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面很安静

［荷兰］赫布兰德·巴克　著

吴晓妹　施丽华　周　林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目录

第一部

第二部

第三部

第四部

第一部

1

我把父亲搬到了楼上。我得先将父亲在一张座椅上安顿好了，才能把他的床拆卸开来。他坐在椅子上，脑袋晃晃悠悠的，不知要朝向哪一边，目光则漫无目的地四处飘移，看上去如同一头才出生没几分钟、身子还没来得及舔舐干净的小牛。我先扯下床上的毯子、被单和床单，再把床垫和床板搁墙边放好，然后旋松床板上的螺丝。我尽可能张开嘴巴呼吸。此前，我已腾空了楼上的房间——原本我住的那间卧室。

“你要干什么？”他问我。

“给你换个房间。”我回答。

“我就想住在这儿。”

“不行。”

我让父亲依旧睡他原来的那张大床。算起来，床的另半边已有十多个年头都没有人的热气了，不过，尽管没人睡，那一边的床头却一直放着一个枕头。到了楼上的房间，我又将拆开的床重新拼装起来，让床面对着窗户。我在床脚底下垫上木块，给床铺上干净的床单，又换上两个干净的枕套。做完这一切之后，我才把父亲搬上楼去。我一把将他从椅子上抱起来，他的眼睛始终死死地盯着我的眼睛，一刻都不肯移开。我终于把他放到床上，而这一刻，我俩的面孔差一点就要碰到一块儿了。

“我自己能走，”到这个时候，他才开腔说了句话。

“不行，你走不了。”

从窗口望出去，他看见了一些他不曾想会看到的东西。“我在高处，”他说。

“没错，在这儿，从窗口望出去，你看到的不单单是天空。”

尽管房间重新收拾过，床单和枕套也都是新换的，但房间里还是能闻到一股霉臭味。这股霉味是从他的身上散发出来的。墙上开了两扇窗，我推开其中的一扇，用窗钩撑住，让窗子半开着。窗外一片寂静，空气清新而寒冷。前院里的那棵歪脖子白蜡树(1)，如今只剩最顶端的树梢上还挂着几片皱巴巴的叶子。放眼望去，可以看到三个骑车人正从远处的堤坝经过。如果我往窗户的一边稍稍让一让，父亲应该也能看到那三个骑车经过的人。我站在原地，没有动。

“去把医生请来，”父亲说。

“不必，”我回答，随即转身往卧室外走去。

就在房门即将关上的那一瞬，他大喊一声：“绵羊！”

父亲原先的房间里，地板上留下一块灰尘。灰尘呈长方形，略小于床的面积。我开始清理房间，两张椅子、两个床头柜和母亲的梳妆台被我转移到了起居室。我来到卧室的一个角落，扭动两根手指，将手指小心地伸到地毯的下面。“可别把地毯黏住了，”我仿佛听到母亲无数年前说话的声音。当时，父亲左手提着一罐胶水，右手拿着一把刷子，正准备跪到地上去；我们已经被胶水那刺鼻的气味熏得头昏脑胀了。“千万别把它黏住，十年之后，我还要换新地毯的。”我的手指轻轻一碰，地毯的衬层就破碎了。我卷起地毯，拖着它穿过挤奶间，来到院子的中央。可到了院子里，我却忽然不知道该如何处置它了。地毯从我的手中滑落下去，掉落到我站着的地面上，“砰”的一声，响得惊人，正在院子旁边那排树上栖息的几只寒鸦受到惊吓，飞走了。

卧室的地面上铺着薄薄的纤维地板，粗糙的那一面朝上。我先用吸尘器把房间快速清扫一遍，然后用一把宽宽的扁平刷子给纤维板涂上了一层底漆。上底漆之前，我没有用砂纸打磨纤维板。已经刷到了门口，只剩最后的几块地板了，这个时候，我才注意到那些绵羊。

我来到厨房，等待油漆变干。只有等油漆干了，我才可以把墙上的那幅灰不溜秋的图画取下来，那上面画着一群黑色的绵羊。既然他那么想看到他的绵羊，那我当然可以在他房间有窗户的那面墙上钉个钉子，再把这幅绵羊图给他挂上去。厨房的门敞开着，卧室的门也敞开着。坐在我现在的地方，可以看到起居室里的梳妆台和两个床头柜，还能从那里一直望过去，看到卧室墙上的那幅画。不过，那画的颜色太暗，褪色也很严重，因此，无论我怎么费劲，也辨认不出那上面有什么绵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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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白蜡树（ash），落叶乔木，树叶深绿色，秋季变黄色，冬季有黑色芽苞，观赏性强。性强健，姿态优美，极耐寒。北欧国家瑞典的国树。

2

下雨了，风也刮得很猛，白蜡树上最后的那几片叶子也被吹落了。到了十一月份，清新的空气中便带了一丝寒意，屋外也不再寂静。如今，父母亲的卧室成了我的房间。墙壁和天花板，已被我刷成白色，纤维地板又上了第二道漆，那两把椅子、母亲的梳妆台和两个床头柜则搬到了楼上。其中有一个床头柜放到父亲的床边，其余的东西都塞进了父亲旁边那间没人居住的房间：亨克的卧室。

到现在为止，奶牛们已有两天没有出门了。挤奶的时候，它们显得焦躁不安。

卷成一团的地毯依然丢在院子的中央。今天早晨，奶罐车司机拼了命地猛踩刹车，就是为了避开院子中央的那团地毯。假如奶罐车顶上的那个圆盖子没有关紧，恐怕那里面一半的牛奶都会洒出来。我走进挤奶间，刚好听到司机在低声地咒骂。有两个奶罐车司机，今天来的这一个年纪略大一点，脾气也略大一点。我估计，他的年龄跟我差不多，再干上几年，他就该退休了。

我的新卧室里只有一张床，其他什么都没有。我打算把房间里所有的木构件都刷一遍漆：窗框、门、壁脚板。也许，我会将它们漆成跟地板相同的颜色，不过，我还没有完全想好。我想采用一种蓝中带灰的颜色。夏天，暴风雨即将来临之时，从远处望去，艾瑟尔湖(1)上空的乌云就是这种色调。

想起来，那两个小伙子各自划一只独木舟经过此地的时节，应该是七月末或八月初。这样的事并不经常发生，因为官方规定的泛舟线路并不从我家的农场旁边经过，只有那些喜爱冒险的家伙才会把船划到这么偏远的地方。那天，赤日炎炎，两个年轻人脱去了衬衫，手臂和肩膀的肌肉在阳光下亮闪闪的。我站在自家房子的一侧，静静地看着他俩在水中你追我赶互不相让，当然，他们是看不到我的。两人的船桨拍打着黄色的睡莲。前面的那只独木舟转偏了方向，船头被卡在运河的岸边无法动弹。船上的小伙子抬头看了一眼。“瞧，这儿有个农场！”他对一旁的伙伴说。他的伙伴一头红发，脸上长满雀斑，肩膀被太阳晒得通红。“这里没有时代的变迁。这条路，也许是此地此时此刻，但也可能仍旧停留在一九六七年或一九三〇年。”

随即，红发小伙对我的农场、对这里的树木、对驴子们正悠然啃食的那片农田作出一番详细的评论。我竖起了耳朵。“没错，”长时间的一通评论之后，他说。“那些驴子很是古老，就是这样。”

他的伙伴把独木舟从岸边推开，拨回到正确的方向。他答了句什么，但我没能听清，因为恰在此时，一只红脚鹬开始大声叫唤起来。这是一只较晚离开的红脚鹬：到七月底，它的大部分同伴已经从这里飞走了。红发小伙子跟在伙伴的身后，缓缓地向前划去，但是，他的目光依然没有离开我的那两只驴子。我傻傻地站在那里，无处可躲；而且，我所在的房子那一侧，也根本没什么活儿可以去做。我站在原地，一动不动，屏住了呼吸。

他看到了我。我知道他是想跟他的伙伴说点什么。他的嘴巴张开了，脑袋也转了过去，然而，却一个字也没有吐出来。他一直看着我，直到离开，然而，自始至终，他的伙伴却没有看到我。不一会儿，他们便拐过一个弯，进入了奥佩沃德运河(2)。黄色的睡莲漂回原处。我向前走去，上了公路，目送着他们的独木舟渐行渐远。几分钟之后，我再也听不到他们的说话声了。我试图借用他们的眼睛来观察自己的农场。“一九六七年，”我一边摇头一边喃喃自语。为什么偏偏是那一年呢？他们中有一个用嘴巴提到了这个特定的年份，而另外的一个，那个长着雀斑、肩膀晒得通红的红发小伙子，他是用眼睛看到了那个年代。那是一个大热天，当时是下午三、四点钟的样子，过不了一会儿，就该让奶牛回家了。不知怎么的，我的双腿突然如灌了铅一般的沉重，而那个下午也变得空寂单调、了无生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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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艾瑟尔湖（Ijssel；IJ），荷兰第一大湖泊，是荷兰人围海造田的产物。原为须德海的一部分，一九三二年筑堤坝将须德海南部、须德海北部以及北海隔开后形成，现已成淡水湖。堤坝位于北荷兰省和菲仕兰省之间，高出海面八公尺，长三十一公里，由粗砾石砌成；堤坝上建有公路和自行车道，湖堤有船闸，可通驳船和小型海轮，亦可调节湖水。用拦堤抽水的方式对艾瑟尔湖进行围垦后，荷兰增加了一千多平方公里的肥沃圩田。首都阿姆斯特丹位于该湖西南岸。

(2) 奥佩沃德运河（Opperwoud Canal），除拥有“低地之国”、“郁金香之国”、“风车之国”、“水之国”、“牧场之国”等美誉之外，荷兰还素有“运河之国”之称。仅首都阿姆斯特丹就有运河一百六十条，奥佩沃德运河为其中之一。

3

要想把一只落地大摆钟拖上楼去，那可得费九牛二虎之力。我借助了小块地毯和泡沫橡胶片，还有光滑的长条厚木板。钟盒里的每一个部件都发出叮叮当当的响声。钟不停地滴答滴答，我听得都快发疯了，可我又不愿每天晚上都费心去把钟摆停掉。到了楼梯的半中间，我不得不停下来歇息几分钟。也许，这没完没了的滴答声，他也会受不了，不过，当然啰，他可以看着他的那幅绵羊图，画上的那些绵羊足以让他恢复平静。

“是那只摆钟吗？”我一进卧室，他就问。

“没错，就是那只钟。”我顺手把大摆钟放在房门背后，先把钟锤拎起来，又轻轻地推一下钟摆。顿时，房间里充满了时间感，随着滴答的钟声，时间缓缓流逝。房门一旦关上，父亲便可以独自数着分秒过日子了。

父亲瞥了一眼钟面，说：“我肚子饿了。”

“我的肚子有时候也饿，”我答道。摆钟无动于衷，照样滴答滴答平缓地走着。

“窗帘被拉上了，”他又说。

我走到窗口，拉开了窗帘。外面，雨已经停了，风也不像原先那么猛烈。沟渠里的水涨上来，漫过了堤道。“我得去把风车调整一下，”我对着窗户自言自语，也许，我这话也是对父亲说的。

“你说什么？”

“没说什么。”我让一扇窗半开着，不觉想起了起居室里那处光光的地面。

我来到厨房，做了块奶酪三明治，狼吞虎咽下了肚。我有点急不可待。咖啡壶还在滴水，我就已进了起居室。我独自一人，一切都得我独自去做。我把刚才用来搬运落地大摆钟的一小块地毯拿来，抬起沙发的一头，将地毯垫在沙发脚下，然后拖着它穿过门厅来到炊具室。我把两只椅子从前门搬了出去，扔到公路边，其他的物品和沙发一样全都搬进了炊具室。餐具柜里的东西必须彻底清空，这样，我才能推动它在地面滑行。忙完这一切，我现在终于可以把手指伸到地毯的下面。买的时候，这地毯比房间的那块要贵一点，我现在拿手指去碰，它也并没有破碎。我一边卷起地毯，一边考虑是否可以留下来用——难道不能放到哪个地方派点儿用场吗？我想不出可以拿它来做什么。这一卷地毯太沉了，提不起来：于是，我拖着它走上砂砾小道，过了桥，最后来到公路边。我回到家，看到门厅里的电话机，便给市政相关部门拨了个电话，通知他们，我把一些体积较大的东西丢弃在了路边。加温垫盘上的咖啡冒着缕缕热气。

我向风车走去，一路上，我再次目睹了最近几天曾经见到过好几次的那一幕——令人不安的情景：一群鸟，既不飞往北方也不向南飞，而是一下子朝四面八方飞散而去，鸟群在空中不断地变换方向，它们发出的唯一声响就是翅膀的拍打声。这群鸟由蛎鹬、乌鸦和鸥鸟构成。有一点非常怪异：以前，我从没见过这三种鸟混在一块儿飞，这其中似乎含有某种不祥之兆。或许，以前我也曾见过，只不过没有给我留下这种不安的感觉？观察的时间长了，我又发现，鸟群里其实有四种鸟：在体型较大的银鸥中间，还夹杂着一种黑头鸥。跟银鸥相比，黑头鸥在体型上要小许多。这两种鸟相互穿插而飞，各自并没有形成独立的小群体，因此看上去不分彼此。

这是一架铁制的博士曼(1)小型风车。风车铁质尾端的一边刻的是：“博士曼·皮尔斯希尔”，另一面是：“Pat．No．40832”。我一直以为“Pat”是风车制造者的名字，是“帕特里克（Patrick）”的简写，不过现在，我明白了，“Pat”表示“专利”。如果尾端与风叶之间的角度没有问题，风车就会自动地迎着风，不停地转动，不停地抽水，只有等到有人把尾端沿导向杆往前扳动，风车才会停止转动。不过这回，我是把尾端往后扳。风车上专门安装了一根横杆，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使用的。这是一架纤细修长、外观漂亮的风车，带一点美洲的风格。正因为如此，每到夏天，我和亨克常常喜欢来到这儿，因为风车所散发的异国情调，也因为风车的混凝土基座直接建在水沟里，还因为我们喜欢润滑油的味道。那时跟现在可不一样，博士曼公司每年都会派检修人员来检查风车的运转状况，因此，虽然距最后一位博士曼的工作人员过来做检修已有不少年头，但风车如今运转得还是相当顺畅。我在那里停留片刻，去观察一下运河的水位上涨情况。

我绕远路回去。那段路很长，路上，我清点了一遍绵羊的数目。所有的羊都在外面，二十三头，再加上那一只公羊。母羊的屁股红红的，不久，我就会把公羊牵走。一开始，绵羊们往远处走，等我走近堤道，它们又回过头来跟在我后面往回走。我在堤门那里止住了脚步，绵羊们在距我大约十码远的地方也停下了脚步。那只方头公羊站在正中间，母羊们则列队站在公羊的两侧，所有的眼睛齐刷刷地瞪着我。这一幕让我感觉很不舒服。

我发现，扔在院中的地毯已被雨水泡透，于是决定把它也拖到公路旁边。

赶在挤牛奶之前，我把前院的砂砾匆匆耙了一遍。天快黑了。邻居家的那两个小男孩特尼和罗纳尔，他们正坐在地毯的下面——那块比较昂贵的地毯——他们将卷起的地毯展开了一半，又把地毯架在那两张椅子上。刚才，大约是下午七点钟的时候，他们来到前门口，手举掏空了的红色糖萝卜，还叽里呱啦唱了支歌。糖萝卜肚子里射出的柔和的光线，将他们激动的小脸蛋映衬得更加红润，我奖励了他们两根马耳斯条形巧克力。而此刻，他们手里拿的是手电。“嘿，赫尔默！”他们在地毯上抠了一个洞——是用刀割出来的吧？——他们正是透过这个洞口冲着我大声宣布：“这是我们的房子！”

“这房子真棒，”我倚着耙，大声地回答。

“我们还有灯呢！”

“我看到了。”

“而且，还发大水了！”

“大水已经退下去了，”我这是让他们放心。

“我们还要在这儿过夜。”

“你们要在这儿过夜的？这个我可不信。”我说。

“我信，”罗纳尔，那个弟弟说。

“不，你们不会在这儿过夜的。”

“我们一会儿就要回家的，”我听到特尼压低声音对他的小弟弟说。“这里没有吃的东西。”

我抬起头，向父亲卧室的窗户望去。窗户里面漆黑一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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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博士曼（Bosman），一种风车，荷兰博士曼公司生产。

4

“我要过圣尼古拉斯节(1)，”父亲说。

“圣尼古拉斯节？”自从母亲去世之后，这个家就没有庆祝过圣尼古拉斯节。“为什么？”

“这节日有意思。”

“那你想怎么过呢？”

“你也知道的，”他说，“也就一般的那种过法。”

“一般的过法？想要过圣尼古拉斯节，那你就得去买礼物。”

“没错。”

“没错？可你怎么去买礼物啊？”

“礼物由你去买。”

“给我的礼物也由我来买吗？”

“没错。”

“那样的话，我不是提前就知道你要给我的是什么礼物了吗？”我不想跟父亲进行这样长时间的交谈，我只想在顺便的时候进来看上一眼，然后很快离开。落地大摆钟的滴答声充斥了整个的房间，一块窗形的阳光照射进来，落在大摆钟罩盒的玻璃上，又反射到那幅绵羊图上，绵羊图因而亮堂了许多。这是一幅奇怪的图画，有时候看着像冬季，有时候又像是夏季或秋季。

我刚要关门，又听到他高声说了句：“我口渴。”

“我有时候也会口渴。”我断然关上房门，走下楼梯。

沙发，只有那只沙发又回到了起居室。我的卧室里有个壁橱，专门用来放置家庭日用织品。在壁橱底层的架子上，我找到了一大块布料。也许，母亲曾想拿这块料子做条裙子，不过，这么大一块布用来做裙子似乎有点浪费，拿它来罩沙发倒是再合适不过的了。地面涂的是灰色的底漆，如果卧室门敞开着，这颜色一直可以延伸到新漆过的窗框。壁脚板、窗框和门，我也都用底漆刷过了。餐具柜的顶上还有一个矮书橱，不过眼下它并不放在这里。那些开花的植物统统被我扔上了厩肥堆，可那也并没有腾出多少的空间。下回，出去买涂料的时候，我还得留心一下，看看有没有软百叶帘或者卷式百叶帘；挂在卧室和起居室里的那些沉甸甸的深绿色窗帘，让我感到喘不过气来。多年来，窗帘上的灰尘确实不曾拍打过，不过我怀疑，这恐怕还不是唯一的原因。我把家用织品壁橱里剩下的东西全都拿到楼上，下楼时顺便把自己的衣物带了下来。

我们这一带常有野猫出入，野猫怕见人，往往一眨眼就不见了踪影。有时候见到两、三只，几个月之后也许就会增加到九至十只。有的猫瘸了腿，有的猫丢了尾巴，有的猫（事实上大多数都是这样）浑身长满疥癣。要想把它们的数目弄清楚是根本不可能的：看到十只不足为奇，但也可能只有两只。至于如何对付野猫，父亲一直自有他的一套办法：把猫塞进一只黄麻口袋，再加入一块石头，然后把口袋扔进水沟。老早以前，他还会拿一块旧抹布，先用存放在毒物柜里的某种液体把抹布浸透，然后把抹布塞进黄麻口袋。那种液体，我不知道是什么东西。是氯仿吗？可是，他怎么可能弄得到一瓶氯仿？难道三十年前的人们，一出门便可随意买到那种东西吗？现在，门上有骷髅画(2)的那个灰色柜子就摆在库房里，里面很多年都没有存放毒物了：毒药现在已不再时兴。我用它来存放油漆。

去年春天，我看到父亲拿着装了牛奶的碟子，绕着库房一步一拖慢慢走动。我一句话都不说，只是重重地叹了口气。我的叹息声很重，他一定是听到了。那几天，他引诱小猫来喝他碟里的牛奶，然后乘机一把抓住它们，再把它们塞进口袋。不是黄麻袋，黄麻袋现在不用了。那是一个纸做的饲料袋。他用一根约莫三英尺长的绳子，把装了猫的纸口袋系在欧宝士官生(3)的后保险杠上。

七年前，他的驾照必须更新，人家要他参加某种测试。测试途中，他出的差错可谓五花八门什么都有，最终自然没能过关。从此，他就不可以再开车了，可他不管，还是钻进了汽车。院边的那排树已有了淡淡的绿意，水仙在树干的四周开出灿烂的花朵。我站在库房的门口，看着他发动了汽车。车子立刻向前冲去，他的身子一下子向后撞在驾驶座上，随即又猛然被甩向前去，脑袋重重地磕在方向盘上。随后，他开始倒车，可他既不回头也不看后视镜。他就那样折腾了好一阵儿：向前开，再挂倒挡（变速箱发出轰响），倒回去，又转一转方向盘。就这么上上下下、来来回回，最后，树丛间升腾起一团浓浓的废气。他从汽车里爬出来，平静地解下纸袋，用力把纸袋往厩肥堆上扔去。他不得不三番五次地把猫口袋从地上捡起来，再扔出去，看来，他的手臂不再强壮有力，再也不能随心所欲地甩动了。“谢天谢地！总算是摆脱了，”进库房时，他说。他擦了擦额头，又搓搓双手，那神情像是在说：终于甩掉了一个大包袱。粗糙的双手搓动时，可以听到刺耳的摩擦声。

过了好一会儿，我才开始行动。我不急不忙慢慢地走过去。口袋不在厩肥堆的顶部，它已经稍稍下滑，这倒并不纯粹是地心引力发挥的作用，部分原因来自口袋的内部。我能听到非常轻微的吱吱的尖叫声，还能隐隐约约听到爪子抓挠的声音。父亲把这事给搞糟了，当然，我完全可以助他一臂之力，但我绝对不会。我转身离开了厩肥堆，走到一个彻底听不见那些声音的地方，我这才停下了脚步。我静静地站在那里，直到不再有任何声响，不再有任何动静。

他希望过圣尼古拉斯节，因为“这节日有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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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圣尼古拉斯节（Saint Nicholas），盛行于俄国、瑞士、德国、法国、荷兰等国的传统民间节日，在每年的十二月六日。圣尼古拉斯即圣诞老人，他慷慨助人，关爱儿童，被尊为各类弱势群体的保护神。圣尼古拉斯节在荷兰被视为第一大传统节日，据传，圣尼古拉斯从西班牙搭乘蒸汽船到达荷兰后，与黑人侍从彼得一起进行市区游行，给人们带来幸福佳音。十二月五日为圣尼古拉斯之夜，家人团聚，互赠礼物。

(2) 由骷髅和交叉的股骨组成，象征死亡或危险。门上若有此种图标，表明内存剧毒物品。

(3) 欧宝士官生（Opel Kadett），又译为“奥佩尔卡德特”，德国产轿车品牌名。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期，随着“士官生”的诞生和畅销，欧宝成为全欧首席汽车制造厂。二十世纪六十至八十年代，先后推出从A至E的一系列“士官生”车系，一九九一年更名为欧宝雅特（Astra）。

5

这儿是否会出什么事，我不知道；但我知道，现在，正有一只冠鸦目不转睛地瞪着我，它就栖息在那棵光秃秃的白蜡树的树枝上。在这一带，我从来就不曾见到过冠鸦，这还是第一回。鸟儿相当漂亮，但它确实惹我心烦。我几乎连一口饭菜都咽不下去。我起身换了个座位，坐在这个位子上，我可以透过那扇边窗看到屋外的景色。餐桌的四周摆了四张餐椅，我想坐哪张就可以坐哪张，反正，其他的三个座位都没人来坐。

平常，我都是坐在以前母亲坐的那张椅子上，也就是最靠近锅台的那个位子。父亲的座位在母亲的对面，他的后背对着正面的那扇窗户。亨克的座位背对着边窗，如果门没关，从他那里可以一直望到起居室的里面。我的座位背对厨房门，看到的常常是亨克的侧影，因为光线刚好从他背后的窗户射进来。不过这没关系，反正我对面的那个人跟我长得一模一样，我当然清楚他的长相。现在，我重新坐回到我的老位子，可我不喜欢坐在这里。我站起身来，把面前的餐盘推到餐桌的对面，然后绕过餐桌在亨克的座位上坐了下来。在这里，我又暴露在冠鸦的视线中，这一刻，冠鸦为了更加清楚地看到我，还把脑袋微微地歪斜着。冠鸦看着我的这种神态，令我不觉想起了几天前看到的那一幕：绵羊们列队站在那里瞪着我，二十四只羊都是同样的眼神。它们看着我的神情传递给我这样的信息：它们不只是动物，而是与我平等的生灵。以前，我不曾产生过这种感觉，即便是跟我心爱的两头驴子在一起也从未有过这样的感受。而现在，这只奇怪的冠鸦却让我生出了这样奇怪的感觉。

我推开椅子，起身穿过门厅，向前门走去。我跨出大门，走上砂砾小道。“去！”冠鸦侧歪着脑袋，一条腿动了动。“走开！”我大喊一声。直到这时，我才不安地向四周望了望。一个年纪不小的农夫，竟然跑出前门，冲着某个看不见的小东西大喊大叫，这可真是奇怪的一幕。

冠鸦居高临下地瞪视着我。我砰的一声关上前门，门厅里恢复了宁静。这时，楼上传来了父亲的说话声。我打开楼梯门。

“你说什么？”我喊道。

“有一只冠鸦，”他高声回答。

“冠鸦怎么啦？”我又喊道。

“你干嘛要把它赶走啊？”不管怎么说，他的耳朵还是很灵光的。

我关上楼梯门，重新回到餐桌边。这一回，我坐进父亲的座位，背对着正面的窗户。我食不知味地吃着三明治，嘴巴机械地咀嚼着。父亲还在喋喋不休地啰嗦着，我尽可能不去搭理他。

短短的十分钟之内，每一张餐椅都被我坐了一遍。假如这个时候有人看到我，人家一定会以为，我这是不想独自一人吃饭，我是希望同时假扮成四个人。

在给木构件上漆之前，我先把起居室的墙壁和天花板都刷成了白色。图画、相片和绣品从墙上取下来之后，原先挂东西的地方显现出几个淡淡的四边形痕迹。没办法，刷了两遍涂料才总算盖住了那些痕迹。我先到涂料店买了涂料和一把新刷子，然后又去了那家DIY商店。我发现店里有几款木制软百叶帘，而且，这些百叶帘居然跟家里卧室和起居室窗户的大小完全吻合。看来，一百五十年前流行的窗户规格一直沿用至今，而且依然是常用的规格。安装百叶帘之前，我把窗台上剩下的最后几株植物也拿下来，扔上了厩肥堆。现在，窗台已经清空，卧室和起居室里都是蓝灰色调，一道道水平的光线透过百叶窗的格缝照射进来。早晨，我无需把百叶窗收卷上去，只是转动一下窄窄的百叶板。

我抱着一盒钉子、一把锤子还有一只沉重的土豆板条筐上了楼。

“你要干什么？”父亲问。

我把图画、照片和绣品逐一从筐里拿出来，开始往墙上挂。“你不是觉得圣尼古拉斯节很有意思吗？”我答道。“我们可以把房间也弄得有意思一点。”

“你在楼下干什么？”

“我干的事可多了。”我回答。我先把照片挂到绵羊图的四周。不过很快，我就不得不动用其他的几面墙壁。要挂起来的有镶嵌在镜框里的照片，照片有母亲和亨克的，也有荣获了冠军称号、戴着玫瑰花结的乳牛，还有祖父母和我的；还有我们出生（是两个而不是一个）时和父母亲举行婚礼时的绣品；还有一组由六幅蘑菇水彩画构成的系列真迹图。

“你这是干什么？”

“这样，你躺在这里就有东西可以看了。”我回答。

所有的东西都挂上了墙，我凑到近处，仔细地审视那些照片。其中的一张是母亲坐在扶手椅里的照片。她坐在椅子上，摆出一副上流社会贵妇人的坐姿，双手十指交错，尊贵地放在大腿上，两腿矜持地并拢且稍微侧向一边——这姿势让她的上半身稍有点倾斜。母亲的眼睛看着摄影师，可那神情根本不适合她，带一点自傲，又似在勾引人，而稍稍向一边侧转的双腿让这种感觉更加明显。我把这张照片从墙上取下来，放进土豆筐里；除了钉子和锤子，筐里已空无一物。

“不要把你母亲的照片拿走，”父亲说。

“不行，”我说。“我要把它放回到楼下去。”

“家里还有柑橘吗？”

“你想吃柑橘吗？”

“想吃。”

我展开相框背后的撑架，把母亲的照片摆放在壁炉台上。接着，我到炊具室拿了两只柑橘，送到楼上。我把柑橘放在父亲的床头柜上，然后走到窗口。冠鸦依然在白蜡树上：从这里望出去，我刚好与它四目相对。

“那只冠鸦是不是盯着你看？”我问道。

“不是，”父亲回答。“它是朝下面看。”

突然间，我想起了一个东西，这东西本来早就被我忘得一干二净了。我跑下楼，冲进厨房。就在橱柜旁边的那个墙角落里，放着一杆枪，那是父亲的猎枪。我拿起了猎枪。我不知道枪膛里有没有子弹，也没有查看一下。端着猎枪的感觉有点奇怪。老早以前，是大人不允许我们动它，到后来，是我自己不想去碰它了。我把枪拿到楼上，靠着落地式大摆钟的一侧放好。父亲已经睡着了。他仰躺在床上，脑袋耷拉着歪向一边，口水从嘴角流到枕头上，拖出一条细长的线。

6

母亲是个奇丑无比的女人。不认识她的人也许会觉得，壁炉台上的那张照片可笑至极：一个颧骨突出、眼睛鼓凸的农场主的老婆，好不容易算是把头发打理了一下，还竭力装出一副高贵端庄的姿态。当然，我是不会拿这张相片取笑的，因为那上面是我的母亲。不过有时候，我也会纳闷，为什么父亲——醒着的时候，他无疑会躺在床上望着老照片里自己年轻时英俊的模样——竟然会娶母亲为妻。或者，换一种说法，我端详着母亲的照片，想到躺在楼上的那个男人，我不明白母亲为什么竟然嫁给了他。

现在，黑色大理石壁炉台上的物品已所剩无几：一个青铜蜡烛架，上面插着一根白色的蜡烛；一个旧铅笔盒，上面贴着一张白色斑纹奶牛画。别的小玩意儿以及其他的一些没用的东西，都被我一股脑儿收进了亨克卧室的一只箱子里。亨克的房间成了贮藏室，他的床从没让客人用过，而现在，各种各样的物品把床团团围住，那些物品都是他见到过、他认识的。如今，亨克的卧室成了一个旧日物品的汇集点，而就在这个房间的隔壁卧室里，还躺着一个还在继续呼吸的老古董。继续呼吸，继续唠叨。就在此时此刻，我还能听到他在嘟嘟哝哝小声嘀咕。他是在与那只冠鸦聊天吗？在跟墙上的照片还是那六幅水彩画上的蘑菇讲话呢？

我和亨克是一九四七年出生的；我比他早出生几分钟。起初，大人们断定我们活不到第二天（五月二十四日），只有母亲始终坚信我们能够活下去。“女人就该生双胞胎，”据说，这是母亲第一次把我们抱在怀里给我们喂奶时说的话。不过，我不相信：这一类的说法总是从发生过的许多事、说过的许多话中被提炼出来，最终成了唯一留存下来的那一句话。其实，当时一定还说过许多其他的话，而这一句很可能是由父亲或医生说过的某一句话演变而来的。也许，母亲根本就没有说过什么。

我似乎记得一些我根本不可能记得的情景。从下往上，我看到母亲的脸庞出现在一个柔软、漂亮、高挺的隆起物之上。我看到她的下巴，记忆特别清晰的是，我还看到她微微鼓凸的双眼，她的眼睛并不是看着我，而是望着远处的某个地方，并非某个具体、特定的地方：田野，或许堤坝。那是夏天，记得我自己的脚还碰到了别人的小脚丫子。母亲是个不爱说话的人，但她的眼睛似乎能洞悉一切；父亲是个不停地说话的人，可他几乎什么都看不到。只要他一路经过，总能听到他在大呼小叫。

有人在敲窗户。特尼和罗纳尔站在前院里，一边大呼小叫一边打着手势。我向门口走去。

“赫尔默！驴子跑出来啦！”罗纳尔说。他的口气似乎在告诉我，他巴不得驴子天天都跑出来。

“它们还在院子里呢，”特尼说。他的口气似乎在告诉我，他也听出来了，他的弟弟其实巴不得驴子天天都跑出来。

他们抢在我的前面，飞奔着绕过了房屋的拐角。“慢一点！”我在后面喊。

驴棚的门半开着，两只驴子就在门前的几棵树之间，离驴棚门大约五码远。平常用来带门的那根绳子现在挂在水泥柱子上，随风晃荡着。我心里已经明白是怎么回事了。

“行啦，”我说。“你们最好还是把驴子赶回去。”

“你说的是谁？”罗纳尔问道。

“你说我说的是谁呢？还不就是你们俩。”

“为什么是我们俩？”

“原因嘛。”

现在，驴子跑出了驴棚，特尼和罗纳尔就害怕了，不敢碰它们了。这倒有点像水龙头：小时候，你拧开了水龙头，过后却不知怎样关紧它，看到那么多的水从龙头里喷涌而出，你就会感到紧张害怕，这时的水龙头在你的眼里就成了庞然大物。

“原因嘛？”特尼说。“那是什么意思啊？”

“那意思就是，”我答道，“我知道是你把那扇门打开的，因为你偷懒，不愿意从门上面爬进来；我还知道罗纳尔也跟着你学，而且他进来时又把门开大了一点儿。”

“啊——噢，”罗纳尔说。

特尼狠狠地瞪了弟弟一眼。

“行啦，”我说。“去推吧。”

“推什么？推门吗？”

“不是门，去推驴子。”我慢悠悠地走到驴棚的门边，先把门提起来一点，又推着门转了一圈，把它开到最大。两个小家伙站着没动，他们看着我，有点不敢相信又有点害怕。

驴棚就在鸡舍的隔壁，冬天，驴子常常长时间地待在驴棚里。驴子最讨厌脚被弄湿。驴棚里很干爽，地面上垫了一层干草。驴棚宽十六英尺、进深二十英尺，门开在前边，门口还有个向外挑出的屋顶。驴厩的大小是十六乘十四英尺，是用隔栏隔出来的，这样，前边还剩下六英尺的空间，那里堆着几大捆干草和一袋燕麦；还放着一只箱子，我常常把甜萝卜和过冬胡萝卜存放在箱子里；还有个架子，架子上放着一把大刀、一个马梳、一把刷子、一把粗锉刀、一个用来为驴子剔除蹄子下面小石块等杂物的蹄签，还有一把刮刀。驴子待在厩里的时候，特尼和罗纳尔没有哪一天不过来转上一圈，他们常常坐在干草捆上或者就坐在驴厩里铺得厚厚的稻草上。他们最喜欢的，便是外面的天空开始慢慢变暗而驴棚里面的灯已经打开的那一段时间。有一次，我发现他们仰面躺在驴子身子的下边，我问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我们要克服恐惧，”特尼回答，他当时大约六岁。罗纳尔打了个喷嚏，因为到了冬季驴子身上的毛发就长长了，这时候正好垂下来蹭到了他的脸蛋。可是现在，就因为驴子跑出了驴棚，他们就害怕了。

“怎么推呀？”罗纳尔问我。

“没什么特别的。只要走过去，站到驴子的屁股后面，再推上一把就可以了。”

“我们才不呢，”特尼说。

“驴子不会对你们怎么样的，”我说。

“你能保证吗？”罗纳尔问。

“我保证。”

他俩一起跑过去，绕到驴子的背后。罗纳尔不假思索立马就开始使劲推了起来，特尼却首先小心翼翼地轻轻拍了拍驴子的屁股，他要确保驴子不会拿脚踢他。我很好奇，让我观察一下会发生什么情况。

什么都没有发生。我向库房走去。

“你要到哪里去？”特尼问道。

“我马上就回来，”我回答。

到了库房，我舀起几勺饲料，倒入提桶。走到墙角的拐弯处时，我先悄悄望了望两个孩子那边的情况，然后才往回走。什么都没有发生。我看到特尼正焦急地四处张望，于是就慢吞吞地向他们走去。“推不动吗？”我问。

“推不动，”罗纳尔回答。“真是蠢驴。”

“你说什么？”我问。

“嗯……”他支吾着。

“它们一动都不动，”特尼说。

我走进驴棚，晃了晃手里的提桶。罗纳尔一下子扑倒在地，由此可见，他正推着的那头驴子往我这边冲过来的速度有多快了。我把提桶里的饲料倒空，关上了驴棚的门。随后，我们三个人倚着门，看着驴子吃饲料。我站在地上，特尼站在最底下的那根横杆上，罗纳尔站在最下面的第二根杆子上。

“这种事，从今往后，你们不会再干了，对吧？”我问。

“不会啦，”他俩立马同声回答。

兄弟俩从横杆上跳下来，走进院子。他们马上就要走上那条石子堤道了，这时，特尼转过身来。“你的父亲在哪里？”他大声地问。

“在里面，”我说。

他不需要知道更多的情况。他们穿过了石子堤道，然后右拐。

我留下来继续陪伴驴子。它们没有名字。这两只驴子是我在很多年前买下的，当时我没有想好给它们取什么名字，等过了几天就来不及了，它们早成了“那两头驴子”。父亲问我是不是脑子出了问题。“驴子？”他说。“该死的驴子，我们要它们来有什么用？只会浪费掉大把的钱。”我告诉他，那不是我们的驴子，而是我的驴子。卖牲口的倒是显得非常开心——这笔生意还有点意思，跟以往的有所不同。这两只驴子是杂交品种，不是法国、爱尔兰、意大利或西班牙纯种驴。它们全身的毛发呈深灰色，其中的一头鼻子和嘴部是浅灰色。我冲它们咂咂舌头，轻声问：“你们的父亲在哪里？”驴子凑到我身边，用它们不同颜色的嘴巴和鼻子轻轻抵着我的脑袋。

奶牛们焦躁不安，我去给它们安吸奶杯的时候，有两头奶牛被同伴撵了出来。我一直以为，那是因为最近它们没有机会出门，不过现在我开始怀疑，原因或许还在我的身上：是不是我的焦躁不安影响了奶牛的情绪？在这一点上，奶牛可能跟狗是一样的——据说，狗也能感知到主人的情绪。我没有养狗。我们家从没养过狗。

父亲的柑橘还没有吃掉，我也不想知道为什么。对我而言，既然把他搬到了楼上，那他就可以待在上面，在房顶上歇息，然后从房顶飞上院子边的杨树树梢，这样，一阵风刮来，他就可以随风而去，飞向天空。如果他就此消失得无影无踪，那真是再好不过了。

“柑橘皮，我剥不下来，”他说。

我的目光尽量避开床头柜上的柑橘，也不去看毯子上那几根业已变形的手指。尽管窗户一直开着，房间里还是开始闻到一股异味，真的。如果他不能消失，我将不得不给他冲个澡。窗帘还没有拉起来，为了挡住灯光，我把手掌窝起来贴在窗玻璃上，然后把脸紧紧地贴着手掌。我透过窗玻璃仔细地观看前院里的那棵白蜡树。冠鸦不见了。或许，是外边太黑了，冠鸦已跟树枝和夜空融为一体？

随即，我看到外面有人在走动。公路旁边安装了路灯，每家住户、每个农场都配一盏路灯，这样算下来，沿路一共有七盏路灯。最近几个星期，我家这边的路灯出了点问题。路灯发出极其黯淡的光，仅此而已；即便你就站在路灯的下面，灯光也照不到你的身上。起居室里的百叶帘已经拉上，外面太黑了，我只能看到有人在走，现在，那个人在农场前停住了脚步。一个黑影，模糊的黑影，黑影的后面是运河。我甚至看不出那个黑影正面朝哪个方向。

“你在看什么？”父亲问。

“路上有个人，”我压低嗓门说。

“是谁？”

“我看不清楚。”这时，黑影开始移动，突然间，又出现了一个红色的自行车尾灯，我的目光一直跟随着这个红色的尾灯，最后，窗框挡住了我的视线。我猛一下拉上了窗帘，一颗心提到了嗓子眼里，怦怦直跳。“那好吧，”说着，我从床头柜上拿起了柑橘。我把两只柑橘的皮都剥掉，又撕去上面苦涩的白茎丝，然后掰开，一瓣一瓣地递给父亲。柑橘汁顺着他的下巴往下淌。

“真好吃，”他说。

7

从小到大，我一直生活在紧张恐惧之中。害怕寂静，害怕黑暗。多年来，我的睡眠也一直不好。哪怕只是听到一丁点儿的声响而我又无法确定那声响源自何方，我便根本无法进入梦乡。而且，我还会抑制不住地不断想象：深夜，屋外会发生什么事情。当然，很久以前，我还会时常看到各种各样的人和事出现在窗口，虽然我明知，那扇窗户的位置其实是在沙砾小道的上方。我看到过人的肩膀：有个人紧张地耸起肩，顺着房屋正面的那堵墙往上爬，活像一头美洲狮，有时候，他的一条胳膊会被窗台钩住。这时，我就会凝神静听躺在身旁的亨克发出的呼吸声，后来，我便会想象亨克就在我隔壁的卧室里酣睡，于是，无论是肩膀还是其他我以为自己看到的一切都会渐渐消失。在内心深处，我也知道我看到的那一切根本不可能存在。

我刚刚看到了路上的黑影，刚刚喂父亲吃了柑橘。此时此刻，我躺在床上，双眼紧闭。睡觉，我暗暗提醒自己，快睡觉。可是，我的眼前出现了绵羊，绿黑色的背景中，有一些模糊不清的灰色影子，绵羊们躺在田野上，一边反刍一边发出哼哼声；我的眼前出现了乌鸦，它们停栖在杨树上，竖起脑袋四周蓬松的羽毛；我的眼前又出现了驴子，它们弯着脖子面对面站在门口，两个脑袋靠在一起，似乎是站在那里睡觉；我的眼前还出现了博士曼风车，我已经让风车停了下来，它不再转动，孤零零矗立在远方的一个角落，一缕缕阳光冲破乌云照射下来，风车闪着浅灰色的光。有个人站在风车旁边，他正抬头看着风车的尾端，读着上面的“No．40832”。眼前出现了这一幕，我便睁开了眼睛。秋天的夜晚，有个人一动不动地站在农场前边，这难道是一件平常之事？我当时碰巧朝窗外看了一眼，假如我不曾这么做，这件事我也许永远都不会知道？

后来，我的脑海中又浮现出划独木舟的两位小伙子。第一个，就是说到这地方没有时代变迁的那位小伙子，他的形象比较模糊，很快就消失了。而另外的那个，肩膀晒得通红的红发小伙子，他却始终充斥着我的大脑，挥之不去。他也说了句什么，但那跟他说的话没什么关系，关键是他亲眼见到了，而且他还看到了我：一个穿着褪了色的蓝色工装裤的老农民，因天气炎热，上面的几个纽扣解开了；这个人站在农舍旁，站在荫凉里，没有任何目的，就那么屏住呼吸、一动不动地站在那儿。一九六七年以来，这个人在一天天长大变老，而他周围的一切都没有改变。不，有一样东西随他一起改变了，那就是驴子。眼前有这么多的东西，可年轻人唯独提到了驴子，他说它们很是古老。看来，他说的话并非没有关系。他们划着船进入了奥佩沃德运河，他们一路欢笑，他们是那么的年轻，他们往往只会关注自己，其他的一切会很快淡忘。太阳在运河的尽头缓缓地沉入水面。可是，那是不可能的，因为运河向东流去。从这儿望去，太阳永远不会落入艾瑟尔湖，不过现在是可以的。渐渐地，年轻人的说话声越来越微弱，同时，他们的身影也只剩下模糊的轮廓，最后，彻底消失了。终于，我想，我终于要入睡了。如果你想起了一件事，那你就会忘记这件事。想象中的太阳让我想起了大海，乌鸦向西飞，飞过二十英里就到了海边。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曾去过海边，同一个夏天去了两次。那两次，都是一到下午天空就起了乌云。母亲想亲眼看看太阳是怎样沉入海面的，还说服了父亲留下农场帮工一个人挤奶。我至今都没见过太阳落入海水的情景，事实上，我是完全可以做到的，这儿离海一点都不远。

我听到了一种声音。我觉得这声音是从我卧室的窗户底下传来的，我颈后的汗毛竖了起来。我想到了父亲，他在楼上。他现在对谁都没有任何用处了，可此时此刻，我却需要他，起码需要他帮助我克服内心的恐惧。

也许，那个红发少年偶尔也会想起我：那么美好的一个夏日，那个站在屋旁一动不动的老农民。

8

“你年纪大了？赫尔默，你哪里就谈得上老了呢？”这是阿达，特尼和罗纳尔的母亲，她正坐在厨房的餐桌旁，就在我对面的那个座位上。“说实在的，你的父亲，他倒真的是上年纪了。”

阿达从她两个儿子的嘴里听说了一些事，一些有关驴子以及窗户前那些“木条条”的事情。她十分好奇。“你知道还有哪个人可以说年纪大了吗？克拉斯·范·巴伦，他就住在布鲁克(1)镇外。他跟你年纪相仿，但过得邋遢透顶，他的生活不能自理了。就在前两天，他养的绵羊也被带走了。那些羊他根本就没有好好照管，瘦得皮包骨头，只剩下一团团乱糟糟的羊毛和一副副骨架子。”

阿达之所以说这番话，是因为方才我忘掉了她最近喝咖啡不加牛奶，而后又说了句自己记性不好是因为年纪大了。

阿达觉得，这样“太精彩啦”，我在卧室和起居室里所做的一切真是“太精彩啦”。地面和木构件的颜色“实在太棒了”，她尤其喜欢宽敞空旷的感觉。在她看来，我确实需要买一床羽绒被。毛毯，不行啦，毛毯现在真的不时兴了，早就“非常非常过时了”，而且，睡觉时盖鸭绒被，那可要“更加舒服得多”。（“更加舒服得多”，“这样说对吗？”这话一说出口，她就有点疑惑。）她想知道我买的软百叶帘一共花了多少钱，她也在考虑要不要把自己家里的窗帘换成百叶帘（“那些东西太招灰尘了”）。我把旧椅子干脆扔掉了吗？不，等等，这一点她其实已经知道了，她突然想起特尼和罗纳尔给她讲过的那些事，其中提到过“地毯房子”。像我这样，把旧东西索性扔掉，把空间腾出来而不总是什么都舍不得丢掉，这一点她“实在是太欣赏了”。她再一次走进卧室。我干吗还睡单人床呢？换一张双人床，我就有了“伸展四肢的空间”。说到这里，她瞥了我一眼，目光中透出一丝顽皮。而羽绒被，“你可真该买一床，真的”，因为有了羽绒被，就可以买上几床好看的蓝色羽绒被被套，这样，房间会更有“新意”，也更加漂亮。

她向厨房走去，一边伸展开双臂，她指着起居室里那几面没有任何装饰品的墙壁。艺术品。我干吗不去买“几件艺术品”？

阿达还很年轻，约莫三十五岁。她丈夫起码比她大十来岁，有可能大十五岁。她精力充沛，似乎总有使不完的劲儿。要是随她自己的心意，她一定会每个星期都到我家来，帮着清理打扫，而不是像现在这样，每年就只是四月份过来帮一次忙。她是当地妇女协会的财务主管，她还缝制被子，又是某个读书俱乐部的成员，还协助当地社区开展工作，同时还在忙着打理“瓦特兰(2)地区最美丽的院落”。看到阿达，我自然会想起母亲，因为她长得几乎跟母亲一样难看，不过，阿达的丑是因为她有兔唇又没有得到很好的矫正。她的两个儿子长得很好，金色的头发，长长的睫毛，嘴巴更是毫无瑕疵。阿达不是本地人，也许，正因为她不是本地人，所以这一带方圆几英里，每一个人的情况她都了如指掌。

我又给我们俩各倒了一杯咖啡，同时竭力克制自己不要打哈欠。我喜欢阿达，可她是那么的热情洋溢，聊天又是如此的毫无保留，真让我有点不知所措，尤其是我刚刚才挤过牛奶，又给小牛犊喂过食。

“这么说，你跟你父亲互换了卧室。他怎么样？要不，我上去看看他？”

“他很好，”我回答，接着对她撒了个谎。“不用上去，他睡着了，别吵醒他。”

阿达端起咖啡，眼睛从咖啡杯的上方打量着我。“年纪大了……”她说。“是什么让你产生了这种想法？你面貌英俊，头发浓密，没有一点赘肉。”

我的脸红了。我感觉到自己脸红了，可我对此毫无办法。这倒不只是因为阿达说我面貌英俊，更主要的是我刚才撒了个谎，而且我的谎话随时都有可能被父亲揭穿。他并没有睡着。

“你居然脸红了，像个小学生！”

阿达正坐在我以前的老位置上。她每次过来都坐的这个位置，因为在这里，她可以从那扇边窗望出去，一直望到她丈夫的农场。虽说农场其实远在五百多码之外，但她心里会觉得她还在照看着那里的一切。我坐在母亲的座位上。一个多星期以来，那只冠鸦一直停栖在白蜡树的同一根树枝上，没有移动过位置。圣尼古拉斯节来了——但这个节日并没有光顾我的家——又走了。那天恰逢星期六，阳光灿烂，也没有起风。十二月份一个清爽的早晨，一切都光秃秃的，一切都寒冷刺骨。这是一个想家的日子。不，不是想家，因为我就在家里，而是想念像今天这样的日子，只不过那日子远在多年之前。“想家”这个词并不恰当，也许应该用“怀旧”。阿达是不会理解的。她不是本地人，她的记忆中不会有多年前这里曾有过的像今天这样的日子。

“你有没有在这一带见到过冠鸦？”我问她。

“冠鸦？冠鸦长什么样子？”

“那棵白蜡树上就有一只。”

她站起身，从正面的那扇窗户往外看。“好大的一只鸟，”她说。

“已经好几天了，一直在那里，它一直注视着我的一举一动。”

“真有意思，”阿达说。她根本就不在意。她转过身来，又在餐椅上坐下了。说话时，她的嘴里好像塞了一团棉花球，那肯定与她的唇腭裂有一定的关系。“说到驴子，那是怎么回事呢？”

“他们把门弄开了。”

“我会告诉他们，这样的事不可以再做。”

“我已经跟他们说过了。”

“医生来过了吗？”

“来过了。”

“医生是怎么说的？”

“老了。他就是年纪太大了。老了，又健忘。最近一段时间，他嘴里还老是念叨一些滑稽的事情。”

“什么样的事情？”

“哦，还不就那些事。从前的日子。有时候，我也不知道他嘀嘀咕咕在说些什么。”我把手放在前额处，做了个模糊的手势。

“那现在呢？”

“什么现在？”我放下咖啡，用左手摸着额头，想把额头上发烫的感觉搓掉。左手——那是为了拿它挡在阿达和我之间。

“需不需要我时常过来看一看？能够帮着照料你父亲，我很乐意。”

“不用了，我自己能行。冬天快到了，我需要干的活也不多，无非就是挤牛奶。”

“那好吧。”咖啡喝完后，阿达把身子稍稍往椅子里埋下去一点。她望着边窗的外面。“是啊，克拉斯·范·巴伦，他确实老了。你能很好地照料自己。”她一直望着窗外，一直都在思考。也许她在想，为什么我要让父亲住到楼上的卧室里？为什么我要把地面刷成蓝灰色？“他甚至从来都不跟任何人讲话，”她又说。“他不愿意见人，孤身一人，他们还把他的羊给带走了。现在，他已经一无所有了。”她打了个寒颤。“这太可怕了。”

“是啊，”我附和道。那确实很可怕。

“赫尔默，你为什么一直都不结婚呢？”

“呃？”

“为什么不结婚？”

“要结婚的话，总得有个女人，”我说。

“没错，那你为什么不找个女人呢？”

“这……”

“你的那个弟弟，他有个女朋友，是不是？他们都准备结婚了，是吗？”如果阿达今年真是三十五岁，那她恰好就是亨克去世的那一年出生的。一九六七年。

“是的，”我说。“她叫丽特。”

“亨克和丽特。”阿达说。“他俩的名字放在一起说出来很好听。”

“是的，”我说。

“这么说，他有个女朋友，而你却没有？”

“没有。”

“奇怪。”

“唉，有时候，事情就是这样。”我听到炊具室的门打开了。还没等来人在厨房门口出现，我和阿达就已经知道进来的是谁。

“别大喊大叫，”阿达告诫道。

特尼和罗纳尔同时走进了厨房间，然后一边一个站到母亲的身旁，俩人的肩膀向下弯垂着。“你好，赫尔默，”特尼打了个招呼，罗纳尔一声不吭，只是目不转睛地盯着餐桌上的蛋糕。

“你们两个到这里来，是有什么事吗？”阿达问道。

“爸爸叫你回家去，”特尼回答。

“为什么呀？”

特尼想了一会儿。“我不知道。”

“是不知道还是忘记了？”

“是忘记了，”罗纳尔回答。

“既然这样，我们还是回去吧，”说着，阿达站了起来。“你们俩有没有参观过赫尔默家的新起居室啊？”

“没有，”特尼回答。

“走，看看去。”她跟在两个孩子的身后进了起居室。

特尼和罗纳尔又是“哇喔”又是“啊噢”地大呼小叫着，两个人都试图盖过对方的声音，因为他们认为我喜欢这样。没错，他们猜对了。确实，我也喜欢起居室里有人走动聊天，而我自己就可以这样安静地坐在餐桌前。

他们穿过前门，出了屋子。他们走到了沙砾小道的中间，这时，阿达回过头来。“有件事，我居然彻底忘记了。我忘了告诉你，那个名叫科佩的男孩，你认识的，他就住在伯伊藤韦伦路……”

“射门，亚尔诺，射门！”罗纳尔大声叫道。那是他心目中的足球明星。他自己就在E或是F少儿球队学踢足球。

“没错，就是亚尔诺，他准备去丹麦经营农场。这事你是不是早就知道啦？”

“不知道，”我说。“这事我没听人说起过。”

“日德兰半岛(3)，应该就是那个地方。在那里，倒是可以过上比较舒心的日子。代我问候你的父亲，好吗？”

“好的，”说着，我关上了前门。

我站在卧室的门口，看着单人床上的那几条羊毛毯。最上面的那床毛毯，边角已经磨破。我又转过身，看着起居室那几面光秃秃的墙壁。几件艺术品。

“赫尔默！”楼上那个上了年纪的人扯着嗓门大叫。

沙发上罩着布，我在沙发上躺下来，闭上了眼睛。丹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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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布鲁克（Broek），荷兰北荷兰省瓦特兰地区一美丽小镇，旅游胜地，当地保留着许多十七世纪的灰白色木屋。

(2) 瓦特兰（Waterland），指北荷兰省阿姆斯特丹以北、靠内海艾瑟尔湖一边的广大地区，包括两大著名北海渔村福伦丹和马尔肯。瓦特兰自然区域是荷兰重要的生态和鸟类培育基地。

(3) 日德兰半岛（Jutland），位于欧洲北部北海和波罗的海之间，构成丹麦国土的大部分。西、北为北海和斯卡格拉克海峡，东为卡特加特海峡和小贝尔特海峡。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英、德海军之间的唯一大战，也是史上最大规模的海战之一——日德兰海战——就发生在半岛北面的斯卡格拉克海峡。

9

丹麦。日德兰半岛，西兰岛(1)，菲英岛(2)，博恩霍尔姆岛(3)，大贝尔特海峡(4)，小贝尔特海峡(5)，欧登塞(6)。阿达的话勾起了我的思绪。绵延起伏的山脉，一片片的旷野，欧石南丛生的荒野。亚尔诺·科佩，一个生在农场、长在农场的年轻人，他在这个地方待腻了。他一头乌黑的头发，年龄应该在二十五岁左右。我跟他说话的时候——这种情况极少发生——他总会说一些这地方“烂透了、脏透了”之类的话。现在，他要走了，他有勇气离开这里前往丹麦。一个古老的国家：如果我没有弄错，丹麦（Denmark）这个国名中的麦（mark）应该跟日耳曼有关，我现在就去查词典。我从沙发上站起来，看了看身后。矮书柜已从这里搬走，那上面放着母亲喜爱阅读的乡村小说。我得上楼去。

“赫尔默！”

“哎，在这儿呢，”我含糊地咕哝着，一边把夹在乡村小说之间的那本词典从书柜里抽出来。我在亨克的床沿上坐下，膝盖碰到了书柜。这间屋子，我必须重新整理一下，里面塞得连转身的余地都没有了。母亲的梳妆台顶住壁橱的门，壁橱里全是我的东西，都是些你不想扔掉或是舍不得扔掉但事实上这辈子永远用不到的东西。麦（mark），我查到了。它来自日耳曼语的Mark和哥特语的Marka，意思是“边境”。可恶的日耳曼人——我们国家边境处的那一小块土地，丹麦人居住的那一小块土地。它还有其他的含义：地标、边界或者德国农民共同拥有的一片土地。那就是马尔肯(7)后来为什么得名马尔肯的原因吗？

“赫尔默！”

我啪地一下合上了词典，把它插回到乡村小说之间，向门口走去。吃过晚饭，母亲可以读上几个小时的小说。父亲上床睡觉的时间比母亲早好几个小时，有时，他会一边往卧室走一边轻声嘀咕：“不切实际的家伙，”听上去总觉得似乎带着一丝抱怨。

我每天拉两次屎。第一次是挤过牛奶之后，第二次在喝完咖啡之后。在一天之内，偶尔我也会产生再坐一回马桶的欲望，但这种情况极少发生，通常是吃过晚饭之后，不过这一回，我一般不去管它。

要是想起来了，我就会把父亲弄到楼下，把他往马桶上一放。接着，我关上卫生间的门，像一只忠实的狗一样在门口等待——人们总是认为狗是忠实的，但我不知道是否果真如此，我们家从没有养过狗——一直等到他喊一声“好了”。只要我把他往马桶上一放，那他不拉也得拉。可能每两天一次，有时候也可能要四天才有一次。他也很少撒尿，偶尔我会在床用尿盆里看到有一点点小便。我把小便倒掉，再用开水把便盆冲洗干净。不知道这便盆是在什么情况下、又是什么时候弄到家里来的，但这东西确实方便。

“什么事？”一进父亲的卧室，我就问道。

“没什么事，”他回答。

“那你为什么要叫我？”我径直朝窗户旁边、绵羊图下方那只带扶手的直背椅走过去，并把它调转个方向。我竭力避免用鼻子呼吸。

“把医生请来。”

“不用。”

“我要下床。”

他要下床。对于这类要求，我通常是不予理睬的，不过眼下，他的这个愿望恰好与我的愿望不谋而合。我把毛毯和被单翻卷起来，一股难闻的气味从温热的床上升腾而起，我差点喘不过气来。我把自己的两个手臂伸到他的身子下面，将他一把抱起，放到椅子上。他骨瘦如柴的双手紧紧地抓住了椅子的扶手。我把毛毯、被单、床单等一股脑儿从床上拽下来，把床单和被单拿到楼下，将它们塞进洗衣机，再往里面加入大量的漂白剂，把温度调高到华氏九十度。随即，我从水槽下面的橱柜里拿出一只木桶，在桶里倒入温水。我又从织物柜里拿来一条毛巾和一块绒布，返身回到楼上。父亲坐在椅子里，上半身向前倾垂。显然，他手臂的力量难以支撑起自己的体重。刚才，他的身子一定是慢慢地往前滑，为防止自己从椅子上跌到地上，他便紧紧地抓住了椅子腿。我放下木桶，把他的身体竖直起来。我先把他上身的睡衣脱掉，那倒并不十分困难。他胸口凹陷，灰白的毛发软软地贴在胸口的皮肤上。我又绕到他背后，一只胳膊从他的胳膊下面环绕到他的胸口，然后把他提起来，再用另一只手将他的睡裤从屁股上拽下来。睡裤上污渍斑斑。这样，他就光着身子坐在椅子上，阴茎紧紧地夹在两腿之间。跟他的整个身体以及手臂和两腿的皮肤相比，那东西大得出奇，也光滑得出奇。

“阿达来过了吗？”他问，要想把脑袋抬起来可不容易。

“来过了。”

“那她怎么没有上楼来？”

“她不想上来。”

“她是那样说的吗？”

“对，她就是那样说的。”我的目光从父亲的身体移向木捅，又从木桶移到铺着深蓝色地毯的地面，再从地面移向搁在床上的绒布，床上的被褥已经撤掉了。照这样下去，恐怕我什么都做不成。我又返身回到楼下，到厨房拿了只塑料凳子，把凳子放进浴室。

“冷，”他抱怨道。

我伸出一只手，放在喷嘴下面，另一只手将热水稍微调大一点。我事先没有准备得很充分：现在还穿得好好的，但已经来不及了；一旦我松手，他就会倒下去。父亲摔下来，倒在浴室的地砖上，这样的事，我们可不希望发生。塑料凳子在角落里靠墙放着，这样，我只需用一只手臂就能让他挺直身子。看到我在关水龙头，他抬起一条胳膊，免得从喷嘴里喷涌而出的水流冲到他的脑袋上。

“我马上给你洗个澡，”我说。

他没有吭声。

我把绒布放在他的膝盖上，在上面挤了一大团沐浴露，是宝滴(8)牌沐浴露，有一股淡淡的薄荷味。我只能腾出一只手来，这可真不容易。我开始为他洗澡。他又一次让我想起了初生的小牛，光光的、滑滑的、摇摇摆摆的。我要用绒布给他把后背和臀部擦一擦，但要做到这一点，我必须用一条胳膊把他给提起来，就像刚才给他脱睡裤时那样，只不过此刻的我站在他的前面而不是背后。幸亏，刚才的准备工作做得不够充分，我身上还穿着衣服，要不然，我光溜溜的身子就要跟他瘦骨嶙峋的胸口贴到一起了。我用绒布在他的屁股上抹了几遍，然后，隔着湿漉漉的绒布，我感觉到我的手指尖触碰到了他的睾丸。我把他放下，让他坐回到塑料凳子上。我的老天！他的阴茎变硬了。我现在真正该做的是把绒布冲洗干净，但是，我却用一只脚把他的两腿分开，快速地用绒布擦他的腹股沟，使得他的阴茎变得更加坚硬。我扔掉绒布，打开了龙头。

“冷，”他再一次抱怨。

“这得怪你自己，”我回答。

慢慢地，他的阴茎缩了回去，收回到两腿之间。身子洗干净之后，我犹豫着是不是要帮他把头发也洗一洗——“头发浓密，”阿达会说。不了，要适可而止。我给他擦干身子，他设法独自站立了一小会儿。

他倚靠在卧室的门口，那样子倒像是从前的新郎官。这时候，我才意识到，事情的顺序我给弄颠倒了。我还得先把床铺好。我让父亲在窗边的椅子上坐下，他的腰间还裹着那条湿浴巾。刚刚脱下来的睡衣睡裤堆成一团，扔在一条椅子腿边。我从橱里拿来干净的床单，把床收拾好，然后让他躺到床上，再给他穿上干净的睡衣睡裤。我身上的衣服也弄湿了，我感觉很尴尬，而且房间里又很冷。我把两个枕头靠在床头板上，拉过毛毯盖在他身上。

“但愿我已经死了，”他说话的声音很轻。

“洗得干干净净的，你倒希望自己死了？”我问。

“是那只乌鸦，”说着，他伸出一根手指颤抖着指向窗外。

“乌鸦怎么啦？”

“它在等我。”

“不，它不在等你。”

“它是在等我。”

“随你怎么想吧，”我回答。

当时，说起要安装集中供暖，父亲根本听不进去。母亲不同意父亲的观点，但她的那一票根本不起任何作用。家里有两台燃油加热器，一台放在厨房，另一台在起居室。他现在睡在楼上，应该能够切身感受到他当初的决定带来的后果。以前，如果屋外开始下霜，到了夜里，他就会打开加热器，一直开着，温度调到低档，他们自己卧室的门也不会关上。我和亨克睡在楼上，一觉醒来，根本看不到窗外的世界，因为窗户上密密麻麻结满了霜花。

我们的热水是用锅炉烧的。我没有让父亲将热水全部用光，今天，说什么我也要洗个热水澡。在大白天洗个澡，我记不得上一回是什么时候的事了。现在，闻着自己身上的薄荷味，我感觉到自己的年轻与强壮，可是当我用手抓住自己的阴茎，却产生了一种奇怪的感觉：无用和空虚。我不由得拿它与父亲的进行比较。我的比他的要大，仅此一点就足以推断，它可以变得更大更坚硬。我正思考着这究竟意味着什么，门铃在这时突然响了起来。我感觉到手里的睾丸一下子缩小了。在我们这一带，几乎没有人会摁门铃的，因此，我一开始甚至没有意识到那是什么声音。我关上水龙头，等待着下一步会发生什么。我能感觉到自己脖子上的一根动脉在跳动，而水滴掉到瓷砖地面发出的声音竟如打雷那么响。四周异常的安静。我慢慢地擦干身子，套上内裤。其他的衣服都放在卧室。我打开浴室的门，先看看大门口有没有人：前门的磨砂玻璃前没有人。我又绕到门框的旁边，仔细观察窗户的外边：那里也没人。我向卧室走去，卧室里的百叶帘关着。我套上干净的衣服，再次注意到毛毯的边角已经磨破。一穿好衣服，我就走向门厅，打开了前门。公路上空荡荡的。那只冠鸦正目不转睛地看着我。

手册上介绍说，冠鸦会发出一种呱呱、呱呱的大叫声，可我从没听它发出过那样的叫声，一次都没有。

整个下午，我的耳朵里都是门铃的响声，门铃声在空无一人的门厅里不断回响。我出去清点绵羊的数目，虽然总共不过二十三只，可我数了三次才终于数对。就在几天前，我把公羊与母羊们分开，把公羊牵走送还给了它的主人，他每年都会借给我一头公羊。用来牵公羊的那根带子也已收到库房里挂好。傍晚，天色渐暗，我开始给母牛挤奶。这时，我又想起了最近看到过的、农场前那个一动不动的人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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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西兰岛（Zealand），丹麦最大、人口最稠密的岛屿，丹麦政治、文化和经济中心。位于卡特加特海峡与波罗的海之间，松德海峡（亦称“厄勒海峡”）和大贝尔特海峡将该岛与瑞典和菲英岛隔开。岛上最大的城市哥本哈根是丹麦首都，也是北欧最大的中心城市。

(2) 菲英岛（Funen），丹麦第二大岛，位于日德兰半岛与西兰岛之间，有跨海大桥连接。主要城市为欧登塞。

(3) 博恩霍尔姆岛（Bornholm），丹麦岛屿和州名。位于波罗的海中央，素有“波罗的海明珠”之美誉，是丹麦乃至整个北欧的著名旅游胜地。

(4) 大贝尔特海峡（Great Belt），一译“大海峡”，位于丹麦境内日德兰半岛东侧的菲英岛和西兰岛之间，长约六十四公里，西为菲英岛和朗厄兰岛，东为西兰岛和洛兰岛，沟通北海与波罗的海。

(5) 小贝尔特海峡（Little Belt），一译“小海峡”。在丹麦菲英岛和日德兰半岛之间，长约四十八公里，北连卡特加特海峡，南通波罗的海基尔湾。

(6) 欧登塞（Odense），丹麦古城、第三大城市，也是丹麦第二大岛菲英岛的首府，位于首都哥本哈根和日德兰半岛之间，是哥本哈根通往日德兰半岛的必经之地。世界著名童话作家安徒生诞生于此。

(7) 马尔肯（Marken），阿姆斯特丹以北十七公里处极具荷兰风味的村镇。曾是小岛，一九五七年修建的堤坝将小岛变成了半岛。镇上遍布狭小的街巷与绿色的木屋，常可见身穿传统服饰的荷兰女子。

(8) 宝滴（Badedas），英国一品牌沐浴露。

10

现在，在挤奶间里的是另一位奶罐车司机。他一直笑眯眯的，年纪也比较轻。

“你好啊，赫尔默，”我一进门，他就招呼道。如果挤奶间里是那位年纪大、脾气也大的奶罐车司机，那我通常都会避而不进。年轻人侧着身子，一只手撑在贮奶柜的边沿。他一会儿看看贮奶柜的里面，一会儿又看看脚边的那根输奶软管。我很想在跟他打招呼的时候能够直呼其名，可每次见到他，我都想不起他叫什么来着，所以最终只能朝他点点头算是打个招呼。

“阿里去世了，”他说。即便是这样的坏消息也没有使他脸上的微笑消失。

“去世了？怎么会的？”

“心肌梗塞。”

“什么时候的事？”

“前天。就在他自己家里。”

“就在不久前，有一天，我还在想，再过几年他就可以退休了。”

“是啊，他本来打算干到六十岁就退休的。”

“他多大年龄？”

“五十八岁。”

“五十八岁。”

“年纪还太轻了。”贮奶柜已经空了，他旋下输奶软管，让里面最后的一点点牛奶顺着管子流到地上，然后，他将软管卷绕到奶罐车背后的那根卷轴上。“年纪太轻了，”他又重复了一遍。他走到我面前，两腿叉开，双手撑在屁股上。他的脸上永远是一成不变的微笑：嘴角稍稍歪斜，露出里面的牙齿。“看来，你只能暂时凑合着跟我打交道了，”他说。

“上帝保佑我，”我说。

这时，微笑变成了哈哈大笑，露出嘴里更多的牙齿。他没有跟我说一声再见，就向驾驶室走去。阿里去世了，这个消息，我们就这么一笑而过。通常，谈论过这种事，大家都不会接着再闲聊其他的事情。他打开驾驶室的门，敏捷地向上一跃，蓝色的裤子紧紧地裹住他那条向上跳起的腿，看得出，这腿的主人必定是个溜冰高手。我走出院子，目送着奶罐车向远处开去。如果他这时候看一眼后视镜，就会看到我站在那儿，一如去年夏天那个红发小伙子所看到的。天在下雨，两只驴子垂着脑袋站在门口。雨要是不肯停下来，我就得让驴子回到厩里去。我抬起头，望着被雨淋湿的场院。

年纪大，脾气坏，死了，我心里在想。

尽管我是长子，但在他去世之前，人们一直称我们为亨克与赫尔默。通常，我午后会睡个午觉，以前我一直在他的床上睡午觉，不过最近不是这样，因为他的卧室堆满了杂七杂八的东西，当然还因为父亲就躺在隔壁，靠得太近了。我一般是侧身弓腿地躺在床上，很久以前我俩合睡一张床的时候就是这种姿势。现在，我改在沙发上睡午觉。自从阿达对我的床作出了那番评论之后，再躺在上面我就觉得不舒服，尤其是白天。几天前，我到蒙尼肯丹(1)去买新床。我最终选定的那一款其实主要由两层床垫构成，下层床垫底下的床腿非常短。商家很快就会把床送到家里来——他们说会打电话通知我的。“肯定在圣诞节之前送货上门，”那位笑容可掬的床具推销员是这么说的。我又到另一家商店买了一床羽绒被和两个羽绒被被罩，一床是淡蓝色的，另一床是深蓝色，我相信阿达的眼光。羽绒被现在就搁在卧室的一角，我还没有把它从塑料袋里拿出来。新买的两个枕头也没拿出来。我当时只想买一个枕头，不过那位年轻的女售货员（一个扎着两条黑辫子的小丫头）带着那么强调的语气问了句“就要一个吗？”我觉得我根本没有选择的余地，只好改口说，“不，当然买两个。”要等新床送来之后，我才会把这些东西拆开来，而眼下，我睡觉时盖的依然是那几条磨破了边角的旧毛毯和那床单人被单。

亨克与赫尔默，而不是赫尔默与亨克。有些人对自己人生最初的四、五年里所发生的一切根本没有记忆，我就是这样的人。就算我真的还记得那时发生的事，我也怀疑这记忆已经混杂失真，有些事其实是别人后来告诉我的。我真正的记忆始于五十年代。我不知道，在那之前，父亲是不是也经常揍我们。

只要看到我们俩在一起，父亲就会勃然大怒。他总认为我们这两个孩子结成了统一战线，而他必须同时对付我们两个。他认为我俩在一起密谋共同反抗他，认为我们的人生目的就是为了跟他作对，还认为我们看着他的眼睛就是为了冒犯他。我挨的揍最多，因为我是长子，所以我“必定是带头搞鬼把戏的那一个”。他会抡起拳头把我们狠狠地打一顿，如果时间充裕，他还会脱下脚上的木屐抽打我们的屁股，有时也会用木屐敲打我们的后背。为什么我挨的揍会更多呢？这兴许跟我的名字有一定的关系。赫尔默这名字来自我母亲的家族，而亨克这个名字则来自他自己的父亲。

挤奶前，我要先让驴子回驴棚。这没什么大不了的，我只需打开驴棚门再走向驴厩就可以了。还没等我走到驴厩边，它们就已经站在那里等着我了。我先放它们进去，然后拿起一个甜萝卜并把它切碎，再把切碎的萝卜块扔进饲料槽。随后，我又在草料架的栅条之间塞了几大把干草。我已经交代过特尼和罗纳尔，每次都必须事先问清楚是否可以给驴子喂食。如果由着他们去，那么不消几天，驴子就会发福或者生病。雨水啪啪地敲打着屋顶的瓦楞，我轻轻地挠着驴子的耳朵。它们吃得太专心了，根本顾不上理会我。离开之前，我打开了电灯。它们没有抬头目送我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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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蒙尼肯丹（Monnickendam），荷兰历史老城，位于荷兰西北部阿姆斯特丹市中心九英里外。

11

到蒙尼肯丹之后，我就将车子开上了N247公路，并沿着公路一直来到伊顿(1)村，随后穿过村子开上了堤坝。如果到了伊顿还不离开N247公路，那么，过不了多久我就会被困死在通往奥斯特赫伊曾(2)的路上。快到沃德(3)了，我稍作停顿，目的是为了更加仔细地观察从头顶飞过的鸟群：蛎鹬、乌鸦、银鸥还有黑头鸥。一辆小汽车急于从狭窄的堤坝上通过，突然摁响的喇叭声吓了我一跳。

“你在干什么？怎么把车停在堤坝上了？”阿达问我，她这个人连大山雀与蓝山雀有什么不同都弄不清楚。她穿着黑色中长外套，脸色略显苍白。

到了霍伦(4)之后，有一阵子，我得把车子开离堤坝。今天，风平浪静，雾气迷蒙。艾瑟尔湖遥遥在望，湖水与天空浑然一体。欧宝士官生的引擎罩下面不知是什么东西不断地发出啪哒啪哒的声音，看来，我又得送它去修理了。来到奥斯特莱克(5)后，我拐个弯开上了左边的那条路。又过了十分钟，我的车在芬赫伊曾(6)殡仪馆的门前停了下来，殡仪馆的隔壁就是一家老人院。

“这种事情，他们怎么做得出来的？”阿达问。“他们怎么可以这么残忍？”

前来参加葬礼的人有许多是农民。从穿着打扮，一眼就能判断出来，因为他们几乎个个都身穿洗得干干净净的衬衣，衬衣外头又套一件“挺不错的工作茄克”。大家随灵柩从殡仪馆步行来到罗马天主教堂。在教堂，阿里的妻子对着棺材致辞，确切地说，她是试图致辞，因为刚开口说了一句：“阿里走了，”她就再也说不下去了。两位年轻的女子——估计是她女儿——站起来，搀扶着她回到座位。葬礼由牧师主持，当地的唱诗班吟唱一首哀伤的歌曲。短暂的默哀之后，六位头戴高顶黑色大礼帽的男子走进来，他们将棺材抬起，扛上肩膀，走出了教堂。阿达走在我的身边，临时扮演我妻子的角色。她挽着我的胳膊，一路哭泣着。维姆，阿达的丈夫，他不愿意来。据阿达说，他害怕死亡，这样的场合他总是敬而远之，再说了，他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墓地在教堂的后面，但并不紧挨着教堂，我们得走很长的一段路。途中，我们路过一家德波尔超市。这是一场很不错的葬礼：抬棺人把棺材放入墓穴，阿里的妻子和女儿往墓穴里撒泥土。我们正要回头往教堂走，年轻的奶罐车司机从后面赶了上来。“赫尔默，你能赶来参加葬礼，我真高兴，”他说。“还有你，阿达。在这个时候大家能够共同面对，真好。”

“啊，是加尔裘，”阿达说。现在，她的声音听起来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像是嘴巴里塞了一团棉花球。“这是我们最起码能够做的。”

我什么话都没说。年轻的奶罐车司机，他的话让我很有感触。加尔裘，难怪我一直记不住他的名字。即使在这里，在墓地，他的脸上依然挂着微笑。他的笑是不由自主的。我们稍稍落在人群的后面。我回过头去，看到两个男人已经开始往墓穴里填土，他们不是一把一把小心翼翼的而是一大铲一大铲地往里填土。

随后，所有的人都回到殡仪馆，向阿里的妻子和女儿以及其他的家人表示慰问。我们喝了点咖啡，阿达吃了一片蛋糕，我吃了两片。

回去的时候，阿达提出要走另一条路。我们驱车穿过海姆(7)、布罗克代克村(8)到达霍伦。

“咱们从比姆斯特尔(9)走吧，”她说。“比姆斯特尔很美。”

我们抄近路斜穿过贝克豪特(10)，到了阿芬霍伦(11)和斯海默霍伦(12)。一路上，我都是跟着指向北比姆斯特尔的路标走。“从村庄之间穿过去吗？”我问。

“对，从村庄之间走。”阿达回答。

我向右一拐，开上了从北比姆斯特尔和中比姆斯特尔之间穿过的那条道。“要是能住在这儿该有多好，”阿达说。“你看，这儿多么开阔，而且，这儿的土地多好，地势又高。我们那儿总是很潮湿。又狭小又潮湿。”

“亚尔诺·科佩有没有动身去丹麦？”我问。

“还没有，他一月份走。”她带着向往的神情朝四周张望。“维姆很希望我们的地盘能再大一点儿，不是大很多，只要稍微大一点儿就好了。十来头奶牛，几公顷土地。”

“那样的话，你们也应该到丹麦去。”

“我的上帝，那可不行。你能想象维姆哪一天会离开家乡吗？”

“不能，”我说。“那样的事情，我还真是想象不出来。”几十年来，维姆一直住在我家的隔壁，可我几乎不认识他。

就在我们快要拐弯开上通往东南比姆斯特尔的路之前，阿达要求我放慢车速，她希望看一看乌尼康(13)这个地方，一饱眼福。“是啊，”说着，她眯缝起眼睛，仔细地观察着经过整修的农庄住宅。“我们开车回了家，可他们必须留下来，从此，丈夫没了，父亲也没了。”

我把车停靠在两条道路的交汇处，下了车。乌尼康对面的农田边，种植了一排防风林，树枝光秃秃、湿漉漉的。我无法望到那排树的尽头，树干在薄雾中一片朦胧。一辆小轿车呼啸着飞驰而过，随即四周又是一片寂静。路的另一边，也有一座农庄，它不及刚才的那一座漂亮；我发现，农庄的一边还站着三匹马儿。

阿达说得不错，比姆斯特尔的确很美，即便在晚秋时节也很美。然而，此时此刻，我心里想的却是丹麦。我知道，丹麦总是雾蒙蒙的。

阿达打开车门，下了车。“你在干什么？”她问道。

“没什么，只是在这里站一会儿，”我回答。

她看着我。“你没事吧？”

“当然没事，”我说。

“参加完葬礼，感觉总是怪怪的。”

“是啊。”

“尤其是你对死者并不怎么了解。”

“呃——嗯。”

“参加过葬礼之后，会比平常更加真切地感觉到自己还活着。”

“那个名叫加尔裘的年轻人住在什么地方？”

“不知道。之前，我也不知道阿里的家在芬赫伊曾，我不知道他住得这么远。我们对他们又有多少了解？”

“没有多少，”我答道。

“咱们还是回家吧？”

“好吧，回去吧。”我把车开上了中间的那条公路，它通往北荷兰运河(14)。我沿着公路一直走，途经皮尔默伦德(15)、伊尔彭丹(16)和瓦特冈(17)，到达黑特·斯豪文(18)。随后，我们穿过布鲁克镇回到了家。

一进挤奶间，我就听到电话铃在响。我加快脚步穿过炊具室，赶去门厅接电话。听筒里没有声音。“喂，哪位？”我问。电话线的另一端依然是一片静默，在这静默之中，似乎听得到电话那头的人在竭力地屏住呼吸。“请问是哪位？”没人回答，于是我挂了电话。报纸在餐桌上放着，我还没有看过。我无法让自己安静地坐下来。我必须去干点什么。现在，我刚刚参加完葬礼：我比平常更加真切地感觉到自己还活着。

我有一把漂亮而小巧的手锯，这把手锯特别适用于给柳树修剪树梢。已经用了好多年，手锯依然非常锋利，当初买时一定是花了不少钱的。农场的南边和背后都长着柳树，每隔两到三年，我都会给柳树修剪一次树梢。今年，我还没来得及抽出时间去做这件事，今天倒是非常合适的日子，明天很可能也不错，想在一天之内把这件事彻底搞定是不可能的。第一棵柳树修剪到一半的时候，我已经浑身发热，开始修剪第二棵树的时候，我已开始冒汗了。不需要使用梯子，我只要在脚下垫个土豆筐，高度就足够了。接下来应该着手给母牛挤奶了，农场旁边的六棵柳树已经全部处理完毕。我也不清楚，这么长的一段时间里，自己脑子里都在想些什么。我往驴子的饲料槽里扔了几枝嫩树梢，然后给阿达打了个电话。她已经在那个树木茂盛的河岸边忙碌开了，她希望把那儿打理成瓦特兰地区最美丽的花园。我告诉她，如果需要，她可以过来把锯下来的柳树树梢拖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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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伊顿（Edam），荷兰西北部一地名。

(2) 奥斯特赫伊曾（Oosthuizen），荷兰西北部一地名。

(3) 沃德（Warder），荷兰西北部一地名。

(4) 霍伦（Hoorn），艾瑟尔湖上新旧完美结合、别具特色的北海渔村、中世纪小镇，前荷兰东印度公司繁荣时期盛极一时。街道布局、历史建筑及传统文化在霍伦被完整地保存下来。

(5) 奥斯特莱克（Oosterleek），荷兰西北部一地名。

(6) 芬赫伊曾（Venhuizen），荷兰西北部一地名。

(7) 海姆（Hem），荷兰西北部一地名。

(8) 布罗克代克（Blokdijk），荷兰西北部一地名。

(9) 比姆斯特尔（Beemster），位于荷兰西北部，是荷兰最早围海开垦的地区，亦是荷兰首个自湖中辟水造地而成的圩田。完好地保存了有序的田地、道路、运河、堤防以及居民点景观，一九九九年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名录。包括：中比姆斯特尔、北比姆斯特尔、西比姆斯特尔、南比姆斯特尔等。

(10) 贝克豪特（Berkhout），荷兰西北部一地名。

(11) 阿芬霍伦（Avenhoorn），荷兰西北部一地名。

(12) 斯海默霍伦（Schemerhoorn），又译“谢莫洪”，荷兰西北部阿姆斯特丹近郊一地名，保存有荷兰人曾用于填海造地的磨坊。

(13) 乌尼康（Unicorn），荷兰西北部一地名。

(14) 北荷兰运河（North Holland Canal），荷兰西部运河，建于一八一九年至一八二四年间，连接阿姆斯特丹与登海尔德（Den Helder），长约八十公里，深约九米，全线通航八百吨的船只。

(15) 皮尔默伦德（Purmerend），位于首都阿姆斯特丹与北海渔村霍伦之间的一荷兰小镇。

(16) 伊尔彭丹（Ilpendam），荷兰西北部一地名。

(17) 瓦特冈（Watergang），荷兰西北部一地名。

(18) 黑特·斯豪文（Het Schouw），荷兰西北部一地名。

12

父亲站在窗口。这么说并不准确，应该说他倚靠在窄窄的窗沿上，额头紧贴着窗玻璃。卧室里光线暗淡，今天的天气跟昨天一样：雾蒙蒙的，太阳虽竭力想破雾而出却难以如愿。

“你是怎么过来的？”我问。

他说了句什么，但我没有听懂。

“你说什么？”

他用手臂把上身稍微撑起来一点，挺直后背，使脑袋不再靠在窗户玻璃上。“那只冠鸦不见了，”他说。

“什么？”

“那只冠鸦，它飞走了。”

我的视线越过父亲的身体，又透过卧室的窗户，我看到了从厨房正面的窗户望出去从未看到过的情景：那棵歪脖子白蜡树的树枝上如今空空如也。

“看来，它不是在等我。”

“对啊，它当然不是在等你。你这说的是什么胡话？”

“我原以为它在等我。”他的手臂开始颤抖，脑袋也开始晃动。

“要真是那样就太好了，”我低声嘀咕一句。

“你说什么？”

“自己走，回到床上，”我说。

“我做不到。”

“怎么做不到？你刚才就是自己走到窗口的，不是吗？”

慢慢地，他转过身，可他的右手始终不肯离开窗沿。他望着自己的床，就像一个犹豫不决的跳远运动员在打量前面的起跳板。一英寸，又一英寸，他一步一挪慢慢地把脚从窗户旁边移开。“我做不到的，”走到半途，他说。

“行的，你能做到，”我说。“不要放弃。”

他没有做到。我上前去帮他。我把他扶起来，走到床边。我正准备让他躺下去，电话铃又响了起来。随它去响吧。如果我赶过去接了，说不准听到的依然是那种压抑的静默。电话铃一共响了七声。我让父亲在床上躺下来。

“我能走路了，”他说，到现在依然气喘吁吁。

“你知道谁死了吗？”我问。

“不知道。”

“阿里。”

“哪个阿里？”

“那个奶罐车司机。”

“不可能！”

“是真的。”

父亲卧室的门上没有钥匙。亨克卧室的门外也没有钥匙。我走进房间，坐在亨克的床上。钥匙插在门里面的钥匙孔里。我躺下来。窗帘拉得严严的，房里间很是昏暗。我抬眼看着天花板，我意识到，如果我身边有个人，如果我已经结婚生子，事情就不会像现在这样。如果成了家，我就可以心安理得地摆脱自己的父亲，内心不会产生任何愧疚之感。

我站起来，把钥匙从钥匙孔里拔了出来。我走出房间来到过道，把钥匙插进父亲卧室门的锁眼里。能用，不过直到钥匙在锁眼里转动起来，我才意识到它真的能打开这把锁。里面没人吭声。我将钥匙从锁眼里拔出，拿着钥匙在原地站了一会儿，然后又把它插了回去。

这两间卧室都在过道的右边。正对着楼梯的过道尽头开了一个天窗，不过天窗里照不进多少亮光：楼上一天到晚都像黄昏一样。在过道尽头，靠着天窗，左手边还有一个房间，它没有那两间卧室大。也许这房间的楼下就是挤奶间，但大小只有挤奶间的三分之一。“新房间，”母亲直到去世的那一天都一直称它为新房间。我不知道这间房本来打算做什么用的，它是在六十年代的某个时期跟挤奶间同时建成的，但建成后，却从没用过。我从来没进去过，房间的门也永远关着。它的地面跟另外两间卧室一样，铺的也是深蓝色的地毯。这个房间怪怪的，今天我算是破天荒第一次踏进了这个房间，心头就是这种感觉。里头虽然有股霉味，但依然萦绕着一种新房间特有的气味。那堵斜面的墙上开了一扇相当大的威卢克斯窗(1)，因而房间里上面很安静比过道上要亮堂许多。但里面没有任何摆设，所以真的没必要进来。

我从窗口望出去，看到两只驴子正待在围场最远的那个角落里。今天一大早，我又把它们放出来了。它俩总是形影不离，只有在随意走动或一溜小跑时才会偶尔分开，但它们会立即惊觉到对方不在跟前，于是又迫不及待地聚到一起。下楼之前，我把窗户打开了一条缝。

刚才的电话是床具店打来的。后来，那位笑容可掬的床铺销售员又打来了一个电话，告诉我他早些时候给我打过电话。床明天就送过来。我想知道具体的送货时间，他说他也没办法说得很确切，“明天上午的什么时候吧。”挂电话之前，他还建议我买个答录机，这样的话，如果有人想留言就方便多了。

鸡舍、驴棚和厩肥堆的后边，沿水沟长了一溜共八棵柳树。其中的七棵树干挺拔，但有一棵朝水沟的方向倾斜悬垂。对于这棵树，我多年来一直采用同一种处理方式：端来一架梯子，把梯子的两根支腿分别架在水沟的两侧，在两边找到合适的角度后，先拿一根短短的横杆把它平搁在两边的支腿上，再用锤子敲进几枚长长的钉子以固定住横杆（排水沟两边的高度不一样）。随后，我把一块木板放在梯子上，木板的一边搁在横杆上，基本上保持水平，再在木板上垫上土豆筐，这样就可以够到柳树的枝条了。我总是先从那棵歪扭的柳树开始，这棵树一旦搞定，其他的就不在话下了。手锯的钢刃如剃须刀一般锋利，用它来锯新长出的嫩枝毫不费劲。昨天修剪了六棵柳树，今天，胳膊和肩膀动起来不是十分的轻松自如。修剪了几棵柳树之后，我就休息片刻，远远地望一会儿在博士曼风车旁边田里的绵羊。

二十三头，是个奇数，说实在的，有点怪，二十会比较舒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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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威卢克斯窗（Velux），世界知名窗户品牌。丹麦的威卢克斯集团创立于一九四一年，是一家专业致力于研究、生产和销售屋顶窗及其配套产品的国际性集团，在屋顶窗设计和生产领域拥有六十多年的发展经验。世界上第一樘斜屋顶窗就由该公司发明，现已在全球六十多个国家和地区设立分公司，是全球最大的屋顶窗供应商。

13

那张床还真把那几个送货员给折腾了一阵子。床是无法拆卸的，从前门搬进来没什么问题，但是从门厅进入起居室的那个弯角就不那么好转了。原先的那张床，我一挤完牛奶就把它给清理出去了。床垫竖起来放到亨克的卧室里，木头床架则扔到了厩肥堆旁边的木柴堆上。那一堆木柴已积了不少，等到除夕之夜，如果那会儿风向没问题、又不下雨的话，我也许可以燃起一堆篝火。几个送货人在卧室和起居室里走动，地面上留下了沾满泥巴的脚印。他们连咖啡都不肯喝一口，因为还有好几张床等着去送。他们走了之后，好长一段时间屋子里都感觉冷飕飕的。刚才，大家光顾着在门厅里摆弄那张床，谁都没有顾得上去关前门，我自己也没有想到。寒冷的东风从侧面斜刮过来，拍打着正面的那扇窗户。今夜，将会有严重的霜冻。

这张床有个瑞典或是丹麦的名字，我不记得了，我只记得床名里有个字母A，字母的上边还有一些小圆点。床很宽，上面饰有蓝白相间的格子图案；这下，不管是横躺还是竖躺，我的脚再也不会伸到床沿外面了。在我整理新床的这段时间里，父亲不停地大喊大叫。他一定特别想知道楼下究竟发生了什么。有那么一会儿，我的心里一阵惊慌，我突然想不起来自己把钥匙放哪儿了，但接着，我就回想起来，钥匙是留在钥匙孔里的。我给一个枕头套上枕套，把它放在床上合适的位置，然后走进厨房，在餐桌边坐下。要是几扇门都开着，我只要坐在母亲的椅子上，再往餐桌前倾过身子，就能一眼望到卧室的里面。两个枕头。我干嘛要买两个枕头呢？不过，床上如果只放一个枕头，看上去是有点奇怪：这么宽大的一张床，会显得有点不协调。这两个枕头可真不便宜。我浏览了一遍报纸头版的消息，又喝了杯咖啡。之后，我回到卧室，给另一个枕头套上枕套。

下午，牲口商的卡车开进了我家的院子。这位牲口商是个古怪的家伙，他几乎从来都不开口说话。他身穿整洁的风衣，头戴帽子，每次进屋时都会把帽子脱下。只要看到我在屋外或者牲口棚里，他就举一下帽子算是打个招呼。他总会先说上几句有关天气的套话，然后便紧闭嘴巴一言不发。有没有生意，这得由我主动来说。如果我这里没什么东西，他便不再开口，立马就离开。他从来没有——三十多年来，他几乎每天都过来一趟——在我家的餐桌边坐下来。他会把木屐脱下，放在门厅的门口，而他本人就站在厨房地面的那块亚麻油地毡上，用一只脚踩住另一只脚的脚背，脚趾头在针织羊毛袜里面不停地扭动。今天，我们俩站在院子中间，这次我要跟他做一笔生意。几只绵羊。

“它们交过尾了吗？”他问。

“交过尾了。我是十一月底把配种的公羊送回去的。”

“是三只吗？”

“是三只。这几天的行情怎么样？”

“幸运的话，一头可以卖到一百二十，不过一百的可能性更大。”

“那不算多。”

“是的，不多。绵羊在家吗？”

“不在家，在后面的田里。”

他完全可以第二天再过来，但他还是很乐意现在就助我一臂之力。我俩一起走到田里，把羊群往人行堤道尽头的大门那儿赶。他抓住一只绵羊，我抓住两只。其余的二十只羊立即四散而去。大门打开后，他先把自己手里的那只羊放了进去，然后从我手里接过一只。我们赶着这三只绵羊往靠近院子的那个堤道门走去。我先从门上面翻进去，去库房拿来两块栅栏板。这时，卡车的后挡板已经放了下来，我将栅板竖起来放在后挡板的两侧。这样，堤道门与栅板之间最多只有十五英尺的空档。我打开堤道门，一只绵羊径直走进了卡车的后厢，另外两只紧随其后。牲口商把卡车后挡板拉上去拴紧。

“还挺顺利的，”他说。

“是挺顺利的，”我表示赞同。

牲口商挥动一根手指向我告别，然后上了卡车。他缓慢地把车开上人行堤道，又更加缓慢地拐个弯开上了公路。

我关上大门。留下来的二十只绵羊挤在一起，它们聚集在风车的附近，聚集在农场离我最远的那个角落里。

那天晚上，上床睡觉之前，我先剪手指甲，又剪脚趾甲，还舒舒服服冲了个淋浴。我打开燃气取暖器，调到最低档，房间的门也不关。我站在壁炉台上方的大镜子前，看着镜子中从头到脚一丝不挂的自己。突然间，我特别渴望溜冰。溜冰的时间长了，臀部和两腿的肌肉会产生一种沉重而有力的感觉，我很怀念这种感觉。炉火暖暖的，我的阴茎也有了一种暖暖的感觉。然后，我钻进了羽绒被，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盖羽绒被。大腿根部那种热乎乎的感觉很快就消失了；新买的羽绒被碰到皮肤痒痒的，我几乎一夜都没合眼。

14

特尼和罗纳尔把锯下来的柳树枝捆扎起来。他们先在地上放一段打包用的麻绳，然后抱起一大把树枝放在麻绳上，再把树枝结结实实地捆扎好。两人扛着一捆捆树枝穿过前院向外面的大院走去，每次从窗前经过，他们都会向我挥挥手。我坐在餐桌前，面前放着一张电话账单，还有一封阿达刚才顺便给我带进来的信，信封上的地址是手写的。她在车子的后面挂了个载货拖车，还没等她的车子拐进我家的院子，邮递员就已开车离开了。今天是星期六。

我很想打开信，但是阿达此刻还站在我卧室的门口。她刚才用手摸了摸羽绒被的被罩。“被罩用之前必须先清洗！”她朝着我的方向喊道。“不然的话，总是硬邦邦的！”这时，罗纳尔正从屋子正面的那扇窗户前经过，他冲着我招手，我对他点点头。我在心里默默地跟着他的脚步，就在我预料到他会在边窗前出现的那一刻，他果真就在那儿露出了脑袋。他又挥了挥手。他头上戴着一顶羊毛帽子，冻得发紫的鼻子下面拖着鼻涕。他很开心，他向来都很开心的。即使在他手指冻得冰冷，即使在他正用脚在我的菜园里踩甘蓝的时候，他也总是开开心心的。

“这真可爱。”

她吓了我一跳。

阿达站在门口，脑袋微微地偏向一侧，似乎在倾听着什么。“我怎么觉得少了个什么东西，”她说。“我是说起居室里。”

“是椅子吗？”

“不是椅子。”她想了想。“是一种声音。”

“你是说那座摆钟？”

“没错，就是那座摆钟。它哪里去啦？你总不至于把摆钟也扔到木材堆上了，是吧？”

“没有。拿到楼上去了，放在父亲的房间里。”

“哦，”阿达说。她又看着我的手。“这封信是谁写来的？”

“不知道，我还没打开来看呢。”

“你父亲怎么样？”

“还是老样子。”

“他还下楼来吗？”

“偶尔下来。他现在老是睡觉。”

“我明白了。”她看着我，脑袋偏向一侧，不过这一回，她不像在倾听什么声音。“我得走了，我去把柳枝装到拖车里。”她转身向门厅走去。我等着听门厅通往炊具室的门被打开的声音，不过等来的却是她又从厨房门口探进来的脑袋。“两个枕头，赫尔默，”她说。“两个枕头。”当阿达意味深长地看着你的时候，因为兔唇，她的表情会显得十分滑稽。这之后，她才真正地消失了。我把信封拿在手里，翻来覆去看了几遍。信封的背面没写名字。

亲爱的赫尔默，

不要惊讶，我知道你一定会先看一看这是谁的来信，每次接到信我也会这样做。但是，看到我的名字，你不见得真会感到惊讶。也许，你甚至都不再记得我是谁了！三十多年过去了，我们从来没有见过一次面，也从来没有说过一句话，所以，写这封信，我感到难以下笔。

我索性直截了当，实话实说吧。我终于提起笔来给你写信，是因为我猜想，现在，你的父亲也许已经过世。我的猜测对吗？一直以来，阻碍着我、使我迟迟不敢与你取得联系的，就是你的父亲。我这么说并无恶意，但是，如果你父亲的去世（假如他已经去世）依然让你沉浸在悲痛之中，也许，你会觉得这话听着刺耳。

这些年里，我所经历的事情，真有必要一一写下来吗？好吧，那我就概括地说一下。我离开后就去了布拉班特(1)，我跟那里的亲友住在一起，不久就嫁给了一位养猪的农场主。我们生了两个女儿，多年后又有了一个儿子，两个女儿早在多年之前就已结婚离开了家。我的丈夫（他叫维恩，我知道，这个名字有点奇怪）去年去世了，儿子如今还住在家里，他刚过十八岁的生日。

我还是实话实说吧。其实，早在写这封信之前，我就试图跟你取得联系。有一回，我半夜三更骑着自行车来到你的农场，我站在房子外面看了一会儿。我看到你就在楼上那间卧室的窗口（没有发现你父亲的踪影）。我当时住在蒙尼肯丹，在我姑妈的家里。（是的，她还健在，已经八十三岁。你认识她吗？她不认识你。）我已经有十五年没有见过我的姑妈，所以她不明白我这次怎么会突然造访。第二天，我还摁响了你家的门铃，但是就在门铃响起的那一刻，我的内心突然一阵恐慌，于是便匆匆离开了。我也给你打过电话，但是一听到你的声音，我就成了一个十足的懦夫，我挂断了电话。不过，我相信你一定能够理解，见到你或者听到你的声音，对于我来说，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听到你的声音，我的脑海里就会出现亨克，我似乎就看到他站在你家的门厅里。

给你写封信，这似乎是最简单的解决办法，但是此时此刻，当我真正拿起笔来，我发现写信也并不轻松。假如过一段日子我再给你写一封信，你会介意吗？或者我们是不是在电话里聊一聊？我会把我的电话号码写在这封信的最后。

今天暂时就写到这儿。

祝好！

丽特

又及：有一件事，我想问问你。

跟信封上一样，里面的信也是手写的。没有地址，只有一个电话号码。我没有打开电话账单。

那天下午——哪天不行呢？偏偏是个星期六——来了一台樱桃夹式移动升降机。一个人站在地面操作这台奇妙的机器，与上面很安静此同时，另一个人把路灯的灯罩卸了下来。我在起居室里看着他们干活，我站在百叶帘的后面，估计他们是看不到我的。直到他们把活儿全部干完了，我才离开窗口。我在那张新买的床上躺下来。我烦躁不安。那一天，当我看到天空中有几种不同种类的鸟在一起盘旋的时候，当我看到绵羊们像列队等候的行刑队一样目不转睛地瞪着我的时候，那一天，我的内心也曾产生过这种烦躁不安的感觉。要想睡觉看来是不可能了，我的脑海里走马灯似地接连浮现出种种情景，但是没有一种情景停留下来。给起居室及卧室上漆，为柳树锯树梢，亚尔诺·科佩要去丹麦，奶罐车司机的葬礼，白蜡树上的冠鸦，购买新床，而此刻，我就躺在这张新买的床上。一般而言，到了这一步，我应该可以入睡了，可今天，我比往常更加焦躁不安。

丽特的来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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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布拉班特（Brabant），即北布拉班特省，地处荷兰南部，南面与比利时交接，东靠林堡省，西连西兰省。曾是古代欧洲西北部的封建公国，十八世纪末法国大革命的爆发结束了布拉班特公国的存在，北部形成今荷兰的北布拉班特省，南部成为比利时的一部分。

15

一九六七年四月十九日，那一天，第一个学年的第三个学期大概刚好过半，我那时正在攻读荷兰语言与文学的学士学位。我想，我是我那一年级中学习最刻苦的学生，这倒不是因为我本身有什么远大的抱负或者学习的动力，而是为了向父亲证明自己。我没有资格享受助学金，因为他拥有太多的资产。教育与科学部属下的助学金裁定委员会寄来了一封信，信中陈述拒绝为我提供助学金的理由时，起码就是这么说的。我和父亲都清楚他们所谓的资产实际上指的是什么：土地、房屋、奶牛和农机。“难道为了送你上大学，我还要把奶牛给卖掉吗？”我把信拿给父亲看的时候，他就这么说的。不等别人搭腔，也不再说一句话，他当即就把信揉成一团。由于手边没有垃圾桶，他把信随手扔进了厨房的水槽。要是当时身上有打火机或者火柴，他一定会把信烧了。那一刻，亨克也站在厨房里，他的眼睛躲在浓黑的眉毛下面，不敢抬眼看我。母亲把信从水槽里捡回来，试图把它抚平整，不过最终还是将信放进了垃圾桶。

于是，我就住在家里，每天骑自行车去阿姆斯特丹(1)听课。为了挣学费，我还得去打零工，什么活都干。如果放学后得去一家大型百货商店打工，负责把卡车上的货物卸下来，那一天我就会很晚才到家，于是，第二天早上，坐在餐桌旁，我就会是一副睡眼惺忪的模样。有时候，母亲会问我，我在阿姆斯特丹那里忙些什么——阿姆斯特丹，那座城市还是不提为好。事实上，母亲并不知道想要问我什么，但起码，她在试图跟我沟通。到四月十九日那一天，父亲也许曾问过我三次，问我学会了多少高深的词语，但每次他都不等我回答便又跟亨克聊了起来。他们聊的是：哪几只奶牛不再产奶，哪几只幼崽需要挪窝，或者是附近其他农场主的一些琐事。这才是真正有意义的事情。对于父亲和亨克来说。

亨克天生就是当农场主的料，亨克才是父亲的儿子。至于我，究竟他希望我将来干什么或者我希望自己将来干什么，这不是他需要考虑的问题。

而后，亨克有了丽特。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他在蒙尼肯丹的一家酒吧遇见了她。在这之前，亨克一直属于我，我也属于亨克。当时，我也在同一家酒吧里，这给丽特带来了某些困惑。那是圣诞节的前夜，那天夜里，不参加午夜弥撒的人都会去外边消磨时光。亨克跟她聊了起来，一开始大伙儿还都凑在一块儿，可是，随着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不知不觉间，他们俩逐渐与大家疏离，丢下了我依然和大家、和那群农场的男孩子们在一起。亨克把脑袋背转过去，不想让我看到他的脸，然而，从他的后脑勺，我判断得出他在不停地说话。在他说话的当儿，丽特的目光时不时越过他的肩膀落在我的身上，她的眼神中带着一丝困惑。她是我见过的最漂亮的女孩。亨克说个不停，而我一声不吭；只要是亨克与赫尔默在一起，哪个夜晚都是这样的格局，绝对不会颠倒过来。当时，我俩十八岁，看上去依然像两只小公羊一般分不出彼此，当然那是在不同的母羊眼里。可是，自那个圣诞前夜之后，我就被抛在了一边，从此成了孤单单的一个。

四月初，丽特拿到了驾驶执照。四月十九日，她决心用行动向亨克证明自己：不管亨克心里是怎么想的，不管那么多的男人心里是怎么想的，她可不是凭着漂亮的脸蛋、甜美的微笑才得以通过驾照考试的。那天下午，我上完了一节语言学的课，然后骑车回家。当时刮的是西南风，我是顺风，上衣的拉链没有拉上。

母亲一个人孤零零地坐在厨房里。“亨克走了，”她对我说。

丽特把车开到伊顿村和沃德之间的“吃人之潭”的时候，车子从公路上翻了下去，那是因为恰巧迎面开过来一辆汽车，而对方又没有把车开到路边给她让道。车子从堤坝上滑落下去，翻了个跟斗，车头朝上，重重地跌入了艾瑟尔湖。亨克被当场摔昏过去，副驾驶一边的车门撞得变了形，那一侧的车顶也撞出了一个凹坑。刚巧，那个地方的湖水又比其他许多地方都更深，也许是因为以前的一场大水曾经将那一段堤坝冲毁，靠内陆一边的湖水由此被人们称作“吃人之潭”。那个没有给丽特让路的驾驶员也过来帮忙，即便如此，丽特还是没能把亨克从车子里弄出来。一直到第二天，调用了绞车才终于把车子从湖水里吊了上来；而车子，则是父亲的那辆深蓝色西姆卡轿车(2)。

亨克的遗体停放在起居室，那一段日子，丽特天天都待在我们家。每天一大早，她就过来，直到深夜才回自己的家。亨克是溺水身亡的，因此，棺材的盖板不能长时间地打开。十九日的夜里，气温骤然下降，我们把那两扇框格窗打开了。母亲和丽特什么都不干，就那么整天整天地坐在厨房里。偶尔会有人到家里来，但多数情况下，来的是祖父母和外祖父母。一九六七年，他们中有三个还依然健在。父亲和我尽量避免照面，尽可能多地待在屋外。家里的气氛让人难以忍受。两个女人悄无声息地坐在厨房里，亨克的尸体摆放在空无一人的起居室里。到了夜里，我无法入睡，我担心会闻到亨克身上的味道。事故发生两天之后，我骑自行车去阿姆斯特丹上了几节课。在去阿姆斯特丹的路上，我停下来，长时间地站在谢林沃德大桥(3)的最高处，望着奥兰治水闸(4)。我非常确定，十九日那天，我上的是语言学课，因为一到家，母亲就对我说：亨克走了。十九日之前及之后上的什么课，已经彻底地从我的记忆中淡出。回家的路上，我会再一次停下来，再一次长时间地站在谢林沃德大桥的上面，而这一回，我看的是外艾瑟尔湖的湖面，我不想马上踩动自行车的踏板。那一年正好是大桥建成十周年。我觉得不会有人关注我的存在：父母亲是长辈，丽特是未婚妻，而我只不过是兄弟。

从那一天开始，每次出门，我几乎都是往北走，我再也没有去过村庄的南边。

葬礼过后，丽特还会时常浑身颤抖，因为她深感内疚，也因为艾瑟尔湖的湖水寒冷彻骨。其他的人都离开了，只剩下我们四个人默默坐在厨房里。丽特坐在亨克的位置上，光线从她背后的那扇边窗照射进来。父亲拿起空了的咖啡杯，轻轻地来回晃动杯子里的勺子，眼睛则始终盯着他面前的桌面。母亲站起来，默默地给他续上一杯咖啡。亨克也会那样做，也会让咖啡杯里的勺子跳动起来，但他那样做的时候会冲着我微笑，而且，母亲给他的杯子续上咖啡后他还会对母亲说一声“谢谢”。我注意到，丽特看着父亲，父亲正搅拌着奶皮让它与咖啡融合。接着，她又看看我。在她的眼睛里，我又看到了她与亨克初次见面的那天晚上她看着我时的那种困惑。我不记得是否跟她说过话。她跟母亲说话。那一个星期，大家都不怎么说话。

当时，她应该是有一份工作，我记不得了。三天过后，她还在我们家里，她似乎不知道接下来应该去做什么。她的情绪感染了母亲。她们常常在一起散步，常常到博士曼风车那里去，她们似乎也知道那个地方对亨克很重要。她跟我们同桌吃饭，那显得极其自然；至少母亲和我觉得非常自然，对于父亲来说可不见得。那天傍晚，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应该是四月二十六日的傍晚，父亲一言不发，缓慢而费力地吃着晚饭。他叉起一大块土豆塞进了嘴巴，随即开口对着丽特说了一句话。事实上，那是整整一个星期的沉默之后父亲对丽特说的唯一的一句话：“我请你离开这里，永远不要回来。”

她放下手里的刀叉——用刀叉吃饭的，家里就她一个——把它们整整齐齐地放在她吃了一半的盘子边，推开椅子站了起来。“好吧，”她说，她语气平静，似乎她一直在等待着这一时刻的到来。她向门厅走去，穿上外套，推开前门走了出去。母亲开始哭泣。我站起身，走到正面的那扇窗户旁边。我看到她正骑着自行车拐弯上公路。那就是丽特留给我的最后的形象：弓着背（她是逆风），金色的长发随风飘动，沿着窄窄的、空荡荡的公路渐渐远去。愈是靠近堤坝的方向，公路变得愈加的空无一人。她消失了，就像十一月份那个红色的自行车尾灯，消失在窗框的背后。

父亲的话还没有说完：“至于你，阿姆斯特丹的一切到此结束。”

我成了父亲的儿子。母亲一直在哭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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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阿姆斯特丹（Amsterdam），荷兰首都、最大城市和第二大港口，位于荷兰西北部北荷兰省艾瑟尔湖的西南岸，地势低于海平面一至五米，有“北方威尼斯”之称。

(2) 西姆卡汽车（Simca），意大利人H．T．皮戈泽在法国建立菲亚特分部即西姆卡汽车公司，六十年代初，美国克莱斯勒欧洲分部接管西姆卡公司。一九八六年，西姆卡汽车停产并退出汽车市场。

(3) 谢林沃德大桥（Schellingwoude），阿姆斯特丹最长的桥，长五百公尺，位于泽布格雷兰德与谢林沃德之间，横跨外艾瑟尔湖。

(4) 奥兰治水闸（Orange Locks），荷兰重要水利航运工程，一八七〇至一八七二年间设计建成，位于阿姆斯特丹东部。工程使北海运河和艾瑟尔湾与须得海隔开，水位得到控制，并确保阿姆斯特丹与须得海之间的航行通道。

16

我在溜冰。接连四天，夜里都下了霜，大湖的湖面结了冰，只有湖中央还留下一个椭圆形的口子。只要能够留心鸭子、黑海番鸭和黑水鸡的动向，我就绝不会遭遇危险。这时，还看不到从阿姆斯特丹过来溜冰的人，他们不知道湖面上已经可以溜冰了。很多年前，湖面的冰也曾冻得非常结实，就在那一年，我买了一双比赛用溜冰鞋，因为我想要溜弯角，而穿着弗里斯兰(1)溜冰鞋是没法溜弯角的。现在，我就在溜弯角，而且速度越来越快，溜的圈子也越来越大。我保持微微下蹲的姿势，膝盖感觉有点僵硬。有些地方的冰是黑色的，溜得越快，冰面上出现的裂缝也就越少。在圣诞节到来之前溜冰——这是很久以前才有过的事。十来匹歇特兰矮种小马(2)傻乎乎地望着我，它们看不到冰面，它们看到的只是平静的水面。等到我下蹲的膝盖和腰背实在难以继续支撑的时候，我终于不得不踩了刹，要不然，我可能会一头冲进湖东岸那片已经干透的灌木丛中。如果天气一直这么冷下去，再过几天，我就能一直溜到阿姆斯特丹，或许还能绕着瓦特冈或伊尔彭丹兜上一大圈呢。

我学溜冰的时候，亨克和父亲都不在身边。虽说父亲自己是绝不会承认的，但事实上，他见到水面结冰就害怕。我和亨克，我们俩除了溜冰，其他的做什么都在一起。是我家农场的那个帮工教会我如何溜冰的，母亲也鼓励我去学溜冰。溜冰时，母亲穿的是花样溜冰鞋，她会在冰面上单脚着地优雅地快速旋转，还会8字形花式溜冰。她还会一边溜，一边时不时地冲着我喊：“没错！就是这样！”我一直以为，教别人溜冰，惯常的方法是拽着人一起溜，但农场帮工并没有拉着我，而是在背后推着我。他用粗大的手掌托住我的屁股，我的感觉就像是坐在椅子上；他的膝盖深深地弯着，整个身子几乎蹲坐在冰面上。一旦我大声叫停，他就会立马刹住，同时手掌也稳稳地托住我的屁股。在我的记忆中，他就那样跟我在一起溜冰，一溜就是好几个小时，母亲的8字形花式溜冰结束之后，他还会带着我继续溜很长的时间。但是，实际上，那样的事情是不可能发生的。父亲必定早就大步走来，严厉地提醒他，他不该在冰面上自娱自乐，他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父亲还会怒气冲冲地瞪着我——一个六、七岁的孩子——因为亨克这时正在家里照料幼崽。也许在帮大人收拣鸡蛋，也许在给家畜修剪尾巴。母亲已经回到厨房忙活开了，她也必定是一副垂头丧气的样子，因为她也同样饱受父亲的责备。跟农场的帮工一起溜冰，她的脑袋瓜里究竟在想些什么？

也许就在那一天——原因很简单，就因为我做别的事兴致很高——父亲就作出了决定，让亨克继承父业做农场主，虽然我是长子，当然仅仅比弟弟早出生几分钟而已。亨克在帮父亲干活，而我却在溜冰，还与帮工像朋友一样平起平坐。也许，有一大串的事情都让父亲得出一个结论：我不适合做他的接班人，溜冰事件不过是其中的一桩。亨克死后，父亲没办法，只好将就着起用我，但是，在他的眼里，我始终是他迫不得已的选择。

我用力地蹬了几下，冰鞋带着我在冰面上滑行，很快，我就来到了芦苇丛中。刚才，我的木屐就是放在那里的。我脱下脚上的溜冰鞋，望着湖面上的水鸟。父亲把黑海番鸭和黑水鸡都叫作“水鸡”，因为他分不清它们谁是谁。今天，再过一会儿，我要去一趟父亲的房间，去看看窗玻璃上的霜花怎么样了。

想到霜花，我便想起了亨克和他暖和的床。

还没上公路，我就看到牲口商的卡车拐个弯进了我家的院子。我不用急着赶过去，他会四处找我的。不过，不用等他四处找遍，我就已经到家了。“四处”，这个词停留在我的脑海里挥之不去，一瞬间，我仿佛看到牲口商正站在父亲床边的蓝色地毯上。他手里拿着帽子，脚趾头不停地扭动着，表情严肃，十分安静。父亲可不安静，他嘴里叽哩咕噜、喋喋不休地说着废话，我走进卧室的那一刻，他还在不停地罗嗦。我加快了脚步。草面上覆盖着一层霜，木屐踩在霜上，发出嘎吱嘎吱的响声。我抬腿一跃，跨过最后一道门，跑进了院子。

牲口商从库房里走了出来。看到我后，他似乎想举一下帽子，但旋即又改变了主意。“你有几只相当不错的小牛犊，”他说。

“是的，”我回答，这时，我还气喘吁吁的。

“天气真冷，”他又说。

“是的。”

“去溜冰了吗？”

“对。大湖已经结冰了。”

“你的羊已经卖掉了。”

“这么快啊。”

“啊，是一个消闲农庄(3)买走的。一百二十五元一头。”

“价格还不错。”

他取出拴在腰带上的钱包，好大的一个钱包。他舔一下大拇指和食指，从钱包里抽出五张五十元的钞票，又从衣袋里摸出一把零钱。不管卖出去什么价格，他都抽取百分之三十的佣金。

“谢谢，”我对他说。“你要去申报纳税吗？”

“不去。”

“那好。”

卡车停在院子的正中央，他向车子走去。进驾驶室之前，他又说了句：“圣诞快乐。”今天，他的话比较多。

我模模糊糊地记得，在普罗恩街的入口处有家出售艺术品的商店，于是就把车停在那儿。那家店的店名是“西米之家”。我发觉自己有点紧张激动，没有事先从窗口往里望一眼就径直推开了店门。一位身穿宽松衣服、块头不小的女士迎上前来，从外貌判断，这个人应该就是艺术家兼店主了。我想买什么东西吗？“不，我只是随便看看。”我没有在店里逗留多长时间；如果这些五颜六色的斑斑点点就是艺术，那我就可以说自己是来自格罗宁根(4)的农民绅士了。我来到大街的背面，闻到肉类熏制室里飘出的柴火烟熏味。我买了一磅烟熏鳗鱼，鱼商先用旧报纸把鳗鱼卷起来，再将它装入一个塑料口袋。随后，我继续沿湖滨的街道走去。靠近英吉利角一带有一家艺术画廊，里面沿墙放了几排架子，架子上有几尊很漂亮的皂石塑像，用手摸着感觉尤其舒服，不过，我还是想买一幅画。我返身往镇中心走去。那里，到处都悬挂着上有“烟花”字样的宣传小旗。过磅处已经布置好了一处设有顶棚的室外牲畜栏，牲畜栏里有几个与实物一般大小的奶牛和驴子模型。有个孩子伸出手去，在一个驴子模型的鼻子上摸了一下，没想到驴子的脑袋立刻开始前后摇摆起来，孩子吃了一惊，差一点从搭起的高台上跌落下来。老港口里，一只大型平底船上竖起了一棵硕大的圣诞树，树上的彩灯全都亮了。平底船停泊在冻结实了的冰水里。

我返身往泊车的方向走去，路上经过一家古玩店。我一心想找的东西绝对不可能是没用的古旧玩意儿，因为我刚把一大堆那样的东西扔上了木材堆，还有的则塞进了亨克的房间，尽管如此，我还是跨进了古玩店。一位年纪不小的男人从黑暗的屋角抬起头来，不过他并没有开口。我把装着鳗鱼的塑料口袋放在门口的椅子上，在店里四处看了看。一张橡木桌上放着一大堆旧地图。我也不知道要一张旧地图有什么用，但我还是在那堆地图里匆匆翻了一遍：北荷兰地图、垦荒图，有一张地图我没有马上看明白，还有马尔肯、比姆斯特尔。我一张张翻过去，又一张张放下，最后又重新翻回到那张我看不明白的地图。这是丹麦，是古代丹麦。大部分区域都用的绿色，大地图内还有三张套印的小地图：冰岛、博恩霍尔姆岛和法罗群岛(5)。冰岛和法罗群岛用的是不同层次的棕色。这张地图保存得相当不错，只是四边稍有点泛黄。我决定买下这张地图，我递给店里的老人一张五十欧元的钞票，他居然还找回我一点零钱。接着，我穿过马路来到对面的那家画框店，选中了一个大小合适、色泽清雅的宽幅画框。店里没有其他的顾客；画框制作师不紧不慢地帮我切割了一块不反光的玻璃。他把画框和玻璃分别包扎好，我递给他四张五十欧元的钞票，他没有找我零钱。已经快走到停车的地方了，我又突然掉头返回古玩店。我太兴奋了，竟然把烟熏鳗鱼忘在店里了。

开车回家的路上，我想起了亚尔诺·科佩。在日德兰半岛。

我飞快地咽下几片面包，穿过田野来到大湖边。今天，我这是第二次来了。现在的光线不同于上午，冰湖中央未结冰的那个口子旁边，有一群鹅在那里歇息。我穿上了溜冰鞋。绕湖溜至第二圈的时候，我的速度已经非常快，在笔直的路段上，我根本不需要使一丁点儿的劲。我沿着一个巨大的环道，一个永远没有尽头的弯角，一直不停地溜，直至精疲力尽。

挤过牛奶，我就着面包吃下了半磅鳗鱼，还喝了一杯牛奶。吃饱喝足后，我拿起一个苹果走上楼去。我把父亲房间的灯打开，他仰卧在床上，两眼瞪得大大的，毯子一直拉到了鼻子底下。他几乎散发不出任何热量，窗户的底部结满了霜花。也许，明天晚上，他就会被冻死。

“我给你拿来一个苹果，”我说。

“冷，”他说。

“是冷，结冰了。”把苹果放在床头柜上后，我便立即离开了他的卧室。走到楼梯上，我才想起应该给他带把小刀上去。可我不会再回到楼上，不会上去给他送刀，也不会上去帮他关灯。

制作画框的师傅在玻璃上粘了一个装有小钉子的小纸袋。现在，所有的东西都摊在餐桌上，我发现还缺一样东西：一块垫板。我量好画框的尺寸，拿上一支铅笔、一根卷尺来到库房。我在废旧木料里找到一块薄薄的胶合板，放到工作台上，按照所需的尺寸进行切割；工作台就在绘有银灰色骷髅头图案的橱柜下面。这一番的忙活让我周身发热。我在胶合板上钉上两只小钉子，又在钉子上系了一段挂画框的细电线。

我先将画框正面朝下放在餐桌上，然后把玻璃嵌进去，再放入地图（地图放进去大小刚好合适，而且边上褪色泛黄的部分恰好被画框遮挡住了），最后，我把胶合板放在最上面。没有多少误差，只需四颗小钉子就把它牢牢地固定在了画框里。接着，我把装入画框的地图拿到起居室，举起它贴着墙壁，在各处试看效果。若是挂在两扇窗户之间，那根本就不引人注目；可要是挂在壁炉台的两侧，不管是左边还是右边也都不妥，因为那样，另一边就会显得空荡荡的。看来，只有挂卧室里了。我在卧室门边的墙上敲入一枚大钉子，把地图挂上去，这样，我躺在床上就能看到地图。

尽管我并不是每晚都会去驴棚转一圈，但驴子们此刻正等待着我的出现。驴棚的灯一直亮着，在院子里投下一道宽宽的影子。这里才是我自己的牲畜栏。看到我进来，驴子喷起了鼻息。我给它们喂了几个过冬胡萝卜，又舀了一铲燕麦。它们埋头吃起来，一边吃一边喷着鼻息，饲料槽里腾起一团冷冷的雾气。我在干草捆上坐下来，看着它们把东西吃干净。驴棚隔壁的鸡舍里传来轻轻的咯咯声。真奇怪。

坐了一阵没有活动，我感到有点冷了。我来到炊具室，慢吞吞地脱衣服，于是感觉更冷了。在洗澡间，我冻得瑟瑟发抖，热乎乎的洗澡水冲在身上，我渐渐暖和过来。洗头发时，我把两只手放到脖子后面，做成碗状，把手里的热水一次又一次地浇淋在我的肩头，水顺着后背流淌下去。我擦干身子，走进起居室，关掉电灯，将壁炉里的火拨旺。卧室里的灯光照射过来，我笔直地站在镜子前，看着镜中的自己。现在，这房子属于我。只要我乐意，我随时可以一丝不挂地站在镜子前。壁炉的火暖暖的，我的阴茎感到热烘烘的，屁股和腿上的肌肉感到沉重而有力。我似乎能感觉到农场帮工的双手又托住了我的屁股，这种感觉是那么的真切，我不由得把自己的手放上去，这才让想象中的那双手消失。丽特的来信放在壁炉台上，我把它带回卧室，上床之后又读了一遍（我现在用的是另一床羽绒被罩，已经清洗过了）。关灯之前，我抬头去看那幅丹麦地图。我在黑暗中翻了个身侧向左边，弓起膝盖，我迷迷糊糊，感觉挂在那儿的是三只绵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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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弗里斯兰（Friesland），荷兰北部的一个省，靠近北海。

(2) 歇特兰矮种小马（Shetland），世界著名矮种小马，因其原产地苏格兰的歇特兰群岛而得名。体矮（最高一百一十五厘米左右，大多一百厘米左右）、结实、耐寒。

(3) 消闲农庄（hobby farm），主要供有钱的城里人体验乡村生活与农耕文化、离职或退休者憩息消遣和消闲解闷。

(4) 格罗宁根（Groningen），荷兰东北部城市。原为农业区，十二世纪成为商业中心。长久以来一直是荷兰北部的科学、文化、贸易和工业中心。其建筑具有浓郁的荷兰特色，城市风光秀丽、气候宜人、交通便捷。

(5) 法罗群岛（Faroe Islands），丹麦王国的一个海外自治领地。位于挪威、苏格兰和冰岛之间的北大西洋海域，是西北欧到冰岛航线的中途站。陆地面积约一千四百平方公里，由十七个有人岛和一个无人岛组成，居民多为斯堪的纳维亚人的后裔，官方语言为法罗语和丹麦语。其首府为托尔斯港。

17

我收到了第二封来信：

亲爱的赫尔默，

布拉班特这地方很可怕。我不知道你是否曾来过这里，但是请你相信我：这地方真的可怕。这里什么都没有，只有猪，还有喜欢聚会的人们，但他们的聚会跟我们以前在北荷兰老家的那种聚会完全不一样。比如说，化装舞会，你能想象吗？你能想象得出我穿上滑稽的服饰，穿着小丑的衣服再戴上面具的样子吗？而且，这儿的人不管什么时候都永远笑容满面，好像他们总有什么事很开心似的。

我们的两个女儿都生在布拉班特长在布拉班特，但因为是自己的亲生女儿，那就没什么问题，我跟她们相处得很好。两个女儿都很贴心，现在都出嫁了，有不错的丈夫，还生了小宝宝（是啊，我都当上外祖母了！）。她们住得都不远，所以只要我想她们了，随时都可以去看她们。

我们的儿子（我这才注意到，我写的是“我们的”，尽管现在维恩已经去世差不多有一年了）跟他的两个姐姐不一样，他在布拉班特这地方过不大惯。我不知道这是为什么，也许是因为他更像我，他没有遗传维恩的基因。维恩去世之后，我变卖了全部的家产，现在我跟儿子一起住在村里。那是很奇怪的：丈夫死了，自己换了个地方，而且现在手头有的是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

你没有回信也没有给我打电话，所以我又写了这封信。我很想知道你过得怎样。我甚至不知道你是否结婚了，不过，我猜想你可能没有结婚，因为我母亲去世之前告诉我，你还没有结婚。是的，我一直尽可能地希望了解一些你的情况，而且，还有一件事，我想问问你，但我不想在信里问你。你愿不愿意给我写封信或者打个电话？

我还是直截了当地说出来吧：我很希望能来你家看看。我想见见你，我也想看看那个我曾经多次去过的农场（而且，如果事情不是那样发生的，我现在就生活在那里）。但是，涉及你父亲的那个问题（上一封信中我曾经提到）必须不再存在。

希望能得到你的回音。

爱你的，

丽特

这一回，信封背面留了个通讯地址。那个村庄的名字在我的脑海里没有任何印象。她究竟想从我这儿得到什么，我不知道。跟上一封信一样，这封信里也没有明讲。第一封信的落款是“祝好，丽特”，而这次变成了“爱你的”。看来，她似乎想激起我的好奇心。她有一件事想问问我，其实，这话她在第一封信中也曾提及，难道仅仅是她可否到家里来看看？或者她还有什么别的事情？她信中的“而且，如果事情不是那样发生的，我现在就生活在那里”（放在括弧中，似乎只是顺带提一下），这句话让我心里很不爽。对于她信中的最后那句话，我的理解是，我必须告诉她父亲已经去世，否则她不会来。

冰开始断断续续地解冻。气温时而爬升到零度以上，天空雾蒙蒙的，还时常下点雨。不过，白天的大部分时间，气温依然保持在零度以下。冰面上有一层薄薄的融水，与此同时，沟渠中，冰块四周那圈乳黄色的边缘在不断地渐渐变宽。雾是奇怪的东西；起了雾，你就知道气候即将变暖。我不必再念念不忘要绕着蒙尼肯丹瓦特冈溜上一圈了，溜冰鞋也已被我收了起来。驴子待在驴棚里，母鸡基本上不再下蛋，父亲卧室窗户上的霜花已开始慢慢融化，窗沿上积起了小小的一汪水。那个苹果被他吃掉了，我不知道他是怎么做到的。他一定是饿极了。

二十头奶牛。一个从战前就开始并一直使用至今的牛棚。一些小牛犊，加上几只出生还不满一年的幼崽。二十三只绵羊，不，是二十只绵羊。我甚至连小农场主都算不上。不过，油漆活干得不错，房顶的瓦也不歪。

下午，年轻的奶罐车司机来了。我没有进挤奶间，而是透过那扇圆形的窗户看着他。这扇窗本来是开在外墙上的，后来，在建挤奶间的时候，才把它移到挤奶间与炊具室之间的那面墙上。通往牲口棚、门厅和挤奶间的门都关着，炊具室里光线暗淡，唯一的亮光来自这扇圆形窗。奶罐车很大，雾气似乎在不断地涌动，从奶罐车的两旁向屋内源源流去。牛奶通过输奶软管从我的贮奶柜流进他的奶罐车，可是奶量少得可怜，然而，年轻的司机依然一直微笑着。他叫什么名字来着？我又忘记了，我越是搜肠刮肚想从记忆深处把它挖出来，它就越是深深地躲藏在我的记忆深处。名字里有个字母“O”，我只记得这一点。他把小拇指塞进鼻孔，我很想背转身去。看样子他并不是在等我。我是否出来跟他聊几句闲话，他好像并不在意。

油漆活干得不错，房顶的瓦也不歪，这样，难道就满足了吗？柳树的树梢修剪得很好，驴子们待在驴棚里冷不到也饿不着，这样，难道就满足了吗？

当然，对于丽特，我确实很好奇。当然，我也希望平淡的日子能有所变化。我很想知道，那个留着金色长发的美丽女孩——那个本来要嫁给我弟弟的年轻女子，如今变成了什么模样；我很想听听她要对我说些什么，我很想看看她的眼神。年轻的奶罐车司机跟往常一样轻捷地跳进了驾驶室，这时，我才走进挤奶间，把贮奶柜冲洗干净。热水把寒冷的雾气驱走了。

挤过牛奶，我进菜园拔了几棵甘蓝菜。今年的霜下得有点太重了。我直起腰来，从厨房的窗户向屋子里望去。厨房和起居室的灯都开着。远远望去——我能看到，因为所有的门都开着——我的那张新床犹如宫殿里的宝座。今天是圣诞的前一天，再过七天就是新年。

第二部

18

“没有养猪农场主这种说法。”

“你这是什么意思？”

“也许应该叫养猪人，但不可以称他们为农场主。”

“为什么不可以呢？”

“你的那个丈夫，他有土地吗？”

“有的。”

“有多少公顷？”

“猪圈与猪圈之间有一点土地，房屋的边上还有一点。”

“这就对了，我就是那个意思。农场主拥有土地，而且以土地耕作为生。而养猪人的猪养在猪圈里，最终拉出去屠宰，那跟农作扯不上任何关系……”

“一小块土地上拉了根晾衣绳，另一处土地上堆放青贮饲料。”

“……一切都是为了赚钱。”我站在门厅里，从厨房的窗户望出去。天在下雨，断断续续的解冻终于真正开始了，冰还没有完全融化的沟渠里现在都冒着雾气。有趣的是，昨天，一整天都阳光灿烂，可到了夜里气温又下降到零度以下。我不知道，此时此刻，丽特的眼前是什么情景。电话里，我们的对话有点尴尬。是丽特（她接电话时报出的是她那位已故丈夫的名字）提起了养猪农场主，我这才忍不住反驳。我真想立即挂断电话。

“行啦，赫尔默，我们还是聊点别的吧。”

“好吧，”我说。

“我想过来看看，可以吗？”

“我就是因为这事才给你打的电话。”

“你父亲……他怎么……”

“去世了。”这件事，留待以后再去处理。

“哦，”丽特说，突然之间，她似乎显得特别难过。

“那没什么。”

丽特远在布拉班特的某个地方，电话里的她好一阵都没出声。“圣诞节，你过得好吗？”

“很好。”

“昨晚是怎么过的？”

“我点起了新年的篝火。”

“就像从前一个样！”

“没错。隔壁的两个男孩子也过来看，当然他们也给我帮忙。”

“那一定非常有趣。”

“是很有趣，只是那个弟弟，罗纳尔，他的手被烫了一下。”

“哦……”

“不过不严重。他自己甚至还拿这件事开玩笑，他觉得那样很酷。幸好他的母亲当时也在场。”

“你说我什么时候过来？我随时都可以。”

我随时都可以。大半辈子过去了，我还从未静下心来认真地思考某一件事。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我给奶牛挤奶。从某种意义上说，我诅咒它们，诅咒那些奶牛，但是，当你把额头抵在奶牛的腹部给它们戴吸奶杯的时候，你会感受到一种温暖与宁静。冬天的夜里，牛棚里奶牛的呼吸是那么的沉静、安宁，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如它们那样给人以平静、安全的感觉。日子一天天过去，周而复始，夏天过后是秋天，冬天过后是春天。

丽特说的“我随时都可以”，这几个字彻底击碎了我内心的平静。它们让我得以洞悉她生活的空寂，而她的空寂也让我意识到自己生活的空寂。

当然，我要诅咒的是父亲，因为那不是奶牛们的过错，尤其不能责怪现在家里养的那些奶牛。

“赫尔默，你还在吗？”

“在，”我说。“我在这儿。”

“我什么时候可以过来？”

“什么时候都可以。”

下午，很长的一段时间，我都和驴子们待在一起，我坐在驴棚里，给它们喂食糖萝卜片。雨已经停了，但天空依然灰蒙蒙的。驴棚里的灯亮着。一拿起听筒，我就听出来了，是她的声音。

昨天晚上，我先跟阿达、特尼和罗纳尔一起来到驴子的身边站了一会儿，然后我将柴油泼洒在木材堆上。天空寒星闪烁，冷冷的星光映照在牲口棚上。阿达的丈夫没有来，有一头母牛快要生小牛了，他得在家里照看母牛。再说了——据阿达说——他也不太喜欢“过年过节”的。我早就做好了炸面圈，自母亲去世以来，每逢新年，我都自己做炸面圈。父亲在餐桌边自己的老位子上坐了一小会儿，他竭力用手肘支撑住身体让自己保持挺直的坐姿，还吃了两个炸面圈。我坐在母亲的位置上，他和阿达聊天的时候，我的目光始终不曾离开过他。特尼和罗纳尔合坐在另一把餐椅上。罗纳尔的眼睛也一直没有离开父亲，他显得有点害怕，吃东西时吞咽都有点困难。父亲对阿达说他要去看医生，一共说了不下三次。说过第三遍之后，阿达向我投来疑惑的目光，我便意味深长地抬起了眉毛。

“希望你会很快康复，范·沃德伦先生，”我把父亲抱出厨房的时候，阿达说。

“你们家楼上有取暖设施吗？”我回到楼下后，她用关切的语气问道。

“没有，”我说。“但他年纪大了，固执得很。可惜的是，他的脑袋瓜远不比从前了，而且越来越糟糕。”

“他是不是快要死了？”罗纳尔问。这会儿没什么可担心的了，所以他正以最快的速度吃着一个炸面圈。

“罗纳尔！”阿达说。

“我们什么时候把篝火点起来？”特尼问。

后来，我们就去了驴棚，然后点起新年的篝火，后来，一块冒着烟但没有明火的木块（是从我的旧床上拆下来的）掉到了罗纳尔的手上。他当时正用一根粗树枝拨弄火堆，他有点过度专注了。

“结束了！”父亲喊道。冲水声有点沉闷，马桶盖似乎没有打开。

我就在门厅里，我在卫生间门口已经站了好长一段时间。那两个炸面圈使得他的肠子蠕动起来。我屏住呼吸，打开门，把他提了起来。他自己提起睡裤。“洗手，”我说。

他拿起水池上的肥皂，我打开水龙头。

我把他抱上楼去。途中，我问他：“你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

“是圣诞节吗？”他问。

“是元旦。你的头脑不正常了。”

“不正常了？”

“不正常了。”

“你的头脑才不正常。我没有变傻。”

“你爱怎么说就怎么说吧，”说着，我把他放到床上。

“昨天晚上，阿达来了，”他说。

“对，她来了。”我在窗前的那把椅子上坐下。也许，我真的应该去买一台电取暖器，房间里有点潮湿。也许，过不了多久，他的身上会出现各种各样可怕的真菌感染。我把手肘搁在椅子扶手上，不住地搓着双手。挂着照片、绣品和图画的那面墙是一块大大的长方形，墙上挂的是小一点的长方形和正方形，具体上面是什么我看不清。我站起来，打开电灯。我就像在美术馆看画展的人一样，将双手背在身后，沿着那面墙非常缓慢地走了一遍，然后又坐了下来。“你的母亲当初为什么要绣两幅而不只是一幅呢？”

“那你得去问她，”父亲老大不情愿地回答。

“我问不到。”

“对，你是问不到。”他叹了口气。

“难道她当时就已预料到，我们中有一个会出意外吗？”

“我不知道。”

“如果是这样，你就可以把其中的一幅扔掉，是不是？”

“你现在不是应该去挤牛奶吗？”

“一会儿就去。反正奶牛不会跑到别处去。”

“哼嗯……”

“她那样做很节俭，”我说。“不对，不是节俭，是现实。”

“对，是现实，”父亲说。

“不过，话又说回来，如果一个人才活到了十九岁就去世，你是不会把他的绣品从墙上取下来的。”

“不会。”

我在说话，但我几乎听不到自己在说什么。我心里想的一直是我跟丽特的那次通话，那才是我真正想要说的。我本想跟他聊一聊丽特的那件事，可现在我跟他聊的却是墙上的绣品。范·沃德伦祖母为什么要分别绣两幅不同的绣品？在五分钟之前，这个问题我从来就没有想过。其实，绣一幅就要花很长的时间。难道母亲早知道她生的会是双胞胎吗？我叹口气，睁开了眼睛。我根本不想折磨我的父亲，不想让他难受。今天是元旦。

“出什么事了？”父亲问。

我睁开眼睛。“没什么。”我起身向门口走去，顺手把大摆钟的钟锤往上提了提。“今天晚饭吃甘蓝怎么样？”

“味道鲜美，”父亲说。他看上去很开心。真让人受不了。

“灯开着吗？”

“开着。”

“窗帘要拉上吗？”

“拉上。”

我返身回到窗口，拉上了窗帘。农场前面的那盏路灯也已经亮了。路灯修好了，现在，如果有人朝屋里看，就不会不被人发现。

炊具室的电灯泡发出黯淡的光，照在楼梯上，再照到楼梯上面的过道。新房间的门开着，好似在发出邀请：来吧，到我这里来。我看了看门上锁孔里插着的那把钥匙。我看了一眼，但没有去动它。我赶紧跑下了楼梯。

我打电话给阿达，问她罗纳尔的手怎么样了。

“没事，”她说。“一点问题都没有。”

听她这么说，我很高兴。那毕竟是我点的火。

19

母亲不光丑得令人难以置信，她还善良得令人难以置信。她的双眼总是水汪汪的，好像时时刻刻饱含泪水，那也许是因为她的眼睛稍微有点鼓凸的缘故。母亲的甲状腺有点问题，那两只泪汪汪的眼睛使得她看待这个世界的眼光显得非常柔和。父亲对我们非打即骂，母亲却只需对着我和亨克看上一眼，事情就能得到圆满的解决。母亲常常看我们。

亨克是父亲的心肝；我可不能说是母亲的宝贝。母亲对我俩一视同仁，不过，我确实注意到了，在丽特来到家里与我们同桌吃饭的那段时间里，母亲看我的次数明显多于她看亨克的时间。她用目光传递给我的不是安慰，而是鼓励，就如同她将一只手放在我的背后推着我往前走。母亲与丽特相处得十分融洽，但是丽特的出现也让母亲置身于一种左右为难的境地：尽管这件事根本怪不得她，但她的两个儿子从此不再平等。父亲的内心可没有这样的不安和顾虑，他很早以前就有了偏心。

母亲去世（不是死于甲状腺过于活跃，而是心脏病突发）之后，父亲再也不能够把勺子在咖啡杯里搅得乱跳，亨克也会那样做。毕竟，他再这么弄也不会有人理睬他了。当然，我确实就坐在那儿，但他还不至于做出这种事情来惹我心烦。我们干脆就不再喝咖啡，或者不在一起喝咖啡。阿达从来没有见过母亲，她是在母亲去世之后才嫁到我家隔壁的。

心脏病突发的那一刻，母亲正在淋浴间里。也就是说，那天是个星期六。我当时不在家，尽管那天她在洗澡间里的时间远远超过了往常，父亲却不会想到应该进去看一看。有些人心脏病突发之后，还会继续活下去；而有些人一旦倒下就再也起不来了。母亲再也没有起来。

那天，父亲先让丽特离开，然后又告诉我“在阿姆斯特丹的一切”到此结束，母亲虽然没有站出来为我说话，但我绝对不会责怪她。如果当时母亲没有哭泣，而是说出几句话，支持我，让我这辈子能摆脱给母牛挤奶的生活，那结果又会如何呢？我会不会抓住这样的机会？我想，我是不会的。那时，我十九岁，我已经是个成年男子。我自己完全可以勇敢地站起来反抗，但我没有，我跟母亲一样保持沉默。窗框挡住了丽特离去的背影（那个时候，她一定已经骑车上了堤坝，而我也有足够的时间把一个地点深深地镌刻在记忆中，在那里，我也许能找到一窝凤头麦鸡蛋）。许久，我才转过身来。我看到父亲的后背，父亲的左边是丽特吃了一半的餐盘，盘子两侧的餐具摆放得整整齐齐。母亲在父亲后背的右边，她坐在那里看着我，比平时更加眼泪汪汪地看着我。就在那一刻，我们之间结成了某种同盟。我说不清那种同盟究竟意味着什么，但其中必定包含一点：我们一起，共度难关。我重新在餐桌边坐下来，三个人默默地吃完了饭。第二天上午，我便和父亲一起给奶牛挤奶。之后，我把课本统统收进了一个纸板箱，然后把箱子放到亨克房间的壁橱里。几个星期过去了，我收到老师的一封来信，询问我身在何处，是否打算回去继续学业。我没有回信，我把老师的这封信跟课本放在一起。打那以后，我再也没有碰过那个纸板箱。

母亲去世前，这种同盟一直存在。这种同盟在于目光的交流而不是语言的交流。每当父亲称她为“不切实际的家伙”之后走进卧室的时候，我和母亲都会对视一下；每当父亲一边切掉炖牛排上的软骨一边忿忿不平地抱怨的时候，每当他一边把牛犊或绵羊从一块地赶往另一块地一边气呼呼地奔来跑去的时候，每当他在除夕之夜刚到十点就要上床睡觉的时候，每当他厉声地下达命令让我干这干那（好像我还是个十五岁的毛孩子而不是一个已经年届不惑的成年人），每当他无论探讨什么都会先说一句“我压根儿不愿意与这件事有任何牵扯”，然后就像石块一样一屁股坐进起居室里他专用的那把椅子里，我和母亲都会会心地交换一下眼神。

有时候，母亲也会回避我的目光，那种情况很少出现，而且，几乎每次都是发生在父亲说了这样一句话之后：我是不是该开始给自己物色个妻子？我想，那意味着，在这件事情上，母亲跟父亲观点一致。

母亲去世之后，我再也没有人可以去看，可以互相看——那是最最糟糕的。我与母亲之间的同盟被单方面终止了。我当时觉得——而且现在依然觉得——要想直视父亲的眼睛是非常困难的。在母亲的眼睛里，我总能看到亨克的影子，我相信，在我的眼里母亲也能看到同样的东西。（当然，在我的周身上下，她都可以看到亨克的形象，而在我的眼里，那个形象加倍的清晰。）而从父亲的眼睛中，你捕捉不到任何东西——母亲去世之后，甚至连她的影子都不复存在。

20

因为丽特，我破了一回例：我往南走。确切地说，是往西南方向。我驱车前往北阿姆斯特丹的渡口。我们约定了碰面的时间，我提前了很长一段时间，很早就把车停在艾瑟尔湖边一个卖薯片的零食摊前面。新型的渡船在渡口穿梭往来，是蓝白相间的流线型大型渡船，跟一九六七年那时的浅绿色小渡轮完全不同。那时的渡轮还运送小汽车，相当于水面上的公路。我的眼前浮现出“市政轮渡No．15”的字样，浮现出那些狭长的、带顶棚的自行车和摩托车专用区域。只有甲板内才是浅绿色的，外面是白色，但污渍斑斑。这一切，我几乎已彻底淡忘。

我竭力追忆城里的往事。同学的相貌和名字，然而，我却什么都回忆不起来，当时在里面上课的那栋建筑是什么样子我也想不起来了。一切都已过去，一切都已消逝在了湖水的另一边。

我是给她描绘过那辆欧宝士官生轿车的外观，但是，看着眼前如织的人流，既有行人也有骑车人，我开始担心起来。谁会先看到对方呢？我是应该待在车子里，还是该出来站在车子的旁边？

今天上午的早些时候，我抱着父亲来到院子的中央。他冻坏了，牙齿得得作响，他哆嗦着嘴唇问：我这是要把他弄到哪里去？我最终决定还是把他抱回卧室。本来，我是想把他抱到幼崽棚的阁楼上面，他的那句问话还有驴子们向我投来的探询的目光（其中的一只开始大声叫唤，把隔壁正在忙里偷闲打个盹的母鸡给吵醒了）足以让我打消了这个念头。说到底，我哪有本事用梯子把他弄到阁楼上去呢？走回卧室时，一路非常顺利，因为所有的门都敞开着。我把他放回到床上（被子里的热气还没有散尽）后，本来准备一声不吭就离开房间。走到门口，我却改变了主意。

“我马上要去接丽特。”我说。

他看着我，一脸的茫然。

“到阿姆斯特丹的渡口去接她。她要过来看看。”

“丽特？”这名字从父亲的嘴里说出来，他的嗓音低沉而沙哑，脸色变得有点苍白。

“没错，是丽特。你已经死了。”

“死了？”

“我告诉她说，你死了。”

“为什么？”

此刻，我尽量面无表情地看着他。“这个，你还需要问吗？”

他思考着。

“假如我是你，我就不出声，”我不无恶意地说。“否则的话，她有可能要到楼上来。”

“上来干什么？”

“来报复。”

“哦……”

“你根本就不存在，记住了吗？”

“哦……”

“我得走了。”

在楼梯上，我想，多丽丝·戴(1)一定会说，Que, sera, sera。该发生的，就让它发生。

我来到炊具室，心想，我是老了。

渡船是每六分钟一班：我的车停下来到现在已经来了五班。许多五十多岁的女子从渡船上下来，幸好，有自行车的那些我就不用关注了。人人都穿着厚厚的外套，人人都围着围巾。今年这样的冬天，已经多年不遇：气温又一次下降到零度以下，地面上甚至还有积雪。第六班渡轮正在向码头靠拢。我看了一下手表；她应该就在这班渡轮上。在这么一个普通的周日，这么多的人都要往哪里去？丽特走在最后几个下渡轮的人中间。我感觉有点眩晕。我一直在想，即将到来的那个人应该有点像阿达（为什么会这么想，我也不知道），但事实上，出现在我眼前的就是三十年前骑车离开的那个丽特。只不过，长长的金发没有了，人也略显丰满，走路的样子跟以前有点不一样。我身子僵硬地坐在驾驶座里，双手不由自主紧紧握住了方向盘。她径直朝我的车子走来。我真想把身体歪向一边，躲到仪表板的下面，然后倒车往后开，让自己消失在艾瑟尔湖里，如果有必要，可以直接从零食摊中间冲过去。也许，她会设法去救我的。

她在车子前停住了脚步，透过挡风玻璃朝车里张望。我等待片刻，打开了车门。她向我张开了双臂。

“你好，赫尔默，”她说。

“你好，丽特，”我说。

突然之间，我的内心升腾起一股久埋心底的仇恨，我并不记得我曾有过这种仇恨，我甚至不知道心底有这仇恨存在。丽特的内心没有仇恨，这一点看得出来。她有点激动又有点困惑，那才是困扰她的问题。离亨克去世的时间越久远，我的长相跟他就越是相像，原因很简单：再也没有了两者间的比较。

不，“仇恨”这个词有点过分，“愤怒”更为贴切。

跟双胞胎中的一个谈情说爱是什么感觉？这一点，我不知道——只有在小学期间曾经有过一些愚蠢幼稚的举动——我还从未涉足过这一领域。那个圣诞前夜之后的圣诞节，亨克一整天都心不在焉地哼着曲子，甚至连吃饭都没有停下来。吃烤牛肉和干酪花菜时，祖父母问了几个问题，每一个问题，亨克都作出了特别详尽的解答，惹得父亲惊讶地抬起头来看着他，而母亲则看着我。母亲看我的神情，就是日后我俩之间结成同盟之后她看着我的时候常有的那种。新年的除夕，他在家里，但新年的钟声敲响还不到两分钟，他就消失得无影无踪，而且消失前也没告诉我他的去向。就在那天深夜，我看到了他们。当时，我正从过磅处附近的那座桥上经过，身边是一帮农场的男孩；就在一星期前，我们俩还同属这一群体。绵绵细雨中，他俩正手牵手坐在一张凳子上。我试图躲到最高大的那个男孩身后，又看到离我不远有个东西——两、三步开外，有一辆鼻涕色的大众甲壳虫小轿车——我本可以在那里藏身，这样我就不会被他们看到。那个大高个男孩恰恰是那晚喝酒最凶的一个，此刻，他拨开众人走上前去跟亨克讲话，害得我一下子无处藏身。直到现在，我依然清晰地记得那辆鼻涕色甲壳虫轿车，至于他们说了什么话，我全无印象。还有两件事我至今记忆犹新。一：亨克看到了我——他在跟那位喝醉了酒的年轻人说话，同时紧握住丽特的一只手，而与此同时，我却躲在一群男孩子的后面——他无法直视我的眼睛。这样的事以前从未有过。二：不一会儿，丽特也注意到了我，我当即意识到我是她最不希望见到的那个人，因为她不想知道，世界上还有一个跟亨克长得一模一样的人。我当即离开了那群男孩子，拐进甲壳虫轿车背后的一条小巷。好在，蒙尼肯丹这个地方，到处都有小巷子。走出大约一百码之后，我一手撑住湿漉漉的墙壁，弯下腰去，把先前喝下的啤酒及吃下的炸面圈一股脑儿吐了出来。然后，我出去寻找自己的自行车，最终在大伙开始逐店饮酒狂欢的那个地方找到了自行车。刚才，一定曾有人把烟火放在自行车的后轮轮辐之间然后又点燃了烟火。我扛起自行车，步行回家，一路上，自行车不时地在我的左右肩之间换来换去。为了祛除嘴里的苦涩味，我舔舐着车铃铛上掉下来的水滴。此时不是深夜，已是第二天的凌晨。蒙蒙细雨充其量就像下浓雾一样，但是等我回到家里，还是浑身都湿透了。

过了几个月，亨克才终于把丽特带回家来。她第一次来访时，我家的农场正值风光最美妙的季节。这一时节，农舍旁边的田地里，可以看到公羊正迫不及待扑向母羊，凤头麦鸡和塍鹬一边保护自己的窝巢不受侵犯一边声声叫唤；柳树早已吐出了嫩绿的新芽，前院里的歪脖子白蜡树正待长出新叶。春天的农场，四处是淡淡的新绿，哪怕是厩肥堆也给人以新鲜的感觉。父亲跟丽特保持着距离；母亲睁着水汪汪的眼睛张开双臂欢迎丽特的到来。

新年过后，我又见到过她几回，但只要有她在场，我总感到手脚笨拙、局促不安。同样，只要有我在跟前，她也很不自在，极少开口说话。她马上就要到家里来了，我更是不知所措。她第一次来，亨克就带着她到博士曼风车那儿去，那本是属于我俩的风车。从风车那儿，他们带回来一枚凤头麦鸡的蛋。打那以后，我和丽特之间的一切就变得不对劲了。

更为糟糕的是，打那以后，我跟亨克之间的一切，同样变得不对劲了。

后来，丽特第一次在我家里过夜，我敢肯定那是八月份的某一天。

“公驹和母马要分开，”一天晚上，母亲在餐桌上宣布。那是丽特要来的前一天晚上。

“什么？”亨克问道。

“公驹和母马要分开。”

亨克仔细地考虑了一会儿。“可你们不也是公驹和母马吗？”他指了指父亲，竭力装出一副天真无知的样子。

父亲怒声呵斥。

丽特睡在亨克的卧室，亨克就睡在我的房间，睡在铺在地上的一块床垫上。我想不出来可以说点什么，我感到呼吸有点困难，我想这是因为天气太闷热了。窗户开到了最大，窗帘也没有拉上。天上一轮满月，月光无遮无挡，洒满房间。亨克躺在床垫上，下半身盖着被单，赤裸的上身在月光下看上去蓝莹莹的。他很帅，非常帅。长时间的静默之后，几乎跟当时的天气一样沉闷的静默之后，他低声说了句什么，我没听清。

“你说什么？”我问。

“嘘！”

“你说的是什么？”我压低了嗓音。

“我要到隔壁去。”

“到丽特那儿去吗？”我木然问道。

“要不然还能去哪儿？”他一下坐起来，掀开了被单。他膝盖一抬，站了起来。他穿的是宽大的白色内裤。他悄悄向门口走去，好像脚底下踩的是鸡蛋壳，然后，一英寸一英寸，他慢慢地把门拉开。过了好久，他才离开我的卧室，房门终于又关上了。

打那以后，我一直讨厌月光皎洁的夜晚。蓝莹莹的月光透过窗帘或软百叶帘，不可抵挡地钻进卧室，即便在大夏天，这样的月光也会带给我一股寒意。

不，还是让我去听黑海番鸭的叫声，我宁愿在夜里听它们的叫声。它们哇啦哇啦的叫声会驱走夜的空虚与寂寞，而且，来年，它们还会哇啦哇啦地叫，即使再过十年，它们还会一如既往地叫。当然，年复一年发出叫声的鸟儿不见得年年相同。但是，黑海番鸭，你不用担心它们不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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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多丽丝·戴（Doris Day，1924年4月3日～　），美国歌手兼电影演员，原名Doris Von Kappelhoff，出生于俄亥俄州的辛辛那提，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多次成为美国年度十大卖座巨星。为影片《擒凶记》（The Man Who Knew Too Much）演唱的插曲Que Sera, Sera（英译为：Whatever will be, will be），传唱甚广。

21

丽特坐在餐桌边，坐在亨克的椅子上。从她的脸上，我无法判断她是不是有意坐在那个位置上的。她的眼睛盯着报纸第一版上的一张照片，照片上是一群科尼克斯野马(1)，它们站在一条四周被瓦尔河(2)的河水团团围住的狭长地块上。我们这里是冰天雪地，而边界的另一边却是大雨滂沱，河滩、河岸，所有的一切都淹没在水里。

“波兰小马，”她对着报纸说。

“喝点咖啡吗？”我问道。

这时，她终于抬起头来。“好的，谢谢。”

太阳出来了：低低地、冷冷地挂在天际，但毕竟，太阳发出的是暖黄色的光。我从没去过奥地利和瑞士，但是，在我的想象中，滑雪的山坡上看到的就该是这样的太阳。阳光照在咖啡机上，看来，咖啡机需要用湿布好好擦一擦了。我并不着急，因为我背对着丽特，不必担心我脸上的表情。我从眼角瞥见似有个东西从前边的窗口一掠而过。

“一只冠鸦！”丽特惊呼道。

我转过身来。冠鸦飞回来了，它停落在白蜡树上，停落在它原先栖息的那根树枝上，整理着身上的羽毛。我的手不觉紧紧握住了咖啡壶的把手，我看着自己的手指关节慢慢变白了。这一刻，楼上照理会发出声响。楼上毫无声息。

“你以前见过冠鸦吗？”我问，同时把咖啡壶推到滤嘴的下面，故意弄出一些响声。

“当然见过，经常见。那是在丹麦。那儿几乎到处都是冠鸦。”

“你去过丹麦？”

“去过几回，是去度假。”她想了一会儿。“去过四次。”

“丹麦那地方怎么样？”

“我也不知道丹麦现在怎么样了，只知道它从前是什么样子。最后一次去丹麦应该是八年前，那一次，两个女儿没有跟我们一起去，她们一直喜欢单独出去度假。就只我们三个人。”

我坐下来，双臂交叉抱在胸前。她不用急，可以慢慢地讲。

丽特看着窗外。“以前这儿用的那种木头电线杆，你还记得吗？”

“记得，当然记得。”我的内心蓦然窜起一股恼怒，前臂感到一阵发痒。

“丹麦还保留着那样的电线杆，不过是水泥做的。那儿有点落后。”她的眼睛一直看着窗外，但似乎并没有看到任何东西。咖啡机里的水发出噗噗的响声。“我们是八月份去的，自己开车去的。当地的农民把一堆堆的麦秆点上火焚烧，电线上停满了燕子。”

“燕子。”

“是燕子。维恩根本无法理解当地农民为什么要这么做。‘他们怎么可以焚烧麦秆！’他说，‘这是多大的浪费！’”

“他说的有点道理。”

“那种事，我确实不懂。我只觉得那些燕子真的好美。电缆线垂下来，很低，真的很低。”她开始轻轻地啜泣。

“你怎么啦？”

“哦，没什么。聊着聊着，我觉得这里的一切都很特别。”她用双手捂住自己的脸。

“不要难过，先喝点咖啡。”我起身从厨房的碗橱里取来最精美的杯碟，不是那种大咖啡杯，而是非常精美的成套杯碟。如果母亲还健在，她也会这么做的。今天一早，我已经把与这套杯碟相配的牛奶壶和食糖罐拿出来摆放在餐桌上。我把咖啡倒入杯子，在每只小圆碟上放了一只银勺，又用一只盘子整齐地码上饼干。我把咖啡和饼干放在桌上。要是屋外不像现在这么寒冷，我还会将窗户打开。厨房的空气中飘浮着一粒粒灰尘。

“我也感到奇特，”说着，我重新坐下来。

丽特的脸上有了微笑。“我们俩都感到奇特。”

我还感觉有点眩晕，有点不真实。拿我父亲来说吧：他看上去一直就跟现在一个样。这么多年，我天天都见到他。他是在一天天慢慢变老，不过，由于我们一直在一起并且在一起一天天变老，一切的变化都是在不知不觉中逐渐发生的。我看到父亲年轻时的照片——譬如说，楼上卧室里墙上的那一张——我知道照片上的那个人就是他，但那人与现在的父亲完全不同。我其实并不认识年轻时的他，因为那时的我也比现在年轻许多。不知不觉中，我们俩都慢慢老了。而丽特，我已经有三十多年没有见过她。这种感觉很震撼，仿佛我躺在床上做了一个噩梦。

这就是我此时此刻内心的想法，她在想些什么呢？我很想跟她一样，也用双手捂住自己的脸。“你看着我的时候，以为自己看到的是谁？”

“亨克，”她回答。

“我是赫尔默。”

“我知道，可我还是觉得看到的是亨克。”

进厨房之前，我带她先去看了看新布置的起居室。她不喜欢新的摆设。“这里怎么什么都没有了？空荡荡的。”她说。“那些照片都到哪里去了？”通往卧室的门关着，我不打算打开门让她进卧室。“还有窗帘、餐具柜和你母亲放书的书柜，它们都到哪里去了？”她站在壁炉前，看着那面大镜子里的自己，用双手轻轻地拢一拢头发，让头发蓬松一点。

“啊，是奶牛，”她说。我们从牲口棚中穿过，她穿着牛仔裤，头发依然是金黄色的。在厨房里，即使在阳光下，我都看不出她的头发是不是染过色。那些五十多岁的女人大多会把头发烫出波浪卷，可她没有。她走路的姿势有点僵直。我根本无法想象她成为这个家的女主人的样子：做肉圆，在绵羊或者小母牛身后奔跑，夜里与亨克同床共寝相拥而卧，他们的子女星期六上午来看望他们，一个小孙子爬上前院的那棵白蜡树。

“很多年前，我的一条腿曾经骨折，”她发现我在注意她走路的样子，便说。“天气一冷，就会感到僵硬疼痛。”

是滑雪摔的？从自行车上摔下来？还是猪圈的地面太潮湿而滑了一跤？

“打扫厨房天花板的时候跌的，我脚下的那架活梯滑倒了。”

阳光从方形的窗口照射进来。一只奶牛轻轻地叫唤一声，一只癞皮猫在眼前一闪，嗖的一下就没了踪影。我不记得以前是不是曾经见过这只猫，它是不是逃脱了父亲去年春天的那次机动化清理行动？

“那些猪，它们是什么样的动物？”我问道。

“有一点可以肯定，它们不是奶牛。”墙上钉了一枚硕大的钉子，上面挂着几捆用麻绳扎好的干草。她一只手撑在干草捆上，说：“小猪仔很可爱，可是越长越难看。”

“然后就可以拉出去屠宰了。”

“没错，然后就可以拉出去屠宰了。”

“那你的丈夫呢？”

“你说什么？”

“你丈夫，他是个什么样的人？”

她考虑片刻。“他很正派，是个正派人。”

“正派？”

“是的。”

我们走进院子。丽特把外衣的领子竖起来拉紧。“我的两个女儿也很正派，也许是因为布拉班特这个地方，那里的人都很正派。”

“那你的儿子呢？”

“那里面是什么？”一见到驴棚，丽特脱口喊道。她走向驴棚。“这里以前没有这个的，是不是？”

“没有，”我说。“驴子是后来才养的。”

“是驴子啊！”

驴子已经听到我们的说话声，此时正扬起脑袋好奇地站在栏杆旁边。一见到我们，其中的一只就开始摇头晃脑。昨夜，这里的灯一直开着。

“你想不想给驴子喂食？”我问她。

“好吧。”

过冬胡萝卜放在干草上面的筐里，我从里面拿出几个大大的胡萝卜递给丽特。她接过去，马上从栅条之间塞了进去。一眨眼，两根胡萝卜就进了驴子的嘴巴。我轻轻抚摸着驴子的耳朵。这一刻，大家都很开心。她明确表示，我们俩都感到奇特，这话听着令人宽慰。

丽特离开驴棚，向鸡舍走去。她对着柳树挥挥手，显得有点急切，也许是想告诉我，她看出来了，柳树最近刚刚修剪过。假如没有发生那件事，修剪柳树的那个人应该是亨克。“你们以前养的鸡是棕色的，”她说。

“没错，那时养的是巴讷费尔德鸡(3)。”

“那现在这些呢？”

“这些是拉肯韦尔德鸡。”

“这些鸡长相不错，产蛋量怎么样？”

“还不错，但不如巴讷费尔德鸡。”

从鸡舍出去，走到尽头就是人行堤道的大门。她把胳膊肘靠在堤门上，放眼向远处的田野望去。草地铺上了一层薄薄的积雪，四周非常亮堂。沟渠里弥漫着雾气。“风车，”她喃喃自语。

我现在根本就没有这种闲情逸致。我转身朝挤奶间的方向走去。过了一小会儿，她跟了上来，我听到她的脚步落在被冻实的院子地面发出不规则的响声。我抬起左臂，向驴子围场的方向指了指。“天气不错的话，驴子就会放出来，”我说。我们穿过挤奶间进了炊具室，接着，我径直往门厅的门口走去，而丽特走到楼梯间的门口时却停下了脚步。

“你过来吗？”我说。

她没有回答。

“我想说的是，”我的话说得很费劲，“如果早一点吃午饭，饭后我们还可以步行去墓地看一看。”

她也没有回答。

我继续说我的：“从墓地回来后，我可以先送你去渡口，然后再赶回来挤牛奶。”

她依然没有回答。

“你怎么了？”我问。

“我想上楼去。”

“想去亨克的房间吗？”

“是的。”

我拉开楼梯间的门，率先上了楼梯。我打开亨克房间的门，丽特满怀期待走进了房间。我站在门口——里面塞满了东西，两个人只能进去一个。她环顾四周，在床上稍坐片刻。

很快，我就看不到她了，她整个人彻底消失在亨克的身子底下。一月的阳光消退了，取而代之出现在眼前的是八月的月光。亨克的白色内裤褪至膝盖处并卡在了那儿，他的身体在上下起伏，就他的年龄而言，这样的动作似乎并不合适。我几乎能闻到他身上的气味。他正屏住呼吸，屁股沟上面那个浅浅的凹坑湿漉漉的。他把她越来越深地压在那张旧床垫上，而他的跟腱也随着身体的动作在上下摆动，仿佛他身体的起伏是源自于脚趾的一种波动。

“……他的床？”

“你说什么？”

“这是亨克以前睡的那张床吗？”

我眨了几下眼睛。过了一会儿，炎热的八月之夜才重新变回一月的上午。“是的。”

“我都认不出来了。这里怎么堆了这么多杂物。”她的手搁在身边的毯子上——似乎她再也不打算起身——两眼望着窗外。“那只冠鸦还在树上，”她说。

“走吧，”我说。

她起身，离开了亨克的卧室。

“这是我以前的卧室，”从第二个房门前经过时，我顺便提了一句，同时提高了嗓门。我注意到门上的钥匙，竭力回忆我有没有把门锁上。“里面同样堆满了废物。”我紧走几步，来到新房间的门口，房门开着。丽特紧跟在我的身后。

她的身体倚在墙上，膝盖稍稍弯曲，套头衫在肩膀处鼓凸起来。“他的脸，”她说。“他的脸浸泡在冰冷的水里，头发像海草一样来回漂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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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科尼克斯野马（Koniks），亦称为“柯尼克波兰小马”，欧洲野马的后裔。欧洲野马是一种史前欧亚大陆野马，分布于法国南部及西班牙东部至俄罗斯中部，一八七六年，最后一匹欧洲野马在乌克兰死亡。一九三六年，波兰为拯救欧洲野马的后裔，培育了科尼克斯野马。

(2) 瓦尔河（Waal），荷兰南部下莱茵河南部一支流，源于德国边境，流程约八十四公里，向西注入马斯河。

(3) 巴讷费尔德鸡（Barnevelders），鸡的品种，产自荷兰东部海尔德兰省的巴讷费尔德镇，因而得名。

22

“这儿，什么都没有改变，”她说。

“政府不允许在这里搞建设。”

“为什么不允许？”

“因为是文化遗产区。”

我们步行穿过村庄前往墓地。十分钟前，阿达恰好在自家厨房的窗口给植物浇水。正午刚过，太阳把我俩短短的影子投到我们跟前的地面。“到夏天快结束的时候，你应该再回来看看，”我说。“已经很多年了，这里每年都会举行一种竞赛。”

“你说的是什么竞赛？”

“比一比谁家前院里盛开的八仙花数量最多，花的颜色也是多多益善。那时，到处鲜花盛开，还有长达半英里的鲜花围墙。如果没有种植八仙花，那就没有资格参赛。”

“我不喜欢八仙花。”

远远地，我们可以看到村子西头的那座白色教堂。我想，我说的话已经够多了，于是，接下来的那段路，我们就保持沉默。到了之后，丽特没有进教堂，而是直接穿过杨树林，向阿河的岸边走去。

“一九六六年的冬天，我们到这里来溜过冰，”她说。

“那是一九六七年，”我说。“是一九六七年一月份。”

“怎么说都可以，反正是那年的冬天。冬天总是前一年岁尾与下一年年初交接的季节。”

她这么说也没错。冬天并不局限于历法上的某一个年份，而是横跨两个年度的季节。现在，只有芦苇中间还有薄薄的冰层，其他地方的冰已经完全融化。有两只鸭子——公鸭——快速地朝我们这边游来。它们像企鹅一样跳上河岸。丽特漠然地看着两只鸭子，然后转身离开。她横穿过街，用力地拽拉墓地的大门，她不停地拽，最后，还是等我来到她身边，把门背后的插销拨开，然后弯腰为她打开了大门。她一言不发，径直走进了墓地。

来到亨克的墓葬处后，我说：“我想，你现在应该感谢我的父亲。”

“天哪，这是为什么？”

“因为是他，为了延长墓地的使用期限，每隔十年都来办一次手续。”

“噢，”她说。

我以为，丽特会用手指轻轻地抚摸墓碑上的每一个字母，她看上去像是会这样做的人。她没有这样做，而是走到教堂旁边那条贝壳铺就的小路上，在一条绿色的长凳上坐了下来。我退后几步，双手插在衣服口袋里站着，后背倚靠着冷冰冰的教堂墙壁。

“当初，我并没有生你父亲的气，”她说。“我只是感到羞辱。后来，当然，后来我确实感到生气，而且一直很生气。”

我们正好身处教堂投下的阴影中。现在，我才体会到太阳给我们送来的温暖。

“赫尔默，他真的太好了，”她说。

“这我知道，”我说。

“也很英俊。他是个英俊的小伙子。”

假如我对此也表示赞同，会显得不够谦虚吧。

丽特看着我，她看到的是亨克。“你是个英俊的男人。”她说。

“呃。”

“这是真的，我说的是实话。”

“随你怎么说吧，”我说。

母亲与亨克合葬在一个墓穴里。我当时非常好奇，不知道自己将会看到什么。我什么都没看到，只看到墓穴底部更深处有一块白色的薄板，看上去像是纤维板。葬礼期间，大雨瓢泼，是夏天的那种大暴雨。雨水噼噼啪啪打在棺材上，水花高高溅起，鲜花耷拉下来。

这个墓地的墓穴向下挖至三人深，这样，就可以有足够的空间再放下一口棺材。我不知道丽特觉得哪个更加英俊，是我还是她看着我时心里想到的那个年轻人。我也不知道她是否注意到墓碑有什么特别之处。

“你们当时在车子里说了什么话？”

“亨克看到从对面开过来的那辆车，就说，‘慢一点’。我放慢了车速，但只是稍稍慢一点。我的驾驶教练是个非常强硬的人，他告诫我，你必须迫使对方给你让路。他说：‘你必须用自己的行动和眼神迫使对方屈从于你的意志。’”她的身体在木头凳子上来回地晃动。“可是，对方更加咄咄逼人。”

“他最后说的是什么？”

“天哪，哦，天哪。”

“天哪，哦，天哪？”

“是的。好像在说，白痴，你可以告诉人家你是新手。”

我几乎能听到他说这话的声音，这完全符合亨克与赫尔默在一起时的说话模式。

“驾驶教练也试图用他看着我的那种眼神迫使我接受他的意愿。他戴着假发。当然，在这一点上，我从没想过我不该听他的。”

“你当然不会，”我说。

“你是在取笑我吗？”

“没有。”

“保险公司确实赔偿了你父亲那辆西姆卡汽车的损失，是吗？”

“是的。”

“那还不错。”

我背靠着教堂冰冷的外墙，可我觉得自己正站在谢林沃德大桥上。那是因为我觉得自己被人遗忘了。那时的我，也觉得自己被遗忘了。丽特是未婚妻，我不过是他的兄弟而已。而现在，她在追忆往事，在讲述她自己的故事。我的情况，却从来没有人过问。

刚才从水里跳上岸来的那两只鸭子正嘎嘎叫着，往教堂的另一边走去，也许它们要到大门紧锁的教堂门口去。夏天，很多人都会坐在杨树下的草地上——骑自行车从阿姆斯特丹来的人、划船的人、布鲁克航行学校的孩子们——因此，鸭子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害怕。为了得到一小片面包，它们可以无所顾忌。不时有汽车从旁边开过，从声音来判断，似乎有一辆车子紧急刹车，接着又开走了。

“你经常到这儿来吗？”丽特问道。

“他们的生日和祭日会来。一年四趟。”

“当然，原本，我也是可以来的。起初，我没有来，因为我是被赶走的。我是这么想的：你们再也不用见到我，真是幼稚。后来，我也没有来，因为我嫁给了维恩，有了孩子，我不想再回想起那段日子。我希望能够重新开始。”

“你永远不可能重新开始。”

“你当然可以。”

顿时，我的内心升腾起一股恼怒，肩膀感到一阵发痒。我很想在教堂的墙壁上蹭擦几下，如同夏日里饱受蚊虫叮咬的一只老绵羊。

她想得到什么吗？她希望得到什么呢？她希望我吻她吗？难道我应该表现得好像我就是亨克一样吗？她是不是希望听我对她说，她依然是个漂亮的女子？我是不是应该向她求婚，问她愿不愿意嫁给我？她希望我原谅她吗？

她确实依旧漂亮。你看到多少上了年纪的女人，她们总是穿着一成不变的上衣、长及膝盖的裤子，用化学物品把头发烫出波纹，眼角下垂，弯腰曲背，过早地显出老态龙钟的样子。到了夏天，她们跟随丈夫骑着自行车从农场旁边经过，身体总是在那些结实、耐用然而廉价的自行车上轻轻地摆动着。她们身上的外套和夹克不管有什么不同之处，永远都是一成不变的。而丽特，她与那些女人不一样。

丽特跟我差不多高，跟少女时代相比，她的面容并无太大的变化，只是略显松弛而已。从她的脸上，我能非常清晰地看到多少年前的那个丽特，当时的她正在蒙尼肯丹的那家酒吧里，半边的面孔被亨克的脑袋挡住了。即使在那时，我就仿佛听到她在心中默默感叹：天哪，他有个双胞胎的兄弟，有个跟他长得一模一样的人，这件事，可叫我怎么去应对呢？在亨克去世前的那十八个月里，她并没有积极应对此事。她感到尴尬，只是悄悄地与我保持距离，尽量不朝我看，尽量确保我和她不要单独相处。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五日，她送给我一份圣尼古拉斯节的礼物，还附了一首传统的诗歌，不过她写的东西没有一点新意也不带一丝情感，我看过之后忍不住淌下了自哀自怜的泪水。我像一个心绪不宁的孩子，一边抱着节日礼物，一边把诗歌大声地读给大家听。父亲注意到了这一点——他总是觉得圣尼古拉斯节是一个特别美好的节日——他冲着丽特眨眨眼睛，还反复强调说我习惯于辞藻华丽的诗句，自己也在“阿姆斯特丹那边”学着写通篇充斥晦涩难懂的冗长单词的诗歌。他希望以此缓和气氛，他根本不明就里。丽特低头看着自己的脚。

“我觉得有点冷，”她说。

“那我们回去吧。”

她再一次看了看墓碑。在她的脸上，我读到了那个我原本以为她早就会提出的问题：“你的父亲葬在哪里？”

“他是火化的。”冰冷的空气让我发烫的脸颊渐渐凉下来。“骨灰撒掉了。”

教堂门口只剩下一只鸭子，另一只已经丧命，被车轮碾死的鸭子身上还冒着热气。生命就是这样，这一刻还活蹦乱跳的，还渴望着能得到一片面包，可不消一分钟，生命就可能永远消逝。丽特从死鸭子身上跨过去，身体一阵颤栗。我用脚把鸭子轻轻往路边拨了拨。剩下的那只鸭子大声地嘎嘎叫着，摇摇摆摆向水边走去。回家的路上，我们从学校门口经过。有一个班级正在唱歌：大约十五个孩子扬起脸蛋，全神贯注地看着老师。我不知道他们唱的那首歌是什么歌名，于是，停下脚步听了一会儿。丽特却目不斜视，径直往前走去，我几乎一路小跑才终于在公路拐弯的地方赶上了她。

那时候，丽特要是留下来一起吃饭，我们就得从父母的卧室里端来一张椅子，放在餐桌较长的那一边，靠近母亲的座位。现在，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落座之前，丽特把自己的椅子往旁边移了移，几乎移到了餐桌的角上。厨房里的电子钟发出轻微的嗡嗡声。“这里太安静了，”她说。

我们在喝茶。马上就该送她回去了。不知她的脑海中有没有生动的想象？儿女或者孙儿孙女？幼童坐的高脚椅、不同花色的墙纸，还有时尚的厨房？

“你是老大，是不是？”她问。

“是的。”

“后来，亨克去世之后，我也离开了这里之后，我才开始纳闷，为什么……”

“你想说的是？”

“为什么我选择的是亨克。我想说的是，事情为什么会那样发生？”

“是亨克选择了你。”她的话再一次勾起了我内心的恼恨。时隔四十年之后的今天，她当然不可以摆出一副一切尽在她掌控之中的架势吧？

她看看我，端起了茶杯。那是一只质量上乘的瓷质茶杯。“后来，我又纳闷，为什么让亨克当农场主？既然你是老大？”

“我跟着母亲和农场的帮工去溜冰，而亨克会留在家里照料幼崽。”

“嗯？”

“不知怎么的，亨克做什么都比我出色。他做事也比我利索，我也知道，虽说我们经常一块儿干活，但他侍弄起动物来比我要在行。父亲看到了这一点，再说了，几乎从出生的那一刻开始，亨克就注定是父亲的接班人。”

“难道你不想当农场主吗？”

“我不知道。不管什么事儿，我都是顺其自然。”现在，她终于开始询问我的情况，可我却发现，自己极不情愿回答。我强迫自己继续说下去。“反正，我从来都不说什么，我也从不抱怨。”

“亨克去世之后，你没有选择的余地。”

“是的，我没有选择的余地。”

“那个时候，帮工也已经离开了吗？”

“是的，帮工六个月之前就离开了。”

“然后呢？”

“然后什么？”

“你感觉怎么样？”

全能的上帝啊！这就好像她在问我：我这么多年的农场生活怎么样？她是要求我给她描述原本应该是她和亨克一起过的那种生活，接下来她是不是还会要求看看我的那些课本？这一切与她毫不相干，我的感觉更是与她毫不相干。她到这里来干什么？她希望得到什么？“感觉很好，”我断然答道。

她把茶杯轻轻地放在茶碟上面。“那就好，”她说。慢慢地，泪水再一次溢满她的双眼，她把头扭到了一旁。好久好久，她一直望着窗外，从那扇边窗望出去，可以看到阿达和维姆家的农场。最后，她深深地叹口气，站了起来。显然，她来这儿要办的事已经办完。

我们正要跨进欧宝士官生，这时，罗纳尔跑进了院子。“等一等！”他喊道。

我们等着。

“我过来让你看一看我的手，”他对我说，他都没有看一眼丽特。

“那就给我看吧，”我说。

“你看得到吗？”

“往上来一点。”

罗纳尔把手举得几乎碰到我的脸孔。小拇指下面有一边的皮肤带点粉红又有点发白，还有点紧绷。

“这里还疼吗？”

“不疼了，”他耸耸肩膀。“我们把绷带拆掉了，因为露在外面对它有好处。”

“那是你妈妈说的吧？”

“是的。”

这时，他的目光越过我，往车子的另一边看去。丽特站在那儿等着。“那是谁呀？”他问。

“那是丽特。”

“她是从哪里来的？”

“布拉班特。”

“布拉本德？”

“是布拉班特。离这儿很远的一个地方。”

“她到这里来干什么呢？”

“你问她自己吧，她又不会咬你。”

他的两只像小狗一样可爱的眼睛依然望着我。

“我以前经常到这里来，”丽特说。“这次，我过来看一看。”

“噢，”罗纳尔说，眼睛始终没有离开我的肚子。

“我本来是要嫁给范·沃德伦先生的弟弟的。”

“喔？”

“我就是范·沃德伦先生，”我解释道。

“你还有个弟弟吗？”他惊讶极了。

“以前有，现在没有了。”

“哦。”

“但现在，我要回家了。乘火车回去。”

“你要去送她吗？”

“是的，”我说。“送到阿姆斯特丹的渡口。”

“她以后是不是还会再来呢？”

“我不知道。你以后还会再来吗？”

“也许吧，”丽特回答。她钻进车子，关上了车门。

“我们要走啦，”我对罗纳尔说。

“好吧，”他说。他转身朝院子外走去。快到堤道的时候，他又转过身来。看得出来，他马上就要学特尼的样子了。“你的父亲在哪里？”他尖着嗓子喊。

“在楼上，”我说着，竖起一根手指朝天空指了指。

23

“在楼上，”丽特重复道，我们的车子停在炸土豆条零食摊的前面。

“是啊，”我说。

“做个孩子可真好。”

“是啊。”

“想必你父亲是最近才去世的吧？”

“是的，不久之前。”

车子停在零食摊前已经好长一段时间了。太阳还没有下山，但快了。现在，我看不到太阳，是火车站挡住了我的视线。这会儿，渡口比早上要繁忙得多，人们从四面八方汇聚到这里，又从这里赶往各自的家。现在，如果水里没有渡船，莱茵河的游艇和各种小型游船都不开动，那么，艾瑟尔湖的湖面必定平静得没有一丝波纹。我看到远处的高楼大厦，那个地方在我的记忆中已是一片空白。渡口的对面让我心生恐惧，但在这一边，我却不会担心，因为我很清楚，走哪几条道我便可尽快地脱身。丽特没有表现出任何想要下车的意思。她搁在腿上的那只包不是她这个年龄的女人通常使用的，不过，她双手紧紧抓住包的那个样子倒是很符合她这个年龄女人的特点。

“亨克现在有点儿问题。”丽特说。

现在？

“他什么事情都不干。到现在为止，他在家里游手好闲已经六个月了，他连一个朋友都不交。”

什么事情都不干？一个朋友都不交？

“有的时候，他就躺在床上，然后又突然没了踪影。我根本不清楚他在干什么。”

“丽特，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是亨克。”

“哪个亨克？”

“我的儿子。”

“你的儿子叫亨克？”

“是啊，你难道不知道吗？”

“我怎么会知道呢？”

“他就那样躺在床上，这一点最令我担忧。”

“亨克？你给你的儿子起名叫亨克？”

“不可以吗？”

“你的丈夫会怎么想？”

“他没怎么想。维恩觉得这个名字挺不错的。他的家族里也有一个亨克。简短活泼、容易上口，他就是这么说的。”

有个人骑着自行车从旁边经过，碰擦到了汽车的边窗。骑车人回过头来，举起一只手以示歉意。

“我在想，可不可以让他到你这里来住上一段时间？我的意思是，让他来干点活儿。”

这就是她想问我的事情吗？“到我这里来？”

“是的。你这儿有各种动物：奶牛、绵羊、母鸡。我觉得，动物对他可能会有好处。而且，你现在就一个人，也许，你可以让他帮你干点什么。做个农场帮工。”

做个农场帮工。方才，她没有提到驴子。

“这对他会有好处。干点活，早睡早起，有规律的生活。当然，还有新鲜空气，尽管家里也有足够的新鲜空气。”

“当真有吗？”我说。“养了那么多猪，空气还新鲜吗？”

“你说的没错，”丽特说。“这里的空气确实更加清新。”

“这件事，他自己是怎么想的？”

“他还不知道这事。”

“你是什么时候开始产生这种想法的？”

“哦，大概一个月之前吧。”

这时，再也没有哪个地方可以看到太阳的反光了，水面上没有，高层建筑的窗玻璃上也没有。天快要黑了，火车站上方的天空渐渐变成了橘红色。丽特的手从包上松开，准备打开车门。

“这件事，你会考虑一下吗？”她问道。

“当然会，”我回答。

她先回头看看后面有没有行人，然后打开车门。她在犹豫。“我失去了他，”她说。“他看着我，那样子就好像面前站的是个陌生人。”她的身子向右侧倾斜，准备下车。冷空气灌进车内。然后，她重新向左边凑过来，在我的脸颊上亲吻了一下。“谢谢你，”她说。

我看着她离开。刚才，罗纳尔让我充当中间人向她提问时，我感觉日后我们还会再次见面。而此刻，我却预感到，恐怕是再也不会见到她了。她不再回头，腿一拖一拖往前走去，渐渐消失在来来往往的行人和自行车中。现在，她应该已登上渡船，不一会儿，她就会抵达对岸，随后，她将淹没在成百上千行色匆匆赶往四方的旅客中间。成百上千的人们将坐上不同的火车，火车会把他们带往全国各地。车厢外一片漆黑，什么都看不到。她会做些什么？会读书看报？还是会安静地坐着，独自浮想联翩？或许是跟对面的人聊聊天？我不知道。我摸了摸自己的脸颊，又看了看自己的手指，然后发动了汽车。

挤牛奶的时候，我比往常更多地把脑袋靠在奶牛温暖的腹部。吸奶杯已经系好，牛奶正平稳舒缓地吸入奶管。我绝不会系着塑料围裙站在铺设了白色地砖的挤奶间，看着十头或十二头奶牛同时挤奶；这里也绝不会有一间空余的牲口棚，牲口棚的地面上铺的一定是稻草而绝不会是锯木屑；在这里，道路清扫机总是缓慢地在路上来回穿梭，厩肥堆也一定会一天天慢慢增高，最终，我会用那台老掉牙的厩肥撒布机把肥料撒到田里；在这里，女人们绝不会天天都在厨房里忙碌，或者每星期隔三岔五把洗净的衣物晾晒到菜园旁那一小块草地上的晾衣绳上。此时此刻，我的脑袋随着奶牛的呼吸轻微地晃动，这里安全而宁静，然而同时，空虚而寂寞。

我想起了低垂的电缆线，以及停落在电缆线上的几百只燕子。我想起了丹麦，但没有联想起亚尔诺·科佩，这是从未有过的。这回，我想起的是一个曾在丹麦看过燕子的农场帮工。

“讨厌透顶！”父亲说，他显得很生气。我刚挤过牛奶，给他拿一点吃的上去。

“你讨厌哪一个？”我问，指了指落地式大摆钟和墙上的照片，又指了指他自己。

“那只冠鸦又回来了。”

“我也看到它了。”

“那是怎么回事？”

“我还不知道。”

“你还不知道吗？”

“不知道。”

“你们俩去那个新房间干什么？”

“聊天。”

“聊些什么？”

“你难道听不到吗？”

“听不到。”

很久以来，他都没有提出过这么多的问题了。丽特在他的脑海里挥之不去，也许他一整天都在回忆往事。我能想象得到，他静静地躺在床上，如同一只心惊胆颤的老鼠：卧室门外传来了说话声，他得屏住呼吸慢慢地吐气；说话声渐渐远去了，他又得竖起耳朵留神倾听。他感到孤单吗？我摇摇头，我不愿意思考这样的问题。不管怎么说，我突然觉得，今天发生的一切似乎就是一场竞技：丽特与范·沃德伦一家的竞技，而其中的一位竞技者却藏在暗处。

我拉开窗帘。“噢，还有一件事，”我尽可能把话说得轻描淡写。“你火化了，骨灰也撒掉了。”

他不由得笑出声来。“你们去过墓地了。”

“对。没有看到你的名字。”我以前有没有这样跟他开过玩笑？我看着窗帘上的图案，想不起来曾有过这种经历。

他突然收住笑，认真地说：“我身上脏了。”

“可能是吧。”

“我的骨灰撒哪里了？”

“我不知道。田野里、鸡舍背后、白蜡树下。”

我放开握在手中的窗帘，转过身来。他的眼睛现在还有点湿润，那是因为刚才的大笑。我是这么想的。他非常需要刮刮胡子。白色的枕套变得灰不拉几。

“她到这里来干什么？”

“原因嘛。”我向门口走去。关灯的一瞬间，我想到了一个比较满意的回答。“没有，”我说，“没什么原因。她到这里来是参加工作面试的。”

我微笑着走下楼梯。

24

我是范·沃德伦家族中我们这一支最后的一位。当然，有许多其他的人也是这个姓，但都不属于我们这一支的。以前，我经常在报纸的体育版看到凯斯·范·沃德伦(1)这个名字：一位足球运动员。我估计，他效力于费耶诺德(2)。有一次，报上还刊登了他的一幅照片。尽管他的年龄很可能要比我小三十多岁，可我总觉得我们俩长得有几分相像。范·沃德伦爷爷有四个姐妹，她们都结了婚，也都有了自己的孩子。父亲有过（也许现在还有）好几个姑姑。我有（或者曾经有过）同样多的姑婆，还有更多的姑表兄弟姐妹。但他们中没有一个是姓范·沃德伦的，我也不认识他们。父亲是独生儿子。亨克——这名字就取自我的范·沃德伦爷爷——已经去世了。我没有结婚生子。等到我百年之后，我们这一支就绝种了。

天在下雨。第二次冰冻持续的时间很短，我从报纸上获悉，至少有三个人在溜冰时落水身亡。我拎着溜冰鞋来到大湖边，发现只有一半的湖面结了冰。我没有冒险去溜冰——我还不希望我们这一支的范·沃德伦这么快就绝种。两天前，年轻的奶罐车司机左眼蒙上了一块圆形的大绷带。他是在家里干油漆活的时候受的伤。在用砂纸打磨窗框时，一块小碎片弹进了眼睛。他的脸上微笑依旧，不过笑容稍微有一点扭曲。我赶紧离开了挤奶间；看到他这个样子，我的喉咙口忍不住有点发哽。如果继续留在那里跟他说话，我担心会被他听出来。昨天，牲口商的车子开进了我家的院子。他站在厨房里，一只脚踩着另一只脚的脚背。他没过多久就离开了，也没有做成任何生意。兽医也来了，给一只生病的小母牛治病，他先在小母牛的臀部推入了两大针筒的药液，然后告诉我它不会有事的。我把它跟其他的小母牛隔离开来。

这几天，我常常在厨房里转悠。厨房是不是也应该粉刷一下？这事我拿不定主意。每次，我的目光最终都会落到白蜡树上的冠鸦身上，我会不由自主地想到那个未来的帮工。我已经开始在心里称他为“小亨克”。丽特打电话来，问我有没有考虑过这件事。“考虑过，”我回答，“但还没有考虑好。”我从来没有用过帮工。以前，我自己就是帮工，是父亲的帮工。冠鸦会时不时地飞往别处，但每次，它总是先往下俯冲，扑腾几下（似乎是想检测一下自己的翅膀），然后才开始往上飞。

已是丽特前来造访之后的第五天了，到了今天，阿达才再一次光顾我家的厨房。今天是星期六，特尼和罗纳尔踢足球去了，少儿球队的冬季短假已经结束。

“赫尔默！这多可爱呀！你觉得怎么样啊？”

“有点怪怪的，”我说。

“你这算是什么回答？来的那可是你的弟媳妇！”

“不是弟媳妇，是本来即将要成为弟媳妇的那个人。”

“那不也一样嘛。”阿达装出一副罗纳尔根本就没有跟她提起过丽特的样子。“看到你们两个在外面散步，我心里就在想，这个女人可真漂亮。”

“没错，她依然很漂亮。”

“对这件事，你父亲也很激动吗？”

“非常激动。”

“他是怎么想的？”

“没怎么想。”

“嗬，你可别随口敷衍我。看你脸上的表情，我就知道你非常高兴！”

“父亲的脸上有了笑容，”我说。我直视着阿达的眼睛，几秒钟之后，她把脸转到了一边。她显得比平常紧张激动，有点心神不宁的样子。

“你们聊了些什么呢？”

“没聊什么特别的，不过就是聊聊从前的日子，还有她去年去世的丈夫，她的两个女儿，还有亨克对她有多好，还有驴子和母鸡。”

“她以后还会再来吗？”阿达的嗓音也跟平时不太一样，又尖又细。我仿佛可以看到许多的惊叹号。

“也许吧。丽特上车之前就是这样回答罗纳尔的。”

阿达的脸颊起了红晕。那不是因为忙碌、因为春季大扫除而出现的红晕。“那太好啦，”她说。

边窗与橱柜之间挂着一只旧电子钟，钟面是棕色的，钟框是橘黄色的，指针是白色的。电子钟发出的嗡嗡声非常轻微，几乎难以察觉。几天前，丽特坐在这里的时候，我曾听到过电子钟的嗡嗡声。我记得以前从来没有听到过这声音。而此刻，电子钟的嗡嗡声比任何时候都更加清晰。也许，它快要寿终正寝了吧。

“她来这里，并不是为她自己，”我说。

“你说什么？”

“我送她到渡口后，她没有马上下车，而是开始谈起她的儿子。”

“她的儿子？”

“她的儿子，亨克。她问我可不可以让他到我这里来，帮我干活。”

“为什么？”她的脸色已经恢复正常。她显出开心的样子。

“他在家里什么事都不干。他没有工作，老是躺在床上，有时候不知去向。”

“为什么？”

“我不知道。丽特问我，能不能让他来农场当个帮工。”

“那太好了！”阿达激动得提高了嗓门。

“太好了吗？”

“当然！你父亲病倒后，所有的活儿都得你一个人去做。”

“我一个人做也很轻松，何况，这儿也没有他可以干的活。”

“如果有个人一起干活，肯定会更加有趣吧？这儿当然有他可以干的活。就说幼崽棚吧，现在就该再用杂酚进行一次消毒处理。可以两个人一起挤牛奶，再过几个月，你又要忙那些绵羊了。”

“我只有二十只绵羊。”

“那不也一样。何况，你还能同时帮助那个孩子摆脱困境，也能帮丽特摆脱困境，不是吗？”

丽特，这名字从阿达的嘴里说出来，似乎她认识她已有多年。

“呃嗯，”我沉吟着。

“你会这么做的吧？”

“我得再好好考虑考虑。”

“她也会过来，住在这里吧？”她竭力让这话听起来显得很随意。

“应该不会的吧？”我说。

“我这是在问你呢。”

“不会，我估计她不会来，她也没有提过这样的事。”

阿达回头看了一眼电子钟。她站起身。“我得走了，去足球队接孩子。”

“他们心目中的英雄是不是已经离开啦？”

她看了我一眼，有点摸不着头脑。

“亚尔诺·科佩？他是不是已经走了？”

“噢，亚尔诺·科佩。没错，他已经走了。”

我陪着她一起穿过炊具室。

“她当时一定非常爱你的弟弟，”说着，阿达打开了通往挤奶间的门。

“你是说，她给自己的儿子取名叫亨克？”

“是的。”

“这是一个相当普通的名字。”

“再见，赫尔默。请代我问候你父亲，好吗？”

“好的。”

我看着她从贮奶柜旁边走过，出了挤奶间。她后背的模样显出一点老态，这一点，我以前却从未注意到。

我来到父亲的卧室，第一件事就是告诉他阿达向他问好，随后就着手处理他的那一摊子事。我先让他在马桶上坐好，然后问他，他想在什么时候刮胡子，是淋浴前还是淋浴后。他说在淋浴之前，还说他要自己动手。我把挂在门厅里墙上的那面小镜子取下来，搁在水池上面，这样他只要坐在塑料凳子上就能看到自己。他花的时间实在太长了：两只手不住地颤抖，很难做到在把折叠器稳稳地搁在脖子上的同时拉动剃须刀。身子洗过之后，我又往他的头发上挤了一大团洗发香波。全部洗干净之后，我问他是否可以在凳子上坐一会儿。他说可以，但是两手必须紧紧地抓住膝盖，后背必须紧贴在瓷砖墙壁上。我上楼去，撤走床上的被褥，换上干净的床单和枕套。我发觉自己在一边忙乎一边吹着口哨。下楼前，我走到窗边去看那只冠鸦。“行啦，你就看个够吧，”我说，我发现它的眼睛正盯着我。不一会儿，父亲回到了床上，他的头发梳理得整整齐齐，散发出一股清新味。

“我想吃几片法式烤面包，”他说。

“你躺在床上是不是时常会翻翻身？”

“翻身？我为什么要翻身？”

“如果一直就那样仰躺在床上，你会长褥疮的；一旦长了褥疮，你就得去医院；一旦进了医院，那就得了，再也别想回家。”

“是吗？”

“是的。”

“在皮尔默伦德吗？”

“皮尔默伦德的什么？”

“皮尔默伦德的医院。”

“你想去吗？”

“胡说，”说着，他闭上了眼睛。

但是，还没等我把门关上，就听到新铺的床单发出轻微的窸窣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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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凯斯·范·沃德伦（Kees van Wonderen，1969年1月4日～），荷兰足球运动员，出生于鹿特丹市，曾效力费耶诺德足球俱乐部。

(2) 费耶诺德（Feyenoord），荷兰足球俱乐部，一九〇八年七月十九日成立，位于荷兰第二大城市鹿特丹，以该市南部的费耶诺德区为名。与阿贾克斯和埃因霍温并称荷兰足球三巨头，垄断荷兰足坛近四十年。

25

我是最后一个范·沃德伦，说来也怪，我居然会对此那么的在意。我既无妻子，也没孩子，只有一个日渐衰弱的父亲，何况，他也从未在我面前谈起过家庭，因此，我也就从未想到自己会对血缘、亲人这类东西想得太多。是不是因为这个农场？我们的农场？这些我原本希望躲得远远的房屋、牲畜及土地，这些我当初迫不得已接受的东西，难道它们竟不知不觉融入了我的身体和血液？

从前，驴子围场的旁边有一间小屋，那是准备给亨克和丽特结婚时做新房用的。首先，农场帮工必须搬走；以后，亨克和丽特会有孩子，小家庭的成员会越来越多；最后，小屋里住不下了，他们一家就会搬到农庄的主屋里来。一切都已预先规划好了：在母亲的心里，她已经给那间小屋配置了家用物品。帮工被辞退后，父母把小屋出租给从阿姆斯特丹城里来的人，这些人只在周末和度假时才来住。我年过三十之后，父亲决定卖掉小屋，但母亲不同意。“谁也说不准的，”说着，她还朝我这边瞥了一眼。一九八七年秋季，一个星期天的夜里，从城里过来的人刚刚度完周末，小屋就起火烧毁了，那件事发生在母亲去世前大约八个月的时候。现在，每当春天，看到杂草丛生的院子里开出的那一朵灿烂的木兰花，我都会产生一种怪怪的感觉。还剩一面边墙没有完全倒塌，但估计也不会长久了。

林业委员会想要买下这块地。

我有点后悔不该把旧床架扔到新年的篝火上。“又来买床啦？”昨天，我去床铺店买一张廉价的松木床，那个笑容可掬的销售员这样问我。“是啊，”我答道，“又来买床了。”需不需要配个床垫？不，我不需要床垫。来到另外的那家店里，接待我的不是原先那个扎黑辫的年轻姑娘，而是一个年纪略大、倦容满面、无精打采的女店员。我买了一床单人羽绒被、两个羽绒被被罩外加两床相应尺码的白色床单，所有的都是减价商品。至于颜色或图案，我一概未加考虑。我对买到手的东西感到很满意。随后，我又去熏肉店买了一磅烟熏鳗鱼。我把床放进车里，床的一头从副驾驶旁边的车窗伸出去，另一头从后座左边的车窗伸出去。回家的路上，我的车开得尽量平缓，既不突然加速也不猛踩刹车。

开始干活前，我先打开窗户，又在蓝色的地毯上铺了一层报纸。事先，我还把厨房里的晶体管收音机搬到了楼上。一边干活一边听收音机，这还真是不错。夏天，在屋外粉刷的时候，我总是把收音机调到播报“环法自行车赛”(1)的那个台。我不在乎谁赢谁输，我只是想听电台里的实况报道。我先从天花板开始干起。天花板本来就是白色的，所以只需刷一遍涂料就可以了。墙纸上有图案，是典型的六十年代的那一类图案。一辆液罐车在雷韦克(2)附近侧翻，四个穿黄色工作服的人在清理撒石灰；建议附近的居民关闭家里所有的门窗。涂料很快就干了，随着涂料渐渐变干，墙纸上的图案越变越淡。原本，我只打算把墙壁和天花板粉刷一下，可是，活儿一旦开始干起来，我又发觉窗户的木框显得太亮，看着很别扭。六六民主党(3)的发言人特姆·德·赫拉夫正在解释首相直接选举有什么益处。“他们会给我们选出一个长着漂亮屁股的首相吗？”记者发问。这问题并没有让德·赫拉夫感到难堪。“只有记者才会把漂亮的屁股挂在嘴上，”他答道。我看着收音机，无法相信自己听到的居然是这样的对话。白色的房门光亮平滑。第一遍涂料上完后，我朝库房走去，我要去拿放在骷髅橱柜里的那种蓝灰色底漆。底漆罐一拎到手里，我就判断出，里面的漆足够我把房门和窗户都刷上一遍。我拿起那罐底漆、一张砂纸和一把刷子，重新回到楼上，开始非常仔细地用砂纸把木构件的表面磨光。油漆还没干。印度尼西亚的语言中原本也许并没有“溜冰”一词，但是，在雅加达的某个购物中心里，人们正在一个室内人工溜冰场溜冰。印尼没有出现经济危机的迹象，但是民众依然表示，他们再也无法容忍梅加瓦蒂(4)总统。底漆上完后，我又给墙壁刷了一层白色的涂料。涂料辊所经之处，壁纸的图案再次显现出来。今天晚上，我还得再过来看一看，我必须确保这第二层涂料能把图案完全盖住。目前，全国各地均有零星阵雨，之后，降雨带将由西向东推进。明天多云，午后起逐渐放晴。

我打开亨克房间里的电灯，把挡住去路的一些破旧杂物挪到边上，到里头去拿床头柜。我端起床头柜，把它拿到新房间，也给它上了一点底漆。随后，我顺便去父亲那里看一眼。

他嗅嗅鼻子，问：“你在粉刷？”

“是啊。”

“这次是哪个房间？”

“那个新房间。”

“为什么？”

“给新来的帮工住。”

“什么？帮工？”

“对呀。我没跟你提起过吗？”

“我一直躺在这儿，谁也没来跟我说过任何事情。”

“我跟你说过的，是你忘了。”

“我什么都不会忘，从来不忘。”

“随你怎么说吧。我买了鳗鱼，一会儿你要不要吃一点？”

“味道鲜美，”说着，他咧开嘴笑了。依然让人受不了，但不像往常那么糟糕。

晚上，我洗了个淋浴，洗了好长时间。我要让自己浑身湿透：暖洋洋、湿漉漉。我甚至不愿去想是否该把身子擦干。新房间的墙壁已经粉刷完毕，六十年代的图案彻底消失了。明天上午的任务：威卢克斯窗、房门和床头柜。明天晚上，我要把新买的床拼装好，然后把我以前用的旧床垫放在新床上，再把床头柜摆在床边。我发现手指尖已经被泡得起了皱，于是关上了水龙头。我快速擦干身子，快步穿过炊具室。我站在壁炉前，对着大镜子梳理头发。壁炉里的火苗暖暖的，我的大腿和小腹烤得暖暖的。我转动旋钮，把温度从四档调低到一档，随即向卧室门口走去。

呱啦——，我听到外面传来这样的叫声。接着，又是四声。卧室的门，我没有关。钻进被窝的那一刻，我意识到，还没上床的那条腿在微微颤抖。我平躺下来用心地听，我竖起了耳朵，耳朵里却只有一片寂静。对于那只冠鸦来说，叫上五声，足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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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环法自行车赛（Tour de France），公路自行车运动中规模最大、影响最广的国际自行车大赛。始于一九〇三年，每年七月举行，赛期二十三天，总共二十一段，平均赛程超过三千五百公里，环绕法国一周，有时也穿越邻近国家。

(2) 雷韦克（Reeuwijk），荷兰一地名。

(3) 六六民主党（Democrats'66），荷兰政党之一，一九六六年成立，由工党、自由党中分裂出来的左翼激进人士组成。

(4) 梅加瓦蒂（Megawati，1947年1月23日～），印度尼西亚前总统苏加诺的第二个孩子、长女，印尼第五任总统（2001年7月23日～2004年10月20日）。

26

现在是上午十点三十分。乌云低垂，雨水从云层中落下来。跟往常一样，天气预报又报错了。厨房的灯亮着，灯光照射到前院里的歪脖子白蜡树上。冠鸦蜷缩在树枝上，不时地竖起羽毛，但并不展开翅膀，这时的冠鸦看上去就像一只在院子的水坑里洗澡戏水的麻雀。一只体形巨大的麻雀。我等待着。报纸就铺在我面前的餐桌上，但我无心读报。我坐在那里，看着窗外。电子钟发出嗡嗡的响声；面前的杯子里还剩下几口凉了的咖啡，楼上鸦雀无声。不仅楼上鸦雀无声，四处都鸦雀无声，雨水轻轻敲打着窗台；被雨水淋湿的公路上，空无一人。我孤独一人，身边没有一个可以依偎倚靠的亲人。

一九六三年二月，父亲开车在古沃海(1)的冰面上兜圈子，我和亨克并排坐在后座上。“一辈子难得这么一回，”父亲轻轻地笑着。我和亨克都紧贴着自己那一侧的车窗，两人之间离得很开。母亲留在蒙尼肯丹；她吓坏了。我们回到港口时，看到母亲在原地等着我们。她仍旧站在我们离开时她站着的那个地点，睫毛上挂满了一粒粒细小的冰珠。转到第三还是第四圈的时候，父亲在堤道的尽头把方向往右而不是往左打。开出去大约五十码的样子，他踩了刹车。那堤道，看上去就像是当初在建造从马尔肯到福伦丹(2)的堤坝时，由于疏忽遗忘，施工人员最终没有把工程做完，致使这个小岛与小镇之间永远都没能连通起来。父亲的身子趴到方向盘上方，去看堤道的尽头，这里就是通往艾瑟尔湖的大门。他叹了口气。天上有太阳，那个漫长的冬季似乎一直都不缺太阳。雪花在冰面上缓慢地移动，如同在潮湿的沙滩上缓慢移动的沙粒。我和亨克根本不必互相对视就已在同一瞬间意识到父亲接下来要做什么了。我俩立即离开各自的窗口，往后座的中间朝对方靠拢。那时，我们十五岁。从后视镜中，我们看到一辆车从身边开过，但没有听到车子开过的声音。父亲又叹了一口气。汽车的引擎没有一点响声，已经熄火。“冰层足有二英尺半那么厚，”刚才，港口有个人对父亲这样说的。那么厚，厚得难以想象。父亲用手粗略地比划着测算一下，然后鼓起了勇气。二英尺半，那么厚的冰层，卡车开上去都不会有问题。现在，何止是没有一丝声响，这种安静太可怕了。堤坝的那一边冰层有多厚，父亲不知道。他坐在那儿不住地叹气，我们俩在后座上越靠越紧，最后，我们身子的一侧从肩膀直到脚跟都紧紧地贴在了一起，看似一对暹罗连体双胞胎。如果父亲有足够的勇气去冒险，我们也会像男子汉一样，毫不畏惧默默地面对。终于，父亲开始发动汽车，尝试了四五次之后，发动机才不再空转。我对自己的皮肤、自己的肌肉和自己的骨头全无感觉。父亲完全可以先挂头档，但是他却在倒车，非常缓慢地倒车，似乎他是希望留出足够的时间，以备他随时改变主意。我和亨克眼看着车轮边上的那四小堆雪慢慢变小了。之后，父亲以最快的速度转了第四或者第五圈，途中，车子时而打滑。有一刻，只是非常短暂的一刻，还把我们的暹罗连体给分开了。我们看到了母亲，母亲也能看到我们了，父亲马上就要将车子开进港口的专用滑道，这一刻，我们才终于松开对方，重新成为亨克与赫尔默。母亲一个字都说不出来，她抬起的下巴半天都没能放下来，嘴唇已经变成了两片紫色的冻肉。

出门之前，我干了些活儿，其实，这些活儿完全可以留待以后再来做。生病的那只小母牛现已恢复健康，我让它回到了小伙伴的身边。我打开鸡舍里的饲料箱顶盖，往箱子里倒入一袋饲料。今天上午，我已经给驴子喂过剁碎的糖萝卜，现在，它们又吃到了几大把干草。乌云还没有散去，但雨已经停了。过了津德尔多普(3)，那个城市就出现在我的面前，城市如一块平原，平原上布满灰色的房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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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古沃海（Gouw Sea），位于荷兰境内，毗邻艾瑟尔湖。

(2) 福伦丹（Volendam），荷兰西北部旅游小镇，位于阿姆斯特丹以北十二公里处，从前是渔村，现仍保留昔日风貌，具有典型的荷兰渔村风光。以捕鱼和旅游业为主，捕获的鱼类常制成荷兰式烟熏鱼罐头。

(3) 津德尔多普（Zunderdorp），荷兰北荷兰省阿姆斯特丹附近一小镇。

27

就在那个炸土豆零食摊的前面。这个地点，我和丽特都知道的。但是，到了那里，我才发现零食摊已没了踪影，原本零食摊前面的位置已停上了一辆车。我把欧宝士官生停靠在那辆车子的后面，那是一辆价格不菲的品牌车，擦得锃亮，前排坐着两个男人。

电话里，丽特十足一副就事论事、胸有成竹的口气。对于我给出的肯定答复，她似乎一点都不感到惊讶。亨克已经知道这件事，他也答应了。不，她不会跟他一起过来。“当母亲的把儿子单独丢在外面过夜，这种做法他一定不欣赏。”我问她我怎样才能认出他来，她告诉我注意看他的耳朵，还说她会给他描述我的模样。就在挂电话之前，她才比较具体地说了一下他所谓的“答应”是什么意思。他的原话是：“那又怎么样？”

我下了车。往前几步的地方，那条可以随到随上的渡船已经靠岸。看到这只船，我的眼前浮现出六十年代末这一服务机构的名称：天鹰轮渡。高档车里的两个男人在抽烟，他们穿的是西装。这种车子、这样的打扮，只有在阿姆斯特丹城里才看得到。又开始下雨了，我不知道，说出“那又怎么样”的那个人会有怎么样的表现。

“我母亲说你穿的就是这件夹克。”

蓄着短发、长着一对大耳朵的年轻人握住了我的手。是他找到了我，当时，我的注意力正集中在那个跟在他身后下了轮渡然后朝一边走去的小伙子身上。我穿的是那件比较新的夹克，蓝底带黑色条纹的那件。丽特来的时候、除夕之夜，以及去参加奶罐车司机葬礼的时候，我穿的都是这件衣服。跟在他后面下渡船的那小伙子长得有点像丽特，头发的颜色也跟丽特的一样。他正在四处张望，看上去有点腼腆。我确定他就是亨克，所以，当有个人站到我面前的时候，我还往旁边让了一步，继续朝那边看。

“你是范·沃德伦先生吗？”面前的那个人问道。

“是的，你是？”我答道，可并没有把目光收回来。

“我找到你啦。”他伸出手来，我便握住了他的手。“我母亲说你穿的就是这件夹克。”

“上车吧，”我说。

“那我怎么……”

“就把它放后座上吧。”

他把背包从身上取下来，可我的眼睛还是没有离开那个长得很像丽特的小伙子。这会儿，他已经跳上了一辆自行车的后座，双手紧紧地搂住蹬自行车女孩的腰。他还把脑袋贴在女孩的后背上。

“上车吧，”我又说了一遍。

我俩同时打开车门，但还没等他坐稳当，我就已发动了汽车。不一会儿，我就超过了那个骑车女孩，那小伙子正对着女孩的后背说话，他还朝我这边看了一眼，这一眼大约只持续了一秒钟。他瞥我一眼，擦肩而过的人互相看一眼，就是这个样子：匆匆地、漠然地，心里还惦记着旁的事。可我的心里依然在想：亨克，你为什么不跟我上车？

到了津德尔多普，我没有往右拐，而是一直朝前开。佛荷米尔圩田(1)这个地方，重型机器正在挖除枝节丛生的小树，他们终于开始清理受到污染的地面。汽车行驶在从贝尔梅米尔(2)中间穿越而过的那条笔直的公路上，这时，身旁的年轻人说了一句话。

“这天气糟透了。”

我瞥了他一眼。公路很窄，对面开过来一辆小轿车。我将车驶到路边，心想，他长得一定像维恩。他没精打采的声音跟他剪得短短的姜黄色头发真的极不相称。也许，就是昨天，丽特让他去理发，当他看到理发师拿起剪刀和梳子，就对理发师说：“不，直接用推子，”他是希望回家后让母亲大吃一惊。直到现在，我还是有一种奇怪的感觉，总觉得是不是某个环节出了差错。

回到家里，我还是无法摆脱这种奇怪的感觉。去过别的地方后重新回到家里，感觉总是怪怪的。是不是因为家里的一切都跟你离开时一个样，而你自己却在那段时间里经历了不一样的事情，不管你所经历的事情是多么微不足道，而且，你还有所成长，哪怕只是长大了几个小时？我试图用他的眼睛来观察自家的农场：潮湿的环境中一座潮湿的建筑物、光秃秃的树枝滴着雨水、因霜冻而枯萎的草地、细细瘦瘦的甘蓝菜茎、空旷的田野、楼上的房间里亮着一盏灯。电灯是我打开的，还是父亲自己设法打开的？

“到了，”我说。

“呃-嗯，”亨克说。

为了避免雨淋，我把车子开进了库房。他头也不回，伸手拎起了后座上的背包。

“里面是衣服吗？”我问道。

“是的，”亨克回答。

“我给你准备了靴子和工装裤。”

他把背包挎在肩上，站在车子旁。

除了安排自己干活，我从来不曾有过指派他人干活的经历。都是父亲指派我去干这干那。这样的事该怎么做呢？第一步，带头示范。只要我迈开脚步，他必定会跟我走。在库房里，我也像在屋外一样，开始用他的眼睛察看一番。一袋袋精饲料，幽暗的库房顶上堆着干草和稻草，耙子，挂钩上挂着各种农具，铁锹，干草叉，锄头，架子上的柴油储罐，乱糟糟的工作台（螺丝起子、凿子和锤子散乱地放在台面上，有一块木板钉上了钉子并用铅笔勾画出了轮廓，但上面没有放任何物品），银灰色的骷髅画橱柜。工作台旁边的墙上挂着父亲的自行车，轮胎瘪瘪的，里面没气，后轮的挡泥板松了，链条锈迹斑斑。灰色的蜘蛛网层层叠叠，雨水从窗框渗流进来，滴落在自行车上。

“你有驾照吗？”我问。

“没有，”亨克回答。

这辆自行车。那将是他要做的第一件事。

吊灯里的电灯泡起码有七十五瓦。亨克的背包扔在窗户下那块深蓝色的地毯上。雨水滴滴答答，敲打着窗玻璃，亨克坐在床上。如果房间里有什么东西可看，他也许会环顾四周。这一刻，我才意识到，动物图案的被套看上去多么幼稚。非洲动物：狮子、犀牛、长颈鹿，还有一些我不认识的动物。四周的墙壁白得耀眼，床头柜是沥青蓝色的，大理石台面上空无一物。我想说点什么，但不知道该说什么。也许，亨克也想说点什么。新房间里冷冷的。为什么今天的天气偏偏就这么糟糕呢？他左耳上方有一块伤疤，约一英寸长，疤上没长毛发。

“你看书吗？”我问他。“床头柜上要不要放一盏阅读用的台灯？”

“我带来了一本书，”他回答。

“我会想想办法，看能不能给你弄盏台灯来。”

“那好啊，”亨克说。

“不过，我们还是先弄点吃的吧。”

我走出房间，来到楼梯过道。他跟在我后面，一出房间，他便随手把房门紧紧关上。父亲的卧室里，传来大摆钟缓慢的滴答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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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佛荷米尔圩田（Volgermeer Polder），位于阿姆斯特丹北部，占地约一百公顷，近半个世纪以来一直被用作垃圾废弃场使用。经精心设计改造，于二〇一一年四月成为一个新的自然休闲区，湖底埋藏的大量化学垃圾被盖在厚厚的保护层和泥炭层下，是荷兰治理化学污染的最大工程。相关部门将密切监测该地区，保证保护层不被破坏。

(2) 贝尔梅米尔（Belmermeer），荷兰西北部一地名。

28

(我用量杯从贮奶柜里舀出一点儿牛奶；亨克吃三明治的时候要喝杯牛奶。至于我自己，我几乎从来都不喝牛奶——牛奶是我赖以生存的东西，但除了用它来煮粥，我一般不喝牛奶。通往挤奶间的门开着，门外已有了春天的气息。想到树叶又快绿了，树干四周又会长满黄色的水仙花，我的胃部突然一阵蠕动。小羊羔沐浴在春天懒洋洋的阳光中，当这一幕出现在我的脑海里，我感到手臂乏力，有那么一会儿，我差点连贮奶柜的盖子都提不起来。又一个春天即将到来，它跟从前所有的春天都不会有什么区别。这不是理性的思考，这是我的感觉。走回厨房之前，我停顿了片刻，我从敞开的门口望出去，看到院边的那排树。树上光秃秃、湿漉漉的。现在是一月下旬，有时，到了二月份还会有严重的霜冻。

我回到厨房，亨克跟我刚才离开时一样，依然坐在我以前的老位置上，依然背对着门。他面前的盘子上有一片面包，没有涂抹黄油，什么都没有涂。我去橱柜拿来一只杯子，倒满牛奶，然后将牛奶杯放在他的盘子旁边。

“谢谢，”亨克说。

“不客气，”我说。

我坐下来。我想到他的房间里没有衣橱。他的衣服从背包里拿出来之后，该放哪里呢？“你不饿吗？”我问道。

“有点饿。”他用刀挖了一点黄油，在面包片上涂了薄薄的一层，然后，他放下面包，看看还有什么其他的东西可以吃：奶酪、花生酱、果酱、萨拉米意大利蒜味香肠和火腿。他选择了果酱。

“这果酱是住我隔壁的那位邻居做的，”我说。

“哦。”

“是黑刺莓果酱。”

吃面包之前，他先喝了一大口牛奶。

“怎么样？”

“什么？”

“味道怎么样？新鲜的牛奶？”

他又喝了一大口。“有股金属的腥味，”他说。

说起来，他的耳朵其实不算很大，只是有点儿招风，因而显得特别大。咀嚼食物的时候，他的耳朵也跟着一上一下地动。

“我养了二十头奶牛，那根本就不算多。”

“这里的空气还不错，”亨克说。

“你是这么认为的？”

“对。”

“跟猪圈的气味不一样吧？”

他没有回答。他看着我，那就等于回答了。牛棚的门开着，我让他走我前面。他的个头并不比我高多少，但块头比我大许多，肌肉也发达得多。我可以站在载货挂车上，把一捆捆干草堆成垛，而他可以把干草捆一个个往上扔，特尼和罗纳尔会把干草捆推滚到挂车边。想到初夏时节，我并不心烦：胃部没有蠕动，腿脚也没有乏力之感。

“这里养的是小牛。”

我们一进门，牛犊们就嗅嗅鼻子，抬起了脑袋。

“它们一天到晚无非就是吃喝拉撒睡，”我说。

“你们这里没有阴沟清理机吗？”

他终于提出了一个问题，看来有所进展。“没有，”我回答。

“那你是怎么处理的？”

“没什么特别之处。只需要一把锹、一个手推独轮车就可以了。”

“哦。”

我走出幼崽棚，转过拐角。打开边门之前，我把厩肥堆指给他看。“看到那块木板了吗？只要把独轮车推到那里就行了。”

“有点窄，”亨克说。

我们走进羊圈。羊圈里的砖块和木头浸透了绵羊和羊屎的气味，即使好几个月我把羊圈门和所有的窗户都开着通风，还是能闻到这种味。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绵羊们都不待在这里。绵羊什么都经受得了：干旱、大雨、风雪——当然，在极端潮湿的秋季和冬季，绵羊往往会变得腿脚无力。

“再过一、两个月，我们就要让羊回到羊圈里来。”我说的是“我们”。在农场转这么一圈之后——带着亨克去了奶牛棚、幼崽棚和羊圈——显然，我们的角色关系已经转变，成了农场主和农场帮工。

“为什么？”他问。

“因为到时候它们就要开始产羔。”

“产什么？”

“产羔。生小羊。”

“噢，生小羊。”

“母猪生小猪的时候，你们是怎么说的？”

他看着我，似乎我说得不大对头。

“产仔猪。”

见到驴子，他显得非常冷淡。只是出于礼貌，他才问了句它们叫什么名字。我告诉他，驴子没有名字。两头驴子倒是显得非常热情，从栏杆上方友好地伸过脑袋，可亨克对它们视而不见，他一直目不转睛地看着那个放钉蹄铁工具的货架。我说，我希望天气能够转晴，这样，驴子就可以从驴棚里出来了。一听这话，他立马转身离开了驴棚。来过驴棚的人中间，他是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没有伸出手去摸一摸驴子的人。就算是那个不爱说话的牲口商，哪怕我什么生意都没有跟他做成，他偶尔也会走进驴棚，摸一摸驴子的脑袋。

“怎么样？”我问。

“什么怎么样？”

“你觉得这个地方怎么样？”

他四处望了望，情绪显得相当低落。“这地方到处都光秃秃的。”

“你要不要现在就开始干起来？”到了库房，我问他。

“当然，”他回答。

我指着自行车说：“那是我父亲的，但他早在很多年前就骑不了自行车了。你要是能把它修好，它就归你使用。”

亨克走到自行车跟前，把车架上的蜘蛛网拽掉。“这东西有多少年头了？”

“噢，大概有二十年了吧。”

“天哪，”他说。

他环顾四周，问：“有打气筒吗？”

我伸手从工作台下面拿出打气筒，也许，这东西同样也快有二十个年头了。我接通了日光灯管的电源。“来吧，”我说。“先穿上我给你准备的工装裤。”

“我该怎么做？”父亲压低声音问。

“没什么特别的，”我说。

“是的，不过……”

“不过什么？”

“我已经死了，不是吗？”

“不，现在不用这样了。”

“那孩子的母亲……”他无法让自己说出丽特的名字。

“怎么？”

“她以为我死了。”

“当初那样说是有原因的。”我感到对不起他。我并不想这样——在他的卧室里，我什么都不想——但我依然感到对不起他。

“他在哪里？”

“他在库房里，正在修你的那辆自行车。”

父亲一只手颤巍巍地把盘子端在下巴的下面，他正就着盘子吃一块奶酪三明治。我已经打开了电灯。虽然现在才刚过三点，但天空乌云密布，没有一丝云开日出的迹象。当初，我把父亲挪到楼上来时，我想到了什么？难道当时的我就已经想到，当我告诉罗纳尔我的父亲在哪里的时候，丽特会把“在楼上”理解成什么意思？难道我已经预知到，那以后将要发生的一桩桩一件件？难道我当时就已想到，在这里，被相片、绣品、蘑菇画和大摆钟的滴答声团团包围的父亲，他会安静地躺着，安静地等候？我走到落地大摆钟的面前，打开钟框的小门，把钟锤往上提了提。

我想象着：丽特正在厨房里做饭；她也已打开了电灯。每个地方都有这样或那样的事情在发生。父亲在楼上躺着；有那么一会儿，我无法确定自己身处何方；亨克在库房里忙碌，那里的灯也亮着；奶牛们平静而安详地站在牛棚里；驴棚里，驴子正吃着特尼和罗纳尔手心里的过冬胡萝卜；二十头绵羊静静地躺在博士曼风车旁边的田里歇息；阿达刚巧从门口路过，顺便进来跟丽特一起喝杯咖啡，还问她明天愿不愿意过去看看她刚刚修剪过柳梢的河岸；厨房里，电子钟发出的嗡嗡声越来越模糊；冬天还远没有结束。当然，现在，我知道自己在什么地方：我正跟亨克一起修理自行车。而丽特，与其说她是位妻子，不如说她更是一位母亲。

“就是那辆破老爷车，”父亲说。

“没错，但还没有破到不可收拾。”

“这孩子怎么样？”

“现在还不知道。”

“上次，你也是这样说的。”

“随你怎么说吧，”我说。我从他手里接过盘子，向门口走去。“灯开着吗？”

“开着，”父亲回答。

“今天晚上，我会带他到你这儿来一下。”

“我不知道……”

“我们不可能做得好像你根本不存在一样，是吧？”

“是的。”

自行车放在工作台前，轮子朝天。亨克蹲坐在自行车面前。他身上穿的是父亲的一条已褪色的绿色旧工装裤，膝盖处打上了大大的补丁，领口翻竖起来。自行车的链条浸泡在旁边的一个容器里，从颜色来判断，容器里放的应该是柴油。轮胎已经打足了气。我朝他走过去，他抬起头来看着我。他的下颌处沾了一块黑色的污渍。他现在蹲在地下，我从上往下看去，这才发现，他的嘴巴长得倒是很像他母亲。

“需要换个新的后挡泥板，”他说。

“我可以去买一个，”我说。

“还有，轮胎几乎都没了。”

“如果店里有卖的话，我也可以买两个新轮胎。”

“链条泡在柴油里。”

“柴油是你从柴油罐里吸出来的？”

“对呀。”

他没有带着问题请教过我，一次都没有。那说明了什么？他是个怎样的人？我不知道。

29

晚饭，我们吃了熏制香肠和马铃薯泥，还吃了甘蓝。甘蓝菜一旦开始上桌，那么一个星期我至少要吃两次。菜园里的甘蓝可以一直供我们吃到大冬天。母亲总会在土豆里拌上牛肉丁和原汁牛肉汤，而我用的是蔬菜。熏制香肠是从肉贩那儿买来的，冷藏箱里存放了很多熏制香肠，但没有猪肉。

“范·沃德伦先生。”

“什么事？”

“吃这些东西的时候，你不喝点葡萄酒吗？”

“葡萄酒？”

“红葡萄酒。跟甘蓝一起吃，很不错的。”

“没有，我没有葡萄酒，只有烈酒。”

他用勺子从芥末罐里舀出一大块芥末。他先在叉子上叉满马铃薯泥和甘蓝，然后用刀在上面抹上一丁点儿芥末。接着，他又叉起一片香肠，但没有涂芥末。

“听我说，亨克……”我往嘴里塞了一大口东西之后，才继续往下说。把他的名字说出口有点困难。

“什么事？”

“你能不能不要再称呼我范·沃德伦先生？”

“好吧。”

“叫我赫尔默就行了。”

“赫尔默，”他说。他喝了一大口水，又说：“有点困难。”

“那有什么困难的？”

“这个名字不很常用，听上去很年轻。”

“对我来说，亨克才是一个难以说出口的名字。”

“为什么？”

“我的弟弟就叫亨克。”

“哦，是的。”

“你起的就是他的名字。”

“不对，不是这样的。”

“不对吗？”

“我起的是我父亲一个叔叔的名字，不过中间隔了一代。”

“一个叔祖。”

“那是叔祖吗？”

“没错。是谁告诉你的？”

“我父亲。”

“你知道吗？我的弟弟名叫亨克。”

“知道，我母亲确实跟我提起过他，不过不是在我很小的时候，而是在我长大之后。”他想了一会儿。“我记得就是去年。”

“要不要再来点儿香肠？”

“好的，再来一点。”

我切下一片香肠，把香肠片放到他的餐盘里。一辆小汽车从旁边开过。

“窗帘为什么不拉上呢？”

“你说，有谁会朝这里窥视呢？”

亨克两眼直视前方，他盯着那扇边窗。我知道他在看映在窗玻璃里面的自己。

“如果有个望远镜，那栋房子的里面我都可以看个一清二楚。”

“做果酱的那位邻居就住在那里。”

“她有望远镜吗？”

“也许有吧。”

有那么一会儿，我俩默默地吃饭，谁也没有吭声。

“俄罗斯的人吃驴子，”他说。

“你说什么？”

“驴子。俄罗斯人吃驴肉。”

“你是怎么知道的？”

“我也不知道，我是在什么地方读到的。”

“俄罗斯人都是野蛮人。”

“嗯哼。”他把刀叉搁在盘子上，然后推开了盘子。他交叉双臂抱在胸前，看着窗户上映出的自己。我收拾掉桌上的餐具，先把它们放在滴水板上，再从洗涤槽下面的橱柜里取出洗碟盆，又在盆里倒满热水。

“还有没吃完的食物，”亨克说。

“那是留给我父亲吃的。”我站在厨房里，背对着他。他没有搭腔。我把盘子和刀叉放进洗碟盆，我的身后依然悄无声息。我转过身子，他的双臂不再交叉着抱在胸前，他身板笔挺地坐在椅子上，两只眼睛直愣愣地瞪着我。要是家里没有他，这会儿，我还不会把热水倒进洗碟盆。

“那是留给我父亲的，”我重复了一遍。

“这屋子里还有别的人？”

“是的。”

“你的父亲。我还以为……”

“你以为什么？”

“你说的，‘他再也骑不了自行车了’……”

“是啊。”

“而且，那辆自行车那么破旧，我还以为……”

“你以为什么？”

“我以为他早就去世了。”

“没有。”

“天哪。那他住在哪里？”

“在楼上。”

“就是我们开车回来的时候，亮着灯的那个房间吗？”

“没错。”

“他有什么问题吗？”

“他年纪大了，腿脚不灵便了。”

“他多大年纪？”

“八十多岁了。大脑和精神也开始走下坡路了。”

“天哪！”

我开始想象丽特和亨克在布拉班特的村庄里同时在家时的情形。他们住在同一个屋檐下，但是，我却很难想象他俩会在同一个房间里待着。一个进来，另一个出去，房门在同一个时刻打开又关上。他俩几乎从不说话。对我来说，那倒是很有利的，有些东西，我就不需要去解释了。

“咱们现在就把他的晚饭送上去吧，”我说，“免得一会儿凉了。”

“什么，我也要去吗？”

“对，你也去。”

他看着我，那神情就好像我要请他帮忙去抬一具死尸。

“让我看看你的双手。”

这下子，亨克没办法只好向床边靠近。自打走进父亲的卧室，他的目光一直停留在墙壁上，他看着墙上的东西，最后，他也注意到摆钟的一侧还靠着一杆枪。此刻，他盯着枪已有好一会儿了。他手背朝上，把手臂伸出去，好像他马上就要潜入水中。

“不对，手心朝上。”

亨克的双手翻了个身。

“嗯哼，”父亲说。

“你的自行车修好了，”我说。

“对了，那是我的自行车。骑车时小心一点，”他对亨克说。

“是，范·沃德伦先生，”亨克回答。

此前，父亲已经把装着甘蓝、马铃薯泥和香肠的盘子放到床头柜上。“你曾经接触过奶牛吗？”

“没有，”亨克回答。

“他的父亲生前是养猪的，”我说。

“养猪！”

“是的，”亨克说。他悄悄从床边挪开了一点儿，这动作几乎令人难以察觉。

“这两者之间没有可比性！”父亲说。他摇了摇头。“养猪，”他又轻声嘀咕道。

“亨克住在布拉班特，”我对父亲说。

“难怪他说话带布拉班特的口音。”

我不得不承认，父亲的表现使我深感震撼。此刻，父亲根本不是一个因体力日衰而只能卧床的耄耋老人，他扮演的是一个仅仅因患流感而暂时卧床休息的大农场主的角色。一九六六年春天，他辞退了那位农场帮工。我和亨克当时十八岁，丽特看样子会长期在家里待下去。父亲给帮工预留了六个月的时间，让他去别处谋生。考虑到他平时对待帮工的那种态度，父亲那次简直算得上是大发善心了。

“见鬼，这里是我说了算！你得听从我的指令。”

父亲和帮工面对面站在奶牛棚里。我站在父亲背后的一侧，感到局促不安。在这期间，我斗胆飞快地抬眼瞥了一眼那个帮工，发现他跟我一样低垂着脑袋。我至今依然记得，听到父亲的嘴里说出“听从我的指令”这几个字，我感到非常惊讶。父亲平常不那样说话的。我不知道，帮工到底做错了什么。

“你说，这里到底谁说了算？”

“你说了算，”帮工回答。他没有抬头，但看得出，他的内心却在翻江倒海。“你是老板。”

那时的我还很年轻，因为年轻，我的眼里溢满了眼泪。我受不了我的父亲，我很想站出来为这位教会我溜冰的人说句话。但是，我还年轻，我不知道他们因为什么而争执；不过尽管年轻，我还是注意到农场帮工脖子上的肌肉在微微颤抖。那是一种桀骜不驯的颤抖，带着一种激愤与挑衅。他竭力克制住自己，然后挺直了身子，但他没有朝父亲看上一眼。他朝我看了一眼，眼睛里喷射出难以抑制的怒火。

而现在，父亲又在努力扮演他从前的角色。也许，他甚至不需要努力，也许，这种主仆关系是油然而生的。对于父亲来说。

“出去吧，”他说。“这样，我就可以安心吃饭了。”

亨克抢在我前面退到了卧室门口，他又抢在我前面逃下了楼梯。

“天哪，”一进炊具室，他就说了这一声。

亨克想看电视。

“家里没有电视，”我说。

“什么？那你晚上干什么呢？”

“读读报纸、做点儿文字工作、查看牲畜。”

“文字工作？”

“呃-嗯。硝酸盐记录、提供给兽医的健康记录、乳品质量控制记录——”

“我明白了。那我晚上该做些什么呢？”

这个问题，我不知道怎么回答。

“你知道吗？不看电视的话，各种各样的事情你都不了解。”

“是吗？”我们坐在厨房里。亨克没有什么其他的话要说了。我站起身来，打开了放置家用织品的橱柜。

“毛巾在这里。你跟我来。”我在他前面，向炊具室走去。“洗衣机在这里。脏衣服可以扔到脏衣物筐里。”我打开通往洗澡间的门。“这是洗澡间，”我说。“热水是用锅炉烧的。锅炉不算小，但热水也不是用不完的。”我们走回厨房。“你会做饭吗？”我问。

“我可以凑合着做一顿意大利面食。”

“那很好。”

他径直走到家用织品橱柜前，从架子上抽出一条毛巾，随即便消失在门厅里。他似乎在服从什么指令。我听到他走上楼梯，接着有一阵没有任何声响，然后他又从楼梯上下来。再过了一会儿，洗澡间里传来了哗哗的水声。十分钟之后，他关上了水龙头。从他离开厨房的那一刻起，我什么事都没有做，一直抱着胳膊坐在餐桌旁。炊具室的门开着。“我去睡觉了，”他喊了一声。

“晚安，”我也喊了一声。

“晚安。”他又爬上楼梯。随即，楼上变得鸦雀无声。

镜子下面的架子上，一半的地方放上了他的东西：剃须用具、牙刷和牙签、沐浴露、洗发液，还有看上去价格不菲的体味祛除剂。刚用过的湿毛巾挂在淋浴间的浴帘杆子上。我把镜子上的水汽擦干净。“好一头浓密的头发，”我喃喃自语。到了现在，还是满头黑发。

我感到精疲力尽，但还是无法入睡。离这儿不远，一群黑海番鸭在运河的水面上游荡；那只冠鸦一声不响，窗台上也没有雨滴打在上面的嗒嗒声。我现在是不是有点像一个父亲？我在他的眼里是什么人？他在楼上的那个房间里睡得着吗？那里不只是缺少一个衣橱，连椅子都没有一把。凑合着做一顿意大利面食。我看不出父亲对这件事是不是满意。父亲此刻在想些什么？突然之间，楼上充满了生机与活力。自从跟父亲交换卧室之后，我第一次感到有几分后悔。就在入睡前的那一刻，所有的念头渐渐从我的意识中飘走，我又看到那个外貌像丽特的小伙子坐在那辆自行车的后座上，他的手臂紧紧地搂着那位姑娘的腰。

30

我跨出牛棚门，一脚踏进院子，寒冷的北风迎面扑来。不会又要下雪了吧？农场的尽头，天空已变得灰蒙蒙的。挤过牛奶，我总是要去照看一下小牛犊。假如亨克已经起床，他本可以替我来做这件事。驴棚里的灯亮着，驴子正屁股对着门站在那里。它们知道我得过一会儿才会过去。驴子一点都不笨。我先给小牛喂饲料。趁着小牛们忙着吃饲料的时候，我把牛屎从它们的身子底下刨出来，再撒上一些新鲜的稻草。随后，我又给它们添些干草。跟母牛相比，小牛的性子要急得多，它们会不停地呼哧呼哧喷鼻息、拽链子，必须吃饱喝足了才肯罢休。有的时候，一大清早，三、四头小牛就开始一起哞哞地叫起来，如果不给它们喂上干草，你就别想让它们停止叫唤。我把牛粪从阴沟里运出去，然后清扫牛棚的地面。亨克还没有起来，那是因为我放任他随他去睡。两个小时之前，我曾走上楼梯，但是在只剩四个台阶就到达楼梯平台的地方，我改变了主意。父亲一定是听到了我的动静，他喊了一声。我赶紧从楼梯上退下去。

笤帚很新，红色的尼龙刷头还很硬实，在水泥地面发出清脆的刷刷声。我故意慢吞吞地挥动扫把，但不管怎么慢，清扫工作还是很快结束了。

我走进家门，屋子里静悄悄的。八点三十分。打开收音机之前，我先把音量调低一点。我沏了一壶茶，在饭桌上摆好餐具。田野上方，天空呈灰黄色。又要下雪了。我在桌面敲击手指。睡的时间也太长了，我往楼上走去。我踮起脚尖走过楼梯平台，来到新房间的门口。到了门口，我却不知道该怎么做。这辈子，我从来都不曾把什么人从床上喊起来。我先用手指肚轻轻地敲门，然后等待片刻。“亨克，”我说。接着，我又改用手指关节敲敲门。“亨克！”没有任何反应。我一动不动地站在门口，站了好长一段时间。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不敢闯进房间——老天哪，这可是我自己的家。我走回楼梯，心中万分恼恨。

“赫尔默，”我听到父亲的房间里传来叫声。

“行啦，行啦，”我咕哝道。“我又不是喊你。”

我来到厨房，在餐桌旁坐下，开始吃饭。过了一会儿，我才意识到收音机一直在响。

我驱车前往蒙尼肯丹，先后进了一家自行车商店、一家灯具店和一家电器店。我买了一块挡泥板、一盏台灯和一台电视机，付的都是现金。电视机推销员还问我，我是否也需要买一个卫星电视信号接收器和一个解码器。“一个什么东西？”我问。我住的地方有没有开通有线电视？我想了想，记得曾看到有几个市政工人在路灯的灯杆前挖电缆管道，还记得看到过一些彩色电线；我还记得看到有个人跪在我家起居室的一角。那是一个大胖子，他露出半个屁股，忙着把一个小盒子（确切地说应该是一个电源插座）装到内墙上，而在这之前，他已经在外墙上钻了个小孔。我也记得前院的绿草地上曾经有过一道狭长的黄色地带。电视机推销员问我家住哪条路，我一说，他就很有把握地说，那里早在几年前就已经作为试运行地区开通了有线电视。我的记忆中没有父亲，那天，他一定是故意不留在家里的。电视机推销员又说，我很幸运。我问他，我刚买的那台电视机能否连接上去。是的，能连接上去，他只需从库房里帮我拿一根电缆连接线就可以啦。他还告诉我，过一阵，有线电视公司会自动给我寄来账单。

我朝车子走去，这时，天开始下雪。装电视机的纸板箱虽说不是很沉，但拿着很不顺手。我路过一家葡萄酒店。我把电视机送到车上，放在后座上，然后又往回走。雪并没有沾到鞋子上，但也并不是一落地就融化。店员问我想买点什么，我告诉他要几瓶红葡萄酒。具体要哪一种葡萄酒？“口味好一点的那种，”我没好声气地回答。他给我拿来六瓶南非牌葡萄酒，价格是每瓶五元。

我回到家时，院子的地面白了，但雪地已经有人踩踏过。一串脚印从挤奶间直到鸡舍旁边的堤道大门。亨克坐在堤道大门上，他在抽烟。我把车停在库房里，随后朝堤道大门走去，身后留下我自己的一串脚印。雪花在他通红的耳朵四周旋转纷飞。

“我得在这里待多长时间啊？”他问。

“呃？”

“我必须在这里待多久！”

“这个地方不是监狱，”我说。

他深深地吸了一口烟，停顿片刻，吐出一大团烟雾。

“你抽烟吗？”我问。

“前天，我已经戒烟了。”

“现在，你又开始吸烟了。”

“没错。”

“我买了一台电视机，”我说。“还买了一盏台灯、一块后轮挡泥板和几瓶葡萄酒。”

“我还可以拿报酬吗？”

“什么报酬？”

“干活应得的报酬。”

“你干了什么活？”

他微微眯起眼睛，看着夹在大拇指和食指之间的那根香烟。他的眼睛是灰色的。他手指一弹，扔掉了香烟。

“包吃包住，”我说。“当然还有零花钱。”

“零花钱有多少？”

“还不知道。”我开始感觉到有点冷。如果雪一直这样不停地下，那我们就得让绵羊换个地方。从风车边上的田里转移到这儿来。得在大门上放一些干草。

亨克从门上跳下来，开始顺着我刚才的足迹往回走。

“你到哪里去？”我问道。

“回到床上去。我不喜欢下雪天。”

“回床上去？”

“台灯在哪里？那灯光太亮，照得我快受不了了。”

“我有四十瓦的灯泡。”

“我要二十五瓦的。”

“二十五瓦的也有。”我们走进库房。欧宝士官生的引擎罩下面发出咔哒咔哒的声音。我打开后备箱，拿出台灯和挡泥板。亨克接过台灯，旋即转身走开。他一走进挤奶间就不见了踪影。我被撇在原地。看着左手拿着的挡泥板，我简直无法相信刚发生的那一幕是真的。

他面对着墙壁，侧身躺在床上，用非洲动物羽绒被蒙住了脑袋。台灯放在床头柜上，插头已经插入了插座。他是在那一刻才发现台灯里没有灯泡的吧？我进门的时候，亨克没有动。我不知道该说点什么，于是我就什么都不说。我把从亨克的房间里拿来的那张椅子放在吸顶灯的下面，尽管有一定的难度，我还是设法把吸顶灯里面的磨砂玻璃球灯泡旋松了，我把那只七十五瓦的灯泡从灯头上旋下来，换上了一只二十五瓦的灯泡。台灯旁边放着一本书，那书的作者我没听说过。我已经很长时间没有看书了。书页间夹着从报纸上撕下来的一小片纸头。我给台灯装上一只四十瓦的灯泡。亨克依然一动不动地躺在那里。从他的呼吸，我无法判断他是否睡着了。上午，他像个大人一样坐在堤坝大门上吸烟，而此刻，他却像个孩子那样赖在床上。从羽绒被的形状来看，我知道他是弓着腿躺在被窝里的。我把椅子靠墙放在门边，又把他的衣服放到椅子上。迟疑片刻之后，我还是从地上捡起了他的白色内裤，把它扔到其他的衣服上面，内裤看上去就像一团白色的奶油。背包依然丢在窗下的地上，窗户有一半已经蒙上了薄薄的一层积雪。离开房间之前，我打开了电灯。柔和的灯光照在床上，黄色的长颈鹿清晰可见。

我把壁炉前的沙发往后拖了一点，又将它调转了九十度换了个方向。现在，沙发不再面朝我的卧室。移动沙发的时候，地面的油漆刮出了一道道划痕。本来，起居室在视觉上是长形的，现在变宽了。我从库房拿来一个土豆筐，用一把粗硬的刷子把筐刷干净，然后把电视机搬到墙角。我先把电视放在土豆筐上，将电缆线的一端插入电视机背面的小孔，另一端插入墙上的插孔——那个接口的上方有“TV”的标示。还有一个接口，上方有个字母“R”。我打开电视，图像立即出现了，与此同时，电视机发出震耳的音响。我不知道怎样才能把音量调低，于是干脆一下子关掉了电视。我找来使用说明，在木头地板上坐下，把小册子从头至尾读了一遍。一个小时之后，我弄清了遥控器的工作原理，还设置了大约二十个频道。这时，我的屁股已经麻木了。随后，我又在地板上有划痕的几个地方抹了一遍油漆。

傍晚，我独自一人坐在餐桌旁。自打下午去了一趟他的房间之后，我就再没有见过亨克的人影，也没有听到过他的声音。过一会儿，我会把父亲的晚饭送上楼去。亨克的饭我是不会送的，他要饿了自会下楼来吃。我一边吃晚饭一边浏览报纸，看看有没有丹麦的消息。什么都没有。也没有瑞典、挪威和芬兰的任何消息。就报纸而言，整个斯堪的纳维亚(1)都是不存在的，似乎那还是一片尚未被人类发现的土地。现在，报纸翻到了电视节目版，不过我知道，我一个人是不会看电视的。电视是为亨克买的。如果他看电视，我有时候也会跟他一起看。

驴棚看上去很美。雪已经停了，天空已经放晴，月亮几乎是圆的。屋顶的积雪大约有三英寸厚，雪在屋顶的边缘形成漂亮的圆弧。气温刚好在零度以下，不过，我估计霜冻不会延续到明天上午。我在草料架上撒了一些干草，然后在干草捆上坐下来。灯光洒在地上，我能看到从奶牛棚到这里自己一路留下的那串脚印。随着驴子的呼吸，草料架的栅条间喷出一股股热气。除去驴子咀嚼食物的声音，四周死一般的寂静。冬日的寂静。突然间，我渴望能抽根烟，这是一种几乎已被遗忘的渴望。抽一根烟需要多长时间？五分钟？十分钟？十分钟的时间里，有节奏地吸进一口烟又吐出一口烟，可以合着吸烟的节奏思考，烟雾与驴子呼吸喷出的热气混杂在一起。明天，如果亨克不赖在床上，我要叫他来打扫驴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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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斯堪的纳维亚（Scandinavia），地理上是指北欧的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包括挪威和瑞典，文化与政治上也包括丹麦。

31

“前天，他一整天都躺在床上。”

“我知道。”

“什么？”

“他就是那样，一直躺在床上。我估计，他一句话都不说吧。”

“有时候他很健谈，但是，躺在床上的时候，他一句话都不说。”

“是的，他就好像陷入了某种昏迷状态。”

“对，你说得很正确。”

“他就好像用开关把自己给关闭了。”

“昨天，他照料小牛犊，还给父亲的旧自行车换了个新挡泥板。”

“不错。”

“但是，他拒绝清扫驴棚。”

“是吗？”

“是的。他说他绝对不愿意跟驴子打交道。”

“这一点，我能理解。”

“可我无法理解。所有的人都很喜欢我的驴子。”

“他怕驴子。”

“天哪，那是为什么啊？在驴棚里，隔壁那两个小孩子都敢躺在驴子的身子底下。”

“亨克小时候曾经被驴子踢过一脚。”

“怎么可能！”

“是真的。维恩给两个女儿买了头小品种驴子，我们总是把驴子拴在猪圈之间的那块草地上。不知是怎么回事，有一次，亨克在驴子的周围爬来爬去，驴子就突然狠狠踢了他一脚。踢中了脑袋的一边，为此，他还住了一个星期的医院。”

“他头上的伤疤就是这么来的？”

“是的。他那时四五岁的样子。”

“那头驴子呢？”

“第二天就卖掉了。‘把它宰了再煮个稀巴烂。’维恩对买驴子的那个人说。”丽特停顿了片刻。“他现在在干什么？”

“我不知道，他出门了，在屋后。”我也停顿了片刻。“他跟我要钱。”

“要什么钱？”

“劳动报酬。”

“你知道的，这一点我可从来没有想到。”

“我也没有想到。”

“你一分钱都别给他。”

“为什么不给？他确实在干活，不是吗？”

“他是在干活，但是你供他吃，供他住。何况，你的钱也不多，是吧？”

“丽特，我这辈子几乎还没花过什么钱，我父亲也一样。”

“有时候，你也可以叫他做顿饭。”

“是吗？”

“他的饭做得很不错的。说实话，你觉得他是个怎样的人？”

“看样子，他是个很不错的小伙子，只是有点不好对付。”

“是的，他确实不太好对付。他……是不是有点好斗？”

“好斗？绝对没有。你怎么会这么说？”

“没什么。等他安顿下来之后，需不需要我过来？我可以帮着干一些该由女人来干的家务活。做做饭，洗洗衣服……”

应该马上结束这次通话了。我尽可能断然地说了句“不必，我们能行。”有那么一会儿，我心神不安地盯着墙纸。

“那我下个星期再打电话。”

“好吧。”

“再见，赫尔默。”

“再见，丽特。”我挂断了电话。

我曾经去过一次海洛(1)，去过一次圣母玛利亚大教堂。可以说，母亲周身没有一根骨头是信天主教的，但她很想去那里看一看。于是，大约二十年前，在五月的某一个周日，我开车送她去了一趟。迎面的墙上写着几个大字：“通过圣母玛利亚到达耶稣基督那里”（我想，那应该是摩西律法）。我怎么会突然间想起这件事？丽特让我感到心烦意乱。我不再盯着墙纸看。我走进厨房。现在是二月，外面有冰雹、冻雨，还有一点点阳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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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海洛（Heiloo），荷兰一地名。

32

亨克穿着宽大的白色内裤，他提醒我别出声，然后就蹑手蹑脚离开了我的房间，这之后，我也爬起来跪在自己的床上。我双臂交叉着撑住窗沿，下巴搁在手臂上，看着外面。因为天气炎热，沟渠里的水散发出一股气味，屋顶的旧瓦被灼热的阳光烘烤了整整一天，也散发出一股气味，现在，两种气味混杂在一起。月光如洗，我看到运河对面的田野里有一只野兔。野兔孤零零的，它来来回回地走，似乎在寻找什么。野兔不时竖立起身子仔细倾听，这时，它的前腿就垂在胸前。野兔身后的田野一直延伸到堤坝，那里空荡荡的。没有奶牛，没有绵羊。我心想，小公驹现在分开了。

亨克卧室的窗户也开着。他俩在低声交谈，说话声很低，我一个字都听不清。我紧紧地抓住敞开的窗户，脑袋尽可能靠近窗沿，我想象着自己赤脚蹲坐在排水沟里。让我重新躺到床上、盖上被单睡觉，这是不可能的。我下了床，向门口走去。我小心翼翼打开房门，悄悄的来到过道里。我等候片刻，让眼睛适应过道里的黑暗。我走了几步，在亨克卧室的门前跪下来。那是老式的板门，门上的锁眼异常的大。一开始，我只能看到他们在动，过了一会儿，身体的轮廓也能看清楚了。整个锁眼几乎都被亨克的身体填满了，至于丽特，除小腿之外，她整个人什么都看不到。我一条腿跪着，另一条腿站着。不知不觉，我的一只手伸进了自己的内裤。那时候，我们穿的都是白色的宽松内裤，裤腰的松紧带伸缩性特别好。内裤要一直保持干净——母亲是这样说的——说不准什么时候你得上医院去。我全神贯注地看着，贴着小腹的阴茎突然抽动起来，我不由得大吃一惊。我的眼睛看着，手也动着，身子开始随着亨克的动作动起来。最后，抬起的那条腿抽筋了。我不得不站起身来。这时，我看着过道尽头的那个小天窗，在天窗里，我看到沐浴着月色的杨树，也看到了我自己：我站在紧闭的卧室门口，一只手还在内裤里面。为了让小腿肚不再抽筋，我把脚趾头拳曲起来。

不知道为什么，我无法让自己重回自己的卧室。也许是因为，回到那里，我还是能听到他们的动静。我也知道，我会想象他俩就在我的面前。我踮起脚尖，来到新房间的门口，这门是从来不关的。我走进去，在窗户下面的那块蓝色地毯上躺下来。我睡着了，第二天，我醒得很早。我这才回到自己的床上。亨克还没有回来。

那是一九六六年的八月，距今已经快四十年了。有时候，我会纳闷，我怎么就这么老了。照镜子的时候，看着镜子里那张饱经风霜的面孔，我依然能够看到那个十八九岁的年轻人。我还会问自己，那天晚上，我看到的究竟是哪一个。

33

“你从哪里来？”罗纳尔问。

“布拉班特，”亨克回答。

罗纳尔看着我，说：“嗨，上次的那位女士也是从那来的。”

“是呀，”我说。“那位女士就是亨克的妈妈。”

“你在这里干活吗？”特尼问。

“是的。”

“那你睡在哪里？”

“楼上。”

“那位女士也来了吗？”

“不，罗纳尔，”我说。“就亨克一个人。”

“我们可以上去看一眼吗？”特尼问亨克。

“当然可以。”

特尼和罗纳尔立刻蹦蹦跳跳上去了，我记不得他俩之前是否上去过。这下他们有机会了，为此，罗纳尔还有半个蛋糕都没来得及吃呢。

“快来，”亨克说。突然间他显得非常高大，要不就是特尼和罗纳尔看起来比较小？他们一起走出厨房，不一会儿我听到罗纳尔说：“这楼梯真陡！”

我来到边窗旁，想看看阿达的房子。她家厨房的窗户离得比较远，于是我做了一件从未做过的事。我走到柜子边拿出双筒望远镜。楼上传来亨克、特尼和罗纳尔的声音，但听不清他们在说些什么。我拿着双筒望远镜回到边窗，而就在五百码之外，隔壁农场的那个厨房窗户边，阿达也拿着双筒望远镜在偷窥我呢。

我们俩眼前都有个望远镜，因此谁也不能直接面对对方，就这一点对我们是有利的。我有点不知所措，阿达同样不知所措。两片塑料和几张镜片把我们拉到了一起。谁首先放下望远镜，谁就是退却了，而且非常清楚对方会看着自己偷偷溜走。阿达举起手，小心翼翼地向我招了招手，我也半心半意向她招招手。这时，我听到亨克在楼梯平台上说：“让我先走，”我根本顾不上那么多了，放下望远镜，直奔柜子，把它放回原处。

“亨克让我试了试他的随身听，”罗纳尔大声喊道。

“还有呢？”我问，一边假装在柜子里找东西。

“亨克的墙上需要贴些东西，”特尼发表评论说。

“他们觉得墙上光溜溜的，”亨克说。

“我们还要一起去钓鱼，”罗纳尔说。

“等到春天吧，”亨克说。

“没错，”我说。“鱼儿现在还藏在泥巴里呢。”

“孩子们刚刚到楼上来了，”父亲说。

“是呀，亨克带他们参观他的房间。”

“他们没有进来看我。”

“罗纳尔有点怕你，难道元旦那次你没注意到吗？”

“怕我？为什么？”

“因为你是个老人。”

“可他过去从来不怕我。”

“你过去能自己走路。”我躲在父亲的卧室里，亨克、特尼和罗纳尔还在厨房，一边喝茶一边品味美味的蛋糕，我却什么东西都咽不下去。阿达和她的望远镜、亨克和孩子们在一起、几天前和丽特的那次通话，这一切都让我心烦意乱。我必须离开厨房，而这会去挤奶又太早了。在父亲的卧室里，大摆钟发出的单调的滴答声、照片、父亲的床及父亲这个人都让我仿佛置身于过去。我坐在窗边的椅子上，冠鸦在白蜡树的树枝上，它在梳洗身上的羽毛。现在，就连这鸟也有几分熟悉了。

“和那个亨克相处得怎么样？”

“不错。”

“我也没见他到这儿来过。”

“那个你也觉得奇怪吗？”

“咳……”

“很快我就要叫他帮我把驴场的围栏重新围一下。”

父亲坐了起来，他靠在床头板上，背后垫了两个枕头。今天，他的眼睛特别明亮。他端起床头柜上的杯子，手颤个不停，但他终于把杯子送到嘴边，喝了一大口水。从我坐到椅子上的那一刻起，他的视线就没有离开过我。“真希望现在是春天，”他说。

“水不要喝多，喝多了你得小便。”

“我真觉得自己不行了。”

“可是？”

“我还想再过一个春天。”

楼下，传来特尼和罗纳尔的笑声。

“你为什么这么恨我？”他问。“为什么不叫医生？为什么告诉阿达我老糊涂了？”

我的藏身之地再不能为我提供任何庇护了。在此之前，那只老摆钟发出没精打采的滴答声，似在诉说着永恒；而此刻，它却给人以不祥之感，预示着时间的流逝。我望着那六朵水彩蘑菇，心想：这是谁在什么时候带进房子的呢？

“赫尔默，我到底做了什么？”

他问我他都做了些什么，还直接喊了我的名字。蘑菇在我眼前一阵模糊，我只能克制住自己，这时楼下传来了新的声音。

“阿达来了，”父亲说。

我看了看他。他的手落在毯子上，依旧握着那个杯子，我清了清嗓子。“正是我们所需要的，”我说。

“请你告诉我，赫尔默。”

“电视！”阿达大声叫道，我们在楼上都能听得见。

“电视？”父亲问。

“是的，亨克想看电视，否则他晚上会觉得很无聊。”

“为他，你好像什么事都愿意做。”

“啊……”

“请你告诉我。”

“我会告诉你的，”我说。“现在我要下楼了。”

“你也会为你的弟弟做任何事情的，任何事情。”

“你也一样，”我说。“为你的儿子。”

“是的，”他说。“我也是。”最后他把杯子放在了床头柜上，杯子在大理石的柜面上发出当啷当啷的声音。

亨克独自一人站在厨房前面的窗户边，两只长长的手臂自然下垂。

“你觉得这里怎么样，亨克？”

“挺好。”

“马上要去照料那些幼崽吗？”

“那当然。”

“大家都到哪里去了？”

“那个长着兔唇的女人去拿地毯了。”

“地毯？”

“是呀，她觉得起居室需要铺块地毯。”

“她叫阿达。”

“我知道。”

“我们去干活吧。”

“好的。”

我们两人在炊具室里穿上工装裤。父亲的工装裤套在亨克身上，都缩到了大腿根处，可见父亲的身子已是大大萎缩了。工装裤的袖子太短了，纽扣也掉了一个，胸袋里还有一个长方形的东西，是一包烟。我看到洗衣篮满满的，晚上我又有干不完的活了。我们一起走进挤奶间，我就停在那里，而亨克却径直穿过库房来到幼崽棚。

半个小时后，阿达胳膊下夹着一卷地毯来到了挤奶间。我坐在奶牛间，听到她喊我的名字才看到她，她的脸红红的。“我给你拿来了一条地毯，”她说。

我把管子插到乳线上，然后从挤奶间走出来。“放在炊具室吧，”我说。

“好的。”她依旧站在那里。

“被发现了，”我说。

“是的，被发现了。”

要不然也没什么其他的话好说，她可以说她以前从未干过（我觉得这不是事实），而我也可以说同样的话（那可是事实）。或者我们还可以说以后再也不这样做了，可那又有什么区别呢？

“很不错的小伙子。”

“亨克。”

“特尼和罗纳尔已经开始有点农场帮工的样子了。”

“他带他们看了他的房间。”

“特尼让我带一张海报给他，在地毯里呢。”

“放到炊具室吧。”

阿达从我身边走过，快到门口的时候，她转过身。“赫尔默？”

“嗯？”

“我……”

“什么事？”

“算了，”她离开挤奶间，没有再回头。过了一会儿，我回到奶牛中间，透过窗户往外面的公路上看去，却看到她在外面，路面是湿的，她双手交叉，步态显得有些笨拙，相互挥挥手使得那件事没那么可怕了，但并不能将它抹去。与此同时，我旁边的两只牛抬起头来，链条在围栏上咯咯作响，似乎在说：滚出去！

我走到幼崽棚敞开的门前。亨克在厩肥堆边，在木板边上，手推车侧躺着，里面的粪肥溢了出来。他正用草耙耙地上的粪肥，大臂一挥，就扔到厩肥堆上了。耙完后，他挠挠头，把手推车扶正，推回到幼崽棚。他并没有注意到我，我一直在想，他到底在这里干什么呢？我把双手放进暖暖的口袋里，仰望着天空。天上乌云密布，快要下雨了，但白天却明显越来越长了。

后来，我又来到幼崽棚前。他倚在墙上，侧身面对羊圈，抬起一条腿，脚底撑在墙上，一边抽烟，视线越过厩肥堆落在驴棚上，像极了从前香烟广告上的牛仔。

晚餐前，我在沙发前将地毯展开。地毯是赭色的，四周有许多淡蓝色的圆圈、正方形和十字形等图案。亨克把海报展开，海报上的女孩撅着嘴，一头长长的金发，穿着非常暴露。

“那是谁？”我问。

亨克笑了笑，说：“布兰妮·斯皮尔斯(1)。”

“她是什么人？”

“歌手。”

“也就是说，特尼认为你的房间需要这样的东西。”

“也许吧。”

“漂亮女孩。”

“嗯，挺幼稚的。”

“你打算把它贴起来？”

“我先把它拿到楼上去。特尼多大了？”

“九岁？十岁？”

“总之，他不是布兰妮·斯皮尔斯的粉丝。”

“为什么？”

“否则，他肯定自己将这张海报贴起来了。”

我们穿过大厅来到厨房，我正在考虑是否要将边窗的窗帘拉开，亨克把它拉开了。

“你干嘛拉开窗帘？”我问。

“天一暗，那窗户就像面镜子。”

“那又怎么样？”

“吃饭时，我可不想一直看着自己。”

“再过一个月，吃饭时天还很亮。”

“一个月？”

“是的。”

“那可是很长一段时间。”

我们在看电视。我坐在沙发上，亨克一只胳膊肘撑着，侧躺在地毯上，他手里拿着遥控器，不断更换着频道，我一直很想喊“等一等，停。”如果屏幕上只出现两秒钟的画面，你怎么知道那到底是什么内容？可我还是忍住了没有喊，只是看着亨克看电视。过了一会儿，他开始感到乏味，深深叹了几口气，站起来一言不发把遥控器递给我，然后走了出去。我关掉电视，来到嘶嘶燃烧的壁炉前。相框里的母亲既高傲又有点勾人，正以那种奇怪而复杂的表情看着我。我第一次感到有几分不自在。母亲一直在壁炉台上注视着一切，我多次看到亨克在看这张照片，但他从没问过照片中的人是谁。

我正在往洗衣机里塞脏衣服，亨克从浴室里走了出来，他腰间裹着一条毛巾，肩膀湿漉漉的。“我的香烟快抽完了，”他说。

“那你得去一趟蒙尼肯丹了。”

“那地方远吗？”

“大约三英里，明天你可以开车去。”

“我还是骑自行车去吧，”说着，他走向楼梯间的门，冰冷的地板上留下一串湿脚印。

“你的毛巾要不要扔到洗衣机里洗洗？”

他转过身：“现在吗？”

“当然，为什么不呢？”

他扯下毛巾，弯下腰把脚擦擦干，然后直起身子把毛巾抛给我。我接住了，湿湿的毛巾暖暖地落在我的前臂上，有那么一会儿，他站在那里，显得既自豪又有点难为情。也许是因为刚洗过热水澡，他左耳的伤疤比平时更加明显。他拉开门上楼去了，起初的几步上楼声让我想起了年轻的奶罐车司机钻进驾驶室时轻便灵活的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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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布兰妮·斯皮尔斯（Britney Spears，1981年12月2日—　），出生于路易斯安那州，昵称“小甜甜”，继芭芭拉·史翠珊和麦当娜之后的又一位世界级美国流行歌后。

34

亨克和赫尔默。在我们乡村的小学里，我们班上还有双胞胎女生。亨克和我的桌子靠近窗边，窗外有一大盆植物，坚韧的叶子上全是灰尘。双胞胎女生就坐在我们后面，自然就有人认为我们会成为男朋友和女朋友，我们交替着和她们交往，与我们相比，双胞胎女生不是那么相像。

亨克的速度比我快，我的反应总是太慢，回想起那些日子，亨克总是在做着什么——骑着滑板车在路上翻转，从课桌上跳起来，回答问题，而穿着褐黄风衣的校长就站在他的身边——而我在跟上他之前总是要“嗯”一声。我从来没有真正做过什么，我总是异想天开，而他却付诸行动。很快，双胞胎女生就知道了我们什么时候要交换，她们并不介意，我们也无所谓，四个人在班上算是扮演着某种角色。

亨克和我穿同样的衣服，头发也是我们乡村的理发师一个接一个理的——“既好看又容易”，每次他都这样跟母亲和我们说，但我们还是有许多不同的地方。当我们穿衬衫的时候，亨克总把衬衫的一半耷拉在裤子外面，要不然就是把领子竖起来，头发总是比我的蓬乱（理发的时候他总是会停止吞口水，还没来得及走出理发店的门，就把口水往手上一吐，然后就在头上乱抓一通，也不在乎理发师是否在看着他），他的滑板车总比我的快十英尺。

他似乎——回想过去，总是回想过去——总是非常确切地知道自己想要什么，而我却从来没有头绪。任何事情都是如此。我仍然能看到理发店镜子边上的那瓶白桦洗液，上面还有个橡皮喷雾器，亨克说那玩意儿非常难闻，我不是很确定，但那味道确实有点怪。

我们八岁的时候我才有了自己的卧室（也就是现在父亲住的房间）。我独自睡了三个晚上，第四晚，我悄悄回到原来的卧室，钻进亨克的毯子里。“你在干什么？”他悄声问，没话找话。我没有回答，他翻过身来，我将双脚挤进他的双脚之间，依偎着他。尽管我们断奶已经七年多了，脚上的脂肪层早已消失，但也许就是那个晚上给我留下了模模糊糊的记忆：夏天，我的脚碰到其他人的脚；从下往上看，母亲的脸庞出现在一个柔软、白皙的隆起物之上。她的下巴，尤其是她那微微鼓凸的双眼，并不看着我，而是望着远处的某个地方：稀薄的空气、田野抑或堤坝。

他从不来我的房间。那是个孤独的房间，是个被人遗忘的房间。我早就该搬到楼下去了，父亲体会不到那个房间的孤独。小学快毕业的时候，双胞胎女生已经搬走了，也没有人认为我们是谁的男朋友，我也不再每天晚上钻进亨克的卧室。有时一星期去一次，有时两次。

窗上结起冰花的时候，我们穿着睡衣，盖上一层又一层的毯子；而天气暖和时，我们就赤裸着身子，只盖一层被单，紧紧贴着对方的身体。我们一起骑自行车去蒙尼肯丹：亨克去农技学校，我上高中。我们一整天都不在一起，但到了下午，我们总是从不同的方向骑车而来，同时将胳膊落在自行车的把手上面，一起迎战风雨。我们一起庆祝生日，分享共同的朋友，甚至在十四岁之前，我们一直一起洗淋浴，直到那个星期六的晚上，父亲将我们分开，“一个先洗，一个后洗，”他说。我们跑到母亲那里去抱怨，她后来说：“现在，现在你们已经不再是小男孩了。”那又怎么样？我们这么想着，但没有说出来。祖父祖母听声音都分不清我们两个人。我们依旧穿同样的衣服，没有区分彼此的必要。我们一起去看牙医（哪怕我的龋齿总是比亨克的多），一起在艾瑟尔湖里游泳；在我们作呕，试图把苦苣盘从面前推开的时候，一起被大人敲打后脑勺。在二月那个寒冷的日子，当父亲差一点鼓起勇气开车冲过堤坝时，我们一下子就像暹罗连体双胞胎一样紧紧贴在了一起。那完全是不假思索的反应。假如父亲真的冒了险，而那冰层虽厚却承受不了汽车的重量，我们很有可能就连为一体淹死了。

夏天，我们一起去看博士曼风车，面对面吊在铁架子上，而羊群就在边上看着我们。黝黑发亮的皮肤、干草和咸咸的汗臭味混杂在一起，而不管我们使多大劲，就是看不到天空的云彩和云雀。我们属于彼此，是拥有同一个身体的两个男孩。

然而，丽特出现了。一九六六年的一月，我去他的卧室想要爬上他的床，可他把我轰了出来。“滚蛋，”他喊。我问他为什么。“白痴，”他说。听到他轻蔑的叹气声，我离开他的卧室，瑟瑟颤抖着回到了自己的卧室。那个晚上天寒地冻，新年的脚步才刚开始，第二天早晨，窗户上结满了霜花。我们成了拥有各自身体的一对双胞胎。

35

农场帮工性格直率，就像他的名字亚普。大大的双手，方方的脸庞，短短的金发，鹰钩鼻，有一颗门牙断了，很是健壮。我总觉得他很老了——我和亨克五岁的时候他就来为父亲干活了，一九六六年秋天，他肯定有三十岁左右了。换句话说，在那个时候算是老了，要是在现在，还算年轻。

亨克和丽特做了那件事（我在门外观看）。六个多月了，亨克一直不让我进他的卧室。我不讨父亲的喜爱（尤其是现在，我成了落单的一个，而且不久就要去阿姆斯特丹学习“高深的词语”）。母亲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办（那时我们之间还未结成同盟，她总是避开我的目光）。八月份，天气依旧温暖，金黄色的阳光普照大地，是穿短裤的天气，而我的半个身子都是凉的，我不知道该往哪里去。

就像一头牛、一只羊、耙子或鸡舍一样，亚普总在那里，他已经成为农场的一部分，看到我们的时候他总会喊，“嗨，孩子们。”除了滑冰，我们撞见他的时候总是在一起，或许因为我们是农场主的儿子，也或许是因为他不是真的有什么话要跟我们说，他总是跟我们保持一定的距离，他很少到房子里来，他在帮工住的小屋里喝咖啡吃饭，来的时候他就单身一人，到后来一直如此。起初，亲戚们有时会来看看他，后来也不来了。

那天晚上，我躺在新房间的地上。因为那动作不停地出现在我的眼前，我迟迟无法入睡，于是便想起了父亲与帮工间之前的那件事。那时，我才意识到亨克当时并不在场，只有父亲、农场帮工和我。躺在窗下，那黑洞洞的锁眼依旧在我眼皮底下晃动，我终于明白了农场帮工为什么总是朝我看：站在父亲身后的就我一个人。

那是我第一次走进亚普的那间小屋，他一直住在那里。我不知道自己想要说些什么，我还没有想出一个到那里去的理由，只是觉得我必须去。一个不是周末的傍晚，我去了。

他打开前门。“嗨，赫尔默！”他跟我打招呼，好像我每天都会光顾似的。他穿着一件短袖衬衫，上面的几颗纽扣没有扣，露出黝黑的胳膊。父亲通知他已足足四个月了。他一眼就认出是我，我也一点都不感惊讶。我很高兴，亨克绝不会来敲他的门。他穿过小小的门厅来到小小的起居室，我关上前门，起居室的一扇窗户敞开着，是用一根长木板条撑开的，厅中间的茶几上有一堆书，烟灰缸上的一支手工卷烟还在冒烟，边上是一个几乎空的烟袋，我看到上面写着凡·尼尔(1)，是烈度中等的卷烟，烟袋边是一包马斯科特卷烟纸，一台大收音机播放着轻柔的音乐。他在沙发上坐下来，指了指椅子，我坐下来，擦擦前额。

“天热，”他说。

“是的，”我答。

在那个夏日的夜晚，有个人骑着自行车过去了，过了一会儿，又一个人骑车过去了。

“要不要喝一杯？”

“当然。”

“来瓶啤酒？我要来瓶啤酒。”

“可以。”

他站起身，从厨房的一个橱柜里拿来了两瓶啤酒，递了一瓶到我手里，然后又坐了下来。他没有冰箱，但啤酒比我想象的冰多了。他把一只胳膊放在扶手上，双腿夹着那瓶啤酒。几个星期没碰粪肥、油腻的牛皮、柴油和泥土之后，这个农场帮工身上还是很干净的。手工卷制的烟继续在燃烧。

“你在哪里游泳？”他问。

“厄伊特丹附近，”我说。

“我在风暴天堂游泳。”

“风暴天堂？”

“就在堤坝往马尔肯方向去的入口处。”

“哦，是那里。”我呷了一口啤酒，又擦了擦前额。之前他并没有教我游泳，我盯着那堆书，假装在看书脊上的书名，心里却想着，游泳一事，他会如何处理。

他在沙发上不停地动着，原先放在扶手上的那只胳膊现在也放到了腿上，两手松松地握着那瓶啤酒。“怎么啦？”他问，说话的时候只有上嘴唇在动，露出不整齐的门牙。

我什么都没说，只是一直盯着那些书。

“是因为你的弟弟吗？”

我点点头，咽了咽口水。

“还有那个女孩？”

“是的，”我说。

天还早，但夏天快要结束了，大部分的光是从敞开的厨房门透进来的。小屋那头的水沟已经开始冒雾气，田野上形成一层薄薄的雾霭。那支卷烟已经燃尽，但一层水平状的烟雾仍然飘在小起居室的上方。他的短发刚好触到那层烟雾的底部。我看了看他，看到了我期望看到的：他回头看着我，神态跟过去一样——那起码是十年前的事了——愤愤地，想要反抗父亲，希望找到一个同盟。他站起身，那烟雾就绕着他的头形成了一个圈。

“跟我来，”他说，声音很轻柔，那些年他一直那样跟大家说话的。

我们同时将啤酒瓶放到茶几上。

也许是因为他买不起，那时候他没有车。我们骑车去风暴天堂，没有去厄伊特丹附近的堤坝。我坐在后座上，转弯的时候我就抓住他，他的脖子上披了条毛巾，两端总是被风从胳膊下吹到后面来，拍打着我的前胸。

“我看到他们了，”我对着他的背说。

“你弟弟和那个女孩？”

“是的。”

他转向堤坝，慢慢地踩着脚蹬子。“我觉得这样也好，”他说。

“你是什么意思？”

“你不是你的弟弟。”

“当然不是。”

风暴天堂上停泊着几只船。他将自行车放倒在草地上，然后走到不高的防波堤上，四周一个人都没有。他脱掉衣服，小心翼翼地走过几大块玄武岩石，就下水了。他的胳膊和腿黑黝黝的，而肩膀、后背和臀部却要多白有多白，像个自行车赛车手。我之前只见过亨克的裸体，而眼前的这个裸体要大得多，非常陌生，不是那种我可以轻易塑造成的体型。河水刚没过膝盖，他就一头扎进水里，“快来呀，”他大声叫着。我也将衣服脱掉了，我并不确切明白他说的“你不是你弟弟”是什么意思。他看着我笨拙地爬过那几大块玄武岩石，然后开始游泳：绕着矮矮的防波堤来回地游，一条船上有个人举手跟我们打了个招呼。我第一次问自己：亚普经常一个人游泳呢，还是会和这一带其他的农场帮工一起活动？我很尴尬，这是我第一次和他一起出来活动，第一次觉得对我来说他不仅仅是个农场帮工。喝过那瓶啤酒后，我还觉得有一点头晕。他游得真棒，手划几下就一下游到了我前面将近二十码的地方。“把手指并拢，”他说。我把手指并拢了。“别忘了蹬腿，”我在水里使劲蹬腿。“尽量将头埋在水里，侧到一边换气，”我试了试，呛了一口水。我觉得自己已经学会游泳了，但他不这么认为，教我游泳的过程中他并没有用手抓住我的身体，也许因为不太方便，也可能因为我不再是那个他教滑冰的小男孩了。

他已经开始擦身上的水了，我这才从水里出来，在一块长满苔藓的岩石上滑了一跤，我是往前扑倒的，有足够的时间伸出手来保护自己，但还是重重地跪了下去。亚普忍不住笑了，我爬起来，穿过草地向他走去，他说，“你流血了。”我看了看右膝盖，我是觉得那里热乎乎的，此刻才明白是怎么回事。他环顾四周，弯下腰在那堆衣服中找到自己的内裤，把我的膝盖包扎好，然后把毛巾递给我。“把身子擦干，”他说。“回家后我再用绷带给你包扎一下。”

他让我在椅子上坐下就上楼了。我听到他在到处翻东西，最后拎下来一个急救箱。急救箱很大，上面有个带把手的圆盖。他在椅子边上跪下来，小心翼翼地将内裤揭掉，从箱子里拿出一瓶碘酒。到家了，我心里想着，同时咬紧了牙齿。他用一大块纱布把我的膝盖裹起来，然后又用易理妥褪疤贴(2)将它黏住，伤口包扎好了。收音机还轻轻地播放着某种爵士乐。我告诉自己，勇敢点。厨房的窗户敞开着，小屋的后面传来某只绵羊发出的阵阵干咳。他站起身来，用手在我的湿发上抚弄几下，就像一个乡村老医生在安慰一个不适的孩子。“再来瓶啤酒怎么样？”他问。“压压惊？”

“好的，”我说。

过了一会儿，我们又像傍晚时候那样，再次面对面坐了下来，一人抱一瓶啤酒。亚普给自己卷了支烟，静静地抽着。一辆汽车开过去了。外面一片宁静，远处的汽车换低档爬上堤坝的声音都能听到。喝完啤酒后，我站了起来，说：“我走了。”

亚普也站了起来。“我也不清楚双胞胎该是什么样，”他说。“但我知道最终总是要分开的。”

我还是不太舒服，但比一小时之前好多了。他陪我游泳，慢悠悠地抽烟，给我包扎膝盖，跟我一样把啤酒送到嘴边。现在，他对我来说已经不可能仅仅是一个农场帮工了。我点点头。

“最好是平等对待，”他说。

我再次点点头，感觉自己的下唇开始颤抖。他朝我走过来，一只手搂住我的脖子。“总会来的，”他说。也许，一辈子也就那么一回，你会亲亲祖父的嘴唇，那就是在祖母去世之后；现在，他就那样亲了亲我，好让我的嘴唇不再颤抖。“该来的，总会来的，”他重复了一遍，轻轻地推着我朝前门走。那条沾血的内裤还在地上，在我刚才坐的那把椅子旁边。

母亲和亨克在厨房里，桌上的灯已经点亮。

“发生了什么事？”母亲问。

“摔倒了，”我说。

“谁给你包扎成那样的？”她已经跪下来，要把绷带解开，再更好地包扎一下。

我退后一步。“亚普。”

“你在亚普的屋子里吗？”

“嗯哼。”

“你们在喝酒吗？”

“是的，啤酒。”

亨克皱了皱眉头。

所有的门都敞开着。为了不用老看着亨克，我朝大厅那头的父亲看去。他坐在起居室的椅子上，像一块石板，一声不吭，手里的报纸翻得沙沙响，但他并不在看报。

丽特不在，因为那天不是周末，而且已到了快要上床睡觉的时间了。

此后，在八月底和九月初，我又去找了亚普好几次。

“你为什么老去亚普那儿？”父亲满腹怀疑地问。

“没为什么，”我说。

“他已经找到其他可住的地方了吗？”

“我不知道。”

“或者找到了其他的活干？”

“应该没有。”

“那你们谈些什么？”

“什么都谈。”

“你过去从来不到他那儿去。”

“现在我去了。”

“奇怪，”父亲慢慢地说。“太奇怪了。”

我们面对面坐着喝啤酒，他坐在沙发上，我坐在椅子上，我很想抽根烟，但没有抽。屋里如此安静，他从来不把烟袋递给我，我拜访了他那么多次，他也从未谈起过父亲，实际上他几乎不说话，即便有话，那也是我在说。我还年轻，考虑的主要是我自己，很少过问有关他的事情。我不知道他怎么会长着鹰钩鼻，甚至不知道他是从哪里来的。从九月初开始，我就滔滔不绝地讲我最初的大学时光，我的功课以及我的同学。我没有成为农夫，他一点也不觉得奇怪。“你看那些动物的神情跟你弟弟不同，”他说。

“此话怎讲？”我问。

他也解释不清楚。“你跟他不同，你看待事物是不同的，也许他看那只鸟也很不一样呢。”

“我根本不看它。”

“明白了吗？”

不知不觉，他帮我克服了某种障碍：在家里我能直视亨克的眼睛，多多少少不在意丽特的存在。“该来的一切总是要来的，”甚至在他离开之后很长一段时间，我总是能听到他这么说。

我最后一次去这个农场帮工的小屋是在九月中旬。当时起居室里有很多纸板箱，书架上已有一半是空的，地毯已卷到沙发后面，收音机的插头已经拔掉。

“明天我要走了，”他说。“跟你父亲说一声。”

“你要去哪里？”我问。

“回弗里斯兰。”

“你是弗里斯兰人吗？”

他用弗里斯兰方言说了句什么。

“你说什么？”

“我说，‘难道你没有注意到我的口音？’”

“没有，从没注意过。”

“有空的话去那里玩。”

“我会的。”

最后一次，他用他的大手搂住我的脖子。“你不会有事吧？”

“当然，”我说。

“很好。”

我等待的东西从未及时来到，我也再没有见过亚普。秋天，我偶尔会走进那间空空的小屋，在那里我成了另一个人。很长一段时间，那里一直散发着烟草的味道。七个月后，亨克死了。几天之后，我便回家给奶牛挤奶。

从那以后，我一直在做这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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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凡·尼尔（Van Nelle），荷兰一香烟品牌，产自凡·尼尔烟厂，该厂主要生产自卷烟。

(2) 易理妥褪疤贴（Elastoplast），德国一褪疤贴品牌。

36

这一段时间，没刮什么风。报纸上的天气预报和电视上的气象女孩——她总是神采奕奕的，因此，讲到高气压的时候，你总觉得她在跟你问好——报告说是晴天，可实际上却下雾了，而且非常冷。不管怎么说，几天前太阳已经开始露出来了，但还是很冷，冰冷的二月天，水沟上还结着一层冰，但我已经不用麻烦到大湖那去了。白天，气温会升到零度以上。阿达的丈夫在施肥，干活的并非他一个，阿达在洗衣服。这天气正适合做这两种事，不过，粪肥和洗干净的衣裳实在不是什么绝配。

我喜欢二月的阳光，去年的这个时候特尼说：“枯木也很漂亮。”我不知道是什么让他冒出这句话的，但他说的没错，当然，掉光了叶子的树与灌木并没有死掉。初升的太阳低低地挂在光秃秃的树枝上，格外美丽。白蜡树树梢上的那只冠鸦比往常更加警觉，骑自行车来往的人也比几天前多了。亨克躺在床上，对于他来说，阳光则另有不同的意义。

那天早上，我敲门，把他叫醒了。

“走开，”他大声叫着。

“五点半了。”

“那又怎么样？”

“到起床的时候了。”

“你自己起床吧。”

“我已经起来了。”

“哈哈哈。”

我打开门，左手摸到灯的开关把灯打开，他拉过羽绒被将头蒙住，那床有非洲动物的被子拿去洗了，现在盖的被子上全是深蓝色的字母和数字。亨克没有闹钟。“你怎么啦？”我问。

“没什么。”

“那你为什么不起床？”

“不想。”

“快从被子里出来。”

“为什么？”

“这样我能看到你。”

“为什么？”

“原因嘛。”

“别这么幼稚。”

“看看是谁在说话。”

被子滑掉了。他姜黄色的头发又长长了，得再理理了。他睡眼惺忪地看着我。床边的地上都是他的衣服，衣服上有个随身听。床头柜子上的烟灰缸里还有几根烟头，特尼的海报——依旧卷着——还倚在壁脚板上。

“能不能请你退到门外去？”他问。

“为什么？”

“你那个样子站在那里看起来很恐怖，挺吓人的。”

我走进那个新房间，在椅子上坐了下来。亨克在床上一滑就坐了起来，肩膀靠在墙上。窗户是开着的，非常冷，尽管灯泡只有二十五瓦，我还是能看出他胳膊上的汗毛都竖起来了。

“你哪里不舒服吗，亨克？”

“我已经跟你讲了，没有。”

“那你为什么不起床？”

“我害怕。”

“害怕什么？”

“我不知道。”

“我不明白。”

“我也不明白。”

他不断地在男孩和男人之间来回变换，有时候我觉得很想牵住他的手，有时候他又比我高大很多，他变幻莫测。他从床头柜里拿出一包香烟，点上一支，对着敞开的窗子吞云吐雾。

“我希望你不要抽烟，”我说。

“当然，”他说。过了一会儿，他换了种口气：“夜里我听到了奇怪的声音。”

“什么声音？”

“动物的声音，起码我希望是动物。”

“你不会因此害怕吧？”

“短促而尖锐的呱呱声。”

“那是黑海番鸭。”

“我被吵得坐了起来，还听到你父亲在床上咳嗽。”

“有这么可怕吗？”

“我为他感到难过，”他轻声说。

他看着我，那神情就好像我要请他帮着去抬一具死尸。“黑海番鸭，”他说。“就是那些长着滑稽大脚的黑鸭？”

“是的。”

他把香烟掐灭，燃烧的过滤嘴的臭味朝我飘过来。他再次蜷缩在床上，拉过羽绒被把头蒙起来。“你走的时候把灯关上，好吗？”他问。

经过父亲卧室的时候，他大喊了一声。我打开了门，没有开灯，也没有进去。

“是不是亨克在新房间里抽烟？”

“是的。”

“告诉他，那是不允许的。”

“我说了，他不听。”

“我得上洗手间。”

“等一会儿。”

这天早上，我一切事情都亲自动手，发现一切并不容易，直到九点钟我才回到房子里。幼崽们非常焦躁，它们已经习惯了亨克，我与他不太一样。过几天，等到白天再暖和一点，我要把驴子放出来。

我走进挤奶间的时候那个年轻的奶罐车司机正贴着窥视镜在看。我向他走过去，脑子里瞬间闪过好几个以G开始的名字，而这些名字总是和他的纠结在一起。亨克来了之后，我就一直想把他介绍给加尔裘。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是想站到他们中间，看到他们站在一起。

“你是怎么把那东西弄得这么干净的？”他问。

“我把它加热，好好洗了洗，”我说。

“他们找了个人代替阿里。”

“这下你又有新的工作伙伴了。”

“是，也不是。”

“是，也不是？”

“他接手这一片，我要换到另一个地区去了。”

“这里你不来了吗？”

“不来了。”

他一改一贯的微笑，不自然地咧嘴大笑。

“你要去哪里？”

“哦，博芬卡斯珀尔(1)附近，我将在那里快乐生活。”

“那好吧，祝你一路平安。”我伸出一只手，他握了握，感到有点吃惊。我转身往炊具室的门走去，进门前我说了声：“下回见，加尔裘。”

“嗯，好的，”他说。

我将身后的门关上，来到屋里另一侧的门旁，墙上有两个灯的开关，其中一个就在门边上，我关上灯，回头走了四五英尺远，然后站在窗户前。年轻的奶罐车司机看了看门，摇摇头，他往贮奶柜里看了一眼，过一会儿，他把输奶管旋开，绕到卷轴上。他小心翼翼地放下贮奶柜的盖子，趴在上面填了一张表，最后一次环顾了挤奶间，然后拉开车门，跟往常一样，轻松一跃，上了车。奶罐车开远了，阳光照进挤奶间，贮奶柜在闪闪发亮。

能够共同面对，真好。

我走进家门，上楼，把父亲抱到楼下。我让他坐到马桶上。

“噢，”我听到他咕哝了一声。

“怎么啦？”我在关着的洗手间门外问。

“疼。”

“轻点擦，”我说。

“疼，”他又说了一声。

我推开门，他像一只半死不活的小鸟坐在马桶上，拿卫生纸的那只手微微颤抖着，一双大眼睛无助地看着我。“不要动，”说着，我来到厨房从日用品柜子里拿出一块法兰绒，打开热水将法兰绒弄湿，然后回到洗手间。“你身子往前倾一点，”他照做了。我用温润的法兰绒帮他轻轻地擦屁股。“把裤子穿起来，”说着，我一边架着他的胳肢窝将他扶起来，他也照做了。我把他背到楼上去，这时从新房间里传来一种奇怪的声音，刺耳且有节奏。我将父亲放到床上，帮他塞好被子，然后走到新房间推开门，三步并作两步来到亨克的床前，摘掉他头上的耳机，大声喊道：“立刻从你那该死的床上起来。”

“我不起，”亨克说。

我把他身上的羽绒被掀开，一只手把他拖出了床。他没来得及站稳，一下子摔倒在地上。“起床！”我大声叫。

“不着急，”他说。

“起床！”

他爬起来。

“穿好衣服，”我用脚钩住他的牛仔裤朝他踢过去，刚好落在他光光的脚上。他往下看了看，那会儿我真想打他踢他。在这个小房间里，他那半裸的身体简直让我无法忍受，可是我没有这么做，而是走到靠在壁脚板上的海报边，弯下腰把它撕得粉碎。亨克一边看着我一边穿上牛仔裤，接着又拉过一件T恤衫蒙在头上。

“特尼会很高兴的，”他难为情地说。

“袜子，”我说。

他坐到床上穿上了袜子。

我抓住他的一只胳膊，猛地一下把他拉起来，然后使劲把他朝门口推。我说：“去干活，”可我心里却在想，能让他干什么呢？

他默不作声走了出去，来到楼梯平台，然后朝父亲的卧室跑去，将门推开便消失在里面了。我感到脖子上的一根动脉血管咚咚直跳，不得不用手按住它。我一动不动站了一会儿，然后转身回到那个新房间，从地上把随身听捡起来放在床头柜上，羽绒被掉到了床后面的地上，那个我已不记得名字的女歌手的半边脸落在了我的脚上，我用大脚趾轻轻弹了好几下那厚厚的纸，将羽绒被捡起来铺在床上，然后往那些深蓝色的字母和数字上面一躺，闭上了眼睛。

一定是过了几个小时之后，我饿了。我并没有睡着，但也没在想事情。我睡在别人的床上，眼前却是自己的大床。过去，我上床就为了睡觉，起床就为了挤牛奶，可现在却越来越发觉床是我休息的地方。不是睡觉，而是休息。有时我尽量不让自己睡着，因为白天发生的事太多了，床成了一个安全的地方，就像冬天里挤满奶牛的牛棚或是近日父亲的卧室。上床前，我看了看丹麦地图，背了几个城镇和乡村的名字，我不再关注日德兰半岛，不再去想亚尔诺·科佩到哪儿安顿下来了。我现在时常在下午打盹。

“赫尔默？”

我睁开眼睛，亨克站在门口。

“你要什么？”

“老范·沃德伦先生……你父亲说你得挤奶去了。”

“为什么？”

他转身走了。我听到他问父亲为什么，一会儿，他又回来了。

“因为已经五点了。”

“叫他自己去挤。”

他刚想转身，但又想了想。“他不能去，”他说。

“为什么？”

“他走不了。”

“走不了吗？”

“走不了。”从他的表情上，看得出他非常害怕，他不敢进来。那可是他的房间，里面全是他的东西，他的目光不停地落在那包香烟上，他至少两个小时没有抽烟了。

“那也许我得赶紧了，”我说。

“我可以……？”

“这是你的房间，不是吗？”

“你躺在我的床上。”

“那倒是真的。”

他进来了，从床头柜上拿起那包香烟，抽出一支点上。我坐起来，在床边晃动着双腿。

“你要去照料幼崽？”

“当然。”

“那你明天来帮我弄驴场边的栅栏吗？”

“当然。”

“好。这段时间你一直在那里陪我父亲？”

“是的，可他总是睡觉。”

“他很老了。”

“他是很老了，天哪！”说着，他在烟灰缸里将香烟掐灭。

“快来，”我说。

上楼梯平台前，他迅速回头看了看，似乎要确认他的卧室一切依旧，我看到了，因为我刚好也转身想确定他跟在我身后。

“是时候了，”父亲在卧室里咕哝着。

“管好你自己的事吧，”我说着关上了门。

“那就是我的事，”他大喊了一声。

“你确切的年龄是多少？”在楼梯上，亨克问我。

“五十五。”

“真的吗？你还满头黑发呢。”

我们在炊具室穿上工作夹克和工装裤。亨克把那包香烟装进胸袋，用手指梳了一下头发。作为农场主和帮工，我们开始干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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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博芬卡斯珀尔（Bovenkarspel），荷兰一城市名。

37

“亨克？”

亨克转过身，松开正要拧松的那根混凝土柱子。太阳照在他的后脑勺上，气温比昨天高了几度。特尼和罗纳尔一起站在路上，一大一小，经典的兄弟画面：一样的头发，一样的鼻子，哥哥表情严肃，而弟弟却抑制不住满脸的高兴，就差没有牵手。特尼已经长大，这么做有点幼稚，但我能想象罗纳尔仍然在这么做。他们看上去就像一对孤儿。

“唉？”亨克回答。

“你把海报贴起来了吗？”

亨克看看我，我把大锤的锤头夹在两只脚中间，亨克摇了摇头。

“难道你不喜欢吗？”

“我很喜欢，”亨克说，神情凄惨。

“那张海报不小心弄坏了，”我说。

特尼转身对着我。“弄坏了？”他说。

“是。”

“不小心？”

“对。”

“怎么弄的？”

“是你吗，亨克？”罗纳尔高兴地问。

“不，”我说。“是我弄的。”

“可是……”

“你想再要回去吗？”亨克问。

“是的，我只是把它借给你，我妈妈没说吗？”

“没有，”我说，“她没那么说。”

“你不能用胶带把它补好吗？”罗纳尔问亨克。

“不行，太破了。”

特尼看看亨克，看看我，又看看亨克。

“要不要我给你买一幅新的？”亨克问。

“不用，”特尼说。“没关系。”他右脚边的草地上，一朵孤零零的黄色番红花已悄然开放。他没有看到，转身时一下将它踩在脚底。“快走，罗纳尔，”他说。

“我不想……”罗纳尔说。

“快走……”特尼说。“我们要回家了。”他抓住罗纳尔的手把他拉走了，走了一会儿，他又把手松开了。罗纳尔最后又回头看了看，这次不像往常那么兴高采烈了。

“我想抡一会儿大锤，”亨克说。他已把柱子从地里撬起来，老坑里的一根新柱子松松垮垮的。我把大锤给他，弯下膝盖，扶住柱子的中间。他猛砸一锤，就那么一下，我的手就可以松开了。他身上那件旧工装裤的胳肢窝下面出现了一个裂缝，但他似乎没注意到。“去他妈的，”他说着第三次抡起了锤子。

路边的栅栏一共三十根混凝土柱子，其中的八根需要更换。上午我们换了五根，现在在换剩下的三根。我们先从农场那一边开始，然后往东北方向、帮工小屋的残垣处推进。一旦柱子全部到位，我们还要给它们套上绿色的塑料网，再在顶上安一根横杆。

“我哪知道是这样的？”他问。

“是我的错，”我说。

“是谁的错并不重要。”他使出全身的力气把混凝土柱子安上。

“好了，”我说。“就剩一根了。”

我们向最后一根需要更换的柱子走去。

“那是什么？”亨克指着那半堵墙和杂草丛生的院子。

“那里以前是农场帮工住的小屋。”

“怎么没啦？”

“烧毁了。”

亨克从胸袋里掏出那包香烟点上一支，然后绕过最后那根柱子来到路上，一会儿他就站在了帮工小屋的院子里。“农场帮工住在这里吗？”他大喊了一声，拽了拽光秃秃的木兰树枝。

我点点头。

他从院子走进小屋的混凝土地面。“这里很小，”他大喊。

我又点点头。

他先环顾四周，然后向那半面墙走去，想一脚将它踹倒，那是靠着木制楼梯的那面墙。亨克和那时的我年龄相仿。“就帮工一个人还是一家人？”他问。

我摇摇头。

“什么意思？”他喊。

“就帮工。”

他在墙上将香烟掐灭，脚一抬，就跳过了那条将那一小块地和驴场隔开的窄窄的小沟。他走到最后一根柱子边，开始使劲地来回晃柱子。“我们加把劲，马上就干完了，”他说。

我看到他脖子上的肌肉在颤抖。

开始挤奶前，我来到堤道上，看到他骑着父亲的老爷车冲我而日来，车把上挂着一个阿欧博尔特·哈恩超市的袋子。他理了发，又买了些东西，因此才去了那么长时间。他从自行车上下来，指了指袋子：“都是食品。”我抬起手，可他赶紧把头甩开了，好像他感觉到了我要伸手去摸他刚理过的头发，其实我自己还没意识到呢。

“你干嘛把头发理这么短？”我问。

“没为什么，”他说。“简单轻松。”

我的眼前出现了那位老乡村理发师（二十多年前就去世了），他正灵巧地转动手腕在白大褂上刮一下梳子，把上面的头发刮掉。理发师的镜子里，一辆福特车慢慢地开了过去，把路对面院子里郁郁生长的灌木丛给挡住了。老福特车后面还带挡泥板，和老渡船一样，都是淡绿色。我闻到了白桦洗液刺鼻的味道，看到亨克的脸痛苦地扭曲着。

他在阿欧博尔特·哈恩超市(1)买了淡色的肉末。开始做饭之前，我带他到炊具室看冰柜。“打开它，”我说。

他把盖子揭起来。“天哪，”他说。“那都是肉吗？”

“这里有半只牛呢，”我说。“都用袋子分装好的。”我抽出一只系有红色带子的冻得像岩石般坚硬的袋子。“红色的是肉末，是牛肉末，蓝色的是牛排，绿色的是用来烤的。”

“那另外半只你们怎么处理了？”

“屠夫把它卖了。”

他放下盖子。“我这辈子一直吃猪肉，”他说。

亨克用西红柿、辣椒、洋葱、大蒜和香料做了几道菜，二十分钟就搞定了。我好不容易找到个开塞钻，开了一瓶南非红酒。

“让我闻闻，”听到软木塞砰的一声打开了，亨克说。

我把瓶子放到他的鼻子下面。

“不，我说的是软木塞。”

我把软木塞凑到他鼻子下面。

“真好，”他说，就好像知道他在谈论什么似的。

我把桌子摆好，倒了两杯酒。我早就开始注意到白天越来越长了，但这是第一次晚饭在天黑前就准备好了。我还不能把边窗前的窗帘拉上。

“等一会你得亲自端一盘上去给我父亲，”我说。

“为什么我非得这么做？”

“我不知道他对此会有何反应。”

“他以前肯定吃过辣椒吧？”

“从没吃过。”

我喜欢他做的菜，我也喜欢那红酒。再去装菜的时候，亨克又把我们的杯子倒满了。

“如果那房子还在的话，”过了一会儿，他用大拇指从肩膀上方指了指，说：“我是不是得住在里面？”

“不，当然不。”

“为什么不，我是帮工，不是吗？”

“我们现在不是生活在六十年代。”

“我可能会很喜欢呢。”

“一个人住？”

“是的，在一座整洁的小房子里。”

“难道你不喜欢这里吗？”

他没有回答，而是叹了口气，拿勺子在盘子上刮着，接着他倒了第三杯红酒。

喝过红酒我有点醉了，便想到了啤酒。在自己心目中理想的屋子里，坐在安乐椅中，伴着爵士乐，拿着啤酒瓶直接喝。爵士乐有点孤寂的味道，尤其是当它轻轻地从某个角落的收音机里传来的时候。

为什么我要让一切如此发生？我完全可以对父亲说“不”、“你自己去做”或干脆就是“把它卖了”。

祖父范·沃德伦住在伊顿，他比范·沃德伦祖母多活了六年。我一周去看他一次，一次半个小时。他住在一家养老院的一个小房间里，从房间里可以看到一口池塘，中间有个喷泉，不管太阳在哪个位置，似乎总有阳光透过窗户照进他的屋里。祖父总是会给我冲杯咖啡，我从来不用想该说些什么。当那半个小时结束的时候我总是很高兴，回家的路上，坐在车子里总是在想，如果我根本就不来会不会更好呢，因为那样的话他就什么都不了解。我去的那半个小时会让他比没有那半个小时觉得更孤独，如果什么都不了解，就没有什么需要牵挂了，就如同我知道亨克必然会离开一样，他当然要离开，他凭什么要待在这里？这里什么都不能给他。

“再来点酒吗？”

我用手遮住了杯子。

“你出去过吗？”

“出去？”

“是的，出去，去酒吧或是……我父亲过去常打牌，一星期一次。”

“没有，”我说。

“我有时候挺想出去的。”

“你应该在某个周六的晚上去蒙尼肯丹。”

“好玩吗？”

“过去总是挺好玩的。”

“像那样的小乡村肯定非常没意思。”

“你可以经常去阿姆斯特丹。”

“我不知道……”

我站起来收拾桌子，亨克则躲到起居室打开了电视。

洗完盘子后，我在书桌前坐下来打算做些文字工作，可还是觉得有点头晕，眼睛不停地从那些文件中游离开来。过了一会儿，他关掉电视，穿过大厅进了炊具室，又过了一小会儿，我听到浴室的水哗哗地响。我想集中精力做眼前的工作，可实际上我在等着听他上楼的声音。

他没有上楼，而是腰间裹着一条毛巾来到了厨房，左手抓着门。“父亲死了我很高兴，”他说。

“什么？”

“我很高兴他死了，母亲根本就没问一声我是否想继续养那些猪就把它们卖掉了。”

“你想没想过把它接管过来？”

“没有！太可怕了。我觉得卖了挺好。”

“可她没问你你又似乎不太高兴？”

“也不完全是，也许是姐姐叫她卖的。我也不清楚，她们总是把我排除在外。”

“所以你很高兴？”

“当然。”他的声音听起来不像高兴的样子。

“你父亲是个怎样的人？”

他想了一会，耸起一边的肩膀。“他其实是个非常好的人，我们在一起相处得很好。”他的手抓着门，眼睛却始终盯着桌上，桌上只有一个快倒空的酒瓶，其他什么都没有。他看了看我，说了声“晚安。”

听到新房间的门关上后，我站起来倒了半杯酒，看着边窗里的自己，我举起了杯子——是敬我自己还是敬阿达，我也不知道。突然间我意识到父亲晚饭还什么都没吃，我一下子讨厌极了那个窗户里已经那么难得地举起了酒杯的家伙，这家伙在装酷，可实际上一点都不酷。我悄悄爬上楼，小心翼翼地推开父亲卧室的门，他睡得正香还打着呼噜呢。时候不早了，我让他继续睡。我回到厨房，拉上边窗的窗帘，刚想再次在桌前坐下来，亨克又在门口出现了，这次腰间没有裹毛巾，而是穿着一条蓝色的衬裤和一件黄色的T恤。

“你父亲还没吃饭，”他悄声说。

“我知道，”我说。“他睡着了。”

“可是……”

“他不会饿死的。”

他点点头离开了。

电子钟嗡嗡响着，水龙头滴着水，房子里很安静。我吃了些东西，关上抽屉。

“巴勒鲁普，”过了一小会，我说，“斯坦鲁斯、泰思特、腓特烈松和霍尔拜克。”我的一只手指在框顶上擦了擦，然后一口气吹掉指尖上的那卷灰尘。生平第一次我觉得日德兰半岛如此巨大，完全可以吞并菲英岛、西兰岛和其他所有较小的岛屿。我转身离开，脱掉衣服，钻进被窝里，羽绒被慢慢地暖和起来了。楼上传来吱吱嘎嘎的声音，而外面却一片寂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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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阿欧博尔特·哈恩超市（Albert Heijn's），荷兰最大的超市连锁企业，隶属于荷兰皇家阿霍德集团，始建于一八八七年，拥有自己的巧克力厂并制造生活日用品。

38

我们从帮工小屋的残垣处开始，逐渐往农庄方向推进，将塑料网沿一根根柱子往两边展开。今天的气温比昨天又上升了几度，我看到草地上更多的番红花开了，特尼踩倒的那朵花不再像我想的那么孤独了。尽管心里清楚现在还没到三月，我还是不住地抬头仰望天空，期望看到红脚鹬和黑尾鹬。混凝土柱子是为木围栏设计的，上面还要钉上螺母。我们将绳子缠到柱子的螺栓上，以便托住塑料网。我觉得亨克非常喜欢干这活，他一边吹口哨一边展开塑料网，把绳子绕到一起，偶尔抽根烟，他还竖起食指跟骑车路过的人说声“你好”——骑车人没有回应他就会嗤之以鼻。有时候，他一边抽烟一边盯着那些高楼和阿姆斯特丹的雾霭看，他似乎就是在这里出生的。整个瓦特兰地区散发着粪味。

“你没有买过别的奶酪吗？”午饭的时候他问。

“没有。”

“为什么不买？”

“这是牛奶场的伊顿干酪。”

“那又怎么样？”

“便宜。”

“没什么味道。”

“你可以给自己买些其他的奶酪。”

他放下奶酪片：“我没钱。”

我起身走到书桌旁，钱包就放在其中的一个方形抽屉里。我轻轻一弹，将钱包打开，从里面抽出两张一百欧元的钞票。“给你，”我说。

他一声不吭接过钞票，折起来塞进裤子后面的口袋，捡起那片奶酪，又切了几片。

牲口商的卡车慢慢开过去了。

“我们有客人来了，”我说。

“是你有客人来了，”亨克说。“不是我。”

牲口商敲了敲侧墙，然后出现在门口。“下午好，”他说。

这次我仔细瞧了瞧他。一半是透过亨克的眼睛，尽管他背对着门坐着，我还是注意到牲口商年纪不小了。他长着灰白胡子，这只有在很简朴的老照片中才能看到。前额上的皱纹又深又暗。跟往常一样，他的一只脚底在另一只脚面上来回磨蹭。他看着亨克的后背。

“这是亨克，”我说。

“是你的侄子？”他问。

“侄子？不是的，亨克在这里干活。”

“噢。”

厨房里，亨克一副旁若无人的样子。他没有转身，继续吃饭。我已将椅子从桌边半移开来。

“请坐，”我说，指了指对面的椅子。

“好的，”牲口商慢慢地说，很是出乎意料。他脱掉帽子坐了下来，眼睛往边上瞟了一眼亨克。

“我没什么可以卖给你。”

“我不是为这来的。”

他没有别的话可说，我问他是否要来杯咖啡。

“好的，来杯咖啡正好。”

我起身从厨房的柜子里拿出一个杯子。

“这么说你在这里干活？”牲口商问亨克。

“是的。”

“你是从布拉班特来的？”

“对。”

阿达？要不一个简单的“是的”就能让他听出一个人是从哪来的？我把杯子放到他前面的桌子上。

他环顾了一下厨房，好像之前从未来过似的。

“老范·沃德伦先生好吗？”

“很好，”我说着把一个装有吃了一半的三明治的盘子从我前面移开。“尽管他的头脑不再清醒。”

“太糟糕了，”牲口商说。“我过去跟他有很多生意来往。”

“是呀。”

电子钟嗡嗡响了，亨克在椅子上坐立不安。

“我来是告诉你我要离开了。”

“真的吗？”

“你知道我多大年纪了吗？”

“刚过六十？”

“六十八岁了。”

“那是到了该休息的时候了。”

“我妻子说：‘如果你现在不停下来，我就离开你。’”

“嗯哼。”

“她想去旅行。”

“你不是有个女儿在新西兰吗？”

“啊哈，妻子已经买好票了。”

“真好。”

他呷了口咖啡。“坐飞机，”他接着说：“你觉得我能坐飞机吗？”

“怎么不能？”

他讲话慢吞吞的，几乎不看我。我怀疑此刻他的脚不再紧张，而是平放在地上，很想往桌底下看一眼确认一下。他已经成了另一个人，不再是那个牲口商了，他可以大方讲话了。

亨克站起来。“我要出去了，”他说。“再见。”

“再见，孩子，”牲口商说。亨克一走，他就直直地盯着我看。“这么说他就是你新来的农场帮工。”

“嗯，”我说。

“健壮的小伙子。”

“是的。”

我听到通往挤奶间的门砰的一声关上。

最后，牲口商透过边窗往别处看去。“我刚才在邻居家。”

“你是要拜访一下每个人？”

“是的，那需要一个星期的时间。”他把杯子放到桌上。“我要走了。”

“好的。”我说。

“回头见，”他在炊具室应了一声。

“祝你在新西兰过得开心。”

“那里现在是夏天，”说着，他把脚伸进木屐，“跟你父亲问个好。”

“我会的，”我说。

他推开门，绕到后面去了。

我等了一会儿，然后穿过挤奶间出去，奶罐车经过的时候，我举起一只手招了招。亨克正坐在挤奶间对面驴棚的大门上，我是奶罐车过去之后才注意到他的。他的头上飘着一大朵烟雾，他举起手向我招了招，真是三个男人之间无声的一场戏：一个人头也不抬就走了，第二个人看着他走，第三个人看着第二个人，而第二个人只在第一个人走后才看到第三个人。

厨房里很热，阳光照在桌子上，一对鸭子飞了过去。我拿了两片面包，涂上黄油，又涂上奶酪，之后来到楼上，进去的时候父亲并没有醒过来。我轻轻地把盘子放到床头柜上，然后在窗边的椅子上坐下来。

“牲口商向你问好，”我轻声说，不含丝毫的怨恨。“他要和妻子一起去新西兰看女儿。”白蜡树上的冠鸦是我唯一的证人。“我无法忍受你，因为你毁了我的生活。我没有叫医生，因为我认为你该停止毁坏我的生活了。我跟阿达说你老糊涂了，因为这样，一切就简单多了。如果你老糊涂了，我说什么或者你说什么就没什么关系了。我为亨克做了什么你连一半都不知道，亨克是我的双胞胎兄弟，你知道有个双胞胎兄弟是什么感觉吗？你知道吗？你到底懂些什么？解雇亚普后的几个月里，你连一次都没去看过他，因为你不把他当成平等的人看待。我当他跟我是平等的，他吻了我该死的嘴，你曾经亲过我吗？你对我说过一句温和的话吗？你知道我想要什么吗？不，你不知道，因为连我自己都不知道。牲口商不会再回来了，那就是他来向你问好的原因。奶罐车司机也不会再来了。你也知道，坏脾气的那个已经死了，也可能你忘记了，因为你老了。年轻的那个，也就是常常面带微笑的那个，也离开这里去跑另一条线路了。那也要怪你，不是说他离开这里，而是你让我待在这里。如果我不是待在这里，我就不会认识他。顺便说一句，我想我们以后不会经常见到阿达了，她喜欢从远处偷窥我们。罗纳尔是邻家唯一还来这里的孩子。我们都进了特尼的黑名单，因为——”

“赫尔默！”亨克在楼梯底下大喊。

父亲醒了。

我站起来。“你的床边上有吃的东西，”我说。

“我睡着了吗？”父亲问。

“我们还干活吗？”亨克大叫。

“来了！”我大喊。“是的，”我对父亲说。

“我自己都没注意到。我精疲力尽了。”他坐起来，看了看盘子。“奶酪，”他说。“好吃。”

我关上房门来到楼梯口，看到亨克站在下面，我觉得其实他多少就是侄子。他正在穿工装裤，是裤裆往上缩、袖子太短且胳肢窝下面有条裂缝的那条。半个侄子，本来可能成为我侄子的人，或干脆就是侄子。

39

“我不要去那些驴后面。你自己去。”

“那就去站在那边的院子里。”

“我不想跟它们有任何瓜葛。”

“如果你去站在那里，就在门边上，它们会直接走进驴棚的。”

“那如果我不站在那里呢？”

“亨克，它们甚至都不会碰你一下，这是我的驴。”

“你说这话什么意思？”

“这不是你父亲的驴，也不是小种驴。”

“什么？”

“它们不像踢你脑袋的那头驴。”

“那件事你怎么知道的？”

“你母亲告诉我的。”

“他妈的。”

“你怎么骂人呢？”

“别的她还告诉你什么了？”

“没了。听着：越小越坏，歇特兰矮种马也很坏，它们又踢又咬。这些才是真正的驴子，它们什么坏事都不会做。特尼和罗纳尔……”

“她还告诉你什么了？我眼下为什么会在这里？”

“我不知道。”

“没有原因？”

“什么？”

“我无缘无故就在这里吗？”

“不是……”

“为什么？！”

“因为你在家里总是无所事事。”

“在家？在哪里的家？”

“你知道的，布拉班特。”

“噢，他妈的。”

“这算什么？不要老骂人。”

“那说的是什么废话！无所事事？”

“是的，无所事事。”

“我得在这里待多长时间？”

“你不必待在任何地方。”

“那如果我想走，我就能走？”

“当然。”

那是在三月份，看不见太阳。我们站在驴棚前面，天上飘着毛毛细雨，驴棚的栅栏已经围好。

“你们在打架吗？”罗纳尔突然出现，站在我们旁边，像一只忠实的狗。

“没有没有，”我说。

“我们只是意见不同，”亨克说。

“什么事？”

“赫尔默说了些话，我不太同意。”

“亨克也说了些我不赞同的话。”

“哦，”罗纳尔说。“驴子们要去牧场了吗？”

“是的。”

“太好了！我能帮什么忙吗？”

“当然。特尼到哪去了？”

“在家。”

“他不想来吗？”

“不想，”他看看我，又看看亨克，然后决定把我们当作知己：“他认为你们很蠢。”

“到那边的院子里站着。”我指着堤坝的方向。

罗纳尔立刻跑开了——很高兴，他总是兴高采烈的——在与通往挤奶间的门平行的位置停下，举起一只手示意他已就位。

“这么说，只要我想走就可以走？”亨克问。

“我不会拦着你。”

他走进库房。过了一小会儿，骑着父亲的自行车出来，拐了一个大弯，朝堤坝的方向骑走了。罗纳尔非常吃惊地看着他，“你要走吗？”我听到他问亨克。我慢慢地朝房子走去。

也许亨克说了些什么，我没听清，因为那只冠鸦开始呱呱叫起来了。它猛扑着绕过房角，冲向亨克脑袋的一侧，为了不掉下来，它拼命地扑腾着翅膀，爪子在亨克的脑袋上猛蹬，而亨克和自行车就在它下面滚动着，它在那里扑腾了一会儿，犹如一只发现了老鼠的巨鹰，之后便穿过驴场边的树林朝马尔肯方向飞走了。

“亨克从自行车上摔下来了，”罗纳尔喊。

40

“亨克从自行车上摔下来了，”罗纳尔喊，可我觉得他更像是“被拍打下来的”。我赶到的时候他仍然趴在地上，正试图站起来，鲜血从他的前额上流下来。我叫他待在原地不要动，罗纳尔把自行车扶起来，但由于父亲那辆经久耐用的老爷车非常笨重，把手一下没抓紧滑掉了，车座砸在亨克的后背上。

“别管它了，罗纳尔，”我说。

“发生了什么事？”亨克问。

“我去拿急救包。”

我从挤奶间的门出来，看到罗纳尔站在亨克身边，两只手撑在屁股上，四处张望。“他什么都没说，”他说，“但他也没必要哭。”

我跪下来，用干净的湿茶巾轻轻将他前额上的血擦掉。

罗纳尔在我身后探头来看。“多大的口子呀！”他大喊一声。我立刻意识到我自己根本不可能将它搞定，于是决定省去一般程序，直接送他到皮尔默伦德的医院。急诊室外有很多人在等着，大概因为压在亨克头上的那块茶巾被鲜血浸透了，我们得到了优先接诊。医生清洗伤口，缝合最大的那个伤口——被乌鸦啄的伤口——但对爪子的抓痕只是进行了清洗。医生需要知道我的儿子近几年是否注射过破伤风疫苗。我问了亨克，可他根本不记得打过任何针，于是他们给他打了一针。他的头发很短，医生非常满意，用一块厚厚的纱布将缝合的伤口包好，然后用一个有弹性的带网眼的浴帽状东西罩在他头上。医生没见过这类飞鸟，甚至不知道这世上还有冠鸦存在。“真的太不寻常了，”他笑着对亨克说。“就这样把你的头皮撕开了。”亨克不明白这有什么好笑的。

回家的路上，亨克默默地坐在我旁边，眼神中有一丝茫然。“我的儿子，”我说。他没有笑，反倒是深深叹了口气。他的头发全部被那怪怪的浴帽遮住了，如果头上没有那只帽子，如果他没有那么深深地叹气，我可能会摸摸他的头。我把车开进院子，打算绕过父亲的破自行车，却发现它已经被推到房子边上了，是罗纳尔想在回家前做点有益的事情。到了厅里，我抓住亨克的胳膊肘让他面对着镜子，他避开自己的眼睛，有那么一会儿，他看起来似乎想往镜中的自己吐口水。

他在起居室的沙发上坐了至少半个小时，一声不吭，电视也没开，不时地用左胳膊揉揉右胳膊。也不想喝咖啡，什么都不想吃，冠鸦并没有像往常一样回到白蜡树上的栖息处。

当然，我并不需要别人帮助我把那两头驴赶进驴棚。我打开门，走到幼崽棚打开那里的门，然后慢悠悠地回到驴棚。它们在我身后又跳又叫，但不跑到我前面去，就在敞开的大门前。我给它们让路，只有在那个时候它们才跃过去然后开始转着圈急走，等它们稍稍平静下来，才发现栅栏是新的。我关上门，沿着塑料网来到路上。那排树的树干周围，水仙花正含苞待放。我拐了个弯，沿着新栅栏一直来到帮工小屋的残垣处。最后的二、三十码，那些驴在栅栏的另一侧和我一起走着，毛毛细雨让它们闪闪发光，它们把下巴靠在木栅栏上来回磨蹭，非常满足。

我一抬腿跳到了沟的另一边。森林委员会计划在帮工小屋的位置建一个游客中心。很快，瓦特兰就不再有农民了，或者就只留一个农民，让他看管盖勒韦马和高地牛、锄草、清理空软饮料罐、割芦苇，或者让他划着漂亮的平底船往来于未来的游客中心。其他的土地已经归属于森林委员会，我只是租用而已。一到春天，我就让博士曼风车偏离风向，为那些田凫、黑尾鹬和红脚鹬们灌溉部分土地，我也因此得到省里的补助。每年我赶回羊群的时候都这么做，我觉得这其实也不错，但我还是不愿意卖掉这一小块土地。

每隔六个月森林委员会就会来一封信，父亲总是热心回复。但我不，最后一封信我都没拿给他看，它就扔在桌子的一个小抽屉里。

看到地基，小屋的构造依旧可见。我用脚踢开树叶、枯枝和泥块，这里就是起居室，厨房在这里，卫生间和厅也在这里，地下室已不复存在，只有一个满是砖块和泥土的大洞，混凝土之间宽宽的裂缝中长出了杂草。头顶上方几英尺应该是那间带两扇屋顶窗的大阁楼。我不喜欢孩子尖叫着在这里乱跑，也不喜欢某个农夫装模作样站在这里夸夸其谈。我希望能不时地走到这里，按我自己的意愿重建小屋，亲眼看着天花板轻轻合上，亲眼看着屋顶盖上红色的瓦片。我想象着起居室窗户敞开、有几瓶啤酒并飘着不淡不重的卷烟味。

我用手指梳理着湿发，用手掌搓脸。水是好东西，它很干净，可以洗掉各种各样的东西（灰尘、死皮和年龄）。在水里，人没有重量，水让人变得不顾危险，永不衰老。亨克将永远停留在十九岁。我看到他坐在我对面的沙发上，一只手拿着一瓶温温的啤酒，衬衫上面的几个纽扣没有扣上，另外一只胳膊靠在椅背上。亨克吻了吻我，就好像有人刚刚去世一样，孤寂的乐声轻轻飘荡着。我摇了摇头，用靴子尖踢开一团草。亚普，是亚普，他是个替代品吗？难道他是亨克的替代品，告诉我各种各样的事情该来的时候都会来的？

亨克怎么样了？

亚普怎么样了？

我动身返回农场，那里还有头上挂了彩的亨克，还有想要看到最后一个春天的老父亲。两头驴待在旁边的一个角落里，没有理我。我扶起父亲的破自行车，一条腿跨过大梁，沿着今天早些时候亨克骑车的路线往回骑，因为安装栅栏浑身的肌肉还很酸疼。库房里黑乎乎的。我打开工作台上的日光灯，将钳子挂到木板上，木板上钉有钉子并用铅笔勾画出了轮廓。我把拔钉锤挂上去，一边在想：我又怎么样了？

“你要去哪里？”

“离开。”

“你什么都没带。”

“那又怎么样？”

“你连罩衫都还没脱掉。”

“那又怎么样？”

“你的头感觉怎么样了？”

“痒。”

“很好，痒就好。”

他给自己倒了第二杯酒，我用手捂住我的杯子。我们吃牛排，还有土豆和四季豆。外面，天还没有完全黑，可我已经把边窗的窗帘拉上了。

“一只鸟怎么会作出那样的事？”

我耸耸肩。

“为什么就冲我来？”

我又耸了耸肩。

“我的胳膊没有知觉。”

“想象一下，如果它攻击的是罗纳尔，他的头还真是很脆弱。”

“这么说，它攻击我还是件好事喽？”

“从某种意义上说。”

“谢谢。”

我拿起第三块牛排，放到一个干净的盘子上，切成小块。

“你知道，你的手真蛮大的，”亨克说。

我舀了几勺土豆和一些四季豆到盘子上，将盘子推到他面前。“你把它端到楼上去，好吗？”

“好的。”

他去了好长时间。我洗完碗后从水槽下面的柜子里拿出指甲刷，母亲要我和父亲好好保护我们的手时曾买过一盒机械工用的肥皂，那盒肥皂肯定在这里的某个地方。她去世后，肥皂盒在柜子里就越挪越深了。我最终在一个潮湿的角落里、一块破布下面找到了它，然后用这块粗糙的肥皂不停地搓手，直搓到手上的皮肤都快破了。

我在炊具室里脱下衣服，扔进洗衣篮，钻进浴室，打开水龙头，然后站到热水下面，一直到锅炉里的热水快用完、水开始冷了才用颤抖着的手指关上水龙头，擦干身子，将毛巾裹在腰间走进卧室。路上，我看了看壁炉台上镜中的自己，也看了看母亲，她也专注地看着我。我本想穿上干净的衣服，可看到了床，就不费那个神了。

我将毛巾扔到一个角落，然后走过去站在丹麦地图前。“瓦尔路斯，”我低声说着。“法鲁姆、霍尔特、比克勒、腓特烈斯韦克。”我的阴茎开始肿胀，赶紧钻到床上。我听到亨克下楼的声音，他穿过房子，似乎在我的卧室门前停了停，接着他把灯关了——这是根据他走的线路判断的。一会儿，他又上楼了，房子里一片寂静。

41

我走进田野里数羊，看到羊，我总感觉有那么一点感伤，它们是多么可怜的动物。我时常想起为买丹麦地图而卖掉的那三只羊，主要是因为我都没有事先核实一下要卖掉的是哪三只羊。也许就是三只不同的羊。二十只羊在雨中可不是什么好看的风景，大热天未修剪羊毛的羊看起来糟透了，瘸腿的羊更是让人无法忍受。最糟糕的是四脚朝天的羊，无法靠自己的力量再次站起来。肠子开始膨胀，压在侧腹部上，拼命喘气；要是有风的话，它还会扭着脖子尽可能把头抬高，肚子也慢慢膨胀。我将羊赶离田野，我努力想记住它们。它们也该回去了，我数了数，十九只。

我到田野里并不仅是去数羊，更是为了离开房子。丽特打来电话，她又问是否可以来拜访。没什么特别的原因，就是来看看，也许干一点“该由女人来干的家务活”。父亲在楼上咳嗽。我把亨克喊来，把听筒给他，然后就到了外头。

我叹了口气，又数了一遍，还是十九只。我来到最近的水沟，太阳照在平静的水面上，水面上没有一丝涟漪，但这并不能说明问题：掉进水里的羊很快就会放弃，然后开始溺水，平静地站在那里等待死亡。特塞尔绵羊溺水的本事是出了名的，这是它们不受欢迎的另一个原因。我沿着水沟来到与另一水沟的交叉处，那十九只羊一直跟在我后面，但与我保持着距离。那只羊在第三条沟里，沟里的水位几乎与地面平齐，因为沟岸的高度不会超过十二英寸，我用双手抓住羊毛往上拖。羊腿很细也很脆弱，可一旦陷进泥里，它们就会变得像铅制的倒刺。那只羊在水里来回晃了几晃，转过头来看着我；水珠溅到两边的沟壁。我叉开两脚，再次尝试，几秒钟后，我一屁股跌坐在草上，右手拽着一簇羊毛。那只羊不再等死，它一反常态，拼命地一边咩咩叫一边挣扎，眼睛痛苦地不停转动。我顾不上思考，连橡胶靴都没脱就一脚踏进了沟里，水并不深，但是我得蹲下去将胳膊伸到羊的腹部下面，这时，泥水便会没到我的脖子。我奋力将羊托起，靴子在泥里越陷越深。慢慢地，绵羊被托起来了，它的半边身子已经碰到了沟壁。我正暗自庆幸马上就要成功了，绵羊却因碰到了坚实的地面开始狂踢，我一下失去平衡，往后倒去，而它就在我的身上打滚。

靴子陷在淤泥里如同陷在混凝土里一样动弹不得，我曲着双腿仰面朝天，使不上丝毫的力气，期间只有一次算是把头抬出水面——透过那又湿又厚的羊毛——吸了一大口气，接着羊的身体又把我压下去了。我觉得我能感觉到它猛烈的心跳，但也可能是我自己的心跳。我扭动双脚，试图将脚从靴子里抽出来，可根本没怎么使劲，就已经喘不过气来了。我不得不设法侧过身从羊身下挤出来。这世上根本不存在永不衰老这回事，此刻，我被另一只溺得半死不活的动物压在身下，也同样变成了溺得半死不活的一只动物。我试着从左边将左胳膊举起来，指望羊会滑下来。奇怪的是，突然间，我看到亚普有力地划动双手从我的身边游开了，而我自己双手乱拍、双脚乱踢，嘴大张着，艾瑟尔湖的湖水大口大口地灌进嘴里。干净吗？这肮脏发臭的水？要冲掉什么？他的头发像海草一样来回漂动。我不得不张开嘴，我忍不住。我没有看见亨克，却看到自己坐在西姆卡汽车里，头发像海草一样来回漂动，而丽特就隔着玻璃朝里看，她不吃惊，不害怕，也没有惊慌失措，只是微笑着，甚至没有尽力把车门打开。我不得不张开嘴。我没办法把胳膊伸到自己和羊之间。我甚至想让它从我的头上滚过去再从我的身上滚下来，可还是不行。

第三部

42

赫尔默：

你对我撒了谎，亨克跟我讲了有关你父亲的事情，我想他一定是疯了。但他死了，骨灰已经撒掉了，我说。不，他没有死，亨克说。他就躺在楼上，此刻就能听到他的咳嗽声。他还告诉我他经常给他送早饭。你为什么对我撒谎？我根本想不到你会做这种事。亨克（你的弟弟，也是我的未婚夫）绝不会那样撒谎，我一直以为你是个诚实温和的好人，可是我错了。我坐在你的家里，在那里走动，而你的父亲就在屋里，而且是紧闭门窗！我对那次拜访有了全新的认识。我恨你父亲，是他让我打包走人，他毁了我的生活。（或许你认为这些年来我和维恩在一起很幸福很满足？认为我喜欢住在布拉班特？）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是因为你觉得我不会来？你只为自己考虑。我没有一天不思念亨克，亨克是个男孩，但他也是真正的男子汉，他给了我我想要的东西。维恩则完全不同，某种意义上，他对他的猪更感兴趣，我只排在第二位。真希望你能知道，每天晚上萦绕在我脑际的那些画面，那辆车，那个艾瑟尔湖。你不像亨克，你更像维恩。亨克死后的日子里，我觉得在田野上找到了某种宁静，你母亲对我是个安慰，我认为我们（你和我）之间总有着某种联系。我觉得，我们之间能够建立起点什么。

还有：我要亨克回来（不是你的弟弟，是我的儿子）。让他在家里待着并不容易，但我现在明白了，没有他在身边更糟，我想学着和他聊天，我想要理解他，他是我的儿子。而且，现在我意识到，他不属于那里，不该和你待在一起，因为你是个撒谎者，是个骗子，给他树立的是个坏榜样。还有那乌鸦是怎么回事？你难道没有意识到那是非常危险的动物吗？你为什么让我的儿子暴露在那种危险之中？他是否在医院里接受过最基本的治疗？你是个不负责任的人。

我也会给亨克写信，告诉他必须回到妈妈身边，她需要他。

事情不能再这样子继续下去了。

丽特

43

雾天。我只能看到白蜡树光秃秃的树枝。光秃秃的树枝。此外，什么都看不见。父亲的卧室里总是有点潮湿，我已经记不清在这里睡觉时的那种湿冷。虽然还是三月，但对我来说，感觉已是五月，甚至六月了。父亲完全赞同。

“我受够了。”

“这话你刚刚说过。”

“太慢了。”

“春天还没到呢。”

“我知道，就是因为春天没到。”

我看着拥挤的墙壁：相片、绣品和水彩蘑菇等等。人为什么照相，是为以后，为了离世之后吗？“怎么？”我问，“你准备怎么做？”

“绝食。”

“什么？”

“从现在起，我什么东西都不吃了。我只喝水。”

“可是……”

“有那么糟糕吗？”

“可是如果不给你送任何食物……”

“你会因为把我饿死而感到内疚？呸！如果你感到不安，那尽管把饭端上来吧，我不吃就是了。”他躺在那里，很开心的样子，似乎他只是开个玩笑。他也许在想，如果我的儿子会开玩笑，我也会。

最近几天，我老是盯着亨克的手腕看。他的手腕有力、宽阔，布满细细的姜黄色毛发。那天，和母亲通完话后，他就跟着我出来，在堤道门口徘徊了一会儿。他没有看到我，却发现那些绵羊挤在一起朝着一个方向看。他后来告诉我，那情景挺有意思。回想起来，那一定是我最后一次设法将头抬出水面的时刻。他刚好及时地跨过堤道门，走得刚好又够快，于是刚好在我溺亡之前赶到了我身边。他看到那只羊躺在那里，一条腿松松垮垮地搭在侧腹部，他也跨进了水沟，轻松地将羊从我身上拖走，又用他有力的手腕将我笔直地提了起来。我的靴子深陷在泥里；现在还留在那里。他把我从沟里拖出来，我睁开眼睛，看到一只耳朵、一只手和一个伤疤。我恍惚觉得，他在我的嘴上亲了亲，接着，只记得一股强有力的气流强行注入我的肺部——我感觉自己快要窒息了。他紧紧地捏住我的鼻子，那股气流没有别处可去。我发出了声音，亨克把头扭开。我的隔膜收缩了，接下来我只记得我侧躺着——在他有力的手腕的帮助下——吐出一股带着体温的泥水。“就待在那里，别动，”亨克说。我顺从了。我在吸气，很高兴吸进的是空气而不是水。过了一会儿，几滴水溅到我的脸上，那是从一团羊毛上甩出来的。他将那只绵羊也从沟里弄出来了。

现在，他躺在床上，他说他不知怎么病倒了。我看到他的手腕，手腕四周是一群非洲动物。那天，我又吐了几次，就是这样。

“亨克怎么样了？”父亲问。

“还可以，”我说。“好点了。”我似乎还能尝到嘴里泥巴的味道，或者感觉到牙齿间多沙的泥土。我完全可以想象得到，死亡的滋味就像泥土一样。我看着白蜡树。

“那次，你是想告诉我为什么恨我，告诉我我对你做了些什么。”

“是的，”我说。

“你是想告诉我，你为什么告诉阿达我老糊涂了，为什么不叫医生。”

“是的，”我说。

“我明白。”

“你什么意思？”

“你把我安置在楼上，这是第一步，你让人们远离我。”

我不再回答他的问题，而是看着窗外。

“一开始，你几乎不带东西给我吃，而现在，我已经说过我不再吃东西，你又开始抱怨了。就让我离开吧。”

我慢慢地将头转向他，他不再是高兴的样子，他要说一些以前从未说过的话。

“你告诉人们我老糊涂了，因此，不管我说什么，不管我对谁说，人家都不会当真了。”

我保持沉默。

“那一次，那个美丽晴朗的日子，你给我拿来了面包和奶酪。”

“是吗？”

“你当时以为我睡着了。”

我没有再说什么。他说的是“当时以为”，那就够了。

“我知道，儿子，我知道。”他用一只手抹平腿边的毛毯，那动作很奇怪，像个女人。“不，”他接着说。“我不相信，这种话，我一句都不想再听了，永远不要。”

雾渐渐地变淡散去。路面上闪着淡淡的银光，运河的水面泛起几乎觉察不到的涟漪。我起身来到门前，他到底明白什么？他又不相信什么？这种话，他一句都不想再听了，永远不要，但这可不像绝食那么容易。

我想象自己跪在床前，将头埋在毯子里。我想象父亲苍老的手不再搓揉毛毯，而是抬起手，然后将手放在我的头上，抚摸我的头发。那只手感觉干干的，也暖暖的。我打开门，看一眼床头柜上的盘子，上面有一个奶酪三明治，一个苹果和一把餐刀。我没有动盘子，走出房间，来到楼梯平台。

别人都上床了，我也躺在自己的床上。刚过正午，我愈加强烈地感觉到自己不属于这里，亨克应该住在这里，跟丽特以及他们的孩子们住在这里。尽管年龄有差距，丽特和阿达肯定能相处得亲密无间，她的孩子们还可以跟特尼和罗纳尔一起上学，不，应该说是她的孙子孙女们，我应当是叔叔了。亨克会发自内心地对年轻的奶罐车司机说，看到他离开他很难过，并祝他一路平安，甚至可能会拍拍他的肩膀。我看着镜子，看到里面的自己；有时候看着镜子，看到的却是亨克，他总是带着一种奇怪的表情看着我。如果刚才我们俩一起站在父亲那里，那会是什么样子？父亲还会认为我们在密谋反对他吗？我们还能够直视他的眼睛将他激怒吗？亨克会支持我，还是会轻轻但清晰地喊我一声白痴？

这么长时间以来，我一直只有半个身体。很长时间以来，我无论做什么也都一直用的这半个身体。不再肩并肩，不再面对面，不再把对方的存在视作理所当然。马上，我就要去挤奶了，明天早上，我还要挤奶，当然，还有这一周余下的日子，还有下一周。但是现在，仅此似乎不再让我感到满足，我想，我不能继续躲在奶牛的背后，像个白痴一样听任事情的发生。

44

他的胳膊放在身边，我看不到他的手腕。雾已散去，我把窗户打开一半。虽说最近这一两天他已经好多了，但新房间依旧散发着疾病的味道，还有烟味。他不肯起床，他母亲写给他的信就在床边，给我的信在楼下的餐桌上。

我给他的头换过一次绷带，还将纱帽往后拉了拉，戴在头顶上。我准备给他再换一次的时候（他卧病在床），发现伤口已经干结，于是就没动它。蓝色缝线的两头留得比他的头发还长。“它们总是袭击我的头，”他低声说。“那些动物。”

我不知道应该什么时候拆线。那是你自己能做的事情吗？我喜欢自己拆线这个想法，我想让他的脑袋靠在我的胸口上，一只手稳稳地拿着一把镊子将线拆掉。

我听到奶罐车拐弯进了院子。新的司机是个四十五岁左右的女人，非常果断，我跟她只说过一两句话。跟老奶罐车司机一样，她很冷淡，有点粗暴。

“你想你的弟弟吗？”亨克问。

“什么？”

“你想不想亨克，你的弟弟？”

我没有回答。

“我根本不想我的姐姐。”

“因为她们活着。”

“那是。他们俩真的快要结婚了吗？”

“是的。”

“你们俩长得很像吗？”

“父亲卧室里的相片你是见过的，不是吗？”

“见过，不过……”

“我们是双胞胎。”

“她为什么没有爱上你，却爱上了你的弟弟？”

“我不知道。”

“是不是她先见到他，后见到你？”

“不，是同时见到的，我们俩一起在酒吧里。”

“为什么？”

“我不知道，亨克，事情就是这样发生的。”

“事情完全有可能不是这样。”

“我不是那么——”

“要是她——”

“别说了。”

“我认为她想嫁的是你。”

“我也曾这么想过。”

“现在不这么想了？”

“不想了。”

“我觉得她还为此利用了我。”

“怎么利用你？”

“把我送到你这里来。”

“你电视看得太多了。”

“她会失望的，”他窃笑。

我看着他：“你该起床了。”

“不行。我要留在这里。”

“她说了些什么？”

“说她需要我，说你撒谎，说我必须回家。”

奶罐车司机的车子驶出了院子。外面静悄悄的。我知道自己依旧站在窗下，站在那面斜墙旁。我把他的衣服从椅子上推掉，坐了下来。

“她老是生气，生父亲的气，生姐姐的气，也生我的气。她总是那样，跟所有的人、所有的事情生气，甚至跟猪生气，可能也生你的气。”

“是的。”

“你为什么告诉她你父亲已经死了？”

“说来话长。”

“我有的是时间。”

“不，没时间了。我们得去把羊赶回来。”

“为什么？”

“它们快要产羔了。”

“你是说生小羊。”

“对。”

“你不能自己做吗？”

“不，我需要你的帮助。”

“我必须奔跑吗？”

“也许吧。”

“我生病了。”

“你已经好了。”

“我害怕。”

“你是年轻人，应该学会从容地处理事情。”

“我想永远待在这里，不想回到老是生气的母亲身边，不想回到布拉班特，我不喜欢那个地方，那里没有什么东西是属于我的。有姐姐又有什么好处呢？”

“这里有属于你的东西吗？”

“有的。”两只手腕露了出来，他伸手摸到了床头柜上的那包香烟，“有个双胞胎兄弟，”他说，“肯定有点怪怪的，有个人跟你长得几乎完全一样。”他点上一支香烟。

我从椅子上站起来，把窗户开大了一点点。

“完全一样的身体。”

“你到底怕的是什么？”

“夏天。”

“什么？”

“夏天既漫长又孤独，而且天还亮。”羽绒被滑下去一点，露出他的胸部，这光滑年轻的胸部里却长着一颗胆怯的心。他吐出一团烟，不是对着窗户，而是直接对着我的脸。“如果有个双胞胎兄弟，那就不成问题了。两个人总是在一起。”

当然，他跑步的速度是我的两倍，他跑得太快了，把那些羊赶得四处乱窜。我叫他慢慢来，提醒他正在追赶的可是有身孕的动物。挤过奶之后我再次进行检查，发现有两只小羊羔已经在羊圈四处走动了。中间的一根栅栏将羊圈分成两半，一边是羊羔栏，一边是产羔栏。我抱起两只小羊羔，一只母羊开始跺脚，那是它们的妈妈，我把那只母羊和小羊羔一起放在产羔栏。亨克站在门口看着，他的脸红红的，肩膀上冒着热气。

“走吧，”我说。

我们穿过田野来到博士曼风车那里。田里没有羊，但有别的动物，两只灰雁就在沟渠边上，我还看到两只田凫、一群斑鸠、一对白鹡鸰和一只孤零零的黑尾鹬。我想红脚鹬一定还没有回来，恰在这时，眼前飞过了两只红脚鹬。太阳快要落山了。风车的风叶转得很慢，我把风车的尾部往前折了折，好让它转得快一些，然后在工装裤腿上擦擦手。让水流过来吧！

“夏天，我们常到这里消磨时光，”我说。

“你和亨克？”

“是的。”

“就像现在，”他说。“可现在还不是夏天。”

“是啊，”我说。“现在不是夏天。”灰雁飞走了，一只比一只飞得更高，它们都是这么飞的。“亨克刚去世的那几天，你母亲也常常来这里，跟我母亲一起来。”

他对此不感兴趣。“你们来这里做什么？”

“闲逛。”

闲逛，站站，走走，坐坐，盯着沟渠里黄色的睡莲看看，看着云彩慢慢地——总是慢慢地——飘过，看着沟里的水涨起来。当我们闭上眼睛聆听百灵鸟的歌声时，润滑过的风车轮轴发出吱吱嘎嘎的声音，风从风车的支架间吹过，时间凝固了。所有的东西在我们的眼皮底下来回跳动，天永远不会暗下来，而是橙色的。夏天，在这里就像来到了另一个国度——就像美洲——其他一切都不存在，但我们是存在的，而且我们身上散发的味儿比温暖的水、比绵羊的粪便、比干燥的蓟草更加浓烈，裸露的膝盖和肚皮就是一种甜丝丝、有时又有点白垩的味儿。我们坐在刺痒的草上，触摸对方就是触摸自己，感觉到另一个人的心跳却以为就是自己的心跳。那是再亲密不过的了，如同那只绵羊和我，就在它让我溺水之前，我们融为一体。

“赫尔默？”

“什么事？”

“有个双胞胎兄弟是什么感觉？”

“那是世上最美妙的事情，亨克。”

“你现在是不是觉得自己像半个人？”

我想说点什么，但不能说。我必须抓住风车的一根支架才不至于跌倒在地。我经常是被人遗忘的：我是哥哥，父亲和母亲更重要；丽特的身份又仿佛亨克的遗孀——不管这段时间有多短——而现在，丽特的儿子站在我跟前问我是否觉得自己像半个人。亨克抓住我的肩膀，我把他的手甩了下去。

“你为什么哭？”他问。

“为了一起，”我说。

他看着我。

我随便他看。

我们实际上并没有在吃东西，亨克打开一瓶酒，桌上有面包、奶酪、黄油、酸奶和一袋撕开的薯片。“她这么说，倒好像是你把那只乌鸦放到我身上似的，”亨克说，他母亲给我的那封信就摆在他面前。“你看这里：‘我们之间有某种联系’和‘我们之间能够建立起点什么’。我跟你说过她想嫁给你，要真是那样，你就有可能是我的父亲。”

“当然不是，”我说。“如果我是你父亲，你就不是现在的你了。”

“什么？”

“你知道我什么意思。”

“一点都不知道。要不要我去煎几个鸡蛋？”

“不用，谢谢。再说了，你看那个干什么？看别人的信是很不礼貌的。”我有点醉了，不停地朝边窗外看。我希望阿达正用双筒望远镜偷窥我们，她会看到这里正在发生的一切：烈酒、劣质食品以及一般的争论。

“我本可以成为你的叔叔，”我说。“但也不完全是这样。如果亨克是你的父亲，你也不是现在的你。”

他迷茫地看着我。“赫尔默叔叔，”他慢慢地说。

我不知道镊子放哪儿去了，也许在织品柜的急救箱里，也许藏在一堆干净毛巾的下面。“亨克，”我说。“从柜子里把急救箱拿出来好吗？再把灯打开。”他起身照我说的做了。我一边在急救箱里找镊子，一边想：阿达，你就一直看吧。我把椅子从桌子边推开，示意亨克走近些。

“你要做什么？”他问。

“我要把线拆掉。”

“你确定吗？难道不需要到医院去拆线吗？”

“不需要。跪下来吧。”

他在我面前跪了下来，我用一只手让他的头靠在我的胸前。

“小心点，”他说。

“当然，”我说。一共四针，前两针的线出来时一点拉拽的感觉都没有，第三针难一点。

“噢，”亨克叫起来。

“已经好了。”第四针也很容易就拆掉了。

站起来之前，他用手指摸了摸伤口。伤口差不多已经结痂了。

我站在羊圈里，有点头昏。没什么特别的事情，两只小羊羔正在喝妈妈的奶，其他的羊躺在地上，安静地嚼着自己的反刍物。这里也没有什么事要做。我坐在产羔栏的地上，背靠着栅栏，暂时不去考虑可能快要发生的事情。坐着总比站着舒服多了。春天里挤满羊的羊圈就像冬天里挤满牛的牛棚。我提醒自己千万可别再那么想了，我也不希望再那样想。亨克把我从沟里拖了出来，有些事情已经发生了改变，我用喝了酒的脑子想，是我们的关系变了。我在想，如果某个人救了你的命，你是不是得做点什么以示回报。一只羊羔朝我走来，母羊跺了一下前脚，羊圈里的羊并不像在田野里看起来那么可怜。我走出了羊圈，没有关灯。

我在炊具室里脱掉衣服，把衣服扔进篮子里。起居室里有电视的声音。我走进卫生间，打开水龙头，开始用亨克的洗发香波洗头发。我正要把瓶子放回镜子下面的架子上，这时门开了。他走进卫生间，随手把门关上。

“你干什么？”我问，一边擦掉眼睛上的泡沫。

“我想进来洗个淋浴，”他说。

“你没看见我在这里吗？”

“我看见了，”他边说着边脱掉T恤。“你在用我的洗发香波？”

“嗯。”

“没关系。”

“你出去，亨克，”我说。

“为什么？”

“因为我叫你出去。”

“哈！”他说。

“这里谁说了算？”

他站在我对面，右手拎着T恤，看起来很吃惊的样子，“你怎么了？”

“这里谁说了算？”我重复了一遍。头上的泡沫开始发痒，头脑里乱哄哄的。我变成了我的父亲。我也不觉得难为情，一点也没有意识到要遮住自己的裸体。亨克一直看着我，我知道他的脑子在转，他想找话跟我说，可他找不到一个盟友，没人站在我的身后，也没人站在我的身边。

“你说了算，”说着，他非常平静地穿上T恤，从卫生间里消失了。

我洗完澡出来的时候，所有的灯都亮着。厨房里传出收音机的声音，起居室的电视开着，是音乐频道。亨克不在，我在房子里转了一圈，关掉收音机、电视和所有的灯。最后，我将壁炉的火调到最低档，进了卧室，打开灯走到丹麦地图前。“斯坎讷堡，”我轻声说，一般情况下，后面还会有三、四个地名，可这次没有。我爬上大床，闭上眼睛，过了一会儿，听到有个人骑车经过，之后便一片寂静。

有个人爬上了我的床，我醒了。他一边叹气一边翻来覆去，我旁边那个枕头的枕套发出沙沙的声音。他没有开灯。我在等待着。

“我再也不想睡在那个房间了，”他说。“那里又冷又可怕。”

我很清楚，那里的确又冷又可怕，而且还空荡荡的。

他躺着一动不动，我甚至听不见他呼吸的声音。

“你父亲还没吃饭，”过了一会儿，他又说。

我清了清嗓子，“他什么都不想再吃了。”

“他想死吗？”

“是的。”

“我不想死，”他说，发出一声满足的叹息，然后他便翻过身侧卧着。太暗了，看不清他侧向哪边。

我说了一些其他的话，回答了他的问题。此刻已经太晚了，不能把他赶走。也许，这就是回报挽救过你生命的人必须做的事。

45

我坐在床边看着他。他仰面睡着，身上穿的还是昨天的那件T恤，胸部平静地起伏着，呼气的声音有点急促。他睡在我的床上就好像从来没在别的地方睡过一样，这让我有点恼火。我下床套上了工作裤。“你来不来干点活？”我大声问。“醒醒，亨克”这样的话我可说不出口。

他轻轻叹了一口气，翻了个身，蜷着身子趴在床上。“当然要去的，”他埋在枕头里咕哝着。“还没到时候呢。”

“五点半了，”我说。

过了一会儿，他才开口说了一些别的话：“那些动物。”

“它们怎么了？”

“那些动物袭击我的脑袋。”

“嗯哼？”

“我必须对此做点什么。”

“你想怎么做？”我快到起居室了。

“我不知道，做点什么吧。”

“保护你的脑袋。”

“我不知道。”

“那头小种驴早在多年前就死了，冠鸦也已经飞走了。”

“安静了。”

“我要走了，”我说。“你去照料幼崽吗？”

“去，”他慢吞吞地说。“过一会就去。”

现在是三月底，开始挤奶的时候，太阳早就出来了。挤完十只奶牛，我走到幼崽棚的门口。哪个地方有一只画眉，厩肥堆冒着气，修剪过的柳树明天就有可能发芽。幼崽在棚里很不安分，可除此之外，一切都非常安静，我甚至能听到驴子在驴场里小跑的声音。

近三十年来，我都没有读过诗了——讣告不算——而此刻，我却想起了一首诗。在阿姆斯特丹的七个月里，我并没有学到多少东西，但有一点我仍然记得，那就是，诗歌几乎总是回顾过去的。诗歌是“浓缩的现实”（真是不可思议，此刻出现在我眼前的不是厩肥堆，而是一个充满活力的现代文学讲师：一头乱糟糟的卷发，戴一副猫头鹰似的眼镜，好像他自己就是个诗人），是“事件的本质”，是“升华”。诗歌永远不反映事物的表面现象（赞一下充满活力的现代文学讲师）。如果我抽烟的话，现在就可以靠在牛棚的墙上，望着——在我看来，抽烟是一种深思的活动——一动不动的博士曼风车深思。我回到牛棚，将钳子塞进奶管，然后将挤奶杯套在第十一只牛身上。

挤过奶后，我在几只桶里装满水，将水倒入大门另一边驴场里的一只大桶，还在桶边扔了几个胡萝卜。驴子并没有直接冲向门口，而是慢悠悠地并排朝我走过来。这两只驴子是我的，真正是我的动物，是我把它们买下来的。除了驴子，这里没有其他东西是真正属于我的，奶牛不是我的，绵羊也不是我的。我继承了拉肯韦尔德鸡，还开着那辆旧的欧宝士官生车，把自己的大便扔到厩肥堆上，给柳树剪枝，可没有一样东西是属于我的。我就是个佃户，做着原本应该是别人做的事情。

阳光灿烂，几乎没有一丝风。春天来了。农场帮工住的小屋那堵边墙的残垣上有个亮闪闪的东西，也许是蜗牛爬过的痕迹。这不太好，我心想，竟然有股作诗的冲动，都是因为昨天亨克说的那些话。驴子嘎吱嘎吱地嚼着胡萝卜，很快将它们一扫而光。我挠着驴子的耳后跟，直到它们觉得挠够了并开始摇头，两只耳朵同时摇晃，我这才不假思索地停下来，然后去照料幼崽。已经很晚了，而亨克还没起床。

46

父亲的身体愈加衰弱。他已经一个星期没吃东西了，只喝水和橙汁，而橙汁也越喝越少，因为“太酸了”。我不时会在床上的便盆里发现一些深黄色的尿液。过去的七天，我一次都没有把他抱下过楼。他的愿望照样实现了，他看到了最后的一个春天。这几天，阳光一直暖暖地照着，白蜡树上的花蕾已经开始含苞。父亲的声音越来越弱，但我不知道那是不是绝食的缘故。这种情况会持续多长时间呢？我估计，如果身体非常强壮，不吃东西也能维持几个星期。我上楼去看他的次数比以往多了，有时候我也会大吃一惊，因为他熟睡的样子看起来就像死了一样。他经常把亨克找去，跟他聊天。昨天，我实在抑制不住好奇心，悄悄跟随亨克，上楼来到了楼梯的平台。

“你的死亡计划进行得怎么样了，范·沃德伦先生？”亨克开开心心地问。

“很好，”父亲回答，声音同样高兴，但比较平静。

之后，亨克肯定是拿起了枪，因为他们有好长一段时间都在讨论枪的用法。亨克问父亲用枪来打什么？老早以前用它来射野兔和野鸡；枪托冲击肩膀的力量重不重？不重，枪的后座力其实并没有什么；枪是否上了子弹？没有，当然没有；家里是否有子弹（“弹药”，父亲说。过了一会儿，他又更大声地说了声“弹药”！）？他把弹药存放在什么地方？放在门厅的柜子里，在卫生间的隔壁。怎么给枪装子弹？先把保险打开，弹开后放进两颗子弹，然后再关上就可以了。两颗子弹同时射出吗？不，发射两次，但弹壳还留在原处。那后面该怎么处理呢？开火之后得把它们取出来，或者把它们摇出来。我听到金属碰到木头的声音：枪放回了原处，也就是落地大摆钟的旁边，接着，安静了一阵子。

然后，父亲问：“你对赫尔默好吗？”

“好，”亨克说。

“他对你好吗？”

“很好，”亨克说。

父亲不再说什么，他深深地叹了口气。我悄悄地下楼了。

父亲跟我几乎没什么话说，只会问我生了几只小羊羔，问怎么没人来看他，问阿达到哪去了，问为什么他再也听不到牲口商的声音，还有特尼和罗纳尔怎么样了？也许营养不良真的已经开始侵蚀他的记忆了。

我没有给丽特回信，也没有给她打电话。亨克也没有回信。“她以为自己是谁啊？”他说。“她可以搬去和我的姐姐们一起住。”

亨克的卧室到处都是杂物，我好不容易来到壁橱前，挪开了好些东西才将橱门打开。纸板箱就在架子的最底层，箱子的顶部整齐地写着“荷兰语言和文学，阿姆斯特丹，一九六六年九月至一九六七年四月”的字样。我不记得自己写过这些字，我只记得亨克一下葬我就决然地把课本塞进了箱子。我将箱子抬起来，放到母亲的梳妆台上，找到了洛德韦克的《荷兰文学史》，将第一部（“从开始到一八八零年左右”）放在一边，拿起第二部（“从一八八零年左右至今”），在亨克的床上坐下来。我听到父亲轻轻的鼾声，现在，他连打呼噜都使不上多少力气了。由于我不知道在哪里能找到我要寻找的东西，便把整本书匆匆翻了一遍。戈特、利奥波德、葆莱美、尼基霍夫、阿赫特贝格、沃伦和弗罗曼。我失去了耐心，只是去读关键的或快到关键的那些字句（洪水淹没了土地，温热的水与血，我没有父亲，深陷在泥里），然后很快翻过一页。我注意到自己试图回忆起在阿姆斯特丹的几个月里见过的一些人——同时我又听到黑海番鸭的叫声。最后，在五百三十一页，我看到了一首诗，从头到尾读了一遍：

渴望与追求

在床上或在思绪中

当我闭上双眸

为什么总是看见

你的鼻子、你的头发、你的胸膛？

看到你之后

在镜中或窗玻璃中

我有时候看到了自己：

我自己一半的身体。

我觉得自己看起来就像你一样

一样年轻，一样美丽

我的鼻子、我的胸膛、我的头发

跟你的一模一样。

我看了看诗人的名字，但没有看洛德韦克对诗人的评价，也没有看他对这首诗的评价，这两者都不重要。我将书合上，把第一部放回箱子里。

我下了楼，心里想着丹麦，手里拿着第二部。

亨克在沙发上看电视。他并不是坐在沙发上，而是裹着毯子躺在上面。他一只手握着遥控器，衬衫的纽扣没有扣上，他俨然已是这里的主人。

“你去看过羊了吗？”我问。

“没有。”

“为什么没去。”

“我在看电视。”

“两点了。”

“那又怎么样？看，打仗了。”

我看了一眼屏幕。建筑物，几棵棕榈树，某个地方发生了爆炸，街道空落落的。画面的下方有字幕。现在的战争就是这个样子的？在电视上直播？像他这样的孩子就躺在沙发上看着战争的发生？“你觉得羊会关心这个吗？”

“来，坐一会儿。”

我看着他，直到他抬头看我。“还是去看看羊吧，”说着，我转身走进厨房，在桌子边坐下。我翻到五百三十一页，拿出便笺本和钢笔开始抄那首诗，抄完后将那一页从便笺本上撕下来。我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这么做。我一只手拿着那张纸，站了起来，可不知道该往哪里去。我从前窗往外看，又从边窗往外看；我看看滴水板上的盘子，又看看桌上的报纸。我听到了电子钟嗡嗡的响声，正是电子钟的嗡嗡声，才让我意识到电视已经关了。我站在那里，手里握着抄得非常工整的一首诗，却毫无头绪不知要拿着它干什么。我匆匆穿过门厅来到炊具室，大步跃上楼梯，在楼梯平台上喘了口气，然后小心翼翼地推开父亲的房门。他睡着了，小小的脑袋在枕头上一动不动，耳朵和鼻子显得很大，嘴巴张着。不知怎么的，他整个人显得十分干瘪。我不知道自己下一步要做些什么。我环顾了一下卧室，然后走到床前，将那首抄得工工整整的诗放在他轻轻起伏的胸口上。

外面传来一阵嗖嗖声。是冠鸦飞回来了，它发出嗖嗖的声音，过了一会儿，它落在树上，收起翅膀，犹如身着黑衣的农夫试图擦干净自己的大手却总是徒劳。我轻轻咂了咂嘴，心想它要是不回来或许更好。

47

“我现在是不是有几分像亨克了？”亨克在自己的房间睡了几夜，不过今晚明显降温了，他又一次钻到了我的床上。他睡着了一会儿，醒来后，还问我他是否“有几分像亨克”。我早就醒了，正侧卧在床上，看着从百叶窗透进房间的亮光。我在静静地听，有个人骑车经过，几只鸭子跳下了运河，黑海番鸭在轻轻地叫。父亲说了句什么，可能是在说梦话，也可能正像我一样看着黑暗中的窗帘，而窗帘的外面，那只冠鸦正像往常一样在树枝上打盹。我本来就没有彻底放松，此刻，更感觉浑身紧张。我知道他是什么意思，但我没有回答。

“你说呢？”他说。“我是不是有几分像亨克？”

“你是什么意思？”我有点迟疑。

“你的弟弟，我现在像你的弟弟吗？”

一定是哪个地方出现了严重的问题，这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不像，”我说。

安静了一会儿，他又说：“我觉得你父亲很勇敢。”

我的内心窜起一股恼怒，肩胛骨一阵发痒。这个自私的孩子：想说话时就开口，哪怕是在深更半夜。我可得起来去挤奶，而他是可以一直赖在床上的，一直到八点左右才去照料幼崽。那是他愿意起床的情况下。

“你也完全可以叫他胆小鬼，”我说。

“此话怎讲？”

“你不会明白的。”

“哦。”

“快睡吧，”我说。尽管我很想翻身，但还是侧卧着。我瞪着百叶窗的板条，却看到阿达的头出现在厨房的门口。她一脸淘气，还说了句“换张大床，就有了伸展四肢的空间”，接着她又意味深长地看了我一眼，因为兔唇，她的表情显得十分滑稽。“两个枕头，赫尔默，两个枕头。”我估计他又睡着了，干脆翻身平躺着挠挠痒。我看着房门旁边的画框，我真希望自己置身在框里而思念着这里。

“如果你问我，”他在半醒半梦间说着。“我会说是有几分像亨克。”

万能的上帝啊！

过了一会儿，他睡着了。我想起了那条水沟和那只绵羊。有一只母羊产羔的时间太长，我昨天拎走了两只死羊羔，会不会就是掉进水沟里的那只？我努力回忆着，在溺水与恢复意识之间的那几分钟里自己想到或见到的一切，在那几分钟里我发生了什么？也许只是几秒钟？几十年前，亨克也是这样的吗？或许车子砸入水里的时候他已经失去了知觉？我发现自己双手紧握着放在腹部，就像摆放在床上的尸体。我想朝右边侧卧，可亨克躺在右边，我只好翻过去朝左边侧卧。屋外，万籁俱静。

他怎么做的？问父亲死亡计划进行得怎么样了，就好像问他是否要在土豆里加点肉汁一样吗？而父亲又是什么反应？回答说“很好”，就好像倒肉汁时他在一旁心满意足地看着吗？

48

木兰花开了，像牛粪上长出的樱花。硕大的花朵既非白色的也非红色，而是粉红色，花边呈白色。如果农场帮工的小屋还在的话，树梢大概就跟屋顶的天窗齐高了。已经进入四月，春天又一次过去了。虽然天气晴朗，但很冷，夜晚的气温甚至降到零度以下，但木兰花依然盛开。对树来说，这样的气温不算什么，而霜似乎对木兰花也没有造成什么损害。很久以前，也许是在农场帮工还住在那里的时候，一夜寒霜会把所有的花朵冻坏，两天之后花就变成棕色，好像被火烤焦一样，而通常会一片片从树枝上掉落的花瓣却没有落下来。有一点清晰得让人觉得不可思议：从父亲的卧室可以看到马尔肯的灯塔。风从北方或东北方向吹来，从丹麦吹来。

“你母亲去世后，”父亲说。“我身边就只剩下你了。”他侧身躺着，因为我告诉过他不要一直仰卧。写有那首诗的那张纸掉落在床边，一半从床头柜底下露出来，反面朝上。“现在，大家都离开了。我真希望能和牲口商再聊一聊，尽管他几乎没说过什么话。”

“他现在肯定到了新西兰，”与其说我在对父亲说话，不如说我是在对自己说。

“生活变得一团糟。阿达用望远镜偷窥你，你也偷窥她，所以她好几个星期都没有到过这里了？特尼怎么也不来了呢？特尼是个好孩子。你在搞什么名堂呢，赫尔默？”

“我？”

“是的，你。”

我往窗外看去。“白蜡树要开花了，”我说。

“生了几只羊羔？”不管发生什么事情，他都想弄清楚农场有多少牲畜。

“十四只。”

“几只母羊？”

“十只。”

他叹了口气。“没人能把你和亨克分清楚，理发师分不清，老师分不清，祖父祖母分不清，有时候连我都得仔细分辨。只有你母亲和亚普总是能分清谁是谁，亚普总是知道你是赫尔默，亨克是亨克，他是怎么知道的呢？他看到了什么我和其他人看不到的东西？我从来都不信任他。”他躺在床边，指甲有好长时间没有剪了，一只手像爪子一样挂在床边。他动了动手指，好像要伸手去拿那首诗。我惊异于这么苍老的一个人竟能冒出那么多话来。床脚下垫了木块，他的手指尖根本别指望能碰到地面。他翻了个身，仰面躺着，胳膊如同一根干树枝随着身体的移动落在身边的毯子上，略微有点喘不过气来。“我不知道帮工的小屋里都发生了什么，但我很高兴他离开了，”他说这话的时候声音低得几乎听不见。

“什么？”

“亲吻，”他叹了口气。“男人之间不亲吻。”

这时，我才注意到大摆钟的滴答声有点不正常，有点慢了，我很久都没有将钟锤提起来了。“他……”就那么回事，随他去吧。我站起来，打开摆钟的玻璃门，拉起钟锤，钟又跟往常一样滴答滴答走了起来。

“你什么都不说，”父亲说。“你从来没说过你不想当农场主。”

“你没有别的选择。”我回到窗口，顺着堤坝向远方看去，又一次看到了灯塔。

“是的。”

我清了清嗓子：“我也没有别的选择。”

他没有回答，他还在喘气。

“现在，亨克在这里。”一辆小汽车非常缓慢地沿堤坝行驶，车窗上反射着太阳光，感觉像是太阳从车里面发出光来。是太阳神的战车。“我觉得那不见得是个好主意，”我回答。

“是啊，也许不是好主意，”父亲说。

太阳神战车拐了个弯，又变回了一辆普通的小汽车。我转过身来。

父亲的眼皮合上了，可他的眼珠子仍然在转。“我……”他说，接着是长时间的沉默。“我几乎再没有什么亲人了。”

这我知道。我知道他看过那首诗了。

49

“说真的，你叫什么名字？”

“格蕾塔。”

“我是赫尔默·范·沃德伦。”

她傲慢地看了我一眼。“对的，我知道。”

“你姓什么？”

“那有什么关系吗？我只是个司机。”

“好吧，”我说。“无所谓。”

格蕾塔弯下身子，将输奶软管旋开。她穿着运动鞋，却没有把脚抬起来，从贮奶柜和奶管里淌出来的最后一点牛奶都漏到了她的鞋子上。

“你的孩子怎么样？”她问。

“我的孩子？”

“你的帮工。”

“是亨克吗？”

“我怎么知道他叫什么？”

“你为什么要问？”

“不为什么。”

“这问题对我来说有点奇怪。”

“是吗？”她已经办完事，走到车边爬上车。年轻的奶罐车司机总是像猫一样轻巧地一跃而上并同时拉开车门。格蕾塔却爬得很吃力，气喘吁吁地将自己拽上去，将车门关上之前必须得拉两次车门。我已经看不见她了，却可以想象得到，她一定在来回地扭动肥胖的屁股，以便比较舒适地操作变速杆、离合器和加速器。挤奶间里又恢复了宁静，过了一会儿，我才开始冲洗贮奶柜，洗刷瓷砖。

博士曼风车附近的田野里有个人。我站在堤道的门口，看着他渐渐走近农场。他越变越大，同时又越变越小。是罗纳尔。

“那边到处都是湿的，”他走到我跟前说。

“就应该这样。”我说。

记不得上次下雨是什么时候了。昨天晚上，我在电视上看到，由于干旱，有些沙丘和荒原发生了火灾，但是风车附近的田野却仍然是沼泽多水的。这里没有沙丘和荒原，这里是泥炭草甸。

“为什么呢？”

“因为小鸟，罗纳尔，它们喜欢湿地。”

“哦，对的。”他一直站在堤门的另一边。

“你怎么不从堤门上面翻过来？”

“要翻的，”他看了看四周。“天气不错，不是吗？”

“就像夏天。”

“是的，可现在才四月。”

“你母亲的花园怎么样了？”

“你问的是什么？”

“看起来漂亮吗？”

“嗯哼。亨克到哪去了？”

“去蒙尼肯丹买香烟了。”

“骑自行车吗？”

“是的。”

“抽烟不好，不是吗？”

“抽烟非常不好，但很享受。”

“他为什么不开车去？”

“他没有驾照。”

“他害怕吗？”

“不，他才刚刚十八岁。”

“你多大了？”

“老了。”

“你把亨克的头怎么样了？”他还站在堤门的另一边。

“你指的是什么，罗纳尔？”

“那些缝针的线。”

“我把它们取出来了。”

“不是得由医生来做吗？”

“不用，那很容易。”

“哦。”他看上去有点不高兴。他的一只脚跨上了堤门最底部的栏杆上。

我托住他的胳肢窝，帮他翻过了门。

“我要回家了，”他说。

“好吧。”

“我还想先去看看驴子。”他穿过院子向驴场走去。驴子在帮工小屋的附近，看到他在门口，都朝他一路小跑而来。罗纳尔把两个胳膊伸进栅栏里，摸着驴子的下巴，等他摸累了，它们又把下巴靠在最上面的那根栏杆上自己蹭了起来。罗纳尔慢慢走到公路上，一路踢着面前的石头。他一次也没有回头看看我。

亨克骑着自行车过来的时候，一切还是老样子。我依旧站在堤道大门边，那些驴依旧站在门边，一看到亨克，它们便开始叫唤，还不停地摇头。亨克没有理它们，而是径直朝我骑来。他停下车子，一只手伸向我的脑袋。我往旁边让一步避开了，记得那一次，他刚理过发回来——那是多久之前？——感觉到我的手要朝他刚理过的头发伸去时，他也这样躲开了。

他有点气喘。他把父亲的自行车往门上一靠，脱去上衣，挂在门上，然后从一个内袋里掏出一包新买的香烟。“好热，”说着，他将烟盒上的玻璃纸撕掉，弹开盖子，取出一支香烟，又从后面的裤兜里拿出打火机，点上香烟，深深地、自私地吸了一口。他做任何事情都显得很自私。“好热，”他又说了一遍。“可夏天还没到呢。”

“还没到，”我说。“还远没到夏天呢。”

吃过饭，亨克端着一个盘子上楼了，我将桌子收拾干净，开始洗碗。我在擦最后一把餐刀，这时，他下来了，手上没有盘子，他竟然没心没肺地说：“他还没有死。”

我转身面对着他，右手握着那把洗净的闪闪发亮的刀，潮湿的茶巾还搭在肩膀上。“亨克，”我说。“你给我闭嘴。”

“天哪，”他说。

我猛地将放刀具的抽屉拉开，把刀摔进去，将茶巾挂在椅子的靠背上，然后走进炊具室。

“你要去哪里？”他在后面喊。

我没有回答。牛棚里的牛正静静地嚼着反刍的食物，羊圈里也同样安静。有一只羊从下午就开始生产了，但没有任何进展。我卷起一只袖子，将手尽可能握得窄小一点，伸进去，摸到了一团暖暖的羊腿、身体和小脑袋。一共有三只，这是第一只怀上三胞胎的羊，是第十八只羊。几分钟后，我将它们都弄出来了，其中一只已经死了。小羊羔死了总是件令人惋惜的事情，但三胞胎总意味着至少有一只需要人工喂养。只剩两只母羊还没有生产，今年看来不太可能了。罗纳尔早就抱怨了，他就喜欢拿着奶瓶和奶嘴给羊宝宝喂奶，他父亲不养羊。我将另外两只羊羔拎起来放进产羔栏，然后把门拉开一点，将羊赶到另一边，把死掉的那只小羊和昨天死掉的另一只一起放到羊圈外面。明天早上，我得打电话联系焚化炉了。十八只母羊生了二十九只小羊羔。本来可以有更多的。

回到屋里，我便直接进了洗澡间。我让水龙头一直开着，直到锅炉里的热水全部用完。我擦干身子，把毛巾裹在腰间。房子里很安静。亨克没看电视，他坐在厨房的餐桌边。窗帘已拉上，他背对着边窗，正在抽烟，桌上除了装满烟头的烟灰缸其他什么都没有。我来到起居室。

“你要去哪里？”他问。

“我要上床睡觉。”

“哦，”他愤愤地大喊了一声。“那我也上床睡觉吧。”

“你自己的床，”我说。

“楼上？”

“对，楼上，你的床在那里。”

“可是……”

“可是什么？”我已经到了卧室的门前。

“没什么，什么都没有。”

我关上卧室门，走到丹麦地图前站住了。“赫尔辛格，”我念着。“斯滕斯楚普、埃斯鲁姆、布利斯楚普、齐斯维勒莱厄。”今天晚上只慢慢地说出五个地名可不够，我又念了几个岛屿的名字：“萨姆索、阿罗、安霍尔特、默恩。”大床在等我。我拉开羽绒被，闻到了亨克的气息。我躺下来，将头顶上拉开关的绳子用力一拽，房间顿时陷入了黑暗。我听到他走进起居室，听到他来到了卧室的门前。他站在关着的房门前呼吸，我躺在床上呼吸。然后，他从门口走开了。几秒钟之后，电视打开了，烟味透过门缝飘进卧室。他又撕开一袋薯片。一个小时后，电视关了。他噔噔地上楼，砰的一声将新房间的门关上。他没有为父亲考虑，没有考虑到我。他还年轻，他只考虑自己。

50

丽特：

你说得对，我是撒了谎，我是个骗子。我说父亲死了，是因为我想，你反正不会来的。其实，我是盼望你来，我想见见你，想和你谈谈亨克。我对你充满了好奇，就像你一样，也许你对我也充满了好奇，那就是原因所在。可你什么都没有问我，只谈你自己和亨克的关系，那伤害了我。多年前，我感觉自己被遗忘了，如今，我又一次感觉被遗忘了。

我还可以问你让我照顾亨克的动机何在。每个人都想要点什么，可你想要什么对我来说不是非常清晰。你是否觉得他需要一个像父亲般的人？那么，如果需要，让我做什么都行，但我不是父亲，我也不是叔叔，我是个儿子，我是个哥哥，但我不想走进那种关系。我觉得亨克的“学徒期”已经结束，我相信——不，我很肯定——他该回布拉班特去了，回到你身边，或者说回去追寻属于他自己的东西。他来这里已经两个半月，我觉得他学到了很多东西，我说的不仅仅是照料牲畜和各种不同的农活。他和父亲相处得很好，最近他们经常在一起聊天，但这也许不是你愿意听到的。不管怎样，他必须离开了。

如果你问我他的身上是不是存在什么问题，我想，如果存在什么问题，他自己完全有能力搞清楚。最后，我没法再为他做任何别的事情，你是他的母亲，那是你的责任。我建议你过来把他带走。我这里有那么多的牛羊，恐怕走不开。你的女儿一定有车吧？具体情况我再给你打电话，很有可能——这次我没有撒谎——父亲到那时真的走了，他受够了，绝食已有一段时间了。

谨此问候！

赫尔默·范·沃德伦

有些事情我已经不再感到吃惊。亨克还没有起床，因此，这个早上我一直忙到九点之后才在餐桌边坐下来。羊圈里，第十九只母羊已经生下了第三十只羊羔，就剩最后一只了。吃过早饭，我煮了点咖啡，坐在桌边给丽特写了这封信，并署上了我的全名。也许，我这么做是为了向她表明我是认真诚恳的。信已经装在信封里，邮票也已经贴上，今天晚些时候我就去寄。

我坐在起居室的沙发上抽烟。壁炉台上的母亲看着我，她本来就一副高傲、勾人、警觉的样子，现在又多了一点蔑视。阳光从窄窄的百叶窗板间照进来，非常美丽。昨晚，亨克把烟盒落在沙发边了。此刻，我手里拿着冒烟的香烟，样子很滑稽，从镜子里我能看到自己滑稽的样子。过滤嘴香烟细长而雅致，我的手瘦削而粗糙。不管我怎么拿香烟，烟雾总是飘向我的左眼，左眼的泪水止不住地流了下来。我回头看着母亲的照片，心里清楚那是不可能的——照片就是照片，母亲已经死了——但我仍然似乎看到她的唇上掠过一丝嘲讽的微笑。也许我这个人就是该自己来卷烟。

父亲在睡觉，没有打呼噜，他的胸部在微微起伏。我得非常仔细地看，否则是看不出来的。他早就该洗个淋浴了，但我不敢再让他这么做。我可不希望他像母亲一样死在洗澡间里，父母亲都死在洗澡间里，这可不行。亨克昨晚端上来的那盘食物还在床头柜上，是一些干土豆、皱巴巴的四季豆和一个肉丸，但都没有动过。盘子边上的那杯水，他也几乎没有喝。他的身子动了动。

“是亨克吗？”他闭着眼睛问。

他说的是哪一个亨克？我不知道。他是否梦见了自己的儿子？“不，是我，”我说。

“你刚才抽烟了？”

“是的。”

他睁开眼睛看着我。“你是个怪人，”他轻轻地说。

“是的。”

“你知道我一直在想什么吗？”

“不知道。”

“那次在古沃海上开车，你还记得吗？”

“记得，冰层有两英尺半厚。”

“我想开到艾瑟尔湖上，可我太害怕了。我们在堤岸旁坐了几个小时。”

“不到几个小时，”我说。

“感觉像是几个小时。”他的眼睛又闭上了，胳膊搁在身边，就像死牛的腿一样。“我太害怕了，”他低声说。“我太害怕了。”

我什么都没说，只是听着。

“你们两个坐在后座中间，像连成了一体。”

我站了起来。他似乎又睡着了，又梦见了四十年前那个冰冷的冬天。

“赫尔默？”他叫我，我已经走到了门口。

“什么事？”

“我要跟你母亲和亨克葬在一起，等下葬后再在报纸上登讣告。”

“你确定吗？没人来参加葬礼？”

“没人来参加葬礼，”他说。

“好吧，”我说。

“我要个鸡蛋。”

“什么？”

“一个煮老的鸡蛋。”

“你已经几个星期没吃东西了，那会要了你的命的。”

“如果我笑得出来，我会哈哈大笑的。我就想吃个鸡蛋。”

“我过会儿给你拿个鸡蛋来。”

我关上门，穿过楼梯平台。

这样做，对吗？我不知道。

父亲死了之后，就只剩我一个人了。我一边伸手去抓新房间的门把手，一边想。

那就这样吧！我一边推开门，一边想。

51

一种奇特的光透过朝北的威卢克斯窗照进新房间，只有在六月和七月的傍晚，这个房间才会有阳光直射进来。亨克还不知道外面已是夏天，今天比昨天更像夏天了；他也不知道今天下午自己要干什么。深蓝色字母和数字的羽绒被一直盖到了耳根。

“亨克？”

“坏蛋。”

“你说什么？”

“我说你是坏蛋。”

“行了，行了。”

“你能说你不是吗？”

“我不知道。”

被子滑了下来，露出他的胸部。他伸出一只手，摸向床头柜。用作书签的那一小片报纸就放在书的封面上。

“你的香烟在楼下，”我说。

“讨厌。”他两手交叉放在胸前，眼睛盯着床对面的墙壁。“你上这里来究竟要干什么？”

“今天上午，你没去照料幼崽。”

“那又怎么样？”

“是我自己做的。”

“你活该。”

“我来就是跟你说这话。”

“那你可以走了。”

“好。”我转身出来，走到楼梯平台。我没有想到要抽烟；我可以下楼耐心等待。

快到十二点了，他穿好衣服下楼，径直走向起居室，点了一支烟。随后，他走进厨房，往咖啡壶里加满水，舀出几勺咖啡放进过滤器，然后走到边窗前。过了一会儿，他说：“这是什么天气？”咖啡机里的水噗噗作响。

“宜人的天气，”我说。

“像夏天。”

“而你这一天还没去过屋外。”

他一直站在边窗旁边，直到咖啡过滤完毕。他给自己倒了一杯，然后在餐桌边坐下来，也没问一声我是否也想来杯咖啡。

“你不吃点东西吗？”

“过一会儿再吃。”

“你下午有什么安排吗？”

他疑惑地看着我。“安排？”

“嗯哼。”

“没有。”

“布鲁克，那里有个出租小船的地方。只要你提一下我的名字，他们二话不说就会给你提供一只小船。那里也有地图，东瓦特兰地区的。”

“小船。”他又点上一支香烟，从前窗望出去，看着运河。

“这么好的天气，你该好好利用。”

“我怎么到那里去？”

“到了路口往右拐，然后一直往前。到了布鲁克，就是左边的第七幢房子。你可以选择从这里经过的划船线路。”

“你是不是嫌我碍事？”他问。

“什么？你从来没去过别的地方，你只去过蒙尼肯丹。”

“你还是个坏蛋。”

“当然，也许我是坏蛋。”

他骑上自行车之前，我塞给他五十欧元，都是些十欧元的钞票。他把上衣装在塑料袋里，挂在自行车的车把上，然后拐个大弯将车子骑出了库房。我慢慢走进鸡舍，捡起四个鸡蛋，拿进屋，放在一个空鸡蛋盒里，把盒子搁在炉边。我脱下工装裤，躺到沙发上，闭上双眼。他要过上好一会儿才能回到这里。

今天是四月十六日，有个小伙子划着小船从这里经过。这样的事并不经常发生，尤其这个季节还这么早的时候，而官方规定的泛舟线路并不从我家的农场边经过。他脱掉了衬衫，比起往年的这个时候，天气热得出奇。我站在房子的北边，他还没有看见我。小船上就他一个人，因此没有人跟他聊天。他没有对我的农场、大树和我的两头驴作出任何评价。冠鸦栖息在那棵歪脖子白蜡树的树枝上，用嘴整理着身上的羽毛，还不时从翅膀下伸出大大的鸟嘴，看看小船行驶到了什么地方。船桨没有碰到黄色的睡莲，四月份也见不到黄色的睡莲；运河的另一边，田野里有两只蛎鹬在静静地觅食，没有叽叽喳喳的红脚鹬。

小伙子长着姜黄色的头发，肩膀晒得黝黑，他真是低估了春日阳光的威力。船桨搁在船上，上面的水珠一滴一滴落入水里，小船缓缓地顺风漂荡。我没地方可去，房子的北边光秃秃的，也没什么事可做。我哪儿也不想去，就想站在这儿，等着他看到我。

他看到了我。他的船头撞到运河的岸边卡住了。他看看我，看看屋顶窗，又看看那只冠鸦，再看看院边的那排树，甚至还匆匆看了看那两头好奇的驴子，它们就站在沿路的新栅栏旁边。我不知道他看到我站在这里是否感到意外，他没有举手示意，我也没有招手。也许，他会把眼前的景象想象成一张发黄的旧明信片，那上面有房子，有人，有动物，还有树，一切都被定格在某一时刻。偶尔捡起来看一眼，但随即又搁到一边。这个地方什么都给不了他。

他拿起船桨，划离岸边。过了一会儿，他的小船向右拐进了奥佩沃德运河。他肯定仔细研究过地图。我来到路边看着他。奥佩沃德运河注入大湖，过了大湖是一条我也不知其名的窄窄的沟渠，它流向厄伊特丹附近的迪湖，过了厄伊特丹就是艾瑟尔湖。

他进牛棚的时候我已经快挤完奶了。他就一直站在敞开的滑拉门门口，阳光环绕着他，我只能看到他的侧影。我突然觉得，二十只牛的重量、干草棚里的草的重量、橼子的重量、屋顶瓦片（没有一块是歪的）的重量以及经过精心修剪的柳树的重量一齐向我压来。我几乎难以承受。

“你要我离开，”他说。

“是的，”我将挤奶器放到地上。

“讨厌。”

燕子什么时候飞回来？或许已经飞回来了？我不知道。我对时间已经没有了概念。外面是夏天了。

52

“快结束了，”父亲说。

“是啊，”我说，心里想的是方才发生的事。

窗户大敞着。

我改口道：“是吗？”

“我等来的不是春天，而是夏天。”

“你准备吃鸡蛋吗？”

“马上吃。这个蛋，我想先看一会儿。”

我已经帮他剥好了鸡蛋，放在一个小碟子上，盐碟就放在旁边。蚊子在敞开的窗前飞舞。我在床尾坐下来。他说他要看看鸡蛋，实际上他却看着我。床头柜底下伸出来的那张纸不见了，不知道那首诗哪里去了。

“你独自一人能行吗？”

“我想可以。”

“你已经是个成年人了。”

“半个成年人吧。”

现在，他看着那个鸡蛋，好像他的面前是个小小的杏仁蛋糕，就是蒙尼肯丹的面包屋称之为“城堡”的那一种。从前，他也许会在某个周六一路开车进城买回来四个这样的蛋糕，有的时候还会买五个，后来就变成了三个。母亲去世之后，他就很少去了，偶尔买两个。我从来没有告诉过他，城堡并非我最喜爱的蛋糕。

“我是你迫不得已的选择，”我说。“那是最糟糕的，总感觉自己不够好。”

“我尽了最大的努力，”他说。

“难道我没有吗？”

“你当然尽力了，我们都尽力了。”跟上午相比，此刻的他有活力得多。

“亨克在哪里？”

“我不知道，在外面吧。”

有件事我想听听他的意见，不管怎么说，有件事需要征得他的允许。“我可以……”说着，我站起来，然后跪下去，把头伸进床底。那首诗在床底下，上面全是绒毛。我站起来，重新在床上坐下，坐在他的脚边。他依然盯着那枚鸡蛋，显出一丝害怕。

“父亲，我可以变卖吗？”

“随便，儿子，随便。”他用爪子般的手拿起床头柜上的碟子，放在自己的腿上，鸡蛋滚到了毯子上。“死了就是死了，”他说。“走了就是走了，然后我就什么都不知道了。”他摸到鸡蛋，把它放回到碟子上。“你得自己去做决定。”

我站起来，我不能眼看着他吃鸡蛋。

几个星期过去了，他从来没有提起过那只冠鸦，他似乎已经将它忘了。

亨克不在外面。他在厨房，半坐在操作台上。他右手拿着一个撕开的信封，左手拿着我给她母亲写的信。今天我本该及时将这封信寄出的。他已经变了：亨克还是那个亨克，但不同了，就好比去一个陌生的地方待了一天之后回到家你会觉得家里有点奇怪。老奶罐车司机的葬礼之后、在大湖的冰面上滑冰之后、从渡口接回丽特之后，我都觉得家里有点不一样。现在我明白了，把亨克接回家之后我就是这种感觉，我还没弄明白那是什么原因。也许是因为自己还有所成长，哪怕只是长大了几个小时（我只想到了这一步）。而家里，除了钟摆，一切都没有改变。因而，需要一段时间才能适应离家那段时光家里发生的变化。

我没打算跟他说私拆别人的信件是很不礼貌的行为。我发现他的前额和鼻子也晒黑了。他一转身，把信纸捏成一团。这个动作我是见过的，但跟四十年前的父亲不同的是，亨克手里拿着打火机，是从后面的裤兜里掏出来的。他一手拿着信，一手举着打火机，直到火快要烧到他的手指了才松开。信在水槽里烧成了灰烬。

“那是一封什么样的信？”亨克问。“你以为我母亲能看得懂吗？”

“至少最后的那一点。”

“没有必要，”他说。“我把它烧了，你应该高兴才是。”

“没有必要？你是什么意思？”

他看看我，抬了抬眉毛，然后慢慢出了厨房。我听到他上楼进了父亲的房间。他要坐下来看着父亲吃鸡蛋吗？

我环顾四周。电子钟发出嗡嗡的声音，指向八点二十。我给父亲煮了鸡蛋，可我自己还没吃饭，我不知道亨克是否吃过。太阳似乎不该这么早就下山，但我还是打开了厨房的灯。四月的夏天。

上床前，我上去看了看父亲。我没有开灯，从楼梯平台照进来的光线足以让我看清碟子已经空了。父亲仰卧着，我能听到他鼻子呼吸的声音。窗帘敞着，我踮着脚来到窗前，拉上了窗帘。

53

听到那声枪响，奶牛们几乎不为所动。奶牛是很奇怪的生灵：哪怕是很小的动静也会吓着它们，但听到突如其来的响声时却不会抬头张望或环顾四周。不对，这么说也不完全正确。我正挤着奶的那头牛把眼珠转到了后面。牛能把眼珠往后转，露出很多眼白，看上去像是被彻底吓坏了，其实，它们是想不到要转动脑袋。牛是愚蠢的动物，比羊还蠢。父亲不喜欢听我说这话，但这是事实。这里也就拉肯韦尔德鸡和那两头驴是聪明的。第二声枪响比起第一声就更没什么好惊讶的了：如果你从没打过枪，第一枪很可能不能击中目标。我把管子从乳线中抽出来，拍拍牛的侧腹部，把钳子放到脏兮兮的地面上。没有再传来枪声。

推开炊具室与门厅间的门，我发现前门也开着。阳光从东边照过来，落在门厅的一角，弹匣中镀铜的弹壳闪着微光。门厅里有一股酸味——酸酸的带点金属的味道。厨房的门也开着，所有的门都开着。亨克的背包扔在厨房的一只椅子上。我来到前门，一片羽毛飘落下来，一片黑色的羽毛像白蜡树的树翅果一样旋转着飘落下来。方才，它一定在树枝上挂了一阵，因为从我听到枪声到现在至少过去了四分钟。冠鸦依旧栖息在树枝上，背对着我们，像是受到了侮辱。父亲的自行车倚在桥的铁栏杆上，亨克站在白蜡树下，他与我卧室的窗户差不多齐高。那么点距离，哪怕是老鼠都不难打中。他穿着上衣，天气比昨天上午的这个时候冷多了，今天比正常的夏天低了好几度。

他挥舞着枪，像是要把它摔掉的样子，可听到我的声音后，他右手握住枪管，把枪竖立着拄在地上。“我要走了，”他说。

“去哪儿？”

“火车站。”

“怎么去？”

“骑自行车。”他往桥的方向指了指。

“那自行车怎么回来？”

“你父亲不再需要它了。”

“你认识路吗？”

“我会跟着路标走。”他没有看我，他在跟冠鸦说话。

“身上有钱吗？”

“嗯哼，”他说。“足够了，在这里我哪有花钱的地方？就连那只倒霉的小船都不要我花一分钱。”真是好不容易，但他终于把视线从乌鸦的身上移开，转身进了门厅。过了一会儿，他背着背包又出现在了门口，右手依旧握着那杆枪。

“难道它都没有扇一扇翅膀？”我问。

“没有，它就一直待在那里，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开第二枪的时候，它轻轻跳一下转了个身。那只鸟很怪。”

“你为什么要打它？”

“有些事情，除非你亲眼所见。你以为是我要打它吗？”

“还会有谁？”

“你真以为我会那样自己动手去射杀一只动物吗？”

“你有仇要报，”我说。

他把枪递给了我。他看看我，轻蔑地笑了，然后向自行车的方向走去。

我并不指望他还会说几句其他的话。

“是你父亲昨天晚上叫我这么做的。‘把那只鸟从白蜡树上轰走，’他说。”

我也走到了桥边。“你会想：好吧，那我就这么做吧。”

“是的，他自己做不了。”

“你也可以不去管它。”

“我觉得你父亲是个好人，比你好。”

“也许是吧，”我说。

“‘然后把枪扔进沟里。’他还这么说。”

“可你没那么做。”

“没有，因为你突然出现在院子里，而且的确有点浪费。”

“你跟他道别了吗？”

“当然。”他抓住车把，将自行车推到公路上。“也许我们以后还会见面。”

“你打算干什么，亨克？”

“不知道，我会看着办。”他一条腿一甩，从后面跨上了自行车。“谢谢，”他骑走了。

来的时候，他的头上有一个伤疤，走的时候有了两个。

他说：“谢谢。”没有嘲笑，没有恶意。说的时候他也不带任何情感。可他为什么要说呢？我不知道如何应答，就什么都没说。他拼命蹬车，很快就消失在阿达和维姆的农场后面。现在是星期四的上午，一个比我年纪稍长的老人早早骑车经过，他穿着衬衫，骑在路边，差点掉进运河里，因为他的视线一直离不开我和那杆枪。我一直看着他坐回到坐垫上，又继续直线往前骑。我没有把枪扔进沟里，而是走上公路，把枪扔进了运河。返回的路上，我在桥上停留了片刻。冠鸦转了回来，用嘴整理着羽毛，左右跳动。“你要干什么？”我轻声问，它没有回答。

你父亲不再需要它了。几个月前，当父亲的自行车映入我的眼帘，当我知道亨克要做的第一件事是什么的时候，我自己是怎么说的？“那是我父亲的，可他再也骑不了自行车了，”那跟“不再需要它了”可不一样。首先，我得挤牛奶，然后再上楼。该死的奶牛总是摆在第一位。不管什么情况，哪怕知道父亲死在床上，你还是得先挤牛奶。真是个白痴。

人们总想知道某某人是怎么死的，虽说这份好奇会随着死者年龄的增加而减弱。可是我能对谁说，我的父亲死于一个鸡蛋？马上要电话告知的他的那个合伙人？殡仪馆的工作人员？完全陌生的人或是几乎不认识的人？我不由得笑了，然而，钟的滴答声突然让我感到非常烦躁。我打开玻璃门，双手抓住钟摆，让它停止摆动。随后，我坐到窗边的椅子上。白蜡树的花蕾已经绽开，嫩嫩的紫绿色的花蕾如羽毛一般在微风中轻轻地来回飘荡。天还早：大摆钟指向九点半，可我还不敢看他。我要一直坐在椅子上，透过白蜡树满树的花蕾，盯着外面的堤坝看。

54

我从父亲卧室的墙上取下一张亨克的照片，放到了壁炉台上——镜子的另一边。照片装在一个旧相框里，既不能挂又站不住的那种。照片中，我的弟弟穿着全新的工装裤，坐在一只挤奶凳上，身边是几条皮包骨头的动物后腿，他笑容满面，仿佛这世上没有比挤牛奶更美的事了。这下，我们一家人在起居室里团聚了。

今天上午，我去了一趟蒙尼肯丹的烟草店，留下父亲单独在家。就那样把他丢在起居室，感觉真的不太好，因此，出门前我把门厅的门和前门都锁上了。烟草店里，有两个人排在我的前面，我很紧张。轮到我了，店员问我想要些什么，我根本没有时间去研究她身后的货架。“我要一盒卷烟，”我说。幸运的是，我后面没有人进店。好的，哪个牌子？我不知道。我平常抽什么牌子？凡·尼尔，她臀部的右侧有这几个字。“凡·尼尔，”我说。烈度强的还是中等？“烈度中等，”我答。不用再猜了，因为我突然想起帮工小屋里咖啡桌上的那个几乎空了的卷烟袋。纸呢？当然是马斯科特。第一次看到那个烟袋，旁边就是这种卷烟纸；后来他打开烟袋，用他那娴熟的拇指将烟丝从袋子里抖出来，在他的手上也曾见过。“这么说，你都确定了？”店员问。“马斯科特，”我说。一共是四欧元八分，我大吃一惊，不知道烟竟然这么贵。

后来，我在抽屉里找父亲的烟纸，看到了森林委员会的来信。我把它拿到一堆文件的最上面，我要尽快把信从头到尾再看一遍，但不是现在，然后给予回复。洛德韦克文学史的第二部依旧放在桌上，我不再需要它了。我上楼，来到亨克的卧室，把它放回纸板箱。箱子依旧在母亲的梳妆台上，我将箱子重新用胶带仔细封好，放回壁橱里。

昨天，我开车去轮渡，走之前照样把所有的门全都锁上。到达那里的时候，天快黑了。是因为我突然想到，亨克不会把自行车带上轮渡，因为到了对岸，自行车对他能有什么用呢？下了轮渡，马路对面就是火车站。我想把父亲的自行车拿回来。亨克是不会给它上锁的（我都不能确定是否有锁），你只有在回头还要用它的情况下才会给它上锁。我开车转了一圈，可是，从车里看出去，所有的自行车都一个样，不过倒也没我预料的那么多。随后，我又下车在所有的自行车停放区走了两趟。没有看到父亲的自行车。亨克会不会把它一起带上轮渡了？不可能，一定是被偷了。一艘渡船离岸了，我在艾瑟尔湖边站了一会儿。对岸白茫茫的一片，全是游船，游船上都是在湖上观光游览的老年人。我不知道丽特为什么没有打电话，或许她打过电话，可我没在家？我此刻也不在家，我想象着家里的门厅，我听到了电话的铃声。电话铃声响着，而家里却没有人接电话。一艘渡船朝我的方向开过来，我想我该离开了。

昨晚，最后一只羊羔出生了。二十只母羊共产下了三十一只羊羔。

我终于卷成了一支比较像样的卷烟，我那次应该买两盒烟纸。我把这支卷烟夹在手指间转动。冷却装置咔嗒一声开了，父亲的身子颤动了一下。这点他们没提到：冷却装置打开或关掉的时候尸体会颤动。我坐在棺材旁边的一张餐椅上，我不知道还可以坐在哪里。火柴就放在棺材边上，我将卷烟点燃。“你是个怪人，”他说。那是什么时候？是前天？还是三天前？起居室里停放着一口棺材，一切就都不一样了。比如说，我不知道将百叶窗拉开是否合适？我清楚地记得亨克摆放在这里的时候窗帘拉开了一半，但我不记得母亲去世后窗帘是什么样子。再说了，如果百叶窗紧拉着，我是不会坐在这里的，不是吗？明天是星期天，星期一就像是再过一个星期天。连着两个星期天，复活节到了。我吸了一口烟。不算很糟。烟从鼻子里呼出来，这是我生平第一次鼻孔里冒出烟来。

有人进了炊具室。“别吵，安静！”阿达边说边推开了炊具室与门厅之间的门。她走进房间，孩子们在门口停了下来。

“你在做什么？”她吃惊地问。

“你什么意思？”

“你怎么抽烟了！”

我看了看手中的卷烟，在沙发扶手上的烟灰缸里将它掐灭，站了起来。

阿达没再说别的，她向我走来，张开双臂拥抱我。她的头发散发出淡淡的清香，手指紧紧按着我的肩胛骨。特尼和罗纳尔瞪大眼睛看着我，我在阿达的肩膀上向他们眨了眨眼睛。罗纳尔觉得好玩，咧开嘴笑了起来，特尼的表情还是很严肃。阿达松开手，在我的嘴唇上印上一个湿湿的吻，然后看了看父亲。

“我去煮点咖啡，”她说。阿达还是那个阿达，可是，自她给我送来地毯的那天开始，一切都与原来不一样了。也就在那一天，特尼带给亨克一张海报，那歌手的名字我已不记得了。她边向厨房走去边说：“如果想看，那没关系，你们可以看一眼。”

慢慢地，特尼和罗纳尔靠近棺材。特尼到棺材尾部就站住了，假装看了一眼。罗纳尔走得更近，他不够高，得踮着脚尖才能看到。

“可怕吗？”他问。

“不可怕，”我说。“你觉得可怕吗？”

“有一点。”

“葬礼安排在什么时候？”阿达在厨房里大声问。

“星期二，”我大声回答。“你看上去并不害怕，”我对罗纳尔说。

“你哭了吗？”

“没有。”

“有什么我能做的事情？”阿达在厨房里大声问。

“为什么不哭？”罗纳尔问。

“嗯……”我说。“要么哭，要么就不哭，没什么可以考虑的。”

“他为什么死了？”

“他吃了个鸡蛋，罗纳尔。”

他笑了。“我也吃鸡蛋，它们不会要我的命。”

“听你这么说我很高兴，”我说。“来吧，咱们去厨房。要不要来个杏仁蛋糕？”

“要！”罗纳尔大声回答。

“谢谢，”特尼彬彬有礼地说。

我们走进厨房。咖啡机在工作，发出的噗噗声盖过了电子钟的嗡嗡声。阿达拿出两个杯子，我从橱柜里拿出一袋杏仁蛋糕并将它撕开。

“你能来，我真的非常高兴，”我告诉阿达，算是回答了她的问题。

“我当然要来，”她说，差点都生气了。“明天我还要来。太糟糕了，何况又是复活节，身边一个人都没有。你必须过去跟我们一起吃饭。要不要我给减轻农业负担法令委员会打个电话，请他们派个人来挤奶？维姆本来也想来的，可是大奶柜出故障了，他得在家里等供应商来……”

“你现在要哭了，”罗纳尔说。“你的眼睛湿了。”

我没有回答。两个孩子合坐在一张椅子上，因为有一张餐椅放在起居室里。

“亨克走了吗？”罗纳尔问。

“是的，他离开这里了。”

“他为什么要走？”

“他在这里待够了，”我说。

“他是不是回布拉班特，回他妈妈住的地方了？”

“罗纳尔，”特尼满嘴蛋糕，说，“能不能请你闭嘴。”

他们来了，我真的很高兴。

阿达、特尼和罗纳尔走了，屋子里又安静了，但这种安静不一样，感觉更好。我不想再坐在棺材旁边的餐椅上，于是穿过炊具室和牛棚走进院子。快到该把牛放出去的时候了，我去羊圈看了一下，又来到鸡舍。手推车就在驴棚前，里面的粪便应该清理了，但现在不行。我回到屋里，从抽屉里拿出望远镜，叉开双腿站在边窗前，将望远镜举到眼前。阿达站在五百码之外的地方，一看到我就举起一只手挥了挥，另一只手做了个手势。特尼和罗纳尔出现了，他俩也举起了手，我也朝他们挥挥手，然后放下望远镜。我就这样站在边窗前，望远镜挂在胸前。让他们好好地看个痛快。她在那里站了多久了？她等了我多长时间了？她知道我会出现在窗前，就像我也知道她会站在那里一样。我如释重负，将望远镜放到桌上。现在，她可以带着轻松的心情回到这里，帮着料理各种事情了。

我坐在棺材边，又抽了一支自卷的烟，然后走出前门。我来到桥边，在桥栏上坐下。冠鸦往一边移了好几步，它转身面朝我。它看着我，我也看着它。后来，我从眼角瞥见一辆小汽车在农场帮工小屋的残垣边停了下来，车上下来一个人。天气阴冷，灰蒙蒙的，不像晴天有人会骑自行车。一大群黑海番鸭在运河里嬉戏。从车里下来的那个人走到木兰树边，抓住一根树枝摇了摇，然后走向那半面残墙。他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抬头凝视着想象中的楼梯。我从桥栏上站起身，走上公路。驴子走近新的栅栏边，跟随我来到农场帮工曾经居住的小屋。听到有人走近，那人转过身来。那是个饱经风霜的老人，一看便知是个常在户外劳作的人。

“赫尔默，”他说。

“我以为你是森林委员会的，”我说。

“我不知道能在这里看到你。”

“亨克死了，”我说。

“真的？”他说。“什么时候？”

“一九六七年四月。”

“很久以前了。现在你是农场主。”

“是的，母亲也去世了，父亲正陈放在起居室里。”

他眯起眼睛。接连死了这么多人。随后，他转过身去。“小屋烧毁了。”

“是的，”我对着他的后背说。“阿姆斯特丹人，假日之家。”我冻得发抖，出来的时候没穿外套。

他站在那里看了一会儿，然后转回来。他一只手搭在我的肩上。“走，”他说。“我要去吊唁你的父亲。”随即向小汽车走去。他的后背挺得笔直，顽固依旧。我跟在他身后，上车坐在他旁边的座位上。他把车倒回到公路上，然后慢慢地向西南方向驶去。

“车里有股狗的味道，”我说。我能闻得出来，尽管我从未养过狗。

他看看我，笑了。“它总是坐在你现在坐的位置上。”因为他看着我，他也便看到了驴子。“是你的驴吗？”

我点点头。

他又笑了。“没错，”他说。“你就是驴人(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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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驴人（donkey man），donkey man有“副驾”之意，用在这里意在双关：“我”坐在副驾的座位，更强调“我”对驴子的特殊情感，故译作“驴人”似更为恰当。

第四部

55

这里有个沙丘，它有个英文名字。很久以前，一个富有的英国人来到这个海岸，他请人在沙丘的顶部建了一座大房子，设计了一个花园，里面有池塘和小径，四周是低矮的石头墙。沙丘上开满了石楠花，因此他给自己的房子取名为石楠山庄。一次在海里游泳时他溺水身亡，那座房子也早就不见踪影了，只剩下花园里一个积满淤泥的池塘和一些灌木丛，有羊在园里吃草，黑黑的脑袋，长长的垂耳。这种羊我从没见过，它们比我的羊要温顺得多，已经习惯了人们来这里散步或游泳。沙丘沿海岸的一边实际上是个陡峭的悬崖，竖立在狭窄而又多岩石的海滩上。这里不是北海，这里没有靠种植滨草和松树围结起来的光秃秃的沙丘，这里的草几乎一路长到海水边，茂盛的山毛榉树和橡树离海水的高水位线仅有十来码。我尝了尝海水，咸咸的，比艾瑟尔湖的水咸。丹麦的整张地图，我几乎了然于心，尤其是西兰岛，但罗厄莱厄我却很陌生，而我们现在就在这个地方，即使听到当地人说出这个村庄的名字还是不明白。丹麦语很奇怪，不讲规则，我一点都听不懂，而他却说他能听懂，我想知道他怎么做得到。“我是弗里斯兰人，”他说。石楠山庄烧烤店坐落于海岸公路上的停车场隔壁，店主人跟他讲了那个英国人的故事。故事听着像是真的，但实际上可能完全不是这回事。我们常去那吃香肠，丹麦人喜欢他们的香肠。

我们每天游泳，水很冷，但很清澈。为了方便下水游泳，我们每三天就得搬扔石块清理路径。路径连接海岸公路，绕过石楠山庄，穿越岩石海滩，尽头就是我们游泳的海域，我们总是在同一个地方游泳。海岸公路口有扇大门，进入海滩前另有一扇大门。羊得待在石楠山庄吃草和白桦苗。岩石海滩非常安静，丹麦人还没出来度假。如果天气晴朗，在我们的右边可以看到远方瑞典的海岸。“我们什么时候也到那里去一趟，”他说，我点点头。从这里到赫尔辛格并不远，从那里可以坐船去赫尔辛堡。冠鸦在悬崖上空滑翔，它们伸展着翅膀，在气流上空原地盘旋。周末，看不到冠鸦，因为人们坐着降落伞从悬崖上飞下，有时候在空中飘游数英里之后又飘回来，再降落在石楠山庄的顶上，沙丘的高度决定了他们飞行的高度。我们裸泳，经常就我们俩，没有旁人，即便有人出现，我们也不予理睬，“我们已经一把年纪了，不用在意这个问题，”他说，我点点头。我们像游泳池中的两个孩子，拿对方在冷水中泡得皱巴巴的阴囊开玩笑，他总是忍不住要教我几招：“手指并拢”或是“两只脚一起动”。游泳之后，我们会在假日花园里打一场羽毛球——我的动作有点生疏，而他还不如我——打完羽毛球我们浑身热乎乎的。羽毛球拍和羽毛球是他在十八超市(1)的一个货架上发现的，钱是我付的。

父亲的尸体在房子里摆了四天四晚，我一次都没碰他。

一进起居室，他就在棺材旁边的餐椅上坐下，我一直站在门边。也许是因为看到沙发扶手上有个烟灰缸，他卷了一支烟，一边抽，一边看着父亲，接着他的视线从父亲身上移到了壁炉台上的照片。“她是一个独特美丽的女人，”说着，他朝母亲的照片点点头。“我想，很多人看不到她的美丽。”起居室里飘起一层水平的烟雾。一直以来我都是坐在敞开的棺材边抽烟，但我却从来都做不到这样。

“你就一个人吗？”他问。

“是的，”我说。

“这里变了许多。”

“这是几个月前我弄的。”

“就不久前？”

“是的。”

他深深地吸了几口卷烟，接着又朝壁炉的方向点点头。“已故的弟弟，”说着，他把烟掐灭，用手指的背面轻轻地触摸父亲的额头，然后起身和我握手，就是那只指背刚刚碰过尸体的手。“你父亲去世了，赫尔默，”他说。

这一次，他没有吻我的嘴唇，尽管有人真的死了。

似乎我自己并不知道：有个美丽的母亲、已故的弟弟、刚刚去世的父亲。还有二十头牛、几只幼崽、两头没有名字的驴、二十只羊、三十一只羊羔和一些拉肯韦尔德鸡。

“我是不是闻到了咖啡味？”他问，接着穿过门厅来到厨房，他并没有在第一张椅子上坐下来，而是绕着桌子走过去，背对着边窗坐了下来。那是亨克的椅子。他不停地敲着桌面，好像很不耐烦地等着我去给他倒杯咖啡。看到双筒望远镜、那袋打开的杏仁蛋糕以及阿达和我用过的杯子，他有点吃惊，他说这是他第一次坐在餐桌边。我依旧站在起居室的门口，视线从他敲打的手指转向父亲的前额，接着又从父亲的前额转移到我自己的手上。

我没有立刻给他倒咖啡，而是走过去，站到前窗边。那只冠鸦正在它经常栖息的树枝上盯着我看，还低了低头，像是在耸肩膀。我不知道鸟是否有肩膀，是否可以将折翅的弯处称为肩膀。它看上去像高傲的动物，猫科类的动物。进入秋天以来，它就一直栖息在那里，有时候我会把它忘掉，有些天又会再次注意到它，感觉就像初次见到它的那一次，当时，我在四张椅子上都坐了一遍，似乎以此避免独自一人吃饭。它收了收双翅，身子往前一倾，差点撞到地上，这才又张开翅膀，我后退了一步。它看起来好像要直接穿过窗玻璃似的。一个急转身，它的翅尖碰到了玻璃，而后朝艾瑟尔湖的堤坝飞去。我看着它远飞而去，眼里不觉噙满了泪水。

听他清了清嗓子，我转过身来。对了，他想来点咖啡——加糖的清咖啡——是的，他也不会拒绝来块杏仁蛋糕的。

死了就是死了，走了就是走了，然后我就什么都不知道了。父亲希望葬礼悄悄进行似乎有点太自我了，葬礼不是为死者举行的，而是为了那些还活着的人们，所以，参加葬礼的不只是我一个人。亚普来了，阿达和孩子们来了（维姆没来，他厌恶死亡，而且还有其他更重要的事情要做），年轻的奶罐车司机也来了。“你怎么……”我正要开口，站在他身后的阿达用大拇指和小指做出电话听筒的样子，然后举到耳边和嘴边，抱歉地耸耸肩，头歪向一边。

“共同面对，这很重要，”他对亚普说。

“小伙子，你说的对，”亚普回答。“完全正确。”

即便我有点怀疑，参加一个又一个的葬礼是否已经渐渐成为年轻的奶罐车司机的习惯，这可是不正常的行为，我对此并不在乎。我又一次看到，在墓穴底部更深处同样是一块白色的薄板，看上去像是纤维板。葬礼时间不长，没人上去致辞。天气晴朗，气温接近四月底的平均数。我向坟墓里撒土，不是一把，而是一铲子，葬礼中我喜欢这么做。我认为，如果撒了一把泥土可还没落到棺材上就被风吹走了，等于半途而废。只有罗纳尔也这么做。

“你觉得新来的司机怎么样？”我们在厨房里坐下来后，加尔裘问。阿达煮了些咖啡，我事先在蒙尼肯丹的面包屋里买了一些城堡杏仁蛋糕。都是为父亲的葬礼准备的。男士们喝的是荷兰琴酒，特尼和罗纳尔喝的是带泡泡的饮料。

“我觉得她话有点多，”我说。

“是的，”他说，依旧那么笑着，“我听说了。”他的笑容不再让我感动。

“你们也是农民吗？”亚普问特尼和罗纳尔。

“我们还是孩子，”特尼纠正他。

令我吃惊的是，讣告在报纸上刊登后的几天里，路边的绿色邮箱陆续寄来了不少卡片，有好几十张。一张是牲口商寄来的，葬礼两天后，他从新西兰回来了。连农夫克拉斯·范·巴伦也寄来了一张，他跟我同岁，由于没能好好照料他的羊，羊也只好被带走了。亚尔诺·科佩的父母寄来了卡片，老奶罐车司机的遗孀也寄来了卡片，当然，还有不少卡片来自许许多多的远房亲戚，众多的远房姑、表、堂兄弟姐妹，我一个都不认识，也没有一个人姓范·沃德伦。

我给丽特和亨克寄了张卡片，他们在布拉班特肯定看不到我们的报纸。尽管我原指望能收到一张丽特寄来的也许并不友好的卡片，但她压根就没有回复。即使从此以后我永远没有她的信息，我也不会感到奇怪。亨克回了一张卡片，他在卡片的背面写道：我知道了，我深感惋惜，他是个好人。我现在还骑着他的自行车，我把它带回家了，因为车锁我锁不上，不带回家怕被偷了。我会怀念他。再见！亨克。他选的卡片上有一组动物：一头驴、一只狗、一只猫、一只公鸡。我忍不住发笑。“真可爱，”阿达说。“它们是不莱梅镇的音乐家，格林童话中的一个故事。”我尤其喜欢那头驴。我想，他的卡片一定是他从货架上精心挑选的。

两个星期前，我过了五十六岁的生日，当时在德国。他想开车通过艾瑟尔湖的堤坝，而我却想开车直接穿过新的圩田。要是开我的那辆欧宝士官生车，在去丹麦的半路上几乎可以肯定会发生故障，所以我们就开着他的车通过堤坝。刚开到纪念碑——也就刚开了一个小时——他把车停了下来。我们望着车外的瓦登海，各自点起一根烈度中等的凡·尼尔烟。之后，我们继续开车前往他的家乡——过了吕伐登就是那个小村庄。他带我参观了他制作鹰板的棚屋，这些鹰板他卖给来自弗里斯兰省各地的顾客，根本无需做广告。“你说我怎么会喝得起荷兰琴酒(2)呢？”他边说边倒了两杯酒。“就凭我这点养老金？”他还带我去了他埋狗的地方，就在花园一个比较偏僻的角落里一棵长满节瘤的梨树下面，梨树上的花早就掉光了。他将两块金属焊接在一起，做了个十字架，竖立在梨树下，被挖起来的泥土依然堆积在那里。起居室里有个大书架，上面的书至少是过去帮工小屋里的书的两倍。他又给我倒了一大杯酒，但自己没有倒，因为他要开车。我一饮而尽：我不想待在弗里斯兰省，我还想继续往北走。

过了纽威斯倩，就到了与德国的交界处，我们又一次停下车，因为他饿了。“我们现在要吃点东西了，驴人，”他说。我感觉还好。

如果路上不停车，一天之内到达丹麦是很容易的事情，因为到那里还不到五百英里。但是我们没有一直开下去，刚过汉堡，我们就在一家路边旅店停下来过夜。“双人间吗？”前台一位态度冷漠的女服务员问道。“当然，”他说。“那样便宜，不是吗？”我们两个人都仰面躺在那张大床上，我双手紧扣搁在肚子上，不知道他是什么样子。第二天醒来就是我的生日，我原本不打算告诉他的，没想到那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因为他记得我的生日。我不明白他是怎么记得的。

“十三年中，我没有一次接到过你和你弟弟的生日邀请，”他说。“你觉得那样的事我能忘记吗？你们俩头顶生日帽气喘吁吁到处奔跑，而我却照常干活。有时候你们甚至跑到我跟前，骄傲地喊道：‘今天我们过生日！’”

这些事，我根本不记得了。他说是那么回事，那就是那么回事吧。

有时候我忘了，我还是个调皮捣蛋的孩子时他就认识我了；有时候我还忘了，他来帮父亲干活的时候也是个孩子，也就同亨克差不多大吧。

从普特加登(3)起航到勒兹比(4)靠岸，轮渡只用了四十五分钟。我将车子驶离渡船，想把车直接停在路边。

“你在干什么，驴人？”他问。

我告诉他，我们到丹麦了。现在，我终于可以踏上丹麦的土地了。

“丹麦还大着呢，”他说。“开车上路。”

一路行驶，我有一种故地重游的感觉，路标上的地名几乎都知道。我们在哥本哈根外的一家路边饭店停下来想买点吃的东西，这才发现在丹麦不能用欧元付账，收款机边上的小伙子还是收下了欧元，但我觉得，他是很不情愿的。开过哥本哈根之后（“这个地方太大了，太喧闹了，我们继续往前开。”他说。），我生平第一次将银行卡插进自动提款机，输入密码，然后从狭槽里取出丹麦克朗。他没有银行卡，要不然就是没有带在身边，因此一切花费都由我包了。我们没有明确目的地，所以决定一直往前开。结果，我们来到了一个连名字都无法认读的村庄。

这里群山绵延，没有沟渠，几乎也看不到牛。显然，牛多在日德兰半岛，亚尔诺·科佩就在那里。偶尔看到几头牛，通常也是棕色的。“菜牛，”他叫了一声。我们朝另一个方向看去，一片片小麦地、大麦地和黑麦地，还有油菜地，山顶开满了金灿灿的油菜花，油菜地的四周种了一圈西芹。几天前，我在一个花园里看到一株盛开的杜鹃花和一株盛开的紫丁香，旁边还有一些红郁金香。这里的花似乎都在同一时间绽放。

天色渐黑，我们听到了一只林鸮悲哀的叫声。

死了就是死了，过去了就是过去了，然后我就什么都不知道了。新的牲口商来得正是时候，他开的是老牲口商的卡车，说是以很便宜的价格把它接手过来了。他是个年轻人，行动鲁莽，两个月前还好好的卡车现在已有好几个凹痕了。他还是个说话不着边的人，一见面就叫我赫尔默，好像我们是老熟人。我问他能否随叫随到，把二十头牛、几只幼崽、二十只羊还有一群羊羔一起运走。

“没有问题！”他喊了一声。

“那你打算怎么运呢？”

“我会有办法的。”

“要快，最好是一下子搞定。”

“包在我身上，”返回卡车的途中，他又想起了什么，转身喊道，“那你的牛奶配额呢？”

“那不关你的事。”

“行，就这样。”

两天后，他咋咋忽忽回到农场，面无表情地报了个价。“但那样的话，你就一下子什么都没有了，”接着又大声嚷嚷开：“我这是在冒险，我必须确信能在短时间内把所有的牲口都转手过去，我的牲口棚没那么大——”

“我改主意了，”我说。

“什么？”

“我要将母羊留下，还有小羊羔。”

算账的时候，他的眼神似乎暗淡了些许。过了一会儿，他算出一个总数，比之前的稍低。“但的确如此，”他说，“我要冒风险的，如果——”

“就这样吧，”我说。

“真的？”他大吃一惊。

“就这样。”

“那好吧，那么——”

“什么时候？”

“马上，”他说着，劲头已经不足了。“马上。”

这些牲口被带走的这天我一直待在父亲的卧室里。我把照片、绣品和水彩蘑菇画整整齐齐地放在一个土豆筐里。我将他床上的东西揭掉，洗了床单和枕套，卸下窗帘，擦了窗户，还用吸尘器打扫了蓝色的地毯。当我将吸尘器的管嘴伸进床底下的时候，床底下的那首诗差点被吸进了管嘴。

一个古怪的人，他跟我说过我是个古怪的人。当时，听他这么说还觉得挺亲切。

我在父亲的床边坐下来，又读了一遍那首诗。让一个风烛残年的老人读诗，我真是无地自容。我把诗对折起来，随手塞进后面的裤兜。一个星期后，我从刚刚洗过的牛仔裤口袋里将它拿出来时，它已经成了纸浆。晚上，天已经变黑，我这才往牛棚里看了一眼，那里已空空如也，一头牛也不见了，虽然其他的一切还是原样——干草、牛屎、灰尘以及温暖的感觉。幼崽棚更是空荡荡的。我刚一进去，一只脏兮兮的猫翘着尾巴，嗖的一声窜了出来。

第二天，我给森林委员会写了封信，告诉他们我丝毫没有把那块地卖给他们去建游客之家的意思，如果不再收到他们与此相关的信函，我将不胜感激。如果有意向，我会主动联系的。直到我动身去丹麦的那天，我都没有收到任何信函，这正是我所要求的。

我环顾四周，想找到用来装旅行用品的箱包，最后在库房的一个柜子里找到了一只又大又旧的皮箱。我用肥皂把箱子抹了抹，使它更柔软些。在过去漫长的三十七年里，我日日夜夜挤奶，没有度过一天假。天晓得父母亲什么时候用过这只箱子，他们从未度过假。

我还去拉博银行(5)申请了一张银行卡，出国需要一张银行卡。银行卡要等两个星期才能取到，我到现在也不明白为什么要等这么久。不过，我用这段时间整修了一下厨房，将它重新粉刷了一遍，把旧窗帘扔了，换上了软百叶窗，把桌子也处理掉了。我甚至想开车去蒙尼肯丹的家具店看厨房用品了。第二天，罗纳尔来了，看到驴棚后面有一堆东西在冒烟，就问我：“你点篝火了？”特尼也在，他加了一句：“怎么没有叫上我们？”

我们在外面有顶的平台上坐下来，当天早些时候下过雨，但不冷。花园里弥漫着雾气，假日之家的边上生长的竹子碰击到木板沙沙作响。我们晚餐吃的是甜菜根烧肉丸，肉丸是在十八超市买的，餐间，我们喝了一瓶红酒，红酒在丹麦是很贵的。

“我们明天做什么？”我问。

“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先起床，然后喝点咖啡。”

我问了他有关他的鼻子、他的父母、弗里斯兰省和他的狗的一些事，还问他怎么会来给父母亲干活的。“你的问题可真多，驴人，”他说。“你问这些干什么？”他唯一愿意谈的就是他的狗，那只狗就在新年前死掉了。一个星期六的晚上，他和三个朋友打完牌后回到家，在一张椅子上刚坐下，那只狗就把头倚在他的大腿上。突然间，狗的头完全压在他的腿上，他用手一摸，觉得狗没有生气了。“它就那么死了，”他说。“就像一个玩具，就像一个小玩偶，一按脚下的按钮，便散架了。”

“这么说，你在弗里斯兰是有朋友的？”我问。

他叹了口气，没有回答。

他指着花园中间那棵湿漉漉的樱桃树：“我们至少还得在这里再待一个月。”

“我没问题，”我说。“我喜欢樱桃。”我进屋，倒了两杯咖啡。走出屋子时，发现天上的乌云已经散去，又见到了灿烂的阳光。这里是北方，天黑得很晚。我将咖啡摆到花园里的桌子上，边上放了一长条黑巧克力。

“你怎么不再养狗了？”

“不能老是养狗。”

“不能？”

“每当一个生命结束，情感就会受到伤害。”

“这我信。”

“一次，我的一个牌友的妻子去世了，他到我家来，喝着琴酒说了些‘不想失去她’和‘无法留住她’之类的话，我感到非常不安：一个人会不会死去，这是不以人的意志而改变的。我的狗感觉到了他的悲伤，把头靠在他的大腿上。这是它第一次这么做，可这家伙竟然没理它。我简直无法忍受。狗本身也活不了多久了，可它还是努力地抬头对一个处于悲伤之中的人示好，可这家伙竟然没有反应。”他掰下一块巧克力，放到舌尖上，喝了一大口咖啡，闭上了嘴，但我能够想象到巧克力在融化。“朋友，”接着，他苦笑着说。“这还不够吗？几个牌友，一幢收拾得干净利落的房子和一个花园，还有牲口棚，棚里有狗和琴酒；此外，银行里还有一点存款。”

他那颗有缺口的牙再也看不见了。补起来了？

“你是怎么知道父亲去世的消息的？”我问。

“我并不知道。”

“这么说那是巧合，你正好那天过来？”

“是的。”

“怎么有这么巧的事？”

“当然有。我想，我要过来，于是就过来了。我想看看西弗里斯兰省鲜花盛开的果园，可那天有雾，也没看到什么。我还想问问你，那天我到帮工小屋时你怎么正好从屋子里出来了。”

也是巧合吧，我想。

“如果那天你没有朝我走来，我可能根本不会进屋去。”他又掰了一块巧克力放进嘴里。远处的林鸮开始叫了，并且第一次有林鸮在很近的地方作出了回应。“要是那样的话，你会去哪里呢？”

“是呀，”我说，“那我会去哪里呢？”

我们俩都盯着花园看。我想起了丽特和亨克，是小亨克，还想起了年轻的奶罐车司机、牲口商（他以前也很熟的）和阿达。我不知道要跟他说些什么，也不知道想跟他说些什么。突然间，我对他离开后直至又回来这段时间不再感兴趣了，甚至也不再关心他到达的时间了。那又有什么关系呢？反正我们明天就要一起“起床然后喝点咖啡”，之后就“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我从来就没学会如何自己做事，”我说。

他慢慢地转过头来，说：“喝你的咖啡吧，驴人。该是玩牌的时候了。”说着起身进屋了。

他说得对，我们该玩牌了。我卷了一支烈度中等的凡·尼尔烟，点上，起身，仰起头在花园里走着。我把烟袋和打火机塞进后面的裤兜，我喜欢抽烟，它很适合我。他从没问过我抽烟的事，也许以为我已有多年的烟龄。他打开桌子上方的灯，其实开灯没有必要，但他习惯于牌桌上方的灯是亮的。林鸮就在耳边发出凄惨的叫声，我很想伸出手去摸它一下。也许那不过就是一只长耳或短耳鸮，我对鸮一无所知，这里到处都是森林，所以我想那是一只林鸮。听到它的叫声比在热浪中看到湿漉漉的瘸腿的或未修剪过的羊还令人难受，这叫声使我心底发慌，犹如饿得发慌的感觉。

“你来不来牌了？”他站在敞开的门边，声音听起来不像不耐烦的样子。

我没吭声，抬手去摸牌。

他叫我驴人，而此刻我是第一次远离我的两头驴。特尼和罗纳尔答应帮我照看它们。是的，不能给他们吃太多的甜菜、胡萝卜和陈面包，如果长时间下雨就让它们待在驴棚不要出去，还要经常去看看饮水槽。（“可是一桶水好重呀，”罗纳尔说。）他们还会照看拉肯韦尔德鸡，他们的妈妈可以用那些鸡蛋做蛋糕和烙饼。特尼要每天去放羊场走一遍，他已经足够强壮，能够把一只摔倒的母羊扶起来，甚至能够将掉进沟渠里的羊羔抱上岸，如果抱不动，他可以去请他父亲帮忙。阿达也答应“照看一切”并“时常去打扫一下房子”。她问我要离开多长时间。“我不知道，”我说。就在我出发前，她以维姆的名义来问我打算如何处理我的牛奶配额。

“这是他的机会，”她说，随即又说：“这是我们的机会。”

我跟她说要考虑一下这个问题，问她维姆为什么不自己来问我。

她看着我，好像又要帮他找个借口，然后说：“他不敢。”

过了一会儿，她问我为什么还留着那些羊。

“我压根儿不知道为什么，”我说。

驴人，这个称呼我喜欢。

有人叫我名字，也就是叫我赫尔默的时候，我脑海里总是会在赫尔默前面加上“亨克和”三个字，不管他离开了多长时间，我们的名字总是连在一起。

也许丽特没有错。在一月那个寒冷的下午，她在墓地对我说，可以重新开始。她说这话让我很生气，但是，如果当时我能睁大眼睛，也许我可以从那只被车轮碾死的鸭子身上悟到这一点。一眨眼，就重新开始了。死人也一样。

看不到了，再也看不到松垂的电线上那一排排的燕子了。电线杆都还在，当时的电线不见了。方圆几英里，身着橘黄色工作服的人们有的在拽拉粗粗的电缆，有的在路边挖线坑。要是再晚一年来到这里，我将永远也无法知道，这里曾经有过一根根电线杆，电线杆上架设着一根根电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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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十八超市（SPAR），全球最大的自愿连锁组织和最大的食品分销企业，成立于一九三二年，总部设在荷兰，目前在三十多个国家经营上万家超市，二〇〇四年，进入中国。

(2) 琴酒（Jenever），被誉为荷兰国酒，由大麦、燕麦与小麦发酵蒸馏并加上杜松子果实调味而成的一种烈酒，酒精浓度至少35％以上。

(3) 普特加登（Puttgarden），德国一港口名。

(4) 勒兹比（Rodby），丹麦一港口名。

(5) 拉博银行（Rabobank），荷兰农业合作银行，也是荷兰第二大银行，由数家农村信用社合并而成，主要从事农业、农业机械和食品工业等行业的金融交易。

56

我还在找那只鸮，抽烟让人沉思，我一边寻找一边思考，但不知道在思考什么。我没有说一声“我来了！”而是举起一只手，这个动作可以有多种理解。亚普坐在靠窗的一只凳子上，也在抽烟，同时静静地等着我。我将烟头扔在草地上，用脚尖将它踩灭，然后绕过他的车朝大门走去，门是敞开的。

我迎着太阳走着，阳光时不时被树木和度假别墅遮住，脚下是迂回曲折的小径和泥路。这是我第一次尝试步行，一般情况下，我们都开车，通常是亚普开车，且总是开得很慢。我们是在异国度假的两个老男人，谁说不是呢？也许有时候某个丹麦老妇看到我们悠哉悠哉地经过会暗自思忖：哦，两个老光棍，他们会不会是鳏夫呢？村舍前的草坪简直完美无瑕，不管走到哪里，总看到丹麦人拿着剪子、手力割草机或锄头在修剪草坪。下过雨后，我是不会修剪草坪的，这就对了，因为我不是丹麦人。空气中弥漫着松脂和柴火的味道，他们跟我打招呼，我现在身处异国，这个国度我只是在二维地图上曾有所了解，地图既无味道也不立体。从某种意义上说，我觉得驴人比赫尔默更好听。这里，小道和旁道交错，因此出现了很多岔路口。田野上有一些冰岛马，从路边经过的时候，它们就会来到电围栏前，我没有停下来蹭蹭它们的鼻子。我有点心烦，因为我无法迎着太阳朝前走，而是不得不左拐右拐，才走上了一条朝西延伸的路。我向一位牵着小狗的友善的女子打了声招呼，然后用英语问路，得知我走的方向至少没错。她让我想起了我的母亲。

我原以为走出来就是石楠山庄烧烤店，可是由于途中出了差错，结果出现在面前的是山村和石楠山庄之间新铺的一条滨海柏油路，路两边没有人行道或自行车道。不远处有一块露营地，帐篷不多，没有人在外面跳蹦床，蹦床几乎贴着地面。三辆小汽车从身边开过，反方向又开来五辆小车。天色渐渐变成了橙色，我加快了步伐。尽管在一起度过的十八年里我们说过的话很多，但只要一想起亨克，我的脑海里总会跳出“白痴”这个词。烧烤店已经关门，小小的停车场空荡荡的，没有人在吃香肠。我向右转过身去，推开门，几分钟后，来到了满是岩石的海滩。

我抬起一只手，从指缝间遥望远方高出水面半个大拇指宽度的太阳。远方的右边是村庄，坐落着最早建在沙丘上的房屋，房子前面的海滩上停泊着几只色彩艳丽的渔船，真是做明信片的好素材。远方的左边则是陡峭的悬崖——比石楠山庄还高——在岩石海滩的尽头直插大海。沿木梯而上可以登上一幢漆成黑色的带阳台的假日别墅。海滩上一片荒凉，天空中没有冠鸦，就连最忙碌的灰矶鹞也不见踪影；没有飞机，没有船只，也没有石油钻塔。我脱掉牛仔裤，沿着今天上午再次清理过的小道，走进大海。方圆几英里内，只有我一个人的声音。我想，艾瑟尔湖在我的身后，在我身后非常遥远的地方，太阳永远照射不到那里。我双臂交叉抱在胸前，往左朝太阳的方向转过身去，此时的太阳离海平面只有一个指甲的高度了。太阳的底部开始像热蜡一样融入海水，我返回去爬峭壁。我在石楠山庄的最高处坐下来，这时候才发现自己的牛仔裤孤零零地落在岩石之间，犹如自杀者的遗物。

太阳下落的速度比我想象的快得多，倒不像是太阳沉入海面，更像是大海在吞噬这个橘黄色的火球。暖风拂过我的脖子，许久，我才意识到那不可能是风，因为风不会那么有规律地一阵阵频繁吹过。我慢慢转身，一只垂耳羊黑乎乎的脑袋就在我面前，距离我的脸不足八英寸，一双黄色的眼睛木木地盯着我，原本圆圆的瞳孔几近方形，羊的呼吸扑面而来，带着一股浓浓的草味。这不是一只可怜的动物，而是一只高贵的生灵。我无法继续容忍那双一直凝视着我的黄色眼睛，于是扭头朝前方看去。羊一直待在原地，我想，它一定跟我一样在眺望海面上的天空，海面时蓝时橙时黄——有些地方几乎呈紫色。阵阵温暖的气息轻轻拂过我的脖子，我的呼吸节奏也随之改变。

我想我该起身离开了。我知道，迂回在松树、桦树和枫树之间的那些曲折的小径和泥路，将是一片昏暗。然而，我依然静静地坐着，就我一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