他所能提供的“内幕”也实在是很有限的。老实说，这部书上所有的重要关节，很少我是不能在“著述史料”中提出脚注的。

在这两个壁垒之间，我这个撰稿人何择何从？！当时也真是一言难尽，煞费心裁！

八　李传以外的杂务

笔者与李宗仁先生合作，前前后后虽然拖了六七年之久，但是我为这中英两稿的“全时工作”，实不出三整年——虽然这两本一中一英的回忆录，都是部头相当大的书，它们也是哥伦比亚大学·中国口述历史学部唯一完工付梓的两部书。

在全书尚未杀青之时，我又被调去访问已故黄郛将军的遗孀黄沈亦云夫人。黄夫人是位能诗能文的才女，那时正在纽约撰写她的《亦云回忆》。她并带来数箱黄郛将军——那位“摄阁”国务总理、《塘沽协议》的主持人、“蒋介石的把兄弟”——经手的绝密文件。

我的任务是帮助她清理并考订这几箱无头无尾的“密电”和“私档”，并襄赞她老人家改写其回忆录；同时把她自撰的“中文初稿”，增加史料，改头换面，译成英文。

那时寓居纽约一带的昔年中国政要，有意来哥大加入“口述历史”行列者，可以说是成筐成篓的。大学人手有限，应接不暇，所以我上项助理黄夫人的工作，乃被硬性规定——限六个月完工。我便以这迫切的时限，把冗长的《亦云回忆》的中文稿，以英文改编，“从初稿伸缩写成英文稿廿五章”（见1968年台北传记文学社出版《亦云回忆》中文版上册，作者自序二），凡八百余页，亦三十万言。

那几箱“黄郛私档”，是笔者在海外所见真正的“内幕”和“秘史”——关于“闽变”的秘史。我在“民国史”上，很多心头上的不解之结，一读后，均豁然而释。我对这些“密电”所发生的“考据癖”，大致与胡适之对《红楼梦》的兴趣不相上下吧。

黄夫人对她丈夫这几箱遗物的内容是不太了解的。我细读之后，向她解说，黄夫人就想改写她的《亦云回忆》了。她改是改了，并另写一篇“自序”——“自序二”。但迫于时限，所改无多。我在她译稿上由她批准的“改写”，也“改”得有限，实在是件很可惜的事。

黄稿甫竣，校方又改派我接替对顾维钧先生的访问。我接替的工作阶段，正是顾氏“学成归国”，兼任外交部和大总统府的“双重秘书”，亲手译泄“二十一条”；其后经过“巴黎和会”、“华府裁军”，又继任外长，递升内阁总理，代曹大总统“捧爵祭天”；北伐后隐居东北、襄赞“少帅”；“九一八事变”后，参与国府外交，招待“李顿调查团”，以至率团出席“国联”并首任中国“驻法大使”的那一大段——也就是顾氏毕生经历上，那最多彩多姿的一段。

其外顾氏还藏有外交私档三十七大箱，他有意捐存哥大。这对我这位学历史的来说，也真是一座宝山。经顾氏面托、校方授权，我又负责把这三十七箱文件和顾氏四十年的英文日记，接收过来，并负责整理、编目和摘由。为此哥大当轴又调我以助教授身份，兼该校中文图书馆主任，并要我订出中国文史资料的整理和扩充计划。十目所视，十手所指，这项工作是万般繁重的。

这个中文图书馆，不提也罢。我接手时，它哪里是个图书馆？简直是个伟大的字纸篓。几乎半数以上线装书的书套，都可摇得叮咚作响。那些二三十年代出版的报纸本书报，由于长期高热烘烤，无不触手成粉。抚摸之下，真令人心酸泪落和愤恨。

对这二十余万本玉珍图书的抢救，我自觉责无旁贷。中文部的华裔同事们如鲁光桓、王鸿益、汤迺文、刘家璧、汪鲁希、吴健生诸先生与我早有同感。因而在我于1962年秋初卷袖下海之时，大家同心一德，通力合作。他们也被我这个“主任”推得团团转。这是我祖国文明的珍贵记录。我们只想把这宗世界闻名的汉籍收藏，抢救下来，如此而已。

但是谁又知道我们这几位隐姓埋名的“天朝弃民”，夜以继日地为大学做了这桩无名无利的苦工——我们的薪金都属于当时哥大最低层的一级——却惹出校中有关部门意想不到的妒忌和打击。而最令人啼笑皆非的却是我们的问题出在我们众口交赞、远近闻名的工作成绩——这成绩，纵迟至今日，该校上下还是继续认可的。为什么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呢？这才使我逐渐感觉到我个人已被卷入美国学府内所司空见惯的、最丑恶的“校园政治”。我们这个芝麻绿豆大的“中文部”，要生存下去，它的这个“主任”，就得应付人事，援引党羽，甚或谄笑逢迎，踢它个校园内的“政治皮球”！

笔者一介书生，偷生异域，要如此降志辱身，为着是保持这份嗟来之食呢，还是为着对这宗汉籍收藏的“责任感”呢？“责任感”与“自尊心”原是一个铜元的两面，二者是分不开的。一个善于逢迎的人，他的灵魂里是不会有太多“责任”的。但是相反的，如果只是为着“责任感”来“拔剑而起，挺身而斗”，别人根本不知道你责任何在，那你也只是个市井暴徒而已。市井暴徒能完成什么“责任”呢？你牺牲个不明不白，“烈士”、“义士”云乎哉？

最坏的却是我那时的顶头上司。他是我所碰到的美国同事之中，在美国联邦政府中官做得最大的，但是也是个最无耻、无能、全无责任心的人。他最大的本事便是观风使舵，逢迎吹拍。日久技穷，终于在政海灭顶，最后沦落在哥大混饭吃。

他对我们的专业，甚至对一般图书管理的普通业务，是一团漆黑。他也从不关心业务。但是他对校园政治，则观察入微，头圆手滑。这种无耻的失业政客，都是当时的校长误以为是人才而延揽入校的。结果他自己亦深受其累，终至学潮迭起而罢职丢官。

加以当时哥大校内的“中国学”名宿，老实说，也不知道大学的汉籍收藏，究有几本书。他们各有一个专钻的“牛角尖”，只要在这“尖”内，他们所需要的“资料”能一索即得，也就心满意足了。尖子以外的万卷典籍，干掉、霉掉、烂掉、偷掉，关他鸟事？我这位“主任”，目不暇给地在忙些啥子，他们除掉那一索之需之外，也全不知情，也从不关心。再者，这些尖子与尖子之间，往往亦各是其是，极不相能，在彼此龃龉之下，有时还难免拿无辜的第三者出气。所以要他们并肩而坐，为我这堆烘烂了的中国图书说点公道话，那简直是缘木求鱼！

后来我的继任人，他在详阅我遗留下来的一些文件之后，对我在那种环境下，毫未泄气地干了七年，而感觉惊异。他是兔死狐悲，物伤其类啊！

九　《回忆录》的最后赶工

就在上述这段极其糟乱的发展过程之中，李宗仁先生仍不时找我去吃饭聊天，讨论修改和出版他英文版回忆录的琐事。他老人家是位中国前辈，对洋人习俗，初无所知。在洋人看来，我撰写《李宗仁回忆录》，只是“受雇执笔”。一旦调职，我这执笔人和哥大这宗“财产”的关系，便要看当初“聘约”了。合约不清，则凭大学随意决定。它如要我为它的“财产”继续工作，按法它是要对我按工计值的。大学既不愿出此“值”，它也就不好意思无酬地要我续“工”了。

无奈那时李先生已存心离美。他总希望在动身之前，把这份稿子作一结束，所以他仍然不时电催，促我加油。我既是中英二稿唯一的执笔人，又怎能因“受调离职”，便拂袖不管呢？加以李先生是我的前辈，我二人都是中国传统孕育下来的“中国知识分子”，关于“无酬之工”，我连“暗示”也不敢微露了。所以在李氏不断催促之下，我还是在大学公余之暇，漏夜为英文稿赶工，以期不负所望。所幸那时精力犹盛，有时整夜打字，直至红日当窗，我才假寐片刻，便要往哥大上班了。

这部英文稿我终于杀青了。李公一切认可之后，我又为他与哥大出版部拟订合约，一切顺利，不幸此时哥大出版部主持人因为婚姻问题请假，一时无法回任来签署合约。李宗仁先生夫妇等不及，便悄然离美了。为山九仞，功亏一篑，夫复何言！事隔十五年，最后始由笔者专负文责，独挑大梁来出书，其命也夫？

十　李宗仁给黄旭初的信

我和李宗仁先生七年合作的工作情况，当然只有我二人知道得最清楚。但是他那时和在香港居住的“老部下”——前广西省省主席黄旭初氏通信，亦偶有透露。李氏逝世之后，黄氏曾将他二人的有关撰写回忆录的通信，在香港出版的《春秋》杂志上，择要发表，下面几段，是谈到我们当年工作的情况，黄氏写道：

1959年……9月12日李（宗仁）又来函说，回忆录已写至围攻武昌，只唐德刚（安徽人）一人工作，整理文字、抄写文字、译成英文，全部是他，故进展缓慢。完成后或有百万字等语……

1962年1月20日李又来函云：“去春已竣事之《回忆录》，中文有六十万字。依工作惯例，应由唐德刚继续整理，因哥大另有时间性之工作须唐担任（刚按：此一‘时间性之工作’，系指为黄沈亦云夫人译改《回忆录》，并整理‘黄郛私档’事。因黄夫人那时拟返回台湾定居也）。对此不拟出版之回忆录，待后整理。”（刚按：“不拟出版”云云，系指中文稿，因李氏与哥大有先英后中的出版承诺也）

李氏1965年6月离开美国到瑞士，我（黄旭初氏自称）得他7月8日由苏黎世来函云：“哥大当局集中精力整理英文回忆录工作，正拟与我商洽今年秋间订立合同出版事宜，而我事前已启程来此，只好停顿，唐德刚以副教授兼哥大图书馆中国馆长，一身数职，赶理英文稿，常至深夜尚未回家，所以中文稿之整理充实，不便向其催促。”（以上三段引自1970年8月1日，香港出版的《春秋》杂志，第314期；黄旭初著《李、白、黄怎样撰写回忆录？》第15页。）

李宗仁在上引诸函中所说的我们工作情况，均系事实。只是在他离美之前，我把英文全稿已“赶理”完工。哥大出版部所拟的合约，亦已拟就打好，而终以阴错阳差，李氏未及签字，便秘密离去，这也是命中注定该如此结束的吧！

一一　李宗仁返国始末

李宗仁夫妇于1965年6月，秘密离开纽约赴苏黎世，然后再由苏黎世专机返大陆，在当时是一件国际上的大新闻。这新闻原是我首先向哥伦比亚大学当局打电话，其后再由哥大校长寇克氏向新闻界宣布的。

李氏返国定居，是他早有此意，但是其发展的过程，却是通过不同的路线的。

我个人所得最早的线索似乎是在1963年的春天。他那时有意无意地告我，他“要去巴黎看戴高乐”！

李宗仁和戴高乐有什么关系呢？

原来戴高乐于1962年冬，在法国大选中大获全胜之后，威震西欧。憧憬当年拿破仑之余威，他要在西欧政治中压倒英国，在世界政局中摆脱美国，而自组其以法国为首、立于美苏两大集团之间的“第三世界”（Le tiers monde）——“第三世界”这个名词，是戴高乐最初发明的，其意义与今日所使用的显有不同——但是环顾全球，能与法国携手，共奠“第三世界”之基础，与美苏两大集团争霸者，那就只有刚刚脱离苏联集团、同时仍与美国对峙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了。

所以在60年代初期，戴高乐主义形成后的第一着棋，便是与北京建交。

至于巴黎、北京之间的秘密建交谈判的“内幕”，历史学家虽尚无所闻，而戴高乐想讨好北京，帮同人民政府解决“台湾问题”，则是意料中事。

加以戴高乐在法国政坛登台之时，正值“金门炮战”，华府、北京的紧张关系，已达使用原子弹的边缘。这时北京深感莫斯科之不可恃，亦显然有另觅友邦的意图。法国乃乘虚而入。戴高乐因此想——也可能是循北京之请——来居间调解国共之争，以为中法关系正常化的献礼。而国共之间的牵线人，当然最好是一位由左右为难，转而为左右逢源的中国政客。这样，戴高乐可能就想到在美国当寓公的李老总，而李老总也就要到巴黎去看戴高乐了。

可是李氏巴黎之行，始终没有下文。这后果，老实说也是在我当时的逆料之中。因为戴老头没有读过中国近代史，他不知道这位在政治上已一败涂地的李寓公，在蒋、毛之间，绝无做政治掮客的可能。国共之间的政治掮客是有其人，但绝不是李宗仁——这是当时笔者个人的观察李宗仁之所以去不成巴黎的道理。

可是1965年夏，李宗仁却偕夫人悄然而去。他之所以决定离美返国的道理，据我个人的观察：

第一，他原是一位不甘寂寞的人——国共两党中的领袖们有几位是甘寂寞的呢？在美国退休的寓公生活，对他是太孤寂了点。他有时搓点“小麻将”来打发日子。找不到“搭子”之时，有时就两对夫妇对搓也是好的。

有位年轻的主妇告我说：“陪李德公夫妻打麻将，‘如坐针毡’。”原因是他打那“广东麻将”，“花色又少”，“输赢又小”，“出牌慢得不得了”，“说话又非常吃力”！

李先生最大的嗜好还是聊天、谈国事。我和他工作的最初三年，有时就带了一批谈客去和他“谈国事”。李公真是一见如故，谈笑终宵。后来我不常去了，李先生遇有重要新闻，还是要打电话来和我“谈谈”。有时我不在家，李氏和昭文也要为“国事”谈上半天。他那一口“桂林官话”和我的“上海老婆”谈起来，据昭文告诉我，也是“吃力得不得了”。

和这些青年的家庭主妇“谈国事”，李代总统也未免太委屈了。想起北京的人民政协之内，胜友如云，吹起牛来，多过瘾！只要北京不念旧恶，铺起红毡，以上宾相待，那自然一招手，他老人家就“落叶归根”了。

第二，他回国，也是受他的华侨爱国心所驱使。纽约地区十六年的寓公生活，已把李氏蜕变成一位不折不扣的“老华侨”。有时我陪他老人家在“华埠”街上走走，喝喝咖啡。我就不觉得这位老华侨和街上其他的老华侨，有什么不同之处；而街上的华侨，多半也不知道这老头是老几，知道的，也不觉他和别人有何不同。

只要良心不为私利所蔽，华侨都是爱国的。他们所爱的不是国民党的中国或共产党的中国，他们所爱的是一个国富兵强、人民康乐的伟大的中国——是他们谈起来、想起来，感觉到骄傲的中国！

那“十年浩劫”之前的中国，在很多华侨心目中正是如此，她也使老华侨李宗仁感到骄傲。想到祖国在他自己统治下的糜烂和孱弱，再看看中共今日的声势，李宗仁“服输”了。在1949年的桂林，他没有服输，因为他是个政治欲极盛的“李代总统”，1965年他服输了，因为他是个炉火纯青的“老华侨”。

国民党骂他的返国为“变节”。他如不“变”，又向谁去“尽节”呢？他们对他的“桂系”是深恶痛绝的；他的“桂系”，对他们也痛绝深恶。拆伙了，“党”也就没有什么可以留恋的了。

李宗仁也是能言善辩的。这样一想“落叶归根”，也就是无限的光明正大了。

但是促使李宗仁先生立刻卷铺盖，还有个第三种原因——郭德洁夫人被查出患了癌症！

在李夫人发现这种恶疾之前，他二老的生活虽嫌孤寂，然白首相偕，也还融融乐乐。丈夫以不断翻阅自己的回忆录为消遣，亦颇有其自得之乐。夫人则随国画家汪亚尘习花鸟虫鱼，生活亦颇有情趣。

郭德洁殊有积蓄，亦雅善经营。在50年代中，美国经济因朝鲜战争而复苏，股票市场甚旺。李夫人以小额投资，亦颇有斩获。据她告我，她在股票市场中，有时还“买margin”呢！

笔者生财无道，到现在为止，我还不知“买margin”的真正步骤，只知道那是有相当风险的“买空卖空”的股票交易之一种罢了。不过“艺高人胆大”，她在60年代初的小额投资亦颇有亏损。不过那都不会直接影响到他们的日常生活的。

可是李夫人一旦发现了癌症，这就是晴空霹雳了。

1964年李夫人在医生数度检查之后，终于遵嘱住院。在病院中，她时时想起“老头子一人在家，如何生活”。越想越不自安，一次在午夜之后，趁护士小姐不备之际，她披衣而起，溜出医院，叫了部计程车，径自返家。这位失踪的女病人，曾引起病院中一阵骚乱；但是她既开溜之后，决定再也不回去了。

郭德洁原是一位美人，衣着一向整齐清洁，她虽不浓红艳抹，但是淡淡梳妆薄薄衣，虽是半老徐娘，犹自仪态翩翩。纵在身罹绝症之时，仍然轻颦浅笑，不见愁容。英雄儿女，硬是不愧为顶呱呱的“第一夫人”——晚年的郭德洁比晚年的江青漂亮得太多了！

她在真正的“年方二八”——十五虽有余、十六尚不足的豆蔻年华，便被那战功赫赫的青年将领李旅长，在桂平县的城门楼上，居高临下地看中了。他原是和一位“拍马屁的营长”，躲在城门楼之上，好奇地偷看美人的。可是“一看之下，便再也忍不住了”！（这句话是李公趁夫人去香港探母之时，和我一起烧“火锅”时，亲口含笑告我的）因此将心一横，停妻再娶，郭美人便是李旅长的“平头”夫人了。

她原是位木匠的女儿，出嫁之前还在小学读书——那时革命风气弥漫，小学生是时常“出队”游行的。在这游行队伍之前掌旗的便是她。虽是一位小家碧玉，然天生丽质，心性聪明，年未满二十，便着长靴、骑骏马，率领“国民革命军第七军广西妇女工作队”，随军北伐了。北伐期中的第七军，真是所向披靡、战功彪炳。那穿插于枪林弹雨之中的南国佳人、芙蓉小队，尤使三军平添颜色。

李夫人告我，北伐途中，一般同志都把她比作甘露寺里的孙夫人和黄天荡中的梁红玉。所到之处，万人空巷，军民争睹风采，也真出尽风头。她军次我们安徽芜湖时，曾往孙夫人庙祭奠求签。签中寄语，这位不系明珠系宝刀的刘先主娘娘，竟要与我们将来的代总统夫人结为姐妹呢！

郭德洁也确是一位聪明人。她虽连广西落后的国民小学也未毕业，但是从“旅长娘子”做到“第一夫人”，言谈接应，均能不失大体。在纽约期间，我看她与洋人酬酢，英语亦清晰可用。笑谈之间，不洋不土。

我知道她很敏感，因此每次有洋客来访时，我如是翻译，我总介绍她为“麦丹姆”，而避免用“蜜赛斯”。每当我介绍“麦丹姆”之后，我总见她有一点满意的微笑。

我们的麦丹姆，平时也是很有精力的。烹调洗浆之外，开着部老林肯，东驰西突，随心所欲；她那土老儿的丈夫，只好坐在一旁，听候指挥……可恨造物不仁，这样一位活生生的中年夫人，顿罹痼疾。和平安乐的李府，不出数月，便景物全非！

1965年初夏的一个深夜，我独自开车送李宗仁先生回寓。时风雨大作，驶过华盛顿大桥之上，我的逾龄老车，颠簸殊甚。这时李公忽然转过身来告诉我说，据医师密告，他夫人只有六个月的生命了。言下殊为凄凉。

我凄然反问：“德公，您今后作何打算呢？”他说他太太已不能烧饭了。为着吃饭方便计，他们恐怕只能搬到他开餐馆的“舅爷”家附近去住，好就近在餐馆寄食。我知道李夫人有位兄弟在瑞士开餐馆，我想他们不久将要搬往瑞士去住了。殊不知那次竟是我和李宗仁先生最后一次的晤面，今日思之，仍觉十分凄恻也。

那时（1965年）正是我在哥大最忙乱的年份。图书馆内杂事如毛。我周日工作繁忙，是断然没有工夫回家午餐的。可是就在我送李先生深夜返寓的几天之内，一次不知何故忽然返家午餐，餐后正拟闲坐休息片刻，突然门铃大响，有客来访。开门竟是郭德洁夫人，含笑而来。她虽然有点清癯，然衣履整洁，态度谦和，固与往日无异。

李夫人没有事前打电话，便翩然来访，这是前所未有的事，也使我夫妇二人受宠若惊。我们问她何以突然光临，她说是她儿子志圣开车送她去看医生，路过我处，所以顺便来看看我们。志圣则因无处停车，只好在车中坐候，由她一人单独上楼来访。

她看来不像重病在身，和我们亦如往昔地有说有笑，谈了个把钟头，才依依不舍而别。这是我夫妇和她的最后一晤。两个星期以后，我们才恍然大悟——李夫人此次来访，是特地来向我们道别，也是永诀了！

天下就有这等巧事吗？我至今一直在想：我这个绝少回家午餐的人，就回来这么一次，却正好碰着她前来辞行！真是不可想象的事！

她一去，我们就从此永别了。

一二　归国后的余波

1965年7月16日，星期五，我于下午工毕返寓时，在信箱里发现了一封自苏黎世的来信。一看便知是李宗仁的笔迹。信是给我的，里面却写着“德刚、昌度两兄”。他说近年来身体日颓，加以妻子病重，午夜扪思，总觉树高千丈、落叶归根，所以就离开“我的第二故乡美国”了。

信中又说年来致力国民外交，希望中美早日和好——李氏在返国前数年，曾与战前中国驻波兰公使张歆海数度联名致书《纽约时报》，倡导台海罢兵，中美和好——谁知却隔阂日深。自觉无能为力之下，所以就决定“重返新中国”了。“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我们的友谊将不因人处两地，而稍有区别云云。

此时胡昌度不在纽约，我接信后未经他过目，便直接交到哥大去了。因为李公一去，我们将如何处理这宗百万言的回忆录呢？

正当哥大上下会商对策之时，纽约各报与电视，已同时以头条新闻报出了7月20日李氏专机飞抵北京的消息，接着便是毛、周等欢宴的场面。举世哄传，这位过了气的“李代总统”，旦夕之间，又变成了国际新闻人物。在新闻记者搜寻之下，我们这部百万言的《回忆录》，居然也成了当时的重要新闻。

这时在纽约与李宗仁一向很接近的人，最感紧张的莫过于甘介侯先生了。因为美国“联邦调查局”要追查李氏与北京之间的“搭线人”（middleman）。各报并盛传在李家经常出入的还有几位“共产党员”。此时正是美国害恐共病最严重的时期。为追查共产党，麦加锡参议员所搞的白色恐怖，在知识分子之间，余悸犹存，而甘介侯与当年执政的共和党又有前隙，因此恐惶尤甚。

原来当国民政府在大陆上溃退时期，蒋、李两派人物在美国争取“美援”的活动，都有其“一边倒”的政策——蒋派专交共和党；李派则专交民主党。甘介侯那时身任“李代总统驻美特派员”，便是搞民主党活动的中坚人物。

在中国大陆政权易手之后，共和党人为打击政敌，便要追查民主党执政时期“失去中国”的责任，庶几以“通共卖国”的罪名来对付民主党中的官僚、政客与职业外交人员。如此则甘介侯自然是最好的见证了。他们要使甘介侯对民主党官员，反咬一口，乃不惜用尽一切利诱威胁的手段来套甘某入彀，以便使其去国会挺身作证，这样他们的政敌就要锒铛入狱了。幸好甘氏亦老于斯道，未入圈套。但是身在虎穴，又已冒犯虎威，欲摆脱干净，谈何容易！

甘氏告诉我：某一位贵妇在游泳池内，对他以重利相诱，甘氏婉却其请。她恼羞成怒，两眼一瞪，说：“甘博士！再不听话，将见尔于六尺地下！”

甘介侯一个穷光蛋，慢说六尺，三尺他也就够受的了。惶恐之余，最后还是李宗仁出资以一百元一小时的重价，雇请律师，以“外交特权”为护身符，而幸免于难。

而甘氏开罪于共和党更严重的一次，则是对艾森豪总统的有辱君命。

据李宗仁告我，某次艾森豪威尔的幕后大员、纽约州州长杜威，约其密谈，谓有要事相商。李以不谙英语，乃遣甘介侯为全权代表。原来艾帅为防台湾落入中共之手，而又嫌台湾的“独裁”，因有意“送李代总统回台，重握政权”云云。杜威言外之意，艾总统有意在台湾策动一武装政变，然后乘机送李宗仁返台“从事民主改革”。杜威因以此不存记录的密谈，劝李宗仁合作，共成大事。

当李氏事后把这一惊心动魄的密议告我之时，我问他当时的反应如何。李说他既在美国做“难民”，自然不便与美国当局公开闹翻，所以他就委婉而坚定地拒绝了。

李并感慨地告诉我：美国人所批评蒋先生的那几点都是千真万确的事实。他和蒋氏针锋相对地斗了几十年，也是事实，“但是要我借重美国人来把蒋先生搞掉，这一点我不能做……”

李宗仁当然也知道，做美国人的傀儡，并不比做日本人的傀儡更好受！

后来李氏回大陆，在新闻记者招待会上，也曾暗喻此事，但未提杜威之名。那时的退休总统艾森豪威尔闻讯大怒，因亦隔洋与李氏对骂。他说李宗仁在扯个“黑色大谎”！但据笔者所知，“谎”则有之，不过说这“谎”的是李宗仁还是艾森豪威尔，那就只有上帝知道了。

李宗仁既然不愿做艾森豪威尔的傀儡，那个和艾帅手下的二杜——杜勒斯、杜威——打交道的便是甘介侯了。在甘氏看来，共和党的政客们对他的要求既无一得遂，李宗仁在美时他还可躲在李氏背后，虚与委蛇。如今李氏一去，托庇无由，一旦共和党旧账新算，借口把甘介侯这小子捉将官里去，那真比捉只小鸡还容易呢！因此甘先生便大为着慌起来。

一日清晨我刚进哥大办公房，便发现甘氏在等我，神情沮丧。一见面他就抱怨“德公太糊涂”！“德刚，”甘公告诉我，“我来找你是告诉你，以后我二人说话要‘绝对一致’啊！”

“怎样绝对一致法呢？”我说。

“你知道他们在找middleman（中间人），你我皆有重大嫌疑！”

甘氏口中的“他们”，自然指的“联邦调查局”的密探了。后来这些“他们”，把“我们”这批与李宗仁很接近的人，都调查得一清二楚。据说其中只有一个嫌疑重大的“中国人”，他们尚未找到。这个人的名字叫“韦慕庭”。“我们”得报，真喷饭大笑。

这时我看甘氏实在狼狈不堪。我便笑问他道：“甘先生，您是不是middleman呢？”

“共产党怎会要我做middleman呢？”甘说。

“那你怕什么呢？”

“德刚，你初生之犊不畏虎！”甘说，“你不知道美国政治的黑暗！可怕！”

最后我和甘先生总算达成一项君子协定——这在英文成语里便叫作“诚实是最好的政策”！我二人既均非“中间人”，他们如果要对“我们”来个“隔离审讯”，我二人是不可能说出一个“绝对一致”的故事来的。对“他们”最好的办法就是各自“据实告之”！

十五年过去了，甘先生当时慌张的情况，我今日想来仍如在目前。我一直没有把这事看成什么大灾难，但是甘某却是个“惊弓之鸟”！记得我在《李宗仁回忆录》中，原拟有最后一章，叫作“退休也不容易”（Uneasy Retirement），想谈谈美国民主、共和两党的“对华政治”（不只是“对华政策”）。那也是甘介侯建议不要烧纸惹鬼、少谈为妙而搁笔的。缺了这一章，我始终心有未甘，大概就因为我是个“初生之犊”的缘故吧。

一三　《回忆录》的版权问题

至于李先生对他的《回忆录》的出版问题，在回国之前，他是迫不及待的，一直在催着出版。可是回国之后，他就从北京来信说“不要出版”了。

上文已提过，这份由昭文所抄的《李宗仁回忆录》的中文清稿，一共只有两份。哥大存了正本，李氏存了副本。但是在60年代的初期，他为征询他老部下黄旭初先生对本稿的意见，乃把这副本寄给了黄氏。后来他匆匆束装取道瑞士返国时——因黄氏侨居香港——乃未及索回。因此此一副本乃落入黄旭初之手。

此时恰好黄氏也正在撰写他自己的《黄旭初回忆录》，并分章在香港的《春秋》杂志上连载。李氏返国之后，不久便卷入“文革”漩涡而消息全无。黄氏乃将李宗仁的回忆录，大加采用，改头换面地写入了他自己的回忆录里去。因此笔者在李稿中的许多笔误和未及改正的小错误，也被黄旭初先生误用了。

黄氏在港逝世之后，才又由黄氏遗属将此一“副本”转交给李氏的长子李幼邻。幼邻于70年代末期侍母（李宗仁元配）返桂林定居时，乃又将此稿送交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协文献委员会。该会显然不知此稿的来龙去脉——因为幼邻本人亦不知道。

万里飘蓬，几经抄袭，昭文所手抄的这个复写纸副本，也可说是阅尽兴亡了。

在1965年李宗仁返国时，此一副本既在黄旭初之手，李氏自己身边就有个英文稿副本了。据说当年毛泽东主席接见李氏时，曾询及此稿，有意批阅。可惜毛氏不谙英语，而李氏又无中文稿，毛主席乃面嘱将此英文稿发交北京外国语学院，译回中文。

这宗“奉谕回译”稿是否全译了，笔者在海外，当然无由得知。至于这个回译稿现存何处，笔者当然更无法打听。不过我确知其存在，因为李先生在1965年底写信给我，嘱我转告哥大当局，停止出版英文稿的理由，便是他“重读”这份“译稿”，觉其与“原中文底稿，颇有出入”的缘故。

[附注]据广西政协委员黄启汉先生于前些年访美时，面告我说，此一“奉谕”之译稿，当年广西政协确拟用为底稿，出版全书。所以终未采用者，是因译稿中之无数“人名”，无法复原，故弃而未用。此一译稿今日想必仍存于广西政协文献库中也。

1986年8月19日德刚补志于纽约

李氏之言，分明是借口，因为这份英文稿之完成是经过他逐章、逐节详细核准的，在离美之前，他还不断地催着要出版呢！回国之后，主意改变，这在当时不正常的中美关系影响之下，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此我这位受影响最大的“撰稿人”，对他这一“出尔反尔”，倒颇能处之泰然，但是哥大当局那些憨直的洋学者，则认为李氏此函有欠“诚实”！他们因而把这批文化公案，移送法院，让美国法律加以公断。

我当然是这一项法律程序中，跑不掉的第一位“见证”。在律师盘诘之下，我也是一切“据实以告”。至于这件“案子”，其后如何由法院公断，我这位“见证”是无权过问的，只知道其结果是按美国出版法以及国际版权协议，这宗文献全部被判成“哥大财产”。因为在本稿撰著过程中，李宗仁先生只是本稿“口述史料”的提供者，他并不是“撰稿人”，而本稿的真正撰稿人，却又是哥大的“雇员”，所以哥大对它自己的“财产”，有任意处理之“全权”。

哥大显然是根据此项法律程序，便把全稿封存了。

在研究室被搬得一空之后，我拍拍身上从50年代积下来的尘埃，洗清双手，对镜自笑：十年辛苦，积稿盈笥，而旦夕之间，竟至片纸无存。这对一个以研究工作为职业的流浪知识分子来说，履历上偌大一个空白，对他的影响是太大了。但是头巾气太重，沉溺所好，不能自拔，入其境而不知其俗，咎由自取，又怨得谁呢？

一四　千呼万唤的英文版

那时的哥伦比亚大学，虽循法律手续“封存”了它那份“财产”，但是学术毕竟是天下之公器。这份中文稿既经黄旭初借用出版了一部分。哥大的英文稿屡经访问学人的阅读与传抄，亦颇有变相的流传。

这份英文稿，因为写当其时，在五六十年代，也曾是有地位的出版商争取的对象。当哥大的出版部以其篇幅浩繁而感经费支绌之时，柏克利的加州大学则向哥大协商转移。该校政治系主任、名教授查穆斯·约翰生（Chalmers Johnson）博士，并曾为本稿写了一封他认为是中国的“民国政治史上不二之作”的、逾格推崇的介绍信。这一来，这一部稿子乃又自哥大出版部于60年代后期，转移到加大出版部去。

那时中国大陆上的“文化大革命”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着。李宗仁先生亦消息全无，生死莫卜。加大当局有鉴于这部文稿历史复杂，出版部负责人乃专程来纽约找我加以澄清，并问我对英文稿能否负担全部文责。这本是我义不容辞之事。我遂正式以口头并书面，向加大负责人表示，不论本书在法律上版权谁属，我个人均愿独负文责。他闻言欣然同意。这便是在后来的英文版上，我的名字被列于李氏之前的最初动议。其后相沿未改者，无他，只是一位治史者对他所写的一部传世的历史著作，署名负其全部文责而已耳。

加大既已决定出版本书，他们乃廉价雇用一位据说粗通中文的美国退休外交官，来担任美国出版过程中例行的核校工作（copy editing），他由于个人关系，且向哥大要去了一份复印的中文清稿，来帮助核校（这时已有廉价复印机）。谁知这位年高德劭的“中国通”自己却在这时卷入了另一桩文化漩涡，无暇及此——同时他的中文根基，似乎做两稿互校的工作亦难以胜任——但是他却抓住了本稿，死不放手。他前后一共“工作”了七八年之久，却只“核校”了十五章。如此一年两章地“校”下去，那么七十二章就要花掉他老人家三十六年的退休时光了。

加大当局为此事而甚为着急。一再要我去催他，并转请哥大负责人去催他。可怜我这位“著作人”却身无“版权”。我催多了，人家总是说：“干卿何事！”多次自讨没趣之后，我也只好索性不管了，听其自生自灭吧。我所怕的是旁人在稿子上乱动手脚，那就不可收拾了。

最后这位校稿人终于倦勤停笔，把稿子退回加大，而加大出版部，也由于他拖延太久，时效全失——美国是个时效决定一切的社会——为顾虑出版后亏本的问题，也就废约不印了。这时美国由于越战的关系，银根已紧，这一失去时效的“巨著”，便再也没有出版商愿意去碰它了！

1975年年底，这批文稿终于辗转又退回到哥大了。这样哥大负责人，才把这已失时效的一只大鸡肋，发还给我，要我觅商付梓。大学当局并以正式公函告我，两书出版时，我可以收取中文版的版税。

这样一来，中文稿始由香港《明报月刊》分期连载，前文已有交代。可惜这时李宗仁先生已早成历史人物。年轻一辈的知识分子，许多人已经不知道李宗仁究竟是什么人物了。该刊连载过久，编辑先生感到乏味——这也是新闻界的常情——所以连载未及半部也就中断了。

我们重觅英文稿出版人，也是历尽艰辛的。一本“巨著”（超过六百页）如新闻价值已失，在一个资本主义的国度里，是没有生意人愿意出版的——要不然，便是：（一）作者先垫巨款，出版后如有钱可赚，再慢慢归垫，否则拉倒；（二）本书杀青工作上一切杂务——如核校、制图、索引等工作，按例都是由出版商负责的——这时都由作者自己负担，将来销路好，再由版税中，逐渐扣除归垫。

我这位两袖清风的作者，哪里能拿出印刷费呢？我纵有心张罗筹借，我将来既无版税可抽，我又何以偿欠呢？

如此，就只好眼看这部拖延二十余年，我个人，乃至我的小家庭，都被它拖得心力交瘁的历史著作，便要永远“藏之名山”了。在万无一望的情况之下，我把死马权当活马医，乃转向我自己服务的纽约市立大学研究部申请资助。

纽约市大此时正在全校宣布“破产”之后，一连串地减薪、裁员。直至目前为止，它老人家还欠我们教职员半月薪金未发呢！

我的挚友，最忠实无欺的君子李佩钊教授，他在市大服务已二十一年，领有“终身职”聘书，这时竟惨被裁撤。他一时想不开，可能也感到苦海无边，生趣全无，竟于一夕之间悬梁自尽，遗下弱妻幼子，惨不忍睹。

市大在这种经济绝境之下，我递去“出版补助”的申请书，原是“知其不可而为之”，“聊以尽心焉”而已。谁知天下事往往就出于意外。我的申请书竟获市大各阶层一连串的同情，最后竟在极艰难的情况之下，总校允于少额研究费项下，拨款支援。

市大既已解囊，哥大亦不甘示弱。一班新当权的年轻执事，遂亦自该校研究费中，酌拨若干，以为资助。市大、哥大这两项合资，原不能算小，但以今日的美金比诸今日的工资，这数目也不算大。“不足之数”，我这位“作者”就只有“归而谋诸妇”了。

我们是有两个孩子进大学的小家庭。夫妇二人日出而作、日入未息的收入，也只是从手到口，所余有限。但是这部书已经把我们拖得够惨了。我壮年执笔，历时七载，为它牺牲一切，通宵不寐的情况，记忆犹新。如今杀青在望，我个人亦已两鬓披霜……无论怎样，它是应该和读者见面的了。我二人乃决定，咬紧牙关，不顾一切地，把不足之款和剩余工作承担下来。

去年6月，这部《李宗仁回忆录》的英文版，总算以最原始的印刷方式面世了。新书既出，我回想二十多年的曲折遭遇，真不禁捧书泣下！

一五　出版后的感想

如今这部比《史记》部头还要大的《李宗仁回忆录》，互有短长的中文、英文两个版本，总算都与读者见面了。在英文版的“序言”里，我对李宗仁先生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曾有评析。暇时当另译之，以就教于中文版的读者，此处不再赘述。但在英文版序言中，笔者对此书的撰述经过，以及古怪的版本问题，则语焉未详——因为这些都是将来“中国史学史”或“目录学史”上的琐碎而专门的问题，西文读者是不会感兴趣，甚至嫌其啰唆的——可是对中文版的读者们，尤其对那些专攻中国近代史的专家，笔者就应该有个比较详细的交代了，否则他们一定会奇怪，这中、英两版为什么“不尽相同”？更糟的便是将来严肃的考据学者，在中、英二稿中，可能都会闹出个“双包案”来。言念及此，我觉得这个问题，现在非交代清楚不可，因为在目前知道本稿撰述经过详细情形的，只有哥大已退休的教授韦慕庭和笔者个人等二三人而已。所以笔者才不惮其烦地冒美东百度以上的溽暑天气，裸背为本书制四万言长文以阐明之。尚乞中、英两版的贤明读者，批阅后不吝指教！

最后，笔者更不揣冒昧，以撰写本书时亲身体验的辛酸，来略志数语，以奉劝今后中国知识界和我有同样短处的书呆子：你如有圣贤发愤之作，你就闭门著书，自作自受。能出版，就出版之；不能出版，就藏之名山、传之其人。你有自信，莫愁它没有传人。

不得已而与人合作，也要一是一、二是二，搞个干净利落。千万不可把你呕心沥血之作，婆婆妈妈地弄成个妾身未分明的状态。因为一个作者著书，正如一个艺术家创造一件艺术品，一个花匠培护一园名花，一个养马师养育一匹千里名马……你对你心血结晶品的感情，绝不是主权属谁的问题。问题是你能看她有个美满的结果和如意的归宿。美女嫁情郎，宝剑赠英雄——主权岂必在我？但是你如眼睁睁地看着美人入匈奴，宝剑当菜刀，名驹入肉铺，而你在一旁无能为力，其心境之痛苦，实非笔墨所能泄于万一。

笔者为这两本拙作，披肝沥胆，前后凡二十有二年。回顾它在过去二十二年中所经历的沧桑，而我这位原作者，却始终在“隔岸观火”，心情之沉重，怎敢讳言？

古人说：“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

在本书今后千千万万的读者之中，笔者自信，知我者当不乏其人也。

1980年7月28日于北美洲北林寓庐

原载《传记文学》第四十七卷第五期

桃园县的“下中农”

在美国与中共学术交流的整个计划推动之下，我由纽约市立大学派往中国大陆做交换教授，教授美国史六个月。离乡撇井三十余年，一旦身返故里，晤儿时伙伴，触景生情，其中酸甜苦辣的情绪，实非亲历其境者所可想象于万一。同时通过深入的观察，我觉得今日大陆上最苦的还是农民，什么水利、电力等建设，不是没有，但是由于人口的失去控制和工业发展的缓慢，农民的衣食住行、教育、卫生等最基本的生活条件，却改善得极其有限！

笔者幼年是在大陆农村的泥土里长大的，对那时农民的疾苦知道得太深刻了。良心驱使我诚心诚意地希望他们在过去三十年内，能有个彻底的翻身。

三十年不是个短日子！他们今日仍然很苦，胡为乎而然呢？迷惘之余，这才使我想到对台湾农民的生活也作点粗浅的了解和观察。这就是我撰写本文的原始动机。

不敢麻烦公家

今年（1981）八月下旬，承在台北举行的“中华民国建国史讨论会”中几位老朋友的邀请，我在纽约取得了可以进入台湾十天的过境签证，飞到台北。我想在这极短的停留期间，利用会外余暇，到台湾农村里去看看。但我不敢也不愿麻烦官方，我只是私下向我在台湾省公路局任职的表弟表示，希望他能替我借一部小汽车，并利用他本省籍夫人的亲友关系，替我在台湾乡间找一个“最具代表性的‘中等农民’的家庭”，让我不拘形迹地去访问一下。

在三十多年前的大陆上，表弟便一直是听我使唤的“小鬼”，我是他的“大王”，我们之间的感情，真比亲兄弟还要亲。后来我去美国，他在一偶然机缘下，进入台湾。在台湾娶妻生子，家庭十分幸福，工作也相当顺利。他生性厚重，人缘又好，三十年的定居，也可说是台湾的老乡里了。但是当我们又碰到一起时，在心理上，他还是我的“小表弟”——虽然最近他已有了一个孙子——我这个“大王”，还可把他这“小鬼”使得团团转，甚至他的几个可爱的孩子也被我这位远道而来的“表伯”动员了起来。男公子替我做照相师，小女孩则替我做闽南语的翻译。

组织了这样一个有效率的“考察队”，我就真的深入台湾农村了。

8月21日的台北，晴朗而炽热。一大早表弟便带了一部有空调的小汽车来接我下乡。我们从高速公路直奔台中，再转入支线，在乡野中随意遨游——看看农村的外貌。表弟说，台湾真是个宝岛，物产丰盛；而我在土地膏腴之外，也显然看出了人民勤奋和当局复兴农村的成绩。

在台湾农村中，我们很难看到破烂失修的房屋——这一点，今日美国的农村都没有做到。在美国农村中，我们可以随时随地看到一些破烂、失修或废弃的农房，斑斑山野颇不雅观；台湾农庄虽小，但大体都收拾得干干净净的，一眼看去，甚是赏心悦目，显出朝气。

我们在农村中尽情巡回。中午则开到南投午餐，下午继续游览，直到深夜才开到埔里的一家小食铺去吃“一鱼三味”。一日之游，到处都使我体察到人民安居乐业的升平气氛。这些乡里小饭馆，差不多都有冷气设备，服务人员笑脸迎人，繁忙而温和有礼。他（她）们也都能说一口清晰的国语，不像香港、广州，乃至上海，居民仍以说方言为当然。笔者在上海见到我几位“安徽佬”的堂弟妹，他们私下彼此交谈，有时且用“沪语”，真把我这位“二哥”气得胡子直竖。但是今日在台湾反而处处说国语，也真是难能可贵。

后来我们又访问了我们的司机老王的家。

老王自称是“毛泽东的小同乡”，他那口“湘潭国语”便远没有他那时髦而美丽大方的本省籍夫人说得流利。她告诉我，她小的时候是被“卖”到台北的，所以是地地道道的“本省人”，但是她今天本省话已不大会说了。

老王住的是一所两房一厅，外加浴室、厨房和前后两面阳台的现代公寓。窗明几净，壁纸花色鲜明。室内十九英寸彩色电视机、电冰箱、音响、洗衣机、收录两用机、高脚电风扇……一应俱全。沙发、桌椅也样样入时。美中不足的是，他们的长子去年在考大学期间不幸游水被溺死。他夫人以漂亮的国语为我说东说西，足使我忘记做客台湾。我想我故乡合肥人民的生活水平，也能达此程度，那该多好！

桃园张家

“建国史讨论会”开得相当忙乱。一礼拜会期之后，我的过境签证已到期，本该立刻出境，然终承大会“接待组”诸执事先生的帮忙，把限期延长了几天，直至9月4日。就在限期届满的前一日，表弟果然替我在桃园县乡下找到了一家颇具代表性的“中等农家”，让我去拜访一番。

9月3日的早晨，也正是台风过境之后、签证将限满之时，天气不算太热。我们一行再度自台北动身，循高速公路南下桃园。车行约五十公里右转入支线，再转便转入一条乡村小径。就在这条小径的开端，有一位中年人坐在一辆发光的摩托车上，正在等着我们。表弟和他招呼一下，他便掉转车头为我们作向导。

这条小径虽也是柏油碎石路面，但却“小”得出奇。在车内向外看，我觉得路面比车身还要窄。幸好我们的老王技术好，一路有惊无险。他开了约一两公里，再穿过一条窄得怕人的石桥，车子便在一座村庄前的洋灰广场停下了。

下车后，表弟替我介绍，这位领导我们的中年人叫张学意，他便是这座房子的主人——一位最具代表性的台湾农民。今天我们就来拜访他。

张君极其谦恭地领我们进入他的住宅。那是一座低矮的平瓦房，一进门便是张家的客室，约十四五英尺见方。下面是一面平整光滑、现方块赭黑色花纹的水磨洋灰地面。这水磨地面如果打上蜡，是会光彩鉴人的，不打蜡也一样的光滑可爱。头顶上面的天篷，则是经过化学处理的栗壳色长条木板镶成，整齐而美观。四壁是白色石灰粉墙，加点黑色线条图案。靠下方则是晶洁的玻璃门窗，我们就是从这个门进来的。

客室上方，放有一座台制十九英寸、装有防尘门扇的三洋牌彩色电视机，机上横卧着一架大型立体音响，喇叭箱则放在地下两侧。左侧墙边便是一张三人藤座木框沙发，下端横放着一张同型单人沙发，再下边靠墙边有一张藤面摇椅，沙发前则是一张精致的咖啡台。

张君很热情地招待我们坐在这木制沙发上，敬烟奉茶，我们就这样子“聊”了起来。

阿增的大家庭

张先生是客家人，祖籍广东陆丰。他曾祖是位苦力，于清末受雇来台开垦，后来娶妻生子，便在台湾落户了。定居后他又搬了几次家，直到学意的父亲张阿增中年时才迁来此地。他们现在的门牌地址是：桃园县杨梅镇瑞塘里七邻，草澜坡十七号。

阿增不识字。在“日据时代”，他向当地地主租了两甲地（亦即两公顷，或三十市亩，合4.932英亩），当了佃农。阿增（现已七十六岁）有两个儿子，长子便是张学意君，现年五十二岁；次子学国，比哥哥小九岁，现在也已四十三岁了。学意在日据时代进过小学和初一，学国则于光复后在高级农业职业学校毕业。他弟兄二人又各生子女五人。学意的长女秀珍，今年二十六岁，已于去年结婚，嫁了位外省籍的军人，已随夫迁居，所以现在的张家还有九个孩子。他们和学意、学国两对中年夫妇，以及阿增老夫妇同吃同住，一家十五口，三代同堂。

但是按照当局“户籍法”的规定，他们十五人却被分成两户，今日台湾农村习俗仍是以男为主的，户长都是男人。张家两户中的长房是以学意为户长，他一对夫妇、四个孩子作为一户，另加祖母（阿增的妻子），共有七口。二房学国一家则以祖父阿增为户长，一户八口。虽然在户籍上他们一定得分成两户，他们自己在生活上和财产上则并未分家。一家个别的收入都合在一起，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大家公吃公住。由于阿增不识字，学意很自然地就变成一家的实际“首长”了。

佃农翻身的经过

据学意告诉我，在日据时代，他们当佃农的生活是十分贫困的（原因很多）——“合家每月只能吃到一次肉”，学意那时也“从未穿过长裤子”。

光复后稍好，但也好得有限，家中有时吃的还是番薯饭。

但是在1953——1954年间，生活便渐渐开始好转了。原因是那时当局推行了“耕者有其田”的土地改革政策。当局用日本遗留下来的工商业作抵偿，收购了所有地主的土地，然后再以这土地低偿分给无地农民。一般农民可以以分期付款的方式，先耕后付，于十年之内，向当局购得全部土地所有权，但是每户分地最高额则以三甲（四十五市亩）为限。

这样一来，他们张家乃于旦夕之间，由无地的佃农一跃而成为拥有两甲地的自耕农了。至于他们其后在十年之内，一共向政府付还了多少“低偿”的地价，学意已记不清。我想这数目字不难查到，也就未向他追问了。

吃肉的次数随着土地改革而多起来，张家田庄上生产量也增加了——最后竟然增加到一倍以上。主要的原因是当局成立了“农村复兴联合委员会”（简称“农复会”），供应化学肥料，并改良农作物的品种。这样，连他们村前池塘内所养的淡水鱼的品种也一道“改良”了。

生产量大增之后，农民的生活自然也就一天天地好起来。

但是人民生活的改善，天助之外，还要靠自助。他们桃园农民在土地改革之后，生产的积极性提高了。在日据时代，他们原已有农会组织，但那老农会不发生太大的作用。现在这个新农会组织扩大了，工作也积极起来，农会之下，他们又组织了农田水利委员会，扩大了水源，也掌握了最经济有效的灌溉技术。农会同时对会员农场里的产品也作出了最有组织和最有效的推广。在政府有计划的辅导之下，“谷贱伤农”这一传统现象已基本上消除——谷价由政府做有计划的调整和控制。

据张君告诉我，他们拥有两公顷土地，一年两熟的农场上，每年可实收谷子两万六千台斤（一台斤约六百克），约值新台币二十万元（约合美金五千三百元）。除去成本和一切开支，他们可净得新台币八万元（美金两千一百元）上下。

农会的职权既然一天天地大起来，通过这个组织，农民也就真正变成他们根生土长的土地上的主人翁了。学意的弟弟学国现在便是杨梅镇农会的产品推广员。因为成绩卓著，农会也发给他每月一万五千元的报酬。

随着台湾工商业的急剧发展，农村人口一天天地流向都市，农忙时人手不足，散工和雇农的工资乃随之直线上升，据说最高的近来已达到八百元新台币（美金二十一元强）一天。人工太贵，只好改用机器，所以张家也以八万新台币的代价购了一部拖拉机，其后又买了插秧机和收割机。但是他们一共只有两顷地，还不足五英亩，这些大机器显然是缺少足够的用武之地。两公顷的地一下子犁掉了，人反而嫌无事可做。有勤劳习惯的人一旦闲起来，他们就要找兼差，学意便是这样在农忙之暇，在台湾客运公司找了个兼差。农场上的事愈来愈少了，他这个兼差反而逐渐地变成他的主要职业了。

在台湾客运公司里，张学意的工资是新台币一万三千元（约合美金二百六十余元）一月。

我把他兄弟二人每年的年薪（另加奖金两万元）所得加一加，竟多至三十五万元（合美金八千元上下）。另外学意、学国的太太也都在做些成衣加工；十几岁的孩子们，不时地也都能三万五万地赚回来。这样一个农民的家庭，也实在太富足了。张君微笑着说，真正的好转也只是最近十年的事。最近十年为什么有这样大的变化呢？这也是我想知道而还没有知道的事。

“张先生，”我说，“这样一来，你兄弟二人的工资，不是比你农场里的收入还要高得多吗？”

“是的嘛，”他说，“薪金现在是我们的主要收入，农业反而是我们的副业……没有薪金收入，专靠农业，生活是改善不了太多的。”

“你兄弟二人都在外边做事，那么田留给谁来种呢？”我不禁茫然。

“5点钟下班回来再做嘛，”他回答得甚为轻松，“我们有机器，花不了多少时间。”

“你们一切都用化肥，那么人畜的粪便都不用了？”我再追问他一句，因为他家中除了十五个人之外，还有两头猪、三条狗和若干只猫。

“粪便用在菜园上。”他说。

中农家庭的收支

张学意君是一位谦谦君子，有着中国淳朴农民最可敬可爱的乡村气味。他不太爱说话，但是他回答我的问题却是有条不紊。我的问题，或许在他听来都是一些不必要问的问题，他所回答的也只是台湾农村里尽人皆知的一些常识，所以他说起来显得极其平淡而轻松。而我这位重洋之外飞回来的外行，则对他每一句回答都感到新奇和惊异，因为我每问一个问题，都使我想到自己故乡中农民现有的和过去的生活状况。所以我尤其喜欢替他们张家算账。

照我算来，他家庭每年都有很多的结余。“剩下的钱都存到银行去吗？”我不免要问。张君说，他家内现款不多，有钱也不存入银行，因为他们农村里一直流行“入会”的办法——以前大陆上也有——那就是“会员”大家分别集资，每年按时抽签，谁得签，谁就取得当年大家所集的全部“会钱”。

张家或许在前些年也得过签——总之，他们两年前曾以现款二百五十万元投资房地产，在附近镇上买了一所有二十五坪（1坪约合3.3平方米）面积的铺面房屋。房价似乎是十万元一坪。张君没有告诉我这座房产出租后的房租所得——可能也因为他尚未详细核算。但是我以市面最低利率百分之五来替他算一算，则他家所得房租至少也在十二万五千元左右。

这样一来，我倒可替他张家一年的收入排个大致不差的流水账，项目大致如下：

一、两兄弟工资总收入——三十五万元。

二、房租或利息收入——十二万五千元。

三、妻子儿女零工工资——十万元。

四、农产品纯收入——八万元。

五、农业副产品（猪和鱼）——三万元。

上五项合计总收入——六十八万五千元（约合美金一万八千元强）。

关于张家一年支出的情形，我也大致替他算了一算。

在过去的中国农村里，通常一家最大的支出便是食粮。在张学意和我谈到他家中开支的情况之时，他说他二十万元的农业收入要扣除十二万元的成本。这十二万元中，除掉种子、肥料和机器折旧之外，显然也包括他全家食粮的总消耗，因为他说他们食粮自给，副食品蔬菜、鸡、鸭、鹅、鱼，也都自给。平时主妇们上镇市去买菜，少许油、盐之外，所买的只有猪肉一项。每年这项猪肉的消费，可能也略相当于他们售出两头猪的价格。

所以他们张家基本上还保留了我国传统农村自给自足的若干遗风。他们平时赚的钱，是赚一个留一个的。

因此除掉十二万元的农业成本和日常的猪肉消费之外，他家最大的开支便是田赋、灌溉水费、日用电费和日用瓦斯费了。他们每月支出电费五百，每年六千；瓦斯费每月三百，一年三千六；田赋每年七千；水费七千。

所以张家每年要用现款支付的租税和生活费，约在四万五千元上下。另外再花钱，那就属于教育和奢侈品之列了。例如张君的小侄女现在校中学古筝，一部古筝的价格便是七千元。至于张家妯娌的金首饰的消费，那自然又当别论了。

总之，经过我和张君计算之后，我答出个大致不差的结论，那便是他们张家在一切必需的消费之外，每年要结余三四千美金作存款来储蓄，那实在是举手之劳的事。张君微笑，认为我这一估计不太离谱。

富翁的远景

我们畅谈之后，张君又率领我们一行去参观他住宅的各部分。

这是一幢有五十坪面积的老农庄。有一半翻成西式住宅——客厅和卧房，一半依旧。厨房中灶头亦有老灶和瓦斯灶两种。全屋虽无自来水，但屋后那口由巨石紧盖的水井却由马达抽水，用水管通向厨房。厨房内外且有各种家用的大小机器，如揉面机、抽水机、脱水机等。我问张太太为什么不买一部洗衣机。

“啊，农人的衣服泥土太多，不能用洗衣机，”她说，“池塘内洗很方便，我们用个脱水机就足够了。”

按财力，他张家也可装空调和电话的。但是他们全家一致都说空调无必要。乡村清风习习，并不热。笔者本人也住在纽约郊区（乡下），的确知道空调无必要，尤其是经常在户外工作的农人，室内室外温度悬殊太大，对健康也不好。

至于那架美国佬不可或缺的电话，中国农民可能尚无使用它的习惯，平时也无此必要，正如张君所说的：“要用电话，到镇上去打好了。”

他们张家现在也有足够的财力把老屋全部翻修或重建。但是他们不能做，也不愿做。原因是由于台湾工业的迅速成长，他们瑞塘里这一地带已被划成工业扩展区。政府不许区内再兴建普通民房住宅。

这一规定，在生活上对张家虽有不便，但在经济远景上他们是竭诚拥护的，因为农村土地一旦划为工业区，地价势必随之上涨。

张家现有农场地两甲，合六千坪。划为工业区之后，地价已涨至五千元一坪。全场地价总值如今已超过三千万新台币，以目前台币、美币兑换率来折换，则张家之地现在已值美金七十八万元有奇。再加上他们既有的生财，则张家今日已是一个拥有一百万美金财产的大富户！

由一个“未穿过长裤子”的佃农，转化成一位百万富翁，是个奇迹吗？不是！我们读西洋史的人，知道这类事情太多了，没啥稀奇。在西欧、北美工业革命的历史中，这例子是千千万万的。张君的好运道，只是工业化过程中的通例之一，不是什么例外。

但是久处通都大邑之后，今日突然面对张君那样淳朴的乡村气味，倾听他那诚实无华的农人的语言，再看看他家中那位耳聋、蹒跚的祖母和赤足而害羞的儿童，我是感慨万千的。我国传统的良民气质和农村生活，太健康、也太可敬可爱了。若说我们五千年文明是真有什么伟大的话，它便是建筑在这些基础之上的啊！但眼看着它就要被狡猾而污浊的“都市”所淹没了。

现代化！现代化！你是人类生活史上的魔鬼！还真是什么进步啊、发展啊！但是，看到张家的情况，我也不断地想起我的故乡来。两地农民本质上是完全一样的，但是二者之间的物质条件和教育水平就有天壤之别了。

张家的衣食住行

我叫我的青年“照相师”给学意的夫人——张谢李妹女士照几张相作纪念。张太太是一位温和而端庄大方的中年妇女，虽然已是望五之年，看来却比她实际年龄年轻得多。她的发型是台北市上通行的一种，相当美观；身穿的是一套涤棉纶的西式服装，十分整洁，颜色也很调和，长裤上的裤缝熨得笔直；足下一双“半高跟”，也很入时。我想这就是一位农村妇女吗？至少，她的婆婆却是一位百分之百的“刘姥姥”啊！

她的丈夫，在我的好奇的询问之下，也含笑地承认他有西服四套。弟弟学国也有三套。我未见过穿西服的张学意，但是看到他夫人的衣着，我却不难想象出张学意穿西装革履是个什么样子。

据学意告诉我，他们的男孩子最常穿、也最喜欢穿的是牛仔裤；女孩子穿西式衫裙，有时也喜欢打扮打扮。我在他女儿精巧的绣房之内，也看到整架的化妆品。关于这一点，我倒不需要这位贫寒出身的爸爸来向我解释呢。

我们要和学意的那位赤脚的小侄女一起照相。她脸一红，躲起来了。问她名字也不答。可是当她在小瓦斯灶上烧鱼的时候，却被我们包围了。她在帮忙烧中饭，正在煎着一条圆圆胖胖的鱼——颇像我们长江里的鲫鱼。表弟告诉我，这是一条“改良品种”的“吴郭鱼”。我想或许是一位姓吴的和姓郭的水产学家“改良”出来的吧。不得其解，只好望文生义了。

这种鱼，据说是他们老祖父张阿增的偏好。他老人家苦了一辈子，幸好老运弥佳，儿孙满堂。如今七十六的高龄，家中大小事务他是不管了；但是每日清晨，老人家却喜欢牵着孙子，送他们上学。孩子们上学了，他便拿着渔竿到池塘边、树荫下，去钓他有偏好的“吴郭鱼”，一直等到家人叫他午餐才回来。下午午睡睡醒，到门前去等待散学归来的孙子们，也是他的乐趣。

唐诗上说：“野老念牧童，倚杖候柴扉。”这种淳厚的田家风味，在近代中国恐怕只能向书中去找了。想不到在桃园杨梅镇的张家还保留些许往古的遗风！

我在张家东张西望，总觉得有什么美中不足似的。啊，有了！原来他们家里有九个孩子，却没有一部脚踏车。在大陆，几乎遍地皆是脚踏车。在美国，凡是有孩子的家庭也都有，而张家独缺。这是什么原因呢？学意说：“我们已有三部机车……孩子们不喜欢脚踏车。”

一个农家居然有三部摩托车，这在以前中国的农村是不可想象的。但是张君却说，他好多邻家都已不要机车了，他们改用载货载人两用的无篷小卡车。他一提起这“小卡”，我立刻也就想到了，因为我在美国农庄做过工，美国农人最喜欢用这种“小卡”。他们有时且在车身之上配制一套可以作睡眠用的小活动车厢。暑期装上这车厢，他们就可以驾车出去作露营旅行了。我本人也在这种旅行车厢中睡过，它甚为经济、舒适而方便。看样子，台湾农民之利用这种“小卡”来度假，为期也不远了。

教育和娱乐

正当我仍和张君絮絮不休之时，他那位正在服兵役、穿着军服的儿子张颂彩回来了。他是一位眉目清秀的青年，二十二岁，“高职”毕业，习汽车修护，现在则是一位“现役宪兵”。学意的二子颂宏，二十一岁，成功中学毕业，今年参加大专联考未取，现注册入台大补习班“丁组社会科”用功补习，预备明年再试。三子颂安则正在农工高职读二年级，习农工电机科。

张君那位已出嫁的女儿秀珍也是实践家专毕业。实践家专是所谓“三专”，亦即学生在高中毕业后，再入校读三年毕业的专科学校。二女秀玉二十三岁，则是万能工专毕业，万能是“二专”，她学的是会计，现在一建筑公司服务，待遇也很好。

张家二房的孩子都还小。最大的张颂光是个男孩，十八岁，现读高职三年级，习电工，专业是室内配件。这时他正暑假在家，抱着个自用的大篮球来和我们握手拍照。颂光矮而黑壮，一望而知是一个十分诚实的农村青年，浑身上下没有台北青年所习见的都市气味——虽然他家离台北不过五十公里。

颂光下面是四个妹妹，尚分别在高、初中和小学就读。她们的志愿，自然也都是高职和大学了。

他们张家这十个孩子的教育程度着实使我震惊。我想起我自己家中——传统所谓书香之家——叔伯兄弟姊妹的教育程度，和我的一位三十来岁的外甥女至今还是个文盲的情形，不禁为之黯然。

我问张学意君平时有什么娱乐，他说电视、电影之外，他喜欢听柔和的音乐，其外则是读书、阅报。他家中也订了些报刊，其中包括一份台北的报纸和一份孩子们喜欢看的《青年战士报》。

学意的夫人和弟媳则参加了当地的“妇女会”，学习烹调和缝纫。孩子们的学校一般都有“家长会”——美国同类组织叫做“家长教师联合会”（P.T.A.），家长们可以通过这个组织从事各种社交活动。我想这也是所谓“已发展国家”中的自然现象吧。

政治和选举

“你们乡村的政治组织采取何种形式呢？”我换了个题目向张君发问。

他说，他们最小的政治单位叫里，里有里长，由人民公选，三年一任。他们瑞塘里现任里长庄水贵君便是一位无党籍的民选里长。里之上有镇，镇有镇长，也是民选，四年一任。杨梅镇现任镇长谢新鉴君则是国民党党员。镇以上是县，设县长，也是民选，四年一任。桃园县的县长便是那大名鼎鼎的许信良。许信良因久假不归，现已被省政府停职，暂派现任省府委员、国民党党员的叶国光代理。不过叶氏只代理到今年11月14日原许任期满为止，届时桃园县当另选县长云。

我所认识的台湾朋友们都说，台湾人民的政治意识极浓厚，每次地方选举期中的“政见会”，参加的群众都是人山人海的。这也是民权起步的表现吧。

后来我又向一些省内、省外的政论家请教省内农民对政治远景的看法如何，他们都认为农民对地方政治的参与是十分踊跃的，希望有真正的民选省府出现，但他们不希望把政治局面搞乱，乱会影响经济的稳定和成长，那是对他们不利的。所以省府应善体民意，因势利导才好。他们认为社会上一般老百姓“人心不思乱”，甚至“怕乱”，实是台湾和平、安定远景的最大保障。

我默察张学意君一家的情形，如张君在台湾农村社会中确有其代表性，则上述这项结论可能也是正确的。

见微知著？

笔者与张君一晨之谈，所得的启发实在太大了。我的访问虽短，但也可说是对当前台湾农村的“个案研究”（case study）或“例案探讨”（sample investigation），这在今日流行的社会学的法则上说，也可叫做“见微知著的法则”（micro-level approach）吧。张家这“例案”（sample）虽小，但是这个“平凡的他”，则是目前整个社会中的一个细胞，他们发展的正常与否或健康与否，每可看出一个社会整体发展的取向。

张君告诉我，他一家生活的情形，只代表台湾农村中的中下层，本质上还算不得富农，因为他还不够资格报一般人民所报的所得税呢！他一家两户，上有老、下有小，食者众、生者寡，所以按规定，他每月工资中的所得税就免扣了。

学意又举例说，大多数的邻家都比他好。例如紧隔壁的申家，因为孩子少，他们夫妇一日所得便是一千元以上（约合美金二十六元强）。如此则每月收入在美金八百元左右。八百元在美国不算高，但是美国人生活费用大，一般人从手到口，收入大部住掉、吃掉，今月有钱今月了；而这些台湾的自耕农，则赚一个，留一个。老同学、专治台湾经济的侯继明、王作荣两教授也告诉我，今日台湾人民的储蓄率曾高到百分之三十。这是个可惊的数字。但是我近看申家，则可知这一数字形成的“所以然”了。

所以如果申家算是台湾的“中等农民”（这名词是张君说的），那我望文生义，只好把张学意和他的家庭列为台湾的“下中农”了。

这里我得郑重声明：至于申、张两家在台湾农村中究有多大的代表性，我是望文生义、人云亦云的。我个人在这个名词上，到目前为止，并未找到确切的“学术性的根据”。

不过我个人是搞过长期的口述历史的。我认为耳闻目睹之言，虽不可轻信，也不可完全不信，因为它有时反比长篇大论的“学术报告”更中肯、更可靠。至于如何对待这些口述材料，对一位学历史的来说，那就存乎一心了。

在访问张家之后，斗室沉思，我想应该不应该把它写下来呢？经过反复的考虑，我对我自己的答复是正面的。因为我认为，这至少是当代中国社会经济史中一点点诚实无欺的“口述史料”。

记得以前有一位史学老教授告诉我：为保存史料而保存史料，便是一种贡献。所以我就决定把它保存下来了。至于这份“口述史料”究竟有没有丝毫史料价值，那还是让读者们去裁判吧。

原载《传记文学》第三十九卷第五期

《通鉴》与我——从柏杨的白话《资治通鉴》说起

我近来最羡慕柏杨。

羡慕他，不是因为他名满天下、稿费如潮、美眷如花。

我羡慕他已经有这把年纪，还有此“勇气”、“决心”和“机运”，来“啃”一部有二百九十四卷之多的世界第一流古典名著《资治通鉴》！

在海外待久了，才真正体会出所谓“学术的世界性”。我们这部《资治通鉴》，不管从任何文化的任何角度来看，它都是世界史上第一流的古典名著和巨著！在人类总文明的累积中，找不到几部。

“啃”是乐趣、是福气、是运气

我为什么说柏杨在“啃”呢？这也是根据我自己的读书经验而言。痴生数十年，啥事未干过，只读了一辈子的书。如今谋生吃饭的“正常工作”便是读“正书”。工作之暇，去寻点消遣、找点“娱乐”，则去读点“歪书”（借用一句我乡前辈苏阿姨的名言）。结果呢，工作、娱乐，正书、歪书，弄得一天到晚“手不释卷”。

据说夏曾佑、陈寅恪诸大学者，胸藏万卷，读到无书可读——他们嫌天下书太少了。我是个大笨蛋，越读觉得书越多，好书太多，读不胜读——我嫌天下书太多了，有时真有点同情秦始皇。

书多了，读不了，真恨不得有千手千眼，来他个“一目十行，千目万行”。针对这个“需要”，聪明的美国文化商人便提出了“供应”——他们搞出个赚钱的行业叫“快读”（rapid reading），这也是今日美国商场很时髦的生意。

但是根据我自己的笨经验，有些书——尤其是大部头的古典名著——就不能“快读”。相反的，对这种著作要去“啃”，像狗啃骨头一样地去“啃”。我个人的体会便是，在午夜、清晨，孤灯一盏，清茶一杯，独“啃”古人书，真是阿Q的最大乐事。可是在当今这个“动手动脚找材料”的商业社会里，你哪有这种福气和运气去“啃”其爱“啃”之书呢？

先师胡适之博士曾经告诉我说，读名著要写札记，然后消化、改组，再自己写出来，这样才能“据知识为己有”。这条教训，对我这个笨学生、懒学生来说，还嫌不够呢！因为有些“知识”我“消化”不了，“改组”不了，“写”不出来，我就把它肢解一番，放在冰箱里去了。

所以要把一部古典名著真正搞透了，最彻底的办法还是翻译——汉译西、西译汉、古译今。

翻译工作，一定要对原著一字一句、翻来覆去地“啃”，是一点含糊不得的。

荀子说：“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

所以专就“为己”之“学”而言，翻译一部巨著，真要有不世的“机运”和“福气”，进而能“人己两利”，兼以“为人”，岂不更好？

咱也“读”过《通鉴》

羡慕柏杨译《通鉴》，我还有点私情，因为咱也读过《通鉴》。《通鉴》“姑娘”也是我的“少年情人”（childhood sweetheart），一度卿卿我我，恩爱弥笃；为着她，我也曾闯过点“言祸”，而为士林泰斗所不谅。

说句更丢人的话，在下做了一辈子“学人”，如今将到“已无朝士称前辈”的昏庸阶层，我一辈子也只读过这么一部大部头的古典名著。她和我白头偕老，我也仗着她招摇撞骗一辈子，终老不能改。

更惭愧的则是，我对《通鉴》只是“读”过，而没有“啃”过。

“读”书——如果没有个人拿着戒尺或皮鞭站在后面的话——是会偷懒的。再到难懂之处、不明不白之处、半明半白之处、索然无味之处，你会学杨传广跳高栏的——一跃而过，永不回头。所以从治学方面来说，“跳高栏”和“啃骨头”就是两个截然不同的境界了。

对于这部巨著，我也曾“跳高栏”地跳过一遍，从头跳到尾。我对《通鉴》有偏爱，数十年来，时时刻刻想再“啃”她一遍；但是数十年来，就从无此“机运”、“勇气”和“决心”来干这“傻事”。今见柏杨为之，于我心有戚戚焉。

宣传“新生活运动”的副业

我什么时候也“读”过一部《通鉴》呢？

说来好笑，那是当年蒋委员长在南昌推行“新生活运动”推出来的。

记得那年我正在家乡一所县立中学读初二。我们那所学堂虽小，口气倒大——以南开自比。平时功课不轻，暑期作业尤重。但是这年——“新生活运动”开始之年——我们的暑期作业忽然全部豁免。原来蒋委员长要我们全部中学生在暑期中“宣传新生活运动”。

为此，我校在学期结束之前还办了一个短期宣传训练班，并学唱“新生活运动歌”。这个歌我到现在还会唱，前年还在家乡对那些搞“五讲四美”的小朋友们唱过一遍。那歌的开头是：

礼义廉耻，表现在衣食住行。

这便是，新生活，运动的精神。

……

另外还有一首《宣传使用阳历歌》。什么：

使用阳历真方便，二十四节真好算。

上半年来六廿一，下半年来八廿三。

原来阴历里的什么立春、小满……所谓“二十四节”是不定期的，使用阳历了，则每月两个节日，排得整整齐齐的，好不“方便”也！

唱歌之外，我们又练习了一些当时山东韩青天所不能理解的“走路靠左边”、“扣好风纪扣”、“刷牙上下刷，不应左右拉”等新生活的规律。

准备停当，暑假返家，我就当起“新生活运动的宣传员”了。在下原是个好学生、佳子弟，老师怎说，咱怎做。

我家是在农村里，住的是土围子。我的家叫“唐家圩（土音围）”。我是那大土圩子里的小“土少爷”。附近农民中，看我长大的人，都尊称我为“二哥儿”。可是这次返乡，我这个“二哥儿”要向他们做宣传可就难了。

那正是个农忙季节，农民们三三两两地在水田内工作，我如何向他们宣传呢？最后总算苍天不负宣传员，我终于找到了一群最理想的宣传对象。

原来那年雨水不多。我乡农民乃结伙自大河内车水灌田，俗名“打河车”。那便是把深在河床底下的水，通过一条“之”字形的渠道，用三部足踏大水车连环把河水车向地面。那大水车每部要用六个人去蹬，三部车便有十八条蹬车好汉——这岂不是我最理想的宣传对象？

我拿了铅笔和拍纸簿，静立一旁，等他们停工，好向他们宣传“新生活”。

果然不久，那第一部车上一位名叫郭七的大汉忽然大叫一声：“哦……哦……”接着那十七条大汉也跟着大叫：“哦……哦”水车停下了。郭七卡好了水车，便坐下来抽他的旱烟。另外的人则在水桶内用瓢取茶喝，还有几个小汉则溜到河下，泡在水里。

我想把他们集合起来来听我讲“走路靠左边”，显然不易做到了。“扣好风纪扣”就更难了，他们之中有几位连裤子也没穿，只在屁股周围围了一条又脏又大的白布——他们叫“大手巾”，哪有“风纪扣”好“扣”呢？

我认识郭七，他是我的老朋友，所以我还是想试试，要郭七把他的队伍集合一下。谁知郭七却用他的旱烟杆敲敲我的臂膀，嬉皮笑脸地说：“哥儿，去偷一包大前门来抽抽嘛！”

郭七这话并没有冒犯我，事实上我以前也替他不知“偷”了多少包大前门呢，但是这次我是来“宣传新生活”的。“宣传新生活”，怎能继续做小偷呢？所以我们二人谈判决裂。

“哦……哦……”郭七吹了个大口哨，十八条好汉，又去骑他们的水单车去了。

我只有失望而归。

认识了司马光

“宣传员”做不成了，但是昼长无事，我却学会了用马尾丝扣知了（蝉）的新玩意儿，乐趣无穷。

一次，我正拿了根竹竿，全神贯注地向树上扣知了，忽然发现背后站着个老头子。回头一看，原来是我那位足足有三十多岁的老爸爸！父亲问我为什么不做暑期作业，而在此捉知了，我据实以对——我这期的暑期作业非不为也，是不能也。

“好吧！”老头子说，“那你就替‘我’做点‘暑期作业’吧。”

说着，他把我捕捉的知了全给“放生”了。

“替‘我’做！”他又老气横秋地重复一遍。

我跟父亲回到家里的书房。这个三开间、全面落地玻璃窗、面向一座大花园的书房，有个现代化的名字，叫“唐树德堂家庭图书馆”。这个洋名字是当年清华学校足球队中锋唐伦起的。唐伦是我的三叔，他那足球队的队长名字叫孙立人。

在书房内，父亲搬下了一个小木箱，这个精致的黄木书箱上，刻了几个碗口大的红字“资治通鉴”。

父亲抽开木箱盖，取出一本线装书给我说：“这书，你的程度，可以读。”

这是我第一次看到有那样漂亮的线装书。那时我最恨线装书，但对这部书却一见钟情。那米黄色的纸那么赏心悦目，字体又那么端正、整齐、清晰，书又是崭新的，真是美观极了。

我接过书来，立刻便被她美丽的装潢迷住了，真可说是“爱不忍释”。再翻翻内容，觉得并不难读——因为我有读《史记》的底子，故事也颇合我胃口。

知了早已忘记了，老头子何时离去，我也未注意。拖了一张圆藤椅，我便在那花香阵阵的紫藤架下读起《通鉴》来了。

这对我是个难忘的时刻。事隔数十年了，书被烧了，房子被拆了，人也被整死了……但是此情此景，却随时在梦中和冥想中不断地出现。

替老子读书

记得自那天起，我替父亲做“暑期作业”，便一刻未停过，终日一卷在手，除掉睡眠和洗澡之外。有时我自黎明开始，一读便读到日落西山，蚊雷阵阵，我还不肯放书。我读得那样入迷——直使母亲抱怨父亲，父亲自己也懊悔不迭。原因是我有读书生病的前科——一场伤寒，几乎把小命送掉。

其实我那场病与读书并无关系，“书”只是替“病”背黑锅而已。但是那时无现代医药常识的乡巴佬哪里知道呢？

我把《通鉴》读得太沉迷了，有些不明真相的老长辈们还夸奖我“用功”呢。可是我如把《通鉴》换成《七剑十三侠》，他们便不会那样想了，而事实上我看《通鉴》却和看《七剑十三侠》的心情并无两样。讲一句80年代的漂亮话，我只是觉得“历史比小说更有趣”而已，“用功”云乎哉？！

不过读历史和读小说也多少有点不同。因为读历史有个逐渐向前发展的“境界”，一个接一个迫人而来，读小说则是一泓秋水，就没有这种感觉了。

那时我读《通鉴》的境界，似乎每日都在迅速改变之中。最原始的便是我对在我家中出出进进的、满口之乎者也的老食客、老前辈的印象逐渐改变了。他们都是些能说会道之士，讲起话来都是出口成章的。

渐渐地，我觉得他们所讲的故事一一都在我书中出现了，而书中的故事和他们所讲的则颇有出入。

他们都欢喜掉文。渐渐我也觉得他们所“掉”之“文”大有问题（与“书”上不对嘛），有时竟漏洞百出，有时甚至驴头不对马嘴。

这些老长辈们一向都是我的“法力无边”的老师，他们对我们这批孩子们的“训诲”也是居之不疑的。谁又想到在一两个月之内，在我的“老师”司马光比照之下，一个个都面目全非了呢？

秋季返学，更不得了，班上同学似乎也比以前显得粗野无知。那位一向向我夸口、说什么“你数理比我好，我文史比你好”的潘驼子的“文史”，似乎也法宝全失。

不用说，那教我们历史的女老师，在课堂上时时出岔子——我当然不敢更正她。就是我们一向顶礼崇拜的教国文的蔡老师，他的学问，似乎也跑掉了一半。

天啊，读了一部《通鉴》，境界上竟然有这样大的转变！是我自己长大了？还是被司马温公改造了呢？

做《通鉴》的文抄公

升入高中之后，我的第一位国文老师竟是个不折不扣的“江南乡试”试出来的“举人”。他自己也和范进一样，颇为自命不凡。一次作文时，他出了个题目叫“三国人物选论”。我一下就“选”中了“五虎上将”中的关、张二将，另加军师孔明。在两小时的时限中，我交了一篇作文，大意我还有点记得，在文章的结论上，我说：

关羽、张飞皆有国士之风也。然羽有恩于士卒而无礼于士大夫。飞则有礼于士大夫而无恩于士卒。各以短取败，可悲也夫！

至于军师孔明呢？我也一反传统的“诸葛用兵如神”的老调，说武侯“用兵非其所长也”。

文章交上之后，举人老师显然大为欣赏。他把我叫到他桌子旁边，问长问短，着实嘉奖一番，并用朱笔划给我九十九分——他扣了一分，原因是“小楷欠工整”。

最初，当老师叫我进去时，我很有点紧张，怕他给我不及格，因为我这篇大文，大半是从记忆中，抄我老师司马光的。做了文抄公，按理是该拿鸭蛋的。我拿了九十九分出来时，虽然受宠若惊，但是我也觉得奇怪，为什么举人老师连部《通鉴》也未读过呢？

其实他老人家读是读过的，只是年老昏庸，忘记了；不像孩子们，一读就记住。一下当起文抄公来，连堂堂举人公也给我唬住了。

在中国科举时代，是“一举成名天下知”的。一个“举人”还了得！在民国时代“举人”绝种了，剩下几个老头子，简直是“珍禽异兽”。想不到这些“凤凰”、“麒麟”都被我一部《通鉴》唬住了，余下的飞禽走兽，对一位“通鉴读者”，就只有莫测高深之叹了。

学会鬼拉钻

记得幼年时代，我曾学过少林拳。有位师父教我们一套拳法，叫鬼拉钻，它的口诀是：学会鬼拉钻，天下把式打一半！

鬼拉钻是如何打法的呢？其实最简单：一、蹬下马裆；二、左右两拳轮流快速出击，一秒钟打它十几拳——如土木匠“拉钻”一样。据他说学会这一套简单拳法，当之者，无不被打得鼻青眼肿，三江五湖，鲜有敌手！

我发现，自从“宣传新生活运动”铩羽归来、替老头子读了两个月的《资治通鉴》，居然也学会了一套鬼拉钻。其后所到之处，只要之乎者也一番，自然就有人说你“汉学底子好”。反对你“汉学底子好”的，你使出鬼拉钻来，一秒钟你就可把反对者打得鼻青眼肿，“三江五湖，鲜有敌手”！

江湖上有名了，以后不论你加入什么同乡会、同学会、校友会、研究会、歌咏团、伙食团、麻将社、桥牌社、登山队、旅游队……你都不会失业。他们会选你做秘书、文案、书记、通讯员等要职，使你不负所学。

笔者的“现职”便是“国立中央大学旅美校友会第二书记”，专司向三岸校友写八行书。

论“年高德劭”，我本应荣任校友会会长的，恨只恨我那些“沙坪旧侣”不知敬老尊贤，连个“第一书记”也不让我干，因为那一崇高职位还要“兼管其他会务”，量材器使，我只能“专搞笔墨”！

我为什么被“下放”去“专搞笔墨”呢？据说是因为我“汉学底子好”，满口之乎者也。之乎者也哪里来的呢？全部出于《资治通鉴》！为什么专读《通鉴》呢？那是“替老子读的”！“老子为什么要强迫你读《通鉴》呢？”无他，在下是“我的老师”蒋中正（我在中央大学读书时，蒋先生兼校长，称“我的老师”并非招摇）的坏学生——把“新生活运动”宣传糟了的结果。一着之错便干了一辈子幕僚、师爷、教书匠！

诸史之根，百家之门

我个人在中学时代，“读”了一部《通鉴》，那虽然是一个偶然又偶然事件的结果，但我却深深感到这偶然中充满着幸运——我“偶然”地摸上了治学的正途。积数十年的观察和经验，我觉得中国史学家治史——不管治啥史：世界史、欧美史、通史、断代史、秦汉史、明史、清史、民国史、政治史、学术史……第一部应熟读之书就是《通鉴》。

《通鉴》是有其酸溜溜的“臣光曰”的哲学的。我们的“臣光”先生是要上接春秋、下开百世的。但那一套是写给皇帝看的，看官们既不想做皇帝，则大可一笑置之。

但是我们的温公却有治学的雅量。他遍存诸史之真，广纳百家之言。他没有改写历史，没有“以论带史”，更没有“以论代史”。简言之，我们的司马温公没有糟蹋历史，而糟蹋历史，则正是今日大洋三岸史家之通病！

还有，我们读历史的怎能不读点“原著”呢？

朋友，你要知道，“读原著”实在是我们中国人特有的福气呢。读西洋史，有几本“原著”好读？上帝垂示的《圣经》就不知“翻”了多少筋斗，最后才来污辱我们汉文汉语，印出那种丑恶不堪的东西。

笔者也曾一度“啃”过吉本的《罗马衰亡史》。老实说，我就嫌这位盎格鲁·撒克逊的作家，用他生花的英文彩笔，隔靴而搔那讲拉丁语罗马皇帝之痒。我的同事之中，今日尚有以拉丁文作文的，但是他们隔靴而搔的丑态，恐怕连长眠地下的吉本也要笑掉大牙了。

俗语说“隔重肚皮隔重山”，冒认异族做祖宗，你再有生花妙笔，也无法传神的。君如不信愚言，你去读读英译《红楼》、英译《史记》，便知鄙言不虚也。

我们是有福读我们自己的“原著”了。但是古典浩如烟海、真伪杂糅。远在宋朝便已有“一部十七史，从何说起”之叹，今日再来摩挲古籍，那就更无从摸起了。所以温公的长处，便是把十七史精华，并旁采百家，纳于一炉，从而融会贯通之。精读此二百九十四卷，则赵宋以前，诸史精华，尽在其中矣。采精去芜，君实（温公）独任之，毋待足下烦心也。

司马光是个小心谨慎的迂夫子，他不像他远房远祖司马迁那样天马行空、大而化之。正因为他“迂”、他小心翼翼，所以他才能用了十九年的工夫，编出这部千古奇书、诸史之根的《资治通鉴》来。

章实斋说得好：“六经皆史也。”

历史实在是一切人文学科的总根。离开历史，则一切人文学科皆是无根之花。《通鉴》既是诸史精华之荟萃，则《通鉴》也是通向一切诸家经史子集的总枢纽；掌握此一家，则其他诸子百家之杂学，自能络脉畅通，无往不利。

本乎此，我敢大胆地说，《通鉴》一书，实在是诸史之根、百家之门。

以前为着指导青年人研究国学，梁启超、胡适之两先生曾为诸后生拟订一份洋洋数十部的国学基本书目。

在下如也练出上述两前辈之功力，有人也要我拟一“国学基本书目”，那我就老实不客气，一书定天下——《资治通鉴》。

若有人焉，真把那部二百九十四卷的大书“啃”得烂熟，他还要请求国学大师们来替他开一纸“基本书目”吗？我看不必了吧！

到了那样的火候，山人就自作主张了！

“缪大书箱”的真功夫

前已言之，我在中学时代，学了一套鬼拉钻，完全是个“偶然事件”。我老子要不是讨厌我捉知了，他是不会要我学的。斯时我祖父已去世，否则他也不许他儿子强迫他儿子的儿子去读什么《通鉴》的。胡适之先生生前便夸奖先祖是位“新人物”，“新人物”怎能叫儿子的儿子读《资治通鉴》呢？

废话少说。

且说我这套鬼拉钻拉到重庆沙坪坝就失灵了。我发现在那儿，我那些师兄师姊们也各有一套，旁观之下，便再也不敢学香港街头的李小龙，去“找人打架”了。

我们沙坪坝那座大庙里，当时还有几位老和尚，他们的功夫，可就不是鬼拉钻了。

在一次野餐会中，我和那位绰号“大书箱”的缪凤林老师在一起吃烧饼，缪老师当时在沙扇区师生之间并不太popular。他食量大如牛，教师食堂内的老师们拒绝和他“同桌”，所以他只好一人一桌“单吃”。

“进步”的同学们，也因为他“圈点二十四史”，嫌他“封建反动”。我对他也不大“佩服”，因为我比他“左”倾。

可是这次吃烧饼，我倒和他聊了半天。我谈的当然是我的看家本领《通鉴》。谁知我提一句（当然是我最熟的），他就接着背一段，我背三句，他就接着背一页——并把这一页中每字每句的精华，讲个清清楚楚。

乖乖！这一下我简直觉得我是阎罗殿内的一个小鬼，那个大牛头马面，会一下把我抓起来，丢到油锅里去。

缪老师那套功夫，乖乖，了得！

后来郭廷以老师在纽约告诉我，说缪老师曾一度“避难”来台，但是在台湾却找不到适当的工作，结果又返回大陆。

其实今日台湾——甚至整个海内外——哪里能找到另外一只和他容量相同的“大书箱”？

缪公之外，我也发现那群教我中国文史的老教授，如胡小石、金静庵、顾颉刚、贺昌群、郭廷以，乃至授西洋史的沈刚伯诸先生，无一而非《通鉴》起家的。他们大半都“啃”过《通鉴》，不像余后生小子之只会“跳高栏”也。自此以后，我也咬牙切齿，恨我自己不学无术，那点花拳绣腿，遇到真教师，人家一巴掌，就可把你打入大相国寺的粪坑里去。自此以后，我一辈子的志向，也就是想下点“啃”的功夫。可是就一辈子没有真正“啃”过。一大把年纪了，碰到有人把我也列入“学人”之列，实在自觉脸红。

胡适和《通鉴》

离开沙坪坝不久，我在美国就遇到另一位老师——那位反对古文的老祖宗胡适之了。那时最使我瞠目结舌的便是发现胡老师居然也是读《通鉴》起家的。“历史”原是他的“训练”，而他受“训”期间的看家本领便是《通鉴》！胡适也是“我背一句，他背一段”的“大书箱”——他读《通鉴》是从十一岁开始的，他“啃”过《通鉴》。

胡博士（今后我当拼命叫胡老师“博士”，以免人家误会）觉得奇怪的是，我这个“小门生”也读过《通鉴》，而且也是幼年期读的。我告诉他我未读过《续通鉴》，因为我那位老爸爸把《续通鉴》藏起来了，不让我读。

胡老师闻言，连说“可惜，可惜”，但是却又说“不晚，不晚”。后来我这位恩师大人（我现在是叫他“恩师”呀！）终于把他书架上整套《通鉴》、《续通鉴》和《明纪》都送给我了。书内还有恩师亲批的手迹，还有恩师亲书的读通鉴札记呢！

可是那时令我奇怪的便是，我的恩师十一二岁时便“啃”过《通鉴》（显然获益匪浅），为什么他“啃”过的“骨头”，却偏不让那些可以“啃”、也情愿“啃”的青少年后生去“啃”呢？我自己如果不是贪着捉知了，不就连“读”的机会也没有了吗？

所以我以后和我的恩师抬了好几年的杠，我认为“中学国文教科书”里，白话和文言是可以“和平共存”的，白话文不应该搞“民主专政”！

我为什么要重违“师训”呢？理由很简单：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

谈谈《白话通鉴》

我个人读《通鉴》，是爱读其原文的。

可是近些年来教读海内外，我也觉得倒霉的“古汉语”太难了。要青少年们再去享受点古典文艺训练简直是不可能。那种佶屈聱牙的怪东西，连他们的老师——乃至好多名震一时的海外名学人——已经很难应付了，何况他们。

未碰而先怕，这种“先怯症”一般青年是很难克服的。“古典文艺”岂真如此难哉？胡适之辈十一二岁就可通晓，岂真“神童”哉？非也！免再惹是非，且说句洋文遮盖遮盖，那只是damage already done而已耳。

搞“古汉语”既然连老师、学人都要傻眼，那就至少要读点“名著今译”。真读了“今译”，再回头去翻翻“古本”，“古汉语”往往会豁然而悟的——咱们方块字、文言文就有这点玄妙，它可无师自通。

读“名著今译”——我承认这是个人成见——第一部巨著应该就是《白话通鉴》。各界职业仕女、知识分子，周末少打八圈麻将，看看《通鉴》，是会变化气质的。

麻将不必戒嘛，少打一点！抽空看看有趣味而又有用的书，稍稍变换变换山外青山的社会风气，这才叫作“有文化的国家、有文化的社会”嘛。同时也可为儿女做做榜样。

在学的青少年大中学生，课余之暇、情书情话之暇，搞一点学术性的“鬼拉钻”，也不是坏事嘛。年纪大了，你会发现它的好处的。

至于学在下这行、靠历史吃饭的——尤其是终日“动手动脚找材料”的大学者和旅美名学人——倒真要把《通鉴》这种大部头“温习温习”呢。

胸无丘壑，腹无名著，只是终日捡垃圾，到头来，还是难免不通的。笔者浅薄一生，午夜梦回，每每悚汗不已。谨以个人感受，质诸同文，不知以为然否？

不过话说回来，读古典名著今译亦非易事。古文亦有古文的局限性，如果把它毫无技巧地直译为白话，则其佶屈聱牙的程度，或有甚于原文。

所以搞《通鉴》今译，为着让大众读起来有兴趣，则译者表演点“文字秀”，也是绝对必要的。

吾友柏杨，饱学之外，搞“文字秀”也是天下少有的。以他的博学，以他的彩笔，司马光之力作将重光于海内外，是屈指可待的。

我羡慕柏杨，这大把年纪，还能搞“为己之学”，来“啃”这块大“骨头”！

我更敬重柏杨，在“为人之学”方面，能把《通鉴》这部世界第一流巨著译成白话，以飨大众，真是为中华民族子孙造福。

笔者噜噜苏苏搞了这半天，问良心，实在不是为好友柏杨伉俪拉生意、做推销员。天日可表，我讲的实在是肺腑之言。

1984年3月9日写于美东春雪封校之日

原载《传记文学》第四十四卷第五期

从“人间”副刊谈到台湾文艺

对台湾的文艺界，我个人原是非常陌生的。50年代后期虽也在《自由中国》投过稿，但在该刊关门之后，我便未在台湾报刊上写过一个字。一直到1977年刘绍唐先生来美国拉夫，要我替自己的英文作品（编者按：此处指《胡适口述自传》）做点翻译汉文的工作，这样我才替“刘传记”写了些“打差文章”。本拟译完就搁笔——对台湾的文坛实况和写作阵容，并未深入观察，也无心及此。

我之开始阅读台湾的文艺作品和群众性的学术著作，老实说，实在是从翻阅“人间”副刊开始的。那时承《中国时报》大批按时航寄赠阅。我原是中国农村出来的，不习惯于浪费，眼看这样万里外航空寄来一束束印刷精良的报纸，不加翻阅便胡乱丢掉，未免太浪费了。由于“免罪过”心情的驱使，我才一篇篇地翻看一下，这样才使我逐渐深入，不能自拔。

30年代，读中小学时代，我曾经是个副刊迷。对那时的副刊作家，什么鲁迅、老舍、茅盾、巴金等人的作品，都可倒背如流。彼时政府的“文网”还算不上太密，这批人又托庇于租界，所以能畅所欲言，而读报的青年，又正是崇拜英雄最忠实的年龄，一卷在手，废寝忘餐……在我个人褊狭的记忆里，30年代真是我祖国当代文艺和学术的黄金时代。

后来抗战开始了，报刊少起来，而左右各派大作家的框框反而愈来愈重。青年大学生的脑袋又一天天地独立起来，不愿意“让人家牵着鼻子走”，因此对“框框文学”兴趣也日渐减退，甚至觉得“时下少可看之书，坊间多欠通之作”呢。

在许多知识分子的经验里，大学时代往往都是他一生“学问”的巅峰时期，他瞧不起这、瞧不起那。可是在我的记忆里，“30年代”仍是个迷人的时代，她一去不复返，多惹人怀念啊！这大概也如“初恋是最甜蜜的”一种心理在作祟吧。

那时大中学里的文艺青年对鲁迅的迷恋，和今天的张纯华姑娘对鲁迅孙子的一往情深，也颇有些相同之处。

可是当我在五年前接触“人间”副刊时，我就觉得我自己的孤陋寡闻和浅薄落伍了。不但当大学生时代的轻狂心理久已消失，甚至我对“30年代”的怀念也连根动摇了。有时我细嚼“人间”上的诸家作品，觉得他们都写得很好，甚至可以说是篇篇珠玉，非小可所能及，而编者的编排技巧、选稿、插图，皆深具匠心——弹一句老调，真叫做“超过国际水平”——令我看得眼花缭乱，爱不忍释！“30年代”里哪有这个水平？

由于“人间”的勾引，我阅读中文报刊的范围也扩大了，越看越觉得今日的台湾文艺界，是把30年代的上海、北平抛入古物陈列所了。

现代中国文艺，在这个宝岛之上迈进了一大步，我们在海外喜欢翻阅“中国现代文艺发展史”的读者们，对台湾写作界的千百个文艺耕耘者，真要脱帽致敬。

今昔对比之下，我对当前台湾女作家的表现尤其感到惊异。

记得大约两三年前，我读到张晓风女士所写的悼念我的老友顾献梁先生的文章——那时我还不知道张晓风是位“女作家”——她说献梁守不住钱，守不住朋友，也守不住太太，虽然他的两位夫人都是最善良的妇女，但是他死后却落得无数青年学生在为他垂泪、治丧。我读后为之凄然者竟日。

献梁是我的老友，是一位颇有才华的文人，对文学和艺术都有火热的爱心。他年龄比我大，学问比我好，阅历也比我多，我可说一向都是“以兄事之”的。后来他应聘返台，我们的往还就少了。一直到1970年冬，我回台湾，他于午夜时分到我旅邸相访，恳谈数小时。那是我们最后一次的倾谈。这时他给我的印象，便是一位十分潦倒的文人——真是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以献梁的才华和经历，他本不该惆怅若是。分手之后，我心中颇为恻恻，而不得其解，一直等到读完张晓风女士的悼文，我才若有所悟。

因为我对亡友顾献梁先生了解得太深刻，读到张文才有扣我心弦的感应，而久久不能忘。也由于我读到这一类“女作家”的作品，才又使我想起我在30年代所读的什么“小雨点”、“小读者”、“小札”……一类大名鼎鼎的“小”字号女作家的作品来。两两相比，70年代的作品，毕竟比30年代的要成熟得多了。

去年我有幸在纽约听到丁玲女士的讲演。看那位老太太在台前走来走去的神情，和听她那一篇惹起很多青年作家和她抬杠的讲辞，我坐在后排暗想：这就是我读初中时代所朝夕倾慕的“丁玲女士”吗？

后来我们又一起吃晚饭，交谈之间，我狠狠地注视着她，想从她那萧疏的白发之间，找出些罗曼蒂克“30年代”的痕迹，可是我一丝也找不到了。

“30年代”毕竟是一去不复返了。

代之而起的，是台湾这个小岛上“70年代”的过去和“80年代”的将来！

“文艺”毕竟不是生姜，老的不一定最辣；“文坛”也不是市场，在那儿劣币不一定可以驱逐良币；而“历史”却是一面筛子，优良的作品，一定要经得起历史的考验！古往今来的佳作、巨著，无一而非是历史的筛子筛出来的。

言念及此，我个人亦深觉自疚。因为我自己不是搞文学的，而我在前些年，却听信海外文艺界的友人说台湾的文艺是“蓝色窗帘的文艺”。朋友们是低估了这片一度有“文化沙漠”之称的宝岛了。

台湾文艺之有今日的成果，当然是它所拥有的千百个作家共同努力的结晶。但是这批作家们，话说回头，原只是一批有战斗潜力的“散兵游勇”，如不经过一些“总司令”型的编辑加以“收编”、“整训”，日久他们就会涣散、消失，而他们今日之有如此的集体成就，论功行赏，信疆和其他各报刊的主编先生，都是应该居首功拿头奖的。

愿将满苑繁花果，

献与殷勤种树人！

将来的“中国文学史”是不会辜负你们的。

近年在纽约、前年在大陆，我便向那些新从“牛棚”里“解放”出来的文艺界好友们，直言无隐地道出我对台湾近年文艺发展的观感。希望大陆上也能及早恢复30年代的水平，从而超越之。

我个人也是不太赞成美国式或日本式绝对“自由化”的道路。人类的社会生活，是应该有若干道德和法律约束的。但是，搞文艺和学术，不坐“牛棚”，就戴“纱帽”，总归也是不太正常的。我们总应把“牛棚”和“纱帽”之间的距离拉长，使文艺工作者和学术工作者，在两者之间有适当的生存余地。（下略）（本文系节录旅美史学家唐德刚先生致《中国时报》“人间”副刊主编高信疆先生函）

原载《传记文学》第四十二卷第四期

杀一个文明容易建一个文明很难——对汉字拉丁化的意见

1981年圣诞节后一个星期日（27日）下午2时至6时，纽约唐人街华人联合会二楼有一个文字改革讨论会，出席这个会议者均是专家学者，如纽约市立大学教授唐德刚、沈善鋐，哥伦比亚大学张之丙，西东大学杨力宇，纽约州立大学邝治中，专家李鑫矩、袁晓园等十余人。

与会者都曾发言，有人认为，中国文字太难，不易学，必须要加以改革；也有人认为中文不科学，不能进入计算机，所以要改革。而改进之道，过激派则主张用拼音；也有温和的主张，就现有的文字基础上求改进。有一些人，对自己提出的意见很像陈独秀，悍气十足地“不容他人之匡正也”。讨论会上意见分歧，但高见还是不少。其中，唐德刚教授的发言最多，对汉字拉丁化的意见也最为中肯。

唐德刚说汉字拉丁化最早的倡议者是明末清初的耶稣会传教士，洋人习中文，以罗马字拼音来帮助记忆。清末劳乃宣也曾略加尝试。后来赵元任也用罗马字来拼音，也都只是帮助发音，并不是要代替汉字。而真正要废除汉字、代之以拉丁化的文字，则是吴玉章等一批左翼文人在1932年以后才推动的，其中且有国际背景（第三国际）。

他们何以要搞汉字拉丁化？

唐德刚认为这是半个胡适的结果——只搞“大胆假设”，不搞“小心求证”。有些人认为方块字难、拼音字容易。最早创此说者为逊清末叶《马氏文通》的作者马建忠；后来从此说者为蒋廷黻及郭沫若。

1938年，蒋廷黻说：“我国的文字原来比欧美各国的字母的文字难，而社会又把文字知识的标准定得很高。青年的文字负担之重实在可怜极了。我国小学和中学的课程在国文一门上所费的时间比欧美各国要多一倍。”

1953年郭沫若也说过类似的话，郭说，使用汉字，在一个受教育的过程上，自小学至大学较拼音文字国家的学生起码要延长两年。

马建忠认为中国文字本不难，因为无文法所以难学，故作《马氏文通》；蒋氏本人很早出洋，文字粗通；至于郭沫若，一不懂拼音文字，二没有搞过双语教育，也是外行。唐德刚认为大陆上主张文字改革者均是五四遗老——新文化遗老。新文化已变成老文化，新文化已不再新了。新文化运动后继无人，剩下一些半吊子的五四遗老，老朽昏庸。

在这次座谈会上，一位计算机专家发言时，就是从郭说，并予夸大。他说中国人学汉字要比拼音文字的国家多花费十五年，即损失十五年光阴。唐德刚听了这位专家的话，首先起来反对这种说法，他说：“这是大胆假设，但没有小心求证，太夸大了，太渲染了。这种说法，我以前相信，但自从哥伦比亚大学转来纽约市立大学教书后，就不再相信了。”他说，中国一个高中毕业的学生，能够看报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他所执教的纽约市立大学，全部学生总数有十余万人，每年新生都是纽约市高中毕业招来的，而其中有半数看不懂《纽约时报》。大学生看不懂本地的报纸，岂不是笑话，但这是铁的事实。所以唐德刚认为中国文字比拼音文字难学的理论不能成立。

然后，唐德刚以他自己的经验来现身说法，他说：“我读中学时，我花在英文、数理化上的时间最多，而在中文上所花的时间最少，大约只有百分之五。而我现在用的中文，也就是凭以前花百分之五的上学时间学来的中文。”然后唐德刚笑着说：“我的中文并不太坏呀！”

接着唐德刚特别强调拼音文字亦并非想象中那样容易。他说：“拿纽约地区为例：中国侨胞约有十余万人，其中的百分之九十不能说英语、不能看英文报纸。也许有人说这与教育程度有关。那么拿我们留学生来说，今日旅美华裔受过高等教育的专家、学者、博士、硕士何止千万，但能写得出一封清顺无讹的英文信者，我相信不到百分之二十。所以有人说拼音文字比方块字容易，我不同意这种大胆假设。”

他进一步说，中国的汉字有多少呢？如以《康熙字典》为准，加上附录，则全数约五万字。“我的国文不算太坏，有一次我拿《康熙字典》来测验我自己到底能认多少字，结果只有十分之一的认字率。所以中国文法科大学毕业生认字总数不出五千字，平时使用已经足够了，而我有了这五千字的基础，曾去做过大学国文教师。”

反观英文，全部单词数约十六万，我们以看《纽约时报》第一版为例，没有一天不发现生字，如果一个人想要把五磅重的星期日的《纽约时报》全部读通，则非识五万单词不可，五万单词则比《康熙字典》所有的字还要多，我们非识全部《康熙字典》所有的字始能看懂星期日的报纸，岂不是笑话。唐德刚说：“拼音文字就是如此的啊！”所以我们学英文，用的字十倍于中文。他举一个例子，中文“国会”，到了英文里就有congress及parliament之别。他说这个还算好的。试举“羊”字为例，则就花样更多了。他说在我们单音节的词汇里，认识一个“羊”字，便可认出“羊”族有关的字来，如公羊、母羊、羔羊、山羊、绵羊、羊肉、羊毛等，我们一看词组便知词义。但在拼音文字里，音节太长，单词不易组合。

英语里羊总称sheep，公羊叫ram，母羊叫ewe，山羊叫goat，羔羊叫lamb，羊毛叫wool，羊肉叫mutton。1967年是羊年，中国年元旦清晨，纽约美联社总社编辑部编辑老爷打急电来问这“羊年”是公羊之年，还是母羊之年，或是山羊之年。唐德刚说：“把我难倒了。一个小羊过年就弄得我如此伤神，那我们‘骅骝开道路’的‘马家’过年，那还得了！”

拼音文字词汇多，认词是拼音文字中最大的麻烦。读中文识四五千字即已足够，识了七百个字也就可以写信了。而在英文里，唐说识了七百个字，却还不能看懂菜单。所以天下的文字都是一样的，不是方块字难而拼音文字容易，这要看学习的人的个人条件，尤其是年龄。在十岁以下学，天下无难字；在二十岁以后去学，则天下没有不难的语文。

关于语文的功用，胡适曾说过，自哈尔滨向昆明画一直线，三五千公里之内皆说国语。而反观欧洲，即使在今天，只一山之隔，乃有德、法、意等各种不同的语言，其间差别原因何在？唐德刚说，是因为中国有统一的方块字限制了方言的发展，在历史上也是靠这方块字来统一这个幅员广袤的大帝国，不然也像欧洲一样，小国林立，也没有统一的欧洲语言。

唐德刚说，文字除了自有它的social function外，还有historical function。而文字改革的人是technicians，只懂“文字”工具的文字，不懂这个工具的social and historical function。对于文字改革，唐认为，社会学家、文学家和史学家远较文字学家来得重要。

第二个主张汉字拉丁化似是而非的理由是方块字不能搞计算机。汉字与计算机的问题，唐德刚认为有两个途径可以解决：一是改革文字，一是改革计算机。然后，在二者之间权衡轻重，他说：“计算机是什么东西？只有几十年的历史，计算机如果今日不行则明日就不一定还是不行。而我们的汉字有几千年辉煌的历史，如今要革有几千年历史的汉字的命去迁就只有几十年历史的计算机，这就是削足适履。”

解决之道，唐德刚说：“我主张从改革计算机着手，切不可以去改革文字。且改革计算机较快，也容易成功，从文字上着手慢而且甚难。文字至少几百年始能成熟，不成熟的文字，同样不能适用于计算机。”

至于有人说方块字不科学，唐德刚极力反对此说，他说：“科学不科学是我们叫出来的。我国文字很美，文学讲美，文学不能精确，一精确就不美，这不关文字问题。以前我们的词汇中不分男女，但五四遗老硬将外国一套搬来，其实男女不分有什么不好？”

如果将汉字拉丁化，以后的现象将如何呢？唐德刚说，那真是不堪设想。五十年后，中国即变成朝鲜、越南或像北美洲的印第安人“红番”一样，一切要从零开始。一千万本汉字图书，包括十三经、二十四史、诸子百家、丛书、类书，以及《毛泽东选集》《红楼梦》《水浒传》《三国演义》《世界日报》《中国时报》《人民日报》《中报》《明报》《传记文学》《胡适文存》等都没有人看得懂了。有人插嘴说，也没有人看得懂《胡适杂忆》了（编者按：《胡适杂忆》为唐德刚中文著作之一）。唐德刚说，不仅《胡适杂忆》没人看得懂，连琼瑶的小说也要变成“古汉语”而无人看得懂了。一讲到“古汉语”，唐德刚就很生气，他说：“今年春天，我到大陆去讲学，在山东大学碰到一位教授，我问他教什么课，他说他教‘古汉语’。我起初认为是他教甲骨文或钟鼎文，原来他教的就是文言文，什么是‘古汉语’，就是普通文言文而已。”唐德刚用英文说：“I feel very hurt.（我很难过。）”

唐德刚乃从“古汉语”讲到西方古文——拉丁文及希腊文。他说拉丁文及希腊文，众所周知是西方的dead language（死文字）。无论是希腊文还是拉丁文，对德国条顿族或英国盎格鲁·撒克逊民族而言都是外来语。当英语、德语文学（即方言文学）发达时，他们就放弃了拉丁文及希腊文，一如汉文对朝鲜、越南及日本一样是他们的外来语，所以他们主张放弃汉字，而我们中国人自己则不能这样做。中国文字即中国文明，是一个传统，unique，一脉相承，全世界只此一家别无分号。八千年来人类历史还未找到第二种语文可与方块字比。它替我们保留了19世纪以前人类最丰富的记录，它保留的总量超过人类文明史上所有其他文字所保留的总和。其次，人类史上很多学科的第一部书都是用文言文写出来的，如《孙子兵法》《齐民要术》《营造法式》《本草纲目》等都是各科目的始祖，这是很了不起的。

唐德刚指出，文言文是我国本土产生的应用文字，它和语体文有血肉难分的关系，它不像希腊文或拉丁文那样是过时的、全死的外国文字。比如，孔子在两千多年前骂人说：“老而不死是为贼。”现在老百姓骂那些该死而不死的祸国殃民的老头子还是用那一句话。唐德刚问大家说：“你说这句是文言文呢，还是白话呢？”一千多年来，全国人民雅俗共赏的唐诗宋词，如什么“床前明月光”、“清明时节雨纷纷”、“车如流水马如龙”，是死文字呢还是活文字呢？

关于文言文，唐德刚说英文也有文言文。他说，《纽约时报》及伦敦《泰晤士报》是文言文报。纽约的《每日新闻》与《纽约时报》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报纸。《每日新闻》是语体文（spoken language），而《纽约时报》社论是半文言，伦敦《泰晤士报》是百分之七十五的文言。唐德刚说：“我以前在哥大读书时，自己觉得英文不够潇洒，想学点文言文，所以天天看《纽约时报》及伦敦《泰晤士报》。然而英文文言文极其噜苏，英文语体文一页如写成英文文言文则要两页，而中文正相反，文言文较白话文更为简练。因为我们口语很噜苏，但文字很简洁。”他说：“去年夏天我去台湾参加民国史讨论会，台北一家出版公司要我写林纾传。林琴南是古文大家，他当年反对胡适提倡白话文，无所不用其极，而我是胡适的学生，为林纾作传，我当然要用白话文写。写了三四千字，但因为有篇幅限制，挤不下，不得不改写，还是挤不下。经过再三改写之后，结果改成五百字，塞下去了，但最后发现我写的林纾传是一篇文言文。”他又说：“我们舍简洁而就噜苏，那算是进步呢，还是现代化呢？”唐德刚问大家，要大家作答，在座诸君均笑而不答，无辞以对。这个又牵涉繁体字与简体字的问题。

他又说，如果我们放弃汉字，则一部六千年的文明史等于宣布了死刑，汉字变成古埃及的“神书”、“希腊文”、“拉丁文”，我们的文化遗产就全部损失了。一部新的文明史从头开始，我们要重头再造一个新文化，这又待何年何月才能造成呢？

唐德刚最后以幽默的口吻说：“我们如果一定要废汉字，则办法很多，但汉字拉丁化或拼音方案是最不足取的一种办法，是最坏的一条途径。因为创造一个拼音文字很难，不如来学一种现成的拼音语言来得更方便。花五十年造一种新文字，不如花五十年学一种现成的文字。”他所提出的几个办法，一是蒙古化，大家学俄文；一是学印第安人的办法，以英文为主，以拼音为辅；三是印度化，印度境内语言最多最复杂，所以必要时得用英文。大家学英文，英文变成印度的second language（第二种语言）。唐德刚说：“如果我们汉字拉丁化或拼音化，则我国文化遗产消失殆尽；如果印度化，即大家学英文。再不然，在五十年内将古籍全部译成英文，则我们尚可以保存一点点文明，文明当不致完全消失，何况英文也是世界上美丽的文字之一种。”他说：“西方希腊、罗马文明中断，一是他们本来的东西就不多，他们没有十三经、二十四史等。还有，他们在文字灭绝之前，好东西都已译成了英文或法文。当年我在哥大读书时不修拉丁文就是这个道理。试问哪一种拉丁文典籍没有英文翻译？但如果把我们《四库全书》全部拉丁化或拼音化（不管哪一种拼音），则成什么样子？岂不变成有字天书，谁也看不懂？如译成英文还可以看。”接着，唐德刚很激动地说：“我主张连中文spoken language（口语，即中国话）都取消。”道理何在？他说：“1965年我去印度，发现印度人英语讲得不好，很难懂，但印度人听得懂。所以我建议中文连spoken language也取消，则大家可以全心全力学英语，要学得彻底一点、学好一点，则以后移民也方便，来美留学也不要考托福了。”唐德刚讲这番话，是挖苦与讽刺主张拉丁化或拼音化者的话。但席间一位专家居然认为唐德刚对文字改革的意见是反对汉字拉丁化，但主张全盘英语化，以英文英语来代替汉字及汉语，则大谬特谬矣。

这位专家不懂幽默，误解唐德刚的意思，在座诸君子听了大惊失色。这一点倒很像《礼记》的《檀弓篇》里记孔门弟子误解孔子说“死欲速朽”的道理一样。

最后唐德刚呼吁大陆有关方面及一批五四遗老不要随便宣布中国文明死亡。

结尾时，他很沉痛地说：“杀一个文明很容易，建一个文明很难。”

原载《传记文学》第四十卷第六期

（唐德刚讲述　汤晏整理）

前人著史后人评——在中华民国建国史讨论会上的发言

首先我要向刘绍唐先生道歉，因为我拿的护照，按规定只能停留十天，今天上午就该走的。我本应该自始至终参加这个座谈会，但因护照问题弄乱了，还不知能停留几天，所以我要先走一步，去解决这个问题。

我个人觉得研究中国历史应该分两大阶段：一个是传统的，一个是现代的。我的看法，传统和现代要分开来，这两个不同。我们过去的二十四史、二十五史都是传统的，现在要写的“二十六史”、“二十七史”，就是现代的、新的。现代写的方法与古代不同。现代历史有几个特点：目前我们是处在两千年来未有之大变局中，过去唐朝和宋朝没有什么大分别，唐朝与汉朝之间也没有什么大不同。但我们这七十年与历代却完全不同。一切在过去找不到先例。以时局为例，我们现在的中国一分为二，这又与南北朝不一样，南北朝时北方是胡人，南方是汉人；跟南北宋也不一样。因为我们现在的一分为二，一面是汉人，另一面也是汉人，这种分裂也是前所未有的，昔日是华夷之分，今日是国共之分。治史的方法、观点各方面也不同，现代的方法与传统的方法也完全不同。赵尔巽修《清史》、司马迁修《史记》的方法与现代绝对不同。古代修史的传统有官修、私修。官修也好，私修也好，但大家都认为当朝史家不修当朝的历史，要等下一朝代才写上一朝代的历史。我们今天开历史学会却是要当朝人写当朝的历史，这是自古以来所没有的。过去当朝的人只写当朝的实录，不写当朝的历史，这是现在与过去所不同的。还有一点，现在大陆修大陆的“中国历史”，台湾修台湾的“中国历史”，观点完全不一样，用不同的材料，有不同的approach。最糟糕的是海外来的人，我们这些被约来与会的都是海外学历史的，而海外的人被约来修“中国历史”，将来说不定弄成另一套海外的人修海外人的“中国历史”。这种怪事，也是两千年来所未有的。所以我们的传统同现在好多地方不同，但是我们已经在写历史，三方面写的方法不同、史料也不同。因此我认为我们不应该强不同以为同，大陆修大陆的，台湾修台湾的，海外修海外的，官修也好，私修也好，但我的看法，殊途必将汇合，各自努力将收分工之效。大家在不同的观点下尽量去做。场合不同，方法不同，开会形式不同，开会的背景不同，观点不同，在不同的方法下尽量去做。譬如在台湾，刘绍唐先生的“野史馆”就应该与“国史馆”配合，大家互相配合而不互相嫉妒。历史写的结果，是非好坏，当朝人是不能决定的，这都是身后事。写《后汉书》的有十九家，其后逐一淘汰，只剩下最后出来的范晔一种，其他的都失传了。这是什么缘故呢？因为他们都没有范晔写得好。范晔被杀头，因为当时人们不喜欢他，但他的书却传了下来，因为别人的都不及他的。所以我说历史写得好坏要由后人来决定。我认为当朝的人不妨分头努力，“野史馆”、“国史馆”……互相配合，以不同的观点、不同的地区、不同的方法……尽量去做，写出不同的历史来，让后人来一个评定，来一个综合，哪一个是真的、是好的，哪一些是真的，哪一些是假的。

在座的黎先生是我的老师，李先生是历史的创造者，也是我的前辈，其他诸位先生也都是先进，我实在不该再多占诸位的时间。

谢谢各位。

原载《传记文学》第三十九卷第五期

《红楼梦》里的避讳问题——《胡适口述自传》译注后按

唐德刚先生“注”

近六十年来的“红学家”，从早期的蔡、胡、陈、钱，到最近台湾的“幼狮十八家”，有著录可考的至少在三百人上下。如果这三百篇也可文以类分的话，笔者不揣浅薄，就斗胆把他们分为三大派：

第一，“猜谜附会派”。这派的附会猜谜且有笨巧、大小之分，也有政治、哲学、入世、出世之别。自蔡孑民先生而下到潘夏（重规）先生，以及潘公在香港新亚书院所成立的“红小组”和组里的红卫兵们，胡适之先生便一竿子把他们都打入“笨猜谜”，笔者不敢附和胡说，且名之曰“大猜谜”。大猜谜也不只蔡、潘两家。近三十年来把“大观园”一分为二、剖成“两个阶级”的李希凡、蓝翎等“斗争派”，和把《红楼梦》划成“两个世界”的余英时先生的“人文派”，以及一些“佛道派”、“玄学派”，也都和旧“索引派”的出发点差不多。大家都在搞大猜谜。

这个大派之下，也还有些小派或巧派。他们要在茶余酒后把曹雪芹这部大“谜书”或大“淫书”来揭揭底。例如，“贾宝玉初试云雨情”，这个“初试”的对象是他的大丫头袭人呢？还是小侄媳可卿呢？又如“因麒麟‘伏’白首双星”，所“伏”的是目前的“白首双星”——史太君和那位“呵呵大笑”的老混账张道士呢？还是作者没有交代的将来的小白首双星——“一芹一脂”呢？曹雪芹这支笔十分狡猾，狡猾到使我们小小的童子军帐篷内也没有太平日子好过的程度。这是种小猜谜或巧猜谜。但是不论谜底有巧拙，猜谜者人物有大小，其猜也则一。要“猜”，那答案就debatable了。

第二派则是比较实际的“传记考证派”。这一派的老祖宗便是有“考据癖”的胡适之先生。“考据”是个科学玩意。要考据就得让证据说话，不可有先入为主的观念。如果先把“阶级”这个观念扣牢，然后“找证据”，把曹雪芹来个“阶级分析”，那么曹雪芹的“阶级成分”也就永远查不清，《红楼梦》这部巨著也就永远读不完了。

第三派大致可以叫作“文学批评派”。批评也有大小之分。胡适说：“《红楼梦》不是一部好小说，因为它没有一个plot。”这话虽是西洋文学批评中的老调或滥调，但是这也是个从大处着眼的大批评。纪晓岚评《文心雕龙·原道篇》，说：“文以载道，明其当然；文原于道，明其本然。识其本，乃不逐其末；首揭文体之尊，所以截断众流。”现在受西洋文学训练的“红学家”，所搞的都是这个“大批评”派。从好处说，他们是“识其本，乃不逐其末”。从短处说，读《红楼》的人，如不从十来岁开始，然后来他个五六遍（毛泽东就说他看了六遍），不把《红楼梦》搞个滚瓜烂熟，博士们也就无法“逐其末”了。这大派便是当代文学界新兴的青年职业批评家。

等而下之的则是那些把《红楼梦》读得烂熟的业余牛皮匠。他们对《红楼梦》有由衷的爱好，而他们所热衷讨论的话题则集中于刘勰所说的什么神思、风骨、情采、章句等方面的细枝末节。这一派虽多半是业余性质，但是《红楼梦》却是个无底洞。一旦不幸翻身落洞，则草蛇灰线，也是治丝愈棼、瓜蔓无穷的。

《红楼梦新探》等巨著的作者赵冈先生便是位经济学教授，他搞“铜臭”搞腻了，也想到怡红院随喜一番，闻点“花香”。结果花香铜臭两难分，只好解衣下海，亮相一番。

笔者不学，三十年来读闲书，阅尽诸公“考红”之作，感染亦多。年前执笔写胡适之先生的文学观，便有意为红学一世祖以下的九流十家来个——如胡氏所说的——“结结账”，就存殁诸家次第甲乙来写点红书读后感。然深恐悬崖撒手，堕入深渊，自讨苦吃，乃知难而退。

不过林黛玉毕竟是我们的大众情人，《红楼梦》也是中国知识分子人人必读之书。学人不读《红楼梦》，方帽加头也枉然，因而有时偶有所见，还是要凑点热闹。

还有，“红学”里的“避讳”问题，也是一桩有趣的小公案。原来在《红楼梦》的早期钞本“甲戌本”、“庚辰本”和“戚本”里，作者对他两位祖父辈人物曹寅、曹宜，似乎都有避讳的迹象。

“庚辰本”第五十二回晴雯补裘至深夜，作者不愿提“寅正一刻”，而说是“只听自鸣钟已敲了四下”，下面的“双行小注”（胡适说是“作者自注”）说是避“寅”字讳。胡适据此而肯定作者是曹寅的孙子。《红楼梦新证》的作者周汝昌亦同意此说。

可是海外两位大红学家，周策纵、潘重规两先生则不能接受。潘君并指出第二十六回中的“庚黄”“唐寅”的故事，说作者“又写又说，又是手犯，又是嘴犯”，而否定此说。策纵并举出雪芹的曾祖原名“尔玉”，因说：“《红楼梦》里的玉又从何避呢？”

这潘、周二问题均不难回答，宗法社会里“避讳”这件事，原是可避则避之，并不是死避。韩文公说：“其父名仁，其子不得为人乎？”正是这个意思。周公所举的“玉”字，更不成理由。古人所谓“二名不偏讳”。孔子母亲的名字叫“征在”，所以孔子就“言征不称在，言在不称征”了。韩愈的《讳辨》不是说得很清楚的吗！

至于曹雪芹不说“寅时”是否是“避讳”，吾人固不得而知，但是至少那位“批书人”是如此说的。如果那位“批书人”正如周汝昌所说的是“史湘云”，难道我们还不相信那云鬓纤腰的美人史湘云，而偏要去相信那两位白发苍苍的老头子潘重规、周策纵乎？

不特此也。曹雪芹不但避“寅”字讳，他显然还避“宜”字讳呢！周汝昌在《红楼梦》最早的两部钞本——“甲戌本”和“戚本”——上面发现个大秘密，他认为是“钞胥”之错。那就是在这两个抄本里，所有的“宜”字，都被抄成“”（三横画）。这个“三横画”的不成字的字“”，里面显然有文章了！

低能的“钞胥”（俗称“录事”）的抄书工作，是可能一误再误的。胡先生便曾指出他们把一个草书的“真”字抄成“十六”。笔者本家前辈有位纨绔子，有次用重金请“枪手”代作文章，投考秀才，结果还是名落孙山，因为他把枪手所起的文稿上草书的“希圣希贤”中的“希贤”二字抄成了“又布上天”了。

所以抄书一误再误，是可以理解的。但是“甲戌本”和“戚本”里所有的“宜”字都抄成“”，笔误的可能性就微乎其微了。这两个古本都最接近作者的原稿。在原稿里作者把“宜”字一律故意写成“”，这可能也就是一种避讳的写法。曹雪芹为什么要避“宜”字讳呢？因为“曹宜”是他的亲祖父？还是因为“曹宜”是他们“五庆堂”里最后一位显赫的人物呢？我们就要向“红学家”们继续请教了。

“避讳”这个东西是我国宗法社会里最荒唐的制度之一。但是任何坏的东西，往往也有其好的一面。“避讳”在我国后来的“校勘学”和“版本学”上所发生的功用实在太大了，它多少是被当今的红学家们忽视了。

再者，六十年来“红学”发展的过程中，还有个极大的弱点，那便是搞“红学”的人——自胡、蔡、陈、钱到俞平伯、周汝昌、夏志清、潘重规、余英时……他们都是“批评家”、“考据家”、“哲学家”、“思想家”，却很少“作家”；所以“红学家”们多半不知“作家的甘苦”，和作家们从灵感、幻想、经验等到构思、布局、创作、增删等的艰苦历程。所以他们每每为“文章自己的好”这一不知不觉的潜意识所支配，而乱下雌黄。胡适之、周汝昌都犯这个毛病。周汝昌在书中那种与高鹗简直不共戴天的心理，便是最明显的例子。

“红学界”里有丰富创作经验的唯鲁迅与林语堂二人。可惜他二人都不愿用情哥哥寻根究底的考据憨劲，但是他二人却代表“红学”里的作家派，他们的话是有其独到之处的。林语堂先生认为“后四十回”不是高鹗的“续作”，而是高氏对曹雪芹原有残稿的“补写”。这一论断，是十分正确的！

至于周汝昌对高鹗的谩骂，林氏就说“周是不配谈高鹗的人”（见《平心论高鹗》一书）。这句话虽说重了点，也倒不失为作家派的红学家的持平之论。

总之，对“红学”的考证和批评，自胡老师开其先河之后，到今天还是个无底洞，下一切结论都为时尚早。但愿海禁大开之后，将来会有更多的杰作出现！

周策纵先生“按”

策纵按：德刚在这“注”里说，避讳的事，“原是可避则避之，并不是死避”。这话就某些朝代说固然很对，但在别的一些时代却不然。“二名不偏讳”也是如此。陈垣在《史讳举例》里已说得相当详细。他已指出：“唐以前两字兼避，已成风俗，至太宗时始禁之。然禁者自禁，唐时二名仍偏讳。”并说：“宋金以来，二名无不偏讳者。”清朝自康熙时代起就讲求避讳。陈氏说：“雍乾之世，避讳至严。”这正是曹雪芹写书的时代。试看康熙的讳“玄烨”、雍正的讳“胤禛”、乾隆的讳“弘历”，无不二名皆偏讳。当然，文人对于自己的祖父，当时是否可不避讳，还值得仔细研究：除非能找出一些不避讳的实例来，否则就很难断言曹雪芹可以不避。“尔玉”二字也许较疏远，“寅”字就较近了。如果说曹雪芹不肯写“寅正初刻”是为了避讳，而对“唐寅”的寅字又可以不避，这能说得通吗？我看更严重的问题还是，把“唐寅”的寅字还开了那么一个大玩笑，尤其是牵连那极不庄重的春宫图。作者在这里大可用仇英而不必拉出“我的朋友”唐德刚的贵宗贤来。在雍正、乾隆时代，会有人把自己祖父的讳来开这种玩笑吗？自然，我们也很难说曹雪芹不能有这种惊世骇俗之举，他既然可以把许多“家丑”也和盘托了出来，也许就无所谓避讳吧。不过这仍是我们“想当然”而已。至少我们可以说，就“唐寅”一例说来，《红楼梦》里并不避名叫“寅”的祖先的讳。其实《红楼梦》作者本来非常注意避讳的重要性，所以特别指出“红玉”犯了“宝玉”的讳，便要改名“小红”。既然如此，又怎么会把自己祖父的讳来开那个大玩笑呢？除了第二十八回“唐寅”之外，第十回张太医还说了“寅卯间必然自汗”，第十四回有凤姐“至寅正”被平儿请起来梳洗，第六十九回天文生也说过尤二姐可于“寅时入殓”的话，“寅”字在书里至少出现了四次。因此，《红楼梦》大约在有些地方也许避“寅”字讳，但在别处却是不避的。这就牵涉全书是否一人所作的问题了。有人自然会说，曹雪芹也许当时是用缺笔避讳的办法，由于现存的钞本并非雪芹的手稿，也许原稿“寅”字是缺了笔画的吧。这个说法本已犯了“以无据为证”的毛病，因为谁也不知道曹雪芹的手稿到底缺了笔画没有。事实上，过去作者如抄录故书，虽可用缺笔之法避讳，自己的创作则多须改字或避用。钱大昕在《十驾斋养新录》卷十四里已指出过：“朱文公注《论语》、《孟子》，正文遇庙讳，则缺笔而不改字，注则无不避者。其注《易》亦然。”至于德刚指出：至少“批书人”已认定不说“寅时”是避讳，那么，这“批书人”自然已认定小说作者的先人一定讳“寅”。胡适这个看法自然是十分合理的（周汝昌还指出过二十二回“戚本”批语对砚台谜语批说“隐荣府祖宗姓名”是指“玺”字，也是对的）。问题只在这“批书人”到底是谁。这点如果还无法肯定，那就很难下结论了。而且“批书人”为什么不注意到“唐寅”不避的例子？所以我认为，那另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头子潘重规”如要否定曹雪芹的著作权，也许还“查无实据”，但在这一点上提出疑问来，却“事出有因”，还值得我们再四思量。德刚要紧跟着“那云鬓纤腰的美人史湘云”扬长而去，我们这些老头子有何话可说？只祈祷不要等他跟了半天，才发现前面走着的是个毛发森森的彪形大汉，那时可别错骂周公的本家汝昌诗人把你捉弄了呢！

唐德刚先生“再按”

德刚再按：《红楼梦》里的“避讳”问题，原是极有趣的。不但史湘云夫人注重避讳，林黛玉姑娘也很注重。黛玉的妈妈叫贾敏，所以黛玉说“敏”时就以“密”字代之，写“敏”字时也“缺”一两笔。这在他老师贾雨村的注册记录里，是有老卷子可查的。

总之，《红楼梦》是个无底洞，笔者这个“老头子”绝不愿与另外两个专家“老头子”来“聚讼”这个好玩的小问题。还是让那些喜欢打官司的红学家们去讨论吧。

周策纵先生函

德刚：前两天才寄你《红楼梦》会议邀请书，就收到来信，要我又替胡公的《口述自传》封面一挝，挝是挝过寄去了，这儿又写了一点抬杠“后按”，不知还来得及附在（《胡适的自传》第十一章）注末吗？如不便就算了，我怕误导读者，想来澄清一番，恐怕越说越说不清吧，最后的话还得你来说，所以我还是寄到你处，如以为可，就请转寄给刘绍唐先生，如无缘入书，便可改作“胡适的自传译注后按：《红楼梦》里的避讳问题”，作为《传记文学》的补白如何？（下略）

匆祝

年安

策纵　1979年12月17日

原载《传记文学》第三十六卷第二期

曹雪芹的“文化冲突”——“以经解经”读《红楼》之一

《红楼梦》和其他许多世界名著一样，是一部名副其实的“百读不厌”之书。它能够叫人家一读再读的道理，便是它能使读者在不同的年龄、不同的知识水平、不同的社会阶层，甚至不同的地区——不论是国内或是海外——读起来都会发生不同的领悟和不同的梦境。人生自幼及长到老，原是变化无穷、迁徙不定的。在简易、变易、不易的诸种情况之下，每次一翻《红楼梦》，都会觉得它是一部新书，所以又要把它重看一遍，或至少是再看一部分。这样《红楼梦》便永远看不完了。

在我自己的记忆里——我想这也是和我同辈知识分子的共同经验——我幼年启蒙未几，那些黛玉、宝钗一类的名字，便和林冲、武松、赵子龙、关云长等绞在一起，分不清了。这也是传统中国当年的一种社会教育吧，在我尚未读过《三国》、《水浒》和《红楼梦》时，我对那些书里的故事，有许多都已相当熟悉了。

笔者是在一个农村中的大家族里长大的。我们那个大家族——乃至我所熟悉的和我们门当户对的大家族——论人才、论钱财，当然是无法与荣、宁二府相提并论的。但是那种有条不紊的宗法结构和错综复杂的人事纠纷，以及表兄妹之间谈情说爱的故事，和荣、宁二府里所发生的倒是一模一样的，有时甚至有过之无不及。所以《红楼梦》里所描写的大小事故，在刚会看小说的我们那批青年读起来，真是如见其人、如闻其声。

可是，一个学历史的大学生，坐在重庆防空洞中看《金玉缘》，其领悟就又不一样了。在大学时代我就觉得《红楼梦》是一部内容丰富的社会史料书。它所描绘的是大清盛世上层阶级腐化的社会生活。书中主要的大情节当然难免于虚构和夸张。但是全书中的细枝末节——言谈嬉笑、吃喝嫖赌等数不尽的小故事，倒是反映出当时社会生活的实况。小说家下笔能使读者读来有栩栩如生之感也者，就是他善于反映当时社会生活的实情。

且看“这里茗烟走进来，便一把揪住金荣，问道：‘我们……’”这段笔者实在不应抄下去。但这种生动的故事，你能说是假的？在这回“茗烟闹书房”里，作者提供了我们传统士大夫——例如樊樊山、易实甫等，所不以为耻的；美国人士认为民权所在，宪法应有明文规定的；而笔者不忍照原文引述的有关“同性恋爱的史料”！这种对当时社会史料做了有声有色的保存，实在不是《细说清朝》的黎东方教授和编撰《清史》的萧一山、张其昀诸先生所能做得到的。

刘姥姥不也是告诉我们：“这样螃蟹，今年就值五分一斤，十斤五钱，五五二两五，三五一十五，再搭上酒菜，一共倒有二十多两银子。阿弥陀佛！这一顿的银子，够我们庄稼人过一年了！”（第三十九回）

这不是康熙时代的“物价指数”吗？在萧一山的《清代通史》里，哪厢去找呢？曹雪芹对“可卿救我”那场香艳的梦，可能是胡吹或暗谕；对物价，他就犯不着另造了。写小说的人也不会想到要扰乱市场、坐收渔利！

当然《红楼梦》中所描写的也有许多足使读者迷惘的生活情趣和美中不足的缺笔。例如贾府中自老太太而下，大家都喜欢吃“野味”。那年冬季多风雪，住在“园子里”的宝二爷和青年姑娘们，一日三餐都要踏雪回到贾母上房来吃饭，未免太辛苦了点。老祖宗为爱惜儿孙，就叫他们在园子里自开其“小灶”。至于开小灶所需的柴米油盐和一般肉类和菜蔬，大家可按“分例”到总管账房里去支取，可是那些名贵的“野鸡獐狍各样野味”，就只好到王夫人或贾母那里去“分”了（第五十一回）。

《红楼梦》里提到贾母以“野味”赏人的，还可找到很多条，足见贾府上下都嗜食野味，《红楼梦》的作者本人有此同好，也就可以想象了。“野鸡獐狍”，对广东佬说来，可能确是珍品；但是长江流域的人和北方人，可能就没有这种嗜好了，大家偶一食之则可，像贾府上下那样常年不断地吃，这情况可能就不多了。

笔者在大学时代，对《红楼梦》描写人物方面，最感到遗憾的则是作者的缺笔。我们的作者对书中男主角宝玉的描写，真是从头到脚，处处顾到，无一丝遗漏。他对宝玉乌油油的辫子，不厌其详地一提再提（见第三回及第二十一回）。而对我们女主角黛玉的绣花鞋则只字不提！

我国传统社会里，女子做女红，整日价手不离针的，多半是在做绣花鞋——因为鞋在日常生活上需要量最大，也是家庭妇女随做随放、携带起来甚为方便的针线活。在京剧里《探亲相骂》的那位婆婆就“骂”她的不中用的媳妇：“一双绣花鞋，绣了三年多！”我们安徽凤阳花鼓里那位妻运欠佳的老大便自叹他的老婆是“一双大脚窝”。笔者作此文的前夕，侯榕生女士曾请夏志清和我一起去看纽约“雅集”票房公演的《乌龙院》。志清情不自禁地大叫：“陈元香最好！”那位陈元香姑娘所扮演的阎惜姣用手指所表演的美妙姿态，便是在替马二娘做绣花鞋。

总之，我国传统小说里和戏曲里对绣花鞋的描绘真是无书无之，无台无之——“绣花鞋”是我国传统女性美的重点之一。绣花鞋的式样自然以愈巧愈小愈美了。因此穿这绣花鞋的美女的脚，也就愈小愈美了。“小脚”也就成为我国美女颠倒众生的性感之所寄。

何以我国老辈男人对“小脚”那样疯狂呢？这实在是一件不易以常理来判断的事。宋代的大诗人苏东坡就为它写过“纤巧说应难，须从掌上看”的歌诵诗章。辜鸿铭这位近代的英国留学生可就更不得了，据说他“掌上看”之不足，还要跪下去用鼻子去“闻”，可能还要用嘴唇、用舌头，亦未可知。

正因为辜鸿铭这一类的男人——不！可能传统中国里所有的男子汉、大丈夫——都欢喜它，所以传统社会里的少女要找个好婆家，她们一定要把脚裹得小小的——小到只有三寸长，那就最好了。终于裹得女孩子们旦夕哀啼，坐立不安，夜不能眠。为此，曾有一位女诗人——她可能为“大脚”所累，也可能是足部受重伤之后痛定思痛——曾写出一首咬牙切齿的恨脚诗来。她说：

三寸金莲自古无，观音大士赤双趺。

若问缠足从何起？起自人间贱丈夫！

这位姑娘——可能是一位自梳女吧——没有怪错人。我国“固有文明”里的“小脚”，的确是辜鸿铭这一类“贱丈夫”搞起来的。千把年来，我国士大夫阶级里的“贱丈夫”们对它的珍惜和爱护，真是无微不至，否则它也不会存在得这么久——有人说“小脚”是南朝陈后主这个“贱丈夫”搞“步步生莲花”搞起来的。据说唐朝的杨贵妃也是小脚呢！诗人们叹息说：“可怜一掬无三寸，踏尽中原万里翻。”唐明皇的锦绣江山，便是被他娘娘的“三寸金莲”踩翻了的。

尽管有考据癖的历史学家——像我的朋友周策纵——对上述这些小故事的真实性，都要“不疑处有疑”地认为有重行考证的必要。但是从社会史学、文学、美学、生理学、民族学、民俗学、社会学、人类学等多种不同的学术观点来看，我敢断定没有哪个学者能否认“小脚”这一制度（institution），对我国传统社会生活的各方面，如家庭、文娱、两性生活……所发生的重大影响。至于它对我们“撑半边天”的女人的心理、生理、生产、劳动等方面所发生的直接关系，那就更不必提了——小至夫妇情感，大至军国大事，小脚有时都会发生决定性的作用。

在明朝末年，当努尔哈赤提七大恨伐明、明廷文武主战主和莫衷一是之时，一位名士瞿九思便提出一篇精彩的小脚国防论。他认为满虏入侵，无非是贪慕上国的子女玉帛，尤其是边外的蛮夷妇女都是大脚，丑不可耐，所以才想入寇中原。如今和戎的正本清源之道，莫过于教授蛮夷裹脚，一旦他们的女子亦学会裹脚之后，美女如云，他们自然不会再对中原美女想入非非了。

这位谋臣的奇谈怪论说来是可笑了。但是用现代行为科学的学理来分析他，他也不过只是一位比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1856——1939）早生三百年的弗洛伊德主义者罢了。他的错，不是错在“性感救国论”；他的错，是错在“性感标准化”。因为用人为的加工办法来增加性感，标准是非常主观的——包括个人的主观、时代的主观、地域的主观和民族的主观。张三喜欢蓝眼眶配假睫毛，李四说不定就感觉恶心。美国人喜欢“无上装”再加个“血盆大口”；中国人则喜欢红裳绿袄上面配着个“樱桃小口”。汉族的臭男人都把老婆的三寸金莲看成命根子，顺治皇帝入关后便要“下诏放脚”，但是我们那批爱美重于爱国的祖先，则认为国可亡而脚不可放。终清朝之世，除极少数的“贰臣”，上书交心说“臣妻先放大脚”之外，其他市井小民，却阿Q般地誓死抗命到底，说我们是“男降女不降”[1]！

这种由于主观成分而影响到审美的客观标准，不但困扰了我们在异族压迫下的祖宗，它也困扰了那些在海外谋生的侨领和与侨领们一起杂居的华裔海外留学生，包括我自己。

1956年秋季，笔者曾应聘在纽约华埠做了短期的报人。那时正值全美华侨社会在竞选华埠小姐。我们那批腰缠万贯、入境从俗的侨领们，也订下了美人标准，认为华埠小姐应以美国小姐的三围标准为标准。因而他们把我们的华裔美女也排列起来，脱光衣服，一一丈量一番。可是我这位小报人那时却冒犯同行的行规，大声疾呼，反对“用皮尺量美人”（文载1956年10月16日，纽约《生活半月刊》第一二五期）。我认为我们中华美女一向是“樊素口”、“小蛮腰”和“三寸金莲”。把洋人那样一围三十六英寸的两块大肥肉用来作我们华裔美女的“标准”，太煞风景、太不调和、也太不公平了！

经济起飞了，农业社会逐渐转移成工商业社会，工商业的社会中一切讲求“标准化”（standardization）。这一来把我们美女的“性感”也标准化了，真是“现代化”发展过程中最大的“文化污染”！

笔者一下写了这许多，无非是想说明，在人身上加工的形体美和性感美，是因时空和体形而异，它是“标准化”不得的。这项主观的审美观念不特困扰了一些大腹便便的侨领和瘦骨嶙峋的留学生，它也困扰了我国传统文坛上的第一位大作家曹雪芹先生。

笔者当年在防空洞读《金玉缘》时，便觉得作者在描写美人衣着时出了漏洞，构思不够完备。曹雪芹笔下的三十六钗个个都衣饰华丽，但个个都是半截美人——这些漂亮的姑娘们、奶奶们，究竟穿的是什么样的高跟皮鞋呢？

大学生消夏纳福跑警报，笔头勤、工夫闲，我那时曾无聊而不惮烦地把警幻仙子档案室中正副三册所载的美人儿的衣着，通统摘录一遍，并写了一篇《〈红楼梦〉和脚艺术》的长文。可惜那时既无原子笔又无复写纸，因此这篇拙抄原著，未及“艺增”一番去讨好副刊编辑们，便被墙报读者在半夜揭去了。其后三十多年的流浪便再也没有这闲情逸致来关心黛玉、湘云们穿什么衣服了。但是今日就记忆所及，在书架上的新版《红楼梦》里，我仍可随手抄出若干条来[2]。

且看黛玉初到外婆家，第一次看到琏二嫂子那个“泼辣货”是怎样穿戴的：

这个人打扮与姑娘们不同，彩绣辉煌，恍若神仙妃子：头上戴着金丝八宝攒珠髻，绾着朝阳五凤桂珠钗；项上戴着赤金盘螭璎络圈……身上穿着缕金百蝶穿花大红云缎窄褃袄，外罩五彩刻丝石青银鼠褂；下着翡翠撒花洋绉裙。一双丹凤三角眼，两弯柳叶吊梢眉，身量苗条，体格风骚，粉面含春威不露，丹唇未启笑先闻。（第三回）

这样一个美人儿，如果足下再穿一双“殊红点金尖头圆口澳洲鳄皮二英寸高跟鞋”，不就十全十美了？美人无鞋，岂不是美中不足吗？

有人或者要说，凤姐儿长裙拂地，她穿的是evening gown，把脚遮住，穿啥高跟就不必提了。

但是她们姑娘们、奶奶们并不是老是站着的，她们多半时间是坐着的。再看凤姐儿怎样坐着在等刘姥姥的：

靠东边板壁立着一个锁子锦的靠背（椅）和一个引枕，铺着金心闪缎大坐褥，旁边有银唾盒。那凤姐儿家常带着紫貂昭君套，围着那攒珠勒子，穿着桃红撒花袄、石青刻丝灰鼠披风，大红洋绉银鼠皮裙；粉光脂艳，端端正正坐在那里，手内拿着小铜火箸儿拨手炉内的灰。（第六回）

坐在椅子上也可以说看不见这位少奶奶家常所穿的“粉红绣花白绒翻口睡鞋”。但是如坐在炕上，那可就非看见脚不可了。且看凤姐的小妯娌、将来的“宝二奶奶”坐在炕上的仪容：

宝玉掀帘一步进去，先就看见宝钗坐在炕上做针线，头上挽着黑漆油光的纂儿，蜜合色的棉袄，玫瑰紫二色金银线的坎肩儿，葱黄绫子棉裙，一色儿半新不旧的，看去不见奢华，唯觉雅淡……（第八回）

试问宝钗姑娘的小脚哪里去了呢？

宝钗没有脚，林姑娘黛玉虽比她的情敌在书中的地位更重要，也是不穿鞋的。作者不供给她鞋穿，补书的高鹗也忍心看着她赤脚。一次黛玉在写经，她那位“混世魔王”的表哥闯了进来，在她的香闺里东瞧瞧，西走走。

雪雁沏了茶来，宝玉吃着。又等了一会子，黛玉经才写完，站起来道：“简慢了。”宝玉笑道：“妹妹还这么客气。”但见黛玉身上穿着月白绣花小毛皮袄，加上银鼠坎肩；头上挽着随常云髻，簪上一枝赤金扁簪，别无花朵；腰下系着杨妃色绣花棉裙。（第八十九回）

“棉裙”下面还有什么？这是作者的疏忽呢，还是作者有意回避呢？

姑娘们、奶奶们平时都是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废物，长裙摇曳，看不见脚，也就罢了，可是荣、宁二府中的中坚人物并不是姑娘、奶奶，而是数以百计的丫环，那群可以说出名字的大丫头就有六十余人，没有她们终日奔波、劳动，那个长逾一英里的大观园就要关门了。所以林语堂先生说：“《红楼梦》是全世界唯一的一部以maids为中心的小说。”以前有人解释我国的政府工作是“科员政治”，荣、宁二府的运行，也靠的丫环政治。

这群丫环虽然也是遍身罗绮，但她们毕竟是要工作的，做工的劳动妇女总不能终日“长裙拂地”，我们也得看看她们的绣花鞋吧。在书中首先露出了绣花鞋的，是那位可爱而薄命的鸳鸯。且看：

宝玉坐在床沿上，褪了鞋等靴子穿的工夫，回头见鸳鸯穿着水红绫子袄儿、青缎子坎肩儿，下面露着玉色绸袜、大红绣鞋，向那边低着头看针线，脖子上围着紫绸绢子。宝玉便把脸凑在他脖项上，闻那香气，不住用手摩挲，其白腻不在袭人以下。（第二十四回）

这位不争气的纨绔子，摩挲了几下之后，便要凑上去kiss人家了。但是作者也未说明鸳鸯的“大红绣鞋”究竟是三寸呢，还是八寸呢？要是八寸，那不就变成“凤阳花鼓”里那位仁兄的粗老婆了，宝二爷纵再饥不择食，也不该去向她讨胭脂吃的。

看《红楼梦》看到这儿，我不禁要把曹雪芹拖出来，问问他：“雪芹！雪芹！鸳鸯的脚究竟是几寸？”

可是轮到可爱的袭人，作者又装蒜了。话说贾芸为借口向叔叔请安，而实际上却是偷看叔叔的姨太太。当他叔侄二人正说着话，

只见有个丫环端了茶来与他。那贾芸嘴里和宝玉说话，眼睛却瞅那丫环：细挑身子，容长面儿，穿着银红袄儿、青缎坎肩、白绫细折儿裙子。（第二十六回）

贾芸这个色鬼把袭人偷看个饱，但是我们小气鬼的作者偏不让他瞧瞧袭人的小脚是个什么样子，虽然那“白绫细折”的并不是一幅拂地的长裙。

还有贾赦那个老色狼，他三妻四妾，吃喝嫖赌之不足，还要打他老妈妈的下女的主意，要讨鸳鸯为妾。他那老婆邢太太知道此事了，理应打这老混账两个耳光才对，谁知这位邢夫人竟然是去替丈夫讲亲。她借故打鸳鸯卧室前经过，把这妞儿好好看一看。真是：“我见犹怜，况老混账乎？”邢氏——

又浑身打量。只见他（鸳鸯）穿着半新的藕色绫袄、青缎掐牙坎肩儿，下面水绿裙子；蜂腰削背，鸭蛋脸，乌油头发，高高的鼻子，两边腮上微微几点雀斑。鸳鸯见这般看他，自己倒不好意思起来……（第四十六回）

邢夫人这位好老婆，为老头子相亲相得这么仔细，但是却始终未看到这位美人儿的小脚，也是令人遗憾。回去老头子问起来，如何交账？！

疏忽的原不只邢夫人，她那聪明能干、观察能力最强的媳妇有时也会不见舆薪的。当袭人的妈妈病重之时，女儿请假回家探视。凤姐儿要面子、讲排场，不希望荣国府的大丫头在外面显得寒碜，吩咐周瑞家的叫袭人出园时穿几件颜色好的衣服。袭人如命穿戴了。

凤姐看袭人头上戴着几枝金钗珠钿，倒也华丽；又看身上穿着桃红百花刻丝银鼠袄、葱绿盘金彩绣棉裙，外面穿着青缎灰鼠褂。（第五十一回）

凤姐觉得这三件衣裳还不错，只是褂子素了些，也不够御寒，便私下再送袭人一件大毛的皮大衣，穿起来在街上出现，逛百货公司、超级市场也会光鲜些。但是凤姐儿这样细心的人，竟然不问这大丫头穿的是什么鞋子。袭人如穿了一双力士鞋，那成什么样子呢？

穿裙子的丫环们暂时不提了。那些不穿裙子的呢？且说，芳官遭了国丧，戏唱不成了，落魄到怡红院去当小丫头。可叹这个丫头命苦，被一个干娘欺侮着要死不得活。她太标致了，又会唱戏，弄得晴雯要撵她，麝月又讥笑她，宝玉心有不忍。

只见芳官穿着海棠红的小棉袄，底下绿绸撒花夹裤，敞着裤腿，一头乌油油的头发抛在脑后，哭得泪人儿一般。（第五十八回）

看着芳官一副可怜相，读者能不和宝二爷一样的心酸？她那敞着裤腿的夹裤底下，是赤着脚吗？真是可怜的孩子。

不过芳官毕竟姿色非凡，在怡红院内的群芳凑份子为宝玉做夜寿时，还是少不了她。在这个一男八女的小巧生日派对中，她还是不穿裙子。

当时芳官满口嚷热，只穿着一件玉色红青驼绒三色缎子拼的水田小夹袄，束着一条柳绿汗巾，底下是水红撒花夹裤，也散着裤腿。头上齐额编着一圈小辫，总归至顶心，结一根粗辫，拖在脑后。右耳根内只塞着米粒大小的一个小玉塞子，左耳上单戴着一个白果大小的硬红镶金大坠子，越显得面如满月犹白，眼似秋水还清。（第六十三回）

我们的作者费了这么大的气力来描绘芳官，连米粒大小的一个小玉塞子也不放过，为什么一双三寸大小的红绣花鞋却只字不提呢？曹霑！曹霑！我可把你问住了！

现代的时装设计师们可能不同意我这一疑问，设计服装的人是不管鞋子的。其实曹雪芹原是百能百巧、样样顾到的设计师，你看他替风骚的尤三姐如何打扮：

只是这三姐索性卸了妆饰，脱了大衣服，松松地挽个髻儿；身上穿着大红小袄，半掩半开的，故意露出葱绿抹胸，一痕雪脯。底下绿裤红鞋，鲜艳夺目。忽起忽坐，忽喜忽嗔，没半刻斯文，两个坠子就和打秋千一般，灯光之下越显得柳眉笼翠、檀口含丹。本是一双秋水眼，再吃几杯酒，越发横波入鬓，顾盼流光。真把珍琏二人弄得欲近不敢，欲远不舍，迷离恍惚，落魄垂涎！（第六十五回）

放浪的尤三姐儿既然脱了大衣服，连个睡衣都是半掩半开的，作者既然已提起她的“绿裤”，“红鞋”也就避免不掉了。避去不提，连“绿裤”也就缺少性感了。

曹雪芹不但知道女人的鞋有其重要性，他也体会到鞋在男性美上的重要性。他是个服装设计师，他知道如何使颜色相配，使颜色反衬。且看宝玉——

一壁走，一壁便摘冠解带，将外边大衣服都脱下来麝月拿着，只穿着一件松花绫子夹袄，襟内露出血点般大红裤子来。秋纹见这条红裤是晴雯针线，因叹道：“真是物在人亡了！”麝月将秋纹拉了一把，笑道：“这裤子配着松花色袄儿、石青靴子，越显出靛青的头、雪白的脸来！”（第七十八回）

这双“石青靴子”，对一个“小白脸”如何重要？可是一双“大红绣花鞋”对一个云鬓、桃腮、粉颈、透明的耳朵、秋水般的眼睛，不是更重要吗？你为什么只字不提呢？真是气死人。

更气人的却不是作者当提而不提，而是不当提而提。作者把宝玉的鞋，当成八股文题，大写而特写：

黛玉看他（宝玉）脱了蓑衣，里面只穿半旧红绫短袄，系着绿汗巾子，膝上露出绿绸伞花裤子，底下是掐金满绣的棉纱袜子，靸着蝴蝶落花鞋。黛玉问道：“上头怕雨，底下这鞋袜子是不怕的？也倒干净。”宝玉笑道：“我这一套是全的。一双棠木屐，才穿了来，脱在廊檐下了。”（第四十五回）

作者又提到探春替宝玉做了一双极其精致的鞋子，宝玉穿着。“遇见了老爷，老爷就不受用，问：‘是谁做的？’”而探春却不替她亲兄弟贾环做鞋，结果贾环“鞋塌垃、袜塌垃”地见不得人，使赵姨娘生气（第二十七回）。后来袭人在替宝玉做鞋，史湘云看到了，也要替他做（第三十二回）。同时宝玉去看林妹妹，往往靸着鞋子就走（第二十一回）。其他诸如着靴脱靴的记载，那就更引不胜引、抄不胜抄了。

至于姑娘们的靴，全书中只有两个例子，那都是下雨雪时所用的。第一位自然是美人儿林黛玉，她穿的是“红香羊皮小靴”，身上却——

罩了一件大红羽绉面白狐狸皮的鹤氅，系一条青金闪绿双环四合如意绦，上罩了雪帽。（第四十九回）

林姑娘就是这样地与男友一道，踏雪而去参加众姊妹的诗社。

另一位便是史湘云了。湘云这位喜欢女扮男装的美人儿，打扮起来就像个“小骚鞑子”：

穿着贾母给他的一件貂鼠脑袋面子、大毛黑灰鼠里子、里外发烧大褂子，头上戴着一顶挖云鹅黄片金里子大红猩猩毡昭君套；又围着大貂鼠风领……里面又穿着一件半新的靠色三厢领袖秋香色盘金五色绣龙窄褃小袖掩衿银鼠短袄，里面短短的一件水红装缎狐肷褶子，腰里紧紧束着一条蝴蝶结子长穗五色宫绦，脚下也穿着鹿皮小靴。（同上）

这两位美人儿实是《红楼梦》全书中，穿戴得从头到脚、一应齐全的唯一例外了。但是她们二人穿的只是踏雪用的“小靴”。这“小”靴究竟有多“小”，读者们也还猜不出来的，不过它既能独力踏雪，想来也不可能太小就是了。

从以上所引这些例子看来，《红楼梦》里美人的“脚”是什么个形式，便永远是个谜，而这个谜不是作者在创作过程中的“疏忽”，而是作者有意回避和故弄玄虚！

可是在全书中，雪芹又似乎在若隐若现、有意无意之间，说出他美人儿的造型都是“小脚”的。在那百来个大小丫环之中指明说是“大脚”的，只有那“误拾绣春囊”而闯祸的傻大姐一人。

原来这傻大姐年方十四，是新挑选上来给贾母这边做粗活的。因他生得体肥面阔，两只大脚，做粗活很爽利简捷，且心性愚顽，一无知识，出言可以发笑。贾母欢喜，便起名为“傻大姐”。（第七十三回）

荣、宁二府之中，两只大脚、专做“粗活”的丫头，似乎只有这么一个。至于那些锦心绣口、标标致致的“副小姐”如袭人、晴雯、紫鹃、平儿者流，看来也都是小脚了。“小脚”是美女的本钱，也是她们最值得骄傲的东西，可不能胡乱地把它糟蹋了。

且看那不重卫生的宝二爷一次在随地小便之后，秋纹服侍他洗手，嫌天凉水冷，那奉命打水的小丫头在被骂之后想拦路打劫，用点为老太太冲茶的滚水。可是那服侍老太太吃茶的老婆婆不肯。她说：“姐姐，这是老太太沏茶的。劝你自己去舀吧。哪里就走大了脚呢？”但是这老婆婆一看到秋纹，就只有改口赔笑了。把秋纹姑娘的脚走大了，那可不是好玩的！

我们这批忠实的《红楼梦》的读者们真是如坠五里雾中了。我们的作者是在玩些什么花枪呢？足下如喜欢大脚，何不干脆来个“妇解宣言”，提倡“天足”？足下如和苏东坡、辜鸿铭乃至所有的男子汉、大丈夫一样，喜欢三寸金莲，为啥不痛痛快快地写出来，而那样婆婆妈妈、吞吞吐吐呢？

笔者在大学时代读《金玉缘》便已发生了这样的一个疑问，我为解决这一问题的“大胆假设”便是：曹雪芹这位“旗人”，动笔来写“汉人”的历史社会小说，碰到了内心不能解决的矛盾。

任何写社会小说的作家都是不能摆脱他的文化传统和社会环境来完全凭空虚构的。大作家巴金最近在他的《随想录》里便写得明明白白，他没有哪一篇作品不是根据实际经验加以夸大和戏剧化的。以此，白先勇、於梨华等台北作家就不能写“红卫兵”；同样，丁玲、浩然等大陆作家便不能写“旅美学人”。各有界线，彼此都不能越雷池一步。林语堂把《逃向自由城》写得个彻头彻尾的失败，便是他不安于位、误触禁区！

曹霑的祖先是汉人而归化满族入“旗籍”，后来又从龙入关，编在“汉军旗”里，成为一种古怪的汉族“旗人”。而旗人终清十朝是吃粮当官的统治阶层。满汉各行其是，既不通婚，亦不杂居。但是汉家文化是远迈旗人的，所以满人入主中原之后便迅速汉化。但是在这汉化过程中，他们也有所取舍。中华文化之糟粕有时也是污染不了他们的，“小脚”便是个突出的例子。

旗人既然没有接受汉人的“小脚”，“小脚”在旗人作家的审美观念中，也就无“美”之可言了。但是曹霑是生在以汉族为主的文化环境中，《红楼梦》的主要读者也是汉人，他又怎能诟病“小脚”、甘犯众怒呢？可怜的作者无法消除他笔下和心头的矛盾，所以他只好模棱两可、避重就轻地回避这个敏感性极大的文化问题了。

1972年春初，笔者在一个偶然机会之下，由哥伦比亚大学转业至纽约市立大学。我转业后的第一件要务便是替我的新雇主设计一个新的亚洲学系，而这个学系中三大学部之一，便是当时最时髦而人才最缺的所谓“民族学部”（ethnical studies）。这个学部的研究重点便是侨美亚洲移民史，以及和这主题有关的各项社会科学上的各种问题——如亚美文化冲突问题、美国少数民族社会问题、妇女儿童问题、主流文化与多重文化问题……

为着扩展这一学部、为其设计各种课目和研究计划，我自己也教授一堂有关“文化冲突”（bicultural conflict）的课，并认真地读了些前所未读过的行为科学上的新书。既读之后，始觉其中别有天地！一般外交家、政治学家、法学家只知道“法律冲突”（conflict of law）的严重性，殊不知“文化冲突”的严重性实远过之。

近三十多年来，国人送儿女留美已相沿成风，然近年来忽又看到“悔送儿女去美国”一类的文章，读之也往往令人心酸气馁。

天乎！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读了些行为科学的名著，到亚美课程的班上来回答学生的问题，回答他们家长的问题，了解他们的问题，从而帮助解决他们的问题，从而冷眼旁观唐人街社会上的各种问题，乃至祖国各种现代化过程中所发生的问题，我才体会到“文化冲突”这一概念的真义。

年轻时代读《红楼梦》，觉得作者写书不够细腻，故事中有缺笔，其实都不是；寻根究底，原来只是作者精神生活中的一种文化冲突的问题。我是错怪曹霑了。

生为胡适时代的大学生，我学会了“大胆假设”和“小心求证”。但是我也犯了胡适的毛病，不知道如何把求证的结果，根据新兴的社会科学的学理来加以“概念化”（conceptualization）。为求证而求证来研究《红楼梦》，那就只能步胡适的后尘去搞点红楼“版本学”和“自传论”了。

做这种“超胡适”（Post-Hu Shih）的言论，笔者可得千万声明，我绝不敢侧身“红学”之林，也无心钻研红学。但是我是个普通的中国知识分子，我们这一辈的中国知识分子往往是把《红楼梦》背得滚瓜烂热的；把一部书读烂了的读者，对那一本书总归是有意见的，他的意见是从书本之本身出发的，并非另有额外的“深入研究”。

我国古代汉学家治经书，有时往往被注疏家弄得莫知所适，最后只好回到经书的白文上去找他自己的解释。这种干法，古文家叫做“以经解经”。笔者不敏，《红楼梦》虽然看得烂熟，正文以外的红学注疏实在所知太少，偶发谬论，也就算是聊师古人“以经解经”之遗意吧。

1980年4月14日午夜

【后记】本文所征引各节，系根据购自纽约华埠的1974年版，曹雪芹、高鹗著《红楼梦》。其他版本则微有出入。

原载《传记文学》第三十六卷第六期

注释

[1] “缠足”这一社会制度，在我国历史上虽然为害一千多年，但是在历朝汗牛充栋的历史记录上，几乎文献无征。纵是“五四”以来那些有考据癖的新学人，对缠足的历史，也从未写过一篇可读的文章。

笔者在管理图书期间，曾把缠足文献略事著录，发现近百年来研究缠足史而值得一提的，只有一位日本学者那珂通世。那珂在日本明治三十一年（1898），在日本《史学杂志》（第九编，第六号）上，写过一篇《支那妇人缠足の起源》一文，引证甚为广博。

近世国人所著有关缠足的论文，则有贾伸撰《中华妇女缠足考》，载于1924年10月份《史地学报》（第三卷，第三期）。贾文中虽亦有少数新史料，然大体说来，立论和引证均未能超出那珂氏的研究范围。

近数十年来国内学人亦偶有涉及缠足史的论述，然仍多取自上述二文，甚少著录价值。

笔者不敢掠美，本文所引故事，亦大致以二篇为底本。

那珂君之文引证极博。正史无征，他便旁采前人笔记，如张邦基《墨庄漫录》、韩偓《香奁集》、陶宗仪《辍耕录》、杨慎《丹铅总录》、沈德符

《万历野获编》、高士奇《天禄识余》等十余种。根据不同史料推断，

他认为，“支那妇女缠足”盖起于晚唐五代之间。虽然，他亦不能完全否认缠足起自六朝之旧传说。

贾伸亦认定“隋唐以前中华妇女没有缠足”，不过贾氏所用史料，与那珂所用者大半相同，并且将那珂所引、主张以缠足制夷的名士瞿九思误为瞿思九——贾氏自述未见那珂之文，九思之名则引自另一日本作家，该作家引瞿君之妙论以证明“中国人之妥协性”云。

贾氏另引自《东坡长短句》中一阕“咏足”的《菩萨蛮》，以证明北宋时代缠足便已风行。虽据近人曹树铭君的考据，此阕《菩萨蛮》在东坡词中为“误入词”，原作者不是苏轼而是谢绛（见曹树铭编《苏东坡词》，香港万有图书公司，1968年版）。不过谢绛（995——1039）比东坡（1036——1101）大四十一岁，如此则北宋初年缠足已盛行之说，初不因此词非东坡所作而有异也，故本文仍从旧说。这或许是对我们东坡居士有点冤枉了。

据那珂所引《东华录》，清顺治入关后，曾下诏放脚，康熙三年再申前令。唯满族初主中原，对汉族臣民，不愿以“放脚”小事来“扰民”，以故“放脚”之诏，始终未认真执行。然终清之世，旗人迄未染上汉人缠足之恶习。曹雪芹对小脚隐约其词，高鹗对小脚几乎是深恶痛绝（见注[2]），也是很自然的事了。

再者，《红楼梦》作者，在故事的时代上，故意模糊，使人摸不透这故事发生在哪个朝代。然以贾家有西洋钟表一事来说，这故事无论怎样造作，也不可能早过北宋，而北宋以后历朝皆有小脚。作者断不能以美人脚型大小不定而使读者有猜不透时代之感也。

[2] 《红楼梦》吾人今日可接触的版本盖多至数十种。就以“抄本”这一系统来说吧，据大陆红学家最近的统计，盖有十二种之多，它们是：庚辰本、己卯本、甲戌本、戚（蓼生）本、蒙古王府本、宁本（南京图书馆现藏抄本）、扬州靖氏藏本、甲辰本、乾隆百二十回抄本、己酉本、郑振铎藏本、苏联列宁格勒藏本（见文雷著《〈红楼梦〉版本浅说》，载1974年《文物》第九期）。

自从程伟元和高鹗于1791和1792年开始椠刻《红楼梦》——胡适把这两个最早的刻本分别取名为程甲本和程乙本——之后，两百年来的翻刻，正如雨后春笋。值得一提的是，清末翻刻、由王希廉作序的《金玉缘》是为王本；以戚蓼生抄本为底本而翻印的《红楼梦》是为戚本。

近年大陆和台湾两地翻印旧有刻本之外，更影印各种抄本，尤使人耳目一新。由于研究资料的便利，研究红学的职业红学家和非职业红学家亦随之增多。笔者于60年代中，曾为哥伦比亚大学中文图书馆略做统计——存殁、老少红学家，有著录可考者，盖不下三百家，不足收者尚不在其中也。

当时校中因经费充裕，我曾立志要把《红楼梦》抄、刻两个系统下的不同版本，以及和红学有关的著作“收全”！无法购置的孤本、珍本、善本、罕有本等，则设法以缩微胶片影印之。爱书的人，自己贫无立锥，一卷难收，然身怀巨款，一掷万金，慷他人之慨，收尽天下奇书；其中乐趣，亦不可为外人道也。

笔者本拟“收全”之后，再编一注释书目，撰一长序，以就教于同文。后来虽被洋人轰出书市场，而壮志未酬——其实笔者当年为大学所收的孤本、珍本，今日都价值连城，是该大学今日的“校宝”——我们为哥大所收的“红学”书目，仍不失为当今世界名藏之一。年前，当周策纵先生告诉我渠有志召集一世界红学会议，并嘱我撰文随喜之时，我曾抽空专程去哥大一访旧藏。我发现虽然有些断烂旧籍因干碎过甚为馆方抽去，和少数沦入雅贼之手者外，馆藏抄、刻两系统不同版本尚有二十三种之多。其他辅助著作亦不下百余件，足供一红学“待赠博士”完成其论文初稿，而毋须旁求。

在本稿属笔之初，我本想用1963年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影印的乾隆百二十回抄本作底本的。这抄本显然是原程高刻本的底稿，一书兼抄、刻两宗之长。因为我所要的只是故事的本身，脂砚斋系统下的多家评注原与本篇立论无直接关系也。

但是此影印抄本是个“善本”，不忍加以勾画，加以一般读者对此种版本也很难查对，所以我就决定改用私藏1974年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程高本《红楼梦》了。这部书虽是“四人帮”时代的出版品，但是书中正文倒是规规矩矩地与各种不同版本互校过，每回都附有脚注和校记。虽然这些校记也很粗糙，但全书倒不失为一部可用的底本。

本篇的引文便以此书为底本，曾与其他版本互校。原意凡校出异文与本篇立论有不侔者，当勾出而申论之；无关者，则从略。至于重要异文，值得一提者，则注释之，以表明拙作引文，于其他版本上亦有其重大互异之处也。不意遍校其他版本，竟未发现一条异文足以推翻、至少是修正拙作之立论也。

至于无关本篇痛痒的各版异文，则多至引不胜引——如程甲本和程乙本，这两个姊妹篇的异文即有两万一千五百零六字；其他各版就不必提了——不过这些异文虽与拙文无关，但是它们在《红楼梦》版本学上都有极重要的意义。它们可以帮助版本学者来判定各版的迟早和真伪，故亦颇值一提。今谨将本文所引诸条异同之点，作一综论如后：

第三回。作者描写凤姐衣饰，拙引与一般程乙本，都说凤姐像“神仙妃子”；而甲戌、庚辰等脂系抄本、戚本和嘉庆甲戌刻本（哥大藏）等，则是“神妃仙子”；乾隆百二十回抄本则根本没有这一句。“神妃仙子”显然是比较接近曹氏原稿的。

又同一回说凤姐穿的是“大红云缎窄‘褃’袄”，各本皆同，独甲戌本作窄“褙”袄。“褃”欤？“褙”欤？全书其他部分，各种版本亦时见“褃”、“褙”互出。笔者个人则以“褙”为然，而“褃”非也。这一点，正确的答案，恐怕要留待专攻清代服饰史的专家来决定了。

第六回。凤姐坐待刘姥姥那段引文，亦各版互异。如凤姐所坐的“褥子”，甲戌本和若干其他抄本，乃至嘉庆甲戌刻本均作“金心线闪缎大坐褥”，拙引暨戚本、王本等，则缺一“线”字。少个“线”字，似乎就不对了。研究中国刺绣史的艺术史家或可有更正确的解释。

还有凤姐所穿的皮衣，各本皆作“石青刻丝灰鼠披风”，戚本则是“皮褂”。这点异文之间，显然也有大学问。

第八回。关于对宝钗的形容，各本分成两大阵容。程高本一系的与拙引大同小异。脂评系的各抄本和乾隆百二十回抄本则都多了几句，在“看去不见奢华”之后，另有“唇不点而红，眉不画而翠；脸若银盆，眼若水杏；罕言寡语，人谓藏愚；安分随时，自云守拙”。（乾隆百二十回抄本内则稍异：“人谓安分随时，自云藏愚守拙。”）这些句子显然是接近曹雪芹原稿，为高鹗在刊行乙本时所划掉。

笔者幼年即常听我家中的老北京们说，旗人喜欢“银盆大白脸”，而汉人则喜欢“鹅蛋脸”。这大概与妇女服装设计有关系。戴“凤冠”穿“霞帔”，大概“鹅蛋脸”显得较漂亮；旗人妇女本来便修长白皙，加以旗装上的“旗袍”、“盆底鞋”、“燕尾高髻”——如京戏上的“铁镜公主”，三长相接，自然以一个圆脸显得较漂亮了。

曹雪芹和高鹗虽然都是旗人，雪芹毕竟出身贵族，在他短短的四十余年的生命中，交游显然仍限于旗人，旗味仍重。高鹗在“补”《红楼》期间，已是个深入汉人社区的光蛋，在他身上的双重文化冲突，有时似在雪芹之上。在这段里，他勾掉“脸若银盆”这一节。后来在谈尤三姐那一段，他又把三姐的“一对金莲”给划掉了。

第八十九回。在乾隆百二十回抄本上，黛玉只“簪了一支金簪”，但是在后来的刻本上，都被画蛇添足地换成“簪上一支赤金扁簪”，有好多读者诟病这支“扁簪”。这是高鹗先撰后改欤？不过对一位“淡淡梳妆薄薄衣”的美人儿来说，扁簪又有何不好呢？

第二十四回。谈宝玉要吃鸳鸯的胭脂那一段，我深觉百二十回抄本中的原文是高鹗据以排程甲本的原稿，二者是完全相同的。在原文中鸳鸯穿的是：“桃红绫子袄儿、青缎子背心，束着白绉绸汗巾儿，脸向内低着头看针线，脖子上戴着扎花领子……其白腻不在袭人之下。”

在这一段里，鸳鸯没有穿“大红绣鞋”，其他的抄本均与程甲本同。但是在乾隆百二十回抄本的原文上，高鹗却改了些字，如“桃红”被改成“水红”，“背心”改成“坎肩”，汗巾下面又加上“露着玉色绸袜、大红绣鞋”。在一般老本子上，鸳鸯都未穿鞋，这双鞋显然是高鹗叫她穿上去的。还有，其他的本子上，鸳鸯戴的都是“扎花领子”，在乾隆抄本上，高鹗要鸳鸯改扎一条“紫绸绢子”。

我个人便觉得高鹗改得好，“扎花领子”太俗气了，鸳鸯应该“俏”一点。

更有趣的是最后一句“白腻不在袭人之下”。早一点的本子，都是“之下”，程乙本以下的程高系刻本，都变成“白腻不在袭人以下”。前一句在文法上说，是既“通”且“顺”的，这显然是雪芹原文；后一句则“通”而不“顺”，显然是手民之误，因为曹、高二人皆不会写出这样“通而不顺”的句子。

第二十六回。贾芸“溜瞅”袭人那一段，所有的本子上（包括程甲本）都说袭人穿的是“背心”，可是在乾隆百二十回抄本上，高氏则把原文里的“背心”改成“坎肩”。以后“程乙本”便一律用“坎肩”了。

我对高氏这一改倒发生了兴趣。细查一下，在曹氏笔下，几乎所有的美人儿穿的皆是“背心”；到高氏笔下，她们又多改穿“坎肩”。在我们南方人的印象里，“背心”与“坎肩”原是一回事，但是按说在旗装中二者是有分别的。是耶？非耶？就只有请教专家了。

《红楼梦》是个无底洞，专门问题，一定要靠专家来答复，通才先生是不能信口胡吹的。

第五十一回。谈袭人穿的“裙子”。程乙本和一些脂批本，都说她穿的是“葱绿盘金彩绣棉裙”，唯戚本则作“锦裙”。这两个系统的本子原是真伪互见的。在这儿笔者则觉得“锦裙”是而“棉裙”非也，袭人穿得彩绣辉煌，外加皮大衣，毛烘烘的，底下穿一条“棉裙”总感觉不对称。

第五十八回。谈芳官的头发。脂系抄本、戚本、程甲本、王本等都说是“乌油似的”，乾隆百二十回抄本原文也是“乌油是的”，可是在这一抄本上，高鹗把“是”字涂掉，再加个“油”字，就变成程乙本上的“乌油油”的了。

从这些小例子，我们可以看出，程甲本和程乙本之间的两万多字的异文可能多半是高鹗改动的笔墨。他在程甲本上还没有动太多的手脚，程乙本上改动的就多了。甲乙之差，亦即芹溪、兰墅之别也。

第六十三回。作者说芳官所穿的“一件玉色红青驼绒三色缎子拼的水田小夹袄”。程乙本作“拼的”，王本作“镶的”。早期抄本包括脂评本、戚本和乾隆百二十回抄本均作“斗的”。我想“斗的”是雪芹原文，“镶的”和“拼的”都是后人改的。所谓“三色缎子‘斗的’”，今日南京一带尚有此土语，意即是“拼的”。北方是否亦有此土语，笔者不敢妄断，但是他曹家在扬州、南京一带住了六十余年，雪芹便是在南京出世的，抄家后北返，带回去的老仆、乳媪等可能也多得是南京人。老祖宗和儿子吵架，动不动就要回金陵去，也是作者习于以南京为家的心理的反映。《红楼梦》里还可找出很多的南京土话来，曹霑的儿时第一语言可能就是南京话——至少他是能说南京方言的。他写起白话文来，“不避俗语俗字”，便把南京土话写进去了。后来的校书者如高鹗等人不懂这句南京方言，把“斗”字改成“拼”字或“镶”字，就失其原貌了。

又同回。有关芳官的辫子，各抄本和戚本都说它有“鹅卵粗细的”。高鹗在百二十回抄本上把“鹅卵”二字划掉，简化成“一根粗辫”。至于方官“右耳‘眼’内塞着个米粒大小的玉塞子……”在程乙本上也被错成“右耳‘根’内”，那就显然是手民之误了。她右耳眼内既已有个玉塞子，则右耳就不能再戴坠子了，所以芳官的左耳便“‘单戴’着一个白果大小的硬红镶金（戚本作‘映红’；嘉庆甲戌刻本作‘祺红’）的大坠子……”，俗语所谓“偏坠”。后来校书的人不留心，戚本和程乙本都在“单戴”二字上出了毛病。

一位美人如发型设计得好，戴个“偏坠”会益发显出她的标致来——会使她更俏、更媚。曹雪芹是位第一流的美容师。林青霞、胡茵梦诸女士实在要多多看看《红楼梦》，以免把自己打扮得太俗气。

第六十五回。有关尤三姐戏弄贾珍、贾琏的故事。脂系各抄本、戚本和乾隆百二十回抄本都说尤三姐穿的是“绿裤红鞋。一对金莲或翘或并，没半刻斯文”。高鹗在百二十回抄本中，“绿裤红鞋”之下，加“鲜艳夺目”四字。但是在后来他校刻的本子——甲本和乙本上，他把这“一对金莲”干脆给删掉了。

这“一对金莲……”是否是雪芹原文？或是后来在过录程序上被好事者加上去的，后来才又被高鹗删掉的，就有待红学家们去继续考证了。不过这八个字纵为雪芹原著，则全书一百多位女子，就只有一个尤三姐被讲明是小脚，其他美女则仍然是“妾足未分明”也。

至于这位也有严重的“双重文化冲突”的“鞑虏”高鹗，他不能欣赏我们这个“需从掌上看”的汉家文化，那也是很肯定的了。大观园内一百多名美女，只有这么一双金莲，他还要把它搞掉。高鹗！高鹗！你真是个刘姥姥的大倭瓜。

第七十八回。脂本描写贾宝玉脱了外衣“露出血点般大红裤子来。秋纹见这条红裤是晴雯手内的针线，因叹道：‘这条裤子以后收了罢。真是物在人亡了。’麝月忙也笑道：‘这是晴雯的针线。’也叹道：‘真是物在人亡了。’秋纹将麝月拉了一把……”

这一段在戚本和乾隆百二十回抄本的原文里都是大同小异的。高鹗显然是嫌她二人太噜苏、太不够灵精（sensitive），所以把麝月后说的那一句删了；同时把“秋纹将麝月拉了一把”改成“麝月把秋纹拉了一把”。

这一种改法，今日中西写作界的文学编辑（literary editors）们还是视为当然的。高鹗改得的确比原文简洁而更富韵味——这两个鬼灵精的丫头，一个无心脱口而出，另一个忙拉了她一把，并立刻换了个话题，以免触动那位仁兄心里的疮疤。这种笔法，真是细腻之极！

笔者称道高鹗的改作，并不是说兰墅之才胜于芹溪。高之比曹，真如宝玉常说的，连提鞋都不够呢！《红楼梦》后四十回中最可看出高氏补作痕迹的，莫过于第八十九回“人亡物在公子填词”中那几节了。这一回显然是先有回目，高鹗才“补”了两阕词的。

且看晴雯死后，宝玉一个人关上门来祭奠晴姐的那首双调《忆江南》：

随身伴，独自意绸缪。谁料风波平地起，顿教躯命实时休，孰与话轻柔？

东逝水，无复向西流。想象更无怀梦草，添衣还见翠云裘，脉脉使人愁。

老实说，《红楼梦》中的“词”置诸《花间集》中，也是上品。而高鹗这两首伪托，其格调之低，真令人不忍卒读。一个格调过低的诗人，无论他如何锤炼推敲也是高不起来的，高鹗就是这种诗人。

作家亦然，一个格调甚低的作家也是高不起来的。你要他来对一个格调极高的作家（如曹霑）的作品补作、续作、改作，读者是可以一目了然的。以此，笔者断不相信《红楼梦》后四十回是“高鹗伪作”。因为后四十回中好坏之间太不调和了——好的太好，坏的太坏！后四十回原稿可能正如程伟元所说的“漶漫不可收拾”，高鹗循程之请，把这些“漶漫之处”“补”了起来，而高鹗的“补绽”，细心的读者们是可以一块块地揭起来的。“续貂”的“狗尾巴”，究竟与原物不同。

不过高鹗虽不是第一流的作家、第一流的诗人，他却是个第一流文学校改人（literary editor）。literary editing是写作和出版界的一种特殊行业，干这门行业的人，对文学写作要有相当的修养和相当的眼光，但他自己不一定要是个好作家、好诗人。真正的好作家、好诗人却反而吃不了这行饭。

在今日美国，所有出版商都雇有这种写作技术人才。纽约的“黄皮电话簿”中，一翻便可找到几十人——高鹗便是这样一种第一流的文学技术人才也。

还有，任何大小作家——包括曹霑——往往都有些他个人不自觉的某些缺点，他需要另一个高手来对他的作品参加意见，所以曹、高二人也可说相得益彰了。

第四十九回。黛玉穿的雨鞋，在程乙本上是“红香羊皮小靴”；脂本是“小鞋”，被校稿人误为“小褂”；戚本作“小”。“靴”和“”本是一个字，雪芹可能用的是“”字，过录时被误改成“小鞋”。

同回，湘云穿的是“鹿皮小靴”。脂本作“麀皮小靴”。“麀”（音忧）是雌鹿。雌鹿皮可能更细、更软。清初旗人贵族穿雨靴可能是有这种考究的。俗语说：“发财三代，才会穿衣、吃饭。”高鹗中进士前是个穷“鞑子”，考究不到这一层上来，所以就“鹿皮”一下算了。笔者虽然是望文生义，但也可说是个“大胆假设”。

第七十三回。谈傻大姐。所有抄本都说她“年方十四五”，程甲本亦然。高鹗在程乙本上干脆改成“年方十四”。我看这个“五”字，不是“抄脱”，而是校者故意删掉的。试看京戏舞台上的台词：“小生年方十八，尚未娶妻。”“年方”二字之下，最好用个肯定的数目字才好，删掉“五”字，亦见校稿人的匠心。

还有，抄本上都噜噜苏苏地说傻大姐“行事出言，常在规矩之外”，高氏一股脑儿勾掉，只说“出言可以发笑”。“出言可以发笑”也就够“傻”了，高鹗改得好。

第五十四回。当秋纹姑娘所率领的一些小丫头在路上向一位替贾母泡茶的老婆婆拦路抢水之时，那位老婆婆叫她们“哥哥儿……”各系抄本皆同。高鹗却在乾隆百二十回抄本上把“哥哥儿”划掉，改写成“姐姐”，宋淇先生认为这些小丫环因为年纪太小，穿着像男孩子，所以老婆婆叫她们“哥哥儿”，亦可自成一说。

总之，《红楼梦》这部奇书，在程高刻本出现之前，传抄、传阅似乎只限于旗人社区。旗人的贵族在那时本是个自我孤立的享有特权的小圈圈，《红楼梦》似乎就是这个小圈圈之内的专用读物。一直等到程高刻本流传至南方翻刻之时，这部旗人的小说才真正的“国家化”了。

关于这方面，在乾隆百二十回抄本里就可找出许多线索来。这个抄本原来即是“旗下人所抄”，在原本上还写了一些满文。后来为着转售，售者乃设法把这些满文洗掉，但余迹犹存，这个本子的后期收藏人杨继振（字又云，也是一位旗人）在第七十二回末的批语上便说得很明白。

这个抄本一部分是程、高二人所修订的手稿，盖无疑义，只是在七十八回末的朱笔侧记“兰墅阅过”四字似非高鹗手笔，而为收藏者杨又云所书。睹三十七回首页那条“又云记”的侧批可知二者是出于一人手笔也。

《红楼梦》是个无底洞，希望将来有大批专家通力合作，把各种版本集合在一起，来逐字逐句做过总校再做出最精辟的诠释来，那就是我们读者之福了。

海外读红楼

《红楼梦》这部奇书，读者们不论年龄大小、时代先后、地域差异多大、政治社会制度如何不同，读后都会有不同的领悟。

一个读者个体，他从小到老、从华南到华北、从小学到大学、从国内到海外、从大陆到台湾、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由于生活经验的变换、知识接触面的扩大，他每次读《红楼》也会“别有一番滋味”。

一

笔者幼读《红楼》，亦尝为“焚稿”垂泪，为“问菊”着迷。它是青年人情窦初开时的爱情宝库，也是学习古今文学的初阶——论旧诗词，则盛唐而后、《花间》之前，芹溪之作品亦足以乱真；论白话文，则胡适、鲁迅亦难望其项背。老实说，在笔者这辈“五四”以后出生的“作家”，它对我们都是新旧文学习作的启蒙教科书。

大学时代，在防空洞再细读《红楼》，笔者便觉得它在文学之外实在也是一部社会史巨著——是反映我们那个两千年未尝有基本变动的儒家宗法社会的综合记录。

食色性也。“宝黛之恋”，两千年来，何代无之？而“金玉之缘”，因“父母之命”而“终成眷属”——在笔者这一辈以上的老人，除了“私奔”之外，亦绝无他途可循。结两千年婚姻制度之总账，曹霑真是第一支笔。

作为一个对社会科学才刚启蒙的大学生，笔者在大学时代便体察出，社会科学上所揭出的“文化冲突”的概念，便是曹雪芹这位第一流天才服装设计师，终使大观园中诸姑娘、奶奶都变成“半截美人”的症结所在。满人天足，也可说痛恨缠足。康熙帝曾下诏禁止缠足，然终以入关不久，为使汉族臣民休养生息、“不愿扰民”而中止。

入关百年后，满人已泰半汉化，入境从俗，一切从汉家制度，唯独缠足一项，以其太痛苦、太野蛮，而终未接受。曹氏本汉家子，而早入旗籍，从旗俗。入关恢复汉家旧仪，一切心悦诚服，独对缠足一项，《红楼》作者发生了心理上的“文化冲突”而无法处理。芹溪若使宝、黛、春、云诸美尽缠其足，岂非人间惨事？而雪芹述笔之初，“脂砚”以次读者或男或女，几全系满人，对此惨事，何能接受？

反之，若使晴雯、芳官、鸳鸯、琥珀……在粉白黛绿之间尽成“凤阳”大脚妇人，岂不煞尽风景？因此，最佳办法则唯有秉笔不书，马虎了事。

芹溪为之，反而求之，不得吾心，而社会科学家，诸“夫子言之”、“概念化”（conceptualize）之，使吾心有戚戚焉！浅通之、深索之，始知钻研《红楼》，亦固有“社会科学处理”之一道也。

大学中期，胆大心粗，不自藏拙，竟于史系学刊上撰写万言长文曰《浅论我国脚艺术的流变》以申述之。大观园中，诸姑娘、奶奶之“脚”，固均在详细玩摩之列也。惜战时印刷不易，拙文迄未流传，终至遗失，迄今念之。

大学结业后，留学美国，亦尝与爱好文艺之同学合组白马文艺社自娱。斯时适亦侨居纽约之胡适之先生，曾戏呼之为“海外第三个中国文艺中心”。同仁每谈《红楼》，予亦屡提“社会科学处理之方法”（social science approach）应为探索《红楼》方式之一。新红学之考证派，只是研究者之起步，为一“辅助科学”（auxiliary science），而非研究学术之终极目标也。其时海内“阶级分析”之说正盛极一时。“阶级分析”亦“社会科学处理”之一重要方面也，偏好之，何伤大雅；罢黜百家，则托拉斯矣。

70年代“文革”以后，海峡两岸文禁顿解。前“白马社”旧人周子策纵，竟能重集海外同好，醵资于美国威斯康星大学，于1980年间召开“第一届国际《红楼梦》学术讨论会”，而征文及于下走。予因将数十年久积心头之“社会科学处理方法”以治“红学”之法螺举例再吹之，因撰拙文《曹雪芹的“文化冲突”》，以就正于同文，时以限于篇章，书未尽意。

二

其实“文化冲突”一概念，于时兴“社会科学”上并不只限于两族（满汉）之间也。文化冲突亦有古今之时限。新史学上有所谓以“现时观念”（present-mindedness）处理古事物之大忌，亦即时代不同而引起观念冲突之一种也——斯于“美学”则尤为显而易见者。雪芹之撰《红楼》放诸主角服饰之设计，此一“冲突”即彰明较著，而每为一般读者乃至为红楼男女“绣像”之艺术家所忽略，举例以明之：

《红楼》第三回，黛玉初见宝玉时，且看这位“衙内”所穿的衣服：

（黛玉一看）却是位青年公子：头上戴着束发嵌宝紫金冠，齐眉勒着二龙戏珠金抹额，一件二色金百蝶穿花大红箭袖，束着五彩丝攒花结长穗宫绦，外罩石青起花八团倭缎排穗褂，蹬着青缎粉底小朝靴；面若中秋之月，色如春晓之花……

宝玉这位贵公子这时所穿的是一套传统中国自唐及明的“古装”。我国“古装”经过两千年以上的不断改进，在设计上对“美”的研究，加上丝绸制造业在发展中的配合，真可说是登峰造极。它对一个以农业经济为基础的官僚大帝国中上层社会中士女的打扮，真是美不胜收——和边疆的少数民族相比，我们实在是太高级了、太美了。

古人所谓“上国衣冠”，所谓“满朝朱紫”、“襟袖飘香”……“裙拖六幅湘江水，鬓耸巫山一段云”，都不是空吹的形容词。它和“四夷”的服饰相比，那“上国衣冠”确是太高雅了。后来满族入主中原，原曾有“易服”之议，可惜“美学”终于敌不过统治者的“自尊心”，而使“马蹄袖”、“猪尾巴”把我们丑化了两百多年。

所以我国“古装”的设计也确有其超越时代的“客观的美”。时至民国，还有个酷爱古装的留学生马君武歌颂它是“百看不厌古时装”。服装设计师曹雪芹，他显然与马君武有同好，致使荣、宁二府的主子穿的几乎（着重“几乎”二字）都是“古装”，贾宝玉这位贵公子初见表妹，便是个（夹杂少许胡服的）古装公子。他的高雅华贵之像也被所有替他“造像”的画家——从清末的版画、石印到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水彩画——几乎“造”出千篇一律的古装之像。

其实贾公子原是曹霑笔下的旗人，他平时家居，头上是吊着条辫子的。

且看上引同回，宝玉见过妹妹之后，遵祖母之命去看过妈妈回来时的穿着，便从“古装”变成“时装”了。

（黛玉见他）一回再来时，已换了冠带：头上周围一转的短发，都结成小辫，红丝结束，共攒至顶中胎发，总编一根大辫，黑亮如漆（垂在脑后）（此四字为笔者所加），从顶至梢，一串四颗大珠，用金八宝坠脚；身上穿着银红撒花半旧大袄；仍旧戴着项圈、宝玉、寄名锁、护身符等物；下面半露松绿撒花绫裤、锦边弹墨袜、厚底大红鞋。越显得面如傅粉，唇若施脂；转盼多情，语言若笑；天然一段风韵，全在眉梢；平生万种情思，悉堆眼角……

这一下，岂不糟糕？原来天下第一美男子、古今美女梦中的“白马王子”，原来脑壳之后还拖了一条怪模怪样的“猪尾巴”（pigtail），这成何事体？所以一切绣像画家、水彩画家——包括北京出版的英文版“红楼插图”和名家题咏的“红楼月历”，都“辛亥革命”起来，把美男子贾宝玉的“猪尾巴”剪掉了。

你说宝玉因年经，初见林妹妹时还拖条“辫子”，长大了就没有了。那么，读者贤达，您就错了，贾公子在“怡红院”一天到晚都拖着辫子呢！

不信且看第二十一回，那个小无赖看到漂亮的表妹史湘云刚梳完了头、洗完了脸，他不但要使用湘云用过的脏水，还要湘云替他梳头。那个爽快的丫头湘云不干。

宝玉道：“横竖我不出门，不过打几根辫子就完了。”说着又千“妹妹”万“妹妹”的央告。湘云只得扶过他的头来梳篦。原来宝玉在家并不戴冠，只将四围短发编成小辫，往顶心发上归了总，编一根大辫，红绦结住。自发顶至辫梢，一路四颗珍珠，下面又有金坠脚儿。湘云一面编着、一面说道：“这珠子只三颗了，这一颗不是了，我记得是一样的，怎么少了一颗？”宝玉道：“丢了一颗。”湘云道：“必定是外头去，掉下来叫人拣去了，倒便宜了拣的了。”黛玉旁边冷笑道：“也不知是真丢，也不知是给人镶了什么戴去了呢！”宝玉不答……

如此看来，宝二爷不但在家中“不出门”时总拖着辫子——湘云替他梳辫子也不是第一次了，他出得园去，和一些小戏子、小相公胡来时，也拖着辫子，并把辫子上珍贵的饰物偷偷地送人了。

贾宝玉拖辫子是肯定的了。问题是曹雪芹把他（她）们一切“古装化”矣，为什么却舍不得把美男子宝二爷的“猪尾巴”割掉呢？须知雪芹虽爱“古装”，他也爱他那18世纪清朝极盛时期高级社会里的“时装”，虽然这条“松花大辫子”的男人“时装”，在我们有“现时观念”作祟的读者们看来是“七丑八怪”，但是纵在20世纪初元，它还是“美”得很呢。请听“我的朋友”李宗仁先生剪辫子之前的回忆：

（宣统元年，1909，广西陆军小学）的制服全是呢料子，还有一套哔叽的。冬季则有呢大衣。每人每学期发两双皮鞋……当时我们的服饰是十分别致的，学生多数拖着一条长辫子，却穿着现代式的陆军制服和皮鞋。今日回想起来，虽有不调和之感，但在那时是觉得十分神气美观的。我们的留日返国的教官，以及少数得风气之先的梧州籍同学，间或有将辫子剪去的，也有少数将后脑剃光或剪短，把前面的头发编成辫子，再把辫子盘成一个饼贴在头顶上，然后戴上军帽的。但他们在寝室内或操场上脱掉军帽时，却备觉难看（见《李宗仁回忆录》第三章第三节）。

李宗仁在20世纪初年，穿洋服、戴洋帽、上洋操，还觉得“猪尾巴”“十分神气美观”；我们的美学大师曹霑，在18世纪中叶，不肯在美男子宝玉头上“割爱”，是十分可以理解的。这条嵌珠大辫子，在18世纪的曹雪芹看来，是其美无比呢。但是在20世纪80年代，还要把我们的大众情人贾宝玉的头上加上一条“猪尾巴”，那就不成话了。所以我们的红楼画家诸同志便全体动员，把贾公子的辫子割掉了。

三

综上所述，不过举一反三。盖新兴社会科学中诸“法则”与“概念”，极多均可引入作研讨新红学之新方向。弗洛伊德之唯性论、马列恩斯之阶级分析说、社会学、伦理学、经济学、心理学研究中之种种成果，均可引为借镜。

忆早年读中国文学史如新兴诸大家中之胡适、胡小石、胡云翼等人以及专论传统小说之周氏兄弟——树人、作人——等，无不以“说部”为“明清文学”之主流。

然唐诗、宋词、元曲之后，何以异军突起，章回小说顿成两朝文学之中坚，时至清末，书目竟多至一千六百余种，直如野火之燎原，一发不可收拾？诸文学史家则均瞠目不知所对。晚近诸大家粗通汉籍、论文海外，竟以两朝显学比之欧西作品，直是糟粕之与珠玉，简直不屑一顾，则尤为不可思议。

需知戏曲、小说均为构成人类文明社会生活成分之一部，深受社会经济“供需律”（law of supply and demand）之支配。戏曲、小说古已有之，然其“大众化”（socialization）则有待于现代都市化工商业社会（urbanization）之崛起。有都市化之工商业社会，始有小市民阶级之壮大；有壮大之小市民阶级，始有小市民精神文明之“需要”，有此小市民之“需要”，始有应运而生之“供应”。

戏曲、小说之兴起，必以小市民之“需要”为基础——否则只限于贵族之“梨园”、宫廷之“秘籍”（今日吾人于海外仍可欣赏巨册绘图足本殿版《金瓶梅》即属后者之一种）；无小市民之社会基础，则戏曲、小说便无大众化之可能。吾人熟读欧洲史，固知此理，中外皆然也。

西欧中小城市之兴起，约始于十五六世纪哥伦布发现美洲之前后，小市民有此“精神食粮”之需要，西班牙空前名著之《堂吉诃德》始应运而生。《堂吉诃德》之前，西班牙非无小说也；《堂吉诃德》之后，西班牙更是作品备出，而《堂吉诃德》之所以一枝独秀者，百年创作，沙里淘金，千枝一秀之成果也。

16世纪之初，西、葡两国中分天下，沿海城镇首先都市化，而平民文学亦随风而起，非偶然也。然西、葡两国好景不长，后来居上则英吉利也，法兰西也。无十八九世纪西欧之重商主义、工业革命，即无蓬勃之西欧说部文学，可断言也。文学为时代之产品，所反映者为当世之社会生活与人民心态。故治西洋文学史者，如对西洋史学与西方社会之发展状况初不经心，而一味以文论文，则未有不缘木求鱼者也。治中国文学史者，如对“中国社会发展史”毫无概念，只一味批卷子看文章而臧否作者，则批者纵满腹洋文、全盘西化，亦终不免八股习气也。

四

我国社会经济之都市化实始于南宋。残赵虽偏安一隅，然其在工商业经济上之成就则远迈汉唐。其经济中心则为运河南段、长江下游、太湖沿岸之三角地区。

蒙人入主，中原诸省备受荼毒，独于扬州及苏杭一带优渥有加，未遭严重损失，国史与私人记述记录均详。西人马可·波罗亦亲见之。

元去明来，江南遂为国家经济首善之区，中小城镇俱已渐次都市化，手工业之蓬勃，古所未有。有此丰裕小市民之社会基础，则大众化之戏曲、小说乃应运而生。暇时每读明人笔记，事例万端，此信念乃益坚信不移。

满人南侵，虽经“扬州十日”、“嘉定三屠”，而江南在全国经济上之领导地位并未动摇；再经康熙六十年（1662——1722）与民休息的升平之治，则十七八世纪间，我国江南手工业中小城镇与夫小市民阶级之兴起，可能为全球之冠（更深入比较非关本题，故曰“可能”），有此小市民阶级之基础，“说部文学”始渐成气候，“供需律”规范之也。斯时不但书贾之业大盛，与书贾血肉相关之职业批书人与职业作家乃一时俱起，“市场经济”使然也。

金圣叹（1608——1661）便是职业文学批评家之一代奇才，置金君于世界任何文学批评圈内，其才亦不多让，金某如不中年被害，则渠在文学批评上之成就，当更不可限量。然何以17世纪中期，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姑苏能出一金圣叹，斯亦社会经济发展之结果也。

圣叹死后之百余年，历经雍正、乾隆两朝（1723——1795），正值公历之18世纪，亦清室之极盛时代，帝王与上层士大夫之沉湎于金石书画、四库典籍，而民间之沉迷于言情小说、悲喜戏曲，不特时人有纪录明文，吾人亦可于想象中得之。斯时江南出版业之盛极一时，毋庸赘言；小市民之爱好读品，亦举手可得，读小说自是一时风气。

曹雪芹祖孙三代寄居江南六十余年（1663——1728），原是“南人”，富而有暇，平时声色犬马之外，群居终日，言不及义，而男女教育又均超人一等，其阖府上下，沉溺于时尚之小说，亦不难想象——大观园中偷读“传奇”，即有明证。

再者，以创作《儒林外史》而驰名后世之吴敬梓（1701——1754）亦以皖人而寄居南京，《外史》什九即成书于南京。敬梓亦纨绔子而有才华，少年豪纵，不事生产，不求富贵，而以愤世嫉俗、著书骂人为乐，结果虽非“泪尽”，然亦以中年贫病而死，颇类雪芹。

敬梓、雪芹同时、同乡（雪芹南京人，说南京话，《红楼梦》中辞例至多；敬梓安徽全椒人，寄居南京。全椒实南京之“郊区”也，口音相似。胡适每好说“我的安徽同乡吴敬梓”，其实胡适的“徽州”土话，吴敬梓听来，一句不懂也。而吴敬梓倒是曹雪芹的真正“同乡”），二人又有同好，性格狂狷、反抗，亦复相同。双方均中年“食粥”而死，也大同小异，可惜一南一北，正如庄周与孟轲，两位才人，终无一面之缘。然二人均以不求之名而名垂后世，斯盖当时知识分子风气使然。清末文人有评梅巧玲、梅兰芳祖孙之言曰：“所操至贱，而享名独优！”

著稗官野史、写言情小说，在18世纪的中国虽非至贱，终非高尚职业。文人学士才人如曹雪芹、吴敬梓者，竟愿破产为之，盖从所好，而群众亦好之——亦如清末民初京戏界之票友，尔自好之，台下好之者亦众也。

爬格子、写文章的穷朋友，你爬出来没人看，你爬它做甚？爬出来，虽“赊酒食粥”，只要有人看，能脍炙人口，自得其乐，也就顾不得许多了——这就是阿Q之所以为阿Q，曹雪芹、吴敬梓之所以为曹雪芹、吴敬梓吧。

五

前文已叙明言情与社会小说古已有之，然何独盛于都市小资产阶级兴起之后欤？说来亦无啥深文大义。

盖以耕耘为本的农业经济大帝国之内，农民劳动力为从事生产之最大资本。农村三月闲人少！抽出时间让富有劳动力之青年子弟入学读书是为最大之浪费。对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之农民来说，在生产劳动上，无此必要也。子弟三人，有一人入学，则损失三分之一之劳动力。在机器生产之前，农民一人之劳作，尚不足够供应三五人之食用，胼手胝足，自顾之不暇，哪得余资遣子弟上学读书？

加以我国古代，启蒙求学非为生产之必需，而为谋求进学、中举、升官而发财也。然升官发财，岂可幸致？为此希望极微之彩票而影响举家衣食之牺牲，有实际生活体验之农民不愿为也。笔者近年返乡，细访农村，仍见有此反教育之现象，遑论千百年前！

以举国务农之大帝国，偶有城镇，包括其国都，均为文盲麇集之农村市集而已，与现代经济之都市化，在性质上则迥然有别矣。农民原亦有其精神文化之需要，此需要则由职业化之讲书人、讲古人、说书人及夏志清教授所谓之说话人（见夏著《中国古典小说导论》）以供给之。

说书人时亦有其脚本，书商间亦以此脚本售诸少数市集读书人以牟利。此但为少数有此需要者作有限度之供应，非今日市场经济上之所谓通用商品（commodities）也。

此种说书人之脚本，虽亦为“读”书人所喜爱，然其撰写体例与特色，则着重于“听”众也。“听众”情绪之反应，为著作者最原始、最紧要之考虑，至于个体“读者”之如何反应，则初不在编书者慎重考虑之列也。

以故当我国农业经济逐步进入都市化了的工商业经济时，小说作者之体例乃逐渐由着重“听众”团体之反应，而转向“读者”个体之反应矣。

盖都市社会与农业社会迥异。教育在纯农业社会中为“浪费”；而教育在工商业社会中则为“必需”。小市民对“深文大义”之作品，在工作上无追求之必要；而小市民“读书识字”则为谋生求职之必需。既读书识字矣，则工余之暇，读“说部”以自娱，民有所“需”，市有所“供”，则章回小说泛滥矣。

我国沿海城镇之大规模都市化，始于《南京条约》后之五口通商。既有千万麇集五口之小市民，章回小说泛滥至一千六百余种，则亦是市场商品兴旺之常情，不足怪矣。

以故我国传统小说实自顾虑听众情绪之“听的小说”始，而以顾虑个体读者情绪反应的“看的小说”终。

为顾虑“听众”团体之情绪，则“听的小说”之布局有时且有“说”有“唱”（提提精神，以免听众打瞌睡），有高潮，有起伏，以便当众收钱（洋人叫pass the hat，用帽子收钱），或暂时收场，下次请早。

但为个体“读者”着眼的“看的小说”，则上述一切皆可豁免，而重新设计布局矣。而此设计布局亦以千百万“读者”之兴趣为依归。若只顾“作者”雅兴如敬梓、雪芹者，作者遂不免赊酒食粥矣。

可是在二者过渡期间的18世纪的中国作者，他们往往都从“听的小说”的旧传统动笔，但斯时个体“读者”已逐渐比“听众”团体重要了，他们的笔锋乃逐渐过渡，走入现代小说之形式矣。

这一过渡期之名著以《儒林外史》开其端，而以《红楼梦》定其型。经过“十年辛苦”撰写的《红楼梦》，前些回还有些传统“听的小说”的习气，其后（包括高鹗的补缀）就完全是以“看的小说”现代化的新姿态出现了。

所以我们敢说，《红楼梦》实是我国小说走向现代化文学的第一部巨著。她没有受外界——尤其是西方作品的任何影响；其格调之高亦不在同时西方乃至现代西方任何小说之下。岂非特作者曹霑，天才突出，花样翻新，亦是传统农业经济之社会逐渐向现代化工商业都市转移之自然成果。曹氏亦如百余年后继起之胡适、鲁迅，是时代潮流冲激下之英雄也。

六

抑有进者，我国传统“看的小说”，既以江南及沿海和内地日益兴起的工商业城镇中之小市民阶级为基础，而城镇商贾四集，言语复杂（如古今驰名的“扬州盐商”多半系安徽人），如此，则不管“听的小说”或“看的小说”，势必以流行的“普通话”（清代叫“官话”）为标准。《儒林外史》之语言，南京官话而夹以皖中皖北之方言；《水浒》则山东土话；《红楼》脂本南京土话至多，程本则经校书人高鹗以北方官话校改之也。

所以中国白话小说，由于市场经济关系，非精通“官话”（普通话）者，不能执笔也。

胡适之先生为一纯文化史家，对社会经济之发展而加于文化变动之影响既无兴趣，亦无研究，渠每以“白话文”之易于推行、易于学习，实由于早已有通俗白话小说如《红楼》、《水浒》等为之先驱。他说来似乎事出偶然，对推行白话，是“天助我也”，所以白话文一经渠提倡，则群众以此等通俗小说为教科书，风行草偃，遂遍传天下矣。殊不知白话小说之兴起，实市场经济之发展有以促进之，非我安徽老乡吴敬梓、山东老汉施耐庵之才足以压倒状元滚滚、名士如潮之苏杭才子也——经济发展带动社会发展之文化进步使然也。

今日名重海外之苏州才子夏志清教授，讲学著书，英语之外，亦非用“江北话”不可。此非夏氏忘本，不爱其“吴侬软语”——软语吴侬，夏教授爱之深、慕之切也，舍之而用“江北话”著书者，亦市场经济之发展使然也，设夏氏亦以其乡贤之《九尾龟》文体述稿，则志清亦难免“赊酒食粥”矣。

近年来吾友“满洲国人”、“归化”入“台湾籍”之刘添财君，每与“台独作家”作血肉模糊之笔战，然双方战书所用之文体，仿似《水浒》、《红楼》为范本而相互肉搏之。设“台独”诸子舍我江北土语不用，而用其“台湾（福佬）国语”以敌添财，则诸公固早已弃甲曳兵矣，“独立”云乎哉？

一言以蔽之，我国明清以来，“白话小说”之发展为社会经济发展之必然结果，非偶然也。由于城市经济之发展，始促使“听的小说”转化为“看的小说”。十年辛苦不寻常，一百二十回中体例变动之轨迹固斑斑可见也。

七

传统“白话小说”不特语言之使用有其必然性，其文章体裁发展之规律亦隐然可见。清朝末季之章回小说多至一千六百余部（笔者不敏，幼年即读过数十部），然就西方文学标准看来，除《红楼》、《水浒》等数种之外，几无可读之篇。吾友夏志清教授熟读洋书，以夷变夏，便以中国白话小说艺术成就之“低劣”为可耻（见夏著1967年出版的英文《中国古典小说导论》），并遍引周作人、俞平伯、胡适之明言暗喻，以称颂“西洋小说态度的严肃与技巧的优异”。

志清并更进而申之，认为“除非我们把它（按：指中国白话小说）与西洋小说相比，我们将无法给予中国小说完全公正的评断……一切非西洋传统的小说，在中国的相形之下都微不足道……我们不应指望中国的白话小说以卑微的口述出身能迎合现代高格调的口味……”（见夏著前篇中文版）

此一论调，实为“五四”前后，我国传统文明转入西化的过渡时代，一般青年留学生，不论左右，均沉迷西学、失去自信、妄自菲薄的文化心态之延续——只是志清读书满箱，西学较为成熟，立论亦较当年浮薄少年更为精湛，其言亦甚辩而已；然其基本上不相信，由于社会经济之变动，我国之“听的小说”亦可向“看的小说”方向发展，如《红楼》者，自可独创其中国风格，而只一味坚信非崇洋西化不为功之态度则一也。

志清昆仲在海外文学批评界之崛起，正值大陆上由“批胡（适）”、“反胡（风）”、“反右”、“四清”而“文化大革命”雷厉风行之时，结果极“左”成风，人头滚滚；海外受激成变，适反其道而行之——由崇胡（适）、走资、崇洋而“极右”。乘此海风而治“极右”“时文”，适足与大陆上极“左”之教条相颉颃，因形成近百年来中国文学批评史上“两极分化”之局。

在此两极分化之阶段，夏氏昆仲（济安、志清）以西洋观点治中国小说，讲学海外，桃李满门，加以中英文字之掌握均属上乘，“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兄终弟及，俨然海上山头；两本书出，竟成圭臬，以海外“极右”崇洋之言论，与大陆极“左”普罗之教条相对抗，亦是“以一人而敌一国”，不才亦时为吾友志清之豪气而自豪焉。

此一“两极分化”之可悲者，则为双方均否定传统、争贩舶来而互相诋辱，两不相让。可悲之至者，则为彼此均对对方之论点与底牌初无所知，亦不屑一顾，只是死不交通，以为抵制，因此偶有辩难，均知己而不知彼，而隔靴搔痒矣。

八

不才落笔至此，必须郑重指出，值此文化过渡期间，他山之石，可以攻错。崇洋、学洋、西化……并非坏事。此一崇洋倾向，岂独文学批评而已，政治改革犹然。试问当年政治革命时期，不论偏左、偏右，何一而非崇洋、学洋、西化也哉？胡适之说得好：“我们事事不如人！”吾岂好变于夷者也？吾不得已也！但是不论政治改革也好，搞文学批评、文学创作也好，崇洋、学洋都只是过渡期间的事，如一味认为非“洋”不可，则佛家所谓“着相”、革命家所谓“教条”，则不足取矣。

须知世界各民族各自有其特殊的文化传统、独特的社会发展之取向——“经济发展”（有别于“阶级斗争”）实为推动社会文化变革之主要因素。“经济发展”（由农业及小手工业向大企业式的经济发展）之过渡期如不幸停滞，则一切社会变革均属枉然。此一关如能顺利闯过，则一切体制之现代化均可迎刃而解——文学不能例外也。

忆某次笔者与一加籍同文共乘一国人自办之国际航机往大陆旅行，见其糟乱，内心亦颇有崇洋自卑之心，而同行友人之见识则高余一筹。渠以为机中之糟乱，航空公司固应负责，然乘客之低水平，亦是致乱之源，而乘客之低水平，则由于其平时家居生活水平落后有以致——斯真一语破的！

同样的，我国的“卑微的口述出身”之白话小说（如今日在大陆仍一枝独秀的《小五义》）之不能“迎合现代高格调口味”，其取决于“作者”之水平者寡，而取决于“读者”之水平者多也。然读者水平之低，则“经济发展”之未过关实有以致之也。

试问雪芹、敬梓之作，置于现代任何语言、任何说部之间，汝能因其以“卑微的口述出身”，便不能“迎合现代高格调口味”乎？雪芹为之，“食粥”而死；敬梓为之，老病穷愁，吾皖人以为“子弟之戒”！文学上接班无人，经济发展未能突破有以致之也。

反观英国维多利亚时代之查理·狄更斯（Charles Dickens，1812——1870）以一失学失业、“块肉余生”、瓮牖绳枢之子，却能以文笔高雅、天才横溢，其年初逾双十便暴得大名，一生荣华富贵，至死方休！

东西相较，何曹氏、吴氏命途之多舛，而狄氏则幸运若斯也？社会经济之发展，推动一般读者“高格调口味”有以致之也。

须知维多利亚时代之英帝势倾全球，伦敦一城便遍地黄金，其都市化之发展史无前例。经济发展推动社会前进，其势猛、其进速，世无其匹——吾人但知今日海外“五条小虎”经济发展之速；殊不知较之维多利亚时代之英伦老虎，仍相去远甚。

19世纪末期之英国，由于经济发展，而推动文教之前进，致使伦敦一城便绅士淑女（ladies&gentlemen）满街，高帽冲天、长裙拂地。失意之士亦可潜往诸殖民地，其尊荣亦拟于当地贵族（见汤因比自述）——衣食足，礼义兴，而“现在高格调的口味”遂与之俱来。狄更斯之属四起，而“《小五义》型”之作品相形见绌，日久乃为时代淘汰之矣。19世纪之末，欧美“低劣”之“说部”，亦岂下一千六百部哉？只是过眼烟云、经不起时代淘汰而已。当年我国欧美留学生但取其“高格调口味”者而读之，于低劣草根作品不屑一顾，结果见贤思齐，乃崇洋、西化，而认为“一切非西洋传统小说，在中国的相形之下，都微不足道”了——此种向善之心，亦文人之恒情也。

吾人今日如试翻当前欧美子弟所阅读、年出千种之色情、暴力小说（笔者家中地库即藏有百余种），而喟然叹曰：欧美当代以其卑微的、暴力色情出身的“纸背小说”，不合我中华《红楼》、《水浒》读者之“高格调口味”，岂不大谬哉？

总之，《红楼梦》为我国近代最伟大之文学巨著，不可全以西洋“标杆”（yardstick）做测量之准绳也。误以洋人之皮尺量我黛玉之“三围”，而谬说林姑娘“一围”及第，“两围”落榜，我终为潇湘妃子不平也。

1986年3月11日清晨于北美洲

原载《传记文学》第四十八卷第五期

唐德刚　著

书缘与人缘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桂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书缘与人缘 / 唐德刚著—桂林 :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5.2

ISBN 978-7-5495-6271-8

Ⅰ. ①书⋯ Ⅱ. ①唐⋯ Ⅲ. ①文史－中国－现代－文集 Ⅳ. ①C5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310045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桂林市中华路22号 邮政编码：541001

　　网址：www.bbtpress.com

出 版 人：何林夏

出品人：刘瑞琳

责任编辑：曹凌志　罗丹妮

装帧设计：陆智昌

内文制作：陈基胜　马志方

唐德刚（1920—2009）

安徽合肥人。国立中央大学（重庆）历史系学士，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纽约）硕士、博士。曾先后任职于安徽省立安徽学院、哥伦比亚大学、纽约市立大学，长期从事历史研究与教学工作，并对口述历史的发展贡献良多。著有《袁氏当国》、《段祺瑞政权》、《李宗仁回忆录》、《胡适口述自传》、《胡适杂忆》、《史学与红学》、《书缘与人缘》、《五十年代的尘埃》、《战争与爱情》等，包括历史、政论、文艺小说多种，及诗歌、杂文数百篇。

1976年5月，顾维钧将口述回忆录的英文原稿赠给母校哥伦比亚大学。

上图：顾维钧与负责口述回忆录前期访谈的唐德刚。

下图：顾维钧与哥伦比亚大学教授韦慕廷、负责口述回忆录后期访谈的舍德曼夫人。

1976年5月，顾维钧将口述回忆录的英文原稿赠给母校哥伦比亚大学。

上图：1990年1月，唐德刚与张学良首晤于台北来来饭店。

下图：1990年，唐德刚与张学良讨论文稿。

1990年，唐德刚与张学良讨论文稿。

贝聿铭与陈其宽（右）合影。

“以一人而敌一国”的《传记文学》创办人暨社长刘绍唐先生。

唐德刚与周纵策（中）、刘绍唐（左）合影。

序

胡菊人

本书以论胡适为首，并以《胡适时代，卷土重来——胡适先生逝世二十五周年纪念演讲会讲稿之一》为第一篇，足见对胡适先生的尊重。唐德刚先生为胡适先生的门生，在纽约时还时相过从，对胡先生可说是知之甚稔的。而唐德刚先生还亲自做胡适的口述传记，并出版专书，是胡先生晚年交往最亲密的人之一，为胡先生逝世二十五周年纪念做演讲，唐先生是最适当的人选。

当今，中国大陆走改革开放的经济路线，胡适思想重新抬头，受到青年一代之肯定，是必然的结果。因为，胡适所提倡的民主与科学，原是人类社会所必须达致的，不管有没有胡适都一样为人们所追求；但胡适在中国最早提出来以为建设国家所必需，是必定要肯定他的功劳的，胡适本人虽不及见这一天在大陆的来临，但他必定知道这一天终必来临的。

在各种讨论胡适的文章之中，《〈刍议〉再议——重读适之先生〈文学改良刍议〉》一文指出，胡适之是反对五四运动的，因为胡适说这个运动是对他和一批朋友——蔡元培、陈独秀、钱玄同等人——所正在进行的新文化运动的一种“政治干扰”，这指的是1919年5月4日学生在北平天安门集会，反对巴黎和会出卖中国山东青岛权益予日本的运动。事实上这是谁都应该支持的，中国学生做出正义的举动，并且取得了胜利，致使中国代表拒绝在条约上签字。此所以胡适在当时并不能站出来反对之。

历史学家必须公正，必须敢言，否则历史学家就不能得人敬重了。唐德刚教授是一位让人敬重的历史学家，即以公正和敢言见称。像张学良得到唐先生的赞扬，即为显例。《张学良将军的赤子之心》一文，有如下的一段话：“所以我们如以‘春秋大义’来观察张学良将军，他实在是一位动机纯正、心际光明、敢作敢为、拿得起放得下而永不失其赤子之心的爱国将领。”

西安事变之后，张学良副司令亲送蒋介石总司令返南京，冯玉祥闻之叹曰：“少不更事！”这句叹语应该说是正确的，因为观之后来的发展，蒋介石一直将张学良囚禁，而且随时可将他枪毙。然而就另一面看，张学良这样做正表示他以抗日战争为第一要义，个人利害是不顾及的，随蒋赴南京正表示他光明磊落，如果他不跟从蒋介石而去，他的后果恐怕是悲惨的。

唐先生认为对日抗战对于蒋介石也是有利的，如果蒋介石继续“攘外必先安内”的既定政策，没有西安事变，则国府对日还得继续“忍辱”，而“忍辱”又伊于胡底呢？唐先生提出了这个问题，确是令人思考的。依唐先生之见，抗战者“玉碎也”，忍辱者“瓦全”不可得也。如果没有西安事变，国民党一再忍辱而弄出“瓦碎”的结果，则蒋介石与国民党在中国历史上将奚止“身败名裂”而已哉！所以西安事变对蒋介石、对国民党，也是塞翁失马，安知非福。

这一段评述，我认为是确当的。

顾维钧先生也是唐先生做“口述历史”的人物，原先由哥伦比亚大学的夏连荫小姐在做。夏小姐是“中国口述历史学部”的两位研究员之一，另一位是唐德刚先生。但夏小姐访问了顾维钧的童年事迹之后，就以太忙太累而辍工不干了，结果由唐先生承担下来，就从顾先生自哥伦比亚大学获博士那一段开始。

顾维钧博士得到唐先生的帮助，自是喜欢不尽，并且以后亦要唐先生来做这项工作，此因唐先生对民国的历史如数家珍、熟悉得很，而且还能改正他的错误。有一次顾先生把“金佛郎案”当中一段故事张冠李戴了，唐先生便说明他错了，顾先生不服，并说“事如昨日”也。唐先生乃拿“顾总长”当年自己签署的文件来再次反证，顾先生才服输。于是，他对唐先生说：“唐博士，这一章是错了。下礼拜，我俩重行写过。”

对顾先生的外交究竟如何评价，唐先生这样评论：“他是世界上的第一流外交干才、举世闻名的国际政治家，但是他搞的却是个弱国外交——他个人在外交界所代表的分量，往往超过他所代表的政府。”“五十年中，凡他所经办的外交事件，多半可说是百分之七十的成功吧——至少他没有丧权辱国，没有在国际上丢人现眼。”这种评价是公允的，事实上，没有丧权辱国已经很难得了，所谓弱国无外交，中国是弱国，顾先生挺住了，已经是难能可贵的了。

唐先生有两篇文章述及他的岳丈吴开先。一篇是悼念文，吴先生住院之时唐先生适在台北，每日到医院侍奉，在吴先生弥留之际，唐先生急电太太昭文及弟妹速归，结果终于有子女婿媳五人亲侍床侧，看着吴先生咽下最后一口气。丧礼十分隆重，极尽哀荣，此因吴先生为民国之重要人物。

唐先生的另一篇文章《〈沪上往事细说从头〉迟来的导论——珊瑚坝迎候吴开先感赋诗史释》，则说明吴开先先生在民国的业绩。抗战时期，吴先生在上海租界抑制汪精卫政权之扩展，汪政权以十万现洋重赏以购其头颅。吴先生是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兼该党组织部副部长，是重庆国民政府驻沪之最高级干部，于汪政权威胁甚大，但因格于他在上海租界，伪政权无法向他动手。然而“珍珠港事件”一发生，太平洋战争一起，日军乃冲入租界，逮捕了第一“要犯”吴开先。

何以将吴开先逮捕、关押之后，日军又终于在1943年4月以专机将其运送至广州湾释放，使之辗转逃还重庆？原来是日方想以吴开先的开释和送归谋求与蒋介石讲和。此时，抗日已经六年，日军败相已呈，才有“讲和”之说。然而蒋介石认为胜利已成定局，没有“讲和”的道理。吴开先先生实为夹缝中的人物，然亦无愧于党国。唐德刚先生称吴先生为“活烈士”，乃是因为吴先生准备做烈士而不可得，唐先生为吴先生的解说，是极有见地而又应该做的。

因为为刘绍铭先生作序而写成了《书中人语——序刘著〈渺渺唐山〉》，述说了唐德刚先生在纽约市立大学设立“亚美学”的经过，及唐先生对美国亚裔受欺凌的感受，在美华人以及在世界其他地方的华裔居民都应一读。对于怎样能心平气和、不偏不倚地做点“综合工作”，唐先生还提出了四点意见，极为难得。而对于刘绍铭先生能把华侨文学中的各种心理状态，乃至中美两大文化中所发生的文化冲突，以最睿智的眼光来选择，并以最生动而真切的笔调译出来，唐先生深为赞赏。

此外，《陈其宽画学看记——兼论国画现代化》，以及赞誉卓以玉小姐的“个展”等文，和其他文章，都可一读。此外，本书所选文章大多都在刘绍唐先生的《传记文学》上发表，其中有几篇称赞《传记文学》的文章，都是实至名归的。在《传记文学》二十周年时，唐先生写了文章并做了演讲，在二十五周年时又写了长文，十分难得。唐先生以“壮哉绍唐！以一人而敌一国！”来称赞刘绍唐先生，“一国”者，意指大陆的“文史资料”是由全国的“战犯”所写的，数目庞大，唐先生要看也看不完；“以一人而敌一国”原是梁任公说李鸿章的话，唐先生移用来称赞刘绍唐先生确也贴切，而唐先生为《传记文学》写这么多文章，亦是难能可贵的。

2003年8月31日　温哥华

自序

记得胡适之先生以前告诉我他读书和作文的要诀。他说读书有心得，一定要写下来；写下来之后，才能变成你自己的知识。

胡老师这句话真是深得我心，因为我自己很早便有相同的体验。回忆自己的青少年期，我识字不久，便由双亲和塾师的引导，养成了写日记的习惯，写日常见闻和读书札记很自然地就会变成日记的一部分。真的，写日记、札记最能帮助记忆；纵是忘记了，也能一索即得。

写读书心得的小品，其内容有的是选自人家的著作，有的则是自己的意见。世态所见既多，书又读得五花八门，札记也就写得七零八落。长的札记往往变成一篇小论文，乃至自我欣赏的小创作，最短的则可能只是一两句隽语名言。阅读的范围渐次扩大到古今中外、文法理工，那么下笔的兴趣也就随遇而安了。

抗战期间读大学，害了“发表欲”，每把这些小札记分类编纂，然后按其性质，分别向有不同好恶的报刊上去投稿。这些小稿件，往往也被一些有好心肠而又有相同好恶的编辑采纳了，并寄来少许稿费。在那一碗猪肝面便立刻可以减轻夜盲的岁月里，小小的稿酬实在是大大的鼓励——漂母一饭，终生难忘。

大学毕业后，在海内外也做过一阵子期刊编辑什么的，助编、合编、轮编、主编都干过。值得一提的是，50年代之末，在胡适之的策动之下，我们十来个硕士博士者流，为着宣扬民主、提倡新学，曾在美国纽约办了三年的中文月刊叫作《海外论坛》，由大家“轮编”。那时海外作家既少，又发不起稿费，本社社员停笔不写，外界就拉不到稿子。为赶印刷限期，轮编者就只好自己动笔了。最糟的稿荒时期，有时甚至从头到尾、从社论到副刊，往往出于一人手笔。在这一窘迫情况之下，有写杂文习惯的人就可大派用场了。

我们筹办《海外论坛》的原始目的，本是针对时艰，提倡民主。这家小刊物，虽然胡适之、雷儆寰诸前辈对它都呵护备至——雷先生竟把它列为《自由中国》的海外姊妹刊，但是《论坛》的本身确是一桩很痛苦、很深刻的失败经验——它失败的基本原因是起于中国知识分子不能民主合作的传统劣根性。古人说：“既不能令，又不受命，是绝物也。”事实上正相反。中国知识分子之“绝”，是我们对下既能发“令”，对上也善于“受命”，可是我们彼此之间却不能平等合作。我们平等合作的结果必然落得个“拳脚交加”（像台湾今日的“立法院”）或“按铃控告”。所谓“中国知识分子”，事实上个个都是单干户。单干户找不到“伙伴”（company），组织不了“公司”（company），《海外论坛》也就关门了。

“提倡民主政治？”我们生为中国知识分子，“我们配吗？”——这问题太大了，学问太深了。哪是“全盘西化”这四个字可以解决得了的？个人自惭不学、自惭浅薄，也就不再造次以汉语来写“时文”了。是“失败主义”在作祟吧，一停笔便几乎停了二十年！

二十年不是个短时间。任何一种文字，你如丢下二十年，重提笔杆你会觉得这支笔其重无比；用这枝重笔你也会写得别字连篇。

既然拋荒二十年，为什么又重董旧业、再作冯妇呢？这就不能不感激刘绍唐、胡菊人这两位与我有“相同好恶”的大编辑了。

绍唐最初派给我的是一项中文翻译工作：他要我把早期用英文写的《胡适自传》翻译成汉语。这项翻译工作，我原先是不想干的。但是这位长于辞令、善于派工作的刘传记却说，胡适是位历史人物啊！也是你的老师，别人如把他的英文自传译糟了，你不好说，同时对你也不太好。我仔细想想，绍唐之言实在大有道理，心里一直很矛盾（我不想把时间浪费在翻译自己的著作上），最后还是承担下来了。一翻两年，竟然变成刘传记“野史馆”内的“野史作家”了。“野史”原是写不尽的。在绍唐兄不断地鼓励和领导之下，胡适传记之外，想到适之老师“写下来”之遗训，历年治史心得，一时亦竟如脱缰野马，一发难收，十余年来又写了数十万言。

这些不成系统的随笔札记之作，值不值得选辑成书、保留下来？我自己一直也是很矛盾的。个人数十年之所学，不及先师适之先生之什一。胡适二十来岁便暴得大名，思想已成定型，从心所欲不逾矩，一辈子没有变动，死而后已。然而我这个不争气的学生，虽已年逾古稀，而思想却时时“逾矩”。个人学殖浅薄固然是主要原因，然数十年来历经忧患，国破家亡，阅历之多也一言难尽，而古今中外，名儒硕彦又插架琳琅，做到老、学到老，我掌握了几家学说呢？值此诸子蜂起、百家争鸣的开放年代，余小子如不知轻重，自觉对国事民生已找到答案、自己思想已有定型，岂非妄自尊大？

我个人虽不敢说像梁任公“今日之我与昨日之我挑战”，然在此十年千变的大时代中，不断观察、不断思考、不断摸索、不断读书的求答案心情，则数十年未稍辍也。既然尚在摸索，难成一家之言，则“藏之名山”亦且大可不必，自出选集就更是犯不着了。此吾心理之所以矛盾也。

但是人毕竟是社会动物，你自己个人之外，还有家庭、亲友和社会大众对你的影响。刘绍唐先生是我的挚友、编者和发行人。多少年来，他一直要为我出版“唐氏四书”（因为他已替我出了三本书）；而我个人则因为事忙人懒，始终把好友诤言当成耳边风，没有抽出时间和他认真合作。

最近我的另一位老友陈宏正先生也要替我出书。他这出书的行动，比我这位疏懒的作者本人更要认真十倍。宏正是一位有至高成就的企业家，而近年来在海峡两岸的文化界却是无人不知的怪杰和“文化大护法”。他把他辛勤得来的企业利润，不用之于吃喝玩乐（他个人生活实在简朴不堪），而用之于文化事业——尤其是推动“胡适学”的研究。近年来海峡两岸所召开的有关胡适的大型国际学术研讨会、讲演会、论文竞赛和胡适百岁纪念邮票之发行等，几乎都是陈君一手推动的。在这“七十子亡而大义乖”的沉闷时代，胡老师地下有知，对这位与他毫无关系的小崇拜者的义举，该会由衷地感激吧。宏正知道我是一个颇招物议的“胡适小门生”，因而他也就极力劝我把零星旧作拼起来出书。他甚至主动地把拙作搜出若干篇，编好目录，弄到“万事俱备”的程度，真令我惶愧不尽。我的这些不成系统的旧作，泰半都是在《传记文学》上发表的，《传记文学》享有版权；刘绍唐兄乃请该社执事先生再事搜罗，由绍唐亲自主持，分编为两卷：有关史学与红学者，编入《史学与红学》；有关传记、书评诸类，则编入《书缘与人缘》。这两卷书名也是绍唐代取的。

传记文学社诸执事都是当今最有效率的出版工作者，他们不但把拙著杂文编排妥当，并打出清样，三校竣事，登出预告，如揿动电钮，则旦夕之间便已书在坊间矣。然社长先生客气，纯为礼貌问题，他要我这位作者于出版前看一下大样。孰知他却高看了我这个马虎文人。我把这万事俱备的出版样品带回了美国，一旦走入课堂，教起书来，便把我自己的书稿搁下了，一误经年。

绍唐知我拖拉的个性，倒未迫催，而宏正则是个注重效率的现代企业家，他向我催书则函电交驰。有些对我过誉的读者，看见预告之后，也写了些热情洋溢的催书信函，读之令我脸红。本年10月，我又携眷返台，自知实在不能再拖，乃把沉重的样稿背到北京、背到沈阳和避暑山庄，最后背回台北，原封未动地还了刘绍唐。

绍唐没有责我。然而我自己却每好事后自悔自责。承两位老友及读者如此高看，而我个人则“不识抬举”一至于此。因此写这篇小序算是向老友磕头赔罪。并向爱护我的读者们报告这两本拙著迟迟出版的来龙去脉，敬祈海涵，并请严厉指教。

至于胡菊人先生替我在香港出版的那本小书《中国之惑》，那就更说来话长了。

我认识菊人三十多年了。在50年代末期，他还是个青年，那时他和他那位美丽而甜蜜多才的女友，原是我们海外论坛社在香港编辑发行的总代理。我和他二人真是鱼雁常通、情同手足。菊人“妻宫”极好，后来他和另一位甜蜜美丽而多才的刘美美嫂结婚，他以前的女友也嫁了我的一位极好的朋友，我们三家仍保持着通家之好，直至今天。

《海外论坛》之后，当菊人接编《明报月刊》时，不久我们又有了职业上的联系。原来我在50年代末期曾写了一部《李宗仁回忆录》的中文底稿（是专给李宗仁看的）。这一底稿后来由于李宗仁自美“潜逃”而被哥伦比亚大学所“查封”，一封十余年。至70年代中期，哥大当局恩高德厚，竟将原稿发还予我，并允许我“觅商出版”。这一下我同菊人才又搭线了。

菊人这时正主编《明报月刊》而誉满海外。他得到有关李稿的消息，乃争取该稿的首印权和连载权。我们双方都安排好了，可是哥大当局则因此稿部头太大、复印困难而迟迟未能交出。在我二人都有点儿失望的情况下，我们也时时提起了《海外论坛》的往事。菊人说，暂时拿不到李稿，你也可单独替《明报月刊》写写稿子嘛。

这是1976年的春末。也是无巧不成书，我这时刚有位搞图书馆的朋友送我一本大陆上（“文革”时期）官方出版、“内部发行”、每本书都编有特别号码的“秘籍”，叫《毛泽东思想万岁》，分上下两卷，都百余万言。

这本大书太精彩了。爱不忍释之余，这年暑假我携妻女去加拿大度假，乃携此书为唯一“度假书”。

搞历史的人，抓到一本奇书或秘籍、禁书，是放不下去的。我把这百万言巨著细细地咀嚼了。从纽约咀嚼到渥太华，再从渥太华咀嚼到纽约。习惯支配我写点札记，一动笔，不得了，一下便写了六万五千字。

写了这大堆垃圾干吗呢？灵机一动，小胡不是要我写稿子吗？这不是稿子吗？——这是一包大垃圾，但其中或许有点儿可用的材料——有“新闻价值”嘛。足下可选用则选用之，不可用则拿去抹抹桌子，丢掉它。

函去不久，我就收到菊人的回信。菊人说，他把这包稿子和他的老板一道看了，他二人决定全部采用。菊人的来信使我感到惊奇，也感到尴尬。惊奇的是，编者和作者臭味相投到如此程度；尴尬的则是，哪有这样长的“书评”呢？纵使是评“毛主席的书”。再者，我评了些啥子，我自己也糊涂得记不清了。

我这篇书评，在《明报月刊》竟然连载了半年才由《李宗仁回忆录》出来接班。还有，当我撰此稿时，毛泽东还健在，“四人帮”风头正健；到《明报月刊》刊载时，毛泽东已过世，“四人帮”也已锒铛入狱。因此在行文口气上，就要烦编者酌量修正了。

在编排次序上，菊人也做了新安排，以配合每期的文气而避免“连载”的枯燥。至于作者姓名，我们也同意保密。因为我的八十老母还健在故乡，在海外乱评“毛主席的书”不是闹着玩的。

一转眼十来年过去了，国事沧桑几变，而菊人亦自《明报》转《中报》，后来自办《百姓半月刊》。在1988年，菊人兄忽然提议要把我当年那篇“书评”配上若干近作来出个单行本。说做就做，他编排、打字、校样，一切也都弄到“万事俱备”的程度。也是为着循例送作者一观把校样寄给了我，而我事忙人懒，竟至一拖两年，最后还是原封未动还给了菊人。其后由陆铿兄写了篇序，并代取书名“中国之惑”，两个礼拜就出版了。但是这部校样在我的办公室却躺了两年，为此我自己也无法原谅自己，真也要向菊人伉俪磕头才对。书此以志吾过，并感激老朋友们的好意。

以上便是这三本小书《史学与红学》《书缘与人缘》及《中国之惑》从撰稿、发表到编印成书的大略。它们都是笔者平时意到笔随的札记性的零星作品之汇积，没有显明的系统，也谈不到深度。不过笔者渐入老境之时，数十年国仇家难的煎熬和千百卷中西典籍的浸润，以及半辈子教读异邦、心怀故国的感慨，发而为文，也不能说没有发愤之作。只是我祖国文明深厚，当前世界学问无边。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终日恓恓惶惶，追随群贤，日夜进修之不暇，何敢以愚者点滴之得，故步自封？贤达读者批览我书，如不遗在远，随时惠函辱教，则企拜不尽矣。是为序。

1991年10月13日于台北南港

胡适时代，卷土重来——胡适先生逝世二十五周年纪念演讲会讲稿之一

引言

胡适之先生逝世时，我在纽约未能作比较郑重的悼念表示，只是：一、写封长信给胡夫人；二、作纽约追悼会上四个发言人中的最后一位（据说“中央社”在用英文拍回的电报上，因不知我的中文名字，就把我的发言删掉了）。今天来作“二十五周年祭”，也可稍补我心中的缺憾。胡夫子道之不行，赍恨以终，死不瞑目。我们今天纪念他逝世二十五周年，希望能搞出个“胡适的复活节”来，所以我用了“卷土重来”这个成语做讲题。胡氏其人虽死，其说长新，又将光照天下。我是为着这一点，特地自纽约飞来参加的。

我是胡适最失意时期的学生

首先要说明我以什么身份、什么资格来讲这个题目：

第一个条件，我是胡适的学生。胡氏是教育家，授徒半世纪，桃李满天下，生徒数万人——良莠不齐，“拥”、“反”、“左”、“右”、“独”（独立思考）各派，皆人山人海，门生遍天下——我也是个门生和小门生之一，千万人中之一而已。今天只是学生谈老师的“一‘生’之言”，请众“生”指教，此其一。

但是，在这个有人数上万的学生大队里，如果说傅斯年、罗家伦、张国焘等北大学生是胡老师的开山门生，什么俞平伯、千家驹、吴健雄、苏梅算是第二代学生……等而下之，则有四五代乃至六七代之多了。我不能不承认我也是胡适之的学生。胡老师生前一直是这样替我介绍，我也从未否认过。做胡老师的学生，不是什么名誉学位，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光荣，但也算不了什么缺陷或负担。但是我这个学生，除追随他去听他讲演之外，我没有正式拿他的学分，但是我却单独上过“胡适学”大课在一千小时上下，这是胡适所有的学生之中，前所未有的事。我不是去替胡先生提皮包、延宾客，我是真正地在上课——这一点我得感到师恩独厚！——做了胡老师收山的小门生，此其二。

我是胡氏最失意时期、最孤独时代的学生——胡氏自幼“暴得大名”，一生荣华富贵，平时得意非凡、意气风发，但他一生却有个最低潮，那就是50年代初、中期。老实说，那时他老人家很惨，大陆上正在批胡适。那时与现在不同，那时许多中国知识分子正诚心诚意地洗心革面，来接受一套新东西来救国，胡适那套太腐朽，要丢到茅坑去——这是当时知识分子诚实的看法。那时台湾亦无力扭转这局面。海外的老胡适在海内亦不太受欢迎，任他去“自生自灭”。我那时和我老师比，觉得在海外我绝对可以“自生”，我可以打工、开出租车、洗盘碗；而可怜的胡老师，那时贫病交迫，心脏衰弱、胃溃疡……十分可怜，又受洋人忌妒，他再无法“自生”，却在等着“自灭”，情况是十分凄凉的。他虽然有点儿养老金，但那养老金抵不了一场大病。社会是冷酷的。一个学生带一个西瓜、半只板鸭去看一个贫病交迫的老师和师母，和一个鞠躬如也、通过三重秘书去看一位特任大官、太学祭酒的老师，感觉是不一样的呢！换言之，我是胡适最失意、最穷困、最灰溜溜的时代最孤独的一个小门生。胡先生那时很需要我们，我对他老人家，读得太多（家庭也有点儿关系），礼敬甚重，交情是自然发生的，不是哪个机关、哪个政党派我去的。后来我和胡氏合组个计划，我变成哥大的研究员，那时哥大财多势大，把我胡、唐二人合作的小研究计划吃掉了，胡先生被吃得老大不痛快，痛心地说我们在讨饭吃。胡先生那时同我的关系，是一个穷愁潦倒的乞丐老和尚和乞丐小和尚的关系。这两个老幼乞丐的关系，不是马融绛帐或程门立雪的关系。在那种关系之下，老师高坐讲台之上，小学生只有站着的份儿、叩头的份儿，偶尔老师赐座，也只坐半个屁股，另半个屁股还要悬空，才能表示敬意。这和老幼乞丐一同箕坐草窝内的情况就大有不同了，传道的语调、内容也就大有不同了。我讲的和胡先生其他的学生所讲的如果略有不同的话，那也由闻道的方式不同所致，此其三。

我看到胡老师生活和学问的另一半——众人皆知胡老师是终身讴歌美国的。但是美国所谓“资产阶级的自由化”，在三十年前，不用说大陆视如蛇蝎，台湾也不会接受——胡适在为程天放所写的《论美国》作序时，就把“这年头”慨乎言之。但是胡适之会全盘接受美国式的“资产阶级的自由化”，何也？就因他在美国住得太久，知道美国最深，只有他才配说什么接受不接受。胡适在美国住了多久呢？我曾改李白诗，作了一首有关胡氏的打油诗，念出来大家听听就知道了：

人生七十不稀，胡生七二何奇？

前二十年还小，后十年未老。

成熟时期共有五十二年，有二十七年在美国过了！

所以胡老师的成熟期，有一半以上在美国过了。一个研究胡适的人，要不和胡老师一样在美国长住过，便很难掌握胡适在美国住了二十七年的心态。在美国住久了，有一种半中不西的特殊心态——这一心态平时不易看出，只有观察今日大陆留美学生现状，才能略有启发——从一个古老文化，接触另一个新兴文明和完全不同的生活方式，这种震撼是可怕的。这种震撼，新留学生最明显，老留学生四十年来亦余震未已。胡适的震撼显然比任何留学生都强大，所以他回国以后才搞起新文化运动来。因此，我这个在美国住了四十年的老留学生，对一位在美国住了二十七年的老师的研究，或可弥补国内学者在某些方面的空白。国内研胡书籍，详中略西，略得可怕，反之亦然。当然，海外学人更得向国内同文学习，以弥补其另一方面的空白，两者相辅相成，才能得出比较客观而接近事实的结论。这也是我斗胆前来班门弄斧的原因之一，向国内同文乞教，此其四。

洞山和尚的批判态度

至于我这个学生对老师的学问的学习保持个什么态度呢？我认为“老师”一词的意义，并不代表真理的终点，但是老师毕竟是老师，所以对老师的全盘否定，甚至把老师的祖坟也给挖掉，那就太混账了；相反，对老师的全盘肯定，也是病态，胡先生一辈子都叫我们做个“不受人惑的人”。记得胡适生前对我们教诲，常常引用一些和尚的语录，以加重对我们的教诲——胡是禅宗史大师——他经常引用“洞山和尚”的故事。洞山和尚是云崖和尚的及门高足。于是有人问洞山和尚说：“你肯先师也无？”意思是说，你赞成你老师云崖和尚的话吗？洞山说：“半肯半不肯。”其人又问：“为何不全肯？”洞山说：“若‘全肯’，即辜负先师也！”洞山和尚这句话，也是胡适治学精神的精髓所在。今日的名史学家余英时先生，他的治学方法与胡适学派本有很大的距离，但是他在替胡颂平先生所编的《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上所写的长序，也征引了这一段胡适之的口头“禅”。足见对“先师”学术思想持“半肯半不肯”的批判态度，是任何严肃学派里的“学生”所应该共同遵守的态度，不是某一个“学生”对他的“老师”的不敬或心存离经叛道、哗众取宠。记得元曲里有个白话曲牌叫《一半儿》——有一曲子，描写一位男士跪在地下向一位女友求爱的故事。那女的所唱的便是这“一半儿”的牌子。她唱道：“碧纱窗外悄无人，跪在床前忙要亲……骂一声可憎回转身，不是奴心狠，一半儿推辞，一半儿肯。”这位女士为什么“一半儿推辞，一半儿肯”呢？因为她如“全肯”，那就不但辜负了爱情，也辜负了文化。洞山和尚、胡适之博士和胡博士之下的一批学生，对他们的老师不愿“全肯”，不是不敬爱其老师，正是由于“不辜负先师”，才不愿“全肯”。“全肯”则没有进步，没有进步则文化便停摆了。做个胡老师的真正的学生，就要遵从师训，不能“全肯”，“全肯”便是辜负文化了。

我今天为什么未触及正题，却首先说了这么一大段态度与方法呢？这也是于师训有据的。胡先生说他一生治学，都是围绕着“方法”二字打转的。方法和态度不弄清楚，谈胡适是不能开口的。现在再谈谈什么是“胡适”，什么是“胡适时代”，这“时代”何以离去，又何以“卷土重来”。

什么是“胡适”？

“胡适”在中国近代文化史上已不是个单纯的人名，它代表一个“文化整体”（cultural entity）。因为胡老师已不只是某一行的老师，他简直是众多重要文化行道中的共同宗师，例如文学（包括新文学、白话文、新诗、新旧文学的比较与批判等）、史学（包括对旧考证学的再肯定和对新史学方法的介绍）、哲学（包括对先秦诸子、宋明理学的再估价；对欧美传来的实用主义的介绍和对辩证玄学的批判）、宗教（包括对佛教禅宗的研究与批判；对耶教的立场与看法）、政治学（尤其是对民主、自由等形式和西欧北美的政治模式、生活方式的介绍）等。在上述各项中，无一项他不是个开山老祖或总司令。近七十年来的中国思想家——不管他是反胡的、拥胡的，还是“左”、“中”、“右”、“独”（独立思考）各派——都是围绕着胡适在打转，不提胡适，话便无从讲起了。

所以“胡适”这个题目太大了。他是近代中国文化史中的一座大山，从外面看胡适，亦如从外面看一座大山。古人看庐山，说它是“横看成岭侧成峰”，两面不一样。看南岳衡山，也有人说“帆随湘转，望衡九面”，也是九面不同。我个人前不久去了泰山，从泰安宾馆仰视南天门十八盘，才了解到什么叫作“泰山仰止”。苏东坡写他看庐山的经验是“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其实看中国任何名山都是如此，只要身入此山中，便必然地不见此山真面目。

胡适便是这样的一座大山。一个学者，误入“胡山”，搞了一辈子，结果还是不见“胡山”真面目。如果来他个老办法，从山外看山，来个“帆随湘转，望衡九面”，而每位学者各有其行道、各有其主观，他也只能否定或肯定“胡山”的九面之一而已。因此今天我所想讲的，也只是个胡适的笨学生讲他老师的九面之一而已。通盘检讨，则小子何敢，尚乞听众专家见谅。

在此我想附带插一句话。我每次飞过东京，总喜欢看富士山。有时飞机绕富士山达二十分钟之久，我始终就看不出两样的富士山来，真是太单调了。将山比山，将思想家比思想家，日本人比我们还差一大段，可能也是地理环境使然——日本没有像我们胡适那样的多彩多姿的大山。所以我们的政治家、思想家，要想在历史上搞得多彩多姿，也应该冲出一个小岛的自然环境，然后才能心胸开朗！

什么是“胡适时代”？

以上说的是什么是“胡适”，但是什么又是“胡适时代”呢？

要了解胡适时代，我们得把整个近代中国这个时代分析一下。我们是今日世界上最古老、最原始、受外界文化影响最少的古老民族，在文化上自给自足（self-sufficient），无求于人，亦无害于人。在人类文明史上，实在是只此一家，别无分店。现代的革命家、历史学家、评论家，往往把我们的老祖宗骂得一文不值。我们的老祖宗可能真的一文不值，但是研究文化学不能孤立地看某一文明之优劣，要比较着看，不怕不识货，只怕货比货——将货比货，我们老祖宗的那一套，包括帝王专政的政治制度，可能还是“近代以前期”（the pre-modern era）中最好的一家。这自给自足、十分自满自足的一家，向不怀疑自己有什么不好。只是近百余年来，尤其鸦片战争之后，在西力东渐的压力之下，才发生变化，丧失了自信和自满。因此，我们搞历史的人可以大胆地说：近代中国是什么样的时代呢？近代中国是一个“挑战与反应的时代”（Ageof Challenge and Response）。西方文明向我们挑战，我们不得已而应战。我们战得很艰苦，而这一应战也是层次分明的——吃一堑，长一智。

鸦片战争（1839—1842）之后，我们应战的方法侧重科技性，也就是坚船利炮政策。这一时代的发言人魏源（1794—1857）把这一发展概念化一下，叫作“师夷之长技以制夷”。这一套注重科技反应的政策，一直延续到甲午战争（1894—1895），大家才觉悟：中国问题不在科技落后，而是在政治、社会制度方面，政治问题不解决，科技也搞不上去，即使搞上去也无用。因此，大家才又集中于政治改革，缓进派乃有康、梁维新的“戊戌变法”（1898）；激进的政治改革乃有孙中山先生的排满革命运动。康、梁的缓进派是失败了，中山的激进派是成功了，终于建立了民国（1912）。但是民国成立之后，袁氏窃国，军阀横行，事实上却弄得“民国不如大清”。经过超过半世纪的改革而国运仍然如此，症结何在呢？仁人志士在绞尽脑汁之后，发现科技落后、政治失常都不是民族病症的根源所在——我们民族的绝症是我们不健康的文化、百病丛生的文化，非把这落伍的、野蛮的、吃人的旧文化彻底改造不可，否则，其他一切的革命、改良，都是治标之策。因而在1917年以改良起，到1919年五四运动的再造文明、全盘西化终，这个所谓“新文化运动”，出了个大英雄，这个英雄就是胡适之，这个新文化勃起的时代，也就是“胡适时代”。

“胡适时代”的内涵是什么呢？

“胡适时代”的内涵是改造旧文化，再建新文明。再建新文明的办法是尼采的名言“重新估定一切价值”（transvaluation of all values），而估定一切价值标准的标准，便是“科学”和“民主”。凡固有道德、传统制度之不科学、非民主者，则一概锄而去之，要锄得彻底，除恶不尽则新善不立。但是胡适是反对革命的，他不主张大刀阔斧、流血革命，他是“实验主义”的信徒，主张一点一滴的改革，改革的最后目标是“全盘西化”——后来他嫌此语有语病，乃改为“充分西化”。可是不论“全盘西化”也好，“充分西化”也好，中国政治社会的最后的形态便是“美国模式”。换言之，胡适锋头最健、最能颠倒众生的“胡适时代”之内涵，有四大要项，那就是“科学”、“民主”、“实验主义”和“美国模式”。根据胡适的解释：“科学”是一种方法，合乎逻辑，合乎法理，用这种方法，可以在实验中求出真理来，换言之，也是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不是像宗教或玄学之中可作虚无缥缈之谈；“民主”则是一种人类生而平等、与生俱来的不可分割的天赋人权的个体或团体的生活方式；“实验主义”则是一种由哲学向科学过渡期的哲学，它没有终极真理，只有有实用价值的观念才是真理，真理可以随时制造、随时扬弃，不是一成不变的；至于“美国模式”，则是在科学、民主、实验主义交互为用的配合之下所产生的一种“较好的政府”、“比较合理的社会”。所谓“全盘西化”者，就应以美国模式为鹄的。

胡适之说，大体上自他1917年返国便风靡一时，为青年学生所崇拜。这一崇拜热潮，在1919年五四运动盖达于巅峰，直至国民革命军北伐之后始渐次减退，到30年代，中国高级知识分子渐向“左转”（此是世界潮流，和1929—1936年美国经济大不景气使然），胡适思想才如他“左”派学生千家驹所说——“臭名昭彰”矣。

至于30年代中，胡适个人思想虽无变动，然已陷入低潮，影响力甚微了。而他自己却矢志不懈，坚持到底。

并不实用的实用主义——胡适思想的退潮期

胡适的思想在30年代已急速退潮，至40年代，除为少数所谓“民主人士”利用为借口而兴风作浪之外，胡适思想对青年、对政治、对社会，甚至对学术的影响，可说微乎其微；连自称“民主人士”之人，也只搞他们自己的“民主”，而反对胡适的“民主”。这是什么道理呢？说起来也很简单。胡适是服膺实用主义之人，而实用主义最基本一条原理便是：凡是没有实用价值的观念都不是真理，真理是有立竿见影的实用价值的；没有实用价值的真理，不论如何动听，只是一些伟大的空话。“科学”、“民主”、“一点一滴的改革”，在那个军阀横行、强寇压境、饥荒遍野、饿殍载道、官吏贪赃枉法、洋奴大班与富商地主骄奢淫逸的不平社会之下，“科学”、“民主”值几个钱一斤？“一点一滴的改革”从何改革起？我国古人讥笑宋明理学家，说他们“置天下饥馑于不顾，而空谈明心见性”。胡适的情况几乎是一样的，他置天下饥馑于不顾，而空谈“科学”、“民主”、“一点一滴的改革”，这在当时看来，是一场完全没有实用价值的“伟大的空话”。

胡适的“伟大的空话”解决不了问题，代之而起的，则是自命为特效药的“法西斯主义”了。纵是“法西斯主义”，胡适的“实用主义”也抵挡不了。胡适最好的朋友、清华大学历史系主任、名教授、哥伦比亚大学博士蒋廷黻先生那时就主张，中国应有个个人独裁效率卓著的中央政府。这办法就是德、意两国能于短短数年之中崛起、成为世界强权的实用价值的证明。胡适和蒋氏笔战一通，并不能扭转当时青年对领袖效忠、抗日救国的强烈信心。胡适思想终于受到左右两翼的包抄，而一时灰暗无光，形成最大的低潮期，这一低潮期一直延续到50年代，海峡两岸，一个尊而不亲，一个彻底批判、消灭，老胡适只好躲在美国当难民了。

胡适的“执拗”与坚持

但是，一个对真理有彻底认识和信仰的人，如孙中山、如胡适之，他们和我们之别，便是我们普通人容易泄气，而他们则不顾一切困难而坚持到底，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胡适对他的“科学”、“民主”、“实验主义”、“美国模式”的四大信仰，一生也未动摇过。

适之先生的一生成就，大致可分为两大阶段，而以他四十八岁（1938年）出任驻美大使为分水岭。在此之前，胡适是位启蒙大师、学者、思想家和教育家。四十八岁以后，他则逐渐走向“民主大师”、“圣人偶像”，而终成为一座“自由神像”。虽然这神像手中的火炬需要别人来点燃，但没有神像高举的手臂，这火炬也只是一点海上渔火而已。

由于胡适的倡导、胡适的坚持、胡适的执拗，终于我们东方也有了一座自由神像，在神像上点火的代有其人，而让人顶礼膜拜的却永远是这座神像。这神像高举火炬提出四大号召：一、言必有据的“科学”方法；二、以“人权”、以“健康的个人主义”和多党的议会政治和社会生活方式为基础的“民主”政治；三、反对流血革命，安心于一点一滴改革实践求真理的“实验主义”；四、以富强康乐的“美国模式”为今后改革的目标。

卷土重来的事实

上述胡适时代的四大内容，终胡适一生都是空想。所谓“科学”，只限于少数象牙之塔以内的知识分子，塔外军、政、商、学，用上科学的就太少了。

至于“实验主义”被视为资产阶级最反动的哲学，那就更无论矣。“美国模式”不用谈了，就是对美国的所谓“海外关系”亦足以杀身！

适之先生生前，常喜欢当笑话说，大陆上在“追赶胡适的幽灵，怕胡适僵尸复活”。我曾为他这句话，作了一首十四行诗。

如今“胡适的幽灵”果然复活了。胡适的时代，真的卷土重来了，我们可以拭目而待之。

何以会卷土重来？

胡适的时代何以会卷土重来呢？

这个问题的答案便是，胡适所搞的那一套，是西方文明的正统。正如佛教十大宗，禅宗便是个正宗，秘宗便是个邪门；秘宗中之黑派，更是个邪门之邪门，专搞画符念咒、打神驱鬼、呼风唤雨、看命论相，等等。然长期竞争，邪终不敌正。

再者，我们要接受西方正统文明，以增强和改造我们的正统文明，也有其接受的条件，条件不足，则为邪门开路。条件多端，最要者为经济和教育基础，还要加上个安定的社会。

试看以下的经济条件：美国平均国民所得15000美元，台湾4550美元，大陆仅300美元；美国的清寒线为12000美元，大陆所谓的“万元户”3000美元。美国和台湾的中产阶级的力量，大陆尚未形成。经济、教育不进步，则影响社会安定。社会不安定，就不能有效地进行“一点一滴的改革”。

胡适时代卷土重来，则中华民族兼中西之长，在超西方时代（PostWestern Age）走向康庄大道，向西方作文化反挑战（counterchallenge），为时当不在远。在这方面，历史责任重大，应好自为之。

诸位，让我们一齐鼓掌，欢迎胡适时代卷土重来！

原载《传记文学》第五十卷第三期

胡学前瞻——《胡适秘藏书信选》再版序

从我国三千年思想史的整体来看，近百年来影响我们全民族的心态和生活方式最深最远的两位思想家，当然就是孙文和胡适了。

这两位先哲的影响所笼罩的社会幅度和渗透民心的深度，以及传播其影响的方式和方法，虽大有不同，有时且相互抵触，但是他二人之“道”，却可一以贯之——那就是他二人的基本原则皆是“截西补中”的。

本来寸有所长，尺有所短，中西各自不同，而他二人的精力所贯注的，则是采西方之长，补中国之短。可是在这中西各有短长的“实在”（reality）情况之下，西洋人的经济现代化，和随经济变化一时俱来的文化现代化与生活方式现代化，皆比我们早了两百多年，因此，在我们急起直追、迎头赶上、匆忙地跟进的过程中，我们向他们学习的程度和需要，便远超过他们向我们学习的程度与需要了。换言之就是，我们需要派遣大批子弟出国留学，他们却没有大批来华留学的必要。

孙、胡两先生早期思想的出发点便十分接近。他二人都是最早出国的留学生。他们深知西方之长，也深知我们自己之短。所以他二人毕生的事业，便是择西方之长补中国之短了。但是“补中国之短”，并不一定要“舍中国之长”。问题是：什么是“长”？什么是“短”？在这“长短”的衡量与取舍之间，又怎样去“截长”？怎样去“补短”？近百年来，他二人便是领导我们作这项选择的最伟大的两位导师了。

当然，近百年来在思想上指导我们采西补中的大师，正不知几十百人，又何止他二位呢？数数看：自林则徐、魏源而下，到容闳、张之洞，到康有为、梁启超，乃至于陈独秀、李大钊、梁漱溟、陶行知……甚至艾思奇等，都是各是其所是、他封或自封的现代“思想家”。但是这些学者或政客，他们多半对所谓“西学”，可说都是外行，拾人牙慧，搞的也多半是些皮相之论——不像孙、胡二公，是自有其融会贯通的真知灼见。

在近代中国，老实说，对现代西方思想，没有相当深入的了解，则休想“搞通”中国固有思想。因为现代西方的政治、哲学、社会、经济各方面思想，以及由这些思想所引起的“西方生活方式”（the Western way of life）——那是人类历史上最早出现的一种“现代生活方式”（modern life）；我们也可以反过来说，这一“现代西方生活方式”，和由这一生活方式所孕育出来的“现代西方思想”——对我们原是一面镜子。我们要涂脂、抹粉、穿衣、打扮、刮胡子、剪鼻毛，等等，都得照照镜子，然后才知道自己是肮脏还是干净、是丑还是美。

镜子！镜子！你实在是我们现代生活中不可一日或缺的日用必需品！

你能说，我们不照照“西洋思想”、“近代西方生活方式”这面“镜子”，我们就能知道我们的文武周公孔子、裹小脚梳辫子、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是丑是美？

但是我们芸芸众生——甚至包括许多“大师”辈人物——有几个真正注意照照这面镜子、了解这面镜子、懂得如何运用这面镜子？

专搞皮相之论的政客们，有的也确曾面对“镜子”照了又照。不幸他们所照的往往不是穿衣大镜，而是当年上海“大世界”里的“哈哈镜”。一照之下，自己面目全非。他本是三尺侏儒，可是在哈哈镜内却照出昂藏七尺的穆铁柱来。如此一来，大丈夫以天下为己任，则民无噍类矣！

当然，把“长人”（孔子的诨名）照成三尺侏儒的例子，也比比皆是，留学生群中便随处可见。

公平地说来，近百年把这面镜子照得比较正确的先哲，还只有上述二人！

孙中山先生在运用这面镜子之后，便搞出他自己一套伟大的理论来。

中山先生的一般信徒们只知道孙公所推动是“三民主义”。其实他老人家所搞的，实在是一套“四民主义”，只是其中另一“民”——“民族工业”——他始终认为是不成问题的问题，而没有列入他的“主义”罢了。

中山认为解决这个“第四民”的问题很简单——振兴民族工业之道，便是引进西洋先进的科技，以独立自主原则，要“列强联合投资，开发中国”。这是他七十年前的老话。他把“镜子”看得很准。

七十年绕了一大圈！夫复何言？

孙中山实在是“圣之时者也”。他搞“民族主义”，也是在理论上不断进化，而有其鲜明的阶段性的。辛亥革命之前，他搞的是加富尔、俾斯麦一流“驱除鞑虏”的狭义民族主义。革命一旦成功，他反对“五族共和”，立刻便搞出另一套美国式“大熔炉”（melting pot）的“中华民族”主义来。

这些都是他“照镜子”照出来的“主义”和“修正主义”。在这方面，搞“夷夏之辨”的文、武、周公、孔、孟……到黄宗羲、顾炎武，都未能举出实例，把问题搞清楚！

他“照镜子”照出来的“民生主义”，也自成一套。在近代西方，“分配”问题是跟着“生产发展”而来的。中山则主张寓分配于生产，但是，他从未否定“生产”是永远走在“分配”之前的天下公式。

中山最伟大的，也是他思想发展的最后阶段，还是他“照镜子”照出来的“民权主义”。我们中国人，搞了几千年的“无父无君是禽兽也”的“君父主义”；而中山则是搞“无君”思想、甘为“半个禽兽”的第一个“现代中国人”！

“君”是我们中国传统思想、传统制度上最大的混蛋。我们政治上的官僚主义、特权阶级、一党专政、吹牛拍马、送红包、走后门、有权便有一切……一切一切，都是从这条总根里滋生出来的。

这条“总根”，在中世纪农业社会里，虽亦有其优劣互见的“两面性”，我们不可一竿打翻一条船；但是在“现代社会”里，这个“君”——不管是名正言顺的，还是改头换面的——都是绝对的毒瘤，必须彻底割除。

孙中山先生的伟大，便是在近代中国他是第一个主张并实行割除这个民族毒瘤的思想家、革命家和政治家。

中山先生不但反对“君主专政”，他在“镜子”里也发现，一个“机关专政”——如“总经理”（president）专政、“议会专政”、“司法专政”，都是不能容忍的。他不但要“三分其权”，还要“五分其权”呢！

我中华民族里，爱国、爱族而有远见的人士——尤其是“镜不离面”的海外华侨，目睹今世我亿万同胞的苦难、祖国糟乱的情况，和政客们的愚昧、自私和颟顸的程度，面对中山遗像，能不太息、流涕？

以上是孙文的思想和事迹。

胡适则又是另外一套了。

适之先生基本上是个学者和思想家，他前半生的贡献，可说是纯学术性的，那时他也偶尔清谈政治，但是那只是他的业余工作，谈起来多半迂阔而不合时宜，影响亦有限。

可是胡氏的后半生和他的前半生却正好相反，在后半生里，搞学问——如考校《水经注》——反而变成他的遣兴的工作，其影响亦微不足道，但是谈起政治来，他倒变成擎天一柱，所谈也切中时弊，而有极深极远的影响！

这个前半生学术、后半生政治的胡适，他和孙中山先生所发生的不同影响，恰好在两个不同的时代互为表里，两相吻合。

在民国初年的那个“启蒙时代”里，搞白话文——注意：中山那时是不赞成以白话代文言的——新文学、新哲学、新的治学观点等等，都是解放思想、从而使思想现代化的先决条件，而思想现代化则是推动社会改革的原动力。在这方面，胡适前半生的贡献恰恰是补中山后半生之不足。

而在中山逝世之后，“民权主义”微言绝、大义乖的时候，胡适却一马当先，“为往圣继绝学”，扛起民主大旗，在政治上越俎代庖起来，成为中山民权理论的接班人，蔚为亚东独一无二的、民主自由的偶像。没有胡适，则中山的民主火炬就要熄灭！微适之，则中国早无自由种子矣！

中山地下有知，能不欣慰？！

有一次，一位在史学界极有造诣的朋友和我聊天。他认为胡适在学术上已无足轻重，倒是他在政治上的影响方兴未艾，于今为烈。

他是肯定胡适后半生的影响了。其实胡适前半生在学术上的影响现在已经结束了吗？前半生的影响反不如后半生吗？盱衡当世，鄙意不以为然也。

胡适说他治学四十年，“都是围绕着‘方法’二字在打转”。所以从他最早出版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到他最后尚未完成的《水经注》一类的“手稿”，读者如真的去吹毛求疵一番，则没有哪一本可以说是白璧无瑕——有的甚至可以说有点粗制滥造（如《白话文学史》）。

但是吾人如从“方法”入手去评量各书，则胡适遗著便没有一本不是“方法示范书”——相应各类书籍所采用同类方法的第一部书；而这一“方法”，则一直流传到现在并没有多大改变，甚至还有明显的退步。

举个例子来说吧。胡适是中国学术史上第一个把经、子合一的人，这方法到今天还不是个样板？他也是第一个以传统考据方法治俗文学的人，当今的红学家、小说史家们，哪一个曾经跳出胡适“方法”的窠臼？

搞禅宗史的人，现在都把《景德传灯录》一类的伪作给推翻了，但是大家翻来翻去，还不是传胡适的衣钵？

坦诚地说来，适之先生一辈子“治学”就始终没有冲出“尝试文学”和“整理国故”两大框框。至于“实验主义”，他在前半生“介绍”则有之，言“治”则尚不足也，“跟进”就更谈不到了。

不过，试问今日海峡两岸和重洋内外，学术界名流如云，其中又有多少人真能冲出这两大框框呢？冲不出去，则大家所搞的方法，还不是胡适之原先的加减乘除那一套？胡适的“方法”，到现在为止，并没有被另外一套“新方法”所代替啊！

笔者身居纽约，对近年来的学术界过往客商，也可算是阅人多矣。老实说，看那些还能守住胡适而躐等争先的，有时就难免是高低级的“野狐禅”了。

搞西式汉学，我们如只凭空树立一个西式“标杆”（yardstick），然后把原本不甚了了的土货一件件送到杆畔去比较测量，然后据此以定土货价值之高下——这种以西洋“心态”来整理华人“国故”的办法，新鲜则有之，完美就谈不到了。向西洋人介绍汉学，亦功莫大焉，然客观事实，则又是另一套了。

所以在海内外搞汉学，则“胡适时代”并未过去，他的影响还是存在的，而且还应该继续坚持！

不过，如上述树立西式标杆，做“超胡适”运动的，在台、港、新、马和欧美，都还有其两面性。这一现象继续在大陆流行，则危害就大了。

大陆上自“文革”以后，“胡适的幽灵”——这是胡氏生前最欢喜自我引用的口头禅——又开始出现了。谓余不信，读者试翻大陆上今日出版的各种学术著作，凡属可圈可点者，则无一而非出自“胡学”的传人。

适之！适之！你在大陆受辱蒙羞三十余年，在政治上现在虽未“平反”，在学术界也已足够“昭雪”了。

至于大陆上原有的西杆东量的办法，在三四十年代虽也曾年轻貌美、惑众于一时，可惜时至今日视茫茫而发苍苍，不靠政权、“官轿”，就举步维艰了。

须知胡适前半生的工作，便是替我们的学术思想从卖身投靠的“官轿学术”中解放出来，是一种文化上的“劈锁开枷”，只是自我解放，不是像孙行者要去大闹天宫，与任何神仙佛祖为敌。试看，我们那位“离了洪洞县”的苏三小姐，含冤受苦多年，后来终于在“八府巡按”的大堂上“劈锁开枷”了，劈锁开枷之后，她并无心向什么冤家仇人来雪耻报仇，劈锁开枷者，还我苏三自由之身罢了。

读历史的人，公平地说来，近七十年来唯一手挥大斧、要为我们劈锁开枷之人——不是康、梁，更不是章太炎、黄季刚，当然更不是什么“三圣七贤”、“七君子”、“五烈士”——那只有一个人，一个有其学、有其力、有其势的人，这一个人就是胡适之。

胡适前半生“劈”的是学术思想，后半生“劈”的是集权政治。

搞政治的人——尤其是反对胡适的“毒素思想”的人，都认为胡适是为“异端铺路”。这项罪名对胡适是绝不冤枉的，理由很简单：旧枷不去，何能再顶新枷呢？

不过“枷”总是“枷”，“劈”还是要“劈”，适之又何尝有厚于“新枷”呢？！这面“新枷”，我们一顶数十年，现在也已到了锁锈枷松的地步了。

从各方面来看——如出版品的雨后春笋，各著名大学内师生的心态，社会上读者的兴趣与吸收率，与夫千百大陆旅美留学生的言行——我们都深深体会到，一个新的文艺复兴运动正在祖国大陆如春风野草，随处滋生。

奇怪的是，这一新兴的、潜在的、慢慢滋长的学术运动——在某些方面，便很有点像30年代的重演——其指导思想，已经不是马、列、杜（威）、罗（素），或周令飞的爷爷（鲁迅）了。

今日大陆上——可能台湾也是如此吧——学术界的指导思想，还是那力主“无征不信”、“九分证据不能讲十分话”、“不让人家牵着鼻子走”的胡适的道路！

这几条标语，都是胡适之先生在七十年前所讲的“老话”。但是它们却被主张“为谁服务”、“以论带史”、“七真三假”等等的新人物嗤之以鼻，嗤了六十多年，现在老天有眼，又回到老路上来了！

七十年又绕了一大圈！夫复何言？

所以我的一些搞思想史的朋友认为，胡适的学术影响已经结了账，只是他的政治影响却方兴未艾，于今为烈。这是见其一而未见其二了。

其实没有“学术影响”，哪来“政治影响”？朋友们是低估了我们的胡老师了！

至于胡适的政治影响，笔者在拙作里便一再提过，胡适之先生不能搞政治，谈起政治来也十分迂阔（naive）而不识时务——不像孙中山先生所搞的是合乎逻辑的一整套！

胡适与中山不同。在政治上，胡适搞了一辈子，只搞个“一民主义”——民主政治，如此而已。胡适之这个迂阔的大学究，在那“天下无孤，不知几人称帝、几人称王”的时代，他要搞“民治、民有、民享”。在那一百人中有八十五个不识字的社会里，他要去搞全民投票；在那强邻压境、国运危如累卵之时，他还是反对“走捷径”；在那饿殍载道、白骨如山的饥荒年代，他要去喊“议会政治”。

历史学家们如回头清算清算胡适的“政治主张”，真如重读一部《孟子》。我们想想孟轲那老儿，奔走了一生，开口闭口“唯有仁义而已矣”那股迂劲，真是百分之百的胡适那老儿的写照！

但是谁又想到，中国近代史的发展，是有其鲜明的“阶段性”的呢？中山的三个“主义”，事实上没有哪一个是他老人家享有专利的“发明”。

中山的特点是在其主义的“应用”（application）之上。他老人家爱国心切，他要一手回天，缩短历史，把三个不同的“主义”，来“毕其功于一役”。

但是这位哲人又何尝想到，他的一个“主义”，乃至于某一“主义”中的某一阶段，往往也要二三十年，甚或一个政党、一个革命家一辈子的时间，才能通过呢！不过“不怕慢，只怕站”！只要中国的现代化运动不“站”着不动，它自然会一个阶段一个阶段地向前移动的。

谁又料到，胡适当年的迂阔之言，居然逐渐地变成中国政治史上“现阶段”的主题呢？

历史经验（尤其是近代中国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大凡一项政治主张，甚或一句政治口号，在某一“阶段”变成该“阶段”的“主题”之时，它是压不下去的；硬压，就要发生原子爆炸。

所以从历史上看，那富有强烈“阶段性”的中国近代史，确已进入“民主宪政”这一“阶段”；而胡适的那个无枪杆、无伪装、无副作用的“一民主义”，正是“现阶段”的主题。顺之者昌，逆之者亡。

从今日中国文化思想整个趋势来看，一个包括学术思想和政治主张两方面的新的“胡适时代”正迫人而来。可是在这方面立志“一个倒下去，一个站起来”的青年一代，可能连胡适之这个名字也没有听说过，而他们自己却和他们在大学、中学里的开明的老师们一样，正在接传胡适的衣钵，而却不知老师是谁！

胡适的著作在大陆成为禁书，青年人无法接触，当然是主要原因；还有一层，便是当代青年“去古已远”。胡适的书，对今日占全中国二分之一人口的青年来说，已经成为“古书”了。胡适书上所说的故事，在笔者这一辈青年时期读来，何等新鲜！但是那些故事，对当代青年来说，都已变成“《圣经》上的故事”了。拙著《胡适的自传》（亦即台湾出版的《胡适口述自传》在大陆的翻版）去岁在上海出版时，青年读者固不乏其人，但是当我和我的青年读者谈到本书内容之时，我的感觉便是“他们在读古书”了。

历史就是这样地无情！怎能怪后辈青年呢？

总之，当胡适之先生在历史的公路上愈退愈远的时候，他已经成为“宗师型”的先哲了。他的影响已深入中国思想的核心，是我们民族心态的一部分。他的著作也将和《朱子语录》、王阳明《传习录》一样，一个接着一个，不停地传下去。阳明而后，说不定我们的藏晖先生也还有几百年好过呢！

胡适的思想毕竟是中国思想史上的正宗，那些形形色色的“野狐禅”是经不起历史考验的。

老实说，大陆上在“实践求真理”、“另搞一套”的大前提之下，胡老师的吉光片羽也被另眼相看了。笔者母省的安徽大学校长孙陶林先生便曾当面告诉我，他有意成立“胡适研究所”。

当拙著《胡适的自传》在华东师大杀青时，这部《胡适书信选》也出版了，学界有人并送了我两部。但此书在大陆是列为“内部发行”书，不能携往海外，我既身为“交换教授”，未便破例来搞文化走私。虽然我也知道，我如携出，将会惹起海外出版界“抢印”的，但其时我也预料到，不久我也会买到海外版，所以我就忍痛转赠朋友了。

胡适遗书，我相信大陆上仍有成筐成篓的，将来仍会继续出现。不过胡适的思想仍会有其爆炸性的影响，大陆学界不急于一下放出来，也可说是由于胆大心细考虑的结果吧。

重复说一句，“胡适学”现在已是我们中国文化史、学术史、思想史上的重要的一章。他自己也是朱熹、王阳明而后的第一号“接班人”。有关他的一鳞半爪、任何资料，都是我们的民族公产，任何人不得据为己有。只要出版者、编选者能慎重其事，不加糟蹋，我想适之先生如泉下有知，一定也会主张他所有的著作版权公开、欢迎翻印的。

前周接到对适之先生最崇敬的远景出版社来信，并数度打越洋电话，谆谆相嘱，要我为这部书信集写篇前言。我还是不揣冒昧，大胆执笔杂乱地写了这一长序，我相信在台湾负责编印的朋友们一定会慎重其事，我愿为他们喝彩、打气和祝福！

原载《联合报》，1981年12月17—19日

千家驹论胡适

唐德刚序

千家驹教授是当今大陆上数一数二的老牌经济学权威，也是30年代“文运”“学运”时代为那时青年马首是瞻的“老北大”——胡适的学生。1981年夏季，我返乡葬母，顺便应约在芜湖的安徽师范大学讲演，那时赤日炎炎，校方用四架大电扇向我直吹，仍是汗下如雨，当时大礼堂讲台之下则挤得水泄不通，炽热之情，更难忍受。看到当时听众的热情，又想到“大跃进”时，我们安徽的“贫下中农”饿死，儿时农村伙伴几乎死亡殆尽，一时悲从心中起，乃提出大胆的批评，说得我自己也声泪俱下。好在天气太热，用手帕在脸上擦个不停，别人看来也不知道是汗是泪。讲演既毕，听众学生对我起立欢呼，久久不停。讲后心情稍安定，深觉情绪过分激动，可能使居停主人和招待我的朋友们为难。当我向他们提出歉意时，孰知安徽师大的朋友们颇为开朗，说我虽然情绪激动，内容倒并不“过火”，原因是前不久千家驹教授曾来讲演，也是对经济工作上的错误的批评——内容和我讲的“大致差不多”。这一消息，当时对我倒是个不小的震撼——大陆上竟有如此教授，敢讲我这个华侨所敢讲的话！千家驹教授我在大学时代便心仪已久，但对他老人家脱帽致敬，这还是第一次。我觉得这样的老知识分子“有种”！

今年4月中，李又宁教授打电话给我说，千家驹教授抵纽约访问，并指名要约我碰碰头。我想与又宁联合做东，请他伉俪午餐，而又宁不许——她坚持“独请”，不过她倒要我开车去接他们一下。我因为知道千君是胡适之先生的得意门生之一，所以就顺便带一本拙著《胡适杂忆》请他指教。千公伉俪访纽时间短促，我们都忙乱不堪，再也找不出第二个共同时间向他再次请益了。孰知别后逾月，忽然收到千教授自东京寄来的长函。读之大喜过望，读后等不及吃午餐便执笔写此短序；也来不及向千先生写信请示，便把他的长函寄给新闻出版界的朋友们发表了。这点我得向千教授道个歉。

千教授这位胡适的“大门生”（一个老“犹大”），在这封信对我这个胡适的“小门生”实有无限的启发，也证实我对胡先生很多点重要的看法。人无十全，树无九枝，胡适之先生是人不是神，怎能十全十美？再者，人心之不同、人识之不同，亦各如其面，张三说美，李四则不一定也认为是美。30年代中的青年，对“胡适”的看法已是“两极分化”。当时的左翼青年如千家驹者，便认为胡适“臭名昭彰”——原因是：胡适对社会的观察不够深刻，对社会的实况不了解，他就无法使青年思想从“左”变“右”。但是胡适是历史中人，而历史却不是只局促于二三十年的社会现象。起胡适、鲁迅等于地下，让他们在80年代再开个社会现象辩论会，其结论又何于欤？这就不是三两万字所能说得清的了。这是学术界、思想界的大事，同苏雪林教授、胡颂平先生等哪能说得清呢！

不管我们这些“胡适的学生”对我们共同的老师的看法是怎样的不同，但是我们都有个共同的结论：适之先生为人之高风亮节，对学术研究之忠贞不贰和尊重，对门生后辈之爱护提挈，看看千家驹这位胡学“叛徒”这封信——山高水长，这样的学者老师，中国历史上究有几人！？

1985年5月17日下午1时

唐德刚附志于纽约市立大学亚洲学系办公室

千家驹函

德刚先生：

纽约一聚，快慰平生，惜以时间短促，未能畅所欲言。拜读尊著《胡适杂忆》，对胡先生的评论，可谓入木三分。胡先生是个书生、学者，但非政治家，更不是政客。我对胡先生的了解，自然没有您那么深刻。但胡之于我，却有知遇之恩，使我终身难忘。1932年，我将在北京大学经济系毕业。我在学生时代，就在一些当时二三流的刊物上写点文章，以骗取一点稿费。一次我写了一篇题目为“抵制日货之史的考察并论中国工业化问题”的文章，发表在某一刊物上，大意是说，从海关报告册上考察，大凡抵制日货的第二年或第三年（当时因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经常发生抵制日货的群众性运动），日货输入反而激增，这不能怪中国国民的“五分钟热度”，实因中国工业不发达；所以根本之图，应该发展中国的民族工业，使中国工业化云云。主办这个刊物的是一个姓凌的小政客。有一次，胡先生刚好在去南京途中与凌某同坐一个车厢，胡无意中读到我的文章，他就问凌某：“千××是谁的笔名？”凌答：“这不是笔名，他本姓千。”胡又问：“千在哪儿工作？”凌答：“千是北大学生，还没有在大学毕业。”胡大为惊讶，认为一个大学生有这般水平，实在了不起，他回北平后一定要找我。后胡回到北平，与吴晗谈起（吴是胡的高足），吴晗是我同乡、同学，又同年，与我为莫逆之交。吴就介绍我去见胡适。胡问我毕业后准备去哪里工作，我说，我工作还没有着落呢！胡自告奋勇，主动介绍我去陶孟和先生所主持的社会调查所工作。社会调查所是受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资助的一个独立研究机构，陶孟和氏亦为五四新文化运动领导人之一。他对胡一向尊重，经胡一介绍，当然就成功了。但后来陶孟和一打听，我是北大学生会的一个头头，是北大著名的捣乱分子，可能是共产党。陶先生便踌躇起来了，他又去问胡适，胡回答说：“捣乱与做研究工作是两码事，会捣乱的人不一定做不好研究工作，况且一个研究机关，你怕他捣什么乱呢？”经胡这么一说，陶无话可说，于是我的工作便定下来了。可见胡是明知道我的政治立场而坚决介绍我进研究所的。后来他在《大公报》的星期论文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驳斥“毕业即失业”之说，认为一个人只要有本领，大学毕业绝不会失业，并举两例来证明：一是某人大学未毕业即被一研究所定去；一是某人大学未毕业就有两个大学抢着要。前例指我，后例指吴晗，虽未指名，实则影射我和吴晗，人皆知之。这就未免以偏概全，以个别事例否定整个社会现象，胡氏这种逻辑，是为我所不能同意的。

我进社会调查所后，我建议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编译委员会（以翻译世界名著为务）翻译马克思《资本论》（当时——1933年——中国尚无《资本论》全译本）。胡亦同意，并由吴半农译第一卷，我译第二卷，均由英译本转译，译好再互相校对。吴译了第一卷的三分之一，我译了第二卷的三分之二。因编译委员会与商务印书馆订有统一合同，所有译书均归商务印书馆出版，我们拟分卷出版。哪知译稿交去后，商务印书馆老板王云五怕国民政府禁止，吴译稿已印就而不敢发售，我的译稿已校对清样而未予付印。现在吴译本存在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图书馆，已成海内孤本，鲜为世人所知，仅于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时，将我写在吴译前面“校对者的话”复印几份，分送有关方面。

1934年，胡又主动介绍我去北京大学任兼任讲师，当时北大经济系主任赵乃搏认为我在北大毕业不过两年，怕我“下不了台”，而且赵也嫌我思想“左”倾，不肯同意。为此我写信给胡，对此事大发一顿牢骚（原信见《胡适来往书信选》，此书已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整理出版）。但由于胡适的坚持，赵终于让步，我在1935年还是当了北京大学经济系的兼任讲师，离我北大毕业不满三年，所教的是经济系四年级的学生，均为我的老同学。我去北大教书一事，并非出于我的要求，乃胡主动向北大蒋梦麟校长提出，其中经过都是陶孟和先生转告我的。

以上经过说明胡先生是明明知道我是服膺马克思主义的，在政治立场上我们是不同的，我坚决反对国民党，但他并不以此而歧视我，而且处处提拔我、帮我的忙；他从没有想以他的政治思想强加于我或企图影响我，而处处表现出一种宽容精神，即儒家的所谓“恕道”，这也许就是资产阶级的所谓“民主作风”吧！这种“民主作风”是目前台湾或大陆所最缺少的。

胡先生当时虽名满天下，但他一点不摆架子，他是很有人情味的。我与前妻杨梨音女士结婚，是由胡先生证婚的，时间是在1936年1月1日，他拿出一本《鸳鸯谱》来，要我们夫妇在上面签名，据说最早签名的是赵元任夫妇。在举行婚礼时，他致辞和我开玩笑说：“千先生是北大著名的捣乱头儿，但看今天的婚礼却一点革命气息都没有，大概从今起千家驹已变成杨家驹了。”

胡先生在北平办《独立评论》时，他向我约稿，我给他写过两篇稿子，署名为“一之”。当时在《独立评论》上撰稿的多为名流学者，如丁文江、翁文灏、蒋廷黻等，在该刊上发表文章，颇有一登龙门身价十倍之感。但我不愿署真名，因为胡先生在进步青年中是“臭名昭彰”的（所谓“誉满天下，毁满天下”）。胡明知我不愿署真名之故，却绝不强我之所难，对我的稿子，他也不改动一字，表示“文责自负”。这种精神，我认为也是应该提倡的。

以上关于我和胡先生交往的详细经过，我从没有公开披露过；因为在解放以前，如谈这些，在一部分人看来，不免有“我的朋友胡适之”之嫌；在进步青年看来，则未免思想不够“进步”。解放以后，全国掀起批胡运动，我如果把这些发表出来，则我自己亦难免挨批挨斗；如我把胡臭骂一通，又难免言不由衷。所以只有效金人之三缄其口，因此在数百万字批胡论文中，你们找不到我的片言只字。

今天，由于读了尊著，才引起我的往事回忆，把这些详详细细告诉您，希望您作为一种史料保存下来。自然，我对于尊著对胡的一些过高的评价是不敢茍同的。胡在中国文化史上自有其一定的地位，此非任何政治力量所能抹杀的，但所谓“照远不照近的一代文宗”之说，则似过于夸大。依我之见，胡适之洞察力，其深刻度远不能与鲁迅比。鲁迅观察问题之深刻，在现代文人中罕有其匹，胡则受杜威实验主义哲学影响，难免流于浮浅。兹举一例来说明：1931年，我在北大学生会主编一张周刊，叫《北大新闻》，登了一篇文章（未署名），说法西斯主义就是“独裁”。胡先生看后在《独立评论》上写了一篇文章详细考据了法西斯主义发源于意大利棒喝团，引经据典，谓法西斯主义与独裁为风马牛不相及，而讥北大学生“浅薄无知”（大意）。现在看来，究竟是胡适“浅薄”呢，还是北大学生“浅薄”呢？当然，鲁迅与胡适各有千秋，见仁见智，不必强同。拙论仅供参考而已。

我于离开纽约后，即去芝加哥、旧金山、休斯敦等地参观访问，于4月30日离开旧金山返国，途经东京，因东京有学术团体邀我讲学，兼之小女在东京工作，故拟在东京稍作停留，可能要在7月以后回国。

交浅言深，不当之处，幸希教之！（此函请转李又宁教授一阅）

顺颂

教安！

千家驹　5月11日

千家驹简介

千家驹，清宣统元年（1909）生于浙江省武义县，家境不裕，十二岁入金华第七中学，与吴晗（辰伯，清华毕业，史学家，曾任中共要职，后为“四人帮”迫害致死）同班同乡且属同庚，此后结成莫逆之交。一年后转入师范就读。1926年考入北京大学经济系，1932年夏毕业。家驹读书时即在报刊撰文，所撰《抵制日货之史的考察并论中国工业化问题》一文，为北大文学院院长胡适所激赏，经吴晗介绍相识，此后受知于胡氏，介绍家驹至陶孟和主持之社会调查所工作。1933年夏派赴广西调查经济，结识桂省政界、学界重要人士，为其后任教广西大学及任桂省公职之重要原因。1934年兼任北大讲师，讲授“中国近代财政问题”。1936年社会调查所与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合并，随同迁往南京，此时曾被邀为冯玉祥讲课数月。家驹在南京因参加“救国会”活动，引起政府注意，后避居青岛，旋转往广西大学任教。1940年西大当局及教育部认为家驹有共党嫌疑并做反政府宣传而解聘。中山大学曾聘其为经济系主任，未到校即发生“皖南事变”，家驹不得已走香港，直至港九沦陷，始再回桂林，初以卖文为生，后一度任黄姚（广西昭平县属市镇）中学校长。家驹毕生从事财经问题研究，曾主编期刊多种，专门著作达十数种之多，为当时著名经济学家。

抗战胜利后，家驹在香港正式参加“民主同盟”实际工作，任“民盟南方总支部”秘书主任。1948年北上投靠中共政权，参加政协筹备会，并出席第一次大会。先后任政务院财经委员会委员、中央私营企业局副局长及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副院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等职。

家驹虽在大学时代即醉心马克思主义，并曾译《资本论》，对中共政权成立也立过不少“汗马功劳”，但“文化大革命”期间竟不能免于被批斗的命运。据家驹自述：

“文化大革命”后，我靠边站了，去五七干校劳改三年。

在“文化大革命”中，我被打成“叛徒”、“反动学术权威”，挨了群众的批斗。他们认为我的著作都是“放毒”，我气愤之余，就把我全部著作烧掉，有的当废纸卖掉。因此我现在手头连一本我自己的著作也没有，上述我所列的书名（略）是凭记忆的，错误与遗漏在所难免。

在解放以后，我还和范文澜、陈翰笙同志“以中国近代经济史资料编纂委员会”的名义主编过《帝国主义与中国海关》一套丛书，材料来源主要是海关所存的英文档案，已出版了十多种（中华书局出版）。这些材料是极有价值的，因为旧中国海关总税务司一职由帝国主义的洋人担任，我国关税收入占全国收入百分之三四十左右，总税务司控制中国的财政、金融、贸易，操纵中国的政治，有太上财政总长之称。这些档案都是第一手资料，这是首次发表。范文澜同志对这批材料评价极高，谓为经济史资料中之瑰宝。在“文化大革命”中我们这项工作也受到批判，谓为替帝国主义做宣传，这项工作也早就停止了，至今没有能恢复起来。

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在某一次全国政协大会上，我们有几位研究经济的朋友（陈翰笙、彭迪先、沈志远、吴半农等）在大会上做过一次联合发言，我们主张开放农村集市贸易以活跃经济。这个联合发言稿是由我执笔，并且由我代表他们上台去讲的。哪知过了三年之后，当全国政协大会1965年开会时，有一领导同志被授意发言，说有民主党派成员上次借政协大会讲谈发表反社会主义的言论，要挖社会主义经济的墙脚。他虽未点我的名，但大家都知道这是针对我而说的。从此以后我就再也不写经济方面的文章了，因为经济领域的禁区是很多的，经济问题是很敏感的，如果谈经济问题而不合领导上的意图，有时是会被扣上各种各样的帽子的。

马克思在批评19世纪30年代后期英法资产阶级经济学时曾经说过这么一段话：“现在问题不再是这个或那个原理是否正确，而是它对资本有利还是有害、方便还是不方便、违背警章还是不违背警章。不偏不倚的研究让位于豢养的文丐的斗争，公正无私的科学探讨让位于辩护士的坏心恶意。”（见《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跋）马克思称这种经济学家为“庸俗经济学家”。如果我们把上面马克思所说“对资本有利还是有害”这句话中的“资本”改为加引号的“无产阶级专政”，那是完全可以适用于我国的某些经济学家的。为什么我国的经济比例长期失调，经济问题堆积如山，“左”倾路线长期得不到清算和克服，长达二三十年之久，而始终看不到一篇高水平、经得起时间考验的经济文章，这与我国经济学界的庸俗作风是分不开的。我知道有些朋友，他们写经济文章，所考虑的首先是政治上不要犯错误和如何更好地配合当前的宣传工作，而不是研究客观的经济规律，或根据调查材料实事求是地提出科学的建议或意见。同一个人今天这么说，明天那么说，矛盾百出，而社会不以为怪，反被捧为经济学权威。要使中国的经济研究有一个飞跃发展，非抛弃这种庸俗经济学不可。当然，这在某些时候是要冒一定的风险的。但真理与科学是不应该怕风险的。我宁可效金人之三缄其口，也不愿做一个庸俗经济学家。

（本简介摘自《千家驹自传》，原载《中国现代社会科学家传略》第二辑，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1982年10月）

原载《传记文学》第四十六卷第六期

胡适父亲铁花先生无头尸疑案——重读适之先生《四十自述》有感

在50年代的末期，当我襄赞胡适之先生撰写他的“口述自传”时，我曾力劝“我的老师”、“我的朋友”以《四十自述》为基础，从而扩充之，一直写到目前（1958年）为止。

我那时的想法是：第一，把他“十九岁出国以前”那一段先补充一下。他既然写了“我的母亲的订婚”，为什么不加一篇有关“我的父亲的事业”呢？写点铁花先生的生平，不是很好吗？

他既然写了“九年的家乡教育”，为什么不再补充点清末民初有关故乡徽州的风土人情呢？古老汉学的发源地徽州的旧面目，今后不是只可从像适之先生这样的人的记忆中去寻找吗？为何不叙述一下呢？

我在这方面的建议，“我的老师”倒颇能听得进，所以他在《胡适口述自传》一书中，便有了《故乡和家庭》和《我的父亲》两章之出现。

适之先生是我所认识的师友之中治学最严谨的一位，有九分证据绝不讲十分话。但是“我的老师”生前无论如何未想到，他对他自己的父亲之死，却相反的，以一分证据，讲了十分的话。

有关适之先生的父亲之死的真实情况，恐怕所有写有关胡适的传记作者——包括张经甫、罗尔纲、黄纯青、曾乃硕、王伊同（英文）、李敖、胡颂平、唐德刚（中英文）和另外一些洋人，向来都没有“不疑处有疑”吧。

根据当年张经甫替适之先生弟兄伙所写的《胡铁花先生家传》，有关他们父亲铁花先生之死的情况是这样的：

［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阴历六月］二十五日扶登舟，二十八日抵厦门，寓三仙馆，手足俱不能动，气益喘。七月初一发电上海，促介如四胞叔措资来厦。初二日接回电，心稍慰，饮薄粥一碗，沉沉睡去。至亥刻，气益促，不能言，延至初三日子时竟弃不孝等而长逝矣。呜呼，痛哉……享年五十五岁。

读了似乎无可置疑的张文，连那有考据癖的胡适先生和所有胡适传记的作者，都没有怀疑上述故事的真实性，而人云亦云了。又有谁能想到，铁花先生之死，是在厦门或台湾被人“杀头”的呢！

铁花先生之死，如今整整九十年了。他的“归葬故里”，是睡在棺材里被抬回去的；抬回去之后，也没有人开棺验尸，就糊里糊涂地葬了。又有谁知道他死后七十多年，中国大陆上又出了成千成万的红卫兵来！他们把几百万、几千万老百姓的祖坟通统给挖了——连孔德成的一世祖尚不能免，那么那个“头号反动学者胡适”的祖坟岂能幸免？——铁花先生的墓，给红卫兵挖了！

据大陆上传出的可靠消息：胡适父亲的尸体，却是个没有头而装上个假头的死尸！

“不疑处有疑！”这一消息，当然有待进一步的“考证”。但是这一消息真实性甚大：挖墓的红卫兵可能还是自北京专程南下的，目击者甚众；加以这些红卫兵都是一些无知无识的青年，不是什么“胡适学”专家，可能也不知道胡适的父亲是干什么的——他们不可能编造出一个“无头死尸”的故事来。

如果红卫兵所见不虚，那么上述张经甫所写的那一篇似真却假的故事，又是谁编造出来的呢？他或他们编造出一个有关胡适父亲的故事，连个“考证派宗师”的胡适也被骗了一生！

甚矣，“有九分证据不说十分话”之难也！朋友，我华族最大史学家司马迁先生所说的故事，可能就有一半以上是人家编造而他老人家却信以为真的！至于“二十五史”、“传记文学”、“文史资料”等，那还要说吗？

话说到底，还是我的老师胡适之先生的话比较有真理：“处人要有疑处不疑，治学要不疑处有疑！”

关于适之先生十九岁以后的生活与思想，我曾劝“我的老师”、“我的朋友”，不要把“文学革命”一类一般人耳熟能详的故事再重复叙述了，他应写一本“新书”——我可做他的“研究助理”——把自己一生的学术思想做个总检讨，然后推陈出新，领导个“新时代”；好汉何必专提当年勇呢！

适之先生颇为我的话所感动。但是他毕竟老了，打不起劲儿来，百尺竿头已足，不能再进了。结果在笔者的“助理”之下，却写出一部自我浓缩的“胡适学案”——那一部《胡适口述自传》来。

胡老师生前总是对我说，研究孔子最可靠的两部书，便是《论语》和《檀弓》，因为那是最接近孔子的第一手资料；其余的很多都是表面上替孔丘的僵尸“装金”供养，其实是丑化夫子之作——把个活生生的孔老师丑化成个活死人。

关于了解胡适——尤其青年知识分子要了解胡适，我个人的看法，最可靠的两部书，便是《四十自述》和《胡适口述自传》。读了这两部以后，如再深入，那就应读《胡适文存》和有待出版的《胡适全集》了。

胡老师辞世距今二十余年了，但是七十子之徒和三千著册者，仍遍布天下，对老师之学各是其是、各非其非。

捧胡的后学（有许多事实上是辱胡的），有很多把胡老师捧成大成至圣；批胡的后学（有许多实质上是尊胡的），有的竟说他“臭名昭彰”。

不管捧也好、批也好，青年读者们总不要忘记胡老师的名言“不疑处有疑”、“不要让人家牵着鼻子走”才好。胡适之先生的门人，谁最够资格、谁最不够资格来诠释“胡学”，在这“微言”已绝、“大义”未乖的年代，有思想、有见解的读者会自作其贤明的选择的。

话说从头，要了解胡适，《四十自述》应是必读的第一部书。

1985年12月6日上午5至8时匆草于北美洲

原载《传记文学》第四十八卷第一期

《刍议》再议——重读适之先生《文学改良刍议》

胡适之先生是反对五四运动的。他反对的当然不是他小友周策纵的五四运动，而是他的及门弟子傅斯年、罗家伦、段锡朋一干人，于1919年5月4日，在北京的大街之上摇旗呐喊的那个五四运动。

纽约华美协进社已退休的社长、前辈老朋友孟治先生是位美国名人。《全美名人录》里面为他所列举的多条光荣履历之一便是“曾在中国五四运动中被捕坐牢”，胡适之先生所反对的便是这个“孟治坐牢”的五四运动。

胡适为什么反对五四运动呢？他说因为这个“运动”是对他和一批朋友们——蔡元培、陈独秀、钱玄同等人——所正在进行中的新文化运动的一种“政治干扰”！［编按：参见胡适口述、唐德刚撰稿，《胡适的自传》第八章：《从文学革命到文艺复兴》，《传记文学》第三十四卷第四期（1979年4月1日），页45—55］据他说，新文化运动才是那害了两千年瘫痪病的中国固有文明的对症良药，是当前救国救民的唯一道路。不幸的是，罗家伦把宣言一贴，傅斯年大旗一摇，孟治坐起牢来，“新文化运动”这部列车，被这批小伙计扳错了方向盘，就横冲直撞起来，结果“目的热，方向盲”，列车出了轨、翻了车，弄得伤亡遍野，新文化运动前功尽弃。可怜的老胡适也被弄得教授当不成，而跑到纽约来“落草”。所以他反对五四运动。

在胡适之先生看来，这个真能为中华民族“再造文明”、但是却被迫半途而废的新文化运动，事实上便是他在纽约当学生时代所策动的“新文学运动”的扩大和延伸。而新文学运动又是他那《文学改良刍议》一篇文章“刍”出来的，因而中国近数十年来深入群众的各项激进文化和政治运动，归根结底都与他这篇文章有关。这些运动对国家、民族、人类是祸是福，这篇文章也是个总根，他老胡适都负有责任的。

不管胡先生这一逻辑能不能为历史学家和大众所接受，读中国近代文化史的人，大概没有什么人能否定他这篇文章对近代中国文化运动的重大影响。

1956年6月2日，也就是《刍议》开始起草的四十周年，纽约市中国知识分子所组织的“白马文艺社”在胡氏当年写这篇文章的公寓九条街之外开讨论会之时，胡氏又把四十年前的故事详细地叙述了一遍。白马社其后也曾对中国现代文学里“传统与创造”这一问题，由鹿桥主讲，作过很长的讨论。笔者那时也是参加讨论者之一，会后也曾在自己的日记上写上了些节要和私评。

最近因为要翻译胡先生的英语口述自传中有关文学改良这一章，所以我把二十多年前的旧日记也拿出来翻翻以作参考。读了旧时的日记，我才觉得自己没有长进，二十多年前的意见和我现在的意见并没有太大的差别。就在这个时候我忽然收到汪荣祖教授的来信，他在主编一本有关纪念“五四”六十周年的书，要我写一篇关于“胡适与‘五四’”的纪念文章。笔者糊口异邦，实在没空，然汪公盛意坚约，他又是适之先生和在下的小老乡，后来居上，盛情难却，因而把旧日记上我们讨论适之先生——《文学改良刍议》——的节略抄一段下来，略加修改补充，滥竽充数，以就正于高明。拙文虽与“五四”无直接关系，但也算是一点点有关“五四”背景的讨论吧。

下面一段便是笔者当年在鹿桥、艾山两兄有关“传统与创造”的长篇讲演之后，艾山且点名说我“唱梅派”（梅光迪派）的时候，我自己的发言，和其后一些零星私评的节要和增补：

我认为古往今来，任何哲学家、思想家，他们的思想和理论的价值，我们都应该把它们三七开或二八开，甚或一九开。他们的理论至多只有三分有永恒或较长时期的价值，其余的则只有些临时性的价值；时代一过，剩下的七分、八分，乃至九分都会变成糟粕，没有价值了。我们对任何至圣大贤的看法，我认为都应该如此。例如老子、孔子、苏格拉底、柏拉图、程朱陆王、休谟、康德、黑格尔、马克思、康梁、杜威、胡适、鹿桥、艾山——尤其是艾山（全场大笑），都应该三七开。我们祖国这些年来把文化思想弄僵了的缘故，就是把一些权威大师们“全开”了的结果……

我们对胡适之先生的看法，也应该如此。胡先生的《文学改良刍议》这篇文章，在1917年确是应该“全开”的，因为它具备七分的时代价值和三分的永恒价值。但是如今事隔整整四十年了，那三分“永恒价值”虽然还可继续存在，它那七分的“时代价值”就七、六、五、四、三地随时代的延长而递减了。它将来是否会递减到零，那只有等到四十年后再看了……

以上是我发言的要点。在大家讨论之后，我后来在日记里也把我自己的一些零星的意见总结了一下，写了个大纲。我认为胡先生在《文学改良刍议》那篇文章里所列举的“八条”项目，在清末民初，真可谓“切中时弊”。因为我国有清三百年里的“官样文章”，都被我们安徽的老乡垄断了。说我们好的简直把敝老乡捧成“天下文章其在桐城乎？！”；说我们坏话的，则把咱老乡骂成“桐城谬种”，说他们根本不会写文章，涂鸦满纸，只是一套“桐城壳子”。

说良心话，那一套恭维话，实在是腐儒之见；骂“桐城谬种”是重了一点，“壳子”倒是真的。写起“桐城壳子”来，也真是“八弊皆全”：其一，言之无物；二、专仿古人；三、不讲求清晰的文法，却偏要吹“文成法立”；四、无病呻吟；五、专用滥调套语；六、有话不直说，遇事转弯抹角，用他个“典故”；七、有时还要耍花枪、做对句；八、绝不用大家都懂的俗字俗语。

青年胡适针对时弊，造他桐城老乡一个反，从徽州府炮轰安庆府，打他个安徽内战，把安庆府桐城县内的大小方刘姚都打得落荒而走。胡适之在这场“文改”里所策动的“八反运动”和后来在“土改”时期所搞的“三反”“五反”，真有异曲同工之妙！

可是四十年过去了，徽州胡传的儿子，把桐城方东美的祖宗，早已打得灰溜溜见不得人。但是胡博士从此以后就能取方刘姚而代之，来他个“天下文章其在绩溪乎”了吗？四十年河东转河西，这个文艺界“徽州帮”“黑线专政”也该到了被造反的时候了吧！

第一，做文章一定要“言之有物”吗？屈原的《九歌》，就没有哪一“歌”里面是有物的，你能说屈原的文章不好？屈原是中国文学作家中第一个出个人文集的呢！——三千年来第一人！

写文章不应“模仿古人”吗？近四十年来，我的同学之中就不知出了多少小鲁迅、小胡适、小巴金。不模仿鲁迅、胡适，白话文就作不好。鲁迅早已做了“古人”，胡适那时虽然还未“作古”，但也已“生前原作古人看”了。不模仿古人还行？

写诗文“要讲求文法”？闻一多大师生前所最赏识的那种“看不懂、念不出”的艾山体新诗，就一点文法也没有，它硬是顶呱呱的好诗。今天时代已快进入80年代了，白话诗愈写愈好，也是我有见必读的“现代派”诸大诗翁的“新诗”也就愈不讲求文法了，还不是一样直承胡适之第三、四代衣钵的好诗！

“无病呻吟”不应该吗？萧伯纳说，情书就是美丽的谎言，情书写得愈好，谎也扯得愈大。写情书时，足下如有病，千万不可呻吟！无病，则务必大哼特哼！否则感动不了她，她就说你不是“情感中人”，和你绝交，那你就真要自杀了。我的朋友何灵琰的干爹的名著《爱眉小札》，就是惹得千万痴男情女着意模仿的最好的一本“无病呻吟”的“谎言书”。鲁迅那本读来不像“说谎”的《两地书》，也是一本最高明的无病呻吟的“谎言书”，比徐志摩的“谎”说得高明万倍。总之，如果只是有病才许呻吟的话，则李义山的千把来首诗都要真的被吴稚晖甩到茅坑里去了。

写文章用“滥调套语”也是个少不得的坏事（necessary evil），因为语言文字是个活东西，它也有生老病死，永远生存在新陈代谢之中。三十年代的“左联”，苍天！真是满口新名词，现在再说起来，则无一不是滥调套语。胡适之二十几岁所说的话，句句都新鲜，六十一岁在台大礼堂所说的，有哪一句不是滥调套语！红卫兵小将造反之初，也是句句新腔，三个月后，则没有一句不是霉烘烘的。当今在中国文学批评上作为胡适接棒人的夏志清教授告诉我，他只希望他的书“流传五十年”，第五十一年之后，如果不出个“冬志清”，则中国文学批评里的巨著，所剩的也只是些滥调套语了。

对对对子，也不是天大的坏事。事实上笔者本人就深受其惠，夏志清教授最近谬奖拙作，就是说我会写“三字经”、对对子。

本来嘛，中国的方块字就是与蟹行文不同。我们的文章在方格子里写出来，整整齐齐，就像国庆阅兵的仪仗队，不像番语写出来那样头齐脚不齐的。我们的声调，平平仄仄，读起来也可摇头摆尾，铿锵有致。番文番语怎能同我们比？可是这个秘密自周文王到魏武帝，都未被人发现，直到江东二陆以后，才被一些江南才子找到了。且看他们搞的什么“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你胡适之能说这不是好文章？老实说，我们在海外待久了，同洋人吵架也不算稀奇，抱两本洋书也吓唬不了老几，我就觉得西洋文学里突出的“纯文学”（belles-letters）就不一定比我们的“暮春三月”更美。我们能念得头动尾巴摇，他们能不能？只是我们六朝金粉里的兔子姑娘，在那些花花公子的俱乐部里捞久了，纵是野花也不香了。纽约的“无线电城”内那些“拉克”（rockettes）女郎还不是一样，那一百多条修长的大腿，踢起来多美！可是她们踢了四十年——从重孙女踢到曾祖母，就再没有人要看了，只好破产关门。

我们专门讲求对仗的“六朝文”还不是和这“拉克”差不多，不是她不美，只是“踢”腻了罢了，最后“踢”出个“诽韩案”的主角，要关她们的门。事实上韩退之的“文学改良刍议”里，也有其“七不主义”：不许脚高于顶，不许三点泳装，不许……只有胡适之的“不避俗字俗语”那一“不”，退老未想到而已。

胡适之先生要人家作文“不用典”，更办不到。因为他教人不用典的那篇《逼上梁山》的大文，文题本身就是大典故！正因为他用典，他那篇文章才有劲。不信？且看我把它换成个不用典的题目：“我本不要做呀，他们硬逼着我做啊！”写了这样一个题目不用典的文章，那胡适还能成其为胡适吗？

记得抗战胜利之后，在野党的领袖们想入阁做官，但面子上又不大好意思，弄得扭扭捏捏的。那时那个俏皮的《文汇报》就替他们做了篇社论，叫《袭人出嫁》。读者不用读内容，一看题目就知道是怎么回事，我们读文学史的人，如不以报废文，那笔者就主张打它个一百分，理由就是它用典用得好。“袭人出嫁”不是个典故？后来笔者在海外教书，教了些台大、政大毕业的高材生，我就一反我自己的老师对我“不用典”的教导，劝我的学生作文要用典——用像“袭人出嫁”那样的“典”。不用典的文章怎能（让我用句“滥调套语”）掷地有声？

俗字俗语，胡适之先生一直要我们“不避”。可是他老人家说话作文却避之唯恐不及。笔者在美国做学生工时，学了许多“四字真言”（four-letter words）。土包子当初不懂，去查《韦氏大辞典》也查不着，最后还是请教了一些同工同酬的活字典，才得其真义。这可算是真正的俗语俗字了，但是这些字我就未听见胡老师用过一个。笔者做了教书匠以后，在书桌抽屉内也贴了一张违反师训的座右铭：“教书时千万不可用俗语俗字。慎之！慎之！”自制“语录”以为警惕，否则便有被大学解聘的危险。

对胡老师“不避俗字俗语”这一教导，最忠实执行的，据我所知，只有胡公在北大的及门弟子——老友艾山诗人一人。且看艾山的《山居小草》这首诗里“植树”的那一节：

归一呐，一句话：

“妈的苗×，

老子的事，用着你管？

多嘴，给你吃卫生丸！”（《暗草集》，页19）

在原文里，艾山没有避“×”这个“俗字”，那是我抄诗时把它“避”掉了的。那时我就和艾山抬杠，我劝他不要让胡老师“牵着鼻子走”，俗字俗语还是避一避的好。

总之，话说回头，任何至圣大贤、哲学家、思想家，他们自己的时代一旦过去了，我们学习他们的“遗教”，就只能三七开，因为历史总是向前发展的，时过境迁，一切口号、教条、真理……往往也就意义全非，我们只顾盲目地跟着他们跑就不对了。问良心，这句话也是我老师胡适先生生前告诉我的，这也该是纪念“五四”六十周年，我们这一代中国知识分子所应该有的警惕吧。

1979年1月23日于北美洲

原载《联合报》，1979年4月25日

附录　文学改良刍议

今之谈文学改良者众矣，记者末学不文，何足以言此？然年来颇于此事再四研思，辅以友朋辩论，其结果所得，颇不无讨论之价值。因综括所怀见解，列为八事，分别言之，以与当世之留意文学改良者一研究之。

吾以为今日而言文学改良，须从八事入手。八事者何？

一曰须言之有物。

二曰不模仿古人。

三曰须讲求文法。

四曰不作无病之呻吟。五曰务去滥调套语。

六曰不用典。

七曰不讲对仗。

八曰不避俗字俗语。

一曰须言之有物

吾国近世文学之大病，在于言之无物。今人徒知“言之无文，行之不远”，而不知言之无物，又何用文为乎？吾所谓“物”非古人所谓“文以载道”之说也。吾所谓“物”，约有二事：

一、情感　诗序曰：“情动于中而形诸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不足，不如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此吾所谓情感也。情感者，文学之灵魂。文学而无情感，如人之无魂，木偶而已，行尸走肉而已（今人所谓“美感”者，亦情感之一也）。

二、思想　吾所谓“思想”，盖兼见地、识力、理想三者而言之。思想不必皆赖文学而传，而文学以有思想而益贵，思想亦以有文学的价值而益贵也；此庄周之文、渊明老杜之诗、稼轩之词、施耐庵之小说，所以夐绝千古也。思想之在文学，犹脑筋之在人身。人不能思想，则虽面目姣好，虽能笑啼感觉，亦何足取哉！文学亦犹是耳。

文学无此二物，便如无灵魂、无脑筋之美人，虽有秾丽富厚之外观，抑亦末矣。近世文人沾沾于声调字句之间，既无高远之思想，又无真挚之情感，文学之衰微，此其大因矣。此文胜之害，所谓言之无物者是也。欲救此弊，宜以质救之。质者何？情与思二者而已。

二曰不模仿古人

文学者，随时代而变迁者也。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周秦有周秦之文学，汉魏有汉魏之文学，唐宋元明有唐宋元明之文学。此非吾一人之私言，乃文明进化之公理也。即以文论，有《尚书》之文，有先秦诸子之文，有司马迁、班固之文，有韩、柳、欧、苏之文，有语录之文，有施耐庵、曹雪芹之文，此文之进化也。试更以韵文言之：击壤之歌五子之歌，一时期也；三百篇之诗，一时期也；屈原、荀卿之骚赋，又一时期也；苏、李以下，至于魏晋，又一时期也；江左之诗流为排比，至唐而律诗大成，此又一时期也；老杜、香山之“写实”体诸诗，如杜之《石壕吏》《羌村》，白之新乐府，又一时期也。诗至唐而极盛，自此以后，词曲代兴，唐五代及宋初之小令，此词之一时代也；苏、柳（永）、辛、姜之词，又一时代也；至于元之杂剧传奇，则又一时代矣。凡此诸时代，各因时势风会而变，各有其特长，吾辈以历史进化之眼光观之，绝不可谓古人之文学皆胜于今人也。左氏、史公之文奇矣，然施耐庵之《水浒传》视《左传》《史记》，何多让焉？“三都”“两京”之赋富矣，然以视唐诗宋词，则糟粕耳。此可见文学因时进化，不能自止。唐人不当作商周之诗，宋人不当作相如、子云之赋——即令作之，亦必不工。逆天背时，违进化之迹，故不能工也。

既明文学进化之理，然后可言吾所谓“不模仿古人”之说。今日之中国，当造今日之文学，不必模仿唐宋，亦不必模仿周秦也。前见《国会开幕词》有云：“于铄国会，遵晦时休。”此在今日而欲为三代以上之文之一证也。更观今之“文学大家”，文则下规姚、曾，上师韩、欧；更上则取法秦汉魏晋，以为六朝以下无文学可言，此皆百步与五十步之别而已，而皆为文学下乘。即令神似古人，亦不过为博物院中添几许“逼真赝鼎”而已，文学云乎哉？昨见陈伯严先生一诗云：

涛园钞杜句，半岁秃千毫。

所得都成泪，相过问奏刀。

万灵噤不下，此老仰弥高。

胸腹回滋味，徐看薄命骚。

此大足代表今日“第一流诗人”模仿古人之心理也。其病根所在，在于以“半岁秃千毫”之工夫作古人的钞胥奴婢，故有“此老仰弥高”之叹。若能洒脱此种奴性，不作古人的诗而唯作我自己的诗，则绝不致如此失败矣。

吾每谓今日之文学，其足与世界第一流文学比较而无愧色者，独有白话小说（我佛山人、南亭亭长、洪都百炼生三人而已）一项。此无他故，以此种小说皆不事模仿古人（三人皆得力于《儒林外史》《水浒》《石头记》，然非模仿之作也），而唯实写今日社会之情状，故能成真正文学，其他学这个、学那个之诗古文家，皆无文学之价值也。今之有志文学者，宜知所从事矣。

三曰须讲求文法

今之作文作诗者，每不讲求文法之结构。其例至繁，不便举之，尤以作骈文、律诗者为尤甚。夫不讲文法，是谓“不通”。此理至明，无待详论。

四曰不作无病之呻吟

此殊未易言也。今之少年往往作悲观，其取别号则曰“寒灰”、“无生”、“死灰”；其作为诗文，则对落日而思暮年，对秋风而思零落，春来则唯恐其速去，花发又唯惧其早谢。此亡国之哀音也。老年人为之犹不可，况少年乎？其流弊所至，遂养成一种暮气，不思奋发有为、服劳报国，但知发牢骚之音、感喟之文；作者将以促其寿年，读者将亦短其志气。此吾所谓无病之呻吟也。国之多患，吾岂不知之？然病国危时，岂痛哭流涕所能收效乎？吾唯愿今之文学家作费舒特（Fichte）、作玛志尼（Mazzini），而不愿其为贾生、王粲、屈原、谢翱也。其不能为贾生、王粲、屈原、谢翱，而徒为妇人醇酒丧气失意之诗文者，尤卑卑不足道矣！

五曰务去滥调套语

今之学者，胸中记得几个文学的套语，便称诗人。其所为诗文处处是陈言滥调，“蹉跎”、“身世”、“寥落”、“飘零”、“虫沙”、“寒窗”、“斜阳”、“芳草”、“春闺”、“愁魂”、“归梦”、“鹃啼”、“孤影”、“雁字”、“玉楼”、“锦字”、“残更”……之类，累累不绝，最可憎厌。其流弊所至，遂令国中生出许多似是而非、貌似而实非之诗文。今试举吾友胡先骕先生一词以证之：

荧荧夜灯如豆，映幢幢孤影，凌乱无据。翡翠衾寒，鸳鸯瓦冷，禁得秋宵几度？幺弦漫语，早丁字帘前，繁霜飞舞。袅袅余音，片时犹绕柱。

此词骤观之，觉字字句句皆词也，其实仅一大堆陈套语耳。“翡翠衾”、“鸳鸯瓦”用之白香山《长恨歌》则可，以其所言乃帝王之衾、之瓦也。“丁字帘”、“幺弦”皆套语也。此词在美国所作，其夜灯绝不“荧荧如豆”，其居室尤无“柱”可绕也。至于“繁霜飞舞”，则更不成话矣，谁曾见繁霜之“飞舞”耶？

吾所谓务去滥调套语者，别无他法，唯在人人以其耳目所亲见亲闻、所亲身阅历之事物，一一自己铸词以形容描写之；但求其不失真，但求能达其状物写意之目的，即是功夫。其用滥调套语者，皆懒惰不肯自己铸词状物者也。

六曰不用典

吾所主张八事之中，唯此一条最受朋友攻击，盖以此条最易误会也。吾友江亢虎君来书曰：

所谓典者，亦有广狭二义。饾饤獭祭，古人早悬为厉禁；若并成语故事而屏之，则非唯文字之品格全失，即文字之作用亦亡。……文字最妙之意味，在用字简而涵义多，此断非用典不为功。不用典不特不可作诗，并不可写信，且不可演说。来函满纸“旧雨”、“虚怀”、“治头治脚”、“舍本逐末”、“洪水猛兽”、“发聋振聩”、“负弩先驱”、“心悦诚服”、“词坛”、“退避三舍”、“滔天”、“利器”、“铁证”……皆典也。试尽抉而去之，代以俚语俚字，将成何说话？其用字之繁简，犹其细焉。恐一易他词，虽加倍蓰而涵义仍终不能如是恰到好处，奈何？……

此论甚中肯要。今依江君之言，分典为广狭二义，分论之如下：

一、广义之典非吾所谓典也。广义之典约有五种：

（甲）古人所设譬喻，其取譬之事物，含有普通意义，不以时代而失其效用者，今人亦可用之。如古人言“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今人虽不读书者，亦知用“自相矛盾”之喻，然不可谓为用典也。上文所举例中之“治头治脚”、“洪水猛兽”、“发聋振聩”，皆此类也。盖设譬取喻，贵能切当；若能切当，固无古今之别也。若“负弩先驱”、“退避三舍”之类，在今日已非通行之事物，在文人相与之间，或可用之，然终以不用为上。如言“退避”，千里亦可，百里亦可，不必定用“三舍”之典也。

（乙）成语　成语者，合字成词，别为意义。其习见之句，通行已久，不妨用之。然今日若能另铸“成语”，亦无不可也。“利器”、“虚怀”、“舍本逐末”……皆属此类。非此“典”也，乃日用之字耳。

（丙）引史事　引史事与今所论议之事相比较，不可谓为用典也。如老杜诗云：“未闻殷周衰，中自诛褒妲。”此非用典也。近人诗云：“所以曹孟德，犹以汉相终。”此亦非用典也。

（丁）引古人作比　此亦非用典也。杜诗云：“清新庾开府，俊逸鲍参军。”此乃古人比今人，非用典也。又云：“伯仲之间见伊吕，指挥若定失萧曹。”此亦非用典也。

（戊）引古人之语　此亦非用典也。吾尝有句云：“我闻古人言，艰难唯一死。”又云：“尝试成功自古无，放翁此语未必是。”此乃引语，非用典也。

以上五种为广义之典，其实非吾所谓典也。若此者可用可不用。

二、狭义之典，吾所主张不用者也。

吾所谓用“典”者，谓文人词客不能自己铸词造句以写眼前之景、胸中之意，故借用或不全切、或全不切之故事陈言以代之，以图含混过去，是谓“用典”。上所述广义之典，除戊条外，皆为取譬比方之辞，但以彼喻此，而非以彼代此也。狭义之用典，则全为以典代言，自己不能直言之，故用典以言之耳。此吾所谓用典与非用典之别也。狭义之典亦有工拙之别，其工者偶一用之，未为不可，其拙者则当痛绝之。

（子）用典之工者此江君所谓用字简而涵义多者也。客中无书，不能多举其例，但杂举一二，以实吾言：

1.东坡所藏“仇池石”，王晋卿以诗借观，意在于夺。东坡不敢不借，先以诗寄之，有句云：“欲留嗟赵弱，宁许负秦曲。传观慎勿许，间道归应速。”此用蔺相如返璧之典，何其工切也！

2.东坡又有“章质夫送酒六壶，书至而酒不达”诗云：“岂意青州六从事，化为乌有一先生。”此虽工已近于纤巧矣。

3.吾十年前尝有《读〈十字军英雄记〉》一诗云：“岂有鸩人羊叔子？焉知微服赵主父？十字军真儿戏耳，独此两人可千古。”以两典包尽全书，当时颇沾沾自喜，其实此种诗，尽可不作也。

4.江亢虎代华侨诔陈英士文有“未悬太白，先坏长城。世无鉏麑，乃戕赵卿”四句，余极喜之。所用赵宣子一典，甚工切也。

5.王国维咏史诗，有“虎狼在堂室，徙戎复何补？神州遂陆沉，百年委榛莽。寄语桓元子，莫罪王夷甫”。此亦可谓使事之工者矣。

上述诸例，皆以典代书，其妙处，终在不失设譬比方之原意；唯为文体所限，故譬喻变而为称代耳。用典之弊，在于使人失其所欲譬喻之原意。若反客为主，使读者迷于使事用典之繁，而转忘其所为设譬之事物，则为拙矣。古人虽作百韵长诗，其所用典不出一二事而已（《北征》与白香山《悟真寺诗》皆不用一典）。今人作长律则非典不能下笔矣。尝见一诗八十四韵，而用典至百余事，宜其不能工也。

（丑）用典之拙者用典之拙者，大抵皆懒惰之人，不知造词，故以此为躲懒藏拙之计。唯其不能造词，故亦不能用典也。总计拙典亦有数类：

1.比例泛而不切，可作几种解释，无确定之根据。今取王渔洋《秋柳》一章证之：“娟娟凉露欲为霜，万缕千条拂玉塘。浦里青荷中妇镜，江干黄竹女儿箱。空怜板渚隋堤水，不见琅琊大道王。若过洛阳风景地，含情重问永丰坊。”此诗中所用诸典无不可作几样说法者。

2.僻典使人不解。夫文学所以达意抒情也，若必求人人能读五车书，然后能通其文，则此种文可不作矣。

3.刻削古典成语，不合文法。“指兄弟以孔怀，称在位以曾是”（章太炎语）是其例也。今人言“为人作嫁”亦不通。

4.用典而失其原意。如某君富山高与天接之状，而曰“西接杞天倾”是也。

5.古事之实有所指，不可移用者，今则乱用作普通事实。如古人灞桥折柳，以送行者，本是一种特别土风。阳关、渭城亦皆实有所指。今之懒人不能状别离之情，于是虽身在滇越，亦言灞桥；虽不解阳关、渭城为何物，亦皆言“阳关三叠”、“渭城离歌”。又如张翰因秋风起而思故乡之莼羹鲈脍，今则虽非吴人，不知莼鲈为何味者，亦皆自称有“莼鲈之思”。此则不仅懒不可救，直是自欺欺人耳！凡此种种，皆文人之下下功夫，一受其毒，便不可救。此吾所以有“不用典”之说也。

七曰不讲对仗

排偶乃人类言语之一种特性，故虽古代文字，如老子、孔子之文，亦间有骈句。如“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故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徼”。此三排句也。“食无求饱，居无求安”；“贫而无谄，富而无骄”；“尔爱其羊，我爱其礼”，此皆排句也。然此皆近于语言之自然，而无牵强刻削之迹；尤未有定其字之多寡、声之平仄、词之虚实者也。至于后世文学末流，言之无物，乃以文胜；文胜之极，而骈文、律诗兴焉，而长律兴焉。骈文、律诗之中非无佳作，然佳作终鲜。所以然者何？岂不以其束缚人之自由过甚之故耶？（长律之中，上下古今，无一道佳作可言也）今日而言文学改良，当“先立乎其大者”，不当枉废有用之精力于微细纤巧之末。此吾所以有废骈废律之说也。即不能废此两者，亦但当视为文学末技而已，非讲求之急务也。

今人犹有鄙夷白话小说为文学小道者，不知施耐庵、曹雪芹、吴趼人皆文学正宗，而骈文、律诗乃真小道耳。吾知必有闻此言而却走者矣。

八曰不避俗字俗语

吾唯以施耐庵、曹雪芹、吴趼人为文学正宗，故有“不避俗字俗语”之论也（参看上文第二条下）。盖吾国言文之背驰久矣。自佛书之输入，译者以文言不足以达意，故以浅近之文译之，其体已近白话。其后佛氏讲义语录尤多用白话为之者，是为语录体之原始。及宋人讲学以白话为语录，此体遂成讲学正体（明人因之）。当是时，白话已久入韵文，观唐宋人白话之诗词可见也。及至元时，中国北部已在异族之下三百余年矣（辽、金、元）。此三百年中，中国乃发生一种通俗行远之文学。文则有《水浒》《西游》《三国》之类，戏曲则尤不可胜计（关汉卿诸人，人各著剧数十种之多。吾国文人著作之富，未有过于此时者也）。以今世眼光观之，则中国文学当以元代为最盛；可传世不朽之作，当以元代为最多，此可无疑也。当是时，中国之文学最近言文合一，白话几成文学的语言矣。使此趋势不受阻遏，则中国几有一“活文学”出现，而但丁、路得之伟业［欧洲中古时，各国皆有俚语，而以拉丁文为文言，凡著作书籍皆用之，如吾国之以文言著书也。其后意大利有但丁（Dante）诸文豪，始以其国俚语著作。诸国踵兴，国语亦代起。路得（Luther）创新教始以德文译《旧约》、《新约》，遂开德文学之先。英法诸国亦复如是。今世通用之英文新旧约乃1611年译本，距今才三百年耳。故今日欧洲诸国之文学，在当日皆为俚语。迨诸文豪兴，始以“活文学”代拉丁之死文学，有活文学而后有言文合一之国语也］几发生于神州。不意此趋势骤为明代所阻，政府既以八股取士，而当时文人如何李七子之徒，又争以复古为高，于是此千年难遇言文合一之机会，遂中道夭折矣。然以今世历史进化的眼光观之，则白话文学之为中国文学之正宗，又为将来文学必用之利器，可断言也（此“断言”乃自作者言之，赞成此说者今日未必甚多也）。以此之故，吾主张今日作文作诗，宜采用俗语俗字。与其用三千年前之死字（如“于铄国会，遵晦时休”之类），不如用20世纪之活字；与其作不能行远、不能普及之秦汉六朝文字，不如作家喻户晓之《水浒》《西游》文字也。

结论

上述八事，乃吾年来研思此一大问题之结果。远在异国，既无读书之暇晷，又不得就国中先生长者质疑问难，其所主张容有矫枉过正之处。然此八事皆文学上根本问题，一一有研究之价值。故草成此论，以为海内外留心此问题者作一草案。谓之刍议，犹云未定草也，伏唯国人同志有以匡纠是正之。

1917年1月

论三位一体的张学良将军——序傅虹霖女士《张学良的政治生涯》

在五光十色的中国近代史中，在百余年当国者的公私生活和政治成败的纪录上，最多彩多姿的领袖人物，少帅张学良将军应该是独占鳌头了。他那带有浓厚传奇性和高度戏剧化的一生，在民国史上老中青三代的领袖中，真没有第二人可与其相比。尤其是他政治生涯中最后一记杀手锏的西安事变，简直扭转了中国历史，也改写了世界历史。只此一项，已足千古，其他各项就不必多提了。

前不久我曾看过一部叫作《少帅传奇》的电影。那显然是由于各种客观条件的限制，使这部电影里的传奇故事比起少帅传记里的真实故事来，恐怕还要逊色呢。少帅实际生活的传奇性，似乎要比传奇电影里的传奇更富于传奇性！

张学良本来就出生于一个富于传奇性和戏剧化的家庭里。他父亲“老帅”张作霖便已很够传奇了。他原是一个比小说书上“梁山英雄”更富戏剧性的真实的草莽英雄，在清代由落草剪径，到抗俄抗日，招安立功，升官发财，而出掌方面。他所掌的“方面”竟比西欧英、法、德、奥诸列强的联合版图还要大得很多。

既有方面之权，作霖乃起而逐鹿中原，终成短期的中华之主，当上了北京政府的“大元帅”——当时中国正统的国家元首。学良便是这样一位不平凡的草莽英雄的儿子。他也是在草莽中诞生的，嗣后跟随其父，水涨船高，竟然做了军阀时代的中国“末代皇帝”的太子。

张大元帅由于秉性忠烈，不可能做汉奸，因此不为日本帝国主义者所容，终于在兵败之后，为日人所暗算而以身殉国。这一段简略的老帅传记，本身便已是够戏剧化了。那时曾有意侍候老帅、终于变成少帅顾问的顾维钧博士就曾经告诉我一个真实而富有戏剧性的故事：作霖于1926年6月18日就职中华民国军政府陆海军大元帅时，曾举行一次历代帝王和历届民国总统都循例举行的祭天大典。当张氏正在天坛之中捧爵而祭并喃喃祝祷之时，孰知一不小心竟把这金爵摔落地上，爵扁酒流，使大元帅惊慌失措，与祭者也都认为是不祥之兆。

其后不久，那批在北京以专才身份待业待诏的博士帮，包括顾氏自己，可能还有王宠惠、颜惠庆、施肇基等一群，日长无事，结伴行街。他们曾戏以张大元帅的生辰冒为一无名老人的八字，请当时北京知名的一位相士代为算命。这相士把八字一排说：这个命贵则贵矣，只是现在他已是黎明前的“电灯胆”，马上就要熄灭了。“电灯胆”便是北京土话中的电灯泡。在那电力不足的北京，黎明前的电灯胆是特别明亮的。果然，不久张氏这个明亮的电灯胆便在皇姑屯熄灭了。

这一故事是顾氏在海牙做国际法庭法官返纽约向我口述其《顾维钧回忆录》时亲口告诉我的。这位国际法庭大法官，那时没有向我捏造这一故事的必要。我之所以提出这些小故事，也只是帮助说明张作霖、张学良父子的一生是多么富于传奇性罢了。

张学良自己在其所撰写的所谓《忏悔录》中，也曾说明他昔日从政的缺失是在识蒋之前一辈子未做过“任何人的部下，未有过任何长官”。他只跟他的“先大元帅”做了多少年的少帅，而这少帅却是从一个公子哥儿开始的。

张学良可能是中华民国史上最有名的公子哥儿了。但是，治民国史者也不能否认他是一位统兵治政的干才。把个花花公子和政治家、军事家分开来做，则民国史上实是车载斗量，没啥稀奇；可是把这三种不同的身份拼在一起，搞得三位一体，如鱼得水，则学良之外，也就真的别无分店了。少帅张学良之所以成为历史性的传奇人物，其难就难在这个三位一体了。

汉卿、汉卿，我国近百年来的凤子龙孙、达官显贵子弟，生活放荡的，也是成队成群了。若论吃喝玩乐的纪录，真正有钱有势有貌有才的邓通、潘岳也不难做到，而难的却是大厦既倾、树倒猢狲散之后，仍有红颜知己舍命相从，坐通牢底，生死不渝——这一点纵是《红楼梦》里情魔情圣的贾二公子也无此福分，而汉卿你却生受之，岂不难能可贵？我们写历史的、看小说的阅人多矣，书本上有几个真假情郎比得上你？

一荻、一荻，你这个“赵四”之名也将永垂千古，在人类可贵的性灵生活史上长留典范，为后世痴男情女馨香景慕。睹一荻之痴情，羡汉卿之艳福，读史者便知，若汉卿只是个酒色之徒而非性情中人，他哪能有这个美丽的下场——公子哥儿不难做，但是古今中外的公子哥儿，有几个不落个丑恶的、难堪的结局？漫说是像张学良这样的大人物了，读者闭目试思，在你所亲见亲闻的酒色之徒中，有几个不凄然而逝？红颜知己、学生战友云乎哉？

赵一荻，我们历史学家也替你喝彩！

至于张学良将军是个军事天才，我们读史者亦不能反证其非。

学良才二十出头，便指挥数万大军，南征西讨。年方二十六便官拜北京政府的良威上将军，与吴佩孚等老帅同列——正如他自己所说的：未足而立之年，“即负方面，独握大权”。

当然，学良的大官大位是与他有个好爸爸分不开的。但是，我们细阅本书便知他那个好爸爸也幸好有这么个好儿子。学良是他的“先大元帅”麾下不可或缺的助手、智囊和副指挥。他们的父子档，正如京戏舞台上所创造的杨家将。没有这个儿子，则张老令公的光彩也就要逊色多了；没有这个儿子，老令公于“碰碑”之后，余众也就统率无人了。

少帅的崛起，的确是由于传统的宗法关系而扶摇直上的；但是专靠这点血缘关系便“负方面，独握大权”，雄踞一方，也是做不到的。关于这一点，公正的历史学家，尤其是本书的作者，自有清楚的交代，读者可细玩之。

张学良最难能可贵的，是他在情场、战场之外，也有其政治家的节操与风范和青年爱国者的热血。他在二十来岁的青年期所具有的现代化的政治观念，已非老帅所能及。年未而立，“即负方面，独握大权”之时，竟能在日俄两大帝国主义环伺之中、守旧派元老将领压力之下，义无反顾，归顺南京，幡然“易帜”。

须知学良于1928年底的易帜，与中国内战史上的“势穷来归”或“变节起义”是截然不同的，在三千年的国史上也鲜有先例。东北当局当年处于日俄夹攻之中，据说南京策士曾有“以外交制奉张”的建议。其实反过来说，“奉张”又何尝不可“挟寇自重”呢？在中国边患史中，安禄山、石敬瑭、张邦昌、吴三桂和后来的盛世才，不都是好例子吗？学良何尝不可依违其间、待机而动呢？但是学良不此之图，偏要易帜归顺，促成国家统一，最后招致日俄二寇南北夹攻，终使他独力难以为继。再者，张少帅亦未尝不可效当年李鸿章以夷制夷之故伎，联俄以抗日，亦联日以抗俄，于二寇均势中自图生存。而学良亦舍此老例不顾，却（如他自己所说的）“不自量力，拟收回北满权利”，挥师“抗俄”，做了个希特勒式冒险之前例，对南北二寇两面开弓。结果力有不敌，终于弃甲曳兵而走。或问学良当年何以见不及此？答曰无他，一股青年热血沸腾而已。那时少帅还不过二十九岁，满腔热血，他如何能向那老谋深算炉火纯青的老官僚李鸿章看齐呢？

关于这一点，我们读历史的，月旦人物，就要看当事人的动机而作其“诛心之论”了。学良当年既拒日又抗俄的干法，实在是一位少年气盛、忠肝义胆的民族英雄之所为，当时那些私心自用、假抗敌之名行投机之实的军阀、官僚、文人，实无法相比。古人说，忠臣必出于孝子之门。此盖人之异于禽兽者。便是不同的禽兽，也各有其独特的物性，如虎狼之残暴、乌鸦之反哺、鸳鸯之爱情，等等。这种不同的灵性，人类却兼而有之，只是人类各个体偏向发展各有其不同程度罢了。世人之中君子小人之辨、爱情色欲之别、贪婪廉洁之分……也就在此。吴三桂说：“父不能为忠臣，儿安能为孝子？”事实上，一个人在天赋性灵上，不能做情种，又安能做烈士——于此我们也可以看出张学良青少年时期的那股血性。明乎此，则我们对赵四为爱情而生殉的感人故事，便也觉得没什么费解了。

显然，张学良青年期的血性和他不愿做帝国主义傀儡的骨气，也是引起“九一八事变”的基因之一。今日史家已完全证实，“九一八事变”是当年日本朝野蓄谋已久的行动。老实说，那也是北伐以后，蒋、李、冯、阎三年内战的必然后果。事变既发，张学良之抵抗与不抵抗，是不会改变事变之结果的；而况他的“不抵抗”原是奉命行事。背了这“不抵抗”三字的黑锅，在当时真是“国人皆曰可杀”。而张氏为此三字之冤不辩一词，并从而戒烟去毒，浪子回头，洗心革面，知耻近乎勇，却是很难能可贵的。

最后，我们就要谈到那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了。西安事变这件历史事实，今后恐怕要被史家争辩一千年而终无定论。但是，事变中的若干史实也是无人能够否认的。

第一，事变之发动是激于张学良对国难家仇的义愤。他反对内战，主张枪口向外，是绝少甚至完全没有考虑到私人利害的。在学良看来，北伐之后，他为谋求国家统一，不惜自弃历史，毅然易帜，归顺中枢。如今外患急于燃眉，蒋公必欲置中共全军于死地，不灭不休，毋乃太过。学良口劝不动，乃贸然实行兵谏，希望蒋公不为已甚，张氏这种心理基础，盖亦为史家所不容否认者。

第二，西安事变之发生，建议为杨，主动为张。迨至骑虎难下之时，学良问计无人，致使精明而识大体的周恩来变成“谋主”。这点也是不争之论。

不过话说回来，西安事变之受惠者，也不全是中国共产党，中国国民党乃至蒋氏本人也未尝不无实惠。盖西安无变，则蒋氏之剿共战争，以蒋之个性，势必坚持到底。然证诸世界各国近代史之各种实例，这一剿共战争，将伊于胡底，实无人可以臆测。“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古人说：“扬汤止沸，莫如去薪。”共产党有群众、有理论，不谋釜底抽薪，专求扬汤止沸，是消灭不了的。而专靠枪杆来剿共，就是扬汤止沸；何况外患紧迫，大敌当前，有谁能保证一把野火就可把共产党烧得死灰不燃？所以西安事变未始不是国共之争的光荣收场。

再者，西安事变之圆满解决，对当时南京政府也提供了“全国统一，一致对外”的抗日战争的必要条件，因而提早了全面抗战。根据当时国民党“攘外必先安内”的既定政策，没有西安事变，则国府对日还得继续“忍辱”，而忍辱又伊于胡底呢？以当年日本侵华的气焰来推测，南京之抉择在“抗战”、在“忍辱”，其结果并无轩轾；所不同的只是：抗战者“玉碎也”，忍辱者“瓦碎也”，欲求“瓦全”不可得也。如果没有个西安事变，而国民党一再忍辱而弄出“瓦碎”的结果，则蒋氏与国民党在中国历史上将奚止“身败名裂”而已哉！所以西安事变对蒋氏、对国民党，也是塞翁失马，安知非福。

总之，抗战八年，实是我国家、民族历史上最光荣的一页。“兄弟阋于墙而外御其侮”这句古训，在抗战初期真表现得刻骨铭心，为后世子孙永留典范。笔者和一些老辈读者都是有亲身体验的过来人，我们那时亲眼见到蒋氏和国民党的声望，全民仰止，真如日中天。这点史实，任何公正的历史学家都不会否认。如果没有西安事变，没有全国的大统一，没有惨烈的武装抗战，则人事全非，一个独裁专政的领袖和一个忍辱含羞的政党，在历史舞台上以何种脸谱出现，我们写历史的人就很难妄测了。

蒋氏和国民党，当时有此声望、有此契机，好好搞下去，正是天降大任，民赐良缘，来复兴民族、重建国家。谁又想到八年苦战之后竟落了个派系倾轧、五子登科、关门自杀的局面，这又是谁之过欤？人必自侮而后人侮之。西安事变提早全民抗战是真，使反对派的中共因此壮大也不假，但是说它毁灭了国民党在大陆的政权，那就过甚其辞了。

但是不论我们对西安事变的历史意义是怎么个看法，这桩严重的事变和它的多彩多姿的策动者，在我们向以史学炫世的中国，不能没有一部公正翔实的传记。今日坊间有关张、杨之作和老帅、少帅片断的传记，也并不少见；可是由一个职业史学工作者穷根究底地来钻他个牛角尖，写篇水落石出的博士论文，则尚不多见。因此，傅虹霖博士以她十年之功，写出了这部《张学良的政治生涯》，似乎还是这位不平凡的历史人物张学良将军的第一本全传，虽然她所写的还只是限于张氏“政治生涯”这一面，至于其他多彩多姿的众多方面还有待来者。

本书作者傅虹霖博士，于汉译本完篇之后，不弃浅薄，曾一再要我为她这本中文版写篇序文，她的厚意不是因为我对少帅张学良有多少深入的研究；相反，正是因为我所知道的张学良的政治生涯多半得自本书——我是这本传记英文原稿的第一个忠实读者。在作者撰写过程中，从导言到结论，我不但逐字逐句地细读，有时还签注意见、参酌大纲、详订细节。何以如此呢？因为本书英文原稿原是作者在纽约大学历史系攻读博士学位时的博士论文。在她撰写期间，不才适受聘为该校史学系博士班的客座导师，她适是我这位不学导师的博士研究生。这就使我对她这部大作的英文原稿非逐字逐句地细细阅读和慢慢推敲不可了。

在美国的名牌大学中，博士论文的撰写是十分严肃的。简言之，那就是胡适所说的“拿绣花针的功夫”，一幅百尺锦绣，是用小小的绣花针，一丝不苟、一针针地绣出来的。不但要“大胆假设”，更要“小心求证”，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有九分证据不能说十分话。夸夸其谈、望文生义等新闻报道式的撰述，是一句不许的。

还有，在“方法学”上的选择也是极其严格的。我国写旧式传记的程序，也被“社会科学处理”的方式所替代，立言持论都要以社会科学各部门的法则为依归，不可信口开河。这样一来，不但难为了学生，也难为了导师，前者的训练便是后者的责任。这种训练，在中国旧戏剧界里叫作坐科，经过这种严格地坐科训练的演员，便叫作科班出身，否则便是票友。但这不是说票友一定不如科班。可是坐科毕竟是一种对基本功的训练，他的底子究非玩票者所可比。本书作者傅虹霖女士便是史学界有才华而又有科班训练的专才。笔者不学，竟曾一度做过这样有成就的高材生的论文导师。但我对这样不平凡的博士研究生却殊感内疚，因为我虽忝居教席，我对有关张学良的政治生涯的知识，大体依赖着傅女士的研究。如果说她是青出于蓝，那简直是我自抬身价了。

我说这种话并非谦虚，而是事实。她这位杰出的研究生也是我所指导过的博士研究生中唯一的例外。笔者在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任教十余年，老实说，那时在我辅导之下的研究生都可以说获益匪浅。理由是那时我兼掌哥大中文图书馆，并且教授一门“中国目录学”。坐拥书城，二十四小时浸在其中，所以任何艰涩题目和稀奇史料，都可一索即得，迎刃而解，因此诸生问学，往往半日之谈，便可省却他们数周、数月甚至数年之功。这不是夸大，实在是汉家典籍浩如烟海，若无师承，则异族学生摸索终生，有时还是足未入户。今日有些所谓汉学家，难免还是如此。可是我对本书的作者就感到十分歉疚了——我对她没有尽到一位论文导师所应尽的责任，反而是在批阅她的论文时向她学习。原因是当她开始撰写时，我正自哥大转业至纽约市立大学，而且转过来担任的且是一项综合多种学科的行政工作。我把哥大中文图书馆的钥匙交还原主之后，对图书资料的掌握便没有以前随时出入那样方便了。

本书作者傅虹霖博士攻读的是私立纽约大学，我转业任教的是纽约市立大学，两校皆无汉籍收藏，研究汉学的师生都倚靠哥大的中文馆。我既离哥大，则各校研究生来寻求指导者，我都以资料检阅不便而谢却。在这种情况之下，傅女士做了我的研究生也就变成了例外。因为她和她的丈夫祖炳民博士和我夫妇早有通家之好，平时论学衡文都如兄若弟，大家治学亦各有高低。如今老友夫人为进修学位，寻师适及下走，我虽自知不学，于情于理，均不得不勉力承乏。今喜见大著问世，我附骥为文，真不胜其惭汗也。

傅虹霖博士是东北的媳妇。她丈夫祖炳民博士原是吉林人氏，毕业于日本东京大学，精通日文，曾主持美国新泽西州西东大学亚洲研究院有年，知名汉学界。他属东北世族，与原东北军将领和老、少帅本家都有千丝万缕的关系。这本书由祖夫人来写，真是得心应手；再加上他二人的才华和博士学位的科班训练，我想这部杰作也能够传世了吧。我是精读过她的英文原著的，持论公允，文笔流畅，颇得我心。中文译作我虽尚未寓目，锦上添花自可预卜。不过博士论文毕竟是篇学术著作，自与通俗读物各异其趣，我想有心读者自能得其三昧。然书非自译，偶难达意，也是意料中事。原文撰述本以西文读者为对象，译汉以后，以中国文谈中国事，让中国读者读之，自更有分外亲切之感。如今发行在即，谨遵作者之嘱，匆草芜篇为序，尚乞海内贤明不吝教之，为幸。

1987年12月23日清晨于北美洲

［编者按］傅虹霖著《张学良的政治生涯》原系英文写作，在美国出版，中文版由王海晨、胥波翻译，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出版。

原载《传记文学》第五十四卷第一期

张学良将军的赤子之心

第二次大战后影响历史研究最大的一门学科，便是由杜威大师开山的“行为科学”（behavior science）了。这宗新学派的论学主旨则是“个性决定行为”。其“决定”的方式则是通过一种S-R或S-O-R程序，也就是“刺激——生机——反弹”（stimulus-organism-response）连续反应的运作过程。这一过程的发展也是有其等级的：如果这一个性所决定的行为的行为者是一介匹夫，则其行为的结果（consequences）就只限于一家之内；如果他是官吏或教师，其影响便及于社会；如果他是个秉国政、掌重兵的大人物，那就牵涉国计民生了；更上层楼，他如做了世界级的伟人，不得了，他的个性所决定的行为就关系全人类的生死存亡了。

如今天与人归，由张岳公资政所领导发起、群贤共祝九秩大庆的汉卿张学良将军，便是这样一位世界级的历史伟人，他的个性所决定的行为，就关系全人类的祸福。事实上，他那颗火热热的、老而弥笃的赤子之心所铸造的个性，再通过S-O-R的过程所“反弹”出来的社会行为，就部分地改写了20世纪后期的世界通史，也通盘地改写了同一时期的中国近代史。我们搞近代史专业的史学家，如今面对这样一位重量级的历史制造者，执简在手，又怎样去秉笔直书呢？

传统史学中的“春秋之义”

老实说，上述西方这宗最新的学问，和我们东方最古老的孔孟教义，基本上是殊途同归的，至少两者之间并没有原则上的矛盾。只是行为科学家只泛论人类社会行为变化之通则，内涵是抽象的，没有涉及个性或人性善恶的具体问题；而我国儒法两家社会哲学的出发点，则基于具体的人性之为善为恶的问题。其实善恶的标准是人类智慧主观地制订的，人性因此也是善恶兼具的。君子小人之别，只是两种“七分天赋、三分环境”所养成的不同的人品罢了。

可是从实际政治运作的观点来看，则有为有守的君子之间，亦何尝没有误国之士；无所不为的小人之群，也每有治国用兵之才。既然这样，我们观察历史人物，又如何落笔呢？所以我们传统史家乃有所谓“春秋之义”，就是把他们的动机与效果分开，不以成败论英雄。历史人物如动机纯正、心际光明，则是国之瑰宝、民之圣贤，行事偶有差池，史家亦只“责备贤者”而已，无伤大节。反之，小人当国，则不论成败都是史家口诛笔伐的对象了。

曹操说：“天下无孤，不知几人称帝，几人称王。”他对安定汉末那个动乱社会是有其功勋的，但是曹操却永远是传统史家笔下枭雄小人的代表。重视动机、藐视效果，斯之谓“诛心之论”——其功不可没，而其心可诛，则终不足取也。我国传统史学上这点臧否人物的道德标准，是值得我们承继的。

不过传统史学毕竟落伍了。它那衡量忠臣孝子的尺码，已嫌陈腐；它那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研究方法，也不够科学。这就需要我们用现时新兴的社会科学的法则来加以补充了。所以我们要把我国当代世界级的民族英雄在国族历史上试为定位，那我们就得把古今中外历史科学的法则与观念摊开来比较研究一番，不偏不倚，才能粗得其平。

所以我们如以“春秋大义”来观察张学良将军，他实在是一位动机纯正、心际光明、敢作敢为、拿得起放得下而永不失其赤子之心的爱国将领。就凭这一点，当年假抗日之名行营私之实、其功未必不可没而其心实可诛的军人、政客、党人、学者，在中国近代史上，就不能跟张学良这样的老英雄平起平坐了。

再从当代行为科学研究的规律着眼，则少帅当年的政治行为和心理状态，亦无一不可于“刺激——生机——反弹”的通则上找出科学的答案。这是一门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如心理学、生理学等）交配的新品种，不是历史学家可以胡说八道的。

总之，张学良将军早岁的显赫和晚岁的恬淡，都发生于一个“最后之因”，这个“因”便是他个性上有颗赤子之心。这颗赤子之心，经过S-O-R的反弹化为行为，是可以翻天覆地的。那是少帅当年道德上的长处，但它可能也是少帅职业上的短处啊。

永不褪色的赤子之心

朋友们或许要问，张学良有颗永不褪色的赤子之心，何所见而云然呢？答曰，正是有所见而云然！

事实上是，赤子之心，人皆有之；只是基于上帝安排，人各有其多寡罢了。张汉公可能要比一般人更多一些。这是上帝恩赐，不可强求。

事实上，赤子之心，也是人皆失之；只是失去者有早晚之别罢了。而张汉公则保留它至九十高龄而未褪色，这或许就是环境的关系了。赤子之心为何物也？想读者群中善男信女都能详道之，不多赘了。只是失去赤子之心的人，应以政客为最早。盖政治最复杂、最诡谲，吃那行饭的人，童心就不易保留了。可是张学良也是吃那行饭的大头头，他竟然年跻九十而有其赤子之心，岂不怪哉？

其实细细推敲一下就没有什么费解了。行为科学的S-O-R就足为我们详述之：张汉公虽然“年未而立，便负方面，独握大权”，俨然一位政界大头目，但是他却没有学会怎样做政客！他没有做政客的必要嘛。因此他在这个S-O-R的连锁上就缺少了这个做政客的“S”，自然就没有“O-R”了。且看他生为“衙内”，幼为“王子”（东北王之子），稍长“便负方面”，当行伍出身的老奉系搞不下去了，在现代化了的新奉系中，少帅就是事实上的一系之主，何待于老帅殉国之后呢？他上无其心难测的上司，中缺争权夺位的同僚，下面多的是忠心耿耿的死士部属；日常行政处事，一切为国、为民、为公、为系，也就是为着自己。他没有搞钩心斗角之必要，因此他也就没有做小政客的历史磨炼了。

汉公真正地卷入政治漩涡，盖在“九一八”之后，而他的对手又是三位当时中国政坛的第一等高手，所以少帅就开始吃亏了。西安事变之后，张副司令亲送蒋中正总司令返南京。冯玉祥闻之叹曰：“少不更事！”这位姓冯的“把兄”（冯、张原有金兰之盟）就不知道他那年轻的“把弟”原不是个官僚政客嘛。

人生短短百年，总应留得清白在人间！

唯大英雄能本色，是真名士自风流！吾为张学良将军作期颐之祝。

1979年5月28日匆草于台北

原载《传记文学》第五十六卷第六期

民国史“每两月一章”

绍唐兄：

拜读5月号贵刊“编者按语”，真不胜惶汗。兄之期许，诚为弟数十年之私愿。每希于衣食无虞而又可长期目不窥园之条件下，为民国史作一有系统之整理，庶足以一家之言，就正于史学同文及社会上之一般读者。鄙意拙作将区分为两部门：其“正文”当务求其通俗，庶几非史学界读者偶一阅之亦不致“昏昏然入睡”；其“学报”性文字，则系诸“注释”，必要时重要小脚注均可独立成篇，自成一小专题，以就正于象牙塔内之贤师益友，虽不能至，数稔以来，心向往之矣。

唯弟此次留台数月，实完全出诸偶然。初来时除一把牙刷之外，真是身无长物。数十年旧稿与笔记等物，竟未携来片纸。最近虽承蒋慰堂前辈之提挈及“国立中央图书馆”中诸友好之鼎助，重入宝山，殊可安居乐业；然目前亦有一二专题，必须于留台期间全力以赴，期能略有所成，以补国史之书阙有间。以故兄之盛意嘱“每月一章”，实在是捉襟见肘，力有不足。加以海峡两岸，近史专才何只数百人，弟何人兮，敢于班门弄斧、草草落笔哉？如兄宽限为“每两月一章”，则拖破车、牛马走，或可勉强应命。弟自知不学，以故一拖再拖，始终不敢执笔。然弟亦深知：“丑媳妇终得见公婆。”如无畏友如兄者执鞭策励于后，将永远不敢“洗手做羹汤”也。

拙作次一篇姑命题为“论‘帝国主义’与晚清外患”，兄如不弃，当于6月中旬缴卷也。匆上。叩

编安

弟德刚　顿首

1979年5月25日

原载《传记文学》第五十六卷第六期

广陵散从此绝矣——敬悼顾维钧先生

1985年11月15日上午，我正拿着粉笔走向教室，系秘书忽传有台北电话，那原来是金恒炜先生打来要我写一篇悼念顾维钧先生的文章。

“顾先生去世了！”心头为之一怔。台北已知道了，而我近在咫尺却未见消息，所以感到愕然也。

顾先生自1912年他二十五岁在哥伦比亚大学取得博士学位回国，出任外交部和袁世凯大总统的机要秘书始，至1967年近八十高龄自海牙国际法庭退休止，盘旋于中国政坛的最高阶层先后五十余年而未尝间断。真是一生显赫、福寿全归，不特是中国近代史中所未有，即在世界近代史中，除丘吉尔一人之外，恐怕也难找到第二人了。

先生今以九九高龄无疾而终，这在传统中国原叫作白喜事，亲友晚辈本无悲伤之必要。只是顾公的门生故吏、晚辈亲友，近数月来，正准备明年为老人庆祝“百龄嵩寿”，孰知余时不过数月，老人却“避寿”而去，终不能不使晚辈感其哀悼也。

笔者之认识顾先生，进而成为顾氏的助手，还是由我那老本行“口述历史”开始的。在50年代之末，哥伦比亚大学“中国口述历史学部”一共只有两个全时研究员，那便是已故的夏连荫（莲英，英文名JulieHow）女士和我。但这时正在大陆“变色”之后不久，寓居纽约附近、头一号的中国前政要，真是一列地铁如何载得起！这对我们搞中国近代史的来说，也真是多彩多姿、美不胜收——只要这批历史制造者纡尊降贵，有意与我们合作，那我们无不欢迎，工作再繁重也得撑持下去。

顾维钧先生在1960年初有意参加我们“口述历史学部”之后，校方原是指定Julie担任访问。Julie工作本就相当繁重，加以她又是位美而多财的千金小姐，家资万贯，不靠薪金过日子，搞历史本是她的消遣，弄得做工如救火她是不肯干的——这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所以连荫在访问了顾少川先生的童年事迹以后，嫌太忙太累，就辍工不干了。

我那时比连荫还要忙。但是“顾维钧”这个名字对我的诱惑力太大了。搞中国近代史怎能和“顾维钧”失之交臂呢？加以在北洋时代，顾总长、顾总理和黄蕙兰夫人，还住在铁狮子胡同陈圆圆的故居时，我家的一些长辈，包括我那在法国留学的姑母和姑丈，都认识他们。自我家长辈口中，不知听了多少顾总长的传奇——那时的“顾总长”这三个字，对个小孩子是多么遥远啊！

如今这位“铁狮子胡同的顾总长”就近在眼前，这项传奇何能放过？我自连荫处取过录音带，就和顾总长攀谈起来了。顾总长对我的接班也大为高兴——因为我对民国史演义也大有研究。搞起直系、皖系，尤其是后者，也能如数家珍。顾总长提到吴景濂，我就说“吴大头”；他说“国会议员”，我就说“八百罗汉”；他说“张嘉璈使他过不了中秋节”，我就把张公权回忆录拿给他看，并告以张公权先生亲口对我所说的关于“中秋节”事件的经过；他提到冯玉祥“倒戈”——此事当时传说是“顾维钧假扮妇人，逃往天津”，我便告诉他黄郛是主谋，黄沈亦云夫人则躲在北京公馆做内应。

“黄沈亦云夫人告诉我，这件事是‘首都革命’呢！”我以英语向当年的总长、摄阁，提出如上情报。

“黄太太那时也在北京？”顾公始终以英语问我。

“怎么不在呢？”我说，“黄夫人彻夜不眠，还不时把电灯开关扭动，看看北京是否断电呢！”

“啊！原来黄太太也是叛徒的‘共犯’！”他说了也笑起来。总之，我这位助手对稗官野史之熟悉，足使他大为欣赏——他的故事，也找到了如响斯应的传人。

一次，顾氏把“金佛郎案”当中一段故事张冠李戴了。我更正了他的错误，顾公不服，并说“事如昨日”也。我取出顾总长当年自己签署的文件来再次反证，顾公才服输。

“唐博士，”顾总长安慰我说，“这一章是错了。下礼拜，我俩重行写过。”

顾总长和胡适大使及李代总统不同。胡、李二公遇我如晚辈、如子侄，亲如家人。顾公可能是久做外交官的关系，对任何人都文质彬彬的，保持一段礼貌上的距离。我随顾公三年有奇，他未叫过我一声“德刚”或“T K”。每次我往谒见，他总是站起来和我握手，叫我“Dr.Tong”，顾公告诉我，当年他的上司陆徵祥对他总是如此。做职业外交官的人多半是如此吧。

不过顾先生对我这个助手则显然颇为赏识。他那时在海牙，每年回纽约三数月至半年不等。每次回纽约之前，他总是写信告诉哥大当轴，盼能调我这位“唐博士”继续做他的“助手”。一次他还把我向宋子文先生推荐呢。退休之后，他和哥大的狄百瑞和国际银行总裁Eugene Black等，图重整美洲最老的华美组织China Society，我还在他这位会长之下，又做了四年的“执行副会长”的苦工呢。

我替顾先生当助手搞口述自传，是他自哥大博士那一段开始的。他那时是哥大真正的超级高材生。老师们一致认为他是位了不起的人才。辛亥革命一旦成功，“老朋友”孙逸仙博士做了总统，古老的中国现代化了，需才孔急。老师们乃劝“威灵顿”（顾氏的洋名字）立刻回国报效。

“我的博士论文才写了一半呢！”威灵顿认为他还未学成，应暂缓归国。

“够了！够了！”老师们说。

其实这篇论文实是“不够，不够”的，有待补充。据说几位老师大家分工，补充补充，就由哥大出版部出版了。胡适之老师和在下都是哥大的博士，都知道顾氏所得的是一份殊荣。

顾君回国时翩翩一表，给“宰相”唐绍仪看中了，以女妻之，他就在相府招亲，做了国务总理的女婿，出任外交部秘书，旋升参赞。那时虽是民国，然帝制还是去年的事，官仪官箴，仍从旧习。

“每次梅兰芳见到我，都‘打千’呢。”顾氏说得很平淡，而我这位《梅兰芳传》的作者却心里有数——我知道我的“英雄”、可爱的“梅郎”，那时对这位“相府女婿”的新贵，是怎样“打千”请安的。

顾氏在外交部工作不及数月，大总统府出事了。

原来那时日本正在“洋化”。新天皇（裕仁的爸爸）搞洋规矩，新年期间向全世界各国元首发出“恭贺新禧”的通电，各国元首亦电复新年发财。这个天大的新闻里却独缺北京。袁大总统不安了，内阁和外交部更感惶惑，又不便去电东京质问——不知如何是好。

这时顾秘书想出政府里邮电放发可能有误。外交部、国务院既未收此电，则此电可能径发大总统府——顾秘书乃奉命往总统府“查卷”。这一查，不得了：此电赫然在焉，只是电报上有大总统府秘书的批注说：“东京来电，姓名地址不详，免复。”

原来这位秘书不知道英文电报里的“YOSHIHITO”即是日本大正天皇也——一个天大的乌龙！

“这位秘书怎能如此粗心！”笔者也曾干过短期小型的“机要秘书”，知道吃这行饭是既“机”又“要”，大意不得的。

“他是哈佛毕业的。”顾氏微笑。

“是谁？”我追问。

“不必说名字吧。”顾先生是外交官，是忠厚的人，更是聪明人，他知道他这位“助手”是会自己知道的。

哈佛毕业，回国任大总统机要秘书，是比哥伦比亚毕业，任外交部秘书，要“机要”得多啊！

“袁大总统如何处理这一过失？”我问。

“罚薪一月，”顾微笑地说，“不久就调职了。”

“哈佛毕业的”调了职，这位“哥伦比亚毕业的”就奉大总统手谕，兼任双重秘书了。

袁大总统和蒋老总统不同。蒋公选择“幕僚”，尤其是管“机要”一类的人，务求其谨小慎微、鞠躬尽瘁，像陈布雷先生那样的谦谦君子。袁世凯则相反，他取其精明强干，遇有要事，拿出主张，任其艰巨——这一来，这位精明强干、才大心细的顾少川，登高而招，顺风而呼，不久便锥处囊中、脱颖而出了。年方二十七，一位翩翩美少年、浑世佳公子便被大总统逾格超升，以“头品顶戴、三眼花翎、赏穿黄马褂、钦差大臣”的同等官阶和荣誉，出使美利坚合众国的“全权公使”。

顾少川那时在冠盖如云的华盛顿外交圈中，是一位最年轻、最漂亮，可能也是最有风度、最有才华、最有学问的外交官，更是白宫主人早期的忘年之交、英雄识英雄的“老朋友”——真是出尽风头，虽然他所代表的国家是当时列强的一个最老大、最腐朽、最贫困、最愚弱的“次殖民地”。

在此三数年前，一位哥大的东方学生威灵顿·顾曾率领了一个哥大辩论团远征普林斯顿大学，击败该校的辩论团之后，由普林斯顿校长伍德罗·威尔逊在官邸欢宴，宾主尽欢，相约“再见”。又有谁知道，数年之后，彼此真的“再见”了。“再见”之时，彼此都穿上大礼服——一位是美国的大总统，另一位则是古老中国的“钦差大臣”呢。

呈递国书之后，这两位忘年老友，握手一笑——这是外交史上的国际佳话呢，还是英雄识英雄、“使君与操”的煮酒话旧呢！？这件事，为以前史书上所未有，今后的外交史恐怕也难得五百年一遇了。

“现在的国民政府外交部，对我们外交使节行文，总是叫训令，”顾先生偶尔也同我讲几句不上记录的华语，说，“在满清时代的总理衙门和外务部，只能用咨文——因为外交使节是代表国家的，代表皇帝的，是钦命官、钦差大臣——是和六部尚书平等的……”顾先生向我说这话，并无感叹之意，他只是说明一件历史事实和行政制度上的变革而已。

顾少川先生自二十七岁时，从“钦差大臣”做起，两度入阁“拜相”，一直做到八十岁退休为止。

他是世界上的第一流外交干才、举世闻名的国际政治家。但是他搞的却是个弱国外交——他个人在外交界所代表的分量，往往超过他所代表的政府。检讨起顾氏一生的成就来，读历史的人或许会惋惜他事非其主，为其才华抱不平。

“办外交不比打仗，”顾氏心平气和地告诉我这位后辈，“打仗有百分之百的胜利，也有无条件投降。办外交能办到百分之七十的成功，就是最大的胜利了……哪有百分之百的胜利！”

这是顾先生办五十年弱国外交的肺腑之言。五十年中，凡他所经办的外交事件，多半可说是百分之七十的成功吧——至少他没有丧权辱国，没有在国际上丢人现眼。

他曾替“军阀政府”服务，遭到国民政府的“通缉”（这点顾氏一直向我否认）；他也替国民政府当过外交部部长、当过大使，而被共产党宣布为“战犯”。但据我所知，他老人家晚年的访客中却有好几位北京驻外大使，他老人家也是他们的非正式的顾问和教师呢。

顾先生的才华真是国内国外，一时无两。他是位功不可没的爱国外交官，他本身的传记便是现代中国的一部外交史。笔者不学而有幸，竟能襄赞长者，留下他一生最光辉的阶段——自1912到1937年中——最光辉的记录和最丰富的史料。我曾替他那三十七大箱个人文件和三十五年的英文日记做过引得，在哥大图书馆辟专室保管之。

缅念先贤，我想，像顾先生这样有才华和功业的巨人，他一死只可说是“广陵散从此绝矣”！对一个教外交史的教师来说，顾先生在现代外交史上，实在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

写顾先生，笔者可文不加点，一下便写出二三十万字来——他的故事太丰富了，也太有传奇性了。姑且应金恒炜兄之嘱，暂时就写到此处吧。

1985年11月16日晨8时匆草原

载《传记文学》第四十七卷第六期

《顾维钧回忆录》的撰写秘史

王书君君为唐德刚于1981年在济南山东大学当“交换教授”时美国史班上的学生。其作业为“太平洋海空战”，嗣发展为一长逾三十万言之巨著，畅销大陆与海外，为纪念珍珠港事变五十周年难得之巨构佳作。王君现任青岛市社会科学院副教授。本篇为唐氏于1987年讲学青岛时，王君的访问纪录。

《顾维钧回忆录》一书是中国著名职业外交家顾维钧先生的一部长篇回忆录。这部书在大陆出版已有数年，可是，关于这部回忆录撰写的秘史，却鲜为人知。最近，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纽约市立大学亚洲学系主任唐德刚教授应邀赴青岛讲学访问，我就此问题采访了他。唐教授是参与撰写《顾维钧回忆录》的五位学者中最主要的一位。他谈了撰写这部回忆录的曲折过程，其详情如下。

关于撰写《顾维钧回忆录》的情况，不妨从头说起。

在海外，撰写回忆录一向被视为理所当然的事情。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英国的丘吉尔、美国的艾森豪威尔、麦克阿瑟将军等都有自己的回忆录，美国现代名人几乎人人都写回忆录，如近几年来，《基辛格回忆录》、《尼克松回忆录》等都已先后问世。

但是，撰写回忆录并非易事，个人写起来相当麻烦，须花费很大的气力。鉴于此种情况，历史学家们采用了一种比较简便的方法——口述历史。

这一方法最先是由美国学者列文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搞起来的。那时，录音机刚刚发明，这就为口述历史的进行创造了条件。列文斯的口述历史计划的对象首先是美国要人，同时也包括一些在二次大战中跑到美国去的欧洲知名人士——高级难民。当时，口述历史的工作由哥伦比亚大学出面集资组织，结果搞得非常成功。后来，这一方法也被一些研究中国历史的学者采纳了。50年代初，中国共产党革命成功，国民党中的大批要人纷纷移居美国，其中包括胡适之、李宗仁、孔祥熙、陈立夫等。于是，哥伦比亚大学便拟就了一个“中国口述历史”的计划，并组建了一个研究室。然而，全室的人员仅仅才两名，一名是我，一名是夏连荫小姐。夏小姐是哥伦比亚大学的一名硕士，她的英文很好，但中文差一些。起初，校方指派她去访问孔祥熙，采访工作结束后，她又去访问陈立夫。而我最初访问的是胡适之博士，工作完毕之后，我又去采访李宗仁先生。

就采访计划的规模而言，哥伦比亚大学当然希望越庞大越好，可是，由于人手太少，我们也不可能把战线拉得太长。在我与李宗仁先生合作搞他的回忆录时，哥大也意欲访问顾维钧先生。

顾维钧先生在中国政治舞台上的时间很长，在许多重大的历史事件中，他都是一位很有资格的历史见证人。他1912年做袁世凯的秘书时不过二十五岁，二十七岁时任驻美公使。在巴黎和会时，他才三十岁出头。后来，他出任北京政府的外交总长，并曾担任过代理国务总理。国民党政府时期，他又任外交部部长，又做大使，个人收藏的资料相当丰富，这便是哥大“中国口述历史学部”意欲访问他的主要原因，而顾维钧本人也非常愿意加入这一“口述历史”的计划。但当时顾维钧正在海牙国际法庭里做大法官，每年在纽约的家中仅有三个多月的休假时间。于是，哥大就与我们商量，希望我们能抽空在顾维钧回到纽约度假的时候访问他，当顾维钧假满返回海牙之后，采访工作就告暂停。那时，我正忙于访问李宗仁先生，实在挤不出时间，因而最初访问顾维钧的是那位夏连荫小姐。

夏小姐访问顾维钧是从顾的少年时期搞起的，她先后采访了顾维钧的家庭背景、儿童生活、到美国留学的情况、最初的婚姻问题，等等。可是，当她刚刚开了个头，写到辛亥革命的时候，她便不想干了，因为夏小姐感到工作量太大、太忙碌。这时，校方就问我能不能接着做下去。其实，那时我比夏小姐更忙，正忙着访问李宗仁先生。但我感到顾维钧的名气很大，这个题目对我很有吸引力，便一口答应下来。经过五个月对顾维钧的初访后，我将稿子整理出来交顾维钧一阅，没想到他竟大为满意。原来，顾维钧从政生涯持续时间很长，特别是早年他在袁世凯手下做事，时间久了，他对自己的所作所为也无法记得一清二楚，而我是学历史的，凡涉及的历史事件，我就想方设法将有关的史料查找出来，加以补充和核对，顾维钧对此非常满意。首次访问之后，顾维钧便又回到海牙任职去了，并从那里写信给哥伦比亚大学，表示仍希望由我来替他写回忆录。从此以后，访问顾维钧的工作就全部由我承担下来了。每当顾维钧回纽约度假一次，我就前往采访他一次，每次采访的时间为三至五个月不等。

我为顾维钧撰写的回忆录，从时间上讲，是从1912年顾维钧任袁世凯的秘书起，那以后不久他又被晋升为外交部参事，1915年出任驻外公使。当时，北京政府考虑到顾维钧年纪太轻，一下子到美国做公使有点过分，遂拟定了一个新方案：将顾维钧任命为驻墨西哥公使，以这个身份赴墨西哥尽快呈递国书，然后改派他赴华盛顿任中国驻美公使。这是北京政府原始的计划，事实上顾氏一到美国，政府的任命便改变了。不久，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北京政府又指派顾维钧作为中国代表团成员之一参加巴黎和会。现在回顾一下，全世界只有两个人同时参加了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和会”，一位是南非的一个首脑人物斯考特将军，另一位便是顾维钧。和会之后，顾维钧又参加了1922年的华盛顿会议。之后，中国方面将山东胶州湾的主权争了回来，顾维钧也因之名声赫赫，那时他三十四岁，年富力强。回国后不久，1922年，顾维钧就当上了外交总长。1926年10月，由于银行界和军界对待内阁的行径使北京政府总理杜锡珪感到愤慨，遂于10月2日辞职。那时，北京政府的外交部是内阁里的第一部，国务总理不干了，外交总长便代理国务总理。于是，10月6日，顾维钧即组阁做了代理总理，接管了政府。不久，又正式就任内阁总理一职。北伐之后，顾维钧跑掉了，他到欧洲去旅行，观察世界政治趋势，后又抵达加拿大。不久，他接到张学良的电报，离开加拿大回国到达沈阳，做了张学良的智囊人物。

“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政府请求国联出面调解，但国民党政府当时没有合适的外交人选参与这一国际性的外交调解工作，顾维钧遂成了中选角色。于是，这位本是国民党通缉令上的人物，于1931年11月23日摇身一变，竟成为国民党政府的代理外交部部长。不久，顾维钧就作为中国代表抵达国际联盟总部当时所在地日内瓦。后来，他又担任驻法公使，不久，中法外交升级，他就成了中国第一任驻法大使，一直做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1940年6月，法国被德国占领，成立了维希政府，顾维钧又在维希政府里担任了一段时间的中国大使，后调任驻英国大使。当时，法西斯德国从空中对英国实施狂轰滥炸，顾大使像其他人一样，也领到了一顶钢盔。顾维钧当年的这顶钢盔，现在还在我家里。它怎么会跑到我这儿来了呢？这是因为顾维钧有数十箱档案材料，我劝他将这批材料捐献给哥伦比亚大学，由哥大加以保存。顾维钧对此是求之不得，因为他的这批资料放在一家商业公司的保管科里，他每月要为此付出七十多美元的保管费。这批档案材料共三十七箱，内容非常丰富，是一批珍贵的历史资料。我将其安置在哥大的珍贵资料室里，取其名曰“顾维钧室”，由我来负责。我又请了一批研究生将这批资料做了索引。在将资料装车运往哥大时，我那九岁的儿子从资料堆中拣出了这顶钢盔，戴上后蹦蹦跳跳高兴得很，顾维钧在旁一看，便说道：“拿去吧，拿去玩去吧。”这样，我的儿子就把钢盔拿回家去了，一直到现在。

就这样，我所撰写的《顾维钧回忆录》从1912年一直写到顾维钧就任驻英大使。这二十几年实际上是顾维钧一生中最精彩、最重要的时期。撰写这一段时，他口述，我执笔，并查阅了相当多的资料，这三十七大箱的资料都查了，三十七箱之外的资料我也查了不少。

当我整理完顾维钧上述这一段回忆录之后，大约在1962年，我就离开了口述历史室，因我不能老是干此工作，这都是研究生干的项目。那时，我已是哥伦比亚大学的副教授了，后续的访问工作便由两位博士研究生来接手。所以有人说，《顾维钧回忆录》是由“四个博士”写的。其实只有三位博士，那夏小姐不是博士。而这三位博士中，顾维钧一生中最重要的时期便是我写的。后面接手的两位博士，一位姓曹，也是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他仅仅写了很短的一部分就被哥大辞掉了；另一位是美国人，叫乔治·西蒙尔，他接着做了剩余的访问工作。后面顾维钧的许多经历，在他个人一生中都不是很重要。回忆录的结尾是到顾先生做完海牙大法官。

我们四人搞的这一大堆材料，后来由一位美国小姐整理，因为这位女孩子不是一位作家，所以她在整理中，把我从前写得很生动、很精彩的一些情节删掉了不少，最后撰写成一万余页，搞成缩微胶片，放在哥伦比亚大学。

1972年，中美关系正常化，外交活动日益增多。大约在1979年前后，一批中国学者访问美国，并曾同中国驻美外交人员一起与顾维钧共进晚餐。席间，顾维钧说他有一本英文稿的回忆录，中国社科院的几位学者就说，能不能拿来让我们回国翻译一下出版呢？顾维钧就这样答应下来了（这件事是顾维钧于事后亲口告诉我的）。随后，九十一岁的顾维钧就将回忆录的稿子交给了中国学者，而哥伦比亚大学还不知此事。当时，撰写《顾维钧回忆录》的目的是为了保存史料，不是为了出书，所以，该回忆录是以英文用缩微胶片的形式出的，是专为学者们进行研究用的。再说，他的书部头太大了，谁能出得起呢？据说国内组织了不少人翻译这部书稿，已经出了好几卷，可是关于这部书稿成书的坎坷过程以及我们撰稿者披胆沥血的情形，国内却一点儿也不知道，我们也都成了“无名英雄”。我自己在这其中的遭遇就如同《李宗仁回忆录》一书最初在国内出版时的情形一样（注）。

【注】该书初次在大陆印刷发行时未署名，后来由广西人民出版社发行时，才署名为“李宗仁口述，唐德刚撰写”。

原载《青岛研究》西安事变、六一事变五十周年

西安事变、六一事变五十周年——兼谈刘廷芳“说服蒋介石先生的一段内幕”

1936年6月1日所爆发的六一事变（亦称两广事变）和同年12月12日至25日所发生的西安事变，屈指算来，距今已整整五十周年了。这两个事变，前者不足两月，后者不足两周，它们不特改变了我们中华民族每一个人的命运，甚至改变了今日世界整个人类历史运行的轨迹。西安事变既然比较出名，今且颠倒其顺序而论之。

西安事变的后果

西安事变为什么会引起如此严重的后果？这倒可以屈指而计之：

一、它把当时的蒋委员长——也可说是整个国民党吧——“安内而后攘外”的政策（参见蒋夫人最近在台北发表的悼夫文）临时叫停；把一个四面楚歌、危急万分的红军，解救了出来。

我有一位在当今中国史学界颇有声望的朋友就曾向我说过：“没有西安事变，我不相信那一点点共军就消灭不了。”

历史学家虽然不能臆断历史上有可能而实际上并未发生之事，但是一个有深度的学者的话，也不是只凭意气出口的。因为蒋氏那时的政策虽愿保留共产党，以为将来联苏抗日留个余地，但他却是要“彻底消灭”共军的。可是当时共军之存在亦有其一定的历史和社会的条件（宋庆龄语）。“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要彻底消灭亦属不易。不能彻底消灭，就变成零星打斗，那也会纠缠不已的。“内”既不能“安”，“外”也就不能“攘”了。恰于此时张、杨二人搞出个兵谏，使双方都保存了面子。国民党停止“剿共”；共产党不但红军接受改编，共产党人且愿再度加入国民党（见蒋著《苏俄在中国》）。国民党不愿共产党再度加入，蒋委员长和夫人却接受了共产党军队半独立式的改编，并由南京中央补充弹药、接济粮饷（这时南京派往延安的代表是中委邵华。邵先生是笔者的中学老师，这故事是他亲口告诉我的），终使共产党军队由半独立而独立发展，由茁壮而成长。楚河汉界，平分天下，最后竟然取而代之。

二、西安事变把抗日战争提前了。抗战是拿全民族的命运作孤注之一掷，岂是搞着玩的！我们的抗战是否可以避免，无人可以臆断。但是史家可以认定的，则是那时日本侵华并无固定政策。战前那些所谓“事件”，都是一批“鲁莽灭裂”而目光如豆的日本少壮军人搞起来的。他们原无“鲸吞中国”之大志；而我们地大物博，加上个老谋深算的蒋委员长，和他们再打它一两年太极拳，不是不可能的（参见战后日本公开出来的彼方秘档）。

试想抗战如推迟一二年，世界局势又是什么个样子？1939年欧战既发之后，日本人是要和一个穷光蛋蒋介石继续纠缠呢，还是南征南洋、北伐苏俄，收其实利呢？那就很难说了。

有人或许会说，那时全国民气沸腾，爱国人士都痛恨“南京中央”的亲日卖国政策。所以，你不打，全国人民也要打；你不打，日本人也会逼着你打。这些话，在五十年后的今天看来，均属似是而非之论。笔者昔年在哥大即曾撰长文（原著为英语）辩正之。我认为抗战固然非打不可，但是它在1937年的7月7日开打，却是西安事变的直接后果。

须知蒋氏那时的“太极拳”政策，在当时国内军、政、商、学各界，也有其一定的“群众基础”。“亲日卖国”原是“欲加之罪”，可是蒋公的“太极拳”却被西安事变结束了。

事变之后，蒋在国内声望之隆、盛德之高，真是史所寡有。他被倭奴欺侮太甚、舆论逼得太紧，全国上下又一致拥护，内战结束、全国一统又提供了对外战争的必要条件——“内”既不必再“安”，“外”就不得不“攘”。蒋公被内外一致逼上梁山，心一横，知其不可而为之，就“抗战到底”了。

今日读者和作者的生活状况，都是这个抗战到底的结果；而抗战到底者，西安事变实促成之；而西安事变者，乃当年张少帅和杨老总一时冲动之下干出的，也是当年蒋委员长一时大意失荆州、单刀赴会、误入虎穴的意外小事也，其影响于我辈命运若此！

当今中国史学界当然还有人认为西安事变是全民敌忾之气激成的，也有人认为是中共和第三国际统战政策的成功。但是五十年来还没人敢说，西安事变在1936年的西安“非爆发不可”！

所以，西安事变者，历史上“偶然”发生的一件小事也。它改变了人类历史运行的轨道，也可说是历史本来就具有一定的“偶然性”吧。

蒋氏何以单刀赴会？

但是中国近代史上何以发生这个“偶然事件”呢？关于张、杨二人当年受激成变的心理我们不难理解。我们所想不通的，则是那位“一生唯谨慎”的蒋委员长，何以于“剿共”前线，在两支军心不稳的杂牌部队之间，来个单刀赴会，结果连人带马，加上半朝文武，于一夜之间被两位“叛将”一网成擒？

事实上，用现代行为科学，尤其是心理学的基本学理来分析蒋之行为，也不太难于理解。

须知我国抗战期间，在大后方山区公路上，卡车尸骸累累的所谓“翻车地区”，往往都不是所谓一级“险区”。司机翻车或“打山洞”（战时司机俚语，指车头撞山）的处所，往往都在“履险如夷”之后的次级险区。

据美国当前对车祸的统计，亦以离家不远的地区为最多——何也？无他，大意失荆州也。蒋委员长在西安出了事，也正和卡车司机驶过最险区才“打山洞”，有其异曲同工之处——蒋公在西安事变之前的六个月，刚刚“履险如夷”地驶过最险区；驶过之后，他老人家却在次级险区的西安“打了山洞”。

西安事变之前，委员长驶过一个什么样的高级险区而履险如夷呢？那便是同年6月在两广发生的六一事变。

六一事变的危机

六一事变是怎么回事？

长话短说，它和西安事变一样，都是以“抗日救国”为号召而反对“南京中央”的“兵谏”；只是——且让我用个当今的时髦名词——西安事变是一件“阴谋”，六一事变则是件“阳谋”而已。

搞起这个“阳谋”的首脑是虎踞两广、拥兵数十万、飞机数十架、械精饷足的“南天王”陈济棠和广西首脑、桂系领袖李宗仁、白崇禧是也。论造反实力，则后来搞“阴谋”的张、杨和他们简直无法相比。

陈、李、白这三位老哥何以忽于此时要起兵北上抗日，与南京中央为难呢？说穿了，这只是当时国民党实力派内讧之一环罢了。两广这两支久与中央嫡系不睦的杂牌军，在派系斗争中屡占下风。但是经过五年生聚、五年教训之后，自觉三人合伙，实力不在蒋氏所控制的南京中央之下。如今眼见蒋某外迫于强寇、内困于红军、中窘于学生救亡运动，已经焦头烂额、进退维谷，就在这所有蒋氏政敌都幸灾乐祸之际，他们遂决定以“抗日”为号召，“造反有理”，来报一箭之仇，与南京抗衡争霸，逐鹿中原。形势看好，万事俱备，陈、李二人乃于1936年6月1日领衔发出通电，要率两广健儿北上抗日。宣言既出，桂系精锐随即于6月5日强渡黄沙河，进入永州；粤军亦直迫衡阳，向湖南假道北上。一时刀光剑影，一个“二次北伐”已箭在弦上。

两广有什么把握，能于此时对中央用兵呢？这就因为他们那时估计——也是李宗仁一再向我说的——“中央政令不出五省”！换言之，在两广领袖眼光之中，当时的蒋介石，亦不过是国民革命军北伐前之五省联军总司令孙传芳耳。北伐之前，虎踞金陵的孙传芳可以被以两广为根据地的革命军一举打垮，今日占据南京的蒋某，为何不可照样驱除呢？——这便是他们三位搞六一事变的思想体系吧。

孰知他们这一件“阳谋”，事未叠月，兵未血刃，便一败涂地。陈济棠赔了夫人又折兵，弄得众叛亲离，与李宗仁分金散伙，逃之夭夭，到香港做寓公去了（见《李宗仁回忆录》第四十八章）。

这位“南天王”为什么弄得如此狼狈呢？原来这便是中国近代史上那件有名的迷信故事：在事变之前，陈济棠曾“扶乩”问吉凶，而乩仙则鼓励他说“机不可失”。果然于7月4日，粤方空军驾驶员四十余人，忽然驾“机”投奔中央，“报效党国”去了；接着便是粤军第一军军长余汉谋阵前起义，反陈拥蒋；粤军另一主将李汉魂也认为陈氏“所谓抗日救国云者，直是公开骗人”，因而“挂印封金”、“单骑归汉”去了（见《李汉魂将军日记》上集第一册。李将军亦亲口告我甚详）。这一来，“六一运动”弄巧成拙。军民的眼睛是雪亮的，以“抗日”口号投机造反，岂可骗人？

“南天王”一倒，广西李、白二人孤掌难鸣，中央大军四合，讨伐就在旦夕。白崇禧这时只好藏身避祸，让李宗仁单机飞穗，谒蒋表态，重献忠诚。委员长不为已甚，才宽慰而恕之，结束了这场“阳谋”闹剧（见所引的二李前书）。

刘廷芳的“内幕”故事

以上所述的六一事变的始末，是事变以后五十年来的公开历史。李宗仁先生在50年代也亲口告诉我，六一事变中，他的桂系是“被拖下水”，他是和其他元老一样，到广州去替陈伯南抬轿子的，整出滑稽剧是陈济棠一人“迷信”和“糊涂”搞起来的。但是这种惊天动地的大“阳谋”，牵涉精兵数十万，真是那么简单吗？我当年将信将疑，手边虽有若干线索，然旁证无多，不敢遽持异议。孰知事隔数十年，竟于纽约这个藏龙卧虎之地遇见了一位八六高龄的刘廷芳先生，才使这一谜团豁然开朗，使这一六一事变有信史可循，也使我对蒋公在西安事变前的自信心态更多一层了解，更使西安事变的“偶然性”多一件佐证。

原来这个六一事变不是陈济棠一人独干的，李宗仁也不是被拖落水。这件“阳谋”原是他们陈、李、白三公精心策划的。他们三人之外还有个今日健在台北、当年荣任桂军总参谋长的李品仙将军——虽然李鹤公（品仙字鹤龄）在他的《李品仙回忆录》上竟然也只字未提！

事缘两广当局在发动“二次北伐”、“捣蒋抗日”之前，他们知道成败的关键是落在当年湖南省省主席何键的身上。湖南地居要冲，“无湘不成军”，民性强悍，省富兵精。当年蒋公所领导的北伐，就是由湘军唐生智部附义并亲任前敌总指挥打起来的。

当时的何键亦有健卒十万，饷械充足。他如依附粤、桂，则陈、李“二次北伐”，兵不血刃，便可直取武汉，重演其“宁汉分立”；甚或如王濬楼船、洪杨江艘，长驱而直下金陵。但是何键如听命中央，力阻粤、桂之师北上，则陈、李二人纵加上个“小诸葛”，想搞个“六出祁山”，前途也就很渺茫了。好在何键与李品仙均为唐生智旧部，交情不浅。李品仙在唐部解体之后，返桂依附李、白，累官至总参谋长要职。何则挟众赶走前湘主席鲁涤平而自代之，由南京事后追认加委。何与粤、桂诸将同属杂牌，临深履薄，时畏中央并吞，难安枕席。

所以两广此次举事，重点便在裹胁何氏，其手段则是：逼之以威——桂军精锐于6月5日即已进入永州，粤军则于10日逼近衡阳，气势汹汹；再诱之以利——如捣蒋事成，则从龙有功，不难三分天下；复动之以情——这一点则鹤龄旧侣便是最适当的人选了。

在陈、李诸人心目中，何氏如加入以“抗日”为号召的捣蒋阵营，则全国各省势将纷起响应（西安事变时，张、杨显然亦作如是想），亦如当年武昌起义，在一呼百诺之下，则金陵王气黯然收，可预卜矣。

为负荷此一“内交”重任，李品仙乃于1936年初夏为桂使湘。使踪至为诡秘，真是人不知、鬼不觉，而湖南方面亲自接待他并与之密谈的正是何键自己。何之外，就只有一个刘廷芳了（另外只有个记录秘书）。

这一桩民国史上有关键性的三人密谈，想不到五十年后的今日，竟然还有两位耄耋老人健在人间——李品老在台北，刘廷老在纽约——尚可为历史挺身作证也。

难为了何芸樵

在这场湘桂密议之中，处境最难的当然是何键了。他如参加两广“造反”，则中央兴师讨伐时，他便首当其冲，两广一毛未拔，他自己可能已身首异处；他如服从中央，则两广北伐的第一个目标也是他，南京可以乘势一石双鸟，何氏则以一人而敌两省，胜负可知；他如鼠首两端，拒不表态，则南北夹攻之中，就更无完卵矣。

这个密议可难为了何芸樵（何键字芸樵）。但他原始性的反应还是两面磕头——一面亲自接待两广密使，另一面又公开派遣省府秘书长易书竹往南京请示。他这种两边表态又两边都不表态的干法，两广虽在继续劝驾，“假道”并挥军继续北上；中央可就强硬了——蒋委员长拒绝接见何键专派的官方代表易书竹！意味着何键有附逆企图。

在这种南京中央强迫表态的情势之下，何氏权衡轻重，不得已只有向中央“一边倒”。据刘君回忆，何氏事变之前便有“月圆必缺，水满则溢”的心态，屡屡问计于廷芳，欲以所部湘军十余万拨还归中央直接指挥，而刘氏则以自己年岁太轻、经验太浅，不敢借箸代筹，妄言可否。今日面此“六一”危局，他这“一边倒”的决策，虽迫于形势，然亦原为何氏之夙愿。他之归顺中央，亦颇具当年日本明治维新时期，各地方幕府深明大义、归政中枢之气度。刘自云为何之至交，相知殊深，五十年后，何君墓木已拱，只是根据史实，为何氏之本性，略叙所知。上节所述，今日尚健在之何芸樵夫人亦深知之，唯当时国民党中枢之党方负责人则对芸樵有诸多误解而加以歧视，实有欠公允云云。刘氏言之，至今仍颇为之欷歔不置，希望治国民党史者执笔亦应以事实为根据才好。

何键既已决定摒弃两广，完全服从中央，但是在中国传统政治中“办理内交”，则相对实力派之间的“私人往还”，和各派“心腹”人员彼此之间的密议，实非各派“官方代表”之间的公事公办所能及其万一。因而何键这项“向中央秘密表态”的“内交”重任，便落到刘廷芳的身上了——这是何氏在两大之间自求生存的高明手法。

时至五十年后的今日，还有当年当事人健在，能听到有关当时政治实况的口述历史，来对公开而不全面的历史加以修正，这也是治史者之幸。

刘廷芳其人

刘廷芳，湘人，北伐之后自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与胡适之、朱经农等人同学）毕业，回湘办实业，并主持湖南省银行。那时湘籍海外留学生不多，还湘服务者尤少。刘之新式的企业又办得成绩斐然，是个新时代人物，因此在一群旧式军政人员围绕之下的何将军麾下，很快就脱颖而出。1931年委员长因公访长沙，无意之中竟与刘相识。刘在胡南所办企业金融也颇为蒋所称许。据刘回忆，渠曾向蒋条陈，将西南诸省尤其是湖南所特有的锑、钨、锡三种珍贵矿藏收归国家统一开采，以免地方军人或土劣据以自肥。此一建议尤为蒋所激赏。为进一步了解情况，蒋竟偕夫人亲临刘氏为渠所设之私宴。斯时蒋公威震华夏，旰食宵衣，竟能拨冗亲临一位年方三十一岁之地方小企业家之私宴，亦可谓知遇至隆、不平常之甚矣！

战前的蒋氏也和许多当国者早期一样，乍理国政，虚怀若谷而礼贤下士，在四方挖掘其治国用兵之才；借此既可了解“下情”，亦可于地方预布政治棋子，贮才备用。以前曾一度被蒋罗致的青年党领袖左舜生先生就和我谈过蒋氏在这方面的许多轶事，为此左氏对蒋早年作风亦深具好评。刘廷芳之见重于蒋，便是当年发生在湖南地区的一个实例。

五年之后，六一事变发生之时，刘既是何之心腹，亦颇见重于蒋；而刘又年轻，无籍籍之名，秘密代表身份不易外泄，这样他就成为替何向蒋作秘密表态的最佳人选了。

当刘氏衔何之命，乘私租水上飞机专程自汉口飞南京谒蒋时，蒋竟派最信任之心腹要员、时任行政院秘书长（蒋当时自任院长）的翁文灏秘迎于江干；直驰至地质调查所密议后，旋即谒蒋，由刘替何向蒋披肝沥胆，私诉衷情。这一秘密表态，那就远非易秘书长上访、公事公办的情况所可比了。

刘之私谒蒋氏意味着什么呢？它的真正意义是：两广裹胁何氏之毒计从此完结！何键对蒋以子侄自居，表示了向南京的绝对忠诚、绝对服从的“一边倒”。绝对掌握了湖南，中央才能对两广叛将做该和该战的决策。终使刘某这个小小的密使，参与了扭转了四万万人命运的大大的密勿——秘密一沉五十年不为人知！

据刘氏告诉我，他既是何之密使，又取得蒋之宠信，他乃乘便向蒋代陈何氏之“愿望”。盖何“党龄”太浅，在“以党治国”时代，党位太低，希望在党里有个“中委”的位置，蒋亦立时首肯。而何键后来身兼两湖绥靖主任的军事要职，亦由于密使无意中之一言——蒋或误为何键的“要求”，而何实未有此奢望也。他时来运转，竟于无意中得之（德刚复按：何键出任“中委”为1935年之事。刘廷芳代表何键谒蒋似不止一次，“中委”一事可能在此次之前。再者，何似未尝任“两湖绥靖主任”之职，可能系“长沙绥靖主任”之误。事隔五十年可能记忆不清）。

刘氏既变成两边信任的人物，也接受了两边的差遣，竟乘着“美龄号”专机，仆仆于南京、武汉之间，为和平解决六一事变而努力。他替何向中央表态这一着，显然地（虽然我们尚未掌握充分证据）就影响了粤军第一军军长余汉谋倒戈反陈的决定。余、蒋之间那时也有密使往还，然何键的态度如不明朗化，那位蜗处粤北、介乎陈济棠与何键之间的余汉谋便很难异动了；而粤军第六师师长兼广东东区绥靖委员、负责地方绥靖及督导指挥粤东军政的李汉魂之“挂印封金”反陈，则是余汉谋倒戈的连锁影响——其中枢纽，还系于何键态度之转移。何键效忠中央之明朗化，刘廷芳密使与“美龄号”专机功莫大焉。“乩仙”先生所开玩笑的“不可失”之“机”，并没有决定性影响，做神仙也会吹牛的。

刘廷芳这段故事，我想在蒋公日记里、国民党中央如今尚未开放的秘密档案里，将来一定是可以印证的。在当时，刘廷芳这青年“神秘客”，乘着“美龄号”专机为两方奔波，据说连宋美龄本人和后来代陈济棠坐镇广州、威慑西南的何应钦将军，亦不知底细呢！

由于刘氏的健在，他为我们口述历史留下了有关六一事变五十年来不为人知的另一半更重要的史实。不流于偏听偏信，史家执笔，可不慎哉！（参见刘廷芳著《我说服蒋介石先生化解一场内战危机——记两广事变未曾公开的一段内幕》，载1986年2月号《中报月刊》）

六一事变和西安事变的因果关系

两广事变之和平解决——尤其是兵不血刃，便使当时叛逆性最强、实力最大而位居国内半独立的诸省之首的粤、桂、湘三省俯首听命，这使蒋委员长当时声望之提高，也真是如日中天了。叛方空军驾驶员与陆军将领之表现，也足使蒋公深信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乱骂他“亲日卖国”的政敌是不得人心的——这客观情势，显然也使他对“安内而后攘外”政策的正确性益发坚信不移，务必于最短期间促其实现。两广事变如不胜利和平解决，蒋是不能到西安去的。

两广事变之真正解决，是在1936年9、10月之间。南方既然安如磐石，蒋氏乃把原先南调、预备解决两广的三十师精锐的中央军悉数北移，拟对朱、毛部的数千红军作其“彻底消灭”之最后一击。

当时张、杨两部“杂牌军”因内战无功而士气低落，而中央之三十师精锐则正因两广事变之解决而士气偏高。张、杨部队既不堪再战，调而去之可也。张、杨既调，则以中央之三十师，对红军之一小撮，则胜负之数，岂待蓍龟？

1936年12月中，蒋氏显然为此种过分的自信心所驱策，率领成批中央文武大员集会西安，而对自身安全措施，初未经心。

殊不知“天子之怒，伏尸百万，流血千里”，固然可怕，但是正如作者的老本家唐雎大使所说的，布衣一怒，只要“伏尸二人，流血五步”，也可解决问题。西安事变就是在这个“伏尸二人，流血五步”的威胁之下和平解决的。

换言之，我们的蒋委员长，这位伟大的司机，就是在驶过这一可能伏尸百万的“六一”险区，而履险如夷之后，却在“双十二”这一平坦公路上“打了山洞”。命也运也，夫复何言！

一个德国版的“西安事变”

天下事，纵使是偶然发生的，往往也无独有偶：

就在西安事变发生两年后的1938年，德国也发生了一桩类似的德国版“西安事变”。事缘1938年间，希特勒正在中欧准备入侵捷克，制造欧洲大战的危机。那时有见识、有谋略的德意志第三共和国中的政治家和高级将领们，很多都想对这个失去理智、四面为敌的疯人希特勒加以抑制。由于希氏及其一小撮纳粹党徒不可理喻，他们乃企图逮捕希特勒，另组军政府，然后执行比较有理性而合乎实际的政策。

这一群阴谋绑架领袖的德国“张、杨”，竟包括当时德国陆军总司令温伯鲁奇泽（Gen.von Brauchitsch）将军、前任参谋总长温贝克（Gen.vonBeck）将军、现任参谋总长赫尔达（Gen.Halder）将军、柏林卫戍司令韦兹里本（Gen.Witzleben）将军、波茨坦卫戍司令伯鲁克道夫（Gen.Brockdorff）将军及军需总监和柏林警察局局长等人，真是将星云集。他们已约定于1938年9月14日下午8时，乘希特勒返抵柏林时举事，逮捕希氏。

在他们万事俱备之后，忽于计划逮捕前四小时得报：英、法两方领袖已对德国侵捷要求作出重大让步。一时德意志万民欢腾，希特勒已变成民族英雄，诸“张、杨”不愿重违民意、绑架领袖，乃把这个德国版“西安事变”临时叫停。嗣后希特勒就益发肆无忌惮，执行其侵捷计划，9月29日乃与英、法、意签订了《慕尼黑协定》；接着便并吞捷克，燃起战火；翌年更侵入波兰，二次大战在欧洲就不可收拾了。数年血战，死人千万，它终于改变了人类历史发展的轨道，也毁灭了德意志第三共和国，使德国分裂至今未能复原。

二次大战过去了，丘吉尔回忆起这桩胎死腹中的德国版西安事变，不禁喟然叹曰：“呜呼，这是历史上偶然发生的小事，而使全人类命运随之打滚的又一例证！”（见丘吉尔《二次大战回忆录》第一集《暴风雨的来临》第十七章）

吾人读原始的中国版的六一事变和后来发生的西安事变，能不也废卷兴叹——与丘翁有同感焉！

1986年12月12日于北美洲

原载《传记文学》第五十卷第二期

钱昌照与刘廷芳——“口述历史”侧记

刘廷芳先生所撰有关两广六一事变的长文，在《传记文学》发表之后，曾引起史学界一些热烈的反应。但是刘氏今已八九高龄，当年和他共事的前辈和同辈，什九均已作古，以致刘氏在事变中所扮演的绝密信使的角色，除他本人在五十年后的口述和朱文长教授所转述其尊翁朱经农先生的故事之外，几乎已找不出第一手的旁证了。事实上这也是我们搞口述历史的最大困难之所在——民国史上该有几千百宗类似的事件，使史家难以掌握。笔者当年为顾维钧、李宗仁诸先生执笔撰写其回忆录，就不知碰到多少类似的难题。

当刘氏之文年前引起史学界注意时，我便想到，当年与刘同参密议、而今仍健在人间的，实在只有钱昌照一人。钱氏早年留英，30年代初期便荣任国民政府教育部次长，后累迁至资源委员会委员长，协办当年国府政策中最重要的财经资源，可说是才华洋溢、少年得志，甚至黑头开府、参与密勿，允为当年蒋委员长所最亲信的内幕人物之一。因此刘廷芳于六一事变期中，衔何键之密令，专机飞南京谒蒋，在行政院秘书长翁文灏亲迎于江干之后，他第一个晋谒的竟然是钱昌照——这也可看出钱氏当年在蒋氏幕中的重要性。钱氏的回忆应当可算是刘文第一手的旁证了。

说来也巧，在六一事变五十年后，我因参加在大陆举行的“孙中山先生诞辰一百二十周年纪念会”，于1986年秋在北京参加了全国政协的招待餐会，不意竟与钱公同席。斯时刘文尚未引人注目，而钱公年届耄耋，宴会场上乱哄哄，因此除向钱先生致敬之外，就未敢与老辈乱扯学问了。后来刘文变成史界注目的文献，我真大呼负负——与钱公失之交臂，未能请他即席印证一下。所幸我那时看到钱氏精神矍铄，窃思他日返国，仍可专访请益也。不意这一小小心愿的“口述历史”，近日竟然有人代劳了，真是喜出望外。

事情是这样的：近月钱先生因小恙住入医院，他有一位忘年小友姜昆，前去专程探病，在病房中闲聊时，竟触及此一历史问题。

姜昆是近年大陆上著名的相声演员，他居然也是刘老的朋友。他与钱的话题既涉及刘氏，姜昆乃把他二人所谈的内容，写了封信转告了刘老。刘老和我是近邻，乃把姜函转我一读。

姜昆这封信虽也只是一般朋友往还的普通信件，但在一个写历史的人看来，却有其史料上的重要性，因为钱、刘二人当年都受知于蒋，直接参加了应付六一事变的幕后活动，而当年所有的当事人中，也只剩他二人还健在人间，做白头宫女，话玄宗往事。其吉光片羽，都可让史学工作者来细细咀嚼，因为这事实上也是可靠的“口述历史”之一部分嘛。

今得刘氏面许，我特把姜函抄出若干节寄“刘传记”。其他对六一事变史料有兴趣之同文，或对这段小史料亦有若干兴趣也。姜函节抄如下：

刘老，您好！

我在遥远的北京向您问候。前几日听说您贵体欠佳，电话去问候您，不想您近九十高龄，仍然思维敏捷，反应迅速，精神矍铄，电话中的声音里漾着一般年轻人的活力，真让我们晚辈又高兴，又钦佩。

昨天（8月13日）我去看望了我们的前辈钱昌照先生。他由于身体感觉不适，住进了北京医院。我闻讯而去，一见面，我看他精神还蛮不错，早上还参加了人大常委会。只是由于年老，身体虚弱一些。我一去钱老非常高兴，自然而然地也就提及了先生您。我提道，刘老每次到北京来，都怕打扰钱先生，并且告知我们也不要给钱老添什么麻烦。钱老说：“刘先生太客气了。我和刘先生认识，是蒋介石先生的信介绍的。蒋介石先生到湖南看到有个国货公司，非常感兴趣，当何键先生告之此公司是刘廷芳先生开的时，蒋先生无论如何要一见，于是在他家中宴请了蒋先生夫妇。”（中略）……钱老也讲您管的锑、钨、锡矿，一直在他领导下的工作。

在提及您劝说蒋介石避免了内战的两广事件时，钱昌照先生讲：“刘廷芳先生在避免全国的内战时是起了作用的。正是在刘先生的游说下，蒋先生采取了一些措施，包括用金钱收买了空军将领这件事，翁文灏先生知道得最清楚。”

（下略一段）

刘老，钱先生的长公子钱教授让我捎信给您，无论如何，有机会要再来北京看看钱老，钱老也很惦念您。

匆匆忙忙写信给您，望您保重身体。

谨祝

大安

姜昆　9月14日于北京

【德刚按】当年南京中央付予两广空军的总数据说是法币三百万元，约合当时美金一百万元。此项史实，将来史料出现，当不难查出。

原载《传记文学》第五十卷第五期

关于朱经农与刘廷芳两函

其一

绍唐兄：

周前接到我的师兄朱文长教授嘱转刘廷芳先生一文，诉说当年何键派刘谒蒋，原与湖南教育厅厅长、文长的尊翁朱经农先生同机飞去南京的。经农先生是当年蒋公出任中央大学校长时的中大教育长，也是我的老师，所以我长期叫文长为师兄，因此对朱师之行亦颇感兴趣。然据刘老言，他与朱师并未同机，他是先朱一日去南京。因军情紧急，他在南京未停，便携了蒋公两封亲笔信（分致在汉口的杨永泰和何成濬），乘“美龄号”匆匆飞汉。经农老师是次日始抵南京，委员长曾设宴款待，刘则未及在南京候朱一晤。

据刘言，当桂军渡过黄沙河时，何键甚为紧张，乃急召刘，嘱其立刻启程赴南京谒蒋。刘甚至未及返家更衣携款，匆忙取一小毛毯便乘粤汉路专车直驰汉口，向友人借些零用钱，乃搭预订水上飞机，只身飞往南京。下机时见政院秘书长翁文灏亲迎于江干。刘并先赴地质调查所见钱昌照略议，随即与翁驰车谒蒋后，即日飞回汉口云。钱昌照仍健在大陆，弟去年访大陆曾一度与其同席午餐，钱或亦撰有回忆录，亦未可知。

文长言刘、朱之行曾有新闻媒体报道，亦出刘之意外。他当时以为衔命谒蒋为极高军事机密也。

史实愈找愈多愈明。文长与弟通电话亦言拙作对西安事变之判断甚为正确。海外亦有史家已根据刘文与拙作重写其著述矣。吾兄对贵刊所付二十五年之心血，自有其永恒价值也，至以为贺。承嘱于二十四小时内赶出小文一篇，今以特快邮奉上。文成仓促，务乞斧正之也。

敬贺

贵刊华诞，兼祝

贵体康宁！

弟德刚匆上

1987年5月14日深夜

其二

绍唐兄：

前函计达左右。函去后，文长兄曾与刘廷芳先生通长途电话，叙旧交甚欢。

刘公又与弟通电话，说及当年在湘之美国留学生朱经农、胡庶华、何浩若、周鲠生四人分掌各厅处，均为渠向何键力荐任用，再经南京中央批准者，而朱、胡、何三人嗣均经中央核准，只周君一人之任命未经中央通过云云。此段交代亦可补湘省地方史之不足，故专书向兄补报。何之于刘既如此亲信，则刘之秘访南京，当亦为蒋所信任非虚也。

刘文又言他当年所携蒋公亲笔信共有三封，一致杨永泰、一致何成濬，另封则为复何键之函，语多嘉勉。何键向南京中央效忠，既经肯定，则胡宗南等大军乃得迅速南下，两广六一之变乃消敉于无形矣。

谨再上数语，以补前函未尽之意。

匆候

编安

弟德刚上　1987年6月15日

原载《传记文学》第五十卷第六期

代刘廷芳先生说几句话

绍唐兄：

在贵刊前期所发表的有关两广六一事变拙作及刘廷芳老先生原文，读者反应颇多，深受鼓励。唯拜读吴相湘兄之评语，弟曾再访刘公长谈。相湘为刘之湘中晚辈，刘氏读其文，莞尔之余，本无意作答。只是吴文中所言刘之通讯处为“湖南省政府转”，深易惹起误会，故嘱弟告兄暨相湘兄“绝无此事”，乞为更正。

刘氏以八七高龄（非吴文所说之八十），虽仍兼廷兴公司董事长，然该公司贸易遍及全球，中国大陆自亦在其中也。刘自云并非毕业于“楚怡小学”，相湘或闻于误传。至于刘为何键说蒋，只是一段千真万确的历史事实而已，承友好鼓励，略书始末向历史交账。耄耋高龄，侨居海外已四十四载，与政治早已绝缘，受友好之力劝，偶叙往事无他意也，刘公嘱弟转兄暨吴教授垂察之云。谨代转陈，顺叩

编安

弟德刚顿首

1987年4月4日　纽约

原载《传记文学》第五十卷第五期

泰山颓矣——敬悼岳丈吴开先先生

我个人是不信宗教的，但是生平却碰到些除冥冥中注定之外便无法解释的巧合事件。这次我岳丈吴开先先生之死，我竟能亲自参加了他的葬礼；并且在他老人家辞世之前将近一个月的时间，每天都到他病榻前去看望他，直到看到他的心电图由快而慢，终于变成一条直线而最后熄灭。我们翁婿之间的感情不薄，但是在他离开人世时，我竟有此缘分在其病榻前送终，则是出乎我意料的。开公享高寿，弃养时已九十有二。但是近年来他已很衰迈，在医院病房进进出出也已好几次。每次重病时，总是他的一子二女轮流飞返侍疾，病减则去，一般是轮不到我这位女婿专程飞来侍候的。

老实说，我是个忙人。平时教书作文做研究工作已经忙得不可开交，我还抱奋勇地与一些臭味相投的朋友们搞了一些兴之所好的什么文艺协会、历史学会，开什么座谈会、什么国际会议，往往弄得半年不见天日。更要紧的则是我还要为着糊口、为着职业，干了些性所不好的美国大学系主任，在洋机关里做小官僚、当小干部，终日为着吵课程、吵预算，吵个没完没了，前后竟然吵了十余年没有“倦勤”。

除此之外，还有些未便为“外人道”之事，便是我是个穷文人。俗语云：“吃不穷，穿不穷，算计不到就受穷。”小子样样都会，就是不会“算计”，所以穷了一辈子。在捉襟见肘的客观条件限制之下，对远隔重洋的至亲好友探病贺寿，老伴之间，有一人能飞来飞去，已属勉强，二人结伴同行就难乎其难了。

记得十来年前开公八秩双庆。在我们婿女二人之间，女婿是比较欢喜热闹的，想到筵开百席，猜拳行令，好不欢乐人也。说良心话，我心头是痒痒的，想飞来台北，磕头拜寿，也好大吃大喝一番。但是形势比人强，“半子”究竟比不上“全女”，我就只好留下了。留下了，对泰山又何以为寿呢？本是个不吃长斋的呆秀才嘛，二人一议，以全数祝期颐，就作它十首诗吧，因而就作了十首歪诗。最后一首曰：

妇自裁笺我润毫，呼儿适市备香醪。

好随季子乘风便，为献新诗代寿桃！

他们姊弟三人携了满箱新衣欢乐而去，我这个in-law就只有独守空房、坐想寿酒口流涎了。

其后不久，可怜的岳母，久病床褥，失智数年，终于撒手人寰。这次又是他们三人，泪流满面，结伴而行，返台奔丧。昭文登机前夕语我说，他们殡仪馆都有预备好的挽联，我看你还是作一副罢。我说，你拿笔来嘛。我便写了一副吊岳母的挽联曰：

鬼子寻仇，汉奸谋命，爱夫爱国。

金玉坚贞，姆妈原为烈女。

梁孟难比，阿爹真是圣人。

暮晚独处，儿孙远离，换药换汤。

我这副急就章大致只花了十分钟就作好了，老婆看了甚为满意。我写这副挽联，不是如胡适之先生所说的：“我作诗，快来兮。”而是有感而发，上下联都是事实，不是写一般应酬文字的陈腔滥调。

事缘1939年，也就是抗战第三年，汪精卫投敌叛国，正在南京、上海一带组织伪政府，一时群丑登台，抗战已入最艰难阶段。为与日伪作生死存亡的斗争，重庆蒋公乃密令吴开先化装潜入敌后，组织“统一委员会”与敌伪斗争。这是一桩极危险的敌后斗争。开公见危受命的节操，是值得我们写历史的人大书特书的。在开公活动的前期还有租界可作掩护，到1941年“珍珠港事件”之后，日军冲入租界就藩篱尽失了。经过一番搜寻之后，开公终于夜半被捕了。这一幕“捉放吴开先”（见汉奸汪曼云在大陆狱中所写之自白）是十分惊心动魄的——开公已决心“做第一个为抗战捐躯的中央委员”，曾数度自杀未遂。朋友，这种在日寇死囚牢中一再自杀，不是可以做作“表演”的啊。而这些惊心动魄的过程，都是他老婆孩子所亲眼看到的。做这样一位准烈士的夫人，应该也可称为烈女吧。

我作的下联的情节，也是十分真实的。岳母晚年患了脑萎缩症，卧床失智数载，简直是个植物人。他们的儿女全在美国，对她可说是丝毫未尽到应有的孝道，因此亲临床褥、换汤换药，就全靠她老伴一人了。在此期间，我亦尝因公过台北数次，见他老人家服侍夫人，数年如一日，未尝有丝毫倦怠之容！语云：“久病床上无孝子。”我目击开公对夫人的心意，老实说，我为之感动不已——真有古圣人所不能也之感。忠臣孝子，烈士情痴，盖源于同一种人性吧。

今番开公最后一次住院而我适在台北，完全是一桩巧合事件。去年年底承两位老友——政治大学前后任校长欧阳勋、张京育二博士盛情邀请，使我有个难得机缘再次“因公返台”参加为期三天的研讨会。便道向老岳丈请安之外，我也预定乘机一访未尝涉足的台中、台南。年来迭承佛光山星云大师和东海大学梅可望校长盛约，此次也想乘机报聘。

南游归来后，我看开公身体虽弱而兴致甚好，礼佛尤勤，我乃和老人约好，订期同访台北普门寺，因普门住持慧明法师原为老友，志行高洁，禅理精深。老人如按时礼佛，甚或皈依，普门近在咫尺，实在是个理想的去处。开公子女均在重洋之外，老人暮年孤寂，心里有个信仰，体外有个去处，则身心当两受其益也。老人对我的建议也甚为嘉许。谁知言未离耳，音容宛在，而老人竟遽归道山了。余住岳家不及三两日，然我们翁婿相处甚得，国事家事天下事，谈笑殊欢。迨老人住入宏恩医院加护病房之后，我每日去医院探视归来，见杂物如旧，而老人恐将永不归来矣。思念及此，亦竟为之拭泪。男儿有泪不轻弹，但是人类毕竟是有感情的动物，在你想到一位爱重你的老辈遽然失去时，十分伤心是免不了的。以前胡适之先生的骤然逝世，当昭文告诉我这一消息时，我不觉两泪一涌而下。后来昭文写信告诉她爸爸时，也说我“如丧考妣”呢。人总是有感情的嘛。

这次老人病笃时，十分痛苦，但他每次见到我出现，都面露欢愉之色，执手喜不自胜，在宏恩医院孟院长亲临床侧，率同谭、缪二大夫会诊做抢救医疗时，有时需要家属签字，我也只好婿代子职，以电话报告开公六十年以上的老友陈立夫、陶百川、萧铮、王铁汉、胡健中、梁永章诸前辈会商之，并与开公的小友刘绍唐先生细议之，乃遵医嘱签字。但在医师们严肃的气氛之中，我也知是泰山既颓之下的尽人事而已，乃连电昭文告急，促其率弟妹速归。三人闻讯始匆忙飞回，抵病榻时，老人已神志不清，入于弥留状态矣。

老人总算有福，在他走完九十二年的人世风雨飘摇的艰难道路时，终于有子女婿媳五人亲侍床侧，看他咽下最后一口气。

“亲丧”按我国固有道德应该是“无闻”的，但是旧礼在南渡之后也有了“修正”。台湾式的丧礼，儿女必须挂挽联吊父母。为遵台式新礼，昭文又要我为他们姊弟三人撰一副哭父的挽联，我遵命写了，并把开公最后的官衔“总统府国策顾问”也嵌了进去，以遵古礼。联曰：

三万里远隔重洋，难省晨昏，临箦。

泣对慈容，惭为儿女。

荣参顾命，泽及黎元。

九十年鞠躬尽瘁，无负党国，晚岁。

我撰了挽联，他们姊弟看了上联，三人皆哭。这不是我这位癫文人在舞文弄墨，我只是根据实情，写了二十一字一句、忠实的报道文学而已。这也是我们这一代的时代悲剧吧。

逝者毕竟是党国元老，葬礼是十分隆重，极尽哀荣。但是祭之丰终不如养之薄也，我想到岳丈晚年的孤寂生活，真为之感慨无限。时代使然，夫复何言呢？

承绍唐兄盛情，硬要我在“泰山颓矣”之后写一篇三千字的纪念文字，遵命之余，也可以说为后世社会史学家，留点我们这一代的时代痕迹吧。

1990年2月25日于新店中央新村开公故庐

原载《传记文学》第五十六卷第三期

《沪上往事细说从头》迟来的导论——珊瑚坝迎候吴开先感赋诗史释

我的岳丈吴开先先生是国府主政大陆时期的一位重臣、高干和抗日陷敌未死的“幸存烈士”。他在1939年秋，正当我民族抗战最艰苦的岁月，汪精卫在南京组织伪政府紧锣密鼓之际，奉蒋委员长之命，自重庆经南洋潜返上海，借租界掩护，领导沦陷区抗日活动，并破坏汪伪组府工作。

盖斯时我军新败，敌后人心动摇。汪、陈（璧君）诸逆乃诡称汉奸主和乃汪、蒋之“双簧”，汪氏之“国府还都南京”，有渝方蒋公之默契。一时颇能蛊惑人心，动摇抗战信念。因此吴开先返沪之主要目的，便是向敌后人民，尤其是上海金融巨子，重申抗战要旨，揭穿此“双簧”之烟幕。吴氏并冒险公宴沪上金融界诸领袖人物，于宴会上以中央大员身份，直斥汪、陈诸逆为汉奸、“双簧”为谬论。一时忠奸有别、泾渭分流，汪氏组府几至一筹莫展。其原因便是汪氏组府之最重要“阁员”，厥为伪“财政部部长”，而开公望重春申，与沪上金融界原有胶漆之谊。今又衔蒋公之命，挟孔祥熙氏之密函，足可阻止汪伪向金融界之渗透。汪伪之“财政部部长”，势必选自上海金融界，而金融界诸贤拒不附逆，则汪伪之窘可知矣。

汪精卫当然也不是省油灯。他原是国府元老、党中副总裁，在上海一带自有其庞大的潜势力。如今组织伪府既受吴开先之阻挠，乃欲以得吴氏之头而甘心。重赏之下，必有勇夫。汪伪竟悬十万现洋重赏，以购吴氏头颅。以那时十万元的购买力来折算，也可说是书生头颅有价！

这时吴、汪之间虽忠奸有别，在实力上倒是旗鼓相当的。开公那时是重庆国府驻沪的最高级干部——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兼该党组织部副部长。因此国府留沪各系统、各机关，在体制上都悉听调度，再加上各级干部同仇敌忾之心，则开公所掌握的实力亦自可观。

据开公告诉我，他那时匿居沪上，是不管“行动”的。那种披坚执锐、与敌伪在街头战斗，自有那些经特殊训练的中下级忠贞之士去赴汤蹈火。他自己的职责则是抑制汪政权之扩展，作曲突徙薪之谋。敌伪双方当然深知他的重要性，然格于当时租界上的英美势力的阻挠，他们对吴氏这位上海社区的地下领袖，也无法加以有效的报复。可是这一形势，在“珍珠港事件”爆发后，瞬息之间便大局逆转了。

太平洋战争一起，美、日立刻宣战，日军乃冲入租界。他们那时要搜捕我方的第一要犯，自然就是吴开先了。处此紧急情况之下，开老理应呈报中央，撤入安全地带，无奈他艺高胆大，自恃为老上海，以为在数百万市民之间化装隐匿，敌伪双方都是不易寻获的。这一点，他虽保持了他的爱国心和责任感，并表现出他吃老虎的个人胆量，但是他也低估了敌伪的搜捕能力——重庆方面派来如此重要的人物，在区区上海一市之内，他们竟然搜捕不着，则敌伪特工的这机关、那机关，岂不通统都要关门了！

他们终于掌握了吴家匿居的线索，侦骑密布，便把吴开先这个渝方派来的地下总指挥，于1942年3月18日午夜，一网成擒！

日军杀人之残酷，远在德国纳粹之上。抗战初起，他们在南京一地，三天之内就屠杀了三十余万军民老幼；而其杀人手段之野蛮残酷，是史无前例的——吴开先这位在上海地区领导抗日的第一号人物，现在是落在日本屠夫手里了。

汪伪特工杀人之残酷，亦不在日寇之下，悬十万重赏、死活不拘的头颅，现在就在刀下——身首异处，一秒钟内就可决定！

我们读历史的人、看电视剧的人，对烈士、对受难者、对屠夫、暴君、刽子手……看得何等轻松！

“自古艰难唯一死！”身临生死边缘的仁人志士的感觉，可不一样啊！

被捕后的生死抉择

开公被捕之后，有几种可能的下场：

以他个人在敌伪眼光中的“罪大恶极”，他可以被“立刻处决”。

以他在国民党内的身份和内幕知识，他可被“严刑逼供”，终于“瘐死狱中”。

以敌伪之间乃至敌伪本身各派系间的争功、妒忌与倾轧，他也可随时被害。

可是在这种错综复杂的情况之下，他们如果对他另有用途，不要他死，那么，他想做个“抗战期间第一个为国捐躯的国民党中央委员”（见汪曼云文），这个光荣的烈士头衔可也不易取得。吴氏决心服毒、跳楼、吞回纹针、绝食……在现代的医疗条件之下，要死也死不了。

“烈士”并不是人人可做的。有做烈士节操的仁人志士，往往也是“慷慨成仁易，从容就义难”。

一个战败不屈的将领，激于义愤，拔枪自杀，这在国共内战中，有很多国军高级将领如张灵甫、黄百韬等等都是如此“捐躯”的。可是被俘之后，自裁不死，其后又颇受礼遇，甚至“上马一提金，下马一提银”……但是你还是志立不屈，终于“从容就义”，那就很难了。纵是基于民族大义，而真能从容就义者，中华五千年历史上，恐怕也只有文天祥相国一人了。洪承畴被俘之后，原先不也是决心殉国的吗？

汪精卫这个大汉奸，他在中国历史上的罪恶是道德大于政治的。汪氏组织了一个伪政权，其实他的伪政权并未做太多的坏事。贪污腐化，两党皆不能免，岂止汪氏？其实，他抗拒日寇在中国大陆征兵往南洋作战，且不无可记者。

汪氏之劣迹，是他破坏了民族道德——他不该以国民党副总裁之尊，于抗战最艰苦阶段，血流成河、尸骨堆山之时，谬听老婆之言，反身投敌。

我民族八年抗战，在道德上说，是黑白分明的。汪、陈夫妇一旦投敌，乃把我们这个黑白分明的民族道德弄得一片模糊——使当时拋头颅、洒热血的爱国志士，在道德上莫知所适；而人类渣滓的汉奸，则个个手舞足蹈、理直气壮起来。汪氏在历史上的罪恶，莫有大于此者。

汪精卫本是吴开先的“长辈”——老上司、副总裁。党龄、事功、道德……都是吴开先的榜样，汪的左右也是吴开先的知交好友，如今忽然天旋地转，吴开先竟然做了汪精卫阶下的“待决死囚”！在这生死交关的情况下，汪氏如温语招降，甚至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你叫吴开先在精神上何以自处？

为最低限度的保全性命着想，吴氏最简单的办法，便是“接受汪副总裁的领导”，写一本“CC内幕”的畅销书，加入老友周佛海、陈公博的行列。如此不但生命可保，高官厚禄也接踵而来——哪里做不得呢？

或许有人要问，如此做法，将来岂不是落个汉奸下场？但是那时日寇正席卷东南亚，“大东亚共荣圈”之建立就在目前，重庆岌岌可危，全国精华均已在“汪主席”控制之下，中国即将是汪家王朝的天下——有谁会想到日本会无条件投降呢？

在那种情况之下，舍汪记新朝的高官厚禄不要，偏要待在死囚牢内，做个朝不保夕的、汪副总裁政权下的文天祥，那真是“愚不可及”了。

在那种生死交关、庙堂沟壑的强烈对比之下，吴开先竟然毫不犹豫地选择了那条“愚不可及”的道路，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内称不避亲！”我们搞历史的，是应有啥说啥的——绝不因为他是我的丈人！

何以能越狱脱险？

但是吴开先这位死囚犯，为何在抗战末期竟能越狱潜逃，堂而皇之跑回重庆呢？这一点就不能不归功于盟军作战之英勇和正直的上帝之保佑了。

原来日军在1941年12月8日偷袭珍珠港之后，不数月便席卷东南亚，囊括了整个西太平洋，一时气焰之盛，真是拿破仑当年亦不过如此。美军在新败之后，在海军上原属劣势。我有位学生王书君教授曾用中文写过一本大书曰《太平洋海空战》，便叙之甚明。但是美国海军何以于短短两年之内反败为胜，节节反攻，终使日本海军一败涂地，不得不退守本岛呢？在史家参查无数种因素之后，也不得不嗟叹天意胜于人力——日寇这个侵略者，实受天谴！在珊瑚海、中途岛诸海战中，美国海军的胜利，很多方面都是很偶然的——美方并无必胜的条件和信念。

总之，在1943年初，美方一连串的胜仗之后，日寇败征已现，乃想在东亚大陆减轻压力，以便全力在海上与美军搏斗，以防其在日本本土登陆。在这项新决策之下，彼方深知汪伪政权不值一顾，乃转而向重庆乞和了。

但是如何向重庆表示友善、求和罢兵呢？利用汉奸向重庆示意，断无此可能；利用唐生明等伪降之士，亦嫌分量不足。这样他们便想到在押的待决死囚、重庆方面的第一号大俘虏吴开先了。开释吴开先以表示倭方觅和诚意，而吴氏又是重庆方面地位足以“通天”（面谒蒋公）的高干——用目前的术语来说，他们要利用吴开先作为对蒋通话的“热线”（hot line），吴是他们掌握中的唯一具备此“热线”资格的人物。

可是，这时我全民族浴血抗战已苦撑六年，六年艰苦岁月中，日方一再诱降，我方迄未动摇；如今胜利已成定局，日寇屈膝有期，反而与败寇谋和，是不需常识即可判断取舍的。日方此举，也只是处于绝境，勉存梦想，知其不可而为之罢了。

至于吴氏呢，他正可利用此一资格，乘机脱离日寇魔掌，岂不也是侥天之幸？

历史事实告诉我们，在日军魔掌之下，莫说做死囚犯，甚至做“顺民”，其生命也是旦夕不保的。君不见诗人郁达夫乎？郁君通日语，在中日文坛均享盛名，并曾为日军做翻译。可是郁君却于日本正式投降之后为日军所捕杀！日军杀郁达夫究为何事——灭口欤？泄愤欤？吾人不知也。但是郁君死后，有谁替他喊过一声冤？缉过一天凶？倭儿凶手还不是逍遥法外！吴开先招敌伪之忌远大于郁达夫呢！吴氏如不于1943年春乘机脱逃，其后命运如何，纵延至日寇投降之后，亦未可知呢！

生还后的是非

吴开先于1943年4月，被日军以专机运送至广州湾释放，辗转逃还重庆。

这一幕“捉放吴开先”（参见汪曼云狱中口述）的历史故事，对吴氏来说，真是历经险劫、得庆生还了。所以他在重庆珊瑚坝机场一下飞机，真是亲朋云集，欢声载道。党内外诗人墨客自于右任以次，并联席庆功酬唱，佳作集至数十首，复由沈尹默书家专抄，刊集成卷，实是中国近代史上不朽的文学佳构。十余年前，开老乃把此轴历史文献交其长女昭文保管，由于开老不喜自我标榜，素不以此手卷示人，故见之者绝少。唯昭文读汪曼云《捉放吴开先》一文后，对其最后一章谓开老返渝往接者仅三人；又谓有开老出席之宴会友朋裹足之说，大起反感，以其与事实适得其反，乃请示老父，决定将此手卷公布，不仅为驳汪文之不实，亦以飨文史界之同好，兼为历史文献存其真迹。

开老是幸存了他九死一生的“活烈士”的生命；但是他却不能摆脱当时国际、党际，甚至国民党党内的风云诡谲的政治。因为吴氏在离开沦陷区之前，汪精卫曾亲约午餐，日军最高将领冈村宁次亦曾约见恳谈，其后又搭日军专机去广州湾，重返自由祖国——这些事原是身为阶下囚的吴开先所无法掌握之事，他是一任敌伪摆布、无法做主的，但是这些事件的本身却有其极敏感的国际政治、党际政治和党内斗争的超级意义。吴氏处此夹缝中，遂成为各方各取所需、任意蹴踢的政治皮球。

敌伪之想利用吴开先做“热线”固无论矣，重庆的“最高当局”蒋公的反应又如何呢？那就微妙了。蒋公的个性，和历史学家所知道的史实，都是绝对“抗战到底”的，在胜利在望的曙光中，绝无与日寇妥协之可能。但是这一“绝无可能”，那时在国际政治中有决定性影响的憨直的美国佬不知也——这也是美国的“中国通”的不通之处吧。

当时美国佬对华情报所得，却把这个“绝无可能”的情势变成了“绝大的可能”。美国佬这项无常识的情报，中共人士和国民党党内的反蒋集团实是最主要的来源（见美国已公开的战时秘档），这也是玩政治的各取所需吧——他们要“糟蹋”蒋介石来讨好史迪威。

微妙的是，蒋公对此项“诬蔑”却笑而不言，始终不肯表态。

为什么如此呢？理由极简单：这一着棋是美国参谋本部马歇尔这一干人所最怕的。

须知那时中美之间的关键人物是史迪威。史可说是马歇尔的“私人”，而马歇尔则是罗斯福言听计从的智囊。

史迪威此人是个志大才疏、毫无政治头脑的老粗，与威风凛凛的蒋委员长极不相能，他竟公然呼蒋为“花生米”（peanut，这原是国际密电中的代号而史公开之）。偏偏他掌握了美援“租借物资”的分配权。他和蒋、何（应钦）打交道，最常用的口头禅则是“QUID PRO QUO”（有来始有往）。他的最高目标是把蒋介石挤得靠边站，由他取蒋而代之，出任“中国战区陆空军总司令”，这一最高职位，他是几乎到手了！

史迪威与蒋公虽成水火，但与蒋公和孔祥熙院长的枕边人却往还得十分投契。精明的共党人士，和心怀宿怨的李济深辈党内领袖，又都看穿史老大的弱点和实力，把他哄得团团转……在这种党内外微妙情况之下，老史那时在重庆真是炙手可热。他有的是美援。他和蒋某打交道，一定要有来才有往。重庆当时一穷二白，拿什么来“往”呢？

因此蒋公那时对美国压力唯一反击的武器，也是他们最怕的武器，便是：“老子不打了！”事实上，那时外交部部长宋子文在华府商谈美援，也动不动把蒋公这一“老子不打了”的态度暗示给罗斯福；罗斯福在惊恐之余，往往也就拿出大把大把银子来维持“老子去打”。

在1943年4月，吴开先蓦地飘然而返，并由日军专机送回，究竟葫芦里卖的什么药？蒋公就故弄玄虚，让敏感的老美慢慢去猜吧！这事实，只是告诉一向欺人太甚的美国文武，“老子不打了”不只是一句空话！

吴开先何人？他只是一位九死一生的、被日军释放回来的俘虏。论功行赏，理应盛大欢迎、加薪晋爵才对。可是这位“活烈士”在中美对垒的国际政治上发生作用了。他是中美围棋大赛中的一颗棋子，用存取舍之间，全看下棋者的需要和意志了，至于这棋子本身的是非荣辱，那就不在下棋者的考虑之列了。

再看看国共两党这盘棋吧。

抗战初期以后，国共摩擦加剧，共产党的宣传，口口声声国民党是“消极抗日”，甚至不抗日，或与日、伪阴谋联合反共，他们能举出无数个例子来。1943年春，吴开先脱险归来，在共产党方面说来，自然又多了个例子。

最可叹的是，国民党为对付美国，既故意不作公开否认；对共产党和党内的反侧分子，亦仅暗示并未与敌伪有任何往还。在这个错综复杂的微妙情况之下，吴开先便成了个牺牲者——他被冷藏了，国民党组织部副部长的官也丢了。百劫归来，无官一身轻的来龙去脉，我们根据史料的分析，大致不会太错吧。

政治是残酷而龌龊的。它对国共两党之内所谓忠党爱国、舍身赴义的党员，乃至党外为抗日救国拋头颅、洒热血的仁人志士是太不公平了。抗战八年，我爱国军民伏尸三千万——多少可歌可泣的壮烈故事！五十年来，有多少人怀念他们，甚至提到他们呢？而贪赃枉法、鼠窃狗偷之辈，在他们的血迹上享其荣华、受其富贵，有什么天理可讲呢？

司马迁叹曰：“天道无亲，常与善人，是耶？非耶？”

太史公这一个永恒的问题，是千年长存、于今为烈啊。吴开先这位“准烈士”，抗战期间没有随诸先烈而去，如今以九秩高龄，身心两健，瞻望期颐，真是应该庆贺了。

开公自大陆易手之后，万人如海一身藏，隐于台北市廛已四十年。介之推不言禄，禄亦弗及，而老人倒颇能淡泊自甘，对过去风云往事，亦不愿提及。仅儿女劝索之下，始亲笔自述十余万言，交德刚整理付梓。窃思开公事业牵涉中、日、美三国暨国共两党，兼及汪伪政权史料，“我国国史馆”、党史会、日本防卫厅，乃至美国国务院、国防部，与夫今日上海各界汪伪史料，均连篇累牍，未细加查阅，便仓促校勘付印，未免过分草率、辜负正史，故迄未动笔。所幸海峡两岸言论如今均同时开放；日、美两国秘档近日亦不难探求。今后有余时余钱，当再细细推敲之，务期为民国正史留一页也。

今且将开公当年脱险返渝，陪都高层文化界于右任、程沧波、汪东、汪辟畺诸先哲对开老慰劳、庆功感赋诗先期发表，为抗战诗文之一章，以飨同文。

十年前（1978）开公八十双庆时，我个人因课忙未能亲飞台北参加祝贺，乃亦效颦匆草贺诗十首托内弟缵文携献老人，聊代跪拜。今亦附骥刊出，以博亲朋大雅一粲。前贤杰作暨匆草拙诗，多涉及开老当年嚼舌抗倭功在国史之往事，如不稍加说明，则年轻一代读者，或不知所指何事，因稍作“史释”如上。乞高明惠正焉。

1988年11月5日于北美洲

岳丈吴开先先生嵩庆献辞

一、江东元老　北伐少年

万户桃符佐寿筵，期颐预祝玉堂仙。

江东父老尊元老，北伐当年一少年。

二、春申江上　往日繁华

车满前庭酒满樽，春申江上月黄昏。

攀辕貂锦三千客，珠履黄郎岂足论？

三、身陷敌牢　矢志成仁

未见衣冠沦上国，孰从肝胆识孤贞。

应知散帻斜簪客，原是黄花岗上人。

四、呕唾倭酋　佯狂却敌

歇浦星沉一岛孤，书生咳唾却匈奴。

满城宫锦皆狐鼠，嚼舌常山一丈夫。

五、胜利还乡　内战去国

黎元喜见凯歌旋，重续齐民百二篇。

衽席苍生成幻梦，渔阳烽火照无眠。

六、退隐台北　从不言禄

策杖街头偊偊行，岂因介禄感逢迎。

尚书真向市曹隐，翁是临安第一人。

七、文桂承欢　子孝孙贤

云外莫嫌夷夏殊，朝暾长照子孙贤。

桂自飘香文自秀，相随已是十分圆。

八、布衣婿女　差报平安

堂前乳燕漫天飞，飞向淮南一布衣。

却喜归来双剪在，依然笑语报春晖。

九、笔戏雕虫　心存黎庶

每叹山东无足问，窃怜海甸有相濡。

著书为探生民术，忍共胡郎辨尔吾。

十、亲率儿女　献诗祝寿

妇自裁笺我润毫，呼儿适市备香醪。

且随季子乘风便，好献新诗作寿桃。

原载《传记文学》第五十三卷第六期

“以一人而敌一国”——为刘绍唐先生创办《传记文学》二十年而作

在我国汗牛充栋的传统史学里，所谓纪传体——也就是那部头最大、撰修时间最长的正史（二十五史）所采用的体裁——实是史学的主流。其实纪即传。司马迁原是这一体裁的创始者，而司马迁所写的《项羽本纪》《高祖本纪》，事实上便是“项羽传”和“刘邦传”。所以换言之，我们也可以说，中国传统史学是以传记为主体的。传记写的是人的故事。把一个人或一群人的社会行为忠实而有趣味地记录下来，让人百读不厌，那就是传记文学了。

论传记文学，推上去，司马迁当然是这一行的鼻祖。我国古代各行各业照例都供奉他们的祖师爷——例如木匠的是鲁班，唱戏的供的唐明皇，药店供的神农，医生供的是华佗，等等。所以刘绍唐先生如果也要在“传记文学社”供一位祖师爷，那么司马迁也就该当仁不让了。

不过传记这项文学，在二十五史的头四史——《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之中，都写得很好，其后便愈来愈糟。形式主义化的结果，到《清史列传》和《清史稿》上的“列传”，简直就令人不忍卒读了。

由于正史的形式主义化，它也就影响了私家传记作者的写作。所以在中国的传记文学里，“四史”而后，简直没有几篇可以说是脍炙人口的作品。

司马迁不但传记文学写得好，他的自传文也照样写得好，他那篇《太史公自序》，便是第一流的文学作品。不幸的是，这个自传文学的传统，和传记一样，也流于形式化。以后大家干脆就不写传记和自传了，索性来他个流水账——所谓年谱。一位老先生自知快要蒙主宠召了，想自我留名后世，便来他个“某翁自订年谱”。笔者昔年管图书，浪费人家的钱，把这类年谱买了不知道多少筐、多少篓，有时偶尔也去翻看翻看，看得生气，不觉便投书于篓——啍！我又不是你的儿子、你的孙子，看你这种书干吗！

可是这个僵化了的传统，在西风东渐的近百年中，渐渐又显出复苏的迹象。纵是最枯燥的年谱，在“现代化”了的写作之下，也有极多可看之书。老同学窦宗一先生所写的《李鸿章年（日）谱》（1968年香港友联书报发行公司出版）便是一本不朽的佳作。在全书中，作者自己几乎未写一句主观的评语，他只是自多如牛毛的有关李鸿章的史料中选其精华，按时序排列，让李鸿章去说他自己的话。在这本小书中，李鸿章真是栩栩如生，令人百读不厌。

欣羡之余，笔者于1962年《李宗仁回忆录》（哥伦比亚大学口述历史之一）中、英二稿同时完工之后，心目中的第二部书，便是想向宗一效颦，来一部《蒋中正先生年（日）谱》，并想在蒋公百年之前，于关节处所，以“口述录音”方式，请“老师”“自订”。

蒋中正先生是我的“老师”。

1943年春初，蒋公接任国立中央大学校长时，我正是该校历史系毕业班的学生。事缘前校长顾孟余先生被迫辞职，而教育部派来的继任人又不见经传，这未免小视了我们国立中央大学的大学生了，所以我们拒绝接受这新校长，闹了个偌大的学潮。教育部收不了这个烂摊子，乃呈报行政院解决，而行政院下来的批示，则是“本院长自兼”。

这一来不但教育部不敢挡驾，我们大学生也不敢闹了。我们贴出一张伟大的大字报（当时叫壁报吧）：“欢迎校长早日莅校办公。”

接着我们又收到校长室执事人员的传话，说：“校长不许欢迎。”抹了我们大学生一鼻子灰。

校长虽不许我们欢迎，我们还是欢迎了他。自此以后校长每周来校办公两小时，这时我们全校师生也就按时辍工两小时去“看校长”。后来我毕业了，毕业证书上的署名也是“校长蒋中正”，所以我就变成不折不扣的蒋中正先生的“学生”了。

二十七年过去了。1970年冬我们在台北开会，一天早晨蒋公点名召见我们“留美四学人”。当他老人家问起我的学历时，我开玩笑地说：“我是‘天子门生’啊！”

蒋公也微微地笑了笑，却说：“你是中央大学毕业的？”

“是呀！”我说，“我是三二级，历史系。我的毕业证书就是您签名盖章的啊！”

“那么你年纪……”

“老师不要问我的年纪了，”我说，“我现在的年纪，正是那时您在南京，我们向您‘献机祝寿’时，您的年纪。”

我没有称他“校长”，因为“校长”是黄埔等军事学校毕业生称呼他的专用名词，我未便乱用，所以我称他“老师”。

当我靠在沙发上和我的“老师”嬉皮笑脸地一答一问之时，我看那沙发上只坐了半个屁股的某学人，脸上一红一白，似乎有点局促不安起来。蒋公身边的两位侍从，似乎也有点惊异。

可是，我倒（觉得）有点奇怪。我觉得坐在我们前面的“我的老师”是那样慈祥、和善、笑容满面的一位老人，其他人等干吗那么紧张？

“老师，”我笑着说，“您没有老呀，您和我们在重庆看到您时，还差不了太多……”

“时间过得真快呀！”“老师”感叹地说。

“你很好！”“老师”又慰勉地说，“你以后写历史有什么需要的话，告诉我，我可以支持你！”

这样便结束了轮在我名下的简短谈话。我想我们这次奉召谒见，台北官方可能还留有正式记录亦未可知。

我那时的幻想是提着个录音机去找我“老师”谈话，以补充我那时已经着手的新著《蒋中正先生年（日）谱》。等到这部“资料书”完成之后，再来“笔则笔，削则削”，一部忠实无欺的《蒋中正先生全传》就不难下笔了。

以上便是我个人心目中想写的第二部传记兼自传的幻想。可是不久我就觉得我这个计划（project）太不切实际了——我想要把我的“老师”蒋中正，当成我的“老同事”李宗仁，那如何办得到呢？

李宗仁先生是抗战时期的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我也在第五战区当过兵，所以李德公总喜欢说他是我的“老同事”。其实我在纽约和他合作写书时，也真像个“老同事”。有时郭德洁夫人不在家，李德公就替我烧个安徽火锅（李公是个好厨师，但他说这火锅是他从安徽六安学来的）、四碟小菜，我二人就“煮酒论英雄”了，有时“论”到深夜，他还不让我走。也有时我回家后乘妻儿熟睡之时，凭着三分酒意，在书房之内也就写个通宵，翌晨万余言的“英雄掌故”就出来了；再过两天英文稿也跟着脱稿，一窝等着看的洋人，也就念得摇头摆尾。

这是李宗仁的故事。只要他没错，我就秉笔直书；他弄错、他胡吹，对不起，我笔则笔之，削则削之——大段删除。有时这位四星上将的“代总统”不服气了，叽叽咕咕。但是他也知道，秀才遇到兵，固然有理讲不清；相反的，兵遇到秀才，那穿二尺五的，也有理说不出——他一个人的脑袋，总敌不过我图书馆内三十万卷图书。

但是纵使一件史实是忠实无欺的，可是解释起来，必然会有其一面之词——这不但是个历史学家对一位历史制造者所无法阻止的，同时也是应该鼓励他说的，是所谓“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读史者欲知真相，则听了公的，再去听婆的，那自然真相大白。

所以在李宗仁的中英两稿定稿之后，我这位执笔人便一再严重地警告我的读者说，这本书是“桂系的一面之词”，偏听、偏信、不听、不信，都是不对的——谁又料到这个“一面之词”，二十年后竟会在中国大陆上拥有千万以上的读者！

就我个人来说，我那时的心理是：听过桂系的了，再听听“中央”的。由于这一心理的驱策，在我的“老同事”不幸去世之后，我就想找“我的老师”来反证一下，如此则一部信史便可以动笔了。

回到纽约之后，我又把我的计划仔细地想了一想。我发现我自己太幼稚——我怎能和“我的老师”一道吃安徽火锅、“煮酒论英雄”呢！这也使我理解了孔门弟子——苏格拉底、柏拉图也是如此说的——夫子“在位”和“不在位”的问题。

还有使我联想到的便是我国传统史学上所谓官修和私修的问题。官、私两家虽各有短长，但是传统著述之内，好的史书几乎都是私修的。另外一个实际问题便是，如果搞官修，则左史记言、右史记事，海内人才济济，哪里又需要一个“远地和尚”——搞历史的华侨来帮闲呢？

此外还有个职业转移的问题。我回纽约之后，发现哥大有一批洋人和日本人正在多方策动把我轰出哥大。区区在哥大一未贪污，二未渎职——那些轰我的人也是有良心的，他们口口声声说我对哥大有“重大贡献”（这话承情他们到现在还在继续说下去），而我又位卑名低，向不构成对任何白人或日本人争名争位的任何威胁，轰我做甚？殊不知天下事之不知道理由的却正多着呢！我怎么也没想到，当年领头轰我的人十年后自己也被轰掉了。如今哥大全校也同样张口结舌——不知道什么原因。

这段小插曲使我想到孔仲尼先生有时也有“误人子弟”的地方，什么“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我想提醒孔夫子，“言忠信，行笃敬”在任何社会里都可使你变成个“可敬可爱”的“好人”，但是“好人”在“蛮貊之邦”是行不得的。

在哥大既然不舒服，则哥大除了三十万卷的汉文典籍之外，还有什么值得恋栈的呢？1972年初我就转业到纽约市大去做亚洲学系第一任的系主任去了——这一下忽然从“牛后”变成“鸡口”，而这个小“鸡口”与我以前所搞的“计划”又风马牛不相及，因而我那一心一意所搞的“私修”、“资料书”便无形中断了。

但我个人毕竟是学历史的。一有空儿，我还是要搞我的“私修”。可是想想近二十年来，个人搞历史——尤其亲见亲闻的民国史断烂的情形，和个人在哥大一无是处的“茶壶里的风波”，我不由得想起和我同时、搞同样东西的刘绍唐是多么崇高伟大了。

闭目沉思，我想想过去二十年的《传记文学》对治民国史的贡献，真是史所未有、令人惊讶！

今日我们可以说，没有刘绍唐，就没有《传记文学》；没有《传记文学》，则治民国史者，光靠些“官方资料”和少许鸡零狗碎的私人著述，则将来的民国史又可写出些什么东西来，这是不难想象的。

恭维刘绍唐，并不是说他的《传记文学》是篇篇珠玉。相反的，二百四十二本《传记文学》可能是个金矿，也可能是个大杂货栈。但纵使是个杂货栈，杂货（如笔者本人的作品）之外，正不知有多少珠玉琳琅，会拣的人自会取之不尽，足使民国史接近它原有的事实。

就以笔者个人读《传记文学》的心得来说吧，不读《传记文学》，我就不知道翠亨村的原名叫菜坑村，不知道复兴社是怎么回事，不知道谁在卢沟桥开第一枪，不知道“何梅协定”原不是什么协定，不知道……还多着呢！

刘绍唐还有一个贡献：他开了个风气。“五四”以来鼓吹写自传最力的是胡适之先生，但是胡适没有搞出个气候来。在刘绍唐攘臂跳火坑之初，胡适还在打破锣，说怕他“难以为继”呢。想不到“刘传记”就有此魄力、毅力、精力，一“继”二十年，一期不脱，烂污不拆，愈搞愈有劲，居然在史学界搞出个“刘绍唐时代”来。胡适如泉下有知，也应自愧不如！

天下事往往有巧合。

笔者去岁应邀去大陆教书六个月。我教的是美国史，但我留心观察的则是民国史，因为大陆史学界近几年最大的热门也是民国史，而且吹得震天价响。同时我也发现，不管意识形态如何不同，兵争政争如何炽烈，所谓的中国知识分子还是有其共同语言（common language）和共同次文化（subculture）的。六月交游，我可说识遍治民国史的铮铮巨擘。毋庸讳言，我们治史的方法与原则确有不同，但这原是学界的正常现象。我国传统经学还有今、古文之争，而今、古文本身又各有家法。他们搞社会主义，孙中山先生还不是说“社会主义有五十六种”！

我们不能以学术原则影响个人友谊，更不应以个人友谊改变学术原则。这是中国读书人的共同语言，大家都了解。所以我在大陆承史界同文友好不弃，得到他们提供的应有的研究方便。

在我遍览民国史料时，最使我震惊的是全国和各省市政协所编辑出版的“文史资料”，这文史资料事实上便是当年国民政府在大陆遗留下来的党、政、军、财、商、学……各界高层分子的回忆录。

回忆录的作者则包括被俘的、靠拢的、起义的、志愿留下的、回归的、为人民立过功的、想跑而没有跑掉的……各式各样的人物。他们之间地位较高而受优待的——包括宣统皇帝溥仪——则被安插在各阶层政协，拿干薪，做点可有可无的文史资料工作，换言之，也就写点自己的回忆录，或写写自己所知道的别人别事。据说为此事周恩来当时曾有指示，叫各人“据实写来，不必隐讳”。

文成之后，再由各地政协的文史资料委员会编纂成书出版，专为内部参考，不许向外（国）发行，是谓之“内部资料”。这种“内部资料”，凡是住在国内和狱外的中国人都可以看，新华书店也公开发售。只是这些书都陈列在“内”室，或二楼、三楼。这些“内”室凡是穿人民装的华侨也可进进出出，要买两本也可以，只是出境通过海关时可能被扣掉。如果海关老爷高抬贵手，你也可以堂堂正正地带出来。拙著《李宗仁回忆录》第一版，便是广西人民政协于1980年把我的名字刮掉出版的，也是“内部资料”。第二版我的名字被复原，改由广西人民出版社发行，才是公开的书籍。

传记文学社出版的另一拙著《胡适口述自传》（哥伦比亚大学口述历史之一，《传记文学》自1978年起连载一年，1981年初编印成书），1980年也被列为“胡适资料”之一种，改名为《胡适的自传》，由上海华东师范学院出版部重印发行，也被列为“内部资料”——因为胡适还没有被“平反”。

本书之重印是“胡适资料”的主编、山东大学历史系系主任葛懋春教授在纽约向我亲自说明的。我认为胡适的书，不管哪一种，如在大陆出版，对求知若渴的大陆青年都是有好处的，所以我就片面负责任地答应了，以免绍唐兄为难。

这些就是所谓“内部资料”。最近引起问题的那位美国小姐韦瑟（Lisa Wichers），据说是看这类资料出事的。

笔者在大陆承同业之助，也看了些这种“内部资料”。其中令我最感兴趣的，当然就是上述各政协所编纂的“文史资料”了。这种资料看起来（如不看各书封面），你几乎就会把它当成刘绍唐的《传记文学》，真是趣味盎然；但你如稍一留心，又会觉得它们之间截然不同。

不同在何处呢？

不同之处便是：《传记文学》里，作者的撰述态度多少有点“唱戏抱屁股，自捧自”；而“文史资料”里，作者撰述的态度则是千篇一律地“对着镜子喊王八，自骂自”。

不过不管自捧也好，自骂也好，对近代史有修养的读者，都可看出些门道来，所以治民国史的学者，对这两部大书，都是非读不可的。

我没时间多看，在浏览之间，最吸引我注意力的，当然是我母省安徽政协的出版品，可惜它一共只出了两本——这两本我倒细读过的。笔者战时和战后在安徽教过书，也做过低级公务员，自信对当时桂系治下的安徽政情了如指掌，可是读过这两本小书，我才自惭浅薄无知。

举个例子来说吧。书中有一篇当年安徽政要、社会处处长、以“尖刻”出名的苏民（春伯）的自述。在文里他说他自己是个两面派——一面为桂系李品仙出力，一面又替“CC系”暗中帮忙。他原意是想拉拢两系合作，结果却是增加两系矛盾，而从中渔利。

这篇如段克文所说的“倒竹筒”的自述，倒真的吓得我半天吐不出气来。那时我们在立煌和合肥，谁不知道苏君是桂系的“死党”，“疾CC如仇”？哪个又逆料到他是桂系和“CC”之间的两面派（double agent）呢？

据此，我对“CC系”在各派系之间的“统战”策略又多了一层了解，那只会耍枪杆、跳木马的李宗仁将军哪里知道？但是写民国史的人岂可不知？岂可不知？

另外还有一篇某仁兄奉李品仙之命“盗楚王墓”的绝妙文章。因为此事就发生在我的家乡，当时众口纷纭，不知究竟挖出些什么来，现在这仁兄把“竹筒”一倒，读之始恍然大悟，真为之喷饭。

这些“文史资料”真把我这个学历史的读者读得如醉如痴。本想穷一暑假之力，把它全部读掉。可是我后来一看部头，才觉得我自不量力，还是老命要紧。

真是无巧不成书，我检点我想读的“文史资料”，数数正是二百四十二本——也正是刘绍唐《传记文学》二十年发行量的总和。

且把两方再比一比：

一个是官修的“自骂之书”；另一个是私修的“自捧之作”。

一个是杂货栈兼大金矿；另一个是大金矿兼杂货栈。

但是二者都是今后治民国史者的必读之书、中国史上永垂不朽之作。

不过，一个是倾“全国”之力纂修的；另一个则是刘绍唐一个人独干的！

以前梁启超为李鸿章作传，提到“甲午之战”那一段，任公说李鸿章是“以一人而敌一国”。我们试将《传记文学》和“文史资料”对比，我们大致也可说：“壮哉绍唐！以一人而敌一国！”

原载《传记文学》第四十一卷第一期

最大的阿Q，最凶的阎王！——试论《传记文学》的责任

（《传记文学》创刊二十周年纪念学术讨论会讲题之七）

我个人这次可说只是“路过”台北，恰逢刘绍唐先生《传记文学》二十周年大庆，也真是“巧遇”。我既然是《传记文学》的长期投稿人之一，是“刘司令长官”麾下的一个“过河卒子”，在道义上、兴趣上和职业上，我都自觉有参与盛会的必要，所以我就提前两天自纽约动身到台北来了，但是我未想到绍唐居然也要拉我的夫，强迫我上台说十五分钟的话——这在当前大陆上史学界的术语里，便叫作“做学术报告”，十五分钟的“学术报告”。

记得远在二十八年前，那时美国的哥伦比亚大学也举行了一个创校两百周年的纪念会。他们也拉夫拉了胡适之先生，要他以中国校友身份，到电台上去作十五分钟的讲演。哥大在讲演之前一年便通知了胡先生，据说胡先生为这篇十五分钟的讲稿足足的预备了三个月，易稿十数次，最后才上台亮相的，这篇讲演最后当然讲得十分精彩。

讲演和写文章一样，是愈短愈难的。据说在中国古代，只有王安石最会写短文章——所谓“半山之文，愈短愈妙”。但是一般平庸的作家，像我自己一样，就只会写“王大娘裹脚布”，又臭又长。要写短文章、做短报告，则非得有长时间充分准备不可。为十五分钟的讲演，胡适要花三个月，那我至少也得花十个月八个月——虽然《传记文学》只是二十周年纪念，而哥大则是二百周年。可是我收到绍唐兄的通知至今还不到三十小时。同时由于中美飞行的时差还未校正过来，三十小时有一半都给我睡掉了；另一半时间则和一些老友和新交吹牛吹掉了。所以我这次上台，可说是毫无准备——而这个大会又是专家如云的大聚会，我这样冒失登台也实在太不自量、太大胆了。但是绍唐先生老友之命不敢违，只好硬撑着上台，耽误诸位的宝贵时间，来“土法炼钢”一番，实在抱歉之至。

我个人既然在“学术”上“报告”不出什么东西，但我自己毕竟是学历史的，尤其是传记方面的历史，所以我想讲点儿我这行职业上的感想，请诸位指教。

我第一个感想便是我觉得我们学历史的都是一群“阿Q”。阿Q是个弱者，被人打了一顿而无法还手，他便说今天老子“被儿子打了”。这样一想，他就胜利了。他虽然打了我，哼！我是他的“老子”、他的“爸爸”，也就值得了。

阿Q有时也要欺侮一下比他更“弱”的“弱者”——他要去“摸一摸”小尼姑。小尼姑唧咕他一下，阿Q说：“哼，和尚摸得，我就摸不得！”

我们学历史，便是一群这样的阿Q！

且看我国第一个——也是最伟大的一个历史学家孔仲尼先生。孔子自命为“儒”。儒者柔也，凡事不抵抗，逆来顺受。他老人家受人一辈子闲气，被人撤职，被人查办，被人“绝粮”，被人围攻，最后被人赶出国门去流亡十四年。但是他还是口口声声地“不报无道”——换言之，便是任凭人家如何欺侮我、虐待我，老子绝不以牙还牙，纵使不“报怨以德”，也要“报怨以直”——相信公理一定胜过强权。

但是这个“直”（公理）始终无法伸张，又如何是好呢？那么孔子就著书、写历史、作《春秋》；可是作《春秋》又不敢破口大骂——只在字里行间，隐隐约约地骂人“混蛋”，是谓之“微言大义”。但是人类历史上的事实，却是“枪杆出政权”。试问自古以来哪些坏蛋真正怕你吭都不敢吭出声来的“微言大义”呢？历史学家对此也有解释，他们说：哼！儿子不听老子话，又有什么办法呢？老子想想，也就罢了。

可是阿Q却要作弄好人——像小尼姑一样的好人，所谓“责备贤者”。只有像小尼姑一样的贤者，才怕孔子的“微言大义”呢。小尼姑要维护贞操，贤者爱惜羽毛，好身后之名，所以才怕人在死后骂他、鞭他的尸。“乱臣贼子”才不怕什么鞭尸呢！所以“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这句话要改成“孔子作《春秋》，而贤者惧——小尼姑惧”，才比较接近历史事实。

我国的历史学家，自圣人而后，至司马迁、司马光、班固、陈寿……到胡适之、沈云龙、黎东方、李国祁、蒋永敬、李云汉、张玉法，到黎东方的学生刘绍唐、唐德刚……都是一群阿Q。阿Q教授教出阿Q学生来——大阿Q教小阿Q。

从可怜的阿Q，我又发生了第二个感想——那就是别看阿Q可怜，他有时也十分凶狠，狠得像“最凶的阎王”。他在喜怒之间，有时也可把有罪或无罪的小鬼，推下油锅，丢上刀山。五殿阎罗的审判过程是十分不民主的——他那儿没有“陪审制”，只要他朱笔一划，你投人胎、投狗胎、投猪胎……上刀山、下油锅，悉凭尊便！

就拿我们的中国古代史来说吧。孔子言必称尧舜，所谓“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尧舜是否有其人，现在的任何历史学家都不敢乱说，至于文王、武王则确有其人。可是所谓“文、武、周公”是否可跟我们的真圣人孔子相比，恐怕就很难说了！

我们读古代史，夏桀、商纣究竟坏至什么程度，文王、武王、周公是否真是圣人、完人，我个人读古书，就不敢盲从。夏桀、商纣可能是耍枪杆、运用国家机器来镇压老百姓的“独夫”，但是文、武、周公也显然是“枪杆出政权主义者”，和他们同时的两位贤者——“大学教授”的伯夷、叔齐，就分明说他们之间的内战是“以暴易暴”。再看我们现代中国洋化了，有什么国旗、国歌、国花……古代中国则有一种国树，以这种树来代表一国政权的性质。且看他们夏、商、周三代的国树又是些什么植物呢？有一次鲁哀公问孔子的大门徒宰我，在国家祭坛边应该种什么种类的树。宰我回答说：“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曰：‘使民战栗。’”

把这句话译成白话文，大意便是：“夏后氏以松树为国家政权的象征，殷商则用柏树，周朝人则用栗树，用栗树的意思是要老百姓看到这树就感觉战栗。”

宰我是孔门“十哲”之一，他的道德文章至少不在黎东方、沈云龙诸教授之下。他的话不是胡说八道的，是有根据的。我们不能因为他欢喜睡午觉，便不相信他深厚的史学训练，否则鲁哀公也不会聘他做“国策顾问”的。

根据宰我的考证，周初的“革命政权”原来是个“使民战栗”的恐怖政权，那样的话，在叛乱成功之后，一连串的“镇反”、“肃反”之可怕，也就可想而知了。

但是在六百年稳坐江山之后，“镇反”、“肃反”的结果，公正的史学家被杀的被杀、该饿死的都饿死，大家六百年都不敢放个屁，暴君变成了圣贤，历史就被歪曲了。连一个“殷遗民”的孔圣人也信以为真了！

我们如把一部“二十五史”从头读起，“不疑处有疑”，恐怕一整部中华民族史都要重写了。

重写历史，我们今日当然大可不必。将错就错，又何伤大雅呢？我个人今天来怀疑圣贤，只是想帮助说明历史学家一支笔是多么可怕就是了，它可颠倒黑白、混淆是非。

司马迁出言不慎，被皇帝把生殖机构破坏了，他有气没处出，便“微言大义”一番，把“今上”的祖宗大骂一通，说他是流氓地痞，不慈不孝……甚至是个同性恋患者——下流无耻至极。其实嘛，刘邦不一定就那么坏，坏就坏在他的子孙不该把个伟大的历史学家“下蚕室”就是了。

司马迁是个大阿Q，但是司马迁也是个最凶狠的“阎王”。他把刘邦这“小鬼”，戴高帽、游街、打入牛栏，让他两千年不能翻身、平反。

这种以恩怨执笔的复杂心理，不但正式史家如此，野史家比正史家更可怕。就说魏武帝曹操吧。曹操也不一定是个“白鼻子”，他说：“天下无孤，不知几人称帝，几人称王。”他对阻止内战、恢复文教是有大功劳的。但是他被一些野史家——一些“刘绍唐”领导下的野史家们，糟蹋得不成样子。你看他在《捉放曹》中的表演多么可恶。

曹操在中国文学史上是有崇高地位的人，我不相信他会说：“宁我负人，毋人负我！”这句话显然是“刘绍唐”的“野史馆”中传出来的，其力量与影响，是远大于“正史馆”的。

以上所说的只是贬的一面。其实褒的一面也是一样的。就拿诸葛亮来说吧。论古今用兵，在我们心目中，诸葛亮算是第一人了，白崇禧将军绰号就叫“小诸葛”。以前湘军有个将领（是左宗棠吧）即常常以“诸葛”自命，一次他打了个胜仗，不觉得意洋洋地说：“此‘诸葛’之所以为‘亮’也！”又一次，他又打了个败仗，弄得垂头丧气，他一个幕僚就取笑他说：“此‘葛亮’之所以为‘诸’（猪）也！”左氏大怒，据说后来便借故把这个幕僚“修理”了。

其实诸葛亮用兵远不如曹操。陈寿在《三国志》上便说用兵“非其所长”，但是我们“野史馆的刘绍唐”，硬说他用兵是古今一人，他也就浪得虚名了。

再看我们所身历的民国史吧。我们的官史家、野史家——尤其是野史家，对一些颇有干才、颇有政绩的民国豪杰如袁世凯、曹锟、张作霖、刘湘、韩复榘……都有欠公平，尤其是韩二哥韩青天，简直就被人糟蹋得不成样子。其实韩青天并不就那么坏。所以我们如翻翻这部拥有二百四十二卷的大类书——《传记文学》，我真觉得刘绍唐不只是当今最大的阿Q，他也是一字定天下的大法官和活阎罗呢！

谢谢诸位。

原载《传记文学》第四十一卷第二期

杨振宁·《传记文学》·瓦砾坝——贺《传记文学》创刊二十五周年

去年（1986年）6月初，一次我正挤入北京饭店拥挤的电梯自上而下时，忽然背后人丛中有一乘客伸手在我肩上敲了两下。我回头一看，发现竟是杨振宁教授。他住在五楼，我在三楼，他先入为主，便被挤在电梯的后面了。老友“异域”（！）重逢，“他乡”（！）遇故知，十分高兴。

振宁告诉我，他在人民大会堂做七次学术讲演，那一天是第七次，晚间无事，大家可以聊聊。

这次正好我的幼妹德亦在北京。德是学汽车制造的，她和丈夫朱子智都是大陆上自制的最神气的“红旗牌”轿车的骨干设计师。二人都是高级工程师，子智更是长春第一汽车厂深圳分厂的总工程师，二人也都曾分别领队出国访问，到过日本和美国。

德听说我与杨振宁这位大名人有约，大为高兴，一定要我也带她去看看杨振宁，她除去要瞻仰这位诺贝尔奖得主的风采之外，还有另一个目的——要去“问问道”，因为她的儿子朱工今次高中毕业，在吉林省会考，考了个“解元”——物理第一名，全国统考也名列第七，在全国大学联考中，免试升入北大或清华物理系，他选择了北大。这在今日大陆统考那种疯狂的竞争之下，简直是不可想象的。儿子既然也学物理，那么妈妈要向杨振宁请教，当然是顺理成章的——在约定时间，我们就一起晤面了。

振宁兄不弃，对德儿子将来学习的方向颇多指点。他们都是搞科学的，德的专业是电子工程，俗名“电脑”的科学就是其中的一部分吧。据她美国同行对她的推许，认为她那点点电脑知识在美国相同等级工程师的薪金至少是十万美金一年，而她在长春的每月工资只有人民币九十元（约合美金二十五元）。所以我这位女工程师的妹妹似乎学得也还不错。

杨兄和我这位幼妹究竟谈了些什么物理学，我已全部忘了。不忘了，那也是牛听弹琴——虽然我这位老哥当年考大学时，据朋友们替我在“教育部”所查原卷，物理也曾考一百分，但是被一些不讲理的大主考硬扣成八十分，理由是我在湖南区考的统考，湖南区阅卷分数松，所以被扣了百分之二十。这一点我至今不服，还要继续向陈立夫老伯抗议！英汉史地，您扣掉我二十分小子何敢吭一声？但是数学、物理硬邦邦，怎可胡乱地打我折扣呢？

可是陈公今日纵使对我加倍发还，我对他二人那晚的对话仍然是一窍不通。

不过那晚振宁兄和我也谈了很多——我二人谈的却是《传记文学》。

杨振宁和我一样，也是一位“合肥老母鸡”，虽然他能讲一口“京腔”的国语。在他获诺贝尔奖之前，我们在普林斯顿便认识了。认识的原因，大概是我那口乡音未改的合肥话吸引了他的好奇，我二人一叙，竟是抗战初期的中学同班。当年为战火所迫，他自北平、我从南京先后转学故乡。但是他父亲是清华大学的名教授，所以他在合肥盘桓不久，便转学到昆明去了，后来由统考考入西南联大。我是个乡巴佬，逃难时只好死守着学堂，在敌人的机枪声中，穿着草鞋，翻山越岭，逃到武汉。由所谓临时中学改编成“国立安徽中学”，再次改成“国立第八中学”落户湘西。后来我在湘西参加统考，考入中央大学。

我们那次逃难是举校搬家的，全校老师和数千男女青年都穿着草鞋，踢踢跶跶地跑到后方去，十分罗曼蒂克。这些当年的草鞋青年，今都垂垂老矣。前不久还有老同学女诗人阚家蓂（匹兹堡大学名教授谢觉民的夫人）填词忆往事，并寄给我要我狗尾续貂，“和”她一番。我“和”她些什么歪诗，记不得了（据说家蓂还保存有原稿），但其中有两句我还记得是：“三千小儿女，结伴到湘西。”这三千小儿女中，就包括了杨振宁当年的整个老同班。

振宁在校时间太短，没有参加逃亡，所有老师和同学的名字他都忘了，只记得“学生程度很整齐，老师阵容也很杰出”。我自己受惠极深而念念不忘的一些老师的名字如沈沅湘（数学）、沈兰渠（化学，绰号“老猛”，合肥城关话“某”字说成“猛”字。沈老师是城关人，故有此雅号）、鲍哲文、张汝舟（国文）、施伯章（英文）、刘毓璜（历史，现在还在南京大学教授历史）……诸先生他已记不清了。

后来杨兄一举成名，得了诺贝尔奖，成了个闻名世界的大伟人，交际圈一下扩大百十倍，应接不暇。这一来我们反而疏远了。不是他贵易交，而是我这位小老乡、老同学不想去找他了，理由很简单：不想“杀入重围”。像杨兄这样的名人，到任何地方，围他的人都是一圈一圈的，你想“一亲芳泽”和他握个手，就得勇往直前去“杀入重围”。花了这么大的气力“杀入重围”，如果去和漂亮女明星接个吻，那还值得；“杀入重围”去和杨振宁拉一下手，那我就不干了。不干，就疏远了。

前年，大陆的名作家、其后出任文化部“尚书”的王蒙也曾问我，他四访纽约，为何难得一晤，我也告诉他相同的故事。这是人际关系，活生生的事实嘛。社会学家如有兴趣，把这现象概念化一下，也可得出某种某种的“定律”来。

不过，近三十年来，承振宁兄不弃，在不需“杀入重围”的场合下，我们还是不时往还的。一次，他身怀大笔奖学金，代表“纽约州大”来招兵买马，我代表“纽约市大”来接待这位施主，并多少求点情，还把我一个学生送入州大研究院去读史学博士学位。

前不久我们又在一位朋友家见面了，那也是我第一次拜见他的老太太——杨伯母。我见她老人家，她老人家见我，真备感亲切，因为这老人所说的话和我母亲所说的几乎一模一样。这在故乡三万里之外，是不易听到的。

去岁我们北京之会，振宁还学他母亲用合肥话说：“啊唐德刚，唐德刚，唐家圩的，唐家圩的。”（“圩”，土音读“围”）

与振宁兄一夕之谈，使我觉得这位诺贝尔奖得主，平时我们虽往来无多，但他对我这位小同乡、老同学并不陌生——他知道二三十年我在干些啥子——我写的那些破铜烂铁，他居然也看过，而多半都出自《传记文学》。

杨振宁这个物理学泰斗居然也是《传记文学》的长期读者，这倒使我颇感意外。在《传记文学》二十五周年纪念之时，我得向“刘传记”报告这个好消息。下次杨公莅台，“刘传记”对这位不平凡的读者，应大请其客才对。

我们北京之会，振宁兄对“我的朋友”胡适之、李宗仁虽很熟悉，但他对他老太太口中的“唐家圩的，唐家圩的”是怎么回事则不甚了了，问我是怎么回事。

“唐家圩”这个古老而神秘的东西现在是在地球上消失了，也永远不会回来。前几年台北有位读者写信问我“家在何处”，我回她说：“……家在吴头楚尾，欲飞还，怕绕空梁……”那时我还是估计得太乐观了点，其实我这个“家”被挖土三尺，夷为平地，哪还有什么“空梁”好绕呢？

“唐家圩”是个什么东西呢？我原先是在其中度过童年的小主人之一，却不知其所以然。等到进了大学，学了历史，抗战末期返皖，步行通过黄淮大平原——尤其是通过一个据说是穆桂英挂帅的地方的穆家寨（后因穆氏式微，寨已换了主人，也换了名字）——我这个对社会史有兴趣的历史系毕业生，才颇有所悟。

“圩”这种东西在河南叫“寨”，在陕西或许叫“围”——毛泽东在长征途中，就曾打过这种“土围子”——在我们江淮之间则叫“圩子”。它是黄淮一带平原之上，动乱岁月里（中国历史上，有几年无动乱？），农民聚族而居、扎寨自保的一种东西。某年“穆柯寨”里出了女寨主桂英，她看中了邻寨里一个漂亮青年杨宗保，一时芳心大动，乃带领喽啰一下把宗保掳来，强迫他做“午夜牛郎”，和一个又老又丑的女寨主结婚，那可能就是《穆桂英招亲》这出戏的本事了。

我们姓唐的这群贫下中农，又怎么扎了个“唐家圩”呢？这是中国社会史学上一个有趣的题目，说来话长，足够写篇博士论文。

其实在我们那一带扎圩子的也不只我们姓唐的一家，沈从文的丈人家张家也是一个。另外还有个“刘家圩”（出了个麻子寨主刘六郎，在台湾还有个铜像的刘铭传）。除此以外还有个“周家圩”，合肥东乡还有个“李家圩”出了个李鸿章……真是欹欤盛哉。

华裔人类学家许琅光教授曾写过一本书叫《宗族、种姓与社团》（Francis L.K.Hsu，Clan，Caste & Club.Princeton，N.J.，1963.）来比较中、印、美三个社会结构之不同，而说明中国社会结构是以宗族为重心，不像印度人之侧重宗教阶级和美国人之注重“俱乐部”。

我们那些“寨”和“围”在以前也都是一种宗族组织。不特此也，我们合肥那些所谓大族还有个总根，这个总根据说发源于江西省的一个小镇叫“瓦砾坝”（“砾”字，合肥土音读“折”）。

笔者在美国参加了“旅美加安徽同乡会”。会友中凡属祖籍合肥而知道祖宗背景的，几乎都说远祖来自江西瓦砾坝。前年访台，承现“国防部部长”郑为元将军和郑曹蕙玲夫人召宴，嗣又与“旅台合肥同乡会”乡贤王秀春先生等十余人，欢叙于“国防部前部长”郭寄峤前辈家，一时风雨如晦，鸡鸣不已，欢乐无比。

郭寄老在合肥的祖居距舍下才三英里（纽约市上只六十个街口），我早年便听说郭府也是瓦砾坝老移民。至于郑将军和曹夫人远祖是否亦来自瓦砾坝，我未及一问。但据我按比例推测，那天我们在郭府欢叙的十多只“老母鸡”，可能有一半为瓦砾坝之苗裔也。

瓦砾坝才是我们大多数合肥人远祖之所自。至于我们族谱上那些什么唐尧虞舜、老始祖、大名贤，都是修谱时撰谱序的文人胡吹的。在下的始祖不是什么“周成王”、“小弱弟”、“封于唐”的皇族。我唐某人真正可考的老祖宗，原是在瓦砾坝耕田种地的老农民。这才是可靠的“信史”。

瓦砾坝在咱合肥前贤中被怀念了三百余年。很快地，他老人家就要在我们子孙的记忆中消失了。

呜呼，瓦砾坝究竟在江西的什么地方，吾合肥佬不知也。但是传闻异辞，故事却多着呢。

今乘《传记文学》四分之一世纪大庆，来“寻根”一番，倒不失为民族学（ethnology）上一宗有趣的研究。

话说大明帝国末年，由于政治窳劣，民不聊生，发生了农民大起义。这次大起义的头头之一便是陕西延安府人张献忠（1606—1646）。这位张大王嗜杀成性，他于崇祯八年（1635）率军攻入皖北，焚明皇陵于凤阳，然后从凤阳南下，自合肥、舒城、桐城、怀宁……一路杀向湖北、江西而去。沿途被他杀得赤地千里，天日无光。

张献忠不是像今天左翼史学家所说的那么可敬可爱——只杀地主，不杀农民。他是逢人便杀，不分贫富的。杀到后来无人可杀时，便宰杀自己的小兵以泄其杀人之欲。他从我们敝省过了一下，一路上便把老百姓杀得精光。

我们那个“唐家圩”，那时便已存在，因为地居要冲，居民住户被张献忠杀得一个不留。原主人姓啥名谁，谁也不知道——纵使他们或有姓名文件留下，那些自瓦砾坝逃来的难民贫农可能也是一个大字不识。他们搬进去暂住之时，只见死尸遍地，他们搬走死尸，拿起人家留下的锄头，干起老活，就当起“中农”来了。

他们一直在等候原屋主归来，以便物还原主。可是原屋主显然已经死光了，永不归来；他们乃在新朝注册，取得产权，一住便住了两百多年。直到19世纪50年代，他们又碰上了一次农民大起义。可是这次起义的新领袖，没有张献忠那么凶。这些贫下中农乃自己组织起来，来个反起义，和起义北上的贫下中农拼杀起来。结果起义的被反起义的打垮了。反起义的头头们，从一字不识的贫下中农，数年之内，都变成了“淮军将领”、“同治中兴”的高干，并把那些“败则为寇”的王侯们的金银财宝瓜分了，纳入私囊，搬回老家，大修府第，猖獗一时。

以上便是当年瓦砾坝难民子孙的一支——也是代表性相当强的一支——三百年来兴亡的简史，其他各支的遭遇应是大同小异的。

所以从各种史迹来推测，当年从一个不知何处的瓦砾坝集体逃亡、后到合肥集体定居的难民，一定是为数可观的——从几百人到几千人之多。其逃亡故事很有点像三千年前，摩西教主率领犹太难民逃亡的《出埃及记》：当他们前有大海、后有追兵，正在绝境之时，忽然上帝指点，一海中分，现出条康庄大道来，才把他们渡了过去。

瓦砾坝难民不信上帝，上帝也不救急。所幸他们人多，人定胜天。当他们碰到一河难渡之时，他们乃每人找了一块瓦砾，结果投瓦断流，便造出个瓦砾坝来，才使他们自江西安抵合肥。

他们集体在合肥定居之时，也颇像美国摩门（Mormon）教徒在教主普里翰·杨（Brigham Young，1801—1877）率领他们在盐湖城（Salt LakeCity）定居的故事一样。他们数百人漂泊经年，杨教主忽然找到了盐湖城，乃大呼一声：“就是这个地方！”（This is the place.）他们就住下了，一住到今天，传为历史佳话、人世传奇。

瓦砾坝难民，填河筑坝，终于找到了“这个地方”，也太富于传奇性了。可惜他们没有教主，也没有个上帝，否则他们一定也会有感恩节（Thanks giving Day）、受难节（Passover）一类的宗教仪式出现——难民原不是好当的嘛。事过境迁，回首当年，感慨系之，便有种种的心灵反应出现了。

我们的合肥佬，既然很多都是集体逃亡、集体定居的难民后裔，他们难免也保留些当年难民祖宗的遗风。这遗风所表现的一面，便是合肥佬一般都气度甚大，不计较小节。这一点往往是其他地区的朋友们所不能及。

据说李鸿章做两广总督新上任时，他属下的司道知事等循例都得亲来衙门递“手本”“请训”。这些请训小官中居然有个小知县是李的同乡合肥人。李乃以乡音向他开玩笑说：“你在这里做县官做了这么久，地皮刮了不少吧？”谁知这个小知县不太懂林语堂式的幽默，竟然顶撞说：“你当总督刮了多少大地皮，就不能让我小知县刮点小地皮呀！”

这句话漫说是那个专制时代，就在今日国共两党治下，十三级以下的小干部也是说不得的啊！他二人你一句我一句地撞了半天，那个小知县火了，竟然拂袖而去，抹了李中堂一鼻子灰。

这种干法，在大清帝国里是有脑袋搬家的可能性啊！然而相反的，我们李中堂却慌了起来，赶快请客赔礼，才终使误会冰释。

在这段小故事里，这个小知县的无礼，和这个总督大人的风度，都不是一般人所能做的。但是你如果知道他二人都是瓦砾坝难民的后裔，那也就没什么好奇怪的了。

1987年5月14日于纽约

原载《传记文学》第五十一卷第一期

陈其宽画学看记——兼论国画现代化

那已是50年代的旧事了。

一次我和鹿桥一起在纽约的米舟画廊看画。那儿挂着几张陈其宽的现代山水。当我二人走到这几幅画的前面时，鹿桥忽然转过身来，很严肃地告诉我说：“陈其宽是三百年来第一人！”鹿桥这句评语，使我愣了半天，吐不出气来。

鹿桥是位百分之百的恂恂儒者、谨言慎行的谦谦君子，一位极有分寸的画评家，艺术作品经其评题，言出于口，文发于笔，都是一字千钧的。

他为什么对陈其宽有如此崇高的评价，当时对我确是个小小的震撼。

鹿桥其人

鹿桥（吴讷孙）是我的挚友。他修身齐家的德性，都是我最为佩服的。相交数十年，他一直都是我“见贤思齐”的标准。

鹿桥的中英文都比我好。那时我正在读他那尚未出版的《未央歌》，而自愧弗如。鹿桥的英文尤其使我折服，在50年代中期，中国知识分子在美国尚不敢做太多教书的梦。他们最企慕而又有可能得到的金饭碗，便是进联合国。

联合国里面众人皆想的工作，分两个阶层：一个是“主管级”（directorate）的工作。那是要走政治后门的，常人不敢想也；另一种是“专家级”（professionals），如普通的翻译工作，那是要凭硬功夫参加考试的。笔者愚不安愚，也曾参加过这种考试。同科三百余人，真是博士如云，专才如雨，洋洋大观焉。结果，生而有幸，竟和三百余名学者名宦，于孙山之外，同科落第；而鹿桥却与“小猫”三四，同登金榜。

鹿桥不但考取了，他考取的还是最难的一项——立刻传译的口译。他那时是位“新科进士”，在我这位“乡试不售”的老秀才看起来，真是心服口服。

他那座“延陵乙园”

鹿桥在艺术创作上也是位天才和雅士——也可说是个怪杰吧。他在耶鲁读书之时，结了婚而没有新房。他和他那听话的新娘乃决定自己动手，在地价甚低的山地来盖一座小房子。二人餐风宿露、搬砖搬瓦，盖了六年，居然盖成了。

其后他又租了推土机和怪手机，自己驾着机器，引清流至屋角，又挖了一个不小的人工湖。湖畔古木阴森，怪石嵯峨，湖内游鱼浮沉，云影荡漾，俨然别有洞天。

他二人又沿清流，运巨石，筑了个小型西式音乐台。后来因势又添了些野餐桌、情人椅……

布置粗具规模，鹿桥乃把他这个小园起个名字，叫“延陵乙园”，因为他姓吴嘛。

记得有一年初冬，我们的小组织白马社里十来位男女社友应邀来访。那时天正微雪，木叶黄落，气象肃飒；但是我们那位领队入园的陶塑艺人蔡宝瑜，兴致甚好。她说她最喜欢此时此刻来访乙园，因为此时此刻，这花园内，没有花，也没有人。

她说过这话之后，我竟为之雅兴大发，自衣袋里取出拍纸簿，当场口占一绝。后来宝瑜死了，我的诗也丢了，但是我还记得开头的那几句：

领队的姑娘说，

她最喜欢这花园，因为

这花园内没有花，也

没有人。

……

其实冬天一过，鹿桥这座小园之内，是既有花，也有人。

鹿桥是位怕闹也怕名的人，却想不到他无意之间搞出的这所“三间东倒西歪屋”的东方情调，很快地便把这个乙园变成了山阴道上。鹿桥和他的夫人，这两个南腔北调人，也被弄得名满纽约。

原来战后的纽约此时已逐渐地取代了维也纳和巴黎而成为世界的音乐和艺术中心，是名艺人聚居之所，也是成长期中的小辈过五关、斩六将的必经之道。可是这批名满天下的艺人们，在广厦连云的纽约住腻了，忽然发现在耶鲁大学附近的原始丛林里，却有这样一座清幽脱俗的摩耶精舍，这一下可把这批误把脏和臭都当成了雅的大胡子们提醒了，大家相率过访，终至倾城而来——这一下也就把鹿桥发掘出来了。

是过誉还是知音

就当鹿桥在耶鲁渐次出山之时，东方书画在纽约艺坛也逐渐抬头。大家在玩弄“四王”、“八怪”之外，才知道这种艺术的背后，还有延陵乙园这一类的生活情调。临流自照，大胡子们自觉其俗，那不长胡子的鹿桥也就益发雅起来了。有些“芥千金而不盼”的画家琴师们，平时连洛克菲勒也不易请到的，这时竟不时到乙园里来，画点山水，赋点新诗，拉他几曲新旧调门。他们评起东方书画来，以鹿桥之博雅，很快地也变成纽约地区同行公认的盟主——虽然他在耶鲁还只是个画史系的助教授。

声名大了，鹿桥便益发谨言慎行，加以当时我们那一伙原来是个吃吃喝喝、无事时吹吹文学艺术的小浪人团体，从来未想到相互标榜，彼此之间的鼓励和批评，都是极其真诚的。

知音的鼓舞之情虽随时可见，而失当的过誉之评则绝未曾有。

正因其如此，上文所引鹿桥这句严肃的评语，对我才构成不小的震撼。最近我为草拟此篇，曾在长途电话中与鹿桥重提此事，鹿桥似乎对他那三十年前的旧话，初无修正之意。

事实上，也只有鹿桥这样，能在中西文化冲击中发生“协调作用”（acculturational function）的学者，才是那融会中西于一纸的陈其宽的真正知音。

败家子的玩赏癖

笔者不学，对他们艺人之间的相互讨论本不应置一词。但我个人也是个未能全脱传统习气的中国知识分子。中国的传统文人——除掉一段很短“漏夜赶科场”的阶段之外——他们如果想搞点学术，大半都是以兴趣为依归的。而兴趣又因人而异，喜欢专的，则不惜“白首穷一经”；兴趣广泛的，则喜欢炒杂碎，样样都碰碰。胡适之先生的了不起之处，便是他能二者兼而有之。

余小子一经未学、百事欠通，但兴趣之杂，倒不在胡老师之下。在下是美国领有专利的发明家协会中未缴会费的会员。在下玩赏起音乐艺术来，也每每废寝忘餐。所学别无专精，何至沉溺若此呢？无他，兴趣使然也，业余嗜好而已。这本是中国旧文人，一种任性、贪玩、不务正业和不为稻粱谋的劣根性、老传统；也是旧社会中，有小聪明而不成大器的败家子之通病。如今年届二毛，一事无成，反躬自省，倒颇有自知之明。

陈其宽的“泥菩萨”

由于兴趣和好奇心的驱使，我对陈其宽的画，早就有极诚挚的玩赏之心，认为他那种新尝试是对我国画坛千年模式的一种突破，也可说是一种解放和艺术现代化罢。

但是其宽所搞的并不是单纯的“华人画西画”那种百分之百的“横的移植”。他没有背弃中国传统，可是也不是“中西合璧”的艺术大拼盘。其宽所致力的则是中国青年情侣所最向往的“泥菩萨”，打破两个泥菩萨搅成一块泥，再做两个泥菩萨——你身上有我，我身上有你。这一程序在教育学、民俗学上，叫作“文化协调”（acculturational）。

这种融会中西、不着痕迹、两得其美的本事，他们搞建筑而专攻室内设计（interior design）的高手就最为擅长。君不见一座瓷制光头老寿星，如经一位高手安放于一座全部超现代化的洋房客厅之内，这位东方老丈真是神态潇洒、须眉欲动。但是如由我辈把他老人家自唐人街的杂货铺中请回，放于起居室香案之上，求他保佑，这老头便显得面目狰狞、俗不可耐。盖中西艺术之水乳交融，端看艺术家去如何处理——运用之妙，存乎一心，真正的高手运用起来，初无中西、古今、纵横之别也。

贝聿铭在80年代所设计的香山饭店就是这一手法在现阶段的最高表现——当然还可以提高。

在三十多年前，我便觉得陈其宽是这项高手之一，但我自知不学，不敢枉顾轻重，在行家之前妄言妄语。及闻鹿桥之言，惊喜之余，真有“夫子言之”的感觉。

我同意鹿桥的评语，只是觉得自己不在此行，不够资格说出罢了。

古董字画的“从贩”

我认识陈其宽比鹿桥还要早。其宽是我大学时代防空洞中躲警报的难友，也是我在饭堂内抢稀饭的劲敌。他在重庆已渐有脱颖而出的趋势，但是我把他看得高我一头，却是在50年代的纽约。

50年代是中国艺术品打入西方市场的更始期；50年代的纽约也是中国艺术品进入西方的第一号通商口岸。那时不管中国来的什么破铜烂铁，在纽约市的麦迪生大道，都可向白皮肤的富翁富婆，敲他几文。其时中国来的高级难民也麇居纽约，因此市场上的破铜烂铁也所在多有。

笔者本人是个最欢喜看热闹的人。光棍一条，无牵无挂，便养成有热闹便看的坏习惯。在我当年挤看这些古董交易之热闹时，心中真有说不尽的“阿Q情怀”。

为什么呢？

因为不过在短短的数年之前，我本人在1947年的上海，也曾做过一阵子出售古董字画的“从贩”——卖古董的不是我，我只是帮忙兜售而已，故曰“从贩”（阿Q当年在恋爱失败之后，不是也做过一阵子出售旧衣服的“从贩”？）。

那位“主贩”原是我的一位远方姑丈，大我三五岁。我二人各提筐篮一只，里面装满了官窑、汝窑、宣德、康熙……还有三两件“四王”、“八怪”的卷轴，挤上电车，到老霞飞路一带犹太人开的礼品店前，沿街叫卖。我便是我那位志在国际贸易的土姑丈的英文翻译。姑丈答应我的报酬则是：“卖掉货，便去吃丰泽楼、看梅兰芳！”

可恨的则是那些老犹太对我们两个土阿Q看也不看一眼——我二人一件也未卖掉。

现在回想起来，真连我自己也不相信有过这么回事。以80年代纽约的时价来估计，俺那一筐篮杂货，今日至少也值他美金千把百万，而我们留存在阁楼上的，还有十来个大件呢！但是这些大小各件，不特老犹太不要，连电车上的扒手也不看我们一眼，可恨不可恨呢？

丰泽楼吃不成了，但是姑丈还是要酬劳我，要我在大小各件中随意选择！可是我对他那些坛坛罐罐也失去了兴趣。

后来我拿到留学护照，无钱出国。我的老爸爸也翻箱倒箧，捡出六张“四王”册叶，要我拿到上海去卖。由于姑丈和我沿街叫卖的惨痛经验，我只选择了我穷爸爸的一百块“袁大头”，“四王”我是不要了。

我老爸那几张“四王”才是真的呢，不像50年代纽约市场上叫价十万而问题重重的“王”这、“王”那呢！

在纽约我是“一王”也不“王”了。但毕竟是做过贩子的，对老行道不能忘情，一闻有古董交易，我总是赶去，与一二真假专家坐在后排，品头论足一番。后来台北故宫博物院的精品经美国佬摄制完毕，我并力逼老婆听话，拨“巨款”购藏一整套——我们那时是在“清寒线”（poverty line）之下挣扎啊。何以挨饿而为之？无他，败家子老病发了，年轻时受了老辈败家子的影响，染上不良嗜好，一时未能戒除而已。

洋画梳耙

未能免俗，笔者个人在诸老友之间，虽偶尔附庸风雅，不过在下于留学期中所学的，毕竟是“全盘西化”——由“欧洲中古史”转“欧洲近代史”转“美国史”。由于个人兴趣，也由于朋友关系，那时我也是纽约四大博物馆之间的常客。各馆之间，相隔虽仅数分钟的路程，可是各馆藏画——从中古到现代——可就有霄壤之别了。

后来余游欧洲，再一看各国所藏名画，便觉得自文艺复兴时代到现在，他们的绘画简直变得驴头不对马嘴。甚至某一画家个人（如毕加索），一生短短数十寒暑，也无时不在变动之中。我们的传统国画，在同一时期和西画相比，那简直就静如止水了。

谈西画流变，非关本题。不过要回看西画流变对我们国画所发生的“挑战作用”（challenge），以及我国画家如徐悲鸿、张大千、陈其宽诸先生对它的“反应”（response），则我们对近期西画风格之演变，也不能不略事梳耙。

请从19世纪说起。

19世纪初年由于工业革命及法国革命的影响，欧洲的社会结构有了变动，画风乃随之而变。第一个出现的，便是拋掉中古宗教的框框而复古罗马之古的“新古典主义”（Neoclassicism）；接踵而来的，则是干脆拋掉古典而注重自由挥洒的“浪漫主义”（Romanticism）。

欧洲的传统画家与我国传统画家的生活方式是迥然有别的。中国传统画家都是“文人”，做官有俸禄，优游林泉当地主，有农民奉养——他们一般是不靠卖画吃饭的。靠画画吃饭的，则多半是画匠或画师，其作品就不为文人所重了。这种画匠，他们自己也很自卑，有时纵有传世之作，他们也无此自信，有时画了连名字也不敢留下。君不见敦煌壁画数千幅，有几幅是名人之作呢？

西洋无“文人画”，画画的都是些职业画师和画匠，靠合同吃饭。可怜的是，在中古欧洲，财富和权势都在封建诸侯和教会手中，画师找雇主也只有此两条路可走。因此一代才人往往都为王公和主教等所豢养，形同倡优。

可是时代发展到19世纪中叶，西欧和北美中产阶级兴起，封建王公和主教们都渐次靠边站了，艺术市场有了变动，画家的心志也随之而变。其时接着浪漫派而来的，便是所谓“自然主义”（Naturalism）了。画家们撇开宫廷、教会，开始面向民间。

视野开放，灵感随之，随自然主义而兴的，乃有“印象派”（Impressionism）和“超印象派”（Ultra-Impressionism）之出现。画家们心际宽敞，热情奔放，目睹自然界风月声光之美，随意挥毫，自成杰作，也自有富商大贾倾囊相购。一朝成名，举世咸钦，大艺术家们是不再受大主教和王公贵妇们那些鸟气了——好大的解放啊。

朦胧诗情·朦胧画意

时至20世纪初年，艺术工作者已高踞中产阶级自由职业之上层。艺人们照例都是多愁善感的，对人世间不平之事，也最勇于主持正义。加以经济发展、科学进步、思想解放、社会结构加速变动、照相术之改进、艺术市场之不断扩大……在在都刺激了西方艺术风格之加速变易。

绘画这一行，本是艺术家对大自然的“客观之美”和社会生活中许多感人的故事，所发生的“主观的反映”。远在千年之前，唐代的画家张璪论画，便说他自己的画是“外师造化，中得心源”，也正是这个意思。至于主观反映的方式和技巧，则凭各个艺人的灵感、技巧和功夫了，能够搞到“气韵生动”、“六法皆备”，那就是画之上乘了。

可是这种中外一理的绘画哲学，到了20世纪初期便发生了变化。因为“气韵生动”的“外师造化”这一面，已逐渐在摄影术竞争之下有了根本的变动。加以第一次大战前后，人类相互砍杀的残酷和精神生活的崩溃，都已达到极点。这在多愁善感的诗人们、艺人们看来，似乎世界已濒临末日。因此他们内心向外发射的情感，往往支配了他们对造化之美所发生的反映。

画家和诗人原都是一样的“情性中人”，但是他们对情感的表达，则通过不同的方式：诗人用有声的语言，画家则用无声的图像。诗中可以有画，画里也可以有诗，但是诗与画毕竟是表达方式迥异的两种艺术。可是时至第一次大战之后，两者的边界，却发生了意想不到的模糊。

“桑籁”而后，他们的诗，已不是有规有格、平实易懂之诗；他们的画——在“超印象派”滥觞之下——也已非有图有像、上下分明之画了。

结果呢，是诗意朦胧，画意朦胧。诗人和画家对情感表达的方式已渐趋一致——一个是“打翻铅字架”（柏杨语），一个是“打翻墨水瓶”——难兄难弟，殊途同归。

内心主观的感情（七情六欲、喜怒哀乐）表达挂帅了，至于客观反映的美与不美，玩赏者，您自去裁决吧！“闭门推出窗前月，吩咐梅花自主张”，俺是管不得许多了。

这就是两次大战之间，西方诗、画两途发展的轨迹。诗评家劳神褒贬，那就各凭所好吧。

为“现代派”寻根

上述这种朦胧诗画的发展，中国就比西方晚得多了。

朦胧诗的兴起，中国大抵比西方晚一辈（三十年）。奇怪的是，这种现代体的发展，在中西双方都是自发的。中国并没有受太多的西方影响（western influence）。这种现象在今日大陆尤其显著。“文革”以后，大陆上朦胧诗人之出现，一时如雨后春笋，使得老辈诗人如艾青者流，简直无招架之功、还手之力。这批诗人都是二三十岁之间的青年，蟹形文狗啥不识，所以他们的诗是真正的“发愤之作”，根本不是什么“横的移植”。

朦胧画在中国的发展就更晚了。撇开老辈留学生如陈其宽、赵无极不谈，“抽象表现”在台湾的出现，该是60年代的事吧——在大陆，千呼万唤，他老人家至今还未出现呢。

为了解它们在欧美的发展和对我们的影响，我们对这一派现代画风，也不妨寻寻根、摸摸它的老底子。

第二次大战前，这种朦胧画意的发展，是经过一番摸索的。

首创其端的是开社于意大利的“达达派”（这是30年代对意文dada的翻译），接着便是星光一闪的“立体派”（Cubism）和“未来派”（Futurism），以后便逐渐形成了“超现实派”或“梦境派”（Surrealism），直至产生了势倾一代的“抽象表现派”（Abstract Expressionism），其势至今不衰。各派大师辈出，而一直站在这变动不停的潮头上的弄潮儿，便是那道贯古今的毕加索（Pablo Picasso）大师了。

花都巴黎不用说是那时世界艺术万流归宗的重心所在，而各派大师亦均不耻下问，求道四方。毕大师中期的画风，便深受非洲黑人原始雕刻的影响。其他各派亦有受我们东方画风影响的。

谁知好景不长，良筵易散，二次大战骤起，花都蒙尘，久居该地的文艺大师们不得不迁地为良。那时最保险、最安定、吃饭更保证无问题的地方，自然就是“大苹果”纽约。大家乃纷纷浮海而来。

纽约本是西方文明的不毛之地，但经过两次大战的炮火栽培，在文艺上居然也卓然成宗。此次欧洲名士纷纷东渡，与本地专家相结合，自能相得益彰。因此在二次大战后，“抽象表现派”的成熟期中，开花结果的园地反而自巴黎迁来纽约，形成现代画史上光芒四射的“纽约画派”（The New York School），对欧洲传来的影响发生倒流作用。

在“纽约画派”滥觞之时，也正是鹿桥、陈其宽和在下这一批抗战后大学生来美留学之日。为着集体学习、结伴欣赏，我们也曾组织个“白马文艺社”，推选性喜抽象而又长于组织的顾献梁做会长。“纽约画派”的土生大师波洛克（Jackson Pollock）和由欧东渡的德·库宁（Willem de Kooning）不用说都是我们心目中的英雄了。

我们之间有志为同道服务的卓孚来和欧阳可宏、周培贞夫妇，并开办了一所“米舟画廊”。画廊就是我们的社址，它也是其宽早期“个展”的会场。

陈其宽是在来纽约以后，耳濡目染，才正式下海成为现代派画家的。我没有替他写过年谱，不敢妄言他和“纽约画派”的关系。但是学看其画——如《圣玛珂广场》（1956）、如《岩岛神社》（1957）——我倒觉得他和波洛克有其一点相通之处。不论怎样，其宽是第一个接近“纽约画派”的中国画家；他也是第一个把我们传统的“文人画”，引入“抽象表现”的“纽约画派”的中国画家。

只是其宽毕竟是“中国画家”，他的“东方”背景也就限制了他在“西方”艺坛中的“市场价值”。比其宽早来二十年、那个有“西方”背景的德·库宁可就不一样了。德氏原是一位荷兰的小画家，当过海员，于1926年跳船偷渡入美，在纽约沦为油漆工人，在失业与饥饿边缘挣扎十余年始重拾画板，偷习抽象。无钱多买工具，德氏乃单以黑白二色作画。谁知锥处囊中，终至脱颖而出，今日竟成“纽约画派”仅存的镇山之祖，市场上一幅百万、画价最高的“活人”。事实上，其宽便是我们的德·库宁。他的画价无德氏之高，他也没有像德氏那样醇酒妇人、胡天胡地罢了。

“民族风格”和“样板”

朋友们读拙作，可能认为我过分突出陈其宽了。难道徐悲鸿、张大千诸大师，反要屈居陈某之下乎？

非也。笔者为文，初无上下之别。我所说的只是他们在不同阶段的中西艺术汇流之间所发生的不同作用而已。

悲鸿、大千都是20世纪东方艺术领域内的异岭奇峰，永垂不朽。他们都代表了我国傲视世界的民族艺术传统表现在20世纪的民族风格。

不过笔者是读历史的，衡文评画，自与搞纯文学、纯艺术的朋友们略有不同。在不同的拙著内，我便一再强调，文学史、艺术史不可与社会发展史分开来读。换言之，文学、艺术都不是孤立的东西，它们的诞生与发展，与它们所寄生的社会是血肉相连的、相互为用的。

今日在纽约从事“超写实主义”（Photorealism）创作的名画人、我的好友姚庆章，便一直认为中国自南宋以后便无“画”可言。许多洋朋友们也认为18世纪以后的中国画，只是一种嚼之无味的“反刍”。他们的专家之见固未始无理，但是我们读文化史的人，总认为他们贬抑过当。

不过无可讳言，我们的传统“国画”，正和传统“国剧”、“国乐”、“国诗”（旧诗词）一样，是一种“传统社会”的产品，而这一“传统社会”已不复存在，或正在消逝之中。

我们也不容否认，从巴黎时代的徐悲鸿，到摩耶精舍的张大千，他们的创作，也是这种“传统国画”的延伸——虽然他们每个人仍有其独特的20世纪的风格。

将画比诗，则我们也可以说，大千、悲鸿之画为“旧画”，亦如柳亚子、易君左、毛泽东等人之诗为“旧诗”。

“旧诗”也可写新事物，但要用点旧名词，例如“电灯”应改用“电炬”，半夜12点叫“子夜”或“三更”，虽然现在已没有人“打更”了。

“旧画”也可画新事物，但是有其极狭隘的局限性。如张大千画台湾横贯公路的那幅《太鲁阁》（1959），“路”在其中央矣，但是看路的游客，则只限于张大千、郑曼青两位胡须飘飘、奇装异服的老人。如读者诸君和在下等西装革履之士也加入观看，则大千就要把《太鲁阁》撕掉了。

再看大千巨幅遗作《庐山图》。如果在这“图”上加上些——如大陆一些人民画家的干法——汽车、缆车、红旗……有了这些东西，则张大千就变成“张百万”了。

张大千，现代人物也；汽车、缆车，现代景物也。而汽车、缆车与张大千势不两立，何也？

1972年余返大陆探亲，两个月之内看了四场样板戏《红色娘子军》。幸好最后一场上台的是梅兰芳的女弟子杜近芳，那时如果梅郎未死，也被迫上台拿盒子炮，当“红色娘子”，那我这位坐在前排的梅传作者岂不要上吊？

古典艺术自有其古典之美，硬要把古典“改良”，小脚放大，再加一双高跟皮鞋，那就恶心了。

悲鸿、大千都是喝足洋水的现代人物，但是他们的传世之作，则限于古典（classical）。传世的古典作品（classical work）在纽约大都会博物馆是有其一席之地的，把它们挂在“顾根翰”的墙上，就不调和了。

千年传统，百种画论

我说悲鸿、大千为古典派画家，绝无贬抑之意。

须知文艺复兴以后，西洋画风演变之轨迹，无一宗、无一派而不能于我国古典画论中觅其始祖者。

记得二十年前，余授“中国目录学”一课于哥大研究院，有关画史、画论一章，我从顾恺之的《论画》（四五世纪之间），到张大千的《画说》，共列“经典书目”（classics）一百种。那时我就鼓励班上程度好的学生，若有人能下一个暑期的苦功，熟读此百种名著，他就可以成为一个小小中国画论专家了——什么印象派、抽象派……哪一项咱们家老祖宗未提示过？

徐悲鸿“留”的什么“学”

由于我国的古典遗产太丰富了，近二十年来中国学子负笈来美，攻读“中国学”博士学位的比比皆是。用西洋方法整理中华国故，是言之成理的。可是在六七十年前，西方汉学未盛之时，徐悲鸿他们来留学的情形，就不一样了。

悲鸿于1919年赴巴黎习油画，一住七年。在留法之前，徐氏已是一位颇负时誉的国画教授。所以徐氏留学不是去融会中西，而是去“另学一行”。

再者，在徐君“另学一行”之日，也是巴黎画坛一年数变之时。在此特殊情况之下，一位中国艺术教授到巴黎学西画，他究竟学哪一门子的“西画”呢？后来有人赞誉徐氏，认为他画兼中西。其实这对徐教授实是天大难题——他“兼”哪一派之“西”呢？达达派？立体派？抽象派？

所幸，悲鸿究不失为一传统书生。他决定还是学点西方传统油画和素描，学学画模特儿——也可说是西方的“旧画”吧。但是这点传统技巧的“学院派”，也不是一位半路出家者可以真正拔尖的。所以他老人家回国之后不久，又穿上长衫，重执毛笔，再作冯妇。

悲鸿的作品，从总的来说，他的油画、水彩、素描，都可说是一种启蒙的作品，没有悲鸿的签字，是进不了博物馆的。徐氏的国画，是上品的传世之作，但从风格上看，则是“略带新意”的古典作品。至于他晚年与蒋碧薇闹分居时，搞五马同桌的“离婚画”，就简直可斥为艺坛的污染了（据徐公最得意的大弟子张安治先生告诉我，徐氏晚年为增加生产量，时常一桌之上，五匹马同时动笔）。可是当他二人情浓意真之时，悲鸿赠“爱妻”之画，则是画中之神品也。

在“五四”前后出国的留学生中，画界的徐悲鸿和建筑界的梁思成，都可以说是学兼中西，但是他二人都是身通两行，并没有融会中西。在这两行之内真正融会中西的，那还要再等三十年，让贝聿铭、陈其宽两位后辈去努力了。

传教士张大千

大千和悲鸿就完全不一样了。悲鸿是“五四”时代的留学生，那时代的风气是喜新厌旧的。大千风云之际，正值“五四”回潮，他那时代的风气，是厚古薄今的。

大千未做过一天留学生，也未认真地拿过一天调色板、涂过一天帆布。他是在海外旅行、传教、卖画、交朋结友的纯中国古典画家。

他老人家头戴方冠，身披鹤氅，腰束飘带，足蹬布履，加上“蛇钻不入”的“满嘴胡须”，真是仪表堂堂，在巴黎、纽约招摇过市。

大千因不谙洋文，时常迷路，因而身怀洋文灵符一道，其词大意是：

愚，张大千，中国画家也。现住某城某街某号。

因不识洋文，以致迷途难返。尚盼过往仕女君子，援我一臂，送我回寓，不胜感纫。

据说这道灵符，在美国这个“礼仪之邦”（柏杨语）十分灵验，屡试不爽。大千有个不识英文也时常迷路的好友李宗仁，大千乃解符相赠，而李德公则始终不知此符灵验与否，未敢一试也。此为李氏宴大千之后告我者，谅非虚语。

不过此符对大千虽灵，然也只能保他三五里之遥，他如一迷三千里，则过往仕女君子，就爱莫能助了。

有一次大千自巴黎飞纽约，亲友闻讯，纷至机场恭迎，却未见大师驾到，怅怅而返。孰知半夜三更之后，居士忽自洛杉矶来电话，原来他飞抵纽约，不知下机，乃随机飞往洛城去也。

大千是位百分之百的传统中国的名士，宿必美姬，食必唐味，腰缠十万贯，自带名厨，把个“四川味”、“大千鸡”弄得名扬欧美。

大师胡须飘飘，道貌岸然，此番光临海外，不是来游学的。以夏变夷，山人是来传教的。君不见“画无中西之分，初学如是，至最高境界，亦复如是”（见《大千居士画说》）。

大师“自认是万物之主宰，有创造万物之本领。在我画笔之下，要如何，便如何”；“俺训诲弟子作画如欲脱俗气、洗浮气、除匠气，第一是读书，第二是多读书，第三是须有系统有选择地读书”（同上）。

张大千在我们传统国画（尤其是山水画）上的成就，实在是宋元之下、明清之上。其造诣驾道济和尚、八大山人而上之，悲鸿终不能望其项背。我们这个时代，居然出了这样一位怪杰，也真是时代之光——大千是在传统国画夕阳无限之际一次最耀目的回光返照。事实上，也只有具备他那样尊如泰岳的地位、咳唾如虹的气魄，才能也才够资格讲出上引的《画说》——那篇我们大陆传统画论中的最后一章。

张大千在国画上的地位，正像梅兰芳在国剧中的地位。他二人都是我国这两项传统艺术的“收山大师”，不说是前无古人，至少是后无来者。正因为如此，大千在传统国画风格流变史中，比徐悲鸿还要老一代，虽然他比悲鸿晚死三十年。

也正因为大千注重读书，有他这样国际地位的人，他所读的范围，对他的事业，影响就大了。张大千是位粪土中外、目无余子的人，但他只能读线装书，线装书就“装”不了“摩登时代”了。所以西方自文艺复兴至“抽象表现”，究竟有多大的变化，为何有这么大的变化，老夫就有所不知了！老夫就“想当然耳”了。不过看到老友毕加索“打翻墨水瓶”，倒颇有新意，俺在庐山之上、三峡之中，也照样来他两下——这就是晚年的张大千了。

他们这两位老友的不同之处便是：毕加索变了一辈子，张大千一辈子未变。

中国近代画家如云。笔者只突出上述徐、张二大师者，盖以二人皆名震华夏，久历欧西，最富有代表性也。但他二人均未做到“融会中西”四个字。非二人之才不逮也（其实才有过之），时代未到故也。

陈其宽的底牌

陈其宽和上述二老比起来，就没有那样的多彩多姿了。

其宽是一位从一而终的谦谦君子，木讷、内向、循规蹈矩的建筑师、画家、大学教授、系主任、院长。桃李满门，身教、言教，一丝不茍。

时代和教育背景也使得陈君在中国艺术史、教育史上，扮演了与上述二老截然不同的角色，前辉后映。

其宽幼年和笔者一样，出身于一个“旧家庭”，启蒙后的主要教育是背书、习字。其宽是有艺术天才的，进小学不久，他就得了个全校书法头奖。

过来人都知道背书、习字都是“童子功”，那是过时不候的，半路出家来学，那就太晚了。

在中学、大学时代，陈君和在下都赶上了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的理工热。那时中产之家的子弟，策划未来，非理即工，搞文史已属下乘——学艺术则更是父母皱眉、女友叹气了。就在这种特殊情况之下，其宽选择了工程、艺术两得兼的建筑工程。

在咱们那年头，不学工程则罢，一入工学院，那就全盘西化了。建筑系内所授的“建筑画”，也全部是西式的，排水通风的设计，就不用谈了。

四年大学教育对任何专业人士的前途，都是有决定性影响的。因此其宽在大学建筑系所受的纯西式训练，那位半路出家的徐悲鸿和出家又还俗的张大千，便无此机运了。

中央大学是个好学堂，尤其是中大艺术系，那时更是全国所仰止，而这一系系主任便是技兼中西的徐悲鸿教授。当年我们在大学听课是随心所欲的。名教授上堂，真是不分文理，人山人海。悲鸿大师当时便是驰誉中外的名教授，因此那爱艺术竟甚于工程的陈其宽，自然而然地也就是徐主任的系外门墙了。事实上，《陈其宽画册》上最早的一幅水彩《嘉陵江》（1940），便酷似悲鸿。

这种中西双结合的背景，便是陈其宽画师的底牌，他的艺术生命的起步。这也可以说是时代赋予他的机运和天降大任吧。

海外驰名，海内微名

可是陈君的作品，驰誉海外二十余年，但是在大陆和台湾却默默无闻，也真是咄咄怪事。其实这一现象并不令人费解。

第一，陈君非好名之人，不像美国艺人，差不多每个人都有位“知名度经纪”（publicity agent）。这是一种中国固有而值得称颂的德性。

更重要的一点，则是其宽所搞的是受西方影响的新东西。我国近百年来推动新东西的新人物（如孙中山、胡适、贝聿铭，等等）之知名海内，都是发端于海外的。

在近代欧美，一种新思想、新事物之发展，多半是社会发展之“果”；在近百年之中国，则正相反，它们往往是社会发展之“因”，是引起社会变迁的原动力。它们在某个阶段显得太新了，古老的中国社会，有时还来不及接受呢。

听说香山饭店完工之日，贝聿铭要在一个主厅之内选挂一张赵无极的画。此事颇引起大陆艺坛不快。真的，难道大陆画家千万人，就抵不上一个赵某乎？关于此事，笔者倒甘愿冒大不韪，完全支持贝聿铭。因为大陆上固然找不到一个赵无极，大陆上也未曾造过第二个香山饭店啊。

经济起飞、文化发展、艺术提升，是要一步步地来的，不可一蹴而几。知道这个规律，就可以了解陈其宽何以扬名海外而拙于海内了。

陈其宽之名，近年在台湾艺坛已逐日上升。其宽未变也，宝岛在变啊！

“现代中国画”的起步

但是老陈画的是哪门子的画呢？国画？西画？印象画？抽象画？现代画？四不像画？……画？假如让我班门弄斧，在现代中国文化史里面替它取个名字，我应名之曰“现代中国画”。

什么是“中国画”的定义呢？第一，中国画有其“中国的”（Chineseness）物质上的特色，如特有的工具、特有的技巧，和由于这些工具和技巧所导引的特殊布局和设色。

陈其宽是把我们国画这些物质的特色全部继承了。不特此也，他超出了既有局限。就说着色的方法吧，其宽是中国两千年来，第一个在我们安徽出产的宣纸上两面着色的画家。这一技巧，如在欧美，早就被誉为“陈氏着色法”了。

陈氏对处理空白亦有其独到之处。国画不像油画：后者要画，则画其整幅；前者则可预留空白。盖绢子和白纸，材料本身就很美，所以不必全画，预留空白（spacing）便是国画布局的最大特色之一。号称“马一角”的马远（1189—1225）就专门只画一角，细观其画，玩赏者往往觉得其无画之角，比有画之角更有情趣、更美。其宽对空白的处理，便不在马远之下。英人东方画评家莫士（Hugh Moss）对其宽这一手法，便推崇备至。

第二，中国画还有其精神方面的特色。两千年来中国人的生活方式，是受儒、释、道的三种精神力量所支配的。画师们“意在笔先”，一动笔便不期而然地流露出儒家仁民爱物的气度、道家物我相忘的襟怀和释氏慈悲为本的爱情。

中国画这个精神传统，日韩两国画家也全部承继了。但是日韩毕竟是小国寡民，文化不脱“岛气”（islandish），和我们恢弘似海的“大陆传统”（continental tradition），就不可相提并论了。

这种吐气如虹的大陆传统，我国书画名家从顾虎头到张大千，真表达得淋漓尽致。这一脉长江大河的传统，世界上再没第二条。这也是我国艺人过分高傲自封的思想源泉和历史背景。而解释这一传统的画论百种，世界也没有第二部。

陈其宽便直接继承了这个精神传统，但是他把这传统也扩大了。

我们的儒、释、道三教都主“静”，所以画师们对万物变幻，都主张“静观”。其宽挟其西方影响，则是中国画论家第一个提出“动感”的，他也是把动感引到山水之间的第一位中国画家。

国画中亦有“动”的画面，如板桥之竹、悲鸿之马。佛家论“动”，亦有“旗动”、“风动”、“心动”之别。但这都是静观自得的场面。而飘逸于山水之上，人动物不动的“动感”，就只此一家了。

何以其宽能画出这“动感”而前贤不能呢？就是因为这一美感经验是今之所有、古之所无的。在国画中画出这种“今之所有”的经验，就是国画现代化的起步了。

什么叫“现代”

上述传统与特色，是肯定了陈其宽的作品不是“西画”而是“中国画”的界说。但是“现代”又在何处呢？

“现代”一词是个专用名词，它和“中古”一样标志着人类历史发展中的某一特殊阶段。但是这一部八千余年的人类文明史，如以生产方式来分段，则大致只可分为两大段。前七千八百余年，都是农业和小手工业生产的社会。在此社会中，一人工作，只能养活三五个脱离生产的闲人或文化工作者。而最近两百年，则是个大规模生产的阶段（age of mass production）。在此阶段中，一个农人可养活五十至一百个闲人，一个工人一年之中可以生产一百部丰田牌小轿车。

所以“现代”和“现代以前”（pre-modern）的社会，是截然不同的两种社会。社会性质不同、结构不同，则一切文物制度、生活方式和心理状态，亦迥然有别。

老实说，在“现代以前”的阶段中，中国文明是举世无双的，发展到最高层。我们的传统国画，就是这最高层文明中精华之一面。

可是在“现代”这个阶段中，冠军就落在西欧和北美了。由于我们的“传统国画”或“旧画”，基本上是“现代以前”阶段的产物，它对“现代”这个阶段里的文物制度、心理状态，就无法充分表达了。不能充分表达的原因，便是有个老框框、老“裹脚布”限制了它。

这一点，大千居士的《画说》就“说”不清楚了，因为他忽略了“时间”这个重要因素。

陈其宽的贡献，就是他首先解掉了这条“裹脚布”，把国画“现代化”了。他大胆引进新观点、新技巧，也把西方的现代派“中国化”了。关于这一点，古典派诸大师都没有做到。

现在继陈而起的新画家，人才辈出。但是享誉自50年代始，其宽实是三百年来，把中国画引入现在阶段的第一人——他是最早参加这场世界文化奥林匹克的中国选手。

这是鹿桥兄三十年前的先见。拙文只算是对鹿桥之言的一个小小注脚而已。

好有所偏

近四十年来，其宽佳作甚多，可是他始终以“余事”、“游戏”自娱，难得窥其全貌。但是一位玩赏者对他所心仪的画家——尤其是方面甚广的画家，自亦有其偏好。

多少年来其宽在台湾是以“那个画猴子的”而驰名。我对他的“猴画”便有偏好。以前其宽曾送我一幅《老奴》。那是个猴妈妈带了四个猴儿女的全家福。这幅画所用的可说是彻头彻尾的传统笔法。恕我班门弄斧，那实在是以“波磔有隶意”的“章草”笔法作画。这幅画事实上是幅草字，不过这位书法大师所“写”的不是字，而是几个猴子罢了。

这是我个人收藏中最可爱的一幅“现代国画”。

我的中西朋友和学生子侄看了这画，都会莞尔一笑，觉得其中有爱、有幽默、有和谐、有情趣、有艺术。

艺术的社会功能，是它能陶冶玩赏者的心灵，甚至可以改变一个人的七情六欲和生活方式。久看“老奴”的人，我不相信他会一旦失去理智和人性而虐待妇孺。

《老奴》的画法、画意，是代表其宽一部分重要风格的。《足球赛》便是同一笔法而对不同景观的另一种艺术的反映。我亦时观足球赛（中国以前译为“橄榄球”）。我第一次看此画，便觉得真亏画家能想得出这个抽象场面。足球场观众，闭目而观之，不正是这幅抽象画？！

一位艺人的心灵，不只是“抽象表现”着爱与和谐，他也观察到、表现出社会上的异化和孤寂。你看陈君的《老死不相往来》（1955）、《阱》（1959），尤其是《少则得》（1977），那两个玻璃缸内的两条金鱼，我真想把它们搬到一个缸里去。但是这是陈其宽的东西，我岂可乱搬呢？

朋友！我们这个多难的人世间，其中我想“乱搬”而终于搬不到的，又岂止这两条小鱼呢？

陈其宽的山水画，鹿桥说它有“三视”。

吾友沈家桢居士亦强调佛家观察事物有“五眼”。

其宽说他自己的山水是视之以“意眼”，触之以“动感”——画上不只有“时”、“空”，而兼有“速度”。

在下这个谈西洋文化史的人，三句不离本行，则觉得其宽山水的时代性，是介乎“印象”与“抽象”之间。

把上述四仁兄的观察所得加在一起，余不禁豁然有悟。

苏东坡论画诗，说：“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

子瞻反对“形似”。但是画为什么不能“形似”，苏老大就讲不出“科学的道理”来了。余今玩赏其宽之山水，参以上述观察，大悟之余，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西洋画从印象派开始，而终于进入一个玄而又玄的抽象阶段，是经历过一番“渐悟”的程序的。

我们传统的山水画——如大千的遗作《庐山图》，许多都是画兼“六长”、视被“三远”的，但是毕竟不是“抽象画”，总还得有点“象”（形似）嘛。可是把艺人的“三视”、“三远”（郭熙的要点）净化，而以佛家的“五眼”观之，那就可以全部无“象”了。

在抽象艺人的眼光中、意念中，“着象”就是下乘了。起东坡于地下而问之，是耶？非耶？

这就是吾友陈其宽了。

不特此也。其宽承继了古“文人画”的传统，不以职业画师自居，因此他也不怕随意动笔而有损于他自成宗派的形象。天才横溢、技巧多端，因此他可随心所欲，想啥画啥。一个艺人如为世俗（尤其是市场），对其形象问题，而限制了创作自由，那他就自缚手足、难成上品了。

其宽那几幅有宋人笔意的《山城泊头》（1952年始作、1963年重画）和《大雨如注》（1953），也是我所最喜爱的，以其有个人感情在也。

这几幅画，我想，恐怕只是我们于四十年前，在中央大学学生伙食团当“采购员”的青年，在“大雨如注”之中，打着伞、赤着脚，到磁器口去买菜的“沙坪旧侣”，才能真正领略个中滋味吧。

往事成烟，故国如梦，待在这车水马龙、万人如海的百里洋场之中，在“觉来无处追寻”的心情之下，也只有去翻翻陈其宽画册吧。

1984年6月25日脱稿于美东新泽西州北林寓庐

原载《艺术家》第十九卷第三期

又是一部才女书——读何庆华著《红星下的故国》

前世不修，今世生为一个百无一用的“读书人”。自从呱呱坠地、牙牙学语以来，便与读书结下不解之缘。及长，十载寒窗之后，又靠读书教书来养家活口。读了数十年的书，跟读书先烈胡适之先生一样，养成了“读书习惯”——日常工作便是读书；工余消遣，则是读另一种书。总之，一年三百六十五天，一日二十四小时，很少时间不在读书，真是作孽。可是偶尔到图书馆书库之内张望一下，还是要大惊失色。这满框架的数百万卷典籍，我究竟读了几万分之一呢？

读不了那么多，就只好选书而读之。既选矣，才知道选书也要有相当的火候。上下五千年，绕球十万里，前贤后哲，该出了多少书？你选而读之，尤其是工余之暇，为着消遣而读的“另外一种书”，该选张三的书呢，还是李四的书呢？

别的不说，就说游记这一类的书吧，那也是汗牛充栋的了。漫说“开卷有益”，且管“趣味盎然”，要选起来，也是很不容易的。因为自第二次大战后，无烟工业兴起，旅游成为时尚；加以交通发达、经济复苏，因此不管生张熟李、赵大哥王三姐，动不动就环球数周。世界上的十大都会、七大奇迹等，无不挤得人山人海。近年大陆开放了，故里变成异域，游子做了“外宾”。每年大陆上入境的游客，数跻千万，而百分之八十以上仍是“华裔”。因此长城上下、故宫内外、泰山之巅、西湖之滨……“台胞”、“美籍”也随处都是。

在这些人山人海之中，才子佳人又多如过江之鲫。大家畅游归来，放录像、展照片、设野餐、开讲座……正如我安徽农村的土话所说：“乡下孩子上过街，回家说得嘴都歪。”有文采、有才气的仕女，就更要笔之于书，以飨同好。这样一来，游记览胜之作也就读不胜读了。

我个人穷酸，游兴不大，但也是个老游客。在海外逋逃四十年，地球也绕了好多圈。在什么七大奇迹、十大都会的人山人海之中，也挤出挤进多少次。近年大陆开放，做“华侨”、做“美籍”、做“外宾”……也东南西北跑遍神州，进出十余次之多。但是不论中外景观是如何赏心悦目、风俗习惯是何等奇特古怪，我终不敢以所见所闻来写一本“唐霞客游记”，也不愿背个大照相机去猎奇览胜。为什么藏拙呢？无他，只是自觉我不如人而已。我照的那几张癞照片，比我在礼品店所买的，是实在见不得人。与其自己照，何不花钱买呢？

至于写文章，我哪能和旅游指南相比呢？要动笔，那我就要做文抄公了。“天下文章一大抄”，我还未抄，就觉得肉麻兮兮的了。算了算了，烂文章也就不必写了。记得我曾经看过一篇由一位政要所写的印度沙伽汗皇妃古墓（Taj Mahal）的游记。我也很欣赏那座七大奇迹之一的古墓。但是看过那篇文如其人的游记之后，我再也不敢肉麻效颦了；不但不写，我对类似的文章也懒得选读了。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大家去的都是一些热门的地方，翻来覆去，有什么好谈的呢？这是我个人历年选读“三上”（枕上、车上、厕上）之书的一种成见。一直到最近，无意中读了本书作者何庆华女士的著作，这成见才逐渐消除。我理解到，纵是最热门地区的游记还是有许多可读的，其关键不在“热门”与否，重点还是在作者其人、其风格、见识、学养和文笔。我们对天下任何事物，都不应以偏概全、存有成见。

何庆华女士原来并没有要我写序，这件差事是我自己惹来的，因为一次我当面夸奖她游记写得好，她觉得我所说的不像油腔滑调的违心之言，乃叫我写一篇序。在下糊口番邦，是个大忙人。平时为着公务、杂务、家务、外务弄得片刻不暇。最近更为“北美20世纪中华史学会”在纽约市大召开国际会议，我负责打杂，弄得一分钟空闲也难抽出，但是会后杂务未清，我还是赶写了这篇序。我觉得这也是一本好书的读者的一种道义。读者们看完好书，欣赏之余，每每还要写篇“读者投书”，我的序也不过是“读者投书”的另一种方式罢了。

篇前已言之，我原对读热门游记有成见，何以又读起庆华的故国之游呢？诚实地说，我原先是无心拜读的。我开始翻阅实在是为她文题用字的典雅所吸引的，例如“溪口蒋宅旧时样”这个标题就吸引了我的注意力。我是在当年大陆上教过高中乃至大学文史的酸古董教员之一。我那时在文学班上讲述和批改学生习作的旧诗词时（写旧诗词在那时代不是什么稀罕的事），我总是告诉学生说：“曲可以有词味，而词不可有曲味。诗可以有词味，而词不可有诗味。”这种风格问题，说来容易，领悟至难。上选之例：“溪口蒋宅旧时样”，便是“有词味之诗”的好例子。

写旧诗词和作新诗歌的重大分别之一，便是作新诗可以不顾旧汉学，而写旧诗词则必须有深厚的汉学底子——这是所谓“典雅”的基础。出手带“俗气”的旧诗人，往往是汉学底子不够的缘故。有汉学底子不一定能写好诗词，可是能写好诗词，则一定要有深厚的汉学底子。

庆华的标题出手不俗，标志着什么呢？这就使我另眼相看了。

我认识任先民夫人何庆华女士也有二十多年了。我知道她是国府当年的高官之女，美丽大方的大家闺秀，大学毕业，享有硕士以上学位，却能歌善舞，聪明活泼的小贵族；更是满口标准英语，遍身西式礼节，却又“三气”俱全，来自台湾的女“知青”。“三气”者，台湾亲友笑我旅美女同胞“说话洋气，花钱小气，穿衣土气”也。正因有此“三气”，她更是位所谓留美学人最理想的配偶，第一流的家庭主妇，极标准的贤妻良母——四十年来我所认识的这一类小贵族也有好几打吧。我这位不修边幅的“老弗兰克林”，也是她们所熟识的倚老卖老的“唐大哥”。有许多我们更是有三代之交的通家之好。可是在我动笔写这篇序文之前，说句老实话，我是向来没有把这些“小贵族”和什么“汉学”连在一起的。和她们跳“迪斯科”卖老命，不算稀奇；谈北京狗、波斯猫，有声有色；谈股票，间或有之；谈“汉学”，“Oh，no.”；说有“洋气”的夹英华语叫“十分incompatible”，掉文，则叫作“风马牛，不相及”也。

有一次一位小贵族小妹告诉我说：“我们在中国都是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废料啊！到美国都变成了有用之材。”她这些话说在二十年前，真是有绝对的真理。在物质享受上说，什么花园洋房、冷气汽车、雪柜淋浴……那时台湾高官巨贾的享受，也正是美国中产阶级的普通生活。可是台湾的小姐太太们，婢仆如云，可以衣来伸手、饭来张口；一到美国，则立刻得卷袖入厨房，洗手做羹汤，从丫环做起，把“贵族”的“废料”留在台北了（后来有机会深入大陆，才知道无产阶级的小贵族也是一样的）。等到结婚生子，抓屎抓尿，甚或为补贴家用还要兼职打工。如此，则“贵族之气”全消，就“有用之材”毕露了。

在一个落后的国家内，“材料”往往变成“废料”；在一个已发展的社会里，则“废料”往往变成“有用之材”。这位贵族小妹的话虽然平淡，在社会学上、经济学上，有时却可变成“定律”。

我感到歉疚的是，我们任、唐两家交往二十多年了，我始终没有把这位甜蜜美丽的任太太和“汉学”发生过任何联想。

“汉学”者，我辈老朽昏庸的教书匠不得已而用之的吃饭工具也，与这些洋化了的小贵族，何有哉？所以我在没有睹其文之前，只是看到一些小标题，竟使我惊异不置。由于标题的引导，我才慢慢地触及正文。一读正文，竟然放不下去，乃开始找该文的上下篇。越看越欲罢不能，四处搜寻，才读完全书。在书中我看到她曾经在台北“中国文化大学”教过大一国文，我这时才松了口气，喟然叹曰：“原来如此！”——我又认识了一位才女，读了一部才女书。

才女和名士一样，往往都是一些行为异常、服饰古怪的特殊动物，如胡适在杜威酒会中所见的“长头发的男人、短头发的女人”，等等。可是我现在才发现的这位才女任夫人却是位一切与常人无异的贤妻良母——真是名士才人也可过个常人的生活嘛，何必一定要弄得脏兮兮的呢？！

作者教过大一国文，可不简单啊。此事我也有切身经验。

我自己大学毕业后第一个职业便是教高中文史。我知道高中课目中最难教的便是国文。因为其他各种课程如英数理化，都有其整齐划一的客观标准，唯独国文班中的程度是参差不齐。程度坏的坏到仅能阅报；好的则“四书”、“四史”都能整章背诵，唐诗宋词俯拾皆是，五才子书更倒背如流，诗词习作亦往往出手不俗。有些程度好而好调皮的学生，甚至在有意无意之间，使老师下不了台。记得我在读高二时便有位老师把“考信于六艺”讲错了而丢掉饭碗，高三班上以写小品出名的老师也一去不返。

我在重庆沙坪坝读书时，也有位在邻近中学教国文的长辈常把他班上的作文卷送到我们宿舍来，请求代庖。当年四川各中学生多半都是英文太鲁、国文太好。记得有位川生在考大学的英文考卷上作了一首诗，诗曰：“英文、英文，对你无情。我是毕业了两年的师范生。怎么能比得上下江人？悲夫哉！被摈出了大学之门。罢罢罢！买舟东下杀敌人。”

这位仁兄在大一英文班上肯定要交白卷了，可是在大一国文班上，你可得防他一手啊。

等到我自己当起国文教员来，体验就更多了。在一个高二国文班上，我出了个杂感一类的作文题。一个学生在他的作文卷里，竟然写了一篇可圈可点的骈体文，有一句话说：“……红墙在望，平添思妇之愁……”他这平仄两读的“思妇”一词是一语双关的，表面上的意思是“悔教夫婿觅封侯”的“有愁思的妇人”，另一个调皮的意思则是“想讨老婆”。我校女生宿舍的墙是红色的，所以他说他一看到女生宿舍，就想在里面“讨个老婆”，混不混账呢？我还记得我的批语，用的也是骈体，针对他的意思，教训他一顿，我说：“……胡马犹存，应笃守治（平声）平之治。匈奴未灭，恶可动思（平仄两读）妇之吟。少壮真当努力，君其勉旃！”我用的也是双关，教训他：“匈奴未灭，何以家为？”抗日期间，不可乱想“讨老婆”。

当时我们师生两造的对话，都流入社区，传诵一时。我这个青年的老师，总算未被学生拆掉蹩脚。后来我教大学，这一类的故事就说不完了。

现在中学、大学的国文程度是远不如我辈在大陆当年了，但是班上还是时时有“小鲁迅”出现的。被一两位“小鲁迅”拆了蹩脚，你这位老师在校园内是不好受的。所以大一国文没有三板斧是教不了的。何庆华教授的三板斧，在这本游记中是俯拾即是的。我想，有心的读者自会同意拙见。

何庆华教授这本游记所写的不是“七大奇迹”或“十大都会”，她所写的是“红星下的故国”。这个红星下的故国，对我们关了三十多年的门，一旦开放，她对我台港澳同胞和海外华侨来说，处处都是个谜团。但凡作者去过的一些热门的地方，我几乎也都去过。我去的次数比她多，访问的地区也比她广，她所熟识的人，如她先生任教授的母省湖南高干，几乎我也全认识。而我这个对看游记一度有成见的读者，为什么偏偏把她的书读得如此起劲呢？这就不能不说说我的理由了。我的理由，其他读者也许会有同感。

第一，我想是风格使然。在文学上，风格是一个作者的先天禀赋、后天修养和不经意的环境陶冶的综合表现。禀赋是不可学的，修养则看功力的深浅，环境陶冶则有幸有不幸，是偶然的。文学、艺术乃至任何学科，各级峰峦的攀登、成就的大小，都要看这三项配合的程度。本书作者对上述三项都有相当高度而十分调和的配合。三项之中有一项过分突出，或过分落后，都会影响一个作者的风格。有好风格，才有高级的可读性。

可读性是用眼睛来读。如果用耳朵来听，也可说“可听性”吧。例如我们听贝多芬的交响曲、梅兰芳的《霸王别姬》……都是百听不厌的。百听不厌的原因，不是因为它们新奇，而是原作曲者和表演者的艺术修养配合得好。

同样，一般文史教师在课堂上重复司马迁或荷马说的老故事，有的就说得恍如身历其境，有的则说得味同嚼蜡。同样的内容，何以霄壤若是呢？这就是各教师的口才问题了。口才是表达能力之一种。这种表达能力往往是天赋的，是不可效颦强学的。可是一个教师只有口才，而欠实学，在课堂“说鼓书”说久了，也会倒胃口的。

胡适之先生可以说是中国近代教育史上最优秀的教师，就是因为他对上述各条有最高度和最调和的配合。

何庆华这本书各篇所以有优美的风格和最高度的可读性，也就是上述各项有良好的配合。至于作者所特有的环境陶冶，而使记述中表现出强烈的“个性”，这就标示出本书是何庆华的游记而不是徐霞客或老残的游记了。

因此，这本书的另一优点也就是它有“个性”，而不是一般的“报道文学”。

不幸生为我们这一代的中国人，是各有其“不幸”之处。在数十年内外战争翻天覆地之下，每一个中国人——不管是身居高位的还是普通平民百姓——哪个人没有一本辛酸史？像我们这样不幸而漂泊到海外的人，朋友，哪一个人没有一本难念的经？捧着这本难念的经，在乡音无改鬓毛衰的条件之下，再回到你生长的地方，你情感上没有强烈的反应？笔之于书，这种强烈的反应，就是你书的“个性”了。个性如何表达，那就看作者的表达能力了。

作者是湖北随县人。她的爸爸何成濬老将军一度是“湖北王”，漂亮活泼的小庆华也曾经是那个“香格里拉”王宫中的“白雪公主”——多么令人艳羡啊！“小公主”旅居海外已二十余寒暑。如今哀乐中年，跟着丈夫，拖着个鲜卑语胜于汉语的儿子，又回到“生长的地方”。那当年“笏满床”的“香格里拉”不见了，眼前所剩下得只是一些“青苔碧瓦堆”。看今朝想昔日，“呀！这一堆黑灰，是谁家炉灶？”

当年的“小公主”、今朝的“外宾”任夫人，身历此活的“哀江南”的遭遇，感慨又如何呢？她把这最深的感叹，用最浅的语言说出来，这是一本有“个性”的游记，而不是普通的“报道文学”了。

我不是湖北人，但是武汉在我的生命史上也有其难忘的一页。不妨也写出来，比较比较。

那是1938年，抗战第二年的盛夏。在一个月明星稀的三更时分，我和数百名自沦陷区撤出的难童，跑下拥挤的小轮船，进入武昌城。那儿是无枝可栖的，我们乃被领到黄鹤楼前。楼是锁着的，但是楼前却有大片花岗石铺的广场，那就是我们临时的宿营地了。

这营地干净清爽、高高在上，上有清风明月，下有浩浩江流……就在这诗情画意之间，我们这群孩子便呼呼大睡了。我一觉醒来，觉得身上暖暖的，原来已日高三丈，揉眼四顾，发现周围全是人腿。我就睡在人腿如林之中，有的腿还在一摇一摇，有的腿却往来不停地跨我而过——真是奇特的经验，一生难忘。

原来这广场本来是露天茶馆，夜晚打烊收市后，桌椅板凳则被搬入黄鹤楼中锁起来，早晨开市再搬了出来。显然是这天我们睡得太熟了，开市时老板叫不醒我们，就在我们身上开起茶馆了。那时武汉好热闹啊！到处人山人海，所以我才看到人腿如林的雄伟场面。现在的青年实在太娇惯了，哪能体会出我辈当年弹雨枪林下罗曼蒂克的流浪生涯。

一转眼五十一年过去了。今年（1987年）4月15日，我随同星云法师的“弘法探亲团”，乘着豪华游艇“峨嵋号”，从宜昌顺流而下，又在同一地点登陆了。黄鹤楼自然也是我们必游之地。

现在这座翻修的新楼，朱栏黄瓦，新式电梯，建筑虽然难免俗气，然耸立于龟蛇之间，上干云表，俯视三镇，也算是美轮美奂的了。可是正当星云师徒和从游之士七十余人上上下下观览景色、诵读楹联之际，我却一人低头ㄔ亍于楼前广场之上——我要寻觅我曾睡过的那一块石头。方位大致不错，我再蹲下去看看来往仕女的大腿，碰碰下面的石头——真是石板如旧而人腿全非！是悲伤，是凄凉，竟一时无法说出，同行记者小姐宋芳绮要我作首诗以志感慨，我就应命打油一下，诗曰：“机声弹影忆当年，曾在楼前石上眠。黄鹤既飞不复返，谁知今日又飞回。”

我这只飞回的“黄鹤”，原是个难童；而本书中飞回的“黄鹤”，却是个“公主”。难童当年所见的武汉与“公主”当年所见的武汉，当然是两个不同的武汉，今日对重回武汉的感慨当然也有不尽相同之处。她看见她失去的武汉，我看见我失去的武汉，再加上星云师徒那一群，更不知道有多少个不同的武汉呢。

作者多情，在我所知道的这一大群访客中，只有她以主动的文笔、丰富的记忆力，娓娓地写出动人的篇章来，作为时代的见证而使我一读再读。

当然，我们华裔作家写大陆游记，只是在情感上打圈圈是不够的。已故的美籍华裔诗人刘若愚教授在归国探亲诗中说：“残家事物皆为泪，祖国河山尽是诗。”

祖国河山本身固然是“诗”，而我国文明的特点之一，则是有数不尽歌颂这个“诗”的诗人、学士和画家——三千年来自屈原而后，我们知识分子的聪明才智，都在此道之中消耗掉了。值得不值得，留给我们的功利主义者去慢慢检讨吧。但是这些消耗了的精力，却为我民族文化留下了他族所未有的、大量的美好诗篇——我国传统的诗、词、歌、赋。这项先贤遗产，也把我们这个民族变成了诗的民族——三千年来，何人何事、何山何水，没有被诗人的情感衬托出来？

山河之美好，万年不变也。才人情感滋多，而类别无殊也。赏山玩水、伤时惜别……哪一项感情，在我国传统诗文中找不到最美的表达？所以中国人旅游中国和世界人旅游世界，最大的区别之一，便是中国人旅游中国，对传统的文字，尤其是诗词，要有相当的修养，才能得其三昧。

就拿西湖来说吧，西湖者泥塘一块也。在自然的环境上，它未必胜得过台湾“日月潭”。若比起北美国家公园里的一些不太知名的小湖，则瞠乎后矣，无法相比。而西湖毕竟是世界级的名湖之一。何也？其美在其中国文学之中也。设使西湖而缺“苏”（东坡）“白”（居易）；设使西湖而缺雷峰塔、灵隐寺、许仙、青白蛇、苏小小、岳武穆；设使西湖（在文学上而非景观上）删除三潭印月、平湖秋月、断桥残雪、楼外楼、保俶塔……则西湖者一池臭水而已——西湖水太浅，有时且有臭味。西湖之美者，美在文学诗歌、爱情神话衬托之也。

毛泽东酷爱西湖，以己度人，甚至用专机把美总统尼克松也送去共享一番。尼克松哪里知道什么苏小小、青白蛇呢？除去这些中国文学上的美好篇章，老实说，西湖的景观，可能抵不上纽约市庞大的蓄水池。尼大总统又到蓄水池里去看了些什么呢？

所以，在中国旅游，写中国名胜游记，一定要对中国旧文学、旧诗词有相当了解，否则“巫山云雨”、“水漫金山”、“四大名楼”等，不都成了对牛弹琴？

何庆华教授这本书的可爱处之一，也便是她游览名胜，伤时忧国，而能对这些名胜、这种情感文学背景有深度的修养和陶冶，在她有感而发之时，能把传统的高度的表达技巧信手拈来，嵌入文句，无不恰到好处。这表示她对旧诗词不但熟稔，且都食而化之，才能不露斧凿之痕。这种自然流露、杂糅新旧的文笔，断非矫揉造作之文可比。

吾友鹿桥说过他父亲教诲他说，生为现代中国的知识分子，必须精通一两种外国语文。这真是时贤训子的名言。我古老中国经史子集、诗词歌赋独步天下也，但它毕竟只属于一个传统，而这个传统在现代世界早被西方赶过了头。异族文明中多少好东西在我们中文里还是找不到的，我们如果习惯于抱残守缺，而不知道自己是井底之蛙，就太可悲了。要冲出这口井，四顾无碍，就要对一两种外文（尤其是英文）有相当程度的掌握。加以我们自己的文学传统太迷人了，一旦深入这个字纸篓而不知身在篓中，就易于沉入酸腐而不能自拔了。

何庆华这位大一国文教师，传统汉学的底子有可观的融会贯通，可是她在大学本科的训练却是以外文为主的国际外交。我认识其伉俪这么多年了，我想，以她个人的学养、口才、仪表，去吃她的第一行饭碗也会吃得有声有色的。舍第一行而改行第二行，就更是锦上添花了。

搞人文科学的原则原是与搞自然科学不同的。搞自然科学的，务必求其精专；搞人文科学的一定要能博能约，要约也得由博返约。搞人文科学的对象是人嘛，以人为对象的学问，怎能只知其一而不知其二呢？我想庆华洋洋洒洒的文风，毫无酸腐之味，毫无矫揉造作之习，这与她中西文字的造诣都有关系，值得读者钦羡，值得亲友为她骄傲。

我承认，一个读书人，入者主之，出者奴之，对其阅读诗文的好恶，是有个人主观的。我爱庆华之文、心笛（作者等创办白马社时代的女诗人）之诗，可能都是个人主观使然。但是和我有相同好恶的，可能也大有人在，至少，刘绍唐先生就是我的帮主。刘公在那尺土寸金的《传记文学》中不但把何文一登再登，并把作者在别处所发表的文章也一选再选，加以转载。“刘传记”除“选家”之外，也是位“出版家”呢，一选再选恐怕还有生意眼光吧——他知道好之者众也！

1987年7月14日法国大革命二百周年

于北美新泽西州北林寓庐

原载《传记文学》第五十五卷第三期书中人语

书中人语——序刘著《渺渺唐山》

好久以前，刘绍铭先生写信给我，要我为他在“华美文学”方面的新著写篇序。我自己是个无事忙的大忙人，但是老友之命不敢辞，就答应下来了。慷慨承担了刘兄的好意，老实说，实在出于“债多不愁”的无赖心情，跟他耍赖、拖债罢了；因为在绍铭之前，还有四位好友曾作同样的吩咐，我至今还未交卷呢。

稍后绍铭去纽约开会，旧事重提，我还是满口答应了。不久我们又重逢于台北，这才使我慌起来，看来是非兑现不可了。那时我正另有重担，路过台北去新加坡。屈指一算，新加坡之后，纽约市大就开学了。在这儿，我又是个不得已而“炒回锅肉”的系主任，校中一开学，那就更忙得不可开交，哪有工夫替朋友们的大著写序？

今年（1982年）9、10月份，纽约市大开学后的忙乱，真被它弄得颠三倒四，因而也把为刘著写序的心头负担丢到九霄云外去了。孰知10月16日（星期六）下午，忽然门铃大响，邮差送来一包挂号邮件，竟是刘著《渺渺唐山》的校样，编辑先生留条：万事俱备，独缺我这篇“唐序”。看过这小条，再举目四顾，真惶惶如丧家之犬——大有“二十年后，又是条小伙计”的心态。

“书中人”的感慨

《渺渺唐山》我是在无限忙乱的环境之下，抢看了一遍。可是不看则已，一开始看作者自序，我就放不下去了。绍铭本是个令人“一读便放不下去”的作家。等我看到自己竟然也是作者所描述的华美舞台上的小演员之一时，我就益发放不下去了。我想作者可能也就因为我也是“书中人”之一，才要我作序的吧。

当我读到本书第一章中作者提到的“哎哟派”所批评的华美四大作家时，我就情不自禁地提起笔来替他加注了——在那译者尚不知中文姓名的Betty Lee Sung名字之下，我便加上“宋李瑞芳”四字。

瑞芳是位才女。她的前后两位先生，都是与我有三十年交情的老友。她现在是我的同事，将来还会做我的接班人。在她的事业的发展过程中，我对她也还有过援手之谊呢。

那是十年前的事了。其时正是本书作者所描述的“华美民族运动”发展到最高潮的时候。我本人误入“陈桥驿”，被推动少数民族运动的青年学生“黄袍加身”，卷入了这场可歌可泣的民族运动。

这时是1972年春初，纽约市立大学之内的千把少数民族学生，和他们白种多数中的道义支持者，在校园内发动了一个黑、白、黄、波（波多黎各）、西（南美西班牙与土著的混血儿女）五族共和的大学潮。

我个人那时并不在市大，但在学潮期间，由市大当局紧急电告，赶回纽约，出任市大新成立的亚洲学系的第一任系主任，来平息学潮。那时，这个学潮正义在握，人多势大，市大当局对它是有求必应的；而学潮总部当时对我的要求，以及通过我向学校当局所提出的整理亚洲学系的“五大要求”之一，便是与瑞芳有关的——她那时已是名著《金山》（Mountain of the Gold）的作者，因书应聘为纽约市大“华美学”（Chinese-American Studies）的专任讲师。

这批学潮青年当时加予她的“罪名”（用个后来才出现的名词）便是“歌德派”。他们认为她在书中报喜不报忧，向那鱼肉我先侨百余年的白种种族主义者“歌功颂德”。

我在当时的看法，与这批热血沸腾的青年又略有出入。我认为著述家应享有其个人著述的自由。写华美移民史怎能罢黜百家、独崇“缺德”呢？“歌德”的，也应该让他们“歌”一下——这儿是个“开放的社会”嘛！何况“德”亦不无可“歌”之处呢。

这个恼人的“第五条”最后总算我以去留相争把它划掉了。我为此事，虽与其中少数“哎哟派”争辩了一整夜，但我并没有说服他们。其后这一派激烈分子不但继续批评她，而对我这“老成谋国”的作风亦深致不满——这就是后来“哎哟派”点她名的意蒂牢结的背景。

美东的华美学研究

对于1972年这场风潮，我必须指出，当时这个风潮里的华侨领导分子，都是一批民族感强烈、品学兼优的“华美青年”。他们的团体则是个ABC（American born Chinese，美国土生华人）和CBA（Chinese born Americans，中国出生美洲华侨）“竹心”（前者）、“竹节”（后者）的空前大团结。其中由于背景和个性的不同，难免有温和与过激等等的宗派思想，但大体说来他们都是没有党派背景而动机纯正的。十年后的今天，他们之间好多都已是纽约市挂牌的名医和律师了，有时他们还结伴前来，找我这位“老师”话旧。好汉提起当年勇，好不开心！

在这次风潮中，我原是个不折不扣的“黎大都督”，虽然他们并没有说我是被他们“从床底下拖出来的”。风潮初起时，我原在二百英里之外。我的出面是纽约市立大学校长马歇克（Robert E.Marshak）打电话、送机票，把我请回来帮忙的。

风潮平息之后，亚洲学系正式成立，我便应聘出任该系的第一任系主任。我任内第一要务，除整顿传统的亚洲学科目（历史、文化等科）之外，便是开设十多门美国教育制度上史无前例的“亚美学”（AsianAmericanStudies）的课程，诸如“亚裔民族移民美洲史”、“美国政法制度与亚裔移民适应之研究”、“美国亚裔少数民族社区发展之变迁”、“亚美文学选读”、“亚美文化冲突”等。这些也就是作者在自序上所说的“巧立名目”的课程，为传统的经院学人所不取。

不过，我个人在专修美国历史时，也曾有十年之功。可是在我为着考试而读的几百本美国史书中，“亚裔移民史”又几乎是美国史上的一个盲点，有分量的史家不是无心忽略，便是有意地回避。在那重重考试、泰山压顶的情况之下，这一门也可完全不顾的，它绝不会构成学位考试中的一则命题。

最糟的还是我国老辈留学生，他们都是或多或少的特权阶级人物，眼向上看，对贫苦无知、在洋人鞭笞下呻吟的华工苦力，照例是不屑一顾的。以前我就曾问过胡适之先生关于他留学时期的华侨生活。胡先生说：“那时，‘我们’与‘他们’之间没有往还。”我听到这句“我们”与“他们”的言词，真发生很大的反感。

由于“我们”祖国政府和知识分子对“他们”没有真正的了解、同情和抚助，在洋人欺压下，华侨社会乃滋长出它们特有的、自生自灭的畸形发展——不易为外界所了解的畸形发展。而受过美国教育的下一代华人，也就相应地滋生了畸形发展的心理状态——他们可能由种族感而引起对压制他们、歧视他们的白种种族主义者的愤恨与抗暴的心态。这一心态也可能导致他们对自己的祖邦、长辈乃至华人社区中一切事物，也同时鄙视与憎恨。这就是一部分过激的“哎哟派”的心理背景。在他们身上，情感的冲动远超过理智的思考与学术的研究。

另一种，则是难免由于自卑感和在洋人社会中力争上游，而像本书上所说的向“白种中产阶级”胁肩谄笑的风气。其实这两种方向，都是病态。

至于怎样才算正当呢？我那时的想法——也算是一厢情愿的书生之见吧——是从学理研究着手，把上述这些科目，从“巧立名目”的现状，逐渐移向“学术正轨”，使“亚美学”渐次提升到正统的社会科学的地位上去。这便是我那时努力的方向。

但是在美国大学里，开设新课程的手续与条件是十分繁杂的。这十多门课的主要内容和“教学提纲”（course proposals）几乎是我这位系主任一手赶制的。要在短期内把十几门史无前例的新课提出来，并交校方各审查委员会投票通过，然后再编入全校的教学规程（college catalog），真是一件披心沥血的工作。为着这一提纲，我所涉猎的参考书籍竟多至数百种。几年之后，我又把这些书目重加诠释，并赢得了美国联邦政府的资助，编印成书。这份“注释书目”，不知何时竟为老友李志钟教授所探悉，他乃鼓励我付印，取名“第三种美国人”（The Third Americans），就在1980年出版了。它虽然只是一本小册子，而我在为它催生的初期，却因疲劳过度而被送入昂尼昂特医院。真是涓涘之献，也是沥尽心血的。

这门新兴的“亚美学”，截至今日，在美国仍只有东西两大中心。在西岸便是以伯克利为首的加州大学，在东岸便是我们的纽约市大了。不过那时在西岸所成立的，还不过是些“中心”、“计划”一类的单位，为此科设立正式学系，恐怕就只有纽约市大一校了。而我本人——虽是被拉夫上阵，却是市大方面的主持人。在当时“亚美学”发轫期中，在教学行政上，我也算是顶半边天了。所以我才不揣冒昧地把我自己也说成这本亚美文学专著《渺渺唐山》的“书中人”。

卷入“台风”的经过

落笔至此，我倒想补充一句：我当初出任纽约市大亚洲学系系主任，却不是上述这个学潮的结果，相反的，却是那个学潮的起因。我被卷入这场“台风”，也是十分偶然的。

事缘纽约市大于70年代开端决定成立亚洲学系时，校方想自全美亚裔的资深教授中选聘一位系主任，因此成立了一个专设的选聘委员会（search committee）。它首先拟订了一张候选人名单，然后不惜重资，将名单上所列的候选人一一礼聘来校作专题讲演，并参加咨询会。其后经十位选聘委员（六师四生）秘密票选之后，再由校方正式聘请。这也是一种例行的法定手续。

那时先后应约来校接受咨询的资深教授共有十余人，我的名字竟亦在群贤之末。跟那些名震一时的其他候选人相比，我是“高攀”了。不过我也可算是“码里人”，因为我那时在市大兼课。这项兼课，我在市大各分校已“兼”了十多年了。

这学年我兼的第一堂课是中国现代史。上课的时间是星期五下午3至6时。这是个最坏的时间，按理这门课可能不会有学生选修的。但出乎意外，我却搞了个大班——有时有些学生只能在门外听课。

第二学期，我这门课被派给一位白种美国教授了，主持人乃给我排了一堂美国史的课。这虽然有点不寻常，我还是接受了，只是有些学生却为之愤愤不平。

上新课之前，授课人照例是要用书面略叙教学方针的。我在我的教学方针上便提出，我要突破传统框框，从“不同角度”（from different perspectives）去透视美国政治、社会的各种现象。在同一个上课时间内，我竟然又搞了个大班，人头挤挤，名传校园。

这两堂课加起来，我一共讲了八十小时以上，这和“外边来的”资深教授只讲一两小时的情形就有轻重之别了。加以我讲的这两堂课——一亚、一美——也正巧合乎当时“亚美学”的理想要求。因此在选聘委员会最后秘密投票时，我竟然得了十票中的九票。得次多数的便是本书作者最怀念的“亡友”许芥昱教授，他得七票。许君以次的候选人，则各得二、三、五票不等。

在这次秘密选举中，我成了“黑马”，是出人意料的，尤其是出乎当时委员会主席和夹袋中可能另有人选的院长的意料之外。这位院长乃决定对这次选举的结果来个“留中不发”，一拖数月，消息全无。等到第二学年的教学规程的校稿出现时，院长所列出的代系主任，仍是他事前所指定的代理人。这才引起师生之间的怀恨、不满和质询，院长辞穷、支吾，乃引动导火线，爆发了一个偌大的学潮。

这次选聘委员会的投票是绝对保密的，我当然是全不知情，直到风潮爆发的第二天上午我才知道。那时我正在纽约州立大学的昂尼昂特分校上课，忽然系秘书匆忙来叫我，说有紧急长途电话要我接，吓得我惊惶失措，不知是什么紧急事件。后来市大马歇克校长同我在电话内说话了，当时我竟不知马君何人也。

我在市大只兼一堂课，管它校长姓啥名谁呢。

后来马氏叫在他身边帮忙的袁旂教授向我解释，袁旂与我是老友，他才把全盘经过告诉我——原来是这么回事。

事过境迁十来年了，但是其时的当事人现在都还健在。当年在学生群中领导风潮的，还有一位学心理的青年教授，他后来回到台湾去，现在也是台湾有名的资深教授了。大家想起往事，能不欷歔！

那天我在接到马歇克的电话之后，便乘了市大出机票的一架小飞机回纽约。立时校方和学生都派代表来看我，三家大电视台的记者也在等着我。我见了学校和学生的代表，电视记者我是回避了——因为我还搞不清楚这风潮的底蕴，无法对新闻界“发表谈话”也。

以上便是我怎么被卷入“亚美运动”这场大“台风”的始末，也可算是《渺渺唐山》中的一个小花边吧！

“华美运动”的文化背景

上面所说的学潮看来只是个偶发事件，其实那也是当时全美少数民族社会运动的一个重要环节，它的发生是有其一定的文化背景的。《渺渺唐山》这本书上的故事，也就是以文学方式所提供的文化背景的一面，也是最有趣的、最感人的和最真切的一面。

至于整个的文化背景又是怎么回事呢？那就说来话长了。不过，我们也不妨长话短说，略表一二。

大体说来，美国这个国家自1776年开国到现在，基本上是一个中产阶级、白种基督教徒统治的国家（近半个世纪以来，犹太人才逐渐挤入这个统治阶层）。论人口、论财富、论文化水平、论组织能力，等等，他们都远非非白种少数民族（non-white minority ethnic groups）所可望其项背。

白种民族近数百年的表现，本来就是个高傲而富于侵略性的民族。在美洲二百多年来居高临下的优势，难免就益发增长了他们的优越感和盛气凌人的作风——高车驷马，丰衣足食，一切唯我独尊。所以美国自开国以后，一向是把“异端”的少数民族视为“低等人种”（inferior races）。你事事得听从于他们；要自救，也只有在生活上、文化上，向他们“归化”，做个“顺民”或“二等公民”（secondary citizen）。

说也奇怪，这一心态的发展，日子久了，双方有很多人都视为当然。在美国黑人之中，向白人俯首帖耳效忠的，便产生了美国黑人文学上所刻画的“汤姆大叔”（Uncle Tom）一类“忠仆”型的人物。“汤姆大叔”型的人物，当然在其他少数民族中也是所在多有的。“汤姆大叔”其实不是个坏人，他只是个知识浅薄、生性忠厚、自觉只配做奴婢的一种白种主人的“忠仆”而已。等而下之，则难免有胁肩谄笑之流——再等而下之，则就像我国古人所慨叹的“便向城头骂汉儿”的小奴才了。

这些现象，如果不用社会科学——社会学（sociology）、民族学（ethnology）、社会心理学（social psychology）等诸种法则去加以研究分析，那也不过只是一个时代的社会百态之一罢了，不值得去吹胡子瞪眼睛的。但是如果要利用新兴的社会科学的方法去研讨、去写几篇博士论文，那其中的学问可大呢！

笔者发此议论，也只是就近二百年来美国社会史上所发生的“形势”而言——讲句时髦话，那就是采用社会学上习见的所谓“宏观法则”（macro level approach），凡事从“大处着眼”，而不是说每个白种中产阶级人士都是种族主义者（racist）；虽然我们也不能否定美国白种中产阶级之内种族主义（racism）的存在这一个事实。

老实说，论个体间为人处世的道德，他们白种中产阶级里的基督徒，在平均数上有时会超过一般少数民族亦未可知。笔者这里所指的，只是“形势比人强”；而这一优越的“形势”，事实上也是构成白种中产阶级公民心理上种族主义滋生的许多原因之一。

在这种心理背景之下，再加上经济竞争——大家在一起抢饭吃——的因素，二百年来，在美国谋生的“少数民族”真是受尽煎熬和压榨，他们纵安心俯首帖耳，做个“二等公民”亦不可得！

华侨的血和泪

在近百年的美国史上，少数民族中受苦受难的，华侨应该算是首屈一指了——他们所受的苦难，是远在美国内战后的黑人和印第安人之上的。

笔者无心在这篇序里多谈美国华侨的血泪史，这类著作，不论是“歌德派”还是“伤痕派”都为数不少，虽然纯学术性的产品还不多见。

十多年前，现任夏威夷大学“西东中心”主任、斯时任教于斯坦福大学法学院的李浩教授曾和笔者讨论到如何成立一个“华美学计划”，把百余年来美国各级法院所保存下来的有关华人诉讼的案情和判例（包括1904年孙中山先生路过旧金山时，虽持有美国护照，还横遭无理拘留的旧案），来作个通盘的整理——先编点可靠的史料，还谈不上研究。但是这项史料的编纂工程实在太浩大了。不用说当今自视甚高的“留美学人”对这项“巧立名目”的学问不屑一顾，纵是有“巧立名目”之癖，而有避重就轻之性的“华美派”的学人之中——包括笔者本人——哪里又能找出有这种志趣的“书呆子”，来干这种无名无利的傻事呢？虽然我个人到现在还在馨香祝祷我先侨在天之灵能保佑我们这行内能出几个“傻子”，将来还是把这桩事好好做一下。

不过，现在虽然“书缺有间”，从大处着眼，我们还是可以把美国华侨史的轮廓略事描叙。

我们不用说美洲的原始土著印第安人是我们蒙古种同胞的亚洲移民了；就单说发现美洲吧，现在的美国史家也大致承认我们的“慧深和尚”是发现美洲的第一人。慧深于我国南朝刘宋、齐、梁之间，便两度经过加州海岸，并在今日墨西哥属的中美洲一住四十年。

在16世纪末季，当西班牙人开辟“马尼拉航线”（Manila Galleon）之后，第一批横越太平洋的造船工人和随船服务的海员，也都是中国人。他们在中美洲所建的第一个“唐人街”、“中国城”或“华埠”的时间，也不在第一个“英埠”——“詹姆士村”（Jamestown）之后，詹姆士村始建于1607年。

其后美国独立了，欧洲白人向美东移民，中国黄人向美西移民，本来也是顺理成章之事。在19世纪中叶，美西“中太平洋铁路”兴建之时，几乎全部路工都是来自太平洋彼岸的华工。迨加利福尼亚州成州之始，其地几乎四分之一的居民也是华人。

向“新大陆”移民，原是“旧大陆”所有人民共有的权利；美国原是个多种民族的国家，白人东来，黄人西至，各民族和好相处，亦断无白种人一族鲸吞的道理。1868年所订的中美《蒲安臣条约》于此即有明文协定。

孰知历史上竟有如此不平之事，我先侨兴建之功未竟，白种人竟搞出个最无耻的反华运动。这一运动发展的结果，到1882年竟由联邦政府和各州背弃条约明文，相继立法，竟然立出了现代文明史上初无先例的《排华法案》（Chinese Exclusion Acts）来。

长话短说。这些《排华法案》只有两个目的：第一，绝对不许华人继续向美移民；第二，既来的华人，则逼其早返唐山。不愿回去的，则用种种法律的限制，使其谋生无路、尊严全失，也非离境不可；至死不去的，也要使其绝子绝孙，死而后已。那时的清政府虽据理力争亦无能为力！

法律上的排华既已如此，社会上的排华当然就变本加厉。从无中生有的辱华、侮华、停工、解雇，到殴打、谋杀——无所不用其极。

如此一来，不用说中国继续移民来美是不可能了，已经在美的华侨，如果有家可归的，谁能受得了这种灭绝人性的洋气，大家也就忍气吞声地卷铺盖回国了。但是时至1882年，我侨民移美已有数十年历史。有的已经辛辛苦苦地建立了一些小店铺、小农场——毕生心血，尽瘁于斯，怎么忍心弃之而去呢？何况他们多半是贫雇农出身，被贩卖“猪仔”贩到美洲的；祖国那边的日子，无根无柢，也不太好过。因此纵处于此无法容身的条件之下，也得咬紧牙关，容忍下去。

自己虽然忍辱偷生了，但是重洋彼岸的衰亲、弱息、青年眷属，则永无团圆之望。有的华侨，纵因旅美日久，取得居留身份甚或公民权，虽亦能偶尔还乡与老亲、妻孥暂叙别情，但是重洋万里，波涛阴恶，加以私蓄无多，探亲费重，因此往往经旬之聚，接着便是半生别离，甚或从此不复一见。

试问这种远隔重洋的悲欢离合，一个飘零身世能经得几次？所以我们先侨当年所受的苦痛，真是罄竹难书。笔者往年偶读这类记载，并不时听受害者的亲口哭诉和他们后来来美子女和眷属亲身所述，我自己自伤身世，再设身处地为他们想想，有时竟为之悲不自胜。

美国的基督徒、传教士，有时对我们传布耶稣之慈、上帝之爱如何如何，我每想起他们排华时期的灭绝人性的行为，心中真有“见他鬼，放他屁”之恨。再想想那些为着当今旅美华裔成就如何如何，而对托庇之邦歌功谄媚之人，内心对其鄙弃之感，也是无法抑制的。自念三十年漂泊，早已木石心肠，言念及此，愤犹难平，怎能怪那些血气方刚、热情横溢的华裔少年们的攘袖挥拳呢！？

第二次大战爆发之后，我国国际地位略胜于前，美国政客为略示小惠，在废除《排华法案》之后，也只准我侨眷每年可申请入境一百零五人。这对数十万妻离子散的华侨家庭来说，一百零五人究竟能起什么作用呢？——立法的目的，只是对并肩作战的盟邦略示好感罢了，作用云乎哉？

可是第二次大战后，全世界弱小民族争取自由平等运动风起云涌，美国黑人便首先发难。在一批黑人先哲如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Jr.）博士等人大力倡导之下，美国少数民族争取民权运动也就风靡一时。到60年代中期乃发展至最高潮。

时至1965年，联邦政府终于让步，乃有“移民新法案”之颁布。在这一新法案之下，美国《独立宣言》上“人类生而平等”的空话才首次见诸法律。根据这一法案，全美每年移民入境总额，规定为十七万人，让全世界诸种民族一体均分；然任何单一民族——如华人、日本人、意大利人、希腊人等——每年入境移民总数不得超过两万人——各民族“一律平等”。

这个新法案之颁布，对我们数十年来、数十万妻离子散的华侨家庭来说，也真是“恩高德厚”了。两万之数虽微，比起昔日一百零五名的限额，那真有霄壤之别了。再看看近三十年来旅美华人各方面头角峥嵘的表现，和富裕移民大量涌进，所有“华埠”均地价上涨、日进斗金的繁荣状况，饮水思源，能不归功于“山姆大叔”的恩赐？

而习于排华传统的联邦政府官员和白种中产阶级士女，目睹此情，竟以华族恩人自居，亦人之恒情。如此联邦政府甚至不惜巨资巨奖，鼓励华裔作家建生祠、造神位，来歌功颂德一番，这也是他们分内之事。所幸我华族向来有量如海。君不见，抗战期间，日本人对我们的奸、掳、焚、杀，那种禽兽之行真是仇深似海，而现在我们海峡两岸，还不是仇将恩报，旧恨一笔勾销？

“山姆大叔”如今既然改祟归正、雨露重施，知恩报德也是理所当然。何况有笔如椽，情深义重，人家岂有不知之理？如此则小恩大惠自然源远流长。这种心理，大概就是本书上所说的“来投中产阶级白人所好”的作家们的哲学基础吧。

华人社区，形形色色

但是六七十年代的华人社区（Chinese community）毕竟是复杂而敏感的，因为此时也正是少数受美国教育的华裔第二代成熟之时。他们有他们的主见，也有他们的成见，也有由他们各种主见、成见所引出的不同的观察与答案。

首先，他们一致的意见，便是对“歌德派”的反感。

他们认为过去百余年华侨的痛苦和今日华人社区的沆瀣落伍，全是白人“种族主义”的后果。过去百余年，欧洲白种移民是千万、百万地大量涌入，而我辈黄种移民则被斩草除根。如今全美各地已有人满之患，才允许我们年入数千人，这种猫哭老鼠的假慈悲，何来崇功报德之有？所以他们对“歌德派”的深恶痛绝，也是不无道理的。

因此，于60年代末期，在全美少数民族联合争取民权的大纛之下，“抗暴”、“反歧视”、“争平等”，乃至“寻根”、“认同”、“多重文化”（cultural pluralism，亦即不许一种种族文明独占）等呼号，也就变成了炽烈的“华美运动”的中心课题。

这些课题，对当时所有“少数民族运动”中的诸部成员来说，原是有其一致性的——不过究竟向谁去“认同”，何处去“寻根”，他们也还是模糊不清的。

可是“华美运动”中，有一点为其他少数民族（尤其是黑人）所无的，便是华人社区中有严重的“代沟”和“文化冲突”的问题存在其间，甚至隔代之间的语言都无法沟通——不像一般黑人的祖宗八代早已都是崇美俗、说英语也。

在华人中，深广的代沟和冲突的价值观念，往往竟使隔代不能相容。老一辈的对他们幼年来美、在本地土生的子女，则嗤之为“竹节”（两头不通气）和“竹心”（胸中空无一物）；而许多不愿做中国式的“佳子弟”的下一代，也就反唇相讥，他们为泄愤而咒骂老子的脏话，连刘教授也“不好翻译”。

由于对父母、长辈的落后的生活方式和“非美的”（un-American）价值观念之鄙弃，而他们又要在这个波涛汹涌大民族运动之中去“寻根”、“认同”，在四顾无所适从的迷惘情况之下，乃寄望于一时高深莫测的祖国的政权了——这也是当时所形成的、一字号“左”倾浪潮的心理背景。殊不知，国内搞起了“文化大革命”，在一连串的“伤痕”报道之后，这批热情澎湃的海外革命儿郎又重新被打入冰窖——真是上下五千年，纵横八万里；一个区区华裔青年的心路历程，竟如此回旋荡漾，终不知何择何从，真令人拊掌叹息。

笔者厕身此一浪潮，先后亦已十余年，既是运动员，亦是旁观者。这类青年在我的课堂中进进出出的也不下数千人，他们的父母长辈向我哭诉的也比比皆是，真可说是“阅人多矣”。

其实这些现象，吾人如客观沉思，也觉其没啥费解。

概括说来，所谓“华人民族社区”（Chinese ghetto community），通常所谓“唐人街”（Chinatown）者，实是美国种族主义的后遗症——华人是被迫聚居自保，始形成我华侨所特有的一种产物。

最初我侨民为抗拒美国最无理的《排华法案》，聚居之后，他们断不能处处遵从美国法律。所谓“美国法律”，原是对华侨要“斩草除根”的，试问世界上有哪种生物会愚蠢到“守法自毙”的程度？

对他们的“法”，不得已只好“虚与委蛇”，对内为着求生存，也只有“山人自作主张”。如此天长地久，则所谓“唐人街”乃逐渐变成美国境内的一个美国种族主义者所逼出来的“封闭社会”（closed society）。其表固美国也，其里则唐人之。个中玄机，洋人不知也。社区内活动，则一切根据中国传统老办法，自求多福。因此所谓“唐人街”，事实上便是一个传统中国的缩影。“唐人街”者，“小中国”也。

我古老中国的文物制度、道统、德统，固均博大精深也。但是借用台湾名作家柏杨先生一句话，我们的传统乃是博大精深之“酱缸”也。近百年来，既有“唐人街”之后，我旅美先侨便把这只大“酱缸”搬过太平洋来，不管缸内有些什么酱——甜酱、鲜酱、霉酱、虾酱、蟹酱、芝麻酱、绿豆酱、胡椒酱……百酱俱全，原封不动地搬了过来。

我辈唐人，聚居于大缸之内，久而不闻其香，熙熙攘攘，也颇能怡然自得——缸外事，老番管之；缸内事，自有我主席、会长、元老任之。洋人不入缸来，华人不出缸去。如无重大法律冲突，真是缸里不犯缸外，河水不犯井水，华夷相安，各得其乐！

“跳缸”的问题

这种“缸中生活”，原无什么不好。而问题却出在“缸外有缸”的“形势”之上。

我国固有之“缸”原是天下无匹的。真是“率天之下，莫非王缸；率缸之内，莫非王酱”！可是一旦“王缸”外销，套入另外一个“大缸”，问题便出来了。

我们这个国货大缸，运美之后，无处安装，却套在一个美制大缸之内。柏杨只看过这国货土缸，而不知有美货洋缸也。更不知洋缸之内，芥末、西红柿……也百酱俱全。“礼仪之邦”中，上国士女，久居其中，亦不闻其臭矣！

本来这两缸美酱，各得其用，皆是调味妙品——臭酱、霉酱也可制点臭豆腐、臭咸菜，而天下更不乏逐“臭”之夫。我想，柏杨与在下可能都在众“夫”之列，久不食臭豆腐，偶一闻之，食指动矣。

但是问题却在两缸相套，一旦缸中“酱多自溢”两酱相混，那问题便大了——试问芝麻酱拌西红柿酱，又令人如何下咽呢？

我们的华埠“社区问题”便出在这里了。我们的元老、侨领、报人、经理、主席、会长、大厨、企台……都不妨自安于中国酱缸之内，自做其酱瓜、香干或臭豆腐……无奈酱多自溢，他们的儿女、晚辈，自幼儿园起便开始“跳缸”了。既跳之后，两酱相融，孰香、孰臭，那就各凭主观了。

就拿笔者所亲见、亲闻和躬自参加的社区所谓“会议”来说吧，我们社区华人——尤其是元老、侨领们——他们就没有哪一种会议是遵照孙中山先生所拟订的“民权初步”的议事程序“议事”的。我们的会议，事实上是在有魄力、有能力、有野心的领袖们领导之下“商量着办”的。因此我们的“会”一旦与美国法律发生了抵触，我们就有被捉将官里去的危险，至少也要吃“败诉”官司。

笔者夫妇十余年前便曾一度热心“服务社区”，曾献“巨资”（以我自己的财力作比例）、出大力，参加了“纽约华埠服务中心”（TheNew York Chinatown Service Center，Inc.），希望为“侨胞”服务。我自己并被谬选为董事十余年，也干了不少“福利事业”。不幸今年秋季我忽然收到纽约州地方法院传票，与本会前后两任董事长及十来位董事同时做了州法院检举的被告。理由是我们向州政府贷款一百万美金，建造儿童培护中心（托儿所）大楼，楼成服务儿童，一时颇不乏社区歌功颂德之声；不幸我们未照福利章程办事，纽约市政府拒付教育经费，敝会因而无法按月归还州政府造楼“垫款”。州检察官一时震怒，乃通过法院，要把我们十余人一起捉将官里去，弄得我们赔了夫人又折兵！

我们中国“酱缸”出来的人是最怕“官”的。官方传票一出，敝会天下大乱。大家焦头烂额之余，检讨结果，乃把全部责任一股脑儿奉献给我们以前一致票选的董事长头上去了。但是我们也都知道：没有王董事长，便没有儿童培护中心大楼；没有大楼，我们也不必陪我们敬爱的董事长一道吃官司。

我们的王董事长的确是很有能力和魄力的，遗憾的是这一件事弄糟了。而十余年来，我们董事们又在干吗呢？我们最大的错误是没有实行“三民主义”和“国父遗教”！我们十余年来，开了几十次董事会，但是就没有一次董事会是按“国父遗教”、“民权初步”的程序进行的。

余小子身为董事，每次会后，欲知议案，还得去看中文报纸；而中文报纸，也就是敝会“董事会议案”的唯一根据。

我个人现在借刘绍铭先生的大著来家丑外扬一番，绝无心揶揄我会的任何负责人——因为我自己也是董事之一，危难期间并且被选为常务董事。问题是我自己也是“中华大酱缸”里出来的，而“民权初步”这一味酱，虽然是孙中山先生介绍的，它始终还没有成为我们“唐餐”里的调味佳品之一罢了。

再看看我辈华侨所亲见、亲尝的“洋酱”。

我们自娶妻生子之后，孩子进了幼儿园，便被园方敦请，不时去做“窗外旁观客”——这“窗”是“暗窗”，我们能看到孩子，孩子看不到我们。当我第一次“偷看”孩子们在班上“选举”时，见他们那样“秩序井然”的会议，我不禁感慨地告诉老婆说：“我们的孩子在奉行‘总理遗教’、实行‘三民主义’呢！”

其后孩子进中学，我跟着做校中的家长、贵宾，随时参观孩子们的团体活动。一次一位李姓朋友的孩子打电话回家用国语报喜，说：“爸爸、妈妈，我当选总统了！”父母为之大惊——原来这位李公子竞选上了级长，级长者总统（president）也。他们一级的总统与一国的总统选举程序并无两样。一级的总统不能大权独揽、胡作非为；一国的总统也得循规蹈矩，为选民服务。我看看李公子当选“总统”的经过，再看看我自己服从董事长和主席领导的情形，我虽生性愚鲁，也不能不有所感慨。两大“酱缸”内容之截然不同有如是也。

明乎此，我们就不难理解我们的“代沟”问题了。

“酱”有中西好坏之别？

不过笔者在此颂扬“洋酱”，却与主张全盘西化的李敖和主张汉字拉丁化的柏杨有别。他二人久困国内，同坐铁窗，有其反抗乡土的情绪。我是“天朝弃民”，久困海外，受尽洋气，有些假洋鬼子的习气。我认为酱总是酱，不论土酱、洋酱，均各有其酸、甜、霉、臭之一面。大家彼此彼此，五十五十。

我华人的“崇洋派”——与“媚外派”有别——如胡适之、郭衣洞，则认为“洋酱全甜”。

我们“国粹派”，如唐君毅、钱宾四诸先生，则认为“土酱最鲜”。

笔者今夏访问星洲，新加坡第一副总理吴庆瑜先生则告诉我，应该截长补短，兼采东西之长。

但是我们当今的问题却是什么叫作长、什么叫作短。什么是中长中短、西长西短呢？寸有所长，尺有所短。长、短之间的标准，究竟如何衡量呢？

笔者侨美三十余年，对中西短长之议，我一家六口——夫妻、儿女、猫狗——真是互不相让，言人人殊，猫狗的意见，亦各自不同。

我更敢大胆地说，留美百万华侨，对于中美长短、是非之辨，亦言人人殊。

本书作者说得好：“华埠是个心态。”但是究竟怎样才是华埠的心态——我们美籍华人有没有个共同的心态呢？祖国同胞对我们的看法又是怎样呢？

言念及此，我对本书的重要性便越看越重了。

我个人是学历史的，我们治“旅美华侨史”，那是增一分则长、减一分则短的事，是个铁的事实。不管此邦人士如何曲解、我们自己如何忽视，日久它会自入正途，由“巧立名目”转入正统史学的。

至于如何用社会科学的法则来解释华侨社区里的人际关系——并从了解人际关系，进而增强全侨的政治影响和社会福利，更进而影响祖国的现代化，和其他地区海外同侨互通心声，一切研究的基础，都是自了解侨社的“心态”为起点。而捕捉“心态”最基本的方式，则是“华美文学”。

文学是反映人类社会生活形态的最基本工具，它可以写尽人生百态和喜怒哀乐。诗歌词曲不用说了，纵是长短篇小说也绝不能凭空虚构，小说只是社会事实的夸大和戏剧化而已。而写真实的文学还有个必要的条件——作者一定要是“个中人”，这样他的作品中才有真性情、真感情，有血、有泪，有爱、有恨。

就像朱路易所写的《吃一碗茶》上的各节小故事吧，不是纽约“唐人街”社区的“个中人”，谁能写得出？特别是宾来和陈源在兰心酒店七○九房偷鸡摸狗那一段，那故事哪是名震寰宇的华侨文学大作家林语堂先生他们能从“华埠”之外“搔”得着的？

刘绍铭的天降大任

一言以蔽之，要了解留美华人的社会生活和历史，一定要自了解华人社区中（包括“华埠”之内和“华埠”之外）千奇百怪的华人“心态”（mentality）着手。而了解千奇百怪的华人心态，那又必须从当地的“乡土文学”着手——不管是“凡是派”、“歌德派”、“伤痕派”、“轻华派”、“仇孝派”、“国粹派”、“媚外派”、“崇洋派”、“唯性派”……乃至“右派”、“左派”、“中派”，五花八门，都要兼收并蓄，才能略窥华人社会的真相；再进一步，才能谈到研究与改进。

笔者在纽约市大所承乏的这个系内，便开有这项“华美文学”的专课。但是要想心平气和、不偏不倚地去做点“综合工作”，经验告诉我们，是万般困难的。

第一，做这项综合工作的人一定要是华侨，而且是老华侨，他才知道这个封闭社会之内的一切私事，不说外行话；而且他还要是个贫寒出身的穷小子。华侨的主力是华工，华工的生活岂是公子哥儿们所能体会的！

第二，这位工作者最好是一位“广东佬”，熟谙广东方言、俚语和由这些方言、俚语所转化出来的唐人街英语［Chinatown English，有时也颇像黑人英语（Black English）］，能说得“过瘾”，说得“入木三分”。这样他才能做唐人街的“个中人”，摸透“街”底。

第三，这个人还要是个观察能力极强，并有高度训练的学人，上对诺贝尔奖金获得者，下对唐人街内的“穷馆”（如领馆、报馆——这两馆现在已不太穷）、“富馆”（如赌馆、餐馆、衣馆——这些馆今日也已不太富），乃至一切吃喝嫖赌、鬼影帮、白鹰派……都能观察入微。

第四，这位通才还要有深厚的中、英文学（不止于“文字”的运用）的训练和创作经验。“华美文学”本是双语并举的，两面翻译，为求其信、雅、达，则这种训练尤其重要。

笔者旅美三十余年，识与不识的华裔文化界人士之中，具备上项条件而有兴趣整理“华美文学”的，真是屈指可数。亡友许芥昱先生便有此兴趣。但是芥昱是个志在琴棋书画、公子哥儿出身的传统中国士大夫，他的粤语亦不够灵光。他不能打入华侨社区，也无心深入。

其外笔者所知道的海外学人，就只有一个二残——刘绍铭了。

二残是个贫寒出身的穷华工，自学自励，直至爬到中美文学界的最高峰，名满中外。他的成就，也反映了百余年来我们侨界前辈的一切血泪和成功的经验。他是个华侨社区内“上通天文，下识地理”的“个中人”。他有此经验，有此第一流的中英文造诣，也有此学力，才能把我们这封闭的美国华侨社会的真实情况，介绍给我们祖国的同胞和千余万海外同侨。

眼光、学力之外，最难得的还是二残的文笔。他把华侨文学中的各种心理状态——爱、恨、悲、喜、轻蔑、愤嫉、无知——乃至中美两文化中所发生的文化冲突，都能以最睿智的眼光选出来，以最生动而真切的笔调译出去，译得出神入化，读来十分过瘾。击节之余，我情不自禁地把我个人二十多年来在华侨社区所亲见亲历的平凡小事也加了些进去，写出了这篇不伦不类的长序。

有一点我不同意二残看法的便是，他把这宗“华美文学”在中国文学中的分量看得太轻了点儿——他认为这是他不务正业的遣兴之作。

我则不以为然。我认为“华美文学”应是正统中国文学、乃至美国文学、甚至世界文学的一个重要部门！它所反映的是一个有血、有泪、有恨、有爱、有良心、有罪恶……的特殊社会和不为人知的特殊现象。因此二残选的这几篇也是千古奇文，足够传之后世、传之今日华人各个社区的——包括海峡两岸和欧美南洋！

这当然是我个人的偏爱，有待千万读者大众的共鸣。至少我个人觉得，刘绍铭先生是当今最够资格向国人介绍这类作品的大作家、大翻译，这工作也是他的“天降大任”。

希望作者不要小视这一行，要把翻译工作继续做下去才好。

1982年11月7日晨于新泽西州北林寓庐

原载《渺渺唐山》，九歌出版社

父子之间——殷志鹏博士编著《三地书》序

老朋友殷志鹏博士给我一本书稿，要我替他写一篇序。我收到他的稿件已经两年多了，却一直没有动笔。事忙人懒之外，还有一层原因使我迟迟握管，那便是：我觉得这是一本很不平常的书——也可说是一本奇书吧。我读后竟为之掩卷叹息，甚至沉思流泪。

几十岁的人了，一生所经历的生离死别、国破家亡之痛，几乎是与生俱来的。经过这种波涛风霜的人，在感情生活上说，也可算是槁木久枯、铁石心肠了。但是读完这本书，竟为之默坐垂涕，也可说是很不平常了。我认为我应该为这部奇书好好地写篇序言，好好地想想，然后慎重下笔才对。又有谁知道，一个事忙又不善于支配时间的人，慎重却变成了拖的借口呢？

这是一本怎样的奇书呢？且让我慢慢道来。

这本书本质上是一本书信集——是一位居留在中国大陆的父亲殷福海写给他那位在海外漂泊的儿子殷志鹏的信。这位父亲在他们父子分别后的二十六年中的十三年——其中另外的十三年他们失去联络——一共向他那旅居在台湾、伦敦、纽约三地的儿子写了一百六十九封信。现在这位父亲过世了，他的儿子在他的一百六十九封遗书中，选出了九十一封刊印在这里，作为纪念公诸大众，也传诸后世。

写家书，然后出集子，以便扬名后世，这本是我们中国传统文人的老玩意儿，没啥稀奇。不过这些老玩意儿，原只限于名流学者和党国要人的，一般平民百姓是根本不会想到来干这种无聊之事的。而这本奇书之所以为奇，便是它的主要作者——殷福海——却是中国社会上普通而又普通的平民。用一句当今大陆上所流行的“划阶级”的术语，这位殷老先生的“阶级成分”只是一位“市平”（城市平民）或“市贫”（城市贫民）。他既不能参加去“革”人家的“命”，也没有资格被“革”，讲一句美国土语，在社会上他实在只是个nobody。

福海老先生一辈子只受了些极起码的所谓旧式教育，读了一些《儒林外史》上所说的“三百千千”（《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千家诗》）一类的书；年长时再自习一点“四书”、“五经”和《古文观止》，来个经世而不致用。

这样出身“市平”的老人家，他一辈子也不可能会想到要于身后出一部《殷文正公家书》来教训教训他那得了双重博士的儿子和媳妇的。他只是生有书法天才，写了一手工整的小楷。所以他一辈子也就靠替人家写字、抄书、写公文过日子——在那中文打字机还没有普遍流行的时代，做个司书、录事或缮写员等最起码的小职员或公务员，来养家糊口。

这种录事一类的工作人员，在抗战前那比较安定的社会里，靠升斗之俸也还可勉强免于饥寒；可是在抗战后期和胜利之后那种物价一日数变的恶性通货膨胀的社会条件之下，就难以为生了。据我个人所知，在战后南京各机关就有这样的职员因贫病而自杀的，其中一位留给他妻子的遗书便只有短短几个字说：“××，我自私了。”

这一阶层的公教人员，在南京易手之后而沦为失业的“市贫”，其境况就更不堪想象了。殷福海老先生便是这样一位滞留在南京的市贫。

在我国百事皆无保险的传统社会里，一个苦难的人或家庭，他们心里所寄托的最大期望，便是有个有造就、有前途——尤其是能升官发财的“佳子弟”。一旦“刘公得道”，他们纵不能“鸡犬升天”，至少也可免于饥寒。这一期望也就是我国传统中“有子万事足”和“养儿防老”等心理状态所滋长的社会背景。这种传统落后的社会经济制度不改变，而要强制执行男女婴平等的“一胎制”，狠心的父母就要选择“溺（女）婴”的残忍道路了。结果女婴死绝，男婴宠坏，其后果就更不堪设想了。

本书的主要作者殷老先生，那时便是个有四个儿子的幸运老人。他甚至无力能把一个儿子抚养成人并受完满教育，但是儿子的自动成长，却变成他老人家其后领不完的退休金和开不尽的金矿。本书编著者殷志鹏博士便是老人的次子。在1948年的冬季，当共产党军队渡江前夕、南京岌岌可危之时，他撇离老父和两个幼弱的弟弟，与长兄随军撤往台湾。这时的殷志鹏博士还只是个十五岁的难童。

照常情来说，一个十五岁的孩子，在兵荒马乱之中随败军而去，对一位父亲该是如何沉重的心头负担：他的饥寒衣食、生死存亡，为父的能不日夜心焦？殊不知在那个濒临饥饿边缘的岁月里，一个十五岁的孩子，竟成为挨饿老人的唯一的希望。在南京的父亲开始向在台湾嘉义的儿子告急乞援，这样便开始了这本《三地书》中的“一地书”——南京向嘉义所写的信。

从1949年1月27日起，到同年4月12日止，两个半月之内，殷老先生向儿子写了十封信。这十封信的性质，大致和其后一百五十九封信都差不多，在内容上是一边倒的——老子要饿死了，儿子赶快寄钱来。

殷福海是位很传统的中国父亲，向儿子要钱，视为当然。殷志鹏也是个很标准的中国儿子，虽然只有十五岁，他也认为节食事亲是义无反顾的。

在这两个半月，共产党军队渡江前夕的存亡续绝之际，这位殷老先生活命之需的“金圆券”，便是他儿子在嘉义所得的微薄的“台币”工资换来的。

这位殷老先生也是位“多产作家”。在他向儿告急求救之外，他也描述了南京在被占领前夕惊心动魄的社会情况。这些毫无虚假、实人实事的小市民的生活状况，岂是些作伪成性的“官书”和那些自吹、自捧、自骂的“名人回忆录”中所能找得到的！

看官信否？莫瞧殷福海是个小“市平”，他所无心写来的这本小书，才真是一本奇书呢！让我们且抄一两段来看看。

小部共产党军队已达浦口。所隔者，长江也。据云陆路只十五华里即达首都。性命付诸于天！

南京物价波动，说出来真要吓一跳。猪肉一百元一斤，青菜五元一斤，食米已达一千七八百元一担，糯米每石三千二百元尚买不到。

汝可将肥皂卖了（志鹏去台时曾带了些肥皂想贩卖图利），连同薪饷合并寄来父用……（1949年1月27日）

来信有一二日内发二月份薪饷，发下望速交邮寄来……现在私米已升至三万元一石。京地情形，日趋险恶，炮声隐约可闻。满街散兵游勇，漫无秩序……满街流民图，触目惊心，干戈何日才能结束？呜呼！涉笔至此，能不凄然流泪！？

……！！

见信速将钱寄回应用。（3月9日）

此次官米早晚应市，要三万元一斗……要多寄钱来……（4月12日）

以上是一位留在南京的爸爸告诉他逃往台湾的儿子，南京易手前两个半月内社会生活的实况。就食米一项而言，已由一百七八十元一斗涨至三万元一斗！

你如住在那儿，你如何活下去？

这位住在南京的殷老先生原也活不下去；他能活下去的原因，是他还有两个赚“台币”的儿子。可是当他发出第十封信之后不久，共产党军队就占领南京了。台币来源断绝，这位无依无靠的老人，带着两个无母的幼儿，究竟怎样地活下去，就连他那流落海外的儿子也无从想象了。

大陆与台湾断邮已二十四年了，但他们殷家父子之间只断了十三年。在这渺无信息的十三年中，这位殷福海老人并未饿死。他究竟是怎样活下来的，在他们父子恢复通信之后，老人并未直说。这或许是不愿伤儿子的心，也或许是传统读书人的“头巾气”。但在蛛丝马迹之间，我们知道他老人家最初还在一个佛教机构内以抄经为生。不久他就失业了，四处流浪，甚至露宿。两个幼儿保不住了，被收入儿童教养院。其后幼儿又夭折，连入葬的破棉被也被“盗墓者”偷去。

殷福海自己呢？他隐约地说，一度曾寄住于“群丐麇集之所”（1963年12月13日信）。在这些群丐之间，那位写得一手秀丽小字的殷老先生，是群丐之间的一丐呢？抑为群丐之外的特殊分子呢？那就费人深思了。

但是不管怎样，这位殷老先生是活下来了。活下来的原动力，可能是他还有两个流落海外的儿子，他相信他们是孝顺的，有一天他们还可能继续接济他。这一天殷老先生总算是等到了。

殷志鹏是我的好朋友。我比他年纪大，幼年也比他环境好。可是他是个好儿子，而我不是。照大陆上的新标准来说，他的家庭出身比我好。所以我父亲所受的苦难也比他父亲所受的大。而先父既没有向我写过一百六十九封要钱的信，我主动地接济他也远不如志鹏。想想地球那边的祖国和死去的父亲，我自愧不如志鹏远甚。子欲养而亲不在，我心疚、我落泪、我泣不成声。我不怕说，我哭得很丢人。

再回头说说殷志鹏。

那个十五岁的难童，在台湾嘉义且工且读，由中学而大学而考取公费留英、留美，终于获得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学位。学位读完后，正如他父亲所说的“大小登科一齐来”，又娶了一位和他有同等学位的美貌娇妻廖慈节小姐。这虽是他自己苦学的收获，但是一个安定的社会，能让苦学青年有上进的机会，也是功不可没的。

志鹏于1963年飞抵英伦之后，居然又和失去联络十三年的父亲联络上了。父子消息重通，对那无家而失业的苦难老人说来，真是喜从天降。自那时起，直至1974年他们父子重聚，乃至两年后老人弃养之前，父亲又给儿子写了一百五十九封信。这一百五十九封信，自然还是和最先的十封信一样地一边倒——向儿子要钱，只是随儿子的上进，略为升级罢了。再节录一封殷福海老先生在1967年中秋前夕所写的信：

儿允许父到（中秋）节寄钱，但等到八月十四日信款皆不到，不知是何缘故？你要孝心到底，贯彻始终。进了八月，一天天盼信，一直望到十四日，父才写信。父已经急疯了！整天魂不附体、麻木、废寝忘食。见此信，速寄钱来，以度晚年生活！

殷志鹏那时是一个在海外打工的穷学生。我自己也是打工过来的，知道打工谋生的滋味。在这种且工且读的千钧重压之下，三天两天便要收到一封在祖国贫病交加的老父要钱的信，什么“婴儿望乳”、“不寄钱来父必饿死”等严厉的需求，一个人不为此发疯才怪呢！

志鹏没有发疯，他是撑下去了，撑得老父亲夸奖他是“纯孝”——这个封号真是比博士学位还要难得。

后来志鹏读完博士了，又结了婚，老人的生活要求自然也就水涨船高。1973年1月23日在给儿子和媳妇的信中，老人就说“日常生活，非肉不饱，非帛不暖”了。这个时候的殷福海老先生显然自知已是“博士公”的“老太爷”。而这个博士儿子和博士媳妇，当然也不会使老人失望。

他们殷氏父子之间，经过二十六年生离死别和艰难困苦之后，总算有个父子重聚，最美好的收场，令人欣羡！

读完《三地书》之后，我不能没有相当的感慨和感想。

这位殷福海老先生只是一位很传统、很普通的中国父亲，家贫多病，赖子媳反哺过活。而他的不普通之处，是他在十三年中，向流落海外的儿子居然写了一百五十九封信——封封要钱，封封都写得那样力竭声嘶！

而真实不平凡的却是这做儿子的殷志鹏。他在那十三年中打工、读书、成家、立业、得博士，并承担了这样沉重的一百五十九封家书，而没有发疯，而继续所学，而同时也能仰事俯畜，不改旧观，为老父赞为“纯孝”。

我认识志鹏已二十年了。如记忆无讹的话，我可能还是他博士论文评阅教师之一。他生了副乐观的baby face，见任何人总有一番充满真诚的微笑。我们聚会的机会并不少，但是我们向未谈论过彼此的家事。一直等到我看完他这本《三地书》稿，才知道他那微笑的面孔之后，却负担着这样沉重的父子之间的感情压力。

现在这位殷福海老先生是长眠地下了。他如死而有知，应该为子孝孙贤而含笑九泉。回读先人这一百六十九封遗书，志鹏博士应该也会感到祭薄而养丰，没有愧对先人，真是存殁无憾。这件事对一些抱恨终天、存殁两憾的人们说来，他们殷府父子，实在太令人羡慕和崇拜了。树欲静而风不息，为之奈何？

最不平凡的还是志鹏这位贤夫人廖慈节女士。她是个受美式教育的女留学生、收入有限的小家庭的主妇。她的美国教育和知交近邻的熏陶，使她怎样能接受这样一位无穷无尽要求的father-in-law，而不和丈夫吵架、出走，甚或闹离婚？这虽是她个人秉性纯厚、伉俪情深使然，但却是我们所谓“留美学人”圈子里的奇迹。

君不见“悔送儿女去美国”的老作家乎？他们所说的故事，我们所见所闻还算少吗？

想不到沙漠之内也有绿洲。对殷志鹏夫妇这对文化班超，我真是从内心中发出无限的崇敬和羡慕。

不过话说回头，殷志鹏的品行，也不是我在海外所见到的唯一的例子。以前我就认识一位四十未娶而日夜操劳的华侨洗衣工。问其日夜忙迫，所为者何？他说是汇款回唐山养家，在国内的双亲弟妹，就靠他这一只熨斗过活。汇款养家是他生命上最大的意义，也是他工作中最大的安慰。后来双亲亡故，他失去了汇款的对象，也就失去生命的意义和工作的活力。

“侨汇”是我们祖国外汇的最大来源之一，但是又有几个人知道这笔财源的文化动力？

中华民族的成员里，为什么产生了千万个像殷志鹏夫妇这样的华侨呢？学社会科学的人应该把这一现象“概念化”（conceptualize）一下。

原来我们这个三千年文明古传统之中，是充满了无限的“国粹”和“国渣”的。但是这亦“渣”亦“粹”之间，却同垂不朽，玉石难分。君不见我们那个“起自人间贱丈夫”的“小脚”，还不是裹了一千多年！我们善于讨小老婆的多妻制，和搞君君臣臣的愚忠、愚孝，不也是流行了数千年？在这黑白难分的文化蒙鸿里，我们胡子一翘一翘的“卫道之士”，往往就以“渣”为“粹”；而那些善于攘臂挥拳的“革命分子”，又往往将“粹”做“渣”。

须知“国粹”和“国渣”之别，便是前者经得起考验，而后者不能。因此当两个以上不同的文化发生了接触和相互挑战之时，“国粹”和“国渣”就泾渭立见了。真正的“国粹”，不但我们自己会不自觉地（像殷志鹏那样）起来誓死保卫，其他的文化中有识之士——如今日新加坡那些受纯英式教育的领导人们——也会发现其优点，而自动来学习模仿。这就是所谓“文化交流”和“进步”（progressiveness）的真正含义。我们大多数华侨靠它过活的“唐餐”，便是一种“国粹”，它毋待乎大师小师们来“发扬”，自会在国际间不胫而走。我们的“裹小脚”就是个“国渣”，尽管它已有千年以上的历史，但一碰到另一个文化的挑战，它自会立刻“放大”，而归于消灭。

“唐餐”和“小脚”之别，就是前者在“文化交流”中经得起考验，而后者不能！

殷志鹏夫妇，和成千上万殷志鹏型的华侨，他们都不是“孔孟学会”的会员，他们也没有唱过“保卫中华文化”或“发扬固有道德”的高调。但是他们那种不声不响、不为人知的个人行为，却为我们东方文明延续了一项最值得保留的父慈子孝的精华。试问，殷志鹏夫妇之行，有几个满口“固有道德”的卫道之士和他们的夫人们、子女们能做得到？

笔者去岁应聘去新加坡，看到那个小国家今日已成为一个讲英语的世界。李光耀说得好，我们要吃饭就非讲英语不可。青年人不谙英语，势将啖饭无术。可是在这个漫天蔽海的英语狂潮之下，我却发现一大批能说流利英语的华文作家、诗人和教育家。他们在东西两大文化冲突的夹缝之中，在兵败如山倒的溃退之际，坚守着零星的孤堡，在继续其“抗战”。他们对幼年时期所受的华文、华语教育，只感到珍惜和自幸；而对职业上的不便，却无丝毫自怨自尤之意。我目睹这些文化班超不惜其杀身成仁的苦斗，真觉他们的孤臣孽子之心可泣可歌。

奇怪的是，这种现象只有在中西两大文明短兵相接的新加坡才看得出，在中国大陆、台湾、香港和美国却渺无踪影。

这些文化班超们为什么要这样坚持苦斗呢？这正和殷志鹏夫妇为什么要那样刻苦地去奉侍殷福海是一个道理。在当今这个东西两大文明相激相荡之下，二者原是优劣互见的。抱残守缺的乡愿和一味洋化的“香蕉”，都是误国误族的。文化竞争之间，亦自有其优胜劣败的轨迹。优良的传统是埋没不了的，殷志鹏这本书就是一本具体的注释。

1983年8月16日于北美洲

原载《传记文学》第四十三卷第三期

王莹是怎样“回国”的

前几年在大陆的“伤痕文学”里，曾看到30年代电影红星王莹被江青残杀的消息。最近在台北《传记文学》（第四十五卷五期）上，又看到作家李立明对王莹身世更详尽的描述。但他们都没有说出王莹夫妇是怎样地从纽约回去的，知道的人似乎有义务补充一下。

王莹和她的丈夫谢和赓与我在美国也有一段交情，而且这交情相当不平凡——因为我与和赓曾在一起做过两年“书童”（page boy），一道“落难”。

记得40年代出国之前，我曾在安徽立煌的安徽大学之内，当了一名最小的讲师。那时我自己就雇了一名书童供我使唤。一次，我约了安大的一些男男女女到敝庐去欢度重阳。既然有个书童，我这个主人只要一声招呼，则不用烦心，诸事齐备，因而“登高”如仪——青年才俊、莺莺燕燕，尽欢而散。

那时我还年轻，比现在风雅些，登高之后，我还做了些歪诗分赠同游索和呢。歪诗中有一首七律，一开头提起我的书童来。诗曰：

呼童收拾度重阳，

权把书香换酒香。

相与登临浇块垒，

平分秋色入诗囊。

……

为着侍候诸仕女“登临浇块垒”，我那书童被我使唤得头动尾巴摇。我二人感情弄得不错，简直如兄若弟。但是根据“封建道德”，我们毕竟有主仆之分。我既是主人，他免不了就得做我的勤务兵、我的小厮、我的“闹书房”的“茗烟”……他得为我做倒夜壶、擦皮鞋的“下男”。但是我的书童乐此不疲，到我出国前夕辞退了他时，他还哭得如丧考妣呢。

有谁知道，天道还好，未出三年，沧桑几变，我在美国也当起了“倒夜壸”、“擦皮鞋”的“下男”了呢。更恼火的则是我的主人远没有我那书童以前的主人礼贤下士、有人情味。

我碰到了个女上司，她是个神经质的老处女，动不动就杏眼团圆，弄得我走投无路。但是为着吃饭，又不能随意卷铺盖，真是有愧须眉。幸好林语堂大师那时在纽约办《天风》杂志，要我写稿。我没处出气，乃借林公之酒杯而浇我之块垒，把我的女上司请出来幽她一默，阿Q一番，出口鸟气。

我那篇《女上司》，一开头是这样写的：

在一个明朗的秋天的下午，我拿了一封学校人事室给我的介绍信去见我的新上司。这儿是一个伟大的法科图书馆……我被我的新上司和蔼地接见了。这个新上司是个碧眼金发风韵犹存的女人，她的名字叫做格雷小姐……一见之下，我便衷心自庆，因为我这次碰到了一个可爱的上司。她看过了我的介绍信、微笑地问我说：“你的名字是怎样发音的？”我反复地说了几遍，她也牙牙学语地说了几遍，可是她总说不好，她皱了皱眉头。“你就叫我汤姆好吧！格雷小姐。”我急中生智，取了个洋名字。她听了大为高兴。于是，从这时起，我就是我上司的“汤姆”了……（编者按：唐德刚先生的《女上司》大文已收入《五十年代的尘埃》一书）

在这篇诉苦的文章里，我没有再写“第二天”。其实第二天一早9点整我来上班时，那第一个指导我的老“书童”大维，中文名字就叫谢和赓。我的《女上司》大文，也是他后来“唆使”我写的。

他那时穿了一件灰色工作服，推一个大书车，对我笑脸相迎。我二人既是那个大机构中仅有的两个“支那曼”，互通姓名之后，用不着再问：“尊庚几许？仙乡何处？”人就一见如故了。他告诉我，他的“番号大维”和我的“洋名汤姆”，“命名”的仪式是完全相同的。

大维为人和蔼，见人总是笑眯眯的。我虽然落难，也倒不悲观，颇能逆来顺受——大维胖嘟嘟，我瘦嶙嶙。嘻嘻哈哈，一对劳莱、哈台，颇为相得。

我二人不但作息时间相同，连上午咖啡、下午茶也都同出同进，简直形影不离。大维汉文比我好，善于口占一绝。一次我二人正推着书车鱼贯而行之时，大维烟丝披里纯一动，七步成诗，口吟一联曰：

莫叹“排吉”志气小，

推来何止五车书！

乖乖！口气好大。大维正道出我两位“排吉”（page boys）的凌云壮志，终非池中物也。

日子久了，我才发现大维不只是胸怀大志、将来要治国平天下，原来他早已是个大人物了——他和当年所谓桂系一批风云人物，如李宗仁、白崇禧、廖磊、夏威、黄旭初、李品仙诸上将，都相知甚深。对桂系二级领袖如程思远、韦永成诸公，那自然更是称兄道弟了。像大维这样有历史背景的“要人”，现在居然也跟我一道当书童，来“倒夜壸”、“擦皮鞋”，我真是既荣幸，又惊奇，又惋惜！

可是车子一天天推下去，我发现惊奇竟一个接着一个，不断地迫人而来——原来大维还有个老婆，而这老婆还是个“女作家”，这“女作家”正在写小说，这小说还要拍成电影！

在这行发展上，大维原是他老婆的助手。有时助手的问题解决不了，我就被招募成助手的助手。

有时问题出现了，例如：“七七事变那天是星期几？”

对这种问题，我这位助手的助手，往往可脱口而出；脱口不出，也可一索即得。可是女作家有时也有些难题，卒使助手和助手的助手都瞠目不知所对。例如：“太古轮船的大餐间，从上海到芜湖，票价几何？”为此我二人都傻了眼。

“大维，”一次我问他，“你老婆为什么要写小说？”

那时是1951年啊，在纽约写中文小说有屁用？

“我们要译成英文，然后拍电影嘛。”大维认真地说。

“好莱坞要替你老婆拍电影？”我不免认真地吃了一惊。“谁替她翻译呢？”我又追问一句。

“赛珍珠嘛。”大维微微地笑一笑，又说：“赛珍珠鼓励她写自传式小说，然后翻译出来，拍成电影。”

“赛珍珠，那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替你老婆当翻译？”我几乎把茶杯打翻。我又问：“你这位老婆是谁？”

“她是个电影明星嘛。”大维又笑一笑。

“哪个电影明星？”我立刻追下去，“白杨？白光？”

“她是王莹。”大维回答得很平淡，但显然有点得意的味道。

“那个演《赛金花》、和蓝苹抢主角的王莹？”

“……”老谢未答腔，只是傻笑。

在下是个守不住秘密的人。不久David’s wife是个中国电影红星的新闻便传遍全馆。我们的女上司和保罗、玛丽、亚蜜达等小鬼，也都嚷着要一睹风采——他们还未见过中国的电影明星呢。

但是我们这位老谢总是神秘兮兮的。他金室藏娇，连我也不让见一见——但生性好奇的鄙人非得见她一下不可，因为他们就住在另外一条街上，相去咫尺。

一次散工之后，我忽然瞥见他夫妇二人自哥大校园经过。机不可失，三步两步我便追了上去，并大叫：“大维、大维……”

这一下大维不得已停了下来，总算把“汤姆”向“赛金花”介绍了一下。

王莹和我微笑握手，并稍表歉意地说，她早该请我到谢家便饭：“……您是和赓这样好的朋友嘛……”

我把王莹仔细端详了一下。她虽徐娘半老，也并不太美，但倒是蛮可爱的，可是总和银幕上的王莹有点儿不一样。

我又想到《赛金花》在上演时，观众向戏台上丢汽水瓶的故事，心中颇有些异样的感觉，这感觉至今不忘。

他们谢家那时住的是纽约市曼哈顿区西一百十五街。这座房子还在，我现在也还在这栋房子中不时出入。因为这栋名人名居，现在又住入我的一对明星朋友——夏志清和王洞。

大维·谢和“约翰纳三夏”（Johnathan Hsia）一样，二人都很开朗，胸无城府。只是一提起他的老婆，他就神秘兮兮起来。

那时我们都还年轻——一位年轻的“书童”，要去拜候另外一个“书童”朋友的老婆，另外一个“书童”本是无法拒绝的。但是有时要请他二人小酌，甚或喝咖啡，大维不只是婉拒，简直是死活不干，他开门见山的理由便是“你太穷”。

但总算承他的情，他也约我到他公寓喝过一两次短暂的咖啡。至于保罗、玛丽他们，乃至我们的女上司，就无此特权了。

话说大维终因年资积功升迁，也因为他人缘好，我们一起做了两年，他就升级了——从“排吉”（page boy）升成“书写员”（lettering clerk），用白漆在洋书背上写号码。

其时我们的工资是七毛五一小时。升级后，大维就拿八毛了。两个五分钱在那时可乘一趟地铁——所以加薪五分钱也不无小补。

大维不推书车了。他现在有个比电话亭大一点儿的办公房。办公房内除“文房四宝”之外，还有一部只打进、不打出的电话。更奇怪的是，他这个小office只有乘书库电梯才能上去。这个只能乘一两人的老爷电梯如失灵了，则大维时常几个小时下不了楼，万一有火警，那真不得了。但是大维对他的小天地却甚为欣赏——这一下他可以真正地隐居了，不时还可接一接老婆打来的电话。

大维调职之后，总馆人事室又送来一位中国同学亨利王来补大维遗缺。亨利是我在沙坪坝的同学，我二人当然也能如鱼得水、阿Q非凡了。

一次我和亨利正推着宝车，在大阅览室内鱼贯而行，忽然看到两位衣冠楚楚的中年白人走到借书台前，说他们要见大维·谢。在我们有经验的眼光里，一看就知道他二人是来自联邦移民局的特务。

“他们是移民局来的！”亨利王说着便停下车子，我也跟着停下，一看究竟。

在借书台上工作的亚蜜达姑娘喜气洋洋地打了个电话给大维，说有两位绅士要见他。不一会儿，大维便乘着电梯下来了。看到这两个特务，他一愣，脸上立刻变了色。

那二人倒十分镇静，但面露凶光，低声而带煞气地说：“我们来自移民局！你跟我们走！”

大维面色惊慌、声调僵硬地说：“你让我上去换件便服好吗？”因为他穿的还是校中的工作服。

这时亚蜜达也慌了，帮着恳求那两位特务说：“大维的办公房就在楼上，你们让他去换件衣服嘛。”

大维这时固然慌作一团，亨利和我也出了一身冷汗——这是幕秘密警察抓人的实情实事，不由得不使你感到阴风惨惨也。

大维上电梯之后，那俩家伙在下面等了半晌未见他下来，再叫亚蜜达拨电话，而电话那边居然没人接——原来我们这个电梯虽“老爷”，它却上通天堂、下通地狱呢。大维换了衣服之后乘电梯直上五楼，那儿有个后门，大维乃自后门溜之大吉。

那两个特务心知有异，一声未响，便匆忙掉头而去。

大维溜走之后，乃径自返回自己的公寓去了。谁知那儿早有两部汽车在等着他，夫人也已端坐车内。大维一到，两个大汉乃自左右挟之登车，两车绝尘而去。

大维和他明星夫人被捕的消息很快便传遍全馆、全校。上下同事为此事都怒不可遏——美国一直都自吹人身自由，也自觉是世界上最具“无恐怖自由”的民主大国，孰知现时现报，当场便表演一出特务抓人的活剧给你看看。

这幕活电影演得太刺激了，馆内美国同事在义愤填膺之余，乃组织一个“大维·谢夫妇后援会”，招兵买马，大家到移民局前去扛牌示威，三大电视台也为此事做现场广播，闹出个偌大的茶壸风波。

我们在电视内看到我们的女上司对访问记者几乎说得声泪俱下，围观的群众也一致痛骂移民局特务是猪仔和法西斯，而移民局发言人则在电视上说他夫妇在美搞共产组织，非驱逐出境不可，各执一词，互不相让。

当谢和赓兄解衣上楼之时，那是我和他见的最后一面。后来的“援谢团”，亨利和我都不能参加，因为我们不是“美国公民”；洋同事们甚至拒绝我们一同上电视——怕我二人“自投罗网”云。

看到“伤痕文学”和李立明君在《传记文学》上所写的有关谢、王夫妇的文章，当年这幕美国特务捉人的活剧顿时重现眼前。

王、谢二人是因“共产”嫌疑而被美国移民局逮捕递解出境的。谁知可怜的王莹回国之后，却惨遭蓝苹的报复与迫害，死得那样可悲！这话又从何说起呢？

谢和赓兄据说现在还健在大陆。他如看到这篇拙作，我想他也许会称赞我这个学历史的未说半句假话吧！

1985年2月5日写于纽约市立大学

原载《传记文学》第四十六卷第三期

白马社的旧诗词——重读黄克荪译《鲁拜集》

在50年代的中期，我们有一批以打工为生的文艺爱好者，在纽约组织了一个“白马文艺社”。为表示我们并不“落伍”，所以我们“创作”起来，真是“诗必朦胧，画必抽象”。可是我们那时毕竟“去古未远”，多少还保存了一些“落伍”旧习——有时也谈些旧文学，有时也以旧形式从事创作和翻译。

斯时“落草”纽约，来领导甚至镇压我们这批小鬼的大王，便是胡适之先生，他坚决反对我们以旧形式从事新创作。但是我们这位大王本身也相当矛盾——他一面彻底地反对死文学、旧文学；一面又时常吹牛，说他们搞文学革命时那一伙人（梅光迪、任叔永、陈衡哲，等等）作的旧诗词都很acceptable（过得去）。他并强调说，如果没有那样acceptable的习作水平，批评，甚至欣赏旧诗词，都是很困难的。

受了胡大王打破锣的影响，同时震于胡、梅、任、陈等的盛名，我们白马社里只会做些unacceptable（要不得的）旧诗词的伙伴们，偶尔写写，就只能躲在“衣橱”里，不敢公开“亮相”了。

如今三十年过去了，重翻白马社当年的作品，再读读目前对旧形式并无习作经验而好以中国旧诗词来和西洋诗歌做比较研究的学人的作品，胡适地下有知，恐怕更会骂他们“王小二过年，一年不如一年”了。

我想适之先生当年的这“一个坚持”——没有习作经验，便很难批评旧诗词（尤其是带有职业性的批评）的见解是确有其道理的。这一点，我想能搞点儿“仄仄平平、平平仄仄”的朋友们都会同意的。

其实我们那时伙计们的诗词，今日再偶尔翻出来读读，我倒觉得他们的作品并不比胡适之、任叔永、陈衡哲他们的作品unacceptable到哪里去呢。相差的是他们对文学发展所起的影响，前者太大，后者太小甚至没有罢了，而不是作品本身的艺术水平的问题。

吾友黄克荪译的《鲁拜集》就是个例子。

什么是《鲁拜集》呢？鲁拜（Robaiyat）原是十一二世纪间（中国北宋年间）波斯大诗人奥马珈音（Omar Khayyam，1048？——1122）所写的四行诗（Quatrains）。这个鲁拜诗集，经19世纪英国维多利亚诗人费兹（Edward FitzGerald，1809—1883）译出了一部分。费兹本人是诗人，他的重加润色的译笔所翻出来的英译《鲁拜集》可能比波斯原文更美。这样一来，作者以译者传，奥马珈音这位中东作家就晋身世界诗人之列而名满天下，各种文字的译本也就相继出现。

波斯（今伊朗）是个弱小落后的国家，精通古波斯文的外国学者太少了。奥马珈音既然出了名，大家来翻译他，也泰半以“费译”为蓝本。我国新文学兴起之后，青年人赶时髦，也就根据“费译”来从事汉译了。中国第一个翻译《鲁拜集》的，便是那位“创造社”骨干的郭沫若。“费译”既然是润色而译之，“郭译”（1922）就更是为润色而润色了。

这个《鲁拜集》，即是四行诗——第一、二、四行押韵，它简直就和我国旧诗中的绝句差不多。郭沫若的新诗自有其见仁见智的创造体，其旧诗则乏功力，甚为“打油”。以打油旧诗加奔放新诗来译《鲁拜集》，倒是个理想的拼凑。郭沫若本是个“流氓才子”，加以润色翻译（所谓衍译）又没有什么太大的忠实与否的问题——所以有鬼才的郭沫若此译颇为成功。其后国人还有几种译本，都抵不上“郭译”。一直等到黄克荪时代，他才对“郭译”不满（郭氏对“费译”也欠忠实），而要再来个“黄译”。

克荪是我们白马社的四五个发起人之一。他那时才二十七岁，已拿了物理学博士学位，在麻省工学院教书，住在波士顿，时常自波城赶到纽约，来参加我们几个所组织的一个小型朗诵会——他来的目的自然是一石双鸟（有个美丽的女朋友在纽约嘛）。另一个发起人吴讷孙则来自耶鲁，年久了大家都记不清楚，后来心笛写了一篇怀念白马社的文章，就把讷孙和克荪混到一起去了。我最近找出克荪送我的《鲁拜集》，才又想起三十年前的旧侣，一切又如在眼前了。

克荪广西荷城出生，很小就随双亲移民到菲律宾去了，是个不折不扣的小华侨。他后来到美国读物理，是位拿奖牌的高材生，留在MIT教书。但是他性喜文艺，所以就和我们这几位“企台文人”合伙了。

他那新译的《鲁拜集》，用的是“七绝体”，1956年在台湾出版。在那个“沙漠”年代里，我不记得有什么书评提到过。那本自费付印的小书全是我们那小伙儿“自斟自酌”的小出版品，“唱戏抱屁股，自捧自！”我们几个小喽啰自己认为“黄译”比“郭译”好！

郭沫若那时正在大做其“机内机外有两个太阳”，好不神气呢！

我现在无意中自乱书堆里找出克荪三十年前送我的小书，我也无意再来个“唱戏抱屁股”，替他补写个“书评”。我只觉得这是一本很好玩的小书——它代表我们那个时代写旧诗词的水平不是什么acceptable，但也不是什么unacceptable。

旧诗与新诗不同。旧诗的好坏，是有其一目了然的“客观标准”的，不像新诗，它的好坏，有时要靠“投票选举”。

以下是黄译《鲁拜集》中我所爱读的几首。抄出来，请同好把玩：

鲁拜集题诗三首

草缘花红夏又深，满天星斗读珈音。

赤蛇头对苍龙尾，指点微茫天地心。

结楼居士最多情，重谱波斯古笛声。

伊览一城花似雪，家家传诵《可兰经》。

留得诗心伴玉壸，珈音仙去酒星孤。

一千年又匆匆过，生死玄机解也无？

译诗十四首（选自全集一○一首）

醒醒游仙梦里人，残星几点已西沉。

羲和骏马鬃如火，红到苏丹塔上云。

不问清瓢与浊瓢，不分寒食与花朝。

酒泉岁月涓涓尽，枫树生涯叶叶飘。

闻道新红又吐葩，昨宵玫瑰落谁家？

潇潇风信潇潇雨，带得花来又葬花。

一箪疏食一壸浆，一卷诗书树下凉。

卿为阿侬歌瀚海，茫茫瀚海即天堂。

玫瑰周遭向我开，嫣然浅笑更低徊。

“看侬一解柔丝蕾，红向千园万圃来。”

红花底事红如此，想是苌弘血里开。

一地落英愁欲语：“当年曾伴美人来。”

为卿斟酒洗尘缘，莫问明朝事渺然。

我便明朝归去也，相随昨日七千年。

地狱天堂说未真，恒恒贤哲几多人。

玲珑妙口今安在？三尺泥中不复闻。

辜负高人细解蒙，希夷妙语未全通。

此心本似无根草，来是行云去是风。

浩浩天门瞬息开，千秋蝼蚁浪疑猜。

云山几度成沧海，造化红尘游戏来。

曾司北斗与招摇，玉历天衡略整调。

纸上淋漓纵醉笔，勾除昨日是今朝。

碧落黄泉皆妄语，三生因果尽荒唐。

浊醪以外无真理，一谢花魂不再香。

天赐人间自在身，形骸放浪是元真。

此生哪有他生债？未向苍天借一文！

弯弯壸嘴似蛾眉，手做泥壸为阿谁？

随手捏成随手碎，到头还是一堆泥。

（《瓮歌集》选一首）

1985年7月7日于北美洲

原载《传记文学》第四十七卷第二期

知客和尚的“十一字真言”——集图像、印象、半抽象、抽象和无象于一身的卓以玉

诗人（包括中英两文）、画家、说起话来集“京腔”和“苏白”于一口、听来十分甜蜜的卓以玉教授，这次自加州东征纽约，在台北画廊作个人画展。笔者久仰令名，乃搬她到纽约市大亚洲学系作一次公开讲演。我因在幻灯片上看出一张间歇的“空白”，在学生的掌声里，误以为画片已完，实际上还有两张画片未映，开灯稍早，以致讲听双方均意犹未尽，把这场盛会弄得美中不足，真是抱歉之至。

以玉我虽久仰其名，也零星地看过她的画，而看她的全集“个展”，这次还是第一次。细看她的二十几幅精心杰作之后，我对一同前往观赏的友人脱口而出的评语便是她“集图像、印象、半抽象、抽象和无象于一身”。

纽约是深得没底的全世界第一号文艺大城。各行各业的专才，以及欣赏专才的普通市民，往往都眼高于顶——真是阅人多矣。闯闯纽约，谈何容易，尤其是在“热门”之内；而卓以玉所搞的“现代画”就正是热门之一。不信到“疏荷”去看看。那三步一廊、两日一展的盛况，也真是吓坏内行、累坏外行。

自大陆上邓小平的开放政策大行之后，纽约更成为中国文艺专才外访的必经之道；而我们这些久适番邦的“老纽约”，也就变成了应接不暇的“导游”和“知客和尚”。在我们的客人之中，最感兴趣、最感迷惑、也是游客面前最醒目的一项艺术专业，就是无往而不存在的“现代画”。客人问起，使我们所最穷于解释的，也是它！

怎样来对这些万里外飞来的“游方”、“挂单”之客，于短短的三五小时之内解释清楚这种古怪的“现代画”呢？经验告诉我，最好是把现代西画发展的“通盘经过”来“融会贯通”地“概念化”一番，然后提纲挈领、简单扼要地讲出它的历史背景来，使好奇的游客来个“顿悟”。我的“概念化”的办法，便是提出个“十一字真言”：图像、印象、半抽象、抽象和无象。

为解释这“十一字真言”，我想最好能找出个个人画集——尤其是一位受现代西画训练的华裔画家的画集，作为我的“现代画导游示范”。这次看到卓以玉的“个展”，不禁为之大喜，她如果出个画集，便正是我所需要的示范之作。

以玉在50年代中期，曾和我的朋友心笛在纽约一起学画，可惜那时我们缘悭一面。当时她们这批青年画家学西画，是把已有一百多年历史的西洋现代画从头学到底的——这一点是华裔（尤其是说华语的华裔）画家的特点（西裔学画往往一出手便开门见山，从某宗某派开始）。所以这批华裔画家一旦成名，他们的个人画集，便显示出近百年西画从“印象”到“无象”的整个发展的轨迹——卓以玉的画便是这样的。

我这位“知客和尚”的“十一字真言”又作何解释呢？这里得简单说明一下。

人类画画自三五千年前初民岩穴壁画开始，到齐白石、张大千，画的都是“图像”（pictorial），也就是具体的“象”。有许多东西，本不存在，如龙凤、神鬼等，但是画家都会创造出个具体的图像来。

有些本有其具体的“象”，但这“象”早已在人们的记忆中消失，如孔子（现在我们的孔像是唐朝吴道子捏造的）、耶稣、荷马、圣母、关公、观音菩萨……但是早期的画家也都把他们“造”出个“象”来。这个“象”，后人也就视为当然了。前些时候，罗马教皇曾看到“耶稣显圣”——耶稣站在他床边，向他注目。他老人家就未想通，他所看到的耶稣，原来是艺术家的耶稣；真的“我主耶稣”，恐怕还不知道呢！

以前欧洲某圣地也有三千朝山仕女集体看到圣母在云端“显圣”的千真万确的故事。奇怪的是，这位圣母也是早期画家笔下的圣母——真圣母是什么样子，谁也不知道。

我国以前有些修炼的道士也曾千真万确地看过“关公显圣”，也是同样的道理——我们真不能小视画家。

所以，一言以蔽之，中外一理，千年古画，画的都是些存在或不存在的“图像”。大家大同小异地一画画了数千年，到法国大革命以后的巴黎国家画院时期，图像是登峰造极了。那时他们“院士”们所画的，真是20世纪80年代的彩色照相也不过如此而已。

可是物极必反。到19世纪中叶，巴黎画坛便起了“文化革命”，一批青年画家开始向传统造反——他们一反传统“图像”的画法，要把大自然中一瞬即逝的风月禽兽人物之美留下其“印象”（impression）。用句中国名词来解释一下吧，如画家画他对“平沙落雁”的“印象”，其美不在一两只落雁的姿态，而在万只落雁、在平沙、在夕照、在风声、在月色……怎样把这个“印象”画下来，就是所谓“印象派”（impressionism）了。

“印象派”初起时，曾受到冬烘的“院士”们的镇压和“肃反”，但是他们的革命毕竟成功了。

这是西画“现代派”响亮的第一炮。

卓以玉的画集中，也以“印象”为多，如《云林》《静观》《天抹微云》等，都是学的这一派，段数甚高。

“印象派”滥觞的结果，就必然走向没有具体图像的“抽象”（abstract）了。印象而杂以抽象的过渡期，便发展出“半抽象”（semi-abstract）来。以玉送我一幅画，她问我要哪一种，我说“半抽象”——结果我选了一幅《逸香》。

在“印象”、“抽象”之间的“半抽象”是人类“视觉艺术”（visual arts）自“图像”中解放出来的初期产品。彻底解放，那就干脆走向“无象”（non-objective）了。

绘画进入这个“无象”阶段，简直就和音乐合流了。现代音乐便是以音符绘出的“有声无色的图画”；而“无象”的现代画，则是用颜色和线条谱出的“无声有色的音乐”——两者皆是人类美感表达中的阿姊阿妹。毕加索、德·库宁晚年都升华到这一境界。晚近的“新表现派”（Neo-Expressionism）则又是这一境界的轮回反应。

卓以玉的画基本上是西方现代画。但她毕竟是一位在中国成长的艺人，她舍不得，也不可能背弃她自己的民族传统。她又是“林二哥”的崇拜者。她那幅“无象”之作“唵嘛呢叭咪吽”，“画”的干脆就是佛教密宗的“六字真言”。

以玉天才横溢，方面深广。她的作品正在丰收阶段，艺术前程似锦。谨不揣浅陋，作文以贺之。

原载《中国时报》

纽约东方画廊观画记感——十大画家，永不再有

我的朋友李宗仁（德邻）将军，在抗战之后，出任当时国府主席的北平行辕主任，手握重兵数十万，治下直辖五省三市，真是威风八面，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了。可是李公虽官高爵显，但是为人和谦，礼贤下士。那时的平津实是全国“高知”的精华所在，而这些“高知”的精华几乎全是李老总的入幕之宾。李上将在中南海、怀仁堂一带的帝王故宫之内，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一时斯文翰墨，都被网罗殆尽。大家对这位功高国族而平易近人的上将，也确是心悦诚服，极具好感。

有一次，李氏特备一席盛筵，把当时名满东亚、身居故都的“中国十大名画家”邀于一桌，闲话家常——其时应约而来的计有徐悲鸿、齐白石、傅抱石、溥儒，可能张大千亦在其内——真是集中国艺坛一时之盛。众来宾对主人伉俪的盛情，也确是心感口服。酒酣耳热之余，主人乃着人取来画具，由十大名家即席联合挥毫，完成两巨幅松石花卉的中堂，呈献李德邻将军和郭德洁夫人以为纪念。

斯时、斯地、斯主、斯宾——从任何角度来看，这两幅巨制都是中国画坛的千古杰作，永垂不朽！

至于这十大名家，轮流执笔，何人画松，何人画石，十余年后，李公伉俪在纽约示我，今日我已无法记忆。但我却记得一株花卉上的一只蝴蝶是出于齐白石之手。据郭德洁夫人告诉我，白石是最后执笔之人，他把全画端详了一会儿之后，忽然提起笔来，在一朵花卉上加了一只蝴蝶，笔头只稍稍“点”了几下，为时不过数秒钟。

我为什么把这件小事记得如此清楚呢？原来郭德洁那时也有心学画，她在客人离去之后，把这两幅画仔细看了一下，她嫌白石那只蝴蝶翅膀稍为短了一点，乃调墨润笔，把白石蝴蝶的翅膀加长了一些，使它飞起来更为有劲。

后来李公伉俪隐居纽约时，李夫人无事时乃找了些中国画家如汪亚尘等来教她画一些花鸟虫鱼。一次她兴致很好，乃把当年那两幅中堂取出给我们欣赏，她尤其喜欢谈起她那段“加工”的故事。

我们看画之余，我记得在郭德洁背后，画师汪亚尘先生等，总难免暗暗摇头，嫌他们的“女弟子”把这幅名画糟蹋了。

可是细观两画之后，我却提出不同的看法。

我认为这画没有被糟蹋，相反的，经郭德洁这一“加工”，这幅画反更有韵味了。因为我是学历史的，和他们搞纯艺术的看法又略有不同。

记得我当时曾告诉几位摇头艺人一则故事：

在大唐开元、天宝之际，唐明皇讨了一位美丽而天真烂漫的贵妃杨玉环。那时正值天下缺钱，户部乃奉旨加铸新钱。一次，铸钱局向明皇进呈新钱的蜡模时，正好玉环妃子随侍在侧，她一时好奇，乃用她两个手指把这蜡模捡起细看一遍。她这一捡不打紧，她的指甲乃把这蜡模两面印上了两记“贵妃爪痕”。

这个后来铸出贵妃爪痕的唐代古钱，竟变成古钱收藏家的收藏对象——有爪痕的往往价值巨万，远非无爪痕的所可比。

这一故事可能是后来好事者所编造的，但是纵使是“小说”，这则故事也是很美的。

郭德洁夫人那样一位活生生的美丽而天真烂漫的上将夫人，如今已久眠地下，可是她遗留下的当代中国艺坛无价瑰宝——十大名家的联作——将永留史策，而这幅名画也将因郭德洁的“加工”而更有情调、更具诗意，也更有市场价值。

上述这段小故事可不是笔者编造的。已死的张大千、还活着的汪亚尘，和李公夫妇的众多亲友、部属乃至他们的两位公子，都可作见证的。

李家这两幅中堂，属于“先生”的那一幅，竟为李氏以三百元美金售去；属于“夫人”的那一幅，今亦不知何往。往事如烟，我时常冥想，若有画廊能把这两幅十大名家的作品找出来展览一下，那该多好。我相信出三百元贱价取得李氏那幅名画的幸运买主，现在可能还在纽约，他如能取出这幅国宝来，让我们再多看一眼，在他该是件多福多寿的善举，在笔者该是多么日夜渴慕的眼福啊！

这两幅十大名家合作的精品，今虽下落不明，所幸无独有偶——这次纽约的东方画廊却能选出近百年来中国的十大名家各自的精品来分别展览。当年替李宗仁将军夫妇所联合执笔的十大名家，除悲鸿、白石、溥儒、傅抱石（或许包括张大千）之外还有哪些人，我虽不能记忆，但我敢断定“东方”所展十人之中，有一大半是当年怀仁堂的座上之宾。思往事，感前贤，我这个有历史癖的后生，真对“东方”之展，一往情深，而流连忘返。

我国传统国画之所以可贵，之所以令鉴赏家入迷，其道理正和看传统京戏一样，它有一种古典美，而这古典美的最高表现，已到此为止。今后一切都成了“广陵散”，从此绝矣。

看京戏，我们只能看到“四大名旦”为止。但是京戏正和西方的歌剧一样，它还会继续唱下去的。可是梅郎一死，京戏里就不会再出现个梅兰芳，那是任何京戏爱好者都可肯定的。

何以如此呢？

那是社会学、文化学上重大的问题。寻根究底，那就说来话长了。

国画亦然。张大千和张大千同辈的十大画家或八大画家一死，传统文人画的发展也就“到此为止”了。因为张爰和他同辈的几位杰出的画家，都是“时代的产品”和“社会的产品”。这“时代”、这“社会”一旦过去，这项“产品”也就永不再有了。

传统的京戏世家，他们对唱戏的看法是：一哭、二笑、三白、四唱。唱是四项之中最容易的一项。

画传统文人画亦复如是。通常所谓诗、书、画，而三者之中是“诗难于书，书难于画”。因为国画的上品是“意在笔先”，而诗、书皆以意为主。有图像而无意境，则是工匠之画，非文人之画。张大千说，“除匠气，去俗气”的先决条件是多读书，所谓多读书，便是多读古典线装书。

我们不可否认，今日的社会上仍然有一些未脱俗气的诗人墨客。其所以不能脱俗的原因，便是缺少传统文人的书卷气；而传统的书卷气，则有待乎“诗”“书”的陶冶。不擅传统诗、书而画传统国画，则意境偏低；无意境，则其画则不足观矣。

可是以高度传统诗、书来培养传统意境的社会，已不再有。“东方”所展的十大画家已全是“古人”，和这批“古人”有同样造诣的“今人”也已屈指可数，他们再相率西归，则传统的“文人画”也就寿终正寝了。

读者也许会嫌我危言耸听。请让在下重复一句：上品国画有三绝（诗、书、画），是缺一不可的。后生小子能掌握三绝者，恐怕已不可能了，偶能为之也只是“为赋新词强说愁”的假境界，没有老辈的原始性了。

传统的文人画既不能再有，则“东方”五十幅精品回光返照式的联展，就特别值得我们珍惜了。

“东方”所展的十家是按画家年岁编排的。计有虚谷（朱虚白一幅）（注）、任伯年（六幅）、吴昌硕（八幅）、齐白石（五幅）、黄宾虹（六幅）、陈师曾（五幅）、徐悲鸿（七幅）、傅抱石（四幅）、潘天寿（两幅）、张大千（五幅）。

这五十幅名画——从1894到1981年——包括将近一百年。近百年中国国画名家的代表作，于此一展览中可以一“览”无余，也真是近年海外艺坛的盛事。

不特此也，此一展览会中所选的也是各该名家的“精品”。

就以悲鸿为例吧。徐大师善画马，可是他晚年为着离婚而以画为赡养费时，乃不惜大量粗制滥造，所以弄得劣马成群。我有一位亲戚近年曾在华府一家“车房拍卖”中，以不可想象的低价购了好几幅“悲鸿真迹”。可是其迹虽真，其马则甚劣。而“东方”所展出的却是一幅红鬃烈马。笔者不敏，悲鸿之马的真迹，所见亦不下数十幅，竟没有一幅可以赶上“东方”之马也。他作称是，无法详述。

我未便向“东方”主人追询这五十幅画的来源，然知其经过慎重选剔，货出名门，迨无可置疑者。友人之中或有以悲鸿那幅《嫩寒》为伪作，因其署名笔法不类一般“悲鸿”也。鄙意不以为然，盖此幅实系“神品”。画家口诀是“画松要‘老’，画梅要‘嫩’”。试问吾人所见故宫藏画，历代画梅者，更有“嫩”于悲鸿者乎？就画论画，此幅亦悲鸿画集中之佳作；如为伪作，则此作伪者，亦悲鸿同时人，彼亦自可成家，无待伪托。这与张大千伪制石涛，则不可同日语也。

我国传统，向不以作伪为可耻，有时且以能乱真为荣。故名家作伪，多师古人。名家伪托时人则鲜见，有之则学生冒老师；然师生之间毕竟有段距离，明眼人一望即知，不若此幅《嫩寒》在悲鸿诸作中亦系上品也。

至于署名笔法，尤不足为凭。作伪者第一伪着便是学签原作者之名，未有为伪作而在签名与印鉴中标新立异也。

此五十幅中另一特点，便是画出名家，而鲜见著录。吴昌硕一代宗师，享誉海内外百余年，近年尤为日本收藏家抢购对象。然此次展览八幅之中，用于画册封面之代表作，其题款竟缺书一字。今谨为标出，以博识者一粲。款曰：

一品名花，得春最“早”。

千年卷石，通禅不老。

既不富贵，亦长寿考。

在这一款识中，作者漏写一“早”字。历来鉴赏家未见提及。于此亦可见此画久属私藏，而藏者未以之示人。今日得流传海外，岂“文化大革命”之冲激有以致之欤！？

细赏名画五十幅，观后亦难免悲从中来。

这十家五十幅，历时百年，在当今世界艺坛之上，真是还有比这项展览更了得的吗？但是贤明的读者，你如细看标价，你也就会悲从中来！

想想：我中国文人就这么不值钱吗？

我们试把这五十幅名画的市场价值总额加起来，为数亦不及五十万美金。

算算五十万美金能在今日纽约做些什么呢？买买西画看，那位今日还住在长岛日夜作画的“现代画家”德·库宁，他的一幅涂鸦，就要卖上他三五十、七八十万不等。

想想吧，我们十位不世出的大师，辛勤一百年，作品加起来的总价，竟抵不上德·库宁三天两夜的一幅涂鸦！

再买买房子看吧，五十万元大致可在纽约的高级郊区买一所中等住宅，聊蔽一家四口之风雨。

到大西洋城去看看，那就更不得了。你看那些来自港台的“扬州盐商”们，五十万元往往不足他们为时五分钟一注的输赢！！

想想那位“画高六尺价三千”的郑板桥，再想想那些肯出钱而老郑偏不肯卖画给他们的“扬州盐商”们，也实在太可敬可爱了。

总之，我们中国文人、画家、学者之所以一直惨兮兮、不值钱，这与我们的国运实在有太大的关系。一直挤在“第三世界”里关门做皇帝，一朝走上有头面的国际市场来，自然就惨兮兮，见不得人了。国际市场岂可一蹴而几？

严几道说得好，“托都”（total）不行，“夭匿”（unit）又有什么办法呢？总希望我们海内外“夭匿”多多争口气，把“托都”建设好，则一切自然会水到渠成。

【编者注】朱虚白，清代高僧，法号虚谷，善绘事，安徽歙县人，1824年生，1896年卒。

1984年11月24日于北美洲

原载《传记文学》第四十六卷第一期

读三老《感逝》诗

顷拜读阮毅成、程沧波、胡健中三丈《感逝》之诗，亦颇有感触。郁达夫，我国现代文学中奇才也，何意竟因失爱投边，为倭寇所戮。三老伤之，余亦戚然。因裁狗尾续之。

狸奴旧孽著新笺，三老相濡亦可怜。终化余情成烈士，讵缘钗断误投边。

柔条可折宁偷折，着意问天哪有天？地下若逢旧诗友，唱酬应自各成篇。

桂棹兰栓同杳杳，孤魂幽魄两翩翩。他年香梦随风逝，飞向南洋哪一边？

此是莺莺第几笺？海隅老丈忆从前。阮郎已赋连三角，胡子何须叹月圆！

［编者按］陈公亮先生逝世前夕，曾将30年代名作家郁达夫前妻王映霞女士远道寄来的问病卡面交阮毅成先生，嘱转赠胡健中先生及本刊编者保存。阮毅成、程沧波、胡健中三先生并赋有诗章，见《传记文学》第四十四卷第四期。旅美史学家唐德刚教授读后有感，步三老韵和之。

原载《传记文学》第四十四卷第六期

《浅探》的浅探——朱文长著《唐诗浅探》读后

这已经是二十多年前的事了。

一次，一位多情的中国留美学生向一位祖国外交官的千金求爱。在一封缠绵悱恻的情书里，他引了两句唐诗：“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

谁知道这位收信的小姐，幼小去国，普通的白话文她还可以勉强对付，碰到唐诗她就有困难了。但是她也理解到这两句诗是这封情书的高潮，但她并不解诗中意，未免太遗憾了。她找了两位来自港台、中文比她好的女同学帮忙翻译。无奈这两位女青年也爱莫能助。不得已她只好把这封信拿到她就读的大学里的中文班上去请教老师了。

这位老师原来也是该大学的研究生。他细读之下，当然认为这是一封情书佳作，也是他班上最好的实际教材，因而在全班细心研读全文之后，老师开始为这位迷惘的情人讲解唐诗了。

他说，唐朝（618—907）是中国诗歌的黄金时代，而唐朝的诗歌又可分为初、盛、中、晚四大阶段。上述“春蚕”这首诗呀，是属于第四期、晚唐大诗人李商隐的杰作。商隐生于813年，殁于857年，只活了四十几岁。但是他却是中国情诗的圣手。这两句诗在中国知识分子之中真是无人不能背诵，写得实在太美了！

“老师，”这位女学生仍不得其解地问道，“这两句诗究竟应怎样翻译呢？”

老师说：“你知道‘蚕’吗？”

“Silkworm.”全班同学不约而同地替她回答了。

“对了，”老师说，“silkworm肚子里有胶质，这胶质从它嘴里一条条地吐出来，就是丝了。这个蚕，慢慢地吐，慢慢地吐——一直把丝吐完，吐到它死掉为止……”

“丝吐完，它并没有死啊！”原来这一班学生都是读过生物学的，知道蚕吐完丝要变蛹，蛹还要变蛾，蛾还要结婚，婚后还要生孩子……前途无限，以后蛾的家庭生活还有得过呢！中国人不懂科学，就说它死掉了，真是胡说！大家不服，所以全班都和老师争辩起来。

“这是情诗嘛！”老师说时抓抓自己的头，“写情诗，就当它‘死掉’才能感动人！”

“No！”这位收情诗的小姐大不以为然。她说：“谈情说爱多美好，为什么一定要‘死掉’才能感动人呢？……哦！我最怕进殡仪馆！”

“我也最讨厌说什么‘死呀！死呀’的，”另一位女同学也响应地说，“我才不要读这样的情诗呢！哼！”

她这句话，显然是代表全班学生说的，大家一致同意。

“下一句又说些什么呢？”另一位男学生总算替老师解围，把目标转移了。

“在第二句里，”老师说，“他自比蜡烛。”

这句话又引起了全堂的哄笑。

老师连忙解释说，中国蜡烛没有美国货好，一燃起来就如丧考妣，热泪横流。

“他说他爱你，”老师又补充着说，“爱得像一支中国蜡烛一样，他不到粉身碎骨，他想念你的眼泪永不会流干的！”

“他想念我！？”收信的小姐又感到奇怪了，“他想念我，为什么一定要哭呢？——方头大耳的男人！”

“中国人嘛！”老师尴尬地说，“中国人谈恋爱就要哭。”

“Ah，no！”全班又不约而同地齐声抗议。

“你们中国人谈恋爱一定要‘哭’吗？”一位金发女学生低声问她邻座的黑发女郎。

“只有他才要哭呢！”那收信人把她的情书举出来，在空气中一划。这时正好铃声大作，下课了。

这一课“唐诗”总算无疾而终。铃声虽然替中国式的爱情宣判了死刑，铃声也拯救了为着师生异趣、讲唐诗讲得难以收场的青年老师。

上面所说的这位青年老师当然不是朱文长，但是朱文长却是他的平辈，他们同是第二次大战后在美利坚的大学里教洋学生欣赏唐诗的拓荒者。他们在以英语教授唐诗的班上，都替写情书的中国同学帮过忙。朱文长教授不也是为帮忙解释唐诗名句“此物最相思”而伤过脑筋的吗？所以他们在文曲星的账簿上所积的阴功，差不多是一样的；他们在以英语讲解唐诗上所遭遇的困难，也大致相同。

中国是个诗人的国家。以前中国人做诗，又往往要说“诗必盛唐”，唐诗的确是中国的诗学正宗。不谈中国诗则罢，要谈，则必自唐诗始，然后再向前后延伸。所以一千多年来，单是谈唐诗的书，便可独自成立一个大图书馆，真是插架琳琅、汗牛充栋！可是这些专攻唐诗的诗人、诗评家、诗话作者等，几百年来，谈来谈去，也谈不出太多的新花样。

清朝乾隆年间《四库提要》的编辑们便把中国传统的诗评家分为五大“例”，每个例子举一人为代表。他们说南朝梁代作《诗品》的钟嵘，“第作者之甲乙而溯厥师承，为例各殊”；唐朝的和尚皎然所作的《诗式》，是“借陈法律”；和皎然同朝代的《本事诗》的作者孟棨的方法是“旁采故实”；宋朝刘攽所著的《中山诗话》和欧阳修所写的《六一诗话》，“又体兼说部”。除此之外，元、明诸儒，多不足论，所以他们认为传统中国文学批评里，“后所论者，不出此五例中矣”。

纪晓岚等这批乾嘉学人，把古今诗评就这样“五例”带过，虽多少有点武断，但是目录学者们如仔细查查，从钟嵘到王国维，大家所谈的，实在也跳不出“五例”太远。这就是传统中国诗评学的范围。纵有一枝红杏出墙来，也不会出得太多，因为它的根总归是在墙内啊！

这个中国传统由中原传到高丽，由高丽传入日本，南向则传入安南。这些邻国的骚人墨客虽然已不是“唐人”，但是对唐诗的研究，瓜不离藤，他们也摆脱不了我唐家香火。

本来，任何文人、思想家、哲学家……一般都跳不出他们自己的文化传统。文化传统是如来佛，文人学士只是些孙悟空。孙悟空如跳不出这个手掌，则齐天大圣的天地，仍然不过是一片巴掌而已，不论如何神通广大，腾云驾雾，他始终也不过是个巴掌里面的圣人罢了。

近百年来，时代不同了，“孙悟空”的天地变得广阔多了，他竟然能从“如来佛”的掌心跳到另外一位“佛祖”的掌心去了。跳出之后，果然耳目一新，近六七十年来留学归国的博士诗人们，真是成筐成篓的。旨哉易卜生，欹欤浮士德；上通廊庙，下及普罗……僵了千多年的诗评学，因而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我国古代的诗人，也在新批评家的眼光里换了新装。杜子美、柳宗元都换了工人衣；温八叉、柳三变却穿起了资产阶级的燕尾服。同样的一群诗人——容我说句洋话——在不同的时代和不同的角度里，都显出了不同的“透视”（perspective）。无疑的，这是中国文学批评史上一个划时代的进步，它总算在“孔家店”所出产的“头巾”之外，又找到几顶“洋帽子”来戴戴了。

这些原是当年海外留学归来的新文人对我国诗评学流变中的最大的贡献。可是吾人如仔细翻翻这批时髦的爷们的著作——从早期的胡适、周作人到晚近在港、台、北美搞“新批评”的哥儿们、姐儿们——他们给予我们读闲书人的印象是大同小异的。笼统地说一句，他们都是在欧美现行的文艺思潮激荡之下，为求变而变。这种求变之心，正和美国孩子们的剃头一样：嬉皮一来，大家都跟着做长毛，把巴伯（barber），理发师饿死算事；暹罗国王驾到，大家又把脑袋剃得精光，让青色的和尚头在春风里荡漾。为变而变的本身就是目的。胡适之先生说他自己在文学上求变的经过是“逼上梁山”。但是如果我们把“诗学革命”这件事仔细地拆开来看看，这位“但开风气”的大师实在是“自愿落草”，围剿他的人，也是他“落草”以后才惹起来的，“逼上梁山”云乎哉？

最近读闲书，又读到老朋友朱文长教授的《唐诗浅探》。细读之下，我觉得文长这本书倒是一本名副其实的“逼梁上山”的作品，一部能打破旧框框而又没有掉入时髦俗套的好书。作者“浅探”唐诗，原本也是从“五例”出发的，但是“五例”显然不能满足他的有特殊背景的要求，所以他才“红杏出墙”，搞出个“六例”来。这本小册子，我们骤然看来，不过是老生常谈，细读之下，才觉得它特别有新义，真是“周虽旧邦，其命维新”！

笔者说这句话，并不是要把我的朋友朱文长捧出来，“骑在人民头上”，说他“文起八代之衰”；我只觉得他这个“浅探”，却给唐诗做个新透视，而这个新透视是作者以洋文教洋人读唐诗这个特殊经验所逐渐培养出来的。他这个特殊经验，是我国近千年来，自欧阳修到王国维，所有的传统诗评家所未尝有的。根据新经验、新灵感做新透视，这便是这本小册子之所以能不落俗套的基本动力——这也是作者在千百本“深探”唐诗的著作之外，还要来“浅探”它一下的“正当理由”（justification）。

年前笔者路过李白纪念堂，不觉也“口占”了“来来往往一首诗”。我说李大师，“未见红尘十丈起，亏他犹自做诗仙！”做仙人要腾云驾雾、白日飞升，青莲居士连小飞机也未坐过，终日坐地喝酒，怎能成仙？余小子是乘飞机来的，当然飞机是给我们这些“来来往往”的“张打油”白坐了。李太白如果也能和我们一样，在三万五千尺高空“举杯邀明月”一下，那该多好！所以我们虽无古人之才，古人也没有我们今人坐飞机的福气。同样一座山，坐牛车去看和坐飞机去看，是不一样的；文长之所以能跳出旧框框，便是他在乘坐牛车之后，再乘坐飞机，又去看了一遍，倒不是因为文长之才一定要超过欧阳修、袁子才！

我们现代人谈古典文学，当然也有不如古人的地方——不是我们资质比古人差，而是我们没有古人研究古典文学的基本功。记得小的时候，老师要我背《孟子》，我反抗。被舅舅知道了，舅舅说：“你《孟子》还不愿背，我们以前还背小注子呢。”胡适之先生也告诉过我，他还能“背‘四书’的小注子”。笔者的“四书”永远未读透，就是因为我没有“背小注子”的基本功。

研究乃至欣赏旧诗词也要有一套基本功。俗语说：“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吟诗也会吟。”真正欣赏唐诗，一定要把唐诗读得多、读得熟，这就是了解唐诗的基本功的基本功。胸有数百首唐诗作“基本队伍”，然后再旁求其音韵、法律、异同、流变……如此再进一步求其运动化、正规化、西洋化、现代化……则无往不利。否则，像我辈浏览了一两本《唐诗合解》一类的书，再在洋教授要求之下读了几本“新批评”，然后就认为可以合二为一，《全唐诗》的精义皆在我几席间矣！这就有点儿不知天高地厚了。

《浅探》的作者是一位基本功相当深厚的诗学教员，他积四十年之经验，把他那套功夫的心得，用一种“卑之无甚高论”的现代语言传授出来，让读者也能跟着他来练一点——人人可练、但很多当代文士却不愿练也不知如何练的小功夫。有这点小功夫，谈中国传统诗歌便是槛内人；没这点小功夫，则是门外汉。诗界高手们也告诉过我们，内行和外行之间的距离并不大。但是就因为这点小距离，行内和行外却形成截然不同的两个世界。内行对外行是完全了解的，外行却永远不能了解内行。因而有许多才气极高、资质极好、读书甚勤的文人学士——尤其是在所谓留美学人这个小圈圈之内——往往就因为一窍未开，而做了一辈子外行而不自知；有时且难免在洋场出些不必要的洋相，这实在是一件可悲可悯的憾事。文长这本小册子的最大功用，据笔者看来，就是它能用我辈所通行的言语，来帮助我辈外行开此一窍。

当然，练点儿基本功来开一窍的办法，并非文长的独得之秘。和他同行教唐诗的还有一位家喻户晓的“林黛玉教授”，她也教导她的学生从练点儿容易的基本功做起，来开此一窍。

且听“黛玉教授”是怎样讲的：

且说香菱见了众人之后，吃过晚饭，宝钗等都往贾母处去了，自己便往潇湘馆中来。此时黛玉已好了大半了，见香菱也进园来住，自是欢喜。香菱因笑道：“我这一进来了，也得空儿，好歹教给我作诗，就是我的造化了！”黛玉笑道：“既要学作诗，你就拜我为师。我虽不通，大略也还教得起你。”香菱笑道：“果然这样，我就拜你为师。——你可不许腻烦的。”黛玉道：“什么难事，也值得去学？不过是起承转合。当中承转，是两副对子：平声的对仄声；虚的对实的，实的对虚的。若是果有了奇句，连平仄虚实不对都使得的。”香菱笑道：“怪道我常弄本旧诗，偷空儿看一两首，又有对得极工的，又有不对的；又听见说‘一三五不论，二四六分明’；看古人诗上，有顺的，亦有二四六上错了，所以天天疑惑。如今听你一说，原来这些规矩竟是末事，只要词句新奇为上。”黛玉说：“正是这个道理。词句究竟还是末事，第一是立意要紧。若意趣真了，连词句不用修饰，自是好的；这叫作‘不以辞害意’。”香菱道：“我只爱陆放翁的‘重帘不卷留香久，古砚微凹聚墨多’，说得真的有趣！”黛玉道：“断不可学这样的诗。你们因不知诗，所以见了这浅近的就爱。一入这个格局，再学不出来的。你只听我说：你若真心要学，我这里有《王摩诘全集》，你且把他的五言律一百首细心揣摩透熟了，然后再读一百二十首老杜的七言律；次之再把李青莲的七言绝句读一二百首。肚子里先有了这三个人作了底子，然后再把陶渊明、应、刘、谢、阮、庾、鲍等人的一看，你又是这样一个极聪明伶俐的人，不用一年工夫，不愁不是诗翁了！”香菱听了，笑道：“既这样，好姑娘，你就把这书给我拿出来，我带回去，夜里读几首也是好的！”黛玉听说，便命紫鹃将王右丞的五言律拿来，递与香菱道：“你只看有红圈的，都是我选的，有一首念一首。不明白的问你姑娘；或者遇见我，我讲与你就是了。”香菱拿了诗，回到蘅芜院中，诸事不管，只向灯下一首一首地读起来……（《红楼梦》第四十八回）

以上这一大段，便是“林教授”替她的“学生”所上的欣赏唐诗和习作旧诗的第一堂课。不过她的学生香菱和我们今日的学生比起来，应该算是高班研究生了，因为她至少对做旧诗的最起码条件——平仄四声——的认识已不成问题，不再要老师去耳提面命了。

文长说：“唐诗里的律诗、绝句，也就是所谓近体诗，才是唐人超越古今、突出的成就。”同时他认为：“唐诗之所以超越前代，一大原因就是掌握了平仄声的和谐。”他又说，“因为近体诗已经驾驭了中国语言四声的特色，而发挥其最美的配合，这种最美的配合就是平仄两声的和谐。”

照文长的看法，不谙平仄的不但不能作旧诗词，甚至也不能了解旧诗词美在何处，当然更不够资格来批评旧诗词了——不管他搞的是新批评还是旧批评。

近代反对甚至“恨”近体诗、尤其是律诗的人，要算是胡适之先生了。但是他也认为，在音韵上没有入门的人，不能谈旧诗；音韵入门而在旧诗词习作上程度太差的，也不能批评旧诗，因为手太低的人，则眼就不可能太高。眼不够高，还谈什么批评呢？

对旧文学有相当基本训练的“古人”，当然就不会发生这些“稍息，立正”的问题。“林黛玉教授”就没有为平仄的问题伤过脑筋，因为她的学生虽然是位姨太太，而这位姨太太却深谙平仄，不需要从“稍息，立正”搞起。

朱教授在他的文章里一再提到，了解唐诗“谈何容易”。这是他老人家以教授学者的身份钻牛角，所以愈来愈没有底。笔者这个普通中国知识分子，倒觉得唐诗没啥神秘，因为唐诗原就是普通中国知识分子生命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试问哪个中国知识分子不能“哼”两句唐诗？不能哼两句的知识分子，他头上也加不了“中国”两字了。

有一次，笔者在一个华侨学生的集会里，以英语询问他们：“你们小时候读过‘床前明月光’这首诗的，举起手来看看。”出乎我意料，竟有一半学生举手，而举手者，竟有许多不会说中国话（国语或任何方言）的。

笔者的两头“小犬”，中国话也说得别别扭扭。但是他二人和他们父母一样，两三岁时就会背诵“床前明月光，你是地上霜，我不是地上霜”了。“床前明月光”是8世纪大诗人李白（701—762）的名句，两三岁的中国孩子就能琅琅成诵，这在其他任何国家里都是不可想象的事。

中国人两三岁就开始读唐诗，愈大当然读得愈多，等到他大到能写情书的时候，难免也就要“春蚕到死，蜡炬成灰”地利用唐诗去向情人求爱了。所以唐诗实在是我们中国人精神生活上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哼唐诗”也是“中国知识分子”这个复合名词的诸条定义之一。有文学天赋或爱好诗歌的东方人，有时就更要“熟读唐诗三百首”了；既然“熟读唐诗三百首”，有时也就“不会吟诗也要吟”了。吟得好的，就变成了诗人；吟得欠佳的，就成为“张打油”了；“打”得“平仄和谐”也可琅琅哼出；“打”得平仄不调，那就荒腔走板了。朱教授说他的“中国朋友”“有雅兴提笔写几句”，但当其“得意地出示新作时”，又“对平仄没有研究”，就是上述这个历史规律的辩证发展！因而这个“对平仄没有研究”的“近体诗”如今就遍布于大陆、港、台、南北美洲的所有的中西文报刊！

但是这并不表示“对平仄没有研究”的就没有“诗才”；或者相反的，对平仄有研究的就不“打油”、就不“酸”。只是平仄和谐的旧诗可以哼；平仄不和谐的，就哼不出来。既然作“哼不出来的诗”，那么就作点余光中的“无韵诗”（blank verse）或冯玉祥的“丘八诗”好了，何必抱着旧诗体裁打滚呢？

本来嘛，“今人作诗宗李杜，李杜当日又宗谁？”李、杜本不必宗。但是吾人如既宗李、杜，当然是对李、杜的体裁有“偏好”；既对李、杜的体裁——近体诗、律诗、绝句——有偏好，那么学学李、杜的“平仄和谐”，不是很应该的吗？

其实，一般“不谙平仄”的诗人和诗评家，不是他们“不能”，而是“不为”；事实上也不是“不为”，而是“不知”——自己不自觉！自己不自觉的道理，也是因为无人指点，也无书可看。

现代中国人已逐渐走上工业化社会的忙碌生活，人们各忙其忙，谁又有空来找个“林黛玉教授”来指点作诗呢？不经指点（有时也是为着面子），那就只好“看书”了。可是传统谈音韵学的书籍，却正如文长所说的“高来高去”，愈看愈糊涂。

笔者青年时代便曾选过音韵学大师赵少咸教授的课，这位戴着顶瓜皮帽的老夫子，要我们分辨“一东”、“二冬”发音的不同，说什么“开口呼”、“合口呼”。他老人家以身作则，不知吹断多少根胡子，我这个笨学生到现在还不知道“东”和“冬”的发音有何不同。

文长这本小册子写得甚好，笔者亦乐于撰长文加以推发的道理，便是我觉得作者在“五例”之外，确有一些足称“六例”的心得，而能以“平凡的话”表达出来，不像赵教授那样呼啦呼啦地去吹胡子。

唐诗原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共有财产，文绉绉的中国知识分子大家都可以背一点——从几首到几百首不等。但是等到一个人背了几十乃至几百首唐诗，人家问他唐诗是什么东西，要他就其要义作二十分钟的演讲，则很少人是不感困难的。朱著这本小册子的好处，便是它辞简意赅，雅俗共赏。一个大学生或中学生，只要能抽出几个钟头来细读一遍，他对唐诗也可像诸葛亮读书一样“知其大略”了。在一个工商业的社会里，大家都忙，谁有工夫去啃与本行无关的大书？读小书，要读其小而有益，则朱著这本《唐诗浅探》实在大大值得介绍。

学富五车、咿唔不离口的诗学大师们，我也劝他们看看这本书，因为这部教洋学生读唐诗的新书，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尚未多见，读之可涤除土气和酸气。当然，教洋人读唐书的西文著作，今日也汗牛充栋，但那些难免都是写给洋人看的，文长说：“诗本来就‘不可译’。”和洋人谈唐诗，与唐人谈唐诗，味道又自不同。文长这本书是写给唐人看的，有心的唐人真应一读！

说文长的书好，并不是说我百分之百地同意他的看法。例如他谈陆法言的一条，我就不敢苟同。我认为世界上所谓标音，无一而非方言；而把方言标准化的，也无一而非出于少数语言学家的私断。少数人的私断，为多数人所接受，或多数人所发展，为少数人所鉴定，本是彼此影响、相互为用的。中国音韵的发展也跳不出这个公式。

文长说，“可见隋时南北语音业已不同”云云，其实岂但隋时，今时美国——乃至今日纽约市（不谈纽约州了）尚且不同。说美国英语的有所谓“纽约口音”（New Yorkish accent）；纽约市的口音之内，又有所谓“布鲁克林口音”（Brooklyn accent）。纽约市有电台数十家、电话五百万架、地下铁三千英里，交通、通信这样方便的都市，市南市北口音尚且不同，遑论隋时大家各方其言，“少数‘权威学者’用人工假造出来”不是很自然的事吗？

还有我嫌文长这本书“洋味”不够重，因为今日谈唐诗是有其世界意义的，我反对对唐诗无本质上的了解，而搬弄像“新批评”（New Criticism）一类新名词、洋名词来大帽压人。我也认为以单纯的“本土主义”（nativism）谈唐诗亦有其百尺竿头更进一步的必要。文长的千金是耶鲁大学专攻英国文学的高材生，他们父女在文字批评与译述上的合作，已经发出灿烂的光辉。将来日到中天，他们贤父女当会为中西文学的交流做出更大的贡献！

朱文长教授与笔者近年来时常通讯讨论各种问题，有时还会抬点有趣味的小杠子。最近他的《浅探》连载完毕时，承老友不弃，赐我一份，并且不念抬杠之旧恶，嘱我作一序文。作序，笔者自觉不敢，因为那是他们专搞唐诗的专家们的事。笔者对唐诗的了解还停滞在《唐诗三百首》的阶段，何敢不自量力为专家的作品来作序？所以我告诉作者：作序不敢，但我或可写点读后感，因为读后的感想是任何读者都可以执笔的，并不限于专家，所以我就拉杂地写了点感想向老朋友交卷。行外之言，尚乞博君子不吝赐教！

1978年9月12日于北美洲

原载《唐诗浅探》，台湾商务印书馆

我的气功经验说——从一泓止水到手舞足蹈

我和气功结缘已有三十年。那是从60年代初美国时兴的一种养生活动“静坐”（meditation）开始的——那时我在哥伦比亚大学当兼任副教授，专任中文图书馆主任。

哥大那时是全美“中国学”中“民国史”这一科的重心。我不但是当时哥大所特有的“中国口述历史学部”的两位全时研究员之一，也是当时全美搜集和整理民国史料的少数专业人员之一，更在哥大研究院教授两门有关的课程。其时我正值壮年，精力旺盛而工作认真，白昼为大学工作鞠躬尽瘁，夜晚为自己的研究工作时常忙个通宵。我和老胡适之先生一样，对哥大这个“母校”真是忠心耿耿。我私人的研究工作是配合着大学的需要设计的，所以我自己的研究工作一半也是大学工作的一部分吧。

记得那时每晚晚餐之后，我都是回到校内研究室工作的，有时迟至午夜一两点还未回家。一次我在午夜之后，还捉到一个偷书之“贼”呢。原来他是一位有精神病的校外研究员，他在书库内睡着了，一觉醒来已是夜半1时。他在这漆黑一团的八阵图内着慌了，乃在书库内乱闯起来。我那时正一人一灯在书库内看书，听到异声，知是有贼，乃关灯夹尾而逃。不顾数寸积雪，我只穿件衬衫，便疾跑至校警室召来四个校警，把他一网成擒。原来他不是雅贼，而是位贪睡的精神病患者。

那时我时常深夜不归，朋友们发现我如此用功，有位朋友曾向我老伴说：“他如此用功，并未‘用’出些什么东西来嘛！”朋友所说的东西，显然指的是著书立说，他不知道我的兴趣是读书。古人说：“读书最乐。”连十二岁的胡洪骍也会说：“我不觉得读书是什么苦事。”正是这种不足为外人道的乐趣。

其时我为大学勤勤恳恳地工作，为自己认认真真地读书，虽无名无利，也倒心安理得。本图“万人如海一身藏”，做个不虞冻馁的读书人。谁知人毕竟是社会动物，在任何社会里你都是藏不了的。你读书、教书、写书、管书……往往都是你的包袱，成绩愈好，包袱愈重。在那同一时期太平洋彼岸被“揪斗”的“白专权威”的遭遇不就是这样吗？他们的罪名是他们的“权威”。我虽非权威，但是遭遇则一，所受精神折磨也是具体而微，大致相同。你为大学尽忠尽孝半辈子，如今拂袖而去和恋栈不去，精神痛苦都是一样的。在精神濒于分裂状态之下，唯一自救之术，便是找一个精神避难所——这个避难所我终于找到了，它的名字叫“静坐”。在静坐中我才逐渐体会了我国古圣先哲的教诲：“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

我对“静而后能安”的体会，真是得其三昧。静坐乃变成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静”是一泓止水，在微波不兴的状况之下，进入心安理得之境；心安理得之余，才能对天下事物的本末终始有清晰的认识。

在哥大中文图书馆内我也读了些佛经和道藏，再配合起耶教《圣经》的教义，我发现在所有宗教中“静而后能安”都是他们的共同基础。儒、佛无神，道、耶有神，认识不同，基础则一也。这时我对本师胡适之先生的禅学也感到不足了。胡之对佛，有其知识（knowledge），而无其体验（application）。吾人对“不立文字”之教，只可以“坐禅”来体验之，书本知识，终嫌不足也——我对“坐禅”因而也发生了兴趣。

“静坐”与“坐禅”，方式无殊也，而其内涵则有“止水”、“流水”之别！

“大学之道”近于“坐禅”，这是宋明诸儒体会出来的——其境界则较今日西方时兴的“静坐”又高出一筹了。

在领悟“坐禅”的过程中，我受老友沈家桢先生的影响很大。最近承星云大师之约和他们师徒一道去大陆朝名山、弘佛法，我的体会也很多。家桢先生曾劝我说：“练习‘打坐’，要找个师傅指点指点。”但是我对“打坐”，只觉得它是对修身养性有好处，并无意深入，要把涓涓细流，流入沧海，所以我一直只是个“单干户”的“静坐者”（meditator）。个性急躁而直率，退而省其私的静坐对我自己的修身养性的好处，是说不尽的。

静坐对我说来虽是很好的习惯——尤其是在日常生活和工作宛如救火的纽约市，但我一直没有把静坐和气功联在一起。

我第一次知道点气功常识，是从我的一位妹妹那里听到的。我这位妹妹在50年代读大学时是共青团员、中共的狂热拥护者，可是在60年代“文革”期间竟然数度被迫自杀未遂，后来在北大荒劳改营内又受尽折磨。在身心交瘁的情况之下，我们兄妹一别二十五年之后再次聚会了。我看她濒于崩溃的身心，真为之痛惜担心。她在1981年和我老伴初见时，她这位嫂嫂对她健康条件之坏，也深感惊悸。

一别六年，1986年我们两家又重聚了。1986年的妹妹简直换了个人，她健康、活泼，甚至恢复了我对她童年的印象，她嫂嫂也说她比1981年的她还要年轻十岁。

我对她说：“邓小平的开放政策，对你真有切身的好处啊！”

妹妹承认“开放政策”是她健康恢复的原因之一，但主要的还是她自己练气功的结果——她在练“鹤翔桩”。这是我第一次知道气功的实效和“鹤翔桩”这个名词。

气功有这么大的功能？妹妹姑妄言之，我也就姑妄听之了。

由于健康的恢复，妹妹便成为气功的信徒。她知道我外强中干，身体上也有许多毛病，如轻性的高血压、耳鸣和一些消化系统上的毛病。她乃不断地送些气功书给我，劝我和她一样变成气功信徒。做信徒我无心也，但是对读闲书却有既定的习惯。我把她寄给我的小册子都在三上（枕上、厕上、车上）读完了。开卷有益，这些“卑之无甚高论”的作品，对我读古书的经验却有很多启发。我对《大学》中的“静而后能安”便想出了新的解释来，甚至对老庄、孟荀、《淮南子》、《抱朴子》等都有了新的看法。以前的注疏家都和胡适之先生一样，只在文字上求解答，而缺乏文字之外的“体验”。

宋明诸儒显然是曾有身体力行的，但是他们很少明说，因此什么“天人合一”等教条，都变成“伟大的空话”；要不那就变成王阳明对竹子去“格物”一样，一辈子也“格”不出什么来；等而下之，就变成了某翁求“正心诚意”，连“昨夜与老妻敦伦一次”也正心诚意出来了。

我读了那些气功小册子，那里几乎千篇一律地谈到恒心、耐心、信心和调身、调息、调心等要点。我根据这些要点，也修正了我一贯静坐的方法。谁知无心插柳柳成荫，我这“修正主义”一来，竟把气功也“修正”到我自己身上来了。

那是1988年7月25日的夜半，也是我的“修正主义”实行数月之后，忽然间觉得头顶一炸，接着全身似乎有亿万只蚂蚁在上下乱爬，周而复始，一时颇为惊慌。随之便想到这或许便是书上所说的“气功八触”之一的“麻”的现象了，乃静心待之。

其后“麻触”渐渐变成经常现象了，静坐着的身躯继之以“微微动摇”，似乎也是书上所说的“外动”了。自此之后，我每日的日记上都把气功现象列为“头版头条”，以记其进度。这“外动”在日记上逐渐由“微动”、“小动”、“中动”、“大动”而及于“狂动”——非以意识控制的“手舞足蹈”。但此一“狂动”虽然不是意识所能控制的，可是我头脑却十分清醒，呼吸缓慢，对这自发的“手舞足蹈”，且有“看你横行到几时”的有趣心情。“狂动”约三五分钟之后乃自动停止，全身端坐如“泥塑木雕”——这四字是我在宋人道学家的笔记里看到的，想不到如今自身亦体验之也。

以上都是气功书上所说的“进度”和“现象”，我自己竟亦无师自通之。据书上言这只是气功的初阶，以后玄而又玄，花样多着呢。不过我个人的本事在目前也就到此为止了——以后是否还可继续前进，学出许多“神通”来，我就无法预言了。

可是到此为止，我已可肯定气功确是很神秘而又可以按步体验的东西，因为我自己的经验便可现身说法嘛。

我没有老师，我的老师就是妹妹送我的那几本小册子。小册子说我不会“走火入魔”的，所以我也就大胆地、有恒心地坚持下去，“以观其变”了。

气功是否对我也有些什么“疗效”呢？我只能说精神好些了。以前工作久了易于疲乏，现在显然是好多了。还有以前冬季时有腹泻，今冬是一次也没有过，而排泄系统畅通。此外还有一些生理现象，如子侄辈告我，面孔上的老人癍也淡减多矣。至于耳鸣和血压，则改善甚少。气功对五脏的影响，似乎远大于对神经系统也。

这是我这位“在家修行”的气功学徒的个人经验，写出来或可得到其他学徒的共鸣——我并且写了一本三百天没有间断的“气功日记”，记录其逐渐发生的现象，也可与其他学徒交换经验的。

原载《传记文学》第五十五卷第二期

“公子哥”和“老板娘”

绍唐兄：

今天收到您寄下的元月号《传记文学》，不免大吃一惊：怎么我那篇《论三位一体的张学良将军》的老文章，蒙兄青睐，又被挖出来刊登了呢？读到文末，您所指出的王海晨、胥波翻译的傅虹霖著的《张学良的政治生涯》，才恍然大悟，原来贵刊是取自该书。那本书在大陆上销了三十万册，但是我那位“得意门生”的傅博士，却坚持不送我一本——因为“错字太多”，“再版时再送老师一本”。今读贵刊载出之文，才真的理解了傅博士不送我一本的道理。你看那拙作上原用的“公子哥儿”词句，统统都变成了费解的“公子哥”了。绍老，您和在下幼年时都做过倒霉的“哥儿”的，谁知道这个“姥妪能解”的老名词，现在大陆上一般青年学者们懂都不懂了。我那个“公子哥儿”显然是大陆的年轻的编辑们改掉的。

还有，我在那篇小文中，也开玩笑地用了一句传奇文学上的通用语，我说：“赵四小姐的痴情，少帅，您生受了。”“生受了”是“四大传奇”上随处都可找到的，而这一昆曲上常用的台词，在皮黄上也被沿用。今日京戏舞台上，不也是时常听到“小生生受了”？可是我那篇拙文上的“生受”了，却被戴了顶红帽子（一笑）——被加了个“一”字，变成“一生受之”，这就变成词义两变了。这个“一”字，显然也是大陆上的青年编辑们加上去的。“新”文学家们，本来就是不大看“旧”戏的。

我何以把这些有趣的小事都说成大陆上的事呢？这也是经验之谈。有一次我在西安开会，西北大学历史系主任彭树智教授在他的介绍词里把我大大地恭维了一顿。我在答谢时，说了句笑话：“诸位不能听彭老板的话……”谁知我话一出，全场愕然，因为百分之九十的听众竟不知道“老板”是什么意思！他们对这通俗名词已四十年未用了，我这个“老油条”忽然把这“古老的”（？）名词搬出来，“新油条”们就不懂了。在我也愕然之余，有位老教授含笑地向我说：“老唐呀，照我们现在的一胎制搞下去，再过四十年，恐怕连哥哥、弟弟、姐姐、妹妹、叔叔、伯伯、舅舅、姑妈、姨妈、婶婶、嫂嫂、老姑、小姑……全都不知道是什么东西了，还谈什么老板和老板娘呢！”老友这一说，我如大梦初醒。世界上的事，太难捉摸了。“自己”这个圈圈，实在是太小了。自作多情，感叹不尽！

弟德刚上

1989年1月12日

原载《传记文学》第五十四卷

“我犯罪了！并无解说。”——向谢扶公与苏阿姨致意

绍唐兄：

今早家中水管不争气，滴滴答答。老婆要我修水管。修了一半，收到你的挂号长信，并拜读谢扶老骂我作“四人帮”的长文。本事不够好，水管还在继续漏，暂时就让它去漏吧，提起笔，立刻回兄一封信。这是懒人的破天荒，然兄有要务也。

关于顾少川先生的稿子，他既有得卖，我就可买到。“学问天下之公器”，我最恨学术商业化，兄既有顾公之诺，管其他“老小子”事呢！弟阅人多矣，“老小子”所知亦多，所谓“家有敝帚，享之千金”，不足挂齿也（编者注一）。

谢扶公骂我之文，乞兄不必顾虑，应该一字不易刊出。此事本是我不对，长者之骂，正志吾过也。自己该骂，就该让人骂。

谢公去岁寄一本诗集给我，说“兄如已有”的话，就叫我转送给殷志鹏。弟对旧诗兴趣仍然很大，但是也是个“室小书多似乱山”的人，我想让我先翻翻再转殷君，这就“拖”下来了，结果惹了扶公“狗血喷头”一场大恶骂，罪有应得，活该！兄还是把它登出去吧，免惹老人不快。务必！务必！

犯了错，要有勇气认错。人家骂，你最好赔不是，不必把“强辩”当“枪毙”，弄得那样紧张。

最近弟与李又宁教授联合请客，那是星期日，想不到我竟然泊错了车，吃了一张罚款单。那单上说：“你犯罪了吗？还是另有解说（可免罚款）？”老婆持票震惊，问我有无“解说”。我取票填入：“我犯罪了！并无解说。”乖乖地送上美钞三十五元，赔个罪了事。弟这样坦承犯罪，在我们安徽土话，叫作“伸直了睡”，不必弯弯曲曲的了。弟已另禀谢公，字写得拳头大一个，因他九十多岁了，眼睛不太好故也。

谢公是位极可爱的老前辈，一天到晚上帝、上帝的，耄耋而有童心，弟对他极其敬重。中国政客如果个个都有谢老十分之一的可爱，中国早就大治了。

谢老的旧诗并不太“灵光”，但他老人家总喜欢“口占一绝”。这也是扶公极可爱的地方之一。

让这样可爱而方方正正的老前辈“骂”两句“四人帮”，也是应该的——何况，其错原来是全在我呢！

据说老年人有火气是寿征，我为老人期颐之庆而祝福。弟对他的冒火，毫无反感。兄如向老人写信，亦乞代致意焉。

一不做，二不休。

干脆再向“骂”我的另一老前辈——苏雪林教授，也“解说”几句（编者注二）。

承兄寄下老人骂我之书，翻之未起丝毫反感。苏梅本是我的阿姨——她是我姑妈的“女师”和留法同学，她的同学之中，更不知道有多少个姑妈、姨妈、婶母、伯母。但是我那些这个妈、那个妈，当年都是一批“小姐”，不像苏梅是个“才女”呢。

现在我这些姑妈、姨妈们都已不在人间了，剩下个苏阿姨，居然还健在台南，我听到她老人家的消息，已经感到很高兴了。让她“骂”两句，出口老人气，对健康也是有好处的。为着老人的健康，我也是罚票照填：“我犯罪了！并无解说。”三十五块美金照出无误——只要对她老人家健康有好处。

不过苏阿姨也太偏心。她在骂我的书上说我是：“妄诞、疯狂、荒谬、浅薄、轻率、欺诈、下流和轻薄；种种恶德，说不尽、道不完。”这一来好帽子被我这位坏人戴尽了，使我两位“坏人”朋友——湖南“骡子”周策纵、苏州“空头”夏志清，都气得胡子一飘一飘的，因为他二人竟然一顶也未分到。

为使两位老友气平，我原想写一篇叫《向阿姨顶嘴》的小文，把帽子也分一两顶给那两位“坏人”。后来你绍唐先生打电话来说“不必了，不必了”，我也就不想顶嘴了。

我们安徽人有句形容前辈老太太的话，叫“颠倒”——老人家年纪大了，颠颠倒倒。

我什么时候说过我老师胡适之先生是“外黄内白的香蕉”呢——在拙著哪一页？哪一行？别的例子就不必多举了。

向阿姨顶嘴一下，但是想起阿姨“年纪大了，颠颠倒倒”，也就不再多顶了。

我有位学长吴大姐——吴健雄。吴学长一向是对我爱护备至，更从未教训过我一句。这次在一起吃饭，她忽然破例认真地说了几句——说我不应该批评我们的老师胡适之先生。吴大姐举了好几个例子，但是竟然没有一个是我的书上有过的。

吴健雄教授的故事哪里来的呢？

谈笑之间，才知道苏阿姨把骂我之书也航寄了一本给她。吴学长是位科学家，对文史书籍只是偶尔翻翻的，谁知偶尔一翻就翻出“香蕉”来了。其他读者、作者可能也有相同的情况，那又叫我何从解释起呢？

苏梅是我的阿姨，健雄是我的学长，对这二位，我都宁愿“罚款”，不愿“顶嘴”的。不过，无辜地出了三十五块钱，对我这小气鬼来说，心里多少也觉得有点冤枉罢了。

德刚上

1984年4月7日

【编者注】一、“关于顾少川先生的稿子”，系指《顾维钧回忆录》而言。“老小子”为哥伦比亚大学里面的一位主管。

二、苏雪林教授骂唐德刚之书为《犹大之吻》，自费出版。主要是因唐德刚在《传记文学》所写胡适各文而引起的，苏认为对胡有“大不敬”与“重大冒犯”，因而大骂出“手”。

原载《传记文学》第四十四卷第五期

（美）唐德刚　著

五十年代的尘埃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桂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五十年代的尘埃 / ( 美) 唐德刚著; —桂林 :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5.2(2016.2重印)

ISBN 978-7-5495-6265-7

Ⅰ . ①五… Ⅱ . ①唐… Ⅲ . ①文学－作品综合集－美国－现代 Ⅳ . ① I712.1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 数据核字(2014) 第310018 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桂林市中华路22号 邮政编码：541001

　　网址：www.bbtpress.com

出 版 人：何林夏

出品人：刘瑞琳

责任编辑：曹凌志　王家胜　

装帧设计：陆智昌

内文制作：龚碧函　马志方

唐德刚（1920—2009）

安徽合肥人。国立中央大学（重庆）历史系学士，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纽约）硕士、博士。曾先后任职于安徽省立安徽学院、哥伦比亚大学、纽约市立大学，长期从事历史研究与教学工作，并对口述历史的发展贡献良多。著有《袁氏当国》、《段祺瑞政权》、《李宗仁回忆录》、《胡适口述自传》、《胡适杂忆》、《史学与红学》、《书缘与人缘》、《五十年代的尘埃》、《战争与爱情》等，包括历史、政论、文艺小说多种，及诗歌、杂文数百篇。

不同时期的梅兰芳。左上图为1912年6月15岁时断发照；左下图为梅兰芳蓄须照，1941年末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沦陷，时居香港的梅兰芳蓄须拒为日本人演出。

梅兰芳经典剧照

1930年梅兰芳赴美演出，民众夹道欢迎。

1949年，“四大名旦”合影：梅兰芳（中后）、程砚秋（中前）、荀慧生（右）、尚小云（左）。

1948年8月，唐德刚搭乘戈登将军号轮船赴美求学。

1950年唐德刚与朋友各出二十五美元合买了第一辆车，该车不久即被朋友撞毁。

1959年6月初，唐德刚将领受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与妻子吴昭文、儿子光仪合影。唐光仪此时刚出生八个月。

序言　尘埃里的珠玉

胡菊人

一

唐德刚先生有次以笔名在《明报月刊》写了好几篇政论文章，笔调幽默佻，评点锐如匕锋，却又气象磅礴，理路森然，原来竟都是在旅途客栈中写的，我听了不禁为之倾倒。此串文章刊出之际，苦了我这个编者，各方文士，纷纷打听，一再向我逼审：此仁兄何方神圣？必是大有来头人马，文笔妙、见解精，读来笑中有泪、泪中带笑，难道会从大石头爆出来？好多次几乎冲口而出，但为作者保守秘密是编辑的起码修养，人家逼我愈急，我嘴巴闭得愈紧。还不自觉流露了得意神色，做编辑的拉到好稿，比中彩票还高兴，终于没有人猜得出来，好几年了。

后来有个识货的行家，到了纽约，与德刚先生叙旧，便当面逗他、哄他，要他承认。德刚先生笑而不语。对方终于斩钉截铁地说：“必是你写的。难逃老夫法眼，我敢以性命人头来打赌！”此人便是周策纵先生。

这个小故事证明两点。德刚先生不动笔则已，一动笔往往引动视听，天下妙文，万人争诵。其次，他的文笔风格独特，别人学不来，海内外能文之士虽多，绝少写得出这样出色当行的文章。熟知他文笔的老友策纵先生，一读就似曾相识。文风天下有一无双，正像越王勾践的宝剑，千年百代之后，一旦出土，还是他的，无人可仿，无人可冒。

唐文之引动视听，还有一显例。他的《梅兰芳传稿》首次于1952年《天风月刊》上亮相，即已名动四方，《明报月刊》于1966年6月予以转载，亦成为最受欢迎的鸿文，后来又在台湾《艺海杂志》转载，亦同样叫座，现在收入本书，当然也是永远为人争诵的。文章如名剧，屡屡上演，屡屡为人喝彩，当真像梅兰芳演《贵妃醉酒》一样了。

《梅兰芳传稿》比谁都写得好，因为是运用文学笔法，像太史公为古人立传，如见其人，如闻其声。有人评为过分夸大，然而文学笔法本来就应该夸张。太史公写荆轲，临诀一场，感人至深。说他先以变徴之声“沉郁忧伤”的调子唱了一段，把大家感动得眼泪鼻涕一齐出来。又跨前几步，蓦然将调子提高三度，变为羽声（曲中转调），这慷慨激昂的羽音，使大家眼睛都张突了出来，头发直竖，将帽冠冲起。这头发的描写显然是夸大，尽管“怒发冲冠”已是用滥的成语，但我们哪里见过愤怒时头发直立的。太史公的用意一表荆轲之勇毅决烈，一表众人对秦始皇的势不两立，正像唐文写梅兰芳的手，说是风靡了全美国，美国少女无论是在地道车上、课堂上、工厂里、舞场上，一窝蜂都在模仿“梅郎”舞台上的“手姿”。梅兰芳的色艺精绝、美国人的倾心、梅君的影响力，不都表尽道尽了吗？

若问文学笔法“可爱的夸张”，写传记该不该用？太史公两千多年前已做了回答。然而太史公虽善于用夸张笔法，对时地人的背景、籍贯、年月、事件等等，却都力求翔实。唐文之梅兰芳亦复如此。但在纪实探源之余，若无文学笔法的艺术加工，梅兰芳亦不过是出土的金缕玉衣，不如读他的墓碑志、翻查他的族谱啦！

中国伟大的史书《左传》、《战国策》、《史记》，是“传记文学”的祖先。它们与《汉书》以后的体裁很不相同，它们的表现方式，大都是形象性的，写具体事实，并且往往现场化、故事化。太史公的列传很多是短篇小说，《战国策》的人物都是活的，《左传》也不例外。《左传》第一篇《郑伯克段于鄢》是首尾结构相当完整的故事：有背景、有人物、有冲突、有对话、有人情和人性、有结局，大故事套两三个小故事，而彼此做有机关联。有一点不可不注意，此篇题旨原讲“孝道”，但除了结尾作者以“局外”身份（类似太史公之“太史公曰”）评了两句“孝行”之外，整个故事本身没有一字评议，没有犯小说作法中各种“作者干扰”最易犯的毛病。这不加任何评议，亦是对史实的客观写法，但就文学艺术笔法言，这个表现方式，实比以后好些“正统短篇小说”唐传奇、宋话本以至明清之际的李渔之《十二楼》等等更为完整。

古代史书所记原都非作者亲历，竟写得像亲身目击一样（唐德刚先生的梅兰芳，也是从断纸残篇的故纸堆里“目击”出来的）。用理性的学术眼光看，确有点“子虚乌有”之嫌，这大概就是《汉书》后史书改变了体裁、笔法的原因之一。读史书如读小说家之言太不像话了。然而后世的大部分正史，虽然体例详备，结构宏大，绝不能像古史一样深入民间，它们只为科举应考“恶补”的材料。亦不像古史为人经常编为舞台剧，它们太抽象、太零碎、太无人味了，根本不能编。也很少能收入中学生中文教本，老师结巴巴、学生打瞌睡。此所以唐德刚先生的梅兰芳传，运用了太史公《刺客列传》的体裁，扬弃后世史书本传的笔法。太史公是搅历史的，唐德刚也是搅历史的。大史家之外我们称太史公为文学家，唐德刚为史学知名教授和杰出史传作者之余，亦可以称为文学家。因为除了文笔、体裁，他还发挥了文学家必须具备的“想象力”，这种文学的想象力，在不违背时、地、人、事件之间的关系，力求忠实之余，为我们提供了逼真的场景、活生生的人物、动人的事件。现代不少史传作者，以参考书目、以注释、以引述之多寡来唬人，以资料之真伪、以“可信度”为高下，这些当然都很重要，但我们能完全没有“文采”吗？不顾“读者”吗？不理别人的交感共鸣吗？难道“想象之真”不是太史公要达到的另一种“真”吗？现代史书好些恹恹不能阅，不正是作者自己太受委屈、太遵命于“学究式的学术标准”吗？

二

周策纵先生序德刚先生的《胡适杂忆》，即有与笔者相同的赞语：“他笔下的胡适只是一个有血有肉、有智能、有天才也有错误和缺点的真实人物。这做法承袭了古今中外传记文学的优良传统。中国第一个最出色的传记文学家司马迁早就用好的例子教导了我们。”称许他的文字“如行云流水，明珠走盘，直欲驱使鬼神，他有时也许会痛快淋漓到不能自拔。但我们不可因他这滔滔雄辩的‘美言’，便误以为‘不信’”。夏志清先生在同书序中干脆说，唐德刚先生“应被公认是当代中国别树一帜的散文家。他倒没有走胡适的老路，写一清如水的纯白话。德刚古文根底深厚，加上天性诙谐，写起文章来，口无遮拦，气势极盛，读起来真是妙趣横生”。

周、夏二公的说法十分中肯，亦不限于《胡适杂忆》这部书，事实上德刚先生能写多种好文体。一个人文字根底好、文学笔法好、识力厚、才分高，“学究枷”当然拘限不了他，必得露一手文采风流的把戏。

策纵先生说：读德刚先生的《胡适杂忆》，固然见到了活的适之先生，但也同时在胡适里找得到唐德刚。这正是作者的文采风流到处溢泻出来的结果。一流的传记，是不能把作者淹没的。我编校过美国史传经典之作的《林肯传：草原时代》（Abraham Lincoln：The Prairie Years and the War Years），历史给倒转了，林肯复活过来。同时，写这部传记的卡尔·桑德堡（Carl Sandburg）诗人，亦随处觉得他的存在。我记得读到一段使我停下来森然想了很久。林肯青年时到一个荒山，但见怪石嶙峋，在月色掩映下像是一头头怪兽，四周苍苍茫茫、海天无垠，林肯顿时感到“天地悠悠”，在洪荒时代，那乳齿象亦正是一样怔怔地凝望过那些怪石，那同一的山谷、同等的景象，令我们马上念及：过去何在？将来何在？我何在？就“忠实记录”的史传观点看，那桑德堡怎可以这样写？你怎知林肯当下的心境？那种“想象之真”有没有道理？居然进到林肯的内心去，有什么文献上的根据？我们其实不必问的。桑德堡要表现的，正是一个大人物、大豪杰必有的心怀，此一心怀，惠特曼（Walt Whitman）在诗作中，写赫德逊河的渡头时问过，年年代代无尽无边的多少人走过这同样的渡头？秦时明月汉时关，青山依旧，夕阳几度？不正堪今古同声一叹？李白登山，不也有自古以来登高者如今剩下几人的话头。那陈陶足履吴越之地，有“今人地藏古人骨，古人花为今人发”的绝句，杜甫游“玉华宫”，眼见苍鼠、鬼火、败瓦、坏道，念当年宫人美人，今只余下一头石马，他望着那头石马，那头石马也望着他，这历史的眼睛，竟使杜甫独坐黄土上，“浩然泪盈把”大哭起来了。

这种感怀，是诗人共同的感怀，桑德堡自也有此感怀，难道林肯就没有这种感怀么？桑德堡把自己的感怀，移花接木于林肯身上，是为了表现林肯心胸的广大，让他看见了乳齿象——有什么人类曾看过，何况林肯？——是为显示他的历史感、时空感。正因如此，我们见到了林肯也见到了桑德堡。我们在“胡适”中固然见到了唐德刚，但在梅兰芳里也见到了他。他写梅兰芳在舞台上的醉酒，竟亦进入了“贵妃”当下的内心，作者逞其绝妙的幻想力，不间接显出作者的面目吗？

三

夏志清先生认为唐德刚的《李宗仁回忆录》不及《胡适杂忆》写得好，正是由于前者受李宗仁口述所限，无法施展作者的文笔与才华。夏先生因《胡适杂忆》而称唐氏为“当代中国别树一帜的散文家”。笔者在前面则称唐氏为“文学家”。现在我们一说“文学”，就好像只有诗、小说、剧本、抒情性小品，而不及其他，有些文艺青年恐怕还以为“史传”之作，不属于“散文”和文学范围，那是受西方近代观念所影响。我们中国自孔夫子说“文学，子游、子夏”，至《文心雕龙》，再及于清代之《古文辞类纂》、《古文观止》等书，文学两字的范围，定得很宽。曹丕的《典论·论文》所谓“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当不仅指今之所谓“纯文学”，亦必然将唐德刚的“文章”、他的史传之作归入“文学”天地，如果他认为那是“好文章”的话。

唐先生自谦本集里的都是“尘埃”，是“杂文”、“游戏之作”，我倒愿称之为报导文学、散文，甚或小说。就报导文学言，它们把五十年代中国留学生的生活面貌，留下了三鳞两爪，有温故的意义。就散文言，都是读后余味回甘的好文章。就小说角度看，会发现德刚先生是写人物的好手。《我的女上司》这个典型美国职业老处女，目下有些小说家写人物往往不及他写得生动。《求婚》若说是短篇小说，一般文学杂志编辑不会摆到散文栏去。《疯院来去》也应当视为一个短篇，谁才是“疯子”？我们读后不禁深深感喟。《露娜今年三十岁了》，也很令人低回。《学跳舞》一篇是记叙散文，从中发现作者是“说故事”的好手，两个“乡巴佬”在纽约学跳舞，文章拖得这么长，如果《海外论坛》不停刊，他还当继续写下去，可是一点不觉得拖沓，读者还要追读下去，连连捧腹。《三妇人》写三个流落异邦的波兰女子，使天下之去国失乡者同声一哭。五十年代中国人，何尝不然。从《三妇人》、《疯院来去》、《露娜》这些文章，可以体会到作者深厚的同情心怀。唐文虽有时突梯滑稽、冷言尖语，然在《梅兰芳》一篇中，亦见到他温柔敦厚的一面，梅氏早年的“相公”生涯，后来与豪门军阀之交往，以至于梅兰芳自己的婚姻，作者笔底留下很大的余地。

这集子中凡刊于《海外论坛》的文章，我在大约二十年前即已拜读，并且还都校对过，德刚先生恐怕还不知道。当时《海外论坛》在美国集稿、编辑后，即寄交（我工作的机构）香港友联出版社排版印刷装订，再航寄到美国发行。负责这项工作的是位小姐，是我初恋之人，义不容辞，请缨效劳，先拜读了这些好文章。就在我接到这部稿子不久，今年3月3日，有幸在港会见了《海外论坛》的创办人之一许牧世先生。笑谈中还说到当时负“友联”债的情形，他又说，当时你们在香港匆匆排校印刷装订，跑飞机场把杂志航寄到美国，可是在纽约的邮局，它们可以静悄悄地寄宿。睡它个三四十天，无人认领，航空费都浪费了。他摇头说，“办同人杂志真难！”纵然如此，我仍认为那是有价值的工作。若问五十年代的留美中国知识分子，从历史的回声里，听到那么一阵的呼声与呐喊，感到有那么一种忧时忧国的情怀，也还就是《海外论坛》那一班人。何况当时他们都还在挣扎求生存的阶段，不像现在都已成为大学者或在别的方面有了很大的成就。

我1962年首次承美国国务院之邀访问美国，在纽约就由《海外论坛》的另一位创办人李和生先生带我到各处游览和拜访。他那忠厚朴实的样貌，我至今仍然在目。他给我联络到德刚先生，可是要我自己搭地下铁道去。我是个大乡俚，那一线地道车还满复杂，有些班车在街口停站，有些不停站，这可把我难倒了，但我终于没有误车，按址按时，在挂有胡适之手稿题赠德刚的客厅里，闯进了我这个不速之客。至今十七八年了，我仍以第一次搭纽约地道车不误而沾沾自豪，我第一次领略到“系统”（system）和“标志”的好处，就凭这些抽象的符号，我在车上仔细地研读一番，即到达目的地。这是我们中国人最不擅长的。说到system，令我想到台湾中正国际机场一开幕，据说最大的毛病之一即为“流转不通”，正是“系统”和“标志”不明确所致云云。但台湾已进入“现代化”，此方法势必学会，亦不得不实行，包括政治上system在内。

再一位《海外论坛》的创办人周策纵先生，在见过德刚先生后两天就在哈佛见到了。那时的策纵先生不像现在见到人老是笑，1962年我和他谈了好久，还承他宴请一起和他家人吃过饭，但在记忆中他从未展颜。当时他的《五四运动史》完成不久，和他谈的大都是家国与文化问题。恂恂书生，形象却是沉郁的，似隐藏着深重的忧患意识，有股懔懔的颃世颉俗之气。我想就是大家这股气，成为创办《海外论坛》的原动力。他们写文章、做发行、捐助经费，挤出业余课余时间，要为国家做点事。现在回头来看，《海外论坛》除了为五十年代的留学生留下声音之外，还不能否认，它是至今为止留学欧美中国知识分子所办的水准最高、文字最好的杂志之一。

也因为办了这个杂志，才逼得德刚先生写了好些上乘文章。他说这些都是五十年代“尘埃”下的“流沙坠简”，我们却毋宁视为那是尘埃中不褪色的珠玉。

1979年8月10日　香港

代序　五十年代的尘埃

唐德刚

这儿是作者在五十年代所写的几篇杂文。写的时候就兴之所至地写了；原无意要把它们保存下来。但是它们却也在无意之间被保存了——保存在一片灰灰的五十年代积存的尘埃下面。

记得就在那个年代的开端，美国的国务卿艾奇逊曾说过一句举世皆知的话：“等到尘埃落定再说！”

如今三十年过去了。在五十年代飘扬的尘埃，也早已落定——落在一起，结成像一层薄薄的丝绵。我拍拍它，它不动；我再吹它一下，它也不飞。肯定的是落定了。我用两个指甲轻轻地把它捡起，就在这片捡起的丝绵的下面，我发现了这几片已在那儿躺了二十来年的“流沙坠简”！

其他没有给这片丝绵覆盖过的断简残篇，显然早已随五十年代的尘埃飘散了；飘散得像春梦、像秋云，再也找不到了。

老朋友夏志清先生奇怪地问我：“自己写的东西，为什么不保存下来？”

“为什么要保存下来呢？”我一直“保存”了下来的五十年代的下意识，不期而然地代我回答了这个七十年代的问题。保存下来想做个作家、文人？还是想为子孙留点“祖训”呢？

落笔时不但没有想过这些问题，我连一个人为什么要求生存，和如何求生存，这一些更重要的问题也没有想过。写了就是写了。最多只可说是一个流浪海外的中国知识分子，对他自己祖国的语言文字难免有一些留恋的温情而已。偶逢岁暮周末，孤灯默坐，拿起笔来，东写写、西写写，也可聊遣长夜，甚或享受点他人所不能体会的孤独的乐趣。

夏志清先生和胡适之先生一样，少小聪慧，立志为学。他们都是用功的学者，“不写不用气力的文章”。用了气力，自然就有职业感；有职业感，自然也就加意保存了。

笔者和他二人正相反。这些杂文就没有一篇是用过“气力”写的。没有用过“气力”的东西，反要一个经常无处存身的异国流浪汉用“气力”去保存，就有点犯不着了。所以这些五十年代的断简残篇，如果没有被埋没在尘埃之下，它们也就随尘埃一道飘散了。因而这里所重印的只是五十年代的尘埃底下，劫后余灰的拾遗之作。它们如有丝毫值得刘绍唐先生一再来函建议重印，和胡菊人先生百忙中抽空代为作序的话，那就是它们是曾经在五十年代空气中飘荡过的野马也、尘埃也。有一点点时代的气息，如此而已。

“五十年代”在中国历史上是一段不平凡的日子。那一些流浪在太平洋彼岸的老中青三代的知识分子，如何打发这段日子？贤明的读者们或许可以在这本小册子里找到点蛛丝马迹。林姑娘说得好：“嫁与东风春不管，凭尔去，忍淹留。”在那一段随东风作嫁的日子里，那儿有叹息、有彷徨、有苦笑，也有丝微阿Q的欢娱。

真正滋味如何，最好还是让读者们自己去假想罢！

这几篇小文，虽然各立门户，互不侵犯，但是它们的格局倒似乎是一致的。这虽是笔者的黔驴之技，变不出新花样，那也是受了一位朋友的影响——真切一点，毋宁说也是出于一位朋友的要求。

那是个8月上旬的一天。繁忙的南京城热得像一座火炉。可是朋友和我都不觉太热。固然是我二人都还年轻，不太怕热；也可能是心静自然凉的缘故。遥远的烽火还没有烧到我们的眉毛上来。

朋友是位斯斯文文的君子。说起话来慢条斯理的。心境情怀，永远像是一泓秋水，纯净清凉。

“大家都在看冯玉祥的旅美游记，”朋友呷一口花雕，又喷了两口烟，慢慢地向我说，“冯玉祥说美国连马桶都比中国造得好——中国马桶顾前不顾后。”

朋友说着自己也笑起来。在他那微微移动的眼镜里，我看到那蓝天白云下秀丽的钟山，和那苍松微露、庄严古朴的台城。这些景物在两片有金边的玻璃上反映出来，更显得江山如画。

风吹到我们脸上是热乎乎的。但是热气之中却带来一阵阵玄武湖上的荷香。离开祖国，走遍世界，才体会到那是我祖国特有的芬芳；离开了，也就永远失去了。

“你也从不同的角度写一点嘛。”朋友又缓缓地继续他对我的劝告，“我们的读者虽没有那么多，也还是有不少人看的。”

“不是怕没人看，”我听他说了许久，才回答他一句，“只是写得太浅薄，怕惹人笑话。”我并且向朋友解释，美国简直是座“大观园”，而我呢，实在是刚从乡下出来的刘姥姥的外孙子板儿。要板儿来写一篇《大观园游记》，不要让姑娘们、奶奶们看了笑话吗？

“不用怕，”朋友淡淡地说，“作者是板儿，读者还不是板儿？报屁股编辑更是板儿……你就板儿写给板儿看，不是很好吗？”

“板儿写给板儿看？！……”我心中默念了好几遍。我倒被朋友的文艺哲学打动了。

“少写些军国大事，”朋友递给我一支烟，又替我点了火，继续叮咛着说，“写点所见所闻的小故事，不过写得有趣一点就是了。”

朋友比我大几岁；思想言行都比我成熟；文章也比我写得好，还有一块“园地”……他一直是我们小鬼队里的大王。他的话一直都是我们所最信服的。

“写点所见所闻的小故事！”以后我每一动笔，我都想到朋友这句指示。“不过写得有趣一点就是了。”

在美国我后来又碰到另外一位小鬼队里的大王周策纵先生。在周大王那里我才知道“写得有趣一点”的文章秘诀，在文言文里原来叫做“艺增”！

玄武湖上的热风，吹在身上很舒服。我们感到轻松、安适。朋友付了账，又陪我在柳堤上踱了半天。他说两三年后“回国”时，他再替我“洗尘”，并把我的“通讯”印成“小册子”。

夕阳在台城背后渐渐地沉下去，朋友和我也就在玄武湖畔的柳影荷香里分手了。

在上海，我提着个旧皮箱往成都路警察局去投奔一位在那儿当“巡官”的表弟。表弟既然当“巡官”，他就得夜夜出“巡”。他出巡，他那张铁床就被我鹊巢鸠占了。他出巡归来便去寻找另一张主人出巡去了的空床安歇。那位床主出巡归来，发现床上有人，就去找另外一张主人出巡去了的空床……“巡官”总归要不断出巡的，风水轮流转。同志间互相帮忙。哪个人没有一两位有志放洋的表哥呢？因此他们巡官同志们去互打“游击”，我也就“正规”地占用了表弟的铁床，睡得心安理得。

“开船”的日期终于被我等到了。表弟请我吃“三明治”、喝“可口可乐”——这在1948年的上海，真是动辄几十万几十万的美式享受！

一辆三轮车把我们带到共和祥码头。我刚自车上踏下，一位“红帽子”立刻便把我的手提皮箱抢了过去。我谢谢他说，不用了，我自己可以提上船。他把两眼向我一瞪说：“如果客人都自己提皮箱，那哩吃啥呢？！”

我知道他是有来头的。我自己好不容易盼到留学了，在上船之前被人推下黄浦江，岂不功亏一篑？千金之子，坐不垂堂。君子明哲保身，我就未和他讲理了。他提着我的皮箱，不到一分钟，我二人便从一条木梯上，进入了一艘美国大洋船。

一上船，我这位红帽子朋友，似乎立刻就变成另外一个人。他开始叫我“先生”，又叫我“经理”，最后又叫我“博士”、“官长”……和一大堆南京不肯给我的官衔，目的是要我给点“小费”。“小费”给过了，他还是不去。原来他要我“搜身”——把身上所有的“钞票”都悉数搜出来给他做“小费”。这件事倒出我意外，哪有要“小费”有这样要法的呢？！

“官长啦！”红帽子向我又打躬又作揖。他向我苦苦地哀求，说，“侬这些钞票，船一开就成一堆废纸。为啥不做点好事，‘赏’给我呢？”他又说他有老母在乡间“要饭”，老婆在上海害“肺病”。他劝我多做点“善事”，上帝会保佑我一路平安。

他表现得实在可怜见的，说的话也有实情至理。看在他老娘和老婆分上，我缠他不过，只好把心一横，也就把我所有的“废纸”都“赏”给他了。后来估计一下，总数该在十万元上下——这也是我一辈子最慷慨的一次！

红帽子欢天喜地地跑下木梯去了。我在“美国”的洋船上，扶着栏杆，居高临下地注视着他。看他一回到“中国”码头之上，立刻横眉竖眼，又在抢夺另一位旅客的皮箱了。

船慢慢地向大海上漂出去。在斜阳之下的祖国，逐渐模糊。终于在暮云深处消失了。船长在喇叭里告诉我们，现在我们已出了扬子江口，航行在“公海”之上了。我也知道这只在公海上航行的是只美国船。按国际公法，我们现在已经就身在美国了。

扩音器里的报告员，也很礼貌地招呼我们进餐厅用膳。当我还挤在长龙的尾巴之端时，一位新认识的“留美同学”就惊奇地告诉我说，吃晚餐时，“可口可乐可以随便喝！”“可以随便喝？！”我把两眼一瞪，我二人乃捡了个临窗座位坐下，“开怀畅饮”，把“可口可乐”喝个饱。

吃了两块美国肉饼之后，我二人又分吃一块奶油蛋糕，又各啃一个又胖又红的苹果。在祖国痴生了二十来年，还未啃过这样又红又胖的苹果！

这是我的第一顿的美国晚餐——“可口可乐可以随便喝”的晚餐。

餐后稍息，又去洗了个极其痛快的美国热水淋浴，再穿上上海新买的睡衣，在摇摆不停的水手吊床之上，听着船舷之外有节奏的水声……我在想，想到我玄武湖上的朋友，想到船下向我不停地招手的表弟，想到那沿着一条木梯、在两国之间跑上跑下的“红帽子”……我和他们之间的生活已经有显然的中美之别了。“别”得像一头洋狗和一条祖国江南稻田里的水牛。这两个不同的动物所居住的不同的世界，其间实际的距离，不过是上海共和祥码头上的一条木梯罢了。

遵照朋友的嘱咐，我取出了练习簿，便把我这第一天美式生活中的“所见所闻的小故事”记录下来，再加个题目叫《一条梯子的距离》。船抵横滨后，我这第一篇“旅美通讯”，便从东京帝都饭店的邮箱，飞向日没处朋友的编辑台上去了。它后来是否在祖国读者眼前露过面，到现在我还不知道，只是我的练习簿多得是，“所见所闻的小故事”也多得是。兴致好，日记也天天记。记过了，加个题目，撕下来，投入邮箱，也就不管它死活了。

在1950年的除夕，鸭绿江畔炮声正浓，我在纽约忽然收到一份刻着“无法投递”的“退稿”。那原是我1949年初所寄出的七八篇“通讯”的最后一篇。它显然曾飞入国门——有京沪两地邮戳为凭——但是在祖国它显然是无枝可栖，所以又飞回美国了。

它回来了之后，我也没有替它“洗尘”，便信手把它向废纸堆中一丢。它后来如何地失踪了，我从未追查，也无心追查。它只是像1948年我的“红帽子”朋友所说的钞票一样，一卷废纸而已。它也和它的涂鸦主人一样，同是在那不平凡的年代里，随风飘荡的一点尘埃。一阵风来便不知被吹到哪里去了？其他的还管得了许多！

可是丢尽管丢，写还是常常写。日记写腻了，就写周记；周记不写了，就写月记、两月记、半年记……有空还得耍耍笔杆，耍到夏志清先生所说的“封笔”为止，因为板儿所住的“大观园”之内，“所见所闻的小故事”是天天都有，也是永远写不尽的。写在日记上或练习簿上（那时美洲还买不到中国的“原稿纸”），再想一个题目加上去，便成为“杂文”了。在华侨报刊上编报屁股的朋友们，缺稿了，拿去把它们印出来，它们也就和落定的五十年代的尘埃同在了。尘埃给扫掉了，它们也就给扫掉了。这就是这个小册子里这几篇仅存的小文坎坷的命运——一点点五十年代的梦痕。

1979年1月11日于纽约市大期考之后

梅兰芳传稿

思蕴

如果男性之间也有一个人可以被称做“天生尤物”的话，这个人应该就是梅兰芳！

兰芳的名字不用说将来是与中国的历史同垂不朽了。但他之所以能垂名史策，不是因为他贵为今日的“人大代表”，也不是因为他曾经立过什么“功”、什么“德”足以造福人群，而是因为他能以男人扮演女人的成功！

一个曾经看过梅剧的苏联剧作家问中国驻苏大使颜惠庆说：“你们中国人为什么要用个男人来扮演女人呢？”颜说：“如果以女人来扮演女人，那还算什么稀奇呢？”

兰芳现在是名满全球了！但是老实说西方人之欣赏梅剧，恐怕多少要受几分好奇心的驱使。可是我们看惯了“男人扮演女人”的几万万中国人和日本人，为什么又对他疯狂地爱慕呢？这分明不是因为他“稀奇”，而是因为他“更别有系人心处”！

兰芳才四岁时，父亲便去世了，十年之后母亲又死了。他既无兄弟，又无姊妹，所以一小便孤苦伶仃，正如他自己所说的：“世上的天伦乐事，有好些趣味，我是从未领略过的。”

幸好他还有个祖母。她悯其孤苦，躬亲抚养，至于成立。另外还有个“胡琴圣手”的伯父。兰芳七岁时便开始学戏，他那驰名的《玉堂春》就是他伯父教的。所以兰芳未到十岁就会唱“十六岁开怀是那王”了。

他们梅家在清朝咸同年间在北京便很有声名。所谓“所操至贱，享名独优”。兰芳的祖父梅巧玲身躯长得细腻洁白、肥硕丰满而善于忸怩，所以当时便以演风骚的戏出名。在《渡银河》一剧里演杨太真，能使全场春意盎然。而在《盘丝洞》里饰那和猪八戒调情的蜘蛛精，玉体半裸，尤其淫冶动人。

一个曾看过巧玲戏的人说：“《盘丝洞》一剧，以梅巧玲最擅长……他人不敢演也。盖是剧作露体装，非雪白丰肌，不能肖耳。”

梅家之入京，当始于巧玲，至于他的祖籍何处则殊无定论。《梨园轶闻》著者许九野说：“梅胖子，名巧玲，字慧仙，扬州人。”此说殊不可靠，因为扬州是烟花旧地，中国古代诗人羡慕“腰缠十万贯，骑鹤下扬州”。又说：“人生只合扬州死。”所以自古以来中国的名伶名妓都说自己是扬州人。

五四运动时代，北京学人则说梅是胡适之先生和陈独秀先生的同乡——安徽安庆人，不知何所本。

萝摩庵老人的《怀芳记》和徐慕云编的《梨园影事》则说梅家是祖籍江苏泰州。此说似稍可信。盖淮扬产的艺人，都概括地说他们自己是扬州人，故有是扬州人之传说。至于安徽人一说显系无稽之谈。唯不管三种说法之真实性如何，而梅氏原为南方人则似无可疑之处。

清朝时之南伶北上实始于清乾隆帝之南巡。清高宗之南巡主要目的是为征逐声色的。所以回銮时曾违背了“祖宗家法”携回大批江南佳丽，并选了大批江南俊秀儿童带回北京预备训练做御用伶官。这些儿童同时也就被列入乐籍。

清人罗瘿庵在他的《鞠部丛谭》内说：“南府伶官多江苏人，盖南巡时供奉子弟，挈以还京，置之宫侧，号南府子弟，皆挈眷居焉。其时江苏岁选年少貌美者进之，嘉庆后渐选安徽人，皆纳之南府。道光后南府皆居太监，伶人乃不得挈眷矣。”艺兰生的《侧帽余谭》则说：“若辈向系苏扬小民从粮艘载至者。嗣后近畿一带尝苦饥旱，贫乏之家有自愿鬻其子弟入乐籍者，有为老优买绝任其携去教导者。”

至于巧玲本人是否亦以此种方式去北京的则不可考矣。巧玲在髫年时艳名即遐迩皆知，其时亦常入内庭供奉。这“天子亲呼胖巧玲”的花旦，在咸丰初年即已是捧客们征逐的对象。

不过这时正是昆曲已衰、皮黄未兴的时候，加以北方外患方亟，南方的太平军正虎踞长江之时，以故北京戏业不振，伶人的生活还很清苦。那时北京的戏票每张只卖铜钱几百文，约合后来十来个铜元。此种情形至光绪初年还是如此。所以他们那时所最看中的生意经，便是到达官贵人们家里去演堂戏，但以巧玲之红，每回堂戏的收入亦不过十两银子，比起他孙儿和谭鑫培等在洪宪王朝时所演五百银元一夕之堂戏，真有霄壤之别。

再者在帝王时代的中国，三千年来一向是“娼优”并列的。乐籍是中国阶级社会中的最下级品流，与外界是不通婚嫁的。《鞠部丛谭》中说：“凡名伶无不有几重姻戚，盖昔时界限甚严，伶界不能与外界结姻。”兰芳的岳父王佩仙便也是个名伶，佩仙的五个女儿也分别地嫁了五个出名的戏子。

在那种农之子恒为农、工之子恒为工、考究出身非常严格的社会里，他们梅家便世世代代做着优伶。但是在那个时代，做个伶人也着实不易。他要应付当朝权贵，他要敷衍地方上的恶势力，还要浓妆艳抹地去为捧客们征歌侑酒。据说梅巧玲还有几分侠气，每不惜巨金去救济那些为他捧场的寒士。所以他虽然做了四喜部头，也往往入不敷出。所以当他于光绪八年病死的时候，遗产所余也很有限。

巧玲有两个儿子，乳名叫做大琐二琐。大琐名叫竹芬，后改名雨田；二琐名叫肖芬。他两人也继承父业习青衣花衫。大琐年少时粉墨登场也还楚楚可人。《宣南零梦录》的作者粤人沈南野当时在北京做豪客，“曾招之侑酒”，说他“既至，则敛襟默坐，沉静端庄类大家闺秀，肥白如瓠，双靥红润若傅脂粉，同人拟以‘荷露粉垂，杏花烟润’八字，谓其神似薛宝钗也”。这位薛宝钗式的大琐就是兰芳的伯父，后来他也因“倒嗓”不能再唱，而改行为琴师。

至于二琐则一直是默默无闻，未见有人捧他，未及壮年，便夭折了，而兰芳就是二琐的儿子。所以他不但少孤，而且家境也非常贫寒。

但是兰芳一小便绝顶聪明，更生得明眸皓齿，皮肤细腻白皙，指细腰纤，真是浑身上下，玉润珠圆。而最奇怪的是他自小便生得一副谦和脆弱的气质，柔和得像一个最柔和的多愁善感的少女。再配上一副清和润朗的嗓音，使他除性别之外，便是个百分之百的姣好的少女。当时人说他是“以文秀可怜之色，发宽柔娇婉之音”。所以他自十二岁取用艺名兰芳——他原学名梅澜，字浣华——在北京登台以后，一鸣惊人，不期年便捧客盈千。

须知当时北京的优伶，没有人“捧”是永远不能成名的。在那千万个捧客之中，最重要的还要“豪客”。

至于豪客在当时的北京是所在皆是的。那儿有的是王公贵人、贝勒公子，有的是腰缠十万想到北京“捐”个知府道尹的地主富商，有的是进京会试想谋个一官半职的各方名士和新举人，有的是卸职还京、在习礼三月[1]等候便衣殿召见的封疆大员。他们都是有钱有势的有闲阶级，客居无聊，便去包妓女、捧戏子。

清季京师禁女伶（北京有女伶系庚子以后事），唱青衣花衫的都是些面目姣好的优童。这种雏伶本曰“像姑”，言其貌似好女子也，后来被讹呼为“相公”，日久成习，“相公”一词遂为他们所专有，公子哥儿们反而不敢用了。兰芳便是当时百十个“像姑”之一。

这些像姑当然每个人都想拥有千百个豪客，借他们的财势，将来好变为红脚。贱日岂殊众，我们没有理由能把这时的兰芳和他们分开。

但是应付这些豪客也绝非易事。他们除在园子里听戏之外，还要这些童伶们去“侑酒”去“问安”。侑酒的方式有剧妆侧侍的，也有卸妆杂座的。在这种场合下，酒酣耳热，猥亵的行为在所不免。清人笔记所载比比皆是。

《越缦堂菊话》的作者李慈铭便感慨地说：“其惑者至于偏征断袖，不择艾豭，妍媸互济，雌雄莫辨。”这位李君并痛骂那“布政使”、“学差”者流的荒淫无耻。

清季恒以男伶和女妓同列。而女妓则无男伶的身价高。因为这些豪客们有的是美人充下陈，无啥稀奇，何况女妓们多有色无艺呢？

郑振铎在《清代燕都梨园史料》的序中说：“清禁官吏挟妓，彼辈乃转其柔情以向于伶人，史料里不乏此类变态性欲的描写与歌颂，此实近代戏剧史上一件可痛心的污点。”

有些像姑除应付豪客之外，亦有以同样方式向“冤大头”们拖金的（“冤大头”三字在嘉庆时即有此俚语）。

据当时史料所载，这些“冤大头”观剧必坐于“下场门，以便与所欢眼色相勾也。而诸旦在园见有相知者，或送果点，或亲至问安，以为照应。少焉，歌管未终，已同车入酒楼矣”。

这些冤大头们有的竟为他们所迷恋的伶人“筑室娶亲”耗至数万金者。亦有因破产呷醋等关系而招致杀身之祸者。所以有人作诗咏其事说：“飞眼皮科笑口开，渐看果点出歌台。下场门好无多地，购得冤头入座来。”

但有时也有骗子冒充冤大头的，伶人们也常有因此失金、“失身”的。

也有些寒士，因为做不起冤大头而又偏想染指，以至受辱的。其时有一老头子的寒士，自号“小铁篴道人”的，因为寻芳不遂而受管班的侮辱，他悻悻而去之后，还拿出阿Q的精神来说：“道人为花而来，岂屑与村牛计较，司空见惯，殊恬如也。”至于情性相投、双方皆出于自愿者，亦殊不乏人。

这一类的社会史料，在清人的笔记内真多不可数。清季士大夫阶级荒淫的罪恶，真罄竹难书。但是这个罪恶的渊薮便是兰芳出身的社会背景。由此也可知道他的职业的性质。

写历史的人不能因为他爱慕兰芳，便剪去了那梅郎弱冠时代伤心的一页。

据说兰芳少时即“以家贫，演戏之暇，时出为人侑酒”。有一个广东籍姓冯的豪客为他“营新宅于芦草园。屋宇之宏丽，陈设之精雅，伶界中可称得未曾有。冯又延请豪贵，往来其宅中，因之梅之名誉大著”。关于这位冯姓豪客于民国初年在北京传说尤多，今姑从略。盖那时捧梅者甚众，不必多考。

不过时至光绪三十几年时，兰芳仍算不得是“花国状元”。他上面前辈的青衣花衫还有他的师傅陈德霖和王瑶卿；生角有谭鑫培和武生的杨小楼等。兰芳则不过是当时像姑中的第一二名而已。

但那一批前辈伶人与梅家非亲即故，所以他们对兰芳也加意扶持。尤其那特蒙西后殊恩的杨小楼和谭鑫培也时时援引兰芳为配角。有时亦偕入内庭供奉。北京人曾传说兰芳亦尝为西后面首，此说殊不近人情。至于后来传说他受宠于隆裕太后，虽亦不足信，唯征诸汉唐宫闱往事，因亦未可断其必无耳。

要不是时代有了转变，恐怕兰芳的一生便要和他的先人们一样，到了年老“色衰”的时候，凭自己以往的声名，来当一名管班，授几名徒弟，再去扶持一批小辈子侄，任达官贵人们去“捧”了。

谁知武昌城内一声炮响，大清皇室随之瓦解土崩。兰芳的命运和他的职业一样也起了激烈的转变。

兰芳在清末本专唱青衣正旦，所谓贴旦，民国以后乃兼唱花衫，他本人是以皮黄起家的，但他并未忘记他梅家祖传的昆曲，《刺虎》便是他昆曲的拿手戏。

中国戏剧自宋元而后以至于他们梅家之崛起，都是昆曲的天下。自元人杂剧到吴梅所搜罗的一百四十六种“清人杂剧”，骚人墨客们也着实下过了一番功夫。至于情节的动人与夫唱词的娴雅，昆曲可说已到登峰造极的程度。唯其伴奏的乐器则只以笛子为主。

就乐器方面说，中国的笛子是很原始的。它只有七个音阶，国乐所谓宫、商、角、徴、羽、少宫、少商。笛子是不能吹半音的。更浅显地说，就是笛子吹不出钢琴上黑键所发出的声音。不用说西乐中几重奏的和音笛子无法应付，就是吹个单调儿，笛子也是不能胜任的。所以以笛子为主要伴奏乐器的昆曲，唱起来也是索然寡味的。

严格地说起来，昆曲是近乎话剧的。欣赏昆曲，与其说欣赏伶人的唱工，倒不如说欣赏戏剧本身的情节，熊佛西先生说得好：“大多数旧剧是只有‘故事’而无‘剧’的。”昆曲尤其是无啥可“唱”的，尽管当今还有批文人雅士如赵景深者流还在继续地唱下去。

中国诗人们所欣赏的“小红低唱我吹箫”，与其说是欣赏音乐，还不如说欣赏意境的好。

所以到了清末，昆曲就式微了。而打倒它的，却是由南方北传鄙俚不堪的土戏“乱弹”，也就是所谓“黄腔”。湖北黄陂黄冈两县所流行的黄泥调，便是后来的二黄，再配上徽调汉调乃成为后来的皮黄。

咸丰以后皮黄日盛一日。同治中兴时昆曲就被打入了冷宫。老的昆伶都纷纷改业皮黄。做这个转替时代的枢纽的便是三庆班头的程长庚，和四喜部头的梅巧玲。

巧玲原为昆伶，且能吹昆曲笛子三百套，但是时势所趋，他终于改业皮黄，成了京剧的开山祖师之一。不过巧玲那时所唱的京剧不但词句是下里巴人，和昆曲不能比，就是它那主要伴奏乐器的胡琴，所拉的调门也十分简单，虽然已比笛子进步多了。可是到了他的儿子雨田手里情形就不同了。以前胡琴调子中的开板——俗谓之过门——十分简单，到了雨田手里花样就多了。今日吾人所欣赏的二黄原板、西皮慢板、反二黄等等的幽美的过门，几乎都是雨田一手改良出来的，雨田因此成了梅派胡琴的祖师。

马思聪说：“试问两根绳子能发出什么音来！”这是出者奴之的话。就管弦乐方面言，我们同西方虽然不能比较，但就一两样小玩艺儿言，个人技艺的表现，我们也大可不必妄自菲薄，梅雨田的胡琴就是如此，据说他能以胡琴“效座中各人言语”。京剧是今日每个中国人都听过的，胡琴拉得好的亦确有其超凡脱俗之处，这也是任何音乐家所不能否定的。

民国以后四大名旦的琴师，几乎全是梅派。所以兰芳不但是四大名旦之首，而其他三大名旦亦皆祖述梅家，现姑不多谈。

所以京剧到了兰芳手里，可说是天与人归。他的祖父和伯父都替他做了准备工作，他集三世之大成，再加上一己的天赋，年方弱冠，他便成了举世瞩目的红星了。

再者皮黄到了清末可说已至滥觞时代。西太后是天天要看戏的，那时戴红顶花翎、穿黄马褂的头品大员参见太后都要匍匐，仰首伫视是要犯大不敬罪的，可是戏子们在“老佛爷”面前却可随意调笑。据说在光绪初年德宗每次陪太后看戏总是侍立一旁，一次一个演皇帝的戏子出台后向宝座一坐说：“咱假皇帝有得坐，真皇帝还没得坐呢！”太后听了大笑，于是赐德宗座。

一个梅家四喜部的演员，一次在内庭戏台上，信口乱说拿女子开玩笑，他对他的婆娘说：“浑家，你知道阴七阳八吗？你们女人饿七天就死，咱们男人饿八天还不得死！”这一下他忘记了西太后也只能饿七天。所以慈禧听了很不高兴地说：“你们男人就这样神气！老不给你赏钱，看你饿死饿不死？”所以小太监们以后常常克扣他的赏钱。

由这些事情我们可以知道皮黄在清末盛行的状况。上有好者下必甚焉，在清光宣之间，朝野上下几乎每人都要哼几句才算时髦，一时文人学士也以捧戏子为风流韵事。而兰芳就是这风流韵事中的宠儿。

所以罗拜在他的红裙底下的第一流名士，多不可数，而尤以清末民初的易实甫、樊樊山为最，梁启超和后进的胡适也常敲边鼓。

在这些文人的精心策划之下，于是梅剧的内容情节、唱工、身段、灯光、布景、台词、音乐等等的进步也就一日千里（熊佛西先生在《佛西论剧》内对梅剧曾有严格的批评，这儿笔者所谈的只是就京剧本身的进化而论）。因此皮黄乃由一种鄙俚不堪的小调儿，骤然进步到雅乐之林，在中国的歌剧艺术史上写下了光彩辉煌的一页，而兰芳就是这一页的首要著作者。至于兰芳在这些第一流名士的捧客间，是否也有一二腻友，其友情是基于“灵魂深处一种爱慕不可得已之情”，如琪官儿之与宝二爷者，笔者就无从深考了。

清季唯有天津和上海的租界内才有唱皮黄的女戏子。唯当八国联军的混乱期间，天津的女戏子乃乘间入北京演唱而大受欢迎。后来两宫回銮时，当局也就默许了既成事实。女伶既兴，则在北京很多唱青衣的男伶都被那唱青衣兼唱花衫女同行挤下去，在民国初年此种情形尤为严重。于是兰芳在各方怂恿之下，在大名士显宦的捧场中，也开始唱起花衫来。青衣贴旦是专究唱工的，而花衫则唱做兼重，为投时好，为求雅俗共赏，为与风骚的女同行争生意，则兰芳唱起花衫来，其任务也就益形繁重了。

为完成这一个繁重任务的第一要义就要举止淫荡，要拼命地“浪”，要浪得入骨三分，要浪得如贾琏所说的“使二爷动了火”。你别瞧兰芳“文秀可怜”，他浪起来可也真够劲。他的女同行想把他挤下去，显然是蜉蝣撼大树。

当他于民国二年在北京怀仁堂唱《小尼姑思凡》时，华北为之轰动。上自总统、内阁总理、各部总长……都夹在人丛中挤眉弄眼。在前三排的席次内，你可找到道貌岸然的蔡元培、一代文宗的梁启超、状元总长的张季直……在“小尼姑”春情荡漾时，你也可看到这些胡须乱飘的老人家的眉梢眼角也如何地随之秋水生波。

他这一浪，那一批捧他的文人学者固然为之心荡神移。而那批头插毛帚、代清廷王公贵人而起的新统治者更是想入非非。于是梅郎的命运也随之浮沉曲折进入了新阶段。

不特此也，那一向视好莱坞大腿如粪土、而却嗜梅剧成癖的美国驻华公使，为艺术而艺术竟也大捧其场来。于是兰芳的博士方巾，这时虽尚远隔万里烟波，而也就隐约在望了。

在清末兰芳虽已声名大著，唯说起来他总是老伶人谭鑫培、余叔岩辈的配角。可是辛亥革命以后这情形就不同了。按梨园旧习，旦角本是最卑贱的，元曲如此，昆曲也如此，可是到兰芳成名时这旧习内也起了革命，尤其是民国二年兰芳第一次南下到了上海之后。

北京人听戏是很别致的。在那陈设简单、座位稀少的戏园内，有的竟然放了一张张笨重的八仙桌，观众绕桌三面坐。老行家们听戏总是双目半闭，侧身而坐，一手抱茶壶，一手敲板眼，他们是在“听”戏。听到奥巧处，他们会不约而同地把桌子一拍，叫声：“好！”所以戏子们在北京虽然也要色艺兼重，而唱工则为首要。

在上海就不同了。碧眼儿为我们带来了新式的舞台，大到能容一两千人，再者北京的“良家”妇女是很少进戏园的，上海却不然，那硕大的戏院内却挤满了领子比颈子还高的太太小姐们。这些上海仕女们是不懂什么二黄西皮的，她们来的目的是“看”戏，“听”反而变为次要了。所以兰芳民国以后之兼唱花衫，与他1913年之南下是很有关系的。

抑有甚者，上海是吴侬的故乡，江南佳丽，多如过江之鲫，她们到这洋化的戏院来，都打扮得花枝招展争奇斗胜。可是当兰芳在上海演天女散花时你可看到，在那一阵急促的三弦和琵琶声里，只见那后台“出将”的绣帘一飘、下面闪出个古装仙女来。在那灿烂的灯光下，她一个食指指向鬓边向台口一站，那全院小姐太太们的脸顿时都显得黄了起来。就凭这一点，兰芳在上海立刻就红起来了，别的就不必提了。

梅氏皮肤的白皙细腻和脸蛋儿的姣好动人，是尽人皆知的。任何自命不凡的东方女子，在这场合下和他一比，都自觉粗糙不堪。至于一个男人何以能有如此的“花容月貌”呢，那只能追问上帝！因为他实在是天生的尤物。

艳名南传之后，兰芳回到北京益发身价十倍。其后他便常常以花旦戏做压轴戏。捧他的人不消说也不像清末王公之对待像姑了。军阀官僚之外，出入于兰芳之门的，多得是进士、翰林一流的遗老，和学成归国的欧美留学生。老状元张季直即以“三呼梅郎”而闻名海内，梅党中的樊樊山、易实甫捧得益发起劲，而他们中捧得最具体的则是齐如山。

齐君在清末即已有文名，后来以捧梅甚力，竟然做了入幕之宾，专门替兰芳编戏。在这些知音律的文人幕后主持之下，京剧乃因兰芳而高度地发展成了雍容华贵的艺术。

前已言之，京剧本源于“乱弹”。“乱弹”者，乱弹一阵也。清代因北京五方杂处，各地来的人各有所好，所以北京各种地方戏皆有，秦腔、梆子、黄腔、汉调……无不具备。后来伶人每每综合演唱，以娱籍贯复杂的观众，而“乱弹”就是这联合阵线的总名。就是在梅家上两代，“乱弹”还是乱弹的联合阵线，没有完全融化，到了兰芳成名的时代，这乱弹才真正地统一，成了个整体的艺术。因兰芳而盛行一时的曲牌南梆子，就是出于梆子腔，西皮则出自秦腔。

须知“乱弹”本出自中国农村。京剧内的大锣大鼓本也是为着适应野外演唱用的。所以一切现代化的所谓舞台布置（stage setting）等等，都为当时社会条件所不许。不得已而求其次，他们乃想以身腰四肢的动作作为发生某种事件的象征。但是如一味在台上无规律地乱动也太不雅观，聪明的民间艺人们乃定出许多种式样来，如抬腿表示上楼、低头表示进门等等。

西方大规模的舞台布置也是大都市兴起以后才有的事。有了现代化的经济制度，才有现代化的舞台设计。所以如果我们以现代化工商业的社会做着眼点，胡乱地来批评以农村经济做背景的平剧，是缘木求鱼的，洋人之批评中国旧剧就犯了这毛病；胡适之先生也跟着说中国的戏剧艺术是在樊笼中发展的（arrested growth），这都是忽略社会背景的皮相之论。

兰芳的导演们，不用说是基于这个传统来替他设计改良。首先他的戏剧的内容被改弦更张，英雄美人的故事不再像“乱弹”中的俚俗，字句也有了改善。比起王实甫、孔尚任来，齐如山的“缀玉轩词”是俗不可耐。但是较之乱弹中的“昨夜一梦大不祥，梦见了猛虎入群羊……”，则典雅多了。

至于兰芳的行头、文武场面、跳舞姿势，也都找了历史的张本；迷人最深的手指，也都经过深刻的研究。

乱弹中的地方乐队不用说是被大大地改组合并，其他的古乐器也被择优加入了。所以兰芳的后台不再乱弹，相反的他组织了一部中国的奏乐班，震耳欲聋的武场也有适当的约束。同时为兰芳伴奏的乐师也都是一时之选，徐兰沅的京胡、王少卿的二胡都是国手。这一徐一王的合作，京剧乃有双琴和五音联弹制度的出现。梅派青衣中最出色的南梆子，几乎就是以二胡为主、京胡为辅的。

你听到梅曲南梆子中的“……轻移步，走向前，中庭——站定，猛抬头——见碧——落……月色——清明——……”你就可听出这一步改良的重要。

从世界进步的音乐观点来看，中国旧剧中的伶人不是在以声带唱，而是在以舌头念。兰芳固亦深知其弊，所以在他与世界进步的乐理发生接触以后，他的发音的部位也有重大的转变。酷好梅剧的英文《中国戏剧概论》（The Chinese Theater）的作者苏格尔（A.E.Zucker）就说梅氏深受西洋艺术的影响，他把现代进步的戏曲原理吸收到中国旧剧里面去，但却没有损及中国旧剧古色古香的传统（见该书1925年波士顿版p.171 ff.），所以兰芳一开口不用说一般优伶变成哑子，就是其他三大名旦也望尘莫及。

所以梅曲，就是世界上要求最苛刻的音乐鉴赏家，也不得不加以推崇的。试看他在1930年离开纽约以后，胜利唱片公司中梅兰芳唱片销行的盛况，你就可知道的。

自然梅剧中的编导演唱也不能说没有缺点。徐慕云在《中国戏剧史》中就指摘梅兰芳不应用南梆子来唱《三娘教子》。凡此非关本题，今姑从略。

兰芳的花旦戏，经过一批文人的匠心，也有了大大的改善。他能演得既乐且淫而俗不伤雅。后来醉酒的杨贵妃比以前思凡的小尼姑也高明多了。

在《太真外传》里，你看在华清池赐浴之后，那玉环妃子在百花亭畔，喝得七分酒意，想起那胡须满腮的老头子，不能不使她失望，在那白玉台阶边，她徘徊上下，酒兴催人，情难自已。她把双手紧紧按住腰下，懒洋洋地躺在台阶上，眉尖下泄露出最淫荡的眼光来。这时台后的乐队打低了调子，以二胡三弦为主，奏出一段悠扬的《柳腰锦》，接着板鼓笃落一下，京胡提高了调子，转入二黄倒板，再转顶板，她醉态酣痴地唱道：“……这真是酒不醉人人自醉，色不迷人人自迷……”这时万缕春情自丹田内涌出，她委实不能自持了，不禁柔弱无力地举起手来，叫道：“高——力士……卿家在哪里？……”谁知那聪明的中国皇帝早就料到这一着。那在一旁爱莫能助的太监高力士，应声轻轻地跪下道：“娘娘……奴才……不……不……”她再举起手来招一招，叫道：“力——士。”

在这娇滴滴的声音里，舞台下千百个观众不觉都停止了呼吸。千百张“剧情说明书”被人们不知不觉地搓成无数个小纸球。性子急的男士们这时恨不得一跃上台把高力士推向一边；女观众们也同样地局促不安起来，因为她们知道演这个痛快淋漓场面的不是女性的杨玉环，而是男性的梅兰芳！

就在这紧张的几分钟内，有的女士们竟被人在手上偷走了钻石戒指，老太爷们也有被小偷在这时割去了狐皮袍子后面的下半幅。

那坐在前排的英美公使们，也不禁紧紧地拉住他们身边“密赛丝”们的手，轻轻地叫一声“汪达否”。在他们洋人面前唱京戏，本是对牛弹琴，但在这场合下，纵使是牛也要为之情思荡漾的！据说美国驻华公使芮恩施（Paul S.Reinsch）就是这样而向徐世昌总统提议邀请兰芳游美的。

那在台下看得出神的诗人易顺鼎，这时也“烟丝披里纯”一动，做出一首“万古愁曲”来。他说：“此时观者台下百千万，我能知其心中十八九，男子皆欲娶兰芳以为妻，女子皆欲嫁兰芳以为妇，本来尤物能移人，何止寰中叹稀有……吁嗟乎！谓天地而无情兮，何以使尔如此美且妍？谓天地而有情兮，何以使我如此老且丑？”

吁嗟乎！看过兰芳的戏，而自叹“老且丑”者，新夫妇尚且不免，况易老夫子乎！

真是像演《贵妃醉酒》这一类的戏，如演员们自己的禀赋内，没有这种纵是女性也少有的浪劲，是不能体会得那样淋漓尽致的。但是梅兰芳这个尤物，他就能模拟得惟妙惟肖。

不过，梅郎的天赋，就只此而已哉？不！过了二十四小时，你可再看他那悠绵悱恻的《霸王别姬》。

这儿是在万马军中，那个盖世英雄的西楚霸王被十万汉军围困在垓下。众叛亲离的结果，现在是四面楚歌，灭亡就在旦夕。在这种绝境里，唯一对他忠贞不移的，便是那个随他转战十余年的妃子，温柔多情的虞姬。可是现在这一对英雄美人已到了最后生离死别的时候了。

当绣着一株硕大梅花的绣幕缓缓地卷上时，你可看到在那连宵突围不成、现在倦极而卧的彪形大汉的身旁，徘徊着一个我见犹怜脆弱的女子。这时是月到中天，隐约可听出四周喊杀之声。在这个凄凉的军帐内，为让他休息一忽儿，她默默地走出帐外，时当初秋天气，真是“云敛晴空，冰轮乍涌，好一派新秋光景……”，要不是国破家亡，这一番夜色该多值得留连……她徘徊在月光之下，心乱如丝。这时后台的乐队奏出了幽怨的二黄南梆子。她清晰地唱道：“……大王爷，他本是，刚强成性……屡屡地进忠言，他总不听……”她不禁思潮起伏，愁爱交煎……

忽然武场内敲起“东——仓”，接着便是一阵大锣大鼓，一阵楚歌声，敌人已杀进城来。她仓皇地逃入帐内，忙叫：“大王——醒！”

那个余威犹在的项王，一觉醒来，知情势已到最后关头。现在他俩是被困在十万军中，项王所余数十骑耳！挟一个柔弱的虞姬一道突围，势所不能，撇她而去，于心何忍。英雄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伤心处。此情此景，纵然是西楚霸王，也不禁热泪盈眶，发出了哀鸣。那花脸紧紧地拉住她的手，悲壮地唱道：“十余年，说恩爱，相从至此，眼见的，孤与你，就要分离……”但是在他身边那个依依不舍的小鸟，却仍然凝视着他，叫着：“大……王……呀！”

也就在这一声里，不知道有多少个观众的手帕为之湿透了。

在二十四小时之内，你可看到兰芳由一个浪劲十足的杨玉环变成一个以身殉情的虞姬。这是人类性灵中相反的两面，但两个都达到了极端，没有这种天赋的人，是模拟不出的，而兰芳的禀赋中便蕴藏着人类性灵最高境界中的无数个极端。所以他无论模拟哪一种女性美，都能丝丝入扣，达到最高峰。

那些只会“拥而狂探”（用沈三白语）的碧眼黄须儿，对我们以男人扮女人的旧剧摇头长叹，那只能怪他们自己浅薄，不就是他们所看非人。试问今日天下有几个女人，比我们的梅兰芳更“女人”？如果女性演起来，还没有我们男性的女人够劲，那凭什么女人要独霸女性的艺术。

你看那以《劈》、《纺》出名的梅郎女弟子，言慧珠、童芷苓，和五十多岁的师傅同时在上海登台，青不能胜于蓝，就是明证。

民国初年，北京女伶之禁大开，但是千百个女伶，就是这样地在兰芳面前垮下去了。1917年二十七万的北京观众把兰芳选为全国第一名旦。如在清末他就是“花国状元”了。

同年，那与我们有同好的日本人，重金礼聘，把兰芳接到东京去。在那辉煌灿烂号称远东第一的东京大舞台开幕典礼中第一个卷帘而出的不是旁人，正是我们的梅兰芳！

在日本几个月的勾留，六千万的日本人为他疯狂起来。本来事也难怪。须知那坐在第一号包厢内的皇后和公主们所穿的服饰，也不过是那被三万日本派往唐朝的留学生带回去的、长安市上妇女所穿的式样罢了，和我们长生殿内杨贵妃所穿出来的“官样”如何能比。

男子不必提了。日本少女们则尤为之颠倒。盖日本女子本即羡慕支那丈夫，兰芳一来正搔着痒处。她们被弄得如醉如痴。有的干脆痛快淋漓地写起情书来。那些芳子、蕙子们把兰芳哥哥叫得甜甜蜜蜜。梅郎返沪后，她们好多都丧魂失魄，整日价愁思睡昏昏。由于日本仕女对兰芳的爱慕，日本权贵于1924年，又把梅郎请去一次。东京不比纽约，梅氏在日本是可长期演唱的。但梅郎究竟不是樱花，东瀛何福消受。他之匆匆去来，真是留得扶桑，薄幸名存。

日本归来后，不用说兰芳已是远东五万万人所一致公认的第一艺人了。但是就在兰芳东渡之前，他已是北京罕有的“阔佬”了。民国三四年后，梅氏每天的收入是自五十元至一百元不等，至于千元一晚的特别演出还不在计算之列。外交宴会、绅商酬酢，几乎非有兰芳出演便不能尽欢。到北京游览的外籍游客非一访梅宅不能算到过北京。瑞典皇太子格斯脱（S.A.R.Prince Gustavus Adolpho）、印度诗人泰戈尔均曾踵门造访。生意经最足的美国华尔街大亨，对梅氏也一掷千金无吝色。1919年美国一批银行家结队做北京之游，请兰芳演唱了三十分钟，他们便奉赠酬金美钞四千元。论钟点算这恐怕是世界上艺人收入的最高纪录。那在一旁看得目瞪口呆的美国穷文人苏格尔说这是千真万确的，因为这个数目就是开这张支票的人告诉他的。须知那善于把“生意当生意做”（Business is business）的美国大亨是最考究一分钱一分货的，如果无所获，他们是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

但是这时的梅兰芳没有因成功而自满。或是因多金而以富贵骄人。他孜孜不倦，勤于所习。在北京深居简出。外人在舞台之外，很少看到他。欧美画师，想替这位名人画一两张速写像也很难如愿，据说是因为梅郎羞怯，不愿多见生人。

他于练习本行技艺之外，也勤于习字画画。兰芳写得一手秀如其人的柳字，也能画几笔疏影横斜的梅花，出手都很不俗。

他不烟不酒，起居饮食甚有规律，私生活十分严肃。对他一举一动最好猎奇的欧美记者，也都说他没有沾染丝毫不修边幅的习惯（bohemianism），并且和他接谈之后，大家都有个共同印象，说他像一个极有修养的青年学者。

不过兰芳究竟是一代风流人物，于两性之间，难免也有佳话流传。被动的不算，主动的则有他与余派须生名坤伶孟小冬的恋爱故事，这是尽人皆知的。为此兰芳家庭中也曾闹倒过葡萄架。那为兰芳作筏的人，也因此在脸上被抓出个永志不忘的疤。这些，在兰芳出身的社会里，本是贤者不免的事，不必大惊小怪。

就在这样平凡而不平凡的生活里，兰芳在北京一年年地过下去。他的身价自然是与他的唱片一样，与日俱增。但在他的歌声里，世界和中国的政局，都有了沧桑之变，尤其是“北京王”的兴衰。短短的十来年内，他看过袁世凯、张勋、曹锟、吴佩孚、段祺瑞、冯玉祥……此起彼伏。但每个北京王对他总都有着同样的爱护，兰芳对他们当然也无心拒客。至于后来人传说他与二张——张作霖、张宗昌——的特殊关系，则难免言过其实耳。

岁月不居，革命的浪潮终于冲到华北，北伐军于1928年进了北京。北洋军阀便连根结束了。北京改为北平以后，兰芳才第一次挣脱了与中央执政者的直接关系，其后他才逐渐掌握了自己的命运，不再受达官文人们操纵了。

国民政府定鼎南京之后，兰芳出国献艺之旧念复萌，于是乃正式筹备起来。为适应西方观众的嗜好，为启发他们对东方艺术的认识，兰芳的旧剧需要彻头彻尾地整理和改编，任务之繁重，自不待言。

而其中最重要的，却是要把中乐西谱，以便洋人按图寻声。北京大学音乐系的刘天华教授乃接受了这一项繁重的工作。经过一批中西乐家的长期合作，刘教授把兰芳的几支名歌都五线谱化了。西皮谱入F调，二黄谱入E调，南曲则谱入D调。一板三眼，自然是四分之四拍……毋待多言。

不过皮黄唱起来，有好多地方是不拘拍节的，也可说是有眼无板吧。如摇板、散板，乃至倒板等，伶人之开口前，乐队的指挥——板鼓师——就挂起了云板，以双手打板鼓，随唱者声音的高下缓急无定。而唱者也可以尽量发挥天才，不受拍节的拘束，这是京剧上的优点之一，但是五线谱却无法谱出。还有如京剧中唱西皮慢板是中眼起、中眼落，而不起初板，这与五线谱的格律也有格格不入之处……凡此，刘教授都别出心裁地把五线谱中国化了。然后再用中英文分别印出。另外北平的一些诗人学者名流几乎全部动员捧起场来。党国元老李石曾，和五四时代反对旧剧最力的新诗人刘半农，都特地撰文为国乐和旧剧辩护。在这一批新旧两派文艺学人的通力合作之下，这才把平剧真正地国粹化了。

经过年余的筹备，兰芳终于1930年终，偕了二十一名同行，登轮赴美了。在上海欢送的也是一时名流硕彦。

纽约这边，由美国故总统威尔逊的夫人领衔也组织了一个赞助委员会。这时太平洋两岸人士都拭目以待这个东方艺术考验时日的到来。

沿途经过一番热烈的欢迎，兰芳一行，乃于1930年2月8日到了这五洋杂处、世界上第一个繁华的大城——纽约。

兰芳抵纽约后，下榻于泼拉莎大旅馆（Hotel Plaza）。在这同时期来美的尚有日本及西欧各国的演员。但纽约的新闻界则对梅剧团较为注意，这不是因为他名震远东，也不是因为他后台有美国名流的赞助，最主要的还是因为他以“男人扮演女人”的“怪事”。

在一番例有的酬酢之后，梅剧团乃正式订于2月17日纽约百老汇第四十九街大戏院（The Forty-ninth Street Theater）上演。

在这纸醉金迷的纽约，这一考验真是世界瞩目，除却巫山不是云，纽约人所见者多，一般居民的眼光，都吊得比天还高。好多美国亲华人士，在兰芳上演前，都替他捏把汗。

在出演前两天，那一向自认为是一言九鼎的《纽约时报》，对兰芳的报导便吞吞吐吐。《时报》的两位剧评家厄根生（Brooks Atkinson）和麦梭士（Herbert L.Mathews）对兰芳在远东的成就曾加推崇，至于将来在纽约的前途他人都不敢预测。《时报》并以半瞧不起的口吻告诉纽约市民说，你们要看东方的戏剧，就要不怕烦躁，若躁了，朋友，你就出去吸几口新鲜空气……云云，又说梅氏扮成个女人，但是全身只有脸和两只手露在外面（Only face and hands free）。这显然是说看了纵横在海滩上十万只大腿还不过瘾的纽约人，能对这位姓梅的有胃口吗？哼……

看这味儿，梅氏还未出台，这纽约的第一大报，似乎就已在喝倒彩。这一次是兰芳有生以来第一次没有把握的演出。他自己当然是如履薄冰，不敢乱做广告，在任何场合，他总是谦恭地说是来新大陆学习的。中国艺术虽然是博大精深，而他自己却是中国的末流演员，如演出成绩不好，那是他个人技艺太差所致。

2月17日晚间，他在纽约正式上演了。这天还好算是卖了个满座。第一幕即由兰芳亲自出马。那是一出由《汾河湾》改编的《可疑的鞋子》（Suspected Slippers），是薛仁贵还窑后看见柳迎春床下一双男人的鞋子而疑窦丛生的故事，在那中国女译员杨秀报告了剧情之后，观众好奇地笑了一阵。

这是一个丈夫出去十八年还没有改嫁的中国女子的故事。那穿着个布口袋黄黄瘦瘦的中国女郎们，纽约人是看惯了的。这天晚间他们是好奇地在等待另一个黄黄瘦瘦中国女郎的出现。

戏院中灯光逐渐暗下来，一阵也还悦耳可听的东方管弦乐声之后，台上舞幕揭开了，里面露出个光彩夺目的中国绣幕来。许多观众为这一幅丝织品暗暗叫好，他们知道哥伦布就为寻找这类奢侈品才发现美洲的。

绣幕又卷上去了，台上灯光大亮，那全以顾绣做三壁而毫无布景的舞台，在灯光下，显得十分辉煌。这时乐声忽一停，后帘内蓦地闪出个东方女子来，她那蓝色丝织品的长裙，不是个布口袋，在细微的乐声里，她在台上缓缓地兜了个圈子。台下好奇的目光开始注视她。

只见她又兜了个圈子到了台口。那在变幻灯光下飘飘走动的她，忽地随着乐声的突变在台口来一个Pause，接着又是一个反身指。这一个姿势以后，台下才像触了电似的逐渐紧张起来。

也就在这几秒钟内，观众才把她看个分明。她的脸不是黄的，相反的，她的肌肤细致的程度，足使台下那些涂着些三花香粉的脸显出一个个毛孔来。

她那身腰的美丽、手指的细柔动人都是博物馆内很少见到的雕刻。脸蛋儿不必提了，兰芳的手是当时美国雕刻家一致公认的世界最美丽的女人的手。

这时舞台上的她，诚然全身只露出小小的两个部分来。然而这露出的方寸肌肤已如此细腻诱人，那未露出的部分，该又如何逗人遐想呢？

音乐在台上悠悠扬扬地播出，“儿的父，去投军……”他们是不懂，但是声调则是一样的好听。她那长裙拂地的古装，他们也从未见过，但是在电炬下，益发显得华贵。

台上的她愈看愈贵族化起来，事也难怪。她原是个东方的贵族，相府里出来的小姐。你看看台下那一个个呆若木鸡、深目多须的家伙，原只是一群虬髯客和昆仑奴。相形之下，她的雍容华贵，不是良有以也吗？

随着剧情的演进，台下观众也随之一阵阵紧张下去，紧张得忘记了拍手。他们似乎每人都随着马可孛罗到了北京，神魂无主，又似乎在做着“仲夏夜之梦”。

直等到一阵锣声，台上绣幕忽然垂下，大家才苏醒过来，疯狂地鼓起掌来，人声嘈杂，戏院内顿时变成了棒球场。直至把她逼出来谢场五次，人声才逐渐安定下来。

这晚的压轴戏是《费贞娥刺虎》（The End of the“Tiger”General）。

这一出更非同凡响，因为这时台上的贞娥是个东方新娘。她衣饰之华丽、身段之美好，允非第一出可比，台下观众之反应为如何，固不必赘言矣。

曲终之后，灯光大亮，为时已是夜深，但是台下没有一个人离开座位去“吸口新鲜空气”的。相反的，他们在这儿赖着不肯走，同时没命地鼓掌，把这位已经自杀了的贞娥逼出来谢场一次接着一次，来个不停。尤其是那些看报不大留心的美国男士，他们非要把这位“蜜丝梅”看个端详不可。

最初兰芳是穿着贞娥的剧装，跑向台前，低身道个“万福”。后来他已卸了装，但是在那种热烈的掌声里他还得出来道谢。于是他又穿了长袍马褂，文雅地走向台前，含笑鞠躬。这一下，更糟了，因为那些女观众，这时才知道他原是个“蜜丝特”。她们又非要看个彻底不可，她们并苦苦地央求他穿着西服给她们看看。

须知乱头粗服，尚且不掩国色，况西装乎。女要孝，男要皂，穿着小礼服的梅郎，谁能同他比。观众们这时更买来了花，在台上献起花来，台下秩序大乱，他们和她们不是在看戏，而是在闹新房，并且还要闹个通宵。

最后还是戏院主人出来，说梅君实在太疲乏了，愿大家明日再来，群众始欣然而散。综计这次兰芳出去谢场竟达十五次之多。

一对当时在场参加闹新房的美国夫妇，在二十年后的今日，和笔者谈起这事来，还眉飞色舞不止。

第二天早报出来后，纽约就发起梅兰芳热来，这个“热”很快地就传遍了新大陆。

纽市第四十九街的购票行列，不用说是绕街三匝，纽约的黄牛党也随之大肆活跃，黑市票卖到二十多块美金。最初梅剧团的最高票价是美金六元，后来也涨至每张十二元（这是1930年的美钞）！

纽约人本是最会使用白眼的，但也最善于捧场，兰芳于2月17日一夜之间便变成纽约的第一号的艺人，以后锦上添花的事情就说不尽了。

他原计划在纽约献演两个礼拜，后又增加至五个礼拜。兰芳的艳名，这次是从极东传到极西了。这时他又成了纽约女孩子们爱慕的对象，她们入迷最深的则是梅君的手指，他的什么“摊手”、“敲手”、“剑诀手”、“翻指”、“横指”……都成了她们模拟的对象。你可看到地道车上、课堂上、工厂内、舞场上……所有女孩子们的手，这时都是梅兰芳的手。

有的女孩子们，能拿了一束花，在梅氏旅邸前的街道上等他几个钟头，最后洒他一下，然后羞怯地逃走的，使我们想到中国古代掷果盈车故事的真实性。

纽约更有某名媛为爱慕梅氏，曾想尽千方百计，最后才能把梅氏请到她郊外的私邸中去做一宵之谈。她因为梅氏这时是三十六岁半，因特地手植梅花三十六株，为梅郎祝嘏。这时她的心目中，不消说自然是“一愿郎君千岁，二愿妾身长健”了。

在纽约的五个礼拜之后，兰芳在美的声名大奠。以后所到之处，无不万人空巷，没有警车前导就不能举步。他由纽约而华府，而芝加哥，而旧金山，而好莱坞，而洛杉矶，沿途所受欢迎盛况空前。

就当兰芳访美之行已至尾声时，美国西部两大学——波摩那学院（Pomona College）和南加州大学（Southern California University）——分别于5月底6月初旬赠予兰芳名誉博士学位。于波摩那的授予典礼中兰芳并曾发表过动人的演说。

梅氏之荣膺博士头衔，国人之暗于西方学制者每有微词。有人甚至说“海外膺衔博士新，斯文扫地更无伦”。殊不知美国大学此举是十分审慎的，那与校誉与学生出路皆有重大关系。被赠予者须先经舆论界与学术界一致认可，则学校当局始敢提议。兰芳在纽约之演出，纽约人多少还拿几分生意眼看他，说他生财有道。因为在纽约掘金世界驰名的百十个戏子中，梅君不过其中之一耳。

可是在梅氏出演的几个星期之后，他的营业性却渐渐为学术性所代替。其后沿途招待兰芳的，学术界占了最重要地位，试看哥伦比亚、芝加哥、加州等名大学教授会的欢宴，各大学校长、博物馆长与兰芳往还的名单以及纽约国际公寓（International House）欢迎会中世界各国的留美学生对他的评论，你就知道他的博士头衔并不是偶然得来的。兰芳在美享名是自东而西的，所以赠予他博士头衔的光荣，就属于西方两个大学了。

笔者写到这儿，不禁掷笔兴叹。试看梅兰芳的一生，有几个“上流”人士曾真把他当做个伟大的艺术家来崇敬过？有之，则是这一班美国大学里的老教授们罢了，何怪他每提到波摩那便面有喜色呢！

梅兰芳游美是中国现代史上的盛事。齐如山君虽曾出版过一本《梅兰芳游美记》，而当时想无专人主其事，外国语文似亦未能纯熟运用，以故齐氏的小册子写得十分潦草，而且错的地方也很多。笔者曾将英文资料稍事翻阅，唯以事忙无暇深入亦殊以为憾耳。

当1930年夏季兰芳自海外载誉归来时，祖国已残破不堪。翌年东北即陷敌，故都城头上的敌机更是日夜横飞。接着又是“一·二八”淞沪血战，倭患日亟。北平距敌人枪尖最近，居民无心看戏，有钱人纷纷南下。因之梅氏演戏的对象亦转以南方为重。他带着他的剧团随处流动。这时已没有张宗昌一流的军阀和他为难，他过着自由职业者的生活。政府对他不闻不问。但是北方毕竟是梅郎的故乡，那儿有他的祖宗庐墓、亲戚故旧。逢年过节，那儿更有大批挨饿的同行在等待着他的救济。祖师爷庙上的香火道人，也在等着梅相公一年一度的进香。

所以每次当兰芳所乘的飞机在南苑着陆时，在那批名流闻人和新闻记者的后面总是站着些须发皓然、衣衫褴褛的老梨园。在与那些“名流”阶级欢迎人员握手寒暄之后，兰芳总是走到这批老人的面前，同他们殷殷地握手话旧。他们有的是他父执之交，有的是他的旧监场，现在都冷落在故都，每天在天桥赚不到几毛钱，一家老幼皆挣扎在饥饿线上。他们多满面尘垢，破旧的羊皮袍子上，虱子乱爬，他们同这位名震全球的少年博士如何能比！

当他们看到这位发光鉴人、西服笔挺的美少年时，不由得都一齐蹲下“打千”向梅相公“请安”。兰芳总是仓皇地蹲下，把他们扶起。对他们嘘寒问暖，总是满口的“大爷”、“老伯”、“您老”……像一个久别归来的子侄。二十年前旧板桥，今日的梅浣华博士还不是当年在他们面前跳来跳去的梅澜吗？

你怎能怪，当梅氏的汽车一响，那批天桥人都扶老携幼地围拢过来，老人家们更叫过孙子来向梅叔叔叩头儿！每逢严冬腊月，当兰芳把孝敬他们的红色纸包儿（那里面的蕴藏往往超过他们几个月的收入）递过去时，你可看到那些老人昏花的眼角内涌出丝丝的热泪，透过蓬松的白色胡须，滴到满是油渍子的破皮袍子上去。

梅兰芳是何人？他是全球瞩目的红星，是千百万摩登青年男女的大众情人。但不要忘记，他更是这批老人家的心头肉、掌上珠呢！

就在这时，国际政潮有了波动。苏联禁不起日寇的压力，把中东路卖给了伪满，这一个国际间的无耻行为，引起了我全国上下的愤慨。斯大林为冲淡中国人民的反苏情绪，特地电邀梅博士和胡蝶女士一道至莫斯科演技。于是兰芳乃有1935年的访苏之行。

政治尽管总是丑恶的，艺术毕竟还是艺术。梅氏资产阶级的艺术，对那无产阶级国家的国民，也居然有空前的号召力。莫斯科大戏院前排队的群众，不下于纽约的四十九街。迟至1949年那奉命东来指导中共剧运的苏联的剧作家西蒙诺夫还不得不说：“过去梅兰芳先生在苏联演出引起了绝大兴趣，其影响至今不衰。”（见1950年中华书局版《人民戏剧》第一卷第二、三期第50页）

在苏联的演出，又获得另一佐证，那就是一个真女人——胡蝶，在一个假女人面前甘拜下风了。那布口袋上一个小酒涡（德国人为胡蝶所作的漫画）的魔力，远没有梅氏的大。她至多吸引了些异性的眼光，不像兰芳之受两性爱慕也。胡蝶的《夜来香》不用说更抵不上梅氏的南梆子了。

苏联归来后，国难益发严重了。二十六年夏季，倭寇果然发动了全盘的侵华战事。故都瞬即沦陷。这一只近百年来受尽屈辱的睡狮，这时忽然发出了近千年来罕有的吼声，抗战开始了！

而这时政府也为这抗日的万钧重担压着喘不过气来，故亦无暇来发动这批艺术家了。在这存亡绝续的关头，不是为着抗日，谁还有心在后方唱戏！于是兰芳只好随着逃难的群众，避到香港去。所以以后在报纸上除偶尔看到点“梅郎忧国”的消息之外，他是不唱戏了。

战局一天天地恶化，我们长江大河般的鲜血，抵挡不住敌人野蛮的炮火。几十万、几百万的青年在前线前仆后继地倒下去，一座座庄严雄伟的古城被敌人野蛮地炸毁了。在二十七年冬际我军终于退出武汉，抗战到了最艰苦的阶段。

就在这时期，那意志薄弱的汪精卫受不住了。他心一横，向敌人投降过去。最无耻的是他还要演一幕“还都”的丑剧。为表示抗战“结束”了，他要来歌舞升平一下。而梅郎当然是歌舞升平最好的象征，于是他着人向梅氏说项。

可是这批汉奸这次却碰到了相反的结果，受到梅先生的痛斥，为表示决心，在几个礼拜内，兰芳在他那白璧无瑕的上唇，忽然养起了一簇黑黑的胡须来！

当“梅郎蓄须”的消息被大后方的报纸以大字标题刊出之后，正不知有多少青年男女看了既兴奋又感慨。他们兴奋的是梅先生的正气，而感慨的则是生年太晚未能一见没有长胡子的梅兰芳。

岁月如流，那万恶不赦的日本军阀，终于上了绞架。国府正式还都，梅郎乃又剃去了胡子，在上海天蟾舞台，再度登台。这时兰芳已五十许人，他的一男一女已经也能粉墨登场而名扬报端了。这时他自己虽然还如以前一样文秀可怜，而嗓音毕竟有了变化。他祖父梅巧玲在这年纪已经改唱《钓金龟》了。

有的记者问梅先生为什么还不退休呢？兰芳感叹地说还不是为着北平一批没饭吃的同行吗？但是这时穷困的岂但是北平的剧界吗？就是梅剧团本身也很困难。老实说，没有梅兰芳谁又耐烦去看姜妙香、萧长华呢？

……

不过读历史的人则欢喜翻旧账。试一翻梅氏个人的历史，他自十二岁为人侑酒起，他看过多少权贵的兴亡，五十年来北京王的此起彼伏，正和兰芳舞台上的变化初无二致。他参与过活的“老佛爷”七十万寿的庆贺大典，他也看过死的“老佛爷”为孙殿英的士兵所尸奸；他看过洪宪皇帝的登基，他也看过袁大太子卖龙袍；他看过汪精卫刺杀摄政王，他也看过汪精卫当汉奸……眼看他起高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五十年来他看过北京当朝多少跳梁小丑的兴亡！……

“恩怨尽时方论定”，有些朋友或许要认为我们不应为生人作传，不过“若是当年身便死，此身真伪有谁知？”这两句话只能应用在误尽苍生的英雄们的头上，对一个薄命的贾元春又怎能适用呢？今日我们纵不动笔，难道三五十年后的史家，还能写出什么不同的结论来？

云天在望。遥念广寒深处，不知今夕是何年？寄语梅郎：在那万里烟波之外，太平洋彼岸，还有千千万万的祖国男女青年在怀念着您！

【作者附记】

我们都侨居海外，闲暇太少，资料无多，故不敢言为梅君作传，因以传“稿”名篇。祈读者亦千万以初稿读之！梅君旧游如有所匡教，则尤所感幸者！

1952年7月14日，纽约

原载《天风月刊》第五至第七期，1952年8月至10月

注释

[1]　“习礼三月”指当时地方官吏调往京城服务，因不谙官方礼仪，需“习礼三月”才能服官务。

我的女上司

思蕴

在一个明朗的秋天的下午，我拿了一封学校人事室给我的介绍信去见我的新上司。这儿是一个伟大的法科图书馆，里面布置得金碧辉煌。在这人影散乱但是却寂静无声的大厦内，我被我的新上司和蔼地接见了。这个新上司是个碧眼金发、风韵犹存的女人，她的名字叫做格雷小姐。

她的态度轻松活泼，有着美国女人的一般优点。一见之下，我便衷心自庆，因为我这一次碰到了一个可爱的上司。她看过了我的介绍信，微笑地问我说：“你的名字是怎样发音的？”我反复地说了几遍，她也牙牙学语地说了几遍，可是她总说不好，她皱了皱眉头。

“你就叫我汤姆好吧！格雷小姐。”我急中生智取了个洋名字。她听了大为高兴。于是从这时起，我就是我上司的“汤姆”了。

她告诉我这机关很大。她的上面还有两层上司。不过他们管不着我，因为我是直属于她的。在这简短的小谈话告一结束之后，她说：“汤姆那我们就开始工作吧——你有一个半小时的见习机会。”于是她拿给我一件工作服，要我立刻穿上，又给我笔记簿一本、铅笔一支……她开始带我去见习。

她先给我介绍认识一个眉毛有寸把长的老头子，那是大上司，比她高两级。再介绍我去见一个白脸大汉的二上司，那是她顶头上司。然后她又给我介绍一些迪克、玛丽、拜耳、约翰……我都一一握手，说了声：“好不好？”

其后她便带我到那广阔的读书室，室内有百来个准律师在埋头读判例。她于是慢蹬高跟，小心翼翼地对我附耳私语，要我把我所听到的所看到的都一一记入笔记簿。这笔记簿将来就是我的随身法宝。她说要等到我能一一“背诵”她所告诉我的话，那这法宝就可以不要了。

于是她开始解释，我也就开始笔记。她口若悬河，我也走笔如飞；从读书室的东端西端到阁楼的楼上楼下都一一交代过；从地方巡回法院的审判录到最高法院的判例；从亚拉巴马律师公会的档案到怀俄明州的刑庭报告，四十八州一处也没有被轻松地放过。

读书室既竟，她又带我下书库。这书库共有四层，灯光明灭像一艘潜入海底的潜水艇。里面钢架纵横，书籍如山，一人下去，不当心便迷了出路。这儿她也照样逐层详加解释，手划口述如数家珍。什么X教授发明的编号、Y教授发明的分类法，都要我一一分门详细记下。每一层有几十种不同的书号，和躲在书背后捉摸不到的电灯开关都要一一地记入心房。然后她又带我到所谓东厢房、西厢房、AA室、珍藏库、大阁楼、小阁楼、二号阅览室、教授研究室……深堂邃奥，好不炫煞人也么哥！

她说得口干舌燥，我也记得举手无力、耳鸣目眩。我不能再记了，因为再记下去，我的小笔记簿便可以出版成目录学大辞典，装在荷包内也无法清查，但她坚持非记下去不可，所以她仍然不断地做疲劳解释，我不得已只好在我的笔记簿上信手画了些名山大川。

“汤姆，记下了没有？”说着她拿过我的笔记簿翻了翻，又看了看我。

“……哦……哦……”我未及作答。

“你用你自己祖国文字记来是要容易记忆些。”她很肯定地代我解释了她所要知道的问题，使我放下了一颗紧张的心。

她也喘了口气，我看她也疲劳不堪了。于是她一手撑在书架上支持了半个身子又同我谈了些她那在中国传过教的朋友们的故事。未及说到“且听下回分解”的时候，她忽然又紧张地看了一下腕表。

“汤姆！”她忽然注视着我，“我们已解释了两个半钟头了。”

“是的，格雷小姐，”我说，“我也感觉我已经学习得很够了。”

“你还可在书库内自行研究三十分钟，然后上去，我有事要你做。”我自然是唯唯听命了。于是她开了电梯，独自上去了。

留在书库内的我，于是开始“自行研究”。苍天！这儿是个拿铁架子摆成的八阵图。上面堆满了三坟五典八索九丘。教我从何自行研究起！翻了翻随身法宝，那密密麻麻的无字天书也帮助不了我。我彳亍上下莫知所适。偶尔看见一两个穿了工作服的迪克、拜耳者流，手拿连环画报悠闲地从我身边走过同我打了个“哈啰！”。

在我自行研究到第三十分钟的最后一秒时，忽然书库内铃声大作，接着便是个尖锐的女人声音“汤……姆”自传话器中传出。我知道这是呼唤我的懿旨，于是急忙找电梯，可是这个八阵图使我愈急愈找不着。接着又是一阵剧烈的铃声。

“汤……姆！你在什么地方？”仍然是那个尖锐女人的声音。

“格雷小姐……”我忙跑到传话器前大声地回答她：“汤姆在这儿……”说着我又去找电梯门。好容易找到了，我忙揿了揿电钮，可是那老不死的电梯却偏偏地姗姗来迟。那儿又是紧张的铃声和那尖锐女人的嘶声连成一片。好容易电梯来了，我开门按钮，匆忙地跑上去，真惶惶如丧家之犬。

这一次她不是那样和蔼了。在打字机后面的我上司的面孔是那样森严。那一副山雨欲来的样子，使我想到她不是个母夜叉也是只粉面虎。

“汤姆！”她严厉地询问着我，“刚才为什么迟迟不上来？”

“格雷小姐，我未找着电梯呀！”

“电梯还找不着，那你将来还找得着书吗……”她双眉紧锁，说得理直气壮。“现在我要问你几个问题——T号码的书在什么地方？”

“一楼！”我说。

“F呢？”

“二楼？”

“这太容易了。”她说，“但是Adr.呢？”

“……三楼……”我迟疑了一下。

“不在！”她果决地否定了。

“四楼！”我再冒险一次！

“……”她微微地摇了摇头。

“东厢房？……哦！西厢房！”

“……”她杏眼团圆地狠狠地注视着我，但是仍然摇摇头。

“……哦！AA室……不，是珍藏库……是第二阅览室……”我一股脑把地理上的名词都说尽了。

“不许猜！”她严厉地说，“……有三十分钟功夫至少应该把所有书号记住，汤姆！”她又抬起头看着门头上的大钟，“你在书库内已不只三十分钟了……Adr.在什么地方？”

“格雷小姐，我着实忘记了。”我凄凉地说。

“我告诉你！”她摆出了专家的派头来对我说，“Adr.是在二楼之内、珍藏库之外、小阁楼的正下方、四十八号书架有电灯开关的那一端前面十码的地方，靠西边墙上的书架上……记住！下次不要再错了！”我唯唯听命之余不觉抽了口冷气，我想洋孩子们，真是人种优秀！

说着她收拾了打字机旁的碎纸，领导着我再去做一些我分内应做的新工作，结束了我紧张的第一天。

格雷小姐非常重视“虏廷”（routine）工作。它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你如不相信，格雷小姐会把手向她身后一指，那儿是块大布告牌。所有我们应做的“虏廷”工作皆密密麻麻地贴在上面。

她是个笔头甚勤的作家，所以布告牌上也日有新作出现。洋洋大文足抵你每天所读的《纽约时报》。任何一天你如忘了读这篇巨著，那你便被视为怠工。因为读布告也是我们的“虏廷”工作之一。

一次有一本书给一个失去了权利的读者借去了。格雷小姐着了慌。她按铃行令把她所有的部属都叫到她的打字机前。然后她自己转过身去在她的布告牌上找了十来分钟，最后她算找到了一张小纸条，上面分明地写着：“对格麦莱特·卢森堡·萧浪特君无服务！”这书签上的名字，显然签的是这位曾犯了久假不归的大法的萧君。我们忽略了手令责有攸关，被痛斥一顿。

在大家相顾而退后，她却独自把我留下，和蔼地告诉我说：“汤姆，这一次我原谅你，因为你是新来的，情形不熟……下次不能再错了！”

“格雷小姐，这书不是我经手呀！”我苦苦地向她解释我的冤枉。

“汤姆！”她把眼向我一瞪，“错就错了，不要怕批评！”

因为我是新来的，按照格雷女士的逻辑，错误应该是我做的。在一个雨天的早晨，我的小同事淘气的约翰奉命运书入库，可是他胡乱地把这百来本破书堆在桌上，没有把他们分类按号放入书架，事后给格雷发现了，不消说我又遭受了一次疲劳审讯。这分明是“黄狗偷吃，黑狗遭殃”的事，但是这是根据格雷女士的演绎法得来的结论，那又何怨何尤呢！

不特此也，这一个伟大的机关，不大不小的意外事件是每天都要发生的。其追究责任的程序照例是大上司追究二上司，二上司追究格雷……追究的结果必然是我，因为我的底下再没可被我追究的了。

某次两个意外的事件同时发生了，但是却发生在两个不同的地方。按照逻辑我又蒙难了一次。但是一个物体怎能在同时间占据了两个空间呢？须知我们格雷女士的逻辑是玄学不是物理，又怎能怨得她呢！

“含冤谁复叩天阍”，我平时除怀怨上帝对我不公平外，有时我也向小同事拜耳吐露苦衷，我说格雷小姐对我的训令有时前后太不一致了。

“她是女人，是不是？”拜耳张大了眼睛问我，“如果她前后一致她就不是女人了。”

拜耳是我七八个小同事之一。拜耳、约翰之外，我的小伙同事还有迪克、麦非、摩纳、亚伦、究，和另外一个汤姆。有时我们都集中在书库内，每当格雷的铃声大作时，闲散的他们照例是充耳不闻的。那正在忙得满头是汗的我必然要去回话。因为我如不去，那铃声以后跟着而来的女人尖锐的声音一定是“汤……姆”。但是那个汤姆也照例不为所动，因为他知道格雷小姐叫的是这个汤姆。一次那个汤姆的女友来访，我这个汤姆也被错误地叫上去越俎代庖。

“汤姆”二字成了我女上司的口头禅。于是我这个不幸的汤姆被使得团团转，还要不断地到她打字机前受审。我的悠闲的同事们都告诉我说他们同情我不幸的遭遇。偶尔我的上司到盥洗室去了，他们会同情地叫我“请坐五分钟”。

在我这女上司严密的奴役下，我是被打进无边的苦海、十八层地狱，胡为乎而然呢？最初我想这是种族歧视。但又不然，上次我代他受过的约翰，就是个可怜的夏威夷的日本人。我着实有点茫然，我想这是我有生以来受“上司”虐待，最惨绝人寰的一次。虽然我的上司是个女人。可是我那忠厚的好友迪克却不时地安慰我说：“汤姆，格雷女士是个忠厚的好人，处久了你会欢喜她的！”

“……唉……”这是我唯一的答案。

我们之中最忙的、也是她所最信任的是究。究在此已有六年历史，是我们小书僮中的大头目。他平均每半小时要在我们上司面前兜十来个异常匆忙的圈子，问几个无关紧要的问题，然后再回到书库内，在那人静灯明的墙角读那有趣的连环画报。倦了则溜出走廊吸两口骆驼。然后再开了电梯上去，在格雷锐利的目光注视下匆忙地跑个不停。等到吸够了新鲜空气，再回去继续看他的连环画报，真享尽人间的清福。

我呢，接受了上司的虏廷工作，蹲在书库内时常一二小时不见天日。我上司许久不见我的踪影，又不见我问问题，怎怪她不疑窦丛生呢？不退而省其私，徒徒抱怨上司，我也发现我自己太不应该，怎能怪得我的上司呢？

我们的小头目究，除了看画报外，和上司聊天他也有特别的兴致。在究的感召下，我们的约翰、麦非等一群也如法炮制。书库是他们坐而论道的好所在。因为我们的虏廷工作什么都在书库内，而这虏廷工作是个浩渺无边的大海。以指测河尚且不可，何况我们上司想以指测海呢？但可别忘记在上司眼前不断匆忙地出现，出现的方式最好是问问题。问题连篇、步伐匆忙是我们上司所最欣赏的，否则你何由“忙”呢？

有时被指定在上司面前做工，恐怕你纵然飞檐走壁也无能为计吧。但是我们上司健谈，到任何小题目她都能谈得娓娓动听。她能从三点十分谈到四点二十，谈完了她看看表上的长针，那不过才谈了十分钟而已。

但我们上司毕竟是爱惜寸阴的，你如同其他任何人伫谈两分钟，那目光炯炯的她会发现你浪费时间的。

“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要谈天你必须同上司谈天，那可以保证安全。有时我同究同时被指定在阅览室清理书。等到上司同究的天谈完了，书也被我一人清理光了。摸摸我头上的汗，看看那意犹未足笑容可掬的对话者，我真羡慕不迭！

但如果你不小心忘记了一两本书，她笑容可掬的脸上立刻露出了肃煞之气，你也立刻会感到大祸临头了。不过这也是上司们的本分。不信你瞧她的上司对她不也是一样吗？

这事情是发生在一个犹太新年的元旦日。恰巧那天值班的究是个犹太人，他照例是要在家过年的，这也是上司特准、格雷深知的“虏廷”，可是这次她忘记了另拨专人递补遗缺。

但是这天那不能睡早觉的大上司老头子却一早到来。不用说他这一下是被用功的准律师们所包围了。老天爷，我们的大上司一向是垂拱而治的，可是这天早晨他却要从小书童做起，一大清早便困在借书台前忙得须发乱飞。

他这一忙不打紧，那个在家里过年纳福的二上司，元旦日清晨，一起床便在电话机里碰到了瘟神。按照逻辑，次一个遭殃者便是格雷了。时钟方指九点，她的高跟方踱入公门，面纱在头皮包在手，她就被二上司捉住了。

他那一副怒发冲冠的样子，似乎完全忘记了他的对方是个女子。这次的责任却只到格雷为止无法渗透了。对我也是破天荒第一遭，这吹皱了的一池春水没有波及我。

自远处我看那觳觫在一旁的童养媳格雷的样儿，凭上帝我实在没有“在一旁暗暗地高兴”。受训之后我看她眼眶儿湿湿的，老态龙钟地走向更衣室。我再看看二上司的凶相，我恻隐之心不禁油然而生。我轻轻地向那面无人色的受难者和缓地说：“格雷小姐，不要太寻短见了，以后我们一定尽心尽力地帮你把事情做好……”

“汤……姆……哦……哦……哦……”她朱唇颤抖，一声河满子，不觉两泪夺腮而下，她忙拿了手帕用双手遮住了两眼和鼻子，在手帕里面她说：“汤……姆……我感激你对我这样说——我和你是永远站在一起的……”说着她情不自禁靠在衣橱上呜咽起来。我自她身边拿过了伞和掉在地下的围巾放在一边。不忍卒睹，我屏息地退出。回看她那可怜的女人的纤腰，听着她那用力忍住的呜咽声，我也为之叹息；我第一次看见到她原是个委曲无告、身世凄凉的女人，虽然她是我的上司。

日子过得更久了，格雷同我的闲话也谈得多起来，一次由一个自杀的中国女同学说起，我们谈了五十分钟。不用说我的“虏廷”是被耽搁了，而格雷也忘记了她的审判工作。

以后她常常同我谈天，她诚挚的语调、仁慈的心情常常打动我，使我忘记了我们以前“仇深似海”。我开始责斥我自己，我以前为什么不能（如她所说）“用轻松的态度应付繁重的工作呢”。

由于同事间厮混渐热，我也不自觉地在书库内加入了拜耳、约翰等坐而论道的集团，有时也被“虏廷”地派上来兜兜圈子，问问已经知道的问题。

我上司嘴里的汤姆也逐渐少了，书库内的铃声也逐渐稀落到没有的程度。我从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农奴被提升到民主国家的雇员，我开始欢喜我的女上司。

一学期未了，拜耳被征调当兵去了。人事室又送来一个亨利来递补他的遗缺。我的高兴自不待言，因为我有了个中国的同事了。

一天当我正在同约翰、麦非等在书库内大谈其棒球的胜负和股票的涨落时，亨利忽然面无人色地自楼上匆匆跑下。看到我，亨利气愤地说：“你们真惬意，有空在此地聊天……她专门要我做生活——唉！还要骂……”

“息息气，亨利！”我说：“格雷女士是个忠厚的人，处久了你会喜欢她的……”

“……唉……”这是亨利的回答。他正预备再说下去，忽然铃声大作，接着便是个尖锐的女人的声音：“……亨……利……”

亨利闻声，拨开我们，夺路跑向电梯，抱头鼠窜而去。

我知道这个“未谙姑食性”的亨利，现在又是触霉头的时候了。

原载纽约《天风月刊》第一卷第二期，1952年5月

三妇人

仪父

学校里“校外住宿介绍所”内的梅丝小姐，用她夹着一根香烟所剩余下来的右手上的两根小手指向我招一招。她要我越过站在我前面的两位女同学，到她台前去办理“介绍手续”。

“这两位女士是先我而来的呀！”我有礼地回答梅丝的召唤，并表示我不愿非分抢先，我深知在这个国家里，做“女士”的一切都有优先权，我尤其不能和“她们”越级争先。

“别介意……”梅丝说，“你真是好运道，这是一间最理想的公寓，不过房东却指明要租给一位男学生。”

我这才毫不犹豫走向前去，那两位女士也向我投视一瞥羡慕的眼光，缓缓地给我让路。

我拿着梅丝姑娘的介绍卡，很快地就找到了这个新地址。招呼一下司阍者，便扬长地跑上电梯，找到了“五一二”号。我揿了揿电铃，等了半晌。门上的小孔开了，孔内露出个睫毛长长的、虽然无光但是却十分秀丽的眼睛。我向这眼睛晃一晃卡片，说明了来意，小孔又关上了。

又等了半晌，门忽然开了。一位矮矮胖胖、脸皱得像一块干了的山芋但是却十分和蔼可亲的老太婆，含笑地来和我打招呼。她自我介绍，名字叫“威尔斯夫人”。

她不待我说一句话便把我领到了她预备租给我的一间小房子去。衣橱、沙发、书架、台灯，样样入时，我自然十分满意。于是她领我到会客室坐下，又到厨房内取出水果和可口可乐。一方面劝我“如在家里”一样地随便吃；一方面她又解释这间房子的好处，她说她在下城一家电影院做事，平时不在家，所以这儿十分安静，最适于用功的学生居住，这些好处我也全部同意。她又说厨房电话我都可随便用。

“不过，”说着她似乎若有所思地停了一下。“厨房和洗澡间，你礼拜二最好不要用。”

“我用的也不会太多。”我说。

“不，”她说，“礼拜二你最好根本不用！”接着她又说她另外还有两个房客，所用的只是礼拜二一天，盼我包涵。我自然连声说是。

她又领我看了一看各处。那甬道两旁卧室的门都关得紧紧的。除了一座大钟所发的“的达，的达”之声外，安静之至。当晚我就搬进去了。

一宵无话，第二天清晨，我在厨房内烧杯咖啡，正预备赶到学校上课去，忽然厨房门一响，从甬道内走进一位“公爵夫人”似的四十左右的贵妇来。她那健美的身体、合时的衣饰、庄严的面孔，佩上一头金发，和发上插满了的奇花异草，一见之下，不由你不肃然起敬。我连忙欠身叫“早安”。

她看了看我，微微地点一点头，然后说：“你就是昨天新搬进来的房客，是不是？”我自然连说“是”。

“来！看！”她忽然命令似的对我说，同时在我身边拉一张椅子坐下，把头伸过来，两眼直视着我。“看！”她又说，“看这对称不对称！”

“你说什么呀？夫人！”我说。

“眉毛呀！别装傻……我画得对称不对称？看！”

我看了一下说：“左边稍长点。”我话方离口，她飕的一下站起来，走了。不到两分钟，她又回来了。“看！现在可晏文（even）？！”我又认真地看了一下说：“右边稍长点，可是左边稍浓点！”她飕的一下又消失了，等一忽儿又回来了。“晏文？！”如是地往返十来次，最后算是“晏文”了。她高兴地拍拍我的背膀说我是“好青年”，兴高采烈地出门去了。

第二天早晨，她的“晏文”的问题又发生了。忙了好久，我于是又做了一次“好青年”。第三天、第四天……我渐觉我的“好青年”不大好做了。于是本不“晏文”我也只好“晏文”她一下，可是我这种做事不负责任的态度，又使我这个“好青年”变成了“懒孩子”，变成了不“急公好义的人”，甚至变成“假冒伪善的人”。最后我只有消极抵抗，早晨睡懒觉，不起床，她不敢来敲门，也就算了。

一天中午我因事未去学校，忽然听到门铃声，我开了门上小孔看了看，未见着人。我把门开了，原来是个七八岁的小孩子，他手中提了一份用纸盒子装的热腾腾的午餐。那孩子向我望了一眼便旁若无人地走了进来，直走到我卧室隔壁一间房的门前敲了敲，一忽儿那门缓缓地开了一半，一只瘦长的白色的手膀从里面伸出来把那份午餐接了进去，门又关了。那小孩也一声不响径自去了。其后每天中午我如在家，总会看到那个大眼无话的小孩，和那个神秘的臂膀，使我有点茫然。

一个多风的下午，当我正在房内低头赶写一份读书报告，在这寂静的情况下我忽然听到“哎哟”一声，接着便是丁东丁东一大阵似乎什么东西在我隔壁房间内倒下。我当时被吓了一跳，但定神一听却又声息全无，当我走出甬道才又微微听到微弱的呻吟声，确是从我间壁房内发出。我走去敲一敲那门拟一探究竟，却无人回音。但我总觉得那呻吟声的不正常，心知一定有异，于是我用力一推把门推开了，一看之下我真吓出一身冷汗来。原来这间房子内似乎五百年无人住过，灰尘积得寸把厚，家具乱得像《聊斋志异》上说的狐仙住的地方，最糟的是地下还僵卧着一个少女，零乱的黄头发，乱披在她那苍白的面孔上。最奇怪的是她的瘦而白的左臂上，还刺了个“37900”的号码。她身上堆满了破布碎纸，上面还压了个破皮箱；一只椅子也倒了，压在皮箱的一边。一见之下，我被吓得莫知所措。但我见她似乎还有点鼻息，我急忙叫了几声问她怎样了，也不见她动一动。最后我见她眼皮微微睁一睁，口唇也微微颤动，我才上前去把那椅子拉开、皮箱移去，蹲下去把她从地上捧到床上去。再问她，还不听她发声，我忽又想到些狐仙和鬼的故事，我真觉此时此地阴风习习。我不觉回到甬道上，想跑出街上去。但我忽又想到，如在这时她忽然“香消玉殒”了又怎办呢？在这进退两难的时候，我突然想到楼下管房子的人。我下楼去果然找到了他，那仁兄对我告诉他的故事似乎全未注意。但是他却衔着个大雪茄和我一道上楼来了。

我先踏入甬道，一看，她已坐起来了，坐在床上低着头，细长的头发直拖到膝上。那管房子的慢慢从他嘴上移开了雪茄，大声地问道：“雯达！你怎样了？！又病了？”等了许久她才慢慢抬起头来，脸苍白得可怕，颤动的口唇发出像蚊子样的声音说：“没什么。”

我们又静默了片刻，那管房子的又吞了几口烟，然后向我点点头说：“大概不要紧了。”他又停了半晌，下楼去了。余下我一人站在雯达的门口。“雯达，”我说，“你要点水喝吗？”

“谢谢，不。”她微微地摇了摇头。然后她却要我在那废纸堆中，把那一张用手帕子包着的相片捡给她。

我捡起照片一看那原是一张家庭照，那一对中年夫妇的膝上坐着一个三四岁的微笑的小女孩，那中年男子穿的是很挺的制服，小女孩似乎就是雯达。

我把照片交给了她。她接过去，对着照片上一直凝视约两分钟，眼泪忽然像暴雨般涌下，她身子一翻倒在床上恸哭了起来，哭得十分悲痛。我站了一忽儿，自觉也无济于事，我慢慢地反手关了她的门，退了出来。

夜深了，威尔斯夫人回来了，我于是把今天的这一件小意外告诉了她。

“你可别吓坏了！”她笑着同我说，接着她又告诉了我关于雯达的故事。

雯达的全名是“雯达·M．尼可拉耶”，她原是波兰人，二次大战前她父亲本是波兰政府的一员中级官吏，德苏瓜分波兰时，她父亲做了苏联的俘虏。后来德苏开战时，在苏军退却的混乱中，她父母和其他三千余名前波兰政府的官员和眷属，遭受了集体的屠杀。这桩历史上的大悲剧苏联一直推在德军头上，而那杀人数百万皆直认不讳的纳粹党人，只有对这一次的屠杀一直不承认。他们则说是苏联干的，因为斯大林对战前反共的波兰政府是恨之入骨的。

苏军退后，这块肉余生的小孤女——雯达便被关入了德国集中营。她臂上的那个号码，便是失却人性的纳粹党徒替她刺上一生不脱的俘虏号码！

当她父母被枪决时，雯达只不过五岁。当她父母的遗物被那群野兽没收去的时候，这聪明的小雯达暗暗地偷下了一张照片，这一张照片她一直偷着保存了直到德军投降。战后这个小孤女还不到十岁，她被联合国慈善机关送到美国来，由美籍波侨所组织的救济团体暂时收养。

可是这苦命的小女孩并不因为渡过了大西洋，便算渡过了苦海。她幼小的生命和心灵在俘虏营中所受的创伤是永远的——她患了不可救治的肠癌，她的神经失去了常态！由于祖国留美父老的救济，她进了医院，在那儿她被割去了一个肾脏。这一次开刀已三年了，她的健康却始终未能恢复，三日要死，五日不得活。

但是经济条件又不允许她长期在病院住下去。因而由美籍波侨集资租了威尔斯太太的一间房，让她暂时住下。她的午餐也由波侨出钱，叫我们这管房子的人的儿子，每天替她到附近餐馆去买，这便是我常时见到的那个大眼无语的小孩。

我又想起那照片的故事。威尔斯夫人说雯达就不能看那照片，看了她就要哭，哭了她的病就发了。那些波兰人知道这关键，于是把这照片藏起来，收在破皮箱内，把皮箱放在衣橱上面，让她取不着就平安了。这天下午显然是她搭着椅子向衣橱上皮箱内来取那照片，不幸或许是体力不支，或许是椅子未放稳，她跌了下来。这一跌她把我吓坏了，我把这苦命的女孩错当《聊斋志异》上的鬼怪或狐仙。

当威尔斯夫人正同我谈得起劲的时候，忽然门声响，接着高跟皮鞋声便是一个女人的喊声。

“沙莱，”她说，“今天你去看‘李津’（Legion）的游行没有？”

“健茵，你回来了。”威尔斯夫人回答着说她没有去看。

“多好看的游行，哦！”说着她走进了客室。现在我才知道那善于画眉的贵妇名字叫“健茵”。当健茵听到我们在谈雯达时，她把右手向地下一撒说：“那今天不死、明天准死的癌病鬼……”接着她又大谈其“李津游行”，说游行的人都是和她差不多的上流社会人士——律师、医生、小城镇的市长……最后居然有两个游行的人到她服务的餐馆内来晚餐。其中有一个人很羡慕健茵的美丽。

“他总是向我眼上看着，”健茵得意地说，“我也向他眼上看着……他们都是上等人，是不是？”

威尔斯夫人也感叹地说，她十五年前死去的丈夫，也是“李津”社员之一。

“哦，我也累了。”健茵叹口长气，向沙发上坐下，她把皮包放下了，忽然出我不意，刷的一下她把她的头也取下了向咖啡几上一放，她这一下，不禁使我大惊失色，原来她头上戴的是一笼假发。

威尔斯夫人为我的惊讶的神情失笑了。

我定定神张大眼睛看看健茵，她顿时失去了以前的威仪棣棣。那几根灰白的头发在脑后结成个小结，底下一张苍白而由一天苦工之后显得分外疲惫的老太婆的脸，看来有点可怕。

她又自言自语说了几声“太疲倦了”之后，忽又转向威尔斯夫人说，今天那个吃饭的客人爱上了她。

“沙莱，你想他是不是个理想的男友？”

“我想是的！”威尔斯夫人说。

健茵接着说她和这客人交谈的经过，他那文雅的举止是如何的“伽兰特”（gallant）呀！因而她答应了他下礼拜二的“约会”，因为星期二是健茵的休假日，他要开车来接健茵出去夜游，为招待贵客，健茵要求威尔斯夫人买点花来布置客室，下礼拜二是个重要的日子。

“这个多么好呀！”威尔斯夫人不禁也流露了叹息而羡慕的口吻。

当她俩还在讨论下礼拜二的日程时，在一旁枯坐的我也倦了，说了声“晚安”，我就退出来了。

这个礼拜二确是个不平凡的日子。最奇怪的是我大清早便被威尔斯夫人的哭声惊醒了。我在床上静听她且哭且说：

“……哦……哦……亲爱的——你多没用啊……哦……哦……你多没用啊……哦……”

我仔细地听下去，才知道她原来在打电话。我盥漱既毕，看她眼泪还未干。后来我才知道，原来威尔斯夫人有三个儿子一个女儿。她丈夫在十多年前死了之后，这四个孩子，都是她一手抚养大的。大儿子是个很有成就的医生；二儿子是海军工程队内的中校工程师；三儿子现在在华府某部做了七百元一月的人事室副主任；出了阁的女儿也是大学毕业的。这些小鸟儿现在都羽毛丰满了，各奔东西。威尔斯夫人现在较闲了，她在下城一家电影院做五角钱一小时的糖果摊贩卖员。因为上次在糖果摊上撞伤了头，现在时时头晕，所以也就三天去两天不去。她是“糖果摊贩工会”的会员，所以糖果老板对她老人家的怠工也无可如何。她本可不做了，但她必须撑持过今年年关，过此她就是六十五岁，可以告老，而坐享每周二十五元的“社会保险金”。

今天早上无他，正是她大儿子“麦克”的生日。她这颗慈母的心使她早晨不能睡下去。她计算准了正当她大儿子吃早饭的时候，她叫了个长途电话到屯里斯州，麦克的家里去。

“我是麦克·威尔斯夫人。你是哪一位？”电话那一端一位年轻的女太太在问。

“我是沙莱·威尔斯夫人，”电话这边说，“麦克的母亲。”

“有什么事吗？”那边又问。

“没什么重要，”麦克的母亲回答说，“只是今天是麦克的生日，我想念他，问问他好就是了。”

“我替你告诉他就是了。”说着小威尔斯夫人就要把电话挂起了。

“我能同麦克谈谈吗？”沙莱央求她。

“同麦克的妻子谈是一样的……”她已不大耐烦。当沙莱再央求时，她恼了说：“请你别打扰好吧，我亲爱的mother-in-law。”砰的一下电话就断了。失望的老威尔斯夫人在电话内本已听到她孙男孙女的欢笑声，和麦克在一旁的说话声，她老人家如身在其间，多么高兴呀！忽然这砰的一声，万籁俱寂，一切都幻灭了。她还是一人呆坐在电话机旁。

但是麦克毕竟是个忠厚的儿子，他终于乘上班之便，瞒过了太太，在中途一家小药铺内，给老母亲打了个长途电话。威尔斯夫人在电话内一下发现了爱子的声音，忍不住了，忽然嚎啕大哭起来，我所听到的就是这最后的一段。

“你有这许多儿子和女儿，”我说，“为什么不选择一个较好的家庭，和他们一起住呢？”

“不……”她摇摇头，“谁叫我做了婆婆（或丈母娘）呢？……你知道我们美国人，如果你有部破汽车，今天抛锚，明天要修……哼！修也修不好，他会狠狠地踢它一脚说：‘哼！Mother-in-law（婆婆或丈母娘）……’我实在不愿做部破汽车……告诉你，我年轻时也不欢喜我的婆婆。”说着她又破涕为笑了。

“沙莱！我想时间已差不多了。”隔壁房内的健茵忽大叫起来。威尔斯夫人因而也就向这方向走去，我也跟在后面。健茵这时头仰着靠在沙发上。脸上涂了层厚厚的红油，活像城隍庙内的泥菩萨。威尔斯夫人告诉我说，她涂的是“除皱药膏”，涂上两小时，再用开水毛巾向有皱纹的部分缓缓地揉，揉了个把小时，皱纹就消灭了，这一来，老的妇人变成半老，半老的女子变成少妇。

这时我发现雯达也在健茵房内，她穿了一件旧睡衣，坐在桌子边在替健茵修理那两副假头发。这两个假人头，吸引了我的注意力。威尔斯夫人又解释给我听，说这两副头发要二百元一副。“这样贵——”我不免伸了伸舌头。威尔斯夫人说，这样美丽的头发，第一卖的人索价高，成本贵。第二，手工更贵，因为这千万缕金丝都是用手工按买主的头型一根根结起的！我又好奇地看了一会，确实精致，难怪健茵戴起，天衣无缝。我顺便又同雯达寒暄寒暄。我问她对欧美两洲之比较如何。她说欧洲好。何以呢？我不免要问。

“你看！”她说，“美洲的河多阔呀！难看死了……”她接着又解释，河的阔狭，足以决定居民的勤惰。“你看！”她又说，“美国的河阔得把人都吓慌了，没人敢在河边洗衣服……”

健茵这时忽打断我们的对话，同时分给我一份工作：第一，换天花板上的灯泡；第二，用真空除尘器扫地毡；第三……总之都是些女工所不适宜做的……我们四人总算全部动员了。傍晚，客人来的时间快到了，一切布置妥当，我们在健茵指挥之下各就各位。我还有个职务便是开门……

时钟指着六点三刻，果然是一阵门铃声，我开了门，一位结实而并不高大的男子站在门前说要见“蜜丝健茵·力保夫”，那男子脑后长了一丛头发，手里拿了一顶有点像秋天荷叶的帽子。上身穿一件棕色皮夹克，里面衬着件大红方格子的运动衫，黄色咔叽裤，下面穿一双黑色“防压”皮鞋，这古怪的防压皮鞋我是知道的。穿了那鞋，纵有千斤重物打到脚上也不会受伤。美国的码头搬运夫、工厂技工都人各一双的。

我把他请进客室通知了健茵。健茵花头粉颈，穿着件紫色晚装和银色高跟鞋，缓缓地从卧房走进客室，行动高雅，仪态大方，真是个活的公爵夫人。健茵替我们一一介绍，那男子名叫“乔治”。

坐了片刻，乔治先站起说：“我们动身吧！”他俩牵着膀子双双下楼去了。

我们余下的三个人，乃不约而同地跑向临街的窗口，看下去，那街边停了一部1947的福特轿车。我们看乔治把健茵扶上车子后，那车底下，蓦地噼啪两声，蓝烟滚滚地开向下城去了。

这是我第一次看到“乔治”，也是我最后一次看到“乔治”。

以后晚间仍然时时听到健茵和威尔斯夫人的大声谈论。健茵仍然多得是“他向我眼里看着，我也向他眼里看着”的男友，但听她的口吻已不是“乔治”。照例我又向威尔斯夫人采访关于健茵、乔治的新闻。“健茵说，”威尔斯夫人告诉我，“她把乔治刷了。”因为她在乔治车子内发现一份《每日新闻报》，因为据健茵说她所交往的男友都是属于看《纽约时报》的阶级的。

“只怪她自己啊！”威尔斯夫人叹息着，“谁要她年轻时不好好结婚。”

其后健茵没有约会时，星期二总是我们最热闹的一天。威尔斯夫人也总是星期二不喜上班，因为其他日子，她在家会感觉孤寂的。健茵是她唯一的伴侣。她俩终日地谈，谈多了就吵嘴，吵了嘴就哭，哭了彼此就不说话了。下礼拜和好了，于是再谈、再吵、再哭。健茵也常和雯达为厨房浴室而吵嘴，谁知那小癌病鬼吵起嘴来也不弱，健茵有时竟屈居下风。

不经意的，有一次我对威尔斯夫人说她们三人欢喜用吵嘴做消遣。

“三个人？”威尔斯夫人笑了。“我们一向是四个呢！”

我这才知道，我这间房子一向也是租给女客的，有个中国小姐叫伽罗林的也在这儿住过，两年来，房客五易。据说不是给健茵“晏文”跑了的，就是一吵而搬出去的。有时四个人一齐吵，竟没有一个“中立”的。所以这次威尔斯夫人下了决心要找一个男房客，因而梅丝小姐就介绍了我——（如威尔斯夫人所嘉许的）“宽宏大量”的“绅士”！

威尔斯夫人说她老了，太孤单了。因而问我是不是个“好主意”，因为她也准备找个男朋友结婚。我这个“绅士”怎能说这不是“好主意”呢？她因而说这次雯达病又发了，一个慈善的波兰老绅士来看她，雯达因而替他俩介绍了。据说那老绅士对沙莱也很羡慕。威尔斯夫人今天很高兴，特地烤了一块大蛋糕，要雯达把那位绅士请来过晚会。她并一再叮咛我早点回来一道吃蛋糕。

可是这天晚间我回来迟了，他们的晚会已成尾声了。威尔斯夫人一听到开门声便跑出来把我拉到客室去。那老绅士果然在那儿。他苍颜鹤发，身边靠着一根手杖，坐在长沙发的一端，语音洪亮，风度翩翩。威尔斯夫人穿着件墨绿色发光的晚服，为避免把衣服弄皱了，她在长沙发的另一端正襟危坐，看来像一座小土山。耳下两颗钻石，胸前一朵襟花，容光焕发，俨然四十许人。我默想她如在涂上“除皱药膏”之前，先服点收音机中时常叫卖的“消瘦灵药”，一定使她显得更年轻。

雯达也化妆起来了，坐在一边椅子上。她穿了件不太合身的淡红色晚服，但是她的青春毕竟战胜了她的不合适的衣着，耳上垂着两串金耳环，脂粉薄施，云鬓半理，看来也楚楚可人。

在威尔斯夫人替我们略略介绍之后，那老绅士便同我谈起中国问题来了，他老人家在十九世纪时曾随船到过上海。他说中国人长辫子是天经地义的；李鸿章是好人；李鸿章的表弟袁世凯也是伟大的。

“你有女友没有？”他忽然问我，未等我回答，他又说中国女子是世界最美丽的，他又说蒋介石将军是大大的。“现在好了，”他又叹口气说，“高丽战后共产党让出了满洲，世界和平了。”接着他又说了些“唐人街”的杂烩和排骨，老绅士真是无所不知的中国通。我们听他“海客谈瀛”直谈到深更半夜，他要起身告辞了。他在沙发上用力地撑了几下，我把他扶起来。他拿了手杖，戴起帽子，但是腰却始终向前弯着，他一步步向前一颠一颠地走，那副伛偻相才使我发现他是个名副其实的“老”绅士。

我把电梯的门开了，但是他老人家并没有直接走进去，他先在电梯门边上狠命地碰了一下，才摸着门走了进去。

其后那老绅士又来过几次，有时同威尔斯夫人谈到深夜才走，当然我们也未便打扰这对老情人的私情。但是雯达却偷偷地告诉我说，他俩要结婚了。有时他来了而沙莱不在家，他便坐下同我们谈天。

这一次他又来了，我正把他带向客室，威尔斯夫人突然迎面匆忙地跑出来，向我连连摇手，但他老人家已进来了。威尔斯夫人连忙又退回客室，出我意外她忽然躲入一个大衣橱里去，真使我莫名其妙。

他老人家走进客室来，放下帽子和手杖，慢吞吞地在沙发上坐下。我连忙改口告诉他沙莱不在家。

“坐下，”他说，“那我们就谈谈吧！”

我说不行，因为我晚间学校有课。

“那我就一人在此休息休息，等着沙莱。”

我又说不行，因为沙莱的孙儿来了，晚间不会回来。同时我站在他沙发边，疲劳地劝他下次再来。最后他总算站起来了。等他稍一移动，我便挤入他和沙发之间，使他不能再坐下。他又向另一小沙发方向移动了。未等他到达目的地，我又抢过去站在小沙发的前面，口内不断地劝。任他向任何可坐的地方去，他总发现我站在座位的前面。先礼后兵，中学时代的篮球，对我的帮助可大了。

结果他被我逼到客室的门口，我立刻把帽子取给他；他接了帽子，我立刻又把手杖递过去。戴了帽子，拿了手杖，他不得不走了。我把他送上电梯，把门从外抵牢，我看电梯下去了，才放手回来。

这时威尔斯夫人也从衣橱内头发蓬松地出来了。我忙说了对不起。同时我又问她，不是他俩已快结婚了吗？

“同这老魔鬼结婚？”威尔斯夫人气愤地说：“他年轻时喝酒不长进，年老了无家可归，住在孤老院……”

“哼……”威尔斯夫人说着又笑了，“那老魔鬼又是个瞎子，快八十岁了，他还说孤老院规矩大，不自由，伙食又不好……他要和我结婚，搬到我这儿来住，要我炸牛排给他吃……”

“老不死，”威尔斯夫人笑了笑又停一下说：“他昨天晚间还要和我接晚安吻呢！”

这一次的访问，并不是老绅士的最后一次。他以后还是不断地来。天气冷了，街上大雪没胫，但是这老绅士总是披着件破大衣，拿着根手杖，自街头摸索着一颠一跛地来敲门。雯达病起来了，室内时时发出凄楚的呻吟，加上门外那瞎子的手杖声，使我如置身于《金银岛》上的那个小旅店，注视着那可怕的“黑狗”。

可是老瞎子的毅力毕竟改善不了他的住食——他的恋爱终于失败了。

天阴沉得可怕，腊鼓催人，已经是圣诞节的时候。同是天涯沦落人的我们这四位无去处的住客，因而想筹备我们自己的圣诞晚餐，我们公推健茵做“主席”来纪念圣诞，同时我们四人自动交换礼物，我在书桌上发现了威尔斯夫人给我的一盒巧克力糖、健茵给我的一个小烟盘、雯达给我的一条绣着个“W”的小手帕。

可是雯达的病却更严重了，好久不见她开房门，我们的圣诞筹备会的“主席”忙得也就不起劲。

还算我运道好，圣诞之夜一位老教授爱文思先生夫妇约我去晚餐，情不可却，我不得已离开了我的三个伙伴。餐毕归来，已是跨过午夜了，当我冒着风雪归来时，发现门首停了部红色救护车，最初我以为是邻人圣诞闹酒出了事。谁知上到五楼，才知道意外是出在我的住处。邻人和他们的客人，有的手里还拿着酒杯，正在我们门外，屏息围观。我赶进门内，看健茵穿着睡衣站在雯达门外啜泣，威尔斯夫人也露出沉重的面孔。两个警察和一个护士，正在把一个无知觉的雯达抬向软床。我忙问威尔斯夫人：“雯达怎样了？！”她低声懊丧地对我说：“她这月房钱还未付我呢！”

我挤进雯达房内帮同警察把软床抬出。我叫了雯达几声，也不听回答。我帮着将她一直抬上救护车。那车子红光闪了两下，忽然“嘶——”一声把雪水溅得乱飞，在纷纷的雪片中疾驶而去。我站在街边看那红光渐渐消失在街的尽头，可怕的嘶声渐渐杳然。抬头看着左右高楼上，圣诞树发出的光彩，舞影幢幢，歌声隐隐，纽约市的居民，正在度着一个可爱的“白色圣诞”。

原载纽约《海外论坛》第一卷第八至九期，1960年8月至9月

学跳舞

子静

这对我原是不应该用的、数目相当大的“冤枉钱”。它合起上海的“金圆券”来，真是不知多少“万”儿？但是我还是忍痛地用了，因为它只是七角五分“美钞”，我在“落日轩”一顿排骨就销掉了。

未等我取出一元美钞来，那坐在收银席上、穿着粉红色绣花旗袍的美丽小姐早就把两角五分银币塞到我手里，又用她那小橡皮图章在我左手背上印了一个小兔子，我就扬长地走进巴纳女子学院的跳舞厅了。厅里面黑得令人有点不惯。那巨型的Hi-Fi大唱机播出的音乐，比上海“大世界”屋顶上的洋琴鬼奏的好听得多了。就人数来说，也就真够伟大，黑压压的人影足有一百来对，把偌大的一个礼堂挤得水泄不通，幸好靠着墙还可以行动，我打量一下，便沿着墙向有灯的方向走去，虽然两百多人，谁也不理我，幸好墙角上也站满许多不舞的“单身汉”，我至多也不过是其中之一而已。当我走向亮处时，才发现那儿不但有个台灯，同时那儿还有一张三人沙发，只有一个“单身汉”，弯着腰坐在一端。我便不自主地坐在另一端。这位朋友看也不看我一眼，河水不犯井水，我当然也犯不着去理他去。

我坐了大约一刻钟，没事就清理清理指甲，和想想我那失去的七角五分钱。可是这位朋友却动也不动一动。只是弯着腰向舞场中注视那两百多条前后乱动的腿。他嘴内似乎还不断地在念些什么。那两只无事的手则在耳朵上和鼻子上扭来扭去。这位古怪朋友的古怪动作倒吸引了我的好奇心，我对他提神地看一下，几乎忍不住地笑出声来，原来他是我的老朋友——小厮。

我轻轻向他背上敲了一下，又轻轻叫一声“小厮”。小厮吃了一惊，转过身来看见是我却又大为高兴，大声说：“呀？！你也来了！”我说：“我来了这么多时候，你理也不理我一下，你在干吗呀？”

小厮摇摇头，叹口气说：“……有的快，有的慢，奥妙不尽，变化无穷……”

“你在说跳舞吗？”我说。

“我在这里已经看了一个多钟头，”小厮说，“就是看不出名堂来。你看他们跳的有快、有慢，各不相同。”说着他指着那暗处，一对舞侣脚上只微微而动；上面这个头靠着那个头，却一动也不动。他又指另外两对给我看，那个穿着花裙子的正绕着一位大汉在兜圈子。另一位黄头发的少女和一位黑色飞机头的少男，面对面，谁也不拉谁，扭得挺起劲。

“……真变化无穷，奥妙不尽。”小厮又叹口气。

这时音乐停了，灯也亮了。舞场四周挤满了谈话和擦汗的舞伴，显得怪累人的。小厮和我也把沙发让给累了的少女，站到一边。墙上的扩音机响了，原来是一位大约有十八九岁的华裔女青年在台上说话。她首先代表巴纳中国女同学会谢谢来参加的人，连我和小厮都在内。接着他又谢谢另一个女子学院的中国女同学会，谢谢她们“派来了二十几位又年轻又漂亮、舞又跳得好的小姐，来帮助本会做女主人”。她请求她们都站起来，好让大家认识她们。她们果然站起来了，每一位都戴一枝白玫瑰。大家没命地向这些白玫瑰姑娘鼓掌，我和小厮也把手都拍红了。

女主席又叫她本会戴红玫瑰的三十来位“女主人”起立。我们又没命地向这些红玫瑰姑娘鼓掌。在掌声里，音乐响了，灯光渐渐暗了，小厮和我又恢复了原有座位。我二人刚坐下不久，一位穿墨绿旗袍带着红花的“女主人”来向我们打招呼。小厮和我连忙站起，然后分两边请她一齐坐下。

她先问小厮为什么只坐着不跳舞。小厮说尚未学会。她又转身过来问我，是不是因为我的朋友不跳舞，那我就一定要陪着我的朋友一齐坐着而不跳了呢？我连说不是，我不跳，不是陪着小厮，而是还没有学跳舞。

女主人毕竟殷勤。她说那我们谈谈也是很有兴趣的。当她知道我不久之前才从上海来，她就不说英语，而改说“苏白”了。她问我：“侬喜欢上海，还是喜欢纽约？”我正在考虑哪一种回答才能讨女主人欢喜时，一位大汉已经在我们面前出现了，他把右手一伸，只说了半句英语，我们的女主人就微笑地站起来，向我和小厮说了声“对不起”，便被大汉带走了。小厮那十分紧张的面目，自她走后，又恢复了正常。

我和小厮一直起呀、坐呀，又在那大沙发边消磨了两个钟头，希望那“女主人”再来和我们谈谈，但是她却一去不返。夜深了，音乐机上唱完了《晚安吧，阿仑》，小厮和我才随着人潮，走出了巴纳女子学院。

“上帝啊！”小厮对着街灯叹了一口气，“我的房东还以为我跳了一晚上的舞回来呢！”

“去学！”他又把嘴唇一咬，用右拳狠命地打了他的左掌！在寒风中，我还听小厮说了些什么“毋宁死……毋宁死……”我们因住处方向不同也就分手了。

小厮是我在上海美国领事馆办签证时认识的朋友，原名司徒雷。那时因为我们同是未来的留学生，所以一见如故。他比我先到美国，我来时他已在“山上”做过一个暑假的苦力，净赚了好几百元，并且取了个洋名字叫斯丹莱。据他说这名字原是他犹太老板替他起的，实在起于言语不通的误会。

当他最初报名洗碗时，犹太老板叫不出他的名字，便问他说：“我们应怎样称呼你？”小厮说他在中国大学当助教时，人家都叫他“密斯特司徒”，所以最好也叫他“密斯特司徒”吧。犹太老板对他打量一下，鼻子哼一哼说：“我们美国只有一个密斯特，这密斯特名叫杜鲁门。”

小厮一听才知道他自己“密斯特”不起来了。但又不知道自己叫什么才好，一时唧咕不出来，犹太老板光火了，大声说：“仆欧，你的第一名叫什么呀？”小厮这一下更慌了，乃大声回答说：“我的名字叫司徒雷！”

老板听了高兴得笑了，拍拍小厮的背说他是“好孩子”。自此以后小厮的洋名字就叫“斯丹莱”了。

我到美国之后，斯丹莱特地来看我，我不在家，他就留了个英文条子。我看不出也读不出这个名字，只知道是个“斯”字打头。我一直不知道这个“斯”先生是谁，好久才知道是他。他个子又小，年纪又轻，人也天真活泼像小老弟，我又记不住一大窝洋名字，因简呼之为“小厮”。司徒雷兄欣然同意，因而他就是我的“小厮”了。

自从我们“跳舞”分手以后，小厮又来找我几次，找我的目的是要“学跳舞”，他认为我既然也不会跳，最好和他“同学”。小厮的学习格言是，身为留学生而不会跳舞，实在太“无耻”了，他痛心疾首非学跳舞不可。我和他是同病相怜的，所以也大力支持他，答应他，他如找到门路，我一定和他同学。

我的鼓励，增加了小厮的勇气，有志者事竟成，小厮逐日奔走，我也就静等他的好消息。

果然不久，小厮的“好消息”就来了，他告诉我已找到了学跳舞的“门路”。据他说他在最近又参加一次跳舞会。出乎意外地，他碰见了暑期曾在一起做工的大头桀克。桀克原先也和小厮一样，遇到舞会总是坐着跳的，这次可不然了，桀克从“狐步”跳到“吉特巴”，跳得他的舞伴，满场打转，香汗淋漓。谁还知道桀克半年前只会走路呢？！真是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

小厮羡慕极了。忙向他请教“门路”，才知道桀克是享有跳舞专门学校的毕业证书的舞艺专家。那时桀克因为约有单独舞伴，小厮也学会了一个英文单字“date”，所以未便多谈。二人约好以后详谈。小厮因而特来约我同访桀克，一探究竟。

我们出发之前，我特地提醒小厮先打个电话，以免扑空。小厮说桀克为省钱，住在一个“冷公寓”，那里既无热水，更无暖气，哪里来电话呢？不得已我们只有凭运气支配了。我们整整坐了一个钟头的地道车，才找到桀克住址。谁知竟不出我所料，扑空了。

幸好桀克的冷柏文（公寓）之内，还住了一位名叫保罗的热同房。他招待我们坐下吃茶，彼此稍微“先生”了两下，就变成老朋友了。保罗告诉我们，桀克白天上课，晚间在一家饭馆搬盆碗，深夜始归，他们很少见面。

“哈！”小厮说，“桀克真想做资本家！”

小厮说这话不是无因的。据他说桀克是他们夏天上山的一群人中，钱赚得最多的一位。因为他力大如牛、手脚灵敏，别人要跑三次厨房，桀克一次就够了。小厮说他自己的盘子里放了二三十个碗碟就够重了。死鬼犹太人，每个碟子简直有半磅重一只。但是桀克一下可搬两百只。盘子里平放不下，他会用小碟子在盘子四周砌一道墙，然后再向中间堆盆碗。所以桀克一举起，那盘子就像观音菩萨所站的那只大荷花，远东来的搬盘子的行家，把这种搬法叫做“荷花盘”。一个荷花盘少讲点也该有一百五十磅。高头大马的老番，搬荷花盘的已不多见，黄巴巴的黄帝子孙，能这样搬的就绝无仅有了。

小厮说，慢说是荷花盘，就是桃花盘、杏花盘他已经够累了，但是桀克便是搬荷花盘的大力士。有时客人少了，无荷花可搬时，桀克会把大盘子用三个指头撑起，在犹太太太们的头上伸来缩去，足使客人吐舌，老板皱眉，茶房头伸拇指。

桀克就凭这点武功，一个暑假就净赚一千三百美钞，而小厮每晚膀子抽筋，却只赚了六百。照小厮看来桀克真是富翁了，一年之内可以坐着吃，埋头读博士，不顾其他。这样有钱的人，还住间冷柏文，现在还要去做夜工，不是想做资本家是什么呢？

“桀克真是苦干！”小厮把曾经告诉过我的桀克掘金记又重复给保罗说一遍，并加了这么一句赞辞。

“桀克哪里有钱？”保罗很郑重地说，“他的钱都花掉了。”

“……”小厮睁大眼睛，简直不信。

“他汇钱回国养家吗？”我不禁插一句嘴。

“哪汇得了那许多！”保罗说，“他学跳舞学掉了！”

这一下可把小厮和我都吓呆了。学跳舞！我简直想不透，能在三四个月内学掉千把块美金，我不能相信，小厮更不相信桀克有此魄力，他知道桀克是贫寒出身，吃条“热狗”都会考虑半天的人，怎会如此“荒唐”。

“荒唐什么？”保罗说，“他说在那环境之下，不花钱是有失中国的国体，所以他才花了。”

保罗是不爱说话的人，可是我们的好奇心却强迫他把桀克入学的经过，说给我们听。

原来桀克自暑假回来后也“坐掉了”几个舞会，因而他也有“美国留学生不会跳舞，未免太无耻了”的感觉，下决心，非学会跳舞不可。果然天不负人，一天在报纸上找到了一个最理想的跳舞学校的广告。那上面写明是世界最有名的跳舞学校，并列举了什么波斯王子、匈牙利公爵等名人，说他们都是该校毕业生。桀克本不敢有此奢望，要和他们同学，不过便宜得出奇的学费却吸引了他。这广告说，“试舞每小时一元，学生如不满意，包退还洋……”另外还有一条写着“携女友或眷属一同入学者，试舞费每小时七角五分”。学生们如不满意，也“包退还洋”。

桀克一看这广告就很“满意”，并没有存退费之心；他一时也找不到“女友”或“眷属”，所以也不想省两角五分钱一小时。他决心是出一块钱一小时，这和他暑假的工资相差无几。桀克既在犹太饭店做工之后，颇有“阶级意识”，绝不想做资本家来剥削别人劳动的。

一天下午，桀克带了剪报，便在下城繁华区域找到了这家大学校，原来校舍是在一座大楼的第二十四层。穿制服的开电梯工人，把桀克送到二十四楼，还向桀克弯腰做了一个极有礼貌的手势。桀克是同阶级出身的，知道这位朋友的心理，便顺手给了他两角五分，电梯便下去了。两角五分不是个小数目，但是桀克想，将来如能带“女友”来同学，这两角五分还是可以在学费上扣除的。

学校门前坐的一位年轻招待员，她只微笑一下，便拿一表格给桀克。这表格除“姓名”之外，什么年龄、学历、籍贯、祖宗三代等，普通入学填表时所要求的那一套都一概豁免，“性别”之外，其他便是你欢喜哪项运动、身长多少、体重多少等等无关紧要的问题，桀克填完了，那招待员便领桀克走向一间有名牌的“校长室”。那位衔着根大雪茄似乎是校长的人物，只对桀克上下打量一下，便拿起电话，将桀克的“表”背诵一下，便在表上写一个“十五”，手向门前右方一指，似乎是叫桀克向那方向去找十五号。二人并未交谈桀克便出来了。

校长室前是一条长甬道，两边全是房间，门都紧关着。门上却有个大号码。桀克顺序走到十五号，发现门是开着的，一位十分秀丽的碧眼金发、大约二十来岁的女子正在向一位和桀克差不多的小伙计说晚安。“迪克，”她在说过晚安之后，又向这转身的客人补一句，“下次可别来得太早，免得一个人枯坐着等时间，怪寂寞的。”

那小伙计，只把身子略转下，一举手吹了个口哨便大步离去了。这姑娘嫣然一笑，又送了个“飞吻”之后，才转身来招待桀克。这一幕晚安送别的镜头，桀克如仍在中国，一定会说他们在“打情骂俏”，不过现在桀克觉得没有什么不正常。相反的，不这么，才不正常呢！“一副死面孔，算什么？！”桀克时常觉得美国青年男女活泼热情，非我们祖国青年的假道学所能比。

这小姐向桀克自我介绍名叫安妮。她早知道桀克名叫桀克。她把桀克请进十五号，便随手把门关了。这十五号是一间十二三呎见方的空房，三面是镜子，除两张木椅和一个小茶几之外，别无家具。

安妮一进门，举手揿了个电铃，音乐便响了。她把左手向桀克右肩上搭着，右手拈着桀克左手便开始向后转动了。桀克知道这就叫做“跳舞”，他自己是不会跳的。他脚是在向前走，嘴里却连说：“安妮，我还不会跳呢？”

安妮金黄的头发只稍稍一颤动，嘴里含笑说：“你现在不是跳得很好吗？”

桀克为了今天入学特地穿了一套新西服，胸前还有一条白手帕，头又是新剃的，光泽鉴人。他向三壁的镜子里一看，简直不相信这便是满头汗珠手托“荷花盘”的自己。尤其令他感动的是他怀中所拥抱的那一位身材苗条、秀丽、温和、活泼而端庄的舞伴。他俩高矮胖瘦，算是中国舞台上所常说的，“天生一对，地设一双”！

“安妮，”桀克不安地问，“我们现在跳的是什么舞呢？”

安妮说：“狐步呀……你是不是嫌不够味呢？”

“Oh，no...”但是桀克的“no”字尚未说出，安妮便抢着说：“让我们‘破’（break）一下看。”说着她左手稍一用力，桀克便和她肩并肩在向前走了。刚走两步，她左手又向桀克的臀部一按，桀克一惊，脚步便换了次序。再走两步，她又一按，桀克又换一次。第三次桀克便自动地换了。原来桀克受过“军训”，在“提步走”时，出错了步子，要换回来的办法，是和现在一样的。桀克信心大增，右手搂紧了舞伴的细腰，昂然向前，再看看镜子里的舞影，好不英俊！

这时安妮，出其不意地，把桀克向左一推，叫声“再破”，桀克不自觉地便向左打了个圈子，回来正碰着安妮也向右打个圈子回来，真是丁东一下，俩人又抱在一起，安妮转过头来问桀克：“好不好？”

桀克自然连声说“好”，可是安妮没有等他说完，便抢着说：“拉丁舞破起来更有味呢，让我们再试试看！”

未待桀克同意，她便松开了手。桀克也站住了，吐了一口长气。心里想，有人教游泳，直截了当，便是把学游泳的人，向深水一丢。让他去喝水，然后再把他救起，休息一下，再丢下去。据说一个人只要这样连续喝两加仑水就会游泳了。这叫做直接教授法。安妮教跳舞的办法，显然就是“喝水”的办法。

安妮的音乐又响了。她拥着桀克扭动，桀克不知不觉又跟着她扭了起来。再向镜子里面一看，果然和以前不同。想起以前只是在换步伐、上军训，现在可真在跳舞了。可是扭了几下桀克方寸渐乱，有点扭不来了。安妮自桀克肩上放下右手，改向桀克腰间推动，嘴里含笑地发出轻微的口令来反复念着：“快，快——慢；快，快——慢……”

在她的口令之下，桀克又逐渐恢复正常，和她配合扭动，虽然有点吃力，还可勉强应付。

“破——”安妮忽然把桀克左手向上一推，自己在桀克手下连做两个来回的三百六十度旋转。她那幅红色的裙子随风飘起，真像朵荷花，美丽而调和。

接着再扭几下，她把右手食指向桀克肚脐上一点，意思是要桀克只站在原处跳，不要移动，她轻轻地把自己的右手握住桀克的右手，再换回左手，轻轻地在桀克身边绕了一周又回到桀克怀抱中来。桀克注意墙上的镜子，颇觉自己像朵玫瑰花，安妮像个蝴蝶，这蝴蝶轻轻地飞绕玫瑰花一周，又回到花蕊上来。

桀克不知蝴蝶绕花一周时，花应如何跳法。不得已又拿出军训课上的老办法。“提步走”，走不通时，“踏步踏”。他再向镜子里看，这朵花的“踏步踏”和蝴蝶的“飞舞”比起来未免太笨了，但究竟比站着不动像朵“呆花”要好多了。

“桀克，你一定是个很好的运动员。”安妮一面说着，一面拉一张椅子给桀克在她的小茶几对面坐下。

“没什么太好，”桀克说，“我欢喜运动就是了。”

“啊！”安妮有点不信，“你一定是个棒球明星。不然你身体为什么这样灵巧，跳舞一学便会了。”

“棒球，我们在中国倒不常打，”桀克说，“不过我在篮球方面，在中学和大学都是选手呢！”

“你还是大学生呢？”安妮有点惊诧，“难怪我看你有点像中国外交家的风度呢！要当外交家，一定要会跳舞是不是？”

面对着安妮诚恳而天真的笑脸，桀克未回答这问题，只好笑一笑。安妮又说：“桀克，我看你跳得已经很好，但是几个基本课程还是应该学的。先学狐步和华尔兹。以后再学西班牙舞吧。”

“西班牙舞对我太高深了吧！”桀克有点不敢想象。

“你刚才不是跳得很好吗？”

“那一圈一圈就是西班牙？！……”

安妮笑笑说：“那叫伦巴。跳得好才够味呢！”

“跳得好那才够味呢。”桀克也重复一遍她的话，不过却未说出声来，心里倒是挺痒痒的想学一下。

安妮埋头不响，在替桀克排课程表。她计算桀克能修完以下课程，则社交舞，在华尔道夫星光厅内也可跳得很配合了。她觉得桀克应学：

基本狐步——十小时

基本华尔兹——十小时

等这二十小时基本课程修完，再修中级和高级。这十小时可于一星期修毕，星期一到五每日二小时。普通公务员、店员最好习舞时间是每日下午八至十时。桀克既然是学生，不必上下班，安妮说下午二至四时或四至六时最好。晚间教师有的都疲倦了，所以下午二至四时是最好的一堂。不过桀克喜欢四至六时，安妮也觉得桀克的时间分配极为智慧，因此就这样决定下来，下星期一就可以来上课了。安妮就是教师。

安妮又说，她们的学校对清寒学生的学费是有折扣的。一位匈牙利流亡公爵来入学，学费是五十元一小时。习舞时师生双方都穿晚礼服，课堂便是一个小舞厅，一旁还有侍者在准备休息时用的香槟，据安妮说那实在是不必要的浪费。一个人总该实际点，何必和那些富翁比呢？因而她替桀克打算盘，惠而不费，每小时学费七元五角。如果桀克不是学生，那校方就要收十元一小时了。

“我今天本来是看了广告来‘试舞’的，”桀克说着自己有点面红，“实在没有带这许多学费！”

“在纽约，四处都是强盗，”安妮把嘴一翘道，“谁敢带许多钱在身边？桀克，你以后千万别带比二十元还多的数目在身边啊，别忘记，这儿是纽约呀……危险……”

“安妮，”桀克说，“我今天只是‘试舞’的呀！你们的广告上面不是那么说的吗？”

“桀克……啊，”安妮露出一副天真而可怜的面孔，半抱怨、半哀求地说，“难道你对我的教授法不满意吗？……啊……桀克！”她几乎哭出来了。

桀克有点心酸了。安妮的一副可怜而发光的蓝眼，死盯住他，等候回答。

“安妮，”桀克抱歉地说，“你真是再好也没有的教师了。不过我是穷学生，我考虑的是经济问题啊。”

“啊，桀克……”安妮哭丧着脸说，“学费你不可以分批付吗？我也只是受雇来工作的，我教了你这些时，你还不愿学，他们不会相信是由于你的经济问题而是你不欢喜我！”她说时用手向外一指，桀克立刻想起，那个口衔雪茄的宝贝的死样子。

安妮一副虔诚的眼，仍在等待桀克的回答，使桀克尤其觉得不忍。桀克是个软心肠的硬汉子，他想万一因为他不愿学而影响这位“妞儿”的饭碗怎办呢？“不管她。”桀克把心一横，想掉头而去。可是他终于未说出口。

呆了半晌，他看那副可怜的蓝眼睛仍在盯着他。桀克又把心一横，但是却横向另一个方向。“奶奶的，”他想，“俺大头桀克痴生二十八年，还未对不起过娘儿们呢！”

桀克又沉默了半刻，终于牙一咬，手向衣袋一插，大声说了句：“算了！”他俩小口儿原在说洋文，可是桀克这一句却说的是北方官话。安妮不知是什么意思，还是望着他。桀克的声音又降低到原有的绅士英语说：“我决定选修这两课了！”

安妮不由得破涕为笑，高兴极了。

桀克也自觉很英雄爽气，自皮夹内取出原来预备“试舞”二十次的两张十元美钞，交给了安妮。安妮拜谢至再。一直把桀克送到大门口，说了许多“快乐的周末”、“星期一再见”的话。桀克便大踏步走向地道车站。

幸好袋内还摸出一毫银币，足够回家路费。桀克匆匆赶回公寓，正值保罗在煮晚餐，两人便一起吃了，所以保罗对桀克入学的经过，知道得十分清楚，可以贡献给小厮和我做参考。

我们来访桀克时，真是巧，也是保罗做饭的时候。保罗是个好厨师。做了大锅的红烧蹄髈和中国青菜，香味扑鼻。他迟迟不吃晚饭，但是小厮对跳舞的兴趣使我们忘记了这是保罗的公寓，和保罗的用餐时间。饿了的饥民，嗅觉本是最灵敏的。保罗的肉香引起我不知不觉地赞赏一句“好香”。

保罗不好意思地揭开了锅盖。小厮和我不约而同地伸过头去，大加称赞。保罗似乎也心里一横，做下个“算了”的决定，坚持要留小厮和我吃顿晚饭，我二人推辞不脱，最后由小厮自动去买了几罐啤酒，大家对酒吃肉，干脆谈个痛快。

据保罗说，桀克自从进了学校之后，从“基本”学到“中级”，最后又学完了“高级”社交舞。高级毕业时，为了酬谢教师，还租了一套晚礼服，请他的教师到拉丁夜总会晚餐。

当桀克荷花盘在手时总是口中不断地“Thank you，Sir！”。他曾发誓，总有一天要“招待头”也这样来恭维他一次。这一次美梦终于实现了。桀克身穿小礼服，手挽如花似玉的金发佳人，乘上的士风驰而来，阍者开车门，桀克赏以五角，果然就当起“Sir”来了。一进大餐厅，桀克胸脯挺得比天还高，“招待头”鞠躬如也，“Sir长”、“Sir短”更不绝于口。最初桀克还数着自己被“Sir”了几次，最后数不完，也就算了。

招待头把桀克和安妮领到舞池边最好的席次，上可看洋琴鬼吹喇叭，下可一目了然看舞池中表演的各种节目。安妮虽也曾来过这里两次，却未坐过这样好的位子。桀克笑笑说：“招待头知道我是熟客，所以才能坐到这席次。”其实这是桀克第一次穿礼服入夜总会呢。不过桀克是行家，毕竟是吃这行饭发财的。他一进餐厅，便将两张一元钞票卷成一个小筒，像反拿香烟一样，把这小筒在左手食指和中指之间露出一点儿端倪来。当招待头第一次弯腰向他鞠躬时，桀克把左手稍稍一动，招待头便知道这位黄皮肤的绅士是有来头的，可能是电视上偶尔看到的威灵顿顾（即顾维钧），不然就是张学良将军的小舅子，再不然就是正在打两千万元官司的“毛将军”和他的金发女秘书。招待头是没有种族偏见的，何敢怠慢！一连串的“Sir”和“妈姆”便把安妮和桀克带到最好的席次。可是当桀克暗中把那支小香烟递给他时，他瞥眼一看，第一颜色不对，第二分量太单薄，他显然有点失望，他心里可能也骂了几十个“母狗的儿子”，桀克实在一句也未听见。

这个位子果然非凡，侍者招待之殷勤，安妮说是她向来未见过的，这可能因为那群侍者，雄狗的眼，还没有看出招待头在暗地里所骂的母狗的儿子，他们也错把捧荷花盘的“公共汽车儿童”（bus boy）当成了毛邦初将军。

拉丁夜总会是名不虚传的。桀克和安妮一杯在手，爵士悠扬，在电烛摇曳之下，小两口儿娓娓倾谈。以桀克的魁梧潇洒，配安妮之袅娜妩媚，便是天上无偶，人间有双。安妮颇有酒量，粉颊初红，益发软语如珠。桀克虽然非酒徒，然而三杯两盏，也勉强可以舍命相陪。

等到乐队奏起狐步或华尔兹时。桀克和安妮便翩翩起舞了，一个是师出名山，一个是及门桃李，跳起来自然节拍相符。安妮酒意三分，玉山半倒，桀克以荷花勇士扶半醉美人，夫子既不再指点，学生也就无心学业。一时桀克将安妮稍抱紧点，安妮便索性倒入勇士怀中。台前缓竹哀丝，头上灯光半灭，二人相依相贴，与课堂上的情形完全不一样。举习与适用本来有别，这使桀克想起以前受军训时，党国名人训话时常提到的名言，叫做“文章不与政事同”！

灯光亮了，安妮理理头发，桀克扶她回到座位。安妮又重行敷了点粉，侍者推了金的车子，送上桀克和安妮最喜吃的菜。二人边吃边谈，一次桀克半晌未语，忽然情不自禁地笑出声来。安妮最关心桀克，忙问何事这般有趣，何妨说出大家笑笑呢？

桀克说：“我笑我的祖国抗日战争时的大学校长陈树人博士。”

“陈博士是不是也进过跳舞学校？”安妮奇怪地问。

“陈博士哪里敢跳舞，”桀克说，“他是孔夫子的学生。”

“桀克，”安妮把眉一皱，“你们的孔夫子现在还活着吗？”

“他老早死了，死了千把来年了，”桀克说，“我说学生，我意思是孔夫子主义者。孔夫子是不跳舞的啊！”

“他不跳舞就算了，有什么可笑呢？”安妮有点不懂。

桀克说：“我笑与跳舞无关，我笑他要我们做学生的要‘尊师重道’。教师上堂我们要‘立正’，路上遇到老师要‘鞠躬’。我现在进你们跳舞学校，你不也是我的‘老师’，照陈博士的训令，我在课堂上见你来了要立正，在街上遇见你要鞠躬的啊！但是安妮，今晚咱们俩跳舞，可像师生恋爱啊。在我们中国，师生恋爱不但其他学生要闹风潮抗议，陈博士也会把你解聘啦！”

“你们中国真奇怪……哈……哈……”安妮唧唧地笑得喘不过气来。

“安妮，”桀克也笑着说，“别以为我们中国人奇怪，各国风俗习惯不同啊。”

“先生和学生的关系在我们看来只是知识传授。”安妮说。接着她又解释说：“战后我爸爸想做日本复兴工作的生意，曾到哈佛大学选读一门日本会话，和一门近代日本经济史。教我爸爸会话的便是一位二十来岁的日本女学生，难道我爸爸见她还要‘立正’、‘鞠躬’？我爸爸是药剂师，他也教过课，如果这小姐正巧也选了我爸爸的课，那他俩人谁向谁立正呢？”

桀克未想到这妞儿还有这样口才，他一时竟回答不出。安妮又认真逼他一句说：“要是我父亲和那日本女教师闹恋爱，只有我妈妈才能抗议，哈佛大学其他的学生也犯不着管闲事、闹风潮呀？”

桀克不想在跳舞场中辩论教育哲学，只和安妮开玩笑说：“我们中国如果能请你去当大学校长，中国教育一定要进步多了。”说得安妮哈哈大笑。

“桀克，”安妮又问，“你们的孔夫子和印度的甘地哪一个年纪大些？”

“孔夫子比甘地大多了！”桀克说。

“难怪孔夫子的学生要这样主张呢！”安妮说，“甘地听说会教印度人纺棉花。手工纺棉花的社会里面的制度怎么能拿到有高度流动性的工业社会里来用呢？……”

安妮愈说愈得意，桀克只好打断她的话，夸奖她真聪明有学问。安妮也得意非凡。这时正好乐队奏起伦巴舞乐来。桀克问安妮关于伦巴的基本动作，安妮用两个细长的指头在台布上表演几下，便站起来了，桀克只好也站起，搂着她走下舞池。桀克虽然尚未窥门径，但是名师好徒，桀克如忘记了步法便来个军训上的“踏步踏”，安妮如蝴蝶绕花，自会绕着他旋转飞舞，美妙无穷。

时间已是夜半一时半。侍者恭敬地送上账单夹。桀克一看是七十二元四角。桀克付了四张二十元大钞，当侍者以小盘子送回找零时，桀克说了声“Keep it！”，那侍者弯了九十度，恭敬地说了声：“Thank you sir！”桀克理也未理他，那侍者又鞠了个大躬。

在的士车上，桀克默算一夕的消费，连衣帽和三次小便所用的钱在一起，大约尚不足一百元。自己暗暗把舌头一伸，默算这一学期的伙食总归维持不到底了。可怜的安妮，不知好汉心中之事，还在一旁问道：“桀克，你狐步和华尔兹学完了，下星期是不是还学西班牙呢？”

桀克稍想一下，今年反正过不了年，百元大钞算什么，俺三十七年在上海还不是花了几百张。“安妮，我当然学下去。”安妮高兴极了。车抵安妮门首，二人下车，又在安妮门前细谈片刻，便互道下星期再会了。桀克摸摸荷包，地道车钱总还是有的，也就登车返寓了。

桀克自跳舞学校毕业以后（据保罗的看法，而小厮同意的）可真不平凡了。每次跳舞会，他必然参加，每参加必从头跳到尾，从不稍息。偶尔抢不到舞伴站在墙边，也是不平凡的。他总是皱着眉头，指东划西地批评：张三是“八字脚”；李四只扭那不应该扭的肩膀，却不扭那应该扭的屁股；王五就更糟了，简直像上海四马路的野鸡，只会到处“拉人”，哪里会跳舞呢？

桀克不只是批评“领袖”（leader），据保罗说这“领袖”并不指“政府首长”，而是跳舞专家的术语。大凡男女对舞，男的总归是“领袖”。这资格是与生俱来的，并不需要“革命”、“坐牢”和自己指自己鼻子那套手续的。桀克也照样批评“随员”（follower）的。大凡男女对舞，不论女方是如何伟大，伟大到像伊丽莎白女皇、罗斯福夫人或蓝苹，她们如同桀克对舞，也是要当“随员”的。

据说桀克自毕业以后，当了“领袖”，除老师安妮一人之外，就未找到一个中意的“随员”。不是玛莉“黄巴巴，瘦扁扁”，便是玫瑰的旗袍“直桶桶的”如何能跳“探戈”呢？桀克最恨的却是跳舞大众不按规矩跳，“乱来一泡”，真使桀克气得面色发青。照桀克的规矩，一两百人的大跳舞会，所有“领袖”们都应掌握住他们的“随员”，绕着舞场，向“反时钟”方向跳。庶几一男一女排队前进。要大家都跳得高兴了，来一个“换舞伴”运动，一声令下，一步向前，全场都换了，那多够味！

“中国人的舞会，就是不能跳，”桀克总是这般抱怨着，“大家你碰我、我碰你成什么话呢？”桀克还举了个实例：有一次他跳探戈时，正推着“随员”向前做“慢——慢——快、快……”的最高潮时，忽然感到天崩地塌，他的“随员”零达大叫一声：“妈呀！”他举头一看原来是那“活猪”富兰克，不按规矩跳，而做“顺时钟”方向前进。双方迎头而来变成了“慢——慢——快、快——碰”，萝兹的臀部正碰着零达的屁股，所以碰得零达大叫“妈呀”。

桀克事后想想这一“事件”，犹有余怒。他告诉保罗说：“这就像在单线街道开车，而活猪富兰克，开错了方向，来个head-on……你看气人不气人。”他说幸好零达屁股未撞伤，否则打起官司来，富兰克违反交通规则，是要吃官司的啊！

保罗口才并不好，但是他那慢吞吞的叙述，使我和小厮，只顾听得出神，简直忘记了桌上香气扑鼻的红烧肘子。保罗误以为我二人已吃饱了，他慢吞吞地说话，同时也慢吞吞地把肘子收到冰箱里去了。小厮很懊悔，只顾耳福忘了口福，他事后告诉我，他只吃到“一小块”。

“上礼拜六的跳舞会，桀克为什么没有去？”小厮索性忘记了红烧肘子，再追问一句桀克的下落。

“他最近已好久不跳了，”保罗说，“他周末要去搬盘子的。不然他哪里有钱付我的房租呢？”

据小厮所知，这柏文原是桀克“顶”下的。保罗原是桀克的房客，现在保罗怎样又反客为主了呢？这种转移，真是和跳舞一样“变化莫测，奥妙无穷”！其实故事也很简单，桀克的学费太贵了。他一共从“狐步”、“华尔兹”学到“伦巴”、“散巴”、“探戈”，从初级、中级学到高级，共十五课，每课十小时，每小时七元五角的学费，共花了一千零二十五元学费。再加上夜总会一次“谢师宴”花了一百元，正好是他一个暑假的总收入。等到“中级”以后有点周转不灵时，他本不想再向“高级”进修了。但是基于数种考虑，他还是继续进修了。其中最基本一项考虑便是：“反正是过不了年了。”他如中途辍学，尚可保持一个柏文。“奶奶的，”桀克把心一横，“保持个柏文有啥用！”索性和房客交涉，以三百五十元原价“顶”给保罗，出顶之后，每周便转向新房东付五元房租。

最近桀克已经有一个多月未向保罗交房租了。保罗曾向桀克提过两次。不是保罗不放心，而是重提前房东的老话。桀克和保罗，同船来美，原为莫逆之交。当桀克顶了这柏文，租一间给保罗住时，收租金甚低，每周五元，但是他说过，“亲兄弟，明算账”，到保罗真周转不来时，大家到那时也不妨有“通财之义”，这样方可以中西文化兼顾。

所以保罗并不是向桀克催房租，只是重复一下桀克的旧调罢了。起初桀克总说“下星期，下星期”，最后便干脆“请老兄暂垫一下”了。“有它做担保！”桀克说时把膀子一弯，指一指那突起的肌肉。保罗不是犹太商人，也就许久不提“亲兄弟”了。

“我也不是犹太商人，”保罗说，“朋友有急，我们本应有通财之义，但是他把钱跳舞跳掉了，我不能拿血汗钱来帮助他跳舞，荒唐！”

“B——O——Y！”小厮说，“桀克学跳舞，竟然学掉三根大条子！”小厮说着直是摇头。

“可不是荒唐？！”保罗说，“花一条驴一小时去学跳舞！”

最初我听他二人的对话有点茫然，什么“大条”，什么“一条”，等到他二人向我详细解释我才恍然大悟。小厮的意思是三根十两重的“大”金“条”。美国官价黄金是三十六元一两，三百六十元一“大条”。桀克的学费共用了三“大条”。小厮是十里洋场长大的，所以说起话来用的是“金本位”。

保罗便不然了。他的故乡是以出产驴子出名的。战前的驴价约二十元一头。那时法币和美钞的兑换率是三比一，所以桀克付七元五角美钞一小时，约合老法币二十二元五角，正是一头毛驴的价格，所以保罗用的是“驴子本位”的！

小厮和我自保罗处快辞出时，小厮主张我二人也不妨各怀美金一元，到桀克的学校去“试舞”一次。他自知没有桀克那种英雄气魄的，别说学三十小时，就是一小时小厮也是不干的。但是他想去一“试”的目的，是看看在安妮教师指导之下，我二人究竟有没有跳舞的“本能”，是不是“可跳之材”。

“你也要去上那洋妞儿的当吗？”保罗听小厮的话，简直大为吃惊。

“我们只是去试一试，”小厮说，“按他广告规定，只试一小时。”

“千万别去！”保罗急得张大了眼睛，“试一下你就跑不掉！”

“怎么会跑不掉，哼！”小厮说着把鼻子一翘。

“桀克说的，”保罗说，“在那种形势下，你要不学，便是替民族丢人，他说他不但是花钱学跳舞，同时也兼办国民外交呢！”

“……”小厮只把鼻子皱一下，并未开腔。

小厮自知是十里洋场长大的。安妮那一套只能欺侮“乡下人”或“江北猪猡”。据小厮后来告诉我说，如果在上海，他也绝不敢去“试”，因为上海舞场都有帮会支持，你如少他们铜钿，你就有被丢下黄浦江的危险。美国是民主国家，有堂堂广告为证，“哼，他们敢怎样我们？”

但是在当时小厮并未对保罗解释，只是皱鼻子，因为他认为对保罗那样“土佬儿”解释也是无用的。他只一味央求我一道去“试试”。可是我也和保罗一样，认为那样“国民外交”不大好办，还是不去好。

“难道你也怕安妮把你捉住？”小厮问我，他又加一句说，“桀克一个人跑不掉，我们有两个人，人多势大，跳过了，我二人商议一阵，然后告诉她说，我们考虑考虑再打电话给她，把两元向她桌上一丢，还不就大摇大摆走了？”

我的考虑可和小厮两样。我想，根据保罗的情报，他们的教授法本是“一对一”的。万一她们来了两个安妮，把我和小厮带到两个教室分别授课，那我二人不就成了人不多、势不大了吗？一个人何从“商议”？万一逃不掉，那不是呼天不应了吗？

再者小厮是学炼钢的。韩战打起来了，美国失业问题解决，小厮已经找到了一个画图的工作，上次我去看他，他门口的女秘书已经问我是不是找那位“中国工程师”了。万一他真的办起“国民外交”来，至少他还办得起。我要临阵潜逃，岂不替“民族丢人”。所以小厮问我时，我不加考虑地拒绝了，并说明我的理由。小厮还说，他们事前不知我们计划潜逃，不会把我二人分别授课的。

“绝不会的，绝不会的！”小厮还在嚷。他显然对我以前的勇敢和现在的怯懦大感失望。

“会的！会的！”我说。因为小厮和我身材相差太多了。他们如选一个适合小厮的矮安妮来，对我这位大个子就无法教授了；如果他们选了一个适合我的高安妮来，则小厮只能在她下面，做胯下之舞了。那种有经验的学校一定会选出一高一矮两位教师来，对我二人分别教授。

小厮听我分析有理，也就不再辩了。

我二人懊丧地辞出之后，小厮随我一同回到我的公寓房间。他虽然不抽烟，却向我要了一支烟，坐在沙发上大抽起来，一面咳嗽，一面擦眼泪。我叫他不要抽了，免得浪费物力。小厮还要抽，他的理由是“解解闷”。

“这一生是学不会了……学……不会了……”小厮不由得叹口气，和我相对黯然……

一天傍晚，我正在“落日轩”做晚餐，忽听隔壁有人从楼梯上来，脚步走得似乎很有节奏，嘴里还唧咕地念念有词。我未即凝视，已见小厮含笑走了进来。他一见我便说：“找到了，找到了！”不用问自然知道他“找到了什么”。

未待我发言，小厮便向我说一声“瞧！”，他两脚便在我厨房地板上跳起来了。嘴里不断地念着“蓬拆拆，蓬拆拆……”，他的潇洒的舞姿可一下便把我吓着了。我拉了一张椅子坐下，静观其表演。三日不见，想不到小厮也变成桀克了。这不是跳舞是什么呢？我心头暗地称羡。

小厮表演了约十分钟，便开始对我解释了。他说这叫做“华尔兹”，用的是四分之三拍的音乐调子。它的基本步伐是一个平均发展的“一，二，三”，小厮的浦东调英语叫做“文，吐，丝”。他嘴里不断地念出“文吐丝”，脚下自然就跳出“一二三”来了。

“这是华尔兹基本步伐，”小厮说着擦一下头上的汗，“要‘破’起来，可变化莫测呢！”

我睁大眼睛，听他大谈华尔兹经纬。小厮说来头头是道，不禁使我怀念起煮红烧肉的保罗来，想当年桀克“谢师”归来向保罗大谈“西班牙舞”经纬的神情，不想小厮居然能迎头赶上！

“小厮，”我说，“你终于也狠心一下了。”

“我没有狠心，”小厮说着连连摇头。“你以为我去找安妮吗？我才不送冤枉钱给她呢！我没有花太多钱，只是一块半一小时学的，所以我才找你一起学。”

我说：“你‘试舞’一次，就能跳得这样好吗？”

“我没有‘试舞’，我是正式上课堂学的！”小厮奇怪地看着我。

我有点茫然了，想不出道理来。

“学实在很有限，”小厮又补充说明给我听，“主要的还是自己练习。”

说着小厮便在我厨房“练习”起来了。他嘴里一面蓬拆，一面还要分点时间解释，来满足我的好奇心。小厮说他这次到“落日轩”来找我，电梯都不乘了，因为上楼时在楼梯上还可一面练习呢！

小厮一面说，一面又皱鼻子说：“什么气味？什么气味？……”这一下可提醒了我，因为我灶头上还有一锅肘子烧萝卜和一锅白米饭。我忙赶过去，关火，揭开锅盖一看，我真要哭出来，青菜已经不见，肘子黑得像煤炭，白米饭也只有中间一小块是白的。小厮说：“还可以吃。”我二人因而唧唧喳喳地便吃起来了。

小厮在吃饭时才告诉我，他这次总算找到了一所“既高明又不大头”的跳舞学校。因新学期已开始上课，他来不及通知我便报名入学了。这学校是附设在本市有名的妇女俱乐部内。每班有学生三十到五十人，男女生各半。每课十小时，每小时学费一元五角，由跳舞老师集体教授。小厮选修一门“华尔兹”，只上了两课，便有如此成绩，足见学校不是野鸡，他希望我也赶紧去学。

“……”我看看筷子，没有发言。

因为他一提到学费，便使我想起“金圆券”来。

“天啦，”我心头暗地一怔，“十五元美钞，要换多少箱金圆券！”想起金圆券，我便失去做外交家的豪兴了。

“我不是要你现在学！现在已开学，学也迟了。”小厮说。他希望将来我和他一起去学“西班牙”。现在这种简单的社交舞，他学会了，便可立即传授给我，不必再要我花钱了。

一餐晚饭，我和小厮订了一个君子协定。他每次下课归来，到我公寓来教会了我，然后一起练习。既然我二人皆无舞伴可找，我二人则不妨相抱而舞之。“领袖”和“随员”，“五十对五十”。最初小厮提议之后，又有点懊恼，因为他个子比我小，当我的“随员”很好，要当我的“领袖”就有点不称了。

我立刻举拿破仑和袁世凯为例，证明当领袖的人，不一定要个子大。小厮再不满意，我又讲了一个齐国马车夫太太告诉她大个子车夫丈夫的故事。她奚落她得意洋洋的丈夫说：“你的主人晏婴，还没有五呎高，却做了齐国Prime Minister。你长得八呎多高，还不是替五呎高的人开车。你神气啥子呢？”

小厮听了这话，大为高兴。他又补充了一些当领袖不必要大个子的证据。据他前天在学校的练习舞会中，便看到一个矮“领袖”领一位又胖又大的“随员”跳“西班牙”。那领袖的手，根本就摸不着随员的头，那如何能叫随员团团转呢？谁知这位矮拿破仑却气魄非凡，他要他“随员”转身时，只把左手高举做出个希特勒的敬礼姿态，然后右手向那又胖又大的随员屁股上一拍，随员滴溜一下就转过去了；他要她转回来时，只把左手一招，她飕的一下便转回来了，真是灵活极了。

“当然啦！”我说，“领袖、随员之分是气魄和福分的关系，岂在个子之大小乎？！”

小厮大笑起来，我们的君子协定也就签字了。

自此以后，每逢周末小厮总来我处晚餐，餐后便“练舞”。他自然是教师，我是学生。最初我们利用收音机里的音乐，后来小厮居然从他的洋同事中借来唱机和几张唱片，片上并注明“狐步”、“华尔兹”、“探戈”等字样。小厮是行家，跳来得心应手。我这个学生时时被教师骂成“stupid”。毕竟严师出好徒，我不久居然成为小厮最理想的“舞伴”了。舞罢休息，小厮每每向我叹息说：“可惜我两人都是男人！”

春去夏来，小厮的初级“狐步”和“华尔兹”终于毕业了。在最后一堂课上，他的教师宣布说，小厮这一班虽是“初级”，但是挺胸迈步，他们属于当今社交场上“舞姿最正确大方”的一个阶级。小厮也深信老师之言不虚。

在我的不断鼓励之下，小厮心一横，居然选修起“西班牙舞”的“伦巴”来了。伦巴毕竟复杂，小厮“现学”便不能“现教”了。他说他只能当“领袖”不能当“随员”，这样要我当长期随员，未免太不民主了。小厮因而坚持要我入学。他声称我如舍不得十五块美金，他可以借给我，以后我发财了，再分期还本。在小厮死命纠缠之下，我也心一横从枕头下面取出十五元来，和小厮一道入学，幸好我脱课不多，还可跟得上。不过小厮唯一的顾虑便是他班上现有二十一位男学生和二十一位女学生，上起课来，领袖、随员正好一配一，我如“插班”，随员势将不敷分配。不过小厮又说他班上上课时，教师有时发口令叫“换舞伴”，领袖、随员均非终身伴侣，不妨琵琶别抱。“如果有人抱不到，”小厮说，“那管他干什么？”

这样我居然就“插班”入学了。

跳舞学校的第一课，对我真是终生难忘的。这天天气有点燥热，可是我们却没有受到热的骚扰，因为我们的课场便是二十五楼的楼顶，夕阳西下，清风徐来，眼前众随员鬓乱裙飞，香味隐约，也确有一番境界。那秃顶教师站在我们相对而立的男女学生之间，对我先讲授一番步伐，大家像中学时代上早操一样，在他口令下举手做搂抱状，前进后退个别练习之后，他忽向后快速背进，口中大叫“Take partner！”，我们双方乃大踏步向前，领袖碰到随员便拦腰抱住，再听候号令。

我抱住的是一位浓眉大眼、身高五呎七八吋的大胖子。她对我微微一笑。天啦！就这样在二十五楼屋顶光天化日之下，搂抱了一位大胖女人。除小厮之外，我还未这样抱过任何人，心头感觉有点异样，顺眼瞧一下小厮，他居然抱的也是一位大胖子。小厮的鼻子大概只有她乳房的高度。可是小厮目不斜视，挺胸，竖脖，颇不失其“领袖”应有的风度。

场边的大钢琴响了起来，教师叫出“快、快——慢；快、快——慢”的口令，我们便真的跳起来了。我一转身忽然发现一位男同学虽然也举手做拥抱状，却怀中无物，独跳其舞，做了一名没有随员的流亡领袖。幸好不久教师发出“换舞伴”的口令，结束了他的流亡命运。我也“换”到一位大约十六七岁的小妞。她口嚼香糖，歪着头扭着屁股地跳，满不经意，远没有第一位大胖子认真学习的态度。她态度很轻松，我和她也跳得很合拍。“你是斯丹莱的朋友吗？”她忽然问我一句。“What？！”我口头未说出，心头却暗暗纳罕，什么“斯丹莱”呢？仔细一想，原来她说的是小厮。我才连忙说“Yes”。

我在计算又该“换舞伴”了。谁知教师却发出“休息”的口令，原来每堂课中间有十分钟休息时间。我和我的随员虽然从拥抱分开，却仍然牵着手到场边凳子上坐下。这时小厮忽然丢掉他自己的随员，跑到我身边来，拉着我的随员叫“玫瑰”。原来他二人是老搭档。我和玫瑰也就熟起来了。

“玫瑰，”我说，“你跳得这样好，为什么还要来学呢？”

玫瑰鼻尖一翘说：“这是我的job。”

“什么？玫瑰，”我说，“你不是为着学跳舞来的！”我有点不解。

“她们才来学跳舞呢，”玫瑰把手向那两位坐在对面的中年女同班一指，接着又说，“我还年轻，我又不要找男人，我来学干吗？”

我更不了解，我张着嘴，却未说出一个字。

玫瑰说着把手向那秃顶教官一指：“他们给我五毫……”

“玫瑰呀！”忽然我们身后一个女同学大声呼唤打断了玫瑰的话。我回身一看原来是一个十五六岁和玫瑰差不多的女同学在故意打断她的话。玫瑰把舌头一伸，正好教师吹起哨子，我们又上课了。

下课之后我和小厮为这小插曲争辩甚久。小厮说年轻人，纵使不会跳舞，而要来学，她也不承认她是不会跳舞的。“玫瑰的心理，就是如此，就是如此，哼！”小厮说时理直气壮，他说他把女孩子们的心理都看透了。小厮原是都市上长大的，他说他虽然未谈过恋爱，却看过他哥哥姊姊们谈恋爱。所以我也就服输了。小厮似乎是对的。

两天之后，我们又上课了。这堂课上的男同学安闲多了，不像上一堂课因为怕当流亡领袖而有人心惶惶的现象，因为我们班上又来了一位女插班同学，正使我们配得双双对对一丝不差。

小厮和我都是好学生，认真学习，从未缺课，很快我们的伦巴课就结业了。我二人在小学时代，都曾考过全班第一名的。现在虽然年纪大了，考不到第一，在这班上至少也是中上等，不比毛子们差。毕业之后，小厮和我聚餐庆祝。我二人在跳舞这门学问上说，也可说已受过“高等教育”了。今后所需，唯在练习。

据校方通知，我们练习的最好的地方还是在校内。因为这所二十五层大厦之内有个大礼堂可容四百人同时起舞。就在这礼堂内，本校每星期一、三两晚有“练习舞会”，参加的人不分男女，门票一律五角。星期五、六则举行“正式舞会”，门票每对二元五角，单身男女每人一元五角。因为这儿是妇女协会，每次舞会总归随员多于领袖，单身领袖前来，可以任意选择，如果来了一头狼，更可以“择肥而噬”。小厮说这对“两个都是男人”的我们，简直再理想不过了。

毕业聚餐之后，我二人充满信心，就正式预备下海了。“哼！”他领头，我跟后，小厮缴出五毫门票，回头向我一笑说，“想不到我二人居然也有今天！”

这跳舞厅果然不凡，当小厮和我随着男女舞众鱼贯而入时，见那偌大的舞厅已挤得水泄不通。舞乐悠扬之下足足有两百对舞侣，在舞池内依着“反时钟”方向团团打转。多而不杂，挤而不乱，真是洋洋大观。这舞场中的最大特点，便是女多于男。她们沿壁排坐，静待领袖们来敦请。音乐一停，男女便各作打算；音乐一响，但见众女宾个个整襟危坐目光微微向四方打量，看有无男士前来。众男宾则沿墙边巡行，眼前绿肥红瘦，看准了便走向她面前一伸那有领袖权威的右手，那随员会立刻站起把腰送上来，二人一言不发，既无父母之命，又乏媒妁之言，更不问尊庚多少、仙乡何处，便搂抱起来。

小厮和我是乡下人，未见过场面，虽也俱有“领袖”资格，却不敢随便招募“随员”，我二人在一旁观光，足足坐了一个钟头光景，未敢越男女之大防。我二人观光的感想便是油然而生的不平之心。因为每次音乐响处，那些三围匀称、修短适中、脸蛋儿光润可爱的总是领袖们包围的对象。有的刚刚坐下，她的身边已被三面包围，对面墙角上还有些电光闪闪的蓝眼对她盯着呢。音乐一响，各领袖便里应外合地蜂拥而来，往往三五个领袖同时伸手，我真为她着急。但她总是笑容可掬地把她的腰放进最近的一只右臂之内，然后向左右分别地说一声“对不起”或“下一次好吗”，便随着人群卷入舞海去了。她的轻松大方、温柔可爱的姿态，足令没有向她伸手的小厮和我，也如春风拂面，感觉好不安逸。

记得以前有一位年轻貌美的姑娘，真是人见人爱，无人不觉得他是她的真情人。一次她的朋友出了个难题考她一下说：“玛丽呀，你真是大众情人。但是如果你有三位男朋友，同时和你打桥牌。他们三位同时问你究竟爱他们三位之中哪一位。你怎样回答呢？”

“我呀？！”玛丽说，“那我就用我的左脚踩着我左边那朋友的脚，并踢踢他；我右脚踩着右边男朋友的脚，也踢踢他；然后我就向我对面的舞伴说，约翰呀，若说爱呀，我还是爱你啦！”

小厮和我一致同意，真是个个美国女孩子都是玛丽呢。一场桥牌之后，三位宝贝心中都凉凉的，认为玛丽所真爱的才是他，那两头活猪哪知道？！小厮和我有时也切切称许大头桀克的卓见，中国女孩子，黄巴巴，瘦扁扁，哪有美国女孩子够味？！

不过小厮和我却为玛丽身边的另一种人不平。她们往往目光微扫四周，好不容易才有一位男士姗姗而来。我和小厮真可以听见她心脏的跳动声，可是等到他走近了，他不是找一个空位子坐下休息，便是向另外一个“随员”伸手了。可怜她们有的一直坐着像一座土山，有的站着像一根旗杆，长夜漫漫，就是没有人前来请舞。有时上帝降福，一位手伸来了，那可怜的她，一面跳舞，一面暗笑，把那位领袖真是巴结得上天了，但是音乐一停，二人又姓名不通地分手。坐断肝肠，他也不再回来了。

小厮和我在一旁观看，真气得摩拳擦掌，想去拔刀相助。小厮是中国大都市上来的，又是老美国，现在又做了美国大公司的画图员，自称工程师，他比我的常识丰富多了。据小厮说这种可怜女人，在跳舞场上叫做“墙花”，是一直插在墙边不动的。美国人口因为男人花天酒地，女人刻苦耐劳，所以女多于男。男人又下贱，很多不愿结婚，因而更形成女大不嫁、踏地唤天的恐慌。所以美国女人找丈夫，实在和我们中国留学生找太太有同样的困难。她们有时为找个丈夫不惜下大本钱，把她自己的积蓄家私拼命地贴接她所想嫁的男人，让他读书上进，希望将来可以双宿双飞。也有些下贱男人，游手好闲，专门利用女人这种心理去骗她们。更有些男人就利用女朋友做苦工帮助他去读医读法。一旦他真当了医生或律师，他就把黄面婆丢了，再去找个三围合适的。

小厮更告诉我一个最近的例子。他电子讨论班上一位同学请他去吃咖啡说：“斯丹莱，今天我可以请你客了，因为我太太昨天刚发过薪。”

小厮和我谈了很多美国旧闻，最后我二人又回头讨论我们前来的目的——找女孩子练舞。等我二人真决定执行领袖任务时却又发现困难重重。第一，我们如果找三围合适的，那实在不容易。因为找她们，我二人一定要特务抓人的作风才行，要有“准，狠，稳”。先找准了目标，音乐一响，狠命冲向前去，左手拦住各路英雄，右手立刻搂着美人稳稳抱住才行。而小厮和我显然都不够资格做特务。

第二，我二人虽经名师指点过，究竟是初出茅庐。小厮很同意我的话，“咱们初上场，不能那样穷凶极恶”。再者据小厮说美国夫妇四对之中，至少有一对要离婚，而离婚最大的因素是做丈夫的对做男人的职务不能胜任愉快，不能使对方满足。小厮和我刚出校，做起领袖来，对那些舞场红星是否能胜任愉快，满足对方，殊无把握，所以绝对不能找。

我二人又想退而求其次，去找两个“墙花”跳跳，不是双方有益？但我二人讨论一番之后又觉不妥。因为人弃我取，给别人看来未免刺目。再者这儿全是碧眼白皮、高大肥硕，唯我二人黄巴巴瘦扁扁，已经是刺目，再搂墙花而跳之，岂不是刺目中之刺目，我二人既无意竞选州长，又何必奇装异服，招摇过市。

最后我二人一致同意要跳，咱俩要找中等舞伴——既不太美也不太丑的跳。

吾人为学跳舞而跳舞，无人注意，我们便可万人如海一身藏了。可是问题又来了。小厮提醒，我立刻同意，小厮说：“今天是我二人民权初步。”我们最好第一场只跳狐步，以后场场高升，我也欣然同意。

再者我二人都不愿一人单独下海，免得如小厮所说的“在洋人前出洋相”。我二人要形影不离，相依为命，以便有所呼应。所以我二人要伸手便要看准两个舞伴坐在一起，我二人同时大踏步向前一道伸手。可是我高小厮矮，我们一定要找一高一矮才行。同时我二人都慈悲为怀，不愿欺侮弱者。我们要找“中等舞伴”，那她二人附近一定要没有墙花在侧。小厮说：“我们东方人在此已受尽歧视，我们不能让别的弱者们怀疑我们居然也歧视她们。”这本是我们儒家道统，我当然了解。

所以我二人找舞伴程序就这样决定了。我们要：一，狐步音乐；二，两个“随员”坐在一起，旁无墙花；三，她二人要不太丑，也不太美；四，她二人要一高一矮。

我二人要动脚，这四个条件，缺一不可。因此我二人分工合作。音乐一响，四耳同听，如果是狐步音乐，我向左，他向右，四只眼像四架探照灯向舞场绕射一周，寻觅我们所要的条件。有一次，四项条件俱备，只是我和小厮关于“美”和“丑”的标准不同，稍一争执而机会错过。

又有一次绝好机会，条件全合，而我误把狐步音乐听成了探戈，铸成大错。小厮几几乎因为我这一过失而断绝友谊。还有几次，我二人正预备举步，而动作迟缓，被人占先。最可惜一次是我二人已伸出手来，对方也都站起，不幸我不知黄雀在后，一位大毛膀子自我身后伸手把她劫了过去。小厮眼看我的不幸，也不知不觉地把手缩回来了。

可是我二人并未因此气馁。当门头时钟已指向午夜十二点时，我以肘子碰碰小厮说：“小厮，怎样了？”

小厮咬咬嘴唇说：“不下桌子不算输。”

我二人又等了半个钟头，这一次“准，狠，稳”三面俱到。果然对方站起，谁知我身不由己一下就被卷入舞潮。我因动作稍缓，立刻和小厮失去联络，他因个子小，茫茫人海之中，我再也找不到他了。这时我因忙于应付，无法细寻，也是真的。当我心中正在默念“慢——慢——快、快——慢”之时，忽然听到前面人丛中，一个女子声音大叫：“哦，哦，哦……”在大众循序前进之中，忽然有两个停住不动了，像周末公路上抛了锚的汽车。

我定睛一看，原来是小厮的一对。可是我也只能守望，不能相助，只见她左手按着小厮的肩膀，右手握着她自己的左脚尖，口中还在不断地“嗦……嗦……”，但她仍然面带微笑，似乎对小厮所说的不断的“sorry”未加评语。

其他的舞侣团转而过，似乎未看见这架破车一样，但也有颇显出善意的微笑的。可是我的“随员”暗暗地对我说：“你的朋友踩伤我朋友的脚了！”我还不知如何回答，她又问我说：“你以前也跳过舞吗？”我说：“我的朋友和我都还在学跳舞。”“哦——我说呢——”她微微一笑，便松了手去安慰她的朋友去了。我也就跟着她走到我朋友的身边。

小厮对我苦笑一下，摇摇头……

原载纽约《海外论坛》第三卷第一至十期，1962年1月至10月

（杂志停刊连载中断）

求婚

子静

“……博士学位，生活有保障，爱情认真，亲戚关系……”尼古拉扳一扳他的手指，又揉一揉他那疲惫的眼睛慢吞吞地问我，“你说我此外还有什么优点呢？”

“……”我没有回答。

“我的缺点是……”他又数一数手指，“身材矮小，不会跳舞、不会玩……”

“……”我仍然没有回答，一则因为他本是自言自语，二则因为我也不知道如何回答，同时也因为这一问题我们已讨论过不知多少次了，现在夜深了，我们也都疲倦了。

“你不会说我无聊吧？”他又疲乏地注视着我，“我把接吻也放在我的‘计划书’内。”说着他又翻了翻他的“求婚计划书”。

尼古拉是我的总角之交，是我既敬且畏的益友。我们虽籍贯各异，但我们却原是小学同学，他是那时我们童子军团内的纠察队长。一次我在露营时犯了规，他罚我“立正”后，还问我是不是“三民主义的少年兵”。

其后他由小学而中学而大学而留欧而留美，一帆风顺，真是步步青云。“尼古拉”一名就是他留欧时起的，现在还一直沿用着。为着见贤思齐，在求学进度上我一直在后面追赶他，可是距离却愈追愈远；但我对他的景慕之忱，正因愈远而愈笃。这次从台湾来美以后，他乡遇故知，他对我的指导，自更不在话下。别的不说，就是我现在所住的“柏文”也是他介绍的，我住的房间就在他的隔壁。他知道我原非芳邻，但是他也知道只有我才能尊重他房内墙上琳琅满目的格言，如什么“至亲好友，概不清谈”，什么“很忙，很忙！”，什么“论文第一，生命第二”……而不去敲门打扰。所以我们虽同住年余，但却未曾谈过十分钟以上的闲话。

可是近来他忽然同我攀谈起来，并且一谈就是三五小时，往往谈到深更半夜他还不“告辞”。原来最近他的古井无波的生活上，忽然兴起了狂澜——他在准备求婚！

尼古拉的博士论文，今年春初就已在写“结论”了。学成在即，这在他的“计划人生”内，另一件人生大事自应即时未雨绸缪。就在他这蠢蠢思动之时，真是无巧不成书，在复活节左右，他忽接到一封从“自由中国”发来的信。

这信是尼古拉的一位“表姨母”写的。这表姨母一向就欢喜尼古拉，尼古拉在幼稚园时表姨母就说他“像大人”。在这封信内表姨母说她有个“小女茉莉”去岁得了个教会奖学金来美，现在中部某大学读本科。因为她“年幼无知”，希望尼古拉“多加照拂”，另外还附一封“母谕”请尼古拉转给茉莉。

就这样尼古拉和茉莉便通起信来；也就从这时起，尼古拉对我才三顾茅庐起来。他说三个臭皮匠，抵个诸葛亮，所以每次写信前后，尼古拉都要同我讨论很久。由于对方反应得好，于是尼古拉的信乃由“茉莉表妹惠鉴”进展到“茉莉表妹”、“茉莉”、“莉”、“亲爱的莉”……发展很顺利。由于尼古拉的特许，我也跟着一封封地拜读。

尼古拉的情书写得很工整。每封信都和他的论文一样，改了又改，并另加“注脚”，最多一次曾至“注二十七”。

尼古拉告诉我茉莉原出生于上海。他在十年前曾见过茉莉的，不过那时她还不过只是个打了两条小辫子的“无轨电车”；女大十八变，现在就不知道怎样了。不过由她秀丽的字迹、温柔的口吻来推测，尼古拉和我都断定她是个美丽甜蜜的“小鸟”。

但是不论怎样现在都已到了“揭幕”的时候了。因为在最近的通信内由于尼古拉的邀请、母亲的特许、监护人的批准，茉莉要来纽约度暑假。在这一项计划决定之后，那一刻千金的尼古拉这时也不得不放下书本来应付这一个行将到来的考验。茉莉的信说她将于美国国庆日下午三时十七分抵纽约公共汽车站。

为着应付这一刹那的到来，尼古拉开始筹备。第一件大事当然是房子问题。恰好我们房东老太太准备出去避暑。尼古拉因而租下了这整个“柏文”，房东小姐的房，自然就是茉莉住的了。当尼古拉在长途电话内告诉了茉莉这一消息时，她高兴得直跳起来。同时更经过一个礼拜的紧急计划，尼古拉又完成一本长逾一百页、用打字机打成的“求婚计划书”。按照博士论文的写作方式，这“计划书”也以编年体分成三章。第一章是“光荣孤立阶段”，这一阶段历时十个星期，在这十个星期内，茉莉的一切行动要与外界“绝对隔离”，以免被诱惑。第二章是“半公开社交活动阶段”，在这阶段内唯有有妇之夫或有夫之妇才能往还。第三章是“公开社交活动阶段”，这一阶段是被列在感恩节结婚仪式之后。在那时夫唱妻和，他们便可加入“已婚社团”了。

这“计划书”在尼古拉敦请下，我也随便看了一下。一百多天的计划是按日排列的，例如：“第一天，七，四，三，十七午后。纽约车站见茉莉。第一句话用‘欢喜看见你’（注：比用“好不好”一词文雅亲切。）……拉她左臂下车……”

其后每天游历日程皆详细排定，从摩天大楼到海底隧道，从李鸿章的槐树到蒋宋美龄所赠熊猫的参观程序，一应俱全。至于第一周周末的初吻、第二周的再吻……更是有条不紊。第十吻后的计划是“同赴五马路首饰店选择戒指”。

书末并附有“审查表”，从头发、口唇、皮肤……到个性、嗜好、读书兴趣等都根据各种医学、心理、美容等书籍杂志编成，计有分数：如眉毛五分，皮肤十七分点五，活泼程度五分，读书兴趣十三分点五等详细计算，总分是一四七点五分。

“你想！旧式婚姻也有好处，”尼古拉叹了口气，“这些麻烦，就可免除了。”这天晚间正是百日大计实行的前夕。尼古拉真是如临深渊，同我谈了又谈。

“唉！”他又叹了口气，同时把初吻二字指给我看说，“谁又情愿做这种无聊的事呢？但是新式婚姻不这样又怎行呢？……有用的时光都给浪费了……”尼古拉自言自语一次，又叹了口气，起身告辞了。

时至半夜我一觉醒来，发现起居室仍有灯光，显然尼古拉还未睡。我走去一看，原来他还在对他的“计划书”做最后一次的审核。我看第一页就改了数处，如拉“左”臂，改成拉“右”臂了。尼古拉说茉莉下车时最好是拉右臂，说着他又站起来为我解释车门的部位，拉右臂实是必然的形势。

回床睡下默想，我真为尼古拉治学如切如磋的精神和做事认真的态度所感动。我恨我自己做了一生的“差不多先生”。

我翌日早晨起床时尼古拉已不知去向了。晚间仍未回来，直至我又已熄灯就寝了，才听到门响，接着便是两个人的脚步声，我知道茉莉也已来了。

“唉！这样漂亮的房子呀！”我听出是一个少女惊叹的声音，柔和清脆，她说的一口毫无中国口音的纯粹英语。“嘘……嘘……”我听得尼古拉在吹手指，大概他以为我已睡了，要她不要大声说话。

“哼，一个美丽的女孩子把他吵醒了，我想他会感觉到光荣呢……”她边说边笑，我听了不禁暗暗发笑。“嘘……嘘……”我听尼古拉又在吹手指。“哦，这样好的钢琴！”我听他们走到起居室，她又在叹赏我们的钢琴。接着我又听到钢琴丁东响了几下，其后我就不知不觉地睡着了。

第二天我起床时，我看另外两间房门紧闭，他们还未起床。等到晚间我自校内回来就寝时，他们还出游未归，一连几天，我都未见到他们。一天晚间我们在电梯前碰见了，尼古拉替我介绍一下。

茉莉是中等身材，两颗圆圆亮亮的眼睛，长长的睫毛，配着小小的口唇，长在一个椭圆洁白的脸上，看来像一个大号的洋囝囝。她似乎很沉静，有着东方少女特有的羞涩和温柔。但是她黛绿色的西式服饰，配着两颗闪光的宝石耳环，衬出一个丰满而纤巧的躯体，鬓鸦晚霞，显得十分调和美观。

我们在互道“好不好”之后，拉一拉手，我就乘电梯下楼去了。此后我们因作息时间不同，所以也很少见面。

在茉莉莅纽后，第二个礼拜五的晚间，我自校内回来时，一开门，我被愣了半晌。原来我们住的老气横秋的“柏文”这天忽然被打扫得焕然一新。

厨房内尤其使我大吃一惊，那一向满屋尘垢的冰箱，今日忽然容光焕发；久已退休了的洗衣机，今天似乎也被强迫劳动甚久，满身汗水。一抬头，我更急得喘不过气来，原来那晒衣杆上竟然挂满了新洗的衣服。我的几双无底的破袜子和开满了窗子的背心也神气十足地被挂在上面。糟糕！我忙跑回自己房间，一至门口我不禁又呆住了，我的门上显出三个大字迹“三家村”。显然是粉笔写的后来又擦去的。一进门，我不禁惶愧莫名。原来我这间杂货店似的居房，被整理得像个官舍。被褥枕头放得整整齐齐，床下的破袜子全部失踪了，几双破皮鞋也靠拢看齐了，衣橱内挂的衣服长短排列有序，桌上的书籍文具更是有条不紊，那向不归队的十来支小铅笔也集合到一个罐头筒子内，失踪了许久的指甲剪，也懒洋洋睡在桌上。我在房内呆了许久，心头充满了惶愧和懊悔，我恨我以前为什么自己不这样整理一下呢？我想等茉莉回来重重谢她一番。可是一直到深夜还未见他们回来，我也就睡了。

我不知道睡了多久，忽然被一只手轻轻地摇醒，睁眼一看不是旁人正是尼古拉。我们好像久别重逢，我连忙坐起，一面感谢茉莉的服务，一面贺贺尼古拉，因为按“计划”他已超过“初吻”的阶段了。

“你们预备几时订婚？”我问。

“啊——”尼古拉感叹一下，“一切都没有按照计划实行……”

“……”我也沉默半晌。

“她要我告诉你，”尼古拉说，“她明天请你吃晚饭，要我告诉你明天早点回来，我怕你明天一早就走了，所以我来把你吵醒。”

“大家自己人，又何必呢！”我说。

“不，”尼古拉说，“她说你板起脸孔，像个老祖父，她要请你，并把你起个绰号……”

“叫什么？”我笑着问。

“她叫你学究，”尼古拉说，“你看她把你门上写了‘三家村’三个字，还是我把它拭去的。”我听了不禁笑了起来。尼古拉又揉一揉睡眼说：“明天下午六点钟，你就早点回来，我也想吃吃她烧的菜……”说着他就反手关了门出去了。

礼拜六下午五时三十分，我是如约回来了。一进门我就闻着菜香。尼古拉一听门响，立刻从厨房内迎了出来。他围着个女用围裙，满额角的汗，头发蓬松，两手全是油。看到我，尼古拉忙阻止了我的前进，把我堵入我自己房中说：“她要你六点钟再去，她要惊奇你一下。现在餐室和厨房的门都关着。六点钟我来叫你，你再去。”我只好唯唯听命。尼古拉又回厨房工作去了。

时钟刚指六点，尼古拉果然来了说：“请吧！”说着他自己也微笑摇摇头。我和尼古拉一道推门走入厨房。

“他来了！”尼古拉大声地说，我也跟着招呼茉莉。

这时茉莉正在忙。她穿着平底鞋、工人裤、短袖白绸衬衣，头发拴向后面像条小扫帚，红红的脸上，满是汗珠。看到我她笑着说：“不恭呀，请餐厅坐……腰花要现炒现吃。”说着她又继续炒。

我推开餐室的门。呀！我不禁叫起来。我不相信我已住了一年多的“柏文”内竟有这样一间餐厅。那铺有洁白台布的桌子上。放了两瓶鲜花，还配着三支闪闪的蜡烛。桌上共有八九样菜之多，中间一盘烤全鸭，鸭嘴还衔个葡萄。其他的菜全是中式烧法、西式布置，菜上都放有各种不同的小树叶，配得十分好看。三副簇新的银刀叉和牙筷，与三个漂亮的高脚玻璃杯，相映成趣。最令我诧异的是桌边茶几上还有个大玻璃盆，盆内的碎冰正冰着一大瓶“香槟”。四壁淡绿色的墙上挂了几个石膏雕像，衬出新的窗帘自成一格，看来舒畅无比。屋角一架全新的摇头风扇，把室内吹得清风习习，暑气全消，好一个赏心悦目的所在。这一下可真把我这位“三家村”里的“学究”“惊奇”住了！茉莉在厨房内大声吩咐尼古拉斟酒添汤，忙得不亦乐乎。可是我坚持要茉莉一道来才举箸，最后她来了，拿了一小杯鸡汤，斜坐在桌子的一边慢慢地喝，也不吃东西，却要尼古拉替我装饭捡菜。我看着他俩小两口儿的样儿，羡慕尼古拉艳福不浅。

我一则因菜确是好吃，再则也因为讨好主人，于是认真地大吃大喝起来，我当然更赞不绝口，每捡一箸，我就要说一声“真好吃”。

“哪里好呀！”茉莉惭愧地说，“母亲说我样样都有点天才——弹钢琴呀、唱歌呀、画国画呀、跳舞呀、做新诗、刺绣，样样都还过得去——就是不会烧菜。”

“你还会弹钢琴、画国画、做新诗，真多才多艺！”我不禁赞赏不止。

“哪里！”她微微一笑。

“茉莉真——能——干！……”尼古拉忽然放下筷子，转过身子来，拍拍茉莉的肩膀。我们三人都笑了。

饭后，她又告诉尼古拉说：“碟子以后再洗，吃了饭，大家谈谈，好消化。”根据尼古拉的“计划书”，我知道他们每天晚饭后的“计划”是“到公园散步，讨论当天时事”的。所以我提议说：“你们是不是要到公园内去走走呢？”未待茉莉回话，尼古拉便连忙摇头说：“不去了，不去了。”于是我们都到起居室沙发上坐下，茉莉则坐在地毯上。

“对不起你呀，”她忽然望着我说，“前天未打招呼便替你丢掉两双袜子。”

这使我忽然想起来，我说：“茉莉，忘记谢谢你了，你替我洗了那许多衣服。不过那样清洁漂亮的袜子，丢掉太可惜了。”

她笑了，但是却说：“对不起呀！”

“老学究恕你无罪！”我同她再开句笑话。

“鬼——东——西，”她笑起来，“学究，你欢喜不欢喜看小说？”

我记得自那时起，她就不再叫我“密斯特”了。我这个“学究”的诨名以后一直被她叫得亲亲昵昵。日子久了，连尼古拉也叫起我“学究”来。

这时我告诉她说我不欢喜看小说。而她说她自己却是“小说迷”。《红楼梦》看过六遍，此外她所欢喜的小说有《鬼恋》、《塔里的女人》、《飘》、《星星，月亮，太阳》等名著。

这一晚我们请求这位博学多才的小说家茉莉替我们讲小说。因为我们听得很用功，所以她愈说愈起劲；又因为我和尼古拉对这些“言情小说”茫无所知，茉莉对我们这两个“木牛流马”（她送给我和尼古拉的共同诨号）感到万分“痛心失望”。

她一直对我们讲到深夜，最后她说明天再继续讲，我们才各自分散。夜半尼古拉悄悄地来问我对茉莉的印象。我说一四七分半。据他说她只有一四二分半。我问他为什么，他说她“太”活泼了，他给她倒扣了五分。

我问他“计划”一共实行了多少。尼古拉说一项也未实行。我问他究竟症结何在呢？他说大概还是他的那些“老缺点”未能完全克服。尼古拉不禁长叹一声说：“你在场的时候她还客气，你不知道她避着人却时常骂我不学无术……看几部小说就算学问？……”

“但是你在追求她，你就顺应她呀！”我说。

尼古拉似深深受了我这句话的感动，他反复地默诵这句话之后，因而下定决心，开始看小说以便和茉莉应对如流。关于小说，尼古拉生平只看过半部《西游记》。那是十年前在故乡岳麓医院害伤寒的时候，枕边一本《解析几何》被医生没收了，护士小姐给他一本《西游记》。但是只看了半部，病就好了。这次为着求婚，尼古拉决定再看小说。看书，尼古拉自认有信心。那极度艰深的《相对论》还难不了他，何况茉莉的几部小说。

第二天尼古拉果然找来了十余部小说，每夜当茉莉就寝以后，尼古拉便灯火通明地开起夜车来。茉莉看过六遍的《红楼梦》自然是第一个“研究的对象”。尼古拉读书素来认真，因而在阅读之外并做好“问答题”。他说等他看完了这书，将来可以把“笔记”借给我，那么我就可以“不必看原著”了。

尼古拉并一再嘱咐我，不可“泄露机密”。他说他要让茉莉“蹲在鼓里面”。茉莉因为情报不灵，果然每晚仍要向我们这两个“木牛流马”讲故事。尼古拉已事先向我吩咐，要我帮助他“诱敌深入”，所以每次当茉莉“讲故事”的时候，我们总把话题引向《红楼梦》。可怜的茉莉，不知是计，一次她说得高兴了，一举手她说：“贾宝玉一看手表，已是卯正一刻！”这一下，尼古拉忽然把两眼一睁立刻反驳说：“他看的是挂表，不是手表！”茉莉不服，尼古拉坚持要“翻书”。茉莉窘了，说手表和挂表都是物理书上所说的“时计”，并无区别。尼古拉说他是学这行的，这可骗不了他，手表和挂表的构造、金属、作用等完全不同。茉莉急了，涨红了脸，眼睛里大水已到龙王庙，我知大势不好，忙向尼古拉使眼色，谁知给聪明的茉莉看破了。她站起来满含眼泪地说：“你俩狼狈为奸，我要上楼乘凉去了……”说着她站起来，走向门外。不容分说我同尼古拉立刻跟了出去。

“上到哪儿去，茉莉？”我急忙问她。她说她要上“屋顶”去。说着她已走上楼梯，我们跟在后面，几个弯子一转，她推开一扇铁门，一阵清风，满天月色，果然我们都已上了“屋顶”！面对月光，我不禁用双手把头一抱。“天呀！”我心里在想，“在这儿住了一年多，还不知道有条路可以上屋顶！”

茉莉在屋顶上走了一圈，忽然站住，两手半举，面向月亮，口中念念有词，我隐约听见她念的是：

我向他皱着眉头，但是他仍然爱我。

我给予他的是厌恶，他还给我的是怜悯！

啊，亥仑娜，是他痴情，不是我无情……

我说：“茉莉，你在背诵英文？”

“不，我在演戏，”她说，“这是莎士比亚《仲夏夜之梦》里的一节！”

接着她又告诉我们她在学校里，晚间时常和同室的美国同学联合起来“演戏”。她们都不化装，就在卧室里彼此演着好玩。可惜她读的是女校，女演男，很不够劲。今晚我们有二男一女，这样好的月光，何妨大家也来演一幕戏。在她的坚持之下，乃由茉莉自编、自导、自演，她做主角，我们做配角，我们就真的演起戏来了。她的戏名叫《小姐爱哑巴》。

时间：某春天早晨。

地点：小姐后花园。

人物：小姐（茉莉饰），哑巴（尼古拉饰），老家人（学究饰）。

幕启：（小姐在看花，老家人在除草，哑巴蹲在花丛之后）。

小姐：这玫瑰多么美丽，这朝阳多么温暖，呀！百灵鸟儿你得小心点儿，别把这花上的露珠儿踏碎了……

老家人：小姐，您早！天气还凉呢，别着了寒气。

小姐：（惊慌，手指向花丛后面）老家人，老家人，那花后面是什么东西？哦，快去看，快去看。

老家人：（走向花后看见了哑巴）哦，是你，哑巴，可把我的小姐惊坏了，走（扭哑巴的耳朵，拖向小姐），你给我向小姐叩头。（哑巴跪下）

小姐：哦，是你，可怜的哑巴，你饿了吗？

哑巴：啊……啊……（用手指嘴）

小姐：老家人，你太欺侮他了，替我滚出去！（老家人退）啊，可怜的孩子（两手托哑巴腮，吻哑巴前额），你多么可怜，老家人太可恶了，可是，我爱你（再吻哑巴前额，哑巴跪抱小姐腿）……

戏演至此，照“导演”的原指示是“幕徐徐下”。这时出场了的“老家人”忽然不听指示说：“哑巴，我家小姐爱你，还不起来，和小姐接吻！”“哑巴”闻言，立刻站了起来，两手搂住“小姐”认真地“吻”了起来，吻得起劲之至。这时饰“小姐”的茉莉被引得大笑起来，笑得全身瘫痪，合不拢嘴来，倒在尼古拉怀内，但是这哑巴尼古拉一笑也不笑，只顾在茉莉头上、发上、耳上、眼上、鼻上、牙齿上，乱“吻”了一阵，茉莉笑得眼泪都下来了。我们的“戏”就这样地结束了。

夜半之后，尼古拉坐在我的床边说今晚的戏，“计划书”上虽然没有，但是倒很成功，以后应该多演才好，现在算是超过“初吻”的阶段了。这“计划”实行起来虽然很慢，但是“进度”是有的，前途很是乐观。接着他又把麻省母校替他接洽的一个七千五百元一年、某大工厂的合同拿给我看说，等他在纽约实验做完了，回到母校通过了“口试”，就可带茉莉一道到工作地点去了。

自那次我们“演戏”之后，我看尼古拉精神日益愉快，他们每天仍然晚出晚归，我很不易碰见他们。一个深夜，尼古拉又到我卧室来了，面有愁容，我知道必有大事发生。果然尼古拉告诉我说他的“光荣孤立”的政策已完全破产了。我问其所以然，尼古拉叹息着说：“教会啊，吃人的教会！”

原来，茉莉是个虔诚的教徒，她每礼拜必须进教堂。尼古拉知道一进教堂，便不能“孤立”了。所以每礼拜尼古拉总是雇了的士车，带茉莉到下城极偏僻的教堂去礼拜，不意近来茉莉忽然在附近发现了一所教堂。她为着要“早晨多睡一小时，又可省车钱”，坚持要舍远求近。尼古拉不得已遵从了。谁知他们第一次进这教堂，问题就发生了：茉莉在这儿发现了来自台湾的一批“教友”，这批玛丽、立来、保罗……她都“神交”已久，今日一见如故，当天他们就约茉莉去某处参加祈祷晚会。尼古拉不得已，只好跟着去了，谁知这一去花样就多了。他们有个根据地，每周甚至每晚都有其祈祷、跳舞、讨论、讲道等不同的集会。茉莉每次必被邀请。

在这些集会里，尼古拉虽也被邀请，但是他发现自己是“驴入羊群”了。最尴尬的是尼古拉不谙宗教仪式，有时人家都跪下了，他还直挺挺地站着；有时人家起来了，尼古拉还跪拜在地。尼古拉虽然也学会了在胸前划“十”字，但是时机极难掌握，划早了，难免过分虔诚，划迟了，又形同“补课”。

还有使尼古拉听不进去的便是“讲道”了。“三位一体”的理论，尼古拉听不懂；关于“耶稣复活”的故事尼古拉是听懂了。讲道的人说：“这次复活是有科学根据的，因为耶稣的尸体不见了，不是复活了是哪儿去了？有人说，是耶稣门徒偷去了。但是耶稣的尸体是由犹太兵守着的，如何偷得了呢？有人说，是犹太兵睡着了。但是一个犹太兵睡着了，难道所有的犹太兵都睡着了？这是不可能的事！耶稣的尸体哪儿去了呢？当然是复活了，这是最合逻辑的科学根据！”

这些话尼古拉说他不能被说服，但是茉莉跪在地下，尼古拉只好跪下，在胸前划个“十”字。

可是尼古拉毕竟是位有造诣的科学家，有时他性急了，便和茉莉辩论起来。一天下午我又发现他两人在起居室吵起来。茉莉坐在沙发上，尼古拉站在面前大谈其爱因斯坦的“不断膨胀”的“宇宙论”。茉茉红着脸，不断地用手拍沙发嚷着说：“我不听，我不听……你是魔鬼……你不懂，你不懂……”尼古拉还要说，茉莉便用双手掩住耳朵，连吵带叫说：“啊——我的上帝——啊——我的上帝……”这一次显然是茉莉说错了题目，看样子是站在下风。

“你说耶稣在水上走路，你看见没有？”尼古拉说得振振有辞。“你只有看见的才相信？”茉莉说，“但是你看见耶稣不在水上走路没有？”她说得急躁之至。

我在一旁看得出神，觉得很好玩，所以我也插一句说，茉莉，不要辩论了，我讲一故事你听：

“一个意大利人向一个中国人夸口说，他们在意大利的罗马废墟里，挖出了电线杆子，那证明，两千年前，意大利人就知道用有线电报了。那中国人说我们中国更进步，因为我们在殷商废墟里没有挖出电线杆子，那证明三千年前，我们中国人就会用无线电报了。”

茉莉听了不禁破颜一笑，但是立刻眼就红了，忙站起来用双手掩了脸，呜的一声，连哭连说：“你两个魔鬼，联合起来欺侮我。”说着她跑进卧室，伏在床上哭了起来。尼古拉和我着了慌，忙跟了进去安慰她不要哭，谁知愈劝愈糟。不得已我们只好默默地在床边坐下，缓缓地自言自语，我们两人也大谈其“有神论”来。我们说，宇宙这样完满、这样复杂，茉莉这样美丽……不是上帝如何能造得出来？科学也是上帝制造的，科学家谁不信上帝，发明电报的马可尼就是最虔诚的天主教徒，尼古拉的老师爱因斯坦就是有神论者。我们说了许久，茉莉才唧唧咕咕地答语说她最佩服爱因斯坦，他根本就相信神的。我和尼古拉又说了更多的旁证证明爱因斯坦相信神，她才渐渐好了，揉着眼睛到厨房去替我们烧晚饭了。

自此以后，尼古拉和我再也不敢说“魔鬼的论调”了。同时尼古拉又借来了一些宗教哲学的书籍，又开起夜车来，一部全新的《新旧约全书》，被他用红蓝铅笔画得体无完肤。准备有素，因而以后茉莉一提到她的教堂，我们都异口同声地说她的教堂是“真”教堂，其他的教堂都只是“社交俱乐部”一类茉莉所认为的“真理”。我们并且说我们也准备受洗，茉莉说她一定给我们祈祷，并且要我们先从“科学研究”入手，不可凭感情用事，我们也说她的信仰是最科学的。

茉莉更有一批常来拜访的小教友，她（他）们也时常向我们解释“宇宙为什么这样有秩序”。根据尼古拉的“笔记”，我们也说天下事凡果必有因，上帝便是“一切因之总因”，所以宇宙是上帝造的。但是上帝不是无因之果了吗？不然，因为上帝是由“无”生“有”，无极生太极，玄而又玄，众妙之门，爱因斯坦也不知道这个“门”开在何处，何况我们！他们也认为尼古拉的思想已渐渐搞通，不过还不能和上帝“直接”谈话，所以还要继续研究，不断祈祷！但是尼古拉却偷偷地告诉我说，这些小宝宝都未真正读过《圣经》。他们之中只有一个他们认为是“权威”的、研究哲学的、名叫马太的“老大哥”似乎读过《新约》。

茉莉最佩服马太，马太也当仁不让，时时来访，茉莉介绍他向尼古拉讲道理。有时马太来了，茉莉恰好外出，我便听到他两人的激烈辩论。一天晚间，我听他两人在客室吵起来了，尼古拉大声地说：“马太，你是个‘约拿的葫芦’！”马太红了脸，两人几乎动起武来。我赶忙跑出去把马太请入了我的卧房。

原来当马太以茉莉的“老大哥”的身份向尼古拉说教时，尼古拉则以茉莉的“表哥”的身份劝马太不要“欺骗她”。尼古拉说茉莉只是一只无知无识的小羊，像“尼尼微”城里的居民，“分不清左右手”。马太一时疏忽，不知道这是《圣经》里的话。尼古拉要他查一查《旧约·约拿书》第四章。马太想起了，因而说尼古拉“发音不准”，尼古拉把“音”发“准”了，再追问“尼尼微”城里有多少居民、多少头牛？马太一时想不出来，因而说尼古拉有点“痞气”。尼古拉光火了，因而大骂他是“约拿的葫芦”投机取巧。两人吵了起来。

我把马太安慰了许久，马太涵养好，已不言语了，而尼古拉还在门外大嚷什么“连《圣经》都未读过，还乱谈佛学、神学，在教会里冒充理论家，无耻！”我又跑出去，刚把尼古拉推入他房中，忽然门响，茉莉看电影回来了。

她一看情形紧张，忙问：“学究，什么事？什么事？”

“没什么，茉莉，”我说，“他两人在讨论共产党问题，争辩起来了……你要喝点咖啡吗？”说着我就拖茉莉到了厨房，又出来悄悄把马太送走，一场风波，才告平息，而茉莉还在厨房内抱怨说：“你们男孩子，专门欢喜谈政治，有什么好谈的？……我就不谈。”

自此以后马太就不再来了。其他友人亦鲜有来访。但是我也就时时不见茉莉的踪迹，尼古拉更有时整日向壁枯坐，默默无言，形容一天天枯槁起来。

“你和茉莉究竟怎样了？”一天我忍不住问他一句。

“一切都已绝望了！”他回答得喑哑无声。

“究竟为什么呢？”我再问。尼古拉从荷包内取出一封他的妹妹从大陆寄给他的信说：“看，她今年才十七岁，曾经清算过父亲，现在又要我这‘反动派’早日回国，从事社会主义建设……她如在美国还不是和茉莉一样；你想，她会爱像她哥哥这样一个无德无能的男友……她是个羔羊，自有她们的一群啊！”

“难道你就不能加入她们的一群，做一头羊吗？”我说。

“学究，”尼古拉有点伤感了，“你时常叫我‘骡子’，我想变成一头羊啊，但是我变来变去还是一匹骡子啊！”说着他泪珠一溜而下，我也就不敢再问了。

几天之后，当我回柏文的时候，发现房间已很凌乱，厨房内烟雾弥漫，看样子茉莉已搬走了。在厨房我看尼古拉正在烧他那“计划书”、情书、日记、笔记。我问他茉莉哪儿去了？她说她到邻州参加秋季讲道大会去了。会后一个教友便要直接送她回学校，不再回这儿来了。

“你们明年还可再见。”我说。

“完全绝望了，”他说，“我们话都说尽了，她说天主要我们三十年后再见……三十年后我们就都老了，天呀！”说着他坐下来，用两只手抱着头，“上帝啊！你生了尼古拉，又何必再生茉莉？！”

“……”我在一旁默默无言，但见尼古拉泪潸潸下。

“她说我这样不好、那样不好，但是哪样我不能‘学’呢？”尼古拉慢吞吞地说，“她说我是异端，我也可变成虔诚的教徒，难道爱情还没有真理可贵吗？”

“她知不知道你的一番痴情呢？”我问。

“她知道啊！”他说，“学究，你知道她并不是十全十美的女子，她的癖性、她的稚气、她的习惯、她的迷信……对其他男人可能都是虐待，但是对我，哦……”他有点呜咽，我靠在冰箱上，也就不再说话了。

经过一个多小时，他又渐渐抑住感情，继续烧他的文件。我看他送进火炉的最后一片是一张问答体的读书笔记《焚稿断痴情》：

问：失恋了为什么要把情书烧掉呢？

答：不烧掉，以后看了，不更要想念他吗？

原载纽约《生活半月刊》第一二六期至一二七期，

1956年11月至12月

疯院来去

式庸

“……老兄，还是你去一趟吧。只此一次，下不为例……”冯先生左手握着电话耳机，右手还拿着一只没了烟的烟斗，似乎在电话内央求什么事。

“为什么偏要我去呢？你为什么不找别的男士呢？我又不是车夫！”电话机内发出清脆而果决的声音。

“看在主的分上！”冯先生继续在央求，“谁还情愿去呢？老兄，还是……”

“为什么不找查理，他又有车，又有空！”

“但是查理也可以问：为什么不找你呢？老兄，我看还是你去一次！”冯先生仍在请求。

“你告诉查理说，明天有三位小姐想到郊外去看她们的一位生病的朋友——另外一位小姐。她们想请查理帮帮忙，劳驾开一次车。我想查理一定会去的！”电话机内的声音似乎有点不耐烦的样子。那声音又继续说：“冯先生，你有没有查理的电话号码？”

“我有。”冯先生面上带着无可如何的神情。

“查理一定去！再会。”电话机内随即发出嗡嗡的声音。冯先生叹口气，望望窗外的晚霞，把没了烟的烟斗插到嘴里去，右手在案上翻开了他的私用电话簿。

这是一个和暖的初夏早晨，蔚蓝的天上看不到一丝白云。人行道旁的梧桐树上一层层的绿叶把并不炽热的阳光箍在地上。查理昨晚已把车子洗了一遍，停在这梧桐荫下，以便今晨开车时车座上不会热得难受。他穿着一套淡灰色的西服和黑边白面的皮鞋。现在是夏令时间上午十一点一刻，距冯先生所约的时间尚差半点钟。站在车前，查理对他那闪闪发光的电蓝色的汽车前后打量一番，然后开了车门坐在驾驶盘的后面；又把身子撑起了一点，对着反照镜整理一下他那蓝条子的领带，接着便扭开了电门，车子便在梧桐荫下向前缓缓地移动了。

这附近的街道查理是异常熟悉的。他只要记着冯先生所电告的玛格里门牌和“柏文”号码便足够了。礼拜六的停车照例又无问题；查理便很悠闲地把车子开到冯先生所说的地址。当他走到哈里屯大厦的电梯之前时，那儿已有几个人在等电梯上楼。其中有一位四十左右的妇女，看来显然是东方人，但是她却穿了一件墨绿的西式女装。查理以为她是日本人，所以头也没点一下。

电梯在五楼停下了。查理正预备出去，这位东方主妇却先一步下去了。查理循着墙上的牌子去找“五E”号柏文。不约而同地，这位主妇也正走向这柏文，并且揿了电铃。这时查理和她都不期而然地彼此笑一笑，点了点头。

柏文门开了，里面走出一位年纪比这位女访客较大一点、心广体胖的中国主妇。她穿了一件蓝格子的旗袍，行动快捷，声音响亮，笑容满面。她首先和来访的女客拥抱一下，说了声：“哈啰！萝丝，你真守时呀！”立刻她又转过身来向这位男客查理说：“我想您一定是查理了。今天早晨冯先生才在电话里告诉我，说您来替我们开车。我就是玛格里。哦，查理，您真是个绅士，主会保佑您的。”

玛格里在介绍这两位访客之后，又抱歉地说：“时间不早了，我也不留你们坐了。莉莉还在等着我们呢！”说着她便从卧室内取出一筐水果交给查理提着，大家一齐乘电梯下楼，走向查理的汽车。玛格里又叫萝丝把莉莉的地址告诉查理。查理未开腔便把车子开到萝丝指定的地点。他坐在车内，让萝丝上楼把莉莉请了下来。

莉莉十分瘦弱，面上除口红之外，并无脂粉。她穿了一件深灰色像布口袋一般的旗袍。走起路来，两手似乎完全不摆动。说话细声细气的。头发上也没有搽油，不像玛格里涂得那样乌油油的。

玛格里连说带笑又把查理向莉莉恭维一番，然后才介绍莉莉给查理。莉莉只低微地说了一声“谢谢”便坐入车后一角。这时天气已有点热，查理把领带放松，又取出一副黑色遮阳眼镜戴起来，狠命地踏着油门，让车子向前跑。

这条大道查理也是再熟也没有的。不到一忽儿车子已在湖边大道上疾驰。湖边的空气毕竟不同，清凉得连吸到鼻孔内都感觉有点甜味，不像市区里的煤烟气。车旁蓝得像一匹阴丹士林布的湖水一直铺向天边。上面点缀着一些三角形的白帆或远或近。公路上数不清的汽车，载着出城度周末的游客，来去如飞。在阳光照耀之下，闪闪地发出各种颜色的反光，令人目眩。

玛格里斜着身子坐在前座上。为免使驾驶者感到寂寞，她不断地说出一些有趣的新闻或旧闻。由于她详细的叙述，查理才知道这一带的中国留学生生重病的竟然有二十多位。他们都住在市郊不同的病院或疗养院之内，无亲无友，长年长月所见到的人不是白的便是黑的，一个黄面孔的也看不到。由于恻隐之心的驱使和主的启示，玛格里和萝丝、莉莉合组了一个三人慰问团，在春夏或夏秋之交，每星期六出发去慰问一两位病人。承她们的“会”里的协助，每周替她们找一位急公好义而又有车子的青年替她们开车，但是“慰问品”的水果，则是她们三人自动捐助的。今天她们去探望的便是一位名字叫海伦的女病人，也是她们多年前就认识的“老朋友”。

玛格里说不尽的故事终于被查理的问路声所打住了，因为查理的汽车已由主干公路开入一条小支路，以后就要靠玛格里的向导了。这地方玛格里去岁来过一次，现在尚能认出来去的小路。在她的领导之下，查理把车子开到了一排铁栅之外，随着百来部汽车，在一个路警指挥之下进入一个大的铁栅门，一进门，里面便是一块大木牌，白底黑字大书：“精神病院，禁按喇叭！”

查理的汽车再循序向前开，只见里面有十余幢大型建筑。树木茏葱，道路交错，俨然一座小城。玛格里要查理把车子开往肖尔路第四幢房子前停下。车停后玛格里首先下车，提了水果筐走向那幢共有三层的大洋房；其余三人则在树荫下、草地上休息等待。

乘休息时间，查理乃顺便走一走，看了附近的几幢房子。只见每座房子的门窗、走廊等全部都用坚实的铁栅围起。楼上楼下全是人，走动不停。一眼看去像是画报上的纳粹集中营。但是仔细一看，却又像一座动物园。铁栅之外是川流不息的游客，铁栅之内则是些坐、卧、叫、跳的野兽。

查理看见第三幢房子的走廊上有一个三百磅上下的大黑人，两手攀住铁栅，正以她那足有一吋厚的两片嘴唇，在铁柱子上磨来磨去。楼上的另一角则有一个瘦小的白妇人，两眼直视，迅速地来回走个不停。还有一个老太婆躺在地下吐口水，正由两个穿着制服的工人，拖她起来……蓦地里查理身后忽然走过一群人，拥着一个头发散乱、仰面哈哈大笑的青年人走向一部汽车。

查理正看得出神，忽然听到玛格里在呼唤。查理乃走回原来的草地。这时他发现原来三位小姐之外，又多了一位年轻的小姐。她穿了一件深红色的西式女裙，白衬衣上加一件浅灰色的毛衣。双耳之下坠着一对台湾产的贝壳耳饰，唇上的口红虽然涂得像秋云一般的浓浓淡淡，但是那似乎并不影响她原有的明眸皓齿的本质。她的身躯也长得甚为匀称，站在一双黑漆高跟鞋之上，也颇显得袅袅婷婷。当查理走近了，玛格里便向她说：“这便是查理，年轻的建筑师。”查理闻言连说“不敢”，同时问这位小姐说：“您也是来看海伦的吗？”

“我就是海伦呀。”她说毕低头微微地笑了一笑。

“……对不起，对不起……”查理张大了眼睛望着她，玛格里也在一旁抿着嘴笑。

按照这所病院的规定，无危险性的轻病人，每星期六下午可由家人亲友领出去团叙或游玩半天。今天这三人慰问团就是打算领海伦出去到附近的“湖滨公园”游玩的。据玛格里说那里有游艺场、钓鱼码头和草地音乐会，十分好玩，是周末度假人的好去处。时间已经不早了，她因而招呼查理立刻开车。

查理把前车门开了请年轻的海伦上车。她刚上车，查理便把前车门关了。玛格里张望一下便挤入后座，坐在萝丝和莉莉的中间。车子又循着原路开出了铁门。

按玛格里的原计划，车子出门应向北开，这时海伦忽然要求向南开，她要到一座叫做维区的小镇上去。南辕北辙的不同，她和玛格里便争执起来，二人都红着颈子互不相让。萝丝和莉莉原与玛格里是联合阵线的，不久也加入了辩论。海伦寡不敌众，哭起来了。这时中间分子的查理只好把车子开上路旁草地，等她们分个高下再行开车。

“这么好的天气，不到湖边去，却要到镇市上去吸煤烟，真有点邪门！”玛格里有点动了气。萝丝和莉莉二人也都鼓起嘴来。但是海伦却用右手使劲地拍着椅背，一面哭一面说：“……我不到湖边公园去啊！……我不要半天自由啊，我要永远自由啊……”她们四人闹得不得开交。查理听了许久才听出一些原委来。原来是海伦在维区镇上已约好一名叫做约翰逊的律师，今天下午三时在他的事务所晤面。海伦希望这律师能帮助她出院。

“出病院为什么要找律师呢？”查理最初有点不解。问明了才知道按海伦的病况，去年夏季便可出院的，不过院里认为她随时有神经错乱的危险，所以出院的条件是，要原先送她入院的签字人来领她回去，或者是有一对中国夫妇愿做她的监护人，保证照护她一年。但是事已一年多了，原先的签字人是海伦的“会”里的负责人，但是他们现在却不愿领她回去。海伦也找不到一对慷慨好义的中国夫妇能替她签字做出院保证。但是她出院心切，所以在电话簿子上找到了这位律师的电话。约翰逊律师因而到病院内看过海伦几次。今天因为海伦事先知道玛格里的慰问团来看她，所以她想乘此临时出院的机会去和这律师讨论手续问题。

“你的会里为什么不领你出去呢？”查理问。

“我的会里的人多势利啊！”海伦把嘴一翘，“他们巴不得我在这里永远住下去。”

“……？”查理有点不解。

海伦又接着说：“当我初入会时，因为我年轻貌美，他们要利用我。我入会了，结婚了，那些穿黑的、穿红的、戴尖帽子的、戴圆帽子的，都来了，那是光荣的事、体面的事呀！现在我已经是个离婚妇，又是个疯子，他们来看我，多丢面子啊！……”

“海伦！”玛格里忽然插嘴大叫一声，但是她的声音却被查理的手背止住了。

“……两年来他们没有一个来看过我，”海伦继续说下去，“我打电话他们也不理……还是玛格里姊姊她们心肠好啊！她们还来看看我这个疯子。”海伦说着，不禁哭出声来了。

“查理，是的啊！”玛格里叹口气说，“我们不来看她，主也会怪我们的啦。”

“玛格里，你们为什么不替海伦找一对夫妇做监护人，领她出院呢？”查理问。

“哪有那么简单呢？”玛格里说，“哪一个中国家庭肯负这样大的责任呢？……”

“玛格里姊姊！”海伦忽然抢过来说，“他们只要替我签个字，我就可以出院了。他们负什么责任呢？我在这里要出钱，出去还不是要出钱，我牵累哪个人呢？”

“我听说疯人院，都是公费的啦！”查理有点诧异。

“他们要我出一百六十元一月。”海伦说，“因为他们知道我银行里还有存款，赤贫的人才不要钱……查理，你知道我一人在外面住吃，每月还用不了这许多钱……在这里那些疯人打我、咬我、用香烟烧我，我跑也跑不掉，我花一百六十元一月在此地挨打、等死！查理，你能不能替我找一对夫妇签字，救救我呢？……”海伦一面说，一面嚎啕大哭起来。

“海伦，”玛格里说，“你病又发了！”

“真是病又发了，”莉莉也在一旁皱皱眉头，“不到湖滨公园去，要在马路上哭。”

“查理，”萝丝也在一旁等得不耐烦了，说，“我看你把车子先开到湖滨公园去再说吧！”

“我不到湖滨公园去啊！……哦……哦……”海伦拍着椅背，大哭起来。

“海伦，你在公路上大哭大闹，别人看了，成什么样子！”玛格里说着似乎有点生气。

“我顾不得许多了啦！”海伦大哭说，“我要恢复自由啊！……自由啊！……”

“查理，时间不早了，你开车吧！”玛格里态度转趋和蔼，又向海伦说：“好海伦，我们唱诗吧，上帝一定会保佑你早日出院的，来，我们唱——”玛格里果真唱起来了，萝丝、莉莉也跟着唱起。

“唱什么诗啊？什么鬼上帝！”海伦大哭不休。

“我看你真疯得不像话了！”玛格里真的生气了，大声地说。

“……”海伦忽然停住了哭声，望一望玛格里生气的面孔，又哭着央求说：“玛格里姊姊，你原谅我呀！你比我母亲还大一岁啊！”

“你这是什么话？！”玛格里涨红了脸。

“玛格里姊姊……”海伦满含泪水，可怜地哭诉着说，“我不要半天自由啊，我要永远自由啊！我不要到公园去，好姊姊……你原谅我呀……”海伦只管哀求，只见玛格里绷着脸，一语不响。

海伦又转身向萝丝哀求说：“好，好的萝丝姊姊啊，你替我向玛格里姊姊说说情，好不好呢？好姊姊，你是出嫁过的啊……”

萝丝睁大两眼，张着嘴，一点表情也没有。

“真是疯子！疯子！……”莉莉却在一旁低声叹气。

“莉莉姊姊，”海伦又转身向莉莉哀求说，“你替我向玛格里姊姊求求情，好不好？你比她大几岁，她会听你话的，好不好……医生说我是不伤害社会的心理病人啊。”

“不伤害社会？”玛格里忿忿地说，“要把你放出去，连天都要给你闹翻了！查理，把她开回去，咱们以后再也不来看她了！”

“……”海伦一语不发，两条眼泪，却像泉水一样，不断地涌出。

“玛格里，不必生气，”查理在一旁劝解说，“海伦本来是疯子嘛，她说的全是疯话，你何必认真！”

“玛格里姊姊，我是在说疯话呀……”海伦又转身继续央求说，“你看查理今天也上当了！”

“什么？海伦，”查理说，“我上什么当了？”

“查理，”海伦说，“你最初一定以为我年轻貌美，才来替我开车的呀！你哪里知道我是疯子，又是离了婚的呢？”

“我早就知道你了，”查理苦笑一下说，“我今天特地来开车替你服务的啊！”

“谁不是特地来替你服务的？”玛格里提高了声音说，“可是你这疯子就不知好歹！”玛格里说着手一挥，把海伦胸前的金牌子打得左右摇摆。

但是不论他们怎样说，海伦还是坚持要到维区镇上去找约翰逊律师。最后还是查理调解，叫海伦先去打一个电话给律师再去，以免扑空，因为今天是礼拜六，律师是照例不办公的。说着查理便打开车门，海伦下车到一所加油站中打电话去。疯子去后，车子中突然音响全无，恍似台风刚刚吹过，余下的只是混乱后的沉寂。

等了许久，才见玛格里深深地吐出一口气说：“这疯子真岂有此理！”

“她今年比去年还要疯些呢！”莉莉低声小语地说。

萝丝也点点头。

海伦打了大约一刻钟的电话，便垂头丧气地回来了。她发现车上的伙伴皆微笑相迎，以同情的口吻问长问短。海伦毫无表情地自言自语地说：“约翰逊律师等我许久未来，已经回家去了。”

查理的车子未待海伦说完，便已向湖滨公园的方向前进了。湖滨公园果然是好地方。别的不谈，就是湖上风光也就够美了。玛格里原已在东张西望，这时忽然大叫一声说：“萝丝，看！”大家随她的手指向湖面看去，只见一位身材矫健半裸的金发女郎，骑在一个黄牛一般结实的小伙子的脖子上，伸开两手，在湖上疾驶如飞。那小伙子脚下的两块滑水板，在蔚蓝色的湖面上，划出一道银色的新月，煞是好看。

“玛格里，”查理笑着说，“你也应该找一个小伙子来骑他一下！”

玛格里未及作答，只听海伦哈哈大笑起来。她说查理“真——真，幽默……真，幽默……”笑了又说，说了又笑，笑得头和肩膀都颤动。玛格里也笑了，萝丝、莉莉也都高兴起来。宇宙又恢复了和谐。

查理在停车场停了车，玛格里是识途老马，领队下车，但是查理却坐在车上未动，玛格里和海伦都觉得奇怪。

“我想在车子上睡一觉，”查理说，“开你们回去时，精神好，会更保险些。”说着查理真的阖起眼来，四位女游客，也在玛格里领导之下，游玩去了。

查理一觉醒来，只见红日欲坠，玛格里一行，倦游归来，脸上晒得红红的，已经坐在车上了。

“送海伦回病院去了吗？”查理揉揉眼睛，发动了机器，车子便又向病院方向驶去。海伦呆望一会湖上的晚霞，缓缓地垂下了头，车子却跑得更快了。

原载纽约《海外论坛》第一卷第六期，1960年6月

露娜今年三十岁了

子静

台下的洋琴鬼懒洋洋地坐着一动也不动。室内充满着各种酒味——威士忌、苏格区、香槟，乃至最便宜的啤酒——有经验的鼻子，都可很清楚地分辨出来。

人们嘴里吐出的烟丝，一缕缕地在空中盘旋、盘旋——和洋琴鬼一样地懒洋洋的。入门靠右的墙角里一位穿白衣的大胖子，正在一列柜台之后，忙个不停，丁东丁东地调着酒。除了屋的上方一座大约有两丈见方的木台之上灯光稍微亮一点之外，余下的部分都是黝暗的，暗得像一所古庙。平台之前，放着七八张可让四人合用的小方桌，围着这些小方桌，稀稀落落地坐着一些似乎在沉思的人们。桌子之外是一列矮矮的木栅，栅外却站了不少人，有的手里还拿着个玻璃杯。

室内发出嗡嗡的声音，似乎人们在低声说话，但是却听不出说的是什么。

桀美和汤木手里也拿着一个玻璃杯，挤在人丛中站着，默默地向上方那座小方台上出神。

他俩人九点钟就来了。虽然手里的啤酒杯还没有换过，壁上的钟毕竟差一刻便是午夜一点钟了。

桀美和汤木今晚在这里已看过十来场的表演了。每一场就只是一个肥胖的女子在音乐声中，从木台上这边到那边扭个不停。她们有的黑得像春天祖国江南水田里面的耕牛，有的却又像塞北秋天草原上白色的高臀大马。她们每一动作，都足使那负荷过重的小木台，吱吱作响。

每场表演完毕，照例都有十来分钟的休息时间。洋琴鬼也都放下乐器，没精打采地坐着，懒得像空中盘旋的烟丝。台下喝酒的人们，也静悄悄坐着，对那一场场山摇地动的表演，似乎并未注意观看。桀美与汤木也不懂，为什么这样的表演要反复演个不停呢？

只有在节目报告员的播音里，他二人才知道这一场场的表演都是些有名的舞蹈专家担任的。每场的形式和内容都不同，例如什么“檀岛的阿罗哈”、“黄金海岸的热浪”、“古巴的双椰子”、“北极风云”等等。从名目上看，便可知道它们内容实在有北极赤道之不同。据播音员说，这些演员们都是从世界不同的国度里出生的。由于文化背景的不同、种族体格的差异，演员们表演的本质与技巧都完全不同。“台下的绅士们该是如何幸运能享受到这样美好眼福啊？！”

桀美和汤木也知道这并不完全是宣传。因为他二人现在所等着看的便是最近中文报纸上也曾大登广告、此地节目牌上也特地标出的名叫《东方芙蓉蛋》的一出名舞。

虽然已等得腻了，毕竟还是等到了。

洋琴鬼果然把喇叭尖插到嘴里去，呜呜地吹起来。播音员报告了节目，台后帘子一动，一个演员出来了，果然是东方人。她梳了个日本髻，身上披一件中国京剧上用的五彩绣花斗篷，把全身都遮住了。随着喇叭声和鼓声，她在台上一转、两转、三转，转到台前把两手一伸成了一个十字架；一转，两转，又把两手向腰间一撑，形成一个中字，看样子就像平剧上的穆桂英，又有点像常山赵子龙；看她颈子上那股劲儿，又有点像“别姬”的霸王。

鼓声忽然一响，她蓦地一转，那斗篷突然自身上脱落，里面露出一袭绣花的长马甲来。她手中又多出了一把小纸扇，拼命地扇个不停。她向左边一跪，又向右边一跪，又向前伏，又向后仰身朝天。看来有点像平剧里的《贵妃醉酒》，又有点像西洋歌剧里的《蝴蝶夫人》。表演的身段，又像中学生早操时“八段锦”中的“摇头摆尾去心火”！

桀美看了悄悄地笑着问汤木说：“这是日本舞，还是中国舞？”

汤木也笑着说：“既不是日本舞，也不是中国舞。是东方的芙蓉蛋！”

喇叭呜呜地不断地响。她在台上两手一弯一直，两脚跳跃向前，绕台一周，似乎跳的是南美洲的“散巴舞”，又像“恰恰舞”。她忽然来一个三百六十度大回旋，她那长马甲中间分开了，随风飘起，里面露出一件粉红色的丝质旗袍来。她又一转身，乖巧地把马甲脱下，丢往后台。一只腿跪着，仰面朝天，似乎在看天篷上的电灯，两手一上一下，颤动不停，看来颇像老先生们所打的“太极拳”中“推窗望月”的姿式，又像夏威夷姑娘们所跳的“胡拉”舞。

这时桀美忽然在汤木臂上敲一敲说：“我看她的确是露娜了！她穿起旗袍，看来就更面熟了！”

“一点不假，”汤木也低声说，“是她，是她……”沉默半晌，汤木又叹息一声说：“奇怪，真正想不到！”

露娜这时正蹲在台上，慢慢地打转。洋琴鬼忽然密如连珠地把鼓“咚，咚，咚……”连续敲起来。露娜的旗袍在鼓声里，肩上忽然裂开了，分成两片，像两匹瀑布，分别自身前身后，溜了下去。

观众中的桀美微笑拧着嘴，汤木低着头，用左手遮着两眼。

她这时是海滩上的浴女了。身上剩下的是一袭两件头的美国式的浴衣。下面半件之外还套了一条有五吋长、丝线织成的短裙。她像是吃醉酒似的缓缓地站起来。两脚一踢，把两只银色高跟鞋和两片旗袍都踢到后台去了。她仰首挺胸在台上徐徐蠕动，丰肌洁白，看来像是罗马博物馆中的断臂女神，只是多出两双臂膀。

她一面伸着懒腰，一面把背部缓缓转向台前，谁知她的上半身的浴衣太紧了，她一个呵欠，浴衣背后的拉链几乎被挣断。她大惊失色，忙把两手抱起，逃往后台。

台下发出了几下稀疏的掌声，洋琴鬼自嘴里拔出了喇叭，又恢复了以前的懒相。

桀美细声地问汤木说：“你看露娜变了样子没有？”

“十一年了，”汤木说，“怎么会不变呢？……论年纪，她不但该变了，她早已老了、死了！”

汤木还记得他第一次认识露娜时，那已是十一年前的事了！

那时她才十九岁。她经常骄傲地说：“一个女人过了二十五岁便是老太婆了，到了三十岁，就该死了！”论年纪，露娜今年正是三十岁了。所以汤木说她该死了。

汤木最初认识露娜的地点是在美中一座大城里。那时他两人都刚从祖国来，恰巧都住在一所公寓之内。露娜说得一口流利英语和法语。至于祖国语言呢？她会说北平话、上海话、广州话和厦门话。她和汤木说话时所用的语言却又是汤木唯一能达意的重庆话。

露娜会弹钢琴、会刺绣，还会画几笔国画。不时还在画面上题一些什么“……无风的落叶……”一类的新诗。在她的歌咏队里，她唱过女高音。在她母校“劳军义演”时，露娜不特扮演过“四凤”，还“彩排”过“苏三”。中学毕业了，多金而有些资望的父亲送她到新大陆来研究艺术。

在中部那座大城里，不用说，露娜是一块蜜糖，是蜂子和苍蝇围绕的对象。她的女房东被电话吵烦了，乃秘密把电话铃子弄哑。电话只能打出不能打进。一个周末，破天荒，露娜没有男孩子约会。她闷得紧，才找隔壁房内住客聊天，这样才和汤木搞熟了。

汤木在下城一家犹太饭馆内洗盘子。工作和上课之外，总归是守在房内翻“寸半本英汉字典”看当天的日报。和露娜厮混熟了，他有时也请露娜尝尝他那一手有名的家乡味的“回锅肉”和“京酱肉丝”。有时甚至还有一两碗“癞汤圆”。露娜很喜欢汤木，据她说是因为他“土得可爱”；又因为汤木会“摆龙门阵”，谈“男女经”，一摆、一谈便是几个小时，露娜都听不厌。所以她“封”汤木做“恋爱理论家”。

有时露娜听得高兴了，便很诚恳地告诉汤木说：“我们都是感情中人啊！”说得汤木有时真的也自觉“感情”一番。

那并不是偶尔的事：露娜时常被那些梳着飞机头的中外青年，或提着大皮包的“博士”、“医师”者流“约”腻了。她往往死扯活缠地要汤木“带”她出去“耍”。汤木也有时认真地为她用了一些钱，但是出游归来，她总又死打活打地要把她二人当日共同的用费做“荷兰式”的平分。据她说是她不忍心花费汤木的“血汗钱”。

他们在一起“耍”到高兴时，露娜甚至时常开汤木的玩笑说：“老汤，你为什么不追求我一下呢？”汤木也苦笑地打着他的故乡老调说：“癞蛤蟆朗格敢吃天鹅肉啊？”

“你试试看呀！”露娜说，“我一定嫁给你！”

汤木当然一直没有勇气去“试试”。但是他却诚心诚意地劝露娜在那些提皮包的博士之中去“挑”一个。桀美也是那时透过汤木认识露娜的。

后来汤木转学东岸，和露娜便分手了。最初每逢圣诞，露娜总寄有贺年片来问候她的“老汤”，最后消息便完全断了。大约是四五年前，汤木遇到一位露娜的旧相识，谈起才知道露娜曾嫁给了一位演丑角的美国戏子，不久又离婚了，并受雇为某大学艺术系的模特儿，后来又参加某脱衣舞团，周游北美。

这次在东岸的报纸上，果然见到了露娜的广告照片。虽然她改名易姓了，但露娜毕竟还是露娜。这次看到了这位《东方芙蓉蛋》的演员，汤木和桀美果然一见便认出了。

当汤木和桀美还在啧啧称奇和讨论之时，台下的侧门之内忽然走出七八位女子来，露娜居然也夹在众姊妹之中，向四周点头。众酒客见了，都走上前去兜拦，一齐坐台子买酒吃。一位满脸长胡子的大胖子走上前去牵着露娜的手自汤木身边走过。走近了汤木，露娜忽然停住了脚，对汤木注视半晌，忽然冲向前来将汤木紧紧抱住。抱了许久，露娜才抬起头来，激动地说：“老汤，你怎么和桀美到这里来了呢？这里是坏地方啊！”

汤木未及作答，露娜又转过身去向那大胖子道：“这两位是我香港舞场内的老朋友。”

“露娜，”桀美说，“我们是看见了中文报的广告，特地来参观你的艺术的呀！”

“……”露娜若有所思地向天花板看了一看。

“露娜，”汤木说，“你怎么会到这里来的呢？这儿硬不是个好地方呀！”

“老汤……”露娜似乎是用了很大的气力才说出一句来，她那假的睫毛上已有点湿润，“你不要问我了好吧！我以前就告诉过你……”她停了半晌，又继续说：“女人过了三十岁就不必活了……”她声音又中断了，只把头在汤木右肩上伏了半刻，口中唧唧咕咕地说：“……露娜今年三十岁了！”

汤木觉得肩上有点热，待露娜抬起头来，他才发现右肩上湿了一片。

“……”露娜、老汤和桀美都沉默无言。

“老汤……桀美，”露娜又哀求似的说，“……这不是好地方啊！你两人都是good boys，快离开这里吧！”

露娜的叫声有点颤抖。她用左手遮住脸，用右手使力地把汤木和桀美推到马路上去。

——1959年，感恩节，费城

原载纽约《海外论坛》第一卷第四期，1960年4月

俄国的苍蝇和皮匠

逸民

我自侥幸地取得苏联入境签证之后，便按规定向苏联官办旅行社一次缴足留苏联期间的一切费用。旅费之外，食宿之资是每日每人美金十七元五角。这数目看来是很大了，但是在赴苏旅客中，我们的费用还算最小的。因为我们是属于参加开会的代表团，享受特别优待。普通的旅客则每人每日须付美金三十元。再者我们所享有的美金与卢布的兑换率是一元美钞换十块卢布，普通旅客是一比四，单费用一层，你就可想到，平时赴苏旅行是如何不易了。

我在7月下旬，乘喷气客机自美飞欧。客机豪华舒适，使人无旅途困顿之感。抵欧后曾历访英、法、荷、德、奥五国，与西方古老文化直接接触，印象与感慨同深。8月初抵奥京维也纳，此一古老城市，尤使我们熟读西洋史的人发思古之幽情。维也纳人民淳朴，颇有古风，我曾在一古色古香的饭馆内，吃过一顿丰盛而精美的晚餐。菜是随便叫的，但是侍者却没有留下任何记录。临行付款时，任令食客向司账员自报。该餐馆虽食客盈庭，然从未闻有以多报少的酒肉骗子。我以德语和当地人民交谈，无不彬彬有礼，显出了他们深厚的文化背景。最令我不忘的，是我在餐馆见有两位埃塞俄比亚的黑青年，偕一位容貌美丽、仪态大方的奥国女子，一起用膳，旁边无一人投以惊奇的眼光，此事不特在巴黎伦敦不可能，就是在“前进”的社会主义国家，亦无此可能。总之维也纳给我的印象是难忘的。

8月6日，我自维也纳乘苏联Aeroflot航空线之喷气客机直飞苏联之基辅。同行者有土耳其、匈牙利两国赴苏开会之代表数十人。我们本可直飞莫斯科，据说因天气关系，我们须在基辅住一夜，基辅一宿，给我印象甚深，因为这是我进入一个共产主义国家的第一夜。

基辅机场在城外。旅客上下飞机、出入机场，均杂乱无章。机场四周亦不见规章条例字样，旅客与非旅客穿来插去，毫无秩序。最奇怪的是机场服务人员，均有十足的中国旧式官厅的衙门气，无人勇于任事，无人敢负责任。旅客发生疑难问题，去向服务人员求解决，服务人员总是你推我、我推你，大打官腔。我们便在他们的官腔中被送进不同的部门，大兜圈子，芝麻大的问题，也得不到解决。这与西方商营航线，为招揽顾客，对旅客服务唯恐不周的情形，判若天壤。在赴苏之前，便听说社会主义国家内，“纪律”与“效率”都是最高的，现在才发现耳闻不如目睹。这可能也是“自由竞争”和“国家独占”二制度的利弊所在。

在机场匆匆吃点东西，便由旅行社招待入城过夜。我们的住处是一所新建的中学。它的奠基石上“1960”字样皇皇在目。但这学校的建筑工程却十分粗糙。我们被招待在宿舍内暂住，三人合住一间。时值盛暑，我们安顿下来第一件事便是喝水，第二便是盥洗。我们每人的床前都有水瓶一只，供给饮用冷水。但是揭开一看，水上都有一层浮土，显然是为时已久，未曾用过。我们虽口渴如焚，却无人敢喝。

盥漱室尤其不能用。自来水喉既锈又脏，且泰半无水流出。抽水马桶，大半皆不抽水，多人用后，其臭难当。但是在当天最令人不能忍受的却是饥饿。我们自下午四时在机场吃过点东西之后，至夜半十时，仍无食物供应。所幸我们同行的有两位匈牙利代表精通俄语，一位同机的俄国律师精通英语，我们通过他们三人，向旅行社执事人交涉。最后总算找到一位负责的女“同志”。我们向她交涉，说，我们来苏，预付如此高价，何以现在连一片面包也看不见呢？

最感不平的是两位美籍“普通旅客”，他们预付的是三十元一天的费用。这在世界其他各地旅行，真可住进皇宫了。他们的费用收据单上也注明，在抵俄之日住食都应是“最上等”，但是他两人现在也和我们一起挨饿。

那女“同志”看到这单据后，便将信将疑问道：“你们真付三十美元一天吗？”

“那是你们政府规定的，我们只有照付！”两个美国佬张大着眼睛看着她。

“这样挨饿的豪华旅客！”她说着大笑。因为她看到我们这狼狈相，和单据上的规定相差太远了。我们也情不自禁地大笑一阵。

最后由她率领我们入一地库，等了许久，每人才分得一些俄国香肠。在取食之前，她宣布说：“这些东西是属于每一个人的，请大家自助！”这一句是他们共产主义国家的格言，你当然也可说它是“八股”。

她一声号令，我们便饿虎扑羊地大嚼一顿。

第二天起床后，问题又发生了。因为这里的厕所，不供给手纸。大家无法，最后总算又找到一位“同志”。他在四处搜寻之后，最后给我们找来了一些已印而未用的戏院门票，权充手纸。我们迫不及待，只有各人分得数张戏票，权把厕所当戏院鱼贯而入。

洗漱完毕，我们乃搭车赴机场，乘原机飞莫斯科。谁知基辅一宿，我们的飞机却变成苍蝇的旅馆。机内苍蝇，足足有数百只之多。它们自然也和我们同飞莫斯科。这数百个新来的无票乘客，给我们的困扰可大了，挥之不去，打不胜打，再加上同机的多半是白种人，白种人如一天不洗澡便狐臭难当，二者相得益彰，令人作呕。这些苍蝇显然都是社会主义下的产物，因为它们都是从基辅上飞机的，在维也纳时却一只也没有，这也许因为奥国是资本主义社会，苍蝇不许无票登机。

飞机抵达莫斯科时，天上正下着大雨。莫斯科机场甚小，旅客众多，处处都挤得满坑满谷，秩序之紊乱，与前晚基辅情形完全一样。机场内办事人员之缺乏效率与衙门作风，也与基辅不相上下。我们是属于所谓“代表团”，过关手续照例很简单，但是仍然等了三个钟头始能踏出机场，乘车赴莫斯科。

从莫斯科机场至莫斯科城约十余英里。公路并不宽，而路上却有很多大卡车在徐徐开行。这些卡车全似二次大战时所用的一二吨的旧卡车（如纽约遍地皆是的十吨大卡车我在俄国未见过一辆），行动缓慢，阻塞了公路，我们的车子足足开了一小时才达莫斯科城区。

我们被招待住在“新莫斯科”区内最华贵的乌克兰大旅馆。所谓“新莫斯科”，便是二次大战后，俄国人扩建莫斯科，在旧市区之外加建一新市区。这一市区内的马路，较旧区马路为宽，建筑物也都是新造的。所谓新莫斯科，与旧城一河之隔。我们的旅馆就在这新市区之中。

到达旅馆之后，又是一套排队登记手续。护照不用说全给收去了。而其他表格与单据之多，填不胜填，尤令人发昏。我们在莫斯科停留，一日三餐皆凭票吃饭。早餐饭票总值是十卢布，中餐他们叫“正餐”（dinner）总值二十卢布，晚餐十八卢布。客人如果吃过了饭票总值，则需另外自己出钱。

这个旅馆确实很华贵。睡房很整洁，洗手间也很干净，但是一切建筑工程之粗糙，也随地可以看出。例如洗手间的瓷砖，以及走廊上的大理石，镶砌得极不匀称，上下线缝往往参差不齐，大理石间的缝很多破损如犬齿，经不起细看。再者，洗手间的抽水马桶，抽水之后，要高声嘶叫达数分钟之久，似向用客抗议，这显然是建造时水管设计欠考究所致。像这样的建筑，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营造公司是不敢建的，建了，验收的机关也不会接受。在苏联可能因造收双方皆是官府，官官相护，便马虎从事了。

在新莫斯科区，苏联政府最近曾造一住宅区，全系七层至十层的楼房，一眼简直看不到边。据说四口之家可以申请到公寓两间。公寓之后，且有草皮花园。这些房屋在外貌上看还算整齐，内部设备如何，若证之以在基辅中学和乌克兰大旅社所见，可能不会太好。

再者乌克兰旅馆内所有面盆皆无止水的塞子，客人盥漱，只有一任细水长流，十分浪费，若是私人经营的旅舍，成本会计师就必然要注意到这一浪费现象了。

我在乌克兰旅馆住了好几天，每天凭票吃饭，终归吃不饱，只有临时以卢布加买购食物的票子，点菜吃。有时票子买多了，菜点得不够，司账员照例可以找钱。孰知社会主义国家的茶房，还比资本主义国家的侍者更会打算盘，司账员找回我的“票子”，都被这些茶房老实不客气地装入他们自己的荷包。这批俄国茶房，要钱如命，我以前便听说社会主义国家为尊重人的尊严，茶房均不收“小费”，谁知大谬不然，苏联茶房，不但明要，客人给少了，还要吵闹。至于我们这些从西欧去的旅客所带香烟等，这些茶房老爷便老实不客气和我们共起产来，随便取用。至于他们的服务态度之坏、做事之无效率，都是西方国家中所少见的。俄国人之粗野无礼貌，也是出人意料之外的事。我们在基辅，曾有附近的孩子来索取纪念品，我们给他们东西，也从未闻一声“谢谢”。在莫斯科的情形，亦复如是。一般俄国人对物质享受欲望之高，实比资本主义国家中的人民有过之而无不及。

我们在莫斯科街上很快便被俄国黄牛党发现，时时来纠缠，要我们兑换黑市卢布。我们一块美金，可换二十卢布，据说有人且换到三十以上。但是我们食宿费已预付，又无东西可买，实没有换取太多卢布之必要，所以黄牛党对我们未做到太大的交易。

还有更令我奇怪的，是一天早晨一个土耳其佬向我抱怨说，昨夜未睡好，原来他住的是单人房，昨夜一点钟时，为一俄国妓女来敲门而惊醒不能入睡。这位土耳其仁兄含笑对我说：“她同我纠缠很久，我一再说对女子无兴趣，她才懊丧地去了。”这土耳其先生可能并不是柳下惠，他拒美的真正原因，是他恐怕这女子不是妓女，而是赫鲁晓夫先生派来的间谍（此事后来在列宁格勒亦曾发生）。

我们在莫斯科大学总共开了四天的会，会址是在化学院内。在苏联的大学里，化学不属于理学院，却另成一院，有学生二千余人。全校学生有二万四千余人，据说入学考试竞争激烈，苏俄青年均以能入莫斯科大学为荣。中国留学生在此校亦甚多，但我们都未见到。莫斯科大学建筑巍峨，令人羡慕。

莫大对面有一块树木葱茏的园地，其中也有一座规模极大的白色大理石的建筑。那便是中国驻苏大使馆，气派之堂皇，远非其他任何国家大使馆可比拟。离大使馆不远，又是一所大理石的建筑，也十分堂皇，那便是中国在莫斯科经营的北京饭店。……

至于我们开会的情形，我想免谈了。一言以蔽之，俄国人对“汉学”研究的程度，还停滞在欧美五十年前的状态。他们的著作，很少值得一看。有些很有名的汉学教授，甚至连“方志”是什么东西也不知道，其他方面，更无论矣。不过他们对蒙古与中东史，却有独到之处，非他国所能及。其国立博物院对这一方面文物之收集，亦最丰富，可能是世界第一。

开会之暇，我们便被领到各处参观，最吸引人注意的当然是克里姆林宫。不过在这一方面，别人写得太多，毋庸我再来赘述了。

数日小住，我对莫斯科的一般印象是很坏的。最坏的是当地居民的物质欲望特高，他们对个人生活改善之追求，远甚于西欧和北美。那一种资本主义的心理，足令自资本主义世界来的人也感觉厌恶可鄙。一位在英国大使馆任职数十年而精通俄语的老太太向我说，俄国街头市民、公务员等，整日有兴趣而不绝于口的事，便是如何多找得几张Coupon（购物券），他们对个人及其家庭生活改善要求之迫切，重于一切。证以我数日所见，似非虚语。

莫斯科更有一件令人生厌的事便是“等级观念”（也可说是“阶级观念”），凡事皆以等级来衡量。旅馆、食堂、火车、飞机，头等客处处受人重视、尊敬甚至阿谀，二三等则往往要受闲气。在乌克兰大旅馆内，点菜吃的餐厅有乐队、有歌女，茶房也比较客气；吃包饭的便难免受冷落了。在这种号称阶级消灭的国家里，人民对等级这样重视亦诚费解。这和在没有贵族的美国，小姐们特别欢喜嫁王子可能是同一心理。

在我居留数天的印象中，我认为莫斯科非可居之城（not a livable city）。它有居民、有工作，而无生活。我说这话，不是替我自己作客生涯说的，而是我对他们城市生活的观察。

在会期之后，我对莫斯科毫不留恋地便离开了。我们的喷气机直飞列宁格勒，飞机上仍然是苍蝇乱飞。列宁格勒原名圣彼得堡，是帝俄的故都，这城市远比莫斯科有人情味。

我们被招待在波尔迪克大旅馆居住。这旅馆的建筑十分古老，电梯只可容一人上下，旅客上楼要摆长龙，个别上升（下楼不许用电梯）。列宁格勒虽然是苏联第二大城，但是二次大战后，未造一座新建筑。我们住的旅馆在列宁格勒已算是摩登建筑了。睹此我们也可知苏联放人造卫星也实在是打肿脸充胖子。它的工业建设和国民经济，还不足与放射太空船相配合。尽全国之力，向一点发展，竭泽而渔，终非百年之计。

我在列宁格勒曾发生一件有趣的小事。一次我一只皮鞋的后跟，不知如何脱落了。逆旅主人派工人带我去皮鞋店修理。此店每晚开至八时，有皮匠七八人之多，皆闲坐聊天，无所事事。他们见我是美洲来的旅客，便群起而来讨香烟抽，我的一包“三九”便被他们共产了。

这些皮匠中有一人能操德语，便用德语和我聊天。他首先说：“你来俄国参观，应知俄国是强大的！”

我说：“我是中国人，你应知道中国更强大！”

他把两手一抱说：“中俄今天是朋友。”……

这虽是件小趣事，但是据同行的许多来自东欧、熟悉俄国的老手均对我说，一般苏联人，现在已隐隐然以为虑。我在苏联虽只有几天的旅行，我看他们那一股懒散的样子，俄国人认为可虑，也倒不是杞人忧天。

我离开这皮匠店时，能说德语的皮匠司账，计修鞋费四卢布，但是他却为那个做工的皮匠代索小费三卢布和我烟匣中剩余的香烟。

我在列宁格勒曾参观博物馆和彼得大帝所建的宫阙，巍峨华丽，想彼得当年固一世之雄。

列宁格勒小住之后，游兴已阑。学校开学期近，而飞机订位不易，便匆匆作归计，又横渡大西洋回来了。

我在俄国旅行，先后不过数日，断然谈不到什么深刻的印象。更不敢效法许多著述家在某地住上三两日便大做其游记。我所说的只是我这几天中亲见亲闻的小事。我当然不敢就根据这些小事而下武断的结论来批评或歌颂苏联。不过“一叶知秋”，许多国家兴亡大事，往往在小事上可以反映出来。在军舰炮管子上晒一条裤子不算是大事，但是目光锐敏的日本军事观察家便可据此断定甲午战争中国海军不堪一击，他的推断竟不幸言中。

如果你要我也根据这些小事来下一点武断的结论，我也未尝不可说几点：

第一，我觉得斯拉夫民族和她的文化之有今日的煊赫，全系伊凡、彼得大帝、列宁和斯大林等硬性促成的，我们读西欧文化史和俄国史早有此感觉，亲自和他们接触后更坚定了我对这结论的信念。

第二，我觉得俄国人心理上并没接受共产主义，甚至社会主义。俄国人今日追求个人生活享受的欲望比西方任何国家都浓厚，这可能也是物理上压力与反抗力成正比的又一证明。斯大林把俄国人压得太苦了，赫鲁晓夫今日稍一放松，苏联的民性便恢复到资本主义前期的状态了。

第三，俄国朝野皆恐惧战争。在朝的深知其国力无法与美国比。在火箭上称片刻之雄终不足恃。苏联人民今日之大欲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享受，和平繁荣为人生唯一目的，管它什么世界革命。

【作者附记】

以上是老朋友何炳棣教授，于1960年8月去莫斯科参加“国际东方学会”第二十五届年会，归来路过纽约，和笔者做竟夕之谈的片段谈话记录。那时纽约的《海外论坛》月刊正缺稿。经过何先生同意，我就把这片段写下来交该刊发表了（见1960年10月，该刊一卷十期）。后来香港《明报月刊》创刊时也曾加以转载。二十年过去了，最近我在哥大中文图书馆里，又把这篇小文找到了。灯下读之，颇觉好笑。因而把篇前的记者导言删掉，换一个题目，收集在这本小书的后面。可能今天的读者们读起来还会觉得好笑的。本文重印时，未经何教授过目，如有错误，笔者当负全责。

1979年12月4日，作者补志于纽约

昨天的足迹

刘绍唐先生来信，要我“再把‘尘埃’打扫打扫”。在他的鼓励之下，我又把我自己凌乱的小货站里的破书箱、旧日记翻了翻，果然又找出一些五十年代遗留下来的中文剪报。

在灯下我把这一叶叶、触手便碎的小纸条集起来，一一重读一遍，它们对我真是“似曾相识”。再多看一两遍，这些“似曾相识”的小纸片，竟然也引导出一些“似曾相识”的故人，和“似曾有过”的往事。

这时窗外正呼呼地刮着风，冰粒儿打在玻璃窗上，发出簌簌沙沙的响声。我扭灭了台灯，顿见窗外一片洁白——雪已积得寸把深了。

索性开了门，走向街边。风吹着头发乱飘，雪珠儿迎面扑来，脸上被打得疼兮兮的。马路上的雪被风吹得直是打滚，银白色的沙粒，向四处躲藏。我看着这些小东西忙碌的样子，再摸摸头发上、面颊上黏着的一粒粒小砂子，我想这分明是哪位仁兄仁姊，在天上“撒盐”！哪是什么“柳絮因风起”呢？

想起了，我不由得对一千多年来，围炉作赏雪诗的诗人们，抱怨一番。他们为铸造一个善于“咏絮”的女诗人，便把我们那位“作诗如作文”、老老实实写“撒盐”诗的男诗人谢朗，糟蹋了一千多年，不能平反。

这时又使我连带想起了幼年时所读的《千家诗》，什么“有梅无雪不精神，有雪无诗俗了人”。“雪”和“诗”又导引我翻出了五十年代初期的一段日记：

那是个和今天一样的夜晚。窗外的积雪在几个小时之内，便堆得一呎多厚。这时收音机里也发出了市长的紧急通告——“纽约市瘫痪了！”就在这个接近午夜的时分，我忽然接到一位青年美国同学的电话，他约我到赫贞江畔的河边大道上去“走走”。

这原是一条车水马龙、日夜不分的通衢大道——也是胡适之他们当年“匹克匿克”、“唱个蝴蝶儿上天”的地方。可是此时此刻，一部开行的汽车都没有了。剩下的只是一片一望无边、像棉絮一般的白雪。

偶尔我们也发现三两位美国青年男女，手里玩着雪，发出一阵阵青年人所特有的、无忧无虑的欢笑声。其外便是一片的光明和沉寂。

电杆子上的街灯，这时特别明亮。它照得树枝之下、白雪之上，疏影横斜。两头不见边的赫贞江，远近一片迷蒙。华盛顿大桥上的千盏明灯，在雪花的背后，时隐时现。

我们循着河边大道缓缓地走着。雪不断地落在头上、肩上、围巾上，乃至眉毛上和鼻子上。背后的雪被我们踩出一个个足印，但是很快的，它们就被新的雪填补了。

好一个雪夜！

“纽约市瘫痪了！”

就由她瘫痪去吧。

倚靠在一段被雪埋起了的石栏边，同学回忆起，他幼小的时候——也是一个大雪的深夜——妈妈曾念给他一首与雪有关的催眠曲，也可说是一首赏雪诗罢。

那首“诗”似乎是这样的：

My dear little sweetheart：

Here lies in front of you

A field of untreaded snow;

Be careful of each step，

Because every step will show.

用粗浅的英语我也译出我们中国的一首赏雪打油诗，我念的是：

江山一笼统，

井上黑窟窿；

黄狗身上白，

白狗身上肿。

互相“打油”之后，我们不禁扶肩大笑。后来我们又做了些雪球，投向远处的目标。我们也比赛，看谁抛得远。抛赢了，抛输了，都会引起一阵阵的欢笑。

在远处的人们——那些高楼上的失眠客——听起来，该也是一阵阵青年人欢乐的笑声罢。

夜深归来之后，我把同学妈妈那首催眠曲，也译成汉文，写在日记上：

我亲爱的小心肝：

现在躺在你面前的，

是，一片

人家没有践踏过的——

白雪。

你踩上去，

要小心点呀！

因为你每踩一步，

就要显出一个——

印烙！

这些记在小纸条、小纸本、人生旅程上的小事、往事，在那位林语堂先生笔下、充满着“不可得已之情”的大诗人苏东坡看来，便一条条都是什么“雪泥鸿爪”了。

可是在我们这个工商业社会里，谋生不暇、忙忙碌碌的俗人看来，这些小纸片，不过只是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我们在公园里偶尔发现的几个昨天的足迹而已。我就从这堆小纸条中，选出了几张比较有“五十年代气息”的，拼在一起，就叫它们做“昨天的足迹”吧。

1979年岁暮于北美洲

海滩

是大地的边缘；

也是，

海的边缘。

潮来了，

就是海；

潮退了，

就是陆地。

蚌壳、海藻；

今年、明年，

永远相同！

在那，

蠕蠕爬行的，

小动物间，

永远找不着——

昨天的足迹！

原载纽约《华美日报》“沧海副刊”，1957年

梦

编者（顾梁）按：鹿桥兄讲“传统与创造”时说，“譬如写一首诗说梦，却不提个‘梦’字”。蒂楷（TK）兄便当场写了这首诗。

朋友，

你错了——

不该断断续续。

你替我带来了，

万里外的情人；

看着床头的阳光，

我多么失望！

你嫁与我，

无穷灾祸；

翻过身来，

我又忘了干净！

昨夜、

今夜、

明夜；

你为何，

不连成一气？

让：

苦难的人们，

都生存在，

两个世界里。

不知道：

哪个是真，

哪个是假。

原载《华美日报》“沧海副刊”，1957年

公园里的雪莱石像

——写给我们在一起“做诗的朋友”

它原来，

是块石头。

生在，

深山幽谷。

真得可爱；

笨得可笑。

无端，

被搬到城市里来，

乱加雕凿；

便被人们当成了诗人。

作家们，

说他伟大；

艺术家们，

说他美丽；

环绕他的少女们，

羡慕他聪明；

有钱的人们，

也买了些花圈儿，

套得他，

满头满身。

但是……

他只是块，

受了伤的石头；

呆呆地站在路旁；

凝视着，

花花绿绿的，

过往行人。

原载香港《人生杂志》第一九一期，1958年

街车

——寄周策纵

负载着，

忙忙碌碌的群众，

在人世间，

兜着圈子。

没有骄傲的分儿，

也从不暴戾。

在警察的棒子前，

停下了，

叹口气。

再继续前进罢；

继续那，

没止境的奔驰。

走向崎岖的路；

把平坦的大道，

让给那，

来势汹汹的勇士；

让给那，

潇洒风流的，

伙伴们，

飞驰而去！

宇宙变黑了，

人也睡了；

在风雪泥泞的深夜——

那失去光彩的豪杰们，

都僵卧在，

路旁水泊里。

你，独自

发出吼声，

冒着热气；

让眸子里，

发出的光芒，

照耀着大地！

原载纽约《海外论坛》月刊第二卷第一期，1961年1月

鲸鱼

——写给一条有“烦恼”的小金鱼

听说它，

前生是个少女。

有着：

明亮的眼睛；

柔弱的身腰；

美丽的灵魂；

和善的心。

离开了，

家和母亲；

在人海里，

漂来漂去。

那儿，

有魔鬼，

也有情人。

爱的烦恼；

被爱的痛苦——

酸、

甜、

苦、

辣……

永远分不清！

今生，

她发奋了，

变成一条大鱼。

把海水，

吸进来，

再吐出去。

没有爱，

也没有恨。

凭着个，

硕大的躯体；

游泳在，

蓝天和白云之下；

冰山和海的边缘——

忘他、

忘我，

随意浮沉。

原载纽约《生活半月刊》一二三期，1956年

夜归微雨

——眼儿媚

缱绻初离，

油碧车；

人懒不胜扶。

轻言，

“个那”；[1]

将行且止，

分外踟蹰。

新愁——

浑似春宵雨，

密密润如酥；

沾衣欲湿，

挥之不去，

欲就还无。

原载纽约《天风月刊》，1952年

金陵怀古

心笛戏书：

绿水因风皱面，

青山为雪白头。

乃拆其联，即席补成《西江月》两阕。

“绿水因风皱面”，

红绡凝泪微霜。

孤篷绝域忆清凉，

心事从头一样。

芳草曾沾粉渍，

衣襟每带唇香。

金陵应已菜花黄，

梦绕莫愁湖上。

孺子沿街赤足，

“青山为雪白头”。

金风如剪月如钩，

记取秦淮别后。

临去且行且止，

回头难拾难收。

错从苦海觅温柔，

曾把鲛绡湿透。

原载纽约《华美日报》“华美吟坛”，1956年

无题

岂向窗前，

效谪仙？

每依沙发，

挟书眠。

伤心，

家国权抛却；

一任桐阴，

上鬓边。

也好沉吟，

作短笺；

忍循旧谱，

拨新弦。

月明，

懒向桥头立；

怕惹闲愁，

学戒烟。

原载纽约《天风月刊》，1952年

注释

[1]　“个那”者Goodnight也。

唐德刚　著

战争与爱情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桂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战争与爱情 / 唐德刚著; ——桂林 :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5.2

ISBN 978-7-5633-9774-7

Ⅰ. ①战⋯ Ⅱ. ①唐⋯ Ⅲ. ①长篇小说－中国－现代 Ⅳ.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150375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桂林市中华路22号 邮政编码：541001

　　网址：www.bbtpress.com

出 版 人：何林夏

出品人：刘瑞琳

责任编辑：曹凌志　王家胜　

装帧设计：陆智昌

内文制作：龚碧函　马志方

唐德刚（1920—2009）

安徽合肥人。国立中央大学（重庆）历史系学士，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纽约）硕士、博士。曾先后任职于安徽省立安徽学院、哥伦比亚大学、纽约市立大学，长期从事历史研究与教学工作，并对口述历史的发展贡献良多。著有《袁氏当国》、《段祺瑞政权》、《李宗仁回忆录》、《胡适口述自传》、《胡适杂忆》、《史学与红学》、《书缘与人缘》、《五十年代的尘埃》、《战争与爱情》等，包括历史、政论、文艺小说多种，及诗歌、杂文数百篇。

唐德刚（陈辉明摄影）

我们在历史转轨的时节相遇天涯

写在唐德刚《战争与爱情》再版之际

我们的朋友唐德刚走了。

他的一生，曾经参与同时也见证了上个世纪在中国历史上最风云雷动、几番挣扎几番死生的时节，虽然他的大半生是在遥远的异国度过，但他魂梦牵绕的还是那个容颜已老的故国。但凡在东方那块土地上走出来的人，走向世界任何一个地方，谁不是这样呢？特别是那些年，虽然生活在同一个时空的世界上，连至亲的家人都彼此音讯渺茫，无从闻问。

也许是有这种共同的情怀吧？所以当时在美国的华人，总是多方打探来自故国的消息。我们在纽约的报社，自然就成了各方来打探讯息的对象，那是上个世纪七十年代的初期。

唐德刚教授所开启的“口述历史”记事，也给我们很大的启发；在纽约华埠的华人，不但有百多年前乘猪仔船来美做劳工的先民后裔，并且还有曾帮助孙中山革命的协胜、致公两个公所。老华侨们会告诉我们，在下城区华埠麦街那个小楼上，曾经是他们先祖和孙中山议事歇脚的地方。另外还有靠近布鲁克林桥旁的一座旧楼上，有个衣馆工会，阿叔给我看他们的资料，原来这些华工在几十年前，为了支持当时抗日的延安政权，他们筹资捐款不遗余力。不幸到了美国执行麦卡锡政策之时，这些人竟被莫名其妙地打入牢狱，甚至有的家毁人亡……还有一些就是在国共内战之时，从中国不同省份区域奔向海外的各个阶层的难民，他们的脸上总是带着失落和凄惶。我们从这些群落里依稀可以读到中国这百年来的缩影。

这时候华埠社区开始找资料，建档案，而后终于成立了华埠历史馆和华工渡海纪念馆。这是因为唐德刚教授“口述历史”的启发，大家开始注意历史留下的轨迹。

也就在那时，因为美国刚从越南撤军回来，反战的声浪四起，新的文化思潮出现了。当时的“嬉皮”风潮影响到文学、艺术、音乐、戏剧等各个领域，竟然形成了二十世纪最重要的文化运动。原是纽约下城区在二战后废置的几十家破旧工厂，被各地涌来的艺文界人士改装变造成画廊、工作室、演艺厅及咖啡座等等，将原来就存在的艺术街格林威治村延伸至下面靠南的几条街，就是苏荷（SOHO）区。跟着世界各地的艺术家也纷纷进驻，大约十年光景，原来是在巴黎的世界艺术中心，而逐渐转移到纽约来了。

我们的报社就在苏荷区旁边，接近小意大利区及华埠边界。由于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影响逐渐扩及全美各地，诸如普普艺术、新写实主义、后现代派、嘻哈风，甚至涂鸦风……这是资本主义首次接受挑战的时刻，也是更多人对人类历史进程走向这一时刻的反思；许多以前只专注于自己专业领域、不食人间烟火的高级白领，也开始主动或被动地走入人群，并且关心环境、集体等关系。从不被注视的华人小区，这时候竟开始热络起来，竟有许多美国人也进入华埠，体验不同族群的生活。

当时还是冷战时期，国际间两大不同意识形态的集团，互相诋毁谩骂，因而无从知道事实真相。我们的报社，是从各种不同渠道，冒着风险介绍了一些中国大陆情况，因而我们这里就自然成了各路华人探询的中心，甚至有从欧洲、东南亚及中南美洲各地来的华人同胞。

在苏荷区里也有许多华人艺术家朋友，大家常在一家咖啡餐饮店会面，这里聚集了四面八方的朋友。唐德刚教授因为完全没有学究气，他喜欢中国文学诗词和戏曲、古董字画等等，所以便和这些人也成了朋友。又由于他是较早来纽约的华人，他也没有那些所谓的“伪洋鬼子”张口闭口喜欢洋文成串的美籍华人的派头，所以华埠社区的老华侨们也和他有共同语言与文化乡愁的交集（只是乡音不同）。那许多年，他竟成了新旧华侨的朋友。

在离开故国几千万里之外天之涯的纽约，我们可以听到老华侨们说他们祖辈坐猪仔船来做华工筑铁路的故事。在不同会所的阿叔们，会讲支持中国抗日战争时的种种，以至于内战时期流离失所奔赴来美的难民。也有那些家园破败后，一个个不堪的噩梦般的人生……这里竟成了华人在离乱世界里，相濡以沫互相取暖的地方。

到了八十年代，大陆向外开放了。陆陆续续有许多人来美访问、探亲、交流。我们报社更忙了，各种不同的座谈会，还要兼做人物专访。其中也有一些是早年留美后又回国去参加国家建设的，几乎每一个人都带着沧桑与仆仆风尘回来了，回来重逢他们过去在美时的同窗或老友。大家都是两鬓如霜，年华已老，相见恍如隔世。

我记得那年冬天的一个夜晚，我们大家聚在苏荷那家我们经常聚会的餐厅里。我们在倾听唐德刚教授的一位朋友，六十年代前回国参加祖国建设的种种艰辛历程，后来在“文革”中被认为是“美特”送到北大荒去劳改，说不尽的凄苦，漫漫长路……

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都静默着，没有人说话。停了许久，他抬起头来说：

“风霜经多了，反而锻炼了我们。那时全中国都苦啊，我们是一穷二白、老弱病残的国家呀。同国家的命运相比，我们个人的这些也就不算什么了……我们相信中国终会站起来的……”

真不知道以后的历史，怎么写我们这个世代？在那个大风暴的时节，所有人感受的和看到的或许都不一样吧？

那天我们谈得很晚大家才分手。唐德刚教授因为家住在纽约市外的新泽西州，他要赶车，得先走一会儿。我们看着他走出门去。外面正飘着雪，他向我们说再见。

那时雪花满天，我们看见他的背影远去，看见他招手仿佛是拂去飘下的雪花还是泪水？雪地上留下他一串脚印。

在那个史无前例的年代，我们共同走了过来。

唐德刚一生参与并见证了那个时代，他为我们留下一些记录，这些见证也许可以给后人更多的启示。总之，他走过去了，留下了脚印。

江山千万里，家国四十年

为唐德刚著《战争与爱情》说缘起

唐德刚教授的长篇小说《昨夜梦魂中》就要结集出版了，由于这部作品曾经在我主编的文艺副刊上连载过，也许我比别人对这部小说之外的一些事知道得更多一些，所以他要我为这部小说再“画蛇添足”一番。其实，作者的作品已经写在那里了，编者再说什么都是多余。我还是说点儿题外话吧。还得从认识唐德刚教授那年说起。

那还是一九七五年的时候，也是海外华人处在一个风雨激荡，为回归和认同的问题而争议彷徨的时候。当时《北美日报》的前身《星岛日报》由我筹划开辟了一个文艺版，在当时的美国侨社，这还是一个创举，我们采取的编辑方针是以开放和认知的态度，也撇弃掉过去文化人“精神贵族”的思想情结。开辟不久即引起各方瞩目，有的说我们思想进步，态度开明，为大家打开了一扇窗，让人看到了另一片天地。但也有采否定态度的，认为我们反传统，无端给我们扣上“左倾”的帽子，更无端地将我们的小报告打回去，把我们列在黑名单榜上。无故的骚扰和困惑就是故事里必然的情节了。

这倒也给予我们极大的考验；我们既然标榜开明和允许争议，我们自己就得首当其冲作为人们的“试金石”，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终于慢慢地学会了如何宽容和爱人，如何打开心胸放眼世界，我们一点点地从自己的小圈子里挣扎着走出来，走向群众，走向世界。

就在这许多不同的反应中，我们接到了唐德刚教授的来信。他在信中说，二十多年前他们一群留美的文艺青年，当时也出版了刊物，组织了一个团体“白马社”——至今他还津津乐道“当年白马社如何如何……”——可见对“白马社”之深情。他说他担心海外的文艺是否可以生长发芽，又怀疑我们是否能挨过两年就要寿终正寝。但不管如何，他还是佩服我们有“烈士”的精神。当时我们编辑同仁还笑说，文艺版开始不久，放鞭炮的没有，送花圈挽联的倒来了；但也还是感谢他的关心，在十年前的那种光景，留学生来留学，多想学得一技之长，以安定谋生第一，谁去关心什么中国文化的传播？然而，我们也还是觉得感激，因为隔了千山万水的家国，隔了遥远的岁月之旅，竟还有人在关心着中国的文化在海外的播种。这给我们极大的鼓励；不只是我们这批在台湾长大的中国人忽然认识到作为一个中国人的问题，也同时发现到，原来还有那么多、那么多远从十年前、十五年前、二十年前，甚至更远的三四十年前，从中国不同的年代、不同的省份，经过各种不同的道路来到美国的中国人，也仍然还没有忘记他们是黄河岸、长江边上的炎黄子孙。那以后，我才知道唐德刚是胡适的得意门生，又是我的同乡前辈安徽合肥人。他那时正在哥伦比亚大学做“口述历史”——当时香港《明报》正在刊载他的《李宗仁回忆录》，就是口述历史的成果之一。

时代的变迁和现实的生活，使我们这一代人变得较为自私倒是真的，很少听到有人再谈什么理想、抱负或使命感这一类的话。“保钓运动”是一股热流，使许多人忽然惊醒过来，认真地想到我们作为一个中国人的位置在哪里，想到多年来我们在台湾念书时所认识的“中国”，不过是教科书里的文字和墙上的一张地图罢了。三江、五岳、黄河、长江、西安、洛阳，也无非是些美丽的名字而已。这使我们的“乡愁”变得极为朦胧，如一出舞台上的神话。那时候因为种种原因，当时的处境使我们无法一探大陆国土——唐教授序文里已说到当时大陆尚未向外打开大门，而台湾已将我们护照吊销，连亲友通信都变得十分困难。我们那些怀抱着思国思乡的游子，常常跑到哈德逊河岸去观水、观船，潜意识里想着什么呢？或许有一天可以从这河出了海回去吧？或许盼望着有一天两岸的亲人都可以自由来往相聚吧？我坐在夕阳里的石栏杆下，忽然想起在台湾的日子来，听老一辈的朋友们谈他们在大陆的家啊，大陆的那些故事，跑反啦、逃难啦、逃日本人啦，还有就是苦难里的点点滴滴细致的人情味，他们讲不完地说着他们北方的家、南方的家，什么红高粱啦、紫荞麦呀………这使我们嫉妒而又羡慕他们有那么多的“过去”——那过去就是他们和中国历史的赓续连接。

唐德刚教授的“过去”，当然更叫我们羡嫉，他们经历的那些年月，那些变迁，恰是中国从民国到迈向二十世纪里一个天翻地覆的变化，而他自己的家庭背景，倒也像书中男主角一样，是个庞大宅第和人口众多的大观园呢。他自己经过了抗日、国共内战到负笈海外，真的像一折一折的戏在眼前经过。他做观众，他也做演员，什么时代能够给你这样丰富的生活呢？

是十年之后。我到唐德刚教授所在的纽约市立大学“亚洲研究所”去拿这部长篇小说的续稿。他和我说到三十年前他们留美时的寂寥，说到他们当初办刊物的热情理想，也说到我们这一些背负着中国文化传统的美籍华人异国的飘零与落寞。“身在曹营，心在汉”，大概一直就是这些人的写照，他还自我调侃说他们这种人是“熊猫”，因为稀有，有根深蒂固的中国文化传统，又在美国西式文化的环境中待上了这么多年，而仍然是“故国情长”。我们的下一代便没有这种苦恼，因为他们已认同了这里的文化。而年轻一代的留学生恐怕这种文化冲突感也没有这么深，因为他们生长的环境已开始西化了，他们也不那么执著于自己文化的不可改变性。他们是较适意的一代，什么风浪也没经历过，人生还如一张白纸。

就这十年的变化可真大，以前若在街上碰到一个黄皮肤的东方人，必定趋前探问是不是中国人，现在在纽约街上每天要不碰到一个东方人那才叫稀罕。大陆开放以后，留学生潮水一样涌向各个城市和大学去，他们大概不会有我们或更早的那些老留学生那样的“乡愁”了。就这个意义来看，我倒相信唐教授说他是“熊猫”的话，那背后是有许多怅惘的故事连接起来的。其实，那故事老早就在他心里了，也许已经跟了他很多年，动机可能不单是他在序里说的只是别人的故事那么简单，但凡在这个时代生活过来的中国人，在谁身上没有几个故事？而谁的故事里，也都依稀可以辨识到自己的血泪辛酸影子。大时代就是一个无情的铁碾子，它从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碾过去了，整体的命运尚且如此，何况个人？所以，我第一次听完唐教授告诉我这个两天之中以倒叙法写下半个世纪变动的故事时，我认为这是谁的故事已无关宏旨，那是时代的写照，中国人的故事。我当时极力怂恿他写下来，是因为中国近半个世纪的动荡，他是亲眼看见的，并且真真实实一路从那烽火里、风雨里、春花秋月里仆仆风尘走了过来的，作为一个历史学家，不是单用数据写历史，因为人们向来不大相信史书的，中国历代以来所谓史家如椽之笔，也不过是皇帝的御用罢了，倒不如民间诗人、文人的毛笔来得更能反映时代的真实面呢。不久，他认真写起来了，第一次寄给我五万字，以后是陆陆续续将续稿寄来的，一共约六十多万字，连载了两年。这期间，唐教授多次到大陆、台湾讲学、开会、教课，又还给别的刊物写稿，参加讨论会，等等。亏得他还记得小说里的人物衔接，个性面貌，这部作品里出场人物有四百多人，时间上从民国初年直到八十年代，空间上更横越了美国与中国。无疑的，这是一部史书，一部社会的书。它从纵的面或横的面，都给我们展示了一个历史片段，而这个片段正是中国近大半个世纪以来最风云变化骚动不定的时代，就宏观的格局与微观的细致而言，中国的《红楼梦》、日本的《源氏物语》都属这一类。何况我们的历史学家又是“红学”专家，受《红楼梦》的感染，是可以在整个气势上看得出来的。而这一段历史，这些曾经在旧时代里活跃着的人，也都将一个个走下历史的舞台，再也不会复返了。不管你是抱着怎样的心情看这些故事，这些人，这些事，也永远不会在我们以后的时代再现。一个时代就这样在纷纷攘攘中结束了。

由于这部人物众多、铺排很大的小说是在报上逐日刊载的，喜欢追踪情节的读者自然不免失望。现在全书结集出版，读者的情绪可以连贯下来，这种支离破碎感当可完全避免。在连载期中，就读者的反应来说，许多与作者同时代走过来的人最有如同身受之感，特别是去年在纪念“七七”抗日会上，曾有人大量影印小说中抗日战争中悲惨残酷的一章分发给与会侨胞。大学里一些研究近代史和社会学的学者也都逐日剪存，作为史实保留。我相信，这些人已不单是以读一部长篇小说来看待这部作品了。它更具有社会与历史的意义在。

我们相信历史学家的眼，往往像是用长镜头去看整个事件的发展和变迁的，他们可以站在高处看，站在远处看。态度可以是冷漠而不动情。可是，当历史学家自己就在时代里面时，这镜头焦距是放在什么位置呢？这些年来，不管是哪里的中国人，国内的也好，海外的也好，我们在行动上、在感情上也都随着时代的大流经历了一些事，甚至自己也在其中载浮载沉，跟着闹哄哄走了一阵过场，我们各人回头来看，又是什么滋味呢？

我还记得在台湾那时候，夏天碰到台风，大家张罗着储水、存粮，等风来了，看风雨交加下惶惶奔驰的车阵人群，风把市招吹得七零八落，是一种人生的毁灭感、生活的倒置、命运的变数。人在这风雨里抗争着而又任命着。台风的日子我们都经过了许多回，然而，往往那恐惶的骚动后又给人一种生存的欲望与勇气。去年我从河西走廊经嘉峪关，走古丝道，越过旧时古都武威、张掖、酒泉，而抵敦煌。真正看到了“敕勒川”里“天苍苍，野茫茫”的景象，宇宙洪荒，大野寂寥，像是开天辟地以来就是那样地辽邃广阔。车子一路行来，在大漠里像一只蚂蚁般爬行。我们看到风卷起的野骆驼刺在戈壁上奔跑，远山脚下，到处吹起了直上青云的龙卷风，一直往上伸，往上伸，风的螺旋就像小猫在转着圈子追逐着自己的尾巴。我从来不知道狂风怒号的另一种景象是这般可爱逗趣。可是不，当地人说，若果你不幸被卷入了那场风暴，黄沙盖脸，日月无光，会把你吹得七颠八倒，直不起腰来的。看来世间事，大抵也是如此，怎么看是大？怎么看又是小？或许在于你是站在什么距离、什么位置、什么角度去看它。

我们的历史学家在这部书里，有时候是带你在外面看，远处看，但也带你走进去看，血泪与辛酸，丝丝分明。在远处看，或许是历史，或许只是一出戏。在里面看呢，是苦难，也是人生。

这部小说现已由台湾远流出版公司出版，书名改为《战争与爱情》。

一九八七年七月七日前夕

代序　也是口述历史

那已是十多年前的事了。当美国尼克松总统于一九七二年访问了中国大陆之后，大陆上关了将近四分之一世纪的大门，对海外华侨讶然开了一条缝，我有几位去国三十余年的科学家朋友，乃幸运地从这条缝里挤了进去。那时我们一群还在墙外徘徊的逋逃汉，对他们是多么羡慕啊！——那伟大的祖国河山，那童年所迷恋的温暖家园，尤其是那慈爱的爹娘、欢乐嬉笑的兄弟姐妹、亲人、朋友、伙伴……是多么令人想念啊！我们焦急地等着听他们回国探亲的故事。

果然不久，他们就出来了。自祖国归来的欷歔客中，有一位是我的总角之交，我知道他青少年时代的一切往事。他出来之后，我们日夜欷歔地谈着他个人的见闻故事——这些故事太奇特，也太感人了。历史上哪里真有此事呢？小说家凭空编造，也很难幻想得出来！

我们细谈之后，我这个搞“口述历史”的老兵，乃想把他这份“口述”故事用英文记录下来——那时的美国学者访问中国和越南出来的难民，曾是一时的风气。口述者同意我的想法，但他的要求则是只要我不用“真名”“实地”，他所说的一切，我都可用中英双语发表。可是这项工程相当大，我事忙，无法执笔，便拖了下来。

不久，我自己也拿到签证，回国探亲了。那还是“四人帮”时代。我个人的感受，和亲见亲闻的事实，想来我国历史上的张骞、苏武、班超、法显、玄奘，乃至“薛平贵”的奇特经验，也很难和我们相比。我住在北京的“华侨大厦”，和大厦中的旅客谈来，我自己的经历和去国时间算起来是最平凡而短促的了——我离开祖国才二十五年。虽然一旦还乡连兄弟姐妹都不相识，但比起我的哭干眼泪的朋友们来，我是小巫见大巫了——中华五千年历史上，这个时代，对我们这个时代的中国人，实在是太残酷了。

我一入国门、初踏乡土，立刻就想到美国作家华盛顿·欧文（Washington Irving, 1783—1859）笔下的瑞普·凡·温克尔（Rip Van Winkle）来，他在我的经验中，竟成为事实。温克尔其人在美东卡茨基尔山（Catskill Mountains）中狩猎饮酒，忽然蒙蒙睡去，居然一睡二十年。醒来摸索还乡，景物全非——好一场熟睡。我自己不意也狩猎醉卧于卡茨基尔山下，一睡二十五年，始摸索还乡，也是人事全非！——欧文幻想的《随笔》（The Sketch Book），竟成为我辈经验中的事实，能不慨然？同时在我们的一睡二十五年期间，关掉大门的祖国之内所发生的种种故事，也真是匪夷所思——太奇特了，也太扣人心弦了。

在国内与老母弟妹一住两个月，回想起在另一个世界里二十五年的经验——他们全不知道的经验——也真如“南柯一梦”！

由于上述吾友的经验，与我个人近半个世纪以来耳闻目睹之事，太奇特了，我想历史书上是找不到的——虽然那些故事，和历史上的故事也发生在同一段时间、同一个世界之上。它的“真实性”和“非真实性”，也和《资治通鉴》、“二十五史”没有太大的轩轾。“二十五史”之中的“非真实性”还不是很大嘛。所不同者，史书必用真名实地，我要笔之于书，则格于老友要求，人名地名，都得换过。

再有不同者便是“史书”但写舞台上的英雄人物，舞台下的小人物则“不见经传”；但是真正的历史，毕竟是不见经传之人有意无意之中，集体制造出来的，他们的故事，历史学家亦有记录下来的责任。

这个构想，时萦心怀。两年多前，在一次文艺小聚时，我和那位呼我为“大兄”的编辑、女作家李蓝女士偶尔谈起。她乃大加鼓励，并允为我在纽约《北美日报》她所主编的副刊“文艺广场”上，加以连载。在她的坚决鼓励之下，并蒙她上级诸友一再邀饮，我乃每天抽出了写日记的时间，日写三两千乃至七八千字不等，由李蓝逐日刊出。一发不可收拾，自一九八五年六月一日起，逐日连载达两整年之久。为免脱期，有很多章节竟是在越洋飞机上写的，由世界各地邮筒寄给李蓝——这也算是个很奇特的撰稿经验吧。

现在把这长至六十万言的故事结束之后也不无感慨。它只为多难的近现代中国，那些历尽沧桑、受尽苦难的小人物的噩梦，做点见证；为失去的社会、永不再来的事事物物，和惨烈的“抗战”，留点痕迹罢了，他何敢言？

读者们，知我罪我，就不敢自辩了。

一九八七年五月十六日于美国新泽西州北林寓所

上篇　往事知多少

楔子

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实在是人类有史以来最文明的时代啊。你看那些野鸭野鹅，不是一阵阵地自天空飞下，向人们呱呱索食吗？你不见那些自树枝上下来的小松鼠，拱着手向人们讨花生米吃！？几千年来，它们都是人类“打猎”的对象啊！现在不都变成人类最好的朋友了吗？

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实在也是人类有史以来最野蛮的时代啊。你会相信，哪儿还有人把闷死的幼儿，在锅里蒸着吃？你会相信，有人死了，家人不敢葬，因为葬下去，可能被挨饿的饥民，偷去吃了呢？

我们生存在这个时代，实在是人类有史以来交通最发达的时代啊。“航天飞机”的乘客，不是绕地球一圈，只需九十分钟吗？那飞到我们宇宙边缘，万万里、万万里以外的卫星，它拍回来的照片，不是几分钟就可到达吗？纽约的银行家向日本东京汇款，揿一下电钮，不是一秒钟就可汇到吗！？

但是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也是交通最闭塞的时代啊。它会使最不愿分离的亲人、情人，分散两地，二十年、三十年、四十年……从小到老、从红颜到白发；是生、是死、是酸、是苦……无音无信！

这世界真是这样文明，又这样残酷吗？这样方便，又这样闭塞吗？是实人实事，还是虚构幻想呢？说是实人实事，知道的人或许嫌它不够真实呢！不信的人也许会说那全属虚构呢！是真？是实？是虚？是幻？——谁能做主？说它是真实，就真实下去吧；说它是虚构，也就虚构到底吧！有诗为证：

似真似假，

疑幻疑虚。

这是全国大演样板戏的时代啊！

谁知戏台下面，也正分别演着

多少台，非样板的真戏呢？

是戏剧？

是人生？

是国运？

是时代？还是……？

朋友！

别再问了；

把它丢掉吧。虽然

丢不脱的，还有人人心头，

永远的创痕；

午夜醒来，环绕床边，

永恒的黑影……

……

话说——

第一章　海外关系的幻象

回国探亲丧亲的林博士

“各位同志！……”那坐在长桌中段的田副书记，用她那轻微而沙哑的声音，向环桌而坐的十来位同志提醒一声。她的声音虽然那样轻微，但是那些原在分别谈话的同志，还是停止了私谈。大家转过身来向她注意——座谈会正式开始了。

“各位同志！”田副书记又重复一句。她接着说：“在伟大毛主席革命外交路线指引之下，我们今天欢迎美籍华裔教授，林文孙博士，回到他出生的故乡来，探亲访问……”说着她转过头来看一下坐在她右边的客人——这客人便是新从美国回来的林博士。

林教授是这间屋子里，唯一穿着黄色“人字呢”西服，胖胖的中年人，臂上还系了一块黑纱，除西服之外，更引人注意的则是他放在桌上交叉两手的指头上，还戴了一只硕大的戒指。顺戒指而上的那只金表，也光辉灿烂、非同凡响。他红光满面，看起来比左右瘦黄的面孔是丰润多了，但是他脸上也免不了有些皱纹，加上灰白的头发，他显然也是五六十之间的人了。

经过主人的介绍，林教授欠身向大家问好、道谢，大家也回报以热烈掌声。掌声之后田副书记又继续她的介绍词：

……

原来林博士是美国一所著名大学的教授，兼该校一所叫做“卜洛闻电子通讯中心实验所”的主任。他在解放前便赴美留学，在美获得电子学博士学位后，又成家立业。一去三十多年。他一直想念着在祖国大陆上的亲人——母亲和两个妹妹。但是由于中美间无邦交，始终欲归不得，一直等到尼克松总统访华打开中美僵局之后，他才和在中国东北一座城市里做教员的长妹文星，和与长妹同住的老母，取得联络。交涉经年，双方望断肝肠，好不容易才取得了中国签证，终能只身飞回祖国探亲。为想使久盼儿归的慈母，知道点孙男、孙女和媳妇的容貌和生活状况，他并特地携回好几卷他自制自摄的家庭电影和一架小型放映机，好让母亲和妹妹们，知道点他的日常生活情况。

他回到东北之后，住在国家的招待所里，白天则在妹妹家陪伴母亲。老母高兴非凡。这时那原在故乡丝织厂做女工的幺妹，带了她的独生子小牛，也赶到东北。一家欢乐，真是三十年所未有。老人家尤其高兴，把录像带一放再放，百看不厌。有时林教授赴宴外出，录像带便由他新收的学徒小牛代放。小牛很精灵，略经舅舅指点，就是个很有经验的电影放映师了。

放电影时，老人家最喜欢看的便是林教授和他的德国夫人所生的独女“小胖”巴巴拉·明明·林的镜头，因为小胖傻兮兮，在电影里用美国腔的汉语招手叫着：“奶奶、奶奶，我爱您、我爱您……”谁知一次林教授正陪着老母看这段电影时，老太太忽自床上撑起身体来，拉着儿子的手，颤抖地说：“下次回来……把……把小胖带回来……”林教授正高兴地回答说：“一定的，一定的。”这时忽觉得老人颤动的右手，颤动迅速缓下来。老人一下倒回枕头上去，不省人事了。大家连忙关了录像机，围叫：“奶奶！奶奶！……”奶奶再也唤不醒了——老人显然过去了。大家抚尸痛哭。

林教授的“接待单位”闻讯，立刻派来了救护车和医生，那有何用——老人死了；死后还拉着儿子的手。

林教授回国探亲的日程表中，本有在东北探母之后，再返回故乡，探望亲友五天，才返美。这个意外，把一切日程全打乱了。

把老人火化之后，他乘机南下。因为太平洋彼岸，假期已满，课务与研究工作均十分繁重，不能续假久留，他只能在故乡住两个晚上——昨晚返乡、今日访问并接受亲友招待，明日一早，便要搭早班火车南下，赶班机返美，真是来去匆匆！

田副书记的早餐会

这个早晨便是当地首长田副书记招待林教授早餐。在这个“三结合”时代，本没有什么书记不书记了。只是在这地区的老干部，只有田军资格最老了——三八年就参加革命，入了党；在进牛棚之前，原是位“副书记”。林彪叛党身死之后，她才自牛棚解放出来，平了反，在三结合期中恢复了“老干部”的身份，这次为着统战部的通知“热情招待林教授”，招待会中总得有个总负责人，所以大家又暂时促她“官复原职”——以副书记相称，负担起这项“招待外宾”的任务来。

在早餐会中应邀作陪的都是本地各单位的领导同志们，计有“工宣大队大队长”张甘宁、“红星农场场长”李兰、“东方红丝织厂厂长”程庚、“解放军代表”朱政委等十余人。另外便是林教授的妹妹“丝织厂工人领班”林文月和她的儿子小牛。

田副书记致介绍词之后，附带更吸引人的报告便是林教授答应为各同志，放映他的“家庭电影”。在田副书记事先的电话通知中，原是说，放电影的目的是让大家看一下资本主义的腐朽生活，作社会主义建设的“反面教材”。但是在今晨的介绍词中，田军则说是“正反两面教材”。因为林教授是位科学家，科学技术是可以帮助“社会主义建设”的。

林教授今天一天参观访问的节目很紧张。早餐之后是参观规模宏大的“红星农场”；下午参观“东方红丝织厂”；另有与“下放青年”座谈的节目；晚间参加当地首长欢迎和饯行的双重宴会。所以要放映他的家庭电影，就只有在这早餐会上举行了。

这顿早餐按当地标准是很丰盛的：有甜面包、热牛奶、橙汁、红茶、牛奶糖和苹果。十一月底的天气是冷兮兮的了。一杯热牛奶不但可以热身，更可以热手。座上一大半的同志们，都抱着热牛奶在取暖——头上的帽子、颈上的围巾，似乎都抵不上一杯热牛奶。田副书记并且告诉大家，热牛奶多的是；是“红星农场”李场长供应的，大家可以尽量地喝。李场长的牛奶本是专制奶粉外销，由党和政府，划为“援越”的专用物资。平时是不供应本地消费的，但今天为招待贵宾，李场长破例供应。

说着田副书记又将李场长暨各单位领导同志，分别介绍一番。

田副书记是位五十以上的人了。灰白的头发、有些皱纹和斑点的脸，似乎久历风霜，看来有点苍老。所幸黄金难买老来瘦。看她裹在灰棉制服内的体型，和她那清秀眉目、口鼻的轮廓，可以想象出她青年期，也可能是位美女。

入秋以来，由于气候转寒，她有点伤风咳嗽。声音沙哑，有时也流点鼻涕和眼泪。这使那担任保健的小陆，不时自她身后送上些纱布和药品。她每用纱布擦一次眼鼻，也总是轻微地向身边的贵宾，说声“对不起”。

等大家吃完面包，田副书记请大家帮忙把窗子关了。

原来这个会场本是一座基督教堂的地下室，当年是洋牧师们在此地上圣经班用的。解放后洋人走了，当地干部把十字架拆掉，挂上毛主席大像，就变成会议室了。“文革”初期红卫兵武斗，把窗子上的玻璃全给砸了，所以一到冬季，屋子内总是冷兮兮的，幸好玻璃窗外面还有些“百叶窗”。把百叶窗关起来，里面黑黝黝的，就可以放电影了。

林教授的放映机是美国一家名厂出品的，放起来就像一架彩色电视机，不用大幅屏幕，只需把录像带放进去，就可像开电视一样地放映了。小牛帮着张队长他们把放映机放在毛主席挂像前的台子上。他和舅舅商议一下，就选出了几卷录像带来。

当电影放映时，坐在桌边的观众只要侧身而坐，就可以看得很清楚。无座位的服务同志们，和临时赶来的观众，在三面靠墙站立，也可以看见。

小牛一揿电钮，电影便开始了。

美国林家的幻象

小牛放的第一盘叫“合家欢”（Our Family），片首是用中英双语写的字幕。英文很整齐，三个中文字则歪歪倒倒的。据小牛说那三个字是他“表妹”在美国“中文学校”学着写的。她才九岁，所以中文字写得不太好。

在这盘片子里，美国林家的家庭成员分别出场，小牛说，“介绍词”也是表妹用华语说的。这是一个家庭电影，字幕上写明：制片——法兰克·明华·林；剪接——艾依克·文美·林和保罗·明中·林；配音——法兰克·明华·林和巴巴拉·明明·林；讲解——巴巴拉·明明·林；监制与杂务——温斯顿·文孙·林；演员——林家全体成员。

据小牛解说：艾依克是舅妈；保罗和法兰克是大表哥、二表哥；巴巴拉是表妹。小牛说出这些洋名字，是用英语原音说的，足使全场生气勃勃。

字幕一过，第一个镜头便使全场欢笑鼓掌。原来那是一对小花猫在林家客厅里追逐打架，可爱极了。幕后巴巴拉小胖的声音用华语解释说：“这是我家两个小淘气，咪咪和唔唔。”小猫之后，则是一对胖胖的白鸭子。它们二位只有一个名字，都叫“呱呱”，因为分不出彼此来。两个呱呱在草地上一歪一歪走动，亲昵之至。

“你们养着吃的吗？”一位同志好奇地向林教授发问。

“美国家庭不杀鸡鸭的啊！”小牛抢着替舅舅回答了这问题。小牛又说：“小胖养着它们做pet，pet就是宠物。”

“真的吗？林教授。”另一同志也接着问一句。

“养着玩的，”林说，“就同我们在国内养鸟一样嘛。”

“你们的鸭子是养着玩的？”另一位女同志也觉得很奇怪。

“鸭子是个很古怪的动物，”林说，“它们最怕孤单，一定要成双成对的——我们中国的鸳鸯，就是鸭子的一种。美国人叫它们做中国彩鸭（Mandarin duck）。”

“鸭子是最欢喜成双成对的。”那深知鸭性的李兰场长也加以证实。

“哥哥说，美国有个‘禁虐畜会’，”林文月接着说，“他们买鸭子做宠物，一定要买一对，否则就犯‘虐畜法’。”

“林教授，真有这回事吗？”刚才那个发问的，又补问一句。

“真是真的，”林说着笑一笑，“这叫做‘恩足以及禽兽’嘛。”林氏的答话引起了全场一次不大不小的骚动。

“那么你们要吃鸭子怎么办呢？”另一个人又问一句。

“到超级市场去买杀好的冷藏鸭嘛。”林氏这句话，又引起一阵半信半疑的骚动。

舅舅叫小牛揿电钮，电视上出现了一条黑色大狼狗，它大叫两声，全场为之大惊。幕后小胖说：“这是我们的‘保镖’守门的。”接着小胖又在幕后大叫一声，说：“下面就是我——巴巴拉·小胖·明明·林！”说时迟，那时快，电视上出现了一个半中不西、大约八九岁的胖女孩。她穿着一件红色游泳衣，笑嘻嘻地自阳台上跑下来，捏着自己的鼻子，一跳就跳到游泳池里去，然后又从水里冒出来，水淋淋的，直是招手。

小胖之后便是一对正在打网球的青年——保罗·明中和法兰克·明华·林——兄弟二人。长得挺壮而清秀，看样子也是有点半中不西的。

再后则是一位黄发、蓝眼，胖胖的白种美国主妇，正跪在地板上打蜡。她举起手来招一招，这时她身后的门忽然开了，小胖笑眯眯地跑出来，用英语问道：“Mommy do you need help?”她也用英语回答说：“Not necessary, dear. Thank you.”

小牛解释说，这是他“舅妈”。她的全名叫“艾依克·文美·卢顿道甫·林”。小牛说时，把电钮揿到“静”字，电视画面停止不动，让大家看看他“洋舅妈”的庐山真面目。观众大鼓掌。林君忙着答礼，并开玩笑地说：“洋老婆，洋爱人；粗糙，粗糙；献丑，献丑。”小牛又把电钮由“静”转至“动”。画面又开始变换。这时小胖忽用手向阳台方向一指，说：“看这个老头子！”镜头转上阳台，只见林教授穿着件蓝色涤棉纶晨袍，衔着个烟斗，坐在一张圆藤椅上看报。观众看到这里，不免目光前后转，把幻象和实物，对照着看——又大笑鼓掌。

这第一幕“家庭电影”落幕的镜头，则是一张在阳台上照的“合家欢”。坐在爸爸身前的小胖，忽然招手大叫：“奶奶！奶奶！我爱您！我们都爱您！……”林老太太便是看到这里一时高兴得一口气上不来，逝世的。

这第一盘演毕，全场鼎沸，议论纷纷。

一万五千斤猪肉一年

小牛很快地换上第二盘。电视又开始了。这第二盘的英文字幕叫Our House。下面有五个歪歪倒倒的汉字——“我们的房子”。小牛说那汉字是“小胖写的”。

电视开场是一架大直升机。只见保罗和法兰克兄弟，提着电影照相机，走向直升机。直升机螺旋桨的旋风把二人的衣服、头发，吹得乱飘。

小牛解释说，他大表哥保罗是学“电子工程”的；二表哥法兰克学的是“大众传播”。

“舅舅，是吧？”小牛又转身向舅舅，再肯定一次。

林教授说他二儿子是学“大众传播”的，所以会照相。这些电影都是他设计并摄制的。普通业余工作者，是照不到这么好的。这架直升机，也是他租来的，并向当地村政府取得低飞照相的特许证。

直升机迅速地爬高，一瞬间便看见机下是一片大湖。湖内白帆点点，还有三两艘汽艇拖着滑水者在滑水。湖边的公路上，汽车往来如织，真像流水一般。小牛说他舅舅每天都在这公路上开车上班。

公路边上便是一层层小山坡，绿荫丛中，则是一座座形式各异的私人住宅。很多宅后都有个蓝如晴空的游泳池。公路边上可看到一个小镇和超级市场，一所挂着美国国旗的中学；湖的一端则有个公共使用的沙滩，滩上和水中穿着游泳衣的泳客或立或卧，十分热闹。这些公共场所都有公用停车场，每个都停了几百部，乃至几千部汽车不等，在太阳照射之下，光彩耀目。

当直升机掠山而过，逐渐降低到一座住宅上空时，只见一对夫妇，带着一个小女孩和一条黑狗，在向天空招手，逼近一看原来是林氏夫妇、小胖和“保镖”。“保镖”在向空狂吠，小胖则在跳跃招手。

林家这座住宅，有两间车房和一座游泳池。房子是倚山而筑，前高后低，门前便是街道马路。宅畔有条小溪，流向湖边。湖畔芦苇之中有个木制小码头，码头边系了一条小滑板帆船，小桅杆上还挂了一张半黄半白的三角船帆。

住宅后面有一面红木制的贴地阳台，阳台上放了些野餐用的桌椅、炉灶和一把黄红相间的大遮阳伞。阳台边上还有一座全玻璃的花房温室。下得坡去便是一个腰子形的游泳池。池边有跳水板，和儿童用的滑梯。屋旁草地上则种了一些玫瑰等花卉，十分悦目。草地的一边，还有个用铁丝网围起的小菜圃，种有各种中西菜疏、瓜果。

李场长叫小牛扭到“静”上，大家细看这座花园洋房，个个称誉。

“林教授，”一位同志转过身来发问，“这是你的家吗？”

“是的，”林说，“一座很普通的小房子。”

“这是你们大学配给你的吗？”

“不是，”林说，“是我们自己买的。”

“在美国买这座房子要多少钱？”李兰场长好奇地问。

“我们住了快十年了，”林说，“当初是三万多块钱。”

“三万多人民币？”一位同志插问一句。

“哪里，”另一些同志主动地替林教授代答了这一问题，“三万多美金——六万人民币。”

“我们这里谁买得起？”一位男同志站起来摇摇头。

但是林教授说，他也买不起，他只是向银行贷款买的，四厘利息、二十五年分期还本。现在已付了十来年，还有大约十年就可还清。

“林教授，”那短小精悍的工宣队张队长，也好奇地问一句，“你一年工资多少钱？”

“我书教久了，算是资深教授，”林说，“一年大致三万多一点。”

林教授这一秘密一说出，全场不禁又掀起一场交头接耳的骚动。一个坐着的女同志，回过身来向一位站着的女同志，轻轻地说：“你和你爱人要投几次胎，才能……”她摇摇头。大家显然都被林教授的高薪愣住了，一时喘不过气来，使这位访客自觉失言，而感到有点尴尬。

“中美两国生活费用不同，”林设法补救一句，“美国物价太高，薪金是高一点……”他这句话，言之成理，全场秩序，乃稍稍安定下来。

当小牛正在换录像带时，那位站着的女同志又怂恿那位坐着的女同志去问林教授：“美国的猪肉多少钱一斤？”

“我爱人是德国人，不大吃猪肉，我也不知道多少钱一斤。”林说。

“大约多少钱一斤？”她又追问一句。

“大致一块六七毛钱一磅吧。”

当大家正为这问题发愣时，一位曾在“友谊商店”做过事的女同志，帮着解答了这个难题。她说她曾向美国顾客问过同样的问题，所发现的答案，大致是两块美元一斤。

“那么美国的物价也不算太贵嘛！”那站着的女同志惊奇地说。

“林教授，”那机警的工宣大队张大队长若有所悟地说，“那你的工资，一年可以买一万五千斤猪肉！？”张大队长这一叫，又把场面弄乱了，大家又交头接耳纷纷议论起来。有人惊奇，有人不信；更有人怀疑林教授的钱，是他从中国带到美国去的。他们私下讨论的声调虽然很低，但是林文孙却听出他们在讨论些什么——自己感到尴尬，也深悔失言。幸好小牛心中无事，他又装好一盘录像带在等着放映。

“放映师再继续放映嘛！”田副书记叫小牛继续放映，才结束这场窃窃私议的场面。

忙得够呛！

另一盘带子的题目叫“家庭生活”（Family Life）。

电影一开头就是林太太围着一条洁白的围裙，在煤气灶前煎鸡蛋，林教授则坐在餐桌边看报，喝咖啡。小胖和保罗坐在一边，另一边则是法兰克，大家在吃早餐。吃完了，小胖用餐巾拭拭嘴，又把餐巾卷起，放在一个银色的餐巾圈内。她站起来，爬在爸爸身边，向爸爸额头上吻了一下，又走向妈妈，把自己的嘴伸上去，让妈妈在唇上也吻了一下；然后拿起书包，举起右手向两位哥哥，叫声：“拜拜！”哥哥和爸爸也同声回答着。

小胖背起书包，由厨房穿过车房，通过有一只篮球架的车道，走向街边。这时街头已有三五个儿童在那儿站着。大家都向小胖叫：“Good morning, Barbara.”一忽儿一部黄色闪着红灯的校车停下了。他们鱼贯上车——小胖上学去了。

这时在室内大家早餐已吃完。保罗和法兰克与一位朋友约好，一道去湖边钓鱼。他二人穿着运动衫、拿着有卷筒的钓竿，也自车房走出。忽听街边喇叭一响，一位青年开了一部敞篷车，已开入林家车道，他兄弟二人乃进入车中，三人一起开往湖边去了。

据林教授说，这时是六月初，美国大学已放暑假，但是中小学还在上课。他的两个儿子刚自校中返家，暑期工作还未开始，所以和邻居青年一起去钓鱼。至于他自己呢，学期虽已结束，实验室的事还多着呢，所以还得去上班。他爱人原在一所医护专科教“护理学”，这时也放假了，不必上班，所以全天留在家里。

林教授吃完早餐，穿好衣服，提着皮包，和爱人接个吻，也就走向车房，把一部别克开出，就循小牛前次指出的公路，加入车潮、上班去了。

艾依克收拾了早点，回到卧室整理床铺之后，便去地下室开洗衣机洗衣服。洗好了，又取出在后苑晾竿上去晾干。同时又用吸尘器在各屋做除尘工作，又到后苑去喂鸭子、浇花，忙得一刻不停——真是“不出门，三十里”！

诸事停当，艾依克又自车房内开出一部白色本兹车去超级市场买菜——她一家五口，食品消费是惊人的，她买了大一袋、小一袋的各色食品、菜蔬、手纸、冷饮等等。在停车场中，她又碰到一位中年中国主妇，台湾来的王玛丽太太。二人一道又到超级市场隔壁的小咖啡店内，各喝一杯咖啡，闲聊了一阵家务和“越南战争”——然后开车回家。这时晾绳上的衣服大致已经干了。她取下衣服，叠好。要熨的，又逐件用蒸汽熨斗熨好。百事粗定，正想坐下休息一忽儿，看看报章、杂志，忽然房门一响，小胖回来了。妈妈开了人高的大冰箱，取出苹果饼和冰淇淋给小胖吃。小胖也讲了些学校内预备开音乐会和募捐的事。妈妈一旁倾听，还问了些问题，一点都不马虎。这时她也翻了翻那挂在冰箱边上的小本子——看看晚餐应该吃些什么。

艾依克正在准备烧晚饭，小牛的录像带已放完了，他预备再选一盘。

大家看过林教授的“家庭生活”，觉得美国的家庭生活是太舒服、太豪华，也太资本主义了——不过做主妇的也忙得够呛！

美国也打麻将

小牛正要再装一盘，林教授看看手表说：“够了吧。”他说着大家也都看看表。但是李场长却说，还可再看一两卷，并赞赏这电影很有趣。

小牛又放入一盘，这盘叫“社交生活”（Social Life）。这电影上的场面，似乎是新年景色。林家张灯结彩，屋外虽大雪没胫，但是室内圣诞树上几百个彩色灯泡正闪烁不停。楼上楼下，钗光鬓影、宾客盈庭。林教授在众宾客中穿来穿去，身上所穿的虽只是一套普通西服，但是妈妈和小胖，却都穿着拂地长裙的西式晚礼服。

在林家宽敞的客室之中，坐着和站着的男女宾客，中西杂沓，还有一对衣着整齐的黑人夫妇，大家在喝酒聊天。在地下室的一角，还有个酒排间，保罗穿一件白色工作服，正在不断为客人调酒。

在观众的同志们之间，亦有人知道西式酒排间的，便问林君说：“林教授，你家中还有个酒排间吗？”

“很多洋人家中都有，”林说，“洋人嗜酒如命。”

“家里有个酒吧！？”一位同志摇摇头，认为不可思议，他奇怪，“哪有一家人喝那么多酒！？”

“我也不大喝酒，”林说，“这酒吧是前房主留下的，我们没有拆掉就是了，有时客人多了也有点用。”

在酒排背后则是一间儿童游戏室，小胖穿件礼服也在里里外外跑个不停。那室内有些中西儿童正趴在地上看电视；另一群则在玩电动火车，这小火车精巧之至，在电视内看来，简直就像是真的，众人啧啧称奇。但是最令大家吃惊的，则是儿童游戏室之侧的林家“家庭间”（Family Room）。房内竟然有四桌麻将！四桌都是中国男女，但是也有一位金发女郎。当林家主妇捧了一盘法国甜点走入麻将场时，一位中国主妇向她招招手，用英语说：“Erika, do you like to play for a while？”

“不——客——气，安吉琳娜，”林太太却用有德国腔的华语回答，“您——打嘛！祝您——手气好！”

林夫人在银幕上所说的这两句中国话，足使全场观众，鼓掌称赞。

“在美国也打麻将吗？”一位女同志问了一句不必问的话。

“华侨中盛行得很啰！”林说，“太浪费时间了。”

“你夫人也会打吗？”

“她懂得规矩，”林说，“但是上不了桌子。”

“你呢？”李场长插问一句。

“我们根本没时间打，”林说，“不过这次是圣诞节嘛。”

这个打麻将的场面，足使无产阶级的观众们，观得无限矛盾。他们叽叽咕咕，各说各话，其中也有人感叹“快三十年未玩过了”！

“小牛，”林教授吩咐他的聪明的小外甥说，“收起吧！时间不早了。”可是大多数观众意犹未足，纷纷要求“再放一卷”。小牛只好又再换上一盘。

一家用五十种机器

这已是第六卷了，片名“家庭用器”（Home Appliance）。法兰克摄制这卷片子时，正值一对林文孙的老同学——自香港移民来美的夫妇，暂时寄宿林家，想知道点美国生活状况，林氏夫妇乃领导他们参观林家各种家用机器，保罗乃借此机会拍摄这卷家庭电影。

故事从文孙把他们自机场接回家开始。当林君驾着夫人常用的白色本兹车，进入家中车道时，他揿了一下车门边的遥控电钮，只见那巨大的两房一扇的车房门，便逐渐上升了。艾依克在厨房内听到车门声，乃迎了出来，正值客人下车。文孙再揿一下电钮，车房门便下降自动关起来了。

其后客人在林家住下，想了解一下家庭器用，因为他们也想买座房子，所以先学习一番。他们实习是从艾依克的厨房开始的，先从煤气灶、自动结冰自动除霜的大冰箱开始，看到缓煮保热锅、电饭锅、电火锅、瓶装煤气火锅、保热烫垫板、自动开罐机、搅面机、压面揉面机、大小烤箱、烤面包机、切肉机、打浆机、洗碗机、手提小型洗碗机、里外两用电话、磨刀机、蔬菜切割机、压橙汁机、通风电扇……一间小小厨房，各种大小电动机器达十五六种之多，使访客颇感惊奇。

接着女主人又教他们怎样调节，节制全屋空调机和全屋通风机、二十四小时热水供应炉、水汀机、洗衣机、烘衣机、蒸汽电熨斗、熨衣机、除尘总机、充电手提除尘机、电机推动除尘机、地毯洗涤机、打蜡机、遥控落地二十六吋彩色电视机、自动换片遥控唱机、收录两用录音录像机、电影幻灯放映机、自动升降银幕，等等，这只是主妇一人所示范的机器，前后已不下数十种……足使来宾记前、忘后，目不暇给。

等到他们走向卧室，里面更有一大批机器，什么烫发机、卷发机、吹风机、增湿机、冲牙机、电毯、电灯自动开关机、电视、收音机自动开关机，不一而足。

这些纵是属于主妇专用的机器，已使兴趣最大的女观众田副书记、李场长和一些女服务生，看得如在五里雾中，将信将疑。小牛还警告说：“舅舅和表哥们用的机器更多呢！”

林夫人示范使用了半天，她要去烧饭了，由保罗接递，继续解释下去。

保罗从车房开始，林家有五口人，竟有汽车四部。林夫人用的是德制本兹车；林先生则用通用厂美制别克；保罗的车子是意大利的飞雅特；法兰克买的则是日本丰田车。

“你们一家只有五个人，”李场长好奇地问林说，“为什么要用四部车呢？”

“我们住在郊区——不像大城区可乘地下铁——在郊区没车子，平时就寸步难移。”

“林教授，你们真有钱啊！”一位同志赞叹地说，“你给每个儿子都买一部私家车！”

林教授连忙解释说，儿子的车子是他们自己买的——林说他在抗战时吃了日本人两枪，对日反感极大，他是“抗日到底”、“抵制日货到底”，绝不买“日货”的，可是儿子们就不管了。法兰克坚持要买丰田车，老子也没办法。

“你们孩子哪有那么多钱呢？”一位女同志在问。

“他们做工嘛。”

“他们做什么样的工，可以余钱买汽车呢？”工宣队张大队长，也觉奇怪。

“什么工都做——包括自己家里的工。”林说。

“他们替你家里做工，你们还要给工资？”另一人也好奇地问。

林教授解释说，譬如他家里那个红木阳台，年久烂了，要换个新的。一般木匠来做，要八百多块钱，法兰克手很巧，他做得比一般木匠还要好，他妈就叫他做了，也给他八百块钱作酬劳。法兰克年年在积钱想买一部“丰田”，加上这八百块，正好买了部新车。

“法兰克还会做木工！？”田副书记也轻轻地赞赏一句，并说，“你们林家父子都能文能武！”

林教授又解释说，美国人工太贵，并且一切都用机器，木料也是木材行论标准锯好了的，法兰克只是拼拼凑凑、装装钉钉，并不难做。林教授又补充一句话：“一切都用机器，也不太费力。”

小牛的电影又继续转动了。关于修车一项，林家便有好多种机器，什么充电机、高压打气筒、小型汽车垫高机、扭螺丝帽机等等。

他们林家父子平时工作，还有个小工作室。室内大小器械挂得琳琅满目，大小工具箱、零件箱，装得满坑满谷。他们那灵巧的工作台，尤其使工人阶级的同志们看得目瞪口呆，因为这个台子本身，便是变化多端的一部小机器，可适应锯、切、锥、钉、刨、钻等任何样方式的手工。观众最有兴趣的是看到保罗在用这台子为小胖修脚踏车，真是得心应手。

林家有五部脚踏车。第五部没有后轮，那是林夫人“不出门，三十里”，在家中骑着做运动练身体用的。小胖有架“十飞车”很灵巧，但也时常坏，坏了保罗就包修，小胖只给哥哥一个kiss，便一切免费。

这个灵巧修车台是观众最感兴趣的一件器械，因为全体观众都各有单车一部，大家也受尽单车的折磨，如果有这样一部修车台，那该多好！？

保罗取了些木材，在工作上示范，用电锯、电钻……做了些家具修补的工作，也是得心应手的。

电视上他们父子也加上割草机——骑式割草机、手推电动割草机、充电修草机、皮线割草机等数种，大有大用、小有小用——另外有剪树机、扫叶机、吹雪机、铲雪机等等也都摄入镜头。

小胖也表演了一些与游泳池有关的机器。她最骄傲的还是她那架多用途缝纫机，妈妈把布料裁剪好，小胖便可自由缝制书袋、椅套、枕套，甚至衣裙，还可随意绣花、题字。小胖还有一些电动文具如电动削铅笔机等等，电动玩具那更是表演不尽了。

林家父子都是学科学的。他们屋上装有特殊电线，地下室具有三人公用的小型电子实验室。林教授自己和儿子保罗都是世界性业余电子通讯协会的会员。不但他们父子之间开车在公路上可以互通电话，他们甚至可以和北美各地方乃至欧洲、日本等地业余会员通消息。

至于法兰克这位“大众传播”专业的学生，所私有的通讯和照相器材，那就更非一般观众所能了解了。那对香港访客也一再摇头说不能再看了。

林家这个家庭，真是机器之家。但是诚实的林教授却说，除掉他们三人所建的私用“实验室”（他们没有介绍）的古怪设备之外，其他各种机器都是美国在大城郊区住民房所不可缺的设备。

在美国住家要用这么多“机——器”？这是在场观众，没有一个人能完全相信的，或愿意完全相信的——这是个“反面教材”呢？“正反两面教材”呢？连田副书记也无法回答她自己了。

彩云易散

当林氏这卷电影还未结束时，一位男同志忽然粗声粗气地问道：“林先生，你们在美国住家，平时真要用四五十种机器吗？”在暗处林氏看那人把头一转，鼻腔里又微微发出一声“哼”来。

文孙听他这问题，是话中有话的，忙说：“美国人工贵，机器便宜，平时家中修修补补，都靠自己动手，用机器比较方便些。”

“用得了这么多机器吗？”也是个男人在问。

“二三十种，是比较普通用的。”林说，但他自己也想到，已有百来种家用机器在他的电影中出现。他自己想不到日用机器如此之多；也想不到他那个学“大众传播”的儿子，竟然如此有效地把它们也一件件地“大众传播”出来。自己未好好看过；事先也未考虑过“大众传播”的后果，心中这时真悔恨交集。

这两位仁兄的问题只是个小火山的爆发，事实上此片演至中途，林氏已察觉出一些观众的不满情绪了。他隐约听到一些观众交头接耳地彼此在问，你相信这些都是真的吗？有人则叽叽咕咕地在说什么他妈的美国中央情报局派来的。有的则说是老地主阶级在放骗人的回头毒，替美帝升空宣传。更有个男人且故意把声音放大说，他妈的，把我们都当成洋盘来骗；骗人也得有点分寸……妈的，叫他去问问程庚，他丝织厂内有几部机器？……林教授……林博士，他家的机器，就比我们工厂内还要多十倍！……

叽叽咕咕之中，也有少数替林氏辩护的，说他不是主动要来放的，是我们接待单位坚持安排的……当中也有骂“接待单位”糊涂、中计……不一而足。林氏听到了，田副书记、李场长也都听到了。但事已至此，欲罢不能。

幸好此时电影已近尾声，镜头转入林氏个人所用的“书房”来。大家好奇地看到林教授正在用录音机，录口述的信稿、文稿，好叫女秘书去打字，而林氏座位后的书架上，竟然大半是中文书，最醒目的中文书，正是那句句发金光的《毛泽东选集》。

毛泽东果然法力无边，《选集》一出现，那些叽叽咕咕的私语停止了，话题也转变了。

“你们在海外也看《选集》吗？”工宣队张大队长，换了话题发问。

“我看得很仔细。”林说。

“这《选集》是我们海内外中国人一致的行动准则呢！”另一位肯定地说。

“海外华侨也很重视这部书。”

这时电视镜头转向另一面墙，墙上挂了十来张带有镜框的照片。文孙解释说那上面戴花翎帽、穿清朝朝服的是他曾祖父；穿西服、长八字胡、拿手杖的是他祖父留日时的照片；高领的中年妇人是祖母；一位长马克思式大胡子的洋人，则是艾依克的外公……下面还有位中年华妇带着个小女孩——小牛说那是他“妈”和“奶奶”，小牛的妈也含笑承认。在这些比较清晰的照片之侧则有一张十分模糊的放大照片——一张美女照。这照片显然是张二寸小照翻印放大的。照片虽模糊，但这美女本身面目形态，倒像是个封面女郎，十分甜蜜美丽。大家感到兴趣的，则是那照片下面还写着一首诗。

“这位姑娘是谁？”一位中年女同志发问，接着她又说，“好漂亮啊！”

未待林君回话，小牛便抢着回答说：“这是我以前的‘舅妈’哎！”

小牛的话，虽是孩子之言，却使全场震惊。

“林教授，”另一位女同志发问，“你以前那夫人哪儿去了呢？”说着她也赞叹一句：“真是个美人！”

大家要小牛把电钮，扭在“静”字上，好让大家看个端详。在众人追问之下，林教授才感叹地说：“她死了，死时恐怕还不足二十岁呢！”

“真是红颜薄命！”有几位女同志不约而同地说。

“她是怎样死的呢？”众人又不约而同地问下去。

“我也不清楚。”林说得很凄凉。这更使大家惊奇了。在众人追问之下，林君才稍稍解释——那是四十年前的事了。

文孙刚才为着那些“美国机器”的问题弄得很尴尬。这时幸好观众话题转换，也使他心头放松许多。

他的恋爱故事发生在抗战第二年——一九三八年春初。他那时十九岁，回乡转学，在本省省立临时中学读高三。在一个跑警报的场合，无意中认识了当时在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直辖第二宣传大队第三中队中的一位女学员叶小姐。叶那年十八岁，原在省立女师读高二。抗战后女师停办，叶又无钱进“临时中学”，所以就考入“政宣队”当话剧演员了。他二人本有很多共同朋友——林的姑妈便是叶的音乐老师。二人认识之后，竟一见钟情，进而海誓山盟，永不分离、绝不变心。二人私订终身之后，并获得双方家长同意，举行公开仪式，宴请亲友，正式订婚。

订婚之后，二人曾一同前往林家——那时声势烜赫的封建地主大庄园——林家庄住过几天。林家的佣人、仆妇，都已公开叫叶小姐为“三少奶奶”。

那时正是“台儿庄大捷”之后，大家以为抗战马上就会胜利，二家都已做了准备，预备当年初夏，便在林家庄结婚。

谁知就在二人热恋中、预备花烛大喜之时，忽然之间，战局逆转。敌人以闪电战速度，突然迫近本地。危急之际，文孙就学的省立临时中学，举校在敌人机枪声中，狼狈西迁，逃往武汉。而叶女所属的政治大队，则作反方向前进，他们突破敌人封锁，冲入“敌后”。这是一九三八年五月间事。自此以后，劳燕分飞，双方都生死不明。

文孙在后方虽吃尽千辛万苦，但是他相信他的“未婚妻叶小姐”绝不会变心，所以抗战胜利后，他又千辛万苦地跑回来，希望找到她。叶小姐出生于单门独户人家，父母双亡，本身又是个独生女。最后总算找到她唯一的亲戚——一位贫病交加、精神失常的舅妈朱氏。这才发现叶小姐已于年前病故，遗体则葬于本城北门外的“义冢”。

文孙万里归来闻讯，几至痛不欲生。他曾和“舅妈”一起到义冢上去找亡人的孤坟，但是荒烟蔓草，哪里找到呢？他在义冢上，一恸几绝。林氏在抗战后方，曾被入侵敌机射伤，身中两弹，这时金疮迸发，简直就不久人世。

“那时我父母很着慌，”林君告诉这些观众同志说，“他们怕我心病枪伤，两毒并发，会活不下去，其实我那时也生趣全无，对死也毫无畏惧。”

这时林文月也插嘴说，那时她才六七岁，还有点记得“哥哥瘦得不像个人形，爸妈惊慌得要死，怕哥哥殉情自杀”。

“林同志，”一位被这故事感动得眼泪汪汪的女同志，问文月说，“你见过你那位嫂嫂没有呢？”

“没有嘛！”文月说，“他二人订婚时，我还没出世——我妈也没见过叶小姐，只听姑妈说她很美，个性也温柔得不得了。”

“真是红颜薄命！”有些女同志，竟为之不断擦眼泪。

这时坐在林教授身边的田副书记，也颇为感动，她本来就患重伤风，这时更用牙齿咬紧嘴唇，向肺里咳嗽。桌上的纱布，湿了一块又一块。坐在她身边的李场长，则紧靠着她，握着她的手，有时也拿她的纱布，揩揩自己的眼睛。李场长有时又轻轻问：“田副书记，要不要暂时出去换换空气？”田坚持不要。李场长乃叫服务生替书记倒杯开水，并拿了一颗重伤风丸药，勉强她吞下去。

这些观众同志中，有些欢喜文学的，对那诗有兴趣，问是谁作的，林说是他在一九四六年春，找不到未婚妻的坟之后作的，他又谦虚地说：“不是什么诗，只是写点感慨，做个纪念罢了。”

李场长叫一位同志把这诗抄下来。林教授又更谦虚地说，他是学科学的，不会做诗，请大家指教。原诗如下：

临江仙　有序

三十五年春，万劫归来，觅莹妹孤坟不获，哭填此调。

树绿城春初未改，依稀谢氏园门。庭前碧柳最销魂，折枝怀旧侣，曾唱酒盈樽。

慧睫讵随尘土去，空奁脂迹犹存。斑斑应是旧啼痕！一抔知何处？抆泪向黄昏。

众人看了这首诗之后，有的很为这哀婉的故事所感动，有人则夸奖林教授的古汉语有根基，而李场长则说：“快四十年了，你还未忘记她。那你真是很爱她啊。”

“四十年中，”林说，“我一秒钟也未忘过她呢。”他又补充说，那是他青年期的初恋，也是唯一的“爱情经验”，毕生难忘。他又感叹地说：“我们那时真是海誓山盟啊。”

“你现在还想念叶小姐吗？”

“怎么能不想，但这是无涯之憾，再想又何补于事实呢？”

“你把这照片挂在书房内，艾依克不嫉妒吗？”李场长又补问一句。

“不，她倒一点都不！”林说，“她们欧美人法律观念很重……不像我们中国人，何况叶小姐已死了呢。”

“外国人这点倒很好！”久未发言的田副书记，这时也讲了一句。

“他们这点很大方，”林说，“你看她不是把她自己幼年的照片，和叶的照片挂在一起吗？”大家注目细看，果见一中一西两个少女的照片，挂在一起。

“艾依克说，”林又加上一句话，“密司叶如不死，她们可成为最好的朋友呢。”

“但是你在情感上，初恋毕竟更深刻。”李场长半猜测地说。

“那是很自然的嘛，”林说，“那时我们都年轻在谈情说爱——真是你死我做和尚呢。”

“后来呢？”李又接着问。

“后来我们都久历风霜，”林说，“艾依克兄弟都阵亡，全家被炸死，她后来需要一个家；我也需要一个家，我们就结婚了——这和青年期谈情说爱就不一样了。”

“文……文……林教授……”一向沉默的田副书记，这时忽于暗咳声中，挤出几个字来说，“你说受过枪伤……是怎么回事呢？”

“说来话长，”林说，“抗战期间被日本飞机扫射受伤的——这条命也是捡来的；九死一生，一言难尽。”

“啊……”田副书记颇为惊叹，但并未再问下去。

这时小牛已收拾好了胶卷，叠好了放映机，座谈会正式结束了，但是许多观众似乎觉得意犹未足，仍然围绕着，问东问西。女同志们尤其为那位叶小姐感到惋惜，那么美丽，却死得那么早——真是“彩云易散”！大家会后还不胜欷歔！

第二章　海内关系的万缕千丝

“红星农场”的今昔

按照安排好的访问日程表，林教授在早餐后的次一节目是“参观红星农场”。

李场长看一看她那只“人民牌”手表，时间已近十点钟了，她向农场打了个电话，同时招呼司机王师傅，准备动身。

王师傅开的是一辆闪闪发光的一九四七年制的黑色别克牌轿车。这车在文孙看来，是个古董了，但是车子本身倒像崭新的，车内泼有香水，后座且挂着蓝纱窗帘，在那行人杂沓、牛马蹒跚的公路上开起来，也是够威风了。李场长请林教授和田副书记坐于后座，她自己则在前座。林文月、小牛母子和两位“外办”同志，则乘一部灰色的“上海牌”，跟在后面。其他同志，则分别回各单位上班去了。大家都知道晚间还有个欢迎宴会。

这一路虽然是林教授熟悉的故乡街道，可是他在车内四向观望，却看不出丝毫回忆中的痕迹——一切都是陌生的。坐在他身边的田副书记，原来就说话不多，坐在车内就更沉默了。她所患的“重伤风”可能由于冒早晨长时间的寒气，在车内显得更严重了些。她不时用纱布擦鼻涕，有时也抹抹眼角，头也不多抬。文孙为着礼貌，本想和她攀谈两句，看她这样的反应，也就听其自然了。车前的李场长虽然偶尔和王师傅交谈一两句，但她也未回头攀谈，车子就喇叭不停地响着，穿过肩挑的、手提的重重人群，终于进入一座牌楼式的拱门，上面嵌着“东风大队”、“红星农场”八个大字，两边则分漆着“抓革命，促生产”和“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等两幅标语。

车子在右侧一座砖房停下了。车前站了一排前来欢迎的男女同志。林教授随着田副书记一道下车，众人鼓掌欢迎。李场长稍作介绍之后，大家乃鱼贯走入一间宽阔的会议厅。但是这厅中并无会议长桌，只是在上方毛主席画像之下，横放着一张三人沙发。沙发前有张咖啡桌，桌上放着茶杯、茶壶、香烟和糖果。

两边靠墙则放着一些单人沙发、椅子和茶几。

李场长请林教授和田副书记坐于长沙发之上，自己则坐于靠近他们的一张单人沙发。其他同志则分别坐于靠墙的两边。穿着洁白制服的女服务员斟上茶水；李场长又亲自抓了些牛奶糖放在林、田二人面前，请大家随便吃喝。然后她把林教授和各同志再分别介绍一下。最后她又特地介绍一位大约二十上下的外办处的女同志杨小芬。小芬乃自墙边搬来一个木制三脚架，放在咖啡桌之前七八尺的地方，再把一张大图表用图钉钉在架上。然后她便向林教授介绍“红星农场”的过去的历史和现在的成就。

小芬穿着白制服、打了两条辫子，看来很年轻漂亮。她声音清脆、汉语很标准，也很会说话。她不时用着手中所持的小竹竿子，指着图表上的数目字来帮助解释她的报告内容。大家一看这些数目字就知道这“红星农场”解放以后的进步状况。

这农场在三十年代原是个由尼姑庵改成的“县立苗圃”。抗战后自联合国救济总署分到两头乳牛，乃改名“县立农业实验所”，供应牛奶给国民党反动党团的头头们进补。解放后乳牛已增加二十倍至四十头。还吸收合并解放前那一个破产的私营鹿场，当时有鹿不过十一只，生产的鹿茸，也是给反动派头头进补的。党和人民帮助这私场并入“红星”之后，现已有幼鹿五十余只。本场所生产的奶粉和鹿茸，现已营销亚非两洲；向欧洲和澳洲亦时有出口。奶粉和鹿茸生产之外，本场还有鹅鸭场和兔子园，大量供应高级产品给本省各城镇。

最值得小芬骄傲的是本场已由国家划入“援越单位”，每年总产值，悉数用作援助越南、反抗美帝的解放战争之用，终使越南解放胜利。

林教授听到这里不禁大鼓其掌，因为他们林家全家在美国皆反对“越战”，保罗和法兰克都拒绝征调入伍，终以优良的考试成绩而免役。

小芬最后还歌颂了毛主席和“文化大革命”在本场“抓革命，促生产”的成绩。近三年来在李兰场长不断努力之下，对革命的贡献，更是一日千里。

林教授听了小芬这番精彩的报告之后，不禁大为赞扬。他并说四十年前，“县立苗圃”也是他当中学生时常游之地。他并且有个老同学谭志平在那里当技术员和总干事。那时不过是一个小菜园而已，谁能梦想到有今日的规模？说着他不禁起立向李场长和田副书记作真诚的祝贺；并和小芬握手，称赞她能说会讲，对革命成果如数家珍。

大家再略进茶点之后，李场长乃请贵宾和领导们入农场参观指教。不过其后将由李场长自己亲自解说，小芬和各同志，都各回本单位照常工作，等贵宾参观到各单位时，再来做陪同。大家听李场长讲话之后，乃起立纷纷和贵宾握手，然后各自散去。

众人分散之后，李兰乃亲自陪着林、田二人和文月母子走入农场。

第一个参观的是“鹿场”。数十只母鹿之外还有几只幼鹿在随着母鹿乱跑。李场长自草棚内取出一篮草料，小鹿前来争食，极其可爱。小牛情不自禁地也想拿草料喂鹿，在一旁乱蹦乱跳地等着。李场长也就让他试试，果然好玩。李场长乃索性把这篮草料交给林文月说：“你就看着小牛在此地喂鹿好了。牛棚你母子不必去了。那些牛有时很野，对蹦蹦跳跳的孩子不安全。”

小牛闻言如获圣旨，立刻过来和妈抢篮子，他母子二人便在鹿场留下了。

这时李场长乃带领林、田二人，绕过鹿场走向牛棚。李场长开了牛棚门，只听一些母牛正在此起彼落地“哞哞”地叫。杨小芬的数字果然不假，棚内有牛数十头，分成两排，自木框栏中头伸栏外在吃草。两排牛头之间，是一条过道直通后门。

他们三人在过道中才走了一小段，李场长忽见右边牛栏之后有几堆牛粪。她显得有点难为情，却笑着说这些“奶妈不讲卫生，随意便溺”，她又抱怨说，工作同志疏忽，卫生打扫得不够勤。牛粪惹苍蝇，苍蝇带细菌。这牛粪非立刻清除不可。

李兰毕竟是无产阶级出身，没有资产阶级“场长”的架子。说着她便卷起衣袖，自架边取了一把长锹，又拿出一个粪筐；随即拉开木栅，走入右边牛栏之内，自己动手铲起牛粪来。她这一果决勤快的无产阶级作风，真使那位看惯资产阶级首长作风的林教授，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对田副书记赞不绝口，而在牛栏那边工作的李场长，则一面铲粪、一面请田副书记带贵宾到后门外坐坐，她铲完随后就来。

“不急嘛。”田副书记淡淡地回答一句，便领着林教授走向后门。她把后门一开，一阵清风吹进，铭人肺腑，世界似乎又转了方向。

“莹妹，你不是死了吗？”

“红星农场”这个“牛棚”倒是个真牛棚，是养牛的，不是关人的。这棚内有乳牛四十余头，牛奶妈又不讲卫生，随意便溺，弄得棚内恶臭难当，直使这位从资本主义国度里来的、干净惯了的林教授，感到不能忍受的程度，但是又不好意思取出手帕来掩鼻子。如今一阵清风，真如及时甘霖，使人心爽意适。

二人跨出门去，想不到更别有洞天。原来后门之外是一个不小的湖泊，绕湖的堤岸上，有合抱的垂杨数十株。现在虽在冬季，柳絮已逝、柳叶黄落，但柳丝如故。万条柔丝，摇摆于湖边微风之中，真如薄雾轻烟，水上水下，连成一片，颇有诗情画意。

湖边右方紧接牛棚之处则是一排鸭棚，湖内一角，则有竹篱围住的鸭池，池内有鸭数百只，追逐戏游，呱呱地叫个不停；篱外湖中也有些散兵游勇，四处漂流，自得其乐。它们看见有人自牛棚出来，有几只竟然游了过来，斜着眼好奇地瞟着湖边的男女。

这湖的中心有个人工堆集的防风岛，盖湖大则风疾，风疾则浪高，浪高则伤堤，有个防风岛便可减浪护堤。这个小岛之上日久了也杂树丛生，堵住两岸的视线。

牛棚的左侧堤边则是一片密集的竹园。竹子是长青的，纵在冬季也茂盛如故。因此牛棚后门外的一片三角形的空地，自然形势，却把它包围成一片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洞天福地。在有八亿人民的中国，实是一片难得的桃源胜境。

林教授自从回国之后，便一直是住在高级宾馆中的中心人物，忙乱不堪；想不到此时此刻，竟能在这样一个悠闲的地方小休片刻。他为此胜境，对居停主人，真赞不绝口。

“林教授，”田副书记说，“这儿有点像你美国家中的后苑吗？”说着她又向湖里那两只悠闲的白鸭子望着出神。

“比我那儿还要清幽。”

“林……您到这儿感到陌生吗？”田再问一句。

“倒有种说不出的感觉，”文孙说，“这原是我的家乡嘛。我儿时应该来过。不过现在人事全非、景物皆异——真不能说是旧地重游，还是陌生。”

“你看到这柳树、这鸭子，有什么感触吗？”田又轻轻地、有点感叹地问，但是她的目光则始终只向湖里看着。

“……”文孙觉得是有些感触，但又说不出来，所以支支吾吾地吞吐着难出口。

“林……您看这鸭子，能想出些什么回忆吗？”

文孙觉得是有些感觉，但还是说不出口来。

田又问道：“你家中养着两只白鸭子，是不是有什么感情上的故事呢？”

田副书记这一问，再加上当前景物，倒使文孙若有所悟起来。林说，他那两只鸭子，不是孩子们养的“宠物”，那确是他自己养的，因为他年轻时曾和未婚妻叶小姐有一段养鸭子的往事。后来未婚妻死了，他睹物思人，始终对白鸭子有偏好，所以在家中永远养着两只白鸭。

“你和你的未婚妻叶小姐，三十八年前（抗战第二年），曾在此地喂过鸭子吗？”田副书记用手扶着自己的腮，轻微地问他。

“三十八年前！？抗战第二年！？”文孙倒愣住了，“三十八年前，在这个地方？”他已忘记了这一问题是田副书记在问，他现在是在自己问自己。

“你不是在此地……”她又吞吐一下，声音更小而有点颤抖，“此……地……此……地……这棵柳树……不……不是你亲手栽的吗？……”

文孙这一下倒真的愣住，看着那棵合抱的大柳树，自己问自己：“这棵树是我栽的！？”

“不是你刚才说的谭志平……”田的声音又咽住，“要……要你种植做订婚纪念的吗？”

“是有这回事！是有这回事！”文孙豁然大悟地说，接着他又问田副书记，“你认得谭志平吗？他现在在什么地方？”说着文孙有点激动，再问，“志平在什么地方？”

这时田副书记忽然呜咽地哭出声来，身体瘫痪，一下坐在空地中的一条木凳上，直是呜咽着说：“志平五八年死在青海。”

“他那女朋友未婚妻韦小燕呢？”文孙忽然想起往事来，迫不及待地追问。

田哭泣着说：“小燕带着两个孩子下放农村，也在‘三年自然灾害’中死了。”

文孙闻言，也凄然泪下。这个热闹的世界，忽然变得如此凄凉，二人对坐而泣。

“田副书记，”文孙擦一擦眼泪又问一句，“你怎么认识志平和小燕呢？”

“文孙啊，”田竟然放声地哭起来，“都不是你介绍的吗？”说后她竟紧握文孙的手大哭起来。

这一突如其来的“文孙”二字，真使文孙如坠五里雾中了。文孙又盯着她问下去：“志平什么时候告诉你，这棵树是我栽的？”说着他又上下打量了一下这棵合抱的大柳树，又看一看面前哭得很伤心的女人。

“志平没有告诉我啊，”田哭诉着说，“是我告诉我自己的啊。”

“你告诉你自己的……”文孙不免自言自语。

“志平要你把两棵树种远点，”田说，“否则三四十年后，会挤在一起。你说挤在一起还不更亲昵点吗？”

“你怎么知道这些事？”林直是摇着她的两臂，“你是不是曹文梅的朋友？”

“文梅现在在呼和浩特。”

“她是不是和姚大余结婚的？”

“大鱼搞反革命，解放后被镇压了。”

这几句哭声中的对话，使文孙益发不得其解了。他含泪继续摇着田副书记，问她为何知道这许多他私生活的细节：“告诉我、告诉我……”文孙激动地问她。

“这第二棵树，是我种的嘛！文孙哎！”田忽然抱着文孙的腰，哭得十分悲哀。

“怎么会是你种的？……”文孙汗泪交流，仍是不得其解。

“文哥呀！”田紧抱住文孙的腰，泪如泉涌地直视着他，说，“我不是你照片上的小莹吗？”她放声号啕大哭起来。“四十年来，我多么想念你啊！”说着她情不自禁地一头冲入文孙怀中，谁知这条老朽的木凳，经不起这一冲击，凳子垮倒，二人也倒卧地上，文孙撑起身来，靠在自己植的合抱大柳树根上，田副书记则伏在他怀中，二人汗泪交迸，气喘如牛。田副书记头插在文孙怀中，钻他咬他，痛哭失声，悲伤达于极点。

“你怎么可能是小莹呢？田副书记。”说着文孙也泪如泉涌。

这时田也抬起头来，满面眼泪地逼近文孙的面前，看着他说：“文哥呀，真认不出我来了吗？”说时眼泪像瀑布一样直泻而下。

文孙用双手捧着她的脸仔细看去，眼泪从自己脸上，直滴到田的脸上。他又翻过她的头来，抹一抹田副书记颈子后面那颗红痣，又翻过她的脸来，双手捧着又细看一会，忽然大叫一声：“莹妹！”他这一叫，几乎把那柳树都连根拔起。他把她紧抱怀内，尽情号啕大哭，哭得把湖内一些鸭子都吓跑了。

二人搂得紧紧的，尽情恸哭了十来分钟。然后文孙才呜咽地问她：“莹妹，你不是死了吗？怎么还活着呢！？”

说着文孙抽出两手来，狠命用指甲掐自己的手臂，直至皮破血流，他口中喃喃自语说：“这不是梦吧！这不是梦吧！”——因为近四十年来，他曾做过无数次类似的梦，但是当他看到床头的阳光，失望的心情，每次都是痛不欲生的。这一次他狠命地掐伤自己，看看是否还是一场梦魇。

“文哥，”田忍着泪向文孙说，“这不是梦啊！我还活着。”

“莹啊！”文孙也忍着泪问她，“我还到你墓地去哭祭过的，为什么你并没有死呢？”

“死的那位是何同志，”田说，“因为国民党特务抓舅舅，指名要我，舅舅吃不消，乃数次到我们基地来要我回去。后来组织上把一位死掉的何同志穿上我的衣服，说我得急病死了，把尸首交给舅舅抬下山去埋葬，并发他一大笔抚恤金。组织骗了舅舅，舅舅骗了国民党，大家就真以为我死了。”

“莹啊，”文孙哭着说，“你为什么不私下通知我一下呢？”

“文哥啊，”小莹说，“在那血流成河的内战时代……如何通知呢？……文啊……”小莹又把她那满是灰白短发的头在文孙怀内攒动，她咬他，又用手在他身上四处乱抓，哭得死去活来。文孙亦泪如雨下，那雨丝直流过他四十年前女友的白发，然后流回自己身上。他解开大衣，把她包在怀内，仰天长叹：“……天下真有这回事……上苍在作弄我们……”说着他再度号啕大哭。

“莹妹……”文孙又哭得上气不接下气地说，“……我……我们……两个都是最忠厚的……的人……为什么上帝……你……要这样处罚我们呢？……天啊……”

“文哥……”小莹又在文孙怀内抬起头来，颤抖地说，“三十多年了，我想我是见不到你了，但是我想他……他……他……”她喉头哽塞了，说不下去，又去痛哭一阵，再说，“我想他……他……终有一天……会见到你……”

“他、他、他，是谁？”文孙激动地问。

“……谁知我……我……倒见到了你……”小莹又恸哭失声，说，“他……他……他反而……不在……了……”说着她痛哭不已，用头拼命撞着文孙的胸部。

“他……他……他到底是谁？”文孙直是摇着她，并捧起她的脸，面对面地问。

“他……他……是我俩的孩子嘛，”她又哀哀地哭起来，“多可爱的孩子啊！”

“我们有个孩子？……”文孙真不知如何问下去。

“你未见过嘛……”小莹说着又抽噎不已，并向文孙胸前惨叫，“……玉儿啊……为什么不能见你爹一面……带娘一道去……呢？”

“我们孩子叫什么名字？”文孙一面问，一面仰首叹息。

“文哥，”小莹稍为平静一点，说，“那时我说恐怕有了……你说还不能肯定，但是你还是把他取个乳名嘛。”说着小莹又眼泪直流。

“我把他取个名字叫‘小玉’，是不是？”文孙果然想起他三十七八年前的罪孽往事，流泪浩叹。

“我一直叫他小玉啊，”小莹说，“但他在解放军里的名字叫田国玉。”小莹说着又哭叫：“玉儿呀……你为什么要……那样勇敢，为国捐躯？……留下娘，多可怜啊……”

“国玉现在在什么地方呢？”文孙抱着小莹，悲伤地问。

“文呀……他不在了……”

“……”文孙仰天长叹。

“他在珍宝岛牺牲了，”小莹嘴颤抖地说，“志愿请调去的嘛。”她用两手，抱住文孙的两腮，把脸贴在文孙的胸上。

“珍宝岛在什么地方呢？”文孙问她。

“俄国人把他炸死时，小玉还不到三十岁啊！”小莹又痛哭，说，“多可爱的孩子……跟他爸爸长得一模一样……玉儿呀……”

“想……不……到……唉……”文孙只有仰天长叹。

真的，除了叹息之外，这一位美国回来的教授，也不知道还应该问些什么，说些什么。而他怀中四十年前的未婚妻，则不断抽噎、哀泣。

二人相拥、默抱多时。她忽然仰身坐起，“哇”的一声要呕吐。她忙咬住牙，掉过头去，吐出一口鲜血。文孙见状大惊，简直手足无措。这要在美国，他便要立刻打电话、找救护车了。但是此地是中国，他不知道如何处理。幸好田副书记倒十分镇静，只用纱布抹抹嘴唇，说：“老毛病，没什么要紧。”她的镇静和文孙的惊惶失措，恰成对比。

当林正望着她出神时，田倒不慌不忙地站起来，整理一下自己的衣服和头发，转身向湖中张望了片刻，忽又转过身来。

“林教授，”田副书记对那位还坐在地上，满脸泪痕、狼狈不堪的美国博士、电子专家的林文孙，郑重地说，“祖国人民和党，欢迎你回来探亲访问，并希望你将所学的专业，对祖国人民有所贡献。在海外，你也应将祖国的革命建设，向海外传播。为着革命、为着人民，我们都应不计个人牺牲。希望你回到美国去，照样能为祖国革命，贡献力量。”

田副书记这番庄重的训话，足使坐在地上的访客觉得三分钟以前所发生的事，简直是一场梦。田副书记这番话，直如“床头的阳光”，使大梦初醒。

林教授正在手足无措之时，忽听牛棚之外，有人在叫田副书记。那声音似乎是李场长。她叫道：“田书记，下放青年，在等着你讲话呢！”

“告诉他们，”田副书记大声回答说，“我马上就来。”说着她也顾不得那位尚坐在地上狼狈得不像人形的贵宾，便掉头而去。这次她是不再穿过牛棚了，自牛棚与竹园之间的小径，径自去了。

田副书记去后，林教授不自觉地也站了起来，跟着她走了出来。谁知他人生地不熟，又紧张过度，走了才十来丈，便觉头重脚轻、天旋地转。他急忙想抓到点什么，以免摔倒，一时又无物可抓，只见前面有一堆草，他乃三步两步冲向草堆，一头栽了下去。谁知那草堆原是一堆牛粪，场中因为贵宾参观，看来不雅观，乃用一些稻草在上面薄薄地盖了一层，使它看来像个草堆。谁知林教授这位“贵宾”却歪打正着，竟然一头冲了进去。一时牛粪横飞，林教授弄得满脸满身的牛粪，成了个牛屎博士！

当牛屎博士正在和牛屎挣扎时，只听一群人跑了过来，其中一个女人在大叫，原来那是林文月，她一面跑一面叫说：“我哥哥有高血压，快来救人啰。”小牛也气喘喘地跑了过来，一见舅舅如此模样，便吓得哭起来。一忽儿李场长也来了，她招呼要场内医务室送副担架来，值班的徐医生也来了，但是贵宾一身是粪，一时抬入医务室也不方便。幸好李场长的住宅便在附近，而林教授也坚持不要“住院”——他说只是近来生活比较紧张，血压转高，有点头晕目眩罢了。他自己随身带的有特效药，吃几颗就好了。

既然如此，李场长请贵宾暂时到她住宅中盥洗一番再说。文月听说没大病也放心了。她一面擦眼泪，一面扶着哥哥，叫小牛替舅舅拍去身上的牛粪。小牛一手捏着鼻子，另一手使劲地拍，李场长和两位女同志也帮着拍。幸好这些牛粪都是干的，虽被拍得灰尘蔽天，但是林教授头发上和大衣上，也都渐次恢复原形。文月又从哥哥衣袋内取出一把小梳子替哥哥梳梳头发，林博士又逐渐像个博士了。

贵宾既不愿“住院”，又不愿乘担架，但身上气味难当，清洗一下，总是必要，所以他就接受李场长的邀请，到李家洗个澡，再回宾馆休息。所以众人乃拥着贵宾，缓缓地走向李场长家里去。

春兰没有“春”了

李场长的住宅是在一个小山坡之上的一座小瓦房，就在那竹园的后面。文孙边走边看，十几分钟之前的经验，已使他略辨东西，一切似曾相识。这座小瓦房原是个尼姑庵，叫“水月庵”，三十年代打红军时，被军队霸占，尼姑亡命。军队去后由县府接管，办了个“苗圃”，谭志平就是那时的“总干事”，志平还有个不识字而十分可爱的女友韦小燕。小燕是小莹最要好的朋友，这个对文孙颇有回忆价值的小房子，现在却是李场长的住宅。

最使林教授惊异的，则是这瓦房之侧还有一架特设的“天线”。文孙毕竟是电子专家，知道这架天线不平凡——它是具有高度敏感性的。文孙心中有点奇怪，口中则未便多问。

当他们一行走近瓦房时，看见屋前有两个持枪的警卫。一看他们那绿衣蓝裤的制服，文孙就知道那天线与空军有关，这样他就更不敢发问了。走到屋前，李场长并不自正门进去，她带着众人自另一边的一个侧门进入室内。后进中间文孙记得是个“文殊殿”，后来是“苗圃”主任的办公房，现在则是李场长的“客厅”。左右两间是李家的卧室。地下虽无地板，墙壁倒粉得挺白的。四壁除身着“红卫兵”臂章的毛主席大照片之外，别无字画。三间房子都是玻璃窗，拭得很亮。客厅家具则是几件木制的咖啡桌和用布垫的土沙发。虽然硬一点，坐下也挺舒服。可是最使林教授感到非同凡响的，便是这个简陋客厅之中，却有一架中国很少看到的新式电话——也是文孙在中国所见的唯一的一架私家电话——纵是上海、北京，老百姓都只能打“里弄电话”。

李场长的卧室的布置，也很简洁而舒适。木床是新式的，洗脸架则是旧式的。这一套三间之外，左右两间厢房也是李家的。右厢房是厨房；左厢房是贮藏室，“文革”前则是“保姆”住的。

女主人请来宾在客室坐下，自己自那五磅重的热水瓶中倒水，再自“茶焐子”中取出茶壶，为林教授沏了茶，便招呼同来的徐医师替文孙量血压。徐医师认为“低血压稍高”——林教授身体壮健无大碍，只怕稍受点凉；徐医师乃留下点丸药，便告辞了。可是林文月仍担心“高血压危险”，问个不停。

“林同志，”李场长说，“你哥哥我担保没危险，他要洗个澡倒是真的。你现在可以回厂去了，晚上再来参加宴会。”说着她抓了一把牛奶糖给小牛，叫小牛回去上学；散学好看“彩电”！小牛正正经经地鞠了个大躬。

李场长的话在这镇上是说一不二的。文月自然连忙道谢，带着小牛去了。李场长也招呼其他同志各回本单位，并嘱咐一位女同志给程庚厂长打电话，说林教授身体不适，取消下午到丝厂参观的节目——让贵宾多休息一会，晚间好参加宴会。

在李家的客厅内，只剩下他们宾主二人了。女主人又替客人换了一杯热茶，自己也倒了一杯，取个小竹椅，在咖啡桌的对面坐下。“林教授，”李场长笑着说，“我今早只想到你们小两口儿，抱头痛哭一阵呢。谁知道你二人竟弄得如此狼狈！”

“……”林教授被这突如其来的一句话，弄得满脸绯红，不知如何作答。

“我在你的电影上看到她的照片，我都几乎哭了，”李又嬉笑地说，“难怪我们书记哭成个泪人儿呢！”

“李场长，”文孙把头伸向前去说，“田副书记已经把我们以前的事告诉你了吗？”文孙感到有点尴尬。

“她四十年前就告诉过我了，”李又调皮地笑着说，“我们是结拜姐妹呢！”

“真的，你四十年前就认识她了？”文孙正不知是真是假。

“我四十年前也认识你嘛！”说着李场长简直笑不可仰。

“四十年前，您在什么地方认识我的？”文孙将信将疑，也只好微笑发问。

“在你家里嘛！”

“在我家里？”林又问，“什么地方？”

李场长见他发傻，笑得益发开心。

“在你家嘛，”李说，“在你家‘堂楼’之上，花园之内，书房之中，马房前后……还在你少奶奶房里……够了吧！”

“……”林教授圆睁着两眼，仍如坠五里雾中，说不出话来。

“三——哥！”李兰忍不住了，从竹椅上站起又绕过咖啡桌，坐到文孙坐的木沙发上去，大叫一声。“三哥”二字，真使文孙如雷灌顶。李兰又笑得无可奈何的样子，说：“三哥，我是春兰嘛！”

“三哥”果然恍然大悟！

“李场长，”三哥仔细看着她说，“你是……你是春兰……春兰！”文孙看了半晌，不觉凄然泪下。“真想不到！真想不到！”他直是摇头。

李场长本来有说有笑的。她被文孙这一哭，不禁也跟着哭了起来。“我是春兰嘛，看不出来了吗？”

“春兰……春兰……一点看不出。”文孙感叹地说。

“我就是春兰，三哥，”春兰伏在三哥腿上，一面哭、一面笑地说，“四十年了，春兰的‘春’字不见了——人老珠黄。”说着她又笑起来。

“你们怎么都还记得我呢？”三哥问。

“田书记和我，四十年来，一直在私下谈着你，”春兰说，“知道你到美国留学去了。”

“我惭愧，”三哥说，“我对你们的情形，毫无所知。”

“这次看到外办处文件，证实真是你回来了，”李说，“田军在我这里哭了好几天。她一定要见见你，私下和你谈谈，但她怕你忘记了。我说三哥天性忠厚，不可能忘记的。”

“我怎么会忘记呢？”林说。

“他们有人说，你可能中国话也不会说了呢！”李说，“出国太久了嘛，又娶了位洋老婆。筷子恐怕不会用了，只吃面包，不吃饭了。”

“恐怕眼睛也变蓝了。”文孙接下去，也开句玩笑。

“我们看到你电影上还有她的照片，才真正放了心。”李兰又笑着说。

“今天早晨我们在牛棚外会面，是你故意安排的吗？”

“是我二人的‘阳谋’。”

“听说‘海外关系’‘里通外国’，罪名很大啊！”文孙说。

“田书记外柔内刚，她不怕。她说，弄穿了，大不了是一死。”

“你呢？”文孙又问。

“我也不怕，”李说，“他们不敢碰我们‘解放军’。我爱人说，他只怕林秃子。林秃子一死，毛主席知道我们老干部都是忠于他的，连毛主席也让我们解放军三分呢。”

“李场长，”林说，“我还没有问候你爱人呢！你爱人是谁？”

“啊呀，三哥，别叫我场长了，叫我春兰还亲昵点。”

“啊，春兰，春兰场长……你爱人是谁？”

“他叫何任，”春兰说，“他本名还是你替他取的嘛。”

“何任？何任？我取的名字？”

“啊呀三哥，”李场长不禁大笑起来，说，“他是‘小和尚’嘛！”说着她又伏在文孙腿上，笑个不停。

“小和尚？……小和尚？……”文孙回想了一次，叽咕了半天才说，“你后来与小和尚结婚？”

“我们三八年参加革命，在解放那年结婚的。”

“你和田书记都是三八年加入共产党的？”林又好奇地问一句。

“是嘛，”李说，“所以后来他们新加入革命的，都叫我们这批老干部作‘三八式’。”

“你爱人什么时候取个名字叫何任呢？”

“你不是原先把他取个名字叫‘何南仁’嘛？”李兰说，“参加革命后，他就改个名字叫何仁；后来我们都到苏北……”这时李兰不自觉地向四处张望一下，放低声音说，“后来刘少奇说‘仁’字不好，才把他改名何任。”

“他这名字是刘少奇取的！”林也轻轻地重复一句。

“就为这个名字——刘少奇取的名字，他吃了好大苦头！”李又轻到像咬耳朵似的说着。

“他现在在哪里？”

“他是空军战士，”李说，“被林立果关起来了。林彪叛变之后，才被毛主席解放的——官复原职。”

“他现在在哪里？”

“在外地开会，”李说，“我打电话告诉他说你要回来，他本说今晚一定回来参加宴会，可是刚才他又打电话来，说赶不及了。但他会搭专机回来——一定要和你见一面。”

“他搭‘专机’回来！？”文孙有点惊奇。

“他自己可以开嘛，”李说，“不过现在指挥别人开了。”

“那他是空军高级司令员了！”林说。

“也不是什么司令员，”李说，“他们解放军的事，我们不必谈吧。”

“怪不得我刚才看到此地有空军战士守卫呢！”

“他们是何任的警卫员，也是保护电台的。”

“啊……啊……”林抽了口气。

“三哥，”李兰忽又转过话题，捏捏自己的鼻子，说，“你身上还很臭哎！我烧点水，你洗过澡，再吃中饭。”

“不太臭，”林也耸耸鼻子，说，“我回到宾馆去洗吧。”

“在这儿洗，”李场长似乎是命令地说。她随即站起身来，到卧室内取了两条毛巾和肥皂，便领着林教授走向厨房去。她并把林的大衣取下，叫警卫送到丝织厂，来个“加速干洗”，后来林氏在灶后沐浴时，李干脆把他的西装也派人送去了。

李场长在灶内架起柴火，一时火势熊熊，很快便是一锅白滚水了。

“林教授，”李兰一面在灶下烧火，一面发问，“你知道今早替你讲解的杨小芬是谁！？”

“我哪里知道呢？她不是你们外办处的吗？”

“她呀，”李兰笑着说，“她是毛毛的女儿。跟妈妈姓。”

“毛毛是谁呢？”

“毛毛呀，”李兰一面向灶内加柴草一面说，“毛毛拜你家三少奶奶做干妈，”说着李兰唧唧地笑，“三少爷知道了，还给毛毛的妈五块钱，认‘干亲’呢！”

“毛毛是我家厨房杨师傅的孙女儿！？”干爹忽然想起来，不觉又流下眼泪，仰天长叹。

“想起来了吧！”李兰只顾烧火。

“毛毛哪里去了呢？”

“别问了，三哥，”李兰也叹口气，“她夫妻都在‘三年大灾害’中死了。”

“小芬呢？”

“我和何任把她抱来养大的。”

“杨师傅不是被日本人杀掉的吗？”

“我看到他的尸首在流血呢！这个血仇真要报！”李兰说。

“……”文孙又叹口气，自言自语道，“母亲死后，我以为我在祖国的根早已断了……”他又叹口气，用手指揉揉眼角，“……谁知道祖国之内的关系，还有这样的万缕千丝！……”

第三章　往事知多少

那一笔血债

当李场长还在不断地加柴烧火之时，文孙则把这厨房打量一番。

这厨房的“锅台”呈半月形——文孙记得还是当年老尼姑灶头的旧模样，只是“灶神”不见了，在灶神原先占住的灶头粉刷得洁白的隔墙之上，却写着“以粮为纲”《毛主席语录》上的四个大字。这个灶上装着大小不同的三个铁锅，铁锅之间、后面两个三角形台面，并埋入两个长铁罐——当地人叫做“井罐坛”，因此当三个灶头同时生火时，这两个“井罐”中的水，可以同时被烧开。文孙顺手揭开一个井罐上的木盖，看一看那井罐，真勾引起他无限的回忆，因为这个似曾相识的铁罐，显然还是四十年前的旧物。

这时锅内、罐内，水已半开，李场长脸被火烤得红红的，自灶后走到灶前，用葫芦瓢——半个葫芦外壳做的取水瓢——打了一面盆热水，放在个古老的洗脸架上，又拉了一张竹凳放在前面，叫文孙说：“三哥，你坐下，我替你洗洗头！”

文孙半客气、半尴尬地说，他可以自己洗呢。

“爽快点，我的林教授，你替我坐下！”李场长发号施令地说，“我替你洗利落点！”

文孙不得已，只好坐下。李场长爪尖、手快，简直是个有经验的理发师，不一会便把文孙的头发洗得干干净净，使文孙感到爽快无比。李兰再自锅中打了水，放到灶后的大木盆中，放好毛巾、肥皂，叫文孙到灶后洗个澡，原来这灶前、灶后之间有一扇篾编的门，把门拉开，灶后便是一间小浴室，借着灶中余烬的热力，冬季在此间洗澡，也温暖如春。文孙脱了衣裤，便在灶后洗起澡来；李兰则在灶前一面和他说话，一面叮叮咚咚忙个不停——她在预备二人的午餐。

“李场长……”文孙在灶后正要发个问，可是他的话便被李兰打断了。

“哎呀！三哥，”李说，“叫我春兰嘛！”

“啊！春兰，李场长，”文孙还是把官衔叫出了，“你还未告诉我，你怎么和何任结合的呢？”

“也是缘吧，”春兰感叹地说，“你知道那时在你家中，小和尚不过十二三岁，还是情窦未开呢，他就经常缠着我。”

“我也有点记得，”文孙说，“他那时偷‘状元红’给你吃。”说得春兰也笑起来。

“后来日本鬼子把我爸杀了，”李兰说，“那时倒亏得他呢。否则我恐怕也给日本鬼子宰了——这个血仇，将来非得报一下……”

“小和尚有什么办法使你大难不死呢？”三哥有点好奇。

“三哥，你知道，在三八年春末，你离家之后不到三两天，鬼子就占了县城，”李兰说，“但是那年发大水，城郊四面路都走不通，人们都想不到鬼子会下乡的。”

“他们却下乡了！”林代李兰作了个解说。

“你知道他们怎么下乡的？”春兰问一下，又立刻自己解释说，“那天是三八年五月十四日。日本鬼子忽然开了十几只橡皮船，沿河而上，就在柳和集上岸了——一上岸，就杀人……”

“我们当地的保安队为什么不抵抗呢？”

“你知道，我们的地方武装不都编入游击支队了吗？”李说，“县城一失守，他们都被上级调到山区去了——事实上，他们不走，也抵抗不了鬼子。”

“训练不足，武器也太差！”文孙为她补充一句。

“那时地方上人，见鬼子未下乡，也就相安无事——谁知道鬼子一下就来了呢？”

“鬼子下乡目的何在呢？”

“据本城汉奸说，他们下乡的目的是‘清乡’、‘打红枪会’，”李说，“其实他们根本就不把红枪会看在眼里，他们下乡的真正目的只有两个：第一，找‘花姑娘’；第二，到你们大户人家去找‘宝’！”

“你怎么知道这么清楚？”

“我和小和尚亲自听鬼子向汉奸说的，”李兰说，“要不亲自听见看见，才不会相信呢！”

“你在哪里听到鬼子和汉奸说的？”林觉得有点奇特。

“在你家的‘花厅’里嘛！”

“在我家的花厅里？”文孙真是将信将疑，丈二和尚，摸不到辫梢！

李兰说来咬牙切齿。她说，日本人欠我们的这笔血债，“等一千年、一万年都是要还的”！

原来一九三八年五月十四日（农历四月十五日）——这日期李兰终生不忘，因为那是她父亲的“忌日”——当日本鬼子在柳和集上岸之时，奸虏焚杀，立刻开始，他们先在各村庄放火，房屋着火，室内躲藏的人四出逃命，鬼子便见一个杀一个，见到妇女，就既奸且杀，从五岁到八十五岁的村中妇女，多被奸杀，顿时血腥一片。李兰的爸爸是个贫农，妻子早逝，只此一女。鬼子来了，他乃把女儿藏在一个大稻草堆中，自己刚预备逃走之时，便被三个日兵捉住了，向他要“花姑娘”。春兰在稻草堆中听到日兵打爸爸，爸爸跪地哀求。一个日兵不由分说便是一刺刀把他插个通心过。她听到爸爸惨叫一声倒在地上，另外两头野兽，也跟着踢了他几脚，然后那刺他的日兵拔出刺刀，又用满是鲜血的刺刀，向那稻草堆插了几下，那雪亮刀尖离这躲藏的少女，距离不到一寸。然后那三个野兽，用稻草擦干刀上的血，又向别处找“花姑娘”去了。

春兰等日兵走远了，才自草堆内爬出来，看见爸爸仰卧在血泊里，两眼睁着像两只铜铃一样，两只手还在地下乱抓，把泥土抓了几寸深。她伏在爸爸身上大哭大叫，不知如何是好。这时忽听有人在背后叫她。春兰回头一看，原来是小和尚。他全身水淋淋的，赤湿一片。

小和尚那时才十三岁，身材瘦小，却穿了一件成人的军服，上衣大得像件大衣，加上上面一个小光头，看来就真的像个“小和尚”。春兰忙拉住他，要他一道把爸抬回家中床上去。小和尚却要她赶快逃走，因为鬼子还是三五成群，一批批地在找“花姑娘”。眼看着远处已有日兵在走动，小和尚乃急忙拉着春兰迅速逃向大堰塘，把春兰推到芦苇中去，然后自己跃下，全身躲在水里，只留着鼻子和眼在水面上。不久就自芦苇丛中，看到成群的日军在堤岸上来去走动。春兰大恐，在水中颤抖个不停，芦苇也因之动荡不停。小和尚急了，乃在水下使劲地把她抱住，不许她动。

这时他俩看见远处有三个日兵，一面狂笑，一面在抛皮球，三人争着用刺刀尖去接球。后来小和尚定神一看，原来那插在刺刀上的不是个皮球，而是个一岁多大的婴儿——是柳树庄李三婶的女儿小毛。最后那刺着小毛的日兵，把枪杆一摔，便把小毛血淋淋地摔到堰塘中去了，三人还狂笑不止。笑后三人便架起枪来，解皮带脱衣裤，原来在他们附近，还有两个日兵，光着腿，正在强奸一个呻吟的妇女。小和尚一看，原来是李三婶。李三婶是春兰在村中最熟的亲人。小和尚乃自水下拉着芦苇，遮住春兰的视线，不让她看见。

半个钟头过去了，只见那五个日兵，穿好衣服，扛着枪、哼着日本小曲，悠闲地走了，堤上只剩个全身赤裸、血肉模糊的李三婶的死尸；最残酷的却是这尸身下部，还插了一根硕大的柳树枝。

日兵去远了，二人自芦苇中爬上岸，春兰看着李三婶的尸体，直是哭。小和尚则告诉她，不能哭了，要找个更安全的地方躲起来。当小和尚正在想个安全去处时，春兰情急智生说：“回庄子躲到炕床下面去。”小和尚一听如大梦初醒，因为那地方是他们以前“捉迷藏”时最秘密的地方，躲进去，谁也找不到。

小和尚主意一定，乃牵着春兰从堤下弯着腰，溜回林家庄的“花园”，再从整排冬青树之后，溜入林家后门。林家这座庄园有楼房三百余间，少数访客进来，无人向导，那就如同进入迷魂阵、八阵图，不辨东西。可是小和尚和春兰都是这个八阵图里长大的，他们在庄园中钻来钻去，真是比主人还要熟悉。

两个小鬼躲躲藏藏，转弯抹角地跑到了“花厅”之内。这花厅一排三间，中间一个香案之前八字形放着两座屏风式的落地“穿衣镜”。左一间，放着一张八仙桌，上加个十二座的黑漆圆台面，四周是十二张圆坐凳。右边一间，则放着一座硕大的嵌螺钿雕花的紫檀“炕床”。床上直放着一张两端上卷的长方炕几。几的两边分别放着一张虎皮和豹皮。炕前则有两张“搭脚凳”；两凳之间，则放着一个二尺多高的红瓷“痰盂”。

小和尚和春兰溜入花厅之后，乃合力把这笨重的炕床自墙边移前约一尺多远。小和尚并细心地将两个搭脚凳斜靠在炕床前面的雕花板上，两个小鬼乃自靠墙的一面，爬入炕床底下。进入床底之后，他二人又合力自床下把炕床推回原处。炕床回复原处时，只听“噼啪”两声，两个搭脚凳，也就溜倒至原来的部位。外面来人一眼看去，真是天衣无缝——原来这床底三面都有雕花板遮住；榻上坐客，再也不会想到屁股底下还有两个小鬼藏在里面。

据李兰说这个“秘处”，原是“三哥”在幼年“捉迷藏”时“发明”的，但是半个世纪以后的“三哥”，几乎把当年的专利发明全给忘了。

林家这三间“花厅”，原有十八扇槅门；但循例，在牡丹花盛开之时，这槅门就拆除了。三间花厅，一片通明。

再者这个炕底福地，有时还可看“西洋镜”。由于当年工匠雕花的关系，或是孩子们的顽皮所搞的，这个紫檀炕床底下三面雕花板，在花草人物禽兽之间，却有几个香粗的小孔。伏在炕底，自孔中外窥，连炕上的人物都可一览无遗——原因是那两座八字形放着的穿衣大镜，可以反照出全厅的每一角落呢。

这两个小鬼刚把“炕床”推回原处，躺在地上，便听到一阵皮靴声。他们知道这一定是日本兵，那杀人不眨眼的魔王。春兰吓得直是抖，简直要哭出声来，小和尚按住她的嘴，但是他自己也颤抖不停——因为声音太近了，太可怕了。两个小鬼生死之间只隔一层薄薄的木板。二人气也不敢喘一声，屏息趴在方砖铺的地上。幸好这时人声嘈杂，完全没有人注意到炕下有人。

小和尚在地上伏了半个钟头，才敢在嘈杂的人声里，从一个小孔之中，闭着一只眼向外偷看，这一看真吓得魂飞天外。

小孔中的汉奸和“皇军”

原来这小孔不偏不歪地，正对着一个砍下的人头；这人头被放在院中芭蕉台边的石板上，人头之后还拖着一根长辫子，平放在石板上。

小和尚一看这人头，不觉泪如泉涌，简直哭出声来，所幸人声嘈杂，吆喝处处，哭声起伏，无人听出这一声是来自床下。

小和尚认得这人头是李家村“盛老裁缝”的头。小和尚前不久还穿着的“开裆裤”，便是盛老师傅在这花厅的圆桌上替他做的。“盛爷爷”是这一带无人不知的最慈祥的老人，最会说故事，最会讲笑话，也最喜欢孩子。可是盛老爹却是个保守派的人物；民国成立二十多年了，他那根心爱的“松花大辫子”还舍不得割掉。但是平时他总是把辫子“盘”在头上，把辫子拉长拖到后面，小和尚看到的这还是第一次。

“盛老师傅是这样惨死的呀？”文孙在灶后听到这故事不禁凄然久之，并回忆说，到今日他所记得农村流传的“呆女婿”一类的笑话，都还是老裁缝教他的呢。他问李兰在小孔中还看到些什么，李兰说她不敢看，都是小和尚看后告诉她的。

自另一小孔中，小和尚看到七八个军官形的日兵，正围坐在大圆饭桌旁喝酒吃肉。菜饭似乎来自林家大厨房。最令小和尚震惊的，是看到管厨房的杨师傅，被反绑着双手跪在一边，厨房中每送来一盘肉、一壶酒，座上的日兵，必强迫他先尝、先喝，稍不如意就是一耳光或一皮靴。

小和尚又在镜子反映中，看到这炕床之上，盘着腿坐着两个日本人，一胖一瘦。胖子穿着整齐的军服，帽子则放在炕几上，佩刀则放在身后。他对面那个日本人，则不像是个军人，留着灰白的长头发和长胡子。炕几之上虽然也有些酒菜，但他二人的注意力却集中在一些古董之上。有些古董小和尚知道原是放在林家“堂屋”之内的“香火楼”上的。

在这炕前另外站着两个人，一个穿着日本军服，但他也会说中国话，只是在小和尚听来，觉得他有点“侉声、侉气”，他说起“人人人”来，听来像是“银银银”，跟林家的花匠“怪三爹”的声调很相近。

另一个人则穿件灰布长衫，说话是本地口音，他不会说日本话，虽然偶尔也听到他说出一两个日本字，什么“哥达易墨斯”（御座）等等。当那长胡子在玩弄一件古董或一幅字画时，这穿长衫的家伙，总连声说：“真的，真的。”

“老师说，这里很多都是假的呢！”那穿日本军服的回头来告诉这着长衫的家伙。

“请告诉老师，”长衫者打躬作揖地说，“林放鹤堂的收藏，都是经过专家鉴定过的。”这话经另一个家伙译告“老师”时，那长胡子的日本佬，也微微点点头，然后又向对面的胖军官，说了些日本话；又和那站着的说了些日本话。这使在炕底下的小和尚逐渐体会出，那穿长衫的家伙是个本地汉奸，另一家伙是日军翻译。这翻译又回过头来问汉奸什么“白金盘”、“白玉盘”、“白……盘”的下落。小和尚在炕下听久了，才悟解出这件宝物，似乎是这两个日本家伙的主要目标。

这时忽又听到狗叫、骂人和打人的声音，小和尚选好了一个洞一看，第一个被推着进来的是老花匠“怪三爹”，他已被打得半死，满头鲜血。两个日兵架着他进来，他一面挣扎、一面骂不绝口——最令小和尚奇怪的是怪三爹说的竟是中日夹杂的语言，除掉“王八蛋”、“狗肏的”、“混账”、“婊子养的”、“屁精”、“操你天皇天娘”、“汉奸”、“卖国贼”等粗话之外，还指着那两个炕上的日本鬼骂什么“马路耶路”，又叫又蹬脚。他这一骂，两个炕上的“马路耶路”并未动声色，那个日本翻译，反怒不可遏，走向前去，噼啪便是两耳光。

那长胡子的使个手势，阻止了殴打之后，便直接用日语向怪三爹问话，怪三爹盛怒地用日语回答之后，又指着他二人“马路耶路”了一番。那胖军官未开腔，只向那两个架着他的日兵挥挥手。那两个日兵，乃用两手把怪三爹抬起，像抛石头一样，自厅内抛向芭蕉台上，把怪三爹跌个半死。怪三爹声息全无了半天，又指着厅上“马路耶路”起来了。

怪三爹被抛之后，另外两个日兵又架来了一个穿着绸夹袍的老头。小和尚一看，原来是林家庄上最有权威的“张管家”。张管家头上的金丝眼镜不见了，胸前的金链和金挂表也不见了，绸坎肩撕了一半，银水烟袋亦不知去向，人也半闭着眼，早已死了一半。

张管家被拷问的主题，还是集中在什么“白金盘”、“白玉盘”之上。但是张管家坚称那是“内宅”里的东西，不在他“管”的项目之下；并哀求“贵军”“开恩”，“网开一面”，“两国交兵”“秋毫无犯”，“不要伤害无辜良民”，等等。

那日本老头又问，内宅东西谁管，张答道那多半是“郑奶奶”。老头又问郑奶奶现在何处，张说郑奶奶已被“皇军”当“花姑娘”杀了。那老头又问郑奶奶多大年纪，张说大致六十二三岁。

那老头闻言，摇摇头便未再问了。

张管家又透过翻译，向那胖军官求情，为着“皇军”声誉，不要滥奸、滥杀。那胖军官未搭腔，也未对他看一眼，照例地只挥挥手，那两个日兵乃把七十来岁的老管家带到台阶边，使力自他背上一推，张老的头正好冲向花台，血流如注地一滚，便再没有声息了。

这时芭蕉台四周已挤满十来个人，鲜血满院，众人或跪或坐，有的在哀求，有的在哭，有的似乎已睁着眼死在那里，只微微在喘气。

厅的另一端约七八个日本军官，这时已吃得酒醉饭饱，有的已坐在那紫檀大理石扶手椅上打盹睡着了，别的则在喝茶、挖牙、聊天。

天井里那些半死的中国人，对他们似乎不存在似的。原来跪在地上的杨师傅，这时被一个半醉的日兵牵起来，他还未站住脚，说时迟、那时快，那兵一把抓住他的脖子，便把杨师傅，头朝下、脚朝上，摔向天井另一端种着一丛“天竹”的花台角上。杨师傅自花台上滑下去，叫也未叫一声，似乎就死了。

厅上谈笑依旧，阶下除老花匠还在微弱地叫着要“操天皇天娘”之外，已是一片沉寂，活的人不摔死也吓死了。可是那个日本军犬，还是不时摇尾向阶下狂吠，半醉的日兵，也不时逗着它跳跃。这时只有那汉奸却默默注视着台下。他转身轻轻对那日本翻译说，一定要把张管家弄死，因为老张认识他，张如不死，活着会报仇的。当翻译翻向那军官时，军官问这汉奸，替“皇军”工作多少年了。他回答说已快五年。做些什么工作？汉奸说，向皇军谍报组按时送情报；在中国城市中替皇军暗贴标语，散布谣言，并打听“红枪会”的出没情形。这汉奸最得意的一项，则是奉皇军谍报组之命，冒充佛道两教的“护法”或“施主”，把所有皇军计划要进攻地方的寺庙前的“八字墙”，都粉刷得洁白两大片，好让皇军飞机易于寻找目标。

那胖军官听了点点头，乃向翻译说了几句，翻译乃告诉那汉奸说：“这里的支那人，一概处死！”那汉奸看来有点惊恐，只微微地自言自语地说：“那也罢了……”

那胖军官又疾言厉色地说了一句，那翻译便向那汉奸说：“少佐说，这里所有的支那人，也包括你在内。”

翻译这句话，对那汉奸直如晴空霹雳。他面色陡变，全身战栗、汗泪齐下，一下跪在地上，抱住翻译的腿，哀求翻译向少校求情，并说：“……官……长，我们……都是中国人……”

那翻译闻言，顿时怒不可遏，噼啪地打了他两个耳光，一脚踢开，并狠狠地骂这汉奸，说：“王八，你说我也是无耻的支那人？老子是‘满洲国’陆军部派来协同皇军作战的。”他又回身向那“少佐”说了几句日语。那胖子照例挥挥手。有两个日兵乃走向前去，揪住那汉奸，像先前丢怪三爹一样地丢到台阶下去。这汉奸被摔得头破血流，正躺在怪三爹一起。那位已经半死的老花匠，还用脚踢他，并有声无气地骂他：“……王八……屁精……卖国贼……汉奸……”

这时那日本老头和胖少校，也起身下炕。一些日本兵把那些古董、字画，放在几只大“网篮”内，抬起呼啸而去。他们还未全离时，只听正厅那边一阵整齐的皮靴声，一个军曹领了一队日军，走了过来，持枪排队站在花厅走廊上，面向院中，这军曹则站在院中的过道上指挥。他一声口令，那十来个日兵把右腿向后一伸，横持枪杆作劈刺姿势；他又一声口令，那十来个日兵一声呐喊，冲下台阶，向惨叫的囚徒，拼命冲刺下去，一时血肉横飞、天昏地暗，日兵之喊杀，与华民之惨叫，真震瓦欲飞。

原在小孔之后和小和尚一齐偷看的春兰，已被惨叫声吓昏过去。小和尚也被吓得小便直流。幸好他还机警，忙用衣服把小便擦掉，免其流向床外被日军发现。小和尚伏在地砖上，不敢抬头，足足有半个多小时，他听见外面已声息全无，只听见阴沟内有细微的流水之声，他才又向小孔窥探。只见院内十多具尸体，除了那汉奸之外，全是他的熟人，只是老裁缝的头却不见了，各尸都睁眼、张口，恐怖无比，四处都是血。有的尸身上的血，还不停地涓涓外流，流下阴沟作滴滴答答之声。

小和尚战栗不停，只好把头埋在已昏迷的春兰怀中，掉口沫、掉眼泪。

小和尚也能杀敌救国

当春兰生动地重叙这段遭遇时，文孙停止了擦身，默默地坐在木盆中，叹息着说，德国纳粹杀了许多犹太人，后来犹太人寻找仇人，大半凶手都被他们捉到了。少数漏网之鱼，犹太人到现在还在全世界追捕，连个纳粹小兵也不放过——务必血债血还。日本人屠杀了我们好几百万人，并开办细菌战实验室，拿活人来做实验品！我们就一声不响。如今还要“以德报怨”，这话如何出口？

李兰也说，我们中国人对日本战犯实在太宽大了。

“你们什么时候又碰到小莹了呢？”文孙又回到原来最有兴趣的问题上去。

“那真是无巧不成书！”李兰又接着说，“你让我慢慢道来嘛。”

春兰和小和尚在炕底总是不敢出来，一直听到厅里有黄鼠狼打架的声音，小和尚才又恢复偷看。这时已是满院月色，在月下有两只黄鼠狼和一只狐狸在四处舔血。偶尔也有蝙蝠夹杂其间。这些小动物吃饱了，就互相追逐，其声啾啾。它们既然都有了自由，日本兵可能也已离去了。两人乃轻轻地把炕床又推离墙边，悄悄地爬了出来。此时两人已整天未吃未喝。小和尚悄悄告诉春兰，先到厨房摸点锅巴吃吃。两人乃自暗处摸向厨房。在通过正厅屏门之后时，他们见到一堆雪白像杀猪案上的死猪一样的东西，上面血迹已半干，春兰一看，马上伏地恸哭说：“小和尚，这是郑奶奶……”说着她瘫痪了下去。小和尚上去掩住她的嘴，架着她再继续前进。二人又绕过几个死尸，乃自暗处摸入厨房。厨房一片凌乱，但佳肴美酒却俯拾即是。

小和尚一摸便摸到一大串他平时最爱吃的熟香肠。他取一条塞入嘴内，又撕一条塞入春兰嘴内。小和尚边吃边告诉春兰说，他要找个麻袋装一麻袋锅巴和香肠，连夜逃上山去，否则天亮了，鬼子会回来的。

这厨房是小和尚最熟的地方。他取了个麻袋，自锅巴坛内把锅巴塞了一整袋，又塞入一大串香肠。正要拉着春兰离开时，春兰忽然大叫一声，摔倒地上，直是抖。原来她正靠在桌边吃香肠和冷饭时，她的腿忽然被桌下一只大手抓住了。小和尚掉头一看，原来桌下有个醉了的日本兵，坐在那儿，两手四处乱抓。二人一见日本兵不免魂飞天外。小和尚乃拖着春兰，匆忙逃出厨房，逃入黑暗的巷子里，躲在一列酒坛的背后打抖——许久却仍是声息全无。

“那鬼子恐怕是喝醉酒掉队的，”小和尚轻轻告诉春兰，说着他又探头探脑地向厨房窥视，只见那日本兵已跪在地上，嘴内也叽咕叽咕地叫着怪三爹的名言：“马路耶路……马路耶路……”并慢慢地扶着桌腿，想站起来。

春兰这时也跟在背后看，并急躁着说：“他要站起来了，怎么办？怎么办？”

“我俩去把他绑起来。”小和尚自言自语地说，一面在想哪里有绳子呢。想不到眼一转，发现那日兵身旁还有一根上了刺刀的来复枪；那刺刀上似乎还有血迹。这一下使他想起在小孔中看到的日兵的动作。小和尚乃轻手轻脚地，弯着腰走向桌边，蹲下去抽出了那沉重的步枪。看着这醉鬼已经站起了，但是还靠在桌子上，嘴中不断地“……马路耶路……”

小和尚怕这日兵要过来抢他的枪，他乃横持了枪，把刺刀对着那日兵。想起小孔中日兵的动作，他也把腿向后伸了伸，取个劈刺姿势；但这枪太沉重，他试了几次，最后才算拿稳了，而那醉鬼，却离开桌子，蹒跚地向前走来。小和尚本想丢枪逃走，但不知道有什么神助似的，他忽然大叫一声冲向前去，一刺刀插入那醉鬼肚子里去。他显然用力过猛，自己竟冲到醉鬼身上去，醉鬼则倒到桌子上，桌子翻倒在地上，小和尚则爬在醉鬼身上。醉鬼呜呜地叫，全身在抽搐，他肚子里喷出的血，正喷在小和尚的肚子上，像滚水一样地烫人。

小和尚挣扎着爬起来，只见那醉鬼两手在地下乱抓，和早晨春兰爸爸的情况一模一样。小和尚想乘机逃走，但是两只腿软得不能行动。他忙叫春兰，春兰听到他叫，但也回答不出声来。幸好那醉鬼只是在地下抓，并未坐起。小和尚瘫痪了十来分钟，终于站起身来，又摸到锅巴袋，索性取出一根香肠来吃，说也奇怪，一根香肠未吃完，他腿又硬了。小和尚站起来，背起麻袋，跑出来找到了春兰，二人又探头探脑地自大厅摸到轿厅，从轿厅摸出八字形的大门，走到长院。只见长院内一字排也有十来具尸体，有几只狗正在拖咬那些死尸。这些狗都认得他二人，有的满口鲜血，还过来向小和尚摇摇尾巴。在这些尸体的后面，有一堆红色的木柴还在烧，虽然是烟多于火。二人一看，原来都是早先插在“轿厅”架子上的“关刀”、“长矛”、“金瓜”、“钺斧”、“虎叉”、“朝天盾”等等兵器。

时隔四十多年了，这个结李兰始终解不开：林家庄的轿厅之内，为什么有些形同武器，而事实上不是武器的东西？更奇怪的是日本人为何要把它们堆起来烧掉！

这次经过林家前主人的解释，才恍然大悟。原来这些都是封建时代，大地主、大家族、官宦之家于婚丧喜庆时，扛起来摆阔气，当“仪仗”用的。平时则插在轿厅四周作摆饰。这些银样镴枪头的摆饰并有个吓唬人的名字，叫做“威武架”——是充壳子、摆威风用的。可怜不学无术的日本鬼，不懂汉官旧仪，竟然把它们当成抗日“红枪会”的真武器呢！

两个小鬼再溜出庄上的“大闸门”，跑上“壕堤”，乘着月色，乃向有高山的方向逃去。刚走上松林坡，小和尚看到树枝上有个“猫头鹰”。春兰一看又大叫起来，止步不前，原来那是个几个月大的婴儿，显然是被日兵把他自肛门插死在树枝上的。小和尚使力把春兰拉过去，却几乎踏上一具赤裸的女尸。小和尚拖着春兰，跨过女尸，没命地向高坡上爬，渐渐地走入山区。

这山区有清流，有明月，蛙鼓声声，凉风习习——两个小鬼回头看看山下，真似从满布刀山、油锅和牛头、马面的地狱，走上了天堂。但是二人余悸犹存，不敢怠慢，仍是没命地爬，爬了一整夜，在山上已见东方发白，二人也已精疲力竭了，小和尚才决定二人到山涧旁边，俯身喝点水，再吃点香肠、锅巴。谁知二人太困了，香肠还在口中咀嚼，人就昏昏地睡着了。

少奶奶变成“同志”

春兰的故事正说到这里，屋前的警卫送来了一个篮筐，里面是李场长派他去宾馆取来的林教授的内衣裤和一套藏青色的西服。李兰自拉门边歪着头，递给灶后的贵宾。

文孙洗完澡，穿得焕然一新，在灶后左右张望，他见身后一个石槽有孔通向墙外，因问李场长那石槽是不是倒污水用的。李场长很爽快地回答说：“你出来吧。那不是倒水用的！”文孙乃风度翩翩地从灶后走了出来，一身轻松。这时李兰忽然放下工作，走到灶后，把木盆洗一洗，就在那石槽内把污水倒了，并把木盆在石槽内反靠在墙上，毛巾则晾在盆的边缘上，这使林教授在一旁站着，颇觉难为情。

“李场长，”文孙说，“你这样就不应该了！……”

“你这样西装革履的大教授，”李兰笑着说，“别把西服弄污了。我们吃饭吧！”说着李兰便叫文孙在厨房靠窗的一个矮饭桌边坐下。这桌上，她已预备了几样菜，和一小饭桶火腿蛋饭。原来这大灶之侧，还有个小灶，那是家中无客时他夫妇自炊自煮用的，现在主人就请贵宾吃“小灶”。

文孙原已有点饥饿，一看这几样家常菜饭，不禁更是馋涎欲滴——因为那蛋饭和那几碟小菜，都是他幼年时最欢喜吃的，三十多年未吃过了，如今忽然再度童年，怎能不欣喜万分呢！？不待主人奉请，文孙便拿起筷子不客气地吃起来。那种“家乡味”，足使文孙每夹一箸，便如返回故宅；儿时伙伴，均环绕身边——虽然他也知道，他那古老而辉煌的祖宅，如今已片瓦无存；青梅竹马的幼年玩友，如今也只剩个春兰，而春兰也已变成有垂垂老态的“李场长”了。再想想那肌肤似雪、两颊如花的少年情人，今日竟苍老若此，而且咫尺天涯。人生竟如此空虚，面对着几碟咸板鸭、臭豆腐，文孙也不禁悲从中来。

“李场长，”文孙又问，“小莹究竟在什么地方碰见你们的呢？”

“我们马上就见面了，你急什么呢？”春兰的故事，又继续下去。

李兰记得，那是三八年五月十五日清早，太阳刚出山头，四周的草木还露水直滴之时，她和小和尚便被人叫醒了，她睁眼一看，原来是几个穿便衣的我方游击队，在半山巡逻。他们衣冠不整，手里的武器——春兰曾听“三哥”他们讲解过——只是一支“马枪”、一支“套筒”、两支“湖北条子”、一支“汉阳造盒子炮”，领队的队长则手提一支“八响手枪”。

春兰对我方游击队的武器，忽然这样注意起来，原因是这些“枪”和她昨日所见日本兵所用的耀眼鲜明的武器，简直有霄壤之别。就以士兵体格而论，他们这七八个游击队，也敌不了那摔死杨师傅的一个日本兵。但是他们毕竟是自己人，春兰一见之下，心花怒放，可是这时小和尚却睡意正浓，死叫不醒，醒了也只是揉眼而不搭腔。

这七八个游击队员，原是驻在山上的“新四军”派下来的便衣队。他们在晨曦中发现路边睡着两个人，一个穿着军服，遍身血块。他们翻开这军服一看，那“徽章符号”上却写着“游击第九中队号兵何南仁”。他们终于把小“号兵”叫起，他原来只是个难童。这两个难童向他们报告了昨日日兵烧杀的情况之后，那领队乃用铅笔写着张小纸条，叫他二人拿着赶快上山；山上有座“昭觉寺”，是个“临时难民收容所”，那里会有人照顾他们。

游击队继续下山巡逻去了，春兰和小和尚乃向相反方向，继续爬山——去找那个“昭觉寺”。

这两个小鬼自从见到我方游击队之后，便有了十分安全感。二人爬了一段山坡之后，乃走上一个鸟语花香、细流涓涓的山涧之侧的大石块上坐下休息；并在涧中，相互洗涤一番。然后回到石上，在温暖的朝暾之下，吃了一顿丰富的锅巴香肠早餐。餐毕小和尚背起麻袋，携着春兰的手，穿修竹、越花丛，向上面继续前进——昨日的恐怖，似乎只是一场噩梦。

不久之后，二人翻过一个小山坡，“昭觉寺”似乎就遥遥在望——他俩看到前面高山之岭，像是有座大庙。庙门口的雪白的“八字墙”，在朝阳照射下，正闪闪发光，这就使小和尚肯定那是“昭觉寺”，因为他想起那汉奸所讲的话。这闪烁的八字墙，对“皇军”侦察机固然是个好的指路牌，它对这两个迷途的小难童，也有其极大的指导作用。这山路是崎岖复杂的，峰回路转，山庙也就时隐时现；但是小和尚和春兰，则认定这个闪烁的目标，觅路前进，终于找到了直通山门的宽阔的石级。这条一连千余级的石板路，对一般朝山进香的香客，虽是个诚心和体力的考验，但是对两个吃饱香肠锅巴的十来岁小情人，则是天造地设的鸳鸯大道——春兰和小和尚，携着手，欢天喜地地便跑入山门。

这座大庙，文孙幼年也去过，夏天且和父母在庙里避过暑呢！在夏天那儿真是个洞天福地。李兰说，他二人一进大庙，才知道又回到现实的世界里来了——这庙里满坑满谷，足足挤了几百个难民。老者呻吟，幼者哭叫。壮年男子也都形同槁木，面如死灰，人不像人。

小和尚和春兰拿出小纸条，穿过众人，想找一两位“官长”，好把条子缴上去。他二人挤了半天才挤到“大雄宝殿”之上，这时他们看见几个女兵，正蹲在地上和一个生病的老太太谈话。她们正谈好话，起立转身要去时，春兰一下跑上去，抱住了其中的一个，“哇”的一声大哭起来，哭着把她直是摇——原来这女兵竟是“三少奶”！

四十年过去了。李场长想起她二人相会的一刹那时，一撮眼泪，仍然滴入桌上的鸡蛋饭内。她擦了一下眼泪说，小莹那时也被她愣住了，一面擦眼泪，一面问，究竟是怎么回事。这时小和尚也在一旁哭成一团，嘴内只是“少奶，少奶……”地讲不清楚。

不久自“大雄宝殿”之后，又来了一个女兵，春兰认得是“曹小姐曹文梅”。文梅把他们三人一齐拉到大殿前台阶上坐下，一询究竟，好奇的老幼难民也围拢来听。

春兰哭了许久，才颤颤抖抖地说：“少奶奶，少奶奶——鬼子把我们的人，全给杀死了——”

少奶奶大吃一惊，忙问：“哪些人？”

小和尚接嘴说：“杨师傅、张管家、怪三爹、盛裁缝、许朝奉、屎嘴张三、小鞑子……”

“他们全被杀了？”少奶眼泪也一泻而下。

“还有我爸和郑奶奶……”春兰又补充了一些名字。

“郑奶奶也被杀了！？”

“是的。”春兰和小和尚同时回答。

少奶听后，也“哇”的一声，哀哭起来。曹文梅乃把小莹搂入怀中。小莹恸哭，文梅也泪如雨下。这时围观的老幼难民——尤其是女难民们也随声哀哭。一是“一掬同情之泪”，二是他们有些人也都认识郑奶奶、杨师傅他们。

三奶哭了许久，又抬起头来问二人：“三哥回家没有？”

“三哥不在家。”小和尚说。

“三哥不是跟你一道回县城去的吗？”春兰又反问少奶一句。

“我们被敌机冲散了。”少奶流泪不止。

“你们听到三少爷消息没有呢？”这时曹文梅插句话，问他二人。

“一点消息都没有，”春兰还在不断地擦鼻涕和眼泪，并说，“也不知道姚先生在哪里。”

这时他们四周的几十个围观的男女，少数人在陪着哭，而大多数人则议论纷纷。他们议论的主题除掉日本兵杀人之外，另一热门便是：“这位女兵原来是林家庄里的‘三少奶奶’！”

这家“林放鹤堂”是本地有百多年历史的“官宦之家”，是“拥有良田万顷”的大地主、大豪绅。这座香火鼎盛的“昭觉寺”，就是靠林家护法的，当地人甚至称它“林家庙”。这样一个显赫的大地主，他们——尤其是他们的管家、朝奉、卫士——是做了不少坏事，可说是个“恶霸”；但是他们广散金钱、修桥补路、设“义仓”、建“粥篷”、救溺婴等等，也做了些“善事”，也可说是个“善霸”。总之在当地诚朴的农民眼光里，他们是一种高不可攀的贵族。庄园内的小姐们、奶奶们，都是白衣大士样的金枝玉叶，乡人难得一见呢！谁又想到近几天在难民营内替人包伤口、洗臭脚、倒粪便、抱病孩的小女兵“叶同志”，竟是不折不扣的“林家庄三少奶奶”呢！？

听到这消息最激动的则是一位七十来岁的赵婆婆。她逃难时，右脚受了伤，两个孙子把她抬到收容所时，痛得直是哭叫。小莹替她拆了“裹脚布”，洗了脚，揉了半个钟头，又为她敷了药、绑了绷带，她才停止啼哭的。这时她知道这个消息，忙叫孙子架她前来，一看到小莹便哭跪于地，一手拍着小莹的腿，一面伤心地哭着说：“三毛奶，我怎敢当呢？你不是‘折’死我了吗？”“三毛奶”见状连忙也跪了下去，并叫她孙子把婆婆扶起，坐在台阶上。

“三毛奶，”老婆婆又哭着说，“我家五代都种你的田；你家是我家人几代的‘恩东’。我怎敢当呢？”她要孙子过来向“三奶”叩头，却被小莹和文梅阻止了。可是老婆婆坚持要有点表示。

“赵婆婆，”小莹也擦了擦眼泪，扶着她说，“你家种了我们几代的田，我们不也剥削了你家好几代了吗？老人家怎么想不开呢？”

“啊呀，三毛奶，”赵婆婆说，“没有恩东，我们那不一辈子就饿死了吗？”

“哪里话，”小莹说，“赵婆婆，你脚痛好点吗？”说着“三毛奶”又弯下身躯去揉一揉赵婆婆绑满绷带的小脚。

“折死我了！折死我了！我哪里敢当？”赵婆婆说着全身直是抖。

李兰说，这故事是那个“难民营”里最轰动的故事。大多数人都是亲自在场听到看到的。自此以后，无人不知“叶同志”是“林三少奶奶”；也无人不喜欢、不敬佩“三毛奶”。小莹在一夕之间就变成全体难民营最爱戴的“领导同志”了。

“组织起来”

据李兰的回忆，她和小和尚是柳和集一带跑到“昭觉寺难民收容所”的第一批难民。他二人带来了日军烧杀的消息，弄得全所人心惶惶，因为先来的难民也有亲友住在柳和集。

时辰未及中午，第二批、第三批……难民乃接踵而至，天还未黑，昭觉寺内已无处容身了。儿啼女叫，哭声满山，凄楚至极。

这个“收容所”原是“临时”设立的。当日军占领县城时，连昭觉寺的住持严仁法师也跑了，只留下几个守庙的小和尚。庙内除了几十个泥菩萨之外一无所有。

最糟糕的，则是“临时”派来开办这个“临时难民收容所”的竟是几位二十上下的青年女同志——原来的“军委会政治部直辖第二政治宣传大队第三中队（话剧组）”里的几位话剧演员。每个人都长得体体面面、能啼善哭、人见人爱。但是一听枪响，便一个个地腿软、心跳，不能走路了。幸好她们都于演戏之暇，附带受过些“医护急救训练”。这点本事，对救护伤兵、服务难民，倒可大派用场。可是她们碰到这种难民如潮的“伟大场面”，就手足无措了。

但是这种重要工作怎样弄到这几位美女身上去了呢！？林博士就有点奇怪了。

“阴错阳差嘛！”李兰说。

故事原来是这样的：

这个“政宣大队”原自上海、南京撤退下来驻于县城里的“文庙”之内，一面“宣传抗战”，一面“加紧训练”。在敌军迫近县城前夕，忽奉上级命令“迅速东撤”，“就地编入‘新四军’，受‘叶军长’指挥”。

全队仓促东撤之时，行军未到一日便碰到受强大敌军追击的“新四军”正在向西转进。双方“会师”之后，“政宣”又随“军”走回头路，向西转进，越过公路，与敌军且战且走，退入西山。这时原驻西山的国民党部队，奉命继续西撤，向武汉外围集中，剩下的营房、庙宇、祠堂、学校和部分给养，正好由“新四军”接收。

新四军的前身，原是一些“老红军”的残部——是一支政治意识极高、纪律甚严的“游击队”；现在虽由“军委会”补充了一些武器弹药和服装，毕竟杯水车薪，看来还不免是一支行起军来踢踢跶跶的“叫花军”。所幸叶军长是“老四军”的名将——强将底下无弱兵，他带了这支士气极高的“叫花军”，最初竟然打到南京城下，和敌人硬拼了几仗，打得彩声四起，也使北上津浦线的敌军，腹背受敌，发生牵制作用。这时驻节武汉的军委会“蒋委员长”也一再传令嘉奖——对“该军长及全军官兵”之英勇杀敌表示“嘉许”。可是当敌军决意溯江西进时，叶军这几支“湖北条子”就抵挡不住敌军崭新的“三八式”了。全军伤亡重大，屡败屡战，这时正碰上奉命东进、穿着军衣却不能打仗的“政宣大队”。叶军长得报之后，乃命令原是黄埔出身的“蒯大队长”及全部能持枪作战的官兵，一律发给武器，编入“战斗序列”；那些莺莺燕燕的女话剧演员，则编为“救护队”——承担“战地医院”和“难民收容所”内的工作。这时后方难民如潮，叶维莹、曹文梅和七八位能歌善舞也能啼善哭的姑娘，便被派到了昭觉寺！

“昭觉寺难民收容所”是当时七八个“收容所”之一，多半都是不能上战场的女同志和少数后勤人员所主持的。维莹等七八人受派而来之时，本没有什么职级和组织的规定，不过她们七八人为内政外交的方便起见乃自我组织一番，选叶维莹和曹文梅为正副“所长”。她们之所以公选小莹的最大原因便是“昭觉寺”原是“林家庙”，而小莹又是林家的“少奶奶”，有权调动她“婆家”所拥有的庞大的人力和物力，来支持这座一无所有的“临时难民收容所”。

这些姑娘组织的原意，只是要小莹担个“名义”，至于工作还是大家分担的。谁知一旦工作繁重起来，对内对外一切重大的问题和责任，当“所长”的在其位，便有其责，面对一切就无法回避了——例如赵婆婆伤了脚，在“大雄宝殿”之内哭得连如来佛都摇头，别人无计可施，最后只有“所长”亲自出马，替她老人家“洗脚”、“涂药”了。有什么办法呢？

其他类似的问题，直逼得小莹走投无路，认真地哭了好几次，文梅和其他女孩子，除掉陪着哭之外，也无计可施，所以以后大家干脆也不哭了——理由很简单：哭掉和尚，哭不了寺。哭过之后，事还是要做的。

难民愈来愈多，大事重如泰山，小事多如牛毛，人手又不足，压得喘不过气来。几个女孩子忙得团团转，已经是两天两夜不眠不休了。所以小莹一看到春兰和小和尚，真是悲喜交集——他二人虽带来噩耗，他们也带来了“婆家”第一批的“人力支持”，虽然只是两个小文盲。所以当小和尚讲到那段汉奸的故事时，小莹立刻便想到他二人的用场了。

“小和尚，”维莹说，“你去找根扫把和春兰一道把那山门外的八字墙，用泥把白石灰涂掉。”

两个小鬼得令，便立刻行动，取了扫把和粪箕到池塘内搅了些稀泥，不一会便把两面白墙涂掉了——总算替叶所长多如牛毛的杂事中，拔掉一根小牛毛。当二人放下扫把、粪箕，再去问第二根牛毛时，他们看到几位姑娘正在厨房内灶前灶后团团转，忙着烧稀饭麦糊。

叶所长见他二人回来了，便告诉曹副所长说：“梅姐，你们烧火吧，我带他二人到庙外去铲粪，四周太臭了，卫生不打扫，会发瘟疫的！”说着所长姑娘便领着二人，取了三把长锹，走出大庙的后门。

谁知不出门也罢，一出门外只见遍地便溺，偌大的后苑，简直无插足之地。地上苍蝇乱飞，挥之不去。最糟的却是，树边、草上，还有些壮汉和儿童，正在各行其方便呢。这不但使小莹和春兰望而却步，就连小和尚也不知如何是好。看情形不但他三人无法做好，众姑娘全体动员，问题也解决不了。叶所长为之进退维谷。

“少奶，”春兰忽然计上心头地说，“你为什么不叫我们村里的庄稼汉做呢？他们欢喜大粪啰！”

维莹一听此话有理，但是可怜的小莹，她虽然做过三天的“林三少奶奶”，和四天的“叶所长”，但是还是不习惯于使唤人，不知道找哪个“庄稼汉”来做才好。幸好春兰在李家村的熟人很多，她一眼看到村里的李七爹正坐在远处石阶上抽旱烟，她乃立刻跑了过去和李七爹讲了片刻，李七爹马上在石阶上敲去烟灰，挂起烟杆，自春兰手中取去长锹，立刻走向小莹说：“少奶，这些事，你随时招呼我们做嘛。”说着他也把少奶手中的长锹拿过去了。

“劳动你老人家了。”维莹感激地说。

“少奶怎讲这话呢？”李七爹说着，并大声吆喝，叫来了七八个后生，找了些农具，走出后门去了。只听他们在后门外，呼呼啦啦、嘶嘶嚓嚓，不到半个小时，那片不堪入目的肮脏的后苑，被铲得平整光滑像“操场”一般。众姑娘闻讯，齐集后苑观看，真觉得“人多好做活”古语之不虚。

众姑娘原是跳土风舞起家的，一时技痒，不觉由曹文梅领队，大家在操场上扭了一番，苦中作乐，使围观的老幼难民，尤其是孩子们，鼓掌欢笑——这也使文梅灵机一动，提议在夜晚月光下，举行个晚会，一则换换气氛、调剂身心，再来则做宣传抗战（她们的老本行），三则借机找些志愿工作者，来帮忙维持这收容所。文梅鬼主意一出，众姐妹齐声鼓掌说妙，高高兴兴地回到厨房。这厨房真是粥少僧多，灶内麦糊、稀饭，已颗粒无存。

诸位女士舞罢归来，只好空着肚子围桌而坐。实际问题又一件件地出现了。大家在称赞李七爹之余，也想对粪便的处理，找个一劳永逸的办法。一位姑娘忽然计上心头说，何不封李七爹做个“铲粪队队长”，就把粪便问题“包”给他处理呢？

“铲粪队不好听，”叶所长说，“我们为何不叫他‘卫生大队’呢？”众人一听，果然“所长”有见识，大家鼓掌称赞，并一致决议“聘请”李七爹为“昭觉寺临时难民收容所卫生大队大队长”。李七爹被请来了，他接受聘请，当起了“大队长”来。七爹怀才不遇，一辈子也未做过什么“长”。这时兴致很高，他并建议在后山下，用芦席分建两个男女公共厕所，每天由他“大队”里的“同志们”分班冲扫一次，把粪便冲入大粪池，加“青灰”掩盖，将来运下山做“肥料”。

“我们庄稼汉平时只捡点狗屎，”大队长说，“哪见过这许多粪肥！真是老菩萨送的。”

这一来粪便问题——最头痛的问题——是彻底解决了。

最重要的，据李兰说，它不只是“解决”了一项问题，而是提供了一项解决问题的“办法”——针对各项“问题”，把群众“组织”起来！

这项“办法”，李兰强调说，后来证明是“万应灵药”，无往而不利，放诸四海而皆准。服此灵药，则中国之内，便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虽然它以后也一再地被滥用了。据李兰回忆，这个灵药，至少在她所经历的“革命阵营”里，是从“铲大便”试验出来的。后来他们把国民党赶出大陆，用的也是这个“办法”。

八个美女，四大文盲

“要不‘组织起来’，我们那时的情况真不堪设想；”李兰说，“想想看，一群没经验的小文工团员，管理一个有四百多人的难民收容所，所存不足三日之粮！”

那天晚间，“卫生清洁大队”的大队长和他的七八个队员，提了一面大锣，一面敲、一面叫，说“所长”今晚在后苑请大家看戏，并有重要报告。果然在月上东山之时，全部难友都集中于后苑，由李七爹把他们围成个圈圈，留一个缺口。忽然间一群穿花衣长裙的漂亮仙女自庙内一闪而出，她们一转，月光下便转出八朵莲花，众姑娘蹲地向小围观众低身来个“万福”。

庄稼汉、村奶奶，哪见过这种表演？大家拼命鼓掌。这时有两位仙女自两边回旋起立，拿着两支银色口琴，吹出了百鸟朝凤的音律；其他六位仙女，闻声赴节，既歌且舞地旋转起来，唱出“哪里来的骆驼客……呀……哎呀……有钱的老爷上面坐呀……”——好一出歌声婉转的“新疆土风舞”。

观众欢声四起，孩子们乱蹦乱跳，“月光晚会”的确只应天上有——他们简直忘记了已被倭寇入侵，弄得家破人亡，三天之后连“麦糊”也没得吃了。这时乐声忽停，众姑娘洒裙于地，再低身来个“万福”，观众还未来得及鼓掌，她们已整队跑入庙中去了。

当嘈杂的观众正等着看第二出时，李七爹搬了一张八仙桌，放在广场中心。这时叶所长穿着军服，率领了七八位女兵整队走到桌边。李七爹扶着她站到桌面上去，又把副所长曹文梅扶上去。曹副所长嗓门大，她开始发言，叫说：“各位难友，我们所长有些重大的事情向各位报告，请大家安静一下。”

这时全场鸦雀无声，叶所长才细声细气地说，大意是，“本所已有难友四百余人，但是所中所存，还不及三日之粮”。她这一报告足使三分钟前的欢乐气氛顿时化为乌有。有的老年妇女已经开始哭了。但是叶所长又请大家放心，原因是山下的“大户存粮”还不下千余担，足够我们一年之食而有余，所中已分请他们捐献给难民食用。

这时那大嗓门的曹副所长忽然抢过去说：“山下大户的林家庄，一家便有存粮稻麦六百余担。我们的叶所长，便是林家的三少奶奶，她已决定，把这六百余担粮食，全部捐献……”

未等曹氏说毕，台下已人声鼎沸了。第一欢呼的是食粮有着；第二是对柳和集新来的难民来说，“所长”是“少奶”，还是个天大新闻。

“三少奶，”一位白须老爹举起他的旱烟杆，向桌上大喊一声，说，“佛祖保佑你多子多孙，我们都要为你立生辰牌位。”

另一位穿着长袍马褂，戴着眼镜和瓜皮帽，似乎是位塾师的老人，也附和着向群众大声介绍说：“人家本是积善之家嘛！”接着他又向身边另一位老人说：“……不知是哪位哥儿的？你看这位毛少奶奶多体面！多体面！”

其外观众之内，更是一片称赞之声，弄得桌上的“少奶”直是揉眼角。

“各位难友，”曹副所长又大声喊叫说，“除掉米麦之外，所长还有别的要捐呢……”听众为之欢声雷动。其后她每提一项，大家就欢呼一次。计有：

腊肉、火腿、香肠数百斤；

咸菜数十坛；

各级茶叶十余箱；

皮蛋数坛；

皮丝旱烟两箱、大前门两箱；

……

最后令大家垂涎欲滴而又笑破肚皮的，则是：

各色陈年老酒（花雕、汾酒、双沟大曲、自吊烧酒、洋酒……）二十余坛。

在各人欢笑声中，却听到两位穿呢夹袍、似乎是深知林家的老人在叹息。一个说：“这个丫头胡来了。这一下，不是把林家‘抄家’了！？”

另一个接下去说：“所以‘屎嘴张三’说她是个‘败家媳妇’呢！”接着他又叹口气：“……不捐掉，还不是被鬼子和汉奸拿去了……哎！老绅士家是守不住了……”

这时人声嘈杂，孩子们也在月光下四处回旋。曹副所长叫大嗓门请大家安静。李七爹又取来大锣，敲了好几下，人声才小下去。

“光有这些东西在山下，不行呢，”叶所长又细声地说下去，“我们怎么能把六百担稻米搬上山呢？”

“我们去搬！”几位庄稼汉，不约而同地回答着。

“是的嘛，”叶所长说，“我们要组织一个‘运输大队’下去搬。”

“我们马上就组织嘛。”几位青年随声附和。

“不行啦，”叶又说，“万一鬼子还在那儿怎么办？我们又没有武器。还有，鬼子杀了我们那么多人，天气热了，也得掩埋掩埋。所以我们也得组织个‘侦缉大队’，先下山探听探听……”

听众都觉得有理，叶所长乃提出他们下午就拟好的通盘“组织计划”来。

这计划的大纲，大致如下：

全所难友四百余人，凡年在六十以下、十岁以上健康良好的难友，一律编入下列各大队，各凭志愿参加，否则就由正副所长酌量指定。

一、侦缉大队（侦察敌情、缉捕汉奸）。

二、运输大队（以运粮为主，并协助驻军运输、减少“拉夫”）。

三、炊洗涤大队（炊三餐，洗涤军服、工衣）。

四、卫生清洁大队（打扫卫生、维持厕所清洁，并提供医护服务）。

五、警卫文娱大队（维持内部纪律，办理识字班等教育文娱工作）。

章程既经颁布，乃由李大队长把众人分为五组报名，分别由五位女同志登记姓名（一人同时也可向两组报名）。最令所长奇怪的则是“运输大队”竟是个热门。不但有一百多人报名，其中还有十来位壮健的“大脚婆”。

“婆婆们，”小莹问她们，“你们也能挑米上山吗？”

“所长，”一位婆婆说，“俺家穷，挑点‘三斗二升’给孩子们吃。”

“什么‘三斗二升’呢？”小莹问文梅，文梅亦不得其解。春兰在一旁插嘴说：“她们为林家‘义仓’挑米，挑了三斗拿二升。”

后来小莹问李七爹，才知道林家原有挑米竹签，凭签领“三斗二升”的“脚米”。小莹的少奶奶才做了三天，所以就不知道了。

报名既定，乃由各队长提名，所长决定，选出各队的“大队长”来。第一大队大队长名张得标，三十开外，曾“当过兵”。第二大队长名李连发，有四十来岁，力能推车上山。第三大队长有姓无名，叫“朱三妈”。朱三妈五十上下，衣履整洁，能说会讲，虽然还有一双“改组派”的小脚。她是一家之主，有四男四媳，不幸“小媳妇”和“四儿子”，为保护幼孙为日兵所杀。

第四大队长仍是李明德李七爹。第五大队长则由曹副所长自兼。她部下有三十多位男士，全是读过书的——有几位还会“作诗”呢。可是除了这文明的第五大队之外，其他各队包括四位大队长，几乎全是一字不识的文盲。

组长既定，叶所长乃连夜召开紧急会议，商讨今后行动方针。谁知出人意料，在这会中发言最多、主意最好的“智囊”，竟全是那些不识字的人——尤其是朱三妈——文笔滔滔的姑娘们，包括最会说话的副所长，在此会中竟显得黯然无光。

朱三妈主张：林家万贯家财，树大招风，要运粮运货，事不宜迟。她坚持“连夜行动”；她主管厨房，寅时造饭，第一、二两大队当卯时下山，趁早“抢粮”。

李连发大队长也同意这一主张，他说应由张大队长首先领队下山，“前不停，后不歇”，监视敌人，好让二大队“开仓抢米”。

李七爹则主张“名不正则言不顺”，他们既然已有五个“大队长”，就应该有个“总队长”或“司令”。一名小小的“所长”怎能指挥五个“大队长”呢？众人都说有理，乃公推叶维莹、曹文梅为正副“总队长”。什么“总队长”呢？李七爹又想出个响当当的名词来，叫做“西山东区抗日农民自卫队”。

他说出后，大家一致鼓掌叫好。

“三少奶，”七爹开玩笑地说，“现在咱们昭觉寺就是‘穆柯寨’。你就做‘穆桂英’，三哥儿回来就做‘杨宗保’！”他又回身向曹副所长和众姑娘说，“你们就做‘杨八姐’、‘杨九妹’——杨门女将！”他说得全场哈哈大笑，恨不得树起大旗，立刻扎寨称王。

经这几位不识字的农民“大队长”一推选，可怜的小莹，被逼上梁山，就真的做起穆桂英来了。

“狗司令”和老“看仓”

李兰记得，第二天天还未亮，她就被朱三妈摇醒，因为她属于“第三大队”。如今大队长要“寅时造饭”，好让“侦缉队”“卯时出发”！

当春兰自佛龛之后的稻草窝里爬起来之时，她看到朱三妈头梳得亮亮的，衣履整齐，卷起袖子，正在指挥众人做活，她那三个媳妇则蓬着头，一声不响地在灶前灶后烧饭。

朱三妈因第一、二大队今天要下山做“重活”，所以决定让下山的人，早晨吃“干饭”——先开“侦缉队”的饭，后开“运输队”的饭。先后进膳，依次下山。

这“侦缉队”在晨曦中蹲地用餐既毕，天已微明。张大队长在大雄宝殿之前，集合部队，排成“一字长蛇阵”，大队长临时教大家如何“稍息”，如何“立正”、“向右看齐”、“报数”。当他们“报”完二十七名时，小莹和众姐妹起床后刚自大雄宝殿中走出来参观。张大队长一见“总队长”走上台阶，立刻发口令“立正”，并跑步向前，自台阶下“敬礼”。张大队长这个“军礼”，本是大出小莹意料之外的，幸好她“舞台经验”丰富，如今假戏真做，也不慌不忙地举手答礼。礼毕之后，还略致训辞“希望同志们达成任务”，张大队长乃“向后转”，率着他的队伍踢踢跶跶地走出山门，下山去了。

这支“侦缉队”虽没有一支枪、一把刀，但是他们在庙里也找到了一些棍棍棒棒：火叉、梭镖、铁锤和向“门神”借来的木锏和银枪。他们二十八人中，最老的是“赵屠户”，五十二岁；最小的是“号兵”何南仁，十三岁。大家在饿了三四天之后，这次在“三碗干饭”和“半碟咸菜”的补充之后，顿时显得精神焕发、人强马壮。在张大队长率领之下，真有“直捣东瀛”之概。

“侦缉队”下山之后，朱三妈招呼为“运输大队”“开饭”！还是“三碗干饭”、“半碟咸菜”。大家在风卷残云之后，也显得气魄非凡。这个大队之中，半数队员都有自备的扁担和箩筐。大家以李大队长扁担头是瞻，欢天喜地、叮叮咚咚地下山去了。

两个大队一去，庙里立刻显得空虚起来。朱三妈乃招呼为留守难友“开稀饭”。当朱三妈卷着袖子，在台阶上站着，督令众人顺序盛稀饭之时，只见大家循规蹈矩、低声小语、秩序井然。最奇怪的是一些最善于哭闹的幼儿，竟然一个个都“乖”得出奇，不敢哭叫一声——真是三岁小儿，不敢夜啼。

这时三大队中的春兰和另一位“秀英”，则被派在“文殊殿”内的八仙桌上，摆好碗筷，和四碟“小菜”，请“总副队长”上座和诸“女同志”进早餐，并由春兰、秀英一旁“侍候”。诸女同志一见这场面，都觉忸怩不安。

“朱三妈，”小莹不好意思地说，“我们不必另开饭，就同众难友一道吃嘛！”

“总队长，”朱三妈认真地说，“承你高看，把厨房交给我管，就听我的话吧。”说着她便招呼春兰、秀英：“替总队长、副总队长装稀饭！”命令之后，她便转身出门招呼别人去了。

正当朱三妈忙得团团转之时，东方已日上三竿，三步当两步走的“侦缉大队”，下山如飞地于傍午时分，便到达山口松林坡地带，巍峨的“林家庄”已清晰在望。张大队长把队伍散开隐蔽于松林之内。此一地段，庄内庄外，只有小和尚最熟。他人又矮、目标小，张大队长乃交给他两支原自庙中“香火店”取来的“冲天炮”，要他溜下山坡，去庄边侦察。如果小和尚发现庄内没有日兵，他就到庄外场地，放一发“冲天炮”。这冲天炮可飞升数十丈高，在松林内守望的侦缉队员，见此信号便可安心下山了。

小和尚左手拿了冲天炮，右手自袋内取出防身武器一把小铁铲，弯着腰溜出松林。他“有路不走、没路就走”地自矮树丛中溜到林家庄外壕埂之侧，再慢慢向前爬行。这时他听到点“呱呱”之声，似乎是有狗在啃骨头。他爬向埂边探头一看，原来是“大黄”正在啃一个人头。

大黄回头一看，见到小和尚，不免大喜，放开人头跑了过来，又摇尾巴又摇头，又跳，嘴中“呜呜”而鸣，真是老友重逢。

原来小和尚本是林家庄有名的“狗司令”。他的日常工作除掉替“张老管家”倒便壶之外，便是管“狗厨房”、烧“狗食”。二十多条狗队伍中，小和尚最喜欢大黄——因为它既“胖”又“傻”。因此大黄在它的队伍中成了个特权阶级，不时也吃点“人食”，所以它也最喜欢小和尚，心甘情愿地听小和尚指挥，做小和尚的走狗。如今三天不见了，老友重逢，所以特别亲昵。可是狗司令一见到这一人头，不免心酸皮跳，因为这个头看来像是“小鞑子”的头。

“大黄，你这个混账王八蛋，”小和尚向大黄怒骂起来，“你怎能吃小鞑子的头呢？”

大黄一见“司令”发怒，知道自己吃错了人。它伏在地上一丝不动，闭着眼，让小和尚用铁铲狠狠地打了一顿。打过之后，大黄知道既已受到体罚，“司令”就不咎既往了，高兴地爬起来，抖一抖身上的毛，又开始摇尾巴、跳了。

“小鞑子”比“小和尚”大两岁，原也是个无名无姓的逃荒孤儿，收养在林家。他是小和尚最要好的搭档。尤其是在元宵节，柳和集农民演唱“挑花灯”时，小和尚“男扮女装”，演“挑花大姐”；小鞑子则以原形出现，戴个假辫子，拿个“白纸扇”演“小鞑子哥哥”。二人对唱——据说这个民歌，还是六百年前元朝留下来的。“小鞑子哥哥”歌声琅琅，所以“小鞑子”就变成“小鞑子”了。

谁知小鞑子不幸，这时为鬼子所杀，而死后又被老朋友大黄吃掉呢？

小和尚一见小鞑子的头，乃一面放声痛哭，一面用铁铲在壕埂上挖个深洞，把小鞑子的头“葬”了。

埋了小鞑子之后，小和尚又爬在埂边窥伺十来分钟，只见林家庄大门敞开，不见一个人影，却见狗群进进出出，狗嘴内衔着的都是死人的断臂残肢和带着蓬松黑发的人头，有的狗则衔着串串的人的心肝肠胃在地上拖。小和尚曾听过“说书人”所讲的“阴曹地府”、“刀山油锅”，也没有这场面可怖。幸好风和日暖、天气晴明，又有大黄在侧，小和尚乃提起胆子，轰开狗群，溜进林家闸门内的长院，只见院内血肉模糊，十多条狗还在四处拖食人肉。狗腿、狗嘴、狗脚，都染得一片血腥。

小和尚不敢通过长院，乃自侧门溜入花园。这时大黄显然又参加狗群去了，小和尚乃轻手轻脚，自冬青树后，又溜进后一“水闸门”，再自墙边溜到“大厨房”后面木栅下的砖墙之下，蹲地潜听室内有无动静。他听有人在厨房内说话。

“……哪里埋得了那许多？”似乎是个青年男人声音。

“我们埋几个算几个嘛。”这声音小和尚听来很熟悉，似乎是“看仓老涂”的声音。小和尚听出老涂的声音，本想站起来，走入厨房，但他又怕有鬼子在里面。伏地再听了半晌，确知没有鬼子，他乃自地上站起来，谁知他这一站，竟把室内之人，吓得半死。厨房一老两少，正预备逃走时，却认明是小和尚，乃停住脚步喘气不停。

小和尚一向不喜欢“看仓老涂”，因为老涂常使唤他，不称心，就给他一烟杆。可是这次看到老涂，小和尚竟哇的一声大哭起来，一下跑上前去，抱住“涂大爷”，号啕大哭。

“小和尚，你怎么还活着呢？”涂大爷也泪如泉涌地抱着小和尚的“和尚头”。另外旁观的两个青年，也泪潸潸下。他二人原是庄内种菜园的“水伙计”，和涂大爷一起躲在仓内谷堆之后才免于一死。

涂大爷问小和尚何以不死的奇迹，小和尚据实以对，并说是“少奶”叫他“下山探听”的。

“三哥儿在山上吗？”老涂问。

“三哥不在，三奶在……”小和尚说，并叙述他下山的任务。

“庄里有没有鬼子？”小和尚问老涂。三人都说，鬼子回城去了。

“没有鬼子，张大队长就叫我到庄前场子上去放‘嗤花’，打招呼。”

小和尚说了，同时又看到桌子上一些腊肉、香肠、咸菜、锅巴和热饭，他看了几眼，因而嘴和腿便发生了矛盾。老涂看他流连不忍去，乃说：“坐下，吃饱了，再去放‘嗤花’！”他这句话，正是小和尚心中想讲的，乃遵命坐下大嚼起来；老涂还为他倒了一碗热茶。小和尚既吃且喝，最后还重行结了“裤带”，又用袖子抹了好多次嘴，才站起来和三个大人走到“大闸门”。四人并找了四根木棒，把二十几条家狗野狗，赶到田野里去。狗去人闲，四人乃走到大闸门外的稻场上去放“冲天炮”。谁知小和尚有炮无火，放不出来。幸好老涂是抽旱烟的，有个“打火石”。老涂“打”了半天，终于“打”出火来，点燃了“冲天炮”。噼啪一声，那冲天炮带着一缕白烟冲向青天，足足飞了数十丈高。

这时在松林内潜伏的侦缉队员，早已等着不耐烦了。后面叮叮咚咚的运输大队，亦已陆续到达。忽见山下一缕青烟，直冲霄汉，大家不禁鼓掌欢呼，百多个板汉、十几位健妇，乃自黑松林中，一冲而下，不一刻工夫，他们便已齐集于庄门之外。

大家下山时本是一片兴高采烈，可是一看到这血肉模糊的场面，每人都愣住了。有十几条大汉，竟坐在架在箩筐的扁担上、树根上、石磙上、地上，放声大哭，惹得百余人，个个流泪。小和尚和老涂，不禁也追随众人，再度痛哭一阵。

此刻还是那位曾经替“吴大帅”守过贺胜桥、汀泗桥，也见过无数“阵亡兄弟”的张大队长比较镇静。他叫大家不要哭；他并且要在“路口”、“河边”放个“哨”以“监视敌人”，否则一旦敌人来个“突袭”，大家就来不及逃了。

李连发大队长督促“看仓老涂”先烧点“下仓饭”，好让伙计们吃饱运粮上路。

“看仓老涂”则认为，人多好做活，乘众乡亲在此，好把死尸掩埋掩埋，将来请“斋公”念念经，超度超度“亡魂”。至于开仓量米，他说既然老管家死了，总得要“老爷写张条子”。

李连发有点不耐烦地说：“涂大爷，这年头还要说什么‘老爷’呢？老爷早不知跑哪儿去了！”

“东西总归是他的嘛。”老涂慢吞吞地说。

“李大队长是三奶叫他来的啰！”小和尚在一旁插句嘴。

“三奶？”老涂皱皱眉头。

“是三哥吩咐三奶的！”小鬼分明说了一句诳。

“那么就量吧，”老涂说，“但是死尸总得埋一埋……我去拿‘米签’去……你们找两个人帮忙烧下仓饭嘛！”说着老涂就弯着腰走了，但是口中还喃喃自语说：“替他们林家看过三代仓，未少过一粒米……”

变了质的地主武装

老涂走后，两位大队长乃和众人商议出四项当务之急——“放哨”、“烧饭”、“埋尸”、“运米”。烧饭问题不大，一提出便有十来个有经验的男女自动地去做了。

当他们正在选人“放哨”时，小和尚插嘴说，不应在庄外放哨，应在“堂楼”上“把风”。原来林家这座四合院式的堂楼，位居全庄中心，高高在上，开窗远望，四面都可看到十里以上。放四个人在四个不同方向的窗口“把风”，每人给大锣一面，哪个方向有敌人出现，便在哪个方向“筛锣”，使全庄人知道敌人部位而有所戒备——这是当年“防白狼”、“防红军”的老办法，但此时这群人中，却只有个十三岁的小和尚一人知道。因为他虽然不是本庄的主人，但他却是在本庄长大的，穿堂入库、百无禁忌，他一直是小主人们尤其是三哥儿的“小尾巴”，所以他的本领全是“三哥儿”传授的，想不到此时此刻却大派了用场。

侦缉队队员们这时巡查全庄也有个重大发现——他们不但在厨房内找到了那被小和尚杀死的鬼子遗下的步枪，并且发现了两百多排（一千多发）日军遗留下来的子弹，而这些崭新的子弹，都藏在屋角、碗橱、香炉等隐蔽处所。（后来才知道日军行军时，士兵偷懒，为减轻负担，时常把子弹偷偷留下。）

张大队长接过枪来，打开枪栓，自枪口看看有螺纹的枪膛，寒光逼人，赞不绝口。“我们要多有几支这样的枪就好了，一支枪哪用得了那么多子弹。”

“大队长，”小和尚也看了看日兵子弹，忽然跳起来说，“这是‘六五子弹’呢，‘三八式’和‘三十年式’都可以用呢。”

“是的呀！”大队长说，“我们哪里来‘三八式’和‘三十年式’？”

“庄子里有好多支呢，”小和尚急躁地说，“没子弹所以保安队都不要呢。”

据小和尚说，当林家的自卫队被编入“保安游击队”被调走时，保安大队长要收缴庄中所有武器，强迫张管家打开“子药房”，把所有的“好枪”和一尊“小开花炮”、两箱“木柄手榴弹”，统统都搬走了，只剩下些“癞枪”和“小和尚”，他们不要。小和尚想跟他们一道去，因为在原编制上他也是个“号兵”，但是保安大队长说他年龄太小，又不会吹号，所以铜号被“缴”去了，而小号兵却“斯人独憔悴”地被留了下来——几乎被鬼子宰掉。

张大队长忙问“子药房”在何处，小和尚乃率领他们一阵二十余人穿过“花厅”，走入“小花园”，再穿通“八角门”、“后花园”，走到“北更楼”，楼侧有三间矮屋锁着，那便是“子药房”。

这时正值暮春三月，百树生花、群莺乱飞之时，园内芬芳扑鼻。那芍药台边，老花匠的“花担”，和他那把神圣不可侵犯的银包宜兴茶壶，还原样未动地留在那儿。其外，凉亭、假山、荷池之美，真比图画还要好。这景色纵是十来位贫农出身的游击队员，也叹为人间仙境，流连不忍去。

张大队长来不及观赏景色，乃把门上尺把长的大铁锁扭掉，推开子药房门一看，同行数人不约而同地齐声一“啊”——原来这儿是个排列整齐的“军火库”。库中横排两行枪架，架上平排二十多支“快枪”，枪上敷着大块油布。张大队长掀去油布，小和尚所说的“大盖子三八式”和无盖子的“三十年式”，竟豁然在目。

张大队长忙自怀中取出一排日军子弹，又擎起一根“大盖子”试一试，真是凿枘相投，天衣无缝。大队长一数，“大盖子”竟有六根之多，“三十年式”也有四根。这十支日制步枪加上千发子弹，立刻便使他的“侦缉大队”从无变有，真成为一支火力强大的“农民抗日自卫大队”了——这一喜真非同小可。

张得标再看其他的枪，他认识的有两支“爬柄七九马枪”、四支“独响毛瑟”、两支“俄国造”——其他的枪他也叫不出名字，也不知用法了。可是小和尚却件件精通，支支会用。小和尚指出其他的枪叫“十三响”、“十七响”、“洋九响”，这些奇怪的东西，都没有枪栓。那些大得出奇的“锡头”子弹，则自枪边，或把枪拆开，自另一枪管中塞进去。

“想不到小和尚，小号兵，还是个军械专家呢。”张大队长笑着说，小号兵也得意非凡。大队长又说：“以后就派你做‘军械参谋’。”大队长这句虽是“戏言”，殊不知自此以后“小和尚”便逐渐变成“小参谋”，甚至“小参谋长”了。他还不足十六岁，在闻名世界的“皖南事变”中，“小参谋长”竟然也是国民党“三战区”“通缉”的主要逃犯之一呢。

这时在“子药房”内，小和尚还向大队长讲解了一些“不开花”的“炮弹”、“洋药”、“火帽”和“无柄手榴弹”等等。大队长已没兴趣再听了。

“林家有没有‘盒子炮’？”大队长又补问一句。

“二把盒子、三把盒子……一共十几支呢，”小和尚说，“但是都被‘手枪队’带走了。”说着小和尚想了一想又说，“三哥留两支在他房内，不知缴去了没有……”

“带我们去看看，”大队长说，同时又向其他侦缉队员说，“你们在此各选一根。”其实这一命令已是多余的，他们早已“各选一根”了。

各选一根之后，这个庞大的地主“子药房”，便装备了“西山东区农民抗日自卫总队”的第一支武装队伍。

小和尚领着大队长一行，走上“堂楼东厢房”，“三哥的寝室”。这房未上锁。小和尚推门而入，一看不免失望，那原挂在衣架上的一支全新“二号驳壳”，连木盒和一圈子弹带（十条一百发），已经不见了。失望之余，小和尚知道三哥床上经常放一支“三号”。“三哥的寝室”原有两间，外一间是书房，内一间是卧室。小和尚推开卧室的门，走到床边，把枕头掀起，突然青光一闪，一支崭新的“三号驳壳”，精神十足地躺在那儿。

大家一见，不免欢呼跳跃起来。小和尚又自床下小柜内取一件特制带枪皮套和一条有两个皮盒、十条“四○三”子弹的皮带来。张大队长迫不及待地把枪插入皮套，又箍起子弹带，高兴得直是拍胸脯跷拇指。

大家正高兴非凡时，只见小和尚戚容满面，原来他在为那“二把盒子”的失踪而伤心。

“二把比三把更好呢，”小和尚说，“二把可当做机关枪用呢。”

张大队长是“看”过盒子炮的，但是未“用”过。至于如何“拆”、如何“装”，他就一无所知了，而小和尚全会。大队长又把这枪交给他示范一次。

这支德制“盒子炮”呀，精巧无比。它全身有零件数十件，却没有一根螺丝钉。“装”“拆”清理之时，如拼“七巧板”，程序稍错便无法复原，先前全林家庄的主人和卫士数十人之中，只有三数人有此本领，小和尚便是其中之一——这套绝技，也是他当“三哥尾巴”当出来的。所以这次当上“侦缉队”的“军械参谋”，那真是“胜任愉快”。

当李兰讲到这一段时，文孙不禁感慨地说，那时的大地主也太不像话儿。我们不但有好多架捷克造轻机枪，还有一尊三英寸的平射炮，和两架小迫击炮呢——“成什么体统呢！？”文孙叹口气。不过他对他那支“三号驳壳”倒十分留恋。

“当武器，二号比三号厉害，”文孙说，“当玩具则三号比二号好玩了。李场长，我记得你也放过我的三号驳壳的……”

“你硬要我放嘛，”李兰回忆说，“我闭着眼，双手抱着放的。”

想起童年往事，二人不禁相对大笑。这时文孙已吃完，而李兰一直在讲故事，因而碗内还有满碗的饭。

“三哥，”李兰说，“以前我不知道吃过你几百碗剩饭，今天你也吃点我的吧。”说着李场长便把碗中的饭，拣了一大半到文孙碗内。文孙说声“谢谢”，举箸又吃起来——李兰的故事乃继续下去。

“三哥寝室”之内本有个“站柜”，柜门上有两面大镜子。李大队长对着镜子照了照，不免有点遗憾，那崭新的“武装带”与“盒子炮”，和他那满是补丁的“大襟”蓝布衫，太不相称了。小和尚也有这感觉，他告诉大队长说：“庄子里还有新军衣呢！”

“在哪里？”大队长迫不及待地问。

小和尚乃带他们到“大厅”东端的“账房”，账房也未上锁。从账房又进入一内间，只见那木架上堆满三种尺码的灰布军服，有棉衣、有单衣，也有棉大衣和军帽，还有各式皮带、力士鞋、布鞋和整盒整盒空白的徽章符号。

大家乃各拣一套合身的军服、军帽和鞋子。张大队长也加选了一条看来更有权威的“武装带”和挂在盒子炮上的“红缨子”。弟兄们穿戴起来，焕然一新。只缺少一双袜子。

张大队长又拿了一盒空白的徽章符号。但是他们没有一个人能写自己的名字。大队长说没关系，将来各人可在符号上打个“自己的手印”。

穿戴完毕，大队长转身向大家说：“你们现在都当了‘弟兄’了，不是‘老百姓’了。以后大家要懂点规矩，讲话要像个‘弟兄’，看到官长要立正、敬礼！”

大队长训话完毕，乃率领了他的“队伍”，走出“大厅”，穿过“轿厅”，走出“大门”，到了长院。大队长“武装整齐”，盒子炮上红缨飘飘，好不威武。这时长院之中，李大队长正在指挥他的运输大队，用翻过来的竹制凉榻在运尸去花园埋葬。他本预备先吃饭、后埋尸，但是看仓老涂警告他：“不先埋尸，休想吃‘下仓饭’！”

看仓老涂也是这庄里的权威人物，在庄内有过“上仓”、“下仓”经验的农民对他都十分敬畏。老涂不但有支“双响洋手铳”，而那顿“上仓饭”或“下仓饭”，也是众乡亲一年难得吃到的好“酒食”之一，所以大家为等着这顿“下仓饭”，众乡亲在“李大队长”指挥之下也忙得十分起劲。今见一队金甲鲜明官兵忽然自庄内出现，大家都不免停工一愣，发出了惊羡的眼光。

“众弟兄们，”张大队长提高嗓门向弟兄们大呼一声，“运尸、埋尸是乡下‘夫子’的工作，你们当弟兄的要持枪警卫！”

说毕，张大队长乃发出口令，叫：“立正！散开！”

当他看到“众弟兄”既未“立正”，又未“散开”时，他乃前去把一个个“弟兄”推到墙边或院角，并叫他们把枪“横着拿”，担任“警卫”。众人站完之后，张大队长乃取出青光闪闪、红缨飘飘的盒子炮，右手持枪，左手叉着腰，挺着胸膛，站在“八字大门”前四方的石阶中间“石八卦”的正中央，威风凛凛地看着“乡下夫子”们在努力抬尸、埋尸。

李兰说到这里时，她和文孙二人都已酒醉饭饱，她也不想再说下去，因为“四十年的往事，哪能说得完呢”。可是文孙坚持要她讲下去，因为这些事连文孙的父母都不知道，更不谈文月和姐姐了。

文孙说他在抗战胜利之后曾回家住过几天，那时全庄是一片断瓦颓垣。父母则住在“老花园”下面的“老马房”之内。马房之后有个荒烟蔓草的高丘，“妈说那底下埋的全是日本鬼子杀的人”！至于日本人杀人的经过，他就不知其详了。李兰在四十年后所说的惊心动魄的故事，对文孙来说还是第一次听到的新闻。欲罢不能，文孙非要她说下去不可。

李兰泡了一壶“细茶”，二人转移阵地回到客厅；李场长又取出些他们幼年最爱吃的“状元红”来，二人且吃且谈。

“这‘状元红’，三哥，”李兰笑着说，“现在叫‘东方红’了。”

“万人坑”的里里外外

至于“埋尸”，看仓老涂向李大队长建议说，最好在“大花园”和“菜园”之间的“坡坡上”，挖个长方的“万人坑”，把所有死尸都葬在一起，原因是这些尸体如今被狗群拖得残缺不全，断臂残肢，已无法查明谁是谁的了。

李连发一听此话有理，乃自他大队中找出数十位板汉，在坡坡上开一个宽一丈许、长七八丈的大坑，要大家“挖得愈深愈好”。另外他又找到七八个竹制凉榻，翻转过来用木杠扎成担架，组织了担架队，到四处去抬尸。果然不到个把时辰，一个硕大的“万人坑”便挖好了。张大队长要伙计们先在坑底铺好稻草，把运来的尸体，在草上“排起来”，尸身不全的就“拼起来”。可是尸身愈来愈多，无法“拼”“排”，最后只好自担架上“倒下去”。原先抬尸、埋尸的人，个个都泪流满面，抬多了难免也就有说有笑了。

最后他们总算埋完了。埋了多少呢？众说不一。多的说是“七十人以上”，少的则说“差不多四十余人”。但是有件事是肯定的，里面受害者都是日军屠杀的无辜，虽然其中也有个杀人的日本兵，和一个无耻的汉奸。为使“古人灵魂在九泉好好安息”，李大队长又叫众人把“花台”上的软土，也加到坟上去。百余条板汉通力合作，不久，这个“万人坑”就变成个小山丘了。大队长又招呼众人用木杠、抬杆，把“演武厅”前的“八百斤”、“五百斤”的“石志子”，运了几个到坟前做“祭桌”，“万人冢”便大功告成。

众人拍去身上的泥土，擦去额上的汗，进庄去吃“下仓饭”时，这个“万人冢”——正如前去流泪叩头拜祭的“李大队长”所说的——就“万古长存”了。同时那闻名遐迩数十年、四季百花开放的“林家庄大花园”，也就从此在地球上消失了。

当这个“万人冢”的工程正在紧张进行之际，那四围农村逃难归来的无家可归或亲人亡失的农民男女老幼，也纷纷赶到林家庄，络绎不绝。原因是这座已有三百年历史的“林家庄”，本来就是动乱时期附近农民的避难所，和无家可归者的临时收容站。最近的回忆是他们“跑白狼（八郎）”、“跑南北洋（北伐）”、“跑白俄”、“跑股匪”、“跑溃兵”——各式各样的“跑反”——他们都扶老携幼，牵牛拖猪，逃入庄内躲避。壮年汉子，并分得刀枪，“站跳板”，“装土炮”，协同庄主，齐心合力，把守庄园。

这次鬼子突击，很多家附近农民，显然循往日故事，赶来守庄避难，而自投罗网的；所以庄内庄外被鬼子杀得尸积如山、血流成河。当这座大坟还在完成阶段，四周已一遍哭声。尤其农村妇女，她们哭吊亲人，呼天抢地之外，口中还叫出“亡人”的苦处或“好处”，声音凄烈。几十个妇女围坑而哭，真惨不忍闻。有的在坑边昏厥，由另一些亲人在灌救；有的跃入坑中殉节，被人救出时，也血肉模糊。冢成之时，四周哭声震野，匍匐抓耙。有的已经披麻戴孝，焚化纸箔——真是“纸灰化作白蝴蝶，血泪染成红杜鹃”。人间之惨事，无有逾于此者。想到日本鬼和我们的血海深仇，此仇不报，子孙何以为人？

可是在这极度悲惨的场合，有时也发生些喜剧，甚至产生些笑料。原因这次鬼子杀人杀得太残酷了，无数家农民在妻离子散之后，幸存者归来，每以为其亲人已被屠杀而葬入“万人坑”了，因之凭墓哀啼竟夕，忽然发现了被哭的人，却站在身后。更有夫妇、母女……各自伏在坟边对哭，都以为对方已被埋入冢内，而忽然发现“已故亲人”，亦在坟边哭祭自己而互相破涕为笑。这类故事，一夕数次。其中最惹人破涕一笑的，则是看仓老涂的婆娘的故事。

老涂也住在附近“李家村”，有屋三间，一妻一女，平时也算“小康”。因为老涂“看仓”，已三代“不下田”，所以他的“大脚婆娘”，在村中集体烤火、乘凉，在“纸牌桌上”，人家也尊称她为“涂师奶”。涂师奶既不太拖“赌债”，也不穷追“赌债”。她为人爽快，脚大、心大，背后搬弄是非，也不太离谱，所以村中人缘不差。老涂因长年“看仓”，不常回家，所以涂师奶只带着十二岁幼女涂小毛，单炊独煮。平时种点菜园，摸摸纸牌，也很天下太平。可是涂师奶心大胆小，最怕人家“造反”。幸好生着一双大脚，行动利落，一闻警报，她总立时开溜，绝不含糊。所以这次鬼子在柳和集上岸，李村妇女还在呼儿叫女之时，涂师奶已拖着小毛躲到山边“义地”中的“土地堂”中去了。

涂师奶在义地中躲了两天一夜，饥饿难忍，乃于第二天傍晚溜下山来，到林家庄闸门前一窥虚实。谁知不看犹可，一看真几乎晕倒，因为她所见的竟比小和尚所见更为惨绝人寰。原因是：小和尚看的是春日和煦的中午；涂师奶看到的则是阴风惨惨的夜晚。小和尚遇到的是一群饱狗、顺狗；涂师奶碰到的则是一群饿狗、凶狗——众狗认识“狗司令”，而不识“涂师奶”。它们群起含血獠牙，追逐涂师奶，几乎把师奶吃掉。但是最使她胆战心惊的，则因为她是个女人——她看到一个白发女血尸，下部还插了根手腕粗的“毛竹”。

这一看，涂师奶“义地”也不敢住了，拖着涂小毛一口气爬上山去，躲入一个岩穴之内，在半夜月光下，她又看到两只狼在洞前走过。第三天她又不敢在山岩中乱躲了，乃带着小毛在路边采些野菜充饥，才碰到一些下山的难民，知道鬼子已走了，不过“林家庄中人被杀得‘鸡犬不留’”。她心中因而十打九稳，老涂也在“鸡犬”之列了。

她和小毛偷偷摸回家中。李家村虽烧了一半，腥膻遍地，但是她这三间屋却毫毛未动；老涂似乎也未回来过，她认为老涂绝无疑问地死了。

她母女在家中想起“老头子”、“爸爸”的“好处”，顿时相抱痛哭，一面哭泣一面又用猪油、开水泡了些锅巴吃了，便哭哭啼啼赶到“庄”上。这时红日已坠，暮云重重，还有三两滴微雨。林家庄上坟工已竣，造坟的工人都已进庄吃“下仓饭”去了。可是林家花园之内却仍是人潮一片，哭声震天，有些男女简直在地下打滚哀号，偌大的“林家花园”，早已被踩成一片平地，虽然高枝矮丛，还剩下些败柳残花。

涂师奶母女随着啼哭的人群走向“万人冢”前，这儿她发现众多熟人，都在呼天抢地，尤其是“杨师奶”全家更哭得不成人形。杨师奶是大厨房“杨师傅”的老伴，也是涂师奶多年的“牌友”，这时蓬头散发、披麻戴孝，哭得死去活来，由两个泪流满面的儿子搀扶着，走向墓地。涂师奶拉住一位抱着三岁女孩“毛毛”的杨家妇女，哭问究竟。这时杨家全家在哭，只有毛毛在妈妈肩上睡意正浓。所以她妈才停下来和涂师奶谈了几句。原来杨师奶下午已来过一次，她在坑边的“尸堆”里找到了杨师傅残缺不全的血尸。杨师奶抱住血尸便昏了过去，由两个儿子“架”回家中“灌醒了”。醒后杨师奶坚持要披麻戴孝，全家去“祭坟”。儿子们乃撕了一床帐子，剪了几个“麻袋”，又捡些香烛纸箔之属，才又回到庄内来“祭坟”。涂师奶因问道：“杨师奶见到我家老涂尸首没有呢？”那杨家少妇哭着说：“他们都在一起嘛！”

听到杨家媳妇这句话，涂师奶觉得腿一软，便瘫倒地上昏了半天，终被女儿呼妈的哭声叫醒，母女乃又哭着绕大坟一周，在围坟啼哭的人环之中，最后总算找到个空隙，母女两人乃哭跪其中；女儿哭着只会叫：“爸……爸……爸……”而涂师奶却前仰后合地哀号起来，反复哭着、叫着：

死鬼老涂呀……死鬼涂明礼呀……小毛的爹呀……

你死了，叫我们寡妇孤儿、孤儿寡妇，怎能活得下去呀……

看仓三代未少过一粒米呀……就落这个下场呀……

一辈子，舍不得吃，舍不得穿，就是为着个老婆和小毛呀……

你娶我十来年，多少大干大旱呀……我母女未受过一天饥、一天寒呀……

跑南北洋，跑老毛鬼，你叫我和小毛跟老爷太太上山呀……你一个人看仓呀……

跑日本鬼，你叫我和小毛“跑在人前，回在人后”呀……你单独看仓呀……

孙二娘赖我牌钱不还……死鬼呀，你为什么偷偷替我还钱给她呀……

你在庄子偷点肉，偷点皮蛋给小毛，自己舍不得吃一口呀……

死鬼老涂呀，一不拈花，二不惹草，只好喝两杯——我为什么打破你的酒瓶呀……

死鬼老涂呀，杨师奶披麻戴孝是她有儿有孙，你家里是单门独户呀……

死鬼呀，你埋在坟的哪一头，为什么不搭腔呀……

明天再来，我和小毛都披麻戴孝呀……

我要把你找个好女婿呀……有田有地的呀……

老死鬼，你死掉，我们孤儿寡妇、寡妇孤儿，怎么活下去呀……

我要跟你一道去呀……你为什么不带我去呀……

……

涂师奶哭得死去活来，在坟上用手抓了个大洞，要钻进去找“死鬼老涂”，钻得泥土鼻涕眼泪满身满头，在洞前昏厥几次，都被女儿的哭声叫醒。醒了又哀恸，反复地哭叫不停，直至泪枯肠断，已哭不出声音、哭不出眼泪。最后才跪起来磕了无数个头，“求求爹，保佑小毛”。

这时坟畔仍在哭祭的群众已稀稀落落。头上乌云飘忽，明月半残、时隐时现。小毛不时叫“饿”，涂师奶才拉着小毛从水闸门去到大厨房，想找点残羹剩肴吃吃。哪知庄内此时四处都睡着人，厨房之内连一滴水也没得可喝的了。

小毛饿了，要妈回家去。但是涂师奶想到老涂还有些床帐被褥，甚至皮蛋等遗物，好顺便带些回去。母女两人乃乘着昏暗的月光，蹒跚着走向“仓房”。这仓房甚大，前面有个大门。涂师奶去推一推，这门却闩住了。涂师奶和小毛都是此地常客，知道诀窍，她乃叫小毛自边墙墙角上一个“狗洞”中爬了进去，开了大门。这宽敞的仓房，出奇地竟杳无一人，阴森得可怕。母女两人乃相互依偎着，循着两旁仓房中间的石铺长院向另一端的“碾坊”走去，碾坊角落上有间小房，那便是看仓老涂住的。

母女两人走入阴森的碾坊，只见那角落小屋居然有点灯光，灯光中似乎有些慢慢移动的人影子。母女两人以为是鬼，不禁牙齿打抖作响，头发根根站起。

“小毛，”妈搂住女儿轻轻地说，“这屋里有鬼……”说着两人抱着直是颤抖。

“妈……”小毛自妈怀中向那鬼偷看了半晌才说，“妈，那鬼有点像爸哎！”

“别叫，别叫，”妈轻轻地说，“你爸爸的‘亡魂’回来了，‘血腥鬼’嘛。”

二人声音虽小，但是时在午夜，这鬼却听出人声，乃蹒跚着自房中走出来。鬼影之前还有两点“鬼火”。一个上下摇动，另一个则间歇明暗。母女见鬼走近了，益发缩成一团。

当鬼走近二人，只听“扑突”一声，“鬼火”变成了“真火”——原来是老涂左手捧着个“水烟壶”，右手拿着支“纸媒子”在抽水烟。原来他听到“人声”，乃捧着水烟走了出来，走近了二人，乃“扑突”一声，把“纸媒子”吹燃了成一支小蜡烛，在烛光下，三人都认出彼此来了。

小毛看见是爸爸，惊惶了片刻，便一下扑过去，抱住“爸”又哭又笑地把头在“爸”的怀内攒动，不断地叫：“爸……爸……爸……”

涂师奶则站起来向老涂看了片刻，说：“老涂，你是人是鬼！？”

“你两个为什么半夜三更跑到这儿来了！？”

老涂答非所问，却反问了师奶一句。

师奶闻言不禁火性大发，乃自怀中取出她那片刻不离的白布“鞋底”，不由分说地向老涂头上毒打起来，边打边骂：“老杂种，老屁精，老王八，老绝子绝孙的，千刀万剐的，鬼子为什么不把你杀掉，害得我寡妇孤儿哭了半天！”

说着她又“王八”、“屁精”地咬紧牙齿认真毒打老涂，把老涂的水烟壶打掉了，纸媒子也熄灭掉了。黑暗中目标不明，小毛也认真地挨了几下，痛得抱头直是叫。

奇怪的是老涂也用双手抱着头挨打，却和小和尚的“大黄”一样，一声不响。涂师奶狠命地打，认真地打了几十下，手酸了，才停了下来，口中气喘个不停，但是还在“杂种”、“王八”地骂个不停。老涂一声不响，最后她也只好不骂了。

“毛妈打好了吧？”老涂才说一句，毛妈又气起来，噼啪噼啪再揍了十几下。气消了，才笑着说：“老杂种，有没有吃的！？”

“有嘛。”“老杂种”乃带她母女走进小房，扭亮了壁上的“小洋灯”。灯光之下有酒有肉，也有小毛爱吃的皮蛋，还有一小桶微温的白饭；茶焐子里面还有热茶。母女二人乃大吃起来，“老杂种”则继续吃他的鸭肫下烧酒。水烟壶被师奶打得漏水了，老涂则改抽旱烟，一家人又融融睦睦起来。小毛一口气吃了四个皮蛋；师奶也喝了些火炉上温的“热烧酒”。酒醉饭饱之后，师奶又带小毛到长院中“方便”了一下，母女两人便挤在老涂的床上睡了。老涂则取了一条厚棉被，睡在碾坊的“碾槽”里。

那夜小毛惊哭了好几次。每次都是老涂跑进房里把她自妈妈身边抱起来，在碾坊走了十来分钟，她才能继续睡下，而师奶则呼呼大睡到日上三竿，始被“下仓”的工人嘈杂之声惊醒。醒后不见老涂，她就径自取了一副箩筐和扁担，把一些食物装挑起来，领着小毛欢天喜地回村去了。

“看仓老涂，怕老婆是出名的。”文孙听后笑笑说。

“怕老婆？”李兰气愤地说，“他简直是个浑球。我要是她老婆，我也打他半死！”不过李兰又叹息地说，后来不幸老涂和涂师奶都“惨死”了，小毛只好跟田书记过活，由田书记把她取个名字叫“涂全胜”，也变成我们得力的地下工作同志呢。

“斗把子”和“老票”

说起这对欢喜冤家的老涂和涂师奶，文孙远比李场长熟悉，只是他不知道最后这段滑稽剧和惨剧。这涂明礼的爷爷，原是早年替林家做佣工的一个“斗把子”。

什么叫做“斗把子”呢？

斗把子原是专门替人家“量米”的一种技工。他用个藤制的“笆斗”，耙满了稻米，再倒入木制刻有“官家火印”的标准“量斗”中去；装满一斗，再由另一工人——当时叫做“斗架子”的——再倒入箩筐或麻袋中待运。

据说有一次一家大米商到林家仓房“收米”，手持笆斗的“斗把子”便是这位“老老涂”。一次在量运的中途，他不小心把肩上披的专为擦汗用的三尺多长的白布“大手巾”，掉到“量斗”中去了。当“斗架子”正预备持斗倒米之时，被这位锱铢必较的商人看到了。他大叫说：“斗里有条大手巾。”

“老老涂”一声不响乃把斗里的米倒回空的笆斗，再由笆斗倒回量斗，重行量过。奇怪的事发生了——这量斗内不但还是满满的一斗米，那笆斗内还多出“几撮”来！

那个“重利轻别离”的家伙，看到此情此景，这一惊非同小可，额角上的汗，直是流，因为他已收购了一百多担了。

所以当“斗把子”“量米”，真像“孔老二”所说的“虽小道亦有可观者焉”。原来他可凭其好恶而对所“量”之米，有“虚斗”“实斗”两种不同的量法。

“虚斗”也者，是他把笆斗之内的米，用均匀的速度倒入量斗之内，满了则把笆斗一旋，量斗看来装满，而斗口的米却凹了一块。

“实斗”就不同了。他用别人看不出的不同速度把米倒入量斗之内，当米快装满时，他在不知不觉之间，用笆斗向量斗轻轻一撞，斗内的米立刻下沉寸把深，米随后装满，再一旋，斗口的米略成凸出形，也是“监斗”的外行所看不出的。

据说虚实斗之别有“三合到半升”之多。一百担米量下来，其速度是惊人的；其差别也是惊人的——虚实大权则抓在“斗把子”的一念之间。

“老老涂”就凭这点绝技，由“斗架子”升任“斗把子”，再由“斗把子”升任为“监斗”，最后官拜“看仓”，坐镇一方。他的子孙也就靠这“家传秘方”，像做皇帝、做总统一样，代代相传。真是家有万两黄金，不如一身薄技。涂明礼虽怕老婆怕到顶，但他却能不靠后门、无须入党，也能当领导、当主管，而铁饭碗永保不破。没有他妈的日本鬼子捣蛋，涂大爷和涂师奶对他这个主管单位倒也心满意足呢。

可是这天早晨，当涂大爷还靠在石槽内抽旱烟时，他就被李连发的敲门声敲起来了。

他二人原是老友、老搭档，在职业上也可说是老对头，因为李连发是个“推车老票”。县上县下、城内城外大户人家的“仓房”和“看仓老几”，他没有不熟的。他们由于职业的关系，时常在一起喝酒吃肉；但有时也因职业关系而互骂“婊子养的”，有时甚至大打出手。老涂的武器则是一把“双响洋手铳”，虽然他这把“手铳”之内并无“子药”也无“火帽”，但是这手铳一可表示主管身份，二可吓唬推车老粗——虽然吓不了“老票”。

而“李老票”的武器，则是他那“鸡公车”的一个附件，车拴，他叫“千斤”——一条四尺来长、三寸见方的硬木块。这车拴停车时可以撑车；遇车行路上有“缺口”时，可以放下当桥。遇有不如意的人物时也可抽出来吓唬人，因为这硬木拴，舞起来，运斤成风，一下便可打死一条牛，真正要造反或起义，也可揭竿而起。

但是“老票”是哪一码子行道呢？

其实“老票”只是个出身贫下中农，推“鸡公车”的车夫。在农忙之时，他也是个农夫。秋收之后，和农闲季节，则推鸡公车为副业，替地主、米商或官府运粮食。

但推鸡公车也有些条件。第一你得有辆“车”。这车往往一传几代。第二你得力大如牛，一推几百斤。上坡要“推”，下坡要“拖”，都是人世间最重的活计——尤其是上坡，那就全凭两腿的肌肉。《聊斋志异》上便有个故事：一位大汉，推车上山，正在欲罢不能之时，一只狡猾的狼，竟然跑上去，在他腿上咬了一块最好吃的肘子肉，扬长而去。

只是有车有力，还是不够呀。你如何找雇主，雇主如何找你，总得有个中间人；这样就产生“老票”了。“老票”可以自己推，也可组织车队，领导别人一道推。这车队看雇主需要，由三五辆到百十辆不等。既然能领导百十辆坦克，则“老票”自然就变成这一行的头头。做过头头的国共两党干部都知道，做头头并不简单——尤其像“老票”这样毫无“靠山”的独立头头。他上拜官府、地主、富商，下遇地痞、流氓、绿林好汉和自己弟兄，都得有一套内政外交的领导天才。尤其对付不听调度的自己兄弟，你还得有点擂台功，三拳两掌，打得他服服帖帖。

江湖上卖拳的好汉都知道，“拳不打‘力’，力不打‘功’”。推鸡公车的庄稼汉，无一不是力大如牛的真家伙，驾驭他们，你还得有点耍“青龙偃月刀”的真本事，才能领袖群伦。据罗贯中说，那面红如火、忠肝义胆的关云长，原来就是个推车的“老票”。所以历来推鸡公车的“老票”们，都拜“关公”为“祖师爷”——虽然他们吃饭工具的“鸡公车”，那个任重道远的“木牛流马”却是“军师孔明”发明的。

既然领导百十辆大车，吆喝过市，“老票”也得懂点“交通法规”，万一出了“车祸”，被捉将官里去，跪在大堂之上也得有个陈说。例如李连发大队长就知道他的车队如在清朝，实是所向无敌的，他们由官府认可的习惯法，便有“轻车不让重担，满载不让八抬”的传统。

轻车不让重担，固然不用说了。鸡公车队“满载”之后，和那些高坐“八人共抬”的“官轿”之内的“制台”、“臬台”、“藩台”，狭路相逢，车队也不会向他们让路的。至于打“大红伞”坐“四人轿”的七品小官“县太爷”，那就更不在话下了。

李连发这位“老票”虽不识字，但是对这些习惯法，却如数家珍，真的上得大堂去，说出来，那些知府、知县等老爷也无话可说。可是有一次他的“满载”的车队，却碰到一群陈调元的士兵。这些士兵正拉了夫，挑了一些“轻担”与车队“狭路相逢”。李老票根据大清法律，不愿让路，结果被那些民国的“革命军”揍得头破血流。五代相传的栗树鸡公车也被砸烂。自此以后，李老票的车队，不管如何“满载”，他也逢兵必让，主要的原因：“民国不按规矩来，有什么好说的呢？”

所以这次李“老票”来找涂“看仓”，二人三言两语，便发生了思想冲突，互骂“狗肏屁股”的了。

看仓老涂是尊重传统、主张“法治”的，一切要“按规矩来”。而李大队长则深深了解“革命”的——“老规矩早就行不通了。”但是老涂向他要“新规矩”，老李则说，新规矩就是没有规矩。

“这话怎讲呢！？”看仓老涂气得七窍生烟，蹬脚直骂老票“狗肏屁股”。老涂最怕老婆，可是为着保存传统法制，他可不怕李老票，所以“就是不开仓”。最后张大队长也挂着盒子炮来了，小和尚也来了，说好说歹，最后总算保守文化派让步。老涂答应，拿钥匙、开仓。

老涂软化，倒不是传统文化对革命让步，其实他是个卫道到底的死硬派。他的让步，却是小和尚一语点破的结果。原来老涂坚持“论签发米”，而小和尚也认为这个“老办法”行不通，因为“老爷、少爷跑了；老管家、老朝奉死了；三奶在山上生病——山下庄内，没一人认得字”。连米签上的号码都念不出来，那又如何记名发签呢？小和尚这一点破，革命派大乐，老涂这一老古董无辞以对，终于答应开仓。那些原先在仓门外已等得不耐烦的革命群众，乃一哄而入，革命不是请客，人多嘴杂，就把大梦方酣的涂师奶吵醒了。

李兰这一席动人的陈述，对本书作者、对本书读者，不用说都是个新鲜的故事，但是对那和她一块儿长大、见多识广的林家庄三哥儿，则只是儿时回忆和“旧事重提”罢了，在整篇故事中，他最关切的却是小和尚轻描淡写的一句话：“……三奶在山上生病！”

“生什么病呢！？”文孙急于想知道原委。

李兰说，田书记那时的病，只有四个人知道：她自己、曹文梅、李兰和小和尚。病的根源是三哥儿作的孽，而三哥儿却跑得无影无踪，一点都不知道——这对于女人，实在太不公平。

“三哥，”李兰又加重地说，“你开溜了！但是她怀了孕却开溜不掉，时时呕吐、想睡、疲倦、头晕……四肢无力。但是她是所长嘛，总司令嘛，又撑着要做事……”

“你们为什么不劝她休息休息呢？”

“我们劝她！？”李兰说，“我们简直强迫她休息。但是我们只能强迫她身体休息，不能强迫她心理休息——她有心病嘛！”

“什么心病呢？”

“她始终没有忘记屎嘴张三说她是‘败家媳妇’……后来你家的仓给砸了，庄子被抢了，她听到之后，哭了一夜就‘见红’了——把我和文梅都吓坏了。”

“仓，你不是说，有张大队长的武装兄弟警卫了吗？怎么被砸了呢？”

“哎哟，三哥，我的地主大少爷，”李兰说，“你家的仓不是被砸了几次了吗？——这只是最后的一次。”

“地主的谷仓被农民砸了，不是应该的吗！？”

“谁说不应该？”李兰说，“革命不就是靠砸仓起家的吗！？”

“那又心病什么呢？”

“哎哟，三哥，她心心念念想着她是个‘败家媳妇’嘛。她爱死你了，说你个性最善良，她也爱你们的那一点小骨肉；她也想‘孝敬公婆’，但又怕公婆恨她是‘败家媳妇’呢——矛盾死了……我那时心里也很矛盾呢……”李兰说着不觉也擦了擦眼角。文孙听了也很感动。

“老百姓发了性子”

林家庄这个仓房原无啥奇特，它只是个两千多年来自孟尝君而下，中国超级大地主的标准仓房，是深沟高垒的林家庄的庄中之庄、堡垒中的堡垒——它每被砸一次，重建起来，总比前一个模式更为扎实。直至土改，被拆成木料和砖瓦，零星卖掉，才在历史上，一去不返！

林家这仓房建于正宅的东南侧，共分“高仓”、“低仓”两排，中隔两丈多宽的石铺长院。所谓高仓，则是这排谷仓，全部是“架空”的“板仓”，系厚长木板所构筑，架空通风，以防谷物霉烂。这种仓的“仓门”，则是一块块长木“仓板”自两边带槽的木柱上一块块地架向高空，最高一块则漆着“甲乙丙丁……”编号并装有铁锁。仓中谷米向上堆积，则门上仓板随之加高。因此所谓“上仓”者，则是把谷米一袋袋或一筐筐倒入仓内。垒积增高之后，则“上仓”搬夫，须缘特制木梯，扛着粮袋或粮筐，走入仓中。“上仓”既是一般农民的“重活”，也是地主“收仓”的“喜事”，所以一般大地主都杀猪、设酒，款待上仓劳动者。林家庄的“上仓饭”本是“流水席”，长日无限制供应的，后来农村经济衰缩，加以曾有饥饿的农民不幸“胀死”，其后才改为定量分配，每人限吃“四块、十二两”肥肉，“自吊烧酒半壶”。

下仓程序，则反其道而行。由于下仓活轻，“下仓饭”的酒肉分量亦酌减。

林家这十号“板仓”，满储可积粮千担。

高仓对面的低仓，则只是一排砖石或“洋灰”铺地的平瓦房，向内院有“半截墙”，上半截则是木栅。另一边则有墙无窗。这低仓之内则放满巨型“米缸”、“米柜”等容器。米柜事实上是一种椭圆形木柜，柜上有盖，可以撑起，满储量为“十担”，半储则可打开柜子旁的小门，从门中入内取米。超过十担的糙米、熟米、荞麦、豌豆之属，则用“篾缠”，这竹制的“篾缠”，宽二三尺、长十余丈。它可把堆在地上的米麦和豆类“缠”起渐次作螺旋形，利用储藏物本身的压力，向上旋起可直达屋梁。

这一连十来间矮瓦房，靠里面三间则用作“磨坊”——竹磨磨稻、石磨磨粉。

这长方形的“仓房”，北头则是“碾坊”，大石“碾”和小石“臼”则专碾糙米为熟米；碾坊右角则是“看仓”住的小房子，左角则有门直通“大厨房”。仓房南头，亦有屋两间，是上仓、下仓时，朝奉的办事房，房后靠墙，坐北朝南设有财神香案。房前便是仓房大门，与本庄“大闸门”隔院相对，以俾进出人车，直线通行。

这一组长方形的仓房建筑群，前后两门，厚约四寸；上下均有铁条，前有门闸、后有门闩，另加“T”形“门杠”，所以前后两门一旦下闩、上杠，则形同堡垒，抢米暴徒休想“破门而入”。

这个刁斗森严的“堡垒”便是看仓老涂的权力根据地，大小钥匙一把抓，没有“管家”或“东家”点头，则闲杂人等，休想越雷池一步！

这次东家已逃、管家已死，形势比人强，老涂敌不过两位“大队长”和一位“小参谋”的压力，只好答应“开仓”。可是老涂一再警告两位大队长，尤其是“老票”，“不按规矩开仓，不是好玩的”！他涂家祖孙积“三代”、“五十年”之经验，一旦“黄金外溢”，则围观饥民会失去理性。

“老百姓要发了性子，”老涂警告两位大队长说，“可不是你们的一根盒子炮，挡得了的啊！”

李连发看看张得标，张得标自己也无此把握，因为他虽然挂着根盒子炮，但是还未放过一“发”子弹呢，虽然他的朋友的名字却叫“连发”。可是“老票”倒觉得没那么严重，因为他在当“老票”之前，也曾数度参加“扒粮”、“抢米”。虽然他所抢的只是米商船上的米，而不是地主仓中的米。他记得那次数百人在河上抢米，抢后人人笑逐颜开，妻既下织，嫂又为炊——一件极大的乐事。有什么“不好玩”的呢！？

李兰说他和老涂的思想冲突，是个“阶级斗争”，他两人虽是同一阶级出身，却从“不同阶级的观点，来观察事物”。

由于老票的坚持、“少奶奶”的口谕和百来个乡亲的鼓噪，老涂乃把钥匙交出去了。可是他最后还是劝告两位大队长，只可开“半扇仓门”，让“婆娘们”先挑。先放“熟米”，再放“糙米”，然后缓缓地开“高仓”放“稻”。

在两位大队长口头答应之后，十来位“婆娘”便被放入“低仓”，先运“熟米”。

这几位“大娘”都是挑粮的老手。她们首先围住老涂等“米签”，然后等“斗把子”量米，再向“朝奉”报米、记账。谁知这次这些官样手续一概豁免，反使她们感到不习惯；但也未多问，便各人尽其所能，挑几斗熟米上山去了。当她们抵达昭觉寺时，曾引起望米待炊的众难友的欢呼，自不在话下。谁知她们这一记“既无米签，又不记账”的自由挑米法，立刻便不胫而走。

远近乡亲们听到林家庄“开仓放赈”的消息，无不欢天喜地，匆匆忙忙，胡乱地挑着米箩、背着米袋、提着笆斗，蜂拥而来。不到半个时辰，林家仓房内外便挤得水泄不通。最初二位大队长、一个小参谋和二十来个持枪兄弟，还能推推搡搡，把众人排开，放出三五十个“运输大队”里自己的伙计，挑粮上山。渐渐地秩序便无法掌握，终于大乱——仓内的人出不来，仓外之人进不去，挤得人山人海，呼号惨叫，声震天地，地下已不知踩死多少人了。

这一下，正如老涂所预料的：老百姓发了性子了。群众由乱而怒，由怒而抛石头、挥扁担，喊打之声四起，有的且指名道姓要揍看仓老涂。老涂原在仓内，一看情势不对，乃拨开后门，想逃出仓外。谁知后门之外，已有数十名怒汉在乱闯，老涂一开门，碰个正着。当群众把他既推且打、东倒西歪之时，忽然一根扁担凌空而下，噼啪一声，把老涂的光头劈成两半，脑浆迸裂，飞溅四方。众人抹去脸上老涂的脑浆，跨过、踩过老涂的尸体，一哄进了仓房，与前门进出不得的群众混在一起团团转，如热锅上的蚂蚁。有的群众自仓内找到利斧，乃开始劈“高仓”的仓板，板破稻出，势如流水，有人被埋，有人逃避，呼号推搡，彼此践踏，情况更不可收拾。

这时小和尚也在仓房之内，他想自前门逃脱，反被挤倒在地，几乎被踩死，幸好他人小，乃自众人胯下，使尽力气，蛇行爬向墙边。这墙边有一狗洞，小和尚孩提之身，本可自洞中爬出，不幸他穿的大号军衣，衣裤均被踩在脚下，动弹不得。小和尚情急智生，乃狠命把军衣扯破，最后赤条条里外无牵挂，全身虽被踩得青一块、肿一块，额上也鲜血直流，幸无大碍，终于从狗洞爬出仓房。

爬出之后，小和尚乃拔腿飞跑，想到他和郑奶奶合住的卧房取条裤子。郑奶奶的卧房在正宅“最后一路”的“小堂屋”之侧，那原是林家女佣居住的，有侧门通“洗衣场”。小和尚飞奔穿过洗衣场绕过井栏进入小堂屋。可是这时小堂屋到处是人，所有家具、摆设已被搬运一空。香火柜上连香炉、蜡烛台，甚至铜罄和罄锤，都全部失踪，只剩个泥做的“文殊菩萨”孤零零地坐在那里。

小和尚自人群中钻入自己卧室，那里哪还有什么裤子呢？床帐被褥已被强掳一空。有几个老几还在四处低着头在地上找东西，小和尚不得已乃光着屁股跑入“大堂屋”；原来富丽堂皇的大堂屋这时也一空如洗，只剩两幅“老祖宗”的朝服“大像”还挂在那里，但是也被撕破了。小和尚穿过大堂屋，正预备跑上堂楼，去“三哥的房间”，因为他当务之急是找条裤子，在楼梯口，他却和张大队长碰个正着，他发现张大队长手提着盒子炮正在发愣、发抖。离他不远却有个庄稼汉躺在那儿手脚乱动，眉毛嘴唇也在动，显然痛苦不堪。

张大队长一看到小和尚忙说：“这家伙要抢我盒子，我们一扭，枪忽然走了火，打了他的肚子……”

“他是干什么的？”小和尚惊恐地问。

“他可能是个土匪，他们有一伙！”

“我们的弟兄哪儿去了？”

“有两个已被打死——枪也被扭了……”

二人正说着，忽听正厅那边，霹雳一声巨响，显然是枪声。那枪弹射透屏门，击中堂屋下方，正门的石槽，打得石片横飞。

二人乃顾不得那地上死人，飞奔跑上堂楼东厢“三哥房间”。一进门二人心中才稍定，因为那原先派在此处瞭望、把风的两个小伙计连他二人的一支“十三响”、一支“俄国造”和一面“大锣”还在那儿。室内虽也遭掳掠，但床帐被褥还在，可能暴动群众，见到这屋中有两个枪兵，才望而却步。但是这两个原不会“放枪”的枪兵，这时也面无人色，哆嗦不止。可是见到大队长和小和尚，也大觉安慰——四个人在一起，多少可壮壮胆子。

这时忽听楼下杂沓的人声中，有两三个人在大叫：“楼上的伙计，把枪甩下来——缴枪免死！缴枪免死！”接着便噼啪两枪，打得屋瓦乱飞。

四人一听枪声乃不由自主地卧倒地上。那两个青年，卧在地上直是颤抖。张大队长不习惯于放“盒子”，却会放“俄国造”，乃取过那支俄国造，开枪还击。俄国造口径大、枪管长，居高临下，响声尤为震动。

正宅之内忽然发生枪战，那数百名暴动群众乃夺路逃命，势如退潮。张大队长又向堂屋放了两枪，已不见回应，楼下已跑得空无一人。小和尚爬上窗子向庄前一看，见到惊恐群众数百人，正夺路向庄外窜逃——有的“满载”而去，有的则惊恐万状，无目的地四向流窜，而庄外壕埂之上，还有持扁担箩筐的群众数十人，听到庄内枪声，和见到逃窜群众，他们都停在那儿——进退维谷。

这一场小枪战经验，虽然不过十来分钟，但是四人显然已变成战场老兵。小和尚乃灵机一动，建议自窗口，“对天发空枪，并筛锣”！大队长更灵机一动，既然“筛锣”，何不干脆大叫“鬼子来了”呢！？

主意既定，四人乃行动起来。大队长又凭窗放了一排五响俄国造；小和尚闭着眼，把那支“十三响”内七八颗子弹，一口气给放掉了。大队长一时性发，乃又取出“盒子炮”，向窗外“扫了一条子”，打得正厅屋脊砖瓦横飞。这时另外两位小兵，则在另一窗口，拼命敲锣，并大叫“鬼子来了”！

“筛锣”是中国农村传统的紧急警报，已经够可怕了；再加上枪声和“鬼子”，则闻者无不落胆。四人一面放枪筛锣，一面凭窗远眺，只见四面暴动群众，兔脱狼奔，夺路而逃，足使四人有虎入羊群的豪气。他们俯瞰庄内已人影寥寥，四人乃持枪下楼，小和尚也在“站柜”之内找到三哥留下的短裤和汗衫，穿起来虽空空荡荡，连“小鸡”也时隐时现，但究比光屁股文雅多矣。

四人走出堂楼，只见四处一片凌乱，直如台风之后的一样可怕；而尸体狼藉也不在日兵屠杀之下，尤其是可怜的老涂，死状之惨，纵是小和尚前天在小孔中所见，也无此恐怖。

四人持着枪，提着锣，走到“大闸门”，还是眼红、手颤，气喘不已。

第四章　遍地黄花开

“封仓、关闸门、守庄子”

他们四人喘息未定地在大闸门口张望些时，只见门外壕埂和谷场之上，扁担、箩筐、家赀杂物，遍地皆是，而当初暴动、抢掠的群众，却逃得人影全无。可是庄内未及逃走的零星群众，却渐次走到闸门来。手提肩挑，都是大大小小林家的杂物；但是也有深入宝山，空手而返的。

张大队长所有的二十七名“弟兄”，这时亦渐次回来十二三人，虽然携回的只剩七八支“癞枪”。兵员损失了一半，枪则丢掉三分之二以上。大家相对，惊险的故事是说不完的。张大队长把他们集合在闸门之内，也不知道如何收拾残局。

此时聚集在闸门内外，原先的暴动群众也有十余人。看仓老涂可能就是他们“发性子”时打死的。但是性子发过了，这批农民却显得无比善良、诚朴。他们看到拿盒子炮的张大队长既然对他们毫无报复之心，大家也就聚在闸门内外，互道其惊人故事——彼此都是乡亲，不认识也面熟，所以谈得颇有劲头，很像龙卷风之后，大家齐来料理善后的心境。

“……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张大队长坐在一张方桌上，半是自言自语，半是向乡亲发问。

“我看你应该封仓、关闸门、架跳板、装土雷、守庄子——恐怕还要开香堂、拜大香炉，才能‘守’得住呢！”说这话的是一位坐在那“千斤大炮”的炮车上的中年人。他头上留着个蓬松的“分装头”，微有几根白发，脸上白得发青，一嘴黄里带黑的牙齿。他穿着件和他脸色相近——青得发白的蓝色大褂，补丁片片，足上穿一双破布鞋，看来不是个庄稼汉。

在炮车之上他还放着个包袱，里面除被褥枕头之外还有个搪瓷面盆，他脚底下地上则放着个青花白釉方口夜壶。这夜壶小和尚太熟悉了——那是张老管家的东西。倒这个夜壶也是小和尚每日工作的第一件要事。这个夜壶，他已经倒了四五年之久了。平时他恨死这夜壶，可是这天他对这夜壶倒颇有亲切之感。没有这个老朋友，他每日清晨的工作便失去重心，生命也没有意义了。

但是小和尚却不敢把它取回来，因为它显然已换了主人，属于“烟掸帚张三”了。小和尚不知道可以不可以，或应该不应该，把它拿回来，因为张老管家已经死了。

小和尚认识这位“烟掸帚”。他是这一带农村无人不知的七八个“张三”之一。他的工作是在附近的周家集内一个土膏店兼烟馆里当“烟掸帚”。

“烟掸帚”是吃哪行饭的呢？他是农村集镇上，鸦片烟馆里打杂的工人。他们多半是有“瘾”而无钱的“瘾君子”。无钱买“土膏”，只好在烟馆内打杂，分润点残羹剩肴的空气食粮。平时除“煮烟”、“烧烟”、“擦烟枪”、“换灯油”、“捶腿”、“敲背”等专业工作之外，他的经常工作和特有工具便是拿一根脱了毛的鸡毛帚，他们叫“掸帚”，在旧客才去、新客方来之时，“掸”去烟榻上的烟灰，好让新客躺下——这种“服务员”（在那个“服务员”这一现代化的名词还未发明的年代），就暂以工具为名，叫做“烟掸帚”了。

这种“烟掸帚”在农村里可不是个平凡的人物。第一，他是属于穿长衫、着布鞋的阶层——毛主席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上所说的“打烂伞的”、“穿破鞋的”革命人物，就是他们。第二，他们可能还有些“上等阶级”的阶级背景，甚至是公子哥儿出身的，多半识得几个字，甚至一笔滔滔，能说会讲。第三，他们因为职业关系，交游广阔、见多识广，对江湖、黑道，如数家珍。

据小和尚后来告诉春兰的故事：这位“烟掸帚张三”后来竟然变成张大队长的“军师”、“灵魂”、“诸葛亮”。张对他“言听计从”，很快地就变成“西山东区”，这块“三管、三不管”地带的“一霸”！

当烟掸帚和大队长还在闸门口对话之时，李连发大队长忽然带着二十来个伙计回来了。原来他们也是被“枪声”、“锣声”、“喊鬼子声”吓跑了的。在黑松林内躲了个把时辰，见山下并无“鬼子”动静，知道是一场虚惊，所以大家又回来了——沿途还拾回“整箩筐、整箩筐”的庄子里的杂物。

张大队长见到自家伙计增多，自信心也就大起来。他和李连发商议一阵之后，乃遵照“狗头军师张”的建议：“封仓”、“关闸门”。

可是这时庄内还有被踩死、被打死的尸体十来具——包括看仓老涂和两个侦缉队里的弟兄，后者是被人“扭枪”时打死的。对于这些尸体的处理，两位大队长也接受了“狗头军师”的建议，把他们集体运到花园里的“草书房”，“锁将起来”，以免“被狗吃了”。至于如何安葬，那是他们“尸家”收尸时“自己的事”——因为这些死者包括涂明礼，都是“有名有姓、有家有室的人”。

这座“草书房”是林家庄主人原先建在花园内中央高坡上的一座“别墅”，它虽然是座竹篱茅舍，可是它的构造和陈设，却是经过一位法国留学的职业建筑师，文孙的“五姐丈”张三少，精心设计和监工改建的。为着春玩柳絮、夏赏莲花、秋闻丹桂、冬迎瑞雪，它的设计是兼采巴黎和姑苏亭苑之长，内厅外苑相隔相通的和谐之美，真是徜徉其中，四季皆宜。

这座别墅原有个乩仙“勾乙夫人”丹书的正式名字叫“知微草堂”。可是庄中上下，嫌这个正名太麻烦，所以大家都只叫它作“草书房”。如今两位大队长率领众弟兄把十来具死尸运入“草书房”，锁起来；想不到这“知微草堂”竟然也是个最理想的太平间。

当众兄弟运尸的工作甫定，原先被“喊鬼子”吓散了的群众——尤其是“尸家”和亲属都已渐次回到庄园四周。可是这时但见闸门紧闭，庄内沿墙已搭起跳板，守庄者在板上来回巡行，自墙上外窥庄外动静。林家这三间“大闸门”屋顶之上，和旁门之侧原附有“瞭望台”，自台上亦可与庄外群众对话。吃一堑，长一智，不管庄外群众如何叫嚣，两位大队长是绝不开门了。要求看尸的死者家属，也可自花园后长堤径去“草书房”，不必通过“大闸门”——因为林家的护庄壕沟，原只绕庄三面，花园之后，只有一条小水沟，越水沟之上小板桥，也可径入园内。但如进入庄内，则必须通过闸门。闸门下闩、上杠，则金城汤池，外人便无法闯入了。有事则墙外访客自可与墙头守庄人清晰对话。古人所谓“深沟高垒”、所谓“坚壁清野”、所谓“壁上观”等等的“垒”和“壁”，正是这个东西。

如今两位不识之无的“大队长”，和他们一伙的“狗头军师”、“小参谋”等等，在林家庄内，也就干起了中国传统内战上的“深沟高垒”、“坚壁清野”的勾当。庄外有警，他们也可逍遥于“跳板”之上，作“壁上观”了。

昨日的“旧坟”，今日的“新坟”

渐渐地只见草书房附近已人潮汹涌，哭声一片，草书房之下的万人冢的尸亲，昨日已哭断肝肠，今日披麻戴孝，仍在围冢哭祭，声闻远近，而草书房内死人的尸亲，则更呼号哭叫，惨不忍闻。最惨则是有些农民的家庭，昨日之尸未寒，今日又尸上加尸，一家之内两遭浩劫，情何以堪？有些衰亲嫠妇，禁不起这打击，已有几位，在草书房的角落里，悬梁而去。

惨家之一则是涂师奶。不过短短三数小时之前，她还带着小毛，挑着满筐粳米、腊肉、皮蛋、香肠，欢天喜地地回到家中。吃完丰盛的“早中饭”之后，正和隔壁的孙二娘谈“牌经”呢，忽然有乡亲来告诉她“老涂被人打死了”。涂师奶闻报，笑不可仰。孙二娘也笑；小毛也笑。

涂家母女原是本村丰衣足食之家，常言道“一家饱暖千家怨”，村中人对涂师奶，原就习惯于报忧不报喜的，更何况涂师奶和小毛，昨天在万人冢上已空哭一场呢。谁知噩耗却一个接着一个而来，涂师奶总是不信，并怂恿孙二娘去找“牌搭子”。可是消息显得太逼真了，不由得你不信，还是孙二娘好意，要她叫小毛再去“庄里”看看。小毛也不想去，最后还是妈妈给了她两块“状元红”，才把她哄去了。

小毛去了大约个把钟头，当涂、孙两婆婆还在一面扎鞋底、一面谈“牌经”之时，小毛惨叫着回来了。一见到妈，便扑到妈怀中大哭，说爸爸只剩“半个头”。这一下晴空霹雳，涂师奶身子向后一仰，连人带椅子、带小毛翻倒地上，口角内唾出一堆堆白沫，两眼张着像死鱼的眼一样。孙二娘着了慌，赶忙拉起小毛，又和小毛一起把涂师奶抬上凉榻；孙二娘又用大碗大碗的温茶，灌向涂师奶嘴中，只见涂师奶嘴腮颤动，茶流入腹中，突突作响，忽然间，涂师奶把茶喷出，大叫一声：“怎么得了呀！”接着便手脚飞舞，大哭大叫。

涂师奶这一下可疯了。她站起来便大哭大叫着向“庄子”跑去。孙二娘和小毛则紧跟在后面，涂师奶自花园后小道直跑到“万人冢”，再由小毛领着她自人丛中挤入“草书房”，她认识老涂的布鞋和袜子，她揭开老涂尸身上盖着的芦席，只见一摊血块，血块之上，老涂的半个头上还挂着一个眼球。涂师奶一下扑到血尸身上，张口惨叫，两手乱拍。孙二娘和小毛站在她身后，不知如何是好。

这时在嘈杂哭叫的人声中，忽然听到有人大叫：“快浇水！快浇水！”顿时浓烟一片，不瞬间，只听“扑通”一声，接着“噼啪”不断，一根火苗，冲天而上，走廊的天花板，亦随之着火，一时秩序大乱。

起火的原因，是有些尸亲在草书房走廊边焚化香烛纸箔，微风一卷，把几张着了火的“纸钱”，卷到靠在墙边的十多张夏日遮阳、冬日防风的芦席上去。不到几秒钟，这个干芦席便惹起了冲天大火，不可收拾。加以林家这座“知微草堂”，全是杉木、松板和茅草所建，上下无一片砖瓦。地板高出地面二三尺，上下通风，一旦着火，则瞬息便有燎原之势。

在火焰四射之时，哭叫的尸亲则四向奔逃，涂师奶自老涂尸身上爬起，由孙二娘和小毛架着，匆忙逃下台阶。这时风卷火升，烧势甚猛，炽热难熬。孙二娘和小毛，正拉着涂师奶跑离火场，涂师奶则回头大叫：“老涂呀！”这时她忽然转过身去，挣脱二人的手，一下冲入火场，说时迟、那时快，只见火焰一卷，涂师奶已被烧成个光头，倒入烈火之中。“妈呀——”小毛惨叫一声，追了上去，却被孙二娘一把抓住，拖了回来。小毛的头发已被烧了一部分，和孙二娘跌倒地上在惨叫。

这时火势正猛，那茅草屋顶块块地塌下。农村俗语说，“火要烧得凶，柴要架得空”，这座林家的草书房，下有架空干柴，上有久晒茅草，一旦着火，则火引风生、风卷火烈，这场干柴烈火，真烧得十里可见，日色无光。据事后传闻，那时投火自焚的除涂师奶之外，还有数人。一位鳏居老爹，膝下唯有一孙；火起之时，他老人家在孙子尸边，正襟危坐，不数分钟，他便与孙子俱化了。传闻中其他故事之惨绝人寰，就无法多叙了。

这场火一直烧了一天一夜，火焰始熄，然余烬犹在，时在初夏，炽热难当，臭味四溢，不能接近。死人亲属，只在四周围绕哭祭。数日之后，众人始能拨灰寻尸——小毛和舅舅也持着农具去拨灰找爹娘尸体，不用说灰内涂家夫妇骨肉全无，甚至连牙齿也很难找到几颗。

当文孙听到他祖宅中的“知微草堂”（后被文孙爸爸改回老名字又叫“芦坡草堂”）如此结局时，不禁深深叹息，因为这座草房子却是它的原始划则师、文孙的三表哥、五姐丈，一生最得意，也是他一生学历中唯一的一件艺术结晶。

五姐丈张叔雅原是个才子，琴棋书画，无一不精，中、法文基础均是第一流。他在法国留学时，学的便是“庭园设计”。他的一则艺兼中西的庭园设计，曾在巴黎得过首奖。北伐完成之后，他怀着满腔热血，赶回祖国，满希望为新中国的公园、私宅的改进，一展所长；谁知国内内战连年，党棍官僚又俗不可耐，无处足容真才实学之士。他失望之余，乃凭一块“留学生”的招牌，在一所大学教了两年课，虽深受学生爱戴，终嫌纸上谈兵，抑郁之下乃得了肺疾，还乡住在岳家的花园之内养病。他嫌这花园“太俗”，刚好岳家亦有意改建，他乃借养疴之暇，挖空心思、尽展所学，以最低建筑费用为林家设计了这座别墅——真是大材小用，杀鸡焉用牛刀。但是叔雅却认为这是他一生唯一的一件精心得意的“庭园设计”。

遗贤在野，国家政制不上轨道，像张某这样的建筑师是彻底地糟蹋了。对他的岳家而言，也只是花点钱，满足“姑爷”的一点心意而已。老实说，这件高雅、精美的艺术品，对他们林家上下“老爷”“奶奶们”来说，也只是对牛弹琴而已——阳春白雪、曲高和寡。尤其是在一个落后的社会里，它是彻底地浪费了，浪费成一个人民自相残杀的火葬场！

“五姐夫妇地下有知，不知对此作何感想？”文孙叹息着说出他个人的感慨。

“你五姐他们已过去了吗？”李兰惊奇地发问。

文孙说张叔雅以后弃学从商，做颜料进出口。这生意又被抗战弄破了产，在上海潦倒不堪。抗战末年，他深恐美军大举轰炸上海，乃挈眷属返乡暂避，谁知在通过敌军关卡、走向自由区时被日本宪兵逮捕了。未经任何问话，日兵便把他推入“狗栏”。五姐站在狗栏铁丝网之外，亲眼看着自己的丈夫和另一群无辜难民四五人，在惨叫声中，被几条日本狼狗活活咬死了。五姐折返上海之后，从此胡言乱语，精神失常，在抗战胜利的爆竹声中，她也就与世长辞了。

在林家的“草书房”被焚之后的第三天，实在因为天热，奇臭难当。林家庄内张、李二大队长，乃开了通花园的水闸门，发动庄内庄外的乡亲伙计数十人在花园内四处挖土堆到火葬场上去，终于在原有的“万人冢”之外，另堆了一座群葬的大坟。这两座大冢，相距咫尺。一个是昨天才建的“旧坟”，一个则是今日增筑的“新坟”——“旧坟”里埋的是日寇屠杀的烈士；“新坟”内所埋的则是国人自相残杀的“冤魂”。两两相对，同垂千古！

烟榻上的“隆中对策”

可是这时自我闭关在林家庄中的张、李二大队长，又意欲何为呢？林文孙对他这个“老家”的兴亡，还有着浓厚的兴趣。李兰说，根据小和尚的观察，这两位大队长已成了“切了头的苍蝇”，完全没有主张了，其后“馊主意”则出自烟掸帚一人，而烟掸帚最早和最主要的兴趣，则不在“守庄子”——他的注意力则集中于“云土”之上。烟掸帚知道林家庄中，藏有本县最好的“云土”；那云土比他所服务的“土膏店”中最好的“土膏”，还要好上十倍！他何以知道得如此清楚呢？原来这是他的专业知识，他是有第一手资料的。本年年初，林家庄庄主招待了一位贵宾向老师，而这贵宾精于吞云吐雾。林家虽有此好“土”，但林家主仆上下却没个抽“大烟”的专业人才，不知如何“烧烟”、“煮烟”、“熬烟”，所以便把他请来帮忙。烟掸帚帮忙之余，当然也可顺手牵点羊了。

这位贵宾的全名叫向恺然，著有《江湖奇侠传》十来本，笔名“平江不肖生”，是个大大的名人，至少是林家庄附近妇孺皆知的。他原在国民党军队某部荣任“少将参议”。但是军中只许拿“快枪”；拿“烟枪”多少有点不便。他早闻林家之名，羡其“上料云土”，才托名察访“风水”、精研“命理”，来投府拜望的。林家自逊清末叶便有接待江湖的传统，何况是大名鼎鼎的“平江不肖生”呢？所以向参议在林府一住逾月，迟迟不忍离去。

向参议本有“剑侠”之风，一向是疏财仗义的。可是他对“云土”却分厘不让，锱铢必较。林家送几两几钱几分几厘，他都用天秤戥过才交张三去熬；而熬烟时，向参议也是寸步不离的，张三很难下手。

但是最令张三痛恨入骨的，则是另一个与他同名同姓的“张三”——“屎嘴张三”。这个屎嘴张三，原与“烟掸帚张三”属于一个阶级在林家同吃“下客饭”的。可是这次向老师来了，“烟掸帚”还在继续吃其“下客饭”，而“屎嘴”却升吃“上客饭”了。向老师最恭敬“屎嘴”——有几次主人不在，向还请他坐“首座”呢。

最令“烟掸帚”既妒又羡的则是在向老师推荐之下，“屎嘴”竟然和“五姑爷”张崇直（叔雅）同席，猜拳、吃酒。其实张崇直也是个“张三”，只是他的“张三”之下，多了个“少”字，就不与“烟掸帚”和“屎嘴”同列了。

烟掸帚最恨“屎嘴张三”，恨他既不抽烟，却日夜和向老师躺“对榻”，两眼瞅着烟掸帚如猫看耗子一样。不特此也，烟掸帚如稍有动静，他那张“屎嘴”，马上会直言无隐地当众说出，连个小“烟泡”也不放过。终使烟掸帚在林府辛勤逾月，还是无法“过瘾”，嘴内淡出鸟来。这次听说林家“开仓放赈”，他便飞奔而来，其志不在老涂之“仓房”，他首先搜寻的却是张老管家的卧室——他原先追随向老师“领云土”的地方。可是上穷碧落下黄泉，最后只搞到一把夜壶和少许杂物，那“用斗量、论斤秤”的“黑金”，则半两也未找到。

谁知时来运转，这次说动张、李二大队长，闭关自守，自己也被关在花果山内，居然当起军师诸葛亮来了，但是在提供“锦囊妙计”之前，找“云土”实是第一要务，否则一切均属空谈了。

烟掸帚知道小和尚知其所在，小和尚也直言无隐，他二人乃结伴走上林家书房背后的小佛堂，在观音大士之侧一个装佛经的书柜之内，不但找出二十多斤价值千元的“云土”来，书柜之内还有“金镶玉刻”的全套行头，枪灯俱全——这套行头，向老师还无福享受呢！

张三取了一整包云土、全套烟具，另加煮烟“铜锅”，和小和尚便在书房之后的“小厨房”内煮起鸦片来。如何煮得恰到好处，那就凭经验、靠本领了。张三爷心胸宽大，有技必传，绝不像江湖卖技的，遇事“留两手”，他把全套本领都毫无保留地“传”给小和尚了。自此以后，不用说“烟掸帚张三”，升等为“张三爷”，小和尚也变成张三爷的烟掸帚了。

当晚张三爷便在花厅之内，炕床之上，铺回虎皮，搬掉炕几，一灯明灭地吞云吐雾起来。张三爷告诉小和尚说，“三爷有‘翘胯瘾’”。他叫小烟掸帚把地下的两个“搭脚凳”，重叠起来，放在他烟榻之上，他“翘”起“胯”子来，架于凳子之上，腿高头低，然后吞吐起来，才能大过其瘾。

不用说张三爷今晚是大过其瘾了，其过瘾之乐，实非我辈无“瘾”的作者、读者这般俗人所能想象于万一。张三爷一辈子没有过过这样的瘾，过足了，张三得意忘形，并叫小和尚来唱个“过瘾”歌。他左手执烟枪、右手拿茶壶，唱道：

一口烟，吃下肚，还不怎样啊；

二口烟，吃下肚，肚子里，

叽叽咕咕地响！

三口烟，吃下肚，好比、好比

观音老母，站在云头上啊——

……

从张三这支小调里，人们就可想象出瘾君子们，瘾过足了，正如观音大士“站在云头上”飘飘然之乐也。

张三爷飘飘然之后，问小和尚有什么可吃的。小和尚告以厨房之内尚有些残羹剩肴，是大队长们吃剩了的。对一个鸦片鬼，“吃”是没什么重要的。他赶去胡乱吃了些酒肉，但是却忠告二位大队长以后应在“花厅”里吃——厨房之内只是一些“不三不四”的人吃的。大队长吃饭要自知“身份”。他这席话，二位“领导”也颇觉有理。

饭后，两位大队长和小和尚都一齐到花厅在张三的烟榻之侧坐下“闲谈”——大家要想出点今后怎么办的主意来。在这场非正式的会议之中，主讲人就只有张三爷一人了。

张三爷一榻横陈，左手持“枪”、右手持“签”，胯子架得比头高，谦虚地说：“俺张三只能做军师，非主帅之材。”现在他们二张一李应该是“桃园三结义”同生共死。张得标既然当过兵，现在又是“大队长”，又“富于春秋”，就应该“扎寨称王”，当“主帅”。张得标惶恐地说，他不能当“主帅”，因为昭觉寺山上还有林三奶是“总队长”呢。

“哼！林三奶，”三爷冷笑，说，“这些丫头，只能做做‘压寨夫人’吧！哼，总队长……”

李连发接着说：“她们是蒋委员长派的呢！”

“二弟，我告诉你，”军师用那根细长的铁“烟签”指指李连发的鼻子说，“你搞了人，搞了枪，坐镇一方，蒋委员长招了安，放你做总司令呢！哼，总队长……”他又补充说：“听说那里有七八个美女。咱们弟兄伙将来搞大了，各讨一个做‘堂客’！”

军师这番话虽近乎痴人说梦，但是这“梦话”倒真的打动了两位草莽英雄——真的，梁山上一百单八条好汉，哪一个是“蒋委员长派的”呢？所以大家愈谈愈投机。

“但是这林家庄，总是我们少奶的家嘛！”小和尚听着有点不平，因为他毕竟是“少奶”和“三哥”的心腹、“小尾巴”也。

“小屁精，你懂得什么？替我烧壶茶去！”烟掸帚骂了小和尚一句，又继续说，“三百年来这个庄子，换过几姓了？他们林家那些王八老祖宗，还不是当年‘遍地黄花开’，娘的，‘下江苏’‘招安’来的……以后这林家庄，应当换个名字叫‘张家寨’了……”

军师这席话，说得那有心当“寨主”的人，直是点头。他也催促小和尚到大厨房去替大家泡壶茶——小和尚虽然小，将来长大了，“大家见财有份”。

把“总队长”掳来做“堂客”

张三骂小和尚的话，小和尚那时并未听懂。至于他们三人商谈的内容，他也只一知半解。不过小和尚是林家内宅里长大的，对林家有深厚的感情，听到张三骂林家“那些王八蛋老祖宗”，他觉得很刺耳。但他从未听人说过这种话，所以同时也觉得很新鲜。现在看到这两位大队长对“烟掸帚”都如此信服，小和尚对张三也不敢抗命。

他去烧了开水，又自账房内找出些“银针”、“雀舌”一类的“细”茶，又摸出一听“大前门”和一些桃酥、烘糕、状元红等果点，用红盘子，捧入花厅。众人一见大喜，把“小参谋”大人夸奖一番，然后抽名烟、喝细茶、品美点、谈女人——这些都是这三位乡下哥哥一辈子都未尝有过的享受，若非“遍地黄花开”，这种高级享受，哪里轮到他们呢？所以三人喜上眉梢，干脆谈他个通宵。

这次通宵之谈的重心，还是以落实张三的意见为主。张三认为这是个“改朝换代”、“三不管”、“遍地黄花开”的“年头”。谁有枪、有人，谁就是“一方之王”、“一国之尊”。

张三举例说：当年俺凤阳府朱洪武起兵打鞑子时，有位军师朱升便劝他“广积粮，高筑墙，缓称王”。现在俺三人结义，“三廷齐备”。仓中有粮数百担；有林家庄的高墙，日本鬼子也打不下；我们又不要称王，只想搞“个把总司令”——这样发展下去，将来张得标不愁不做个“张洪武”。只是时代不同了，朱军师那九个字似嫌不够，所以他要再加六个字：“要有人，要有枪”。但是这六个字在张三看来真是举手之劳。第一，现在正是“青黄不接”之时，遍处是饥民，正是“招兵”最好的时候。第二，国民党军队新败之后，遗枪遍野，带枪的散兵游勇，也遍地都是。以米换枪、以枪招兵，组织三两百人，只是旦夕间事。现在西山东区的草莽英雄，无不在找枪找人，在三不管地带，割地称王。

“你看那个狗肏的‘烟猴子张三’，”军师张三把白玉雕花的烟枪一挥说，“他烟也不刨了，带了十来支枪，也当起他妈的‘支队长’了。前两天还在嚷着要收他妈的‘田亩捐’呢！笑话不笑话！？”

“烟猴子张三”是他们四个人都认识的。他在周家集的杂货店内“刨旱烟”。这种刨旱烟的“烟猴子”是中国旧社会里唯一有“罢工”能力的一种有组织的技工。他们上至宜昌、下至吴淞，长江各口，同业同行，一气相连。如果“资方”不识大体，开罪了他们，帮主一声令下，则长江流域、千里沃壤中的千万烟民，脸上倒挂的两烟囱，都无烟可冒。一旦官府追查是非，纵是督抚司道，也得让他三分；小雇主、小商人，更是吃不了、兜着走。可是在非罢工状态下，这种“烟猴子”只是社会最下层的“贱民”。如今“遍地黄花开”，连“他妈的烟猴子张三”也当起“支队长”来，并且要“征收田亩捐”，岂不是“他妈的笑话”！？

“可是‘烟猴子张三’，在帮、在理啊！”小和尚听着插了一句嘴。

“哎！这小家伙倒还懂点江湖呢！”张三惊讶地说。其实小和尚懂个屁“江湖”。他更不懂啥叫“在帮在礼”或“在帮在理”，他只是听别人说的罢了。

“烟猴子张三不但在帮在理，他辈分还不低呢。”张三继续说下去。

“他是‘延’字辈。”李连发也淡淡地说了一句。

“你是‘庆’字辈，是不是？”张三用烟签点一点李的胸脯，李点点头。

“你是什么辈呢？”张大队长听得有点茫然，因而也向张三问了个茫然的问题。

“抽大烟不能在理哎！”小和尚接一句。

“小家伙讲对了。”张三尴尬地笑一笑。

根据烟掸帚张三在土膏店中搞了十来年“口述历史”所知，他们西山区这一帮，自祖师爷“宁王”以后，已有十五辈之多。这前后十六辈的辈分是：“洪荒载福、武德滋彰、天锡纯嘏、延庆开祥”。祖师爷自己虽忠孝双全，但是死于非命，所以是“荒”字辈。当今西山东区和大江两岸，是“延”字辈“当浪”。现在“遍地黄花开”的，除散兵游勇、土豪劣绅之外，就是他们“延”字辈弟兄了。但是按帮规，兄弟有手足之情，阋于墙而外御其侮，“不作兴大鱼吃小鱼”。大家应平等团结、抗日锄奸。

但据张三的观察，像“烟猴子”那些“延”字辈弟兄“单搞”，也搞不大。“聚众不能称王，招安、受编也当不了连长。”何以故呢？张三说，他们虽有“人”、有“枪”，但是没“粮”、没“墙”。

现在他们这二张一李的“三结义”，有“粮”、有“墙”，便不愁没“人”、没“枪”。他们所需要的只是个“高辈分”“嘏字辈”。有此便可在西山一带，“大鱼吃小鱼”，把“延字辈”的小鱼统统吃掉，然后占“山头”、“扎寨称王”。称王之后，进可以“打江山”、“当皇帝”；退可受“招安”，当“总司令”。

张三这一说，把“三弟”张得标说得心花怒放，他忙问怎样能搞个“嘏”字辈当当呢。

“那你得‘拜’个‘纯’字辈的‘大香炉’做‘老头子’呢！”张三说。

根据张三在土膏店中调查研究的结果，西山区只有一个“纯字辈”，姓王；他祖先原是“镖师”，所以“辈分”特别高。这姓王的近在七十里外的梅溪镇当屠户。他因为辈分太高，收徒弟可能搅乱“大局”，所以他平时不收徒弟，但是现在“遍地黄花开”、“乱草出蛇”，他今日如收徒弟，或可有稳定“大局”之功。他为此而破例“开山”，也未可知。大家不妨先去磕头烧香，万一“王屠户”答应开山门，那就“大局定矣”了。

他们弟兄三人商量了一夜，最后决定由张得标备“猪头三牲”暨锦帐被褥、鸡鸭鹅鱼等厚礼去亲谒“王屠户”，如蒙“大香炉”恩准收为“弟子”，他们就可以首先把“延字辈”弟兄们的武装“一网打尽”。然后“布告天下”，招收所有散兵游勇、土豪劣绅，“纳入帐下”。其后便以昭觉寺为“聚义堂”，设寨把关——这样便进可以攻，退可以守了。

“那你把那些蒋委员长派的姑娘，放哪里去呢？”李大队长不免忧心地问一声。

“咱们弟兄三人分一分嘛。”张三说。

“我们帮规，‘犯奸犯淫’是首恶啊！”

“操你屁股，什么首恶？”张三喷向老李一头的大烟，使老李咳嗽不止，然后又说，“老票，你讨过老婆没有？”老票说他未讨过。

“咱们三个王老五，讨几个女学生做老婆睡觉，犯什么奸？犯什么淫？”说着他自烟榻上坐起，面对面问老票，同时把铁烟签挥舞不停，使老票直是退让。

“大哥说的话也有道理，”张得标说，“我们就命中注定讨大脚婆子吗？”说了这句话之后，张得标便想起昭觉寺里那八朵莲花，那八只天鹅。现经张三爷提醒了，“天鹅肉也并不是吃不得的”。张大队长也为之飘飘然。

“操屁股的老票，”张三又骂了老票一句，问道，“今晚把娇滴滴的三奶送到你怀里，你不操！？你不操！？”

烟掸帚张三是看过全面打扮、绫罗绸缎、花枝招展、“娇滴滴”“三少奶奶”的——那才是个把月前的事。当“三哥儿”带了“新三奶”回庄探望，这位手握“中馈”大权的新主妇，曾经招呼“许朝奉”和“杨师傅”备“四海六盅”，开“整坛花雕”慰劳全庄“水旱伙计”。烟掸帚是这一带消息最灵通、最有名的“张赶上”——凡林家庄有喜庆丧葬的酒食，他总会实时“赶上”，百不缺一。

那次当盛装的新主妇在郑奶奶、曹小姐、杨师奶和春兰簇拥之下，手持金杯，含笑向众人劝酒时，她那副美艳仪容、芬芳气息，直使这个王老五、鸦片鬼的张三，把大半杯花雕倒入自己的领子里去了——那也是这个馋人，贪酒食而“不知肉味”的第一遭。晚间回家之后，在破床之上，正不知下流地“自戕”了多少次。今晚他不是在骂老票，而是他自己在想入非非。

当他们三人烟雾横飞，谈得兴高采烈之时，小和尚实在困得要死，但他没有打盹，因为他们三人讨论的问题太有刺激性了。在十来年后，小和尚自苏联留学归来，他还和爱人提起这一晚的经验，说他们三人在讨论发动个小型的“西安事变”，要把“主帅”、“总队长”掳回来做“堂客”呢！

文孙听后为之大笑，把嘴内的“东方红”都吐出来了。

第五章　那个老三角

“我抢了他的女朋友”

话说这三位野心家商量了一夜之后，第二天准备了一天。在林家的剩余物资中，选了些“上等金华腿”、“毛尖细茶”、“特产舒席”等等名贵礼品，当天午夜两位大队长便带了两个伙计，在众人不知不觉之中，开了水闸门，溜出庄外向梅溪镇去了。行前他俩嘱咐几位心腹伙计，紧闭庄门，在他俩人回来之前，“省主席来了也不许开门”！万一鬼子再下乡时，向“军师”讨“锦囊妙计”。

小和尚告诉李兰说，他们一去三天，究竟如何见了“王屠户”，如何拜“老头子”，他就一无所知了，因为他没有随行。据说“拜老头子”是在帮者最神秘的事，当事人按严厉帮规终身守口如瓶。外人不知内情，一切传闻，均属于“瞎猜”。小和尚后来回忆说，他只知道张得标拜过山门，回来之后，态度严谨、寡言少语，简直“换了个人”。

最奇怪的，李兰说，是他二人回来时却带了一个名叫“阿七哥”的青年神秘客——据说是个“小屠户”。阿七并自称是“林家三奶的‘师兄’”，是“三哥儿的‘把兄弟’”。所以他到林家庄的第一件事，便是到“大堂屋”里去“上香”、“拜大像”。

阿七磕了头之后，张、李二兄弟也磕了；军师烟掸帚，当然更跪拜如仪——自此以后，他们三人再也不敢说那“大像”上的老头子、老太婆，是什么“林家王八蛋的老祖宗”了。至于昭觉寺里那“娇滴滴的”八位仙女、八只天鹅，他们也就不敢再乱打主意——箭在弦上的一场“西安事变”，乃消灭于无形。

“哎呀！”文孙听到这故事，真有点大惊失色之概，说，“阿七哥真到过我家嘛？”

“到过了，”李兰说，“那小屠户还吹是你的‘把兄弟’呢。”据李兰回忆，两位大队长后来曾陪他上过山，他要去当面向“师妹”报告，“妈妈在鬼子来时是怎样‘过去的’；师父把‘她老人家’怎样安葬的”。

小屠户上昭觉寺时，正值三奶病重，朱三妈怕她受刺激，不许他见“总队长”，所以他就下山回去了。

“他下山之前，还托朱三妈转告‘师妹’，并拜候‘文弟’你呢！——牛皮大得很！”李兰笑着说。

“不是牛皮！”文孙叹口长气，说，“他的确是我的‘把兄’，虽然我们并没有磕过头！”

“什么？三哥！”李兰简直觉得是个晴天霹雳，惊奇地说，“你也加入过帮会！？”

“你知道的，”文孙十分自信地说，“我怎会加入‘帮会’呢！？”

“我就是说！”李兰稍感轻松。

“那是我和阿七的事，与帮会毫无关系。”

“你这个金镶玉琢的地主大少爷，”李兰说，“和一个文盲小屠户‘拜把’？”

“我很尊敬阿七，”文孙说，“我也抢了他的‘女朋友’。”

“三哥，别胡说八道了，”李兰不信，但又惊奇地说，“你说小屠户曾经是小莹的‘男朋友’！？——别胡说八道了！”

“小莹没有告诉过你！？”

“四十年来，她说的零零碎碎、古古怪怪的小故事多着呢，哪记得那许多。”

“我知道小莹的身世，比你们多得多嘛！”

“那自然嘛，”李说，“你们原是恩爱夫妻嘛。”

“阿七那时爱小莹，爱到要寻死的程度，”文孙说，“小莹也说他‘九全十美’，她真有意要嫁他呢——我抢过来了。”

“别胡说八道了，”李兰苦笑着说，“你抢过来，那你是‘十全十美’了。”

“我也是‘九全十美’，”文孙很郑重地说，“我们两个‘情敌’，势均力敌。”

“别胡说八道了，”李兰已说了七八个“胡说八道”了，而文孙还在继续其胡说八道。李兰又说：“一个知识女青年，会爱上一个文盲，无产阶级的小屠户——尤其在你们那个封建时代！？”

“那时我们都很年轻，”林说，“青年人罗曼蒂克嘛！”

“再罗曼蒂克，在你们那时代都不可能！”李兰斩钉截铁地说，“纵使在我们解放后的‘四个轮子、一把刀’的时代，都不大可能，我决不信……”

“什么‘四个轮子、一把刀’呢？”文孙不解其意，请李场长解释。

李场长解释说，解放后有四大行业，为农村女孩子“选择对象”时所喜爱。那四项行业是：医生、军人、司机和屠户。所以有首顺口溜，叫做：

白衣大士，红旗飘，

四个轮子，一把刀。

文孙听后大笑，说李兰她们这个“把鬼变成人的新社会”，搞的是“唯物主义”；在他那个“把人变成鬼的旧社会”，搞的是“唯心主义”。所以小莹那个心头充满“罗曼蒂克”思想的女知青，真考虑过嫁给那位“九全十美”的文盲、小屠户。

“别胡说八道了！”李兰又重复一次。

“不信你有机会去问问小莹，”文孙说，“将来有机会，我们也可‘三曹对案’。”

“怎么会有这回事呢？”李兰还是不信，但口气已放松多了。

“那个吃人的旧社会！”文孙说了，又叹了一口有真诚感慨的气，说，“李场长，在那个环境里，你如是小莹，你也会作如是想的。”

“究竟是怎么回事嘛？”李兰似乎是被说服了，他要文孙说点“大纲节目”来。

“九全十美”的“一把刀”

文孙说，小莹祖籍是梅溪镇，但她却出生于大都市。抗战开始那年她父亲死了，随寡母返梅溪逃难。那年小莹十八岁，长得如花似玉。因而她寡母孤雏一回到梅溪，就变成当地流氓、地痞、小官僚、小军官、乡镇干部、小地主、小恶霸等等“猎艳”的对象。有的企图恃财诱奸，有的竟白昼横加污辱，有的则午夜逾窗登床行强。当地下流的士绅，则试图介绍小莹为有钱有势的做“侧室”、做“偏房”、做“姘头”或“姨太太”。最不堪的则是当地因过军频繁而生意兴隆的妓院，亦派人前来招揽，饵以重利，要小莹进“堂子”。

小莹母女单门独户，身无余财，承受不了饥寒和搅不完的性骚扰；而流氓、地痞、乡镇干部，又一气相通，小莹纵使当街受辱，亦投诉无门。而最令小莹伤心的，则是一向视她为掌珠的亲生母亲，受不了饥寒交迫，竟然也时动鬻女疗饥的邪念——一个十八岁的美艳少女，被迫浮沉于这样一个罪恶的人海之内，真是永无翻身之日，想到“洪洞县内没有一个好人”！

因此在回到父母之乡不到六个月的时光，小莹精神承担不了，竟至三度自杀未遂。当她第二度自杀被救之时，她是决心不再活下去了，可是与她同街坊的“杀猪王屠户”，实在看不下去，他乃带了两个徒弟，真的拔刀相助，总算把一些流氓、地痞、色狼和政府社会中的一批衣冠禽兽的邪气，压了一压，使小莹鼓起勇气再活下去。“阿七哥”便是当时王屠户的两个徒弟之一。小莹母女感激王师傅仗义相助之恩，乃由小莹叩头，经王屠户收为“义女”；王屠户的两个徒弟，自然也就是小莹的“师兄”了。

阿七那时才二十岁，长得一表人才，跟师父练得一身“武当派”好武艺。为人诚实善良，不烟不酒。心田忠厚，溢于言表。跟当地那些什么“干训团”出身的“乡镇干部”、胡作非为的流氓地痞和一些寡廉鲜耻的军政商学各界里的衣冠禽兽相比，简直是垃圾堆里的一颗明珠。

小莹认为阿七基本上是个“十全十美”的农村青年，不幸他生在一个贫农之家，上不起学，父亲只好把他找个师父，学点“一把刀”的手艺，好自食其力。他未读过一天书，二十岁了，还是个彻头彻尾的文盲，所以小莹说他“九全十美”。

自从认识这位十八岁的“师妹”之后，这位二十岁的青年对小莹也真的是视如“掌上明珠”——吹也舍不得吹一下，抹也舍不得抹一下。他对她的“宠”和“爱”——最真诚的宠和爱，处处流露无遗——本来嘛，谈过“你死我做和尚”的恋爱的看官们，应该都有此经验：真正的爱情，本不需要写“妹妹我爱你”的情书，更不需要“跪在石榴裙下”。

阿七那默默无言的真情实意，竟然深深地打动了这位寂寞少女的芳心，使她自己意志里，发生无限的矛盾。她自问：“爱情”是有“条件”的吗？“知识”、“教育”、“了解”难道都是“爱情”的“条件”吗？那么“金钱”、“地位”、“名利”等等，是不是“条件”呢？这位竟然三度企图自杀、她朋友所说的“外柔内刚”的少女，内心中终于否定了爱情上附带的一切条件——她那寂寞的冰心，终于被那无言而炽热的爱火所融化了。但是可怜那怜爱之心太切而自卑之感过重的阿七哥，哪里知道姑娘心事呢？——他始终不敢造次，做一点露骨的表示。也是上苍以万物为刍狗罢，小莹的爱他，也就爱在他那纯真诚挚的脉脉无言。

最后，当小莹女扮男装于月黑风高的深夜，偷偷离开梅溪镇时，“干爹”叫武艺高强的阿七，怀利刃相送。等到天亮，小莹已安全了，保镖要回去复命，阿七始对师妹说出一个衷心的要求——唯一的一次“要求”，最初的一次，也是最后的一次——他要她叫他“死”。

小莹着了慌，她抱住阿七的腰，把头埋在阿七哥怀内，恸哭一阵，把阿七的破衣哭湿一大片，然后向阿七哀求着说：“七哥，何必呢？我们都还年轻，天长地久嘛……你死了，今后哪个保护我呢……”小莹哭得很伤心。阿七没有哭，但也擦擦鼻涕和眼角，就回去了。

后来文孙和小莹订婚时，小莹把这故事，说给文孙听。文孙深为阿七的纯真所感动。他着人把阿七请来，并为他做了一件“花缎丝棉袍”，在订婚喜筵上，以小莹的堂哥身份，作为女方家长代表之一。

筵后，文孙和小莹携手送阿七哥到城外相别，互道珍重之时，阿七向他二人所说的还是那句老话——他嘱咐“文弟和莹妹”，他是个乡下人，不能替他二人做多少事，但是以后他二人如需要，要有人去“死”的事，就请告诉他。他这番临别祝词，说得小莹泣不成声；文孙也为之眼泪汪汪。

文孙相信阿七这话是真诚的。他告诉李兰说：“中国古代历史上，有所谓‘死士’，真不是司马迁在‘胡扯’！”

所以文孙对他这位诚挚的“把兄”，十分敬重，数十年不忘。

阿七哥的话，不是在“吹牛”！

另一个“九全十美”的三角

“为什么小莹也说你是‘九全十美’呢？”李兰说，“我看她对你真是‘死而后已’，痴情痴得四十年如一日……”说着李兰又深深叹口气，“……存亡不知，四十年如一日，结果还是什么‘九全十美’！……”李兰浩叹不置。

文孙说，就因为他缺少了这“一全”，才注定了他二人“四十年的悲剧”！

“我看你那时是‘十全十美’了——人品、容貌、财钱、学问……你缺哪‘一全’呢？”李兰说着笑一笑。

文孙叹口气，摇摇头，又苦笑一下说：“她说我‘没有阶级意识’……她那时笃信‘马列’、迷信‘马列’嘛！”

“这倒也是真的，”李兰也叹口气，说，“四十年来我也未看到对‘主义’的信仰，笃信到像田军那样的。你那时也的确是不知‘民间疾苦’、没有‘阶级意识’呢。”

“我对小莹说，马列书籍我可以看，主义我也可以信仰，阶级意识我也可以培养嘛……”文孙回忆出四十年前他对女友，为爱情而迁就的一片诚心。但是他说，小莹认为“阶级意识”是出于“实际生活的体验”，不是“为赋新词强说愁”式的可以矫揉造作“培养出来”的。没有“阶级意识”，“马列经典”是看不懂的，所以我在寻求真理的“革命道路上”，是生了先天性的无可医治的“绝症”——所以搞了四十年，还是个“九全十美”。

“这倒也是真的。”李兰又叹口气。

文孙又回忆说，他那时也曾劝过小莹，要她转学到“临中”来，手续都弄好了，而小莹不肯。她说她原很羡慕同学们有钱进“临中”；她失学了，进“政宣”演话剧。但是既进“政宣”之后，她思想就完全转变了，她认为“临中”同学，都是不知道真理的“糊涂虫”。只有她们上过政宣政治大课的才见到了“光明”，认识了“真理”。她要为真理奋斗到底，“救国之外，还要救民——救民比救国更重要”。

“她那时既然怀孕了，你们为什么不正式结婚呢？双宿双飞，二人一道逃难一切问题不都解决了吗！”

“我们是预备三八年夏季在我家结婚，爸妈和她妈都预备回来主婚……否则她也不会怀孕的——结婚后，如果小孩子早出来了一两个月，我和小莹都会赖皮说‘孩子不足月’……”文孙厚着脸皮说出他二人四十年前不可告人的鬼胎子。其实李场长知道他二人的底细，不过不愿重提使博士难堪罢了。

文孙又说，他们那时都“眼皮太浅了”，自己骗自己，说什么“台儿庄大捷已带来‘最后胜利’”！

抗战既然已经“胜利”了，文孙就劝小莹脱离“政宣”——此后不升学便回庄子做“少奶奶”。小莹“外柔内刚”，她不干嘛。她说抗战胜利只是“民族革命”胜利了。“阶级革命”如果不彻底，“民族革命”就失去意义，所以台儿庄之后，她还要留在“政宣”之内，继续为“阶级革命”之胜利而努力。

文孙觉得她女友的话，确实有点道理，所以也未勉强她退出“政宣”——去为“爱情”牺牲“真理”、停止“革命”。但是文孙说来似乎也有点悔恨。那时小莹对他的爱情，也是她无法牺牲的。文孙要另作坚持，小莹也就不那么倔强到底的。但是文孙太爱她了，也太宠她了，同时也被她的“真理”说服了——一念之差，便决定了他二人四十年的悲剧和终身的命运。

文孙说，他那时曾把小莹这番话告诉了好友姚大余。大余说：“去她的活见鬼！”

文孙那时觉得大余太粗、太鄙、太俗……没有他女友卓越的见识、可爱的人性和悲天悯人的传教士的情操！

后来在美国安静的三十年中，他时常一灯独坐，读些祖国来的报章杂志，和一些有关祖国的中外书籍，他迷惘了——“国家大事”、“真理”、“革命”等等又岂是一个十八岁的小文工团员所能掌握的呢？虽然在四十年后李场长还一再夸奖田军当年对“革命理论”的研究颇有“火候”。

“田军那时才十八岁，”李兰惊诧地说，“她对革命理论的了解，倒真深奥呢！哪里学到的呢？”她不禁问了一句。

“我另外还有个‘九全十美’的情敌嘛，”文孙苦笑着说，“小莹的那番大道理，全是他传授的。”

“你又有个情敌了，三哥！”李兰又说他“胡说八道了”。

“她的‘政宣队’里，那时有个‘政治指导员’叫张叔伦，”文孙回忆说，“也是个‘张三’！我们林家跟‘张三’真有缘！”文孙说着也苦笑一下。

“张叔伦？……”李兰为之一愣！她正要说下去，文孙未等她开口，又继续说下去了。

“这个张三也爱小莹，爱到要死的程度，”文孙说，“但他也只是个‘九全十美’的家伙，对小莹有自卑感，把爱情憋在肚子里，不敢讲出来——所以我的情人，他也抢不去。”文孙叙述了“张三”，自己也自觉好笑。

“张叔伦以后也改了名字，你知道不知道？”

“你也认识张叔伦！？”文孙诧异地说，“他后来改了个什么名字？”

“领导同志嘛！”李兰说，“不说了吧。”

“……”文孙看着李兰，话到嘴边，又收回去了。回到祖国之后，两三个星期的经验告诉他，你和“共产党”打交道，他们不想向你说的事，你千万别问，问了，就有“探听”之嫌，所以文孙就不问了。其实张叔伦的为人处世、道德文章，都是文孙极其佩服的。他三十八年前和小莹订婚喜筵的“祝词”，便是文孙恭请他说的，说得文孙极其心折。现在他倒很想知道这位老友的下落呢。

文孙虽不便问李兰，而李兰却追问了文孙一句。她问：“张叔伦为什么也是个‘九全十美’呢！？”

“叔伦那时已三十六岁了嘛。比小莹年龄大一倍。”

“相差十六岁，也没什么太了不起！”

“你五六十岁这么说，”文孙说，“你十八岁看法就不一样了。”

“我看张叔伦和田军之间，年龄恐怕不是唯一的问题。”

“当然叔伦在早先的感情生活上，还有很大的创伤，”文孙说，“他在青年期曾和一位教会学堂的校花解了约——他说那当校花的未婚妻只是个‘衣架子’。解约后他又爱上一个不识字的渔家女，但是那少女最后跳海自杀了——叔伦伤心得要死，便立志要推翻那‘万恶的旧社会’……”

“我看不全是这些问题在作梗！”李兰说。

“小莹曾经告诉过我，”文孙回忆着说，“她也热‘爱’着叔伦——但是那个‘爱’，只是一个少女对舅舅的爱、对叔叔的爱。所以她对我的爱，始终未动摇过……我和叔伦之间，没有什么‘三角’‘几何’！”

“但是张叔伦对小莹的爱，则一生未动摇过呢！”李兰说。李兰似乎还有很多话，要说未说。

“你在哪里认识张叔伦的？”

“在昭觉寺嘛。”

“张叔伦也到过昭觉寺吗？”文孙问，“怎么去的呢？”

“还不是为着我们的那个‘祸水’嘛！”李兰无可奈何地笑着说，“他是我们昭觉寺时代的‘上级领导’呢。”

“他是‘政治部’派去的？”

“他和项军长项英是好朋友，”李兰说，“请调过去的——公私兼顾。”

“这些事我都毫无影子呢。”文孙感慨地说。

“阿七到昭觉寺时，张叔伦也在那里，”李兰说，“你们这三位‘情敌’，就缺少你一位，没有狭路相逢！”

“在这场我们三人的‘阶级斗争’中，”文孙开玩笑地说，“我是唯一的‘胜利者’呢。想不到小莹病得那么严重，我竟对她一点帮助都没有——真是内疚不堪。”

“这个世界上，男女是太不平等了，”李兰说，“男子闯了祸，可以跑掉；女人就跑不掉！”

“小莹那时病情怎样呢？”文孙补问一句。

“还要问吗？”李兰说，“我们的‘总队长’、‘总司令’，那时真是惨不忍言啊！”

朱三妈的“心肝”

本来在小莹被派到“昭觉寺”之初，她已自己肯定有孕了。她最初对怀孕的心理反应，是一则以喜、一则以惧的。喜的是感情：她怀中已有一个可爱的小宝宝，恨不得早日和他（她）见面——抱在怀内多可爱！而惧的则是理智：在这兵荒马乱的岁月，在这深山古庙之中，寡亲少友、无医无药，怎能生产呢！？生下个孩子，又如何抚养呢？一念及此，又五内同摧！因此在无人的场合，她有时向自己微胀的腰围微笑，默默叫声“小玉”；有时则又泣不可仰，泪湿衣衾——这时的心情是无比地孤单和矛盾。这本是个大喜事。在正常条件之下，丈夫、公婆、爹娘、姐妹，对个十九岁的孕妇，该是多么疼爱。如今他们都在何处呢？所见的只是月黑风高、青灯古佛。有时一人摸索暗室，凄楚之情，岂言可宣？

小莹毕竟才十九岁，一年之前尚是一头小羊，咿唔于爹妈膝下；上月明月未缺之时，也还是男友怀中撒娇撒赖的小情人。怎知一年未周、两月未竟，就孤苦零丁若此呢？她面皮又弱，纵在结拜姐妹之前，亦从未透露丝毫隐私；而在难友同事之间，则又苦撑病体，任劳任怨，工作无间。她唯一阿Q式的自我安慰，则是偶于午夜之后，腰酸心跳难以入睡之时，偷偷披衣离床，摸到观音殿内大士神像之前，默默祈祷一番。祈求观音大士，慈悲为怀，保佑她腹中幼儿平安出世；保佑她不知去向的丈夫情人，未遭凶险；保佑她孀居慈母，安全无恙……保佑她娘婆二家，安渡浩劫；保佑祖国复兴；保佑抗战胜利……

小莹自诩是个“唯物主义者”，认为“宗教是鸦片烟”；她更不信轮回邪说、祈福妄念。但是夜半不能入睡的时候，她倒觉得匍匐于这个莫须有的“观音大士”之前，有其乱里求安的疗效；所以夜半的私行，已成为她个人对失眠症的心理治疗。

一次她正在轻微地喃喃自语之时，忽觉身后有呜咽之声。她忙回头一看，竟然是文梅也跪在身后，并掩面而泣。小莹一见到文梅，便一下扑过去，搂着文梅，也呜咽起来，嘴内“梅姐、梅姐……”地轻微地哭叫不停。

“莹啊，”梅姐也轻微地怪着她，说，“这种事，你为什么不告诉我！？除了我之外，你还有什么更亲的人？……”

原来文梅和小莹是同睡一个草窝。这次文梅醒来，却见小莹不在身边，为着好奇，她也披衣而起，终于在“观音殿”里，发现小莹跪在那儿。她本拟轻手轻脚地走过去，想在小莹身后“吹”她一下，吓她一跳。谁知她发现小莹在做“祷告”，喃喃自语，不时还擦擦眼泪。这一下文梅不“吹”她了，乃跪在她身后，听她“祷告”些什么，终于听出了全盘机密。文梅想想小莹和自己的身世，不禁也悲从中来，用双手掩了脸，呜咽起来。

自此以后文梅就变成小莹怀孕期中的第一位助产士。后来春兰来了，小莹受了刺激，健康日颓。所幸春兰原是服侍她的“丫头”，后来三人又结拜姐妹，这次朱大队长又特地选出她和秀英来侍候“总副队长”，春兰就更感觉到名正言顺。所以她发现秘密之后，也就加入了“副队长”的行列。二人联合来服侍孕妇——有时小莹不接受她二人的服务（如打洗脸水、洗澡水、洗内衣内裤等等），她二人就骂她，甚至打她“手心”，要她接受，使秀英在一旁瞠目不得其解。但是在她二人强迫服务之下，小莹也得了无限安慰，而精神渐次好起来。

可是当林家庄被砸、被抢的噩耗——尤其是看仓老涂夫妇惨死的消息——传到山上之时，小莹认为她这个“败家媳妇”是这个不幸事件的“祸首”，当天一哭一急一气，当晚就“见红”了。

李兰说那天她以为小和尚也被打死了，她陪着“少奶奶”，哭了一整天，哭得“六魂无主”。这一下把个“曹副所长”哭慌了。她在手足无措的情况之下，乃把隐情偷偷地告诉了“朱大队长”朱三妈。朱三妈一听也慌了起来，幸好她是有经验的，以后抢救“妈妈”、抢救“孩子”，就靠朱三妈一人了。

“小莹那时吃了好多苦，没有朱三妈就糟了。”李兰四十年后回忆起来，还很紧张。“三哥，都是你作的孽！”李兰又补充一句。

“……都是我作的孽……”文孙说着叹口气，“……我对不起田副书记……”他长叹不置。真是“对不起”又有何用呢？

李兰说朱三妈听到消息之后，立刻带了她和文梅，赶到佛龛后墙角的“草窝”，见小莹已双目无光，半死地躺在草窝里，身上盖条布被。

“总队长，”朱三妈坐在小莹身边慈祥地说，“你要好好歇歇，但不要怕；第一胎总是比较难产的。”

“三妈，”小莹流下泪来，微弱地说，“我要保留这个孩子——我自己可以死——”

“心肝，”三妈问道，“你家三少爷呢？”

“消息全无，”这时小莹泪流得更多了，“他可能跟学校到后方去了；也可能被鬼子炸死了。”

“你的公公婆婆呢？”

“我未见过嘛。”小莹悲惨地说。

“他们到哪里去了呢？”三妈又问。

“先前住在山里，现在也可能到后方去了，没有消息。”

“你娘家还有人吗？”三妈又追问一句。

“父亲去年死了，”小莹流泪回答道，“只有个寡母在梅溪，最近鬼子洗劫梅溪，恐怕也凶多吉少——音讯全无……妈！……”小莹眼泪一涌而下，放声地呜咽起来，但是她用力忍住。

朱三妈这时坐过去，把小莹抱到自己怀内，让她在怀中尽情抽搐哀哭。

“我的心肝，”三妈抚摸着小莹的乌云，又自言自语道，“娘婆二家一个亲人也没有，就剩你这一个小孤寡，在这古庙里生孩子呀！……啊呀……啊呀……好可怜啊……”说着那似乎是铁石心肠的朱大队长，也流下泪来。

“三妈，”小莹忍住泪抬起头来说，“……我大不了一死……但是……三……妈……”她又咽住了许久再说，“我希望能救救孩子……”

“姓李的丫头，”三妈转过来招呼春兰，说，“你到厨房去熬点热稀饭，拣点小菜送来！”

春兰哪敢怠慢，便到厨房去了。三妈又转向曹文梅说：“曹小姐，请坐下！”文梅遵命坐在被上，三妈告诉她说，“今后你不能和三少奶同床哎！”

“……”文梅未来得及搭腔，三妈又说，“你看你这样富泰，万一踢了胎，如何是好！？”

“今晚我就搬开。”文梅说。

“你不用搬开，”三妈说，“这儿太阴湿，孕妇也不能睡。”这时小莹已坐起。但是更“富泰”的三妈，仍把她紧紧地搂住，使小莹看来就像一只小鸡，倚在母鸡的膀子底下一样。

“心肝，别担心，”说着三妈又香香小莹的面颊——这枝娇滴滴的带雨梨花，三妈虽是位老太太，搂在怀中也心疼无比（作者注：况烟掸帚张三乎！）。

三妈又安慰小莹说：“心肝，你知道我自己生了十胎，又忙着四个媳妇‘坐月子’、‘添孙子’，服侍孕妇，我老道呢……”

这时春兰已熬来了一碗稀饭、一碟小菜。三妈叫文梅过去，面墙而坐，要小莹靠在文梅背上。三妈接过稀饭，用汤匙喂小莹吃稀饭，又用筷子拣小菜给她吃——不许小莹多动，以免“动了胎气”。饭后她要小莹躺下，不要“多翻身”。

“林家这样大富大贵的人家，”三妈看着小莹的惨相叹口气，说，“想不到轮到这位媳妇、这个孙子，这样可怜！”

“三妈，”小莹说，“他们说我是林家最后一个‘败家媳妇’。我对公公婆婆招呼都未打一下，就把他们六百担粮食捐了……把仓也砸了、庄子也抢了……”说着小莹又泪潸潸下。文梅伏下去替她擦眼泪，小莹又说：“三妈，我至少得把我先生留个孩子，公公婆婆，留个孙子嘛……”说着她又咽住了，泪流不止，“……三……妈……我死无所谓……”小莹又哀哀地哭起来。

“哎呀，我的心肝，”三妈安慰小莹，并且笑着说，“你不是林府的‘败家媳妇’，你替你林家积了‘阴功’呢。再说吧，你不捐掉，老爷太太还能保得住吗？——不给鬼子和汉奸拿去，也给‘吃大户’的吃掉了。”

这时久未发言的曹副所长，也插入一句，她面向小莹说：“我的三少奶奶，该不是我一个人说的吧——朱三妈也这么说，你怎么老是这么迷信，说你自己是‘败家媳妇’呢！？”

“梅姐，”小莹仍是心有不释地说，“看仓老涂和涂师奶死得多惨——他们是多么好的人！”

“三少奶奶，我的心肝宝贝，你好好躺躺、安歇安歇吧，”三妈笑着说，“黄巢杀人八百万，在劫者难逃。好人碰到‘劫数’，有什么办法呢。”

三妈看小莹精神好了些，也就放心了。小莹既做了“朱三妈的心肝”，孤独之感也减少了。文梅和春兰看到朱三妈挑起大梁，渡此难关，心头也轻松多了。三妈临去时，又安慰小莹说：“心肝，你替你们林家做了这么多善事，观音菩萨一定会保佑你生个白白胖胖的大公子。”说着她扯扯自己的衣服，又转身向文梅说，“曹小姐你和那姓李的丫头要听我的话服侍孕妇；三奶要听你二人的话——半句不听，我是不依的。”

三妈又去做别的任务去了。她看到一些老幼难友，站在远处看着，想知道点究竟，尤其是原先伤脚的那位“赵婆婆”。她听说“三毛奶”病了，曾在观音大士前磕了十来个头。现在也来问朱三妈，有关所长的病况。

“我们所长，害点重伤风，明天就会好的。”朱大队长高声告诉那些围拢来探听消息或看热闹的难友，不许他们走近，大家也就散了。

两位单恋客的公私要务

据李兰回忆，朱三妈出去之后，第一桩事便是找到了看庙的两个小和尚——真的“小和尚”，不是李兰的“小和尚”。要他俩打开“小佛阁”，说“林家三奶”、“总队长”要用小佛阁为“总队部”。两个和尚哪敢怠慢，不多时便把小佛阁打扫得窗明几净。

这小佛阁学名“净土真园”，以前几乎是林家朝山或避暑时专用的，所以李兰一提到，文孙脑海中便有个小佛阁全图。

这座“净土真园”位于昭觉寺东北角的悬崖之上，有净室斋房共六间，三间朝南、三间向东，围成个曲尺形。朝东三间，中间是个“小佛堂”，供着有玻璃框的“金佛”；右一间是老方丈的“净室”，文孙还记得那门上有副俗不可耐的对联：“僧房无内外，人格有高低”；左一间，则是普通施主用的客房。那曲尺的朝南三间，则是大护法林放鹤堂朝山女士所专用。中间是客室，两边是卧房。房侧则是一涧清泉，长年流水淙淙。

这曲尺之中，则是由石栏围起、石块铺地的小苑，苑中有一棵两人合抱的虬龙古松。松下有些盆景和一座假山，假山边还刻着“山里有山”四个隶字。石栏之外，则是个悬岩，岩上长满岩松和杂树。杂树丛中，有一块突出的巨石，上面刻着擘窠大字，草书“迎雁”二字。据说春秋两季在此凭栏“低头看雁”，原是“山中八景”之一。石栏西南端则有一条石阶盘旋通往坡下厨房。

这个平台虽小，然从远处山径，仰首看来，真恍如天上，所以当地人也叫它做“天台”。所以在朝暾初上，或月色清明之时，方丈老僧或朝山仕女，徜徉乎天台之上，自远处看来，他们不是云上佛陀，也是九天玄女。

选这块幽静的山房，作为“三少奶”待产之地，李兰说，也可见朱三妈见识非凡。她不待“总队长”同意与否，就把她请入佛阁，“坐关”起来。三妈要她解了“皮带”、松下“绑腿”，在阁中休息。

“绑腿、皮带，对胎儿最坏，”三妈斩钉截铁地说，“生孩子之前，绝不许再用。”

以后如果肚子大了，军衣穿不下，朱三妈就吩咐她穿以前跳舞用的“舞衣”。

这时三妈也对小莹日常起居作了规定，最重要的是不许见客，也不许客人来见。三妈并请了个“师爷”在两门之侧贴上“闲杂人等，不许入内”的告示。小莹每日饮食也由三妈亲手烹调；“当归鸡汁”，每日两盅，不多不少。少则胎儿血气不足，多则孕妇体胖身肥，二者都不好。三妈虽不识字，却是个好的“妇科郎中”，现代化的“产科护士长”，一切调护无不恰到好处。

后来回山复命的运输队李大队长又把“三奶闺房”中一切床帐、被褥、绣花枕头等，大部分都找回来了，甚至连“金漆百子桶”都全部搬上山来，由春兰布置得和山下一模一样。小莹居处其中，心极不安，但是三妈之命难违——加以她本来就性喜恬静，又有沉疴在身，幼儿且不时蠕动，所以就索性蛰居不出。好在众姐妹，以及“所”中、“队”中，上上下下对三妈无不信服，乃让朱三妈大小事一把抓，由她和曹副所长一切代拆代行。

李兰记得莹姐常说，她参加革命数十年，唯有这三个月她感到最闲散，生命也最有意义。那时强敌入侵，国共两党释嫌修好，和衷合作，携手抗日。我方士气之高昂、民心之敌忾同仇，史所未有。敌人虽万般强悍，终感一筹莫展。他们白日虽偶尔向某处突击，然当夜若无据点可守，便得连夜赶回城内逃避反击。昭觉寺距县城太远，敌人鞭长莫及，盛夏之时凉风习习，简直是世外桃源。难民所内虽因敌人不时出城，迫得四郊避难农民来去无常，但在朱三妈日夜操劳之下，也井然有条。

就在小莹被三妈所逼，“闭关自守”不久之后，张、李两大队长便带着阿七哥和小和尚上山来了。但是四位大队长和曹副所长商议之后，都认为阿七不应晋见“总队长”，因为他来自梅溪，一旦与小莹见面，她势必问起生母下落，则局面就很尴尬了。阿七也认为众人所见甚是，住了一宿，便怏怏地回梅溪去了。但是当两位大队长也公毕下山要带小和尚同去时，春兰则泪眼汪汪地私下请“三奶”把小和尚留在山上。小莹亦早有此心，未便出口，经春兰一说，真是正中下怀。正副队长商议之后，认为小和尚是个“失学儿童”，应留在山上进“识字班”。当春兰欢天喜地地把这消息告诉小和尚时，谁知小和尚早已自己决定要留在山上了。他说他在庄子里太孤单。他喜欢留在山上和春兰一起“玩耍”。他并偷偷地送了春兰一大包“状元红”。小和尚说，在山下他最“恨”的是烟掸帚还叫他“倒夜壶”。

阿七哥等一行下山不久，张叔伦便被“上级”派来了。他是受现在已迁武汉办公的“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陈诚、副部长周恩来——直接领导的，顶头上司则是“第三厅厅长”郭沫若。但是他在前线的工作单位则是“新四军政治部”。

叔伦的现职是“少校政治指导员”，穿一套很挺的少校制服，挂“两杠、一星、红底”的少校领章；左上方衣袋插了一支“别克水笔”，水笔和徽章之上，还佩一个“洋钱”大的“蒋委员长”的像章。他军帽上的“青天白日”帽徽亦闪闪发光，使他显得格外英俊。

从张少校这套戎装打扮看来，他原是个百分之百的国民党军队里的中级军官；但是——据李兰和文孙所知——他那时已是有十二年“党龄”的老共产党员。最初在上海介绍他“入党”的，竟是文坛巨星、名震中外的瞿秋白。秋白于一九三五年被害时，叔伦也是个“漏网之鱼”，虽然他未去过“苏区”。事过境迁之后，这次为着全民族的生死存亡，两党释嫌修好，同生共死，并肩抗战。倭寇虽万般凶残，而我全国军民，则以血肉之躯，与敌军飞机大炮，拼搏到底，绝无丝毫畏缩悲观心态。叔伦在上海前线，曾受轻微枪伤。伤口未痊，他便迫不及待地归队，为抗战继续效力。叔伦认为自民国成立后，内战二十余年，黑白不分、是非不清——如今只有这个“抗战”是个黑白鲜明、是非之间丝毫不爽的神圣战争——他自誓要在“抗战”中，为祖国献出他的生命。叔伦常对李兰、小莹，乃至文孙说：“人生自古谁无死；但是哪一样死法，有为抗战而死，死得那样心安理得！？”——四十年过去了，老友叔伦那一番披肝沥胆之言，文孙想来还如在昨日呢——叔伦是个温文儒雅的“血性汉子”！

不过叔伦究竟是个文人，他被编入“战斗序列”不过几个星期，便被项副军长调入军部干文职，后来西山东区情况紧急，急需领导干部，叔伦便半受派、半请调，到了昭觉寺来了。来时公务之外，还有点私情——这八位小演员，原都是他一手训练出来的。对她们，尤其是小莹，他有着情难自已的私人情感，虽然小莹已罗敷有夫了。但是单相思，原是男女恋爱最美的一面，单恋客是不惜为她“化作春泥”的，何况还有更重要的抗日重任呢？

叔伦此来所负的“公务”，大致有三项：

第一，他奉命要把那些“三不管”地区，“遍地黄花开”的地方游击武装，统一领导起来。为此叔伦在山上山下，终日奔跑。但据他观察，这项工作十分艰巨而危险。因为各路英雄，“梁山思想”都很重——他们需要有耐性的、长期的“思想教育”。再者这些英雄好汉对现代战争的知识毫无所知——他们的“打法”，还是少不了老办法的“摇旗呐喊”、“安营扎寨”。一次他们一个“支队”三十余人，竟被“三个鬼子”打得落花流水，被歼几尽。原因便是“摇旗呐喊”弄糟的。原来他们结队在残破的公路边巡逻时，碰到三个日兵，领着一队中国民夫在搬运辎重。队长欺侮日兵人少，乃下令全队取包围形势，摇旗呐喊，冲向前去。中国民夫一哄而散，遗留辎重，遍地都是，而押队日兵，竟未发一枪，似乎已随民夫逃散。当我方游击队，冲至距辎重不及十码之地，始见三个日兵，伏于辎重之后。他们正要掉头离去时，而日兵机枪齐发，直如秋风之扫落叶，不数分钟，我方原有三十名队伍，有二十七八名都变成枪下之鬼——真是全军覆没，而三名敌军竟毫毛未伤，辎重半担未损，便被敌方援军抬回去了。

叔伦尤其担心的，是坐镇林家庄抽“云土”的那位“军师”。他认为“鬼子没有炮”，所以“关闸门、架跳板、守庄子”，深沟高垒，鬼子便一筹莫展。

叔伦以上级指导员身份劝告他们，说蒋委员长的“中央军”，多的是飞机大炮，都不能阻住鬼子，如今靠“关闸门、架跳板”是不行的——叔伦要他们不要树立“目标”。《三国演义》上，关云长不是说颜良、文丑是“插标卖首”吗？插标卖首就是自己树立目标，让敌人来杀你。跟日军作战要打“游击战”。要白日躲藏，夜间出动；白日种地，夜间杀敌。敌进我退，敌退我进；敌停我扰，敌疲我打。我军进退，要有路不走，无路就走。不打情况不明的瞎战；也不打没有把握的糊涂战……

但是“狗头军师张”和两位大队长，以及新加入阵营的支队长“烟猴子张三”等一批“将领”，都认为“张指导员”是不了解敌情。其实他们“帮内”弟兄，有好几个都在鬼子“营盘”里当杂役，未见到鬼子有一架小炮。他们驻在县城之内不过三五十人，平时喝酒喝得“歪歪倒倒的”，“烟猴子”曾亲自进城看过，他也认为“那几个狗鸡巴操的东洋鬼，你给我两把库刀，我就可把他们统统‘通’掉了……”

李连发也说，上次鬼子下乡，我们被杀了那么多人，“实在死得太冤枉”！

张得标把脯子一拍说：“下次那些狗娘养的，再来？——我们揍他！奶奶的。”

总之，这批英雄好汉没一个把那个“戴眼镜指导员”的话当真。吃酒席时，大家都恭请他“上座”，背下却说他是“败兵之将”、“惊弓之鸟”……“害了怕鬼子病”！

这时叔伦细察他们的队伍，居然有百多条长枪，还有架“大轮盘手提”（机关枪），和一架崭新的“捷克式”（轻机枪）……弟兄们个个都会拍脯子、跷大拇指——士气极旺。连东洋鬼子也不放在眼内，哪会听一个“戴眼镜指导员”的话呢？

所以叔伦在详细观察之后，心理也和小莹怀孕一般，“一则以喜，一则以惧”地回山了。

叔伦的第二项任务是“整理”难民收容所、后方医院这一类为群众服务的机构。在他的权力管辖之下，有六个难民收容所和一座小型后方医院，但是都因陋就简、就地取材，破烂不堪。还以昭觉寺这个单位，较有格局——因为在阿七访问之后，两位大队长原先预备扣留的粮食、衣被等物，又继续派夫送上山来——林家庄内所有的“剩余物资”似乎还足够让这位“败家媳妇”，挥霍一阵呢。

也因为这个，虽然山下已无鬼子踪影，青壮年男人包括李七爹，都回庄种田去了（这正是农忙季节嘛），一些老弱妇孺，还在山上流连忘返——他们不是留在山上避暑或跑鬼子，而是值此“青黄不接”之时，“难民收容所”内还有不要钱的稀饭可喝也。为此，张少校为着保证供应，也为他们做了妥善的安排。

既然所中还有学龄难童数十人，张指导员乃策动八位姑娘和十多位认得字的难友联合起来，进一步办一个“初级小学”——“西山东区农民抗日自卫小学”和一个“成人识字班”。

李兰还记得在“开学典礼”时，由所长讲话，她在从她婆家家塾内搬来的黑板上写了个“田”字要大家猜。坐在前排的小和尚（李兰的“小和尚”），居然一口猜出。其实同时猜出的也不只小和尚一人，春兰也几乎猜出了。猜对了，大家鼓掌好高兴。

由这个“田”字开始，春兰和小和尚就“开蒙”了——今日的李场长、当年的春兰开蒙时已经十五岁了；今日的人民空军的高级首长、当年的小和尚，也已经十三岁了。

“我们大家都是种‘田’的，”叶所长笑着说，“认识个‘田’字，也不难嘛！”她说得全场欢声雷动。小莹也为这欢声而颇感得意。所以到后来国共两党，由“摩擦”而动武，搞出个“皖南事变”来，组织上面要同志们改名换姓，以防“国特”时，小莹就改个男人的名字叫“田军”了。

“我们那时十多个孩子在一起，好用功啊。”李场长回忆说，“秀英一次开夜车，开得太困了，几乎把草窝都给烧掉了。涂全胜一面烧锅，一面拿着书不放呢……”

文孙问道：“涂全胜，就是看仓老涂的女儿？”

“是嘛。”李兰说，“田书记把她接上山的嘛。”

“你们哪里来的教科书呢？”

“都是三毛哥、四毛姐、小七老爷……读过的嘛。”李场长说得唧唧地笑个不停；她又说，“我们把你的家抄了嘛。”

“那些小学教科书还在吗？”

“你那个‘败家媳妇’叫小和尚下山去搜来的……”李兰说着又把舌头一伸，说，“见到田书记，千万别提这事儿！小莹最恨死‘败家媳妇’这四个字。”

“她做得完全正确嘛，”文孙说，“有什么不能提的呢？”

“她是个‘假死人’、‘活寡妇’嘛。她想到你，想到‘公婆’，心里矛盾得很呢！”李兰又叹口气说，“小莹真是个情感深厚，可爱的人——我要是你、我要是张叔伦，我也爱死了她！”

“哎……”文孙也眼泪汪汪地长叹一声，“我实在对不起小莹……”

“你‘哎’什么呢？”李说，“又不是你的错。”李兰又说：“你们那几本破书呀，对我们那时失学的青年，真是天大的宝贝啊……我现在看到一些孩子，天天有书读，就是不读书，我真恨不得把他们揍死！”李场长说得咬牙切齿的！

第六章　为中国农村耙耙底

革命者的学术副业

叔伦来此的第三件要务，便是发展“基层组织”——把农民组织起来，组成“农会”、“贫农团”、“妇女会”、“儿童团”、“小鬼队”等等。组织就是力量，农民组织起来了，那蛰居城市，苦守“点”、“线”的敌军，就被真正地孤立起来而陷入泥沼。

在工作之初，叔伦只是全心全意，为着抗日救亡而工作的，丝毫未想到“抗日救亡”还有党派之争，虽然他自己却是一位已有十二年党龄的共产党员，国民党特务对他也曾几度企图捕杀而漏网。他认为这些都是“历史的错误”。现在全民族在敌人的铁骑之下呻吟，叔伦对国共两党已一视同仁，愿在“蒋委员长”和“毛主席”双重领导之下而洒其最后一滴血。所以当他在敌伪区域和三不管地带，出生入死之时，他也早已有了心理准备——万一不幸被日军捕获，他会面向重庆，大叫一声“中华民族万岁”，然后让敌人“砍头”或枪毙的。

张叔伦是比较幸运的一位抗日志士，敌人和汉奸始终没有抓到他。他在三十年后是死于“红卫兵”之手，因为他曾经说过一句“反动言论”——他说毛主席著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不是学术性的著作”。

但是在抗战期间，和张叔伦有同样心理准备而惨遭日军屠杀的爱国志士，正不知有几百十万人。当年参加抗战，视死如归的热血青年，幸存者，今日也都垂垂老矣。但是我们要严重告诫我们那些专爱“丰田汽车”和“日立音响”的后辈子侄，和十代八代以后的子孙——那一项血海深仇，你们可以不加报复，但千万不可忘记！

……

张叔伦抗战前在南京读大学时，读的是当时全国最好的“农业经济系”，他是系中的高材生。曾追随中外专家在长江流域和若干华北农村，做过实际研究，写成“学术报告”，极受国际学界之注意。他本有机会去美国康乃尔大学深造，并已取得奖学金和入学许可证，但不幸由于婚姻纠纷、女友自溺和思想左倾，一连串事故，而没有成行。

这次由于公务，他在林家庄住了些时。在无意中他看到林家“账房”之内，存有装订精良，全庄百余年来，大小收支罗列无余的账簿数百本；还有林氏族谱、支谱、阴阳谱、鸳鸯谱等文件数十种。这对一个学“农业经济”的学者，那真是天作之合。他决定要把这个资料齐备的地主大庄园，来解剖一番。叔伦认为这项研究将有助于国共两党对将来中国的农村建设，和土地改革。

后来他又找到一个为林家看管“县城仓房”的刘朝奉和一位塾师朱先生当助手。又把小和尚，这个深知林家生活细节的“小管家”带在身边作咨询。其后他在林家竟一住逾月——指导基层组织之外，他最大的兴趣就是清查林家庄的“百年老账”，不觉大有所获——这项研究，使他对传统中国农村，尤其是“转变期中国农村”的经济结构，都有更深一层的了解。这项学术性的真知灼见，有时也使他骨鲠在喉，偶尔吐露。终为此而遭不测之祸，也是时代对一个诚实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处罚吧！这是后话。

张叔伦那时是这个西山东区、“三不管地带”，提着脑壳在搞所谓“基层组织”的一个高级知识分子，也是日夜操劳的一位。落于敌伪之手，不用说脑袋搬家，就是他的手表、钢笔，甚至那一副别人不能戴的“金丝眼镜”，都可能是杀身的媒介。几经危险之后，张君终于换穿农民装，把手表、钢笔，甚至眼镜都藏而不露。但他没有因这些不可知而稍存畏缩之心。他在盛夏积劳之余，最大的享受和他最欣赏的“歇脚之地”，便是在昭觉寺的小佛阁之内小住数宵——那儿不但凉风习习，窗明几净，淡斋素食……还有那几位他一手栽培的红颜知己。她们对“张指导员”固敬如神明，而叔伦对她们也爱如掌珠。这几位姑娘原都是他亲自遴选的明眸皓齿、能歌善舞的才女；而叔伦自己虽是个“经济”长才，但是本质上却是个江南才子型人物。爱唱昆曲，中西乐器也都着手成声；制谱、度曲、导演、扮演，对新旧舞台都有实际经验；而吟诗、填词、绘画、木刻等等，更是少年时代即已养成的嗜好。至于英语更是他的专长——他是在教会大学里英语演讲竞赛的前茅；也是法文大小仲马、《茶花女》的原文读者。因此叔伦与这几位姑娘相处，真是如鱼得水，她们对他竟由由衷的敬爱，而至于默默地单恋。因此他们偶尔相聚，月明对坐、松下盘桓，也颇能使他暂时忘记为抗战奔波和为人民服务的辛劳。

但是叔伦的不幸——终身的不幸——是他该爱而不爱地和一个娇艳如花的表妹未婚妻“解约”，弄得秦晋失和、父母厌弃、留学不成；他更不该爱而爱地，和一个不识字的渔家少女“私订终身”，终于弄得第二个未婚妻受不了社会的压力和邻里的讥笑，而投海自尽。现在他在情感生活上，弄得每下愈况，竟然在众香围绕中，偏偏又不该爱而爱地，钟情于一个“罗敷有夫”的小莹。他虽不敢表示，更无法启齿，但他那一种不可得已之情，却是众姐妹中公开的秘密。小莹自己也完全体会得出；也深深“了解”何以如此——这一点就是众姐妹所不能“了解”的了。她爱惜他这份由了解而产生的爱情，但是她却不能接受他这份爱，而小莹愈不能接受，也正是叔伦非爱不可的动力和能源。这个爱性循环，就注定这勾、股、弦的永恒悲剧了。

悲剧式的单恋本是最美的，所以张君一有机缘过境，总有诸少女相陪，在阶前月下作竟夕之谈。这项谈话虽只是单行车道的知识交往，而叔伦颇喜诸姑娘皆聪颖绝伦，举一反三，使他有吾情吾道不孤之感。

这一次他在林家庄一住逾月，查账归来，在“净土真园”之内，三杯两盏淡酒，他就和众姐妹，尤其是“林三毛少奶奶”，闲聊起他们林家的掌故来——并为“林三奶”清查清查家当。

少奶奶的家

张叔伦原想查一查，林家这个超级大地主，豪华大庄园，建于何时。可是故老无闻，文献亦无征。但是从林家附近丘陵田地中十数口枯井来推测，这一带以前可能是个不小的市镇。再从山边松林坡下看那万亩脉脉水田，他猜想此地以前似乎是一片淤积的湖泊。当年的港湾码头在地势上也隐约可见，当地老人也确有些沧海桑田的传说。比较科学的推测，那便是湖泊逐渐淤积，湖边小镇，失去商业价值便渐次萎缩而终于消失。这个林家庄以前可能是一座千年古庙。市镇消失，僧侣四散，便逐渐变成私人住宅了。

据叔伦翻开林氏“宗谱”所载，他们林家原是客户、“外省人”，于明末逃避张献忠造反，才“举族迁来”的。他们本是一队贫农，漂流不定，后来看到此地有千顷荒田、百年老屋，而渺无人烟，乃定居下来。当他们迁入这“老屋”时，曾见腐尸犹在，蛆虫盈户。他们鹊巢鸠占之后，一住住到康熙初年，始终未见原庄主回来，乃正式向官府备案“领契”，把老屋和“标田”（插“标”为记的无主之“田”），正式据为己有了。

另据林氏“支谱”所载，这座不知起源的千年老屋，由林族中的一支独占，而加以“翻修”则始于光绪初年。“正厅”“上梁”的正确日期，则是光绪四年戊寅（一八七八年），“三月初吉”。

这座合族公用的“老屋”，为什么被一支独占了呢？原来这族客户老农，人丁兴旺、聚族而居，习于“械斗”、精于武术。平时打打架，挨挨官司，并无太大变化，可是一到天下大乱，官员逃走，四方无主“遍地黄花开”之时，他们就称王称霸了。

据说在道光年间，一位相士路过本乡，便喟然叹曰：“天下将大乱矣！”别人问他为什么呢？他说本地这些乡下哥哥，一个个都生得“公侯之相”，天下不乱，大家三考出身、进士及第，他们哪有这福分呢！？

远在大唐时代，杜甫诗人在杨玉环死后，不也喟然兴叹说“王侯第宅皆新主，文武衣冠异昔时”吗？天下不乱，这批乡下哥哥，怎能当得了高干呢？（看官注意：这“高干”二字是作者加上去的，与杜诗人无关呀！）

果不其然，道光爷死后不久，洪秀全就带了好多万两广贫农，打到了长江流域。这时那在东亚大陆上横行二百余年的“八旗”、“绿营”，都抵挡不住。眼看着神州大陆，又面临改朝换代的时候了。北京城内的接班人没了主意，最后只好重用汉族儒生，听从他们的诡计，发动长江流域的贫下中农，去和那自两广北上的贫下中农，自相厮杀。南方说北佬是“妖魔”；北方则说南方蛮子是“长毛匪”。不幸南方那些江山已打了一半的“长毛”的头头，不能共安乐，自相残杀，便被北方的“妖魔”打败了。

林家的老祖宗们，在咸丰年间也停止了“械斗”，参加“打长毛”。长毛打掉了，林家勇于械斗的人口也大减。剩下的林“六郎”、林“宗保”，就戴起“红顶花翎”，当起“呼登巴图鲁”来了。林文孙的曾祖，便是当时当地二十多个“红顶子”之一。他们从长毛的“忠王府”内运回整船整船的银子、整船整船的古董宝物，拖回整尊整尊的长江炮船上的大炮，也抬回整轿整轿的苏杭美女。他们替“曾文正公”保卫了“儒家道统”；他们也替他们后代子孙安排了高干子弟应有的享受。父是英雄儿好汉，从“红顶子”到林文孙已经四五代了。他们还是祖荫不衰，连个十九岁的小媳妇，都做了“穆桂英”呢。这座林家庄便是这位老“红顶子”出钱把贫户迁出，他再行翻修改建的。

“指导员呀，”一位姑娘插嘴说，“我们‘穆桂英’的父亲，也是一位‘督军’呢……”

“阿英，”文梅打断她，说，“别听人乱说。”说着文梅把正在切的西瓜，递给她一块。

这个大而“红到边”的西瓜，事实上也是林家“红顶子”的余荫——那是山下林家的佃户送上山来“孝敬三奶”的。诸姑娘晚饭后，乘凉吃西瓜，听张指导员讲天南地北，也是她们战时生活的最大享受之一。阿英接了西瓜，还要和文梅继续争辩时，她的话便被小莹的问题打断了。

“张指导员，”小莹问道，“我怎么未听见文孙说过这些故事呢？”

“文孙这个‘三哥儿’，哪里知道呢？”张说，“他既未看过他家的‘族谱’，也未见过同治皇帝的‘诰封’。”

据叔伦说，这件“诰封”，原是用金漆盒子装着，悬在林家庄“大堂屋”正梁之上。上次那汉奸带着鬼子来找宝时，以为那是个“宝物”，便取了下来。那日本老头，只“瞟”一眼，就丢掉了。张叔伦捡到之后，倒把它当做“宝”，仔细地看了一遍，它不是“宝”，却是件珍贵的社会史料。

“他们林家可复杂呢。”小莹也告诉众姐妹说，“文孙也讲不清楚——他说他二婶是德国的‘蓝血贵族’，七婶是‘上海中西的皇后’；三叔曾在德国‘克鲁伯厂’实习，现在在兵工署当中将……又有位三姨在巴黎开‘豆腐店’……我真搞糊涂了……”

“他们林家的家族亲戚朋友世交关系才复杂呢。小莹，我可把你们林家画个家族世系表。”张指导员说着又告诉文梅她们，“光谈人事关系，他们林家比《红楼梦》上贾家的荣宁二府的人事关系还要复杂。他们的住宅，我也前前后后看过，似乎也不比‘荣国府’小——就是少个‘省亲别墅’，和一个贾元妃……这种超级大地主，也真够气派，简直是个小土皇帝！”

“小莹，”另一个姐妹说，“你家不是也有‘贵族’，也有‘皇后’吗？”说得大家都笑起来。

“我们小莹就是大观园内的林黛玉。”文梅放下西瓜，把小莹搂在怀里，这是文梅的习惯。

众姐妹对小莹难免都有点羡慕的眼光。小莹也微笑，难免也有点掩不住的得意的神情。但是丝微得意的神情之中，也掩饰不了“三奶”的悲伤——眼前的现实，她只是怀孕在身，娘婆二家都无一人在侧的小女兵、小难民。

“指导员，”小莹伤感地说，“那个死掉的‘屎嘴张三’说他们林家，要‘败’在我手里。天啦，我哪有这本事来把他们林家弄败了呢。”

“他们这种大地主的家庭生活也很有趣，”叔伦说，“他们家里养了许多怪人——武师、地仙、阴阳家、碑帖家、画师——一养多少代。屎嘴张三便是其中之一；他是直隶（河北省）人，专门算命看地，在他们林家已住了四十多年，批了林家最主要的‘阴宅’（祖坟）和‘阳宅’（住房），他还‘批’了林家四代的‘命相’，都完整地保存下来，极其有趣——这些虽然都是迷信，但是迷信之中却蕴藏了极重要的社会经济史料，是经济学者和社会学者的无价之宝。”

“屎嘴张三有没有替我‘三少爷’和‘三少奶’批过命相呢？”文梅笑着发问。

“他当然批了，”小莹沮丧地说，“不然他怎么会骂我是‘败家媳妇’呢？”

“林家那些什么《阴阳宅地理图解》、《鸳鸯命谱》、《子孙谱》等等，我都看了，”张说，“那些‘甲子’、‘乙丑’我看不懂，不过那些红字的‘批语’，有些也倒可以理解的——文字古雅、小楷清秀，都不可小视。他们倒真是有学问的人呢。”

“你说‘屎嘴张三’，也‘文字古雅、小楷清秀’？”小莹奇怪地问。

“古文字，第一流！”叔伦说。

“那他们为什么叫他‘屎嘴张三’呢？”文梅有点奇怪。

“他自称‘铁喙道人’呢，”张说，“铁喙就是‘铁嘴’。铁嘴便是好的也说，坏的也说……”

“说好的，人们视为当然；说坏的，人们就不高兴。”小莹说。

“正是这样嘛，”指导员说，“人家听不进他说的‘坏话’，所以叫他‘屎嘴’。他说的一切‘好话’，都完全白讲了——在任何社会里，讲老实话都是很难啊！”叔伦说得无限感慨。这位忠实的共产党员，社会主义学者，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的无名功臣，在一九三八年发此感慨时，他怎会想到三十年后，他也因“屎嘴”关系而把老命搞掉呢！？

“屎嘴张三在他们林家毫无地位呢，”小莹说，“吃的永远是‘下客饭’，一点点咸鱼、豆腐、青菜……没酒没肉的。”

“他原是投奔你家祖宗‘红顶子’的十来个‘清客’之一，吃‘上客饭’呢……”叔伦说着又问诸姑娘，“你们知道什么叫‘清客’吗？”大家说知道。叔伦又说：“屎嘴张三原先可能是个‘白莲教’，甚或是个‘义和拳’——一个亡命之徒，被洋人或官府赶着没处逃生，才逃入一将军的幕府中，躲避自存。初来时他也和其他清客一样，有鱼有肉地吃‘上客饭’。后来其他武师、画师、阴阳师……死的死了、走的走了，只剩下他和园师老桂，无家可归，才一直留在林家——林家的下一代欧美留学生，讨厌他们‘阴阳怪气’的，恨他‘屎嘴’，专讲坏话，又瞧不起他‘迷信’。这样才江河日下，吃起‘青菜豆腐’来了。”

“指导员，”小莹好奇地问道，“你说哪个‘园师老桂’呢？”

“你们不是叫他‘桂三爹’吗？”

“你说那老花匠，‘怪三爹’？”

“什么‘怪三爹’、‘鬼三爹’，”叔伦说，“人家是‘桂三爹’呢！”

“我们不知道他姓什么，”小莹说，“只因为他阴阳怪气的，才叫他怪三爹、鬼三爹……”

“人家初来时，是吃‘上客饭’的‘桂老师’、‘桂三爹’、‘桂渭叔’，来头大呢！”

“你说那老妖怪，来头大！？”文梅问。

“人家是朝鲜‘闵妃’宫里的御用花匠，”叔伦郑重地说，“后来闵妃死了，国亡了，他不愿做日本人的亡国奴，才逃到中国、投奔林家的——人家是抗日报国的志士呢！什么‘老妖怪’？”

“小莹啊，这点你都不知道。”文梅诧异地责问小莹。

“文孙也不知道哎！”小莹感叹地说，“他们实在不应该在我们家吃‘下客饭’……”

“他们命不好嘛，早死了，”文梅也感叹地说，“否则等到我们‘三奶’来管‘大厨房’，他们不是又可吃大鱼大肉了吗？……”

“他们林家养了那些清客干嘛呢？”一位姑娘好奇地问。

“有钱没处花，”叔伦说，“也是表示地主、员外们的风雅、清闲，有有文化的客人，经常陪着有闲的地主阶级谈文化——不过话说回头，我国三千年的地主阶级的文化，也是这样保存和发展下来的……希腊人不是说过，文化出于闲暇吗？终日操劳的工农阶级，哪有闲空动脑筋、创造文化呢……”

“时代变了，地主阶级，是不愿再来供养清客了。”文梅说。

“也不一定，”叔伦说，“去年冬季，文孙的爸爸就花数十两云土，招待过平江不肖生向恺然呢。向老师就是林家最后的一位清客。”

“我公公找他来谈《江湖奇侠传》吗？”小莹问。

“不谈《江湖奇侠传》，”叔伦说，“向恺然不只是写小说，他是个‘地理先生’、‘地仙’。”

“我公公找他来看风水的吗？”

“他自己闻名来访的，也是为着点好烟土。”叔伦说，“你公公看到他和‘屎嘴张三’谈得很投机，所以你公公叫他顺便批批庄子的风水，因为‘屎嘴张三’说你们庄子，今年是‘大劫’之年！”

“被他讲到了。”小莹有感慨。

“我看过他两人‘批’的《林放鹤堂阴阳地理图解》，极为有趣……”

叔伦说他首先发现这个“精装抄本”，以为它是本有关地理的书，一翻才知道是一本谈风水的书。他讨厌那些“甲子”、“乙丑”的迷信，本来也就丢了，但是他却被“平江不肖生”之名，和那字迹秀丽的朱批吸引了，所以才看了看；谁知其中大有文章，看后大感兴趣，乃把类似的抄本，也都找出来看看，竟发现屎嘴张三，对文孙、维莹这对小情人的命批——这是屎嘴张三秘不告人的私批，有趣极了。

小莹闻言真是迫不及待地要求张指导员讲下去。

迷信的眼泪

叔伦说他对这些迷信的阴阳书上那些干支的组合是一窍不通的。不过他对那些批语的文字，倒很容易看懂。他记得屎嘴在民国元年壬子（一九一二年）对林家风水所写的第一“批”是这样的：

有靠无抱，单涧双流。阴阳易位，旺气难收。

熊腰虎背，獐鼠弥留。须眉贲张，翻腾不休。

属青龙搏球格。主男防女。

宜官衙寺庙，不宜家室。

壬子重九铁喙道士邯郸张叔平批

抗战开始之后，屎嘴于是年冬季，南京失守之后，又加了个第二“批”，曰：

龙虎相争，逢寅必煞，重寅乃大煞。

人贵宅凶，主安客危，慎之慎之。

丁丑嘉平铁喙增批

这两则“批语”，张指导员是看得懂的。他说林宅的地形像条青龙在玩球，“翻腾不休”。这情况再碰到个老虎来争球，那就更要天翻地覆了。“寅”年属“虎”，所以有“逢寅必煞”的批语。至于“重寅乃大煞”的解释，则是林家庄重建于光绪四年（一八七八年），这一年是“戊寅”年。六十年后一九三八年，抗战第二年也是“戊寅”年，是谓之“重寅”。重寅对林家庄来说，必有大劫。“主安客危”，屎嘴张三自知是“客”不是“主”，所以下书“慎之慎之”。

在张三这两条批语之下，叔伦也发现一条“平江不肖生”的“签注”。注文说：

离心沙水，子孙四溢。人贵宅凶，逢寅必煞。

甚是，甚是。高明，高明。慎之，慎之。

戊寅正月初吉书附叔平仁兄批末

不肖生弟平江向恺然签

据说在向老师离去之后，屎嘴张三，常时惶惶不能终日。当文孙的爸爸决定举家迁入山中“猫耳尖”避难时，屎嘴曾恳求同行，为林家以地方太狭而婉却。后来他又力劝张老管家同往昭觉寺作狡兔三窟之计，而张老管家则贪恋庄中安乐，不听他话，并笑屎嘴迷信。谁知“主安客危”，二人均同罹“大劫”呢！？

张叔伦讲过这段故事之后也叹息说：“我们笑他们搞迷信，事后回头看看，这些迷信有时也有些不可思议的玄秘呢！”

叔伦又听庄中人说，在张老管家拒绝屎嘴建议之后，屎嘴曾一再叹息，说：“在劫者难逃！”并作了些“身后”的安排。

“我也认识屎嘴张三呢，”文梅说，“我懊悔那时未叫他替我算算命。”

“有什么好算的呢？梅姐呀，”小莹说，“他不是替我算过的吗？”

“指导员，”文梅问张说，“他替小莹怎么算的？”

“他排那些八字，我也看不懂哎，”叔伦说，“我只能看他的‘批’。”

“他对我怎么批的呢？”小莹也问一句。

“你和文孙是那本《鸳鸯谱》上，最后的一对‘鸳鸯’，”叔伦说，“文孙属‘羊’，你属‘猴’，是吧？”

“他怎么批的呢？”

“让我想想。”叔伦想起，大致是这样的：

坤造

浪急滩高，猢狲缘木。

既不能守，守之何益？

铁喙批：平平，雪里红梅，孤芳寒艳

“坤造就是指我，是吧？”小莹问。

“乾就是男，坤就是女嘛。”文梅代答。

“他不说我是‘败家媳妇’吗？”

“他并没有说你是‘败家媳妇’，”叔伦说，“他只说你，‘既不能守，守之何益？’”

“他曾亲口告诉姚大余，说我是‘败家媳妇’呢。”

“这四个字，也看你怎样断句；看你把‘败’字用成个‘动词’或‘形容词’。”叔伦说，“用成动词，那么林家就被你‘败’了；用成个形容词，那你就是个‘衰落了家庭里的媳妇’罢了。”

“那么不管用哪个词，都不好嘛。”

“莹啦，”文梅说，“这年头哪有好词呢？有好词，你还会在这深山古庙中待产呢？”

文梅这话把小莹眼眶说得红红的。

“梅姐，”小莹又问，“‘守’是什么意思呢？”

“守庄子、守财奴、守南京、守汉口……”文梅数了一大堆。

“还有，”小莹接着说，“守孝、守节、守墓……”说着她心一酸，眼泪夺眶而下。文梅站起来把她抱住。

“不要专向那坏处想嘛，”叔伦也安慰她一句，说，“你看平剧上的《别窑》，薛平贵不是说，‘守得住来将我守，守不住来将我丢’吗？王宝钏‘守’了十八年，还不是‘守’出个正宫娘娘来了。”

叔伦说得众姐妹大笑，小莹也笑了。

“我们的王宝钏才‘守’了三个月，就等不及做正宫娘娘了。”文梅说毕，大家又大笑，气氛轻松多了。

“指导员，”小莹又问，“屎嘴张三怎样替文孙算的呢？”

“我也有点记得，”叔伦说，“但是你要不迷信，我才能告诉你。”

“革命家迷信什么呢？”文梅替她代答了。叔伦再看看小莹，小莹也点点头。叔伦乃背出那“乾造”的批语是：

水火相冲，难测祸福；

泽蛇山虎，羊无皮骨！

铁喙批：下下，难测、难测，大凶，宜远避

小莹听了这“命批”，不觉眼泪一泻而下。她想忍住哭声，但是心忍嘴不忍。她不觉伏在桌上痛哭起来。众人连忙来劝。小莹抬起头来望着文梅说：“文孙恐怕不在了！”说着又泪如泉涌，她用力忍住，并用手帕自擦眼泪，但是愈擦愈多，总是止不了，终于把文梅和阿英的手帕，都擦得赤湿。

“维莹啊，”张指导员说，“你不说不迷信吗？”

“我——不……迷信。”小莹说了又哭。

“纵是迷信也没关系，”叔伦安慰她说，“那批上不是说‘宜远避’吗？如果他这次还留在庄子里，那真是‘难测，难测’。远避了，不就逢凶化吉了吗？……”

大家也帮着苦劝一阵；小莹也用坚强的意志，忍住了她的哀伤——因为她知道她腹内还有个宝宝呢。

众人等小莹完全恢复了镇静，张指导员看看手表，已是夜半三时了。大家才沉默地散去。

一窠可怜的女人

听了上述的一大堆四十年前的历史故事，文孙不禁含笑问李场长，说：“他们在小佛阁内搞‘群芳开夜宴’，你在不在场？”

“我怎么不在？”李反问一句，又说，“我那时也是众‘芳’之一嘛！端茶送水，每分钟都在。”

“你很少提到你自己嘛。”

“现在我是大‘场长’，能说会讲了。开会作报告，一讲两三个小时，口若悬河！”李兰说着高兴地笑起来，“可是那时还是个羞答答的小村姑，一天到晚都在搞‘人手足、刀尺，山水田、狗牛羊，一身二手，大山小石’，还搞不清楚呢！……”她说着文孙也笑个不止。

李兰说她那时比诸姐妹只小四五岁，但是她们所讲的话她“一大半听不懂——是个可怜的小文盲嘛”。不过日月推移，她后来就渐渐懂得了。据李兰说，张叔伦后来在如皋，对搞土改的同志们作报告，曾讲了好两天“林家庄经验”，那时李兰就差不多“全懂了”。后来小莹又时时私下和她谈林家的事，她思想才逐渐“搞通”。

“三哥，”李兰骄傲地说，“我现在所知道有关你们林家的事，肯定比你还多呢。”

“当然啰，”林说，“我小的时候，对我家的家事毫无兴趣，长大离开了，就更不知道了。”

“三哥，”李问文孙，“你知道你父亲为什么比你母亲大十多岁？还有，你生母以前的那位母亲，怎么死的？”

“我父亲的‘原配’——我母亲以前的那个母亲余夫人，是生我七姐时，‘血崩’死的。”

“才不是呢！”李兰很自然地放小声音，叽咕着说，“她是怀抱着婴儿，用丝带在大床上，上吊死的。”

“……真的！？”文孙张大了眼睛。

“小莹常时向我说，”李兰叹息着回忆道，“做‘女人’总归是可怜的——纵使你们林家做个少奶奶，也凄惨无比……”

李兰和小莹的感叹是有根据的：

他们林家，根据张叔伦有关土改的学习报告，那位“遍身刀疤、满头麻花”（头部被土炮的“铁砂仔”打成个麻花）的红顶子，只生一个儿子——后来的“大老爷”林盛臣（字治平）。大老爷幼年时“文武兼资”：既参加“文场”，又参加“武考”。文场因插笔不慎，黑墨水滴到卷子上，“污了卷”，考秀才就落第了。武场，他三支箭都未达到箭靶，就掉到地上了；搬个一百斤的“石志子”，也几乎把腿打断，所以武秀才也当不成了。文武科场都失意，红顶子乃送他去日本进“法政学堂”。谁知在日本时，他竟然剪了辫子，当起“革命党”来。一次回家“省亲”磕头时，不经意把“假辫子”掉落地上，把“红顶子”气个半死。后来他被迫放弃“革命”，参加“保皇”，跟康有为厮混了一些时。可是不论革命或保皇，他都未搞出个什么名堂来，反而是文学名著《官场现形记》，倒叙述了他一段，也算是名垂千古了。

“大老爷”十六岁时娶同邑张翰林之女为妻，生而存者，有二男四女。长男便是文孙的爸爸林经世（字伯章）。次男济世（字仲才），比长兄小四岁。后来“大老爷”又偷偷和一个婢女，生了个儿子，便是文孙的“五叔”匡世（字叔通）；他又和一个苏州唱小曲子的，私生了一个，那就是文孙的“七叔”，有名的“小七老爷”，名元世（字季成）。元世在“清华学校”读书时，美国老师又把他取个洋名叫“麦克”。

所以他们林家，自“红顶子”开始，“单传”两代之后，到文孙爸爸这一代，“红顶子”就有四个孙男、四个孙女——人丁兴旺起来，“红顶子”每一提起孙男孙女，总是笑逐颜开。

文孙的爸，原娶的是同邑大户，余家的千金。林、余两家相去三十里，据说完婚之日，两家争摆场面——“送亲”和“迎亲”的仪仗行列各占十五里，把两家之间搭了个“人桥”。不用说那些被日本鬼子烧掉的什么“金瓜”、“钺斧”、“朝天盾”等等，都在这人桥之上，大亮其相了。

花烛之后，两家姻亲所热烈期待的，不用说便是“长房长孙”的“弥月酒”了。孰知这位余小姐却连胎生女。当她生出第三个女儿时，文孙的二叔竟和一个婢女私生了一个男孩。

这一下可把“红顶子”气坏了——他怎能容忍这个“官宦世家”的“长重孙”竟是个婢女的私生子呢？一怒之下他把原先留给“长孙”的“长孙田”、“传家宝”等等全给取消了。这对他的长孙媳余氏自然是个沉重的打击。

“红顶子”也把次孙罚跪，认真地抽了几十皮鞭，便把他送到德国留学去了。有谁知道这位二公子林仲才传宗有道，在德意志帝国，竟恋上了一位德国的远支“皇族”的女儿，她为他又生了个“混血”儿子——“红顶子”的“杂种”重孙。所以到文孙出世时就变成“红顶子”的第三个重孙，做“三哥儿”了。

林二公子在家乡原已定了亲——一个门当户对的阀阅世家的小姐。可怜这位小姐尚未过门，她已经有了两个继儿，第二个且是个混血杂种。二公子惮于“红顶子”的威严，不敢回家，借口大战方酣，归国不易，乃请至亲好友，偷禀双亲，转禀祖父试与女家解约退亲。女家倒答应了，但是小姐不肯，并曾两度吞金自杀，都给排泄出来，第三次她就改取“悬梁”方式而香消玉殒了。

姑娘一旦自尽，她就变成林家的“节妇”了。“大皇帝”虽已垮台；“大总统”仍可“旌表”。女方既取得大总统的“旌表”，男家就得全家带白，为贤媳节妇、迎灵归葬。

这一悲剧震动了这一带所有的阀阅世家，因为他们彼此之间，都是“姻联秦晋”的，子女儿孙之间，互有婚约。一旦彼此“退亲”、“自杀”起来，岂不天下大乱？因此大家约定俗成——订婚和结婚有同等约束力，一旦父母有命、媒妁传言，则不论生死，女的都是“婆家的人”。所以这一带以后的公子、哥儿们，不论进的是“清华”、“北大”，不论“留”的是欧洲、美洲，他们都变成了重婚犯——乡下有“旧夫人”，城里有“新夫人、洋夫人”。他们也乐此不疲。小莹和文孙事实上也在这成例下订婚的。一旦订婚，她就是林府权主中馈，百分之百的“三少奶奶”了。

弟媳“殉节”之后，可怜的林家余氏长媳，这时也在生死边缘。她已连生六胎，六胎皆女。她生一次、哭一次，已哭了六次。六次之后，她也早萌自尽之念，所幸七度怀孕。她深盼七索之后，终获麟儿。这也是“红顶子”以下，全家最后的希望。谁知临盆之日，呱呱坠地的竟然是第七个女婴。

最惨的却是烟榻上，年逾八旬的“红顶子”闻报，一口烟尚未喷出，就不省人事了。节妇慈亲，丧上加丧，一门显赫的“林放鹤堂”，竟被笼罩于愁云惨雾之中。那个第七胎的长媳产妇，在全家赶办双重丧事之际，也就少有人过问了。谁知次日清晨，林家丧事又重上加重，佣妇乳媪发现少奶奶，怀抱女婴，用丝带自尽于一张“柏梓桐椿”（百子同春）四木合制的硕大牙床的床架之上。家人不敢声张，乃向余家谎报为“产妇血崩”而死！这桩疑案，沉埋二十余年，始由当年佣工向张少校说出而真相大白。

丧妻之后三年，文孙的父亲便和文孙的生母卢夫人结婚了。父亲比母亲大十多岁。这在当时是很不平常的。原因是文孙的外公卢进士，少年科第、思想进步，以故所生三男四女，幼年时父母都没有替他们代订婚约；一是进士公有新思想；二是怕对儿女作不了主，将来“退亲”麻烦。谁知岁月蹉跎，等到儿女渐次长大，婚姻都发生了问题。在那个年代，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大户人家儿女都早有婚约，卢进士的成年儿女——尤其是女儿——要找个“门当户对”的配偶，就很难了。有之，那就只有找丧偶的鳏夫了。所幸那时医护卫生落后，孕妇死亡率甚高。因此有些士绅遭鼓盆之痛时，却正是卢家所期待的希望。

文孙的生母，能诗能画的卢小姐，还算幸运，终于嫁了一位比她才大十来岁，而已有七个女儿的丈夫。文孙的三位姨妈，有的竟嫁给跟父亲一样年纪的老人，在家中受尽丈夫前妻所生成年儿女的闲气。他的三姨不愿受此窝囊气，乃临时学了点法文，便独自前往巴黎留学，宁愿在那儿开豆腐店，也不愿回国了。后来才和另一位留法不归的前“勤工俭学”的留学生结了婚，年已三十开外了，才算有个幸福的家庭。

文孙的四个姑母、五个姐姐，也都是转变期中旧社会的牺牲者。大姑母比较幸运，嫁了个抽鸦片表哥，自己也染上烟毒。二人总算白头偕老，一直到抗战开始，还能在上海靠出卖古董字画过日子。

二姑母就惨了。她考上“北洋女师”，但是她“婆家”以秋瑾为鉴，却坚持不许他们未来的媳妇进“洋学堂”，而为“红顶子”祖父勒令退学。等到她“庚款留学”的未婚夫自美国归来，又嫌她是“旧式婚姻”、“没有新知识”而单方解约。二姑妈自杀了。

三姑妈就更惨不忍言！她也在相同情况之下，做了一位“英国留学生”的“乡下大太太”。一次丈夫回家“祭祖”，她为要求丈夫“带她出去”不成，而一怒跑回娘家。在县城之内，单独雇了“轿行”里的一顶“青布小轿”，赶回林家庄。谁知由于她年轻漂亮多金，而引起两位轿夫的邪念——他二人把她抬到一偏僻处所，企图绑票，甚或强行非礼。幸好这位“花票”究竟出身名家，气度逼人。她亮出身份来——“林家庄的三姑太”——并说自己有“烟瘾”。她要二人替她去附近土膏店买“四五两烟泡”。等到烟瘾过足了，他们“要人有人、要钱有钱，并且秘不告人”。两个匪徒信以为真，乃遵命买了来。她又要他二人在门外略等，让她便溺一下，二人也信以为真。这时她看这草房之中，一张床铺之外，只有个无油的油灯，和一个满装的溺桶。她把心一横，乃用油灯装满自己的小便，把五两烟泡，灌入自己肚子里去。随着她又把满装粪便的溺桶扳倒，使粪便满沾衣裤，臭不可当，这时她也已全身发青，腹痛如绞，滚地呻吟。两个匪徒闻声乃破门而入，见状大恐。二人商量了许久，无计可施，乃决定把她这半死的尸体抬起，乘着黑夜，抬到林家大门前的竹园内，弃尸而去。等到林家发现“三小姐”的尸体，已被野狗抢吃了一半以上！

受了三位姐姐身世的刺激，这位仪容绝代、能诗能画，又弹得一手韵味非凡的“巴赫”、“摩莎”钢琴的林四小姐，就决定“不再上当”了。以死相胁，她终于解除了幼年的婚约，在绘画和音乐的课堂上，与青年学子为伴，而“自梳”了一生。在她孤独的一生之中，冷默默的倾慕者和滚热热的追求者，岂是一辆街头的“巴士”所能载得了！？

上帝就是这样地作弄人：四小姐的未婚夫，一位秉性淳厚的大家公子、好好先生，不忍心解约，宁愿“高挂东南枝”，也不愿“与四妹仳离”。数十年来，他总在同一地区、相同的学校，遥为监护，偶有机缘，也偷看她两眼——越看越舍不得离开她。结果一个是铁石心肠，另一个则痴情到底。总希望以真情感动她，盼“四妹心回意转”——化作春泥、化作蝴蝶、化作杜鹃，究有何益！？写来令人掷笔三叹。文孙五个姐姐的凄凉身世，作者也就不忍多叙了。

七姐之死

张叔伦对他们林家的“调查研究”，可说是纯学术性的——他可根据手头的社会资料，在美国康乃尔大学写一篇第一流的“硕士论文”甚或“博士论文”——这种社会调查是不掺杂个人情感成分的。

他所述的生动故事，对曹文梅和其他女同志来说，也只是一些颇为感人的“故事”。故事毕竟是“耳边风”，风吹过之后，一池春水，自会恢复平静。可是张君这些故事，对有切身感受的林宅中人来说，则是触动心房跳动的微波。只有心房停止跳动，这电子微波，才会消逝。

在她们这一群十多个“同志”之中，只有小莹一人，感到这些故事，不是“故事”，而是“情感”上的“死结”。

小莹是“林老师”最宠爱的学生，而“林老师”便是这故事里的“林四小姐”——那两位惨死的林家姑娘的“幺妹”。这“幺妹”又最宠爱文孙，也是文孙最爱最亲的“四姑”。而小莹和文孙的结合，则是通过四姑，无意或有意的安排——在小莹心意中，四姑则是为她有意作筏的“媒人”。她对“林老师”之爱，和文孙对四姑之爱一样，都是自襁褓时期便开始的。

文孙是个软心肠的小“糊涂公子”，他每次提到他几位姑妈、姥姥（方言，指姑姑）或姐姐们的身世，都热泪盈眶，他痛恨那个“吃人的社会”，认为那对他的几位姥姥和姐姐，太不公平了。谁知小莹比文孙心肠更软，每次当文孙说得眼泪汪汪之时，小莹伏在他怀内，常时弄得泣不成声，尤其是对文孙个人情感上感受最深的“七姐之死”。

文孙的七姐文君，可说是他林家最不幸的女孩。她生下尚未满一天便被母亲僵冷的尸体冻得呱呱啼哭，惊醒女佣，才被抱起的。在她生下的第一周，家中便停了三具棺木，载着两女一男的死尸——男的气死，女的吊颈。庄内主人千不怪万不怪，却把一切凶事，怪在这不幸女婴的身上——他们认为，林家庄内一切惨事，都是这不祥之物带来的。这要在一个普通农民的家庭，那她肯定是被“溺婴”“溺”掉了。在一个大地主的家庭，她能侥幸地活下去，可是活着比死掉更惨。

不幸中的不幸，则是她生于“寅年”，寅年属“虎”。这头雌虎，一来林宅，便“吃”掉了三位主人，包括她自己的母亲。将来可能还会“吃”掉其他的兄弟姐妹。他们为防备这头雌虎作邪，乃把她取个恶名叫“文君”。“文君”是个寡妇的名字，取此恶名，好让它“两恶相冲”，老虎就不会伤害别人了。

因此，这个丧母失宠的孤女，一生下地，便由家人交给一个奶妈专管。这位奶妈脾气既坏，人又势利，她看到林宅中人也恨不得这女婴早夭，她便把她自己的男婴，带来林家，反客为主，帮着虐待这个失母的孤雏。当她啼哭时，奶妈便“扭”她、“切”她，甚至“囚”她、“饿”她，竟使这个可怜的孤儿，三四岁时就知道看人脸色，就知道避着人，偷点食物充饥。她原是个聪明秀丽的小女孩，可是在众人尤其在她奶妈虐待之下，却变成个黄瘦、孤僻、不哭不笑的小怪物。论她在林家的身份，她正是名正言顺、不折不扣的“七毛姐”；可是怕雌虎的迷信，和重男轻女的传统，却使她变成自己家里“大厨房”内的“小叫花”，连家中男女仆人，和仆人的子女都叫她“小寡妇”；新来的仆人和访客，简直真以为她是个“小叫花”。

“小寡妇”、“小叫花”在众人折磨之下，就更变成个不讨人喜欢、形容枯槁、生性乖僻的失宠孤儿。除了偶尔归宁的姑母、来访的姨妈，或许会抱着她滴一两滴眼泪之外，她在自己的豪华的庄园之内，似乎已不存在了。

“小寡妇”五岁的时候，她的生命上又添了个继母——她第一次可以叫“妈”的女人。这位“晚娘”还知书识礼。她对这个可怜小孤女倒十分同情，替她做了“绸袍子”，并煮“牛奶粉”喂她。不幸的是她已孤僻成性，她对晚娘反而亲近不了，而使晚娘流泪伤心。一年之后，林家家运大转——这位晚娘生了个“儿子”。“大少奶”不用说地位陡增。纵使公公婆婆不时都来嘘寒问暖，家中男仆女仆，自更不敢怠慢丝毫。一夕之间她就变成林家庄，最能一呼百应的主妇了。

渐渐地她把“七毛姐”换了个奶妈，又添了衣服。“小叫花”已不再是个小叫花了，但是，“小寡妇”孤僻、自卑的习性已成，不是“晚娘的爱”可以改变得了的了。加以文孙幼年又长得白白胖胖、聪明活泼，祖父母视如“龙蛋”，家中无人不爱，也无人不捧，他更是占了母亲百分之九十九的精力，在他身边和他一起玩耍的“七姐”，自然也是他呼来使去的婢女之一，不如意时，甚至还要打她几下。打过之后，“七姐”甚至连哭都不敢哭一下。但是纵使如此，“七姐”还是最喜欢“弟弟”——“弟弟”事实上也是“七姐”短短的生命史上，最爱的甚至唯一她“爱”过的人类；而“七姐”也是“弟弟”生命中所最爱的亲人之一。年纪长大了，智慧开了，他才开始“可怜”七姐，为七姐的幼年遭遇感到不平，使自己也生了无限“悔恨”和“犯罪感”。等到他遇到另一个爱他的而与七姐同样可爱可怜的女人叶维莹，他那赎罪的心情，就变成他爱情烈火上的汽油，爱屋及乌，乃一发不可收拾。而他这股油烟，竟也变成一道藩篱，把他所爱的人，重重围困，使她内在的情感冲不出去，外来的爱情也渗透不入，而酿成了连环悲剧。

“七姐”还有桩使上两代痛恨的事，那原是他们自取其咎的——她的“寡妇”之名，和雌“虎”之属，使她订不了亲。最后总算找到一个“富孀独子”的家庭。这位独子属“鼠”。老鼠是不怕老虎的，所以就“门当户对”地订下了。谁知这位“纨绔子”、“惯宝宝”，被妈妈宠坏了——他无心“举业”，学校里读不下去，初中才毕业，妈妈就要替他“完婚”了。但是“七姐”却是她自己初中“毕业班”上高材生，希望读高中、升大学的。不幸他们林家和其他一些“缙绅之家”，都是被“婚变”吓破了胆的。祖、父两代都坚持不可。为此文孙竟至怒不可遏，他对父祖讲不了话，乃向母亲为七姐哭诉：

“妈呀！”文孙伏在妈身上啼哭着说，“您忍心让七姐跳火坑吗？”

“宝贝，”妈也流泪地说，“七姐要是我亲生的，我才好向祖父说嘛……”

文孙不得已，乃去找正在暗中啜泣的七姐，劝她“逃婚”，“逃出这罪恶的家庭”！但是七姐自卑成性，她虽属“虎”，事实上却是一条软绵绵的小“羔羊”。她怎敢向猛虎吭气。她驯服了、结婚了，并生了两个聪明活泼的孩子。

但是七姐婚后生活是痛苦的。她常时劝不事家人生产的丈夫，和她一道去“升学”。“时代不同了，不能专靠‘粗米’和‘瓦片’过日子。”可是丈夫不但不听，有时脾气发了，且倒持鸡毛帚，把老婆打得遍体鳞伤。而七姐竟是这样一头羔羊，她被打之后，擦擦眼泪，还是去替丈夫“煮洋参”，服侍他喝。

有次七姐被打得连婆婆也看不过去了。她老人家去“拉架”，在混战中，她自己也挨了儿子两棍，打得左臂多少天也动弹不了。

后来孩子渐渐“断奶”了。丈夫又经常在外面混小差事而成年不归，七姐乃说动丈夫和婆婆，让她到本城“鼓楼医院”的“护士学校”去当“实习护士”。不幸，她又被分入肺痨科病房，竟然被传染了肺病。医院不能容纳她了，七姐回到自己家中，又怕把肺病传给了两个孩子，她乃把两个宝贝送到外婆家寄养。在自己家中，她就只能和一位衰老的婆婆相依为命。

婆婆是个没有知识的好人，对七姐不错，也是七姐短暂的生命中，最后阶段中唯一的亲人。她病体支离，不能没有婆婆；婆婆衰迈，也不能没有媳妇。一次婆婆也病危了，七姐带着三期肺病之身去服侍衰亲，也不知如何能挽救婆婆。七姐本是迷信的牺牲者，现在她却想以迷信来抢救婆婆的生命——她偷偷地从自己瘦削的膀子上，割下一块肉，放在药罐子里面作“药引子”，煮熟了给婆婆吞下，做出一桩愚昧的“割股疗亲”的蠢事。也是婆婆命不该死吧，她吃下了媳妇的“股肉”，不久果然病就好了；而七姐的剪伤，却继续溃烂，终至不可收拾——她把自己的肌肉喂给了婆婆，也喂饱了细菌。七姐终于不支，在一盏黯淡的煤油灯下，她拉着婆婆的手，嘴唇动了几下，便走入另一世界去了。她心中记挂着孩子、婆婆、弟弟、丈夫……还有些什么人呢？她的眼睛始终看着这个对她太残酷的世界而不肯闭下去，她死在她二十五岁的生日。

当七姐病危时，文孙和母亲连夜赶了去。当他母子赶到七姐病榻之侧时，七姐已死了三个钟头了。当文孙自七姐脸上揭去那张蒙面的草纸时，他看到七姐的两眼还瞪着他，眼角上的两条眼泪，似乎还在继续流动。

文孙一见此情便身不由己地摔倒地上，号啕大哭起来，被床腿、柜角把头上碰出好几块青紫的肉瘤。

“七姐之死”对文孙的刺激实在太大了。他每次想到爱他的七姐，想到疼他的姑妈，再想到那些自杀的“烈女”、“节妇”，和一些“坐冷板”、“守活寡”的“活寡妇”，他内心竟被激出一股宗教精神来——他发奋要拯救这批“可怜的女人”，至少不使这种残酷的现象在他自己的圈圈里出现。

他这股宗教性的狂热的救人的心情，也是他对那有“三度自杀经验”的女友，爱情的出发点之一；这也是他女友热爱他的源泉。小莹常常想：“天下哪有像文孙本性这样好的人呢？”所以她爱他，也更敬重他。和他在一起，使小莹初次感到幸福，感到安全，感到美满——有谁知她的幸福、她的安全、她的美满，竟被日本鬼子的侵略而粉碎了呢？

但是自从她与文孙的数月交往之后，她才开始相信，这个人世本是美好的。罪恶是坏人制造出来的。把这些坏人（包括日本鬼子）镇压了，世界就会恢复美好的。

不过就她自己来说，遇着文孙之后，她认为苦尽甘来，她已是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女人了。不幸二人被战火冲散之后，除非情人重聚，她在情感上，不会有安宁之日。她不愿伤害这一段幸福的回忆，所以在情感上，不可能另起炉灶；因而在人类这个社会中，她在精神上、体质上，都虐待了自己。她也虐待一些苦恋着她的同志，尤其是张叔伦这位“高干”。

第七章　“三八式”的形形色色

“三八式”的理论与实际

在一九三八年的盛夏，在昭觉寺的小佛阁之中，当小莹对张叔伦所做的地主家庭的“调查研究”提出以上的补充时，叔伦也对她的“补充”，提出理论性的“补充”，足使众姐妹大为折服——虽然据李兰的回忆，那时李兰、朱三妈、涂全胜、王秀英她们和李七爹，对“张书记的话”，一句也未听懂。

“张书记那时是我们山上山下的最高领导，”李兰说，“也是最忙的人。”叔伦认为山下那个“自卫大队”只是“乌合之众”，“迟早要出大纰漏”。那时秋收季节已近，当地原先解体了的国民党政权，已恢复了“乡镇建制”。日本人也搞出个伪政权，使原来的“三不管”的地区，渐渐地变成了“三管地区”，而三方面的目标都是在争取“秋收”。等到他们由“三管”而“竞争”、而“摩擦”、而“冲突”、而“刀枪相见”，则地方农民就更要遭殃了。

所以张叔伦认为他工作的当务之急，第一便是对“自卫队”那批乌合之众，加强“思想教育”；第二便是根据共产党的“苏区经验”，抓“基层组织”，因为国民党“干训团”训练出来的一些“乡镇干部”已逐渐形成一种新官僚体系、新地主阶层——他们不但与当地农民脱了节，与老地主（如林放鹤堂）也有尖锐的矛盾。这种新官僚、新地主，可能比旧官僚、旧地主更为可怕。

“最倒霉的还是胼手胝足的贫苦农民，”叔伦告诉诸姑娘，“我们要把农民组织起来，来保护他们自己的利益。”

抓基层组织，根据叔伦的指示，最好以林家原有的“佃农”为基础。叔伦在他们林家账房内，已找出他们全部名单和账目。这些“佃户”，不但与林家有“东佃”关系可以善加利用，有的甚至与林家有深厚感情——像赵婆婆的一家——他们可以林家名义去“减租减息”，充实义仓，争取“秋收”。不要像国民党乡镇干部，那种“竭泽而渔”式地贪污自肥胡搞一泡。

“维莹啦，”叔伦特自告诉小莹，“这个世界不是个单纯的‘好人’和‘坏人’对立的问题。那是个‘政治经济制度的问题’，是个‘不同阶级对立的问题’啊。”

叔伦认为林文孙这位“公子哥儿”是位有情感、有正义感和有血性的“好人”。他所看到的社会上的不平和罪恶——例如男人欺侮女人的问题，富人压迫穷人的问题——都只限于他耳闻目睹的小圈圈，是片面的，没有看到全局，也没看到彻底解决的方法。

其实所谓“好人”、“坏人”都是相对的。如果不牵涉“本身的利益”，社会上人，绝大多数都是“公正”的——虽然“公正”的观念和范畴，亦有其严重的阶级性。

叔伦强调说，一桩事如牵涉当事人“本身的利益”，则绝大多数人（包括你与我）都是“自私”的——只是各人“自私”的程度，颇有不同罢了。有绝顶的自私自利——所谓“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也有轻微的自私自利。有心黑皮厚的自私自利，也有时感脸红心跳的自私自利。二者的分野，就是“坏人”和“好人”相对的定义了。

至于制度，那分别就大了。一个好人如不幸卷入了坏的制度里去（例如传统的封建制度），那你最多只能做个“清官”——清官事实上干的也是一些“助纣为虐”的事，做坏制度的帮凶。例如目前那些腐化贪污的国民党“乡镇干部”，有很多都是有血性有正义感的青年。但是你一旦“身在庐山中”，视而不见，就跟着贪权好利的腐化了——人总是“人”嘛。大权独揽、金钱在握、美女在抱，连孔老夫子、耶稣，恐怕都心慌意乱了，何况我辈凡夫俗子呢！？

但是，据叔伦说，一切“制度”都是“阶级”的产品。人类对自然事物自从发生了“私有观念”之后，就产生了不同的“社会阶级”。上面的阶级便统治下面的阶级。“统治阶级”便压迫“被统治阶级”。压迫的方式很多，最巧妙的方式便是把这“方式”化成“制度”——例如“封建制”、“地主制”、“资本主义制”、“宗法制”等等——和与这些“制度”有血缘关系的“风俗习惯”，例如君尊臣卑、男尊女卑等等风俗。

所以要解决社会上一些不平的现象，不是单纯的镇压、消灭坏人的问题，必须搜根，必须彻底解决。彻底解决之道，则是要变换这个现有“制度”；要变换这个现有“制度”，则必须消灭这个“制度”的“现有统治阶级”。要消灭现有统治阶级，则必须发动现前的“被统治阶级”，向现前的“统治阶级”作“阶级斗争”，争取“解放”。

因此“抗日战争”只是一种对抗国际“资本主义”侵略的“民族解放战争”。民族解放了而阶级没有解放，则抗日战争对占中国人口百分之八十以上的贫苦农民，便失去意义。所以为着中国人民的彻底解放，叔伦指示诸同志应以组织西山东区的贫农“地下网”为当务之急。只有这以贫农为主体的“地下网”，才是真正革命阵营里经得起任何大风大浪的礁石，任何反革命势力都消灭不了的革命基础和原动力。但是要组织好这个地下网，他们要有个颠扑不破的“革命指导力量”。

叔伦这位已有十二年党龄的共产党员，这次是自动请调，衔命而来的。武的任务是发展游击武装；文的任务则是发展地下党的组织。他是本地区的“书记”。凡经他亲自遴选训练的前“政宣队”老同志叶维莹、曹文梅等七八人，今次都经过“张地委”介绍正式入党；朱三妈、李七爹都志愿列入“预备党员”；李兰、小和尚、王秀英、涂全胜等则加入“青年团”；张得标、李连发则由“新四军军部”加派“游击队正副队长”军衔为“外围”。张书记认为“烟掸帚张三”的“问题比较严重”，暂不加委，借口是“先戒烟瘾再说”。

新四军政治部张叔伦少校直辖之下原有六个“临时难民收容所”、一所“医院”，随张少校而来的地下组织，因而也有一个“书记”和七个“副书记”。昭觉寺这一支部，由张书记提名叶维莹为“副书记”，小莹因身怀六甲，不任繁巨，坚辞不就，并改推朱三妈或曹文梅担任。但是张书记不许。他认为朱三妈是个最理想的工作干部，但目前不能当领导干部——她还需要有耐性的“思想教育”来改造。文梅的才能甚强，张书记则认为维莹的“社会关系”，在目前比才能更重要，劝小莹勉为其难。

至于“社会关系”，文梅和维莹都知道，只有一半是真实的，另一半则是书记的借口而已。叔伦知道文梅的工作能力远非维莹能比，但是主要的还是“思想问题”——小莹思想搞通了，而文梅则没有切身的体验，思想没有深入她的灵魂，而当革命干部，在叔伦看来，“思想战线”，还是比重最高的。

有了这个坚强的领导班子，张书记如臂使指地运用起来，西山东区的农村，就逐渐变红而永不褪色了。

“你又不是替美国CIA工作”

林文孙博士听到老友李兰场长所叙述的，一九三八年（民国二十七年，也是抗战第二年）共产党在他家乡搞地下组织的情形，不禁豁然而悟。

他告诉李场长说，当他于一九四六年（抗战胜利后第二年）从印度回国返乡时，只见家乡一片糜烂，荒田处处，民生痛苦达于极点。那时他父母便告诉他，家乡到处都是共产党。连最忠厚老实的赵全财和他的老婆（赵婆婆）的三个孙子，有两个都当了共产党。他另外在上海做工人的两个孙子，也在搞罢工、搞工运。

“连这个‘小茅匠’都是个共产党！”一次爸爸指着小茅匠告诉文孙。那时爸爸要在“老马房”之后，添盖一间茅草“披厦”，好让带伤归来的儿子有一榻之地，所以找小茅匠来帮忙建造。

这个“老茅匠”的儿子“小茅匠”是文孙儿时一起穿“开裆裤”的玩友，亲如兄弟；这时正爬在屋上铺茅草，忙得一身汗。

“小茅匠呀，”文孙仰起头来，笑着问他，“你也当了共产党了吗？”

“三哥……”小茅匠抹一抹头上的汗，傻笑了一下，又去铺茅草了。

“小茅匠那时的直接领导，就是你的老婆呢！”李兰说着笑成一团（这原是桩十分滑稽的故事嘛）。李又说：“田军是我们那个地区的副书记呢。”

“小莹那时在什么地方？”文孙问。

“我们那时都在苏北，”李兰说，“国民党把你的老婆孩子，和我们整个基层干部，在‘皖南事变’之后，都赶到苏北去了。”李兰唧唧地笑得好开心。她又说：“国民党说我们是‘匪’，我们这群男女‘共匪’——包括你那八岁的儿子‘小共匪’，都在苏北、鲁南一带‘流窜’！”

“你们那时如果私下通知我，”文孙认真地说，“我可前去加入你们，带着老婆孩子，和你们一道‘流窜’。”

“哪有那么容易！”李兰也认真地说，“那时国民党坚持要肃清苏北鲁南——内战，解放战争正在最高潮，你纵使来了，组织上肯定信不了你……”

“你们和小莹应该可以信任我嘛。”

“那时内战正在疯狂地进行中，大家组织性再坚强不过，”李兰说，“我想那时连小莹也不会信任你！”李又补充一句说，“那时连你那八岁的儿子，也不会信任你——三哥，我现在对你很信任，但是那时你如来了，小莹和我都会建议把你抓起来……”

“打起内战来，”文孙深沉地叹口气，“情人、同胞，就那样六亲不认！？……”

“革命嘛！解放嘛！”李兰也叹口气，“没那种精神，解放战争怎能胜利……”李兰说着叹了又叹。

“你说那时小莹是小茅匠的‘直接领导’，”文孙又问李兰，“你们在苏北，相去数百里，如何‘领导’呢？”

“这儿是我们的‘根’，”李兰说，“国民党可以破坏我们的组织，但是国民党挖不了我们的‘根’。像小茅匠这样的同志，国民党抓又抓不得、杀又杀不得——‘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国民党对我们毫无办法。”

“那你们和小茅匠有无往还？”

“我们的地下管道，消息灵通得很呢！”李兰说，“不然我们怎么知道你到美国留学去了呢？”

“你们怎么通消息呢？”

“三哥，”李兰说，“你又不是替美国CIA工作，你问这些事干嘛呢？”

“……”文孙经李兰这一反问，不免一怔。他立刻体会到坐在对面的那位精明强干的女人，已不再是四十年前耳鬓厮磨的童年玩友，她是个“共产党”！是个中级“共干”，领导数十人，威震一场的“李场长”——这一怔，对文孙真非同小可。

但是那心直口快的李场长倒未体会出教授的戒心，她说他们自“皖南事变”之后，整个组织是被赶到苏北去了。但是他们领导干部们，尤其是小和尚，却常时回到县城来，指导柳和集一带基层群众（像小茅匠那样的同志），展开工作。小和尚那时才十三四岁，长得一年一个样子，县城中人没人认识他，可是在柳和集，恐怕就有人认出了。

“但是小和尚回到县城，住在哪里呢？”文孙还是忍不住地问了一声。

“他住在邢小龙同志家，说是小龙爱人的表弟。”

“邢小龙！？”文孙不免又一怔，“那个在‘春江大酒店’当打杂的‘小聋子’也是你们的同志？我们是老朋友嘛——你们共产党真无孔不入……”

“你老婆、三少奶奶‘动员’他加入革命的嘛！”李兰站起来走过来拍拍文孙的肩膀，笑不可仰，说，“三哥，你对革命大有功劳呢！”

“……”文孙长叹口气，问道，“小聋子现在在什么地方？”

“三哥，”李兰笑着把三哥抱住，说，“你在招待所的伙食，就是他供应的嘛——你吃的招待所里的饭很合口味罢！”

“太好了！太好了！都是我三十年来，日夜所怀念的，”文孙说，“最初我以为只是‘家乡口味’呢。”

“不只是‘家乡口味’呢，”李兰调侃地说，“是林放鹤堂，林三少爷的口味呢！——好吃吧？”

“……”文孙愣了半晌，感到尴尬，也有点犯罪感。

“小和尚和我以前吃你的剩菜吃得太多了，也吃出你的口味来，”李兰说，“这次小龙同志做一份‘冬鳝’给你吃，也送何任一份。”这时李兰放低声音，轻轻地说，“——几乎惹批评呢。”

“我当时便问服务同志：‘哪里来的这种名贵的东西？’他们说是乡下‘生产大队’送来的。”

“你知道哪个‘生产大队’吗？”李兰瞅着文孙开玩笑般地问。接着她又说：“就是胡小茅匠的生产大队。小茅匠听说你回来了，特地挖着送给小龙同志的。”

“儿时伙伴，穿开裆裤的朋友嘛……”文孙说来不觉两泪一溜而下，“……老朋友们，都还记得我呢……”文孙深受感动。

“我们这儿‘三八式’老同志，哪个不知道你？哪个和你没有朋友关系？”

“我是‘黑五类’，五毒俱全，应该遭受清算的。”

“以前搞土改时，清算过你的——现在你是中央指示要受‘热情招待’的‘贵宾’了。吃点‘冬鳝’算什么！”

“他们知道不知道我和田书记的私人关系呢？”

“‘三八式’老同志全知道！后加入革命的，全不知道！”

“年轻点的同志，也未听人说过？”

“他们捕风捉影——谁知道林文孙博士是田军书记以前的爱人——没人知道。”

“‘三八式’老同志没人露口风？”

“海外关系、美蒋特务——谁敢惹火上身？像我这样大嘴巴，我也不讲；他们要我和田军‘划清界限’，我也不划。去他娘，像我这样农村中贫农家庭、烈士家庭出身的‘自来红’，他们一些后加入革命的小‘市平’，能把我怎么样？但是我不同他们打架——不像朱三妈，她打人‘头头’的嘴巴，被人把老腿打断，气得去‘投井’……”

“……”文孙叹口长气。

“三哥，我们‘三八式’老同志对你都不错呢！”

“小茅匠不是还有个弟弟吗？”文孙问。

“三年自然大灾害中，都饿死了唉！”李兰说。

“饿死！……”这对文孙又是个晴空霹雳。

“他们照例不应该死，”李兰说，“军属嘛，那时小茅匠参军在西藏。”

“饿死？……”文孙心里在想而口不敢言，乃换了个题目，问李兰说，“邢小龙现在在本城吗？我们快四十年不见了。”

“他今早在看你的电影呢，”李兰说，“田军介绍他是‘邢主任’，你未注意。”

“今早我以为在座的全是生人，谁知道有这么多老朋友呢？”

“小龙还是老样儿，就是老一点，”李兰说，“他还保存了一张他和你夫妇一起拍的照片，预备今晚还给你……”

“你说邢同志入党是小莹介绍的，”文孙不经意又问了一句似乎不应该问的话，说，“他那时留在县城做什么工作呢？”

“三哥，”李兰笑着说，“关于我们的‘党’和‘军’，官样文章，都没什么可谈的。还是你们林家事有趣些，我们还是集中谈你们林家和你老婆孩子的事吧——那些故事真谈不完呢……”

“你说得完全正确。”文孙若有所悟地接下去——二人还是谈私事比较妥当；文孙说：“你知道我家，比我清楚得太多嘛。一切都不存在了。我倒很想多听听你的故事。将来我也可转述给我的美国儿子们听。”

农村泥土中的“根”

根据张叔伦的数据，李兰说，你们林家这个“超级大地主”，完全是个“空架子”。按“转变期中经济成长规律”的发展，它会自然消灭的。纵使不通过“抗战”、“解放”、“土改”这五关六将，它也是生存不下去的。

张叔伦这位美国专家所训练出来的中国农业经济的调查员，所收集的数据，便说明得很清楚。

“维莹呀，”叔伦告诉小莹说，“你这位林三少奶奶的家当也很有限呢。”

“我有什么家当呢？我是个真正赤贫的无产阶级，”小莹微笑着说，“我只嫁了个‘大地主的儿子’就是了。”

“文孙这位‘大地主的儿子’的家当也很有限，”叔伦说，“还抵不上战前一位中学教员呢。”

“指导员，”小莹说，“我看不止哎！”小莹毕竟做过三天的“少奶奶”，她深知林家的底细呢。

“少奶奶，”叔伦开玩笑地说，“我们研究农业经济的，结论要根据统计数据嘛。”

以下便是张叔伦在林家“账房”，和“林放鹤堂家庭图书馆”中收集的“数据”：

林放鹤堂，根据当地传统通用土地单位，拥有良田八百担。每“担”合四市“亩”计，这家“超级大地主”有耕地三千二百亩。六华亩抵一英亩，则林家是个有耕地约五百三十英亩的稻作“农场”。

一个五百英亩的农场，在北美洲（包括美国和加拿大）、澳洲，南美的巴西、阿根廷，乃至中、西欧，都只算是个“中级农场”。在这种农庄中操作的全时自耕农和雇农，大致不会超过十几个成年农民——农忙时临时工除外。

以一个五百英亩的农场收获所得，来供给场主的营业利润和十来个全工和半工的工资，则其利润不会太小，工资也不会太低。所以在那工商业相当发达的欧美国度里，城乡之间的经济差距，不会太大。

但是在中国可就不一样了。且看这同样面积的中国稻作农庄，养活多少人：

林家的主人便有四个已婚的兄弟和一位未婚的妹妹。按林氏堂规，未嫁或残废女子，在家庭“析产”时，应分得男子应得财产之一半。林家在“七七事变”时，四兄弟已生子女十余人——包括文孙在内的堂兄弟七人，而文孙的三位婶母（和一些不知名的二叔的情妇），甚至文孙的母亲，都还在继续“生产”之年。

三十年代中期某一农历新年，他们四兄弟均回庄过年、祭祖。四人乃做个“析产”而不“分家”的“试分”——把全家田地房产，试分为五份。四兄弟各“一份”；未婚四妹“半份”；另留“半份”为庄园“维修费”。这样一分，则四兄弟每人仅有水旱田六百四十市亩，或一百六十“担”，约合一百零六“英亩”，而一百零六英亩，在欧美就只算个中农或小农了。

这个中国“超级大地主”，四兄弟的个别土地生财，按欧美标准，既然只是四个“中小农”，那他们的下一代“文”字辈十余人，按欧美标准，那就在“清寒线”之下了。

就拿当时的中国标准来说罢。那时长江流域各城镇，中学教员的薪金，平均每月银元一百块，年薪一千二百元。但是他们林家“文”字辈（文孙是“文”字辈的老三），如坐吃山空，靠地租过日子，他们每年所得，不可能超过一个普通的“中学教员”。

所以张叔伦这位农业经济专家，说小莹这位少奶奶和她丈夫的家当，抵不上一个中学教员。他们林家到再下辈——“明”字辈——如靠“祖业”吃饭，那就是“无产”阶级了。

叔伦认为中国的“大地主”与欧美的大地主不一样。中国的大地主几乎全是“官僚地主”——做官的人，以贪赃枉法方式所得来的金钱，向农村土地投资，谋求利润。所以“土地”，则是传统“官僚”的“储蓄银行”。现代储蓄银行中所发的“利息”，其性质便是传统中国地主所收的“地租”。

但是传统中国，没有传统欧洲的“长子继承制”——中国的家庭财产或“祖业”，例由诸子“均分”；而中国又是个“多妻制”的国家，愈有钱，则老婆愈多、儿子愈多。儿子一多，则偌大“祖业”，来个“诸子均分”，则各人就所得无几了。老头子做了一辈子的官，贪得万贯家财，“三代”以后的子孙，也就是一窠穷光蛋了。所以传统中国有句谚语，叫“一代做官，三代打砖”，指的就是这个现象。

中国没有“长子继承制”，据张叔伦这位受过西方现代经济学训练的专家看来，也是“资本”和“土地”不能过分“集中”的主要原因之一，也是“资本主义”在中国迟迟起不来的原因之一。

“土地和资本不能过分集中，”叔伦说，“这是我们祖先维持社会安定的最聪明的发明。”孔子说“不患寡而患不均”。中国的传统农业经济思想家，就是按照这条孔子思想路线来安排其经济制度的。这种制度不算太坏。相反的，它还有维护淳朴的农业社会的许多优点，美国的民主大师杰弗逊，和十六七世纪来华传教的耶稣会教士，都曾对中国的农业制度，赞不绝口呢！——虽然这一制度也妨害了中国工商业的发展。

中古乃至近代欧洲的农业经济时期，亦有其官僚地主（封建王公）和教会地主（各地的教堂），但是这些土地生财，在个人家庭则通行“独子继承制”，在教会则是教堂单线承继，所以既集中的财产不会分散。等到“重商主义”一起来，继之以“工业革命”，这些既已集中的财产，便很容易地转化为工商业资本，而产生实业家、金融家、富商大贾和现代化自耕农庄——这些都是近代欧美“中产阶级”的骨干。中产阶级兴起之后，在政治上架空了封建贵族和教会内的神职霸主，就变成今日西欧北美的中产阶级专政的局面了。中产阶级的头头之间，为着共同的繁荣安定，乃不得不约法三章，相互妥协，这样就产生了中产阶级所自吹自擂的民主法治了。

中国的超级大地主的数目，实在很有限；有之——像“林放鹤堂”那样的地主——也不能直接转化为“工商业资本”，因为主人太多，资本分散。愈分愈小，就必然消灭无疑。

“张指导员，”小莹插嘴说，“我看他们林家不是‘愈分愈小’，而是‘愈滚愈大’呢！”

“小莹呀！”文梅调侃她说，“你到现在还说什么‘他们林家’——你这‘少奶奶’都白做了，你应该说‘我们林家’……”

“……”小莹未搭腔，只是微笑一下，但神情之中，多少也认为文梅所说甚是。

“维莹啦，”张指导员接着说，“你们林家如果没有‘抗战’，你们的确‘愈滚愈大’，但不是在‘土地’上打滚——‘转变期’一过，有钱人的资本，就不会再在‘土地’上投资了。乡下佃农多么穷困，你能榨出、压迫出他们身上多少油水来！？”

根据张叔伦的调查，这个林家庄内真正的超级大地主，只有一位——其他都早已“转化”了。这位超级大地主便是小莹的公公林伯章。伯章在日本法政毕业后，做了短期的“革命党”。民国成立后，做了两任“京议员”，成为“北洋军阀的余孽”。北伐之后，就退休在家中做“员外”做“地主”了。

但是他家究竟有多少“田地”、“世房”、“钱钞”、“古董”……他也不太清楚——一切都得去问张老管家。张老管家是“红顶子”时代留下的遗老。平时除掉林家在“修桥补路”、“义仓”、“义渡”、寺庙“香钱”、“红十字会”等庞大开支，他如数家珍之外，他也未对任何人“清”过什么“账”。他自己薪金多少，也没人知道。只是讨厌他的“郑奶奶”，有时揭他的底，说他大儿子是“头号米商”；两个小儿子都是美国“麻子电工”毕业的，抗战前已在上海做资本家。

文孙的二叔林仲才，则是“庚款留美”，回国后一直在“上海开厂”，有职工千人。北伐后南京地产涨价，他在南京“炒”了一阵地皮，蔚成巨富。三叔叔通，同济大学毕业后留德，曾在克鲁伯厂任实习工程师。三十年代由大学教授转业兵工，入“军委会”递升为兵工署陆军中将。林家庄内一批新式武器，尤其是德制“驳壳枪”二十余支，便是林中将以对抗“红军”为借口，取得军委员执照运回的。

文孙的七叔、“小七老爷”或“大七少”林季成，清华毕业后入美国哈佛深造。回国后在交大兼过短期课程便改行做“进出口”。大七精通英语、法语、沪语、粤语，兼以为人倜傥，舞艺超群，驭车跑马，均属第一流，加以生意兴隆、腰缠万贯，是战前春申江上、交际场中，有名的小开佳公子。但他毕生以“清华毕业”这一科名，最感自豪。所以在家中花园一角，请五侄婿老同学张崇直设计，建一水畔凉亭，自题其额曰“水木清华”。他并自美国携回一盒上等“重荫草籽”，在亭畔辟一美式草坪，自己设计一“水枪”为草地浇水。因此小和尚当年在林家庄落难时，除掉替张老管家“倒夜壶”之外，便是替小七老爷的“草皮”“打水枪”。小和尚讨厌夜壶，却热爱水枪。

总之，照张叔伦的调查，林家这四兄弟，只有老大（文孙的爸爸）才靠收租过活。其他三兄弟皆“都市化”了。这点“乡下地租”已不在他们计算之列了。正如大七说得好：“那几筐稻，还不够七爷‘别克’一年的汽油钱！”

兄弟们不靠地租过日子，“析产”也就犯不着认真了。那点烂田土，就让大哥去管管，做做“土财主”，充充“大老爷”算了，逢年过节，大家自都市归来，脱去西装、穿上土棉袍，磕头、祭祖，正如上海“中西”毕业的“大七太”所说的，“真够别致”呢！

“林家庄”是个什么东西？它像一棵已经移植到都市的果树，还有点腐烂了的“根”，留在农村的泥土中就是了。日子久了，“根”烂完了，姓林的和农村也就脱离关系了。向恺然老师替林家庄看“风水”，说它是“离心沙水，子孙四溢”，倒颇有点科学根据呢。

跟二爷去上海

听完张指导员对林家经济的分析，那位对林家情况一窍不通的“林三奶”，却补充说，“他们林家”不只是自农村移植到都市去，也是从农村移向另外的农村。因为“大七少”在苏州乡下还有个农场。

“七叔的‘娘’，还住在那儿。”小莹说。

“那个苏州农场，不是个真正的农场呢，”叔伦说，“那只是一座上海资本家建在苏州的别墅！”

这时文梅插嘴说她上次陪小莹去林家庄，也在庄内住过三天。文梅的印象是，他们林家的生活“太阔气”了；而他们的佃农如一个叫“霍大盆”的，实在是“太贫困”了——孩子们连裤子都没得穿。

“指导员，”文梅建议说，“我们实在要帮政府搞‘二五减租’。他们地主对佃农的剥削实在太厉害了。”

“我以前在金大和洋人一起搞‘农村调查’时，也是这么想，”叔伦说，“现在看过林家账房里完整的资料，我的看法，也有改变。”

“‘二五减租’，甚至干脆搞‘耕者有其田’，实在非实行不可哎。”小莹加重语气说。

“你们知道什么叫‘二五减租’吗？”叔伦问一窠看来聪明、实是糊涂的姑娘们。

“实在不知道内容。”文梅笑得很难为情。

“‘二五减租’就是把地主原订租额，减掉百分之二十五！”一位姑娘说。

“不止呢，”小莹说，“听说是减掉百分之三十七点五？……”

张指导员指出她们都说错了。

“二五减租”根据张叔伦的解释，又叫“三七五减租”，那原是国民党订的减租办法——并未经过详细调查研究的很空洞的办法。

“二五减租”的理论根据，是一个在美国南部和欧洲农村也通行的“假设”。这假设便是“地主和佃农对出租土地上农作物的收获，各分一半”。国民党的留学生，留学归来，便把外国这一套，也套到中国农业经济上去。

什么是“二五减租”？“二五减租”便是把地主出租的土地上，农作物的总收获量提出百分之二十五给佃农。剩下的百分之七十五，再由东佃双方平分——这样则农民可分到百分之六十二点五，地主得百分之三十七点五，所以“二五减租”也叫“三七五减租”，二者是同一回事。

不过这项减租额，只适合于“小地主”。他们有些是百分之五十对五十，东佃对分的。林家这一超级大地主则不然。叔伦在林家百多年租账上，竟没有找到一庄田的租额是高到百分之三十七点五的，普通田庄租额，都远低于此数。就以林家第一等的佃田，所谓“辅庄田”为例吧。它们在丰收之年，每“担”田（四亩），可能实产稻谷二十“担”。但对这些田，林家最高额只收所谓“七租”——每二十担收七担，低额则收“四租”，每二十担只收四担，远低于百分之三十七点五。而这所谓“七租”“四租”，在每年夏初，所谓“嘴新”之时，东佃双方讨价还价，还可酌减。

所以国民党这种“二五减租”，对传统大地主不发生作用；财产有限的小地主，则抗不执行，而小地主则是国民党乡镇干部出身的阶级背景，执法者抗法，所以无法普遍施行。

再者像林家这种大地主，东佃的关系是根据传统帝王时代的习惯法——所谓“东顶东，客顶客”。换言之，地主只享有土地“所有权”；“所有权”可以买卖方式易手。佃户则享有“使用权”；“使用权”也可以买卖方式易手。东佃双方可各行其是，互不干涉。

据说林家的第一代大地主“红顶子”，原是佃农出身，他深知佃农疾苦。一旦身为官僚地主，他并根据大清的风俗习惯，订了很多“肥田不如肥佃”、“薄租多收”的“规矩”。他对佃户的身家安全、生活状况，都颇为关心。加以那时是洪杨大乱之后，农村田多人少，农民勤劳终年，不难温饱，所以“红顶子”竟被许多佃农，忠实地看成“恩东”，至少是极少有阶级斗争的仇恨之心。双方相处甚得。

可是日月推移，林府人丁兴旺，财产相形减少，加以朝奉、管家又上下其手，精打细算，佃东关系乃远不如前。

最严重的还是佃户亦人丁兴旺，耕地依旧而食用浩繁。加以“洋布”入侵，副业减少，渐渐地便弄得民不聊生。所幸“林二爷”自美国归来，在上海设厂有职工千余，他竟替他本家的佃农搞出个意想不到的大出路——舍农从工，“跟二爷到上海厂里当工人”。

首受其惠的则是赵全财一家。全财已是林家的第三代佃户。他祖父是个独子，种七租田十担，不但温饱，甚至可说是丰衣足食。可是至第二代三子四女，十担田就嫌不足了。全财虽是他家大房的独子，他自己却生了两个儿子、五个孙子。他这一房仅分得佃田三担（十二亩），养十口之家就很苦了。孙子们有力无田，徒唤奈何，这样他们就变成贫、雇农了。

一次东家林二爷自上海返乡过年，赵婆婆带了两只“风鸡”和两个幼孙到庄中向二爷拜年。林二爷见赵婆婆两个幼孙眉目清秀、行动灵活，乃带他们去上海厂内当学徒。谁知二爷这一无心之举，竟改变了赵家一家的生活方式。两个孩子在厂中进了补习学校，很快就（如赵婆婆所说的）“一笔滔滔了”。后来二人都做了“领班”，按月寄钱回来养家。二人每月所寄的数目，竟超过三个不识字的哥哥全年劳动所得的总和而有余——两个青年工人竟变成一个贫农家庭的“摇钱树”。

后来二人遵祖母之命返乡过年、祭祖，并“定亲”，这一衣锦还乡的盛举，真使全乡轰动。在柳和集乘民船上岸时，他二人皆西装、革履、呢帽、呢大衣，老五还戴了副“金丝眼镜”，二人皆手提皮箱，步履端庄，微笑点头……真不知羡煞多少乡亲。托媒讲“亲”的更不计其数——赵婆婆更日夜笑口常开，带着两个孙子四处拜访亲友。到林家拜年时，张老管家也破例为他们开了“中客饭”，并要赵婆婆陪着吃。不用说他二人在家中的睡房，也都挂了青布门帘，使兄嫂都跟着分享风光。

后来林二爷的上海厂中，由于共产党搞工运，闹起“工潮”来，厂长被揍伤，赵婆婆闻讯，乃带“口信”告诉两个孙子，他们如果也跟人胡闹，恩将仇报和“二爷”为难，她便要开赵家祠堂门，把他二人“活埋”掉。

所以赵婆婆的家人被林家大地主剥削了五代之久，她还对林家那样忠心耿耿，甚至对一个十九岁的“三毛奶”也下跪，实在不是没有原因的。

“这种传统大地主，现在虽已风烛残年了，但是居然生存了两千多年，实在也是有其生存之道的。”张叔伦感叹地说，“在一个靠人力、兽力耕作的传统落后的农业社会里，一个‘劳力单位’的生产量，最多只能养活五六口闲人。所以在传统社会里，百分之八十的人口，都是胼手胝足的农民。这种社会不能豢养百分之二十以上脱离劳动的闲人。我国传统知识分子所谓‘读书人’，都是‘脱离劳动’，肩不挑、手不提的‘闲人’，靠农民豢养。因此在传统农业社会里，受教育的知识分子，不可能超过百分之二十——这是经济条件限制的结果。一个国家，工商业落后，靠农业过活，则其文盲人数，必然在百分之八十左右——中国如此、印度如此，中古欧洲、近古俄罗斯，都是一样……社会经济问题，真是不单纯啰！”叔伦说着感慨万千，而诸姑娘对张指导员的话，则似懂非懂。

“只有地主才能受教育，做知识分子，”文梅气愤地说，“农民养活他们做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又回头剥削农民，这种罪恶社会，不打倒，抗战胜利也是枉然。”

“指导员不是也说过嘛。”小莹补充了一下。

“话要分两面讲，”叔伦说，“文梅的话，固然很对，但是推动中国进步、创造传统中国文化，也都是知识分子干的。”

叔伦对小莹说，他们林家最受人诟病的便是“二爷”林仲才。他私德不修，到处玩女人。但是最能解决柳和集一带农民基本问题的，还是林二爷的办法——他如能带三五百个柳和集一带的贫农子弟，到上海厂里去当工人，则柳和集一带的“农村问题”，便可以彻底地解决了。

张指导员又感叹地回忆起来说，当年把“林二爷”揍伤，把他的厂关了一个多月的工潮，他那时也是“地下指挥员”之一——那时他还年轻。想不到十多年后，他竟然访问了工人的祖母赵婆婆。赵婆婆如知道张某曾教唆她的孙子“揍”林二爷，赵婆婆不也要把张某“活埋”掉吗？

“林仲才在上海是个‘剥削工人’的资本家，”张某心中感到十分矛盾地说，“但是在柳和集，他却被当地贫农看成救人出狱的‘观世音菩萨’——我们对林仲才又如何评价呢？”张某也想不通。

“指导员，”小莹替他解释说，“在上海办实业，吸收贫农当工人，国民党政府为什么不做，偏要让资本家去做——赚钱玩女人呢？”

“就是这话呀，”张指导员说，“国民党的混账就在此呀！它能做的事太多了，但是它不做，却拼命开倒车——你看我们此地什么‘省干训团’训练出来的一窠小混蛋，一个个做了土皇帝，一个个做了小地主，把你们的传统大地主挤垮——他们买田买地、逃捐逃税、重利盘剥，把捐税军粮，全套在大地主头上。大地主垮了，他们也出不了个林二爷，把无地农民带到上海去……”

叔伦说，林家有佃农九十余户。他访问过十来户。他们对林家的恶感不大；同时还存着靠林家，送儿子到上海去的幻想。但是他们对小地主和乡镇干部，却深恶痛绝——他们最怕的是林家把田地卖给乡镇干部或暴发户小地主。所以他们有句话叫：“不怕水旱荒年，只怕林家卖田。”

“国民党是代表地主利益的，”叔伦说，“但是它在农村搞垮它原有的政治基础，却训练出一批小地主、小贪官、小恶霸，它会自食其果的！”

第八章　饱暖思淫欲

“盥漱室”里的草莽英雄

张少校在小佛阁住了数宵之后，乃冒着九十余度的盛夏溽暑，和不可测的敌、伪和土匪的危险，带着小和尚和另一个二十来岁、替他挑着简单的草席和行囊的小“勤务兵”，自己怀着一根小布朗宁，收起眼镜、手表，改装成个小商人，在山上众人还在梦乡之中时，三人乃悄悄地在残月微风之中，下山去了。他连续视察了另外几个收容所和一个病院，又回到他认为“关系重大”而“问题严重”的“游击总部”林家庄来了。

他离开总部不过两个多月，一旦归来才知情势已大变。庄外已树立了一棵大旗杆，大幅国旗，随风飘舞。庄门口，刁斗森严，已站了“双岗”，盘查访客，吆喝声声。幸好这些卫士大都认识小和尚，所以三人得进入闸门。

他们走到大厅时，更不免一怔——这正厅上方挂了幅粗陋而硕大的“太上老君”画像。像前有两张方桌摆成的“香案”。蜡烛台和铜香炉之后，则有三张分别铺着虎皮、豹皮和羊皮的“宝座椅”。最不伦不类的，则是厅中黑漆大柱上，还钉了一个蓝底白字的搪瓷牌子，上印“盥漱室”三个大字——这牌子原是自林家自办的小学，所谓“洋私塾”的厕所门边墙上取下来钉上的。

当他三人走到“花厅”时，张、李两大队长和烟掸帚张三都已得报，自厅后花园内迎了出来。最使叔伦感到震惊的，是三人均穿了整齐的军服、皮鞋和武装带。领口上分别挂着金光闪闪的“上校”（张得标）、“中校”（烟掸帚；他黄色符号上写的是“参谋长张三延”）和“少校”（李连发）。

张指导员每次来视察时，总是住在小花园的书房里，可是这次这书房入口处则贴一张大红纸条，写着“内眷住宅，非请莫入”。叔伦一见也就止步了。但是小和尚不识字，乃冒昧地跑进去了——小和尚是在林家长大的，他是没有哪一间屋（包括以前“大太太”和“三少奶”的闺房）他不能进去的。

小和尚进去不久，当指导员和张、李等人还在花厅谈话时，小和尚便出来了，手里捧着个朱漆八角“果盒”装满了精致的点心；他自己的衣袋内当然装得满满的。小和尚说，那都是花园书房内“奶奶们、师娘们、小姐们”给的。“果盒”则是她们要他捧出敬客的。

“花园内这些妇女，都是些什么人？”张指导员不免要问。

“我们三人都四十来岁了嘛！指导员。”张三延代大家回答了这问题，他又恳求地说：“总得接个人、成个家呢。”

“指导员，”李连发也补充一句，“我们都暂时住在这里，将来找个‘孤庄独村’，就都搬出去。”

“那我还没有向你们道喜呢！”

“指导员，”张三延又说，“我们都未敢住正宅堂楼；正宅还留着给你和娘子来住呢！”

“……”叔伦愣了半晌又问道，“你们这些‘上校’、‘中校’领章谁叫你们佩戴的呢？”

“报告指导员，”张三延说，“我们部队发展很快哎——现在柳和集、周家集、西南馆……远至三叉河，都是我们的地盘。溃兵来投靠的，有‘蓝边的’（尉级），也有‘黄边的’（校级），逃难的难民之中，还有‘大学生’，我们没个‘上校’、‘中校’，压不住阵脚呢！”

“那你们就自己封官了！”

“先斩后奏嘛，”张三延“中校”尴尬地说，“等我们编妥了，人多枪多，再请‘军部’或‘委员长’追认嘛！”

“那你们现在发展了多少人？多少枪呢？”

“人‘招’不完——现在是‘青黄不接’嘛，”三延说，“枪更‘收’不完——到处都是！”

据张“中校”说，原先他们“买枪”——订价是“支枪斗米”，现在已降到“升米”。前天有位贫农“通风报信”。他们给他五升米，便在一个水塘内，“起”了两根“捷克式”和四根“二把”！

“那你们人枪总数有多少呢？”叔伦问。

“大致三四百吧，”三延说，“刘军需记有‘流水账’。”“刘军需”原来是帮过叔伦查账的林家“县城仓房”里的刘朝奉，现在被“委任”做了“上尉军需”。

“那你们又钉个厕所的牌子，又摆了香案干嘛呢？”

“我们的‘独立总队部’，总得有个‘办公室’嘛，”三延说，“我本想叫刘军需用红纸写一张贴着。后来我们三人一商议，还是挂这搪瓷牌子，气派些……”

“为什么呢？”

“啊，我们摆了香案！”三延说。他又转述刘朝奉的话：“‘盥漱’就是‘洗脸漱口’的意思。摆香案，再洗脸漱口，不就是‘斋戒沐浴’吗？”

“摆香案又是哪门子事呢？”

“指导员有所不知，”三延说，“此地现在耍枪杆子的‘小把戏’，都是帮里的‘庆字辈’，不开香堂，哪能‘压’得住他们？”

据叔伦后来的调查，张三延也拜了张得标做“老头子”，自己做了“延字辈”。他本有个谱名，但是向来未用过也就忘了。所以取个新名字叫“张延三”。后来他又改称“张三延”，“张三延”与“张三爷”声音相近，“徒弟叫起来气派多了”！

自从“张三爷”入了“帮”之后，所有“庆字辈”——包括李连发——不叫他“师父”，也称他“师叔”——他可“通吃”。“开香堂”虎皮椅原是“嘏字辈”张“老头子”坐的。但是“嘏字辈”太高了，不能收徒弟，收了，“庆字辈”不服，会天下大乱的。

再者按他们“帮规”，弟兄伙“做官”，文的要做到“戴斗笠”（高级“简任官”），武的要做到“红边边”（少将以上的“将级”高官——将级的徽章是“红边”的），照例“老头子”要送回“门生帖子”的——以后不再“师徒相称”，而以“兄弟手足”相称了。据张三爷说，“孙总理”、“蒋委员长”，红军里的“朱总司令”、“刘总司令”、“贺总司令”……以前都“在帮”，“官”做大了，都“出帮”了——张得标如今已官拜上校，“再爬一级”，王屠户就要“退门生帖子”了。现在“香堂”由延字辈的张三爷主持，是帮规使然，倒不是他要“架空”张上校。

至于抽大烟的不能“在帮”，那是“老规矩”，抗战是新阶段，新规矩就不讲这些了，何况张“老头子”，正在戒烟呢！？

“那你们三四百人的粮饷，哪里来的呢？”

“我们还没动林家的‘高仓’啊，指导员，”三延得意地说，“我们收‘田亩捐’、‘铺面捐’——有人有枪，还怕没钱没粮！？我们在‘西南馆’开了个‘拘留所’——还有哪个王八羔子敢抗税、抗捐？”

“你们不是招收了一些‘蓝边的’、‘黄边的’吗？做什么用呢？”

“大有大用，小有小用，”三延说，“那个黄边的什么他妈的‘营附’不服气，赶他妈的娘！给他三十块钱，赶他到武汉去找老上司去了……”

“你们这里，真有大学生吗？”

“有两个，”三延说，“我留他二人当上尉参议，并请他们入帮……”

这时三延甚忙，传达员进进出出，川流不息。他并大声招呼大厨房备酒席，并打扫“正房堂楼”；而且要找个“好姨娘”，晚上陪指导员“过夜”，郑重其事的。

叔伦要把那两个“大学生”找来见见面。不久三延果然领他二人来了。一个叫张志文，二十三岁，原在北平“燕京大学”历史系三年级；另一个同年的叫祖作青，北平“辅仁大学”外文系四年级——两个标准北方爱国大学生，这次逃出“敌区”，进入“游击区”，想去武汉参加抗日阵营。柳和集是他们脱离“敌伪区”的第一站，他们听说张得标是个“游击队司令”，所以到林家庄来拜访、投效，就被“张参谋长”留下了——他二人和“新四军”的张叔伦少校，真一见如故，有好多共同语言好谈。

不久酒席开出了。入席之前，叔伦去小便处小便，祖作青也跟着来“小便”。在便桶边二人并肩而立时，作青忽然轻声向叔伦说句英文，问他：“Do you speak English major?”叔伦说：“Yes, I do.”作青乃低声用英语说：“此地对你很危险！愈早离开愈好。我和志文和你一道走！”

叔伦闻言大惊，点头会意，二人心照不宣。叔伦本人亦早有此感觉。

这场酒席，非常丰盛。叔伦也认真地欣赏了林家所藏的“百年汾酒”，喝得半醉。稍作休息之后，叔伦乃佯称另有战地医院要视察，并回“军部”作汇报，好使叶军长对他三人“加委实衔”，免得做“黑头上校”……叔伦并说军部有军用卡车，每周开往武汉领军火。张、祖二青年如想到“后方”投考军事学校，也可搭“便车”。两青年闻言大喜，便准备与张少校同行——好在他二人通过敌区关卡时，行囊尽失，现在身无长物，说走就走。

可是“张司令”和“张老参”，却诚意苦留，劝指导员在“堂楼”留宿一宵，稍舒劳困——三延说他已“捡了个很体面的‘姨娘’陪睡，保证满意”……

张老参这番话倒语出至诚，不过叔伦终以要务在身而谢绝了。最后老参又招呼“军需”，对二位青年各送盘缠银洋二十元，叔伦也劝二人接受了——叔伦等五人一行，乃辞别登程。三位上、中、少校和刘军需，送了好一段路，才依依不舍而别。

“指导员，我们到哪里去呢？”那个鬼灵精小和尚，已看出端倪，在送行人离去后，难免发问。

“我看我们先去梅溪镇，找刘专员商量商量再说。”张指导员似乎已胸有成竹。这时叔伦乃转身问两位青年，近月来在庄中的情况。作青说他二人最初进入“自由区”时，看到国旗都恨不得下跪。当两张“接见”他们时，他二人那时都激动得泪流满面。后来一看，全不是那回事，他们是一群无知无识的草莽英雄，尤其是那位略识之无的“老参”，“徒弟”满门，吃喝嫖赌，欺人打人，无恶不作。最近更从县城之内搞来一批“扬帮妓女”，在花园内简直“白昼宣淫”。

“他那些小徒子、徒孙，都爬在花厅的百叶窗上看他表演，他也全不在乎。真是不堪入目！”张志文说得气愤填膺。

“你看过没有呢？”小和尚情不自禁地问。

“祖作青和我，都爬在窗子上看过……他才不在乎呢！”志文告诉叔伦说。

“他还无耻地告诉我，说那是‘老头子’在练功，‘采阴补阳’，寿活三百呢！”作青说。

“那小子可也真行！”志文打个京腔调调儿说，“他没昼、没夜的，房里、房外的。不管是大太阳、大月亮，一来几个钟头……”

“那些妓女吃他不消，往往还半途换班呢……”作青也苦笑着接下去。

“他哪里找来那些妓女？”叔伦问。

“汉奸、日本人供给的！”二人齐声回答。

“你说他们通敌！？”叔伦脸色大变。

“他们只知道吃喝嫖赌，管得了什么通敌不通敌……”志文说。

“但是县城汉奸常来拜见他，一起抽烟、搞女人——他们也常进城。张三延还吹牛说‘日本姑娘’，功夫好呢！”作青说。

“这不是通敌、汉奸是什么！？”叔伦气愤地说，“让我去和刘专员商量商量看——这问题严重！这问题要立刻解决！”

在怒不可遏的情绪下，叔伦乃率领一行五人，星夜赶去梅溪镇去。

“官”、“钱”和“女人”

张叔伦等一行五人，由小和尚领路首先找到了辞官不做、返乡务农的原“卫生清洁大队”大队长李七爹。李七爹留他们四人在谷场凉榻上睡了一宵。从李七爹口中，叔伦才取得有关张“三爷”的第一手情报。

李七爹是个有家有室的富农，长孙已十岁了。这次是李连发自县城“嫖妓”归来，觉得“过瘾”，二李是数十年老朋友，如今二人都“当了官”——做了“大队长”——为念旧情，所以李连发曾劝李七爹“讨个小”。谁知事机不密，给李七婶知道了，七婶是个大脚婆，能挑百斤重担，一家三代无人不怕她。七婶听了孙子的通风报信，便指着厨房的菜刀，警告七爹说，他如果去和“烟掸帚那狗崽子胡来”，她就要把七爹的生殖器“割掉”。七爹一家和睦，又值今年丰收，加以老伴正直、粗野，他也就饱暖不思淫欲，没有接受李连发“讨小”的劝告——不过他二人是“一起穿开裆裤长大的”，所以李七爹对他们近两月的情况，完全清楚，经张指导员一问，他们在谷场乘凉时，就几乎谈了个通宵。七爹原来只是说些“脏话”——这些“脏话”却是张叔伦少校的第一手情报，根据这些情报，他再考虑对策。

原来“烟掸帚”既找到了“云土”，他相信林家一定还有埋藏的“金银财宝”。他乃秘密与张得标、李连发约定，三人一起去“挖窖”。他们三人往往彻夜行动，把可疑的地方都挖了，却没有丝毫发现，可是后来在账房无梯的暗楼上，终于找到了一个笨重的“楠木夹柜”，扭开铜锁、打开一看，三人简直目瞪口呆。烟掸帚一时兴奋，竟把“马灯”打翻，几乎惹起火灾。

在乌黑的夹柜内，他们发现了平生未见那么多银光闪闪的“龙洋”。这些“龙洋”（包括“袁大头”、“孙小头”、“鹰洋”、“龙洋”……），百元一组，都整整齐齐地放在有半圆“钱槽”的木盘子上。

三人克服了震惊，在夹柜旁坐了二十来分钟，才决定把“龙洋”“点点数”——他们发现有“七十五零半槽”——合计银元七千五百五十元有奇。

在这楠木夹柜之侧，他们又发现一个未上锁的盛“铜元”的木柜。“十文”、“二十文”的铜元，也整齐地放在木盘之上，足足装满百多个上下两格的盘子——那时的物价是一个“十文”铜币可以买一根“油条”。一个“袁大头”可换四百个“十文”铜币，也就是四百根油条。用银元购糙米，则每担三块半钱。换言之，他们三人在这楠木夹柜内，找到了一千担糙米或三百万根油条——这个“金银岛”的发现，真弄得这三位贫农出身的好汉，不知何所措其手足。

三人在暗楼上足足默坐了两个多小时，流了数十两的冷汗，最后，各取数十元自用之外，只做了个“绝不告人”的决定，才偷偷溜下楼来。

如今三人都是有钱有势的大官大富翁了。有“官”、有“钱”，另外跟着来的欲望就是“色”了。

讲到“性经验”，第一那就推“张老参”了。烟掸帚以前讨过老婆，还生过孩子。后来因烟债、赌债太多，才把老婆“卖掉”，孩子也不知去向。他做烟掸帚时，曾“姘”了个土娼。一次这土娼在床头向他要一幅“鞋面布”，张三拿不出钱，被这土娼从床上推了下去。自此以后这张床他再也上不去，就变成带发修行的和尚了。

张得标在当兵时，也曾因赌牌九赢了钱，“逛”过两次“窑子”。第一次他“性子太急了”，没有成功，“白花了钱”。第二次是“成功”了。但那也是他唯一的一次性经验，以后再没钱逛窑子。他曾希望在行军的混乱中，“抓”个女人来试试，但始终没这机会。后来吴大帅打败仗，他退伍了，就更没机会了。

最惨的要算是李老票了。推了二十多年鸡公车，想积点钱“接个女人”，但是钱始终未积够，女人也就始终“接”不到。如今四十打几，还是个“童男之身”呢。

现在好了。三人都有官、有钱、有势。张三延曾把那土娼“叫”了回来，“睡过两次”。张老参嫌她太粗太臭，像个“烂树根”。老参现在的目标是找个像“三奶”一样的“女学生”。他也劝张得标和李连发作如是想，虽然他二人并没有这样大的奢望。

一次一个叫张三延“师公”的小辈，在烟榻上替他“捏烟”时告诉他一个“好消息”——现在县城内的日本人不杀人了。城里又热闹起来。日本人和“维持会”里的汉奸交往很好，并且还开了两个妓院。专供日本人用的叫“皇军慰安所”，里面有一大批高等妓女。专供华人用的，则叫“绅商俱乐部”，里面的“扬帮婊子”，也都是“花枝招展”的。

按规矩，华民是不能够接触日本妓女的。但是“钱出够了”，日妓也会“偷偷地来”，支那顺民也可“开开洋荤”，云云。

这一消息把既富且贵的“张老参”说得食指大动。

据说把思想化为行动，也并不困难，因为在这些“慰安所”、“俱乐部”内工作人员，有好几个就是他的“徒侄”、“徒孙”。最使张老参有安全感的却是那个有实力的伪军头子鲁营长。鲁是本地人，而且是帮里的“庆”字辈。最近和他的上司余司令发生了矛盾，鲁乃通过帮里的兄弟，和自由区内的国民党军队游击队联络，引为暗中奥援。

这位余司令原是在日本学陆军的，曾在奉军杨宇霆之下任参谋，后来在天津赋闲。“七七事变”之后，日本人才把他罗致了，介绍给北平的伪政府，被派南下组织伪军。这次他带了一百多个华北籍的伪军进驻县城。下车伊始，他就看中了敌伪区和自由区贸易的闸口市（当地人简称之为“江口”）。这本是当地伪军的防地，但是余司令会说日本话，又会奉承上司，所以和一些日本的少佐、大尉等混得很熟。有日本人撑腰，土伪军就吃瘪了，所以鲁营长和余司令弄得势成水火。在和自由区国民党军队联络时，鲁营长送礼甚厚，执礼也甚恭。他在暗中和张得标通“口信”时，竟称张得标为“师公”、张三延为“师叔”。他并劝张得标晋升“上校团长”，也把他的部队编成一个营，好使他一脚踏两条船，暗中也做国民党军队的营长，“得机报国”。

张三延原对鲁营长无好感，因为鲁曾一度想依赖敌军的支持，打过林家“高仓”的主意，并且动过收编他三人入伪军的念头。张老参在林家庄升起大国旗，并加派“双岗”的目的，便是想对鲁部伪军起“吓阻”作用。如今鲁营长既然反其道而行，想来加入抗战行列，降级相从，并送来卡其军服和上、中、少校的领章，老参也就不咎既往，“口信”往返就更密切了。后又听到新到“扬帮”的“好消息”，乃希图进城一试。伪军鲁营长也保证“绝对安全”，因为县城仍是他的“防区”。城内日军不过数十人——这时敌军正加紧围攻武汉，精锐均调上前线，后方几乎全靠伪军维持，而贪财若渴的余部“客籍”伪军，则多半驻在靠江的闸口，无力顾及县城防务，所以鲁营长能保证他们三位有意寻芳客的“绝对安全”。不过为防“老汉奸余司令”向日军打小报告，鲁营长劝他三人化装进城、微服嫖赌，他派“便衣队”在暗中保护。

古语云，“色胆包天”。这样一来，两张一李，禁不起诱惑，乃真的乔装打扮，溜入县城去嫖赌一番，并“开开洋荤”了。

阿宝的俱乐部

根据鲁营长口信的指示，他们两张一李要进县城去寻欢取乐，先得乔装农民，走到西门外“二里铺”一家小茶馆内，再改扮作商人，与暗中领导他们的伪军传令兵接头，一齐进西门。再通过日军岗哨就“绝对安全”了。

三人遵命乃在林家翻箱倒柜，找出了两件“官纱”大褂，和一件夏布长衫，两顶“瓜皮小帽”，一顶“板鼓草帽”和三双布鞋。一日清晨三人各带银元一百枚，又选了两个开字辈担任“勤务兵”，偷偷地溜到二里铺，找到鲁营长的“传令兵”。三人换上“大褂”、“布鞋”，乃暗随这小传令兵，进入西门。驻防西门的伪军会意放行。可是第二道岗，却是个短粗的日兵。他横持着上刺刀的长枪，站在西门大街的进口处的正中央，横眉张目，一动也不动，像个钟馗，也像个门神，只见过往的华民客商，打他身边经过，都得停下，脱帽向他作九十度的鞠躬礼，然后才敢继续前行。

这是两张一李，平生第一次看到的日本兵，自觉有点气促腿软。但还是随传令兵之后，行礼如仪，可是当他三人戴帽离去时，那日本兵把枪一摆，“哼”了一声。三人为之魂飞天外。经传令兵的指示，原来只是件“失礼”的小事——戴中式瓜皮帽者，鞠躬时不许脱帽。三人补了礼之后，未见日兵反应，乃恭敬地通过这岗哨，走上西门大街。三伏天气，三人都淌了一身冷汗。

传令兵又带领三人穿过长满黑刺的一条小巷子，转到南门后街。只见后街也是遍地黑刺，而渺无人烟，只有接近南门那一段黑刺较少，有几匹日本马和日本兵，在那座“张公祠”内进进出出。

这种“黑刺”，据渊博的张叔伦说，就是中国古书上所常常提到的所谓“荆棘”。荆棘是一种古怪的植物，它只有在兵燹之后人烟绝迹的城市街道上，才会生长。古文上的“铜驼荆棘”，指的正是这种东西。

那座张公祠，原先是为纪念张家一个内战有功的“红顶子”，由光绪皇帝下诏建造的，十分宽敞雄伟。现在却被日军霸占，改为妓院，就是那有名的“皇军慰安所”。

张公祠的隔壁，是个规模较小的祠堂叫“涂氏支祠”。日军为羁縻当地“顺民”，也把它改成个妓院，叫“华民绅商俱乐部”。日本人并从苏杭一带，运进一批妓女，以安抚占领区的“绅商”。

在“俱乐部”的对面，则是当地伪军经日本顾问建议设立的“军民招待站”——这三个原是三个级别不同的妓院。“日本妓女”是举世有名的。建设妓院也是日本人，尤其是日本浪人和皇军的拿手好戏。

那小传令兵自南门后街把二张一李一下便带到“军民招待站”，那也是他最熟的地方。进招待站之后，果然见到一些涂脂抹粉的女人。俗语说：“当了三年兵，看到个母猪，都是眉清目秀的！”二张一李一见到这些漂亮女人，顿时心花怒放，觉得“好消息”果不虚传。

当他们一行踏入“招待站”时，只见一个“烟掸帚”形的人物，走向前来，问三人说：“你们是要‘打炮’？还是要‘过夜’？”张老参未待与众人商量，便回答说：“又打炮！又过夜！”

那人挥挥手，叫他们到对面“俱乐部”去。

二张一李一行，乃穿街走入“涂氏支祠”。他们一进门，便听到有人在叫：“有客！”接着便有个穿蓝纺绸褂裤，手里拿着一把画着花草的细蒲扇的女人，自二进走出来。她看来四十上下，面色红润，脂粉唇膏，涂得十分均匀，光亮的“粑粑头”上夹了金发夹，头上簪了一朵大红花，在乡下人看来，真是雍容华贵。

她轻摇蒲扇，对二张一李上下打量一番。在她有经验的眼光里，觉得这三位客人有点古怪。第一，他们三人不像“商人”，因为三人似乎都是第一次穿“官纱大褂”，显得不调和。第二，他们更不像“官”；那股土劲，在“官”身上是找不到的。三人也不像军人，因为她的主要的顾客便是伪军军官。军队里哪有这样的货色呢？她猜不透，但也不敢怠慢，还是请到厅上坐。

这前厅的布置还是用原张公祠的老家具——宝座椅、八仙桌。这婆娘招呼向客人进茶，便有两个十三四岁，穿白竹布衫裤、头带红花的少女双手捧上茶来。二张一李都用“单手”接了。这点他们早作了“心理准备”。张老参在当烟掸帚时代，便听“老嫖客”说过，妓女进茶，嫖客不能用“双手”去接。

“三位贵客光临，”那婆娘轻摇蒲扇，用带有上海口音的普通话，含笑问道，“是‘吃酒’呢？还是‘进房’呢？”

“我们又吃酒，又进房。”张老参还是以发言人姿态，直截了当地回答了。

“三位贵客，贵姓氏！？”

“我们二人姓张，”三延说着指一指张得标，又指一指李连发说，“他姓李，我们是结拜兄弟，大爷、二爷、三爷……”说着他自己指指鼻子，又指指另外二人。

“三位喜欢吃什么样的酒席呢？”

“你把姑娘和酒席的价码都拿来看看嘛……”三延正要说，“我们都要最上等的。”但是话未说完，便被那婆娘打断。

“我们姑娘没价码，”她微笑着说，“贵宾喜欢嘛，多赏点……酒席倒有等级的。”

“上等酒席多少钱？”三延问。

“燕窝、海参加翅帽，最上等，三二十元吧。”其实这“俱乐部”内并无酒席。酒席是从刚复业的“春江大酒楼”叫来的，最贵的一席只要十二元，这婆娘是狮子大开口，随便要一下罢了。

“我们常吃，”三延说，“不算贵！”其实张老参并未吃过这种“酒席”，也不知道“价码”。

这婆娘用力按住震惊，将信将疑又说：“现在是战时，珍贵物品不易买到。贵宾如能交点‘订洋’，才能保证搜购。”

“用不着‘订’什么了，先付给你不就算了……”说着三延掀起官纱大褂，自腰间绣花的“板袋”中，取出了雪亮亮的数十枚“袁大头”来——这是现钱现货，硬邦邦、雪花花的银子。比起当时的伪币、法币，实值要高过一倍以上。

面对这雪花花的银子，这婆娘傻眼了。纵是出入烟花二十年，也掩不住她脸上惊奇的眼色。她忙叫替贵宾打“热毛巾”，并收拾“西花厅”，“叫姑娘们换衣服、上妆……”忙得不亦乐乎。老爷们的两个小“听差”则被送往“招待站”安顿去了。

这边三延数了五十元大洋交给这婆娘。她多少年来还未拿过这样多的沉甸甸的硬币呢，手一软，把银子掉得遍地乱滚。众人帮着追逐大洋，捡起来交给她，她数一数，连声道谢，说：“张老爷，我名叫阿宝……”

“阿宝，”张老爷说，“你把这点钱收下去买东西……”阿宝连连弯身行礼。大爷又加重语气说：“少补！多不退！”

“张老爷，”阿宝又建议说，“我看您老就把‘西花厅’包下来吧。”

“包下来，包下来！”老爷点点头。

“把西花厅清出来！”阿宝向围在身后的一些姑娘、婆娘和杂役发出了她的命令；一面又亲自扭了热毛巾递给三位老爷，请老爷们进西花厅吃茶，自己跟在张老爷身后，拼命地替张三延扇风扇个不停。这西花厅之内本有一桌麻将，正在叮咚作响。但是众赌客一听阿宝口气，便知新客是有来头的，大家不声不响就把赌场让开了。

这西花厅的格局有点像林家的“外花厅”，只是开间较小，家具较粗糙。厅后也有个小花园。比起林家的也只是弹丸之地。这西花厅之侧没有像林家女宾用的“内花厅”，而是一排曲尺形的平瓦房，大约有四五间，每间门上都挂着花布门帘，那是“姑娘们的房”，专为接客用的。这四五间房，加上西花厅、后花园，构成一个单元。所谓“包下来”，就是不许这一单元内再有其他嫖客往来。在“俱乐部”开张之后，两个多月内，这一单元一共只“包”过两次。一次是当地“绅商”大汉奸，回请一位日军少佐；另一次，则是伪军鲁营长替伪军余司令“接风”。但是上两次的“包”用，俱乐部都亏了本，姑娘们也几天行动困难，因为接客太多。这次贵宾只有三位，而银子一大把，看样子，俱乐部要大赚其钱了，所以阿宝忙得分外起劲。

这一开三间的西花厅，和林家的一样，靠左一间有张八仙桌加圆台面，是吃酒席用的。另外两间则放了些藤制、竹制的假沙发、靠背椅和茶几。屋上悬了三幅帆布制的土风扇，由粗壮的大脚娘姨在一端拉动。三扇可单独拉动；三扇互钩，则一拉也可三扇齐动，使整厅清风习习。

阿宝请三位“老爷”在藤椅上坐下，捧上细茶、名点和深井冰凉的西瓜。头上清风习习、腹内凉瓜片片，一时暑意全消。这时姑娘们都已“上妆”，围拢来的足足有七八人之多，燕瘦环肥、花枝招展、粉香扑鼻。阿宝招呼她们每人都在每位老爷怀中轮流各坐片刻，让老爷们细细观赏选择。三延是首先动手动脚的“老爷”。每个姑娘他都细看细摸了一次，虽觉还没有“三奶”那样细腻，但也是天仙一般了，而她们对张得标、李连发来说，那就更是九天玄女下凡，飘飘然已无法自持，几乎不相信眼前这个世界中是真有此事。

“我们还要多少时候吃饭？”三延问阿宝。

“恐怕还要个把钟头哎，”阿宝说，“排翅酒席嘛。”

“那我们先进房玩玩嘛。”三延说。

“张老爷看中哪两位呢？”阿宝问。

“都不错，”张老爷说，“但是我要个功夫好的呢——加浅干香紧嫩……”

“她们个个都嫩都香，”阿宝笑着说，“论功夫还是我阿宝——她们的姿式都是我教的呢。”

“谁要你这个老×？”三延说得哈哈大笑。

“你不要我这老×？”阿宝笑着跑过去，一下坐在三延的腿上，抱住他的头，乱吻一阵；左手则在张老爷腿上乱抓，然后说，“我偏爱你的老×”！说得满堂大笑。李老票原来很紧张，现在也笑了，轻松多了。

“阿ㄙ呀，”阿宝回头去招呼一个看来比较黝黑的姑娘说，“吃饭还有会儿。你不错，带小七一道去陪张老爷耍耍。”

“谁要那个老头子！？”阿ㄙ撒娇地说。

“就是你吧。”张老爷站起来，笑着牵了阿ㄙ的手。

“老头子，”阿ㄙ警告他，说，“我艺高价高啊！”三延未搭腔，二人互搂着走出花厅。一个叫做小七的雏妓则羞涩地跟在后面。

“张、李二姑爷，”阿宝又转身向留下的张、李二人说，“吃饭早着呢，您二位也进房去休息会吧。”

张得标尴尬地站起来。阿宝也替他选了两个美女，“进房”去了。这时李连发也想站起来，但是官纱大褂太薄，他脸皮又嫩，屡站不起。

“小九子呀，”阿宝招呼另外两个妓女说，“你去替李老爷捶捶背；阿香，你也去替李老爷舒舒筋骨。”

二人走向前去。小九子倒还老实，认真地替李老票捶起背来。而阿香就不规矩了。她轻轻地坐入老票怀中，抱着老票的颈子，把舌头就伸到老票嘴里去了。不特此也，她另一只手则伸到老票的官纱大褂内，随意抚摸。李老票这位老童男，本已紧张要死，经阿香这一来，就天崩地裂了。阿香赶快站起来，小九也停止了捶背，站在李老爷身后，捏着嘴在暗笑。老票也自觉尴尬无比，无地自容，深悔不该上“烟掸帚”的当，到此来嫖妓、丢人。

这一尴尬场面，幸好被阿宝在窗外看到，她乃走进来向阿香、小九二人很严肃地说：“李老爷是新来乍到的，下次便好了。”她乃招呼阿香带“姑爷”到房里“净净身子”，“歇一会儿”！

阿香和小九乃把“姑爷”扶起，由小九把老票湿了一块的大褂前襟提高。阿香挽着臂，缓缓走向阿香房里去。

阿香的卧室陈设很简单：一床、一梳妆台、一衣架和一张藤躺椅、两把小竹椅。另外便是一个装三只高脚的小木盆。阿香等三人回房之后，娘姨打来洗脸水，分一半于木盆之内便出去了。阿香和小九乃把李老爷脱个精光，随后自己也卸去罗衫，只留个水红洋绉肚兜和三角裤。她二人肌肤白嫩丰满、曲线玲珑。老票痴生四十余年，做梦也未想到，天下有这等美女。

阿香二人用一条有红边的毛巾，在木盆内淘水，把老票糜糊的下体，拭得干干净净；又用蓝边毛巾，在面盆内淘水，把老票面部、颈部和上身，拭得清净，并泼上些“三花香粉”，使老票感到清爽无比。随后阿香又用纤纤小手在老票身上，四处按摩；有时又用口唇和舌头在老票重要部位吸吮和亲吻，使老票全身发麻，酥痒得直是扭动，并发出控制不住的嬉笑。

“男人四十一条龙”，这位四十刚出头的鸡公车夫，长得本来就像一头牛，扎实无比。他在阿香的挑逗之下，很快就恢复了活力，争回了主动权。这是他平生第一次的性经验，也是他心田中第一次滋长出来的爱苗。今晚竟然变成他的“洞房花烛夜”，而这洞房之内竟然有两个天仙一般的“一妻一妾”。老票对她二人之“爱”之“怜”，真是从心坎里发出的——他简直感觉到要为她二人而生，也为她二人而死。他恨不得向她二人跪下，并烧香磕头。在这青天之下，在这世界之上，在老票的生命之中，是再没有第三个人了。

人是有情感的动物，阿香和小九虽然只是两副供人泄欲的机器，在她们心目中，向她们执行泄欲工作的，也只是长了两条腿和一个生殖器官的机器。她二人虽然都还不到二十岁，但已阅“机器”多矣，可是今晚她二人在生命中，却第一次发现了个“人”，虽然这个“人”在年龄上可以做她们的爸爸。

当妓女的姑娘们，出身都是凄凉的，遭遇都是冷酷的，而这两颗久冷之心，今日却在一个四十岁的老童男身上，发现了人性、发现了温暖——今晚是老贫农李连发的洞房花烛夜；谁又想到这一晚竟然也是两个小妓女的花烛洞房呢！她二人有时被粗野的男人，蹂躏得卧床不起、举步维艰，性经验是丰富了。但是今晚，却使她二人，尤其是阿香，生命中第一次有做新娘的感觉。她的性器官不是一件供人买卖的商品；相反的那是一件接受真诚异性爱情的灵穴。阿香之对老票，也居然滋生了似乎一生也未尝过的实意真情。

窑子里的醋劲和真情

当老票和阿香正缱绻得难舍难分之时，忽然门帘一飘，阿宝进来了。她对这不平凡的场面视若无睹，只说：“李老爷，快上席了呀，洗洗脸吧。”

三人下了床。阿香和小九又把“姑爷”洗刷干净，并另取一套白洋布短褂裤给姑爷穿好。她二人也略微“上妆”一番，便扶着李老爷回到西花厅。

在花厅内只见张老参一面用热茶在吞烟泡，一面还在和姑娘们打情骂俏，而另一边却见张得标闭着眼睛在假寐，有两位美女坐在两边替他轻轻地“打扇子”。

厅的那一边红色的布上正摆好了全桌酒席。阿宝恭请“姑爷们”入席。入席的方式仍是两女夹一男，阿宝则坐在下方，敬酒。这时大家都很饿，面对如此佳肴美酒，便狼吞虎咽起来。只有张得标似乎食欲不太好，虽然他是三个男人中最年轻的一位。

“阿珊呀，”阿宝提醒得标身畔那位美女说，“你姑爷还有点倦，你渡渡他，乐乐……”

阿珊提起酒杯自己喝了一口酒，又含了一口酒起身坐到姑爷腿上，把酒“渡”到他嘴里去。张得标咽下去，脸部显出苦笑。

“姑爷呀，”阿宝又说，“您也喂喂阿珊嘛。”

得标在阿珊杯里也吸了一口酒，反“喂”给阿珊。阿珊一笑，把酒全喷到得标颈子里去了，引起全桌大笑。张大队长精神似乎也振作了不少。

阿宝斜着眼瞟一瞟李老票那一对，只见阿香已坐在老票怀内，像只乳羊躺在母羊怀内一样——老票是如此硕大壮健，阿香却如彼娇小玲珑。二人你“渡”我“喂”，边吃边谈，情话融融，似乎这屋内只有他二人似的。

阿宝未便惊动这对热恋情人，乃把目光转向张老参。这时三延已吃得八分饱，喝得七分醉。在他怀中“渡”过、“喂”过的美女，已有三四人之多，包括身后替他摇扇子年方十三的“小宝”。

“大爷，”阿宝说，“我替您选的阿ㄙ，不错吧？”

“你问阿ㄙ，”说着大爷把阿ㄙ搂过来，问道，“阿ㄙ，你告诉阿宝——你行？我行？”

“三个好后生，抵不上一个鸦片鬼，”阿ㄙ强辩说，“要我也吞一缸烟泡，哼——你这个鸦片鬼，吹个卵？”

“问良心，阿ㄙ不错，”鸦片鬼说，“要没那东洋婆子来换换班，她撒胯了。”

阿宝闻言脸色一变，狠命地使眼色，不许他说下去。原来他所说的“东洋婆子”，是隔壁“皇军慰安所”内一个“营妓”。日本营妓都是“功夫”最好的——一以当十。但是“皇军”需要“慰安”时，一切都是免费供应。有时她们想赚点“外快”，乃和阿宝暗中勾结，偷偷过来与“华民”“俱乐”一番。华民为向日本天皇泄愤、雪耻，也不惜做阿Q、“开洋荤”、出重价。这次张老参足足花了三十块银元，终能在一个日本女人身上“抗日救国”了一番。

如今众人都酒醉饭饱，嘴可以闲下来吹牛皮了。主讲人自然还是张老参。他批评这桌酒席“价钱中等，珍馐上等”。并大谈燕窝要如何“炖”，海参要如何“发”，排翅要如何“煮”，头头是道——这些都是他在“土膏店”烧烟时，听别的鸦片客说的。烟掸帚有记忆力，现在都能倒背如流，并加油加醋，使阿宝和众姑娘都称羡不置。

“老败子呀，”阿ㄙ撒娇地问道，“你一辈子挥金如土，吃喝嫖赌——你是干哪行买卖的呢？”

“你看你姑爷是干买卖的？奸商？生意人！？”三延有点不平之感。

“那你究竟干哪行的呢？”阿珊插句嘴。

“当官的！”三延骄傲地说。

“当官的……”阿香也在老票怀内，轻轻地重复一句。

“他们当官的和我们当婊子的干的是一样的事。”阿宝接下去说得唧唧地笑。

“我们跟你们婊子干一样的事！？”三延有点气愤。

“干一样的活，”阿宝哈哈大笑说，“我们卖下头两片皮；你们卖上头两片皮！”

阿宝的“两片皮”引起哄堂大笑。当官的李连发老爷笑得把嘴内的糖莲子都吐到阿香身上去了。

“你这个骚×，臭婊子。”三延反驳说，“也要和当官的老爷们比？”

“阿宝的×才不骚不臭呢，”好强的阿ㄙ接下去说，“你们当官的嘴，吹牛拍马，才骚才臭呢——婊子的×，比当官的嘴——香！？”

“阿ㄙ，我的心肝，别说了，别说了，”当官的张老参，把小婊子阿ㄙ抱得更紧，笑着说，“你的×，又香又嫩；我的嘴，又骚又臭！”

“不信，你闻闻看！比比看！”阿ㄙ又撒了句娇，加重语气说，“婊子的×，比当官的嘴——香！？”

这时大家酒喝多了。天气有点闷热。张老参建议大家都把衣服脱光，畅快畅快！说着他自己就脱得精光，露出三根筋和黑瘦的屁股来。三延要阿ㄙ脱，阿ㄙ痛快，也就脱了，肌肤虽然并不白，倒是挺嫩、挺润滑的。

三延要阿七和小宝也“脱”。小宝唧唧地笑着逃走了；阿七则遵命地脱了。阿珊只答应脱一半，其他的姑娘有脱有不脱的。张老参嫌她们不痛快，要阿宝领头全脱，却为阿宝所峻拒——阿宝胖嘟嘟的一块肉，脱下来一定像个刮了毛的死肥猪，所以她抵死不脱。张得标也只答应“打赤膊”。阿香抱着老票的颈子，叽叽咕咕地请示，老票不许她脱，自己也只脱了上衣，打个“赤膊”——所以张老参最后只能搞个“半脱”的派对。

大家谈得高兴了，老参又建议“行酒令”，猜拳。但猜拳不计输赢。每猜完一拳全桌都干一杯，然后女动男不动，大家车轮般打转，换位一次。这一车轮战，他们初来时，阿宝已指挥过一次，这次老参要再来一次。可是老参这一建议，众姑娘未置可否，张得标却摇摇头，李连发则彻底反对——他再也不能容忍看阿香坐到别的男人怀里去。

这时大家都有七八分醉。酒和色原是分不开的。性心理学家说得好，愈是得不到的东西，愈有诱惑力。在这一婊子行内，张大爷对每个姑娘都未遇阻力，只有阿香躲在老票怀中，他没主意儿。最后他起身走向前去，要把阿香自老票身上拉下来。阿香抱着老票的颈子，死不下来。老票也要把烟掸帚推开去。二人三言两语便吵起来了。三延便动硬功。

“他妈的老票，”三延出口伤人说，“她是个婊子，又不是你娘、你老婆，你这么把着干吗？”

“妈的，狗肏的烟掸帚，”老票愤怒地回嘴说，“你这婊子养的，阿香就是我老婆，就不让你碰。”

三延喝得晕晕倒倒的，还是来拉，老票铁臂一挥，烟掸帚便被摔出丈把远，横躺在地砖上。众人慌了，忙去把张老参扶起。

“狗肏的老票，你造反了？”三延又走过来要打老票。老票站起身来，左手挟着阿香，像一只小鸡，右手抓住三延的膀子，提起来一下便把赤裸裸的张老参丢到天井里去。

这一下天下大乱了。张得标以半醉之身来劝架也不管用。三延被摔得半死，但还是“师叔”“师叔”什么的，叫个不停。

“妈的巴子，师叔、师叔，”老票挟着阿香，跳入天井，一脚踩在老参胸膊上，骂道，“我一脚踩死你这通敌卖国的，他妈的汉奸！”说着他脚一用力，只见老参舌头直是伸。

“二弟……”三延哭了，哀求着说，“你不念桃园结义，手足之情？”

“屌的桃园结义，”老参还是怒不可遏地骂道，“奶奶的，俺过五关斩六将，你倒可调戏弟媳妇！？——哼！”

这时大家都围拢来劝，张得标口口声声的“二哥、二哥”地叫着，要把老票拉开。阿香也自老票的铁一般的左膀子下面，恢复自由之身。她泪流满面地抱住老票的腰，用她原有的苏州土调，也哀求着说：“大爷没调戏哩呢，侬……侬……息息气，好不啦……”她一面摇着老票，一面泪涕交流地吻着老票的颈子和胸膛，老票才松了腿。众人乃把三延扶起来，坐在藤椅上喘气。

当他们三位“老爷”在此开其半脱的派对时，西花厅本是个外门紧闭的禁区，除莺莺燕燕、宫娥彩女之外，其他男人是不许进去的。烧锅的小二、炒菜的大厨，只能躲在门外窃听。那屋内的酒香、粉香，不断外溢，加上男人的浪语、女人的淫声，正不知惹动多少厨房内老汉和后生，勃勃欲试——但是除在门缝窗缝偷看之外，他们对嫖客老爷们，只有羡慕的份儿。

可是这次天下大乱，“遍地黄花开”，穷人翻身了。三四位老几，乃至厨房推门而入，一窥究竟，以便救火。孰知他们一进来，把大乱的天下，更弄得天翻地覆。脱光的姑娘们，这时不觉尖叫乱跑，四处找衣服。找不到衣服的，或躲在竹椅背后，或弯着腰，双手掩住自己的私处，窘迫不堪。

同时闯关的四五个英雄之一，便是原在“春江大酒楼”打杂的“小聋子”。“小聋子”原也是在柳和集一带长大的，他和“烟掸帚张三”不但熟悉，而且时常在一起到林家去吃剩饭，也一起赌过牌九，甚至打过架。

小聋子一看到烟掸帚，赤条条倒在地下，不免大吃一惊说：“张老三，你怎么在这儿！？”那躺在地上的“张老爷”却装着不认识他，不搭腔。幸好阿宝是外地人，不知当地门坎，在混乱中也未听到这句话。她乃运用她平时当女宪兵的姿式，张开两手，把小龙等四五条好汉，堵回厨房里去，才解救了“张老爷”的一场难堪。

但是这消息很快地便传回“春江”。春江大酒楼一向是本镇地下消息的神经中枢。第二天一早，这消息便是热闹的“前大街”的头条新闻——据本城原来的老消息，则是：“连个烟掸帚张三那样的‘混子’，现在都做了抗日游击队的‘司令’了。”又有谁知道，这“司令”，竟赤条条地在“婊子行”中被小聋子发现了。小聋子也是“春江大酒楼”中，无人不知的名人啰！

小龙等几位闯关人被赶出去之后，西花厅又渐次恢复了平静。在张得标、阿宝和诸姑娘调解之下，二人都渐渐息了气，认为只是一场“闹酒”而已。

夜已深了，阿宝招呼诸姑娘，扶着各自的“姑爷”回房安歇去。

相逢何必曾相识

李连发牵着阿香的小手，慢慢走回他二人原先的洞房。小九也跟在后面。在房门口，连发告诉小九说，床太小、蚊虫又多，容不了三个人，小九自己回房去睡吧。小九依依不舍地去了。

老票走进房，在藤躺椅上坐下，把阿香拉到怀里。他觉得阿香这位苏州姑娘，软玉温香、千娇百媚。他莽夫何幸，能得此天仙，一生已足，再不要其他任何女性了。

想不到阿香之对老票，也有相同的感觉。在饭前那一段经验里，她只觉这位老童男，诚朴可爱。她自己虽年未双十，然已久历风尘，是个败柳残花，人见人贱的“婊子”；而老票虽年逾不惑，却是个一触即发的童贞少年，一切从零开始。在一场“闹酒”之后，她尤其觉得老票是个雄姿英发的周瑜，她自己是个小乔，内心感到无比的骄傲。她不再是个时时任嫖客打耳光的婊子。她是个被保护于英雄膀子之下的佳丽明珠，因此她对老票，也滋长出一生未尝有过的爱苗，和未尝有过的情欲。

今晚是他二人英雄美女的花烛之夕，那种干柴烈火之情，岂是西式恋爱、文明结婚的伴侣所可想象。老票今夕是乍得甜头，不死不休。姑娘今晚也真做新娘，曲意奉承——他二人鱼水之欢，哪是文人一支原子笔、摄影师一个镜头，所能传其万一！

老票虽是“一条龙”，但是纵是一条蛟龙，兴云泼雨，无止无休，不死也会僵的。二人疲惫之余，血肉相连、心心相印，难免要互道曲衷。

“阿香，心肝呀，”老票向枕在他左膀之上的心肝发问，“你这样一位天仙美女，怎会搞到这婊子行里来了呢？”

“……”阿香把她那娇嫩玲珑的胴体，翻伏在老票那一团坚实的肌肉上，紧紧抱住他，没有回答他的问题。

“心肝，”老票又说，“我真想不通哎。”

“……”阿香还是没有回答。

老票翻过身来，抱紧了她，抚摩了很久，也未再问。渐渐地他发现他胁下，热热的、湿湿的——那是一大片阿香的眼泪，并且越流越多。但是阿香没有呜咽，可是眼泪却不断地流。老票心头极度不忍。但也不想问，让她眼泪尽情地流。流多了，老票乃自床头取了那白竹布裤子，替她擦泪，直至整条裤子都湿透了。

阿香哭够了，才慢吞吞道出身世来。

阿香也姓李，原名李香莲，初小毕业后，便在上海闸北一家日本纱厂跟妈妈一道当女工。爸爸和哥哥则在码头上工作。“八一三”之前，上海风声鹤唳了，爸妈乃把她送回苏州伯父家避难。在上海北站上车时，那是她和爹娘的最后一面，以后就消息全无了。

一九三七年初冬，我军从上海败退，日军占领了苏州，她和伯父一家随着一群难民下乡避难，行到半途便被日军截获了。伯父被日军一刺刀扎死，弃尸河内，她和伯母和一个十二岁的堂妹，便被日军掳入一家私人花园。那儿有百多个日兵，和十几个老幼中国妇女，她们三人就在无限恐怖和无限痛苦之下被日军轮奸了。这群日军简直是一大群野兽，轮奸妇女是没昼没夜、没止没尽的。阿香十二岁的堂妹，被十来个粗壮的日军轮奸之后，早已死了；但是日军还没止没尽地对她作尸奸，并用她的耳鼻和口腔作烟灰缸，插满了烟蒂。

有些五六十以上的老妇，日军嫌她们下体不够坚实，不能满足他们的兽欲，乃用枪托和皮带痛打她们的阴户，使其肿胀之后，再继续轮奸。那些妇女惨叫呻吟之声，使阿香回想起来，“真比阴曹地府还可怕呢”。阿香五十来岁的伯母，就是这样被鬼子活活打死的。阿香本人在被十来个鬼子强奸之后，也就失去知觉了。

后来鬼子在这批死尸之中，捡了几个尚未全死，而身体美好的，又把她们救活了，再继续奸淫。阿香便是这几个幸存者之一，被三个日本兵，锁在一间空房之内，日夜轮奸，饿了日兵便丢给她一个“便当”或几块中国烧饼，维持不死。

后来日军走了。阿香和另外几个姐妹就被一队北方调来的伪军接收了。伪军向日军学习，组织了随军“营妓院”，阿香等被编入其中，又变成汉奸们轮奸的对象，每日接客在十人以上。

最近日军占领区扩大，伪军增多，阿香和一群姐妹才被运到本县城伪军主办的“军民招待站”，这个站在伪军里的俗名叫做“炮房”。任何伪军或与伪军有关的汉奸或“顺民”，只需花三五角伪币或法币，便可随时进去“打炮”。“炮房”内的妓女，只许穿一件花布长外套，里面是不穿裤子的，所以能随时行动、速战速决。

后来阿宝主持的“俱乐部”生意兴隆，姑娘不够，就到“炮房”去选几个体面的，调过去补充。阿香中选了，就被调到“俱乐部”去服务了。

“你调过来之后，接客是不是少些呢？”老票关心地问阿香。

“那从地狱升到天堂了。”阿香说。在俱乐部则每天最多只接一两位。有时整星期都闲着。客人也不像“炮房”里的，那样穷凶极恶。他们有的吃吃酒“玩玩”就算了。也有过夜而不接触的，姑娘们尽情“挑逗”也没用。他们喝得醉醺醺的，姐妹替他们“搓搓、揉揉”，他们也就“满足”了。当然也有“通宵达旦”的。姑娘们不换班，就“吃勿消哎”！

老票又问阿香，客人少时她们做什么呢？

“阿宝要我们受训嘛！”阿香说。

“受什么训？”老票奇怪地问，接着他又感叹地说，“这年头，连当婊子都要受训！？”

“我们受训的项目可多呢！阿宝很严格啊！”

“什么训？训练床上功夫？”老票问。

“床上功夫是最后的一项呢。”

阿香说阿宝并不要每个姐妹都练真功夫。她只选几个体质强、个人又有兴趣的，去认真训练——像阿ㄙ就是一个，她可陪“性子强的客人，几个钟头不下床。别的姐妹吃勿消哎”。

“那你们还有什么别样的训练呢？”

“客人千奇百怪嘛。”据阿香说，她们姐妹们所接的客人，“上床”最多都是三两分钟的事——一百个客人，有九十个都是这样的。但是他们“脾气”则是千奇百怪的。很少有两个人是有同样脾气的，所以对付每个客人都要随机应变的。应变得好，往往钞票一大把，下次可能变为“常客”。那是姐妹们所最希望的。应付得不好，往往被打得遍体鳞伤。成绩最差的，很可能被调回“炮房”，那就下地狱了。所以姐妹们接客，真是兢兢业业、曲意奉承，不敢有丝毫慢客行为。

“你们这里还有这种客人，可以乱打姑娘们？”老票更觉奇怪了。

“怎么不打，”阿香说，“我就被打过好多次耳光，一次被打成重伤——被打过，还得向客人赔不是呢。”

据阿香说千奇百怪的客人，也有千奇百怪的背景。他们之中有“有钱有势的”，有“有钱无势的”，也有“有势无钱的”；有“粗暴的”，有“文明的”；有“耐久的”，也有“一触即发的”；有“好的”，有“坏的”，有“极普通的”，也有“最古怪的”。

“什么叫做最古怪的呢？”老票有点好奇。

“你们三位就是三位古怪的，”阿香说着又破涕为笑，“大爷，阿ㄙ说他是个‘死硬派’；你是个初入茅庐的‘童男子’；三爷，阿珊说他是‘见花谢’。姐妹们都好羡慕我呢。”

“……”二爷是“初入茅庐”，不免尴尬地笑一笑。

“怪的说不尽呢！”阿香又举出了好多性变态的例子来。什么前后不分、上下颠倒，现在都不算“怪”的了。姐妹们最怕的“怪”是性虐待——有些客人要虐待女方，非把女方打成遍体鳞伤，他不能满足。犯这种虐待狂的，鬼子嫖客最普遍，伪军中的“将校”也有。他们要到“俱乐部”来“打婊子”，谁敢拒绝呢？所以她们姐妹只好排好班次，每人轮流挨打。

阿香说还有一种反虐待，那就可笑了。有些日本兵不知杀了多少中国人，但是他们却欢喜要中国“花姑娘”打他，打得他遍体鳞伤，他才过瘾。但是这种“打鬼子”的玩意，也很危险，一次一位姐妹用皮带打得不够狠，那醉鬼火了，乃拿起切西瓜的刀，就戳她一刀，使她在日本陆军医院住了好几个月。

最可笑的一种“怪”行为，是她们姐妹叫做“脏客”的。他不是来“嫖”妓女，而是来讨好妓女的。这种“脏客”往往都是性无能，不能人道的。他们根本不上床，而偏好跪在婊子面前，用他的口唇舌头胡子来满足对方，而且对方愈脏愈臭，尤其是有月事，那就最好。所以姐妹们叫这种人做“脏客”。现在经常来“俱乐部”的脏客便是汉奸“维持会”的李副会长。

这老汉奸五十多岁了，满脸花白胡须，却偏欢喜这一套。一次正值阿香经期，这老头看上她了，阿香嫌他嘴脏，老大不愿意，但是阿宝逼着她接受，她并为此“受训”一番。在老头行动时，阿香还要用各种假声音、假动作，表示冲动。这样那老汉奸，才会感到满足而付出大把钞票。

阿香曾假做媚态问老汉奸，为什么专门欢喜这种脏调调儿。老汉奸说，他年轻时嫖妓专门喜欢“冲红”。年老“冲”不动了，所以就搞搞“红冲”，他说得满足之至。他并说他家里还讨了两个十八岁的姨太太。这两个姨太太都是他佃户的女儿，现在都还是“处女”——他讨了两个姨太太，是专为吃“阴枣”搞“红冲”用的。

“年老血气衰了，”老汉奸说，“要进点真补呢！”

事后阿香向阿宝骂那老汉奸“无耻、无聊”，因为那一次经验“恶心得不得了”！

“香啊，”阿宝拍拍她说，“我们当婊子的，要‘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只要人家满意肯拿钞票就是了，管他是鸡是狗。”

“嫁鸡随鸡，嫁狗随狗。”这句话是阿宝“训练”姑娘们的口头禅。她说鸡和狗交配的时间长短便是两个极端。鸡交配只要一秒钟；狗交配要个把钟头。做婊子的接客，管他客人是鸡是狗呢，只要鸡狗满意肯拿钞票就是了。所以阿宝说，她教导婊子们接客也有其“广田三原则”：第一，客人越满意越好；第二，“挤”客人的钱，“挤”得越多越好；第三，花的时间越少越好，因为有许多“老油条”往往赖着不走。

可是在这三原则之下，各位姑娘对不同客人，要因人而异，随机应变；运用之妙，存乎一心。要捞银子，死教条主义，是行不通的。所以当阿宝把阿香指定给老票时，老票一时心慌意乱，出了事，有训练、有经验的阿香，便知道“李老爷”是何等样人，而变换了接触的方式。

阿香说，阿宝的教条中有一项所谓“大忌”，姑娘们千万不可犯——这一大忌便是和客人发生“真感情”。阿香做妓女做了一年多了，她始终觉得嫖客男人，只是一些野兽，她是给这些野兽单方面泄欲的工具。她自被日兵强奸开始，对性交始终看成是男人寻欢的事，女方除痛苦之外，别无欢乐之可言。可是她今晚却在一个“老处男”身上，发现了快乐和情欲，使她犯了阿宝所警告的“大忌”——她对老票发生了“真感情”——她爱上老票，希望老票能救她出火坑。

“你们这里的姑娘，全是混账的汉奸伪军掳来的吗？”老票问。

“也不全是，”阿香说，“阿ㄙ就是自动来的。据说她在当小学生时，就和她堂兄或亲叔叔胡来，被她爸爸毒打了数次，她就找到阿宝，来当婊子了。”

“她预备将来也吃阿宝这行饭。”

“不，”阿香说，“她说她要把当婊子的瘾过足了，她就出家做尼姑去。”

“别的姑娘怎么来的呢？”

“来路各有不同，”阿香说，“有的来自难民营，也有掳来的、买来的——小宝就是阿宝去年用十二块钱买来的。她妈快饿死了嘛。”

“阿宝这个千刀万剐的老鸨子！”

“二爷，”阿香说，“阿宝是上海长三堂子出来的，经验丰富；但是阿宝不坏哎——姐妹们都很喜欢她。没有她我们会更苦哎。”

阿香回想起她见到阿宝以前的那段恐怖的日子，不觉又流下泪来。她说她那时多么羡慕那些在街上替人洗衣服的婆婆，和那些挑着菜篮到街上来卖菜的乡下姑娘啊——她甚至羡慕那些在“炮房”窗口飞出飞进的苍蝇。

“阿香呀，”老票问她说，“你那时为什么不逃到我们游击区去呢？我们有枪，可以保护你。”

“我一步也逃不了，人生地不熟……”说着阿香又流泪了，但她不敢哭。

“……这也是真情实况！”老票叹口气。

“二爷，你在哪儿‘当官’呢？”阿香把小嘴凑到老票颈子边去，轻轻地哀求着说，“能不能救救我，带我一道去呢？”

她这一问，正是老票早就在考虑的问题——怎样把阿香带回去？但是老票心中也有沉重的自卑感，想想自己只是个鸡公车夫，一字不识的大老粗。“当官罢”，也是那不要脸的烟掸帚自己封的。“钱嘛”，倒用不完，但却是向烟掸帚一道偷来的。老票是老实人。他知道不识字也就当不了官，所以他平生最大的愿望——他家五代都无法实现的最大愿望——便是拥有个“孤庄独村”，种十担水旱无忧的良田，娶妻生子，养猪养鸭，做个不愁衣食的自耕农。看样子这个愿望，可以达成，但是纵使如此，他配不配娶一个像阿香这样娇滴滴的“堂客”呢？——人家知书识礼，能看文章、能写信呢。老票心中忐忑不安，真不知如何处理这问题。但有件事，他心中是肯定的——李连发要娶阿香为妻，那是生死不渝的。

老票搂住阿香，先从他的结论讲起——他二人这一生一定要结为夫妇，白头偕老。阿香被感动再度泪流不止。老票也诚实地告诉她“当官”的经过、推车的背景和可以实现的祖宗三代的愿望。阿香听后不但不失望，而且热情地爬到老票身上去，拼命地吻着良人，一再声明这是她做梦也想不到的理想归宿，她希望她还能生孩子，将来为老票生几个小把戏，一家住个“孤庄独村”，只羡鸳鸯不羡仙，那真是神仙的生活——一夜恩爱，私订终身，二人搂紧了又云雨一番，真是说不尽的恩情，想不完的美好远景……

孰知二人一夕无眠，正在情话绵绵之际，忽然门帘一卷，张三延带来了一身穿伪军服的矮子军官走了进来，三延介绍那是“鲁营长”。原来他们昨夜闹酒，暴露了身份，奸细报告了驻节闸口的“余司令”，余司令怕有阴谋，乃密报日军“特务机关”，自己也星夜赶回县城坐镇，现在已在回县途中，日本宪兵似乎也在待命出动。

这一来大家慌了。鲁营长乃亲自跑来，找到正在宿娼的三位游击英雄，乘东方未白，赶快缒城脱险。现在县城未开门，但前些时日军攻城时把东南城墙，炸出一缺口，一直未修复，三人可乘黑夜自缺口“滑”出城去。

李连发匆忙穿衣起床，阿香也披衣起身抱住老票流泪。

“只要我不死……”连发向阿香说，但是话未说完，他已被鲁营长牵了出去。二张一李在黑暗中又找到了两个自“炮房”出来、睡眼惺忪的小“勤务”。在鲁营长和卫兵领导之下，回答了两道“口令”，五人乃自缺口“滑”到城外，溜回林家庄老巢去了，总算有惊无险，平安抵达。

其实他们这场虚惊，原是一件“乌龙”。他们闹酒暴露身份，余司令得报，兼程赶回县城，都是实情，以下便是虚报了。余某听说国民党军队方面游击司令进城，他也想见面联络一番——一则想脚踏两条船，减轻“汉奸”身份，再则也为闸口市两边贸易多结点线索，他并没有把消息透露给日本“特务机关”。后面这一段则完全出自鲁营长的虚构。

鲁的虚构也有两层原因：第一，他的确怕余司令向日军密报邀功、牺牲自己；第二，他也不愿把自己和国民党军队私通的桥梁，让另一汉奸来分享，所以就虚发警报，把三位游击英雄黑夜送回林家庄去了。

但是虚构的警报，总会被拆穿。拆穿了，则三人食指又动，他们借口想会会余司令，其实念念不忘的还是阿香和阿ㄙ。鲁营长也极其灵活，看透这点，为防止三人和余司令见面，他乃强迫阿宝以每人十元一天的高价，把阿ㄙ、阿珊、阿香和另三个雏妓“租”给了这三位英雄，以断其去城之念。三人求之不得，鲁营长乃把六个妓女，三人一组地送到林家庄来了。他们行乐正欢，就被张叔伦指导员专程视察时发现了。

第九章　烈士和汉奸

阿宝是个“蓝衣社”！

张指导员既获得了紧急情报之后，翌晨天尚未亮乃率一行五人匆匆赶往梅溪，去和刘专员商量对策，因为这是燃眉之急，他无暇回军部乞援了。他们循山区小径，走了一整天。这时盛夏虽成尾声，而秋老虎的热威犹在，五人抵达梅溪时，已红日衔山，大家均已疲惫不堪。叔伦原打算从梅溪的闸门，直趋暂设“静土庵”的“专员公署临时办公处”。孰知当他们走近闸门时，闸门已不存在，一片断瓦颓垣之后，却看到刘专员穿着短裤背心，遍身是汗，正在指挥保安队和民夫，拆除那座三层石建的碉堡，忙得不亦乐乎。

叔伦走向前去，在刘专员背上轻轻一拍，并笑着叫声“专座”！刘专员回头一看是叔伦，老友重逢，不禁大乐，二人热烈握手。

“叔伦，你怎么来了？”刘专员惊奇地问道，“我正要派人去找你呢！”

“你怎么在此自毁长城？”叔伦笑着问他。

“王八蛋鬼子，又调来一联队，”刘专员说，“听说又要来山区清乡，配合包围武汉，我先把乡清了，等他们来！”

“人家都在加强防预工事，”叔伦笑着说，“你却在拆炮台……”

“我要有二十门的大炮，我就不拆了嘛，”刘专员也笑笑说，“我那几杆破枪，还能守碉楼、打鬼子！？”

“那么鬼子来了怎么办呢？”

“跑！带老百姓一道跑，”刘说，“来他个‘空室清野’——反清乡。太阳一落，我们就来他个‘四面埋伏’、‘四面反攻’，至少弄得他不能睡觉，让他占得了梅溪，也守不了！”

“你哪里学来这套孙子兵法？”叔伦说着不禁大笑，并把同行诸人一一向刘专员介绍。

“你们先到我专员公署去洗个脚。”刘说着，便带他们一队访客，走向静土庵。“我想叶剑英的话，大有道理……”刘边走边说。

“叶剑英说什么呢？”叔伦好奇地问。

“老叶说，打游击战，凡是敌人所可能利用的工事，都得把它毁掉！你看……”刘向那半毁的石碉堡一指，又说，“敌人如放两挺重机枪在里面，你们叶军长派一团人来，打下打不下？”那石碉堡原是当年防“红军”时建立的。

“叶剑英什么时候向你说的呢？”

“我从美国回来到武汉去，”刘说，“路过衡山便在‘衡山游击训练班’，教了一个时间的课——我教‘列强概况’，叶剑英在教‘游击战术’，所以弄得很熟……”

“你为什么不到重庆去，却跑到这穷乡僻壤来了呢？”

“章乃器打的电报嘛，”刘专员说，“老章打电报说，你们留学生，回国参加抗战，不应当专去后方，应该到前线来——我就来了嘛。”刘专员说着也笑起来。

这时大家已走到静土庵，刘专员招呼勤务兵打水给五人洗脸，并破了个大西瓜。众人且吃且谈。专员又招呼副官为客人设床铺，并预备晚饭。

“哎，专座，”叔伦忽又想起专座的话，乃换个话题，问道，“你刚才不是说，正要找我吗——有何指教？”

“叔伦——我的游击司令，你那几杆破枪靠不住呢！”

“我知道，”叔伦说，“我正为此事来找你商量！”

“你知道张三延那些东西，通敌！还要逮捕你向敌人邀功！？”刘说。

“他们不但通敌，”叔伦说，“并且横征暴敛，私设班房，压榨乡民；还吃喝嫖赌，无恶不作。”

“他们还预备把你‘绑’起来呢！”

“我知道！”叔伦说。同时他也把张、祖二青年，及李七爹所说的故事也约略说了一遍。张、祖二人也把所见所闻，向刘专员报告了一些，并强调张三延在林家花园内“白昼宣淫”。

“张三延这小子，扁担长的‘一’字，认不得几个，”刘专员说，“但是纵横捭阖、诡计多端，倒真有一套呢。你看他把妓女接到他部队里去胡搞，他就不敢再到城里去嫖！他再去，准给日本人宰了。”

刘专员这句话，说得五位访客都如坠五里雾中。张三延不是“通敌”了吗？日本人为什么又要“宰”他呢？

“阿宝那个婊子行，也出事了嘛。”刘专员半笑地说。

“专座，你也听说过‘阿宝’？”叔伦颇感惊异地问。

“你以为进城去嫖的，只有你们的张三延，”专员说，“我的部下去嫖的多着呢！”说着刘专员自己也笑起来。不过为着“阿宝”的事，刘专员却颇感哀婉。

据刘专员的情报，阿宝已被日寇逮捕惨杀。据说日军特务机关自上海获得线索，那个“华民绅商俱乐部”里的“老鸨子”阿宝，却原来是我方的一个“蓝衣社”，潜伏在敌伪阵营里，做情报和反间工作。

“敌人最恨我们的‘蓝衣社’和你们的‘共产党’，”刘专员告诉张叔伦说，“他们捉一个杀一个。”

据刘专员的情报说，敌人最恨阿宝的是，她训练了一批“江北娘姨”，专门冒充日本“营妓”，去勾引那批欢喜“开洋荤”的伪军将校，逼他们替她供应情报和反间，因为日本驻华占领军曾有明令规定，凡与日本妇女发生过关系的伪军官兵，一经发觉一律处死。——不过刘专员说，敌军是否有此规定，颇有可疑；但是一般伪军官兵皆信以为真。因此凡是通过阿宝“开过洋荤”的伪军将校，都在阿宝威胁利诱之下，变成了阿宝的情报员。上次敌军循津浦路，北犯徐州，连遭挫折，据说便与阿宝的情报有关。

刘专员说到这里，张、祖二青年不禁笑不可仰——原来张三延曾向两位大学生吹过牛皮，说他曾为“民族报仇”，在阿宝那里“操过日本女人”！并绘影绘声地说过“日本营妓”的妙处所在，原来这些“营妓”却是一些“江北娘姨”冒充的。

但是刘专员说，阿宝的功劳还不止此呢。阿宝是苏州人，原来淫荡的日本人，在卢沟桥事变爆发之前，便早已对“苏州”垂涎，认为“苏州姑娘”是世界上“最美”的和“最性感”的，远非日本艺妓所能及，所以一旦把苏州占领，便遍处搜寻“苏州姑娘”。阿宝原在上海卖淫时，就认识许多日本浪人、商人和军官，并会说一点日本话。后来年老色衰，她便和一些日本浪人勾结，自己做老鸨子，专门替日本人拉皮条，与日人鬼鬼祟祟，往返极密。日本人为她的酒、色和黄金所迷，有的有心，有的无意，竟替中国做起情报来。有的日本高级人员，还在家中偷设为我方供应情报的电台，而电台的收发报员，就是他日夜迷恋的苏州情妇。

春初日军台儿庄之败，便由于日军行军和作战计划，几乎为我全部掌握的结果。日本特务机关乃怀疑其谍报系统中有华方潜伏分子。严密搜查之后，阿宝这一系，终被破获。那主办缉捕阿宝的日军特务机关长，在捕获阿宝后，立即处死；但对上级，却诳报为格斗自杀。他们生怕将阿宝拘捕严讯，会牵连更大，所以一杀了之。

“像阿宝这样的下等妓女，居然能如此惨烈地为国捐躯，也真的很难得……”刘专员说得慨叹不尽。

刘专员又说，他最初“关”了好几个他手下去县城偷嫖的军官。他恨死了这个“汉奸婊子”，以为她受敌伪之命，来勾引我方官兵做汉奸，谁知故事发展得这样曲折离奇！

“阿宝应该进‘忠烈祠’，”刘专员叹了又叹，说，“她是中华民族的好儿女，我们的好同志。”

“她是位风尘女侠。”叔伦也感叹不尽。说着，他又转身向张、祖二青年说：“我们知识分子如果对抗日救国存丝毫私心假意，那我们真连个婊子都不如。”他说得两位青年也眼泪汪汪。

“阿宝被发现时，为什么不逃走呢？”青年张志文不免问一声，他又说，“敌人在城内盘查并不严密呢。”

“阿宝得到同志密报，是逃掉了哎。”刘专员说。日本特务机关借口招待新到上级人员，叫了好多桌酒席，把整个妓院“包”下来。谁知酒未开樽，阿宝已不见了。日本特务乃调来骑兵，带了猎狗，搜了阿宝的衣物，让狗闻闻气味，日本特务乃骑着马，追了出去。

“猎狗的嗅觉功能，超过人的嗅觉功能五百倍以上，”刘专员说，“他们掌握了阿宝的衣物，阿宝跑到哪里，狗会追到哪里……”

阿宝和她的同志对此也颇有所知，所以他们在逃跑时，先在城内大街小巷乱躲一次，然后越城下乡，在乡间也迂回乱藏一阵，可是最后，还是被一群日本军用猎犬在西门外一个农村的稻草堆里寻获了。日本宪兵杀了些村民，把全村付之一炬。阿宝被捕后，日本人并未加以审讯，乃把阿宝脱光衣服，带至“慰安所”后苑，由两个日本摔跤的大力士，拉着阿宝的两腿，用力向两边拉——一声吆喝，可怜的阿宝便被活活地“撕”成两片而死。

刘专员说到此处，不禁既感叹又愤恨。并说此仇不报，我们中国人，何以为人？众人听了这故事，黯然之余，对鬼子杀人的残暴也愤懑至极。

“你怎么知道这么清楚呢？”叔伦沉默半天才问出一句。

“亲眼看到的人，向我报告的嘛。”

“谁能亲眼看到呢？”叔伦又问。

“在那日本妓院打杂的工人告诉我的。”刘说，“鬼子自认是上等统治者。挑大粪、倒马桶，还得要中国人去做——有中国人在里面，就有人会看见……”

“这些打杂工人，都是你派去的‘情报员’？！”叔伦问。

“我哪有钱来训练情报员，只是他们自动报出的。”刘说。

“他们向你直接汇报？……”

“他们不向我汇报，除非我主动去找他们——他们都‘在帮’嘛。他们报告他们的‘老头子’，‘老头子’便告诉我……情报很准确。”

“你这儿的‘老头子’是谁呢？”叔伦问。

“这儿有个‘老头子’姓王，”专员说，“是个杀猪的。别人告诉我，他在江湖上，颇有点名望；后来他没猪可杀了，我就给他个‘准尉’名义，叫他利用他在江湖上的老关系，替我跑跑情报——噢，想不到，倒很灵。”

“你说是‘梅溪镇的王屠户’？……”叔伦不免一怔。

“他是我们张大队长的‘师父’啊。”小和尚忍不住插句嘴。

“是啊，”刘专员微笑着说，“他也是张三延的‘师公’——何南仁。”刘专员慈祥地拍拍小和尚的头，问他说：“你叫‘小和尚’，也是个‘小参谋’，还有个小女朋友，是不是？……”

专员说着大家都笑起来。小和尚脸也被他说红了。

“我不在帮，不在理啊。”小和尚挤了半天，才回出一句话来。

“你还小呢，急什么——小家伙……”专员又拍拍他的头。

“你说，日本人杀阿宝，也是他们帮会里人看到的？”叔伦不免惊奇地问一句。

“那个在日本妓院挑大粪的‘小杂种’不但亲眼看到的，阿宝的尸，还是日本人叫他埋的！”

“这些都是帮会里人向你报告的？”叔伦问。

“我叫人把‘小杂种’从城里找来，问了他好半天——不然我怎么知道得这么清楚？”

“他们帮会里人替你做情报，”叔伦有点诧异地问道，“日本人不杀他们？”

“日本人怎么杀？”专员反问一句，“他们把‘小杂种’也杀掉，谁替他们倒马桶？”

“……”叔伦惊奇不置。

刘专员又说，日本人如连帮会也杀，那么陷区内的“顺民”就要被杀了一半。那大汉奸李耀南、伪军营长鲁某，都要被杀了。刘又强调说，日本人只能杀“国民党”、“共产党”；对“帮会”，日本人只能“安抚”，因为他们“水银泻地，无孔不入”！

“那他们不也可以替敌伪做我们的情报吗？”

“这点倒不严重，”刘说，“民族大义嘛！你们有‘马列主义’，我们有‘三民主义’，帮会的‘老头子’们，也有他们的‘义气’——‘身在曹营，心在汉’！”

“李耀南这些东西，甚至张三延，不都想当汉奸吗？”

“利之所在！”刘说，“运用得好，他们也脚踏两条船——你们的张三延把‘抗日游击大队’里的‘抗日’二字取消了，改成‘独立大队’是李耀南的主意，李叫他们不要‘插标卖首’，‘自己讨打’，但是真当汉奸，卖身投靠，连张三延也不是心甘意愿的——日本人也不会相信他们……”

刘专员很健谈，张指导员也爱听。可是他们的谈话都被一个勤务兵打断了——他请大家吃晚饭。其实饥肠辘辘的小和尚，早已等不及了。

抓汉奸的悲喜剧

当张指导员率张、祖二青年和刘专员一道吃饭时——小和尚和小勤务则和“专署”的传令兵一起吃——刘专员的传达也进进出出，耳语频频，弄得专员“一饭三吐哺”。

原来这时专署的“情报科”已得报，日军久经计划的“清乡”，现已开始行动。他们的干法是拉一派、打一派——主要的目标便是“梅溪专署”。至于柳和集一带，他们已与张三延有“默契”，甚至有“配合行动”计划。伪维持会的副会长李耀南已奉命前往柳和集一带“劳军”，他由伪军护送至离县城十八里的“接官亭”；接官亭以后，则由张三延派游击队负责保护——一旦梅溪专署被敌伪消灭，李耀南便建立伪“专员公署”，自任“专员”兼伪“少将保安司令”。如果张三延的“独立自卫大队”“配合得好”，三延便接任伪“县长”，兼伪“保安大队”“上校大队长”；同时把张得标“调”个“闲差”，把李连发拘禁或枪毙。

这一紧急情报，逼得刘专员食不甘味。他匆匆吃了几口饭，便约张叔伦到他办公室密谈。叔伦得报，不觉汗如雨下。他要求刘专员供给他一支“二号驳壳”，让他连夜赶回林家庄总部，“一枪把张三延打死”；不成，他就“一死报国”！叔伦说他绝不能活着看自己的部队投降敌伪。

“这种‘匹夫之勇’，并不能解决问题哎，叔伦！”刘专员究竟比张指导员镇静。

“有死的决心，就可解决问题。”叔伦说着泪潸潸下。他说他可出其不意地把张三延枪决。等到他和张三延同归于尽时，刘专员便可以派部队把林家庄包围，把他剩下的部队“改编”，并入刘专员的“保安大队”。叔伦深信，他部下存心当汉奸的只张三延一人。张一死，问题便可解决。只是张三延十分狡猾。叔伦认为只有他自己去“出其不意拔枪一拼”，才能打死张三延。

“有必死的决心是应该的，你我二人都应有此决心，”刘专员说，“日本人在南京一下便屠杀我军民三十万。再加上我两个也不算太多。但是‘死’，得死得其所，我死则国生，那我们就不惜一死——我看这次我二人皆在死亡边缘，没有死的决心，此地必是敌伪的天下——我们就死在这里，但是要死一个有目标、有计划的死……”刘专员咬紧牙根，眼睛在煤油灯光下，显得亮晶晶，而张叔伦则泪流满面——他二人一个是国民党，一个是共产党，但是二人却彻夜策划“如何配合着‘死’在一起”。

刘、张二人彻夜未眠，终于计划出一条决策来：这计划分为两面。第一，由刘专员亲率便衣队四十人潜往接官亭堵截李耀南。堵截到，便把他“就地正法”。李如有日伪军保护，则连“日伪一锅煮”！第二，由刘专员选“敢死队”十余人，冒称新四军军部视察团，随张指导员一同去林家庄视察，并就近“加委”张三延等“实衔”。如查出张三延等确已通敌，并有所行动，则由这十来位“敢死队员”，把他“解决”。刘专员认为张指导员究系“文人”，文人拔枪而起，是否管用实大有问题，而他所选的“敢死队员”，则都是百战之兵。以百战之兵去对付张三延的乌合之众，则或许可手到擒来。

刘专员乃从抽屉内取出“花名册”，试圈了十来位他认为十分勇猛的官兵，并圈出一位叫熊承发的区队长，做敢死队长。承发勇猛善战，尤其痛恨汉奸，所以刘专员认为他志气可用。

熊承发原是“省保安大队”里的一名“弹药兵”。去岁“八一三”沪战爆发后，我方伤亡重大，急需援军，省保安队乃改编成一“旅”，由蔡旅长率领向上海大场增援。当全旅自京沪路下车跑步前进时，前线已一片火海！我军每小时的牺牲均在千人以上，情势岌岌可危。蔡旅长奉命进入阵地：当全军方抵“交通壕”时，前方敌人正在冲锋，我方则苦守待援，一遍喊杀之声，与炮火交炽，惨烈无比。蔡旅长正挥军前进时，只见一片火花，蔡少将便满脸鲜血。卫兵见旅长“挂彩”，乃把他拖到地下，正预备用担架抬他去后方时，蔡旅长忽然站起，一脚把担架踢开，捡起手枪，继续喊叫，挥全军前进。他刚走不到五十码，只见火光一闪把旅长和两个卫兵全部淹没，再不见他三人站起了。

这时整个战场已入疯狂状态，众人顾不得旅长阵亡，乃纷自交通壕涌向前线，各自为战。这时我方反坦克炮，几已全部被毁。敌军坦克车冲向前来。敌军步兵，则躲在坦克之后，弯着腰随坦克冲锋。熊承发的机枪手，则对准敌军猛烈射击，只见敌军坦克被打得火花四射，车后敌军亦纷纷倒地翻滚，但无法阻止敌军冲锋。当我方机枪还在继续射击时，这坦克竟越壕而过，把机枪手压入泥中。随后敌军，则弯着腰，踩着我军尸体，疯狂地冲壕而过。熊承发的前额也给日军皮靴踩得皮肤破裂，血流如注。

敌军冲过之后，承发环顾四周，见机枪手虽死，而机枪无恙。承发自泥土中拖出机枪，掉转枪头，向敌军背后猛射。他从自己脸上的血中看去，只见敌军坦克，和日军屁股，乃至天空、战场，都一片鲜红。他乃握住那“捷克式”，对着敌人的红屁股，“一梭一梭”地猛射，打得红屁股乱翻；刹那间，只见敌军和坦克，已冲出百米以外。承发挺着机枪，用力自战壕向上爬，猛拟自敌后追向前去，但他屡爬不上，回头一看，只见自己的“草鞋尖”，转向身后——他的小腿已被敌军坦克碾断，他心头一怔……以后他就不复记忆了。

熊承发醒来之后，发现自己睡在一架大帐篷之内，四周全是呻吟惨叫的伤兵和难民——这儿是座临时医院。

原来那场血战，敌我两军在战场上遗尸数千具。我方尸体自然十倍于敌军。那天夜晚，我军已败退远撤，敌方担架队，和“万国红十字会”乃分别进入战场“掩埋尸体”，见有未全死的乃抬入租界一带，死马当活马医治一番。承发那时才二十四岁，生命力强，居然活了过来。不久我军地下人员又把他偷运入租界养伤，一养数月，他居然大半复原，只是一场血战，打得他眇一目、跛一足。

承发复原后，还时常在梦中看到那红色坦克之后十来个日兵的“红屁股”。他自恨腿断了，他时常想，那时他腿如未断，让他爬出战壕，他可把那十来个“红屁股”，打得一个不留。

后来伤好了，承发乃和几个复原的老战友，离开上海，化装难民，拟偷返故乡，回归建制，继续与日寇作战。谁知在江阴渡江时，却被一队伪军，搜查民船时截获了。那伪军排长自命不凡，对承发吆喝了一阵，说他是“伤兵”、“蒋军”，和他刁难。承发光火了，想起他自己九死一生，为着抗日，而这些无耻家伙却在心甘意愿地当汉奸，还要盘查抗战将士。因此当那汉奸再次向他吆喝时，承发心一横，乃一把揪住那汉奸的领子，另一手抓着他的武装带，啐了那汉奸一脸唾沫说：“老子就是抗日伤兵，你这王八汉奸，要把我怎样？”那汉奸尚未及回话，老熊一下便把他摔入长江急流中去了。老熊心想，那岸上十来个伪军，一定会乱枪把他打死。谁知他们并未开枪。那站在堤上的一个大个子，却出乎意料地向他摆摆手，叫他开船。船开了，大家也就算了。

这段小经验，足使老熊恨死汉奸；但是也使他想到汉奸伙伴中，也不一定个个都心甘意愿地当汉奸——汉奸群中，多的是摆手之人。所以这次刘专员叫他帮助张指导员去铲除汉奸，他真觉得“杀鸡焉用牛刀”，便信心十足地接受了这项锄奸抗日的新任务！

经过彻夜的筹划，东方初白，鸡声正此起彼落时，他们便开始行动了。

熊承发穿上刘专员兼保安大队长的卡其上校军服，冒充是新四军叶军长派来接管的高级司令，由张指导员陪同前去林家庄接收并改编部队。张三延等如拒绝交代，则由熊承发立刻把他打死。残局再慢慢收拾。

承发戴上上海养伤时当地慰劳队赠送的硕大的“墨晶眼镜”，选了一支他使用最熟的五十发、大轮盘手提机关枪。他把腰间所挂的四枚木柄手榴弹的盖子揭开，把四根引线结在一起，以便事急时一拉引线，四弹齐爆，则敌我同归于尽。一切准备齐全。承发穿上耀眼发光的马靴，跨上刘专员自用的枣红骏马，真是威风凛凛，看来不是关云长，也是赵子龙。

这时叔伦也穿了他的少校军服，挂了一根二号带连发机驳壳枪，骑了一匹白马紧跟在后面。十余敢死队员则配两根自动步枪，和十来根“中正式”步骑枪——这是“卡宾”在中国出现前，我军最精良的步枪。这批枪原也是林五爷自南京军委会领来的，后又被刘专员“征用”。现在又被用去打张三延割据的林家庄。世事之变化莫测，也真令人叹息。

小和尚也挂了张指导员的“布朗宁”，挑行李小勤务也配到一支马枪，同去林家庄。但是张、祖两位大学生，则被刘专员留下，劝他们不必去做“无谓的牺牲”。

叔伦等一行十余人早晨五时，兼程进发，午后便已逼近林家庄。小和尚原抱奋勇，要单身先入庄内一探虚实。叔伦同意了。但是熊承发认为不应打草惊蛇。他主张“出其不意，一拥而入”，乱枪把张三延打死之后，要其他官兵，“听将令”，“接受改编”！

大家接受了熊的命令。全队枪支装上刺刀，扭开“保险机”，自林家门前竹林边，熊司令一声令下，全队跑步齐进，直冲大闸门。谁知这时庄内亦如平时，毫无动静。两位站岗哨兵，虽有点惊奇，但他们看到张指导员，还是举手敬礼。

“把两个哨兵的枪缴了！”熊承发自马上发出命令。两个哨兵把枪交出。承发下马命令“布岗”。自己则横持冲锋枪，目眦皆裂地，大踏步，冲入大闸门。其他人等则跑步相随。这时庄内官兵，闻声也纷纷向闸门走来，在长院中，与承发碰个正着。

“把枪放下，不干你们事！”承发边走边说，把大轮盘直是左右摆动。庄内官兵带枪的皆遵命投枪于地，个个瞠目结舌，不知何事。

承发刚抵大厅前苑，便看到张三延穿着套“军便服”，自花厅匆忙赶出来。他一见叔伦，忙问：“指导员，什么事？什么事？”

“他是不是张三延？”承发把大轮盘一摇，向叔伦发问。

“他是张三延！”叔伦说。

“跪下！”承发大吼一声，屋瓦都为之震动。

三延闻声战栗，但是还问：“指导员，什么事？什么事？”“跪下！”承发再吼一声！

三延颤抖地跪下了。这时张得标也刚自花厅后走出来。

“你是谁？”承发再大叫一声。

“张得标。”得标恭顺地说。

“跪下！”

张得标也就在张三延之后跪下了，但也是向叔伦发问：“指导员，什么事？什么事？……”

“先把他二人铐起来……”叔伦招呼小和尚和其他敢死队员。乃有二人走向前去取出铁手铐，便把二张铐起了。这时三延颤抖着已说不出话来，地下砖上，小便已流了一大块。

“请你二位暂时委屈一下，再慢慢说。”叔伦说。同时叫小和尚把二人拉起来，坐在椅子上，只见三延颤抖着，泪流满面。得标则呆若木鸡。

这时叔伦请承发到正厅坐下，集合全庄现有官兵，包括厨房内的“大锅头”和所有武装和非武装同志，百余人，在厅前训话。大意是说：军部得报，张三延、张得标，通敌有据，现在一律拘捕、停职察看。并由军部特派熊照明上校，前来接管，希望大家今后服从熊司令的命令，一致抗日救国。张三延、张得标今后如改过自新，仍可重用。望大家安心工作。

训话完毕。叔伦又介绍了新司令熊照明上校。熊司令也说了几句话。他说他和同志们、弟兄们都还不认识，以后认识了，大家在一起好好搞。他又说他自己是个只会打仗的“大老粗”，一切事还得听张指导员的话——指导员大学毕业，是他的老师，马上会升“黄板一星星”的。

“大家今后服从我，我服从张指导员。”熊作结论说，“现在还不认得大家，认得了，大家一齐搞——杀敌致果。完了。”

这时叔伦在人丛里看到“刘军需”，乃问刘军需李连发哪儿去了。刘说，李为阿香又和张三延打架，他后来把李安排个“孤庄独村”，李高兴得不得了，要辞官不做回家种田。现在正是秋收之后，犁田，忙得不亦乐乎。叔伦又问阿香情况。刘军需说，阿香虽然是个“婊子”，人倒很“安分”，两人看样子，真要“告老还乡”了。叔伦要刘军需派人把李连发找来谈谈。

当听训官兵默默散队之后，叔伦和熊回到花厅。看两囚徒还“铐”在那儿，由两个枪兵看守着。三延一见到叔伦，便又流泪哀求，自诉无罪，请求“指导员‘开恩’”。

叔伦叫小和尚把二人的手铐开了，坐下来问话。

“张三延，”叔伦说，“你通敌投奸，犯了国法，有罪当斩！”

“杀敌当汉奸的，一个个要剥皮抽筋！”熊司令在旁，咬牙切齿地也说了一句。

“张指导员，熊司令，”三延又向二人分别解释说，“两位大人在上，明镜高悬，小人当龟头、屁精，也不能当汉奸。”

“两位长官在上，”张得标也拿出他在吴大帅军营中的规矩禀告两位官长说，“我们当弟兄的军人，要抗日报国，怎能通敌投奸！——通敌投奸，关王、岳王也不饶，上阵时一枪打死。”

“你们和大汉奸李耀南、伪军余司令、鲁营长勾结，人证物证俱在，还有脸皮抵赖！？”叔伦严厉地说。

“指导员在上，”三延说，“我和张得标、李连发都商议过。我们的部队粮弹两缺，弟兄们又未上过阵，对伪军和鬼子都惹不得——想保存实力——指导员在上，倒是有的。”

“为保存实力，就勾结汉奸！”熊司令也怒斥一句。

“长官，”三延解释说，“我们没有勾结汉奸；是汉奸要勾结我们。他们要送钱、送烟、送洋货、送女人，我们都收下——并且预备向指导员报告的。”

“今天汉奸李耀南又要来策动你们叛变，是不是？”叔伦说。

“不瞒指导员，”三延说，“他来已不只一次了。”

“你们进城去嫖过！”叔伦训斥地说。

“……”三延脸红了，支吾其词，但是张得标却接过去说：“指导员在上，这点部下是不对，干犯‘军法’，该打五百军棍——请长官执法如山。”说着得标也流下眼泪来。但他却坚决不承认通敌。

“报告指导员，”三延说，“我们三个都是单身，无家无眷的，平时军书旁午，也得搞点女人，安慰安慰神经……”

“……”三延这“军书旁午”四字，说得叔伦不觉笑起来。这个花厅之内，除掉叔伦之外，其他官兵（包括掉这句文的张三延），都不知道这四个字的意思，所以叔伦笑起来。他这一笑，却把两堂会审的严肃气氛弄得轻松了。

“指导员，”三延又说，“我们三个人都是寡汉子，成个家，就不拈花惹草了。”

“指导员，”张得标又补上一句说，“李连发要讨那个苏州婊子阿香做老婆，文明结婚，还想请你老人家证婚呢。”

“现在熊司令也在这里，”三延补充一句说，“就请两位长官一齐证婚做大媒，不更好吗？……”三延又说：“城里那个婊子行，听说是蒋委员长派‘蓝衣社’去开的，专门刺探鬼子行动，那老鸨子‘阿宝’，穿的就是蓝纺绸褂裤。”

他们正一问一答时，忽见李连发真的带着那个“苏州小婊子”阿香来了。阿香虽然穿着一袭粗布衣服，村姑打扮，但是明眸皓齿，美艳如花，真是乱头粗服不掩国色。她顿时成为全场精神集中之处，连张指导员都为她的美丽震煞得透不过气来。熊司令对她居然也有“我见犹怜”的表情。

老票和阿香这时还不知二张一李“通敌投奸”出了事。他二人却是预备“圆房”，拜天地，“文明结婚”，来请张指导员“证婚”的。

张指导员一见李连发，便说：“李连发，听说你们三人通敌投奸，要把我绑架送交敌伪，有无此事？”

李连发闻言，大惊失色，说：“指导员这话哪里讲起——我们千可做、万可做，怎能昧良心、当汉奸，绑架长官？”

“那可能他二人密谋，”说着叔伦指一指二张，“你可能还不知道！张三延可能也要把你枪毙呢！”

李连发看一看张三延，见他那狼狈相，裤子上全是小便，便知道事态严重。

“你真不知道吗？”熊司令再加重一句。张指导员也对他狠狠地看着。

李连发一时汗如雨下，忽然扑通一声，他跪下了。阿香看他跪下，也跟着跪在男友身边，眼泪直流，足使熊司令、张指导员乃至全场观众，都感动不忍，想把她拉起来安慰一番。

“指导员，”李连发诚恳地说，“张三和我为着阿香打架是真的——张三不会杀我的。说他想谋害指导员，是黑天冤枉。”

“起来，起来，”指导员把他二人都叫起来，又说，“专署情报科，找到人证物证啊！”

“绝无此事！绝无此事！指导员，”李说，“我以身家性命担保。”

“你知道张三延诡计多端！你替他以性命作担保？”

“指导员高看着他了，”连发说，“张三延只好吃喝嫖赌，鬼计是没有。张三人不‘鬼’。”

“专署情报科，对张三通敌，情报累累啊！”指导员说。

“专署情报都是‘阿七哥’在城里找来的，”李说，“阿七哥并未听说嘛！”

“你认识‘阿七哥’？”指导员问。

“阿七现在住在我们家嘛！”阿香插句嘴。

“怎么会呢？”指导员不免一愣。

“‘老头子’叫阿七来警告张三，”李连发说，“‘老头子’说张三近来声名很不好，嫉妒他的人向专员告他是‘汉奸’——张三只会吃喝嫖赌，哪会当汉奸？阿七哥消息最准，张三也不敢当汉奸。”

“阿七怎么住在你家？”

“他很喜欢阿香！”

“我也很喜欢阿香。”指导员笑笑说。

“他们男人都喜欢哩呢！”阿香嫣然一笑，笑得满室生春——大家都高兴起来。两堂会审，也以喜剧方式结束了。

淫棍老汉奸的下场

经过这个游击总队上上下下官兵一再保证之后，张指导员对二张虽疑窦渐失，但是他还是认为这群乌合之众，问题重重，何不乘机“痛加整顿”？可是叔伦的个性究竟是个文人、艺人、书生和君子，他也想不出个“大刀阔斧”的办法来。还是张三延精明，他体会出指导员的重重心事，他知道他和张得标二人联合“请长假”（辞职），指导员也收拾不了这烂摊子，非挽留他不可。他也知道熊照明上校，原名熊承发，是和他一样的老粗。熊当上“司令”，“参谋长”一职还是非他当不可，所以三延的主意又来了。

“指导员，”三延说，“我和张得标、李连发都犯了军法，理应打军棍、坐禁闭的……”

“按军法是应该如此的。”叔伦说。

“能不能请指导员，青天在上，饶饶我们三人，恩准我们三人‘请长假’呢？”三延诚恳地说。

“你们三人不干了，总得有批接手的人。”叔伦是个没心计的好人，他这句回答，正是张三延替他起稿的。

“就请熊官长把部队接受过去嘛！”三延说。

“……”叔伦沉默半晌才说，“熊官长一个人也接不下去……总要有个过渡期……”

这时叔伦一面吞吐作答，一面心中也在想：第一，熊承发也是个大老粗，要接也接不下去；第二，让熊承发接下去，那他的部队，就被刘专员的国民党的保安队“收编”了，自己对上级也不好交代——所以叔伦拿不出主意来。

“指导员，”张三延早看出长官的心事，乃乘机劝道，“我们三人还可不带职位、名义，替熊长官帮忙嘛。”

“这样也好，”叔伦说，“你们四位，包括熊照明上校，都用‘代’的名义……”叔伦说至此也豁然有悟，乃继续说，“让熊上校‘代’大队长；张得标、李连发‘代’副大队长；你还‘代’你的参谋长……”听候叶军长改编加委。

这时叔伦心中感激刘专员前晚的忠告——刘说：“你去找叶挺，要一批‘黄埔生’，来把你的烂部队，彻底改组，正规化。”叔伦那时心中很犹豫，因为“上级”的指示是反对正规化，但是今天他却想到，他所不能解决的问题，还是向上级报告，让“军部”去解决。

“我们连什么‘代’的名义都不用了。”张三延知道长官的心思，也看出自己实际的需要，他能有权、有职，名义总是空的。

“还是你们暂时‘代’一下，‘代’一下。”叔伦说。

“指导员和熊长官，都饿了吧？”三延恭敬地问。同时又回身招呼“副官”和“刘军需”，叫“大厨房”预备酒席为指导员和熊长官“接风”。

叔伦等又休息了片刻，大厨房果然就开出丰盛的酒席来。张指导员心事重重，茶饭无心，而熊代大队长则是“斗米十斤”的海量，和一些新部下大吃大喝起来，并谈起今后“升旗”、“出操”、“上讲堂”等等整顿部队的计划。

大家谈兴方浓，忽然闸门口卫兵，引进一位刘专员送来的“专差”，带来密函。张指导员拆阅，信中说：“木子案，完满解决。弟即率部前来支援吾兄。绩之三时十五分手上。”大家一听刘专员将来庄视察，不觉又忙了起来——这样乱糟糟局面，怎能让“朝廷的正印官”视察呢？张指导员只要大家打扫打扫，而张代参谋长则招呼上下动员，并为专员整顿卧室、办公房、花厅——忙得不亦乐乎。

“木子案”究竟是怎样解决的呢？

原来刘专员一早率部去接官亭时，便在这小镇五里之外一个大村庄停下了。由三个轿夫抬了一顶带有玻璃窗的灰呢轿子，和四个持枪卫士护送往接官亭。

接官亭原是只有十几家商户的小镇。经伪军占领之后，就设了一个伪“镇长”，带了二十几个枪兵，住在一座尼姑庵内，收捐、收税。今早这位王伪镇长正在办公之时，门口卫兵入报，说有游击队张参谋长派轿子和卫兵，来接“县城内商会李副会长，到乡下劳军”。王说“副会长尚未到”，叫轿夫们进来喝茶、等候。

三位轿夫和四位枪兵进来了。王镇长刚自办公室走出来，忽见在厨房里烧锅的涂师傅，拿了把“柴刀”，走到身边；王还未及问话，涂师傅就说：“报告镇长，奉梅溪镇刘专员密令，今天要请镇长委屈一下，我们要杀汉奸！”

“……”王镇长张目结舌，未及搭腔，只见一位轿夫，自轿内取出一挺大轮盘手提机关枪，另两个轿夫也自怀内取出盒子炮。盒子炮都“张着嘴”，一触即发。同时四个枪兵已把门岗的枪缴了。

“我不是汉奸，我是刘专员的部下，”王镇长慌张地说，“请弟兄们不要动武……”

这时院中所有卫兵都已被迫高举双手，不敢移动。

那个持大轮盘的轿夫乃命令王镇长吹哨子，把所有的伪军都徒手集合到院中排队，听候训话。

队排好了。这位大轮盘轿夫说，他是刘专员的警卫队涂中队长，今天奉命来制裁汉奸。请大家不要惊慌，委屈半天，就可恢复自由。这时这位王镇长已汗如雨下，全身发抖，他瘫痪地跪下了。

“镇长，起来！”涂师傅用刀背敲敲他，说，“与你也没关系。”

“我不是汉奸，我是刘专员的部下。”这汉奸反复地说着，牙齿打得辄辄作响。

“你也得委屈半天！”涂中队长说。说毕，涂乃叫口令，全队“向右转”，“提步走”。全队二十余人，乃走向尼姑庵的后进。那儿有间“禁闭室”，是王镇长平时“拘留”欠税商民用的。现在他自己颤抖地进去了。房间太小，其他徒手伪军则被罚令坐在院中地上，由枪兵看守，那在一旁发呆的老尼姑，则拼命念“阿弥陀佛”。涂队长也叫她守护观音，不许出来。

涂师傅则在厨房内，照样烧饭，一方面以食嘉宾，一方面还是照样供给囚徒。这时四个枪兵有两个也换了伪军军服，在门前站岗，一切照旧。有时有一二商民来访，卫兵则说王镇长伤风不办公，请明日再来。

他们一伙六人，在尼姑庵门口，轮流站岗等候。时方过午，果见伪维持会副会长李耀南，坐在一辆鸡公车上，正由一壮汉大汗淋漓地推其上坡；鸡公车的另一边，则是一条绑起的肥羊。车后则跟随着四个壮汉，抬着两个三层装、满载礼品的红色“抬盒”。另外则是两个挂了盒子炮的卫兵。

李耀南头发灰白，满嘴胡须，中等身材，穿了一件灰布长衫加黑马甲。鸡公车尚未到站，他就下车了，一见有人在等他，李耀南大为高兴，并大叫说：“你们参谋长派轿子来接我没有？”

“有，有……”这边回答着。

“哎呀！我被这活猪把我簸死了！”他笑着指指那遍身大汗的鸡公车夫，又说，“他们皇军也太过分，不许我们华民坐轿子……我们读书人，又不能走路……坐这种车，真被这活猪簸死了，哎呀……”

说着李乃大踏步走进“镇公所”。

“你们王镇长哪里去了？”

“在后面，在后面，有点伤风。”

李耀南也毫不怀疑地走进尼姑庵正殿一头的桌子边坐下，对着一个枪兵叫道：“伙计，先打盆水来洗洗脸！”

这时那两个卫兵、车夫和抬盒工人，也都走了进来。大家正坐下休息之时，忽然门口那位拿着冲锋枪的弟兄，自门外走进大门。横持着机枪，指向那挂着盒子炮的伪军，说：“弟兄们，把手举起！”

这两个卫兵，一时惊慌失措，便把双手举起，他二人的盒子炮就被人解除了。

“什么事？什么事？”李耀南一下站起来，惊诧万状，无目标地乱问。

“没什么事，”涂中队长把大轮盘一摇，说，“奉刘专员和张参谋之命，来枪毙你这个汉奸。”

“我不是汉奸！我不是汉奸！”李耀南说着汗泪俱下，颤抖不已。他正要瘫下去时，两个枪兵乃走向前去，自两边把他拉起，并骂道：“你不是汉奸，还有谁是汉奸？”

说着两人乃把他架着，推向侧门。

“你要我到哪里去？哪里去？”李耀南汗泪交流，气喘唏嘘地问。

“你到菜园去！”

“到菜园去干什么呢？……”李哇地大哭起来，瘫着不肯走，但他哪有瘫着的自由呢？

“老王八！”一个枪兵说，“你有种当汉奸，就要有种上法场！”

“哇……哇……你们要枪毙我吗？”李大哭大叫。

“谁叫你卖国当汉奸！”

“我……我……能不能……见见你们的……参……参……谋长……”李哀求着说。

“枪毙之后你再去见吧！”

李还在哭叫时，他已被推到菜园的白菜畦上去。

“跪下！”一个枪兵，向老汉奸发下最后的命令，但是李耀南两腿，已变成两条橡皮条了，两边架他的人，只好拉着他的两臂，只听噼啪一声，李耀南后脑壳顿时鲜血直涌，伏在白菜之上，抽搐不停。涂队长乃叫另一枪兵，用长枪在李的身上又补了两枪，李的尸身就不动了，只是鲜血却不断涌出——老汉奸死了。

老汉奸死后，涂队长自庵内找了几件锹锄等农具，拿给那鸡公车夫，和另外几个工人，说：“有劳你们几位，挖个坑，把他埋一埋！”

那几位伙计，手直是抖，一时无法使力。可是那鸡公车夫，却接过一把锄子；他把锄子，翻过来举起，一锄头便把李耀南的尸头，打得脑浆迸裂。

“不然我都没那么恨他，”车夫对涂队长说，“我推了他十八里，他一步都未下来走过——连上坡也不下来，还骂我‘活猪’，簸了他！”说着他就带头把一畦白菜拔掉，和另外几个工人，便在菜畦上挖起坑来。

老汉奸被正法后不到一刻钟，刘专员骑着马，就带着三十多名保安队赶来了。当他看到老汉奸伏尸菜畦上，便对几位正在劳动的工友说：“辛苦你们几位了！”

工友们乃暂时停工，站在菜畦上也说：“刘专员辛苦了！”

“他是不是汉奸李耀南？”专员又问诸工友，“我们没有枪毙错人吧？”

诸工友齐说，李耀南城乡两地人都认识他，没有错。

“那就把他埋了吧，”刘专员说，“以后再通知他家属……他也罪有应得……”专员又叹口气。同时自衣袋内取出一元法币，交给在一旁站立的老尼姑，算是偿还她白菜的损失。老尼姑念了无数声“阿弥陀佛”，又取个小香炉和香，放在李耀南坟前，并烧了些纸箔。

刘专员走回庵内，叫涂队长把伪王镇长叫来。王某一见专员便汗泪交流地跪下了，乞求“专员开恩”。专员叫他起来、坐下，并给他一盅热茶压压惊。

“王守财，”专员告诉他，“我来就是告诉你，汉奸是做不得的，你看看李耀南！”

“专员在上，”伪王镇长恭敬地说，“我一直听专员命令，一直是专员的部下——部下怎么敢当汉奸？我就跟专员到梅溪去。”

“你也用不着跟我到梅溪去，”专员说，“你还是在此地当你的汉奸镇长——不过要听我的命令就是了。”

“部下怎敢不听专员的命令？”

“你在这里也用不着打鬼子，”专员说，“维持治安也用不着那些好枪。好枪我都带走了。留几支‘套筒’和‘湖北条子’，给你用足够了——你可不能为非作歹啊！你要鱼肉乡民，你下次就和李耀南睡在一起！”

王守财一听，忙又跪下了，连说“不敢”。

刘专员叫他起来，把他的队伍集合起来，在前院听训话。

王把队伍集合了，刘专员对他们又训了一些话，要他们维持地方治安，为非作歹的，一律枪毙。

专员又说：“你们之中，哪个好，哪个坏，我全知道！‘大锅头’涂同志，是我们涂中队长的堂兄，他都一五一十告诉过我——你们以后的行动我也全知道。当军人的职务是保护人民、打鬼子，不是像李耀南那样，当汉奸、欺压良民。希望你们以后好好地听王守财的命令，王守财听我的命令——有功必赏！有过必罚！”

刘专员训话完毕，王镇长叫立正、敬礼。队伍解散之后，涂师傅已煮好简单的中饭。王守财在下座恭敬地陪着。

“王守财，”专员且吃且说，“你进城看到你们的鲁守义鲁营长，告诉他以后什么洋烟、洋酒都不要送我了。我‘在理’，既不抽烟，也不喝酒……”专员开句玩笑，“以后倒希望他送我们一两箱‘四○三’子弹。有日制或德制掷弹筒，送我们一两支也好。”

“专员的命令，”王守财恭敬地回答说，“鲁守义怎敢不送？”

刘专员吃了饭，乃写张简单的字条，叫一个骑术好的卫兵，快马加鞭地赶往林家庄去。他自己则骑着马，率领了全体枪兵缓缓跟进。

大锅头涂志安也随刘专员一道出发。那几位原随李耀南的工友，刘则招呼王守财慎重处理。王主张每人给两毛小洋放他们回去，并密报鲁营长，绝对守密；刘也同意。至于李耀南所带的礼物，刘则嘱王暂时保管。他自己就决定去林家庄和张指导员会师了。

林家庄夜话

刘专员离开接官亭不久便得报说，林家庄方面平安无事，张指导员的厨房正大办酒席呢。诸事放心，刘君乃按辔徐行。当他已快到林家庄时，四围乡民已得消息，知道“专员出巡”——长白胡子的老乡民，则说“知府驾到”。乡民携幼扶老，抢看知府大人。有的还在路边摆了“香案”、果酒，等候着。最古怪的还有“喊冤”、“叫屈”的。有个全白头发的老农妇，伏在路边，拼命地敲着个铜面盆，她在“告路状”——告“儿子不孝”。还有乡中老辈，穿长袍马褂，向专员“作揖”，欲言又止。刘专员叫他们个别前来，低声密谈，原来是告“张三延强奸民女”，也有暗告“游击队”横征暴敛、私刑拷打良民的，也有夫妇互告对方奸情的——形形色色，不一而足。

刘专员是清华毕业，在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学“比较政府”的硕士，在他的毕业论文上，他对中国传统的“小小衙门朝南开，没有银钱莫进来”的专制政府，真诋毁得不遗余力。谁知就凭这一纸自我诽谤的硕士文凭，他回国之后，就搞进个“小小衙门”，做起“太守”来了。

在古老的中国，循吏清官实在太少了，但刘某倒是个“血性青年”出身。北伐之前在清华校园之内就是个秘密的“国民党”。其后化装南下，参加过北伐，年方二十五六，就已出任过两任县长——是个有名的“草鞋县太爷”。他在短期的服务中，弄清了好多传统政府的积弊，使他对传统深恶痛绝。后来刘氏又因政绩卓越，被中央党部遴选，参加“党员留学考试”，往美国升学钻研民主政治。刚读完硕士，便因抗战开始奉召返国服务，即干起“知府”来了。他这次出巡使他感受到古代名士如苏东坡、欧阳修等所干过那些地方官的味儿。

在这个传统制度里，一个“官”的关系多大啊！刘绩之硕士常时这样想。一个“好官”，真能使“万家生佛”。一个“坏官”，也能搞成饿殍载道。三十来岁的刘绩之，和他自己所属的那三十年代的“党”，还是有理想、有朝气的。抗日救国的重担之外，绩之是个足使“万家生佛”的“太守”。“人民眼睛是雪亮的”，好官、坏官，自有公评。绩之这位亲民之官，显然政声不错，所以沿途才有如许的流连。

绩之接受了所有的“告诉”，能解决的当场解决——例如那个“儿子不孝”案，绩之在美国大学“民主政治”的经典中，便找不到判例，那就只好自出心裁了。至于夫妇互讼，绩之问他（她）二人为什么不离婚呢？二人的理由多着呢，包括“舍不得孩子”。刘硕士的硕士论文，在这儿也不管用了，诸如此类，太守只好叫秘书记下，以便慢慢解决——一直到太阳入山甚久，大家摸索前进时，他骑的那匹白马，才被人在林家庄“堂楼”上，“三哥房间”内的德国望远镜里发现了——全总部上下官兵百余人，已演习数次“接官”仪式了。一看到白马出现，全体官兵乃在庄前谷场排好队伍。专员一到，洋号吹起、洋鼓打起；熊代大队长叫“立正、敬礼”口令——张指导员站在熊后，也举手敬礼——军威颇盛，真像回事儿呢！谁说不能打鬼子？

刘专员答礼后，立即下马与张指导员握手，在“火把”照耀下一同检阅了部队。叔伦也为他介绍了熊队长以下的一些部下。二人稍让了一下，刘专员便领头走进了闸门。

林家庄对刘绩之专员并不陌生。他曾在春初来过两次。林家的“圩勇”就是他改编的。后来的枪支，也是他亲自来庄向“老管家”缴去的。

当刘、张二人自大闸门通过长院走向大门时，刘专员看一看围墙，又仰首看看高耸的“堂楼”，乃向张指导员说：“叔伦呀，这些东西都得拆掉哎！”

“太可惜了！”叔伦叹口气。

“叔伦啦，”专员也叹口气，说，“锦绣河山，何处不可惜呢！？强敌压境，有什么办法呢？”

刘专员的卧室原由张代参谋长安排于林家庄“正宅”大堂楼之上。张指导员则叫他改在他原先住过的书房。在专家小和尚指导之下，由十几个老几，通力合作数小时，全书房焕然一新。原已失修的“洋马桶”和“瓷澡堂”，均已恢复使用。张三延把他们的“眷属”全部搬到堂楼之后的小堂屋两侧那原是林家女佣用的卧室去了。他搞“白昼宣淫”的脏事，一点都看不出痕迹来。如今专员被请进书房休息，真是“宾至如归”。

刘专员略事盥洗之后，叔伦便向他解释了先后经过情形，刘氏也认为满意。便由张指导员陪同往“花厅”入席。一桌翅帽酒席，加上“百年汾酒”，使刘专员大感浪费。然既来之，则安之，刘也就不客气地坐入“上座”，但是三延等只在一旁侍立，不敢陪坐。经专员一再招呼，张指导员力劝，熊、张等才恭敬地入座，然也只坐了半个屁股——中国人对“朝廷命官”的奉承，那真是世界少有啊。

大家向专员敬酒之后，专员也回敬。回敬时，专员问张三延说：“张三延，你读过书吗？”

“读过半年私塾。”三延恭敬地说。

“还记得点吗？”

“记得：上大人、孔乙己、化三千、七十四……”

“记得这几个字，”专员说，“居然也能做了了不起的坏事和好事，也不容易。”

“……”三延表情尴尬，未敢作答。

“能读点书吗？”专员又问。

“读过一本《王三姐破肚记》。”

“地方上有人告你呢！”专员说。

“专员青天在上，”三延惶恐地说，“那些都是诬告。”

“你吃喝嫖赌——什么诬告！？”专员微笑一笑，又转向张得标，说，“代副大队长，你曾在吴佩孚底下当过兵！”

“是的，在吴大帅底下。”得标恭敬地回答。

“认得几个字吗？”

“不认得。”

“冯玉祥也认不了几个字！”专员说着笑了，大家也跟着笑一阵。

“熊代大队长，”专员又举杯回敬熊照明，说，“今天辛苦你了。”

“承专员福星高照！”熊说。

“这批人都是梁山英雄呢！”说着专员和指导员也浮一大白，说，“好好领导，都是栋梁之材。”

刘专员和张指导员近几天也太紧张、太累了，也难得有这席好酒席，使精神轻松轻松呢。

饭后小和尚又服侍刘、张二长官，在那日式可容四人共浴的瓷砖砌的澡堂洗个澡。二人回到书房，小和尚又捧来细茶、果点和大前门，二人便坐在那硕大的漆皮沙发上聊天。张叔伦不吸烟，而刘绩之则偶尔抽两支，瘾也不大。小和尚是服侍客人的小听差、老行家，偶尔进来走走，问三问四，听候差遣。

“叔伦啦，”刘专员喷口烟问道，“听说林家还有个女儿，在你们四军中当共产党，搞组织，是不是？”

“不是女儿，是他们一位媳妇，”叔伦说，“也不是共产党员，她是在政治部演话剧的。”

“你们老马克思搞错了呢，”绩之硕士说了也笑起来，“我们以前在北平搞学运，搞左派的全是有钱人家的子女，能歌善舞；搞国民党、复兴社，好多都是清寒子弟——奇怪不奇怪？”绩之又说：“那时宋哲元好为难。抓共产党，抓的全是有钱有势人家的子女。”

“战前你在北平吗？”叔伦问。

“出国前，我在北平市党部，所以知道得很清楚。”

“在京沪一带，可能情形不同。”

“一样的，”刘说，“你本人还不是富家子弟，思想左倾；这位林家小媳妇，还不是如此？愈有钱，愈罗曼蒂克、理想化。马克思说什么‘阶级意识’，才要打屁股呢。美国前些年大不景气，知识分子思想左倾，也是如此。美国共产党员都是知识分子——共产党打不进工会，奇怪不奇怪？”

“老一辈情况，似乎很不同的。”

“正是这话，”绩之说，“老一辈的就可能当汉奸，我那时来缴林家的枪，就是怕林伯章当汉奸——他是留日的，和李耀南同时，又和北洋军阀有关系，立场不稳。”

“我想不会当汉奸吧！”叔伦说，又问，“林伯章现在在哪里？”

“林伯章还算不错，”刘说，“他躲在山里猫耳尖，自建的堡垒里。李耀南派人找他，他立刻就派人向我报告情况……”

“那立场还算好。”叔伦说。

“不错，不错！”刘又说，他得到林氏报告后乃立刻到猫耳尖去找他，并说，伯老，为保护你，免惹汉奸觊觎，我要把你的枪缴了，另派兵保护你。伯老说，他家早被鬼子抄了，地租也收不到，身无余财，带来的几个“圩勇”，也养不起了，专员能带他们到保安队去，真是阿弥陀佛。

绩之说，为着林伯章的安全和名望，他也向战区当局推荐给他个参议的名义。伯章久离宦场，心存魏阙，现在搞个小官做做，人家参议长、参议短地叫着，他也很高兴。听说现在和省府人士搞得不错，他要搬到省府招待处去住了。

林家的故事之外，他二人又谈到国共合作的前途，和本地区政府，和新四军游击队发展的情形。

“现在国共合作，共产党也为实行三民主义而努力嘛！”叔伦说。

“什么三民主义？”刘说，“一民主义嘛。我们抗战全靠个‘民族主义’。”

“我们也得想想战后的情况嘛！”

“防微杜渐，”刘说，“国民党上下，太自尊自大，同时‘上下交征利’，始终无法遏阻。前线前仆后继，血流成河；后方贪污腐化，吃喝嫖赌，也讲不过去。”

“这点共产党要好得多了。”叔伦说。

“共产党比较好些。在野嘛，没有宦官外戚。”刘说，“不过你们也心眼太小，好权好枪，不识大体！”

“国共两党的合作，国民党高官都能像刘绩之专员，我保证‘抗战必胜，建国必成’。”张叔伦倒不是拍马屁，这原是他的诚心诚意对刘专员的推许。

“共产党的干部和领袖们，都有你的气度，叔伦啦，那真是‘国共合作万岁’！”

他二人惺惺相惜，都是发自内心的由衷之言啊！

熊上校之死

刘专员和张指导员二人自林家庄分手之后，刘乃赶回梅溪，预备动员民众总撤退，因为专署得报，敌人来梅溪“清乡”，已箭在弦上。张则赶回新四军军部，希望叶军长能调拨一批“黄埔生”和下级军官来代替他那批乌合之众的草莽英雄。

果然刘专员回梅溪不久，敌伪便来梅溪清乡，刘则于前一晚率领精壮，退入山区。敌伪未发一弹，便占领梅溪。但是梅溪是个空镇，敌人放了一位伪镇长，贴了些“安民告示”，说什么“……皇军秋毫无犯，闾里鸡犬不惊，日支永远亲善，东亚长享和平，若有私通蒋赤，定当格杀勿论”……

贴过之后“皇军”闲着无聊，又回县城“慰安”去了。敌军一去，伪镇长不敢恋栈，乃派人向刘专员“请示”今后行动方针。刘专员叫他暂时“维持”地方秩序，等敌人大队在县城待不下，撤退了，“专署自会回防”。伪镇长服从刘专员命令，暂时也相安无事。

另一面张指导员回到军部之后，新四军正在扩展，人手不足，也不能大量帮助，叶、项二人也只能拨点土游击队，和少许“黄埔生”给叔伦，作为精神支持。叔伦还得靠自己，四处奔波设法，去找些散兵游勇，和没有归队的“黄埔生”，来改组他这支“杂牌部队”。

可是林家庄总部在张指导员离去之后，情况也显得复杂了。熊代大队长是无人敢反对的，但是熊要“改编”部队，搞“层层节制”，就不太容易了。加上他要“整饬军纪”，早上要“升旗”、“出操”、“唱军歌”、“整理内务”、“上讲堂”、“教典范令”……问题就多起来了。

早先为着“制式教练”，他和“代副大队长”得标就发生了争执。因为张叫口令时，叫“开步走”，熊则叫“提步走”；敬礼时，张叫“举枪”，熊则叫“右手荷枪，左手敬礼”。熊不接受张的教练，说那是“北洋式”。张也不愿接受熊的教练。张说熊教的是“保安队式”，不如他的“正规军”。

“在正规军内，我们都叫官长做‘排长’，”张说，“你们保安队，都叫‘区队长’，区队长不是正规军的叫法……”

二人对“唱军歌”，也有异见。

熊会唱：“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全国武装的弟兄们，抗战今天来到了……”

张只会唱：“黄族应享黄海权，亚人应种亚洲田，青年、青年，切莫同种自相残，坐教欧美着先鞭……”

但是二人都唱不完。熊说张唱的是“北洋歌”，不是“革命歌”。

张则说熊唱的是“宋哲元的歌”，也是“北洋歌”，不是“蒋委员长的歌”。

二人相持不下，都弄得气呼呼的。

最糟的还是“关饷”。月底到了，弟兄们要饷，熊代大队长叫刘军需发饷，刘说“一向是参谋长管的”。熊去找“张代参谋长”，参谋长说“收不到田亩捐”。

弟兄们吃了几天稀饭和麦糊，饥肠辘辘，开始“闹饷”——熊带来的十几位“敢死队”，吵着要“枪毙狗肏的张三延”。可是队内多数弟兄，则怪熊代大队长——他们以前有鱼、有肉，又不早起，又不上操。现在呢？又早起，又上操，辛苦得要死，反要吃麦糊——哪能怪参谋长呢？怪那“龟孙子熊照明”……总之全总部惶惶不能终日。意志薄弱的就“开小差”溜了。狡猾一点的，就自动申请调到小镇“驻防”去了。因此不到个把月，原有百多条枪的林家庄“总部”就只剩五六十人了。还是刘军需提议向林家“借粮”，把“高仓”开了两号，大家才算三餐可继。就在此艰难的时光里，噩耗传来，梅溪镇失守之后，敌人的矛头，已指向柳和集。

在一个秋风微拂、丹桂飘香的日子，恐惧变成事实了。据报敌军百余人，率领伪军两连，已自县城出发，要到林家庄、柳和集一带来“安民”“清乡”。在熊代大队长领导之下，林家庄总部众首领开了个“军事会议”。会议中众人意见分成三派。熊代大队长主张率队出庄迎击。张代副大队长则主张用“老办法”，“关闸门、架跳板、守庄子”，因为来犯敌军无重武器，对林家庄的深沟高垒，无法突破。张得标十年前曾参加吴大帅守武昌之战，知道城是可以“守”的。张代参谋长则胆小，主张向昭觉寺、小天门一带山区撤退。大家议论未定，而敌军已开始迫近庄子来。

熊代大队长是位勇将，集合队伍，不由分说，便率队出庄迎击。但他这队伍，平时装装样子、做做仪仗队还可胜任，真的去“打鬼子”，枪未响，有的士兵腿已不能行动，有的则开溜了。最后随熊出庄的还只有他带来的十多名敢死队，加上六七名胆大的青年，其他弟兄则踢踢跶跶、逡巡不前。

横持他的大轮盘，腰系四颗手榴弹，熊承发刚出庄门，已见前面敌军，一字长蛇阵，也刚越过那丈多高的防水围堤。缓缓地走向前来的，约有百来个敌军。带头的是一个军官，骑着一匹白马。

熊乃指挥他的队伍躲入庄前的竹林里去，严阵以待。他再用望远镜一看，敌军之后似乎还有百多名伪军，扛着些写了字的牌子，不知是什么意思。看样子，他们是在“旅次行军”，没有准备作战。

这时也在后面瞭望的张得标，有点慌张了。他返转身，退回庄内；胆小的士兵，也跟他退回了。张得标招呼关起闸门，众人爬上跳板，伏在墙头观看。

这时敌人愈来愈近了，而他们前进的土路，则正傍竹林而过。熊承发这时已怒脉贲张，红着眼在竹林内向那缓缓前进的日本军官注视，只见那白马的尾巴一摇一摆地前来，那个半睡眠状态中的日本军官，似乎也未注意到竹林里有埋伏。

“我操你娘！”熊承发大叫一声，自竹林内一冲而出。那日本军官还未及抬头，便被熊的一梭子弹，连人带马打到地下。其他弟兄，有的也跃出竹林，有的则伏在林内，乱枪齐发，把那队带头的敌军二十余人，死的死，伤的伤，打得糜糊一团。但是跟进的敌军，并未逃避。他们跑步冲向前来，双方太近，不及开枪，乃肉搏起来。

熊承发未及另装子弹，便被日军一刺刀插入腹部倒于地下，其他弟兄亦纷纷倒下，因日军枪长刺刀也长，我军则枪短刀短，肉搏时颇为吃亏也。

当日军数十人还在乱刺乱喊之时，我军一位敢死队员，滚脱日军刺刀，迅速爬到半死的熊大队长身边，摸到熊腰下手榴弹的引线。他用力一抽，只听轰然一声巨响，把十来个死伤的我军，和二十来个喊叫猛刺的敌军，都炸得血肉横飞，烟雾弥漫，才停止了这场肉搏战。

这时爬在庄中墙头观战的张得标和一些弟兄，个个战栗不已，面无人色。

硝烟散处，只见后继敌军随号声散开。此时已是仲秋，原来的水田，都成了旱田待犁。敌军乃自这旱田中，散开向林家庄包围前进。张代副大队长乃下令开枪，一时快枪、土炮响成一团。可是对面敌军，却一枪不发，跳跃前进。我方则因枪法欠准，形同盲目射击；前进日军，几乎毫无死伤。百余敌军，先后都逼近护庄壕沟，齐伏于壕堤之下待命。我方则打得枪炮连天，声闻远近。

敌军在壕堤之后布置既定，只听噼啪一声，竹林上空飘出一枚紫色信号弹，耀眼夺目。接着壕堤之下，一阵枪炮声，只见数十枚小型炸弹——有的是来自“掷弹筒”，有的则是“枪榴弹”——悠闲地飞上天空，越过墙头，落入庄内，接着便是一遍震耳欲聋的爆炸声。硝烟笼罩了全庄，有的地方已看到火苗。

爆炸之后，庄内声息全无，成了个死庄子。等了十来分钟，再不闻庄中还击，两个日兵，一个背负一尊小型“火箭炮”，乃自堤下，爬到大闸门前，二人架好火箭炮，只听一声炮响，那原是三间瓦房的“大闸门”，连门带屋，便被炸出个大缺口来。再等几分钟，硝烟散后，两头日本军犬，乃一冲而入，在闸门内外乱跑，摇尾猛吠。随后便见一小队日兵，冲向闸门，躲在缺口两侧，唤出军犬，再投入几个手榴弹之后，不见庄内动静，乃持枪俯身，冲入缺口。其他堤畔伏兵，也就随之冲入庄内。

这时庄内长院已血肉模糊，靠墙架设的大跳板，也倒在地上；张得标和一些兄弟，有的竟被压在跳板之下，张目伸舌，死在那里。林家的高仓亦已着火，正在噼啪燃烧。所幸林家原来的建筑设计，是由“风火扇”把各单元隔开的，一部着火，不致延及别处。

日兵进庄之后，乃牵着猎犬，逐进搜寻。庄内未死人员，乃向后进房屋逃窜。张三延胆小，不敢上跳板，他早先带着阿ㄙ和一群姑娘，原躲在“北更楼”。敌人进庄之后，他乃开了西北水闸门，自门内拖出一个渔盆，把阿ㄙ拉上渔盆，自己和一位小兄弟，正撑着篙子预备渡壕时，几个日兵已赶出水闸门，不由分说便是一梭机枪弹，三延连人带篙倒入水中，阿ㄙ和小兄弟则死于盆内。渔盆被打了许多洞，水自洞中涌入，泛出红色血沫和水花，渔盆便慢慢地下沉了。

这场日军攻庄之战，是李连发和阿香亲眼目击的。原来这天李连发正在家中犁田，忽然听到鬼子来了，他匆忙地牵着阿香，便向山区逃去。未跑多远，他们听到枪声，乃窜入“义地”上边一个（涂师奶曾躲过的）土地庙内。这儿居高临下，他二人乃看到了这场小型“抗战”的全部经过。

没有他二人看见，这场惨烈的搏斗，就是抗战期间千百个无记录而悲壮的无名战役之一，再也没有人知道了。

狗群的抗日战争

李连发和阿香在土地庙里，无意中看到了那场林家庄攻防战之后，真吓得半死。天黑之后，他本想带阿香上山到昭觉寺避难去，但他又舍不得那条他新买不久的“大牯牛”。他当初逃走时，牛还在田中，套着轭、拖着犁呢。

连发看到庄中久无声息，庄内火灾熄灭了，鬼子也一进不出，田野中一派死寂；他乃牵着阿香，又摸回他自己村里去，一看他那心爱的牯牛，已挣脱牛轭，回到自己卧棚之内，显然已吃过草、喝过水，现正躺在地上反刍、休息呢。老票这一喜真非同小可，忙伏在地上，把牯牛拍了又拍。

阿香饿了，在厨房拼了点咸菜、冷饭，和老票一起吃了。老票又溜出庄外观察甚久，忽见山边松林坡里火光一闪，噼啪地响了几枪——他们叫“放冷枪”；显然是游击残部，在山上对敌军作骚扰性的射击。敌军在林家堂楼上原装有小型“探照灯”。这时灯光也转向松林坡，横扫了几下，庄中敌军也未还击。

连发一夜未敢入睡，只和阿香迷糊片刻。东方微白，他就和阿香起程上山。为着阿香的安全，老票要把她暂时送往昭觉寺避难；为着大牯牛的所有权，他则拟把阿香安顿之后，独自回村——老票私心暗想，一个人跑起来，总比拖家带眷好多了。阿香不太同意老票的办法，但她自己也想不出更好的主意，只好先到昭觉寺再说了。

二人卷了点干粮，乃趁天尚未明，取小径，绕过林家庄和松林坡，向山区爬行。二人正走着，忽然有人自松林坡那边叫：“李大队长！李大队长！……”老票始则惊，继则喜，原来是游击队内几位受伤的弟兄，一个人用白布带挂了受伤的左手臂，另一人则脸上贴了些绷带。老票乃停下来一问情由，才知道他二人均是昨晚日军攻庄时炸弹下的幸存者。据他二人说，昨夜日军进庄，不但未杀俘，日本军医反设起临时救伤站，彻夜忙着为我方伤兵包扎，甚至输血、开刀。

不特此也。他们寻获了熊大队长和二张的尸体，并把他三人尸体略事整形，穿上中校制服，用油布包着，安放在正厅中央祭奠。三人尸前都用木牌写明身份。例如“华军阵亡大队长熊照明上校遗体”等等。

日军由一少佐鞠躬主祭，其他官兵，均举枪、吹号致敬，也颇使我方伤俘官兵，为之感动。

夜半我方残部在松林坡放冷枪时，日方翻译乃自我轻伤官兵中挑选几个人，加以释放，叫他们带了些“皇军安民告示”，向我方发散。并强调“皇军已占领武汉”、“蒋介石无家可归”、“国民党停止抵抗”、“大东亚立刻恢复和平”、“共存共荣”等等。

日军并要我方选送三具“上等棺材”，以便将两位大队长和一位参谋长，以“军礼安葬”。他二人被释后，乃逃入松林坡归队，孰知没有见到一个人影。二人乃在松林内待到天亮，才看到“李大队长”带着“娘子”，匆忙经过；他二人一见喜出望外，所以才把“李大队长”叫住了。

亲眼看到昨晚日军进庄情况，连发便知二张一熊凶多吉少。今日得报果然，不觉两泪直流。阿香闻讯，竟放声哭起来，把头埋在老票胁下，泣不可仰。

四人伫立哀伤许久，老票才问起各官长家眷的情形。

“鬼子这次倒比上次好，”那伤臂的士兵说，“只是鬼子见不得酒和女人。”

“怎么样？”阿香自老票胁下转过头来，满脸泪痕地问道，“你看到张三爷的姑娘阿ㄙ姐姐吗？”

“阿ㄙ姑娘被鬼子在渔盆内打死了。”

“阿ㄙ死啦？”阿香惊诧地转向李连发。

“他说的嘛！”连发低声地回答。

“……哇……”阿香手一松，便瘫倒地下，两手抱着脸，又大哭起来。

连发弯下身体，把阿香抱起来坐在树根上，自己也坐在她身边，招呼两位伤兵也坐下说话。

“阿珊姑娘她们呢？”连发又问。

“鬼子上半夜倒好，”二人答非所问地说，“他们只顾喝酒。”

“下半夜，又怎样呢？”

“奸妇女嘛，”士兵答道，“他们排班，一个跟着一个，上去奸……”“阿珊姑娘她们都被奸了？”

“所有庄中的妇女嘛，还有刘师奶，和刘毛姐……”

“你说刘军需的娘子也被奸了？”连发愤慨地问。

“……”士兵点点头。

“弟兄，”阿香停住哭也问一声，“你说小毛也被奸了，她才九岁嘛……天哪……”阿香又哭起来，并回想起她自己恐怖的过去，更战栗不已。

“刘毛姐死了吗？”李大队长再问一声。

“没有死，”士兵说，“那些醉了的鬼子，后来被那个日本医生赶走了。”

“……”连发咬牙不已；阿香则直是哭。

“李大队长，”两位士兵又问道，“现在我们到哪儿去呢？”

“我看啊……”连发沉思片刻，乃说，“你二人也到各支部、各分队去看看。那里还有弟兄嘛，就叫他们先找三口好棺材送去，暂且把两位大队长和参谋长葬一葬。我到昭觉寺总部，去报告一声再说——我去一下就回来。”

三人商议既定，两组就分道扬镳了。

阿香擦去眼泪，从两位伤兵手里，取了两张敌伪的“安民告示”，因阿香认识字，可以念给老票听。

循着登山大道，老票如履平地，直奔昭觉寺而去。但是阿香则是在苏州出生、上海长大的，出门就乘电车，爬如此大山，还是她生平第一次。所幸她身轻如燕，年纪又轻，慢步爬登，也还可勉强撑持。

“香啊，”李连发向阿香说，“我要不和张三吵一架搬出来，我也跟他们一起死了唉！”

“我倒不怕跟阿ㄙ和阿珊，死在一起。”阿香说着又流泪。

“香啊，”连发说，“我现在有家有室有牛，我舍不得死呢。”阿香拉紧了老票的膀子，没有说话。

老票又要阿香把鬼子的“告示”念给他听。阿香念到：“告谕华民老少、上下一体知情，皇军秋毫无犯，乡里鸡犬不惊……”

“去他的娘！”老票诅咒地说，“乡里鸡犬且惊！”

这时是阳历十月天气，山风渐劲，登山愈高，则北风愈冷。二人冒着寒风，勉力前进，越过无数扶老携幼的难民，向晚时辰，二人终于抵达昭觉寺山门，而门内门外，难民已成堆成群。

在整个夏季，昭觉寺原只是个“暑期儿童补习学校”，幽静无比。孰知鬼子这一清乡，它又变成“难民所”，热闹起来。

李连发自人丛中挤向小佛阁，阁外的小门关着，有个同志在守卫，他认识李大队长，乃让他进去了，阿香则留在门外。

连发穿过佛堂，只见那香客宿舍中的客室挤满了人，一个会议正在进行。主席仍是张指导员。坐在张身边的叶所长则穿了便装丝绸小棉袄，其他姑娘还是军装。朱三妈靠墙而坐，正在说话；小和尚则坐在门槛上；其外还有些不认识的中青年男女。

张指导员一见李连发到来，颇感惊讶，走出来拉着李的手，眼泪汪汪地说不出话来。原来张于前天从军部带了十来个枪兵和下级军官，和几位文职人员，正赶回林家庄，拟改编部队。他们一行，未及林家七八里地便听到枪炮声。在逃避人群中，才知道敌伪数百人，已攻破林家庄，游击队全军覆没。他们不敢直趋林家，乃绕道躲入山上松林坡内瞭望。在松林坡内外，他们碰见自林家泅水逃出的几位徒手士兵，才知鬼子攻击情况。大队长阵亡，参谋长则死在渔盆里。

此时天已大黑，鬼子在林家堂楼上架起强烈的探照灯，灯光射处，足使叔伦清楚地看到自己的手表是八点四十七分。

那位随张指导员从军部新来的卢参议，则建议先派出几个哨兵，随路熟的何南仁潜往庄边刺探，然后在山上放他一排枪，以试探反应。何南仁人小胆大，竟然爬到壕沟堤埂边，探头探脑。幸好堤外的一些野狗都认识这位“狗司令”，没有叫。可是他却被大闸门前两头日本警犬发现了。二倭狗不识华犬司令，乃猛叫起来；并想挣脱锁链，冲向前来。一犬吠影，百犬吠声。庄外一大群华狗抗日，也排起阵式和它两位日犬对吠，其声汪汪，响震山野。这时有两个日军持着强烈手电在庄外四处照了一下，便把猎犬拉进去了。

小和尚自知很危险，那两头日本警犬，如没有锁住，准会过来把他咬死的。小和尚回松林报信之后，知道庄外没有敌人，卢参议乃叫四五个枪兵躲在树干之后，向敌人方向放了一排枪——意思是告诉日本鬼子，它并没有把我们全部消灭。楚虽三户，亡秦必楚，我们会“抗战到底”的！

警告过敌人之后，张、卢二人商议，乃连夜赶往昭觉寺。大约午餐时间，他们便抵达昭觉寺。说明了情况之后，也惹起一遍哭声——尤其是孩子们的哭声最为凄惨，因为他们几乎全是贫农子女的失学儿童，由于父亲在游击队当兵，才由叶所长招收来山上上学的，如今父亲的部队全军覆没，孩子们闻讯就惊恐得哭了。

叔伦此次上山，心情特别沉重。收情报、听广播，我军确已“撤出武汉核心”，抗战似已到了绝望阶段。据军部情报，蒋委员长已退往衡山。以重庆作陪都，可能都有困难，因为全国信心动摇，地方阻力甚大。叶军长等在军部开会，当场且有人痛哭流涕，主张回师勤王，护送蒋委员长进四川继续领导抗战的。

但是在长江下游一带的燃眉之急，则是敌军攻占武汉以后，抽出精锐，扫荡后方，扩大占领区，建立伪政权。东京既已不承认“国民政府”为交涉对象，则各地汉奸——包括国民党内的亲日派、无望派、悲观派——也都纷纷自谋出路。大家有个共同目标，便是“倒蒋谋和”。敌人也看中这点，为支持傀儡政权，他们要把占领区的抗日游击队彻底消灭。消灭之道则是软硬兼施——不做皇军顺民，就做刀下之鬼。

敌人这次“清乡”，是有大规模计划的。刘绩之专员老道，洞烛机先，全师而退。张叔伦这一支，由于叔伦无法掌握，“一国三公”，竟弄得全军覆没。据近来自伪军内的情报，敌人一不做、二不休，非捣毁游击队“老巢”，并活捉“朱三麻子”不可。

显然是敌人情报欠灵，他们误把“朱三妈”，传成“朱三麻子”。据说敌人的次一目标，便是活捉林家一位“三少爷”——其实是“三少奶奶”。

叔伦为此事，所以召集“紧急会议”，商量如何“化整为零”，自昭觉寺撤退，李连发却正于此时赶到。叔伦原以为李连发也已阵亡了，所以一见到他，情感特别冲动。

日军怒杀和尚

本书上述各节，有关西山东区草莽英雄抗日的故事，都是抗日战争初期发生在林文孙博士家乡的实人实事。为着避免当事人的亲友和子孙发生误会，笔者遵循林教授的意思，稍为改了几个人名罢了。

这故事的主体，都是李兰场长的回忆。可是事隔四十年了，李场长有些事也记不清了。据林教授说，李场长是个“党性”最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有关她自己“党”里和“军”里的事，她非常敏感，绝不向一位“美籍华裔教授”透露丝毫机密——虽然这些“机密”早已不是机密了。

可是林教授认为这些四十年前的事，对他说来，还是太新鲜了、太富刺激性了——尤其是他老婆孩子失踪了的那段冗长的时间内所发生的事，所以其后他每次回国访问，找到有关人士，他都要打听一番。不过他所听到的，还是李场长第一次所告诉他的，最富刺激性。

“他们在昭觉寺开会时，为什么只有小莹一人不穿军服呢？”文孙问李兰，同时觉得有点奇怪。

“还不是你作的孽——蓝田种玉！”李场长狠狠地骂三哥一顿，又说，“她肚子大了嘛！怎能穿军服扎皮带——傻瓜！”

李兰又说，要不肚皮大了，恐怕她和曹文梅也都离开昭觉寺，和另外几位姑娘到潢川去了。因为当时水陆要道都被敌人卡住，这些羊肠小道都变成通往后方的通衢大道。一次一批大学生经过昭觉寺想去潢川受训，小莹那一伙，就有四位姑娘跟他们去了。文梅本来也想去，舍不得小莹，才留下的。

“她哪里又弄来件绸棉袄呢？”文孙又问。

“还不是从你们大地主家‘抄’出来的！楚弓楚得，林衣林穿！”李场长说得哈哈大笑。

据李兰说，小莹那时还有一件“价值连城”的“貂皮大氅”呢！这些贵重衣物，后来都被鬼子和汉奸，占领昭觉寺时抢去了。

据李兰回忆，他们这次会议原是个逃跑会议——主题是向何处逃。张指导员主张率残部入深山，与刘专员合伙；可是新来的卢参议，则主张反其道而行——因为我军只伤亡数十人，死了三个指挥官，残兵剩卒还有数百人，急待收容。我们要乘敌军怀柔之期，烧杀放宽之便，再度深入敌后，化整为零，由地下组织，分别领导。“地上”则不惜“伪装”，甚至不妨用伪军和地主的名义。

“重要的是实力和组织，”卢说，“地上的形式，暂可不同。”

卢说话的语气是上级的命令，虽然他还要以会议方式执行。叔伦当然知道要“下级服从上级，全体服从‘中央’”的逻辑，他也就说服朱三妈、李连发和诸姑娘一致服从——事实上这也是李连发的主张。敌人既不肆意烧杀，我们何不乘机在广大农村隐蔽！？

会议就照李代副大队长的话总结了。剩下的事，就是如何摒挡撤退了。

果然情报不虚，山下敌人又增兵数百名，言明要在雪季封山之前，把所有“蒋、赤游击根据地”全部铲平，以便实行“东亚新秩序”，重建支那的亲日和平政权。

在一个不雨长阴、秋风萧飒的日子里，敌人向山上出动了。轻重机枪二十余挺，步兵数百人兵分三路，向山上搜索前进，丰草长林，深涧大泽，均毫无遗漏。西山本多狼，常常结群成患，伤害人畜。这次在日军搜索之下，竟然全山乱跑，成了敌军的前驱。

为搜索深山，此次敌军竟动用飞机，其声辄辄，逃难人群只好昼伏夜行。

卢、张二人为着应付敌人来势汹汹的扫荡，乃把全所难民和职工分成十人一组，老弱精壮，互相帮助。每组并由上级指派正副组长各一人。携带充分干粮，各组单独行动；先向深山撤退，然后分钻敌军间隙，再分组潜下山去。因敌军总数不足千人，像大山区，绝难堵住所有通道也。

既入敌后平原农村，则利用现有地下组织，分组潜伏隐蔽。有家返家、无家投亲、无亲投友，无亲无友，则由地下领导同志，代为分派安排。

准备完成，全寺百余人，在傍晚之时，各组自携火把马灯，便鸡犬无声地，撤离昭觉寺，向小天门方向前进。这段山路并不难走，对许多难民来说，都是承平时代“朝山进香”的老路也。

大队离去之后，卢、张、朱三妈、小莹、文梅、李兰、阿英、阿香、李连发等十余人所组成的总部，乃殿后跟进；留着两个头有“戒疤”的和尚看守庙宇，因为日本人信佛、迷信很深，日军是不敢杀和尚的。

在他们殿后一组中，大家最担心便是这位孕妇“林三奶奶”了。原先朱三妈主张为她扎一副担架，而小莹坚持不肯，硬说她自己行动方便，果然最初数里路，她竟走在人前，大家也就放心了。

天方微明，大队已抵达小天门。小天门原是个“山寨”，内有山民住户商店十余家，当年曾是“躲长毛”的福地。抗战前红军曾在此盘踞数年。红军去后，又为国民党军队驻守。这次日军上山，国民党军队把寨墙、碉堡拆掉，退入深山，居民亦随之而去。当卢、张等一行抵达时，这里已是个空寨，居民房屋都已上锁。

大队在此休息时，天已大亮，为避免敌机轰炸扫射，卢参议要各组向左右沿山路散开，尽量延伸至十里二十里之外，再自敌军两翼之外，觅路渗透下山。

敌军据我方斥候探报，因系搜索登山，行进甚缓。我方撤离昭觉寺之翌日中午，敌军始抵寺中，逮捕住和尚问话。和尚乃据实告之——此地只是一“难民收容所”。只有个“朱三妈”，没什么“朱三麻子”、什么“红枪会”、“赤卫队”和“红军”；林家的什么“三少爷”也不在此地，只有一个怀孕的“林三奶奶”，也和其他难民一道逃到小天门去了。

敌伪细查之后，也觉和尚之言不虚——这儿不可能再有个熊照明大队长，他们的戒备之心，也就不如以前想象的那样紧张了。敌军获得正确情报后乃继续向小天门搜索前进。部分敌军听说前面逃走的多系妇孺，则益发起劲穷追——正如卢参议所警告的：“倭人全系岛国渔民，嗜食鱼食虾产。水产生物含磷质，刺激生理，所以日本人是世界上最淫荡的民族——他们见不得酒和女人……”

我方难民走了一整夜，日军前锋，只追了三个小时，便已迫近小天门，距我方离开小天门时，尚不足二小时。卢、张等得报，对敌军行动之突然加速，感到惊异，不免慌作一团，乃通知各组，就地觅深林大岩躲藏。所幸敌方追兵估计错误——他不知我方已向左右散开，潜行下山。敌军只是一味向深山进发，自以为是穷追不舍。谁知正前方却是一部我方二十一集团军的精锐，居高临下，正布了个袋形阵地，请君入瓮。这时敌方侦察机，可能也把埋伏的我军，误为难民，未加深究。敌军一大队，前锋四百余人，竟以旅次行军的轻敌行动，出其不意，为我军四面包围——一声炮响、四面枪声，日军措手不及，顿成瓮中之鳖。

日军之慓悍善战世界闻名的，可是如今困于深山大泽，鳖在瓮中也无能为力，前锋四百余人，几为我军全部歼灭，后继部队实行仰攻增援，亦为我新四军一部所腰击，动弹不得。数小时的恶战，打得日军遗尸满山，残部夺路逃窜，丢得遍山都是钢盔。

这种日制钢盔，后来被农民捡去，凿洞装柄，作水瓢用以灌溉田园，到解放后，还在一直使用。

少数日军被生俘，则自拔睾丸求死。逃窜日军，则遇村便烧、逢人便杀、遇女必奸，又完全恢复了他们原有的野兽的习性。日兵下山退却路上，被烧杀得一遍血腥。数百年庄严巍峨的昭觉寺，也被他们烧为平地，连两个小和尚也在敌人愤恨之下，给砍了脑袋。

“小狗”之生与“老票”之死

当小天门外敌我两军搏斗正烈，山下敌军目不旁视，冲向山上增援之时，卢、张二人乃指挥十余“组”军民，自敌军间隙中小山径溜往山下。山头枪声正密，山腰鬼影幢幢，情况真紧张至极。

叔伦等这个“总部”，正躲躲藏藏向山下溜进，众人脉搏加速，气喘吁吁之际，小莹忽感腹部剧痛，不能行动，一向扶着小莹前行的有经验的朱三妈，知道情况不好——林三奶要小产了。

众人慌了手脚不知如何是好，而朱三妈却一眼瞥见山涧那一边有几间茅屋像是个农庄，大家乃架起三奶，涉水而过。那儿果然是一个小农庄，有屋三四间。大家乃拟敲门借宿，但久敲不应。众人又转向后门，后门则有把铁锁锁着，显然主人早已逃走，而这时三奶已腹痛难忍，胎儿就要出生。小和尚眼快，看出屋后还有个狗棚——原来山中因多狼，每偷噬家畜，山民乃搭棚养狗自卫。朱三妈情急，乃首先爬入狗棚，要春兰、文梅等把林三奶推进来。朱三妈对接生有经验，乃权充稳婆，为三奶接生。但是三奶生的是“第一胎”，孩子迟迟不出，而天已渐黑，北风又转烈，真狼狈不堪。还是曹文梅有主意，她招呼大家捡了些枯柴烂草，在狗棚之外生一摊野火，一则照明，再则取暖。

朱三妈伏在棚内小心工作，不时叫阿香爬进去帮忙，别人则在火边屏息以待，终于“哇”的一声，胎儿呱呱坠地了，棚外众人难免也一阵惊喜。朱三妈没有剪刀，乃俯身把胎儿脐带咬断。并脱下棉袄，把孩子包起，又将孕妇服侍好，自己乃抱着婴儿，爬出棚外。

“总算在狗棚内，抱出个‘小狗’来了。”朱三妈在火光下说着，并显出满足的微笑。众人也在火光之下争看这条可爱的“小狗”，人人喜爱，姑娘们争着要抱，几乎忘记这是深山大壑，敌人的刺刀就近在咫尺呢。

当大家正为“小狗”在火边取暖，忽然山腰一阵枪声，这才惊醒了众人的迷梦。

卢参议原是苏区老战士，十分机警。他忙叫众人把野火熄灭。自己持着二号驳壳，扳开保险机，乃招呼张叔伦也拨枪转向屋前，李连发和小和尚则跟在后面。他们果见远处山径有手电的光亮，显然是溃散的敌军，因我方军民很少有手电筒也。

此地本是绝少行人的最荒僻的羊肠小道。这次敌军溃散下山，可能是由于迷路，或为避免我游击队半山腰击，乃窜入此荒径。

见有敌兵迫近，四人乃躲入矮树丛中，屏息以窥之，只见有敌军二人，电光明灭地循小径而下。走到村庄边，他们可能是发现火光，也可能以为是其同伙在此生火休息，乃自小径转向村边来，正自卢、张等身边走过而不疑树内有埋伏也。当他二人在庄前站住，正用电筒上下探照时，卢参议扳开“连发机”，乃对准他二人背脊，便是一梭子弹，二十发“四○三”如爆竹一般，弹无虚发。两个鬼子两声惨叫，便倒下地去。人虽已半死，手中还在乱抓其长枪，预备还击。

“快开枪！快开枪！”卢参议叫叔伦射击。叔伦心慌手软，打了两发，子弹都不知飞向哪里去了。卢一把夺过叔伦的枪，便噼噼啪啪地，把十来颗子弹，全打入日兵脊梁中去。两个鬼子，再也不动了。

卢参议把驳壳还给叔伦，乃弯身捡起日军的电筒一照，只见两具死尸已躺在血泊里。这时小和尚也捡起另一支手电。卢参议叫李连发和小和尚把敌人的子弹带卸下，自己围起，各人取了日本的来复枪，武装了自己。卢参议又解下日兵的粮袋、水壶、钢笔、手表，又自敌人身上摸出两包樱花牌香烟，四人乃合力把两具死尸，拖往屋后，丢入岩下树丛中去了。这时屋后的女兵们已战栗得蜷成一团，面无人色。卢参议乃自敌军粮袋中摸出些糖果交大家分食。他自己也吸起日本香烟来——有说有笑，大家的恐惧感才稍稍减退。

卢参议用手电照照“小狗”，又照照“小狗”的娘，说：“只要林三奶稍可移动，我们就要赶快撤退——此地危险，非久恋之乡。”说着他把手电交给曹文梅，要她们“准备撤退”。

卢参议虽十分镇静，却十分机警。他率领三位同伙又回到屋前矮树丛，盯着山腰那敌人可能出现的小道。有时看到三五名日本溃兵循小道下山，他们如不走向庄前来，卢君也和他们互不侵犯。有一次他们看到一阵约五六个日兵摸索而下，最后二名似乎心血来潮，摸向庄边来。当他二人近至四五码时，小和尚按卢的事先指示，突然把手电照向那日兵面部，只见那日兵把嘴一张，卢的一梭子弹已射入其胸膛。枪声响处，只见那前行日兵，拔腿就跑，窜往山下，不见踪影。

日军可能是当今世界上最顽强的战士，可是到他们成了“惊弓之鸟”时，尤其是在黑夜，他们也是草木皆兵，窜如脱兔的。

在这一阵小枪战之后，卢君通知众女同志，非立刻撤退不可。在黑夜里，四杆枪可四处乱跑，故作疑兵，虚张声势，天一亮则立刻变成瓮中之鳖。

在卢参议命令之下，朱三妈等八九位女同志，乃把产妇架起，抱着呱呱而鸣的婴儿，在微弱的电筒光下向山涧旁树丛中摸索而去，觅藏身之所。这时天已微明，卢君率领三名战士，仍守住路口，拟待女同志等走远了，他四人再跟进。

他们四人守了数十分钟，当“小狗”的啼声，已渐次消失，他们正预备撤离时，忽见山腰转角，走出了日军二十余人，正兜了四副轻便担架缓缓而下。四人看到日军，日军也已看到四人，要撤退已来不及了。卢参议乃自小和尚手中拿去了日军火力威猛的步枪，正举枪欲射时，敌人已散开，先行开火了。四人伏地还击。只见日军爬行向前，自左右包抄过来，但我方地势优越，敌军则甚为暴露。卢君枪法甚准，几乎是一枪一个，弹无虚发，而其他三人，则乱轰一气。

双方激战正烈时，敌军乃开始使用手榴弹，第一枚未及爆炸，竟被卢参议丢了回去，炸死好几个日军。第二枚落地时，李连发也想捡起丢回，而为时已晚；一声爆炸，连发右臂已被炸去半截，脸上亦血流如注。这时卢君正用驳壳与长枪，交换轰击，阻敌前进。卢的驳壳竟逼得日军不敢抬头，只是乱投手榴弹。卢参议乃摆手要其他三人撤退。叔伦乃尽平生之力，抱着李连发爬往屋后，钻入涧边矮树丛中。小和尚则闭着眼睛，没命开枪。敌人伤亡重大，始终不敢抬头，卢君乃大叫何南仁快跑。小和尚飞奔跑入树丛之后，卢参议乃左手提长枪，右手拿驳壳，倒退而下。伏地日兵一抬头，准听叮咚一响，钢盔落地，满头鲜血。日兵不敢抬头，乃伏地举枪过头，盲目射击，卢参议乃得机窜入树丛，向山下逃去。

卢君逃走之后许久，日兵始停止射击，抬头窃看，不见敌人踪影，他们也就抬起担架，背着死伤日兵，狼狈下山去了。

卢君在树丛中摸索了十余分钟，才找到另外三人，彼此互看，才知道四人皆已负伤，而李连发受伤最重，因失血过多，已入昏迷状态。只见他口唇微动欲语，三人挤近了去细听，只闻连发微呼：“阿香，不要忘记喂牛……”以后就听不出他在说什么了——连发阵亡了。

看到连发死了，叔伦一下伏在他尸身上痛哭起来。小和尚也泪流满面。卢参议则没有表情，正撕破衣服，在包扎自己伤口。

这时红日初升，山鸟争鸣，林间微风习习，涧底流水淙淙——好一个清秋佳日，野餐狩猎，都是最好的时光。有谁能想到，数十分钟之前，这儿竟是个血肉横飞的战场，硝烟随雾散去，剩下了一具死尸，和三位满身鲜血的壮士呢？

卢壮士扎好伤口，又和另外二人去捡了些枯枝烂草，把连发的尸体掩盖了。他们知道敌人的枪尖离他们的距离，不会超过两百码，不可久留，三人乃向躺下同志的遗体敬礼告别，再循山涧下山，希望能找到已失去联络的女性战友，可是三人踏遍荆棘，也不见一人。偶尔自丛树外窥，仍可见日军上上下下，川流不息，人迹全无而“鬼”影幢幢，他们料定失去的一群，是凶多吉少了。

“小狗”蒙难记

“小狗”，这位“博士的儿子”，真是个不平凡的小动物。他是出生于抗日战争最烈时期的枪林弹雨之下。又有谁知道，三十年后，他又死在抗俄战争的弹雨枪林之中呢？这是国运牵连民运？还是“小狗”命带干戈呢？

他出生之后，在卢参议的命令之下，由众阿姨轮流拥抱着，在夜黑如漆的荒山僻野中，摸索前行。这群娘子军都是没有夜行经验的，在黑夜中盘旋终夜，也未走出三五里地来。加以不惯崎岖，她们要觅“路”前进，这样就犯了“游击战”“有路不走，无路就走”的清规戒律。

当她们摸上一条小路，稍觉轻松之时，忽闻夜半后山腰有人声，且有电筒闪烁的微光。大家知道是敌人。朱三妈乃率领众人，离开小路躲入峭壁之下的一个岩洞之中。然这时“小狗”却大哭大叫；夜半静寂，声闻远近，阿姨们不敢抱他进洞，但又不知如何是好。最后还是朱三妈接过去了，抱着他走向路的另一边去。小莹一见不觉喘着气跑上去抓住三妈，三妈摆脱了产妇；小莹又跑上去抢夺婴儿，要和“小狗”“死”在一起。可是她被文梅和阿英抓回，塞入洞中。

三妈抱住啼哭的“小狗”，摸出二三十码，乃把“小狗”放在地上。刚好身边有一堆枯草，三妈乃把枯草向“小狗”身上一堆，拔腿就跑；而“小狗”的哭声，直哭得这位老太，胆裂心惊——她刚跑入岩下，便听见头上皮靴声，和日兵谈话声。这时小莹心肝俱裂，哭泣不已，但是她的嘴却被文梅用干粮袋堵住了。

大家屏息以待，只听日兵走了一批又一批，直至天光大亮，还继续有脚步声，她们就更不敢出去了。如此熬了半夜一天，“小狗”的娘已昏厥了数次，醒了她也拒食干粮——她是决心一死了。

一天之后，太阳又渐次入山了，脚步声已久未听见了。朱三妈始叫春兰陪着，文梅也和诸姑娘跟出去想看看“小狗”的尸体。“小狗”的娘也要去。朱三妈叫文梅把小莹拖入洞中。这时她倒不是怕鬼子，而是怕妈妈一见儿尸，会一怔而死，或碰石寻死。

众人蹑手蹑脚走到朱三妈埋儿之处，只见一堆枯草如旧，草边却睡了一头母狼；这母狼见有人来，乃站起来逃走了。朱三妈走去把枯草揭开，不觉惊喜交集，原来“小狗”却毫无伤损，他闭着眼好梦正甜；只是风一吹，把他惊醒，“小狗”还打个呵欠呢。

众阿姨一见，喜出望外，大家嬉笑着抢着抱他。终于抱回洞中，放入他半昏厥妈妈的怀里。——她们本来怕“死婴”会悲坏“生母”，谁知这“活婴”却几乎把“生母”惊死。产妇这一惊，真几至死亡边缘，死而复苏。婴儿的小脸竟沾满了妈妈的热泪。

他母子重逢的那一刹那之悲欢，哪是那时正在四川拉“计算尺”做微分习题的“小狗爸爸”，所能梦想于万一！？

阿香变成“烈属”了

抱回“小狗”之后，大家又乘天黑，继续摸索下山。这时山上敌军已全退，路也渐宽渐平。摸到天色微明，已离松林坡不远。三妈乃派春兰独自摸往松林内，一窥山下情况。春兰在晨光曦微中摸入松林，谁知松林之内却睡了一些妇孺，她们之中至少有一半认识春兰，大家相见甚欢。春兰眼力好，在东方渐白之时，她向东看去，竟然发现山下有农夫正在犁田，想必是鬼子已经撤退——至少是不会乱杀人了。春兰回报三妈，但是三妈仍然很谨慎；她抱着“小狗”，率领众人，从山脚低洼地带，绕过林家庄，终于摸回自己的村庄。

当众人随着三妈，走回本村时，朱老太真惊喜交集——原来她发现自己的三儿子，也正在乘早犁田。田埂旁边，还有她媳妇为早耕者送来的早饭，有热茶、锅巴、猪油和小菜。三妈的儿子见到妈妈回来也甚为高兴。三妈问他庄子里是否还有鬼子。儿子说有——原先有几百人，现在只剩几十人了。

“鬼子杀了多少人呢？”三妈问儿子。儿子则说鬼子不但没有杀人，还开仓“放赈”呢。三妈问，是什么仓？

“庄里的‘高仓’嘛。”儿子说。

“放赈没有人抢米！？”三妈问。

“最初是有人不规矩，给鬼子杀了。挂尸示众，以后再没人敢乱动了！”“乡下有多少人来挑米呢？”春兰忍不住问一句。

“扁担箩筐，排有两三里路长呢。”朱三说。

“他们不怕鬼子！？”文梅也插句嘴。

“大家战战兢兢的——要挑米嘛！”

“你进去挑过没有呢？”文梅再问一句。“我也去了两转子。”朱三说。

“一次能挑多少？”三妈好奇地问。

“鬼子只许一次挑三笆斗稻。”

“你要死了！”三妈骂过儿子，又转身向坐在地上的林三奶，说：“真不成话，他们把你庄里的米都挑光了。”

“三妈，”小莹有气无力地说，“总比鬼子和汉奸拿去好嘛。”

三妈见小莹面色苍白，双目无光，乃叫儿子倒了热茶，并另用热茶猪油泡碗锅巴来，叫产妇吃。小莹客气不吃。三妈乃用筷子，夹了锅巴，硬塞到她嘴巴里去，一面骂她说：“等会你还要替小狗喂奶呢！——不吃哪来奶水？”

小莹本已两天两夜未进食，饥饿不堪；这时锅巴和热茶，真是山珍海味、琼浆玉液呢。在朱三妈强迫喂灌之下，也就吃了一碗猪油泡锅巴，和一碗热茶。茶饭下肚，小莹竟有脱胎换骨之感，精神顿觉清爽。朱三妈乃搀扶着她，并率领众人，走回家中。这时小朱三的老婆已在烧早饭、洗衣服，不过家中孩子们却仍在床上。

“我不在家，你们就把这个家，弄得横七竖八的……”朱三妈捡起门边一把扫帚，把它放入门后，一面教训着三媳妇。文梅忙着去灶后替朱三的老婆帮忙烧火，想不到火暖人疲，竟倒入茅草堆里睡着了。她睡得好熟，连天塌下也不易吵醒她了。

朱三妈毕竟是一家之主，一旦重返家门，她就发号施令了。不到个把钟头，林三奶便躺在朱家整洁的床上，“坐起月子来了”。小狗则安详地睡在妈妈床边的摇篮里，由春兰轻轻地摇着——大家显然都松了口气；可是只有阿香一人，坐立不安，愁容满面。

“别着急，心肝，”朱三妈向她安慰说，“男人比我们更会跑，跑散了，天亮认得路，自会回来的。”

阿香急着要回到她自己那个“孤庄独村”去——她想李连发或许直接回去了。还有她也想去喂喂那条常使她嫉妒的“大牯牛”，因为李连发对牯牛，似乎比对老婆还要好呢。

朱三妈叫三儿子陪阿香回她家中探望。阿香满心的期望是李连发已先期回来，正在家中焦急地等她呢，谁知阿香一到庄前便愣住了。首先是牛棚中的牛失踪了。二人走入大门，大门上连门板都不见了。桌椅板凳、床帐被褥、碗橱铁锅，也都不在了。家中四壁萧然，被人洗劫一空——阿香心一酸，哭了起来。小朱三也没了主意，只好劝她再回他自己家中去再说。

阿香哭哭啼啼随朱三又回到三妈庄子里去。这一回更使她惊魂不定——她见到张指导员穿了一身农民衣裤正在和朱三妈说话，而且满面泪痕，朱三妈也频频以袖子擦眼泪。阿香迫不及待地，跑过去一下拉住张指导员的袖子，忙问：“指导员，我家二爷呢？”

张指导员经她这一问，立刻泪如雨下，泣不成声。

“指导——员——……”阿香也已喉哽唇颤，无法再问下去。

“连发受伤了……”叔伦哽咽了半晌才答出一句来。

“他……他……他……在哪里？”阿香拉住张的膀子，再哀泣地问。

“阿香啊——”张指导员不禁一下哭出声来，说，“连发……连发阵亡了……”

阿香向指导员呆看了一会儿，忽然腿一软，便瘫倒地上——但她并未失知觉，只是嘴里白沫直流，既哭且嚷，不知说些什么——阿香疯了。

张叔伦也哭着跪在她身边，拉着她。叔伦是位心肠很软的人，他自己也瘫痪了。朱三妈比较镇静，她忙蹲下，拉着他二人，并叫媳妇和儿子快拿温茶和洗面布来。小朱三夫妇也乱了手脚。这时阿香忽然两眼直视，站起来，大叫：“二爷啊……”放腿跑出门去。朱三妈母子也跟着跑出门来，阿香跑到池塘边，大叫：“二爷啊……”一下便扑到水里去了。

小朱三不由分说，也就一下跳入水塘里去，他在水内挣扎了半天，终于把阿香抱出水来。这时阿香已昏迷了。朱三妈叫媳妇赶快去厨房，取出个大铁锅来，翻置地上；她和儿子把阿香伏在锅上揉个不停，只见阿香一口一口地把水吐出来。

众人的慌乱，把已在沉睡的林三奶也惊醒了。她和春兰也赶了出来，只见朱家母子、婆媳，在不断为阿香搓揉，张指导员则坐在地下泪流不止。

春兰问全身赤湿的朱三“什么事”。朱三说，阿香听说老票死了，她投塘自尽，他把她刚从水塘中抱上来的。

“指导员，”春兰泪如雨下，问道，“小和尚呢？”

“小和尚倒在李七爹的稻草里，睡着了，叫不醒，他太困了。”叔伦说。

“指导员，”小莹流着眼泪问叔伦，“李大队长死了吗？”

“重伤身死——”叔伦呜咽地回答。

“……”小莹闻言，简直不能自持，神情恍惚，正要栽倒地上时，她被春兰一把捉住了。春兰抓住她，一面以自己的袖子擦泪，一边说：“少奶，你还得给‘小狗’喂奶……”

这时阿香已复活，嘴内在喘气。朱三妈乃站起来，叫叔伦和春兰“把三奶架回床上去”！

他们三人刚回到房中，便听“小狗”正在啼哭——呱呱大叫。小莹这时竟又把阿香忘掉，和春兰第一次试着把“小狗”抱起来吃他娘的第一口奶。“小狗”很熟练，碰着妈的乳房，一下便停止了哭声，认真地吃了起来，十分可爱。他娘和春兰，不禁又都看着他微笑。

原先站在门前的张指导员，也就默默地退出门外去，看见朱家三人正把半活的阿香，抬回家中——十九岁的阿香现在变成“烈属”了。谁知道她身子里还藏着个遗腹子呢！——叔伦站在一旁暗暗地流着眼泪。

第十章　摩擦从何来

“败家媳妇”败到底

张指导员是怎样脱险归来的呢？

在天亮之前，叔伦原是和卢参议带着小和尚在山中四处寻觅失踪的女伴；寻了一天一夜未见踪影，三人再露宿一宵，翌晨天光大亮，三人乃决定下山去。卢参议要先去周家集附近一个地下联络站，拟待机重建地下网。叔伦和小和尚则决定先到李七爹庄上，一探究竟。

当他二人抵达李家时，李七爹正在门口搓麻绳。他一见这两个头肿眼歪、满身血渍的伤兵，不免大吃一惊。问明究竟，七爹忙叫七婶和儿媳替指导员打水洗涤，用草药敷伤，并准备早饭——但是小和尚已疲惫得不能再支持了，毕竟是个未成年的儿童嘛。他倒入谷场上的草堆里，便呼呼地睡着了。李七婶开出早饭，到草堆边上去叫小和尚，那简直是小死猪一条，哪里叫得醒！七婶用稻草把他盖了，大家也就由他睡去。

张指导员稍事洗涤，早餐之后，换上一套李七爹的大襟褂裤，便想前去朱三妈家一探究竟。七爹本要陪着去，但为减少目标，叔伦问明路途，还是暗插手枪，独自一人找到朱家去。孰知他带到朱家的噩耗，竟惹起阿香殉夫自杀。

叔伦是亲眼看到连发断气的，但是他那时的哀愤之情，却远没有他目击阿香自杀未遂时的敌忾之心——他这时恨不得持枪立刻冲入林家庄里去和日本鬼子一拼！

鬼子！鬼子！入侵八载，你搞得我们多少善良的人民，家破人亡啊！这笔血债，我们就一笔勾销吗！？

叔伦在朱家休息了半天，醒来之后，李七爹也带着小和尚赶来了。大家一致劝慰阿香，要她“想开一点”，同时他们自己也得想善后之策。

阿香哪里能想得开呢？她哭了一整天，累得朱三妈也守着她一整天，寸步不敢离开；同时三妈又偷偷地告诉指导员，说她断定阿香已经怀孕了。

这一来，指导员只好劝朱三妈暂时勉为其难——就算她老人家多收了两个义女吧。一个怀孕，一个新产。指导员并答应朱三妈，一定在军部找点补贴，庶几三妈不会拖累太甚。朱三妈很大方，也就承担下来了。

叔伦在朱家睡了一宵，又带着小和尚赶往周家集地下联络站，找到卢参议。卢已在一个茶馆当“跑堂”；晚间茶馆打烊了，才把躲在另处的张叔伦找来密谈。

“叔伦啦，”卢悄悄地说，“我们还有百多条枪，我已查出下落了。”

“我们东山再起，把人枪再度集合，重建番号。”叔伦说。

“怎么重建？”卢问。

“让我去找刘绩之刘专员，先借点人马。”叔伦很有自信地说，“等我们把溃散的人枪找回来，我们就把借来的还给他。”

“叔伦呀，”卢说，“你怎么能和国民党的官僚打交道呢？他们都在做官，高高在上。我们要潜入地下。潜得愈深愈好，距离他们愈远愈好才是呢。”

“……”叔伦一时未能搭腔。他知道他和刘绩之个人关系甚好；刘也是个很正直、很有血性的人。但是他也知道现在说话的是一位“领导同志”。虽然叔伦尚不知道他的真实姓名，但是叔伦也知道老卢的话有些道理——在一个有阶级的社会里，怎能蛇龙混杂，站不稳“阶级立场”呢？可是面向这个“现实”，敌人就近在三五百码之内，又如何自处呢？叔伦颇有些失落感。踌躇了半晌，他才反问一句，说：“那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首先我们得把原则弄清、立场站稳，”卢说，“他们搞他们的，我们搞我们的——他们高高在上，我们低低在下……”

二人商讨了一夜，计划多半是老卢拟的——他是从“贫农团”、“少先队”、“光棍团”……搞起。“地面”上不着丝毫痕迹。有枪则藏在群众之中。“群众”就是广大的劳动人民。“游击队”就是“武装的劳动人民”，武装的劳动人民，就是“群众”的一部分，如鱼在水，天衣无缝。

为着“掩护”，卢参议也替张指导员找了一份工作——在一家药铺当“朝奉”。他本是学经济的，会统计都有基础，又打得一手好算盘，当个朝奉，那真是杀鸡焉用牛刀。但是为着革命，他那间不见天日的“内账房”，真是天造地设的“地下司令部”。为着工作，他那不可一日或缺的近视眼镜，也可照戴不误。

在卢、张二人日夜辛劳之下，果然那百来条枪，又渐渐地归队了，虽然新的队伍，既不升旗，又不上操，更无制服。他们三五成群，密藏于劳动人民之中，真是愈深愈好，神不知鬼不觉了；但是一旦有警，则几个小时便可产生一支劲旅——张叔伦对卢某的新办法，真佩服得五体投地。

在他二人通力合作之下，枪支队员均渐日增加。那些“在帮在理”的小弟兄，也逐渐远离“老头子”，而效忠、听命于一个新帮、大帮了。“老头子”原是一些蚯蚓，却碰到一条有利牙、毒液，在地下游动自如的响尾蛇了。这条蛇在地下愈钻愈深，也就与那在地面上称王称霸的大虫国民党，愈来愈远了。

当卢、张二人正忙得不见天日之时，消息传来，盘踞在林家庄的敌军，难耐寂寞，已自庄中撤退。敌军既去，伪军不敢留恋，也撤往城区去了。

敌伪既去，叔伦再度建议重占林家庄，恢复游击总部。但是老卢则决定反其道而行之，因为他已得到情报，国民党的“副总裁”汪兆铭叛变了，并秘密离开重庆去向敌人投降。卢和他的“上级”判断，汪大汉奸一旦回到陷区，一定会大鱼吃小鱼，统一伪军，统一伪组织。国民党军队，将来投敌从汪的一定摩肩接踵。蒋系的国民党“中央”，可能也恢复“制裁异党”，为应付这一新的局面，新四军所影响下的游击队，就应再次深入基层，以防不测。因此凡是“地面上”足资敌伪利用的堡垒，必须加以破坏，使其不为敌伪所利用。

“叔伦啦，”卢说，“这些堡垒，不但不能让敌伪利用，我们也不能让国民党利用来再次围剿我们。”

“我想我们的内战不会再发生了吧。”叔伦说。

“哦，”卢说，“防人之心不可无啊！他们在搞‘防制异党’，我们也得防防他们啊。”

不论谁防制谁，总之林家庄这个土堡垒，应以拆除为宜，叔伦记得刘专员不是也说过这话吗？但是如何拆除呢？老卢既然认为地下党不能升到地上来发号施令，他主张以林三奶的名义，来加以“掩护”。就说林家庄既已两度为敌人利用，绝不能再让敌人三度占领，所以林家主人主动拆除——先从围墙和堂楼开始。拆除的劳力，则利用林家现有的佃户和近村农民，拆下砖瓦木料，则由劳工均分，巨大建筑材料，则暂时积存，以便战后建筑学校之用。

卢参议在其地下网中枢，揿动电钮，不出两个星期，林家那条有五百年历史的“围墙”，便从地球上消失了。围墙既倒，庄内一片瓦房也就完全暴露出来，看来颇为奇特。老年的村农，一辈子习惯了围墙，一下景物全非，不禁触景生情，流下眼泪来——虽然事不干己。

那座仍然高耸的“堂楼”，没有围墙保护，便显得飘摇而空虚，不待人拆，它也似乎难以自存。卢参议再揿一下电钮，它也就海市蜃楼般消失了。剩下一片断瓦颓垣的破房子，就成了个贫民窟了。

叔伦在这座林家庄长住过，觉得它像座古庙，也像座博物馆——这座古建筑的本身，就是一件伟大的“东方艺术品”；眼见它从历史上消失，叔伦也不免流了些眼泪。他默念老友刘专员的话：“锦绣河山，何处不可惜呢？”叔伦这位热爱文艺的情感中人，默然了。

这座林家庄，在乡人的传说中，是林家三奶主持要人毁掉的。可是可怜的“三奶”，这时却弱不禁风地在朱三妈家“坐月子”。三妈和春兰不敢告诉她，怕她激动——三奶是个脆弱而迷信的人。那位尸骨已枯的“屎嘴张三”的预言——她是个“败家媳妇”——永远地像烙印一般，刻在这位少妇的灵魂之上。如今她那魂梦相牵的“文哥”，已生死不明，不知去向。她总是想为他维持个“家”、抚养个“孩子”，等他归来团聚——他是经常地回来的，但是每次回来，都在“小狗”的哭声中离去了……

“孩子”还在襁褓；“家”已从地面上消失了……

人世间的实在，不能永远寄存于空虚，脆弱的三奶终于获悉了林家的消散，消散在她的名义之下！她把“小狗”抱在怀内，哭成个泪人儿——那是“小狗”的“家”嘛！“小狗”还没见过呢。

“我真是个‘败家媳妇’吗？”这位迷信的少妇茫然地自恨自责。“家”既已消失，“败家媳妇”也就“败”到底了吗？

“民族可以灭亡，内战还是要打！”

当卢参议把林家庄拆掉之后，还剩下的一些破旧房屋，当地无家可归的贫雇农、失业汉，乃一拥而入。

这个林家在本地区原是簪缨之家，百年首富。家藏古董字画、文物珍品，不计其数。有些上品珍藏，连逃走的主人，被杀的管家，都不知其存在。

这些收藏中的“极品”，春初虽被那位日本老头子，抄走了不少，但剩下的上品仍是满楼满箱的。那在“地下”监工拆屋的卢参议，究系游击军人出身，对这些高级文物一无所知；所谓古董文物更不在他注意之列。对他来说，这只是一些腐朽地主阶级的“玩物”，和“姨太太”、“鸦片烟”属于同一类型，都应加以销毁。事实上，他纵使注意到这些原是属于全民族的国宝，他仓促之间把这个大博物馆拆了，对这些宝物、珍品，也不知如何处理。

指导员张叔伦倒是个地主阶级出身、有高度学养的文人。他知道这些文物之珍贵，不应横加糟蹋！但是他也不知道如何抢救才是。一次他在西南馆的杂货摊上，看到一位大娘正在把一大本“宋版书”，一张张地撕下在包花生米。叔伦马上取出十枚铜元，便把这撕残了的巨著买下来。这位大娘甚为高兴，因为“书比花生更值钱”。她乃领叔伦走到屋后。那儿居然堆了数十本宋元明清的善本书，大娘的女儿正在一本本地用作“引火”，为烧饭之用。叔伦见此情况，几乎流下泪来。他乃以一块法币把它们全部买下。大娘高兴得不得了，乃叫小儿子帮叔伦运回他的“内账房”存起来——但是存起来又作何处理，他还是没个主意。

这一发现，那种文化使命感，使张指导员每次上街，都注意到林家拆屋时流失的文物。这一注意，更不得了。他发现林家附近小镇上的商店几乎都变成了无名的“古董铺”。有些茶馆伙计手中拿的竟然有“官窑”、“汝窑”的真品。一个皮匠铺子里，也挂了两张“四王”。最古怪的是一家鸦片馆中的搭脚，竟是明朝制的“冷凉柜”（现代名字叫做“空调机”）。

叔伦的专业（农业经济）兴趣，也使他收藏了好几份康熙年的“田契”。很快地，他那个“内账房”便被堆得满筐满架，使他坐立无处。一有空，他的知识分子的酸性便把他引到书堆中和古董筐中去了。

面对这些珍贵文物，叔伦感觉自己太孤单了。知识心灵上的孤单感，不由得使他想念起老朋友刘专员来。在这个文化沙漠里，刘专员显然是叔伦周遭唯一有“共同语言”的人了。叔伦心想，如刘绩之也在此，他二人分享个“红泥小火炉”，三杯两盏，摩挲于这些秦砖汉瓦、宋刻明雕之间，该是何等乐事啊？如今他独坐于货栈之中，聆听纸窗之外，寒风呼啸，他对那位威斯康星大学毕业、中西文学都很出色的刘专员是多么怀念啊！

叔伦的旧诗颇有根基，这种心情正可激起作律诗的灵感——他写了好几首“岁暮怀绩之”的七律，贴在床边上，后来他怕老卢看到不好，乃又把诗稿撕掉了。他知道老卢对这些国民党官僚是有成见的。

叔伦正在怀念刘专员，想不到老卢竟传来有关刘专员撤职的噩耗——老卢是来提醒叔伦的，他已得确信，国民党军有位高级“司令”病死，换了一位极其保守的将官来接任。这消息一出，“总部”之内人心惶惶，原先的民主人士、左派党员都纷纷自动离职。据老卢说，这些离职人士包括“刘绩之的后台老板章乃器”。章一走，刘就非垮不可了。卢说刘绩之占的是个国民党的“肥缺”——那个自由区对敌伪区通商的闸口市，是每个国民党的高官都想控制的。国民党新司令上任的第一件事便是把刘绩之撤掉，改由他自己的一位“特训班”出身的副官处长萧某，接任专员。萧某贪婪好杀。“以后西山东区的问题多着呢！”老卢肯定地说。

刘专员的去职，对叔伦简直是个沉重的打击。他听到这消息之后，半天才说出一句“可惜”。

“有什么可惜的？”老卢问。

“刘专员还是比较开明的呢。”

“一丘之貉！”卢说，“刘绩之干了一年多，也捞够了，一辈子也不愁吃穿。”

“绩之还算不得是个贪官污吏。”叔伦说。

“你认为刘绩之是国民党系统内的清官，”卢笑笑说，“在国民党内还有清官？做清官在国民党内就站不住。”

“做清官在国民党内就站不住，”叔伦感叹地重复一句，说，“这也是事实——这个姓萧的又是什么样人呢？”叔伦又追问一句。

“做副官出身的还有好东西？”

“那他又要怎么做呢？”叔伦问。

“我正为这姓萧的来提醒你。”老卢说这位姓萧的很会“抓”。他一来就把闸口一带的“缉私总队”抓得死紧。凡不经过“缉私”这一关的“进出口”商品，通统被认为“走私”——走私者枪毙，“私货”没收。有缉私队包庇的，则一切通行无阻，换言之那就是他们包办走私，包办对敌通商。

“这简直是个托拉斯嘛！”叔伦说。

“什么脱那些……？”老卢问。

“我说是垄断走私嘛！”

“垄断走私！？”卢说，“他们真叫一本万利呢。”

据卢说他们的走私，利润之大简直不可想象。就以食盐一项而论罢，他们垄断了，以土产的“楉油”（一种化学工业用的植物油）到敌伪区去换“食盐”。一担“油”换四担“盐”。运回盐之后，他们又用一担“盐”向油农换十担“油”！

“张指导员，你会打算盘，”卢说，“你算算看，这一来一去要赚多少倍！？”

“一转手，就是四十倍嘛！”

“你还要说，”卢说，“你看闸口市是好大的‘肥缺’？”

“除走私赚钱之外，他们在行政上又要干些什么呢？”张问。

卢说这个姓萧的可比刘绩之要干练得多。他要加强“乡镇建制”，扩大“保安队”，“收缴民枪”。民间私藏军械，以死论罪。

“这是针对着我们来的！”卢说。

“那我们怎样应付他们呢？”叔伦问。

“我正为此事来警告你嘛！”

“怎么办呢？”张再问一句。

“我们的枪，能藏就藏，不能藏就逃！”卢说。

“藏又藏不起，逃又逃不了，怎么办呢？”

“那么，”卢肯定地说，“那么就‘打’！人为刀俎，我为鱼肉，有什么办法呢？”

“这样我们不就打起内战来了吗？”叔伦有点忧虑。

“内战不是打了几十年了吗？”卢说，“有什么办法呢？”

根据卢参议的看法，这位新上任的萧专员兼保安司令，秉承新上司的意旨，是不惜以武力来对待异己了。身为“异己”的卢参议，也已决定“兵来将挡，水至火迎”。忧心忡忡的张指导员，也体会到西山东区自此之后，正如老卢所说的“问题就多起来了”！

大敌压境、胡马窥江，抗战已到最危险的阶段，民族马上就要灭亡了，但是打了数十年的内战，还要继续打下去。“有什么办法呢！？”老卢兴奋地离去之后，老张思前想后，不禁泪湿衣襟。

“真的——民族可以灭亡，内战还是要打吗？”叔伦一灯茕茕，躺在破床之上，想不出答案来。

地面上下的小“摩擦”

一九三九年的春节，可能是中国近代史——不是，可能是中华五千年史上，天气最阴沉、人心最沉痛的春节之一了。大半个中国和一半以上的人民，都在敌人铁蹄践踏之下。全国千百万原本欢乐的家庭，如今都家破人亡，血泪交迸。锦绣河山，精华尽失。剩下些残山剩水之上，凶残的敌机，也是日夜横飞肆虐。

最糟的还是我们自己的抗战阵营之内，君子道消、小人道长。仁人志士，还在抛头颅、洒热血；而狐鼠之辈，就乘机卖国自肥。最下流的则是国民党副总裁汪兆铭夫妇了。他二人在国内政争失意，却忍心于国家民族最危急、最艰难的时期，拖人下水，通敌叛国。

在敌人的眼光里，连汪氏都做了汉奸，则中国军民已失其斗志可知也；日本侵华之战，已基本上胜利了。剩下的抗战华军，如不自动放下武器，对日本“皇军”来说，也只需要些扫荡工作。

但是小小日本要征服中国，那毕竟是以蛇吞象。它要降服这只大象，还得师蒙古、满洲之故技，利用汉奸，以华制华。这样汪兆铭夫妇便得其所哉。一九三九春节之后，汪家班汉奸们，就密锣紧鼓，准备成立其全国性的伪政权了。为扶植伪府接班，加以本身陷入泥沼，军力不敷分配，敌军乃自一部分非战略地区撤退，把政权和防务交给伪府、伪军接管、接防。

可是敌人低估了中华民族的抗敌意志了；它不知道在中国历史上，一旦有个“伪”字当头，其军民两政是无法自存的。

敌军于三九年初春自西山一带撤退了。伪军伪府守不住县城，萧专员不费吹灰之力，在抗日战史上便留下一个“大功”——国民党军队驱逐了敌伪，光复了县城。萧专员江山恢复，也堂堂皇皇地举行了胜利的仪式，迁入日军改建过的老专员公署。敌人已不是个问题，剩下的工作就只是“缉私”和“剿匪”了。

“缉私”对萧专员来说，工作十分简单，通过与伪军的联络，他逮捕了数名“私盐贩”、“走私犯”，在县城、在闸口街道上“陈尸示众”。这一下，果然令行禁止，再也没有胆大的商人，敢于公开“走私”了——无伤大雅的小规模走私那是难免的。通过专员的两位如夫人，赚点小钱，“缉私总队”也就装聋作哑了。

可是萧专员全力以赴的另一工作“剿匪”，问题就复杂了。他带来了一批“干训团”出身的“乡镇干部”，重建了“乡镇体制”，并奉命“就地收缴民枪”。

萧专员知道这一带的“民枪”遍地都是。这时的公开枪价，由一个“保安队”卖给另一个“保安队”，一支不中用的“湖北条子”，也可卖五十大洋。一根“二把盒子炮”身价则在两百袁大头以上。

萧专员下令，为肃清匪患、确保地方治安，要各乡镇全力收缴民枪，违者格杀勿论。这一来，原本相安无事的西山东区，就被弄得阎闾骚然了。怀枪悍匪，一经发觉而拒捕，多被“格杀”。缴枪归顺的“势穷匪徒”，则被非刑拷打，勒令咬出同伙。

萧专员这场血腥的“清乡”，其厉害的程度，实与敌伪相埒。有些“悍匪”，竟敢拔枪拒捕，萧氏部下也就颇有死伤。专员一不做、二不休，乃下令将生擒而拒不吐实的“悍匪”，一律“活埋”。

那个西南馆济生药铺的张朝奉也曾私藏一支“二把盒子”。同样的“二把”，周家集桥头茶馆的“跑堂老李”床下也有一根。在萧司令的威力之下，就凭私藏这两支“制式手枪”，他二人都犯了死罪。

“叔伦啦，”“跑堂老李”私下向朝奉老张说，“我看你得撤退，此地太危险。”

“老卢，你呢？”叔伦问。

“我目标不大。”老卢说。

“我们一齐走，”叔伦说，“他们连朱三麻子都查清楚了。我看朱三妈他们也得躲一躲烽火——这个姓萧的太混账。”

“你带他们回军部去，躲一躲再回来！”

“那么，你呢？”叔伦又问一次。

“我目标不大，”卢说，“我一走大家就散了——你先走，我真躲不下去了，再来。”

他二人就这样决定了。

叔伦暗中征询朱三妈一伙的意见。朱三妈倒不在乎什么“危险”，只是“军部”二字，对她却颇有吸引力，老太决定：“只要军长要我，我就去。”

文梅和小莹则早就想“回军部”。小和尚也要去——他倒不怕萧专员，他只是舍不得张指导员，因为他一直是“张指导员的小尾巴”。

“何南仁，”指导员说，“你可以留下来，跟卢参议，不会有危险。”

但是小和尚不干，他要跟张指导员当“勤务兵”——他不喜欢“卢参议”。

就这样他们分别化装，便溜出了萧专员的王国，逃回军部去，剩下的残局，则由老卢独肩其艰巨了。

“我爸爸是国民党！”

这个新四军军部，根据红星农场李场长的回忆，真是个“小中国”、“大世界”。

就以种族来说吧，那真是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全国二十多省市老乡，无省没有。论知识水平，则上至留学生，下至像李春兰那样的小村姑、大文盲，也无不具备，真是洋洋大观。

“乡巴佬、小村姑，到这儿来，真是大开眼界，兴奋无比！”李场长在四十年后，回忆起来，仍然面露惊喜之情。她说她第一次穿上军衣、戴上军帽，好高兴啊！在军部一面镜子里，照了又照，足足照了几天。后来她和几位“女兵”一起到镇上去“摄影留念”时，那照相师叫她“李同志”，她简直要“飞到天上去”。

这个军部组织是相当庞大而复杂的，为着保密，各部门之间非有必要，也不太往还。李场长向林博士说了一下，立刻就说：“还是不说吧！”林博士有美国习惯：人家不愿说，他绝不追问。但是李却概括地说，她和朱三妈、小莹等一行都回到“政治工作大队”中去。小和尚则属于“小鬼队”。他二人都加入了“识字班”。入班时她已认得几百个字，小和尚还是个“差不多的文盲”；不过小和尚很快就超过她了。

朱三妈分在“妇女服务团”；文梅、小莹她们则在“宣传大队”搞“墙报”、搞“编导”。大家工作无定所，经常流动。生活条件很差，但是精神很愉快、工作很起劲。

“你们那时有没有‘托儿所’呢？”林博士不免问一句。

“解放前打游击，什么‘托儿所’，听都未听说过！”

“那么‘小狗’怎么办呢？”林博士还是想到他自己儿子的遭遇。

“‘小狗’啊！真好玩！”李兰说着似乎余味犹存，“他后来长得白白胖胖，嘴巴灵得很，可爱得不得了。”

“那么，他妈要工作，怎样带他呢？”

“哎呀，我们那时又没有什么上下班，”李说，“他妈不带他，我们都抢着带他呢——每晚抢着带他睡觉。”

“你们是哪些人呢？”文孙问道，“你和曹文梅？”

“我们？我们？”李说，“我们那时有七八位女同志呢——后来阿英、涂全胜都来了，还有些新同志——我们女同志们共同养着一条‘小狗’嘛……”李兰笑着把文孙抱住，又说：“林博士，你留下的那条‘小狗’可爱死了。”

“……”文孙也跟着李兰傻笑。

“后来‘小狗’还救了我们姑娘们一命呢！”李兰说着，笑不可仰，又补充说：“‘小狗’可爱死了……”

据李场长说，她们回到军部之后，“小狗”就渐渐会笑、会爬，“可爱得不得了”！宣传队里七八位姑娘，都抢着要带他。他妈几乎都轮不着了。

等到“小狗”牙牙学语了，他只知道这七八位姑娘中，有一位是“娘”，其他都是“姨”——但他却不知“娘”和“姨”的分别在哪里。一次一位访客指着姑娘们问“小狗”说：“‘小狗’呀！你喜欢‘娘’，还是喜欢‘姨’？”

“都喜欢！”“小狗”毫不迟疑地回答着，直是笑、直是爬。

众姑娘这一下哄起来。故事传遍全军部，连叶军长都说要来“看看我叶家的‘小狗’”。

有时有人又问：“‘小狗儿’，你‘妈’在哪里？”

“小狗”总是东张西望一下，然后找到位姑娘，把小手一指。被指的姑娘，无不高兴得要死——晚间非要“小狗”跟她一起睡觉不可。“小狗”向来没有拒绝过任何姑娘的邀请，所以军部里的“男同志”无人不羡慕“小狗”有“艳福”。

那时这个政治大队原是个“芙蓉国”，是所有单身男同志追求的对象。众姐妹中要算是叶维莹长得最体面。她虽已罗敷有夫，并且还有条“小狗”儿子，但是想吃她这块天鹅肉的癞蛤蟆，还是成十成打的。大家对她的过去都不免妄事猜测——除了几位接近她的姐妹和张指导员外，很少人知道她“林三少奶奶”的背景。有些癞蛤蟆甚至因接近不了，由爱生妒、由妒生恨，由猜测而造谣，竟说叶维莹原是一位国民党军官遗弃的姨太太。众口铄金，使众姑娘气愤不已，连张指导员都辩护不了——别人总以为张叔伦少校是个“希望最大的癞蛤蟆”。谁会把癞蛤蟆奉承天鹅的话当真！？

大家开玩笑地去问“小狗”说：“‘小狗儿’，你的‘爸爸’在哪里？”

“小狗”不但不知道他“爸爸”在哪里，他连“爸爸”是个什么东西，也不知道。有时他听到镇上的儿童叫“爸爸”，他灵巧的小嘴，跟鹦鹉一样，也学着叫“爸爸”——成年男人原来就叫“爸爸”。这一来，有一些自作多情的癞蛤蟆就欢喜逗着“小狗”叫他“爸爸”；有些被“小狗”错叫了的，则开玩笑逗“小狗”说：“‘小狗’，我不是你爸爸，你爸爸是国民党。”

大家逗多了，可爱的“小狗”，信以为真，以后凡有人问他“爸爸是谁”，“小狗”总会说：“我爸爸是国民党。”

噫嘻乎！又有谁知道，这一句足以令人肝胆皆裂的三岁小儿之言，竟救了他“娘”和几位“阿姨”一命呢！

内战！内战！万恶的内战！“小狗”如不因一句话使他娘和阿姨们，转危为安，这几位少女生命，究变成怎样个结局呢！？

故事是这样的：

抗战中期国共双方由互谅互济，逐渐变为互猜互忌。由猜忌而摩擦，由摩擦而动武，终于一九四一年初，爆发了震撼中国、哄传世界的“皖南事变”——叶挺、项英所率领的“新四军”，被国民党军队上官云相部，在安徽省南部给包围了。一场血肉模糊的搏斗之后，双方死伤数千人。新四军战败，项英战死、叶挺被俘。新四军政治部为着女政工人员的安全，于战斗爆发前，原拟将政治部所属的女同志们先期送往江北安全地带避难。但是当曹、叶和朱三妈这一支尚滞留在江边时，事件便爆发了。战场上正打得炮火连天，这一群美女便被国民党军队江防部队截获了。这部队原是纪律甚差的“杂牌军”，掳到这批美女，简直馋涎欲滴，迫不及待。幸好朱三妈很镇静；她指着那军官说他“罪该枪毙”，并自报是国民党军队某部高级将领的“眷属”，正拟赶回江北老家度春节，不意被“天气、鬼子和共军叛乱”阻止不能渡江。

“你们是哪一军的部队？”朱三妈疾言厉色地骂那军官，说，“不上前方打新四军，竟胆敢在此对我们‘国军’眷属无礼！”

那军官被朱三妈的气焰压住了，不敢乱动，但也将信将疑，最后一位少校政工出现了，他也将信将疑，但他想自“孩子嘴内讨实话”，乃问“小狗”说：“宝宝，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小狗’。”“小狗”笑着说，一面还在玩他的玩具小陀螺。

“‘小狗’，”那少校又指着几位少妇问道，“她们是你的什么人？”

“她是‘娘’，她们是‘姨’。”“小狗”可爱地回答着，指指他的娘和姨。

“你爸爸在哪里？”那人又和气地问。

“我爸爸是国民党。”“小狗”顽皮地回答着。

这军官闻言，乃转身向朱三妈道歉，并为他们拉了一条船，自己抱着“小狗”，送他上船。“小狗”叫他“爸爸”并香香他。那少校高兴极了，还取出两毫小洋给“小狗”买糖吃，并要收“小狗”做干儿子呢。

“小狗”一语解千愁，他的娘和姨，和奶奶，才能平安地渡往江北去。

小莹是怎样“死”的？

朱三妈等一行抵达江北之后，原以为脱离险境，可以轻松一下了。谁知地下传来消息，却是羊入虎口。原来新四军战败之后，所有机密文件均已被国民党特务机关所掳获。三、五两战区当局乃下令按图索骥，联合通缉所有左翼逃犯。新四军系统下的地下站，纷纷被国民党军政机关所破获。地下网被地上网所笼罩，极少幸免，连那最机警、最有经验的“卢参议”也被捕失踪，生死莫卜；瓜蔓相抄，足使江北的“白区”，陷入了血腥的“白色恐怖”。相形之下，反以“敌伪区”较为安全。

这时恰好有一连新四军残部，内中竟有张叔伦和小和尚，突破重围，渡江北上，在一座小山丘中集结；朱三妈一行乃奉命归队。当他们气喘未定时，便有当地国民党保安队两中队，搜索前来。两军相遇混战了一夜，保安队两个中队长竟被打得一死一伤；两队步枪百余支，全被缴械。这一小仗足使奄奄一息的江南“赤祸”，又在江北蔓延起来，使国民党地方政府和党部乱了手脚。大家为“根绝赤祸”，乃作“釜底抽薪”之计，查核掳获文件，才知道这一带赤色游击活动，是由地下几位“副书记”负责的，其中之一便是“叶维莹（女）”，她在“地上”的公开掩护身份则是“林家庄三少奶奶”。

根据这一机密情报，战区政治部乃约“林伯章参议”谈话，以了解情况。林参议为此恐惶万状，乃具了个“结”，并公开声明：“……赤伪以女色勾引良家子弟，为非作歹，时有所闻。然伯章寒族子弟，于抗战开始后，已相率往后方投效，初无一人滞留梓里。今后如有不肖之徒，冒寒族微名，为祸乡党，务恳党政军学各级长官，查明逮捕法办，不胜叩祷……”

的确，林参议未尝见过这房媳妇，所报亦系实情。

办案人员乃根据文件，找到了叶女的舅舅——县城内百合药铺的朝奉朱光直。他们胁迫朱朝奉往“赤区”把胡作非为的外甥女找回来。朱拿了路费进入赤区，果然找到了外甥女，可是他也知道这个贵重外甥女的婆家——那座声势赫赫的林家庄，已被夷为平地。她的公公林伯章已公开声明不承认这房媳妇，领她回来也是天大麻烦，倒不如两头撒谎，坐吃两头酒肉、坐收“两国之金”为佳。

朱朝奉来回跑了三趟，口味愈跑愈大，对外甥女的“五元盘缠”已嫌不足，弄得“组织上不胜其烦”（李兰场长的话）。这时刚好王阿英（何秀姑改名）脱险归来。她生性内向，被俘后又颇受侮辱，加以大兵之后，时疫流行，阿英久病不愈，一时想不开，便悬梁自杀了。正当全队为阿英之死祭奠而追悼、哀泣一片时，朱朝奉忽于此时四度来访。领导同志们灵机一动，想起为何不说死去的是他的外甥女呢？这不既可打发了朱朝奉，又可骗掉国民党了吗？

大家按计行事，既然朱朝奉不加深究——那时县城内外也正死人如麻——他在假惺惺地哭祭一阵之后，便要求同志们“赏”点“抚恤费”、“丧葬费”。大家一想，倒不如花几个钱，就委托朱朝奉把何同志遗体抬下山去葬了。计划既定，组织上乃发朱朝奉抚恤费三十元、安葬费二十元，还给他一些外甥女的“遗物”，并雇了两位村农，随着朱某把他“外甥女”白木棺材的灵柩抬下山去安葬。

朱朝奉连声道谢地领着棺材便下山去了。回到县城，他城也不进，便直奔北门外义冢。这时义冢里新坟累累，他胡乱地找一块空隙，稍为挖了挖，把棺上加层薄土，便打发两个抬夫回去了——茶也未请他二人喝一杯。

秀姑同志遗体入土之后，叶维莹副书记的名字也在舅舅的记忆里，和国民党县党部的黑名单中注销了。

小莹改了个名字叫“田军”，此后很少有党外人知道田军原是个女人了。

五年之后“小狗”的“爸”回来了。他要到北门义冢去找“小狗”的娘，哪里能找得到呢！？

“牛是新四军打死的！”

叶维莹副书记不是唯一改用假名的干部；为应付“白色恐怖”，所有工作同志，都换了名字。何南仁改成何仁（后又改名何任）；李春兰划掉个“春”字，变成李兰。曹文梅变成左问枚，朱三妈也变成宋老太。只是张叔伦所改的名字，李场长一时想不起来了，客人未便追问，也就从缺了。

叔伦和小和尚在“皖南事变”中，为什么成为漏网之鱼呢？故事也相当戏剧化。

小和尚人小胆大，在事变中本在持枪作战。直至四军溃不成军时，他才弃枪潜逃，但这时国民党军队正在战场搜捕俘虏。这红小鬼原是逃不掉的，幸好他眼捷手快，一下瞥见了一个死掉的牧童，他乃将牧童的衣服脱了来自己穿上，又举目四窥，发现远处还有一条死牛。小和尚跑了过去，乃伏在牛身上，大哭起来——哭得他一佛出世、二佛翻身。这时刚有个国民党军官带了几个助手前来清点战利品。

“这死牛是你的？”军官向牧童发问。

“……”牧童忍住泪，点点头，又哭道，“老总们把我的牛打死了……”说着又低头泣不成声。

那军官乃叫助手去找“大锅头”，“来把这死牛剁了，犒赏三军，当晚饭……”

“哦……”小牧童大哭不止。

“土匪杀了你的牛，”那军官笑着说，“现在官军赔你钱！”说时那军官乃取出一张五元法币给小牧童作赔偿。

“我爸十五元买的呢……”小牧童显然嫌少。

“你爸买的是活牛，你卖的是死牛！”那军官拍拍小牧童的头笑了笑，并叫他那助手给了小牧童一张“通行证”，又说：“告诉你爸，你的牛是新四军打死的！”

小和尚拿了钱和通行证，也不知道向何处去“通行”。眼看前面是个小镇，他想到镇上去买点点心充饥。刚走到镇边，便看到一座国民小学的操场上坐了几十个人，一些军人正在问话，进进出出，乱糟糟的。他身不由己地乃踏入操场看起热闹来，想不到这一下竟看到张指导员，他穿件蓝布大褂，还端正地戴着他那金丝眼镜也坐在地上。

小和尚一见大喜，乃跑了过去，而叔伦则向他使眼色，叫他逃走。小和尚正不知如何是好时，一个枪兵持着长枪，用枪托来赶小牧童出操场。小和尚忽然灵机一动自衣袋内取出“通行证”来向那枪兵说：“连长叫我来接李老师出去。”

“他是你们学校的李老师？”小兵问小牧童，小牧童点点头。

“同志，我敝姓李。”叔伦也补上一句。

这枪兵拿着通行证向一位排长式的军官摇一摇，那军官摆摆手，他二人就大摇大摆地走出了操场。小和尚胆大，他还到街上去买了七八个烧饼，二人吃了，再商议去处。

那晚他二人摸到江边，竟然碰到一些在逃的散兵游勇。他们一起找到了一只无主的渔船，大家乃通力合作，夤夜渡往北岸，上岸时正碰到一位新四军的连长在收容溃兵，他们联合起来竟有数十条步枪和四挺轻机枪。这连长把他们重行编排起。在开往山区途中，便碰到国民党军队保安队来堵截。两军对阵，一场混战，竟把保安队打个全军覆没——真是胜败原兵家常事。

第十一章　一个拼起来的家

一个拼起来的家

经这群叛军所占据的小山头，一时虽平安无事，但它毕竟是个孤岛，岛上的居民，是经不起四周围绕的大风大浪的。地下管道所下达的命令是要他们“化整为零”，透过敌伪占领区，向苏北集中。在苏北鲁南一带国共游击队也曾由“摩擦”而动武，但是那儿缴人家械的，可不是国民党的军队了。

在苏北鲁南那个三管三不管地带，国、共、敌伪，都是游荡不完的，小股叛军窜入这一沼泽地带，还得自己设法去寻找联络站。

就在这道命令之下，这个小梁山，一夕之间就不见了。百多个人分成数十个小组，昼伏夜行，从不同的方向，摸索着向同一方向、同一目标移动。

在这个逃难式的转进行动中，朱三妈一组则伪装成一个难民家庭，包括春兰、小和尚、叔伦、小莹和“小狗”，自称宋家，原籍江苏省句容县。他们是在日本占领南京前，逃往后方避难的，如今“和平”了，“国府还都”，他们也就合家东返句容故乡。

通过伪区返乡的难民，行程也是艰难而危险的。一般伪军纪律极坏，敲诈勒索，强奸妇女，都是司空见惯的。有些地方还有敌人自设关卡，备有猎犬。稍一见疑，就有被猎狗咬死的下场。

敌伪皆疏的荒僻小径，则“遍地黄花开”，剪径英雄随处皆有，他们虽好坏兼备，但剪径则一。他们要钱、要枪、要女人。稍不如他意，那你就脑袋搬家。

宋老太一行，则在地下渠道暗中指示之下，避凶就吉，迂回前进，走向那不可知的将来。

“在这兵荒马乱的岁月，”宋老太总是嘀咕着说，“一个青年妇女，拖儿带女的，怎能没有个男人呢？”

这是宋老太的人生哲学，这哲学事实也是因人而发的。像林三奶这样落难的富家媳妇，家当已片瓦无存。公公也已公开声明，不承认有这房媳妇了。丈夫也已遗弃她而去，生死不明已三四年了。如今一个少妇，拖着个幼儿，何以为生？敌人（包括内敌外敌）杀来，何以逃命？何况她和林家三少，那个花花公子，只是私订终身，避人苟合——并不是“红灯花轿、明媒正娶”的，还有什么可“守”的呢？真是如屎嘴张三所说：“既不能守，守之何益！？”

张叔伦指导员之暗恋林三奶，苦苦追求是尽人皆知的，朱三妈曾开门见山地问过他，叔伦也直言无隐，并央求三妈劝劝小莹——收她作干女儿，也收叔伦作干女婿。“将来孝顺你老人家一辈子。”这是叔伦的肺腑之言，三妈也完全相信。她认为叔伦是个最忠厚的人，是个“比儿子还要好的女婿”。

在三妈三年多旁观所得，小莹并不是流水无情，而是情浓如蜜，她也热爱张指导员。他二人的问题，在三妈看来只是林三奶个人的“面子问题”——“再醮”对个“少奶奶”来说，面子上总归是下不去的。

三妈因而总以“面子”为中心去劝林三奶，而小莹则总是支吾其词——因为朱三妈在恋爱哲学上与她没有“共同语言”。奇怪的是叔伦也认为他和小莹的关系不是个“面子问题”，这一点朱三妈便觉得不能理解了。

这一次他们逃难去苏北，编组编在一起，也是宋老太有意成全，希望把生米煮成熟饭，以便弄假成真。可是在出发后的最初两个礼拜里，他们的旅行真是惊险万状，有好几次小莹和春兰，都几乎被人抢走。幸好朱三妈应付得法，和“三战区”这张“通行证”——它在敌伪区也居然灵验无比，可以用它领取伪身份证，才化险为夷。

可是晚路走多了——正如宋老太所说的——总要遇到鬼，等到他们一行抵达荻港附近时，听说长江之内轮船照常通行，江南铁路，也早已恢复通车。这条路叔伦和小莹都走过，今既客运如常，他们为什么不干脆乘船搭车呢？因此他们又渡江南下，便挤上火车，直达南京中华门车站。

这次是宋老太和她的两个小儿女第一次乘火车，兴奋得不得了，三人挤在窗口，简直忘记了身在何处。宋老太也忘记了她身畔还有两个儿子媳妇呢。

叔伦的原计划是直趋下关，转车去镇江，北上扬州，再乘机溜入苏北；可是宋老太觉得南京繁华，她坚持要到城内耍耍，因为经过汪精卫的伪府统治之后，南京表面上竟然歌舞升平，一点战时迹象也没有。既然城内没有危险，何不进去看看呢？叔伦瞥见弹痕累累的首都城廓，感慨万千之余，也想进城一看大屠杀之后的南京，和敌伪统治的实况。大家乃决定在城内留宿一两天，再去镇江。

下车之后，叔伦用袁大头换了一些伪“储备券”，乃雇了一辆马车驶入中华门。小莹在“七七事变”前夕，曾随父母在南京游览过两星期，她还记得住在成贤街一家小客栈叫“皖江饭店”。那老板和她爸爸很谈得来，价钱也不贵，何不去试试呢？

当那马车驶入成贤街，小莹不禁高兴地叫起来——原来那客栈还在那儿，连招牌都还是老样子。小莹认出逆旅主人也还是那个老掌柜，只是人老了许多。

这小客栈一共只有七间房，下三上四。他们来时楼上较贵的临街两间尚空着，就给宋府一家租下了——儿媳和长孙住一间，老太和两个青年儿女合住一间。

这一安排，对叔伦来说，简直是天造地设了。小莹虽觉有点忸怩，也有口难言。其他三人则早视为当然，不以为异了。

这小客栈是包饭制，晚餐时全体客人，同席进餐。进餐时老太和两个青年儿女原是三个“土包子”，寡言少语。叔伦和小莹各有心事，欲出声，却不知从何说起。可是“小狗”不知亡国恨，一张小嘴却讲个不停。他一会儿叫“娘”，一会儿叫“奶奶”，一会儿叫“爸爸”、叫“亚叔”、叫“姨”……未半刻停，同席客人也逗他玩，无人不称羡“小狗”聪明、宋老太“福气”呢！又有谁知道这个“宋家”，却是四军政治大队给“拼”起来的呢！？

永远在三角的边缘

晚餐之后，客人们都回房安歇了。叔伦领着小莹和孩子，也回到他们自己的房间去。小莹把儿子安顿在床上，拍着他睡去。叔伦则躺在床前一张藤躺椅上假寐。

“小狗”很快就睡着了，他妈则躺在一边仍然不停地拍着他，自己则心潮起伏，打不了主意。她躺了个把时辰，才缓缓坐起、站起，走向叔伦身边，又悄立半晌，才轻微地向叔伦说：“你到床上去睡——让我睡躺椅。”

“……”叔伦未搭腔，只脉脉地看看她，并以右手轻轻地握住小莹的右手。二人又默默半晌，叔伦才轻轻地说：“坐下嘛。”小莹乃在躺椅边的一个竹凳上，缓缓地坐下。叔伦又用两只手握住她的右手。

“莹啊，”叔伦又沉默半晌才轻声地说出，“你知道我没有你，我是活不下去的。”说了叔伦又叹口气。

“……”小莹仍是沉默着。

“你相信吗？”叔伦抱住小莹的手，吻了又吻。

“莹啊，相信吗？”叔伦又自嗓子里，轻轻地挤出个问号。

“我一直是相信的。”小莹终于以同样声调，说出一句心坎里的话。

“你就这样铁石心肠吗？”

“……”小莹没有搭腔，但在那微弱的一线红丝般的十五烛灯光下，只见她的眼睛是湿湿的。

“莹啊，你就是这样铁石心肠吗？”叔伦眼眶也湿湿地望着她。

“我知道你爱我——你爱我很深。”小莹的眼泪开始缓缓地流下，她也缓缓地取出条手帕，缓缓地把眼泪擦去。

“莹啊，”叔伦又央求地说，“四年了，我们就不能有点进度吗？”

“叔叔，你知道我也爱你，”小莹声音哽塞了，但她还是挣扎着说，“我爱你也很深。”她的眼泪又缓缓下流，她又缓缓擦去。

“叔叔”是小莹私下对张指导员的昵称。那还是她和林文孙订婚前就开始的。有一次小莹和叔伦合演了一场《烽火鸳鸯》的话剧之后，她有事去找张指导员。刚好室内无人，指导员乃拉住她的手，要她叫他“叔伦”。小莹顽皮地说，我不叫你“叔伦”，我以后叫你“叔叔”好了。挣脱了握住她的手，小莹就嬉笑地逃走了。谁知道这个顽皮的开始，竟变成后来他二人私下的昵称——和乖乖宝宝一样的昵称。在“叔叔”胸前流泪，四年来已经不知有多少次了。

“莹啊，”叔伦又说，“我们就永无前进一步的希望了吗？”

“叔叔，你知道，”小莹也止住眼泪说，“文孙离开之后，没有你，我也活不下去。”

“我们现在为什么不能就活在一起，死在一起呢？莹啊。”

“文孙现在不知道在什么地方嘛！”说着她两泪竟一泻而下，势如泉涌。

叔伦替她擦了眼泪，也颇为小莹对文孙的一番真情所感动，但他也知道小莹也深深地爱着他。他如失去了小莹，他自己的确也活不下去——这个可悲的爱情死结。等小莹心里稍为和平点，叔伦才敢仰望着天花板，叹口长气。

“你在想什么呢？”小莹擦干眼泪，关心地问一句。

“我叹息我自己。”

“叹息些什么呢？”

“叹息我永远在一个三角的边缘。”叔伦说了又叹息不止。

“对你，我实在恨我自己，我实在太自私了。”小莹说着情不自禁地伏到叔伦怀里去，似乎充满了犯罪感，她轻轻咬着叔伦的胸膛。

“你什么时候自私过呢？”说着叔伦坐起来，把小莹抱在怀内——小莹实在太可爱了。

“爱情最自私，也最痛苦，”小莹在叔伦怀中似乎是自言自语地说，“爱情最痛苦，被爱尤其痛苦。”

“‘爱’和‘被爱’，都是痛苦。”叔伦也接一句。

“叔……”小莹又流泪说，“我太自私！我没有勇气接受你的爱，也没有勇气失去你的爱。我要你永远地缠着我，我也要永远地缠着你——我没有勇气能失去你。”

“莹啊，”叔伦说，“你没有勇气失去我，我可以了解。为什么没有勇气接受我呢？”

“文孙嘛……”小莹又流泪了。

“三年没有消息了，”叔伦说，“兵荒马乱，敌机狂炸，他到现在并没有回来找你嘛。”

“文孙如活着在嘛，”小莹说，“我和孩子就等他回来。文孙如果已经死了，我更不愿伤害我们相处的那一段感情回忆。我不能抛弃那一段往事，伤害那失去的感情。”说着她又泪流不止，足使叔伦感动。他同情小莹，但是他也不能失去小莹，他知道小莹也不能失去他。

“爱情也还有牺牲的一面呢，莹啊，”叔伦说，“你就不能为着爱你的人，像我、像小玉，做点牺牲吗？”

“牺牲，牺牲……”她重复许多遍，才说，“为你们两人，我的确应该牺牲，牺牲——爱情还有另外的一面……”小莹自言自语似的泪流不止。叔伦拥紧了她，吻她的颈子、头发和腮。当叔伦的口唇正要接触到对方的同样部位，而小莹还在闪避时，忽听午夜街道上一阵车声和嘶喊声。有人在大叫：“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汉奸……蒋……委……员长……万……岁……”

二人忙松开站起，走向窗前一看。只见一部卡车，载了几个伪军和两个囚犯，正打窗下驶过。那两个囚犯的嘴是被扎起的，其中之一，显然挣脱扎嘴布，所以大喊口号。那些伪军则用手枪柄打他的头！这卡车自窗下疾驶而过，那嘶声由近去远，终于在深夜中消失了。

这一阵车声嘶声把这对情侣的话打乱了。“小狗”也被车声惊醒，但是哭了两声，他又继续睡着了。

这阵车声太惊人了。二人不觉开门一探究竟。朱三妈和其他住客也有惊醒的，但是无人敢走出房来，而叔伦和小莹则摸下楼梯，看到守夜的老掌柜，还呆若木鸡地坐在那里。叔伦问他刚才的车声是什么事。

“特务们在半夜枪决囚犯，囚犯们在叫口号。”老掌柜面色沉重地说。接着他又补充一句：“不稀罕，夜里常常听到的……”

“什么囚犯？”小莹两手把柜台一拍，身子一软便坐到地下，两手掩着脸，放声大哭，说，“他们是抗日救国的烈士……哦……哦……”

叔伦忙上去按住她的嘴，和老掌柜一起，把小莹抬回楼上房间里去。这时朱三妈也走过来，问明原委。小莹情不自禁地为这两位烈士之死，哭了个通宵。

尼姑嫁给了和尚

根据李兰场长四十年后的回忆，这次张、叶二人在“皖江饭店”的幽会，实是张叔伦（那时的“宋先生”）三十多年苦恋的折磨中，最接近“目标”的一次了。

他二人两个小时的温存，增加了小莹的犯罪感。她说她一生只爱过三个男人：一个小文盲阿七哥，一个大地主的儿子林文孙，另一个则是她叫“叔叔”的张叔伦。

但是她在情感上，只许一个男人占有她。“上帝分配情侣，本是最公平的一男一女的嘛，”小莹时常这样想，“一个女人的感情如果被两个男人占有了，那么这两份感情势必彼此破坏，没一个‘全份’的……”

为着不“破坏”这份“完美”的“感情”，小莹是“自私”了。她没有“勇气”接受另外两个男人的“痴情”；她也没有——用她自己告诉“叔叔”和结拜姐妹文梅和春兰的话——“也没勇气失去那两份感情”。

她要牢牢地“缠”着他们，永不分离；她也要他们牢牢地“缠”着她，永不离去。阿七哥最后“离去”了——他背了个“特务”罪名，在“肃反”期中和师父一起被“镇压”了；而“叔叔”却永远牢牢地“缠”着她，她也牢牢地“缠”着“叔叔”——不许他“前进”一步，也不许他“后退”一步——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我未见到第二个有田军那样铁石心肠的人，”李场长说来犹有余叹，“怎么劝也不行——像个《聊斋》上的狐狸精。”

“唉……”林博士听了李场长的话，不免怅然叹息。

“您别自作多情呢，三哥，”李又笑着说，“她不是在为你守节呢——她守的是个莫名其妙——老尼姑、苦行僧。”

“叔伦不应该也死守着她嘛！”文孙说。

“就是这话嘛！”李说，“解放初期那些超级老同志、老干部，大学毕业生，上无老、下无小，真红半个天呢。他要结婚，那些明星、歌星、演员、女大学生，要哪个，有哪个……”

李兰还讲了个笑话，解放后在上海某次舞会之后，叔伦在旅馆内刚熄灯就寝，忽然有个穿睡衣的文工团美女，偷偷地弄开了他的门，爬上床来。叔伦忙起床，开了灯，请她喝茶吃点心，二人谈了个把钟头。那美女硬坐到他腿上来，但是叔伦还是把她送走。

这事后来传开了，老同志们艳羡之余，也笑他“性冷感”、“性无能”呢！

其实，张叔伦就是这样的一个古怪的糊涂人——天下女人，他只认定这么个败柳残花的田军，而田军偏不要他。“怪不怪？”李场长说着直是摇头。“这在现代性心理学上，是可以解释的。”林文孙毕竟是个博士，讲出博士的行道话来。

“张叔伦被田军害得可惨，政治前途也被这个祸水祸掉了。”李兰气愤地说。

据说陈老总很赏识叔伦的中西文根基。当他北上出任“中央”职务时，本要带他去；叔伦也想去。“在中央服务，那真是前途似锦呢。”李兰羡慕地说。

“为什么不去呢？”林问。

“还不是田军这个祸水嘛，”李说，“缠着不让他去，他也就不去。赖在省级，结果被红卫兵打死。”

李兰不想多讲他们“党”里的事，但是她有个“摘帽右派”的大嘴巴；讲得得意，她也常常忘形了。在她嘴中，文孙知道，张叔伦这位“走资派”老友，因拒绝吃红卫兵“无产阶级的痰”而被打成残疾。林彪叛国之后，他和田军一道自“牛棚”内“解放”出来，便得“肺癌”死了。在“告别仪式”中，田军叫他“叔叔”，吻他，并把眼泪流在他尸体的脸上，使他也满面泪痕地被抬入火葬场。送葬的老同志们，感叹之余，都说这是死者生前所未尝有过的“艳福”。

文孙听了这段故事，也感叹不已——他是酿成这个悲剧的最重要的“第三者”嘛。

“你和何任同志的爱情，倒是一帆风顺，白头偕老的啊！你们怎样结婚的呢？”文孙问了个好奇而关心的问题。

“我们是无产阶级，很简单。没有他们从旧社会带出来的小资产阶级那一套。”李兰说得很爽快。

就在解放那一年，小和尚已经是“团级干部”了。一次他带了两个勤务员，从前线请假回到基地来。李兰说：“我问他，大家都在准备渡江了，你这时回来干嘛？”

“我抽个空回来结婚嘛！”小和尚认真地说。李兰不免一怔，惊诧地问道：“你来和谁结婚！？”

“不是和你结婚吗？”小和尚奇怪地反问一句。

“我的天哪！”李兰一下把他抱住。

“就是这样，就这样简单，”李场长告诉林教授，自己也笑不可仰地说，“就这样，就这样——我这个尼姑就嫁给和尚了！”

田书记的“十大罪状”

由于老友张叔伦的惨死，文孙也想知道点小莹在解放后的生活情况，而李场长竟以为“干部生活”是“国家机密”，不能向“外籍教授”吐露。但他二人毕竟是青梅竹马的朋友，文孙逗逗她，她不讲不讲，还是一片一片地把“国家机密”泄露了。

李兰认为田军基本上是个“谈情说爱的演员”，不是个像她和何任那样的“干部人才”。她变成了“领导”实在是“三凑六合”搞起来的——“她基本上是个‘少奶奶型的人物’，‘多愁善感’，最多做个学问家、理论家，顶不住革命阵线上的大风大浪”。

“反右”期间她很消极，想进大学当研究生、作诗。“那怎么做得到呢？”

“不过话说回头，”李场长突然把声音放低到几乎听不见的程度，告诉三哥说，“你妈和你妹妹她们，土改期间，倒亏着她这个‘败家媳妇’呢！”

“我妈说，她被吊打。在炮台肚里，睡了三年……”文孙也轻微地说。

“吊打！？……”李兰掩着鼻子轻声地说，“田军是当时领导干部嘛——不说吧。反正你知道点田军是个‘孝顺媳妇’就是了。”接着她又补充一句说：“你妈和你妹妹都不知道啊！只有我和何任知道——国玉都不知道！”

“你还没有告诉我国玉的情况呢！”三哥也低声地问。

“解放战争中长大的，红到边，积极得不得了。他妈要他读完大学，但是他要参军、支边、支前——田军表面上鼓励他，暗地里哭死了。就只这一个命根子、宝贝嘛。”

李又说：“国玉请调到东北之前，他妈才告诉他，他奶奶也在东北，他爸在美国——把国玉吓死了，也高兴死了。他说等他复员后就去看奶奶、找爸爸……究竟是个孩子嘛。”

“想不到在珍宝岛牺牲了。”他爸黯然地说一句。

“田军已经告诉你了？”

“……”文孙点点头。

“国玉孝顺呢！”李说。

“怎样呢？”

“他受重伤嘛。领导问他对党有什么要求，他说声‘照顾我娘’才死去的。”

“……”林教授紧闭着眼睛，但是泪珠儿，还是从眼睫毛里，挤了出来。

李场长到厨房去搯了个热毛巾，又冲了壶热茶，给三哥擦了，喝了，心里才稍觉和平些。

“你说田书记曾经进牛棚。她犯了什么法呢？”文孙喝了几口茶，又问一句。

“三哥，你太激动了，有高血压，不说吧。”

“我不激动，请说说嘛。”

“十大罪状嘛！”李兰说。

“哪十项呢？”

李兰未搭腔，只回到卧房，从抽屉内取出一张纸，上面抄着十条“罪状”。

文孙逐条看下去：

反革命分子田军十大罪状

一、黑尖尖的剥削阶级出身，军阀官僚家庭养出来的小姐。

二、国民党反动军官的三姨太太。

三、美蒋白公馆特务的姘妇，并生个私生子，狗崽子小地主。

四、反革命黑社会一贯道头头的干女儿。

五、土改镇反时暗中保护地主反革命，恶毒反对人民。

六、反右时对右派阳打阴卫。

七、大跃进时打着红旗反红旗，恶毒攻击党的革命路线。

八、一贯道工贼内奸特务刘少奇的梅花党小头头，背叛毛主席。

九、潜伏国特宋全的老情妇，败坏革命妇女道德。

十、口口声声跟党跟到死，意思是她死党也死。

李场长说，这十条贴在墙上时，有的字是倒着写的，有的字上面打着红叉叉。

文孙把这十条罪状看了又看说：“似乎条条都是有根据的嘛。”

他把“十大罪状”还给李场长，自己叹了一口长气，说：“天下竟有这等事……”

第十二章　西线有战事

惨烈的同古之战

“你老婆孩子的故事是谈不完的了，三哥。”李场长从厨房内又煮了两碗酒酿来，她和林博士对吃着，又看看那台子上的大闹钟。这座老式的闹钟上面有两个大铃子，远看来使文孙感觉到它像美国迪士尼乐园里的米老鼠。它是今日林、李二人交谈的唯一见证。它也记录着他二人自上午十一点一刻谈起，已经不停地谈了六个小时了。

“今天耽误了您的午睡时间了。”林博士抱歉地说。

“这个午睡，平时是一天缺不了的，”李场长说着就打了个呵欠，又说，“我们场里的动物都有午睡的习惯——不过今天是例外嘛。谈得太兴奋了，也就不要睡了。”说着她又打了个呵欠。

“你困了，也应该休息休息了。”文孙说。

“不困！不困！”说着她又是一个呵欠，但是她又难为情地笑笑，说，“你还未讲讲你自己呢——你怎么被日军打伤的，又怎样跑到美国去的，讲讲嘛。”

“一言难尽，哪讲得完？！”

“讲点大纲节略嘛，”李说，“田军也想知道你别后的情况呢。但她不好意思直接问你——不方便嘛。你讲给我听，我替你当红娘，传话！”

“你看我同小莹的关系，应该怎么办？”文孙没个主意，只好向李场长问计。

“什么怎么办呢？”李斩钉截铁地说，“你二人又不能覆水重收！什么‘怎么办’呢？田军是早就决心‘跟党跟到死’。她又不要‘跟’你重拾旧欢。她只想和你见一面，了了四十年的心愿罢了——说说你的故事吧！”

“唉！……”林博士沉默片刻，又看看那个忙碌的米老鼠。下面便是他过去四十年的，李兰想知道的“大纲节略”。

那是三八年暮春之初，敌机的两颗炸弹把他和小莹炸散了之后，小莹随“政治宣传大队”东去敌后，文孙则随他的“临时中学”，西逃武汉。到武汉之后，临中发了他一纸“毕业证明书”，算是高中毕业了。

武汉那时是战时首都，市面繁荣，青年人出路更花色繁多。面对这个花花世界，住在难民营内的林文孙也龙心不定。他曾去“十八集团军办事处”，打算去延安进抗大不成；又试过“战干第一、二团”，也因额满见遗。考空军落第之后，他又试过“化学兵团”、“陆军官校”……最后还是听国文老师的话，报考了国立大学，被分发到四川读“电机工程”。

四年大学“贷金”项下的“平价米”、“八宝饭”，把这个原先的花花公子吃惨了。在后方唯一能接济他的五叔，也因桃色案件，出了事，不能接济他。因此他患了严重的营养不良症；夜盲、疟疾一时俱来，他甚至怀疑自己患了三期肺病而不敢去做“X光透视”。透视出肺病，又有何用，反正没钱看病。

挨了四年总算挨出个希望来——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珍珠港事变”爆发了。为与讲英语的盟军并肩作战，我军需要大批翻译人员。政府乃自各名大学高班学生中，把英语成绩好的，提前毕业；集中训练之后，分发到各兵种任上尉翻译官。

就这样，文孙便于一九四二年春初离开学校到昆明受训。受训尚未结束，敌军横扫东南亚之后，矛头指向缅甸，仰光已十分紧张。这时美国志愿空军所谓“飞虎队”已在仰光正式成立，重庆军委会也已正式决定派军入缅助防。孰知英方疑忌，不让我军出国，直到三月初仰光告急才正式乞援。重庆军令部乃急调我军精锐，唯一的“机械化部队”之第二○○师，向仰光星夜驰援；文孙一伙数人，乃奉调至二○○师，随军入缅。文孙被分发到“通讯连”，直属师部，归戴安澜师长直接指挥。

这次是近百年来，我军第一次出国作战，人强马壮，士气极高。师次腊戌，戴师长集合全军军官训话，要大家“别存心活着回国”。缅甸斯时是我后方对外唯一通道，戴师长要大家为着国族生存，都决心“死”在那里。

团体训话之后，戴师长更个别问话。当戴氏知道文孙还是刚出校门的“大学生”时，他坚定地向文孙说：“你以前在大学是学‘生’，现在到我二○○师来，我要教你学‘死’，你有没有这个决心？”

“师长有这个决心，”文孙诚恳而悲愤地回答说，“我们每个人都有这决心。”

三十多年后，文孙回忆起来，觉得那实在是当时二○○师全体官兵一致的心态。

这时消息传来，敌军丛林部队由泰入缅，仰光危在旦夕。我军乃星夜南下。师次同古，只见英缅溃兵，豕突狼奔，惊恐得不成人形。仰光已失，敌军已迫近同古。说时迟、那时快，我军尚立脚未稳，敌军追兵便排山倒海而来。日军这时以席卷东南亚百胜余威，自仰光北伐，真是雷霆万钧。

戴师长决心堵住他们，乃一反作战常规，亲率师部，进入最前线高地，下令：“全师死在同古！”

我军之“决心”与敌军之“疯狂”，恰成正比。敌军攻势被截，戴师长负创下令“反扑”。我军乃以同样疯狂程度“逆袭”敌军，双方进行了血肉模糊的拉锯战。

文孙本是个“翻译官”，身无武器，谁知半句没有翻译，便投入战斗行列，持枪作战。文孙使用的是他自死尸堆里抽出的捷克式轻机枪。这种轻机枪文孙在中学受军训时，只打过“空包”。谁知在同古一战，四天之内，竟打了数十夹“实弹”呢！

“上战场不怕吗？”李兰在三十五年之后问他。

“第一个小时手抖腿软，几乎不能行动，”文孙说，“第二个小时，把怕忘记了——没工夫去怕，敌人冲得太厉害，我们的神经根本麻木了。”

敌我“同古之战”，据日军战史所载，是敌人入侵东南亚之后最扎实的一次硬仗。英美盟军观察员也被打得目瞪口呆，对我军作战之勇敢，刮目相看。西方大众传播界也一片彩声。殊不知这一仗，我方所凭的只是戴师长一个“学死”的决心。论武器、装备、训练乃至单纯的人数，敌我皆悬殊若霄壤。但戴师长身负重创，仍坚持指挥反扑。终因我军伤亡过重，众寡不敌，逐渐陷入重围时，戴师长坐在担架上，仍在指挥“反扑！反扑!”……他要先逆袭、后撤退，直至他满口鲜血，眼若铜铃，坐在担架上死去。

同古之役，我军战死过半，轻重伤在百分之八十以上，也真是惨烈至极。但我军仍保持反扑能力缓缓渡过怒江回入国境。林文孙是这一役的幸存者之一，被弹片擦伤数处，尚无大碍，只是他这通讯连连长和三个排长全部阵亡，损失重大。当他们幸存者刚退到怒江西岸时，忽奉命令将余众改为“独立通讯连”，赶往仁安羌归孙立人师长节制。文孙此时创伤溃烂，本可申请回昆明住院，但为译员太缺，他自己也认为伤不致死，乃毅然接受新命，带着十余位青年士兵，改道西行，赶往仁安羌。

红色的伊洛瓦底江

文孙率领了十几个青年战士，抬着新发的通讯器材，从缅东绕道直奔仁安羌时，沿途遭到缅奸和潜伏的日谍乃至野兽虫蛇的袭击，牺牲了两员士兵，终于完成任务，抵达仁安羌外围山区。他们正在按图寻找孙立人师部时，得电要他们迅渡伊洛瓦底江，向西撤退。

原来仁安羌我军得而复失；印缅英军这时作战能力全失，向西北逃窜如丧家之犬，我军独力难支，乃尾随英军，全线撤退。

最糟的却是，英军溃败，惊恐过度。他们逃窜之后，把沿途桥梁，悉数炸毁，使跟进我军，无法渡河。

文孙一行与孙师取得联络之后，奉命加入后卫，转进西撤。当他们十来个青年抬着机器，走到伊江东岸时已无桥可行，而日本追兵已紧迫江边，与且战且走的我军，犬牙交错。江边我军千人乃泅水西渡，东岸高地敌军乃俯瞰射击。日军重炮也和西岸我炮兵，隔河对射，打得江上如疾风暴雨、闪电交加。

文孙等一行，在江边寻到一条英军遗下的橡皮筏，乃绑好机器，他们弟兄八人，半在筏上，半在水中，顺流而下，向西岸且推且划。

据文孙回忆，这时江中，遍是人头，敌人自岸上用轻重机枪瞰射，人身翻滚，河水红成一片，简直是条血河。文孙皮筏漏气，八位弟兄，未半渡，四人已经中弹随波而去。

十九岁的译电员马志强也中流弹，口吐鲜血，但他紧抓着皮筏不放。文孙也紧抓着他，最后力竭，小马伸出左手“无名指”大叫：“拿去！拿去！……”原来他前月在昆明买了个金戒指，套在手指上。他现在要文孙把它“拿去”。最后他自己取下，塞入文孙手中，他手一松，乃随波灭顶。沉下之前，他还大叫：“交——给——我——妈……”

这时文孙手一松，戒指也随波而去。四十年后，林文孙博士心犹耿耿——也没有能再买个戒指送给小马的“妈”——他只知道小马是湖南宝庆人。

小马战死之后，这时推皮筏前进的，只剩下文孙和另一个十九岁的收发报员小李——李志昂了。他二人用尽平生之力把皮筏推到西岸。小李先爬上岸去用力拖皮筏，文孙则在水中向上推。皮筏刚上岸，文孙忽觉背上被一根铁杠猛撞了一下——以后他就没有记忆了。

空中掉下的“美式配备”

文孙恢复知觉时，只觉口渴难忍，不禁轻微哼出：“莹啊……给我点茶……喝……”

他这一叫，“莹”倒不在，四周却哄出一片欢声。文孙定睛一看，原来自己睡在一副担架上，四周围绕着一些既脏且臭，囚头垢面的青年军人。他只认识其中的一位——李志昂。李志昂看他醒来，高兴得又哭又笑。

志昂忙把水壶拿到文孙嘴边，让他喝了几口水。

“老林，好点吗？”志昂问。

“小李……”文孙呻吟地问道，“我们在哪里？……”

“老林，”小李安慰文孙说，“你挂彩呢，我们现在在山上。”

“……什么山？”

“老林，你现在能看份电报吗？”小李答非所问地说，并递上一张收电纸拿着给文孙看。

文孙看了电文口中叽咕着说：“空投大批给养在五○九高地。”

这消息一出，真是全山轰动。原来他们这一行后卫百余人已挨饿两整天，急盼总部派机空投，真是望穿秋水。有些弟兄已饿得不能行动了。并且沿途他们也看到从先头部队落伍下来数不清的饿兵、病兵、死兵而无能为力。谁知早有给养投在“五○九高地”呢？全军得讯几乎有一半志愿走半天“回头路”，到五○九高地去找宝。

找宝志愿队去了之后，全军已不愁粮饷，大家乃把剩下的干粮一扫而空。饥民饱食真是遍山欢声雷动——最高兴的李志昂，简直在岩石上跳起舞来。

这批寻宝志愿队行动如飞，很快就找到了“五○九高地”。登高一看不免又喜又气。原来这些空投物资在那儿已堆积了二十多小时无人过问，却给水帘洞内的孙悟空知道了，它带了数十位猢子猴孙，先入者为王，在那儿胡翻了一通，弄得狼藉满山。志愿队向猴群开了几枪，猢猴们仓皇逃去，大家才把它们遗下的剩余物资捡回——所幸包扎牢实，损失不大。

这项空投给养，对这批农村出来的第五军大兵哥来说，真是琳琅满目，美不胜收。举几条给养清单所列的物资为例，就令人乐坏了：

盟军丙种干粮一千五百份

啤酒、汽水各两百罐（化学冰冻）

裤衩、背心、回力球鞋各五百套

三五牌、白吉士香烟一百条

指南针、手电、手表两箱

盘尼西林、DDT等医药用品十箱

朱古力糖、咬糖（口香糖）各两大箱

……

这一下，大家从逃窜的“花子军”，忽然变成有美式装备的盟军劲旅了——全军之兴奋既不待言。吃饱、穿好、精神焕发的青年军人，这时简直抢着要替“林翻译官”抬担架——真是没有林翻译官这样读英文密电码的本领，那些盟军给养，鲜甜可口的朱古力糖，岂不都被齐天大圣吃掉了？

那晚他们举办一个最欢乐的“营火大会”，会中“林上尉”简直被拥戴成观音菩萨、战场上的活救星。

林上尉之外，十几个青年也把一位上校张团附抬起来，绕火游行十余匝，高兴得要死。原来张上校则是林上尉的救命恩人。没有张上校救了林上尉一命，他们这一伙都到不了印度，大家恐怕都要倒在野人山上，喂狼喂虎了。

牺牲十个上校，救活一个上尉

张团附怎样救了林上尉一命呢？

那真是九死一生，说来话长。

我军泅渡伊洛瓦底江时，半数死在江中，使江水尽赤。那些伤者弱者，能侥幸泅上彼岸，也就死在岸上；不死在岸上，退入深山，则死在山里，死在途中。

此次我军自缅北向印度撤退，这条路事实上是白骨铺成的。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他们英魂不散，结伴还乡，抗战胜利之后，中缅边境就时时有“过阴兵”的奇事出现。

奇怪吗？迷信吗？朋友，你如为祖国生存而战死异域，你如英灵不散，你想不想回到你为它而死的可爱的祖国，回到你的亲人身边来！？为祖国生存而战死，真就一死了之吗？

林文孙博士那时在水中中弹，本已伏尸岸边，奄奄一息，不到明朝，他也就要和岸上惨号哀叫的轻重伤兵同归于尽了。想不到天黑之后炮火稀疏时，时任我军后卫指挥的张上校忽然灵机一动，他认为要在队伍中找一名英语翻译——因为此去翻越野人山入印度与英美盟军打交道，尤其是对空联络，争取给养，非有“通番语者”不可。他遍找无着，最后却碰到了李志昂。

小李本来以为林上尉已阵亡了，而张上校坚持去看看。二人才又找到那半截仍在水中的林上尉的“尸体”。小李认为老林已死了，但是张团附求才心切，他试试林上尉尚有“微脉、微息”，乃找了副担架把文孙自水中捞起，并略施急救。

那时岸上轻重伤官兵数百人，无人过问，哀号之声，惨不忍闻。但是张上校却坚持把这具“死尸”抬走。担架兵不服，张上校乃拔出手枪，担架兵如不听命令，势必同归于尽。这样他们才把这具“死尸”又抬了十来里。张上校本来也自觉无望，打算把“尸体”丢掉。

谁知文孙命不该死，他们在路边碰到一个落伍英军的医疗小组，正在为落伍英军包扎疗伤。张君乃做手势，希望英医官帮忙，而这英医官则摇头不干。老张火了——他想到英军在仁安羌被救，然后过河炸桥的恶劣作风，乃拔出手枪，指指自己的“上校”领章，意思是以“盟军”上级的身份“命令”他们按级别医疗，因为英军伤兵最高级的只是个受轻伤的“伍长”。

这位英军的少校军医傻眼了，同时他对仁安羌获救和炸桥，也有些感激和内疚之情。当他遵命对文孙的“尸体”稍一检查之后，他就认真地动起手术来了——因为他看到文孙袋中的文件，知道他是位通“英语”的上尉联络官。

英军这位医官医道甚好。他利用汽车车头灯和手电为文孙开刀并输血，一切遵命做好之后，他还是摇头做手势，说不到十分之一的希望。但是经过这次手术，文孙的脉习和鼻息都增加了些，使张上校稍存希望，乃继续兜“尸”入山——死马当活马医。

他们百余人的后卫军，大家在张上校指挥下轮流抬担架，然山路崎岖，也真是难如上青天，有好几次连张上校也松动了，要把文孙留下，因为大家实在疲癃残疾，无力再抬也。可是这时随行电台则收报频频，显然都是英文密码，对他们简直是“有字天书”。张上校眼看路边条条的腐尸，尤使他坚定地想到，他们生存的希望全在这几张“有字天书”之上——他坚定不移地认为“宁牺牲十个上校，也得救活一个上尉”——这上尉在他们的行列中是唯一的“通天教主”，要读有字天书与上空通话，就只有希望他早日醒来。

苍天不负苦心人，这条原是“死尸”的林上尉，居然醒过来了。

鲜血和温情

自从与印度盟军取得联络后，这支张上校率领下的后卫队便不再有掉队落伍和倒毙的现象，全队士气甚高，并利用空投担架沿途收容落伍的伤病官兵，并掩埋既死弟兄的尸体——十余日的行军，经他们掩埋的腐尸，竟在一千具以上，有一处竟有三十多位官兵，坐在一起，集体死去，怎不令人惊心动魄！

他们这一批后卫都是二三十之间的小伙计，酒醉饭饱之后，有时苦中作乐，也还作些爬山比赛、歌唱比赛呢。遇着毒蛇猛兽，大家还追逐打猎取乐。一次他们打死一条大蟒蛇，顽皮的士兵用刺刀把蛇肚剖开时，竟然发现其中有手榴弹、钢盔和人骨，使大家大惊失色。

他们这后半段旅次行军，虽然颇称欢乐，而林上尉却病情恶化，创痛难忍。最初随行的医疗上士还能用空投针药为他止痛，其后也渐渐失效。后来文孙看空投药品中有种“盘尼西林”新药，乃请他注射试试看，谁知此药有副作用，加以药量过分，一针之后，文孙喘息不止，很快便昏了过去。张上校和全军都慌了手脚，所幸不久他们就听到火车汽笛声，终于安抵印度。当地医疗设备齐全，军方乃用救护车把林上尉接去了。

文孙再次醒来时，只听见耳边有一个柔和的女子声音在叫：“Captain, captain……”他慢慢把眼睁开时，发现自己躺在个圆形蚊帐之内，帐外微弱的灯光之下，站着个手中捧着残月形的银盆子的白衣少女。她见文孙醒来，乃把帐门打开，并轻声地用英语说：“Captain,how do you feel?”

文孙看到她，不自觉地就想坐起，但却发现两臂被绑在床上，床边挂着玻璃瓶。

“……啊，莹妹……莹妹……”文孙不自觉地呻吟着。

“Captain,”这白衣女郎亲切叫着，又用生硬的中国话，说，“我不是莹妹，我是Lily，莉莉，你的美国护士……”

“……啊……啊……莉莉……”文孙感到很亲切，正要再说一句时，忽然一阵腥味，冲向喉头——他要呕吐。莉莉一见此情乃把银盆弯处塞向文孙颈下，文孙哇哇地吐个不停，几乎吐了一整盘的浓血。

莉莉换了个盘子，又用清水让文孙漱口，把文孙腮边颈畔余血，用温水擦净。她让文孙喝了点冰水，又在文孙肩上轻轻地拍着。

“Captain,”莉莉用英语温柔地说，“You will be all right. You are in good hands.”

“这是什么地方？”文孙也用英语问她。

“India，印度。”她用双语回答，并笑一笑。她的甜蜜的笑容，使文孙感到无限温暖。

“印度……印度……”文孙重复一下，又用英语问道，“莉莉，你是中国人？”

“我是美国华侨，爸爸是潮州客家。”莉莉微笑着说。

“啊……客家……客家……”

“上尉，您休息一会吧，”说着莉莉放下了蚊帐，又在文孙额上吻了一下，笑着说，“我们以后谈话的机会，多着呢——叫我就揿铃。”

莉莉收拾了一次，又站在帐外半晌，要文孙把眼闭了，她才离去。

绑起来kiss他

莉莉是林文孙博士于一九四二和四三年间在印度养伤时的生命源泉。

通常一个在死亡边缘挣扎的病人，人生观都会悲观消极，脾气也会变得反常和古怪，甚至精神分裂。可是林文孙在最危殆期中，四肢和下半身似乎都呈痳痹状态时，他也未改掉他那乐观积极的人生观，和幽默、温和而正常的个性——最大原因便是他有个莉莉在侧，日夜陪伴着他。她很甜、很美。她那健美而有曲线性感的体形，尤其是一般中国女青年所没有的——她是在游泳池、健身房锻炼出的美国华侨嘛。

莉莉有一般美国女孩子的活泼、爽直、聪明、手脚勤快等许多优点，但是嫣然一笑，半推半就，也是十足的东方少女的味儿——妩媚温柔。最重要的还是她对文孙细心体贴，照顾得无微不至。她灵魂里那颗英雄崇拜之心，和对父母之邦的爱慕，使她把文孙看成白马王子，梦里情人。照顾他简直变成她（正如她自己说的）“生命的意义”。文孙也承认，他在印度养伤期间，如果没有莉莉，他真不知道他自己如何活下去。用文孙的话来说，她也是他的“生命的源泉”。

莉莉出生于洛杉矶，姓伍，中文名字叫瑞莲，是个第三代华侨。她爸爸生于中美牙买加，但却在广州的培正中学毕业。她祖父则是一名“苦力”，客家人，在清末渡海去中美洲做工的。后来举家移民美国，在洛杉矶落地生根，开了个大餐馆。莉莉的妈也是一位“土生华侨”。

莉莉十七岁中学毕业之后，便进入一所护士学校，护校毕业乃受雇于美国陆军医院当护士。她受父母影响，同情祖国抗战，乃请调到印缅战场服务。刚下机不久，就碰到林文孙这一批重伤官兵。在文孙未恢复知觉时，据莉莉后来告诉文孙，她那时已深深“爱”上这个“上尉”——文孙是莉莉所看护的第一位青年中国军官，也是唯一能说流利英语的一位军官。莉莉想不到祖国的军官是如此勇敢、英俊、温存而可爱。她竟公开告诉她那些黑白分明的同事姑娘，她爱上林上尉。那似乎是她生为“华裔”的特权：她也为她这份特权而感到骄傲；同事姐妹们居然也羡慕她。

在文孙住院不久，孙立人、杜聿明、史迪威诸名将都曾来院视察，向伤员官兵握手慰问。一次文孙正在病榻上闭目养神，忽见莉莉穿着鲜明的新制服，头戴鲜花，身佩金饰，珠光宝气地推了个银色小车，车上有一个大生日蛋糕，含笑而来。她身后跟着一群中西同事，人人张开嘴欢天喜地。他们走到文孙床前，车子一停，一个黑护士便举手指挥，大家大唱其“Happy birthday to you”，原来这天是阴历重阳节，文孙的生日——他自己倒忘记了。

大家吃蛋糕、喝啤酒、拆礼品，忙得不亦乐乎。莉莉送文孙一对金笔，笔上刻着感人的爱情词句，那是从洛杉矶订制寄来的。莉莉的父母也寄来名贵的“柯达35”照相机一架，其他各人也各有所赠。这是一个“惊异派对”（Surprise party），而最令文孙惊异的则是重庆军委会一个大信袋，拆开一看是一张奖状和升级派令——林文孙上尉升级为少校。大家又是一阵轰动，有人乃向莉莉大叫：“Kiss him! Kiss him!”莉莉去向文孙额角吻了一下。群众不服，莉莉乃闭起眼睛，伏在文孙身上，认真地热吻起来——大家鼓掌称赞，才结束了这个生辰大会。

莉莉之热吻林上尉已经不是第一次了。最初她作“晚安吻”时，只吻上尉的额角，后来就“热吻”了。林上尉最初被绑在床上，没有拒吻的自由。后来双手自由了，他就抱着莉莉让她尽情地热吻——本来嘛，一斗亦醉，一石亦醉。吻一次和吻一百次有何分别？这是可以向未婚妻叶维莹明白解释的。不过他二人当众热吻，这还是第一次。吻后，那未见过洋市面的土包子林少校，红着脸，好不难为情！

“藤绕树，树缠藤”

林文孙上尉既升级为少校，按盟军规矩，重伤校官可享有专用病房，和专用护士。林少校乃按规矩被迁入幽静的专用疗养室，莉莉奉调为专用护士，二人就更是出双入对了。

当文孙因伤及神经而四肢欠灵之时，他无法坐起，因此沐浴、便溺，都在床上。此事院中本有“男护士”担任，但这些男任女职的家伙，多半粗手粗脚，马虎其事。收拾残局还得莉莉亲自动手——她不忍心看自己心爱的中国青年军官，被洋护士弄得臭烘烘的。最初她只是收拾残局，后来就干脆全部自己动手了。

原本在半死状态的伤兵，被一位护士小姐洗涤一番，有何足异？可是数月之后，文孙健康逐渐恢复，眼看一位心爱的美女，在自己下体推来抹去，那就有不同生理上的反应了。因此每逢莉莉代为洗涤时，文孙虽力持镇静，但自己毕竟是个二十三四岁的大兵哥，也禁止不了《聊斋志异》上所说的“蛙怒”。每逢“蛙怒”，莉莉有时缩手微笑，并向文孙耳边微语说文孙已“恢复生命”了。

文孙总是拉着她的手，自己闭着眼作气功，以图恢复常态。

文孙迁入疗养室之后，已可乘轮椅，由莉莉推着外出散步。每日早晚要做些强迫运动也全由莉莉服侍。莉莉的工作本是每周四十小时制，但她陪伴林少校有时一日便用掉一周工作时数的一半——二人可谓形影不离。院中谁也知道他二人不平凡的关系——这要在古老中国，那就谣诼满天、人言啧啧。

但这是座讲英语的盟军后方医院，哪位黑白护士小姐没有一两位“男友”呢？只是她们的男友换来换去的，多半只是些军曹、上士、沙津者流，莉莉伍却找到个“少校”，从一而终罢了。任谁也不觉有什么不平常！

但是莉莉是个多情少女，她多次含着眼泪在等着少校来propose（求婚），而文孙总是心有矛盾——小莹可能还在等着他嘛。

“莉莉，我的甜心，”文孙总以英语解释说，“小莹在等着我嘛，我第一次苏醒过来，不是把你当成她吗？”

“甜蜜的、亲爱的，”莉莉总伏在文孙胸前说，“五年了嘛，小莹怎会等这么久呢？她早嫁人了嘛。”

“中国妇女能守呢！”文孙说，“你看过《王宝钏》，她守了十八年呢！”

“Fictitious, fictitious……”莉莉流着泪，又咬文孙的耳朵，又咬他的颈子。莉莉说，文孙如不向她求婚，她就要向文孙求婚了，因为今年是“闰年”。

“Winston dear,”莉莉说，“我向您求婚，您忍心拒绝吗？”温斯顿是莉莉替文孙取的洋名字。文孙很喜欢这洋名字，以后他就用了一辈子。

莉莉不只是要占有少校，她也为文孙健康担心，因为医生说文孙还得开一两次刀，才能真正复原。莉莉希望他跟她回洛杉矶，那儿医疗技术好。莉莉的爸爸，并寄来了两千元路费。

莉莉是个客家小姐，会说客家话，还会唱个客家小调。高兴了她就唱给文孙听，那也是她的恋爱哲学。那歌词似乎是：

出山只见藤绕树，

入山又见树缠藤。

枯藤绕树绕到死，

老树缠藤死也缠。

莉莉是有决心的。她要绕文孙绕到死；她也要文孙缠她死也缠啊。

“打倒洋基种族主义”

当莉莉和温斯顿正在难舍难分之时，驻印我军已训练完成，开始反攻缅甸，并修筑印缅公路。军中有令，驻印伤愈官兵一概返回建制，参加反攻。

莉莉认为文孙伤势尚未复原，不应重上战场；文孙也不想再着征衣，但军令难违，二人乃洒泪而别。

这次战争是攻守易位了。我军进攻，敌军死守。在一个孤立的山头上，敌军数百人被围，但是却死守不降。我军工兵乃凿隧道装炸药，加以爆破。文孙则陪同盟军爆破组的一位约翰笙少校，向上爬行观察，孰知他二人太接近爆破点了，只听一声爆炸，天崩地塌，山石凌空而下。约翰笙少校竟被一块坠落巨石，活活砸死；文孙则被碎石击成重伤，被抬回战地医院，昏迷数日，又被转来原后方医院开刀接骨。

文孙醒来时，只见莉莉在一旁哭成一团，口中并不断地说：“Oh,dear, you’ve had enough. Enough!……”

文孙也不知道自己何以又回到这医院来。但他看到莉莉时，简直忘记重伤在身而高兴得要死。莉莉也被他弄得破涕为笑。

文孙在这医院内又快乐地住了三个月，一天忽然全院轰动，莉莉气喘地跑来，说我军使用原子弹，日本马上就要投降了；果然接着便是日本投降的消息。

“God. No more war!”莉莉伏在文孙怀内，为此好消息，泣不成声地说，“Dear, let’s go back to the States and get married.”

文孙虽然已能扶杖徐行，但仍是孱弱不堪，一切没了主意，而莉莉则表现得十分坚强。她决定，纵是绑票也得把林少校绑到洛杉矶去结婚——她太爱他了；他显然也离不了她。莉莉和父亲通了电话，父亲又汇来一笔四千美金作他二人路费。并特别关照：林少校重伤，一切交通工具，务必用头等。必要时他可派儿子来接。文孙也为老人家盛情所感动而涕泪滂沱——他心中也有无限矛盾，不知如何是好。

莉莉身怀巨款，乃四处奔走，一心一意要把男友接到洛杉矶。谁知道这世界就这么冷酷，这民主国家就这么不民主！她哭倒长城三百里，仍是寸步难移——美国对华侨移民，是一吋不让的，慢说是“男友”、“未婚夫”，就是华人的妻室儿女，每年在一○五名配额之外，也休想越雷池一步。

哼！“支那曼”要向美国移民？休想！

这一态度几乎是所有美国使领馆执事人员所共有，扳摇不动。

莉莉四处哀求、哭闹，屁用没有。她的顶头上司的军方，且因史迪威事件的不快，而用带有侮辱性的语言，认真地训斥了她一顿，使这位二十岁的少女初次认识到人性丑恶与残酷的一面。

最后，我方伤员兵员奉命撤返祖国，当文孙的推床被推向运输机时，莉莉拉着文孙的手，随床飞抱哭叫。当她被几只长毛的手自机门边拉开时，莉莉哭倒地下，大叫：“打倒洋基种族主义……”她昏厥了，被人拖上了一辆吉普车，开出机场去。

第十三章　还乡和去国

也算是“胜利还都”

林文孙少校黯然地飞越驼峰，回到前途茫茫的祖国——这时已是四六年的初春，国共谈判正在密锣紧鼓地进行着。文孙被暂时送到一座设在成都郊外的军医院内。这座临时搭起的医院之脏、之乱、之挤，和驼峰那边的军医院相比，简直判若天壤，使他内心隐隐作痛。

最令文孙难以忍受的，则是他看到报章杂志上所载，国共两党和第三方面的政客争权夺位的言行。文孙想想同古、仁安羌、野人山和史迪威公路诸战役的惨烈情况，又回忆到他所敬佩的戴安澜师长和可爱的小马马志强，和亲眼目睹的血肉模糊的千万条死尸……再想想自己的遭遇……真的，这千万个纵横沙场的死尸，就是为这群哗啦哗啦的党棍官僚，制造祸国殃民的机会吗？文孙茫然了。

这时医院中因人数太多，也发出通知，凡愿出院、复员退役的，一律发饷三月遣散。至于如何取道还乡，则无明文规定。文孙正在踌躇之时，忽然收到通知，嘱往军需处请领三个月“中校薪饷”“自动退役”。

这样文孙才知道，自己因伤又晋升一级，但是他迄未收到“国防部人事处”的正式派令。

脏乱的病院既无可留恋，退役就退役吧！文孙思乡情切，想到父母妹妹和未婚妻，恨不得插翼东飞。

他从病院扶杖迁入一个悬着“未晚先投宿，鸡鸣早看天”牌子的小客栈；再由小客栈而进入成都市区，一人在街头徘徊，想乘舟或搭车东下。谁知蜀道之难，固然难如上青天，而巴峡巫峡，千里江陵，结伴还乡，出蜀之难亦难如上青天。按时人估计，“下江人”如无特殊身份者，要想出川，恐怕还得再等两年！

文孙流浪街头，心急如焚，却无计可施。谁知苍天有眼，一次在成都街头，忽有一群美国小兵向他问路：“如何到‘快活林’饭馆消夜？”文孙流利的英语，使这些大兵哥一见如故——他们乃约文孙一道来个“荷兰式”的消夜。文孙问起才知道他们是“美国十四航空队”的运输兵。当他们知道“林中校”急于东下，一位名叫卡尔曼的上士问文孙何不搭他的飞机东下，明天就走？

得来全不费工夫，文孙真喜出望外。第二天上午十时文孙依约赶到成都机场，向卫兵说明来意；那美国大兵乃向那几架装货待发的运输机一指。其后亦无人查问，文孙便走向一架飞机。当他扶杖挣扎上机时，机上下来两个美国小伙计，便把他架上去了。上机一问，才知此机果然直飞南京大校场。文孙问卡尔曼上士在何处，机中谁也不知道“卡尔曼”是老几。那两位扶他的小伙计则自我介绍：一个叫“毕尔”，一个叫“斯迪夫”。他们和“温斯顿”颇谈得来。

就这样文孙便糊里糊涂、嘻嘻哈哈地飞到南京大校场机场。斯迪夫又找到一部吉普车，把“温斯顿”送到市中心的“新街口”，才“拜拜”而去。

林文孙中校也算是“胜利还都”了。

“活着回来，就不错啦！”

一九四六年初春时的南京虽然显得有点残破，但毕竟是抗日新胜，国共和谈也得到似乎完满的结果，人心充满希望。加以高官富商的挥霍，市面也逐渐恢复繁荣。六朝金粉，看来居然余韵犹存。

文孙扶着个伤兵拐杖，在新街口踯躅些时，也无心欣赏街景，乃挤上开往下关的“小火车”；再由下关挤上轮船，由轮船换民船——循他中学时代暑假返乡的老路，便在柳和集的柳荫之下，颠颠簸簸地上岸了。

林文孙这个“林三少”，八年前在柳和集是无人不识的。可是这次返乡时，人家只把他当成一个过路的伤兵了。这伤兵左肩挂着个帆布袋，右腋下夹着个木拐杖，缓缓地向当年的林家庄方向走去。

他举目四望但见青山如旧，绿水长流，但那四周古木参天、楼阁巍峨的林家庄，却神秘地从地面上消失了。不但那些合抱的古木、榆、柏、松、栗等大树，一棵不存，连那庄前广袤数十亩的翠竹，也一竿无余。没有这些东西，文孙感到这地方太陌生。

这伤兵摸到池塘边，却见一排半茅半瓦的矮屋——那似乎是当年的“低仓房”，有几户人家。文孙问两个幼童：“林家在哪里？”幼童摇头不知。一位老大娘却自屋内走出，告诉伤兵说在“老马房后面”。文孙掉转头，自一摊摊猪粪的泥场上，转向“老马房”——这儿他还有点认得。

老马房前的主屋“演武厅”不见了。后面的马棚，却被加上一面墙，变成住宅。当文孙走近这座矮房时，只见一位白发老人坐在门外一只小摇椅之上，摇呀摇地抽着旱烟。文孙看他似乎是爸爸，乃高兴地努力走向前去；还未即叫出，那老人已站起来问道：“同志，你是哪里来的？”

文孙赶上前去，一把揪住他，眼泪潸潸而下，但却笑着说：“爸，我是文孙！”

“你是文孙，小三！？”爸爸几乎将信将疑，老人细看哭泣的“小三”，自己眼角也显得湿湿的。

“爸爸，我是小三！”小三抱住老人的两臂，又哭又笑地说。

“小三，你怎么搞成这样子？”老人也流下眼泪。他又回头向屋内大叫：“妈妈，小三回来了。”

屋内顿时有两位妇女和一个七八岁的小女孩跑了出来，文孙一看前面跑来的是妈妈，乃一下把拐杖和帆布袋丢在地下，近上去和妈妈拥抱起来，号啕大哭，把那小女孩，也吓得哭起来。

“宝宝，”妈也哭成个泪老人，气喘吁吁地说，“你怎么变成这个样子？……”说了又哭，哭了又说。

“周嫂，”爸爸向那中年妇人说，“你去烧点水，给少爷洗脸！”

周嫂去了。老人又转过脸来向他母子说：“别哭了。活着回来，就不错啦！”

死讯

八年抗战把中国的历史扭转了方向。它也扭转了一个抗战青年个人和家庭的命运。

抗战开始之日，林文孙这位青年还是个浑浑噩噩、不知人世艰难的“浊世佳公子”——如花美眷、似水流年，日子过得多么满足惬意！八年之后，百劫归来，他已变成个身负重创、步履艰难、囚头垢面、未老先衰的伤兵。瞻念前程，何择何从，也没个主意。

八年前他离家之日，林家庄还是个楼阁巍峨、庭院深邃、古木参天、花香四溢的地主大庄园。八年之后，那儿却变成一片荒烟蔓草、瓦砾遍地、狐居鼠宿的义冢孤丘。

但是正如俗语所说，“金窝、银窝，不如狗窝”。林文孙总算又回到父母身边。爸爸说：“活着回来，就不错啦！”文孙也的确为此而感到幸福和满足——今后的打算，也正如八年前未婚妻劝他的：“夫妻恩恩爱爱，当个小学教员，过一个平平安安的幸福生活……”

小莹那时这番话，对那位糊糊涂涂的林三少爷来说，未免太消极了一点。三少听了，口头赞成，耳朵上只是一阵风。如今百战归来，当年“为妻的忠告”，倒为腹中颇有哲学的林伤兵所梦想的归宿——这是未老先衰的征兆呢？还是九死一生的醒觉？

一阵冲动的“感情”过去了。爸爸在饭桌上也谈到“今后打算”的“理智”。文孙说他想找个“中学教职”，然后和未婚妻叶维莹结婚。

“你说那个姓叶的丫头吗？”爸爸惊奇地问，又接着说，“她是共产党派来做你工作的呢。”

“爸，”文孙郑重地说，“叶维莹不是共产党派的——她思想左倾倒是真的。”

“她不是共产党？”爸又反问，“她还是个共产党头头哩。我们的房子，就是她指使‘贫农团’拆掉的……”

“爸，不会的，小莹不会的！”文孙说得有点急促而惊异。

“不会的？”爸又说，“战区还通缉过她——我也被连累上呢！”

“不会的，不会的……”文孙将信将疑，但还坚持“不会的”。他又问小莹在什么地方。

“她死了呢！三啊。”妈从厨房取汤出来，也插句嘴。

“死啦？……”文孙不免一怔。“年纪轻轻，怎么死啦？”文孙问着，两泪盈眶。

“她舅舅朱光直，还来向我要去五十块钱，买棺材安葬呢。”爸说。

“她死在舅舅家？”文孙眼泪直流。

“她死在共产党山寨里，她舅舅抬回来的。”妈又插句嘴。

“死在共产党里？……怎么死的？”

“他们共产党，男女混杂，共产共妻！哪知道她怎么死的哩？”爸说着叹口长气。

那晚文孙发高烧，胸前伤口又流血，爸在房内来回踱方步。妈则坐在文孙床沿上，不时流着眼泪——二老也都一夜未睡。

无墓之哭

“小莹之死”使文孙把人生的意义，看得更淡，连个小学教员也不想当了。身上热度减退了之后，健康稍为改善，文孙自轿行叫了一顶轿子，到县城去，想看看小莹的舅舅朱光直，再到小莹墓上哭奠一番。

当他去百合药铺讯问时，才知朱朝奉已死，遗孀住在后街。文孙按址找到了“舅妈”，她住在一个草棚内像个乞丐，彼此都不认识了。解释清楚之后，舅妈先要文孙买点东西给她吃了，然后带文孙到北门外去“扫墓”——“也上上舅舅的坟”，因为朱朝奉也葬在那儿。

舅妈老了，眼睛不灵，脚也跛了，不良于行。文孙是个伤兵，也得扶杖而走，但他还得搀着舅妈，缓缓向北门外走去。沿途舅妈又吩咐文孙买点香烛纸马。文孙自己也买了些小莹生前喜欢吃的糖果点心。二人相扶，慢慢走出北门外义冢上去。

这义冢在一座丘陵之上，占地百余亩。新坟旧坟，相重相叠，不下数千冢。冢间除一些矮小的野树点缀其间之外，则是一片荒草。暴露的白木棺材，随处皆是。人骨骷髅也累累狼藉地上。有些掩埋不周的新葬处，则发出隐隐恶臭。

舅妈在出城之前，似乎很有做向导的信心，可是一入荒丘，她就完全迷失了方向。她东指西指，已不辨南北。慢说找不到小莹的孤坟，连舅舅葬在何处，她也茫然了。

二人在荒草残坟之间，踏来踏去——孤冢三千，卿藏何处？文孙环顾四周，知道小莹埋身之地就近在咫尺。“但是，莹妹，”文孙默念，泪从颊下，“你究竟在何处？……莹啊，文孙回来了……死而有知，指点一下嘛……”

文孙默念之下，且哭且找，找了数百处，痕迹全无，最后情难自持，乃瘫坐于一具枯棺之上，抱头放声痛哭。在这百亩荒坟之间，四顾除三两只野狗之外，无一个人影。文孙情不自禁，又扶杖起立，四向大声哭喊：“莹啊——莹妹——你在哪里？你在哪里？”

这时舅妈也哭跪于地下，拍地哀号、大叫其“老头子，你在哪里？为什么不带受苦的人一道去？”……

他二人一个哭爱人，一个哭老头子，各自尽情痛哭，彼此不相顾。哭了足足有两个钟头之久，心头才稍觉宽舒。

最后舅妈在一块断碑之上，铺开祭品，摊开纸箔，烧起来，二人又哭拜一番。这时天色已晚，不雨长阴的天气，也洒下三两滴微雨。文孙才搀着舅妈，送她回草棚去。

文孙留给舅妈两千元“关金券”，舅妈也交给文孙一件小莹遗物——一个小梳头盒和一个小木梳。文孙认识那是小莹演戏时化装的用具。文孙收下了，便独自走回街中，顺便往八年前他和小莹谈情说爱的“张家花园”一看。只见围墙已倒了数处，园内除那棵大柳树枝叶尚茂之外，一切景物全非。他二人当年的“洞房”，那个坚实的防空洞，却住了些乞丐；洞上的“一览亭”，也不见了。睹物思人，这位当年的林三公子，今日的伤兵，不禁悲从中来，一时颇有出世之心——人生竟是如此的空虚吗？

文孙沿街彳亍，看到一家小旅舍，乃投宿其中。只希望倦极而眠，魂梦之中，小莹能再度出现，携手话旧。可是他却失眠通宵。只一次，似乎蒙眬入梦，果见小莹踉跄走来；文孙忙抢上去，一把把她抱住，小莹抬头一笑，原来却是莉莉，文孙一惊便醒了——全身冷汗，再也不能入睡了。

靠在床上苦思数小时，还是披衣坐起，燃起菜油灯。在微弱灯光下，在自己的怀中日记里，写下一首纪念小莹的小词——那就是田军和李兰她们在电影上看到的那阕“一抔知何处，抆泪向黄昏”的悼亡词《临江仙》。

这一晚正是他二人订婚的第八周年啊。

喜听慈亲唤乳名

经过在义冢上几个小时的放声痛哭，文孙回家之后，心境安宁多了——因为这样发泄内心的痛苦，全世界上只有“北门义冢”这一处了。

文孙在家中住了个把月之后，在妈妈的悉心调护之下，健康逐渐恢复，伤兵拐杖也可不用了。住在这马房之内，文孙也有说不尽的怀旧之心，因为这马房里最后一位住客——“老打圈”，原是小莹最爱的良马。他二人每次送“老打圈”回房，小莹都依依不忍离去。因为“老打圈”爱上女主人，女主人也爱它，说它有灵性，文孙曾戏劝小莹住在马房里。如今人马俱杳，唯房独存，所以文孙对此房有特殊感情，住在里面心安理得。不过一家四口加周嫂，住三间马房，未免太狭隘了些。爸爸乃叫胡小茅匠在屋侧向阳之处，又增搭一茅草“披厦”，装上玻璃窗。窗外万顷水田飞白鹭，茅舍远近，炊烟袅袅，看来也颇赏心悦目。

林家马房外原是个百年有名的大花园，有异草奇花数十种之多。抗战被毁，名花无人照顾，多已变成野花。但是春深草长，仍是香满荒园。茶余饭后，文孙偶陪二老，散步其间，亦颇有田园之乐。有时敲针作钓钩，文孙携幼妹去大堰塘垂钓，亦每有鲜鳞佐膳。

地球如停止转动，人世如驻颜有术，则田家之趣，天伦之乐，也可说是还乡游子复何求了，何况是烽烟遍地的乱世！

妈把文孙的床铺搬入此窗明几净的新披厦，要他好好养息。爸爸也购回些线装书，并订了一份上海《大公报》。文孙如今身边既无一本专业书籍，每日读书阅报，有时也就和一些爸爸的朋友，谈诗论文，伤时忧国一番——此时华北烽烟再起，马歇尔元帅调停无功，尤为众心所系。老辈吟诗感叹，文孙亦颇喜诗文，赋闲乡居，也跟老辈写了些诗文寄慨。

四十年后，他还记得其中一首七律。诗曰：

又向田园策杖行，使君归与白鸥盟。

惭肩破笈还乡里，喜听慈亲唤乳名。

诗兴已因时乱减，病余翻觉此身轻。

遥看烽燧忘春意，窗外丛枝漫着英。

如果天下承平，归隐渔樵，不是人间之至乐吗？此诗亦写实也。

“古董参议”的愤慨

在恬静乡居的环境里，文孙住久了亦渐有所感，原来每次吃饭，二老都把肉食捡给文孙和小妹；二老自己，尤其是妈妈，简直整月素食。这样文孙才看出家中经济拮据，肉食维艰。

“爸爸，”文孙一次问老人道，“你和妈抗战八年怎样过来的呢？”

“做个‘古董参议’嘛。”老人微笑回答。据说抗战期间的“司令长官”和“总司令”，都是“儒将”，酷爱古董。他们知道林家多的是古董；林家主人破落堪悯，也需要他们保护。双方情投意合，一方捐古董、一方下聘书，这样林伯章就做了七整年的“古董参议”。直至日本投降，林参议再没古董可献，战区也不要人民来“参议”——参议头衔裁撤，林“参议”只好回老马房做林员外了。

“那时有人骂我热衷，”林前参议感慨地说，“用无价之宝的古董，换有名无实的参议。其实我们老‘京议员’，还稀罕什么省级‘参议’？只是找个名义抵挡抵挡那些横行霸道的乡镇干部，领点干薪过活罢了。”

文孙很奇怪，他爸爸有良田千顷，为什么还要靠一份参议的“干薪”过活呢？

老人说，抗战期间苛捐杂税多着呢，什么“汤粮”、“豫粮”、“省级公粮”、“县级公粮”、“大户余粮”、“保安公粮”、“教育公粮”……没止没尽的。那些混账乡镇干部，自己是暴发户地主，却为自己免粮免税，把一切税捐，都派在传统大户人家头上。

“我的百顷良田收一百年，也不够完他三两年之粮，”爸爸气愤地说，“你看这些东西混账不混账！？”

老人又说，交不了粮，他们就抓人。老人躲在省府招待处，他们就抓“佃户”——在农忙时抓佃户；佃户被抓，老婆孩子就来哭诉，没止没尽的。一次林参议火了，自己具备一件“捐献文书”，把家中所有的田契拿出，一起送给省府“田粮处”，把田地一齐捐献作“抗战军费”。谁知这些田契却被原封打回，说是“积欠未清，碍难接受”云云。

“你看国民党这些官僚党棍，有没有丝毫天理国法、人情良心？”爸爸气得把胡子直吹，又说，“以前我们当议员，总说袁世凯不如西太后；现在看来，蒋介石也不如袁世凯！”

“抗战后政府不是把欠税豁免了吗？”小三好奇地问。

“这是蒋介石，”爸爸说，“但是共产党又来了嘛！它鼓动佃农打倒地主，抗租抗税。我们的田，去年一粒米也未收到。”

“按理呢，耕者有其田，他们抗租抗税，也未可厚非。”文孙这位大学出身的地主儿子，态度倒颇为开明。

老人并举出个实例来，说，文孙的表姨父周道谨，交通大学毕业，一直住在上海。抗战胜利前夕，他怕美军在上海登陆、轰炸，乃举家溜回家乡无为避难，一回乡便被抓到了。话也没有问一声，便当着表姨妈面，用铅丝把表姨父勒死了。

“除了有几亩地之外，你表姨父犯了什么罪呢？”爸爸气愤地说，“这年头，不成个世界啊！”老人更是感叹不置。

这是文孙第一次听到表姨父被杀的消息。表姨父以前一直是文孙心目中的英雄，因为他是上海交大毕业的，而进上海交大则是小学时代文孙就有的“雄心壮志”。他这次为表姨父之惨死，也不禁欷歔流涕。

谢区长的威仪

“爸，我们现在靠什么收入过活呢？”文孙听了上面惊心动魄的故事，不免又补问一句。

“我们靠卖田嘛。”老人说。

“爸，你不是说地主收不到租米吗？”

“我们收不到，”爸说，“他们乡镇长收得到嘛——他们有枪，有‘保安队’。”

“贫农团不是抗租吗？”

“抗我们的租！抗他们的租，他们就活埋掉他……”

“保安队为什么不能保障我们收租人的利益呢？”

“他要保障我们，我们就不会卖田，他们也就没得便宜可捡了。”爸慨叹地说。

爸爸说，这些新地主阶级的乡镇长，都希望老地主破产，他们可以捡便宜田好买。祖父分给文孙那份“水旱无忧的长房长孙田”，便是被一位狡猾的谢乡长，“连骗带抢，软硬兼施，买去的”。

“爸，你说我那初中同学谢正彦吗？”

“正是那东西，”爸说，“混账至极。”

“谢正彦？……”文孙想起那白胖胖的小家伙。

“他强买我田之后，”爸说，“他又有点怕了，又问我要不要赎。”

“他怕什么呢？”

“他听说你在新六军当团长嘛。”

“哪来这谣言呢？”文孙笑了。

“你从成都来信，说在新六军任中校，中校不是团长嘛？”爸说，“我把你来信给他看了，他就问我要不要赎田……说不定他心里打算还想靠靠你呢！至少不能欺侮你爸爸。”爸说着大笑起来。文孙也觉得好笑。

天下事，真无巧不成书。就在他父子谈起谢正彦的翌日，谢忽然带了两个卫兵（挂着带刺刀的盒子炮），骑了匹枣红马，另带一担礼品，专程来林家拜访，真使林氏全家受宠若惊。

这时正彦已经知道文孙不是什么“团长”——团长云云只是林文孙爸爸“放的空气”。不过林文孙纵使不是团长，一员新六军的中校，也是值得巴结的，何况是老同学。

谢正彦现已升任西山东区“区长”，直辖几个“乡”，包括柳和集。他穿一套藏青色哔叽新西装，大红领带、金袖扣、金戒指、宝石胸针、亚米加金手表，显得珠光宝气。只是全新黑皮鞋上，满是灰尘，有点不调和——乡间土路灰尘大，不得已也。

老友重逢，二人相谈甚欢，谢区长招呼卫兵自礼品筐中取出两瓶“五加皮”，一条“强盗牌”。文孙不收，正彦强迫他为“老伯”收下，放在桌上。

“林文孙兄，恭喜你荣任团长。”正彦说。

“哪有那话，”文孙尴尬地说，“我在新六军任中校联络官，担任与盟军联络。现在抗战胜利，用不着联络，也退役了。”

“那你当盟军联络官，一定是蒋夫人选派的；将来还要东山再起，前途无限。”

“哪里，”文孙连忙否认说，“我是在学校读书被征调去的。”

正彦又问如今退役在家，作何打算呢？文孙反问他，听说母校“县中”缺一数理教员，不知确否？正彦说，纵使不确，他以“地方官”身份也可“保荐”。新校长岂敢不买账？

二人又谈了些同学间往事。正彦颇为文孙可惜。他认为三八年文孙如不去后方升学，准可跟他一样，进“省干训班”；今日至少也可做个“乡长”，甚或县府“科长”，何至冷落到做“数理教员”呢？“老婆孩子都养不活！”

不过正彦又说，现在“干训班”还在招生，文孙可以一试，他也可介绍。只是级别上吃点亏，将来他可运用“关系”，为文孙谋个“主任区员”，或“副乡长”，“总比教书匠强些”！

文孙谢谢他的关心。

正彦又取出打火机和“加立克”，问文孙是否抽烟。文孙说，既不抽烟又不喝酒。

“林文孙兄啊，”谢区长喷一口烟说，“我最初以为你又抽烟又喝酒，所以我才带了两份礼。你既不抽烟，又不喝酒，老伯用不了那么多，那我就收回一份吧。”

“谢谢你，谢区长，”文孙说，“我父亲也不喝酒，只抽旱烟；礼物您都带回去吧。”

“那，哪里讲得过去。”正彦说着取出个小童军刀，把一条“强盗牌”香烟划成两半，招呼卫兵连一瓶“五加皮”，又收回礼品筐中去了——文孙看那筐中还有两条“金华火腿”，和别的礼物。

文孙送老同学谢区长出门上了马。在马夫拉走之前，谢区长还关心老同学报考“干训班”的事。又说他因县府“主任秘书”家有喜事，需赶去吃喜酒，不能在此多留，下次再谈吧。

文孙眼看老同学去远了，才摇摇头、叹叹气，走回自己的马房。

郭保长的“小手钱”

区长访问后，不到几天，那久未露面的“郭保长”也出现了。他是来收“夫子钱”和“小手钱”。因为抗战胜利后，那些失修八年的公路，都次第修复了。修复的办法是就地征财、征夫。林参议父子既然不能亲自荷锹修路，那就得出“夫子钱”了。

文孙问郭保长，那什么又叫“小手钱”呢？

“打小手嘛。”郭保长笑笑说。原来公路修复了，还要省府“建设厅”和“公路局”派人“验收”。“验收人员”如不签名盖章，那公路修好也是枉然，所以要“打小手”（贿赂）。哪里来钱行贿呢？对不起，各乡镇公开摊派，这就叫“小手钱”了。

“这是什么话，”林中校气愤地说，“这不是贿赂公行吗？”

“现在好多了，”爸爸说，“抗战期间什么公粮不公粮，经过一层层无节制的贪污剥削，能有十分之一，真变成‘公’粮，就不错了——所以壮丁整批整批地饿死！”

“这太不像话了。”文孙简直气得面色发青。

“说老实话，”爸爸也气愤地说，“国民党这批贪官污吏，也只有共产党才能对付他们。铜观音，铁扫帚！”

“……”文孙气得说不出话来。

“他们老骂我们以前是‘北洋军阀’，”爸又感叹地说，“我们‘北洋军阀’没有坏到这步田地！”

“这位郭保长，我还未见过呢！”文孙说。

“他以前三天两夜就要来收费，”爸说，“后来听说你当了团长，乡公所就不要他来了。现在你团长退役了，他又来收‘费’了。”爸说着向门外坐在板上的保长冷笑笑。

“这是个什么世界！？”文孙咬牙切齿，哼了一声。

不谙“鬼扯”之道

为着减轻家庭负担，为着免受落泊乡居的闲气，不管这是什么个世界，文孙是决定非离开家乡不可了。

父亲鼓励他外出自闯天下。母亲舍不得受重伤的儿子离开，但是又有什么办法呢？

四六年的初夏，提着简单的铺盖，林中校又回到嘈嘈杂杂的南京，住在一所大学实验室的阁楼之上——实验室的管理员是文孙的中学同班，主任则是大学同级。他二人对他都不错，因此他也可以和阁楼上的几条狐狸、数只老鼠，无限期和平共存下去。

当务之急，文孙要找个“啖饭之所”。他想恢复军职，但那时麇集南京的失业军人，正在闹一个“哭陵”的活剧——要死去的孙中山赏饭吃。恢复军职的机会是微乎其微了。

几位老同学劝他到一所市立中学去当数理教员，那儿有这个“缺”，新校长又是熟识的大学同级。文孙本不想去，因为他看不惯那位老同学的作风——大学里搞“党团”起家的小“党棍”，作风恶劣。但是为着燃眉之急，他还是去了。隔着校长室的大办公桌和穿着纺绸长衫的青年校长握个手。

“老林来此有何见教！？”校长问。

老林说明了来意。

“不行呢，”校长说，“南京是首都所在。当教师要‘教师考试’及格呢。先参加考试吧！”

老林回来问了一些老同学，都说那话是“鬼扯”，但是生活在一个“鬼扯”的城市里而不谙“鬼扯”之道，失业饿饭，不是活该吗？

文孙又试了十余处，处处碰壁。南京是首善之区嘛，谁不想来！？搞一个一官半职待下去，没有后台老板，行吗？这是大家的结论。

文孙注定失业了，绝望了。

“Strange, strange!”

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老林一人漫无目标地在南京街头踯躅。

一次他在“中国青年会南京社会服务处”的布告栏前，看到一群青年在围观布告。老林也挤进去一看，原来是空军在招考五名英语翻译，“及格者，以空军少尉起用”。老林抄下地址，三步两步便赶到设在“小营”的空军总部去。那儿已有十余人在填表报名，等候问话。老林也就填了表，等候问话。

等到老林被叫进去时，只见问话的是中美军官各一人。他二人看了老林的表格，又要看一看老林的“证件”；老林乃交上一大包中英文证件，包括盟军后方医院“住院证”。

二人又看了一次，那美国军官乃向那中国军官说：“He isoverqualified!”

老林在一旁听到，乃用英语插嘴说：“I am now unemployed so I am willing to accept a lower offer.”

那美国军官又把老林的文件，全部详细看一遍，连说“Strange,strange!”……随着他又问文孙现在住在哪家病院。文孙说，早已离开病院了。现在是“退伍军人”，要找个工作糊口。

“你不能工作唉！中校。”这老美很诚恳地说。

“Why？”文孙有点不服。

“You are still under medical observation, sir.”老美说。

“I have been discharged not only from the hospital but also from the Chinese army!”老林理直气壮地说。

“They should not have done that!”那位中国军官插句嘴。

“Strange, strange……”那美国军官又说个不停。他随即要那中国军官和他一起走入内屋，和另外一些人又商议了半天才出来。

那中国军官乃改用汉语告诉老林说：“林中校，您的伤势并未复原，并且可能恶化。我们商议着要你继续住院，接受治疗！”

这对林中校倒是个突如其来的惊异。但那美国军官却写了一张条子，叫文孙去看“驻华美军顾问团”附设医疗室主任，特图中校。文孙如在五里雾中，然也只好道谢而别。

惺惺相惜

特图中校是个养着小胡子的中年军医。他看到文孙的证件，也连着说“Strange, strange”……他说文孙这个Case应该报到“顾问团总部”，甚或马歇尔元帅本人。

特图要文孙把他的文件——文孙本人也未详细看过的英文文件留下，他并要林中校也把电话号码留下，当他发现文孙没个可用的号码时，便招呼女秘书与林中校约一时间，下星期再见。

时过一星期文孙依约前往，只见特图中校已在室外相迎，并立刻带他到一宽敞的办公室，里面坐着个将军。那将军见文孙进来，乃起立握手，并同往沙发边坐下——女秘书捧上咖啡。他们刚坐下之后，又见一个上校走了进来，四人乃一起喝咖啡。

“林中校，我已详细看过你的病历。”准将说着指指他办公桌上那堆尺多厚的文件。

文孙谢谢他。

“你这情况如发生在我们美军里，你可要拿我们的荣誉国会勋章呢！”将军说。

“将军，”文孙说，“您欢喜说笑话。”

“不是笑话呢，你看——”他站起来取下一份病历表，说，“你在同古之战受重伤！”

“受点轻伤，在同古。”文孙谦虚地说。

“同古之战，还有轻伤？”他拍拍文孙肩膀，并跷一跷拇指，又说，“你知道得清楚。”

“同古之战，相当激烈。”文孙说。

“我认识戴安澜将军呢！”准将又说，“林中校，您在仁安羌，再度受重伤。”

“特级重伤，”文孙说，“几乎死掉！”

“你在雷多公路争夺战，三度重伤。”

“我和约翰笙少校，一死一伤。”文孙说。

“你知道？”准将说，“约翰（约翰笙）生前和我是好朋友呢！”“我和约翰也很要好。”文孙说。

“约翰和我也很合得来。”那上校也插句嘴。

“哈！哈！你看，”准将说，“我们三个人却有个共同朋友呢，可惜他死了。”

“我们四个人！”特图中校也加入了。

“是的，迪克也是约翰的朋友！”上校说。

“温斯顿，我亲爱的朋友，”准将又说，“你是我们盟军里大大的英雄。但是你自己的同胞，却没有好好对待你。”

“我们实在伤员太多，这也难怪。”文孙也为“自己同胞”，稍为辩解。

“Winston, you are a gentleman, but they treated you really very badly!”说着准将直是摇头。

准将又告诉文孙说，你神经也被岩石压弯了，要由名医指点，长期作物理治疗，否则三五年后，你会瘫痪的——这对文孙倒是个新刺激，听后不寒而栗。

“By no means they should discharge you from the army hospital.”准将谴责中国军方之后，却希望林中校能让美国陆军有此光荣，好把他在印缅战场上所受的伤，治疗复原。

文孙为准将这番话，感动得眼泪汪汪。但他道歉，他是个退役军人，中国陆军不可能付出巨额的医疗费。

“我们不要他们为你付账，”那位上校接口说。“我们送你到华盛顿，你一切费用，按美军同级待遇，一概豁免——你的薪饷也按美军标准发，不过你得先恢复中国军籍。”

“恢复军籍不容易呢，”文孙说，“你听说失业军人在‘哭陵’吗？”

“Yes, I heard.”上校笑一笑说，“But count on us!”上校似乎颇有把握。

“中校，”准将说，“你如有意去美国接受治疗，一切手续，统由哈理逊上校负责。祝好运道，我们再见了。”

文孙辞出之后，就到哈理逊上校办公室去商讨中美之间的出入境手续了。

故国……明月中

听了文孙出国前那一番巧遇，李兰场长不禁叹息说，人的一生就是有那么多的“契机”，而改变了一生的命运。

“你那时如果没有出国，你后半生的生活，又成个什么局面呢？也很难说啊。”李兰感叹地说。

“首先，据医生说，我在三年之内，会因神经受伤而瘫痪了的。”文孙说。

“不瘫痪，你的日子也不太好过，”李兰肯定地说，“你的背景，不太好嘛。”

“地富反坏右，五毒俱全！”

“也没那么严重，”李说，“美国人有时也蛮有义气的呀。”李兰换个话题。

“他们工作效率很高，”林说，“那时国民党在南京公文旅行的速度，平均是每一个月穿一层地板——外交部有四层楼，你想想看！”

“你一个月就弄好了？”

“我？”文孙说，“我三天把一切手续都弄好了——第四天便上飞机，马歇尔的专机，直飞关岛，转机飞华盛顿。”

“这么快！”李说，“连办护照、照相的时间都不够。”

文孙说：“那天到哈理逊上校办公室，他说四天后有飞机飞关岛，要我赶那架专机去美国。我就说四天连照相的时间都不够。他便立刻找了个照相师，就洗出十来张照片备用。其后他又分别向外交部、国防部为我用电话约定时间，拿护照，拿恢复军籍派令，一天就办好了。哈理逊又发给我四百美金零用费、制装费；我制了些行头，分寄一半给父母，请几位好友吃一顿饭，话别一番。第四天傍晚，穿着新卡其军服，提着皮箱，翎顶辉煌地到了驻华美军顾问团，哈理逊派一部吉甫送我到机场，踏入马歇尔的专机；月色盈盈之下，在南京上空绕了一圈，和一些美国青年男女，嘻嘻哈哈，就这样一去四十年，真是不堪回首。”

“三哥，你还没告诉我，”李兰说，“你这样轻轻松松四天便飞出去了，为什么你那女朋友莉莉，费那么大的劲也弄不好呢？”

“唉，”文孙叹口气，说，“她以为她是美国公民，享有和白种公民一样的权利，摸老虎屁股嘛。”

“这话怎讲呢？”李兰有点奇怪。

“她要替我办‘移民’嘛，”文孙说，“那时美国人怎会让我们中国人向美移民呢？排华律排了我们六七十年了嘛——可怜的莉莉哪能冲得开这样严重的‘种族歧视’呢？”

“那你后来又怎么那样轻松地飞到美国去的呢？”李又问。

“他们给我一张‘访问’签证去看病，不是去移民。”

“那你后来又怎么变成移民了呢？”

“四十年来，他们移民法，变了多少次嘛，”文孙叹口气说，“说来话长！”

“你到美国去找过莉莉没有呢？”

“我一到华盛顿，就给她家打电话，她父母都激动得不得了……”

“莉莉呢？”

“莉莉马上带她新婚夫婿到华盛顿来看我，”文孙说，“他那时是个上士，刚退伍，现在是一位药剂医——爱尔兰裔的白人。”

“你和莉莉的关系，多么可惜！”

“我和田书记的关系，不是更可惜、更可悲吗？命运作弄人，有什么办法呢？”文孙叹息之余，也擦去一些眼泪。

“……我不知道如何安慰你才好……”

“李场长，”文孙疲惫地说，“今天耽误你的时间太多了。”文孙又看一下那只忙碌的米老鼠，时间正是下午六点零三分。“关于我自己的事，不该说得那么长。”他又补一句。

“这是田军要我问你的，她要我问你，问得愈详细愈好呢！”李感叹地说，“少奶对我们的三少，真是四十年如一日呢！”

“说我问候她，爱她！……”文孙眼泪一溜而下。

“八点钟还有个累人的餐会，”李说，“三哥你就回宾馆去稍微休息一下吧！”

第十四章　最后的晚餐

妹妹之家

李场长看一看她那“人民牌”手表，便拨了个电话到场里叫车。当二人诸事停当，走出正门时，司机已开着车门正在等候。

“李场长，您不必送我了，”林教授说，“你也休息一会吧。”

“我要休息？”李场长又看一看手表说，“我还得向另一个主角汇报一下呢。”

李兰刚入车坐定，文孙又问道：“我妹妹文月住在附近吗？”他这时忽然想起妹妹来。

“她就住在坡下，职工住宅区，”李说，“想到她家去看看吗？”

“应该去一下，”文孙说，“她还有个婆婆呢。”

“看看也好，不过不要多待，她婆婆眼睛看不见，又有精神病。”李说，“你得休息会儿。晚间餐会，不知多少人，要和你谈话呢。”说着她便招呼司机把车开向职工住宅去。

“今晚餐会有哪些人？”文孙好奇地问。

“名单是田军拟订的，”李说，“四世同堂。”

“什么‘四世同堂’？”

“老中青三结合。领导之外，客人们多少都与你有点关系。”

“与我有关系？！”文孙有点奇怪。

“……”李场长又叽叽咕咕地笑着说，“三女争夫的主角全在！田军说，她们那时都恨我，今天晚间，我们都可以化解化解了罢！”李兰握住三哥的手，不觉大笑。

文孙正拟再问时，汽车已停下了。

这座“职工住宅”据说还是“大跃进”以前造的。两排向东、两排朝西，面对面四排矮瓦房。每排十来间，每间一户。每家门前搭个芦席棚，棚下便是烧煤块的小炉灶。房后菜园边上便是一排蹬坑抽水的公共厕所。文月住的是中排最后一间。她家是新迁来的，算是领导对她婆媳的特别照顾。

当车子抵达宿舍南边的马路时，正是众人下班回家烧饭的时候。四五十家人家，挤在一起分别烧饭，当然烧得烟雾漫天。当李场长领导客人从中间砖路走向文月家时，两边烧饭的男女都伫立观看。孩子们更围拢起来跟着跑。

文月这时也在门前为婆婆和儿子烧饭，一见哥哥来了，也就放下锅铲，用围裙擦擦手迎了上来。小牛本在屋内看彩电，也关了电视，并告诉奶奶说“舅舅来了”，出门迎接。

文孙走向前去，称呼“秦伯母”，并鞠躬请安。

“小牛呀，”已半盲的奶奶招呼孙儿说，“请舅舅坐，叫你妈倒茶。”

“奶，”文月说，“李场长也在这儿。”

“哪里担得起？”奶奶说，“媳妇你替李场长倒茶。”

文孙走入室内。只见这屋大约有七八尺宽，一丈多长。里面有两张木板搭的床——奶奶一张，小牛和妈一张。床上挂着灰得发黑的蚊帐。床底下放了些箱笼。房的另一头是个玻璃窗，看来很新，玻璃似乎是新装上去的。房上面没有天篷。屋梁上挂着个尚未扭开的十五烛光灯泡。两床之间靠窗之下，放着一张小木桌。上面放着文孙自北京友谊商店替文月母子所购的十八吋“彩电”。

门边靠左放着个纱橱，里面放了些剩菜和碗筷。门右边则放着个木柜，上面摆着水瓶、茶壶和一些茶杯。柜子边有张竹椅子。文月请李场长坐在这竹椅上，哥哥则坐床沿，自己忙着倒茶。

这时左右邻人已围拢起来。有一位男士，文月介绍他是“场里刘会计”，他围着一条围裙，手里还拿着锅铲，来同访客握手——他正替他家烧晚饭。

另一位女士是文月的“紧隔壁”。她是庄师母，是宾馆食堂张师傅的“爱人”。他们都一一与文孙握手。人太多，其余的人文月就请他们自我介绍了。外圈的人，大家就招招手，彼此笑一笑。

当众人正在乱哄哄地谈着、笑着、看着，坐在自己床沿上的阿婆，忽然大声哭起来说：“舅舅来了呀……招宝呀，你不死多热闹呀……你怎么死得那么惨呀……剩下你寡妇孤儿、老娘亲……多苦呀……我的心肝宝贝秦招宝儿呀……哦……哦……哦……”

“阿婆！阿婆！你不能哭呀，”文月赶快跑过去，拿块毛巾堵住她的嘴，自己也擦擦眼泪，说，“阿婆不能哭呀！李场长在这儿嘛！”

文孙也走过去，拉着她老人家的手，劝她别伤心。但是劝不住，愈劝她老人家愈伤心。

大家屏息以观，李场长也不知如何是好。

“哥哥，”文月一面又擦一擦自己所忍不住的眼泪，向文孙说，“你陪李场长回宾馆去吧。你愈劝，阿婆会愈伤心——她是哭不完的。”说着她眼泪也一溜而下。小牛也哭了。场面很凄凉。

“林教授，”李场长轻轻地向文孙说，“您今晚还要辛苦呢。现在您也应该休息一下才好，我们走吧。”

文孙又默站了半晌，才拉住阿婆的手，向她道别，然后默默退出，和李场长上了汽车，心头十分沉重。

二人沉默了半天，李场长才隐约地透露，文月的爱人秦招宝是红卫兵“武斗”时被人用“鱼叉”叉死的。儿子死了，秦老太就疯了。

“秦老太可怜啊，”那司机同志也插句嘴，“她常常半夜出去替儿子招魂。文月同志和小牛，四处找不到她呢。”

妹妹一直告诉文孙，说小牛的爸是“疟疾害死的”——今始恍然。文孙不觉叹口长气。

“服务生”的奶奶

车子抵达宾馆，李场长没下车，便径自到另处“汇报”去了。

文孙回到自己房间内，那殷勤的服务生，马上泡好茶，并打来热水。文孙洗了脸，在沙发上没精打采地坐着，偶尔啜两口“毛尖”细茶。想想妹妹的身世，也感伤不已。再想想当天所发生的事情，他觉得简直是一场梦——其实“梦”也不会有这样奇特。

人确是困了，想在沙发上打个盹，可是怎么也睡不着。他正默坐沉思，那穿白制服的服务生，又提着个热水壶走进来了，问文孙是否要加点开水。文孙谢谢他说不要了。可是这青年，却提着壶，站在一旁，迟迟不去。半晌，他才问了文孙一句：“林教授，你还记得我父亲吗？”

“啊，你父亲是谁？”林教授问。

“我父亲据说小名叫‘大眼’。”

“你贵姓呢？”

“我姓霍，叫霍正高。”

“你父亲叫霍大奄？”

“我父亲叫霍大眼、大眼睛，”正高说，“我祖父叫霍大个子，又叫霍大盆。”

“你祖父是撑渡船的？”

“是的。”正高说。

文孙想了一下，又问：“你祖父现在在哪里？”

“抗战时就被日本人杀了。”

“你爸爸呢？哦，你是‘大眼’的儿子！”文孙说着叹口气。正高说：“我爸爸也不在了。”

“我记得你爸比我年轻很多呢，”文孙说，“怎么就死了呢？”“三年自然灾害时死的。”

“怎么死的？”文孙问。

“粮食很紧张嘛！”正高说。

“粮食很紧张？”林教授说，“你说你爸是饿死的？”“三年大灾害死的。”正高说。

“……”林教授沉默半晌，又问道，“你母亲呢？”

“我妈改嫁了。”

“三年大灾害，你妈没饿死，你也没饿死？”文孙有点奇怪。

“奶奶说的，”正高解释说，“那时饿死的都是三十到五十的男人，我爸那时三十岁。”正高说着下意识地向身后左右张望了一下。他这个下意识的张望，使文孙感到祖国的可怕——这种“张望”神态，连那自信心特强的李场长亦不能免。

文孙又问正高说：“你奶奶还活着？”

“她八十多岁了，现在跟我一起住。”正高说。

“怎么三十岁的壮年男子倒饿死，”文孙更觉奇怪了，说，“你们祖孙老小倒没饿死！”

“奶奶说，”正高又引他祖母的话，说，“三四十岁的男人找到点粮食，自己舍不得吃——不给老人吃，就给老婆孩子吃。小孩又不懂事，饿着就拼命吃。爸爸自觉年轻力壮，饿不死、不要紧，饿了就拼命喝水，浮肿，结果眼一黑，就死了。”

正高说到这儿，文孙把眼睛闭了半刻，他记得三八年暮春，他和小莹骑脚踏车回县城。小莹一时作呕，他们乃到路边撑渡船的霍大盆家，休息片刻。在那儿曾看到一个穿得破破烂烂，瘦得只剩个头和两只“大眼”的小孩。他妈叫他“大眼”，那时不过七八岁的样子。谁知那个“大眼”小孩，竟是这位清秀英俊的服务生的爸爸；而这“大眼”小孩居然在贫农翻身的“解放”后被“饿死”！

“你怎么知道你爸爸认识我呢？”林教授又问小服务生一句。

“今天中午回家吃午饭说到林教授，奶奶告诉我的。”

“正高，你过来。”林教授叫服务生站近点，并亲切拉着这青年的手，向他看了半晌，忽然把眼一闭，四个泪珠从四只眼角一冲而出。林教授用手帕擦了擦眼泪，又从皮夹内取出三十元“外汇券”，塞到小服务生的手中，声音显得哽咽地说：“拿去给奶奶，说是林三哥孝敬奶奶的。”

正高死也不接受，文孙乃亲切地告诉他说：“正高呀，你奶奶以前是我的‘干奶妈’，我是你‘大眼’爸爸的弟兄，是你叔叔，你不收叔叔就要生气了。”正高才勉强替祖母收下。

“干奶妈”是他们林家庄里所特有的“土话”。文孙幼年孱弱，三岁“断奶”之后，家人认为这儿童继续需要“人乳”来滋补，就替他雇了些“干奶妈”，由他们轮流把“人乳”挤入一个小热水壶，再拿去让这个孱弱的儿童当“牛奶”喝。“霍大盆家的”便是“林三哥儿”当年的“干奶妈”之一。所以当这青年服务生，告诉他这位“干奶妈”一家的遭遇时，文孙的感情就难免激动了。

文孙离乡背井垂四十年，寄迹异国，思家乡、念骨肉，不知哭掉多少饭碗的眼泪。本期望一旦回到祖国故土，会悲尽欢来，笑乐一番。谁知这次返国，为时不逾月竟哭父哭母哭妻哭子哭叔哭伯哭姑哭姨哭姐妹哭弟兄哭亲友乃至哭奶妈哭邻人……哭房哭墓……没一天停止过哭泣——一个月流出的眼泪，竟超过过去四十年所流的总量而有余。

“我奶奶也想来看看林教授，”正高说，“但是我告诉她，林教授什么人，你怎能看他——领导不准的呢。”

“让我同李场长说说看。”文孙也确想看看当年的奶妈。

他话未落音，忽然有人推门而入，一看正是李场长。她招呼林教授“洗把脸”，晚宴就要开始了。

林教授正要把正高介绍给李场长。李说：“我怎么不认识他？他这份好差事，还是田书记照顾的——小霍你自己可能还不知道呢！我们准备走吧，晚宴时间到了。”

旧情，旧侣

李场长陪着林教授下楼，坐上车子，大约开了三分钟就到了“国营人民食堂”。

这食堂相当宽敞。抗战前它是当地独一无二的大餐馆，叫“春江大酒楼”。这酒楼是林家地产，林放鹤堂是“房东”。那时经理认得房东的小主人，所以文孙来吃饭，不必付钱，只要记个账，年终在房租内扣除。

春江大酒楼一度被日机炸毁一部分。敌伪退出之后，原租客重建酒楼，规模较小，然菜肴精美，一如往昔。解放后改为公私合营，“文革”兴起之后乃改今名叫“国营人民食堂”。

这次招待贵宾，二楼由革委会全部包下。餐会订在晚间八点，便是避免于营业期间与一般顾客混杂。七点半餐馆打烊之后，八点正是宴请贵宾最好的时候。

林、李二人下车后，只见餐馆门外已有一排领导，田书记、张队长、程厂长、甘主任等十余人在楼下恭候，一齐鼓掌欢迎。这时大家已不像早晨那样陌生。林教授和田书记等依次握手。

尤其是“红星丝织厂”的程厂长，对林教授的健康特别关心。因为“红星”早在一个月前，全厂职工就已在打扫改装，准备欢迎国外贵宾参观，谁知事到临时，贵宾竟未能来场，不免使大家颇为失望。程厂长在和林教授握手时，便一再问候：“身体好点了吗？好点了吗？”

“只是血压稍高，头有点晕，”林教授说，“未能访问贵厂，真是抱歉。”

“现在好点吗？”张大队长也插入问候，并问，“住院吃药没有？”

“小毛病，住院岂不小题大做了，”林教授抱歉地说，“承李场长招呼，在她家睡了六七个钟头，现在完全恢复了……”林教授又转身向大家道谢说：“谢谢诸位领导关心。”

在众人中，文孙也看到田书记的态度镇静，端庄、大方，与早餐时没有两样。文孙乃再次趋前握手，说：“感冒好了点吗？”

“天气不好，年纪大了，很难适应，”田书记微笑说，“没有什么大不了的病。”

这时张大队长领先，林博士在诸领导簇拥之下，乃登梯走入二楼餐厅。楼内数十人鼓掌欢迎。

楼上一边放了几张沙发和十多张椅子和茶几，另一边则布置了四张圆餐桌，桌上杯盘餐巾，整洁鲜明。

田书记、张队长乃招待林教授在沙发上坐下，由服务生捧上茶水。张、甘等领导则请林博士吃糖果、抽香烟。文孙看到其他客人都还站着，稍坐一下也就站起身来。田、李、张等领导也跟着站起来。

这时人潮汹涌，大家围拢起来和贵宾握手；人声嘈杂，熙熙攘攘的，喝茶、抽烟或吃糖果，一团团地，张家长、李家短地聊天。

“我看你脸色还不太好，”林教授有礼貌地又向田书记说，“应该看看医生才是！”

“谢谢，没什么大不了。”田感激地说着，她又指向餐厅的一角，那儿有几位女同志。田书记又介绍说：“林教授，您还有几位老同学想看看你。”

文孙走向前去和那几位女同志握手。

“林教授，还记得我吗？”一位五十来岁的女同志笑着说。

“记……得……”林教授伸头仔细地看，嘴内却吞吞吐吐。

“我王生强——生姜嘛！生姜嘛！”她又笑一笑，“你不记得我了！”“王生强王生强，记得记得，”林教授说，“你在遵义嘛。”

“毕业后就回家当教员。”

“现在还在教书吗？”文孙问。

“现在在东方红大队医药室配中药。”

“学生物化学搞中药，正是学以致用。”

“有个工作能为人民服务就好了，”“生姜”又笑了笑说，“你记得‘压寨夫人’吗？”王生强又指指她身后有一位灰白头发的女同志。

“啊……”文孙和她握手。

“我是易植芙。”她也微笑着自我介绍。

“啊，易植芙，易植芙，”文孙恍然大悟，说，“你到大夏去的。”

“……”易植芙笑笑点点头。

“你现在在哪个单位？”

“红星大队书报室。”植芙淡淡地回答着。

“那你那好友涂秋薇呢？”

“秋薇可怜呢，”植芙说，“强盗抢她学校，她被打死的。”“我战后便听人提到，但是我不信。”文孙说。

“是事实。”植芙还是淡淡地说。

“刘希曾那时不是在追求她吗？”文孙问。

“希曾伤心得要死，几乎殉情自杀。”

“我们老同学，真难得碰到一次啊。”文孙感叹地说。

“今天领导招待你这贵宾，我们本不敢来呢，”“生姜”插句嘴说，“但是革委会派人打电话，特地找我二人前来，说我们是你同学嘛。”

“我很想知道同学们的消息……”文孙正说着，他的话又被李场长带来一群人所打断。

这群人中有的还拿着“海鸥牌”照相机，看来似乎是新闻记者一类的人。其中还有一个五十多岁的光头大个子。

李场长指着这光头问文孙说：“你还认识他吗？他是我们食堂的邢经理，邢小龙。”

“林教授，我是小聋！”那大汉伸出手来自我介绍。

“邢经理，邢小龙，小聋……”二人握手之后，相互抱成一团，高兴得要死。

“邢经理，”文孙说，“你以前是个和尚头，现在还是个和尚头。”

“三哥，”邢经理笑着说，“解放后我留头发、梳分装头、涂凡士林，满头乌云呢！”

“我那时就告诉他，”一位同志插嘴说，“凡士林涂不得，涂多了要掉毛的，他不信呢。”

“现在掉完啦！”邢经理说着大笑不止。

“和尚头好嘛，你以前不是说过，老天一下雨，你就可洗头！”林教授提起邢经理四十年前的老话，使大家笑不可仰。

“林教授，您记得吗？”邢经理问文孙，“那年——三八年吧——您和‘香姑娘’到春江吃饭，还和我合照一张照片呢，这照片我几十年都未丢掉。”

“有这事吗？我真不大记得了。”文孙说着有点尴尬。

“这照片我今天带来了。”说着邢经理便在衣袋内取出那张发黄了的小照片。众人围拢来看，果然是那光头围着一条围裙的邢经理（看来还很像），和一位瘦瘦穿着呢子中山服的青年。他和林教授对比，已认不出了。他二人之前站了一个极其甜蜜的微笑少女，那就是邢经理所说的演《放下你的鞭子》街头戏的“香姑娘”。

这时那在一旁猎取镜头的青年记者，乃提议替他林、邢二人，再合拍一张照片比比看。邢经理闻言大喜，乃和林教授靠拢起来，但是大家认为少了一个“香姑娘”为美中不足。众人乃起哄把李场长拖来权充香姑娘，拍了照。

各位老同志，这时看到田书记站在餐厅另一端和一些人在说话，乃一窝蜂地把田军也拖过来，田书记不知何事，被拉入人丛之后，才知道大家拉夫，也要她当一次“香姑娘”。田书记还不知其所以然，已被摄入镜头。摄影之后，大家鼓掌欢笑，她才知道是怎么回事。

这时服务同志已来通知，上菜了，请大家入席。邢经理取出一张主客名单，叫出为首几位主客座位之后，其余的人，就随便坐下了。

最后的晚餐

在这次晚宴的席次上，坐在林氏右侧的是工宣队张大队长、革委会甘副主席、军代表、程厂长；左侧则是田书记、李场长和另外几位领导。一席十二人。其他三桌也都十二人一席，宾主四十八人，加上十来位服务同志，穿梭其间，真是热闹非凡。这是一席盛宴，菜肴精美，单单酒一项便有茅台、双沟、葡萄、啤酒等多种，另外还有果汁和清茶、甜点……鱼翅、海参，无不具备。

酒过三巡，田书记起立略致介绍辞，并讲了“既是欢迎，也是惜别”的话。其他领导也一一致辞，希望林教授能为祖国在海外宣传。文孙也起立答辞，讲了些感想和展望。讲毕众人纷纷敬酒，觥筹交错，人声鼎沸。

文孙本能喝几杯，在众人闹酒之下，很快就喝得七分醉意，而最使他无法拒绝的，则是坐在他身边的田书记。她语言无多，却一杯一杯，默默地向贵宾敬酒。

田书记看样子不是位能酒之人，勉强一杯杯地喝下去，竟然喝得神情恍惚，语无伦次起来。李场长不许她喝，也不许服务生为她斟酒，但桌上酒杯太多，闹酒的人更不惜把她灌醉。

“田军你不能再喝了。”李场长把她酒杯拿去了，禁止她喝酒。

“最后的晚餐嘛，”田说，“大不了、大不了，喝到死……”

田军本是个低声小语之人；喝醉了，声音也不会大起来。但是她那柔和而坚决的口头禅“大不了”，在贵宾的耳朵里，却把时光倒退了四十年——这声音是熟悉、凄凉而哀婉。

同席的领导虽不知仔细，但是大家都有点诧异，觉得田书记今晚行为有点反常——他们未听说过田书记能喝酒，更不知道她可以喝醉。为她的健康着想，再有来闹酒的同志，就被张大队长等半途截堵了。

“我虽然不能喝酒，”田书记半醉半醒地举起酒杯又向贵宾敬酒，并颤颤抖抖地说，“这是最后一次嘛！文孙喝一杯。”

文孙把她杯子拿过来，把酒几乎全部倒入自己杯子里去，然后把空杯还她，再和她碰杯喝了。田书记又要斟酒，李场长抓住她的手，对她使眼色，不许她再喝。

“兰妹啊，”田书记泪从颊下，迷迷糊糊地说，“他不会再见……见到……我了……大不了、大不了……一死嘛……”

李场长拿餐巾替田书记擦去脸上的汗，并低声骂她说：“要死了，你真喝醉了。”

李兰正为田军酒醉而感到手足无措之时，幸好原先那照相的记者同志忽然和邢经理拿着一大沓照片走到首席来。今晚照的一些照片不但洗出放大，连邢经理的老照片也被翻印放大了。大家围拢来看照片，人人都在照片内，人人欢喜照片，也就没人注意到田、李二人在哭诉些什么；连那个神态恍惚的贵宾也被遗忘了。

“田军，理智点！”李兰低声向田军耳边下命令；同时又要来热毛巾替田军抹了脸。田军自己也喝了果汁，清醒多了。二人才一道看照片。

田书记从林教授手中接过照片，看了又看。她毕竟今晚多喝了几杯，拿着照片，手颤抖不停；文孙看她用牙齿使力咬住口唇，李场长表面上是和她一起看，事实上是搀扶着她。

“这张是三个青年，”田书记嗓子里挤了半天，始迷糊地说出一句。又向另一张照片说，“这一张是三位老人……三位老人……人……”

李场长看到田书记脸上有汗有泪，乃用毛巾替她擦掉说：“田军，我看你伤风愈来愈严重？——今天吹了风了吗？”

田书记未搭腔，她把照片交给李场长，却在桌上拿起个玻璃杯，问林教授说：“林教授，再喝一杯——最后一次嘛……”

“酒醉饭饱，田书记，”林说，“实在不能再喝了——您也得休息休息了……”

“最后一次了嘛，文……”田叽咕地说，“……最后一次了嘛……”说着她眼泪显明地就要夺眶而下。

“田军，”李场长感到有点尴尬，乃忙用毛巾为她擦脸，并细声地说，“你怎能这样地呢？”

“大不了……大不了……”田军还想说什么，李场长马上递上一杯温茶，强迫她喝下去。

此时幸好，那些张放大照片，太迷人了，大家一堆堆地围拢起抢着看，也未注意到田、李、林三人在说些什么。

当田军还想说些什么时，李场长忽然举起一只玻璃杯，用筷子敲得叮咚作响，这才又一次引起全场精神集中。

“各位同志！”李场长大声地说，“林教授明天一早就要动身。他现在也累了。古人说，良筵易散。我们大家向贵宾敬一杯，祝他回美国一路顺风——我们大家干杯！”李场长说着一饮而尽，大家也跟着“干杯”。

“现在我们就宣布‘宴会结束’！”李场长又大声说一句，便把宴会结束了。大家过来和林教授握手道别，向田书记握手致谢，便纷纷离去了。田书记也扳请李场长代劳送林教授返回宾馆去。

昨夜梦魂中

李场长一直把贵宾送回他宾馆的二楼套房之内，并招呼服务生小霍泡了壶新茶，并打盆热水给林教授洗脸。

“李场长，你能坐一会吗？”林教授问。

“喝杯茶吧。”李说。

“人生生离死别，就这么痛苦！”文孙感叹地说着就流下泪来。

“我心里也难受至极，”李说，“天下哪有这种事呢！？”

“你下午去看了她吗？”文孙问。

“我把你所说的全部告诉了她。”李说。

“她有什么反应呢？”

“她听一段、哭一段，趴在我身上，哭了一个多钟头。最后还是我把她洗了脸，点了些眼药，才能去赴宴的。”

“她恨不恨我呢？”

“她为什么恨你？又不是你的错！”

“真不是我的错吗？”文孙欷歔地说着，不免眼泪又潸潸而下。

“你错了些什么呢？莹姐爱死你了。但是事到如今，又怎么办呢？”李兰说着也眼泪直流，伏在文孙腿上便呜咽起来，又说，“我们是结拜姐妹嘛；我真为她伤心。”说着李兰又啜泣不已。

“春兰，”三哥抚摸着李的头发，“你看三哥怎么办呢？”

“你不需要‘怎么办’，她也不需要你‘怎么办’，”李哭着说，“她一再地说：‘跟党跟了几十年，反正跟到死。’她不要你什么‘怎么办’。”

“春兰，”文孙说，“三哥真不想活下去了。”

“你又何必呢？”春兰说。

“人生在世，为什么就有这么多的悲欢离合呢！？天啦！”文孙自言自语，仰首叹息。

“人世间为什么就要产生你们两个生死冤家呢？”

“……”文孙不住地流泪，但却拿了些他从美国带回的擦眼纸递给李兰。

“……”春兰伏在三哥腿上，默默无语好半天，才看看自己的手表，站起来整整衣服，走向洗手间，自己自水壶内取了些热水洗了脸，再扭了个热毛巾递给文孙。文孙也擦了脸。春兰又重新倒了些热茶，二人喝了。

“我也不放心她呢，”春兰说，“我还得去看看她——您休息吧！明早会。”

李兰刚出门，正值小霍拿了热水壶进来。小霍叫声“李阿姨”，阿姨答应一下，便下楼去了。

小霍放下水壶，又替林教授把床褥打开，整理一下，说：“林教授今天也累了，休息吧。”

“正高啊，你也认识李场长吗？”林教授关心地问一句。

“妈妈改嫁之后，”小霍说，“我是阿姨领大的。林教授，”小霍又问，“你还要什么东西吗？”

“不要了，你也休息吧。”林说。

“今晚我值夜，”小霍说，“您睡吧，明早六点钟我来叫醒你。”

小霍反手关了门，出去值夜了。文孙脱下外衣，取下领带，又松了鞋带、换上拖鞋，坐在床沿上，不知是要坐还是要睡。

扭灭大灯，自己默坐在微弱的小壁灯光下，思潮起伏。想想今天一天的遭遇，足使三十八年前的往事，直如电影一样，一幅幅、一幕幕，涌上心头、涌到眼前。

他今天紧张了一整天。痛哭了好几场，又在人群中嘻笑了几个小时——真是情况复杂、悲欢迭起。如今酒后微寒，午夜独坐，也无心更衣拥被；不知不觉地，便侧身床上，和衣而卧……

这毕竟是仲冬时令，凉气袭背……他觉得头上微凉习习，三两片雪花，偶从腮边掠过；颠颠簸簸，他竟推着一辆自行车，在县城西门大街之上，在年关季节、人潮之中，缓缓前进……他下意识地在一座有两扇黑漆大门之前停下了。这是新年刚过。门上墨迹犹新的春联写着：“睢阳绵世泽，圯上振家声。”上面横批写着“留侯旧庐”。

文孙向那个硕大的铁门环，拍了两下，扶着脚踏车，又仰首看着那两个缓缓转动的用金纸贴着“张府”两字的红灯笼。不一会，那漆黑大门，便讶然一声地开了。

下篇　昨夜梦魂中

第十五章　记得初相遇

姥姥的学生

是七十年代的梦境？

还是三十年代的真情？

这座“留侯旧庐”是当年县城中有名的“张家花园”。那推着一辆脚踏车，在门前拍环叫门的青年林文孙则是“省立临时中学”高中三年级理科的学生。他新从杭州回来，转学入“临中”。这次是他姥姥（指姑姑）托人到学校叫他来的——姥姥就住在这花园之内。

这两扇黑漆大门讶然开了。开门的是一位六十开外的老人。他满是皱纹的脸，像一块干了的番薯；两瞳疲惫的眼睛，看来已黑白难分；他的鼻孔和几根白胡须之下的嘴巴，也显得黑黑的——那黄得发黑的牙齿，已不剩几颗了；灰白而蓬松的头发上戴了顶蓝毡帽；身上的灰棉袍，补了些不规则的黑补丁，看来脏兮兮的。他手里拿了支旱烟杆，看到这青年访客，倒笑脸相迎。

“十三太，”青年问他说，“姥姥在家吗？”

“啊，三哥儿，三哥儿，”老人说，“四老爷在后面整行李；叶省长小姐在帮她忙呢。”

说着老人便把那笨重的门闸取下来，让文孙把自行车推进去。文孙推着车绕过那有个大“福”字的短墙，墙后便是一面长方大院落。院子左边有棵合抱的大柳树，围绕着树根则是一圈板凳供人憩息；右边是一些矮树和花草布置的小花园，园内还有个小凉亭。

这院落中间是条砖铺的通道，直达正厅。这正厅三间共有十八扇门，前有走廊。走廊之前，则是个与檐相齐的紫藤花架。厅堂两端也各有住房一间。

文孙把车子推到走廊上架起，忽然发现“十三太”站在身后，伸着手嬉皮笑脸地说：“三少，我讨个‘泡子’。”

“鬼子来了，就不能吞泡子了。”文孙也警告他一下，然后从呢大衣口袋内取了两毛小洋给他。老人就像孩子一般高兴地跑了。

文孙支好车子，走入厅堂，绕过云母屏风，乃走入后进。

这后进是个带四面走廊的四合院。正面是一间堂屋，两边是各有睡房加套房。两厢则各有厢房两间；而靠正厅那一边则只是一条走廊，一面墙，有个石库门，没有房间。这天井院中有两棵树和一些盆景。靠左是一棵桂花树，冬日只见枯枝；靠右则是棵黄梅，这时正繁花满树，清香四溢。

文孙循着有红栏杆的走廊，走向右厢房，只见走廊上的窗子开着。姥姥和另一个青年女子正在一面说话，一面捡行李。

“姥姥！”文孙隔着窗子叫姥姥一声。

“文孙，你来啦！”姥姥转过身来，含笑欢迎着侄儿，走入室内。

姥姥看来三十上下，鹅蛋脸儿，眉目秀丽、唇红齿白，她笑起来腮上还有个酒窝。头发梳向后面歪着打个结，插了支小金梳，耳上戴两颗小珍珠。她穿着件蓝绸狐皮袍，外加阴丹士林布罩袍，平底绒鞋。淡淡梳妆、柔和声调，每使文孙觉得姥姥这位音乐老师，比上海一些浓妆艳抹的电影明星还要美得多。

奇怪的是，这样美的姥姥，却偏要抱“独身主义”，三十上下了，还不结婚。所以家中佣人叫她“小姐”也不好，叫她“姑奶”、“姑太”都不好——只好叫她“四老爷”。

“文孙啊，”姥姥柔和地说，“你爸派人来接我到山里去，明天就走，所以我托人叫你来谈谈——现在警报太多嘛，鬼子太可怕。”

“我爸派人来了吗？”

“你爸派徐班长带轿子来接，现在住在‘仓房’里，我叫他们明天来——到猫儿尖要走两天呢。这年头，真过够了……”姥姥有点感叹。

“姥姥，”文孙问道，“你这些书籍和提琴，都带去吗？”

“哪能带那许多，”姥姥说，“提琴带着；书，捡捡嘛——所以我叫小莹来帮帮忙……”说着姥姥便回过头去叫那女孩说：“莹莹啦，过来——这是‘临中’学生，我三侄林文孙。”姥姥又向三侄说：“这是小莹，叶维莹，我艺术班上的学生。她现在在‘政宣队’。”

“林先生，久仰了。”小莹说毕低头嫣然一笑，脸也显得红了一点。

“叶小姐，您好！”文孙也说一句，但是却看不到对方的眼睛了。文孙被她这低头不语的神情，弄得有点心跳加速、神志恍惚——他觉得这少女真妩媚。他的“临中女生部”也有女同学两百余人，竟然没有一个人能使他有这样感觉的。

小莹这时穿的是一袭草绿棉军服，腰扎皮带，脚上则穿一双白布鞋，头上戴顶军帽。她长发披肩——因为她是演员，头发是在特许下留长的。这一撮青丝之细软光滑，也是文孙这位“哥儿”，一生所很少见到的。文孙在小莹清秀甜蜜的眉目五官之间也看不出丝毫他所认为的缺陷——姥姥所保存的古希腊女神的石膏塑像，对他来说似乎也没有小莹那样完美。我国古文学上对美女的形容词，什么明眸皓齿、闭月羞花等等，似乎也无法形容他这刹那之所见。他尤其觉得小莹手腕和颈项之白嫩润滑，简直有冲棉欲出之势；加上个修短适中的身材，就真的增一分则长、减一分则短了。她那甜蜜的声音，和脉脉无言的妩媚之情，真是使文孙彻底解除武装——生为一个大家庭出身的小花花公子，文孙所见的美女，也可说是盈车满屋了，但他总觉得这些美女——包括电影屏幕中和画报封面上的美女——总都有或多或少的“缺陷”，而在他看来，缺陷全无的，竟然只有姥姥这个学生“莹莹”了——这是个惊人的发现。

“姥姥，”文孙不好意思多看美女，乃转身又向姥姥发问道，“你那小兔子怎么办呢？也带去吗？”文孙笑着，在地下四处张望，找那只小兔子。

它最后给小莹找到了。小莹把它抱起来，玩它的耳朵，摸它的毛。

“小兔子，我不能带你去了，”姥姥把小兔子自小莹的手里抱过来，说，“山里狼太多，连鸡都不能养，哪能带它去呢？”

“那小兔子，你怎么办呢？”文孙也可怜小兔子，乃从姥姥怀中把小兔子抱过去。

“我叫莹莹每天来一次，喂喂它嘛。”姥姥说。

“哎呀，文孙，”姥姥忽然又摸摸文孙的手，惊讶地说，“你手这么冷！”她又转身问小莹说：“水壶内还有开水吗？冲杯热茶给文孙喝。”

“开水没有了呢。”小莹推一推热水壶。

“真要命，”姥姥说，“汽油炉又神秘失踪。……莹啦，叫文孙陪你到南门老虎灶去买壶开水，泡壶茶大家喝喝，暖和暖和。”

“我一个人去就够了嘛。”小莹说着便取出大铜水壶，并自抽屉内取了几个铜元，预备就去。

“莹啦，你提不动，”姥姥说，“叫文孙陪你，替你提。”

“姥姥，我去嘛，”文孙说，“叶小姐，你甭去了。”

“你单独去不行，”姥姥认真地说，“老虎灶那王秃子鬼得很——水八成开，他就卖了。只有小莹去，才能买到他井罐里的全开水。”

“为什么他只卖全开水给小莹呢？”文孙有点不解。

“王秃子看街头戏，认识了‘香姑娘’嘛！”姥姥说着不免好笑起来。

“莹莹啦，”姥姥又告诉小莹说，“还是你和文孙一起去！”

二人遵命，乃由文孙接过铜壶，一道去买水了。

抱着她跑警报

二人提着水壶走出前厅，小莹一眼便看到走廊上那辆闪闪发光的英国制“三枪牌”全新脚踏车，不免一愣。她知道这车子是文孙的，心想，从西门大街去南门还有一段路呢，如果文孙骑着车子载她去，多方便。她想到这儿，脸一热，连车子也不敢看了。

奇怪的是，文孙见到车子，也灵机一动，作出同样的构想，心里痒痒的，但是嘴里却不敢说出，也就算了。

那原坐在门房抽旱烟的“十三太”，早就看到二人出来，乃立刻把门打开，门闸也取下，自己站在一旁等着。当二人走入闸门时，老人口中念念有词：“三哥，三少；叶小姐，叶姑娘，省长小姐……”像念佛一样地叽咕着。

“公公，谢谢您开门。”小莹感激地道谢一句。

“哪里敢？哪里敢？”老人鞠躬如也地叫着，“省长小姐，省长小姐，省长小姐……”一直送到门外。

文孙和小莹并肩而行，从西大街转“之”字巷向南门大街走去。二人默默无言很久，文孙才想出几句话来。

“叶小姐，你是我姥姥的学生吗？”

“叫我小莹嘛，”小莹羞涩地说，“省女师音乐班、绘画班上林老师的学生。”

“你上过我姥姥几年课呢？”

“高、初师都上过。”

“那你认识我姥姥四五年了？”文孙说。

“不止呢，”小莹说，“我生下地，林老师就认识我。我小时候叫她‘干爹’呢。”

“怎么会呢？”文孙有点奇怪。

“我还未出世，我爸爸妈妈就认识林老师——同乡关系嘛。”

小莹的爸爸妈妈认识姥姥？文孙心里暗想。她爸爸是“叶省长”，怎么未听人说过我们家乡也曾出过一位叶省长呢？文孙对民国政治掌故不熟悉，也就未便多问了。

“我姥姥认识你家那么早！”文孙又补充一句。

“那时林老师在读省女初，我爸在省府，”小莹说，“妈那时请林老师到我家吃饭。我出世后就做林老师干女儿。”

“啊！姥姥倒未向我提过呢。”文孙说着，心中也在暗想叶省长可能是爸爸或爷爷的朋友，所以又补一句说：“真可惜，我们以前都未见过。”

“但是我们都知道你呢！”小莹说。

“怎么会呢？”文孙有点奇怪。

“林老师把你给她的信给我们看，”小莹说，“还有照片和英文作文——英文作文看不懂——老师好喜欢你呢。”

“噢，”文孙笑着说，“我有四个姑妈，四个姑妈都喜欢我——四姥姥尤其喜欢我。”接着文孙又问小莹，这次为什么不进“临中”，而要进“政宣队”呢？

“临中十六块钱学费太贵嘛。”小莹说。省长小姐嫌十六块钱太贵，文孙倒有点惊讶。

二人断断续续地交谈着，不觉已到南门，左转到“南门凹”，凹内有个老虎灶，灶外围了些买水人。王秃子穿着件破棉袄，手里拿个大木勺正在为客人盛水，嘴里还为什么“半开”“全开”与买水人嚷个不停。当他一眼看到“香姑娘”站在人圈之外时，他乃向空大嚷“等一会儿”。

他二人刚站了片刻，南门城楼上的汽笛，忽然“呜——呜——”地叫起来。只听街上人群在叫：“警报！警报！”“空袭警报！”行人开始乱起来。王秃子乃把水锅一盖，把木勺、火叉等物向一个木桶一丢，把木桶拖入灶后木屋，一把锁起，慌张地拨开众人，一溜烟便不见了。

文孙和小莹也随着慌乱的街民，跑上南门大街，想逃回西门；可是在街上却被一些广东兵堵住了。

“丢那玛，出城！出城！——不许进城！”那些怒气冲冲的大兵哥，把枪托乱摆。街上行人乃向南门争夺出城，势如潮涌。文孙牵着小莹随人潮挤出南门。刚出门，群众一轰，小莹便被挤倒在石桥上，翻了两滚，鞋也掉了，帽子也脱了，人群则从身上践踏而过。幸好文孙年轻力大，终于把小莹从地上抱起，放在桥边石栏上坐下，又挤入人群把帽子和鞋子捡回。这时小莹足踝被扭，疼痛难忍。文孙乃单腿跪下，把她足踝揉了又揉。他看小莹似乎痛苦稍减，乃替她把鞋子穿好，架着她挤回人潮，转入南门桥外“荷叶巷”，向另一端拥挤前进，想跑上护城河堤，逃向田野。孰知文孙架着伤妇，刚挤出巷口，人一松动，一群野男人拼命前冲，一下又把小莹挤倒地下，摔个半死。小莹臀部胯部均疼痛难忍。这时已微闻飞机声，逃命客更乱窜，慌成一团。文孙情急智生，乃把铜壶向小莹手中一塞，弯下身躯，一下把伤妇横抱起来，没命地向堤埂上跑去。他气喘吁吁，前跑未及百米，忽然天崩地塌，一声巨响，文孙失去重心，抱着小莹一下便摔入堤下枯草之中；二人一上一下，跌成两块肉饼。这时机声辄辄，炸弹声、枪炮声，天昏地暗，震耳欲聋。这一下小莹被摔在草里，文孙伏在她身上加以掩护，小莹则抖成一团。

所幸不到两分钟，飞机声便消逝了，枪炮声也没有了——宇宙由飞沙走石，转变成死一般的沉寂。许久始闻远处有人声，说：“侦察机！侦察机！”又听几个广东兵在骂“丢那玛”。文孙才从小莹身上翻下坐起。小莹颤抖虽减轻，但是余悸犹存。文孙告诉她说，敌机已离去，而小莹还是不敢仰视，仍伏在泥土里颤抖地问道：“我们死了没有？”

文孙为之失笑，乃把她从草里拉起来，并为她衣服上拍去泥土。

在这场惊天动地的空袭之后，他二人都以为，城区、城郊一定被炸得血肉模糊，惨不忍睹。谁知大谬不然，敌机只有一架来低飞侦察，并未投弹。震耳欲聋的声音，则是城头上我军防空部队的高射炮和高射机关枪，乱打了一阵而已——敌我皆无损失。

警报解除之后，郊外避难人群又涌向城内，城内商户也纷纷开门复业，市面又恢复正常。小莹受伤不重，痛苦减少，已可行动。文孙仍拟搀着她回城，而小莹坚决不要。文孙乃为她用枯树枝做根拐杖，小莹扶杖而行，二人又一颠一跛地走回张家花园。

文孙拍开园门，十三太说，周嫂来接着姥姥一道跑到苗圃去了，天不黑“四老爷是不敢回来的”。

“十三太，你逃警报没有呢？”小莹好奇地问他。

“我没有跑，”老人说，“我是穷人，鬼子是不炸我的。”

时间已不早了，小莹要回队“销假”。文孙要送她回营，小莹坚决不让他去，乃独自转入“文昌巷”，回“文庙”去了。文孙站在巷口，看着她背影在巷子的另一端消失，才回到张家，把水壶交给十三太，自己便推着自行车，径自回“临中”去。

两条心路历程

文孙把车子推上西门大街，心不在焉地在人丛中撞来撞去。幸好他穿的是呢军服、大边军帽、力士鞋。他车子碰了人家的担子，挑担老几，只好赶快让开。

“她为什么就头也不回地，独自回去呢？”文孙心里想着，扶着车子，对那“文昌巷”望着出神。

言语不慎，得罪了她？没有嘛！——他心中在想。

她可能有个男朋友，在“政宣队”里等她。有此可能，大有可能——和她一起演爱情戏的“小生”嘛。文孙愈想愈有可能，心脏愈是跳得厉害。想想也可能不是……心里又和平一点。

她一定听人传说，我在临中有位爱人！我哪里有呢？这谣言要剖白剖白。

要不那就是她不好意思和老师的侄儿在一起。大有可能，大有可能。

总之……这个结解不开；拿不了主意。

文孙下意识地把车子推入文昌巷。这条巷子平时好长，今天好短，一下又自另个巷口出来了。出来之后就是那有个“道贯古今”的石牌坊的广场。牌坊之后的“文庙”，就是小莹所属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直辖政治宣传第二大队”的大队部和营房。

文孙一看这蓝底白字的牌子和卫兵，恍如大梦初醒——一个人推着辆脚踏车，在此忘魂失脑，究为何事？

他忙脱下大衣，卷起夹入车后衣包架。此广场甚平坦，他乃骑上车子，装作赶路的样子，驰入南门后街。不知怎的又掉转车头回到广场，再“道贯古今”一下，终于回入文昌巷。西门大街石路车辙累累，行人又多。文孙下了车，忘魂失脑地把车子不知怎样地又推出南门；过石桥转荷叶巷，走上护城河堤回到学校去。他向堤边一看，只见他和小莹摔下的草窝，还在那儿。他想想警报期间所发生的事情，不免望着那草窝出神。蓦然间，他看草窝之侧有一个金属品，在夕阳照射下，闪闪发光。他停好车子，下坡捡起一看，原来是姥姥的铜水壶上的盖子。他和小莹被警报弄慌了，还不知道壶盖丢了呢！文孙把这壶盖在手中玩弄，想想刚才和小莹一起跑警报的事，余味犹存，好不乐意——也就不知不觉地躺入原先的草窝，来重温旧梦一番。

这时天气转晴，晚霞反照，白云冉冉，归乌阵阵……好一个安闲时刻。这位心无杂虑、浑浑噩噩的林三少，躲在草窝之内，乃大做其半真半假的绮年玉貌的白日之梦，好不开心得意！

张家幺妹、七姐比起小莹，差得远呢！他口中念念有词；心里想着那在苏州读书，到杭州度假，文孙请她们遨游西湖的两位表妹来。幺妹对文孙很崇拜；七姐简直就把文孙看成男友了。她们打着花伞，在花港观鱼时，碰到一位老师和几位同学，她们竟说文孙一行是“许仙”和“青白蛇”呢！今天文孙对青白蛇已完全失去了兴趣。

他心想口念，“压寨夫人”和“生姜”，这两位和他过从也很密切的“歌咏队”里的“同学”，只能替小莹“提鞋”……“提鞋”……

小莹可能也并不那么美、那么甜；可能是情人眼里出西施——两人有缘！

她有位男朋友、爱人嘛，文孙口中念念有词。那算什么？我要夺美、抢过来……请姥姥封锁她……我带她回“庄”去，锁起来！金屋——藏娇……

文孙单恋得大为得意，躲在草窝内，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把她锁起来！”文孙想得得意了，把两手一挥，两腿一踢，身子一扭，他忽然发现颈子边有一双白鞋——不免大吃一惊，翻身坐起，竟然发现小莹站在身后。

这一惊，非同小可。文孙尴尬地站了起来，笑着问她：“你怎么也来了！？”

“我回到营房里，想写点日记，”小莹说，“可是一摸口袋，我的自来水笔不见了……”小莹说着再次摸摸口袋，又说：“我想来想去，可能是跑警报时，摔跤摔掉了，所以一路找过来。”

“你到这儿多久了？”

“好一会了，”小莹说，“只是看你在地下躺着，自言自语，高兴得很，没敢打扰你。”接着小莹想到文孙刚才的样儿，颇为滑稽，所以也笑起来。

“我在胡思乱想、胡言乱语。”文孙说着也尴尬地笑了。

其实“胡思乱想、胡言乱语”，并不只文孙一人。小莹决定寻找钢笔，也是经过一番“思想斗争”才来的——两人都有其隐忍难言的心路历程，殊途同归才又碰到一起的。

原来小莹在谢绝文孙送她回营房之后，她才走出巷口，就懊悔起来——由懊悔而自恨，由自恨而自己处罚自己，咬自己嘴唇、掐自己膀子、扭自己肌肉。扭得红一块、白一块……

恨自己之后，乃伏在床上哭了一阵。哭过之后，又想到临中“歌咏团”里的王生强（“生姜”）和易植芙（“压寨夫人”），她们一定也认识林文孙——她们多美、多灵，人情世故多有经验，一定不会做这样笨事。

“为什么不要他送我回营房呢！？他那样诚心诚意的……”想了又哭，哭了又扭自己、掐自己……

她又恨那根树枝做的拐杖。“我为什么不要他搀我，而要这根可恶的树枝呢？”她恨那树枝，乃把树枝自床边捡起，丢到窗外去，狠狠地骂了它一通……可是在床上趴着想了半天，又觉那树枝可爱——那是他送她的，乃匆忙地跑出门外，又把树枝捡回，抱在怀里半天，才小心地放入床下藏起来……

她翻来覆去，想不出个主意来。想想这类笨事不能再做——头脑逐渐清醒了，乃想写点日记，或做一首新诗，这样才发现钢笔遗失，而真的着慌起来。

这支名贵的“大号金星自来水笔”是小莹初师毕业时，爸爸花两元五角重价——约合小莹在“政宣”两个半月的“饷”——购来给她的。这支“大号”笔头虽嫌“粗”一点，但写起来十分润滑顺手——小莹平时写日记、作新诗、记笔记、上讲堂抄剧本、抄“台词”，全靠它。这一下丢了，就一切“停摆”了。

小莹慌张地跑出营房，在南门石桥、荷叶巷口，都找了半天，踪迹全无。最后才跑到护城河堤，她和文孙一起摔跤的地方来。

小莹一上河堤，第一个看到的便是那辆脚踏车，她不免一怔。接着便看到文孙躺在地下，指手画脚、自言自语。她脸一红，不觉倒退几步。文孙没有看见她，她才又悄悄走向前去，靠在大柳树干上，望着他出神——当她听到文孙在夸奖她时，她觉得文孙很可爱，也很可笑。自己感觉不再紧张了，才走下堤边，站在文孙背后，这才把文孙吓了一跳。

文孙帮她一起拨草找“金星”，找了半天，未见踪迹，小莹懊恼之至，闷闷不乐。

“一支钢笔，怎么这样重要呢？”文孙问她。

“天天要上讲堂，抄剧本、抄台词，没有它，一切都‘停摆’呢！”小莹悲哀地说。

“你暂时把我这‘帕克’拿去用，”文孙说着自衣袋内取出他的“帕克”来，交给小莹。小莹见那美制金笔，闪闪发光，惊喜之至，但她拒不接受。

“这笔比‘金星’好用呢。”文孙说着自衣袋内取出一个小本子，要小莹写写看。这样小莹才接受了本子和笔，写了写自己和文孙的名字。一写之下，才知道自己名贵的“金星”，毫无名贵之可言。她对这“帕克”真是爱不释手，但是她还是把“帕克”还给文孙了。

“这笔送给你嘛。”文孙把笔交给小莹，而小莹半推半就，还是不受。文孙乃抓住小莹的衣襟硬把钢笔插入小莹的衣袋里去。可是这位没经验的莽青年，却屡插不入，直插得使小莹叫痛了，他才住手——原来女孩子穿军服与男孩子不同！

看官知道吗？男孩胸部是平的，所以钢笔在衣袋内，一插到底；而女孩胸部是突起的，钢笔不可直插，插笔时要因势利导，缓缓地斜着插进去才是。林文孙这位野孩子，不懂姑娘胸中曲折，只是一味直插下去；恋爱还未开始谈，便已把女友插得喳喳叫痛。

最后女友叫饶，才把钢笔接下，歪着笔缓缓地插入自己的衣袋内——算是“暂时借用”。

既用过“帕克”，小莹对她的“金星”虽不再像以前的宝贝，但丢掉毕竟可惜。她央求文孙再陪她寻找一遍，谁知苍天不负苦心人，竟然被文孙在水边找着。小莹想向他要回，好把“帕克”物归原主，但是文孙却用手帕擦一擦他捡到的墨水笔，便放入自己衣袋中去了，理由是他不喜欢“帕克”，因其笔尖太细，他倒喜欢“大号金星”，颇合“男用”——难得他能和小莹“各取所喜”。小莹自从和文孙打闹一番，二人已熟络多了，加以她又听到文孙自言自语的一些话——如今文孙要换掉两人的钢笔，小莹也就不再坚拒了。

“小苍蝇”和“小八姐”

当文孙和小莹把“钢笔问题”解决之后，文孙又把衣袋内的小本子取出来，看了又看，然后说：“叶小姐，你的钢笔字，好秀丽啊！”

“叫我小莹嘛，”叶小姐羞涩地说，“指导员和同学们都叫我‘小莹’。”

“小莹，你为什么叫‘小莹’呢？”文孙这个糊涂青年，问了句糊涂话。

“我姓‘叶’，我是‘维’字辈，”小莹微笑说，“小名叫‘蝇蝇’，林老师那时还是个初中学生，认为这小名不雅，所以把我小名改叫‘莹莹’——后来上学爸爸就叫我‘叶维莹’了。”

“你爸爸妈妈为什么叫你‘蝇蝇’呢？”文孙觉得好笑。

“我小时候，老是‘钉’着妈妈，寸步不离，不高兴时就跟妈妈赖皮，好讨厌，妈就叫我‘小苍蝇’，爸就叫我‘小蝇蝇’。”

“好有趣呢！”文孙说，“我在读小学时，被老师指定当墙报编辑，编个墙报叫‘柳浪闻莺’，你猜我写的第一篇文章叫什么题目？”

“……”小莹只微笑未答。

“好有趣呢！”文孙边说边自自行车衣包架上，取下大衣，铺在地上，又说，“好有趣呢！我们坐下来谈谈……”

文孙要小莹坐在他的呢大衣上。小莹不好意思，文孙勉强她几次，她才坐下来。文孙则坐在一个柳树根上，斜对着她。

“你猜我那篇文章叫什么？”

“……”小莹当然不知道。

“我那篇文章题目叫‘忆儿时’，”文孙笑着说，“我要有你‘小苍蝇’那样有趣的儿时故事可‘忆’就好了。”

“林先生，你不是有个很好玩的‘小名’嘛？”小莹现在和文孙已经熟了一大半，说话也轻松多了。

“小莹，我现在叫你小莹，”文孙说，“你也不应该再叫我‘林先生’，叫我文孙或林文孙——否则我就叫你‘小苍蝇’……”

“……”小莹未搭腔先忍不住笑了笑，才说，“那我就叫你‘小八姐’……”说着小莹更忍不住地笑起来。

“你这个淘气的丫头，”文孙笑着用手向小莹膝盖一拍，说，“你怎么知道我的小名叫‘小八姐’？……”

“……”小莹又低着头，用手盖着脸，笑出她忍不住的笑声，说，“林老师告诉我们的嘛。”

据小莹说，林老师最爱文孙。她有个“贴像簿”，贴的全是文孙的照片，文孙幼年时写给姥姥的幼稚无知的信，和一些小学、中学的课程作业。

有一次莹莹又和“干爹”在一起翻看这本贴像簿，小莹觉得“小八姐”那张穿童子军制服的照片最“可爱”。她爱不忍释之后，林老师便把这照片取下，送给她了。

“这照片我一直保存好多年呢！”小莹感叹地说。

“我那童子军照片，现在还在你那儿？”文孙忍不住地问。

“丢了嘛。”小莹低着头，切切自己的指甲，懊悔地说了一声。

其实这照片，她没有“丢了”，那是保存在她的肝胆深处、灵魂之内——说来话长啊。谁知苍天撮合，她竟然碰到了这位糊糊涂涂的无肠公子——她孩提时代就时时遐想的梦里情人。

但是谈情说爱，女孩子要比男孩子早熟多了。小莹用尽百二十分的定力控制了自己，可是对方那位糊涂公子，哪里知道姑娘的心事，他还在为着他那“小八姐”的乳名感到尴尬呢！

“你知道我父母为什么把我取个女孩名字做小名？”文孙问小莹。

“……”小莹何尝不知，只是姑娘此时心潮起伏，说不出话来。

文孙解释说，他上面有七个姐姐，活了五个都很健康。他生母第一胎便生个男孩，而这男孩竟流产而死。家人认为女孩子“命贱”，阴曹里阎王不要，所以家人才把“三哥儿”改名“小八姐”，以蒙混来拘人魂魄绑票勒索的牛头马面也。

这一项欺骗阎王、躲过牛头马面的阳谋，想不到果然有效——林三哥儿已经十九岁了，牛头马面居然还未来找过他的麻烦！

“我才八九岁时，你就知道我，那我们真算有缘呢。”文孙高兴地说。

“……”小莹脸红得发烧，没有搭腔。

当文孙谈得正起劲时，小莹起身要告别了。她非回营不可。非格于规定也，实是民生问题在作祟——原来受训期间，小莹原是个有上士资格的“学兵”，月饷七元。而这个“政治大队”在主持人扩张计划之下，薪饷公吃公用。大家吃“大锅饭”，每兵每月只发“零用”金一元，余钱则为招募新兵之用。如今天时已晚，正是营中晚餐时间，粥少僧多、过时不候，小莹薪饷有限，每月还得六毛八毛地寄钱回梅溪接济母亲，所以晚餐时间，势非回营用膳不可也。

小莹坚持要回营，男友不知姑娘艰难，不敢违命——文孙只好站起身来，预备送女友回营。

辛苦的车夫

当文孙把大衣卷起放入衣包架时，小莹用手指拨一拨自行车架起的后轮。她见那寒光逼人、运转如飞的车轮，不禁赞叹一句：“这部车子真好呀！”

“小莹，你会骑车吗？”文孙问。

“正在学，会跑，不会上下。”

“你们队里也教骑车吗？”

小莹点点头说“教”。只是全队两百多人，只有四部旧的日制车。两部“单飞”、两部“双飞”——坏个不停，不坏也擦轮。小莹说队中两百多学员都想学，大家轮流登记排班，每人每次半小时。她一共只轮到六次，骑了三小时，可以“勉强地跑”，没有人扶着，便“上不去、下不来”。

“我这是‘三飞’呢，最容易骑。”文孙说。

“这样好的车子是哪一国货？”小莹问。

“这是‘三枪牌’，英国货，”文孙说，“‘三枪牌’、‘老人牌’，都是世界上最好的牌子——你想试试吗？”

“……”小莹未置可否，但是刚学骑车的学徒都知道，看到这种好车，人人都想试一下。小莹早就心里痒痒的了。

“试一下嘛。”文孙再鼓励一次。

“我不会上呢。”小莹忸怩了一下。

“扶着你、保护你，保险没问题。”

小莹又尴尬了一会，乃由文孙扶着骑上架好的单车，试了踏脚，那种轻快之情，顿使她觉得心旷神怡——比“政宣队”里那几部老爷车，真判若天壤。

文孙把车子缓缓推向前，车架翻起，车子就急速前驰了。我们的叶姑娘是学骑日制、单飞、老爷车起家的——踩一下，轮子转一下。叶姑娘把这老技术用到这“三飞”“三枪”上来。她两脚一踩，立刻车行如飞。姑娘未骑过这样快的车，她慌了，乃大叫：“文孙！文孙！你扶着我没有？扶着我没有？……”

“别慌！别慌！……”文孙也大叫，同时以跑百米姿态，飞奔着追了上去。跑了百来米总算追上去了，谁知这坦荡的河堤只有两百多米长，过此则下坡通向田野间大路。下坡时，车行加速，叶姑娘不谙“煞车”之道，她两脚乱踩，车子急驰如飞。

“文孙呀，文孙呀……不好了……快拉住我……”小莹在车上大叫。

文孙见大势不好，乃用尽平生之力，冲上去，一把抓住衣包架。小莹车头一转，来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连人带车，一下压倒在文孙身上——骑士压车夫，单车压骑士，三位一体，冲入路边菜园里去。小莹的额头，对准文孙的额角，叮咚就是一下，碰得金星直冒。

幸好这还是初春，菜园的泥土，潮而不湿，人造肥料虽有而不多。两人一车在地下躺了约半分钟，车夫才缓缓挣脱骑士，爬了起来，架好车，再把骑士扶起。骑士揉揉自己的前额，又摸摸车夫的额角，道歉不已。

“小莹呀！”车夫奇怪地问骑士说，“你下坡时，愈跑愈快，为什么不煞车呢？”

“我‘煞’不了呢！”小莹说着一面替文孙衣上拍去尘土，“你车前轮上有块板，我踩不到前轮；我把脚踏向后踩，也不管用呢。”

原来小莹以“煞”老爷车的办法来煞新的“三枪牌”，她还不知道什么叫“手煞车”呢。

“你看好危险！”文孙指指前面不出二十码远的水沟和狭窄的小石桥。文孙如不实时把车子抓住，小莹准会翻鞍落马，冲入水沟中去，那就不堪设想了。

车夫觉得有向骑士解释单车性能之必要——如何换挡、如何煞车（先煞后轮、后煞前轮）等。解释完毕，二人囚头垢面地又把单车推上河堤，那儿比较平坦、宽敞。

经过文孙解释之后，小莹又想试一下。文孙扶她上车，这次果然熟练多了。但是文孙还得在一旁跑步相随。跑到顶端，再帮助姑娘掉头。这河堤有两百码，来回一次四百码，可怜的林三少，为着护美，已跑了十几个来回了。初春晚寒，但还是跑得汗流浃背。有好几次，姑娘有些不好意思，要求停止驰骋了，但是男友知道她言不由衷，还是鼓励她骑下去。所幸这时，天已傍晚，行人无多，但是还是碰到若干惊险镜头，都亏年轻车夫眼捷手快，临事化险为夷，没有撞伤行人。

小莹在堤上往返了个把钟头，有时只停下片刻听车夫讲解按辔徐行之道。能按辔徐行、顾盼自如，渐入化境，那就可自试上下了。

文孙扶着她，自试上车几次，小莹果然能勉强上车了，但是文孙还得追上去，扶着她，否则便下不来。

一次小莹把车推快，跨步上车，车头正左右摇摆不定之时，车前一位挑担老几却迎面而来。骑车的想让挑担的，挑担的也要让骑车的。二人向东则同时向东，向西则同时向西——说时迟，那时快，小莹一车正冲入两箩之间，直入挑担大哥两胯之下，把他冲个四脚朝天。叶小姐翻鞍落马，小腹正压在这老几头上，几乎把那老几压得活活闷死。文孙赶紧跑上去把小莹抱起，把车子拉起架好，那老几约四十上下，虽十分健壮，但是也被这女兵压得气喘吁吁，坐在地上，呆若木鸡——他那两个箩筐，则滚在一边。他原是个柿饼贩子，两箩筐柿饼也滚得一地，把地面撒得一片雪白。

小莹站在一旁不知如何是好。文孙忙向那老几道歉，并帮他把柿饼捡回箩筐，并答应赔偿损失。

文孙看那老几神情，“赔偿损失”问题不大。问题大的是“新春上月”、“元宵节”才过，头就被压在一个女人的“裤裆”之内，是太不吉利了、太倒霉了。晦气当头，这老几真恨不欲生——文孙了解这情况。当他二人把柿饼收回箩筐之后，文孙乃取出两元法币给他，一再道歉，并劝他先去“大利园澡堂”洗个澡，再到城隍庙“韦陀菩萨”前烧一炉香就好了——必要时也不妨“买一串爆仗炸炸”，自然大吉大利。

那柿饼贩原是“收市回家”，所余柿饼尚不值一块钱。现在自然凭空赚了两块，也是意外之财了，何况撞他的又是一个“兵”！他取了钱，乃向“官长”道谢而去。

文孙结束了这场交涉，自信很成功，甚为得意地向小莹笑一笑，而小莹则几乎哭出来。幸好男友态度轻松，说她“上车”大有进步，劝她“小心点”再试试看。

小莹心慌意乱，不敢再试了。文孙劝她：“一定要再试试，否则以后就更不敢试车了……千万不可泄气！”说着文孙乃自己骑上车，运转几下，显得轻松之至。他又表演两套“定车”和“反骑”的技术，最后“金蝉蜕壳”，一跃而下，使小莹称羡无比，心态轻松得多，也确想“再试一次”。

他二人看准堤上无人，小莹居然也就跨腿上车，扭了几下，也就旋转自如，文孙在一旁直是鼓掌称赞。

小莹自动上了几次之后，已渐纯熟，文孙又示范，“缓缓下车”之后，乃傍车跑步，要小莹也缓缓举腿下车。渐渐地，小莹也就能举腿下车了，但是还缺点“缓缓”之功——她下得车来还得扶着车子，猛跑一段。虽然如此，文孙已经认为她“进步神速”了。

“轻松！轻松！”文孙指示着说，“让车子速度慢下来，然后缓缓举腿下车！”

“讲起来好容易唉，”小莹抹抹额上的汗，说，“车子慢下，就倒了唉。”

“再试试，再试试……”文孙继续鼓励她。

小莹又“试”了几下，果有心得，但有时要倒，有时要跨步向前，还是难免的。

一次小莹正预备举腿下车时，却见一位老大娘手里提着个草篮，站在路边。小莹心中有点发慌，怕撞着她，所以未待车速缓下，她就跨步下车，随车猛跑。那老大娘见势不妙，乃想躲开车子，谁知小莹也正想躲她，二人反碰个正着——那老大娘被车冲得头下脚上，一个“倒栽葱”，翻入堤下；小莹则连人带车，一个筋斗，自老大娘身上，也翻了过去。

这一跌，非同小可。文孙飞奔向前，也冲入堤下，只见小莹被压在车下，遍身黄浆；那老大娘则头下脚上，躺在堤边哀嚎不已。

文孙先把老大娘扶起，坐在堤边，只见她颤抖不停。文孙再下得堤去，把车子拖向一边，才把小莹扶起。一看小莹身上黄浆原是一摊鸡蛋黄——原来这老大娘是在乡间收了一筐鸡蛋，正走向城关，向“春江大酒楼”送蛋，谁知半途发生车祸，弄得蛋破人伤。

文孙取出手帕，把小莹清洗了一次，再把她扶到堤边柳树根上坐下，慢慢喘气。再走向啼哭的老大娘，问她受伤了没有。老大娘倒不担心受伤，只是挂念她的满筐鸡蛋——原来这鸡蛋是她自乡间两个大铜元一只收来的。如今她要卖五个铜元两只给“大酒楼”。文孙问她一筐有多少鸡蛋，她说大的十八只、中的二十四只、小的十九只，共六十一只。

文孙答应她全部赔钱，老大娘乃起身把草筐捡起，里面鸡蛋竟有半数是完整的，但是文孙答应六十一只全数照赔。未破的仍由老大娘继续去卖。老大娘这一喜非同小可。

这老大娘筐子里还有个油瓶，也滚在草丛里——原来老大娘是个跑“单帮”的。她卖了鸡蛋，就买灯油。买了灯油下乡去，则按户一勺子一勺子地去卖油。

这老大娘颇有生意眼光，如今她看到遍地破蛋，她决定油也不买了，乃把破鸡蛋一颗颗用手捧起，装入油瓶中去。文孙和小莹也帮她一起装。老大娘很仔细，她把草上、树上黏的蛋黄蛋白，一滴不留地都装入油瓶里去。

一切弄妥，文孙给了她两块钱“赔偿费”。大娘一算，六十一只蛋不值两块钱，文孙勉强她才收下——老大娘真欢天喜地，恨不得将来再让这“女兵”撞一下。她一看那车轮钢丝上，还黏黏涟涟的，老大娘乃脱下围裙把车子擦得雪亮，又帮小莹身上擦了又擦。

三人将分手时，大娘忽然指着小莹问文孙说：“官长，这位是不是你的娘子？”

“不是，不是，”文孙说，“现在还不是。”

“……”小莹红着脸，无可奈何地向文孙瞥了一眼。

“官长，”大娘又称赞说，“你的娘子好‘匀’呢！”

“大娘，谢谢你！谢谢你！”文孙说。

“……”小莹脸又红了一下。

“姑娘，”大娘又向小莹说，“你要打扮成新娘，真心疼死人呢。”“……”小莹脸更红了，未搭腔。

“官长，谢谢你啊！多子多孙！”

“大娘，”文孙答道，“今天真对不起你，真谢谢你。”

“官长好说，好说……”

大娘挂起草筐，又向城关卖蛋去了。

跟“小聋”走后门

大娘去后，文孙问小莹有没有勇气再试试上下车。但是经过三次车祸，小莹已成惊弓之鸟，不敢再试了。加以她心中不安——文孙为她“赔”了那许多钱，足抵她四个月的“饷银”，她正不知这辈子如何偿还。而文孙则极力劝她“不要想这些事”。她虽然不能不“想”，但她觉得文孙十分“体贴”，自己“想”起来也没那么难过了。

这时天色已晚，新月如钩。二人运动了数小时，也已饥肠辘辘、疲惫不堪，尤其是小莹，早被摔得全身酸痛。文孙要送小莹回营，小莹坚持不要，但是文孙认为姥姥明早动身入山，总得再见一下，所以二人还是决定同行入城。既然入城，文孙乃劝小莹再试骑一下，以免以后胆怯。小莹因天黑视线不清更不敢试。文孙乃扭开车头灯，照得前路通明，使小莹惊讶不已。在文孙的鼓励之下，小莹鼓起余勇，又跨上车去。新月在天、柳影摇曳，姑娘夜骑单车和日骑单车，情调又自不同。二人一骑一跑，又来回数百米。小莹虽意犹未足，但毕竟体力有限，香汗淋漓，她已骑不动了；文孙也跑不动了。最后由文孙建议，小莹坐在车子衣包架上，由文孙带她回城。

他二人既在一起已厮混了半天，三遭车祸，男女授受不亲之大防也早经突破。小莹稍为忸怩了一下，也就坐上衣包架，抱住文孙的腰，在星月微光之下，按辔徐行；从河堤之上驶向荷叶巷去。

这时虽是初更时候，路上行人稀少，但此路却是城关通向卧龙潭“临时中学”的必经之道，这时回校学生也三五成群从路边走过。大家对这样的载美专车，虽已不觉稀奇，但认识他二人的还是不免尖叫两声，以表艳羡。好在路长有限，他们叫不了一两声，二人已抵巷口。夜黑巷狭，让人不易，二人也就下车步行，一左一右，把车子推上南门大街。

文孙和小莹闲聊着，不觉把车子已推入南门。不意文孙却又转过王秃子的老虎灶，绕向南门后街走去。小莹有点奇怪，问文孙不是要去西门看姥姥吗？

“咱俩吃了晚饭再去。”文孙轻声地说。

“不要了，”小莹说，“我买两个烧饼带回去就够了。”

他们“政宣队”本不是个“穷”机关，只是编制名额少，大队长要无限制扩充队员——这和一般部队“吃空额”正相反——所以就嫌经费不够了。“吃大锅饭”每次总是不够吃。队员脱了一顿饭，不自己出街购食，那就只有枵腹以待下一顿了。

小莹为贪骑脚踏车，脱了晚餐，就只好买烧饼充饥。

可是她新交的男友，今晚却要请她到本城最豪华的南门后街“春江大酒楼”吃晚饭。小莹忸怩不安，然身不由己，只好和文孙把车子推到“春江大酒楼”门前。只见这三层大酒楼，上下灯火通明，人声嘈杂、座无虚席。门前还停了一部小轿车、一部卡车和好多部黄包车。有些军人，因久候无坐席，正在和酒楼账房吵闹……里外乱糟糟。

文孙把车子推到对街，和小莹向酒楼张望一忽儿；他叫小莹守住车子，自己则挤入酒楼中去。这时一个烧饼贩，正挑着担子向一些黄包车夫兜售烧饼。小莹见酒楼太挤也太贵，绝不可能挤进去；乃摸出几个铜板，也买了几块烧饼，预备带回营房当晚餐。这时文孙刚好自酒楼出来，和他一齐出来的还有一个酒楼伙计，二十来岁，和尚头，穿件带胸围裙，肩上披着条脏抹布。他一见到小莹不免一怔，口中竟不由自主地叫声“香姑娘”。小莹也为之一愣。她这时正在付烧饼钱。文孙自小莹手中取过烧饼，交还那烧饼贩；烧饼贩面有难色。文孙乃顺手把几个烧饼交给一个黄包车夫。那车夫还未来得及道谢，文孙便牵着小莹，那光头伙计则拉着自行车穿过街道，绕向酒楼侧面去了。

这个楼侧面空地建有一长条用“美孚煤油”废桶皮盖的矮木屋。木门上挂着一把开着的洋锁，那伙计扭开锁、推开门、扭开那黯淡的小煤油灯，只见里面木架上挂了许多条腊肉、香肠和咸鱼、风鸡……这伙计把文孙的脚踏车推入屋内，扭小了灯光，反身关了门，把洋锁锁好；乃带文、莹二人绕过小屋，走入酒楼后门，进入厨房。这厨房内梁上挂着个汽油灯，照得全屋通明，厨司杂役二十余人，正忙得不亦乐乎。

他三人穿过厨房，从一运货小楼梯走上二楼。二楼有大小方圆餐桌二十多张，食客满座。大家猜拳行令，热闹非凡。三人又自二楼循一较宽楼梯走上三楼。楼梯口挂一白布门帘，上书“雅座”二字。这雅座也有餐桌七八张，也是满座，只是客人看来衣着较整齐；有一位“上座”军官，挂的似乎是少将领章，吃的似乎也是“鱼翅酒席”。

文孙和小莹在伙计领导之下，自墙边转到有一列碗橱的屋角。橱与墙之间形成一巷道。巷口有个火炉，正烧着开水；巷内有张小木桌，桌上堆了些盆碗酒壶等杂物。这伙计把这些杂物移到橱里去，又用他那脏抹布抹了抹桌子，反身出去搬来两张木椅，一张大“栗壳纸”铺在桌上，又放一个小洋蜡台，两个“盖碗”龙井茶，然后用袖子抹抹额角上的汗，笑着请两位客人坐下吃茶。

“三哥今晚要吃什么呢？”伙计问文孙。

“小聋啊，”文孙说，“这是叶小姐。”他为小莹介绍一下。

“认识！认识！”小聋说，“这儿谁不认识‘香姑娘’叶小姐？”说着小聋又转向小莹说：“叶小姐喝口热茶。等忽儿我暖一壶花雕给你暖和暖和——三少是我们小东家。”

“今晚有什么好吃的呢？”三少问小聋。

“鸡鱼肉圆，海参、鱼翅都是新发的——还有新豆苗、韭菜、鳝段……”

“你问问叶小姐嘛！”文孙告诉小聋，接着自己也问小莹：“小莹你喜欢吃什么？”

二人都看着女客，女客却答不出来。

“叶小姐，鸡鱼肉圆，随便讲个范围，我替你配——三哥菜都是我配的。”

“小莹，讲个范围嘛，吃鸡？吃鱼？”文孙也加一句。

“你喜欢不喜欢吃鱼？”小莹也反问文孙一句。

文孙乃告诉小聋：“配两样鱼吃吧。”小聋闻言，身子一翻就走了。

文孙叫小莹先喝点热茶，“暖和暖和”。其实这席次在火炉之侧已够“暖和”了。这个三层大酒楼，人声鼎沸，而他二人躲在碗橱之后、火炉之前，一烛荧荧，二人对坐，却是世外之桃源，雅座之雅座。小莹环顾四周，在这个小天地内，不待酒菜，她已感到十分陶醉了。

“文孙呀，”小莹说，“你和小聋怎么这么熟呢？”

“他原来在我家当打杂，张管家介绍他来的。”

“……从你家里来的？”小莹有点奇怪。

文孙解释说，小聋姓邢，原来是个逃荒的小难童，后来在“粥棚”抢稀饭吃，被人用铁勺把耳朵打聋了，没处生存，就在文孙家中待下了。然后渐次长大，听觉又恢复了一些，张管家就介绍他到“春江”来“打杂”——现在在春江混得很不错，因为小聋人很忠厚，又肯干活。小聋是“小东家”三哥儿的好朋友，所以不论何时何刻，不论春江是如何忙、如何挤，三哥儿都可随时有座位、有好菜——因为他总是有小聋领着“走后门”！

何况这次三哥儿还领着小聋哥最心爱的“香姑娘”来了呢！

最先的晚餐

二人正谈着曹操，曹操就到了。

小聋这次捧了个大木盘，盘内有四碟“双拼”，一壶“暖”好的绍兴花雕。

他二人这时已饥不能待，小聋刚放好，二人就吃了起来。双拼中的卤肫肝、咸鱼板鸭，不用说鲜美无比；就是那泡葱头、盐菜，也可口之至。小莹最初举箸还有点矜持，后来看到文孙那样轻松自然，两人真如兄妹一般，自己也就轻松多了。

二人把双拼几乎吃了一半，才又开始喝点酒。半杯下肚，小莹已觉得全脸发热，神智飘忽、轻快无比。

衣食足，礼义兴，两人乃谈起生活经验的种种问题来了。这时小聋收起冷盘，摆上热菜，有“沙锅鲤鱼头”、“大葱烧冬鳝”、“蒜苗肉丝”和“清炒三冬”、“粳米饭”、“洋面馒头”等，这满桌菜肴，真把我们叶小姐惊坏了——两人已半饱，哪吃得了那许多呢？

“你得留点给小聋和打杂工友吃嘛。”文孙轻声地告诉小莹，小莹这才点头会意。

这时小聋又送来两盅“鱼翅汤”，和一碟“清炒豆苗”，十分鲜美。

“小聋哥儿，”小莹夹着一筷子豆苗问小聋道，“冬季哪儿来这些新鲜菜呢？”

“我们县长、专员请锺师长吃饭，特地向‘苗圃’谭技师要的——温室养的嘛。”小聋轻声地说。他又解释说是他告诉厨房涂师傅，特地为三少“扣”一份。

“小聋和我一起穿开裆裤长大的，”文孙告诉小莹说，“我们是弟兄伙，有好吃的他总会替我扣一份。”

“我以后就扣两份了。”小聋哥特地向“香姑娘”也献个殷勤。

“小聋啊，”文孙又问道，“你怎么认识叶小姐的呢？我昨天还不认识呢。”

“叶小姐他们那时在演‘街头戏’嘛，”小聋笑笑说，“我们以为是真的——那老混账欺侮他女儿，我们看不顺眼啦。王秃子和我们几个伙计，几乎上去把那老混账揍死！”

“什么街头戏？”文孙问小莹。

“ 《放下你的鞭子》嘛，”小莹说着笑出声来，“我们在演戏，他们以为是真的，大家就骂老混账——我看势头不好，连说：‘是假的！是假的！……’王师傅未听见，已上去揍了老混账几棒子，打得他痛了一个多礼拜。”

文孙闻言大笑，问被打的是谁。

“张叔伦张指导员嘛，”小莹笑不可仰地说，“他后来把胡子撕下来，王秃子才住手，不再打他……”小莹想起又笑着说：“谁叫他演得那么认真，那么像！”

“虽然我们后来知道是假的，打错了人，”小聋也笑着说，“我们伙计们好喜欢‘香姑娘’呢——街坊邻里，哪个不喜欢香姑娘？后来才知道你是我们省长的小姐呢，哪是穷人！？”小聋哥笑着向香姑娘解释误会。

小莹正要向小聋哥说明她也是“穷人”时，那边有客人要开水，小聋便提着水壶赶去了。

“你们现在还在排什么戏呢？”文孙问小莹。

“我们正在排 《雷雨》，张指导员反对排《日出》，他还在改编《渔光曲》为舞台剧。”小莹说。

“那这些剧本你都看得很熟了。”

“岂止看得很熟，”小莹说，“我还得背台词呢。”

“戏要演得逼真，要把演员的真感情，贯注入所演的角色里去，是吧？”

“必然如此嘛，否则就不能引起观众感情的共鸣。”小莹说。

“不能演得太真了，”文孙笑笑说，“演得太真了，小心被王秃子揍了。”

“哈……哈……”小莹大笑。

“你在《雷雨》里演四凤吗？”

“是呀！”

“四凤后来向她妈说：‘我已经有了。’那种心境很难表达呢。”文孙说。

“设法体会嘛。”小莹说。

“怎么体会呢？”

“心里就想嘛，”小莹说，“假如我有位男朋友……做出……”小莹体会体会，终于讲不下去了，嘴内吞吞吐吐——幸好她喝了点酒，心跳脸红还不太明显。

文孙也“体会”出小莹难于讲下去的道理，乃换了个话题。

“你前不久告诉我，你在写日记，天天写吗？”文孙问。

“天天写呀。”小莹说。

“那你今天可有得写了，”文孙笑着说，“翻了三次车。”

“今天的故事，那真写不尽了，”小莹也笑着说，“跑警报、翻车、撞倒两个人，还在春江大酒楼吃晚饭，认识了错打张指导员的小聋哥……啊，写不尽呢……”

“那你把‘文孙哥’也写进去了。”文孙开玩笑地说。

“就拿你的笔，写你的故事嘛，”小莹唧唧地笑着——她忽然又想起来要把那支帕克笔换还给“文孙哥”。那当然没有这可能了。

“我们的国文老师告诉我们，”文孙说，“写日记是一些文学作家们的最早练习写作的方法——你写久了，将来会变成个‘作家’呢。”

“哪敢指望做作家！”小莹谦虚地说，“只是欢喜读文学书籍，乱写写好玩就是了。”

“我虽然是学理科的，”文孙说，“可是我也喜欢文学、艺术呢。”

文孙说他自读小学起，一直便是“文学研究会”、“艺术研究会”的会员。现在也是“临中歌咏团”的团员——他并且会吹口琴、拉二胡。

他这一说，倒使小莹高兴得简直要跳起来——原来他们有同好。小莹喜欢“文学”，也喜欢作“新诗”；欢喜“演戏”，也欢喜“唱歌”，只是嗓子不够响，所以她在演舞台戏《渔光曲》，张指导员导演时，总特别使嗓音大的曹文梅在台后一起“佐唱”——文梅嗓音很好，但在舞台上不够自然，所以导演要她在台后“佐唱”。

文孙又问小莹欢喜哪些文学书籍。

“大部头的看过《红楼梦》、《茶花女》、《儿女英雄传》等等。”小莹说她喜欢爱情小说，但也看过《西游记》和“一些《聊斋》”。但是她还是喜欢看“现代一点的”爱情小说；也看过一些“良友丛书”。她说她喜欢“巴金”、“苏曼殊”，不喜欢“老舍”和“鲁迅”。

“你看苏曼殊些什么书呢？”文孙问。

“ 《断鸿零雁记》呀，《碎簪记》呀，”小莹说，“我们看到那诗，什么‘踏遍北邙三百冢，不知何处葬卿卿’，我和文梅都哭呢。”

“你们女孩子，想象力丰富，”文孙说，“你想想那些都是假的，你就不会哭了。”

“你设身处地想想嘛，”小莹说，“他爱人死了，葬在荒丘义冢；他久别归来，听说她死了，他要到她墓上去祭吊一下，但是却找不到她的坟，你想……设身处地想想，惨不惨？——我和文梅，还有个王阿英看了都哭了呢！”

“苏曼殊是个多情和尚，”文孙说，“专会惹少女的眼泪。”

“那故事真的很惨呢，文孙。”小莹说。

小莹说她还看过一本叫《燕知草》的散文集，她也“爱死了”。

“你爱那首春宴诗，是不是？”文孙问。

“你也看过《燕知草》？”小莹感觉奇怪。

“记得那诗吗？”文孙问后，又念到：

“春日宴，绿酒一杯歌一遍。”小莹接着念下去：“再拜成三愿——”文孙接着念：

“一愿郎君千岁！”

小莹接下去念道：

“二愿……”她念着脸一红，就断了，不再向下念了。文孙乃接下去，又念道：

“二愿妾身长健！”

小莹不觉难为情地忸怩一下。但是当文孙念出三四句时，小莹也跟着一道念出了：

“三愿如同梁上燕，岁岁长相见！”

小莹念完，高兴得几乎鼓起掌来。

文孙乃举起酒杯说：“莹莹：三愿如同梁上燕，岁岁长相见！”

小莹有点难为情，但也勉强举起酒杯来。文孙干杯了；小莹分两口喝，也把酒喝完了。

春江边的情人巷

这个碗橱之后一烛荧荧之小甬道，真是初恋情人理想的小天地——美国男女情人初恋时往往私自开着汽车，溜到幽静的“情人巷”（Lovers lane），车外只见一对对闪烁的星星，车内则是两只“交颈”（Necking）的鸳鸯，四体擦来擦去。倦了二人则搂着看看天上的星星，看看邻车内蠕动的人影。有时火热过了，彼此打趣一番，把自己和“小伴”叫成“狗男女”，把在邻车蠕动的影子，也叫做“男女狗”——朋友，你（妳）知道，做“狗男女”时，你（妳）是多么幸福、多么陶醉？

在三十年代的中国，“春江大酒楼”，“雅座”碗橱之后那条微烛摇摇的小甬道，也是初恋情人最理想的“情人巷”了。小聋哥是个忙人，送茶斟酒之外，来去匆匆，不是个电灯泡。他不会扰乱情人间的悠闲感。他来来去去，插两句不关紧要的话，且可增长情调，有助谈兴。

小莹和文孙闲聊，从苏曼殊的单恋到徐志摩和陆小曼的火热，从李后主的情诗，到朱淑贞的“断肠词”——再到老庄哲学、列宁主义，二人中学教育背景相同、年龄相若。小莹不懂英文、数理，文孙也觉英文、数理没啥好谈的。小莹教过小学，喜欢孩子，曾教过孩子“唱游课”。文孙不但喜欢孩子，连小兔子、小猫、小狗、小鸡、小鸭都喜欢。二人兴趣相同、人生观相同，真是愈谈愈投机，精神距离愈短、心智愈自然、态度愈轻松。——总之相见恨晚！

在一个小甬道内，万人如海两身藏，二人真希望春蚕不死、蜡炬长燃，手表也停止转动——文孙腕上本带了一只瑞士“西玛表”，但他将有作无，用全部功力，防制眼睛看表。可怜的小女兵，腕上根本无表，完全没有时间观念。二人谈得投机，在微弱烛光之下，互看对方酒意三分的脸，也愈看愈可爱——彼此都希望这可爱的地球，从此便停止转动吧。这时小聋又沏上新茶，并送来两碟刚出炉的“马蹄酥”和“菊花饼”，都是两人最喜欢吃的——不待文孙劝请，小莹也已熟络到自动和文孙分饼而尝的自然程度了。

二人喁喁之谈正浓时，小莹忽然脸泛红晕，有点难为情地站了起来。文孙因背对巷口，尚不知何事，乃反身一看，原来有几位男女客人站在炉边。一位圆脸女青年，正向小莹作“鬼脸”，使小莹红晕加重。

“指导员，”小莹向一位穿军便服、挂少校领章的中年军官，为文孙介绍，说，“这是我……表……表……”这“表”字之下语尚未讲出，文孙便走向前去自我介绍并和指导员亲切握手，连说“久仰”。

“老姚，你们怎么知道我们在此地？”文孙又转身问老姚。原来老姚是文孙老同学，现任“临中歌咏队队长”，文孙是他的队员呢。

老姚又替那圆脸女兵介绍叫“曹文梅”。文梅身后还有三两位同学都是临中来的。

“曹小姐，我们多少年前就在我姥姥那儿见过嘛。”文孙笑着说。

“我是小莹最好的朋友呢！”文梅说着，便把小莹拉过去，亲昵地搀住。小莹就不再感到初被发现时的尴尬了。

文孙再次问老姚，为何发现他二人在此地。姚说，他们今天一起在和张指导员开会，商讨“政宣话剧队”和“临中歌咏队”联合演出的事务，大家会开晚了，张指导员乃请他们负责同学到春江来吃面条。人太挤，大家在门口“长板凳”上坐等，却看到小聋领你二人上楼走入“雅座间”。他们一行久等无座，又回到“政宣大队部”，吃了些烧饼继续开会——直到春江快“打烊”了，他们又饿了，才又回到春江吃面。吃完面，老姚说，恐怕你们已走了，但是曹文梅主张还是来“找找看”。“果然把你们找到了，”老姚说，“你们在吃什么东西，吃了这么久？”

“他们在吃一条‘大鱼’嘛！”文梅说着并指指那火锅，说得她背后一些同学大笑。

原来“歌咏队姚队长”学名姚大余，同学们都戏呼他为“大鱼”。大鱼身胖体高，做事灵活，虽不大会唱歌，但善于办事。“歌咏团”少了他就“唱”不起来了。他那肥肥胖胖的样儿，也活像一条大鱼，所以大鱼亦名副其实也。

访客多了，文、莹二人的第一顿晚餐就结束了。小聋从楼下拿出一本林放鹤堂专用的蓝封皮“流水账”，和一支蘸好的毛笔，小聋把账簿翻开，文孙却取出自己的“金星墨水笔”，在那条账目下写个“三”字。另自衣袋内，取了几个银角子暗递给小聋，小聋就下楼去了。

他们一行乃在张指导员率领之下，缓缓走下楼去。这时餐馆已正式打烊，张指导员看看手表已是半夜十时五十二分了。众人走出门口，只见小聋已扶着车子在街头等候。单车也被擦得光辉夺目，原先车祸时所沾的尘土，一点都没有了。

这时也有两三个黄包车夫来兜生意，见大家无意乘车，也就失望地退走了。

张指导员一行是夜深回营了。临中几位同学也就走出南门回校；而文孙则还想到姑妈处看看，因为姑妈明早一早动身也。大队七八人乃兵分东西，大家分手了。

张指导员所率领向西行进的两男两女，一行四人，循南门后街缓缓走去。这时店铺都已关门，街上行人极少，除点新月微光之外，这白昼熙攘的大街，此时简直是条黑巷子。

这时文孙拖着车子，与张指导员并肩缓缓前行；文梅和小莹则随行在后。四人两组，各聊各的。

张指导员名叔伦，原来是文孙姥姥的老相识。文孙这时才知道上个月姥姥还应聘在“政宣队”，义务地教过一阵“乐理”，并表演过“提琴”。张指导员原来也是一位中学教员，南京金陵大学农经系毕业后，曾在宁波教过一年多中学；后来又到上海当过一阵子文学编辑。抗战开始才舍文从武，经人介绍到“政宣大队”来当“少校指导员”的。

张叔伦在宁波读中学时代，就欢喜演戏、唱昆曲、吹笛子、拉二胡，并在上海文艺刊物上投稿，原来也是一位“小鲁迅”。后来金大毕业，又跟一些美国教授——包括大名鼎鼎的赛珍珠的丈夫——当过研究助理，深入大江南北的落后农村，做过深入的“农村调查”。他深知大江南北连富庶的农户，每家每年的收入还不到一百银元，和他在上海、南京、杭州、宁波等大城市，所见所闻判若天壤，使他心怀不平。

“富人一席酒，穷汉半年粮！”叔伦说，“我以前以为是夸大其词，但是自从在农村参加调查之后，才知全系实情……”

叔伦的家庭也是富商、地主，这样的“一席酒”，他不知吃过多少顿。

“文孙啦，”叔伦诚恳地告诉他的新交小友林三哥儿说，“我们的四万万人口，百分之八十都是在饥饿边缘、死亡边缘挣扎——这一社会结构，不改变如何得了？”

文孙听叔伦一番话，真可说是打中心坎，茅塞顿开——十来分钟的谈话，真使他对张指导员的诚恳的语调、和蔼可亲的长者之风，发出由衷的敬佩——尤其使他惭愧的，则是他刚才请新交女友的“一席酒”，不正是穷汉“一月之粮”吗？

二人谈着谈着，已走到“道贯古今”大石坊，二人便在石坊边等那二位落后女士。等了许久，才见她俩人相偎相拥而来，原来她二人虽是朝夕不离，但是为着今晚之会，却又有说不完的话了。

初恋的迷惘

她二人刚离春江不久，文梅便偷偷地向小莹耳边私语说：“莹啊，你怎在人不知鬼不觉中，钓到这条大鱼。”

“梅姐，”小莹急促地解释说，“他是林老师的侄子，我原先不认识他呢。”

“你不认识林文孙林三少？！”文梅简直不信。

“我知都不知道他呢，”小莹说，“今天林老师要我去替她整行李，才碰到的呢。”

“你俩人今天才初次见面？”文梅绝不相信。

“真是今天才见面呢！”小莹说。

“第一次见面他就请你吃酒席——鱼翅汤、马蹄酥？”说着文梅狠狠地在小莹的脖子上扭了一下。

“梅姐，我们真是第一次见面呢。”小莹诚恳地说。

“莹呀，鬼丫头，”文梅说，“这种事，你不能瞒着‘梅姐’唉！”

“梅姐，亲爱的梅姐，”小莹抱住梅姐哭诉着说，“今天我们真是第一次见面呢。”

“你还要继续瞒我！”文梅又认真地责怪她，说，“第一次见面你二人就交换‘信物’！？”

“什么‘信物’呢？”

“你还要说！”文梅说，“你身上为什么挂着他的‘帕克’，他为什么拿去你的‘大号金星’？”

“实在不是唉！”小莹几乎要哭出来，又说，“文孙说他不喜欢‘帕克’，因为笔头太细；他喜欢我的‘大号金星’，说那是‘男用的’，他喜欢用。”

“死丫头！人赃现获，还要硬嘴？”文梅又狠狠地扭了一下小莹的屁股，扭得小莹好痛；又认真地说：“莹啊，这种事不能瞒着梅姐呢！你已把‘文孙……文孙’叫得好甜，还要抵赖！”

小莹闻言不禁反过身来，抱住文梅，两泪潸潸而下，哀诉地说：“梅姐，你想我会骗你吗？”说着她认真地哭起来，哭得呜咽吞声，十分哀伤——弄得文梅也一掬同情之泪，以哭相陪。

“告诉我，怎么回事？”文梅说。

此处刚有个小石桥，文梅便把她拉到桥栏坐下，一问根由。小莹乃把“买开水”、“跑警报”、“找钢笔”、“练单车”、“出车祸”、“小聋走后门”、“吃晚餐”诸事约略地讲出来，不由文梅不信。

“莹啊，”文梅沉思之后说，“我看有两点。”

“哪两点？”

“第一，林老师有意替你介绍；第二，林文孙对你‘一见钟情’！”

“梅姐，”小莹又反扭了文梅一下，说，“都不是唉。第一，林老师本人就是个守‘独身主义’的，她怎会替侄儿介绍朋友呢？”

“她自己守独身主义，”文梅说，“她不一定要她侄儿也守独身主义——她好喜欢她三侄啊，提到就笑。”

“梅姐，这倒是真的。”小莹说。

“林文孙对你一见钟情，也是真的！”

“今天我们碰在一起，都是很偶然的嘛。”小莹说。

“你二人有缘，天作之合。”

“偶然碰在一起嘛。”小莹说。

“偶然一见，便一见钟情！”文梅又解释说，你真认为你的“金星”是“男用的”？真是他“需要的”？“傻丫头！心就是这么‘整’！”文梅又说，“他请你吃一顿，比我们五个人吃的还要贵五倍十倍——他不一见钟情，就这样舍得花钱？——傻丫头！”

“……”小莹未搭腔，但是内心想想也是真的，因为她亲耳听见文孙躲在地上自言自语的。

“问题是，你喜欢不喜欢他！”文梅说。

“……”小莹在沉思，未搭腔。

“你不喜欢他，”文梅说，“别人喜欢他呢！”

“还有谁喜欢他？”小莹认真地问一句。

“生姜就缠住他。”

“王生强怎么缠他？”小莹问。

“生姜有好几次，搭他车子进城呢！”

“还有谁？”小莹问。

“压寨夫人易植芙！”

“易植芙也搭过他车子？”小莹问。

“易植芙常常讲‘梦话’，”文梅说，“一次易植芙讲梦话时叫‘三哥，三哥’，一屋人都知道了。”

“她可能梦见她自己的‘三哥’呢。”小莹说。

“易植芙是个独生女，她家根本没有什么‘三哥’可叫……她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呢！”

“我想是人家冤枉她。”小莹说。

“当然也有可能。”文梅说。不过文梅又补充说：“他们临中女生，喜欢林文孙也不算稀奇。他们林家在此地是首富、首户、官宦之家，谁不想做‘林三少奶奶’——他们临中女生都‘刁’得很。”

文梅又告诉小莹一个故事，说临中之内也有几个绰号叫“少爷”的。一个她也知道，只是个“煤油站老板的儿子”，有两个臭铜子，就自称少爷。他爸到他们林家做朝奉，人家还不要呢。

“姚大鱼到林家住过。”文梅又说，“大鱼一生有三大志愿，你知道是什么？”

“不知道。”小莹说。

“大鱼的三大志愿是：一、进中央政治大学；二、当本县县长；三、到林放鹤堂当‘管家’。”

“大鱼家是做什么的？”小莹问。

“米行——米都是林家的。”

文梅又说：“林文孙真好唉，他倒是个真少爷，但是一点少爷味道都没有。数理化又好，人又本分——将来保管庚款留学！”

“文孙是个很好的青年。”小莹说。

“他对你一见钟情，”文梅说，“就看你喜欢不喜欢他了——有了这样的‘朋友’，你还要什么，要老菩萨再替你订造一个吗？”

“……”小莹未搭腔，只是紧紧地双手抱住文梅的膀子。

“你到底喜欢不喜欢他呢？”文梅又逼一句。

“……”小莹还是未搭腔，只是把文梅拉得更紧。

“你喜欢不喜欢他吗？傻丫头！”

“梅姐，”小莹哀求着说，“你说呢？”

“莹呀，”文梅说，“这是你自己的事！”

“……”小莹又无言。

“莹呀！终身大事，自己做主！”

“……”小莹还是说不出口。

“说，喜欢他？不喜欢他？”

“……”小莹抱着文梅，眼泪就要掉下来了，然后低声地说，“梅姐呀……不要太逼我……”说着就流泪了。

文梅被小莹一哭，心也软了。她拿了手帕，替小莹擦了擦眼泪，然后自己也擦了擦，才说：“莹呀，梅姐替你做主……”

二人起立，又缓缓走向文庙去。半途二人又把彼此眼睛好好擦了一下。

有痴有愚

当梅、莹二人走近石坊时，叔伦和文孙还在继续谈着政治问题。这时文孙口中虽还在答话，但身子却暗暗地冷得发抖，叔伦没发觉，而小莹已远远地发现了——因为他二人“练车”时，小莹记得文孙把大衣从衣包架上取下，挂在柳树上。后来二人跑得满身大汗，饿了进城吃饭，便把大衣忘了，直到深夜步行，寒气逼人，才想了起来。文孙是初见张少校，又在等女朋友，虽然冻得簌簌暗抖，也只好撑着，未便说出。

当梅、莹二人走近时，文孙迎向前去，并用个拇指粗的小电筒，照一照她二人说：“叶小姐，你明天还去替我姑妈送行吗？”

“我去，”小莹低声说，“要向指导员请个假。”

“维莹，”指导员自远处应声说，“你应该去替你‘干爹’送行——我准假。”

这时文梅却走过去向指导员说话。

文孙见小莹脸上有泪痕，乃轻声问道：“小莹，为什么哭？”

小莹未搭腔，只轻声地问：“你冷不冷？”

“上车就不冷，”文孙极轻地说。又把声音放大点说：“叶小姐，我们明早见。”

说着文孙又转身来和指导员握手，又真诚地说了两句很信服张老师的话，并向曹小姐说声“再见”，便跨上车子，取道“文昌巷”向姥姥住处方向去了。

此刻已时近午夜，文孙在西门大街绕了两圈，身体也暖和多了。但他猜不透小莹脸上的泪痕，愈想愈不放心，东转西转，又转入文昌巷，穿过广场和石牌坊，驶入南门后街；又从后街回到石牌坊广场，绕了两周，四面黑沉沉一无所见。不得已又转入文昌巷，转南门前街，刚出南门，南门卫兵便把城门关了——险些回不了学校。

当文孙跨车去后，指导员要两位女学兵早些安息，自己也就回卧室去了。

梅、莹二人轻手轻脚回宿舍之后，只闻微微的鼾声四起，同学都已入睡。小莹在自己床边坐了一忽儿，又悄悄独自开门走出宿舍，一人坐在石阶上支颐遐想。最初进入思虑的是：“文孙把大衣丢了……这样长途返校，岂不要冻死？”想来想去，自恨不已。

“文孙待我多好，”小莹不断自责，“我怎能不想到他把大衣忘了呢？……后来分明知道他冷，为什么不替他借件大衣呢？……明早就还嘛……”

小莹愈想愈恨自己，无能、不体贴、不中用，自己又扭自己又掐自己。这时她忽然发现文梅站在身后。文梅弯着腰，微笑而轻声地说：“喜不喜欢他，到现在还未想透啊？”

小莹站起来搀住文梅，二人走下台阶，轻轻地走到院中水池（老名叫“泮池”）边石栏上坐下。小莹斜靠在文梅的肩上——她现在多需要“梅姐”啊。梅姐也深知小莹的心事，只是不愿也不能直说罢了。

二人正相偎无言之时，忽见营门外灯光一闪，一部自行车急驰而过，二人站起了正向外看时，只见那车子又绕石坊一周向广场去了。

“那是文孙的车子呢！”小莹告诉文梅后，便不顾死活跑出门去；文梅跟在后面。小莹刚跑到石坊，一看果然是文孙的背影，车子也是她骑了几个钟头的“三枪牌”。小莹要追上去，那车子却已转入文昌巷，在黑暗中消失了。小莹还在怅惘时，文梅已赶上来扶着她。

“梅姐，”小莹说，“那骑车的是文孙呢！”

未等文梅搭腔，小莹便伏在文梅的肩上流泪了。

“不是他呢，”文梅说，“傻丫头，就这么痴！”

这时那个肩着根长枪的卫兵，也睡眼惺忪地走出营门。

“同志，”文梅问他，“刚才那骑车的是什么人？”

“是他们部队里出来巡夜的。”那卫兵似乎很肯定地回答了问题。

小莹无可奈何地扶着文梅，走回营房。

文孙在挤出南门之后，转入荷叶巷，直驰护城河的“柳堤”。他分明记得把大衣挂在哪颗树上，现在也分明知道是被人拿走了，但是他还在堤上来回逡巡了几趟——自觉损失不小。大衣之外最可惜的则是衣袋内一只“F调、和来、真善美口琴”。这德制口琴，战时是买不到了。但是想到新交的女朋友之美丽可爱，好事多磨，一切损失都是值得的，也就心安理得了。可是一看手表，已时过午夜，心急马行迟，他乃加快速度，自柳堤上急驰返校。谁知他今日累了一天，跑了数千米，夜也深了，人也倦了，车行正速，忽然一阵风来，帽子忽自头上飞起，文孙举手按帽，不觉车身一扭，不偏不倚，车子正撞上一棵大柳树，连人带车，一个筋斗翻入堤下，摔得满头火花四射。

文孙在堤底下，足足躺了十来分钟，才渐渐按腿扶腰地站起来，把车子拖到堤上，车轮已弯扁，推着也不能前进了。文孙又在树根上坐了十来分钟，摸摸额角已生个大肉瘤，腿胯骨也酸痛不已。夜半求助无门，而此处离学校尚有三里之遥——最后想想乐极生悲、罪有应得：人骑车已骑了这么多年，偶尔车骑人，也何怨何尤呢？想想阿Q实在很有道理，乃站起身来，鼓起余勇，把“三枪牌”扛在肩上，乃一颠一跛地，终于被车子骑回了学校。所幸文孙平时手头大方，校中守夜的“老更”看到是“林文孙”，便不声不响地把校门开了。文孙并摸出一块银元，请老更叫他儿子“小更”，明早把车子扛到城内“顺风自行车行”去修理修理。老更也满口答应，文孙便把车子留在门房里，自己一颠一跛，溜回宿舍。

这时一室八人，有七个已鼾声大作。文孙轻手轻脚，爬入自己的上铺，在铺上一摸，不禁惊喜交集——原来那件失去的大衣竟平铺在床上。衣袋内的口琴、钥匙和一把银角子，也丝毫未动。欣喜之余，推开大衣，脱了衣裤，便钻入被窝，就睡下了，只是屁股和胯骨仍极酸痛，自己揉了又揉，便不知不觉地加入鼾声大队去了。

第十六章　“省长”和“省长小姐”

光着屁股，同人打架！

在床上文孙并没有做太多的美梦——一下午跑了几千米，摔了四跤，也累得够呛的——他睡意方浓，隐隐地却被宿舍前的起床号声惊醒了。

在三十年代，做个无忧无虑、不愁衣食、不怕功课的“中学生”，那真是人间之极乐佛祖、世上之齐天大圣。齐天大圣天不怕地不怕，就只怕号兵的起床号，和“教官爷”来催人起床的马靴声。

文孙蒙眬地醒了，隐约地看到邻床被褥上，也有些举臂伸腰的现象——不管他！文孙把被头一提，蒙头又入梦乡，只是那混账号兵却在不断地吹，吹出个令人痛恨的调子。什么：

这混账号兵，把“猪在床上”，吹个不停，弄得“床上之猪”也无法再蒙头大睡。文孙乃推被坐起时，忽然觉得屁股被人在下铺踢了两下。文孙向下一看，原来下铺那个“床上之猪”的“高丽棒子”金实也醒了，并正在用脚踢他。

抗战期间，我大后方有位高丽爱国志士，名叫“金九”，金实（十）变成了金九的老弟，因此也变成“临中”里面有名的“高丽棒子”了。

“啊，三少，”“棒子”在下铺问上铺老林，说，“听说你在‘泡妞’——泡的还是一枝有名的‘野花’督军的女儿呢！”

“去你个‘球’！‘棒子’，”文孙打着个陕西调，骂了“棒子”一下说，“就是胡说。”

“他妈的，我胡说，”“棒子”反驳，“扁嘴看到你车载美女，得意忘形地踩到城里去。他发现你的大衣挂在树上，取下大衣追着去叫你——他妈的，那时你神情恍惚，有女同车，还会理他？他就把你的大衣带回来了。”

“扁嘴”姓蒋，也是个高铺客，睡在文孙斜对面，这时还“猪在床上”，闭目养神。

“老蒋！”文孙叫他，并道谢他带回大衣。

“我拿了大衣，追了你好一段。叫你，你也不听见——只顾带着美女，拼命地跑！”说这几句话之后，老蒋也醒透了，预备下床。文孙则先他而下，而“棒子”还是“猪在床上”。

“老林，”“棒子”又说，“家花没有野花香呢。”

“‘棒子’，你这小混蛋，”文孙说，“我哪来家花、野花？”

“他妈的，”“棒子”冷笑笑说，“涂秋薇、叶植芙、金玉珊……这些家花都不香？专门去抢人家的野花。”

“你狗嘴吐不出象牙来！”文孙骂他。

“唉！三少，”“棒子”又说，“你昨晚在床上叮叮咚咚，干嘛？……老曹……”“棒子”又问邻床老曹，“你也听见了嘛！”

“‘棒子’，他妈你真多事，”老曹也骂“棒子”一句，说，“人家放枪、放炮，干你啥事？”

“他摇着我也睡不着呀。”“棒子”说着屁股直是摇，把铁床摇得吱吱作响。

“我昨晚撞了车，”文孙说，“把胯骨撞伤，十分酸痛，所以在床上，揉了半天。”

“你揉后面呢？还是揉前面？”“棒子”咧嘴而笑。

“他妈的……‘棒子’，”文孙骂他说，“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你，他妈的今早敢喝冷水吗？……”

“只有你才会画地图呢……”文孙报复地说着，同时一把揪住金实的棉被，把棉被丢到地下，弄得全屋大笑——原来“棒子”有个古怪的习惯，他每晚都是光着屁股睡觉的，如今棉被被抽掉，“棒子”弄得赤条条里外无牵挂。他乃赶紧下床捡被，谁知扁嘴小蒋，也正自上铺下来，正踩在“棒子”的棉被上；“棒子”死抽不动，弄得全屋狂笑不止，好不乐煞人也么哥！

“棒子”火了，乃光着屁股，去推“扁嘴”；二人正纠缠中，忽听一句号令自门口发出：

“金实！为什么光着屁股，同人打架！？”

大家注目一看，原来是孙教官，“查斋”到此。

文孙一见势头不对，乃自床下抽出自己的脸盆，溜之大吉，忍住笑，一溜烟逃到盥漱室去了。至于“棒子”的光屁股问题是怎样解决的，他就不知其详了。

盥漱既毕，文孙走到“教官室”，向一位和蔼可亲的杨教官，挂了个“病号”，又请个“事假”，便冒着早寒晨雾，替姥姥送行去了。

姥姥不敢“烧纸惹鬼”

当文孙走到张家花园门前时，只见大门洞开；那面写着大“福”字的短墙也打开了。原来那不是座墙，而是四扇“屏门”拼起，如今中间两扇打开了，以通轿马。

门后方院的柳树边拴了一匹紫红色、带鞍的骏马。中间走道上，则停了一座灰呢、带玻璃窗的可坐可卧的“睡轿”。轿内加挂丝棉花布衬里，那靠背可以调节的藤座上则套着绒椅套。周嫂正把一个大铜“脚炉”放在座前；又把一个热水瓶和几本书，放在轿内旁边的袋子里。十三太屁股上挂着他的旱烟杆，也正忙个不停。轿后厅堂走廊上则放着两担“藤编防雨朱漆盖篓”和一担箩筐，筐内则是一些衣被杂物。

文孙没有打扰两位忙人，便穿厅走入后进，而周嫂却叫声“三少爷这么早就来了”，也跟入后进。

在后屋内，文孙见到姥姥正在“堂屋”吃早点，桌上有一小筒豆浆和烧饼、油条、炸甜饼等食物，而姥姥却只在吃一些“饼干”，和一小杯周嫂冲的“奶粉”。另外周嫂又用个小碟子，放了一粒“维他命丸”。

姥姥见了文孙便微笑说：“来得这么早呀，吃早饭没有？”

“还未来得及吃，”文孙说，“姥姥早呀，今天就上路了吗？”说着文孙自己便倒出豆浆、吃起油条来了。

“我真不想进山，”姥姥说，“但有什么办法呢？——你爸不放心，空袭也太可怕。”

“暂时去躲躲嘛，”文孙说，“我爸妈他们什么时候去的，我都不知道。”

“你爸妈进山，是一夜之间决定——真是仓皇逃窜的。”姥姥觉得可怕也可笑。

“为什么呢？”文孙不解，因为他回家过年时，发现家中灯彩书画，早都挂好，而父母却逃走了。他也无心在家过春节，便赶回临中上课了。

“张家庄被炸嘛，”姥姥说，“据说敌机四架炸张家庄时，大家正在吃午饭，炸弹一下来，张家的‘屏风’、‘槅子’，飞在天上像风筝一样。张二姑也被炸死了，后来发现她有一只腿挂在梅花树上——真是不能讲。”

“……这我倒未听说呢！”文孙惊诧地说。

“你爸他们那时正在家中张灯结彩，做年糕、做粑粑、揉圆子……准备过年，”姥姥说，“一听到这消息，一刻也等不住，全家当夜在佃户家都不敢住，裹着棉被在松林坡守了一夜，第二天一早就跑到猫耳寨去了。真是仓皇逃窜——现在他不放心我，派徐班长来接我嘛。”

“徐班长现在在哪里？”家中的徐班长原来也是和文孙一起拆“盒子炮”的老“圩勇”。

“上长路，”姥姥说，“他们应该吃个‘干早饭’。我叫仓房刘朝奉，早餐时为他们预备干饭、酒、肉——人家是劳动者嘛。食不饱，力不足，怎能挑担、抬轿呢？”

“鬼子并没有炸我们县城呢，为什么要炸一个小小的‘张家庄’呢？”文孙有点不解。

“人家也是跟我们庄子一样，深沟高垒嘛，”姥姥说，“听说那时他们庄中驻一个‘旅部’，旅部卫兵与鬼子一个巡逻队遭遇，把一个骑马的日军队长打死，所以鬼子派飞机来炸。”

“五姐和三表哥，那时幸好不在家里。”文孙不禁为五姐和五姐夫没有遇难而感到庆幸。

“他俩那时住在这里嘛，”姥姥用手指点点桌子说，“这个大‘花园’就我们三个人住，很舒适。家中被炸之后，叔雅回去和几位叔伯料理了后事——看那场面太可怕了。一回到‘花园’就要和你五姐逃武汉，转香港回上海——公共租界里，他们还有点生意嘛。”

“他们走了，姥姥就一人住了。”

“你五姐催我赶快进山，”姥姥说，“但是我这里最初还有点课——他们‘政宣大队’，要我去教点音乐和宣传画，所以等到今天才走。”

“姥姥，”文孙说，“您为什么又不教了呢？听说学员们喜欢您不得了。队方也非常尊敬您。”

“我本来可以贴钱教书嘛。我也喜欢他们师生那批人，后来我就不想去了。”

“为什么呢？”文孙有点奇怪。

“他们组织极其严密，”姥姥把声音放低说，“听说‘思想’也有问题。”

“抗战期间，各党派和衷合作，有什么关系呢？”文孙问。

“哦，我只是个艺术教员，对政治没兴趣，在杭州、上海，我亲眼看过同学、同事被抓被杀——我不想‘烧纸惹鬼’！”姥姥低声而严肃地说。

文孙知道姥姥是位“树叶掉下来都怕打破头”的胆小的女教员，也就未多问了。

“叶省长”和“省长小姐”

姥姥在一边吃早餐一边与侄儿聊天，一边也正等徐班长和轿夫、挑夫。

“他们怎么还不来呢？”姥姥随便问周嫂一句。

“有酒、有肉在桌子上，”周嫂笑笑说，“哪个穷人肯下桌子呢？——连那老死鬼十三太都赶到仓房去吃早饭去了呢。”

“好歹要走两天路，没什么可急的，就让他们慢慢吃吧。”姥姥说着便领着侄儿走回厢房。

“四小姐太好了嘛，”周嫂又补一句说，“要是大老爷、大太太，他们才三口两口就吃完了呢。抬的是天大好人的四小姐，他们太阳不偏西，才不来呢。”

“下次就不做天大好人了。”姥姥也自我开句玩笑。

文孙在姥姥厢房内看到昨天的大铜水壶，忽然想起大衣口袋里还有一个盖子呢，乃取出来物归原处。

姥姥看见了也有点奇怪，乃说她昨天与周嫂一起跑警报，逃到“苗圃”去了。警报解除后，那苗圃内的青年技师谭志平，原上过林老师的课，又是文孙县中的同学，非留林老师晚餐不可，所以就回来迟了。

“听说志平要和一个村姑小燕订婚呢。”文孙说。

“订了呀，”姥姥说，“昨天便是小燕和他妈烧的饭——呀，小燕可爱得很呢；吃饭时小燕不愿上桌子，还是我勉强她的呢！”

“志平就是很难得唉，”姥姥又补充说，“听说他们‘政治大队’里的张指导员，也发生过同样的事——他和在‘中西’读书的未婚妻解约了，却和一个不识字的渔民女儿订婚，酿成很大的悲剧。”

“爱情是两个人的事，”文孙说，“只要两情相悦，管她识不识字呢！”

“你也这么romantic！真是时代变了。以前不识字的大家闺秀，被逼‘退婚’的，该有多少，你知道！”姥姥感慨地说。

“现在我们倒不在乎！”文孙说。

“是呀，”姥姥说，“原是‘刮了西风，又起东风’嘛——唉，文孙……”姥姥又问一句，“昨天你和小莹，把水壶送回来就分手了吗？”

“……”文孙支吾了一下，说，“原先她要赶回营房去嘛……”

文孙尚有些难言之隐未说出，姥姥便又接过去说：“莹莹真是个好女孩，我看她长大的。出身虽然差一点，家很穷，她妈又不懂事，但她自己倒很好——你看你张、林两家姐妹，金枝玉叶的，哪个赶得上她？……他们‘政治队’又克扣粮饷，平时饭都吃不饱——你以后请请她，平时她营养太差了。”

听了姥姥这席话，文孙心中悬着的大石头才落下来。他正踌躇讲不出口——他昨晚陪小莹练车、吃饭那一大段罗曼蒂克的故事，而这时正可把话题扯开反问姥姥，说：“叶小姐穷吗？十三太和很多人都说她是督军、省长的小姐呢！”

姥姥被文孙这一问，几乎笑不可仰。原来小莹的爸爸叶振东事实上只是一位略识之无的工人，却平白无故地作了半辈子“省长”甚至“督军”、“五省巡按使”。连他那读不起普通中学而进女子师范的女儿，也做了一辈子“省长小姐”。姥姥讲出原委来，文孙也为之笑不可仰。

叶振东原是本县梅溪镇一个贫农的儿子。幼年无地可耕，乃跟一个在“省长公署”当杂役的长辈进入省长公署做扫地、抹桌、倒夜壶的小工人。那时“公署”办公厅内一位做“司印”的小职员，年老多病。“司印”虽是“委任”级的小官，但是工作却不简单——他每天要在各式公文上盖上几十个大印。每件公文盖印都有一定的部位，不得有误。其外调色和加油的分量都要有经验——油多则油迹斑斑，色淡则有失“公文”的官气——考究多着呢。

这位老“司印”自光绪初年干起，两朝元老，每天还要盖上几十乃至几百个“大印”，体力上有点吃不消了，他乃训练这个倒夜壶、送茶送水的小工，替他帮忙。叶振东渐渐熟习了“司印”业务，有时老“司印”病了，他一“代理”便代了个把月。

叶振东是个老实人，勤勉自学，官长们都喜欢他。后来老“司印”死了，长官们乃保荐他做“代理司印”，不久也就接到“委任状”——这样叶振东便改穿长衫，不再替人倒夜壶了。那时正是“军阀年代”——姥姥记得似乎是“二姑公公做省长的前后”，省城发生兵变。全城文武官员逃之夭夭。在混乱中叶振东乃把“斤把重”的省长“官印”，藏在夹裤里，逃出省城，溜回梅溪故乡。

这时正好梅溪镇有一家闹鬼；据说“鬼怕印”，尤其是大官的印。这家乃买了几张“黄表纸”，请“叶司印”盖了几颗官印，贴在门头上。说也奇怪，自此以后，那“鬼”便不敢再上门骚扰了。

这个消息一出，真是轰动百里。振东三月乡居，竟把“大印”盖了一千多次，把梅溪附近的“鬼”都赶个精光。

后来叶司印又在故乡“成亲”了。他把“婚书”和礼单上，也都盖上皇皇大印。恶作剧的亲友乡绅送喜联、送情帐……也竟恭称“振东省长花烛大喜”了。

我国传统称“做大官”、“当高干”都叫“掌印把子”。一印在手，便“有权就有一切”了。叶振东先生掌了三个多月“省长公署”的“印把子”，被尊称曰“省长”，谁曰不宜？——自此以后，“叶司印”就变成“叶省长”了。

其后兵变平息，“省长公署”恢复办公；叶振东携新夫人、带大官印返署续职，曾被新省长以“护印有功”，传令着实嘉奖一番。

在那个“军阀年代”，“新省长”是换个不停的，而“叶省长”却稳坐钓鱼台，安如泰山。省府上下尽管有人不知“新省长”是谁，而“叶省长”，则无人不知也——由“省长”递升“督军”、“巡按使”，只是“护印有功”，缓缓升级罢了——水涨船高，爸爸做了“省长”，小莹就变成“省长”乃至“督军”的“小姐”了。

姥姥讲完这故事，文孙听了，不禁大笑，说：“我原先以为‘叶省长’是爸爸或爷爷的朋友，原来是这回事。”“你什么时候听说我们省里，有位姓叶的省长？”姥姥也觉得侄儿的无知很好笑。

文孙还想知道点叶家的近况。姥姥说，在国民政府治下，叶振东夫妇省吃俭用，还积了些钱，都投资在一些乡亲开设的饭店、文具铺、杂货铺里面，利息不薄。一家三口，丰衣足食。“七七事变”前，他们一家还到京沪杭一带游览一番。不意抗战骤起，省城警报频频。叶振东本想收回投资，携眷返乡避乱，孰知他所投资的商铺，全部倒闭、倒账——一生积蓄，全付东流。振东一急，一夕之间，便脑充血而死，遗下孀妇孤雏，真惨不忍言。言下，姥姥也为之十分难过。

送别

姥姥和文孙正在谈“叶省长”，却见“省长小姐”羞怯怯地从回廊边走来。小莹有点胆怯，她不知应不应该向林老师说出昨晚的事，所以显得躲躲闪闪的，步履维艰。

“莹莹，来，”林老师看到她，乃亲昵地叫着，“你今天能请得了假吗？”

“我昨晚就向指导员请假的。”

“今早为什么来这么迟？不和我吃早饭？”

“指导员临时找我有点事。”小莹撒了个谎。其实她早来了，只是不好意思进来——她怕文孙已告诉姥姥昨晚的事，使她见到林老师，觉得难为情。所以她走进“花园”闸门，感到进退维谷。幸好那死老头十三太，正要赶到“林家仓房”去喝酒，他看到叶小姐便请叶小姐通知一下周嫂：他走了，请周嫂注意一下闸门。小莹未通知周嫂，便在十三太的房中，偷偷地坐下来。她以为文孙还没有到，因为未看到文孙的脚踏车。

她在门口一直等到十三太和一些林家的轿夫、卫士都回来了，她才羞怯地走入后进，来替“干爹”送行。

她回答了“干爹”问题之后，看到文孙，乃勉强说了一声：“林先生，早。”自己脸早已红了半个。文孙站在姥姥背后，对小莹眨眨眼，也说声：“小莹，你早！——你请假来替老师送行啦。”

“莹莹啊，”“干爹”握住她的手说，“我正在怪三侄，昨晚为什么不请你吃晚饭！——又不用他花钱……”

小莹脸红到脖子，但文孙却向她使眼色，暗摇头，要她别搭腔。

“……”小莹红着脸，也顾左右而言他，说，“干爹就动身了吗？”

这时周嫂也自回廊走来说：“徐班长他们都来了。”

“莹啊，再见了。”姥姥说。“那我们就动身吧！”她又向周嫂说一句。

“干爹再见了。”小莹拉着“干爹”的手，眼泪已经流下来。

姥姥牵着莹莹走去前厅，徐班长斜挂着一支大轮盘手提机关枪，已在走廊上等候。

徐班长看来四十来岁，十分健壮，脸上黑黑的有点麻皮，再加七分酒味，纵没有那支大轮盘，已够吓人的了。他看到姥姥便说：“四姐，我们动身吧！”

“听班长指挥嘛。”四姐微笑一下。

这时周嫂也介绍一个青年农民给姥姥，说那是她的侄儿，要他谢谢“四老爷”那两箩筐衣被杂物。那后生鞠了个躬。

“三少爷有没有什么要交代的？”徐班长转身问三少。文孙说：“没什么，只是路上小心点就是了。”

“这点不用少爷操心。”徐说。他接着又大声向众伙计说：“我们动身啦！”说着他便翻身上马，两腿一夹，那匹雄壮的紫红马便冲出门去。三位轿夫站好位置，前面两位提起轿杆，姥姥乃低头走入轿内坐下。周嫂跟进轿门边，用两根铜筷子把脚炉炭火拨了拨，盖好；又自炉边递上一个有绣花套的橡皮热水袋，和一件绒毡放在姥姥腿上，然后把轿门帘放下，再扣好纽扣。那两位轿夫又把轿杆提起，周嫂低着头，用袖子擦擦眼泪，才从轿杆之下走出来。只听那领头轿夫，大叫一声“高——升”，三个轿夫一起用力，轿杆便在肩上了。轿子乃跟着徐班长，抬出大门。

文孙、小莹、周嫂、十三太都跟出门去。周嫂和小莹都一面擦泪、一面招手。姥姥也在轿内招手。他们直等到轿子去远，窗上卷帘也放下了，两担盖篓、两个挂着盒子炮的卫兵，都去远了，大家才走回门内。文孙陪着小莹走回厢房坐下，莹莹还在流泪。

周嫂也跟进来站在一边，一面擦眼泪，一面问：“少爷有没什么吩咐的？”文孙取出两块钱给周嫂送别。周嫂坚决不收，并说：“四小姐给的一年都用不了——还有些丝棉袄、羊皮袍——哪敢再收少爷的！”

“周嫂，您收下罢。”小莹哀婉地从旁插句嘴。周嫂才收下了。

“谢谢小姐！”周嫂又问，“叶小姐有什么吩咐的吗？”

小莹未及作答，文孙倒说：“周嫂，你回家休息休息吧。服侍姥姥这么多年，也够辛苦了。”

“服侍四姐十多年，未分开过。”周嫂哽咽着说。

“山里地方太小，”文孙说，“姥姥不能带你一道去，她回来时，你们还会在一起的。”

“少爷和叶小姐，没有事了吗？”周嫂放心不下，又问了一句。

“周嫂呀，”文孙说，“你们出城，到春江去绕一下，叫小聋送点点心来我们吃吃——就说叶小姐在这里——叫他不要送得太多。”

“那我现在就去。”周嫂说着就转身向外。小莹含着眼泪，搀住周嫂；周嫂侄子则挑起箩筐跟在后面。小莹和文孙把周嫂送出门外，真的洒泪而别。

那个Dora是谁？

周嫂去后，文孙乃牵着小莹的手，二人默默走回姥姥卧室。小莹抱起小兔子，坐下喂它吃红萝卜，一语不发，眼泪汪汪欲下，仍是伤感不已。

“姥姥还是要回来的，”文孙劝慰她说，“暂时别离，不必过分伤感。”

“干爹对我那么好，”小莹说着眼泪一溜而下，哀伤地说，“我今早不该骗她……”

“你骗她什么呢？”文孙说。

“我们不应该瞒着她，我们昨晚在春江吃晚饭的事。”

“我们并没有瞒着她嘛，”文孙说，“我们只是没有告诉她……”

“不告诉她，还不是瞒着她嘛？”小莹为文孙天真的回答，不觉又破涕为笑。

“小莹，”文孙又变换了一个题目，说，“姥姥虽然是位艺术家，你看她生活多有条理呢！她搬出去之后，剩下的房间一丝不乱。”小莹则说，“林老师”一向如此呢！

这时文孙举目四顾，只见床帐被褥，整洁如故。桌上还留下一张“清单”，列出一些她留下的重要物品和锁匙；另外还有一张说明喂小兔子的规矩，和小兔子如果生病的医治方法。另外姥姥留下的百来本中西书籍，也分类放在玻璃书柜内，类别井然。文孙乃拉小莹一起去翻书——二人都对那文学小说部门，特别发生兴趣。小莹乃放下兔子和文孙一道去翻书。

文孙有一次在姥姥屋内等姥姥，曾随手翻看一本《黑太子南征》，正看得起劲时，姥姥就回来了。文孙颇以未能卒读为憾。这次又在姥姥的书柜中发现了，不知不觉地，文孙又随手取出，翻了起来。小莹也在乱翻，也看到几本她爱看的“良友丛书”。正看得出神，忽然发现“春江”的小聋站在窗外，手中提着个大草篮。

“小姐，”小聋首先看到的是小莹，乃问道，“饭开在堂屋里吧。”未等小莹答话，他已走到堂屋，抹过桌子，便把草菜篮打开了。

小莹告诉正低头在看《黑太子》的文孙说：“春江的小聋哥来了。”

文孙叫小莹暂时招呼他一下，小莹乃走入堂屋帮小聋哥把食物取出。她一看这三寸多厚的草篮，里面还有一层棉制夹里，夹里之内又是个藤箱。箱盖一开，一股热气和菜香直冲天篷。小聋取出的菜肴计有：小笼包一笼、瓷盆干丝汤一盆、小壶细茶带热水壶，其他还有些春卷、烧卖、银丝甜卷、咸甜油酥饼等等。牙筷、瓷碗碟、毛巾，一应俱全；足够四五人之食而有余。小莹看看林老师吃剩的烧饼油条还在那儿——想想节俭的老师，和她这糊糊涂涂的侄儿相比，后者真是个不知人世艰难的“纨绔子”。

小聋把食物摆设停当，乃取出那本蓝色“流水账”，翻开请小莹签个字。小莹顿时脸红起来，不知怎样处理。

“叶小姐，”小聋央求着说，“你写一下，跟三哥写一下，有什么分别呢？”

小莹还是不愿，想去找文孙，但他二人说话已被文孙听见，文孙乃大声叫着说：“小莹啊，你就‘签’一下嘛。”

这时小聋又在央求，文孙偏又不来，小莹不得已乃坐下来郑重其事地，取出钢笔，并把那账簿认真地看了一下。不看则已，一看不免大吃一惊——这本账簿真是洋洋大观。

那本簿子里的第一笔账记得是“民国二十二年农历八月中秋‘翅帽一桌’”。小莹不大认得中国草写字码所写的十八元，她猜想是“十五”元。最奇怪的是下面签字都是英文“OK”两个英文字母。

最贵的一席似乎是“排翅五席，送费加一”，下注小字“宴梁冠英军长”。那草字号码的价钱，小莹一时便猜不出来了。这条下面没人签字，只盖了个“林放鹤堂账房”的木戳。

其他各条，最使小莹奇怪的是钢笔签的“Dora”一个英文字，共十余条。小莹看那字迹，似乎是女子写的，心里想着她是谁？其他形形色色的签字，只一个写着极大的“京”字。“文孙”也签了十多个。还有签着“三”字的也不少。小莹知道，“三”字也是文孙——这是昨晚她亲眼看着文孙用他那“大号金星”写的了。在这百十条账目中，只有三项小数目，下面签个“勉”字，小莹认出，那是林老师的名字和笔迹。

小聋要小莹在那最后一笔账下签个字。小莹端详了很久，看那字码似乎是“两元一角五分，送力加一”。

小莹觉得太贵了，踌躇了半晌；小聋在一旁等着。她慎重了半天，才拔出她那帕克，在账目下学着文孙笔迹，写了个“三”字，但是写不出那个男人笔迹的“龙飞凤舞”之劲。

小聋本不识字，但是认得“三”字。他乃央求小莹写出自己的名字。

“小姐，”小聋说，“您也写个名字在账上，下次不用三哥陪你，你也可以到我们酒楼记账吃酒席嘛。”

小莹还是忸怩不安，在小聋哥力促之下，小莹才勉强在“三”之下加括号写个“莹代”二字。小莹初写时，本极踌躇，但是既写之后，却又有一种说不出的满足感。

小聋见字大为高兴，称谢不止。这时小莹忽然脸一红想起一桩事来，乃从衣袋内取出她那绣花小“荷包”，自荷包内又取出她仅有的两个“银毫”，递给小聋；小聋抵死不要，二人正在纠缠之时，幸好文孙刚自厢房走出，乃笑着向小聋说：“小聋呀，我这‘臭男人’给你你就收，‘香姑娘’给你，你倒不收了吗？”

小聋也笑了，乃向小莹一再打躬道谢地收下，提着草篮，便出去了。小聋去后，这一对小情侣，便在阵阵的梅花幽香之下，亲昵地吃了他二人的“第一顿早餐”。

第一顿早餐

文孙拉开条凳，请小莹坐下，自己则紧靠着她，坐在桌角的另一边。文孙把菜盆拉近点，二人只占用了这张有大理石台面的八仙桌的一个角角。小聋带汤包和镇江干丝，都是这位姑娘最喜欢而不常吃的食品。加以饿了一个早晨，这时文孙服侍她喝口细茶、尝尝汤包，真鲜美无比。文孙自己则因为早晨猛吃了些油条、烧饼，这时反而不太饿，只是添汤、拣菜，替女友服务，使小莹不好意思多吃。

“林老师要我替她喂小兔子，”小莹微笑着说，“现在它还未吃饱，我倒大吃起来了。”

“我们把它抱来一起吃嘛。”文孙说着便起身去找小兔子。

“它对你不熟，看到你会躲起来的，还是我去吧。”小莹说着放下筷子，便走到厢房自竹篮之内又取了一根红萝卜，便把小兔抱来，坐下，把小动物放在自己腿上，喂它吃红萝卜，自己再取起筷子，继续吃干丝。

“小莹，”文孙问她，“昨晚睡得好吗？”

“失眠很久。”小莹低声地回答。

“为什么呢？”文孙又问。

“心绪很复杂。”

“有什么好复杂的呢？”

“我和文梅在桥上聊天，”小莹说，“忽然看到你骑着车子从营门外经过。”

“你们看到了我吗？”文孙有点奇怪，说，“我以为你们都熄灯睡觉了呢。”

“我最初看到你，就告诉文梅。梅姐说那是我的幻觉。”

“我是骑着车子在你们营门外，兜了好几圈。”文孙说。

“你不是去追大伙儿回‘临中’去了吗？怎么又回来了呢？”

“我放心不下，所以托词找姑妈，又跑回来了，”文孙尴尬地笑着说，“想不到和你失之交臂。”

“有什么放心不下的呢？”小莹轻轻地问，但却不敢向文孙正视一眼——总是低着头。

“小莹，”文孙轻轻地扶着她的手腕，轻声地问道，“你昨晚为什么哭呢？”

“……”小莹未搭腔，只轻轻地把手让开了。

文孙又伸过头去，再轻声地问道：“昨晚为什么哭呢？”

“……我不知道……”小莹叽咕半天，才挤出一句话来。

“是不是我说话不小心，得罪了你？”

“你破费那许多，我道谢都来不及呢！……”

“是不是曹文梅在乱说什么呢？”

“不是，”小莹轻声地说，“梅姐在劝我。一番好意呢！……”小莹说着不觉眼泪欲滴。

这一下文孙发慌了，忙放下筷子，绕过去，坐到小莹的同一条条凳上去，用右臂挽过小莹的肩头，又亲昵地问道：“小莹啊，你心里面，是不是有什么矛盾呢？不容易解决呢？”

文孙这一问，却又把小莹问得紧张起来。她忙转身向文孙，眼泪汪汪地望着文孙，解释说：“文孙……我心里没有矛盾……也没有难题……”

这一下文孙才真的放心了。他取出手帕来替小莹擦泪，而小莹却用自己的手帕擦了。

文孙又替小莹加了点干丝汤；又取了一根春卷，一折两段，自己吃了一半，另一半给小莹，她也吃了——文孙心才放了一大半。小莹又自桌子另一边把文孙的碗筷移过来。

“你也多吃一点嘛，”小莹说，“菜都快冷了。”

文孙看见小莹盘子内还有半个吃残的小笼包，乃拣起来自己吃了；却自蒸笼下层夹出个热包子给小莹。小莹说她已吃饱了，但是文孙分明知道她未吃饱。小莹又勉强吃了半个，另外半个又被文孙吃掉了。

文孙又勉强小莹吃了些春卷、烧卖、甜饼……小莹吃残的，都由文孙夹过来吃了——文孙原是个“篮球代表队”的“右锋”，食量大，一般大中学里的男孩子又都是些下贱货，专门喜欢吃女孩子吃残的东西——剩下来未碰过的美酒佳肴，后来全给老烟鬼十三太，风卷残云地偷吃了，此是后话。

二人吃了七八成饱，精神好多了，又有说有笑起来。

文孙好奇心又发生了，不觉又问起老问题来。

“小莹啊，”文孙笑着说，“曹文梅昨晚‘劝’你些什么——把你逗哭了？”

“她自己也哭了呢。”小莹尴尬地笑着说。

“贾宝玉说，女人是水做的，眼里水多得很，动不动就要哭，”文孙开玩笑地说，“现在科学家也证明，女人身上构成的成分，百分之九十五，都是水……”

“那么男人的成分是什么呢？”

“科学家说，男女是一样的。”

“那么男人也应该会哭了。”小莹笑着说。

“那么下次你哭，”文孙也笑着说，“我就陪你来‘号啕’大哭！”二人大笑，气氛轻松多了。文孙乃乘势又问道：“曹文梅昨晚劝你些什么呢？劝得她自己也哭兮兮的。”

“梅姐说，你对我太好了。她劝我也要对你好。”

“那你接受不接受她的劝告呢？”文孙嬉皮笑脸地搂住她问。

“我告诉梅姐，”说着小莹的眼泪又要下来了，但是她却转身用手抓住文孙的上衣袋，哭笑参半，翘起嘴唇说，“我告诉梅姐，你对我好，我不要对你好。”

“不要对我好！好丫头，”文孙转过身来，一下把小莹抱住说，“那我就把你抱住不放。”

野青年这一野行为，他未抱住女友，却把女友怀中的小兔子吓坏了，它一跃而下，惊慌得遍屋乱跑。二人忙松手去追兔子，忽听远处城楼和鼓楼之上，“呜——呜——”之声大作——空袭警报！

二人乃匆忙抱起兔子，赶快跑警报去。

第十七章　“洞”房的里里外外

我们的小“洞”房好不好？

“文孙呀，”小莹抱住文孙的左膀忙问，“我们是不是出西门到‘苗圃’去？”

“用不着，”文孙说，“我们用自己的‘防空洞’。”

文孙把兔子交给小莹，乃走到姥姥房内，取了些锁匙，乃拉着小莹走向堂屋前走廊的另一端，那儿有一个闩起的门。——这个门小莹以前尚未注意过呢。文孙打开了门，小莹一看真顿觉心胸一畅。

原来这座房屋是建在一个坡坡之上，此门一打开，但见面前一脉青山绿水。山峦起伏、重紫叠翠，好一幅山水图画。站在门前，也可看到西门和北门的城楼，和连着这两个楼的三面城墙。北门之内还有些菜园和水田；城外的“北门义冢”的累累坟墓亦隐约可见。站在此门前一看，真有古诗人所讲的“引我抒怀山近远，催人行乐冢高低”的境界。

在这个有七八级的门下，却是个地占数亩之广，用砖墙围起的“张家花园”的主体所在。这个“花园”的靠围墙的一方，则是一个长方形的荷花池。环池杂种了些垂柳和海棠，虽在早春却都已有点绿意。池的正面则是一脊三间，半在地上、半在水中的“水榭”，秋冬则沿榭中四周走廊之内，装有门防风。夏季和暮春则可把这门拆除，使全屋成为空阔的水阁凉亭。

绕池四周都有砖铺小道和一些长形木椅，游人可散步或垂钓观鱼。水榭的正面则是一方石铺成的平苑；苑中有几个石鼓和一张石桌，桌面刻有围棋、象棋两用的刻线。绕苑则是一些矮树、花草、冬青等布置得曲折有致的小花园。

最使小莹惊异的，则是花园后正对荷花池水榭，竟有一座高约五六丈的土山，山上虬龙古松、古柏之间还有个六角凉亭，孤悬天上。山坡上也满种花木，有条石铺小径，曲折通往山顶。这园的三面各有三个上面有防雨屋顶的石库门。其一便是他二人刚出来的门通往内宅；另则荷池右后角，通往园外；另一门则通往前苑。

在这土山脚下一些木本玫瑰丛中，则是一扇坚厚的木门，由一把大洋锁锁着。牵着小莹走到这木门前，文孙取出锁匙，便把这单扇木门拉开了。这木门足有五六寸厚，笨重无比。木门之后，原来是个曲尺形“防空洞”，大小有点像半列火车车厢。

这个家庭防空洞，显然久未启用，一旦开放，里面凉气袭人，且有点霉味。小莹在文孙身后探头探脑，文孙则牵着她走入洞中，左转转入黑黝黝的主洞。洞中有张长桌；两边靠墙，则安装两排固定的长条木凳。

这洞顶上则挂着一个带有乳白玻璃罩、用圆灯芯的中型煤油挂灯——通称“保险灯”。文孙自桌上木盒内取出一盒火柴，把这挂灯点燃扭到最大限度，照得全洞一片通明。小莹四顾，真觉得这像一列她在南京乘过的“小火车”。只是这火车没窗子，而四周则是用整棵杉木排列拼起的木墙，只有靠最里面才是一排建在墙上有抽屉和长门的木柜。洞顶天篷也是用和墙一样的建造方式；地下则砖铺地面，看来很新。

小莹一看再看，觉得这小屋内部颇像她所读的《林肯传》上所画的林肯出生时的小木屋。她把这印象说给文孙听。

“一点不错呀，”文孙说，“五哥去年回来，画图建造时，就是模仿那种美国早期农庄构筑的呢！——美国早期殖民者，叫它做Log Cabin，Log就是圆木，Cabin就是小屋。Log Cabin就是‘圆木小屋’。”

文孙说着皱皱鼻子，觉得气味不好。他乃打开后柜，取出个有盖的铜香炉；又找到一筒檀香粉，筛入炉内成个篆书“寿”字。用火柴点燃，香烟缭绕，果然霉味顿减。

文孙又嫌此屋太阴冷，他又从屋角拖出个高架铜火盆和木炭，生了熊熊炭火，乃把大门关起，室内顿时温暖如春。

“文孙呀，”小莹忽有所悟地说，“这个房这么小，你烧这大盆炭火，是不是‘炭气’太多了哎？”

“五哥是法国留学的建筑师，对排水通风，最为注意，”文孙说，“这洞的两角都有通风设备。”

说着文孙乃拉小莹到屋角一看，果见两角各有一根丈多长、中间打通的“毛竹”，从里面可以隐隐看到外面的亮光。这两棵毛竹透气孔，两端都用铁丝纱包住，小莹不知何意。

“不把它们用铁丝纱封住，”文孙笑着说，“有些小动物、小蝙蝠要钻进来做窝呢！”

小莹大悟，乃拍拍她放在桌上的小兔子说：“小兔子，你太胖了，你钻不进来啊！”

“文孙呀，”小莹又问，“这防空洞如果被日本飞机炸中了，有没有危险？”

“据五哥的计算，”文孙说，“只有十万分之一的危险性！”

“五哥就是你五姐夫，是吧？”小莹说。

“五哥我以前叫他‘三表哥’，”文孙说，“他同五姐结婚了，我就叫他五哥。”

“五哥怎么计算的呢？”小莹又问。

“这个防空洞，只有一项可能最危险。”文孙说。

“什么可能呢？”

“一个五百磅炸弹，在洞前五公尺之内爆炸，那热空气可能把洞内人压死。”

“有没有这可能呢？”小莹又傻问一句。

“绝无此可能，”文孙说，“第一，日本人不会用这种大号炸弹炸这小地方；第二，他纵使用了，也不会刚好落在我们门前五公尺之内——所以我们这个洞房，绝对安全。”

“什么洞房呢……”小莹不免脸一红。

文孙说这话本属无心，想不到被有心人听出语病来，自己才发现用错了成语。乃解释说：“洞房不是又可做防空‘洞’，又可做住‘房’吗？”

“……”小莹坐在桌子对面，红晕满脸。

“莹莹，我们这个小‘洞’房好不好？”文孙厚着脸皮又开了句玩笑。

小莹把小兔子拉过来抱在怀内，玩弄它的耳朵，没有搭腔。

“洞房”的来历

二人在“洞房”内相对默坐，等着敌人来轰炸，但是炸弹始终未下来。洞外又听不出丝毫动静；洞内只听小兔子的嘴，嘶嘶咕咕，似乎在自言自语。

“文孙呀，”二人相对许久，小莹才又问一句，“你五哥去年回来，为什么挖这样个大防空洞呢？”

“这个洞，不是五哥挖的——它是太平天国长毛挖的。”

“……”小莹不得其解。

文孙乃解释说，这个土山原来也是人堆的，那大概是三国年代吧，曹操和孙权在这一带打仗，沿途双方都建了些报警用的“烽火墩”，在墩上烧狼粪、放浓烟，以报告敌情，所以古人说“狼烟遍地”，就表示天下大乱。

“但是他们在底下挖个洞，又干什么用呢？”

文孙说洞不是孙权或曹操挖的，那是太平天国时长毛“四眼狗”、英王陈玉成挖的。据说会打“回马枪”的四眼狗，占领了这个县城时，他有一队火机营驻在这“烽火墩”下。他们就在这墩下挖个洞做火药库。后来长毛退了，本地人就传说“英王陈玉成”在此地埋下宝物，所以大家就来挖宝，把这个洞愈挖愈深、愈大……

“啊，原来是这回事。”小莹听着很感兴趣，说，“五哥就把这洞改造成防空洞。”

“说来话长呢，”文孙又继续解释说，“五哥的曾祖便是打长毛的，曾被‘四眼狗’一计‘回马枪’几乎打死……”

“他们真是骑着马，两将对打吗？”小莹想到《三国演义》上的一些故事来。

“回马枪，不是真在马上打，”文孙说，“回马枪是说他打了败仗之后，忽然会回头反攻。”文孙并且补充说，做军官带兵打胜仗不难，难在打败仗之后，立刻能回头再来。

张家这位祖宗吃了“四眼狗”大亏之后，又被调乘船、“下江苏”，不意在镇江附近船又被长毛打沉了，全船士兵都淹死；只有张老祖宗抱了一根浮木，漂到金山脚下，偷偷地爬上岸。昼伏夜行，又跑回到清军营盘里去。后来洪杨覆灭，张老祖宗戴了红顶子。他想到“四眼狗”，所以把这个“烽火墩”买下了，变成他的私家花园。他又想到他在金山脚下没有被淹死，那一定是“法海和尚”显圣救了他，所以把墩下这个洞建成个“法海洞”，专门供养“法海”。后来他的欧美留学的子孙不信这一套，就把老“法海”冷落了。去年“八·一三”以后，张三少偕眷自上海避难还乡，他夫人被“大世界”的炸弹吓惨了，非要叫丈夫在家中造个坚实的防空洞不可。这时正好山上的松木因战灾滞销，堆集河下，贱如粪土。张建筑师乃利用贱价木材为夫人造了个大“防空洞”。

“你五哥五姐用过这个防空洞没有呢？”小莹又问一下。

“他们一次也未用过，”文孙说，“后来他们老家张家圩被炸平，五姐吓死了，二人又匆匆忙忙逃到武汉去，听说现在他们又从香港转回上海去了。”

“怎么林老师也不利用这么好的防空洞呢？”小莹有点奇怪。

“那就要问你们‘女人’自己嘛！”文孙笑着说，“姥姥说，这个土堆子，怎能挡得住铁炸弹！她再也不敢进这个洞——战争是男人打的嘛！女人在战争中，就是可怜虫了——你看昨天跑警报，你颤抖得多可怜。”

“真是要谢谢你，文孙，”小莹说，“没有你，我在南门桥上，踩都给踩死了。”

“当我们摔在一起时，我看你抖得几乎失去知觉了，”文孙笑着说，“我倒一点也不慌张，我还在四处找那飞机呢。”

“你压在我身上，我心中安定多了，”小莹脸一红诚实地说着，“否则我怕吓昏过去了。”

“我伏在你身上，也是给你点实际上的保护。”文孙说。

“心理上保护很大，”小莹也微笑着说，“实际上碰到炸弹，两人只有一道死。”

“不一定呢，”文孙说，“我伏在你身上，如我二人‘直接中弹’，则我二人便一道死——我二人死在一起，不是也很好吗？”文孙说着又笑起来。

“……”小莹红晕满脸，不知所答。

“我二人如果不‘直接中弹’呢，”文孙又接着说，“我就可以保护你免为‘跳弹’或炸弹‘破片’所伤——我挡不了‘直接中弹’，我挡得了‘间接中弹’……”

“那你为保护我，你就牺牲自己了。”小莹感激地说。

“在事理上说，本是应该的，保护妇孺嘛！”文孙说，“不过在‘或然率’上说，我并不因为保护你，便增加了我自己伤亡的可能性嘛——保护你，和不保护你，对我自己伤亡的可能性是完全一样的，那我为什么不给你点保护呢？‘护美’不也很美吗？”文孙说着嬉笑不止。

“我也不是什么‘美’呢。”小莹觉得有点难为情，脸红红地微笑着。

“小莹呀，”文孙认真地说，“你是我所认识的女孩中，最美丽、最甜蜜的一位。”文孙说此话，倒确是诚心诚意的。

“文孙，你又在乱说了。”

“莹呀，诚心诚意的呢！——不是拍马屁。”文孙说得十分真诚。

“我想那位Dora才真是美人呢！”小莹微笑着说。

“你哪里知道什么Dora？”

“在小聋那账簿上看到的，”小莹感叹地说，“那签字多秀丽啊。”

“啊，你说我七婶！”文孙大笑，说，“七婶是上海中西女塾毕业的，总喜欢叫自己的洋名字叫Dora Young。”

“她怎么在那账簿上签了那么多名字？”

“她是教徒，”文孙说，“结婚一定要在教堂里，但我爸坚持，先得回家向祖先磕过头，才许他们上教堂结婚。七叔怕我爸爸，乃把未婚妻带回家中磕头之后，才去上海教堂结婚的。”

“她怎么在账簿上签了那么多名字？”

“她和七叔在此地住了一个多月嘛，”文孙说，“她喜欢吃春江的菜。”

“你们家里的人，怎么都喜欢住在这里呢？”小莹奇怪地问。又说：“我看干爹和你，就像住在自己家里一样。”

“本来是和自己家中一样嘛，”文孙说，“我姥姥是住在外婆家；我住在姐姐家。”

“你们林、张两家，真是亲上加亲。”小莹感叹地说。

“莹莹，”文孙说，“让我们出去看看，警报解除了没有……”

文孙伸出手挽住小莹，小莹抱着小兔子，二人又走出了“洞房”。

烽火温情

当他二人刚出洞口，一见阳光，两人不自觉地都以手遮眼，觉得日光太亮、刺眼欲昏。这时一阵风来，也觉寒入骨髓。原来“洞房”原是“洞房”，既暖又暗；出洞时，倍觉春寒。小莹有点打哆嗦，使文孙想起，他把大衣又忘在洞内了，乃转身入洞，取出大衣，给小莹披上。小莹也未多让，就披在军服之上。

“文孙呀，”小莹说，“我昨晚看你失去大衣，怕你着凉——半夜睡不着呢。你怎么又把大衣找回来了呢？”

莹莹为着怕文孙着凉，一夜未睡好。今晨独坐在十三太的门房，心中仍记挂着，忐忑不安。后来看到文孙又穿着原大衣而来，她心中好生奇怪，但是在林老师面前，又不敢一问原委。林老师去后，她和文孙私下对坐，心中跳得慌，也就忘记问了。现在不再紧张了，披了男友一度遗失的大衣，才又问出来。

“我俩先上山头上去看看警报解除了没有。”

说着文孙乃在大衣之外搂着小莹，循着弯曲石径，走向山顶去。走着文孙乃告诉她昨夜失衣翻车的趣事，并脱下帽子，要小莹摸摸他额角的肉瘤。小莹轻轻地摸了又摸，心头又自恨起来——“怎么这么笨？这么不体贴？”心中难过无比。原来二人吃早饭时，文孙曾把帽子脱下，小莹竟未看出。文孙英雄没了“坐骑”，小莹也未想到。现在想到了，殊觉内疚——心中无限歉疚，但是嘴内吞吐说不出来。

文孙搂紧了她；小莹也就顺势靠过去。二人缓缓地走上山岭，甚觉悠然自得。

山上这个六角亭很美，只是红漆多已脱落。亭中也有一个刻着“楚河汉界”的石桌，和四个石鼓。亭上则悬着一块黄杨木，刻着“一览亭”三字。三个凹体字上的朱漆，还很鲜明。

这个小亭，名曰“一览”，倒是名副其实。二人站在亭边四望，全城尽在眼底。城东南区热闹街道，大致都可看出。高大一点的建筑，如四个城楼、鼓楼和春江大酒楼的“雅座间”，均突出于千家万户的瓦屋之上。政宣大队部所在地的“文庙”尤其近在眼底；那座小莹时常演出的“明伦堂”上的戏台，更是“一览”无余。在“一览亭”中，拿着个望远镜，便可免费看戏。

远看城郊，则西北崇山峻岭、青绿相叠，东南良田阡陌、河渠交错……相对成趣。两小情侣，依偎亭中，坐栏远眺，真觉自处宇宙中央也。

二人正在欣赏这个万里无云、晴空一片的初春景色之时，忽听东门外“咚咚”数响，似是炮声，随即看到晴空之上，显出数朵白云。小莹正在惊讶之时，文孙乃叫她说：“莹呀！这是高射炮呢！”

文孙对空袭是有亲身经验的，因为有名的“击落敌机六架”的“八·一四”空战，文孙正在杭州，曾亲眼看见。

二人正疑虑间，忽见东南天空，有一单翼小飞机，自东南向西北，穿城飞来。

“敌机！敌机！”文孙惊异叫着，并把小莹推往一棵大松树干之后，自己则站在小莹身后抱住小莹，歪着头仰观敌机。

但那架单翼银色敌机似无“敌”意，只像一个风筝，在蔚蓝天空之下，缓缓飞来。飞近了，那双翼上的红太阳——日本国徽——清晰可见。这是小莹第一次看到敌机，她不敢仰视，乃翻过身来，攒入文孙怀中，紧抱着男友，在机声辄辄中直是打抖，嘴中并“唧唧”地叫个不停。

“侦察机，侦察机。”文孙倒十分镇静，他翻身靠在树干上搂紧了小莹，却仰视敌机，看它穿城转向西北飞去。北门城上我军机枪，像放爆竹一样响了几下。其他阳春烟景、大块文章——宇宙还是和以前无异。

“敌机飞走了。”文孙低头吻吻小莹的军帽边的秀发，安详地为小莹“解除警报”。但是小莹还是抖了半晌，才缓缓抬起头来。她一看她和文孙的脸距离如此之近，看看文孙的笑靥，不觉脸一红，马上又把头埋入文孙颊下，不敢仰视；嘴中又“唧唧”不停，像一只小蟋蟀。

“敌机飞走了。”文孙也搂紧了小莹，再为女友“解除警报”一次。

警报解除了，宇宙又从“战争”转入“和平”，小莹这时才发现自己被搂在一位暖和的男友怀中——战争惊惧没有了，却发生了和平的恐慌。她心跳加速、面孔发烧，呼吸感觉急迫，气管似被塞起来，喘息不停，全身更颤抖不已。再加上耳鬓厮磨，文孙又轻轻地吻着她的耳朵，小莹觉得，又痒又甜，但是气管阻塞，喘不过气来。这时文孙的手又在她背上、腰间轻轻抚摸着，益发酥痒难忍、全身颤抖——二人显然都紧张过度，默默无言地愈搂愈紧，小莹的头发被揉入文孙的颈子上粘住了。这时虽然春寒料峭，但是二人显然都全身汗湿。

二人颤抖了大致有二十来分钟，小莹被文孙在耳朵上吻着奇痒难忍之时，才轻声地叫出：“……啊……啊……文……孙……”

文孙也轻轻地咬住小莹的薄到透明的耳朵，缓缓地说：“不许叫‘文孙’……叫‘文哥’……”

小莹果然名副其实，是个“小蝇蝇”，这时只在文孙颈畔“嗡嗡”作响。

“莹莹……”文孙又在她耳边细声地说，“叫我‘文哥’……叫！”

谈过恋爱的读者朋友们，都知道吧，在这场合下，“男”朋友总归是“总司令”，“女”朋友原只有“服从”的份儿。

“莹……”“总司令”又轻声命令一下“……叫我‘文哥’！……”

最初莹莹不听将令，还只是嗡嗡唧唧的……最后在“总司令”咬住耳朵，轻声地三令五申之下，小莹终于“服从”了。她把头挤紧文孙下颚，才从咽喉内，轻轻地挤出“文哥”二字来；挤出之后，又把头揉在文孙颚下“嗡嗡”了半天。

文孙搂住小莹，觉得她虽未施脂粉，却遍体圆润温香。他抱着小莹时松时紧，都各有情趣。他吻了小莹的头发、颈项、耳朵……真是愈吻愈甜，他想从腮边偷袭、向口鼻移动，而小莹则死不回头；文孙又不忍强行，又不知如何劝降，只在头发和耳朵颈项间打转，找不到窍门，渐渐地也就力衰气竭了。

二人默默地又抱了许久。这时虽艳阳在天，然山岭之风，究是冬末，吹入微汗之躯，也颇有寒意。渐渐地小莹已呼吸平和，文孙亦硬块消失，两人才松手、相视一笑。

“都是你不好……”小莹红着脸，一面整理云鬓，一面责怪文孙一句。

“姑娘，是我不好，是我不好……”文孙不打自招。他看到莹莹晚霞满脸、云鬓蓬松，愈看愈可爱，乃情不自禁地，又把小莹拉到怀中，自己则跨坐在亭子边的低槛上，自小莹手中取过木梳，替她梳头。小莹也没有拒绝，便倚在文孙怀中，由他梳去；有时也取回木梳，自己梳梳之外，也替文孙梳梳——实在是梳头是假，二人相偎相倚，不忍离开，才是真情——二人互梳一阵又相视而笑。真是：看郎随处好，好处随郎看。一览亭中，温情无限……

“老刮拉巴巴”

爱情本是永恒的。少年情人、中年夫妇、老年伴侣……生同罗帐、死同坟，原是没止没尽的。但是“情话”和“情欲”，则有其间歇性，冷热之间，必须协调，才臻化境。

“文孙呀，”小莹忽然想起“干爹”来，说，“幸好干爹走了唉，否则今日不又要吓死？”

“空袭并不就那么可怕，”文孙说，“你今天不是亲眼看到敌机了吗？”

“这是侦察机哩。”小莹说。

“轰炸机也没那么可怕。”文孙说。接着他又讲个冯玉祥的故事：

冯玉祥的士兵怕飞机投炸弹。冯问他士兵说：“你们看过老刮筛巢吗？”“老刮”便是北方土话里的乌鸦；“筛巢”便是乌鸦集体打圈圈在天空飞翔。士兵都大声回答说“看过”。冯又问：“你们看到老刮拉巴巴吗？”

“拉巴巴”就是北方土话叫“拉屎”。乌鸦在天空集体飞翔，往往要“拉屎”的。冯问他们看到群飞的乌鸦拉屎没有？那些北方老乡也说看过了。

冯又问：“老刮拉巴巴拉到你们头上没有？”众士兵又大声说：“没有！”

冯乃大声说：“那你们为什么怕飞机拉巴巴呢？”

果然冯部大兵，以后就不怕“飞机拉巴巴”了。

文孙未说完，莹莹已笑不可仰。文孙说完，莹莹乃大笑，并说她以后也不怕飞机“拉巴巴”了。

但是莹莹又问，敌人侦察机为什么这几天来“侦察”个不停呢？文孙说听说我方有两个军，最近正渡江北上，增援津浦铁路沿线，可能汉奸报告了敌人，所以敌机常来侦察。

“我并未觉得城内部队增多嘛。”莹莹说。

“他们可能是夜间行军，”文孙说，“白天都藏在乡村里。”

“我倒听说，东门外公路边文昌庙内住了很多前方退下的学生，我们大队长，要动员他们加入政宣呢！”莹莹说，“未听说有部队嘛。”

“我听说，东门外公路边停了二十多部运军火的卡车，不过他们伪装得很好，敌机发现不了。”

文孙说着便捡起帽子，二人戴好，搂着小莹预备下山，忽听鼓楼之上锣声锵锵——警报解除了。

二人循石级下山，既经过不寻常的温存之后，小莹这时也主动地向文孙靠拢得更紧些。石级转弯时，文孙一拉，二人正好打个照面，男朋友的嘴唇乃顺便碰了女朋友的嘴唇。

“光天化日之下，”小莹笑着把文孙屁股一拍说，“胆敢调戏良家妇女。”

“顺便不为偷嘛。”文孙也笑了。

二人走下山来，找到了小兔子，抱起来，锁好了“洞房”。这时天气晴和，池边树梢多有绿意。池内游鱼有时也翻出一两个浪花。两人乃顺便走上水榭的走廊。文孙一看这门上的锁被扭坏，觉得有点不寻常，乃推门而入。一看这水榭内部除了两张笨重的红木镶边的“竹榻”和两张紫檀圆桌之外，室内空空如也。小型家具和冬季移入室内的珍贵的盆景，一概不见了。

文孙有点诧异。但是他说给小莹听，也是对牛弹琴，因为小莹是第一次来此，她以前还不知道此地有这样一座美好的花园呢！

小莹认为警报既然解除了，她要赶回队内出晚操、点名。文孙也认为要回校了。

“你的车子修好没有呢？”小莹关心一句。

“我顺便去看看，修好就骑回去。”

“修不好，那你就走回去了。”小莹说。

“修不好，”文孙说，“我就回来换一部。”

“你还有另外一部？”小莹惊诧不已。

“就在这儿嘛。”

文孙说着乃取出钥匙。原来那通向前苑门边左侧，靠墙还建有半间小木屋，似乎是间储藏室。文孙把门打开时，只见那洋锁后的铁钮也松动了，显然是被人扭坏的。幸好开门一看，有三部半新脚踏车，由一根钢链连锁在一起，每辆车车后的单锁也各自锁着。车上的油布也盖得好好的。

小莹一见这三部闪闪发光的新车，真不禁大惊失色——想不到她所心爱的东西，和心爱的人全在这儿。

文孙揭开那略有灰尘的油布，小莹惊慌地张大了嘴，两手把头抱起来——原来那儿还有部“女用车”。骑这车子，她不用举腿就可上车了，哪会摔跤呢？

“要不要试试看？”文孙问小莹，并说这些车是五姐他们去年从苏州农场带回来的。

“……”小莹未置可否。

但是文孙捏捏那车胎，已没有气了，小莹怕耽误队内“点名”，也说下次再来吧。

“天长地久嘛，”小莹搓着手好高兴，说，“下次来骑女车。”

“下次咱俩一道到公路上去骑！”文孙说。

“那多美好！”小莹高兴得从旁把文孙抱住，文孙又顺势用嘴唇碰了碰她的嘴唇——小莹笑着逃了，但是没有提严重抗议。

这时二人都有点饿。文孙提议回堂屋去，吃点残羹剩肴再分别返校回营。

小莹抱着小兔子，文孙牵着小莹，乃自侧门走回内宅。二人刚到门边，便听到两个男人在大声争吵。

“你要不把偷去的盆子还给我，我把你脑袋瓜砸掉！”

二人一听，这声音显然是小聋。走过去一问，却是小聋和十三太在争吵——原来小聋警报后，来收盘碗时，发现少了一个细瓷盆和一双银镶天竹筷。小聋认为是十三太偷去，嚷着要他交出，而十三太死不承认，他说三哥儿和督军小姐吃早饭只用两双筷子，两双都在这儿，瓷盆有几只他哪里知道？但是小聋心中有数，所以二人争吵得相当厉害。可是十三太一见文孙便不吵了，站在一边未说话。

“三哥，”小聋诉苦说，“这老家伙偷的不止一次了——账房不依我呢！”

“十三太，你把东西还他嘛，”文孙向十三太劝说，“不还他，小聋交不了账。”

十三太未搭腔，乃默默地走到屏门之后，从一个木柜的底层，取出个瓷盆和一双银筷。盆内还有些油条、烧饼和烧卖。

“还你！”十三太把盆子递给小聋。

小聋把食物倾倒在桌上，收了盆子，谢了三哥和叶小姐便离去了。十三太拣起油条烧饼烧卖……也谢谢三哥和省长小姐，伛偻着回门房抽旱烟去了。

“文孙呀，”小莹说，“我们未吃掉那些包子和甜饼……哪里去了呢？”

“都是被十三太偷吃了。”文孙说。

“他一人哪里吃掉那么多呢？”

“所以他还剩了些烧饼油条嘛。”文孙笑笑说，乃牵着小莹回到姥姥房中，用水瓶热水沏了两杯茶。二人又吃了些饼干，小兔子也吃了些萝卜……

“十三太，这个无产阶级，也很可怜。”小莹叹口气，同情地说。

“他卖老婆、抽大烟……才不可怜……”文孙笑着讲了些“十三太轶事”来。

“十三太”传奇

“十三太”也姓张，是文孙五姐夫张三少的远房叔祖，因为“辈分”高，所以小辈都叫他“十三太爷”，简称“十三太”。

十三太的祖父也是“打长毛”出身的，原是个不识字的贫农。在满身刀疤、百战余生，把长毛打亡了国之后，官拜“标统”（约合今日部队中的“团长”）；驻防南京城内，黄金万两，是个大大的“肥缺”。他那唯一的儿子，就是十三太的爸爸，二十来岁，原是个有名的“小标统”、“大太保”，吃喝玩乐，南京城内，无人不知。

一次他在一家戏园内，捧一位名戏子唱戏时，看到观众之中有一位老妪，带一位十七八岁的美女也在看戏。小标统一见心动，乃想挑逗挑逗那位少女。少女羞怯回避，但那老妪却怒目相视。小标统一不做二不休，乃取了个元宝丢入那老妪怀内。老妪大怒，乃还投元宝砸他，并骂他“下流混账”。小标统的保镖见状大怒，骂“老鸨子”和“小婊子”，“不识抬举”，胆敢冒犯“标统少爷”。

美女受辱啼泣，老妪乃携她怒骂而去，弄得当时台上台下，一园皆惊。

你道这美女是谁？她原是当时“两江总督大人”最小偏怜的千金。她因久慕名坤角之艺，乃偷偷地由乳母相陪，潜入戏院看戏——这是那时官宦之家的高干小姐，违背社会习俗的私行，谁知竟因此受辱。姑娘回房痛哭一夜之后，严述乳母，千万不必声张，以免惹起物议。谁知这乳母心怀不平，想到那小小标统的儿子，胆敢侮辱总督的千金，此愤非泄不可；加以这老太又生个“右派”大嘴巴，绘影绘声地把当晚受辱的情况和盘托出。这消息不胫而走，立刻变成南京城内茶寓酒肆的头条新闻。可怜这位知书识礼、貌美如花的总督千金刘小姐，心头受不了这压力，一夜之间便悬梁自杀了。

掌上明珠之死，哭坏了一品夫人的妈妈，气坏了威镇三江的爸爸。这消息一出，也吓坏了张老标统。在手足无措、魂魄失主的慌张气愤的情况之下，这位不谙法理的老粗，把儿子叫来，不由分说，便亲自动手，一刀把儿子的脑袋砍掉。然后披发徒跣，亲自提着逆子的头，去跪向总督请罪。

可是老标统这一着做错了——你提来的是否真是你儿子的头呢？还是拿别人儿子的头来代替呢？

老标统无言自辩，回家之后，取出佩刀，就自己抹了脖子。

我们这位“十三太”便是这桩案子里的“小标统”之子、“老标统”之孙。长大之后，吃喝玩乐，颇有父风。老、小标统死后，留下的家资，仍是可观的。但是十三太年未而立，便已挥霍一空，后来并和一些玩友，偷偷去挖父祖之坟盗宝。

他年幼之时也曾娶个美女，生有一男。可是一次他在赌场豪赌，天明始归，娘子问他要不要吃点早餐再睡觉。

“娘子呀，”十三少（那时他还是个十三“少”）说，“做早饭来不及了，你梳梳头，叠叠衣服，人家轿子，就要来了……”

原来十三少一夜豪赌，连老婆也“输”掉；一大早“赢”家就派轿子来接所“赢”之物了。

十三少的娘子倒还好，没有哭闹，只是和平地问道：“你把我‘输’掉，儿子怎么办呢？”

十三太挥挥手说：“你一道带去吧！”

自此之后“十三少”以自由之身，闲荡街头，一直等到做了“十三太”，才挤入“张氏宗祠”，打了个“地铺”。抢点“祭祖”余粮——吃点“祠堂饭”，十三太是振振有词的，因为祠堂筹建之初，他那当标统的祖父，曾捐过一大笔呢。

当文孙的五姐夫妇，受惊逃离“张家花园”时，他们需要一个看守房子的人，就找到这个老烟鬼“十三太”了。他看守这座老房子真是人杰地灵，凡是他看守不了的，他都一件件地转移到城中一家大当铺中去了。当物过期不赎，当铺就拍卖了。

一次文孙看到“临中”一位女同学使用一支带有镀金链条的“女用帕克金笔”，笔上刻有他五姐的名字。他问此女同学金笔何处来，原来她是从城里当铺拍卖摊上，用五毫小洋买来的——这金笔便是“十三太”以两角毫洋代价转移过去的。

这就是“张十三太爷”的传奇。

“他原来是个独子，怎么变成十三太爷呢？”小莹感到奇怪。

“那是他们张家那一支，曾祖以下的大排行。”文孙说。

“这老头，原来这么不老实！”莹莹感慨地说。

大鱼的爱情波折

文孙送女友回营之后，自己走到“顺风车行”，取出修好的车子，一路平安地骑回学校。一进校门他就被姚大余抓着。

“怎么找你一天，都找不着？”大余问文孙。

“替我姑妈送行去了。”

“你这车修好了吗？”

“修好了，”文孙说，“你要用吗？”

“今天我们‘歌咏团’开会，”大余说，“大家决定征调你的车子。”

“做何用场呢？”

“我们为着与‘政宣’联合演出，”大余说，“今天组织个‘联络小组’，选你做组长，生姜做副组长。”

“联络小组不能没有部车子。”文孙说。

“正是这话，”大余说，“同人家联络，我们有部‘三枪牌’，也光鲜些。”

“他们要用车，我们也可让他们用！”文孙主动地说。

“正是这话，这显得我们‘省临’好大方。”

大余并说，他已做好一块黄底红字的长木牌，写着“军委会政治部、省立临时中学，交通车”，挂在车上，好不气派！

这时号兵正吹晚餐号。文孙原和大余同桌，二人吃过饭，回到宿舍，大余乃取出特制木牌，挂在车中腰杆上，凿枘相投，十分配合。挂好后，大余骑着车子，在操场上绕了两圈，英雄骏马，煞是气派非凡。

大余原是文孙的小学同学，小学毕业后，在“县中”又同学一年半。其后文孙便由七叔带到上海去，后又转学杭州进高中。抗战开始不久，沪杭沦陷。内地各中学均停办，组成“省立临时中学”，文孙乃返乡转入“临中高三”，乃和大余三度同学。

大余数理化和英文都很差，但是他是本地米行小开，精于计算、长于庶务，有组织才能。他又比大家长两岁，个子又高高大大的，人缘也很好，所以校中一切学生活动，总都少不了他。但他唯一的缺点，便是在女孩子们看来，“不够潇洒”。有娇气的女同学，都尊称他为“姚大哥”，是个尊而不亲的头衔。背后她们又都叫他“大鱼”。女同学之间开玩笑，也常时说对方“是大鱼的女朋友”，使对方过不了关。

其实大鱼对临中里的女同学们，也不太有兴趣。他还是喜欢“政宣”里肥肥胖胖而嘻嘻哈哈的曹文梅。大余和文梅原是邻居，自幼在一起长大。不幸文梅爸爸早死，叔叔对家传的染坊又经营不善，所以初中毕业后就进了有公费待遇的“女高师”和叶维莹同班。王生强（生姜）则是文梅“省女初”的同班，因为家境较好，就升入“省女高”——她们都是文孙的四姥姥林老师林世勉的学生。因为林老师的关系，大家都很熟。

抗战开始之后，公私中学都停办了。后来各“普通中学”合并成“省立临时中学”，每生各收学杂费十六元。各级公费“师范”都停办了，所以文梅和很多原先的“师范生”，就只能投考一些有公费待遇的“政治宣传大队”一类的机关了。

文梅在未进“政宣”之前，叔叔为减轻负担、免除牵挂，曾要替她“找个婆家”，嫁出去。文梅告诉维莹说，她叔叔坚信“嫁出去的姑娘，泼出门的水”。只要文梅有个“婆家”，叔叔对她，就可以诸事不问了。

文梅不服气，想革叔叔的命，但又从何革起呢？不得已只好待在家里，等着坐“花轿”了。据她暗中自母亲口中探得的消息，叔叔心目中的侄女婿，便是“德丰米行”的小开姚大余。叔叔如真要坚持，文梅也就只好上轿了。碰巧这时“政治宣传大队”来招考“女兵”。文梅禀告叔叔想去当“女兵”。叔叔不但没有阻止她，还极力鼓励她去报考——据文梅告诉小莹，她叔叔的意向也是“唯物主义”的。送她去坐“花轿”，叔叔多少也得办点妆奁嘛。她当女兵，也是把水泼出门去，又省了一笔妆奁，何乐不为呢？

文梅进了“政宣”，姚、曹二府联姻的喜事，也就告吹，一心念着想和文梅携手入洞房的姚小开，希望也落了空。父母不能命、媒妁不能言，以后只有靠自己努力去追求了。

文梅进“政宣”的第一天，便碰到了老同学叶维莹，好不高兴也哉！二人同病相怜，又都情窦已开，很快地彼此就可以直讲心坎里的话，做彼此的爱情顾问了。

维莹个性沉静、脸蛋儿很美、身材很匀称，表情也很自然，所以演起“文明戏”来，可以做“当家青衣”。文梅胖嘟嘟、嗓门大，讲话做事，天不怕、地不怕，所以上得台去，只能演点“主妇”、“媒婆”、“张嫂”等配角。但她嗓音好，有时舞台上有歌唱节目，她总是前台的主唱或后台的佐唱。唱起《义勇军进行曲》来，那就更非她莫属了。

大余自小就挺欢喜文梅。大余才几岁时就偷送文梅糖果，要求“私订终身”。但是文梅倒不一定喜欢他。叔叔如坚持把她“泼”给大余，文梅也不会拒绝和大余同床共枕的。但是要谈起“自由恋爱”来，文梅就要拣精拣肥了。其实大余和文梅都已熟到讨论婚嫁的程度。但是文梅私下告诉小莹，她对大鱼有严重的保留。“保留”的原因是和临中其他女生几乎是一致的，但文梅还多了几条，因为她知道大鱼比其他女孩子更清楚——文梅除嫌他“不够潇洒”、“不够帅”、“不像个学生”、“像个‘事务主任’”等等之外，她对大鱼的三大志愿——进中央政治大学、当县长和当林放鹤堂管家——也不太欣赏。

前晚文梅曾偷偷地告诉莹莹这些有趣的故事，并说“林放鹤堂”便是林文孙的家。

“你如将来做了‘林三少奶奶’，”文梅说，“大鱼要做了你的‘管家’，我如嫁给大鱼，我就做你的‘管家婆’！”

她二人那晚对哭甚久，最后又扭在一起笑成一团，就是大鱼的“三大志愿”引起的。

大鱼在文孙宿舍里谈了很久有关“歌咏团”的事，又问他和叶维莹交往的经过。文孙只说了一些替姥姥送行和同吃早餐的事，以下就从略了。

“你对那妞儿真有兴趣吗？”大鱼问。

“你觉得她不好吗？”文孙反问一句。

“好呀，”大鱼说，“小家碧玉，不像是个督军的女儿。”

“她父亲并不是什么真的督军呢。”

“再稍稍胖一点就好了。”大鱼是喜欢胖娃娃的。

二人谈了些时，便是上自习的时候了。文孙还有些“解析几何”习题未做，只得走入课室，坐在自己的座位上，拿出练习簿画个不停。可是一个题也未做出，枯坐了一晚，直至下自习才和“高丽棒子”一道走回宿舍去。

地震中的初吻

当号兵又把“床上之猪”从热被褥中唤醒时，文孙亦如往昔，赖着不起来。正想把眼睛再闭下去时，他忽然若有所悟地一下跳起来。原来他想起小莹今天要去喂兔子，他二人也可乘机重入“洞房”，温存一番。但这时他又忽然想起自己是个“高三学生”、在学青年，非自由之身。小莹已蒙“指导员”特许，每天去喂兔子，她的营房与张家花园之间，只有十分钟的路程，可以速去速回。但是这位“床上之猪”、高三学生，有什么借口来为爱情缺课，想想不免躁急起来——实在找不出任何借口。

时间不允许他多想，只好进盥洗间、整理内务、升旗、上早操、跑步、早餐，然后上英文、解析几何、国文、物理、午餐，然后化学、军训、上体育……一直到晚餐上自习，再来个“猪在床上”——他妈的有什么好借口的缺课到张家花园和女友幽会呢？愈想愈泄气起来。

这时号声再响，三个教官和两位男女体育教员都在吹哨子，集合、升旗、上早操。文孙身不由己，只好跟着敬礼、唱《三民主义》……升旗之后，一部分女同学，文孙看到其中有易植芙、有涂秋薇……因“例假”退出跑步行列，返回宿舍。文孙实在无心去跑步，但自恨生非女身，请不了“例假”，奈何？奈何呢？

文孙身在曹营心在汉，心中只想着“张家花园”。跑步完毕、早餐、喝稀饭，文孙心中还想着小聋的厚草筐和干丝小笼包，和美丽的女友。稀饭后上英文。施老师选的是英国诗人勃朗宁的情诗和白氏小传，讲勃朗宁如何热爱一位残废的青年女诗人，双双情奔的故事——施老师是个好教师，中英合璧，讲得情文并茂，全班动容……但是文孙未为所动，只是在笔记簿上画圈圈——他有兴趣的只是他自己的“恋爱故事”，对别人的恋爱故事，听来味同嚼蜡，在班上只是不断地看手表、等时间。

当文孙看手表，还有十来分才能下课之时，忽然号兵吹起号来，文孙正奇怪时，却听出那号音不是“下课号”，而是“警报号”。施老师本来胆子最小，一听号声便说：“下课！下课！警报！警报！”抱着书就跑了。全教室学生一哄而散。这时全校教职员和学生，人声杂沓乱成一团，夺路逃向田野。三位教官都在猛吹哨子，指挥疏散。

文孙自教室奔出，却没有听命随大众向田野疏散，只没命地逃回宿舍，把书本向床上一丢，乃在走廊上拖出脚踏车，冲出校门，绝尘而去，直奔城关。

在车上他又想起南门口那些开口不离“丢那玛”的两广士兵。知道南门是进不去了。情急智生，他想兜圈子，从西门进城。他知道守卫西门、北门是些本地“保安队”，大家不讲“丢那玛”或可通融也。

文孙掉转车头，改取小道直奔西门，西门果然开着，出城人也很少，他乃加足马力冲进西门。这时门侧沙袋背后，突然跑出两个没有戴钢盔的枪兵，喝令“不许进城”。文孙乃拍他车上那红木牌，说是“政治部交通车”。这两个士兵中有一个认识“军委会”三个字，乃挥挥手让文孙进去。那城门内也有两个士兵，还对文孙举手敬礼呢，因为文孙穿的黄呢制服、大边军帽，颇像“中央宪兵”的排长也。

从西门到张家花园比南门还要近些，文孙拍拍门，十三太还如往常一样，缓缓地开了门。文孙问叶小姐今天来过吗，老人说省长小姐一人在里面呢。文孙闻言乃加速步伐把车推入院中。十三太在后面跟着跑，文孙匆忙地给他两毛毫洋，乃三步两步走入后进；只见姥姥房门开着，不见小莹，也没有兔子。再回头一看却见通往后苑的门也开着。文孙乃跑步冲下石级，向防空洞方向飞奔而去。只见小莹抱着兔子沮丧地坐在洞外地上。她听到脚步声，抬头看到文孙飞奔而来，不禁大喜过望，乃放下小兔，站起来、张开两手迎了过来，一下两人便抱在一起。小莹喜极泪下，文孙也把她抱得两脚不着地，摇晃了半天——真是“新婚不如久别”，二人喜悦之情，原子笔岂能形容！

二人抱了许久，文孙才把女友放下，自己取出钥匙，开了洞门，二人携手入洞，点了灯、生了火、关了门，文孙坐在靠墙板上，乃把莹莹拉过来，莹莹稍微忸怩一下，也就倒入男友怀中，任听其所为。

文孙搂紧小莹便吻了起来，这次对二人都是破题儿第一遭的经验，初一接触恍如触电，二人的心脏似乎都要跳出体外，全身抽搐不已。二人吻了三五分钟，小莹觉得要得心脏病了，才自文孙唇边抽开，抬起头来，嘴中“夭夭”地细声喘息，不能自持，乃把头伏在文孙颈边。两人交颈相抱数分钟，文孙把她头扶起，二人再度热吻，一吻便忘了时间。吻吻又交颈相抱，抱抱又继续热吻。小莹被吻后，只是偶尔举起头来，眼角蒙眬，口中“夭夭”作响，喘息不止。二人未交一言，个把钟头便过去了。小莹才在文孙的耳边，如泣如诉地说：“文哥……我要没有你……真不知怎样……活下去……”

“莹妹，”文孙说，“从今以后，没有你，我也活不下去……我们永不分离。”

“文哥……”小莹又在文孙耳边轻声泣诉着说，“……文哥……答应我……我们……永不……分离……”

“绝对，绝对，永不分离。”文孙自衣袋内取出条手帕，为小莹擦去眼泪和汗，搂着她再继续吻下去——二人简直无法分开了。

一次二人还在四唇交接之间，小莹忽然抬起头来，说：“文哥，你感觉不感觉，有点地震？”

“我没有感觉到呀。”说着他又抱紧小莹，继续其热吻，一忽儿文孙自己也感觉到了。

“地震哎，文孙。”小莹说。

这时文孙的脸朝着挂灯，只见灯光跳动，不免吃惊。

二人松了手，小莹被扶着坐在文孙的腿上，也感觉出地震。二人旋见灯光大跳，忽然全屋震动，灯上火焰一伸，灯便熄灭了。全洞漆黑，伸手不见五指。小莹慌了，乃反身抱住文孙，惊恐地问文孙：“怎么回事？”

文孙搂住小莹，半晌才说：“我想是敌机在上空投弹轰炸……”文孙在杭州和南京都曾有过类似的经验。

“文孙，那我们怎么办呢？”

“现在不能出去，”文孙镇静地说，“只有等他们轰炸之后，才能出去救灾、灭火。”

“那我们这个洞有没有危险呢？”

“洞内危险不大，洞外就很难说了。”

“刚才我坐在洞外，不是很危险吗？”

“所以我赶来替你开锁嘛，”文孙说，“以后另配一把钥匙给你。”说着文孙摸到桌上火柴盒，又把挂灯点燃起来。

“刚才在洞外，我倒不觉得危险，想到昨天的侦察机嘛。”小莹说，“只是孤单得要死；真不想活下去——看到你来了，我心里好高兴啊。”

“我看到你在这儿，我也真是心花怒放。”文孙也自觉好高兴。

“我看到你来了，真像是仙子下凡呢。”

“我看你抱个兔子，也好像嫦娥抱着玉兔呢。”文孙打趣着说。

“文哥，”说着小莹乃自动躺入文孙怀中，说，“我讲的是真心话呢。我觉得你比仙子下凡还要好……”

“我讲的也是真心话嘛。”文孙说。

“女孩子比男孩子痴情呢，文哥，”小莹激动地说，“文哥，你答应我，以后你到天涯我跟你到天涯，你到海角我跟你到海角……永不分离……”

“绝对地永不分离，白头偕老。”文孙说得也极真诚。

“痴心女子负心汉呢。”小莹说着眼泪汪汪欲下。

“莹妹，你相信我会做个‘负心汉’吗？”文孙也认真地说，“指天为誓……”

“男孩子没有女孩子那样痴心呢。”说着小莹的眼泪又下来了。

文孙颇受感动，但不知如何表明自己心迹才好，只是给小莹擦泪，并激动地说：“只要我们活着一天就一天在一起，死掉也要葬在一起。”

“文哥，但望天如人愿。”

文孙把小莹抱过来，又热吻了半天。小莹忽然抬起头来，皱皱鼻子说：“文哥，你闻到什么气味没有？”

文孙也坐起来，皱皱鼻子说：“硝烟味！火药味！我们上面的房子可能被烧了，十三太可能也被炸死了——这老头太大胆。”

说着文孙扶起小莹，说：“你在这儿待着，让我先出去看看。”

小莹不让文孙一个人出去，坚持二人一道去。文孙把洞门一开，只见一阵硝烟拂面而来，使二人连打喷嚏不止。掩着鼻子，二人乃走出洞外，一看究竟。

第十八章　空袭之后

一条“新街”的毁灭

文孙、小莹走出洞外，四顾除阵阵硝烟之外，别无异样，二人乃鼓起勇气跑上山顶一观究竟，这才看出城中被炸迹象。那浓黑硝烟主要来自东门之外。这天天气阴沉，气压甚低，东门之外数股浓烟正被东风吹入城内，使人窒息，浓烟之下，并看到些火光，似乎还在爆炸。

“我们的军火车被敌机炸中了。”文孙愤恨地说。

近看那浓烟之下，城内也有数处较小的火苗和黑烟，也有几处瓦房倒塌而没有起火，遥听街上人声乱哄哄，似乎在救火。

“文孙！文孙！你看！你看！……”小莹把手指向文庙，她的“政宣大队部”所在地。文孙掉头一看，那高大的“明伦堂”已塌掉一个角，营门前的“道贯古今”石牌坊，也不见了。

“哦，我们营房被炸了，不知炸死人没有？”小莹本已凄恨欲哭，这一下真的哭起来了。

“莹啊，不要哭，这是战争嘛。”这场面文孙在杭州和南京都曾见过，所以比较镇静。

“我们出去看看。”文孙拉着啼哭的女友，跑下山坡，走入前苑，看见大门开着。十三太正站在门前抽旱烟，看着一群群的广东徒手士兵，拿了些火钩、火叉、小水龙等物，嘻嘻哈哈有说有笑，他们是从西门外乡村来的，到南门大街去救火。

这群似乎毫不在意、欢乐如常的青年大兵哥的神态，倒使小莹破涕为笑，不再那么紧张了。她也想回营房去看看究竟。文孙乃牵着她穿过文昌巷，走入“道贯古今”广场。只见遍地大小碎石块，老牌坊倒塌了四分之三。二人正踏碎石而过时，忽听城头炮声、机枪声突发，震耳欲聋，接着便是一阵呼啸飞机声，只见两架双翼敌机，低飞穿城而过，声震屋瓦欲飞。文孙忙把小莹拖倒地下，而敌机已去，小莹被吓得面无人色，举步维艰，瘫软难行。文孙扶她在石块上坐了十来分钟，才震惊稍减。

“这两架敌机，为什么飞得这样低啊？！”小莹惊魂未定地向文孙发问。

“我想这是侦察机，来低飞侦察轰炸结果。”文孙半猜测地说。随后他便搀着小莹，走入文庙，营房已有数处倒塌，杂物遍地，文件书籍乱飞，张指导员正在指挥众学员收拾杂物文件。张指导员一见小莹便叫她加入收捡文件。

“我们有没有死伤？”小莹问指导员。

“队部没有，邹副大队长去东门外，生死不知！”张说。

指导员看到文孙乃说密斯特林，你们学校可能也是轰炸目标。

文孙见小莹已加入众人忙了起来，他乃退出文庙，赶回张家花园，骑了车子，再从西门赶回学校。

文孙的学校没有被炸，只是里面师生也在乱哄哄地跑。文孙一眼便看到生姜一面在擦眼泪，一面在跑。文孙乃把她抓住，问是什么事。

“小翠的妈妈和两个妹妹都被炸死了。”生姜说得眼泪直流。

“你说是朱华国的妹妹？”

“是呀，”生姜说，“他妈死了，爸也活不成，怎么得了！”

朱华国小弟是“临中”初三的学生，妹妹翠国则读初一。平时一对小鸟，颇惹人喜爱。他们原是北边人，战火逼近了，他们父母乃带着两个幼妹和一位高龄祖母向南逃难。昨晚抵达东门车站，便在一个新开的草客栈住下。本县东门本甚荒僻，但靠近公路，难民过往人多，当地商民乃临时盖了些草舍，做过路难民生意，日久竟成为闹市，俗称“东门新街”。

今早华国的父亲把家属留在客栈，自己则带了几十块银元来探望华国兄妹。他怕万一将来“跑散了”，两个孩子好有点“现洋济急”。谁知一来就碰上警报，他乃带着两个孩子逃入麦田躲避。不久他们就看到三架敌机，低飞投弹，炸的正是东门“新街”，那一片草房顿时烈火冲天。

“那正是你妈住的地方呢！”朱君告诉孩子之后乃向东门飞跑而去，两个孩子则在后面哭泣追赶。

朱君跑到现场时，火势正烈，无法接近。所幸草房烧得快、灭得快。朱君等火势稍减，乃携华国循护城河渐渐摸向“新街”街后，只见他所住的草客栈只剩一堆余烟缭绕的灰烬，里面显然还有些烧焦在冒油的尸体。新街之上则尸体横陈、血肉模糊，街后则有些半焦尸体，有的未全死，口中还在吐气。护城河中，则浮尸蔽河，多半都似乎是衣服着火，跃河溺死的。

朱君则在尸群中翻捡，首先发现的是两个幼女的尸体，因尸身较小，容易辨认。接着便看到高龄老母和妻子的尸体，两个尸体都烧焦了，衣裤全焚，焦烂的尸体还在冒油，气味熏人。朱君本有心脏病，一见四尸杂陈，头一晕便倒了下去，不省人事。华国见状，乃伏在爸爸身上叫爸爸，哀哭起来，不知如何是好。后来被当地驻军救护队发现了他是临中学生，乃拨电话与临中联络。临中师生原本组有空袭救护队，王生强等一批女生曾参加救护训练。此次空袭“临中救护队”本已扎好担架，预备出发，突接此电话，大家益发紧张，王生强正挂好急救袋准备随大队出发，便被文孙抓住。文孙知情后，乃掉转车头，要生姜坐上衣包架，二人乃加速驰向东门而去。

当林、王二人抵达东门时，东门新街只剩一堆灰烬，连那百年老屋瓦房的“文昌庙”，也只剩几面断壁颓垣。但是驻军救护队却搭了个临时帐篷，篷内地上则躺了数十位轻重伤老幼男女，哀号嘶喊，惨不忍闻。王生强一眼便看到华国还伏在他爸爸身上叫“爸爸醒醒……”。生强上去验了脉息和呼吸，才知道朱君已死了。但是死马当活马医，她还是为他打了一剂“强心针”。王生强问华国，小翠在哪里，华国也不知道。

这时由两位教官率领“临中救护队”和“政宣救护队”、“红十字救护队”也纷纷到达。“政宣”的蒯大队长满头大汗，也在亲自指挥。文孙卷起袖子，想参加工作，但是面对这血肉模糊的场面也不知如何下手，大家窜来窜去，也都是乱忙一阵。只有王生强等几位受过“急救训练”的女同学，还可把少数轻伤的男女，稍事包扎。重伤的她们也无能为力，眼看着他们哀号流血而死，真是触目惊心。

大家忙到半夜，重伤的难民已大半死去。少数轻伤和气息奄奄的，则由红十字会搬上卡车运走。死尸数百具则由驻军挖个万人坑，加以掩埋。临中救护队的四具担架，竟未派上用场。最后大家决定，把华国父亲的全尸抬回学校，立碑葬于校后义冢，并开个追悼会纪念一番，因为他毕竟是临中的“家长”之一。他遗下的两个孤雏，则由两位校中老教员认为义子义女，暂时代为抚养，才算解决了敌寇滥炸无辜遗留下的问题了。

严肃的“政治宣传大队”

这次空袭，据文孙后来查问，“东门新街”的商户和过往难民，死得最惨也最冤枉。原来这个闹市兴起不过数月，生意鼎盛。半年来警报放了数十次，也未见敌机轰炸，据一般市民心理，大家都认为假使敌机轰炸，主要目标也应该是城内南门大街一带的闹市，何至来炸东门郊外的一些草棚呢？日久习惯成自然，有警报也就不跑了，加以东门外原是一片水田，要躲也无从躲起。另外的一个原因便是跑起来，关门闭户，损失太大，而过往军民川流不息，生意都给胆大不跑的人做去了。这样大家都不跑，则过往客商也就不以“警报”为意了——谁知这片闹市，竟毁于一旦，好多商民、难民，都遭了灭门之祸。小翠和华国的一家只是其中不幸者之一而已。

日本鬼子呀！我们的血债，就这样轻轻松松地一笔勾销吗？

除掉“东门新街”的商民难民之外，损失最惨重的便是小莹她们的“政治宣传大队”了。当小莹归队，正奉命清理炸残的文件时，消息传来，早晨奉命到东门外公干的邹副大队长所率领的官长学员七八人，已全部遭难！

消息一到，张指导员眼泪一泻而下，乃招呼一位同志代理领导继续收捡文件，自己便骑了脚踏车赶往东关去了，余下的学员官长，个个抱头大哭。文梅、小莹等一些女同志，受不了这样惨痛的消息，乃抱着杂乱文件，回到宿舍，伏在床上，放声大哭起来。

他们的大队内，蒯大队长严厉正直、公私分明，为人所敬；邹副大队长和蔼风趣，视学员如亲子侄，为人所爱；张指导员较为年轻，满腹文章、人品风雅、工作认真、信仰坚定，为人所慕。在他们三人和衷领导之下，“政宣”实是最和睦、最有秩序、学习不尽的亲爱的大家庭，如今突遭巨变，难怪全队恸哭，如丧考妣呢！

邹副大队长今晨早餐后，在大家嬉笑祝贺声中率队到东门去的——他们此去有何公干呢？

原来前天东门外到了一队从前线冒险而来的“江都学生抗日流亡宣传团”，有男女青年十余人，住在文昌庙内。队员中个个能说会讲、吃苦耐劳，歌舞书画，都有专才。他们原是“过境”到大武汉去的。事为蒯大队长所知，乃动员截留，希望他们参加“政宣”。经过一番劝留之后，他们也已开会通过，留下参加“政宣”，张指导员并且通知过姚大余，预备请“临中歌咏团”参加集体欢迎。只是这队仍有少数队员，想到武汉去而犹豫不定，邹副大队长今朝则衔命前去商讨该团参加“政宣”的细节，同时也借机说服少数犹豫团员，所以今早出发时，全队都报以热烈掌声，希望他们任务成功，能争取一队优秀的新伙伴。

代表队中代表之一原选的有曹文梅，因为文梅态度积极、乐观、笑容满面、能说会讲、人见人爱，可惜文梅因与临中“联合演出”事，忙不开交，无法分身。邹副大队长乃改派睡在文梅上铺的汪秀贞。秀贞天真活泼，亦属上选，谁知竟做了文梅的替死鬼。所以文梅特别伤心，抱着秀贞的枕头，哭得死去活来。

队内上下正哭声一片时，忽然院中号兵吹起“集合号”来，原来蒯大队长从东门回来了，要集合全队训话。

大家擦干眼泪、扎起皮带、戴起帽子，跑步到操场排队。男女学员排成三中队，第一、二中队各有三小队。第三中队为女政工，只分两小队。另有警卫班两班，持有武器。

队伍排列整齐之后，例由“小队长”分别发口令“立正”、“报数”，再由小队长汇报“中队长”，再由“值星中队长”总报“大队长”。经过伤亡之后，报告总数是：官长十七员、士兵二十二人。第一中队“学员”四十七人；第二中队，四十五人；第三中队，二十八人。全大队大队长以下官兵学员共一五九人。

人数报到之后，站在一个矮木台上的蒯大队长乃开始训话。蒯大队长为黄埔四期生，三十七八年纪，黑而粗壮，是个标准军人。他以沉重的声音报告这次邹副大队长锦堂同志，率七位男女学员，在东门殉国的经过。本来是五死三伤，等到他自后方医院探视回来时，接到电话，原先断腿的汪秀贞同志，亦因伤重不治，造成六死二伤。

他这话一出，只听第三中队一片啜泣之声。随即有两位女学员昏倒地上。第二中队亦有一位男学员倒下（后来才听说这学员原是秀贞的男友）。

蒯大队长声音也哽咽了半分钟，但他军人本色，面色严厉，屹立未动。

接着他又说，自前线穿越敌人封锁线退下的“江都学生抗日流亡宣传团”，共有男女团员十五人，也牺牲了九位。这时第三中队已哭成一团，第一、二中队也继续有人昏倒。

“同志们！”大队长忽然眼如铜铃，大声吼道，“这个血仇，我们要不要——报！？”

“要报！”台阶下一百五十余人，齐声吼叫，声震屋瓦。

“同志们，”大队长咬着牙齿，沉重地说，“这项血仇，我们要报——要报！”

“我蒯福国，要为国家去——死！”大队长又大吼一声，然后咬着牙齿，又接着说，“——去死！我不死对不起国家！对不起祖先！对不起子孙——也对不起你们！”

停顿片刻，大队长又沉重地说：“你们是我的同志，我的学生，我的儿女……为着国家民族，我要死在你们前面。我不死，我也对不起你们！”

这时操场中情绪已悲愤到了极点。第一中队中，一位泪流满面的大个子，忽然举起拳头，大吼一声，说：“我们也死！”

“我们也死！”“我们也死！”队伍发生骚动，大家喊成一片。

“值星官！”大队长权威地叫着。

值星官答：“有！”

“领导大家呼口号！”大队长命令着。

值星官乃领导全体大呼：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血仇血报！”

“中华民族万岁！”

“蒋委员长万岁！”

“抗日党派永远团结万岁！”

“”

……

“值星官！”大队长又命令说，“领导全体同志，‘静默三分钟’，为死难同志志哀！”

值星官主持“静默”仪式之后，大队长又沉重地说：“同志们，我们中华民族有五千年历史、四万万同胞。敌人在首都屠杀了我们三十万军民，今天又炸死我们四百余人。我们前面倒下去，后面站起来——我们要和敌人拼到底！”大队长还是咬着牙齿说话。

“我们队伍今天牺牲了六位，”大队长哀恸地说，“但是我们立刻就有六位同志补充上来。我们追悼死去的同志；同时我们也欢迎新加入的同志，虽然他们还要养伤一段时间。”

说着大队长转身过去，只见四个穿着白外套绣着红十字的救护兵——两男两女，扶着一男一女，自破烂的营房里走了出来。那男青年头上全是绷带；女青年则用石膏套，套着右臂，左腋则支一根伤兵用的拐杖。

大队长介绍给大家说：“这男同志是‘江都学生抗日流亡宣传团’的副团长张志邦同志；女的是财务许筱青同志。”

大家报以热烈掌声。

“他们的正团长刘学年同志已经殉国；另有四位重伤住院。他二位算是轻伤，坚持要来和诸位见面。”

大家又报以热烈掌声。

张同志头伤不能说话；许同志也还惊魂未定，用右手和大家招招手，沙哑地叫一声：“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大家也呼口号响应。

大队长乃命令救护兵扶他二位去休息，并命令值星官“收队”。中队长们乃分别招呼同志们把昏倒的学员抬回营房。值星官又叫口令，整肃队伍，操了五分钟“分列式”，向大队长敬礼后，才命令“解散”，休息。

光棍的茶会和公主的哲学

空袭后的那一晚是紧张的，全城商户都在作迁地为良的准备。“政宣大队”的官兵不但要为殉难同志办后事，当晚还得修补营房，因为直接中弹，屋瓦坠落，如不及时修补，则一场大雨就不堪设想，所以官兵百余人，雇了些瓦匠、泥水匠来帮忙，挑灯夜战。

“省立临中”虽无直接损失，但是那些志愿“救护队员”，目睹轰炸现场，血肉模糊，归来惊魂未定，整夜噩梦频频，好不容易才挨过紧张的一夜。可是第二天早操升旗朝会上，校长和主任教官分别训话，却认为是战局好转，敌人“困兽犹斗”，不足怕，劝同学们安心上课。

听了校长、教官的训话，早餐之后，校中便照常上课，昨日空袭已逐渐淡忘。可是当文孙等开始上第二堂“解析几何”课时，忽听学校上空机声辄辄，大家既未闻警报，以为那一定是我们自己的飞机，谁知大家伸头一看，原是一架漆着“红太阳”的敌机。这“红太阳”是个魔鬼、阎王，太可怕了。大家一声吆喝，全校像爆炸了一样，师生数百人夺门而出，跑入四周田野——连那平时威严无比的三位教官，这时也惊恐万状，跑得像兔子一样。

这架敌机飞得很低，大胆的同学，都看到那驾驶员戴着两个大防风眼镜的头。这敌机歪着翅膀，低飞盘旋数匝，始飞向城区，立时听到城上枪炮齐发响成一片，然后才听到警报汽笛呜呜地鸣。

这次敌机偷袭，为什么没有警报呢？大家迷惘不止。平时敌机都是循公路自北而南的，今天何以反向飞行，也令人不解，揣测纷纭。

当敌机去后，我们的林三少知道学校不会再上课了，乃跨上坐骑，急驰西门而去，可是西门却关着，无法进城，他又转向南门，又见汹涌出城的人潮，他知道南门也进不去了，乃掉转车头返校。一入校门，便见校长出名、教官联署的大字布告。大意是敌机出没无常，校中暂时停课，嘱各生携带“作业”暂时向农村疏散，自习，嗣后上课时间地点，听候校方处理，云云。

文孙心中不安，不知小莹逃向何处。幸好他昨天已交给小莹一把张家防空洞的钥匙。今日敌机既未轰炸，小莹谅无大碍，心中也就和平多了。

架好车子，文孙走回宿舍，只见“高丽棒子”、小曹、老蒋和隔室的卜斗焕（阿斗）、“卢俊义”等，正整好书包，讨论向何处疏散。文孙加入了，大家乃决议循古驿道，现名“大路”，向西方山区前进，觅地“自习”。

他们一行六七人，循着“沙河”沿岸，向西缓缓前进，风和日暖，好不自由自在。沿途又有些散兵游勇，加入行列，益发热闹非凡。

一走，不知不觉地就走了七八里之遥，此地已是山区，杨柳摇曳、涧水淙淙之间，竟有个三家村小茶馆。茶篷内摆了三两张桌子，酒家父子母女招待殷勤，颇有古风。清茶只要三个铜元一杯，可以无限制喝下去。另有花生、瓜子、寸金、白切等糖果可买。必要时，客官点菜、烧饭，店中备有土酒，还可吃点野味——这所在真是洞天福地，“自习”解析几何、“北新”英文的最好“自修室”了。大家乃围桌坐下，主人沏上茶来。大家且喝且谈，居然也有人解开书包，却不见有人做解析几何。

有人，包括林文孙，也想读一点培根的“自由教育”，但是大家太“自由”了一点，“教育”也就读不成了。

“老林最近泡了个女朋友，”“棒子”忽然大声向大家演说，“他今天请吃茶吃糖。”

大家一致热烈鼓掌。

“他妈‘棒子’，”老林说，“敲竹杠就讲明敲竹杠——不要搞什么借口。”

“敲竹杠就敲一下吧，”老曹说，“借口也不是什么借口。载美忘衣，要不是小蒋把你大衣捡回来，那损失可大了。”

“OK，”文孙说，“那么我就请小蒋，大家作陪客。”

大家一阵掌声，文孙就花了几毛毫洋请吃茶。“棒子”胃口大，又叫了一篓花生，要文孙也付了钱。有清茶有花生，大家先讲昨天的空袭，后讲女生宿舍——把解析几何送还埃及；培根也解聘，送回英国去了。

七八个teenagers在一起张家山前、李家山后，好不乐意也哉。

可是大家都觉得，有一项“美中不足”；不是的，是个“伟大的缺憾”——再有几个女孩子来加入，那就十全十美了——大家就是找不到，奈何？奈何？

当一群无“教育”而太“自由”的野少年，搞在一起开茶会，最需要女孩子，而偏没有女孩子之时，只要哪儿有点女人气息，他们在一千里之外，都可闻了出来。就在这当儿，有人忽然发现于两三百米之外的涧边石上，有一对情侣，规规矩矩地默默而坐，似乎是在做“解析几何”或“球面三角”的习题。

“高丽棒子”眼睛尖，凝神一看，嚷着说：“那男的是刘四呢！”

大家都注目而视，有信有不信。但是看那女的有点像“代战公主”涂秋薇。女的如果是涂秋薇，男的那一定就是刘希曾了。因为希曾是秋薇“远房远房的表哥”，有这点“表兄妹”的关系，所以刘四就名正言顺地，偷偷地找秋薇，并替秋薇代作“解析几何”的习题，使秋薇拿了好几个“九十分”；二人的往返就更多起来了。

“老卢，”“棒子”提议说，“咱俩一道去看看。”卢俊义欣然同意，二人便一道去了。

卢俊义，大家都知道他姓“卢”，真正的名字叫啥，大家也搞不清楚，更不太关心。卢俊义认为他们“卢家祖先”最大的英雄便是“玉麒麟卢俊义”，所以自称“玉麒麟”，别人则只叫他“卢俊义”而忘其真名。

他们这个“临时中学”，是真正名副其实的临时凑起来的中学，学生都是各校转学来的，背景学校足足有二三十个之多——远的有来自东北、平津、济南、徐州，近的有京沪杭和本地的高初中。各校来的仍穿着各校原有的制服，来自名校的如南开、上中、杭高、实中……都还骄傲地带着各该校的“领章”，使人羡慕。平时上操、跑步、升旗、上纪念周，也真是五花十色——真正的一支大“杂牌部队”。

男女同学之间各有其绰号或别号，真正名字叫啥，反而不太重要；叫错了也用不着更改，高三级的大美人易植芙，至少有一半人搞错了，叫她叶植芙。至于她是大名鼎鼎的“压寨夫人”，则无人不知也。

金、卢二人躲躲藏藏地溜到刘、涂二人身后的坡下，侧耳细听，以为他二人在讨论功课，原来不是！——他二人正在谈论林文孙和叶维莹这对新情侣。涂认为叶爱的是林家的家世、钱财；刘四则认为林文孙对叶维莹入了迷，他也认为叶维莹是“小家碧玉”……

金、卢二人躲在坡下，捏着嘴暗笑。“棒子”乃捡了个小树枝，偷偷地投了过去，秋薇倒惊了一下；有经验的刘四，则说是风吹着树上掉下的。秋薇也信以为真。“棒子”再捡了块小石子，瞄准了刘四的背脊就是一下，谁知竟丢到刘四的头上。这一下，刘四才知道是真正的“空袭”，反身逃警报，一下就看到傻笑的“棒子”。刘四不由分说，就和“棒子”扭打起来，卢俊义则在一旁大笑。

秋薇也起身问老卢，怎么跑到这儿来了。原来刘、涂二人为逃避群众，自以为逃得够远了，谁知私话还是被人偷听了去。

“三少、阿斗、小蒋……他们都在茶馆那边喝茶呢……”卢俊义报告了代战公主。

这时刘四和“棒子”也战罢言和，二人各自拍去身上的泥土，加入谈话。

“谁请客？”刘四问卢。

“林文孙为女朋友请客。”卢说。

“我们也加入去——”刘四乃说服了“公主”，拿起了并未“自习”的“解析几何”，四人便走回茶馆了，使一茶馆的客人都站起来迎接“公主”。万绿丛中一点红，秋薇睹状，好不得意！

秋薇也是本地大姓涂家的一位千金。父亲是城内的一个官盐商人，很有几个钱。秋薇因幼年多病，兼以家中长辈反对女子入“洋学堂”，所以入学迟了几年。事实上她比这位远亲刘希曾还要长两岁半。但是秋薇把年龄少报了三岁就变成刘四的“表妹”了。

秋薇长大，亭亭玉立，又是校中女篮名将，高栏第一，就赢得了“代战公主”的雅号。可是秋薇不喜欢上面两个字，只希望同学叫她“公主”。今天茶馆之会，她是个何仙姑，所以一般铁拐李、韩湘子、蓝采和都知道她的喜恶，大家皆称“公主”而不名，使“公主”益发自觉是个公主，无人不爱、无人不捧：真是飘飘然。

这批男孩子只有个“阿斗”是结了婚的。其他林文孙和刘希曾算是各有个“对象”。别的如老曹、小蒋、卢俊义、“高丽棒子”等等都是“王老五”。王老五，正如“高丽棒子”常说的，“除了能练‘童子功’之外，别无其他好处”。

王老五们个个都想谈恋爱，就是找不到对象。有机会跟别人的女朋友“聊聊”也是好的。今天“公主”居然能光临这个王老五集团，真是蓬荜生辉。连“阿斗”在内，大家都争着要请客。

最后大家决定在此地烧晚饭吃，由刘四、“棒子”、卢俊义、林文孙各出了钱买些酒菜，交茶馆女掌柜和女儿下厨。四个主人中，头三名是抢着付的。林文孙则是以“莫须有罪名”（文孙坚不吐实的话）被迫做东，请吃酒。

大家在茶馆之中，一谈数小时。培根、欧基米德……通统都被冷落了。只有涂公主才是宇宙的重心。

王老五们的苦恼，是没有女孩子愿意和他们“谈恋爱”，因此大家乃求计于公主。

“临中里这么多女同学，你们为什么找不到对象呢？”大家亦不知所答。公主说：“那只能怪你们自己。”

怪在何处呢？公主说：“是怪你们不懂女孩子‘心理’！”

大家为逃警报，在茶馆里“自习”了数小时。“自习”的课程是“心理学”，主讲老师则是“涂公主”。她很会讲，讲了些“原理”“原则”之外，又做了很多“个案”分析。林文孙的“成功”、姚大鱼的“折磨”都在分析之列。

她没有把阿斗列入讲题，只三言两语带过，因为那不值一提的“旧式婚姻”、“糊涂婚姻”，讲得连阿斗也心服口服。大家听讲了数小时，直到红日偏西，吃过晚饭，王老五们才簇拥着公主，满载而归！

阿斗的“洞房花烛夜”

“公主”等一女数男走回学校时，晚霞已散，月光在天，未进校门便听到“集合号”——校长训话。大家乃跑步前进，刚好赶上。

原来今日本地地方官，召集当地党政军学商负责人开紧急会议，为应付敌人空袭，会中一致决议改变“作息时间”——四时起床，商店开门、学校上课、政府办公。中午十时至三时为“午休时间”，商店关门、学校疏散自习、政府停止办公，以防空袭。三时至六时，经商、上课、办公如常。六时半晚餐。八时熄灯就寝。刘专员已通知各单位，即日起实行。所以校长训话完毕，已快到就寝时间。

这时刘四、老曹等一伙，虽对“公主”之忠言仍余音绕梁，大家既然不能与“公主”一起就寝，只好各回男女宿舍，依依而别。

晚上八时在平时原来正是上自习时间，如今突然变成熄灯时间，大家虽奉命上床，却不能奉命打鼾。既然觉而不睡，大伙儿就难免躺在床上，东聊西聊起来——他们谈话的主题，先是空袭，后是抗日救国，不到三五分钟，就转入对家花、野花的品头论足了。

他们高三级这两间“通舱”上下十六个光杆，学术讨论的主题，是从“涂公主”的“心理学”开始的；但是“心理学”近乎“哲学”，太空洞了，学不能致用。渐渐地大家的谈锋，便转向卜斗焕的“实用主义”，因为他们十六个人之中，只有“阿斗”一人结过婚。别人都还不知道什么叫做“女人”呢，因此所谈的全是“精神文明”；只有阿斗才配谈“实用生理学”。阿斗谈他的实用生理学，已不知谈过多少次了，大家百听不厌。此次大家睡在床上，既然都毫无睡意，话题乃集中到老卜身上，要卜斗焕，再重复一遍他那百听不厌，他也百讲不厌的“听的小说”来。

卜斗焕原也是“北边人”，南下“转学”的。他父亲开“牛行”，生意不错，家道小康。他幼年时，父母便透过媒婆，为他订了一门亲事，门当户对，女方原也是城中小康的商户。

斗焕——他在临中的名字叫“阿斗”——在初中时，也常到“丈人家”去拜年，颇得丈母娘的喜爱，并也曾如当地民歌上所唱的：

火萤虫，亮亮红

哥哥骑马，我骑龙

一骑骑到丈人家

隔着窗子看见“她”

粉白脸，糯米牙

卖田卖地要娶“她”

……

“阿斗隔着窗子看见她”，心里也想“卖田卖地要娶她”，因此常常做“娶亲”的梦。可是一上高中，阿斗思想开通了，不喜欢“旧式婚姻”，想谈“自由恋爱”，又想写情书给“未婚妻”，但是未婚妻只上了“初小”就停学了，是个土包子。她是否够得上谈“自由恋爱”，阿斗不敢想。事实上阿斗也起过“情书草稿”，但就是不敢寄。

最后他决心要退婚，另起炉灶，想在省城女师另找“对象”。但是哪里找得到呢？——阿斗为婚姻而苦恼，心中怏怏然，大石头永远掉不下去，有时且“痛不欲生”呢。

就当他进入省高高三级时，抗战爆发了。战火迫近，人心惶惶，省高停办，阿斗亦休学在家。这时丈人家认为女大不嫁是件累赘，要把这桶水泼出门去。男方家长也认为是接亲过门、为阿斗“完婚”的时候了。阿斗心中不愿，但是形势比人强，阿斗也不敢公然反抗，也不打算逃婚。两家经过筹备，卜家便张灯结彩娶媳妇了。阿斗也穿起长袍马褂，做起新郎来。

大喜之日，贺客盈门。傍晚锣鼓喧天，红灯花轿，直入内宅。新郎蓝绸袍、黑马褂、珊瑚顶、瓜皮帽，在众弟兄簇拥之下，为花轿开锁。然后为新娘揭开披面红绸，拜堂成亲，吃交杯酒，由全屋宾客“送房”、“道好”。“三日无大小”，闹成一团。

阿斗在百忙中，偷看了新娘几眼，只见她粉面朱唇、遍身罗绮、环佩丁当。真是仙女下凡！这时阿斗心想幸好未“退婚”，“退”了，岂不要痛心自裁！

这时洞房之内，水泄不通，新郎新娘被挤得直是打转。尤其是乡俗“道好”，一唱百和，真是震瓦欲坠。例如：

一人大叫：“新娘头好！”

众人应道：“好！”

那人再叫：“乌云盖倒！”

众人大叫：“好！”

“新娘脸好！”

“好！”

“秋月皎皎！”

“好！”

数十人齐声喊“好”，乖乖真声闻数十里。大家叫得此起彼落。阿斗记得，有位最顽皮的老表叔，也领班“道好”。

他喊：“一进新房喜洋洋——呀！”

众人大叫：“好！”

他又喊：“新娘拉屎扁担长呀！”

众人又大叫：“好！”

“好！”老表叔大声说，“那你们就吃掉吧！”

全屋狂笑之后，大家把这“老滑稽”、“老不正经”倒了满头酒，涂得满脸香粉，弄得新娘也笑不可忍。

阿斗还有些中学同学、洋学生，闹新房，很洋化——他们要新郎新娘，“当众kiss”。阿斗不肯，大家闹不开交，最后还是新娘自娘家带来的“伴媪”，“打圆场”，要新夫妇隔着一条丝手帕，对吻一下，众人才罢休。

这新房一直闹到半夜，大半客人都回到厅堂赌牌九、押宝、打麻将去了，内宅新房才闲下来。那有经验的伴媪，在新房内赶走残余贺客，在床前放好毛巾、茶具等物，乃把“姑爷”请到床前，和新娘双双并坐在床沿之上，然后向阿斗耳边，轻声地说：“姑爷轻一点呀！我们小姐昨天还不大舒服呢。”

阿斗还未听懂什么叫“轻一点”，那半职业性的伴媪，已把左腿稍一后伸，打了个“千”，便要退出了。阿斗忽想起马褂内的“红包”，乃匆忙地递给她，她接了红包，又说声“谢谢姑爷”，便反身带关了门，离开了。

洞房内只剩下阿斗和他的新娘。

“蛤蟆呱呱地叫”

阿斗的“洞房花烛夜”，是他享有版权的专著，在那千把高初中学生之间，谁也未尝有过这样丰富的经验，其他一二人，纵或有之，他们也没阿斗的好口才，能毫无保留、绘影绘声地把“一秒钟、一秒钟”的实际经过讲出来。可是每当他提到那“伴媪”领红包退出之后，阿斗总要停顿一下，问：“有没有人请客？”有时听众中一些慷慨悲歌之士，真的就拿钱买花生、糖果来“请客”。没人请客，事实上阿斗还是会把“事实经过，一秒钟、一秒钟”地讲出来的。

不过今晚阿斗倒没有要挟要人“请客”，因为时已晚，他只奉劝诸位青年莘莘学子，国家栋梁之材，听了故事之后，不要自戕玉体，“在床上作怪”。室内笑成一团，而阿斗则慎重其事，只说不笑。

话说那伴媪退出之后，阿斗心中有点发慌，听到新娘也在出粗气，似乎也有点紧张。阿斗忽想到，他们高三级一次传阅的一首“洞房诗”，那诗说：“既然缘订前生矣，无所用其客气焉！”阿斗心一横，自忖：“奶奶的，一不做，二不休！有什么可客气的呢？”乃去拉了他新娘的手。幸好他新娘倒没有“临中女生”那种“小家子气”，缩手缩脚，像怕人偷她什么东西似的。

阿斗拉她手时，只听新娘子轻轻地说：“那门还未闩好呢。”

原来那伴媪出门之后，只反手带关了门，还得新夫妇自己从里面“闩”起房门呢。这是阿斗痴生十九年，第一次听到“老婆”说话，很生疏，也很新鲜。

阿斗立刻松开手，走向门前，乒乓一下便把门闩好了。然后走回床边，又拉住新娘的手，说：“你不讲，我几乎忘掉了——门不闩好，被他们再闯进来，多不好呀。”

阿斗原是个大嗓门，向来讲话是不会低声小语的。

这时新娘忽又低着头轻声向阿斗说：“窗外有人在偷听呢。”

这一下可提醒了阿斗。他刚才闩门时，似乎是听到门窗外的确有点轻微脚步声。阿斗平时是明人不做暗事的，遇事“痛痛快快”，绝不与人咬耳朵、讲小话的。可是这一次痛快不起来了，形势逼得他非“偷偷摸摸”不可。

阿斗知道，做君子是“动口不动手”的。但是他现在可非做“小人”不可了。

阿斗躺在宿舍床上，得意地告诉他那“通舱”之内十五位“王老五”说，他那时“一声不敢响”，“闷声大发财”，“只顾一个劲地‘毛手毛脚’起来”。

“她只是有点‘哼哼唧唧’的，但是没有一下就跑掉哎。”阿斗兴高采烈地说。

“奶奶的，”阿斗又感叹地说，“哪像我们临中，那些装模作样的货色，你对她们看一眼，似乎就像吃了她们一样，躲躲藏藏的——小家子气。”

这时邻床上发出唧唧的笑声，铁床也被弄得吱吱作响。

“阿斗，”一位王老五自下床发问，说，“毛手毛脚，先从哪里开始呢？”

“他妈的，你急什么！”阿斗老气横秋地说，“老夫自然会将全盘经过，一秒钟、一秒钟地告诉你！”

接着阿斗又警告“诸位毛头小子”，可不能在床上作怪啊——“放一次手枪折寿五年”。

“阿斗，少讲废话，”另一位毛头小子，提出抗议，说，“赶快一秒钟、一秒钟，讲下去。”

“傻小子，你急啥？”阿斗又一本正经地说，“我又不收你钱。”

大家这时也都催阿斗快讲下去。阿斗乃绘影绘声地“一秒钟、一秒钟”地讲下去。讲到紧张处所，全室都唧唧而笑——可是阿斗有镇静功夫，只讲不笑。

他讲的最高潮是，二人裸体相抱，因为二人胸部都有汗，两皮相吸，发生了物理学上的“真空状态”，因此二人身体稍一移动，二人胸部，就发出“呱呱”之声，像“蛤蟆在叫唤一样——呱呱——呱呱呱——呱呱呱……”

阿斗说得全室大笑。

“他妈，笑什么！”阿斗抗议说，“你们未听过蛤蟆叫呀？……呱呱——呱呱呱……就是那样……呱呱——呱呱……”

当老卜还在“……呱呱……呱呱……”引起全室大笑之时，忽然一句沉重声音插了进来，说：“卜斗焕！明早升旗之后，到‘教官室’讲话——现在不许讲话了！”

这声音是崔教官的声音，他似乎是站在室内。崔氏这一叫，把全室十几个头，都叫到被褥里去，在被褥内大笑不停，铁床也吱吱作响。

崔教官说完，便走出室外，反身叮咚一下，便把宿舍的房门关了。

“他什么时候进来的？”阿斗无可奈何地说，“未听到他马靴的声音嘛。”

“他已在‘棒子’床沿上坐了十几分钟了。”林文孙说。

“他妈的‘棒子’！当汉奸，为啥老早不告诉我？”阿斗抗议说，“明天要被枪毙了，老子做鬼也放不过你。”

第十九章　痴男情女

“洞”中的故事

在那个三十年代啊，做个倒霉的中学生，一天最难熬的就是早晨——清晨六时好梦方酣，要被迫起床，真是人间惨事。如今作息时间提早两小时，四点钟就“吹猪起床”，更是惨不忍言，肝肠寸断。

当文孙正睡得香甜无比之时，那号兵却吹个不停——这时校内一片漆黑，只有盥漱室内，灯火通明，但是却人影稀疏。文孙既伸膀子也伸腰，可是就是起不来，他正在自我挣扎之时，却见平时最懒起床的卜斗焕，自床上毫无保留地爬起来了。

“老卜今天怎起个神早？”文孙问。

“他妈的棒子为什么不告诉我？”他还是提昨夜之惊险事件。

阿斗吃过早餐，便自动到“教官室”去报到，被三位教官爷“三堂会审”了一番。崔教官说出他昨夜“语无伦次”、“言不及义”、“言谈秽亵”等罪名，说得连那已有三个子女的崔某，听了都受不了。但是卜斗焕最大的罪名，还是“在熄灯之后，高谈阔论，影响同学休息”，本应“记大过”、“留校察看”，姑念初犯，只“警告”一次，如再犯定予重罚。

老卜垂头丧气而出。自此以后，如有人再要他报告“新婚之夜”，他就要骂人狗娘养的了。

按成绩老卜只能插班进高二的，但因战争关系，入学检查马虎，他就说原校证件在空袭中遗失，因此跳了一级。他既已是个有家有室之人，家中长辈也希望他早日毕业。可是他插入高三之后，英文和数学都难以跟班前进，加以又日夜想念老婆，心不在焉，所以成绩甚差，等到战局再次紧张，老卜终因“家室之累”而辍学还乡了。

且说这个新的作息时间表，对林三少的初恋爱情来说，真是最理想的了——他需要闲暇，却不怕空袭。他有个危险性只有十万分之一的防空洞，在洞内一同“防空”的只有美丽的女友一人，天下还有比这个更理想的“情人窟”吗？因此在九点钟的“国文”课下班之后，他头也不回地，一溜烟便跑到张家花园去了。一进门便看到小莹坐在柳树边凳子上看剧本，她身边的小竹篮中的萝卜青菜，已准备停当。

不由分说，文孙便紧紧地搂了她，吻一下，然后提了竹篮，抱了兔子，走入后苑，开了洞门，点了灯，烧起火盆，不一会儿洞里便温暖如春。文孙脱下大衣，便把小莹搂入怀中；那一种软玉温香，魂移魄荡之情，使林三少真不知今日何日。他二人这时已是饱有经验的老情人了，两情缱绻，得心应手，温存了足足有个把时辰，两人才放开手，开始闲聊。

文孙把老卜昨夜的惊险故事说给小莹听，说得莹莹笑不可仰。

“这种话怎么能说出口呢？”小莹笑着说，“你们男孩子，脸皮真厚！”

“男人脸皮是厚些，”文孙说，“你不讲人家也逼着你讲。”

“文孙，”小莹忽然若有所悟地说，“我俩的私事，可不许你向人说啊！”“我是守口如瓶的。”文孙说。

“你不许说啊！”说着小莹乃扭一扭文孙的嘴唇。

“当然不会说，绝对不会说！”文孙提出绝对的安全保密的诺言。“莹啊！”文孙忽然想起问道，“你们是不是九至三时午休？”

“这是他们党政军学商，联席会议通过的嘛。”小莹说，“你们也是九至三时自习？”

“自习？”文孙说，“说说罢了，谁真去做解析几何？”

“我们可比你们认真啊！”小莹说，“我们队里规定，九至三时自习。我们戏剧组读剧本之外，还得加看政治教育课本，还得做笔记、写报告。有机会还要向群众宣传，也要写报告。忙着呢！”

“蒯大队长叫你们做的？”文孙问。

“蒯大队长是军校毕业，不管这些文科。”

“谁管呢？”文孙又问一句。

“这些都是张指导员规定的——张是金陵大学毕业的嘛。”

“你们都听张叔伦的话吗？”

“同志们对他信服得不得了，”小莹诚恳地说，“张指导员说的最有道理，人也是最正直的正人君子、好人——我们都绝对信服他。”

“你们队里那些中队长是些什么人？”

“他们都是什么庐山特训班出来的，”小莹说，“教育水平没有张指导员那么高。”

“你说张叔伦可以指挥这些中队长吗？”

“张指导员不指挥呢，”小莹说，“他召集大家开会讲道理，他讲的最有道理，所以大家都信服他——蒯大队长也信任他。”

“你这样说，那么张叔伦便是你们全队的灵魂了！”

“也可以这么说，”小莹说，“这个队原本是他在上海组织起来的嘛。”

“你们的队原来不是‘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创立的吗？”文孙奇怪地问。

“那是先有个队，后来才由‘政治部’加委的。”小莹说。

“……”这对林文孙倒是个新闻，他半天想不出个道理来，最后才问，“张叔伦原先是干什么的，怎么组织了一个‘宣传队’呢？”

“听他们上海退下来的老同志们说，张指导员的背景也很罗曼蒂克呢！——他曾闹过爱情革命，还坐过大牢……”小莹似乎有说不尽的故事。

“他要把乡下的老婆丢掉，到上海去讨个电影明星——革命一番。”文孙所见所闻太多了，张叔伦似乎又是一个崇洋厌土的典型。

“正正相反呢！”小莹说，“老同志们说，他丢掉一个上海洋学生，却爱上一个不识字的渔家女——闹得好大的风波，闹出人命来，上海、宁波等地的小报，都登作‘头条新闻’呢。”

“真有此事？”文孙说，“你讲讲看嘛。”

“我也是听老同志们说的，”小莹说，“据说故事都是真的。”

“讲讲故事看嘛，”文孙说，“你当故事讲，我当故事听……”

渔民女儿的爱情

张叔伦是宁波人。国民革命军“北伐”之前他已由南京金陵大学农经系毕业，嗣后回到故乡一所中学当英文教员。他在幼年时已由“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订了婚。未婚妻是当时浙东有名的富商巨绅杜某的女儿——这位巨商据说后来也是“蒋总司令”的朋友。

这小两口自幼订婚之后，及长乃分别在上海、杭州两地读书，中学时代曾有情书往还，叔伦也偶尔到上海去看过她。据说二人由于个性不同，生活方式各异，两人情感并不易深入。杜小姐取个洋名字叫夏娃，衣着考究，言谈流利，是座教会学校内“皇后型”的姑娘，能歌善舞，对华尔兹、爵士乐，甚为迷恋。而叔伦则是位经常穿蓝竹布衫的“绅士型”人物。他虽然也是家财万贯的阔少，但是每次去上海探美，总使未婚妻因他衣着不入时而感到尴尬。两人为此而时有龃龉。夏娃为此曾哭了好多次，而叔伦却屡戒不竣。

最使夏娃不能忍受的则是北伐前夕，她发现男友“思想左倾”，竟在上海一带搞起“工人运动”来。夏娃的父亲也曾为此事而叹息摇头；夏娃自己也哭谏多次，终无效果。最后促使他二人感情破裂的，则是叔伦在教中学（而夏娃还在大三）时，竟然爱上了一位替他洗衣服的村姑阿桂。

阿桂不识字，是个贫苦渔民的女儿，叔伦迷恋了阿桂，有意要和夏娃解约。但是他们张、杜两家都是当地头面人物，一旦发生婚变，沪杭宁波各地小报，捕风捉影，加油加醋，由花边新闻，逐渐升级为“头条”。张、杜两家着了慌，双方家长乃协议合出一千元给阿桂的爹，劝他带女儿搬去外岛居住。阿桂的爹本就认为叔伦在玩弄他女儿，街坊邻里也多半如此说——当然也有少数同情他二人，认为既然两造都是单身，男情女爱，有何稀罕？——所以阿桂的爹也就接受了两个官人家的厚礼，答应率领女儿，避居外岛。孰知阿桂倔强，执意不从，并恳求爸爸把千元退还。不管她爹用硬用软，她都以死相胁；而她爹因老妻亡故，只此一女相依为命，心头肉，掌上珠，也不知如何是好。老爹在不得已时，竟数度向女儿下跪，求求她回心转意，也无济于事。

事态发展至此，杜家大户乃认为阿桂的爹，贪恋张家的财富，故意不从，乃利用红包把老人捉将官里去，并诬告他在“海上有抢劫前科”。在牢内脚镣手铐之下，老人每天还得靠这位独生女去送三餐牢饭。每当送饭时，老人都捧着饭碗下跪，求求他女儿不要迷恋张老师，好救爸爸一命，可是这个死鬼丫头，却和爸爸讲明，她不相信张老师会变心。

只要张老师不变心，她就为他“守”到底；张老师要变心，她就“死”——这丫头就这么倔强，不管官私各方对她如何地恐吓诈骗，对她都无计可施。这时大家唯一的希望，就是张叔伦斩断情丝，把这个小文盲忘记了事，而最绝的则是这位英文老师，他这时在校内可说已被这桩畸恋，弄得身败名裂。师生之间，乃至社会各界的流言飞语，加油加醋，简直变化莫测。

在无可抗拒压力之下，叔伦不得已只好辞去教职，闭门谢绝亲友——至于“放弃阿桂”，在他心目中，简直没有考虑余地。父母、兄弟、姐妹、知交好友逼紧了，他有时也失去理智，愤怒地回答说：“你们要我放弃那样有灵性的女孩子，去服侍那个不中不西、没有灵魂的‘衣架子’？”总之绝无通融的余地。

当这些带侮辱性的言词，传到她未婚妻耳朵里去的时候，她也气得要上吊寻死，觉得无面目见人。她家中不得已，最后只好把夏娃送往巴黎留学，以躲过这场孽债。在上海上船之前，她也恸不欲生，痛恨旧式婚姻，把她的终身幸福和名誉，断送于那个“没良心”、“没见识的小市民、流氓、地痞、赤匪”之手。

夏娃的两个哥哥，也被气得七窍生烟，为妹妹不平，并在当地“党部”托人打个“小报告”，说“张叔伦‘思想左倾，暗通赤匪’”。最后这四个字，在那年代是犯死罪的。

这一小报告虽是明显的“挟嫌诬告”，但倒也不是百分之百的无中生有——像他们张、杜两家诬告阿桂的爹是“海盗”一样。

事实上“思想左倾”这一罪嫌，连叔伦自己也坦白承认。至于“暗通赤匪”，虽嫌过分，也不是捕风捉影，因为叔伦中学大学之间的知交好友，很多都曾加入过“赤匪”的地下组织，有几个且被查明捕获，被官方枪决，叔伦也曾受牵累。纵是在他和阿桂恋爱期间，叔伦也曾“窝藏”过“赤匪”；阿桂也曾替一些“赤匪”洗过衣裤——虽然这都不过是旧日同窗便道相访，老同学迎客留宾而已，但是严格说起来，“窝藏”也是事实。

当地官府据报，经查属实，张叔伦乃被监视起来，亲朋也断绝往还。所幸他最大的罪名只是“窝藏”，找不到其他把柄，所以从宽发落，被送入衢州“感化院”，接受“感化”。当时青年如一经“感化”，则六亲不认，完全孤立，亲友也视为蛇蝎了。

阿桂久未见张老师出现，知道他是出事了。斯时社会上谣言蜂起，有的说张叔伦被枪毙了；有的则说“只是被关起来”；也有人说他身败名裂，无面目见人，跟另外一个“土娼”私奔了；也有人说他以前的未婚妻，尽释前嫌，把他接到巴黎结婚去了——谣诼满天，莫衷一是！

阿桂是个不识字而六亲无靠的渔民之家的贫穷少女，但是现在她却是街头巷尾的新闻人物，所到之处生熟人家的冷言热语，使她完全失去了方向。

在牢里爹追问她张老师的近况，阿桂只能以听来的谣言相告。爹听说后，便隔着铁栏杆，流着泪骂那没良心、无廉耻的“读书人”，骗他女儿失身失节，自己一逃了之，恨得牙痒痒的。

阿桂只好隔着铁栏杆向爹跪下哭诉，说自己既未“失节”，更未“失身”。她说：“张老师不是那样的人！”她把头撞着铁栏，为张老师剖白，但是爹只是疑信参半。

“桂儿，”爹流着泪说，“我只是个穷打鱼的，什么时候做过海盗？”

“爹！”阿桂眼泪直流，说，“都是女儿牵连你……”

“桂儿，你原是个好孩子，乖女儿！”爹穿过铁栏抓住女儿的手，直是抖。

“爹……爹……”阿桂用双手抱住爹粗糙的手臂，把一条条热泪，擦在爹的手臂上，呜咽地说，“爹……爹……我原是你的好孩子，乖女儿……爹……爹……女儿没有变……爹……相信我……相信我……”

“你没有变……没有变……好女儿……”老人气喘地说，“我进来时，他们把我的裤带拿去了……他们把我的裤带给拿去了……哼……你也没有……没有……什么爹了……”

“爹……爹……”阿桂号啕大哭起来，叫着，“爹……你为什么要自杀呢？……自杀呢？”

“我还能活着？！”爹牙齿咬得更紧，手一挥，指向两个正缓缓而来的穿着制服的狱警，说，“法官和他们，都说我父女二人，是‘男盗女娼’！‘男盗女娼’！”说着他猛掷铁栏号啕大哭起来，并大叫：“我只是个穷人，我是什么‘男盗女娼’？……哦……哦……”老人大哭大叫不止。

“爹……爹……”阿桂也放声大哭起来，说，“爹……老天是明白的……阎王爷……是明白的……”

这时两个狱警走向前来，一把把阿桂自地上抓起来，说：“阿桂，你替我滚出去吧，别在这儿闹了。”

“你要卖人卖身尽管出去卖好了，在这儿闹什么？”另一个狱警也面目森严地帮着把阿桂揪起，推出牢门外去。只听那铁门内老人，仍在哭打铁栏，问这两个“王八蛋”，什么时候看到她女儿“卖人卖身”！

阿桂被哭着拖了出去，引起牢门外的群众围观。观众的批评也各执一词——有责骂的，也有同情的，但是大家对阿桂是个“土娼”的身份，似乎并无人怀疑。

阿桂走了。她在围观的人群耻笑中、责骂中和同情声中，走了走了。自此以后，街坊人士再也看不到这位“新闻人物”了。牢里的爹饿得半死，也未见她来送饭，狱卒们不得已只好给“老海盗”一点残羹剩肴，以维持他的不死的老命。

老人在铁栏内，一直盼着女儿的出现。最后阿桂果然又出现了，可是发现她的人却是两个在海滨钓鱼的孩子。他们发现阿桂横躺在退潮后的海滩上，浮肿得像一条鲸鱼，把两个善良的孩子吓得大哭大叫。

阿桂在人世间消逝了。

张老师冤情大白

阿桂之死引起社会上广泛的同情。大家异口同声说她是被张、杜两家大户逼死的。按照中国传统的“大清律例”，逼良致死，是要抄家的。《六法全书》改了些条文，但社会习俗，还是大清皇朝的旧例。

“县官”下乡验尸，法医提出的报告，各地小报也绘影绘声地传播。这个痴情被逼至死的可怜的渔民之女，不是个“土娼”——她还是个黄花处女之身！

这消息一出，巷头巷尾议论纷纷，尤其是老婆婆和少女们，一提到阿桂，都泣不成声。有的人且在清晨和午夜，看见阿桂在海边行走、在水上凌波飘浮、在云端向人含笑招手……阿桂成仙了！

好多诚心的妇女竟然买了些香烛金箔，到海滨去祭拜“阿桂姑”。少女们有疑难问题和心中事，要请“碟仙”问计，“阿桂姑”也时时降坛，并不厌其烦，有求必应。

更有一群青年尼姑，已在“化缘”，要建个“桂姑庵”来供养她。街坊并有士绅建议向“林主席”呈报，申请“立祠旌表”、“建节孝坊”。女学生们和小报记者，则建议树立“纪念碑”、“孝女墓”。

张、杜二家在面目无光之后，也偷偷地拿出巨款，托第三者出面为“节女”厚葬，并托人送红包把“老海盗”也偷偷销案，由他外甥女携巨资，接舅舅去定海养息。好歹“老海盗”是个文盲，三个月的脚镣手铐生活，已把他折磨得半死，如今已神情恍惚，不知世情，外甥女乃谎报说阿桂与张老师私奔，已不知去向了——老人既然生活无虞，至于女儿和张氏私奔，也就安之若素了。

总之阿桂以“一死以明清白”的目的是完全达到了，在那个被时髦少年诅咒的万恶的“半封建”的社会里，含冤莫雪，至少还有“死的自由”。“人命关天”，那些逼良致死的恶势力，至少上畏天命、下畏阎罗、中畏人言、四畏国法——比起后来的草菅人命、苛政似虎的党棍官僚来，似乎还稍胜一筹——这当然都是考史衡文的人，无关宏旨的闲话。

且说那位在衢州被“感化”的张老师，正被一批“特训班”出来的“教官”、“指导员”们所讲解的什么“三民主义连环性”，弄得呕吐不已的时候，忽然传来了“阿桂自杀”的消息。张老师为此当然也变成小报“花边”里的人物。而法医最后的“报告”，竟使“感化犯张叔伦”升格成为圣人。

叔伦得报在床上哭了几天几夜，哭得瘦骨嶙峋，使“感化院”的少将院长着了慌——第一，“张圣人”已经是各报“头条”，声名赫赫，该院长与有荣焉。一旦病危不起，则院长爷，吃不了得兜着走。第二，在“党义”上颇有火候的“院长”，也知道叔伦一病将死，刚好证明他是个极端的“唯心主义者”，至少与“唯物主义”是对立的，殊无“感化”必要——因此他对叔伦病情，一面延名医抢救，一面则呈请上级，“无条件开释”。

叔伦原只是“痛不欲生”而已，生理上并无重病，经院方和教官，以及“难友”们诚恳的照顾与养息，他住院年许，未写过“悔过书”，未打过“指模”，未经过“担保人”签名盖章，便无条件地出院了。

张氏回乡抵杭州车站时，忽听到锣鼓喧天、军乐悠扬，一大群中青年男女，拥入车厢，把他簇拥而下；车外更银光闪闪，那是各报记者来采访消息。

张老师原是他教的中学里最受欢迎的老师，如今冤情大白，原校师生群起要张老师返校复职，但是叔伦既经此沧桑，已心灰意冷，不想再返回本校。他谢绝一切欢宴，便匆匆束装到上海另觅枝栖去了。

“政宣大队”是怎样成立的

叔伦到上海之后，租了个亭子间，经一些“左联”里的朋友介绍，也拜会过爱情顺利的鲁迅大师，备蒙青睐。叔伦本对文学艺术有兴趣，这时也想做个亭子间文人，从事著述。不幸他受社会科学影响太重，写起创作来，有点格格不入。因此寄出的稿子十篇难得卖掉三两篇。最后乃经友人介绍到一所私立戏剧学校，兼一点戏剧理论方面的课程，因为叔伦在中学时代，曾在中学剧团内当过“导演”，加以英文底子好，贩卖点舶来品，游刃有余也。

叔伦不善述文，却是课堂里的好老师，一上课堂，就变成男女学生崇拜的对象；很快就由兼任变成专任，桃李满门，声名赫赫。就在这个时候，“八·一三”沪战爆发了，全校师生热血沸腾，乃组织话剧队上前线劳军。他所导演和自兼主角的“街头戏”《放下你的鞭子》，竟轰动一时。这时在南京由陈诚、周恩来分任正副部长的“军事委员会政治部”正在筹备组织“政治宣传大队”，由“第三厅郭沫若厅长”直接指导，一时厅辖各机关之内，名士如潮。张叔伦这个小话剧队，既已有此基础，乃被政治部“收编”入“第二政治宣传大队”。叔伦脱下长衫，穿上军装，就变成个“少校指导员”，月薪七十元；各学员则分任少尉和上士，月薪由六七元至十余元不等。

叔伦认为自己月入太多，除留三五元零用之外，全部捐入队中公用，他并劝请所有学员，如法炮制，大家吃“大锅饭”，以便招收更多失学青年，参加抗战行列。这便是“政宣”原始的形态，后来人数增多，扩大编制，上级乃派军校毕业的蒯仲平（谱名全福，自名福国）上校专任大队长，另自庐山“特训班”调来一批中下级干部，分任中小队长，就变成现在的形式了。全队中以张叔伦指导员知识水平最高，博学多才、人缘又好，所以变成全队的灵魂了。这篇“政宣简史”，小莹说都是上海退下的“老同志”们告诉她的。

“痴情”竟是真的！

林文孙在“洞房”内听了女友讲的故事，他对那“政宣简史”，倒不太有兴趣，但是对“阿桂之死”，则觉得那故事太感动人了。

文孙说他如是张叔伦，他也会和阿桂结婚，而丢掉那个“衣架子”。文孙并不自觉地放小声音，似乎偷偷地向小莹说，他那位上海“圣玛利亚”毕业的张家“七表姐”就是个“衣架子”。文孙最吃不消她的，就是半夜里她也要戴一副黑色或蓝色的太阳眼镜。

“最荒唐的，”文孙说，“我有一次请七姐捐钱援助马占山的义勇军，七姐居然不知道马占山是谁。”文孙为此曾和七姐争辩起来，认为一个中国知识分子，怎么不知道马占山——这位伟大的抗日民族英雄？

“阿那为啥一定要知道马占山是干什么事体的？”七姐有点生气了，反问了文孙一句，说，“侬去问问阿那玛利同学，哪个知道这个姓马的，姓牛的。”

七姐退回文孙给她的“捐款簿”，说她学校内不会有人捐，她自己也一毛不拔。理由是家中给她的“杂费”，根本连看电影钱都不够。

“侬晓不那，”七姐说，“看一场费雯丽，要七毛大洋。”

“你能不能省一场费雯丽，捐七毛钱给东北义勇军呢？”文孙恳求她。

“费雯丽、谭伦葆华、蓝娜·泰勒、妮特·海华丝……都缺勿得，”七姐用英语数了一串好莱坞男女明星的名字，说，“缺了他们，哩没面孔见人呢！朋友们，哪个不看？侬是杭州来的，不知道上海风俗人情……在上海连好莱坞都不熟悉——侬还要做人呢？——在上海那些乌龟小开、小瘪三、猪猡白相人都看呢。”

文孙还是劝七姐和她的一些同学，从“好莱坞的夹缝中”挤点钱出来救国。文孙知道七姐的同学、朋友是些什么人；也知道她所说的那些戴黑眼镜，穿白皮鞋、蹩脚西服，却满口洋泾浜的“乌龟小开”、“小瘪三”和“猪猡白相人”，捐三五毛小洋还是可以的。

七姐并不讨厌这位表弟，相反的她内心中，还有许多不愿说的好感呢。最后她不忍完全推掉文孙的纠缠，还是向马占山捐了七角钱，并说“下场劳莱、哈台没啥可看的”，她也不喜欢看秀兰·邓波儿，不看也罢，所以向“阿三”捐了七角钱。阿三又以大义相责，她也就慷慨升级，捐了一元法币。

小莹听这故事很敏感，因为文孙曾向她提过无数次“七姐她们”；她也知道她所心爱的“三枪牌女用脚踏车”原也是属于“七姐她们”的。七姐是家乡出生、苏州长大、上海入学，能讲各地方言和满口英语，是一位十分时髦的富家小姐，大家闺秀。比起“七姐她们”来，小莹时时在心理上有自卑感，自觉是“小家碧玉”。前次在春江账单上看到秀丽签名Dora一字，小莹心中就怦怦作跳，后来知道Dora原是“七婶”，她心中才和平下来。

“文孙，”小莹好奇地问道，“你如那时经父母之命和七姐指腹为婚，你长大了会不会和七表姐结婚呢？”

“我想长大了我会毁约逃婚的。”文孙说。

“我想你会先抗议，然后还是会穿长袍马褂，拜堂成亲的。”小莹笑着说。

“你这小蹄子，”文孙一把把她拖过来，抱在怀内说，“你认为我会同卜斗焕一样，然后去同张七姐变蛤蟆叫，呱呀呱呀的。”

小莹也笑不可仰地说：“不是要你去做蛤蟆，我只觉得你是个最纯良的人，心肠软，你不会反抗到底的——尤其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说穿了，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没什么不好哎。”

“我一生所见，个性最纯良、心肠最软的，莫过于我四姑，”文孙说，“我四姑就逃婚，逃到底。”

“我们也微微听说过，林老师幼年逃婚，”小莹说，“但是林老师就不同我们说她家里的事。她家里只有一个人，她常挂在嘴边，那就是她三侄，三侄——你。”

“她常在你们面前提到我？”

“啊，还用说呢！”小莹说，“她最疼你，说你有新旧之长。”

“她最早在什么时候提到我？”文孙问。

“打我读初一的时候——五六年前吧。”

“那么早？”

“她那时把你的童子军照片给我们看，”小莹说，“样子好乖啊。”

“想不到那个小童子军，变成今日的男朋友了。”文孙笑着。

“什么‘男朋友’？”小莹自动躺入文孙的怀内，激动地说，“你将来就是我的‘先生’、‘丈夫’、‘husband’。”

“Husband是男朋友变出来的嘛。”文孙又开句玩笑。

“文哥，”小莹把头埋在文孙的胸膛内，诚恳地说，“我一生只要一个男人——男朋友就是丈夫；丈夫就是男朋友。文哥，我一生只会爱你一个人。你如变心，我就会和‘阿桂’一样的。”

“也要去做‘阿桂姑’。”文孙笑着接下去。

“文，不许开玩笑啊！”小莹抬起头，把脸凑上来，意思要文孙吻她——同时眼泪又要下来了。

“开开玩笑嘛。”说着文孙又搂着她亲吻了一阵。

“你们男孩子就着重漂亮、吃豆腐、kiss。”小莹说，“我们女孩子不这么想哎。”

“你们想些什么？”文孙说，“我以前未谈过恋爱，不知道女孩子的心理。”

“女孩子要终身有托，感情有着落。”小莹说。

“这不太封建了吗？”文孙说，“男女平等，自由恋爱嘛。”

“是有人喜欢自由独立的，”小莹说，“我们队里的周大姐，她离过婚，以后也不预备结婚。她说，她要绝对的男女平等、自由独立。”

“食色性也，孟子说的，”文孙说，“男女平等，不一定不结婚呀。不结婚阴阳不调，做老处女，将来会有怪脾气啊。”

“奇怪哎！”小莹不自觉地把声音低下去，叽咕地说，“周大姐常时找我们队里几位‘小妹’陪她睡觉。一天深夜文梅假装打呼，却偷看到她二人拥抱着在kiss，文梅的床紧挨着周大姐的床嘛。”

“女人kiss女人？”文孙觉得不大可信。

“文梅偷看了半个小时呢！”小莹说，“后来周大姐也要找我陪她睡觉，文梅私下劝我，千万别上当。”

“她尽找一些‘小妹’吗？”文孙问。

“后来两位小妹为争着和周大姐同床，二人赌气不讲话呢！”小莹说，“奇怪不奇怪？”

“曹文梅是不是想和周大姐一样，独立自由呢？”文孙问。

“文梅不，”小莹说，“梅姐和我一样，希望终身有托，不要自由平等。”

“不要自由平等？”文孙说，“那么‘总理遗嘱’也不念了？”

“文梅和我一样，”小莹说，“我只要爱我所爱之人。只要他不负心，我什么要求都没有，他要叫我做奴隶，我都做。”

“你这样爱他，他如不变心，他也不会要你订不平等条约的。”文孙说。

“文，正是这话嘛。”小莹肯定地说。

“莹呀，”文孙又开句玩笑说，“你这样爱我，你知道我是不会变心的——那以后就要叫你当奴隶啊。”

“文哥，”小莹翘着嘴说，“不许开玩笑！”

“你自己说的嘛！”文孙说。

“不许你开玩笑，我说的是真心话，不许你开玩笑……”小莹说着便在文孙胸上又捶又打起来。

“不开玩笑！不开玩笑！”文孙笑成一团。

“文哥，”小莹说着便钻入文孙怀中极为激动地说，“只要你不变心，不但我可做你的奴隶，你要我死，我可以马上为你死。”说着她真的流下诚挚的眼泪。

“莹妹，”文孙搂着她，替她擦去眼泪，又热情地吻了她，诚挚地说，“我们交往不过一两个礼拜呢。想不到你一见钟情，竟深沉到如此程度——莹妹，你知道，当然我爱你绝不在你爱我之下——祖宗八代、皇天后土——海枯石烂，我也不会变心的。只是我没有你那样‘痴’、那样‘迂’就是了。——你是个小痴子、小迂子……”说着文孙扭扭她的小鼻子，和嫩得像蜜桃般的腮。

“文哥，”小莹又激动地说，“我相信我爱你的程度，十倍于你爱我。”

“这，你又何以见得呢？”文孙也真诚地问。

“文哥呀，”小莹又眼泪莹莹地说，“你认识我虽然只有两个礼拜，但是你在我心中、梦中、想念中、心坎里、肝肠里，已有五六年了。你相信吗？”

“我完全相信你的话。”文孙也被感动得眼泪汪汪的。他搂着小莹，吻了又吻，方才说：“我只是不大理解。”

“文哥，”小莹说，“我现在一切都属于你了，一切都属于你了；我不怕你笑我痴情，不怕你笑话我……”说着她的眼泪又要滴下来了，乃把脸擦向文孙的呢制服，让制服把她的眼泪吸去。

文孙也着实为她真情感动得说不出话来。他从小说书里，从舞台之上，曾听到看到不少“痴情少女”的“故事”。他本以为那只是一些文人编出来的故事而已，有谁知道这竟是真实的事，而自己却变成一位少女“痴情”的对象——这是真的事实？假的戏剧？文孙搂着可爱的莹莹和她那颗火热的心，真不知如何报答才好。

一张照片的潜力

林文孙这位大地主的儿子，于一九三八年初春，在跑警报时偶然认识了当时担任“军委会政治宣传大队”里一位十八岁的青年话剧演员叶维莹，二人一见钟情，相识不过两三个礼拜，私下便讨论婚嫁了。尤其是维莹，她坦白承认她私恋、单恋这位男青年已有五六年之久了，一旦单恋变成双恋，她内心中久藏的爱火，便一发不可收拾——这股爱火足以把她的灵魂和躯壳，烧成齑粉——虽然她的男友知道她的存在，还不足一千个小时。

这场不平凡的恋爱，是如何发生的呢？为何又使她烧到如此狂热？那也就说来话长了。

原来林文孙的一位姑妈林世勉，幼年逃婚，进了“省立女子中学”。在她当学生时认识了一对在“省府”做事的同乡叶振东夫妇。他们变成了好朋友。后来叶氏夫妇生了个女儿，便是小莹，世勉非常喜欢这女孩，女孩的父母因而叫女孩认她做“干爹”。

这位“干爹”中学毕业后，进入杭州艺专；艺专毕业了又受聘回母校任艺术教员。这时莹莹也已亭亭玉立，进了“省女初”，便做了“干爹”的学生，“干爹”既然另眼相看，莹莹也进出“干爹”卧室，亲如家人了。

在莹莹刚入初一，情窦方开时，她对林老师案头经常放着的一张童子军照片，爱不忍释，觉得这小童子军“好乖”。这个小童子军，也就是林老师十来个侄男侄女中，她最宠爱的“三侄”林文孙。

林老师也很疼她那个小义女莹莹，她看莹莹这样喜欢这照片，就干脆把这照片送给她了，并有心无心地开玩笑说：“等你们都长大了，我替你们介绍。”林老师以后并经常把她“三侄”写给“姥姥”幼稚可笑的信，和英、数作业，拿给小莹她们看。林老师这样做完全是出于无心，谁知这张小照片，竟在一个情窦初开的少女的灵魂之中，嵌上了一张永不消失的影像——这个小童子军，不是一般少女幻想中的“白马王子”；他是实有其人，并且一天天地在升学、在成长，一封封信在不断寄来——虽然只是寄给“姥姥”的，但是却是一封封的公开信。林老师总是让莹莹一封封跟着读下去。

所以当莹莹也一天天地成长了，也发生了少女们所必有的“心事”时，莹莹总是看着这个“童子军”出神，并把小童子军和自己长两条小辫子的照片，贴在一起。有时被妈妈责骂了，或数理功课累得心烦，她便私下偷着看看这小童子军，心里就好过多了。

等到父亲死后，寡母要把她当“摇钱树”，想把她嫁给高官、富商做“二房”、“三房”时，莹莹总是私下看着她这个未见过的“童子军”流泪——这小童子军不是生人，他经常午夜前后来和她一起玩耍，可是一睁眼，他又消失了，使她拥被恸哭。

“文哥，”莹莹说得泪流满面地钻入文孙怀中，又哭又笑地说，“想不到幼年时的梦想，真成为事实，你不会笑我吧？”

“莹啊，”文孙也诚恳地说，“我真相信宿命论，姻缘前订——我以前根本不知道有你存在。我认识的女同学也不少，表姐表妹也有好两打，我从未想到和她们谈恋爱。但是我第一次见到你，感觉便不一样——一下就爱上你，你相信吗？”

“文哥，我们有缘，”莹莹说，“我完全相信你的话。”

“你真相信吗？”

“相信，完全相信，亲爱的文哥，”说着莹莹又顽皮地嬉笑起来，说，“我听到你躺在草窝里——胡言乱语……”莹莹说着破涕为笑，唧唧不止。

“你这小坏蛋，偷听人家私话，要捉将官里去！”说着文孙把莹莹抱起来，二人傻笑了一大阵。

“哎，莹啊，”文孙又若有所悟地说，“我那小童子军照片，实是我二人定情之物，应该放大保留。”

“照片我毁了哎。”莹莹的笑容渐失，似乎又伤感起来。

“为什么把它毁掉呢？”文孙不解。

“我把它烧掉了。”莹莹说。

“为什么烧掉呢？”文孙更是不懂。

“我把它烧成灰，加水，咽下肚子里去了。”莹莹说得似乎又悲从中来。

“为什么呢？”文孙大惑，不得其意。

“我拿着你的照片自杀过三次呢！”莹莹说着眼泪又下来了，她倒入文孙怀内，真的呜咽起来，而且哭得十分伤心，使文孙慌了手脚。

“自杀！你为什么要自杀呢？”文孙惊讶地托着她的腮，失色地问她。

“第三次，我认为我绝对不会再活了，”莹莹伤心地说，“所以我把你的照片烧掉、吞了……哦……哦……”莹莹放声地哭出来。

“……”文孙知道这背后一定有更伤心的故事，又不知道如何安慰她，只有抱着她，在泪水中，不断地吻着她。

莹莹哭哭又止，止后又哭，哭得极其伤心。文孙知道情况特殊，他搂住莹莹让她尽情哭了数十分钟；最后情绪总算安定了，文孙才又试探内情。

“太复杂了，太离奇了，”莹莹红肿的眼睛已欲哭无泪，叹息地说，“我把情况都告诉了邹副大队长和张指导员，他们要我写个详细报告，我一共写了十多万字，把一切经过都写在自传里。这是我队里的机密文件，但是文哥，我会给你看的——我把我自己交给你了，自传更应该交给你……”

第二十章　梦中有梦

孀妇孤雏

事情经过是曲折的。当叶振东老先生由于战争影响、亲朋倒账，一生积蓄全付东流而一急倒毙之后，剩下孤孀弱女，竟至一文不名。幸好振东生前人缘好，省府同事为他捐了些钱，一以购置棺木，草草安葬，再则凑点路费好让遗孀遗孤，返乡避乱。

振东夫妇虽然都是梅溪镇人，但他夫妇两家原都是小家小户的，加以离乡日久，故乡纵有少数远亲，也已久不往还，而莹莹虽“祖籍”梅溪，却生于外地，对所谓“故乡”却比外乡更要陌生。所幸亡父在归天之前，早在梅溪赁屋两间，月租一元五角。他原打算只送妻女返乡避乱，自己则留职省政府，随时汇款养家。谁知猝遭不幸，使妻女乱中失恃呢？

莹莹和母亲哭干眼泪之后，无枝可栖，只得搭汽车回县城，在舅舅家寄居数日之后，乃雇了个挑夫，挑了简单行囊，走回七十里外的梅溪故乡，找到父亲原先租好的两间破屋。母女迁入之后，只有席地而卧，既无家具，亦无餐具，不知如何是好。

这时幸好振东先生还有一位穷到替人家看守祠堂的远房族叔，这位七十多岁的老人原也是个老鳏夫，身边同住的只有一个十七八岁、眇了一目的孙子，这孙子又智商甚低，言行也都不太正常。这就是叶氏母女在梅溪唯一的亲人了——有一两个亲人，总比没有好嘛。

母女歇脚不久，这两位祖孙便相率来访。这位老叔公误以为振东尚有些遗产，他祖孙也可有个富有的亲戚。当他发现她母女二人只有金戒指两只和数十元法币之外，可说身无长物，叔公大为失望之后，也觉两口嗷嗷，如何得了。加以她母女所住两间小房，虽是振东死前付过一年房租，但是现在难民日增，房价飞涨，房东已通知加租，纵使能拖得过去，终非了局。

幸好老人热情，在祠堂内偷了些家具，搭了两张床——小莹睡内室，妈睡外间，聊避风雨。善心的邻居又借了些餐具，三餐炊煮，也就凑合撑持。

粗安之后，叶妈便想起二人衣食无着，她身边唯一有商品价值的东西，就是女儿的“年轻貌美”了。叶妈最如意的想法，便是把女儿嫁给一个富家子，然后她自己也就可以依亲为生，不愁衣食了。因而她乃暗托叔公，四处探听，能否觅一佳婿。谁知梅溪这所小山镇中所住的只是一些升斗小民。最高最富的“商会会长”，年入也不过二三千元。年轻二十来岁、未结婚、中产之家的男孩子已经很少，纵有三五人，他们也都早有“父母之命”的婚约。要不那就只有一两位中年丧偶的土商人。叶妈妈为着生存、为着燃眉之急，有时也就想将就一点了，但是那些黄牙、鸡皮、毫无教育的中年人，叶妈如想再醮也看不上眼，何况貌美如花、有“高师二”程度的青年女学生呢？叶妈也没了主意。

所幸这时镇上难民、驻军，以及省级、县级逃空袭避难各机关，也日有增加。人多了，也增加了对洗衣女工的需要。叶妈母女二人也就顺应时势，买了一套洗衣所用的搓板、水盆和水桶等物，终日为人洗衣。一件布褂，洗价两分；每天母女二人拼命，也可赚七八毛钱。这还是镇上一批年轻军人、公务员、商人等，见她母女二人都很体面，想来借机搭讪，才生意兴隆的。其他洗衣妇人，才没有这种运气呢！——这些都是她母女二人在井边洗衣，在旁观者中冷言热语听来的。

不管人家怎么说，她母女二人——尤其是高师二年级学生叶维莹，觉得自食其力，也没什么可被看作“下贱”的——也心安理得——虽然手指浮肿脱皮，晚间腰酸和手腿抽筋，却也能贫贱自甘呢。

“性骚扰”

叶妈母女二人，当老头子还健在时，也是“省府官员”的太太和小姐，如今沦为洗衣粗工，自然苦不堪言。苦极了，二人便到老人的遗像之前哭泣一阵。这张遗像栩栩如生，那原是叶振东死后，同事友人集资公印，贴在个小型追悼会上用的。母女二人把这像带回来，贴在墙上，并摆设了一个小“香案”，心酸时，母女便对遗像哭祭一番。

这两间（事实上只有一间半）小屋，前一间叶妈住，兼作厨房、灵堂，和落雨天的洗衣场；后半间只容一榻，是维莹卧室。屋角则堆积接洗的脏衣服。衣服必堆于后间，因为镇上人多手杂，打门前过的人，顺手牵羊的很多。她们就有一次丢了件布褂，赔了一块钱，后来却又发现那丢掉的衣服，却又穿在丢衣人自己的身上。有此经验，她母女二人以后接衣送衣就特别小心了。

小偷和不诚实的客人之外，她们母女二人最感头痛的便是镇上一批有业和无业的小流氓了。他们有时成群结党在街上调戏四周乡间来城镇卖蔬菜鱼虾的农村少女。等到他们发现了维莹，他们骚扰的对象也就集中了。有时他们则聚集于叶家门前不去，并不断闲言浪语；有时则在小莹卧室窗前，吹口琴、唱“毛毛雨”；有时且起哄，乘小莹行走时，挤上来摸一下。小莹不敢反抗，想报告警察，但又无警察可报——真是不胜其扰，但又逃避无门。

一次小莹正在井边低头洗衣服，只见一群小流氓坐在对面石阶上大声讲脏话。小莹只装作未听见，只是不断地搓衣服。忽然间一个小流氓溜到她身后，一把抱住小莹的腰，把小莹提起，两手并在小莹的胸部乱摸；另外两个流氓，则从正面走来，在小莹的下部乱抓，小莹又踢又叫，挣扎了许久，他三人才把她放下，狂笑而去。

这时小莹已发现下部被他们抓伤，血溅衣裤，疼痛难忍。

维莹和娘都气极了，二人换了衣裤、锁了门，乃跑到邻街一所门前墙上写着“明耻教战”，门内挂着“党国旗”和“总理遗像”的镇公所去报案。这镇公所的“门房”乃安慰她母女一阵，叫她们回去。这时维莹却一眼看到那三个小流氓，正在镇公所另一间屋内，对她挤眉弄眼地做鬼脸嬉笑。

叶妈乃指着他们骂流氓，并要求见“镇长”。最后一位穿军服的什么“队长”出来了，问这两个女人在闹什么。叶妈乃指着那三个流氓，据实禀告，希望“队长”主持公道；谁知道这队长却怀疑她母女不是好人，“故意抛头露面，来骚扰官府”。母女二人都哭了，并诉说，国家总有“天理国法”嘛。

“天理国法！”那队长狠狠地说，“我看你二人都不像洗衣服的，也不像母女。据实招来！你二人是来干嘛的？——刺探军情？”

“我先生去世了，”叶妈愤恨地说，“我是带女儿还乡避乱的良民百姓！”

“你有这么体面的女儿，为什么不嫁男人？”队长说着显出猥亵的面孔，“留着开‘半扇门’？”

“我是省女师的学生，”小莹也反驳说，“结婚不结婚，关你什么事？”小莹这时还不知道“开半扇门”是什么意思呢。

“不要男人，不结婚，”队长又显出流氓气来，大吼一声，“你长个×是干什么用的？留着去卖，女学生可以多卖点！？”

“你是个军人，你不能侮辱我们女性！”小莹哭着责骂他。

“我侮辱你，你怎么样？”那人吼得简直像头野兽，说，“哼！我就操你，看你又怎样？”

“……”叶妈母女气得说不出话来，二人相拥着，直是抖。

“把这两个烂×、泼妇撵出去！”队长向两个岗兵发出命令。

当这两个枪兵奉命前来时，她母女二人已相牵着自动退出了。维莹在路上一路哭得极其伤心，引起路人围观，不知何事。

“妈，这是个什么世界？”维莹哭诉着。

“你爸爸也是当官的，爸爸在，这杂种敢吗？”叶妈也哭了。二人哭到家中，又在爸的遗像前，哭个死去活来。叶妈总怪老头子不该弃她而去，如今让人如此欺侮着。

这时老叔公和孙子也闻讯赶来安慰，并说：“这只怪我们姓叶的单门独户嘛。”据叔公说，叶家如果也是个大户，有自己的祠堂，开祠堂门，动了族，“他们敢欺侮我们家的闺女吗？”老人家也气得扑哧扑哧的。

“叔公，”维莹哭着说，“难道我们老家就是化外之区，没有天理国法吗？”

“孩子，”叔公说，“要有天理国法，日本鬼子还会来吗？”

“人怎会坏到这地步呀！？”叶妈擦了眼泪。

“莹孙儿长得太体面了些，”叔公说，“也该找个人家。不然那批地痞流氓哪会放过她呢？”

这时叔公的孙子，那眇眼幺哥也插句嘴说：“他们在打赌呢！谁先把妹妹搞到手，大家凑二十五块奖金呢！”

“哼！”妹妹听着，咬紧牙齿，哼了一声，眼泪从眼角缓缓流下。

可怕的强奸犯

这世界是暗无天日了，但她母女为着活命，衣服还得洗下去。只是每次要到井边用清水净洗时，必得母女结伴，一前一后，或相对而洗，彼此关注，如临大敌。平时只有成年男人或老人在场，小莹才敢单独行走。

在她母女工作分量中，工夫较大、收入较丰的，则是替人洗棉被，洗棉被的程序，第一步是洗衣工到交洗人家去“拆线”——把被单从棉花胎上拆下来。待被单洗好晾干之后，再把被单送回原主住处，把被单再用粗线，钉回棉胎上去，叫做“钉被”。

在叶妈母女接洗被单的主顾之中，有位大致四十开外的“周先生”。他似乎是都市里疏散到山区机关的一位小主管，平时不多说话，人也挺和气，每次洗衣服，他也额外多给几个铜元，使维莹把他看成个可敬的父执辈的君子。

一次维莹循例到他卧室里去“钉被”，把棉被胎放在两张拼起的八仙桌上工作，这位周先生则在一边椅子上坐着抽烟。当小莹的工作刚做了大约三分之一左右时，周先生便起立站到维莹身边，看她工作，并把身子紧挨着她。小莹乃转往台子的另一边，他竟然也跟着转了过来，用手搭在小莹的肩上，小莹又躲开了他，他却又紧紧跟了来。

最后他竟自袋内摸出一块银元给小莹，说补充她的洗衣费，小莹说要不了那许多，拒绝接受。

“我的棉被太脏了，”周说，“多给你几个工钱。”

“不算脏。”小莹说着，还是低头工作，并躲开他搭在她肩上的手。

“我的棉被太脏了，”周说，“我常常‘画地图’。”

小莹不解“画地图”是什么意思，还只是说“不算脏，不算脏”。“你知道我为什么‘画地图’吗？”说着他便做了些猥亵的手势来，

说，“单身男人嘛，有时也太寂寞、无聊……”

维莹这时才知道他不怀好意，乃停下针线说：“我还有点别的事，剩下的由我妈来做吧。”说着乃反身想离开。谁知“周先生”已抢先一步，关了门，并上了闩，不让维莹离开。维莹正挣扎要开门出去时，那男人乃一下把她拦腰抱起，维莹还未及哭叫，已被他按在床上，他全身压在维莹身上，使她几乎喘不出气来。维莹正要打滚哭叫，那老几乃用力拉维莹的裤带，谁知这丝裤带打的是个死结，他乱拉一阵，总是拉不开，维莹为抓住自己的裤腰，不让他褪下，动作过分紧张，简直忘记了哭叫。

这男子既拉不开维莹的夹裤，乃解开自己的裤子，压在维莹身上，隔着裤子，强奸起来；一面又用那胡须稀疏的嘴，向维莹强吻——他那短胡须刺得维莹痛不可当，嘴中的烟味腥味，尤其臭不可忍。当维莹正在拼死挣扎，并狠咬那厮的嘴唇和舌头时，这强奸犯的压力，忽然松了下来，维莹乃用尽吃奶气力，把他推向一边，自己翻身，跃下床铺，只见自己衣裤已被揉得皱乱淋漓不堪。维莹顾不得许多，乃拔闩夺门而出，偶一回头，只见那厮弯着身躯，扶着床沿，像个死尸。

小莹跑到街上，一面拉齐上衣，掩盖着腥味难当的夹裤，并用手把蓬松的头发抓向下面，乃惊惶失措，飞奔逃回家中来。

一桩人肉交易

小莹忍着眼泪，飞奔跑回家中，本想一下扑入母亲怀中，号啕大哭，不意一进门却见母亲和一个满脸脂粉、油光头发、半口金牙半口黄牙的俗不可耐的中年妇人，在一起嗑瓜子、喝茶、吃糖果。衰迈的叔公也坐在一旁。

那陌生的女子，声音沙哑，不断地抽烟，手指和牙齿都黄得发黑。

他三人本有说有笑地谈着，见小莹狼狈归来，三人的谈话声就转小了。小莹见有生客，也未说话，忍着泪进入内室。叶妈也未对她特别关注。小莹乃关了门，伏在床上忍气吞声地痛哭。哭了许久，也未见妈进来，小莹觉得妈的态度异于平时。那个俗女人也不知是谁，也不知道他们在谈些什么。小莹本想开门出去招呼一下，接着又自觉不妥，乃停顿下来，听他们叽叽咕咕在谈些什么。

小莹的卧室，本来就只有半间，门虽关着，但门缝比手指还粗，小莹耳朵又尖，她乃躲在门后，倾听片刻。谁知不听犹可，一听之下，真肝肠寸断、五内同摧，伤心欲绝。

原来那个金牙齿女人，是西街“堂子”（妓院）的一个鸨母。她来的目的是和叶妈讲“生意”，要劝女儿到她“堂子”里去“卖身”。

小莹自门缝内听妈妈向叔公说：“叔公，这事我们姓叶的怎么能做呢？她爹虽死了，我们活不下去，我们究竟是清白人家嘛。”

叔公回答说：“秦阿婆说的也不是全无道理，莹姑娘也和一般姑娘不同。莹姑娘是和堂子分账，并不是卖身。将来找到人，也用不着去‘赎身’。”

“我们就因为你姑娘是‘女学生’，可以招来大官大位的，和别的姑娘不同嘛。”这是那沙哑女人的声音。她说着喷了个烟圈，又喝了口茶。

“两千块龙洋，我们要活几辈子，才敢想啊？”叔公说。

“一个客不用接，”那女人又说，“我们就送你五百大洋，别家卖女儿的，想也不敢想哎。现在难民营内，五百块可以‘全买’呢！”

“昨天秦阿婆在堂子里指给我看的秀凤，就是五百块买的嘛。”叔公也接一句。

“那位张司令说好，”那沙哑女人又说，“开苞见红出钱，见红了他只愿出二十五块——以后三元五元一夜，你看要多少年才能捞回五百块？”

“叔公，”叶妈说，“这事怎是我们家里人做的呢？”

“正是这话哎，”那女人又说，“不是你们家姑娘，我们怎愿一下出两千呢？”说着那女人又逼近叶妈轻声问一下说，“你的姑娘是‘原身’吧？”

“莹姑娘未让人糟蹋过啊！”叔公十分自信地保证着。

“做假不得哎！”那婆娘说，“他们都是老行道——上次缉私队里的胡督察就私下问我有没有好的‘原装货’。”

“我们莹姑娘，一直没有风吹雨打过呢！”叔公再作一次保证。

“这就好，”婆娘说，“莹姑娘到我堂中来，我不要他两三百‘见红钱’，不算本事。”

“叔公，”叶妈又说，“我家女儿，怎能当娼呢？”

“叶奶，”那婆娘又说，“谁敢要你女儿，‘开半扇门’，当土‘娼’，她是我们堂子里的穿红戴绿的姑娘。我们只是拆账吧。张司令、胡督察，他们要‘玩’，第一次‘见红’，我们要他两百元，四六拆账，你一下就拿一百二十大洋——雪花花银子，你搓衣服，搓到哪一天？两千元订洋还是你的，堂子账房不扣。”

“……”叶妈点点头，未开腔。

“你保险张司令和胡督察，能出两百块‘见红钱’？”叔公不太相信。

“叔公呀，你老糊涂掉呀！”那沙哑女人又向叔公喷口烟，自己也喝两口茶，说，“现在大兵过境，团长、营长寻欢作乐的成对成双的。姑娘们忙不过来呀，哪专靠那两头货？——再说吧，那些贩大烟的、贩私货洋布的，三百两百哪在他们眼里。”

“叔公，”叶妈说，“这不是当娼是什么？”

“这是什么当娼呢？”那女人说，“你姑娘运气好，被一位团长营长包下了，马上就可做官太太，又不要赎身钱——明媒正娶，哪里是什么土娼呢！六个多月来，我们就出过一个营长娘子、两个连长娘子，一个局长二房，大太太又不在，现在都呼奴使婢的，姐妹们哪个不羡慕？”

“学堂出身的，说不定给个旅长、师长看中就好了。”叔公说。

“我家莹莹哪有这福气！”叶妈叹口气。

“师长、旅长？哼！”那婆娘说，“上次还有个司令，叫条子，要我们姑娘去陪酒呢！叶奶……”那婆娘又加重一句，并自怀中取出一卷钞票，说是五十元订洋，要叶妈收下。又取了一张钞票给叔公，说生意讲成了“再赏”。

叶妈半推半就地收了钱，但是却说：“我还不知莹莹愿意不愿意，她愿意了，才好收钱。”

“妈妈愿意，女儿哪有不愿意之理？”那婆娘并说，她初买来的姑娘，都是“哭哭啼啼的”，“见红之后，个个都眉开眼笑，赶都赶不出去呢！”

“穿好的、吃好的，哪个姑娘不愿意呢？”叔公也补充一句。

“叶奶，”那婆娘站起身来说，“和你姑娘说好了，三两天内，我就带钱，派轿子来接！”

说着那婆娘把烟蒂丢在地上，用脚踩灭，便出门去了。

老叔公伛偻着跟在后面。

叶妈把那婆娘送出门口才转身回来。

少女的解脱

叶妈和那婆娘及叔公三人所说的话，小莹在门后都细听得一清二楚。她好几次想冲出去和妈妈哭闹，并辱骂叔公和那个女人，但欲行又止。细细想想，为着受不了饥寒，连妈妈都如此狠心，要卖女为娼，又怎怪得叔公和那坏女人呢？

亲生的娘尚且如此，这个万恶的人世，有什么可留恋的呢？她牙齿一咬，下了个解脱的决心！谁知人生最难的事，便是对自己去下个去留的决心，这决心一下定，则痛苦的心情反而和平起来。

小莹的眼泪已自动地干了，乃躺回床上去，两目无光地直视着那灰黑的帐顶。她幻想着另一个世界的情况——把她看成心头肉、掌上珠的爸爸，可能就在那儿，她想扑到爸爸怀内去痛哭一阵，让爸吻她、抚弄她、安慰她——她对想念的时间已感觉太迟了，她未想到“死”是个可怕的遭遇。

这时叶妈竟推门走进房来，看着躺在床上这棵可爱的“摇钱树”。小莹本想向妈说出周某那个禽兽企图对她强暴的经过，但是她想到妈刚才和那女人所说的话，又看着妈衣袋内鼓鼓的五十元钞票，和妈妈微笑的面孔，小莹乃翻身面向床里，未开腔了。

叶妈问小莹是否要吃晚饭，小莹则说头痛吃不下，要妈自己去吃、自己去睡——她翻身过来，看看她那并不难看的中年妇人的形象，原只觉得她是个亲爱的妈妈和可怜的寡妇，现在则觉得她是个有意卖女为娼的下贱女人。

小莹瞟了妈一眼，又把身体翻过去了。

叶妈出去之后，小莹听到她吃了点饭，便熄灯上床，不久便听到她的鼾声。夜深了，小莹翻身坐起，四周一片漆黑——她思潮起伏，前思后想。又把小菜油灯点燃，翻开那贴像簿，看了又看。第一张是她自己幼年的照片，紧挨着便是那张“好乖”的小童子军。那小童子军似乎在向她微笑招手。她也捧起他、吻吻他。

小莹也翻出后面的一些同学寄来的照片。有的已结婚了，夫妇都在教小学，生活不算富裕，但看她们笑容可掬的“合家欢”，和那些他们“爱情结晶”的胖宝宝，小莹真爱不忍释，羡慕不已……

“我自己呢？”小莹想着潸潸泪下，再想想，“连这点权利、幸福都没有吗？要被妈妈逼着去做妓女、当婊子，一任像姓周的那个杂种……像镇公所那个队长……和贩鸦片、贩私货的商人去蹂躏、去玩弄……去做那个下流女人的‘姑娘’？……”

小莹想了又想，又翻看那个童子军照片，他不是实有其人吗？他一定在哪个中学或大学读书了。他如认识我，会不会援一臂之力，救我出火坑？——他可能也会爱我嘛，我也不那么难看、那么讨厌——我在班上，老师和同学都说我生个“美人胚子”嘛。

“林三哥，小八姐？我俩就不能活在一起，当个小学教员，生个胖宝宝吗？……”小莹愈想愈伤心，眼泪一丝丝滴下，滴到两张照片上，使两张照片，渐渐浮肿起来，她又匆忙取出手帕，把眼泪擦去……

她又想到前房的爸爸，他多宠爱我呢！他如不死，听到妈要卖我做娼，不是气昏了吗？

“爹呀……”小莹放下照片，翻身伏在床上，呜咽得好伤心。这时四周除了妈的鼾声之外是死一般的沉寂，小莹又坐起，蹑手蹑脚地走到前室，跪在爸爸遗像前，祝祷：“爸爸你如地下有灵，要来接接女儿嘛……”

小莹默默地跪了半个小时，乃起身揭开妈的蚊帐，看妈和往常一样安详地睡在那里，微微地打着鼾——小莹眼泪一泻，想爬上床，叫声“妈”——但她没有做。

摸回房内，闩了门，小莹又在床沿坐了片刻，乃弯身把床下藤箱轻轻地拉出来。内有一套爸爸替她在南京特制的水红绣花旗袍加坎肩，还有一双大红绣花鞋——这行头小莹只穿过一两次。一次是朋友结婚，小莹当伴娘时穿的。那时贺喜的宾客都说“伴娘比新娘漂亮”。小莹私下对镜自照，也认为宾客们的私评不假，妈更为此到处炫耀呢！如今这对新婚夫妇已生了一对“金童玉女”了……“我”，小莹想来，两泪如泉，就“如此红颜薄命”吗？

小莹脱去衣服，把新装换上，又自久已不用的化妆盒子内，取了些胭脂口红，把自己着实打扮一番——像个伴娘。对着小镜子，自己也欣赏了半天自己的美丽。擦了些眼泪，再化妆一番。然后将贴像簿上自己和小童军的照片撕下，用绢手帕包起，纳入怀内。

一切停妥，小莹乃取出自己的丝绳裤带，站在一条木凳之上，把丝绳双叠，拴在墙上挂帐子的木桩上，再将丝绳的另一端打个活结，圈在自己的脖子上。这时夜是沉寂的，只隐隐地有两处蟋蟀的叫声，小莹的眼泪一丝丝流下，流过丝绳，从绣花旗袍滑到大红绣花鞋，下流到凳子上去，成个小湖沼……

“爹……爹……你能来接我吗？……”小莹默默地喊着。她看到爹也泪流满面地张开两手向她走来。小莹咬紧牙齿，两脚把木凳踢倒，眼睛一黑，便什么都不知道了。

再入红尘

可怜的莹莹，是“红颜命薄”；但是幸运的莹莹，也“命不该绝”。

莹莹的自杀，在传统社会里，叫做“悬梁自尽”。幸运的是她这半间小屋，无“梁”可“悬”；她自杀的方式是“悬桩自尽”；可是她却又错估了这个原只是挂帐子用的，钉在土墙上的木桩的载重量了。

当她踢去木凳，自身被悬挂在木桩之上时，她那八九十斤的重量，那木桩本已负荷不起，加以她窒息时全身抽搐，使她像荡秋千一样，荡了几下，木桩自土墙松动了，连桩带土，和同悬挂的“尸体”，临空摔了下来；连那木板架条凳的小床，也被压倒，把莹莹的头发和头皮撞掉一大块，血流如注，手臂和两腿也都跌伤。但那紧紧扣在脖子上的丝带，却仍是牢牢扣住，虽松动一点，可透一线之气，但无济于事，再迟十分钟不解，不用人工呼吸，莹莹也就要香消玉殒了。

所幸小莹这一跤，摔得惊天动地，把妈惊醒了，她忙拍门喊问何事，不闻小莹搭腔；推门，门又闩了。叶妈急了，乃用尽平生之力去撼门，这门本不牢，给叶妈撼开了。叫小莹不应，只见室内一片凌乱。叶妈忙摸到火柴，点燃了油灯，一看不得了，女儿自杀昏厥于地下。叶妈慌了，乃连哭带叫，把小莹脖子上的丝带松掉，又找些冷茶向女儿嘴中乱灌，哪里灌得进去呢？但慌乱中觉得小莹还有点气息和脉搏，她乃跑到街上去拍邻居刘稳婆的门，刘婆未问究竟，就披衣赶了过来。

刘婆是个“接生的”，颇有点土医药常识。她一见面不由分说，便伏在小莹尸上，用嘴对嘴的方式“渡气”，另一面又用双手在小莹的胸上、腹上，做人工呼吸，出了一身大汗，仍是无济于事。

叶妈这时只会在一边哭叫，并自呼“苦命”，在室内团团转，又跪在地下拍地嚎哭。

刘稳婆毕竟有见识，叫她不用哭，快烧点“红糖姜汤”。叶妈哪里有红糖和生姜呢！这时幸好刘婆的丈夫和另外几个邻人也赶来。大家分工合作，煮来“姜汤”，刘婆并嘱丈夫准备“打醋炭”——把鲜醋倒入鲜红的炭火，让它发出刺激的响声和气味，以刺激昏迷的病人醒来。

刘公如法炮制，邻人亦全力帮忙，把醋炭烧得啪啪作响，室内的人个个喷嚏连天，全屋烟雾缭绕，刘婆一再“渡气”之后，终于起身面露笑容。她喝了两口姜汤，又把余汤“渡”入小莹的苍白的樱桃小口里去，只见她一口口地吞下去。

“母女有什么过不了关的？”刘婆抬头笑笑，“要姑娘吃这大苦头！？”

“爹……爹……”小莹忽然张开了眼，叫了两声。

“活过来了！活过来了！……”一屋的人都在叫，也有叹气的，也有擦泪的，也有高兴得笑的。

这时一身大汗的刘婆站了起来。叶妈马上伏上去，又哭又笑地叫“莹莹”。

“妈！”莹莹果然叫一声。叶妈泪如泉涌，抱着莹莹的腮。

“妈，爹呢？”莹莹又叫一声。

“莹莹，”妈已哭成个泪人儿，颤抖地说，“爹……爹……在外边……”

“妈，我做个小学教员养活您”

这出少女自杀的惨剧的起因，她母女二人始终未向外宣扬。刘稳婆也只认为是母女口角，女儿一时想不开才寻短见而已。她们住的那条街上，女人自杀——多半是婆媳不和、夫妻吵架引起的——原不算新闻。

他们梅溪镇本有一句形容当地妇女的土谚语，说女人的癖好就是：“上吊、磕头、烧香、哭；丫头、女婿、外孙、鸡。”“上吊”原是女人第一癖好，有什新闻价值可言呢？不久之后，街坊邻里就完全淡忘了。

只是莹莹姑娘却私恨妈妈——穷得受不了，连女儿都要卖入娼门。妈妈则一再否认，说是“绝无此心”，说着她乃跪于亡夫遗像之前，哀伤无比，只说那鸨母因莹莹甚“体面”，又是个“知书识字的女学生”，所以托叔公来试探，而叔公糊涂，居然带她来，“说了许多下流话”，妈是坚拒的。但是这梅溪镇上的官府和公安局和他们都是通的。不知有多少难民少女，都被送进火坑。妈虽心知鸨母来访，是对清白人家的一种侮辱，但不敢得罪她们，只是把那坏女人，敷衍走了就算了。莹莹因在门后，未听清楚，误以为妈妈狠心、下贱，要卖女为娼，而遽寻短见。

“莹莹啊，我这样做，我怎对得起你那死鬼爸爸！做妈的要卖女为娼，那我还是人嘛？”叶妈哭得极为哀伤，又哭诉道，“心肝啊，你在门后听错了呢，妈向你赔礼！……”说着叶妈就向莹莹跪下了，哭得极其伤心。

莹莹着了慌，也哭跪于妈妈怀中，也自承是听错了，并把她被那“麻皮周先生”强奸不遂的委屈说给妈听。她在那激愤心境之下，错怪了妈妈。莹莹也伏在妈怀中向妈道歉。

“娘啊，”莹莹哭着说，“您太辛苦了。十八岁的女儿不能养活您……我想我终有一天能做个小学教员来养活妈妈……”莹莹哽塞得泣不成声。叶妈把她搂在怀内，替她擦眼泪。母女毕竟是骨肉，二人相依为命，讲明了，误会也消失了。

文雅的“王叔叔”

这个世界对一对孀妇孤女是太黑暗了，但据她母女三个月洗衣的经验，黑暗之中，也往往有丝微的光明和温暖。——有些经常送衣来洗的老主顾，都是通情达理的。那位在邻近“直接税局”任职的“王科长”就是其中的一位。

王科长据说是什么“会计专科”毕业的，三十来岁，身材修长，胖瘦适中，皮肤白皙。那梳得十分入时、油光而不俗的“分装头”前，明亮的眼睛上，架了一副金丝眼镜，看来十分文雅，甚至潇洒。

他说起话来也很风趣而不俗，向不把这个母女档洗衣妇，看成无知的劳工。平时相谈，总是“伯母”长、“莹姑娘”短不离口的，使小莹想起她“女高师”教员中那位教史地的柯老师。她敬爱柯老师，简直把他看成个叔叔。

王科长平时总穿着灰呢夹袍，有时也穿穿黄呢中山服；送衣来时甚至穿着入时的西服。

莹莹最喜欢接洗“王叔叔”的内衣裤，因为那些半新而不脏的白竹布衣衫，洗来最不费力。王科长又很大方，每次都多给几文。有时他那内衣袋内，还忘记了装着有一元两元的钞票。莹莹发现了，总是待他来取衣时还给他。叶妈如发现了，只要莹莹不知，她也就取出放入自己的衣袋中去了。

“王叔叔”忙里偷闲，送衣取衣时，往往也坐下喝杯茶、聊聊天，对她母女生活都很关心，因此她母女对他也很感激而敬重，彼此很是熟络。王的内衣上偶有脱线或掉扣子情况，她母女也分外加工，替他用针线缝好。王也深知感激，不时送些糖果、茶叶、肥皂等小礼相酬。

一次他送衣来时，小莹在他的内衣袋内，发现了一张五块钱法币，正好叶妈不在家，小莹乃把钱还他。但他却悄悄地告诉小莹，说是他故意放的，给“莹姑娘”买香粉之用。莹莹执意不收，他却非给不可，并温语告诉莹莹说，他知道她们母女很苦，平时只吃素菜，营养不良，加点荤也好。

小莹认为他说得很诚恳，在数度坚拒不收之后，推脱不了，最后只好答应暂时收下，以后洗衣按件扣除。

“这才像个好姑娘！”王科长用手扭了一下莹莹的桃腮，斜着眼看她一下便走了。莹莹觉得他这一举动有点轻薄，但也未介意。叶妈回来后，小莹把钱交给妈管，并要妈以后别忘扣除。母女内心都很感激王叔叔的好意，并庆幸没有好人的洪洞县内，居然也有些好人。

午夜中的一双黑手

那一晚母女二人都熄灯就寝了。莹莹工作一整天，十分辛苦，睡得很熟。在梦中她觉得睡在什么通风的地方，清风习习，下身觉得很凉，随即觉得自己没有穿裤子，感到很羞耻，忽然一惊醒来，才知道盖在身上的棉被不见了，并似乎有人已把她布裤脱掉了。莹莹这一惊，非同小可，乃翻身坐起，但夜黑如漆，一无所见。正惊惧时，忽然有双男人的手，按她两肩，把她推倒床上。莹莹大惧，直至叫不出声来。那男人忽然爬上床来，全身赤裸，压在莹莹身上。莹莹正要大叫：“妈！妈！”那赤裸男人竟用手强力把莹莹嘴封住，让她透不过气来。莹莹正在挣扎时，那人却轻声地说：“莹莹莫叫，别把妈吵醒了！”

莹莹一听正是王科长的声音，乃拼命挣扎，并大叫：“妈！妈！”而王则孔武有力，死命地压着她，并堵住她的嘴。叶妈又因一天劳动，睡得死熟，毫无反应。王一面封住她的嘴，一面用双腿，硬撑开莹莹的两腿，便大动起来，莹莹则两手撑着床板，拼命抵抗；王则动作凶猛，不死不休。

二人正在彼此拼命之时，忽然天崩地塌，这个小木床，连带蚊帐，噼啪一声，倒了下去，把赤身裸体的强奸犯，不偏不倚地自莹莹的身上头上，像儿童滑下滑梯一样，摔了下去，一头撞在门板上，黑夜中发出震天巨响。

床怎么倒下去的呢？原来莹莹睡的不是木床，而只是四片木板，两端架在两条欠牢的长木板凳之上。这张简单的床铺，一个少女单睡其上，已嫌摇晃。二人相叠，这床已不胜负荷，加以王某又以百余公斤之粗壮男身，死力向前推送，未半分钟，床头条凳，不胜摇晃，乃倒了下去，二人头下脚上，乃一同滑下去。在上的王某体重身高，滑力最大，他的头一下便撞向门板，发出轰然巨响。莹莹的后脑壳被一下压到地上，撞成半昏厥状态。倒下的蚊帐，则把二人裹在一起。

这一个天崩地塌，终把叶妈惊醒。她翻身起床，摸到门边，忙推门询问何事。她推门时，却正值这个偷袭强奸犯挣脱了缠身的蚊帐，爬起来开门向前屋冲出夺门逃跑之时，二人碰个正着。王某只顾逃跑，乃用力一推，把叶妈推得四脚朝天，撞倒小饭桌，并把桌上原放的盘碗一打干净，叶妈也被摔得半死，那奸犯乃拨开前屋门闩，开门夺路，一溜而去。

叶妈在地上挣扎了半天，才摸黑站起，忙叫：“莹莹！莹莹！……”这时莹莹也恢复了知觉，挣扎站起，摸向前屋，也喘着叫：“妈！妈！”

这时叶妈也摸到了火柴，乃把老头子遗像之前的一根白蜡烛点燃，在明亮的烛光之下，才发现莹莹头发散乱，满脸汗泪，气喘不息，而上身对襟短褂已破，露出带伤胸乳；下身则赤裸，两腿之间，且有血迹。莹莹神魂无主，在摇曳烛光下，只像鬼，不像人。

叶妈慌了，乃把女儿拉到自己床上坐下，取一条干净的黑布裤给她穿上，又用毛巾替莹莹擦了汗和泪。

“莹儿，这是怎么回事呢？”叶妈定下神才想问个究竟。

这时莹莹也才完全苏醒过来，看着妈不禁“哇”的一声，哭倒于妈的怀中去。

“莹莹，什么事呢？”叶妈还是不解，只温语相慰。

“妈……妈……”莹莹在妈怀中大哭，并诅咒说，“这……这……是个什么世界呢！……”

“莹儿，怎么回事呢？”叶妈再问。

“……那……那……王科长……”莹莹颤抖地说，“……爬到……爬到我……我……床上来……”

“王科长，王科长？”叶妈不得其解，乃继续问下去，“他怎么进来的？……莹儿……”

“我……我……”莹莹哽咽得说不出话来。

“莹莹，”叶妈又问，“是你放他进来的？”

“哦……妈……妈……”莹莹直是颤抖着，说不出话来，激动难忍，不知妈在说些什么。

“莹啊，心肝，妈替你做主！”叶妈安慰莹莹说，“你为什么不告诉我呢？”叶妈在怀内抚摸女儿的头发，继续安慰她。

“妈呀！妈呀……”莹莹忽然抬起头来，向妈大叫两声，嗓中便塞住了，咳嗽不已。

叶妈拍着她，继续安慰着说：“妈不见怪……他来过几次了？……”

“妈！妈！……”莹莹又大叫两声，还是说不出话来。

这时忽然一阵凉风袭来，烛光摇了两下就熄灭了。原来那王某逃去时，把门打开了。如今风一吹，门一开，便把蜡烛吹灭了。叶妈刚要起身燃蜡，莹莹乃一下把妈推回床上，哭叫着：“这是什么世界？……什么妈妈？……”乃起身哭着冲出门去。

叶妈慌了，乃站起来，追了出去。这时残月偏西，凉风习习，天已微明。莹莹前逃，叶妈则后追。莹莹一下跑到街中广场大石井边，不由分说，一头便栽入井中去。幸好叶妈紧追在后。叶妈乃使尽平生之力，一把抱住莹莹两腿，死劲把她向回拖，二人且哭且叫，在井口挣扎。最后还是妈妈力大，终于把莹莹的半身从井口拖出，二人搂坐井栏边，哀哭不止。

“妈……妈……”莹莹哀求着说，“我哀求你，放我下去，做做好事……”

“莹儿，”叶妈也哀求着说，“为什么要投井呢？要投让妈妈先投！”

母女挣扎半天，莹莹挣不开妈的臂膀。最后叶妈不得已只好说：“你真要下去，那就让我先下去吧。”叶妈放开小莹，乃扑到井上去，小莹正要用力去拖妈时，叶妈只投了半个肩膀，就停止动作，小莹乃把她拉回井栏边石块上坐下，自己则伏在妈怀内，恸哭不已。

剥了皮的蛤蟆

当她母女互搂于井栏之旁，在生死边缘挣扎时，忽见一个板汉，挑了两个水桶走了过来。只见他把水桶担一放，拿起两端有两副大铁钩的扁担，对母女二人怒目而视。接着又有几个老几，挑着水桶走到井边。

“你这两个坏女人，在井边搞什么？——汉奸？下毒药？”一个挑水汉向她二人大声吼着。

“啊，大爷！大爷！……”叶妈发慌地回答着。

“什么大爷小爷？你替我滚开去！”另一个水夫，也咆哮一声，并用扁担前的铁钩向叶妈一摇，那铁钩碰到叶妈头上，碰得她眼前银花四射。

这一群七八个挑夫，原是挑卖水的，每天在黎明时光，茶馆开门之前，赶来抢水挑卖，因为这时井中水位最高，茶馆和一般住户需水量也最大。但是这批穷市民，平时也极端迷信，认为井有井神，女人是不洁之物，在井边哭闹，会冒犯井神，而井神则是他们养家活口的最高保护者。每年年终“封井三日”，他们都要来设祭叩头。平时保护公用水井的清洁，也是他们义不容辞的事——这也是古人神道设教，保护公共卫生的苦心吧。所以今朝天方微明，一下便碰到这两个肮脏女人，在井边哭闹，那还得了？所以一伙七八人，个个怒气冲冲。

“大爷们，大爷们……”叶妈着了慌，翻身叩头说，“救救我女儿……她要寻死……投井……”

“寻死投井？”另一个大汉，怒冲冲地向小莹说，“寻死为什么不去上吊？要投井？”

“你这脏女人死在井内，那我们的井水，还能用吗？”另一个说。

“官家要封井，那我们吃什么？”

“不管怎样，先得把这两个脏女人，揍一顿，祭祭井神！”

大家七嘴八舌，个个怒不可遏。这时天已大亮。大家乱骂着，但是看到这对母女惊慌畏缩的样儿，毕竟没人忍心动手。

大家正乱哄哄闹着，忽然听见背后有一人在叫：“伙计们，饶她们一次吧。下次叫她们放爆仗，烧香谢神。”

众人转身一看，原来是叶妈那条街上的“王屠户”，他身后还站着两个青年伙计“幺三”和“阿七”。

他们三人早晨磨刀霍霍，正预备“开案子”杀猪时，忽见井边乱哄哄，所以拿着屠刀，赶到井边，一观究竟。

王屠户看来六十挂边。他那原是一条辫子的灰白头发，现在却打个结，结在顶上，像个道士；腮下则有撮列宁式的短须。他身高六尺上下，体重至少一百五十公斤以上，卷起袖子的两臂上的肌肉，此起彼伏，健壮无比。他身穿一件大襟破灰棉袄，大襟卷向里边，露出雄壮的胸膛。下身黑夹裤之外，则围着一条全是油迹血迹的拂地长围裙，手中则提着一把两刃单尖、三尺多长、白光闪闪的锋利屠刀，看来威风凛凛！

王屠户身后站着的两个青年伙计，大约二十上下，剃着光亮的和尚头，遍身油污血污，手里也拿着屠刀。这两个小屠户，虽也是以杀猪为业，但是毕竟年轻，眉目之间看来也很秀气。

众人一见王屠户，呵骂也就停止了。挑水队伍中这时竟然有两位后生，放下担子，走向前来，向王屠户磕了个头，说是“向师祖请早安”。原来王屠户白天杀猪，夜晚“教拳”，这两位青年水夫，原是王屠户的“徒孙”。

“不用了！不用了！”王屠户向这两个青年挥挥手。众人让开，他乃走到井边，问叶妈说：“叶奶，你是不是又打骂女儿了，累得女儿要寻短见？”

“……不是哎……不是哎……王师傅……”叶妈慌张地回答。

“这次又是什么事呢？”王问。

“……那……那……税局王科长……糟蹋了……我……我的……”

叶妈的回答还未说完，这时坐在妈妈身边还在不断呜咽的女儿，忽然牙齿一咬，乘人不备，一翻身便钻下井中去。幸好王屠户眼快手快，用左手一下抓住了她的脚踝，把她自井中提了上来。

莹莹上衣本已撕破，下身穿着妈的黑裤也嫌太宽。这一下被王屠户自井中倒提上来，衣裤与长发，同时下披，全身几乎赤裸，看来细嫩得像一只玉雕大蛤蟆，把在场的一群挑水夫和小屠户，弄得目瞪口呆。

叶妈慌了，颤抖地站起来，要用双手来抱女儿。王屠户则叫她：“坐下，躺下！”叶妈不知是什么意思，只是慌做一团，手忙脚乱。

王屠户不得已乃把这只玉蛤蟆，又轻轻地放回井中，避人注视。乃用嘴示意要叶妈仰卧在井边。叶妈还是不懂。阿七乃走向前去，把叶妈按倒地上。王屠户放下屠刀，用双手轻轻地把这“蛤蟆”又倒提上来，小心地把她放在仰卧的妈妈怀中。然后又解下自己的大幅围裙，罩在她母女身上。

“弟兄们回避一下吧！”王屠户告诉所有围观的男人，转过身去。自己也以背相向，要叶妈把女儿衣服整好，再用他的围裙把莹莹围住。叶妈遵命弄好，王才回过头来，并向围观的挑水夫说：“今天对不起诸位了，耽误了诸位的生意——她们母女也是苦难人家嘛，诸位原谅点。”

“王师傅，好说！好说！……”众人也鞠躬为礼。

“诸位弟兄们看在小弟分上，”王又说，“以后我带她母女来烧香、放爆仗、磕头谢神！”王说着，又见新到的两个青年水夫，前来磕头，“向师祖请早安”。

“不用了！不用了！”王答谢了他二人，乃转身向叶妈母女说：“你们也回家休息吧，真是多灾多难！”

可是经过这场灾难，她母女都已不能行走。王师傅叫两位徒弟把叶妈搀起来，扶着她走回去。王自己则左手持刀，右手把小莹提起，半提半拖半走地，送回她家里去。

“读书的、当官的，哪一个是人！”

王氏师徒和叶氏母女，不到三两分钟便走回叶家。叶妈把莹莹扶上床，盖起棉被，把围裙也还给王师傅，自己则坐在床边，看着面朝床里的半死的女儿。王氏师徒则在现场巡视一番，发现莹莹的卧室窗户是被撬开的，倒下的床铺之侧还有一条灰呢男裤和内裤。他们认识那是税局“王科长”的衣服，另一黑色紧身女裤似乎是莹姑娘的。他们又找出一双男用布鞋，似乎也是那个姓王的杂种遗留下来的。

王师傅判断这强奸偷袭犯是半夜撬窗而入，在床铺倒塌、强奸不遂后，在黑夜匆忙逃窜时，找不着鞋和裤子，可能披着上衣或长袍遁去的。

“这个狗肏的人，老子非整他不可！”王师傅说得咬牙切齿。

他们又检视前屋，见饭桌翻倒，盆碗全碎。王师傅翻好小饭桌，叫徒弟收拾了破碗烂盆，乃告诉阿七说：“下午带把斧头和木板，把莹姑娘的窗子钉一钉，把床铺也修改一下。”因为阿七手巧，还做过木匠学徒，所以师父要他帮帮叶家忙。

王师傅又叫幺三到“各家化化缘”，找几件破盆旧碗，让她母女暂时使用。幺三也遵命了。王师傅乃拖张木凳，自己坐在床边，看小莹情况。叶妈乃哭诉说，这一带风气太坏了，她母女避难返乡后，简直未安静过一天。并把她母女在“镇公所”受辱，周麻子企图强奸的经过都说给王师傅听。王师傅叹气之余，乃回身向两个徒弟说：“你们都听到了罢，当今这些读书人、当官的，哪一个是人？”

说着王屠户乃站起来向叶妈说：“我们现在还得杀猪，开案子；等收了案子，我再来！”叶妈站起来，又跪下去向王师傅磕个头，泪流如丝地说：“今天要是没有王师傅在场，我家莹莹，不就没有了吗？”

“莹姑娘，”王又向帐里叫一声，说，“别太伤感呀。多多保重，以后我保镖，遇事有叔叔我做主——保证那些狗崽子，再也不敢碰你。”

莹莹闻言，才翻转身，想坐起来，谢谢王伯伯。

“不用了！不用了！”王师傅打出他的老调门来，并叫叶妈扶女儿睡下。

王师傅带了两个徒弟，乃反手带掩了门，悄悄地离去了。

第二十一章　地下干爹

认了个“干爹”

王师傅在梅溪镇上只是个以杀猪为生的“屠户”，和偶尔收点门徒的武术“教师”。可是他在西山东区的“江湖”里，却是个威镇数百里的“老头子”、“掌门人”。他的“辈分”是当地“一贯道”支派里，“后八字”（“天锡纯嘏，延庆开祥”）中的“嘏”字辈。“嘏”字辈“老头子”，如今是凤毛麟角了。在目前“庆”字辈“当家”的江湖上，他不能多开香堂，广收门徒。在贴身门生中，他只收“幺三”和“阿七”两个——因为经过慎重选择，他觉得他二人不会“为非作歹”。

王氏在清末原是一位“走镖”的。他一家做“镖师”已有四五代以上的历史。武功学的是与少林平分江湖的“武当派”。搞武术的人——尤其是少年武术家，最欢喜找人打架，不见血、不杀人，不过瘾。王氏少年时因武术高强，而出手伤人，搞出人命，被官家缉捕十余年，弄得家破人亡。中年以后“收了性子”，觉今是而昨非，自己绝不以武功骄人，收徒弟虽非“单传”，亦绝不超过三五人——“幺三”和“阿七”都是他认定的可传之材，但绝不会以武功骄人的本分青年，安贫而乐道。王师傅晚间在“静土庵”教拳，主要也是以幺三和阿七为主，教些基本功，他只从旁指点指点，所以学生们都只能拜他为“师祖”。

做“屠户”这一行，是王师傅自己选择的，因为他幼年嗜杀，中年之后，既不敢乱杀人，也无人可杀时，每天宰猪一口，大斩八块，在他也是很过瘾的事。他常时说，如能把贪官污吏、土豪劣绅，也能这样“捅他一刀、大斩八块”，多过瘾。

在那个“是非善恶”的标准都由官家来做主的时代，王屠户在那社会底层一切自己作不了主的贫民百姓中，因而成了一盏暗处的明灯，为大众所崇拜，他的声望，在那个地下世界里是愈远愈响的。

这次他抢救莹莹一命之后，也自认做了一件“胜造七级浮屠”的好事，打抱不平，就要打到底。在他肉案子早市收了案子之后，他和两个徒弟，换了干净衣服，烧了两斤肘子肉，带了一壶烧酒，又回到叶家来。

这时莹莹已能坐起，叶妈正在喂她点稀饭。王氏师徒进门时，莹莹要下床相迎，王屠户阻止了她，自己取了汤匙，喂了莹莹几口。

“心肝，你早晨受了些惊，现在好些吗？”王师傅很慈祥地问莹莹。

他这一问，使莹莹想起爸爸生前常叫她的“心肝”二字，一时悲从中来，泪潸潸下，哀伤地说：“王伯伯，我好多了。”

“宝贝，你放心。”王轻声而亲切地说，“叔叔在此，看哪个邪仔，再敢碰你！”

叶妈看到那热气腾腾的红烧肘子，因问王师傅，是否要烧点饭，王说不用啦，我们可以喝酒吃肉。

王叔叔又同莹莹谈了半天，一再说：“莹莹太心疼人了，难怪那些杂种来欺侮你。以后由叔叔做主，看那些杂种还敢来！”

莹莹觉得王叔叔看起来似乎粗壮魁梧，但却和死去的爸爸一样慈祥。既有委屈，恨不得一下倒入叔叔怀内呜咽一番。她一面想着一面泪下不止，更使王叔叔心疼不已。

“莹莹呀，”王师傅又慈祥地说，“我一辈子未收过女徒弟、干女儿，今朝就破个例，把你收下吧。”

“伯伯要收我做干女儿！？”莹莹不禁破涕为笑。

“收你吧！”王说，“以后叫我‘干爹’。”

“真的？”莹莹又泪下如雨。

“真的，叫我干爹！”王说。

“干爹！”莹莹哇的一声，痛哭起来，一下扑到干爹怀内，气喘喘地呜咽得甚为伤心。

“莹莹多可爱啊！”干爹抚摸着莹莹的头发，感叹甚久。许久王师傅又说：“那么就行个礼吧。”

这时叶妈感到饿得慌，已等不及了，赶快听干爹吩咐，燃起了香烛，又替莹莹梳梳头发，整整衣襟，然后扶女儿下床。王师傅端坐于叶振东遗像之前，莹莹跪在地下向干爹磕了三个头。那一旁站立、未发一言的幺三和阿七，这时也跪下“赔礼”。

莹莹磕头之后，又扑到干爹怀内呜咽一阵。王师傅乃起身，整整衣襟，拉开椅子，向叶振东遗像，恭恭敬敬地磕了四个头。莹莹和妈也跪下赔礼。振东如还活着，也应对磕四个头，那他二人就是“八拜之交”了。

两个徒弟也跟着磕了头，莹莹也跪着赔了礼。然后王再问明振东生辰，原来两人同庚，振东只大王几个月。王师傅乃拉下袖子，弯下腰来，向叶妈恭恭敬敬地作个揖，拜过“嫂嫂”；两个徒弟跟着磕过头。莹莹都跪下赔礼。

王师傅又问明莹莹年龄才十八岁，乃说：“那你也拜拜两个师兄罢！”莹莹乃向两位师兄跪拜，两位师兄也跪拜答礼。拜后这场拜师、拜干亲的仪式，就算完成了。两位师兄帮妹妹拉开桌子。五人围桌坐下，不一会儿，两斤肘子、一壶烧酒就吃得精光。叶妈又炒了些剩饭，大伙和汤吃了，真是盘盘见底，一粒不剩，五人都吃得酒醉饭饱——尤其王师傅，一壶烧酒下肚，遍身发红发烧，已有七分醉意。

“心肝宝贝，”干爹酒气醺醺地问莹莹道，“今早王益发那厮，是怎样撬窗进你房子中来的？——我要杀他！”

“他撬窗子，我没有听见哎，干爹。”莹莹说着眼泪又下来了，说，“他爬上床来……”

“你知道王益发那厮，在梅溪不知奸污过多少妇女——从十几岁到五六十岁，连他的寡嫂、寡婶、亲姨妈、亲甥女都遭在他手里——我早要干掉他；混蛋的当官的不管嘛！……幺三、阿七，我们去宰掉他！”

说着，王师傅便站起来，阿七、幺三跟随在后，叶妈脸吓得发白。莹莹也不知如何才好。

“偷不如偷不到”

王师傅乘着酒兴，三脚两脚赶到铺里，在案板后墙上便抽出那把他早晨用的屠刀。阿七也抽出一把细长单刃、割肉用的锋利无比的尖刀。幺三则拿了根铁制的“猪铤杖”。这铁杖有拇指般粗，六尺多长。那是屠夫们杀猪抽血之后，从死猪腿上割洞、通杖、吹气，使猪体膨胀，便于刮毛用的。那也是根凶厉的杀人武器。

师徒三人阔步循山坡石级，不一会便走到“税局”门前，只见税局门前有个卫兵，他持枪前来问话。未等他开口，王师傅便大吼一声：“啐！”可怜那小兵便连人带枪，翻倒地上，吓得面无人色。那税局门房见状也大恐。

“狗肏的王益发，在哪个房间？”王屠户怒发冲冠地问他。

“他上午未来上班。”一个门房回答着。另一个则说：“在第三科，他刚才来……”

王氏师徒三人乃迈步从屋内巷道，通过第一、二科门前，走向第三科。第一、二科工作人员见状大惊，乃群出观看，并争问：“什么事？什么事？……”

“杀那狗肏奸犯王益发，与你们无关！”王师傅吼着，已到第三科门前。在门口见王益发背窗而坐，头上戴顶毛线帽，帽内有绷带，正捧着小小茶壶在喝茶。他一见到这三人手持利刃，来势汹汹，王益发乃把茶壶丢在地上，翻身越窗而逃。

“狗肏的王益发——”王师傅骂着，乃跃登于王的办公桌上，穿窗而出，尾追不舍。幺三、阿七也越窗而出，追向前去。

这窗外是一块平地，过平地则有弯路下坡。这时税局内男女职员，和隔邻机关办公人员，也闻声蜂拥而出，挤看热闹。只看王科长穿件长衫跑得像只野鸡，王屠户师徒三人持刀尾追，像三只猛兽。

王益发刚穿过平地转弯下坡时，只闻“飕”的一声，一道白光，拦头而去。王益发大叫一声“哎呀”，便摔倒坡下。王师傅乃赶上去，一脚踩上他的脊背，踩得科长头翘、脚翘，舌头直是伸个不停。

看热闹的观众挤向前去一看，才知道刚才那道白光，是王师傅的刀光。盖王益发刚转身向坡下逃跑时，王师傅手一扬，那把利刃乃飕的一下飞了出去，擦过王益发的面脖，插入路边的一棵大榆树干上去。王益发一惊，乃摔倒地上。

王师傅自树上拔下宝刀，在王益发头发上擦了一擦，问这个奸犯：“应从哪处割起？”

四面围观的群众，乃替“科长”代答说：“把他脑袋割掉！”有的则说：“把他××先割掉！”有的则说：“大小头一道割掉！”引起观众大笑。

王师傅又踩着他再问一声。

“王师傅开恩，饶命啦……”科长在屠夫脚下哭了，哀求饶命。

“你这狗崽子，”王师傅说，“把读书人的脸都丢尽了！你祖宗的脸也丢尽了！”说着王师傅把那冰冷的屠刀在他颈子上、面孔上拭了几下，使这奸犯直打觳觫，并哀求“饶命”。

“你这个王八蛋，你奸污妇女，害了人家一辈子，求生不得、求死不能，你就对人家不饶命！”刀上的王屠户，再踩了几下，科长被踩得鼻血和脸上摔破的伤血与汗泪唾沫流成一大块。真是血染黄沙。

“王师傅，”几位观众大叫说，“把这个混账王八蛋宰掉算了嘛。”

原来王益发的淫行是梅溪镇尽人皆知的。今晨所做的丑事，也早为送水夫传播出去。他平素最喜欢“偷”女人，说什么：“妻不如妾，妾不如婢，婢不如偷，偷不如偷不到。”据说他平时所“偷”，都很顺利。一次他年轻的姨母，到他家来“走亲戚”。王益发居然偷偷地溜入姨母卧室，把姨母“偷”了。

以同样方式，他居然“偷”了亲外甥女、亲堂妹、亲寡嫂。寡嫂恋奸，还生了个孩子——使母子都见不得人，寡嫂为之自杀。王益发“偷”的秘诀是什么“铁门槛，纸裤裆”。据他说任何女人，包括他姨妈，只要他能于午夜偷偷摸摸进房去，“偷不到”的机会是很少的。可是贼做久了，终会失风的。想不到今晨终搞出个“偷不如偷不到”，而在杀猪刀下求饶。

“你究竟强奸了多少妇女？”刀在他颈子上又抹了两下。

“那是谣言啊！师父饶命！”

“你那寡嫂为什么自杀？”师傅再问。

“她殉夫啊，师傅。”

“她那儿子谁生的？”

“遗腹子啊，师傅。”

“丈夫死了三年，还有遗腹子？你这个不老实的狗崽子——我宰掉你！”王师傅又把刀向他颈子上抹一抹。

“宰掉他……宰掉这王八蛋！”群众一旁大呼着。

“他这个命，值一头猪吗？”王师傅问群众。群众说：“不值！不值！但是宰掉他！”

“莫怪我无情，王益发！”王师傅说，“这是大家的意思！”刀又在他的颈子上抹一抹。

“从实招来，大家可能饶你命，再硬嘴，一刀两断！”

自此王师傅问一句，王益发答一句——把个偷姑盗嫂的恶行，全部和盘托出。观众发问，他也照答——反正没脸皮了。问到今早偷叶女之事，王益发说因为叶女挣扎太凶，床被冲倒，他“没有搞进去”。

这句话说出，围观中的一位老人，走向前去，向王师傅借刀，说：“我年纪大了，不怕杀人偿命，师傅把刀借给我，我把他宰了！”

四围观众鼓掌，说：“把刀借给他！把刀借给他！把这个混蛋宰了！”

“诸位，”王师傅说，“我这刀是杀猪的，用这把刀杀他！太抬举他了——官府会枪毙他的！”

“杀掉他！杀掉他！……”众人还在叫。

王师傅松了踩在他背上的右脚，再用右脚插入王益发的腹下，把他挑起一踢，这奸犯被踢得四五尺高，摔下石坡去，摔得半死。

“饶你一条猪狗不如的贱命！王八蛋！”王师傅咬着牙齿，狠狠地骂了一句！

王师傅那一脚虽已把王益发摔得半死，但是并未重伤他。把“王科长”终于砸成重伤的却是那些愤怒的围观群众。他们捡起地上的石块，尤其是鹅卵石，像炮弹一样地投了下去，有几块击中要害，把王某砸成重伤，才由他科里几位科员，抢救了抬下坡去，送入驻军后方医院包扎。以后王益发再也无面目回“税局”当“科长”了。也算是自作孽，不可活吧。

武当武术

王师傅师徒三人，重惩了色狼，顿时变成了围观群众的英雄。当他们走回税局边平地时，已经被围得水泄不通。大家责怪他们没来把强奸犯杀掉之外，也要求“王师傅”表演点拳术，因为镇上人知道王氏幼年是位“镖师”，武艺高强。王则谦虚地说：“老了，耍不动了。”可是群众死围不舍，师徒三人走不脱，王师傅乃向幺三说：“小三，你就献个丑吧。”

“打哪一套呢？”幺三问。

“你既然拿个‘金箍棒’，就来个‘偷桃’吧！”王师傅说。

幺三得令，乃抱个拳掌，向四围一揖，说：“向诸位领教！”说着他便退出圈外。阿七并要众人退到平地四周。幺三取了架式，一声吆喝：“哎！”乃冲入平场，挟着铁杖，一跃在空中连翻两个“无地筋斗”，然后以“前后叉”坐落于地上，手中铁杖，向空直立，姿势轻快优美。观众大鼓其掌，赞不绝口。

只见幺三缓缓地变动双腿，移“前后叉”为“左右叉”。忽然两腿一收，“哈！”的一声，全身已飞升至铁杖上端，挤眉弄眼、皱鼻翘嘴，绕杖两周，掌拳合抱向观众道谢。

四周观众掌声如雷。懂得武当拳术的观众不免惊叫：“大圣偷桃——猴拳！猴拳！”

幺三向观众敬礼毕，乃滑下铁杖，面不改色，向师傅鞠一躬，三人就要离去了。但是群众死围住不放，并点名要“阿七表演”。王师傅纠缠不过众人，乃向阿七说：“各位盛意，你也就‘滚’一下吧！”

阿七掌拳合抱，向众致礼毕，也退出圈外。他反持利刃，一下子冲入圈内，连翻正反两计筋斗，便脊背着地像车轮一般，旋转起来。只见刀光回旋，疾如闪电，地下只见灰尘，不见人影——足使观众目瞪口呆，简直忘了鼓掌拍手。有人则暗赞，说是：“滚堂刀！滚堂刀！”

忽见闪电顿停，阿七自飞尘中，一跃而起，平空一个无地筋斗，双叉落地，收腿起立，抱拳弯腰向四围观众敬礼，并向师父鞠躬。也是举止文明，面不改色。

观众疯狂鼓掌。王师傅也点头微笑说：“不错！不错！”又向观众微笑说：“徒弟们献丑了！”他说着就要离去，但是哪能突破重围呢？

“王师傅自己表演一下！王师傅自己表演一下！……”围观群众死缠不舍。外围青年人，还一面跳跃，一面叫喊。

王师傅说：“老了，耍不动了。”可是在群众围叫“不老！不老！”声中，王师傅走不脱，乃把手中屠刀，向泥地中一插，众人赶忙让出个圈子来。那把刀柄还在摇晃不定之时，只见王师傅，“哈哎！”一声，便跃立于刀柄之上，拳掌合抱，在空中绕了两周，向围观群众道谢。

王师傅本已身高六尺，体重一百五十公斤以上，如今跃登有三尺高的钢刀的刀柄之上回旋，如此轻松，真是鹤立鸡群，引得四围群众仰首向天，也是个奇景。王师傅致礼完了，乃轻轻跃下，落地无声。大家才疯狂鼓掌跳跃。

四围观众中有几位也颇有武术根基的老人，频频跷起大拇指说：“轻功，了得！”

这样王氏师徒才为群众所释，返回他们的肉案子去。

知名度的困扰

王氏师徒这一次“惩狼”义行，不用说在梅溪的茶寓酒肆中，成了第一号头条新闻。不但历久不衰，而且愈传愈奇。街头一些“说书”、“卖唱”的人，有的竟编成传奇，大赚其钱。

最不好受的当然是那位王科长。他是专科毕业、风度翩翩的社交圈中人。在许多宴会场中，有时竟有爱慕他风度的妇女，在门缝中偷看他呢，而他偷香的本领，也是当世无双，从未失过手，谁知这次竟然阴沟里翻了船，弄得身败名裂，头负重伤，避往异乡去了。

“这位姓王的呀，”一位满脸烟色在茶馆之角的说书人，左手摇着牙板，右手持着鼓槌，大声地说，“他操女人，也有他的广田三原则——哪三个原则呢？那就是：‘生我者不入；我生者不入；同生者不入。’其他一概得而入之……”听众一阵讪笑和讥鄙，王某也就不能再回来了。

比王某还要出名的，那就是这位受害人“莹姑娘”了。莹姑娘拒奸的情况，虽然没有第三个人看到。但是每个茶馆里，居然似乎都有一两位在床边目击之人，说来绘影绘声。其中有一个故事，竟说王科长第二天上班时，不能行走——因为他强奸未遂，自莹姑娘头上“滑”下去时，下体被受害人“狠命地咬了一口”，“咬得筋断皮脱”云云——故事奇特得不可想象。大多数人，也竟信以为真。

但是在这些传闻失实的故事之中，也有些真实的故事。那就是“莹姑娘”投井自杀时，被王屠户一把抓住脚踝，自井中倒提出来的实情。这是七八个挑水夫所亲眼看到的。他们一致承认，那个被倒提出井、又倒放入井、再倒提而出的半裸美人，像一只“剥了皮的蛤蟆”！

“她那双奶头、那屁股、那大腿、小腿、两只脚，多么风嫩啊！”一位三十来岁的担水老几，回忆起当时情形，说来真馋涎欲滴。他并抱怨他的老婆说：“哪像我那个粗老婆，两条腿拉起来，像两根片柴……”

总之“莹姑娘”拒奸的勇敢，和褪掉衣裤的美丽，在梅溪是无人不知了。这位洗衣姑娘，岂止“貌如天仙”！她脱了衣服后的白嫩，才像一只“剥了皮的蛤蟆”呢！这个梅溪镇上，挑水夫之外，也有一些骚人墨客，他们乃把“剥了皮的蛤蟆”，改成了“玉蛤蟆”。

莹莹自从变成了“玉蛤蟆”之后，艳名大震。全镇之人，都要以一见为荣。因此她那个洗衣场，竟变成了一个观光区。叶妈如有现代生意眼光，按人售票、入场参观，那她老人家也就可发个小财了。叶妈既没有此走资本领，那观光客，就变成了营业干扰。这一来，这位洗衣姑娘叶维莹，自此以后再不敢走向井边，只好由妈妈打水，在家中闭门浣衣了。她虽然躲着不出来，但登门“送衣”和“取衣”的客人之多，仍是户限为穿，应接不暇。

最使她们叶家母女承担不了的，则是主顾们多半都超价送洗，不收不去，而邻家洗衣妇有时生意则清淡到门可罗雀。这一来，一家饱暖千家怨，麻烦就多了。大家认为生意清淡，是她叶家母女在井边寻死，亵渎井神，影响了她们，大家鼓噪要把叶氏母女，赶出街坊。甚至有些泼辣妇女，竟当街叫骂，下流不堪，使叶妈和莹莹不知如何是好。

一场谢神驱邪的大庙会

这些街坊妇女偶尔的叫骂，和一些“观光客”在叶家门前有意和无意的逡巡，平时竟使莹莹不敢出家门一步。但是这些对叶妈来说，却不构成丝毫威胁。叶妈此时反因收入稍增，想做点“干活计”。她有时停止洗衣，则拖一张木椅，在门前坐着扎点“鞋底”，并和邻人谈谈家常，甚或抹点纸牌。若听到点不干不净的叫骂，她也就不干不净地骂回去——喜欢骂人的人，多半也都是下贱的人。你真和他也下贱一下，对方就不敢过分骂街了。叶妈之所以敢如此做，多少也和她新认的“干亲”有关。贵为“税局科长”的高官，都给干亲家揍得半死，以后还有哪些杂种敢找上门来！

不过王屠户却是个讲情讲理之人。他信的是尊奉“太上老君”的道教。“太上老君”曰：“祸福无门，唯人自招，善恶之报，如影随形……”这次她们母女受屈，投井寻死，由他把个几乎光身的女人，自井口内拖出拖进，也的确冒犯了井神。何况梅溪镇这口古井，井围丈二，泉清水洌，号称“百井之王”。饮水思源，梅溪几乎有一半居民，思源之水都来自此处。更有十多家挑水夫，数十家妇女，淘米洗衣，都仰仗于它，诸神拱卫，岂容亵渎！王师傅心有内疚，并曾向众挑水夫许下“谢神”愿言，久思还愿，并以此意向众徒子徒孙，及叶氏母女分别言明。

王师傅本是“三洞”中人，虽未在“龙虎山请牌”，加以嗜酒食肉，被视为“邪门、邪功”，但他法衣、法器俱全。“打道场”“谢真神”，还是拿手好戏，虽然他数十年来，难得做它三五次。这次事体重大，王道士始决心破例一试。

在“大寒”之后，王氏选了个黄道吉日，找个扎灵专才，扎了个诸神拱卫的井神灵坛，购备香烛、金箔、纸马、爆竹，自己在案子上制好“猪头三牲”，招呼叶氏母女去孝服、着吉衣，准备“谢神”。

街坊闻讯，也都预备彩帐香旆，及放生施舍各项善事，以配合随喜。街坊故老，都知道王屠户是个有法术的道士，平时难得“打醮”，既“打醮”，也必有些功德和场面。

地下“教门”，则更是暗中轰动，远及百里之外。因为“王老头子”是西山东区几个硕果仅存的“嘏”字辈，真是一呼百诺。在这一圈圈内的乞丐、花子、盲人、艺人……尤其兴高采烈，因为这是他们一生中，难得碰上的喝酒吃肉的机运。

这日时届中午，水井广场，人群早已挤得水泄不通。忽听一阵鼓乐之声。鼓乐之后，只见身着道服的八位后生，抬出了纸扎的“井神灵坛”，直趋广场，设坛于古井之后。接着便是十余个挑水夫，挑着糊有红纸“福”“寿”等字的水桶，走向灵坛前分两侧站立。此后则鼓乐不断，都是各商户、各机关分送的彩带锦旗，飘扬四方。锦旗之下，则设满木桌，遍布施食酒肉和放生龟鳖之属。随后便是一阵爆竹，但见八个小道士抬着挂有红布桌围的长桌，桌上陈列着香炉、蜡台和猪头三牲，置于灵坛与古井之间。八个小道士放好供桌之后，乃分班站立两旁。

当围观群众正屏息以待之时，忽然一声炮响，鼓乐大作，众人回头一看，只见一老道，身披七彩八卦道袍，粉底高靴，左手捏个“通天诀”，披发仗剑，缓缓而来，庄严之至，亦神秘至极。观众中有认识他的，则唧唧私语，说：“王屠户！王屠户！”

老道身旁稍后相随的两位道童，幺三、阿七则分别捧着麈尾和法水瓷瓶。他们一行之中最引起观众议论纷纷的则是一群小道士所簇拥下的两位时装贵妇——叶妈和莹莹了。

“那就是玉蛤蟆！那就是玉蛤蟆！”观众中发生了骚动，站在后面的青年观众或挤或跳，秩序有点紊乱。这时老道士转过身来，用宝剑向骚动的群众指了指，说也奇怪，骚乱的场面顿时便安静下来。

老道走向坛前井畔，口念咒文，然后仗剑跪下。四围小道士、水夫，乃至围观群众亦不期而然地随同跪下。数百人之众，居然鸦雀无声，也可算是“庄严肃穆”。

众道士跪拜毕，老道“烧符”、“舞剑”、“念咒”、“喷法水”。然后由小道阿七，挥麈尾，挥去井上、坛上、众水夫头上、桶上之灰尘；老道紧随其后喷法水，挥剑驱邪。接着便由两小道引美女莹莹至井边跪下，长发披肩、乌云覆背。老道则站立美女之后约一丈五尺之遥，闭目仗剑，约五分钟；忽然口唇颤动，念出咒文“……唧唧……唧……唧……如律……”忽然大吼一声：“——令！”摇剑直指美女脑后，只见美女鬓发，如狂风吹拂，四向飞舞，全身伏在井栏，颤抖不止。老道则咬牙切齿、眼如铜铃、两颊汗如雨下。四围道士，和旁观群众，亦觉遍身发麻、四肢震动。大家屏息以观、呆若木鸡，约有一分钟，诸邪显已驱尽，王道士始收剑摇铃，结束道场。

小道士扶着叶氏母女返家。老道在幺三、阿七夹护之下，也安步走回肉店中去。广场中剩下的只是鼓乐喧天，人声鼎沸，群丐争食，杂耍遍地……好一个梅溪镇难得的十年一遇的大庙会……

第二十二章　七哥之恋

缺少不了的七哥

谢神大会之后，小道士们卸了装，大家乃协力打扫道场。阿七奉师父之命，把猪头切成小块，施舍给街上乞丐和贫苦难民；把“三牲”中的鸡和鱼，则保留下来，送给叶妈，使叶妈喜出望外。阿七同时也自街头巷尾和驻军营房一带捡了些废木料，要替“妹妹”改造个木床，同时也加护通街的窗户。师父本来叫他用木条把窗子“钉”起来。阿七则不以为然，因为这两间一前一后的破房，只有这后房中有一个窗户，钉死了则变成一个黑洞，白昼都得点灯。加以万一街上出事，“封门一把火”，则她母女也无处可逃。

阿七是个颇有巧思的小木匠。他乃别出心裁，把“妹妹睡房”的窗户设计了一个“双闩”——大闩之上再加个小闩。关窗时双闩齐下，则贼人在窗外，无论如何也撬不开。窗内人要开窗时，则先开小闩，再开大闩，这样窗户打开便既有阳光又有新鲜空气了。

至于床，那就全是材料问题了。有木材则阿七哥可替妹妹造个极精致的单人床。上面有床架可以挂蚊帐；床下设木柜，可以存贮杂物。他们商量既定，阿七乃量出尺寸，每日工余便四处去收集破梁破柱、残板烂桌，拖到叶家门前，逐件施工。

阿七哥是那样一个诚实本分的青年，虽然一字不识，但做起木工来却十分细致，绝不马虎。他先修窗户，把大小闩造得灵巧之至。莹莹则做他的助手，听他指挥。二人合作无间，一面做工，一面闲话家常，互道身世。

“七哥呀，”莹莹一次问他，“你有这样好手艺，为什么不做木匠，偏要做屠户呢？”

“我妈改嫁前，本来叫我拜陈三木匠做师父、学手艺的。”阿七说，“后来陈三木匠死了，妈和师母都改嫁了，搬走了，我才到案子上来学屠户的。”

“陈三木匠，怎么样死掉的呢？”莹莹问。

“李会长家盖屋‘上梁’时，我师父从梁上滑下摔死的。”阿七说。

“那李会长应该救济你的师父家属了。”

“李会长怎会救济我师母呢？”阿七说，“他说，‘造房上梁，摔死木匠’，最不吉利，还要我师母放爆仗磕头呢。”

“你师母后来就改嫁了。你妈为什么也改嫁呢？你爸是否也出了意外？”莹莹问。

“我爸找不到工，当兵去了，”七哥说，“我妈没饭吃，就嫁一个贩牛的跟他走了。”

“你又怎样碰到我干爹的呢？”莹莹再问下去。

“我那时才九岁嘛，”七哥说，“白天讨饭，夜晚住在静土庵。师父在那儿教拳，就把我收下了。”

“七哥，你那时才九岁，你现在多大了？”

“妹妹，”七哥说，“我属马嘛。现在二十了，老了。”

七哥一面低头做工，一面说着，说得很平淡。莹莹一边问、一边想，却感到十分凄楚。这世界上为什么有这么多可怜的人？却又有这么多可恨的人！坏人！

当莹莹穿着“吉服”谢神的时候，她看那人山人海之中，还是那个捧着个拂麈尾的小道士阿七哥最漂亮、最英俊。她想起她怀中的那个“小童子军”，现在也该是阿七的年岁，不知长得是否有阿七哥这样潇洒？这样英俊？今次听阿七自报身世，无怨无尤。莹莹同情之心，不禁油然而生。真是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

七哥为着替妹妹造一张好床，差不多每天下午都要来做工。来时有时还带点猪尾巴、猪肠子和叶家母女一道晚餐，叶妈也很喜欢他。他每次做工时，莹莹总是一面洗衣服，一面陪七哥聊天、叙家常。莹莹常想，七哥如果认得字，读过书，大家能谈点苏曼殊、徐志摩、陆小曼、阮玲玉……多好！但是天下这么大，除掉《爱眉小札》之外，可谈的事还是很多嘛。七哥的按时出现，渐渐地就变成妹妹每日不可或缺的企望；他偶尔事忙未来，莹莹便感到若有所失，生命缺少了意义。

“不怀好意的小屠户”

阿七因为是个父母均不知去向的孤儿，无家可归，所以王屠户叫他每晚就睡在案子里守店，王屠户本人则住在静土庵，打坐度夜。幺三则与父母同住。

七哥既然和妹妹每日相聚，耳鬓厮磨，妹妹也逐渐变成他生命里少不了的心肝。有了这样武艺高强、声闻百里的干爹作保镖，再加上个阿七哥，莹莹是颇有安全感了，当地的流氓地痞，有王科长前车之鉴，是谁也不敢对她再起邪念。

不幸的是，这是战时啊。梅溪镇这时已不是一个孤立的山村，已变成大游击区中的主要交通枢纽——驻军不断换防，难民趋如潮涌，贩毒走私、对敌通商，招财进宝，更是无数冒险家、奸商污吏的天堂。本地人虽知莹姑娘冒犯不得，但是新来乍到的——尤其是武装同志们，他们三年兵一当，母猪当美女，可管不得什么鸟王屠户了。所以叶家住处每晚仍不时有形迹可疑之人出现，使莹莹不敢安睡。

为着保证妹妹的绝对安全，阿七往往于夜半披衣而起，手持利刃，在莹莹窗外巡逻。偶遇一二歹徒，不待阿七发问，便悄然溜走——因为他们都知道“教拳王屠户”师徒的功夫。叶家这条街上，鼠窃狗盗，原不是大事。但是自从阿七自动夜巡之后，窃案便戛然而止，街坊相传，对阿七也颇有好感。

可是秋深冬近，夜晚寒风刺骨，重裘难支。阿七每于夜巡不胜寒时，则抽刀起舞，走它两路刀法，暖暖身体。那儿有个古井的广场，夜阑人静，尤其是在月光之下，正是个练武的好所在。阿七夜巡日久，竟也养成月下舞刀的习惯，往往一练个把钟头。

阿七夜巡原来没有告诉妹妹，只是莹莹某夕夜起，微闻窗外有飕飕之声，她不敢声响，乃偷偷自那有寒风刺骨的窗缝中偷看，才发现了这个秘密。七哥耍了一个小时的刀法；妹妹便偷偷地看了一个小时，对七哥的英武真爱慕不已。翌日再见七哥时，莹莹乃把夜中所见好奇地问他。

“七哥，昨夜里我看见你在广场练刀呢。”莹莹说。

“妹妹，也替你看看更嘛，”七哥毫无惊异之感地说着，“现在歹人还是不少哎。听说都是外来的。”

“七哥，”莹莹惊异地问道，“你每晚都在替我看更？啊，七哥！”莹莹说得甚为激动。

“也不是每天晚上，”七哥说，“睡死了，起不来，也就忘记了。”

“那你差不多，每晚都来。”莹莹挨上去眼对眼瞅着阿七。

“最近几天是常来，”七哥说，“天气冷了，有时被风吹醒，我就起来，练练刀，暖和暖和——也看你窗外，有没坏人。”

“哦，七哥……”莹莹感动得热泪盈眶。她想伸手去拉七哥的手，甚至想倒在七哥怀里去，但是理智抑住了她的感情。

莹莹尤其顾虑的是妈妈的多心。近月来由于莹莹和阿七接近多了，叶妈对阿七也就不像以前那样欢迎了。当阿七弄得叮叮咚咚为莹莹造床时，叶妈有时且不耐烦地暗皱眉头呢。有时小木匠要唤妹妹帮点忙，不待莹莹站起，叶妈便主动去了，她老人家去帮阿七的忙，也像是替别人做似的，挂着个长面孔，既不言，也不笑。莹莹有时在屋外向内看，便常时觉得过意不去，有时暗中却为妈向七哥道歉。幸好七哥是个直肠人，根本没觉察出叶妈有什么不对的地方。他只是觉得叶妈对他形影不离。有时叶妈在隔壁抹小牌，一眼看到阿七提着木料或工具来了，叶妈总是请人“代牌”，自己赶回来在一旁坐视，并鼓励小木匠，即早“收工”。

“阿七哥的手真巧呢！”一次莹莹向妈妈夸赞说，“他做的床柜，比买的还要好。”

叶妈闻言向莹莹把白眼一翻说：“巧来巧去，还不是个杀猪的屠户！”

总之叶妈对阿七的义务劳役不但不感激，有时且有点不耐烦，甚或有点憎恶的表情。一次阿七带来半条猪尾巴，叶妈竟问他为什么不偷点肘子带来，使莹莹的脸红了半天。最令莹莹反感的是，叶妈暗地警告她，要她“防着阿七，那个不怀好意的小屠户”，使莹莹和妈争辩了好一阵子。

“……七哥，我就让你……”

叶妈对阿七的憎恶，却引起了女儿内心为七哥的不平；而七哥的善良、诚实和不够敏感的糊涂，就更引起甚为敏感聪明而观察入微的好姑娘的怜爱和敬重。

莹莹是一个两度自杀未遂的少女。虽然才十八岁，但是充足的人生经验，已使她思想早熟，看穿了人世。自杀被救并没有使她把未死看成幸运；相反的，想抛掉这个污浊的人世，却又无端被救回这浊世中来，对她有时还是痛苦的呢。

“人生在世究竟为着什么？”莹莹常时暗屋沉思。

在她的幼年，她爸妈，和“林干爹”，她觉得都是世界上最可爱的人，最爱她的人，也是她所最爱的人。除此之外，便是那位存在幻想中的小童子军了——在这些有无之间，幻想与真实都是美好的。生命是充实的，世界是美丽的。可是这个充实而美好的人世，在爸爸消失之后，使她的人生本已感到空虚和绝望。十七八岁了才领悟出：那“小童子军”原是幻觉的实在，或实在的幻觉。他是实有其人，但这个人究竟与莹莹五六年的幻想有什么关系呢？

莹莹的生存是为着寡母。妈妈太可怜了。没有个女儿她如何过活？但是她想不到妈妈也有残忍的一面。这残忍的妈妈还有什么值得可怜的呢？一念之间，她决定去掉妈妈，也就摆脱这个污浊的人世了。可是当刘婆婆把她拉回人世之后，她还是觉得妈是可爱的、可怜的——虽然这个世界、这种人生却别无留恋之处。可是当她再度抛掉妈妈，却又被王屠户抢救之后，她这次倒自庆再生，因为竟然又遇到一位和死去的爸爸一样慈祥的干爹，使她觉得在生命中可能发生的无可抗拒的恶事有个可以投诉的地方——她尤其感到幸福的则是有阿七哥的存在。两三天不见阿七哥，莹莹不自觉地便要到干爹的“案子”上去张望一下；看到七哥正在切肉，并与买肉人谈话，莹莹心中就舒服了。回来洗衣时，也高兴地哼哼小曲子——尤其是她喜爱的《渔光曲》。

有时莹莹默默地探视而被七哥发现时，七哥那份喜悦之情，也是莹莹所喜爱的人世上最美的东西——总之“妹妹”和“七哥”，灵魂上真是难舍难分的了。

莹莹是熟读过一些爱情小说的，也善于幻想；她幻想中那位小童子军一天一天地长大，便是受爱情小说的影响。但是当这小童子军在梦中来找她一齐玩耍时，他却永远是个小童子军。阿七哥的年龄和那小童子军，该是不相上下。可是那小童子军有没有七哥——亲爱的七哥这样英俊，这样善良，这样温和、体贴、关心“妹妹”呢？——天下还有比七哥更好的青年吗？

莹莹没有谈过恋爱，她不知道她和七哥之间的感情，是否也是爱情呢？莹莹很是迷惘。她只知道，她每次见到七哥，都恨不得倒到七哥怀内，任他抚弄，甚至让七哥吻她。有几次七哥来做工，刚好妈妈不在，莹莹默默地站在七哥的面前，拉着七哥的袖子，低头说话；她泛红的脸上，一阵阵发热——她多希望七哥拥抱她、吻她啊！但是善良诚实的七哥，似乎完全没有这项举动的意思——虽然莹莹也觉得她能听出七哥心房跳动的声音。

有时七哥收工走了。莹莹和妈一起吃晚饭，那一点点油荤，莹莹全拣给妈吃了。叶妈年纪大了，自己也觉得要有好一点的营养；既然女儿孝顺，她也就受下了。莹莹省给妈吃，确实出于孝心，但是也是因为想念着七哥而食难下咽才拣给妈吃的。

晚饭后，母女分别睡觉了。莹莹常时听到妈的鼾声，而自己却时时辗转不能入睡。睡不着，就有幻想。过去的哀伤和欢乐都一幅幅地在蚊帐顶上出现。莹莹想到那麻皮周先生的黄牙齿，恶心犹存，简直要呕吐；又想到那晚在黑暗中，推她卧下，随即赤裸爬到自己半裸的身上来的王科长，他那热乎乎的什么东西在胯下乱碰……不免心跳脸热，余悸犹存……不敢想下去。

但是莹莹也想到那样诚实善良、温和体贴的七哥。如果他也赤裸地伏在自己半裸的胴体上，莹莹一面心跳得慌，一面幻想，想道：“那我就闭起眼睛，全身松下来，让七哥蹂躏我……毫不……毫不抵抗……”莹莹想着，不觉鼻孔发痒，忽然打了一个喷嚏。她翻来覆去，最后还是默默坐起，拥被靠在七哥刚替她做好的床架子上。“……七哥啊……”莹莹又默默地唤着，想道，“你要也躺在这儿……我就……我就让你……”想着莹莹又不断打喷嚏，困极了，才默默地睡下……

缺少灵犀一点

莹莹对七哥的幻想，已发生了多少次，才在无意之中，发现心爱的七哥就在秋窗之外。有好几次莹莹都想打开窗户来招呼他，但是缺乏勇气。一次她鼓足勇气，在窗缝中看到七哥，她乃打开窗户。谁知道阿七把这个“双闩”做得太牢实了，等到莹莹用力把两闩打开时，七哥已从街头转弯去了。

这个“交臂之失”，使莹莹关窗回到床上，呜咽失声——她自扭、自捏、自捶，处罚自己，心头充满犯罪感。“我这样做是要和七哥‘私通’吗？”莹莹反问自己。“私通之后，和七哥‘先奸后嫁’吗？”莹莹自问自不能答。“妈会答应我这个‘高师二女学生’，嫁给一个‘文盲小屠户’吗？”莹莹想到妈妈对阿七那副长面孔，不免犹豫起来。“我和阿七‘先奸后嫁’，在梅溪镇我这个‘烈女’不要身败名裂吗？”莹莹想着又恐慌起来，从床上翻下床，坐在凳子上，又回到床上，终夜不能合眼。

翌日碰到七哥，想倾诉一番，又说不出口。直至茶不思饭不想，洗起衣服来也忘其所以，把洗过的衣服，搓来搓去；未洗的衣服，却用清水淋淋，便晾了出去，使衣主失望、抱怨，发还重行洗过。妈也发现莹莹“神不守舍”、“忘魂失脑”，总以为是她自杀不遂的后遗症，心中也暗暗担忧。

莹莹发现自己最不好受的时刻，便是在妈妈微鼾声中的午夜——这时她情思起伏，偶自窗缝外窥，竟见心爱的情郎，便在窗外。有时她发现七哥一人，身披薄棉，坐在街头石阶上打哆嗦，实在心有不忍。想再开窗找他，而欲开又止，前思后想，直至连夜不能成眠，人也迅速憔悴起来。

“我为什么这样爱恋七哥呢？”莹莹时时自责自问。但是想了半夜，又再度自责自问：“我为什么不能爱恋七哥呢？”他只是个“小屠户”、“小文盲”、“穷人”，“没出息”、“没前途”！？

“爱情一定要有许多‘条件’吗？”莹莹在想，而不能自答；“风流潇洒，才貌双全……家资万贯……？”条件，条件！条件哪有止境的呢！莹莹咬紧牙关，自己扭自己。为什么就不能爱一个善良忠厚、英俊可爱的小屠户？莹莹打定决心，还是要爱他，不顾一切。

想来想去，莹莹又怕风声传了出去，要“身败名裂”，如何是好？恐慌起来，心头又跳得凶。

为什么人家，甚至妈妈偏要干涉我的事呢？她想到《鲁滨逊漂流记》。她如同七哥一下漂到鲁滨逊的荒岛上去，岂不是人间天堂？但是又想想“荒岛”在什么地方呢？怎么能去呢？应该和七哥商量一下，但是阿七是个小文盲，他还不知道什么是鲁滨逊呢！

莹莹想着，又从窗缝内看见七哥还在那儿打哆嗦，愈看心愈不忍——下了决心，把七哥叫进来，二人抱在一起“暖和暖和”……莹莹想了又怕、怕了又想，拿不了主意。在窗缝张望，只见七哥又抽出刀来，跃上井栏，持刀耍了两圈。这井栏对莹莹太熟悉了。她曾头下脚上，见过自己变成披头散发、鬼一般的倒影形象。莹莹想通了——爱七哥，爱出问题来，怎么办？“大不了一死！”

“古今烈女，该有多少殉情？……大不了一死！”这个念头，从内心激出莹莹的勇气来。

“大不了一死！”莹莹口念箴言，乃把大小窗闩都拨开了，轻轻地把窗扉打开。她的手脚虽轻，却还是免不了“哑”然一声微响。那是半夜三更，万籁俱寂。这一微响竟然也惊动了在井边耍刀的阿七。阿七掉头一看，竟然是妹妹的窗户打开了，不免一惊——在微弱的星光之下，竟然看到“妹妹”，抱着双手，伏在窗上看着他。

阿七惊诧之余，乃三脚两步，跑了过来。莹莹见他走近了，乃轻声叫声：“七哥……”声音虽轻微，然充满感情，甜蜜而紧张。

七哥是个胸无杂念的老实头，不知道什么叫“谈恋爱”；至于“妹妹”为什么半夜叫他，他头脑里，还未转过来呢。谈情说爱，想终身大事，“妹妹”是比“哥哥”心细得多了——哪像那些糊糊涂涂、不解风情的小木头呢！？姑娘有意要他抱，他竟然不敢抱。姑娘想要他吻她，他也不敢伸过嘴来。不是“不解风情”呢！也不是“错把明月当烧饼”呢！乡下孩子，爱在心里，拿不出勇气、讲不出甜言蜜语，如何是好呢？

阿七看着妹妹甜蜜的样儿，心都几乎要跳出来了，但是嘴里不知应该说些什么，结结巴巴地讲不出来。

“七哥！”莹莹又甜蜜地叫一声，但是心也要跳出来了；心跳得紧，也说不出来了。这时七哥才结结巴巴地叫声：“……妹妹……妹妹……”随着又说一声：“夜里太冷了，别着了凉。”

阿七是个粗小子，不会娓娓而谈、喁喁细语，来嘘寒问暖；只是诚实地、大声地嚷着。

“讲话小声点，七哥，”莹莹细声地说，“我妈在睡觉……”

莹莹这句话使七哥大悟，他伸了伸舌头，声音才小下去。“妹妹，你不冷吗？我把棉袄脱下，给你披着。”

“七哥，我不冷，我自己有棉袄。”莹莹轻声地说。

“妹妹，”七哥又诚恳地说，“你这样开着窗子要受凉呢。”

“七哥……七哥……”莹莹情不自禁地以手摸着阿七光头上的破毡帽，含笑而吞吐地说，“看到你我就不冷……”说着莹莹又摸摸阿七的腮和耳朵。阿七也伸出手来握住妹妹的手——这是他二人在“授受不亲”的社会里，第一次隔窗握手呢。二人心都跳得紧，莹莹更有点喘不过气。

二人无言相对甚久，莹莹才又吞吞吐吐地说：“七哥，你的脸和手，都很冷呢。”

“妹妹，我不冷，我不冷……”说着他又把脸伸上来让莹莹摸，果然阿七的脸，不但不冷，而且发烧，手也已热乎乎的。

莹莹本意是七哥太冷了，好请他越窗而入，室内会暖和些，但是心里这样想，嘴里说不出。既然七哥腮和手，都在发烧，就益发讲不出口了。

二人互握着手，各听自己心房跳动，默默无言了许久，莹莹才低头轻声地说：“……七哥……七哥……”莹莹又哽住一会才说：“……七哥……我没有你……我……我真活不下去……”

阿七闻言，不禁紧握妹妹的手，郑重地说：“妹妹，不用怕了。我不替你看更，你也用不着怕，现在坏人再不敢来撬你窗子。”

莹莹知道阿七诚实，未听懂一位情感中人、“高师二女学生”的美意，而误解了。

“七哥，是真的吗？”莹莹将错就错，再补充一句。

“真的，妹妹，”阿七认真地说，“现在镇内驻进一个‘旅部’，‘旅部特务营’也有人巡夜呢！”

“真的吗？”莹莹无可奈何地加一句。

这时阿七有点紧张——他听到街头有些声响，他怕有人在偷师父猪栏内的两头母猪，乃叫妹妹关了窗子，免得受凉。他自己要去看看猪棚。莹莹只好遵命把窗子关了，阿七则拔刀赶往猪棚去探视。

莹莹坐在自己床沿上，又坐到凳子上，回头又躺到床上，盖了被，又掀开了棉被，默默地靠在床架上，想不出刚才和七哥半时之温存，是真的，还是在做梦……想不出结论来。

阿七回到猪栏，隔栏而视，两头胖猪也睡得一声不响——他也不知他自己是闻声而来，探望母猪的；他扶栏小立，只觉得刚才和一位下凡仙女，握谈了些时，把那个被握了的手掌，翻来覆去地看着，也看不出所以然来——忽然想起了妹妹，可能还在那儿，在叫七哥呢。七哥三脚两脚，又赶到妹妹窗前，只见双扉紧闭，阿七想和妹妹再谈谈，但又不敢敲窗子。伫立些时，乃在窗下，靠墙坐下，看着已现曙光的街头，想东想西。这时已闻有人声，阿七知道是挑水夫来挑早水，乃没精打采地站起，慢慢走回“案子”去。

阿七被捉将官里去

阿七主动的巡夜本是为保护“妹妹”的善行，果然“善有善报”，竟然半夜遇到仙女下凡，半刻之谈，使他有肝脑涂地、感恩图报之念。和“妹妹”谈谈，便是阿七的最后目标，他绝未想到“谈谈”之后，还会发生些什么其他事务——阿七也想过，男子大了，要“成家”、“要娶亲”、“要讨个老婆”。至于如何成家、娶亲、讨老婆这个远景，则太模糊了，他从未想过。他也听过“南北洋”开火以后，尤其是“红军下山打粮”时，有人谈过女人要“自游”来游个男人，但是如何“自游”法，他也丝毫无概念。如今夜晚隔窗和“妹妹”谈闲，每天他真是等不到天晚。他只觉得“妹妹”是个“天仙”，他只是去和“仙女”谈话，既不愿告诉幺三，更不敢告诉师父，对叶妈也不敢提起；并且觉得白天的“妹妹”和夜里窗上的“妹妹”完全不是一个人。

莹莹每于夜半打开窗户和七哥私语，心里只是如此想着但总没勇气请七哥爬窗而入，主要原因却是七哥完全没有这一念头，使莹莹怯于启齿。只有一次实在风太凉了，阿七不断打寒噤，莹莹才劝他爬到窗里来，而阿七充好汉硬说不冷，反劝妹妹去把棉被取来披在身上，二人披被隔窗谈闲，有时直谈到天明。

某次叶妈因多喝了茶夜起，微闻房内有私语之声，乃至门缝偷看，在残月光下，竟发现是莹莹和阿七在隔窗夜话，叶妈气极了，乃摸一把菜刀，想冲进去，当头给阿七一刀。但是阿七只在窗外，砍来不易。叶妈再听二人只是闲话家常，和镇上新发生的一些小事，没有奸私之情，她亦就不敢造次。不久莹莹也关了窗子，独自睡下。叶妈躺回床上，微闻莹莹鼾声，自己却整夜未眠——她翻来覆去地想，一定是阿七“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半夜来敲开窗子的。所幸女儿“规矩”，没让他爬窗上床。

叶妈孀居日久，想想阿七也倒英俊可爱。女儿是个“摇钱树”，要待价而沽呢，怎能让她和个小屠户胡来？这个小王八蛋，为什么不撬门而入？阿七要到干妈枕边，干妈倒会一不声二不响的，搂住乖儿，让他亲昵呢。叶妈愈想阿七愈可爱，直至抱住个芦花塞的旧枕头作假想敌而彻夜未眠。

“莹莹乖乖，”叶妈在早晨浆衣时，故作无心地问问女儿道，“阿七最近愈来愈喜欢你呢！”

“妈呀，”莹莹说，“我也愈来愈喜欢阿七哥呢。”

“你真喜欢阿七？”叶妈想起昨晚之事，不免认真起来。

“阿七为人本分诚实，哪点不好呢？”莹莹回答一句。

“你会喜欢个小屠户！”叶妈不免真的惊异起来。

“小屠户一不偷，二不抢，有什么不好？”莹莹替阿七认真地说句公道话。

“我不是说阿七不是好人，”叶妈说，“我只觉得他不配喜欢你；你更不该喜欢他。”

“我为什么不该喜欢他？他又哪里不配喜欢我呢？妈呀！”

“他有什么可以喜欢的呢？”叶妈问。

“梅溪镇上，乃至这个世界上，哪个人能比得上七哥呢？——那个王科长能比得上七哥吗？”莹莹抢白妈一句。

“——至少他还能养活我们母女嘛，有几个钱嘛！乖乖。”叶妈说。

“两千块钱订洋，不是更多吗？”莹莹想起了妈要卖她为娼的往事，哇的一声，哭出来了。莹莹把浆衣一堆，翻身逃回内室，呜咽起来。叶妈着了慌，赶来坐在床沿上，宝贝长、乖乖短，安慰了半天，莹莹才擦了眼泪，起床和妈一起给衣服上浆。但心里一横：妈能卖女为娼，女儿就不能自由恋爱！？恋爱失败，“大不了一死”！“一个女人为什么不能去爱她心爱的男人呢？”莹莹心里想着。妈的压力太大，社会压力太大，那大不了一死，一了百了。

莹莹下了决定，那晚半夜自窗缝内看到七哥在逡巡，莹莹听到妈在打鼾，乃轻轻地又把窗子开了，披着棉被，拉着七哥的手，把白日和妈斗气的经过，告诉了七哥。阿七闻言不禁慌了手脚。

“七哥，”莹莹抚摸着阿七的破毡帽，轻轻地说，“你喜不喜欢妹妹我呢？”莹莹也说得心慌意乱。

“妹妹，我要为你死。”阿七颤抖地说着，“我为你死，妹妹……”阿七用两手上伸握了妹妹的颈子，竟泪下如雨哭出声来。莹莹的眼泪也滴到他的破毡帽上去……

二人正隔着窗儿难舍难分之际，忽见街上亮光一闪，似乎是手电之光。阿七忙松了手，说是“特务营巡夜的来了”。他要妹妹关了窗子，自己也自墙角弯身，悄悄离去。这时莹莹忽听街上有人在叫：“站住！站住！”接着便一阵人跑步的声音；随着便听见噼啪两声枪响，街上乱成一团。莹莹伏在窗缝偷看，只见阿七被四五个巡夜士兵，按在地下，拳脚交加，打在地下翻滚。

莹莹慌了，想开窗也不敢开窗；想尖叫，又叫不出声音——不知如何是好。

“把这汉奸绑起来，绑起来！”莹莹看见是个班长式的兵在发命令。

“官长，开恩……开恩……”莹莹听见是阿七的求饶声说，“我不是汉奸……”

“揍他！”莹莹只见四五人齐动手，把阿七揍成一肉团。另一士兵并捡起阿七的屠刀，让众人观看说：“这小偷用这样厉害的刀。”

“带走！带走！”那班长又发了命令，四五个大兵，连推带搡，把个五花大绑的小屠户捉将官里去了——把他留在窗内的女友吓得气喘吁吁，面无人色，不知如何是好。

死囚牢去来

午夜的枪声太可怖了。叶妈被枪声惊醒之后，披衣下床抖成一团，点亮了油灯，见自己的女儿泪流满面也抖成一团。

“是什么事？是不是兵变？”叶妈曾吃过“兵变”的苦头，所以一听枪声便以为是兵变。

“不是兵变，”莹莹说，“是巡逻兵把七哥捉去了。”

“你怎么知道的！？”叶妈镇静地问。

“我听到枪声，从窗缝看到的。”

“阿七捉去也好！”叶妈打开热水瓶，冲了点热茶喝了，便回床睡觉去了，不久便发出鼾声。莹莹则绕屋彷徨，心乱如绞，不知如何是好。好不容易，天色微明，莹莹乃跑到“案子”上去，只见幺三一人在那儿。案子内杂物无恙，只是阿七不见了。猪棚内的肥猪也少了一只。幺三正感觉奇怪之时，莹莹到了，告诉了她原先告诉妈妈的有欠诚实的故事，幺三也不知道如何是好。二人正着急时，王师傅也来了。听到这故事，只有坐在案子上叹气——他怕阿七已被驻军枪毙了。因为这年头人命不值钱，驻军甚至“镇公所”都可以随便枪毙人。前两天便有位难民被当成“汉奸”给枪毙了，因为他的“板鼓草帽”里有一面镜子，捉他的军队硬说他那面镜子是用来向敌机打“信号”的，他则说那镜子是帽子上原来就有的。但是谁能相信呢？所以就枪毙了。

阿七喜欢半夜练功，人刀现获，被当成“汉奸”枪毙了，不是太可能了吗？

“秀才遇到兵，有理讲不清，”王师傅叹口气，说，“我们黎民百姓哪讲得清呢？”

“干爹，”莹莹叫着，眼泪直流地说，“你认为七哥被枪毙了吗？”说着莹莹就掩面痛哭起来。

“谁知道呢？”王屠户又叹口气，“阿七如果没有死，只好找李会长保保看。”

王师傅叫幺三把案子门关了，再挂上个老牌子说明：“生猪无市，本店今日停业。”关好了店，王师傅叫幺三守着，自己则到李会长家去打听消息，莹莹则哭着回家。叶妈还未起床；莹莹乃伏在自己床上，忍声恸哭不止。天大亮了，送衣取衣客人不绝于途，母女只好忙着接送。这时街上也人言啧啧，谣言满天飞，幸好都未牵涉叶氏母女；莹莹只有不时走入内室拭泪——除等候干爹消息之外，心乱如丝，又有什么办法呢？

幸好下午顾客较少，莹莹正在搓衣时，干爹进来了，说他已看到阿七，他被打得遍体鳞伤，但还未被枪毙，现在被铐在牢内，整日滴水未进。他正叫幺三送点“牢饭”去——李会长认识新来的驻军罗旅长，李会长答应“成全”，以免阿七一死。

莹莹听了破涕为笑，并要求干爹由她炒点咸菜饭，和幺三哥一道去送牢饭。

“莹莹，那就麻烦你了！”干爹既有此言，叶妈就不敢反对。莹莹乃炒了一大碗咸菜饭，并把家中仅有的两个鸡蛋也加进去了。叶妈虽嫌多了点，但也未认真反对。时到傍晚，幺三哥来了，莹莹穿了一套补丁斑斑的洗衣粗服，头上包了一块大青布包头，一派村姑打扮，低着头随着幺三在街边穿入后街，走到菜园边的“特务营囚犯拘留所”。

这拘留所原是座破庙改建的，庙内有些木栏杆，栏杆内锁着几个犯人，庙外则有个枪兵站岗。送饭人先向岗兵说明，再由“门房”把送饭人带往囚犯木栏之外，把食物送入栏内。当幺三和莹莹见到门房时，门房说怕人多劫狱，每次送饭只许一人入内，妇女尤佳。这一来幺三便被阻于门外了。莹莹只好一人提着饭筐走入牢内。这时天色已黑，只有走廊上一盏小小的菜油灯，四周黑黝黝。门房向一个躺在栏内的囚犯指一指，一声未响地便走了。莹莹在栏外逼视甚久，看那躺在地上的人有点像阿七。莹莹乃轻轻唤一声：“七哥。”谁知这一声虽轻，那人却像触电一般，一下子翻过身来。果然是阿七。他那破毡帽已不见了，露出血迹斑斑的光头。他一见莹莹，脸上喜悦之情，简直和在案子上切肉一样，甜蜜无比。但他受伤太重，已不能坐起，只能爬行，爬到木栏边，眉开眼笑地说：“妹妹，你怎么到这儿来了？”

莹莹一见七哥如此情况，不禁伸手入栏握住他，恸哭失声，泪下如雨，而七哥握住妹妹的手，却喜悦无比。莹莹一边哭一边送进茶壶和炒饭，要七哥快吃，而阿七却一再问她如何能到此地来。

“七哥，”莹莹且哭且笑地说，“别问了，先吃点东西嘛。”

阿七先爬在地上把茶喝了，又双手捧碗，不用竹筷便吃起炒饭来，一下便吃了半盆。吃后说话声音也大了；自己攀着木栏，坐了起来，双手伸出木栏，抱住妹妹，眼泪也下来了。

莹莹还是要他把饭吃完，但是阿七却奇怪地一把一把地把炒饭抓进破棉袄口袋里去，说他不想几口吃完了。他要等妹妹去后，他一粒一粒地取出，吃到“死”为止。

“明天我再炒着送来嘛！”莹莹说着不禁笑起来。

“妹妹，明天见不到你了！”七哥平淡地说，“他们今晚就要枪毙我呢。”

莹莹闻言大惊，乃抓住七哥大哭，并说你究竟犯了什么死罪呢？

“他们说我是汉奸呢。”七哥也流着泪说。

“你什么时候当过汉奸呢？”莹莹哭着问。

“我招了口供，画了‘十’字嘛。”

原来阿七不识字，招了口供，不会签字，只能画个“十”字。

“七哥，”莹莹哭着问他，“这不是黑天冤枉嘛，你为什么招口供是汉奸呢？”

“妹妹，你看嘛。”说着阿七伸出两只手来，原来十个手指，都被钉了些细长的牙签；他的脚和腿也都失去知觉了。

“这是什么世界，七哥，”莹莹痛哭失声，说，“这不是苦打成招嘛！”

“死掉比活着好受，所以我招了供。”阿七说。

“这是什么世界啊？！”莹莹哭跪于地。

“妹妹，我不怕死啊！”阿七说。

“但是你犯什么罪呢，冤枉嘛！”莹莹哭得几乎昏过去。

“妹妹，”七哥也流泪问道，“我死后你能到我坟上来，上坟烧纸吗？”

“七哥，”莹莹哭着说，“你死我也死。”

“妹妹，你千万不能死，”七哥反而又微笑起来，“你明年清明，来替我上坟呢，好妹妹……”说着七哥又流下泪来。

当他二人正难解难分之时，那门房又来了，嘀咕着说：“一顿饭吃了这么久吗？姑娘出去吧！有人等着你呢。”

莹莹这时已入半昏迷状态，瘫痪了无法起身。

“姑娘，用不着这么难过，你也可救救他嘛。”这时又来了两个人，乃把莹莹搀出牢外。

第二十三章　也算“两头大”

“省长的老朋友”

莹莹被搀着哭出死囚牢之外，却见不到幺三哥，而等着她的却是一顶青布小轿，两个轿夫和两个挂着盒子炮的卫兵。那两个门房乃把哭得不成人形的莹莹搀入轿内，莹莹已瘫痪不能行走，也无法抗拒，就莫名其妙地被抬回家中。莹莹下了轿，乃哭入门内，满以为倒入妈妈怀中，谁知室内虽点着蜡烛，妈却不在室内。莹莹乃走入内室，哭倒于木床之上，正呜咽间，忽见妈回来了，似乎也是乘着轿子回来的。随妈而来的还有个“勤务兵”一样的徒手小兵，提着大的草篮放在桌上，便出去了。

叶妈回来后，容光焕发地走到莹莹床边，说：“莹莹，起来吃晚饭吧。阿七不枪毙了。罗旅长说，明天就放他出来。”

叶妈这句话，对莹莹真是天大好消息。她一跃而起，抱着妈既哭且笑，问妈怎么知道这个消息。叶妈说你吃了晚饭再说吧。说着叶妈便打开草篮，里面便是热气腾腾的四五样荤菜，另有点心、清茶和烧酒。叶妈说这些都是商会李会长送来给侄女莹姑娘吃的。她自己虽已在李家吃过酒席，但胃口仍佳，还可陪女儿再吃一顿。

这时莹莹已饿得饥肠辘辘，加以这个好消息使她无限兴奋，乃洗了脸、换了衣服，和妈妈认真地大吃一顿。饭后始听妈妈道出原委来。

据叶妈说，现任梅溪镇商会家资万贯的李会长，原与莹莹的爸爸叶振东有八拜之交。振东作“省长”时还乡完婚，一切婚礼酬宴都是李会长主持的。叶妈那时年轻做新娘，装新、不出面，所以对爸爸的把兄弟都不太熟悉。这次还乡，李会长他们都不知道“把嫂”和“侄女”回来了，所以未能早来探视，殊为失礼；最近才听人讲起，所以特地奉请，以慰“把兄”振东“老省长”在天之灵。叶妈今天便在李会长家吃了一顿酒席，陪客的都是一些团长、营长的“娘子”，真个个都是“珠光宝气”的。李会长认为未请到“侄女”，很觉过意不去，所以才叫了上等酒菜送到家里来。

“妈，”莹莹说，“我爸只做过一任‘委任司印’，未做过省长嘛。”

“宝贝，”叶妈说，“你太小，哪里知道呢？司印是掌印把子的，比副省长、副督军还重要呢！现在委员长的得意门生罗旅长就住在李会长的花园里。罗旅长就知道你爸爸以前是‘掌印把子的’，官比他大，他还托李会长向我‘叶伯母’问安呢！”

妈妈一番志得意满的话，说得莹莹将信将疑。她只知道爸爸在“省府”做官，还不知道是这么大的官——可能是先做大官，改朝换代，到蒋委员长时代官又做小呢！无论怎样，罗旅长能把七哥放出来，那就恩高德厚了。当莹莹再问有关阿七之事时，叶妈说：“阿七是当过汉奸呢。他前不久还到陷区去过。不过罗旅长看李会长和我的面子，不咎既往，明后天就放他出来。”

莹莹听了不觉放下筷子一下倒到妈怀里，直叫好妈妈。叶妈又说：“李伯伯也想看看你呢。你爸和他是八拜之交嘛。”莹莹听了真是喜不自胜，愁云惨雾，从此一扫而空。

娘子们的宴会

李会长之约果如妈妈所言，三两天之内，李家红闪闪的金字请帖就送到了。“首席”居然是“叶维莹小姐”，次席才是“叶老太太”呢。莹莹知道规矩，在请帖名下写了个“敬陪末座”；叶妈不识字，莹莹也替她写了“敬陪”二字。

在那个年代请客，是先发“请帖”的，帖前写明“主客”，以次则写明“陪客”。莹莹看“陪客”名单中，“叶老太太”之外，还有“吕团长夫人”、“杨营长夫人”、“朱军需处长夫人”和“熊副官处长夫人”等多位。

请帖之外，到约定之日前夕，主人还要发“催客”一番，使客人不要忘了。到请客之日，主人有时还专门“发轿马”特派专人来接呢。他们叶家既然没有自备轿马，届时李会长自会派专轿来接的。

到赴宴之日，叶妈特嘱莹莹去孝服，着盛装，以免主人感到不吉利。叶妈本会打扮；莹莹也颇会化妆。当天一早母女便打扮停当，莹莹亦按当时下江京沪大都市的时装打扮一番，叶妈再把她的画眉、口丹修理修理，对镜自照，真是上海画报封面明星也没有这样漂亮。

“看我家莹莹比袁美云还漂亮吧。”叶妈和莹莹一道照镜子时，不觉赞叹一番。

“……”莹莹不断地自我欣赏一番，才说，“妈！你也是位非常美丽的妈妈呢！”

“虽然赶不上女儿，我也不错！”叶妈也自赞一下。

母女两人相互欣赏不久，两顶青布小轿和两个骑马的卫兵，已在门前来请。当她母女走上街边，已有成群的街坊在围观。轿夫掀起轿杆，母女先后上轿，轿夫一声吆喝，双马两轿，便浩浩荡荡地从正街直奔南头的闹区。全街的人都伫立争睹芳容，对莹莹之美无不赞叹备至。

母女二人在“老正祥布匹杂货庄”前下轿。这是个有三间门面、两边有玻璃柜的大杂货铺。李会长和穿着紫袄红裙的夫人已在门前迎接。叶妈叫莹莹向李伯伯、李伯母道个“万福”，便由李夫人导入店后正厅，穿厅到内宅。酒席便摆在内宅正中的“堂屋”。右侧厢房，则有一群打扮入时的中青年妇女正在竹战。她们见主客到了，乃停牌出迎。李伯母替莹莹首先介绍吕团长太太，那位三十来岁、镶着金牙、指夹香烟的妇人。她以惊愕的眼光注视着莹莹，莹莹则觉得这吕太太好俗气。

杨营长太太相当漂亮，却沉默寡言，看来二十来岁。朱、熊两夫人则都四十挂边，看来都是并无教育的家庭妇女，虽然一个个都全身罗绮，但都不太雅致。

李夫人在堂屋略献茶点之后，则恭请客人入席。先请年长的叶、熊两夫人上座。莹姑娘首席，吕娘子二席……李夫人则下座相陪。

一席山珍海味，自不待言。酒过三巡，大家乃开始抽香烟讲牌经。叶妈香烟早已戒绝，但当吕夫人递上“茄立克”时，叶妈也就破戒了。李会长夫人则抽水烟，全席只莹莹一人不抽烟，因而香烟缭绕中，偶尔用手帕掩嘴咳嗽。

“莹姑娘以后也学学抽‘红锡包’和‘茄立克’，”吕团长夫人说，“不吸香烟，打麻将提不起神呢！”

“吕伯母，”莹莹恭敬地说，“我学不会。”

“哎哟，还叫我吕伯母！”吕夫人说，“以后你是我的上级呢！——现在就学着抽一支，以后我们好打麻将。”说着吕夫人就递过烟来。莹莹不敢接受。

“莹莹啊，学着抽抽嘛。”叶妈也鼓励着女儿。莹莹接了烟，放在桌上。坐在身边的杨太太为莹莹打了火，莹莹还是不抽。

“莹侄女还是个女学生嘛，”李伯母喷口水烟，说，“将来学会打麻将，自然就会抽烟的，不然怎能熬夜呢？”

朱夫人、熊夫人也都如此说。熊夫人并说现在“茄立克”虽然缺货，他们“缉私处”对“旅部”是按时供给的。莹姑娘将来不会少烟抽；她的“老熊”是最会服侍“上司”的。

大家在桌上讲牌经，讲得出神入化。

“莹姑娘不打牌呀？”朱夫人问一声。

“我家莹莹以前也会呢，”叶妈代答说，“以前我们在省府和督军娘子、省长夫人抹牌，我想歇歇手，莹莹就替我‘代牌’呢。”

莹莹在一旁听着妈妈在公然撒谎，自己也不好辩驳。

李伯母乃说：“那么你母女今天也抹几圈。”

莹莹力辞说：“忘了，忘了。”

“以后我替你长牌，”朱夫人说，“你也替我家老朱，多在上司面前讲点好话。”

“那还要说嘛。”叶妈接着说。

她们一问一说，对答均十分自然，而莹莹却自觉在五里雾中；心中又不时想着阿七的安全，有时恍恍惚惚地答非所问，使众婆子对莹莹有莫测高深之感。这时宴会已毕，众牌友回到厢房，继续竹战。李夫人则单邀叶家母女，去“花厅”吃茶、谈心。当朱、熊二夫人走向牌桌之前，朱氏暗问熊氏对旅长的新“娘子”印象如何，熊皱皱眉头说：“深奥得很！”

皮条的技巧

李家这座花园是新建的。阿七的师父陈三木匠，便是在这花园前厅“上梁”时摔死的。

这座花园在布局上原是主房向左的延伸。李会长的家，首进是铺面，二进是三间正厅。正厅之后是个四合院，但这四合院只有正房三间、厢房三间，成个曲尺形。另两边则是走廊。在左边走廊的正中央，有个“月洞门”。门上挂有一块全新的红板金字“拙园”二字的牌子，过此月洞门，便是“花园”了。

这花园上下也各有相对的厅房三间。上三间是装有槅门、挂着宫灯的花厅；下三间则是装着玻璃门窗的“洋房”。门窗上都挂有浅蓝纱布窗帘，看来颇为雅致——似乎是作为“客室”用的。两厅相对之间，则是个种有“松竹梅岁寒三友”的小花园。还有些盆景、假山、金鱼缸，亦颇不俗。这时红梅着蕊，已可微闻香味了。

李会长夫人乃导引她们叶家母女二人，穿过月洞门右转走入“花厅”。厅上八仙桌已放好八角螺钿嵌花果盒，和细瓷茶具。这花厅有个后门，当她们三个坐定之后，后门内忽然走出两个穿军服的年轻的“勤务兵”来沏茶、冲水、拨火盒，使室内温暖如春。

当李太太正在劝请客人嗑瓜子、喝茶之时，忽见下厅的玻璃门开了。首先走出的是李会长，他穿件淡灰绸羊皮袍，外加黑缎背心，背心口袋上拖着金表链；头上戴着珊瑚顶、黑绒瓜皮帽。他左手提着个银水烟壶，右手拿着一根微有烟火的“纸媒子”，踏着黑丝绒的厚棉鞋，悠闲地走出来。

最使莹莹感到不寻常的，是跟在李会长之后的那个人——他是位军人。下腿套的黑皮长筒马靴，光彩逼人；靴底的银色马刺，发出耀眼的亮光。他穿了一身全新、笔挺的绿色华达呢军服，鲜明的“武装带”挂着嵌有银字“校长蒋中正赠”的佩剑，领章上那左右两颗金星尤其耀眼发光——莹莹一见便知道他是位“陆军少将”。

这少将看来三十六七，虽然面颊微黑，两目却炯炯有光，威武非凡，颇有一股英雄气概，使莹莹有敬畏之感——他那全新带钢马刺的长靴走在铺砖走廊上所发出的铮铮之声，尤其扣人心弦。

当他二人跨门槛走入厅堂时，叶家母女和李氏夫人都起立相迎。走在前面的李会长把左手提的银烟壶向这少将一挥，乃介绍说：“这是罗荣国罗旅长，也是我西山东区保安绥靖司令，天字第一号大将军，我们最高领袖蒋委员长的得意门生。”

未等罗司令搭腔，李又用纸媒向莹莹指一指说：“这是我干女儿莹莹——她爸以前也是在省府做官的。”

罗司令忙脱下白手套，微微一鞠躬，伸手和莹莹握手，并称呼：“莹姑娘好！”

李又把烟壶一摆说：“那是莹姑娘的母亲，叶老太太！”

罗司令乃脱下军帽，立正，作四十五度鞠躬礼，并叫声：“伯母好！”

“不敢！不敢！”叶妈也连忙两手抱拳于腰侧，连声答礼，叫，“司令好！司令好！”

莹莹在一旁观看，妈今天打扮这么年轻，看来年龄与罗旅长不相上下，而罗旅长却谦虚地叫她“伯母”。

这时勤务兵又捧上茶来，李会长乃安排罗将军坐于莹莹之侧，二人隔茶几，好品茗闲话。

罗旅长虽是位军人，举止也还文雅，笑谈有节，不像个“老粗”。他和叶妈寒暄了几句，恭维了一阵已故的“叶省长”。叶妈也居之不疑，谈了些亡夫和当年督军、省长往还打牌等笑谈的往事。

“有这样的出身，”罗将军乃转身称赞莹莹说，“难怪莹姑娘有这样大家闺秀的风度！”说着他注意着莹莹，并为莹莹拣了些糖果。莹莹忙欠身道谢。

“我家莹莹，别的不谈，倒是知书识礼的。”叶妈也为自己女儿捧了个场。

“那我这丘八，认识了莹姑娘，真是高攀了。”旅长谦恭地说。

“我家的莹莹才是高攀了呢。”叶妈也客气地说。

“你们都不必客气了，”李会长吹燃了纸媒，吸了口烟，一面喷烟一面说，“你两人才是英雄美人，天生一对、地长一双呢！”

“大嫂，你看，”正在嗑瓜子的李会长夫人也插句嘴，并要叶妈向罗司令和莹莹一道看，赞赏着说，“两人不是天生一双吗？我们的干女儿，就是个一品夫人的样子，穿戴起凤冠霞帔来，那才好看呢！——干妈也好沾沾福气。”

“真有那一天，”叶妈说，“孝敬干爹干妈，那还用说吗？”

“什么真有那一天？”李会长接过来说，“我们司令，今天已是个司令啦。你看他一颗星，蒋委员长、李司令长官也不过三颗星嘛。”说着他又转过头来问莹莹，说：“莹莹乖，你说是不是？”

大家都看着莹莹，只见莹莹低着头，脸上一阵红、一阵白，讲不出话来，虽然她心里已经明白了李会长认她做“干女儿”是怎么回事。

也是由衷之言

当这一位主母、两位“红叶”正在为“莹姑娘”吹嘘不停之时，一位中年女佣走进来向李夫人说：“杨营长娘子的老太太也来‘看牌’。”

“那我们三缺一，她来得正好，”李会长乃向叶妈说，“叶老太，我也来陪你抹几圈。”

李会长这句邀请，对叶妈真如响斯应。叶妈站起来了，李家夫妇也站起来了。这使莹莹有点发慌。

“妈，”莹莹也站起来，拉着妈的袖子，轻声地说，“妈，你不要去打牌。”

叶妈原是牌场老手，自从老伴弃养之后，已大半年未碰麻将了，如今闻鼙鼓、思将帅，早已等不及了。乃按灭了手中的“茄立克”，也向莹莹轻声地说：“莹儿，你乖。妈只去抹两圈，你陪司令谈谈心……”说着她就被李会长娘子牵着走出去了。

“司令，”李会长向罗说，“你陪着莹姑娘嗑瓜子，晚上再陪你喝酒。”说着李会长反手关了门，三人便走向月洞门去了。

莹莹低着头，心里跳得慌，进退维谷，不知怎样应付这场面。

“莹姑娘，天气很冷呀。”罗司令说着便拉了两张矮木椅靠近火盆，请莹莹坐下，莹莹不敢就座，还是站着。罗又把茶壶茶杯取来放在火盆边上，又自果盒中取出两小盆果点和瓜子放在盆边，然后扶着莹莹要她坐下。

罗的举止那样文雅，倒像个情人，不像个丘八。这时罗又卸下了武装带，并把那闪闪发光的佩剑上“校长蒋中正赠”几个字，指给莹莹看说：“这是委员长亲自‘授剑’，授给我的。”

“……”莹莹看了看佩剑，只觉得脸上发烧，讲不出话来。

罗乃自刀鞘内抽出闪闪发光的匕首，把武装袋放在茶几之上，自己拿着剑坐在莹莹的身边，温顺地把剑上的铭文指给莹莹看。那是“成仁取义”四个字。罗把剑递给莹莹看，莹莹也接过来，真的看了一下，又脉脉地还给罗。

“你知道这‘成仁取义’四个字的用意吗？”罗很轻松文雅地问莹莹。

“不知道。”莹莹这时心跳已缓，才低着头答一句。

“委员长说，我们中国人只有‘断头将军’，没有‘降将军’。我们打仗和敌人拼命，如果重伤不死，敌人来了，我们就拔剑自杀，绝不被俘！”

“……真的！”莹莹低着头答一句。

“这次在上海战场，我身受重伤，敌人在冲锋，逼近了，我已把剑拔出了，后来敌人被打退，担架兵才把我抢下——我几乎做了剑下之鬼呢。”罗说。

“司令，您还在上海战场受过伤？”莹莹这时心里已渐恢复平和，因此好奇地问一声。

“我受重伤，身被八创呢！”罗说，“敌人的炮火太猛烈了——九死一生。”

罗少将说着，并替莹莹换杯热茶，又取些核桃仁云片糕给莹莹，劝莹莹吃下，莹莹也喝了吃了，并觉得这位将军十分温存，心里也不太紧张了。

“上海之战，实在太激烈了呀，”罗感叹地说，“我今天活着，岂止‘九死一生’，简直是‘百死一生’。这颗金星是血换来的呢。”罗指一指他领上那颗足令莹莹崇拜的金星。

“罗少将，”莹莹说，“您是民族英雄呢。”

“姑娘，”罗又感叹地说，“我哪够资格！死掉的同志们、战友们，才配称作民族英雄呢。”

“你们旅里一定死伤很重。”莹莹说。

“旅长阵亡啦，”罗说，“三位团长也都阵亡啦。”

“少将，您不是旅长吗？”

“我那时是少校营长。”

“啊……”莹莹感觉有点惊异。

“我那一营打完啦，”罗说，“三个连长，九个排长，都死啦——全营连我自己只剩下几个人——百死一生、千死一生啦。”

“罗少将，您真是民族英雄，我们应当向您致敬。”莹莹这时想起她在女高师时，向沪战退下伤兵献旗致敬的往事。

“莹姑娘，我哪里敢当！——那些躺在血泊里的战友，才是民族英雄……”

罗少将觉得这位美女，对上海之战有兴趣，乃讲了些上海战场的故事——他在血战中身被八创，全旅的官长士兵，几乎死尽了。后来全军退下“整补”，他这位“千死一生”、硕果仅存的“少校营长”乃被“连升三级”，补了旅长遗缺；带了数千新兵，退入这西山区来“整训”。这地区原是“红军老巢”，江湖帮会股匪也不少，地方不靖，所以当地游击队、保安队，也都受他节制，所以他在“旅长”头衔之外，还兼个“绥靖司令”。

罗所说的战场上的故事，显然都是真实的。他的为人看来也极其诚恳善良——使莹莹心中有无限敬慕之感——一再说他是“民族英雄”，有时且为罗的故事感动得擦眼泪。她认为罗是位诚实勇敢的军官，不是个油腔滑调之人。

罗也问了些莹莹的家庭背景，莹莹也据实以对，说她死去的爸爸只是省府中一个“委任”小职员，并不是什么“高官”。

“英雄不论出身低嘛。”罗也说出他自己原只是湖南乡间的一个“放牛的”，十六岁才勉强从小学毕业。原和家中一位比他大三岁的童养媳结了婚。后来他进了“学兵营”，被保送进“黄埔”，想不到二十年后倒做了“少将司令”。

至于他乡下那房妻子，罗说：“她是位完全乡下下田的妇女，实在带不出来——有什么办法呢？只好让她在乡下委屈点了。”

莹莹知道“乡下妇女”也很多，也觉得她们随军作“司令夫人”，有点不调和；因此内心对罗少将所说的实在话，也有同情之感，虽然嘴里只是对那位“乡下夫人”，不断地表示同情。

“我们打仗的，今天不死明天死，”罗说，“打死了，我们军委会对‘遗属’都很好，死也可瞑目；不死嘛，自己有一番事业，总也得有个像样的贤内助——我们总理、领袖，和战区李长官，家中不是都有乡下太太，但是帮助他们主持内外的蒋夫人、孙夫人、郭夫人不都是很好吗？我们南方人叫‘平头’，北方人叫‘两头大’，都是夫人和太太……”

罗氏娓娓说来，莹莹不知如何搭腔，脸上一阵红一阵白，但觉得罗说的确是由衷之言。偶向罗氏瞟一两眼，也觉他五官端正，态度随和，并不讨厌，而且可爱——自己也就心平气和多了。在罗君劝慰之下，她也认真吃了些糖果、嗑了些瓜子。罗君为她嗑出去壳的瓜子，递给她，她也就吃了。

罗娓娓而谈，莹莹谈得不多，但是二人倒处得很投契。

“也算是自由恋爱”

莹莹和罗少将在李会长的“拙园”之内，长谈了一个多小时，谈得很是投契——这还是她第一次和一个成熟的男人私下谈心呢。她觉得他二人可谈之处甚多，相形之下，阿七哥毕竟是个不识之无的乡下孩子，二人伏窗细语终宵，始终无法心心相印。对阿七来说那只是于半夜之间，“南天门”大开，忽然下来一个九天仙女。莹莹虽小七哥两岁，她则始终觉得七哥是个尚未成熟的小弟弟。带她玩耍玩耍则可，实在没什么可谈的；不像今次和罗少将之谈，可以丝丝入扣，感觉很轻松、很自然，自觉像个小妹妹——虽然她知道罗少将可以做她的爸爸。

二人渐次熟悉了，当他们再次谈到“上海战场”时，罗建议莹莹和他一同到“下厅”，看看照片、锦旗等纪念品，莹莹也欣然同意。罗乃牵了莹莹的手，一同走到他的宽敞而精致的卧室。珠纱圆顶蚊帐之前的衣架上，勤务兵已把罗旅长卸下的佩剑、武装带、左轮手枪等，挂在那儿。衣架顶上，则挂着一顶军帽，这时莹莹才发现，罗少将是个光头，那个当时男孩子所最要反抗的“蒋委员长头”。她愕然之余，看了罗的光头微笑一下，觉得光头也很英武。这时罗也看出了，乃摸摸自己的头自嘲一下说：“当军人就是这个和尚头最难看！”说着他大声地笑了。

“不难看，不难看！”莹莹也笑出声来，说，“很英武！很英武！”

“刺手呢，”罗笑着说，“你摸摸看！”

莹莹不好意思伸手，罗乃把她右手捉上去，摸了摸自己的光头，莹莹果然觉得好毛糙。

“我一再以为‘和尚头’很光滑呢。”莹莹又笑出声来。

“和尚头光滑？”罗大声笑出来，说，“阿Q摸的小尼姑头，也不光滑呢！”

莹莹被他逗笑了，同时也觉得这个军人并不是个大“老粗”——他还读过《阿Q正传》呢。

罗这时又翻出几枚金光闪闪的勋章，和颁发勋章的奖词——是蒋委员长颁发的，夸其英勇的“战功”，真是货真价实的“民族英雄”。

莹莹又随手翻阅了罗的“抗敌纪念册”。那一厚本绸面金装的纪念册，是“上海各界联合劳军团”敬赠的。莹莹看首页那位少校青年军官已觉其英武，后又看到他在战场上的照片。最引莹莹注目而自觉渺小和土气的，则是那几张罗少校重伤后躺在医院病床，床前围绕着一大群美丽的电影明星和护士的照片。各位美女皆在笑，只有这位伤兵罗少校，面色惨然。

“这么多美女来慰劳你呀！”莹莹发出感叹。

“她们都抵不上你。”罗紧握着莹莹的手，诚恳地说。

“……”莹莹尴尬了一下，才红了脸说，“我哪里赶得上她们……”“你看，我那时好惨，”罗说，“身被八创呢！”

“有八处受了伤呀？”莹莹天真地问。

“算是‘特级重伤’，在战场上昏迷呢！”罗说，“我在最前线嘛。”

“那你昏迷了，怎样退下来的呢？”

“你认识那个杨营长太太吗？”罗问。

“认识。”莹莹点点头。

“她丈夫那时是我营里的一个排长，”罗说，“他也受了轻伤，把我背下来的。”

“那你们真是生死之交！”莹莹感叹一下。

“杨是行伍出身嘛，不识字，”罗说，“后来我逾格保他做‘特务营营长’，人很粗，但对我很忠——你以后可以指挥他。”

罗这句话，如画龙点睛，使莹莹泛出满脸红潮，低头说不出话来，也不敢像以前那样向罗直视说笑——女学生的天真活泼一时顿失。罗也觉出这女孩子这一害羞场面；他拉紧莹莹的手，安慰她说：“我是百战余生，身负重创。将来我们结婚了，你可看到我接骨开刀的伤痕。”

罗这句更明朗的话，益发使莹莹满脸绯红，咬着自己指甲，低头一语不发。

“承李会长夫妇好意，又承你母亲高看，”罗诚恳而低声地说，“把你许配给我，将来我的抗日报国，都是为你死，为你活……”

“……”莹莹心跳得慌，一言未发。但罗把她拉近靠在自己胸上，莹莹也未拒绝，只是气喘得厉害，几乎不能支持。

“我们虽有三媒六证，父母之言，”罗说，“也不能完全说是‘旧式婚姻’……”

“……”莹莹靠在他身上，仍是一言不发。

“莹莹啊！”罗又笑着说，“我们也算是自由恋爱嘛。”

“……”莹莹直是喘气，还是一言不发。

罗为解除这尴尬场面，乃把手松开，低头温存地问莹莹说：“你认识熊副官太太吗？”

“……”莹莹未回答，但点点头。

“熊副官年龄比我大，辈分上是我表侄，”罗说，“他夫妻俩都很能干，以后我叫他俩服侍你。”

“……”莹莹还是一言不发。

“初谈恋爱的少女，都是害臊的，以后我们熟了就好了。”莹莹还是未答。

“我们看看他们打牌去吧！”罗建议之后，未得莹莹回答，便牵着莹莹的手，开门走向月洞门，到厢房“看牌”去。

“罗司令的三姨太”

当他二人携手走入叶妈正在热战的那个牌场，只见烟雾弥漫。叶妈手持一支茄立克，正在聚精会神地自摸其“清一色”；面前桌面堆了大堆红、蓝、黄三色骨签筹码。她对面的朱太太则门前空空。朱太太一见旅长和莹姑娘来了，乃含笑向莹莹说：“今天三归一，给叶老太一人独赢了。”

此时叶妈才发现女儿和少将站在身后，喷口烟向罗说：“司令，今天托你的福，手气特别好！你看。”说着她把筹码一推！

“妈呀，”莹莹笑着向妈身上一爬，说，“人家让你的呢。”

“她们让我？”叶妈说，“赌场之上，六亲不认，你看——”说着她把手中的“二条”向莹莹一现，说，“她们就扣着不打——哼，我就要‘自摸’！”

把“二条”放在桌上，叶妈眼观全场，用手指拼命摸着牌面。莹莹和罗少将也在背后，替她紧张。

全桌聚精会神，又摸了两圈。罗忽向莹莹说：“你替妈摸一张！”

叶妈歪过身体，让女儿自身后去摸牌，莹莹摸着牌，忽然神色灿然，笑着向妈说：“我真摸到了呢！”因为“二条”只是一杠杠，最好摸，一触便知，莹莹把牌一翻，果然是张“二条”，叶妈大叫一声：“哎哟！”乃把牌一推，乐不可支，大笑说：“你们扣吧！哈……哈……清一色、老少铺、对对和、二将……哈……哈……你们替我算吧——满贯加翻！”

“妈妈手气好！妈妈手气好！”罗司令也在后方打气加油。

“妈妈手气好？”上家熊夫人把牌一推说，“我有两张‘二条’，还是教她自摸了。人家有喜气嘛！说什么？”

当大家哄哄然替叶妈算牌账时，莹莹伏在妈耳边，轻轻耳语说，家中可能有客人要取衣服，不要再打下去了。

“乖，”叶妈说，“妈今天手气好，不能停，你就先回去一下吧。”

罗司令闻言，忙说：“莹姑娘吃过晚饭，再回去吧。”

“吃晚饭？”叶妈说，“输家怕不干，赢家怕吃饭——我今晚才不吃晚饭呢！——莹莹，乖，今天你先回去——”说着她收了三家双倍自摸筹码，又燃了一支烟、喝口茶，双手合起牌来了，哪还顾得了女儿！？

莹莹坚持要回家，罗司令强留不得，乃招呼叫熊副官，才知道熊一早便到叶家去了，尚未回来。另外两个低级副官处职员答话，说轿夫和卫士早在等着呢。罗司令乃亲送莹姑娘上轿。莹莹去向李伯伯、李伯母道辞时，他二人也停牌赶出来送行。

店前轿马齐备，看热闹的人也不少，无不称赞叶姑娘漂亮——当轿子穿过大街时，人声嘈杂，在众人问答声中，莹莹也听出，很多人都在说，轿里坐的是“罗司令新娶的三姨太”。

第二十四章　小鬼难缠

副官的功用

莹莹提早回家，本是怕有客人晚间要来收、送衣服的。谁知她一下轿，却看到门前堆了一些杂物，成堆成堆的。莹莹一看便知连自己的床也被拆了，木板、帐、被堆成一团，不免为之一惊。她刚要进门时，忽见一个挂少校领章，未戴帽、头脸成个三角形的军人，赶来扶她下轿。莹莹看这人面貌好熟——原来他也是曾来送洗过衣服的客人。这军官对莹莹很恭敬。

“莹姑娘今天辛苦了，我是熊正宜熊副官，旅长派我来服侍小姐的。”自我介绍之后，熊副官把莹姑娘搀入内室。

莹莹一进室内，不免愣住了——这哪里是自己的家呢？妈的板床不见了，换了个半新的黑漆架子床，和全新的洋布蚊帐。四壁土墙也重新粉刷了。爸的遗像也装好镜框，挂在原处。像下面则放着一张两头上卷的长方供桌，桌上香烛齐备。土灶头也不见了，而门外却恭敬地站着一位佣妇。

“进来嘛，小姐回来了。”佣妇进来了，熊又介绍她叫沈嫂，是他专门雇来侍候小姐的。

一切布置停当，熊副官说，晚饭由附近馆子送来。并告诉沈嫂好好服侍小姐，让小姐好好休息，天晚了，他自己明天再来。熊副官向莹姑娘敬个礼，莹莹也鞠躬谢了他。熊副官便领了几个勤务兵离去了。

“小姐要喝杯茶，洗把脸吗？”沈嫂恭顺地问一声。

“不用了，沈嫂，”莹莹说，“你请坐，我们好谈谈。”沈嫂不敢坐。莹莹勉强她，她才取了个竹凳坐在床边，莹莹则坐在床沿之上。二人问答了很久，莹莹才弄个半明半白。

原来沈嫂也是个难民，住在难民营内。熊副官要在难民妇女中选一个有“服侍小姐、太太经验的女佣”；选了几天才选上她，因为她曾在上海帮过工，服侍过小姐、太太，后又在镇江一个官府家中做过几年，经验丰富。现在熊安排她在隔壁住宿，白天便过来服侍叶老太太和叶小姐。

至于这两间屋怎能装修得这样快呢，据沈嫂说，他们一行十几个男女一早便来了。等到老太太和小姐上轿离开了，熊副官便叫他们立刻动手装修。忙了一天，熊副官坐着监工，大家片刻不敢停，像救火一样呢。

莹莹不免又关心起她母女所收洗的脏衣服来。

“熊副官全给送到隔壁去了。”沈嫂说明了处理方法，才使莹莹松了一口气。

“昨格手气好哎！”

莹莹上下左右看了半天，心中拿不定主意，沈嫂也在一旁呆站着。

“沈嫂呀，你到前房休息休息去，”莹莹说，“我想睡睡。”

沈嫂闻言，立刻过来把一床全张有绣花被面的丝棉被铺好，帮姑娘宽衣解带睡了下去。随后又自梳妆台上热水瓶里，倒了热水，为小姐扭把热毛巾，让姑娘拭了面。又冲好一杯细茶，让姑娘喝了，才拉下挂灯，扭小了亮光，然后悄悄离去。

莹莹躺在床上，回想一天奇异的遭遇，翻来覆去，五心烦躁，自觉命运全是别人安排的，毫无自主可言——想想五千年来的中国妇女，不都是如此吗？嫁鸡随鸡，嫁狗随狗，还有什么可以选择的呢？而自己的命运，想做个小学教员的老婆而不可得，到头来却做了个“罗司令的三姨太”！但是想想当今有名的夫人们，哪个不是如此呢？……

莹莹正在前思后想，忽听门讶然一响，原来是沈嫂悄悄走进来，说馆子送来了酒菜。莹莹本不想吃，但在沈嫂劝慰之下，由沈嫂扶坐床上，由她用木盘拣来些酒菜，坐在床上吃了，觉得有点头晕，便昏昏然躺下了。

莹莹在昏昏之间似乎那小童军来了，要拉她去做“小学教员”；一会儿七哥也来道喜，贺妹妹做了“旅长娘子”。她又不忍七哥受委屈，偷偷拉着七哥的手，忽然被罗司令看到了，莹莹脸一红，身子也颤抖起来，原来发现自己睡在床上，只见床在打转。莹莹想坐起来，忽然头一晕，便又自我摔回枕上，床转得更厉害，头也发烧——莹莹发现自己感冒了。她在枕上闭起眼睛，似乎睡在渡船之上，时昏时醒——梦中总离不开三个人，有时打骂、吵架、撕她衣服，有时妈也在一旁嬉笑哭闹……总之做了一夜的噩梦。

最后听到街上人声、妈的鼾声，发现沈嫂悄悄站在帐外床前，才知道天亮了，然而头仍晕得厉害，身上也有冷汗。

莹莹知道自己是病了，幸好沈嫂是服侍太太小姐有经验的女佣，饮茶、喝水、洗脸、刷牙、喂稀饭，真是无微不至，莹莹虽庆幸有这样好的沈嫂侍候汤药，但是一夜噩梦，使她心病加深，靠在床上，如痴如梦，自己亦不知所以然。

天大亮了，叶妈叫沈嫂服侍，在沈嫂替老太梳头时，才有工夫告诉她“小姐在发烧”。

“发烧？”老太说，“想是高兴了、累了，又着了点凉。”梳头之后，叶妈取出些“藿香正气丸”，叫沈嫂服侍小姐吃。

“莹儿，乖，”妈走进内室，看了看脸上烧红的女儿说，“我昨格手气好哎！三归一，捋了她们一百多块。”

“妈，”莹莹声音极其微弱地说，“你哪里来本钱打这么大的牌呢？”

“啊，最初你李干妈要我代牌，说输了是她的，赢下是我的——我一代到底，通吃！”

这时沈嫂来报告，外边来了轿子。叶妈匆忙向莹莹说：“今天本钱大，再捞她们一把。”莹莹尚未来得及答话，叶妈便出门上轿走了。

矛盾的金三角

叶妈走后不久，熊副官就来了。两位小木匠也预备来修窗户。熊了解了情况，便把木匠送回去了；也停止了“藿香正气丸”，他自己骑了马到军医处去找医生，并要给莹姑娘挂一架军用电话。

熊去后不久，就来了一位医官。医官诊断有“伤寒”可能。莹莹得病的消息就传开了。时未到中午，便听到室外一阵马蹄声，接着便看见罗司令穿着军便服走了进来。身后跟着熊副官，但熊没有跟进内室。沈嫂捧上细茶退出后，熊副官便带关了门。

罗司令十分温存，用自己额角贴在莹莹的额角上，知道莹莹的热度不低。他握住莹莹的手，要她安心养息，英雄形态、儿女柔肠，使莹莹为之感动泣下。罗司令更觉心疼不已，乃招呼熊副官通知“通讯连”，立刻为莹姑娘装个电话，好让莹姑娘随时给他打电话。

“莹莹啊，”罗司令亲切地叫着，并低声说，“熊副官正在替我们装修房子，房子弄好了，我们结婚搬进去，一切就方便多了。”

“……”莹莹未搭腔，只听门外罗旅长的卫兵们，正在大声驱散看热闹的人群。

“莹莹啊，好好休息，”罗说着又用额角试试莹莹额上的温度，又说，“你的烧不轻呢。宝贝，你好好休息，我去了。”说着他便站起来转身出去了。

莹莹看他英武的背影，想想他关心的声调，远比妈还亲切；口不能言，莹莹心中真不忍看他离去，乃转身向床里，偷偷用毛巾擦去了眼泪。

罗旅长离去不久，李干爹和干娘也来了。干娘并带来煮好的“参汤”，亲自喂莹莹喝下；并报告一个好消息——叶妈今日又有全胜之局。

干爹、干娘去后，熊副官娘子也来了，并带来“小米稀饭”等食品，亲自服侍莹莹吃下，莹莹这时烧已减退，精神也好多了。熊太太坐在她床边，一面吸烟，一面陪上司的未来夫人聊天。

熊太太说，老熊是旅长的表侄，是表叔从家乡特地找来的“最最贴心的私人”。特务营杨营长只是因在战场上救过司令，司令才超升他。其实杨一字不识，大老粗尽做些“歪事”。熊夫人并举个例子，司令最近曾叫老杨兼做“缉私队长”，他在江上抓到一船鸦片烟。老杨未报告司令，便把鸦片堆在江边，没收了船做渡船——并把那鸦片贩子也枪毙了。

“你看这人粗不粗？”熊夫人说，“那堆鸦片被人偷了好一半，才给老熊知道了。老熊把货运回来，交李元忠去卖——卖出的钱可以发全营兵饷还不止。你看老杨糊不糊涂！？鸦片烟是‘乌金’嘛！”

熊太太这番话，把个“高师二女学生”、“抗敌后援会宣传员”的叶维莹说得目瞪口呆，震惊不已。一支堂堂的抗日军队怎能私贩鸦片呢？惊悸之余，莹莹才问一句：“李元忠是谁？”

“你的干爹李会长嘛！你怎么连名字都不知道？”熊太太有点诧异。

“这些钱后来哪里去了呢？”莹莹又问一句。

“老熊保存给表叔司令嘛！不然这铜床哪里来钱买？”

“这事罗旅长知不知道呢？”

“用不着详细报告他嘛，”熊太太说，“反正是替他做事、替他找钱就是了。不然做大官的用私人干嘛呢？”

“做这种事，怎能不报告旅长呢？”莹莹倒说着有点认真。

“司令本人倒不大在乎，反正向副官处要钱有钱、要做事就照做就是了。司令本来不管小事的。”熊太太说。

“但是贩鸦片、贩毒走私，不是什么小事呢！”莹莹正经地向熊太太说。

“老熊以后一分钱一分钱，都得向你报告嘛。”熊太太说得有点紧张。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只觉得抗日军人……”莹莹的话尚未说完，熊太太便紧张地接下去说：“莹姑娘你是读书识字的女学生，我担保老熊以后把所有账目都按时向你报告。”

“我不是这个意思呢。”莹莹抱歉地自愧失言。

“我知道姑娘不是这个意思，”熊太太也抱歉地解释说，“但是做下属的总不能蒙蔽长官——账目总应报告清楚。”

莹莹毕竟是聪明人，她知道熊太太和她这位“女学生”不是一类的人，误会可能愈解释愈深，她乃想换个话题。

“熊夫人呀，”莹莹问她，“你们家里有几位公子呀？”

“莹姑娘，老熊本来是不该嘛，”熊太太更恐慌地说，“他不应该把我们的两个儿子都放在副官处当差。”

莹莹听了这话心中自觉弄巧成拙，但又自恨无急智解此僵局；愣了半晌才说：“我还不知道你有两位公子呢。跟爸爸一起做事不是很好吗？”

“莹姑娘不能听朱太太的话哎，”熊太太又解释一句，“那船鸦片，老熊委实不知道是‘军需处’的货。朱军需因为未向旅长报告，旅长不知情。杨营长又是个老粗，他也未报告旅长，就把朱军需的人给枪毙了。卖鸦片的钱，老熊又替司令花掉。后来弄清了，又没钱还朱军需，弄得朱处长‘哑子吃黄连，有苦说不出’。老熊一直心里好难过，将来人是不能再活了，但是鸦片钱总得还给老朱，来日方长嘛，还要请姑娘在旅长面前关说关说——表叔表婶和自家长辈原是一样。何况又是上司呢！……”

熊太太一番解释误会的误会，使莹莹听了不禁不寒而栗，想不到这位“千死一生”的民族英雄的周围，还有这样一个矛盾的金三角！

“大喜近了，怎么病了呢？”

当熊太太还在解释“老熊”的“难处”，莹姑娘也想解释一下她还没同朱太太说过话时，沈嫂忽然进来说：“朱军需和太太来了。”熊太太忙伸头向莹莹低语说：“别把我的话告诉他们！”莹莹也点点头。这时朱氏夫妇已进来了。莹莹想坐起来迎接，却被朱夫人伸手压住了，并向正拟离去的熊太太说：“再坐一会儿嘛。”

“你们坐，”熊太太说，“我来了好久了。”讲着她就出门去了。朱太太则在她的原位坐下来，朱军需则站着。朱军需是个大胖子，看来五十挂边。沈嫂递上茶，又搬来竹凳，但朱胖子没有坐下。

“心肝，大喜近了，怎么病了呢？”朱太太亲切地摸摸莹莹的额角，又说：“呀，还有点烧呢！小心点儿！”

“我们的军医，医道甚好，这点伤风，不算什么，养息养息就好了。”朱军需手提着盖碗茶，也安慰一句。

“谢谢朱伯伯、朱伯母！”莹莹沙哑地感谢一句。

“我老伴会帮你调养调养，我叫她天天来看你——好好养息，我先走一步了。”朱军需把茶盅还给沈嫂，便离去了。莹莹又要坐起，再度被朱太太压下去。

“刚来的熊婆娘和姑娘谈得很久啊！”朱太太笑着问，“谈些什么呀？他们一张床上，睡不倒两样人，两个都本事通天呢。”

“熊太太是很能干。”莹莹说。

“能干的人，不能嘴向外长着嘛，专门吃人家的。”朱太太说。

莹莹听朱太太话中有刺，不好插嘴，想调解一下，乃说：“熊太太看来倒很善良。”

“善良？！”朱太太喷口烟把头一摇，说着有浓厚川鄂口音的话道，“他夫妻连旅长都吃掉了，别以为你们是亲戚。”

“……”莹莹被弄得十分尴尬，不知怎样回答才好。

“莹姑娘，你知道我家老头子，和你们旅长也有十多年交情呀！”朱太太郑重地说。莹莹也只好恭听，未便回腔，也不知如何回答。

朱太太又说：“我们处长也是‘军需学堂’毕业的。他搞后勤，不上前线，升官慢了点——但是没有后勤，前方也不能打仗呀！”

“当然嘛，”莹莹半天才答了一句说，“后勤跟打仗一样重要。”

“你知道你们的副官熊楚材，军帽都不会戴，原来是个开米行的嘛，怎能一跳就做少校呢？做少校还要欺侮上司，就不对了嘛。”朱太太说得有点生气。

“……”莹莹觉得头很晕，没有搭腔，只是勉强撑持着听朱太太训话。

“莹姑娘，我们处长和你们旅长原是老朋友、老同事，你以后不能专帮亲戚，不顾朋友呢！”朱太太性情直爽，大声说着，旁若无人。

“……怎么会呢！朱伯母！”莹莹红着脸，勉强说了一句。

“你好好调养一下吧，这是一支上等‘高丽参’。”说着朱太太取出一个有玻璃面的长盒子，递到莹莹手上，莹莹不敢收。朱太太又自衣袋内取出一只玉手镯，给莹莹戴在手腕上，说：“这玉镯可以调和血气，再吃些人参，病就好了唉。我走了！”未等及莹莹道谢，朱太太便站起来，头也不回地走出门去了。

杨玉环的妹妹

莹姑娘生的虽然不过是点伤风，却是梅溪镇上的大新闻，尤其是权力中心“绥靖司令部”内的头件大事。前来探病问安的人川流不息。不到几天，弄得两间小屋之内堆的全是礼物。叶妈连日出征，手气又好，乐不可支。

三五天之后莹姑娘虽已完全康复，但是访客不断，使她只好继续装病，偶尔电话铃响，她也只好故作沙哑声，答复司令的询问。有时罗旅长来访，她也只有加重装病。叶妈知道莹莹已完全好了，但她勉强莹莹继续睡在床上，自己不断竹战之外，则找熊副官看正在修缮的“司令公馆”，等候女儿出嫁，自己也好跟着去。

莹莹在床上久睡无聊，她最喜欢的访客便是杨营长的夫人金环了。有时金环不来，莹莹则教沈嫂打电话去找她。

金环原另有姓名，但她不愿说出。“金环”之名是杨营长在妓院里替她取的，因为老杨知道古代有个美女叫“杨玉环”。

金环原也是个难民，与妈妈和一弟两妹住在“难民营”里，她们也是因为爸爸病死，一家无靠，她才被梅溪镇内有名的“黄牙老宝”，以八百元买去的。金环对莹莹亦从不讳言。

“你为什么甘心去做妓女呢？”莹莹在初见面时曾问过她。

金环说，她妈没有告诉她是卖女为娼，只说有个官家要雇个佣人。她下了轿之后，就被她后来才知道名字的“黄牙老宝”拉到一间浴室洗个澡，换了一身白纺绸褂裤，涂了香粉胭脂，打扮了一番，便被关在一间卧室里。室内有张床，她便躺在床上，不知身在何处，只听到前屋有些人在猜拳行令，正在吃酒席、打麻将。时近午夜，她已有点睡意时，忽然门开了，只见“黄牙老宝”扶了一个醉醺醺的男人进来。“老宝”替他脱得精光。金环正为此吓得发抖之时，“老宝”走到床边说：“你好好服侍贵客啊！”乃动手把金环也脱得精光。金环不敢抵抗，直是发抖。“老宝”把那男人扶上床，放下帐子，关了门，就出去了。

金环光着身子，蜷伏在床角，只敢哭不敢叫，那醉汉一声不响，便把金环拖过来，自己爬到金环身上，行动起来。

“我痛得要死，被他压着，叫又叫不出来。”金环向莹姑娘回叙那可怖的一晚，仍然泪直是流。

“他在强奸你，是不是？”莹莹气愤着说。

“后来他不动了，我以为他死了，”金环说，“原来他已经睡着了。”

金环说她那晚怕得要死，她把那醉汉从身上推下，爬下床想逃出去，但发现门是锁着的。金环守到天大亮了，“老宝”才开了门进来，另给金环一套竹布褂裤穿了，把那套带血的绸衣取走。她把金环带入另一间房间，那儿有点茶水稀饭叫她吃。金环被“老宝”带出时，回看那醉汉还是赤身露体，呼呼大睡——后来才知道那混账是个“盐卡子”里的一个什么“队长”。

“这醉汉就是占有你‘初夜权’的人，是不是？”莹莹低声问金环。

“那盐卡子是我一生最恨的人，”金环咬牙切齿地说，“比恨‘黄牙老宝’还要恨得多。”

莹莹要金环说说那“黄牙老宝”的样儿。金环说了，居然就是莹莹自己在门缝里曾经看到的，和妈妈一道嗑瓜子的那个黄牙齿的妓院老鸨母。想想不觉一身冷汗，她自己也险些被妈用两千元高价——但是扣了老鸨所说的“杂费”，她比金环只多八百块——就卖给“黄牙老宝”了。

莹莹自幸之余，又问金环怎样嫁给杨营长的。

“老杨人很粗，常常打我，但他为人很厚道。”金环说。

“他常常打你！”莹莹问。

“罚跪了，常常打得我走路都困难。”

“有这种事？”莹莹诧异地再问下去。

金环说她深爱老杨，她可以为他殉节、为他死。杨是老粗，没坏心肠，打人只是他脾气不好。“他不像朱处长和熊副官，”金环低声说，“那么坏心眼。”

莹莹又问她怎样嫁给杨营长的，金环说她被那盐卡子强奸之后，因为她是新来的，也读过小学，“老宝”就宣传她是个“干净的女学生、原装货——要两百元‘开苞费’”。

莹莹说：“你不是早已被强奸过了吗？”金环说“老宝”会“做假”。她用鸡胆装鸡血塞进去；并训练她在“接客”时，故作忸怩、故作痛苦。但她第二次“接客”时，那客人是个“老手”，酒也喝得不够，最主要的还是金环不会装腔作假，被那客人发现了，把鸡胆取出，罚令金环吞下去，金环不肯，被那客人打得半死。莹莹说，那“老宝”不也有麻烦吗？

“‘老宝’后台也硬呢！”金环脸色沉重地说，“那客人最后还是出了一半。”

“杨营长是什么时候认得你的呢？”莹莹再问。

“老杨是我第三个客人。”金环说，老杨原想讨个老婆，他要“老宝”在她选的难民中代找一个体面的姑娘。“老宝”就介绍了金环，索身价一千元，并叫金环照原样再做一次假。金环怕再挨一次毒打，有点踌躇。“老宝”说：“你如怕客人打，那我就先打了再说。”说着她咬着牙，提着毛竹片，就要开始打了。金环求饶答应了。“老宝”乃安慰她说，这客人是位老粗，喝了酒就一切都不知道了。

那晚金环战战兢兢地陪老杨上床。老杨酒喝得并不多，金环虽也装腔作势，还是被老杨发现了。当老杨还在半信半疑之时，金环向他哭跪于地，把故事和盘托出。

金环哭成个泪人儿，凄惨无比。老杨人虽粗，心肠软，听了金环的故事，也眼泪兮兮地大受感动。

他把她从地上抱起来，拥在怀内，说：“你本是良家妇女，被迫为娼，我就娶你吧。”

“那晚倒真是我们俩人的‘洞房花烛夜’呢。”金环说着又破涕为笑。

电话不是好东西

在莹莹生病时的众多访客中，莹莹最喜欢的是金环。因为二人年龄相仿，而金环又是个老实人，讲的句句都是真话。金环是北方人，身材较高，婚后又学会抽烟打牌，所以看来比莹莹年长。其实后来一细算，莹莹还比她大几个月呢。二人厮混熟了，就以姐妹相称——金环叫莹莹为“莹姐”，莹莹则昵称她为“小环”。小环因为是“营长娘子”，已经呼奴使婢惯了，平时进进出出，甚至招摇过市，市民也视为当然；而莹莹这个“未过门”的“三姨太”，又是市上众目睽睽的新闻人物，不愿在街上抛头露面，所以只好终日躺在床上装病，看点已看过三五遍的小说。小说看腻了，就想找小环谈心。有时小环不来了，二人就通电话，一谈便是一两个小时。

她二人所通的三十年代军用电话，是“手摇式”的。电话号码是以铃声的长、短和多寡为定。例如要打到旅长室，则“摇”出个“一长一短”的铃声；副官处则是一长二短；军需处，一长三短；特务营，一短一长；缉私处，两短一长；莹姑娘专线，三短一长；旅部“通电”，三长。

至于向各团和独立营、连通话，则先摇四长，叫接线生接“支线”。

莹莹和金环都未用过私用电话，对电话通讯性质也一无所知。金环和杨营长的床头有一架电话，她只知道要找莹姐聊天，摇它个“三短一长”，那边便是莹莹接话了。

熊副官最初告诉莹莹的“电话使用法”，只是摇它个“一长一短”——莹莹却一次未摇过；倒是后来金环告诉她摇“一短一长”，便可和小环谈心了。

莹莹和金环都觉得“电话”这玩意儿很新奇，也很方便。她二人都躺在床上，只要把电话摇个“一短一长”或“三短一长”，二人就可聊他个个把钟头——至于她二人谈心，别的分机上的人也都可听得到，那就不在这两个傻丫头的知识范围之内了。

女人毕竟是女人——女人们，尤其是少女，通起电话来是没头没尾、没个止境的——儿女私情谈多了，也谈些军国大事、社会新闻、桃色事件，和旅部之内的秘闻、传闻和私事。总之，话是说不完的。

有经验的读者都知道，你如有母亲、太太、姐妹、女儿，乃至女同事、女同学、女朋友……以及各式各样的“女人”，她们拿起了电话听筒来，还有放下之时吗？尤其是金环夫人整日在街上跑出跑进，每天和“营长”一睡八小时，牌桌上又往往三五小时不等……因此她把街坊传闻、床头私语、牌局饭局的闲话……一股脑儿都在电话里和“莹姐”说了——不然哪有那么多长的时间好消磨呢！莹姐毕竟是她最谈得来的人，也是一切私话都可谈的人，不过谈到些不可告人的秘闻时，她也会警告莹姐：“千万不可向别人说！”莹莹也聪明，知道有些话不可向人说，也用人格“保证不露丝毫风声”。

她二人又都是正直、爱国的，对走私、通敌、贩毒、杀害无辜、迫害良民，也嫉恶如仇——有时二人谈得感情化了，甚至咬牙切齿，隔机啜泣。

金环是最爱“老杨”的，对老杨的粗里粗气和正直无私，最为称赏。她和老杨一样，最“看不惯”朱处长和熊副官，“不顾死活地搞钱”。

“老杨告诉我，说是冯玉祥说的，”一次小环说得气愤时，在电话里告诉莹姐道，“当了三年军需或三年副官的人，拉出去枪毙，是一个不会冤枉的！”

“冯玉祥是个老司令、副委员长，”莹莹感叹地回答说，“讲的话是真有道理呢！”

打电话原是金环和莹莹最大的嗜好，她二人占线过久，却往往影响公务。但她二人一个是脾气暴躁的杨营长的“娘子”，另一个则是罗司令未来的“三姨太”。她二人占了线，任谁也不敢吭一声。可是大家为着用电话，各分机往往有人拿着耳机在等线，同时也偷听着她二人有趣的对话。愈听愈觉得有趣，因此旅部内一切真真假假的秘密，都给偷听客加油加醋地暗中传播起来了。

朱处长和熊副官得报，均暗派专人作二十四小时的窃听。一次罗司令为着要用电话，也屏息听了二十分钟，金环向莹姐讲有关朱、熊二人为争权争钱和对敌伪通商的真假情况。

总之这两个自以为是私语的小长舌妇人，在电话里所泄露的机密，已暗中引起了“绥靖司令部”内一个无声的地震——尤其是身当其冲的朱处长及熊副官，竟为之寝食难安，不知何以自处，何以应付这一无止境的可能变幻——二人都变成热锅上的蚂蚁，急于要找个出路来才好。而朱处长在暗中叫苦之时，也想找熊副官算账——因为这“皮条”是熊楚材一手拉起，而自讨苦吃的。

丈母娘的气焰

这两个无知小儿女的私话，暗中传出去已经够惊人的了。她二人还各有个善于言词的妈妈，整日到旅部、营部来吃酒摸牌。

金环的妈总以为自己的女婿是“救过司令一命的恩人”，他的地位是在“副官”和“军需”之上的，所以打起牌来，也不把朱、熊两夫人看在眼内。赢了钱，她是要现钞的；输了钱，则挂在“营部”的账上。有时赢家不服，她就叫她们多卖两斤“鸦片烟”。

莹莹的妈就更不得了了。她是司令的丈母娘，赢钱拿现款不在话下，输钱则招呼熊副官“划账”。比较可怜的则是李会长的老婆了。当旅部初搬入她家时，她对“朱处长夫人”和“熊副官娘子”，真服侍得像亲娘一般。但是自认得“把嫂”和“干女儿莹莹”之后，她的服务对象就只有“把嫂”一人了。每次牌后“开饭”，总只请“叶老太太”上座，而叶妈也向不推辞——事实上朱夫人远比她年长，熊夫人也不比她小，但是叶妈吃饭是论地位入座的，席次与年龄无关。

叶妈也是这群娘子中最为见多识广的人，虽然她们都一字不识，但是叶妈却说她以前是“省长夫人”，呼奴使婢惯了。麻将搭子也都是些督军、省长的“一品夫人”，什么厅处长的娘子，只能在一旁侍候呢。她亡夫手下的人，真是文武齐备。所以她“女婿”将来升官至省长、督军、总司令、司令长官，真不愁没有“班底”。罗司令现在手下这些人，“哪能管得大事呢”？叶妈并且许下宏愿，她自己的哥哥，莹莹的舅舅，就是个“会打左手算盘”的“理财好手”，所以等莹莹出嫁了，她倒要舅舅来，把女婿这条“银龙”清查清查——哪能老是这样一团糊涂账！……

李会长的夫人、叶妈的把嫂是位好人，听到叶老太太这席话，忙把自己丈夫、李元忠李会长介绍上去，还希望干女儿在司令面前保荐提拔呢！

“这些话还用说的吗？”叶妈得意地说，“哪个大人物的财政不是自己的至亲好友管的？看看委员长、李长官，谁不如此！……”

叶妈这些牌桌上的牛皮，往往把朱、熊二夫人，说得眼睛直是发愣。朱夫人很直爽，听不入耳了，就说：“老朱也是‘军需学堂’毕业的，也是蒋委员长的得意门生。他当少校时，司令还是个上尉呢！”

叶妈也承认“老朋友”不可废，并安慰熊夫人说：“我们的‘亲’虽然远一点，但是亲戚毕竟是亲戚，总要照顾的嘛。”至于朱处长呢，叶老太太则说：“五个指头有长短，哪能个个相同呢？但总是长在一个手掌上，一个指头打不响——朱处长总归是水涨船高，永远是司令少不了的底下人嘛。”

朱夫人心直口快，她对老朱永远作司令的“底下人”反感倒不大，只是对李元忠老婆的改变态度，专门巴结这“洗衣婆子”，则愈看愈不顺眼；对叶妈的气焰则尤其深恶痛绝。一天牌场失意后，她回家把老朱奚落得半夜睡不了觉，气得直吹胡子。

熊夫人对叶老太也感吃不消，但她没有拿老熊做“出气包”，她只是警告熊楚材，恐怕司令将来结婚之后，有了新亲戚、新班底——老熊可能要被迫回家“开米行”。老熊的娘子虽不识字，头脑倒挺灵活的，她不断地分析客观形势的发展，使老熊想起莹姑娘嫌他两个儿子都在旅部当差的擅权揽位情况，不觉心有余悸。

“老朱也是委员长的学生，”熊太太警告老熊说，“他们叶家、李家本地人，想挤掉他还不太容易呢！你熊楚材是哪个特训班毕业的呢？……”熊太太一席话，说得老熊直是点头。“现在还不迟，你得想想办法。”熊太太又加一句。

老熊点头之余，叫娘子预备一碟他所喜爱的本地土产“咸肫肝”，自己一人喝了一晚“闷酒”。当老婆又来喋喋时，熊红着半醉的脸，轻声地说：“此事我得和老朱商量商量……”

你只抓住老总的尾巴

熊副官果然暗约军需处朱处长一人到他家吃酒，并说有“要事请教”。这个请帖倒使朱胖子惊奇半天——他二人为着“烟款”已几月没往还了。

酒尚未举杯，胖子就迫不及待地问那三角头熊副官找他究有何事。

“你损失的烟款，总得还你嘛！”熊副官这句话，使胖子立刻笑逐颜开——因为他曾暗中和老熊吵过好几次，希望能“多少搞点本钱回来”，都被熊推托了。

熊总是说那些钱“替老总花了”，要追钱还得向“老总请示”。老朱知道老总也知道是怎么回事，但他就是不能向老总请示，因此这笔巨款就永远给老熊霸占了。老熊说，钱都用到“三姨太”身上去了；老朱知道三姨太用不了那么多。但是，如何同老熊算账呢？只好哑子吃黄连。如今忽听老熊要还烟款，岂不喜出望外？乃大杯斟酒，为二人再度合作的新远景干杯。

不过老熊认为这笔款子太大，已为老总用得差不多了，向老朱还现款很难。他邀老朱前来是讨论个“新方案”。老熊觉得这江口区生意愈来愈大，专靠“缉私处”那几杆烂枪已不够用了。杨营长又是个老粗，动不动就枪毙这个、枪毙那个，也不是个办法。司令老总自己也不能出面，还得要朱、熊二人想出办法来。

“你有个什么新方案呢？”胖子问他。

熊说他不只有个“新方案”，方案之后还有个“三原则”。

朱某愿闻其详。

熊说，对沦陷区的贸易愈来愈大是个必然趋势，否则我们不但无盐可食、无布成衣，我们的土产如猪鬃、树油（俗名楉油）、杂粮等等也都要滞销。现在敌方、伪方已利用中立国瑞士籍人马克作名义居间向我方贸易；我们也应组织一个“贸易公司”以为因应。此是第一原则。朱某闻言不禁茅塞顿开，极为称赏。熊又说，既有公司就不能没有股东和资本。如今他既然无现款偿还老朱“烟款”，就把“烟款”化为“公司股本”，以后生利“本息加倍归还”。

老朱闻言不禁举杯说：“楚材，我一直跟老总说，你是个人才！”

熊说他还有“第二个原则”，那便是进出口货物，通统由本公司“统购统销”，其他贸易一切视为“对敌通商”。一经查获，“货即归公，人即正法”。不特此也，他还要建议老总自“特务营”中抽出一连人，改组为“缉私别动队”专查“私货”。

“那么老杨干不干呢？”朱问。

熊说他要同这老粗讲明，“公司”给他多少“干股”——“总比他吃空额还要多几倍！”熊又补充说：“杨志勇自从娶个婊子做老婆，脾气好多了。”

“老杨答应不答应呢？”朱又问。

“我们这点要诚实，”熊答非所问地说，“公司红利要一半归老总，另一半咱们股东按股均分。”他又取出算盘“毛算”一下。他朱、熊二人各算百分之十七点五股，两人占全股额百分之三十五；另百分之十五，由老杨和参谋处等处均分，成分由朱、熊二人酌量之。

“那他们那些团长，和独立营连呢？”朱又问。

“他们各有防区，油水比我们还厚呢！”熊说，“……不过见财有份，年关节礼，总得送一点——我们有条银龙，送不完呢！”熊笑着举起酒杯，与老朱一饮而尽。

饮毕熊说，他还有个“原则”，那就是公司职员大量用本地人，以示非客籍操纵，并且要“统销”也非本地人不可。

“这也是道理，”朱评论说，“强龙不压地头蛇嘛。李会长他们也得要借用。”

“这倒不，”熊说，“我这强龙倒偏要压压地头蛇呢！——本地人要用，但不许当权，李元忠我预备给他个‘襄理’，叫他跑腿……”

“哎！副座，”朱说，“等老总讨了三姨太，恐怕不那么简单呢！——听说三姨太的爸爸曾当过一任省长，他们将来要有个‘本地帮’呢！”

“我查过，”熊说，“三姨太的爸爸做过官，但没那么大——不过防人之心不可无，老总床上睡个女学生，也是个麻烦。”

“你看，副座，”朱某指一指墙上那张“总理遗像”和那一副“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的对联，说，“我们在北伐后期，同志们把这副对联换成‘同志仍须努力，宋家尚有一龄’！据说总司令夫人还有个妹妹叫宋妙龄呢！”

“你是老前辈，参加过北伐，”熊大笑说，“这对联妙透，我还未听说过呢！”

“哼，”老朱笑着说，“你要把老总床上放上个宋妙龄，你就完蛋了。”说着老朱又低声问老熊道：“黄牙老鸨把老总选个苏州‘叫床的’，听说老总很过瘾呢！……”

“老总说，他又不能跟我们一样去吃花酒，”熊也微笑说，“所以他要我把他搞个‘小公馆’，找一个叫床的幺二‘垫垫饥’——他说他还有一番事业，要找个像我们委员长、副委员长、司令长官夫人一样的女学生做‘贤内助’，帮助事业，所以我才动念头把他找个女学生，谁知就找到这个叶家母女，也是我对老总一番忠心、孝心……”

“这一来，你将来麻烦可大了呢！……”

“我也体会出来了，但为时未晚。”熊说。

“我怕你替老总搞个本地亲戚，要把你外地亲戚挤掉呢！”

“我已完全了解了我的错误，要想法挽救。”

“你自己知道错误就好了，我的老三角！”

“我完全知道，所以要找你出马，先来组织个贸易公司再说。”熊说。

“你在拉皮条时我就想，熊副座在自找苦吃了——你和老总是亲戚，但你只抓住老总的尾巴；人家变成老总的亲戚，却抓住老总的鸡巴……”朱胖子说着，仰首大笑，声震屋瓦——二人酒酣耳热，尽欢而散。

第二十五章　好事多磨

麻风的威胁

就在熊、朱二人复交欢宴之后数日，熊副官忽接罗司令密召至司令卧室。罗亲手关好了门，乃向熊出示一“绝密”情报。那是中央“调查局”一位“管区长”专差送来的，大意是：据可靠情报，敌谍川岛芳子正训练大批患有严重“麻风病”美女，化装难民，潜入我后方，专以毒害我高级军政领袖，并刺探情报为务，用特专差通知贵部长官加意防范，云云。

罗司令是南方人，知道“麻风”毒于蛇蝎，而麻风患者，往往都是绝代佳人。罗司令已有个“垫饥幺二”，又正预备与一难民姑娘叶小姐结婚，故阅电极为恐惧，乃召心腹密议。

“麻风是南方的病，”熊阅电之后回报说，“长江以北可能没有吧？”

“这种传染病发源于南方，可能传染于北方。”罗肯定地说着，并把这“代电”在火盆中烧掉。

“我想我们此地没有什么女难民嘛。”熊说。

“我们旅部里就有哎，”司令说，“杨营长太太，我那幺二和莹姑娘不都是难民营出来的？”

“至少莹姑娘不是，大家闺秀出身嘛！”熊恭顺地替莹姑娘开脱。

“她不是什么大家闺秀呢！”

“叶老太太总说她以前是省长夫人。”熊说。

“以平民冒充上等阶级，以混入上流社会，就有可疑之处，你查查看！”“我担保不会的。”熊说。

“你凭什么担保，你也能担保杨志勇老婆？”罗司令问。

“杨太太是难民卖入堂子的，”熊说，“那我就不敢担保了。”

“她经常与莹姑娘通电话是不是？”罗司令问。

“女人们欢喜谈谈家常嘛，”熊再为杨太太开脱，“不过多用军用电话，是不太好。”

“把莹姑娘的专线拆掉。”罗司令说。

“莹姑娘恐怕不太愿意吧？”熊说。

“说是我的命令——防谍！”

熊在辞出之前，并再奉密令：“严密防谍，相机行事，不动声色！”

奉令之后，熊就通知通讯连把莹姑娘的专线拆了。他并向莹姑娘也密报司令命令和防谍措施，使莹姑娘也忧心忡忡。

服侍莹姑娘的女佣既是难民出身，熊也请求莹姑娘把沈嫂辞退了。但为着莹姑娘要人服侍，熊副官乃把隔壁周婆婆雇为替工。周婆原是与叶家母女一道洗衣服的，曾和叶妈以脏言秽语吵过架。后见叶家“发了”，呼奴使婢，已久蕴嫉妒之心，现在竟受雇服侍莹姑娘，岂能心甘？但为贪优厚工资，还是接受雇用，但不愿做工。饭馆送来饭菜，她却与莹姑娘同桌而食之，而周婆原是干活的人，有好饭好菜，她也就能吃能拉。她看中了莹莹床边的金漆马桶，她就不再回家用她那原始的粪桶了，因此莹莹的马桶常时超载，周婆又不按时清理，以致满室臭味熏人。莹莹不得以只好化装包头、穿破衣，自己提马桶出街清理，而街上又有特务营派来站岗保卫的士兵，他们一见莹姑娘出街，又要立正敬礼，真使莹莹尴尬不堪。幸好这时阿七哥已伤愈被释，返回案子工作。他虽不敢入叶家之门，但是时在门外逡巡，偶见妹妹提马桶出街，他便接过去代为清洗，自此涮马桶就变成他的工作。周婆则住在外室，扎其鞋底、补其衣服，啥也不做了。叶妈此时差不多天天出征，代替她在家的却是一个面目可憎而驱之不去的周婆婆。

最使莹莹恶心的，则是周婆的食相。周婆从不刷牙，食量又大，吃起酒饭来口涎鼻涕，滴滴答答。她与莹莹同时举箸，真使莹莹无法下咽。他们的菜饭本是附近饭馆包送的二人之食，十分精致，但在电话被拆除之后，食品亦大不如前，有时甚至粗劣不堪。叶妈如偶尔在家，则绝不够吃；不在家则也是周婆一人啖之。莹莹常时终日枵腹，困居斗室，形同囚犯。有时她也向妈探听点外界消息。叶妈除牌经之外亦茫然无所知，只说由于查谍防谍，罗司令的新房已停止装修。加以罗还有个“小公馆”，有个“叫床幺二”，他也不急于要修缮另一新房来金屋藏娇了。这消息真使莹莹五内如摧，身心交瘁——一个美人胚子，也已逐渐消失。

她们母女谈话之间，最使莹莹伤心的，便是妈妈每提到莹莹的婚姻且语带醋意——她常向莹莹说，罗司令年龄也与她不相上下，既然母女不能同嫁一夫，她比莹莹倒更像“司令夫人”呢！她说得竟使莹莹为她害臊。

在这凄凉岁月之中，还是熊副官的态度，最使莹莹感激。周婆畏熊如虎，熊每来一次，足使周婆态度要好几天。熊来时总带些糖果及用品，语多安慰，使莹莹感激不尽，虽然莹莹始终不知他们的葫芦里在卖些什么药，但将人比人，还是熊副官通情达理多了。

婊子的醋劲

莹莹命运的逆转并不止于麻风的威胁呢。一次她为躲避周婆，乃独自一人待在自己卧室。正在百无聊赖之时，忽听前室一片女人嘈杂之声。她刚开门探望，便碰着一位衣着入时、口衔烟卷、大约二十七八岁的女人，身后带着三四个老妈子，汹汹走向前来，一见莹莹面，不由分说，一挥手便狠命地打了莹莹两记耳光，打得莹莹满眼金星乱飞；随着她们又把莹莹推倒地上，拳打脚踢起来，踢得莹莹在地下哭叫乱滚。那女人一面踢打，一面口出秽言，骂：“姓叶的，你这臭婊子、狐狸精、私娼、卖×的……”一边骂，一边在莹莹的房中找到一根鸡毛帚，便打起来了。莹莹抱着头摊在地下任她倒拿着鸡毛帚狠命地毒打，痛不可忍。旁观的女人，包括周婆，也不劝不拉；那女人打够了，又用左手中的烟火来烧莹莹的脸，莹莹两手抱着头，但手臂上、颈子上，已被烧伤数处。香烟灭了，那女人又把热水壶中的热水，泼向莹莹的头上，莹莹只是抱着头在地下乱滚。那女人泼完了水，一看床头有只马桶，乃叫跟来的婆子说：“把马桶倒到她头上去！”

两个婆子相顾愕然，那女人把鸡毛帚柄一挥，把挂灯打个粉碎，弄得玻璃遍地、煤油四溢。“你们把马桶倒下去！”那女人疯狂地大吼起来。那两个婆子不得已乃把马桶抬出，刚抬到莹莹的身边，那女人便上去一脚把马桶踢翻，顿时粪便横流，弄得莹莹满头满身，臭不可当。这女人乃掉转头来，骂声不绝地扬长而去；只剩周婆，但她也躲出门外，与门外的卫兵问话，问那女人是谁。

“她是司令的二姨太，堂子里出来的，”卫兵说，“凶得很，谁敢阻挡她！”

周婆见莹莹摊坐室内已不成个人形，正不知如何是好时，幸好阿七赶来。他不由分说，便把叶妈的蚊帐取下，然后走入后房，在衣柜内取出些毛巾等物，把妹妹身上、地上粪便擦净，乃用叶妈蚊帐把妹妹裹起，拉到室外，倒睡叶妈床上；自己反身出去，又找了幺三，二人各挑一担水，带了扫把和猪鬃刷，把莹莹的卧室清刷一遍，然后把莹莹的蚊帐也取下，把一切不洁之物包了起来，提往镇下河边洗涤。

他二人又烧了热水，把莹莹床后澡盆拖出来，放好温水，才请周婆和赶来帮忙的刘稳婆二人把莹莹扶入室内洗涤。

这时叶家门前看热闹的人已挤得水泄不通——来看这场“二姨太打三姨太”的醋海波涛。那个卫兵怕人多出事，乃回去报告了排长，惊动了特务营，营长和营长娘子也知道了。金环乃带了几个婆子、卫兵、衣物、香肥皂……赶到现场。

这时熊副官也率熊太太赶来，并带来轿子一顶，熊副官招呼卫兵驱散看热闹的人群。杨营长夫人乃走入莹姐的卧室，把遍体鳞伤而神情失常的莹姐，抬入营部洗澡疗伤；熊夫人也送来“参汤”压惊，熊副官则守在营部照料，半夜始去，颇使莹莹感激不已。

金环“翻身了”

金环在营部把莹姐招待得无微不至，成群的婆子、丫头、勤务兵一呼百诺，忙得团团转。洗澡、敷药、扑香粉之后，金环把莹姐安排在自己华丽而宽大的双人铜床之上养伤；傍晚则叫来精致酒菜摆在床前，为莹姐压惊。金环颇能喝两杯。莹莹在小环抚慰之下，伤痛顿减，也喝了点酒；脸上虽被热水烫得浮肿，手臂腿背还伤痕斑斑，心里倒平和多了，但也开始感觉不安——营长娘子这样招待她，她却没机会谢谢杨营长——莹莹向小环表示要谢谢营长。

“他在外面，”小环说，“我叫他不要进来，你受伤嘛。今晚我陪你睡，叫老杨在外面睡行军床！”

“这怎么使得！……”莹莹知道杨营长是有名的坏脾气，常常打老婆的，愈想愈不安起来。

“没关系，没关系，”金环自信地说，“他现在常常睡帆布床——以后再给他买个铜床，让他一个人睡。”

金环这句话把莹莹说得大惊失色，而金环也看出莹莹的惊奇，乃补一句说：“我现在常时叫他出去睡——他听话得很。”

“……”莹莹真是惊讶不已。

“你猜老杨现在脾气为什么这样好？”金环说得唧唧而笑并伏到莹莹怀内来，却碰到莹莹的伤处，使莹莹一“嘘”；她连道对不起，又坐起爬到莹莹耳边，唧唧地说：“我有孕了，老杨想要个儿子，所以他现在对我百依百顺……”说着金环又唧唧地笑个不停，又说：“老杨现在把我捧着像一块‘嫩豆腐’，他才不敢打我呢！——有时我还‘揍’他两下……”

据金环说，老杨原是在山东乡下“推独轮车的”。一次他贪心超载了，一不小心，把装两石面粉的布口袋翻倒水沟里去。他自知无力赔偿，乃心一横，把那珍贵的独轮车也索性丢到水沟里去——老杨一溜烟跑到“招兵站”，就报名当兵了。

“他现在什么都不想，”金环又唧唧地笑个不停，说，“就想养个儿子——四十挂边了嘛，老来得子——所以现在我叫他怎么着，他就怎么着，他是我最听话的‘勤务兵’。”金环燃一支香烟，笑得十分得意，说她“翻身”了。

莹莹忙向她恭贺，祝福他们生个“贵子”。

“叫床幺二”是怎么回事

天晚了。金环要解衣和莹姐同榻而眠，但莹莹是讲情理之人，不谢谢杨营长及恭喜他要有弄璋之喜，便不愿睡下。

“小朱啊！”金环大嚷一声。一个小勤务兵在门外大声答：“有！”

“你去叫营长进来，说叶小姐要谢谢他、贺贺他。”

那小勤务去了不久，果然门一响，杨营长含笑推门而入。

杨志勇黑大粗壮，是个标准军人。这是莹莹第一次和他打照面，真是“闻名久，识面初”；一见之下，莹莹真羡慕小环。她觉得杨志勇是个标准的“抗日英雄”，看来也不像她想象中的“粗”。

莹莹忙要下床施礼，并道贺他要生儿子了，却被小环按住。

“老杨呀，”金环说，“莹姐要谢谢你的招待呢。”

“一家人，谢什么？”杨爽朗地回答着。他又注视一下莹莹的脸伤和颈伤说，“你受伤不轻呢！那婊子敢这样毒打你！”

“她用热水壶开水浇莹姐呢！”小环说。

“他妈的，都是‘三角头’在捣鬼！”杨说，“好吧，你俩好好睡吧——小心点儿！”

杨说着反身带关了门便出去了。金环闩好了门，乃和莹莹宽衣解带，并头而眠。她二人自莹莹的电话专线被拆之后，已好久没有谈心，今晚可谈它个通宵了。

据金环说那婊子“叫床幺二”，原是被熊副官安排在个后街小屋内。司令每次都改穿便装，偷偷地去“垫垫饥”，人不知，鬼不觉。不知怎么弄的，最近她竟然搬进前街一座大屋，街坊和士兵都公然称她“二姨太”；而她自己公开说她是“旅长娘子”，胆子愈来愈大，醋火中烧，居然率领了一队老妈子去打起“三姨太”来了。

“环妹，”莹莹说，“我真羡慕你和杨营长，夫唱妇随——我至死也不会做‘三姨太’的。”说着莹莹眼泪就流下来了。

“司令原是要娶你做‘夫人’嘛，他搞搞‘叫床幺二’原只是‘垫垫饥’，和你结婚之后，就和老杨一样停止寻花问柳，改邪归正——当军人都非搞女人不可，不然怎能打仗呢？但是官做大了，就要讨个像样的夫人。李长官、张军长不都是如此嘛……”

金环娓娓而谈，莹莹则未发一言。

“司令现在是不是变了心？”金环又半问自己半问莹莹地说着，“不然那婊子‘叫床幺二’，怎么敢如此公开亮相行凶呢？老杨说是熊副官在捣鬼……”

“环妹，”莹莹半天才说一句，“那妓女为什么取这个‘叫床幺二’的古怪名字呢？”

“我在牌桌上听她们说，什么‘幺二’‘长三’，都是上海一带妓女的等级，不是她的名字。”金环说。

“那‘叫床’又是什么意思呢？”

金环说她听老杨说过，“叫床”是一种叫男人听了受不了的“床上功夫”。有些女人在床上，男人一碰到她那些部位，她就“亲哥哥”、“心肝肉”……淫声浪语，叫个不停。有些下贱男人，就吃不了那叫声，女人一叫，男人就投降了，女人要什么有什么。

莹莹还未听说过有这些男女间事，因问金环那叫床功夫是不是上海妓院训练出来的呢？金环说不是，有些女人，男人一碰她她就会“叫”，那似乎是天生的。

“天下就有这些古怪事啊，”莹莹叹息地说，“我想是她们妓院用功夫训练的。”

“训练不出来呢，莹姐，”金环凄凉地说，“以前‘黄牙老宝’用毛竹片打我，要我‘叫’，我也叫不出来呢。”

“老杨知道，”金环又补充一句，说“叫床幺二”在司令“包”掉之前，老杨也跟她来过。但老杨说他才不管她什么“亲哥哥”、“亲宝贝”呢。老杨是个粗人，上得身来，山摇地动，这铜床怕被他拆掉。

莹莹被金环平淡之言，说得心直是跳，嘴里难免也感觉气喘，但她抑制住感觉，只称赞杨营长是个“君子”，结婚之后就不在外面“胡来了”。

“男人也很可怜呢，”金环轻声向莹莹解释，她说老杨初娶她时，真是旦旦而伐之，有时通宵不寐。他可以“不拿出来”而连续到底，使她第二天走路都发生困难。“这种粗男人，他还管你什么叫不叫呢？”但曾几何时，老杨就攻势锐减，自惭无能，而对生孩子、传宗接代有兴趣了。现在我不揍他就算优待他了。

“我们司令最近可能被那个贱女人，叫床叫昏了，所以幺二才敢来打你。”金环说，“等她叫厌了，我想我们司令会丢掉她，来找你做正经夫人的。”

“环妹，”莹莹感叹地说，“我对罗司令的印象很好哎。他对我说的一些话，也十分诚恳，谁知男人也会讲两样话！……”说着莹莹的眼泪就下来了。金环起床替她拿了一块手帕，替莹莹擦去眼泪。

莹莹乃把他二人初见面时的话叙述了一遍。听了莹莹的话，金环也说：“那不像骗人的话。”

“谁知道他还有个叫床幺二，还让她来毒打我呢！——罗司令在欺骗我！”莹莹又哭了。

“男人地位高了，总要搞三妻四妾的，”金环说，“我希望我家老杨永远不要升官……莹姐你想开点……”

这时金环已颇有睡意。莹莹知道她有孕，应多睡眠，乃不愿再讲话，金环便蒙眬地睡着了。莹莹看看金环披在桃花枕上的秀发，和天真而可爱的嘴脸，安详的睡态，想想她幸福的婚姻生活，不久又会有个可爱的小宝宝，真羡慕至极。

“我为什么就这样薄命呢？薄命到被一个上海妓女毒打得如此程度，那个骗我的男人，竟一声不响……”莹莹想想泪流不止，然既不敢出声，又不敢翻身，怕妨害金环睡眠。一夜之间只望着帐顶出神，思前想后，等着天亮。

莹莹自伤之余，想想亦人各有命，何能相比！再想想自己已曾两度自杀未遂，“大不了一死嘛”！她终于想通了才迷糊睡去，忽见那叫床幺二站在面前，不觉一惊醒来，才知道天已大亮了。

三度捐躯

早饭之后莹莹要回家了，金环本拟乘轿相送，却被老杨阻止住。

营部乃备了轿子和卫兵送莹姑娘单独回家。莹莹下轿进门时，看妈正坐在床前纳闷，见女儿回来也无表情。

要在平时，莹莹受了委屈，回来时总会倒入妈怀中哭诉的。可是自从妈认识李会长和罗司令之后，她们母女关系便完全两样了。妈的兴趣是牌场和吃喝；她对镜自窥，也颇不见老，为什么不能再嫁个像罗司令这样的人？——至少也可找个熊副官、朱处长甚或李会长嘛！——叶妈比他们的几位娘子漂亮大方多了。所以每次有牌局，打扮入时的叶妈最恨人叫她叶老太太，她的正确称谓应是“叶女士”。

这次莹莹被打，“叶女士”正在牌桌上，人家报告了她，她也无意辍牌回家。其后一直摸了个通宵，把老本输光了，悻悻而返，才发现家中凌乱情况；正坐着纳闷，女儿回来了。

莹莹默默地坐在妈身边很久，才轻轻地说：“妈，昨天罗司令包的妓女来毒打了我一顿。”

“那有什么奇怪的，”妈说，“妻妾打架，哪个官家没有？以前马省长妻妾吵架，把马省长头上都打出个大疱来。”

莹莹听妈语无伦次，乃默默地回到自己房中。这房虽经阿七和幺三清刷过，然粪便气、煤油气，仍然四处洋溢，令人窒息。莹莹坐下不久，阿七哥便抱着一大包他昨日拿去，洗清了又用柴火烘干的帐被衣物来。

阿七打开衣包，取出叶妈的蚊帐想把它挂好，谁知却碰在叶妈气头上。

“阿七啊，”叶妈气愤地说，“她们昨天打架是在莹莹房里，你把我的蚊帐取下干嘛？”

叶妈昨夜输了钱，又熬了夜，熊副官不在场，副官处底下的人，又奉命不再为老太太“划账”，所以叶妈不但把老本现洋输光，还欠了百余元赌账，并写了“红条”、“画了十字”。回来时正闷得要寻死，却给阿七碰上了。阿七弄得一鼻子灰，不知何事。

叶妈和阿七的对话，莹莹在后房，听得明白。思前想后，生趣毫无。仰看天棚竟觉悬梁无处。打开衣橱，却看副官处所送来给叶妈喝的“双沟大曲”和两瓶“汾酒”，还在那儿。莹莹关了衣橱，回坐床边，却见阿七站在身旁，等候为妹妹挂蚊帐或其他吩咐。

“七哥呀，谢谢你，”莹莹流泪感激地说，“冬天没蚊虫，帐子不必挂了。我倒另有桩事，求求你帮忙。”

阿七问何事。莹莹乃取出一元法币，请七哥去替她买数十包“红色火柴”。

“妹妹要买这些干嘛呢？”

“七哥呀，”莹莹说，“红火柴烧了可以去臭味，劳你驾，替我买愈多愈好。”

七哥平时就怕妹妹不吩咐。如今有事可效劳，七哥拿了钱，跨开大步，便上街去了。阿七去了个把钟头，便回来了，果然买了十多盒红火柴——据说是战时缺货，他把镇上杂货铺都跑遍了，一共才买到十多盒。他把剩下的钱和火柴都交给了妹妹。阿七刚要离去时，莹莹把他抓住说：“七哥，谢谢你。我希望来生做你的亲妹妹。”说着莹莹眼泪一泻如注，这倒把七哥愣住了，他站了许久，才默默离去。这时刚好菜馆送饭来。隔壁周婆婆也闻声而至。周婆打开菜盒，叶妈则呼莹莹吃晚饭。莹莹出去时只听妈在抱怨，说她要告诉熊副官，这菜馆的饭菜，愈来愈差，不能下咽；以后要熊副官“换一家送饭的”。

尽管饭菜甚差，两位老太还是把它吃光了。莹莹坐在下方，只约略拣了两筷相陪。

饭毕周婆去了，莹莹则默默无言地在妈身边坐了很久，而叶妈则因为输了钱，打了“红条”，心里懊恼不乐，与女儿也没多话好说。叶妈要上床睡觉，莹莹就独自回房了。

在房中莹莹思前想后，默坐到午夜，才在小日记簿上写了短短的一句话给妈妈告别。然后便取出红火柴，用剪刀把火柴头剪下，放了满满一茶杯，然后从衣橱内取出大曲和汾酒，都打开了瓶盖，再从衣柜抽屉内取出自己的贴像簿，把爸爸的遗像和友好的照片，看了又看。其后再把那“小童军”和自己的有两条小辫子的照片取下，看了又看，才用火柴把两张照片放在一起烧掉，把余灰用酒注入另一茶盅，仰首把酒和灰一起吞入腹中。

莹莹这次是决心死定了。她有个同班同学，由于恋爱不遂，家庭逼婚，就这样死去的。她这次下定决心，是必死无疑了。既然这一世界已无丝毫可留恋之处，“死”实在是个快乐的“解脱”。

到极乐世界去吧，那儿可能还有点乐趣和生意。莹莹没有流泪，便把红火柴头，一把把地抓起，然后用整茶盅的酒，一盅盅地吞下去。酒性太烈了，有时莹莹吞了一半，又打喷嚏喷出来，把妆台上的镜子喷得红点斑斑。

三盅酒下肚，莹莹已天昏地暗，眼不能见、耳不能听了。但她神情镇定，还是摸着把火柴头全部吞下，四瓶烈酒，也全部灌入腹中，她已醉得不能行动了，但还是摸着倒向床上；但上身在床，下身上不去，便溜入床下。莹莹紧闭双眼，但闻心跳如雷，她在床下等死神的降临。

第二十六章　“病妇”的噩梦

还要磨折数十年

莹莹的第三度自杀，她自信是绝无生还之理了。前两度自裁，是出于一时冲动，准备不周。这次则是她蓄意自杀。她在金环床上已细想了一夜，思想搞通了——人生就是这么个样子。人活百年也是死，何必不早事解脱，而要受苦一百年才死呢？

她已做好一切解脱的思想准备，回家看见妈的样子，和听她语无伦次的语言，促使她做了最后的决定。她想爹如还活着，她决不愿死；因为爹爱她，她是爹的掌上珠、心头肉。有个爱她的人在世上，她就不忍心死，让他难过。她也爱爹，每天背书包回家，看到爹，她心中便有无限喜悦，为了这一份喜悦的爱心，她也舍不得死——可是今日这世界上，已再无可留恋之处，早去早安息。这样一想，莹莹也就四大皆空，追求永息去了。永息了，她觉得也没什么可以悲伤的，所以连一滴泪也不必流了。她也想到林姑娘“毕竟洁来还洁去”的诗，但她自觉比林小姐还要超脱——林是死不瞑目的，她则是瞑目而死；林是把这原是地狱的人世未看穿，叶姑娘是看穿而去者。

但是不幸的是，莹莹把“解脱”的情报和技术弄错了。没有掌握正确的技术，最后又使她在这苦难的人世，多受了数十年精神与体质上的折磨——使她和林姑娘一样，终难瞑目。

莹莹认为烈酒和毒药曾毒死过她的好友。她如今用加倍烈酒、十倍毒药，焉有不死之理呢？这是她情报弄错了。她的好友朱纤之死，只是喝了一壶“烧酒”，和吞下两盒红火柴头。莹莹却不知道朱纤不是毒死的。她是酒醉了，步履不稳，倒入她家中厨房里半截埋在地下的水缸中淹死的。

再者，莹莹自己灌酒也灌得太多了。她不知道酒喝多了要呕吐。尤其是她倒在床前踏脚长凳上，头下腹上，酒从她腹中倒流而出，使她不断地呕吐和呻吟。如此纵是没人抢救，她把烈酒和“毒药”吐完了，还是要活下来的。

更巧的是叶妈平时是不失眠的，倒床便睡。可是这次她输得精光，又打了赌账“红条”，她愈想愈懊恼，在床上辗转反侧，不能合眼。这一下在万籁俱寂之际，听到莹莹的呻吟声，她就起床拍门了。拍门不应，叶妈慌了，乃把隔壁周婆婆和刘稳婆都找来。三个婆娘合力也推不开这扇新门。她们把阿七找来，同时又惊动了在街头巡逻的特务营卫兵。

阿七用屠刀把门撬开了，一看莹莹躺尸床下，地下和梳妆台上，则红斑点点，全屋呕吐狼藉，酒酸熏人欲呕。他们知道莹姑娘又自杀了。妆台上还留有一张“遗书”呢。大家看不懂，幸好后来来了一位特务营的班长，他认得些字。经他认出，死者遗书上只写了一句话：“妈：不孝的女儿和你永别了。莹莹绝笔。”但是叶妈和刘婆都伏在地下，觉得莹莹并未死，只是喝酒醉了。众人乃合力把莹莹抬到床上，用毛巾为她清洗。

可是那位识字的班长则认为莹姑娘分明是服毒自杀——他报告了“值星官”，值星官再电话上报，消息就传开了。

杨营长夜半得报，营长娘子也惊醒了，闻讯便啼哭起来。杨叫婆子们守住她，不许她动，自己则急电后方医院王院长，说是“罗司令的未婚夫人生急病”，请王院长抢救。

王院长是位刚从美国留学归来的西医，出任后方医院少将院长，也是罗司令的好友。闻报不由分说，便带了两位值班男女护士，携了急救器材，自己骑着马，赶到现场，挂上听诊器，亲为诊断。王大夫诊断后，又看了“遗书”，认为确是“服毒自杀”，不过中毒不深，无生命危险，但是灌肠洗胃的程序，仍是要做的。说着王大夫乃驱开众人，叫女护士挂起蒸馏水瓶，由他亲自动手，忙了个把钟头才开门叫叶妈进去为病人与现场清洗一番。王大夫等众人把病人服侍好，盖被睡下，才留下两瓶药丸，等病人清醒时服用，便率领了他的医疗队离去。

这时天已微明，病人亦已有清醒迹象了。

马桶问题

莹莹再度睁开眼时，发现妈没精打采地坐在床边抽烟。

“妈，”莹莹孱弱地问一声，“我是活着，还是死了？”

“莹莹啊，你不乖，酒喝多了。后方医院王院长，半夜来替你洗过胃呢。”

“妈，”莹莹流着泪哀诉说，“你们为什么又把我救回来受苦呢？”说着莹莹翻头向床里，泪湿枕衾。

“莹儿，你就不想想妈妈吗？……”

叶妈话未说完，只听窗外一阵马蹄声，原来是熊副官推门而入。小勤务也送上一篮美国奶粉、菊花牌罐头奶汁等礼品。叶妈忙起身让座。熊也就坐在床边，拉着莹莹的手说：“莹姑娘近来受了委屈，一时想不开，过几天就好了。”说着他又在莹莹腮边颈边摸摸，检视一遍，又说：“二姨太这么狠心。前天我本带轿子来，接你去医务处疗伤，想不到老杨老婆一定要把你接到她那儿去，怎么回来又寻短见呢？”

“熊伯伯，”莹莹微弱地说，“我自觉生不如死。”

“姑娘又何必呢？……”熊说着回头又问叶妈事情发生的情形，和王大夫诊疗的经过。熊问得很详细，并取出拍纸簿用铅笔记下。可是叶妈对莹莹的病情倒无多话可说，在熊副官问过之后，她却主动告状，说送来的饭菜粗劣难以下咽，又抱怨周嫂用马桶不清理，饭量又大，菜饭都给她吃了……熊副官虽耐性听着，而莹莹在床上却不耐烦，用微弱声音，叫妈“不要讲了”。

“我不讲出来，司令和熊副官怎么知道呢？……”叶妈正要再讲下去，忽见周婆婆来了。

熊见周婆进来，自己却走到前屋，周、叶两婆婆也跟着出来。

“周婆娘，”熊厉声地责问女佣，“你为什么用莹姑娘的马桶？”

“……啊……啊……”周婆慌了，颤抖得答不出话来。

“跪下！”熊吼了一声，周婆慌忙跪下，直是打抖。

“你怎么也上桌吃饭？”熊又吼一句，地下的周婆，低头一声不敢响。

“你以后不许上桌子！”熊又厉声说，“等太太、小姐吃了才许吃——听到了没有？”

“老爷，听到了。”周低声地回答。

“她以后不敢了，”熊对叶妈点点头说，“再不听话，以后叫马弁用皮鞭抽她！”

叶妈也狠狠地瞅着跪在地下的周婆。熊副官出门腾身上马，便带着两个勤务兵离去了。

从麻风病到羊痫风

熊副官弄清楚详细情况，他要先入为主向司令报告情况，以免王大夫先他而打电话。

当熊到达旅部时，见司令上坐正和两个参谋吃早饭。罗司令见他来了，匆匆早餐后乃叫熊随他入卧室，单独询问。

“听说玉梅到叶家去吵闹，闹得莹姑娘要自杀，有没这回事？”司令轻声地问熊。

“沾到女人总归有点麻烦。”熊说，“不过玉梅说她为着预防麻风，保护司令健康才去叶家问询，想不到两人吵起来。”

“莹姑娘为什么自杀？”

“她在认识司令之前，就自杀过两次呢！”熊轻声地说，“可能神经有问题。”说着熊指指自己的脑壳。

“她人生得倒挺秀气，但会不会有麻风嫌疑？”司令再轻声地问。

“麻风或许不会，我曾打听过，据说她家三代都有‘羊痫风’。”熊说。

“羊痫风我们家乡也有，”罗说，“一发起来便口吐白沫不省人事，可怕得很。”

“据他们街坊说，莹姑娘三次自杀未遂，都不是真自杀，”熊说，“只是羊痫风发了，她妈谎说是自杀。”

“这事混账的李元忠，当初介绍时，为什么不向我说？”司令有点生气。

“他想攀亚叔这门亲，他怎愿说出呢？”

“她昨夜自杀的情况如何？”

“她口吐血珠，不知是什么东西，”熊说，“是王院长亲自去替她洗胃灌肠的。”

“我们打个电话去问问王大夫。”罗说着就预备打电话。

“王大夫昨夜忙了一夜，今晨可能还未起床呢。”

“那你替我去做两件事，”司令说，“第一，带点礼物去谢谢王院长，并详细问问莹姑娘病况，我再给他打电话；第二，也带点补品去看看莹姑娘——她不发病时也很可爱呢。”罗又说：“自从玉梅去叶家闹了，弄得满城风雨，我如也到叶家去，那就要弄出许多莫名其妙的谣言来，给上面听到也不好。”

“亚叔放心，”熊说，“我总尽心把各方弄得妥妥帖帖的，不用司令操心。”

“我知道你很能干，一个抵十个，”罗说，“你到叶家去也替我关照一声。叶姑娘毕竟是个女学生，她如果没有痼疾，倒可做个贤内助，只是她妈妈有点令人吃不消罢了——玉梅只能逢场作戏，哪能讨来家？”

“那我就先到王院长那儿去一下。”熊转身告辞。

“你现在就去吧！”罗司令也挥挥手。

大夫之言

熊副官拣了一筐果点、奶粉、咖啡和洋酒、洋烟、手电筒以及十多盒“永备牌”电池，由一个小勤务挑着，自己骑着马，赶到“后方医院”，直入院长室。只见王院长盥洗方毕，正坐在一张有白布的小方桌之前喝咖啡。熊对他敬礼，王只点点头，也未站起来，只招手叫他坐下，叫勤务再泡一杯美国咖啡给熊副官。熊坐下了，王院长笑着说：“你们老总怎么搞女人又搞出毛病了？”

“他们带兵官嘛，院长，”熊笑着说，“不搞女人怎能打仗？”

“你们不带兵的，还不是照搞！搞出病来，又要来找我们打针。”

“离乡背井，逢场作戏嘛，院座。”熊也笑得贼兮兮的。“院座！”熊又加重语气说，“我们司令本来要向您打电话道谢的。但我怕您昨夜辛苦了，今早未起床，所以司令叫我代表送点不成敬意的薄礼，以后他再打电话道谢。”熊说着指指那两筐并不“薄”的“薄礼”。

“你们既然送了，我们就收下吧。”王院长含笑说，“替我谢谢总座，并叫他为国珍重，保养身体。”

“院座，”熊说，“我们司令感激你御驾亲征，去替三姨太洗胃。老总怕三姨太有麻风，您看会不会？”

“你老总怕她有麻风？”王哈哈大笑，说，“怪不得还未碰过她呢！——原来如此，你们的三姨太长得好哎！……哈！哈哈！……原来如此！”王院长又大笑一阵。

“我们司令得到秘密情报，说川岛芳子专门训练一些麻风病美女到后方来，毒害我们高级将领，你看会不会，院座？”熊问。

“这些搞情报的人，没常识，”王说，“那种亚热带的病怎能搞到此地来？——你们三姨太是本地人。”

“她如果到广东去过，传染了回来，有没有这可能？——我们老总生在南方，他有点怕。”

“你们的三姨太还是个处女！”王说，“麻风是一种性传染，一个处女如何传染？”

“还有，院座，”熊又问一句，“我们司令也得人报告说三姨太家，三代都有‘羊痫风’，会不会？——院座，您是美国留学的医学权威！”

这时有勤务兵来替他二人换了两杯热咖啡，又送上一碟饼干。熊副官看看那饼干并非上品，乃叫那勤务自他带来的礼品中，开一盒上海新到的“法国甜饼”；王院长一见，大为欣赏。

“哎，楚材，”王院长赞赏说，“罗荣国知人善任，找到你这样能干的人。”

“承院长夸奖，承院长栽培！”熊不敢当地半起身，向院长道谢。

“我不是当面夸奖你，”王说，“我同你们司令以前就说过——像你这样能干的人，上司可以信得过，遇事可以放心。哪像我的那几位老爷副官，三推两不转的！”

“院长和司令，都是我的上司，分什么彼此？”熊恭敬地说，“院座以后有什么事，随时吩咐我做——做不好叫司令撤我职。”

“我倒要我的副官向你学习。”王说得也很诚恳。

二人谈了些题外之言，又回到主题。熊说司令怕三姨太有“羊痫风”。她不久之前已发过两次，她妈总瞒着说是她难安于贫困，企图自杀——三姨太长得很体面，她妈想把她找个大牌女婿做摇钱树，这一下就找到我们司令，我们司令想“收”她，但怕她有羊痫风。

“羊痫风确是遗传的，”王说，“是一种精神病，纵是在今日美国，也还无药可医呢。”

“院座，那多可惜！”熊叹息地说，“三姨太是个女学生，人长得又好，我们司令很喜欢她呢！——您能否替她医医呢？”

“美国第一流大医院，对这种病都束手无策，”王笑着说，“我这几张帆布床有什么办法呢？”

“您能不能检查一下，三姨太的病源有多深呢？——病源不深，我想没太大关系的。”熊说得似乎很诚恳。

“羊痫风是一种神经病，神经病最难查，我哪有这设备！”

“这样那我们老总不要难过死了嘛，我们老总真喜欢三姨太呢，就是怕她有病，不敢沾她……”熊叹息了半天，又说：“三姨太人也很好呢，真是红颜薄命……”熊惋惜不止。

“楚材呀，你对你老总，真是忠心耿耿，”王说，“不过你们老总已包了个‘叫床幺二’，为什么还要去找个精神病人呢？……”

二人正谈着，忽然有两个军医走过来，有事要向院长“请示”。王院长乃向熊副官说：“楚材，你回去吧！替我谢谢罗司令。我有空再和他通电话！”

熊副官闻言起立，又鞠躬又敬礼，恭敬地退出院长室。勤务拉了马来，熊上了马，便回到镇里去了。

小公馆内，六亲不认

熊副官回到镇上，但没直接回“旅部”。他在一个巷口停下了，把马缰交给勤务，自己则对靠巷口的一个倒贴着“福”字的门敲了两下。一位穿着条新围裙的中年佣妇开了门。熊未和她说话便进去了。进这门便是条甬道。右边有一间房，是那女佣的卧室。室后是间披厦，有灶头、厨具和水缸；再后便是个有小花台和矮树的扁方院落。再向后则是由旧老虎窗改建为玻璃窗的两间小套房。通甬道的后端则是一个外挂棉门帘的玻璃门。门和窗内都挂着夹层蓝绒窗帘，使这两间小套房，看来甚为雅致。

那女佣替熊打开棉门帘，熊自己扭开玻璃门就进去了。这两间套房都有红漆地板。后一间是卧室，有张双人铜床；前间是起居室和客室。两室之间，则是用六扇通天屏门隔开，门上糊的是宣纸国画，六扇屏门都可开阖，布置也很不俗。

在起居室内其他红木家具之外，则是个大铜火盆，盆内火势熊熊。火盆之旁则是一张铺着灰呢鸭绒椅垫的藤睡椅。当熊副官扭门而入之时，一位似乎二十七八岁云鬓半整、穿着件蓝丝绒睡袍的青年女子，坐在睡椅上正在听留声机。她一见熊进来，乃关了留声机，含笑相迎。

“副座，”这女子头一歪，露出颇有媚态的笑容和眉眼，问道，“这大早就光临，干嘛？”

那女佣捧上热茶，打开果盒，又把熊副官的呢大衣挂在衣架上就出去了。

熊副官喝口热茶，放下茶盅，便在一张铺有鸭绒垫子的圆藤椅上坐下。那青年女子，左手持着支有长象牙烟嘴的茄立克，喷了口烟，右手则把丝绒睡袍一撒，便坐到老熊腿上来了。

“你这么早就来干嘛？”她又问一声，并把一口浓烟，喷到老熊嘴里去；随后又把象牙烟嘴，放到熊的口中，让熊也抽了两口。

“……来干嘛？”她再微笑发问，媚态逼人。

“我来看我们司令是不是被‘叫床幺二’叫垮了，”熊也笑得贼兮兮地说，“要不要我来助阵？”

“别胡说了，”那幺二目露淫光地吻了老熊一下，说，“你那三分钟功夫，助什么阵？老板比你强多了呢！告诉我你来干嘛？”

这时老熊的右手已不期而然地钻进她丝绒睡袍中去了。幺二哆嗦了一下说：“你的手好冷！”

“我是骑马来的，你知道外面多少度？”熊说。

“放到底下去，我替你暖暖！”

老熊的手遵命放到“底下去”了。幺二把两腿一绞，果然把熊的右手重重压住，温暖无比。

“干嘛？告诉我！”幺二又喷了他一口烟，并把舌头伸到老熊嘴里去，舔舔老熊的黄牙，又伸进去绞了一下，抽出，再问：“干嘛？”

“来助阵嘛！”熊也嬉皮笑脸地说。

“要助阵马上就可助。”说着那妮子把香烟放入烟盘，抱着老熊的头，四面吻了一周说：“你要上要下、要前要后、要站要卧、要蹲要坐——小尼姑骑驴、老汉推车……悉听尊便。”

说着幺二把腿放开，老熊把手抽出之后，那妮子反把手插入老熊怀内，助起阵来。

“我现在不能和你再搞了，”熊还是嬉皮笑脸地说，“你现在是我亚叔的尿壶，我再来搞，就‘乱伦’了。”

“三角头，你装什么蒜？”幺二说，“卵子一硬，六亲不问，你今天搞亚叔的姨太就乱伦，昨天操就不乱伦？——告诉我你来干嘛？”

“我今天有事要吩咐你！”

“什么事！”那妮子倒严肃起来。

“你去打老三，可千万别表示你的吵闹是出于醋劲！”

“那我怎么讲？”

“你要说，老三有麻风、有羊痫风，你不许老三和司令睡觉是‘防谍’，防司令染上麻风，那才正当——千万别表示只为醋坛子打架；尤其不能把我扯上——听到没有？”

“这种事，还要你吩咐我！我早同司令讲过了。”

“你什么时候同司令讲过？”熊问。

“司令不点头，我听你的话，就糊糊涂涂去揍老三一顿——打出事来，你头一缩，我哪儿去？”

“司令怎么点头的？”熊倒有点惊奇。

“我‘捏’了他两次，他后来就点头不再去找老三，只要我玉梅。我胆子壮了，就去把那骚婊子毒打一顿，听说打得她要上吊。专靠你，我才不敢呢！”玉梅说着十分得意。

“我为什么就‘捏’不好呢？”熊问。

“告诉你，老熊，”玉梅认真地说，“你肾亏、阴虚——要多吃人参补药。”

原来“叫床幺二”在上海日本妓女处学会一套“绝技”。当她和嫖客作床上游戏时，那男人要丢胄卸甲、失去控制之时，她就用双手把那男人双肩上的两根“锁颈骨”一“捏”，他马上又可继续“控制”了。如此一捏、二捏、三捏下去，铁打的金刚，也要变成一堆烂泥，欲死欲仙，非人非鬼，“完全听话”。

“我只尼姑骑驴，捏了他两下，”玉梅笑着把右手向那铜床一指，做出临床实习时的神态说，“我说，我不许你去看那有麻风病的婊子；为着你，也为着我自己。老总说他只要我，再也不要老三——他气喘吁吁要死了，我才把他放掉……第二天一早，我就依你的话，把那婊子毒打了一顿。”

“你这做法就对了。”熊夸奖她说。

“不对？——你以为我们做姨太太的人，只会摇屁股啊！”玉梅得意得笑不可仰。

“会摇屁股到底是基本功。”熊说。

“哎，副座，”玉梅又说，“不管基本不基本，你吩咐我，我也吩咐你一下！”

“什么？”

“把缉私队新到的那副翠镯给我。”

“你不是已有两副金的了吗？”

“带翠的可以调和血气，”幺二说，“你如不给我，那我就向老总要了！”

“只要你听我的话，屁股又摇得好，”熊站起来，托托玉梅的腮说，“要金的有金的，要玉的有玉的！”说着他披起大衣、喝口热茶；玉梅把棉门帘打开，熊副官就出去了。

罗司令斩断情丝

熊副官回到旅部时，看到司令正全副戎装在李家厅堂内接见来访的乡绅和各单位来请示的官佐。罗司令见他回来了，便暂停接见，乃领着熊回到卧室，询问王大夫看病的结果。他首先关心的还是“麻风”。

熊报告说，王大夫认为在一般条件下，麻风只是亚热带的性病，北方很少的。不过在一定条件之下，女性是可能传染的，女传男、男再传女，是极有可能的。“玉梅怕的也是这一点，所以才去和三姨吵闹。”

司令再问“羊痫风”的情形。罗说，王院长认为可能性极大。同时“羊痫风”是一种遗传的精神病，是得自祖宗、传之子孙的——美国最大的医院、最权威的医师对这病也束手无策。

罗司令沉思一阵之后，终于叹息地说：“人难十全，真是红颜薄命。”司令沉思片刻，又说：“楚材，我虽然不喜欢她妈妈，我对莹莹倒十分欢喜呢！——只是不能不替将来子孙想想。我已四十出头，总要有个传宗接代的安排嘛。”

“真可惜，”楚材也叹口气说，“莹姑娘就没这福气。我今早还是请问王院长能不能替三姨治一治。”

“这种病是治不了的。”司令叹口气。

“王院长也是这么说。”熊也为司令分哀，叹了又叹。

“楚材，你知道，我们带兵打仗的，今天不死明天死；平时找找女人，逢场作戏，像玉梅那样的女人也是少不了的。”

“亚叔，”熊说，“玉梅虽然争风吃醋，她口口声声却说是保护司令，不把那麻风病女人赶走，誓不罢休呢。”

“你应该告诉玉梅，我和莹莹姑娘并未同过床。”

“我向她不知讲了多少遍，说司令珍重贵体，根本未同三姨同过床，但是玉梅不相信——老实说……”熊把声音降到极低点，说，“玉梅自觉没三姨漂亮，她要不把三姨赶掉，她就闹到死——女人们为着争风吃醋，往往会闹出人命的。”

“你管管玉梅，叫她别闹嘛。”司令希望副官帮帮忙。

“玉梅醋劲大呢，”熊说，“开口旅长娘子、闭口旅长娘子，我哪劝得住！”

“楚材，再替我做两件事。”司令说。

“听亚叔吩咐嘛。”

“第一，把莹姑娘搬个新地方不让玉梅知道，”罗又叹口气说，“莹莹很可爱，也很可怜。”

“这事我一定照办！”熊拿出他对上司吩咐例有的回答与自信。

“第二，告诉玉梅，我和莹姑娘没关系，也不打算有关系——叫她不要闹，闹了，我叫杨营长来管她。”

“亚叔，”熊诚惶诚恐地说，“二姨会不会说我打她官腔呢？”

“但你也可告诉她，最近我部队可能要换防，换防时我可带她一道去，莹姑娘是病人，我不打算带了。”

“这话，二姨能听到一定高兴，”熊说，“不过亚叔，军队可以换防，地盘可不能换呢。”

“我们把‘地盘’打包带走？”司令笑了笑。

“地盘不带走，但我们可以‘遥控’嘛。”熊把他和朱处长合拟而已由司令批准的“贸易公司组织法”再重叙一遍。那就是组织地方性的企业组织，垄断对敌伪通商。另外把一部分特务营军队抽出改编为“别动队”，使其永远地方化，不随军调动，作为保护“贸易公司”的武力。至于怎样使这个名义是官办、实际是私营垄断企业合法化，他们有办法打通“省府”和“战区”之内的一切“关节”的。

“你和朱处长都很能干，”司令说，“一切你二人斟酌着办吧。”

他二人刚要离去时，“后方医院”王院长打来电话，罗司令因为有乡绅在等着乃和王大夫略谈几句，谢谢他替莹莹看病，病情一切熊楚材都详细报告过了。罗和王少将匆匆谈了几句，便忙着会客去了。

“见色有份”

熊副官是这个旅部里最忙的人。他离开旅部，便直奔军需处。朱处长正在开午饭，二人就一道吃了。

熊告朱关于“贸易公司”组织进行的经过，说他和副长官司令部“经理处”已通好关节。省方人事问题不大，但是人情也得顾到，云云。

至于莹姑娘三姨太问题，老总已认为她是“病妇”决定不要了，并嘱咐迁地为良，免得叫床幺二来争风吃醋。

“三角头，你胆子好大！”老朱说，“那叶女有什么病？”

“老总已确定她有‘羊痫风’，不能传宗接代。”

“她什么时候生过羊痫风？”朱说，“老总对她很迷恋呢！一旦查出真相，我看你头上三个角就剩下两个了。”

老朱这几句话，把老熊的脸讲白了。他问老朱怎么办。老朱稍一思索乃想出上中下三策来。

上策是，老总不是要她搬家吗，就乘搬家之便，派人把她母女打死，就说是土匪闻财行窃。一切根本解决，不拖泥带水。

中策是在“贸易公司”选个未婚小职员，强迫他二人结婚，迁往外埠。

下策照老总话做，迁地为良，躲开幺二。

他二人一餐午饭下来，熊认为上策“太毒”，“无此必要”，“也太可惜”。下策使老总和她“藕断丝连”，“极为不妥”。因此熊决定采取中策，加以修订——事实上，这早已是他的“腹案”。

他认为“中策”是“肉圆子打狗”，何必“好了哪个杂种小子呢”？“这么好的一块料子”！熊本人在“老总”换防之后，他将要求司令把他自“副官处长”一职，调任“贸易公司总经理”。如此则他自己也可秘密地组织一个与“幺二”住处类似的“小公馆”，把莹姑娘接进去“金屋藏娇”。

朱胖子（正如杨营长夫人所说的）为人很“奸”。他早看出熊的企图，便对熊说：“你未翘尾巴，我就知道你要拉屎！就照你的话办吧。不过我警告你，你可占色；钱可得大家分账！”

“搞个俱乐部，大家玩玩，”熊笑着说，“你见财有份，见色也有份——你同意，那我们就这样做了。”

“一言为定！”朱胖子举起大碗白干和三角头一饮而尽。

归还赌债的方法

熊副官辛苦了一上午，饭后回到副官处，想午睡片刻。勤务兵泡好龙井茶，熊叫他把张会计找来。熊躺在床上吩咐张会计拿几十块钱去把叶老太所欠“赌债红条”全部赎回来；另外要他把叶老太以前“划”的账也总结一下。张会计领命去了。熊副官乃招呼卫兵，不许人惊动，他乃脱鞋宽衣，睡了个沉熟的午觉。

熊一觉醒来，日已西斜，勤务送上一杯参汤；他自己也洗了脸，乃问张会计还赌账情况。张说有两家他给了半价；有的当事人不收钱便把红条递还；还有一家不但不收钱，她丈夫退了红条，另外还包了些礼物来孝敬熊处长；所以他带去的五十元还未用完。

“叶老太一共‘划’了多少账？”熊问。

“那倒不少。”张说着取出个条子交给上司。条理分明，日期准确，共计两百三十一块四角五分，多半是朱夫人、熊夫人和李太太的，都是会计室付的现款。

熊取了全部红条和白条，自己用算盘一敲，共计四百四十一块八毛五。他收好账目，乃取了两条“小刀牌”香烟，和一些糖果，招呼备马。熊上了马乃由两个卫兵相随，一马便赶到叶家。只见莹姑娘因身体不适卧床未起，叶妈则笑脸相迎，并收下礼物。周嫂捧上清茶，熊副官就招呼她回家去了。勤务、卫兵、马夫等人照例是不叫不入门的。熊副官伸手把内室门带紧，外室门也上了闩，乃坐下含笑和叶妈抽烟喝茶。叶妈已体会到，事不寻常，有点紧张，忙问处长来有何事。

“没什么要紧的事，老太，”熊还是含笑地说，“只是那些‘红条户’到副官处来讨账，我想替你付掉，怕给二姨太知道不依，又怕司令责骂，人家红条户又追得凶，所以来问你看怎么办？就照你吩咐办吧。”

“……”叶妈红了脸，嘴里唏嘘，不知作何回答；愣了半天，才吞吞吐吐地说：“熊处长，看在莹莹分上，替我做个主，做个主……”

“我做不了主呢！”熊目不转睛地看着叶妈说，“你看这些红条户，有些是客军的军眷夫人、娘子，还有个局长太太……”说着他把叶妈画有十字的红条都递过去，又说：“现在不还，以后要加七分利息呢！”

叶妈一听慌得发抖，拉着熊的手，眼泪就下来了，颤抖说着：“处长，能不能看在莹莹面上，向司令说说人情？……”说着叶妈就呜咽起来。

“老太，”熊正经地说，“你知道二姨太现在当权呢——不提莹姑娘也罢，提到恐怕二姨太又要来打人呢！女人争风吃醋，什么事都做得出，再搞出个人命来，就不好了。”

“做大官大位的，”叶妈惶恐地说，“三妻四妾多的是——处长，我求求你……”说着叶妈就跪下了，扶着熊的膝盖，哭得很伤心。

熊没有叫她起来，只是说：“三妻四妾，是北洋军阀搞的，我们革命军军官，现在只许有一个军眷！”

“司令以前不是要娶我家莹莹吗？处长，你能不能劝劝司令呢？……”叶妈哀求不已。

“这事你千万不要再提了，”熊郑重地说，“现在委员长已派来了一位张中将，带来了一个‘军风纪视察团’，马上就要到了。张中将陆大毕业，资格老、纪律严，厉害得不得了，关人关了一大阵——军法审判呢。我们司令现在都有点发慌！”

“张中将来查些什么呢？”叶妈惶恐地问。

“查军中吃喝嫖赌、贪赃枉法、轧姘头、讨姨太太。”熊严肃地说。

“那我家莹莹，三姨太也不能当吗？”

“二姨太也不能当了，何况三姨太！”熊说。

“那二姨太哪里去呢？”叶妈慌张地问。

“她只有升级做太太，”熊说，“一夫一妻做军眷，军风纪团长便无话可说了。”

“啊……哦……哦……”叶妈摊坐地下，哭了起来，哀伤地说，“婊子倒做了太太——我家莹莹是女学生，姨太太都当不了……天啦……”叶妈不敢大声哭，却哭得很伤心。

“老太，我此来是讨账的，不是听你哭的。你母女都在军风纪视察团逮捕名单之内！”熊说得很严肃。

“处长，你不能可怜可怜我们吗？”叶妈呜咽哀伤无比，跪哭于熊处长膝下。

“我就是要可怜你们母女才来的嘛，”熊说，“我想替你们开脱开脱。”

叶妈一听话有转机，乃擦擦眼泪又向熊磕个头，“请处长施恩”。

熊乃叫她坐起，喝口茶，乃为她母女代想个办法。熊认为“莹姑娘”经“二姨太”一闹，已使司令下不了台。“军风纪视察团”来了，查出了这事，司令就会丢官。所以司令有意要“莹姑娘”暂时避一避——“莹姑娘不是有个舅舅在县城里吗？就暂时到他那儿去住住。”

熊又说，司令不是送过莹姑娘一些铜床、留声机、六灯收音机和一些家具嘛？熊副官可向司令关说，都不必送还。莹姑娘离开了，叶妈就可以把那些财产，折价抵还赌账和向副官处“归垫”。

再者，熊副官所经营的贸易公司，在县城有个办公处，有职员，也会有职工宿舍。将来莹姑娘可以到贸易公司担任会计，住入职工俱乐部，岂不两全其美？这就是他来替叶妈解除困难的方法，使叶妈听了破涕为笑。熊又递给她一支茄立克；叶妈吸了烟，一场灾难总算是得“贵人”解救了，终于破涕为笑，心里平安得多了。

第二十七章　夜奔

出虎穴，入狼群

和叶妈商议既定，熊副官乃开门叫勤务到菜馆要几样好酒菜，一面又拍门把莹莹叫醒。其实莹莹早就醒来，睡在床上细听他二人的谈话。这新做的门，隔音虽好，她还是听得出五六分来，尤其妈有意叫她到县城舅舅家暂住，倒正是她所梦想的。

她原有意嫁给罗司令做“平头夫人”或做个“两头大”；谁知半路又杀出个“叫床幺二”的妓女来——她思前想后，怎能在一个“幺二”妓女之下，做个“三姨太”呢！她自恨命薄，又恨罗某薄幸，又恨妈妈下贱。千思万想，生不如死，就作第三度的自杀了。谁知又命不该死！如今活着既无意义，出街又无面目见人；洗衣为生究非了局——幸好听到熊伯伯一番好意的建议，能换个环境，将来到“贸易公司”做个会计，也不失为自食其力。想想颇为心安理得，甚至高兴，所以当妈拍门要她晚餐时，她也就欣然而出向熊伯伯道谢了。

在晚餐桌上熊副官和叶妈对酌，莹莹也喝了半杯酒，喝得脸红红的。熊伯伯和妈妈，只向莹莹稍事提到“暂去县城”，莹莹便欣然同意了。熊伯伯本来要雇轿子送莹莹进城，但怕引起街坊注意，把那婊子“幺二”惹来大闹，使司令难堪，军风纪视察团也要来抓她母女当间谍办了。所以熊副官建议莹姑娘“女扮男装”，半夜出发，由阿七担行李护送，抄小路去县城暂住。梅溪距县城循古驿道大路约七十华里，翻山越岭走小路，则不足五十，所以熊副官希望她“半夜开溜”，到县城隐姓埋名，然后熊某自会在新成立的“贸易公司”中安插她工作，照顾她食宿。罗司令不久也要开拔上前线去了。

计划既定，莹莹乃暗中去向干爹王屠户辞行，并请七哥护送。王屠户本以为莹莹要出嫁为“司令夫人”了。如成事实，则婚前王某自会自动向莹莹“作揖”解除“干亲”关系——这是“江湖”上的规矩，不使“朝中人”为难。如今莹莹婚事已终止，则干爹干女关系依旧存在。莹莹向干爹叩别时，哭跪于地，但是干爹认为她已身无“功名”，干爹仍会随时保护的。

莹莹稍事包扎之后，自己化装为一个小“朝奉”，由七哥挑着行李，行李卷中插了一把锋利的自卫屠刀，二人一前一后，乃于月黑风高的夜晚，溜出梅溪虎穴，抄小径走向县城而去。这边熊副官也向罗司令报告，说莹姑娘“羊痫风”又发了，她妈妈把她送到亲戚家去——她自知福薄做不了司令夫人，又怕二姨鞭打，所以暗自逃走了。罗司令闻言，欷歔之余，也就未追问了。

莹莹与七哥本来摸黑而行，山路崎岖，颇感艰难；所幸不久残月东升，路途模糊可见，而阿七又是老马识途，十里下来，风也小了些、路也认清了、人也暖和了，二人且谈且走，倒不觉辛苦。

这条路是山区小径，人烟稀少，是绿林豪杰的天堂。有时有一些头扎包头、手执各式手枪的壮汉从路边草棚出来张望询问，阿七只和他们说了几句莹莹听不懂的古怪的话，他们便恭恭敬敬让二人过去了。有时这批草莽英雄还请二人喝点烧酒暖和暖和。

二人一路走来，虽毫无意外，但是七哥总是特别小心。他不是走在妹妹之前，就走在妹妹之后，看路上危险性的大小而定。七哥把妹妹的安全看得太严重，不敢丝毫粗心大意。在这二人摸黑前进之时，莹莹倒想与七哥重续旧好，甚至希望在他们休息之时，七哥能拥抱她、吻她，甚至……莹莹对七哥真是既爱又敬。她简直想向七哥提议：“二人私奔！”但是千想万想，二人一文不名，纵是七哥答应，他二人又“奔”向何处去？——天下之大，竟找不出一个角落，能让这对小情人有个去处。

莹莹终于打消这个念头的主要原因，还是落花有意、流水无情。天真而诚实的七哥，根本就未想到这一点。有时莹莹故作疲倦，坐在石上休息，希望七哥一起来坐，而七哥却自行李中抽出利刃，在四周巡逻。他说他不怕强盗，但这荒山野兽甚多，为着妹妹安全，他不敢有丝毫疏忽。

莹莹感激七哥的保护，暗中擦泪之外，也觉得如此良宵、如此爱侣，也辜负了天作之合而暗中欷歔不已。七哥偶与妹妹并行，二人讲几句话，而七哥也目光四射心不在焉。他只注意四周可能存在的野兽和强人，往往对妹妹的话，答非所问，使莹莹无法把自己的心挖出送给他。

一次莹莹看到七哥的过分小心，便笑着问他何必如此。七哥说，师父当年做保镖时曾有个口诀，要他也念念不忘。这口诀是：“行走坐卧，不离这个——不离那个，‘防人打我’！”七哥说，习武的人，尤其是保镖，一眨眼也不能疏忽，有武功的人，别人是绝对无法偷袭和暗算的。

“七哥呀，”莹莹笑着说，“你那晚不是被他们特务营巡夜的‘偷袭’了吗？”

“他们不是偷袭，是明捉呢。”七哥说。他说那晚他可以把那个班长和六七个士兵一齐杀掉。但是杀出人命如何收场？“不但师父不依，妹妹，我不是把你也牵连了吗？”七哥说他宁愿被捉、被枪毙，不愿向官家朝廷反抗，牵连别人。“他们是官，我们又不想造反。”

他二人走着，渐渐残月西沉，天已有点亮了，山势也渐平坦，村落也多起来了。二人走到一渡口，只见渡船在对岸，岸边草棚内的船夫尚未起床呢。莹莹要等一下，而七哥则把手指插入嘴中一吹；这一声呼哨，真声震山林。不久果见那船夫揉着眼走出草棚。七哥隔河和他也讲两句莹莹听不懂的话，那人便把渡船撑过来了。三人渡了河，那船夫劝他二人天亮了再走，理由是近些日此地不太平——狼下畈。七哥则认为天已快亮了，没什么危险。他二人还是谢了船夫，继续向县城走去。

这时路已很平坦了，二人走了不过三两里路，便穿过一个遍植苍松的大户人家的祖茔。忽然间听见附近一个村落内大敲其锣鼓，并听见有人伏在屋上吆喝。另一村庄则大放其爆仗来。

“不得了，”七哥惊慌地说，“狼来了——狼下畈！”

莹莹还不懂这句话的意思，只见七哥手一指，果见那村庄屋后有一群狼，约十余头，一面作怪叫，一面冲向这祖茔方向来。七哥面色大变，乃一边自行李卷中抽出屠刀，一面喊叫妹妹：“上树！上树！”可是莹莹腿已发软，屡爬不上。七哥慌了手脚，乃把屠刀放下，双手把莹莹举起送向松干上去。莹莹此时手已软了，攀援不住。阿七慌了，乃把莹莹用力一塞，塞入两个粗松枝中去。莹莹还未坐稳，狼群已冲了过来。带头的一只大狼，上来向阿七便是一口咬去。阿七身躯一扭，躲开狼口，顺势一脚，把那狼踢向空中翻了个筋斗，余狼一怔，阿七乃拾起屠刀。当第二只狼刚咬上阿七的半截棉袍时，阿七顺势一刀，便把那只狼连嘴带牙割了下去。这狼刚倒下，余狼十来只，乃群起围攻，凶猛不堪。阿七乃舞刀旋回。前狼带伤退下，后狼又来猛扑。阿七乃挥刀倒于地下，像车轮一般旋转起来，如疾风暴雨，一时狼嗥人喊，刀光如电，好一场人狼大战。

这时莹莹被塞在树上，人虽吓软了，却被松干夹住，不致掉下。她目睹脚下这场人狼之争，自己已吓得半死了。忽然见围攻狼群之后一只肥狼仰首大叫，其他群狼乃停止围攻，掉头随这大狼，冲出这祖茔松林，呼啸而去；地下却剩下几只断腿伤狼，犹在呼号挣扎。

狼退之后，阿七才持刀坐起，气喘不止。

“七哥！七哥！”莹莹在树上哭泣着叫问，“受伤没有？受伤没有？”

阿七仍然气喘不停，坐在地上，只是摇摇头，没有开腔。

野而未合

阿七在地上坐了十来分钟，忘魂失脑，一言未发，莹莹想跳下树枝，来探视他，但自己却被松枝夹得太紧，加以惊吓过度，四肢无力，屡挣不脱。阿七看情况乃向她摇摇头，要她别动。又坐了数分钟，阿七才缓缓站起。他看那四头垂死的野兽，还在哀嚎挣扎，乃走了过去，每头补上一刀，作怜悯之杀，免其痛苦。阿七是个职业屠户，一刀便中要害，那四头野兽也就不再蠕动了——看来也怪可怜见的，虽然二十分钟之前，它们还是最可怖的食人野兽。

杀狼之后，阿七看路边麦田内有个肥料堆，他乃把这四只死狼，提着尾巴，拖到肥料堆边去；这才回来，从两根树干间，把莹莹“拔”了下来。莹莹下得地来已不能直立，瘫坐地上像那受伤的狼一样，只能蠕蠕而动。阿七乃陪她坐下，并为她麻木的腰杆四肢略事按摩，使莹莹渐次恢复正常。

“七哥，”莹莹神志初定才关心地问一句，“你被咬伤没有？”

“伤倒没有伤，”阿七说，“现在想想，命是捡来的。”

“七哥，你把它们杀得落荒而逃嘛。”莹莹在恐怖之后，居然又顽皮地笑起来。

“你知道狼群多可怕啊，”七哥余悸犹存地说，“它们往往能轮班缠住你，缠个整天整夜，等你精疲力竭，便把你吃掉。”

“这么厉害呀！”莹莹惊讶不已。

“前些年打红军，有几个溃兵在山里被狼围了两天两夜，无人来救，结果都被吃掉——他们还有枪呢！”

“这山里有这么多狼？”莹莹问。

“往往几百只，一来把一个小镇都围住，把牲口吃光。”阿七说。

“你打过狼没有呢，七哥？”莹莹问。

“一两只，哪有今天这么多！我以为我完了呢！”阿七说着仍有余恐。

“它们为什么不在山上，忽然跑到县城附近来了呢？”莹莹觉得有些奇怪。

阿七说“狼下畈”是常事。山上缺粮了，下山找东西吃——跟以前红军下山打粮一样。今年狼下畈特别多，因为山里驻的部队太多了。

他二人说了一阵狼的掌故之后，莹莹已勉强可以起身行走，然仍是举步维艰。事实上二人已走了一夜也劳累不堪了。县城如今只有数里之遥，走去可能城门还未开；开了，舅舅、舅妈可能还未起床呢。二人乃商议就在这祖茔坟山旷地觅地休息一下，等天明再进城。

这区大户人家的祖坟，占地十余亩，有石砌大坟十多个。二人乃捡一处较隐蔽、草丰地平，而又不当风的所在。莹莹甚至建议干脆把铺盖打开，大家睡一觉再走；但她又怕在睡梦中，被狼吃掉。阿七则知道狼群不走回头路，他二人大可放心。再者这个所在，原来就是夜行客，住不起逆旅时的寄宿之所，二人打个地铺过夜，路上行人，亦不以为意，所以他二人就把铺盖卷打开了。

阿七是睡惯油迹、血迹斑斑的猪肉案板起家的，看到妹妹的鸳鸯戏水的绣花被褥，乃服侍妹妹睡下，自己则坐在坟上看守，而莹莹则拖他同床共枕。七哥打死不肯，后来经不起妹妹的苦拖哀求，才尴尬地和衣睡下。本来二人并枕而眠，然莹莹终于忍不住了，乃翻身拉开他的左臂，睡到七哥的怀里去，七哥也就拥抱了她。

这是莹莹平生第一次和一个青年男子，相拥而眠。虽然这是在寒风习习的松影之下、孤坟之间，但她对这样的“野合”，还是激动不已。她多希望心爱的七哥拥她、吻她，并为她宽衣解带啊！而七哥竟练不出“他心通”，没有妄动——莹莹失望之余，想不到实在太倦了，也太困了。一个则空抱玉郎，另一个则徒拥美眷——好一个羡煞千千万万痴男情女的美景良宵，却被他俩天雷打的，完全辜负了——二人相拥相抱，竟至沉沉睡去……

赵三宝的牛皮

莹莹在昏昏沉沉之中，觉得是七哥练完了刀法，自窗外爬进她的卧室中来，二人相拥相抱。七哥正在吻她、抚摩她时，忽然听到妈的房内人声嘈杂，莹莹一听是那个“叫床幺二”沙哑的声音，乃一惊坐起，原来是场梦——但这梦倒有一半是真的：她睡在七哥怀里。

莹莹的一惊把七哥也带醒了。原来日高数尺，天已大亮。石墓那边的大路上人声嘈杂，在讨论什么似的。二人乃卷好铺盖，阿七挑了，也走向路侧人群去看个究竟。原来是一个三十岁左右、看来十分健壮的男人，用一扇板门、两条板架成个肉案子，上面一条死狼，正在零卖狼肉。案下还有三条死狼待劏。

这汉子在操刀卖肉。买狼肉的虽不多，但好奇的男女老幼路人，倒围了好两圈，问三问四的，问个不停。

“这些死狼都是你杀的呀？”莹莹听一个人在问。

“不是我杀的，还是它自己死的吗？”他卷起袖子自豪地说着。一面又向行人叫喊，说狼肉是最补的，冬天吃了赤脯躺在雪窠里都不冷；又说狼肉可以“壮阳、滋阴——男女都补啊”。他叫个不停，原来这条路是通县城的大路，早上多的是赶早市的行人——熙熙攘攘。大家都听说“狼下畈”，所以对这些死狼，和打狼的英雄都发生了兴趣。

“你叫什么名字？”一个似乎是个学生的青年问那汉子，并投以敬慕眼光。

“赵三宝——赵钱孙李的赵，此地人都知道我是打狼的赵三宝！”赵三宝又卷一卷袖子，拿着把笨重而生锈的菜刀，还在继续叫卖。

“这四头狼都是你拿这刀杀的呀？”另一个青年也在问。

“这刀哪行？我用‘库刀’杀的！”说着他手一指，那倒插在他身后地下的库刀。这足足有七八尺长的库刀杆子大约有他膀子粗细，漆着红白相间的颜色。硕大的刀头单尖两刃，约有两尺多长，看来也倒锋利。围观的人想看看那杀狼的库刀，赵三宝拔出那刀，舞了两下，确实英武无比。

“来了多少只狼呀？”有个人问。

“别问了，二十来只。”三宝说。

“你怎么打得过二十多只狼呢？”又有人问。

三宝未立刻搭腔，乃走了几步刀法才说：“会看的看门道，不会看的看热闹……”他说出他杀退二十余头狼群的“刀法”、“步法”来。这时有人要买狼肉。三宝乃大叫一声：“妈！你切给他。”

大家一看，原来案子边还有位头发灰白的老太太，也在帮着割狼肉。

“你是赵三宝的妈呀，大娘？”一位青年女子问她。

“是呀，”老太说，“他杀狼我帮他卖肉。”

“你家儿子，了不得哎！”一位中年人对她跷跷拇指。

“我家三宝，就是糊涂胆大嘛。”老太说。

“他什么时候杀的——狼什么时候来的？”另有人问。

“今早天没亮呢，我不许他出去，他偏要出去——糊涂胆大嘛。”

老太的故事虽然也很有趣，但是观众还是围着打狼英雄问东问西。

“狼呀！”三宝讲出他的经验之谈，“是铜头、铁尾、豆腐腰、麻腿……”三宝说，打狼之道，不能打头，也不能打屁股，“要先打腿，后打腰……”说着他用库刀挑出一只死狼给观众展示，说那狼一扑上来，他回身来个关云长“拖刀计”，刀一晃如一阵旋风，“便把它‘两腿砍成四条’”！

三宝说得天花乱坠，四周观众有的目瞪口呆，有的啧啧称奇，有的互跷拇指，更有小青年们要拜他为师，老人家赞他为民除害呢！……赵三宝也得意非凡——好一个打狼的英雄。

这时莹莹和阿七也挤在人丛中看热闹，听赵三宝吹得离谱时，我们这位高师二学生叶维莹，着实有点生气，认为赵三宝在死不要脸地胡吹骗人。

“七哥，”莹莹轻声向阿七耳边说，“你去告诉他，狼是你杀的！”

阿七摇摇头，没有答话。

莹莹实在忍不住，便硬要推七哥向前去告诉他早晨打狼的事实——莹莹是诚实人，实在受不了赵三宝的说谎骗人。正当莹莹还在推他男友时，却听见有人在恭维赵三宝是打虎武松。

“我怎敢比打虎武松？”三宝谦虚地说，“武松是赤手空拳，我是用库刀杀，杀……杀……杀……的。”说着三宝又耍了两圈库刀。

莹莹一听他那“杀……杀……杀……”的沙哑之声，便想起早晨听到那个爬在屋上打锣吆喝的声音，原是同一个人的声音，心中尤为七哥不平，硬要推七哥出去。七哥不愿，但被莹莹推个不停，才低声地向莹莹说：“武松打虎了不起，杀几只狼，也算不了什么……”

谁知阿七这句谦虚的话，却被赵三宝听见了，他认为是听众中有人竟敢公开瞧他不起，乃走向前来向阿七质问道：“他妈的，杀几只狼，算不了什么——他妈的，你杀杀看。我杀狼为民除害，你他妈的还说俏皮话！”他嚷着把库刀横过来敲了阿七几下，并怒目而视，其状眈眈。

这时莹莹红着脸要和他争辩，而七哥却挑起担子，拉住莹莹便离开了——二人走了好远，听到赵三宝还在嚷个不停。

忍和爱

“七哥，这个赵三宝为什么这样死不要脸？我要是你，我倒要和他讲个明白。”莹莹说着气犹未消。

“要忍住一口气！”七哥解释说他们练功夫的，遇事第一想到的便是这句话——这是他当初“拜师”时，师父唯一的嘱咐。

“我要是你我才忍不住呢！”莹莹说。

“忍不住，就必然和赵三宝打起来，”阿七说，“打起来，我出手把他打死，怎么得了？”

“你讲出来，恐怕他首先要不饶你！”莹莹说。

“你看他那副样子嘛，”阿七笑了笑，说，“我要一提不就要打起来了吗？”

“这倒也是真的。”莹莹说。

阿七说，练功夫的人就要忍住一口气。他并说出师父当年的小故事：王道士大约在阿七现在的年纪时，跟着父亲在汉中一带走镖。一次外路来的一股回匪劫镖，他父子把股匪杀退，并打死两个匪首，事为当地“马快”（即今之宪兵、警察）得知，他们不但企图冒杀匪之功，还要枷锁他父子，冠以“通匪”罪名。王师父的父亲王老镖头，俯首就锁；儿子不服，就打起来了，三人未到一个回合，两个马快就身首异处了。

老镖头一看儿子杀了人，尤其是杀了官家的人，便叫儿子赶快逃走——因为杀人是要偿命的。小王在父亲跪求之下，乃丢下武器，一溜烟逃了。以后官方画影图形缉捕凶犯，小王四处躲藏至十余年之久，最后才溜入武当山做打杂的火头道士，直到民国之后，才敢下山。至于他双亲如何逝世，新婚妻子什么个下落，他也全不知情了。老来落得个屠夫的下场，都是未“忍住一口气”之结果也。所以王师父今日授徒，第一条戒律便是“忍住一口气”。

阿七说，他今早如不“忍住一口气”，把赵三宝一拳打死，如何收场？

莹莹听七哥之言，自觉大有道理。她记得幼年常听父亲告诫妈妈说：“慧女不如痴男！”现在听听这位不识字的七哥之言，自觉她自己这位“高师二”的女学生的智慧，真远不如那位痴男呢。

二人且走且谈，已在赶早市商人农民摩肩接踵之中，走进了西门。莹莹认识路，乃自西门大街转芝子巷街后，走到门对一条污水小溪的舅舅之家。

朱朝奉之家原来也只有两间屋——前屋有个土灶和饭桌，后屋则是他夫妻的卧室。莹莹拍开了门，只见舅妈披头散发，穿件旧灰棉袄；舅舅则还在床上呢。

“莹莹真来了啊。”舅妈似乎并不惊奇地说，“前天还有‘省营贸易公司’的人来问过我们呢——说你将来要到他们公司去做事。”

这话倒使莹莹有点吃惊，但也未便多问，乃把阿七介绍一下说：“舅妈，这是阿七哥，他送我来的。”

舅妈还未搭腔，只听舅舅在床上大声说：“莹莹，把脚夫打发回去，你自己坐下休息休息啊。”

阿七一听老人之言，便取下扁担，绕好麻绳，要向莹莹告辞了。未等莹莹回话，阿七已退出门外，莹莹只好跟着出来。

“妹妹，”七哥低声地说，“那我就回去了。”

莹莹想留七哥早餐，或至少喝盅热茶，休息休息，但是看那两间茅棚的情况，和舅舅、舅妈对这“脚夫”的态度，又不敢自己做主留他——心中忐忑不安，脸上也露出无可如何之情。

“妹妹，你留下吧，我就走了。”阿七且转身且说着，又有不忍即离的面态。

“七哥！”莹莹拉着阿七的袖子，泪就下来了。

“……”阿七停下了，面无表情，未发一言，只是看着莹莹。

“七哥……”莹莹欲言又止——因为她也不知道下面该说些什么，只是不断地擦眼泪。

“……”七哥默默无言，只是拿着扁担、绳子，和用围裙裹起的屠刀，扎在扁担上，缓缓走着，莹莹跟在身旁，不断流泪。

阿七走了数丈路，又停下了，站在一棵枯树之下，忽然轻声向莹莹说：“妹妹，我要你向我讲句话……”阿七从嗓门内唧唧地轻声挤出一句。

“七哥，”莹莹且惊且喜地问道，“你要我讲什么呢？”

“妹妹，”七哥诚恳地说，“你说你要我死！”

莹莹闻言大惊，眼泪不禁一泻而下，她冲上去抱住七哥，把脸埋在七哥胸前，便呜咽起来。阿七虽也抱住她，但没有表情，也没有说话。莹莹呜咽了半天，才抬起头来，向阿七哭诉着说：“七哥，为什么呢？……我……我们都还年轻……来日方……方……长嘛……”

这条临溪的“后街”，住户虽然不多，然而偶有行人，看看这小两口儿，不知因何事，一大清早，便在此伤心。

他二人又默立多时，莹莹才擦着泪看阿七背影，缓缓离去……

少东的生意和婚姻

莹莹住在舅舅家，地方虽小，倒是舅妈诚心欢迎的。舅妈知道这个女学生外甥女，可能会进“省营贸易公司”。这家新公司是当时茶寓酒肆内盛传的财神公司。再者舅妈这时也在接洗衣服，可是她不直接和雇主打交道，只是由一大“洗衣作”每日按“捆”送来，以后她可叫他们“多送一捆”了。

最使舅妈高兴的还有一件大事。原来朱朝奉所服务的济生堂大药铺的“少东”，去夏“断弦”，夫人遗下两女一子，无人照顾。舅舅、舅妈都有意介绍莹莹去“填房”，做“少东娘子”；而所谓“少东”者，并非“老东”之子的意思，其实老东已物故，少东便是这家大商号的业主，年方三十一，少东云者，言其年少而已。舅妈心中既有此三大计划，所以莹莹来住，倒是天大喜事呢。不过舅舅之家毕竟太小，舅妈则把莹莹的床铺设于土灶之后之茅草堆上，白日卷起、夜晚铺出，也很方便而暖和。

莹莹既是洗衣老手，洗得又快又好，使舅妈称赞不已。三天之后，舅妈便告诉莹莹，舅舅要在家请少东一人吃饭；既然上司光临，舅妈也希望莹莹“好生打扮打扮”，以便作陪。她又向外甥女解释，少东是家财万贯，生意茂盛，日进斗金，云云。

这一天中午，少东果然应约而来，并带来一些火腿、香烟和一大包银耳。这少东果然年纪不大，皮肤白皙，眼架金丝眼镜，头戴珊瑚顶，黑缎瓜皮帽、黑缎背心，挂金丝表链，灰呢羊皮袍和擦得很亮的尖头黑皮鞋，外加黑呢“鞋罩”，黑缎丝棉裤加狐皮套裤——一派县级富商打扮。

不过这少东也有几项特点：他说起话来，慢条斯理，可是声音却没有阴阳顿挫和轻重缓急——像那条静静的顿河，无止境地、无波无涛地默默地流着。他另一个特点便是，他的眼镜跟眼睛，套配得天衣无缝——他那黑眼珠，永远地嵌在金丝眼镜的正中央，眼球几乎向不转动——永远向前直视着：不上不下、不左不右。若说心不正则眸子眇焉，少东的心倒永远是正直的，向来目不斜视。他吃起饭来也只见嘴动、筷子动，眼和身体都不动。

舅舅、舅妈因为请的是他们严肃的上司吃饭，捧汤、拣菜都显得紧张，话也很少说，偶尔说几句，也脱不了买卖药物的生意经，莹莹在一旁忙着倒汤、斟酒。少东既未让过，也未说过一声谢谢，使莹莹觉得很别扭。但她在少东和舅舅言谈之中，却发现少东的身份倒真是个老板——他三句不离生意，关注到“洋参”已被“缉私队”截去了，转卖给他，价钱“吊”得太高。舅舅为之叹息，但少东却认为“有方法应付”，因为洋参一涨，他可把现存既不值钱而分量甚多、买主最多的“草药”——什么陈皮、甘草、柴胡……“统统借口提价，足够补注”。他因而招呼朱朝奉，从明天起，把所有药草都“加价三成”，朱朝奉连声说“是”。

“我们不怕洋参提价，”少东说，“此地有几个人吃洋参？要吃的人，也不怕贵。洋参卖贵了，带高其他草药价钱，对我们只有好没有坏——草药毕竟买的人多嘛，我们多中取。”

莹莹在一旁默默地听着，觉得这位古怪的少东，倒是一位精明的商人。她想到爸以前常说的话：“财不长痴人。”这少东看似痴，才真不痴呢。

“缉私队如真把洋参、燕窝吊得太高，”少东又慢吞吞地说，“我们也可抵制他一下——不买，就说价太高了，就煞价了。”

“洋参买的人比先前还多呢，”朱朝奉说，“冬天到了，难民也多——不能缺货呢！”

“真缺了，”少东说，“我可以请‘放鹤堂’张管家，借几斤来应应急——缉私队还得拖拖他们一下……”

他们四人这顿饭吃了两个钟头，只听他们两位男宾主说话，而说得最多的还是少东——他在指示他的朝奉如何做生意，生意经之外，其他事务，一句未提。

酒醉饭饱之后，少东乃自衣袋内，取出一包“红锡包”香烟来抽，并问朱朝奉要不要，而朱朝奉还是吸他的“水烟”。

“这些‘金钱牌’，也被他们缉私队把价吊得太高了，”少东心里似乎有些不平，但他却没有以声调表达，还只是平平地说，“以后统归‘贸易公司’卖——官家真会搞钱！”

“贸易公司已经成立了吗？”朱朝奉消息不灵，不免一问。

“商会张会长说，他的‘盐庄’，也很难做了。”少东说。

“贸易公司也搞‘私盐’吗？”朱问。

“他们搞，还有什么公私？利大着呢！……”据少东说，贸易公司以土产“楉油”，向敌伪换盐，一担换四担；他们拿了盐，再向油农换油，也是一担换四担，“一来一往，你看……”

饭吃完了，少东起身告辞，才向莹莹的舅舅、舅妈说他预备请“张会长做媒人”。说着他就在朱朝奉夫妇打躬作揖之下，回药铺去了。

那间菩萨店

当朱朝奉夫妇每日都在盼望开盐庄的商会张会长来访时，县城内难民又大批涌进，时近年关岁尾，百业生意兴隆，少东和盐庄老板都忙不开交，诸事只有等开年再说。

这时莹莹除陪舅妈洗衣之外，就替舅妈跑菜市，买豆腐青菜。舅舅、舅妈是“逢五吃肉”，每五天吃一次肉的。一次舅舅上工，顺便买了六两猪肉，舅妈叫莹莹买青菜时顺便去取，这才给莹莹一个机会，细看了一下“济生堂”大药铺（后在沦陷期间改名“百合药铺”以减小目标）。这药铺在本县南门大街上，的确气派非凡。三间门面，中挂“济生堂”硕大金字匾额，右边金字抱柱是“经销巴蜀银耳”，左边是“专售琼崖燕窝”。

这三间门面，右边是卖药柜台，有三个穿着蓝布连胸围裙的年轻朝奉，手执药称或天秤，正在自靠墙的数十个小抽屉内，取药出售，似乎忙不开交。靠左一间，则放着一张紫檀八仙桌，靠墙一排太师椅，只见一位戴着深度老花眼镜、胡须飘飘的老中医，正闭着眼为病人按脉，太师椅上还坐了几位候诊病人。

莹莹走上中间过道，在顾客背后，看到舅舅正坐在右间后进一个小方桌上，打算盘、结药账。舅舅背后则是一间黝黑的小房间，里面似乎有张供桌，桌后供着一位“药王菩萨”，脸看来白白的。莹莹再揉揉眼睛一看，那“菩萨”原来是个人——就是那要她去“填房”的“少东”。莹莹正在惊讶不置之时，舅舅看到她了，那“白脸菩萨”也看到她了。二人都站了起来；少东也走出小房来。

舅舅把猪肉交给莹莹，放在竹篮之内；少东则招招手叫莹莹走到后进去，莹莹不敢违抗“菩萨”命令，就跟他走入后进。这后进有三间厅堂，穿过厅堂便是一个四合院，有个老妈子在走廊上洗衣服，院中有两个流鼻涕的小女孩在踢毽子。

那洗衣婆婆看到少东，便停止洗衣，用围裙擦擦手就站起来了。少东向她说：“告诉姨婆，留莹姑娘在家中吃饭。”原来这药铺规矩，中餐是老板伙计一道吃，晚餐各自回家吃。女眷则在内宅自吃其午餐，所以少东今天想留莹姑娘和“姨婆”一道午餐。莹莹则连连道谢，说舅妈在等她烧午饭，她非回家不可。少东闻言，亦未强留，乃带莹莹走入一厢房，在厢房中取出两包用红纸包好的糖果——一包红签上写的是“状元红”，另一包是“桃酥”——放到莹莹的篮子里去。既然少东脸上并无表情，嘴内也未说话，莹莹也不敢拒绝，嘴里也说不出道谢，就收下了。少东走回前店，又回到小菩萨房里去了，莹莹看舅舅正在忙，也未招呼舅舅，就出来了。

莹莹走到店前阳光之下，回头看那黝黑的小屋，见少东还一动不动地坐在那儿，莹莹又仔细地看了他两眼——仍然以为他是一座菩萨。

第二十八章　今生与昨死

另一个世界

莹莹提着竹篮循街边走回家，路过鼓楼之侧，看到一群青年正在围看一张广告。她也站着看一下，原来是“省立临时中学”的招生广告。高初中都有；自初一到高三，都可插班。校址是在距南门外三里的“龙潭寺”。莹莹看着心里痒痒的，想到能进此中学多好，但是一看到“学杂费拾陆圆”一条，心中就冷了。她身边只有妈给的五元。以前那罗司令还给些首饰零钱，都由妈保管，却给妈通统输光了——莹莹想想，对妈也有点怨恨。舅舅对她不错，但是舅舅哪来这十六块钱呢！

莹莹看了一会儿，乃绕过鼓楼；想不到鼓楼那边也有一群人在看另一张布告，原来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直辖政治宣传总队、第二大队，招考男女学员广告”。莹莹只瞥了一眼，也就预备走了——反正缴不起学费。可是她忽然听到两位青年在讨论说“待遇不坏哎”，这才又引起莹莹的好奇心，再挤入人丛一看，不禁大喜过望。原来这些学员，不但不要学费，“录取者以上士起叙”，“每月薪饷七元”。

莹莹抱着篮子，再挤进去细看一下“报考资格”，规定是不论男女、初中毕业、十六岁以上三十岁以下“均可报名应考”，考试地点是“文庙”。莹莹看了这一资格，心头一爽——这一喜真非同小可。

放下竹篮，解下围裙把篮内礼物遮住，乃三脚两脚，穿过文昌巷，走到文庙。果然庙前挂着白底蓝字宣传大队的大牌子，有个枪兵在一旁站岗。莹莹在一旁探头探脑不敢进去，但听到有两个青年问那岗兵，才知“报名处”在庙内，莹莹也就跟着那些青年进去了。

这“报名处”设在右庑，有两间房，男女分别报名。莹莹见男报名处有一群人在等；女报名处，则空无一人。她乃走向女报名处，只见里面有张桌子和两把椅子，有两个女兵在聊天。莹莹看那女兵一长一幼，二人身着草绿棉军服、腰束皮带、脚穿力士鞋，军帽轻覆在那长发之上，真潇洒至极！——莹莹一看之下，真打心眼里羡慕起来。

那年长女兵（约二十七八岁）一看到莹莹，便首先问道：“你来报名的吗？”

莹莹说：“是。”她又问莹莹：“认得字吗？”莹莹说：“认得。”“会写吗？”她又问。莹莹说：“会。”“那你就自己填个表吧！”这年长女兵说着，那年幼的女兵便取过一张油印的表格来交给莹莹。

莹莹一看这表格除姓名、年龄、地址、学历之外，还有“写作经验”、“绘画经验”、“舞台经验”等数项。那小女兵又取出墨水瓶和钢笔给莹莹，莹莹都照实填了，并于舞台经验项下，填上“参加《雷雨》演出”等数项。

当那年长的女兵看过莹莹的表格之后，她对这村姑打量半天，面露惊讶之色，只叽咕一句说：“你是高师二？”未等莹莹回话，她拿着表格便匆忙地走了。

当莹莹正和那年幼的小女兵“王秀英”谈话时，那年长女兵回来了，同来的却是一位身着“武装带”、领口挂少校领章的军官。这军官大约三十五六年纪，长得很清秀，态度也很和蔼——和莹莹所认识的罗少将、朱中校、熊少校的味儿，完全不同，而莹莹则觉得这位少校容易亲近得多了。

“我是张指导员。”这军官伸出手来，和莹莹亲切握着手，要她们三人一同到他的简陋的办公室去——这办公室只一张木桌、几张椅子，和一张帆布床。

张要大家坐下之后，把莹莹的表看了又看，又对莹莹上下看了一遍，忽然说：“你在《雷雨》里演四凤，是不是？”

莹莹脸微红一下，轻声作了肯定的答复。

“那你什么时候可以搬过来？今天？明天？”张含笑而肯定地问。

“张指导员，我还没有参加考试呢。”莹莹有点难为情地答着。

“不用了，不用了！”张随即用红铅笔在莹莹表格上批着“免试录取”四字，使莹莹大为吃惊，也喜出望外。

张又指着那年长女兵介绍说，她是张秀兰同志，你们女生队将来的“中队长”；那年幼的叫王秀英同志，将来也和莹莹一道在“话剧组”。

张指导员找来勤务兵，泡了一壶茶，又取出些花生米，四人且吃且谈。张问了莹莹的详细身世之后，说你以后可写篇“自传”。张又向秀兰说，看样子维莹同志的舅舅不会阻止她来当兵——不过我们搞政治工作的，总要向她的家长“动员”一下。莹莹是第一次听人叫她“同志”，她感到亲切和骄傲，内心欣悦无比。

莹莹在文庙内和他们谈了两个钟头，真是心心相印，情投意合——这才是她应该住的世界。真想不到，这个伟大古老的中国之中，竟然有这么多小世界，她自己在另一个世界寻死三次，最后竟于无意中，摸到这一个世界来……

张指导员他们又带她参观了营房和看了一些陈列的书报之后，莹莹就回家了。张指导员并和她约定今晚来拜访她家长，莹莹明天就可“入队”了。

莹莹的心情是兴奋、喜悦、恐惧、新奇……交织着回到舅舅家里去。

跟党到死的第一步

莹莹辞别了张指导员，三步两步赶回舅舅家，她怕舅妈在等着她烧饭呢。谁知她一进门，却见一个穿皮袍的中年人，和舅妈正在喝茶、吃糕饼聊天，这些糕饼显然是那穿皮袍的人带来的。那人自我介绍是“省营贸易公司”的庶务科长，姓廖名邦平。他已来过一次。这次来也已等了两个钟头——“总算把‘莹姑娘’等到了”。

廖自称他是熊兼总经理的“贴心人”。他奉总经理之命，在县城已为“莹姑娘”租好了宿舍，莹姑娘以后就在他的庶务科当“挂名会计”，不必上班。吃的、穿的、用的，由庶务科全部供应。有任何需要，只要莹姑娘吩咐我姓廖的，便没有做不到的。

廖这番话使莹莹听了不知如何应付，心情反应也很复杂。她曾自金环口中听到有关“叫床幺二”那个“小公馆”的事。金环说那小公馆便是熊副官一手布置的——金环也曾说过有关熊正宜、熊楚材的吃喝嫖赌、走私资敌和贩卖鸦片、组织公司的许多故事——熊对她母女虽然恩高德厚，但是现在又要她在县城单住宿舍（是否也是个“小公馆”呢？），是什么意思呢？莹莹不愿搬去住，但是要不是在“政宣大队”被录取了，她也不敢贸然拒绝。如今既然有两处可去——不必去听“少东”那个药王菩萨的使唤了，她就向舅妈说出“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里的“机会”，希望晚间舅舅回来时，再听舅舅的话。

廖科长劝了半天之后，约好明后天再来，便走了。晚间舅舅回来了，他们夫妻舅甥，正在为这三个选择伤其脑筋时，忽然有人敲门。莹莹开门一看，原来是张指导员，带几位女兵，后面还站着一位上校级军官，张介绍那位是邹副大队长。

朱朝奉夫妇一辈子还未见过这样大的官；而这群“军事委员会”里的大官，居然亲临拜访，更是前所未有之事；街后、街前的邻里，不免轰动。朱朝奉打躬作揖，不知如何接待，慌忙万状，街坊却羡慕不已。尤其是那位上校和少校军官更是“朱老先生”长、“朱师母”短地叫着，更使朱氏夫妇坐立难安。这些军官并为维莹同志被“免试录取”而参加“抗战行列”向舅舅、舅妈道贺。舅舅、舅妈更打躬不已。

“维莹同志，”那上校军官亲切地问道，“你的行李呢？”

“没什么行李嘛，”莹莹说，“只一个藤箱、一个铺盖卷、一个瓷面盆。”

“那我们就替你提着吧，今晚就报到入队，我们还有个晚会欢迎你呢！”张少校说着就提起铺盖卷，上校提了藤箱，女兵们拿着面盆杂物，大家浩浩荡荡，辞别了“舅舅、舅妈”，就回到大队部去了。

这个不平凡的行列，街坊传言：军事委员会派了一个团长（上校）、一个营长（少校）来搬行李的——朱朝奉夫妇也颇感光辉。

莹莹姑娘终于摆脱了旧世界，走出“跟党跟到死”的第一步。

新兵的喜悦

邹副大队长一行男女六人，提着叶同志的简单行囊，嘻嘻哈哈走向文庙大队部去。莹莹本来有点羞怯和紧张，但是她看到另外三位一长两幼的小女兵，对两位大官那样无拘无束的样子，自己也就放松多了——她想不但她所知道的军人生活不是如此，就是她“女师”之内的师生关系也没这样轻松活泼，心中真感到无比幸运和快乐。

在他们的谈笑中，莹莹才知道张指导员本想在家庭访问之后翌晨再接叶同志入队，事为邹副大队长所知，他认为既有如此优秀的新血液加入，就应立刻动员争取，哪能等到明朝！再者他们由前线退下的四十多位“老同志”，原定于今晚举行个“迎新餐会”，邹副大队长也不愿莹莹晚到，脱了这个参加大会的机会，使莹莹尤觉感奋。

大家说着笑着，不觉已到庙门。卫兵立正敬礼，才使莹莹认识到这里的确是座军营。大家踏入营内，只见正面“明伦堂”上挂着一盏“汽油灯”，照耀如同白昼。男女学员喜形于色，进进出出，一个晚会，正要开始。众人见他们一行到达，一齐鼓掌欢迎，真使莹莹心花怒放。她唯一感到尴尬的，则是大家都是“军人”，只有她一人还是个村姑打扮的“老百姓”。

邹副大队长把莹莹的行李暂放走廊上，乃率领莹莹在掌声中走入会场，邹并向大家介绍说：“这是今天才报到的叶维莹同志。”

邹的话未落音，忽见人丛中蹿出一位白白胖胖的女兵，她飞奔向前，一下把莹莹抱住，连声叫着说：“小莹——小莹——原来是你！”她说着眼泪都下来了。

莹莹一看她，不禁也叫起来，说：“梅姐——梅姐，你怎么也在这儿！？”

二人抱成一团，各自洒泪——原来这胖娃叫曹文梅，是莹莹的“高师二”同班同学，她二人事实上是自初一起就是同班好友，平时形影不离。最后学校因战争停办才分手，想不到在军营内意外相逢！

她二人正有无限离情要说之时，忽然“值星官”喊“立正”——原来蒯大队长到了。莹莹见蒯着深筒马靴、佩剑，挂上校领章，粗壮而面皮黝黑，全身威气逼人，是个标准军人。他一到场，全场便鸦雀无声。

值星官又大声报告：“请大队长训话！”

蒯大队长向四周看了一下，然后才稍露笑容地说道：“今晚是‘讲话’，不是‘训话’。”

大家也随声笑了笑。蒯说了大约十分钟的话——果然是“讲话”，不是“训话”，使大家轻松多了。接着邹副大队长、张指导员，和女学员队（第三中队）队长张秀兰也讲了话，尤其是邹副大队长，态度轻松，出语幽默，博得满堂彩声，把这个大会又拉回到“迎新会”的热闹气氛中去。

当晚餐会的酒菜是破例的丰盛，整盆整盆的鱼肉之外，还有一整坛“花雕”，香气扑鼻。全队百余人，人人酒醉饭饱。莹莹在梅姐卫护之下，也认真地饱餐一顿——这一顿晚餐也结束了她多灾多难也多彩多姿的生命中一段“梦中有梦”的旅程。

军中生活

莹莹自从脱下“老百姓”的衣裳，换上军服，这军服使她一穿四十年没有脱下——从死到生，又从生到死；从死而复生——从红颜到白发，从一个中学生的情人，变成革命先烈的慈母。

这个“政治宣传大队”里的气氛永远是轻松活泼的，但是却训练紧张、纪律严肃。它的一天是从早晨六点开始。盥洗如厕、整理内务半小时；六时半升旗、朝会，接着便是早操、军训、武术；七时半早餐；八时至十时，政治经济、党义学科（星期一则是“总理纪念周会”），统谓之精神训练；十至十二时分科专业训练，如音乐、戏剧和各种宣传艺术；十二时午餐、午休；两点到四点三十分分科专业训练，如戏剧彩排、音乐、练唱、操琴、杂技练习等等；四时半军训，大队长每日总结训话；六时晚餐、休息自由活动；八时自习；十时就寝；十时一刻熄灯。

莹莹初入队中来，虽然觉得生活节奏紧张，但是每天每时、每分每秒都使她觉得生命充满活力和意义。学习的心得也是日新又新，永远在无休无止的前进之中，前途一片光明——在这光明的远景之中，她决心奉献一切，包括她自己的生命。在这光明的远景之中，她也发掘了自己的智慧，由智慧而觅得真理，在真理中找到归宿。

从朝会、早操、自卫武术开始，莹莹就察觉生命的意义；这意义的高潮，则是八至十时的政治“大课”。大课本由张指导员和邹副大队长轮流主讲。他二人都学识渊博，口若悬河，剖析事物世态，无不尽情入理，使人刻骨铭心。这大课每日一题由“党义”说起，把民族、民权、民生，剖析得思路分明、光明灿烂。莹莹记得在女师时，她所最敬佩的国文老师（一位老“贡生”），曾暗把“党义”骂成“狗皮膏药”，她自己也完全同意老师的说法，向不把“党义”一课，看在眼上、放在心里。可是如今听到邹、张两位新老师的“大课”之后，才觉得以前那位“贡生”老师是“冬烘”。

莹莹尤其心折的，则是邹、张两位对“抗日战争”意义的剖析。他们认为“抗战”是全民族乃至全世界所有的被压迫民族，求生存和解放的“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是个“民族革命”。但是这个“民族革命”之后，如不紧接着来个“社会革命”，则此一民族革命便失去意义。

“你看，”张指导员常时激动地说，“我们社会是多么不平……”他举出成千成万的乞丐和饿死的饥民，妓院中数不清的被贫穷父母卖出去的十三四岁可怜的“雏妓”，那千万百万的胼手胝足、汗滴禾下土而整年不得一饱的贫农、雇农，那些“遍身绮罗者，不是养蚕人”的剥削阶级的地主富商，那些贪赃枉法、欺压善良的贪官污吏，那些投机倒把、荒淫无度的洋奴大班……张指导员学识渊博，接触广泛。他又善于言辞，他讲出社会不平的活生生的事例，来指出这些种社会不平如不能解决，则民族革命便失去意义。

“你想，”张有时眼泪汪汪地指出，“对一个在老鸨子皮鞭之下偷生的小妓女，在那些人类的渣滓、最下流的嫖客蹂躏之下的十三四岁的小女孩，她们如得不到解放，则民族革命对她们有什么意义？大家想想看……”

张指导员在礼堂上讲这类事例，讲到激动处，往往声音哽咽，自己泪下而使全场听众集体啜泣。莹莹因自身便是件事例，加以个性情感化，往往坐在同学之中，更是泣不成声，不能仰视。她每擦一次眼泪，她的信念就更坚强一次，认为她发现了真理——有了坚不可拔的使命感，她生命的意义，便是加入这革命洪流，来彻底改造这个万恶的社会。

她的生命再无其他意义；她的归宿再无其他选择。

做明星的报酬

莹莹对她所受分配的“专业”——戏剧表演，更是兴趣浓厚。她在“女高师”虽也曾为抗日募捐上台演过戏，尤其是扮演《雷雨》中的四凤，曾使她锋头一时，但那个校中“义演”，都只是些野台戏，既无专家导演，亦无服装设计，灯光布景，更是简陋不堪。最令台下观众嬉笑的，则是女师学生“反串”男角，说起男话来嗲声嗲气的——那次她们捐了不少钱，但是街坊邻里、学生家长和公教人员来看的不是“戏”，而是看“女学生表演”。这些并不善于“表演”的女学生，自己心里也觉得好笑。

可是这次在“政宣大队”，就大大地不同了。政宣的客观条件，可能还比不上“省立女子高等师范学校”，但是主观条件两方就不能相提并论了——政宣是个职业化的戏剧学校。邹副大队长便是“艺专”出身的，抗战前已是职业导演，并主办个戏剧班。抗战开始他率领全班投入抗战行列。虽然大部分职业演员都去了武汉，他和少数同事，包括“前台监督”张秀兰，则愿意留在前线，变成“政宣”的原始创办人之一。所以莹莹她们学戏，是从“戏剧理论”开始，中西古今，上海、巴黎、百老汇、好莱坞的各种形态创造，皆在悉心研究之列。莹莹上课不足两周，便想到以前在女师的“表演”是多么“胡闹”。

邹、张两教师不但是既编且导，他二人且是老牌演员，必要时自己登台。在众学员下午排戏、练习之时，两位导师一开始便率领他们走向群众，试演些简单的街头戏。谁知莹莹第一次上街，在《放下你的鞭子》一剧中演“香姑娘”，竟一炮而红，变成了县城之内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大明星。她的“成名”，当然也是张指导员的苦肉计所推动的。

那次他们决定试排《放下你的鞭子》时，张指导员选择的时间地点是下午二时，在南门外桥上，因为这个时辰南门外这个通衢之上，行人不多不少，最适合表演“街头戏”。而这个戏上的父女配，便是张氏自己和小莹。谁知他二人配搭得天衣无缝，竟被观众误为真事。那两个莽汉（老虎灶上的王秃子、春江酒楼茶房的邢小龙）看得心中不平，乃一拥而上，把那当配角的张少校揍得两腿和屁股酸痛不已，个把礼拜，始恢复原状。

这两个野青年发现打错了人，虽然抱歉不已，而他二人对“香姑娘”之怜惜，可一往情深。自王秃子发现“香姑娘”也是他买水顾客之一时，他一天十几小时，都要在灶旁井罐之内，留些“全开水”，以备不时之需，怕“香姑娘”来了，一时没水供应。所以有时有些幸运客买水时和“香姑娘”同时出现，他们也就幸运地和“香姑娘”一样享受“全开水”——因为王秃子不愿把“香姑娘”的特权公开化。

一次林文孙的姑妈林世勉，应老同学邹毓璜之约到政宣去讲“乐理”时，莹莹在课室之外抱着“干爹”哭了好一阵子；由于这一偶然之晤面，林老师才知道这县城之内，大名鼎鼎的“香姑娘”，原来却是自己的学生“莹莹”。自此以后林老师便有“全开水”可以喝了。

“莹莹自述”

政宣队晚间八时至十时的“自习”，虽由各个学员自习其专业，但有一点则是大家所共有，那便是每个学员都得写一篇详尽的“自传”。邹、张二人要他们“毫无隐瞒，据实写来”，自身之外，对周遭事物和社会现象，亦可尽情写出，然后指导员们可以择要选出，让大家讨论。

莹莹对写作原有兴趣。在校读书时，每天都写日记，有时且写点新诗在“百花之壁”的墙报上发表，但自觉以前只是围绕在父母膝下，写出来的都幼稚不堪。一直到她返乡六月，三度企图自杀之后，才对什么叫社会、什么叫人生，有点粗浅认识。在她对张、邹两位老师分别口述之后，二人都鼓励她写下来，不厌其长。因而莹莹在每晚自习时间，便和诸同学一起写自传。这自传则由邹、张二人分别逐章批看，作个别讨论。有重要的个人情节，则由二人选出，于大课中提出报告，由众人一致详细讨论。

这个“政宣大队”招考简章虽规定“初中毕业”以上程度，事实上它吸收的各阶层分子都有，成分至为复杂。下至不识字的村姑，甚至有逃出火坑的雏妓，和不识字的民间艺人，上至各名牌大学的学生，无不应有尽有，大家不论长幼贵贱，都一视同仁，亲如家人。他们原在军委会的编制，只有官长十五人，军士一百人，杂费称之。但是自从我军弃守京沪，沦陷区扩大，失业而热心报国的青年增多，大队乃尽量容纳，甚至主动吸收，则经费便入不敷出了。嗣经张指导员首先动议，官长学员每月除留一二元不等作为零用或济家之外，其外薪饷一律归公——大家一日三餐“吃大锅饭”。这一提议，经一致通过后，学员人数大增。用费很快便超过编制预算三分之二以上。人多了、分子复杂了，大队就显得更多彩多姿，写起“自传”来，那就更是琳琅满目、美不胜收了。

莹莹写了两章“自传”之后，她的文艺才华，便被邹、张二导师发现了。张指导员并用私费购赠与她一整“刀”毛边纸，和一大瓶“蓝黑墨水”，嘱咐她尽悉据实、毫无保留地写下去，由他逐章批阅。张并亲自用他那秀丽的行书，为她写了一张“莹莹自述，张叔伦署耑”的封面。

张指导员这一鼓励，对莹莹心中的启发，真非同小可——每日自习，她便用蝇头小楷详细写来，有时甚至整个礼拜天，她都不休息，伏案工作，逐章交卷。张指导员得卷乃用他的红墨水笔，逐章批阅，并下理论性的评语——句句都打入莹莹的心田深处。等到莹莹在林老师房中认识了老师的“三侄”之时，她的“莹莹自述”已积稿至十万余字了。

为着对知心人的爱情，她把这份原是“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的人事秘档，都全部奉献给她的男友去铭刻五衷了。没有这份“秘档”，没有她男友的计算机记忆力，再没有他转述给一位有经验的“口述历史学家”来录音整理编校，也就没有上篇数万言的“梦中有梦”了。

女友口中的抗战意义

这部长至十万字的“莹莹自述”手稿，林文孙在张家花园的防空洞内几乎细读了一星期，多半时间，是拥着作者莹姑娘在怀中，二人一道读的，不明白的地方，则由莹莹再补充说明。

“文哥，”莹莹总是说，“你对我这样的坦白自述，不觉得奇怪吧？——张指导员他们，看一章钉一章，务必要我尽量坦白、尽量详细，我自觉也没什么不该讲的，事实就是事实嘛。所以就啰啰唆唆写了那么长。”

“莹啊，”文孙叹息着说，“和你比起来，我的生命实在太平淡了。想不到你小小的年纪却经历了如此惊涛骇浪……”文孙说着不断地叹息。

“张指导员对我的启发真大啊，”莹莹说，“我原先以为人生就是如此痛苦，社会原来就是个地狱。我只是把这些痛苦、这些地狱里的实情忠实地报告出来就是了。一个人活在世上，原就是来受苦的，受不了就自我解脱——大不了一死嘛。”

“张指导员对你有些什么启发呢？”文孙好奇地发问。

“张指导员说，人生本不痛苦，社会也不是地狱；只是痛苦和地狱都是人类自己制造出来的。”莹莹说。

文孙听到这话也似乎豁然有悟地说：“把那些制造别人痛苦、送人进地狱的坏人一起杀掉，人世间就幸福多了。”

“张指导员不是这样说的呢。”莹莹说。

“张叔伦怎么说的？”文孙问。

“张指导员说，杀坏人不是根本的办法，”莹莹说，“他说根本问题出在社会制度上。我们这个社会是个‘半封建社会’，在封建或半封建的社会里，才有这人吃人的现象——不是好人和坏人的问题。除暴安良的办法是太肤浅了。根本解决的办法是把这个罪恶的半封建社会，改造成‘社会主义社会’或‘民主主义社会’，这些社会不平、人类痛苦就自动消灭了。”

莹莹这一番转述的社会主义大道理对文孙来说，倒是闻所未闻的。他在“党义”课上，听老师把“民生主义”背烂了。他总认为那是“狗皮膏药”、“党八股”，课堂里同学不是做代数习题，就是看小说杂志。想不到在防空洞里谈恋爱，一个小女朋友却能讲出一大套党义老师也讲不出的大道理来。

文孙想了半天又说：“现在日本侵略这么严重，我们要抗日救国，还有什么工夫去改造社会呢？——社会未改造好，已经亡国灭种了。”

“张指导员也是这样说的嘛！”莹莹说，“他说我们要实行革命的三民主义，先搞民族主义革命。抗战胜利后中国一定要变成个社会主义国家。否则抗战就变成为一个阶级——一个剥削阶级去打的。为剥削阶级去打仗，那么抗战就失去意义了。”

莹莹这番话真说得她男朋友目瞪口呆，弄得二人忘记了谈恋爱、拥抱接吻，而谈起国家大事、抗战的意义和“阶级问题”来了。

叶传张批

没有谈情说爱对象的青年们，日夜梦寐以求的便是谈情说爱、拥抱接吻，你死我做和尚。可是等到你二人偷偷在一个防空洞里，你不死我也不做和尚，拥抱接吻了个把月，谈论国事时事家事、政治信仰、哲学意义，就要向谈情说爱反攻了。

莹莹对张叔伦的洗脑工作是百分之百地驯服了。她自觉发现了真理，由愚昧转入智慧。她生命也有了意义，对一切社会不平的发生原因和解决办法，都有了答案——她要为这点发现去普度众生、去治病救人、去奉献出自己的一切。她想不到她“普度众生”的第一个对象竟是她自己最爱的而要和他去“生同罗帐、死同坟”的男友；不幸她这个男友却偏偏是“张指导员”所一再叙说的无法“立地成佛”的顽石——他出身于一个富贵荣华的官僚地主家庭。他无法接受被压迫阶级或无产阶级传教的“阶级意识”；而阶级意识却是接受传教的第一个条件。

莹莹的传教工作做得极其虔诚，而文孙接受传教也极其驯服。但是偶尔使文孙稍感不平的则是莹莹认为他没有“阶级意识”，他自己则认为他对“无产阶级”的同情，远甚于比他更穷的同学，而莹莹则说文孙的同情心是出于资产阶级对穷人的“怜恤”。“怜恤”据张指导员说，只是“小资产阶级心态”，是一种“爱”的表现。“阶级意识”则是出于社会阶级之间的“对抗”；敌我对抗，则是“恨”的表现。

“爱”是软弱的、易变的；而“恨”则是坚强的、彻底的。后者才是打倒剥削阶级、推动社会主义革命的原始力量。而林文孙这位面慈心软的林三哥儿，是个在爱河里长大的软绵绵的羔羊，也是不可能有仇恨交织的“阶级意识”——阶级意识不是书本上学习出来的，它是在人吃人的不平等的社会生活中体验出来的。

莹莹对她自己新发现的“真理”信服之虔诚，足使文孙感动。他自觉痴生十九年，对这项真理至今才略知一二，真是愚不可及，加以他对莹莹的爱情和敬意，也使他自觉出身有“原罪”而愿意追随女友，献身于先民族后民生的“社会革命”——虽然他女友在这方面则认为他那与生俱来的阶级病，是无药可治的。

为着莹莹、为着真理，林三哥儿把“莹莹自述”读了又读。他先读的是作者的本文，后又细读张、邹二人用红笔写的“眉批”。文孙觉得批得好、批得有深度，也一读再读、细细咀嚼，而大有领悟。

例如张批“罗司令”那一段，他说罗原是：“血性男儿，舍身报国的民族英雄，令人敬佩礼拜，只是回到这半封建的罪恶社会中来，立刻就被这社会环境腐化了，成为贪官污吏，是谁之过欤？”文孙为这段批语击节而叹息。

至于那位熊副官呢，张批说：“干材也。可做社会主义建设的大功臣。不幸处于旧社会，干材歪用，就是蛆虫了。”

张也对王屠户师徒有公正的评论，认为他们原属被压迫被剥削的阶级，不得已而结帮自保；但是在一个健康国度内，怎能容许地下有阎罗王国呢？“民族革命阶段善驭之，足制敌人死命。”

文孙觉得最有趣的是张对“叫床幺二”的批语，张说她是“天生的婊子。各人体质不同，性态要求各异。天生如此，怪政治社会制度，怪不得她们。怪唐明皇，不能怪杨贵妃。杨玉环可能就是个叫床幺大”。

提到那几位强奸犯，张说：“要在一个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中，他们不早在牢里了吗？哪能对你有不良企图？”……

林三哥儿把这些批语看了又看，觉得张叔伦确是个有深度的政法理论家，难怪莹莹对他那样相信！

第二十九章　落叶归林

携美踏青

由于炽热的爱情，由于悟道的敬佩，林文孙这位“高三学生”，竟忘记了本身的学业，而一心一意地做起女朋友的政治工作的助手来。因为自从那午休制度实施以后，临时中学已成半休学状态，学生乘机嬉游，老师亦不认真教学，大家各得其乐。

可是“政宣大队”就不一样，午休时间得实际运用——自习作业或从事群众宣传，都得写详细书面报告，并在“小组会议”提出口头报告，林文孙既贪恋在防空洞中和女友温存，他就得抽出时间帮助女友做“群众工作”，赶写报告。同时二人在黑洞中拥抱久了，也想换换环境，在光天化日之下携手同游，欣赏点鸟语花香和与群众在一起的乐趣，因为时光流逝，如白驹过隙，一转眼已是仲春季节，江南草长、群莺乱飞的时候了。

文孙是本地长大，县中毕业，对本地情况熟悉，而莹莹则出生外埠，回乡人地生疏，要做“群众工作”，就只有仰赖男友之辅助了。为着于青春季节携美郊游，同时又为完成女友的政治功课，文孙乃建议二人骑着张家的男女脚踏车到离城九里的“九里沟”去郊游并从事群众宣传工作。

这九里沟在城南傍山地带，循着平坦公路，骑车南下，优哉游哉，只二十分钟路程。九里沟本是一条山涧，沟内怪石嵯峨，水清见底；沟边山侧，则杂树丛生，山花鸟语，引人入胜。这条小山涧冬日水量虽不多，一入仲春，连宵春雨，就立刻变成一条奔腾的大河。山中产品如木材、毛竹、树油、茶叶和手工艺产品如竹椅、凉榻、藤椅、竹席、草席、藤篮、竹筐等等均可乘木排东下。下游商人也租船西上，九里沟虽茅庐数十间，也俨然成市，热闹非凡。年前省府修建公路，并在九里沟上架设长逾半里的红木公路大桥，乃使九里沟如虎添翼，生意兴隆。再加上最近县城东门外的东门新街惨被敌机炸毁，难民和生意同时南移，使九里沟渐成闹市，是群众宣传的好所在。所以文孙才有此一石双鸟的建议。

在一个艳阳天、春光好的早晨，日高未足三丈，他二人整好单车，一男一女，车轻人俏，乃驶出东门，穿过新街废墟，循公路南下。二人按辔徐行，艳阳当空，田野初绿，日暖风和。林三公子偕美踏青，悠游之乐，真不知人间何世！

四十年后，这公路虽已改为柏油，木桥亦改为钢骨水泥，林文孙博士却两鬓披霜，坐在“上海牌”后座，自桥上急驶而过，风物不殊，而人事全非，他和李兰场长重提旧事，真不知涕泪之何从也——这是题外之言。

话说文孙、莹莹这对小情人，自东门南下，不足二十分钟，已见大河滔滔，桥头两岸的茅棚小市，人马杂沓，热闹无比。他二人骑过长桥到达彼岸，乃下车推车，沿河边街道缓缓北行，乃在一草棚茶馆边停下了。

这茶馆生意不差，但茶客多聚坐于临河一边，正听一个卖唱的老人在那边自拉自唱，只听他唱道：

死是汉家鬼，

生是汉家的人啊！

骂一声，毛延寿，

你这个卖国的狗奸臣！

他唱得正起劲时，一眼看到文孙和小莹，便停止了歌唱，拿了顶破毡帽走了过来，笑眯眯地说：“三哥儿，今天怎么到这儿来赏光？”

“王老班呀，”三哥儿说，“两年未见你了，你长胖了哎。”说着三哥儿便把两毛毫洋放到他毡帽里去。王老班又打躬又作揖。接着他又转向莹莹说：“叶同志，你今天也有空陪三少爷来吃茶呀。”

“王师傅，”莹莹笑着说，“我们也来做点群众宣传工作嘛。”

“我们三少爷人好呀，”王又转身指着文孙向莹莹说，“一点少爷架子都没有——我看他长大的呢。”

“你们也认得？”文孙惊奇地问他二人。

“王师傅现在在我们队里受训，并参加操琴教练。”莹莹告诉文孙他们认识的经过。

“三哥儿，我哪能教操琴！我工尺都写不来，”王老还是笑眯眯地说，“他们官长抬举我，我哪里敢当！”

这时文孙要茶房泡了三杯茶，又叫了些春卷、烧卖、炸糕三人吃着谈着。王老班并向叶同志谈了些他的“班子”在林家庄唱堂会的往事。

原来文孙的祖父曾雇养一个小“戏班”，一共有二十多个戏子。除在庄子及亲友家唱堂会之外，也常到县城演唱。这个班子每次出行时，唱旦的都坐轿，唱生的都骑马。每次出行“青衣小轿”十多顶，骏马十余匹，好不气派。那时王老班还年轻，在班子里做个“领班老生”，有时“文场”缺人，他也可操操琴。后来林家这个班子散了。王老班失业，逐渐变成了在茶馆卖唱的乞丐艺人，景况堪怜。但他毕竟是科班出身，唱来别有韵味，所以始终拥有若干听众，勉维衣食。逢年过节，他也还到老主人家打打秋风，拜年拜节，所以和三哥儿很熟，如今见到三哥儿把政宣队里的当家青衣带到这儿来吃茶，老人家自知其意义所在，所以对叶同志亦倍感亲切。

据莹莹说，张指导员最重视民间艺人，因为只有他们才能真“深入民间”。据说王师傅的阶级是“准尉”，可以挂皮带，比莹莹还高一级呢。张指导员除发他每月一元薪饷之外，老艺人还可随时回队吃“大锅饭”；平时演唱所得仍归他自己，只是生活和演唱内容，都要遵守队内的严格规定罢了。莹莹说王老班原有点烟瘾，张指导员勒令他戒掉，所以人也长胖了。他唱辞中的“生是汉家人”，原是“生是汉家臣”。把“臣”字改成“人”字，也是张指导员的指示。

莹莹的一席话，才使文孙想起姥姥对“政宣”的批评：“他们组织太严密。”确是不假。

他二人付了账，文孙又另给王老班一元法币，帮他衣食，老人打躬作揖而去。文孙又帮莹莹向众市民发了些宣传品，又贴了些抗日标语，就算达成一天的任务了。

生是林家人

莹莹一天的功课既已圆满达成，剩下的工作便是写书面报告了。这点莹莹可以在晚间写得得心应手。她觉得文孙比她写得更好，而文孙现时已不再做“解析几何”，终日专门为女友捉刀写“政治报告”，写得又快又好。

既有此不愁功课的心理准备，二人在九里沟剩下时间就游山玩水、谈情说爱了。文孙花了几个铜元叫茶馆小二代管了单车，二人便沿沟北上；人渐少，地愈幽。这儿山鸟争鸣、野花初放、春风徐拂、流水淙淙……这环境对一双初恋、热恋中的小情人说来，真是洞天福地。文孙把呢大衣铺在溪边树下一片大石之上，拥着美女坐下，真是悠然自得。二人现在的拥吻，已不像两个礼拜前的刀割不断、水渗不透了。莹莹在文哥怀内把朱唇送上来，文孙吻了她，也浅尝即止，二人还是欣赏阳光风景，和新鲜空气要紧。

文孙本是“临中歌咏团”的团员，颇有歌兴。平时把“上起刺刀来……”唱腻了，今听王老班的歌声，觉其别有韵味，乃学着哼起“死是汉家的鬼，生是汉家的人……”来。

文孙歌声未歇，莹莹忽自怀中翻过头来，向文孙说：“文哥，我可要做死是林家的鬼，生是林家的人啊！”

莹莹忽发此语，不是向情人撒娇，而是触景生情的结果。莹莹是敏感的，也是十分迷信的。她安详地躺在男友怀中，本感到无限幸福，默默注视着激流冲石；偶见微风过处，流水落花，风景迷人。谁知她有时也看到一两片隔秋枯叶，随风入水，瞬即不知去向。她忽然想到“叶”原是她自己的姓，落叶随风离林而去，“林”又是男友的贵姓。她无意中想到一片枯“叶”，经风吹落水，瞬间便离“林”而去，多么可怕。一想心跳不止，不觉转身抱了男友，乃说出这句无比依恋和激动的情话来。

文孙本是个浑浑噩噩的无肠公子。他不知敏感女友触景生情的心意，乃搂起女友，吻了一番说：“莹莹，咱俩私订终身，好不好？”

“文哥，”莹莹认真地说，“不管私订、公订、不订，我都舍不得离开你；离开你……”她本要说，离开你就要像那片落叶离林，逐波而逝，不知所终；但是她迷信，不敢说这句话，才改口说：“……我要永远跟着你姓林。”

“亲爱的莹妹，”文孙吻了吻她，半开玩笑地说，“不管私订、公订、不订，我也舍不得离开你，我也要跟你姓叶。”

“我要姓林……嗯嗯……嗯……”莹莹又捶他又打他，哭诉着说，“我不要你姓叶！”

“你是搞社会革命的呢！我替你害羞，”文孙笑着直是把食指在腮边划个不停，说，“我在提倡女权，提倡母系社会，你这个女的社会革命家倒反对呢。”

“我要忠心于社会革命，但我不要你姓叶，我要姓林。”说着莹莹把头插到文孙胸中去，把文孙抱得死紧。

“你想你矛盾不矛盾呢？”

“文哥，”莹莹半哭半笑地说，“我……我……我矛盾！”

“莹啊，”文孙把她头扶起来，向莹莹认真地说，“我要向爸妈写封信——你也向你妈写封信。我们公开订婚。”

“公订、私订、不订，都可以，”莹莹激动地说，“只要你不离开我——我离开不了你。”说着莹莹泪又要下来了，把头又钻进男友的怀中去。

文孙抱住她的头，一面玩弄她的秀发，一面说：“那么今晚咱们俩都写信，我叫刘朝奉派专人送去。”

“……”莹莹沉默着未开腔，但她知道刘朝奉是他们林家在西门内“仓房”的管家。

“哎！莹啊，我要去看看医生。”文孙忽然若有所悟地说，说得挺认真。

“文哥，不会的呢！不会的呢！”莹莹只是把头在文孙怀内钻动，把文孙抱得更紧。

“我可能有病，发育不全……”文孙认真地说着，一面向空中怅望，一面自觉病入膏肓。

“文哥，不会的呢！不会的呢！”莹莹又反复说他没有病。原来他二人在防空洞中，拥吻到火热之时，文孙曾一度想偷尝禁果。莹莹自觉早已以身相许，反正是属于他了，半推半就也没有认真拒绝。谁知林三少自己不争气，他才初事探索，尚未吃到禁果，便火山爆发，在女友面前，丢了个大人。脸红欷歔，懊恼之余，自觉发育不全——此生恐怕“不能人道”矣，呜呼哀哉。幸好女友大方，一再宽慰，才使林文孙觉得活着还有些意思，而没有跳河“解脱”烦恼。如今和女友认真讨论起“订婚”，想起丢人事件，不禁又心慌起来。但是在女友有完全信心的安慰之下，才又有了人道之念，想重整旗鼓。

二人在溪边又散步很久，认真地讨论些订婚问题，决定立刻开始行动——当晚就各写家书，促成好事！

终身大事已定，二人心中都快慰无比，乃跨上单车，俪影双双地驶回城内去。

代东

当文、莹二人的单车驶入东门之时，文孙建议去找小聋吃晚饭。这时二人都已饥肠辘辘，加以本日是星期六，政宣规定不必按时回营报到，小莹既已随男友去“春江”吃了不少次，并单独请曹文梅去签字吃过，文孙既建议，她也就不再忸怩，只是劝文孙不必浪费就是了。

二人抵达春江，小聋泊好了车，乃领客人直趋“雅座”间——这时离晚餐时间尚早，各层食客尚不算多。他们三人直入雅座时，只见一顾客半蹲地上，正在替一坐着的女客照相。

这女客本正襟危坐，取好姿势在等候拍照，忽见三人走入，她惊得头一抬、嘴一张，正好这时镁光灯一亮，把她照了个“怪相”。文孙和莹莹也为之一惊，然后定睛一看，才发现那女客是“代战公主”涂秋薇，照相的则是她的“表哥”刘希曾。四人相见虽感惊讶，尤觉高兴，握手拥抱不止。

刘、涂二人本已叫了三菜一汤。今既可四人同吃，文孙乃招呼小聋，暂停出菜。四人重行叫过。

小莹乃问秋薇她和刘四叫的什么菜，小聋代为报出，只是一些普通的炒菜。

“秋薇姐，”小莹向“公主”说，“叫你表哥今晚不要花钱。让林文孙请客好了。”

“公主”还在客气，文孙乃接过去说：“公主，你不是嚷着叫我请客，今晚我有这机会了。”

秋薇还未来得及答话时，刘四便接着说：“今晚让林文孙请——他既该请客，又只要签个字。一举两便。”

“你就专敲人家竹杠！”“公主”也答应了邀请，只觉有点不好意思而埋怨“表哥”。

希曾贼兮兮地笑着说：“敲那个该敲的嘛！”

当“公主”还要讲话时，小莹拉着她坐下；尘埃落定，倒霉的林文孙就注定做东了。

“小聋哥呀，”小莹把小聋叫到身边吩咐着说，“今晚林文孙请客，你就替他配几样时新好吃的菜吧——我看我们不必分别点了。”

莹姑娘这一吩咐大出小聋的意外，因为她一向是最节省的，而小聋哥“配菜”却是最不节省的。他今既得莹姑娘如此吩咐，真如得将令，一口承包下去了。

刘四听了这话，深为得意，并夸奖了“香姑娘”两句。他知道她和林三的关系显然不平凡了。“公主”态度则显得有点忸怩不安。文孙也觉出这不是莹莹平时所表现的个性，心想可能是他二人已决定订婚的关系，颇为莹莹的“代东”感到高兴和骄傲。

刘四也想出庆祝他二人“进一步发展”的方式来——他提议替莹莹和文孙照个“合影”。在那个三十年代啊，要和他的女友来个合照，可不是一件小事。想不到刘四一提议，小莹便欣然同意；不但同意，她还主张四人“合影留念”。刘希曾不得已乃临时训练茶房小聋做摄影师，拍四人合照。照后小莹又提议要她自己、林文孙和小聋哥，也来个“三人合照”。公主暗中摇头，刘四和林三不敢抗命，小聋则喜出望外。大家都照好了，小聋乃捧出时菜，简直是小小的一桌“酒席”，小莹竟以女主人自居，为秋薇拣菜添汤，既亲昵又客气，使“公主”既感激又羡慕。

刘四和林三原是两度同窗的好友，林三请刘四，刘四视为当然。四人无拘无束，开怀畅饮。

饭后小聋哥把账簿捧给莹姑娘。小莹仗着三分酒兴，拔出她的帕克，便写了个“莹”字，文孙则取出一元法币，给小聋作小费。小聋道谢一声，就收下了。刘四自小聋手中要去账簿与“公主”同看：全餐费共九元二毫五。秋薇不识得老字码，以为“九”是“肆”字，已觉得贵得出奇；当希曾告诉她是“九”字时，秋薇不觉把舌头一伸，再不说话了。

这桌小酒席、四人餐，贵是贵了点，但是值得的——这两对小情人，吃得酒醉饭饱，尽欢而散——人生难得几回醉呢？

女人呀，你的名字就叫矛盾！

四人分手之后，小莹和文孙取出单车，缓缓地推着走回“花园”去。

“文哥，”小莹微笑着向男友说，“我今天代东，把你花了这么多钱，你不在乎吧？”

“莹妹，这才好嘛，”文孙说，“这才表现我二人真的合二为一了。”

“你知道我平时是最小气的，”小莹说，“尤其是敌人正在进攻临沂，要打台儿庄和徐州，我觉得花了这么多钱，这么浪费是罪恶；但是我要出口气，冒充林家少奶奶，把你的钱大花一下。”

“我倒不觉得什么罪恶和浪费，反正我们也不是天天这样吃。公主要敲我一下，就让她敲一下吧！”

“文哥，我觉得太浪费呢！”

“又‘矛盾’了！又矛盾了！”文孙笑着说，“莎士比亚说，脆弱呀，你的名字就叫女人。我林士比亚也要说，女人呀，你的名字就叫矛盾！”

“这一次我倒不矛盾呢！……”说着二人已回到张家花园。文孙让十三太又敲了两毫小洋之后，二人锁好了单车，又回到“洞房”。

“告诉我，今天有什么矛盾，什么不矛盾？”文孙笑问坐在腿上的女友。

“我就要花点你林家的钱，给涂秋薇看看。”小莹得意地说着。

为什么呢？文孙有点不解。

小莹说“公主”最近和曹文梅她们在一起开会，会后几位女同学在一起嗑瓜子聊天。大家无可避免地谈起叶维莹和林文孙的罗曼史来。“公主”谈起来把鼻子一皱说，叶维莹是“小家碧玉”，“小家子气太重”；又说将来若是恋爱成功，做了林家庄的三少奶奶，也是白做了。她说，“呼奴使婢是那么容易的？呼得要人服服帖帖嘛。叶维莹知道怎样使唤人？知道怎样花钱？……”又说什么“发财三代，才会穿衣吃饭”，一个小村姑，一跳上去，做上少奶奶，不称呢！

据涂秋薇说，他们这西山东区，只有四大世家四大姓：张、林、刘、涂。只有这四大姓、四大户之间往还结亲、姻联秦晋。“公主”说，他们四大姓之中有句成语，叫“宁娶大家奴，莫娶小家婆”。这四大家之间哪能插入一个“小气巴巴的姓叶的”？

秋薇甚至气愤不平地说：“你们都看过《红楼梦》，你看叶维莹抵得上大观园里哪个‘奴’？”……

小莹向男友转述这些话，真可气得胡子一飘一飘的，使文孙笑不可仰。

“这些都是曹文梅那个长舌妇人告诉你的。”文孙神机妙算，一算就算出那个可爱的胖娃娃来。

“是呀，”小莹说，“文梅说那天她们在一起有七八个女同学之多，只有涂秋薇一个人，是她所说的四大家族出身的，其他的人——七八个人就没有一个人能比得上大家奴了。所以每个人听了以后都气呼呼的……”

文孙听后，笑得前仰后合地说：“女人真好玩！”

“公主说我不会做少奶奶，”小莹说，“我今天就做给她看看——她一辈子也未请过这么大客！说我不会花钱，我花给她看看……”小莹说着自己也笑起来，又向文孙抱歉说：“花了你不心痛吧？”

“今天你出气，我们大家都吃得很好，难得一次嘛，”文孙说，“你花得愈多愈好，花得大家都高兴。”

“小聋哥很高兴。”小莹笑着说。

“仓房的刘朝奉，庄内张管家，都高兴。”

“为什么呢？”小莹问。

“钱反正不是他们的，”文孙说，“一项花多了，别项水涨船高，他们才有账可管，有油可揩嘛。”

“怪不得文梅说姚大余想到你们家当‘管家’，”小莹说，“不过花多了，你爸爸会不高兴呢！”

“账全由张老朝奉管，我爸向来不看账的。”文孙说。

“文哥，”小莹笑着倒入情人怀内说，“你就跟你爸爸一样！——我买根油条都记账。”

“那你将来替我管账。”

“管账我要贪污啊！”

“贪好了嘛。”文孙说。

二人似乎已经结婚了，谈家事谈得好高兴！最后两人决定各写一封信给双方家长。在双方家长答复之前，明天礼拜天，二人就先来个拜天地“私订终身”。说得两人都跳起来。

二人谈得投机了，又拥抱接吻。狂热之后，文孙又想试试能否“人道”。

“私订终身之后，那你就可‘为所欲为’了。”

小莹唧唧地笑着再倒入情人怀中去。

有老婆的好处

“礼拜天”是这个初作“情人”的高三学生林文孙最忙碌的一天，真是公私交困：他要为女友捉刀，赶写冗长的政治报告；这时津浦北段的敌军正攻陷济南之后，迫近台儿庄，徐州也危在旦夕，我军正艰苦作战。政宣和临中，都在征集慰劳品，转送前线。物质慰劳之外，政宣队并发动万人签名、打手印、写血书，为前线将士打气助阵。大家都忙得不亦乐乎。

公事之外，文孙要写信禀告父母，这封信好难下笔；又要另写一封向姥姥解释。第二封信比第一封更难写。他还要替小莹写封信稿给小莹的“干爹”、文孙的姑妈去报告，她爱上了“干爹”的三侄。这封信莹莹说她“非写不可”，但不知怎么写，非男友起稿不可。

文孙在礼貌上也应该去看看莹莹的舅舅和舅妈——甚或请他们吃顿饭。文孙说他更应写封信，并派专人送点礼物给“将来的丈母娘”——虽然莹莹认为不必，但文孙推测莹莹的心理，认为她也想要他写一封，以便妈妈转示梅溪镇商会李会长，因为她曾听姚大余说李会长是林家刘朝奉的把兄弟，在林家只能吃“中客饭”。她要告诉那位自称是她“干爹”的李会长，这位“干女儿”就要做林家的“少奶奶”了，这儿是“林家姑爷”的来信。

文字差事之外，文孙还要预备和小莹“拜天地”、“拜祖宗”；名分已定然后才能“为所欲为”。真是每个和尚都有本难念的经；想娶房媳妇、讨个老婆，亦殊属不易。

文孙一早起来，便心不在焉地马虎盥漱一番，暗中只在打腹稿写信，和用什么礼节拜祖宗、拜天地。当号兵还在吹早餐号时，文孙一溜烟就跑回“洞房”，早餐也就忘了吃了。莹姑娘知道男友工作繁重、心事重重，因此赶到“洞房”之后除任他拥吻一番之外，也不想打扰他。

当文孙搜索枯肠在写其“父母亲大人敬禀者”之时，小莹默默地开张条子，写了几项文孙最喜欢吃的点心（写明数量）和干丝火锅，叫十三太送给小聋于城上放“午炮”时送来。十三太得令而去，小莹则默默地回到“洞房”，悄悄地坐在另一边，想写点“政治报告”，但总是写不出来。她偷看文孙，真是愈看愈爱。自己再摸摸自己白嫩的手臂，又看自己手臂上几个文孙最喜欢抚弄的小窝窝，自觉也是个“美人胚子”——两端打量，真是情人眼里出西施：看郎随处好，好处随郎看。内心感到万般满足。

文孙绞尽脑汁，每写完一封信，总叫小莹坐在怀中一同读过。小莹看到信就很高兴，也无心细读，更不要文孙解释，只是文孙代拟小莹给姥姥的信，小莹参加了点意见……

二人还在端详商议之时，忽听城上炮响，文孙看看手表，才想到午饭问题，顿觉饥饿难忍。谁知未来的“瓦茶壶”（wife）已早作安排，二人携手出“洞房”，走向堂屋，见小聋和十三太正在安排碗筷。文孙忙了一上午，枵腹从私，一下看到热气腾腾的干丝火锅，不由分说便狼吞虎咽起来——他生平第一次感到“有老婆的好处”。

不写情书的恋爱

莹莹服侍着文孙饱吃一顿之后，文孙告以午后的节目是把一切信稿由二人分别抄好，然后叫十三太把西门仓房刘朝奉找来，要他派专差送信。书信既出，先斩后奏，二人就可私订终身了。

饭后回到“洞房”，预备好文房四宝，二人便聚精会神地把家书抄好。文章都是文孙做的，情文并茂、掷地有声。而二人最自我欣赏的，则是莹莹给“干爹”的“白话信”。文孙笔端带有感情，红袖添香，灵感所钟，句句话都是莹莹要说的，由男友代为说出，更是曲折有致。

他二人自一见钟情始，恋爱谈了两个多月，两情相悦，缠绵至极，但有桩憾事——两人却未通过情书。如今莹莹见文孙此稿，竟觉文孙是个能感人肺腑的情书高手，而文孙却欣赏莹莹的一手秀丽的小字，看来心旷神怡。

“莹啊，”文孙吻了她一下说，“咱俩恋爱谈得真是十全九美——有一美不足。”

“我俩未通过情书。”莹莹笑着说。

“你想，我要在学校每天都收到这样一封秀丽的情书，那多美啊！？”

“我要每天都收到你这样一封缠绵悱恻的信，在被褥里偷看着，才感动呢！”莹莹亦有同感。

“那么我俩就别离一阵子，”文孙笑着说，“通通情书好不好？”

“文哥，我宁愿不通情书，”莹莹伏到男友怀中说，“我不能离开你！”

“你知道，他们结过婚的人说，‘小别胜新婚’呢！”

“文哥，我迷信，”莹莹认真地说，“我只要新婚，不要小别——以后不许你说什么小别。”

“莹啊，”文孙也笑着说，“算命的说，‘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限来时各自飞’。生不别，死也得别嘛——人生自古谁无死？再好的恩爱夫妻，一死也得分手嘛。”

“文哥，我怕。我迷信，以后不许讲这些话。不许你讲这些话。”莹莹的确很迷信、很脆弱、很矛盾，就不能听这种话；听了就认真，就眼泪兮兮地要哭。文孙发了慌，连忙发誓以后禁口，绝不讲不吉利的话。

当莹莹的情绪还未恢复常态时，忽听十三太在敲门，原来刘朝奉来了。他们三人乃一同走到前厅。

文孙把信交给刘，要他专差送去。刘则说“专差”用不着了。原来每月初一、十五（农历），他都派人上山送食品杂物。今为十四，明朝即有人“上山”。梅溪据刘说原是顺路，送差只要稍转个小弯就行了。

“三少要送什么礼，我按照规矩照送就是了。”刘朝奉经验老到，说话十分肯定。

“你替叶小姐也带点礼品，送叶老太和李会长。”文孙说。

“这是理所当然之事，这种事还用三哥儿吩咐吗？”

“我怕你派一个人不够呢。”文孙说。

“我自会加派，三哥儿放心。”刘说。

刘朝奉说话的神情、做事之周到，莹姑娘和他虽初次见面，可是一听之下便似曾相识——莹莹后来一想，原来把刘朝奉换穿一套军服，加副少校领章，他不就是熊楚材副官了吗！？——干材也，一个替官僚服务，一个替地主服务！莹莹想想，不觉失笑起来。

“省长小姐还有什么吩咐的吗？”刘朝奉转身恭敬地问了将来的新三奶一句。

“谢谢你！刘先生，”莹莹微笑着回答说，“我个人没什么事麻烦你。”

真个后花园私订终身

文、莹二人返回“洞房”之后真如释重负。这是任何人人生旅程中一个主要阶段之结束，和次一阶段的起点。二人又拥吻了一阵，乃决定举行个私订终身的仪式。文孙已预备了香烛和红纸。他在红纸上预备写出“林叶两氏历代远祖之神位”，但是莹莹只希望有林氏一家。她既是林家的媳妇，就应以林家为主。她记得妈常说：“一房媳妇，万代祖宗。”她现在既是林家的媳妇，将来也是林家的祖宗才是。她叶家应该当成亲戚看待，她将来再带文孙去上爸的坟。

“莹妹，你这样死守宗法传统，就是封建了、不革命了哎，”文孙笑着说，“我比你更要革命呢！”

“文哥，我爱你，”莹莹激动地把头埋入文孙怀内说，“在情感上，我一切都为了你，以你为主，我爱封建……”

文孙无法抗拒柔令，就照她的话写了，贴在上面柜门上，下面点了红烛、插了炷香。莹莹又自袋内取出她爸爸一张四吋遗照，贴在侧面墙上，一切就绪。文孙觉得很好玩，很罗曼蒂克；而莹莹则如临大敌，如虔诚的教徒入教堂祷告一般，十分严肃，使文孙不敢嬉笑。

最后莹莹要文孙用罄锤把一个搬来的铜罄敲了三响，通知祖宗注意；然后夫妻双双跪下，磕了三个头。当文孙准备起立时，莹莹仍长跪地上，闭目合十在祈祷，文孙只好再跪下相陪。莹莹足足祷告了有五分钟之久，才含泪站起。文孙见她很严肃，自己亦不敢轻心。

“莹妹，你祷告些什么呢？”文孙也很诚恳地相问。

莹莹转过身来，扑入文孙怀内，哽咽地说：“文哥，你现在是我的丈夫了——我们今生永不分离……”

“怎么会分离呢？莹妹！”文孙轻声地说。

“文哥，过来见见我爸爸，他以前是最宠我的。”莹莹牵着“丈夫”跪于爸爸遗像之前，便呜咽起来，泪如泉涌。文孙在一旁搂住她，默默无言。莹莹哭祭了二十来分钟，才默默站起，文孙替她擦去眼泪，搂入怀中，才算完成了这对才子佳人后花园“私订终身”的伟大典礼。

莹莹太激动了，文孙提议，二人出洞去，欣赏点阳光空气。二人乃携手而出，先在池边，后上山顶。此时阳光和暖，桃花吐蕊、杨柳抽丝，好一派仲春天气。

二人走了个把钟头，莹莹激动已过，欢笑如初，乃又双双携手重返“洞房”。为防十三太敲门，文孙把洞门闩得紧紧的。然二人初自阳光之下，钻入“洞房”，洞中虽有明亮挂灯、闪烁残烛，二人仍觉其黑如漆，在黑暗中他夫妇抱成一团，热火瞬即烧到顶点。

“夫人，娘子，”文孙贼兮兮地在莹莹耳边轻声地问道，“我现在可以‘为所欲为’了吧？”

莹莹忸怩地嫣然一笑说：“按法律还是不可以。”她虽如此说，但没有以行动表示回避，文孙也就心惊胆怯地“为所欲为”了。奇怪的是订婚前后情况是大有不同。他二人在洞内早已铺有卧榻，二人自凳上移往榻上，一切得心应腿，双双缱绻了个把钟头，终于证明了林文孙并未患“绝症”，只是新婚夫人受了点折磨，用莹莹自己的话说，她经历了一阵“最快乐的痛苦”。

自此以后，莹莹觉得她不但不能离开文孙，或什么“小别”，她连一寸也离开不了他。她也体会出《圣经》是正确的，女人本是男人脯子里的一根肋骨。

这时毕竟仲春天气，二人宽衣解带，终觉春寒料峭，文孙决定再生起火盆取暖。然就在文孙生火的十来分钟时间，莹莹也不能忍受别离之苦，她还是自榻上下来，紧紧抱住文孙，使这位新婚丈夫不得已只好左手抱住娇妻，右手单独生火，弄得事倍功半。

二人在炭火熊熊的暖气中，又拥卧至初更时分。二人究竟又干了些什么，让新婚夫妇们去描述吧，作者所写，究系根据“二手资料”，就不必细表了。总之二人虽饥饿难忍，也决定牺牲晚餐，直至深夜，等到时限已届，娘子势非回营不可，先生也得在城门关闭之前返校，两人才拖拖拉拉地走向文庙，在石牌坊阴影之下，还是拥抱难分；直至最后一分钟，文孙才飞奔出城，自城门缝中挤了出去。

莹莹和男友就在营房之外、石牌之下，拥抱接吻，被人撞见，岂不身败名裂哉！但是引一句田军书记四十年后对李兰场长所说的自我批评，那就是那时年轻、火热、糊涂，“顾不得许多了”。

事后

文孙累得气喘吁吁地跑回学校，老更开门时，文孙问他有没啥吃的。老更说有点“锅巴”。因为他守夜要有点熬夜粮食。文孙吃了一些老更的锅巴，便悄悄溜回自己的上铺床上。这时通舱之内，鼾声雷震——尤其是阿斗打起呼来，双层床都被摇得吱吱作响。文孙这个高中生向来是落枕便睡，今晚几乎是唯一的一次，“众睡独醒”。他躺在床上反刍一整天的罗曼史，又看看阿斗硕大的蓬头，想到阿斗所说“蛤蟆……呱呱呱……”不禁自己笑起来。文孙也回想起“一秒钟、一秒钟的经过”情形，未想到几秒钟，他也就呼呼入睡了。

小莹可就不同了。她回到营房居然发现文梅还坐在床上，被褥只盖住腿，没有睡下。文梅见她回来了，乃招手叫她过去，在床沿坐下，叽咕地问小莹：“你跟林文孙在搞些什么？这么晚才回来——做坏事了？”

小莹被说得满脸绯红，幸好文梅看不出。

“你俩在干什么？”文梅又补一句。

“我要文孙替我修改‘政治报告’。”小莹撒句谎。然说谎之后立刻又懊悔，因为事实上她的政治报告一句未写，这谎一戳就破。

“写那么好干嘛？有行动表现就够了。”文梅批评一句，使小莹发热的脸，热度稍减。文梅又补充说：“不要想报告了，去睡吧！”

莹莹默默回到床上，心中动摇不定，自觉生理已有重大变化，自己抚摸自己，自觉是另外一种女人了。在这个宿舍内，她原想只有结过婚的周大姐才是另一种动物，也只有她知道人生的另一面，其他都是些小处女，对人生抱着无限玄妙和探索的心态。谁知半日之内，她已变成和周大姐一样的“婆娘”了！莹莹细细咀嚼文孙的粗暴和温存，想到那一刹那时天上人间的满足感，恨不得从床上爬下，赶到临中去。

莹莹一面在想，一面又感到饥饿难忍。想到国文老师所说的“食色性也”，也觉得食色原是一样重要的，对人的煎熬，也是一样——莹莹思前想后，又在自己身上抚摸个不停，想到男友多么可爱、多么玄妙、多么新奇……玄妙想不完，竟至终夜不能合眼。只在天亮时才蒙眬睡一会儿，号兵就吹起床号了。

两个高潮，一项忧虑

在事后的一周里，据林文孙博士的回忆，也是他生命史上和抗战回忆上最兴奋的一周，因为这一周正值敌我“台儿庄会战”的最高潮，也是他和小莹的“防空洞爱情”的最高潮。

他二人终日神魂颠倒，只在防空洞中追求高潮；高潮既退，两人又在一个张家留下的“三灯收音机”前听取台儿庄之战的另一个高潮；一公一私，此起彼伏。当他二人听到日寇最精锐的矶谷师团被我军完全消灭时，二人高兴得跳起来。穿好衣裤，冲出洞房，首先把这好消息告诉十三太。谁知十三太反应冷淡，只趁机向文孙多要两个“泡子”，泼了二人一头冷水。所幸街上已爆竹连天，人声鼎沸——这时虽是敌机偷袭最可能的时刻，但在胜利高潮之下的群众，正和高潮之中的两位情人一样：“顾不得许多了！”

莹莹认为队中一定有事；文孙也被女友赶回学校。他二人各回本单位时，正值各该单位准备列队出街游行。二人分头加入，又回到街上。这时爆仗店无偿抛出全部爆仗和烟火；饮食铺也堆出所有食品免费；甚至陶器铺也摆出贱价陶器，任行人取出砸破，以代爆竹，来发泄群众兴奋之情……使一个原为敌机偷袭而瘫痪了的县城，顿时演出了一幅“清明上河图”来。

全城军民人等兴奋了一天一夜，情绪才逐渐安定下来。当战区退出的难民群，都在打点预备“青春结伴好还乡”之时，“政宣队”则决定抓住时机，加紧抗敌宣传和社会调查。小莹在文孙协助之下，也匆忙地赶出一份“九里沟抗日宣传调查报告”。谁知她这份急就章，却在“小组讨论”中被评为“敷衍塞责，粗制滥造”，几乎使莹莹下不了台，这也是她第一次受批评，回到宿舍哭了半夜。

另一件使莹莹乐极生悲、忧心忡忡的，则是她任男友“为所欲为”的后果——她对怀孕的可能性，发生恐惧。

“文哥，”莹莹于另一高潮之后，忧虑地说，“万一我腹中长出个宝宝来，如何是好？”

“那真求之不得，你如生出一条小狗来，那多好玩！”文孙高兴地说。

“不行呢，文哥，”莹莹沉重地说，“我俩并未结婚呢！——婚前生子，不要被人家笑死了！”

“我俩不是订婚了吗？”文孙肯定地说。

“订婚究竟不是结婚嘛，”莹莹说，“何况我俩只是私订终身，并无公开仪式呢！”

“此地人都知道，我们张家、林家，订婚就等于结婚——甚至比结婚更重要。”文孙说。

“谁知道我们订婚了呢？”莹莹的心毕竟比男孩子更细。她这话提醒了文孙。他正在抓头考虑还得搞个“公开订婚仪式”之时，十三太又来敲门，原来仓房刘朝奉又来了，并送来文孙爸爸的回信——文孙读信之后，不禁雀跃三尺，抱住“夫人”亲个不停，他以后就更可“为所欲为”了。

七叔创下的好榜样

文孙爸爸的“手谕”虽短，却句句扼要，他写道：

文儿见字：

得来禀，汝母与余慰甚。闻四姑言，叶女虽出寒门，然端庄贤淑，不让朱陈，是我家妇也。望汝即仿七叔前例，先订婚约。余已嘱刘祖安妥为筹备，汝自主之。订婚后，汝应携叶女返庄祭祖。如今抗战既已胜利，余当于端午前后回圩，插菖蒲，为汝主婚也。

父字于台儿庄破敌之翌日

文孙阅后把信递给小莹，小莹看得似懂非懂。文孙说全信主旨在“仿七叔前例”五字。因七婶是个教徒要在教堂结婚，但文孙的爸要他二人只能在上海“订婚”，然后双双回家祭祖成婚，再回上海教堂结婚。所以七婶“返庄祭祖”时，已有孕数月；再回上海披纱入教堂时，礼服做得特别宽大，因为那时她已大腹便便矣。

“七婶就是Dora是吧？”小莹问文孙。

“我爸叫你跟Dora学，等到大腹便便再结婚。”说着二人相拥，笑成一团。

“那多不好意思！”小莹尴尬地说。

但文孙觉得没什么尴尬的。照文孙算法，爸要他二人于端午成婚，端午距今不过二月。女人要怀胎十月。莹莹今日纵使已有身孕，婚后八个月始能生产。

“你在我们结婚之后八个月，纵使真的生产了，也没什么不好意思，”文孙自信地说，“我们就说你血气不足，早产——胎儿不足月。”

说着两个人对这项阴谋诡计，言之成理，自觉得意非凡。一想到两个月之后，二人拜堂成亲，红绡帐里，恩恩爱爱，一不怕城上关门，二不怕政宣点名，既没有王八蛋号兵嘲笑“猪在床上”，更不必在防空洞里偷鸡摸狗，想想好不乐煞人也。如此则“作奸犯科”，“为所欲为”，就益发肆无忌惮了。

第三十章　燕燕于飞

育苗新侣

文孙在思想问题上、政治问题上，被女友说得将信将疑。疑虑之中颇有启发；启发之间也有疑虑。但是为着帮助女友扳回她在革命阵营中的声誉，他还要替她想主题、想方法，再来写一篇“社会问题调查报告”——这次他所选的，也是有一石双鸟之功的“县立苗圃”。

这苗圃在一座小山之阳、小湖之滨，占地二十余亩，风景十分清幽。它离城区大约五六公里，有条土公路可达。这条原始公路，在下雨天，真是泥深及膝；但是天晴二三日，则又一平如砥，正是练单车的好驰道。两部三枪牌，一男一女，风驰电掣，不过数十分钟，便可到达。

这苗圃的主要建筑原是一座道教的“师姑庵”，以前的主人是个“带发修行”的老“师姑”。据说她原是个官太太，也是林家的远亲。她已经是祖母了，只因丈夫带着小老婆在外省做官，不常回家，她空床难独守，乃和一个家中佣人“大师傅”私通。事为做官的丈夫知道了，乃回家把她“休掉”，迫入道观“水月庵”做道姑。她儿女不忍，乃花巨款把这水月庵翻修一新。后来“北伐军”来了，再加上随之而来的“三省剿匪”战争，军队赶走了出家人，在墙上画了些青天白日，挂上“总理遗像”和“党国旗”，就占为官用了。这还是文孙童年所亲眼看到的。军队去后，当地政府接收，又“圈”了些农地，就变成后来的苗圃了。

苗圃原属于县“建设科”，由建设科长自兼主任。由于经费不足，全圃只雇一位“干事”和三个工友，忙时则加雇点农民零工。文孙的中学同学和好友谭志平便是这里的干事兼技师。

志平比文孙高两班，中学时代就性喜花木。高师毕业后，他没有去教小学，就被建设科长罗致，做起苗圃干事兼技师了。他拿月薪二十元，独住苗圃，带了三个工友，日夜劳作，把苗圃弄得井井有条。耕地扩充之后，育有各类树苗花苗数万株，春夏花木扶疏、清风徐来，俨然是个县立小公园。春秋佳日，本城专员县长、绅商名流，有时要排几桌有韵致的筵席，也往往借用苗圃来张灯结彩。有时显宦富商的夫人们，要几盆鲜花，志平派工友送去，每受重赏——所以三位工友做工，士气甚高，听谭技师指挥，说一不二。

如今则是植树时节，志平为保持树苗供应，更是日夜辛劳，所以当文孙夫妇驭车造访时，志平正率领三位工友，用自制“水枪”，为树苗泼水，忙得汗水淋漓。但是当志平看到两部闪光单车疾驰而来时，他便放下水枪，迎了过去，一看是文孙和小莹，他不禁大喜过望，忙招呼二人架好车子，到室内喝茶，文孙乃向志平介绍了小莹。

“小莹妹，久仰了！”志平说，“你还要介绍吗？”

莹莹也自觉是谭干事的小妹妹，回志平哥以嫣然一笑，志平觉得她柔媚无比。

他们在客室还未坐定，便见客室后门有位十八九岁的少女，含笑走了进来。她围了件蓝布围裙，村姑打扮，颇有少女风韵。她一见文孙，便问候道：“林先生好久不见了。谭技师说你有喜讯呢！”

文孙忙给她介绍小莹。她又拉住小莹说：“莹姐姐，我看过你的戏呢！”说着她又甜蜜地一笑。

“你是小燕姐吧，我也久仰了。文孙常提到你呢。”二人乃抱成一团，笑得好开心。这一对解语花、两只蓝绿蝴蝶、两头天真纯洁的小羔羊，任何铁石心肠的人见了，不论他是男是女、是老或少，也要被解除武装，疼爱无比。难怪谭志平、林文孙二人站在一旁傻笑，各自欣赏自己的意中人。

小燕归来

二十左右的年轻人，情窦初开，各自都有一套恋爱经和恋爱故事。谭志平自不能例外。他的恋爱故事，亦可单印成书。

当一年多以前来此接任“干事”时，他还不过十九岁。雇有三名农民作工友，这三位都有家有室、早出晚归。志平一人独居，最先用个汽油炉，自炊自煮。后经工友介绍认识邻村一位老农民韦大爷夫妇。韦大妈患气喘病，神智不太清楚。他们有个儿子，已成了家，在城内小学当工友。小韦老婆则在城内打零工，接洗衣服，补贴家用。有时衣服接多了，则由小韦送回家给妈和妹妹。小韦这个妹妹，韦大爷的独生女，便是小燕。小燕原没有名字，因为她有一次抚养了一只落巢的雏燕，钟爱备至，所以父母和哥哥也就叫她小燕了。韦老爹一家生活甚是清苦，但是相处得十分和睦。小燕最小，因此也是一家疼爱的中心。

志平当初搬来时，不久便经人介绍在韦家“包饭”，一日三餐——早餐稀饭咸菜，中午和晚饭都是白饭一菜一汤，晚餐另加稀饭——每月八元。韦家的饭，多半都是小燕做的，韦大妈只偶尔帮点忙。饭做好放在草筐内，再由韦大爷送往苗圃。有时韦大爷不在家或忙不过来，则由韦大妈或小燕代送代收，日久见面多了，大家也算很熟络了——小燕那时才十七岁，娇小可爱。有时小韦夫妇回家，也就偶尔送送饭，与谭技师也就认识了。他们和圃内其他三位工友一样，对谭都很敬重。

谭君平时很忙，又别无消遣，一天最大的享受就是吃饭了。他发现韦家的饭十分可口，菜式隔日一变，虽无大鱼大肉，烹调却十分细致。而他所喜吃的菜，则出现次数较多。最后每日送来的简直全是按他口味烹调的。他所不大喜欢的菜也就逐渐绝迹。志平原是个极其随和的人，向不“挑嘴”，而每日竟全是最合口味的菜，真是巧合。他本是位寒士，读师范出身，在自己家中也未过过好日子。不意这次在一个贫农家中，包了个最便宜的饭，竟是平生所吃的最好的饮食。

志平的衣服本来也是自己洗。事忙没空，也就包给了韦家，每月八毛。这一包下，志平也发现自己生活换了个人、换了个家。他那顶旧夏布蚊帐，本黑得怕人，既有臭虫屎，又有蚊子洞。自从包给韦家之后，则完全变了样子，挂在床上经常雪白笔挺。志平的衣帽长衫、布鞋洋袜和唯一的一双皮鞋，平时都脏乱得自己忍受不了；自包给韦家之后，一切就变成井井有条，整齐清洁、一丝不乱。他的面盆牙刷、毛巾肥皂，乃至所有的书籍文具，无不各得其所。床上被褥枕头，不用说纤尘不染；连窗上的玻璃亦晶莹剔透，真是窗明几净，看来心旷神怡。志平以前最恨自己的“寝宫”——他自封的名词——但是自从花了八毛钱包给韦家之后，他每进寝宫便不想出来。

男人多半是粗心的，但有时也粗中有细。他发现这变化太不寻常了。他当然也知道是那个快手快脚的小燕做的。不得已只好在逢年过节，买点礼物送给韦家，但是每次拜托小燕带给她爹妈，小燕总是不肯。志平只好自己送去，而韦家二老也是死不肯收——中国朴实的老农夫就是如此嘛。

有时志平托小燕带去每月饭钱衣钱，他也深通农村习俗，男女授受不亲，总是把钱放在桌上，让小燕拿去，不交到小燕手上。小燕说谢谢时，脸通常是红到脖子，不敢看志平一眼。她那些清洁卫生工作，也只是乘志平不在屋内才做的。志平一回来，她立刻就收工离去。

“小燕，”志平有时堵住她说，“你做得太多了、太累了。我不好意思。”

“谭先生，”小燕总是低头轻轻地说，“你出了钱嘛。”

志平每想多谢两句，总因小燕羞涩回避而没有机会。

男女之间的关系，贵在灵犀一点，语言本来是不必要的。志平一向对韦家这群忠厚朴实的农民，就敬爱不已；可是渐渐他觉得在情感上离不开彼此了——尤其是小燕，如果没有了小燕，他就活不下去了，虽然他和小燕还没有说过两句以上的话。

志平看小燕愈看愈觉她可爱，简直从心眼里爱出去。小燕穿的虽只是一件破棉袄，却没掩盖住她那美好的身躯和纯洁的灵魂。志平觉得他自己既是单身，他应向小燕试探试探他对小燕的爱慕。失眠了好几夜，志平终于决定了第一次试探的方式。他自觉小燕也有些喜欢他，否则他也打不起这股勇气来。

一次晚饭之后，志平故意躲在门外，当小燕提着草篮出门时，志平正好走进来，把门堵住了，小燕只好停下来。

“小燕，”志平说得很轻，也很紧张，“我能和你讲两句话吗？”

“……”小燕未出声，但是全脸绯红，她低头不语，手中的草篮，直是打抖。

二人僵持了片刻，对立无言。

“小燕，”志平自我解围，说，“我们下次再谈吧。”说着他让开了路。他以为小燕会迅速离去。奇怪的是，小燕走得很慢，欲行又止。走了几步，她又回转身来。

“谭先生，”小燕轻声地说，“你有什么吩咐吗？”

小燕这句话使志平迅速走过去，亲昵地轻叫一声“小燕”，又说：“我想讲句真心话，你不见怪吧？”

“谭先生，你讲嘛。”小燕低头叽咕一句。

“小燕呀，”志平用手指碰了她臂膀一下，轻声地说，“我实在太喜欢你了。喜欢得没有你我就活不下去了。”

“……”小燕未搭腔，只见两泪盈盈欲滴，但是她忍住了。

“小燕，你回去吧，”志平又补充一句说，“我们下次再谈吧。”

小燕提着篮子走了几步，志平见她把草篮从右手换到左手，用右手的袖子，擦了好几次眼睛，然后才慢慢前进。志平脉脉地遥随于后，看她快到家门时，又放下篮子，坐在个树根上擦眼泪，然后才缓缓地回家去了。

“哥”的起源

第二天小燕还是照常地忙，当她再来收晚餐碗筷时，志平又偷偷地问她：“小燕，昨晚我向你讲的话，你生气了吗？”小燕说她没生气。志平又问她告诉爹妈没有，小燕也说没有。

“小燕呀，”志平又挨近她低声地说，“我喜欢你，没有你我就活不下去。”

“谭先生我服侍你嘛。”小燕低着头低微地说。

“小燕呀，”志平也轻微地说，“我要找媒人跟你爹谈——我想娶你。”

“……”小燕低头不语。志平又重复一遍。

“谭先生，我不配呢！你是读书人。”小燕终于说出一句来。

“小燕呀，”志平诚恳地说，“你这样美丽、这么纯洁，我才不配呢！”说着志平轻轻地拉了小燕的手，小燕也未退缩。

“谭先生，”小燕还是低着头说，“我们乡下人，不配呢。”

“什么你不配，我不配，”这时志平已不太紧张，微笑着对小燕说，“只要我喜欢你，你也喜欢我，就成了。”

“……”小燕沉默无言，但是她心跳之声，似乎志平都听得见。

“小燕，”志平又说，“我喜欢得你要命，没有你我就活不下去。小燕你喜不喜欢我？”志平再把她手握紧些，只觉小燕的手颤动不已。志平又追问一句：“燕燕，你喜不喜欢我？”

“喜……欢……”小燕挤了半天才挤出个答案来。

“那我就请个媒人，向你爹去提亲。”

“谭技师，”小燕沉默半晌，忽然向志平提议，那可能也是她久积心头的话，今日才浮向表面来，她轻声地说，“我可跟你逃婚。”

小燕为什么要想起“逃婚”呢？因为在小燕那个三十年代的农村，民智初开，青年们对婚姻不满意，大家就“逃婚”。逃有双逃、单逃之别。双逃原是中华民族的老文化，以前叫做“私奔”，而单逃则是摩登时代的产品。林文孙博士的姥姥林世勉，当年就是“单逃”的。所以“逃婚”是那时的风气，不分男女。因此小燕提议和谭技师去“逃婚”。

“小燕，你既然愿意嫁我了，为什么又要逃婚呢？”志平含笑问她。

“我有个婆家嘛。”小燕说。

“你原来订过婚！”志平恍然大悟。

“三岁时，爹替我订的。”小燕补充一句。

“男家在什么地方？”志平问。

“樟树湾。”

“你见过他没有呢？”志平追问一句。

“见过一次，”小燕说，“前年他跟他爸来拜年，妈叫我躲在灶后偷看的。”

“你喜欢不喜欢他？”志平再问。

“他比我小两岁，推个粪箕头，”小燕认真地说，“我一点都不喜欢——后来偷哭了好多次，妈都知道。”小燕接着又补充一句说：“我就要逃婚。”

“小燕，”志平靠在餐桌上乃把她搂在怀里，小燕也没有反抗，“我托媒人，叫你爸爸替你退亲，你嫁给我，好不好？”

小燕这时紧张得气喘吁吁，无法回答。

“燕燕……”志平低声亲热地叫着，同时轻轻地把她的头在他胸前扶起，先吻她耳朵，再吻她的腮。小燕还是直喘气，志平乃热吻她的唇，只觉得小燕全身颤动，气喘不过来。二人吻了足足有二十分钟才把四唇分开，小燕又伏在志平肩上十来分钟，还是气喘不已。

“小燕，”志平轻声地问她，“愿意嫁我吗？”

“谭技师，”小燕说，“我不配嘛。”

“说，要不要嫁我？”志平搂着温馨柔和的小燕，再不必要地追问一声，又吻了她一阵。

“你找个媒人跟爹说，那头要退亲呢。”

志平这才拉了一张藤椅坐下，让小燕坐在怀中，说他立刻要采取行动，明天就找媒人跟韦大爷说把小燕退婚解约，然后二人可以计划结婚。

“谭先生，”小燕考虑着说，“你请媒人去和爹说退亲，可不能提今晚的事呢。”

“燕燕，”志平搂紧她说，“今晚事，怎能提？——以后不许叫我谭先生，叫我志平，或者就叫我‘哥哥’。”

“……”小燕沉默无语，因为她一直只知道“谭先生”、“谭技师”，还不知道有个什么“谭志平”呢。

志平又热吻了小燕一阵，并追逼要她叫“志平”或“哥哥”，不许再叫“谭先生”。

在志平摇着她的纤腰，强迫之下，小燕终于在志平耳边轻叫了声“哥——”。

既叫这声之后，她以后便叫了一辈子——当着自己孩子的面，也叫他“哥”。后来志平教她识字、读书、写信。她写给志平的信也是“哥：”，志平因而戏呼自己为“哥咚咚”，“咚咚”两点之意也。

等到她写给志平最后的一封信，自柴达木盆地被退回来时，信内所用的还是这个“哥：”字——此是后话。

韦大爷和《六法全书》

第二天早晨志平和工友老张一起做工时，乃提到一人独居太孤单。老张便劝他早日成家；志平说苦无对象。谁知老张竟一口说出小燕来。志平说他也非常喜欢小燕，只是听说小燕已有婆家。老张听后哈哈大笑说：“这年头还谈什么婆家。只要未过门、未上床，黄花闺女要自由哪个，就自由哪个。”志平笑着说：“小燕会自由我吗？”

“现在自由时代，小姑娘们精明得很呢！”老张说，“你看她服侍你服侍得多周到。早有心呢！你看她服侍她老子有那样周到？”

“我倒未觉得呢！”志平说。

“她癞蛤蟆想吃天鹅肉，”老张说，“谭技师你这天鹅如不嫌他们乡下人，我去跟她爹说一声就是了。”

志平问：“她定了亲的那一头怎么办？”

“管他的，”老张说，“官宦之家要逃婚都逃婚，还问乡巴佬？”

“老张，”志平拜托说，“烦你向韦老伯说一声。退婚有什么金钱上的困难，我会想办法的。”

“谭技师，你真有此意，”老张说，“他们韦家的祖坟不知怎么葬的呢！”

“老张，我是真心实意，我真喜欢小燕。”说着谭技师便把老张请到自己房内，取出一瓶“双沟大曲”，先谢媒人，以表真情。老张平时就喜欢喝两杯，这个喜酒是捡来的，真是兴高采烈。志平又取出五元法币，请老张代购些礼物到韦府去讲亲。老张拿了酒和钱，欢天喜地而去。

当晚志平便把此事，告知小燕，小燕一下便扑到志平的怀中来，连哭带笑地说：“哥，你真好，你真好！”哥也把她抱起来像荡秋千一样，荡了十来转。二人恨不得立刻拜堂成亲，同入洞房。

这是个私订终身、退婚、解约、重订、结婚的大时代啊！逃出了多少受难者，又逃出了少许幸运儿。志平和小燕算是幸运儿了。

一夕无话。第二天早晨十点多钟，志平刚在办公室内翻阅卷宗，应付各机关公文时，忽见工友老张，带了韦老夫妇——韦老穿的是长袍马褂——走了进来。志平慌忙站起，向韦老夫妇鞠躬，并请到客室坐下。老张忙着倒茶。大家方才坐好，韦老就一本正经地发表演说了。他说：

“昨晚张师傅来庄下说，谭技师要他做媒向小女求亲，我小女不知哪生修到这福分，能奉谭技师箕帚！也是我们韦氏祖宗积德，上苍保佑，得高攀这门亲事。我老伴昨晚一夜未眠，向小女道喜，高兴了一夜。今早特请张师傅作陪来看望贤婿。只怕我们庄稼人家将来走亲戚，上不得台盘，还要请贤婿和亲家包涵。在当今民国时代，早年定亲，已经落伍，《六法全书》也有明文规定，退婚不算非法。我二老虽愚，也可请贤婿放心。史家那一头退婚的事，我们自会托人去说明。总会合情合理地解决，应请贤婿放心。等到那边事情办妥，我二老马上便预备小女出嫁。以后祝你们白头偕老、多子多孙！——谭技师，我的话讲完了。”

谭技师还不知如何回答时，韦老又叫老伴向“贤婿”说几句吉利话。韦妈说：

“昨晚上我陪小燕一床睡觉。我打她、疼她，说小燕儿，你几世修到的，今生能做谭技师娘子。小燕儿讲，她不是喜欢谭技师官大位大；她是喜欢谭技师人品好。谭技师人品好这一带谁个不知、哪个不晓？小燕儿终身有托，我二老老年有靠，真是打心眼里儿笑巴出来。我也讲完了。”

志平为这二老庄重的演说，弄愣住了。最后想想，也只好照样演说一番。志平说：

“小燕妹妹贤淑美丽、纯洁端庄，多因韦府祖宗有德、二老教女有方。一代媳妇，万代祖宗。得此贤妻，也是我寒族有幸，志平有福。承岳丈岳母不弃，让寒门高攀。先父早殁，舍下只有兄嫂奉养寡母在堂。将来志平与小燕妹妹结婚时，将由家母与兄嫂主婚。还希望岳父岳母，不以寒素见弃。——我的禀告也讲完了。”

随后张师傅也讲了些吉利话，这个相亲大典就算完成了。韦氏二老乃约定当晚就请“贤婿”和张师傅、师母，光临小酌。韦老说现在是“民国时代”，大清旧习就不拘束了。志平还在客气谦逊，张师傅则说：“谭技师，你的娘子做的一手好菜，今晚我和我烧锅的，就沾你个光罢。”

志平就答应下来了。三老去后，志平想想“岳父岳母”，如此老实有趣，自己坐在藤椅上，笑破了肚皮。

瓦盆喜筵

这席晚宴是在韦家举行的。客人只有老张夫妇和志平三人。主人只有韦老夫妇、小燕和小燕的一个也是以洗衣为生的寡姨妈。这天韦家杀了鸡，称了肉，也打了鱼，蔬菜也都是新鲜的自家种的。由小燕母女、姨妈和嫂嫂四人下厨，做了一席足足有十大瓦盆的丰盛筵席。张老夫妇也带来了谭技师所送的“双沟大曲”，和自制的“咸蛋”。志平也特地进城买了些“状元红”等果点，晚间穿了长袍马褂，随张老夫妇，初访岳家。在这群农民之间，这位年方弱冠的谭技师可算是鹤立鸡群、风度翩翩了。难怪在灶后拉着姨妈一起“偷看”的小燕，羞于面而喜于心，紧拉着姨妈的膀子不放。

迎着女婿进门之后，韦老在“香火柜”上点燃了大红蜡烛、整捆炷香。他说现在是“民国时代”了，不拘旧礼。女儿结亲，虽未拜堂，仍可以“兄妹之礼”相见。按韦氏的指示，由未婚的新郎新娘双双向香火柜上的“韦氏历代祖宗神位”的木牌子三鞠躬，再向堂上二老三鞠躬，姨妈三鞠躬，兄嫂一鞠躬，谢媒——由志平坚持——也是三鞠躬。礼成之后，大家开怀畅饮，就是一家人了。

这个婚宴筵开一席。由老张夫妇上座，右边志平首席由小燕陪坐；左边则岳父岳母坐二席，姨妈挤坐其间；小韦夫妇坐下横末席。小燕今天穿了她的红布新棉袄，挂一束姨妈送的“绒花”，涂了些脂粉。脸上虽时有掩不住的笑容，但一开口说话，脸也就红起来。张老、韦老都是海量，举杯不停，小燕则斟酒奉茶，也忙个不停。

酒过三巡，只听老张半醉，口中也说个不停，但是说来说去无非小燕多“疼坏人”、“手脚多勤快”、“谭先生是读书人，到乡角角来招亲”多么不寻常。老张有时也因酒失言，叫燕燕“技师娘子”，使燕燕红了脸微笑，不知如何回腔。小韦夫妇话原来不多，今晚就说得更少。小燕的爹娘只顾看女婿，愈看愈有趣，也无话可说。姨妈终席只说了三句话和一个行动，但却反复不停。那三句话是：“大姐真有福！”“哪来这福气？”“燕燕多匀、多勤快，谭技师真会选。”她的行动，则是把燕燕叫过去，让姨妈“香香”。小燕不管怎么忙，姨妈每次叫，她都停下工作，走过去让姨妈“香香”。

主客双方吃一席这样的好酒菜，大家都吃得酒醉饭饱，饱至打噎。宾主虽没有多说话，更未猜拳行令，但满室喜气洋洋，则是众人一致的体会。

一席酒吃到午夜，兴尽而散之时，张老借着酒兴，坚拉“技师娘子”送“技师”回“苗圃”。小燕活泼大方，忸怩一下，再经姨妈鼓励、父母兄嫂首肯，她也就答应了。二人在摸黑前进，未走几步，就抱在一起了。

解铃系铃

小燕和志平订婚第二天，韦老便专访张老，请张老亲去“樟树湾”史家交涉“退亲”。最初史家有点犹豫，但是老张能说会讲。他告诉史家说：“现在大户人家张林刘涂的小姐们都会‘逃婚’。韦家的小燕真跟谭技师逃掉，你们岂不人财两空！？”

老张虽不识字，但颇懂得《六法全书》，知道逃婚不犯王法。所以他向史家父母一再说，韦家小燕“自由”了，逃婚了，你史家拿她怎么办！？现在女家招个读书人、做官的女婿，还能出几文钱，你们何乐不为呢？

史家夫妇最后答应了，但听说韦家新女婿是个做官的，老史便狮子大开口，要五百块龙洋“退婚钱”。

老张是见过世面的城脚底下的人，一听老史要求，不免火了起来，他指着老史的鼻子说：“你史家祖宗八代，哪一代赚过五百块龙洋？——你自己说！”

“总是一房媳妇嘛！”史婆在一旁哭诉一下。

“又不是童养媳！你们对韦家丫头花过多少钱？”老张反驳过去。

“我们送过媳妇一双绣花鞋面布！”史婆骄傲地说。

“一双鞋面布值五毛钱！？”老张说。“五毛本钱就一本万利，要五百块利钱？”老张说得老史夫妇哑口无言。

其实老史是个老实人，并无心要向“做官的人”来敲诈。他原要说的只是“五十块钱”，不知何来的“财星高照”——他脱口而出，错说成十倍之多。老张认为他“要得离谱”，但他一想谭技师也确是个“做官的”。韦老捡了这门亲事也太便宜了。好事多磨，老张乃答应替史家帮忙，把“五百块”减半为“二百五”。史家夫妇一听真喜出望外，因为在那时的中国农村，二百五十饼“袁大头”能讨五房媳妇呢！——真是飞来之财。二人欣喜不已，对老张也感德不已。

老张本来是带着二十块龙洋去的，这时乃自板袋中取出来交给史老点收。另外二百三十元半月一月之内一定送来。史家二老欣喜不已。乡下人是老实的，史老并未向老张要任何保证，便自香火柜中，取出红纸婚书交给老张，又留老张在家中吃两碗咸菜干饭和老山茶，二老则以苞谷糊相陪。饭后老张就告辞了。

当晚老张便回报了韦老和谭技师，大家又在韦家吃酒吃到深夜。酒酣耳热，韦老乃起身向祖宗牌位磕过头，便把小燕的原婚约在蜡烛上焚化了。

“燕儿，”韦老说，“你以后就是谭技师的夫人了。以后你要好好服侍你丈夫，相夫教子。”

“……”小燕低头没有回答，只是眼泪直流。志平取出手帕为她擦泪。这时老张已有七分醉意，眯着双眼告辞了。韦家一家和新女婿都出门相送。韦老打躬作揖；韦婆感激得恨不得跪下来，虽然她暗中抱怨说老张答应的二百五十元太多了。

志平再回屋内就正式以女婿自居了，称韦老夫妇为“爹”、“妈”。小燕也情不自禁地和未婚夫挤坐一起。韦老夫妇都告诉小燕说她这门亲事是“前世修来的”，以后要好好服侍“你先生”。

“爹，”燕燕微笑着向爹撒娇说，“我现在每天不都在服侍他吗？”爹未说什么；妈却在一旁得意地傻笑。

夜深了，二老洗涤盘碗，要小燕送志平回苗圃，谁知他二人来回彼此互送了两三趟才依依分为两处。

自此之后，小燕见了谭技师也不低头了，忙得更起劲，脸上却永远挂着微笑。其后不但苗圃内的卧室客厅均纤尘不染，连谭技师废纸如山的书桌也一清如水。一日三餐仍是燕燕送来，有时小燕也陪着吃；有时来一两位访客同吃加菜，志平也不用向“包饭的”打“饭圈圈”了。事不忙、天气好，志平则往岳家陪二老一起吃，但是韦老坚持分食，因他不忍心看一个读书人的女婿，和他同桌吃“粗饭”。

志平没有告诉老张，也没有告诉岳父母，只是私下告诉小燕，对史家那一头应多送五十元，共三百元，另外还有谢媒礼，都由他筹借，将来债还清了，他俩再蓄钱结婚。志平原已有存款数十元，他可向“建设科”预支数月薪金，再向好友拉借一点就够了。他一次悄悄找到林文孙，文孙答应全部负责，要带他去找“仓房刘朝奉”，志平坚持不可，只把文孙手边的五十元借去了，也使韦家二老和小燕对林三少感激不已。

一切手续弄清，小燕便是志平的正式未婚妻了。有时二人情浓似蜜，乘二老外出探亲之时，偷尝点“禁果”，也是人之常情，不足为怪了。二人相依愈久，志平除叫她小燕、燕燕、燕妹之外，又叫出十几个古怪的名字来，什么小情人、小心肝、小娘子、小奴隶、妻子、老婆、瓦茶壶，甚至妈咪、烧锅的、洗衣婆、谭志平家的，不一而足。而小燕叫他却始终只有两个名字：“哥”是她日常用的——上床夫妻，下床君子，都是一样的。另一个名字则是他们吵架时用的。哪个烟囱不冒烟，哪家夫妻不吵嘴？他二人结婚二十年，也吵过三两回。燕燕发脾气了、真火了，就喊他一声“谭技师”。但是有两次则是她跪在自己孩子的面前叫的，因为她这个“无产阶级小文盲”，背叛了自己的阶级，向敌人投降，嫁了一个“翘尾巴的东西”的下场。

所以当文、莹二人骑着脚踏车来访时，双方的爱情现况几乎完全一样——一对是如胶似漆，另一对是似漆如胶。两对鸳鸯、四只蝴蝶，真是天生两对、地设两双呢！

无心插柳

燕燕和老谭招待文、莹二人喝茶洗脸之后，志平乃领客人去参观他办公房的后进——他们将来的新房。那儿有三间正房、一间厢房、一间厨房。文孙对这后进并不陌生。因为原先住这儿的老“师姑”，本是林家的远亲。文孙幼年曾随一些表姑、表婶到此地玩过——拜观音，还吃过“素席”。

后来此庵被客军占住，变成“师部”——据说胡宗南还在这儿住过——观音被搬走了，旧木窗也改成玻璃窗，文孙那时在县中念书，和驻军赛篮球，也来参观过。

此屋改成“苗圃”之后，后屋漏雨，县府又不愿发款维修，便呈倒塌现象了。志平接任技师之后，率领三个工人，把前一进改修粉刷，聊可办公住宿，后进则无力顾及了。现在既然要结婚，志平又想把后进修好，以作新房。他正动此脑筋，经济还无着落时，文、莹二人就来了。莹莹很羡慕这后进，她说爸妈在省城的房子还抵不上此处。她私下告诉文孙，她很羡慕小燕将来的“新房”。

文孙在那厨房内看到一个旧洗脸架，似曾相识。原来那还是老师姑的遗物。文孙又揭开那土灶上两个雕花的井罐盖，沉甸甸的，很不寻常，更如晤故人——那也是“水月庵”的旧物。

他们参观了那破烂得水迹斑斑的正房之后，志平说他自己曾爬上屋顶“拈瓦”防漏。现在水是不漏，但室内还得粉刷修补。文孙乃自告奋勇帮忙。他要招呼“仓房刘朝奉”，送两袋“石灰”和一小桶“水泥”，为小燕修新房。燕燕听了高兴得跳起来。

参观了房子，志平又率领他们看树苗、花秧。志平和文孙在前面且走且谈。他并指出两棵名贵的樱花苗给文、莹二人看，说那是文孙庄子里“怪三爹”送的。

这事连文孙都有些奇怪。他只知道志平去秋到“庄子”去过，想不到这个惜花如命、吝啬无比的怪三爹，对志平倒如此慷慨呢！

“他送我樱花！？”志平笑着说，“他还送我一些绿牡丹、墨牡丹苗呢！”

文孙尤其惊异了。但是志平说怪三爹不是吝啬，他只是怕“俗人”糟蹋名花，所以才脾气大，但他知道志平和他有同好，又懂花木，真把志平看成“传人”呢。

“你什么时候到我家去的？”文孙问。

“重阳前一天，”志平说，“老伯叫张管家替我开‘上客饭’，老怪陪我吃，大喝其汾酒，高兴死了。牡丹苗都是他主动送我的——他在你家喝不到汾酒呢！”

“喝是喝得到，”文孙笑着说，“只是他脾气大，张朝奉和厨房讨厌他、欺侮他……”

在他二人之后相随的两只小蝴蝶，则另谈一套。

“你二人订婚之后，谭先生送你戒指没有？”莹莹问小燕。因为文孙已设法使人转上海，请七婶也为莹莹代觅一钻戒作订婚礼，把莹莹吓坏了。

小燕回答说，他们债还未还清呢，哪谈得上戒指！

“那你们拿什么做订婚纪念呢？”莹莹问。

小燕说他二人在“植树节”各种一棵柳树作纪念。

“这倒是好主意，”莹莹恍有所悟地说，“我要叫文孙不要买戒指——也种两棵树。”

小燕知道莹莹的意思很诚恳，乃向志平大叫一声“哥”。志平闻声回头，问：“娘子有何吩咐？”

“莹姐姐也要和林三哥种两棵树作订婚纪念呢！”小燕嚷着。

“真的吗？”志平问文孙。

文孙弄清了“娘子”的意思，乃欣然同意。志平乃带二人去湖边，看他和小燕的树。这两棵小柳树相去丈许，已长得生意盎然。树下各插一个小木签，写着二人的名字。

“这真是好主意，”文孙向莹莹说，“咱们也种两棵。”

“烧锅的，”志平笑着向小燕说，“他们种树我包办，不用你管了……”志平叫小燕回家杀只鸡，留文、莹二人吃午饭。“烧锅的”笑着跳着去杀鸡了。志平乃替二人选了两颗有拇指粗细的小柳树苗，并为他们在湖边选个好部位，借以农具，就让二人自种去了。

莹莹和文孙在谭家的树前揣摩了好久。莹莹觉得这两棵树距离太远，“太孤单了，应该挨紧点”。

主意既定，二人乃先挖个坑，种下小莹的树，又在小莹树之左约三尺的地方，再种下文孙的树。功尚未毕，老谭回来了，看了大笑说，哪能种这么近呢？莹莹向他解释。

“莹莹啊，”志平说，“柳树长得最快，十年后，可能就有腰粗，这么近哪行呢？——挤死了。”

“挤得紧，更亲昵点嘛。”文孙说着，搂了未婚妻大笑。

“十年……十年……”莹莹若有所感地叽咕着。

“三四十年后，更挤得不得活呢！”志平说“不行——不行，重行来过。”

“三四十年？三四十年！”莹莹叽咕着说，“谭先生您想得真远。”

“三四十年，在植物学上，弹指光阴呢，”志平说时，手指向一棵合抱大柳树说，“这棵树的树龄亦不过二三十年呢！”

文孙是糊糊涂涂的，而莹莹则是多愁善感的。志平“三四十年”之言，触动这位多愁姑娘的感叹，使她默默无言，幸好文孙是个无肠公子，他乃在志平指导之下，把他自己的小树改种了——莹莹还是觉得他二人离得太远了，“太孤单了”！这时忽有两只白鸭自远处游了过来，歪着头向二人看了许久，才缓缓地游去。那两只鸭，虽未植树纪念，似乎也已私订终身了。

种完了树，志平忙别的去了，莹莹攀紧了文孙的臂膀，二人缓缓地绕湖而行。莹莹似有预感，一再叽咕，说他二人不能离得太远，更不能分离。嗡嗡之声，像只小蝇蝇。

四人午饭之后，莹莹仍郁郁不乐，一直等到志平送了她两只小白鸭带回张家荷池去饲养——这两只小鸭太乖了、太可爱了，莹莹抱在怀内，才又嬉笑起来。

第三十一章　订婚比结婚重要

“水月春秋”和春秋水月

文、莹二人自苗圃归来之后，莹莹那点与生俱来的母性使她对这对小白鸭，简直钟爱备至。谁知这两个小东西极有灵性，以爱还爱，它俩一歪一跛地跟着莹莹呱呱地叫，使莹莹一时也不忍离开它们。

莹莹还有只宝贝——那只林老师的小兔子。文孙给它做了个铁丝笼和草窠，放在防空洞内已过了一冬，肥成一个毛团团，莹莹也把它的笼子搬出防空洞，放在荷池之边，让它也在池边欣赏阳光空气，看两个爱侣小白鸭在池内嬉游。文孙又叫十三太买了个篾制鸡罩，晚间就把这三个宝贝罩在一起，吃晚餐过夜。

莹莹本是革命家，终日嚷群众宣传、干革命，但自从这三个宝贝由她抚育，她也把革命忘了一大半——心心念念的是这三个宝贝。革命只好交给男朋友去代劳了。

文孙为着上次的“九里沟报告”遭了批评，这次既不接吻也不拥抱，一人躲在洞内，孤灯荧荧，在绞其脑汁。他这篇新的“社会报告”文题叫“水月春秋”，副题叫“从一个尼姑的悲剧到一个建国干部的成长”。在这篇文章里，文孙从那因犯淫而被丈夫“休”掉、逐往尼庵的老道姑叙起。文孙深为老道姑不平，对那封建吃人、男尊女卑的传统社会作出沉痛的抗议。

文孙也对那场三十年代初期中国人杀中国人的残酷内战，作了惨烈的呼吁——中国老百姓自己之间的争执，为什么一定要用枪杆来解决？用鲜血来洗刷？有个强大的中央政府，社会之间的不平，为什么不用法律，用政策，来加以改革？而千万吨鲜血，亿万吨枪炮子弹，究竟增加了社会的不平，还是减少了社会的不平呢？

就以他们西山东区的张林刘涂四大官僚地主来说吧，他们在这工商业日进千里之时，几千担稻米，也换不了一部城市中产阶级私用的“别克牌”汽车。这些地主，如不移居都市，化农业为工商，也会自动消灭。再者政府有枪杆数百万支，一纸命令，也可使地主阶级消灭于旦夕。政府为何不做，而任听农民自己揭竿而起？如此纵把西山东区的四大家族成员全部杀光，财产分掉，也解决不了中国“贫弱”的问题。孙中山先生不是说过，中国的问题是“大贫和小贫”，杀完小贫也救不了大贫。

以作者的观察，中国抗战和以后的问题，应是“废除不平等条约”、“振兴实业”、“建立有效率的廉洁政府”、“培养有知识有节操的青年干部”，“使中国追上欧美国家”、“富国强兵”。在这一报告的结尾，作者便举出“苗圃，弄得从无到有的故事”。

“老实说，”这报告结论上说，“中国当代青年，谭志平并不是个特出的例子。像这样实干苦干的青年技师，全中国何止千百万人！只要政府政策正确，高级领袖公忠体国，领导有方，不愁中国不能变成十个八个甚至几十个的日本呢！”

文孙把这草稿给莹莹看，莹莹看得直是鼓掌。二人再稍事修改之，由莹莹埋头抄起，真是情文并茂，写作均佳。当晚莹莹便把这篇《水月春秋》交上去了。小组会议在朗诵并热烈讨论之后，竟被评为“甲级一等”报告。莹莹也一洗前文满面羞辱，一夜高兴非凡；睡在床上，还在默诵报告里的警语佳句，高兴得一夜未大合眼，内心中不用说更佩服男友的才华，而愈想愈爱。为急于向文孙报告“甲级一等”之评，真是等不到天明。

而在文孙那边，他交卷之后也如释重负，乃专心致志想到自己遵父命，搞个公开订婚仪式。姚大余一向是文孙的智囊，也是最欢喜跑腿的“司务长”，文孙乃把这心愿私下告诉大余，谁知大余诡计多端，他正在和张指导员计划搞“庆祝台儿庄胜利联合大游行”，节目中有“提灯会”、“双鱼演出”（《打渔杀家》、《渔光曲》）等等。事后由参加演出的“临中歌咏团”和“政宣戏剧组”来个联合“庆功晚会”，就在“张家花园举行”，由“林放鹤堂”捐款做东，“庆功会”中便宣布林文孙、叶维莹公开订婚，岂不是天衣无缝？既可达订婚目的，又可免大张旗鼓，而请的客人，又都是男女双方最好的朋友。友朋亲戚中沧海遗珠，人家也不会见怪，岂不十全十美？

“大鱼”的办事才能，文孙是五体投地的，他有信心面面顾到，绝无差池，而大鱼又是刘朝奉刘祖安的熟友，二人同心协力，自然万事如意。文孙和大鱼商量了一晚，一切由大鱼负责，刘祖安只是遵命办事。文孙也觉十分妥当；明早一下课，便去告诉未婚妻，四月订婚，六月结婚——终身大事，一切圆满安排。心安理得，也就在宿舍床上呼呼大睡了。

“大仙”和“当票”

第二天文孙在“解析几何”堂上，专等下课号，只嫌手表秒针转得太慢。终于号声响了，文孙丢下书包，跨上坐骑，一溜烟便跑到花园里去。不去也罢，一去不免大吃一惊——只见莹莹独自一个坐在荷池边，正在掩面恸哭，她一见文孙来了，便扑入文孙怀内，号啕大哭起来。原来她那三只宝贝，只剩下一只小鸭躺在地上，做垂死挣扎啾啾而鸣；另一只不见了，地上还有点鸭毛。兔子也不见了，地上剩有一摊血，和一点带血的兔毛——显然它们已在半夜为野兽偷吃了。

文孙见状，不禁咬牙切齿，他乃扶开未婚妻，翻身走入“洞房”去，小莹哭随于后；只见文孙用钥匙打开一橱柜，在柜内取出一支青光闪闪的三号“驳壳枪”。他拉开枪栓，把一整条德制“四○三”号枪弹，压入枪膛，其声辄辄。莹莹虽也曾看过军人挂着“盒子炮”，但是看人拉栓上弹，还是第一次——她多怕枪啊！看这情况，她也惊停哭泣，全身不断发抖，恐惧无比。文孙未和她说话，提着实弹手枪便怒气冲冲地走出洞门，小莹跟在后面跑，直是抖个不停，一跑一跛。

文孙提着手枪乃沿着山下和墙边草丛，来找那野兽，终于他在墙边的一丛矮树野草之边，发现死兔尸体。这可怜小兔五脏摊满地上，四条腿只剩两条，头也只剩半个，死状至惨，但血迹无多，血似乎被那野兽吸吮了。文孙提着枪仍在树丛后找那野兽，而莹莹则吓得僵住了、麻木了，连哭也哭不出声来。

文孙对那矮树丛中看了半天，那里似乎有个黑洞，文孙乃举起手枪向那黑洞连开四枪，只见洞内突然蹿出几只老鼠，迅速逃窜无踪。文孙提着枪回身看莹莹，只见莹莹面色苍白，全身抖个不停。

右手持枪，左手搀住莹莹，文孙说：“这野兽不在这洞内，我们再去找去。”

这是莹莹第一次看到人开枪，她吓得步履维艰，难于举步。幸好男友温存，扶着她缓缓转过土山，山后便是一块洗衣场、一口井，和三间空无一物的厨房。那土灶上原有三口锅，现在也只剩一口小锅。二人正在东张西望时，忽见十三太面色紧张，喘着气跑了过来，原来他听到后院枪声，不知出了什么事，才匆忙跑来。当莹莹告诉他兔子被野兽吃了，十三太惊慌地说：“那是大仙吃掉的！”

“告诉我，”文孙气愤地说，“大仙在什么地方！”

“三哥儿，”十三太惊恐地说，“大仙是仙呢，出没无常……我有时在厨房看到他老人家。”

“在厨房！”文孙吼了一声，乃在那空无一物的碗橱、货柜中去找。忽然间只听噼啪一声巨响，一只有狗大的白狐自货柜内冲出，夺门逃出厨房，文孙尾随其后，连开两枪没有击中；那狐狸乃爬上树干，跳上墙头，文孙又连开四枪，均未击中，被它越墙逃走。这时文孙枪中十弹俱发，枪膛张开。文孙又压入十发，持枪开后门追了出去，但那狐狸已杳无踪影了。

文孙关门回来，只见十三太也在发抖，莹莹更面无人色。

“三哥儿，”十三太颤抖着说，“大仙打不得的呢！这大仙有五十年道行呢！”

“我久未开枪，未打准，让它逃了！”文孙悔恨地说。

“打不得呢！三哥儿，”十三太说，“我还向他烧香呢！”说着十三太指指那灶上唯一的一个土香炉。

“他有五十年道行，我有一百年道行！”文孙说着便把那瓦香炉摔在地下，砸得粉碎。

“督军小姐，”十三太转向莹姑娘请求说，“三哥儿不信，姑娘要劝劝三哥儿呢！”

“十三太，”文孙疾言厉色地问他，“厨房里那些细瓷盘碗，和金台面、银台面哪里去了？”

“我把它们都送到‘当铺’去了。”十三太毫无惊奇地说。

“你把东西都当了！”

“五姐他们回来时会赎的！”十三太说。

“你就这样‘监守自盗’！”

“……”十三太没有回腔。

“十三太呀，”莹莹也插句嘴，问道，“林老师那‘汽油炉’，是不是你也偷去当了？”

“我送到当铺去的。”十三太龙钟地说。

“你当了多少钱？”文孙又问一句。

“七毫五小洋。”

“林老师十五块钱买的呢！”莹莹向文孙说。

“你看这老烟鬼，是不是东西！？”文孙感叹地说，又问：“你的当票呢？”

“都放在夹柜里。”

“全部拿给我！”

十三太闻令，乃佝偻向前，走回门房，打开夹柜，几乎一柜子都是“当票”。文孙稍一翻阅，见一张“紫檀镶螺钿圆凳”，只当了一块钱。文孙对这一箱当票无法处理，只好告诉十三太，要他全部交给“刘朝奉”。十三太遵命了，但还是向三哥儿再讨了两个“泡子”，才完结这场搜查。

泪自长江头，流到长江尾

文孙提着实弹手枪，搀着颤抖不停、泪痕满面的未婚妻，缓缓走回后苑。莹莹走到池边，蹲下看那小鸭已经声息全无，完全死了。莹莹捧在怀内，哭成个泪人儿，希望它再活过来，哪有可能呢？

文孙扶着哭泣的莹莹，她捧着个死了的小白鸭，二人走回洞中。莹莹摸着小鸭，伏在桌上，恸哭不已。文孙则痛恨自己枪法不灵，让那凶手老狐狸逃掉。

“文哥，那真是一只大仙呢！”莹莹一面哭，一面说，因为莹莹的父母以前住在省城也曾向“大仙坊”求“丹方”——因此她对“大仙”也心存畏惧，并听人说过“大仙”的威灵。

“你也相信《聊斋志异》！”文孙笑着说，“如果今天我一枪打中，它就只是个狐狸了。”

“它做大仙为什么不吃素，要吃我的小兔子和小鸭子呢？”莹莹一面说一面哭。

文孙没有回腔，只辄辄辄辄地把驳壳枪中的十颗子弹退出枪膛，然后用一根小铁杆，顶一块小油布，清洗枪管中油烟。文孙告诉莹莹说，他今天连发十枪，枪管中有烟屑，非清除干净不可，否则便会生锈。说着他把空枪拿给莹莹看。莹莹自枪口看枪管中膛线，青光闪闪，寒气逼人——这是莹莹这个女“兵”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真正地用手接触过这样锋利的武器；也是她第一次看到什么叫“盒子炮”——在她的课堂上“武器学”中叫做“制式手枪”。

文孙把手枪带皮套放回柜中去，乃取了一把铁锹和莹莹走到山后，找到一块好所在，把小兔遗尸和死小鸭，葬在一起；并捡些砖块，为它们筑了个小墓。莹莹又情不自禁地哭跪于墓前，伤心了许久，才擦着泪和男友走回“洞房”。文孙又自水瓶内取出些热水，让莹莹洗了脸，莹莹躺在文孙怀中，心气才稍觉平和。

他二人今天本来是要来细商“订婚”喜事的，谁知喜事未谈，却演出个涕泪横流的大悲剧，又办了个小“葬礼”——使本已迷信的莹姑娘，益发有悲剧结局的预感。

莹莹本已自文梅口中知道文孙和大余商订的计划，喜不自胜。谁知凭空出此悲剧，使她心中郁郁。所幸文孙倒不迷信，他唯一的悔恨是“枪法欠准”，让那个狐狸逃掉。他劝慰莹莹，以后再替她买两只白鸭、一对白兔，以为补偿——婚后他们将永远养一对鸭子，以为纪念，因为鸭子便是鸳鸯，是最看中爱情的。他二人婚后，一定也和鸳鸯一样，永不分离。莹莹虽也擦泪微笑，同意文孙的主张，但是男友哪知姑娘心中的疙瘩——她始终认为二人正预备讨论订婚之时，竟遭此意外，是大大的凶兆，而心中永感郁结——又有谁知道姑娘的郁结，真的一结四十年呢！田军书记的眼泪，竟是莹莹姑娘眼泪的延续，从长江之头，流到长江之尾呢！

胜利大游行

天生万物本是相生相克的。狐狸咬死了兔子、吃了鸭子，不是宇宙中一件大事——虽然它惹起了一个软心肠的少女哭了半天。

这宇宙中的大事，“台儿庄”之捷，才算是抗战期中一件了不起的兴奋剂呢。在众人的兴高采烈之中，临时中学的师生、政宣大队的官兵学员、驻军的宣传部队、合城上下的商民住户……都认为抗战已胜利在望，大家来个一整天的“台儿庄胜利游行祝捷大会”，使全城轰动、热闹非凡。

庆祝大会是在文庙明伦堂前广场举行的。揭幕的是临中歌咏团的抗战歌曲大合唱，从《义勇军进行曲》到“流亡三部曲”，到《大刀向鬼子头上砍去》，还加个《大路歌》。歌声起处，万人和之，真是声闻数十里。

合唱之后，则由驻军宣传队演了一幕滑稽粤剧，叫做《广东先生遇到山东响马》。粤剧之后，则是政宣“平剧组”的《打渔杀家》；压轴的则是政宣“话剧组”改编演出的歌剧《渔光曲》——这两出剧，都是张指导员精心改编，并亲自导演的。压轴戏是当家青衣叶维莹出台，女高音曹文梅幕后佐唱，二人配合得天衣无缝，使雄壮的抗战歌曲，一变而为“爹爹剩下的破渔网……”，使听众更生哀婉之感，气氛为之一变……

对抗战破敌是咬牙切齿；对济弱救贫，又心怀凄楚……有血有泪，两得其长，令人感奋。会后天黑，戏剧收场，提灯会开始。领队的有驻军“八仙过海”的高跷；接着便是舞狮、游龙、彩灯；压尾的则是临中歌咏队的“跛鸭队”，二十多只各色大鸭，呱呱而过，最后则是一只“丑小鸭”和一只“跛公鸭”，一只娇小，一只胖大，一歪一跛，行动滑稽，使全街观众尤其是孩子们，嬉笑欢乐，学着一歪一跛，尾随其后……锣鼓声喧、爆仗满街、欢声彻夜……人人弄得精疲力竭，但没一人不嬉笑而归——真不愧为一场庆祝胜利的大游行……

庆功双宴

一个狂欢之夜后的早晨，垃圾满街、路人绝迹是可以想象的；但是姚大余天未黎明已经和刘祖安朝奉，率了十多精壮男女赶往“张家花园”——他二人正在协力筹备一个四五十人的“庆功双宴”。

大鱼告诉文孙，今日是他的大喜之日，应该诸事不问，好好休息一天，晚间加入“跛鸭队”，参加宴会好了。大鱼也叫文梅告诉莹莹，睡个好好的早觉，休息一天，留下精神参加晚间的“庆功双宴”。二人都遵命了，睡到日上三竿，然后各自在校中、队中闲荡一整天。直至金乌西坠、月上东山，二人才随着各自的队伍，携着游行和表演的道具，嘻嘻哈哈走到张家花园。一到园门慢说莹姑娘，连林三少也愣住了。只见那黑漆大门洗刷一新。门前一对大红灯笼，上面贴着硕大金字，一面是“庆祝抗战胜利”，另一个是“恭贺林叶连枝”。门上也有新贴门联：“胜利从天降，爱情动地来。”

一进大门，更是张灯结彩，鲜花满园，莹莹一看便知这些鲜花都是从苗圃借来的。果不其然，志平和小燕都还在奔波布置。老张等三个工友正忙得满头是汗。

众人一进后苑，那更不得了，那水榭被布置得富丽堂皇——原来刘朝奉化了两百七十余元把原有紫檀大理石桌椅、纱灯、盆景等，全部自当铺赎回，并洗刷一新，重新布置起来。园中两盏大型“汽油灯”，把全园照得如同白昼。那荷池之中也漂了些红烛莲花灯，山径和“一览亭”上，也宫灯处处，人行其间，几疑是仙境。临中同学、政宣队员，多数未进过“张家花园”，从未想到这个没有“公园”的县城，却有座这样美的“私家花园”。文梅等又率领一些女同志参观了文莹的“洞房”，真羡慕无比。在洞内衣橱里，她们还找出莹莹的“日记”、“诗钞”和裙衫。

“刘四啊，”涂公主私下告诉表哥说，“你看林文孙和叶维莹，就躲在这里，偷鸡摸狗！”

刘四笑着说：“谁有这个洞，谁都会偷鸡摸狗。”刘四声音说得很大，听到的人，都不免大笑。大家正在山上山下、池边柳下，乱嘈嘈嚷着游着，忽然一阵锣声，要大家入席。

原来这水榭之中，筵开五席，中间主席全是“金台面”，用的是张家自苏州带回的镀金盆碗，在灯光之下，辉煌无比。其他四席，也是象箸银杯，十分豪华。主席之后挂着“囍”字红幔，把金台面更衬得红光闪闪。

今次宴会姚大余是司仪。他个子大、声音响，呼着姓名头衔为“主席”安座。他叫出首席首座是订婚新人，由文梅、大余分别为新夫妇制服簪上金花入座，全体鼓掌。

其余首席主宾是新人舅父母朱朝奉夫妇、临中教务主任黄觉西先生、政宣张指导员叔伦、女方“表哥”阿七哥、歌咏队导师褚裕光。另外则是张秀兰和曹文梅。其他四席，则由众人“自由入座”。

在这五席之间斟茶倒酒的，则是“春江大酒楼”的账房所率领的小聋等一群职业茶房。听命打杂、在新夫妇背后侍立的则是刘朝奉夫妇和几位女佣——包括临时赶来的周嫂。她站在“三奶”背后简直寸步不离。在众席中穿来穿去斟茶的十三太，今天也穿上半新绸坎肩和灰绸夹袍、黑缎瓜皮小帽，容光焕发，俨然两个人了。另一个使莹莹惊奇的则是阿七哥。阿七哥居然也穿了蓝缎夹袍、黑马褂、黑呢帽、新布鞋，行动虽然不大自然，也分明是另外一个人了——他是文孙叫刘朝奉特地请来吃喜酒的；行头也是刘朝奉为他特制的。

酒过三巡，司仪姚大余起立声明今日“庆功双宴”的旨趣。一是庆祝胜利游行及临中政宣联合演出的成功，由本地乡绅“林放鹤堂”邀宴庆功。第二个目的是庆祝临中歌咏团团员林文孙同学，和政宣话剧组演员叶维莹同志的“爱情结合”、“公开订婚典礼”。姚语方毕，群众便鼓噪起来，要新订婚夫妇表演kiss。

大家这一鼓噪却被大余洪亮的声音压了下去。他说kiss可以慢慢来，先得有师长训话、指导员训话。不教导、不指导，他二人哪里会kiss呢？群众大笑之后，司仪乃请男方家长代表黄觉西老师训话。黄老师是个教古文的，引了一些《诗经》、《礼记》，大家鼓了个掌就算了。

司仪次请政宣张指导员训话。张说他当了一辈子“指导员”，还没有“指导过kiss呢！颇为失职……”引起全场大笑。

接着张便郑重其事地指出，今日林、叶二人的结合，不是传统的什么“门当户对”的结合。他二人的结合却正是门不当、户不对。女方是无产阶级出身、意志坚定、牺牲性强烈，为民族革命、社会革命献身到底的第一等革命女战士。她对革命的意义认识彻底，她虽是个文弱的美女，但是在革命斗争中，是半步不会退让的战斗员。——总之她是我们革命阵营中，最坚强、最彻底的标准革命同志。

至于男方呢，张说他是资产阶级、大地主阶级中最有良心，丝毫没有为物质享受所腐化的标准的品学兼优的青年知识分子，是我们革命阵营中最理想、最忠实的同盟军。他在文科学堂德智体兼优，家庭环境又富裕，学的又是最实用的理工科，将来留欧留美归来，必然是全国第一等科学家——因为他的主观条件和客观条件都联合导引他向这一方向发展，是我们民族革命抗日战争之后，最优秀的建国人才。所以今日林、叶联姻正象征着我们全国各阶层联合抗日的现阶段的大团结，和抗战胜利后各阶级各抗日党派继续联合建国的远景。

“林、叶两位新人，和在座各位长辈、各老师、各同学、各同志、各服务男女工友同志们，”张指导员擎起金杯，大声说着，“让我们一致为两位新人祝福，并为各阶级各抗日党派永远联合抗日建国而干杯！”五席客人同时起立，姚大余在张指导员事先“指导”之下，也早为服务工友预备了酒杯，大家一致起立举杯为新人祝福，饮毕放杯鼓掌欢呼。欢呼的内容，还是要新人当众kiss，并说是张指导员已经“指导”过了。

众人起哄不已，最后还是周嫂有经验，她服侍过林家庄“大七少”订婚，曾有先例——她取出一条真丝绣龙凤红手帕，要两位新人隔着手帕接吻一下，才算勉强对付了群众的抗议。当众人闹毕坐下之时，却发现少了一个提壶斟茶之人——原来十三太在众人闹酒敬酒之时，私下猛喝大曲、花雕，喝得烂醉如泥，几乎未栽入荷池淹死。小聋等乃把他拖入山侧草丛，让他睡去，大家继续嬉笑闹酒猜拳。司仪姚大余大声请家长训话，但是朱光直一句话也说不出，鞠个躬了事。司仪又请“新人讲话”，新人也讲不出话来，大家协议，请新人即席向群众及老师、指导员三鞠躬。

这席酒，是春江最高级的酒席，而食客之中，除朱光直夫妇之外，没有一个超过四十岁的。五席中四十人以上都只是不满二十的小胡闹。排翅、燕窝、银耳、银针、雀舌、汾酒、贡酒、花雕……真都被狼吞虎咽地糟蹋了。但是大家都吃个晕晕倒倒，大腹便便，来等候着大余安排的“余兴”节目。

百鸟朝凰和走锅绝技

大鱼的办事能力是全国一等的。他早就想到宴会之后的“余兴”，第一项应以“解酒”为宜。因为大家都喝得晕晕倒倒，酒醉未醒，还欣赏什么“余兴”呢？所以当菜肴将尽、众人还不忍放杯停箸之时，大鱼招呼春江侍者上银针、雀舌等浓茶解酒，把盘碗杯盆全部撤去，另补些带酸性金橘等甜食，中和酒性。

众人茶方沾唇，大鱼乃报出，政宣戏剧组名丑郭连环，表演“短笛”和“口技”——“百鸟朝凰”。

郭的个子小小的，站起来鼻子一皱，便令人发笑。他鞠个躬乃自袋内取出五寸长的竹笛，吹出个“百龄展翅”。原来是一鸟独唱，接着便是二鸟对唱，接着便三鸟五鸟、八鸟十鸟……乃至百鸟争喧。起先只有“百龄鸟”，接着“黄鹂”、“黄莺”甚至“八哥”、“鹿雀”、“乌鸦”、“野鸭”，乃至“雄鸡”、“母鸡”……统统加入，相扑相打，热闹非凡。最初人们只以为是一只笛子，发出如许声音。但忽然间却听到老“凤凰”在抱怨，说：“丫头们，太吵了，小声点，别吵了新人……”大家定神一看，才知道郭连环的笛子不见了，他是用嘴发出各种鸟声，大家为之目瞪口呆。

老凤凰抱怨之后，众“丫头”不敢大声吵闹了，乃窃窃私语，众鸟投林，其声啾啾……众人倾耳细听，只听一只鹦鹉也在低声抱怨，它说：“什——么——别吵了新人……”它呱呱呱呱了一次，又说：“他们一对新夫妇……两个旧家伙！”众人闻言，不觉哄堂大笑，酒也醒了。郭连环收起短笛，向那对新人“打个千”，说声对不起——又引起哄堂大笑，好不乐煞人也么哥！

接着司仪报告，下一节目是“走锅”，由阿七表哥表演。

只见两个工人抬来一只大铁锅，平放于榭前平地中。

阿七取下呢帽，扎了一条腰带，把前袍襟半塞腰带中，走到锅边，拳掌合抱向四围观众行过礼，然后在锅边蹲下“马桩”，闭目屏息。当众人正屏息而观之时，阿七忽“哈呀”一声，纵身跳上铁锅之边，铁锅摇晃，阿七则配合这摇晃频率在锅边走动起来。最初锅摇得很厉害，但是随着阿七飘飘然随锅沿打圈圈，锅的摇晃亦渐次减小，最后几乎完全不动。阿七又“走”了两圈，乃纵身而下，面不改色，锅亦不动。

阿七行了个礼，众人拼命鼓掌，无不咋舌称奇。

这时司仪因大家酒已全醒，乃报告下一节目为团体歌舞剧：《丑小鸭订婚》，要全场观众集体参加，昨日化装游行的行头，今晚废物利用。

这个歌剧是临中歌咏团和政宣戏剧组的集体创作。但是音乐制谱则是临中音乐老师褚裕光的个人杰作——这个简谱是集体搞不来的。这场歌剧是如何登场的，作者也只能听到“二手资料”，还是根据林博士四十年后的回忆，把原剧本简略地写出吧。

《丑小鸭订婚》（土风舞歌剧）

编剧者：“临中歌咏团”、“政宣戏剧组”集体创作音乐制谱：褚裕光

主任导演：张叔伦

演出者：“临中歌咏团”、“政宣戏剧组”全体成员演员表（以出场先后为序）：

鸭指导员：姚大余饰

女鸭队员：临中、政宣女同志九人

男鸭队员：临中、政宣男同志九人

女丑小鸭：金实饰

男胖跛鸭：卜斗焕饰

音乐伴奏：政宣声乐器乐组

布景：小山之侧、鸭池之滨

时间：月上东山、鸭群饱餐之后

灯光：汽油灯降低亮度

幕启时：鸭指导员，头戴军帽，颈挂一尺长、八寸宽、红底双杠、一星少校领章，翅膀夹指挥刀，蹒跚而出。

鸭指导员（下简写“指”）：今天晚餐吃得这么饱、酒喝得这么多，田螺吃了一肚子，如何消化？（拍肚皮、舞指挥刀）哼，要跳个土风舞……不，跳个踢跶舞（跳了两下，看看自己硕大的鸭掌，摇摇头）。不行！不行！（用翅膀抓头）嗐，人类可以跳踢跶舞；我们鸭类，也可跳个拍拍舞（用脚拍拍跳两下）。蛮好哎！蛮好哎！呱呱呱呱……好主意！好主意！……（大叫）丫头们，呱呱……月光这么好，上来跳个拍拍舞啊……呱呱呱……

女鸭队（头扎红缎结，上）：呱……呱……呱……呱……

指：呱呱……呱呱呱……来来来……呱呱呱……排个“一字长蛇阵”……呱呱……（用翅膀抓头）……有女鸭，没男鸭……呱呱也不行啊……呱呱……哎（大叫）Boys，boys……上来……上来……

男鸭队（颈系硕大黑绒蝴蝶结，上）：呱呱……呱……呱呱呱……

指：呱呱……接着女同志……呱呱……一字长蛇阵……呱呱……

（男女鸭队翅连翅、膀连膀，排成一字长蛇阵）

指：呱呱……呱呱……你们今天吃得这么饱……呱呱……喝了这么多酒……不运动运动，肚里田螺要出毛病……呱呱……

女鸭队长（曹文梅饰）：呱呱……呱呱……指导员要我们怎样运动？（众女鸭交头接耳……呱……呱……呱……）

指：呱……呱……丫头……你问我？我是军委会特派少校指导员（挥动指挥刀）……呱呱……

男鸭队长（刘希曾饰）：报告指导员……呱呱……你是不是要指导我们kiss？

指：呱呱……胡说……kiss是人类的丑事……我们鸭类嘴这样长，如何kiss？

众鸭：（交头接耳）……呱呱呱……抗议……抗议……

指：不指导你们kiss，指导你们跳舞！（大叫）乐队奏乐……呱呱……

（乐队中手风琴开始演奏，洋鼓、洋号、二胡、四胡、风琴，也开始试音。）

指：Boys，girls，听音乐，听我口令！（众鸭歪头，细听音乐……）

指：（下口令）上前三步，呱呱呱！（众鸭听命出操）向后三步，拍拍拍！（众鸭听命向后顿足）向左三步，拍拍拍！向右三步，呱呱呱！（众鸭听命脚踏口叫）

（指导员令众鸭重复十余次。）

指（唱）：人类跳舞，踢踢跶；我们跳舞，劈拍拍。向前抗战，劈劈劈；回头建国，拍拍拍。又抗战、又建国，生命到此才快乐。又抗战、又建国，民族到此才复活……（全体同舞、同唱）

（音乐变调）

指（唱，众和）：我们都是好兄弟，我们向左打圈圈。（用刀指女队唱）我们都是好姐妹，我们向右打圈圈。手牵手，心连心，我们是抗日义勇军。你拉我，我拉你，一个小圈，四条腿（舞队变形，由两大圈转为二人挂手打小圈圈）。你看我，我看你，一个小圈四只眼……

男队队员甲（大叫）：报告指导员，我这小圈只有两条腿、两只眼！

女队队员乙（搭腔）：我的小圈也只一个人。

（舞蹈停止，乐队终止。）

指：怎么会呢？怎么会有个孤鸭？

众鸭：你两个挂起来不是正好吗？

指：那怎可能！人类跳舞可以男女合跳；我们鸭类文明，男女授受不亲。

鸭甲：报告指导员，那胖老公和丑小女，躲着在谈恋爱，不参加我们舞会。

指：（把刀一挥，胡子一吹，大怒）那怎可以破坏军风纪！他们躲在什么地方？

众合：他们躲在防空洞里。

指：那怎可以？男女队长，去把他二鸭抓出来。

（两位鸭队长带了几个男女鸭兵，走入防空洞，先把歪嘴丑小鸭拖出来，又把胖老公拖出来。胖老公哭泣不肯。）

指：你两个为什么不守军风纪，竟然躲在防空洞谈恋爱，胆子好大？

跛胖鸭：报告指导员，我们订过婚了嘛。

指：你们什么时候订过婚？

众鸭：你刚才不是吃了他们的订婚酒了嘛！

指：啊！对了。我忘了。委员长要撤我职，呱呱……呱呱……来参加跳舞。

众鸭﹕呱呱呱呱……（大笑）

指：奏乐！

（乐队奏乐）

指：我们来合唱，大家都是好兄妹，我们一齐打圈圈。手牵手，心连心，我们都是男女抗日义勇军。你穿我，我穿你，男女两圈变一圈。（男女相互穿梭而过，使一男一女手牵手围成一个大圆圈，把丑、跛二鸭围在中央）

指：我们跳了这么久，唱了这么久，你俩倒做了逃兵了。现在由你两个唱，我们围着你们跳……乐队奏乐！

（乐队奏乐）

跛老公（唱）：我不嫌你丑！

众鸭（跳打圈）：呱……呱……呱……

丑小鸭（唱）：我不嫌你跛！

众鸭：呱呱……呱呱……呱呱……（打圈圈）

跛、丑鸭合唱：我不嫌你丑；你不嫌我跛。我俩心中一团火……呱呱呱……呱呱呱……我两个相爱了！订婚了！

（众鸭合唱，重复以上唱词）

跛鸭（唱）：我在你左边，呱呱呱……（二鸭挂膀）

丑鸭（唱）：你在我右边，呱呱呱……

跛、丑鸭合唱：我俩永远不分离；我俩永远在一边……呱呱呱……呱呱呱……

（众鸭双双挂膀合唱，重复此唱词）

跛鸭（唱）：我咬你上边，呱呱呱……

丑鸭（唱）：我含你下边，呱呱呱……

跛、丑鸭（两喙相咬，合唱）：我俩就接吻了……呱呱呱……（众鸭接吻合唱，重复原唱词）

跛鸭（唱）：你爱我。（两手相拉）

丑鸭（唱）：我爱你。

跛、丑鸭（合唱）：两个鸭子四条腿，呱呱呱……跛鸭（唱）：两腿在上边。（两鸭一前一后）

丑鸭（唱）：两腿在下边。

跛鸭（唱）：那我俩就可“交尾”了。

丑鸭（生气，说白，乐声下降）：这样不要脸。刚订婚，就要交尾？

众鸭（合唱）：你爱我，我爱你，两个鸭子四条腿。两腿在上边，两腿在下边——那我俩就要交尾了——呱呱呱……呱呱呱……（众鸭大笑）

丑鸭（生气，低下头来冲过去，在跛鸭有绷带的伤腿上，拼命钳了一下，把胖老公冲得白肚朝天，丑鸭也冲到老公肚子上去）

（跛鸭伤痛不已，呱呱不停，频频叫痛。）

（丑鸭心有不忍，用歪嘴替他补绷带，又用翅膀按摩其伤处，悔恨不已……）

跛鸭（在丑鸭扶持下慢慢翻过身来）：少奶，咱们林家订婚比结婚更重要呢！订了婚就可交尾哎！（跛鸭轻轻地想伏到丑鸭身上去）

（丑鸭忙躲开。）

（跛鸭追上去，追了一段。）

（丑鸭力竭，蹲在地下。）

（跛鸭伏到丑鸭背上去，直是摇尾巴。）

（丑鸭用力一撑。）

（跛鸭白肚朝天，又摔地上呼痛不已。）

（丑鸭低头作伸入水中状，又从水中上来，洗个干净，摇头摆尾不止，并呱呱作叫。）

（跛鸭站在水上，两膀猛扑，颇表雄风。）

（这时忽有一个硕大鸭蛋，自后滚了出来，蛋壳一破，有两只小鸭，呱呱地跑了出来。）

指（用指挥刀一指）：一个蛋怎么生出两个鸭子来？

两小鸭：报告指导员，我们是双黄蛋嘛！

两小鸭的话，使全场五十余人都笑得前仰后合。

这时鸭指导员把鸭衣一脱，露出个大余的头来，大叫一声：“谢谢各位来宾和演员，今晚庆功双宴，正式结束！”

订婚之余

这出《丑小鸭订婚》的土风舞歌剧，演出相当成功，但这也是临中、政宣联合演出时，文、莹二人都没有参加演出的唯一一次。二人都只坐在头排中央做观众。莹莹有时笑不可仰，有时又满脸绯红，更有时心酸不已——想到三次自裁的往事，不禁悲从中来。有时又想起这样美好的现在，是否真如张指导员所说的，美满到底呢？莹莹没有这个信心。那个管弦乐队美妙的乐曲，对这位多愁善感的新人，真是声声扣住心弦，一击一跳。

在这场合下，她尤其为七哥不平。七哥是她早已心许，舍身相献，决心追随情奔的人。只是七哥太忠厚了，太善良了。她和他拥卧一宵，七哥连吻也未吻她一下，而却愿意要“妹妹叫他去死”——天下哪有这样善良的人？虽然他一字不识。

莹莹想到王干爹的话：“你看那些当官的、读书的哪一个是人？”在莹莹未进政宣之前，她的确认为中国官场上、社会上，“当官的”、“读书的”都是最丑陋的中国人。像王干爹、像七哥，以及她后来才认识的小燕和她父母——韦大爷、韦大娘，是多么“美丽的中国人”啊！知识，知识，只是教坏人变成更坏的凶器。所以她决心要做个小屠户的媳妇。谁知这小屠户七哥太善良，竟使他二人错过这段姻缘！

这次由于林文孙的胸怀宽宏，不但不对七哥有丝毫嫉妒之心，而且同情深厚，竟把七哥以表兄身份请来吃喜酒。文、莹二人真把他看成亲表兄一般坐在首桌，当了贵宾。文、莹对他嘘寒问暖，敬酒拣菜，无微不至。餐后文孙并把他从“西门仓房”改送至本城最豪华的“悦来大旅社”住宿。这个大旅社，照七哥这样的人，平时找个打杂工都不容易，今日居然成为套房贵宾，使七哥弄得不知所措。莹莹为他一切安排好，并说好明早来陪他早餐。三人谈到深夜。七哥无多话可谈，只是一再告诉文、莹二人，他死掉做鬼，也会来做他二人的保镖。翌晨，文、莹一早便来了。大家在春江早餐之后，文孙要为七哥租头驴送他回梅溪，七哥坚持步行挑担，那是他日常的生活习惯。文、莹二人又自礼物中拣了些贵重的给七哥带回给叶妈、老叔公、干爹、幺三和李会长。文孙并要七哥面告丈母娘，等他们结婚时，便接丈母娘到林家庄同住。

七哥收好行囊自己挑了，文、莹二人送他出西门，直到赵三宝吹牛的地方，始依依而别。七哥离去时曾诚恳地向文、莹二人说：“文弟和妹妹，将来如果有需要人死的工作，就来找我担当。”七哥说得很诚恳，却把莹莹说得泪流满面，伏在七哥怀内许久，才由七哥劝她返回文孙胁下，又恸哭些时，才和七哥依依而别——莹莹对七哥曾有献身之愿，而七哥从头至尾未尝对妹妹有“腻思”，这是文孙深有体会的，所以对他二人除敬重之外，也毫无嫉忌之心。

文、莹回到城内，首先去探视舅舅，却见朱光直夫妇忙了手脚，正不知如何是好。因为文、莹二人订婚虽未声张，但是消息还是外露了。城乡亲友所送的礼物，堆积如山。除西门仓房、张家花园之外，他们送去的便是朱家了。朱家这两间草棚如何堆得了？例如上次来的廖邦平科长，这次便代表“省营贸易公司”兼总经理熊正宜送来“金华腿五只”、“红锡包二十条”。单这一项，便使朱朝奉夫妇傻了眼。“少东”送的银耳、燕窝等就不用说了。幸好朱朝奉这次认识了刘祖安朝奉，不用文孙吩咐，刘朝奉便把朱光直搬了个家，使二老几乎疑是梦境。

这个“订婚大典”，虽在大鱼安排之下，以“庆功宴”为掩护没有铺张，然善后之事仍多。一切都由大鱼和刘朝奉承担了。文、莹为感谢好友帮忙，特在春江设宴，再请大鱼、文梅，志平和小燕，加上刘四和“公主”，酬劳一番。无人不恭维大鱼这次所主持的盛会之成功，大鱼也深感满意，认为是平生办事杰作之一。

订婚之后，剩下的便是遵父命“返庄祭祖”了。文孙特地请大鱼、文梅同行，使“公主”和小燕两对都十分羡慕——他们预备就在五月初结伴同行，使文梅兴奋得要死。

第三十二章　消失前的“家”

一座神秘的古庄园

在那个三十年代，执政党原规定每年三月二十九日黄花岗七十二烈士起义之日为“青年节”，放假一日。但那时却有许多自命前进的文化组织，阳奉阴违——这个“政宣大队”，虽直属于“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却也是阳奉阴违的机关之一——他们仍私下把“五月四日”（“五四运动”纪念日），当成青年节，私自放假一日。林三少既然奉父命要携新订婚夫人回家祭祖，他得找个假日同行，再请假二日，加个周末，那时间便充裕了。

这座林家庄在县城西北约五十里地处，步行大半日可达，骑脚踏车更快。只是这段城乡之间，没有公路，只有一条傍山而行的古驿道。天气晴和，道路平坦，大半路程都可通自行车，小段地区，只可推车通过。文孙便选了个“五四”前后的日期，夫妻二人向校中、队中请假二日，并约大余、文梅同行“返庄祭祖”。

文梅、小莹今均精于骑术，而张家正留下有四辆“三枪牌”，三男一女，都是大半新的单车，骑来轻快无比。文孙和大余花了半天时间检查了单车机件，打气加油，并带好零件箱。一切齐备，四人各携简单衣物和学科作业，当红日尚在地平线下，晨光曦微、东风和煦之时，四人乃跨上单车，并骑出了北门，通过义冢循驿道北行。最初道路平坦，轻车熟道，大家还有说有笑。不出十里，山边就道路崎岖；有时路狭、有时上坡，那就车骑人了。所幸此是古驿道，沿途时有茶寓酒肆，可以休息。有的酒肆主人，居然认识三少，招待十分殷勤。

这次单车行长途，对两位女士都还是第一次。二十里之后，二人已气喘不已，四人只好逢店便歇，一坐便是三五十分钟。此路又多是高山之侧的丘陵地区，大小山峦、高矮杂树，堵住视线，平坦之途甚少。纵是步行推车，也辛苦不堪，两位姑娘时时香汗淋漓。所幸风和日暖，大家有说有笑，士气甚高。但是走走停停，加以“打尖”吃饭，又耗时甚多，迨红日已偏西，文梅和莹莹私语，还不知莹莹的婆家有多远。加以这是仲春季节，春水方生，有时还需过渡。

最糟的一次是一溪当前，水位已高。河上木桥虽离水面尚有二三尺，而桥头洼地已一片汪洋，约有五十码地区，水深及膝。河之彼岸则是一列长堤，高约丈许，如一座土墙，堵住视线。堤上则两行杨柳，东西都不见尽头。

四人面对这桥头一洼春水，除赤足徒涉，别无他途可循。文孙、大余乃决定脱下鞋袜，卷起裤筒，抱美而过。文孙和莹莹并无问题，文孙赤足坐地，让莹莹跨坐肩上，二人便嬉笑而过之。大余想如法炮制就困难了。第一文梅太胖，大余如一滑脚，则不堪设想。第二文梅也死不肯骑在大余身上，二人相持不下。最后还是文孙提议，由文梅骑于自行车上，让大余、文孙一前一后，用力提着单车，几乎把文梅抬了过去，主意甚佳，皆大欢喜。

当两位男士还在洗脚穿鞋之时，莹莹一人乃走上堤顶，举目四望不禁大惊失色。她乃大叫：“梅姐梅姐，快上来看！快上来看！”文梅为莹莹的惊奇叫声吸引了，也就三步两步赶上堤顶。文梅一看，二人不期而然，瞪目咋舌，抱成一团，惊异不已。

原来这两端不见尽头的长堤之下，是一脉如镜的万顷水田。他们已挣扎着走了五十里山谷丘陵，忽见此万顷平畴，水光如镜，在夕阳反照之下闪烁发光，已觉眼界一开，心胸顿爽。而长堤对方约四五里之遥，却又是一列平行长堤，把这两堤之间的万顷水田，围成个左有高山、右不见边的长形大湖的形状。唐诗上所谓“漠漠水田飞白鹭”，正是这一写照。

水田之中，点点茅屋，炊烟缭绕，田内但见少数农夫农妇，戴着竹笠，工作其间，三数牧童，骑着耕牛缓缓而行，安详无比。这幅农村耕作图，和那人声嘈杂的“县城”，简直是两个世界。文梅和莹莹都是在中小城镇成长的，从未到过农村，对此景物真倍觉新奇。

使她二人更觉眼界一新的，则是对面长堤之外有个湖泊，湖边有些建筑新颖的竹篱茅舍，也与一般农舍不同。但是使莹莹惊叫的，却不是这些农村景物——她叫的是那对面长堤的尽头，山坡之上、黑松林之下，巍峨的一片瓦房——这瓦房像是一座大庙，也像是一座小城。

这片瓦房的中心是一座方形高耸的楼房，对外窗户，玻璃窗外，有红色“百叶窗”。这楼房甚大，围成个四方城。楼房之下，则是纵横一片的整齐瓦房，高脊飞檐，像一座大庙。“庙”外则有砖瓦围墙，围墙内外，则植满了苍松古柏、栗榆等古树。墙的四角各有四个碉楼。北碉楼三层，最高，呈长方形；东碉楼四方形，两层，建筑很美；西碉楼也是两层，长方形，只是屋顶上盖的是木板或红铁皮，而非砖瓦；南碉楼只一层三间，中间有个大门，似乎是入口处。碉楼左侧是个石造瞭望台。文梅和莹莹从堤上看去，这分明是座比“县城”还整齐巍峨的一座小城，使她二人目慑口呆，用手握住嘴，说不出话来。

“小莹，你看！”文梅忽大叫一声，指着那小城东墙之外说，“那是一座花园呢！”

莹莹定睛一看，果然桃红柳绿、繁花怒放，红成一遍。园中心高坡还有个长方亭阁，十分美丽，在夕阳反照之下，倒影反映在护庄河里，尤觉秀美非凡。

这小城护城河外，还有一片丛密的矮竹园，葱翠无比。竹园中一条大路一端直通庄门，另一端则正自她二人脚下开始。

莹、梅二人为这景色慑住了，不知这是什么地方，二人正在胡猜一阵。这时大余刚穿好鞋袜，推了一部单车，走上堤顶。

“大鱼，你来看，这是什么地方？”文梅惊奇地问。

“你问小莹！”大余漫不经心地回答着，并转身问小莹，说：“小莹你也不知道吗？”

小莹神色恍然地摇摇头。

“大水冲倒龙王庙，自家不认得自家门！”大余责怪她一句话，“这是你三少奶的家！你倒不认识了。”

小莹惊了一跳说：“你说这是文孙的家？！”

“什么文孙的家？”大余说，“你三少奶奶的家！”

“小莹呀！”文梅一下抢过来把莹莹抱住说，“这就是你三少奶奶的家呀！”

文梅惊奇不已；莹莹也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二人抱紧了再细看，越看越玄妙——简直是广寒宫、紫禁城，把两个村姑真是慑住了。

其实这座有名的“林家庄”呀，也早已年久失修，破烂不堪了。不过任何破烂的古建筑，在夕阳的反照之下，都显出十分之神秘性，令人气慑神移，何况是这两位未见过世面的小村姑呢？

“你做阎王我做鬼”

当两位男士把四部单车擦干、推上堤顶时，大家乃坐下休息——面对万顷水田，真别有一番景致。文孙生长此地，看得无啥出奇，而大余则为两位姑娘做向导，指指点点，兴致极大。

“三奶，”大余指着一座树合水绕的小村庄向莹莹说，“你认识你的私产？”

“我有什么私产？”莹莹好奇地反问。

“这是文孙的长房长孙田呢！——年收两百担谷子，水旱无忧！”大余说。

莹莹定睛一看，真是一见钟情，立刻便爱上了那座美丽幽静的小村庄。她乃转问文孙：“那真是你的长房长孙田吗？”

“爷爷划给我的嘛。”文孙说。

“多幽静美丽啊！”莹莹感叹一句。

“幽静美丽？”大余抢过去说，“那是个金矿呢。有这一个庄子，小莹呀，你一辈子也不愁衣食！”

大余坐在草地上，并讲了个笑话，使两个姑娘笑成一团。

这故事是：一次一个行善终身的“好人”死了，灵魂去见阎王。阎王因他终身行善，来生应有个善报，问他要生在什么样的一个富贵家庭才能满足。这小鬼乃向阎王爷提出个条件是：

（来生）妻要贤，妾要美！

万顷良田一锹水。

父做宰相，子状元。

阎王爷一听这条件，不禁立刻自宝座走下，把自己的“王冠”拿起套在小鬼头上，羡慕地说：“那么，你做阎王，我做鬼！”

在两位姑娘狂笑声中，大余解释说，“万顷良田一锹水”，指的就是这个地方。庄稼人种田，最苦的便是“车水”。此地灌溉不用车水，只用铁锹在田埂上挖个缺口，水便自动流入，年年丰收，岂不是个金矿？

大余说着也使文梅羡叹不已，抱住小莹直叫“你做阎王我做鬼”。

进得庄来

四人休息好了，乃推车下堤。堤下便是平坦大道。四人跨上单车，在晚霞反照中，疾驰前进，不一刻便驶入竹丛。方见庄门之时，忽有土狗十余条，汪汪而来，文孙乃超车前进，众犬一见文孙，立刻停止狂吠，跑速亦锐减。其中一头肥胖大黄狗且摇头摆尾，表示欢迎，向文孙车子猛跳不停，亲昵无比。其他狗群也就纷纷散去。

这时庄门边瞭望台上，亦有圩丁发现，乃打开大门，取下门闸，并把门前那张大小两门相套的铁丝门也全部打开。有四五位穿军装的圩勇迎了出来。带头的是位佩着“准尉”领章、挂着武装带和带红缨盒子炮的“郑队附”。

郑一见文孙便大叫：“恭喜三哥带新娘回来了！”说着他就向文梅一看，并敬个军礼。文梅着慌了，大叫说：“我不是！”并指着小莹说：“她才是新娘子！”

“啊，这是新三奶！”郑队附转身又向小莹敬礼，并自小莹手中接过单车。

在这群欢迎大员中，最惹莹莹注意而觉好笑的，则是个十二三岁的小“号兵”。他挂着个大符号上书“保安第九中队号兵何南仁”。他的人太小了；但是眼睛和制服却太大了。他穿的是一套成年人的军服。上衣太大，被反钉起来，下面两个口袋不见了；上面两个口袋，挂在身上像两个小灯笼。他裤子也太长太大，卷到里面钉起，像两个布袋。他的帽子也太大了，从后面折起来缝小；但前面“鸭舌”无法缩小，覆在头上，像个瓦片——看来十分滑稽可笑。但这小号兵很活泼，一上来便把“三哥”的车子接过去了。人小车大，推起来也很滑稽。

另外两个小兵，则接过大余和文梅的车子，一同推近庄门。

“三哥呀，”只听小号兵大声地说，“你在哪里娶了这漂亮的三奶——在上海娶的吗？”

“小和尚，别瞎说！”郑队附教训他。

“真的呢，”小和尚说，“三奶比大七太好！我不喜欢大七太，她打我刮子……”

小和尚幼稚无知，说得大家都笑了。莹莹倒觉得这小号兵，很天真好玩。

他们一行刚跨进大门，文梅和莹莹均停步一怔。原来这大门内两侧各有重炮一尊，炮身比大余腰还粗。炮口朝天，各塞个硕大的木塞。文梅和莹莹除在电影之外，还未看过这样大的真炮呢！——两人互搂，相顾失色。

穿过大门，里面便是一个长方院落，足足有百米长，三四十米宽。正面是一列瓦房，一排绿釉滴水瓦，十分整齐美观。而这长列砖墙之上，却没有一个窗子。只右边有个沉重的黑色大门，门上贴着红门联，什么“聚宝藏珍地，堆金积玉门”。大余到过林家数次，知道那门后是高低谷仓。

这院落南边和东边，是石座土砌瓦顶的庄园围墙。东南两边各有个水闸门。这围墙上有“枪眼”“炮孔”，看来墙有五六尺厚。院西边是一系列瓦房，砖墙上也无窗户，但有一过道，通向另一边。在这长院偏左方，则是一座八字正门，门前用大石块砌成一尺高的平台，台中雕有八卦和十二生肖图案。

立于这图案中央，大余笑着向莹莹说，你结婚时，这儿便是停“花轿”的地方。要新郎亲开大门迎亲，“七道中门开到底”，你花轿便从这儿，穿过七道“中门”，抬到“堂屋”下轿，拜天地、拜祖宗。大余这番行道话，把莹、梅二人都说得惊奇无比。

众人走入“八字”正门，只见这“八字墙”是水磨花岗石造的，光滑无比，两个青石“门枕”，亦雕刻精细。门前则挂着两个长筒形红绸硕大灯笼，金字一面贴着“林”字，另一面则是“放鹤堂”三字，气势逼人。

大门之内原是四间宽敞的“饭堂”——右三间各有硕大饭桌一张。每桌的四条长板凳都连在一起，成个“口”字形套在桌上。一边墙壁上挂着三个煤油灯，另一边则是半截墙、半截木栅。木栅之外有卷起的芦席；栅内则挂了几个“筷篮”，栅外则有两个架起的洗碗大木盆。

大门左方那一间，也是饭堂。中间只放有一张黑漆八仙桌，四条黑漆板凳。靠墙还有太师椅、茶几和洗脸架。门虽是板门，窗子却是玻璃的。

大余对此地很熟悉，他说右边那三间是“下客饭堂”，左边那一间叫“中客饭堂”。

穿过大门和另一长院，便到“轿厅”——这是一般乘轿的主人或客人上下轿的地方。这轿厅也有四间。中间上下轿地方是过道。中有四扇“洒金灰漆屏门”，这屏门平时不开。行人从两边绕过。屏门上挂一巨幅（丈许）的苏绣钟馗大像，狰狞中也带有祥和气氛。像下香案上有大型点铜锡的蜡烛台和香炉。

这轿厅极右一间梁上悬挂着一个八夫共抬的灰呢大轿。红木轿杆上，都包有银饰雕花。轿上覆了一块大油布。另有几顶青布小轿，被拆散，并放大轿之下。

这轿厅中，最令莹、梅二人不解的是沿墙有一整排红木架，架上插着数十根红漆杆的关刀、钺斧、虎叉、长矛、朝天盾、金瓜、方天画戟等武器。虽都是铁制或合金品，但不像真武器，又不像京戏舞台上的假武器，因为件头太大，耍来不易。二人正在啧啧称奇之时，导游姚大余已看出她二人的无知。据姚说这些都不是真武器，是他们官宦人家摆场面用的，品名叫做“威武架”。不用时插在那儿，表示“威武”、吓唬人。用时——如林三奶的“花轿”来了，则由几十个穿“号衣”的圩勇扛起来游行“迎亲”。队伍一拖数里长，好不威风！大余说来真像见过似的。

这轿厅两侧有石雕“花窗”，可看见豪华的“正厅”或“大厅”，那就逐渐属于“内宅”之一部了。郑队附等乃把单车在轿厅架好，请三奶等入内宅休息，他们就回门房值班守卫去了。

众圩勇离去之后，小和尚却单独留下随行，文孙叫他把四部车上衣包都一齐取下，背着带往内宅——后来梅、莹二人才发现，在林家所有的男佣人中，只小和尚一人有此特权，能在“内宅”穿堂入库，甚至到少奶奶房中出出进进，旁若无人——同时他自己的卧榻便安放在内宅最后一进，和一些女佣同住。

他们一行数人，穿过轿厅，走入正厅。这正厅的建筑和陈设，真使小莹愣住了。她记得幼年时曾随“省长”爸爸，在真省长的衙门里进进出出。在她幼小的心目中，那该是最豪华的地方了——“皇宫恐怕也不过如此”，她心中常这样想。可是今天看到林家这座“大厅”，才使她想起，省城中省府的大厅多么破烂简陋啊。

林放鹤堂的正厅共五间。右端是间“账房”，门用老式铜锁锁住。左端一间则是“客房”，门未锁，只是关着。

这正厅的两根横梁是一对巨象的艺术雕刻，前面两根合抱的包鬃黑漆大柱光可鉴人。下面的青石细雕柱础，精致绝伦，并立于光滑的罗地方砖之上，真如花篮一般。厅顶的白色“望砖”配着成排整齐的红椽，看来赏心悦目。这正厅之上，挂着六只硕大的金字匾额。正中是“自强不息”四个大字。下有草书较小的金字。梅、莹研究了半天，才由大余念出：“廉儿性多怠，余忧焉。书此以训之，亦以自勖云。光绪戊寅，遯翁自识。”

大余说这是文孙的曾祖亲笔所书，教训儿子的。文孙则说他曾祖是只读过三个月书的老粗。这字是花钱找人写的。这匾之上是一个密麻小字的金匾，那是同治、光绪皇帝和西太后的诏书。

这正厅的字画和紫檀镶大理石家具，加上湘绣的桌围椅褡，皆精美绝伦。厅上所挂的六只八角细纱，画全套《封神演义》的巨大宫灯，和可以升降自如、黄铜镀金的大型保险煤油灯，都是这两位村姑娘心目中想也未尝想过的。文梅搂着小莹看一项赞叹一项。“莹啊，”文梅沉重地说，“这真是你的家呢！”小莹心中是惊奇、是满足、是骄傲、是怀疑，真是一时交织，无法分得开。

小和尚本以为三哥要走入“内宅”，他已领先绕过屏风向后走，文孙则叫他回来，说先到书房去。众人乃又踏出大厅门，沿走廊向左边“花厅”方向走去。穿过一长院便到花厅。

这花厅的地位和正厅成个“丁”字形直角，共有六间，分“外花厅”和“内花厅”。内花厅似乎专为女眷用的，走廊和厅内虽都有门可通，但是门虽设而常关。内外两厅的院落也有一“花墙”隔开。外厅院落有芭蕉和天竹花台。隔着带有两面走廊的花墙，可见内院里的一座大“假山”和盆景。

这六间花厅的建筑，和正厅基本上是相同的，只是正厅后墙是一排云母屏门；花厅则中间有突出屏门，屏前有香案供一金漆雕龙的巨大的“大成至圣先师孔子”牌位，两边有两面巨大紫檀镶边的“穿衣镜”。当众人方踏入门时，忽听“呜呜汪汪”的数声狗叫。梅、莹在镜中发现一条肥大黄狗，正对它自己的尊容狂吠。原来这“大黄”是庄里的众犬之王，它对庄中二十多条狗，个个熟悉，只不认识镜中的自己。所以它每入花厅，对镜自窥，都要“呜呜汪汪”一番。这次它看小主人回来了，便一直摇尾巴、扭屁股，跟在后面。它不大叫一番，众人还未注意有它在侧呢。

这前花厅左间有个八仙桌，上加圆台面，四周有十张鼓形圆凳。大余说那儿是开“上客饭”的地方。右一间靠墙，则有一张硕大无比的紫檀“炕床”。炕几两侧各铺一张虎皮和豹皮。炕前有两个踏脚凳，两凳之间则有个高大的紫红痰盂，也相当精致。这左右两间后墙都是粉墙，墙上各有一个瓶形和编钟形窗户。窗外挂有“百叶”。

这花厅和正厅另一不同之处，第一是槅门中镶有彩色方玻璃，厅中所挂的则是淡黄色、牛角胶的“冬瓜灯”，比大厅里的纱灯更为别致。

文孙自然要到“书房”去。小和尚乃领着众人，绕过穿衣镜，走到屏门之后，把通向书房的后门打开了。小和尚刚一开门，便一阵清风吹入，凉风中带入一阵醉人的幽香。原来那门外是座繁花似锦的厅后内花园。这种清冷幽香，又把莹、梅二人吹得抱在一起，随小和尚，走入内花园——惊讶莫名！

老怪的花瓶和小和尚的马桶

这花园是个长方形，建于内外花厅之后，一直延长到后围墙和北更楼。园边、厅后则是一条有朱漆栏杆的靠墙长廊。这长廊自两厅之后，也几乎延及后围墙，长度百码有余。这个长方花园，也有一条砖石建的“花墙”，把它隔成内外二苑。后苑在内花厅之后，似乎亦为内眷所专用。花墙中间有个石框八角门，门上方刻有金字阴文“有园”二字。正对这八角门，则是一宽大的玫瑰花架，宽广丈许；架内有肥大白玫瑰数百朵，正在盛开之中。园内阵阵幽香，显然就是从这架上飘出的。这八角门和花墙尽头的走廊，交接处都装有半截栅门。栅门上虽无文字，但却使人有“来宾止步”的感觉。但从这栅门及花窗内看，内花园亦大致可见轮廓：那里面有一个小型荷花池，池边还有六角凉亭，亭后衬着高大雄伟的“北更楼”为背景，自成一格。离亭不远，则有间水闸门通往围墙之外。墙外苍松，池边翠竹，相映成趣。

这外花园虽较简单，亦甚别致，它左边是一排三间的中式建筑、西式改装的玻璃“书房”，上挂一个金匾写“爱梅书屋”四字。这虽是三间平房，其内部却隔成个“工”字形。两端是整间，中间则是个蜂腰过道。三间虽都建有西式石膏天棚，与厅堂的“望砖”迥然有别，而两端——右是“书房”，左是“客厅”——则都有高出地面尺许的红漆地板，左右两间都有红木雕花作图案型的栅栏，中间留一月洞门，通向过道，而中间过道，则仍是传统的水磨落地砖。

这中间既然玻璃门后缩数尺，则门前平地加走廊，则相连成一阳台，台上放了些藤椅、藤桌，供人憩息。从这有顶阳台再向前，下两级石阶，则是一石铺露天阳台。四围放了些大小不等——从“百斤”到“千斤”——传统练武用的“石志子”，作为栏杆。人们可坐可卧，可品茗、可着棋。这露天阳台上方则是一个与屋檐相齐的紫藤架，这时藤条方抽，花蕊欲发——据大余听庄中老朝奉说，这儿原是葡萄架，而有些方士乱说葡萄会生吃人的“葡虎”，所以才被砍掉，改为紫藤的。

这阳台的右下方，则是两缸金鱼。原盖着的斗笠刚被取下，各种金鱼已在嬉游迎春。而最令莹、梅两女伴惊诧的则是阳台的左侧了——那儿有一排高与墙齐的体育场中看台式的木架。木架上放了几十盆别致的“盆景”。把她二人吓了一跳的是，忽然发现这架上有个人。这些少年男女已喧嚣了半天，这个穿着件连皮带毛的坎肩和一顶皮毡帽的人竟头也不回一下。文梅最初以为那是个“假人”，后来看到他正在修剪花木，才知道他是个活人。

“他是干嘛的干嘛的？”文梅抱住莹莹摇着她问。

“我也不知道哎。”莹莹说。说着她又看看文孙，文孙笑而不言。

“别惹他，”大余轻声地说，“这老头脾气大得很。我上次摘了一枝玫瑰，被他把祖宗八代都骂翻了。”

莹莹轻声问文孙说：“他是不是你常说的‘怪三爹’？”文孙点点头。

他们还在窃窃私语时，只见这老头自花架上下来了。大家都为之有点紧张。这老头忽然发现了一大群人和文孙，乃面露惊讶之色，忙叫：“三哥回来了。”

他这一开口，小和尚乃高兴起来，跑上去向老人耳边大叫：“三爹，三哥带着新三奶回来了。”

老人目光向四周张望一下，便发现了胖子曹文梅，乃拱手说：“三少奶奶洪福！”

文梅闻声大感尴尬，连忙向后躲。大余乃走向前去，指着小莹大声向三爹说：“那个才是新娘子呢！”老人明白了，乃向莹莹把右腿向后稍伸一伸，欠身说：“真对不起，我应向三少奶请安。”

莹莹还在讲“不敢当”时，老人一言未发，乃招手叫小和尚。小和尚不敢抗命，乃把背包等交给大余，自己便随“怪三爹”走向后花苑去了。众人只听见后苑有两小哈巴狗在叫，不见二人踪迹也就算了。莹、梅走下台阶，先看看种类繁多的金鱼，又转身去看那数十种“盆景”，盆景都被怪三爹修剪得像金镶玉琢。她们想想谭志平的“苗圃”，相形之下，志平的工作实在太原始了。两者之间有霄壤之别。

大家正在一盆盆地看，赞赏不绝口时，怪三爹手中拿把剪子，小和尚则抱着一个大花瓶，走了回来。瓶里面插满了十来种鲜花，芳香扑鼻，艳丽无比。老怪叫小和尚抱着送给“三奶”。莹、梅二人一辈子也未见过这样多、这样艳的鲜花呢！二人真是吓呆了。莹莹忙大声谢谢“三爹”。老怪拱拱手笑笑，便挑起工作担，径自到后苑去了。

众人乃转身回书房。这书房中间过道，有个小型黄木制的炕床，炕床两边各有一个人高紫红大瓶。炕床之后有块金字小匾，镶着“其命维新”四字；下面写着“南海康有为书”，上款是“俊卿仁弟嘱”。文孙叫小和尚把那大瓶鲜花，就放在小匾下面的炕几上，大余则把行囊放在炕床上。

文梅领头，不期而然地走入右边书房。这间书房和左边客室一样，前面是整片墙半截玻璃窗。两扇窗门间的窗缝都是弧形的，以防冬季冷风直入。后墙则有个方形玻璃窗。屋内则有个单扇“洋门”，通往后苑走廊。

这书房中间则放着一张黄杨木长书桌，上铺绿色“桌毡”。毡上放了些文具，这些文具也使莹、梅两姑娘惊叹不已。她二人从未看过那笔筒内所插的比拳头还要大的毛笔。一个石砚台也大得出奇，她二人估计，可能有十五斤重以上。

这桌后靠墙则是一排大小不等的樟木书柜。上面刻着字，什么《殿版二十一史》、《皇清通考》、《资治通鉴》、《宋版九经解》等等。靠玻璃窗一面还有一张新式玻璃书柜，有一些洋书，她二人因为都是“师范生”，英文一字不识，也就不知是什么书了。

众人自书房走回过道炕床之前，进入客室。这客室对两个姑娘也是个大大的惊奇，因这客室最大的家具，则是一张黑漆假皮的高背西式沙发。椅背几乎比她二人还高，这沙发座位，也比她二人在校中所睡的床还要大。沙发前面一张紫檀雕花矮长桌，也十分精致。长桌一端是一张红木“摇椅”，另一端则是一张铺有紫红绒垫的圆藤椅。这客房的右后角也有一“洋门”，通往后间。最使梅、莹二人感到极大兴趣的则是沙发之后、洋门之侧的墙上挂着一幅中西合璧的“粉画”，画的是万朵“红梅”，这画是长方形，四边用磨光细竹片钉在白粉墙上。她二人一看便知是文孙姥姥——林老师的杰作。后来她二人也完全证实了这想象，原来画的下方有两个英文字母“S M”，那是林老师的西文签字。

这时大家都很累了。当梅、莹二人还在外面寻宝时，大余已坐在摇椅上摇了起来，文孙也坐在藤椅上脱鞋。文梅乃拉着小莹倒卧于沙发之上，感到舒服无比。最使她二人发笑的，却是看到那跟着她们一道入书房的肥胖黄狗；它也低头挤入矮桌之下，睡了起来，卷成一大黄毛球。

四人一狗，正想好好休息一下时，却见一个很清秀的青年小兵和小和尚各捧一个红木盘从花厅后门出来，盘内捧了茶壶、茶杯和一个八角“果盒”，走进客房来。

“雪中送炭！雪中送炭！”大余高兴得笑起来，便开始斟茶，并向那年长的小兵说：“小鞑子，见过你三少奶奶吗？”

小鞑子有点害臊，小和尚便抢着代答道：“他刚才在大门前就见过了嘛——他还给你推车呢！”大余健忘，引起众人皆笑。同时大余揭开果盒，四人便吃喝起来——这茶点对这群疲倦旅客，确是如大余所说的：“雪中送炭！”

“水塔内有水吗？”文孙忽举头问小和尚。

“有水啊！”小和尚说，“我同小鞑子天天加水呢。”

“谁在用洋马桶？”文孙问。

“郑队附天天都用。”

“你用不用？”姚先生也插问一句。

“我和小鞑子都不用。”小和尚说。

“郑队附不许你们用？”文孙好奇地也补问一句。

“郑队附不管，”小和尚认真地说，“我坐着‘痾’不下来！”

文孙和大余都被小和尚的神情引得笑起来，而梅、莹二人则不得其解。

文孙乃问小莹说：“你二人要不要用一下‘盥漱室’？”文梅还是不懂。小莹曾到过京沪一带大都市，乃唧唧地在文梅耳边解释此话的意义。文梅点点头；莹莹也要去。

“小和尚，”文孙吩咐小和尚说，“你先去把洋马桶抹一抹、刷一刷——她们两位女士要用一下。”

小和尚闻言大惊失色说：“她们不能用呢！”

“为什么不能用？”文孙问小和尚。

“她们是女人嘛！”小和尚抗议说。

“她们是女人，你还不是女人生的？——去！去把洋马桶抹干净！”文孙下了命令。

“女人用了，男人要倒霉呢！”小和尚还有抗命之意。

“倒霉让我们这两个男的来倒——你这男人不会倒霉的——去！”文孙下了军令。

小和尚抓抓头，军令难违，只好去刷马桶去了。

“奶奶奶”的权威

当众人还在吃点心、喝茶之时，只见玻璃窗外走过一位胖胖的老太太，她发光鉴人，衣着整齐——上身穿一件青缎棉袄，下穿黑棉布夹裤加黑缎扎腿带，黑鞋黑洋袜，手中持一小藤篮，内有各色羊毛线和一个“勾针”。她头顶上架了一副老花眼镜，皮肤白皙，容光焕发，步履端庄地走向书房来。文梅首先发现她，乃拉拉小莹，未待老太太入门，二人便站了起来；接着大余也站了起来，文孙又喝了两口茶也随三人站起。

这老太一进门看到文孙便责怪说：“小三，带了新娘子回来，为什么不到里面去，只躲在书房里？”又问道：“哪位是少奶奶？”她看了文梅一眼，文梅马上把莹莹推出去。莹莹羞得红着脸，不知说什么才好。文孙笑着介绍说：“莹啊，这是郑奶奶奶！”莹莹这才知道她是林老师的“奶妈”，所以文孙叫她“奶奶奶”，乃连忙向“奶奶奶”鞠个躬。

“呀，乖，这么心疼人，三哥真会选，”郑奶说，“过来让奶奶看看……”未待莹莹搭腔，她就把莹莹拉过去，自己向那圆藤椅坐下，把莹莹搂在怀内，把文孙赶到沙发上去坐。

郑奶奶奶旁若无人地把藤篮丢在桌上，自己一味细看莹莹，像一位艺术家在检验一件艺术品。她看了莹莹的眼耳鼻唇，甚至牙齿，把莹莹搂着在腮上亲了又亲，连说“心疼坏人”。她又检查莹莹的两手、指甲和臂膀——像个大夫在看病人，所不同者，是她看了又吻吻“香香”，亲昵如慈母对待婴儿一般。另三人见状，也只好坐下，继续喝茶吃果点。

“心肝，你今年十九岁，是吧？”郑奶亲了半天，才把莹莹安放在自己腿上坐着，像个七八岁的幼女。

“十九岁，是的，奶奶。”莹莹羞涩地说。

“正是做新娘的时候呢，心肝。”

“……”莹莹不知所对，只是羞得红着脸。但是心中却感到无限温暖和安慰，因为妈对她也极少这样宝贝过。要不是用力忍住，这位多愁善感的姑娘，又要流泪了。

“心肝，这样体面，就是不打扮，一点胭脂花粉都没有——还穿什么军衣。”郑奶检查检查莹莹的旧军服，又说：“奶奶奶服侍你，打扮你，怎能老是这个样子！”

“……”莹莹颇为郑奶奶奶诚挚慈祥的言辞所感动，很想再伏到郑奶怀中去，但她不好意思。

郑奶乃扶莹莹站起说：“心肝，你先喝点茶；我叫厨房送面来，先垫垫饥——我替你铺床去……”说着郑奶就要动身了。

“奶奶奶，”文孙忙止住她说，“不必铺床了。我们就在客房睡——我和姚先生睡一间；她俩人睡一间。”

“小三，你就胡扯了！”奶奶训斥了文孙一下，“怎能把你少奶放在客房睡？——听我的！”郑奶很武断，似乎也很有权威。她又转身向姚大余说：“姚先生，今晚你睡‘上客房’！”

“当然！当然！”大余唯唯。

“这位胖姑娘是不是你的夫人？”郑奶又指着文梅问大余。

“她是曹小姐曹文梅，是莹姑娘和我的同学。”大余心中得意有郑奶这一问。

“曹小姐，过来我看看！”文梅岂敢违命，乃走了过去让郑奶端详一番。

“曹姑娘，你也长得很体面——就是不打扮，还穿什么军衣——女扮男装，奶奶打扮你。”说着，郑奶又转向大余说：“姚先生，你好好服侍梅姑娘——好媳妇呢！”

姚先生心中得意，正在考虑如何回答，郑奶拿起藤篮，再亲亲莹莹就走了，使莹莹有黯然伤别之感——心中感到阵阵酸辛。

洋私塾和土炮台

郑奶奶奶去后，文梅奇怪地说，这位郑老太好面熟呢。文孙说，她曾在你们女初师住了三个月嘛，你们当然见过。

“难怪呢！”文梅向小莹说，小莹也点点头。

原来这老太一生的“生命”所托便是文孙的“四姥姥”——梅、莹二人的“林老师”。有一段时间郑老太想“四姐”想得发狂了，林老师乃把她接到女师去。她住在一个小旅舍，天天到女师来服侍林老师，而她服侍的方式却二十年未变——连林老师上课她也抱着“参汤”，坐在课室之外等着她。天气偶有小变，她便匆匆忙忙拿件皮袍冲入课室，强迫“四姐”穿上，弄得全堂学生愕然。这些学生（包括梅、莹）曾听林老师叫她“妈”，都以为这老太是林老师有精神病的母亲。最后弄得林世勉老师吃不消了，才又把她送回庄子来，所以梅、莹二人都见过她，那已经是四五年前的事了。

大家谈着，只见小和尚回来了。他不但刷了洋马桶，还清洗了瓷澡池，并把“水塔”加了水。弄累了，气喘吁吁的，自己便在果盒之内取了些“桃酥”吃了。

文孙站起来领两位女士，开了书房后面的“洋门”，便走入另一院落了。这一处所又使莹、梅一惊。原来这洋门之外、炕床墙后却是个佛龛，龛上站个三四尺高的白瓷观音，观音前的香炉之内还香烟缭绕呢。观音面对的是一面砖铺的长方院落，院中种有芭蕉和玫瑰。院的对过两间有玻璃窗的房子，是两间“教室”，因为两间门边都挂着蓝底白字搪瓷制的第一、第二“教室”的牌子。这长院的右端墙上有个深门洞，足有五六尺深。洞内也有个“洋门”。洞外也挂着瓷制“盥漱室”三字。在院的右角落也有洋门，外面挂的牌子是“佛楼”和“书库”——这些洋瓷牌，大余说都是在上海“订制”的。

大余领众人走入“盥漱室”，扭开洋门，梅、莹二人又一怔，原来这是一间长方形、地上和四壁都铺瓷砖的洗澡房，狭长的窗子则开在靠庄外墙的顶端。玻璃之外，另有木板窗门，可以启闭。这浴室左端则是一座在墙外烧火的瓷砖日式澡池，可供二至四人同浴。另一端则有一西式固定面盆，和一个西式拉链抽水马桶。文梅未到过大都市，不知这是什么东西。莹莹在京沪杭游览过，知道它的用法。大余虽也是个土包子，但却在这庄里住过，也用过洋马桶。

“这就是‘抽水马桶’呀？”文梅惊讶地轻问小莹。

“用过后就抽水嘛。”大余代答了，并顺手把铁链一拉，只听马桶轰然一声，清水排山倒海而下，把文梅吓了一跳。文梅又轻声问莹莹，这样解手，不是要冲了一屁股的水吗？莹莹也轻轻地说，用后站起来再冲嘛。

一直到此为止，莹莹只觉她做了少奶奶的这个新“家”是荣华富贵的大地主，却想不到这种大地主的家庭，竟然如此西化。她私下问文孙说：“你家竟然连自来水都有啊？”

“什么‘你家你家’的！”文孙反怪她说，“以后说‘我们家’！”这话被文梅听出了，文梅抱着莹莹说：“你以后应该说‘我家我家’才对。”

文孙向她二人解释说，他家并无“自来水”，只是五叔设计了一个人工水塔。抽水马桶等卫生设备是二叔上海厂里派工人来装的。五叔是学机械工程的，如果不抗战，他倒预备在家中修个“小型马达”发电，那就方便了。

文梅、大余听了这话，真震撼不已。莹莹虽口口声声要“革地主的命”，但对这样一个不平凡的“家”，也可看出她脸上和内心的骄傲和矛盾——她紧拉着文孙的臂膀，一寸不肯离开。

在两位女士盥洗之后，四人带着小和尚和他的“大黄”——那个所谓“跟腿狗”——又参观了“教室”。第一教室有一架风琴，莹莹会弹风琴，一时手痒，便弹出个时新的调子，文梅嗓子也发痒，也跟着唱出一段什么“春深如海，春山如黛，春水绿如苔……”来，使大余、文孙和小和尚大鼓其掌，引得“大黄”也汪汪而叫。

这两间教室原是文孙的“小学”；穿过“小学”便是一条两边均是走廊的“花墙”。墙之外便是个小厨房、小餐厅、一个小院、一口井，另有两间上客房和贮藏室。在另一过道房，有一个黑漆大门。小和尚把门打开，门外是个大方院。对角是上面盖有黑铁皮的“西更楼”和一个“水闸门”。左边则是一排男佣人和圩勇住的平房。

这方院内有个小秋千，还有用草绳编成栏杆的水泥底、儿童滑冰场，和一些跷跷板等玩具。莹莹在小学教过“唱游”，还未见过这样的游戏场，惊叹不已。

小和尚又推开“西更楼”，这西更楼的内部气势连大余都吓了一跳——原来这是个不折不扣的土炮台。土台分上下两层，上层有两架小炮，下层一架重炮，地下有石轨，可按轨推炮，在不同炮孔发射。

据说当他们林家“红顶子”还活着的时候，一次有一群暴动农民，在“天地会”、“红灯照”等邪道领导之下，群集林家庄外，声称要破庄“吃大户”。庄勇报告了正在抽鸦片的“红顶子”老太爷。“红顶子”坐也未坐起，只把烟枪摇一摇说“放他一炮”。这些奉命“放炮”的“篷头”炮手等都是久历战场的老兵，精于炮术。他们正装药填弹，瞄准了一群“吃大户的”要放炮之时，林文孙的祖父那时才十六岁，自书房内赶来，把炮后“铁板”降低了两级，使炮口升高。一声炮响，那炮弹正从那些“红灯照”的头上飞过，把山坡的黑松林打出一条大裂口，坠下的树枝打伤了好多人。“红灯照”惊恐地逃掉了，箩筐丢满了一山头。可是这一炮也把西更楼的楼顶震塌了，把两名炮手打成重伤，自此之后这楼顶便改成铁皮顶了。

文孙转述他听来的传奇，那精于林家掌故的姚大余原也略知一二，但他看炮台内部真相倒还是第一次。现在这炮台是不开炮了，变成了“怪三爹”的寝室、实验室和贮藏室。那顶破蚊帐之外，全是瓦罐、花盆和肥料。这一现象足使林文孙这位理科高三学生都自愧无此专业精神。

第三十三章　难民的天堂和地狱

小和尚入家始末

众人离开西更楼乃走出西“水闸门”。小和尚把门一开，文梅便大叫一声：“啊呀！”这门外是一条清水碧波的护庄壕沟，宽约十余丈。两岸杂花丛树，铺成两条织锦。此处正如文梅所唱的：“春深如海，春山如黛，春水绿如苔……园内园外，万紫千红一时开……”

家花原没野花香，这壕堤两岸万朵野花的香味，真是熏人欲醉。外面壕堤之下，便是一条引水小沟。山泉便从此经一小水闸，注入护庄壕。沟外百亩水旱田之后便是一抹黑松林。这片黑松林被巨炮打出的一条裂缝已不可见，但松树依然、松涛如旧。松林坡后，则是重叠的青绿远山，一望无际。

近处墙边，则是那间原建在围墙之外的“洋澡堂”。墙下有个灶孔可以烧火，把室内锅炉中的水烧热以供沐浴。小和尚问三哥“要不要烧水”，文孙叫他烧。片刻之内，灶内便火光熊熊了。小和尚怕水不够，乃循木梯跑上一个架于水上的高木架，架上有个大木桶。桶边则有个辘轳，挂了两个打水桶——一上一下。小和尚揭开大木桶的盖，便用小木桶打起河水把大木桶装满。和尚虽小，气力挺大，不一会便把大桶装满了。

这时小鞑子忽自水闸门出来，说杨师傅煮了“鸡汤面”，已送到书房。大家乃一起赶回书房去——每人都有点饿了。

这面条并几碟小菜放在炕几上。大余叫众人脱去力士鞋，盘腿坐于炕上吃面，颇有日本风味。这面条虽十分鲜美，却只有四小碗——只是在晚餐前“垫垫饥”而已。

四人边吃边谈，莹莹很喜欢小和尚，觉得他很天真活泼，因问文孙小和尚的父母在何处，文孙笑着说：“他连个名字都没有，哪有父母？”

“他不是叫‘何南仁’吗？”文梅补一句。

“何南仁是我最近替他取的，”文孙说，因为省保安总队要把所有“民团”编成抗日游击队，我们这里也想把小和尚编进去当“号兵”，但他没有个名字，“我猜想他是‘河南人’，所以就把他取个名字叫‘何南仁’。”

“为什么他是什么地方的人都不知道呢？”莹莹觉得奇怪。

“他来时不过两三岁嘛，”文孙说，“他怎晓得他是哪里人！”

“……”梅、莹两人都觉不可解。

据文孙说，大约是十年前，小和尚才两三岁时，由他妈带着来林家庄讨饭。他妈叫他“小和尚”；至于他母子姓什么，什么地方人，谁也未问过。

后来他妈不来了，这个才两三岁的“小和尚”，却单独一个人，拿着个破碗来讨饭吃。一次文孙的妈妈，刚自庄外进来，看到小和尚觉得奇怪，乃问小和尚说：“小和尚呀，你妈呢？”

“我妈在睡觉，我饿了。”小和尚天真无知地说。

文孙的母亲感觉情况不妙，乃招呼一个圩勇，抱着小和尚去找他的妈。原来他母子住在一个破棺之侧的一个草棚之内，这女乞丐已死了好几天了，尸身已经发出臭味。

文孙的妈，这时刚自“少奶奶”升成“大太太”，是庄内最有权威之人。她一时慈悲心大发，乃命令张管家替这可怜的丐妇买了一副黑漆棺材，并叫“屎嘴张三”替她选块墓地。屎嘴乃在荒地中认真找了一块地，把小和尚的妈葬了。屎嘴并说葬在这块地的死人的子孙，将来可出个“把总”、“千总”呢。所以小和尚后来有人笑着叫他“小把总”。

“你们后来就把小和尚领养了。”文梅想当然耳地说一句。

文孙说那时情况，多不胜数。小鞑子也是孤儿留下的。不过小和尚太小，要有人照护。那时刚好四姑入学去了。郑奶奶想四姑想得要寻死，正好来了个小孤儿；大家就把他交给郑奶。小和尚很会拍马屁，郑奶很喜欢他；他一直跟郑奶睡，最近才“分床”。

文梅听了这话，叹息不已；而莹莹则放下筷子，用手帕擦眼泪——她的面条再也吃不下去了。

这时小和尚刚烧了洗澡水，走回书房，看到面条，馋涎欲滴。

“小和尚，你想吃面吗？”三奶问他。

“想！”小和尚直截了当地说。

莹莹便把自己的碗递给小和尚，他三口两口就吃完了。

据文孙说小和尚自小便不知道有第二个家。林家庄便是他的家，他是无处不能推门而入的。那次文孙的七婶Dora奉命回家祭祖。某晚，郑奶叫小和尚去请她吃饭，而她正在房中换裤子，小和尚无知便推门而入，Dora慌了，也气极了，乃提着半穿的裤子，站起来狠命打了小和尚一耳光，打得小和尚摔倒，头撞在门上，生一个大肉瘤。自此之后，大七太便是小和尚在庄中的母夜叉，他再不敢接近她，一看到她就远远开溜。而Dora也认为他们林家像美国的“西部片”——野蛮、没文化。

但是小和尚在庄中也有和他距离最近的朋友，那便是“三哥儿”。小和尚来时大致在两三岁之间，三哥儿那时也才九岁。三哥儿很喜欢小和尚，自那以后“小和尚”就变成三哥儿的“小尾巴”了。

三哥儿是全庄内最不讲求“上下规矩”的，他把小和尚看成小弟弟；他吃什么，小和尚也跟着吃什么——结果呢，小和尚被三哥儿宠坏了，乐极生悲，乃招了大七太“打耳光”。

三哥儿本来也想替小和尚“开蒙”读书，却没有实现，因为附近难民孤儿太多了，书房无法容纳。小和尚虽读书未成，但是当了三哥儿十年的小尾巴，却学了一身绝技：他会看钟表时刻，会用“日晷”对时，会开各厅堂“雄鸡牌大挂钟”的“发条”，会开关六灯收音机（除Xgoa电台之外，还能找到专唱平剧的“大有亨电台”）。小和尚还会为访客装“闹钟”、调“问表”，替帕克笔装墨水，点汽油灯、燃汽油炉，“涨”网球拍，“接”果树（这是老怪教他的，连老师三哥儿都不会）……但是小和尚最大本事则是个“军火专家”——中国那时是世界军火博物馆，林家则是大博物馆中之小博物馆，其中世界各式轻武器，相当齐全。

小和尚会替西更楼的“僧帽牌”重炮称药量、打药包；他知道各式“土雷子”的药量和使用法。他会用红火柴头重装“洋炮”（有人用作鸟枪）的铜火帽。他知道十来种各式“毛瑟”和“来复枪”的使用法，和各式枪弹的分类——小和尚最令那些保安队长称羡的，则是他会装卸“盒子炮”。盒子炮拆开容易，重行装起就需要专家了。小和尚便是全庄卫士（后改编为“保安第九中队”）里三两个专家之一——这些“本事”，小和尚都点头承认不假。

“小和尚呀，”姚先生问他说，“你有这么大本事了，为什么还挤在内宅跟奶奶睡呢？”

“郑队附要我搬到前面住，奶奶不许我搬。”小和尚诚实地说。

“奶奶为什么不让你搬呢？”文梅又问一句。

“奶奶说他们入屁股。”小和尚这话方落音，大余忍不住扑哧一笑，他忙用手堵嘴，结果喷了自己一身的热茶。梅、莹二人，也堵嘴暗笑不止，而小和尚却一本正经地不知他们为什么要笑，因为他自己还不懂这三个字的意思呢。

少奶奶的“毛毛”

吃完面之后，小和尚估计浴池里的水是够热了，叫三哥和姚先生去洗澡。文孙请两位女士先洗。在小和尚二度抗议无效之后，和文孙的坚决邀请之下，两位女士各取背包去了。

“那澡池内的水可洗四个人，”文孙告诉大余说，“等她们洗过咱俩洗。”

大余虽认为男女不能同时合浴为憾，但能先后分浴也够罗曼蒂克了，大为高兴。果然为时不久，两女士便头发湿湿地出来了。

“池子那么深，”文梅笑着说，“小莹一滑下去，几乎淹死了。”

“这池子洗得是很舒服。”莹莹告诉文孙说。她一辈子还未洗过这样的澡呢。

说话之间，文孙和大余也提了衣包到浴室去了。小和尚三度抗议无效，文孙还叫他来同洗，小和尚不干。

当三人走入浴室时，大余不免大为失望，因为两个女浴客已把脏水放了。幸好后锅内水正滚沸。小和尚是专家，他乃另放一池水，并代为调好温度，大余和文孙也就畅快地洗了。

二人洗毕，夜色已深，回到书房看到郑奶正在和两位少女聊天。她见二人出来，乃叫文孙在书房陪姚先生，她先领二女士到内宅去。等会儿再进去晚餐。

说着，郑奶乃叫小和尚提着“马灯”在前引路，她自己则跟在后面牵着莹莹。四人穿过花厅，沿着正厅走廊，走到另一端。那边有条黑巷子通往内宅。四人缓缓而行，只听郑奶解释——那儿是栈房，那儿是“后厅的后面”。

莹莹听不出所以然来，只觉那巷子好长、好黑。左边靠墙全是些坛坛罐罐；后边则不时有些仅可看到一线天的狭长小院。黑巷的尽头始有一盏罩在墙上的煤油路灯。

四人走了许久，总算把巷子走完。到尽头右转，忽然灯火通明，真是柳暗花明又一村，使莹、梅二人感觉又到另一世界。这里又是个长方院落，郑奶所谓“后厅”。其建筑形式与花厅相仿。在后厅对面地势略低也是三间房，正中一间有六扇槅子，中间打开的两扇槅门前则吊着一长幅蓝布夹棉巨大门帘，室内则挂着一个新式煤油吊灯。中间一间放有饭桌、茶几和太师椅；上面挂着一幅喜鹊梅花“中堂”，似乎也是林老师的作品。这屋两边则各有一卧室。这院落有三面走廊。下面则是一面砖墙，有门通向另一边的大厨房。上面则是一间大房，但是关着门，郑奶说那是“小堂屋”。

这三面走廊上，后厅走廊两端和对面走廊两端，各挂两只红布张起的六角灯笼，都燃了蜡烛，加上室内灯光自玻璃窗中照出，使全院通明。真是别有洞天。

郑奶拉着莹莹跨入中间堂屋，只见左右两门皆挂着红门帘。左边一幅是红缎苏绣的鸳鸯戏水夹层门帘；右边则是一单幅帘，并无绣花。郑奶打开左边这门帘，请莹莹先进去。

莹莹一进门，又觉一阵新奇。这屋也是白色西式天棚，红漆地板。迎面靠墙是个“梳妆台”，中有一面大镜。对面墙边则并放两架“站柜”，上面有四面镜子，下层则是嵌螺钿雕花。

这五面大镜子，使梳妆台上那个有一乳白罩的煤油台灯显得特别明亮。这是一间少女闺房，上面有一张黑色带有踏板阁门的雕花双人木床。雪白的洋布蚊帐，和全新红绸面丝棉被，显然都是刚放上去的。

最使莹莹一惊的，则是一位穿着蓝衣裤、蓝围裙，着黑皮鞋的簪花少女，这时正在铺床。她听到有人进房，乃转过身来。她大约十四五岁，虽不美，但也还清秀。羞涩的态度，和晒够日光的脸，一看便是个村姑。

“毛毛呀，”郑奶大声向她说，“这就是你的少奶奶！”

毛毛向莹莹弯一弯腰，显得很紧张，轻声地叫声“少奶”。

“这是梅小姐，”郑奶又把跟进的文梅介绍一下，说，“她是你少奶的朋友——你带她到她房里去。”

毛毛走下踏板乃领着梅小姐走到对面房中去。这右间比左间稍大，原是个画室，中间有张台球桌一般大的画桌。画具都还在上面。靠墙有张新式铜床，帐子是新挂的。被褥枕头还乱堆在床上。

这间屋两端都有玻璃窗，但是靠里边的窗子，则被一个方形老式大衣架上面挂张毛毡所遮住。

把梅小姐带到这儿，毛毛未多说话，便又回到另一间继续工作去了。文梅绕室四顾，只见有张藤椅，乃闷闷地坐了下来，颇觉孤单；心头东想西想，甚是复杂。所幸不久毛毛又来了，说：“少奶请梅小姐过去吃茶。”

文梅跟着毛毛又回到小莹的房中来，一看小莹正坐在一个茶几边和郑奶喝茶，室内又多出三个女人来，两老一少，恭敬地站在衣柜前。小莹起身让梅姐坐，梅姐不敢。毛毛搬来另一张椅子，文梅还是不肯——因为还有三位站着的客人，而三人都衣着整齐穿着裙子呢。

郑奶见梅姑娘让坐乃说：“曹小姐你坐吧，她们都不是外人……”随着她又指着她们三人说两位年纪长的是“大厨房杨师奶和看仓涂师奶”，那年轻的是“许朝奉娘子”。

“这位是曹小姐，”郑奶又反介绍说，“是少奶的朋友。”三位妇人都弯了腰。

这时只听小和尚和一些人在走廊上说话，原来大厨房正在为少奶“开晚饭”呢。

奶奶奶的“小毛”

这几位站着坐着的女宾主正在嗑瓜子等着开晚饭时，文孙和大余也打着手电进来了。这些婆娘都是看三哥儿长大的，如今都向三哥儿“道喜”，还威胁不多给赏钱、喜果，她们要闹新房“听新”呢！——气氛轻松多了，不像跟三奶那样局促。

饭开出了，是个起码的小酒席，叫做“四海六盅”（加八碟下酒小菜）。郑奶不客气地坐入上席；莹、梅居右，文、余居左。其他三位女宾都站在一旁侍候，文孙坚持要她们入座，刚好一席八人。这些年长婆娘都替三哥儿换过尿布、洗过澡，所以她们拘谨了几分钟，也就狼吞虎咽起来，把四个“海”、六个“盅”都吃得精光。夜深了，三人向新人道喜而去。大余也被郑奶赶回“上客房”。文孙则回到他自己在“堂楼”上的卧室去。小和尚早已支持不住，自己睡觉去了。烛残人静，郑奶把梅小姐用手指上下量了几下，也打发她回房了。

但是莹莹却一时不能睡，虽然她也困了。郑奶煮有人参汤，要她睡前服用。在她那片刻不离的小藤篮中，她也取出软尺为莹莹全身好好量了一下，并说明不许她“女扮男装”。

一切妥当，郑奶亲自服侍三奶睡下。毛毛不知何处去了，只有郑奶一人坐在莹莹的床边，拍莹莹安睡——像个慈母服侍婴儿一般。

“奶奶奶呀，”莹莹不好意思地说，“你今天够忙了，也困了吧？”

“我——我，不忙也不困，夜晚还要替你改衣服呢！——我在上海时，徐小姐都说我精神好。”

“四姥姥带你到上海去的吗？”莹莹问。

“我替大七奶梳头烫发，大七奶说我烫得好，带我到上海去的。”

“徐小姐是谁呢？”莹莹又问。

“漂亮得很呢！演电影的——明星呢！还有什么袁小姐。她们都是大七的朋友，都喜欢要我烫发、裁衣料。她们还叫我到香港去——我不要去！”

“为什么呢？”莹莹觉得古怪。

“上海屋子太小，没地方跑。我们乡下人欢喜跑呢——我们这庄子多宽敞！”郑奶又说，话听不懂又说不来，“什么‘开水’叫‘开死’”，总归是住不惯。

莹莹又说在上海，电影明星有钱，她收入可以增加些。

“心肝，”郑奶说，“我要那么多钱做什么？没儿没女的。”

“奶奶奶，你没儿女吗？”

“你问我‘小毛’吗？”郑奶声调突然有点古怪，又说，“小毛死掉哎，死前张手要妈‘抱——抱’……”郑奶学着幼儿口吻说“抱，抱，抱，抱，抱……”连讲了七八次，使莹莹觉得有点奇怪。

“奶，你抱她没有呢？”

“我站在窗外嘛！他们不让我进去嘛！”

“为什么呢？”莹莹又凄凉地问一声。

“他们说有卫生虫嘛……会传病嘛……”说着老太眼泪就下来了。莹莹也陪着掉泪。

“……抱、抱……抱……抱……”老太忽然精神失常，把“抱”字叫个不停。莹莹希望换个题目问问她，打断她的回忆，但为时已晚。她又“抱、抱、抱、抱……”叫个不停，忽然两手拍在棉被上大哭大叫：“……我的小毛呀……我的小毛呀……”忽又抬头学孩子腔，叫“抱、抱……”，又大哭拍床叫“小毛”。

“奶奶奶——奶奶奶……”莹莹一面陪着哭一面撼着她，说，“奶奶不要哭……”

老太忽然真停了哭叫，自言自语说：“不能哭，不能哭——哭就有神经病，神经病——不许到猫儿尖去——不能哭，不能哭……”

莹莹虽然也在哭，但她知道二人哭法不同。莹莹是伤心、同情。老太是因心灵受伤，而有精神病。

郑奶不哭了。莹莹又用别的话把注意力引向别处去，说：“奶奶奶，你不必到猫儿尖去。我同文孙也不去嘛——以后我们孝敬你，把你当亲奶奶。”

“四姐也说我是她亲娘呢！”老太又笑了，并说，“你们林家三代都待我不薄呢。你家什么事都不瞒着我——奶奶奶跟奶奶一样的。”

郑奶露出天真的笑容，态度完全恢复正常，莹莹才放了心。

这时莹莹已甚困，但郑奶因平时没人讲话，她讲话也没人听，这时忽然有个听话的“三奶”，老人不免心花怒放，讲个不停——莹莹被她把瞌睡讲跑了，但也知道了郑奶奶的可怜身世。

林老师的“妈”

郑奶原是河南彰德府乡下人，大清朝廷两宫晏驾时，天降大灾旱，她小两口那时刚成家，都不到二十岁，生了个小女“小毛”。在这年青黄不接之时，他们一餐也不继了，乃随众“逃荒”，逃到府城里去。城内饥民太多，还是没得吃。郑奶提议东去徐州上济南府讨饭。但她丈夫郑二牛子则主张南下，并说：“宁愿向南走一千，不愿向北走一天！”——南方富庶有饭吃。这样他们便结伴南下到本县县城。恰好县官正在放赈，并建了一个粥棚。但是粥少僧多——那时又不会“排队”，粥一出锅，饥民便一拥而上，时常挤死人、踩死人。

一次在同一情形之下，众人拥挤过分，乃把竹棚挤倒了，打翻粥锅，引起火来，一时人跑火烧，相互践踏弄得死伤枕藉。这一下官府火了，不但停止“施粥”，并下令抓人，说是什么“天地会”、“红灯照”等“帮匪”，要借机造反。一群年轻孔武有力、善于抢粥的“帮匪嫌犯”就被抓了起来——郑二牛子也是其中之一，在一阵苦打成招之后，郑二牛子就在妻儿哭喊冤枉声中，被砍头示众了。

示众期满，由慈善机关收入白木棺材，便送到北门义冢胡乱地埋了。二牛子的妻子因夫妻情深，乃背着小毛到冢边寻找死尸，她和几位尸亲抵达孤坟边缘时，只见十余条红着眼睛的野狗，正扒开坟墓在争嚼死尸。郑奶便亲眼看到，二牛子的头和他那“松花大辫子”被两只狗拖着跑，郑奶抱着小毛嚎哭追赶，哪里追得到呢？

郑奶已决心到护城河投水一死，但当她把小毛自怀中抱出时，小毛这时刚会笑，奶刚吃饱，她不知父母噩运临头，却四肢舞动，张着口向妈傻笑。郑奶一看小毛，也不忍与之俱死，或把她丢下，自己去死。

郑奶正在四顾无门之时，忽然一个衣着破烂的癞头光蛋，名叫李二腌蜡走来找她。腌蜡不怪她命苦，只怪她男人不该加入“红灯照”。

“大爷，”郑奶哭诉着说，“我男人哪是什么‘红灯照’”、‘绿灯照’呢？——黑天冤枉嘛。”

“冤枉的人多呢！冤枉已冤枉过了，你母女还得活下。”腌蜡说他自己是本地地痞，但可帮穷人忙。

他的办法第一是进“窑子”，但郑奶是大脚，窑子可能不要。第二是给富贵人家当女工、做“郑嫂”，当郑嫂还可吃得好、穿得好——因为她有两个“血奶”（奶水充足），可以到大户人家当奶妈。郑奶乃求求他在后两条路想想办法。真是天无绝人之路，腌蜡刚回到镇上，便听到有人在打锣“叫街”，说林家庄要雇个奶妈，必须“头胎”、“年轻”、“有血奶”。这三条郑奶都全部合格，腌蜡究是地头蛇，他便硬把郑奶塞进去了，后来被带到林家西门仓房，那女管家便选中了郑奶妈。郑奶自此也就有个难忘的“亲戚”李二腌蜡。

郑奶妈被用小轿送到林家庄外的“菜园棚”，在那里女管家要她洗澡换衣。小毛也被洗涤一番便被女管家抱走了。

郑奶妈洗得干干净净，换得一身新，乃被带入庄内见“太太”。郑奶妈初入庄内，见那豪华场面，心头也很欢喜。当太太叫她试试看“喂喂四姐”，郑奶妈自另一奶妈手中接过四姐，一看便打心眼里欢喜出来。四姐白胖的小脸、红红的嘴唇再加上一身毛烘烘白色绒衣，太可爱了。郑奶妈解开上衣，四姐一下扑进去就吃了起来，真是天生母女一对。

“太太”见此情况，心满意足之后，乃向前一奶妈说：“你可以去了，四姐长大了，也还会认你的呢。”

那青年奶妈乃含泪而去。

自此之后，“四姐”和“郑奶妈”（四姐叫她“妈”）便分不开了。等到四姐当了省女初的教员，“妈”还要到教室去替她送参汤呢！

至于“小毛”当然就惨了。她终日被放在另一女佣房内的小床之上，饿了便由不是妈的女人来喂她一些豆汁、米汤。亲娘难得个把月见一两次。尤其当小毛病了，妈更不许进屋去，只隔窗子，听她看她张着两手要“妈抱”——妈属于别人了，永远也不会“抱”她了。

第三十四章　三姐妹

又有新发现

当郑奶向莹莹叙说她入庄经过时，她只是在说一些过去的故事罢了，但是这位好心肠的三奶却被她说得抽咽不已，有时甚至泣不成声。郑奶也不知三奶为什么一时这么伤心起来。她翻身淘了热毛巾为莹莹擦泪，强迫莹莹喝了些她在煤油灯上烧的“参汤”；又陪着说了些庄内的故事。

骑了一天脚踏车，莹莹现在逐渐觉得两腿酸痛，眼也睁不开了，竟至昏昏沉沉睡去。在睡梦中她似乎听见有人在敲玻璃窗。莹莹又糊糊涂涂醒来。床内黑黑的，一无所有。她又要睡着了，却又被敲窗声惊醒，并听有人在叫“小莹——小莹”，那分明是文梅的声音。莹莹乃自床上坐起，下床。只见床的阁门上的绣花床帘也放下了，所以床内显得特别黑。莹莹打开床帘，扭亮煤油灯一看，果然是文梅在窗外敲玻璃。莹莹乃拔开门闩，把文梅放进来。

“小莹啊，”文梅低声而急躁地说，“我房里没有马桶，我要用你的马桶。”

在一般旧式卧房里，女用马桶照例都放在床头之外的空隙处所，前面挂条布幔遮起，俗称“马桶巷”。文梅既然要用马桶，二人不期而然，走向“桶巷子”，谁知二人掀起布幔，却不见马桶。桶巷内只有大红漆雕花的一张木柜和一张小桌子。桌上有个洋烛银蜡台，几本书，和一折细手纸。

二人正不知如何是好时，只见桶巷之后也挂着一蓝布门帘。莹莹随手把这门帘一揭，原来这儿有一张两扇门，门闩在里面，但没有闩；门那边还似乎有点亮光。两人好奇，乃轻轻地把门拉开一看，原来那边还有半间房，靠墙有一个圆形红漆澡盆，另有一个三只腿的红木盆和木板凳、小藤椅等物；但是没有马桶。可是靠里墙角却有一张小床，蚊帐半掩。二人正感奇怪时，只见毛毛揉着眼皮从床上下来了。这倒是二人所未想到的，颇感惊喜。毛毛扭亮了小煤油灯，问三奶要不要喝点参汤。

“毛毛你睡在这儿吗？”文梅好奇地问。

“我还未睡，怕少奶呼唤呢。”毛毛说。

“毛毛啊，”莹莹轻声地说，“梅姑娘房内没有马桶，要用用我的呢，我这……”

“我今天刚为梅姑娘马桶，换了‘青灰’的嘛！”毛毛说。

“我这里也没有马桶呀？”莹莹说。

毛毛觉得好奇怪，谁搬走了马桶呢？乃转身带头走入“桶巷”。“啊，还在这儿。”她指一指那红木柜，并把盖子掀起。盖里有棉布垫，柜中也有个环形棉垫，环中有个马桶盖，毛毛也把盖子揭了说：“少奶要用吗？”原来这马桶像个沙发椅。桶内有半桶草灰。毛毛又把小台子上的蜡烛燃起来，坐马桶上可以悠然读书。这个惊奇发现，使梅、莹二人相搂着自我窃笑不止。

此时文梅已很急了，莹莹要她先用。文梅坐下了，觉得太舒服，索性取了本《良友》便读了起来，好不安闲！

三姐妹

当文梅还在欣赏其《良友》时，毛毛已替她冲好了细茶，并服侍少奶喝参汤，又打开一个八角红果盒。莹莹也净了手之后，三人乃一同喝茶吃糖果——毛毛是少奶强迫才敢坐下的。

文梅对毛毛的身世——尤其是黑皮鞋——发生兴趣。毛毛说她姓李，母亲早死，她现替她的佃农父亲养鸭，有时进庄“打零工”。她这双黑皮鞋便是上次服侍“大七太”，大七太送给她的。她平时赤脚不穿鞋，今天她正赤着脚在“赶鸭”时，郑奶奶派人来找她，要她换套新衣服，并穿上大七太的皮鞋来服侍“三少奶奶”，所以她就来了。她服侍过大七太三个月，经验丰富。只是大七太要求高、脾气大，她常时挨骂，所以这次来是战战兢兢的。

“毛毛你多大年纪了？”文梅问她。

“十五。”毛毛说。

“你还没个名字吗？”三奶问她。

“大七少把我起个名字叫‘春兰’。”

“春兰这个名字很好呢！”莹莹说。

“不叫毛毛了，”文梅说，“以后我们就叫你春兰好了。”

“以后我叫你‘兰妹’，”莹莹认真地说，“我们可以结拜做姐妹嘛。”

“……”春兰脸红到脖子，不能作答。

但是结拜姐妹倒是莹莹的真话，她们在政宣受训时，与乡村农民“结拜兄弟姐妹”也是联络贫雇农感情的方法之一，所以莹莹脱口而出；但她忽略了今天她的特殊身份——她现在是“少奶奶”，春兰是她的“丫鬟”呢。所以春兰紧张起来。

“我是真心话呢。”莹莹说，“你以后就叫我姐姐，我叫你兰妹——好不好？”

“……”春兰仍红着脸，一句说不出。

“少奶要同你结拜姐妹不好吗？”文梅插句嘴，“你不答应吗？”

“……”春兰又吞吐了半天，才从咽喉挤出一句话，“不知道三哥喜不喜欢我？”

“三哥怎么会不喜欢你呢？”三奶说，“我担保三哥会喜欢你。”

“……那……那，”春兰又吞吐半天，泪珠盈盈地说，“……那……少奶，我就服侍你和三哥一辈子……”

“我们拜干姐妹，怎能要你服侍我们呢？”少奶说，“你和三哥和我，都是一律平等嘛！”

“只要三哥喜欢我……”春兰说着眼泪就流下了，哀伤地说，“……只要三哥喜欢我……少奶你以后不论怎样打我骂我……”春兰哽咽半晌，又说：“……你打我骂我……罚跪……我都心甘情愿的……”

“……”莹莹被春兰的话愣住了，她心想春兰可能误解了她的意思。

这时文梅也体会出毛毛的误会了，乃开导她说：“少奶要和你结拜姐妹是好意呀。”文梅说：“我同你少奶奶也是结拜姐妹呢。”

“……”毛毛望了文梅一眼，低头不语，似乎有点失望神情。

“我们三个人都可以结拜姐妹嘛！”莹莹想再解释一句，谁知愈解释愈糊涂，毛毛望着少奶说：“梅小姐不是姚先生的吗？”

“我和姚先生只是同学，”文梅尴尬地解释说，“我和姚先生没别的关系。”

“……”春兰听了，更觉奇怪——她心中喜欢少奶，因为少奶个性平和些，不会打人骂人；但是她怕个性坚强、魄力露在脸上的“梅姑娘”。文梅的介入，反使毛毛发生恐惧，因为在毛毛的经验里，“少奶”和“丫鬟”结拜姐妹，不是为着搞“革命”，而是另有一种封建意识的——她喜欢莹莹的柔弱，而对文梅的刚强发生恐惧。

莹、梅二人也逐渐体会出毛毛的误会，知道愈解释愈糊涂。

“梅姐呀，”莹莹感叹地说，“农村宣传真不容易啊。”

“农村封建意识太浓厚！”文梅也感叹一句。

这时已夜深了，春寒料峭。春兰问少奶要不要“起火盆”。莹莹说不要了，但她提议三人都坐到她床上去，用棉被盖着腿，再继续谈。谁知这时三人都太困了，棉被盖在腿上，不一会工夫，三人便横七竖八地在一张床上睡着了。

没有舞台的表演者

莹莹睡得很沉，但是睡够了，也就醒来了。

她分明记得昨夜是三人同睡的，怎么醒来却一个人端端正正地躺在丝棉被之下呢？奇怪是有点奇怪，想就没有多想了。她在放下的床帘缝间看出天已大亮，乃起床一看，原来案头钟已经指着十点半了。

莹莹起床的声音，立刻引着春兰自后门提着热水壶进来。莹莹看到春兰不免一笑说：“兰妹呀，昨晚我们不是睡在一起吗？你和梅姐什么时候溜走的呢？”

春兰说，当她睡得正甜时，忽被郑奶推醒，梅姑娘也被摇醒，被赶回二人自己床中去。

“我怎么一点都不知道呢？”莹莹说。

“郑奶和我把你抬到床中去，盖好被褥，你眼也未睁一下——太困了嘛。”

二人刚说着，郑奶也进来了。春兰拔开门闩，帘子一飘，忽走进一位花枝招展的少女来，把莹莹吓了一跳。定睛一看，原来是文梅。文梅自己大笑，莹莹也笑起来。

十八无丑女，文梅本来生得也挺好看。可是她的个性使她不上舞台则罢，上得舞台去，不是阿妈就是媒婆或老旦。打扮成个花枝招展的少女，在莹莹看见的还是第一次。

这次她穿的是一套甚为合身的天蓝色点金的绸袄和夹裤，大红绣花鞋。脸上均匀的脂粉、唇丹、耳坠，不用说了；手指上还有蔻丹，腕有翠镯，最奇怪的，头发也被烫出个上海型来。

“梅姐，今天怎么打扮得这样漂亮呢？”莹莹笑着问她。

“郑奶奶嘛，”文梅说，“她说要我陪陪少奶奶，不许再女扮男装。”

二人说着只见郑奶、小和尚、春兰都在出出进进地忙。

春兰打来热水，莹莹盥漱完毕，郑奶便上来把她包了个大毛巾，要她对镜坐下。郑奶替她梳头，梳了很久。再要毛毛递上热毛巾裹起秀发。郑奶乃在一个炭炉上，调烧她的全套“烫剪”和各型用具。一切齐备，郑奶乃取掉包头毛巾来为莹莹烫发。

莹莹是在舞台做惯了“少奶奶”和“小姐”的，对这套并不陌生，甚至如鱼得水。但她觉得郑奶比她政宣化妆组中所有的“发型技师”都更内行、更灵巧、更有美感；器械也更为精良——怪不得徐来、袁美云都爱上她呢。

发烫好之后，莹莹对镜自窥，觉得她以前的舞台造型都太粗糙了，只有这次最称心。莹莹和妈妈原都有善于打扮的天赋，再加舞台训练就更得心应手。但她平时在舞台所用的香粉，多半是廉价的日货或国货，涂在脸上像一层粉笔灰；那廉价香水的气味也不高明。谁知这次郑奶所用，竟是清一色的巴黎产品，细腻幽香，使这位无产阶级革命家也赞不绝口、爱不释手。

莹莹对涂脂抹粉，既有兴趣，也有经验，再加上郑奶职业化了的指点，使莹莹看了镜子里的自己，比书报封面上的袁美云还要“美”呢！自己歪来歪去，照了好一阵子。郑奶又取出个手持圆镜，让三奶奶看看身后的发型，莹莹也称心满意。可惜今日不是出台，否则观众手掌不要拍破了嘛！

头型齐备，郑奶取去包身围巾，又打开一花布包袱，取出一套桃红绣花的苏绣夹袄裤来，带莹莹到床前，放下床帘，替她换上，真和定做的一般合身。那双绣花鞋绣工之细，也使文梅弯身抚摸甚久，相比起来，文梅那双绣鞋，只是乡下新娘穿的了。

衣着齐全，奶奶奶又拿出一个大型珐琅首饰箱，拣出些珠宝首饰，一件件地比着配。最后才决定用哪一种，无不用得恰到好处。配全了，莹莹临镜而照，自觉真是珠光宝气了——她在舞台上用惯了东洋货，假首饰、假珠宝，这一次却是真的了，使莹莹举步维艰，生怕把珠宝弄损。

“奶奶奶，你哪里拿来这许多真珠宝呢？”莹莹用了不免问一声。

“都是太太、姑妈、姨妈、姐姐们送四姐的嘛，”郑奶说，“四姐就是作贱，把好东西都留在家里，在学堂用的都是些不值钱的货。”

“我莫把姥姥的东西用坏呢！”莹莹有点不安。

“你不用管，小三是姥姥的宝贝，你也会是四姥姥的宝贝。四姐知道你二人定亲了，她会把这些她不用的东西，全部送你呢。”

“……”莹莹沉默片刻，才说，“我哪里承担得了呢？”

文梅一直在一旁旁听，这时才插句嘴说：“林老师如果把这些都给你，我们拿去演戏！”

“梅姐，这是真珠宝石呢！”

姥姥如果真的给了三侄媳，这位无产阶级出身的新媳妇，真不知如何处理呢。

那个不卖火腿的老管家

莹莹被郑奶打扮好，大厨房已送来早餐。铜火锅之外，其他用具多的是“点铜汤烫碗”。所有热的菜如干丝、小笼包等等，一直都热气腾腾的。

文梅由于睡房较亮，起得较早，一直在等着小莹吃早饭，所以这时已觉饥饿。要是平时她早就起来吃了。但是今天穿得这样珠光宝气，一早就看见杨师奶、涂师奶在走廊上默默地打转，怕惊动三奶睡眠，文梅看这气氛，也不敢和莹莹搂抱嬉笑了——一切听莹莹的指挥。

吃早餐，还是郑奶奶自居上座，梅、莹两边分坐。莹莹问小和尚，三哥起床没有。小和尚说三哥一早就起来了，和姚先生各人“别着一把盒子炮”到柳和镇茶馆喝茶去了。

“小三就是这么作贱，”郑奶说，“家中什么山珍海味没有，偏要喝土茶馆。”

三奶乃请杨、涂两师奶一同入席早餐，二人死命不从，只站在一旁侍候。

莹莹已在自己“家”中住了一宵，也自觉熟了些，乃坚请两位师奶也吃点东西。在莹莹一再邀请之下，两位师奶才各拿一个干烧卖，站着吃了。

莹莹虽吃着，但有点闷闷不乐，因为文孙还未回来，他身上“别着盒子炮”，尤使她心中忐忑不安。

她正在沉思默想，忽见小和尚打起布帘，走进一位道貌岸然的老人来。他身材高大，胡须飘飘，穿件深蓝绸夹袍、黑皮坎背，挂着金表链，左手捧着个硕大雕花、银质水烟壶，右手拿着根燃着的纸媒子。他身后跟着一位三十五六，梳着分装头、身穿灰呢夹袍，看来态度非常恭顺的中年人。

莹、梅二人一见，不免都站起欢迎。

“这位想必是新三奶了。”老人把手中银烟壶向莹莹挥一挥——这是莹莹回庄以后，第一次未被人认错。

“……”莹、梅都红着脸不知所答。只听那坐着未动的郑奶奶代答说：“是呀！你看小三会选吧！”

“三奶，”老人家倚老卖老地说，“我是张管家，‘管’你们的‘家’，已经管到第四代了。”

“张老伯伯，我早就知道您了，”莹莹恭顺地说，“您老也辛苦了。”

“承少奶奶好说，”老人说，“辛苦倒是应该的，只是自老老太爷起，四代了，我也老了。不时伤风咳嗽，昨晚未来向您问好——听说吃得不太好，都给郑奶和杨、涂两婆娘吃了。她们没上没下的。”说着老管家吹了媒子、喷一口烟，和祥地笑笑。

“我昨晚不熟，也未能向老伯请安。”莹莹仍然恭顺地回答着，又说：“吃得太好了。”

“三少奶，你坐嘛，菜冷了，站着干嘛？”郑奶插嘴说。老张也一再请少奶坐下，莹莹便坐了；文梅还站着，莹莹也请她坐下。

“毛少奶奶，”老管家又说，“我老了做不动了——这是许朝奉。”他用烟壶指一指那后生，又说：“有事吩咐他做，跟吩咐我一样。”

“我也没什么要做的，谢谢老伯。”莹莹说。

“至少可吃好一点嘛。”老人说。

“昨晚的菜是三哥招呼的，”许朝奉恭顺地说，“我本想办好一点的。”

“你以后别听三哥话，听三奶话！”老人呵呵大笑，并说：“三奶今天好好休息吧。”他又转身向文梅说：“姚先生很精明呢。”

文梅未及回答，老人就要告辞了。转身之前，他用纸媒子，指指郑奶说：“郑奶，你以后又有尿布可洗了！”老人笑了笑就转身走了。

“老屁精，”郑奶向老管家背影大喊一声，说，“临走也不向少奶奶卖条火腿！”

老管家未搭腔，便带着许朝奉走了。后来莹莹偷偷地问文孙，“卖条火腿”是什么意思。文孙说是仆人向主人“打千”，把腿向后一伸的姿势。莹莹又听郑奶说，张管家老婆死了。他有三个儿子，大儿子在芜湖开个“大米行”；两个小儿子都是“美国麻子理工毕业的”，和“大七”同学。

第三十五章　土洋之别·人畜之间

游园惊梦

当她们这场早餐快结束时，文孙和大余忽然回来了，二人各穿一件皮夹克，各自背后抽出一支亮光闪烁的驳壳枪，放在香案上，乃坐下和姑娘们同吃早餐。

“你二人一早便到哪儿去了？”莹莹不禁问一声。

文孙说他二人一早便到柳和集上喝早茶去了。喝完了二人又循堰塘跑步，并想打两只野鸭带回来。大余接着说，二人“手线”都不好，一只未打到。现在时近中午，二人又饿了，再来吃点晚早餐。

春兰替他们盛好面条，二人又大吃饱饺和干丝。大余有一扫而光之势，文孙面条则剩下大半碗。众人便起身到莹莹的房中去商讨当日节目。餐室中只剩下春兰和小和尚收拾残局。小和尚把剩余点心也一扫而空。春兰则把三哥的剩面吃掉。其他人的剩面则并入一大盆中。她忽然向空“哇啦、哇啦”叫两声，只见三条肥狗飞奔而来；春兰便把这盆剩面倒入天井中，一忽儿便被三条狗舔得干净。

这时在莹莹室中，文孙已订了日程表。晚间五点祭祖。祭祖之前大家到花园玩半天，包括打网球、台球，划船和骑马。午餐叫大厨房送到花园去吃。

大家商议既定，文孙乃叫小和尚取了球网和四只球拍，一同到花园去。这花园在庄子的东面围墙之外，他们要从莹莹的卧室，绕过过道，通过一大片石铺的洗衣场。场中有一口井，有几个洗衣妇女正在洗衣，包括他们四人的衣服，男女下衣分开来洗。

莹莹一见斯景不禁阵阵心酸欲泣，时不过半年前，她不是也在井边洗衣吗？只是这儿比那儿安静多了。那几位洗衣婆子看见“少奶”来了，都站起来打招呼致敬——其中有个十几岁的羞涩少女，似乎也在帮妈洗衣，尤使莹莹感伤无限。

穿过这洗衣场便是“东更楼”。这东面围墙共有水闸门三间，他们从最左的一间走出庄外，门外便是花园了。

当文孙提议到花园去，莹、梅二人都以为是昨天看过的花园，谁知又是另一个大园，真出她二人想象之外。

他们一出门，便是一面长方荷花池。池的对面也和张家花园一样，有一个水榭。这荷池左侧有条丈把宽的水沟，通向北面护庄壕，游人入园须通过一小木桥，木桥那边有个由冬青树编成的圆门，上有小木牌刻着“半读”二字。但这“半”字之旁却被人用铅笔写了个“不”字，变成“不读”了。

原来这园有南北二门，南曰“半耕”，北曰“半读”。一次四姥姥回家吃大七子喜酒，乃把这园戏改为“不耕不读”园。

大家入得园去，只见繁花似锦，阵阵幽香，冬青种得曲曲折折，一不小心便迷了方向。小莹曾游过首都南京的“中央公园”。那一团糟的情形，比这个私家花园，差得远了，岂能不令莹莹感慨！这花园虽是平地，但中央却有个高坡。

众人由小和尚带路，走到坡上。那儿有一茅草顶、黄木柱建的非亭非厅的建筑，朝南挂一黄杨木刻着阴文朱字横匾：“芦坡草堂”。这草堂四周都是走廊，所谓“回廊”，大概就是这样的吧。回廊栏杆都建有斜背座，游人坐于座上可以倚栏看花。

回廊之内则是由整排“栏子”围成一长方形厅堂。其中则由活动隔板，隔成小厅。这些门和隔板都是活动装置，颇似舞台布景，可以变换。如在春秋佳日将这些槅门、隔板全部拆除，贮藏于离地面三尺的地板之下，这“草堂”则变成个大草亭；半装半拆，则变成草堂带阳台。全装则隔成或大或小的厅堂，供游人下棋、打牌、吟诗、作画和打球等等的不同活动。

当这批小青年由小和尚率领来访时，这草堂则隔成四间长方厅堂，面向四方。大家绕廊一周，凭栏俯瞰，对全园始看出个大致轮廓。这个园的古怪之处，是从四面走廊向四个不同方向看去，游客们便有四种以上诸多不同的感觉。人绕廊转，则四方景色亦随之而变，但是不着痕迹，不分界限，不伤全园一致的调和气氛。例如凭栏向西方看去，但见水榭之后是一片檐飞四角的整片楼房，和满池荷叶，与池边樱花海棠互衬，形成个自然的舞台布景。以水榭为戏台而唱其“堂戏”，则榭前建有宽阔石级的斜坡便形成一个颇似古希腊剧场的看台。看台之后的草堂西厅则是一间戏院的包厢。贵客可在厢内饮酒听戏。不演戏时，这些由红砖砌成不同图案的台阶，则陈列着大小不同的盆景——有百年的古柏，也有初放的兰花……使这个盆景花园，别有情趣。西厅的家具、挂灯等陈设，也与庄内相埒。

游人绕廊自西向南，则见在数列冬青围绕的海棠、桂花之外的斜坡和平地上，有成行的芍药、牡丹，杂以秋菊新苗和含苞玫瑰，姹紫嫣红，绘成一片彩色图案。南厅走廊柱上、檐下，也爬满了含苞欲放的玫瑰。这坡南平地之后则是一丛翠竹，竹林中有过道，西连花园的“半耕”门，东去“演武厅”和厅后的马房，下临护庄壕。

草堂之东也有数棵桂树，绕以形似长廊的葡萄架。靠南遮住武厅和马房的，则是整畦桃李、石榴、柿子、枇杷等果树，还有一块两头有竹排的网球场。这竹排不幸被春风吹倒，不能玩球，颇为扫兴。东厅之东除一片鸡冠、龙爪之外则是数亩菜园。整畦金针叶、葱韭、辣椒、番茄、茄子……与园内杂花连成一片。菜园边亦有丈宽小溪，右连护庄南壕，北有石制涵洞穿过长堤通入堰塘。立于廊上，放眼东望，则万顷水田，无边无际。茅屋远近、炊烟缭绕，和西边的整齐楼房，恰成对比。

这东厅左侧也有一片翠竹。翠竹林中，则有三间整洁优雅的小茅舍——一卧室、一客厅和一间小厨房——有回廊与草堂相连。据文孙说，这是他五姐夫张叔雅自建为养病之所；现在则是“张管家”的春夏两季的卧房。小和尚对这儿最为熟悉，因为他每天起床后的第一项任务便是替张老管家“倒夜壶”，倒晚了就要被“打耳光”。

此时老管家适因事他去，众青年乃顺步走过回廊，进入茅舍。这茅屋果真雅静异常，中间客室墙上还挂着一幅张叔雅亲笔写的仿赵松雪体的行书吊屏，写的是一首七绝诗，小莹和文梅读了半天，始读了出来。那诗写的是：

丝管应传厅外厅，牡丹芍药见精神。

清华水木交相映，菜圃花畦两不分。

条幅上题款写着：“甲子仲春重建芦坡草堂工竣，遵岳父大人嘱，书此以为纪念。门下婿叔雅张珩拜撰。”

两位姑娘不懂此诗的意义，最后还是文孙替她们解释了，二人才体会出其中三昧来。赞赏之余，小莹不禁悄悄地向文梅说：“他们这些大地主，在此地真是土皇帝啊！”

“什么他们大地主？”文梅不禁惊诧地说，“你现在做了少奶奶，你也是大地主婆啊！”

文梅的大嗓门说得大家都笑了。

“小地主婆！小地主婆！”文孙也笑着搂住他的“少奶”，忙着替她降级。

莹莹把头靠在文孙胁下，半晌无言。此时此刻、此情此景，正如她自作的“新诗”上所说的：“……酸甜苦辣，永远分不清……”

寿字园的进化史

据文孙说这个园大致建于六十年前，那时他曾祖“红顶子”刚辞官返里，筑园自娱。他年纪大了，什么都不怕就怕“死”。所以家中一切建筑和陈设，无一而非“寿”字当头。靠他吃饭的一批“清客”，为投其所好，连这个花园的设计，也建成个篆字形的“寿”字。他老人家那时的鸦片房，便在堂楼的东厢房（正是文孙现住的卧室）——所以他鸦片抽足了，自窗中低首东望，一看是个大寿字，便自觉“长生不老”了。

“红顶子”最后还是寿终正寝了。他留下的那批东西洋留学的子孙，都觉得这寿字园太俗气；大家东改西改，改得更不成个体系。直至文孙的五姐夫，得了肺病来此养病，他才认真想把它改建一番。五姐丈张叔雅是法国留学，专攻庭园设计的，在巴黎还得过金牌奖，可是回国却无用武之地。因此病中无事，他乃受丈人委托，以最节省的费用，按照原图形，把一个最土最俗的寿字园，改成个近乎巴黎标准、兼得中西之长，合苏州、巴黎为一体的私家花园——这也是他的平生得意之作。

叔雅的建筑原则第一是“花钱少”；第二是园与环境配合得浑为一体；第三兼中西之长——西方建筑庭是庭、园是园，室内室外，似乎是截然不同的两个世界。东方之长，则是室内室外连为一体；但是往往也弄得冬冷夏热，不实用、不舒服。叔雅要在中、西之间，采精取华、去弊除垢。

张建筑师既要少花钱、多变换，他就得因旧改新，随景设计。例如这原有的全园中心四角高翘，像座小庙的“寿字堂”，本就俗不可耐。既已至倒塌边缘，叔雅并把它干脆拆掉，用原有“方柱”等贵重材料，改建成个费钱有限的“草堂”。这寿字堂原名“芦坡草堂”，是它的创建人“红顶子”自己取的。后来一些并不太清的“清客”嫌它不够“典雅”，乃捏造个“乱仙勾乙真人”，把它改名为“知微草堂”。直至叔雅改建，才恢复旧名。根据草堂的形式，叔雅乃和花匠“桂三爹”精心合作，把花木重行布置。由于四方花木布置不同，这个草堂从四个不同方向看去，简直就是四座完全不同的建筑物——其实它只是一座木架茅庐而已。

荷池上那个水榭，虽然也俗不可耐——这是当地大地主家庭，每家皆具的公式建筑——但它结构牢实，拆掉太可惜。叔雅乃因景设计，在坡上建个盆景花园兼露天剧场，使它摇身一变，变成个兼有东西风味的水阁兼戏台。

他们这些官僚大地主，那时都养有家庭小戏班，在家中唱戏。林家的戏，总是在“轿厅”里唱，在正厅里看。人多地狭，难免别别扭扭的。如今这个法国留学的女婿把戏台从庄内搬到庄外，一时轰动，家家俱觉新奇。“政宣队”的琴师王老班，就在这台上唱过一出《问樵闹府》——可惜张建筑师所精心设计的“希腊剧场”，自始至终也只唱过这一场戏。叔雅那一首“丝管应传厅外厅”的诗，就是看过这场戏之后写的。

在叔雅改建之前，那时正在“清华学堂”读书的“大七子”，也早已感到“寿字园”太俗。他贵校那个“水木清华”的“清华园”就雅致多了。大七说动爸爸，乃在护庄东壕之侧建了一个不伦不类的六角草亭，并挂个“水木清华”的牌子。他又搬来些假山和“岁寒三友”，在“寿字堂”背后另搞出一个“屁股小园”（庄内的通用名词）。后来“大七少”留美归国，又带回一些“美国草籽”，乃在他那屁股小园里开辟一块“洋草皮”，并用他的美国制手推剪草机，把草剪得平平的，用竹制水枪泼水浇草。小和尚逐渐长大了，每天在“倒夜壶”之后的第二件事便是向洋草皮打水枪，他也乐此不疲。后来年逾半百还怀念不已。

所以当叔雅绘图设计改建时，他既不愿伤舅爷的自尊心，同时觉得这“屁股小园”亦自有其情调，乃因景设计，与全园连成一体，未加更动，只在草堂北厅之内增置一个可烧煤球、木炭、木柴的三用铁火炉，走廊上用两个长方柱形刻花玻璃吊灯，栏门亦全用玻璃。入冬瑞雪之时，炉火熊熊，隔窗看梅赏雪，自另有一番风味。这便是他的“清华水木交相映”的意义所在了。

叔雅以建筑师观点读《红楼梦》，他一直觉得“大观园”的“稻香村”太“假”了，是个画蛇添足、“犯不着”的建筑设计。在“中京”广厦连云的繁华都市里硬来个“假农村”，实在太“人工化”了。

同时叔雅也觉得一般人把“菜蔬”和“花卉”，也分得太清楚了。花园内只可有“花”，不许有“菜”。这对“菜”也太不公平了。其实辣椒、茄子、番茄、金针、黄花乃至春日一望无边的油菜花，又何尝不美？把“菜圃”和“花园”，分成两类也太可惜。所以他替丈人家改建寿字园，乃把林家的菜园也箍了进去，把花园的面积扩大了几乎一半以上。因此这花园的东部也就是“菜圃花畦两不分”了。站在菜圃西看草堂，只是一座竹篱茅舍；从草堂东望菜圃，兼及万顷水田，白鹭群飞，朝霞普照，都是花园之一部。草堂是农村的起点，也是农村的终点，这就比曹建筑师的假农庄“自然”得多了。

在这个“不耕不读”的花园之内，这位留法建筑师真正把巴黎搬入丈人家的，只有“芦坡草堂”朝南一面小斜坡和一片大平地。他用成行的牡丹、芍药、玫瑰和大块的菊花，十余株辛夷、枇杷和桂花树围成那一片大织锦。时入仲春这姹紫嫣红的大织锦上的颜色，此去彼来，变换无穷。入秋丹桂随风，香飘十里。纵是雪前霜后寒梅待发之时，架上月季，仍是梳妆淡淡，徐娘未老，精气犹新，与堂后“三友”，你侬我侬，遥相呼应。此织锦是全园的“正面”，也是全园花卉的重心。自李唐来，世人深爱牡丹。时至二十世纪初叶，牡丹仍是中华所特有，为仕女所钟爱。此叔雅所谓“牡丹芍药见精神”也。

文孙替众人解释了这首诗之后，大家如同上了一堂小小的建筑课，四位游客乃又跟着这诗句绕廊一周。其后又自不同方向观察草堂的四面形式，果然不假。不经这诗点明，大家虽身在此园中，尚不知此园真面目呢！不过莹莹还是比较喜欢那有田园风味的东部，尤其是立于东廊，她便可看到她那“私产”——那座可爱的小农庄。她真想和文孙都做个农村小学教师，终老此庄。

莹莹既爱东厅，文孙便叫小和尚去告诉“大厨房”把午餐开到东厅来吃。两位姑娘听了都十分高兴。

只想当个小学教师

当小和尚被差遣离去之后，原多疑虑的莹姑娘就更加疑虑起来；她想到林家餐具之精美，以这样精美餐具，送到这竹篱茅舍来，是否会使文孙感到“不调和”呢？她又想起涂公主讥笑她不配做“少奶奶”的旧话；又想起她入庄以后，佣人们几次都把文梅当成“新三奶”而忽略了她——这可能是她的仪表风度不如文梅。她又想起第一次看到“爱梅书屋”匾额，曾使她心跳不已。想到文梅、文孙都是“文”字辈，心也不释。她想到选择这午餐地点，如果是文梅提议，可能想得更周到点，千想万想，郁结重重。她口虽不言，但文孙却体会出她有“心事”难宣，而特意靠紧她。口亦未言，但他也知道，莹莹知道他的意思。

“做林家少奶奶，也没什么不好。”莹莹的革命意识和现实爱情，每有矛盾，想加以调和。她想“只是有幸运能做‘少奶奶’的贫苦姐妹太少了”。昨晚春兰的误解，真是发人深思！莹莹又在默想，如果每个姐妹，至少大多数姐妹都能做“少奶奶”——至少个个丰衣足食，做个不受人凌辱的家庭主妇，则自己做“少奶奶”又有何不好呢？

莹莹在重重矛盾之下，只想和文孙永远做个小学教师，住在那个文孙的小农庄，过此一生，也就心安理得了。她终于忍不住了，乃紧拉住文孙的臂膀，轻轻向文孙说：“文哥，我对你这大庄子大花园都不太安心，我只想和你当个小学教员，住在那小庄子，住一辈子……”说着她用指头暗指一指那座他二人的“私产”，那个可爱的小庄园。

“莹啊，”文孙也轻轻地说，“有了你，这正是我的心愿呢。我们在六月结婚之后，就到那里去度蜜月——在那儿长住下去。”

“我知道你不会的呢，文哥！”莹莹又轻声说，“你将来还要进交大、清华，留学，要做大官大位呢！我只要你，我只想跟你一起做个小学教员……”

文孙方拟作个正面回答，他的话便被打断了——大厨房送来菜担。众人便预备午餐了。十八九岁的青年是永远生存在饥饿状态之中的。一阵菜香，大家早已馋涎欲滴。当厨工和小和尚把菜饭摆到桌子上面时，莹莹不免口慑目呆，说不出话来。原来菜肴虽十分精美，但是餐具却是木桶、瓦盆、竹筷等农村通用餐具，要不是衣着整齐，这四位青年倒真像庄稼汉和村姑呢！

“大厨房里的人怎么也想到这点呢？”莹莹心中暗想，但也未便问情人，只又想到涂公主的另一句话，“发财三代才会穿衣吃饭”。莹莹心中闷了些时，也就不去想了，只低头默默地把饭吃了。文孙体会出她有心事，也未便多问。

老实的“老打圈”

由于莹莹的心事重重，强颜欢笑，大家也就默默地吃了饭。饭后文孙提议，如此春秋佳日，应该去划船钓鱼。他们花园内原有一条小木船，平时放于那草亭边堤下一个木架上，上面有块芦席篷保护着。大家乃穿过“屁股小园”走入堤下。这时春水方生，船架几乎就在水面之上。文孙、大余加个小和尚，乃打开木架枢纽，把小船滑入水中。

这小方头木船可供二人并坐，也可供四人对坐。后座是两张靠背可以升降的藤椅，放下可供二人并卧作“日光浴”，升起并坐则可合力荡桨划船；椅后有一卷竹席，放开撑起，便是个半截船篷，甚为灵巧。

这小船本用在一定水位的护庄壕沟内划行的。在春天外堰水位高涨时，它也可自壕内通过一水坝缺口，驶入外边蓄水的大堰塘。这缺口上有一块可以抽去的木板，抽去可以通小船；平时则是一条小桥以便牲口和路人行走。

当众人把船弄下打扫干净，小和尚也自庄内取来钓竿之时，莹莹忽感头晕欲吐，不能登舟，未免扫兴。文、莹二人乃请文梅、大余先行划出，待莹莹稍好，再来加入。大余有意而文梅不干。大余乃低声对文梅说，他并非勉强文梅一同去钓鱼，只是文孙和小莹“新婚燕尔”，他二人不能死缠住新婚夫妇而已。当文梅还在踌躇之时，大余说：“他俩说不定有许多私话要说，我俩不能老做电灯泡，不通气呢！”

大余这话才把文梅提醒了，她乃同意与大余划船出堰。

莹莹看他二人船已远离，自己才挂在文孙膀上，慢慢走回园去。

莹莹正有许多话要说时，小和尚跟在后面忽然提议说：“他俩去划船，三哥，你俩去骑马嘛。”

这一下倒提醒文孙。他乃问小和尚，马房内还有几匹马。

“只剩个‘老打圈’。”小和尚大声地回答着。

“他们把马都带到山里去了吗？”

“杜班长只带去两匹，”小和尚说，“剩下的给‘保安队’拉去了——老打圈，他们不要。”

“什么是‘老打圈’？”莹莹笑着问文孙。

文孙说“老打圈”是一匹雌马，原从一个马戏班买来的。它只能走，不能跑。一跑它就打圈圈，所以家里人都叫它“老打圈”。

“因为它在马戏班打圈圈，打惯了。”莹莹忽然想通了，大笑起来，不觉精神也好多了。

“老打圈虽然不会跑路，”文孙也若有所悟地说，“但是很稳，也非常通人性——你讲话它懂。走——”文孙搀着莹莹说，“我们去骑骑看。”

莹莹被男友的话说出兴趣来，头既不晕，呕吐感也没有了。二人带着小和尚穿过花园，赶往南部演武厅，径去马房。走入演武厅，莹莹又为之一愣——这个演武厅很宽大，沿门外墙脚放着十多个大小不同的“石志子”；厅上挂个“我武维扬”金字已发黑的大匾，匾下香案上有个泥塑“关帝像”；屋内沿墙四周木架上挂了、插了些长矛、花枪、关刀、三节棍等真武器。最令莹莹惊奇的是屋角靠着两把硕大的全铁关刀——一头是刀，另一头杆端则围绕着铁环。全铁的刀杆有丈把长。每一把至少有两百多斤重。

“这么大的刀！”莹莹还在惊奇，已被文孙牵入后进一排有栏杆围住的“马房”。那可容十余匹马的马房之内，现在只剩下一匹“老打圈”。老打圈是条肥胖白色老马，正在一个刻花的高石槽中吃草。它一见小和尚来了，便显出高兴的样子，又摇头又举足。

“出来！出来！”小和尚打开栅门叫着，老打圈便走出来了。

“用鞍子，还是用毡子？”小和尚问三哥。三哥说用毡子。小和尚乃把老打圈系上勒头和缰绳，又在马背上铺条花毡，用皮带自肚下扎好，便把老打圈从个侧门牵出到厅前广场。“三哥要骑吗？”小和尚精神抖擞地问。

“三奶也要骑！”三哥笑着说。

“蹲下！蹲下！”小和尚对老打圈发出了命令，老打圈果然就四腿跪下了。它那背上看来又平又阔。

文孙要小莹骑上去，小莹死也不敢。文孙说：“你骑在前面，我骑在后面保护你！”小莹还是不敢。

“三奶，”小和尚说，“老打圈稳得很呢。”

小莹有点心动，文孙乃把她抱上去，自己也跨入后座，抱住小莹的腰。

“起来！起来！”小和尚又向老打圈发出命令，老打圈便慢慢地站起来了。小莹顿觉身与桃树同高，有点紧张；幸好有情人自身后抱着，始稍有安全感。

小和尚把马缰递给三哥，三哥用两脚敲敲马腹，老打圈就缓缓地前进了。

羁縻文士、武人的工具

常言道：“马背不如牛背稳。”可是林家这匹老打圈之马背，其稳则远甚于牛背。二人骑在马背上，比马车里还要稳。文、莹二人骑着老马缓缓穿过竹林，慢慢从桃林杏林之中向园东走去。走马看花，自与步行看花又有不同。左看亭台楼阁，繁花似锦；右看万顷水田，银光接天。

老打圈渐次走到堰塘边的高堤之下，只见堤下有一条大约十来丈长、煤屑铺的马路。文孙说这是有一次长江大水，倒灌入堰塘，大桅船可直通园边，所以二叔运来一船煤屑，想把老马道铺一层煤屑。谁知一船煤屑只能铺十来丈路面。小莹问这马道原有多长。文孙说与长堤平行大致有数百米吧。那是他曾祖练马“射球子”用的。

“射球子”是考武时代一种技术。在马道两旁，每隔数丈便竖一木桩，桩顶放一人头大的木球。射球者骑马飞奔，反身以箭射球。据说“红顶子”当年射球，十有九中。所以搞个“红顶子”也不太容易。

文孙这故事又使小莹想起那两把大刀来。她问那两把大刀如何杀人。文孙说那两把刀不是杀人用的，而是练气力用的，比现代的“举重”要复杂些。他曾祖壮年时期，考武、举大刀，竟能演出“风摆荷叶”的绝技。“风摆荷叶”便是双手甚或单手把大刀举起在空中盘旋，就像微风吹荷叶一般——这故事使小莹听来，几乎是神话，但是文孙说那都是事实。他小时候就曾看过祖父他们一批“将门之后”，用木杆挑石圈作初步练刀的玩意呢。在那练“刀弓石”时代，据说“红顶子”能把数百斤的“石志子”提起放在腿上，还在上面写出“天下太平”四个字。据文孙听长辈们说，专制时代文考“八股”，武考“刀弓石”，都只是统治者羁縻文士、武人的工具，赚得英雄尽白头，使他们对功名富贵存一线希望，不会去领导农民造反罢了，不是“刀弓石”真有什么用处。

二人在马背上聊天，真悠闲之至。不知不觉老打圈已走上堤埂。立马堤上，只见春泛期间，这堰塘简直是个大湖，湖畔芦苇有人把高，一望无际，小莹才知道“芦坡草堂”得名的由来。从芦边看去，他们发现大余和文梅的小船已划得很远。船已不动；二人在芦边闲聊——也许是喁喁情话吧。

“莹妹，”文孙搂住未婚妻，笑着说，“你将来要活一百岁。”

“为什么呢？”小莹问。

“你今天不参加他们划船，可能促成一对姻缘呢！——你看他俩好亲昵！”

可是小莹却说“大鱼绝无希望”。文梅说她绝不会嫁给大余，因为大余最大的愿望便是做个小官。他最羡慕那些当副官的“能搞钱”。莹莹说：“梅姐绝不愿嫁个‘副官’！”小莹也恨死副官，所以完全支持文梅的决定。

文孙为好友叫冤，而小莹则说文梅的意志十分坚决，她也劝不了。

动物比人类善良

文、莹二人正欣赏着阳光空气，在马背闲聊，忽听近处有一群小狗在狂叫。小莹低头一看，原来马后有一群小狗约四五只，有黑的，也有黄的，十分可爱。它们叫了又跑，跑了又叫；在一个石造碉堡离地约三四尺的下层中，则睡着一条母狗。这群小狗，进进出出，便是一边在吃奶，一边又向老马狂叫。

小莹看到这些小狗太可爱了，自己也兴奋得要死——连说：“可爱极了！可爱极了！”

文孙问她要不要下去和小狗玩玩。小莹便急着要下马。文孙乃拍拍马屁股，说：“老打圈蹲下！蹲下！”老打圈便遵命蹲下了。小莹迫不及待地翻身下马，自己也蹲下，便抱起一条小狗。谁知那母狗见状，忽翻身而起，裂嘴相向，把小莹吓得花容失色，赶紧把小狗放下。文孙见状乃赶快下马，向那母狗教训说：“不许咬人！”

那母狗见到文孙，态度顿改，并不断摇尾巴，表示亲善。文孙乃抱起一条小黄狗交给小莹，小莹抱了它，只见它又摇尾又伸舌，在小莹颈子上乱舔一阵，使小莹痒得笑不可忍。那母狗见状又回到原处卧下。小莹乃蹲下与四五条小狗，玩了好一阵子。

谁知他们玩得太高兴了，竟使“老打圈”发生醋意，它也走过来用鼻子挤女主人，并向小莹不断举前腿。小莹知其意，乃放下小狗，站起来拍拍老马，说：“老打圈，我们也喜欢你！”

“老打圈很通人性，”文孙告诉小莹说，“它还会表演呢。”

“表演些什么？”小莹问。

“它大概在马戏团学的。”文孙说着，便向老打圈提议说：“老打圈，表演个‘阳桩’！”

果然老打圈便坐下来，把前面两条腿悬空举起舞动，并叫了两声，使小莹笑个不停。

“老打圈，再竖个‘阴桩’！”文孙又命令一下。

老打圈果然缓缓地站起来，又缓缓地把前两腿跪下，屁股翘得高高的，看来十分滑稽可笑。只见它使劲地想把屁股和后腿，一齐举向天空——可是年老了，又肥胖臃肿，但是老骥伏枥，仍然不服老，依旧举个不停。小莹看得狂笑不已，心有不忍，乃连忙拍着它，说：“老打圈，够了，够了！——站起来！站起来！”

老打圈乃缓缓地站起，并不断向小莹举前腿，并用鼻子挤小莹下额，表示爱情。小莹也拍它，吻它以爱回敬。

“文哥，”小莹感慨地向文孙说，“动物也这样通人性，有许多人还不通人性呢，动物比人类善良！”

“老打圈通人性得很，看样子，它爱你呢！”文孙笑着说，“它会表演很多项目，还会‘打滚’呢！”

老打圈听了，以为又是命令，它又缓缓地卧下，就打了个滚。小莹知道它误会了，连叫它“不必了，不必了”……但已来不及，它还是打了个滚才缓缓地起来，并抖去身上的泥沙。幸好地上草多于泥，灰尘不大。文、莹二人忙把马毡上的尘土拍去。

小莹在它背上，直是拍着，夸奖它表演得好，老打圈看来也很高兴。

“老打圈，你累了，自己去找点东西吃吃吧！”文孙说着乃把马缰结了个圈子，挂在马背上，拍了它两下，老打圈便自己去找食物了。据文孙说，老打圈很“乖”，纵在花园和菜园内自由放着，它也自知选择，不乱咬花木蔬菜。

从“炮台肚”到“瞎子房”

老打圈离开了，莹莹抱住文孙的膀子，二人不经意地便从一块水泥造的斜板，走到这石碉的上面，凭石碉围墙遥看田野景色。莹莹觉得这石造碉堡，比西更楼的土炮台要“新式”得多。文孙说这座庄园的防御重心在西北向山的一面，所以西、北更楼，十分强固。东南一片水田，攻庄敌人不会自水田内“仰攻”的。

“但是你们为什么在东面造这么个新式碉堡呢？”莹莹不免要问。

文孙说这新碉堡是近年防红军下山打粮用的。红军比较“新式”，他们攻庄是会从四面八方寻隙进攻。

“你看，”文孙指一指东南田野，说，“这平面上没有‘死角’，在这碉堡上放两挺轻机枪，敌人有一千人也上不来。”

“他们可以躲在那些农庄里嘛。”莹莹说。

文孙说农庄里他们也不能躲，因为林家有两尊德制小型平射炮。把这炮拉上碉堡，说着他回身指一指那水泥斜板。莹莹也回头一看，只见四五条小狗，也正努力向上爬，但这倾斜水泥太陡、太滑，小狗爬了一半便滚回地上，摔得汪汪而叫。莹莹乃走下去，把它们都抱上来。小狗在碉上彼此追逐，打成一团，莹莹才又回到文孙身边，听他讲解。

“平射炮与西更楼老炮不同，”文孙说，“老炮弹头不‘开花’，平射炮弹头爆炸。任何农庄，只要一炮击中，立刻会起火的。一旦火起，庄内敌人外逃，则轻机枪就发挥火力了。”

文孙受过中学军事“集训”至“营教练”，所以谈起战场来，颇为内行。

“你们为什么要打红军呢？”莹莹奇怪地问文孙，并说，“人家也是革命的嘛。”

文孙说自六七十年前“打长毛”开始，他们林家祖宗就参加“打侉捻”、“打白狼”、“打天地会”、“打红灯照”、“打股匪”，直到“打红军”，“打”成了习惯，成了生活的一部分。六七十年来，很少有几年未“打”过。他们家内这些庄丁、圩勇，大多数都是林家的佃户，地方一乱，“白狼”来了，这些佃户都扶老携幼，牵着猪牛，挑着鸡鸭，赶到庄内来，帮着“守庄子”。“打红军”对他们来说，只是这些“打”的延续，谁知道什么“国共合作抗战”？早知如此，我们应该开仓献粮，还“打”什么“粮”呢！

“革命宣传真重要呀，文哥。”莹莹感叹地说。

“你们‘政宣队’现在不就在搞宣传嘛？”

“所以我不想进‘临中’，要留在‘政宣’搞宣传呀！文哥，你觉得我的决定对不对？”莹莹半撒娇地说。

“我未加入政宣，我还不是在和你们一样宣传吗？”文孙说。

“不加入政宣，不懂真理呢！”莹莹说着又问道，“你们不打红军，这碉堡就不用了？”

“这碉堡，我们叫它‘洋炮台’，”文孙说，“这个‘炮台肚子’，”文孙用脚点点那母狗睡的地方，说，“可避风雨。以前有些讨饭的瞎子，在我们家讨饭，就常在这里过夜。”

“在这个狗洞里过夜！？”莹莹惊诧地问。

“在这里过夜，总比在外面风吹雨打好多了嘛！”

“穷人真是可怜，文哥。”莹莹说着便走下炮台，一群小狗也随之滚下，又回母狗肚里争奶吃去了。莹莹指指“炮台肚”又说：“这里怎能睡人？——文哥，中国怎能不革命？”莹莹又问文孙说：“现在狗睡了，叫花就无处睡了。”

文孙说，此处叫花子早就不睡了。因为一次大雪把炮台埋了起来，后来雪融化了，才发现有个老瞎子叫花，死在里面。那时文孙的母亲是林家庄的“大太太”。她亲自看了老叫花的死尸，乃叫张管家在菜园边上，盖了三间茅屋作“瞎子房”，专为瞎叫花过夜之所；并指定小鞑子，替没有“引搭子”的老叫花送饭。文孙说着指一指那茅屋；莹莹顺眼看去，果然看到还有两个老瞎子在屋外晒太阳。

四十年后林文孙博士回忆起这个地方来，说他想不到他自己的母亲后来曾在这“炮台肚”内睡了三个月，其后才由一位她未尝见过面的“孝顺的媳妇”，把她秘密迁到“瞎子房”去，救了她一命。

土皇帝和洋经理

文、莹二人牵着手在长堤上且谈且笑，并自柳枝之间看到大余和文梅的船已划到对岸去。文孙想加入他们，骑马去，划船回。

“老打圈，”文孙叫一声，并招招手。老打圈便慢步跑来，自动蹲下。二人又跨上座骑，缓缓地自堤上转上护庄壕埂，走过小木桥，不久便到大堰彼岸，沿岸东行数十码，柳暗花明，又是一番景象。老马随即穿过一围竹篱，进入另一小花园。

莹莹这次随未婚夫回庄祭祖，无事无物不令新人惊奇。此一处所，虽已不再使她惊诧，却令她喜爱。这儿也是个小花园菜圃，有茅屋一排建成个“方括弧”（〔）形面对堰塘。“括弧”前的葡萄架围成个圆形。花园中十字人行道的正中央则建有一个数尺高的石刻水盆，有些小鸟在盆边喝水、盆中洗澡，唧唧而鸣，其乐融融。花园靠湖边水上，则有一长跳板，可以洗衣，也可以停船。大余的船显然在此停过。可是当文、莹赶来时，他二人已划走了。

文孙说老打圈最喜欢这地方，因为这个葡萄架下的人行道是个圆圈圈，正是“老打圈”打圈圈最好的地方。老打圈久未跑步，一到此地就跃跃欲试。二人下马后，文孙把它缰绳结好，乃在它屁股上一拍，说：“你打圈去吧！”老打圈得令乃在葡萄架下跑了起来——步伐均匀、姿态潇洒。它跑得得意之至，一跑再跑，不稍休息。莹莹愈是鼓掌叫好，它愈不肯休息。古语说，杀我马者道旁儿。马也欢喜称赞和拍马屁的。老打圈经三奶这位道旁女鼓掌称赞之后，益发跑得起劲，叫停也不停。但它实在太胖、太老了，跑了十来圈，马身跑出汗来，才得意洋洋地停了下来——完成了它的“汗马功劳”。

“老打圈多大年纪了？”莹莹问文孙。文孙说：“大致和你我差不多——已经十八九岁，这年龄对匹马来说也就是高龄了。”莹莹听说过马的年纪可以从“马齿”上数得出来。文孙叫老打圈把嘴张开，它听命把嘴张得大大的；二人数了半天，还是不知它高寿多少，也就算了。

老打圈休息了。文、莹二人年轻，乃以老马为师，也在葡萄架下跑了两圈，并在这茅舍之内略事逗留。室内陈设简单，门额上挂一黄杨木阴文漆书“外草堂”三字的横牌。文孙说这外草堂比内草堂建筑还早，是他祖父建的，原名“芦坡小筑”，后来花园重建了，始改今名。

莹莹抱着文孙在室内盘桓，忽见明亮的玻璃窗的玻璃上有几个铅笔粗细的小圆孔，甚为惊讶，问是何故。文孙说那是一次有强盗闯入，发现室内有人，乃向窗上开了几枪便逃走了。

“你们这儿还有强盗？”莹莹惊诧地问。

“多的是呢！”文孙说，“我们家就被‘股匪’闯进来过。”

“抢了东西没有呢？”

“打死人呢——巷战！”文孙说。

莹莹觉得可怕，乃把文孙臂膀抱得更紧。二人走出茅舍。莹莹嗅出阵阵幽香，问是何处来的，文孙指指那四围竹篱上的金银花，香是从篱笆上发出的。二人又走到跳板的码头上小坐片刻。莹莹环顾四周，隔湖看“芦坡草堂”和庄中楼阁，气派又自不同。

“你们真是土皇帝啊，文哥。”莹莹感叹地说。

“你们的张指导员，上次就告诉我，”文孙说，“金大的一位美国教农业经济的教授就说过：传统的农业中国，大地主都是土皇帝，中国皇帝便是个特号的大地主。现代工商业的美国，大企业的老板、总经理，都是一些小总统。美国的总统，就是个最大的总经理……”

二人正闲聊着，忽见小和尚跑得气喘吁吁而来，说是郑奶奶请三哥和少奶快回去，要祭祖了。三哥看看手表说：“不过三点多钟嘛，急什么呢？”

“奶奶说要替少奶上妆，叫你赶紧回去。”

“你先回去，”文孙吩咐了小和尚说，“我们马上就来。”文孙也招呼了老打圈。老打圈来了自动蹲下。二人骑了，一直骑到“半读”门，文孙结了马缰，叫老打圈自己回去。老打圈和新三奶都觉依依不舍，一人一马，真是洒泪而别。

第三十六章　没有观众的表演

真戏真演

文、莹二人舍马步行，刚过木桥便闻庄内人声嘈杂。水闸门外也挂了红灯笼。当二人走入水闸门，只见洗衣场中挤满了农村妇女，多半衣着整齐，也兼有褴褛不堪的。众人一见文、莹进来，谈笑声立刻小起来。有些与文孙熟悉的则高声说“恭喜三毛哥儿”。文孙连声道谢。其余众人则让开条路，并唧唧私语，无不称赞“新娘好看”。文孙也偶尔为莹莹介绍一两位婆婆。莹莹有舞台经验，是善于面对群众的，但在此场合，她却感到羞人答答，挂在文孙膀子上，低着头一言不发。

二人刚进过道，想转向“四姑的房”去时，春兰已匆忙赶来迎接，要少奶到大堂屋去，并请三哥回自己房中去换衣服。二人分手后，春兰乃扶着少奶走上廊边楼梯，到楼上正房去。莹莹上楼一看这座四合院式的两层“堂楼”，四面走廊都挂着八角宫灯，配以红漆栏杆，气派非凡。这正房之中是两层“堂屋”，上下相通。上层四周有小回廊。正面是镂金祖先堂，分三间。中间供的是林氏历代祖宗的硕大牌位；右间是金漆箱装的“林氏宗谱”；左间只有香炉蜡台，里面似乎是空着的（后来莹莹才知道是被携走的“传家之宝”）。堂中空隙则悬有一个硕大的煤油保险灯。正中正梁上则挂个金盒子。堂中上下各悬四只宫灯。下层上方则挂着两幅男女朝服祖宗大像——莹莹知道那是文孙曾祖父母的画像。像前有供桌，靠墙有红木镶大理石太师椅和茶几。上层祖先堂和下层供桌上的红蜡烛，及保险挂灯和宫灯，都已燃得灯火通明。这堂屋大得吓坏人，若不是灯火通明，一定阴沉得可怕。

莹莹刚走上楼梯，便有两位五十左右穿着红布袄和红布长裙的婆婆迎了上来，二人同时“打千”，口称“向少奶请安”。莹莹一看，原是杨、涂二师奶。

莹莹的“舞台经验”，这儿算是碰到用场了，否则对这真戏真做的场面，真不知如何应付呢！莹莹自思假戏真做，当了无数次“假少奶奶”，今日当起“真少奶奶”，也就用“假”式应付了——在二位婆婆“打千”时，莹莹从容地在右腰边握掌，欠身答个“万福”，并说两位师奶辛苦了。

二人尚不知如何回答时，忽见郑奶奶自左侧正房打开绣花门帘迎了出来，说：“心肝进来吧，我要替你梳头打扮呢。”莹莹见郑奶只穿一件蓝绸夹袄、百褶黑缎裙子，十分素雅，不像杨、涂二师奶穿得遍身红红的，像锅里煮熟了的虾子。

莹莹谢谢三位奶奶时，顺眼一瞥看到室内有茶壶、果盒，乃招呼春兰替三位婆婆“敬茶、请坐”。杨师奶接了茶乃向涂师奶说：“省长小姐就是不同罢！哪像那些寒门商户出来的！”——莹莹后来才知道她们暗指的是七婶。她想她和七婶Dora之别，是一个会演戏，一个不会演戏罢了。

杨、涂二位师奶坐定之后，郑奶奶在春兰帮助之下，就替新娘“上妆”了。莹莹和妈妈，原都有化妆天才，善于打扮，再加上舞台的训练，对“少奶奶”的装饰，原是心领神会的。“三分人材，七分打扮”，何况莹莹又天生丽质呢！谁知她遇见了郑奶奶，才知道自己是小巫见大巫了。

郑奶原是乡下村姑，做了奶妈之后才学着替“少奶奶”梳头。谁知她有此项天才，愈梳愈好。后来又学会烫头、裁衣，用洋机、洋剪……本事愈来愈大。大七太本是娇娇滴滴的上海富商之女，最考究衣着打扮，上海的职业化妆师她没几个用得称心满意的，想不到回婆家祭祖，却碰到郑奶。郑奶无教不会，竟成为大七太最满意的发师。大七太回沪时，竟商得嫂嫂同意把郑奶带往上海。在上海不久她又变成徐来、袁美云、王莹等电影明星争取的对象。但她对大都市生活不习惯，文孙的妈又数度派人去接，郑奶便回来了。她在林家庄地位甚高，平时除指导人裁剪点衣料之外，也无所事事。席丰履厚，真是养尊处优。郑奶的缺点是她有时精神失常，往往哭闹终宵。这次林家主人，逃难入山，一是因为地方太小了，二也是因为她有点神经病，三是她自己贪恋庄中安乐也不愿去，所以就留在家中了。如今新少奶回庄祭祖，郑奶大喜，她又爱上了莹莹，乃使出浑身解数，不眠不睡地为新人裁衣改衣、梳妆打扮。

莹莹这次经郑奶重行烫发、梳妆之后，对镜自窥确实觉得一辈子也没有这样美丽过，自己也爱上了自己。发型、唇膏、香粉、蔻丹等一切完善之后，郑奶要莹莹进入内室。那是文孙父母的卧室。睡床、衣柜、百子桶……都十分考究。但郑奶却说这儿原有一张“柏梓桐椿”（百子同春）的“梅花床”。梅花床者，为一主床，四角有四张供四个丫鬟睡的小床，像朵梅花，故有此俗名。此床因不祥被拆搬了。现在的床就小多了。

这床侧有个红漆方形旧式衣架，架上披了些衣服。郑奶取了一套粉红绒内衫裤，叫莹莹到大床阁中，自己换上。莹莹穿上觉得十分合身，舒适无比。穿好之后，郑奶替她加上一套大红绣花夹衣裤、真丝袜、金丝绣花鞋。穿好之后郑奶要她在两扇可移动的“穿衣镜”中自看一番，竟使莹莹觉得中国再没有这样漂亮的新娘子了。惊奇之下，不免问郑奶，哪来这样全新而合身的新衣服呢？

“心肝，全新的衣服庄子里多的是，”郑奶说，“合身不合身，是我替你改的嘛。”

这真使莹莹感动欲泣。莹莹穿得一切停妥、天衣无缝之后，郑奶又自衣架上取下一袭红光闪烁的全系金线织成、豪华无比的拜堂衫裙，替莹莹穿上——先扎百褶长裙，后披凤凰彩褂。这真使莹莹惊怍莫名。再在镜中细看自己，连自己的眼睛也不能相信了。这时郑奶又在一长台上打开一个大型珐琅首饰箱，取出整串的首饰，从耳环、项链始，一件件戴上，最后才套上镶金翡翠手镯和钻戒。

这些首饰，据说都是姥姥的，莹莹不但连假的都未看过，甚至听说也没听说过——这简直是一场梦。一切打扮妥当，郑奶携莹莹入前室，要两位师奶拱卫着。在一旁侍立的春兰，竟然也是遍身罗绮。拜天地时间快到了，郑奶乃退入内室——因为她老人家是个寡妇，又无儿女，不便走入堂屋参加大典也。

就职典礼

杨、涂两师奶接收了盛装的新娘，把她扶坐于一高背加垫的木椅上，春兰立于右侧，两师奶站在背后，一声不响。莹莹虽有充分舞台经验，此时仍然紧张万分，心中怦怦作跳。因为演真戏与演假戏究有不同。演假戏的演员，有时被剧中情节所感动，往往且演不下去，何况真戏呢！

等了不久，果然听见堂屋大挂钟，敲了五响；接着便听到大门外爆仗声。两师奶刚把新人扶起，便见一衣着整齐的年轻女佣，打开门帘说：“张管家受老爷、太太的吩咐，请少奶奶下楼行礼。”

她打起门帘，春兰带路出门，莹莹则感到双腿发软，用力扶着涂师奶；杨师奶赶上来扶着莹莹的另一只膀子，三人挣扎着一步一步地走下楼来。只见张老管家穿着蓝绸袍、黑缎马褂，头戴珊瑚顶瓜皮帽，站在楼梯口，欠身向少奶“请安”。莹莹听了心一酸，几乎眼泪就要下来了。春兰忙走向前去，用丝手帕在莹莹眼角按一下，才过了关。

两师奶把新人扶入香烟缭绕的堂屋地上铺的“红毡条”上站着，这时莹莹才发现文孙已穿着长袍马褂、戴着瓜皮帽站在左边——莹莹几乎想伸手去拉他的臂膀。从眼角里她也看到花枝招展的文梅在春兰的右边，靠墙而立。姚大余则不知去向；站在文孙左后方的，则是林家的几个听差和朝奉。

莹莹站立了半晌，神智稍清，才看出前面供桌上，供着硕大的生猪头。猪鼻孔内插了两个红枣，口中衔个金元宝。猪头的左方是一只缠了红缎子的雄鸡；右边则是一条涂金大鲤鱼，放在个花篮里。

堂屋中这时鸦雀无声，只听大挂钟滴答滴答地响着。另外便是大门外的爆仗声。爆仗结尾的几声巨响之后，接着是十二响冲天炮，轰得连门帘都直抖。炮声之后，站在堂屋右上方的张老管家乃拿着磬锤，在香案上的大铜磬上连敲三响，并高叫“拜天”。文孙乃掀起绸袍跪下；春兰也为莹莹拉好裙子，扶新人下跪。文孙磕了三个头。新娘则一直伏在地上，也点了三次头。拜天之后，又重复拜地一次。然后新人回房休息。佣人撤去“三牲”，换上祭祖酒席。还是由张老管家赞礼，先拜“远祖”，后拜“大像”、“祖考”——按生三死四的规矩，每唱一名文孙都磕四个头。

新人回房之后，撤去祭祖酒席；新夫妇再度入堂，拜双亲、拜长辈，然后才夫妇互拜。但是这是战时，双亲、长辈都避难去了，无长辈可拜。再者，这本是个不伦不类、不中不西、不新不旧的“订婚”仪式。订婚之后——正如郑奶和张管家所想象的——这批洋少爷洋少奶还要到“上海教堂”去披纱结婚的。所以这个“订婚礼”如何搞法，就谁也不知道了。今日这套仪式，是张朝奉和郑奶奶联合发明的。

原先大七少“祭祖”时，张朝奉曾叫了一班“吹鼓手”，临时被大七太取消。吹鼓手的喇叭一声未吹，白拿了钱。这次老张学了乖，就不用乐队了。因此遥拜双亲、互拜夫妇之后，仪式也就结束了，但是文孙向莹莹提议，再加一条“拜人”。莹莹默默地同意了。文孙乃大声说：“张老管家，在寒舍替我们已操心了三四代了。礼应受我们小夫妇一拜。”说着他夫妇刚跪下，便被老张赶来拉住了。

文孙又提郑奶奶奶，郑奶不在场，大家正要找郑奶时，张老也为她代辞了，并连说：“家里人嘛，都不必了！”但是文孙做出姿态，还是一一把名字叫出来，计有：杨师傅、师奶，涂师傅、师奶，张三爹，桂三爹……其下就被老张截断了。

这时老怪和屎嘴都已站在堂屋下廊，等着向少爷道喜。张管家也代少爷挡驾了，并说：“你们都在庄里搞了几十年了。老太爷的喜酒都喝过，喝毛哥儿的喜酒，就不必磕头了——吃喜酒去吧。”便把他们轰出去了。

其他佣人还要上来道喜，张也大声说：“不必了！不必了！喜钱由许朝奉发……”

众人离去，老张拍拍文孙，又向新娘笑笑说：“少奶，累了吧？”小和尚把水烟壶递给老管家，老张吸口烟便离去了。这场祭祖大典至此乃告结束，莹莹也正式就职做“少奶奶”了。

杯里乾坤

按照他们林家的传统，新婚夫妇，在拜天地、拜祖宗之后，二人还得在大堂屋吃一席“传杯酒”。这次文孙商请张管家和郑奶，把这项仪式免了。晚餐还是他们数人一起在姥姥的餐堂吃。不过张、郑二人都信佛，认为“拜佛”之礼不可免。文孙有点勉强而莹莹倒同意了。文孙同时又提出，传统的“看新娘”，和新娘的“装新”也一概豁免。相反的，由新娘来敬酒，“自己送给客人‘看看’”好了。

条件谈好，开始行动。新夫妇还是由两位师奶和春兰服侍，文孙并另邀姚先生、曹小姐做“傧相”一起出动。

“拜神”先从“后堂屋”供养的“文殊菩萨”开始。后堂屋在大堂屋之后，右边两间套房便是郑奶和小和尚的卧室。新夫妇去向“文殊”磕了头，莹莹并参观了郑奶的卧室，那儿简直是个小缝纫工厂。郑奶信佛很虔诚，那个小泥菩萨被她服侍得纤尘不染，香火不绝。

从后堂屋，他们又到内花厅拜“螺祖”；再到书房之后拜“观音”；上小佛楼拜玉“如来”，文孙笑嘻嘻地磕了头，而莹莹却伏地甚久，极为虔诚。他们又到花厅拜了“孔圣人”，到轿厅拜“钟馗”、拜“门神”，转大厨房拜“灶神”。

莹莹既做了少奶奶，理应主“中馈”。中馈便是管厨房——如此便是杨师傅的顶头上司了。所以莹莹到厨房时，杨师傅虽正在办酒席，忙得一身汗，还是来“打千”、“奉茶”。

原来这厨房甬道上有个小平台。台上有一副宝座椅和茶几。那是主妇监厨时坐的；但是文孙的妈一辈子只坐过两次——一次是当新娘；另一次是陪新娘，以长嫂身份坐了一下。这次是轮到这个“三少奶奶”了。莹莹坐在椅上喝了一口茶，谢了杨师傅，便从后门进入仓房。涂师奶陪着看了高低二仓，并说涂师傅三代看仓“未少过一粒米”。涂师傅也向少奶报告仓内还有稻米六百余担。新夫妇向“财神”（即仓神）行过礼，又从东水闸门，入“半耕门”，转入花园演武厅向“关帝”磕了头。莹莹并以盛装再度访问了老朋友老打圈，才回到姥姥餐堂，用点茶点，也够累了。

春兰替三奶宽了礼服，莹莹在床上小睡片刻，文孙和大余就来了，说今日厨房未开上客饭，只要到中下食堂去敬点酒，一天大礼就完成了。春兰乃又服侍少奶穿好礼服，郑奶又替新娘和傧相化妆一番，一行数人便穿过轿厅，站在门前石级上，春兰捧了个红盘子——盘子上有一把金酒壶和两个酒杯——站在新郎之侧；杨、涂二师奶，则立于新娘之后，男女傧相站于两边。

这时下客饭堂已挤得水泄不通，站着坐着的足足有五六十人，各持碗筷和酒杯，正在狼吞虎咽，厨房夫役四五人，用大木盘捧出大鱼大肉，无限制供应。右边中客饭堂亦有十来个人，包括老怪、屎嘴和许朝奉，正在喝酒吃冷盘，猜拳行令。众人一见新娘来敬酒，声音立刻小下来。许朝奉自席上走入院中，手持酒杯大声向众人说：“现在新郎新娘向大家敬酒！”众人也七嘴八舌回答说：“向三哥和三奶道喜！”双方举杯一饮而尽。饮毕，下客堂木栅内，忽有一壮汉大叫说：“三哥，来打个‘通关’！”引起全场大笑。

“老票！我不会推车啊！”三哥大声回答，也引起全场大笑。

文孙转身向莹莹说：“这位是李老票，李连发，是我的老朋友。”

“我们也要向新娘敬酒！”另一老农夫也大叫。一叫众和，震瓦欲裂。大家一面叫着，一面又自己大喝特喝，有的则坚持要新娘喝。文孙乃劝莹莹也干了杯。但是木栅内后排人又大叫，说他们看不见新娘。文孙乃牵着莹莹走下石级，穿过院子，先到中食堂门前向两位“三爹”又分别敬了酒，乃转身走到下食堂。食堂内太挤，文、莹二人乃拿了酒杯在木栅之外，缓缓走过向栅内人答谢。这样便惹起栅内骚动，众人挤看新娘，打翻盆碗酒壶，乱成一团。并有一位中年长衫客，拼命挤到栅边大叫：“三少爷，小人也要敬少奶一杯！”文孙叫莹莹举杯答谢。这家伙已有七八分醉，只顾看新娘，自己手颤不停，把满杯烧酒都倒入自己领子里去了，但他抢了些酒，还要来“敬三少”。文孙笑着说：“张老三，下次到你店内抽烟再和你喝吧。”

张三还尾追不舍，但他已被别人挤倒了。莹莹轻声问文孙，怎么又来个“张三”。文孙说他是柳和集鸦片馆的“烟掸帚”。

“鸦片馆？……”莹莹惊诧了一下。但人声太杂，隔栅人潮汹涌，二人也来不及多说了，乃由杨师奶领着走入“大厨房”。

大厨房内厨师厨夫正忙成一团。栈房、货仓、走廊之上都排满了大小不同的桌椅板凳，有几十个妇女小孩正在大吃大喝，看到新娘来了，大家一涌而起，把新娘团团围住，看头看脚，热闹非凡。最后还是杨师奶有权威，她怕那些满染油脂的手把新娘的衣裳摸脏了，乃举手隔开众人，把新娘抢救出来，送回小餐堂，才结束这场敬酒的波澜。

托上尉的农民组织

由于当了半天主角，演了几个小时真戏，莹莹想躺在床上，把紧张的神经放松一下，谁知文梅却走过来，坐在床边向她耳边悄悄地说：“小莹，你看到托教官没有？”

“哪个托教官？”

“我们队里的托教官嘛！”文梅说。

“那位教武术的托教官？”

“托其木上尉嘛，”文梅说，“他未向你打招呼？”

“我未看见，”莹莹诧异地说，“他在哪里？”

“他在下客堂喝喜酒！”

“你看错人了，”莹莹说，“我怎么没看见？”

“今天蒯大队长来了，你也不会看见，”文梅说，“托其木和我招呼，并叫我‘曹同志’，怎么会错呢？”

二人正在惊诧之时，文孙和大余走入房内，两位姑娘乃把这惊人消息告诉了文孙。文孙知道托其木上尉，但未打过交道，只听说他武术很好，如今他竟在下客堂喝酒，真是怪事；自己也殊觉失礼，乃把小和尚找来问问。

据小和尚说这“托教师”在此地“教拳”已教了好几个月了，“十天半月来一次”。他的徒弟们已组织一个什么“堂”，托教师便是“堂主”。

“什么地方教？”文孙问。

“演武厅嘛。”小和尚觉得三哥问得好奇怪。因为演武厅一向是庄中主人和庄丁圩勇练武的地方。以前庄中有个李好学教师，大七少和文孙都跟他学过“十二路弹腿”和武器。

“托教师住在什么地方？”文孙又问。

“安家，”小和尚说，“安五爹家。”

“他为什么不在庄里住了？”

“张老管家未请他嘛。”小和尚为托教师有点不平，又说：“托教师武艺高强呢。”

“他今晚还教嘛？”文孙又问一句。

“怎么不教？”小和尚更觉得奇怪。

文孙认为应去拜看他一下，并道歉失礼。莹莹和文梅更急于要去——因为她二人还是“上士学兵”，而托其木则是“上尉教官”，是队中的官长呢；平时大家都很熟络。

这时大厨房开来酒席，四人和郑奶匆匆吃了些饭，便要到演武厅去。郑奶只知道庄中新来个“教师”，他们四人要去“看打拳”。当他们四人一行要动身时，郑奶取出件丝绒里子的大红绣花“披风”，硬要莹莹披上，因为晚间花园太凉。文孙和大余也去换了便装，便一齐走向演武厅去了。

白手夺刀

当他们四人走到演武厅前广场时，看到托教师中等身材，大约三十五六年纪，穿着白衬衫、黑布裤、布鞋，腰中却扎一条足有三寸宽的皮带。皮带的铜头上雕着“福禄寿”三个大字。他手腕上扎了黑丝带，正在教一批青年农民摔“石锁”。这石锁大约有五十来斤。托教师抓住锁把一扭，锁在空中打个三百六十度的转，又被他抓住。

众人一见他们四人来了，便停止练习。托教师放下石锁来和文孙握手，连说：“向三少爷道喜！”文孙也抱歉“失迎、失敬”。托教师又走过来向“三少奶道喜”。

“托教官，叫我维莹嘛。”说着莹莹伸出手与托教师握手，使围观徒弟们惊异不置。

这时文梅、大余也走上去握手。大余与托教师本来就很熟，现在更是老友重逢。文梅笑着说：“托教官，今天要不是我看到你，他们还不知道您在这儿呢！”

“我未敢惊动少爷、少奶嘛。”托说。

“托教官，您是我上级领导同志，怎么和我们这样客气？”莹莹插句嘴。她这句话说得围观青年更是大惊失色。

“少奶，现在是在你林府上嘛。”托说着又转向文孙说：“今天喜酒吃得好饱，所以跟徒弟们到此地来练练，消化消化。”

“今天事先不知您在此，否则应为您开‘上客饭’呢！”文孙说。

“跟徒弟们一道吃，很好嘛。”托教师客气一下。

“我也学过拳，”文孙说，“上学了，就半途而废，以后也拜你为师。”

“岂敢！岂敢！三少爷好说！好说！”托谦逊地说，“我以后陪三少玩玩嘛。”

“三哥刀法也很好呢！”一位青年从旁插嘴。

“三少爷的哪路刀法？”托问。

“三哥会‘单刀破花枪’呢！”另一青年接下去。

“三少走两路让我们学习学习嘛。”托教师建议，众青年乃鼓动文孙，并把小鞑子推出来和三少一齐表演——小鞑子是三少的老搭档。

在众人起哄之下，小和尚也抱来了一些木头刀枪，文孙久未耍棍棒，也有点手痒，乃脱下皮夹克来向托教师“讨教”。

小鞑子和文孙对立，一刀一枪。二人抱拳行礼，煞有介事。礼毕小鞑子乃一枪刺了过来，文孙躲过，以单刀反击。小鞑子枪法不弱，文孙也刀法纯熟，二人走了几路，相当精彩。一次小鞑子一枪正从文孙胁下穿过，被文孙一刀劈得枪头着地。小鞑子正要抽枪时，文孙一跃而上，一脚踩住枪头。小鞑子用力一抽，全身失去平衡，摔倒地上。文孙再一跃向前，一刀指住小鞑子咽喉，全胜而归。

观众皆大鼓掌，小莹看得也大为得意。做了林文孙几个月的女朋友，不知道他还有这一手呢。

托教师也向文孙跷大拇指，说三少爷刀法非凡，大为敬佩。文孙亦颇为得意。

这时那些青年又鼓噪说托教师会“白手夺刀”，要三哥儿也和他“夺夺看”嘛。文孙颇有意试试看他如何夺法。这时天已甚晚，上弦月的月光很弱，马灯也不够亮，文孙叫小和尚点了一盏汽油灯，照得全场通明。托教师也同意“陪少爷玩玩”。但是小和尚他们都说“托教师不用戏台上的假刀”啊。青年们乃拿出一把雪亮的单刀来交给三哥。文孙试试，觉得这真刀太危险。莹莹也力阻，不许用真刀。但是观众都说没关系。托教师也说：“玩玩嘛，哪会伤人呢？”文孙才敢试试。

二人站好姿式，行礼毕。文孙乃轻轻地一刀劈过，托一闪，刀刚从他胸口滑下，文孙只觉手腕一麻，刀已不见了。托教师笑着把刀奉还文孙。文孙心中有点不服气，乃握紧钢刀，挥起左手反刃直刺过去。孰知钢刀还是自托某腹前滑过，只见他自己的右腕已被对方的左手握住，刀又不见了，二人却平行踩着弓箭步。文孙右腿与对方左腿相靠，刀却在托氏右手中，反手拿着，刀尖向上；二人姿式优美，颇像在演戏。观众连莹莹在内，都鼓掌叫好。

文孙二度失刀，心中更不服气，因为他怕钢刀伤人，不敢真砍也。第三度文孙就认真地一刀劈过，对方一跃，刀光距托某胸膛不及半寸。文孙跃向前去，反手又是一刀，飕的一声，也刚自对方腹部划过，相差毫厘——这时莹莹怕了，想叫他们停住，但惊慌中又叫不出来。其他观众也目瞪口呆——文孙杀得性起，追上去左一刀、右一刀，都只差毫厘，最后文孙不顾一切，大叫一声，并狠命自对方胁下抽刀向上劈了过去，对方哈的一声倒于地下，文孙扑了个空，又觉手腕一麻，钢刀自手上飞了出去，在天空翻转过来。这时托某却一跃而起，轻轻地接了过去。

文孙失刀后，看看手腕，知道刀是被对方踢出去的。二人息战之后，众人皆舒一口气。托教师把钢刀又奉还给三少。但是文孙还是不服气，说他怕伤人，不敢“真砍”。

莹莹这次吓坏了，乃跑上前去拉住文孙叫他不用再试，并叫小和尚把刀拿走。但文孙气喘吁吁，硬是不服气。托教师也走上来告诉莹莹说：“三少奶，我们耍着玩的。放心，不会伤人的。”莹莹惊恐地退下。

二人又取好姿势，这次文孙是决心认真砍杀了。他握紧钢刀冲向前去，不顾一切地杀向对方，但每次都只差分毫。二人一个没命进攻，非人头落地不止；另一个则扭转翻腾，使对方刀刀扑空。两人在空地旋回，只见刀光四射，不见血肉横飞。观众个个屏息以待，莹莹简直不敢直视，掩面哭泣起来。文梅抱着她也张目结舌，不知如何是好。最后忽听托、林二人同时大叫“哎呀！”，一声“玱琅”，托某向后倒下，文孙翻转身来，一记“虎尾脚”把托教师蹬出一丈开外，倒在地下；文孙亦失去平衡，摔倒在地，钢刀像滑冰一般从地面溜到对方去。

这一下把所有观众都吓坏了。莹莹含着眼泪跑到文孙身边去，见他躺在地下喘气。莹、梅二人乃蹲下抚摸，问他受伤没有。“我……我没有受伤……你们去看看托教师，他可能受了重伤！”

“这怎么可以？”莹莹哭出声来，反身去看托教官，只见老托坐在地上微笑，并说：“少爷未跌伤吧？”这才使莹莹破涕为笑，众人乃扶文孙站起来。文孙颠跛地站着，原来右脚上的“力士鞋”不见了。众人正在替文孙找鞋，只见老托站起来，手中拿了一只力士鞋，说：“三少爷的鞋，在我这里。”他同时也捡起那把钢刀，交给小和尚。大家在场边木凳上坐下。小鞑子和春兰送来细茶和糕饼，双方喝茶吃点心，才结束这场险恶的决斗。

这次文孙服输了。他指指老托，又跷跷自己的大拇指向莹莹说，托教官一个小指头就可把我打死。刀有什么用？

隐隐炮声

在这次决斗的检讨中，文孙始终不知那狠狠的一刀，砍得手颤心惊，却砍在何处。经托教师解释才知他每一刀都在对方控制之下。当那最后一刀正要起势之时，刀背已被对方捏住。老托把刀尖带向那个“福禄寿”铜牌。玱琅一声，刀劈在铜牌上一震动，持刀人功夫不足就松手了。老托乃“四两拨千斤”，利用持刀者的冲力，把钢刀摔向地面，刀就像滑冰一般从地上溜走了。托教师很欣赏文孙那一记翻身“虎尾脚”，认为那是顺理成章的一脚，只是踢者“桩功”不足，踢出既无力又虚空，所以他顺手接住，连力士鞋也给拿去了。

说着托教师并解下他那带有“福禄寿”铜钩的皮带让大家看。众人果见这铜字上沟痕累累，那一条“V”字形的新沟，在汽油灯下，闪烁发光，显然就是刚才文孙最后猛劈一刀的刀痕。那一刀如果真砍在老托的肚皮上，那就五脏开花了。

老托说得文孙五体投地，认为有机会一定拜老托为师认真学点功夫。托教师当然连说不敢。他们又谈了些时，文孙才知道老托原为国民党军第二十九军的武术教练，曾在喜峰口作过战。“七七事变”后，从北方退下，才加入“政宣大队”的。

文孙乃敦请托教师搬进庄来和姚大余同睡“上客房”，明日由大厨房开“上客饭”。托教官稍为推辞一下也就接受了。

这时已夜深晚凉，宾主乃互道再见，握手而别了。

莹莹惊魂甫定，乃死抱住文孙臂膀，寸步不离，并责怪文孙不应冒这危险和托教官“比武”。“下次我绝不许你做这样的事，吓死人了。”文孙也觉得不应该，以后要听孔老夫子的话，“戒之在斗”。

二人且谈且走，步度缓慢。文梅、大余私话无多，已走入水闸门了。文、莹还在缓缓而行，却见春兰抱了两件全新厚棉灰布军用大衣迎面而来，说是郑奶叫她送来，怕少奶受凉。此时夜深了，花园之内，也确实很凉。二人接过大衣披了，颇感温暖舒适，莹莹想到奶奶奶的照拂，真无微不至，心头回爱亦浓。

这时花园之内，钩月在天，夜凉如水，蛙声远近，好一个清幽环境。莹莹觉得她这天与文孙在一起温存的时间太少，此时此刻，正是二人谈情说爱之时，何不乘机躲避一下尘嚣？——她主张他二人也去划一段船。她这罗曼蒂克的提议，文孙焉有不追随之理。二人乃走到湖边，解缆上船。船上露水甚重，幸好有厚棉军大衣两件，二人相偎一铺一盖，的是安详。他们划了不远，乃放乎中流，任其漂荡。此刻万籁俱寂，二人拥于船上，何等陶醉！可是隐隐中却听出远处有隆隆之声，最初莹莹还以为是雷声；再细听，文孙知道是“炮声”，这炮声而且相当密集。当文孙告诉莹莹时，莹莹问这炮声有多远，文孙亦不知，但他想象可能是二三百里外，我军在向长江中敌舰开炮。莹莹未听过炮声，终究有点害怕。文孙正搂着夫人，善加安慰时，忽然间天崩地塌，大雨倾盆。二人吓得丧魂失魄，原来是一条大鲤鱼，不知为什么一下跳上船来，噼噼啪啪乱跳一阵，又跳到湖中去了——两人被弄得一头是水，哭笑不得。文孙乃划船靠岸，只见岸上有手电灯光，原来是郑队附在岸上巡逻保护，看到二人被鱼所扰，也觉好笑。

文孙问郑队附听到炮声没有，郑说：“台儿庄会战嘛，我们已听了几个月了。”

郑队附这样漫不经心的回答，使莹莹心中稍宽，也就把炮声忘了。

第三十七章　性之美

送房

郑队附打着手电把二人送进庄中。文、莹刚到姥姥小餐堂，本想众人已睡，两人还可像在防空洞内一样来偷鸡摸狗一番。谁知后厅内外，却挤满了农村妇女，大约有十多人，大家笑语喧哗，正在等他二人。一见二人进来，个个高兴——原来她们是来为新夫妇“送房”的。

文、莹二人这次祭祖，原意是“订婚”，谁知一家上下的看法则是“结婚”，一切照“花烛大喜”办理。结婚之后，他们再去上海披纱入教堂，那就不干他们的事了——一切有大七少先例，照办如仪。而七叔回庄祭祖时，文孙因在大考期间，没有返乡，不知仔细也。

众人簇拥着新人，穿过道、扶楼梯、上堂楼，直奔“三哥新房”。出发前莹莹瞥一下昨晚的睡房果屑遍地，一切凌乱不堪，也确实不能再睡了。按当地乡俗，新娘刚离去的房子，子午十二刻不许打扫，她也只好到“新房”去了。

二人一入新房，连文孙也为之一愣——那真是所谓“鸳枕鸯衾色色鲜，双燃莲烛照神仙。可知的是前缘矣，无所用其客气焉！……”

这两间他昨夜还睡过的高中学生的卧室，书籍凌乱，鞋袜乱丢，盒子炮、网球拍，随意乱挂，现在一切都不见了。屋内绫罗绸缎，银烛摇曳，红绡帐里，绣枕成双——完全是个豪华的新房。

连文孙亦不解的是前间房里放了一张帆布小床，床上堆满红纸金笺包成元宝形的各式糕饼数十包。内室则有红色三脚木盆，和金漆马桶柜，都是新娘的专用品……文孙想起“阿斗”所说的故事，不意自己失笑。杨、涂两师奶把送房众婆娘堵在走廊上；郑奶又替新娘化妆一番，乃单独开了后房门，从走廊另一端离去了。前房只剩两位师奶、两位姑娘（春兰和文梅）。这时涂师奶乃自后房搀着新人走到前门，由两位姑娘把喜点递给新娘，由杨师奶唱名，新娘亲手赠送。终把室内数十包糖果发完，众人才欢天喜地离去了。

涂师奶轻声向新娘说，这次她们不敢来“闹新”、“听新”了——上次被大七太用“蛮腔”骂了一顿，学乖了。

众人离去之后，杨、涂二师奶各向新人打千请晚安道喜，也离去了。文梅顽皮，也向莹莹学着打个千，二人抱着笑成一团，招招手也走了。剩下只有毛毛春兰一人了。

毛毛把三脚盆内打了温水，脸盆内也放了热水，前来请“少奶用水”。说后她低着头反手带关了门，退入前屋。新娘当然知道“用水”的意思，就遵命用了。一切妥当，新夫妇就预备上床了，莹莹乃打开门瞧瞧，却见春兰刚在帆布床上铺好被褥。春兰见少奶出来了，乃又走入内室，把剩水倒入一铅桶，提到廊外；自己又向新夫妇问声：“三哥和少奶还有什么事吗？”莹莹说谢谢她，没什么事了。春兰也请个安，反手带门退回前屋——她是在前屋守夜听候使唤的。莹莹心中不安，亦感尴尬不便。文孙乃叫春兰也下楼，回到她自己房中去睡，不要她侍候了。毛毛怕郑奶责怪，三哥只说声“有我”，毛毛就依依不舍地走下楼去了。毛毛去后，莹莹一下便扑向文哥怀中去，文孙想起阿斗的故事，不禁又大笑不止。

“二十更更”

文孙的新婚之夜，和老同学阿斗的新婚之夜，虽同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中国农村举行，他两家却有截然不同之处。阿斗装的旧瓶旧酒，一切是按照大清帝国传统，老规矩行事。送房的亲友和职业化的伴媪离去之后，阿斗最初只敢对他新娘“毛手毛脚”一番，然后才渐入佳境。

林三少的新婚之夜，则是旧瓶装新酒，一切没个规矩可循。半个钟头之前，他二人还不知道今晚可“携手入洞房”呢。他最初只想乘着黑夜在小船之上“毛手毛脚”一番便算了。想不到雅兴被炮声打乱，又被大鲤鱼捣了蛋。

扫兴归来，本想乘众人熟睡时，来偷鸡摸狗一下，谁知竟被公然拥入洞房——真正变成莹莹所一直梦想的“鲁滨逊”——真是喜出望外。

二人自离开张家花园“洞房”之后，已逾四十八个小时，这次重入洞房，真是新婚不如久别。未及宽衣解带，二人已拥吻难分。再者在一个黑洞木架之上卿卿我我，那木板摇摇晃晃、吱吱呀呀，究非红绡帐里、银烛光前，绣枕鸾衾可比。一个未施脂粉的上士女兵和一个遍身汗臭高中学生的偷鸡摸狗，与一个遍体香粉、熏人欲醉的赤裸美人和一个玉郎似的公子哥儿相拥相抱，其情况自然亦有不同。

绣枕金猊，被翻红浪。此时无声胜有声，二人相拥，一言未发。温馨之情，人皆有之，不必细叙。只是食色虽是人之常情，然人之与性，却各有不同。反应有别，欣赏亦异。《麻衣相》书上说：“眼如秋水，男女多淫。”但是此人此世，眼不如秋水，又怎能成为“美人”？生为美人，又怎能不淫？孔老夫子说，“以礼节之”。淫于众人，如焦大爷所说，“爬灰的爬灰，养小叔子的养小叔子……”则为乱伦滥交。然淫于一人，难舍难分，岂不正是夫妻恩爱，有何足异？

莹莹本美人胚子，当金环告以叫床幺二的趣事，这位黄花少女，以叫床为不可解。谁知今日，她自己洞房花烛，竟然也有言难忍。她拥住情人呻吟之外，哥哥、心肝、宝贝诸种情话艳语，亦欲停不止，如醉如痴如狂如呓，其声亦竟达于窗外。

文孙怕窗外有人“听新”，欲以舌尖堵其呻吟；并暗告莹莹，恐窗外有人偷听。而莹莹则半醉半醒，两手揉碎床单，切破郎君腰背，呻吟着说：“文……文哥呀……我顾不得……许多……了……”文孙亦搂紧娇妻，把个美人的颈项腮唇，咬得不成人形。二人滚动不停；要不是铜床太大，铁腿太牢，他二人恐怕早已滚入地下，或干脆把床拆掉了。双体摇曳经时，气喘力竭，才停了下来，相拥而卧，余韵未已。

文孙乃告诉夫人说，一次他以小地主身份，带了许朝奉、李老票去实习“收租”。老票告诉他一歌诀，叫“二十更更，三十夜夜，四十单双，五十星期，六十月月，七十季季，八摸九看十叹气”。

莹莹不懂其意，文孙解释之后，二人乃相拥笑成一团。

“文哥，”莹莹笑着说，“我要守到你‘叹气’为止。”

二人披衣下床，喝了些参汤、细茶，吃了些果点，并洗涤一番，文孙在灯下，看莹莹愈看愈可爱，不觉拥之入帐，二人又“更更”起来，经验愈积，花色更多——真美不胜收。

古人形容赏心乐事，莫过于“洞房花烛夜，金榜挂名时”。至于“金榜挂名”乐在何处，林三哥儿尚有待体验。但是“洞房花烛”之乐，他今宵是体会得淋漓致尽了。

春宵苦短

二人都是“更更之年”，情多夜短，除间歇蒙眬之外，等于通宵未眠。两情游兴方酣，已闻鸡声远近；接着便听到园内、屋角、墙头，甚至窗台之上，百鸟争喧。尤其是百灵对唱、黄鹂相呼，郭连环的口技，终是不能相比。二人拥听鸟声，再相摩相嘘，更增陶醉。不久红日当窗，直射入红绡帐里。暮春朝阳温暖无比，这阳光愈射愈热，热得使二人推掉棉被，裸拥于床，欣赏其难得的日光浴。

原来林家这座庄园，并非坐正北、朝正南。古代中国，只有宫廷、官署、庙宇可有此方向。南面而坐，只有活的皇帝和死的菩萨，才可如此，否则便为“大逆”。所以林家这座方形庄园，非向正北正南，而是偏向东北西南。文孙的新房，位于东楼之上，暮春季节，阳光自窗前直射，为时甚久。文孙之于莹莹，虽偷鸡摸狗经月，但是在阳光照射之下，遍观裸体美人，今朝还是第一次。

隔着一层薄薄的粉红帐幕，阳光射入，更显其柔和温暖。日光和煦、春意融融，文孙坐起细看惺忪美人，愈看愈难自持——温柔乡是英雄冢——任何柳下惠亦不能无动于衷，何况是个发育期中热情如火的青年！这时莹莹运动终宵，在朝阳之下已有睡意，眼角流酥，声音柔媚，尤使文哥爱上心头。他不觉俯身下去，从发鬓到眼耳口鼻，到腰臂乳臀……到足趾脚心——在朝阳之下、锦被边缘，吻半睡美人——新郎吻了她每一方寸，也检查了每一方寸。任郎随意吻！只是在最酥痒处，莹莹才柔声一笑，作出反应来。

这是文孙认识莹莹后，第一次为她作周身检查，他自觉不可想象——莹莹自踵至顶，白如羊脂不谈了，周身竟无一痣一点一疤。只是后颈发际有一颗小红痣，这似乎是造物者为她这翠刻玉雕的胴体上，镶上一粒小红豆。文孙把她翻过身来，仔细端详，愈看愈美。这块玉雕美人，如少掉这颗小红豆，岂不美中不足？上帝的美感，究竟远胜凡人啊！文孙为之嗟叹不已。

文孙遍吻之余，又想起杭州一家鞋店的广告来。那广告上说，如有任何男女，双足上无一疤一痣，该店便奉送免费上等皮鞋一双。广告经年，竟未送出一双皮鞋，想不到今日自己夫人竟有此领鞋资格。

他把莹莹抱在怀内，告此故事，莹莹惺忪地说：“那我去领去……”她仍有睡意，乃问文孙什么时候了。文孙略掀蚊帐，看钟不过八点十来分，为时尚早，这时阳光已退，床内微凉。二人又把丝棉被盖好。文孙摸她吻她，不觉兴致又起。郎既试探，妾亦有心。二人不免又燕好一番。虽强弩之末，仍余味泱然。事毕乃相拥而卧，梦乡更甜，还管他今日何日，今世何世？

梦醒之后，投桃报李。文孙尚有余梦，而莹莹已全醒。她细看枕边人，亦愈觉其可爱，爱到绝顶时，莹莹也吻郎不止，终于吻得郎君再度瘫痪。半醒之中，文孙也问莹莹，什么时候了。莹莹欠身掀帐门一看钟说，八点十五分了。“什么？”文孙一惊而起，说，还是八点钟？乃跳下床去，一看桌上手表，已下午三点十五分了。停了的钟，耍了个大乌龙。

“败家媳妇”

二人穿好内衫，文孙打开房门，只见春兰坐在走廊边，守住一炭炉，烧了整铜壶滚水待用。春兰未多说话，便把面盆木盆都装了水。另用小壶井水装了漱口杯，取走床上毛巾杂物，铺了床便径自下楼去了。

文、莹盥漱方毕，郑奶便来了，小和尚随着提拿发具，郑奶乃替莹莹梳头。莹莹自觉一夜未眠，镜中应疲惫不堪。谁知大谬不然，经郑奶打扮之后，对镜自窥更如牡丹带露，较昨日更为艳丽，乃把文孙唤入内房，在镜中共同欣赏一番。

“莹啊，”文孙说，“你比昨天更漂亮呢！”

莹莹未作答，郑奶却接过去说：“哪个三朝新娘不比出门姑娘漂亮？——女人是花，男人是雨露呢！”

郑奶说得一本正经。莹莹想到一夜未眠和晏起之事，脸反倒红了起来。

这时春兰又捧来热茶和点心。文孙问梅姑娘在哪里，毛毛说在“四老爷房里”，文孙乃叫春兰把茶点等物再捧下楼，大家走向姥姥房里去。

莹莹看到文梅，自觉有点脸红，倒也把实情告诉文梅说为“闹钟所误”。并问大余在何处，文梅说文孙未起床，大余不敢进来，在外花厅和老怪和屎嘴三爹、托教官一起吃“上客饭”聊天。

这时厨房又送来些鸡汤面和馄饨，文孙叫小和尚去请姚先生来一同喝下午茶。不久大余便来了。莹莹见了大余，有点面腼，乃找点话谈谈，说他们昨天祭祖时，怎么未见到大余。大余说他站在文孙之后，穿了长袍、背心和一些“听差”站在一起，莹莹就未说了。

文梅也问起大余和老怪、屎嘴在一起，学到些什么。大余说，屎嘴真是名副其实的屎嘴。他屎嘴乱说，谁听他的呢？

“屎嘴三爹说些什么呢？”莹莹敏感地问了一句说。

“没有说什么！”大余说。

大余的吞吐其辞，益发使莹莹感到不安，连问屎嘴三爹说些什么。大余说，屎嘴认为拜堂时间是三少爷自己订的“酉时上三刻”，要是他，他就订“酉时下三刻”。下三刻天已黑，灯光更亮，将来可以多生几位好姑娘。莹莹听了将信将疑，也就未问了。

其实这完全是大余编造来哄三奶的，他知道莹莹迷信，他既然脱口说了错话，所以就编个故事来弥补一下。大余今天已和屎嘴吃了两顿上客饭，因为文孙未起床，不便擅入内宅找文梅，乃和屎嘴聊了几个钟头。屎嘴说老爷有口头吩咐要他替文、莹二人排个八字。他排了，但发现两命，八字全冲，既然冲克过当，姻缘不会超过三个月；有子亦不能留。新妇是个“败家媳妇”。所以拜堂时刻，老爷原请他来“排”，他觉排亦无益，三少亦不信这套，就由三少自己订为“酉上三刻”了，“酉下三刻”可能稍扳点运气，上三刻就只有更坏了。

大余对这套，半信半不信。因为屎嘴讲得太“绝”，所以才脱口而出。如今他看小莹如此认真，所以才编个故事来骗她。但小莹也不是笨人，知道大余话后还有话，所以总是怀疑不绝。

职权初试

在大家吃面之前，张管家曾派人三番两次地找三少到账房去，有事要相商。文孙扒了几口面就去了，所以未参加他们谈话；小莹多希望文孙能为她释疑解惑啊。所幸文孙不久就回来了。原来老管家奉命问三哥此次祭祖返校要带多少现款和金银，因据报时局不稳，县城都在“疏散”，刘朝奉家的和女儿小毛姐都被送回乡间来了。万一有战乱，老爷怕大家跑散，要文孙多带点硬币在身边。老管家已为他预备了一两千硬币和二十两黄金。文孙认为太多，带到学校没处放，所以只拿了两百元硬币，和两只金镯，一大一小。

他预备叫莹莹和文梅各在膀上套一只金镯，并各带二十元硬币，他和大余则各带八十元现款。

张老管家要文孙签了收条，便把钱和金镯，交给他了。文孙沉甸甸地拿回来，觉得是好大累赘。取回之后，文孙就照原计划实行了。他要莹莹拉起袖子，便把一只小镯套到莹莹臂上，果然天衣无缝、不大不小。他又要文梅如法炮制，这只老镯，嫌大了一点，但也马虎可藏。

“富贵不离其身！”大余笑着说，“以后你们跑到天涯海角，都不要卷袖子！”

文孙又把二百元硬币，按原计划分了。只是硬币太重，文孙乃请郑奶为四人各缝一个钱袋围在腰上，以便随时取用。

莹莹对文孙这位无肠公子，如此轻财重义，不以为然。她怕金银藏在别人身边，一旦有急恐怕取不回来——但自己是新媳妇，未好多做主张，只想等个机会向文孙解说。

四人吃完了面点，分了金银，乃商议明日回城销假上班和返校。文孙和大余都认为那四部单车要重新修整一下，始能再上长途。二人乃带了小和尚、叫了小鞑子，一同把单车推到书房前平台上去修理。

文孙、大余去后，莹莹颇感不适。她对文孙在情感上已到寸步难分的程度，离开了他便神魂无主，恨不得相依相偎，终此一生。

再者自文孙去后，莹莹竟渐感不适，作呕作坠，然又呕不出、坠不下，竟至面色苍白，为郑奶发现。但是莹莹个性倔强，坚不承认有病。可是终因四肢无力，在文梅、郑奶劝慰之下，她同意在姥姥房内设一藤躺椅，躺下休息。春兰并为她装满了一个带有绣花绸套的橡皮热水带，抱在怀中取暖，以防止呕吐。

文梅今早无事曾与郑奶、春兰闲谈县城中生活，并谈莹莹为失兔失鸭痛不欲生之事。这时郑奶为使莹莹高兴，乃暗派佣人叫春兰父亲送来两只雏鸭以娱新人。当莹莹看到两只小鸭时，果然钟爱备至，病情顿减。这两只小白鸭，刚会下水，春兰乃取一木盆装水，放于躺椅之旁，让两只小鸭在其中嬉游。春兰、文梅和庄内一些年轻女佣也都被叫来，陪少奶说笑，诸多奉承，竟使一位平凡的莹莹，自觉真是做了少奶奶了，真想把涂公主也请来谈谈。她知道涂公主爸爸，也只是个开香烟店的，姓属四大家族，她并不知道四大家族的生活方式呢。

当诸位少女正在戏鸭、逗少奶欢笑时，忽然春兰来报，说郑队附正领着守庄保安队官兵来向少奶“谢赏”和“辞行”。据说庄中保安队已奉专署保安总队密令，于三天之内向“二郎庙”集中，听候调遣。

春兰正说着，已听到巷中整齐的脚步声，和郑队附所喊的“一二一……一二一……”口令声，众姑娘自窗中外看，只见小和尚背了只大铜号，走在前面。郑队附叫着口令，后面有十来个士兵，操着整齐步伐，自巷道转过道，走入对面走廊上，整齐地排列着。郑队附叫了“立正”、“向左转”，来向少奶“谢赏”。那过道上也挤满了一些看热闹的妇孺。

在此情况下，莹莹无可选择地只好自躺椅站起，郑奶又为她整了整头发和脂粉。春兰在小餐堂前打开门帘，让少奶走了出来。莹莹原是演员，颇有“台风”，如今抱着个绣花热水袋自帘后走出，真明艳照人，使过道中观众面面相觑；阶上士兵，亦互视以目，面露惊讶之色。这时春兰放下帘子，侍立一旁，真和京戏舞台一模一样，文梅等则躲在窗后偷看，对小莹风度亦称羡不已。

少奶方站定，郑队附乃叫口令，“立正”、“掌号”。小和尚乃举起大铜号，呜呜地吹了两下，吹不出调门来，引起过道中观众大笑。有些少女则一面笑一面说：“小和尚，打烂了，打烂了……”

“打烂了”是乡中灯节中的术语。凡是唱歌的，唱了一半，唱不出来了，就叫“打烂了”。小和尚以前在灯节中，初学唱“挑花灯”，就“打烂了”多少次。

这次小和尚学吹号，又开始“打烂了”。郑队附示意叫他再吹，小和尚又呜呜两声，还是“打烂了”。

郑队附没办法，只好开始第二个节目：“敬礼”、“演说”。

当郑队附叫全军“敬礼”，莹莹抱着个绣花热水袋欠身答礼时，真是仪态万千。这儿如果是个大舞台，保证欢声雷动。郑队附叫“礼毕”之后，他自己就演说了。

郑队附仰望天空，大声朗诵，说：

“这次少奶回庄祭祖，我们弟兄们努力保护，抗日救国，层层节制，本是犯着围的事。蒙少奶重赏，犒赏三军，本队附……”

这时各士兵、众观众，都在静听演说，忽然有个小女孩在大叫说：“妈，新娘在哪里？”郑队附演说突被打断，不觉怒目而视，急说：“把她抱出去！”只见一个少妇，抱着个小女孩，并堵了她的嘴，自人丛中挤了出去。小女孩去后，郑队附乃继续演说：

“……本队附和弟兄们，对少奶赏格，都感觉零涕。追随打倒列强、打倒鬼子。弟兄们奉命三日内到二郎庙集中，集中回来，再保护少奶，请少奶训话——完了。”

文梅在窗后听郑队附演说，早已自己堵着嘴笑破肚皮，而莹莹则仪态端庄地站着静听不动。当郑队附请她“训话”时，莹莹只略说此次随文孙回庄，劳动了众同志弟兄、队附、师傅、师奶，甚感不安。郑队附和众兄弟虽暂去二郎庙集中，但是抗日救国是不分地区。希望众弟兄不要以我们安全为念，大家一致专心杀敌救国才好。谢谢诸同志的盛情。

莹莹说着眼一瞥，似乎许朝奉也挤在过道观众之中，莹莹乃问：“许朝奉，在这儿吗？”

许朝奉忙自人丛中挤出，问：“少奶有什么吩咐？”

“许管家呀，”少奶吩咐说，“郑队附的弟兄们就要开拔了，你今晚开一坛‘陈年花雕’，慰劳慰劳他们。”

许朝奉连声说“是”。众士兵也目目相觑，喜形于色。

“许朝奉。”少奶又叫一声。许又连声说“是”。

少奶说：“你也可多开一两坛给厨房师傅们、庄中伙计们一起喝。”

许朝奉又连说“是”。

少奶乃转身向郑队附说：“你的弟兄们也辛苦了，回去休息吧。”

郑队附也连声说“是”。接着他便叫：“立正……敬礼……掌号！”小和尚还是“打烂了”。

少奶微笑欠身答个礼，就结束了这场表演。

杨小芬的妈妈

军队自厅中开走了，文梅和众姑娘，打开帘子，一冲而出。文梅把莹莹抱住，连说：“台风极好！台风极好！”莹莹也笑着说：“想不到到文孙家来，还要继续演戏。”

“少奶手头太大了，”文梅又笑着说，“人家拍你这点小马屁，你就赏了三坛‘陈年花雕’，你知道陈年花雕在‘贸易公司’一坛值多少钱？——五十块呢！怪不得屎嘴三爹说你是‘败家媳妇’呢！”

“你看那巷子里多少坛？”莹莹说，“我送掉三坛不算多吧！”

“共一百五十块钱！”文梅笑着说，“关我一百五十个月的饷。”

莹莹一算也确是太多，但戏已演出，又无法收回，只好将错就错地说：“我倒想涂公主也来看看，看我会不会花钱！”莹莹念念不忘文梅转告她涂公主所说的话。

“涂秋薇总有一天会听说的。”文梅说。

“梅姐，”莹莹又问，“屎嘴三爹什么时候说我是‘败家媳妇’？”

文梅一听自知失言，当大余偷偷把这话告诉文梅时，叫文梅千万不能讲。谁知文梅大嘴巴，心直口快，一下就说出了。所幸她头脑快，很会转变，乃说：“小莹呀，你少奶奶才当了一天，一下就‘赏’掉我们一百五十个月的饷，还不是‘败家媳妇’呀！——屎嘴就看中你这‘省长小姐’会花钱。”

文梅说着，莹莹心中也确实后悔：“演假戏演惯了，怎么演真戏也这么干呢？……”想着心疚之至。

“哎哟，”文梅说，“做就做了嘛！我想文孙听到一定很高兴。”

“他是会很高兴的啊，”莹莹说，“但是我就要改正他三哥儿的作风——你知道我买根油条都上账……”

二人正说着，莹莹的腿忽然被一个小女孩抱住，大叫“新娘子”。但她很快就被她妈拉开了。莹莹一看那少妇是杨师奶的媳妇，那可爱的小女孩，显然就是她的女儿，杨师奶的孙女。莹莹忙蹲下，把小女孩拉过来，问她道：“你叫什么名字？”

“毛毛！”小女孩清脆地说，说着又跳。

“毛毛要不要做我干女儿？”新娘问。

“要！”毛毛答得更干脆，答了又跳又答。

“那你就叫我干妈！”

“干妈！”毛毛叫着一下就扑过来，让干妈抱着。干妈抱起毛毛，毛毛得意之至。

“老脸皮厚的。”毛毛的妈羞着她，要把毛毛接回来，毛毛不肯。干妈乃把她抱回房内，坐下放在腿上，拿糕饼给她吃。

这时梅姑娘在一旁，也问毛毛说：“毛毛我也做你干妈好不好？”

“不要！”毛毛说得好干脆，一下把干妈抱住说，“我只要她！”

“你看这个小灵精，好会拍马屁！”郑奶在一旁笑着说，“那么少奶奶你就认着吧。”

这事弄假成真，反倒使莹莹为难起来。毛毛的妈几次要抱走她，毛毛都抱住干妈的脖子，死不肯走。莹莹想取一块钱给她做认亲礼，心中又怕数目太大，惹文梅批评，做“败家媳妇”。莹莹心中正在忐忑不定之时，文孙忽然回来了，对莹莹真喜从天降。

文孙问明了原委，乃向毛毛说：“你认她做干妈，那你就得叫我干爹了！”

“干爹！”小鬼灵精，张开膀子大叫一声。

干爹乃把干女儿抱过去了。

“老脸皮厚——不要脸……”毛毛的妈，一直在骂她。

干爹把毛毛抱到梳妆台边，开了抽屉，取了五块龙洋交给毛毛说：“算是干妈干爹认亲礼吧。”

毛毛未接住，哗啦一下，五块袁大头被摔在地上乱滚。毛毛慌了，挣扎着脱离了干爹怀抱，到处去追钱。众人已把钱捡起，要交给毛毛的妈。毛毛的妈死不肯收。

在这段时间，消息早传到大厨房，杨师傅、杨师奶都赶来了。杨师奶也认为不能收，但是杨师傅倒大方，说：“三哥儿出世的‘红蛋’还是我煮的呢！收下罢，叫毛毛向干爹、干妈磕头。”

这时毛毛正在喂小鸭，早把干爹干妈忘记了。但她怕爷爷，爷爷叫她向干爹、干妈磕头，她都磕了。磕过后马上就躲到妈背后去，死不出来。

杨师傅又叫媳妇向干嫂请安，媳妇还不知如何是好呢，莹莹抢上拉住她说：“我们今后是姐妹了。”

杨嫂脸红到脖子——两家从此就是干亲家了。

第三十八章　不堪回首

命运上的矛盾

莹莹做了新娘，虽然睡到三点多钟才起床，但是还是很累很困。昨天太紧张了，人人都知道、都很体恤，夜间她也几乎彻夜未眠，那就只有她自己才知道。

今天她一天胃口不好，虽然大厨房把山珍海味、饱饺点心不断送来，那都给一些佣妇吃了，虽然文梅和大余也吃了不少。文孙建议她到花园去，再骑骑老打圈，莹莹也说没精神。她多喜欢老打圈啊。她说六月之后，他们如搬回来住，她将天天骑老打圈，并不惜搬去与老打圈同住。“你不吃醋吧？”莹莹撒娇地说。

“老打圈也是位老太太，我吃什么醋呢？”文孙说着笑起来。

“老打圈老了怎么办呢？”莹莹问。

“他们会偷偷把它杀掉当牛肉卖。”文孙说。

“人类怎么这样残酷呢，文哥？”莹莹几乎哭出来。

“将来你回来做少奶奶，他们就不敢了。”

“文哥，”莹莹恳求地说，“将来我俩来为它盖个养老院，好不好？”

莹莹一面与文孙聊天，一面又和干女儿及春兰喂小鸭，和文梅谈笑。她自觉自己逐渐变成宇宙的重心，是一大堆男男女女——包括文梅和大余——奉承的对象。她自己虽丝毫未变，但是她发觉进入一个社会，在这社会里由几乎被卖为娼的基层，爬到了上层中来。莹莹迷惘了——想到明天会回到政宣去，又是多么悬殊的矛盾。思前想后，她只想永远和文孙在一起，当个恩恩爱爱的小学教师——那又怎么可能呢？想到昨夜的炮声——今日虽在白天亦已可隐隐听到，并听说庄中和四围农村都新到些难民。小乱入城，大乱入乡，据说是“县城”里“疏散”出来的。问起托教官，听说午后他自己挑着简单行囊走了。莹莹心中何择何从，尤觉不安——她曾三度自杀未遂，久历沧桑，心灵多脆弱啊。

晚餐开出了，还是圆桌酒席。但杨师傅特地为少奶预备了小米稀饭，莹莹只吃了些小米稀饭，油脂未沾唇，就放下筷子了。

小霍的爷爷和爸爸

夜阑人静，二人虽然还是更更有爱，但已远不如昨夜之狂热。加以睡在床上，亦遥听炮声隆隆，剧烈时，窗上玻璃竟为之震动作响，难免使新人心悸。文孙调好闹钟，并在床头放个“问表”——这问表是在人睡梦中，无须睁眼，只用手一按，它就可报出几时几刻，不碍睡眠。文孙又把一支心爱的三号驳壳放于枕下，使莹莹惴惴不安。文孙告她这是战时，既然当了兵，就不该怕枪。机械是不骗人的，他这手枪，子弹既未上膛，保险机亦扣好，绝无危险——他将来一定要训练夫人使用防身。莹莹也就被说服了。

在隐隐炮声里，二人还是颠鸾倒凤，恩爱无比，时醒时睡，直至晨鸡报晓；不久便被闹钟闹醒了。当他二人盥洗完毕，郑奶还含泪为莹莹梳头，并自姥姥首饰箱中取出一镶钻瑞士手表，迫莹莹戴上，莹莹坚持不要。

“四姥姥又不结婚，”郑奶说，“无儿无女的，将来这些东西都还不是你二人的吗？先用一两样，有何不可？”

文孙也认为郑奶的话是实情，也迫莹莹接受。郑奶擦擦眼泪就给莹莹戴上了。四人军服也经郑奶洗过、烫过，甚至改过，穿上焕然一新。早餐既毕，莹莹才知道文孙曾招呼扎好两顶青布小轿，让莹、梅二人乘坐。文梅知是陪莹莹的，不敢推辞，莹莹则坚持不要——这是文孙体验出夫人个性执拗的第一次。当郑奶她们还在劝说时，文孙是位马虎的人，就主张算了，还是四人一同骑车返城。

万事齐备，春兰又用竹筐装好两只小鸭，挂在文孙车把之前，由小和尚等把车子推出门外时，小和尚、郑奶、春兰都哭成个泪人儿，连来送行的干女儿毛毛也哭着死抱着干妈不放，莹莹亦洒泪相陪。最后还是杨师奶含泪把毛毛抱走，四人才能动身，大家洒泪而别。

轻车熟道，一忽儿便已到了堤上。四人回头一看，送行者还站在竹园之外挥手。莹莹站在堤上回看这座她住过三天三夜的“家”，不觉一阵心酸，拉住文孙痛哭了一阵。

这时春水大涨，水面离堤顶不过三五尺，一片汪洋。桥已被抽去，代替桥的是一椭圆形的硕大渡盆，盆边写着“林放鹤堂义渡”六个大字。这盆两端有藤圈，套在一条横跨大河的长竹缆之上，由一个持篙的大个子中年人来回撑着“摆渡”。一盆可容十余人，那一边待渡的人群很长，据说都是城里疏散出来的，这一边则较少。

摆渡的大个子，满身是汗，与争渡的人也吵个不停——他要一个铜元一个人。有人认为既是“义渡”就不应收钱；有的则争先恐后，不守秩序闹成一团。

这大个子一看到文孙，便拿篙子拦住众人，要文孙等四人专渡过河。有人不服，但有人看他们穿的是军衣，也就自动让路。但文孙力主先来后到地轮班过渡。

“三哥这是你家的渡船嘛，”大个子嚷着说，“你花烛大喜，我婆娘去了，我要撑船，未能去磕头。”

文孙乃替莹莹介绍说这是“霍大爷”。

“少奶，我叫霍大个子、霍大盆。”这时船已装满，大盆撑了过去。

这盆来回撑一趟要十来分钟，待渡期间，莹、梅二人看到两只小鸭在笼中狂跳，二人以为它们要喝水。莹莹乃打开笼子，各人抱了一只出来，让它们到河边喝水。谁知莹莹刚弯下身躯，那小鸭便一跳，莹莹未捉稳，它便跳入河中，顺流而去。文孙在一旁看了，爱莫能助，觉得又可笑又可怜，而莹莹则哭了起来。大余说，不如让它俩一道去吧！“一个太孤单了！”文孙也认为有理，乃把另一只小鸭放入激流中去，两鸭呱呱，已相去数十丈了。

莹莹为大余一句话所触动，掩面泣不成声。文孙安慰她说，回城再向谭志平要一对，乃牵着莹莹渡河过去。谁知经此伤感，在渡上又被人乱挤一通，莹莹上岸便头晕欲吐，旧疾复发，不能行走，把三人都弄慌了。

文孙不得已乃高声问霍大盆：“你家有人吗？”霍说都在家。文孙乃主张先到霍家休息一会儿。四人狼狈地循着田埂，把车子推了数十丈便到了霍家。霍家只有两间草棚，一间睡他夫妇，另一间睡盆。两个孩子则睡在盆内。如今盆在水中，孩子们就没得睡了。

众人走近草棚时，霍妈便迎了出来，向三少奶磕了个头道喜，莹莹忙跪下答礼，并扶霍妈起来。霍妈衣衫褴褛，头发蓬松，简直不像个人。两个孩子一男一女也瘦削褴褛不堪。见客人来了，二人则躲于一株枯树之后，那大眼小男孩，一面笑一面叫“女兵，女兵”。

文孙问奶妈，能不能让少奶在床上歇一会，又问她有没有粪桶。霍妈说，盆被大盆拖走了。没好床可睡，她和大盆有个“地铺”，没有粪桶，棚后只有一个粪坑。莹莹这时已不能站立，文孙乃弯着腰，把她扶入棚内地铺躺下，文孙则坐地陪她。足足有半个钟头，莹莹才恢复健康，要大家再继续前进。文孙想回庄要顶轿子，莹莹执意不肯，并说一切都恢复正常了。文孙乃送给奶妈两块钱，霍妈又要磕头，终被莹莹拉住了。

四人离开霍家，乃继续推车，回向上县城大路上去。

永别

文孙一行这次回家再返学，为时不过三日，然世态变迁，路途险阻，竟如隔世。三天之前这条古驿道，尚平坦畅通。孰知三天之后山上竟春泉四溢，到处不是徒涉，就得摆渡。他们来时，山花满径、野鸟争喧，行人稀少。他们回城之时则熙熙攘攘，路上男呼女叫，四处拥塞，骑车前行，简直是逆水行舟；他们宁愿舍车步行。每问来人，都说是城中官府强迫疏散。文孙一面推车，一面要招呼莹莹，真辛苦无比。尤其是腰际八十硬币缠着，不良于行。文孙乃解去钱袋，放入衣包，两手推两车而行，以减轻莹莹负担。莹莹时时作呕，三步一停、五步一歇，惨痛无比。

“莹啦，”有时文梅偷偷问她，“你是不是有孕了？”

“胡说，”莹莹嘴很硬，说，“结婚才两天，哪就有孕呢？”

文梅羞了她一下说：“恐怕有个把月了吧！我表姐怀孕，就是这样。”

莹莹作贼心虚，乃把文梅的话偷告文孙。文孙惊喜之余，乃怪她今早不该不坐轿。然事已至此，夫复何言？文孙不得已乃陪她尽量休息。直至红日衔山，他们一行才挨到县城北门，谁知北门已关闭。据出城难民说，只有南门尚可出入。他们乃绕道东门车站。一到东门，他们才知事态严重，因为公路上，溃兵难民，相逐如潮，儿啼女叫，纷涌南逃，拥挤不堪。

北上军火卡车，亦无法前进，被迫停于路边。他们一行四人，好不容易，才挤到南门附近。只见路边有二十多个自前线退下的溃兵，衣冠不整、武器不全，还有两部单车架在路边。文孙想过去问问他们前线的情况，但是还未举步，忽见他们蜂拥而来。不由分说，一下便把他们四人推倒于地，抢了单车，又蜂拥而去。文孙和大余立刻爬起，追了上去，那有何用？他们人多势大，又有武器。文孙追了一段，只见后排溃兵回头笑着对他说：“骑到武汉就还给你！”乃扬长而去。

四人这时正怒不可遏，忽听有人在叫：“敌机！敌机！”四人掉头一看，果见三架低飞敌机，排成一线，自北而南，俯冲而下。首先见那三部军火车中弹爆炸。

文孙等四人乃夹于人群中，一头栽下公路边，只听三架敌机，机枪齐发，公路上烟雾弥漫，像煮沸了的开水一般。文孙眼一瞥，看那二十来个抢他车的溃兵，至少有一半中弹倒地，六部单车也被打翻在地上或滚入河里。

这三架敌机共有重机枪十五挺，发射起来，简直等于三四个重机枪连，临空而下。它们飞过不久又掉转头来，枪声辄辄，凌空而过向北飞去。文孙等四人，幸好都躺在路侧，莹、梅头上皮破血流，然无人中弹。

敌机去后，他们爬起一看，这公路简直是一条血路，死伤至少在千人以上。莹莹满头是血，还在连哭带叫：“救护伤兵啦！救护伤兵啦！”人丛中忽然有人在叫：“又来了！又来了！”文孙和大余乃挟着两个女兵，冲向南门大街，而街上人潮则正冲往公路。四人拼命挣扎，终于挤到南门口桥上，而桥上则有一班蛮横的广东兵，正用枪托打人，并大叫“丢那玛……丢那玛”……不许进城。

莹、梅穿的是军服，有徽章符号，要求进城，那班长把盒子炮一摔说：“丢那玛，进去！进去！”梅、莹刚绕过木马，文孙也跟着进去，却被那广东兵一枪托打在腰上，其痛难忍，但还向那兵大叫：“那是我老婆！”那班长根本不管，并用生硬国语说：“返学去！返学去！”

文孙看是进不了城，乃向莹莹大叫：“莹妹——回——来——回——来——”莹莹闻声回了一下头，但未见到文孙，便从半开的城门进城去了。那些广东兵又在叫：“丢那玛，滚！丢那玛，滚！”

文孙和大余没办法，只好听命“滚”回荷叶巷，回到“返学”路上去。

文孙走了一半，便坐在柳树根上痛哭起来。大余说，哭了何用，回学校再说吧！

最后的一瞥

文孙伤心了半天，乃和大余缓缓走回学校，他心中念着小莹，但想到南门外那一条血路，和千百个死伤军民妇孺，真恨不得驾着飞机飞上天空，和那两个倭奴野兽迎头撞去。

忘魂失脑地走回校园，只见人头四攒，乱成一团。校园内挂个“校长室”、“教官处”联合大布告，说敌军猖狂反噬，城东二十里埠已发现敌人便衣队。我军虽节节抵抗，县城已危在旦夕。本校决定暂迁往“后天门”待命。明晨拂晓出发。师生行李除自携者外，师长限带三十市斤，学生十五市斤，由校方雇挑夫运送。军情紧急，事非得已，“仰各遵照”云云。

这时晚餐时间已过，大余因兼学生“中队长”，事忙，早已不见了。文孙踉跄地走回宿舍，只见室内一片凌乱，他自己的被褥已被金实代为捆好，送往礼堂“过秤”。其他杂物则乱堆床上。文孙推开杂物书籍，没精打采地靠在床架上胡思乱想。摸摸口袋除了十元纸币之外，其他财物，都在公路上被抢，丢掉——文孙心中也不在乎，只是一面惊魂未定，一面仍思念着莹莹。

各宿舍同学这时都忙着自己打包，面色紧张，各不相顾；只金实问了声叶维莹哪儿去了。文孙说回政宣队去了。金实也未再问。不久又见王生强匆匆跑来，她知道文孙有部单车，问文孙能否替她带个包袱。文孙说车子丢了——并说敌机在公路上扫射，死伤至少有千把人，问王生强我们有无抢救计划。“生姜”说女生宿舍同学都在哭，你听机关枪声这么近，怎么能抢救呢？

王生强又问叶维莹在何处，文孙说归队去了。生姜轻轻地说，听说“政宣”要开到敌后去。文孙惊了一下说，他们不上山？生姜说，她只是听传说，现在谣言满天飞。二人谈了些时，生姜才知道文孙尚未吃晚饭，乃转身跑到厨房，拣了些冷饭、锅巴、咸菜来交给文孙，使文孙感激不尽。然这时已到熄灯之时，女生不能在男生宿舍久留，生姜乃惚惚而去。

文孙吃了些冷饭、咸菜，十分香甜。食后仍靠在床上胡思乱想了一夜。夜深人静，遥听机枪声甚为清晰，文孙想到生姜之言，尤无法入睡。好不容易，挨到东方发白，校中人群已在骚动，文孙正蒙眬间，被吵醒，乃一跃而起，便发疯地跑出校门，赶往县城。

只见路上已难民如潮，文孙好不容易跑到荷叶巷口，只见群众涌出，如潮水一般。文孙乃紧靠墙边不顾一切挤向前去。刚挤了一半，只见南门大街上也人潮汹涌。他看到蒯大队长骑了一匹枣红大马，正自巷口冲将过去。蒯后跟着的是杂杂沓沓的“政宣”女学员队。不久，果然见到两个男队员，架着个大声哭闹的莹莹，正自大街夺路向前。莹莹失掉帽子，脸上扎着绷带，挣扎着要向巷里来，但她被架着向前跑去，在巷口他二人竟打了个照面。文孙只听莹莹在大叫：“文——哥——！”文孙也大叫回答，但却被人群挤得出不了巷口。他用尽平生吃奶之力，终于挤出巷子，在南门大街上追了上去，还见到莹莹的秀发飘飘，但人太多太挤，追赶不上。这时公路上机枪已响如爆竹，天上亦机声隆隆。敌机驾驶员的防风眼镜均清晰可见。文孙看到“政宣”队伍已穿过公路，乃不顾一切，大叫：“莹妹！莹妹！……”要冲过公路去。忽然间两声巨响，一阵烟尘，把文孙头下脚上，轰入护城河中去。霎时万籁俱寂，文孙回头一看却见生姜躺在身后，向他微笑……

文孙满身是汗，四顾茫茫，原来自己却和衣而卧，睡在招待所床上，还气喘如牛，惊魂未定。文孙喘息些时，才知道梦中巨响，原是服务生小霍在敲门。

小霍在门外叫着：“林教授，六点钟了，火车是七点半！”

文孙缓缓地自床上坐起，才知道刚才的惊魂，原是南柯一梦！想想不觉泪下如丝。

第三十九章　梦醒的时候

带着眼泪的稀饭

林博士在床边抱着头，坐了些时才站起来对着镜子抓抓头，看镜内苍老的容颜，简直不像个人。这时小霍打水进来，并问：“林教授睡得好吗？”教授谢谢他的服务。

盥漱既毕，文孙自衣架上取下昨天在丝织厂烫好的西服，重行换上，自己又对镜整理了半晌，忽然门一开，李兰场长进来了，大声说：“昨天累了，睡得还好吧？——有人要见你呢。”接着便是一位高大魁梧的军人，走进屋来。林博士为之一怔。

这军人约六英尺高，一百六七十磅体重，五官端正，气魄雄伟。他那套整齐的绿上蓝下的军服，和笔挺的军大衣，一看便知是一位空军高级军官。他向林博士敬了个军礼，又趋前握手说：“三哥不认识我了吧？我是何任——何南仁，小和尚嘛！”

林博士对他看了半晌，不觉一下上去把他抱住，泪潸潸下——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不要那么激动，三哥。”李场长取出手帕为林教授擦眼泪。

“我和三哥已四十年未见了嘛！”何任说着眼眶也湿湿的。

“没那么久，”他夫人在一旁插嘴，说，“只有三十八年半！”

“真想不到还能看到你，”文孙声音还有点哽咽，说，“我们是亲兄弟嘛。”

“何任昨天整天有会，”李兰说，“我叫他不用赶了，下次再见——他偏要专机赶回呢。”

“我赶到了！”何任笑笑说，“田书记在餐厅等我们——我们吃早饭去吧！”

林博士回国虽然才一个多月，但他已经由很多高级干部接待过，他知道“高级干部”的神情，和服务同志对他们的态度。他这次一看到何任，和服务同志们兢兢业业的味儿，就知道他官做得不小——难怪他老婆说他“除了林秃子便谁也不怕”。

何任搀着林教授，从一条架空过道走入餐厅，果然田书记和几位女服务生正站在那儿说话。林教授一见到田书记，便抢上去亲切地和她握手——彼此互问：“昨晚睡得好吗？”

何任乃招呼他随身的警卫员说，叫他们把我们早饭开在小餐堂，多留点茶水、点心——你布个岗，以后叫他们就不必再来添茶添水了。警卫员唯唯而去。何任乃一手牵着林教授，一手搀着田书记，走入“小餐堂”——这儿是个贵宾室，高高在上，三面林木葱茏，甚是幽静。四人在一张铺有雪白布的四人用餐的长桌坐下，何氏夫妇坐一边，林教授和田书记坐一边。服务员送上茶水、点心、豆浆、牛奶……便带关了门出去了。厅内只剩下宾主四人。

李场长为各人拣好点心，装了稀饭，四人就吃了起来。

“三哥，想不到四十年后，我们四人又搞到一起来了！”何任说毕大笑。

“何任兄，真是感慨系之啊！”林博士不免感叹一句。

“什么‘何任兄’？”李场长笑着说，“三哥，叫他‘小和尚’！”

“三哥，”何任说，“我革命革了一辈子，也真是九死一生，但是回头想想，还是跟你在一起那十年最快活，打水枪比打真枪好玩——我们那时多天真、多纯洁！”

“我听李场长说，我们分手之后，你们在庄里也几乎遭了日军的毒手！”文孙说。

“都是吃了她的亏，”何任怪他的老婆说，“我们庄里有三百多间房，哪儿不好躲？偏躲到炕床肚里，日本人屁股底下，毛毛那时幸好吓昏了过去，否则她一哭，我们就都被鬼子宰了！”

文孙听到何任说“我们庄里”，又叫“毛毛”，他感到三十八年半的时间距离没有了，大家又回到童年。那时所谓“庄子”就是他们四个人的。现在这个东西早已从地球上消失，但是这些当年的孩子们，却对它余情未了。

“你还怪我把你带到炕床底下呢？”李场长反驳说，“我不把你带到花厅去，你才不能为抗战时期日军暴行作见证呢！”

“三哥，”何任也感叹地说，“那时我要不亲眼看到，真不相信日本人对我们那样残暴呢！”

“所以你也是九死一生啦！”林教授感叹地说。

“我讲的九死一生，还不包括日军屠杀呢！”何说。

“更有惊险镜头？”文孙问。

“五○年冬我在鸭绿江上跳伞，把腿摔断，在冰上睡了一天一夜，他们把我抬回来，都以为我死了呢。”何任说时，李场长向他直是瞪眼，并不自觉地举目四顾。

“和三哥说说，没关系。”何任十分自信地说。

“四十年来大家都是九死一生！”林博士感叹之余，也想到他自己血染伊洛瓦底江的往事来。自己未说，也不敢问何任别后的遭遇。文孙只问一声那托其木教官哪里去了。何任说四八年在沂蒙区作战，他抢登一国民党坦克，年纪大了，未站稳，摔下来，被坦克碾成一块肉片。林教授闻言感叹不已。

“都是时代和命运，”何说，“所以我总是劝田军同志想开点。”

何任说着，林教授转头看看身边的田书记，看她面容那么苍老疲倦，桌上的油条只咬了一口，一碗稀饭，一口未动，两目眼泪汪汪。

“三奶，我不是告诉你，你和三哥总有一天会再见的嘛，”坐在田书记对面的何首长安慰她，又说，“今天不是又在一起了吗？”

“田军啊，吃点热稀饭，暖和暖和，”李场长又接着劝，并说，“时间不多了，等一会又要分手了。”

何氏夫妇不劝则已，李兰一说，田军忍着的眼泪，忽然一泻而下，把一碗半冷的稀饭，滴出许多洞洞来。

林教授见状，乃把那碗带泪的稀饭，倒入自己碗中去，要李场长再为田书记装碗热稀饭。林氏自己则用餐巾擦擦眼，乃把那碗带泪的稀饭吃下肚里去——觉得它好咸。

李兰也擦着眼泪，哽咽地说：“莹姐，吃点热稀饭，定定心，等会还得替三哥送行呢。”

“兰妹，我反正跟党跟到死。”田书记在这次早餐会上第一次开口，眼泪随之而下，但她立刻忍住，又哽咽地说：“我……我……难过的是国玉……”

“为国捐躯的烈士嘛，”何任又劝她一句，“国玉没有白死，不必再想嘛。”

何任不说也罢，说了田书记再也忍不住她的眼泪了，一时泪下如雨，把稀饭上盖满一层薄薄的咸水。林教授马上用左手抚她的背，用右手握住她的冰冷的右手，但也不知说什么才好，自己的眼泪也下来了。李场长也陪着哭，何任则不断叹气，场面十分凄凉。

这时忽然餐厅门一响，四人吓了一跳，原来邢总经理推门而入。林教授忙站起来。邢按下他说：“三哥请坐。”

邢见这凄凉场面，乃拉把椅子在田书记身边坐下，抚着她说：“田书记不必伤心，三哥毕竟回来了嘛……”

邢又转身向大家说：“时间不早了，三哥还要赶火车。”

四人乃各用餐巾擦擦嘴和眼，站了起来。

风雨潇潇

四人站起之后，邢经理走去开门，何氏夫妇正转身跟上去。田书记和林教授刚要转过桌角时，田低着头，忽然轻轻叫声：“文哥。”林博士一怔。她又低声说：“我对不起你，以前我没……”文孙还未听清楚，忽然一阵送行客已涌入食堂。大家争着与林博士握手，热闹非凡。文月牵着小牛也满面泪痕地跑了过来，大家簇拥着贵宾，走向宾馆大门，沿途林博士握手鞠躬不绝。

当众人走出大门时，天正微雪，寒风习习。门外有一部“面包车”、两部小轿车。邢经理和李场长，招呼众人坐入面包车，让贵宾坐黑色有窗帘轿车。这闪闪发光的黑色轿车是四十年代的美国别克，然保养得很好，是宾馆接送贵宾专用的。后一部是灰色的上海牌，似乎是部军车。当邢经理等打发面包车带行李先行，再请林博士上轿车时，忽见小霍扶着一位白发苍苍的瞎眼老太太，跪在地上，一步步挨过来。李场长认识那是小霍的祖母霍奶奶。

霍奶两脚已瘫痪，不能行走，但在两个膝盖上各绑一片长木块，平时她可在地上爬行，今日则由孙子扶着，跪着挨过来。霍老太两眼已盲，但挥着手仰天在叫：“三哥——三哥——”

林博士知道她是摆渡霍大盆的遗孀，是自己的干奶妈，乃赶向前去，蹲下迎接她。霍奶眼虽瞎了，但还是两泪双流，摸着林博士叫“我的三哥儿”。林博士也泪流不止，连叫“妈妈，我以后养活您”……并把头伸过去靠着霍奶的面颊，让她用手摸着。

“霍婆婆，”那站在一旁的李场长看看手表说，“三哥要上火车了。他以后还会回来的。”

霍奶放开手，林博士流着泪，刚站起来，却见一个四十多岁的扫地工人，扶着个大竹扫把，想过来，又不敢过来。这工人衣衫褴褛，也瞎了一只眼，看样子很可怜。林博士正踟蹰时，李场长乃向这工人叫声：“小发，你也想会会林教授吗？”

那工人紧张而又迟疑地走过来，林博士伸手和他握手，他看了李场长一会儿才把手颤抖地伸出来。李兰介绍说：“他是李连发的儿子。”

“啊！”林教授一惊，忙问，“你母亲呢？”

“三年自然灾害时死了。”

“你爸是抗日烈士，我们以前是好朋友呢。”

“……”小发不知如何作答。

李场长催着上车。林教授向小发说，我们以后一定还会再见面。

这时车后门已打开，林博士按美国规矩要田书记先上车。李场长则转向车前座。何任关了车门，乃拨拨手叫驾驶员出来，自己坐上驾驶座，亲自开车；并挥手叫警卫车先行，他自己紧随于后。这时街上两边挤满好奇群众，街中行人、单车、骡马杂沓。幸好有军车不断按喇叭开道，才得畅通无阻。

文孙转身看着田书记，希望能听听她未尽之言，田却一声不响。文孙试着握她的手，她也让开了。

“我一直劝田书记想开点。”何任一边老练地开着车，一面说着。田也没有回答，文孙又转身看她，只见她用力忍住眼泪、咬着嘴唇，低头不语。

李场长性情豁达，怕车中冷场，乃返身向林教授说，你看那霍婆婆、李小发多可怜。都亏田书记念旧，他们才能搬到城里来，有碗安稳饭吃。

“小霍告诉我他祖父霍大盆，也是被日本人杀掉的。”林说。

李兰说：“他正在撑盆，忽然来了一条日军橡皮船；日军叫他过去，他不敢不去。他一靠上日本皮筏，日军一句话未说便一刺刀把他戳个通心过。大盆倒在盆里，日兵割断竹缆，渡盆便不知漂到哪儿去了。”

林博士惊问是谁看到的。李说是大盆的儿子大眼在岸上看到的，自此以后霍婆婆就害“软脚病”和“夜瞎病”——但还活到现在。

“我们跟日本人真是血海深仇……”林博士感叹地说。

“你知道李小发的妈很漂亮，”李场长又找出另一话题，说，“她后来被一个国民党区长收去做姨太太，就把小发带去了。小发妈有遗传病，所以小发生下来就瞎了一只眼。解放后小发的继父被镇压了。他妈也被认为阶级成分不好。他妈死后，小发很惨，去年田书记才帮他申请‘烈属’，搬到城里来……”

李场长是在找话说，但她的故事实在太多，“话”不用“找”，便源源而出。

“田书记人好，念旧……”林教授赞叹一句，也乘机握了田书记的手。这次田未退让，并且有点颤抖地紧握着他。可是只见车前一个铁栅栏打开了，前导军车在一旁停下，何任则直开入栅门，停在站内，只听火车汽管内不断“扑哧——扑哧”地，叹着长气。

何任一直把车子开到“软卧”车厢门口。四人下车后，一位驾驶员上来把轿车开出月台去。月台上的喇叭正在播音促乘客上车。林教授的行李早已被送到车厢去了。

送行人围拢过来与林教授握手道别。这时风雪已渐大，一阵阵吹到众人脸上——林博士的妹妹和外甥小牛已哭成两个泪人儿，小牛哭叫拉着舅舅不让去，文月哭的呜咽之声更使人感动，有几位女同志也陪着擦泪。杨小芬尤泪流不止，因她昨晚才听李场长说林教授是她妈的“干爹”。

林博士含着眼泪与众人匆忙握手之后，又过来和何任拥抱，最后又和李场长、田书记握手。正有千言万语要说之时，火车已呜呜地叫了两声；车汽管叹气声加大，查票女同志又连催上车，林博士匆忙地谢谢田书记的“招待”之后，一脚刚踏上车，便被列车长用力拉上去。林博士俯视车前的田书记，满脸是雨、是雪、是泪，也分不清了。

车身缓缓地移动，在众人挥手之间，他只注视到田书记灰白的头发在眼前乱飘，看见她转身还在向车窗上看，但是很快就彼此消失了。

车外风声正急，车窗上雨水乱流，火车已驰入田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