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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字街骑士/ 潘采夫著. —北京：中信出版社，2015. 10

（醉醒客）

ISBN 978-7-5086-5172-9

Ⅰ . ①十… Ⅱ . ①潘… Ⅲ .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Ⅳ . ①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 第096945号

十字街骑士

著者：潘采夫

策划推广：中信出版社（China CITIC Press）

出版发行：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4号富盛大厦2座 邮编100029）

（ CITIC Publishing Group）

电子书排版：张明霞

十字街骑士

潘采夫 著

中信出版社

总序
醉能同其乐，醒能著以文

一

六根者谁？

李辉、叶匡政、韩浩月、绿茶、潘采夫、武云溥。

六根何来？

约8年前，天津作家杨显惠来京，之前采访过杨老师的武云溥组织了一个饭局，席间有李辉、韩浩月、潘采夫、武云溥、绿茶等，大家相谈甚欢。饭后李辉提议，这个饭局以后定期举行。就这样，一个不定期的酒局就形成了。不久，叶匡政加入酒局，形成了后来固定的六根酒局。

二

一件小事坚持多年就成了事，六根酒局8年下来已成习惯，个把月不喝一顿就酒瘾泛滥，只要不是两个人以上出差，我们总能找到喝一顿的各种理由。谁出书啦，祝个贺；谁出国啦，送个行；谁生日啦，喝个酒；谁有娃啦，认个老……

这几年，我除了六根酒局其他时间从不喝酒，所以，尤其珍惜每一顿酒。8年来，细算下来应该喝了小100顿酒，如果把喝酒的馆子记录下来，会是一个不错的北京东部喝酒地图，遗憾我们从没记录。经常在酒局上，会聊起哪儿哪儿饭菜不错，哪一顿酒局谁醉过，又一起在哪儿喝酒看世界杯、欧洲杯以及各种杯。我们不挑食不挑酒，要的就是那种把酒言欢的状态。每次酒局李辉一般会带上两瓶好酒，我们酒量都一般，两瓶喝完正好合适，但通常这时候酒兴正浓，聊意正嗨，再补一瓶，喝到微醺。

六根是个开放的酒局，几乎每顿都有朋友列席，先后参加过六根酒局的朋友几年下来应该不下百人。张维娜和段旭两位美女由客而主，成了六根酒局核心喝客，她俩的加入让六根酒局有了更多欢乐的要素，不再是几个老男人傻喝。而且，她们也为六根做了突出的贡献，六根公众号的logo就出自段旭之手，维娜一度任六根公众号执行主编，编六根公众号很长时间，后来因为工作繁忙卸任。赵勇力和老武是发小，被老武“忽悠”来北京后，也频频在六根酒局喝起来，他话少，但酒量大；最后加盟六根核心吃客的是“醉醒客”丛书责编杨爽姑娘，她为我们几个老男人的小书稿真是操碎了心，最终，大家所看到的觉得好的都是杨爽的功劳，不好的地方都是我们自己太拖沓或小书本身的不足。

三

2014年5月的一次酒局上，我提议开通六根公众号。当时，大家貌似喝得有点迷糊了，被我酒后一通忽悠，竟个个举手赞同，恨不得当即立刻马上就开个号来玩儿。这一晚，基本上被我折腾成公号日，想了一堆名字，什么“酒嗝”、“五六七八酒”等等。最后，李辉提议的“六根”获一致认可。趁着大家酒后爱逞强的劲，把活都安排下去。老武注册公众号，段旭设计logo，潘采夫写卷首语，我编辑后台，每个人攒一堆稿子备用，这事儿就这么熙熙攘攘地定下来了。

当天晚上，老武就把公众号注册了；第二天，李辉就发了一堆稿子给我；第三天，段旭就把logo初样发群里讨论；第四天，潘采夫把卷首语写好了；剩下的拖拉机们，就假装自己那天晚上喝多了，啥也没听见。还好我有十几年编报纸催稿的经验，每天在六根群里喊杀，在六目睽睽之下，总算有一搭没一搭地来了一些稿子。

2014年6月6日，六根公众号正式上线，六根酒局第一次这么任性地给自己找了个喝酒的由头。我们按年龄排列六根更新频次，周一李辉，周二叶匡政，周三韩浩月，周四绿茶，周五潘采夫，周六武云溥，周日，六根荐书。

四

头根李辉，是六根的精神领袖。最靠谱的代表，从不拖稿，每次周一刚推完他的根文，周二就发来下周的根文，然后在群里喊“已交下周一根文”，这时候其他几篇本周的根文还不知道在哪儿呢。除了交稿靠谱，李辉的稿子也最是靠谱，“脚根”系列更是独一无二，描绘他这些年寻访过的名家故地，国内外走透透，带给人完全不一样的行走体验。

李辉稿件最大的优点就是，一个压缩包内，文图齐备，解开来直接往后台一编，不到半个小时就齐活。那些独家收藏的老照片更是弥足珍贵，比如写萧红那篇，端木蕻良题赠给李辉夫妇的“黄金时代”四个大字，现在看来是不是冥冥中的巧合安排？尤其突出的是，李辉交稿很有媒体人独有的对时效的敏感，如果是旧文，都会加上前言，描述选登该文的理由，没有编辑不欢迎这样的稿子，几乎你能想到的，辉爷都替你想到了。

叶帅叶匡政写诗写时评，文章产量之高让人惊叹。但他通常十天半个月不在群里露面，各种催稿对他无济于事，必须再短信确认一下。然后，他会一口气发过来一批，在群里@你一下后，又隐身不见。但每次酒局通知在群里发布后，他马上会露脸说：“我去我去。”然后，通常是后半局才匆匆赶来，因为他每天饭局太多了，赶场是常态。

他的文章比较高大上，各种儒家各种古典，时评也能让他导到几千年前去说事儿，通篇读完云里雾里，又觉得特别有道理。读他的文章我最关注如何从中找出配图的关键字，往往读好几遍不知道如何配图。最后只好找一张诸子老人家的图了事，毕竟文中引用了不少这些老人家的话。

韩浩月我喜欢叫他老浩月或月老。有一次我编六根荐书，不知怎么着就把他的名字打成“老浩月”，发出来后我一个劲儿赔不是，没想到他倒挺美，久而久之我们就叫开啦。他撰文产量可能是六根里最多的，专栏所涉无死角，时评、情感、书评、鸡汤，没有他不能写的。因为存量足够，又加上每天还在不断新产，所以，他的根文从未断过，有时候还会替其他拖拉机手顶文。

再一点，他是唯一能把文章编好放在后台素材库的，我只需点一下推送就可以。有时候我会行使一些主编权力，修改一下标题，他的文章里能抽出很多好标题，就像“老男人恋爱，就像老房子着火”这一类标题，都来自他的文章。曾有一段时间，我把他所有的文章都改成“老男人系列”标题，那组文章的阅读量都比较可观。难怪，他那么喜欢老浩月的称呼。

潘采夫是最不靠谱代表，他其实稿量也不少，存货丰富，但就是不交稿，说什么主动交稿存在感多差啊。想当年，他编《新京报》文娱时评版，基本上就是下午两点开完选题会，6点要把版编出来，他就是习惯这样的节奏，早交稿他心里觉得慌。当年，我们一起在报社服务时，有一些约稿上的交集，通常是我帮他约稿，比他还着急。记得每次有重要历史题材电影上演，不等他催，提前几天我就跟杨念群老师约稿，然后，等他找我约杨老师稿时，稿子已经妥妥地在我邮箱里了。

这位小濮洲的十字街骑士，一不留神骑到爱丁堡去，写的小濮洲和爱丁堡随笔都特别好看。异域文化的交叉让他文风大变，他也成了我不太认识的爱丁堡骑士和小濮洲绅士。

武云溥是六根中的“80后”代表，当年我在报社时的最佳搭档。把选题交给他特别放心，到排版日他稿子自动到邮箱里，可以不用编辑直接下版，大小标题全都有模有样，甚至字数都差不离，也校不出什么错字，就这么靠谱。离开报社后，这些年他尝试了很多工种，同时升格为奶爸，产量严重受影响，也成了著名拖拉机手。早期的文章现在读来还是文笔绚丽、内容扎实。不久前汪国真去世，他捞出早前的采访稿，可以说是那几天最有分量的文章，刷屏朋友圈。后期从事商业报道，写了很多有质量的非虚构报道，但我对商业无感，还是觉得早期文章更好。

他发烧各种电子产品，对各种最新的网络应用也精通无比，唯独对微信公众号完全无感，口口声声说要接手六根主编之职，至今没见他在后台有动作。老武老比画，真枪见功夫，哈哈。

我自己个儿嘛，没什么好说的，他们把我推为主编，我就“主要负责编”。本来写文章就少，这些年做了奶爸更是笔耕迟钝，又因为开了一堆公众号，给自己挖了好几个大坑，每天都处在从一个坑到另一个坑的艰难跋涉中。

五

2014年10月，全职奶爸两年后我再次成为上班狗，加盟了中信出版集团。一来二去认识了美女同事杨爽，她是中信去年最畅销图书的执行策划编辑，在百万级以上。我向她推荐了六根公众号，她看了表示有点喜欢，然后，我不怀好意地向她提出想出一套六根丛书，以为她会当即否掉。因为他们分社以出版畅销书为主，像六根这样的小众书肯定不是她们的菜。没想到的是，她对六根丛书挺上心，让我们交了一些样章就开始走起了选题流程，更没想到的是，选题居然通过了。

我们专门组了温州大排档酒局，把“百万大编”杨爽请来。这一顿美坏了六根，第一次消灭了5瓶白酒，好像600万正在向我们招手一样。酒过六巡，签了合同，六根丛书正式启动。之后的每顿酒局，我们有了更明确的主题和由头。一顿商量截稿日，一顿商量丛书名，一顿合计书名，一顿描绘宣传方案……书没出，已经喝了不下六顿酒。

尤其是丛书名，群里几乎天天争吵个不休，什么“十字街”、“思无邪”、“六扇门”……什么鬼名字都有，我则一天到晚刷屏“醉醒”。也许是被我刷习惯了，起名高手李辉来了个“醉醒客”，再次获选，“六根”和“醉醒客”均出自他的命名。然后，越想越觉得这个名字好，怎么看怎么顺眼。有了好名字，如果再有一个好设计，就更完美了。每当这个时候，我第一个会想到一直葱白的设计师朋友胡颖。

2015年3月，我请胡颖帮忙设计醉醒客logo，他答应了。一周后，他给了我一个完整的logo方案，把我们六根都惊呆了，太完美了。

胡颖在自己“北平会”公号里，对这个设计做了一个释义：“醉醒客是一套丛书的名。绿茶兄给的视觉命题，并释义：挚友六人，号六根，持续了八九年的酒局，几乎每个月喝一顿，很固定，每次喝到微醺，也偶醉，但我们相信自己都有清醒的头脑，故名‘醉醒客’。

设计的工作从收集整理信息开始，以上可得出的关键词：友、六（固定），酒（酉本字、象形），醉、醒（夜饮东坡醒复醉），客（梦里不知身是客）。把这些信息通过视觉加工出来，设计就完成了。”

六根下一顿酒局，最重要的嘉宾就是胡颖。

有了好的丛书名，每本书还要有好的书名。百万美女大编说现有的书名都不行，彻底重起。起书名酒局在懒人餐厅喝起，酒过六巡，各种书名满天飞。

老浩月是起书名高手，蹦出好多好词，在李辉的“脚跟”系列中，找到一句“雨滴在卡夫卡的墓碑上”，并把这个书名送给李辉。大家都觉得意境很对，李辉自己也很喜欢，“雨滴在卡夫卡墓碑上”就成了李辉这本的书名。

起了那么多书名的老浩月，最终忘了给自己起书名。在之后的每天，他在群里给自己起书名，大家也每天一场书名会，就是没给月老想出一个书名。这场书名大战持续了两个月，直到5月6日，“错认他乡”这个书名才最后落到浩月头上，大家一致认为该书名有范儿。

叶帅的书，大家都不知道怎么起名，但是他自己任性地起名为“可以论”。好吧，可以。

潘采夫整晚拿着手机一首首念茨维塔耶娃的诗，好像每一句都是书名，在他念得口干舌燥时，我从茨娃诗中听到一句“在风中小站片刻”，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在书中小站片刻”就成为我这本的书名。

我也回赠他一个书名“从小濮洲到爱丁堡”，但“十字街骑士”在他心中是霸气的童年回忆，谁也无法动摇。

最后，只有老武的书名还在比画。

六

六根六人，数我文笔最差，总序却落我头上，理由是，我是六根主编，最了解六根公众号和每个人的风格，这事儿必须摊我身上。我是六推不掉，只好闷一口酒，应了。就这么点儿事，被我拉拉杂杂写这么老长的流水账，真是醉了。

醉醒客。

绿茶

2015.6.6

自序

很多年前，六个老男人凑到一起喝酒，没想到喝完了两届世界杯，至今还是有滋有味。看来不管多不靠谱的事，只要坚持做上8年，就真的成了个事儿。

去年，可能是绿茶的提议，说咱也潮流一下，成立个微信公众号吧，名字就叫六根，取“六根不净”的意思。酒酣胸袒的时候，随便提议，也就随便通过，2014年6月6日那天，“六根”正式开张了。

我以为做不了太久，尤其有我这样的“拖拉机”，什么事都能给拖得没了心气儿，我果然也总是最后一个交稿。谁知李辉并不信邪，他每周率先交稿，然后就在群里挨个儿敲打：“某人又要拖后腿了呀。”数次青黄不接、纪律涣散的时候，都是李辉“胡萝卜加大棒”，为六根注入一股真气。

另一个不信邪的是绿茶，李辉是能催，绿茶是能撑，他的工作量是最大的。由于精通微信公众号技术，绿茶被迫成为唯一的发稿机，不管在家带小孩，出门当评委，还是出差给文艺女青年开讲座，每天都得盯着我们要稿，做这份非常熬人的苦差事。

正是靠着李辉和绿茶的绵绵内力，六根竟然走过了将近一年，还能一次出六本书，对于一个松散的酒友联盟来说，真是意想不到的成绩。这可能也是我坚持时间最长的一件小事。

在我的六根文章里，我最喜欢的是写家乡的文章，儿时的趣事、小濮州村的风土人情、濮阳历史上的风流故事，这些小文也往往能引起回响。今年大年初一，我回村子给长辈拜年，一个同岁的堂叔找到我，说：“我订了六根，常看你写咱村，二麻子那事儿你记错了啊，那天晚上还有我呢。”

堂叔和我同岁，从小一块儿长大，现在延安给人开车，六根上记载的故事，把我们分道扬镳的人生瞬间拉了回来，我俩站在十字街头当年我爷爷的饭铺门口，笑嘻嘻地回忆当年一块儿玩闹的生活。

当时我就寻思，要多写一点儿我的村子，多写一点儿小城濮阳，那是我出发的地方，也是在心里回去的地方。那些从来没人关注却被我提到的人、早已破败而我又去重访的故地，生活在这里的他们对我的文字，能体会到格外的喜悦。

所以这本书的主题，就成了一个“70后”的江湖游踪图，小濮州、户部寨、濮阳、郑州、北京、爱丁堡，从乡村到小镇，从小城到省城，从京城到国外，一站也没有落下。我这个跟着父亲进城的农村孩子，被奋力一搏的父亲推上了疾驰的时代列车，这才有余力缅怀衰败的乡村，而不是困在乡村中衰败。

父亲失去考大学的机会，在村里当民办老师，“文革”后考上师范，从村里小学、中学教师到乡里小学校长，三十多岁去城市应聘到老师，在小学校长的任上筋疲力尽；我在城市里上小学，到省城读大学，到京城成家定居，似乎也达到了我的极限；我的女儿在京城上小学，和妈妈去国外读书，在欧风美雨中成长，又是另一番景象。

这看似水到渠成的过程，却是一个普通家庭的小小史诗。其中最艰难的一步是走出农村，提供了第一推动力的父亲，是一个小家族历史中的“牛顿”，他改变了一个家族的命运，付出的代价也最为惨烈。他的功勋与痛苦，不下那些横卧于战场的英雄。

很多和我同时代的人，从我们家，应该能找到自己的影子，因为我都赶上了。

这本书并非写我的经历，经历只是一个线索，我写的是生活过的地方。绿茶说，我这本书可以叫“从小濮州到爱丁堡”，我想到的是“十字街骑士”，以纪念那段骑着黑色老母猪在十字街上巡游的时光。

小濮州有十字街，北京也有个十字街，那是北京的两条中轴线。历史够悠久的地方，都会有一个十字街，它是古代中国的地理图腾。但三十几岁的濮阳没有，现在的郑州也没有，郑州看上去像河南特产的吊炉烧饼，上面撒满了芝麻。

感谢李辉和绿茶，还有叶匡政、韩浩月、武云溥；醉能同其乐，醒能著以文者，六根也。谢谢维娜和段旭，帮六根做了那么多事情。谢谢这套书的编辑杨爽，为这几本也许不畅销的书付出心血。

感谢小濮州村的长辈田同学，他曾在濮阳县人大做过文史工作，对濮阳和小濮州的历史如数家珍，为我提供了巨大帮助，并一块儿干掉了一瓶白酒。谢谢孔夫子旧书网，我从那里买了几十本关于濮阳的老书，有些书已经很难找到了。

感谢父亲和母亲。

我把这本书献给正在苏格兰求学的妻子和女儿，爱你们。

小濮州
1976~1987

小濮州，小不丢

我出生的村子叫小濮州，这名字对于一个村儿来说霸气。

村子里的人不这样叫，他们给念转了音，叫“小卜州”。离我们村东北18里远的地方，有一个镇叫濮城，方圆几十里最繁华，民间俗称大濮州，小濮州这个名字，应该从那儿来的。

小濮州属于户部寨乡，户部寨在小濮州正北八里地，可能当地曾出过一位户部尚书。正史上记载的濮阳籍户部尚书不少，如明朝李瓒、李廷相父子，但家都不在户部寨，所以现在没有定论。

但户部寨确实出过一个牛人，他就是中国末代武状元张三甲，光绪年间进京赶考，中了武状元，风风光光回到户部寨村，可惜回到村就病了，二十出头就英年早逝。家人进京去报丧，还没见着光绪，光绪就因搞戊戌变法被慈禧软禁起来，没向皇上报成丧。自那以后，晚清取消了武科会试，张三甲就成了中国最后一个状元。

濮阳地处中原，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

户部寨乡属于濮阳县，濮阳是个古老的地名，原来是春秋时期卫国的都城，孔子周游列国一共14年，在濮阳住了10年，还在这里见过著名的美女南子，为这事还跟子路吵了一架。后来子路死在了濮阳，史称结缨赴难，据说子路坟里埋着他的首级。

如果往回溯，我们这儿还叫过帝丘，五帝之一的颛顼在这一带生活过。1989年濮阳西水坡出土过6500年前的古墓，蚌壳拼的巨型龙虎守着一具男性骨骼，专家考证说那是伏羲，至少也是一个顶级的部落首领，仅骨骼的高度就有184厘米。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推行郡县制，把这个地方改名叫濮阳，“濮水之北”的意思。北宋宋真宗亲征，寇准跟辽国萧太后、辽圣宗打仗时这里叫澶州。“澶渊之盟”这个概念，就是宋朝人模仿的春秋时期的诸侯会盟，当时会盟在澶州的一个湖边，叫澶渊。澶渊之盟的结果是，宋真宗喊辽圣宗弟弟，喊萧太后干娘，宋辽遵守约定，保持了一百多年的和平，在国际上都罕见。

濮阳在河南的东北角，形状酷似一只鹿，很容易让人想起“逐鹿中原”。小濮州又在濮阳的东北角，离山东20里地，中间隔着黄河，过了河就是菏泽。黄河以前经常泛滥，有过几回改道，小时候常听大人讲，谁家是河滩的，谁家是上堤的，谁家是下堤的，现在我也没分清小濮州在上堤还是下堤。我姥姥家的人喊我“集上的”，他们村在黄河沿上，离山东只有5里地。

这样喊我算客气，我父亲说，他小时候去姥姥家，村里人喊他“奸痞滑子黑老玉”，我爹小名叫玉，小时候长得不算白。我姥姥家和我父亲的姥姥家是一个村，还是隔墙邻居，那就是说，我母亲和我奶奶没出闺时住一个村，而且很熟。

对于小濮州的历史，我最初的知识都来自父亲，而他从谁那儿听来的，他自己也忘记了。我们村可能起源于隋朝，父亲说隋炀帝杨广南巡的时候，走到我们村儿，西宫娘娘产子，生了个龙子。隋炀帝大喜，就在我们村建了座行宫，周围的村都是围着小濮州建的，东边有个村叫黑马庄，据说那是给皇上喂马的地方。

这个说法的争议很大，村里有一位长辈田同学，曾在濮阳县管过地方志，也搞过地名研究，他提供了另一个版本，“从前有一个皇帝出游，皇子病死该处，众臣商议埋葬于此地，皇帝不允，叹曰：‘小不丢。’于是根据谐音，后人把古定镇改名为小濮州。”

据田同学考证，小濮州在唐代叫古定镇，驻有兵马司。老辈人经常说：“小濮州有72座庙，72眼井，娘娘庙的香火灵得很，庙前面的大柏树钻到云彩眼儿里，30里外都能看见。”

老人说的皇姑庙叫延昌寺，建于后唐，元代的皇帝曾下旨重修，由大臣刘元督工，他曾写过《敕修小濮州延昌寺碑》，碑文流传了下来，碑早已湮没无闻。碑文第一句是：“濮之延昌寺，旧法空寺也，建于后唐，正殿有古佛。”

问村里60岁以上的老人，有人还能回忆起延昌寺的样子，有大门、石碑、石龟、大殿、中殿、后殿、东西配殿，殿内有佛像和各式罗汉，墙上还有壁画。民国初年，在延昌寺里成立了小学，该庙逐渐消失，直到20世纪70年代彻底不存。

我五六岁的时候，延昌寺旧址成了中学，校门的门洞里还有四大天王的塑像。

我父亲说，我们李家的远祖曾是李世民帐下一牙将，从山西洪洞县老槐树底下迁过来，先到山东大名，最后在小濮州落脚了。

这个说法挺玄乎，不过我查了一下，唐朝还真有“牙将”这个官职，相当于皇帝的亲兵。我爹又不懂官衔，如果没有点儿来由，怎么知道牙将这个叫法呢？

特别奇怪的是，虽然家族每代都有识字的，但没人确切知道我们家一百年前的事。我没见过老爷爷，连他兄弟几个的名字都没记住。我父亲记得他们，但是再往上也不知道了。问过爷爷，他也说不清楚。往上数最多不过五代，记忆就中断了，只有人记得我们这一支是从山东东明迁来的。

我们这一带，基本没有超过百年的家谱，老辈的事靠口口相传，几代人之后就模糊淡忘，推给洪洞县那棵大槐树。所以我从小就好奇，那得是一棵多大的槐树，排成多长的队伍，才能过这么多人呢？

这也证实了我的想法，我们这边穷人多，逃荒逃难的多，没文化的多，再加上战乱灾荒频繁，坏年月村子就荒了，好年份人口就多些，早没有了原住民，村子的历史也再没人知道了。田同学说，村里姓董的可能是原住民，但只有一户了。

形如凤凰的村庄

南方的村子有祠堂，好日子的时候，全村人一起祭祖宗，我们北方少见这个，现在有人搞了祠堂，有些不伦不类。

十几岁时我认真数过一回，数出小濮州共有近30个姓，这在村庄里非常罕见。李姓、田姓最大，另外还有王、石、晁、罗、卢、董等。父亲说这是因为小濮州自古是个大集市，从四里八乡逃荒的人落顿到这儿，或投亲奔友的比较多。也有可能，小濮州在古代确实是座城镇。

如果从天上往下看，小濮州是个大十字，有南街、北街、东街、西街，还有十字街。各个小胡同也是十字，十字套着十字，有点儿像北京古城，非常齐整，现在有些失去模样了。

也有人说小濮州的形状是一只凤凰，南街较短是凤头，北街较长是凤尾，东西街是两只翅膀。

我现在还记得，东街有一个小湖（村里人叫坑）、一个戏园子，北街有一个戏园子，西街也有一个戏园子，都是土墙围成，里面有高高的土台。村里上年纪的人说，小濮州十字街西侧，曾经有一座两层的戏楼，是木质的，那个木戏楼才是真正的戏楼。

南街没戏园子，但有几十亩果园，杏树最多，还有苹果、梨、柿子。南街也有一个小湖，与东街的湖相连接，从同一条河流进来的。那条河像一张弯弓，从小濮州的南边流到东北。南街河边有上百亩的林场，栽了许多树，里面有加工缸碗的工厂。这些我小时候都见过。

父亲说还不止这些，当年整个村子用小堰围了起来，有护城河，还有吊桥。这些他自己都没见过，我怀疑他的记忆有些串了，也许解放前有过，他听他的老辈人说的吧。但我五六岁开始记事儿的时候，南街确实有一条很长的土墙，我还在上面跑过，不知道是不是小堰。

小濮州是个集市，每逢农历三六九有集，十字街就是集的中心。十字街的东北角是供销社，西北角是食堂，再往北一点儿是染坊。东南角是我爷爷家，我们家很多辈都是开饭馆的。

我在集上长大，还记得西街卖布料，还有卖小人书的、照相的、卖针的、卖老鼠药的，东街卖蔬菜，南街卖粮食，北街卖杂货。每年有一个四月八大会，一个腊月二十二大会，村里人叫“骡马大会”，方圆几十里的村子把马、骡子、驴等牲口牵过来交易，牲口经纪笼着袖筒子砍价。我不知道自己怎么会记得这些，也许20世纪80年代初牲口正是兴盛的时候？我甚至还记得遍地驴粪，有点儿糊涂了。

王传刚姓王，原本不是小濮州人，从小跟着娘投奔到小濮州姥姥家，也算落顿到集上了。他是1945年入党的老革命，当了30年小濮州村支书。父亲说，王传刚真是个有本事的人，小濮州在他手里简直成了一个世外桃源。

这里面皇姑庙、小濮州集肯定不是王传刚办的事，他的执政时间是从解放后到“文革”。但村子的规划，还有果园林场，也许应该记上他的功。那座木戏楼是他领人建的。

父亲说他应该见过王传刚，“文革”的时候他都懂事了。村里人批斗王传刚，那时候他得了噎食症，也许是食道癌什么的，一口口地吐血，话已经说不出来了，还叫人找来纸笔，写下对小濮州的遗言。父亲说那叫绝命笔，他讲这些的时候叹着气说：“王传刚那可真不是一般人。”

王传刚是北街人，有些老人对王传刚的评价，并不如我父亲那样高，他们认为很多事情也不是他办的，比如小堰跟护城河，当年是大搞水利工程时，驻村的干部给办的。才几十年的事，就开始说不清了。

我现在已经记不起，小时候村里到底有多少条河。南街东头的湖和连接它的河最大，从那个湖通到果园北侧，也有一条挺宽的河道，河道的尽头是一个几十亩大的水塘。我小时候在那条河里玩，还被玻璃扎破了腿。

五岁时，我父亲正式从十字街出来，跟爷爷奶奶分了家，搬到果园里。宅基地是我父亲带人填的，正好填了一段河道，那时候用独轮车拉土，得填多少土才能在小河道上建一座房子？

李世民帐下一牙将

我爸曾说过，我先祖可能是李世民帐下一牙将，这个说法显然靠不住，应是穷苦人家“攀亲戚”，攀的官职太大容易露馅儿，攀平头百姓又不甘心，就抬出牙将这个不起眼儿的官，既有面子，也不易考证，这算是穷人心理学。

不过这个说法让我有点儿小激动，如果是真的，那我的先祖李将军追随李世民东征西讨，说不定就跟瓦岗寨英雄掰过腕子喝过酒，听秦琼卖马，看罗成吹牛，跟李元霸玩大锤，随李世民杀兄弟。从牵马小卒起步，革命胜利后封了个牙将，落得个封妻荫子，分下来几十亩地，从此李家这一支，在陇西扎下了根。噫嘻，用濮阳话讲，跟做梦似咧。

我爸还说，我先祖是赐姓李，如果这也是真的，那就坐实了我一个猜想：我家祖上并非汉人，而是马背上的游牧民族。因为我家的长相跟村里人不一样，高鼻梁，深眼窝，两条浓眉毛连了起来，有人还眼有异彩，具体说就是黄眼珠。

还有一个强大的证据，我们家的男人骨子里不爱干农活儿，用村里人的眼光看就是懒。从我记事儿起，爷爷几乎没下过地，我爸干活儿倒是好手，但荒草不长到脚脖子绝不下地锄草。每天早晨，我奶奶就在窗户棂子外喊二叔三叔下地，一喊不应，二喊也不应，最后急眼了抽根高粱秸，咔嚓折成两段一束，逮着俩叔叔一顿打，打得他们龇牙咧嘴往地里跑。

四叔比我大一岁，三个哥哥结婚分家后，地里农活儿就落到他头上，他才十六七岁。我俩到东南地里锄草，也怪那片庄稼地忒大，足有三亩，一眼望不到头儿。他蹲在地头，望着在风里飘摇的荒草难过，对我说：“我一看见这块地就想哭。”

性格豪放，无拘无束，视庄稼如寇仇，我一直认为这不叫懒，而是游牧民族的遗传。很多年后去英国，有老外问我哪里人，我说伊朗的他们也信。所以我常向同事吹嘘：“哥祖上是鲜卑人。”谁让李世民也有四分之三的鲜卑血统呢。

贫了半天，其实还是不靠谱，谱者，族谱也。我家早没了族谱，口口相传的只有从山西洪洞县大槐树迁过来这一说法。明朝朱元璋的四儿子朱棣造反，从北京往南京打，这家伙心狠手辣，凡支持朝廷的一律屠户，造反成功了，河南河北也基本杀光逃光。后来就是山西大槐树的故事，洪洞县是移民大县，但河南老百姓都从大槐树下出发也不是史实，只是颠沛流离几百年，代代都是苦出身，早就忘了自己的籍贯，只好随大流了。

其实，要说没谱也不尽然，老李家流传着四句五言古诗，“云登太世同，保玉耀先宗，青松广瑞启，庭堂富贵增。”世世代代按这20个字排辈分，我爷爷是“保”字辈，爸爸是“玉”字辈，我是“耀”字辈。这个辈分不仅我家遵守，中国很多姓李的都遵从这个辈分表。在小濮州，目前辈分最长的是“登”字辈，我小时候见人家得叫大老爷，没办法，我这“耀”是全村倒数第一辈，至今回村，逢人还要喊爷爷奶奶。

我们家虽已“数典忘祖”，却还死死记着这20个字辈分，在每一代人的口中流传。全中国姓李的有一亿人，分成很多个李，而这20个字，可能就是同一个李的证据。

老爷爷外号诸葛亮

我老爷爷有个外号叫诸葛亮，在乡村有外号的不是一般人。

村里老人大多有外号，一种是自己爹妈起的，起个赖名儿好养活，如我小学同学叫换鸡、换羊，起得越贫贱活得越硬实；另一种是村里逐渐叫响的，也不知哪年哪月，也不知谁给起的，反正大家都这样叫，时间一长约定俗成。

我小时候，南街有个辈分最长的，可能是登字辈，我至今只知道他叫三大吹爷爷，是一位老单身汉，过年时在家上吊了。我奶奶家邻居叫二包公，还有个街坊人称二叫驴，当了几十年支书的叫二捣鼓，还有老弟兄五个，外号分别是“大羊二猪三瘸子四鼠五幺子”。当然这些老人都是我长辈，至少喊爷，把他们外号写出来无不敬之意，只是介绍一种农村风俗。我父亲小名叫玉，全村“玉”字辈只有他一个，我每次回到村里，村里人远远会说“玉家的大小儿回来了”。我父亲在我姥姥家有个外号“奸皮滑子黑老玉”，因为小时候长得黑，又住在集上，那些偏僻的小村庄里的人，认为住在集上的人又奸又滑。

这个“玉”字，在村里还引起过一场风波。我父亲小名叫玉，家在南街，而东街、西街、北街各有一个人小名叫石头，其中我父亲最有出息，从村里的小学民办教师，成为濮阳市最好的小学的校长。其他三个街有迷信的人，认为我父亲一门这么旺，原因是“玉”压住了他们的“石头”，镇了他们的风水，导致他们每条街都出了个傻子，就琢磨着把南街一座小庙里的石头偷走，破掉南街的风水。南街的人联合起来保卫小庙，防止有人来偷盗，但最终还是丢了东西，而我父亲“果然”壮年得病，五十几岁就去世了。听说至今，南街小庙保卫战还在继续。

说回我老爷爷，他“诸葛亮”这个外号被传得神乎其神，盖因从小没上过学，自己学会了读书认字，会双手打算盘，两个算盘能算不同账目。这不算什么，村里人最崇拜他是个“赌神”，一群人在桌子上推牌九，他在一边床上躺着，靠听声音就能准确听出牌是几个点，押哪一方赢。常有人对我说：“你老爷爷一辈子没输过钱。”在穷人心里，一辈子光赢不输，那是天下最了不得的事情。

日本人占领期间，有一年实在没钱过年，我老爷爷不慌不忙，到大年二十九，去邻村赵楼——日本鬼子的炮楼，坐在筐子里让人拉进炮楼，跟伪军赌了一晚上，赢了30块大洋，过了个好年。老人讲这事的时候，把我老爷爷当成了“肖飞卖药”一类的人物。但日伪时期有大洋吗？是老人们只知道大洋很值钱的缘故吧。

10年前奶奶去世，去世前一周，我在医院里陪她。她拉着我的手，把一辈子没说过的话都说了，其中大部分内容是讨伐我爷爷。

奶奶出生在一个村子——小李庄，全村只有几十口人，她的父亲原是一位地主，后离开家乡加入国民党军队，走时我奶奶还没出生，所以她一辈子没见过父亲。奶奶的父亲当了师长，来信接奶奶和她母亲，结果家里老人死活不让走，认为有去无回。国共内战之后，奶奶的父亲没去台湾，而是隐姓埋名在重庆，又成了家，奶奶的母亲就守了一辈子活寡。也不知哪一年，重庆的后人给我奶奶写过信，但很快就断了联系。

奶奶和她的母亲在小李庄单门独户，想找个人丁兴旺的家庭结亲，由于小濮州是个大集市，我爷爷的父亲弟兄五个，我爷爷弟兄四个，我父亲也弟兄四个，可谓枝叶繁茂，爷爷又是家族长子，就被相中成了亲家。结果我奶奶说：“没想到一辈子毁在你爷爷手上。”

爷爷心地非常善良，也很爱孩子们，小孩儿都喜欢他，从我奶奶的控诉来看，他最大的毛病是不靠谱，其不靠谱程度，对一个家庭来说是灾难性的。

爷爷上到小学毕业，这在当年极为罕见，而且学习不错。到濮阳县城考中学，第一门考完，爷爷就逛街吃饭去了，逛完街回到考场，别人第二门已经考完，他只好打道回府。

老李家的族谱荡然无存，只有简陋的“轴”挂在我家堂屋墙上。

由于读书认字，鹤壁矿务局招工，爷爷成了工人，后升职为司务长，把我奶奶也带去成了工人。一次爷爷带公款出去采购，结果酩酊大醉，在山上睡了三天（根据我的经验，喝醉很难睡上三天，应该是夸张了），单位以为他携款潜逃，把我奶奶抓起来审问。最后爷爷带着奶奶，当时还有我父亲，被开除回到了村里，国粮算是吃不上了。

爷爷回村之后，应该是相当郁闷，生活水平也直线下降，以他的性格，绝不屑于从土里刨食。一天我奶奶回家，到门口发现门板上写着几行字：“秀银，我出门给你挣钱去了。”奶奶心道不好，冲到屋里一看，她的大花被褥全套嫁妆被洗劫一空，爷爷把这些变卖换成钱走了。爷爷真是挣钱去了，因为过了一段时间，有人捎信到小濮州，说爷爷去山东贩运木头，挣了不少钱，谁知临回家前去赌博，把挣下的钱输光不说，又欠了一笔债，被人扣住不放，让我们家拿钱去赎人……

奶奶断断续续地讲述，她气愤难平，我却有点想笑，站在奶奶的立场上，跟这样的丈夫真是没法儿过，但在我这个长孙的眼里，爷爷做事既出人意料，又让人忍俊不禁。他有点像余华的小说《活着》里的富贵，一辈子随波逐流，善良地接受命运，还主动把自己弄得更狼狈不堪，这是破落子弟的黑色幽默。

让我和奶奶产生共鸣的是这样一件事。她娘家小李庄离小濮州15里，一天爷爷推着独轮车从小李庄回村，车上放着一堆南瓜，南瓜上坐着我父亲，奶奶走在旁边照应。走到半道，有个洼地涨了水，需要蹚水过去，奶奶让爷爷把车放下，先搬南瓜，再把我父亲抱过去，最后推空独轮车。爷爷懒得搞这么复杂，偏要直接推车过水，到水中央车子一歪，南瓜和我父亲一块滚落水里，奶奶气得冲他嚷嚷，谁知我爷爷犯了驴脾气，手一甩自己走了，空着双手回了小濮州。

奶奶和我父亲在水里一块哭，没办法，先把我父亲抱上岸，空车子推过去，南瓜一个个抱上车，再艰难地把车子、南瓜和我父亲推回村子。一进家门，爷爷正在院里树下纳凉，奶奶放声大哭，我老爷爷——也就是“诸葛亮”——一看就明白发生了什么，抓起一根棍子追着我爷爷满院子揍。

事情过去几十年，奶奶讲这事的时候，眼泪还忍不住往下掉，我也恨得咬牙切齿，摊上这么个丈夫，奶奶这辈子真遭了罪了。

但我对爷爷却恨不起来，他这辈子赌博没咋赢过，若是别人欠他钱，他大手一挥不要了，他欠别人钱，追进家里也得给，他让奶奶生那么多气，却又是个很好的人。尤其对我真是好，每次上学路过他在十字街的油条摊子，他都要追出好远，喊着：“军，给你五毛钱去买瓜子儿。”

奶奶当妇女队长时累出了痨病，一辈子咳嗽不止，去世时痛苦万分，一直叹息“死一个人咋这么难”。我爷爷也有肺结核，却不见他怎么痛苦，拍片时肺成了拳头那么大，也不耽误他吞云吐雾、街头搓麻。爷爷去世那天，医院救护车拉着他回村，我在旁边陪着，爷爷一路对我说：“军，给护士买瓶可乐喝。”“军，今天阴历九，咱村有集。”到了大门口，爷爷说：“这是到家了？”叔叔们说到了，爷爷头一歪，就过去了。

我经常说，奶奶的一辈子是悲剧，爷爷的一辈子是喜剧。

奶奶去世以后我回村，有个和奶奶玩得好的老太太对我说：“你奶奶可会说笑话了，她是咱南街的笑料大王。”说完就用衣襟抹泪。

奶奶生于大户人家，父亲说奶奶的老家是河东苏家，苏家在明清时期人烟鼎盛，一直有河东苏家“一门六进士，父子双尚书”的说法。

但香火这事也就怪了。老苏家其中一支迁到小李庄之后，原本有四户，结果一户光棍，一户哑巴，我奶奶是遗腹子，家里只有她这一个女儿；我姥姥家也姓苏，她不会生育，领养了六个孩子，只留下来我母亲一个。小李庄本来有苏、李两姓，几十年过去，姓苏的已经绝户，只剩下一个哑巴，没有妻儿。苏家的庄基地，也都成了李姓的。

而小濮州姓李的也就是我家，短短几十年，繁衍了几百口人，好生兴旺。在农村，有没有儿，有几个儿，就是这么重要。

十字街骑士

小濮州有四条街，组成一个“十”字，也像一只凤凰，十字交叉的部分叫十字街，住在十字街的都是村里的老户，我家就住在十字街。

我出生的时候动静不小，天塌地陷，唐山大地震，东北掉下来大陨石，周恩来、朱德、毛泽东先后去世，大星消隐，“文革”结束。听老辈人讲，那一年我们村还闹了鼠灾，老鼠如千军万马，从北方狂奔而来，又呼啸着南去。让我想起拉封丹的一个寓言故事：大山临盆，天为之崩，地为之裂，最后生下了一只耗子。我怀疑那些老鼠是为了躲大地震，才从河北逃亡到河南来的。

所以有个说法，1976年生的那一代人命硬。

有些人是天才，自己出生的场景仍历历在目，我对此表示怀疑，我对儿时的所有印象，都来自父亲、奶奶和别人的回忆，他们讲的次数多了，我也会产生错觉，以为自己一切都记得，其实并没有。

母亲刚怀我的时候，奶奶生下了四叔，四叔比我大一岁。冬天天冷，母亲下地或干活儿时，奶奶就穿一个斜襟大袄，把我和四叔都揣在怀里，两人都吃她的奶，四叔也成了我一生的玩伴和亲人。

看过自己一张半岁时的照片，坐在洗脸盆里，虎头虎脑，愁眉苦脸。这满脸愁容也成了我的标志，直到去城里上学，参加学校合唱队，音乐老师把我从第一排挪开，嘴里还嘟囔：“挺漂亮一个小孩儿，怎么愁眉苦脸的，去最后一排吧。”

半岁时我不会走路，四叔已经满地乱跑了。母亲把洗脸盆倒扣在我面前，四叔找小树枝递给我，我用树枝敲着脸盆，鼓盆而歌，呀呀学唱，两个人自得其乐。

十个月大，我会扶着锅台走了，祸事也来了。一天母亲盛好刚开锅的玉米粥，一字排开放在锅台上，匆匆出灶房找什么东西，我在灶房拿一小块烧饼，扶着锅台玩游戏，把烧饼放进碗里再取出来。一开始是空碗，哪知玩着玩着不知碗里母亲已盛上了热粥，再一拿不要紧，一碗粥倒进右手棉袄袖子里。我被烫得哼哼唧唧哭不出来，只右手举着，据说姿势颇像入党宣誓，那碗粥也不知在袖子里焐了多久。父亲母亲终于发现，把我送到村里先生家，先生用力脱下我的棉袄，我那整个右胳膊的皮，也就随着棉袄而去了。

直到十来岁，我右胳膊都灵敏得像天气预报，阴天下雨痒得钻心，用力在凉席上蹭，直到剐蹭浸出血来，才稍稍舒服一点。村里大人见我都打趣：“军娶不上媳妇了啊。”“军当不了兵了啊。”我固然很为娶媳妇担忧，但没法儿戴五角星帽穿军装这个悲剧，更让我经常伤心又自卑。

长大后从课本里读到一出革命戏，叫《十字街头》，我立即想起小濮州的十字街，那也是我们村的舞台。从前，十字街的西北角是木戏楼，有很大的舞台。十字街还有大食堂、供销社、印染门市，有很多小吃摊，还有我爷爷卖烧鸡、熬饼、羊肉、饺子的铺子，是小濮州集市的中心。而对于我们小孩儿来说，十字街本身就够了，宽阔的大街，是摔跤玩游戏骑马打仗最好的战场。

小时候我家开着车马店，经常有跑江湖的住店，拉车的、推独轮车的、玩猴的、算命的都住过，睡的都是大通铺。

算卦先生会在十字街上摆摊，奶奶有时找人算命，奇怪的是，算命的都不问她要钱，说她的命太苦，不值个卦钱。奶奶曾让算卦的给我算过，一摞牛皮信封一样的卦签排在地上，从笼中放出一只画眉样的小鸟，在卦签上走来走去，叼出三个信封，那上面记载着我的命运。

其中两个卦签我现在还记得，一个画着鸡窝，边上有只漂亮的鸟，算卦先生说这叫草窝里飞出个金凤凰，另一个卦画着两只小船，有个人站在船头，算卦先生说这叫脚踩两只船。怎么解释的不记得了，大约是“将来有出息，但做事情三心二意”的意思，第二个卦倒挺符合我的性格。

2014年，一天我在北京后海边散步，遇见一算卦老头儿，一问是山东梁山人，经常去濮阳算卦。我们俩谈得很投机，于是我就问他两只船那个卦有啥说法，他随口就答：“北京到南京，不知想下河南，还是下河东。”恐怕也是说我做事情犹豫不决吧。

十字街流传最广的故事是成人的，成人是个光棍汉，守着老母亲过活，传说小孩儿们正玩弹弓，成人非要拿过来玩，他装上石子，先向后拉开皮筋，我家对门的爱华捉弄他，说拉反了，成人于是把弹弓倒过来拉，把自己打得口鼻流血。我一直怀疑这个笑话的真实性，不可能有这么笨的人，但它被孩子们一遍遍提起，我也就顺水推舟相信也许有过，每次我们都哈哈大笑，感慨成人原来这样愚蠢。

成人家比我家离十字街更近，就在十字街东南角，听说，他后来因容留卖淫被判了10年，现在10年早已过去，也没见个人影，没机会向他请教弹弓一事的真伪了。

在童年的记忆里，家里永远养着一头老母猪，走得像小脚老奶奶一样慢，奶头在地上拖着，每窝能生十几只小猪秧。老母猪经常在十字街溜达，像太后出巡，身后跟着一队小猪，威风凛凛。老母猪肤色黝黑，小猪秧却常有白色的，它们争着钻到老母猪肚子下拱奶头，老母猪被拱烦了，随便往地上一躺，小猪秧们就冲过去各抢一个奶头，吃得小肚溜圆。

老母猪性子温和，走得稳当，轻易不跑，我常骑在它身上四处转悠，猪鬃硬硬的有点扎腚，那感觉威风极了，比只能骑羊的孩子神气太多，他们骑着经常摔下来。公猪不好骑，窜得太快，哏地一叫猛地一窜，我准被颠得从猪腚上掉下来，还有可能被它踩住肚子。猪鬃毛下有绿豆大小的猪虱子，捉出来用两个大拇指甲一挤，血能溅你一脸。

奶奶是南街的笑料大王，有一天她对我说：“军，给你说个媳妇吧，是吃国粮的，长得可排场，穿双排扣的西装，就是有点黑。”“中，是谁呀，奶奶？”我兴冲冲地问，奶奶就指着哼哼唧唧的老母猪乐了起来。老母猪那两排大奶头，还真像西装上的大双排扣。

奶奶经常把猪屙在街上的粪收回来。十字街尘土飞扬，有回我看到一堆猪粪干成了土坷垃，自告奋勇帮奶奶拿起来，不由分说用手抓起这堆东西，结果到手里是一把温热的稀屎，只是外面蒙着薄薄的尘土。

四叔比我大一岁，村里人常说“小叔大侄儿，不值个豆皮儿”，意思就是没大没小，我俩也每天都打架。大人们最爱挑拨我俩在十字街上摔轱辘，也就是摔跤，在街上滚来滚去最后成了泥人。我两岁他三岁，我三岁他四岁，我摔不过他，一直到五岁，他又挑战，我平生第一次把他撂倒在地，再战再倒，从此他不再向我正面挑战。

五六岁时分家了，我和父母搬到了南街杏园。一天我正自己玩，四叔从背后偷袭，用衣服抽了我脑袋一下就往家里跑，可能被抽得不轻，我母亲在背后就追，一直赶到十字街奶奶家，我母亲和我奶奶站在门口，为“你儿子”揍了“我儿子”争论起来。后来母亲讲这件事，把我乐得哈哈大笑。

我对十字街最伤心的记忆来自母亲。一天正在街上玩，突然看见母亲骑车往南走，两条大辫子垂在身后，我大吼一声撒腿就追，一路撕心裂肺地嚎着“娘——娘——”，娘扔下我自己走了，我内心的恐惧难以形容。但母亲在前面并不回头，而且越骑越快。后来有街坊跟我讲，那时我也就四五岁，可跑得比电驴子都快。一个街坊奶奶把我拦腰抱住，我吼叫着挣扎，还咬她的手，再一抬头，发现闻讯追来的母亲跑到身边，两手沾着白面，才知道追错了人。

恐惧，委屈，责怪，难为情，我伤心地大哭不止，谁都劝不住，娘说二十多年没再见我哭得那么恸过。直到自己有了孩子，我还有一次从梦里哭醒，梦见在十字街里追赶母亲，这件事一辈子忘不掉了。

现在想想，那个被我追的外村大姑娘，被一个孩子在后面追着哭着喊娘，才不知有多么尴尬，真是对不住她。

消失的集市

《木兰辞》里有这么几句：“东市买骏马，西市买鞍鞯，南市买辔头，北市买长鞭。”几个市场买齐行头，这是诗歌的艺术，但我记忆里的小濮州集市，的确有东西南北街，每条街卖的东西也不一样。

小濮州是农历逢三六九有集，也就是每十天有三个集。我家住在十字街上，打从记事起，奶奶经常会把门板摘下来，垒在砖头上，成为一个简易摊位，每年四月八大会和春节前的集市，临街人家更是“倾门而出”，四条街全是摊位。

十字街上主要卖吃的，我爷爷做买卖喜欢变来变去，卖过煎饼、水饺、羊肉、烧鸡、丸子汤、油条。水饺两分钱一个，每逢集的时候，全家齐上阵包饺子，我父亲从学校放学，回家围裙一扎，就成了包饺子的主帅。我家北侧是保聚爷的油条摊，他一辈子卖油条，绝招是不用刀切，而是用两根筷子样的钢棍，从面团里掘出一点，熟练地绕着拉扯一下，一根油条就放进了油锅，粗细长短一模一样，这个绝活儿小濮州独此一家。自从有一年，他用手拿着一种叫“二踢脚”的爆竹放，二踢脚在手里炸了，崩断了一根手指头，这门绝活儿就失传了。

保聚爷旁边是成人家的茶水摊，茶水摊旁边是糟鱼摊，是一个外村老头儿的固定摊位，其他还有打壮馍的、卖羊肉的、卖烧鸡的、打吊炉烧饼的、卖包子的。每个摊位都支一个布棚，中间一根木柱顶着，四角用绳子一拴，扎进地里，有的白色，有的蓝色，大多夹杂以补丁，整个十字街就有了阴凉，色彩也很好看。农活儿闲了下来，兜里有了余钱的村民赶集累了，就在棚下一坐，高声大嗓地喊“给我置二斤壮馍”“弄一斤面拖子（就是油条）”“来两条糟鱼加一壶红薯干酒”，直到日头向西，才抹抹油嘴，趔趔趄趄地往自家庄里走去。

可能有一个大体的分工，我们南街卖的是粮食，还有鸡蛋，也有卖炊具的。头上裹着红红绿绿头巾的娘们儿，每人挎一个篮子，在街边一蹲，掀开盖篮子的布，篮子底铺着碎麦秸，上面放满了自家老母鸡下的蛋。买鸡蛋的人也蹲下，把鸡蛋举起来，对着太阳照一照，再放在耳边晃晃，分辨一下好坏。新鲜的鸡蛋几乎半透明，在阳光下如一块黄玉。

卖粮食的地方，一袋袋玉米、大豆、绿豆、花生放在地上，把口敞开，买的人大手一伸，深深地插进粮食里，从尽可能深的地方抓出一把粮食，摊在手掌上细细打量，以确定粮食的品级。卖粮食的地方有经纪，在我们村，在集上当经纪也是一种职业，在卖家和买家之间充当说客，他们不大声说话，神秘兮兮地把手伸进彼此的袖子里讨价还价，摇头不算点头算，生意说成了，经纪能抽取一点好处。

南街卖粮食，东街卖蔬菜，北街卖调料，西街的规模最大，人气最旺，西街卖的是布料。在20世纪80年代的农村，卖布是个很新潮的职业，买一块好布，找裁缝做上一件衣裳，跟后来去商场买衣服一样时髦。小时候不懂，只听见老板说什么“的确良”“涤纶”“洋布”“涤卡”，棉布倒没怎么有人提。一条西街，得有上百个布摊，每个摊位都搭着棚子，他们的棚子跟十字街又不同，多是长方形，以蓝布为主，摊位前挤满了大姑娘小媳妇。布摊旁边就有裁缝摊。

对于小孩子来说，西街最好玩的摊位是照相摊和画册摊子，照相很奇妙，但那时候照相贵，小孩照不起，主要在卖画册的摊子边转悠。不知哪个村的瘦老头儿，应该离小濮州很近，每个集都会来，往凳子上一坐，手拿一根细长棍，虎视眈眈看着小孩儿。我们就蹲在摊子边，一本本拿着看，什么《瓦岗寨》《杨家将》《薛刚反唐》《岳飞传》《岳云》《朱仙镇》《呼延庆打擂》《薛仁贵征东》《罗通扫北》，都是线描的画册。蹲得脚麻了，干脆就跪着，甚至坐下来，这时候老头儿的细棍就到了，敲敲小孩儿的头，吼一声：“回家要钱去！”如果真想买，小孩儿就一溜烟回家，或者去布摊上找娘，扯着衣襟又哭又闹，讨得几毛钱买一本画册。

再过几年，线描画册不太时兴了，电影胶片直接影印在画册上，很受小孩子欢迎，内容也慢慢以《少林寺》《少林和尚斗刁猴》《南北少林》《南拳王》《自古英雄出少年》《马永贞》《陈真》《霍东阁》《铁血丹心》为主，都是电影和电视剧火了以后，小孩子跟着去画册摊上找画册。

我从孔夫子旧书网上曾买到一本小人书——《澶渊之盟》，看画册中的人物在濮阳打来打去，感觉很奇妙。萧太后被画得很漂亮。慈禧太后是历史上最著名的太后，但在农村，萧太后的知名度最高。

西街的集市规模大，可能跟历史有关系。小濮州历史上有座延昌寺，民间叫皇姑庙，后殿大殿厢房俱全，石碑林立，是十里八乡最大的寺庙，延昌寺就坐落在西街。每年农历四月八如来佛的生辰，小濮州有四月八大会，那时候有庙会，有大戏，是远近几十里闻名的会。四月八大会在小濮州也叫骡马大会，人们牵着驴、骡子、马去会上交易，我小时候还见过骡马大会的盛况，就在延昌寺的门前空地上。

村里有老人说，骡马大会上还有骆驼，他曾经见到过，那应该是1949年以前的事。

我的妻子出生在与户部寨乡相邻的柳屯镇，古代叫柳下屯，曾是柳下惠的治地，离小濮州二三十里地。妻子的奶奶已经98岁，她听说我是小濮州人，马上清楚地回忆起，她的丈夫生前卖牛肉，每年赶小濮州会，天不明推着车子出发，早饭时间就走到了。既然都是买吃食的，我毫不怀疑，我妻子的爷爷曾跟我爷爷打过照面，以我爷爷的豪爽好客，说不定还是朋友，不过现在没机会求证了。

当地人有一个习惯，村里路上碰见人，除了寒暄一句“吃了吗？”有时还把手放进上衣兜，把一沓钞票抽出半截，做正掏出状，问上一句“花钱不？”，另一人赶紧说“不花不花，我有”，那人说“花你说一声”，然后俩人才分手。这个习惯我怀疑集上的人才有，俩人赶集碰见了，一般需要买点东西，就问问花钱不。这个习俗很有喜感，我们也偶尔模仿一下，对小伙伴说：“花钱儿不？要钱没有，要血一小盆儿。”

现在，小濮州集已经名存实亡，只有西街村口的公路上还有一点，早没了往日的繁华。我1976年生，1987年离开小濮州，20世纪80年代那十来年的光景，是小濮州集最兴盛的年头儿，也是中国农村的回光返照。

杏树上的国王

五六岁时，我家从十字街搬到了村西南角的杏行边上。

杏行指的是大小几十亩的果园，有苹果树、梨树、柿子树，还有桑葚园，由于以杏树为主，村里人就叫它杏园。杏园的边上有条河，我家的庄基有一半盖在河上，填平了一段河床，在挖土填河之前，那条河应该已经干了。当时推土主要靠独轮车，母亲和父亲除了请人推土，还要打砖坯，盖起三间砖土混合的瓦房，费了不少劲儿。

待房子盖好，院墙垒好，我一看乐了，一棵大杏树正好圈进我家院子，春天满树粉色杏花，夏天结杏的时候，树枝垂下来，打开窗户就能摘杏。杏树长得歪歪斜斜，表面又多粗糙的树疙瘩，很容易攀爬，我小时候身手了得，三下两下爬上树梢，翻身就到小厨房顶，再从厨房屋脊跳到大堂屋瓦上。站在高高的屋脊上望杏园，杏花粉白，苹果树粉红，梨树开得像下大雪，虽然不懂得叫一声“美啊！”，却也高兴得很。

堂屋屋檐下有麻雀窝，我蹲在屋檐上方，把大瓦一片片揭开，把窝蜷在丝绒里的雏鸟和鸟蛋拿到手里，把玩一会儿，有时会放回去，有时忍不住揣兜里，去向其他孩子炫耀。那时我崇拜的人不是岳云、高宠，而是时迁和杨香武，杨香武三盗九龙杯的故事让我着迷，于是就模仿他，双腿挂在杏树横着的枝丫上，以倒卷珠帘的动作往窗户里看，把母亲吓得一声惊叫，才猴子一般翻下树。

很多年后读卡尔维诺的小说《树上的男爵》，小男爵从窗户爬上树，再也没下过地，读书吃饭都在树上，树中行走如履平地，我心中顿时大起知音之感。以杏树园的稠密程度，以及果树枝叶的铺张，我“果餐露宿”，在树上生活十天半月问题也不大。邻居家盖的是平房，我有次爬上一根笔直的榆树，再跳到平房上，美美地睡了一下午，父亲喊遍了整个南街，直到有人说“别不是爬到房顶上睡着了吧”，才从房顶上把我找到。

生活在果园里，我随时随地都在吃。春天杏花开，小孩子哪懂赏花，俗话说牛嚼牡丹，我是吃杏花，有点甜味，花心舔一舔还有点香。等杏花落了，杏子出来，从豆粒大开始，就成了我的美味。杏子最开始什么味儿也没有，越来越大，逐渐变酸，酸得人倒牙。我毫不在乎，每天摘一捧装兜里，自己吃也送小伙伴。

奶奶看见我吃青杏，就会念一句“桃养人，杏伤人，李子树下埋死人”。所谓伤人，就是流鼻血吧，反正在我的记忆里，只要是春天，没有哪天不流鼻血。别的孩子都是拖着长长的鼻涕，我拖着长长的血鼻涕，不耽误龇牙咧嘴地吃青杏。

青杏慢慢变黄，黄里透红，越来越软，味道也从酸到酸甜，等到完全甜了，吃着会面面的，甜里渗着香味儿，村里老人就也能吃了。姥姥常对我说：“军长大以后，等杏熟了就接我去小濮州吃杏去。”

杏行最早属于生产队，后来联产承包，每家分了一两棵杏树，再没人管理，再过几年有人承包，但收获不大，被我这样的孩子毁坏得厉害，最后就一棵棵砍掉拉回家，劈柴烧火去了。

柿子树残留得久一些，柿子太涩，即使长红了如果不烘，也涩得难以下口。隔壁忠良他爹承包了那十来棵柿子树，每年秋天就地挖几个洞，生火漤柿子，变甜以后除了卖，再给邻居们送着吃，所以柿子我也吃了不少。

至少十年前，杏树就一棵也没了，柿子树可能也没了，都成了宅基地，以及挖土垫宅基地留下的大坑。

关于过年的记忆

我从记忆里淘出的这些残片，大约都在30年前了，也就是20世纪80年代。那也是农村的黄金10年，短暂的复兴之后，漫长的衰落就开始了。

在我小时候的印象里，春节可不是大人的节日，它是为小孩子准备的。年三十的村子是属于小孩儿的，没有大人来管我们，他们突然全不见了。

戴个火车头帽子，缀有红五星，蹬一双新做的棉鞋，在村子里晃荡着熬五更。那时候的鞭炮没现在响，温和、悠长，零星地从远处飘来，像老人打着绵长的带着尾音的喷嚏。家家户户的门墩上插上了红蜡烛，烘着门上贴的秦叔宝和尉迟敬德。门墩上的蜡烛，想拔哪根拔哪根，拿着放鞭炮，但没有拔根香头用着顺手。比蜡烛更老一点的，是用竹签裹上棉花，放进羊油里浸透，直接插到门墩上点着。

小孩儿兜里揣着新钞票，几十张一角的小票，腰包鼓鼓，在小卖部里昂首挺胸，店老板再也不敢随便赶我们走。我们只买些拉炮、摔炮，还有滴滴筋，二踢脚不敢买，有的小孩拿着放把手指头崩掉过。

买了鞭炮放在铁罐头盒下，看谁的炮能把盒子崩上房顶。有孬孩儿把炮插到街边的猪粪里，等大人路过，偷偷点着就窜。大人中了埋伏，新衣服“遍体淋屎”，怒吼着一直追到村外庄稼地，但追上也不会打一顿，大过年的谁好意思打小孩儿，再说也打不疼，个个像穿了棉花包。

最绝的主意是把炮塞到猪的屁眼里，猪在圈里嚎一个除夕夜，往往招来妇女恶毒的咒骂：“恁个驴吊日咧，恁个卖尻咧，恁生了孩子都没屁眼儿。”和着零落的鞭炮声一起飘在村子上空。

爷爷在十字街开了个饺子铺，兼卖烧鸡，三十晚上没人，曾有小孩往锅里放过鞭炮，想看看能把锅盖顶多高。

爷爷派我和四叔看店，正百无聊赖，店里歪进来一个人，是我们村的老光棍，叫二麻子，听大人说在城里当小偷，每年春节回村一次。这次在哪儿喝醉了酒，骂骂咧咧地进来，咣当摔到灶火前的草灰上，狗日驴操地骂了一阵，唤我和四叔过去，拿出一张5块的大票，要给压岁钱。

5块是个天文数字，我俩不敢要，他就大骂不止。二麻子在村里辈分高，从我骂到我爹，又骂到我爷爷。我和四叔恼了，低头一合计，反正是他硬要给的，不要还骂我俩的爹，不要还想揍我们，那就要吧。

我们先给二麻子磕个头，给他提前拜年，他就把钱塞我手里，脸上很高兴的样子，我俩也很高兴，就又多磕了一个，唱戏样儿喊着“二麻子爷爷过年好啊”，磕个头又不花钱。

我们派二麻子看守饺子店，反正他已经呼呼大睡，没法儿不听命令，然后率领南街的小伙伴买空了供销社。满兜装着鞭炮，掏出一支问小伙伴：“那你听我的不？”“听你咧！”“那给你一个响的。”

后来回村里拜年，一个堂叔玉龙说我的记忆不准确，那天晚上他也在，还有其他几个孩子，而且钱也不是5块。我问二麻子还在不，他说早死了。

一般过年放鞭炮，过十五放焰火，主要是“呲花”、“汽火”跟“地出溜”，这几样我只知道土叫法，我们那一带的人才懂，不知怎么写。汽火是往天上飞的，不过我们喜欢让它贴着地面飞。有个十五晚上，我顺着十字街放了一支汽火，结果飞进一群小闺女群里，把其中一个小闺女的新年衣烧了个洞。她哭着把她娘拉出来，满大街找我赔衣服，我吓得面无人色，四处躲藏，那个十五没过好。

初一得起五更，天不亮先起来放挂鞭，把饺子下锅里，给门外的老天爷点两根蜡，锅台上的老灶爷也点两根，把院门打开，门墩上再续两根蜡烛。这些准备就绪，大人把出锅的饺子盛一碗，放在家谱前面，上面放双筷子，放两大块红烧肉，然后开始“愿语愿语”，也就是祷告祷告，邀请住村头坟地里的先辈的魂儿回家。我们在旁边跟着学：“老爷爷，老奶奶，过年了，回家来吧，跟俺一块吃点饺子，院门都开着，别忘了回家的路。”

我们屋里供着家谱，其实是大块白布，李家逝去的先人都写在上边，挂在堂屋墙上。大人在家谱前放上糖和梨膏（也就是蔗糖）。天还没亮，看树和人都是黑影，这时院外响起脚步声，几十个人走进来，进门先给家谱磕头，再一侧身，给守着家谱的老人磕头，老人就站起来做搀扶状，说“别磕了”。磕头的人顺势起来，老人给大人递烟，给小孩拿糖。我就加入这个队伍，去给下一个家谱磕头。

天色蒙蒙亮，街上很安静，没人放鞭炮，说话的也少，能听见噗噗踏踏的脚步声。在街上碰见老人，这个队伍乱哄哄地跪下，给老人磕个头，老人照例说“到家喝口水吧”，“不了不了，还得磕几家”。村里哪个屋子有家谱都有数，走过一遍天明了，大人耳朵上夹满了烟卷，小孩四个兜里都是糖果。队伍里从来没有女的。

中午家家吃饺子，但饺子出锅以后不能立刻吃，得先送饺子。大人一碗碗盛好，小孩儿端着给邻居送，邻居收下饺子，再押回来一碗自家的饺子。胡同里撒欢儿跑的，都是送饺子的孩子。有的赛起跑来，脚下一绊，一碗饺子撒在街上，赶紧捡起来吹吹土，扒拉扒拉泥儿，举着碗再往家跑。

一通跑下来，自己家的饺子全跑到别人家碗里，而自家的饺子筐里，摆满了各家媳妇的饺子。而我们家的饺子，是公认南街最好吃的，因为我们家是世代卖饺子的，样子好看，馅儿调得香，舍得放肉。我爹我娘边吃边逐一点评，“你姨老娘包了这么多年就没好吃过。”“那谁家真会过，里面全是白萝卜，不舍得放肉。”“谁家的馅儿就没调准过，齁咸。”“你那个奶奶包的饺子大得像鞋底子。”“这是谁家的饺子？尝一个，哦，新媳妇包的吧，以前没吃过，手艺不孬。”

吵架风情画

小时候，村里人喜欢听评书，听《说岳》《隋唐演义》《三国》《三侠五义》等，那时候喜欢两种人，一种是能打的，如杨再兴、高宠、陆文龙、李元霸，一种是能骂的，如翻江鼠蒋平、细脖大头鬼房书安、卖耙子的程咬金等，尤其后一种，翻动三寸不烂之舌，把死人说活又把活人说死。能打的死得都早，白玉堂、杨再兴、罗成、高宠、李元霸哪个不是死于非命，而能骂的都长命百岁。

这种评书的源头，就是古代老百姓的口口相传，所以，相信我的先辈们对吵架这事喜闻乐道，而我的乡亲们吵起架来，也有一种传统民间文化的底蕴，他们是北方平原上的语言大师。

农村人吵架的时候，一般会在两件事上侮辱对方，一个是当了对手的父系长辈，从血统上羞辱了对手，另一种是占有或侮辱了对手的母系长辈。第一种比如，小孩子吵架的时候，会骂“我是你爹”、“你是我的巧外甥”，小孩会反击说“我是你爷爷，是你老爷爷”；第二种则会说“日你娘”“靠你姐”“你个驴日的狗操的”之类。反而极少对对手本人进行攻击，因为个人是无足轻重的，农村还残留着一点点宗族的文化传统，剩一点古代纲常伦理的影子，成为对方的直系长辈，意味着对对方地位和尊严的摧毁。

明代李自成起义的时候，曾提过一个口号：“杀一人如杀我父，淫一人如淫我母。”可知农村这两种吵架形式，是相当具有杀伤力的。

也有使用俚语的，这个算是比较温和的吵架。我在村里有个邻居，弟兄几个相继成家，谁养娘就成了一个问题。老娘在其中一个儿家住的时候，由于受媳妇的气，就要换一家住，儿子听到后对他娘说：“你走吧，你走得快，来得疾，腚沟子磨掉一块皮。”

有个媳妇创下了本村一个纪录，据说她有段时间，每天吃过早饭，就去公公家门外大街一坐，语调悠扬地骂一个上午，然后拍拍屁股回家，给地里回来的丈夫做午饭。后来老公公在屋子里上吊了。

也怪哉了，在我的儿时记忆里，村里吵架最凶的、打架最狠的，往往是兄弟或父子，有个儿子曾一铁锹拍在他娘的腰上，铁锹把都折了。在古代这是大逆不道，村里有宗祠，受欺负了可以去哭诉，找本村士绅和长辈去说理，那个不孝儿子也许会被打个半死。随着乡村道德体系的解体，这样的事只好找领导，但领导哪管得了。

农村人商量事情，好说好商量的时候不多，我很少看见他们耐心地讨价还价的，往往是一言不合，或者不合己意就想掀桌子走人，农村人叫“不说理”。村里的耕地若干年一动，随着闺女出嫁儿子结婚家里死人，大家重新分耕地的数量，强势的人即使闺女出嫁了，也往往就是不让出耕地，弱势的要么忍气吞声，要么苦苦哀求，或者以泼皮之姿要与对方同归于尽，以求对方稍稍让步。这个时候，平日嘘寒问暖的邻居翻脸就成了仇人。

小时候，村里有一家儿子多，欺负了邻居，有天晚上，那个遭到欺负的邻居就在街头大声哭诉，招徕村里人听他讲述冤屈，让老少爷们儿评评理，但公共舆论并不能解决问题。这两类事情的解决，最终都会依赖两种办法，一种是村支书村长出面，主持正义或和稀泥，把双方压下去，另一种是双方召集各自的家族势力，开始威胁武力解决，直到一方屈服为止。这两种办法，一再被证明是解决问题的终极之道，落败者忍气吞声，获胜者公然侵占，权力和拳头，在乡村是最受人敬畏的两样东西。

我长大后住在京城，天子脚下，皇城根边，吵架自不会像我们村那么野，北京是文骂的大本营，老北京人骂街就像说对口相声，相当精彩。有一次坐公交车到东三环劲松，一位女乘客与女售票员发生了口角，女乘客一直骂个不停，女售票员突然对司机说：“大哥，咱们怎么开到动物园了？”司机很配合地回了句：“没有啊，你说什么呢？”女售票员微笑着说：“没在动物园啊？那我怎么一直听着驴叫呢？”全车乘客哄堂大笑。这么精彩文雅的骂街是我平生仅见，也让我对北京的售票员特有好感，人家就是大气。

吵架是一门语言艺术，跟二人转、相声、小品一样，这些都是北方人的绝活儿，没南方人什么事，尤其二人转和相声，那种拐着弯以当别人老舅为乐的穷开心，就是老时候街头吵架的翻版。我在南方的城市里，很少见到吵架的。

随着时代的进步，这门手艺在北方也逐渐不景气了，原因在于，跟拿刀砍相比，吵架实在是一个太过文明的活动。有时候你真不敢跟陌生人拌嘴，因为你不知道他们的耐心能持续几秒，每个人都像个炮仗，还是手里拿着就炸的那种。

小濮州民风不太淳朴，虽然属不上彪悍，也多不是吃亏的主。大约十来年前，我在北京一家小报工作，突然接到河北廊坊的电话，我们村里人打来的，气急败坏地说：“快来救我们吧，恁叔叫抓起来了。”原来村里人去廊坊干建筑，干到收麦准备回家，谁知南方包工头不给开工资，几个人实在没办法，就合计把包工头捆起来抓回河南，让包工头家人拿工资去赎人。绑票行动刚要实施，包工头见势不妙报了警，派出所出动警车把农民工给抓了。于是他们火速给我打电话。

我当时是报社的广告业务员，没办法，哆嗦着拨通派出所电话，开始假冒记者：“我是《中国青年报》的记者，有人爆料说你们扣留了讨薪的农民工，让你们所长接电话。”很快所长的声音传来：“现在事情已经调查清楚了，请中央的记者放心，我们马上把农民工放了，再去把包工头扣下，不发工资不让他走，绝对不让农民工受委屈。”

但我们村的李殿奎不需要帮忙，某年他在河北干活儿，包工头欠薪跑了，他们就四处捉包工头，终于有人发现包工头下榻的旅馆，李殿奎率人包围旅馆，等到半夜，大喝一声“农民工讨薪”一冲而进，拉网搜查每个房间，还真抓到了包工头。谁知包工头找机会又溜了。半年之后，又有人在北京发现包工头，李殿奎率人直扑北京，堵到之后扭到马路上，掀开一个水井盖，把包工头脑袋朝下放进井里，双手攥着脚脖子，问：“给不给工钱？喊到三不给就松手了。”包工头脑袋冲下哭爹叫娘，当天就付清了欠款。

在北京工地边的小饭馆，李殿奎他们讲的讨薪记让我大笑不止，此非正道，但在农民工或跳楼或下跪的风气里，剽悍的农民工还真不给政府添麻烦。至于法律，他们是不相信的。

农村人的死法

曾有新闻报道，安徽安庆多位老人在火葬令生效之前自杀，我家一位长辈听到这事非常愤怒，他对安庆市委书记的评价是：“这个二杆子货犯了左的错误。说土葬占用耕地根本站不住脚，到村里坟上看去，三代以上的老坟，你基本都找不到了。”

我十来岁离开村子，在那之前，每年都会参加村里的白事。在农村为了避讳，办丧事叫白事，办喜事叫红事，人死不叫死，叫老了，棺材不叫棺材，叫木头。我老姥娘，也就是我奶奶的娘，只有我奶奶一个女儿，她就长年住闺女家。老姥娘有一块上好的木头，醒目地放在院子里，邻居来串门总要夸赞一句：“嘿，好木头，松木的。”老姥娘总是幸福地回答：“都是孩儿们孝顺。”她常念叨一句：“七十三，八十四，阎王不请自己去。”后来她果真在84岁那年老了。

我有一个亲姥娘，一个晚姥娘，亲姥娘是我妈妈的亲娘，晚姥娘是我妈妈的后娘。亲姥娘家是地主资本家，成分高，被抄家后养不起闺女（我妈妈是老八），只好送给了晚姥娘家，晚姥爷当过八路军的骑兵班长，家庭成分是贫农。亲姥娘晚年跟舅舅在城市住，听舅舅讲，亲姥娘精神失常，但每天穿蓝色斜襟大褂，一个褶子都没有，走起路来飘飘欲仙，路过的人看见都称奇，赞“跟古代的人一样”。

亲姥娘身体很好，去世前几天，她拒绝再吃任何东西，把自己的衣服洗得干干净净，然后很安详地走了，没给孩子添一点心事。死亡对于我老姥娘、亲姥娘，如同一个迟早要来的节日，她们迎接死亡的态度平静，甚至有一点欢欣，就像出远门回了娘家。

死得特别的是我的晚姥娘，这位命苦而刻薄的老人活到近90岁。由于是养女，我妈妈小时候吃尽了她的苦头，但她老时，却不得不依靠我妈妈生活。妈妈是基督徒，晚姥娘也就不情不愿地信起了上帝，但妈妈不在跟前时，她会偷偷跟我说：“我才不信上帝哩！你娘傻了。”晚姥娘最后的日子我去教堂，她躺在教友宿舍的床上，周围不断有教徒陪伴，握着她的手跟她说话，问她最后还有没有罪要清，羡慕她就要去跟上帝见面，要住在天堂里享福了。妈妈说晚姥娘去世的时候，双手捧在胸前，脸上含着微笑，“走得不知道有多好”。

教徒都是火化，教堂就送晚姥娘到火葬场。火化那天，几十位教友包了一辆公交车去火葬场，围着晚姥娘的尸体唱赞美诗送别。我们在门外听着，歌声悠扬，恍惚间有天花乱坠。晚姥娘的远房晚辈从黄河边赶去，看着这一幕不断感慨，说我晚姥娘一生孤苦伶仃，只有收养的一个闺女，按老家话是个绝户，“没想到老了老了有这么多的孝子送终，这辈子总算没白活。”

火化完毕，亲戚们要把骨灰带回家下葬。我和妈妈跟到村里，村头已经挖好了墓穴，棺材也在地头等晚姥娘。亲戚把骨灰撒进棺材，骨灰盒放进去，寿衣也放好。年轻人出去打工了，找遍全村，勉强凑够抬棺木的劳力，抬进墓穴，挥锹埋土。女眷们开始哀哭，妈妈大声制止她们，因为晚姥娘是基督徒，基督徒去世时是不需要哭的。女眷们擦着眼泪，吃惊地望着妈妈，不能用痛哭为死者送行，让她们有点慌乱。我说不清出生于北洋还是民国的晚姥娘，历经临终忏悔、西式送葬、中式火化、中式土葬，终于永远安息在泥土之中，而她的灵魂则飞升到了天堂。

所谓中式火葬，即是必须从火葬场购买骨灰盒，交不菲的火化费用，火化之前要给工作人员行个小贿，以保证他们将我晚姥娘火化到位，撮起来的都是骨灰，而不是碎骨。有经验的人还嘱咐，不要给老人穿太贵的衣服，因为衣服会被扒下来偷偷卖掉，尤其要摘下耳环、戒指等首饰，否则都会被摘走。

父亲是城里的干部，临去世前，让我去陵园买了块墓地，跟成千上万人排列在一起，一平方米两万六，期限跟房产证上差不多，墓碑上刻字另交钱。向我推销墓地的，是我中学地理老师的老婆，她手下有三十多个业务员。由于父亲是校长，是她老公的同行，我又是她老公的学生，素昧平生的师母给打了折，还给父亲免了10年的物业费。

饥荒年代的影子

读报纸，看到广东流行吃猫，据描述，吃猫过程非常残忍，由于猫激烈反抗，饭馆厨师提着猫笼用池塘水将猫活活淹死，然后拔毛开膛做汤。我怒不可遏，凌迟活驴、活吃猴脑，到现在又活吃猫，广东佬真是百无禁忌。

想到此，忽然想起了自己的童年时光，并吃了一惊，因为我小时候在村里，对小动物的杀戮同样罄竹难书。

我四五岁就会在池塘里用罐头瓶捞小鱼，放在瓶子里养着，但小鱼往往第二天早上就全部肚皮朝上，我百思不解，加上草或馒头，鱼仍无一例外死去，罐头瓶捕到的小鱼越多，鱼死得越快。整个童年时期，不知憋杀了多少小鱼儿。

我还曾经联合小伙伴将小河的一截水全部淘干，将里面的小鱼小虾一网打尽。有一次我在池塘里抓到一条半尺长的泥鳅，一直养了两个多月没死，一天玩罢回家，发现我娘已经将泥鳅切成几段，蒸熟了喂弟弟吃。那是我养小动物最长的一次，结果间接杀了它。

小时候蜻蜓很多，每到雨过天晴，我就拿一把大扫帚追蜻蜓，一下子就能罩住四五只，用棉线拴住尾巴，放进蚊帐里，让它吃蚊子，结果蚊子没有吃着，蜻蜓自己绝食死了。

秋天，大人犁地的时候曾经抓到野兔送给我，我和小叔叔将小野兔的肚子剖开，将内脏掏出来辨认。

身手麻利些了，我爬到屋檐上去掏小麻雀和麻雀蛋，它们的下场大多悲惨。大些之后我晚上还跟着大孩子打手电筒抓麻雀，拿手电筒一照，麻雀就动弹不得，束手就擒，大孩子用胶泥将麻雀裹住，在火上烧着吃，而我在这个过程中玩得其乐融融。

还有一件事是大些之后了，我从城里回家，晚上与小时候的朋友到河边玩，朋友手拿袋子抓青蛙，抓了最少有100只，我没有想过制止。朋友还告诉我，青蛙腿很好吃，吃青蛙的时候要一刀将青蛙大腿切下，上半身还能动。一碗青蛙肉，需要二十来只青蛙。我记忆中好像并没有将那小子踢到河里。

对了，还有一次，我逮到一只老鼠，不知怎么办，邻居大伯从家里拿来煤油，浇在老鼠身上，用火柴点着，老鼠像一团火球在树林里狂奔，直到变成一团灰。

搜索记忆，好像只有两只动物逃脱过我的伤害，我发现一只刺猬，就用一个水缸倒盖，将刺猬罩在下面，准备腾出空来收拾它，第二天却发现它挖了一个地道逃跑了；另一次邻居奶奶送我一只乌鸦，将腿用绳子拴在木棍上，在我还没想好怎么玩的时候，乌鸦求生的本能使它带着半米长的木棍困难地飞走了。

还有那些蚂蚁、蚱蜢、蜘蛛、瓢虫等，落到我手里，下场都很悲惨。此外，年龄渐长，我和小伙伴的伤害对象从小动物转向了羊、猪等大型动物，快10岁的时候，有一阵子别人家的羊老到我们庄稼地里啃庄稼苗。我至今还记得，跟我一块的小伙伴，先是将羊腿掰瘸，然后将一只母羊活活打死，从羊嘴里喷出的发黑的血，在我脑海里挥之不去，我被认为是帮凶。

把这些写到了纸上，就像一个凶手在交代罪行。我的小动物虐待史中，每一项都有小朋友和大人的参加。大人从没有告诫我不可以虐待小动物，相反，总是兴致勃勃地告诉我每一种小动物的味道都各有特殊的鲜美。麻雀能吃，兔子能吃，知了能吃，蚂蚱能吃，土里的幼虫能吃，青蛙能吃，蛤蟆能吃，这是动物；还有红薯叶子能吃，槐花能吃，榆钱能吃，榆树叶能吃，柒柒菜能吃，马亚根能吃，迷迷蒿子能吃，地里的野草大多都能吃，真令人叹为观止。

这应该是一种久远的传统，饥荒时代留下的本能，中原有着多灾多难的历史，战争与灾害经常使这个地区变得饿殍遍野，小动物们成了先辈的衣食父母和救命之物。40年前，我爷爷的叔叔饿死了，那时他在河里连蝌蚪都找不到。经过千年的磨难，吃动物已经成为我们民族传统的一部分，我的先祖是逃荒难民，我的身体里流淌着饥饿的血液，而保护动物和环保主义，当然是富起来之后的事了。

多少英雄埋没在草泽

人的命运像一条河流，经常会出现分岔，殊途同归者少，而渐行渐远的多。四叔玉彬长我一岁，堂叔玉国与我同岁，我们三个同一天上学，同一个班级，每天在一块玩，一直到小学四年级我离开小濮州，像河流一样分岔了。

我上一年级时，大约是五岁多，母亲给做了个花书包，光着屁股就上学堂。我是班里最小的，同班学生有的比我大四五岁，已经上了好几个一年级，考不上二年级就一直蹲班。

那时候还兴打学生，有的学生经常被老师打得鬼哭狼嚎，看到板凳砸在六七岁孩子背上，我常担心骨头要被砸断了，结果却毫发无伤，从来没学生被老师打伤过。后来我发现了一个规律，凡是在学校常被老师揍的，在家被自己爹揍得更狠。我亲眼看到邻居小孩，也是我的同学，被他爹拎着双腿往大柳树上摔，我们说“把屎都摔出来了”，两天过去，小孩依旧劲头十足，在小伙伴中称王称霸。看来也是“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

大约因为父亲也是老师，我从来没挨过老师打，整天睡过头迟到也不会挨罚。早晨校园里读书声震天，老师看见我一个人进校门，就笑着说：“军，都放学了，别进去了，跟我下地放羊去。”

田孝林老师教我时间最长，他写得一手漂亮的粉笔字，到三年级换了老师，我的学习成绩直线下降，到四年级跟不上班，老抄别人作业，五年级竟然没考上。父亲当时已经从村里的中学，调到户部寨乡小学当校长，一看不太妙，就把我带到户部寨，跟他同吃同住，又复习了一个四年级，才算把下滑的势头止住。统考时考过一次全乡第三，是我小时候的最好成绩。

在户部寨那一年，父亲每周骑自行车去乡里，周末再骑车回村，我就坐在车的后座，走在乡间的林荫道上，听他吹着口哨。晚上在学校附近散步，他还自娱自乐唱起《木鱼石的传说》《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听众只有我一个人。我当时能唱完整的是两首歌——《回娘家》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当时没有音乐课。

在户部寨上了一年，父亲又把我带到了濮阳市。他那时三十一二岁，现在看来绝对志存高远，已经当了乡学区校长，管七八个小学，还要去市里应聘当小学老师。他后来对我说，他的想法很简单，在农村上学就瞎了，要把我和弟弟妹妹拉出来，让我们到城里上学。

父亲的这个决定，对于我和弟弟妹妹来说，确实是命运攸关的一步，因为村里跟我同龄的孩子，没有一个能上大学的，上高中的也没听说。

在玉彬、玉国和我中间，我的智力最差，学习成绩也不突出，下象棋、玩扑克等需要智力的游戏，更是远远不如他们两个。十几岁在庄稼地里锄草时，玉彬可以和同伴下盲棋，两人一边锄地，一边随口说着棋路，把一盘象棋下完，让旁边的我瞠目结舌。玉国更是南街公认的“脑瓜子管”，说如果南街出一个大学生，那也是玉国。

我在市里先上小学，再上初中。四叔在村里上中学，同时帮多病的爷爷奶奶干活儿，他们在家炸好油条，他天不亮就骑车载着油条到各村去换，把油条换成粮食，拉回家再去上学，到初二就退学了。现在他40岁了，我们一块去离小濮州10里远的村子，村人一见他还打招呼：“这不是小濮州换面坨子的小孩儿吗？”

玉国的父亲，也就是我的四爷，对玉国的期望值高一些，他曾到市里跟我同班上过一段时间。小学毕业去考濮阳最好的县三中，以半分之差落榜，当时少半分掏800块可以入学，四爷掏不起那个钱，让他复习一年再考，结果差的分数更多，只好回小濮州中学，最后不了了之了。

十六七岁时，四叔去市里一个饭馆学厨师，几年后去本地啤酒厂当工人，啤酒厂倒闭，四叔下岗，到北京一个婚庆公司当司机，还给报社当过发行员，两年后回濮阳，去我父亲工作的学校当了临时工。

玉国退学以后，去东北种地去了，后来他讲那真是闯荡江湖，他当时才18岁，有人看他聪明过人，就给他钱一块去赌场赌博，帮人挣过不少钱。几年后回村，实在无事可做，就去北京一个饭馆当了服务员，干了很短时间，经理看他非池中之物，实际是管不了，就请他走人了。他就去广东当厨师，去安徽当厨师，这两年在村里竞选成功，成了小濮州的村支书。

在10年前的北京，是我和玉彬、玉国人生中难得的交集，我们叔侄三个，一个婚庆公司司机，一个酒店服务员，一个小报的广告业务员，也可能已经当了编辑，在南二环边上的三路居村一间小平房里，喝酒吹牛聊着心事，感慨在北京的艰辛。

面对我的儿时玩伴，我总会有一些歉意，我和他们唯一的差别，不是出身，不是智力，是机会，是农村和城市的差距，造成了我们命运殊途。用好友“十年砍柴”的话说：“在乡村，多少英雄埋没在草泽。”从这个意义上讲，小濮州村现在的孩子，多能到濮阳上中学，和城市孩子一样考大学，实在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只不过，等农村孩子也多能上大学了，上大学又不值钱了。

1987年，当我和父亲搭上长途汽车，在一个夜晚走进尘土漫漫的濮阳，平生第一次踏入城市，我和我的小伙伴们就永远地分开了。

濮阳
1987~1995

一座32岁的城市

1987年夏天，我离开小濮州，随父亲登上一辆去濮阳的长途汽车，村里人叫进城。

汽车先拉我们到濮阳老城，出汽车站，再登上2路汽车，到了新市区。第一次坐长途车，第一次坐公交，第一次进城，所有的都是第一次。

从2路车下来，天色已经黑了，脚下是松软的沙土，眼前是一片工地，也许正在修路，一阵风吹过，黄沙漫天，很像我曾去过的黄河滩区。这就是濮阳新市区，1983年建市，那一年我11岁，它才4岁。

我的感觉是对的，黄河曾经流过这片土地，后来它改道了，给这个地方留下了黄土，把很多东西埋在了地下。

近30年前的记忆已经模糊了，我印象里当时濮阳只有一条马路，叫作二号路。按照逻辑，应该先修一号路，再有二号路，所以当时应该有两条马路。我下车的地方，可能是正在修建的三号路。在我离开濮阳去郑州的8年时间里，所有人都把那三条马路叫一号路、二号路、三号路，直到很多年后，人们才开始叫它们的大名：胜利路、人民路、建设路。

2号路是城市中心，也是唯一有建筑的地方。市委市政府建得最早，是整座城市的地标。军分区在它的东侧，是一座黄色办公楼，再往东则是濮阳商场。政府大院往西五百米，是豪华气派的工人文化宫，有容纳两千人的座位，当我随小学合唱队去文化宫参加演出时，被台下黑压压的人群震撼得发不出声音。

政府西侧的人大、政协是后来建的，是中式琉璃瓦的建筑，它后面背靠背的法院、检察院就更晚，直到这些建筑各就各位，濮阳那句著名的顺口溜才应运而出：“市委市政府并排站，人大政协像寺院，法院检察院对着干，公安局头上顶个蛋。”那肯定是濮阳市最早的一首民谣，一语道出建筑的特点，也说破了他们的功能，着实幽默。

那时濮阳只有一座小学——一实小，一座中学——一中，所以我的大部分小学同学，都成了初中、高中同学，其中十来个还成了大学同学。这一个同学马拉松下来，很多小伙伴简直成了家人，其中还“涌现”了我媳妇儿。

几所办公楼，一座文化宫，两个中小学，再加上寥寥几幢家属院，构成了最早的濮阳市。它的东边是中原石头勘探局，俗称总部，濮阳市就是因中原油田而起的，可以说油田是濮阳市的孵化器。它的南边是濮阳县县城，俗称老城。市区、总部、老城，这个三角在当时各自独立，30年后，它正逐渐模糊边界，构成一座足有50万人的城市。

我入学进了五年级一班，印象最深的多是糗事。

我从小有尿床的毛病，住进小学以后，不知什么原因，我和大队辅导员住在了一个屋，其实是住一个大教室里。我当天夜里就画了地图，辅导员把大床单搭起来晒干，于是我的“杰作”就在小学校园里高高飘扬。

我是插班生，课间玩游戏的时候，几个漂亮干净的女生手拉手，把我围在中间，边转边喊着“小胖墩儿，小胖墩儿”。

夏天和父亲一块儿午睡，结果都迟到了，我穿着小短裤，睡眼惺忪冲到教室门口，音乐老师正弹着风琴上音乐课。我头发蓬乱站在门口，不敢进门，也不知怎么跟老师解释，全班同学哄堂大笑，同桌忍着笑，把尴尬得扑簌簌掉泪的我拉到了座位上。

同学们作文都写得很好，老师一篇篇读来永远轮不到我，我怒从心头起。终于，老师读我的作文了，在课堂上边读《两只老鼠》边赞叹，还没读两段，教室里小手举起一片：“老师，他抄的《小学生优秀作文选》！”我只好站着上完了作文课。

到六年级了，刚从师范毕业、美丽动人的语文老师叫我到办公室，突然指着我的脑袋惊声尖叫，原来父亲带我去理发馆理了发，附在发根的死虮子（就是虱子的卵）见了天日，白花花的脑袋吓坏了老师。

六年级考试，我可能喝多了水，但不敢跟数学老师打报告，憋得面红耳赤，汗滴到了卷子上，女同桌还好心地问我怎么了。百般坚持，终于功亏一篑，我找老师然后低头不语，王老师拍了我脑袋一下：“傻孩子，赶紧回家！”

现在回忆起这些，还忍不住哧哧发笑，已经不以为糗反以为荣，但一个11岁的少年，就是这样手足无措地开始了自己的城里生活。父亲教书，妈妈在校园里卖冰棍儿，我快乐地长大。

弟弟比我小5岁，妹妹比我小7岁，我和父亲先稳住阵脚，母亲带弟弟妹妹在小濮州候命。父亲收入不高，工资大约一两百块钱，我也没什么零钱。看同学买糖球、瓜子、贴画着实眼馋，一天趁父亲不在，就翻他的衣兜，期待能找出几角钱，也买个零食尝尝。谁知在蓝色中山装上衣兜里，翻出一张10块大票，我的心就跳成了一团。哆嗦着装进口袋，花五毛钱买了什么东西完全不记得了，只知道食不甘味，就等着东窗事发的一天。

父亲还真忘了那10块钱，从没跟我提起过，有一天他坐在桌前，打开锁着的抽屉，一毛两毛地整理碎钱，再把零散粮票一一数过，计算我俩还能吃几天。我也不知触动了哪根弦，悄悄爬到床下，假装找东西，把快攥烂了的9块5掏出来，放在床脚，然后对父亲大叫：“爹！爹！你看这是啥！”父亲连忙回头问是啥，我从床下钻出来举着一把零钱，给他看他“掉”在床下的钞票。看到父亲如得飞来横财的表情，我的小心脏才慢慢地恢复了平静。

30年以后，父亲已经去世，我在苏格兰陪媳妇和女儿读书。一天跟女儿做游戏，每人说一个笑话，我就讲了这件事，并用濮阳话说：“爹！爹！你看这是啥！”女儿疯笑着在沙发上打滚儿，十分佩服我当年的演技，那段时间她每天求我表演这一段儿，乐此不疲。

艰苦的日子很快就过去了，我们搬进位于樱花街的家属楼，学校的学生越来越多，濮阳的马路不再以一号二号相称，垂柳街、樱花街、苦楝街、芙蓉路上的小树很快长大，漫漫黄沙没了踪影。来濮阳的领导都忙着种草种花，栽树修路，参加评比，然后升个一官半职赶紧离开，濮阳就成了一座风景还不错的城市。

近年回濮阳，发现存放着濮阳人记忆的中原文化宫被拆了，盖起了高层楼盘，熙熙攘攘的农贸市场被拆了，盖起了商业小区，市委市政府搬离2号楼，移到城市北端，要建设新的城市中心。这座豫北小城，感应着中国的脉动，进行着自己的扩张。

那些被我玩过的古迹

小学五年级时，班里组织春游。大家带着食物零点一路步行，走过三号路，就到了大片苹果园，再往前走是麦地，麦地中间凸起一横一竖两道土丘，上面长满高大的榆树、低矮的刺枣和荒草。

刚刚开春，植物还没返青，半人高的黄色荒草随风飘摇。爬到土丘上，老师说这就是孔悝城，然后一声令下，大家埋锅造饭，并在荒草岗上玩耍做游戏。后来我们经常去那个地方，因为在一马平川的濮阳，难得有那样高大的土丘，又荒芜得可以随便藏身、没人发现，是男孩子最好的打仗之所。

土丘约有一公里多长，最下面宽有七八米，约两层楼高，土质明显比黄土坚硬，到处有雨水冲刷或村民取土挖的沟壑，还有一些圆圆的洞，也不知挖了多深。我们自顾在上面疯玩，冲上冲下，扒着陡峭的土墙玩攀岩。

大土丘的东侧，有一大一小两个大土台，大致呈不规则的圆形，没有树木，也少有灌木丛，满地茂盛的荒草。夕阳西下时分，八面风来，长草飘飘，颇有几分苍凉的古意，远处有座大圆丘，还长着几棵扭曲的老柏树。我们玩累了，喜欢在大土堆上歇会儿，待太阳落在远方的树林之后，就慢慢往家走，正好能吃上晚饭。

但有时会遇上戚城的孬孩子，戚城是一个村子，看见我们在土台上玩，就悄悄过来，一阵恐吓，抢走几角零钱，或用脚踢上几脚，宣布孔悝城是他们的地盘，市里的孩子不准过来。那时候村里的孩子都“任武”（即威风），经常欺负市里的孩子。总体来说，只要没有戚城孩子骚扰，那儿是我们最爱去的乐土。

慢慢长大以后，读的书多了，才倒抽一口凉气，敢情我们的乡间乐园，都是大有来头的。那个叫戚城的村子，名字来源于春秋时期卫国的重要城邑戚。早在殷商时代，戚就已经是著名城市，周武王伐商，曾朝食于戚，暮宿于百泉。别小瞧那些野孩子，他们住的村子实在是历史悠久。

那道荒凉的土丘，竟然就是春秋时期的戚的城墙，距现在有两千多年的历史，土丘中间的豁口，就是当年的城门遗址。当年孔子周游列国14年，其中在卫国住了10年，很难想象，我攀爬过的大豁口，就是他当年大袖飘飘，率领子路、子贡等弟子走过的城门。

戚城在当地民间都叫孔悝城，因为孔悝曾治理过戚。孔悝城上我看到的圆洞，有可能是考古学家发掘考古的痕迹，也可能是盗墓贼干的。看了濮阳的文史资料，考古学家对戚城进行了试掘，发现从下而上，存在着裴李岗文化、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商周文化、西汉文化、南北朝文化。可能在秦二世时期，卫作为一个诸侯国彻底消亡，戚城也一起废弃了。

我们站在上面看夕阳的大土堆，学名叫作会盟台，由于戚当时在古黄河南岸，处于各诸侯国的地理中心，水陆交通便利，就成了一个会盟场所。在公元前626年到531年的近一个世纪内，以晋为首的诸侯国在卫国会盟15次，其中7次在戚城，也就是那个大土台上。历史人物在台上宰杀牺牲，歃血为盟，议论天下大势，我们这些顽童，在上面嬉戏玩闹，拳来脚往，真令人感慨万分。不由得对孟浩然的诗“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江山留胜迹，我辈复登临”多出几分感同身受。

濮阳文史资料里说，会盟台东侧那条柏油马路——京开大道，春秋时期就是进出卫国的主干道。两千年过去了，国道竟依古道而建，说明这条路一直发挥着作用，那么城濮之战的辚辚战车、曹操与吕布大战濮阳、寇准和萧太后的萧萧兵马，都曾在这条官道上留下他们的印痕。

子路坟就在孔悝城东南角，京开大道的西侧。当年子路当过孔悝的邑宰，不幸被卷入卫国内乱，于大道上被暗杀，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结缨赴难”，应当就在这条官道附近。子路遇难以后，卫国人将他的头颅掩埋，并立坟纪念，就是现在的子路坟。

现在子路坟经过整修，成了一个小型院落，我小时候去子路坟玩，子路坟只是孤零零一堆土馒头，坟前杂躺着石羊石马，石碑散落在地上，几株柏树瘦骨嶙峋，在一片荒地中倒显得高耸入云。

我是1987年到的濮阳，正是在那一年，在孔悝城西南十来里地，挖城市蓄水湖时挖出大片古墓，有仰韶文化时期的房基10座，墓葬100多座，发掘东周墓葬145座。最轰动的是在45号墓坑，发现一具6400年前的老年男性尸骸，仅骨架就高1.84米（按当时的平均身高，不下于现在的姚明），骨架东西两侧，分别有蚌壳拼成的龙虎图案，龙长1.78米，被考古学家认定是中国迄今发现时间最早的龙，轰动了考古学界。

在濮阳西水坡出土的“中华第一龙”，时间约为6500年前。

这位被有些考古学家认为是伏羲氏的男性，确定是当时地位无与伦比的大巫，一个最高级别的王。6000多年前如此规格的先王遗骨，目前在中国仅此一具。

濮阳、菏泽一带，在远古时期叫雷泽，是伏羲部落和炎黄部落繁衍生息的地方，可惜夏代以前的历史，由于没有文字记载，一直难以精确判定。西水坡的部落遗址，以及那位伴着北斗星图和龙虎蚌壳的大巫，也许会提供重要的历史信息。但让人痛心的是，当我后来发现这个遗址的重要性，再去西水坡遗址时，那里早已成了一个几千亩大的水库，一百多座古墓遗址踪迹不见，大片仰韶文化的村落、灰坑也都没了。问起参与施工的老人，说文物挖走了，没剩下啥东西，也就继续挖成水库了。

一处珍贵的文明遗址，就这样被取走精华之后毁于一处平庸的水库。那时候文化意识实在淡漠，如果放在今天，保存完好的西水坡很有可能像我们的邻居安阳的殷墟一样，成为又一处世界文化遗址。每想到这里，就忍不住跺脚长叹。

六年级学校组织我们去参观中华第一龙。那是我此生唯一一次见到那位神秘的大巫师。但后来才被告知，大巫和龙虎早就被运走，放进了中国历史博物馆的首要位置，我们看到的只是用贝壳拼成的复制品。

附几首吟咏濮阳的诗歌：

登古戚城作

落日催归骑，停鞭上戚城。此时犹雉堞，当日最刀兵。外圃羞蒙乘，高台感结缨。我因成邑志，访古动遥情。

（李符清，清嘉庆八年知州。）

谒仲子墓

浩气行行镇戚城，墓门展拜尚如生。千秋俎豆临周道，万古琴书晋卫兵。俗美仍留蒲邑化，碑残莫考汉家评。苍松翠柏凌风雨，犹作当年剑佩声。

（张同堂，清丰举人。）

楚台夕照

离离衰草陨秋霜，凭吊当年旧址荒。潜在雄图渺何处，楚台犹是依斜阳。

（张寰，不详。）

澶渊杂咏（摘选）

德胜津头练雀鸣，复关堤下暮烟横。西风一夜萧萧雨，满眼槐花上古城。

（查彬，清嘉庆进士，河南登封知县。）

城市风流史

濮阳，原来叫濮州，也叫过澶州，中学历史课本里讲过“澶渊之盟”，就是发生在这儿。北宋时期，辽国进攻大宋，从北京这一带纵马南下，眨眼就打到了澶州，离东京汴梁只有两百里。听过刘兰芳《杨家将》的都知道萧太后，她当时也在辽营里。

宋真宗在寇准忽悠下御驾亲征，在澶州抵抗住辽军，再派人在辽军背后猛攻，辽军腹背受敌，就提出双边停火，谈判议和。当时辽国的文明程度挺高，渐渐脱离了游牧民族的习性，没漫天要价，而且很守信用。澶渊之盟让大宋和辽国保持和平一百余年，辽国受灾的时候，宋朝还会给牧民们发粮食赈灾。宋真宗去世的时候，据史书上讲，辽国人民也痛哭好几天。澶渊之盟在世界史上都罕见，可以说，闪耀着契约精神的光芒。

寇准，陕西渭南人，18岁中进士，但河南老百姓跟陕西不熟，寇准就被说成了山西人，说话一股子醋味，人称“寇老西”。河南山东地方戏里，寇准是机敏幽默的化身，地位相当于新疆阿凡提。我小时候跟奶奶看戏，喜欢看一部《寇准背靴》，说的是杨六郎受奸臣陷害下狱，并被密令毒死，一位狱官敬重杨六郎，就让杨六郎假死并藏了起来。很快辽国进犯，皇上闻鼙鼓而思良将，寇准和八贤王找杨府求助，佘太君不干。有天晚上寇准看见杨六郎的老婆柴郡主拎着饭盒走路，就一路跟踪，还把官靴挂在脖子上，终于发现了杨六郎。结局忘了，反正按“不斩奸臣不刹戏”的原则，应该是斩了奸臣，杨六郎出征，打退辽兵。我敢打赌，寇准在他老家不如在我老家知名度高，这份老情谊，可是经过大宋朝老乡们千年流传下来的。

这出戏里的八贤王，就是评书连播里的八王赵德芳。在老百姓心里，八王是个大好人，跟杨家将是一条战线的。八王就是“八千岁”的意思，这里面有个典故，当年赵匡胤黄桥兵变，带着他二弟赵匡义得了天下。赵匡胤是个孝子，他的娘老太后又是个强横人（在北宋，老太后垂帘听政乃“娘家常事”），跟多数老太太一样，这位太后喜欢二小，也可能是老幺。太后非要赵匡胤死后传皇位给二弟，赵匡义死了再把皇位还给赵匡胤的儿子。对于皇帝们来说，这个事运作起来太过复杂，赵匡义后来变了卦，把位子传给了自己的儿子，赵匡胤那一支被晾在一边。但这事毕竟亏心，赵匡义的儿子就封赵匡胤的儿子为八千岁，就是八王赵德芳。

我们那一带的老百姓对这事心里有数，他们认为二弟赵匡义不是个货，把哥哥的江山给夺了，于是向赵德芳倾注了同情心，把他编排成心地善良、爱管闲事的八贤王，而皇帝必须是个昏君糊涂蛋。有心的读者可以去查历史，咱说的只是民间演义。

濮阳这地方，就是人们常说的桑间濮上，《礼记》里说，“桑间濮上之音，亡国之音也。” 《汉书》里也讲，“卫地有桑间濮上之阻，男女亦亟聚会，声色生焉。”濮阳在春秋时期是卫国的都城，史书上说，卫风主淫，民风相当开放。孔子周游列国的时候，在卫国一住就是十年。

卫国国君的老婆叫南子，是当时最风流貌美的女人，她是孔子的大粉丝，非闹着见孔子，《史记》里记载：“孔子辞谢，不得已而见之。夫人在絺帷中。孔子入门，北面稽首。夫人自帷中再拜，环佩玉声璆然。”子路在外面很不爽，孔子出来后赶紧赌咒骂誓，“予所不者，天厌之！天厌之！”用现代话讲，我要是做了对不起你们的事，天打五雷轰。

遥想着孔夫子跟南子聊天的场景，孔夫子操着山东方言，南子说着有点骚情的濮阳话，两人一问一答，满室春光，用现代濮阳话点评就是：“咦！可得死恁吧！”得，得劲也，就是“舒服”的意思。恁，就是“你，你们”。

《诗经》里的“卫风”，基本都是爱情诗篇，“投我以木桃，报之以琼瑶。匪报也，永以为好也。”你送给我水果，我回赠你美玉，我不是回报你，我是想跟你好啊。就这，还是经过孔老夫子审查删改过的呢，本来收集了上万首，被他老人家删成了三百多首。

前几年，朋友去濮阳游玩，晚上去KTV唱歌，有夜场姑娘负责点歌，这工作在古代叫歌女。其中一姑娘其貌不扬，却有一绝活儿，会背诵全本《诗经》，不仅会背，而且能唱出来。正巧朋友中有知识渊博的，好胜心起，跟姑娘比赛背《诗经》，一人一首，结果朋友存货已尽，那位姑娘犹自一首首脱口而出，横扫全场。朋友跟我感慨：“没想到中原之地，竟有如此深厚的文化底蕴，不愧是桑间濮上啊！”

一弱女子为家乡撑了面子，敬仰之下，专程拜望。姑娘侃侃而谈，从小爷爷教她背《诗经》，并且教唱，她小时候能背全本，现在反倒忘了许多。后来没考上大学，只好当歌女。我很是说了一番敬仰她爷爷的话，并向姑娘进言，金鳞岂是池中物，一遇风云便化龙，苟富贵也，勿相忘也。在我撺掇下，姑娘当场拍案而起：“不在KTV上班了，正巧当地报社招聘记者，小女子应聘去！”

河南话里的灰色幽默

在文艺青年心目中，汾阳的地位十分显赫，但山西话硬邦邦一股醋味，不太好玩，朋友们在饭桌上神侃，还是河南话转引率最高。当高朋满座，在座的有河南人，我旁边就开始拽《孔雀》台词：“孔雀孔雀开屏吧，你没有俺嘞手绢花。”我开始大发议论时，老男人们齐声用河南话大喊：“甭停！”（注意：“甭”在此处读b í ng）同样出自《孔雀》，影片中高卫红她弟跟女朋友在床上弄事，突然走了神，女朋友在床单下颤抖着喊出的台词，豫北口音。

《盲井》具体在哪儿拍的没弄太清，有些场景像是开封，有人说在渑池，看电影里长途车上又写着“三门峡——洛阳”，也许小煤窑是在山西，但人物说的都是河南话。王宝强是河北邢台的，老冒充河南人，河南话说得不地道。小说原著《神木》的作者刘醒龙，是河南新密煤矿上的作家，那河南话用得绝了。谁要能原汁原味背出《盲井》里的荤话，往往能在饭局上掀起小高潮。

尤其两个河南矿工领王宝强饰演的角色找小姐那段，王宝强在电影里说：“二叔，她脱我裤子。”矿工说：“那是给你治疗呢，请配合治疗。”矿工问价领班，领班说：“我可贵，我得三百。”矿工急了：“那咋，恁那儿镶过金边儿？”旁边女的搭腔：“谁说嘞，镶嘞钻。”矿工跟小姐一来一往，互相戏谑，意境全出，这种荤不拉叽的土话必须用河南话道白才有味儿。

不要以为只有文艺作品这样说话，老百姓日常生活也是这风格。俩人在路上碰见，一人打招呼，另一人回答：“叫恁姨夫弄啥嘞？”“不弄啥，问问小舅子吃了木。”“没呢，巧外甥要请我下馆子吗？”眨眼之间几个回合，两人已互占了对方姨妈、姐姐、姑姑的便宜。这绝不表示俩人关系不好，相反，须平日玩得不错，但又不是一族或亲戚，才能开得起这样的玩笑。请注意，不能骂对方爹娘，不省事的上去就问候对方老子，肯定挨一顿少林拳。

在我印象里，小伙伴们在一起，向来以说话平庸为耻，村里往往有几个“能盖儿”，相当出口成章，你跟他说去哪儿玩，他回答：“大车拉驴吊——在（载）你。”你打牌赢他一局，他张口一句：“我倒背着手尿泡——不服（扶）你。”还是占了你便宜。

刘震云在《故乡相处流传》里写过曹丞相的故事：曹丞相另一个爱好是玩妇女，姑娘也可，媳妇也可，寡妇也可，不讲究非处女不行。我为此还恭维过丞相，但丞相不在意地摆摆手，声明这并不完全是出于爱民之心，很大成分还是属于个人爱好，他说：“生瓜蛋子有什么意思？”曹丞相路过延津（今属河南新乡，刘震云老家），村里人送女子供他享用，曹丞相客气了一下：“我这生活是否有些特殊化？”村里人劝他：“你想嘛，我们延津几十万人，连吃带日，还管不起你一个！”

不知什么原因，“妇女”这两个字，用普通话和河南话说出来味道不一样，刘震云写这段的时候，连纸里都渗着坏笑，绝对是从生活中来。前几年回村，跟小伙伴下馆子，当年的小伙伴已成了村干部，一拍桌子喊道：“老板，上俩妇女！”其豪气干云之态，“妇女”二字与刘震云的一脉相承，令我大为心折。

刘震云小说里的河南话带着老腔，创造了新河南话的是李洱，《石榴树上结樱桃》里繁花说：“不就是吕秀莲那个老娘们儿吗？你一个大老爷们儿，堂堂的技工，还能让她给惹毛了？”殿军说：“行啊你，你也知道吕秀莲？不过，请你和家人放心，搞台独绝没有好下场。”不要以为作家在瞎白话，这段话简直是我们村知识青年的原版录音。看这本书时，得用河南话出声读出来，才能领会语言的妙处，必抓耳挠腮，必喜不自胜。

河南话不像北京话那么贫，也不像东北话那么油，河南话真的是幽默，但又不是常规的那种。有点黑色，有点阿Q，还有点心酸。有唾面自干和听天由命，对苦难无以言说或者根本忘了，但骨子里还渗着苦难那种感觉。面带苦相，语有机锋，灰色幽默，此之谓河南人。

一朋友说：“你们河南人狡黠。”从那以后，时常琢磨，此词意味深长，如蛆附骨，内心不服，但又找不出另一个词替代。行事狡黠，所谓中国性格，也就是这样吧。

俺本是老天爷他干爹

去山东菏泽采访坠子书艺人郭永章，他唱了一辈子河南坠子，也自己编了不少戏词。“文化大革命”中老戏不让唱了，他和伙伴们为了能演出糊口，只好请人给讲《铁道游击队》《林海雪原》等革命小说，他们再给改成坠子书。往往白天编词，晚上就现场演出，哪里唱着不顺第二天再改再唱。这种自由创作的能力，是民间艺人传统的本事。

郭永章随口给我背了一段《烈火金刚》里的肖飞出场，非常有味儿，以前从没听说过。

你好比说肖飞，从那边过来一人，这个人真潇洒，年纪二十郎当岁，能文健武多泼辣。马蜂腰，圆盘腚，宽宽的肩膀往上乍。留着一个东洋头，东洋头紧跟大分发。四方脸，大白净，通天鼻梁雪白的牙。上身穿着油稠褂，香港人照的真不差。油稠裤子随风摆，内套着松紧三角花裤衩儿。高脚袜子没上底，牛皮鞋吱吱哇。骑着电光圈电光把电光铃铛电光闸牛皮座带沙发，顶上都用钢簧拉。大钢架三保险，不怕砸不怕压，黑漆带，十二八，不怕葛针蒺藜扎。一摇呜呜响，轮头音不大，三口链子不磕巴，这个车子出厂来二百八十八块八毛八，顶风能走二百五，顺风能走三百八。

这些“文革”时期民间艺人自己创作的新坠子，虽然创作得仓促，艺术水平也未见得能够传世，但毕竟是艺人的创作。从来没人给录过音，老爷子没徒弟，他去世了，这些剧目也要带走了。

下面摘录几段我喜欢的戏词，有唯美的，有顺口的，也有幽默的，都来自河南地方戏。

第一段是曲剧《卷席筒》里的仓娃唱段，我小时候最喜欢的戏之一：

小仓娃我离了登封小县，一路上我受尽饥饿熬煎，二解差好比那牛头马面，他和我一说话就把那脸翻。在途中我只把嫂嫂埋怨，为弟我起解时你躲到哪边，小金哥和玉妮儿难得相见，叔侄们再不能一块去玩。再不能中岳庙里把戏看，再不能少林寺里看打拳，再不能够摘酸枣把嵩山上，再不能摸摸螃蟹到黑龙潭。问解差离洛阳还有多远，哎呀我的妈呀！顷刻间我就进鬼门关，我实在不愿再往前赶，能耽误一天我多活一天！

第二段是豫剧《桃花庵》中的“九尽春回燕归来”，最爱张宝英的唱段，这段可一点也不土，是豫剧中最美的唱段之一：

九尽春回杏花开，那鸿雁儿飞去紫燕儿来。蝴蝶儿双飞过墙外，想起来久别的奴夫张才。张才夫出门十余载，一十二载未曾回来。为奴夫在神前我挂过彩，为奴夫我许下了吃长斋。为奴夫在门外我算过卦，为奴夫在月下常徘徊。为奴夫庙内求神神不语，在那门外边算卦，卦卦带灾。奴好比梧桐凤良伴不在，奴又比那鸳鸯侣谁把俺拆？奴好比芙蓉镜掩了光彩，奴又比孤山鸾鸣声悲哀。为奴夫我懒把鲜花戴，为奴夫懒上梳妆台。为奴夫茶不思我饭也不爱，为奴夫我昼夜不眠常等待。张才夫他好比石沉大海，把他的生死存亡实实地难猜。窦氏女年长三十外，我跟前缺少儿婴孩。张才夫你若有好和歹，撇下我孤苦伶仃怎样安排？叫丫鬟你领我过街楼上，站至在过街楼细观明白。过路的君子有千千万，怎不见张才回家来？

第三段是郭永章唱的河南坠子《吹牛》戏词：

俺山东是八十多年没下过雨，收一年能吃一百六十年，你要问哎粮食籽长啥样？你听我慢慢嘞对你谈。小谷子长得好像石磙恁大，高粱粒长得像碾盘，若问这豆粒有多大，这个三间屋子还没装完嘞。洋角葱长得都有八楼半，白萝卜都长嘞都挨着天，俺这合吃油都没油坊啦，芝麻粒割个口那香油呼呼叫嘞往外蹿，你要问一粒芝麻能出多少油，能出来九篓十八担。俺这合下雪下白面，俺这合下雨都下油共盐，俺这合柳树顶上结棉袄，哎俺冬结棉来夏结单，榆树顶上金元宝，杨树顶上结银元。都说俺山东出大户，都说我是个血穷酸。只因为袁世凯他给我种过地，宣统他给我掌过大便，冯玉祥他给我当伙计，张天师他给我看菜园嘞，王母娘娘来做饭，九天仙女当丫鬟，孔老二他给我管过账，蒋介石他黑间半夜里给我夜壶掂。好田就有八万顷，好房舍我有八万间。我喂着八万骡子八万马啦，还喂着八万老板尖，还喂着八万拉磨驴呀，磨了白面大家餐。老婆子我有八万六，好儿孙我有十万三。哦这泰山庙我来赶会，光元宝我带了二百多串，三天大会没干了，把我的元宝都花完。张玉皇他看我嘞洪福大了，谁知道他认个干爷爷在身前，我是他嘞一个干爷爷，你看我体面也不体面。

第四段是一段河南曲子《关公辞曹》，两个版本，都是河南土得掉渣的典范。

版本一：曹操唱：

曹孟德在马上一声大叫，关二弟听我说你且慢逃。在许都我待你哪点儿不好，顿顿饭包饺子又炸油条。你曹大嫂亲自下厨烧锅燎灶，大冷天只忙得热汗不消。白面馍夹腊肉你吃腻了，又给你蒸一锅马齿菜包。搬蒜臼还把蒜汁捣，萝卜丝拌香油调了一瓢。我对你一片心苍天可表，有半点孬主意我是屌毛！

版本二：曹操唱 ：

曹孟德骑驴上了八里桥，尊一声关贤弟请你听了：在许昌俺待你哪点儿不好？顿顿饭四个碟儿两个火烧，绿豆面拌疙瘩你嫌俗套，灶火里忙坏了你曹大嫂，摊煎饼调榛椒香油来拌，还给你包了些马齿菜包，芝麻叶杂面条顿顿都有，又蒸了一锅榆钱菜把蒜汁来浇……

郭瞎子和他的坠子江湖

电影《最爱》的开头，一位瞎子艺人用坠胡拉出人声：“开始，开始不开始啊。”引得村民和郭富城哄场大笑。其高亢悲凉的声调，又令人听得心生酸楚。那个在电影里唱河南坠子《吹牛》的瞎子，就是《吹牛》的原版——民间坠子艺人郭永章。

我从河南濮阳到山东菏泽，寻访这位在网上走红的坠子书艺人。路过春秋时期贤人柳下惠墓（墓前牌位上写着“有求必应”），路过孙膑故里，再过东明黄河大桥，就到了黄河下游的冲积平原菏泽。百度百科上写，尧、舜、禹都曾在菏泽“留下了宝贵的足迹”。

在菏泽市边上，水势平缓、长满芦苇的赵王河像张开的双臂，环抱着河北岸五六个村子，其中最西边紧挨着河边的是苏道沟村——郭永章生活了一辈子的地方。

对于赵王河的来历，本地人说法不一，流传较广的版本是南宋皇帝赵构被金兵追赶，跑到河边，打马跳过河，保住一命，从此就叫了赵王河。郭永章说：“恐怕是赵匡胤打俺庄走过吧。”

菏泽地处山东最西端，在山东、河南、安徽、江苏四省交界，属于多种文化的交汇地带。离梁山200里地，离曲阜300里，郭永章说“俺们都受过孔老二的教育”，同时他又唱了大量的梁山好汉故事。

拉着弦子唱到潼关

郭永章家在一个小胡同最深处，三十多米的砖混石板小路，从家门口直通到街上，这是郭永章联合邻居一块铺的。

不大的院子干干净净，非常幽静，听不到街上的车声，郭永章喜欢安静，怕闹。

院子里是三间堂屋，屋内一尘不染，郭永章62岁的老伴儿赵玉萍走路轻盈，干活麻利，经常扫地，很长时间之后，我才发现她竟然也是盲人，能做一日三餐，甚至能蒸馒头、包饺子。郭永章有两个儿子，大儿去外地成了倒插门女婿，二儿就在村里，都成了家。院子里厕所分着男女。有只大白鹅给老两口儿看家。

郭永章1945年生人，1岁的时候出麻疹，差点丢了性命。“出疹子可厉害，疹子要是噎了，要死不能活。大人把秆草都置好了，准备把我扔地里了，俺爹说：‘这还有口气。’用调羹撬开嘴，喂了点米汤，又活了。”郭永章说。

命要回来了，但双目失明了。

在乡下，盲人为了生计，一般都学个一技之长，郭永章最初学的是算卦，但学成之后年龄太小，算卦没人信，就改学拉弦子。同村的老人钟玉芳对记者说，郭永章最早是跟他拉弦子，郭永章脑子灵，一听就会，在外边听了戏回家自己摸，很快就超过了老师，用郭永章的话是“自己钻出来了”。

十五六岁的时候，郭永章背着弦子出门了，跟着班子拉弦子，一开始是白干，为的是长本事，三四年之后，拉成了。开始有了收入，演一场一块钱，出去演出两三个月，能挣百十块钱。郭永章觉得自己在五六十年代比现在富，“那时候的百十块钱，日他奶奶顶现在几千，那时候鸡蛋二三分钱一个，猪肉七毛八一斤，一头猪才一百多块钱了。”他跟着化妆坠子剧团还唱了好几年，那时候工资41块5毛，“要是干到这时候我就能领退休金了，后来剧团散伙了。”现在他领着低保和残疾人补助，每年会收到些面和油。

郭永章喜欢往外乡走，一开始去东明，后来去洛阳，三四个人坐火车、汽车。“那时候唱戏可得劲，这个村没唱完，那个村就接上了，还没唱完别的村就等着。为了争我还夺弦子，那时候家家户户听戏，天不黑人都满了，最多的时候能有几千人。”

在农村演唱的时候，郭永章和他的搭档晚上睡在牲口棚里的麦秸窝里。濮阳农村的两位老人对我说，在六七十年代的农村，牛棚是全村最暖和的地方，能烤火取暖，有牲口喷出的热气，是村里人都爱去的“人场”，“相当于村级招待所”。

我问郭永章去过哪些地方，这下打开了他的话匣子，“我跑的地方可多了，以菏泽为中心，我向西去过洛阳、渑池、武陟、三门峡、临汾、西安、潼关；往东到过济南、泰安、青岛、烟台、曲阜；河北我到邯郸、大名府、石家庄；河南那就多了，到过濮阳、长垣、滑县、新乡、安阳、焦作、商丘、周口、许昌、驻马店、平顶山、漯河、信阳、南阳；安徽我到了阜阳、亳州；江苏去过丰县、沛县、徐州。”

对于我的出生地濮阳，郭永章如数家珍，“你们村去没去过我忘了，但我去过徐镇、范县、八公桥、梨园、王称崮、内黄、清丰、南乐。”

据菏泽官方统计，从民国初年到建国之初的几十年间，由于菏泽为中心的中原一带灾害频发，为生计演唱坠子书的艺人大增，仅菏泽一地，长年在外串乡演唱的艺人就有3000多人，一直持续到20世纪六七十年代。

上午编词天黑开唱

郭永章虽然看不见，对农村的事物却讲得头头是道。据他回忆，20世纪60年代出去演出时，没有电，就在桌上点个煤油灯，后来是喀什灯（音）、皮灯、马灯，20世纪80年代用上了汽灯，再到后来就是扯电灯了。

演出地点除了农村的街头路口，濮阳县的王称崮大礼堂，是郭永章津津乐道的地方，礼堂两千人能坐满，五分钱一张票。对于过去的演出生活，郭永章说得最多的一句就是“那时候唱得真得劲”。“早时候农村没有扩大器，没喇叭，使着嗓子嗷，就那人听得很硬，拍着耳瓜子叫好，被我唱得哭得鼻鼻溜溜的。”

现在郭永章的演出场所高级了，除了农村的红白事，他还唱茶座，在菏泽书画院、牡丹大酒店、花都大酒店都唱过。客人喝着茶，五十块钱点一段，跟老板四六分成。茶座坐个二三十人就算不错，还有唱到半截他们就走了。郭永章抱怨现在听戏的都是打热闹，“顾长卫找我拍电影的时候，我的生意已经不管了（即不行了）。说句不好听的话，这时候的人啊，你给他几十块钱他搁那儿坐不？”

20世纪60年代的时候，郭永章唱的都是老戏，《五虎平西》《薛家将》《王吉卖豆腐》《孟丽君》《老来难》《罗成算卦》等。说到让他走红的《吹牛》，郭永章说那不是他编的，但可以确定是新社会后加过词，因为袁世凯、蒋介石都出现在里面了。

“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郭永章的演出生涯出现了麻烦，他去洛阳演出的时候，被没收过六七把弦子，不让他唱老戏，老戏里都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都是红卫兵小将给没收的，那时候兴二七公社。”

被逼得没办法，郭永章和他的伙伴们开始研究，由于不认字，就找人把《上海风云》《平原游击队》《烈火金刚》《铁道游击队》《林海雪原》给读下来，他们记到脑子里，一块儿商量戏词，各人抓各人的角色，上午抓戏，天黑就唱。唱得不对，第二天再改，就这样天天改天天唱，越唱越好。

郭永章说，“文化大革命”期间的新戏，改成坠子书的戏词都是他们自己编的。比如流传很广的《十二个月》，甚至还用上了迟志强《铁窗泪》的旋律。郭永章说自己脑子里戏多着呢，唱几个月半年的不重样。

我问小濮州村的玉国，有没有听过郭永章，他跟我一般大，说郭永章很红，肯定到过小濮州。据他回忆，到了20世纪80年代，新戏老戏都让唱了，他最喜欢听的是郭龙的二狗蛋唱的《屎壳郎推车进北京》。那时候村里听戏是在牛屋院，旁边有个水井，听戏的人多得很。唱完戏，邻居百舍的给唱家送点麦子、红薯，或者到各家麦囤里挖点麦子。不过现在听家少了，政府组织电影下乡，一场电影只有二三十个人看。

坠子艺人的江湖经

郭永章平时话不多，老伴儿一唠叨他就装睡着。但几杯酒下肚，老郭像变了个人，精神头儿和话头儿都起来了，他说“我一喝酒脑子最清亮了”。

在菏泽一家饭馆，郭永章吃下一块狮子头，喝一大口扳倒井，连说不孬不孬。跟我说起顾长卫从网上找到他，拉他去北京拍了四五十天戏，挣了三四万块钱，郭富城跟着他唱着玩儿。

“这个人啊，得有自知之明，你是打啥家伙的（即打什么乐器），你是干啥的，你得明白。”“吃酒不醉最为高，贪色不迷成英豪，见财不贪真君子，见气不生祸事消。这几句话咋讲呢？酒是穿肠的毒药，色是刮骨的钢刀，财是下山的猛虎，气是惹祸的根苗。”

郭永章说，他演出常拿这几句开场，老百姓也喜欢在下面瞎胡闹，“比如我说，吃酒不醉最为高，他们就接‘你吃得少！’，贪色不迷成英豪——你捞不着！见财不贪真君子——你没有！见气不生祸事消——那是你孬！”

一边喝酒，郭永章一边劝我“该吃吃，别作假，别拿捏”，表现出他江湖艺人的一面。“有酒有肉是朋友，没酒没肉不是朋友。”“忘不了出身就好，出身是关键。”“我的价格，说句不好听的，我要得低着呢，我要是贪财那我说拽了。我混的是人，不是混的旁的。”

郭永章说他平生不交朋友，但10年前在鄄城碰见一个，俩人咋拉咋得劲，“他非要跟我交朋友，我俩就结拜了，就是刘关张赵云那种关系，他死的时候，俺儿披麻戴孝送他，跟亲爹一个样。我一辈子就这一个朋友。”

话匣子打开以后，郭永章讲起得意事，“俺拍电影的时候，俺跟彭丽媛在一个桌吃饭。她参观去了，参观电影《最爱》，她还跟我拉呱儿了。她娘家是俺菏泽郓城的，她一点架儿都没有。俺俩还喝了俩酒呢。她家是彭庄的。这事我都没和人说过。”

“这要是在戏里面，那就是跟娘娘吃过饭啊。”我打趣道。“那可不。”郭永章再抿一口酒。

郭永章对自己的坠子水平很自信，“在菏泽唱坠子的我是第一流了，很多人都改行了。我不喜欢吹（即吹牛），我从来不吹。”老郭在网上最红的唱段是《吹牛》，高潮的一句戏词是“我本是老天爷嘞他干爹，你看我体面不体面”。本地一位文化官员认为郭永章的坠子水平“还不错，中等偏上”。

席间，饭馆服务员抱着轮盘抽奖，郭永章说他来抽，因为他手气一直不错。抽了一个鼓励奖，一瓶可乐。老郭美滋滋地抱着可乐，让我照相，可乐罐上写着字：我相信明天。

郑州
1995~2001

关于郑州我想说的不多

1995年的一个冷清明（濮阳土语，指天刚蒙蒙亮），父亲开门送我出来，大手一挥“走吧”就回去睡了，我和同学还有个他哥哥，三人搭上到郑州的长途汽车，去郑州大学报到。

郑大上了四年，毕业去报社干了一年，一共在郑州待了五年。按说时间足够长，和大学同学感情很深，也有不少朋友，却对郑州这座城市没什么印象，既不爱也不恨，在我的活动中，它只是一个灰蒙蒙、乱糟糟的背景。郑州是我经过的城市里，最缺少自己气质的一座。

所有郑州人都知道一句顺口溜：“郑州郑州，天天挖沟；一天不挖，不是郑州。”郑州的二马路一带，永远像患了肠梗阻，道路设计之奇葩别无分店。我从濮阳到二马路汽车站下车，坐101、102路什么的电车到学校，每次都要碰见一两个小偷。如果心情好，我还会压低声音很严肃地打个招呼：“今天生意不太好做啊……”我那时留着小胡子，面相老成，小偷同志往往吃一惊，分辨不出我乃同行还是条子，敷衍两句，电车到下一站，马上冲下车狂奔。

郑州留给我印象最好的，是有很多巨大的法国梧桐，尤其金水路上，上万只白色鹭鸟栖息在法国梧桐的绿叶中间，非常壮观，当然留给马路的礼物也很可观。

郑州大学校园里的法国梧桐非常漂亮，金水河边的旧书市是我常去的地方，能坐几千观众的体育场更是每天报到，跟一帮球友踢到天黑。不过多年前，郑大就搬到了郑州新区，老校区成了研究生院。郑州新区还从没去过，听说由国际团队设计，国际范儿，有格调。

郑州给我留下的印象不深，郑州的五年时间于我却非常重要，19岁到24岁，第一次离开父母独立生活，也是性格改变最大的几年。当我从大学出来后，记得有小伙伴说过，好像换了个人，气质、神情都和少年时代大不相同了。

2015年过年回濮阳，加了一个初中同学的微信群，当年的初中同学在微信上问候我，说的是“记得你当年一说话就脸红”“你在班里唱《狼》的时候背向我们唱，没人能看到你的脸”。其实何止初中，高中上文科班时，只要老师把我叫起来回答问题，我的脑袋马上从耳朵根红到头发丝，声音颤抖得说不成句，老师只好叹一口气说：“坐下吧，不难为你了”。

为了写这篇小稿，又翻了一遍大学的各种笔记、日记，读书笔记中间，总会零散写着一些字句：“塑造自己”“拒绝羞涩”“勇敢就是镇定，镇定，镇定！”“冷静的目光，何有于我？”“眼亮，身直，声自高；心宽，脑灵，自堪豪。”“对英语老师我表现得不大方，以后改正。”

强烈的自卑感，让我在整个大一都很挣扎，一度每天在宿舍蒙头大睡，一觉醒来该吃中午饭了。唯一能收获点信心的是足球，于是每天泡在球场，每次散场都恋恋不舍。

后来这毛病是怎么治好的，我也没有清晰的认识，但通过一些挑战，硬把自己给“掰直了”，比如朗诵比赛、校园歌手大奖赛、演讲比赛，歌手大赛作为学院一号种子选手参加，但选歌不当，九几年了还唱《梦驼铃》，当了一轮游。印象最深的是学院的“庆七一，迎回归”演讲比赛，那是我迄今唯一一次真正的公开演讲。

我在学校看过一些演讲比赛，比较差的是念稿，水平不错的是脱稿，但所谓脱稿也是写好稿子，然后背下来（准确点说是“背稿比赛”），水平更好的会加上语气、表情、手势，那就肯定在获奖之列。看完之后我挺不满意，觉得那不叫演讲，轮到我参赛了，决定给自己加点难度，尝试一下不写稿，心中无稿，看我还怎么背。

同宿舍的李明也在准备，他的题目叫“罗湖桥畔话回归”，最后得了一等奖。我只起了个题目“香港还能繁荣多久”，没稿，不背，只在心里琢磨一下，想个大纲，其实心里也忐忑，但逼着自己身临险境，看能否激发出点什么。现在看来，题目起得相当挑衅。

比赛开始，看着选手抑扬顿挫地抒情，我这心里抖得说不出的难受，但等终于站到讲台上那一刻，虽然手仍然不知往哪儿放，说话也不流畅，声音却不抖了。台下坐满观众，一听我就是没准备稿子，上去就轮啊。记得大概意思是：香港是繁荣的东方之珠，迎接香港回归当然值得欢庆，但在欢庆的时候，我们需要面对更重要的课题，如何保持香港的持续繁荣，而香港的命运，现在绑在中国这艘大船上了，中国自己能不能走好，决定了香港未来的命运。

演讲相当粗糙，演讲艺术就别说了。但演讲之后下台，一场小风波因我而起。打分的时候，一位评委给我打了很低的分数，满分10分，可能打了6.5分，理由是“立场导向不对”。而中文系一位头发雪白的老教授，给我亮出了全场唯一的10分，她阐述理由，说“只有这个学生，才是真正的演讲”。

能否得奖无所谓，那位老教授给我的10分，以及“真正的演讲”的鼓励，让我心里温暖无比。虽然只在那个晚上见过一面，但在心里把她当作我最尊敬的老师之一，从来没有一位老师像她一样欣赏我，给一个羞怯的男生注入难以估量的信心。

信手翻日记，还真有对那次比赛的记载。6月5日，星期四，标题叫“我发现我很迷人”。“在今晚的文传院‘庆七一，迎回归’演讲比赛上，我像一匹黑马，有着出人意料的表现。很少有人能认识到自己蕴含着多么惊人的能量，自信心强的人，较勇敢的人，能够把潜力程度不一地释放出来，而自卑的人，懦弱的人，会真的以为自己不能做到哪怕是很小的一件事。这次演讲赛像上次的朗诵赛一样，准备不充分，但总比上次好一些，不过直到最后，稿也没有完全定下来，心里紧张。还好，都紧张。最令我高兴的是，我有即兴发挥的才能，把全部演讲词改头换面，又加进了许多新创造，完全地，至少是大部分忘了紧张。一切毛病都能克服。勇气的来源是：置之死地而后生，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认识你自己。”

读着这页日记，每一句都让我忍不住微笑，没有思想导师，没有精神教父，父亲母亲已经完成了养育任务，一个天性羞怯的少年，在他20岁的年龄，读着一本《红与黑》，也许还有《约翰·克利斯朵夫》，摸索着对自己开始了改造与自救，狼奔豕突，四处冲撞。我认为他干得很不错。

类似的行动还有一个人背包去嵩山，夜宿于嵩山之巅的道观，满天星河像一只水母将我罩住，星星在我脚下行走，流星不断划过。还一人背包去了林县太行山里，宣布要生存训练半个月，夜里住在山村野店，或崖壁之间，还在山腰放置墓碑的亭子里睡过一晚。有一天大概步行了七八十里地，那时候身体真好，踩着小溪中的鹅卵石，从山顶片刻飞奔至山脚，跳跃腾挪像武侠小说里的人物，内力奔突，心中愉悦得飘飘出尘，总忍不住在山林间长啸，鬼哭狼嚎。

1997年暑假，也就是演讲比赛之后，我有点踩不住刹车，又跑到了北京。第一个晚上，在天安门广场的台阶上睡了一夜，小战士给我找了点报纸盖身上，两三点钟下雨，他终于把我赶走，去北京站混到天明，然后去了中国传媒大学，当时还叫北广。

去校园里一建筑工地上应聘，一个安阳包工头看我什么都不懂，就让我当小工，每天18元工钱。早上5点多，包工头的弟弟用棍子把我们挨个儿戳醒，赶到工地上，晚上六七点回工棚。几十个老爷们儿，晚上睡在超过40℃的工棚里，挥汗如雨，放屁打鼾，有时还干仗，那生活相当有味儿。

我和一个年龄相仿的小伙儿成了朋友，晚上我俩坐在北广操场的台阶上，看漂亮的女生在面前走过。他当时就立下了人生理想，等以后有钱了，买一辆大卡车拉活儿，娶一个大学生当媳妇。

一个月过去，干得有些无聊，就跟工头讨要工钱回家，工头只给了路费，写了张欠条，让我过年去他家要，并互留电话。我也知道工头没钱，因为工资发不下来，他被工人隔天就揍一顿。

走前我写了一封信，寄给北广广告系的黄升民教授，那是我们广告学专业的泰山北斗，跟他讲我来北京，是想报考他的研究生，但寻隐者不遇，就在校园干了一个月建筑工，现在要回家了，不知这封信他能不能收到云云。最后一句记得最清楚：“你们北广的女生真是漂亮！”

回濮阳之后，我就去了太行山，山里回来没几天，接到一个北京的电话，是黄升民的学生打来的，说黄老师收到了信，去建筑工地张贴了寻人启事找我，是包工头给了我家的电话。黄老师邀请我再回北广，参加他主持的一个课题项目，每月给我500块生活费。

那一年，我又回了北广，这次跟学生一块儿住宿舍，跑来跑去做课题一个月，暑假结束时，黄老师说我大四可以留在北广，跟他的学生一块儿上课，继续跟他干活儿。我那时对上研究生已经失去了兴趣，婉言谢绝了，但心里对黄升民老师一直很喜欢，觉得这个老师对味儿，用当时流行语说，内心有点不羁。

大学毕业后，进了《河南日报》广告部，那是一座大院，同事们都很好，感觉自己没怎么干活儿，净跟同事玩了，还没有真正进入社会的感觉，年轻的同事像同学，年长的同事像亲人。

工作一年后，看着暴增20斤的身材，我又内心躁动，想置之死地而后生，就辞职了。半年后离开郑州，去了北京。

关于郑州我想说的不多，但经常想起郑州的朋友——我的同学和同事，毕竟是我留下过青春的地方。记得曾为我们一块儿熬夜喝酒的生活写过一篇小回忆，标题是“那年黯然离别后，再也没有人与我同饮”。

没有教父的日子

这是一篇大约写于2002年的旧文，如今看来，真实写出了我对大学的感受，对那几年的生活，也是一篇不错的记录，同时也是对《青春就是镇定》一文的注解，就收录进来。

入大学时，我是怀抱着理想的，大一上新闻概论时，我在课堂上说我的理想是成为鲁迅那样的人，用笔开创一条道路。大学在我梦中是以一位白发胜雪的老者形象出现的，是真正传道授业解惑的地方，那里有黄叶飘飞的林荫道、知识渊博的教授、特立独行的学生、思想激荡的课堂，后来我知道我梦到的是五四时期的北大，现在已经没有了。

从入学第一天起，我对所上的这所重点大学的感觉是陌生的，直至毕业后一年，我踩着金黄的树叶重回校园，陌生的感觉仍时时泛起，依然像四年前一样人来人往的学生，鸽笼一样的宿舍楼，喧嚣的建筑工地。我若有所失，也若有所思，我对大学教育的感觉是失望，我所有记忆深刻的事情都没有发生在校园。

我是一个后知后觉的学生，小学中学都在严格的考试中度过，一切的核心是学习优秀、考试过关，我被认为是一个好学生。但这种生活带给我的只有苦恼，我生在农村，崇尚自然，性格封闭羞怯，在城市学校里完全不合时宜，后来也没有得到改观。从初一到高三，我没有得到过有关人生的指点，学生需要什么从来不会有人关心。由于羞怯，我高三上课回答提问时还会面红耳赤声音颤抖。在自卑的痛苦中，我对大学生活充满了美好的憧憬。我想象一个没有边际的大教室，台上教师幽默睿智，学生们神情轻松、自由争论，每个人都观点独特，个性鲜明，可以完整地阐述自己的观点，这是我学习的主要动力，所以当真正的大学生活来临时，我受到的打击是不言而喻的。

那时学校要进211，校园里有三个建筑工地同时开工，终日喧嚣，这种喧嚣陪伴了我四年。辅导员进行的入学教育核心就是学校对学生恋爱的态度是既不反对也不提倡，授课老师年轻、不自信，一位哲学老师发表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已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观点，被学生认为是最有见地的老师。由于习惯了被监督被管理，还没有培养起独立思考和自学的能力，大一学生经过短暂的兴奋之后陷入消沉与无所事事的状态。学校纪律宽松，对学生的思想因无力约束而不管不问，倒使我体会到了兼容并蓄的幽默意味。

我仍然内向、害羞、沉默、自卑又自傲，感觉无所不能又一无是处，我对大学、人生有无数的问题，苦苦问自己，但找不到答案。我问自己大学到底是什么样子，我为什么还和从前一样，我是不是需要退学，我应该或将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我的大学四年应该要怎样度过，我为什么还痛苦。现在想来，我正是在一个个疑问中开始了大学生活，但大学只给我解答了很小的一部分。我日夜担心自己内向自闭的性格无法让我在世界上生存，我感觉自己像生活在森林里，力量和性格的强弱决定自己的位置，我很可能会被淘汰，或终身忍受痛苦。我尝试着与外界交流，但性格弱点极大地妨碍了我，我一次次体会到强烈的挫折感。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我试着出去旅行，摆脱一些压力，也希望能从外面的世界找到答案。我大学四年出行了10余次，到农村下乡演出，做农村集体经济调查，四次上嵩山，夜宿嵩山之巅，登华山看日出，徒步走红旗渠，去看大海。内力在体内奔突只好疯狂奔跑，边走边看，边走边想，在学校学习生活一段时间我就禁不住背包旅行，书没有读万卷，行路倒有万里。我感激和庆幸想到这样一种方式来陪伴我，它对我起到了无法想象的重要作用，是我的另一个大学，我的心智、性格和思想在学习和旅行的交织互动中得到了比较全面的发展。

有三次旅行对我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大一暑假，我所在的排球队自发组织了一次活动，到兰考农村体验生活，进行授课和文艺演出，我作为队员参加，这次活动改变了我，使我真正进入了大学。

这支命名为“海风行动组”的小分队，完全由学生自己组织、自我管理，每个人在其中担当一定的职责，在一位很有号召力的女生领导下，我们首先在郑州进行义卖，筹措资金，然后开始了半个月的活动。我们住进一所初级中学的教室，给学生们上课，帮农民锄地，到村里给村民搞文艺演出。我生长在农村，对农村和农村学生有天然的亲切感，小分队委任我担任农业老师，组织农业劳动，在一项项活动中，我的自信心潜滋暗长。对我震动最大的是在简陋的教室给学生上音乐课，我所有会弹奏的曲子只有一首《小草》，风琴吱吱呀呀地一响，从来没有上过音乐课的孩子们都睁大惊奇的眼睛看着我，虔诚地跟着我一句句学唱，这时我脆弱的心灵完全被幸福包围。我逐渐活跃起来，文艺演出时我参与了6个节目，还是两个小品的编剧、导演兼主演，同学们惊奇地看着我。我不知不觉中开始了性格的突围，开始走上自觉探索和发展变化之路。那段历程成为我真正开始思考、奋斗的人生道路的第一推动力，直到现在我仍认为，如果没有这次兰考之行，很可能我会在沉默中度过四年大学时光，像一个路人在某个地方停留片刻继续上路，什么都没有获得，什么也没有留下。

我在兰考与四位学生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其中一位叫张瑞香，年龄最小，却具有很高的天赋。她的文学天才、对人的体察入微和对新事物的感受能力令我惊奇不已。我被一个农村小女孩具有的如此纯洁细腻的情感深深吸引，这是我以及周围的人所没有的。

一次普通的活动对一个人的影响有如此之大吗？事实是同学们清晰地感受到了我的变化，他们发现我变得坦然、自信和友善，于是开始接纳我，我开始了正常的大学生活。但对大学的教育仍然是失望，仍然没有想要的东西，其实我到底想要什么我也不清楚，大学在我眼里像一堵围墙，里面住满了忧郁、焦虑又无所事事的年轻人，为过英语四级绞尽脑汁，追求女孩是生活中唯一令人兴奋的事情，没有人给他们人生的指点。我已经开启的心智受到了压抑，我大量读书，结果是更多无法证实的思想在头脑中冲突，无法判定正确与谬误，周围人与我一样有大量无法解释的疑惑，刻板陈腐的教学根本满足不了需要。像校园里那永不停歇的工地一样，大学是喧嚣的、浮躁的，弥漫着功利与世俗的气息。我下决心开始了第二次远行，这次的目的地是北京，我希望能找到一位精神导师，同时锻炼自己的生存能力，红旗渠之行是这次旅行的准备。

又是暑假，我背上装有30斤物资的背包，对父母道了一声别，就一头扎进了太行山，开始了磨炼意志的生存训练，实际在山里待了一个星期。我的心情就像孙猴回到了花果山，我在纯朴的农户家过夜，在野兔奔突的山腰露营，徒步走百里参观红旗渠，在悬崖上午休，在山路上唱歌，在瀑布下冲凉，在泉水中游泳。就这样在山水之间，于浑然不觉中塑造着自己，肉体与灵魂同时被大自然荡涤，心灵变得自由、纯洁，我踏在山路上的每一步打着拍子，每个遇见的山里女孩都成了爱情小说的主角，这是我一生最美的经历，我的眼睛变得明亮，我深信这种心情将对我的一生产生影响。

我“册封”北京广播学院的一位教授为我的精神导师，我要找到他，翻开那年暑假的日记，发现了我当时的另一种心迹，日记是这么写的：“在完全陌生的世界里，我的一举一动都将是创造，要通过苦难教育，提高性格的硬度与纯度，记住，学会生存，而非活着。”初到北京，我仍然停留在大自然的状态中，把北京当成了一座有特别风格的山，我在北京站过夜，在天安门广场寻找历史，感慨城楼上意味高远的微笑，在广场地下通道陪士兵站夜岗，在北海公园长凳上看蝙蝠觅食。

几天之后，钱花完了，就来到北京广播学院，没找到导师，倒在学校里找到一个建筑队安了家。我没法解释当时自己为什么会在建筑队里打小工，可能是为吃苦，磨炼自己。时值盛夏，每天早上5点起床上工，中午一个小时休息，傍晚8点下班，第一天我几乎被晒晕倒，饭菜难以下咽，三天后已经可以每顿吃5个馒头了，菜总是烂白菜。每天晚饭后，空气中飘荡着汗湿，工人们听着收音机，抽着1块钱1包的香烟，挑剔朦胧夜色中女工们的身段，聊着家乡和家人。一个自称从放羊娃变成了打工仔的后生把我当成了知己，告诉我他的志向，说要娶大学生做老婆，要买辆汽车搞运输。这是一个完全陌生的社会，由十余个省的农民组成，有着自己的运转规则，几乎每天洗碗时都为争水龙头打架，能打架就可以做这个社会群落的领袖。他们共同的特点是受到城市的歧视，而他们也默认这种不平等。对发生的每一件事都感到惊奇，8个木匠承包了一个胖女人，为他们洗衣服、做饭，提供性服务；已有家庭的两个男女青年在一起干一个星期活儿，就趁一个下雨夜私奔；所有民工为争取到理应获得的工资进行各种形式的抗争，一位四川民工因为没钱给家里的孩子治病而两次自杀。

从那时候起，我就认识到这个世界有着无限的丰富性，这里有着另一种苦难，有着别样的喜乐悲伤。我全身心融入到了这个社会中，在雨中吃力地拉车，晚饭后抽着香烟看着女工。搓着泥垢，我观察着，思考着，试图把这个社会弄清楚。

一个月过去了，给教授写的信没有回音，我决定回家。回家没多久，教授的学生给我打来电话，说教授收到了我的信，并马上去工地张贴了寻人启事，从工头那里找到了我的电话号码。教授邀请我参加他的研究课题，于是我又回北京给导师做了一个月助手，聆听教诲并讲述我的经历，辞别时教授笑着对我说，从此江湖上将会流传一个黄门拉车的故事。

过去两个月如梦如幻的经历，告诉我人生有无限多种可能性，我像一颗雨后的蘑菇，疯狂地扩充着自己的胸怀和思想，我的心灵被雨水滋润着，敏锐、充满激情，对认识这个世界满怀渴望，要做变迁中国的记录员和社会进步的传播者的志向，在此时初步形成了。我忽然发现，我已经是一个健康向上的好青年，有着正确的价值观和良好心态，我那段时间总是微笑着走路，见了每个人都要说声感谢。

我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学校的最后一个年头儿，大量看书，参加比赛，冬泳，在落叶纷飞的校园中漫步，夜深人静时与同学畅谈理想，思想像白马在草原上酣畅淋漓地奔驰，我告诫自己要平静地面对挫折，真诚地对待他人。我已经可以客观地评价自己了，还交了一批有着赤子之心的朋友。

几个月后就要毕业了，大四学生早已开始找工作，我和同宿舍的李明、李吉锋和贾涛却开始了我们大学时代最后一次旅行。我们四人曾一起在兰考农村表演节目，一起登上华山之巅，我们策划以一次浪漫之旅告别我们的大学生活，先做好路线策划，和济南、上海、南通的四家企业协商好，我们去考察企业并接受考试，由对方报销费用。四位年轻人，在火车、汽车、轮船上观赏河山，交谈辩论，与用人单位谈判，在烟台的海滨散步，与海鸥一起高歌，在风急浪高的天气怂恿汽艇少年带我们去海中央的小岛，在风浪中高唱“众人划桨开大船”，像英雄一样嘲笑着风雨，畅想着将要创造的生活，相互鼓励着不怕失败。

我们满怀着理想告别校园，走上了社会，到现在已经两年了，初步体味了人生的曲折，也尝到了生活的艰辛，周围人对我的评价是理想主义，对享受和失败不敏感，胸怀大志但才华并不出众，这种说法我比较信服。我在大学时期初步解决了人生观问题，用自己的话说是一位“才疏志大的年轻人”，也将自己的性格改造得比较开朗，但越来越发现也留下了深深的遗憾。由于读书基本没有经过科学的指导，读书学习系统性不强，没有形成系统的知识结构，在自学能力上也有缺陷，只能留到现在修补，而这对于青年学生是非常重要的，这一点是大学没有完成的任务。除此之外，我意外地发现我对生活过的这所大学倒产生了好感。

也许我对大学的期望过高了，我当初对大学的不满应是对自己全方位拓展的强烈要求，现在我感觉到大学既是无形的，又是明确存在的，有形的大学是校园，无形的大学应该在心中。我现在仍然遗憾没有须发雪白、渊博而又睿智的老教授做我精神的领路人，但大学毕竟不再禁锢思想。我理解它像一个大的平台，提供了必要的土壤、阳光和水分，但并没有命令必须全部种上麦子，你可以自由选择想成为什么，可以是一棵杨树，也可以是一株小草，大学的使命是使整个草原物种丰富、和谐生长，我选择成为一棵不断旅行瞭望的蒲公英。这样的环境和这样的大学是值得怀念的。

北京
2001~2012

北京有个十字街

从古代军事角度看，北京的地理位置独一无二，北靠燕山山脉，西依太行余脉，如古人形容：“幽州之地，左环沧海，右拥太行，北枕居庸，南襟河济，诚天府之国。”北京城像坐在一把太师椅里，自有其威严与气度。长城与山脉，祭坛与城墙，组成了古代北京的意象。而贯穿京城的中轴线，以及排列在中轴线上的皇宫建筑，与棋盘形状的城市街巷格局一起，又构筑了古代中国的魂魄。

但从现代的视角解读，北京城又可呈现新的气象。宏观上，它既身处内陆，又面朝大海，既承受寒冷的气流，也接纳湿润的季风；微观上，它既保留中轴线，又给这条中轴线增添了内容。对一条中轴线观察，就可透视古都千年的变迁，颇富漫步历史隧道的时空感。

北京这座有三千多年建城史、八百多年建都史的古老城市，经历过多少江山兴替与朝代起灭，眼见过多少朱楼宴客，又转眼间荒草野冢，王榭堂前。这样的历史永远说不完，所以北京人才那么不住嘴地“贫”啊。

如果我们寻找有代表性的记忆，也许三个建筑就可以概括北京。一是紫禁城，这一组建筑群，代表着北京绝大部分时间的历史，也是永远的标识；二是天安门，一个由宫廷广场改造成的人民广场，它是当代的紫禁城，它是中国的现在；三是鸟巢体育场，它处在中轴线的延长线上，既继承了文脉，也象征着未来。

一定会有人反驳，批评我对“鸟巢”进行意识形态的解读，但在我也许是一厢情愿的眼睛里，“鸟巢”的意象是如此丰富，它不仅是政治的，它温和、圆润、有趣、人性；它不再沉重威严，它轻盈如摇篮，温暖如雀巢，坦率地面对着天空，它的结构不再天威难测，而是公开得几乎透明。紫禁城属于黄土，天安门属于红土，而它属于天空。相映成趣的，是鸟巢边蓝色的水立方。鸟巢与水立方，像不像天空与海洋？这两座面向未来的建筑带给北京的影响，将是长期又深远的。

有趣的是，现在北京有两条中轴线，南北中轴线是以紫禁城为核心，南到天坛、永定门城楼，北到景山、钟鼓楼的南北中轴线，包括鸟巢、水立方和奥林匹克森林公园，东西中轴线是以天安门为中点，西到首钢，东至通州运河的东西中轴线。这东西南北中轴线，与我出生的村子小濮州的东西南北街，有一种神秘的对应关系，连形状都极其相似，同样是南短北长，状如凤凰。不由让人感慨，十字街，很中国。

我曾在北土城路、蓟门桥附近居住，早晨到一片树林里练声，二胡、舞曲和我咿咿呀呀的“美声”在树林里回荡。无意中看到一碑文，为侯仁之先生所记，曰：“大都城垣的最北部分，在明初北墙南移时，遗存城外，俗称土城。”原来，我每天遛弯儿的地方，就在元大都的城墙脚下，而我流连忘返的小树林，就是《元一统志》所载燕京八景中的“蓟门烟树”。我呼吸的晨雾轻烟，几百年前的元朝人也曾呼吸过。

北京的精彩之处，就在这迷人的历史感，你以为已经消逝的并未消逝，它还存在于你身边的每一处空间，而北京的沉重之处，也正在这份历史感。一位学者来到北京演讲，开场第一句话就是，“我来自北京的南郊——石家庄”，全场发出会心的大笑。这位从“郊区”匆匆赶来的先生告诉了我们，如今的北京，已经庞大得多么难以想象。北京的扩张，也意味着对过去的覆盖，意味着对历史的拆迁。

2008年奥运会以及众多改造、扩建带给北京的，除了鸟巢与水立方，还有无尽的拆迁与改建，补旧与翻新，成片古迹的消失与成片新城的崛起。在一些人的理解里，这个“新”就是辞旧迎新。从来只有“新人”笑，有谁听得“旧人”哭，对“新”“旧”含义的浅薄理解，让北京迅速迷失了自己。

一批热爱北京的学者文人，为古建筑的倒下忧心如焚，“叫嚣乎东西，隳突乎南北”，他们的行为更像是一种行为艺术，跟在机器的后面，对废墟进行一一凭吊。与“旧”相对的，是平地而起的“新”，与长安街平行的还有两条干道，两广路与平安大道，两广路上的大都市街，成了伪现代建筑一条街，走在大街上，像走进了“世界之窗”公园。平安大道则成了伪古代一条街，满眼是仿古建筑的红油漆。

如果我们约请元朝人、明朝人、清朝人来做客，他们也许会大惊失色，再也找不到自己的家了。

有一个说法流传很广：世界的中心，18世纪在伦敦，19世纪在巴黎，20世纪在纽约，21世纪在北京。这个说法鼓舞了很多人，北京也像100年前的上海，成为世界冒险家们向往之地。这个说法在某些方面是成立的，北京的建设速度、经济发展、人口膨胀、城市规模，都有出类拔萃之势，沸腾的北京，时刻都撩拨着世界的神经。但在很多方面，文化内涵、文明程度、古迹保护、民主指数、政府管理，又大大落后于上述城市，甚至处于相当幼稚的水平，这是显而易见而又不愿为人所知的。

奥运会曾给了北京一个机会，一个告别过去迎接未来的机会，一个“新生”的机会，但这个机会北京是否抓住了？一座城市举办奥运会，并非只是打扫房间招待客人，看着客人乘兴而来，饕餮一顿尽兴而归，然后相忘于江湖，主人听着感谢与称赞觉得很有面子。

北京这座城池，从来只有帝王的进进出出，只有大旗的上上下下，少有文化的水乳交融。我很不愿意看到，经过那么多年的建设，留下一个不中不西，不古不今的北京城。可惜，从现状来看，北京正越来越像一张豪华名片。

长安街上无人家

今天的长安街不仅世界最宽，也可能是世界最长的城市道路。它西至首钢集团大门，东到通州的大运河边，成为百里长安街，并仍在继续延长。

自明永乐十八年建成，长安街在五百年时间里没什么动静。辛亥革命的炮声，敲开了皇城的大门，也让长安街从沉睡中醒来。天安门前的T字形广场对民众开放，长安左门和长安右门打开，东西长安街贯通，民众可以从东单走到西单，长度3.7公里。

1949年以前的天安门前，只有红墙没有广场，红墙里面是卖杂物和耍手艺的集市，类似现在的大院子。五四运动那天，三千学生聚集在天安门前，想必比较拥挤。

侵华日军占领北京后，在东西长安街延长线上将东西城墙打了两个洞，东叫长安门，西叫启明门，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改名为建国门和复兴门。

但那些都是小动静，真正让长安街阔起来的是苏联人。

建国初期，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双手一划，要求天安门广场宽500米，拆掉了五府六部衙门。周恩来在城楼上拉着梁思成往东南看，说要建一座博物馆，再向西南看，要建一座大会堂。他还指着大会堂后面一块地，要建一座大剧院，他的心愿几十年后由一位法国建筑师实现了。

苏联专家则在1949年和1950年提出，把国家的行政中心放在旧城区，并提出在长安街上建房。同一时间，梁思成和陈占祥拿出“梁陈方案”，建议行政中心另找地方，以保护北京古城。这次著名的争论，以梁陈完败，决定了北京古城的命运，也奠定了长安街作为中国的政治动脉这一基调。

拆除长安左门和长安右门，拆除北京城墙，拆除东西单牌楼，从此长安街东西走向一览无余。仅1958年，开始为建国10周年工程拆迁，一个月内拆除10129间房屋，完成了扩建天安门广场和打通长安街的拆迁任务。

传说林徽因曾放言，如果拆掉长安左右门，她就把自己吊在上面。上吊之说为轶闻，但拆门的时候，梁思成掉了眼泪有人亲见，“梁陈方案”的陈占祥曾讲过。

1953年，长安街规划的宽度为100米，1956年定为100~110米，最后又加宽到100~120米。董光器在《古都北京五十年演变录》中说，之所以搞这么宽，除为群众游行和阅兵考虑，还有战备考虑。征求对总体规划意见时，来自军方的意见是：“假如道路很宽，这样在战争时期任何一条路都可以作为飞机跑道。假如在天安门上空爆炸了一个原子弹，如果马路宽，就可以作为隔离带，防止火灾从这一区烧到另一区去。”

针对长安街的宽度，梁思成曾说：“找百米健将都要跑10秒多才能跑过去，我们老太太、老头儿怎么过街，当时还有很多裹着小脚的，怎么过街啊？”

长安街的红线是120米，这是因为当时决定建世界上最宽的街道，然原先指定100米，后来出去考察别的国家的街道，回来以后又加了20米，最后定到120米。

按照规划，很多行政机关在长安街边盖起楼房，国庆十年10大建筑也大多坐落在长安街边。在长安街边盖楼，在后来几十年成为身份尊贵的象征，也成为文保专家和资本家的战场。

20世纪六七十年代，随着二环、三环以及立交桥的建起，长安街不断延伸。周恩来的灵车从东长安街向西去八宝山，已经是一路畅通。八宝山再向西是首钢，在首都城市拥有世界五百强的钢厂，也来自于苏联专家巴兰尼克夫的建议：“北京同时也应该是一个大工业的城市。”

2005年，为迎接奥运会，首钢搬迁到河北唐山，长安街西端清空。2014年，京杭大运河成为世界文化遗产，长安街东端开始兴起。

长安街的宽度是逐步实现的。由于天安门和新华门坐落在路北，长安街北侧不动，阔路拆的主要是路南的民房。

在西长安街，看到一座民房孤立在西长安街和佟麟阁路交叉口，夹在两旁高楼大厦，离长安街的人行道近在咫尺。创办于1988年的三味书屋是长安街上唯一的民营书店，已有三十多年的历史。丁玲、萧军、聂绀弩、吴祖光都与这家书店有交往，店里还举办过黄宗英、冯亦代的婚礼，美国驻华大使夫人签售过新书。豆瓣上还有一个叫“长安街上的文化地标——三味书屋”的小组。如今，年近八旬的店主夫妇守着日渐冷清的生意，他们在拆迁的威胁中度过了多年。2002年，拆迁公告贴到了书店外墙上，官方说要建绿地，民间说要建大楼。在民间和海外人士的援助下，书店最终得以保存。

最终，长安街的南侧红线，堪堪在三味书屋北山墙边达到了目标，书店惊险躲过一劫，但再没了往日的人气，长安街太宽了，路北的人到书店去，需要绕很远的路。三味书屋门前冷落，灰色的二层小楼，在长安街边反倒有些“扎眼”。走进三味书屋，抬头可看见一幅字：“德不孤必有邻。”

我的报馆生涯

2004年12月，我来到新京报，在文化副刊部负责文娱时评版，断断续续做了7年，热爱编辑工作，醉心猫鼠游戏，埋雷成瘾，闯祸无数，办出“新京愤青版”。其间送文娱同事吃离别餐超过一打，终难逃7年之痒。曾于2009年6月辞职，进入网站，但浅尝辄止，速度回归，调到评论部，继续负责文娱时评版。2011年3月调入体育新闻部任主编，嘴脸大变，排雷成癖，名曰把关，愤青去矣。

2003年，我看到了新京报创刊招人的广告，但没往心里去，没觉得这张报纸有什么不同。直到一年后，我才突然意识到，我失去了一次共襄盛举的机会。

那时候我在“联办”工作，就是办《财经》杂志的财讯传媒。2004年，一个叫王晶的年轻人找我，问我是否认识新京报的人，他想去求职。我没有一个认识的，没有帮上他忙。一段时间以后，王晶给我打电话，说他已经入职了。

我那时才真正动了去的念头，但是也不太强烈，抱着姑且试试的念头，去找我的同事猛小蛇，他把我的简历转交给王小山。但人已经满了，没有编制。

王晶去了文化副刊部做文娱时评版，那块版后来我做了七年。后来快递了一份简历，给当时的副总编子非鱼，附上我做过的报纸版面，以及写的一些评论。当时我在中青报的子报《青年时讯》兼职做读书和专栏编辑，每周从“联办”偷偷跑去两次做版，这份兼职持续了两年，直到离开“联办”为止。

快递寄出，很快有人给我打电话，让我去位于虎坊桥的新京报社面试，地址在光明日报的老楼里，8楼。当时新京报有份内刊，名字就是《光明顶》，金庸题的字，不知那字现在谁手里。

面试那天我要去东单踢球，就穿运动服，背一运动包跑到8楼。子非鱼和王小山在同一个办公室，背靠背，王小山一头懒洋洋的鬈发。

子非鱼见到我的第一句话是：“以后我们就是同事了。你是河南人吧，我给你分享一个段子哈。一群狼坐着京广线去南方，路过郑州的时候，下火车觅食，他们经过一个房子，听到里面有小孩儿在哭，有个女人在说话：‘你哭，你再哭，我把你从窗户扔出去喂狼！’这群狼听了这话，就蹲在窗户外面等，因为那个孩子一直在哭。一直等到天快亮了，孩子也没扔出来。狼们只好悻悻地离开，还感慨了一句：‘千万不要相信河南人。’”

我嘿嘿干笑了两声，面试就结束了。这算哪门子面试啊？出门的时候，王小山送出来，这个当时还气质很倜傥的家伙，成了近十年对我影响最大的人。我的世界观，我的交往，我的生活方式，我的朋友们，都受他影响太大，他是我在北京的领路人。

那些闪亮的姑娘们

记得第一天上班，有几个品貌不端的小伙儿上来和我拥抱，他们都是体育部的。那时我已经给新京报写了一年的专栏，他们以为我去的是体育部，所以我在8楼第一批认识的，反倒是体育部的编辑们。

文娱部的同事我挨个儿认识之后，马上就被他们震了，这都是些什么人啊？！怎么把这么一坨神人给攒到一块儿了？那拨人以后再也不会遇到了：个性，再找不到那样又扎堆又闪亮的个性。

我最崇拜惊才绝艳的江海蓝，“80后”小姑娘，北大才女，杂草般的黄头发用头绳一捆，浑身穿的丁零当啷都是链子，外形绝似长袜子皮皮。她的文字自由不羁又趣味盎然，记得给我写的一篇评论标题叫《莎士比亚的汤的汤的汤》。有次主编怪她编的稿子不好，这姑奶奶马上发表演讲：“拜托你他妈的用脚趾头想想，记者给我写的是一坨屎，我再怎么用金子包装它也是一坨金子包的屎啊。”后来她辞职去云南泸沽湖开客栈，临走前到主编的格子间里辞职，也不知里面发生了什么，反正可怜的主编边往外跑边喊：“暴暴蓝要打我！”

还有王春晖，会唱歌，整天跟乐队玩。报社有个晖迷协会，每到各种节日，她桌上总能收到鲜花，上面还从不署名，那肯定是同事送的。大仙一般的张璐诗，据说会四五国外语，包括广东话，她现在正在欧洲漫游，当时有一个叫“普罗米修斯”的外国男友。还有新京报第一美女天蓝，只要她在报社，到哪里都能造成交通堵塞，直到从新京报辞职，“一姐”头衔也无人敢觊觎。金秋曾是业余在酒吧驻唱的艺术青年。张映光、周文翰人称二散仙，张映光的名言是：作为一个记者，你采到了就牛×，采不到就傻×，就这么简单。

王小山是这帮神人的大头领、新京报酒文化创始人、酒桌上的守望者。我们8点签片，每到7点多，他就开始敲着桌子催：“你们倒是快点儿啊，这么慢还哪有时间喝酒啊，我们在南都的时候，版可以不做，酒不能不喝，世风日下啊。”我们嘻嘻哈哈地把版做完，找一个大排档，喝到东方露出鱼肚白，再回家睡觉，第二天继续。

没想到的是，我进入新京报，取代的竟然是推荐我的王晶。他做文娱时评版不太让人满意，就让我接替，他改做记者，一个月后，他没通过试用期。王晶哭得挺痛，这是他很看重的一个工作。小伙儿是个聪明绝顶的人，一怒之下自学三个月法语，考到了法国一所大学留学。几年后回来，成了摄影家。

袁伟时单挑纪宝成

我记得编评论版约的第一篇稿子，是约黄集伟写的。当时《天下无贼》放映，我不知该找谁写影评，就给黄集伟打电话：“黄老师，我不认识您，您也不认识我，我刚来新京报，不知约谁写稿，您能帮帮我吗？”黄集伟先是强调了一通他有多么多么忙，最后一句是：“好吧，我写。”那篇头条评论就是《冯小刚，毕业了！》。黄老师可能没意识到，这篇精彩的评论对我有多么重要，基本上属于“一举奠定了历史地位”那种。

真正帮小编奠定地位的是中山大学教授袁伟时。那时我到新京报已经半年，虽然尚算称职，却是不咸不淡，年轻人需要大阵仗来博取名声，这个时候，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伸出了“援手”。

某天新京报报道，人民大学的国学院开始招生，那是校长纪宝成亲抓的重头项目。这个事情很好玩，当天《南方都市报》王来雨就给我一篇《国学需要弘扬吗》，为一次大讨论打响头炮。第二天，人大一位中文系博士主动投稿，对王来雨进行反驳。我接此稿，见猎心喜，就给重点刊出，又约王来雨再次反驳。一来二去，火药味儿浓了起来。王来雨又给我推荐了正在上博士的王晓渔，1977年生，王晓渔又推荐了徐来，1979年生。一个比一个年轻，一个比一个老辣。

但这样有点小打小闹，需要给“战事”提升一点级别，邀请重量级人物出山。我给袁伟时教授打电话，他在电话里笑嘻嘻的：“我已经答应你们前面的版了，不过一千多字，不解渴。”我赶紧以篇幅诱之：“我这边给您一个整版，您随便写，最多可写六千字。”袁老师有点动心，答应写出来给我。

2005年6月12日，袁伟时文章发到，我排上版，字数不多不少，删一字而不能。付型给王小山看，他埋头看完，抬起头叹了口气说：“牛×大了。”

这就是我职业生涯里刊发的最轰动的一篇文章：《评纪宝成校长的“振兴国学”论》。文章刊出之后，战争烈度果然飙升：新儒家陈明、蒋庆，自由派学者，人大国学院派出的代表，还有各路青年才俊，都纷纷加入战团。人大国学院教授袁济喜主动投来一篇痛批袁伟时的稿子，本着公平原则，我也全文刊发。而徐友渔教授不愿袖手旁观，也加入战团，一场国学论战爆发了。

袁伟时的评论让我第一次获得总编辑奖，奖金一千块钱，我写邮件把这个喜讯告诉了袁老师。过了不久，他也写来邮件，说那篇文章被《新华文摘》选登，广东省委宣传部奖励他五千块钱。邮件里袁老师相当得意：“看，原来袁伟时比潘采夫还要厉害啊！”

这样的争论，让我真正找到了做评论版的乐趣。当然也乐极生悲，2006年，纪念鲁迅诞辰70周年特刊，子非鱼交给我来策划，我就弄了个名字《纪念的狂欢：一半是塑造，一半是还原》，里面最有趣的一个版是我写的《和鲁迅的虚拟对话》。我以现实的社会现象问鲁迅，他以自己著作中的原话作答。结果正是因为这个版，这份特刊在印出后又销毁重印，把虚拟对话版毙掉了。

我的职业生涯里，遭到销毁命运的版一共有两个，除了鲁迅那个，还有一个《秦桧与秦淮十二艳》的评论。第一篇的理由是恶搞历史文化名人，第二篇的理由大概忘了，好像是改动了对秦桧的历史评价。

几年之后，我请黄集伟老师喝酒。他听说我不做文娱时评版了，就送我一件礼物——正是当年我做的那个版，他7年之后从报纸堆里翻找了出来。纸张已经泛黄，他买了镜框，把版样放进去，送给我留个纪念。头条就是黄老师的那篇评论，下面一篇“魔岩三杰”，最下面是刘德华，“写在边上”的栏目当天主持是王春晖。

报社里的“人口贩子”

开头几年，除了创刊时，新京报很少大规模公开招聘，更多的是同事私下推荐。包括创刊时候，也是呼朋唤友投奔新京报，本来都是一个论坛上混的，突然某天全成了同事，那开心的样子，真有点像去二龙山搞聚义。

王晶是通过王春晖加盟的，他又给了我电话。所以，我到新京报之后，就顺手把“贩卖人口”这个优良传统发扬光大。

徐来是在国学大讨论时认识的，是我的评论作者，2005年他才24岁，学问大得没边，供职于《东方早报》。他的文章我都给署上“徐来（上海教授）”，以示滔滔敬意。一次去上海参加朱大可的活动，终于见到了“金童”本人，果然灵气逼人。遂引诱之。没成想不久，徐来就抛来秋波，向我打探新京报的“行情”。我在大办公室奔走相告：“徐来教授要来了！”

徐来来了，还拐来了他的女朋友黄维嘉。很快我就发现，这位写文章敢情比徐来更好。仅这个成就，就足以使我在炫耀中度过余生。

戴婧婷也是我的作者，这位姑娘是郝建老师的研究生。她组织过北大第一届同性恋电影节，给我写第六代电影的影评，文字清秀又来劲，又让我动了把作者变为同事之心，结果戴老师一毕业就来新京报报到，并接替我做了两年文娱时评版，我则晃荡着不知干了点啥。

武云溥来新京报，我只能算得上“亦有贡献”，但吹牛吹到酣处，一顺手就把功劳据为己有。其实是阿丁把武云溥的简历发给我，我又发给了萧三郎。

于德清认识得更早，他在《华夏时报》的时候，曾帮我们村的老乡讨过薪。我们村涝灾，我老乡要辞工回乡，结果一直拿不到工资，其中一个还病倒在工地上。老于闻讯，派人去工地采访，还配上我老乡举着输液瓶讨薪的大图，报纸出来当天，建筑公司一边收购报纸，一边把工资如数发给了老乡。

离开新京报之后，举贤荐才之心不死，又忽悠了三位才华横溢的年轻人过去，这才恋恋不舍地收了手。这么死心塌地地拉人入伙，唯一的原因是对这份报纸有感情，它实现了我对报纸的梦想，也是我一段人生的核心部分。

很久以后，如果有哪位缅怀我，可以把我的北京人生分为前新京报时期、新京报时期、后新京报时期，我不会从坟墓里跳出来阻止你。

和自己私奔

有天晚上，我喝大了以后，坐在鼓楼旁边的马路牙子上想，这样的日子何时是个尽头？毕业十年，从家乡到北京，从魏公村到松榆里，从知春路到三路居，从通州到长椿街，搬来搬去，也喝来喝去，每当我想停下歇会儿，就会有更大的局、更铁的哥们儿拉我进场。北京像个大火锅，我是热汤中满头大汗的一根宽粉，膨胀，滑腻，翻来覆去，身不由己，不知如何中止这停不下来的生活。

每次又消磨掉一个饭局，我都在回家的路上失魂落魄，“你这厮鸟几个月没读书了？就这么混吃混喝混工作？你到这个地方的理想，就是为了把自己填成一挂下水？”沮丧，但忙得连沮丧的时间都没有。如果能够消失一段时间，一个月，甚至几天，我也可以将自己的内存梳理一下。

吃烤鸭，用百度，喝二锅头，抽中南海，喝地沟油，尝老酸奶，被毙稿，浏览中文网站，在我对自己已不抱指望的时候，我成了王小波，要跟着读博士的老婆出洋混几年日子。

从来人们都说离开很难，仿佛你是社会网络中不可缺失的一环，但真正走开的时候你会发现，离开一个圈子并不难，告别一种生活也容易，你自以为放不下的东西，其实都很容易放得下你。如王功权私奔那样功败垂成的，一定是有别的原因。

我带着人们都会怀念的心情上路，却发现原先舍不得的东西其实无足轻重，而友谊反倒越远越有味道。在飞机落在苏格兰土地上的时候，我开始意识到，自己将得到的，要比失去的东西多太多。

女儿去学校上学，参加足球俱乐部，老婆去上学，跟导师讨论问题，我就去散步。爱丁堡的晴天不多，所以人们特别珍惜阳光，苏格兰人有句谚语：“如果早上有阳光，你就不要再穿上衣裳。”每到阳光灿烂的时候，我住所门前的大草坪上就躺满了人，有人正匆匆忙忙走着，突然停下看看天空，就在草坪躺下闭上了眼睛，一个下午就过去了。我懒洋洋地享受着这些，心里的喜悦无可名状，归去来兮，请息交以绝游。

我经常预言自己会猝死，因为在北京10年间，睡眠时间平均每天不过6个小时，火热的生活让我夜不成寐，睡前一刻还在遗憾今天又虚度了，但自成为爱丁堡的无业游民，我开始和女儿比赛谁睡得更快，太阳路过窗户后再睁开眼睛，感激竟有了一次婴儿般的睡眠。

也交了几个当地朋友，美国哥们儿乔纳森每次见我，都会问：“潘，今天你快乐吗？”或者，“你看上去有点伤感。”然后一起打乒乓球，或踢一场足球，就心满意足地回家，道别的时候还特感动地说：“多么美好的一天啊。”邀请另一本地哥们儿在草坪上玩，吃烧烤，踢场野球，他就觉得那一天简直幸福得不成样子。

平淡生活，简单快乐，在瞬间减掉20斤体重之后，我开始像本地人一样生活，不打车，到哪里都步行，不骂人，路上见人就说sorry，不愤世嫉俗，喝咖啡，在阳光下读书，不抽烟，不翻墙，不谈收入，不谈住房，看社区合唱队演出，当各种志愿者。

有一天，女儿要我跟她去参加游行，不知要抗议什么，但游行我喜欢。到那儿一看，至少两千辆自行车和它们的主人，浩浩荡荡穿过城市到议会，一路有警察疏导交通，围观群众鼓掌加油。到了议会以后，有人站在高处演讲，有议员出来接请愿书并表态，原来这次游行是为骑车人争取权利的，要求政府保护骑车人安全，并完善自行车道。奢侈，奢侈的游行。

我重新爱上了读书，把带来的中文书一扫而空，然后要求国内来的朋友捎书，谁路过爱丁堡，必须留下几本中文书当过路费。慕容雪村来爱丁堡，给我留下一本《古文观止》、两本《杜甫诗集》、两盒烟。

中文书读完之后，就拿着字典读英文报纸，用google，而不是谷歌，用youtube，而不是优酷。

就这样，一件件地，把失去的东西又找了回来。暂时忘记了国内的生活，开始学会关照自己，让自己愉悦起来，想起什么事情就自己去做，想停下来的时候就随时停下来。

那时我知道，几年之后，我还会回到出发的地方，但是当回去的时候，我会觉察到自己发生了变化，变化源于对生活的新认识。原来，我们并非只有一种被规定好的生活方式，那种被污染的、被异化、被加速的城市化生活，并不是我们真正想要的。

我们有权选择过一种简单的、尊重生命本真的生活，并且有能力去实现它，即使别人给你的是一道单项选择题。当你爱上仰望星空时，你对身处阴沟就不能安之若素，你会想方设法抬高生活方式的底线，也许，这就是你曾在别处生活的最大意义。

离开，回来，北京还是那个北京。北京没变，我变了。

爱丁堡
2012~2014

苏格兰群星闪耀时

2012年，我陪妻子读书去了苏格兰首府爱丁堡，直到2014年春节回国，正好居住了两年。在这座被称为“北方雅典”的古城，我像一个游手好闲的流浪汉，每日爬山散步，读书踢球，享受着变幻莫测的小雨和阳光。

这座40万人口的“首都”（苏格兰人把爱丁堡叫首都），连自行车都显得多余。我从位于爱丁堡大学的住所出发，5分钟走到义犬波比的雕像，6分钟走到J. K. 罗琳写《哈利·波特》的大象咖啡馆，15分钟到苏格兰城堡，20分钟走到司各特的塔。然后顺着皇家英里大道向下，穿过休谟和亚当·斯密的雕像，路过“人肉市场小巷”、彭斯曾居住的文学博物馆，10分钟就到了英国女王的荷里路德宫。

欧洲的文化，其源头均可上溯至古希腊和古罗马。

爱丁堡是一座古堡之城，六七百年的老房子随处可见，百年以内的新房子屈指可数，几百年栉风沐雨使整座城市呈现出黝黑颜色。苏格兰城堡周围的老城区，更凝结着苏格兰千年历史与文化，是众多历史故事的发生地，也是世界最大的爱丁堡艺术节的主场地。

苏格兰国家博物馆那条街上，坐落着苏格兰国家图书馆、市立图书馆、儿童图书馆等机构，也是我和女儿常去的地方。但在有些读者和影迷眼里，他们都比不上一个小咖啡馆的名头响亮。儿童图书馆的南侧，有一个大象咖啡馆，红色的门面很不起眼儿，咖啡馆外写着一行字：“哈利·波特诞生地。”

原来这是苏格兰女作家J·K·罗琳写第一本《哈利·波特》的地方。咖啡馆面朝大街，背靠一大片墓地，林木阴郁，墓碑森森，再加上爱丁堡天黑得早，墓地显得鬼气森森。也许当年J·K·罗琳就坐在窗边，一边望着墓地，一边构思她的魔幻小说。

罗琳是爱丁堡新的传说，游客们满大街喊哈利·波特，苏格兰人听到宽容地笑笑，司各特才是他们心中的“苏格兰魂”。

在王子大街的中心位置，有一座黝黑的塔，高有200英尺，塔间坐着一位老者，手拿鹅毛笔，脚边卧着一条狗，他就是历史学家司各特。我小时候在《文学故事报》上读过《艾凡赫》，那是他最著名的作品。司各特的历史小说大多取材于苏格兰，他被称为历史文学的创始人，对后来狄更斯、大仲马、雨果等作家影响很大。司各特是爱丁堡人，他曾住在城堡北大街。司各特塔不远处是爱丁堡最大的威弗利火车站，名字就来源于司各特的一部小说。

福尔摩斯是我们极熟悉的文学人物，“福迷”们都去伦敦贝克街221号B瞻仰大侦探故居，实际上，“福尔摩斯”应该是爱丁堡人。作家柯南·道尔是爱丁堡土著，在写出福尔摩斯之前，他在爱丁堡大学读医科，福尔摩斯这个形象来源于他的一位医学教授。现在重读那些发生在黑暗中的探案故事，我感觉那些昏黄灯光下的小街道，更像是爱丁堡的老城区，而不是伦敦。

我的住所就在爱丁堡大学的公寓，一天问朋友柯南·道尔当年住哪儿？这位朋友带我去找，只步行了三分钟，看到爱大图书馆北侧有一排房子，其中一个门边写着柯南·道尔的名字，原来我跟这位侦探小说的鼻祖是邻居，却每日视而不见，真是有眼不识泰山。

朋友抬手又一指，柯南·道尔旁边那个门，竟然是斯蒂文森的牌子，这位写《金银岛》的大作家也出生在爱丁堡，在爱大读过土木工程，后来改读法律。这座楼当年是他们住过的地方。斯蒂文森旁边还有一牌，可惜我见识浅陋，不认得是谁。

同样爱大毕业的，还有作家詹姆斯·巴里，《小飞侠彼得·潘》的作者，也是苏格兰人。哈利·波特、小飞侠、金银岛、福尔摩斯，老天，爱丁堡是一座多么奇妙的城市，这个城市每个角落都有故事，每个街道上都住着一位作家，每块墓地都安息着一位诗人。

苏格兰为什么盛产作家？仿佛隐隐有些答案。1496年，苏格兰议会通过了世界上第一个义务教育法案，规定苏格兰人所有教育免费，后来爱丁堡大学成立，苏格兰人上大学仍然免费。所以，至少两百年前，苏格兰的教育水平就已经很高。想想看，人人识文断字，大学教育发达，再加上爱丁堡这样一个令人时空交错的魔幻城市，不出小说家才是怪事。还有，苏格兰的冬夜实在漫长，不读书写字可惜了。

彭斯之夜

到爱丁堡第二周，我就交了一个美国朋友乔纳森，他带我去当地人家里参加活动，说可以了解苏格兰。在一位爱丁堡大学老师家，晚餐开始之前，主人先端出一个盘子，上面放着一根茶杯粗的香肠，一位老人拿出一本旧书，嘴里念念有词，表情严肃得像主持宗教仪式，后来知道他在用古苏格兰语读诗歌。读毕，拿出一把刀子，把大香肠破开，里面有羊内脏和燕麦，分给在座各位吃。晚饭之后，二十多人围坐一圈，开始怀念一位诗人，有人读诗，有个姑娘还唱了两首歌。

原来，那天1月25日，是苏格兰诗人彭斯诞辰253周年，那天晚上，苏格兰到处都是“彭斯之夜”。电影《魂断蓝桥》里有首著名的歌曲《友谊地久天长》，歌词就是彭斯的诗。彭斯出生在苏格兰的艾尔郡阿洛韦小镇，一生用苏格兰语写作，他热爱苏格兰，曾为苏格兰抵抗侵略募捐大炮，写过“生为自由人，死为自由魂”的诗句。近年随着苏格兰独立呼声渐高，彭斯也成为苏格兰独立的象征。那天晚上吃的香肠，就是彭斯常年吃的食品哈吉斯，现在是苏格兰“国菜”。

“彭斯之夜”只是开始，很快我发现，苏格兰人对文化艺术爱到痴迷。这里一年到头都是文化节日，戏剧、电影、诗歌、小说、书展等活动连绵不断。爱丁堡有专门的文学旅游线路，八月份的爱丁堡艺术节更是被称为先锋艺术家和文艺青年们的“耶路撒冷”。

很多人对于苏格兰的印象是从《勇敢的心》那儿来的，威廉·华莱士的最后一声吼，尤其让我国青年心旌激荡。影片中华莱士脸上的青色油彩、苏格兰格子裙、战场上回荡的风笛、华莱士手中握的小花——蓟，都是苏格兰文化的重要符号。脸涂油彩打仗是从苏格兰人的祖先凯尔特人传下来的，格子裙是苏格兰高地人的衣着，风笛可能是罗马军队入侵时带来的，但苏格兰人认为起源于凯尔特人。这几样事物，也成了苏格兰人追求独立和自由的象征。

虽然真实性有争议，但影片表现出了苏格兰人反抗侵略的英雄气质，这是连苏格兰人也承认的。淳朴热情，吃苦耐劳，崇尚独立，为了自由不惜死磕，还有文艺气质，这些大概就是苏格兰的性格。

彭斯的墓就在爱丁堡一座高坡路边，远眺着爱丁堡市内最高的山“亚瑟王的宝座”。

黄金时代

经过数百年战争之后，1707年，苏格兰和英格兰签署协议，苏格兰正式并入大不列颠。虽然从民族感情上，苏格兰人并不情愿合并，但历史证明，这是一个理性的决定，从此，苏格兰进入了群星闪耀的时代。

格拉斯哥是苏格兰第一大城市，也是工业革命的中心，爱丁堡则一直是政治文化中心。爱丁堡被称为“北方雅典”，不仅是因为古迹众多，更因为爱丁堡曾像古希腊的雅典那样创造过璀璨的文化，并一度成为欧洲的思想文化中心。

爱丁堡最著名的一条街叫“皇家英里大道”，也是爱丁堡最古老的街道。这是一条长长的斜坡，顶端是苏格兰的象征——爱丁堡城堡，曾做过几百年苏格兰王宫；尾端是荷里路德宫，目前仍在使用，伊丽莎白二世每年会在这里住几天，荷里路德宫街对面就是苏格兰议会。沿着“皇家英里大道”向上走，会看到一座雕像立在街心，一个人赤脚坐在台阶上，右手捧着书卷，正在低头沉思，他就是哲学家休谟——苏格兰启蒙运动的奠基人。

休谟是土生土长的爱丁堡人，他12岁进入爱丁堡大学，30岁之前就完成了最重要的哲学著作，长年在爱丁堡大学任教，死后葬在不远处的卡尔顿山后的教堂墓地。2011年是休谟诞辰300周年。

离休谟雕像近百米处，在同一条街道上，有另一座雕像，一个人站立着凝视远方，他是亚当·斯密，《国富论》的作者，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开山鼻祖，也是休谟的一生挚友。亚当斯密也是苏格兰人，出生在伐夫郡的可卡卡地，他受休谟的影响很深，两人一生保持着高尚的友谊，在当时英国思想界双星闪耀。

休谟和亚当·斯密是苏格兰启蒙运动的领袖人物，启蒙运动为苏格兰带来了理性主义与自由精神，也为苏格兰工业革命发出了先声。在稍后时期的科技领域，苏格兰同样巨星云集，改良蒸汽机的瓦特是格拉斯哥人，发明电话的贝尔出生在苏格兰，发明青霉素的弗莱明出生于苏格兰洛克菲尔德，电磁理论的奠基人麦克斯韦出生在爱丁堡。豆瓣上看到过一本有趣的书，名为《苏格兰人如何发明现代世界——西欧最穷的国家如何改变世界的真实故事和详尽内幕》。

休谟的墓静立在王子大街东段一个墓园里。

千年不绝的“Freedom”

随着民族党上台执政，苏格兰独立的声音越来越大。也许小时候读了太多英雄华莱士的故事，民族党领袖萨蒙德一直有独立之梦，他已经为这个梦奋斗了半辈子。2010年5月，萨蒙德宣称要推动全民公决，让苏格兰彻底独立。此言一出，在英国全境激起轩然大波，英格兰苏格兰已经有304年的合并史，未来却可能分家过日子，这怎么看都是一件大事。2014年9月18日，萨蒙德实现了公投之梦，但那也意味着独立梦的破碎。

在我最初的印象里，苏格兰英格兰都是亲兄弟，不存在民族差异，闹独立只能满足政客们的欲望，从地方长官变成一国首相。但了解过苏格兰的历史才发现，我的认识错得离谱，他们不是亲兄弟，历史上并非一个国家，而且千年来战事连绵不断，苏格兰一直处在英格兰的入侵阴影之下。

不列颠岛有人类居住的痕迹要追溯到万年以前。到公元前2000年左右，在岛上活动的是凯尔特人。在古代记载中，凯尔特人被描述为“身材魁伟、长颅白肌、金发碧眼的壮汉”，打起仗来不要命。苏格兰人就是凯尔特人的后裔，与爱尔兰、威尔士人同一个祖先。

英格兰人出现就要晚得多，约公元前55年，凯撒率领罗马军团征服了不列颠，统治四百年之后主动撤了，以后再没回来，只留下了基督教在岛上薪火相传。

罗马人撤退以后，公元5世纪左右，英格兰人的祖先——盎格鲁和萨克逊人从欧洲大陆来到不列颠，他们属于日耳曼人的一支，野蛮好斗，逐渐把凯尔特人赶到不列颠岛西南和西北的山区。所以，苏格兰人和英格兰人并不是同一个民族，苏格兰人是原住民，英格兰人是外来户。

欧洲建筑也有他们自己的“十字”，但涵义与中国相去甚远。

公元九世纪左右，一位部落首领统一了苏格兰各部，成立苏格兰王国，国王叫肯尼斯一世。莎士比亚写的四大悲剧之一《麦克白》，讲的即是这段时期王国统治者争夺权力的故事。

第一个征服苏格兰王国的是威廉。1066年，生于诺曼底的公爵威廉攻入英格兰，英格兰王携家眷贵族逃入苏格兰，并将自己妹妹嫁给苏格兰国王，以寻求庇护。威廉一怒又攻入苏格兰，苏格兰国王投降。在这段时期，英格兰王室和贵族由于逃难，和苏格兰王室开始结亲，英格兰王族们也把欧洲的贵族文化传入苏格兰。这是两个王国“亲密接触”的开始，两家开始成为亲戚，但千年恩怨也从此拉开了大幕。

英格兰对苏格兰的征服史，最重要的一段在金雀花王朝，这是英格兰中世纪最强大的王朝，15位君主，统治英格兰三百多年，英格兰文化和艺术在金雀花王朝开始形成，牛津、剑桥两个大学也在这段时期创建。《勇敢的心》里的长脚爱德华一世、英格兰全民偶像狮心王理查，都出自金雀花王朝。这个王朝对苏格兰王国的威胁也最大，苏格兰人至今歌颂的几次大战和民族英雄，都出自这一时期。

光荣革命之后，英格兰告别王权体制，成为君主立宪制，贸易、殖民、市场、通商这些名词，成为英格兰议会和英格兰人的新宠，英格兰迎来大发展时期，成为世界贸易的规则制定者。而苏格兰国小人少，经济落后，长年战争导致民生凋敝，举国之力进行的殖民计划又破产，再加上英格兰人趁机经济封锁，使苏格兰的国民经济濒临崩溃。在这样的压力下，1707年，英格兰议会和苏格兰议会达成协议，《联合法案》正式通过，两个国家的议会正式合并，各自取消国家称号，改称大不列颠联合王国，从此通商自由，两国老百姓成为一家。

对于苏格兰来说，与英格兰合并在情感上很难接受，但识时务者为俊杰，现实迫使苏格兰的精英们选择了理性路线。而普通老百姓在情感上难以接受，因为在抗英战争中形成的独立和自由的信念，是苏格兰人无比珍视的东西，这也是苏格兰人经常被占领，但从未被征服的原因。现在，苏格兰王国消失了，虽然英国国王都是苏格兰人。

合并之后的英国迎来了工业革命，瓦特发明了蒸汽机，亚当斯密写出了《国富论》，他们都是苏格兰人。大英帝国把自己的米字旗插到了世界各个角落，被称为日不落帝国。

但是，300年前的那次合并，只是一次对进化论的服从，并非苏格兰人民的情感选择，否则他们不会那么热衷于纪念抗英的民族英雄。300年可以融合太多东西，但对于人的历史记忆，它还是显得有点短，理智与情感是永恒的战争，而傲慢与偏见，也都坚固得足以抵抗时间的磨损。

其实苏格兰的分离运动，从一战之前就开始了，那时民族自决的概念已经出现。20世纪20年代，现代苏格兰民族主义运动开始兴起，但两次世界大战延缓了这一进程，穿着格子裙的男人与英格兰人并肩抗敌，悲怆的风笛声吹遍欧洲战场，外侮当前，再多分歧自也放在一边。“二战”之后，民族自决权成为联合国的基本法之一，尤其在冷战结束之后，民族分离主义成为国际政治的新潮流。恰好在这几十年里，英国作为一个老牌帝国，一直处于缓慢衰落的沉沦态势，国家凝聚力减弱，再加上苏格兰人对英格兰人的入侵史本就难以释怀，当年合并不过是利益使然，在分离运动的大潮下，苏格兰独立运动兴起也就不奇怪了。

我爱的一个英国老头儿

到爱丁堡的第一天，我就迷上了住所附近的那块大草坪。草坪坐落在城市繁华地带——爱丁堡大学的门前，面积约在千亩以上，中间有林荫小道隔开，在细雨中望去，很像我家乡的麦地。我要讲的，就是一位苏格兰老人在这个大草坪上（当地人管那一块地叫“the meadows”）的故事。

女儿所上的小学有许多足球俱乐部，仅女生就有6支球队，所以她很快找到了组织，每周六在大草坪上训练比赛，还有春季、秋季联赛。我是个散兵游勇，除了周六上午陪着女儿，像别的家长一样当个忠实球迷，其他时间就只能在大草坪上蹭球踢。烂到家的英语给我的蹭球事业拖了后腿，有一次六七个人踢球，我带着热情的微笑加入，没想到被“驱逐出境”，他们非说自己在训练。不过有一天，我终于找到了组织，被接纳进了“首相”的球队。

“首相”是我给一位苏格兰老人起的绰号。有一次我坐在椅子上发呆，面前有支球队在热身，还穿着训练衫，我吸取教训，暂时没敢上去骚扰，打算先观望一下。这时有个老人向我频频招手，我跑过去，老人连说带比划，先问我的名字，然后自我介绍，说他叫“布劳恩”，跟英国前首相名字有点像，那以后，我就自行称他“首相”了。

布劳恩的球队每周三、六、日下午两点踢球，他司职守门员。我刚开始踢后卫，但一直觊觎中场的位置，无奈我这个伤病缠身的老兵，已经没有实力去冲击核心了，只好踢别人剩下的位置。每次踢球，布劳恩总要对我鼓励几次，竖个大拇指什么的，当然这并不是因为我踢得好。

这支球队其实是一支松散的队伍，它甚至算不上一支球队，没有队名，没有比赛，每次都是随机分成两拨开踢，也不计比分，踢得好的可以随便过人，踢得烂的也能自由挥霍机会。踢球的至少来自10个以上的国家（个人观感，踢得最差的是我国同胞），这个比例绝对超过阿森纳，不管是谁，只要跟布劳恩自我介绍一下，就可以飞奔上场，布劳恩会吆喝一声：“嗨，谁谁谁来了，他加入那一拨！”球场洋溢着一种无政府主义的气质。但是，它又挺像个球队，核心人员相当固定，以爱丁堡大学的学生为主，每次都有比赛器材、简单的球门和球门线，也有组织者，布劳恩是这支队伍的灵魂人物。每次谁胡踢或有危险动作，布劳恩就搂着他肩膀嘱咐几句，如果两边实力明显失衡，布劳恩也会调整一下阵容。

随着了解的深入，我知道了这支球队的历史。一个中国小伙儿告诉我，最初，布劳恩为了戒烟戒酒，从格拉斯哥搬到爱丁堡，并开始在大草坪上张罗踢球，每周三次风雨无阻。他自备踢球设备，招呼草坪上踢球的流浪人口入伙，已接近20年了。布劳恩每年都迎来新生送走老生，踢球的人打赌，他肯定比爱丁堡大学校长认识的学生要多。我经常见到有人来找布劳恩，有的还带着孩子，他们就坐在大草坪上聊天，然后布劳恩把人家送远了，再跑回来继续守门。

有次踢球我守门，对方前锋制造了一个点球，布劳恩上来主罚，潇洒地一脚洞穿我把守的大门，这时球场上响起了歌声，踢球的人集体唱起了生日快乐歌，场边的几个喝酒的人更用起了“我的太阳”式的美声，把歌声献给布劳恩。原来，那一天是他60岁的生日。

有次踢完球闲聊，有人问我看什么报纸，我说看《太阳报》，布劳恩说那报纸不咋地，并翻开他的包，向我推荐一份报纸《The Guardian》，我回家查了查，意思是“守望者”，后来才知道就是著名的《卫报》。我觉得守望者这名字不错，布劳恩就是大草坪上的守望者，他像一个民选出来的首相，亲民又和蔼，看顾着大草坪上玩耍的每个人，同时又维护着足球游戏的规则。

背着野餐去游行

2012年伦敦奥运会期间，我在伦敦和一位留学生朋友吃饭，谈到英国人的禁忌，他举了个学校的例子：有的大学生卫生搞得很差，清洁工在门口皱着眉头说：“乱得像猪窝。”这时候只要淡淡地回一句：“你这是歧视吗？”那老兄马上脸色大变，连连说“我道歉”，然后落荒而逃。

英国人享有充分的言论自由，但他们说话偏偏有很多“雷区”，简直除了天气和首相谁都不能骂。这一点在咱国恰恰相反，在很多领域百无禁忌，有时都让你搞不清哪个更加自由。我刚到爱丁堡第一个月，就领教到了英国人的“不自由”。

一次网络论战

由于对苏格兰历史感兴趣，到爱丁堡第二个月，我就想搞一个小调查，了解对《勇敢的心》的印象、对苏格兰独立问题的见解，等等。找谁去调查是个问题，我灵机一动，女儿在学校的足球俱乐部踢球，俱乐部有一个用来发通知的公共邮箱，学生家长都会上去收看通知，家长们大多是苏格兰人，所以，我就把小调查发在公共邮箱里，家长都能看到。我挺佩服自己聪明。

很快就收到了第一封信，这封信不仅回复了我，其他家长也都能看到。回信的大意是：这个公共邮箱是用来收发足球信息的，不是谈论政治的。所以我的问卷很冒失，他不愿意回答这些问题。这下给我闹了个大红脸，看来触动了他们的禁忌。“英国人给我个下马威啊”，我自言自语，然后发现收到第二封信，这封信也是公开的，所有家长都能看到。第二封信说道：“这是多么垃圾的话啊，他们刚刚到爱丁堡，谁都不认识，请教我们几个问题很正常。如果你不想回答可以私下拒绝，把这些话公开出来是很粗鲁的。我就很乐意回答这些问题。”

得，英国人打起来了，这下还闯祸了。据我的日常经验，这样的网上争论往往以一通对骂结束，再狗血一点会变成地面约架。我跟这些家长每周末都要见面，如果见了继续跟我较真儿，或者他们自己打起来怎么办？

第二封信之后，我相继收到几封私下来信，有的对第一封信表示反对，有的简单回复了我的问卷，印象最深的是一封慰问信，这样写道：“我感到抱歉，你一定为他们的争论感到尴尬，但愿不会破坏你对苏格兰的印象，苏格兰人还是很热情的。顺便说一下，我是英格兰人。”

我的调查是周五上午发的，正当我惴惴不安时，当天下午收到最后一封信，是第一封信的主人写来的：“我为上午的信感到后悔，不该发表那样的言论，周末了，心情不太好，真不好意思……”

这就是一个小型公共事件的结果，这个结果完全出乎我的意料，英国人用他们自己的方式，通过辩论，使这个事件以理性的方式结束。我很佩服对我拍砖的那位“网友”，一个小小的网络空间，只有是非辩论和公共舆论，根本不具有强制权力，他完全可以置之不理，但在经过公共争论之后，这位苏格兰汉子竟让感情服从于理智，向我这个初来乍到的菜鸟沉痛道歉。这不可思议，尤其当我认识到，是我去错了地方，谈错了话题，第一个不礼貌的其实是我的时候。

这件事让我对苏格兰人颇有好感，当然，我不能说他们是英国人，那是禁忌。由于跟当地人接触机会有限，我对英国的政治运作、政府管理知之甚少，但我对一个组织了解不少，且感触颇深，就是我女儿他们学校的家长委员会。

家长接管了学校

女儿上的是爱丁堡规模较大的一所小学，入学第一个月她就加入了足球队。这所小学共有十来支足球队，男女各占一半，教练全都是学生家长，他们作为志愿者，义务负责每周一次的训练和比赛，训练设施很专业，有位教练还曾当过职业队守门员教练。学校每年组织两次足球赛事，春季杯和秋季杯，男生女生分开，邀请本市五所小学来参加，各个年龄组都有，仅女足就有十几支球队参加。

我全程观摩了学校的秋季杯，由一位叫比尔的家长担任组委会负责人，30名家长义务分担了赛事的组织、裁判、教练、后勤工作（他们都是自愿报名的志愿者），我认识的家长在场上当起裁判，相当认真。球场边有一个摊位，妈妈们在家烤好面包蛋糕带过来义卖，所筹款项用作赛事的奖杯和奖品等费用，剩下的就买足球设备（每学期开始会有新队员入队，妈妈志愿者就在场边摆摊，摆满学生家长捐的旧足球鞋，1镑1双卖给新队员，所得款项交给学校足球俱乐部）。后来比尔通过邮箱告诉我一些数据，那届秋季杯一共6个学校、10余支球队、125名女孩、38场比赛、122个进球，由30位家长组织起了一届非常专业的赛事。比赛结束后，由校长过来给冠军球队发奖，而所有参赛的小队员，都被奖励了一块巧克力或一块蓝莓花生。

负责这一切工作的，是小学的足球俱乐部，俱乐部分为训练比赛、财务、后勤等部门，而它的上面，是一个叫家长委员会的机构，这个委员会由学生家长组成，是一个自治组织，它的规模远超过小学的行政组织，委员会下又分出环境、财务、慈善、足球俱乐部等分支。学校只负责教好学生，其他事务基本都由家长委员会去做，比如圣诞集市、义卖活动、学校120周年庆等。家长委员会对各位学生家长负责，我定期会收到委员会的邮件，介绍本学期的工作，征集各活动志愿者，并欢迎家长去旁听会议。

女儿的教练告诉我，比尔当教练很多年了，因为他的三个孩子都在这里上学，老二明年毕业，但老幺刚上三年级，刚好到踢球的年龄，所以他又得从三年级的教练当起，每周末陪女儿训练，直到小学毕业。

我不了解英国的政府，但通过这个小学的家长委员会，就可以一斑窥全豹，让人领略英国人的自我管理水平，以学校、社区、教堂、职业为区分，数量庞大的民间组织建构起了英国社会的运作体系，他们，而不是政府，组成了英国的肌体和血液。去年比利时曾有一年没有政府，竟然没有乱套，让我国人大为诧异，现在想想，假设英国政府宣布散伙，对善于制定规则、组织能力极强的英国人来说，这都不叫个事儿。

最规矩的办法

有一天，女儿告诉我她想参加游行，并给我看一个传单，原来周末要举行一个骑自行车游行，活动由自行车爱好者之类的协会组织，目标是督促政府修建更多自行车道。爱丁堡这个名字在苏格兰语里是“斜坡上的城市”，道路狭窄而且弯曲，上坡下坡起伏不平，机动车道尚且不宽裕，自行车道就更窄得可怜，不少路段自行车道窄得像超市购物车通道，两辆自行车并排，肯定有一个被挤上机动车道。所以，骑自行车是件挺危险的事。

从知道消息开始，我的自行车就不断被插上传单，上面写着口号、诉求、游行线路，并特别提醒：游行结束后在议会门口的草地上野餐。野餐对女儿很有吸引力。

周六下午两点，我和女儿到达游行聚集地，已经旗帜招展，每人骑着自行车，背着野餐包，爱丁堡大学主路上成了自行车博览会。女儿的一个同学和姐姐、爸爸、妈妈全家出动，像去郊区轻松游玩。估计全爱丁堡的警察都来了，在游行沿线指挥车辆绕行，为游行队伍护航。游行走的是最繁华的大道，最后在爱丁堡议会大门口落脚。到议会之后，各种旗子和标语插上一个土坡，有人开始轮流演讲，演讲完毕，有议员接过请愿书，向大家表决心。那时候，大家席地而坐，吃着喝着，享受着下午的阳光，一次完整的游行就算完成了。

游行结束后，我和女儿顺着盘山公路骑行，我问同路人，自行车游行有用吗？他指指我们脚下漂亮的自行车道，说是去年游行之后政府修建的。

我简单记录的这三件小事，第一个讲的是公民个人，第二个是民间组织，第三个是公共事件，他们组成了英国最基本的细胞结构，是英国赖以生存的基础。如果非要给三件事总结一个中心思想，可以这样写：这是一个老百姓自己管理的国家。而政府，只是英国人自我管理的一种形式，相当于为学生和家长服务的家长委员会，如此而已。

谁打英格兰支持谁

欧洲杯期间，乔纳森喊我去酒吧看球。一进去，一群老熟人，都是每周在大草坪上踢球的，60岁的守门员布莱恩还在吧台上架起笔记本电脑，搜索各路信息。法国对乌克兰，看在舍甫琴科的面子上，我把对AC米兰的爱移到了乌克兰身上。对乌克兰每一个好球，我都大声喝彩，见到纳斯里的鸭子步和里贝里踩小风火轮就大声嘲笑。周围一片安静，苏格兰老男人们保持着可贵的沉默，乔纳森在旁边笑嘻嘻地看着我。

法国队进球了，身边的球迷开始欢呼，法国队又进球了，球迷的欢呼声又起。我有点迷惘，思考了一会儿，终于琢磨出一点道道儿来，苏格兰人喜欢法国。

欧洲杯开始前，我问几个苏格兰朋友是否支持英格兰队，他们惊奇地看着我，像看到了来自星星的我。从我纯真的表情上，他们发现我不是开玩笑，也严肃起来，把大拇指竖起，然后掉头朝下。我厚着脸皮追问：“那英格兰跟别的队踢，你们怎么看啊？”面对如此具有挑事气质的问题，他们忍了忍说：“谁打英格兰就支持谁。”

苏格兰和英格兰之间的世仇，看过《勇敢的心》的都门儿清，那不是一般的国仇家恨。直到现在，率苏军大败英军的威廉·华莱士、看蜘蛛结网的布鲁斯王子、募捐买大炮轰英格兰的诗人彭斯，都被苏格兰人尊为民族英雄。虽然三百年前，苏格兰含泪签约与英格兰合并，但他们一直乐意称自己为一个国家。

但乌克兰和法国踢，他们为什么给法国加油呢？这又关系到历史传统友谊。英格兰和法国曾打了一架，前后持续一百多年，史称百年战争，到现在互相瞅着都别扭。而苏格兰当时也在保家卫国，受尽英军欺凌，于是，苏法签下盟约，约定只要一方遭英军进攻，另一方必须“围魏救赵”。

苏格兰人真是质朴又实在，从那以后，只要英军进攻法国，他们就从背后骚扰。甚至，先后有几万苏格兰青年，吹着风笛渡海去了法国，跟法国人民并肩作战，死伤无数。这个盟约保持了两百多年，估计也创了吉尼斯纪录。这也是我深爱苏格兰人的原因之一，真实诚，够朋友。

了解了这些，苏格兰人为法国加油也就可以理解了。

理智与情感

一位住在爱丁堡的中国留学生发了条微信：“一觉醒来，苏格兰还留在不列颠联合王国，一点惊喜都没有。”

住在爱丁堡的一群中国留学生一宿没睡，他们开了一个群，随时报道全民公投计票结果，供在万里之外的我提取，再通过微博告诉网友。

第一个区结果出来，NO，反对独立。第二个区是独派票仓，结果出来，NO。连续四个小区都反对独立，让“统派”士气大振。然后苏格兰第四大城市邓迪出场，YES，支持独立，一下让选情紧张起来。

随着票数的陆续公开，反对独立的占据明显上风，差距维持在10%左右。第三大城市阿伯丁投了NO。此时有点“独派”大势已去的感觉，但大家都在等格拉斯哥“表态”，苏格兰第一大城市是独立堡垒，表现给力能让选情陡增悬念。结果意料之中的支持独立，却对大局于事无补。苏格兰留在大英帝国，已经尘埃落定。

但是人们还在等待，爱丁堡是统派天下，这一点毋庸置疑。但它的票数，具有决定性的标杆意义。它没有令我失望，反对独立的票数超过60%，苏格兰的精英、知识分子和中产阶级，鲜明地亮出了自己的主张。

我的观点始终是，公投而不独立，苏格兰才能够得到最大利益。结果证明了这个观点，苏格兰人选择了最符合他们根本利益的理性之路。

对英格兰有历史之恨，对自家的资源被掘走有不满之情，保守党留下的伤口尚未痊愈，对自主命运的热望永不消退，对走北欧之路的憧憬，民族党几十年执着的推动，苏格兰民族身份的豪情，这种种因素本已足够让苏格兰人做出选择。尽管有以上这些，苏格兰人仍然慎重地选择了留在英国，这让我对他们肃然起敬。在理性与妥协这一点上，我从苏格兰人身上看到了真正的英国味儿。

公投结果出来之前，我虽然一再表示乐观，但内心有深深的忧虑，即是对所谓“乌合之众”的担心。有识之士会独立判断，群众却容易被政客鼓动。他们内心同样有离开英国的不安全感，但独立，是一个多么诱惑人心的词汇。

而结果证明我错了，我严重低估了苏格兰的普通民众。我特意关注一个叫可可考迪的小镇，我曾去那里探访，这个完全以煤矿为业的小镇，随着撒切尔一声令下关闭煤矿而全体失业。小镇被彻底摧毁。去年我去可可考迪，是去那里看一出音乐剧，讲的是小镇煤矿大罢工的历史。走在街头，这个荒凉的小镇至今没有恢复元气。

这座小镇应该是铁杆独派了，我死等着他们的结果，以印证这个判断。他们却“打了我的脸”，不光小镇，那整个地区都是反对独立。原因也许只有一个，自从传统工业衰亡，福利对那里的人民就至关重要，而对于独立之后福利的担心，促使他们选择留下。

甚至工人阶级最多，独立情绪最狂热的格拉斯哥，投票率却远低于苏格兰平均值。只能证明他们对留下不甘心，对独立又不放心的矛盾心理，于是选择了弃权。在民主投票中，弃权也是重要的表达方式。沉默的格拉斯哥人，用满腹心事的弃权票，为苏格兰留下做出了贡献。

于是，随着“三文鱼”的总结发言（苏格兰民族党领袖萨蒙德，其英文发音酷似三文鱼，中国留学生就给他起了绰号），不独立，就这么定了。苏格兰人用全民公投，为全世界观摩的人，提供了如何用好手中民主权利的示范。

通过聆听讲述，有三个小故事触动了我，他们都是这场全民公投里的好故事。

一是投票前后，爱丁堡聚集了很多外来人，他们并没有投票权，却也很认真地分成“Yes”和“No”两个阵营，表达自己的主张。还有一个美国小伙，他住在伦敦，公投跟他八竿子打不着，他却从伦敦跑到爱丁堡，朋友看到他在一辆公交车上，向四五十位乘客发表演讲，陈述得失，劝乘客们投“NO”。

二是在英国时间晚上十点，还有人排队投票，有位女士投了“Yes”，问她为何支持独立，她说政客都是骗子，她并非因为政客的忽悠才去投票，而是苏格兰需要更亲民的政府，需要有机会掌握自己的命运，确认自己的民族身份，虽然这个前途并不确定。

可能这位女士的话情真意切，在我旁边聆听的女儿深受感动，她说自己一直反对独立，但听了女士的话之后，她改变了主意，如果她有机会投票，她可能投一个“yes”。

最后一个是，大人们在投票决定命运，女儿所在中学的学生们搞起了模拟投票，他们虽然没有投票权，但要发出自己的声音。结果显示，超过70%的中学生支持苏格兰独立。

爱吾师还是爱真理

在家乡小城，我的父亲是一位小学校长。他18岁当民办教师，在村子里教书，后来到城市里应聘，直至成为一所重点小学的校长，三年前积劳成疾，未到退休年纪就去世了。

他去世当天，我发了条一百多字的微博，简述父亲生平，以寄哀思。正巧当地一高三语文老师读到，抄下来给学生作文课上用，没想到不少学生举手，说父亲正是他们的小学校长。结果那节作文课，变成了学生对当年校长的集体怀念。

后来，我回北京办事，遇到北师大数学系一位女生，互相介绍以后她说：“您知道吗？您父亲是我上小学时的校长。有一天，老师体罚学生，我们就集体去找校长告状，在他办公室里诉苦，他对我们特别温和，我到现在还记得他。”

这两件温暖人心的小事，使我对中国式师生关系更多了几分体味。

中国老师，偶像已衰微

从孔夫子开始，中国的老师就不是一份简单的职业，他不仅是知识的传授者、人生的领路人，还是圣人的化身，是学生的道德偶像。一位知识渊博又堪为道德楷模的老师，在传统社会中具有崇高的地位，在学生心中也位置特殊。

由于孔夫子就是一位老师，古代人们祭祀的时候，会设一个“天地君亲师”的牌位，君是皇帝，亲是祖宗，师即圣贤，师徒关系与父子关系、君臣关系被置于同等重要的地位，孝顺敬从成为封建伦理的价值核心。看电视剧《走向共和》，戊戌变法失败以后，梁启超与老师康有为思想发生了分歧，康有为盛怒之下，让梁启超跪下，然后举手就打。纵是梁启超这样有新思想的巨星，在老师面前也只能乖乖就范。

作为儒家的创始人，孔夫子提倡“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读书人与官员的角色合二为一。尤其有科举制度以来，师门如官场，门生如下属，传道授业解惑与启用提拔恩宠一脉相承，知识的传承与权力的服从互相交叉，服从老师也成了天道纲常，而“欺师灭祖”则是大逆不道的罪行。

可见，在中华文化里，师生关系的内涵是非常丰富的。在老师身上，往往附着了导师、父亲、上级、考官、恩人等多个角色，寄托着超出职业领域的情感因素，也是社会统治序列的一个部分。当社会伦理运转有序的时候，中国老师的形象是美好的，往往与学生亲如父子，比西方老师更有情感亲和力，会留下“程门立雪”之类的佳话。而一旦社会走向末路，道德伦理崩溃，世风日下，师道也不可避免受到连累，变得老师不像老师，学生不像学生了。

读一本回忆录《顽童时代》，讲述了20世纪50年代发生的故事，作者的父亲是重庆一位将军，她因调皮被父亲暴打，小学老师跑到家里当面讨伐将军。将军站得笔直，一边恭敬地听着一边说：“老师教训得是。”还搀着老师的胳膊送出门外。而他的女儿小学毕业后竟然失学，因为太过调皮没有学校愿收，将军也无可奈何。

我拿着书向有经历的人求证，回答说那是真的。20世纪50年代师道还是存在的，可惜“文革”是一大劫，近年又一大劫，如今已有荡然无存之感。

今天的教育，被归入政府行政体系，小学校长是正科级，主任是股级，老师也成为等级序列的一部分，且在金字塔中垫底。同时，在以金钱为评价体系的社会阶层中，老师也成为收入低微的阶层，谈不上什么社会地位。那些大学教授、博导命运并无不同，只不过掌握更多一点资源，一面向行政机构“揽活儿”，成了课题承包商，一面向学生转包，学生成了他们雇用的员工。

教育体系的衙门化，教育内容的政治化，老师地位的卑微化，教育成了政治体系的一环，这就是今日教育的真相。当社会伦理失序，也就是礼崩乐坏的时候，那些被赋予道德色彩最重的行当，往往沉沦得最彻底，也最令人痛心，如公仆，如医生，如教师。

西方老师，世间无圣人

女儿在当地一所小学上六年级。一天放学，她对我讲了一件事。上课时，一位老师讲得实在太无聊，有个男生突然举手，他大声说道：“老师，你真的是一个很差劲的老师。”老师气得敲着桌子喊：“你怎么敢这样说？！你太淘气了！”这位男生接着说：“可我是在说一个事实啊。”

我问女儿，老师去告诉校长了吗？“当然去了，老师气坏了，不过校长可没处罚那男生。”然后她对我讲起了《哈利·波特》：“你知道吗？哈利·波特干过同样的事。一天他们魔法学校来了个新老师，那位老师实在太差了，哈利·波特就恶搞了他一下，老师气急败坏地去告诉邓布利多校长。你猜怎么着？校长送了哈利·波特一块饼干作为奖励！”

《哈利·波特》的作者J·K·罗琳就是爱丁堡人，爱丁堡大学的毕业生，而从爱大到女儿的小学步行只需10分钟。《哈利·波特》是个魔法故事，但我从中感受到了某种传承。

我对女儿说，我非常喜欢那个男孩。从小学到大学毕业，我也算“阅师无数”，经历的差老师可不少，但我都以打瞌睡、看武侠小说反抗，遇到严厉的差老师，只好规规矩矩坐着，思想飞到球场去。从来没一个同学站起来说：“你真的是一个很差劲的老师。”不仅没做，我连想都没敢想过。任何人都可以假设一下，如果这一幕发生，那位说真话的同学，会不会到校长那里拿到一块饼干吃？

通过对英国大学和小学的观察，我发现他们对所谓师道并不在意。一群大学生在酒吧聚会，他们的教授晚到了，就只好到处去找板凳，没有学生起身让座，或主动帮他搬个凳子，而老师也不以为忤，站在一边听学生们神侃。如果谁给老师让座，反倒会显得怪异。上课讨论问题时，学生们毫不客气，常提出刁钻的问题，问得老师直挠头，他也从没觉得失了面子。

每到学期结束，女儿都会带回来老师评语，老师会这样写给女儿：“我想想自己是多么幸运，能跟你一起度过这一年，看着你盛开，变得越来越出色，每一个方面都做得那么好，你是个多么难以置信的孩子，而且还给我这么多的帮助……”每次读信，我都感动不已，常常发感慨，如果小时候老师这样称赞我，我愿意为她去死。

我问正上博士的妻子，老师说的是不是真心话，她回答：“当然是，他们跟学生的关系是平等的，我的教授就经常说‘我得谢谢你们，有学生才有老师，如果没有学生，我连工作的机会都没有了’。”

经常听留学生说，英国的师生关系，看上去不像中国师生那般亲热，英国老师往往有事说事，谈完就走，说话也客气。有时师徒一场，连老师是不是单身都不知道，因为那是人家的隐私。

一位在香港留学的学生讲，她的老师是个西方帅哥，让不少女生情愫暗滋，但他从来和学生保持距离，见面也只在办公室和咖啡馆。我们会理解这位老师很有道德感，但他其实不是圣人，他只是忠实遵守了一条校规：教职人员不得与在读学生约会，否则可能被开除。

在教师守则中，中国老师常被赋予灵魂工程师的地位，是崇高道德的化身，对学生的课业甚至人生负有无限责任，但由于这使命太过高远，太过理想化而遥不可及，反倒显得虚伪。这与某些人说心有天下人唯独没他自己，或某些人说永远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是一个道理，不具有可行性。

我零散查阅了一些西方教师守则，发现中西差异很大，其中有这样的条文：“不得无故否定学生的独到见解。不得故意压制或歪曲学生进步的事实。记住学生姓名。不得当众发火。少提批评性意见。”“不得以任何形式歧视学生。不得有意为难或贬低学生。不得在大庭广众下让学生丢脸。不得与学生过分亲热或随便。处理学生问题如有偏差应勇于承认错误。不得采用强制或暴力。”

从这些朴素、细化的准则可以看出，西方教师被要求的不是当圣人，而是当一个符合职业规范的公职人员。这个规范不是空谈道德人格，而是根植于法律，其实也是对一个公民的基本要求，具有现实操作性。他们对师生关系的处理，体现出的是民主和平等的理念，尊重孩子的独立思想和人格。

中国的老师，我们往往将其推上道德神坛，却没有约束，殊不知没有规则，道德就是假的。现代社会里应该做的是去圣化，让老师变成正常人。中国社会不缺少道德精英，唯独缺少契约精神和规则。

其实从这个小视角，我们不仅能发现师生关系方面的中西差别，也会联想中西社会在传统、道德、法律甚至政治方面的差异。

曾读到一则新闻，一中国内地学生在英国巴斯大学留学，不幸挂科，他去找导师商量，导师回答：需要补考或延时毕业。过两天，学生又去找导师，在导师桌上拍下5000英镑，对导师说：“让我及格，就不来烦你。”导师拒绝了，该生拿衣服走人，没想到口袋里掉出一把仿真手枪。导师将学生告上法庭，该留学生以“贿赂和携带仿真器械”被判入狱12个月。媒体还报道，该留学生家境不错，父亲是官员，家里还做着生意。

这则令人哭笑不得的新闻，是一个典型的中英文化碰撞的案例，权力、金钱与暴力的崇拜者，和法律与职业道德的信奉者相遇，结果在英国付出了坐牢的代价，被关进了笼子。也不妨设想一下，如果在中国，遇到的是中国教授，又会有怎样的中国式解决之道呢？

东成西就，亦师亦友亦温文

东方和西方的教育思想和师生关系，各自都有一个源头，且这两个源头时间上几乎同步。

孔子和他的门下七十二贤，是中国三千年来最著名的师生佳话，也奠定了中华文明的师道传统。在孔夫子的学生中，我最喜欢的是子路，虽然年龄老大不小，但总跟老师唱反调，偶尔还调侃一下孔夫子。但道学家们最喜欢颜回，把颜回树为孔夫子的好学生的典范，老师说什么就赶紧去学，从来不说一个“不”字，直到把自己累死为止。

不仅是教育，西方大部分社会思想的源头，几乎都来自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这三位大师，柏拉图是苏格拉底的学生，亚里士多德又是柏拉图的学生。苏格拉底对学生平等以待，他的问题式教学和启发式教学令人心醉。而亚里士多德，面对别人对他背叛柏拉图的指责，则说出了“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的名言。

千古帝师孔夫子，和古希腊三贤，学问大小不论，仅就老师的道德风度、人格魅力，在我心中是一样壁立千仞，使我有望洋兴叹之慨。那么，千年之后的今天，早已与古中国“割袍断义”的中国，道之不存师之不存的当下，什么才是理想的师生关系呢？

思来想去，琢磨再三，认定1917年的北京大学、1925年的清华国学院，及1938年的西南联大，终究比较接近我理想中的样本。

新文化运动时期，在蔡元培校长兼容并蓄的办学理念下，北大既有留美归来的新派老师胡适之，也有黄侃、刘师培这样的国学大师、前清遗老，有革命派的陈独秀，也有守旧派的辜鸿铭，有没上过大学的梁漱溟，也有当公务员的周树人。他们学问各异，思想更是五花八门，但有一点相同，都要站上讲台凭本事争取学生。

而学生们也很不好惹，哪个老师讲得好他们去集体捧场，老师讲得不好，就有学生当场发难，直至把老师哄下台。27岁的胡适有点怯场，得亏北大学问最渊博的学生傅斯年力挺，才迅速站稳脚跟。这样平等又具有挑战性的师生关系，已经超越了中国传统，具有西方大学的风格。

课堂之外，有的老师不拘小节，与学生们在北大红楼外的酒馆茶肆高谈阔论，有的老师忙着教私塾弟子，发现有天分的学生，即想方设法培养，以期收入门下，继承自己的衣钵，这又有了中国传统的师徒相授的特点。如当时傅斯年就很抢手，他最初被国学大师黄侃收入门下，成为得意弟子，但很快，他就被胡适吸引，成了胡适“门下走狗”。

在当时的北大，无论老师学生，做学问都受到西学的影响，同时又从小接受私塾教育，都有国学的底子。这样，北大既引入西方的大学理念、西式的管理规则，又存留着东方的道统和传统情感，结果东成西就，融会贯通，短时间涌现大批名师，也培养出很多优秀学生，成为北大历史上空前绝后的黄金时代。

后来的清华国学院和西南联大，也都有各自的辉煌，究其原因，与北大比较相似，脱不开当时大学“西学为体，中学为用”的环境。若再追根问底，则如陈寅恪在王国维墓碑写下的：“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遥想北大当年，未名湖边，长衫飘飘，西装革履，子曰诗云，罗素杜威，至圣先师，苏格拉底，其格局风度，其文化气韵，真令人为之心折。那个时候的大学，那个时候的师生，在我心中是最理想的样子，如果重建中国的教育，那必是最好的样板。只可惜时代气运，转瞬即逝，如同黄粱一梦。

现在我们谈老师学生，谈学校教育，如果失去“独立精神自由思想”这一舶来品，又丢弃了“谦谦君子温润如玉”这一传家宝，那还有什么好谈的呢？

文艺青年的耶路撒冷

伦敦奥运会结束当天，我乘火车回爱丁堡，正困乏间，忽然听到车厢响起歌声，竟然有十几个姑娘在唱歌，高高低低，闲闲散散，声音却又搭得很圆融。唱一首，说笑一会儿，一首一首地，唱了大半个旅途。问了一下，原来是一个伦敦的少女合唱队，到爱丁堡参加艺术节的。铺满了整个8月的爱丁堡艺术节就这样给我发了份通知。

爱丁堡艺术节是世界上最大的艺术节，这个节起源于“二战”末期。据说一群英国艺术家在废墟边商量，要组织一个艺术节，让艺术先复兴起来。他们想挑选一个保存完好的城市作为举办地，在德军轰炸机下幸存的爱丁堡入选，于是有了爱丁堡国际艺术节，至今已经近70年了。

但是在最初，爱丁堡艺术节的品牌是军乐表演和高雅艺术，一些小艺术团体被拒之门外，他们就和几家剧院合作，自行演出自己的边缘艺术，没想到无心插柳，边缘艺术家们喧宾夺主，搞出了一个世界上最大的街头先锋艺术节。至今，边缘（fringe）仍是爱丁堡艺术节的精神图腾。

一千多场演出，超过两万演员，二三十万游客，而爱丁堡的人口也不过四五十万人，可想而知，在苏格兰最美的8月，爱丁堡成了一个多么沸腾的地方。在皇家大道上，专门有几百米的空地留出来给艺术家，每个白天，他们身着奇装异服，在空地上推销自家的演唱会、话剧和魔术等，有人直接开始演奏，游客们也席地而坐，一个个小剧场就搭建成了。街头玩杂耍的照例人气最旺，虽然他们往往白话半天也难得亮个活儿。如果地上一动不动躺或站着一堆人，你可以从他们手里抽张广告单，被抽到的演员会冲你吼一句台词。

晚上爱丁堡成了艺术青年的天堂，旅馆里可以演话剧，酒吧里唱爵士，学校排练厅有合唱，小公园里的临时建筑里有脱口秀，几乎所有公共场所，都成了各类演出的剧场。啤酒更是满街都是，来自各国的年轻人端一杯酒，席地而坐，说上一阵子，然后排队进场看演出，然后再端着酒杯狂聊直到深夜。

我和几个报社同事整日晃荡，在爱丁堡大学广场上看了一场“超级严肃喜剧”，以为喜剧容易看懂，进去之后才发现，是我们基本听不懂的脱口秀，几个艺人对社会问题发表见解，台下前仰后合，百十人的场子相当热闹。当一个男艺人唾沫横飞，几位女士站起来大声表示抗议，然后退场，直到下一位艺人上台再进场。她们应该在反对男艺人性别歧视，而男艺人也有风度地表示尊重她们的观点。

艺术节演出的票价很低，大多数不过10镑，还有专门的免费区，观众们端着酒杯和咖啡随意看演出，如果看得开心就买艺人一张碟。我在火车上遇到的合唱团票价仅仅2镑。我专门跑去看了合唱队演出，他们的场地在一个简陋的排练厅里，二三十位听众，但大学生们演得认真，水准很高，观众们也回应得热烈。演出完毕，有人在门口提着小桶募捐，原来这是一个公益组织资助的合唱队，他们到爱丁堡演出的目的之一就是慈善募捐。

来自中国的演出很少，能叫上名字的是孟京辉的《两只狗的生活意见》英文版，有的还没演就取消了。看了一场韩国现代舞，免费，既有先锋的，也有传统风格的。日本的演出多一些，感觉观众们对日本文化接受度也比较高。

边缘艺术节少不了批判，街头海报就有拿女王打镲的，很多剧目有黑色讽刺的风格，《1984》这样的政治寓言剧当然也必不可少。《1984》场场爆满，这跟它反对极权的题材关系很大，当然观众席也只有上百个座位。演员在台上有如癫狂，观众在台下目眦尽裂，我在第一排感受尤深，表演与历史融为一体，难以区分。

同事们想见见国内老乡，但未能如愿，他们很惊奇怎么不见国内的艺术团体和艺术青年来这儿厮混，在青年旅社、剧场酒吧摸爬滚打一个月，连气质都会有变化吧。这儿的青年人看上去物质骨感，精神丰满，全世界热爱艺术、崇尚自由的人在一起，应该是最美好的一件事。

军乐表演是爱丁堡艺术节上常盛不衰的节目，整整一个月，全世界的军乐队来到这里，苏格兰城堡广场就成了全世界军乐团的奥运会，也是游客们聆听苏格兰风笛的好地方。

我带女儿到苏格兰城堡，参加这个名叫“塔图”的军乐表演，没想因为意外的际遇，我成了这场表演的一分子。坐下来的时候，不知什么原因，前排的几个年轻人不时转过头来看我们一眼，也许是为了我们的“异域风情”。

演出开始，照例是苏格兰军乐团开场，穿着方格裙子的苏格兰凯尔特帅哥，吹着嘹亮也有些凄厉的风笛，迈着方步进入场内。风笛只能吹出比较简单的旋律，但它的声音的确很大，所以在战争电影里，我们经常能听到苏格兰风笛吹起，士兵们开始冲锋的镜头，其作用相当于八路军电影中的军号、义和团电影中的唢呐。而在电影《勇敢的心》里，风笛的悲怆意味被放到最大，成了为牺牲的战士送行和招魂的安魂曲，当悠扬的风笛声响起，总有催人泪下的效果。

几个国家的军乐团演出之后，气氛有一点微妙的变化，主持人宣布下一个出场的是韩国，奇怪的是，这次是穿着古装的韩国演员走进场地，而不是端着军号的军人。演员们舞姿曼妙，乐手尽情弹唱，他们得到了全场观众最热烈的掌声。凭直觉认为这应该是个非常规节目。

果不其然，那个晚上最后一个节目，主持人终于道出了原委。他说今年是朝鲜战争结束60周年，所以特别邀请韩国艺人来到苏格兰演出。他号召观众站起来，为朝鲜战争的死难者默哀，上万观众起立，为万里之外朝鲜半岛上一个个坟茔肃立，苏格兰城堡的墙上打出英文字样：“我们将记住他们。”苏格兰风笛再次响起，此时此刻，军乐不再是娱乐人的工具，而是回归了它原本的职责。

那时我才明白，为什么那个晚上有很多韩国游客，也明白了几个西方年轻人为何频频回头，因为他们终于问我们：“请问你们来自韩国吗？”

我无法描述，与来自全世界的人们一起静立，为死难者默哀时我的心情。人们心里想的是朝鲜半岛，是那时的惨烈战争，是那个孤岛悲剧，但我自己知道，我根本无法置身事外，那也是我的先辈的战争，我们在那个半岛有几十万人的悲剧。

一场悲剧60年后，有人在纪念死者，有人在反思得失，但还有人在欢庆胜利，有人不发一言静寂无声，仿佛那是一个从来不存在的时刻。

悲恸并且悼念死者的人，他们如今过着正常的日子，有着常人的感情，欢呼胜利的人们，成了被世界抛弃的角落，而介于这两者之间的我们，心情则更为复杂，有更多难言之隐。巨大的代价，持久的坚持，以牺牲换来的荣耀，却让我们难言欢愉，甚至不知道那场战争价值何在，性质何如。如今的我们，甚至不知如何面对三八线两端的人们，他们又如何看待我们。但见泪痕湿，不知心恨谁。而制造这一切的人们，选择的是沉默，是刻意的遗忘。

苏格兰风笛在夜空飘荡的时候，我只有借他们悲伤的音乐，哀悼我死在那片战场上的先辈，并为那个灾难深重的邻邦祈福。如果问风笛为谁吹响，它不仅仅为别人，也为我的同胞，和我的祖国。它所送别与怀念的，是所有默默死去的人们。

《勇敢的心》里的苏格兰符号

2014年9月18日，苏格兰全民公投。对于中国来说，这一天意味着日本入侵，而在苏格兰，那是其历史上最重大的军事胜利——班诺克本战役700周年，他们打败英格兰。政治的事咱们不说，咱们说说《勇敢的心》，很多人是通过这部电影才了解苏格兰的。

《勇敢的心》讲的是14世纪的苏格兰最波澜壮阔的一段历史。当时英格兰正处在金雀花王朝，这是英格兰中世纪最强大的王朝，15位君主，统治英格兰三百多年，英格兰文化和艺术在金雀花王朝开始形成，牛津、剑桥两所大学也在这时期创建。《勇敢的心》里的长腿国王爱德华一世、英格兰全民偶像狮心王理查都出自金雀花王朝。这个王朝对苏格兰王国的威胁也最大，苏格兰人至今歌颂的几次大战和民族英雄，都出自这一时期。

梅尔·吉普森在《勇敢的心》里演平民英雄威廉·华莱士，他从被逼起事开始，最鼎盛时曾将英格兰军队基本赶出苏格兰，斯特林桥战役是他的杰作。后被“长腿”国王打败，长期打游击，最后被出卖，为苏格兰独立自由流尽最后一滴血。他被五马分尸前吼出的“freedom”让咱国年轻人热血沸腾。

圣诞节到来，爱丁堡王子大街上竖起摩天轮。

还记得华莱士死前手里握着的一朵紫色小花吗？他少年时的定情之物，那种植物叫蓟，叶子很扎手，是地位尊贵的苏格兰国花。传说古代挪威海盗曾进攻苏格兰，有点类似咱们说的“倭寇”，他们决定在夜里发起偷袭，眼看就要事成，谁知光脚海盗们踩上了蓟，尖利的叶子让一个将军大叫起来，被苏格兰人发觉，惨败而归。苏格兰人对蓟很感恩，就将其定为国花。

斯特林桥战役时，面对英军进攻，苏格兰勇士们背对英军，撩起苏格兰方格裙，撅起肥臀嘲笑对手。苏格兰裙子不用多说，早已和苏格兰风笛一起，成为苏格兰的文化标志。华莱士鼓舞军心时脸上涂着青色油彩，那是他们的老祖先——古代凯尔特人的标志。说起种族话题就远了，苏格兰和英格兰不是一个民族，苏格兰的祖先是凯尔特人——不列颠岛的土著，而英格兰的祖先是盎格鲁撒克逊人，他们才是外来户。

在电影中，威廉·华莱士英勇得没朋友，他的盟友贵族罗伯特·布鲁斯却被塑造得懦弱摇摆，这并不符合历史。历史上的布鲁斯亲王，虽然曾经倾向英格兰，但当他决定抗英时，百折不挠直到革命成功，成为真正的苏格兰国王。他和华莱士并列成为苏格兰人最为崇拜的民族英雄。而且，布鲁斯的骁勇善战在华莱士之上，他是当时欧洲使用战斧的第一高手，在苏格兰历史上最著名的班诺克本战役中，作为主帅的布鲁斯阵前一斧力斩英格兰大将波鸿爵士，成为苏格兰文学中经典一幕。

前些日子看女儿的小学课本，讲的是一个叫布鲁斯的苏格兰王子打了败仗，躲进磨坊里唉声叹气，这时他看到一只蜘蛛结网，但结成七次每次都被大风吹断，蜘蛛并不气馁，第八次终于结成了一张网。布鲁斯王子感动极了，他四处召集打散的军队，动员人们起来反抗，并最终赶跑了外国侵略者。这个励志小故事中的布鲁斯王子，就是罗伯特·布鲁斯。

《勇敢的心》为了影片好看，把一些历史事件和人物嫁接到一起，比如苏菲·玛索扮演的国王儿媳对华莱士说：“我爱你眼中的豪情。”历史上没这回事，那位法国公主下嫁英格兰时，华莱士已经死好几年了。

海边的社会主义小镇

友人袁鸿是位戏剧制作人，他的一大爱好就是跑到英国来看戏，看中哪个就邀请剧团去中国演出，这两年他运作的“爱丁堡前沿戏剧展”在国内风生水起。一次，他从北京飞到格拉斯哥看戏，但他想看的戏首演并不在格拉斯哥，而是在一个叫可可卡迪的海边小镇，那里被称为社会主义小镇。于是，为了一部叫作《在罢工的日子里》的苏格兰本土话剧，几位中国戏剧人从格拉斯哥驱车，我从爱丁堡乘火车，齐聚可可卡迪。

可可卡迪跟其他的海边小镇风格颇有不同，它谈不上风景如画，相反你可以用落魄来形容它。几乎看不到海边独栋别墅，几栋高层公寓隐约有大城市的气息，不少庞大的建筑看上去像厂房，整体看来这个小镇并不美，有点像工业城市，但奇怪的是它又没有任何工业，连港口的痕迹都没有。小镇的人们消磨在咖啡馆和酒吧里，没有工厂也没有牧场，除了一些商店，我不知道他们以何为生。

《在罢工的日子里》这部戏是苏格兰国家剧院制作的，首演选在可可卡迪而不是大城市，显得有点奇怪。问国家剧院的制作人翁世卉，她以“说来话长”开始讲故事。可可卡迪曾经兴旺过，一百年前这里以煤矿著名，矿工是这座小镇的主要人口。当时欧洲共产主义运动风起云涌，所以这座无产阶级扎堆的小镇还有共产党组织，听说现在还有一条街叫李卜克内西街，所以朋友们才叫可可卡迪为“社会主义小镇”。

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矿业为生命线的可可卡迪日渐衰落，企业亏损严重，到撒切尔夫人执政时期，干脆宣布企业破产，矿工们跑到伦敦去抗议，发现矿井都已经被封了。这座小镇所有矿工全部失业，一直持续到今天，都是一座失去活力与生机的小镇。

20世纪20年代，可可卡迪爆发了持续两百多天的工人大罢工，工人们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最后以失败结束。一位作家以这次罢工为原型，写出了话剧《在罢工的日子里》，故事就发生在可可卡迪，人物原型就是当年的矿工家庭。工人题材的话剧给今天失业的工人们看，而话剧中的人物，可能就是观众席里某一位的爷爷或奶奶，这种革命缘分，就是话剧首演选在可可卡迪的原因吧。

我以为不会有太多人看这部戏，毕竟小镇不大，但朋友告诉我，一周的演出全部满座，当地人对这部戏很了解，也有感情。两百来位观众，只有我们四个中国人，而且来自社会主义国家，这情形很有穿越感。

剧场被设计成了一个家庭，又像一个工人俱乐部，演员们有的演奏乐器，有的唱着当年流行的歌曲，进场的观众被邀请到场地中央，有年老的观众对当时的舞蹈毫不陌生，跳得比演员还要起劲。这种喧闹开心的气氛，正是90年前的可可卡迪所拥有的，只可惜时光不再。

观众回归座位，话剧正式开始，围绕着大罢工，一个矿工家庭的悲惨故事渐次展开。老爸是坚定的罢工支持者，儿子也积极参与罢工，后来被判三年徒刑，儿子女朋友的母亲，为支持罢工饥饿而死，女朋友的父亲选择了复工，用我们的话是“背叛了革命”，女儿的男朋友不堪其苦，一心去加拿大，最后撇下女儿独自而去。老爸和老妈在困苦的环境里，一直互相安慰，也互相埋怨，直至罢工悲壮地失败。

一出典型的工人话剧，但没有一句革命口号，没有红色革命时期的舞蹈动作，也没有样板戏一样的英雄人物，都是挣扎的、矛盾的甚至软弱的普通人，音乐优美而生活化，舞蹈优美但不文艺，语言描述的也都是日常生活，但正是如此，才更具有深沉感人的力量。浓郁的苏格兰风情的台词，我几乎一句没听懂，但一点不妨碍我沉浸在那个家庭的悲欢中去。

闲叙一句，这个小镇有点落魄，但小镇上的人给我留下很好的印象。看剧之前的下午，我们几个在海边流连之后离开，走出一里地远，有两个骑自行车的人拦住我们，问其中一位朋友的英文名字，然后将她遗失在海边的大钱包还给她，掉头骑车而去。我们几个非常感动，追也追不及，就在可可卡迪的大街上唱起了歌：“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志气高……”

告别大草坪

2012年春节前夕，我来到苏格兰爱丁堡，又是春节前夕，我向这座古老的城市道别，回到雾霾笼罩的帝都北京。在灰色古堡、绿色草坪及奇幻天空下生活了两年，这次离开，不知道何时再回来。

我承认自己对爱丁堡的生活加了太多溢美之词，但想必读者会理解一个人从阴霾中走出来时的心情。现在两年过去了，我对异域风情的生活还是持有同样的赞美吗？是的，我对空气清新的苏格兰依然热爱，但的确有了一点点的厌倦，也许是因为一成不变的日子，也许隔岸观火的闲适使我感到内疚。还有，我总觉得欠苏格兰人的，满街的艺术家、漂亮的大草坪、清新的空气、纯净的直饮水，文明的生活是苏格兰在贫瘠的小岛上创造出来的，它们本不属于我。我喜欢游手好闲的日子，但讨厌不劳而获。

如今我要回去了，来的时候就知道要回去，我希望在自己身上，已经发生了一些变化，对生活有新的认识，对被规定、被污染、被异化、被提速的生活方式的清醒认知。我知道自己有权利过一种文明的、充满自尊的生活，一种有较高底线的生活，我知道自己应该且有能力去实现，即使别人给我们的是单项选择题，我们也应该寻找更多答案。还是两年前说过的那句话：当你爱上仰望星空时，你身处阴沟就不能甘之如饴，安之若素。

回顾爱丁堡的生活，既谈不上离群索居，也不能算交游广阔，在我有限的生活圈子里，交了一些值得怀念的朋友，我与之交往最深的，是下面这两位。

乔纳森（Jonason）是我认识的第一个朋友，也是最好的朋友，美国人。他是个音乐家，教孩子们吹号弹吉他，也在教堂里做事，还是我的英文老师。在英国，教堂往往是最早接纳中国留学生的地方，留学生会通过教堂的帮助，度过他们在异国最初的难熬时光。这座叫“巴克鲁自由教堂”的小教堂就在我家旁边，每个周四我会去教堂打乒乓球，其他时间也和乔纳森喝咖啡，一块儿谋划去看英超比赛，去中国、美国旅游。当然也讨论信仰问题，如新教和天主教、犹太教的区别，他还要回答我的刁钻问题，如耶稣和上帝谁更可爱之类。

英国信教和不信教的人大约对开，教堂为了补充新鲜力量，会有意识地向留学生传教，但比较注意方式，以起到润物细无声的效果。有一天，两个游手好闲的人在教堂台阶上晒太阳，乔纳森问我：“潘，现在你早上祈祷吗？”“没有。”然后我跟他说我还不是一个基督徒，我对偶像崇拜和信仰一神论比较敏感。在这样的心态下，我对上帝也“未可全抛一片心”，当然也没办法把灵魂交给他。听我倾诉之后，乔纳森两眼泛红，对我的同情让他看上去极为痛苦。

很久以后，乔纳森告诉我，他每天早餐前祈祷时都会加上我，祝愿能够感受到上帝的慈爱，好朋友的深情厚谊，让我这个无神论者深为感动。

另一个朋友就是活跃在大草坪上的布劳恩，一位可爱的苏格兰老人。我到大草坪上和正踢球的布劳恩道别，这位外形像肖恩·康纳利的硬汉，本来要陪我走几分钟，但很快停下来说：“我没法送你了，我担心我忍不住眼泪。”我说：“别这样布劳恩，每年都有那么多的学生走，也有很多的学生来，你肯定早就习惯了。”布劳恩只回答了一句：“但有些人比其他人意味着更多。”

代跋
出中原记

居住在爱丁堡期间，抽空回了一趟国，和二十余位来自北美、东南亚和日韩的华人同胞一起，乘坐大巴，从甘肃兰州出发，沿着河西走廊，从第一站武威，到张掖、酒泉，直至敦煌。然后飞到广州，再乘大巴到佛山、河源、梅州、珠海，最后弃车乘船，至伶仃洋、万山群岛一带，结束了从大西北到大东南的长途旅行。

旅行途中，我意外地发现，甘肃的河西走廊和广东的梅州河源，竟然是古代中国民族迁徙的两大核心地带，一个是大宛、匈奴、月氏、蒙古、党项等少数民族西迁与东进的千里长廊，一个是汉族持续千年的“衣冠南渡”最南端中转站。在两大地域的徘徊与流连之中，仿佛隐约触摸到了华夏民族冲突融合的脉络。离开中国一段时间，再回头来看中国，我竟像小孩子一样思考起两个问题：我是谁？我从哪里来？

河西走廊一路向西

武威、张掖、酒泉、敦煌，这四个响当当的名字，就是当年汉武帝设的河西四郡。我们乘车将这条夹在祁连山和大沙漠之间的千里走廊走了一遍，最后站在阳关向西眺望，戈壁茫茫，终于体会到了古人“西出阳关无故人”和“春风不度玉门关”的意境。

河西走廊东起乌鞘岭，西至阳关、玉门关，南边是连绵不断的祁连山脉以及青藏高原，北边是巴丹吉林沙漠和腾格里沙漠，东边背靠中国腹地，西边面向浩瀚的西域，从空中俯视就是一条狭窄的千里长廊，其间点缀着武威、张掖、敦煌等几片大绿洲。在古代中国，航海技术不发达，青藏高原又如同天堑，北部草原又被游牧民族隔断，与外部世界的联系除了河西走廊，几无第二条路可走。所以在《草原帝国》一书中，沟通中华和古希腊、古罗马、古印度几大文明的河西走廊与丝绸之路又被称为文明小径。

河西走廊是个奇怪的地方，它是大自然送给中国的礼物。按照地理位置，这里应是内陆干旱型气候，千里沙海是它原本的命运，但祁连山脉上的雪水，又生生在沙漠中浇灌出几个水草丰美的绿洲，既适合农耕文明，也适合游牧民族。这样，河西走廊才具备成为古代丝绸之路的条件。

雪山之下，戈壁滩边，大巴奔驰在高速公路上，给我以时空交错的穿越感。我在漫长的旅途中冥想，公路的旁边曾有过络绎不绝的驼队，也呼啸过霍去病的铁甲骑兵，有玄奘独行的背影，也有游牧民族西去东来的人群。武威这样的地名，一看就曾是战争的前沿阵地，酒泉则是霍去病起的名字。汉武帝吼着“犯强汉者，虽远必诛”，命卫青、霍去病、李广利一次次西征，盘踞在这里的匈奴向西逃亡，直到欧洲才敢停下脚步。而“原住民”月氏、乌孙等离开得更早，他们是被匈奴赶走的。再后来，突厥、鲜卑、吐谷浑、回鹘、党项、吐蕃、蒙古等，纷至沓来，在这里盘整休息，然后或进入中原，或像流水一样远遁，或干脆原地消失。

这种民族流动与迁徙，往往受气候与部落战争的影响，但最重要的影响因素来自于中原帝国的兴衰。西汉以前，月氏、乌孙在河西走廊的绿洲逐水草而居，后来匈奴兴起，霸占了河西走廊，继而进犯汉朝。刘邦出击匈奴差点全军覆没，汉武帝刘彻登基之后，国力已经空前强盛，加上汉武帝雄才大略，又逞勇斗狠，连续发动对匈奴的战争。几十年的时间，打得匈奴含泪西遁，再不敢觊觎中原，因此西汉时期的民族迁徙，包括月氏、乌孙、匈奴，都是沿着河西走廊向西走的，而汉族军民被迁徙到了河西走廊。

到两晋南北朝，数百年的混战，大一统王朝消失，在天然的地理、文化向心力之下，少数民族又迁到河西走廊的绿洲，并继续向中原迁徙，强大者甚至迁都中原，最终与汉文化融为一体。随着隋唐的建立，中央政府变得空前强大，丝绸之路需要重新打通，于是兴兵征伐，少数民族遂又重新向西迁徙。

宋朝不尚武功，党项、契丹、女真、蒙古等民族又蜂拥而起，占据了中国的北方，直至成吉思汗崛起，攻城略地，斩将屠城，西征时将西夏灭国，党项这个生活在河西走廊上的民族完全消失。其他少数民族迫于蒙古族威势，不得不沿着长廊再次向西退却。

研究西北文化的学者张立仁认为：“从地理位置上，从文化地理区位来看，河西走廊处于古代蒙古文化圈、青藏文化圈的交汇地带，也是中原文化、西域文化有效辐射的区域。由走廊西出与东进即进入西域文化与中原文化之区域，南下北上分别穿越祁连山和走廊北山山地即步入青藏文化圈和蒙古文化圈腹地。”正是这些民族与文明之间的冲突，导致河西走廊这条狭长的走廊竟然有那么频繁的迁徙，那么多的冲突融合，在中国的版图上，这是独一无二的现象。这条走廊是研究中华民族变迁的天然博物馆。

也因此，河西走廊的文化丰富得惊人，武威有汉文化的代表——文庙，张掖有蒙古王子和西藏活佛谈判之地，有佛教大师讲法高台，有翻译大师鸠摩罗什遗址，也有西夏皇家寺院的大佛。而这一切的集大成者，就是敦煌莫高窟，洞窟中汉族与西域服饰混搭、东洋与西洋乐器并列、儒家与佛家文化共处的壁画，既是中华文明的缩微景观，也是观察中华民族形成过程的化学反应室。

而且，我还吃惊地发现，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中原乱了几百年，文脉几乎断绝，而相对安定的河西走廊，竟然和江东一起完整保存了文化香火，待隋唐到来，借此火种，中国又进入文化鼎盛期。正如陈寅恪在《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中写的：“河陇一隅所以历经东汉末、西晋、北朝长久之乱世而能保存汉代中原之学术者，不外家世与地域之二点。河西一隅自前凉张氏以后尚称治安，故其本土世家之学术既可保存，外来避乱之儒英亦得就之传授。此河陇边隅之地所以与北朝及隋唐文化学术之全体有如是之密切关系也。”

这是河西走廊对中华文化的又一巨大贡献，由此我对中国文化传统的未来，倒不是特别悲观了，只要火种还在，总会有接续的时候。

武威、凉州词与鸠摩罗什

我的河西走廊之行第一站就是武威，坐在奔驰的大巴里，看着山头越来越荒凉，想象着卫青、霍去病带着骑兵，马蹄铁哒哒地踢着石子，我们走的也许就是同一条路，也许前移一千年，我还能跟古人并辔而行。

武威，武功军威，耀武扬威，这名字一听就在边陲，一问果是霍去病打下河西走廊，汉武帝给起的名字。我对武威神往已久，因为它的另一个名字叫凉州，现在武威市还有个凉州区。也是在西汉，河西走廊设置凉州刺史部，辖区包括武威郡，从此有了凉州这个名字。那一片地区也叫西凉，地处西方，“寒凉之地”的意思。

西凉这个名字不陌生，小时候看戏读小说，常有西凉这个地名。老戏里面，王宝钏苦守寒窑十八载，她的老公薛平贵就是当了西凉王，当然这是胡编。豫剧《对花枪》是讲罗成一家的，罗成的老爸罗艺就是西凉王，好像也是胡编。因为五代十国时期，西凉一带曾经很乱，前凉后凉南凉北凉都出现过，很多人占个地盘就能当王。《三国演义》里董卓就是西凉的，他当年带西凉兵夺了汉家的江山，马超的老爸马腾也是西凉王。好像李世民也自称是西凉王的后代。

武威跟我家乡的豫北小城没有区别，唐朝凉州的风景什么样呢？两首《凉州词》给我留下了顽固的印象。王之涣的“黄河远上白云间，千里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和王翰的“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

如今孤城没有了，羌笛没有了，杨柳倒是有。柳者，留也，唐朝人送别喜欢折柳枝相赠。还有一首唐诗写道：“章台柳，章台柳，昔日青青今在否。纵使长条似旧垂，亦应攀折他人手。”就是讲折柳送别的流行时尚。章台是长安城的一条街，少年冶游放纵之地，我今天看到的柳树，也许古人也曾折过。

葡萄酒和夜光杯还有，当地人把葡萄酒称为“液体经济”，葡萄酒厂越来越多，跟河西走廊的骄阳沙土有关系，也跟国人越来越爱喝葡萄酒有关，现在不为送别，为的是养生。但一股干红的味道，和当年将军们饮的血一样的葡萄酒应该味道不同。

两千年前的武威是河西走廊的最东头，向西去的人，和从西边来的人，都在武威这个地方停留（走廊的最东头是敦煌）。这样一个地方，今天竟然栖息着三十多个民族，可知当年是一个东西交融的地方。成吉思汗的子孙阔端攻打西藏，久攻不下，就和西藏佛教领袖萨班在这里举行了“凉州会盟”，和平谈判，西藏正式纳入中国版图。在成吉思汗和他的子孙攻城略地、动辄屠城的征服史中，如西藏这般通过和谈，并且制度文化保持高度自治的，我没听说过第二家。

相反的例子是西夏，这个党项人创立的国家，因为对成吉思汗的征服说不，最终惨遭灭国，寸草不留，连文字记载都没能留下，西夏文字成了不可破解的天书。但偶然的机会，现代学者在武威发现了一块石碑。这块曾立在凉州西夏护国寺的石碑，历经千年的战火浩劫，竟然奇迹般地留存下来，更神奇的是，这块石碑是西夏文、汉文双语对照。

在博物馆里，看着这块伤痕累累的石碑，这把破解西夏文字和历史的唯一钥匙，忽然之间有泪下的冲动。西夏人的生命与生活，几百年历史的痕迹，竟然维系于一块残碑，一块在风雨和水火中幸存下来的石头，这样看来，湮没于荒草之间，消逝在历史长河中的又有多少？

我边走边看，边与当地人交流，不幸还出了洋相，让当地人笑话了。鸠摩罗什是佛教翻译的第一名家，他在武威住了很多年，现在还有鸠摩罗什寺。看到这个名字，我开始对当地人开讲：“看过金庸的《天龙八部》吧？里面有个和尚叫鸠摩智，他天赋奇高，武功佛法都是顶级的，后来不幸被段誉吸干了内力，反倒大彻大悟，终成一代高僧，他就是鸠摩罗什。”为了增加可信性，我还分析了一下金庸虚实相嵌的小说艺术。

这位当地朋友沉吟了片刻，用浓浓的西北口音也跟我讲起来：“《天龙八部》里有个萧峰，当过辽国的南院大王，他是契丹人，完颜阿骨打是他的拜把子，这样说来鸠摩智是北宋末年的人，他是吐蕃人。鸠摩罗什呢，生于公元344年，龟兹国人，西晋年间吧。所以鸠摩罗什和鸠摩智，俩人离得也就六七百年吧，不算太远。”

梅州：客家人的迁徙中转站

“筚路蓝缕，以启山林。抚有蛮夷，以属华夏。不鸣则已，一鸣惊人。”这句话是左丘明在《左传》里记载古代楚人的，他们在商朝被中原诸族歧视，就穿着破烂衣衫，拉着车子，去开发山林，创造了与中原文化并立的楚文化。当我从敦煌出发，到广州，而后到佛山、梅州、河源，尤其从黄沙戈壁之间走出来，一头扎入梅州的碧水青山，这句话就在我耳边回旋不已。

在广东地界，梅州至今是个经济落后地区，它坐落于群山环绕之中，交通很不发达，跟不上顺德、中山、佛山等地方。但梅州山水极好，云雾缭绕，烟水氤氲，把无数山丘滋润得水绿。梅州有一个绰号叫“客都”，是全世界客家人的故乡，这里还保存着比较完整的客家文化。奇怪的是，我这个从中原腹地来的河南人，对梅州的客家文化并不感觉陌生，反而有一种微妙而朦胧的亲近感。偶尔听到一句客家话，或客家妹子的一个举止表情，我会突然有点感应，像好莱坞电影里的镜头，某个寄居在城市里的野生动物突然支棱起耳朵，仿佛听到了荒野的呼唤。

之前对客家了解很少，只知道他们可能是从河南逃难到广东福建的，他们是真正的古中原人。但当我真正站在这个地方，才直接感受到了这是一个奇异的存在，一个特别的文化体系。客家人长得肤色白净，挺鼻大眼，身材修长，跟广东“土著”相去甚远，反而跟北方人更加接近。跟我同行的《欧洲商报》总编辑张新峰，虽然年近七旬，但身形颀长，面容清癯，很有我古代谦谦君子的气质，他就是广东客家人，而当地人绝不会有这样的相貌。

导游是一位客家妹子，娇俏伶俐，很有人缘儿，我问她祖籍哪里，她清楚地说出自己祖籍山西，某个朝代迁到梅州，自己是第三十几代子孙，家里还有完整的族谱。我非常吃惊，她说梅州人人都知道自己从哪里来的，自己是多少代，而且几乎都是从北方来的，祖籍在哪里，这个不敢忘的。

在客家博物馆，我读到下面的段落。“客家人之根在汉族。客家人之源，传统的观点认为是在河洛，所谓河洛，指的是黄河、洛河。广义上的河洛就是黄河中游、洛河流域这一广阔的区域。狭义的河洛就是洛阳。根在河洛的依据有三：①家谱记载，很多客家族谱都记载先祖居住于河洛。②泰山石敢当的传说。③客家文言，是一种官话，很像中州的河南话。河洛的范围应包括黄河以南、长江以北、汉水流域以东、淮河以西的中原旧地，其核心在河洛。”

根在河洛，我的家乡离洛阳并不远，五月份还去了洛阳龙门石窟，站在千年洞窟石像前，发呆，白日梦了一下圆脸大耳的唐朝人的日常生活。现在我知道，唐末，很多洛阳人离开了故土南迁，最远的也许已经到了梅州，唐朝洛阳人住进了梅州的山里。客家研究大家罗香林先生在《客家源流考》中提出：南方的汉人其血缘较北方汉人为纯粹，从血统源流上客家本是中原正统汉室子孙。

那么，我这个现代的河南人、浓眉大眼的北方汉人，又是从哪里来的呢？我在河西走廊的旅途中苦苦思索的月氏、匈奴人的迁徙，少数民族诸族与中原汉族的冲突与融合，他们与客家人的南迁有某种联系吗？

“衣冠南渡”，客家人的千年羁旅

最早的客家人研究来自近两百年前的徐旭，他在《丰湖杂记》中说：“今日之客人，其先乃宋之中原衣冠旧族，忠义之后也。”这句话概括出了客家人的迁徙历史以及精神血脉。

去广东之前，我在河西走廊巡游了一周，基本弄明白了月氏、乌孙、匈奴、党项、鲜卑、吐蕃、蒙古这些民族，是如何与中原发生联系的，中原帝国的兴衰存亡，是怎样压迫或吸引着边陲民族向西迁徙或东进中原的。历史学家翦伯赞在《秦汉史》中说：“大月氏，是中国历史运动中第一次抛出去的一块历史碎片，中国这个太阳系统中第一颗流星。匈奴人把大月氏抛掷到中亚，同时大月氏人又把阿萨克斯人逼向西走，于是罗马人又不幸地领略到阿萨克斯人的响箭。”同样的原理，乌孙和匈奴又成了中原帝国抛出的第二块、第三块历史碎片和流星，尤其匈奴一直迁徙到欧洲，直接面对着东罗马的皇帝，深刻地影响了欧洲的进程。

那么，客家人是中原帝国抛掷出的又一块历史碎片吗？是什么样的历史动力，迫使客家人一次又一次地南迁，抛弃故土，蓝缕于路，千年不绝？

《秦汉史》写道：“一方面是中原诸种族鼓其青春健壮的历史活力，向四周膨胀，企图扩展他们的天地，并从而突破加于他们的历史包围。另一方面，是诸种族一层一层地把中原文化区域包围得水泄不通，并且不断向中原压迫，企图闯进中原。这就造成了中国史的紧张性，并从而触发了中国史之全面运动。”这段话揭示出了历史运动的规律，中国历史就是在中原与周边的冲突中一波不平，一波又起。用客家人史诗般的南迁历程来对照这段话，你会发现历史学家对历史脉搏把握之精准。

大体上，客家人大规模的向南迁徙共有五次。强盛的汉朝之后，接下来是三国两晋南北朝，这几百年里，中原内部战乱不止，黄巾大起义，董卓灭东汉，魏蜀吴三国杀，好不容易统一了，西晋又爆发八王之乱，中原地区空前衰弱，根本无暇向外看。此时，边疆各部民族开始自发地从高处，从偏僻奇寒地带向肥美的中原迁徙。公元311年，匈奴攻破洛阳，俘虏了皇帝，还屠杀王宫士民三万多人。晋元帝率领中原汉族臣民从洛阳南渡，到达长江沿岸，史称“衣冠南渡”，这是中原汉人第一次大规模向南迁徙。这段历史被称为“五胡乱华”。大汉朝曾迫使匈奴西进，而几百年后，匈奴又推动汉族向另一个方向撤退，这都是历史的板块运动的结果。

西晋衣冠南渡是中原汉人第一次大规模南迁。内部纷争导致中原帝国的衰落，周边少数民族从侧面猛力一撞，中原帝国如被撞击的桌球一般，向相反的方向四下分散，直到不再受力才渐次停止下来。以后的历次南迁，其原因也基本遵循了这个规律。

第二次南迁，发生在唐末五代，安史之乱，黄巢起义，藩镇割据，又是长期战乱，又是胡人内迁，汉人再一次南迁，从河南、安徽渡江进入江西，再迁至闽西、闽南或粤北、粤东。那就到了如今的梅州了。

第三次南迁在两宋期间，宋朝是个弱势帝国，金人南下，蒙古入住，再加上元末农民起义，还有客家人文天祥领导抗元，导致了空前的大迁徙，而且为躲避追杀，越来越向南走，主要从赣南、闽西迁至粤东、粤北。史书记载，南宋时期，梅州“土旷民惰，而业农者鲜，悉汀赣侨寓者耕焉，故人不患无田，而田每以工力不给废。”再加上当时岭南赋税很少，就成了北方汉人迁徙的主要目的地。客家人也是在这个时期形成的。

第四次是在明末清初，满族人入主中原，另一方面客家人内部人口膨胀，而岭南山地多，承载不了太多人口，这一时期的人口迁徙，主要从江南等地迁至广东中部以及沿海地区，有的还跟郑成功到了台湾。

最后一次在同治年间，跟随洪秀全起义的主要是客家人，太平天国失败后，大批客家人逃到香港、澳门以及海外其他城市，这一次客家人像蒲公英一样，被一口气吹得散落到全世界，成为如今的海外客家人。

由于《圣经》的记载，摩西带领以色列人逃离埃及的故事，成了人类历史最著名的迁徙史诗，其实这样的史诗迁徙，在人类历史上不可胜数，而中原汉人离开中原向山林进发的历程，也是历史迁徙洪流中的一个支流，而且其持续时间之长，规模之大，惊心动魄的程度，并不亚于历史上任何一次大迁徙。

如果有小说家或导演想再现这段历史，建议去研究客家人的族谱，客家人的族谱是最完整的。因为罗香林说：“中国的史书中多有帝王，却难见百姓的悲喜。族谱是中国人的另一部历史，属于他们自己的历史，从中或可找到这个民族真正的灵魂。”

我从哪里来

从甘肃游到广东，再联想到家乡河南，我又回到了“我是谁”的问题上来。一路追随着古人的脚步，看一群人从河西走廊进入中原，草原牧歌渐渐变成田间小调，再看另一群人从中原匆匆退走，扶老携幼向南行进。而这个民族迁徙的中转之地，兵荒马乱不断的中原，就在我出生的河南。那么，我这个现代河南人是从哪里来的呢？

这是一个很有趣的题目，虽然由于族谱不存，几乎找不到答案，但并不妨碍我对这件事好好地探究一番。瞎琢磨以后发现，我这个现代中原人，跟河西走廊，跟广东客家，竟然都有某种不清不楚的联系。

我家乡在河南濮阳，古称澶州，冀鲁豫三省交界之地，北宋寇准签下澶渊之盟的地方。我们家姓李，逃荒到河南，族谱早就没了，只能上溯到我爷爷的爷爷。我曾不止一次问起李家的历史，老辈人只知道从山东东明迁过来的，再往前能追溯到山西洪洞县大槐树。我爸爸在本家族最有学问，他说我们先祖可能是李世民帐下一牙将。

从我们家族的长相上看，确实有胡人之相，鼻子很高，眉毛浓密，眼窝深陷，不喜欢农耕，天性懒散。如果我父亲说的靠谱（这个只能存疑），先祖曾是李世民的部将，而李世民自称陇西李家，有鲜卑人的血统（据好事者考证，李世民有75%的鲜卑血统），也许我还有点鲜卑血统？只有天知道。元末朱元璋起义，江山打下来之后，中原地区已经没了人烟，古代河南人基本绝迹，朱元璋和他的子孙就开始以山西为移民基地，从西北往中原移民，我的先辈可能在那个时候到了河南。

早先的中原人哪里去了？一部分在战乱灾荒中殒命，一部分逃到南方成为客家，一部分留下来跟外族融合，这个应该是确实的。我相信我们这些新移民，不如古河洛人、古中州人那么有文化，因为当时能够南迁的人，要么是王宫士族官宦门第，要么富有冒险精神，具有经济实力，而留在当地的多为贫苦人家，留下来和西北、北方来的蛮族一起生活。但由于向南迁徙的过程很漫长，新旧中原人之间，必然有一个交叉融合的过程，一个文化的过渡，所以现在的河南人还残存着一些中原文化，这一点从农村葬礼仪式上能依稀看到。我没有专门研究比较，我们北方农村和客家人的传统习俗，应该能找到某种“亲戚关系”，尽管这种基因已经大为稀释了。

以我不靠谱的猜测，现在的河南人，应该是古中原人有一点，各朝代的匈奴鲜卑契丹蒙古都有一点，山西移民占相当部分，经过千年的融合，早已分不清哪个族了，反倒成为如今汉族的主体。这完全没有证据可言，只是一个现代河南人对自己身份的猜想，是我在河西走廊、广东客家旅行途中，被中国民族迁徙流动的大河所震撼而引发的联想。

逐鹿中原，这个无数古代英雄的人生理想，却是中原的灾祸之谶。中原是兵家必争之地，随着灾荒与战乱，随着大规模的南下迁徙，河南这块中原的母体日渐贫瘠，文化也走向粗鄙，是无可奈何的事实。今天的中原人，也许能从注重文化礼教的客家人身上，依稀看到古中原先辈的余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