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伊沛霞　著

韩华　译

宋徽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桂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宋徽宗/（美）伊沛霞著; 韩华译. —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5

ISBN 978-7-5598-0765-6

Ⅰ. ①宋…Ⅱ. ①伊…②韩…Ⅲ. ①宋徽宗（1082-1135）－传记Ⅳ. ①K827=44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060546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人：张艺兵

责任编辑：黄平丽

装帧设计：陆智昌

内文制作：陈基胜

目录
CONTENTS

中文版序

前言

关于年代、年龄等惯例的说明

年代表

人物表

宋朝帝后年表

初涉国政（1082—1108）

第一章 长在深宫（1082—1099）

第二章 登基（1100）

第三章 谋求均衡（1101—1102）

第四章 选择新法（1102—1108）

致力辉煌（1102—1112）

第五章 崇奉道教（1100—1110）

第六章 重振传统

第七章 招徕专家

第八章 艺术家皇帝

展望伟业（1107—1120）

第九章 追求不朽

第十章 宫廷之乐

第十一章 与宰臣共治

第十二章 接受神启（1110—1119）

第十三章 宋金联合

面对失败（1121—1135）

第十四章 危局（1121—1125）

第十五章 内禅（1125—1126）

第十六章 天崩（1126—1127）

第十七章 北狩（1127—1135）

结语

附录A 不采用有关徽宗及徽宗朝一些常见故事的原因

附录B 徽宗的嫔妃及子女

徽宗年表

参考书目

中文版序

今天，人们大都不再自觉地从天命的角度解释历史了，也不相信上天会因对统治者不满而降下灾难，然而要将这些假想搁置起来，却比想象中的困难很多。现在没有人真的声称上天会如此行事，甚至不认为有无所不能的上天存在。话说回来，宋代留存的大部分文字都有这些观念，因此，要在原始材料的基础上进行研究，又不让这些假设对描述个人和解释历史事件产生影响，并非易事。

对于这类反思史学而言，宋徽宗是一个很好的个案。他的统治下场悲惨，现存史料也使得他的一生看起来像一幕道德剧——可以看到他的种种抉择导致最终无可挽回的崩解。在本书中，我竭力避开这个框架。如果我们采用更为中立的框架，历史看起来就会迥然不同。我们会看到这样一个世界：每个决定都会产生后果，然而其他人同样有权势与机会，从而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在这种复杂的均势中，统治者的诚意不过是一个小小的因素。

因此，在本书中，我尽量不让女真人攻陷开封这件事影响到对徽宗在位前二十年的叙述。更确切地说，我努力从徽宗看到的角度来看待各个时期，并不知晓多年以后会有什么事情发生在他身上。没错，徽宗拥有太多的权力，可以重新命名政府机构、建造寺院或开设药局，还可以派遣军队，然而他的权力也有限制，比如他很早就发现，几乎没法改变士大夫对苏轼的看法，而无论是在位初期还是末期，他努力推动道教都远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

透过徽宗的眼睛去观察他的统治，这样做有一个优势，我们可以把他看作一个人，一个有着喜好与厌恶、天赋与兴趣、盲区与弱点的人。同样重要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可以看到变化。我试着写出，徽宗的性格并非在十七岁登上皇位时就一成不变，而是被丰富的经历所塑造。我思考的是特定历史时期世人如何看待徽宗，以此去理解徽宗的选择。虽然他决定与金结盟确实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但这个决定是他在犹犹豫豫中做出的，而非此前诸般情势推起的高潮。

这本书本来是用英语写给西方读者的，他们不熟悉宋朝的历史，也不太倾向于用宋徽宗的缺点来解释北宋的灭亡。我对宋徽宗的诠释比传统的历史学家更具同情心，对西方读者而言，指出这一点这就够了。我明白，中国读者会发现很难将传统叙述方式置之不理。为了假定徽宗、蔡京、童贯等重要人物是无辜的，需要花一些力气。试想一下，在有些形势中，事件可能朝不同方向发展，例如辽能迅速镇压女真人的挑战，甚至女真人第一次入侵时宋徽宗已经同意迁都……我希望中国读者能在这方面进行思考。当人们认识到其他结局也并非不可能的时候，徽宗被囚的遭遇就会更加发人深省。

前言

1100年正月，十七岁零三个月的徽宗登上了宋朝天子宝座，从此开始了近二十六年的统治，直到1125年的最后一个月。宋朝差不多有一亿国民，是当时世界上最富有和最先进的国家。宋徽宗以对艺术的贡献而闻名：他是造诣很深的诗人、画家与书法家，他热衷于修建寺观与园林，是开风气之先的艺术品及文物收藏家，也是知识渊博的音乐、诗歌与道教的赞助人。在支持艺术的范围、对艺术领域的关注及投入的时间上，世界历史上少有君主能与他相提并论。然而，在治理国家这项主要职责上，他却一败涂地，正是在他统治期间，女真人在北方巩固了实力，并大举入侵宋朝，攻陷都城开封，掳走徽宗、数千名宗室与宫中侍从。徽宗本人也在远离故乡的地方，作为一名俘虏，度过了生命中的最后八年。

徽宗一生颇富戏剧性，在很大程度上，机缘在其中发挥了重大作用。如果不是他的皇兄没有留下后嗣并在二十三岁时早逝，徽宗绝不会当上皇帝；假如他的宰相蔡京六十多岁就一命呜呼，而不是活到八十多岁，他的朝廷政治就不会有那么多派系纷争；假如契丹能够平定女真叛乱，女真也绝对不会入侵宋朝，而徽宗很可能会在皇帝的宝座上再统治十年甚至更长时间。尽管徽宗的选择也会造成很严重的后果，但他自己无法控制的一些事件与事态发展也同样重要。

对宋代及后世的中国史家而言，关于宋徽宗及其统治，需要回答的问题是究竟哪里出了错。徽宗的过失必须要找出来，以便警示后来的皇帝不要重蹈覆辙。如果我们从这个角度进行考察，徽宗许多文化爱好就成了他的恶习，而不是美德。他对艺术的热爱被视为耽溺，对道教的崇尚则被视为自欺。此外，徽宗不愿意听取不同的意见，他选蔡京担任宰相，修建奢华的园林，并在女真起而反抗契丹时决定与女真结盟，这些行为也备受后人诟病。由于存世的原始文献充满了这种对宋徽宗及其统治的传统道德解释，其影响也波及很多英语与汉语的著作。当代历史学家大都会承认，假如当初契丹人迅速镇压女真的叛乱，女真就不可能对宋朝构成威胁，也就没有理由认为宋徽宗的统治是失败的。然而，历史学家依然倾向于在著作中暗示，徽宗的所作所为实际上不可避免地直接导致了政权的崩溃。

中国已没有需要进行规劝的皇帝了，为什么还要写一本关于宋徽宗的著作呢？我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研究宋徽宗及其统治时期，希望对中国文化中偏重感觉的一面进行探索，当时最先吸引我的就是作为艺术家、艺术赞助人和艺术收藏家的宋徽宗。然而，随着阅读的深入，我变得越来越好奇，并开始思考能否从一种不同的角度来看待宋徽宗？在欧洲历史上，统治者被视为应当是高贵奢华的，建造宏伟华丽的宫殿、吸引才华横溢的艺术家并构建丰富的艺术收藏，这些都是伟大统治者的分内之事，值得赞许。人们是否也可以将徽宗对奢华的追求视为君主权威的一种适当表现呢？

为了重新审视宋徽宗及其统治时期，我转向最早的、后人改动最少的原始资料，尤其是形成于徽宗统治时的一些资料。通过阅读宋徽宗颁布的诏谕、呈递给徽宗的奏章、笔记与各类传记，我逐渐积累了大量的笔记。随着对宋徽宗研究的进展，我开始撰写关于徽宗朝某些事件或方面的学术论文。此外，我还组织过一次有关徽宗时期的文化与政治活动的研讨会，帮忙将研讨会资料结集，并于近期撰写了一本有关徽宗收藏的文物与艺术作品的专著。不过，在这段时间里，我一直在写一本徽宗的传记，从徽宗的角度来观察他的世界，并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讲述他的故事，旨在解释，而非开脱或谴责。与之前问世的所有关于徽宗的著作相比——无论是用西方语言还是用中文所写的著作——这本书对徽宗表达出了更多的同情。它呈现出一位更复杂但也更人性化的徽宗。

我们应该如何思考中国的皇帝制度呢？在20世纪，随着社会科学的发展，许多学者逐渐摒弃了儒家史观里各种旧的分类，开始运用新的西方概念，譬如“独裁”（autocracy）、“专制”（absolutism）或“暴政”（despotism）。这些概念暗示皇权中的关键因素是法定权力，以及有无对皇权的制约。然而，能够将独裁或暴政理论和实际的皇帝联系起来的学术研究不尽如人意。还有一种从权力合法性角度看待皇帝的方法，即关注他们在仪式中扮演的角色。皇家仪式在中国的原始文献里有详细记载，而研究这些仪式、宇宙哲学，以及包含在其中的意识形态，不妨理解为以一种更具中国中心观的方式来研究君主制度。将皇帝视为高级祭司，有助于纠正视皇帝为独裁者的错觉，但这种观点自身也有偏见。如果极端强调中国皇帝的象征性权威或无制衡权力，那么，他们似乎与其他国家君王截然不同。

在本书中，我试图转换视角，至少稍微偏重中国君主制度中与其他国家并无二致的那些特征。中国的皇帝与许多国家的君主一样，都生活在富丽堂皇的宫殿里；他们肩负着作为复杂的贵族家族首脑的义务；他们主持场面宏大的典礼与娱乐活动，招募音乐家、建筑师、画家、诗人、科学家与学者；他们会见官员、将军、使臣与侍从。就像其他国家的宫廷一样，宋朝的宫廷也是一个场所，各类宗教、文学、艺术与政治活动相互交织其中，这些活动的风格与品位受到仔细审查，并期待得到皇家的慷慨资助。

那么，宋徽宗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在即位初期，他经常提到希望继承父皇的遗志，做一名孝顺的儿子。宋徽宗两岁的时候父亲就去世了，因此，他对父亲没有什么记忆，不过还是非常在意父亲的历史地位。随着岁月流逝，宋徽宗提到父亲的次数越来越少，并开始发起一些父亲从未尝试过的项目，比如修订礼仪法典、收藏文物。有时他会声称，父亲也曾打算实施某项计划，但没有活到愿望实现的那一天。

在我看来，宗教是理解宋徽宗的关键之一。并非所有的宋朝皇帝都被形形色色的宗教吸引，但宋徽宗倒确实是。如果我们意识到宋徽宗具有强烈的宗教情结，就很容易理解他生活中的许多细节。宋徽宗在位早期，对正统道教就有着浓厚的兴趣。他接受了君权神授的古老观念，也接受了这种观念赋予统治者履行仪式的核心地位；他看到了仪式在“复古”上发挥的威力；此外，他接受了有关天庭以及他自己与道教神仙联系的新启示。宋徽宗参与宗教活动的这些方面是我理解宋徽宗的核心。

认识宋徽宗的其他关键点是他喜欢豪华的场面和新鲜事物。他安排别人进行创作，完成了“尚古”的仪式、雅致的建筑、精巧的花园，以及最新的典籍。在北宋后来经历的浩劫中，这些项目成果有些留存下来，有些则毁于一旦。

毫无疑问，宋徽宗可以当之无愧地被称为才华横溢的艺术家。他的诗歌、书法，尤其是绘画作品，给同时代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除此之外，他还有一部分存世的作品，足以让我们自行判断。作为艺术家、教师、宫廷艺术家的赞助者，以及文化藏品宏富的收藏家，宋徽宗曾出现在许多学者的著作中。在此前出版的关于宋徽宗收藏品的一部专著中，我研究过这些文献，不过，本书将从其他角度探索宋徽宗在艺术领域的成就，尤其是他在宫廷的艺术创作，以及他所展示的作为艺术家的自己。

与其他中国皇帝一样，宋徽宗也从未写过回忆录。同时代的史家，甚至后世的历史学家，也没有撰写宋徽宗一生的编年史。因此，为了撰写本书，我不得不将多种资料和证据拼接在一起，其中既有文本典籍，也有图像资料；既有政府公文，也有笔记轶事；既有道教的传统经典，也有其他来源的著作。当然，这些史料都构成了挑战，这里举出一例或许有助于说明。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有一幅宋徽宗的巨幅画像（彩图一 ），上面没有标明作画日期或画家署名，但故宫博物院确定作画日期为宋朝。观看这幅画像有助于我们想象宋徽宗的模样：他正襟危坐，没有倚在龙椅背上。他的脸圆圆的，面颊饱满，留着细细的胡须。他并不很瘦，甚至可能有点圆润，但大部分身体都掩在衣服下面。尽管无法确定他的年龄，但画像中并不是一位老者。他似乎正在凝视着某物，或者正陷入沉思。面对这幅画像，我能想象出他是一个敏感而自信的人，但我也承认，别人在观察这幅画像时可能会对他产生不同的想象，例如，也许会看到一位和蔼可亲且自我满足的人。

对历史学家来说，至少同样重要的是，还要意识到哪些方面不应该从这幅画像中推断出来。这幅画像作于宋徽宗离世后，用于宫廷举行祭祖仪式时悬挂。从宋徽宗所穿长袍的颜色或款式，我们推断不出任何个人特征，因为这是一组宋代祖先画像中的一幅，在这组画像里，所有的宋朝皇帝都身穿红色圆领长袍。画像中的徽宗坐着而非站着，还将双手藏在袖子里，我们也不应根据这些姿势推断出什么，因为并非宋徽宗本人想要被描画成这幅形象。我们甚至无法确定这幅画与徽宗本人有多像。这幅画应当是宋徽宗的儿子高宗在杭州听到父亲离世的消息后才命人绘制的。但在那个时候，南方的这些画家至少已有近十年没有见过徽宗了。画像可能是宫廷画家和高宗等人根据记忆以及期望中徽宗的形象所绘制，然而，记忆永远是不完美的。

在通过文字记录了解宋徽宗时，我们同样需要注意，这些资料能告诉我们什么信息，又不能告诉我们什么内容。《宋会要》是最主要的政府文件汇辑，其中收录了七千多份徽宗批阅过的文件原文或概要，包括呈递给皇帝的奏章或皇帝颁布的诏书。此外，还有徽宗宣称自己亲笔创作的大量诗歌、书法与绘画作品，甚至包括他写给一位道士的很多亲笔信。许多宝贵的资料收录在徽宗朝官员的文集，以及宋徽宗身后数十年间编纂的笔记小说里。有关徽宗在世最后二十年发生的事件，《三朝北盟会编》是内容非常丰富的史料，它引用大量的第一人称叙述，其中很多原始资料已经不存于世了。

所有资料首先要根据各自的情况进行理解。例如，诏书与诗歌中使用的语言，受到长期以来形成的习惯影响。另外一项挑战是，对宋徽宗带有偏见的一些史料，需要找到适当的方式加以利用。很多历史学家致力于研究社会与经济史，他们已习惯从被扭曲的原始资料中努力发现妇女、农民与商人等方面的有用信息，因为即使是带有偏见的观察者也可能提到一些基于准确信息的细节。对宫廷的研究同样如此，可能经常要以不同于原作者与编纂者设想的方式去阅读原始资料。例如，弹劾皇帝宠臣的奏章对于研究被指责的人来说，可能不是很好的资料来源，但对研究统治者收到了哪些信息而言，这就是最好的资料。笔记常常是我们研究人格特质时的唯一资料来源，就算这些笔记来自虚假的谣言，也可能会包含某些真实资料。在本书中，我尽量仔细核查那些坊间广为流传的宋徽宗故事的依据，因为我知道很多故事是基于谣言和传闻（参见附录A）。

在接下来的章节中，读者将了解到宋徽宗参与的许多活动：颁布诏书、主持仪式、与宗教大师对话、炫耀自己的宝藏、与大臣们一起赋诗等。与当时的人们一样，今天的读者可能也想知道，宋徽宗的活动中有多少只是按照宫廷官员提供的脚本在公众面前的表演，又有多少反映了他本人的真实感情。这些问题不好回答，而且对于今天的政治人物也有同样的疑问。我们对宋徽宗说过的话和做过的事，也就是他公众的一面，比对他的想法或真实感觉了解得多得多，这是不争的事实。我尽可能通过叙述事件和细节，将我所看到的资料介绍给读者，尽管这些事件和细节影响了我对宋徽宗的认识，但我通常会让读者做出自己的推论。

在写作本书的过程中我得到了大量的帮助。首先，我参考了许多有才华的学者的论著。宋史在今天是一个相当成熟的领域，除了有关宋朝政府、宗教与艺术比较综合的著作之外，关于宋徽宗参与道教、进行乐制改革、慈善事业、创建学校制度、园林建筑、绘画与画院、宋金联盟、宋金战争与宰相蔡京，以及很多其他专题都有引人注目的研究。我对这些学者论著的感激会体现在注释中。假如不是从这么多现代学者的著作中获益，那么，对我而言，要涉及如此广泛的话题就会困难得多。

我能够专心致力于此项目，时间也同样重要。在我忙于研究宋徽宗生平的这几年里，有三次可以用整年的时间专注研究与写作，而不用教学。对这些宝贵的时间，我很感谢约翰·西蒙·古根海姆基金会（the John Simon Guggenheim Foundation）、蒋经国基金会，以及德国洪堡基金会（the Alexander von Humboldt Foundation）。洪堡基金会的基金使我能够在明斯特大学的汉学研究所度过一年的时光，本书的大部分就是在那里写的。在华盛顿大学，中国研究项目（the China Studies Program）与历史系资助了研究的差旅费和绘图费用，并提供了研究生的协助。在项目接近尾声时，佩顿·加纳利（Peyton Canary）和段晓琳帮助整理了详细书目，补充了许多论著信息，马歇尔·阿格纽（Marshall Agnew）绘制了地图。我也感谢阅读章节草稿并给予建议、鼓励的各位同仁。当我需要意见反馈时，贾志扬（John Chaffee）、张勉治（Michael Chang）、艾朗诺（Ronald Egan）、葛平德（Peter Golas）、盖博坚（Kent Guy）、蔡涵墨（Charles Hartman）、黄士姗（Susan Huang）、史乐民（Paul Smith）和德野京子都慨然拨冗相助。出版社的两名匿名评论者也提供了宝贵的建议。我的丈夫汤姆为我提供了非专业意见，在三个阶段毅然阅读了全部书稿。

关于年代、年龄等惯例的说明

中国传统的虚岁年龄计算与我们今天的算法不同。按照中国传统的虚岁，一个人出生后的第一个历年（calendar year）内称为一岁，第二个历年称为两岁，以此类推。平均来说，这种算法的年龄似乎要比西方算法大1.5岁。只有知道一个人的生日，才可能准确地对两种算法进行转换，不过在大多数情况下没必要这样做。就年轻人而言，这种差距相对较大，因此，在相关信息允许时，他们的年龄已经被换算为西方算法的年龄。举例来说，宋徽宗出生于1082年十月，所以当他的父皇在1085年的三月离世时，他的实际年龄是两岁零五个月，但按照中国传统的虚岁却是四岁。他在1100年的正月登上皇位时，实际年龄是十七岁零三个月，但中国传统年龄却是十九岁。

本书提到的日期是中国阴历日期，其中的阴历年份转换为与之重合最多的相应的西方阳历年份。因此，大观四年六月的第三天在本书中表示为1100年六月初三。但需要知道的是，阴历中六月不是西方所说的6月。由于中国的阴历年始于春节，比目前西方通用的阳历年要晚，因此，阴历六月是夏季的最后一个月。此外，在中国阴历十二月发生的事件通常会对应着西历的下一个年份。这就导致宋徽宗统治结束日期的差异，按照中国阴历，宋徽宗统治结束日期是1125年的十二月，如果转换成西历，对应的就是1126年的年初。中国传统历法与现在通用的西历之间的另一个差异是，阴历中每过几年就会有一个闰月，以避免太阴年与太阳年相差太远。因此，1105年闰二月十六日意味着在1105年的二月与三月之间闰月的第十六天。

为了易于理解，中国的重量、长度、距离与面积的计量单位已经被换算为近似的公制单位。这些换算是为了让读者对涉及数字的规模有一个概念，但不应被视为准确甚至非常接近的数字。这些计量单位不仅在不同的时间与地点会有所差异，而且有的作者为了获得戏剧化效果，经常会使用偏大的整数来表示。但计量单位“尺”却是一个例外，尺在中文和英文中都使用。本书中使用“尺”时，单位是中国的市尺，但它和英语中的英尺一样，都是基于人的脚步，因此二者大致相当（尽管市尺通常比我们目前通行的英尺计量单位要短一些）。

年代表

商朝　约公元前1570—前1045

周朝　前1045—前256

汉朝　前202—220

唐朝　618—907

五代　907—960　辽（契丹）907—1124

宋朝　960—1276

　北宋　960—1127

　　　宋太祖　960—976年在位

　　　宋太宗　976—997年在位

　　　宋真宗　997—1022年在位

　　　宋仁宗　1022—1063年在位

　　　宋英宗　1063—1067年在位（皇后：高皇后）

　　　宋神宗　1067—1085年在位（皇后：向皇后）

　　　　　　　熙宁（1068—1077）

　　　　　　　元丰（1078—1085）

　　　宋哲宗　1085—1100年在位（皇后：孟皇后、刘皇后）

　　　　　　　元祐（1086—1093）

　　　　　　　绍圣（1094—1097）

　　　　　　　元符（1098—1100）

　　　宋徽宗　1100—1125年在位（皇后：王皇后、郑皇后）

　　　　　　　建中靖国（1101）

　　　　　　　崇宁（1102—1106）

　　　　　　　大观（1107—1110）

　　　　　　　政和（1111—1117）　金朝（女真）（1115—1234）

　　　　　　　重和（1118）

　　　　　　　宣和（1119—1125）

　　　宋钦宗　1125—1127年在位（皇后：朱皇后）

　　　　　　　靖康（1126—1127）

　南宋　1127—1279

　　　宋高宗　1127—1162年在位

　　　（另外八位宋朝皇帝）

蒙元　1215—1368

明朝　1368—1644

清朝　1644—1911

人物表

阿骨打（或完颜阿骨打，1068—1123）：女真族的首领，推翻辽的统治，建立金朝。

白时中（死于1127年）：徽宗统治末期的宰相。

蔡卞（1058—1117）：蔡京的弟弟，新法派，哲宗朝后期、徽宗朝早期在三省任职。

蔡京（1047—1126）：徽宗朝在位时间最长的宰相。

蔡絛（死于1147年以后）：蔡京幼子，著有数本关于本朝的著作。

蔡鞗（约1100—1130）：蔡京的第五子，其妻是徽宗的女儿。陪伴着被关押的徽宗，著有《北狩行录》。

蔡攸（1077—1126）：蔡京长子。仕途顺利，升迁至宰辅，参与徽宗多个工程。

曹勋（1098—1174）：著有《北狩见闻录》，后被流放到北方。

陈才人：徽宗生母。

赵谌（皇子，生于1117年）：钦宗长子，徽宗长孙，立为皇太子。

陈次升（1044—1119）：徽宗朝最初两年一位直言不讳的言官，反对新法。

陈东（1087—1127）：领导抗议示威活动的太学生，并撰写担忧政府不足之处的煽动性奏章（1125—1126）。

陈瓘（1060—1124）：徽宗统治最初两年直言不讳的言官，反对新法，列入元祐党人名籍。

种师道（1051—1126）：宋军将领，在1122年攻打燕京。

种师中（1059—1126）：宋军将领，种师道的弟弟。

笪净之（1068—1113）：道士，刘混康的弟子。

邓椿（约1127—1167）：著有《画继》，成书于1167年。

邓洵武（死于1121年）：徽宗的宰辅。

董逌（约1100—1130）：参与徽宗收藏文物的工作，撰有书画鉴赏的著作。

方腊（死于1121年）：领导东南部的大起义。

福金帝姬（生于1103年）：徽宗的女儿，与蔡京的儿子蔡鞗结婚。

高太后（死于1093年）：神宗的母亲；神宗去世后，辅佐孙子哲宗摄政。

宋高宗（1107—1187，1127—1162年在位）：徽宗的第九子，徽宗唯一没有被金人俘虏的儿子，南宋开国皇帝。见“赵构”。

葛胜仲（1072—1144）：徽宗时期学官。

龚夬（1057—1111）：1100—1101年间积极进谏的言官，反对新法。

赵构（皇子，1107—1187）：徽宗第九子，康王，1127年初金人攻占皇宫时，他不在宫中。1127年四月初一继承王位，此后被称为高宗。见“宋高宗”。

郭药师（约12世纪20年代）：辽国的渤海统帅，1122年降宋，1123年到开封时被视为英雄，后来在燕京降金。

郭熙（约1001—1090）：神宗朝与哲宗朝的宫廷山水画家。

韩忠彦（1038—1109）：温和的旧法派，1101—1102年任宰相。

何执中（死于1117年）：徽宗的侍读之一，1105—1116年任宰辅。

赵桓（皇子）：徽宗的长子，生于1100年，1115年立为皇太子，1125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继位，此后被称为钦宗。见“宋钦宗”。

黄伯思（1079—1118）：参与徽宗收藏文物的工作，撰有关于绘画的重要著作。

黄庭坚（1045—1105）：著名诗人与书法家，苏轼的朋友，徽宗禁毁其著作。

蒋之奇（1031—1104）：徽宗继位第一年任知枢密院事。

赵楷（1101—约1130）：徽宗第三子，有艺术天赋，科举考试的状元。

李邦彦（死于1130年）：1121—1125年任宰辅。

李纲（1083—1140）：他劝谏徽宗退位，钦宗继位后成为一名重要官员，负责开封防御。他记录了亲身经历。

李公麟（1049—1106）：文人画家，备受徽宗赞赏，徽宗的《宣和画谱》收录他多幅作品。他还是青铜、玉器、绘画与书法的收藏家。

李诫（死于1110年）：专门从事土建工程的官员，受徽宗赏识，编纂了《营造法式》。

李彦：宦官，名列“北宋六贼”。

李煜（937—978）：南唐亡国之君，诗人、书法家与画家，受徽宗钦佩。

梁师成（约1063—1126）：徽宗朝的重要宦官。擅长艺术，监管土建工程。

林灵素（约1076—1120）：徽宗宠信的道士，神霄派的宗师。

刘皇后（1079—1113）：哲宗的第二任皇后。

刘昺（1100年考中进士）：音乐家。

刘混康（1035—1108）：上清派道士，离京时与徽宗有书信往来。

明达刘皇后（死于1113年）：徽宗的宠妃。1113年，刘氏去世，徽宗非常悲痛，追封其为皇后。

明节刘皇后（死于1121年）：徽宗盛宠的皇后，她去世后徽宗很悲痛。

刘正夫（1062—1117）：徽宗的二府官员之一。

马扩（死于1151年）：马政之子，宋派遣到金的使臣，并记录出使金的亲身经历，是一名积极抗金的宋军将领。

马政：宋派遣到金的使臣。

孟皇后/皇太后（死于1135年）：哲宗的第一位皇后，1096年被废；1100年，哲宗去世后复位；1102年再次被废；1127年，为了巩固高宗的皇位继任权再次复位。

米芾（1051—1107）：个性怪异的画家、书法家与收藏家，著有关于所见书画的著作。徽宗在位时曾短暂担任公职。

粘罕（完颜宗翰，1079/1080—1136/1137）：金国大将，金太宗阿骨打的侄子。

宋钦宗（1125—1127年在位）：徽宗长子，徽宗退位时继位，被金兵俘虏。见“赵桓”。

任伯雨（约1047—1119）：徽宗继位初年的旧法派言官。

宋仁宗（1022—1063年在位）：宋朝的第四位皇帝。

宋神宗（1067—1085年在位）：宋朝第六位皇帝，哲宗与徽宗的父亲。

设也马：金将领，粘罕（完颜宗翰）之子。

赵似（1083—1106）：徽宗二弟，朱皇后之子，哲宗同胞兄弟。

司马光（1019—1086）：著名的政治家、史学家，新政的主要反对者。

赵偲（生于1085年）：徽宗幼弟，越王。

苏辙（1039—1112）：官员和文学家，苏轼的弟弟。

苏轼（1036—1101）：著名的诗人与散文家，反对新法。徽宗对他不满，下诏禁毁其著作。

宋太祖（960—976年在位）：宋朝开国皇帝。

宋太宗（976—997年在位）：宋朝第二位皇帝，太祖的弟弟。

谭稹，宋朝宦官统帅。

天祚（1101—1125年在位）：辽国皇帝，被金朝女真人推翻，并被俘虏。

童贯（1054—1126）：徽宗宠信的宦官统帅。

王皇后（1084—1108）：徽宗的第一任皇后，在徽宗登上皇位之前就嫁给了他。

王安石（1021—1086）：神宗在位时推行新政。

王安中（1076—1134）：徽宗在位时供职于朝廷，有文集传世。

王黼（1079—1126）：徽宗时任宰相。

王老志：徽宗宠信的道士与预言家。

王明清（1127—1204年以后）：南宋几部比较可信的笔记小说作者，其中包括许多关于徽宗、蔡京及徽宗朝若干人物的故事。

王诜（约1048—1103）：徽宗的姑父、画家与书法家、著名书画收藏家。

王文卿（1093—1153）：道士，神霄派的支持者，林灵素被斥后受徽宗宠信。

汪藻（1079—1154）：任职于徽宗朝的秘书省，后在钦宗朝任职。

魏汉津（约11世纪30年代—12世纪初）：音乐理论家，建议重新制定音阶。

斡离不（完颜宗望，死于1127年）：金将领，完颜阿骨打之子。

赵俣（1083—1127）：徽宗的大弟，燕王。

吴居厚（1037—1113）：神宗朝与哲宗朝任转运使，徽宗时升任尚书右丞。

吴敏（1089—1132）：参与了徽宗退位。

吴元瑜：宫廷画家，花鸟画专家，徽宗在东宫时的绘画老师。

完颜吴乞买（1123—1135年在位）：女真大将，继承了皇位，后以金太宗著称。

向太后（死于1101年）：神宗的皇后，哲宗与徽宗的嫡母。1100年她决定让徽宗继承皇位，并与徽宗共同执政六个月。

徐知常：宫廷道官，由林灵素举荐给宋徽宗。

唐玄宗（712—756年在位）：唐朝皇帝，缔造了开元盛世，安史之乱开始后退位。

杨戬（死于1121年）：位高权重的宦官，参与建筑工程。

叶梦得（1077—1148）：徽宗在位时曾任职于多个机构，著有《紬书阁记》。

耶律淳（死于1122年）：辽皇室成员，1123年登上皇位。

宋英宗（1063—1067年在位）：宋朝第五位皇帝，神宗的父皇，高太后的丈夫。

宇文虚中（1079—1146）：批评与金结盟，与徽宗商议退位之事。

曾布（1035—1107）：徽宗继位时任知枢密院事，后升至宰相。

张邦昌（1081—1127）：徽宗退位时的二府大臣。受金朝安排的傀儡皇帝。

章惇（1035—1105）：哲宗去世时为相，徽宗统治早期被罢免。

张瑴（一作张珏，死于1124年）：原为辽朝将领，先降金朝，后于1124年投降宋朝，导致宋金关系出现严重危机。

张商英（1043—1121）：徽宗的宰相之一。

张虚白：道士。

赵良嗣（死于1126年）：叛辽降宋，在宋金结盟的谈判中发挥了重大作用。

赵令穰（约1070—1100）：宋朝宗室，画家和艺术品收藏家。

赵挺之（1040—1107）：徽宗的宰相之一。

郑居中（1059—1123）：徽宗朝的高官。

宋真宗（997—1022年在位）：宋朝第三位皇帝，太宗之子。

宋哲宗（1085—1100年在位）：宋朝第七位皇帝，神宗的儿子，徽宗的哥哥。

朱太妃（死于1102年）：哲宗的母亲。

朱皇后（死于1128年）：钦宗的皇后，被囚禁后自杀。

朱勔（1075—1126）：负责为徽宗的庭院收集奇花异石，因贪得无厌而遭人憎恨。

邹浩（1060—1111）：反新法派，被哲宗流放；徽宗在位时将其召回，不久列入奸党名单。

宋朝帝后年表

初涉国政（1082—1108）

第一章 长在深宫（1082—1099）

朕时尚幼，哲宗最友爱，时召至阁中，饮食皆陶器而已。

——徽宗，1102年回忆

元符三年（大致相当于1100年）正月十二日，宋徽宗的人生发生了重大的转折。［1］他的哥哥哲宗皇帝二十三岁（二十五虚岁），生病数月，御医治疗无效，在这一天驾崩。［2］哲宗在世的兄弟有五人，由于没有指定继承人，哲宗的嫡母向太后（哲宗之父神宗的皇后）便选定排行第二的徽宗继位。徽宗从未接受过继承皇位的训练，但在他十七年的时光中有十五年是在宫中度过的，皇帝要做些什么，他颇有了解，尽管他从来没有想过自己会被要求履行皇帝的职责。

宫廷生活

在皇宫中成长是什么样的呢？跟全国其他地方都不一样（图1.1）。对那些从未进入皇宫的人来说，最引人注目的是环绕皇城五公里的砖墙。宋朝皇宫的规模比今天北京的紫禁城稍小，沿着高大厚重的城墙，修有七座城门、四座六十米高的角楼作为防御。最壮观的城门是正南的（皇宫正门）宣德门。宣德楼是一座雄伟的门楼建筑，上层两边有朵楼，屋顶上覆有灿烂的琉璃瓦。这座门楼的五座大门上了红漆、装饰有金钉，砖墙上则雕镂着龙、凤、云彩，栋梁上也都有雕刻或彩绘。［3］

宣德门是皇帝内宫与开封城民众、甚至与整个宋帝国之间的标志性分界线。皇帝利用宣德楼的象征意义，定期出现在城楼上，以示对臣民的关心。每年正月元宵节，皇城对面的御街就变成一个庆祝节日的场所，皇帝与一些宗室成员会来到宣德楼，在城楼的二层观看表演。此外，皇帝在效坛祭祀天地之后，也要登上宣德楼宣布大赦。［4］

皇宫通常也称“大内”，类似于寻常百姓家里禁止陌生人进入的内宅，家里的妇女和仆人可以在里面随意走动，不用担心外人侵扰。皇帝的侍仆中包括公务员即大臣，大臣手下的胥吏，画家、天文学家与御医等专业技术人员，宫女、宦官等贴身仆人，还有给皇帝担任警卫的禁军。皇城中为皇帝的各类侍仆留出了不同的区域。皇城内有两条大道，一条东西向，一条南北向，将皇城划为三块大的区域。东西向大街从西华门一直通往东华门，将皇城一分为二：前部（南面）主要是大臣和文职人员办公的地点，后部（北面）多为住宅区。可以进入皇城前部礼仪空间和办公区域的官员，不能从正南门进入，那里只有皇帝与皇后才能走，他们只能从别的门进去，如右掖门，而且大部分官员必须下马步行入内。

在南部的中央，坐落着皇宫内面积最大也最正式的宫殿，即大庆殿，用于举行新年朝会等重要的国家典礼。大庆殿在重大典礼时可容纳两万多人，六座殿门均可通往大殿。大殿面阔九间，长约五十米，东西两侧各建有一座角楼，有五间长，东西角楼的排列使人觉得犹如寺院中结构对称的钟楼。主殿后是另一座大殿，东西廊各长六十间，皇帝在典礼期间使用。［5］

大庆殿往东，伫立着秘阁，该建筑群约藏有四万册书籍。大庆殿往西是另一座大殿文德殿，殿前矗立着钟楼与鼓楼，用于报时。从皇城的后门开始，一条南北向的大道一直纵贯至东西向道上，把皇城后半部分为两个区域。文德殿后面的垂拱殿与紫宸殿有时也会被用作庆典场所。早在徽宗父亲在位时，四位著名画家就奉诏在垂拱殿的屏风上作画，每人画一面。这几位画家也奉诏在紫宸殿的屏风上作画：艾宣画四只鹤，崔白画竹，葛守昌画海棠花，郭熙画岩石。［6］身居高位的大臣常常出入这些大殿。皇帝最亲近的顾问与大臣——被称为两府——每天在文德殿朝见皇上。每隔五日，数十名官员在垂拱殿觐见。此外，还有多达数百名官员要每月觐见两次，第一次是每月初一在文德殿，第二次是每月十五在紫宸殿。此外，皇帝还会定期邀请大臣赴宴，这时他们也可能要去别的大殿。［7］

图1.1　汴京宫城

这些朝会大殿的西面是中央决策机构的办公地点，尤其是三省与枢密院和翰林学士院。附近还有御史台与谏院，这两个机构的官员被称为“言官”，因为他们的职责是对行为不端的官员、错误政策进行批评，并直言进谏。这些办公地点是官员工作、文书存档和抄录奏疏与诏书的场所，排场自然比不上皇帝主持典礼的大殿，但也不一定会破旧狭窄。翰林院共有十间建筑：其中一间供文职人员办公用，翰林学士四间，信使和待诏各一间，两座御书楼，还有被称为玉堂的正中大殿。装饰玉堂内壁的是几位有名的艺术家。10世纪80年代，董羽在东西屋壁上画了波涛汹涌的海浪，每幅长达十八米。几年后，画僧巨然在北墙上画了一座云雾笼罩的山峰。1030年，大臣晏殊将自己所画的六曲山水屏风送给翰林院。如果皇帝临幸，屏风就置于皇帝御座之后。据当时的人说，这些画整个看上去会使人感觉自己置身于海上的仙岛，传说那些岛上住着神仙。［8］

宋徽宗孩童时期的大部分时间应当是在皇城的后面度过的，那里多为住宅和精致秀丽的园林。在徽宗的父皇神宗在位期间，宦官宋用臣监督整修了后苑的瑶津亭。他从南边几百公里外的杭州运来一座独特的亭阁，还挖了一个新池子。池子里没有荷花，宋神宗感到很失望，宋用臣请神宗次日再来，随后将城里所有盆栽荷花悉数购入宫中，种在池塘里。第二天宋神宗亲临，看见满池的荷花，龙心大悦，于是让他最喜欢的画家郭熙为此亭阁作画一幅。宋神宗青睐的另一座花园在睿思殿，这里树木环绕，溪流潺湲，夏季极为凉爽。郭熙为睿思殿所绘之松岩壁画也大获成功，引来宫里的人题诗数百首。［9］

文官在皇宫里是皇帝最高级别的侍仆，但他们的人数还不是最多的。两千多名禁军在皇城值守，把守皇城城门的出入，并担任皇帝的护卫。皇城中还有1069名厨师及帮工，里面所有人一日的饭食需要数千斤面粉，每年需要几万只羊、三十二吨糖。［10］

为了管理文件，文官手下配备数千名书吏。这些书吏的职业发展道路与文官截然不同，他们可能要在同一办公地点工作数十年，可以想见，他们的子辈到了年龄也会从事类似的工作。有一类技术专家，例如天文学家、医生与画家，比书吏身份稍高，但地位仍比不上普通文官，他们的办公区域集中在皇城后部的东侧。［11］

官员、书吏与技术专家只是在皇城里工作，晚上通常要回到自己家中。除了这些每日出入皇城工作的人员外，还有数千名侍仆在皇城内过夜，人数最多的是尚书内省雇用的几千名妇女。［12］皇宫里的女人都不能向南越过东西大街，但被派去服侍皇室的那些侍仆，要频繁来往于北面三分之二宫殿群内的各个庭院。不过，其中有数百人不属于贴身侍仆，因此只是留在东北侧的服务场所，那里主要用来制衣与洗衣，储存用餐与仪式的器物。

与在行政和军事领域任职的男性一样，宫女也有自己的封号及衔级制度，但这种对等是虚假的，因为宫女也是皇帝的潜在伴侣。宋徽宗在1082年出生时，父亲神宗已经即位十五年，当时神宗除了妻子向皇后之外，还有十三位配偶。［13］神宗的配偶似乎全部是从侍女中选上来的。

神宗主要住在皇城西北区域中央的福宁殿，就在他召见大臣的垂拱殿后面，而皇帝的母亲、祖母与配偶居住的宫殿则随着时间推移不断变化。徽宗年幼时，宫中地位最高的女性是神宗的母亲高太后，神宗在位时她居住在宝慈宫，神宗建议为她修建一座更大的宫殿，高太后并不赞成。神宗的妻子向皇后住在隆佑宫。［14］除了皇后与太后，这里可能还住着大约五十名皇亲，均有各自的宅邸与仆人。这些亲属包括神宗的继母、继祖母（神宗之前的历代皇帝遗留下的嫔妃），神宗自己的嫔妃、子女、两个兄弟及其家眷。

宫中大部分内务工作宫女都能做，但并不是全部：要跨越男人世界与女人世界，就用得着宦官了。自古以来，宦官在宫廷事务中一直发挥着作用，作为皇帝的贴身随从，他们有时还会凭借这一身份，取得支配地位。9世纪唐朝时，宦官控制着接近皇帝的渠道。为了不让此类事件重演，宋朝统治者严格限制宦官人数：宋朝初期设定尚书内省与内侍省宦官的总数为180人。［15］

宦官与宫女一样，也有自己逐级晋升的职业道路。最高级宦官的职责远远不止是送信，他们可以被派出宫城甚至京城，并委以重任，例如检查各路的军事活动或税务征缴，少数宦官甚至成为军队统帅，还有一些奉命掌管普通官员与文职人员构成的政府机构。宦官还要记录并审查宫殿内的官库。内藏库是保管皇室奉宸库资金的官库之一，贮存着钱币、黄金、白银与丝帛等宝藏。其他官库贮存皇宫人员使用的物品和礼品，例如茶库与柴炭库、油醋库、存放典礼礼服的仪鸾司，以及贮存来自朝贡外交使团的香料、药材、象牙的进口香药库。［16］

宋徽宗出生时，宫中最有势力的宦官是石得一，他被派去修建尚书省的新房屋，共有四千间，工程于1082年年中开始，翌年年末完成。宫廷画家郭熙负责在很多屋壁和屏风上作画。［17］

宋徽宗的直系亲属

徽宗于1082年阴历十月初十出生在神宗寝殿福宁殿东侧的偏殿内，母亲被封为陈美人（后追封钦慈皇后）。［18］他在神宗的儿子中排行十一，不过实际上倒并非无足轻重。邢贤妃在1071、1073、1077与1078年分别生育了四位皇子，但没有一个活到1082年之后。宋婕妤在1069年与1077年生育的两个皇子也是如此。在宋神宗的前十个皇子中，只有三个活到了三岁，仅有一个活到了五岁。徽宗出生时只有三个兄弟姐妹，分别是：八岁的姐姐贤穆，七岁的长兄哲宗，哥哥佖当时是三个月大的婴儿，但是鉴于以往婴儿死亡率，几乎可以不算在内。这些皇子中，没有一个是向皇后所生。向皇后在1067年生下一位公主，但在1078年，十二岁的公主就离开了人世，此后向皇后再未生育。皇位继承权总是沿父系承袭下去，在继承皇位方面，皇后生的儿子要比嫔妃生的儿子更受偏爱，同时也会考虑年龄。皇后的长子通常会被选为皇位继承人，但也不是非如此不可，皇帝可以将任何一个皇子立为皇储。

徽宗是陈皇后生的第一位皇子。陈皇后多年前入宫，是一名普通宫女，徽宗出生不久才首次被封为美人（毫无疑问是因为她生了徽宗）。鉴于皇室子弟的存活率很低，我们可以推断她必然是费尽心思，确保儿子得到最好的照顾。从我们所了解的徽宗这段时间被照料的情况看，至少三位宫女担任过他的奶妈。［19］

徽宗出生时，父亲神宗三十四岁，事实证明他是一位在“新政”旗帜下指导政府活动巨大发展的激进皇帝（图1.2）。虽然徽宗后来很认同父亲，但绝不可能真正记得他。徽宗还在蹒跚学步时，神宗就已病入膏肓。1085年三月宋神宗驾崩，徽宗才二十八个月大。

神宗去世后，徽宗的哥哥哲宗继承皇位，时年虚岁十岁，根据西方算法则只有八岁，因为他出生于1076年的阴历十二月。前一年，在集英殿的一次宴会上，他被介绍给朝中主要的大臣，直到神宗去世前四天才正式立为皇储，据说当二府官员提出此建议时，哲宗病中的父亲点头同意。宋神宗有两位成年的兄弟，都是高太后的亲生儿子，但皇位继承权由父传子的原则根深蒂固，既然神宗有儿子，两位兄弟就不会被考虑立为继承人。［20］就祭祖仪式而言，每个皇帝都需将皇位传给可以在太庙祭祀他的儿子。

图1.2　宋神宗画像（无名氏），绢本设色，立轴，纵五尺二寸九分二厘，横三尺四寸三分二厘，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

哲宗冲岁即位，人们期望有位摄政来做实际的决策。在宋朝早期，神宗的祖父仁宗在十岁继承皇位时，仁宗父亲的皇后，即其“嫡母”担任了摄政的职责。［21］哲宗的母亲是朱德妃，地位不及嫡母向皇后。但向皇后的地位又低于她的婆婆、时年五十四岁的高太后。最终，高太后担当了哲宗的摄政。

高太后在处理宫廷事务方面经验丰富。她生于名将之家，母亲是宋仁宗曹皇后的姐姐，因此自幼便在宫里长大。高太后十几岁时被选中嫁给皇帝的一位宗亲，结婚后离开了皇宫。但是，大约十五年之后，高太后的丈夫被过继给没有子嗣的仁宗皇帝，并登上了皇位，被称为宋英宗。英宗在位仅四年就驾崩了，长子神宗继位。作为母亲，高太后对儿子神宗影响不大，她有时恳求神宗改变政治决策，但是毫无效果。［22］然而，神宗去世后，她成为摄政者，可以按自己的心意支持那些反对神宗新政的大臣了。

即使哲宗的祖母可以替代他选择大臣和制定政策，却无法取代哲宗在葬礼上的位置，因为仪式规定由儿子为父皇举行葬礼。哲宗是长子和太子，要扮演特定的角色，而徽宗与弟弟们也必须出席所有大的葬礼仪式，长达九个多月。修建陵墓大约花了七个月，其间灵柩被安置在皇宫，不论是皇帝宗室还是朝中官员，都要依次走近灵柩以示哀悼。［23］

对宋徽宗而言，母亲陈美人的离世，至少是与父皇驾崩同样的重大变化。1085年十月，宋神宗的灵柩被送出皇宫、葬于皇家陵墓，当时徽宗刚满三岁，陈美人守护着神宗灵柩一同前往，并留在陵殿中举哀。她最终也没有再回到皇宫。根据史书记载，陈皇后留在陵殿，沉浸在对神宗的追忆中，日渐消瘦，最后形销骨立。她身边的侍女劝她吃饭或服药，她就对侍女们说：“得早侍先帝，愿足矣！” ［24］

父皇的灵柩从皇宫中送走后，徽宗的生活就安定下来，变得相当平静。在接下来的两三年里，从1085年到1088年，宫廷中发生了很多事情，因为徽宗的祖母罢免了曾在神宗手下任职的大臣，代之以主张废除新政的大臣。当然，徽宗此时还太小，对正在发生的事情毫无察觉。

在五六岁前，徽宗的世界应该就是女性聚居的后宫，其中有他的继母、继祖母甚至继曾祖母，更别说众多年轻的宫女与几十位乳母了，她们有的照看婴儿，有的被留下继续担任皇子的保姆。她们会从所照顾的皇子身上寻找一些预示着他们长大后聪明、有教养的迹象。徽宗的一位皇兄被描述为形貌姣好、聪明伶俐，但只活到了四岁半。“初未能言，保姆常指屏间字，一再过辄识之。暨渐长，其方瞳丰角，日益美茂。而态度庄重，绰有成人之风。不甚嬉戏，故亦罕忿怒。” ［25］据说，这位皇子突然生病，神宗每日早晚都要来探视。小皇子离开人世时，神宗极为伤心。

徽宗共有八位继母，都是为神宗生养过孩子的后妃。第一位是向皇后，徽宗的嫡母，神宗的妻子。邢皇后在1068年获得了第一个封号，张婕妤与宋皇后在1069年第一次被册封；然后是德妃，即宋哲宗的母亲，生育一位皇子并获得相应的封号；接着是林婕妤、武贤妃与陈皇后。

宋徽宗四岁时就已经有了三个弟弟（俣、似、偲）与四个妹妹，但都不是徽宗的亲母所生。［26］有三位兄弟与徽宗的年龄相差无几：赵佖比他大三个月，弟弟赵俣比他小十一个月，赵似比他小十四个月。［27］另外，神宗的遗腹子赵偲，也只比徽宗大约小三岁。按照中国人的虚岁计算，赵佖与徽宗年龄相同，赵俣与赵似比他小一岁，赵偲小三岁。与徽宗一样，赵俣与赵似也是幼年丧母，赵俣与赵似的母亲于1090年去世。尽管在世的继母之间可能争过宠，但在神宗去世后，她们也没有什么理由再激烈相争了。神宗去世后，这些女人现在全都是寡妇，没必要再为了得到共同丈夫的青睐而争斗不已。尽管妃嫔们都想讨得高太皇太后和向太后的欢心，但皇位不再是她们争夺的关键，因为下一任皇帝将是哲宗的儿子，而不是她们谁的儿子。

即使徽宗年纪尚幼，我们也可以想象到，乳母每天会带他去拜见祖母高太皇太后和嫡母向太后，可能还有他的哥哥哲宗。正如本章题记所示，徽宗曾回忆说，哲宗对弟弟们非常友好，与他们一起使用陶制餐具，而不是用更昂贵的金属器皿与漆器。［28］

徽宗和他的兄弟还会定期获得品衔、封号与特权上的晋升。徽宗只有十二个月大时，就被封为食邑三千户、实封一千户的宁国公。1085年，徽宗第一次被封王，从那以后，他的封号级别与封地规模每隔一段时间都会增加。例如在1095年，徽宗与赵佖十四岁，赵俣与赵似十三岁，赵偲十一岁，当时在明堂举行仪式之后，他们都获得了晋升。两位年长些的皇子食邑八千户、实封二千五百户，接下来的两位食邑七千户、实封二千三百户，最年幼的一位食邑五千八百户、实封一千九百户。［29］

娱乐活动

宫殿与皇家庭院里满是让孩子着迷的事情，令人尤为兴奋的娱乐是马球。在空旷场地的东西两侧各竖起高十尺、宽约一尺、固定在石莲花座上的狭窄球门。记分员手握一面红色小旗，球一旦射中球门，记分员就举起小红旗。在场有乐师制造节日般的热烈气氛。队员从亲王、驸马、宗室、朝中近臣中挑选，骑的是训练有素、装饰华丽的马。左边的选手穿黄衣，右边的穿紫衣，以示区别，皇帝指挥骑马的选手上场，乐队鼓乐齐鸣。比赛开始前，皇帝与选手举杯祝酒，然后，皇帝击球后离开球场。每次球射中球门，观众就发出欢呼，得分的选手会下马向观众致谢。［30］

小孩子也喜欢过元宵节。元宵节是在阴历正月十五，这一天京城居民都会挂出装饰精美的灯笼，然后流连街头，观赏别人的彩灯。皇宫里的人来到宫城正南的宣德楼，登上几层高的城楼，观看元宵节的盛况。［31］郊祀祭天仪式每三年举行一次，宣德楼也是一个观看筹备工作的好去处。为了准备祭天所需的七头大象、驯象师和乐师，会提前演练祭天仪式，即使这时也吸引大批人群前来观看。［32］精明的商人在集聚的人群中出售大象的图片，还有用木头或陶瓷制作的大象模型。

在郊祀祭天的当日，也有不少场面值得观看。大约两万人在大庆殿的宽敞庭院里列队站立。为了按时完成准备工作，一名太史局官员站在鼓楼上观测刻漏，每小时奏报一次。队中不同身份的人穿着色彩鲜艳的各类服装，好让观者区分宦官、官员与卫兵。文官穿着红色朝袍，从官帽样式可以分辨出各自的官职。作为皇子，徽宗佩戴一顶九旒冕，级别最高的大臣也佩戴同样的帽子，但级别较低的官员帽子上旒的数量会比较少，最少的只有两条。（参见彩图二 ）

队伍中举着的旗、旌和幡同样色彩斑斓，还有绘有风、雨、雷、电、木星、火星、土星、金星和水星、白鸟及凤凰图案的三角旗。行进队伍在三更时分就要离开皇宫。在徽宗十岁那年，著名大臣苏轼担任卤簿使导驾，负责郊祀列队行进。苏轼上奏，在仪式举行到一半时，有十余辆后妃乘坐的红色伞盖车跟在皇家郊祀队伍后面，争道抢行。在苏轼看来，妇女不应当参与这类祭祀典礼。后妃中道迎谒已经成为一种惯例，本来就够糟糕了，又在祭祀完成之前出现在祭祀仪式队列中，简直让人难以接受。据说哲宗读了奏章后，派人将奏章呈递给高太皇太后，自那之后，仪式过程变得庄严肃穆多了。［33］

徽宗童年时参加的所有庆典中，最令人感到欢快的就是哲宗的婚礼。英宗与神宗登基时已经结婚，因此，自仁宗在1024年结婚之后，皇宫中已经近七十年没有见证过全套的皇家婚礼了。高太后开始提前为哲宗大婚做充分规划。她从适合的人家中挑选出一百多名女孩，将她们带进宫，最后选中了一名姓孟的女子，认为只有她配得上皇后称号。［34］ 1090年，哲宗十三岁时，高太后宣谕数名王公大臣研究皇室大婚礼仪的先例，并预备详细的仪式步骤。

1092年四月，哲宗十五岁半，皇宫为他举行了六天多的婚礼仪式。第一天，徽宗与其他皇子随同皇室宗亲、王公大臣，身着红色朝服，齐聚文德殿，按照古代婚礼的步骤，实施“纳采”与“问名”等礼仪。四天后，在其他准备仪式完成之后，奉迎使前去迎娶新娘。奉迎使返回时，官员们再次身穿红色朝袍前去迎接。一些官员列班于宣德楼外，在奉迎新娘后与举办婚礼大典的间歇，他们要在那里依仪式行礼。在专门准备的殿堂内，孟氏的父母依照传统的礼仪辞令与她话别。随后，孟氏被迎入皇宫，一路上有时坐轿子，有时乘马车。每座殿门都有官员和宗室列队迎接，最后皇后来到福宁殿。哲宗身穿庄严正式的纱袍，头戴通天冠，已经在那里等候。余下的仪式，包括礼仪规定的三次饮酒，由几位宫中侍从伺候完成。［35］

教育

在这些年中，徽宗准备过什么样的生活呢？皇帝的兄弟们的处境很尴尬，试图废黜皇帝的大臣会主动接近他们，因此让皇子拥有实权非常危险。然而，文化价值观强调对皇帝与其兄弟们共同母亲的孝道，更不要说还有手足之情，这就要求皇帝友好地对待众位兄弟。在宋朝，皇子并未被授予实质性的政治军事职务，也不会统领军队与管辖府州。他们被赐予充足的俸禄与所有象征性的高等特权，比如有权拥有大批扈从，或佩戴能显示其地位的服饰。但他们必须避免给人留下怀有政治野心的印象。任何皇帝都无法容忍皇位的潜在竞争者周围聚集着野心勃勃或诡计多端的大臣。

皇子们要证明自己没有政治野心，一个办法是尽可能地以种种迹象表现自己享受放纵的生活——纵情于酒色犬马。放荡的皇子是一种被认可和理解的社会类型。

皇子还有一种方式来消磨时光，那就是钻研学问与艺术，这正是神宗的两个弟弟（徽宗的叔叔）赵颢和赵頵选择的道路。作为高太后留在世上的儿子，赵颢、赵頵在哲宗朝的后宫女眷中很受欢迎。事实上，他们屡次请求搬出皇宫住进自己的宅邸，但因为神宗每每拒绝，徽宗的这两位叔叔在成年很久后仍住在皇宫里。他们只需履行一些不重要的礼仪职责。赵颢的碑文中记载，神宗每次郊祀，以及两次明堂祭祀时，都由他担任亚献；此外，赵颢偶尔会代表神宗主持太庙祭祖。［36］既然徽宗逐渐意识到自己身为皇帝弟弟，毫无疑问，他会特别留意这两位叔叔，因为他们为他提供了一个也许可以效仿的范例。

赵颢和赵頵都对宗教感兴趣。据说赵頵“喜浮屠、老子之言，撮其精要，刻板流布”。赵颢尤其痴迷佛教，代表皇帝参加了重大的佛事。他还喜好医书，并自己配制药方。赵颢精通书法与箭术，对音乐兴趣浓厚。有一年，他曾为元宵节的娱乐活动创作了一些曲子。他还热衷于收藏善本图书，神宗鼓励他这种兴趣，每次得到异书，都会派人给他送去。［37］赵頵在书画与医学上也有同样的兴趣。他的书法作品中包括几种不同字体，画过花、竹、蔬、果、虾、鱼、古木和江芦等作品。他编著了一本名为《普惠乘闲集效方》的医书，还用自己存的药材配制药方，为人治病。赵頵的妻子王氏也擅长绘画，据说她在十六岁嫁给赵頵后，便醉心绘画与文学，而不是珠宝等奢侈品。赵頵于1088年去世，徽宗当时才六岁。赵颢是在八年后的1096年离世，因此徽宗有更好的机会来了解他。赵頵与赵颢都有好几个儿子，是与徽宗年龄相仿的堂兄弟。［38］

不过，在徽宗培养这些与叔叔婶婶相同的雅好之前，必须先精通标准的文学课程。11世纪80年代末，为了确保哲宗接受全面的儒家教育，朝廷中很多人做出了努力，徽宗所接受的教育类型可能在某种程度上也受到了下面这件事的影响。六十多年前专门为年幼的仁宗编写的三本图文并茂的书籍，也都给哲宗重新印制出来了。其中一本关于历史上著名的君臣，一本囊括了宋初三朝发生的一百件大事，最后一本共有三十卷，用插图描绘了郊祀队伍使用的各种物品，如旗幡、旗帜和装饰华丽的车辆等。当时还多印了一些卷册，分发给各王宫及众高官，徽宗的早期教育中所用书籍很可能就包括这些。［39］

哲宗的一位老师范祖禹编著了八卷本的《帝学》，通过讲述早先帝王的轶闻，来说明伟大的帝王尊师重教，笃好学问。这本著作如今依然存世，书中对所有用兵的先例一概不提，帝王不会由于行事果断、开疆拓土或提高人民福祉而受到称赞，而是因为遵从师教而被褒扬。例如，后汉开国皇帝光武帝邀请儒生入宫，指定五经博士，聆听他们的讲解，并亲临他们讲学的太学，因此备受赞扬。在打败所有敌人后，光武帝就对军队只字不提。太子询问军事战略时，他的回答是：卫灵公询问孔子军队部署的问题时，孔子就曾表示反对。［40］在宋朝早期的皇帝中，范祖禹着重介绍了仁宗，因为正是在仁宗时期，儒家学者给皇帝讲学形成了制度。［41］

1091年，徽宗九岁时，有位翰林学士为宗室和皇子的教育提出一个方案。根据最终方案：皇子从八岁到十四岁，每天要背诵二十个字的段落若干。每年还要对他们的进展进行考试。［42］ 1093年二月，徽宗十岁时，高太皇太后决定让皇子们到宫外就学，并在以前一位皇子的住处设立了学舍，两名大臣担任老师，四名宦官负责管理。大约六周之后，皇子们开始学习，哲宗给每人颁赐“九经”一部，还有儒家大师孔子、孟子、荀子与扬雄的著作。［43］

在1095年，哲宗请高官推荐德高望重的长者担任皇弟们的侍读。徽宗的侍读中有三位是知名的学者，傅楫、朱绂和何执中。三人都有文官职位，前两位早在将近三十年前的1067年就获得了官位。三位侍读都是南方人，傅楫与朱绂都来自福建路仙游县，何执中来自稍北的今浙江境内。傅楫和何执中早年都曾经担任地方官，后于11世纪90年代来到京城。从1087年开始，朱绂担任皇宫的“大小学教授”。1094年，章惇升任宰相，朱绂被召入宫中，向哲宗讲授有关“正心、诚意、知人、安民”的道理。［44］接下来四年，他一直担任皇宫侍讲，并两次获得提拔。

傅楫或许是三位侍读中最致力于儒家学问的，他年轻时曾师从著名的儒家学者，还娶了老师的女儿为妻。他在二十年间游宦各地，收集了大量的藏书。此后四年，傅楫一直任太学教授。在傅楫作为皇子侍读的五年间，建议对现有的课程进行改革，在他看来，皇子的教育一直强调书法和作文，却牺牲了经典教育。傅楫认为皇子教育应该关注美德与礼仪，而不是书法这样的小道。傅楫请求朝廷同意他的方案，将授课内容限定在探讨《论语》、《孝经》与《孟子》的范围内，不再关注唐诗与诗歌创作。［45］徽宗的侍读还向徽宗和其他皇子讲授基本的历史知识，尤其是可以从中汲取明确的道德教训的事件，如秦始皇与隋朝亡国之君（隋炀帝）等历史上有名的挥霍无度的统治者，都建造了奢侈的宫殿与庭院。儒家关于节制的教导一定常常与他们实际所处宫殿的富丽堂皇之间存有矛盾。

哲宗婚后不久，又发生了一次巨变：掌握皇宫实权的高太后在1093年九月初三去世了。高太后不信任十六岁的哲宗的治国能力，在病床上召见了范祖禹等几位值得信赖的大臣，要求他们如果哲宗在她死后试图推翻她的政策，一定要抵制。［46］事实证明，高太后的怀疑是正确的。没过多久，哲宗便决定罢免祖母的重臣，开始恢复父皇神宗的新政。

开封府

宋徽宗开始师从宫外的老师之后，就有更多机会了解环绕皇宫的这座城市。尽管皇宫已是富丽堂皇、人口众多，但徽宗这位年轻皇子终于能更自由地走出皇宫，到京城开封府这个更大的世界，一定还是感到异常兴奋。

开封府是一座十分值得探索的城市。［47］与它之前和之后的大城市一样，开封府也汇集了形形色色的人群：最有权有势的人和一贫如洗的人、长住居民和初来乍到者、文人和商人，以及兵士和学生。开封府是一座庄严的城市，因为这里是皇帝居住的地方和举行重要仪式的场所，这些都不断地确认并再塑皇帝作为上天与芸芸大众之间的中介角色。开封府也是一座军事堡垒，不仅有高大的城墙、环绕四周的护城河，城内军营里还部署着约三十万军队。这些将士及其家眷是城市居民的重要组成部分。［48］

从开封府的外形可以看出，最初，这是一个州郡的治所和商业活动中心。唐朝都城长安从一开始就规划成大城市，城墙每边约九公里长，城内对称分布着宽阔的大街、环绕防御设施的围墙，以及政府组织监管的集市。与长安形成对比的是，开封府从一座州郡治所发展而来，既没有环绕防御设施的城墙，也没有进行买卖交易固定的场所。

旧城被城墙包围，每边城墙不足三公里，但在955年（几年后宋朝才建立），旧城的城墙之外已有很多人居住，因此就新建了一圈外城墙。外城墙边长约七公里，共有二十一座城门（参见图1.3）。新城墙将开封府的规模扩大了三倍。白色的外城墙高达十二米，周围环绕着一条三十米宽的护城河。在宋徽宗童年时代，护城河被扩建至宽七十七米、深约五米。［49］当时，开封府的居民已经有一百二三十万。［50］长安城的人口规模也差不多，但却分散在一个更广阔的区域，因此开封府的人口密度大约比长安城高出百分之五十（开封城的面积为四十九平方公里，长安城的面积为八十四平方公里）。［51］

汴河是城内外连接大运河的主要水道，它自西向东横贯开封城，再通过大运河将开封府与扬州、杭州等南方重要城市相连。大米与其他谷物通常用船运入开封城。1072年，日本僧人成寻曾游览开封府，他对汴河上“千万”运货的船只赞叹不已。［52］货物也从开封城门运入，比如数以千计的猪每天就由猪倌驱赶着进城。由于经营特定商品的商贩喜欢相互为邻，便不仅形成了专门买卖金银的街巷，还有一个汇聚了鹰隼商贩的客店。

图1.3　开封府

具有象征性意义的是，开封府最重要的街道是御街，从宫城南面的宣德楼开始向南，经过内城朱雀门，然后到郭城南薰门。高大的朱雀门有一百五十多米宽，顶部建有一座城楼。御街上各类店铺鳞次栉比，有士兵昼夜巡视。

宫廷外的娱乐昼夜不停。勾栏、酒肆、客栈、茶馆与妓院在瓦子（娱乐区）云集。孟元老写道，有勾栏五十余座，其中莲花棚、牡丹棚、象棚与夜叉棚各能容纳数千名观众。［53］即使是小小的酒馆，可能也有几个艺人为客人唱曲助兴。

在开封城找地方吃饭一点也不难。夜市有即食食品出售，像芝麻饼、香糖果子、团子、豆腐汤、螃蟹与蛤蜊。马行街的夜市尤其嘈杂，整条街灯火通明，以至于蚊子与苍蝇都会躲得远远的（或者人们是这么认为的）。白天的食物更丰盛。一家饺子店有五十多口锅灶，几十名小工和面、包饺子，将饺子下锅再盛出来。在规模大一点的市场里，小贩们用别具特色的音调叫卖货物，把卖东西变成了一种表演。大型餐馆可能专门经营地方菜系，例如四川菜馆“有插肉面、大燠面、大小抹面、淘煎燠肉、杂煎事件、生熟烧饭”。［54］

毫无疑问，徽宗偶尔也会离开皇城，去京郊的御苑，或者更远的皇陵。在内城正南门外的玉津园，每年都会举行射箭比赛，款待宋朝的北邻辽国使者。东京西城墙外的金明池最初是为水军演练而开凿，但事实证明，作为赛舟等水上游戏的场所更受欢迎。每年二月，金明池对外开放，城里所有人都可以去游览，欣赏春天的花卉。金明池边上种着垂杨，在那里散步是一件很惬意的事情。毋庸置疑，徽宗每年都会陪同哲宗游览金明池，禁军仪仗队骑马扈从，他们头上插花，手握金枪、刀剑，还有色彩绚丽的绣旗。在金明池内有“大旗狮豹，棹刀蛮牌，神鬼杂剧之类”。［55］商贩们也会摆设摊位，售卖酒、茶、汤、米粥、果子和纪念品，还有碰运气的游戏与其他形式的赌博。金明池水面上的小船搭成杂技演员与木偶戏的表演舞台，所有表演都有音乐伴奏。但是，金明池上最主要的活动还是大龙舟争夺锦标的划船比赛。长三十丈的龙舟上为哲宗安了一把龙椅，后面摆放一面绘有游龙戏水的屏风。妃嫔们可以在閤子里观看喜庆活动。［56］

徽宗通常与大多数官员一样，骑着马游览城市，身边总是带上几名侍卫。他肯定踏访过开封城内一些别具特色的佛寺与道观。有些佛寺中有佛塔等建筑，高高耸立，成为天际线上的标志。皇宫西南的太平兴国寺有一座七十四米高的佛殿，里面供奉着一尊巨佛。皇宫东北的开宝寺矗立着一座佛塔，高五十五米，遍体通砌琉璃砖。［57］

皇宫南门不远处是相国寺。这座佛寺由国家出资修建，皇帝经常亲临，有时是去赏灯，有时是去祈雨。在天圣节，朝中官员要去相国寺进香。相国寺也以其艺术品著称，包括一组五百罗汉的镀金青铜佛像。日本僧人成寻曾在1072年游历相国寺，他提到了主殿内一座高六丈的弥勒佛像。宋徽宗年轻时可能看过高文进绘制的五台山文殊菩萨与峨眉山普贤菩萨的壁画，可能也看到了晚近的崔白所绘的炽盛光佛与十一曜坐神的作品。［58］相国寺内每个月定期五次开放很大的集市，并以此闻名。商人经营各种各样的商品，有各自的摊位：买卖珍禽的在庭院大门口，卖马鞍子、马嚼子和刀剑的在另一个区域。还有商人出售蜜饯、毛笔、墨水、帽子、图书、古董和绘画，还有些人是占卜算卦的。［59］

要好好享受这座城市，徽宗就得在皇宫外修建自己的府第。1095年十月，当时赵佖与徽宗刚满十三岁，哲宗宣布五位皇弟不久将搬出皇宫。四个月后，将作监提交了修建五位皇子府邸的计划。他们的府邸将沿用先例，按序排列，年龄最大的在最东边。［60］这项工程大约花了两年时间，被委以主管之任的是李诫。李诫是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建筑师，在修建皇子府邸的几年时间里，他还编纂了现存最古老的一本建筑指南。

1098年三月二十日，十五岁的徽宗和赵佖搬进了各自的府邸。第二天，哲宗亲幸赵佖的府邸，次日又亲幸徽宗的府邸。同时，徽宗与赵佖的年俸也被定为丰厚的八千贯。［61］徽宗仍然经常回宫，参加频繁在朝堂上举行的仪式，包括盛大的新年典礼等重要活动，以及更常规的每月两次或五天一次的仪式活动。在这些仪式场合中，政府等级制度与君主政体极为壮观地展示无余。每个人都按序排列，从徽宗这样级别最高的亲王开始往下排。皇帝一登上宝座，包括亲王在内的所有人都要依次向他叩头，皇帝的最高权威也因此形象化地得到了巩固。徽宗偶尔也在皇宫外的仪式上代表王权。1098年，在最庄严的郊祀大典上，徽宗被选中担任亚献，这是徽宗幼年他的叔叔曾履行的职责。第二年，朝廷收复青唐，徽宗又奉命在太庙向祖宗报告这一重要的军事胜利。［62］

才华出众的朋友与熟人

徽宗一旦在皇宫外有了自己的府第，就可以更充分地融入精英社会群体，这个世界汇集了众多人士，他们全都家产殷富、饱学多识、才华出众、卓有所成或者交友广泛。在被称为端王的这段时间，徽宗较为自由。史料中记载了几件趣闻轶事。一则提到徽宗喜欢玩鸟，另一则记载了徽宗通常会从北门出宫，有位想结识他的年轻人就在北门等候，一见徽宗就下马行礼，最终徽宗对此人产生了兴趣。［63］

徽宗作端王时最有趣的一件事是对他踢球的描述。这则故事解释了徽宗如何认识最后官至殿前指挥使的高俅。

在殿庐待班，邂逅。王云：“今日偶忘记带篦子刀来。欲假以掠鬓，可乎？”晋卿从腰间取之。王云：“此样甚新可爱。”晋卿曰：“近创造二副，一犹未用，少刻当以驰内。”至晚，遣俅赍往。

值王在园中蹴鞠，俅候报之际，睥睨不已。王呼来前询曰：“汝亦解此技也？”俅曰：“能之。”漫令对蹴，遂惬王之意，大喜，呼隶辈云：“可往传语都尉，既谢篦刀之况（贶），并所送人皆辍留矣。” ［64］

派高俅去送篦子的王诜是徽宗的亲戚（徽宗父皇的妹夫）。王诜是一位书画收藏家和技艺娴熟的画家，他结交了当时许多重要的文化名流，其中最有名的是苏轼与米芾。［65］苏轼是著名诗人，并且直言不讳地反对新政。米芾是书画家、收藏家与鉴赏家，撰写了大量有关鉴赏书画的著作，其中也包括若干幅王诜的藏品。［66］王诜与苏轼交好，这使他卷入朝廷中改革者与反改革者之间的斗争。1070年代，王诜资助刻印苏轼的诗集，诗集中有一部分内容后来被当作证据，指控苏轼诽谤皇帝，王诜也被指为同谋，指控书中逐年列出他与苏轼过去十年的交往，记录了王诜多次赠送苏轼贵重礼物，为苏轼提供材料装褙画作，甚至借钱给苏轼用作外甥女的嫁妆。苏轼的诗词很受欢迎，这加重了言官的恼怒。言官控诉说：“道路之人，则以为一有水旱之灾，盗贼之变，轼必倡言，归咎新法，喜动颜色，惟恐不甚。”苏轼被流放，王诜如果不是公主（其妻宝安公主）恳求哥哥宋神宗保留他的官职，也会遭到流放。然而，第二年公主去世后，神宗还是将王诜贬官。［67］

1085年，王诜返回开封。对年轻的徽宗来说，姑父王诜特别有魅力，因为他认识很多名人，游历过全国各地，是一位卓然有成的画家与书法家，还收藏有全国最著名的书画作品。在此时期，徽宗也开始收藏，还帮助王诜得到了一幅他想收藏的画作。［68］

在王诜的影响下，徽宗开始自己作画。据蔡絛记录，徽宗还是皇子的那些年里，对他练习文人书画影响最大的是王诜、赵令穰与吴元瑜。［69］赵令穰是宋朝开国之君宋太祖的后裔（五世孙），因此是徽宗的远房亲戚（皇室宗族第五代的3488名成员之一，与徽宗的父亲是同代人）。赵令穰在京城拥挤的皇室宗族成员的住宅区中长大。宗室成员可以离京去祭拜洛阳半道上的皇陵，却不能随意到别处游历，据说赵令穰一辈子都处于这种对宗室成员的地域限制内。但赵令穰的确有大量绘画藏品可以借鉴。作为一名画家，他以山水画著称，风格大多体现了文人雅趣，例如水乡景色与“小景山水”。相比之下，吴元瑜不像王诜、赵令穰是文人画家，而是一位画匠，曾师从被公认为北宋最优秀的花鸟画家崔白。徽宗应该在皇宫里见过崔白画的屏风。［70］

图1.4　《烟江叠嶂图》，绢本，设色，纵45．2厘米，横166厘米，现藏于上海博物馆

王诜有两幅画作曾经被徽宗收藏，这两幅画幸存至今，并备受称赞。《烟江叠嶂图》（图1.4）描绘的是弥漫的云雾和依稀可辨的两艘小船，以及江边陡起的崇峦叠嶂。1088年，苏轼为此画题了一首二十八行的诗（赋诗十四韵），王诜看后步韵唱和，苏轼诗兴大发，又唱和一首，王诜则再次赋诗回应。在第一首诗中，王诜认同当时新出现的一项理论，认为绘画是一种适合于文人的艺术形式，还列举了一些他视为典范的士大夫画家。在给王诜的和诗中，苏轼也评论了绘画艺术，强调“画山何必山中人，田歌自古非知田”。作为恭维，苏轼将王诜比作郑虔。郑虔曾献给唐玄宗一卷诗、书、画，唐玄宗署尾亲题“郑虔三绝”，指的就是郑虔的诗、书、画。［71］

徽宗从王诜及其圈子中获得了什么呢？他可能明白了一个人不必非得成为专业画家，多年致力于完善画技也可以画出意蕴深长的高雅作品。他可能看到了诗书画的实践方式可以相互补充，从而在文人的社会生活中达致和谐；他可能还看到了收藏书画是一种巨大的资源，不仅可以提高自己的艺术实践，还能吸引米芾这些有趣的人来欣赏自己收藏的名作。

家事

1096年，就在徽宗入住端王府前，宫廷陷入了骚乱，起因是早年嫁给哲宗的年轻妻子孟皇后被控使用巫术。哲宗从来没有喜欢过孟皇后，或许因为她是高太后挑选的，哲宗容忍甚至鼓励自己宠幸的刘婕妤对年轻的皇后不恭。对皇后的神秘行为的指控，哲宗也没有加以制止。这件事的起因是孟皇后年幼的公主病倒了，孟皇后便向略通医学的姐姐寻求帮助。给公主开的药毫不见效，孟皇后的姐姐带来一些道教用来治病的“符水”。她拿出符水，孟皇后大惊失色，告诉姐姐宫中严禁这类东西。不久，哲宗来探视公主，似乎并没有对符水感到不安，还认为提议用符水给公主治病是人之常情。尽管如此，谣言开始在宫中传播开来，引起对邪恶力量的恐慌。公主的病情恶化时，皇后发现了公主身旁的纸钱（用来祭神的），开始疑心是她的对手刘婕妤派人做了手脚。后来，有三个人——皇后的养母、一名女尼与一个宦官——被指控协助皇后使用妖术。

哲宗命令一名宦官头目对后宫所谓的阴谋进行司法调查。有三十名宫女与宦官受到严刑拷打，有的肢体被打残，有的被割下舌头，最后出现了各种各样的指控。女尼被指控使用“所厌者伏、所求者得”的祷词施行巫毒之类的神秘仪式；宦官被指控给刘婕妤画像，然后用针钉穿画像的心脏，希望以这种方式杀死她；养母被指控在一张符纸上写了“欢喜”字，然后烧成灰，放在哲宗饮用的茶里，希望以这种方式改变哲宗的情感。官员详细地与哲宗讨论调查结果，他们很清楚严酷拷打之下的审问未必能查明真相。官员们意识到哲宗感觉自己处于危险之中，最后默许哲宗废黜孟皇后，将其贬入瑶华宫。被控使用巫术的女尼、宦官与养母三人皆被处死。［72］根据后来向太后的说法，徽宗在听说在这些调查中死去的宫女时，流下了眼泪。［73］

1099年是徽宗及其家族的又一个多事之秋。在这年二月，徽宗最小的弟弟赵偲开始准备从皇宫搬到自己的府第。四月，哲宗带着大量随从亲临郡王府。这一次是在徽宗最大的弟弟赵俣的王府设宴。两周后，哲宗又召集大家举行宴会，这次是在徽宗的二弟赵似的府第。由于这一次哲宗的两位母亲，即嫡母向太后与生母朱太妃都与哲宗同行，因此讨论的议题很可能是为两位年龄稍长的郡王赵佖与徽宗安排婚事。［74］

被选中嫁给徽宗的女子姓王，当时十六岁，比徽宗小两岁。关于她的家庭背景，只知道她来自京城，父亲是一位地方官。亲王的妻子都要从有名望的家庭中挑选，当然，徽宗本人不会参与对这位特别的年轻女子的挑选过程。1099年六月，徽宗大婚，王氏被迎娶至徽宗的府第，成为徽宗的妻子。婚后不久，嫡母向太后赐给徽宗两名妾，即郑氏与王氏，作为礼物。徽宗早就认识她们，因为在他入宫拜见向太后前，太后就曾派郑、王去陪侍徽宗，二人颇得徽宗喜爱。［75］

在皇宫里，人们开始担心哲宗的健康。从哲宗的宰辅曾布留下的日志中，我们了解到哲宗愿意与二府官员谈论他的疾病，因此很可能哲宗的母亲与兄弟也听说了哲宗的病情。［76］开始只是比较厌烦的病症，还不算令人担忧。1099年五月十八日，哲宗说自己长期被咳嗽与便秘困扰，服用了很多药也没起多大作用，让二府官员举荐精通医理的医生。御医耿愚由于精通脉论、善用古方而被举荐。哲宗认真遵循御医们的建议，健康状况却没有改善。1099年七月，侍候哲宗的医官被留宿在宫中三天。那时，哲宗的腹泻与胸闷非常严重，连粥和药都咽不下。耿愚给哲宗配制了哲宗母亲推荐的一种温脾药丸。［77］

随着天气转冷，哲宗的健康有所好转，可以和大家一起激动地期待一位皇子的降生。哲宗的妃嫔们到此时为止为他生了四个孩子，但都是公主，其中一位在襁褓中就夭折了。1099年八月初八，第一个皇子出生时，哲宗的身体状况可以参加庆祝活动。皇子一出生，哲宗就立刻命宦官将消息传给二府大臣。二府大臣次日见到哲宗时，哲宗告诉他们，他的两位母亲都非常高兴，大臣们又说，不但两位太后喜不自禁，全国上下都在庆祝皇子的降生。一名宦官被派往皇陵，向祖先报告喜讯，与此同时，重臣与宗室也奉命前往南北郊坛和太庙祭告。此外，翰林院起草一份圣谕，宣布对所有流人以下的罪犯实行大赦。但就在这时，哲宗再次病倒了，连着两天取消了临朝。八月十四日，哲宗见到二府大臣时说，御医耿愚开了一些催吐的药，他的病情稍有好转，但还是没有食欲，而且腹部也经常疼痛。［78］

徽宗自然也参加了1099年八月二十一日在集英殿为他的新生皇侄举办的庆祝宴会。哲宗心情很好，他慷慨地赏赐给二府大臣和弟弟们很多礼物，包括衣服、做工精致的金腰带，以及配上马鞍的骏马。衣服都是由皇家作坊制成，包括红罗绣抱肚、白绫袴、黄绫衬衫、勒帛紫罗公服。后来二府大臣前来拜谢哲宗赏赐礼物时，都穿上了赏赐的服饰，骑着赏赐的马匹。徽宗和众亲王也穿着哲宗颁赐的服饰各自回府。然而，从文化的角度看，宴会似乎并不成功。哲宗后来与二府官员都觉得为盛会创作的乐词无一令人满意，他们讨论了任命哪些人有可能提高宫廷的文学水平。［79］

哲宗的新生皇子受到所有人的热情迎接，但哲宗决定将皇子的母亲刘贤妃封为皇后，就不是每个人都赞同了，很多人因为孟皇后被废的事指责刘氏。1099年九月二十七日，刘贤妃被正式册封为皇后。这一天，徽宗与其他亲王一起在文德殿迎接。刘皇后的庆典应当没有七年前孟皇后的仪式那样复杂，因为新皇后已经住在皇宫里，不用穿过正南门进去。［80］

由于刘贤妃被册封为皇后，徽宗间接失去了两位侍读。谏官邹浩上疏反对册封刘氏，激怒了哲宗。［81］哲宗在朝殿上与邹浩争论，他告诉邹浩，祖宗本有先例，邹浩回奏道：“祖宗大德可法者多矣，陛下不之取，而效其小疵。” ［82］哲宗不仅将邹浩贬官，还革职发配到偏远的南方。那里是著名的“死地”之一，毫无抵抗力的北人到那里可能会染上瘴疠。为了严惩邹浩，开封府当天就奉命派人押送他出城。但是，邹浩的许多朋友都前来相助，其中两位是徽宗的侍读傅楫与朱绂，使得这件事受到了拖延。哲宗龙颜大怒，托言二人资助邹浩的旅费，将他们革职。哲宗甚至因尚书右丞黄履为邹浩辩护，罢了他的官职。［83］

哲宗心绪不佳，也许是因为刚出生的皇子身体糟糕。闰九月十五日，哲宗告诉二府官员，皇子受了惊吓，御医正用药物调理他的肠道。从那时开始，二府官员每日都会询问皇子的健康，并常常对他的医疗护理提出一些建议。闰九月二十六日，皇子（还没有起名）似乎有所好转，但就在那天晚些时候，一名信使向二府官员报告，皇子已经夭折了，接下来三天哲宗都不会上朝视事。三天后，哲宗年仅两岁的公主也夭折了。［84］

尽管哲宗遭遇不幸，但一些常规的宫廷生活还是要继续。九月，亲王赵似终于搬进了自己的府第，宗室成员组成了仪仗队，陪他从皇宫搬进新宅。随着赵似的搬出，哲宗的五位弟弟全都住在宫墙之外了。［85］

哲宗的生日是十二月八日，一年一度的庆典活动是一个重大的宫廷盛会。正式典礼开始前两天要排练一番。［86］在参加紫宸殿举行盛宴的众多宾客中，还有辽、高丽与西夏的使节，专程来开封参加盛典。开封的大臣大都出席了宴会，座次根据品衔高低排列。亲王按品衔依次坐在哲宗右边最尊贵的位置。庆典活动共有九轮，每一轮都安排了娱乐活动、食物与美酒。翰林院的官员每年要编写新的乐词，用来祝酒或歌唱。根据演奏的乐器不同，教坊乐部根据乐器的不同，穿的衣服也五颜六色——绯色、紫色或绿色，他们的乐器包括拍板、琵琶、箜篌、鼓、编钟、箫、笙、埙或笛子，表演舞蹈的艺人有男有女。别的娱乐活动还包括杂技、杂剧与蹴鞠。当天的庆典结束前，宾客们都会收到很多礼物。［87］

生日宴会不久，哲宗又病倒了。他整日呕吐，什么东西都咽不下去，还咳嗽不停。知枢密院事曾布说这些都是虚弱的症状，需要用食物调理。哲宗说他已经服用了差不多一百粒补中丸，曾布则建议，皇上还很年轻，不应该服用温热的药，这可能会耗损更多的阳气。第二天，哲宗患了喉炎，说话非常费劲。接下来三天哲宗病情没有改善，但还是继续上朝。为了避免呼吸冷空气，除了每天去拜见母亲，他都在屋里待着。到十二月二十一日，御医告诉宰辅，皇上病情严重，目前脉气微弱。不过，即使到了这个时候，宰辅还是没有讨论那个不祥的话题：哲宗一旦驾崩会发生什么事。［88］

1100年的新年那天，哲宗病得很重，不能主持照例举行的新年盛大朝会。到了初四，在紫宸殿举行的例行宴会宣布取消。哲宗不仅仍然咳嗽和呕吐，腹部疼痛也变得更严重了。宰辅提议在开封城里的寺观进行七天的祈禳道场，并宣布大赦——仁宗皇帝就是在1056年一场大赦之后痊愈的。宰辅获允到内宫探视躺在福宁殿东侧卧室的哲宗。哲宗戴着帽子，穿着短外套，坐在御座上，但他说脏腑还是不舒服，也没有药物缓解这种症状。在官员们的建议下，哲宗同意举行祈禳道场，大赦天下，并采用更多的艾灸治疗。那一天，御医对哲宗全身都进行了艾灸，直到他疼痛难忍。第二天，大臣们带来更多的药物让哲宗尝试，但都毫无益处。1100年正月十二日上午，哲宗驾崩，当时他的二十三岁生日刚刚过去一个月。［89］

徽宗成长的皇宫——宋朝的皇宫——与西方的皇宫相比如何呢？［90］二者的异同之处都值得注意。从建筑空间而言，宋朝宫殿和别处的宫殿一样，都类似精英的家庭住宅，但规模更加宏大。从社会空间而言，宋朝皇宫中有很多人，从位高权重者到各类仆役，他们之间的交往受到精心设计的宫廷礼节与仪式的约束，跟其他地方的宫殿并无二致。宫廷里进行的某些仪式，与更加明确的宗教场合举行的仪式在结构上很相似。这些仪式既体现了统治者的神圣身份，又涉及宫廷社会中细微分级的社会等级，甚至在礼仪的形式上也常常很相似，例如在欧亚大陆的大部分地区，统治者出现在比较公共的场合时，都会随身带着或者竖起各式各样的华盖，人们见到统治者也要下跪。

与其他国家一样，宋朝宫廷里发生的事情也能迅速散布出去，有些是个人的传闻，还有一些是关于新时尚的报告——率先在宫廷里出现的礼仪、娱乐活动和服装方面的创新。但在这些方面，我们最好也注意与其他国家的差异。尽管宋朝皇宫之外的民众看起来很快就会仿效宫廷女性的服装款式，但男性的服装却并非如此，宫中男性的衣着似乎从来都不是一个令人感兴趣的话题，这也许是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说，从皇帝以下的所有男性都是统一身穿与官职相配的制服。

在宋朝宫殿里，男女有别是必须遵守的规矩。在重要的宫廷宴会上，无论是后宫妃嫔还是公主都不能出席。有时候，有诰命的女性（例如高官的妻子）被邀请参加宫廷的女性聚会。然而，那些会使不相关的男男女女聚在一起的社交场合，则尽可能避免。公主们长到适婚年龄，一般是十五六岁就会结婚，会有丰厚的嫁妆，通常包括一座宅邸。但她们在宫廷文化中的作用微乎其微，哪怕是她们可能会跟谁结婚的小道消息也不太多。

皇子与公主在宫廷中长大，没有什么机会结识跟他们没有亲戚关系的同龄孩子。在欧洲，从中世纪开始，贵族就经常出现在宫廷里，贵族的儿子会被送进宫做青年男侍，或者仅仅为了接受教育。但在宋朝宫廷没有类似的情况，除了宗室外，几乎不存在世袭贵族。徽宗儿时唯一认识的玩伴就是他的兄弟姐妹，官员的儿子与同族人的儿子不会和他在皇宫里一起长大。宫廷里的成年人也与同龄人相隔绝。与欧洲君主不同，哲宗与他的皇后没有出身贵族的男男女女来服侍，哲宗很多时间与宰辅一起度过，但他们并不帮助哲宗更衣，从事这类个人服务的是宫里的宦官或宫女，因此，宋朝宫廷远不像欧洲宫廷那样具有公共性。哲宗没有可以与他比较随意来往的堂兄弟或者其他显贵亲戚一同出去骑马或狩猎。像他的各位前任一样，哲宗也举行宴会，但是只有那些明确被邀请的人才能参加，宗室甚至不能像法国贵族在路易十四的凡尔赛宫那样，随意出现在皇宫中并希望获准参加聚会。

宋朝宫廷文化一个最显著的特征是统治者相对安静。在整个18世纪，欧洲大部分统治者都拥有几处宫殿，他们会花大量时间从一个宫殿前往另一个宫殿，甚至有时也会去拜访其他统治者。皇室的入城仪式是重大活动，人们用文字和绘画广为庆祝。同时，皇室也通过这种旅行，向更广泛的社会公众展示着皇室的尊严。相比之下，尽管宋朝指定了四座都城，但皇帝从来没有去过西京（洛阳）、北京（大名府）和南京（归德府），而是几乎完全住在开封——名义上的东京。与之相比，唐朝对东都洛阳的利用率要高得多，甚至曾将朝廷移到洛阳。宋朝统治者离开皇宫履行典礼仪式时，场面也确实非常壮观，但他们通常不会去远离京都的地方，因此远离京城的地方民众也就不太可能见到圣驾。

宋徽宗获准搬进端王府后，避开了宫廷生活中的许多社会束缚。尽管如此，正如第二章所述，他重新被召回宫廷时，也只是象征性地反对了一下。

［1］ 徽宗是他的谥号，并非在世时就被称作徽宗。他姓赵，名佶，还是皇子时就被封以众多封号，其中最有名的是“端王”，继位之后，就变为“陛下”或“圣上”这类对皇帝的专称了。

［2］ 哲宗出生在1076年的最后一个月，因此他只有三十天大时，虚岁就已经是两岁了。他在二十三年后驾崩，虚岁是二十五岁，但实际年龄只有二十三岁零一个月。参见本书开篇《关于年代、年龄与其他惯例的说明》部分。

［3］ 《东京梦华录》卷一，30页。

［4］ 《东京梦华录》卷六，173页。《政和五礼新仪》卷二十八，叶1a–6b；卷三十三，叶3a—6b；卷八十三，叶2b—6a；卷一百，叶4b—8a。

［5］ 《东京梦华录笺注》卷一，30—31页；卷六，167页，卷十，243页。周宝珠《宋代东京研究》，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1992年，31页。关于各类建筑的开间尺寸，参见Guo Qinghua（郭庆华）, “Yingzao Fashi: Twelfth-Century Chinese Building Manual.”Architectural History 41: 1—13。

［6］ 《图画见闻志》卷四，168—169页。郭熙《林泉高致》，载潘运告编《宋人画论》，长沙：湖南美术出版社，2000年，54页。Susan Bush （卜寿珊）, Hsio-yen Shih （时学颜）, Early Chinese Texts on Painting ,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5, p.187.

［7］ 《朝野类要》卷一，21—22页。《政和五礼新仪》，散见各处。

［8］ Scarlett Jang （张珠玉）, “Realm of the Immortals: Paintings Decorating the Jade Hall of the Northern Song.”Ars Orientalis 22, 1992, pp. 81—96. 小川裕充《院中の名畫——董羽·巨然·燕肅から郭熙まで——》，《中國繪畫史論集：鈴木敬先生還暦記念》，东京：吉川弘文馆，1981年，23—85页。

［9］ 《林泉高致》，53—54页；Susan Bush, Hsio-yen Shih, Early Chinese Texts on Painting, pp.189—190.

［10］ 英严《宋代宫廷的供给制度》，《河北学刊》1991年第5期，82—87页。Robert M. Hartwell（郝若贝）, “The Imperial Treasuries: Finance and Power in Song China.”Bulletin of Sung-Yuan Studies 20, 1988, pp.42—43.

［11］ 关于文员，参见James T. C. Liu （刘子健）, “The Sung Views on the Control of Government Clerks.”Journal of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of the Orient 10, nos. 2—3, 1967, pp.317—44。梅原郁《宋代官僚制度研究》，京都：同朋社，1985年，501—548页。关于技术专家，参见张邦炜《宋代政治文化史论》，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年，98—141页。

［12］ 关于她们的数量，参见朱瑞熙《宋代的宫廷制度》，60—66页、26页；以及Patricia Buckley Ebrey（伊佩霞）, “Record，Rumor，and Imagination：Sources for the Women of Huizong’s Court Before and After the Fall of Kaifeng”，载邓小南主编《唐宋女性与社会》，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年，46—97页。

［13］ 《皇宋十朝纲要》卷八，叶1a–2a.

［14］ 《宋史》卷二百四十三，8625、8630页。

［15］ 关于宋朝的宦官，参见张邦炜《宋代皇亲与政治》，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3年，263—303页；王明荪《谈宋代的宦官》，《东方杂志》第15卷第5号，1981年，57—60页；梅原郁《宋代官僚制度研究》，163—165页。

［16］ Robert M. Hartwell, “The Imperial Treasuries: Finance and Power in Song China.”pp.21—26.

［17］ 《宋会要辑稿·职官三四》，叶31b。《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百四十一，8210—8211页。《文昌杂录》卷三，142—143页。《石林燕语》卷四，56页。一个房间单位是四根台柱之间的区域。作为一种长度单位，两根柱子之间的空间被称为一个“开间”，五个开间长和四个开间宽的一座房屋就是二十个房间单位。

［18］ 《宋东京考》卷十三，324页。

［19］ 《皇宋十朝纲要》卷八，叶1b。《宋会要辑稿·后妃三》，叶33a—b。

［20］ 后来还有记载说，神宗的宰相密谋册立神宗的弟弟赵颢而不是神宗的儿子为皇帝（《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百五十一，8409—8412页。《宋史》卷四百七十一，13703页）。既然赵颢不需要有摄政，如果宰相意识到太后反对他们及其改革政策，这也许是一种保留权力的方法。鉴于这段时期的历史因派系政治斗争而反复重修，很难判定这些指责是否有所依据，但我倾向于不相信这种说法，因为中国传统对儿子继承皇位有强烈的偏好。

［21］ 关于唐朝与宋朝的皇后摄政，参见Lee Hui-shu（李慧漱）, Empresses, Art, and Agency in Song Dynasty China . Seattle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2010, pp.6—52。

［22］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百五十二，6169页。《邵氏闻见录》卷三，25页。

［23］ 《宋会要辑稿·礼二九》，叶57a—67a。

［24］ 关于陈皇后去世的日期，各种资料说法不一。《宋史》（卷二百四十三，8631页）记载她终年三十二岁，并暗指她一直在陵墓哀悼。《宋会要辑稿·后妃一》（叶4b）记载她的去世日期是1089年六月；《皇宋十朝纲要》（卷八，210页）也记录了相同的离世日期，以及她去世时年龄为三十六岁。

［25］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宋皇陵》，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7年，532—533页。另参见徽宗一位姐姐的碑文，这位姐姐不到四岁就去世了。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宋皇陵》，539页。

［26］ 《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二十，207页。

［27］ 我在本书中用名字来称呼徽宗的兄弟（以及他的儿子）。在当时，依据大量存世史料的记载，他们的称呼是频繁变化的封号，比如“魏王”。

［28］ 《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二十，707页。

［29］ 《宋大诏令集》卷二十九，153—154页。另参见《宋史》卷十九，357页。《宋大诏令集》卷二十八，144页；卷二十九，152、155页；卷三十，157—158页。

［30］ 《宋史》卷一百二十一，2841—2842页。James Liu, “Polo and Cultural Change: From T’ang to Sung China.”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45, no.1, 1985, p. 217.

［31］ 《东京梦华录》卷六，34—35页。英译文见Stephen West（奚如谷）, “The Emperor Sets the Pace: Court and Consumption in the Eastern Capital of the Northern Song During the Reign of Huizong.”In Selected Essays on Court Culture in Cross-Cultural Perspective , Edited by Lin Yao-fu, Taipei: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1999, pp.34—36。另参见Wilt Idema（伊维德）and Stephen West, Chinese Theater, 1100 –1450: A Source Book ，Wiesbaden: Steiner, 1982, pp.31—35。

［32］ 《东京梦华录笺注》卷十，242—243页。另参见Patricia Ebrey, “Taking Out the Grand Carriage: Imperial Spectacle and the Visual Culture of Northern Song Kaifeng.”Asia Major 12, no. 1, 1999, pp. 33—65。

［33］ 《苏轼文集》卷三十五，992—993页。

［34］ 《宋史》卷二百四十三，8632—8633页。

［35］ 《宋史》卷一百一十一，2658—2660页。

［36］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宋皇陵》，539—541、542—544页。《宋史》卷二百四十六，8720—8721页。《宣和画谱》卷二十，565页。

［37］ 《北宋皇陵》，540、543—544页。《宋史》卷二百四十六，8721页。

［38］ 《宣和画谱》卷二十，304—305、307—308页。《宣和书谱》卷二，15页。《宋会要辑稿·帝系三》，叶6b—7a。关于赵頵的爱好，另参见《东都事略》卷十六，5b—6a；《宋史》卷二百四十六，8721页。

［39］ 《挥麈录·后录》卷一，53页。

［40］ 指《论语·卫灵公》第一条。

［41］ 《帝学》。关于本书，另参见Marie Guarino的博士论文Learning and Imperial Authority in Northern Sung China （960—1126）: The Classics Mat Lectures，1994年，尤其是86—117页。

［42］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百六十七，11154页。

［43］ 《宋会要辑稿·帝系二》，叶14a。

［44］ 《元祐党人传》卷三，叶26b。《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百九十三，11711—11712页。

［45］ 《浮溪集》卷二六，308—311页。《宋元学案》卷五，100页。《宋史》卷三百五十一，11101页。《宋会要辑稿·帝系二》，叶15a。傅楫的传记补充说，他对管理皇子设施的宦官避而远之，从而赢得了皇子的尊重。

［46］ Ronald Egan （艾朗诺）, Word, Image, and Deed in the Life of Su Shi . Cambridge, MA: Council on East Asian Studies, Harvard University, 1994, p.104，援引《宋史纪事本末》卷四四，431—432页；卷四六，443页。

［47］ 宋朝就已经有许多学者研究开封府了。英语著作中令人满意的简短讨论，参见Edward Kracke Jr.（ 柯睿哲）,“ Sung K’ai-feng: Pragmatic Metropolis and Formalistic Capital.”In Crisis and Prosperity in Sung China , Edited by John Winthrop Haeger, 1975, pp.49–77 ；Heng Chye Chiang（王才强），Cities of Aristocrats and Bureaucrat: The Development of Medieval Chinese Cityscapes ,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99, pp.117–135 ； Dieter Kuhn, The Age of Confucian Rule: the Song Transformation of China .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pp.191–205；Christian de Pee（裴志昂）,“ Purchase on Power: Imperial Space and Commercial Space in Song-Dynasty Kaifeng, 960–1127.” Journal of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of the Orient 53, 2010, pp. 149–84. 中国与日本的学者进行了非常广泛的研究，尤其是伊原弘《中國開封の生活と歲時—描かれた宋代都市生活》，东京：山川出版社，1991 年；周宝珠《宋代东京研究》，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1992 年；伊永文《行走在宋代的城市》，北京：中华书局，2005 年；久保田和男《宋代開封の研究》，东京：汲古书院，2007 年。《东京梦华录》是所有学者研究的主要资料来源，也是奚如谷几项课题研究的主题，尤其参见Stephen West, “The Interpretation of a Dream: The Sources, Evaluation, and Influence of the Dongjing Meng Hua Lu.” T’oung Pao 71, 1985, pp. 63–108 ；“Cilia, Scale and Bristle: The Consumption of Fish and Shellfish in the Eastern Capital of the Northern Sung.”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vol. 47 No.2, 1987, pp. 595–634 ；“Play with Food: Performance, Food, and the Aesthetics of Artificiality in the Sung and Yuan,”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vol. 57, no. 1, 1997, pp.67–106 ；“The Emperor Sets the Pace: Court and Consumption in the Eastern Capital of the Northern Song During the Reign of Huizong”；以及“Spectacle, Ritual, and Social Relations: The Son of Heaven, Citizens, and Created Space in Imperial Gardens in the Northern Song.” In Baroque Garden Cultures: Emulation, Sublimation, Subversion , Edited by M. Conan, pp. 291–321, Washington DC: Dumbarton Oaks。

［48］ 参见久保田和男《宋代開封の研究》，73—92页。

［49］ Christian de Pee, “Purchase on Power: Imperial Space and Commercial Space in Song-Dynasty Kaifeng, 960—1127, ”p.192.

［50］ 参见Robert Hartwell, “A Cycle of Economic Change in Imperial China: Coal and Iron in Northeast China, 750—1350.”Journal of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of the Orient 10, no. 1, 1967, p. 126, n.27；周宝珠《宋代东京研究》，346页；久保田和男《宋代開封の研究》，202—204页。

［51］ Dieter Kuhn, The Age of Confucian Rule: the Song Transformation of China, p.195. 关于长安城的人口，参见Victor Xiong （熊存瑞）, Sui-Tang Chang’an: A Study in the Urban History of Medieval China . Ann Arbor: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2000, pp. 196–201。

［52］ 成寻《参天台五台山记》，东京：东洋文库，1937 年，63 页。关于成寻，参见Robert Borgen, “San Tendai Godai San ki as a Source for the Study of Sung History.” Bulletin of Sung Yuan Studies 19, 1987, pp. 1–16; “Jojin’s Travels from Center to Center （with Some Periphery in Between）.” in Heian Japan: Centers and Peripheries , edited by Michael S.Adolphson, Edward Kamens, and Stacie Matsumoto,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7, pp. 384–413。

［53］ 《东京梦华录》卷二，14页；Stephan West, “Recollections of the Northern Song Capital.” in Hawai’i Reader in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edited by Victor H. Mair, Nancy S. Steinhardt, and Paul R. Goldin, p.410.参见Wilt Idema and Stephan West, Chinese Theater, 1100–1450: A Source Book, pp. 15–17。

［54］ 《东京梦华录》11；《铁围山丛谈》卷四，70页。英译文参见Stephan West, “Recollections of the Northern Song Capital”, pp. 410—411。

［55］ 《东京梦华录》卷七，40页。英译文参见Stephan West, “Spectacle, Ritual, and Social Relations: The Son of Heaven, Citizens, and Created Space in Imperial Gardens in the Northern Song”, p.313。

［56］ Stephan West, “Spectacle, Ritual, and Social Relations: The Son of Heaven, Citizens, and Created Space in Imperial Gardens in the Northern Song.”pp. 313—317.

［57］ Heng Chye Chiang，Cities of Aristocrats and Bureaucrat: The Development of Medieval Chinese Cityscapes , pp. 162—163.开宝寺砖塔是开封现存为数不多的宋朝文物之一。

［58］ Alexander C. Soper, “Hsiang-kuo-ssu, An Imperial Temple of Northern Sung.”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 68, no. 1, 1948, pp.24—35.

［59］ 《东京梦华录注》卷三，90—91页。Alexander C. Soper, “Hsiang-kuo-ssu, An Imperial Temple of Northern Sung.”p. 26.

［60］ 《宋会要辑稿·帝系二》，叶15a。

［61］ 《宋会要辑稿·帝系二》，叶16b。《宋史》卷十八，349—350页。《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百九十六，11793页。

［62］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五百零三，11979页。《宋会要辑稿·礼一》，叶33a。关于青唐战役，参见Paul Smith, “Irredentism as Political Capital: The New Policies and the Annexation of Tibetan Domains in Hehuang （the Qinghai-Gansu Highlands）under Shenzong and his Son, 1068—1126.”In Emperor Huizong and Late Northern Song China: The Politics of Culture and the Culture of Politics , edited by Patricia Buckley Ebrey and Maggie Bickford, Cambridge, MA: Harvard Asia Center, 2006, pp. 78—130。

［63］ 《庭史》卷十，110页。《三朝北盟会编》，靖康中帙三十一，558页。

［64］ 《挥麈录·后录》卷七，176页。

［65］ 关于王诜，参见Alfreda Murck, Poetry and Painting in Song China: The Subtle Art of Dissent 【姜斐德《宋代诗画中的政治隐情》，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 Cambridge, MA: Harvard Asia Center, 2000, pp. 126—156；Richard Barnhart, “Wang Shen and Late Northern Song Landscape Painting.”载《国际交流美术史研究会第2次会议论文集》，《アジアにおける山水表现について》，京都：京都国立美术馆、Taniguchi基金会，1983年; “Three Song Landscape Paintings.”Orientations 29, no. 2, 1998, pp. 54—58。傅海波主编《宋代名人传记》（Song Biographies , Wiesbaden: Franz Steiner Verlag, 1976）中翁同文撰写的王诜传。关于公主的驸马，参见John Chaffee（贾志扬）, “The Marriage of Clanswomen in the Sung Imperial Clan.”in Marriage and Inequality in Chinese Society , edited by Rubie S. Watson and Patricia Buckley Ebre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pp. 142—143。

［66］ 关于米芾，参见Lothar Ledderose, Mi Fu and the Classical Tradition of Chinese Calligraphy ,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9【雷德侯《米蒂与中国书法的古典传统》，许亚民、毕斐译，杭州：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8年】，以及Peter Sturman （石慢）, Mi Fu: Style and the Art of Calligraphy in Northern Song China ,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7。

［67］ 关于苏轼的磨难，参见Charles Hartman （蔡涵墨）, “Poetry and Politics in 1079: The Crow Terrace Poetry Case of Su Shih.”Chinese Literature: Essays, Articles, Reviews 12, 1990, pp.15—22；Wang Yugen （王宇根）, “The Limits of Poetry as Means of Social Criticism: the 1079 Literature Inquisition against Su Shi Revisited.”Journal of Song-yuan Studies 41, 2011, pp. 29—65。对王诜的指控是，他在公主生病期间与小妾调情。但很容易怀疑，真实的原因其实是，公主一旦去世，将王诜与苏轼一起流放就不会再遇到什么阻挠了；神宗去世后，苏轼被召回京城，王诜也被召回。但是，高太后仍然认为他对女儿不好，她赏识苏轼，却对王诜很冷谈。三十年后编写的《宣和画谱》中记载，王诜做了冒犯无礼的事情，并称赞神宗在惩罚王诜上的公正无私，还说王诜在流放期间改过自新，纵情书画（《宣和画谱》卷十二，204页）。

［68］ Patricia Ebrey, Accumulating Culture: The Collection of Emperor Huizong ,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ton Press, 2008, pp.104—105.

［69］ 《铁围山丛谈》卷一，5—6页。这本笔记体小说的著者蔡絛在书中也经常提到他的父亲蔡京，参见Christian Lamouroux （蓝克利）, “‘Old Models,’ Court Culture and Antiquity between 1070 and 1125 in Northern Song China.”in Perceptions of Antiquity in Chinese Civilization , edited by Dieter Kuhn and Helga Stahl, Heidelberg: Edition Forum, 2008, pp. 306—309。

［70］ 参见Robert Maeda, “The Chao Ta-nien Tradition.”Ar Orientalis 8, 1970, p.244；《宣和画谱》卷二十，306页；John Chaffee, Branches of Heaven: The History of Imperial Clan of Song China 【贾志扬《天潢贵胄：宋代宗室史》，赵冬梅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p.31, p.265, pp.270—271。《宣和画谱》中包括35幅王诜的画，24幅赵令穰的画，189幅吴元瑜的画，以及241幅崔白的画（《宣和画谱》卷十二，204页；卷十八，285—286页；卷十九，294—296页；卷二十，306页）。

［71］ Alfreda Murck, Poetry and Painting in Song China: The Subtle Art of Dissent , pp.142, 146.

［72］ 《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十三，523—526页。

［73］ 《曾公遗录》卷九，221页。

［74］ 《宋会要辑稿·帝系二》，叶11b。《曾公遗录》卷七，84、93页。

［75］ 《宋史》卷二百四十三，8638—8640页。

［76］ 留存下来的三章日志被收入《永乐大典》。三章日志的时间涵盖了哲宗朝的最后九个月，以及徽宗朝的最初六个月。关于宋朝大臣记载的各种日志，参见燕永成《北宋宰辅朝政笔记研究》，《文献》2001年第3期，105—119页。由于曾布没有活到徽宗朝的最后，他的日志无法反映出徽宗后期统治的观点，但其他一些日志在这方面有比较多的体现。关于曾布的仕途，参见刘子建《两宋史研究汇编》，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87年，122—134页；罗家祥《曾布与北宋哲宗、徽宗统治时期的政局演变》，《华中科技大学学报》2003年第2期，51—57页；熊鸣琴《曾布与北宋后期政治》，载张其凡主编《北宋中后期政治探索》，香港：华夏文化艺术出版社，2005年，177—316页。

［77］ 《曾公遗录》卷七，108—109、137页。

［78］ 《曾公遗录》卷八，147、149页。

［79］ 《曾公遗录》卷八，152—153、155—156页。

［80］ 《曾公遗录》卷八，158、167页。《宋史》卷十八，158页；卷一百一十一，2657—2660页。

［81］ 邹浩文集中关于这份奏疏有两个版本，一个较为标准，另一个则带有煽动性，将哲宗比作历史上最恶劣的暴君。据说第二个版本是后来伪造的，目的是使邹浩再次被贬。参见《道乡集》卷二十三，叶1a—5b（《全宋文》第131册，140—143页）；《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一百二十九，2181—2182页。

［82］ 《宋史》卷三四五，10957页。

［83］ 《曾公遗录》卷八，208页。《浮溪集》卷二六，310页（《全宋文》第157册，327—329页）。昌彼得《宋人传记资料索引》（一），台北：鼎文书局，1977年，578页。《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五一六，12275页。

［84］ 《曾公遗录》卷八，171、173、175页。《皇宋十朝纲要》叶2a。没有证据表明哲宗自己的疾病与两个孩子夭折之间的联系，或许二者之间并无关联。

［85］ 《宋会要辑稿·帝系二》，叶16b—17a。

［86］ 《曾公遗录》卷八，200页。

［87］ 关于皇帝生日庆典，参见《东京梦华录注》卷九，225—240页；《东京梦华录笺注》卷九，829—878页；《政和五礼新仪》卷一六五；Joseph S. C. Lam （林萃青）, “Huizong’s Ritual and Musical Insignia.”Journal of Ritual Studies 19, no.1, 2005, pp.7—8。

［88］ 《曾公遗录》卷八，205—208页。

［89］ 《曾公遗录》卷九，211—213页。

［90］ 有关西欧中世纪与早期近代的宫廷文化，参见Peter Burke, The Fabrication of Louis XIV ,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2【彼得·伯克《制造路易十四》，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年、2015年】；Jeroen Duinham, Myths of Power: Norbert Elias and the Early Modern European Court , Amsterdam: Amsterdam University Press, 1994；John Adamson ed., The Princely Courts of Europe, 1500 –1750 , London: Seven Dials, 1999；David Mateer, Courts, Patrons, and Poets ,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0；Malcolm Vale, The Princely Court: Medieval Courts and Culture in North-West Europe, 1270 –1380 ,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拜占庭的宫廷文化也是一个很好的对比，参见Henry Maguire ed., Byzantine Court Culture from 829 to 1204 , Washington, DC: Dunbarton Oaks Research Library and Collection, 1997。

第二章 登基（1100）

（哲宗众兄弟）俱神宗之子，莫难更分别，申王病眼，次当立端王。

——向太后对二府官员宣布哲宗驾崩时说

无论在哪个王室，君主的离世都会引发一场危机。就算君主离世在预料之中，继承君位之人也已选定，但没人知道新君主即位后能否有效地处理国事，能否维持对政府机器的控制，能否以一种对自己有利的方式管理君臣之间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如果君主意外驾崩，也没有指定继承人，就可能出现一场继位之争。高层官员、宠妃和主要的宫廷侍仆都知道，如果自己支持的候选人登上皇位，就可以获得更好的待遇，因此他们有动机去千方百计地促成。

在宋朝前一百四十年的历史中，共有六次皇位继承，没有哪两次是相似的。［1］出于我们也许永远无法得知的原因，宋朝皇室一直饱受精神和身体健康问题的困扰，在皇宫出生的皇子存活率非常低。开国皇帝宋太祖驾崩时有两个儿子在世，但都没有继承皇位，而是弟弟太宗夺取了皇位，并迫使他的母亲宣称，宋太祖希望将皇位传给弟弟。这种旁支继统打破了长期以来的原则，即皇帝的儿子继承大统，因为只有皇帝的儿子才有资格在祭祖时担任继承人的角色。正常情况下，应当是宋太祖的长子继承皇位，但他不久突然自杀了，而没过两年，另一个小一点的儿子也在二十三岁时猝然离世。

宋朝的第二位皇帝一直等了很久，才明确表示皇位将由自己的儿子继承，而不是哥哥（也就是开国皇帝）的后裔。宋太宗五十七岁时，腿上一处旧伤复发，这时他才将自己的第三个儿子真宗立为太子。虽然立了太子，但也未能避免在驾崩后遗孀和宰相之间为此发生争斗。太后及其同伙试图将他们的候选人，即太宗的长子推上皇位，而宰相吕端则坚持遵循太宗的遗嘱，这件事自然也使他获得了新皇帝的信任。

宋真宗直到1018年才立太子，那一年他五十二岁，已执掌朝政二十年，当时他的六个儿子中仅剩下一位在世。但真宗之所以推迟这么久才立储，也许并不仅仅因为儿子们体弱多病。他显然是担心会被逼退位。事实上，真宗在1020年病重时，宰相和宦官首领就曾要求他退位，传位给太子。真宗不仅拒绝，还杀了这位胆大包天的宦官首领，宰相也被免官。

真宗的继承人仁宗驾崩时，子女已经成年，但他的三个儿子都已不在人世（只剩下十三个女儿）。1056年，仁宗四十七岁，已在位三十五年。这一年他大病一场，连续十天精神错乱，连人都认不出来，皇后都被吓坏了。［2］仁宗病愈后，一位言官连上十七封奏疏，催促他选一位继承人，其他大臣也纷纷进言。最终，仁宗立大堂兄的儿子为太子（英宗）。英宗当时已是成年，小时候曾被当作潜在的继子送入宫中抚养数年，仁宗和皇后对他也非常了解。

英宗登基时有三个儿子，最小的八岁，最大的十五岁。不幸的是，他很快就染上了精神和身体上的疾病，在位仅四年就驾崩了。［3］英宗去世后，十九岁的长子神宗登上皇位。尽管这次继位完全符合逻辑，但宰相韩琦认为，英宗若在清醒时就将神宗的名字写下来，事情会顺利得多。神宗因此非常感激韩琦和其他二府大臣，对这些比他年长很多的大臣也更加言听计从。［4］神宗也是刚到中年就驾崩了，临死前才将哲宗立为太子（如果他当时还头脑清醒，明白事理的话）。

某种程度上，徽宗的继位与太宗有些类似：他也是前任皇帝的弟弟，而不是儿子。但徽宗登基时比太宗年龄小得多（刚满十七岁），也从未被怀疑曾上下其手，以旁系继位。

登基之日

曾布的政治日记中能找到哲宗之死和徽宗继位最完整的记述。当时曾布任知枢密院事，厕身二府大臣之列。［5］对这段历史叙述最详细的典籍是《续资治通鉴长编》，其中大量参考了这部日记，同时也借鉴了一些别的文献资料。

哲宗驾崩时，四位二府大臣 分别是章惇、蔡卞、曾布和许将（见表2.1），他们几位已在二府共事五年多。1100年正月十二日，这几位大臣来到东内门，等候宣召入宫。他们得知哲宗病情严重，原本计划当天在宫中及城内寺观举行祈祷仪式。［6］但他们走到内东门时，被宦官首领梁从政告知不能入内。随后，几人来到哲宗的主要寑宫福宁殿，发现那里已准备好了垂帘，以便向太后召见他们。太后跟他们说，哲宗已经驾崩，由于哲宗没有子嗣，继位之事必须商定。根据曾布的记录：

众未及对，章惇厉声云：“依礼典律令，简王乃母弟之亲，当立。”余（曾布）愕然未及对，太后云：“申王（佖）以下俱神宗之子，莫难更分别。申王病眼，次当立端王（徽宗），兼先皇帝曾言：‘端王生得有福寿。’尝答云：‘官家方偶不快，有甚事。’” ［7］

余即应声云：“章惇并不曾与众商量，皇太后圣谕极允当。”蔡卞亦云：“在皇太后圣旨。”许将亦唯唯，夔遂默然。［8］

是时，都知、押班、御药以下百余人罗立帘外，莫不闻此语。议定遂退，梁从政引坐于慈德宫南庑司饰 前幕次中。殿廷上下时有哭者，从政等呵止之，令未得发声。余呼从政，令召管军及五王。从政云：“五王至，当先召端王入。即位讫，乃宣诸王。”少选，引喝内侍持到问圣体榜子，云：“三王皆已来，唯端王请假。”遂谕从政，令速奏皇太后，遣使宣召。［9］

表2.1　徽宗继位过程中的主要人物

在等候徽宗时，曾布对宦官说，二府大臣要亲眼看到哲宗的遗体，验证皇帝确已驾崩。太后同意后，梁从政引他们进入。

开御帐，见大行已冠栉小敛讫，覆以衣衾，从政等令解开覆面白巾，见大行面如傅粉。［10］

离开前，曾布让梁从政准备好帽子和御衣，待端王一到就可即位。梁从政告诉他，已经准备妥当。

在很多别的国家，如果没有事先指定继承人，通常由皇室的男性长辈来挑选一位，而在中国，却是由太后担任“皇帝制造者”。［11］当然，在这种情况下，最好要让二府大臣赞同她的选择。

在等候端王的同时，二府大臣开始起草哲宗的遗诏。得知端王已经到达，他们便随他一起来到了殿堂。

余等皆同升至寝阁帘前。皇太后坐帘下，谕端王云：“皇帝已弃天下，无子，端王当立。”王踧踖固辞，云：“申王居长，不敢当。”太后云：“申王病眼，次当立，不须辞。”余等亦云：“宗社大计，无可辞者。”都知以下卷帘，引端王至帘中，犹固辞，太后宣谕：“不可。”余等亦隔帘奏言：“国计不可辞。”闻帘中都知以下传声索帽子，遂退立廷下。少选，卷帘，上顶帽被黄背子，即御坐。二府、都知以下各班草贺讫，遂发哭。［12］

二府大臣退下，继续商议以哲宗名义发布的遗诏，并召翰林学士承旨蔡京进宫动笔起草。［13］蔡京后来成为徽宗朝的重要人物，不过他此时就已经参与了徽宗的故事，只是当时他的弟弟蔡卞已高居二府大臣，比他的官职还要高。

二府大臣一旦准备好遗诏，就要宦官向朝廷百官宣读，但还没来得及宣读，徽宗就召他们入殿了。

上御坐，宣名奏万福讫，升殿。上密谕章惇，语声低，同列皆不闻。余云：“臣等皆未闻圣语。”惇云：“请皇太后权同处分事。”上亦回顾余等云：“适再三告娘娘，乞同听政。”余云：“陛下圣德谦挹，乃欲如此，然长君无此故事，不知皇太后圣意如何。”上云：“皇太后已许，适已谢了，乃敢指挥。兼遣制未降，可添入。” ［14］

于是二府大臣又叫回蔡京，修改遗诏。诏书已经修裱，内容除了指定徽宗继承皇位，还提到了哲宗的病情，希望葬礼从简，官员们只要短期服丧——这些都是遗诏中的常见内容。［15］遗诏的宣读也依照常规进行：

班定，引宰臣升殿受遗制，西向宣读讫，降阶。再拜讫，宰臣烧香、奠茶酒讫，又再拜。方宣遗制，时止哭，然上下内外恸哭声不可遏。移班诣东序，贺皇帝即位，又奉慰讫，宰臣、亲王、嗣王、执政皆升殿恸哭，上亦掩面号泣。［16］

二府大臣劝徽宗为社稷大计克制自己的悲伤，随后，他们拜见向太后，奏知遗诏中增加的段落。太后说：“官家年长聪明，自己那里理会得他事？”大臣们告诉太后是徽宗说她已经同意了，太后说：“只为官家再三要如此。” ［17］

从曾布的记录可以看出，向太后非常确定地希望徽宗继承哲宗的皇位。她在别处还说到，徽宗非常聪明，有次还明确说其他皇子都没法跟他比。［18］还有一次，曾布提到神宗很聪明，向太后则说徽宗很像他的父亲。［19］毫无疑问，太后很喜欢徽宗，而且认为他是神宗在世儿子里最有能力的一个。徽宗幼年丧母（生母陈嫔妃在神宗陵前去世），因此向太后非常重视徽宗的教育。而且，徽宗的生母已不在人世，这对他被选中继承皇位也许是有利的，因为不会再有一位皇母（如哲宗的生母朱太妃）与向太后竞争母亲的权威。由于徽宗只比赵佖小三个月，他们的年龄差别只是象征意义上的。但赵佖患有眼疾，即使只是视力不好，也不再是皇位的最佳人选，因为皇帝每天必须阅读成堆的奏疏等等。在徽宗登基的当天，曾布、许将和蔡卞讨论了选择他继承皇位的问题，三人均认为显然应该选择徽宗，而章惇提议让第四位皇子赵似继位是别有用心。另一种可能是，宫中其他人，比如宦官首领，在向太后面前说了徽宗的好话。太后还怀疑朱太妃与几个大宦官暗中串通，让她的儿子赵似取代徽宗登基。曾布记录了他后来与向太后的一次谈话，太后说，她问宦官梁从政继位的事情该如何办，梁回说听章惇的，可能他明白章惇支持朱太妃之子似继位。可以想象，也许有别的宦官提议支持徽宗。［20］

非常重要的是，当时朝中没有人提出不要从哲宗的弟弟而是儿辈皇族中物色继承人。神宗没有在世的孙子，可能英宗也没有在世的重孙，但太宗后嗣中肯定有与哲宗之子辈分相当的，太祖后代中肯定也有很多同辈。［21］但向太后的选择也许最符合人之常情，因为将神宗的儿子推上皇位意味着皇位仍由她丈夫的后代继承，况且这个新皇帝还是她自己抚养长大的。

1100年正月十二日这一天的决定，几乎彻底改变了徽宗的生活。假如皇位由他的哥哥或弟弟继承，他就可以继续做皇帝的兄弟，在这个位置上会有一些责任，却能有更多时间去寻求文化上的造诣。然而，从徽宗穿上皇袍登上皇位的那一刻起，他身边就围满了官员和宦官，这些人都想影响他在新角色上的作为。

向太后参政

徽宗被要求继位时，第一反应就是请求嫡母向太后垂帘听政。［22］这在今人看来不足为奇，一个刚满十七岁的少年，可能会对掌管大宋帝国那样庞大复杂的事业感到胆怯，但对徽宗的同代人而言，徽宗虚岁十九，完全是成年人了，因此，徽宗请求向太后垂帘听政的反应出人意料。

徽宗告诉大臣，他希望与向太后同掌朝政，大臣们立即退下商议如何安排。他们找到了两个不同的先例。一个是此前仁宗与哲宗年少，太后亲临朝殿，与小皇帝一起垂帘听政，大臣们同时向二人禀奏，实际上是与太后议事。在礼仪上，太后也被视为国家统治者，她的生日被定为节日进行祝贺，她的听政也要向宋朝的主要外交盟友辽国遣使通报。大臣们找到的另一种先例是，在英宗生病期间，大臣先在朝中拜见英宗，再去后宫拜见太后，禀告太后他们与英宗讨论过的事宜，太后有权裁夺。这种方式只是一种权宜之计，从礼仪上太后也没有被视为国家统治者。曾布认为，既然徽宗和英宗都已成年，英宗的先例是最适合的。其他大臣提出了一些异议，但最后还是都同意了曾布的提议。［23］

曾布说服其他二府大臣后，随即向徽宗禀奏，详细描述了英宗朝的安排，并解释说当时的环境与徽宗现在十分相似，因为都是皇帝本人要求太后参政。“章献（真宗的遗孀）时仁宗方十三，宣仁（英宗的遗孀高氏）时大行方十岁。陛下岂可（像他们那样）坐帘中？”然后徽宗与二府大臣一同去拜见向太后。太后先是坚称这些都非她所愿，但后来还是同意了。大臣们称赞太后的贤德，并具体安排了听政的细节，包括太后不用亲自去前后殿，也不用听取所有奏疏，而是在二府大臣朝见徽宗后，再前往内东宫向太后奏事。而且，太后的生日也不定为节日，她听政也不用遣使通报辽国，这些具体安排不同于高太后摄政时的那些做法。［24］

接下来几天，向太后一直忙着处理后宫嫔妃的事，例如为徽宗亡母追授封号，为哲宗的嫔妃安排住所和颁赐封号。正月十四日，她下了一道手诏，说自己不久就不再参与朝政，也不再接受奏疏。又过了几天，太后不像以前那样积极听政了，对大臣和徽宗决定的事基本上都表示同意。二月初五，太后又写了一封手诏送至三省，说她心意已决，一旦哲宗在陵墓被安葬、灵牌升入供奉祖先的太庙后，她就不再参与朝政。［25］

曾布在政治日记中详细记录了与向太后的对话。这些对话大部分是关于宫中事务，而不是朝廷的政策。二月初二，太后谈到了哲宗驾崩前的最后几天和治疗情况。同一天，她还抱怨说自己的阅读能力不足以处理政府文件。她说自己一直不认识“瞎”这个字，直到在一份边疆奏疏的一个名字中看到才认得。章惇安慰她说，太后的圣明足以处理这些事务，并提醒说禅宗的六祖慧能也不识字。二月十二日，太后告诉曾布，她怀疑哲宗生母朱氏曾与章惇及一个宦官密谋，让自己的儿子赵似继承皇位。大约一个月后，曾布和太后再次谈论这件事，指责朱氏与另一个宦官暗中勾结，那个宦官把朱氏的物什带到哲宗卧病的大殿，朱氏显然希望在哲宗驾崩时自己在场，亲眼看到继位之事按照她希望的方式发展。［26］

向太后只有在为数不多的几件事上立场强硬，其中一件涉及后宫：我们在第一章提到，哲宗废黜了孟皇后，随后将她的对手刘氏册封为皇后，向太后希望能找机会逆转这件事。在哲宗统治末年，有三位女性具有至高的权威：向太后，她是神宗的遗孀，哲宗、徽宗的嫡母；朱氏，神宗的贵妃，哲宗的生母；刘氏，哲宗的遗孀，被册封为皇后还不到三个月。徽宗继位改变了她们的地位以及其他许多方面。她们三人都拥有自己的寝宫，还有众多被分派去伺候她们的宦官和宫女。1100年，与朱氏一同住在圣瑞宫的就有七百人。［27］徽宗的生母在十多年前就去世了，唯一具备徽宗母亲身份的是向太后，因此她的地位只会进一步巩固。向太后与朱氏的寝宫相隔不远，二人做了很多年的邻居，但她对朱氏没有什么好感或同情。不过，她更不喜欢刘氏。朱氏与刘氏现在跟皇位继承的主脉都没有什么密切关系了，她们可能已经料到，过去逢迎她们的一些人会把注意力转向更有前程的主子，比如很快将成为新皇后的徽宗年轻的妻子。

向太后并不关心儿媳刘氏，与刘氏相比，她更喜欢孟氏。孟氏出身书香门第，一进宫就修习妇道。不过太后倒也承认，孟氏与刘氏的竞争二人都有责任，因为她们的脾气都有点大，但她仍然认为孟氏被废不合规矩，因为废黜孟氏的向太后手诏是伪造的。她本人都没有见过这份诏书，更别说亲笔写了。［28］

向太后对这件事一直耿耿于怀，她曾与韩忠彦和曾布讨论，但两位大臣都不赞成她的想法。两人同徽宗商量这件事时，徽宗让他们对太后解释，从原则上讲，弟弟不能改变哥哥遗孀的地位。［29］韩忠彦的行状中记下了大臣、太后与徽宗之间的讨论：

初钦圣皇太后垂帘共政，而故相章申公敦犹未去位。公与申公帘对，皇太后曰：“登极之恩慱矣，无所不被。废后孟氏可复也。”公退谓申公曰：“有故事乎？事体之间无所伤乎？”曰：“无伤。”及以事对，上曰：“复孟氏则可，而皇太后欲复孟氏而废刘氏，奈何？复一废一，则上累永泰，岂小哉？公等执政也，其执之。”公曰：“陛下之言乃谟训也，其敢不执！”退见皇太后。皇太后盛以废复为言，不可易。公援引古今，具道其所以然，以死争之。皇太后之议遂格。［30］

在曾布的政治日记中，向太后坚持认为皇帝只能有一位皇后，这是自古以来的规矩。不过，只有章惇支持这种观点，其他大臣都保持沉默。另一位大臣蒋之奇进而争辩道，废黜刘氏相当于将哲宗的错误彰显于众，而且徽宗作为小叔子，改变兄长遗孀的地位也不合礼仪。太后只好妥协，勉强同意立两位皇后。1100年六月二十三日，在郊坛宣布孟氏恢复皇后的身份。［31］

数月后，曾布开始担心，太后是否真如承诺的那样，尽早放弃参政。五月初九，徽宗的第一个皇子出生，曾布提醒徽宗，“陛下已生子，皇太后弄孙，无可垂帘之理”。徽宗答道，摄政本来就不是太后的意愿，况且她也降下手诏，等哲宗灵位供奉在太庙以后就会还政，这也就是一两个月后的事了。曾布趁机向徽宗解释权力的复杂性。他警告徽宗，太后身边的亲随可能不希望她失去朝中影响力，徽宗应该提防他们制造事端。徽宗尽管不相信嫡母会这么容易受骗，但答应保持警惕。［32］接着，曾布要徽宗提前做出决定，在太后还政后，哪些事情应当继续向她禀报。徽宗说，除了亲王和公主的事，其他事宜都不用向太后报告。曾布这才感到宽慰。

在这场对话的最后，曾布请求徽宗一定不要将前述他们说的事告诉别人。他引用了一句著名的古文：“君不密则失臣，臣不密则失身。” ［33］接着又说道：“愿陛下更赐垂意，此语稍泄露，臣实无所措身矣。”徽宗答道：“会得，会得！此岂可漏者？！” ［34］显然，曾布并不信任太后身边的那些人，可能也不信任太后本人。

很多历史学家在描述宋代的政治史时，假设向太后是在徽宗登基第一年做决策的人，也正是她召回了很多保守派。他们假定，向太后的观点肯定与她的婆婆高氏十五年前摄政时很相似，然而仔细研究史料就会发现，情况并非如此。向太后的作用相对较小，而且下文会提到，她更感兴趣的是把改革派蔡京留在京城，而不是召回某一位保守派。［35］

党争

徽宗刚登上皇位，就为自己定下了一项任务，即改善已使一代人受到影响的残酷的派系斗争。一开始，他对自己能做到的事情想得有些天真。从理论上讲，皇帝拥有所有的权力：他可以颁布法律，也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任命或罢免官员。但实际上，他必须做通官员的工作，因为他们有各种方法抵制自己不希望实施的举措。同时，每天都要与相互之间强烈不满的官员打交道，徽宗不得不学会如何筛选、评估他们提出的常常相互矛盾的建议。

在徽宗登上皇位之前的三十年，宋朝有三次皇位的更替导致数十位政府最高官员被罢免：第一次是神宗继位；第二次是小皇帝哲宗继位，高太后摄政；第三次是哲宗在祖母去世后开始亲政。哲宗在世最后六年被罢免的官员把徽宗继位视为他们恢复朝官的机会，那些在哲宗最后几年支持徽宗继位的官员，也下定决心要坐稳位置。

同其他许多时代和地方一样，宋代的宫廷政治也主要集中在京城。绝大部分政府官员在京外任职，基本上不会去争夺朝中的影响，而位于中央核心职位上的几百名京官，通常会将出京任职视为流放，是被迫离开实权职位。尽管爬上中央政府核心职位上的官员大多曾经在地方任职，但他们一旦爬到官僚机构的上层，就几乎都不愿意再回到地方上三百多个府州军监（或二十六路）担任基层管理职务了。

研究宋朝这段时期的政治，有一种方式是从两个主要的政治舞台入手，大致可以定义为朝廷和文人舆论圈。定期拜见皇帝的几十位朝中官员组成了一个小团体——两府宰辅、谏官和台官，以及朝廷主要机构与部门的负责人——在那些定期向皇帝报告的事情上有着最直接的影响力。这些事大部分与人事任命有关，比如应当任命和提拔谁，谁应该被罢免和降职。同时，对从军事行动到税务改革等方面的重要举措，皇帝也要明确授权。朝廷决定的都是一些至关重要的事件，关系到很多人的前程；这些事件可能还会导致重大开销，或影响不同行业的经济命运。毫不奇怪，很多人对朝廷发生了什么事情以及谁在朝廷有影响抱有极大的兴趣。通过官方公告、口口相传或是书信往来等方式，朝廷的决策往往会快速传播开来。［36］

与朝廷形成主要竞争的另一个权力中心是一个很不具体的群体，被称为“外议”、“公论”、“文人”或“士大夫”。在某种意义上，这些词语指的是一些受过教育但没在官府任职的人士所谈论的事情。但是这个群体并不限于那些没有官职的人，事实上，“言官”与表达那些外围观点有密切的联系。对于这些担任谏官或台官的人而言，批评政府的政策、方案和官员行为就是职责所在。谏官和台官的很多奏疏在那些对政治感兴趣的人士中广为流传，而奏疏的作者通常也希望能像影响皇帝及其主要幕僚一样，影响这部分对政治感兴趣的群体，这类奏疏往往都言辞犀利。作者自称具有道德合法性，而他们反对的那些人则被贴上自私、不道德、邪恶和谄媚等标签。他们很少考虑到品德高尚的人对形势的分析也可能会迥然不同，认定某项建议不明智则提出建议的人肯定也人格低劣；如果某个政客品格低下，那无论他提出什么建议都是有害的。［37］这不是在朝廷商议国是时的语言，也未必是文人与亲朋好友谈论政治时的语言，而是作为一类指控书式的奏疏，显然，皇帝读起来也不会很愉悦。

在过去的三十年中，大的政治分歧都在新政的支持派和反对派之间产生。1069年，在徽宗出生的十多年前，神宗与宰相王安石开始推行新政。这些政策涉及政府事务的方方面面，从科举考试制度到平民百姓的差役。新政中争议最大的是对农民实施青苗法、将劳务换为税收的募役法，以及征收商业税并使政府参与贸易的市易法。［38］

事实证明，推行新政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每次有新政策宣布，曾为神宗的父祖效力的前朝老臣就猛烈抨击。反对派认为，新政并非一系列能使政府更适应经济发展的新措施，只是一个失控的官僚机构在不停地颁布新法。在这些批评者看来，王安石与新政支持者未能很好地理解儒家的一个原则，即良政要依赖良吏而非良法。此外，激怒反对派的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他们无法在不危及自己仕途的前提下表达对新政的批评意见。在神宗的认可下，王安石将反对新法的朝官相继调出京城。自汉代以来，确保对政策批评的通道畅通就一直是中国政府机构的一条基本原则，因此，迫使反对者噤声被视为逾越了政治合法行为的界线。对新政持反对意见的朝廷重臣司马光也在1071年辞官，退隐洛阳（开封以西170公里），随后，他周围很快聚集了许多对政府发展方向感到不满的人。另一位名人苏轼，我们在第一章提到过，他是徽宗的姑父王诜的朋友，也遭到贬谪，出京担任了一系列的州级职务。1080年，苏轼的很多诗词被认为暗含讥讽，因此被罢官流放。［39］

宋神宗支持新政，首先是希望增加政府收入，从而对北方毗邻的契丹和党项发起进攻，收复唐代（618—907）曾经控制但后来又失去的领土。政府已经将过半的收入都用于军费开支，但仍在部署军队上感到吃力，难以对敌军取得决定性的胜利。1080年，为储备实施新政产生的盈余物资，新的元丰库建成，到了1082年已存储八百万贯。［40］然而，前方军事行动的进展却令人失望。1081—1082年，宋军与党项族西夏国在西北部（今甘肃境内）开战，夺回了六座城寨，但却损失了六十万大军。［41］

神宗驾崩后的1085年，高太后召回反对新法的重臣司马光，当时他已经六十多岁，疾病缠身。很多官员也被召回京城，包括苏轼和他的弟弟苏辙。当时的新年号是元祐，所以在此期间复官的那些人又被称为“元祐派”或“元祐党人”。［42］在这段时期，王安石推行的新政并没有根据政策自身的优缺点逐条进行考虑，而是被全盘废除。很快，神宗在位时建立的整个财政体系几乎全部被破坏，到1086年四月王安石去世时，他的大部分新政措施都被推翻。王安石的追随者们也受到了无情的攻击，尤其是吕惠卿和章惇二人都被罢官放逐。同时，改革派还受到了文字狱的迫害。蔡确被指控诽谤太后，被贬到偏远的南方，没几年就去世了。［43］

一旦保守派的政敌被驱逐，他们也就无法再维持保守派内部的团结了，很快，保守派之间就开始争斗，几乎与之前针对改革派一样残酷。1091年，苏轼从地方调回京城任职没几年，就因为写了一首诗而被学者程颐指责为行为不端。［44］

1093年，哲宗开始亲政。他召回了一些改革派，而这些人一回来就立刻罢免了八年前驱逐他们的那些人，甚至还想要惩罚已经去世的人。在他们的强烈要求下，哲宗同意毁掉司马光墓前的御碑。［45］

徽宗被推上皇位时，章惇、曾布和蔡卞三人都在场，他们都认为自己才是改革派的领导者。由于蔡卞被王安石招为女婿，他的身份比别人更特殊。然而，到了11世纪90年代末，这三位改革运动的领导者彼此之间几乎不存在什么认同，他们在哲宗面前表现得更像是对手而非盟友。在哲宗朝廷之外的人看来，任职朝廷的官员可能像是一个有凝聚力的派系，但只有在朝中圈内的人才清楚这种种的仇恨、嫉妒和彼此的个性冲突。没有哪两个人能一直处于同一战线，甚至连蔡卞和蔡京两兄弟也做不到。［46］

当然，中国历史上存在残酷党争的也不只是宋朝。至少在汉代、唐代和明代都有党争，而且，在其他君主政体下，宫廷中主要派别间的激烈斗争也并不鲜见。［47］通常来说，执政大臣掌权的时间越长，他招致的批评和树敌也就越多。这就是徽宗不得不面对的、生活中的政治现实。减少或克服这些敌对行为，对徽宗来说是一种挑战。

在位培训

徽宗登基后几个星期内实施的大部分活动都出于礼制规定。哲宗去世后第二天，新皇帝宣布大赦，减轻那些被哲宗降职、停职和贬谪官员的惩罚。同一天，朝廷派一名使者前往辽国皇宫，宣布哲宗驾崩和徽宗继位。同时，哲宗驾崩的消息还要通知各州官员、士兵和普通民众。众多官员奉命操办哲宗的葬礼，由章惇总其责。两天后，给哲宗看病的太医被免职和罚俸。次日，徽宗追封生母，并派人寻找她的亲戚。再往后一天（正月十七日），徽宗召回了之前的两个老师傅楫和朱绂，二人都是在两个月前受邹浩事件（在第一章提到）牵连而被贬斥。第二天，哲宗的一些私人物品被赐予他身边的几位重要官员。又过了一天（正月十九日），徽宗的哥哥赵佖被加封为陈王。三天后的正月二十二日，徽宗的几个弟弟也被赐予新封号。［48］

比这些例行法令更重要的，是为重要岗位挑选合适的官员。徽宗登基的最初几个月中，他一再被告诫，统治天下的秘诀是在关键职位上任命品行端正和才能出众的官员，尤其是谏官、台官和二府大臣。徽宗的幕僚向他保证，一旦他将适当人选安排到位，就可以无为而治了。大臣们也向宋朝初期的皇帝提出过类似的建议，主张无为而治，这可以理解为以一种礼貌的方式表示“让我们来替你管理朝中事务吧”。［49］

徽宗首先任命了一批被哲宗贬谪的官员。他显然对这些人的大致情况了如指掌，也听过反对他们被贬的争论。而且，他登基时颁布的大赦已经解除了对这些人的惩罚。

徽宗对保守派的兴趣，让他所继承的两府中的改革派大臣感到了威胁，这毫不意外。章惇和蔡卞强调要保留哲宗的政策，把诋毁神宗或哲宗的人排除在政府之外。［50］然而，徽宗还是一再对保守派表现出兴趣。正月十九日，哲宗去世仅七天，徽宗就要二府大臣准备一份有资格担任高级官职的人员名单，其中包括此前任职的人。第二天，这份名单准备好时，徽宗与二府大臣逐一讨论了上面的人员。根据曾布的记载，徽宗看起来很了解这些人，对于要任用哪些人，也有自己的见解：

丁亥，赴早临，遂乞奏事，以前执政及从官等姓名面奏，吕惠卿居首。上遽指之曰：“且令在边。”次至韩忠彦，上云：“此当召。”……及黄履，上云：“此三人（韩忠彦、李清臣和黄履）皆可召。” ［51］

黄履由于为邹浩辩解而被免，邹浩则是因为反对册封刘氏为皇后惹恼了哲宗。下一位讨论的是安焘，然后是蒋之奇。

上亦云：“当召，复兼学士见阙。” ［52］又及叶祖洽，余云：“在朝无所附丽，亦可用。”上许之。至吕嘉问、蹇序辰辈，余亦云：“陛下必已知此人。”上云：“知。”

次及叶涛，余云：“尝为中书舍人，有气节，敢言，可用。”次邢恕并朱服三人，［53］上亦知其反复，夔独指涛云：“唯此人可用。”

他们接着又议论了八个人，选出五名任用，其中包括曾布的弟弟曾肇。曾布解释说，他的弟弟没有加入任何派系，当初被罢免只是因为在编纂史书。讨论结束后，大臣们又去拜见了太后，太后表示“并上所取舍，皆合公议”。曾布试图恭维一下太后：“皇帝、皇太后洞照人材如此，臣等更无可言者。” ［54］

这些初步任命中蕴含的政治含意未能逃过蔡卞和章惇的注意。曾布试图宽慰蔡卞，说他至少可以指望着皇上不会把苏轼或苏辙召回来。［55］显然，曾布已经察觉到徽宗不喜欢这两个人，而这肯定不仅仅是基于他们的政治观点，因为皇上一直在下令召回那些和他们一样强烈反对改革的官员。

当然，要真正掌握二府内部微妙的人际关系，徽宗还得花些时间。曾布记录了很多他试图在这些方面向徽宗进谏的对话。有一次，徽宗问到黄履，曾布提醒说，黄履是因为维护邹浩才被罢官的。徽宗又问邹浩说了哪些冒犯的话，曾布回答说与哲宗的皇后刘氏有关，但大臣们并不知道所有的细节。曾布解释说，黄履没有与其他大臣商量就向哲宗进谏，战略上犯了错误。“若大臣肯同开陈，人主虽怒，岂可尽逐。”徽宗点头表示认同。曾布又提出，在台官和谏官职位上尚有很多空缺。另有一次，曾布进谏说，他认为有三人适合担任“言事官”。徽宗自己提出邹浩也是适合人选，并说将他贬到一个死地不太公平。曾布补充道，被贬到死地的大臣不只邹浩一人。陈次升被流放到南安，那里容易感染多种热带疾病，被贬至当地的官员、士兵已经死亡大半。八天之后，曾布向徽宗强调，将那些被贬死地的人快快召回来。曾布说：“如浩者，万一不得生还，于朝亦非美事。” ［56］

从曾布的记述可以看出，徽宗是一名有好奇心的学生，经常提一些问题。例如五月的一天，曾布陈述了一些任命的建议后，徽宗向他问起文书工作的事：

是日，上又言：“三省文字多迟滞。”余云：“以经历处多，三省六曹皆得一两日限，又有假，故每一文字须旬乃可出。”

上云：“三省与密院文字，多少相较几何？”余云：“密院十分之一二尔，尚书省乃万机所在，密院边事息则益少，非其比也，逐日进呈文字不过一二内臣及武臣差除尔。三省议论、所降号令，无非系天下休戚，以至进退人材，区别中外臣僚奏请是非，无非大事，岂密院所可比。”上亦矍然。［57］

在徽宗的大臣中间，矛盾与竞争从来都不是隐而不见的，而徽宗必须学会如何与大臣们打交道。由于章惇负责修建哲宗的陵墓，不得不长期离开皇宫，这就给了别人机会离间徽宗对他的信任。在曾布的政治日记中，他毫不隐瞒自己千方百计地诋毁章惇。例如，二月二十一日曾布评论说，哲宗非常聪明，但受章惇的观点影响太过，甚至采取了章惇的说话方式。最开始时，章惇说范纯粹主张放弃疆土，应当杀头，哲宗回答说，怎么能因为一句评论就将一个人全盘否定呢？但后来，哲宗慢慢习惯了章惇的方式，也会说：“杀了他！斩了他！”就跟章惇一模一样。曾布继续说道，在贬斥保守派上，章惇常常不择手段。但他声称，章惇这么做其实是为了报私怨。［58］

作为皇帝，徽宗的行为要受到官员提交奏疏进行监督和评论。［59］刚开始，徽宗还不太习惯这种方式，为人们知道他在宫中放纸鸢而感到不安。徽宗想调查究竟是谁将他的一只风筝放到宫外。曾布奏请徽宗不要调查：“陛下即位之初，春秋方壮。罢朝余暇，偶以为戏，未为深失。然恐一从诘问，有司观望，使臣下诬服，则恐天下向风而靡寔，将有损于圣德。”据说徽宗一直对此事耿耿于怀。［60］

保守派的回归

第一位被任命为朝官的保守派是韩忠彦，他在二月接到正式的任命诏书。曾布对徽宗说，有人将任命韩忠彦和另外七人的诏书刻印出来，他认为这证明士人在称颂徽宗的举措。［61］韩忠彦第一次上朝时，向徽宗简要陈述了他的温和立场，提出重点关注四件事：广仁恩、开言路、去疑似、息用兵。韩忠彦认为，近年来政府过快地惩罚政治错误，降人以罪，这可能会让政府失去支持。为了赢得民心（他这里指的是受过教育的士人），政府要更宽容。他认为，应当放宽言路，因为统治者要依赖别人为耳目。韩忠彦还说，近几年来，如有官员意见与宰相有冲突，别人就认为他会被罢免。为了改变这种情况，徽宗应当奖励那些提出建设性意见的人。关于第三件事，他说“法无新旧，便民则为利；人无彼此，当材则可用”。他还认为，最近西北地区的战役耗资巨大，但军事行动没有带来任何实际的价值。［62］

韩忠彦希望结束的军事行动是一年前发起的青唐战役。青唐位于宋朝主要敌手西夏的正南，被宋朝西北边境外的吐蕃占领（见地图2.1）。徽宗刚登上皇位没几天，就接到了关于当地局势的奏报。［63］由于情况复杂，曾布几天后整理出一些奏疏呈给徽宗，这些奏疏都是哲宗在世的最后几个月接到的，讨论是否放弃青唐。曾布向徽宗解释，这场战役的起因是吐蕃部族内部的继位之争，并阐述了他本人对那里形势的担忧。曾布认为并没有一个简单的解决方案。他还指出，保留这个地区是实现神宗雄心大业的一种方式。而且，由于之前已经公开将占领此地作为宋朝成功的标志，如果放弃，势必招致国内及邻邦的嘲笑。［64］

这些奏疏是为了让徽宗了解青唐最新的进展，里面都是晦涩的地名、令人混淆的吐蕃各部落亲属关系和发音奇怪的吐蕃人名，读起来并不容易，但徽宗也不难识别出上奏者的不同观点。吐蕃人开始反抗后，章惇主张朝廷应扩大战线，袭击西夏，以示惩罚，因为他们曾向吐蕃提供帮助。作为回应，曾布则认为军队和当地百姓已经疲倦不堪，再启边衅会使情况变得更糟。他提醒哲宗，宋朝在1075年试图将宗主权扩大到交趾的行为就失败了，而西夏比交趾强大得多。［65］人员伤亡渐次上升，邻路军队的安抚使向皇帝呈上了一份长篇奏疏，批评整个青唐之战。他在奏疏中说，由于那个地区位于偏远山区，部队补给极为困难。而且，当地吐蕃人占有很大优势，他们了解地形，宋军一旦逼近，他们能够分散开。曾布也再次加入议论，他指出青唐战役是一个巨大的错误。他声称，大宋帝国“以四海之大，所不足者非地土，安用此荒远之地？兼青唐管下部族，有去青唐马行六十三日者，如何照管？兼生羌荒忽，语言不通，未易结纳，安能常保其人人肯一心向汉”？［66］其他官员也同样担心，他们甚至建议，将新得到的领土还给吐蕃人不失为明智的做法。［67］徽宗一时之间没有做出决定。

1100年的二月和三月，有几位在哲宗朝因批评改革者而闻名的保守派官员，徽宗任命他们为“言官”，其中包括陈瓘和龚夬。一些知名官员也从京外别的职位上召回京城，包括苏辙、程颐、黄庭坚和张耒。［68］陈瓘刚一就任，立即写了一份奏疏呈递徽宗，强调选择正确人选，并极力主张将邹浩召回，并罢免反对将邹浩调回京城的安惇。［69］

地图2.1　燕云十六州位置示意图

龚夬之前在一份奏疏中也强调皇帝务必要明辨是非好坏。他的奏疏是党争中的一个典型例子，包含了强烈的道德愤慨，但在具体细节上却很薄弱。

臣闻好恶未明，人迷所向；忠邪未判，众听必疑。臣顷在外服，侧闻朝廷圣政日新，远迩忻戴，及被命诣阙，又闻进退人材，皆出睿断，此固甚盛之举也。

然而奸党既破，则彼将早夜为计，以谋自安，不可不察。或遽于革面以求自人，或申执邪说以拒正论，或妄称祸乱以动朝廷，或托言祖宗以迫人主，或巧事贵戚，或阴结左右。大抵奸人之情，其计百出，不可尽举。其要则欲变乱是非，浑淆曲直，以疑误朝廷，将幸其既败复用、已去复留而已矣。［70］

作为对这份奏疏以及其他最近任命保守派的类似奏疏的回复，三月二十四日，徽宗颁布了曾肇起草的一份诏书，呼吁士庶臣僚直言进谏。他在诏书中称将“开谠正之路”，宣布所有事情都可以提出建议，包括他自己的缺点、政策、左右大臣以及国内的情况。他还承诺，建议被采用会得到奖掖，即使所指责内容不实，亦不受责罚。“永惟四海之远、万几之烦，岂予一人所能遍察，必赖百辟卿士，下及庶民，敷奏以言，辅予不逮。” ［71］

四月，韩忠彦被任命为吏部尚书。他被提拔后，徽宗有一次与他闲聊，问他认为当前何事最为急迫。韩忠彦强烈请求撤销编类臣僚章疏局，理由是它可以将一名官员满怀诚意写出的奏疏归为诽谤。据韩忠彦讲，已有五百多份奏疏都被认为有诽谤之嫌。韩忠彦认为，只要编类臣僚章疏局继续存在，呼吁直言朝政得失的建议，包括徽宗最近颁布诏书宣称士庶臣僚直言进谏，都将毫无效果。徽宗显然采纳了韩忠彦的谏言，不久便告诉韩忠彦，他已经让人把这些奏疏搬入皇宫，全部烧毁。此外，似乎也是因为韩忠彦的谏言，徽宗放弃了在一年前付出重大代价占领的西北地区的两个州。1100年四月，鄯州被归还；一年后的1101年三月，湟州也被归还。［72］

罢黜改革派领导者

尽管徽宗已经把很多保守派召回了朝廷，但他发现，将改革派从政府最高层赶出去绝不是件容易的事。三月十四日，在徽宗提出关于章惇的话题后，曾布说，如果皇上希望罢免章惇，就应当先驱逐蔡卞。徽宗回答说：“此极不难，只批出便可罢。”但曾布说这件事没有那么简单：“进退大臣自有体，新除言事官必不久来，来必有言，若有所陈，但降出文字，则彼自不能安位，且以均劳苦去之不妨。卞既去，惇亦不能害政矣。” ［73］据说，徽宗称赞曾布的这个策略很聪明。此外，徽宗还告诉曾布，安惇有一次在谈话中说，打算率领所有台官对章惇进行攻讦。徽宗对他说，攻击章惇是一件该做就做的事，但不要事先寻求皇帝的允许。

在这次对话后不久，曾布和韩忠彦想了一个方法，让章惇和蔡卞同意将蔡京调离京城。他们对徽宗说，派遣一位有边防经验的高官到太原府任职非常重要，进而逐一排除了很多可能的人选，最后提到蔡京。章惇坚持蔡京应带较高的职名出守，曾布则提议给蔡京更优的官衔。最后，曾布明确问徽宗希望任命哪一位官员，徽宗回答：“蔡京。”曾布于是拿来任命官员的圣旨要徽宗批准。然后，蔡卞说：“兄不敢辞行，然论事累与时宰违戾，人但云为宰相所逐。”但徽宗并没做出回应。后来在一次上朝时，徽宗公开对曾布说，他们已经把蔡京、张商英和范镗这几位改革派驱逐出去了，还剩几个人需要对付。［74］

曾布与盟友努力将蔡京贬出京师，但很快遇到了一个比蔡京弟弟更大的阻力：向太后。四月初二，徽宗见到曾布，提醒他向太后希望将蔡京留在京城。后来，曾布去拜见太后，太后果然坚持留住蔡京。曾布警告说，如果太后不让步，自己就告老还乡，但太后说：“干枢密甚事？”曾布回答：“君子小人不可同处。”太后则反驳说：“先帝时亦同在此。”曾布仍然力陈不已，最后太后不得不对他说，他该离开了。［75］

宫外的人听说蔡京终究还是被留在京城，猜测是章惇运用自己的影响力把他留了下来。正如曾布向徽宗解释的那样，从这件事可以看出，外界并不了解宫里的事，因为章惇事实上也很讨厌蔡京。曾布还说，三省的其他大臣也不会凡事都一板一眼地按照章惇的命令去做。［76］

当然，被曾布指控卷入党争的那些人，也会向他发起类似的攻击。一次，蔡卞力劝徽宗不要任用陈瓘，因为他与曾布走得太近。还有一次，徽宗告诉曾布，安惇和吴居厚指控他、韩忠彦和蒋之奇结党，还包括所有近期被任命的言事官。听到此事，曾布随即提出要归养林泉，这一招他以后还用过很多次，而徽宗每次都坚持说不予考虑。［77］

向徽宗进谏的不仅有几位宰辅、台官与谏官，还有许多别的朝廷官员。四月十三日，徽宗告诉曾布，他已经收到一百多份弹劾章惇的奏疏。次日，他说弹劾章惇和蔡卞的奏疏加起来有两三百份了。［78］光是阅读这么多的奏疏，就肯定会使人心生不快了。

四月，朝廷又宣布了更多的官员任命，大部分都是提拔保守派、调离改革派。一天，徽宗甚至向曾布问起苏轼的朋友黄庭坚，曾布回答说，黄庭坚有文学天赋，会是一名适合任命的人选。当月末，台院官员扮演起了他们被委派的角色，开始攻击章惇，其中陈瓘以其一贯的狂热，指责章惇祸国罔上，称全国的愤怒和怨恨都集中在他身上。他还指责蔡卞为章惇的所作所为出谋划策，并将所有反对他想法的人说成对神宗不忠。［79］谏官龚夬弹劾蔡卞的第一条罪状就是娶了王安石之女，并倚仗学问“以欺朝廷”。他主张将蔡卞贬官。任伯雨则认为蔡卞比章惇还坏，指控他污蔑高太后，散布哲宗第一位皇后的谣言。他还指责说，蔡卞参与摘录大臣们的奏疏，并从中挑出毛病后将几千人治罪。［80］

蔡卞最终还是被罢免尚书右丞一职。五月十九日，他被贬出京城，远赴江宁担任知府。徽宗没有贬谪章惇，谏官们就继续弹劾。1100年五月二十八日，陈瓘指责章惇与已经身败名裂的蔡卞狼狈为奸，还说他最严重的罪行是妄用“绍述”二字。［81］到了六月，徽宗已把章惇和蔡卞的众多党羽都贬到了京城之外，又将不少几年前刚被他们驱逐的人召回京城任职。

但是，新任命的保守派却令徽宗感到失望。六月初八，他对二府大臣说，他不赞成那些新上任官员的夸大言辞：“卿等可亦说与，勿令过论。”曾布对徽宗说，言事官不喜欢被别人警告，他建议徽宗在评估他们的指责时，考虑到可能有夸张之处就是了。第二天，徽宗向曾布指出，李清臣尤其有偏见，在他看来，“宣仁时事无不是者”。又过了一天，徽宗想出了一个办法，能让大家都知道他不赞成使用偏激的语言：他要为此贬斥谏官邢恕。但这一温和的步骤并没带来明显的效果。六月十六日，龚夬对蔡京的斥责再次激怒了徽宗。［82］

向太后从七月初一起不再听政，罢免哲宗朝重臣的压力落在徽宗身上，就更加沉重了。1100年七月，有一长串的官员都屡屡弹劾章惇长期把持大权、“包藏阴谋”。1100年九月初八，徽宗终于接受了章惇的致仕请求。数月之后，1100年二月，六十七岁的章惇被贬至岭南。［83］

章惇离开后，陈瓘现在将目标放在了向太后及其亲戚身上。1100年九月十五日，陈瓘呈上一份奏疏，批评向太后的亲戚，并指责向太后并没有真正地还政，太后非常难过，拒绝进食。徽宗安慰她，说要贬斥陈瓘。但太后还是没有消气，她身边的人建议说，只有把蔡京任命为宰执，才能让太后安心。徽宗没有采纳这项建议，但第二天陈瓘就被贬到地方任职。［84］徽宗对陈瓘说，自己不会让他在外地太久，还派人给他送去一百两黄金作为开销。但这次降职并没有阻止陈瓘继续向徽宗递呈奏疏，其中一份是关于蔡京与向太后亲戚间的友谊，坚持指责向太后贪恋权力。［85］

最后一位被贬的重要改革派是蔡京。1100年十月三日，徽宗将蔡京贬逐出京师担任地方官。曾布对徽宗说，全国上下都盼望罢免蔡京，但自从自己之前的行动惹恼了向太后，对此事就一直没敢开口再提。［86］随后，在1100年十月初九，曾布被擢升为次相，职位仅次于当时的首相韩忠彦。据《宋史·曾布传》，他位于韩忠彦之下时，事实上更强硬一些，很多重大举措都是由他来定夺。他认为，改革派与保守派都有缺点，因此主张徽宗应尽力化解两派的敌对情绪。本着这一精神，徽宗将第一个年号定为“建中靖国”。任命的官员中两派都有。1100年十月二十六日的一份诏书强调了徽宗的不偏不倚：“朕于为政取人，无彼时此时之间（即元祐和绍圣），斟酌可否，举措损益，惟时之宜；旌别忠邪，用舍进退，惟义所在。” ［87］但并非所有人都赞成皇帝的这个想法。言事官任伯雨表示反对：“自古未有君子小人杂然并进可以致治者。盖君子易退，小人难退，二者并用，终于君子尽去，小人独留。” ［88］

徽宗用了这么长时间才贬逐章惇和蔡卞，其中一个原因是：作为一名刚继位的皇帝，如果操之过急地驱逐效忠先帝的大臣，会被认为对先帝不敬。如果是常见的子承父位，他的孝道就会受到质疑。在《论语·学而》中，孔子说：“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论语·子张》特别提到了父亲的大臣：“曾子曰：‘吾闻诸夫子，孟庄子之孝也，其他可能也；其不改父之臣与父之政，是难能也。’”只要哲宗还没有入葬，人们对徽宗的期望就是不要急于将自己与先帝区别开，也不要改变朝廷的方向。

哲宗的葬礼

皇帝的葬礼是一件大事，要花费很多人力与物力。因为死亡和服丧有“不吉”的意味，与皇帝的礼仪职责存在冲突，所以必须做出很多妥协。登基不久，徽宗就召见群臣，商议他应当按什么流程为哲宗服丧：是按照弟弟对兄长的一年丧，还是按照儿子对父亲或臣子对陛下的三年丧？蔡京认为，应当服三年丧，因为徽宗是哲宗的臣子。对当朝天子而言，一个月应当转换为一天，因此三年服丧期的二十五个月就转换为二十五天。［89］

徽宗定期收到关于哲宗的棺木、陵墓和画像进展情况的奏报。棺木长九尺，宽四尺，高五尺，上漆工序用了好几天，但最终还是在正月十七日完工了，正好赶上第二天的出殡仪式。徽宗主持仪式时，众官员聚集在福宁殿的入口，向徽宗表示安慰。然后，众人又前往内东门，安慰向太后、刘太后（哲宗的遗孀）和朱太妃（哲宗的生母）。接着，又派信使向天、地和太庙奏告出殡仪式。到了月底，确定下葬的时间，选择黄道吉日破土动工，修建好陵墓，将灵柩运出皇宫下葬。［90］

皇家葬礼非常复杂，大部分是由礼直官来决定。在准备第二次祭奠时，章惇和蔡卞对头上的裹布应当用什么颜色争论了很长时间，最后不得不找礼直官决断（他的结论是该用黑色）。［91］还有一件事要征询大臣们的意见，即哲宗摆放在太庙的画像。四月二十三日，在服丧百天期满的次日，章惇带来官员林希绘制的一幅画像。大臣们评论说，之前御药院提供的画像根本不像哲宗。徽宗说蔡京曾拿来一幅画像，也不像先帝。他提到，画像有五六分相像他就满意了，大臣们于是推荐林希的画像，徽宗看后认为这是最好的一幅。在与向太后讨论时，曾布主张以林希的画像为摹本，为哲宗制作塑像（可能是放在景灵宫内）。［92］

七月，在将灵柩从皇宫运送到陵墓的途中遇到了严重的天气问题——连日阴雨。七月二十二日，寺观接到命令，要举行仪式祈求好天气，京师的百姓也被要求三天不得杀生，希望能得到神灵的帮助。尽管下着雨，送葬的队伍还是到达了皇陵所在的巩县。但到那儿以后，大雨和泥泞使队伍无法继续行进，雨看起来没有停的迹象，也没有安排避雨的地方，队伍只得在野外过了一夜。第二天（八月初一），哲宗的灵柩被安放进陵墓。随后，先帝灵牌被依序迎回京师：先是文武百官在板桥迎接，再是哲宗的遗孀孟太后在琼林苑，最后由徽宗在皇宫内的群英殿迎接。［93］

徽宗在登基后的第一年都取得了哪些成就呢？首先，通过请向太后垂帘，徽宗避免了对他继承皇位的主要抵制。皇太妃朱氏的儿子似对选择徽宗继位很不高兴，但他的不满并未发展为一场危机。另一个成就是迅速赢得了主要保守派的支持。徽宗召许多保守派回京，并不仅仅是表示一种姿态，而是真诚地认为他们在朝廷任职是件好事。徽宗认真听取他们关心的事情，颁布他们写的奏疏。而最令这些保守派高兴的是，徽宗缓慢而坚定地削弱身居高位的改革派的权力，如章惇和蔡卞，甚至将他们贬逐出京。

在即位第一年中，与徽宗取得成就同样重要的是他所学到的东西。从十七岁到十八岁之间，徽宗的大部分时间和精力都放在了皇帝必须做的两件事上：履行重要仪式和甄选高级官员。徽宗承认大臣们有很多东西可以教他，他仔细聆听他们说的话，试图掌握身处政府最高位必须面对的复杂的人际关系。他将曾布视为心意相通的老师，一个愿意对他直言相告并解释许多宫廷习俗背后政治意涵的人。徽宗在第二年执政时，要比第一年聪明得多，也更了解政府真正的运转方式。

不过，徽宗执政的第一年也不是只有政治。他与当时备受敬重的道士刘混康多次谈话，讨论道教思想。他还找时间和机会继续发展自己在书画艺术上的兴趣。由于旧王府已经不需要了，徽宗就把那里重新装修成龙德宫，自己有时也会过去检查工匠们的工作，并提供一些指导。此外，他有时也花时间与后妃相处。在即位第一年的年底，王皇后生下一个儿子，郑皇妃生了一个女儿。

这些成就在后面的章节中还会更详细地回顾。不过，我们先要看看徽宗在执政的第二年和第三年为建立联合政府所做的努力。

［1］ Xiao-bin Ji （冀小斌）, Politics and Conservatism in Northern Song China , Hong 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2005, pp.62—94; Patricia Ebrey, “Succession to High Office: The Chinese Case.”in Culture, Technology, and History: Implication of the Anthropological Work of Jack Goody , edited by David R. Olson and Michael Cole, Mahwah, NJ: Erlbaum, pp. 49—71.

［2］ Xiao-bin Ji, Politics and Conservatism in Northern Song China , pp.62—63.

［3］ 精神疾病同样也困扰着南宋的皇室，最著名的例子是宋光宗。参见Richard David （戴仁柱）, “The Reign of Kuang-tsung （1189—1194）and Ning-tsung （1194—1224）.”in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 Vol. 5, Part 1: The Sung Dynasty and Its Precursors, 907 –1279 , edited by Denis Twitchett and Paul Jakov Smith,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pp.756—773。

［4］ Xiao-bin Ji, Politics and Conservatism in Northern Song China , pp.76—94.

［5］ 有关这部日志，参见第一章注释76。徽宗即位第一个月的详细记录占了中国古书的84叶，在最新排印版中占255页。

［6］ 《曾公遗录》卷八，145—146页；卷九，214页。《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五百二十，12355页。

［7］ 最后一句话的意思有些含糊，也许太后想说的是，端王对哲宗非常体贴和关心。

［8］ 《宋史》（卷十九，357—358页）也记录了这段对话，细节几乎完全一样，但在徽宗本纪最后一段（《宋史》卷二二，417—418页）的评论中说：“然哲宗之崩，徽宗未立，惇谓其轻佻不可以君天下。”历史学家在这里可能借鉴了坊间流传的一段添油加醋的故事。例如，还有几个故事说，一些算命人和先知预测到了徽宗的继位，这些故事无疑是在徽宗登基后才得以流传。关于这些故事，参见张邦炜《宋代政治文化史论》，226—241页。

［9］ 《曾公遗录》卷九，212—213页。参看《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五百二十，12356—12357页。

［10］ 《曾公遗录》卷九，213页。

［11］ 对照的例子，见Jack Goody, Succession to High Office ,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6。关于宋朝的例子，见Patricia Ebrey, “Succeccion to High Office”，以及秦玲子《宋代の后と帝嗣決定權》，载《柳田節子先生古稀記念：中國の傳統社会と家族》，东京：汲古书院，1993年，51—70页。

［12］ 《曾公遗录》卷九，213—214页。参看《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五百二十，12357页。根据《续资治通鉴长编》中的引用（卷五百二十，12362页），向太后称哲宗曾对她说端王应当继位。

［13］ 《铁围山丛谈》卷一，20页。

［14］ 《曾公遗录》卷九，214页。参见《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五百二十，12357—12358页。

［15］ 《宋大诏令集》卷七一，30—31页。

［16］ 《曾公遗录》卷九，214页。

［17］ 《曾公遗录》卷九，214—215页。

［18］ 《曾公遗录》卷九，221页。参见《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五百二十，12371页。

［19］ 《曾公遗录》卷九，221页。

［20］ 《曾公遗录》卷九，215—216、247—248、260页。张邦炜在《宋代政治文化史论》第229页提出，宦官郝随可能支持徽宗。

［21］ 事实上，其中有几位非常有才学，通过了科举考试。例如，赵子昼（1089—1142）、赵子崧（1106年进士）和赵子栎（1091年进士，1137年去世）。参见昌彼得等《宋人传记资料索引》（四），台北：鼎文书局，1977年，3381、3386页。

［22］ 关于向太后，参见Patricia Ebrey, “Empress Xiang （1046—1101）and Biographical Source beyond Formal Biographies.”in Beyond Exemplar Tales: Cultural Politics and Woman’s Biography in China , edited by Hu Ying and Joan Judg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11, pp. 193—211。

［23］ 《曾公遗录》卷九，216—217页。参见《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五百二十，12368—12370页。

［24］ 《曾公遗录》卷九，217—218页。参见《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五百二十，12368—12371页。

［25］ 《曾公遗录》卷九，219、241页。

［26］ 《曾公遗录》卷九，238—239、247—248、259—260页。

［27］ 《曾公遗录》卷九，284—285页。这一数据大致是14—16世纪法国和勃艮第宫廷的人数。Jeroen Duiham, Myths of Power: Norbert Elias and the Early Modern European Court ,pp. 30—31.

［28］ 《曾公遗录》卷九，296、297、280页。

［29］ 见《西台集》卷十五，238页。张邦炜《宋代政治文化史论》，265—266页。

［30］ 《西台集》卷十五，238页。

［31］ 《曾公遗录》卷九，292—293、316页。《全宋文》第109册，117—118页。另参见《吕氏杂记》卷二，291—293页；《挥麈录·后录》卷一，56—61页。

［32］ 《曾公遗录》卷九，295页。

［33］ 这句话出自《易经》的“系辞”。参见Richard Wilhelm （卫礼贤）trans., The I Ching or Book of Changes ,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7, p. 307。

［34］ 《曾公遗录》卷九，295—296页。

［35］ 这一话题的更多细节见附录A。

［36］ 关于官方公告，参见Hilde de Weerdt （魏希德）, “Byways in the Imperial Chinese Information Order: The Dissemination and Commercial Publication of State Documents.”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66, no.1, 2006, pp. 145—88; “Court Gazettes and the ‘Short Reports’: Official Views and Unofficial Readings of Court News.’ ”《汉学研究》第27卷第2号，2009年，167—200页；游彪《宋代的邸报与时政》，《中州学刊》2004年第6期，108—111页。

［37］ 参见Ari Levine （李瑞）, “Terms of Estrangement: Factional Discourse in the Early Huizong Reign, 1100—1104.”in Emperor Huizong and Late Northern Song China: The Politics of Culture and the Culture of Politics , pp. 131—170; Divided by a Common Language: Factional Conflict in Late Northern Song China , 2008,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38］ Paul Smith, “Shen-tsung’s Reign and the New Policies of Wang An-shih, 1067—1085.”in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 vol. 5, part 1: The Song Dynasty and Its Precursors, 907 –1279 , edited by Denis Twitchett and Paul Jakov Smith,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 pp. 347—483。关于这一时期的派系争斗，参见罗家祥《北宋党争研究》，台北：文津出版社，1993年。

［39］ Ronald Egan, Word, Image, and Deed in the Life of Su Shi , pp.33—38, 46—53. Charles Hartman, “Poetry and Politics in 1079: The Crow Terrace Poetry Case of Su Shih.”pp.15—22.

［40］ Paul Smith, “Shen-tsung’s Reign and the New Policy of Wang An-shih, 1067—1085.”p.418.当时的硬币（称为“钱”）中间有一个孔，可以用绳子穿起来。进行大额交易时，通用的货币单位是一贯钱，名义上是一千枚货币，但通常会少一些（纳税时法定为七百七十枚铜钱）。

［41］ Paul Forage, “The Sino-Tangut War of 1081—1085.”Journal of Asian History 25, 1991, pp. 17—18.

［42］ 关于宋朝的年号，参见James Hargett, “A Chronology of Reigns and Reign-Periods of the Song Dynasty （960—1279）.”Bulletin of Song Yuan Studies 19, 1987, pp. 26—34。

［43］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百四十三，10667—10669页。Ronald Egan, Word, Image, and Deed in the Life of Su Shi , pp. 86—93. Divided by a Common Language: Factional Conflict in Late Northern Song China , pp. 99—103; “Che-tsung’s Reign （1085—1100）and the Age of Faction.”in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 vol.5, part 1: The Sung Dynasty and Its Precursors, 907 –1279 , pp. 521—529.

［44］ Ronald Egan, Word, Image, and Deed in the Life of Su Shi , pp. 93—103. Ari Levine, “Che-tsung’s Reign （1085—1100）and the Age of Faction,”pp. 518—519.

［45］ Ronald Egan, Word, Image, and Deed in the Life of Su Shi , pp. 104—105.

［46］ 有一次，哲宗和曾布谈论蔡氏兄弟的矛盾，说他们总是反对对方支持的人。曾布猜测他们二人的妻子不合，哲宗认为这不无可能（《曾公遗录》卷八，178—179、198—199页；Ari Levine, Divided by Common Language: Factional Conflict in Late Northern Song China , pp.12—13, 141—143）。关于蔡氏兄弟，另参见Hugh Clark, “An Inquiry into the Xianyou Cai: Cai Xiang, Cai Que, Cai Jing, and the Politics of Kinship.”Journal of Song-Yuan Studies 31, 2001, pp. 67—101。

［47］ 在欧洲宫廷中，皇室宠臣之间经常产生许多怨恨、猜疑和恐惧。参见J. H. Elliott and L. W. B. Brockliss, eds., The World of the Favourite ,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9; John Adamso ed., The Princely Court of Europe, 1500 –1750 , pp. 19—20; Antonio Feros, Kingship and Favoritism in the Spain of Philip III, 1598 –1621 ,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48］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五百二十，12371页。《宋史》卷十九，358页。《宋会要辑稿·职官七六》，叶21a—22b；职官六七，叶29a—b；礼二九，叶68b；礼三七，叶14a—b；后妃一，叶17b—18a。《宋大诏令集》卷一，3页。《宋朝事实》卷二，23页。

［49］ 参见富田孔明《北宋士大夫の皇帝—宰執論》，《東洋文化研究》第四卷，40页。

［50］ 《曾公遗录》卷九，218页。《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五百二十，12368页。关于徽宗即位后前两年的党争，参见张邦炜《关于建中之政》，《四川师范大学学报》2002年第6期。罗家祥《论北宋徽宗统治初期的政局演变》，《河北学刊》2003年第5期，51—57页。

［51］ 《曾公遗录》卷九，228页。

［52］ 曾布也向哲宗推荐了他（《曾公遗录》卷八，155、198页）。

［53］ 这个朱服与徽宗的老师朱绂不是一个人。

［54］ 《曾公遗录》卷九，227—228页。《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五百二十，12378—12379页。

［55］ 《曾公遗录》卷九，233—234页。

［56］ 《曾公遗录》卷九，237、249—250、252页。

［57］ 《曾公遗录》卷九，311页。

［58］ 《曾公遗录》卷九，253页。

［59］ 参见David Robinson （鲁大维）, “The Ming Court.”in Culture, Courtiers, and Competition: The Ming Court （1368—1644） , edited by David M. Robinson,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pp. 27—30。

［60］ 《挥麈录·后录》卷一，60—61页。

［61］ 《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十五，573页。《曾公遗录》卷九，256页。

［62］ 《西台集》卷十五，236—237页。《全宋文》第111册，110—111页。

［63］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五百二十，12377—12378页。关于这场战役的历史，参见Paul Smith, “Irredentism as Political Capital: The New Policies and the Annexation of Tibetan Domains in Hehuang （the Qinghai-Gansu Highlands）under Shenzong and his Son, 1068—1126.”in Emperor Huizong and the Late Northern Song China: The Politics of Culture and the Culture of Politics , pp. 78—130。关于这个地区的吐蕃族，参见Tsutomi Iwasaki （岩崎力）, “The Study of Ho-hsi Tibetans during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The Memoirs of the Toyo Bunko 44, 1986, pp. 57—132。

［64］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五百二十，12383页。

［65］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五百一十七，12299—12300页。关于安南之役，参见Paul Smith, “Shen-tsung’s Reign and the New Policies of Wang An-shih, 1067—1085.”p. 465，以及James Anderson, “Treacherous Factions: Shifting Frontier Alliances in the Breakdown of Sino-Vietnamese Relations on the Eve of the 1075 Border War.”in Battlefronts Real and Imagined: War, Border, and Identity in the Chinese Middle Period , edited by Donald J. Wyatt,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8, pp. 191—226.

［66］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五百一十八，12317—12322、12325页。

［67］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五百二十，12381—12382页。

［68］ 《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十五，577—578页。《宋会要辑稿·职官七六》，叶21b—22b，日期为1100年二月二十六日。有趣的是，这个名单有一份省略了人物官职的缩简版，其中有苏轼的名字，没有苏辙，并略去了邹浩。参见《太平治绩统类》卷二十四，叶30a–b。

［69］ 《全宋文》第129册，3—6页。

［70］ 《宋朝诸臣奏议》卷十七，159页。《宋史》卷三百四十六，10982—10983页。

［71］ 《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十五，581页。《宋大诏令集》卷一百五十五，580页。《曲阜集》卷一，叶1a—2a；《全宋文》第109册，358页。

［72］ Paul Smith, “Irredentism as Political Capital: The New Policies and the Annexation of Tibetan Domains in Hehuang （the Qinghai-Gansu Highlands）under Shenzong and his Son, 1068—1126.”pp. 106—107.《宋会要辑稿·番夷六》，叶39a—b。《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十五，589页；卷十七，632—633页。在另一部史料《邵氏闻见录》（卷五，42—43页）中，记录的是张舜民劝说徽宗归还了这两个州。

［73］ 《曾公遗录》卷九，260—261页。

［74］ 《曾公遗录》卷九，263—264页。《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十五，579—580页。

［75］ 《曾公遗录》卷九，269—270页。

［76］ 《曾公遗录》卷九，271页。

［77］ 《曾公遗录》卷九，277、279页。

［78］ 《曾公遗录》卷九，279页。

［79］ 《曾公遗录》卷九，282—283页。《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一百二十，2009页。《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十五，588—589页。《全宋文》第129册，7—8页。参看Ari Levine, Divided by Common Language: Factional Conflict in Late Northern Song China , p. 145。

［80］ 《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一百二十，2009页。《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十五，592页。《太平治绩统类》卷二十四，叶31b。

［81］ 《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一百二十，2010页。《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十五，593—594页。《全宋文》第129册，9—11页。

［82］ 《曾公遗录》卷九，309—315页。《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十六，601—602页。

［83］ 《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一百二十，2011页。《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十六，602—603页。《宋史》卷四百七十一，13713页。章惇四年之后七十一岁时去世。

［84］ 《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十六，606—607页。《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一百二十九，2168—2169页。九月十八日，另一位官员认为，如果太后知道蔡京在罢黜孟皇后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就不会这么强烈地支持蔡京了。《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二十，2012页。《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十六，610页。

［85］ 《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十六，612页。《宋朝诸臣奏议》卷三十五，346—349页（《全宋文》第129册，48—43页）。

［86］ 《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一百二十，2013页。《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十六，613页。

［87］ 《宋史》卷四百七十一，13716页。《太平治绩统类》卷二十四，叶33b。《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十六，615—616页。

［88］ 《宋史》卷三百四十五，10965页。

［89］ 《曾公遗录》卷九，221—223页。《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五二〇，12372页。

［90］ 《曾公遗录》卷九，219、226、236页。《宋会要辑稿·礼二九》，叶69 b。

［91］ 《曾公遗录》卷九，240页。

［92］ 《宋会要辑稿·礼二九》，叶70a。《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五百二十，12385页。《曾公遗录》卷九，282页。

［93］ 《宋会要辑稿·礼二九》，叶78a—79b；《礼三七》，叶15b。《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十六，604页。

第三章 谋求均衡（1101—1102）

臣闻迩日传闻道路之言，有姓贾中贵人臂鹞鹘入后院捕逐禽鸟，臣未之信。……岂有仁者之君而务游畋者乎？……恐负宗庙社稷之灵……岂复有暇逐禽兽为乐乎？

——摘自江公望1100年的上疏

登基的第二年，徽宗面临着更多挑战，他需要履行比第一年更多的礼仪职责。这一年不仅有向太后的葬礼，还要修建摆放哲宗画像的大殿，以及第一次举行郊祀祭天。徽宗履行这些职责时，试图建立一个现在被称为“联合政府”的机构，即在朝中吸纳对立双方的成员一起合作。他在中枢机构保留了温和的保守派韩忠彦与温和的改革派曾布，但很多不那么温和的人也被任命为朝官。1101年三月，敢于直谏的陈瓘被召回京城，任命为著作郎［1］。徽宗曾经说过，不会让陈瓘在京外留任太久，他果然履行了承诺。

这段时期呈递给徽宗的大量奏疏都保留了下来，尤其是一些保守派起草的奏疏。这有助于我们想象身处徽宗的皇宫内，看看他都接收到哪些信息和想法。上疏之人指出了哪些问题？他们是如何表达事态的紧迫性的？为解决他们发现的问题，他们提出了什么样的建议，或是反对做什么事情？

联合政府

曾布在担任次相一年半多的时间里，不断告诉徽宗要绕开朋党之争，采纳双方的最佳想法，并任用与两派都有往来的官员，只要他们还能做出妥协。尽管还有几位官员也提出了类似的观点，但曾布似乎没能将很多人拉拢到自己一边，相反，两派都觉得他是一个见风使舵的投机分子。

曾布被任命为尚书右仆射的最初几个星期，徽宗听到了很多反对这一任命的意见。台谏官陈次升指责曾布用心险恶、滥用职权、轻视同僚与提拔亲友，等等。曾布还被指责与蔡卞关系密切。［2］对于这些批评，曾布丝毫不敢掉以轻心，而是尽可能地在徽宗身上做工作，准备回应。［3］ 1101年正月，向太后去世后不久，徽宗派曾布前去负责修建向太后的陵墓。曾布知道，在他离开皇宫期间，很容易受到别人的攻击，便事先提醒徽宗，但徽宗告诉他无须担心。1101年六月，正如曾布所料，针对他的批评非常猛烈。谏官陈祐连上几封奏疏，列举曾布的种种过错。曾布回到京城后，开始收集这些奏疏，想一一反驳。同时，他提醒徽宗，自己早就料到这种事情会发生。他还告诉徽宗，保守派想驱逐他，这样他们就能“复行元祐之政，则更不由陛下圣意不回也”。徽宗回答说：“安有是理！若更用苏轼、辙为相，则神宗法度无可言者。” ［4］

1101年一整年，徽宗始终支持曾布，经常将那些弹劾曾布的官员罢官免职，而支持被罢免者的官员则常常向徽宗进谏，试图使徽宗改变圣意。六月十五日，陈祐被贬至地方任职后，谏官江公望在一次上朝时问徽宗，陈祐说过什么话冒犯了皇上，徽宗回答说，陈祐希望贬逐曾布，并任命李清臣接替他的职务。徽宗补充说：“如此何可容旦夕？”江公望提醒徽宗说，“陛下临御以来，易三言官，逐七谏臣，非天下所期望。” ［5］

1101年的年中，徽宗罢免了两府的两位保守派官员（范纯礼和安焘），同时迫切地想更多了解可以成为替代人选的改革派官员。七月初三上朝时，徽宗要求大臣们提供两份名单，一份是在元祐年间诋毁神宗朝政的官员，另一份是可以提拔为朝官的地方官。作为回应，曾布鼓励徽宗保持两派联合的态度，不要偏向元祐派或绍述派。他引用了另一位官员江公望的建议：“左不可用轼、辙，右不可用京、卞。” ［6］

陈瓘一直等了好几个月才开始攻击曾布。八月初三，他交给曾布一封批评的信，随后按照官方流程向皇上呈递。徽宗看到这封信后，对曾布说：“如此报恩地邪？”曾布对信中提到的几件事进行了辩解。一件是在撰修神宗实录时采用了王安石的《日录》。对曾布来说，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资料来源，因为它记录了神宗与大臣们日常面对面的谈话。徽宗说：“卿一向引瓘，又欲除左右史，朕道不中，议论太偏，今日如何？”曾布只好承认自己看错了人。韩忠彦和在场的大臣主张将陈瓘贬至州郡任职。徽宗提出要更严厉地惩罚陈瓘时，韩忠彦和陆佃都进行劝阻，说：“瓘之言诚过当，若责瓘，则瓘更以此得名，曾布必能容瓘。” ［7］曾布原本希望通过提拔一些知名的反对派，让他们支持他的联合政府战略，但在陈瓘身上，曾布显然并没有成功。

几天后，徽宗对两名大臣说：“元祐人逐大半，（陈瓘）尚敢如此。曾布以一身当众人挤排，诚不易。卿等且以朕意，再三慰劳之。”当天晚些时候，曾布独自拜见徽宗。徽宗向他透露，自己已不愿意再保持中立，并对曾布说“先朝法度，多未修举”，而且“元祐小人，不可不逐”。但曾布仍然不想放弃，他试图通过自责来让徽宗息怒。徽宗随即问他：“卿何所畏？卿多随顺元祐人。”显然，一些改革者对徽宗说过，曾布与保守派走得太近。曾布否认自己惧怕任何人，但承认很少有人像他这样独立。不过曾布对徽宗说：“若言臣随顺及畏元祐人，不知圣意谓为如何？”徽宗笑道，自己是因为别人问起才提到这件事。［8］

上天示警

徽宗的身边从来都不缺乏建议。大臣们可以说，他们听到了关于徽宗做了某事的谣传，但他们并不相信皇上真的做过，以此来间接地批评徽宗。正如本章开头的题词中所示，江公望就是使用这种策略批评了狩猎的问题。显然，像徽宗这样恪于职守的统治者不应当把时间浪费在猎杀鸟兽上面。在江公望看来，狩猎的唯一正当理由是为祭祀祖先获取一些肉食。他还提出了两条反对狩猎的理由：第一，这件事很危险；第二，这件事也很昂贵，因为一旦有人捕获了一只鸟，皇帝就得进行赏赐。把钱花在这些事情上，对于那些通过艰辛劳作为朝廷提供资金的庶民百姓而言，是很不尊重的。最后，他在奏疏中鼓励徽宗畋猎于“仁义之场”，游观于“六经之囿”。由于儒家自古以来一直反对皇家狩猎，徽宗也许并没有把江公望的奏疏太放在心上。［9］

徽宗在位最初两年半里收到的措辞最为强烈的奏疏，是根据天象示警危言耸听地进谏重新考虑官员任命等决定。在这一点上，上疏者继承了周朝和汉朝以来的悠久传统，就是让统治者成为天象异常的替罪羊。［10］批评者及皇帝做出回应时使用的语言都有固定的模式，但这也不会阻止各个派系利用这些征兆达到自己的目的，或是将自己的意图强加于这些征兆之上。［11］按照要求，徽宗应当谦恭地回应这些奏疏，并心甘情愿地承担责任。徽宗登基三个月后，司天监预测到了一次日食，尽管当时的日食预测已经非常准确，但人们仍然期待徽宗宣布，他将日食视作上天的警示。曾肇代拟了一份诏书，表示徽宗已经为即将到来的事件受到了适度的惩罚。皇帝在诏书中说，天象异常不可能毫无意义，“凡朕躬之阙失，若左右之忠邪，政令之否臧，风俗之美恶，朝廷之德泽有不下究；闾阎之疾苦有不上闻，咸听直言，毋有忌讳”。［12］

在随后的两年中，还出现了几次异常星相，例如，七月份发生了一次火星之行失常（偏移轨道），次年（1101年）正月，天空中出现赤气（可能是北极光）。［13］韩宗武、陈瓘、邹浩、朱肱、江公望、曾肇、王觌和任伯雨等官员评论这些现象的奏疏都保存了下来。［14］例如，陈瓘在查询了历代史书中的星相专著后，于1100年七月向皇帝呈递了一份长篇奏疏。他认为，在日食之后紧跟着出现火星之行失常是非常不吉利的。他引用了汉代儒学大师董仲舒的话：“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最后，陈瓘还上奏说，仁宗编纂了一部关于历朝灾异的书，名为《洪范政鉴》，共十二卷。陈瓘称，每当天象发生变化，仁宗就会查阅这本书。他认为这本书可能还在皇宫中，建议设法找到它。［15］

任伯雨的上疏是关于赤气的。在前几位皇帝在位时（以及先前的朝代中）也有过几次五色之气的报告，但似乎并未有一致的解释。《宋史》中记录的最近一次观测到这种现象是在1088年和1099年。神宗在位期间（1069年十一月），王珪将赤气解释为吉兆，预示着皇帝很快就会有一个皇子降生，并在宫廷宴会上赋诗一首。［16］然而，发生在徽宗统治第一年年底的这次赤气，任伯雨确信是一个可怕的警示，“盖天之于人君，犹父之于其子，爱之深则教之至，数有灭异，或者欲陛下戒惧以谨厥初欤”？

正岁之始，建寅之月，其卦为“泰”，年方改元，时方孟春，月居正首，日为壬戌。是陛下本命，［17］而赤气起于莫夜之幽。以一日言之，日为阳，夜为阴。以四方言之，东南方为阳，西北方为阴。以五色推之，赤为阳，黑与白为阴。以事推之，朝廷为阳，宫禁为阴；中国为阳，夷狄为阴；君子为阳，小人为阴；德为阳，兵为阴。……此宫禁阴谋，下干上之证也。渐冲正西，散而为白，而白主兵，此夷狄窃发之证也。［18］

任伯雨在奏疏中旁征博引，想要引起皇上的警惕。他从日期、方位和气体颜色等方面进行了分析。为了表明每种迹象都预示着凶兆，他还借用阴阳、五行及本命的概念。此外，他又引用《汉书·五行志》作为权威来证实这种负面的预测，并指出唐朝在赤气经常出现的时期政府不断衰落。

红色本身并非不吉利，反而常与喜庆联系在一起，因此有些官员将赤气解释为一种吉兆。又过了半个月，向太后驾崩后，任伯雨另上一疏来反驳这些官员的观点：

未半月，果有皇太后上仙之祸，其为灾变，亦已明矣。今来亳州、兖州、河中府奏言：因建置道场，获此祥应。且赤气所起，天下皆见，如何敢移易方位，增添景象，公肆欺谀，以愚群听？窃以天人之际，道固幽远，灾祥之出，殆不虚示。岂佞夫纤人，败坏大体，诡辞异说，指灾为祥，以轻侮天命，幻惑人主？［19］

根据《宋史》记载，任伯雨在担任“言事官”的半年中，共上一百零八份奏疏。其他大臣建议他少写一些，但他不为所动。［20］

1101年六月，京城里一座与皇室往来密切的宫观遭到雷击后被烧毁。王觌在上疏中提到，徽宗对这场火灾的迅速反应是立刻前去举行了一场道教仪式：“陛下夜不俟旦，申敕攸司，于延福宫设醮谢咎。”他称赞徽宗对天意立即做出回应的诚意，但暗示徽宗没有采取正确的行动。王觌引用汉代经典，指出一旦统治者不能辨明贤人和小人、背离正确轨道，也不够节俭时，就会发生火灾。他认为，除非徽宗能看到自己在这些方面的不足，否则，吉兆就不会显示，而凶兆则会经常出现。［21］

徽宗在位前两年所接到的报告征兆的奏疏，现存的大部分是保守派提出的警告。［22］然而，奏疏措辞和策略却是两派都惯常采用的，这一比例也只是反映了改革派与保守派奏疏留存下来的数量差异。1102年中，改革派殿中侍御史钱遹弹劾曾布：“况日食、地震、星变、旱灾，岂盛时常度之或愆，乃柄臣不公之所召，人神共怒，天地不容。” ［23］当然，徽宗仍是最终负责的人，因为是他任命了曾布，但他也可以通过罢免曾布轻而易举地扭转局势。

徽宗登上皇位最初两年，祥瑞的记录非常少。1100年九月，有人报告称，在徽宗继位前居住的府第（已改为龙德宫）里长出了象征吉祥的灵芝，徽宗随后亲自乘坐皇家马车前去拜访他的弟弟赵似，陈瓘和陈师锡都因为这件事上疏皇帝，想必是有人向皇上报告了这个吉兆，但陈师锡以此来提醒徽宗，不要将这类事情太放在心上。尽管他承认这种现象是因为圣人的存在而传递的吉兆，但他想对徽宗强调，前朝皇帝都叮嘱大臣不要针对吉兆上疏，因为最好不要过于自信，而要认为目前还未臻于完美：“甘露降，醴泉出，麟凤至，朱草生，理之自然，物之遂性耳。佞人乃谓之祥瑞，称颂归美，以骄帝王之心，祖宗所以戒之。” ［24］

而陈瓘则采用了另一种策略，他在奏疏中说：“伏闻车驾将幸蔡王外第，都下之人老幼相传，欢呼鼓舞，愿瞻天表。人心所归，于此可见。”让老百姓面睹圣颜是没有问题的，但应当是为值得的事情，比如为百姓祈福。如果徽宗不谨慎的话，人们就会传言说他只对吉兆感兴趣，那么“天下之人将有不远万里而献芝者矣”。［25］

那么，这些奏疏对徽宗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呢？它们似乎并没有使他认识到，奏告征兆只是浪费时间或精力。相反，徽宗似乎已经养成了对于吉兆奏报的兴趣，希望以此来逆转他听到的所有凶兆。

景灵宫

哲宗的葬礼后不到五个月，向太后驾崩（1100年正月十三日），皇宫不得不再次举行大型葬礼。太后的葬礼程序要比哲宗的葬礼简略很多，也许部分原因在于她被安葬在神宗陵墓的一间侧室内。陵墓方面的工作从1101年二月十九日开始，灵柩于1101年四月十七日送到陵墓旁，下葬时间在1101年五月初六。［26］

在哲宗驾崩一年后，仍有一些与先帝去世相关的事情悬而未决。首先是为他在景灵宫布置的供奉灵位。景灵宫是摆放皇室祖先塑像的地方。在徽宗的时代，在皇宫之外，开封主要有两个地点供奉皇室祖先——太庙供奉的是刻有祖先名字和尊号的木牌，遵照儒家经典中规定的礼仪祭拜，而景灵宫奉祀的则是之前皇帝和皇后的彩塑，遵守道教礼仪。［27］这个供奉塑像的宫观与传统的礼经没有联系，完全是宋代的创新。宋朝初期，皇帝将父母的画像摆放在京城周围十几座寺观之中，让那些道士与和尚为他们祈祷。真宗发现宋朝的创始人是玉皇大帝/黄帝的后裔，便将这两位尊为圣祖，在皇宫正南面为他们修建了一座很大的宫院，即景灵宫。后来，这座宫院内又供奉了几位皇帝的塑像，但都没有形成系统的制度，直到1082年，神宗决定把宋朝所有皇帝和皇后的塑像都集中在景灵宫奉祀。这样，景灵宫的面积必须扩大，为此花费了十二万贯，补偿那些房屋被占用的老百姓。［28］

景灵宫的扩建工程于1082年完工之后，所有前代皇帝、皇后坐在龙椅上的粉彩塑像都被供奉在那里。按照族谱的顺序，所有殿堂分为三个级别。首先是供奉圣祖的大殿，中间是六个大殿，分别供奉先前的五位皇帝、太祖与太宗的父亲，第三等级有五个大殿，供奉先前五位皇帝的皇后（英宗的皇后，也就是神宗的母亲，当时仍然在世）。供奉每位皇帝的殿内有三座塑像：皇帝本人及其最为显赫的两位大臣，他们也与皇帝一同接受供奉。在殿内墙壁上，还绘有一些当朝大臣的画像。皇帝每年要四次亲临景灵宫，举行四个季节的祭祀仪式，陪同的还有文武百官和宫廷待从。每当到了先朝皇帝或皇后的周年忌日，僧侣和道士要去相应的大殿作法事，由宰相率领文武百官前去上香。在徽宗朝，每年大约有二十次这类活动，平均每月有一两次。在忌日的第二天，皇后还要带领一些宫女进行祭奠。

神宗在扩建景灵宫时，并没有为自己或后世的宋朝皇帝准备供奉的殿堂。神宗驾崩下葬、灵位被供奉在太庙后，有位大臣上疏建议以节俭的方式安置神宗的塑像。这位大臣认为，扩大景灵宫的占地面积将干扰附近百姓的生活。作为替代方案，皇后的塑像可以移入丈夫的大殿中，这样就能空出一些房间。当时是高太后摄政，她没有同意搬动皇后们的塑像，但也不想扩建场地，因此，她建议在神宗的父亲英宗的殿堂后面为神宗再修一座殿堂。［29］

徽宗还是亲王时，每次参加景灵宫举行的四时祭祀，都能切身感受到给予先朝皇帝和给予其父亲不同空间的待遇。徽宗登上皇位后，决定改变这种怠慢。徽宗确定的方案是在御街的另一侧、正对着景灵宫的地点，再修建一座祠庙，称为景灵西宫（见图1.1）。神宗是这座庙院首要供奉的祖先，哲宗则被视为神宗的第一位后代。［30］

景灵西宫的碑文描述了徽宗是如何做出这一决定的，碑文由宰相曾布和韩忠彦起草，但实际上是由曾布的儿子曾纡起草。毫无疑问，碑文中的故事是按照他们认为徽宗希望的方式进行讲述：开始先介绍景灵宫的历史，包括由真宗创建，尤其称赞了神宗使这座建筑变得更加雄伟壮丽。每个殿堂的名称也根据供奉先皇的业绩一一进行了解释。然后，碑文内容转向徽宗：

今皇帝践祚之七月，哲宗复土泰陵，议广原庙于显承殿之左。一日，顾谓辅臣曰：“神考盛德大业越冠古今，而原庙之制实始元丰，惟显承僻处一隅，日迫廛市，无以称崇报之重，宜改营新宫于驰道之西，奉神考为馆御之首，诏示万世尊异之意。”君臣踊跃，附合为一，退而表请其事，诏曰恭依。［31］曲士腐儒有以为不当迁者，皇帝持其说益坚，卒破浮议，计不中却。

接着，碑文作者赞扬了神宗和他推行的新政，例如对学校、考试、役法和军队制度的改革，还提到了此后发生的两次政治波动。然后他们称赞徽宗的美德、智慧、魄力以及对轻重缓急的判断。他们还报告说，在修建新庙宇时，一切都是效仿旧庙的形式，没有添加任何多余的奢华。此外，还解释了为神宗、哲宗和神宗的皇后们新建的殿、门的名称。新建筑共有640个房间。［32］碑文中还说，整个建设工程用时不到一年，民工和附近百姓都没有任何抱怨。新庙宇距离皇宫前门百步之遥，百姓都摩肩接踵地来观看。在碑文最后，作者还加上了典型的奉承话：“非皇帝睿哲至诚出于天性，而不怵于卑近之说，又何以臻此哉！” ［33］

这篇碑文中提到的“卑近”小人的批评，无疑包括了陈瓘，因为他屡次上疏反对这项工程。陈瓘在奏疏中列出了反对修建新庙的五条理由。第一，原庙的左边是尊位，但新庙正好建在西边，不符合经旨；第二，新庙建在原刑部旧址，而刑部是执行死刑的地方，因此“杀气”太盛；第三，虽然这个地址现在被官府占据，而非民宅，但这些官府也要迁址，而官府新迁的地点仍会占用民宅；第四，神宗一直想将供奉祖先的宗庙合在一起，但新的计划却要把它们分开；第五，不应惊扰死者。陈瓘将扩建景灵宫的责任归咎于蔡京，但蔡京称，神宗已经提及日后需要扩建，并从权威的《实录》上找出一段话作为证据。陈瓘确信这个证据是蔡京捏造的。［34］

1101年十二月，神宗的神主被供奉在景灵西宫，1102年三月，哲宗的神主也被供奉在那里。和以前一样，神宗和哲宗朝的重要大臣也绘于殿堂的墙壁上。由于当时徽宗朝中同时任用了改革派和保守派，两个派系均有成员被绘于庙宇墙壁之上。1102年四月，徽宗为景灵西宫写了一篇赞文，九天后，他的宰臣也为景灵西宫写了颂。［35］但现在这些文章都没有存世。

郊祭

还没等神宗的神主供奉起来，徽宗就不得不去南郊祭坛主持自己的第一次祀天仪式了。三年前，亦即1098年，徽宗就在效祀祭天中担任亚献，这件事对于皇帝的弟弟或儿子来说稀松平常，因此他对整个祭祀仪式过程已经相当熟悉，例如，陪同皇帝前往祭坛的官员行列、他必须数次登上的祭坛的高度、演奏的音乐、表演的舞蹈，等等。然而，他依然有很多内容需要学习。

尽管皇帝郊祀仪式已经有几百年历史，但祭祀仪式究竟应当在何处、何时以及怎样进行，仍有很多争论。《周礼》中说，祀天礼应当于冬至在圜丘进行，祭地则应当于夏至在方丘进行，而《礼记》中只提到郊祭，却没有说祭坛的形状。历史上很多朝代是把祀天和祭地分开，分别在夏至和冬至进行，但在宋朝的前一百年中，祀天与祭地是合祭，每三年在冬至合祭天地于南郊圜丘。［36］这种合祭仪式是否符合经典，神宗还存有疑问，便让大臣们商议合祭形式是否恰当。正反两种观点都有很多支持者。最后神宗还是决定将祭祀天地的仪式分开，在1080年冬至祀天时，就没有设置祭地的神坛，而1083年则分别进行了祀天和祭地仪式。哲宗即位后，这一话题再次引起争论。高太后决定将合祭作为一种权宜之计。哲宗亲政后，张商英和许多大臣，包括蔡京在内，都劝说哲宗恢复分别祭祀的仪式。通过这件事可以看出，尽管礼仪原本应当建立秩序，但在宫廷中，它很容易就成为争论的起源，或是表达反对意见的工具。［37］

1101年，徽宗不得不考虑这些问题。据说，他希望在夏至亲赴北郊主持祭地仪式，但他手下的高级官员反对这种做法。到了八月份，恢复合祭的想法被提出，徽宗先是下诏同意，但五天后又改变了主意。［38］大臣周常对礼仪有丰富经验，他向徽宗解释了神宗和哲宗朝在这些争论背后的担忧，以及参加争论的都有哪些大臣。一些大臣主要是担心所花的费用，有些则反对在酷暑时举行重要仪式，建议择日祭祀，还有一些人则建议应当由大臣而非皇帝本人主持夏祭，等等。周常认为，既然徽宗希望恢复神宗时的做法，就应当让大臣们就合祭、分祭礼制进行一次辩论。谏官彭汝霖提出反对合祭后，韩忠彦就关于礼仪之事进行辩论表示质疑，他说：“神祇非差除，比被台谏攻便罢。”曾布支持分祭，指出惧怕夏天炎热不应阻止大家心怀诚意地祭祀天地。徽宗同意曾布的意见，暂时取消了合祭。［39］

准备祭祀礼仪是一件大事，有很多小细节要解决。例如，当时在尚书省任职的陆佃请求徽宗同意，使用银子而不是金子去装饰放置裘皮大衣的箱子，徽宗反问道：“匣必用饰邪？”陆佃承认，这并不是礼仪的要求，只是以往的惯常做法。于是徽宗决定不对箱子进行装饰。［40］ 1100年十一月十四日，徽宗同意中书省、门下省的请求，将仪仗卫队的人数定为21575人。同一天，大乐局奏报说，自景祐（1034—1037）以来，祭祀时只有一套音乐，但既然现在祀天和祭地不再一起进行了，有些音乐也就不再适合了，要谱一些新的。徽宗亲自谱写了一首“降神曲”和一首“送神曲”。［41］

这些仪式让徽宗和他的重要大臣们忙碌了好几天，因为皇帝要连续三天在不同地点主持凌晨的祭祀活动。曾布记录了当时一些事件的细节。在景灵宫宣布大祭开始的那天，下雪是一个恼人的问题。

十一月戊寅凌晨，导驾官立班大庆殿前，导步辇至宣德门外，升玉辂，登马导至景灵宫，行礼毕，赴太庙。平旦雪意甚暴，既入太庙，即大雪。出巡仗至朱雀门，其势未已，卫士皆沾湿。上顾语云：“雪甚好，但不及时。”及赴太庙，雪益甚，二鼓未已。上遣御药黄经臣至二相所，传宣问：“雪不止，来日若大风雪，何以出郊？”布云：“今二十一日。郊礼尚在后日，无不晴之理。”经臣云：“只恐风雪难行。”布云；“雪虽大，有司扫除道路，必无妨阻。但稍冲冒，无如之何。兼雪势暴，必不久。况乘舆顺动，理无不晴。若更大雪，亦须出郊。必不可升坛，则须于端诚殿望祭。此不易之理。已降御札颁告天下，何可中辍？”经臣亦称善，乃云：“左相韩忠彦欲于大庆殿望祭。”布云：“必不可。但以此回奏。”

经臣退，遂约执政会左相斋室，仍草一札子以往。左相犹有大庆之议。左辖陆佃云：“右相之言不可易。兼恐无不晴之理。若还就大庆，是日却晴霁，奈何？”布遂手写札子，与二府签书讫进入，议遂定。上闻之，甚喜。有识者亦云：“临大事当如此。”

第二天，徽宗要在太庙宣布行礼。

中夜，雪果止。五更，上朝享九室，布以礼仪使赞引就罍洗之际，已见月色。上喜云：“月色皎然。”布不敢对。再诣罍洗，上云：“已见月色。”布云：“无不晴之理。”上奠瓒至神宗室，流涕被面。至再入室酌酒，又泣不已。左右皆为之感泣。

是日，闻上却常膳蔬食以祷。己卯黎明，自太庙斋殿步出庙门，升玉辂，然景色已开霁，时见日色。巳午间至青城，晚遂晴，见日。五使巡仗至玉津园，夕阳满野，人情莫不欣悦。

在青城住了一晚，郊祀于次日凌晨正式开始。

庚辰四鼓，赴郊坛幕次，少顷，乘舆至大次，布跪奏于帘前，请皇帝行礼（景灵、太庙皆然），遂导至小次前升坛奠币，再诣罍洗，又升坛酌献。天色晴明，星斗灿然，无复纤云。上屡顾云：“星斗灿然。”至小次前，又宣谕布云：“圣心诚敬，天意感格，固须如此。”

接下来举行宴会，有位大臣可能是由于中风突然摔倒，宴会因此被打断。徽宗命人过去协助，并传唤太医前来治疗。

及亚献升，有司请上就小次，而终不许，东向端立。至望燎，布跪奏礼毕，导还大次。故事，礼仪使立于帘外，俟礼部奏解严乃退。上谕都知阎守勤、阎安中，令照管布出地门，恐马队至难出，恩非常也，众皆叹息，以为眷厚。

五鼓，二府称贺于端诚殿。黎明，升辇还内。先是，礼毕，又遣中使传宣布以车驾还内，一行仪卫，并令攒行，不得壅阏。布遂关卤簿司及告报三帅，令依圣旨。及登辇，一行仪仗，无复阻滞。比未及巳时，已至端门。左相乃大礼使，传宣乃以属布，众皆怪之。少选，登楼肆赦。［42］

徽宗从首次主持郊祭到最后一次行礼，从来没有报怨过皇帝必须履行的礼仪职责。他也从未被批评对待礼仪过于轻慢，或是敷衍了事，更没有拒绝过这方面的义务。从徽宗颁布的许多行使礼仪的诏书可以推断出，他精于运用国家祭礼的语言，也很乐于这样做。在徽宗履行这些礼仪职责时，宗教信仰可能是其中一个因素，但这并不意味着他没考虑过政治因素。重大的典礼都是徽宗与大臣一同完成的，而这有助于潜在地加深他们的感情。

财政事务

在徽宗的时代，人们知道自己生活的社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富裕——有更多的货币流通，更丰富的实物供应，更多人能负担教育，等等。然而，政府依旧经常资金短缺。［43］多数奏疏似乎都是政府收入不足及其带来的局限，而不是关乎通常被视为整体经济各个要素的那些方面，如贸易增长、农业和交通等。

在徽宗即位的前三年里，不得不批准因前代皇帝而产生的一些巨额开支，包括：为前任皇帝修建陵墓，为边疆军队提供资金，以及举行三年一次的郊祀。根据传统，这些重大的典礼还要大量赏赐士兵与官员，总费用超过一千万贯铜钱（当时的岁入总额至少超过一亿贯）。［44］徽宗自己也发起了一些新的建筑工程，其中最著名的是耗资巨大的景灵西宫。此外，即使是按惯例给前任皇帝的嫔妃加封，也要花费一大笔钱，因为她们的月钱动辄几千贯。［45］

那么，徽宗是否了解这些财政事务呢？在即位的前几个月，徽宗要做出很多涉及巨额开销的决定，但大臣们向他禀告时只提到了礼仪或先例，而没有预算方面的问题。就这样，前任皇帝的嫔妃统统得到了加封，她们的补贴也会相应增加，而哲宗朝在两府效力的老臣每人也被赏赐二百至四百两黄金，没有人建议花费较少的替代方案。即使是修建哲宗陵墓的费用，似乎也没有人直接提到过。

大臣们迟迟不与徽宗讨论政府收支的细节，也许部分原因在于当时的账目太复杂了。首先，记账不是采用一个统一单位，而是同时用了多种计量单位：铜钱的单位是贯（字面意义是指通过中间的孔串起来的一千枚铜钱），白银单位为两，粮食单位是担，丝绸以匹计，还有各州及外国上贡的各种物品。尽管在铜钱、银两、粮食和丝绸等主要物品的计量单位之间有一个粗略的兑换率，但不同物品间的价格波动时有发生。而且，税赋征收和花费支用都是以各种物品形式，必须有适当的运输和储存方式。就连二府大臣也发现，很难汇总政府共收入了多少钱，而这些收入又从何处而来。他们无法把全国预算列在一张纸上呈给徽宗看，也无法用一张纸将全国所有资产汇总出来。

当然，徽宗也逐渐理解了分配给政府的收入与分配给皇家藏库（当时被称为内藏库）收入之间的不同。属于政府的税收与开支由普通的政府官员处理。户部掌管这些事务，相关的大臣通过上疏讨论这些问题，并对如何使用这些收入提出建议。但政府官员不会知道皇家藏库的账目，因为这些账目被视为皇帝的私人财产。只有少数几个宦官掌管皇家藏库，监控着里面的存款和支出，而这些都属于机密。由于皇家藏库的收支平衡通常会好于政府藏库，因此，皇帝每年都要向政府账目上转入一些钱，还经常批准一些贷款，这已成为一种惯例。

土地税入中有三分之二留在地方，作为各县、州和路的开销。如果郝若贝（Robert Hartwell）的计算和预测准确合理的话，那么，在1093年，另外三分之一上缴至京师的土地税大约占中央政府与皇家藏库总收入的30%，其余70%则来自国家贸易机构和专卖、雇佣服役的各项费用、向城市商人征收的销售税、铸币利润，以及其他各种来源。在支出方面，军队中至少五十万士兵的薪水是最大的一部分，超过总支出的30%。相比之下，宫廷的花销还不到总支出的5%。［46］

皇帝与中央政府的收入被储存在一百多个仓库和藏库内，有些建在皇宫内，但大多数都分散在开封及其郊区。从宋朝伊始，左藏库就一直是政府储存钱币和贵重金属的主要仓库。它位于皇宫的正南，在相国寺和御街之间。965年，宋朝开国皇帝宋太祖设立了封桩库，作为内藏库之一，目的就是储存各种资源以备战时使用。而对于其他比较普通的皇家花费，则从内藏库和宋朝第二位皇帝太宗设立的景福殿库支出。这两座库都建在皇宫内。1040年，神宗将几个储存国内外进贡物品的仓库合并起来，建立了神御库，这是另外一座专门储存皇家财物的仓库。［47］神宗还建立了一座新库，称为元丰库，位于新城墙东边、临近虹桥的地方。元丰库建于1080年，最开始时收存国家酒类专卖和运营渡船的利润，目的是储存物资以后收回燕云十六州——这个地区在唐朝时曾是中原王朝的土地，但自10世纪中期以来一直被辽国占领。后来，元丰库也开始接受从国家专营的其他贸易中获得的资金，只有在宰相与皇帝都批准的情况下才可以支出。因此，它被视为宰相的藏库。在皇宫外，沿着汴河还有几座仓库，存放各州作为税赋收上来的米谷。例如，在东水门附近有广济仓，存放河南收上来的粮食；从东水门至南城墙一侧陈州门之间，共有五座谷仓，储存从江淮一带收来的粮食。［48］大部分税粮缴纳到政府仓库，但也有几个州的税被分配给内藏库。

内藏库收存的物资包括：各州上贡给皇帝的物品，一来作为标准化的礼物进贡，二来皇宫中也确实需要这些东西；外国进贡的物资；政府专营盐、酒、茶的利润；海上贸易关税；皇家铸币厂制造的钱币；政府金矿、银矿的收入；其他税务收入的规定比例；以及政府账目中的盈余。［49］

在1069年实施新政之前，大约10%—15%的全国收入都处于皇帝的控制下。［50］一项支出是由政府还是内藏库支付，似乎经常是临时决定的。因此，尽管内藏库要支付建设工程、皇宫维修的费用，并为皇室成员的出生、嫁娶或死亡承担必要的礼物开支，但政府也要为很多在皇宫工作的人支付薪酬，包括护卫、厨子，以及在皇宫内仓库和作坊中工作的人员，甚至还要支付亲王和公主的月钱，宫女出宫时也要付给她们一笔钱。政府财政还要为皇室宗亲的住房和补贴付费。但另一方面，尽管政府承担士兵的军饷，但在战争时期，内藏库也往往要做出大量贡献，尤其是在凯旋后对将士们的赏赐。发生饥荒、洪水或自然灾害时，内藏库也是救灾资金的主要来源。对于皇帝驾崩后的巨大开销，包括修建陵墓和赏赐参与葬礼人员的礼物，则要进行分摊；政府承担大部分的安葬费用，而内藏库负责大部分的礼仪费用。此外，内藏库的盈余也为皇帝提供了一些自由空间，即使大臣们反对，皇帝也可以推进一些项目。根据郝若贝的分析，正是由于内藏库在1069年前已积累了足够的盈余，才使神宗能够以此为新政提供资金。［51］

在徽宗登上皇位几个月后，大臣们开始向他提起预算的事，尤其是在西北地区防守青唐所需的物资。1100年四月，在一次上朝时，徽宗批准了陕西驻军请求的相当于一百万贯的物资。在五月份的一次上朝，吕惠卿在奏疏中提到了镇守边境的士兵缺乏足够的粮食。次月，朝廷听说山西一个州只剩不到十天的军队供给，随即要转运使上报其他地方的供给情况。当月，徽宗得知，河北的税收不足以支付边界十七个州的开销，因此，政府每年不得不向它们提供相当于两百万贯的物资。六月，曾布在一次上朝时与徽宗讨论新政采取的财政措施。曾布告诉徽宗，茶马司每年带来两百万收入（单位可能是贯），可以用来购买两万匹马。徽宗回应说，免役法带来的收入也是预算的一个重要部分。八月，徽宗同意从内藏库转出两百万贯，为陕西的军队提供补给。［52］

到了1100年十月，徽宗不断接到财政方面的奏疏。当时在户部的虞策称，政府目前的收入要比几十年前少得多，必须厉行节俭。次年正月，范纯粹上疏，认为必须为财政职务挑选更优秀的人才，还指出西北三路卖官鬻爵增加收入，存在着问题。他说：“富民猾商，损钱千万，则可任三子。”几个月后，他又因为河北修建防御工事造成的压力上疏，因为粮食价格上涨，士兵的军饷都不够吃饱饭。［53］ 1101年三月，陈次升也呈递了一份奏疏，提出了多条道德建议，其中包括提升自身修养，用仁爱惠及百姓。在“崇俭”的标题下，他举出了一些历史上的例子，说明那些摒弃奢华生活的统治者因此繁荣昌盛，而沉迷于此的统治者则将失去一切。他称，喜欢奢侈和新奇之物在当时尤其有害。徽宗应当视道德为华，以仁义为丽，珍玩奇货会导致国家灭亡，而珠玉锦锈则可能使人迷失心志。［54］

在徽宗登基第二年的年中，安焘上疏称，神宗统治时，皇帝和政府的藏库都是满的，但现在却全空了，原因就是要为边境提供军费。他向徽宗建议，应当遣散冗员，鼓励所有人节俭，并严格遵守预算来削减开支。［55］次月，陈瓘也在一份题为《国用须知》的长篇奏疏中称，政府的府库已经空虚。奏疏中提到，从1100年九月至1101年三月，连下五道诏书，令各路将酒类专卖和常平仓中获利的一半进献给京师。在陈瓘看来，这就是一个取之于民却不用之于民的例子。［56］陈瓘认为，各州各县积累的财富应该留在当地，以备不时之需。神宗在1084年从常平仓与其他机构中取出两百万贯用于边防，陈瓘说这是一个仅持续了三年的权宜之计。用各地三十年的积累去帮助一个地方，这怎么能公平呢？陈瓘感觉全国的财富都挪用到边防开支上了。他还想说明，神宗决不会这样做。“今则边方用度百倍于昔，转运司匮乏迫窘异于平时。”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通过上述五份诏书，各州各县的积累都被没收了，但财政短缺的问题仍未得到解决。［57］陈瓘承认，他不太了解政府财务的很多细节，因此提不出解决方案。但他暗示，有魄力的统治者能够解决这些问题，也不会过于压榨国内比较富裕的地区。

除了前述奏疏，陈瓘还同时呈递了另外一份当面对奏疏，反对《实录》的编撰方式，并第三次弹劾曾布。后来，徽宗见到曾布说道，陈瓘并没有因为曾布的举荐而感激他。作为回应，曾布反驳对他耗尽三十年积蓄的指责：“神宗理财，虽累岁甲兵，而所至府库充积。元祐中非理耗散，又有出无入，故仓库为之一空。乃以臣坏三十年根本之计，恐未公也。” ［58］换句话说，曾布并没有否认国库空虚，只是针对责任在谁进行了反驳。

徽宗和他的大臣们是否成功学到了如何在一起合作呢？在徽宗登基后的第二年和第三年，有一群经验丰富、个人年龄都足以做徽宗父亲或祖父的大臣继续辅佐他进行复杂的国家治理。这是双向学习的过程：一方面，徽宗更明白事情应该怎么去做；另一方面，大臣们也逐渐找到了引起徽宗注意或激起其兴趣的方法。他们希望对皇帝产生有益的影响，但同时也不得不考虑他的个性和偏好。由于几百名官员都可以向徽宗呈递奏疏，他们无法控制皇帝收到的所有信息，而且徽宗也许会对他们议程表上无关紧要的事情产生强烈兴趣，例如，徽宗亲自过问如何安排摆放祖先神像的殿堂。在景灵宫扩建工程竣工之时，大臣们可能已经逐渐意识到，徽宗对规划建筑工程和新建筑建成有极浓的兴致。

在这两年中，徽宗必须批阅大量的官员奏疏，也必须习惯于为政府的所有过失承担责任，包括异常天气和日食现象。他被告知，在阅读奏疏时要考虑到其中的夸大之辞，但要分辨出上疏官员什么时候只是略微夸张，什么时候又在无限夸大，仍然不是件容易的事。例如，所有藏库真的都空了吗，还是比之前少了一些而已，抑或只是比人们所希望的少一些？正如徽宗自己意识到的那样，皇帝的职责中包含了很多令人厌烦的事情。

1102年，徽宗逐步赶走了他在1100年召回京城的大部分保守派。五月，他罢免了韩忠彦。几个星期后（六月），两面不讨好的曾布也被罢免。同时，一些改革派被提拔到两府任职，包括六月任命赵挺之，七月任命蔡京，八月是张商英，还有十月的蔡卞。［59］

一些学者认为，向太后的去世是徽宗逐渐将保守派赶出宫廷的主要原因，但与这些学者的观点不同，我认为原因在于，随着徽宗积累更多的经验，他的一些想法也慢慢改变了。试图为朝廷增加多样性，并亲自管理那些不可避免的党争，在徽宗看来收效甚微，因此，他逐渐失去了当初那种对政治过程的热情。我认为这并不是由于人事上的变动，更有可能是他自己改变了想法。［60］

曾布也是这样认为的。1101年末，他试图向弟弟曾肇解释，徽宗为什么对哪类官员留在朝廷改变想法。在较早的一封信中，曾肇表示担心，“善人端士”都已经离开了朝廷，而取代他们的人大部分曾在改革派手下任职。曾肇提醒兄长，他之前曾竭力反对章惇和蔡卞等改革派，就不应当期待这些人的追随者现在会与他合作。因此，如果改革派重新掌权，对于整个曾氏家族将是一场灾难。曾布在回复时强调徽宗真心希望“破朋党之论”，“调一士类”。但令徽宗失望的是，保守派不愿意妥协，对神宗朝的所有事情仍然一味诋毁。［61］

即使认同徽宗已得出结论，将长期对立的两派努力拉到一起，合作无间，这也是不值得的。可能仍然有人会问，为什么徽宗最后选择了改革派而不是保守派呢。对此，我认为有必要对比一下蔡京与陈瓘。在受道学（朱熹的新儒家流派）深刻影响的传统史学中，陈瓘是这一时期最受尊重的人。［62］他被视为非常正直的人，始终坚定不移地支持正确的事情。他任职前两年呈递给徽宗的四十多篇奏疏被作为范本保存下来，在本书中，也多次引用这些奏疏——例如反对章惇、蔡卞、蔡京、曾布、安惇和向太后的亲戚的奏疏，支持邹浩和龚夬的奏疏，如何解释火星之行失常现象警告的奏疏，关于徽宗去弟弟的王府观看灵芝的错误的奏疏，关于计划扩建景灵宫的错误的奏疏，以及关于节俭之必要的奏疏。还有一些奏疏提出了一般性的建议，其中一份建议徽宗阅读司马光的史学巨著《资治通鉴》；他还在一份奏疏中告诉徽宗，汉唐四十多位皇帝中，只有三位值得效仿：汉文帝、汉宣帝和唐太宗，这三位皇帝都是在年轻时登上皇位，而且都具有令人钦佩的品格：汉文帝为人节俭，宣帝同情百姓，唐太宗善于纳谏。［63］陈瓘还分析了过去数十年的几次政治逆转，称王安石在1076年的隐退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因为从那以后，神宗改变了早年极端的派系斗争的做法，开始将保守派召回朝中。因此，如果徽宗真心希望“绍圣”，就应当遵循神宗的最终方向，而不是他开始时的改革计划。［64］

陈瓘的奏疏言辞中肯，文字优美，徽宗似乎很喜欢这个人。徽宗第一次罢免陈瓘是在1100年十月，主要是因为他批评向太后的亲戚，指责向太后把持朝政，从而惹恼了太后。为了让陈瓘知道自己仍然很欣赏他，徽宗派人给他送去了一百两黄金的厚礼。五个月后，徽宗把他召回京城，但没有任命他继续做“言事官”，因此他的奏疏不像以前那么多了。但只要他写了奏疏，就会直言不讳，措辞激烈。

徽宗为什么最后会决定宁愿与蔡京而不是陈瓘合作呢？从徽宗的角度看，他们二人的重要区别是，蔡京为人很积极，总是告诉徽宗他能做到的事，而陈瓘却非常消极，更愿意指出徽宗不应该去做的事。陈瓘对大多数帝王的评价都不高，他不希望徽宗花费巨资，哪怕是做好的事情。蔡京历来被人诟病，因为他知道如何与徽宗打交道，也知道什么事情会吸引徽宗，但这一点肯定不完全是缺点。陈瓘与一些保守派似乎总是缺乏这种基本的人际交往技巧。尽管陈瓘向徽宗呈递了大量奏疏，但显然没有意识到，徽宗对那些极度夸张的奏疏反应冷淡，甚至对那些用严厉措辞谴责别人的奏疏会很生气。难道陈瓘不知道，应当根据听众的实际情况对信息传达方式进行调整吗？换句话说，他是否认为，不能因为皇帝刚刚即位，年轻而富有野心，就用一种不同的说法来讲述事实？还有一种不太讨巧的可能性是，陈瓘更在意的是打动保守派同僚，而不是说服徽宗。不幸的是，蔡京在同一时期的奏疏都没有存世，因此无法进行直接的对比。但我们知道，在任命蔡京后不久，徽宗就推出了一些重大的民生和教育措施。在徽宗宣布任命蔡京之前，两人似乎就一起讨论过要完成哪些大业。而且，如果将一个很强势的官员放在首相的位置，让他来按照自己认为适当的方式来处理朝政，徽宗就可以将更多的精力投入皇帝职责中的礼仪与文化上了。

徽宗逐渐得出结论，联合元丰、元祐党人的政府是行不通的，这一结论所产生的后果将在第四章逐渐显现，包括在1102年的年中任命蔡京为宰相，以及随后更多采取一些比较独裁的政策。

［1］ 《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十七，632页。

［2］ 《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十六，619—620页。

［3］ 曾布似乎一直对人们的议论比较敏感。1100年六月，曾布还没当上宰相时，从龚原那里听说，徽宗跟陈瓘说，他怀疑曾布与宦官刘友端往来密切。曾布随即追问龚夬、韩忠彦、黄履和他的弟弟曾肇，想了解徽宗的原话是什么。《曾公遗录》卷九，315页。《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十六，601页。

［4］ 《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十七，634—636页。

［5］ 《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十七，635—637页。

［6］ 《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十七，639页。

［7］ 《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十八，645—651页。

［8］ 《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十八，657—658页。

［9］ 《宋朝诸臣奏议》卷十一，101—103页。关于长久以来劝诫统治者不要沉迷于狩猎的历史，参见M. Chang 2007:45—50和Jack Chen （陈威）, The Poetics of Sovereignty: On Emperor Taizong of the Tang Dynasty ,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10,pp. 35—37。

［10］ 皇帝在很多社会都被作为替罪羊，参见Declan Quigley, “Introduction: The Character of Kingship.”in The Character of Kingship , edited by Declan Quigley, Oxford: Berg, 2005, pp. 1—23。

［11］ 第六章对这个传统进行了更多的分析。

［12］ 《全宋文》第109册，358页。

［13］ 关于这两次日食，参见《宋会要辑稿·瑞异二》，叶3a—4b。关于把各种有色气体解释为北极光的说法，参见Xu Zhentao, David W. Pankenier, and Yaotiao Jiang, East Asian/Archaeoastronomy: Historical Records of Astronomical Observation of China, Japan and Korea , Amsterdam: Gordonand Breach Science Publishers, 2000, pp. 183—187, 204。

［14］ 见《全宋文》第85册，86页；第104册，208—210页；第108册，227—230页；第120册，304—305页；第129册，25—28、228—229页；第131册，176页。

［15］ 《全宋文》第129册，25—28页，或《宋朝诸臣奏议》卷四十四，464—465页。

［16］ 《宋史》卷六十，1307—1313页。《能改斋漫录》卷十一，327页。

［17］ 关于基于每个人出生之日的本命，参见第五章。

［18］ 《宋朝诸臣奏议》卷四十四，467页；或《全宋文》第108册，227—228页。

［19］ 《宋朝诸臣奏议》卷四十四，468页。

［20］ 《宋史》卷三百四十五，10966页。

［21］ 《全宋文》第85册，86页。

［22］ 关于北宋时期利用吉凶征兆批评掌权者的政治手段，参见Douglas Edward Skonicki （侯道儒）博士论文, “Cosmos, State and Society: Song Dynasty Arguments concerning the Creation of Political Order.”Harvard University, 2007。王安石明确反对汉朝的谶纬之学的思想，因为它们通常被用作政治攻击的手段。

［23］ 《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十九，687页。《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一百三十，2206页。英译参见Ari Levine, Divided by Common Language: Factional Conflict in Late Northern Song China , p. 150。

［24］ 《宋朝诸臣奏议》卷三十六，360页。《全宋文》第93册，254—255页。

［25］ 《全宋文》第129册，37页。

［26］ 《宋会要辑稿·礼三七》，叶66a—68a。

［27］ 关于宋朝时期供奉先帝塑像的历史，参见Patricia Ebrey, “Portrait Sculpture in Imperial Ancestral Rites in Song China.”T’oung Pao 83, 1997, pp. 42—92。

［28］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百零四，7404页；卷三百零八，7486页。《挥麈录·前录》卷一，29—30页。《宋会要辑稿·礼一三》，叶3a—b。

［29］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百六十三，叶7a—b页；卷三百六十四，叶27b—28a。《宋大诏令集》卷一百四十三，519页。

［30］ 《宋史》卷一百零九，2623页。《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十六，604—605页。

［31］ 有的资料说请求奏疏是由蔡京起草的，有的说是韩忠彦起草。参见《玉海》卷一百，叶27b；《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十六，604页。

［32］ 我们从其他资料得知，景灵东宫和景灵西宫共有2320个房间单位，分配到每个皇帝名下的殿堂占地面积基本均衡，每位皇帝及其皇后共有300个房间单位。参见第一章注17。

［33］ 《玉海》卷一百，叶28a。《宋朝事实》卷六，100—103页。

［34］ 《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十六，605页。《全宋文》第129册，32—35、48—50、56—57页。

［35］ 《宋史》卷十九，363、367页。《玉海》卷一百，叶28a。保守派的画像后来被撤掉了。

［36］ 有关宋朝之前的时期，参见 Howard Wechsler（ 魏侯暐）, Offerings of Jade and Silk: Ritual and Symbol in the Legitimation of the T’ang Dynasty ,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1985, pp. 107–22。关于宋朝的做法和争议，参见Yamauchi Kōichi （山内弘一），“State Sacrifice and Daoism during the Northern Song.” Memoirs of the Research Department of the Toyo Bunko 58, 2000, pp. 1–18; 朱溢《从郊丘之争到天地分合之争—唐至北宋时期郊祀主神位的变化》，《汉学研究》第27卷第2号，2009年，267—300页；《唐至北宋时期的大祀、中祀和小祀》，《清华学报》第39 卷第2 号，287—324页。

［37］ 《宋史》卷一百，第2449—2453页。《宋会要辑稿·礼三》，叶26a—b。参见Joseph McDermott （周绍明）ed., State and Court Ritual in China ,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38］ 《宋史》卷三百四十三，10919—10920页。《宋会要辑稿·礼二八》，叶58a。

［39］ 《皇朝编年纲目备要》卷二十六，656—667页。《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十八，661—663页。

［40］ 《宋史》卷三百四十三，10919页。关于在唐代进行祭祀时需要用的器具，参见Victor Xiong, Sui-tang Chang’an: A Study in the Urban History of Medieval China , pp. 146—147。

［41］ 《宋会要辑稿·舆服一》，叶20a；乐三，叶24a—b。这些音乐都没有存世。关于在这些仪式上演奏的音乐，参见Joseph S. C. Lam, “Huizong’s Ritual and Musical Insignia.”Journal of Ritual Studies 19, no.1, 2005, pp.1—18。

［42］ 《挥麈录·后录》卷一，61—63页。另参见《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十八，661—663页。关于大赦，参见《宋朝事实》卷五，79—80页。

［43］ 财政收入不足似乎是所有前现代政府的常见问题。然而，如果与后来的明朝相比，宋朝的处境看起来更加岌岌可危，因为明朝的疆域更广袤。参见Scarlett Jang, “The Eunuch Agency Directorate of Ceremonial and the Ming Imperial Publishing Enterprise.”in Culture, Courtiers, and Competition: The Ming Court （1368 –1644） , edited by David M. Robinson,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08, p.122。

［44］ 关于宋朝政府财务状况的概览，参见Hon-chiu Wong博士论文, “Government Expenditures in Northern Sung China, 960—1270.”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1975; Robert Hartwell, “The Imperial Treasuries: Finance and Power in Song China.”Bulletin of Sung-Yuan Studies 20, 1988, pp. 18—89; Peter Golas, “The Son Fisical Administration.”in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 edited by John Chaffee and Denis Twichett, 即刊；汪圣铎《两宋财政史》，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Christian Lamouroux, Fiscalité, comptes publics et politiques financières dans la Chine des Song （960—1276）: le chapitre 179 du Songshi , Paris: Institut des Hautes Édutes Chinoises, 2003, pp. 104—120；对中国学者近期关于这一主题的研究提供了非常有帮助的介绍。有关财政收入的数字，参见汪圣铎《两宋财政史》，678—683页。关于皇家藏库，另参见梅原郁《宋代的内藏与左藏——君主独裁的财库》；包伟民《宋代的朝廷钱物及其贮存的诸库务》，《杭州大学学报》1989年第4期，135—143页；朱鸿《宋代内库的财政管理述论》，《西北大学学报》1991年第4期，69—74页。赫若贝（“The Imperial Treasuries: Finance and Power in Song China”, p. 71）提供了1093年的数字，但计量单位是一种理论上的银公斤（the imaginary unit of the silver kilo）。如果使用第20页上的兑换比率，兑换后1093年的总收入达132586387贯（已考虑税收等因素）。参见《全宋文》第95册，237—238页。关于建造皇家陵墓的费用和在三年一次郊祭上赏赐的礼品开销，参见Robert Hartwell, “The Imperial Treasuries: Finance and Power in Song China”, pp. 46-50。

［45］ 朱瑞熙《宋代的宫廷制度》，64页。

［46］ Robert Hartwell, “The Imperial Treasuries: Finance and Power in Song China”, p. 71.

［47］ 《东京梦华录注》卷一，42—46页。周宝珠《宋代开封研究》，189页。Robert Hartwell, “The Imperial Treasuries: Finance and Power in Song China.”p. 23.

［48］ 《东京梦华录注》卷一，47页；Robert Hartwell, “The Imperial Treasuries: Finance and Power in Song China.”p. 70；《文献通考》卷二十五，叶244b。

［49］ Robert Hartwell, “The Imperial Treasuries: Finance and Power in Song China.”pp. 28-31.

［50］ Peter Golas, “The Song Economy: How Big?”Bulletin of Song-Yuan Studies 20, 1988, pp. 90-94. Robert Hartwell, “The Imperial Treasuries: Finance and Power in Song China.”p. 38.（但赫若贝在第60页上说，到了1069年，皇帝“监管政府总收入大约23%的收入和花费”。）

［51］ Robert Hartwell, “The Imperial Treasuries: Finance and Power in Song China.”pp. 38, 43-48, 57, 65.

［52］ 《曾公遗录》卷九，281、288、303、305、309页。《宋史》卷十九，360页。

［53］ 《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十六，615、626页。《宋史》三百五十五，11194页。《全宋文》第108册，341—343页。

［54］ 《全宋文》第102册，388—389页。

［55］ 《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十七，642页。

［56］ 《全宋文》第129册，64—65页。Robert Hartwell, “The Imperial Treasuries: Finance and Power in Song China.”pp. 36, 55, 70, 72. 赫若贝认为将地方上的盈余转入内藏库是很平常的做法。

［57］ 《全宋文》第129册，63—68页。

［58］ 《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十八，650页。

［59］ 许将在徽宗朝一直在尚书省任职，直到1104年八月，是当时任期最长的一位大臣，但他似乎很少采取什么立场。

［60］ 很多中国历史学家认为向太后的驾崩能解释政策为什么会变化，其中一个原因也许是，人们历来认为禀性难移。因此，中国的传记作家往往会选择那些看起来基本一致的事件：一个充满勇气的人从小就很勇敢，描述一位贪官不会提到他早年的慷慨。关于中国的传记传统，参见Denis Twitchett （杜希德）, “Chinese Biographical Writing.”in Historians of China and Japan , edited by W. G. Beasley and E. G. Pulleyblank,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1, pp. 95—114；“Problems in Chinese Biography.”in Confucian Personalities , edited by Arthur F. Wright and Denis Twichett,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2, pp. 24-42；The Writing of Official History under the T’ang 【《唐代官修史籍考》，黄宝华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 pp. 62-83。然而在西方，至少追溯到罗马时期，关于统治者的传记就有着非常不同的传统。2世纪时，普鲁塔克刻画了复杂的、前后不一致和性格有缺陷的人物。他常常通过关注一些琐碎的行为和不起眼的阶段，试图描述一些重要人物有人性的一面，列举出改变他们性格的偶发事件，从而说明那些有影响的经历和转折点。后世的欧洲传记家也汲取并发展了这些传统。关于西方的传记传统，参见Hermione Lee, Biography: 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 ,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61］ 《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一百三十，2197—2198页；《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十七，639—641页。这封信的英文译文参见Patricia Ebrey, Accumulating Culture: The Collections of Emperor Huizong , pp. 58-59。

［62］ 关于对陈瓘的赞誉，参见《宋名臣言行录》后集卷十三，叶16a—24a；《闽中理学渊源考》卷七，叶3a—7b。毫无疑问，由于明代小说《水浒传》将陈瓘刻画为一名品格高尚的谏者形象，使他的名望得到提升，尤其是在第97、100、101、106 和108 章。关于道学对宋史编纂的影响，参见Charles Hartman, “Bibliographic Notes on Song Historical Works:Topical Narratives from the Long Draft Contiuation of the Comprehensive Mirror that Aids Administration （Hsü tzu-chih t’ung-chien ch’ang-pien chi-shih pen-mo 續資治通鑒長編紀事本末） by Yang Chung-liang 楊仲良 and Related Texts.” Journal of Sung-Yuan Studies 28, 1998, pp. 177–200; “The Making of a Villain: Ch’in Kuei and Tao-hsueh.”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58, 1998, pp. 59–146; “The Reluctant Historian: Sun Ti, Chu Hsi, and the Fall of Northern Sung.” T’oung Pao 89, 2003, pp. 100–148; 以及“A Textual History of Cai Jing’s Biography in the Songshi .” in Emperor Huizong and Late Northern Song China: The Politics of Culture and the Culture of Politics , 2006, pp. 517–564 ；Li Choying （李卓颖） and Charles Hartman, “Primary Sources for Song History in the Collected Works of Wu Ne.” Journal of Song-Yuan Studies 41, 2011, pp. 295–341.

［63］ 《全宋文》第129册，62、38页。

［64］ 《全宋文》第129册，45—46页。

第四章 选择新法（1102—1108）

夫擅杀生之谓王，能利害之谓王，何格令之有？臣强之渐，不可不戒。自今应有特旨处分，间有利害，明具论奏，虚心以听。如或以常法沮格不行，以大不恭论。

——1106年徽宗的诏书

在中国的整个历史长河中，人们通常将宋朝视为一个帝王与文人精英都获得了更多权力的时期。在这段时期，皇帝变得更加独裁，他们将更多的权力集中在自己手中，对下属官员的授权也更少。同时，通过竞争性的科举制度获得晋升的士大夫精英阶层也逐渐形成，他们的精神面貌和价值观都在儒家的重振过程中进一步加强。在刘子健（James Liu）看来，统治者的独裁和官员的党争在相互作用下不断加剧：“官僚机构中的权力之争越是激烈，他们可能就越是要依赖于皇帝的支持，或是被宫廷内皇帝身边的人玩弄于股掌，而这反过来又助长了独裁主义的滋生，无论他们是有意为之还是为环境所迫。” ［1］他认为，专制主义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对持异议者的镇压：“当独裁者或成为独裁者代理人的某位显赫大臣手握大权，开始压制甚至镇压持反对意见的官员、已不在官僚机构中的知识分子，以及表达强烈信念的学者，这时独裁主义就升级为专制主义。” ［2］

近年来，学者们开始质疑宋朝皇帝是独裁者这一观点。王瑞来强调了政府体制可能对皇帝权力产生限制的方式，皇帝受到这种体制的制约，拥有的更多是象征性的权力，而非管理实权。［3］思想史家认为，宋代儒学并没有给皇帝的专制权力提供什么依据，而是捍卫了读书人的至高无上；真理的权威只存在于儒家经典中，士大夫阶层才是传统经典的权威解释者，而不是皇帝。因此，在这一时期，很多儒家话语中都能看到限制皇权的思想。［4］

那么，徽宗在这个结构中处于什么位置呢？与宋太宗、宋神宗和宋孝宗这些努力巩固加强皇权的皇帝不同，徽宗并未被视为宋朝最强势的皇帝之一。然而，蔡京作为皇帝的代理人，显然应被归为独裁者。蔡京在政府掌权时间超过十五年之久，在打压异议者方面成效尤为显著。从1102年到1104年，他公布了一系列黑名单，最后将309名官员列为奸党。名单上的官员如果已经去世，会被剥夺谥号；如果尚且在世，则要贬逐出京，而且没有资格再进入官府任职。对于保守派而言，这种做法非常过分，已超出可接受的政治行为范畴。

本章将直接面对独裁的问题。我们将仔细审视蔡京在任期前几年采取的措施，尤其那些可以被认为是加强统治者及其代理人权力的措施。除了开列黑名单，他采取的措施还包括扩大政府的学校制度，目的是加强思想意识的一致，建议皇帝下达御笔手诏，而不是由大臣代为处理。

如果仔细分析，徽宗的例子似乎支持了一种观点，即皇帝采取独裁行动的能力受到了限制。无论徽宗多么希望自己的命令被服从，但他发现，通过发布命令就能够实现的目标是极其有限的，哪怕是那些显而易见的目标。他希望明确列出不希望留在自己政府中的官员，但这些努力基本上事与愿违。在发布最终黑名单后不到一年，徽宗就开始逐步取消正式制裁。士大夫精英阶层从未丧失过质疑皇帝决定的能力，事实上，正是他们迫使皇帝做出了让步。

蔡京担任宰相

在宋朝，共同治理政府是一种理想，至少士大夫阶层持有这种观点。皇帝应当与二府大臣分享权力，不要让任何一位大臣主宰政府，同时，独立的御史台和谏院也应当对皇帝和大臣起到制衡的作用。然而，在现实生活中，允许各种声音畅所欲言常常会导致敌意与僵局。因此，大多数皇帝在某个时期都会让一名大臣掌管大权，然后年复一年地把他留在那个位置上。宋朝早年的宰臣包括真宗时的王旦、仁宗时期的吕夷简、仁宗和英宗时的韩琦、神宗时的王安石，以及哲宗时的章惇。这些位高权重的宰相都有各自的批评者，而历史常常反映了这些批评者的观点。

蔡涵墨指出，有关蔡京的历史记载肯定受到了批评者的影响。［5］蔡京的文集没有保存下来，而《宋史·蔡京传》则是根据弹劾他的奏疏撰写的，因此，要了解蔡京在徽宗生活中扮演的角色，就要仔细分析那些通常带有偏见的证据。

在徽宗即位的当天，蔡京起草了哲宗将皇位传给徽宗的遗诏，从那时起，蔡京就已成为徽宗故事中的一个角色。徽宗在位初年，曾布和韩宗彦曾想将蔡京贬逐出京，但向太后希望留下他，纂修神宗朝的国史。直到1100年十月，他们才找到机会将蔡京贬至州郡任职。十七个月后，也就是1102年三月，蔡京被召回京师重新起用，再次担任翰林学士承旨，负责纂修国史。次月，即四月初十，蔡京被召入觐，但他与徽宗讨论的记录都没有留存下来。之后的一个月内，韩忠彦被罢去宰相之职。蔡京在数周后升为尚书左丞，成为一名宰辅。又过了数周，六月初八，殿中侍御史钱遹弹劾曾布，指责他对改革事业不忠诚，偏爱朋友并私其所亲，与当时名声扫地的韩忠彦和李清臣是同党。“为臣不忠，莫大于此。”当时正好出现了日食、地震和彗星，这些都成为证据，充分说明上天与神灵对任用曾布非常生气。不出所料，曾布向皇帝请求告退，并很快获得皇帝的准允。和此前的章惇一样，曾布刚开始被贬为比较体面的州级官职，但在随后的几年，他一再落职被贬逐。［6］

在韩忠彦和曾布都被贬出尚书省后，1102 年七月初五，蔡京升任次相，七个月后又升任首相。［7］于是，在此后的十八年中，蔡京多次被贬职后又升迁，断断续续地成为主宰朝廷的人物。由于蔡京在徽宗朝中的影响力很大，关于当初是谁将他引荐给徽宗的，说法不一。有种说法是韩忠彦推荐了他，想以此掣肘曾布；韩忠彦感觉曾布的影响力过大，希望找一位比曾布更强硬的改革派，制约其势力。另一种说法则认为，范致虚和道士徐知常在宫妾、妃嫔面前称誉蔡京，制造对蔡京有利的舆论，因此她们向徽宗推荐了蔡京。［8］根据1172 年的一本著作记载，曾布在无意中促成了这件事，因为他将邓洵武所绘的一幅图表《爱莫助之图》转呈给徽宗。这幅图的一边列出了与新政有关的绍述派官员，另一边则列出与他们抗衡的元祐派官员。图上共有七栏，每栏代表一个主要的政府机构，分别列出绍述派与元祐派两大阵营中能在这些机构任职的人。在改革派的一边仅列出了很少的人选，其中包括温益、赵挺之、范致虚、王能甫和钱遹，但在保守派一边，却有文武大臣百余人，表明这两派力量不均衡。邓洵武在宰相职位候选人的改革派一边写下了一个人的名字，却用纸条遮住。曾布将这份图表呈递给徽宗时，徽宗揭去纸条后看到了蔡京的名字。据说，徽宗当时就决心起用蔡京为三省宰辅。［9］

《宋史》中对上述故事也有简短记载，除此之外还记录，徽宗在下诏任命蔡京取代曾布职位的当天，他将蔡京传到延和殿，赐座，然后说：“神宗创法立制，先帝继之，两遭变更，国是未定。朕欲上述父兄之志，卿何以教之？”据记载，蔡京叩头谢恩，表示愿效死力来实现这些目标。［10］

相比蔡京如何踏入两府，更重要的一个问题是，蔡京进入那里后发生了哪些事情？蔡京任宰相的第一年，推行了一系列雄心勃勃的大政措施，对教育、国用和宗室进行改革。蔡京也许在升迁起用之前就已经和徽宗商量过这些举措，因为他任相后迅速推出了详细方案。而且，这些改革举措也与蔡京有着密切联系：蔡京一上任，这些举措即获推行；蔡京一旦贬逐出朝廷，这些改革举措随即停止；在蔡京又再次启用、回到朝中后，改革举措又重新获得启动；而当蔡京于1120年辞官告退时，这些大政举措就永久废除了。［11］因此，虽然徽宗本人也完全信服这些举措的价值，我们还是应当将之归结到蔡京身上。蔡京升任左仆射几个月后，孟皇后复位的决定也被逆转，孟皇后又重新被送回道宫。［12］向太后曾经强烈要求孟太后复位，但此时她已不在人世。那么，到底是徽宗还是蔡京要如此急切地恢复哲宗原来的决定呢？在这个问题上，没有留下多少相关的资料。

对徽宗来说，蔡京是一名非常高效的行政管理者。蔡京能够从禀告给皇上的大量问题中迅速厘清头绪，找出其中的重要问题，并提出相应的建议。他多次试图理顺政府职能，将有效的措施推广到全国。他采取的大部分措施都是此前已尝试过的，但仅在某些地区实施，而他希望将这些措施推广到所有地区。蔡京非常了解政策可能遭遇失败的原因，特别是由于官员可能会受到诱惑，企图将资源挪为私用，因此，他多次建议制定详细的规则和惩罚措施，试图使官员保持诚实。以盐政管理为例，他推行的改革制定了更为严格的监管措施，各阶段均需比以往有更多的检查、收据和担保。关于教育制度，他也制定了升级和降级的详细规则，这些规则不仅发到每所学校，还刻在石碑上，以便所有学生都能看到。［13］

此外，蔡京也是一位财政管理的奇才。他考虑了大政举措所需的财政支持，并相应地进行设计，使举措实施不会耗尽中央政府的资金。例如，改革学校制度和扩建宗室府第，都是由地方政府划拨闲置土地而获得资助，［14］而一些福利事业获得资金支持的来源之一是将项目委托给寺院的僧人进行运营，作为补偿，这些和尚可以获得祠部度牒。此外，他还鼓励寺庙和尼姑庵收养孤儿作为学徒，并将他们抚养成人。［15］同样重要的还有扩大收入来源。蔡京一上任就立即开始恢复新政设立的一些财政机构和措施。1102年七月，杭州与明州建立了市舶司，并将盐业专卖扩大到了东南地区。一个月后，恢复了免役法，以及哲宗在位最后几年实施的一些条款。又过了几个月，蔡京恢复了废弃已久的东南茶法专卖，这一制度很快就带来了大约二百五十万贯的年收入，每年可以用这笔收入购买一万五千到两万匹马。［16］ 1104年七月，根据新测量的土地，与新政相关的土地税也得到恢复。［17］等到蔡京担任宰相的第二年和第三年，他似乎已消除了政府赤字，甚至也许开始产生盈余。当然，从徽宗的角度看，政府收入显著改善，而对地方来说可能就是压榨。［18］

尽管在1102年后，在徽宗的二府任职的所有官员都是改革派，但蔡京并不能使他们在任何时候都进行团队式的合作。蔡京与弟弟蔡卞仍然视彼此为对手，以至于徽宗不得不在1105年正月将蔡卞调离二府。尽管徽宗和蔡京千方百计地阻止过度的中伤行为，但蔡京还是无法使自己免遭弹劾。在蔡京任职初期，对于指责他独霸接近皇帝的机会并谋取私利的弹劾，徽宗大多置之不理。［19］与蔡京同为宰臣的赵挺之共向皇帝呈递了八九份奏疏，声称自己不愿意与蔡京在同一机构中共事。1105年六月，赵挺之以生病为由，一直闭门在家，最后终于获准告老还乡。1106年正月，正当他收拾行李准备返回家乡时，西方天空中出现了一颗尾巴很长的彗星。这个异常天相震惊了徽宗，他认为这是上天对政府及近期活动不满意的警示。他亲自书写诏令，召赵挺之回宫。见到赵挺之时，徽宗说：“蔡京所为，皆如卿言。”赵挺之随后上疏抨击蔡京的所有举措，徽宗迅速地全部取消了这些政策。［20］

弹劾者对蔡京的指责就像此前弹劾章惇、蔡卞和曾布那样，大多是攻击他的动机和品格，但偶尔也会有一些具体的指责。例如，赵挺之称，蔡京以三舍考选制替代科举考试的想法在神宗新政中没有依据，同时威胁到公平原则，而这一原则体现在糊住考卷上的考生名字。1106年，官员方轸也提出了一些具体的指责，但他对蔡京的批评更有煽动性。方轸声称，蔡京图谋像汉朝王莽和曹操一样篡位。此外，蔡京对待徽宗就像对待一个小孩子，认为可以将皇帝玩弄于股掌之上；他可以对徽宗说某项措施是古已有之，或者是神宗遗志的一部分，从而说服徽宗同意每一项不合理的措施。方振还说，蔡京送儿子蔡攸去讨徽宗的欢心，不断将奇花怪石、珍禽异兽运至宫中送给徽宗。而且，每次蔡京呈递奏疏或提出要求时，总是让徽宗亲自写一份手诏，这样就能拿给士大夫们看，并声称这件事是皇帝自己的主意。方轸坚持认为，最近的举措没有一项是有用的，包括铸造九鼎、新的大钱币、三舍考选制、乐司，以及北郊和南郊的祭祀。方振还称，将官员划为邪党的做法已经阻碍了对政策提出批评：“以言得罪者万人矣，谁肯为陛下言哉！” ［21］

尽管有这些猛烈的抨击，但或许是因为言辞过于夸张，1106年，蔡京被罢免数月后，徽宗得出结论，自己对彗星的反应有些过激了。二府的其他成员（吴居厚、张康国、邓洵武、刘逵与何执中）并未受到蔡京的牵连一起被贬谪。其中，刘逵支持赵挺之，并帮助他一起将蔡京的改革措施全盘废除，其他人却倾向于支持蔡京。二府以外的官员开始对全面废除蔡京发起的改革措施表示保留意见。翰林院的郑居中从他在后宫的耳目处听说，徽宗打算进行一些变动。于是他请求上殿，并在朝殿上称，上天不可能对那些促进文化发展的措施产生不满，比如涉及学校、礼仪和音乐的措施，或是居养院和安济院等旨在帮助困难群体的措施。不久，徽宗开始准备召回蔡京。1106年七月，徽宗恢复了数月前废止的一些措施，尤其是有关学校的举措。［22］ 1107年正月，蔡京又回到了政府中枢。

福利事业

尽管徽宗和蔡京经常称他们的举措是“绍述”，但并非只是保留或恢复由神宗和哲宗推出的措施，而是在很多方面都有所突破。徽宗与蔡京一起讨论他们能完成的大业，获得了很多启发：为穷人、残疾人和病人提供慈善福利，在没有学校的地方设立学校，以及为迅速扩大的宗室群体提供新的府第。

蔡京被任命为宰相仅六天，又主持新设置的讲议司。这个部门是效仿神宗朝的三司条例司旧制，旨在克服官僚机构对改革措施的阻挠。［23］讲议司于1102年八月宣布成立，下面分设掌管宗室、冗官、国用、商旅、盐泽、赋调、尹牧（管理军队的马匹）的七个部门，每个部门任命一名详定官和一两名参详官（八品或九品）。担任参详官的有吴居厚、张商英和范致虚，这些官员将在中央集权下的讲议司形成坚定的改革派核心。在接下来的数周里，蔡京宣布了全面、系列的关于穷人福利、教育、官职任命和皇家宗室的改革大政措施，以及包括货币、茶法、税务和免役法在内的财政事务。［24］

自古以来，人们一直认为，仁慈的统治者应当妥善照顾那些陷入困境却又举目无亲的群体，如鳏寡孤独，宋朝早期的统治者采取过一些不定期的救助措施，尤其是对京城里的弱势群体。而蔡京就任宰臣后，立即着手将这些措施扩大到全国，并找到一些办法为这些举措提供永久资助。1102年八月二十日，所有的州县都接到命令，要求建立为穷人看病的安济坊。二十天后，京师也设立了最初由哲宗于1098年创建的居养院。1103年五月，下令在全国开设病坊。1104年二月初三，又下令设立漏泽园，将最初由神宗发起的这项措施进一步扩大。［25］到了1107年十月，福利事业又扩大到为冬季无家可归的人提供住处，因为在寒冬无栖身之地是最危险的。正如贾志扬所指出，政府的福利事业在前代也有，但在徽宗时代这些事业得到了更为系统化的发扬光大，这“代表着对穷人应享有的最低福利水平彻底地负起责任”。［26］

居养院向那些无法维持自身生计的人提供食品、衣服和住处，尤其是没有成年子女的寡妇和鳏夫，以及孤儿和弃儿。相关条例具体规定了每人应当得到的口粮和钱币标准（成人每人每天0.7升大米，儿童减半，此外每天有十钱的小额现金，冬天还有每天五钱的取暖费）。天气最寒冷或对住处的需求最大时，还会采取一些特别措施。［27］

设立安济坊的原因之一似乎是担心瘟疫的蔓延。吴居厚撰写奏疏，建议为穷人设置治病的医院，其中特别提到了隔离病人：“所建将理院，宜以病人轻重而异室处之，以防渐染。又作厨舍，以为汤药饮食人宿舍，及病人分轻重异室，逐处可修居屋一十间以来，令转运司计置修盖。” ［28］这些安济坊的管理条例还要求医师记录他们收治病人的数量，以及死亡人数，并基于这些记录信息奖赏和提拔那些最成功的官员。例如，一名每年收留五百至一千名病人且病人死亡率不高于20%的官员，每年可以获得五十贯的奖励。［29］

漏泽园创建于1104年，主要是为了安葬城市中的穷人。管理条例中具体规定，官员应记录每块穴地埋葬的死者信息，且每个墓穴至少要挖三尺深。和尸体一起下葬的标志上要记录死者的姓名、年龄和埋葬日期。居养院和漏泽园的运作最近得到了考古学家的证实。在今河南省境内，考古学家发现了一处墓地遗址，里面紧凑地排列了849座墓葬，均朝南。葬具大部分是以陶缸作为棺材。此外，还出土了372块砖墓志，上面刻有死者的姓名、年龄、死亡和埋葬日期，以及在何处下葬的编号。死者年龄从九岁至八十岁，其中很多人之前在安济坊或居养院待过，还有一些曾经是士兵或体力劳动者。［30］政府如何为这么大规模的福利事业提供资金呢？这似乎要归功于蔡京在财政管理上的奇才。

打压反对者

批评徽宗统治的人认为1102—1104年颁布的黑名单是奇耻大辱，因此我们有必要仔细研究一下这些名单。在徽宗统治时期，黑名单并不是在宣布后就一直实施到最后，而是要不断地对黑名单的规则和人名进行修改，这些修订内容也是整个过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此前两班政府（即高太后和哲宗时期）也有黑名单，列有禁止担任某些官职的人员。［31］不过，徽宗列出的最终黑名单是最长的，它是为了确保担任比较重要职位的人，尤其是担任最重要的四五百个职位的官员，都是支持徽宗计划的人，不会从内部破坏这些计划。

宣布黑名单的时间表不像学校制度改革、福利事业和宗室改革那样与蔡京的任期正好吻合。第一批措施宣布时，曾布还在政府中居主导地位，因此蔡京担任宰相时采取了很多纠正的措施。此外，中间经历的多次反复和修订看起来不太像经验老到的蔡京的风格，而更符合只有十九岁的徽宗的性格。也许他那时仍然幻想能够下达圣旨就得到所有自己想要的东西。［32］

徽宗与保守派的决裂来得非常突然。在韩忠彦被罢免的当月（1102年五月初六），发布了第一份黑名单。几天后的五月初十，就在蔡京刚被召回京城但还没有被任命为宰臣的这段时间，徽宗收到了一份奏疏，请求他驱逐朝中所有反对改革的小人。这份奏疏的作者不详，但据推测有可能是蔡京写的。奏疏称，元祐党的领导人是“神宗罪人”。在徽宗初登皇位并将他们召回朝廷后，他们马上开始全力指责真正的改革派。一旦明确找出真正有罪的人，其他人就可以对皇帝发誓效忠，实现神宗的雄伟大业。［33］十天之后，也就是五月二十一日，徽宗贬斥了五十多名元祐派主要成员（其中很多人已经去世了，如司马光和吕公著），并下令那些在世的元祐派官员今后也不得在京城任职。次日，又下诏责备了那些最近要求恢复上述人员封号的官员。［34］再过两天，五月二十三日，徽宗颁布了曾布起草的一份诏书，旨在解释他的立场，并安抚其他官员：

昔在元祐，权臣擅邦，倡率朋邪，诋诬先烈，善政良法，肆为纷更。绍圣躬揽政机，灼见群慝，斥逐流窜，具正典刑。肆朕缵承，与之洗涤，悉复收召，置诸朝廷。而缔交合谋，弥复胶固，惟以沮坏事功，报复仇怨。［35］

接着，这份诏书指出，徽宗对待保守派有多么优厚，让他们官复原职，甚至授予更高的官职。但是，那些担任谏官和台官的官员却不断诽谤改革派。由于不能制止他们的这种做法，别无选择，只能将他们中最极端的人罢免。为了安抚那些担心事态逆转的官员，徽宗明确表示，不会再追究元祐党人或元符党人（“元符党人”是指在元符末年、也就是徽宗即位后第一年猛烈诽谤改革派的那些人）。诏书发布后没几天，五月二十五日，蔡京进入了尚书省。

在当皇帝的第一年，徽宗曾表达他对邹浩命运的关注。邹浩在哲宗在位的最后一年突然被罢去所有官职，贬至偏远地区，徽宗于1100年将邹浩召回京师，任命他做了一名“言官”。1102年六月十五日，在蔡京入职三省后，徽宗下诏贬邹浩至州县任职。［36］仅仅五天后，徽宗又亲自写了一份手诏，更详细地解释了为何邹浩应当受到惩罚：

朕仰惟哲宗皇帝严恭寅畏，克勤祇德，元符之末，是生越王，奸人造言，谓非后出。比阅臣僚旧疏，适见椒房诉章，载加考详，咸有显证。其时两宫亲临抚视［37］，嫔御执事在旁。缘何外人得入宫禁，杀母取子，实为不根。朕为人之弟，继体承祧，岂使沽名之贼臣，重害友恭之大义，诋诬欺罔，罪莫大焉！其邹浩可重行黜责，以戒为臣之不忠者，而称朕昭显前人之意。如更有言及者，仍仰依此施行。［38］

1100年，徽宗询问哲宗当初罢免邹浩的原因，曾布回答说与哲宗的第二任皇后有关。而现在，徽宗对如何阅读诽谤性的奏疏已经更有经验，因此，在重新浏览这份存在争议的奏疏时，他认为哲宗的决定是正确的。

蔡京被任命为宰相后，采取了似乎更为系统的措施来甄别反对者。九月十二日，根据对徽宗即位第一年收到的所有奏疏的分析结果，上疏官员被分为不同级别的正等或邪等（参见表4.1）。对奏疏类似的审查最早出现于元祐初期，目的是挑出邪等或诽谤官员的奏疏，另外，哲宗开始亲政后也曾实施过这种做法。［39］而这一次，共583人被划分为七等，其中包括一些最近曾担任言事官的官员，例如任伯雨。［40］

次月，朝廷宣布了长长的降职名单。十一月二十二日，这份针对583名官员的分类名单被有计划地用于任命新的职务。例如，名列最后一等的39人被发配到偏远的小地方，倒数第二等的41人则被贬到偏远地区。诏书中用犯上的罪名来解释为何将这些人降职：他们都曾恶意中伤先帝朝廷。接下来的一个月，各地官员纷纷接到圣旨，要对贬到所辖区域内的这些人进行监督。［41］

表4.1　1102年九月十二日公布的黑名单

比这份包含了五百多位邪等名单更著名的，是几天之后（九月十六日）公布的一份只含有119人的短名单。名单中的人大部分都在元祐时期担任过显赫的官职，而且很多已经不在人世了，其中包括的名人有文彦博、司马光、苏轼、苏辙、范祖禹和程颐，还有一些最近曾在徽宗朝中效力的人，如任伯雨、陈瓘、陈次升、邹浩和龚夬。根据《宋史》记载，这份名单由徽宗本人御笔书写，并刻在石头上，摆放于文德殿南侧。［42］

上述禁令从1103年开始努力实施和推广。三月，黑名单上元祐党人和元符党人的儿子和弟弟被禁止入京。［43］接着，又下令移除吕公著、司马光、吕大防、范纯仁、刘挚、范百禄、梁焘、王岩叟在景灵西宫哲宗殿内的画像。五月，包括陈瓘和邹浩在内的十二名最近为徽宗效力的大臣被革职发配到偏远州县，并置于行政监督之下。［44］

历史文献中极少看到大臣反对这些措施的记载，但当时一定会有反对的声音。根据章甫（1045—1106）的墓志，尽管很多有识之士都保持沉默，但章甫在一次上朝时向徽宗提出了反对意见。他对徽宗说，在皇上统治的初期，很多被贬官员获准迁往比较近的地区，因此人们在路上见面时后相互祝贺，但现在又恢复了政治清洗，还要殃及那些人的子孙，这完全背离原先的政策。徽宗没有斥责章甫，但也没有接受他的建议。［45］

而公开支持这些惩罚措施的人却很容易见到。1103年九月二十五日，一位官员抱怨说，这份不得任命官职的名单没有广为人知，他建议在所有的路与州立碑刊记这份名单。他的请求得到了批准，名单又经过修订，总数降为98人，因为原来名单上的人有将近一半都过世了。［46］不过，没有证据表明石碑是根据这项诏令立的，也许是因为地方官员还没有来得及采取行动，就又有一份新名单公布了。1104年正月初六，徽宗以前的老师何执中建议，那些被列为邪等的人应当逐出京城，暗指之前的诏令并没有得到有效执行。次月，二月初六，对章惇和王珪的处置方式与其他保守派一样，因为大臣们认为他们二人也是党人。［47］

六月初三，徽宗颁布了最后也是最著名的一份黑名单，下诏将309名前任官员列为“元祐奸党”。这份名单包括六个级别（参见表4.2）。曾任宰臣的文官中以早已去世的司马光和文彦博为首，最后几位是曾担任徽宗宰辅的几名官员，其中最著名的是韩忠彦和曾布，此外还有李清臣、范纯礼、安焘、陆佃、黄履、张商英和蒋之奇。下一个级别是曾任待制以上的官员，包括以苏轼为首的很多已故官员，最后几位也是不久前还在徽宗朝中任职的官员。接下来一个级别是“余官”，以那些与苏轼关系很好的人为首，如秦观、黄庭坚、晁补之和张耒，还有很多人名现在已经辨认不出来。再往下是武官，包括两名皇帝宗亲。然后是29个宦官名单，可能都是伺候过高太后的内臣。最后一个级别是被列为“为臣不忠”的两名官员，王珪
（曾任神宗的宰臣，早已去世）和章惇。［48］

表4.2　1104年颁布的黑名单中在世和已故官员人数

资料来源：《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二十，第714– 717页；《元祐党人传》卷十，叶9b– 25b；《金石萃编》卷一百四十四，叶13a– 32a。最后一列“在1102年黑名单上的人数”指1104年名单中那些同样出现在1102年名单上的人，这些人加起来不是117人（1102年名单总人数），因为有些被列入上一份名单中的人没有出现在后一份名单中。

这份名单由徽宗御笔书写，然后在文德殿门东壁刻石，随即又下令颁示州县，皆立碑复刻。出现在1104年名单但不在早期的119人或98人名单中的人，大多是级别较低的官员，但也有曾布或章惇这样的大臣，他们虽然反对蔡京，但并不是保守派。［49］

将自己不希望担任朝中官职的人名公示于众，只是徽宗努力安定朝廷的措施之一。他还试图直接命令不同派别的官员不要再互相指责。六月初三，徽宗在宣布309人黑名单的诏书中还说，“除今来入籍人数外，余并出籍，今后臣僚更不得弹劾奏陈”。［50］但这一命令似乎没有马上得到遵从，因为十四天后，徽宗不得不重申这一要求。在这份诏书中，徽宗对官员贬斥进行了解释，并重申他决意不让官员再往这份名单中增加更多名字：

朕嗣位之始，恭默未言，往岁奸朋，复相汲引，倡导邪说，实繁有徒。或据要路而务变更，或上封章而肆诋毁，同恶相济，非止一端……比诏编类，具列姓名，乃下从班，博尽众议，仍为三等，各竭所闻，庶几佥同，罔有漏失。……悉已亲书，通为一籍，载刊诸石，置在庙堂。为臣不忠，附见于末，所丽虽异，其罪惟均。朕方以仁恩遍覆天下……已定不渝，群听式孚，毋或辄论。……今后臣僚更不得弹劾奏陈。故兹诏示，想宜知悉。［51］

在这份诏书中，徽宗一再强调他希望结束这种恶言相向或彼此攻讦不已。他想让大臣们相信，这份名单的出炉经过了精心考虑，有理智的人都应该明白为何要这样做。

蔡京为这一版本的黑名单撰写了一篇序言，连同碑刻名单一并颁至州县刻石。他在开篇称，皇帝有责任辨别善恶。为达此目的，对大量的官员奏疏仔细进行了审查，最后仅将309名官员视为不应继续担任官职或授予谥号。蔡京还写道，皇帝亲自写下这份名单，刻碑立在宫中，并令他为碑文撰写序言，颁至各州县。他对这项任务感到很荣幸，因为这有助于宣扬皇帝绍述的孝悌之德。［52］

此外，徽宗和蔡京也没有放弃使用怀柔的方法去赢得现任与未来官员的支持。他们对神宗及其主要大臣加封荣誉，尤其是王安石。1104年六月，徽宗宣布，已收集到九千八百多份神宗时期的政府文件，神宗朝主要大臣的画像也被悬挂于存放这些文件的建筑物墙壁上。同月，下诏王安石配享孔庙，地位仅次于孟子，还下令国子监绘制和雕印他的画像，并颁发全国。［53］

但这份完整的黑名单并没有维持太久。包含309人的最终名单公布不到一年，就开始根据先例对列名的官员及其家人减轻惩罚。［54］ 1105年五月十一日，名单上官员的兄弟父子迁移之禁解除。七月二十二日，徽宗又下诏，允许只因上书言事获罪的官员返回家乡，但当地官员应当让这些人的亲属作为担保。又过了一个月，另外一份诏书对这一命令进行了澄清：如果那些返回家乡的人再进行诽谤，则担保人也要承担同等责任。［55］六周后，九月初五，针对罪责尤为严重的58个人，朝廷宣布了另一套减轻惩罚的措施。由于近期出现了一系列的吉兆，比如铸造九鼎，大赦的范围甚至扩大到诋毁先帝的元祐党人。那些被发配至边徼蛮荒之地的人移往内地州县，岭南地区的应移至荆湖，荆湖移江淮，江淮移近地等等，但不得至四辅畿甸。诏书中列出了这58名官员此前各自被贬逐及移往的新地名。［56］

年底之前，十二月二十四日，徽宗又颁布了一份诏书，恢复元祐党人和元符党人的仕籍，理由是他们已经受到了充分的惩罚。他命人拆毁朝堂元祐党人碑，各地州县党人碑也除毁。徽宗再次强调他的命令，官员们不得再与其他党派相互弹劾。这次他甚至让御史台报告是否还有官员呈递这类奏疏。［57］

几天之后，在1105年的最后一天，徽宗下达御笔手诏，对官员们减轻惩罚元祐党人（黑名单上的人）的执行力度表示失望：

朕昨降手札，应上书编管羁管人令还乡里，责亲属保任，而有司只从量移。［58］ …元符之末，士失所守，乘间抵巇，志在干禄，屏之远方，已逾三载。迹其愆罪，在所不宥，今好恶已明，惩责已久，俯从宽贷，示不终弃。……其各自新，毋惮后害。［59］

几天后，1106年正月初五，天空中出现了一颗彗星，这使徽宗进一步决定要减轻对元祐、元符党人的惩罚。［60］彗星出现后，徽宗颁布的第一份诏书要求大臣们直言朝政阙失，恢复元祐党人仕籍，允许其重新担任官职，并再次下诏令地方州郡除毁奸党石碑。［61］两天后，徽宗又颁布了一份大赦令，宣布即使对于那些根据法令罪不可赦的人，也可以减轻惩罚。

朕以星文谴告，彰示天威，祇畏钦崇，靡遑宁处。是用特敷霈泽，宽宥羁縻，咸使自新，导迎和气。已降指挥除毁元祐奸党石刻，及与系籍人叙复注拟差遣。

深虑愚人妄意臆度，觊欲更张熙丰善政，苟害继述，必置典刑，宜喻迩遐，咸知朕意。［62］

徽宗在这里传递了什么样的信息呢？之前对改革持批评态度的人现在如果可以接受改革议程，就可以获得新的任命，但他们却不应当因此推断徽宗已经改变对新政的看法，也并非欢迎对新政提出批评。阻挠改革仍然是一种罪行，要受到惩罚。

正月十七日，三省采取具体措施恢复元祐党人名单上官员的官籍，将这些人的新官职和任命列了出来。他们被分为几个类别，其中有的仅在个人官阶上得到提升，有的只是被委以虚职，如提举宫观，但也有人被委以地方行政长官这样的重任。正月二十日，刑部奉命销毁黑名单的名册，以及印刷时使用的雕版。［63］

并非每个人都能理解徽宗的用意，因此，他不得不多次下诏澄清本意。正月二十四日，徽宗在诏书中称，关于元祐党人、元符党人罪行的严重性，他从来没有改变过看法，尽管他给这些人机会再次担任官职，但他们不会再次控制朝政。第二天，徽宗又在诏书中提到，对于他所呼吁的直言进谏，接到的奏疏中大部分是在批评绍述的想法。尽管“因言以抵罪”是件令人遗憾的事，但每个人都应认识到，对皇帝先祖的诽谤超出可以容忍的界线，是应受到惩罚的越轨行为。［64］

三月初六，在蔡京被罢免后，对黑名单上邪党的惩罚进一步减轻：他们被分为三类，其中划入第三类的人允许进入京城。甚至在这些人还没来得及到达京城，上一年解其子弟迁移的禁令就已开始显现影响，因此，朝廷不得不在这一年两次颁布公告（分别在七月初三和十一月二十六日），就如何应对这些来京城寻找新差使的人进一步阐明规定。［65］

从这个时候起，列入元祐党人籍黑名单的名字开始逐渐全部去除。例如，1108年三月二十八日，名单中的45人被仔细审查，除三人（孙固、安焘、贾易）之外，其余的42人不再入元祐党人籍。1110年三月，根据朝廷命令，那些被列入情节轻微邪等的人员在官职任命、升迁方面的待遇与常人无异。［66］该名单中甚至还有数人担任了非常高的官职，其中最著名的是1110年被任命为宰相的张商英。

1102到1104年期间，徽宗曾经屡次解释发布这些黑名单的理由。其中一个重要理由是，有了确定的名单，官员们就可以不再相互弹劾，将精力放在其他事务上。从1105年到1100年，徽宗开始不断地收回惩罚措施，他的解释是：现在已经可以足够清晰地分辨出正确与错误了，因此，他能够进行适度的宽大处理。徽宗并不承认当初下令禁止这些人担任官职是错误的，或者这些被称为罪人的官员其实是清白的，而是坚称，对他们的惩罚已达到了目的，应当再给这些人一次机会。

那么，为什么徽宗会如此迅速地开始并多次修改这些黑名单呢？唯一合理的推论是，这些元祐党人黑名单引起了一些强烈反对。起初，徽宗以为通过更加详细的解释就可以化解这种危机，但后来他还是逐步撤销这些措施，并不断试探需要撤回多少才能够安抚那些不满意的人。

禁毁苏党著作

随着元祐时期新政被迅速取消，王安石所著《三经新义》（即《诗经》、《尚书》和《周官》）的存本都被下令销毁。在此之前，所有准备参加科举考试的考生都要学习这本书。［67］徽宗认为，保守派的著作也应当受到打压。

徽宗在很多诏书中都斥责了所谓的“元祐学术”，不过他并未解释这个词的具体定义。他不希望学校里教授这种学术，也不希望拥护它的人担任老师。他还列出一些书籍下令禁毁。关于这件事的第一份诏书颁布于1103年四月初九，“诏焚毁苏轼《东坡集》并《后集》印板”。［68］根据南宋的一份史料记载，有个官员提议一并销毁苏轼文集的印版，也获得了批准。［69］接下来，四月二十七日颁布的一份诏书就不仅局限于苏轼的著作，而是下令焚毁“三苏集”（即苏轼和苏辙兄弟二人以及他们的父亲苏洵），苏轼门下弟子黄庭坚、张耒、晁补之、秦观和马涓的文集，以及范祖禹、范镇、刘攽和僧文莹一些著作的印版。［70］

关于这些圣旨的实施情况记录不多，直到徽宗统治后期才出现一些。根据一份史料，1123年七月，皇帝下诏除毁在福建发现的苏轼和司马光文集的印版。另一份资料记载，次年，也就是1124年，徽宗下诏说：“朕自初服，废元祐学术，比岁至复尊事苏轼、黄庭坚；轼、庭坚获罪宗庙，义不戴天，片纸只字，并令焚毁勿存，违者以大不恭论。” ［71］

引起这份再次提出警告的诏书的原因也许是，有人发现蔡京最小的儿子蔡絛写了一本诗话著作（译按：《西清诗话》），将元祐党人苏轼和黄庭坚列为重要的诗人代表。这件事导致的后果是，1123年九月，蔡絛被革去所有官职和称号。［72］

这两件事说明了一个问题，人们逐渐认识到，反对“元祐学术”的法令形同虚设。至少在蔡絛的这件事上，惩罚并没有维持很长时间。蔡絛在一年之后就被重新任命了官职，并作为他父亲的代表回到三省数月。

苏轼及其追随者的著作自此之后是否就很难找到了呢？史料中几乎没有这样的记载。也许徽宗的政府根本没有太多能力去执行他的命令。显然，上述这些人的著作都保存了下来；相反，徽宗的大多数重要官员的文集却没有存世。

扩大太学

徽宗开始公布他不希望在政府任职的几百人的名单，几乎与此同时，他也为数千人提供了进入太学的机会，使这些人有机会通过太学的升舍法进入朝廷效力。与元祐党人黑名单代表的大棒政策相比，太学教育可以视为一种胡萝卜政策。如果这两种政策都能收到预期效果，就很容易在朝中安置一些支持新政的官员。

宋朝初期，朝廷主办的学校教育就开始了，在1043年范仲淹倡导的“庆历新政”和1069年之后的王安石变法中，它一直是改革议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73］神宗统治时期，新法对汴京的政府教育制度进行了重组，在太学推行不同等级升学的三舍法。徽宗的政策将这一制度推广到全国，从而在这方面又前进了一步。

蔡京升任宰臣后，很快提出了他的教育改革计划。1102年八月二十二日，蔡京向徽宗呈上了一份包括十点建议的奏疏，提出应当在全国设立学校，因为教育是当务之急。他还建议扩充老师、学生和学校的数量，并扩大划拨土地的面积。不仅在各州，各县也均须开办学校，其中包括提供初等教育的小学。太学生员将被分为三个等级（外舍、内舍和上舍），生员通过考核，从低级到高级依次升舍。这一制度被称为三舍法。达到太学上舍的学生可以通过参加考核直接授以官职。［74］

学生数量扩充了，为了容纳这些人，徽宗还在京城南郊营建太学之外学，赐名辟雍，得名于古籍记载的周天子所建学校的名称。负责建造辟雍的建筑师是几年前曾为徽宗及其兄弟们设计府邸的李诫。辟雍的整组建筑共有四个教室，一百间学舍，每间学舍可以容纳三十名学生。［75］

从1103年到1105年，徽宗颁布了多份关于如何运行这些学校的诏书，内容涉及土地分配、考试、升学率、教师数量，以及避免出现异端思想等。1103年至1104年，京师又设立了几所专攻医学、算学、画学和书法的专科学校。没有证据表明徽宗对算学有特别的爱好，但他对其他三门学科确实有着浓厚的兴趣。1104年正月，政府提高了发给学生的补贴数额，同时鼓励增加县学数量和入学人数，大县五十名，中县四十名，小县三十名。1104年，三舍在全国共有二十一万名学生，花费三百四十万贯铜钱，消耗五十万石大米。［76］到了十一月，徽宗和蔡京显然认为学校教育制度发展得非常成功，便将学校的考核制度也应用在了甄选政府官员方面。1105年初，徽宗下诏允许拨给学校充足的资金，使它们支持更多的学生。十一天后，徽宗又下诏，准予太学生享受一项重要待遇：州、县学校的学生不必服劳役，内舍的学生不需要雇人服役，最高等级上舍的学生享受的待遇与官户人家相同。［77］

徽宗希望自己与这些扩大学校制度的举措紧密联系在一起。1104年十一月，辟雍外舍刚刚建成，徽宗就前往视察。当时，太学包括辟雍共有3800名生员。徽宗先到大成殿祭拜孔子像，随后传唤两名国子司业，对他们说要把自己的御笔书法作品赐给太学，并邀请太学里的人都去观看。显然，徽宗在位的第五年，他一直认为，自己的臣民会为有机会亲眼看到皇帝的御笔书法而激动。在徽宗视察辟雍外舍后，全国各地的文人向朝廷呈递了数以千计的祝贺诗文。徽宗命令中书门下省评比，最终选出葛胜仲的长诗为最优。［78］

在视察辟雍之后，徽宗下达了一份御笔手诏，称赞新学校制度的优点。这份诏书被刻在一块石碑上，竖立在辟雍。蔡京为石碑书写了碑额“大观圣作之碑”，并建议模拓石碑发给诸路州学，以便复制。［79］蔡京提出这个建议的时间是1104年底，就在几个月前，刚刚下令地方政府复制刻有元祐党人黑名单的石碑，表明他可能想借新石碑之举，消除人们认为徽宗与文人、教育或儒家传统为敌的想法。

徽宗这份诏书被摆在全国诸州县学内，开篇即称，传统学校是适于改善风俗、鼓励敬业并教育人们服从统治者的机构。老师们将在学校里发现德才兼备的学生，推荐他们进入政府任职。神宗已认识到设立这种学校制度的必要性，并在京城启动了良好的开端，但他未能完全实施自己的理想。徽宗宣布，新辟雍将遵循神宗的三舍法。随着科举考试制度的最终废除，学生们将由了解他们的各级地方推荐进入官场。但在整个过程中必须消除异端思想：“非圣贤之书与元祐术学，悉禁习。”

1106年之后，随着徽宗逐步撤销元祐党人黑名单，他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学校制度方面。1107年，太学引入了旨在录取德行出众的学生的制度。根据《周礼》的描述，建立这种名为“八行八刑”的升学制度，是为了快速提拔那些被认为在八种美德方面表现优异的学生。1107年九月，徽宗下诏颁布该制度，随后，诏书很快又刻碑，竖于全国州郡县学，其中很多以徽宗的御笔书法为碑文摹本。诏书中称，《周礼》描述的这种制度是一种理想制度，因为人们的晋升是基于孝、悌、睦、忠等德行。［80］那些被所在村、县或州学推荐为具有两项及以上美德的生员，可以进入这些学校读书一年，然后不经考试直接被录取到太学的上舍。他们完成太学上舍的学业后，就可以授予级别和官职。在学校制度中引入道德概念的另一种体现形式时，也引入了对立的“八刑”，即八种将遭到学校除名的犯罪或不当行为，包括杀人、放火、强奸或盗窃等。［81］

即使在1109年六月至1112年五月，即蔡京被罢免的三年间，新学校制度也继续实施，不过加强了对入学录取和教师资格的控制。在1111年或1112年，葛胜仲向皇上呈递了一份长达二十五卷的报告，对历史上所有大学进行了详细的统计分析。他指出，自上古以来，之前还没有人对学校进行过如此大规模的改革，至少汉朝和唐朝都没有做出这么伟大的事。徽宗政府共划拨了105990顷（每顷等于一百亩，或七公顷左右）土地支持办学，小学（含）以上的学生人数共计167622人。［82］

这些学校是否成功地向学生灌输思想并赢得了他们对新政的支持呢？各种迹象有所混杂。1108年正月三十日，徽宗写了一份手诏，担心政府的学校可能会为元祐党人提供散布观点的场所。他听说元祐党已吸引了一大批学生，并“教以邪说”。由于这些学生学习的不是正确的内容，“其能一道德、同风俗乎”？他命令所有教师，甚至包括乡村和城市的教师，必须向州县的有关部门报告并解释他们教授的内容。［83］但另一方面，一些学校官员也的确在努力推进新政议程的实施。1114年，有位官员上疏报怨，州、县学校在选择学生时使用的主要标准是他们的观点是否正统。“先问时忌有无，苟语涉时忌，虽甚工不敢取。”“休兵以息民”或“节用以丰财”都被纳入这些禁忌语言之中。［84］

但是，即使学校制度并未在所有方面完全依照徽宗所希望的那样发展，也不能视为失败。差不多两代人之后，朱熹评论说，学校制度改革是要赢得读书人好感，这一目的基本上实现了。在与一名弟子讨论时，朱熹提到，蔡京扩大了学校教育后，“时论”对蔡京的评价开始日益转好。蔡京还经常到学校视察，与学生一同吃饭，从而获得了关注学校制度改革的好评。朱熹同时代的学者赵汝愚也指出了三舍法以及将该制度推广到全国的一些明显的积极影响，认为这一制度与基于当地对人才的评价而进行选拔的传统理想比较接近，但他不赞成让学生学习王安石的经义，且不学《春秋》。［85］

御笔手诏

从登上皇位后不久，徽宗就开始亲自书写一些诏书。蔡京做了宰臣后，徽宗就更频繁地亲笔写圣旨，这很有可能是受到了蔡京的鼓励。神宗也经常亲笔写诏书，蔡京对此非常清楚，因为他在1082年编纂了一卷神宗的手诏。1105年到1108年期间，徽宗下达了很多御笔手诏，强调自己致力于儒家道德，内容涵盖了学校制度方面的各种事宜，如乡村教师、学校的收入和开销、辟雍设宴时使用的音乐，以及发放给学校的书籍，包括手诏和成套的经典文集。［86］

御笔手诏是徽宗用来强调他个人对某件事有兴趣的方法。换言之，他写这些诏书并不仅仅是为了练习书法，也并非对自己的书法感到自豪，而是认为明确表达他的个人关注将有助于实现他的目标。例如，一份劝诫内容的圣旨，其力量来自皇帝的道德权威，因此，如果由皇帝亲笔书写并直接颁布，效果就会好得多。对于旨在奖赏某位官员的诏书而言也是如此，皇帝御笔亲书的祝贺代表着更多的荣誉。人们注意到，徽宗的御笔手诏经常是为一些小事写的。例如，徽宗多次下达手诏，准许大臣扩大荫补范围（如允许高级大臣举荐其子及亲戚担任官职）。［87］吴曾（1170年之后去世）在《能改斋漫录》中记录了徽宗为各种不紧急的事情下达的手诏，包括1113年为皇后弟弟酿造的酒赐名。［88］徽宗有两份御笔诏书留存至今，都是关于这类小事，而且都是下达给具体的大臣（参见图4.1）。现存两份诏书都是行书，但其他诏书中也有很多是以徽宗独创的瘦金体书写的，有几份刻在石头上，得以存世。［89］

图：4.1　徽宗《蔡行敕卷》手卷，描金八宝纸本，纵35厘米，横214.6厘米，现藏于辽宁省博物馆

然而，这些御笔手诏还具有政治目的。与之前的神宗一样，徽宗也用这种方式绕开通常颁布命令必须经过的官僚程序。［90］亦即，不等有关政府机构先起草诏书，再经过其他部门审核，而是由皇帝亲自书写圣旨，这样就可以立即下达到相关部门执行。此外，对于皇帝强烈关注的事情，也不必等待大臣的奏疏，而是可以采取主动。为了使这些皇帝手谕像法律一样具有效力，从1106年起，皇帝手诏每年都要收集和刊行两次。编纂成册的诏书会分发给各级政府，所有地方官都要遵行其中的旨意。［91］

徽宗有时还会利用手诏来避开任命官员的繁琐程序。根据《宋史》记载，1108年，蔡京推荐吴敏担任官职。吴敏在辟雍考试中名列第一，但其他官员认为他资历不够，反对这项任命。于是蔡京建议徽宗御笔特召吴敏上殿，在朝殿上，徽宗当场赐予吴敏官职。从此之后，凡是获得徽宗亲自召见的人都竭力请求皇帝御笔赐诏。［92］

当代一些学者认为，御笔手诏的制度成为蔡京控制朝政的重要因素。［93］ 1175年左右，曾敏行在《独醒杂志》中称，早在1105年，蔡京就已经厌倦了对提出的建议进行无休无止的辩论，因此他会将奏疏草案秘密呈递给徽宗，请求徽宗御笔手书其内容。据说蔡京有次因不喜欢一项减少三省官员人数的提议，请求皇帝御笔下诏。徽宗的圣旨中有一句话是蔡京提出的：“当丰亨豫大之时，为衰乱减损之计。” ［94］由于“笔”既可以指代自己写的文章，也可以仅指代书法，因此，“御笔”这个词也就可以理解为仅仅由徽宗誊写的奏疏。然而，即便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仍然认为皇帝是诏书的作者，蔡京哪怕只提出了一句话，也会被视为有些不合法。到了南宋，有些人猜测御笔手诏并非全部由皇帝自己书写，有人怀疑某些宦官应对此负责，还有人则怀疑有宫中女官代笔。《宋史·梁师成传》记载，梁师成负责处理御笔手诏，并训练手下一些人模仿徽宗的字体。他们模仿得非常成功，竟至无人能辨其真伪。［95］但另一方面，徽宗每星期亲自书写一两份诏书，也并非不可能。毕竟，有些诏书内容很短，大多是因某位正在等待的大臣而写，这几乎不用花费什么精力。根据蔡京的记述，徽宗在1115年临幸他的府邸时，当场索取纸笔，对困扰蔡京的一件事写下了诏书。［96］当然，如果徽宗选择这样做的话，也完全可以指派宦官或宫女代劳，以他的名义书写御笔手诏。

徽宗发现，长期以来，让大臣执行圣旨都是一个难题，无奈之下，他下令加重对无视御笔手诏的惩罚。他写道，尽管大臣们知道朝廷制定了法律，但并没有自觉遵守。“比降特旨处分，而三省引用敕令，以为妨碍，沮抑不行。如或以常法沮格不行，以大不恭论。”一旦御笔手诏已经对某事做出决定，若再以诏书有违先前法律为由拒绝执行，就将以抗旨的罪名受到处罚。第二年，徽宗下令，御笔手诏对法律案件的结论是最终的，不得再向中书省上诉。随后又颁布了一项法令，规定：若延误了御笔手诏的执行，负责传旨的官员应受到惩罚。哪怕延误一天，也可能会受到两年的劳役拘禁，若是延误两天，就可能被流放三千里。［97］

当然，没有哪位皇帝会从官僚机构的角度来看待这些官僚程序。徽宗愿意为各种目的拿起御笔，倒也容易理解：有时是为了让他喜欢的某个人高兴，有时是为避开他无法控制的官僚程序，有时甚至是为了直接迎合官员与臣民的需要。随着时间的推移，他的诏书涉及范围越来越广泛，也越来越不拘一格。对徽宗而言，御笔是一种非常重要的政治工具，不能闲置太长时间。

徽宗是否像传统史家通常认为的那样，试图将一些有名的保守派排挤出政府，在某些情况下还滥用了专制权力呢？从那些被列入黑名单的人及其亲朋好友的角度看，皇帝把他不希望进入官府任职的名单列入黑名单，无法让人接受。名单中包括很多当时最知名的士大夫，这一事实证明了这项政策的荒谬。这些在黑名单上的人想必会同意，他们正是认为皇帝误听谗言，才抵制皇帝的很多政策，而他们敢于直言反对皇帝的行动，恰恰证明了他们的忠心。皇帝如若听不进批评意见，就永远都不会知道这些政策的不足之处。

然而，如果我们从徽宗的角度来看待对元祐党人和元符党人的禁令，就会得出不同的观点。黑名单是一种对权力的主张，它表明皇帝有权选择自己的臣子，也完全不必任用那些反对他的政策的人。而且，这些人的数量相对有限：只影响到了226名尚在人世的官员，相对于整个官员花名册中大约两万人而言，这个数目微不足道；全面的惩罚措施只持续了一年，而且名单还在不断缩减。如果一位皇帝必须任用那些不仅顽固地反对且直言不讳地谴责这些计划的人，他怎么可能成就什么事情呢？

与确定无意任用的官员名单相比，徽宗花费了更多的精力去赢得士人精英的好感。他为学校体系招募了数千名教师，并通过补贴制度，为几十万家境贫寒的学生提供了全日制读书的机会。他在多份手诏中都迎合了这些教师和学生的儒家价值观，并将之刻于石碑，竖立在学校里。然而，如何让士人阶层甚至包括手下官员按照他所希望的方式行事，这件事仍然很困难，徽宗也备受困扰。徽宗显然认为，如果文人们能够亲眼目睹他想表达的善意，是会被说服的。

历史文献中记录最完整的是皇帝如何任命高级官员，接受或拒绝他们的建议，尽管如此，皇帝被赋予的责任远不止这些。到了宋朝，君主需要通过范围广泛的皇室活动，从赠送寺观礼物到重振宫廷的音乐和礼仪，来履行自己的神圣和道德责任。下面几章将围绕徽宗在文化领域的活动，包括宗教、礼仪、艺术、音乐和建筑等，这些事务给了他更多空间来追求个人的爱好和目标。在这些方面，徽宗并没有太多地继承父亲神宗的传统，而是将精力更多投入神宗基本忽视的一些事情上。徽宗信任的几位重臣也许给了他一些建议，但这些举措中蕴含的雄心还是来自徽宗本人。

［1］ James T. C. Liu （刘子健）, Reform in Sung China: Wang An-shih （1021—1086）and His New Policies ,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9, p.20. 另参见James Liu, “An Administrative Cycle in Chinese History: The Case of Northern Sung Emperors.”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21, no. 2, 1962, p. 145。

［2］ James Liu, China Turning Inward: Intellectual-Political Change in the Early Twelfth Century
【刘子健《中国转向内在：两宋之际的文化转向》，赵冬梅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年】,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p. 14.

［3］ 王瑞来《论宋代皇权》，《历史研究》1989年第1期，144—160页。《宋代の皇帝權力と士大夫政治》，东京：汲古书院，2001年。《徽宗と蔡京—權力の絡み合い》，《アジア游学》第64号，2004年，33—44页。有些学者也提出了类似的观点，其中包括程民生《论宋代士大夫政治对皇权的限制》，载漆侠、王天顺主编《宋代研究论文集》，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99年，61—78页；近藤一成《宋代士大夫政治の特色》，桦山弘一编《岩波讲座世界历史9：中华の分裂与再生》，东京：岩波书店，1999年，305—326页。另参见Peter Bol （包弼德）, “Whither the Emperor? Emperor Huizong, the New Policies, and the Tang-Song Transition.”Journal of Song-Yuan Studies 31, 2001, pp. 103—34; “Emperor Can Claim Antiquity Too—Emperorship and Autocracy under the New Policies.”in Emperor Huizong and Late Northern Song China: The Politics of Culture and the Culture of Politics, edited by Patricia Buckley Ebrey and Maggie Bickford,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Asia Center, 2006, pp. 173—205。

［4］ Anthony William Sariti博士论文, “The Political Thought of Ssu-ma Kuang: Bureaucratic Absolutism in the Northern Song.”Georgetown University, 1979. Alan Wood, Limits to Autocracy: From Sung Neo-Confucianism to A Doctrine of Political Rights ,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95. Robert Hymes and Conrad Schirokauer, “Introduction.”In Ordering the World: Approaches to State and Society in Sung Dynasty China , edited by Robert P. Hymes and Conrad Schirokauer,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3, pp. 43, 45. 关于不同的观点，参见Xiao-bin Ji, Politics and Conservatism in Northern Song China , pp. 14—15。

［5］ Charles Hartman, “A Textual History of Cai Jing’s Biography in the Songshi .”

［6］ 《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十九，676、683、686—687页。《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一百三十，2205—2206页。《宋史》卷四百七十一，13716—13717页。

［7］ 《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一百三十一，2219页。《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二十，700页。

［8］ 《邵氏闻见录·前录》卷五，44页。《宋史》卷四百七十二，13722页。Charles Hartman, “A Textual History of Cai Jing’s Biography in the Songshi .”pp. 539—540.

［9］ 《宋宰辅编年录校补》卷十一，701—702页。这个故事据称出自《丁未录》（1172年完成）。另见《桯史》卷十五，173—174页；《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一百三十，2199—2200页；《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十八，657—660页。部分故事可参见吕希哲的《吕氏杂记》卷二，294—295页。

［10］ 《宋史》卷一百七十二，13723页。另参见任命蔡京的诏书，《宋宰辅编年录校补》卷十一，700—701页。

［11］ John Chaffee, “Huizong, Cai Jing, and the Politics of Reform.”in Emperor Huizong and Late Northern Song China: The Politics of Culture and the Culture of Politics , pp. 31—77.

［12］ 《挥麈录·后录》卷一第60页记载孟太后第二次被废是在1102年十二月。另参见《宋大诏令集》卷十七，87页，记载的时间是1102年十月。

［13］ Cecelia Lee-fang Chien （钱立方）, Salt and State: An Annotated Translation of the  Songshi Salt Monopoly Treatise ,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2004, p. 70. Patricia Buckley Ebrey, “Huizong’s Stone Inscriptions,”in Emperor Huizong and Late Northern Song China: The Politics of Culture and the Culture of Politics , pp. 241—248.

［14］ 《丹阳集》卷一，叶2b—4b。《宋会要辑稿·职官二十》，叶37a—b。John Chaffee, Branches of Heaven: A History of the Imperial Clan of Sung China , p. 101.

［15］ 《宋史》卷一百七十八，4339页。空白祠部牒由国家颁发，可以进行交易，因此具有货币价值，在徽宗年代的价格通常在一百到两百贯之间。Kenneth K. S. Ch’en （陈金华）, “The Sale of Monk Certificates during the Sung Dynasty: A Factor in the Decline of Buddhism in China.”Harvard Theological Review 49, no. 4, 1956, pp. 307—327.

［16］ 《宋史》卷十九，364页；卷一百三十一，4331页；卷一百八十二，4444—4445页。《宋会要辑稿·职官三十》，叶34b；《职官六五》，叶73a。《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二十，726页。另参见Cecelia Lee-fang Chien, Salt and State: An Annotated Translation of the Songshi Salt Monopoly Treatise 和Paul Smith, Taxing Heaven’s Storehouse ：Bureaucratic Entrepreneurship and the Sichuan Tea and Horse Trade, 1074—1224 , Cambridge, MA: Council on East Asian Studies, Harvard University, 1991, pp. 195—98。

［17］ 《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一百三十八，2318页。《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二十五，819—820页。《宋会要辑稿》（《食货一》，叶30b；《食货四》，叶9 a—b）记载这一制度恢复颁布的时间是1105年二月十六日。

［18］ 关于这一领域，详见王曾瑜《北宋晚期政治简论》，《中国史研究》1994年第4期，82—87页。

［19］ 《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二十五，831页。《宋史》卷二十，373页；卷四百七十二，13730页。有关弹劾蔡京的一些例子，参见Ari Levine, “The Reigns of Hui-tsung （1100—1126）and Ch’in-tsung （1126—1127）.”in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 vol. 5, part 1, The Sung Dynasty and Its Precursors, 907—1279 , pp. 569—570, 581—582。

［20］ 《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二十六，868—869、878页。《宋史》卷三百五十一，11094页。1075年十月，当天空中出现的彗星被人们视为上天的不满时，神宗也曾让大臣们对他提出批评。参见Paul Smith, “Shen-tsung’s Reign and the New Policies of Wang An-shih, 1067—1085”, pp. 452—453。

［21］ 《宋宰辅编年录校补》卷十一，723—725页。徽宗自己也对蔡京的另一个儿子产生了怀疑。他曾告诉赵挺之说，他认为蔡京让儿子蔡翛担任宫廷侍卫，以便随时监视自己的行动。《宋宰辅编年录校补》卷十一，727页。

［22］ 《宋宰辅编年录校补》卷十一，729—730页。《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二十六，878—879、888—890页。

［23］ 《宋会要辑稿·职官五》，叶12a—b。有关神宗下面的三司条例司，参见Paul Smith, “Shen-tsung’s Reign and the New Policies of Wang An-shih, 1067—1085”, pp.378—382.

［24］ 《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一百三十二，2235页。John Chaffee, “Huizong, Cai Jing, and the Politics of Reform.”pp. 38—39. 第二部分将针对吴居厚和张商英进行更多讨论。《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一百三十二，2234—2240页）记录了讲议司在设立三年期间所颁布的方案。Ari Levine, “The Reigns of Hui-tsung （1100—1126）and Ch’in-tsung （1126—1127）”, pp. 593—596讨论了恢复盐法和茶法。

［25］ 《宋史》卷十九，364、368页。《宋会要辑稿·食货六十》，叶3 b；《食货六八》，叶129a—130a。另参见Hugh Scogin （宋格文）, “Poor Relief in Northern Sung China.”Oriens Extremus 25, no. 1, 1978, pp. 30—46。Patricia Ebrey, “Cremation in Sung China.”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95, no. 2, 1990, pp. 406—28; Silvia Freiin Ebner von Eschenbach, “Public Graveyards of the Song Dynasty.”in Burial in Song China , edited by Dieter Kuhn, Heideberg: Edition Frum, pp. 215—521994; Isaf Moshe Goldschmidt （郭志松）, “Huizong’s Impact on Medicine and Public Health.”in Emperor Huizong and Late Northern Song China: The Politics of Culture and the Culture of Politics , pp. 304—308; 以及John Chaffee, “Huizong, Cai Jing, and the Politics of Reform”。

［26］ 《宋会要辑稿·食货一六八》，叶132b—133a。John Chaffee, “Huizong, Cai Jing, and the Politics of Reform”, p. 41.

［27］ Isaf Moshe Goldschmidt, “Huizong’s Impact on Medicine and Public Health.”p. 299.

［28］ 《宋会要辑稿·食货六八》，叶130a。英译参见Isaf Moshe Goldschmidt, “Huizong’s Impact on Medicine and Public Health”, p. 300，略有改动。

［29］ Isaf Moshe Goldschmidt, “Huizong’s Impact on Medicine and Public Health.”p. 301.

［30］ Dieter Kuhn, The Age of Confucian Rule: the Song Transformation of China , pp. 150—151. 报告原文参见三门峡市文物工作队《北宋陕州漏泽园》，北京：文物出版社，1999年。

［31］ 参见Ari Levine, Divided by a Common Language: Factional Conflict in Late Northern Song China , p. 142.

［32］ 文献中关于这一系列措施背后的对话记载并不完整，主要是由于曾布离开二府后，就不再记录政治日记。尽管曾布担任宰相期间的这部分政治日记没有单本存世，但南宋一些主要史官引用了他的日志，因此，直到曾布于1102年六月离开朝廷前，徽宗与大臣们的许多对话都被记录了下来，特别是他和曾布的对话。在蔡京接替曾布的职务后，关于口头对话的历史记载要少得多，后人更难以判断各种政治决策背后的真正原因。

［33］ 《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一百二十一，2021—2022页。《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十九，677页。其他奏疏接踵而来，有些还具体列出了哪些人应当被罢官。《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一百二十一，2022页；《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十九，678页。

［34］ 《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一百二十一，2023—2027页。《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十九，679—683页。

［35］ 《宋会要辑稿·刑法六》，叶21a—22a。《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十九，682—683页。

［36］ 《宋史》卷二百四十五，10955—10958页。《宋会要辑稿·职官六七》，叶38a。

［37］ 可能指刘皇后和向太后居住的宫殿。

［38］ 《宋大诏令集》卷二百四十一，800—801页。

［39］ 参见Ari Levine, Divided by a Common Language: Factional Conflict in Late Northern Song China , pp.141—143。

［40］ 《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一百二十三，2064—2071页。《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二十，708—713页列出了整个黑名单。另参见《宋会要辑稿·职官六八》，叶1 a—3b、4b—5a。

［41］ 《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二十，718—725页。

［42］ 《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二十，714—717页。《宋史》卷十九，365页。《皇朝编年纲目备要》卷二十六，665—666页。关于名单人数的差异，参见《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的注解，卷二十，715—717页。

［43］ 《宋会要辑稿·职官六八》，叶6a—b。月末，宣布了583名新进入官府任职的名单。根据他们之前的奏疏被列为正等还是邪等，他们的职位也相应地进行升迁或降职（《宋史》卷十九，376页）。这种做法不大可能影响到很多人，因为还没有通过考试的人很少上疏。

［44］ 《续资治通鉴》卷八十八，2251页。《宋会要辑稿·职官六八》，叶7a。两年后，又有一项对元祐党人亲属较轻的限制。1105年二月，又下令要求元祐党人五服内亲属（如侄子、嫡亲表兄弟和远亲表兄弟）不得担任宫廷特殊岗位的卫官、为嫔妃的弟弟或儿子预留的职位、重要军职和某些宫廷职务。《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二十五，831—833页。

［45］ 《龟山集》卷三十五，叶3a—b。

［46］ 《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二十二，773—775页。《宋会要辑稿·职官六八》，叶9a。

［47］ 《宋会要辑稿·职官六八》，叶10a。

［48］ 《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一百二十二，2053—2057页。《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二十四，810—815页。有关对这份名单的完整分析，参见Helmolt Vittinghoff, Prokription und Intrige gegen Yuan-yu-Pateiganger: ein Beitrag zu den zur Kontroversen nach den Reformen des Wang An-shih, dargestellt an den Biographien des Lu Tien （1042—1102）und des Ch’en Kuan （1075—1124） , Frankfurt: Peter Lang, 1975。

［49］ 《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一百二十二，2058页。《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二十四，817页。另参见陈乐素《桂林石刻〈元祐党籍〉》，《学术研究》1983年第6期，63—71页。

［50］ 《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一百二十二，2053页。《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二十四，810页。

［51］ 《宋大诏令集》卷一百九十六，721页。《宋会要辑稿·职官七六》（叶25a）记录这份诏书的时间要早一天，即1104年六月十六日。

［52］ 《金石萃编》卷一百四十四，叶1a—b.

［53］ 《玉海》卷一百六十三，叶28b。《宋东京考》卷二，37页。《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一百三十，2186页。《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二十四，815页。《宋史》卷一百零五，2549页。《文献通考》卷四十四，415A。

［54］ 关于先将官员解职，然后再慢慢恢复他们官职的制度，参见Winston W. Lo （罗文）, An Introduction to the Civil Service of Sung China, with an Emphasis on Its Personnel Administration ,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87, pp. 111—112。

［55］ 《宋史》卷二十，374页。《宋大诏令集》卷二百一十七，829页。《宋会要辑稿·刑法六》，叶22a。《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一百二十二，2060页。《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二十五，846、853页。

［56］ 《宋会要辑稿·刑法六》，叶22a—b。《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二十五，855—858页。

［57］ 《宋会要辑稿·职官七六》，叶25a—b。

［58］ 这份诏书收录于《宋大诏令集》卷二百一十七，829页。在大赦后量移被贬谪的官员是一种标准做法。

［59］ 《宋大诏令集》卷二百一十七，829页。《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二十五，861页。

［60］ 根据《宋史·刘逵传》（卷三百五十一，11109页），刘逵劝说徽宗放松禁令并摧毁石碑，但此事被系于罢免蔡京之后，其他资料则记录蔡京被免是在二月十三日。（《宋史》卷二十，375—376页。

［61］ 《宋大诏令集》卷二百一十七，829—830页。另参见《宋大诏令集》卷一百五十五，581页；《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二十六，868—869页。

［62］ 《宋大诏令集》卷一百九十六，721—722页。另外，中书省还废除了1102年三月初六以来颁布的与元祐党人黑名单有关的二十二项命令。（《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二十六，870页。

［63］ 《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二十六，870—874页。

［64］ 《宋大诏令集》卷一百九十六，722页。

［65］ 《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二十六，880—882、889、895页。.

［66］ 《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二十八，938—939、945—946页。《续资治通鉴》卷九十，2328页。但后来又宣布了几条例外规定。1111年十一月，下令曾名列党籍的人不得在政府学校中担任老师，1112年正月，又下令被列为邪等的人不得担任各路监司。（《宋史》卷二十，387页，卷二十一，389页。

［67］ 沈松勤《北宋文人与党争：中国士大夫群体研究之一》，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165—171页。

［68］ 《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一百二十一，2033页。《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二十一，739页。

［69］ 《能改斋漫录》卷十一，327页。

［70］ 这个命令下达了两次，分别在1103年四月二十七日和1104年正月《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一百二十一，2034页；卷一百二十二，2041页。《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二十一，741、791页。关于为什么这些作者和书籍会被禁毁，参见沈松勤《北宋文人与党争》，175—179页。

［71］ 《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四十七，1455—1456页。《皇朝编年纲目备要》卷二十九，750页。

［72］ 《宋会要辑稿·职官六九》，叶13a。《能改斋漫录》卷十二，368页。另参见Ronald Egan, “The Emperor and the Ink Plum: Tracing a Lost Connection between Literati and Huizong’s Court.”in Rhetoric and the Discourses of Power in Court Culture: China, Europe, and Japan , edited by David R. Knechtges and Eugene Vance,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pp.134—138。

［73］ Thomas Hong-chi Lee （李弘祺）, Government Education and Examination in Sung China , Hong 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1985, pp. 233—246.

［74］ 参见John Chaffee, The Thorny Gates of Learning in Sung China: A Social History of Examinations ,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5, pp.77—84. Edward Kracke Jr., “The Expansion of Educational Opportunity in the Reign of Huizong and Its Implications.”Sung Studies Newsletter 13, 1977, pp. 6—30；Thomas Hong-chi Lee, Government Education and Examination in Sung China , pp. 290—292. 近藤一成《蔡京の科舉學校政策》，《東洋史研究》1994年第1期，24—49页。另参见《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一百二十六，2118—2119页。《宋会要辑稿·崇儒二》，叶7b—9a；《职官二八》，叶15a—b。《文献通考》卷四十六，432C—443C.

［75］ Edward Kracke Jr. “The Expansion of Educational Opportunity in the Reign of Huizong and Its Implications.”pp. 17—18.

［76］ 《宋史》卷十九，369页。《宋会要辑稿·职官二八》，叶15b；《崇儒二》，叶10 b。《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二十一，735—738、743、746页；卷二十二，762、767页；卷二十三，790页；卷二十四，815—816、827、828页。John Chaffee, “Huizong, Cai Jing, and the Politics of Reform.”p. 58.

［77］ 《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二十五，827、833—834页。

［78］ 《玉海》卷一百一十三，叶8b。《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二十四，828页。Thomas Hong-chi Lee, Government Education and Examination in Sung China , p. 66.《宋史》卷一百五十七，3663页。《丹阳集》卷二十四，叶4b—5a。《八琼室金石补正》卷一百零九，叶26b。《山左金石志》卷十七，叶29a—31b。

［79］ 《宋会要辑稿·崇儒六》，叶10a—b。《八琼室金石补正》卷一百零九，叶26b、28a。另参见Patricia Ebrey, “Huizong’s Stone Inscriptions”，文中提供了一幅图。

［80］ 关于对经典的引用，参见《周礼》卷十，叶24b—26a。

［81］ 《文献通考》卷四十六，叶433a—b记载这件事发生在1104年，一些作者以这个日期为准，但《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一百二十六，2114页）和《宋会要辑稿·崇儒六》（叶10b）却更合理地将这一日期记录为1107年。参见Patricia Ebrey, “Huizong’s Stone Inscriptions”, pp. 241—248。

［82］ 《宋会要辑稿·崇儒二》，叶15b—17b。《丹阳集》卷一，叶2b—4b。《全宋文》第142册，223—224页。《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二十四，828页。关于蔡京复官后1112年时的学校情况，参见《宋会要辑稿·崇儒二》，叶18a—20b；《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三十二，1056页。

［83］ 《宋大诏令集》卷一百五十七，591页。

［84］ 《文献通考》卷四十六，433B页。

［85］ 《朱子语类》卷一百三十，3127页。Thomas Hong-chi Lee, Government Education and Examination in Sung China , p. 256.关于赵汝愚的记载，参见John Chaffee, “Chao Ju-yu, Spurious Learning, and Southern Sung Political Culture.”Journal of Sung-Yuan Studies 22, 1990—1992, pp. 23—61.

［86］ 《宋大诏令集》卷一百五十，558页；卷一百五十七，591—592页；卷一百二十四，427页；卷一百八十六，680—681页；卷二百一十七，829—830页。

［87］ 《宋史》卷一百五十九，3731页。

［88］ 《能改斋漫录》卷十三，383页。

［89］ 参见Patricia Ebrey, “Huizong’s Stone Inscriptions”和方诚峰《御笔与御笔手诏与北宋徽宗朝的统治方式》，《汉学研究》第31卷第3期，2013年，3—67页。其中一封手谕是写给蔡京的孙子蔡行，不准其辞职。另一封手谕是感谢皇后与嫔妃对准备郊祭事宜的关心。有关图片参见张光宾编《中华五千年文物集刊·法书编》，台北：中华五千年文物集刊编辑委员会，1984年，第3册，85—104、185—187页。

［90］ 参见德永洋介《宋代の御筆手詔》，《東洋史研究》1998年第3期，393—426页；王育济《论北宋末年的“御笔行事”》，《山东大学学报》1987年第1期，54—62页；方诚峰《御笔与御笔手诏与北宋徽宗朝的统治方式》。

［91］ 《宋史》卷二十，376页。《宋会要辑稿·崇儒六》，叶10b—11a；《职官五五》，叶13a—14a。

［92］ 《宋史》卷三百五十二，11123页。

［93］ 参见林大介《蔡京とその政治集團—宋代の皇帝—宰相關係理解のための一考察》，《史朋》第35卷，2003年，11页。杨世利《论北宋诏令中的内降、手诏、御笔手诏》，《中州学刊》2007年第6期，186—188页。

［94］ 《独醒杂志》卷八，73—74页。《宋史》卷三百四十八，11028页；卷四百七十二，13726页。《宋史纪事本末》卷四十九，497页。关于对蔡京在1108年操纵御笔诏书的批评，另参见《挥麈录·后录》卷三，1103页。

［95］ 《宋史》卷四百七十二，13726页；卷四百六十八，13662页。德永洋介《宋代の御筆手詔》，《東洋史研究》1998年第3期，393—426页。

［96］ 《全宋文》第109册，177—178页。

［97］ 《宋史》卷二百，4990—4991页。

致力辉煌（1102—1112）

第五章 崇奉道教（1100—1110）

敕刘混康：

累收来奏，备悉。勤恪不啻，与警饮接也。顺履时序食息，何若来春飞船西上，妙论可期。贵妃所需符子，当为应副。未问，善为辅养。三茅君圣像画毕，止伺先生到阙，专得面付。治病佩带符子，告求数十贴。

宋徽宗致刘混康的信，大观元年（1107年）十一月初六

在宋文化的世界，许多广为流传的思想关乎我们所思考的宇宙哲学、自然科学与宗教。有些人的思想高度兼收并蓄，对自己知道的大部分东西都信之不疑。许多叫得上名字的神，不管是佛教、道教的，还是本土宗教的神，他们都相信它们的力量。他们认为自然灾害可能是上天的警告。他们理所当然地接受阴、阳、气（蒸气、元气）和五行（木、火、土、金、水）思想，并用这些概念讨论生物学、音乐、风水和天气。他们相信有些异人具有超能力，可以预见未来，与死者沟通，或者召唤神鬼。除了这些兼收并蓄的信仰者外，还有怀疑主义者，他们保留自己的判断，认为有些思想也许是错误的，而某些自称具有超常能力的说法则可能是骗局。那些专治一经的博学者，无论是佛教、道教还是儒教，常常觉得只有与他们的传统相关联的思想才是正确的，其他思想则总有各种各样的缺陷。但是，这样的专家少之又少，甚至在广大的受教育阶层中也只占一小部分。［1］

在道教史上，宋代显得尤其活跃，有创造性，这一时期涌现出许多新的神祇崇拜与天启传统。［2］道教从初唐宫廷中更具等级性与贵族化的传统，演变为一种更多样化、更有包容性、通过社会广泛传播的形式。在地方上，人们常常求助道士来解决与鬼、神、魔有关的各种问题，治病驱邪的法术盛极一时。神的启示中不断提供新元素——新的天国、神灵、护符及经文。道士以符咒与雷法为武器，通过控制恶魔与不守规矩的鬼神，有助于提供一种神授的正义。［3］于是，官员和受过类似儒家教育的一些人开始将道教礼仪为己所用。［4］

早在宋朝之前，皇室就已是佛教、道教的主要保护者了，并随着当朝皇帝对其中一种宗教的强烈偏爱而不时左右摇摆。从早期认为统治者无为而治的观念，到盛大的斋醮仪式，道教有很多地方能吸引帝王。皇帝主持的国家祭仪汲取了与道教一样的宇宙观，不仅有阴阳五行，还关注星相与天降祥瑞。［5］许多居于高位的道教神祇被视为帝王，称号中带有帝国之尊的意味，被供奉宫观里，身着皇家服饰，坐在宝座上。想跟这些神祇沟通的人要采用对待皇帝一样的礼仪（跪拜，奏书）。唐朝皇室宣称与道教的关系非比寻常，理由是：唐朝李氏家族是早期道教哲学家老子（也姓李）的后裔。唐朝皇帝大力扶持道教，修建道教宫观，将道家经典列入科举考试的范围，设立道教学校，邀请知名法师与神职人员进宫，并制作道家真经的摹本，玄宗（712—755年在位）甚至为道教经典撰写评注，他的一些继任者试图通过道家的炼丹术寻求长生不老，甚至受戒成为道士。［6］

在北宋时期，道教继续得到皇帝的青睐。但是，在徽宗之前的七位皇帝中，只有宋真宗（997—1022年在位）与几位唐朝皇帝一样，积极支持道教。1008年，为了庆祝收到“神降天书”，宋真宗命各州县修建天庆观，这是将道教扩大到地方上的重要一步。1012年，宋真宗做了两个梦，梦中得知，宋朝皇帝有位祖先是道教最高神玉皇大帝和黄帝的化身。宋真宗斋戒净身、举行仪式后，亲眼看到了玉皇大帝与黄帝。为了尊崇这位“圣祖”，宋真宗在开封修建了一座盛大华丽的道观，命名为玉清昭应宫，整座建筑共有2610间屋子。宋真宗还着手收集道经，编目分类，整理成新的道教经典。他还为包含4565卷的道藏撰写序言，这部经典被制成多份抄本，颁往全国各地道观。［7］

事实证明，与真宗一样，徽宗也是一位热诚的道教支持者，甚至犹有过之。［8］他在1115或1116年认识林灵素之后更是如此，因为林灵素告诉徽宗，他是长生大帝君的化身。这一事件还充分证明，如果统治者听信阿谀奉承，就可能有糟糕的事情发生。在本章，我将尽力不让发生在徽宗晚年的事情影响我们对他在位前十年与道教关系的理解。早在林灵素出现以前，徽宗就已经是一名虔诚的道教徒了。

刘混康

徽宗早年对道教的兴趣，与刘混康（1035—1108）关系匪浅。刘混康是茅山（在今江苏省）上清派第二十五代宗师。［9］在11世纪八九十年代，刘混康在京都的精英圈中非常有名。他曾拜见过王安石、蔡卞。据《茅山志·刘混康传》记载：有一次，孟皇后喉咙里卡住了一根针，御医全都束手无策，于是刘混康应诏入宫。刘混康画下一道神符（一张纸条，上面画了奇形怪状的文字，通常难以辨认），孟皇后随即把针吐了出来。哲宗赐其称号以示感谢，并宣布要在茅山为刘混康修建一座道观。［10］

徽宗即位后，召刘混康入宫，当时刘混康已是六十六岁的老人。根据几年后蔡卞奉旨撰写的碑文，刘混康对徽宗的洞察力与美德印象深刻：“频年之间，数承命造朝，召入宫廷，燕见终日，造膝所谈，多所谓天下妙理。” ［11］接下来的八年，徽宗屡屡表示对刘混康的尊宠，以及向他学道的想法。

有一次，宋徽宗向刘混康问起三茅真君的知识。［12］根据上清派传说，三茅真君是生活在汉代的三兄弟。大茅君茅盛隐居恒山研究《老子》与《易经》，在恒山，他与长生不老的仙人、神明进行沟通，其中便包括西王母。西王母授予他符箓，还有两部九天玄真之经。茅盛兄弟来到南京南面的句曲山，句曲山因此得名为茅山。到徽宗时，三茅真君被视为掌管茅山下阴间亡灵住地的神灵。刘混康向徽宗阐述了茅氏兄弟如何重要，徽宗便为他们分别加封，并赐以祭祀。［13］徽宗下诏宣布三茅真君的新封号，将其描绘为变化灵妙的超自然力量，将持续千年，为大众带来祥瑞与福佑。在诏书结尾处，徽宗称这次加封将有助于“我国家太平无疆之福”。［14］

刘混康向徽宗提议，为徽宗生年所主的星神（即他的本命神）修建一座宫观。本命神的概念是基于十天干与十二地支的六十种组合，［15］一个人的生辰年份对应着北斗七星中的一个星神，该星神掌管着他的本命，因此，早期道教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将本命神与北斗七星神的崇拜结合起来。直到初唐，道教每年还要举行六次仪式（每六十天一次，每次的标志与其本命神相对应）。这些仪式包括，在北斗七星神与本命星神的神像前进献水果与茶，诵读祷文。［16］徽宗对本命神的仪式感兴趣的另一个标志，就是他亲自抄写《七星经》，颁赐刘混康。［17］这是一部流行经文，全称为《太上玄灵北斗本命延生真经》，内容包括一些符咒，强调个人出生标志与出生星神之间的对应关系，并详述了在本命神的节日必须完成的仪式。［18］

徽宗在位期间，刘混康第一次在京城停留的时间很短暂。刘混康屡次请求返回茅山，1102年，徽宗极为勉强地同意了。刘混康离开时，徽宗赐以礼物，其中有白玉念珠、烧香简、红罗龙扇、“九老仙都君”玉印，以及徽宗亲自抄写的道教经文：《度人经》、《清净经》与《六甲神符经》。徽宗还赐予他更高的封号，为他的十名弟子颁发度牒，赐以紫衣。［19］

从徽宗在1102年抄写并作为礼物赐给刘混康的经文中，可看出徽宗正在研究道经中的重要经文，其中简明扼要的《度人经》是古灵宝经最核心的一卷，大部分以韵文御注，适于私下诵读。这部经文描绘了道教的各项活动，众多的天界、神灵和魔鬼，并承诺在天界给诵读《度人经》者留出一席之地。经文受佛教咒语的启发，以一种很难索解的神秘语言，罗列了一份长长的天上神仙的名单。到徽宗时期，已经有很多人为《度人经》撰写批注，《度人经》的神奇灵验记也被广为诵读。［20］《度人经》描绘的天界充满生气：

十方至真，飞天神王，长生度世，无量大神。并乘飞云，丹舆绿辇，羽盖琼轮，骖驾朱凤，五色玄龙，建九色之节，十绝灵旛，前啸九凤，齐唱后吹，八鸾同鸣，狮子白鹤，啸歌邕邕，五老启送，群仙翼辕，亿乘万骑，浮空而来，倾光回驾，监真度生。［21］

徽宗书录的第二卷经文是《清净经》。《清净经》内容较短，广受欢迎，以韵文书写，可以追溯至唐朝，有10世纪杜光庭法师的注解。《清静经》的风格与《度人经》迥然不同，其语言令人想起老子规劝观察自我和他人，释放自己心灵上的欲望，并实现与道合一的思想。［22］举例如下：

夫人神好清，而心扰之；人心好静，而欲牵之；常能遣其欲而心自静，澄其心而神自清。［23］

在现存的道经中，没有哪部的标题恰好是《六甲神符经》，不过这也许是一部通常以长标题命名的经文的简称。［24］六甲是用六十种干支进行占卜的方法，自从5世纪以来就是道教的一部分。

1102年，刘混康离开京师后，徽宗经常写信给他。《茅山志》中收录了五十九封信，［25］其中十四封现存信札的日期在1103年正月至1105年九月之间，这是刘混康第一次离开京师的时间。崇宁二年（1103年）三月二十一日的这封信就是一例：

敕刘混康：

尔自别京师，倏改岁华。完修祠殿，备悉勤劳。近览奏章，具知安裕。所云殿名，以“天宁万福”可也。［26］其《清静经》，并依所奏。

尔肃恭祀事，达于上境，所见灾祥，何不具奏？此者，牟麦发生之际，惟藉膏泽之力。乃自春首以来，颇愆时雨，未济四郊之农，甚惨千箱之望。朕心忧惧，夙夜匪遑。尔当悉心体予至怀，用斯恳切之诚，精加祈梼之意。

以名非高道，岂达清都？余宜将爱，愈探妙理。山林幽静，更保真常。［27］

信中提到了徽宗为刘混康抄录的《清静经》，刘混康此前很可能向徽宗请求，允许他向别人展示或抄录徽宗的御书经文。

徽宗在信中提及朝廷在茅山修建的一座宫观，“元符万宁宫”。徽宗为此工程划拨了大量资金，为物流运输等细节问题提供了便利，并御赐很多礼物，大大提升了道观的声望和吸引力。刘混康曾请求将徽宗赐予的一些御笔书法刻在宫观的石碑上，徽宗回复说，自己为宫观写的颂词和最近写的送别诗可以刻在石碑上，但不要刻御笔亲书的信函。［28］

在茅山修建道观这件事上，徽宗其实是在继续完成哲宗发起的一个工程。此工程于1103年正月初九动工，1106年八月十五日竣工，历时两年半。徽宗为每座建筑亲自书写了匾额。如表5.1所示，四座主殿中有三座均与徽宗有密切关系。整个建筑群有四百多间房屋。据地方志记载，工程于1106年竣工时，鹤群聚集于宫观上方，这一吉兆显然所有人都能看到。为了支持宫观的长久发展，徽宗还让人留出了闲置土地，并发放大量配额的度牒。［29］

表5.1　茅山元符万宁宫的主要宫殿

来源：《全宋文》第129册，188页；137册，8—9页（《茅山志》卷二十六，叶2a—3b；《道藏》第5册，叶665a—b）。

1105年秋，在徽宗一再催促下，刘混康第二次回到京城，一直留到1106年春。他离开时，徽宗赏赐一幅自己绘制的老子像和更多的道经。这不是徽宗为刘混康画的唯一一幅画像。1107年，徽宗又赐给刘混康一批礼物，其中包括亲手绘制的道教最重要的两位神灵（元始天尊和灵宝道君）的画像。徽宗说，如果这两幅画像和他在一年前画的老子像放在一起，就构成了一套完整的三清像。在另一封信中，徽宗提到，自己完成了一幅三茅真君像，待刘混康回到京师后便赐给他。［30］

徽宗赐予刘混康的另一份礼物，是1106年刘离京时写的一首送别诗：

当年问道属高人，曾揽霞衣到紫宸。

身是三山云外侣，［31］心无一点世间尘。

征鸿望极幽栖远，贺燕归飞洞府新。

多谢为传心法妙，此真真外更无真。［32］

徽宗还赐予刘混康一篇规整的颂词，赞颂茅山的道观。［33］其中有如下诗句：

道大无方，体用有常。

以德则帝，以业而王，

坐进此道，［34］与道无极。

神之听之，［35］洽此万国。［36］

刘混康返回茅山后，徽宗又开始了信函往来，写信的频率甚至有所增加。从1106年五月到1108年二月，一年半的时间，徽宗共写了四十二封信。［37］ 1106年六月二十日，徽宗一天之内连写两封，第一封提到刘混康拒绝应徽宗之请返回京城，第二封则关于茅山正在修建的新宫观：“本宫所阙，亦可一一缕细开陈。潜神之役，未见告功，不知所修可意否？” ［38］

徽宗的一些信中提及对征兆和祥瑞的留意。《茅山志·刘混康传》记载，他曾向皇帝呈递多份关于灾难事件的奏疏。［39］我们没有看到这些奏疏，但确实可以找到一些相关的要求，例如前文引用的一封信中，徽宗要刘混康报告最新出现的异象和征兆。在1107年二月的一封信中，徽宗谈到自己为促成祥瑞之兆而做出的努力：“每念灵承之重，庶臻可致之祥。”他还有一次提到，刘混康曾送他一张祥符，并问能否再送一些类似的东西。1106年十二月十八日，徽宗在信中引用了刘混康报告的茅山新观开设道场时出现仙灯的现象，认为这是一个吉兆，表明上天感到满意。［40］

自古以来，统治者一直非常关注各种征兆，这既不是什么新现象，也没有特别之处。但值得一提的是，徽宗在这方面寻求一位道士的帮助。他认为历来对征兆的解释无法提供所有答案，尤其是关于凶兆的解释（异象和灾难）。这些凶兆显然预示着不好的事件，但它们到底是关于什么事的反映，如何才能化解，对徽宗而言仍是切实的问题，也寄望于刘混康帮他解答。

从一开始，赠送礼物在徽宗与刘混康的关系中就占据了重要位置。从下面的这封信中可以看出，这些礼物赠送是有来有往的：

所奏事，逐一降指挥讫。如更有所阙，但一一见示。提举官已差杨戬题额，已书，知之。蔡卞亦已撰文。

先生自来赣直，有所闻见灾福，但详细密奏。

花木已收，瑞香尤佳。傅希列回，付诏书等，及赐祠部，余各赐紫衣师号，亲书画扇，暑热，可以召风镇心。符子告求数贴。傅希列等回，附物下项：沉檀笺香各二十斤，生熟龙脑五斤，降真香十斤，四味果子二十 ，御书画扇头十个，香药二分。［41］

徽宗有些礼物非常珍贵，因为他是亲自花时间来制作的，例如他的书画，还有他誊写的道经等。这类礼物倒是谁都可以送，不过有时候，徽宗所赐礼物是皇帝特有的一些东西。这方面典型的例子是京城的一处方便住所，如著名的道教上清保箓宫里的一座庭院。1107年二月，徽宗在一封信中对这份礼物进行了解释：

累迂鹤驭，来叩枫宸。款名理之至言，询心法之要妙，保神清静，阛闠厌闻，旅寓储祥，殆非宜称。已令董治□□鸠工构宇，即上清之东隅，建万宁之别观。庶专静馆，延处云 ，可预择徒弟来此住持，故兹示谕，想宜知悉。［42］

神符也是徽宗在很多信中都提到的一个问题。神符被视为来自高阶神灵的指令，可以控制低阶神灵，自汉代以来它就是道教法师手里的一种武器。［43］神灵能读懂神符的内容，但对普通凡人来说却是不可理解的（见图5.1）。刘混康被视为熟练掌握用神符治病的专家。在为刘混康撰写的碑文中，蔡卞称赞他致力于帮助别人，“每以上清符水疗治众病，服之辄愈”。徽宗有时也会索要某些特殊的神符，例如可以放入小口袋系在腰带上随身携带的。徽宗还索要过一些能够治疗感冒、安神、压惊和治疗“百病”的神符。徽宗有次提到，他并没有将此前送给他的神符都留为己用，而是赐给了那些生病的人。［44］值得注意的是，徽宗只是索要已制好的神符，而非让刘混康指导自己如何亲自制作。在徽宗写给刘混康的信中，他只是在寻求专家的帮助，不是咨询如何让自己成为专家。［45］

在几封信中，徽宗均强烈认为要将佛教和道教分开。1107年二月初九，在致刘混康的一封信中，徽宗解释了自己的担忧：

比以道释混淆，理宜区别，断自朕心，重订讹谬。至如三清混居于水陆，［46］元命反祠于梵宫，绘塑无伦，不可概举。

图5.1　太上灵宝五符中居中的神符（《太上灵宝五符序》卷四；《道藏》第6册，338页下栏）

朕方图叙彝伦，讲明教法，稽考后先之理，推原积习之端，申饬有司分别崇奉，庶蒙休祉，溥祐含生。

谅在渊冲，必惟允议。更新岁律，尚冀保绥，故兹示谕，想宜知悉。［47］

六天后，徽宗又提到了这封信，说他已采取措施解决佛教和道教之间混淆不清的问题，信中还附上了政府公告的草稿给刘混康看。［48］

在徽宗的多次恳请下，1108年初，刘混康第三次回到了京城。蔡卞对当时的情景做了如下记录：

大观二年春，诏华阳先生（刘混康）来朝京师。夏四月丁亥，先生至自茅山，上命道士二百人具威仪导迎，馆于上清储祥宫新作元符之别观。先生病，不能朝，劳问之使不绝于途。

是月十日，车驾幸储祥宫，因召见先生，与语久之。前两夕，先生梦侍天帝所，相论说《大洞真经》，觉而异之。及见上，乃以平日所宝《大洞经》以献，上览之动色曰：“朕洁斋书此经甫毕，及亲绘三茅真君像，适欲以授先生。”是日，遂并赐之。先生既授经，与上意合，则释然以喜。车驾将还宫，复召见先生，所以抚存之甚厚。［49］

徽宗驾幸刘混康的道观去探望他，毫无疑问是一种莫大的荣耀。仅仅过了七天，刘混康就去世了。

上文提到的《大洞真经》是上清派的另一部经典道经。“大洞”是“太玄无际而致虚守静”。在诵读经文时，通过冥想将天神带入诵经者的身体。道教经书很多处都有这样的经文：“神降护诵经者身中，代求诵经者及其祖先的超生”。［50］现在的道经中包含大量图示，我们从中可以看到跪坐的诵经者，以及他们存思中正从头顶慢慢升起的图像（见图5.2）。［51］

图5.2：《大洞真经》中想象的六位守护门郎（《上清大洞真经》；《道藏》第1册，539页下栏）

即使在刘混康去世前，徽宗偶尔也会求助于其他道教天师。1107年，刘混康坚决拒绝来京城，派弟子笪净之替代自己返京。笪净之六七岁就开始跟随刘混康，并陪他一起觐见了哲宗和后来的徽宗。刘混康向笪净之传授了道教经文、神符、咒语、驱邪术，还有其他一些治病道术。徽宗致刘混康的书信中，有九封都提到了笪净之，笪净之通常是作为他们传递信息或交换礼物的信使。在一封信中，徽宗列出了他委托笪净之的各种物品，其中包括一位嫔妃写的“表文”，要刘混康在做法事时递给神灵。其他物品包括食品、茶、蜡烛，以及他抄写的五册《北斗经》。［52］

1110年，刘混康去世后，笪净之从茅山来到京城。徽宗安排他在京城的一座道观中宣讲道法，据说吸引了大批士大夫前往。笪净之返回茅山前向徽宗辞行，徽宗赐他一些自己的书法作品，一幅刘混康的画像，似乎还有亲笔所书的一篇道教文章，笪净之后来将其刻于茅山的石碑之上。此文名曰《化道文》，描述了理解道教本质的必要性，并感叹普通人在这方面的无知。他坚信，如果人人奉道，会给全社会带来益处。［53］

1113年，笪净之在临终前致信徽宗，信的内容包含两部分。作为徽宗从道教天师处获得若干建议的例子之一，笪净之的这封信颇值一提。［54］

臣净之遗表上言皇帝陛下：

臣自违阙庭，屡更晦朔，仰慕圣颜，日深驰想。本图再出山林，一瞻天表，无何大数有限，志与愿违，辜负皇朝，不胜痛恨。然臣虽世缘浅薄，仙路殊途，曷敢忘陛下终始眷遇之厚，伏愿陛下精固邦本，善保圣躬，上以副皇穹宝历之恩，下以慰社稷生灵之愿。臣无任瞻天望圣之至，谨奉表以闻。（后文为写信的日期和笪净之的法号全称）

臣自惟至愚至昧，伏自先师遭遇陛下以来，兴建宫祠，敷弘教法，而臣凡所请求，实为过分，上渎天听，罪所不容。本期尽犬马之劳，以报万一，不期偶染脾疾，饮食自减，虽勉强医药，殊无退候。近因设醮祈恩上天，乃获报应，当须谢世。去住之理，臣实无憾，但恨终天永诀，无缘再觐天颜，及别中宫、皇子、诸王，不胜怅望之极。

陛下天聪圣哲，尊道崇德，自古帝王未有过者。然念帝王奉道，乃与臣庶不同，一言一动，上合天心，则万方蒙福。幸毋以华丽荡真，以亏圣典。太上五千言以去奢、去泰、慈俭为先，乃陛下之师宝、致道之津梁也。伏愿陛下清心寡欲以保圣躬，节财俭用以固邦本，听纳中（忠）良以广言路，天下幸甚。

如臣下愚，固不当冒死陈词，实念先师付托之重，尝令臣以尽忠报国为先。当今之际，不进一言以裨圣德，则臣违天负师、抱恨泉壤矣。

臣传宗法录、真经、玉印，及陛下前后所赐书画，并已付本宫徒弟俞希隐收掌讫。更愿陛下重念先师扶教宣道之心，曲垂恩佑，终始无替于宗门，则臣虽不获再瞻天颜，死无憾矣。

操笔陈情，伏增感怆，臣净之再言。押。［55］

徽宗与刘混康、笪净之师徒的通信，展示了徽宗及其日常生活的一些内容，我们从中可以了解宫中的一些事情，比如生病的嫔妃希望徽宗替自己向道教神仙上表，又如笪净之拜见过徽宗的子女。我们还看到，徽宗这些信与同时代文人之间的通信相差无多——徽宗并没有否认自己是天子，但努力不让这一身份妨碍与自己十分敬仰的天师之间的关系。徽宗对赠送的礼物和修建中的建筑都亲自考虑，且细致入微。

从这些信件中，我们首先看到的是徽宗对道教的投入和理解。徽宗对道教产生兴趣并不令人意外，事实上，当时所有受过教育的人都读过《老子》、《庄子》，还有广为流传的神仙与长生不老的故事。大部分宋代文人极为尊崇的唐代大诗人，也多在作品中提到了与道教密切相关的星相思想。有些宋代文人还沉迷于通过饮食控制来改善身体状况的道家修行方法。［56］但是，徽宗比他们有过之而无不及：作为一名更加虔诚的信徒，他供奉神灵、阅读和背诵经文，经常使用神符，还绘制道教人物的画像，包括道教最高神灵“三清”，以及由凡人修炼成仙的三茅真君。我们还可以看到，徽宗将道教视为履行对臣民义务的方式：道教能帮助他转移霉运，这不仅是为了个人，也是为了臣民的利益。此外，值得一提的是，有一个领域徽宗并未与刘混康等道教法师一起深入研习：他似乎并未痴迷于长生不老，对炼金术也没有兴趣。［57］

宫观和仪式

即使刘混康尚在人世时，徽宗有时也会向其他道教天师请教。1105年，他召见了另一位主要的道教派别的掌门——龙虎山道教第三十代天师张继先。根据一份道教文献记载，徽宗后来几年也数次召见张继先，帮自己处理各种突发事件。［58］与徽宗同一时期的道教大师们的传记，也经常记载与徽宗至少有过一次短暂的接触。例如，徽宗经常召见张虚白，对他的酗酒也能够宽容。刘益也被徽宗召入京城，但他不久便请求返回深山。荣阳回答了徽宗关于其学识的问题后，被赏赐十万铜钱。此外，刘卞功等人也曾被召进京，但他们拒绝了。［59］

由于徽宗对道教的信仰，他对一些历朝沿用的仪式进行了改革，使其更贴近道教，其中最典型的一个例子跟庆祝徽宗诞辰的寺观有关。为皇帝庆祝诞辰的仪式在唐朝和宋朝逐渐发生变化。唐代中期，唐玄宗第一次为自己的诞辰日命名，并颁布法令，规定如何在宫廷、寺观和各场所进行庆贺。［60］唐代皇帝在诞辰这天大设宴席，作为宾客的娱乐项目，有时还会组织儒佛道三教辩论。到了五代，开封成为京师，庆祝皇帝诞辰时，通常在相国寺举办庆典。相国寺位于宫廷南门外，方便文武百官在仪式过后接着出席宫中宴会，因此，宋代的皇帝也保留了这种做法。［61］

但徽宗与前朝的不同之处在于，他把这一仪式有系统地扩大到全国，并将道观完全纳入其中。1103年，他下诏令各州都要修建寺、观各一，并命名为崇宁（当时的年号），负责举行皇帝的诞辰庆典。这使相当多的寺观被赐予名号（和匾额），同时也给予它们相应的认可和特权。［62］随后几年，针对崇宁寺、崇宁观又颁布了一系列法令，赐予度牒，免收税赋，划拨十顷土地，并保护其免受官府侵扰。1111年，这些寺观的名称根据徽宗的诞辰，相应地改为天宁。［63］

崇宁观和天宁观不仅要在徽宗的诞辰日举办仪式，还要在他的本命日（壬戌）举行法事。早先的宋代皇帝只是在京师的道观庆祝自己的本命日，但徽宗将这一仪式扩大到全国各地的道观。1104年，他下令各地崇宁观要特辟一间大殿，命名为天保殿，专门举办他的本命日仪式。在一位官员乞请之下，徽宗亲自为天保殿书写了匾额，复制后分发到全国各地的道观。［64］

根据宋代地方志记载，各地政府显然都在奉命而行，指定了崇宁/天宁观。［65］有些被选中的寺观规模非常宏伟。1107年，根据皇帝旨意，当时在尚书省任职的何执中撰文赞颂东南地区一座建有369间殿堂的天宁观。徽宗御赐这座道观一部道经、十顷土地、每年两道度牒，以及亲笔书写的两块匾额和一些礼品。［66］

1116年，大臣们提议在徽宗诞辰这天开放天宁观。他们建议在皇帝的诞辰和本命日，京师和各地的寺观都应开放三日，让士大夫和百姓前去上香，祈祷圣上万寿无疆。1118年，一名礼部官员建议，针对州郡在徽宗本命日举行的道场仪轨颁发规范。其中具体规定了在皇帝本命日的七天前，知州应率领僚属前往天宁观祭拜上香，然后在接下来的几天轮流前往道观烧香。在本命日当天，知州率僚属念诵祈祷，三次祭拜，然后全体叩首两次。［67］

这些并不是徽宗当政时制定的第一份规范。1108年，徽宗令人收集金箓灵宝道场科仪的资料，旨在编修一部整理好的科仪，颁发给各州郡的道观。司马虚（Michel Strickmann）认为，金箓灵宝道场科仪是为了“保护皇家道观的财富”，通过分发这些新编修的科仪，朝廷希望能够确保“全国每个角落都会响起有利于宋朝的巨大祈祷声”。［68］

在下发新版金箓灵宝道场科仪之前，先要解决文本的问题。经过两年的编修，1110年，徽宗将稿本委托给宰相张商英，并对他说：

向委一二道士，将道场仪矩，稽考藏典校正，近成书帙来上，尝付道官定夺。今据签出，异同甚多。并降付卿，可机政余暇看详，指定可否，如有讨论未备，文义乖讹，并未尽事件，并行贴改，删润进入。［69］

张商英编辑的最终版本被保存在道藏中，被称为《金箓斋投简仪》。它的涵义是将刻有龙的石碑投入特定的山上或水中，并向神灵宣布这些科仪已得到实施。［70］

诗词

徽宗在信件、诗词和散文中都描写了道教主题。尤其令人感兴趣的是一本辑录了太宗、真宗、徽宗三位皇帝撰写的唱颂词集。根据这本书的前言，1111年，徽宗在宣和殿召见了两位主管道士的道官，给他们看了他写的六十首词。正当他们考虑配乐旋律时，“俄降天语，许附大藏，永奉醮章”。根据这段记载，徽宗似乎不仅御制了这些道词，还为它们挑选了音乐。徽宗命徐知常将这些道词整理成册，分发给大大小小的道观。［71］

徽宗御制道词分为六个系列，每个系列包含十首，每首四句。其中五个主题用的是七言：《玉清乐》、《上清乐》、《太清乐》、《步虚词》和《白鹤词》，《散花词》用的是五言。与我们之前引用的一些经文不同，这些道词的词藻都十分雅丽。下面是《白鹤词》中的一首：

五云宫殿步虚长，斗转旋霄夜未央。

白鹤飞来通吉信，清音齐逐返魂香。［72］

还有《太清乐》中的三首词：

五节清香半夜焚，天人玉女尽遥闻。

味同炁合遥相应，绛节霓旌下五云。

太极元君翠翮车，万魔奔走听神符。

九龙纵步齐骧首，时见空中吐火珠。

元景岩峦耸太空，彭彭仙室在霞中。

九灵变化俄离合，羽驾飖飖不可穷。［73］

一直到现代，道教仪式中仍然在使用这些道词。［74］

地方神祠

徽宗与宗教的关系不仅限于道士、道观和科仪，还扩大到了民间神灵及供奉这些神灵的祠庙。宋代朝廷一直用国家祀典记录认可的祠庙，对祠庙内的主要神灵授予封赐，其中包括山神、水神、神龙，以及曾经是平凡男女的民间神仙。宋朝政府对民间宗教的标准化和日常化管理在徽宗时期达到鼎盛，封赐的庙额和受册封的祠庙神灵比任何时候都多。但与此同时，大量没有进入国家祀典的教派则遭到取缔。

徽宗肯定是每隔几天就会批准一个新的庙额或册封。《宋会要辑稿》中记录了徽宗在位期间授予的764个庙额，以及对神灵的册封。［75］大部分记载都非常简短，例如我们可以在山神的部分看到：“白彪山神后魏贺虏将军祠，在汾州西河县。徽宗崇宁五年六月赐庙额‘永泽’。” ［76］但是，徽宗当时读到的内容肯定不会如此简短，而是充满热情的请求书，其中详细描述了神灵在人们祈求雨水、晴天和瘟疫时保佑百姓等愿望的显灵。有时，当地百姓会立一块石牌，纪念获得皇帝封赐庙额，在一些留存的碑文上能发现这些申请书的原文。例如，在贺虏将军的神祠获得册封的两月之后，当地百姓便树立石碑，上面刻了神祠及所供奉神灵的故事。碑文记载，将军总是积极应验百姓的祈愿，当地官员过去一直想为他请求爵号，但从未成功。1105年，当地一名新知州上任。第二年，一直没有雨水，知州便在神祠祈雨，结果云现雨落，百姓最终获得了大丰收。郡守因此赞叹道：“异哉！夫山川之神，日出云雨救一方之旱于俄顷之间，克庥于人，千里蒙福，宜有褒封，用焜耀兹土，俾万事承事□怠。”接着，这位知州写了奏报，通过各种途径上奏。徽宗很快亲自批复：“天子嘉其灵德，秋七月乙巳，诏赐永泽庙。于是书而揭之。稚老竦观，远近奔走，咸愿新祠宇。”接下来，碑文讨论了重修神祠，还提到长期以来，当地百姓一直希望他们的神灵获封爵位，但被告知必须先为神祠申请庙额，才能册封神灵。［77］

徽宗时期批准了如此多的庙额和爵号，原因之一便是徽宗屡次下诏要求人们找出全国所有灵验和有功德的神灵。徽宗首次颁布诏令是在登基后的第二年。1101年三月二十四日，各州官吏接到诏令，要将辖区内所有已被加官爵和封庙号的神祠上报转运司，再由转运司验实这些神灵是否应当获得官爵庙名，即考察他们是否应验了百姓的祈祷，是否做了有功德的事情。［78］

第二次颁布诏令是在1107年。福建一座寺庙的碑文记载，“大观元年，徽宗皇帝有事于南郊，裒百神而肆祀之。于是，诏天下名山大川及诸神之有功于民而未在祀典者。” ［79］大约一年之后，徽宗批准编制一份详细的庙宇清单，清单中详尽地包含这些庙宇的地点，何时修建或修缮，所获册封，以及与众不同之处。徽宗对请求的批复是：“天下神祠庙宇数目不少，自来亦无都籍拘载，欲乞依此施行。” ［80］

通过1111年七月二十七日颁布的一项法令，将政府监管合理化——“都籍拘载”神祠庙宇数额的愿望得以实现。法令要求编制一份涵括全国神祠资料的《图志》，并将其与国家《祀典》的内容相比较，找出与体系中不一致的地方，例如，同一神灵有不同的封号，被供奉在不同的庙里。负责纂修《图志》的礼官还要将神祠划分为三类：“将已赐额并曾封号者作一等；功烈显著，见无封额者作一等；民俗所建，别无功德及物在，法所谓淫祠者作一等。” ［81］

对于民间神祠，徽宗主要的工作方式可能就是通过阅读有关这些神灵功绩的记述，批准对他们的加封，但存世文献中更多记载了非法宗教活动的问题。宋朝政府与之前的唐朝政府一样，取缔了各种描述含混的宗教活动，从“异端信仰”到妖术，以及谎称拥有超能力的教派。［82］从《礼记》中的一段文字，可以找到依据来采取这些严厉惩罚措施。根据《礼记·王制》，有四种人必须立即处死，包括执左道以乱政者，以及那些假借鬼神、占卜或预兆疑惑民众的人。［83］

取缔某种宗教经常提到的理由是秘密与伤风败俗。1108年八月十四日，信阳军（今河南境内）奏报说，他们发现一些团体经常在夜间聚会，男、女都有，传播和练习妖教。徽宗批准清洗和取缔这些活动，宣称这种行为是非法的，并命各州县定期稽查，以便有效地打击他们的活动。［84］

京师的宗教活动尤其令人担忧。1109年八月二十六日，徽宗下达了一份诏书，内容是关于京城里未列名祀典的淫祠。如果这些庙宇的神职人员“假托鬼神以妖言惑众”，开封府应当捕获他们，定罪后送至邻州处以惩罚。最严重的罪犯将报给朝廷进行处罚。显然，京城的很多神祠都被取缔了。1111年正月初九，又有一份诏书传下，将已被摧毁的1038座神祠内存放的神像移至寺观或本庙，并举例说，土地神像应当迁至城隍庙，还明确表示，未得到允许，老百姓不得私建神祠。［85］

异端书籍也会引发惊恐。1104年四月十九日，徽宗批准了禁止《佛说末劫经》的请求，因为“言涉讹妄，意要惑众”。在这本书流传地区的荆湖南北路提点刑狱司奉命调查此书是何人撰写和印刷，“取勘具案闻奏，其民间所收本，限十日赴所在州县镇寨缴纳焚讫，所在具数申尚书省。窃虑上件文字亦有散在诸路州军，使良民乱行传诵，深为未便”。［86］

从1114年颁布的几项措施中可以看到，针对可疑宗教活动所采取的措施非常严厉。其中之一是，只要有人告发师巫“假托神语，欺愚惑众”，便赏赐一百贯，参加邪教的人则被处以两年劳役。在另一项措施中，徽宗批准了一项请求，明令禁止某些宗教团体和行为，以禁止“愚民因循习以成风，无罪而就死地”。这些措施针对的行为被描述为“以讲说、烧香、斋会为名，而私置佛堂、道院，为聚众人之所者”。政府官员也没有任何现成的方案来解决这些问题，只能不断向当地百姓发出公告，指出这些活动是非法的，对告发者提供赏金，并命令当地官员定期检查。第三个案例是关于可疑文字。1114年八月三十日，徽宗就河北州县妖教盛行颁布诏书，“虽加之重辟，终不悛革”，诏书不仅要把这些书籍销毁，同样重要的是查获用来印刷这些书籍的印版或石刻，还命令当地官员将查获的书本全部上缴到朝廷有关部门。［87］

前述祭祀民间神灵和取缔可疑宗教的措施是否与徽宗信仰道教有关呢？现存奏疏或诏书中都没有使用道教的语言，但它们之间一定有所关联。徽宗的宗教倾向使他对有功德的民间神灵秉持开放态度，愿意接纳对这些神灵的信奉并纳入国家监管体系之中。一方面，徽宗运用国家权力去抑制佛道之外的宗教活动，另一方面则大力支持修建寺庙和道观。此外，这方面还有一个原因，新政和蔡京采取的改革措施的特点就是希望达致程式化和标准化，一直贯彻至地方，因此，徽宗的宗教信仰以及新政对控制地方政府的关注，同样促成了徽宗对民间神祠的政策。

那么，是什么深深吸引着徽宗信仰道教呢？原因很可能多种多样。与中国历史上其他统治者一样，徽宗不仅将道教视为实现个人目标的方式，而且把它作为能够帮助自己进行统治的一套工具。在与刘混康的对话中，他对道教如何解释以吉兆或凶兆形式出现的各种天意表现出浓厚兴趣。他将道教元素运用到最神圣的一些中国王权礼仪上。此外，道教体系下有多重的天界和数百名神仙，其宇宙观比当时的儒家要宽广得多。也许，徽宗从道教中找到了皇家庄严华丽的基础，而这一点并不容易通过儒家进行解释。

道教的可视化能力肯定也是它吸引徽宗的另一特点。徽宗研究与抄写的很多经文都富含想象，对云的颜色、马车的装饰等进行了描述。徽宗所建道观之壮丽，道观内的神像艺术，以及在道观中举行仪式的短暂辉煌，都深深地吸引着徽宗。当然，在徽宗为刘混康绘制的神仙图中，也有视觉上的吸引力。还有，在徽宗与刘混康之间相互赠送的手抄经文中也有视觉维度，尽管我们并不清楚这些书法作品的具体内容，例如它以什么字体写成。

徽宗是不是一位严肃的道教俗家弟子，人们的看法不尽相同。从道教的角度看，人们也许可以质疑他的知识深度，将他视为一名肤浅的业余爱好者。但另一方面，如果从儒家的角度看，可能就会认为徽宗过于轻信，很容易被道士的华丽言辞误导，或者被道观的宏伟视觉效果吸引。不过，还有一种观点对徽宗的虔诚提出质疑，这种观点认为，徽宗在运用道教时有一种神道设教的态度，试图从对道教的支持中获取政治好处。我认为，不应当在徽宗道教信仰的多重方面中只看到一个方面，或是用某一方面来解释其他所有方面。当然，徽宗对道教经文的知识不能与学识渊博的天师相比，而且毫无疑问，他有时会通过支持道教来实现政治目的，然而，我们还是不应当将徽宗与道教的关系贬低为政治上的权宜之计、艺术上的吸引、天真或幻觉（尽管有时他在某种程度上结合了上述种种表现）。

徽宗不仅仅是在道教中找到了让宫廷更加华丽和宏伟的方法。第六章将介绍他参与的朝廷乐制改革和对祥瑞的庆祝，这两类活动都与中国的传统风俗有关，它们使宫廷生活更为富丽堂皇。

［1］ Richard Von Glahn（万志英）, The Sinister Way: The Divine and the Demonic in Chinese Religious Culture ,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4, pp. 130—179对宋代宗教的多样性有非常好的介绍。另见Peter S. Gregory and Patricia Buckley Ebrey, “Historical and Religious Landscape.”in Religion and Society in T’ang and Sung China , edited by Patricia Buckley Ebrey and Peter S. Gregory,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93, pp. 1—44。Valerie Hansen, Changing Gods in Medieval China, 1127—1276 ,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0【韩森《变迁之神：南宋时期的民间信仰》，包伟民译，上海：中西书局，2016年】. Edward L. Davis, Society and the Supernatural in Song China ,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1. Robert P. Hymes, Way and Byway: Taoism, Local Religion, and Models of Divinity in Song and Modern China ,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2【韩明士《道与庶道：宋代以来的道教、民间信仰和神灵模式》，皮庆生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 Liao Hsien-huei（廖咸惠）, “Visualizing the Afterlife: The Song Elite’s Obssession with Death, the Underworld, and Salvation.”《汉学研究》第20卷第1期，399—440页；”Exploring Weal and Woe: The Song Elite’s Mantic Beliefs and Practices.”T’oung Pao 91, pp. 347—95; “Encountering Evil: Ghosts and Demonic Forces in the Lives of the Song Elite.”Journal of Song-Yuan Studies 37, pp. 89—134.

［2］ 关于宋代道教的活跃，参见孙克宽《宋元道教之发展》，东海大学，1965年；Michel Strickmann （司马虚）, “The Taoist Renaissance of the Twelfth Century.”第三届道教研究国际会议论文，Unterägeri （Switzerland）, September 3—9, 1979; Judith M. Boltz, A Survay of Taoist Scripture, Tenth through Seventeenth Centuries , Berkeley: Institute of East Asia Studies, 1987; Lowell Skar, “Administering Thunder: A Thirteenth-Century Memorial Deliberating the Thunder Rites.”Cahiers d’Extrême-Asie 9, 1996—1997，pp. 159—202; “Ritual Movements, Deity Cults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Daoism in Song and Yuan Times.”in Daoism Handbook , edited by Livia Kohn, Leiden: E. J. Brill, 2000, pp. 413—463; 以及Edward L. Davis, Society and the Supernatural in Song China 。

［3］ 关于雷法，参见松本浩一《宋代の雷法》，Shakai Bunka Shigaku卷十七，1979，45—65页；《宋代の道教と民间信仰》，东京：汲古书院，2006年；Judith M. Boltz, “Not by the Seal of Office Alone: New Weapons in Battles with the Supernatural.”In Religion and Society in T’ang and Sung China , edited by Patricial Buckley Ebrey and Peter N. Gregory,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93, pp. 241—305, esp. pp. 272—286; Lowell Skar, “Administering Thunder: A Thirteenth-Century Memorial Deliberating the Thunder Rites”; Edward L. Davis, Society and the Supernatural in Song China , pp. 24—44; Florian C. Reiter（常志静）, “The Management of Nature: Convictions and Means in the Daoist Thunder Magic （Daojiao leifa）.”in Purposes, Means and Convictions in Daoism: A Berlin Symposium , edited by Florian C. Reiter, Wiesbaden: Harrassovitz, pp. 183—200; 李远国《神霄雷法：道教神霄派沿革与思想》，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7年; Joshua Capitanio, “Dragon Kings and Thunder Gods: Rainmaking, Magic, and Ritual in Medieval Chinese Religion.”PhD diss.,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2008.

［4］ Judith M. Boltz, “Not by the Seal of Office Alone: New Weapons in Battles with the Supernatural”; Edward L. Davis, Society and the Supernatural in Song China . Robert P. Hymes, Way and Byway: Taoism, Local Religion, and Models of Divinity in Song and Modern China .

［5］ 参见Anna K. Seidel（索安）, “Tokens of Immortality in Han Graves.”Numen 29, 1983, pp. 79—122。

［6］ 关于唐代宫廷对道教的参与，参见Timothy Hugh Barrett, Taoism under the T’ang: Religion and Empire during the Golden Age of Chinese History , London: Wellsweep, 1996【《唐代道教：中国历史上黄金时期的宗教与帝国》，曾维加译，济南：齐鲁书社，2012年】; Victor Xiong, “Ritual Innovations and Taoism under Tang Xuanzong,”T’oung Pao 82, nos. 4—5, 1996, pp. 258—316。

［7］ Piet Van der Loon（龙彼得）, Taoist Books in the Libraries of Sung Period: A Critical Study and Index , London: Ithaca Press, 1984, pp. 29—38.关于真宗和道教，参见James Cahill, An Index to Early Chinese Paintings ,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0。

［8］ 有关徽宗信仰道教的简要描述，参见Patricia Buckley Ebrey, “Taoism and Art at the Court of Song Huizong,”in Taoism and the Arts of China , ed. Steven Little and Shawn Eichman, Chicago: Art Institute of Chicago, 2000, pp. 95—111；松本浩一《徽宗と道教政策》，《アジア遊学》64，2004年，110—118页。

［9］ 关于茅山与道教，参见Isabelle Robinet（贺碧来）, Taoism: Growth of a Religion , translated by Phyllis Brooks,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pp. 114—148；Livia kohn, Daoisnn Handbook , pp. 196—224；Edward H. Schafer（薛爱华）, Mao Shan in T’ang Times, Society for the Study of Chinese Religions, 1980；Michel Strickmann, “The Mao Shan Revelations: Taoism and the Aristocracy,”T’oung Pao 63, no. 1, 1977, pp. 1—64。

［10］ 《全宋文》第129册，第189页。《茅山志》卷十一，叶10（《道藏》第5册，605页上、中栏）。这部文献中记载的针刺事件发生在1086年，但这个日期是不可能的，因为当时哲宗只是一个小孩子，还没有准备与孟氏结婚。更有可能的日期是在1094—1096年。另外一部非道教文献（《挥麈录·后录》卷二，72页）中记载，在刘混康成功地使用符水（将符纸烧成灰后溶解到水里）治病后，开始经常出入哲宗的宫廷。此书还记载，徽宗在登上皇位不久，就向刘混康咨询了确保生下一位男嗣的方法。此外，我们还得知，鉴于刘混康提供的风水建议，徽宗在京城东北角修建了壮观的艮岳，但这似乎不太可能（见附录A）。

［11］ 《全宋文》第129册，182、187—188页。

［12］ 《全宋文》第129册，183页。

［13］ Livia Kohn ed., Daoism Handbook , p. 209. Fabrizio Pregadio ed., The Encyclopedia of Taoism , London: Routledge, 2007, pp. 733—734; 《茅山志》卷二十六，叶2a （《道藏》第5册，665页上栏）；《全宋文》第137册，8页；第129册，183页。还有一次他们在讨论中提到了“二许”（许谧和许翙），由于他们在4世纪主要经文中的启示作用，“二许”在上清派传统中非常重要。（《全宋文》第164册，49页）。

［14］ 《全宋文》第163册，262页。

［15］ 《全宋文》第129册，183页。Christine Mollier（穆瑞明）, Buddhism and Taoism Face to Face: Scripture, Ritual, and Iconographic Exchange in Medieval China ,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8, pp. 136—173. 关于本命神，参见刘长东《宋代佛教政策论稿》，成都：巴蜀书社，2005年，391—446页。

［16］ Christine Mollier, Buddhism and Taoism Face to Face , p. 142.

［17］ 《全宋文》第164册，104页，这封信的日期是1107年七月二十九日。

［18］ 《太上玄灵北斗本命长生妙经》。Christine Mollier, Buddhism and Taoism Face to Face , pp. 151—156. Fabrizio Pregadio ed., The Encyclopedia of Taoism , pp. 1053—1055. Kristofer Schipper and Franciscus Verellen, eds. The Taoist Canon: A Historical Companion to the Daozang ,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4, pp. 952—955. 尽管它自称老子向汉代道教大师张道陵的讲道，但现代学者认为这部经文可能是在宋代写成。

［19］ 《全宋文》第137册，第8页（《茅山志》卷二十六，叶1b—2a；《道藏》第5册，664c页下栏至665页上栏）; 《全宋文》第129册，183页。

［20］ 参见Stephen R. Bokenkamp（柏夷）, Early Daoist Scriptures ,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7, pp. 373—438; Kristofer Schipper and Franciscus Verellen, eds. The Taoist Canon , pp. 214—225;Toshiaki Yamada（山田利明）, “The Lingbao Scool,”in Daoism Handbook , pp. 240—241; Michel Strickman, “The Longest Daoist Scripture,”History of Religions 17, nos. 3—4, 1978, pp. 331—54.

［21］ Stephen R. Bokenkamp, Early Daoist Scriptures , pp. 417—418. 后来，这部经文进行了大幅扩展，并成为道教经典的第一部经文。参见Michel Strickman, “The Longest Daoist Scripture”。

［22］ 《全宋文》第129册，187页。Livia Kohn and Russell Kirkland, “Daoism in the Tang（618—907）,”in Daoism Handbook , pp. 362—363. Livia Kohn, The Taoist Experience: An Anthology , Albany, NY: SUNY Press, 1993, pp. 24—29.

［23］ Livia Kohn, The Taoist Experience: An Anthology , pp. 25—27.

［24］ 关于一些可能性，参见Fabrizio Pregadio ed., The Encyclopedia of Taoism , pp. 695—697。

［25］ 《茅山志》卷三，叶3a—22b；卷四，叶1—6a （《道藏》第5册，562页上栏至570页）。这些信件已收入《全宋文》，按时间顺序排列。关于这些信件，参见Caroline Gyss-Vernande, “Litters de Song Huizong au Maître du Maoshan Liu Hunkang, ou le patronage impérial comme practique de dévotion,”in Hommage à Kwong Hing Foon: Études d’histoire culturelle de la Chine , edited by Jean-Pierre Diény, Paris: College de France, Institute des Hautes études chinoises, 1995, pp. 239—53。《茅山志》于1329年撰写，但借鉴了早期的版本，包括1150年的版本，其内容基本被认为是可靠的。参见Judith M. Boltz, A Survay of Taoist Scripture, Tenth through Seventeenth Centuries , pp. 103—105；Fabrizio Pregadio ed., The Encyclopedia of Taoism , pp. 736—738。

［26］ 这是后来给寺庙中心大殿的名称。（《全宋文》第137册，8页。）

［27］ 《全宋文》第163册，318页。《茅山志》卷三，叶4a（《道藏》第5册，562页中栏）。

［28］ 《全宋文》第164册，51、67页。《茅山志》卷三，叶12b—14a（《道藏》第5册，566页上、中、下栏）。

［29］ 《全宋文》第129册，183、188页；第137册，8—9页（《茅山志》卷二十六；《道藏》第5册，665页上栏至667页下栏）。

［30］ 《全宋文》第129册，183页；第164册，104、122页。《茅山志》卷四，叶1b、4b（《道藏》第5册，568页下栏、569页下栏）。南宋时期，徽宗画的一幅茅山真君像被挂在杭州的一座道观，可能就是这一幅。（《建炎以来朝野杂记》卷二，80页）。

［31］ 这时所指的三座山很可能是历来被视为仙地的蓬莱、方丈和瀛洲，参见Scarlett Jang（张珠玉）, “Realm of the Immortals: Paintings Decorating the Jade Hall of the Northern Song,”p. 83。

［32］ 《全宋诗》卷1495，17075页; 《全宋文》第166册，390页。均据《茅山志》卷三，叶13b（《道藏》第5册，566页中栏）。

［33］ 这封信收录在《全宋文》第164册，61—62页（《茅山志》卷三，叶12b [《道藏》第5册，566页上栏]）。

［34］ 参见D. C. Lau（刘殿爵）, trans., Lao Tzu: Tao Te Ching , New York: Penguin, 1963, p. 69：“he who makes a present of the way without stirring from his seat”。

［35］ 这句诗的出处是《诗经》，第165首：James Legge, The Chinese Classics , vol. 4,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1961, p. 254, “Spiritual beings will then harken to them”；Arthur Waley, trans, The Book of Songs , London: Allen & Unwin, 1937, p. 204, “For the spirits are listening”。

［36］ 《全宋诗》卷1495, 17074—17075页。

［37］ 还有三封信没有日期。

［38］ 《全宋文》第164册，48—49页。

［39］ 《茅山志》卷十一，叶11a （《道藏》第5册，605页中栏）。

［40］ 《全宋文》第164册，85、48—49、72—73页。

［41］ 《全宋文》第164册，51页。

［42］ 《全宋文》第164册，85页。

［43］ 在后汉的一些墓碑上发现了类似神符的图案，同时，后汉的历史文献中也提到，法师能够利用神符控制鬼怪和神灵。参见 Anna K. Seidel,“ Tokens of Immortality in Han Graves,”pp. 79–122 ；《后汉书》卷七十二， 第2744、2747 页；Mark Csikszentmihalyi （齐思敏）,“ Han Cosmology and Mantic Practices,” in Daoism Handbook , pp. 69–70。关于道教中的神符，参见 Catherine Despeux（戴思博）,“ Talismans and Sacred Diagrams,” in Daoism Handbook, pp. 498–540 ；Fabrizio Pregadio ed., The Encyclopedia of Taoism , pp. 35–38 ；Robert Ford Campany（ 康儒博）, To Live as Long as Heaven and Earth: A Translation and Study of Ge Hong’s Tradition of Divine Transcendent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2, pp. 61–70。

［44］ 《茅山志》卷二十六，叶11a（《道藏》第5册，668页下栏）。《全宋文》第129册，187页；第163册，398页；第164册，44、50、62、73、84、94、111、117、122页。《茅山志》卷四，叶2a（《道藏》第5册，569页上栏）。

［45］ 包括鲍菊隐和Edward Davis在内的一些学者指出，官员和文人往往去学习自己如何施行道教的驱魔仪式，而不是求助于道士。相比之下，徽宗和大多数外行信徒一样，都转向专业人士寻求帮助，而不是亲自掌握这些仪式和其他一些技能。Judith M. Boltz, “Not by the Seal of Office Alone: New Weapons in Battles with the Supernatural.”In Religion and Society in T’ang and Sung China , Edited by Patricia Buckley Ebrey and Peter N. Gregory,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93, pp. 241—305. Edward L. Davis, Society and the Supernatural in Song China , pp. 54—66.

［46］ 水陆法会是一种很受欢迎的佛教超度仪式。参见Edward L. Davis, Society and the Supernatural in Song China , pp. 236—241，以及他引用的相关资料。

［47］ 《全宋文》第164册，83—84页。《茅山志》卷三，叶15a—b（《道藏》第5册，567页中栏）。这里提到的岁律可能就是后来的“政和五礼新仪”。徽宗希望将佛教仪式排除在岁律编纂外的努力将在第九章讨论。

［48］ 《全宋文》第164册，84页。

［49］ 《全宋文》第129册，186—187页。《茅山志》卷十一，叶13a—b（《道藏》第5册，605页中栏）。

［50］ Isabelle Robinet, Taoism Meditation: The Mao-shan Tradition of Great Purity , Albany, NY: SUNY Press, 1993, pp. 97—117（p. 105引用）; Livia Kohn, ed. Daoism Handbook , p. 201; Kristofer Schipper and Franciscus Verellen, eds. The Taoist Canon , pp. 1043—1045.

［51］ 关于道教经典中的图示，参见Shih-shan Susan Huang（黄士珊）, Picturing the True Form: Daoist Visual Culture in Medieval China , Cambridge, MA: Harvard Asia Center, 2012.

［52］ 《全宋文》第129册，188页；第164册，66、84、85、94、97、101、104、112页。

［53］ 《全宋文》第129册，189—190页；第166册，387—388页。

［54］ 尽管我不怀疑笪净之最后呈递给徽宗的是一份类似于遗嘱的奏疏，但并不认为可能有后世的道教历史学家对这封信作了“修饰”，使之看起来不应由道教为徽宗的奢华承担任何责任。

［55］ 《全宋文》第137册，303—304页。《茅山志》卷二十六，叶13b—15b（《道藏》第5册，669页下栏至670页中栏）。

［56］ 参见Edward H. Schafer, Pacing the Void: T’ang Approaches to the Star ,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7; Farzeen Baldrian-Hussein, “Alchemy and Self-Cultivation in Literary Circle of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Su Shi（1037—1101）and His Techniques of Survival.”Cahiers D’Extreme Asie 9（1996—1997）15—53。

［57］ 蔡絛注意到了这一点，并将宋徽宗与秦始皇、汉武帝进行对比。（《铁围山丛谈》卷一，6页）。

［58］ 《宋会要辑稿·崇儒六》，叶34b；李丽凉《北宋神霄道士林灵素与神霄运动》，香港中文大学博士论文，2006年，109—110页。

［59］ 《历世真仙体道通鉴》卷五十一（《道藏》第5册，394页下栏至395页下栏）、卷五十二（《道藏》402页中、下栏，403页下栏）。还有一些也记载于正统的历史资料中，如《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一百二十七，2143—2144页。

［60］ 关于庆祝皇帝诞辰日的风俗，参见Patricia Buckeley Ebrey, “The Emperor and the Local Community in the Song Period.”载《中国の历史世界：统合のシステムと多元的发展》，东京：东京都立大学出版会，2002年；那波利贞《唐代社会文化史研究》，创文社，1974年，28—34页; Charles David Benn, “Religious Aspect of Emperor Hsuan-tsung’s Taoist Ideology.”in Buddhist and Daoist Practice in Medieval Chinese Society , Edited by David W. Chappell,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87, pp. 136—137; Stanley Weinstein, Buddhism under the T’ang ,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7, pp. 54【斯坦利·威斯坦因《唐代佛教》，张煜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 Mark Halperin, Out of the Cloister: Literati Perspectives on Buddhism in Sung China, 960—1279 , Cambridge, MA: Harvard Asia Center, 2006, pp. 130—138; 汪圣铎《宋代政教关系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年，510—534页；《册府元龟》卷二，叶6b—8b。

［61］ 《册府元龟》卷二，叶6b—26a; 朱瑞熙等《辽宋西夏金社会生活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年，431—433页。关于宫廷中精心准备的宴席，参见《东京梦华录笺注》卷九，225—229页。

［62］ 《宋会要辑稿·礼五》，叶15a—b。关于这一制度，参见竺沙雅章《中国佛教社会史研究》，京都：同朋舍，1982年，83—109页，尤其是95—97页。

［63］ 《宋会要辑稿·礼五》，叶15b—16a、23a—24a。

［64］ 《宋会要辑稿·礼五》，23 b；汪圣铎《宋朝礼与道教》，《国际宋代文化研讨会论文集》，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1年，227—228页。

［65］ 会稽有一座寺庙和一座道观。道观位于州治以东三里之处，内设有本命殿（《会稽志》卷七，叶3a）。在福州，崇宁/天宁寺是一个主要的景点，位于城南的一座山顶上。（《三山志》卷三十八，叶25a—b [p. 8069]）。新安选择的寺庙规模也比较大，有一座13层的佛塔，底座是100间殿堂（《新安志》卷三，叶16b—17a）。四明共有四座崇宁/天宁寺观：三座是道观，其中一座位于州治所在地，另两座分别位于两个县城。（《四明志（延祐）》卷十八，叶30a、38a、38b；卷十六，叶13a）。关于一座佛教寺庙改建为崇宁寺的故事，参见Mark Halperin, Out of the Cloister: Literati Perspectives on Buddhism in Sung China, 960—1279 , pp. 134—137。

［66］ 《全宋文》第104册，34—36页。这座道观位于今浙江滁州。

［67］ 《宋会要辑稿·礼五七》，叶24a—b。

［68］ Michel Strickman, “The Longest Daoist Scripture,”pp. 341—342.

［69］ 《金箓斋投简仪》卷九，叶1 （《道藏》第9册，133页下栏）。Piet Van der Loon（龙彼得）, Taoist Books in the Liberaries of Sung Period , p. 39.

［70］ 《金箓斋投简仪》（《道藏》第9册，133页上、中栏）; Kristofer Schipper and Franciscus Verellen, eds. The Taoist Canon , pp. 995—996. 唐代剑《宋代道教管理制度研究》（北京：线装书局，2003年，47页）认为有一部三卷的著作和五部单卷著作，名称都是以“金箓”开头，是由张商英负责编纂的，这些典籍都现存于道藏中。

［71］ Kristofer Schipper and Franciscus Verellen eds., The Taoist Canon , p. 1039. 陈国符《道藏研究论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284—285页。《道藏》第5册，765—772页。

［72］ 《全宋诗》卷1494, 17067页。

［73］ 《全宋诗》卷1494, 17064—17065页。《步虚词》中有三首诗的翻译参见Patricia Buckley Ebrey, “Emperor Huizong as a Daoist”, Institute of Chinese Studies Visiting Professor Lecture Series （III）, Hong Kong: Institute of Chinese Studies,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pp. 47—90。

［74］ Kristofer Schipper, “A Study of Buxu（步虚）: Taoist Liturgical Hymn and Dance,”in Studies of Daoist Rituals and Music of Today , edited by Pen-Yeh Tsao and Daniel P. L. Law, Hong Kong: The Chinese Music Archiv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1989, pp. 110, 119—120.

［75］ 须江隆《唐宋期における祠庙の庙额封号の下赐について》，《中国：社会と文化》1994年，119页。《宋会要辑稿》中列出的764个庙宇并没有完全囊括在徽宗在位二十多年间授予庙额的所有神祠。在十二个碑文提到被授予庙号的神祠中，只有五个被列入了《宋会要辑稿》。韩森也发现，《宋会要辑稿》所列湖州的神祠比她从别处得知的数量还要少。Valerie Hansen, Changing Gods in Medieval China, 1127—1276 , pp. 79—80.

［76］ 《宋会要辑稿·礼二十》，叶100b—101a。

［77］ 《全宋文》第138册，第319—320页。关于可以对《宋会要辑稿》简短记载进行补充的其他长篇碑文的例子，参见《全宋文》第154册，279—281页和《宋会要辑稿·礼二十》，叶121b—122a；《全宋文》第167册，73—74页和《宋会要辑稿·礼》二十之七十b；《全宋文》第167册，75—76页和《宋会要辑稿·礼二十》，叶25b。

［78］ 《宋会要辑稿·礼二十》，叶7b。

［79］ 郑振满和丁荷生（Kenneth Dean）《福建宗教碑铭汇编》，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5年，11页。关于此碑文的翻译全文，参见Hugh R. Clark, “Fang Lue, ‘Inscription for the Temple of Auspicious Response,’”in Hawai’i Reader in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 edited by Victor H. Mair（梅维恒）, Nacy S. Steinhardt（夏南悉）, and Paul R. Goldin,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5, pp. 392—98.

［80］ 《宋会要辑稿·职官一三》，叶23a。

［81］ 《宋会要辑稿·礼二十》，叶9b—10a。韩森列出了一些碑文，其中提到了后来的诏书要求对应当受封的神灵进行系统上报。Valerie Hansen, Changing Gods in Medieval China, 1127—1276 , pp. 90—91, n.13.

［82］ 参见Brian E. McKnight, Law and Order in Song China ,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 pp. 75—79。

［83］ 《礼记》13.9a—b，参照James Legge, Li Chi, Book of Rites , vol. 1,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1967, pp. 237—238。

［84］ 《宋会要辑稿·刑法二》，叶48b。关于中国的摩尼教，参见Samuel N. C. Lieu（刘南强）, Manichaeism in Central Asia and China , Leiden: E. J. Brill, 1998。

［85］ 《宋会要辑稿·刑法二》，叶50a，《礼二〇》，叶14b—15a。

［86］ 《宋会要辑稿·刑法二》，叶43b—44a。

［87］ 《宋会要辑稿·刑法二》，叶61b—62a、63b、64a—b。

第六章 重振传统

上批奖谕。既而商英又奏：“臣不揆荒浅，辄进《瑞禾图》、《宋大雅》十有三章，以形容陛下太平之高躅。”

——《宋会要辑稿》1110年九月二十七日的记载

在宫廷生活中，皇帝本人以及前来觐见的人需要进行各种各样的表演。比较简单的是一些人们基本上习以为常的日常礼仪，而礼乐表演与宗教礼仪要复杂得多，不仅受各种风俗习惯的影响，还要遵循《礼记》、《周记》这些经典中的原则。然而，尽管受到传统的重重限制，但对如何改进与提高这些礼仪表演，大致仍有一些创造想象的空间。重返古代巅峰固然能够带来很多声望，针对古时的礼仪和礼乐实践，却并不存在统一的理解，甚至连应该效仿过去的哪一段时期也无定论：是效仿孔子曾经称赞、并在《周礼》中详尽描述的周朝早期，还是应当把目标设定为与黄帝、尧、舜、禹等上古圣王同样卓越呢？此外，仅可追溯到唐代的传统是否值得继承呢？

本章并非要对徽宗朝继承或改进传统的所有方式进行全面的分析，而是挑选了三个例子，每个例子都能表现徽宗在继承传统方面的独特之处。追摹上古激励着徽宗命人铸造了一套九鼎，并着手改革宫廷乐制，尽管这似乎与直觉相悖，但使宫廷礼乐保持新鲜活力的最好方式之一，就是尽力让它们回归原始的朴质。与奏报和庆祝祥瑞事件相关的大部分传统都形成于相对晚近的历史（汉唐）。这些传统为展现个人才能与创造力提供了极大的空间，也为那些旨在证明个人政治效忠的表演搭建了政治舞台。

大晟乐

音乐一直是大多宫廷礼仪的组成部分。在郊祭中，不仅要有一支演奏乐队，还要有一班男性舞者。在庄严的祭祀仪式中演奏的音乐比较严肃和保守，而在宴会和其他娱乐场合演奏的音乐则更能接受新的曲调和音乐风格。但不论哪一种，都为宫廷的辉煌壮丽增色不少。

儒家经典认为，音乐有好有坏。好的音乐引人向上，有助于社会和谐，粗俗、诱惑的音乐则会使人走向放荡。《礼记·乐记》称，音乐能够“同民心而出治道”，《周礼》将音乐的力量延伸到了整个宇宙，认为“以礼乐合天地之化、百物之产，以事鬼神、以谐万民、以致百物”。［1］在这种思想下，统治者采取的最重要的行动之一就是建立适当的乐制。

1102年，徽宗提出乐制改革，此时，他其实是在做一件之前许多统治者都做过的事情。徽宗注意到当时宫廷中演奏的音乐存在一些缺陷：乐器过于破旧，或音调调得太高；很多乐师是临时招募的，对音乐并不熟悉，也不能照谱演奏；乐部官员总是对乐理进行无休止、毫无用处的辩论。徽宗要求在全国寻找乐师，这些乐师的音乐知识应当通过老师的传授获得，而不是通过书本学得。［2］

蔡京推荐了已经九十多岁的魏汉津作为音乐专家。据宋代的一些史料记载，魏汉津是一名方士，能够借助神秘力量创造奇迹。魏汉津在宫廷内引起了骚动，一些主管乐制的官员试图反对他的观点，但魏汉津并未退让，他在1104年向徽宗呈递了一份奏疏，建议重新制定乐律。他追溯了历史上校准律管的变化，一直从传说中的伏羲到夏朝的创始人、圣王大禹。根据魏汉津的说法，禹按照自己左手不同手指的长短来确定律管的长度。由于秦朝焚书，禹的方法也失传了。他建议恢复这种方法，根据徽宗的手指长短来设定律管的长度。他还建议宫廷铸造三组音钟，分别是帝王大钟、四韵清声钟和二十四气钟。在此基础上，“均弦裁管，为一代之乐”。［3］

几乎与魏汉津建议设定律管的同时，一座古墓中发现了一套由六枚音钟组成的古代编钟。这些编钟的摹图后来收录于徽宗专门记录文物收藏的《博古图》（图6.1）。从图中可以看到，这些编钟底部扁平，表面雕有螺旋纹饰，顶部有两条龙对立盘踞，正好形成一个钩。这些编钟的发现乃是莫大的吉兆，因为编钟上刻有“宋成公之钟”的字样，且发现地点在应天府——“回应上天”之府。唐代称应天府为宋州（得名于此地的古宋国），宋朝开国皇帝从此地开始崛起（以顺应天意），便改名为应天府。1105年，徽宗将建立新乐描述为结合魏汉津设定律管的思想与从天意降临之处出土编钟的结果。还有一次，徽宗再次说了类似的话，又明确补充道，这些出土的编钟可以用来研究制造原料的成分。［4］

徽宗朝的秘书省中有专门研究古代器物的专家，他们可能提醒过徽宗这些出土编钟的潜在价值。在徽宗时代，研究现存的古物是一个令人激动的领域，徽宗用了好几位这方面的专家。其中一位名叫董逌，他仔细考证后，写下了编钟产生音乐的功能原理。董逌分别测量了每口钟的六个尺寸（顶部的长、宽、高，侧面的长，以及底部开口的长和宽），还为每口钟的绝对高音、律（音）名进行命名（假定尺寸最大、音调最低的是定音钟，确定为“宫”音），这说明秘书省的官员曾试着演奏这套编钟。董逌评论道，尽管有不少周代编钟保存了下来，但宫廷工匠依旧未能铸造出可以作为乐器正常使用的编钟，制造的钟要么无法正确地悬挂在钟架上，要么音律不齐，或是出现一些别的问题。在徽宗下令以宋成公的编钟作为模板后，负责的工匠才铸造出了音调正确的编钟。［5］

现在存世的有二十多件新乐使用的编钟，有些学者对它们进行了仔细的研究（图6.2）。［6］这些钟通常一侧刻有“大晟”的字样，另一侧刻有音律名称。［7］它们被分为三类，第一类都以十二律中的某一律命名，第二类的命名方式是在十二律的某律后缀以“中声”二字，第三类以十二律中的四种“清声”律之一命名。这三类正好符合魏汉津曾提议铸造的三个系列的音钟。

图6.1　《博古图》中收录的宋成公编钟的第一口钟（《博古图》1528年刊本，卷二十二，叶27a）

图6.2　宋徽宗宫廷铸造的钟，高28.2厘米，重6.5公斤（台北故宫博物院）

为了管理新乐，徽宗建立了大晟府。除了制造新乐器和为旧乐器调音，大晟府还发布乐谱和图集，帮助乐师适应这些改革。宫廷乐师必须严格遵守这些指令，如果胆敢更改音调或是改变新乐器的设计，就可能受到惩罚。根据蔡京的推荐，刘昺被任命为主管大晟府的大司乐。在任职期间，刘昺编成《大晟乐》一书。尽管有些人怀疑刘昺是对魏汉津的音律加以改进，但他并不只是重新复原了旧制，因为人们在听大晟乐的时候，能听出其中增加了一些新内容。［8］

在铸造几套编钟并编写新乐之后，1105年八月，徽宗召集宫廷乐师，演示旧乐与新乐之间的区别。乐师先演奏三支旧乐，没等结束，徽宗就将其打断，称旧乐听起来像有人在哭泣，而当新乐奏起，徽宗则大为赞赏。九月，新乐在宫廷宴会上首次正式登场。据《宋史》记载，当大臣们向徽宗祝酒时，一群鹤自东北方飞来，在演奏音乐的黄庭上空盘旋不去，以示对音乐的赞赏。［9］徽宗目睹此祥瑞，心里非常高兴，便颁布了一份诏书，原原本本地解释了对新乐的推行。徽宗宣称，太平之世已持续百余年，此时他恰好遇到隐士魏汉津，并偶然发现了古代编钟，因此，现在是制定新乐的最佳时机。第二天，四位大臣上朝，徽宗问起他们对前日所奏新乐的评价，大臣们无疑早就准备好了溢美之词，他们称赞使用古代风格的乐器以及鹤群的反应，并将此比作古代经典中的凤凰来仪。徽宗问四位大臣音乐是否和谐，四位大臣答道：非常和谐，这完全是得益于徽宗的德治。［10］

大晟乐推行几年后，1110年八月初一，徽宗撰写了一篇关于大晟乐的文章。在文章开篇，徽宗提到了古乐的失传，以及宋朝先帝试图改革宫廷乐制时面临的困难。由于他遇到了著名乐师李良的弟子，并得到了宋成公的编钟，才得以按照自己的手指长度确定了音律。演奏新乐花费三年时间来准备，直到1105年八月，终于在崇政殿成功演奏。九个月后，当百官在大庆殿聆听新乐演奏时，鹤群再次随着音乐在空中翔舞。第二年，在冬季祭祀演奏新乐时，鹤群又出现了。此后，每当演奏新乐，鹤群总是会飞过来。徽宗还称，这些音乐得到了广泛的传播，甚至流传到外国，在官府办的学校里也进行传授。最后，徽宗说这封诏书是他的亲笔手诏，旨在传播音乐知识，完成先帝的遗志。［11］

1113年，徽宗命大晟府印制收集的曲谱，在传播新乐知识上又向前迈了一步。［12］新乐器和新乐都有助于树立徽宗朝已掌握古代艺术精髓的形象。对徽宗而言，到底哪一方面更为重要，似乎很难确定：乐制是“复古的”，鹤群证明了新乐的祥瑞，或是新乐能够为宫廷娱乐和庆典带来新的体验。徽宗可能只会承认前两方面，但第三方面或许也起到了一些作用。

九鼎

除了重定音律和铸造新编钟，魏汉津还建议宫廷铸造一套著名的九鼎。自从夏禹最早铸造九鼎以来，这种器物一直象征着真正的统治者。根据《左传》记载，夏禹铸成九鼎后，由夏传商，又从商传周，而鼎的重量也随着当政者的德行发生变化——君主有德时九鼎就会很重，反之，如果君主无德、时局混乱，鼎的重量就会轻。［13］

根据魏汉津的计划，新铸的鼎将作为祭祀之物；他为每个鼎命名，并描述了相应的祭祀季节、颜色与方位。徽宗同意施行此项目，并命人从中国古代九州之地收集铸造所需的金属。［14］当时有些官员可能也支持魏汉津的计划，但在历史文献中，没有找到赞成或反对铸造九鼎的奏疏。

在准备铸造九鼎时，徽宗利用现有太一宫南边的土地，又在新城的东南建造了一座新殿，用来安放九鼎。他任命建筑师李诫为设计师，监督工程进度，同时将这座新宫观命名为“九成宫”。［15］

铸造这些鼎花了大约一年的时间，从1104年十月一直到1105年八月。第一只鼎铸成时，蔡 报，空中升起一道彩光，将宫殿照得亮如白昼，这说明有非常特殊的事情正在发生。［16］殿室和九鼎都完工后，徽宗任命蔡京为“定鼎礼仪使”，监督迁移九鼎。1105年八月二十日安置九鼎时，鹤群又出现在空中。第二天，徽宗到九成宫行礼，有更多的鹤群出现，随着音乐在五彩云前翩翩起舞。不出意料，大臣们马上向徽宗表示祝贺。［17］

道士王与之向皇帝献上了一本名为《黄帝崇天祀鼎仪诀》的小册子。徽宗让郑居中详细查看其中的内容，看能否据此制定一份祭祀九鼎的步骤。徽宗说，虽然正确的祭祀方法没有流传下来，但王与之的书中可能含有一些“非今人所能作”的内容。郑居中回复，王与之的仪式似乎借鉴了一些既有的道教礼仪，并结合了魏汉津的思想，以及五行、六气等宇宙论思想。于是，徽宗准许根据王与之所献之书制定一套祀鼎指南。次月，众官员建议采用一些与九鼎相匹配的乐曲，因为它们也对应着不同的地理方位。［18］

徽宗亲自撰写了一篇纪念九鼎的文字和两篇铭文，一篇铭文写的是第一只鼎，另一篇则是余下八只。［19］纪念文字的简写本被保存了下来。在文章开头，徽宗即表明自己的诚心，并埋怨了一些散布不满情绪的偏见之士，显然是在影射当时的派系之争。第一只鼎最大，位于中央，高九尺，据说共用22万斤金属熔铸而成。“熔冶之夕，中夜起视，炎光烛天，一铸而就。上则日月星辰云物，中则宗庙朝廷臣民，下则山川原隰坟衍。”当九鼎被安放进双层屋檐的九成宫后，有两个瑞象出现：一是群鹤飞来，在宫观上方盘旋起舞，一是在最大的鼎附近发现了甘露。

徽宗的文章接着解释了每只鼎与季节、颜色的关系。例如，文中写道：“万物东作，于时为春，故作苍鼎，以奠齐鲁。万物南讹，于时为夏，故作彤鼎，以奠荆楚。”文章最后描绘了这些令人惊叹的鼎将带来的正面影响：它们有助于转变乾坤，使四季和谐，消除水旱之灾与战争，团结中国与外族，并确保帝国永久延续。［20］ 1111—1113年编纂的《政和五礼新仪》中规定，每年在九成宫举行祭鼎仪式，一日祭祀最大的一只鼎，另一日祭祀其他八只。［21］

徽宗并不满意只有一座道观与他的九鼎联系在一起。1109年，他命人在铸造九鼎的地点另建一座宫观，命名为宝成宫。宝成宫有数座大殿，共七十一间房屋，中央大殿用来祭祀黄帝，东殿祭祀夏朝的创始人，西殿祭祀周朝初期的三位君臣（周成王、周公旦和召公奭），后堂则用来祭祀最近去世的魏汉津及其师傅李良。［22］徽宗一定是非常认可魏汉津的贡献，才希望为他建立长期的祭祀仪式。

那么，九鼎和新铸编钟又有什么联系呢？铸造这两种器物都是根据魏汉津的提议，但是编钟与鼎之间的关系有些含糊。历史文献中多处提到“景钟，垂则为钟，仰则为鼎”的语句。这句话最早可以追溯到1146年，当时的南宋朝廷试图研究徽宗时期如何铸造出这些钟，于是有人引用了《乐记》中这句话。南宋学者程大昌认为这句话出自《大晟乐书》，后来的一些史料也引用了他的观点，最后《宋史》也予以收录。［23］

问题是，徽宗时期铸造、现在存世的大晟钟与鼎的外观一点也不像，而且，大多数记载九鼎的史料也没有提到音乐。这些鼎并未放在宫中供音乐演奏之用，而是被安置在距离很远的各个宫观。徽宗在手诏中提到使用最大的鼎设定音律，最有可能的情况是，最大的鼎最初是用于定音，但其他几只鼎和编钟都铸好以后，这两套器具就有了截然不同的用途。

庆祝祥瑞

演奏新乐时，鹤群频频出现被视为一种祥瑞。在这段时间，徽宗的大臣们还奏报了不少别的祥瑞，为政治舞台的庆贺活动提供了机会。此一悠久的传统可追溯至周朝，但正式形成制度主要还是在汉代。在这些场合中，君臣所用的语言都非常仪式化，但这并不妨碍他们将这些仪式用于个人目的或将自己的解释强加于其中。第三章曾提到，在徽宗登基后的前三年，曾多次收到上天对其政治行为的示警。但从那之后，祥瑞开始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这些庆祝借口可为皇位增辉，有助于打破宫廷的沉闷生活。［24］

奏报各种吉凶之兆是基于天意的古老理论。统治者一旦对国家管理不善，上天就会以各种异常事件（如彗星、日食、月食或地震）示警；太平盛世时，上天也会通过一些祥瑞（如天现霞光或降甘露）表示赞赏。汉代运用了阴阳五行的宇宙观，以及《易经》、《尚书·洪范篇》和《春秋》中的传统预测方法，对这些思想进行了详尽的解释说明。［25］汉代学者认为，通过充分研究就能发现这些迹象的真正涵义，因此，他们记录下每个异象，以及他们认为可以解释此现象的相应事件。人们通常认为，董仲舒（前195—前105）在《春秋繁露》一书中就提到了这样的祥瑞，如景星、黄龙、甘露、朱草、醴泉、嘉禾、狱空、凤凰和麒麟。［26］有关汉代的三部史书《史记》、《汉书》和《后汉书》在专门论述天文和五行的内容中都有报告并解释这些征兆的记录。［27］在某些时期，各种征兆的报告会非常多，尤其在汉武帝时期、王莽篡权前数年，以及二十多年后的光武中兴，正如一些学者所指出，汉代儒生借用这些异象，来批评统治者及其身边的人，还有他们的政策。同时，祥瑞被写入诗文中庆贺，并通过典礼来赞颂宫廷的壮丽与宏伟，但事实上这些祥瑞的确是制造出来的。［28］公元前53年，改元为“甘露”，这是首次为证明祥瑞事件的真实发生而更改年号，以后的朝代也有过几次这样的做法。

在汉代，还以图形化的形式对祥瑞事件和物品进行庆祝，祥瑞图案经常出现在马车、镜子、香炉、酒杯、房屋和墓葬中。［29］在汉武帝时期，已经有一些图文并茂的书籍，解释具体的祥瑞。公元前109年，一座宫殿里长出芝草，汉武帝知道后非常高兴，特意写诗一首，提到了芝草的九叶连茎，并说他是参考图片辨认出芝草的。［30］随着时间推移，根据不同的传统，关于每种征兆所代表的具体预示，也出现了很多说法不一的文本。现存最完整的版本收录在《宋书》中。例如，我们在此书上可以读到：木连理预示着“王者德泽纯洽，八方合为一则生”；“玄圭，水泉流通，四海会同则出”；如果统治者具备德行、仁慈，或尊贤爱老，甘露就会降临到植物上。［31］

征兆的解释多种多样，说明人们对解释具体迹象的看法经常不同：不祥的征兆出现时，是表明官员玩忽职守、皇帝过于奢华、后宫秩序混乱，还是警告有些不好的事情要发生？凶兆也可能预示着灾难将降临在汉朝的敌人身上，而非降临到汉朝朝廷。［32］在汉代，已有很多人怀疑这些迹象是因政治目的而制造出来的，甚至有些相信天意确实存在的人也有这种想法。还有一些怀疑主义者，他们不相信凭着寻找天意赞同或不赞同的迹象，能带来任何益处。北宋时期的王安石就是一个有名的怀疑主义者。此外，有些人并不认为征兆揭示了不可避免的命运，相反，他们相信美德和正义能够扭转不祥和不利的征兆，这就使得征兆的分析显得更加复杂。［33］

唐朝时，政府规定了六十四种“大瑞”。一旦发现“大瑞”，地方官员应立即上奏，文武百官随后要马上向皇帝道贺。而级别较低的三类祥瑞：上瑞、中瑞与下瑞，则可以事先收集起来，待年末再一起奏报。大瑞包括麒麟、凤凰、神龟、龙马、白象、玄珪、朱草、神鼎、黄河水清等，稍低一级的上瑞包括赤兔、三足乌、甘露、紫玉和白玉赤文等，再低一级的中瑞包括几种白色（或白化）的鸟、五色雁和地出珠等，最低的下瑞包含了一些最古老的征兆，如嘉禾、芝草和木连理。地方官员应当仔细审查相关证据，确保这些祥瑞都属实，还要向朝廷提供一张证明图片。［34］

宋朝政府也遵循类似的制度。与之前的大多数朝代一样，宋初也常常有各种征兆的奏报，表明天意已得到正确的传递。宋太祖还让人做了仪仗旗帜，上面带有金乌、玉兔和外邦进献的驯象的吉祥图案。987年，宋太宗赋诗两首，庆祝获得嘉禾。但第二年宋太宗下诏，地方官员不得再献珍禽异兽，一方面是因为囚禁动物违背了动物的天性，另一方面则因为最重要的祥瑞还是粮食丰收。［35］

太宗的继承人真宗热衷于庆祝各种各样的祥瑞消息，他的庆祝方式是将这些祥瑞画在京城的玉清昭应宫墙壁上。［36］史料记载，有人向真宗进谏，不要过于在意这些祥瑞是不是人造的。［37］

那么，徽宗缘何如此喜欢祥瑞呢？奏报祥瑞是宫廷礼仪的惯例，因此，徽宗还是王公时，就很熟悉宫中讨论祥瑞时所用的语言了，例如1098年徽宗十七岁时，有人将一块古玉玺进献给哲宗，这被认为是大吉之兆，尤其在玉玺上还刻有文字：“受命于天，既寿永昌。”于是，哲宗首先在郊祭神坛、太庙和一些寺观的仪式上，向上天昭告获得此玉玺的消息，然后才在一次重大的朝会上正式接受这件宝物，朝中高官随后纷纷向哲宗表示祝贺。为了进一步纪念得到这件古代玉玺，哲宗决定改元“元符”。哲宗还令人制作印有古玉玺的旗子，以示庆祝。有位大臣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贺信上呈哲宗：“三灵眷佑，诸福之应，缘类而来。明照下土，则神光烛天；泽润生民，则甘露如雨。” ［38］哲宗朝中大臣明白，他们应当禀告皇上，他是一位圣人，上天非常明确地表达了对他的赞同。

徽宗显然很喜欢这种政治表演。换言之，我认为徽宗对这些祥瑞的庆祝，与其说表明他自己对某种宗教或宇宙观的信仰，倒不如说显示了他有操纵宫廷仪式的能力，通过一些比较轻松美好的事件来调和严肃庄重的政府事务。毫无疑问，徽宗不仅相信存在超人能力的力量，还相信上天传递天意，然而尽管如此，我依然怀疑，徽宗是否会认为向他禀报的每个祥瑞事件都真实表达了上天传递的意思。在宫廷的日常生活中，这些奏告是一种娱乐，一种不用什么成本就能带来快乐的表演节目。从徽宗关于这些祥瑞的诗文中，几乎看不到努力寻求这些征兆蕴含意义的迹象。相反，我只看到了对这些祥瑞事件乐观一面的接受，其中也许还包含着某些期望：识别和赞美好运的种种迹象，就能招来好运吗？

奏报征兆当然也有政治因素。徽宗选择了改革派后，官员们就更愿意奏报祥瑞，并向徽宗道贺，而不再关注凶兆。他们大概已发现，徽宗喜欢听到奏报吉兆，而他们也愿意投其所好。官员们这么做，还可以表明自己与改革派站在同一阵线上，支持徽宗的政策。1102年后，朝中大臣应该全向徽宗祝贺过这些祥瑞，不过只有一部分贺表保存了下来，其中最完整的是王安中的贺表。根据《宋史·王安中传》记载，王安中最初吸引徽宗的注意力，就是因为他写的有关瑞应的贺表。［39］王安中的贺表大多没有标注日期，但从相关的祥瑞事件看，有些贺表的年代可以确定为1104年到1118年。表6.1归纳了这些贺表所庆祝的事件主题。

向皇帝祝贺祥瑞时通常要赞颂圣上取得的成就或德行。1110年，张商英的这一做法引人注目，他借用《诗经·天保》中所表达的感情，说明正如君主帮助大臣成就政府事务一样，大臣作为回报也会赞颂君主。张商英是当朝宰相，他在这份奏疏中报告发现了嘉禾。徽宗非常认真地亲自回复了这份奏疏，可能还作了一首诗或画了一幅画。张商英决定模仿《诗经·大雅》的十三首诗来回应皇帝的答复。［40］

徽宗有时也在自己的诗作中提到祥瑞，例如，他提到宣召画师绘图记录祥瑞：

瑞物来呈日不虚，拱禾芝草一何殊。

有时宣委丹青手，各使团模作画图。［41］

表6.1　王安中向徽宗呈递的五十份贺表相关的祥瑞主题

从天象中解读天意是太史局的职责之一。一般来说，可被理解为周期性发生，或者可预测的事件不被视为天意传递的信息。例如，月食就被认为是可预测的周期性事件，而与之相对的极端是彗星和陨石，都是最令人担忧的征兆，因为它们的出现似乎毫无逻辑可言。一个主要的例外是日食。到了唐代，随着计算天文学的进步（很大程度上受益于引入印度和中亚诸国天文知识的佛经），人们已经可以非常精确地预测日食，但日食仍被视为对君主不利的征兆，这可能是由于太阳一直被视为对应皇帝的星宿（还因为很多宫廷礼仪在汉代制定，当时还无法准确地预测日食）。［42］但太阳并不是皇帝唯一的对应星宿，北斗七星和北极星也经常被比作君主。这些星宿在道教神祇崇拜中占据核心地位，也就进一步增加了它们的重要意义。［43］

举几个天文星相的例子就足以说明这一点。1103年四月十九日，“太史奏，‘五星并行黄道（即太阳的轨道）。考古验今，实为太平瑞应。谨按《汉书·志》：天下太平，则五星循度’”。蔡京和其他宰臣向皇帝上表祝贺。［44］还有几次，日食实际没有预测的那么多，或是因阴云遮蔽看不见，官员们也纷纷上表祝贺。此外，1100年，青色、红色和黄色的光（气体）先在太阳上方出现，又出现在下方，被认为是一种祥瑞，为了纪念这件事，还专门制作了相应图案的旗子。［45］

甘露是另一种长期受到尊崇的祥瑞。《道德经》中提到，“天地相合，以降甘露”。古代的医学著作认为，吮吸甘露能够延年益寿。《宋书》中说，“甘露，王者德至大，和气盛，则降”。［46］对甘露的崇拜根深蒂固，在很多佛教和道教著作中，甘露也被普遍视为一种积极的符号。［47］ 1109年，甘露降落于一座官府建筑上，徽宗因此为大臣们写了一首诗。这个故事后来在1157年被吴曾记录如下：

大观三年四月壬子，尚书省甘露降，御笔以中台布政之所，天意昭格，致此嘉祥，因成四韵以记其实，赐执政而下，云：

政成天地不相违，瑞应中台赞万几。

夜浥垂珠濡绿叶，朝凝润玉弄清辉。

仙盆云表秋难比，丰草霄零日未晞。

本自君臣俱会合，更嘉报上美能归。［48］

徽宗毫不掩饰他对甘露的欢迎，我们因此不难想象，大臣们也会迅速对这一祥瑞进行祝贺。王安中有次庆贺甘露和双鹤的祭祀时写了一份贺表，称甘露、双鹤的出现均是对徽宗礼制与乐制改革作出的回应。［49］

黄河清是另一种值得庆贺的祥瑞。黄河水由于携带大量的泥沙，通常都是浑浊的。从很早时候起，黄河水变清就被视为一种积极的征兆，这也许是由于清澈/纯净是一种非常积极的品质，政府也应该具备这种品质。不仅早先的朝代要报告黄河水变清的现象，太宗、哲宗时期也要报告。但在徽宗统治时期，记载黄河水清的报告比之前所有皇帝的都要多，这些事件分别发生在1107、1108、1109、1116、1117和1119年。［50］

1107年，黄河水在乾宁军变清，此时，众多官员都上表祝贺，其中有代表其他宰臣上表的慕容彦逢。在贺表的开头，慕容彦逢写道：“天心佑德，川后荐祥，方两涘羡溢之时，有千载澄清之瑞。感由诚格，福以类升。”然后，他把这一祥瑞与徽宗最近举行的郊祀联系起来，尤其是加强了与古代传统的联系。他还指出，没人能使河水变清，这一定是天上神灵所为。［51］徽宗自己也为庆贺乾宁的黄河水清作诗一首：

清晓传邮凤报声，紫宸称贺集簪缨。

乾崇来上新祥瑞，几夜黄河彻底清。［52］

宫廷外的人有时也会制作乐曲来庆贺祥瑞。晁端礼在四十多年前通过了科举考试，曾作一首长篇乐曲，根据蔡 的报告，此乐曲在各阶层流传甚广。其中有下面几句：

近臣报，天颜有喜。［53］夜来连得封章，奏大河彻底清泚。君王寿与天齐，馨香动上穹，频降嘉瑞。［54］

这首曲子的流行，说明对祥瑞的喜爱已延伸到了宫外。

毫无疑问，报告黄河水清这类的祥瑞，地方政府能从中获益。根据1109年立于黄河水清处的石碑记载，徽宗同意拨款在该处修建一座神庙，有三十四间殿室。当然，碑文将黄河水清与徽宗时期其他成就都联系起来，包括修订皇家祭礼、兴建明堂，以及改革乐制。［55］

植物也可以成为祥瑞，而最常见的就是芝草或灵芝。至少从秦始皇时起，某类芝草就被认为具有特殊的力量，首先是能够延年益寿。公元79年的《白虎通》称：“德至山陵则景云出，芝实茂。”南朝的史书中说，如果王者有仁慈之心，芝草就会生长，食之，即可被度入下一世。［56］芝草还被纳入道教知识之中。《道藏》中收录了宋代的《太上灵宝芝草品》，其中描述了一百多种芝草，种类包括黄玉芝、金精芝和云芝等，每种芝草都有具体的描绘和描述（见图6.3）。［57］

关于芝草，徽宗写过一首诗，提到在汉武帝的一座宫殿中发现了九茎连叶的芝草，汉武帝受到鼓舞，还为这件事作了一支曲子。徽宗写道：

图6.3　《太上灵宝芝草品》中的“云芝”。《道藏》第34册，328页中栏）

云台呈瑞出坤珍，龙角层芝玉色新。

从此九茎何足尚，图书麟阁永无伦。［58］

新修建的太医局附近长出了芝草，王安中随即向徽宗上表祝贺。他的结论带有些许道教气息：“恭惟皇帝陛下执慈为宝，体仁如天。常善救人，益运道枢之妙；博施济众，共跻寿域之安。煌煌三秀之英，显显十全之应。臣幸联辅拂，亲睹休祥。” ［59］在所有动物中，鸟类可能最常被视为祥瑞，白鸟尤其受到尊崇。根据汉代以来的正史记载，地方官员经常向京师进贡白鸟，作为当朝皇帝获得成功的象征。［60］徽宗在宫廷中绘制的一幅画，证明他也接受了这一传统观念。1114年，蔡京为这幅画作跋，提到此画为徽宗的作品，并讨论了祥瑞反映出的五行理论，然后将祥瑞与徽宗联系在一起：“未闻有色白者。皇帝陛下德动天地，仁及飞走，齐阴阳之化，同南北之气，无彼疆此界之隔。羽毛动植，易形变色，以应盛德之感。为国嘉瑞。”蔡京还提到他在后花园见到了白鹰，并称赞徽宗的绘画技巧“神笔之妙，无以复加”。［61］

在徽宗朝最经常得到祝贺的鸟类是鹤。在古代的祥瑞中原本并没有鹤，它既不在南朝的祥瑞之列，也不属于唐代记载的瑞鸟。鹤受到庆贺很可能是由于它们与道教的关系。在徽宗时期，多次有报告说鹤群出现在宫廷或与皇帝有关的建筑附近。举一个这段时期发生的例子，1118年十二月，有数千只鹤从万岁山（位于艮岳）飞到上清宝箓宫附近。［62］为庆贺此事，蔡京作诗一首，徽宗也步韵唱和。徽宗的诗开始有一段序：

上清宝箓宫立冬日讲经之次，有羽鹤数千飞翔空际，公卿士庶，众目仰瞻。卿时预荣观，作诗纪实来上，因俯同其韵，赐太师以下。

上清讲席郁萧台，俄有青田万侣来。

蔽翳晴空疑雪舞，低佪转影类云开。

飞翰清泪遥相续，应瑞移时尚不回。

归美一章歌盛事，喜今重见谪仙才。［63］

此外，徽宗也亲笔画鹤。20世纪30年代曾出现一幅有徽宗落款的画卷，绘制六只姿势各异的鹤，但目前这幅画下落不明（图6.4）。［64］

图6.4　徽宗的《六鹤图》，绢本设色。收藏不详。（河井荃庐《支那南画大成》，东京：兴文社，1937年，第6卷，15—17页）

为了使宫廷文化更具活力，徽宗朝的官员努力借鉴了前人的哪些知识呢？在音乐方面，魏汉津自称知晓古代圣人如何设定律管，因此可以对音律进行调整，从而使当时的音乐听起来和上古音乐一样。魏汉津并未宣称自己的音乐知识来自对古典经文的深入理解，而是直接源于老师的传授。音律及其技巧最好是通过师徒直接传授，这种解释似乎极为合理，因此，关于当时宫廷演奏的音乐，徽宗时期的音乐著作几乎为我们提供不了什么线索。

但不久之后，由于发现了一套六枚的古代编钟，便又有一种新方式再次体验到真正的古代音乐。如果根据这些出土编钟的制造材料重新铸造出一套新编钟，就有可能依据古代乐器的实物设定音律。徽宗的宫廷内有几个人非常了解古代器物的最新研究进展，他们看到了出土编钟的潜力。因此，在音乐方面，书籍并不是了解古代实践知识的首要来源，主要还是依赖于实际的古代器物和个人传授。

在报告和分析征兆方面，传统文本的重要意义远远大于口头传授。尽管这些关于征兆的文字在一些经典文献中能经常看到，但前朝的历史记录是更为重要的来源，尤其是关于汉代的三部史书《史记》、《汉书》和《后汉书》。这些史书提供了大量可供参考的资料，丰富了文献资源。毕竟，分析和庆祝祥瑞主要还是语言方面的活动。

徽宗朝的宫廷音乐和祥瑞都与道教有着复杂的关系。魏汉津的行为更像是一位道教天师，而徽宗还专门命人修建了一座宫观来奉安九鼎。魏汉津去世后，徽宗又命人在铸造九鼎的地方修建了宫观，祭祀魏汉津和他的老师。

要理解道教与祥瑞分析之间的关系，则需要稍作解释。本书在分别介绍道教与祥瑞时，已将二者进行了某种程度的区分，因为它们各有不同的传统和预期。此外，我在第五章将徽宗描述为一位虔诚的道教俗家弟子，完全接受道教的教义与实践，但从本章的叙述可以看出，徽宗并不完全相信天意下达所隐含的思想，尽管他非常享受宣布祥瑞时的盛大庆贺仪式。缘何得出这种论断，我将在下文进行解释。

首先，徽宗信仰的道教是一种活的宗教，拥有大量教职人员，以及数百万信徒。道教不断编写出新的经文，也不断涌现出新的传统，绝没有脱离12世纪初期的实际生活。因此，道教教义能引起徽宗共鸣毫不奇怪。

作为对比，很多祥瑞方面的知识要追溯到一千多年前的汉代，而且是建立在一系列对于徽宗时期的人们而言已不再令人信服的思想基础之上，例如与五行相关的宇宙学，以及认为所有知识都可以整合到一个综合系统中的想法。有关祥瑞的描述，应当说经历了几个世纪的诏书与奏疏的影响，相应的语言也已渐渐变得越来越仪式化，甚至有些僵化。我们从大臣的奏疏中可以推断出，蔡京、王安中、张商英和慕容彦逢等大臣愿意向徽宗禀告，他是一位圣人，他的行为还获得了上天赞同，但早先的大臣也对他们的皇帝说过差不多同样的话，包括他们在徽宗还年幼时对哲宗说的。因此，没有必要推论徽宗或大臣会不会担忧他们的话是否属实。由于经典著作和历史文献中都充斥着来自上天的各种信息，宋朝的大臣不可能将它们视为迷信，或是躲避这些庆贺活动。就像无论我们对食物的真实想法是什么，都会有礼貌地夸奖主人的厨艺一样，徽宗的大臣们也认识到，这样的庆贺场合需要他们以富有技巧的语言，宣称这些现象蕴含着无可辩驳的积极意义。

但是，我并不想只是简单地说徽宗没有认真对待祥瑞，而要进一步指出，徽宗非常沉迷于奏报、庆祝祥瑞方面的政治表演。在他的好几首诗中，徽宗都表达了对这种时刻的享受。尽管按照既有的礼仪规范，他必须在诏书中说明自己敬畏上天，并对自己必须承受的重担感到担忧，但是，在这些文件之外，他并未表现出担忧天意对自己所作政治决策的裁决。根据史料记载，有一次，徽宗的确被一种征兆吓住了，那就是1106年出现的彗星，但最后他还是转而质疑解释征兆者的专业水平。一开始，徽宗接受了某些人的结论，认为上天对蔡京及其改革措施不满，因此，他不仅罢免了蔡京，还废除了前三年推出的大部分政策。但几个月后，徽宗就开始心存疑虑了。后来，翰林学士郑居中请求上朝拜见皇帝，并在朝堂上说，上天不可能对扩建学校和帮助孤儿这样的崇高举措感到不满。其他大臣也提出了类似的观点，很快，徽宗就开始改变此前的决定。对不祥预兆的解释，如果出于政治动机可以如此荒谬、离奇，那就说明对征兆的解释毫无科学可言，所谓的解释者也根本不是专家。

官员们参与这些宫廷表演能得到什么好处呢？通过奏报祥瑞，地方官及其辖区能吸引更多的关注，这很可能会带来一些切实的好处（例如，在黄河水清处修建一座神殿）。官员们还可以呈递赞颂祥瑞的贺诗或贺表，这些看来很应景的原创作品有助于提升作者的名声，据说王安中就是借此获得了朝廷的关注。换句话说，参与这些表演的各个角色是在按照不同的剧本表演，也会对这些角色赋予不同的意义。没有什么所有人都必须遵从的唯一模式。

在道教与祥瑞解释方面，我们应当对信仰问题采取不同态度，然而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应该注意到道教充实了对祥瑞的分析，为它注入了新的活力，使其避免陷入一种自汉代开始形成的僵化模式。一些古老的祥瑞符号，如甘露和芝草，之所以能够持续保持影响力，部分原因就在于它们在道教传统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而鹤群与道教中的长生不老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此外，徽宗本人对异象和其他天意符号的解释，很可能是通过与刘混康的讨论而形成的，因此，相比某些大臣更多借鉴汉代传统的解释，徽宗的解释可能更有道教的色彩。

本章内容主要关注了1102—1110年之间的这段时期，但随后几年中，徽宗也没有失去对宫廷音乐和祥瑞庆祝的兴致。可能是从1110年起，徽宗启动了一项绘制祥瑞的宏大工程。发现祥瑞芝草的报告大都出现在这一年之后。1115年，蕲州报告共采集到12060棵芝草，接着，武胜州报告采集了50000棵。［65］第二年，徽宗命儒臣针对1102年以来的重要祥瑞事件作诗，并打算为这些诗配上新乐，在郊祀时演奏。［66］

关于在宫廷中演奏这些曲子及其他音乐的乐师，我们知之甚少。但对于徽宗召入宫中的一些其他艺术家和专家，我们了解得稍微多一点。下一章我们将介绍他们。

［1］ 《礼记》37.3b （James Legge, Li Chi, Book of Rites , vol. 2, p. 93）；《周礼》18.27a.

［2］ 《宋史》卷一百二十八，第2997页。关于乐制改革，另参见Joseph S. C. Lam,
“Huizong’s Dashengyue, a Musical Performance of Emperorship and Officialdom,”in Emperor Huizong and Late Northern Song China: The Politics of Culture and the Culture of Politics , pp. 395—452；以及Ebrey Buckley Patricia, Accumulating Culture: The Collections of Emperor Huizong ,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2008, pp. 159—166。

［3］ 《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二十三，第787—788页。《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一百三十五，2280—2281页。这份奏疏的译文参见Joseph S. C., “Huizong’s Dashengyue, a Musical Performance of Emperorship and Officialdom,”pp. 429—430。

［4］ 《宋大诏令集》卷一百四十九，第551页。《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二十九，986页。《宋朝事实》卷十四，223—224页。另参见Ebrey Buckley Patricia, Accumulating Culture: The Collections of Emperor Huizong , pp. 159—166；“Replicating Zhou Bells at the Northern Song Court,”in Reinventing the Past: Archiving and Antiquarianism in Chinese Art and Visual Culture , edited by Wu Hung, Chicago: Art Media Resources, 2010, pp. 179—99；李幼平《大晟钟与宋代黄钟标准音研究》，上海：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04年。

［5］ 《广川书跋》卷三，叶6b—7a。关于在仁宗时期朝廷官员铸造可以正常使用的编钟时遭遇的失败，参见Ebrey Buckley Patricia, “Replicating Zhou Bells at the Northern Song Court”。

［6］ 陈梦家《宋大晟编钟考述》，《文物》1964年第2期，51—53页；陈芳妹《宋古器物学的兴起与宋仿古铜器》，《美术史研究集刊》2001年第10期，95—99页；李幼平《大晟钟与宋代黄钟标准音研究》。另参见中国音乐文物大系总编辑部《中国音乐文物大系》，共9卷，郑州：大象出版社，1996—2001年，尤其是其中的北京、河南、山西和陕西卷。

［7］ 由于这些钟在1127年被女真人作为战利品掳走，其中有一些在1174年改了名称，因为“晟”（意为“旺盛”）犯了金国皇帝名字的忌讳。参见陈梦家《宋大晟编钟考述》和Richard C. Rudolph, “Dynastic Booty: An Altered Chinese Bronze,”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11, 1948, pp. 174—83。

［8］ 《宋史》卷一百二十九，3017—3018页；卷三百五十六，11206—11207页。Joseph S. C., “Huizong’s Dashengyue, a Musical Performance of Emperorship and Officialdom,”pp. 435—36.

［9］ 《宋史》卷一百二十九，3001页。

［10］ 《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二十五，851—853页。《宋朝事实》卷十四，222页。

［11］ 《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二十九，985—986页。另参见Joseph S. C., “Huizong’s Dashengyue, a Musical Performance of Emperorship and Officialdom,”pp. 417—418。关于新乐的部分手诏被收录于《宋大诏令集》卷一百四十九，551—552页。

［12］ 《宋史》卷一百二十九，3018页。

［13］ 《宋史》卷一百零四，254页；卷一百二十八，2997—2998页。关于古代的九鼎，参见Noel Barnard, “Records of Discoveries of Bronze Vessels in Literary Sources-and Some Pertinent Remarks on Aspects of Chinese Historiography,”Journal of the Institute of Chinese Studies of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6, no. 2, 1972, pp. 468—479；K. C. Chang, Art, Myth, and Ritual: The Path to Political Authority in Ancient China ,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3, pp. 95—101【张光直《美术、神话与祭祀》，郭净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Wu Hung, Monumentality in Early Chinese Art and Architecture ,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pp. 4—10【巫鸿《中国古代艺术与建筑中的“纪念碑性”》，郑岩、李清泉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

［14］ 关于徽宗时期铸造九鼎的主要史料有《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一百二十八，2154—2157页；《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二十五，834—836页；《宋会要辑稿·礼五一》，叶22a—24a；《宋会要辑稿·舆服六》，叶14a—16b；《容斋随笔·三笔》卷十三，570—571页；《能改斋漫录》卷十二，352—353页；《铁围山丛谈》卷一，11—12页。另参见小岛毅《宋代の国家祭祀：「政和五礼新仪」の特征》，载池田温主编《中国律法と日本律令》，东京：东洋书店，468—471页。

［15］ 关于李诫的作用，参见《全宋文》第155册，431—433页。

［16］ 《皇朝编年纲目备要》卷二十七，679页。《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二十三，790页。《铁围山丛谈》卷一，11—12页。

［17］ 《宋会要辑稿·礼五一》，叶23a；《宋史》卷一百零四，2544页。《铁围山丛谈》卷一，11—12页。《宋朝事实》卷十四，222页。方诚峰《祥瑞与北宋徽宗朝的政治文化》，《中华文史论丛》2011年第4期，236—237页。

［18］ 《宋会要辑稿·礼五一》，叶22b—23a；《宋史》卷一百零四，2544—2545页。

［19］ 《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一百二十八，2154页）记载，这两篇铭文的作者实际上是蔡京。

［20］ 《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一百二十八，2155页。《宋会要辑稿·舆服六，叶14a—16a。

［21］ 《宋会要辑稿·礼五一》，叶23b—24a；《宋史》卷一百零四，2545页。《政和五礼新仪》卷六十八、六十九。

［22］ 《宋会要辑稿·礼五一》，叶23b—24a；《宋史》卷一百零四，2545页。

［23］ 《宋会要辑稿·乐四》，叶3b；《演繁露》卷六，叶17b。《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二十五，836页。《宋史》卷一百二十八，999页。这句话是：景钟, 垂则为钟，仰则为鼎。

［24］ 关于徽宗宫廷的祥瑞符号和政治文化，参见方诚峰《祥瑞与北宋徽宗朝的政治文化》。

［25］ 关于汉代在这些主题的思想发展，参见Michael Loewe, Divination, Mythology and Monarchy in Han China ,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 pp. 85—111, 121—141【鲁惟一《汉代的信仰、神话和理性》，王浩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Mark Csikszentmihalyi, “Han Cosmology and Mantic Practices”。

［26］ 《春秋繁露义证》卷四，101—103页。桂思卓认为关于五行的章节可能不是由董仲舒写的。Sarah A. Queen, From Chronicle to Canon: The Hermeneutics of the Spring and Autumn, according to Tung Chung-shu ,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pp. 101—104.

［27］ 参见B. J. Mansvelt Beck, The Treatises of Later Han: Their Author, Sources, Contents and Place in Chinese Historiography , Leiden: E. J. Brill, 1990, pp. 111—174。

［28］ 艾伯华和毕汉思研究了汉代时期对于征兆报告的政治操纵。Wolfram Eberhard（艾伯华）, “The Political Function of Astronomy and Astronomers in Han China,”in Chinese Thought and Institutions , edited by John K. Fairbank,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57, pp. 33—70. Hans Bielenstein（毕汉思）, “An Interpretation of the Pertenes in the Ts’ien Han Shu,”Bulletin of the 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 22, 1950, pp. 127—43; “Han Portents and Prognosticatis,”Bulletin of the 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 56, 1984, pp. 97—112. 席文不太认为有政治操纵，见Nathan Sivin, “Cosmos and Computation in Early Chinese Mathematical Astronomy,”T’oung Pao 55, 1969, pp. 53—64。关于对祥瑞的庆祝，参见Martin Kern（柯马丁），“Religious Anxiety and Political Interest in Western Han Omen Interpretation: The Case of the Han Wudi Period（141—87BC）,”《中国史学》第10期，2000年，1—31页。

［29］ Wu Hung, The Wu Liang Shrine: The Ideology of Early Chinese Pictorial Art ,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pp. 76—77. 【《武梁祠：中国古代画像艺术的思想性》，柳杨、岑河译，北京：生活 ·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 】

［30］ 《汉书》卷二十二，1065页。关于这首诗，参见Wu Hung, The Wu Liang Shrine: The Idealogy of Early Chinese Pictorial Art , p. 77；Tiziana Lippiello（李集雅）, Auspicious Omens and Miracles in Ancient China: Han, Three Kingdoms, and Six Dynasties , Nettetal, Gemany: Steyler Verlag, 2001, p. 76.

［31］ 《宋书》卷二十八，第813、851、853页。Tiziana Lippiello, Auspicious Omens and Miracles in Ancient China: Han, Three Kingdoms, and Six Dynasties , p. 102。另参见Wu Hung, The Wu Liang Shrine: The Idealogy of Early Chinese Pictorial Art , p. 240，提到了在2世纪的一个石庙里出现的这些预言。

［32］ Jack L. Dull, “A Historical Introduction to Apocryphal（ch’an-wei）Texts of the Han Dynasty.”PhD diss.,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1966. Hans Bielenstein, “Han Portents and Prognosticatis.”Howard Wechsler, Offerings of Jade and Silk: Ritual and Symbol in the Legitimation of the T’ang Dynasty , pp. 55—77. Mu-chou Poo, In Search of Personal Welfare: A View of Ancient Chinese Religion , Albany, NY: SUNY Press, 1998, pp. 152—56【蒲慕洲《追寻一己之福：中国古代的信仰世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 Martin Kern, “Religious Anxiety and Political Interest in Western Han Omen Interpretation: The Case of the Han Wudi Period（141—87BC）.”

［33］ 《汉书》卷三十，1773页。关于唐代的怀疑主义者，参见Howard Wechsler, Offerings of Jade and Silk: Ritual and Symbol in the Legitimation of the T’ang Dynasty , p. 60。关于王安石，参见Douglas Edward Skonicki, “Cosmos, State and Society: Song Dynasty Arguments concerning the Creation of Political Order,”PhD diss., Harvard University, 2007, pp. 440—457。

［34］ 《唐六典》卷四，第114—115页。关于唐代向朝廷报告的祥瑞事件，另参见Edward H Schafer, “The Auspices of T’ang, ”Journal of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83, no.2, 1963, pp. 197—225，其中主要关注瑞鸟。

［35］ 《宋会要辑稿·瑞异一》，叶88a—b，以及见于各处。

［36］ 《宋会要辑稿·瑞异一》，叶11a；《玉海》卷二百，叶29b—30a。

［37］ 《宋会要辑稿·瑞异一》，叶10b—13a。《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六十七，1506页。参看James Cahill（高居翰）, An Index to Early Chinese Paintings , p. 25。关于不同的解释，参见久保田和男《北宋の皇帝行幸について—首都空间における行幸を中心として—》，载平田茂树等编《北宋の皇帝行幸について—首都空间における行幸を中心として—とコミユニケ—ション》，东京：汲古书院，2006年；《宋代开封の研究》，东京：汲古书院，2007年；《宋代の「畋猎」を巡って—文治政治确立の一侧面》，载《古代东アジアの社会と文化：福井文雅先生古稀·退职記念論集》，东京：汲古书院，2007年；《关于北宋皇帝的行幸：以在首都空间的行幸为中心》，载平田茂树编《宋代社会的空间与交流》，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8年，100—101页。更多关于宋真宗时期的祥瑞，参见方诚峰《祥瑞与北宋徽宗朝的政治文化》，216—226页。

［38］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百九十八，11840—11841、11848页；《宋大诏令集》卷二，9页；《宋会要辑稿·舆服三》，叶1b；《全宋文》121册，74—75页。

［39］ 《宋史》卷三百五十二，11124页。《宋宰辅编年录校补》卷十二，790、796、797页。

［40］ 《全宋文》第102册，139页。《宋会要辑稿·瑞异一》，叶19a—b。《全宋诗》第16册，11004—11005页。关于《诗经》（毛诗第161首）的典故，参见James Legge（理雅各）, The Chinese Classics , vol.4, pp. 255—258。

［41］ 《全宋诗》第26册，17051页（第113首诗）。

［42］ 参见Shigeru Nakayama（中山茂）, “Characteristics of Chinese Astrology,”Isis 57, no. 4, 1966, pp. 442—54和Nathan Sivin, “Cosmos and Computation in Early Chinese Mathematical Astronomy,”pp. 5—7。关于中国古代的天文学和占星术，另参见Joseph Needham and Wang Ling（王铃）, 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 , vol. 3: Mathematics and the Science of the Heaven and the Earth ,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59。

［43］ Edward H. Schafer, Pacing the Void, pp. 44—53.

［44］ 《宋会要辑稿·瑞异一》，叶18a。所引内容见《汉书》卷二十六，1291页。

［45］ 《宋会要辑稿·瑞异二》，叶4b—5a，《舆服三》，叶2a。《全宋文》136册，193页；第136册，197页；第146册，249—250页；第155册，135—136页。关于其他祥瑞天相，参见《宋会要辑稿·仪制七》，叶3b，《瑞异一》，叶22b；《全宋文》第146册，263—264页。

［46］ 《宋书》卷二十八，第813页。参见Tiziana Lippiello, Auspicious Omens and Miracles in Ancient China: Han, Three Kingdoms, and Six Dynasties , pp. 102—104；Donald J. Harper（夏德安）, Early Chinese Literature: The Mawangdui Medical Manuscripts , London: Kegan Paul International, 1998, p. 394。

［47］ 关于早期道经文本中提到甘露的内容，参见Stephen R. Bokenkamp, Early Daoist Scriptures , pp. 221, 222。

［48］ 《能改斋漫录》卷十一，328页。另参见《宋会要辑稿·瑞异一》，叶18b—19a，其中记录甘露降临的日期为十一月十三日。

［49］ 《全宋文》第146册，266页。

［50］ 《宋史》卷二十，379、381、383页；卷二十一，397页；卷二十二，405页。《宋会要辑稿·瑞异一》，叶18b、23a—b；《仪制七》，叶4a。

［51］ 《全宋文》第136册，197—198页。

［52］ 《全宋诗》第26册，17053页；译文参见Ronald C. Egan, “Huizong’s Palace Poems,”in Emperor Huizong and Late Northern Song China: The Politics of Culture and the Culture of Politics , p. 383，略有修改。

［53］ 这里是借用了杜甫的一句诗，将皇帝的容颜比喻为上天的容颜。

［54］ 《铁围山丛谈》卷二，第28页。未央宫是汉武帝的宫殿。晁端礼另一首关于祥瑞的诗，参见《能改斋漫录》卷十六，479页。其他诗作参见《全宋词》卷一，418—443页。

［55］ 《金石萃编》卷一百四十六，叶16b—22b。

［56］ 《史记》卷六，257页；卷十二，477页。《白虎通疏证》卷六，284页。Tjan Tjoe Som（曾珠森）, Po hu t’ung: The Comprehensive Discussions in the White Tiger Hall , vol. 1, Leiden: E. J. Brill, 1952, pp. 241—242，有修改。《宋书》卷二十九，860页。Tiziana Lippiello, Auspicious Omens and Miracles in Ancient China: Han, Three Kingdoms, and Six Dynasties , p. 141.

［57］ 《太上灵宝芝草品》38a （《道藏》第34册，328页中栏）。另参见Kristofer Schipper and Franciscus Verellen, eds. The Taoist Canon , pp. 770—771。徽宗于1116年发布的《本草》引用了《道藏》中一本名为《神仙芝草经》的书（《重修政和经史证类备用本草》卷六，叶b）。

［58］ 《全宋诗》第26册，17044页（第11首诗）。关于汉武帝所作的曲子，参见Tiziana Lippiello, Auspicious Omens and Miracles in Ancient China: Han, Three Kingdoms, and Six Dynasties , p. 76。麒麟阁是汉朝的一座宫殿，里面画有一些汉代名臣的画像。

［59］ 《全宋文》146册，288页。

［60］ Edward Schafer, “The Auspices of T’ang,”p. 199.

［61］ 英译文参见Charles Hartman, “Chinese Hawks: An Untitled Portrait”（无出版地点和日期），略有修改。跋文参见徐邦达《古书画伪讹考辨》，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4年，225页。这幅画目前下落不明，但它的黑白插画可参见谢稚柳《赵佶〈听琴图〉和他的真笔问题》，《文物参考资料》1957第3期，图34；《宋徽宗赵佶全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20—21页；以及Maggie Bickford, “Huizong’s Paintings: Art and the Art of Emperorship,”in Emperor Huizong and the Late Northern Song China: The Politics of Culture and the Culture of Politics , 图11.9。

［62］ 《宋会要辑稿·瑞异一》，叶23b；《仪制七》，叶4a。

［63］ 《挥麈录·余话》卷一，273页。

［64］ 这幅画卷很可能是徽宗对一幅他崇拜的画家所画著名壁画的临摹。参见Benjamin Rowland, “Hui-tsung and Huang Ch’uan,”Artibus Asiae 17, no. 2, 1954, pp. 130—34。

［65］ 《宋会要辑稿·瑞异一》，叶22b。

［66］ 《宋史》卷一百二十九，3019页。

第七章 招徕专家

希孟年十八岁，昔在画学为生徒，召入禁中文书库，数以画献，未甚工。上知其性可教，遂诲谕之，亲授其法。不逾半岁，乃以此图进。上嘉之，因以赐臣京。

——摘自蔡京1113年为王希孟绘制的一幅山水画长卷撰写的画跋

徽宗的宫廷和同时期其他地方的宫廷一样，不但是文化艺术的消费者，同时也是创作者。徽宗不可能凭一己之力就创造出一个富丽堂皇的宫廷，他需要招募很多领域的能工巧匠，并给他们各尽所能的机会。

徽宗甄选、培养和奖励宫廷专家的方式，可以从他所面临的选择来考虑。他怎样做才能使宫廷成就辉煌？宫廷在哪些方面具有优势，从而在培养、物质投入上获得回报？根据对在每个文化领域怎样才会做到出类拔萃的准确理解，徽宗很可能已经基于环境调整了策略，例如在很多文化领域，人才是最重要的资源。没有人仅凭借记诵就能创作一首诗，若是翻翻书就能作诗，那只要抄书就可以了。但如果宫廷希望成为诗歌的创作中心，那人才才是核心：它必须吸引大批有才华的诗人，而不是搜集诗歌著作。

对于某些学术领域而言，书籍与专家一样必不可少。在印刷术推广以前，能够接触到历史文献和宫廷藏书的史官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因此，一直到晚唐，最著名的经典学术、历史著作都是由政府聘任的学者完成的。［1］到了宋代，随着印刷术的传播，有足够的书籍在流通，越来越多的优秀史书及其他学术著作开始由政府外的学者撰写。然而，在北宋时期，宫廷仍然支持着某些领域重要的图书编纂项目，如医学、军事科技、算学和占卜等。

而在另外一些领域，实物要比书籍更有助于创造性的工作。宫廷画师能够亲眼看到并近距离地临摹徽宗收藏的绘画，这些资源宫外画家是不可能接触到的。而在书法艺术方面的优势，宫廷就没有这么大了，因为杰出作品大多有拓片，在民间广为流传，而绘画通常复制不多，即使有，数量也极少。因此，尽管文化传播技术在宋代发生了变革，但宫廷在绘画领域的优势，要比在学术或书法领域的优势保持得更久，如果皇帝希望宫廷创作出一些杰出作品，会发现绘画是一个特别适合投资的领域。宫廷能够支持长期、严格的艺术培养，并为艺术家提供种类丰富的昂贵颜料，以及丝帛、屏风和装裱材料。此外，还有大量前代的优秀作品可供学习。

在绘画、音乐和众多手工艺方面，徽宗朝的宫廷能够成功地培养自己的专家。宫廷的乐署可以花费大量资源来培养一个吹笛子的人，但追求利润的商业机构就不可能这样做。高品质的材料也很重要，宫廷的织工和绣工之所以能够制作出精美的物品，不仅因为他们接受了长期的培训，还由于他们能使用很好的原材料，并有充裕的时间来完成手上的工作。

某些领域（如天文学、医学、书法和宗教）的专家，也必须擅长写文章。不过，任命技术官员不必通过科举考试。在宋代，由于科举考试的影响力不断加强，文官与技术官员之间的差距也随之扩大。［2］

技术官与文官的职业道路非常不同。参加科举考试的人可以在国内任何地方准备考试，但或许要花上十来年才能通过考试，而技术官通常是参加相关政府机构组织的培训，或当学徒。在文官的一般升迁过程中，官员可能要先在京城内外担任十几个官职，在每个职位上的任职时间不超过三年。而技术官的晋升机会则少得多，他们有可能数十年如一日地在宫中担任某一职位，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更像是胥吏而非官员。技术官被授予低级的武官官阶，这就使他们有别于那些中举后被授予文职的官员，也不同于通过恩荫进入官场的官员——后者也会被授予武官阶，但通常会从较高的品衔开始。朝廷举行重大集会时，这些区别最引人注目，文武百官都要在大殿上面向皇帝站立，文臣按照官职大小依序排列在大殿的一侧，武将则排在另一侧，文官与武将中间由皇帝宗亲隔开。［3］

作为新政改革措施的一部分，王安石推出了法治方面的专业培训项目，并提议将医学、算学等专业课程设在国子监的管理下。这项改革措施的目的之一，是提高专业化教育的标准和威望，并吸引更优秀的人才加入。然而，王安石的计划未能彻底实施。［4］

蔡京在徽宗朝初期提出的雄心勃勃的学校制度借鉴了王安石的一些想法，不过实施起来更系统化。技术培训将在国子监的管理下由学校提供，而不是受即将聘任毕业学生的政府机构控制。以算学为例，算学培养出的人才可以进行历法编制和天文推算。算学不再受到占星/天文服务机构的监督，而是根据太学和辟雍的三舍法进行组织。入学学生共二百一十名，同太学和辟雍一样，学生有月考和年考，目的是淘汰成绩不好的人，最后，入学时的学生中能升入第三级者不足一半。在新的学校，学生接受的培训中至少还要包括一部“小经”，这也许是希望更好的经典教育能够有助于这些专业的算学家履职。［5］整个学习被分为不同科目，包括历法编制、天文学和“三式”计算。所有的学生都要学习《算学十经》——这部经典专著最初撰写于唐代，宋朝政府修订后重新出版。学生的考试题中包括解释经典文本，并实际进行计算，如推算日食、月食的日期与程度，或是预测未来三天的天气。［6］

当代学者余辉评论说，在徽宗的监督指导下，各项宫廷艺术都空前繁荣，不仅是绘画，还包括园林设计、建筑、音乐、诗歌、戏剧、书籍和印刷术，在这方面世界历史中没有任何帝王能与之比拟。［7］一位对艺术和自然科学缺乏天赋或兴趣的统治者，可能会将对技术官的监管权委托给宫里的宦官，但徽宗没有这样做。他似乎很愿意与各种领域的大师、专家一起合作，包括那些不太涉及科学的手工艺大师。

本章并不打算对徽宗任用专家的所有文化领域都进行详细的叙述，而是仅关注其中三个领域，大量史料能够证明，徽宗自己对这三个专业有浓厚的兴趣：医学、建筑和绘画。尽管人们普遍认为，徽宗朝还曾制作一批精美的瓷器，但史料中没有记载徽宗亲自参与上釉、设计等过程。同样的情况还有纺织品、金属制品、玉雕等手工艺。

能够证明徽宗与这些专家来往的史料包括，他为专家著作写的序言，还有他们之间发生的趣闻轶事。徽宗在对待医学和绘画的方式上具有共同之处——都建立了培养专业人才的学校。同时，宫廷专家在这两个领域也都创造出令人瞩目的成果，即优秀的绘画作品和医学著作。尽管我们看不到现在有存世建筑出自徽宗朝建筑大师之手，但建筑与绘画有着密切的联系，因为宫廷画师经常被派去装饰新修的宫殿、寺观。

医官

在北宋时期，皇帝是医学发展的主要支持者。北宋早期的皇帝都对医疗方法很感兴趣。太祖和仁宗曾亲自试过艾炙和针灸疗法，而真宗则亲自配制药方为大臣治病。这几位皇帝还资助了重要医学著作的出版。974年，宋太祖命人编辑出版了一部本草著作，并为之撰写序言。986年，宋太宗为第一部政府主导的药方合集写序，这部巨著共有一千多卷（六年后出版了一部一百多卷的缩写本）。1023年，宋仁宗也主持编著了一部针灸和艾炙方面的手册，他将这个任务分派给了医官院的首席医官。在这个项目中，还铸造了两具真人大小的铜人模型，在上面标记各个针灸穴位，作为教学模具。［8］

编纂这些医书的都是宫廷医官，他们有时被称为“医工”。与其他技术官一样，他们也有低级的武官品衔，但因为是在为皇帝治病，皇帝本人有可能会对他们产生好感，例如仁宗就曾为用针灸给他治病的御医颁赐丰厚礼品。［9］

1044年，仁宗在医官院下面设置了太医局，专门负责医学教育。1060年，注册学生名额设定为一百二十名。课程重点是学习广泛的医学著作，既有经典著作，也有一些新书，其中有的偏重理论，有的则偏重实践。神宗时期，作为新政对官学制度的改革措施之一，医学也开始沿用“三舍法”，注册学生人数增加到三百名，其中两百人在外舍，六十人可以升入内舍，四十人可升入上舍。学生能否升学，不仅要看他们的文章，还要考虑他们在治疗生病的大学生时的治愈率。［10］

徽宗在很多方面继承了这些先例，他扩大了医学教育制度，资助编纂新的医学著作，并亲自撰写（或声称如此）医书。1103年，医学院不再归医官院管辖，而是和其他专业学校（法律、算学、绘画和书法）一样，划归国子监管理。当时有一份奏疏是给医学院的，其中强调，吸引受过良好教育的生员学习医学非常重要。学校中的三百名学生还是被分为不同的舍，有四名医学博士和三名教导官教授三门课程：内科、针灸/艾炙和外科，这三科再被细分为九个专科，如儿科、眼科和针灸/艾炙等。使用的医学书籍大部分是政府主持编纂的医学经典。［11］与其他几所官学一样，学生在入学和升级时都要参加考试。每年有四次考试，升学考试不仅要考量学生对重要医学著作的了解，还要考核他们的临床技能。学生们要对假设的病例进行诊断，并阐述如何治疗。［12］

徽宗开设医学院后不久，就有人发现校内房屋附近长出了芝草。王安中在贺表中引用了古代帝王亲自参与医学实践的先例：

窃以黄帝之述方书，亶惟圣作；成周之治疾疠，实广上恩。世或昧于渊源，术乃沦于工技。会逢熙盛，参考古初，增其官师训道之员，崇以经术义礼之学。［13］

徽宗还采取了其他措施来提高宫廷医官的地位。1117年，他颁布了一套专门用于医官的品衔制度，其中官品最高的是“和安大夫”。他还用“儒医”来指代那些学识渊博的最优秀的医官。［14］

有些医官因撰写医学著作而被任以徽宗朝廷的官职。朱肱曾于1088年通过科举考试，但后来辞官隐退，开始学医，然后写了一本治疗伤寒症的书，名为《南阳活人书》，极受欢迎，因此于1114年被任命为医学院的医学博士。同样，寇宗奭因为向皇帝呈上了一部富有创获的医书《本草衍义》，被任命为官，负责药品采购。在这本书中，寇宗奭从大量药物中挑选了472种对于临床实践非常重要的种类，并进行详细的辨析论述。他特别针对炼金术和一些为了长寿而服用的药物，列出大量致死病例。［15］英国学者李约瑟（Joseph Needham）非常赞赏他在矿物学方面的知识和对化石的见解。此外，寇宗奭的著作还收录于徽宗支持编纂的道经中，也说明医学和道教有一些共同之处。［16］

徽宗让一些宫廷医官负责编纂医学著作。早先，徽宗曾责成一些医学家修订一部最早由一位医学专家撰写的本草巨著。修订工作于1108年完成，被命名为《经史证类大观本草》，书中详细描述了1744种药物，介绍应如何加工，如何在处方中使用，这两方面的介绍在当时极具创新的特点。书中的图示有助于识别草药植株，并了解植株在不同地区和气候条件下成长的不同形态（见图7.1）。1116年，徽宗又命曹孝忠带领一组医官再次修订并重印此书，新版被命名为《重修政和经史证类备用本草》。十二位医官参与修订工作，他们的名字和官职都保存了下来，从中也可看出这个项目规模之大。［17］

图7.1　《重修政和经史证类备用本草》上的图页。这两页上显示了从各州收集到的黄精图片。（《重修政和经史证类备用本草》卷六，叶3b-4a）

徽宗主持编纂的另外一部有影响的医学著作是《政和圣济总录》。这项工作开始于1111年，直到1122年左右才完成。徽宗亲自参与编纂，全书定本共有两百多卷，记载了两万多个药方，同时还包含饮食、运动、针灸、艾炙、符咒和护符等疗法的信息。与之前的药方相比，这本书中使用的汤剂比较少，更多使用了散剂、膏剂、煎剂和丸剂。在徽宗所写的序言中，他说“亦诏天下以方术来上”，并将他们的处方都编辑在附录中。［18］

徽宗在1118年前后痴迷于神霄派，因此，他以自己的名义颁布了一部十卷的理论专著《圣济经》。郭志松（Asaf Goldschmidt）将其描述为千年以来首部讨论经典医学理论的书。书中讨论了微观世界和宏观世界、功能内脏系统、循环系统、饮食、延年益寿的方法，以及药物治疗法。这部书的核心是五运六气理论，用郭志松的话说，这种理论“提供了一种模式，将阴阳五行的观点、四季变化和中国历法六十年轮回一次的思想联系起来。根据这个原则，只要所有的季节变化与特征都适时出现，人体变化就会相应地适时发生。然而，气候因素一旦出现紊乱，例如，冬天出现热潮或夏天下大雪，这些不合时宜的变化就会滋生疾病”。［19］即使徽宗的确亲自起草了《圣济经》的部分内容，他肯定也会与医官讨论书里的内容（而且会欢迎有人向他献上部分章节的书稿）。医学院官员吴褆曾经写文章解释这本书，表明他有可能在学校教授过这本书的内容。［20］

徽宗不是宋代第一位撰写医书的非专业人士。虽然某些领域的很多从业人员都不是文人，但有些文人对这些领域的理论经典也具备了丰富的专业知识。这种情况在音乐、医学和天文学领域尤为常见。那些就若干领域的实践与理论问题都能撰写出专著的饱学之士，在当时很受尊敬。11世纪末的苏轼和沈括，以及一些不太有名的知识分子，都写过医学方面的著作。［21］

建筑师

徽宗很少批评早先的皇帝，但对他们在建筑上的品位却颇有微词。登基后不到六周，徽宗就对宰臣说，皇宫修建得太奢华了。“禁中修造，华饰太过，”徽宗埋怨说，“墙宇梁柱涂金翠毛，一如首饰。”尤其是前几年刚修建的玉虚殿，徽宗认为“华侈尤甚”。［22］曾布记录了这段对话，他也认为根本就不应该修建玉虚殿。曾布对北郊宫殿——哲宗时完工的另一项建筑工程——中的一些绘画颇为称赞。不过徽宗并不认同，他认为饮茶的地方还算比较克制，但其他房间还是太奢侈了。［23］第二天，“管勾御药院郝随、刘友端并与外任宫观”，因为他们所领后苑的造书画“营造过当”。［24］

徽宗不久便有了很多机会按照自己的品位营造建筑。与之前的皇帝一样，他也不断地主持了一系列建筑工程。在统治早期，他经常起用建筑天才李诫。11世纪90年代，徽宗尚为端王时，李诫就曾监督建造了他的王府。徽宗继位第一年，李诫完成了从1097年就开始修订的一部官方建筑指南——《营造法式》，这是为了帮助官员监管石匠、木匠、测绘人员和其他手工艺人工作的书籍。［25］书中提供了193幅图样，还详细讨论了从颜料的成分配比到制砖、锯木等工艺。同前文讨论过的医学著作相比，此书的技术实用性远远高于理论性，并且使用了大量的木匠及其他工艺的专业术语。这本书对将作监的六名官员尤其有用，李诫在这个部门已经任职了八年。根据《宋史》记载，将作监负责营建和修缮“宫室、城郭、桥梁、舟车”，管理所有的“土木工匠”工作，存放原料和工具，监管培训，筹划工程，以及保管账簿。［26］

图7.2　《营造法式》中的两页图样。左图是装饰精美的屋架图样，右图是两幅门的设计图样。（《营造法式》34.2a，12.5a）

在规模方面，《营造法式》对八个级别的建筑物提供了说明，从仅有三个柱子宽的小建筑，到一边就有十至十二个柱子的庞大建筑。这些建筑一边的外围尺寸最小可达一百五十尺。［27］书中还有很多可以雕刻在石头台阶、栏杆、柱基等结构上的设计图案。此外，木制门窗也有大量的设计图案。从屋檐下面可见的精美支架通常会被绘上彩画，可以是纯色或花卉、神秘动物、几何图形，以及综合各种元素的图案，图7.2提供了这些图案的例子。尺寸是相对而非绝对的，因此每件物品都可以扩大或缩小。

《营造法式》中规定了人工的劳动定额，可以间接地对政府建筑项目的组织和劳动分工情况提供一些证据。劳动的计量单位是“工”，这种用法可能最早始于征募人工来从事劳役。对于搬运工，一个工相当于将一件重六十斤的物品运送三十里再返回。对于掘井工，一个工相当于掘六十尺深。对于木匠，一个工相当于将一根高十五尺直径一尺一寸的木柱劈开。但对有些劳动非常密集的任务，必须规定好完成一项任务可以算作几个工。例如，用浮雕装饰一根柱子的础石时，工的数量取决于石头尺寸和浮雕深度。如果在一块三尺半的石材上雕刻凸出的水纹、土地、云彩和龙的图案，会记为五十个工；但如果只雕刻花卉图案，则记为四十个工；如果设计的雕刻不需要凸出，只记三十个工。［28］

在民间为李诫写的墓铭志中，记录了他在完成每一项建筑工程后的晋升过程。李诫可能从担任最低的从九品官职开始，在11世纪90年代末，他完成了为徽宗及其四位兄弟建造的五王官邸后，被提升为从八品，比最低的官职高了两级。李诫在将作监任职，随后开始奉命重修《营造法式》。修订完成后，其母去世，他不得不丁忧回乡，为母亲守孝。1102年，他重返将作监担任少监。1103年，为了更好地照顾父亲，李诫请求调任州级职务，然而数月后就被召回京城，负责建造辟雍。完工后，他被任命为将作监，并在将作监职务上待了五年。完成尚书省的建筑工程后，他升到正八品。在完成龙德宫（徽宗的旧王府）的修缮后，升至从七品。为皇帝宗亲（神宗兄弟的后代，也就是徽宗的堂兄弟）修建的官邸完工后，升为正七品。重修完朱雀门后，他获得了着正五品官服的荣誉，而完成景龙门以及奉安九鼎的九成宫后，李诫的职务又晋升到从六品。接下来的一个工程是开封府衙，完成后他被提升到正六品。1106年，太庙扩建后，他获得了着三品官服的荣誉。在完成为徽宗去世的母亲钦慈太后修建的佛寺后，他被升为从五品。当他的父亲生病时，李诫向皇帝告假，徽宗派了一位宫廷医官随他一同回家，并赐铜钱百万。李诫的父亲在1107年或1108年去世，李诫不得不再次回乡守孝。1110年，徽宗在一次上朝时见到李诫的兄弟，问起李诫的情况，听说他在一个州县任职，徽宗立即派特使召他回京。但不幸的是，特使尚未到达，李诫就去世了。［29］

很容易想象，徽宗喜欢与多长多艺的李诫来往。李诫热衷于藏书，曾手抄过几千部书。他还擅长书画，写过马、六博、琵琶、古代篆刻、历史和地理方面的著作。李诫的传记中写道，徽宗本人对他偏爱有加。李诫曾经把自己用小篆写的《重修朱雀门记》献给徽宗，徽宗非常喜爱，令人将其刻石，立于朱雀门下。徽宗听说李诫擅长绘画，便专门派人传话于李诫，说自己希望看到李诫的画作。李诫画了一幅《五马图》进呈，徽宗对这幅画表示赞扬。［30］

此外，还有一些史料记载徽宗亲自参与他命令营造的建筑。邓椿于1167年记录，徽宗登基后不久，曾亲自前往龙德宫视察画师们绘制的壁画，结果大失所望，认为仅有一幅画令人满意。［31］辟雍是一项较大型的工程，有四间授课大殿，一百多间住宿大殿，每间大殿能为三十名学生提供住宿，整座建筑共有房屋1872间。［32］根据辟雍竣工后所立之碑记载，徽宗曾与李诫一同审查建筑设计，并要求进行一些变动。碑文引用了徽宗的原话：“古者学必祭先师。兹聚四方士多且数千，宜增殿像于前，徙经阁于后，布讲席于四隅，余若尔规。” ［33］ 1105年，修建明堂的方案提出之后，徽宗特召李诫上朝，讨论明堂营造事宜。在朝堂上，徽宗对李诫强调说，修建时一定要采用高质量的材料，设计要能够永存于世。［34］

李诫出身官宦世家，其父祖和曾祖都做过官。尽管他没有参加科举考试（而是通过荫补进入官场），但还是被任命为一个普通的文职，而非医学、天文和绘画专家担任的品衔较低的技术官职。他在被任命为将作监的一个入门级职务期间表现良好，似乎正是通过这个偶然的机会成了一名专家。因此，他在那里度过了自己的大部分职业生涯，从最低的职务一步步升到最高职务。在《营造法式》的序中，李诫说自己是通过与木匠以及其他手工艺的大师交谈，获得了建筑技术知识。在徽宗继位之前，他已在官场十五年，但品衔仅升了两级；徽宗登基后，由于徽宗的欣赏，在接下来的七八年间，李诫的官职连升六级。

1110年，李诫去世，此后徽宗继续修建了一些建筑，但这些建筑的设计者是谁，我们不得而知。《宋史》作者认为李诫还不足以入传，如果不是《营造法式》与李诫的墓志铭被保存了下来，我们可能对他知之甚少。根据我们所了解的信息，李诫在将作监的一名下属可能继承了他的职务，在他去世后的十五年中为徽宗设计了很多建筑。

画院

徽宗延续了聘用宫廷专职画家的悠久传统。张彦远于847年所著的《历代名画记》中，称赞了许多活跃于唐朝宫廷的画家，其中包括擅长画马的韩幹、多才多艺的人物画家吴道子和以画宫廷仕女著称的张萱。［35］即使在唐朝分裂后，一些政权，尤其是在四川建国的后蜀，以及在今南京建都的南唐，仍然吸引和雇用了能力出众的画家。960—970年间，宋朝统一了这些政权后，其艺术家也被带到开封，形成了北宋宫廷绘画的中坚力量。到了998年，翰林图画院共有全职绘画官三人、艺徒六人、绘画官助手四人和学生四十人。［36］

我们了解到徽宗与这些宫廷画家的关系，主要是通过各类史料。这些史料从徽宗统治初期有关画院开设课程的政府文件，到徽宗继位二十年后为大量绘画藏品编纂的目录，以及几十年甚至几百年之后，史料所记载的有关徽宗对宫廷画师严格要求的轶事，此外，还有徽宗朝画师存世的少数画作。这些史料提供了有力的证据，说明徽宗为提高宫廷画师作品的质量花了很多心思，而且更愿意亲自与画师们打交道，而不是通过中间人。

其实，早在徽宗登上皇位之前，就已经学习绘画，并开始收藏画作。他自己知道如何绘画和欣赏佳作，这显然影响了他要求宫廷画师需要达到的标准。登基后没多久，徽宗就决定提高宫廷画师的技艺水平。根据邓椿的说法，徽宗登基后不久，从全国各地征募画师为一座新建宫观绘制壁画，画完后徽宗很失望，这件事促使他决心改革画师的培养制度。［37］徽宗认为他需要两种类型的画师，一种能准确地捕捉到实物的特征，画出惟妙惟肖的作品，另一种则能将诗和画结合起来，在绘画作品中融入思想。

在徽宗统治之前，宫廷画师虽然也接受培训，但都不是系统培训。［38］作为教育体系的改革措施之一，画院被置于国子监之下管理。画院提供三年的培训课程，内容包括六个方面：宗教艺术、人物、山水、鸟兽、花竹、建筑。学生必须知书达理，会被教授古代辞书如《说文》和《尔雅》中词源学方面的知识，培养良好的书法功底。根据对这些课程理解的初步测试，六十名学生被分成两组，每组三十人：能够将学问与绘画相结合的分成一组，称为士流；另一组是杂流，对他们在文学传统方面的要求会低一些。其他的技术学校都没有像这样被分成两个研究方面的组别（而且班级规模也更大）。被分到士流的学生必须学习一部大经和一部中经，以及《论语》或《孟子》，而另一组可以学习一部中经或训诂学的著作。［39］在评判学生时，如果学生“笔意简全，不模仿古人而尽物之情态形色，俱若自然，意高韵古”，就会被评为上等；中等学生“模仿前人而能出古意，形色象其物宜，而设色细，运思巧”；最下等的学生“传模图绘，不失其真”。分在士流的学生将被授予文官品阶，而杂流的学生将和以前一样得到武官品阶。［40］

徽宗为宫廷画师和画院学生都设定了高标准。邓椿记载，考生源源不断地来到画院参加入学考试，希望能够进入画院学习，但很多人都被拒之门外，因为他们的画作不能达到满意的“形似”水准。有些考生的绘画过于自由，被认为缺乏技艺。［41］也许邓椿是专指那些属于杂流的学生，因为有充分的证据显示，为士流学生设计的考试题目，就是为了淘汰那些无法表达出意境的人。

士流学生的考题，包括根据一句诗的意境创作一幅画，这就要求画者不能仅仅具备绘画的技术了。邓椿的书中记载：

所试之题，如“野水无人渡，孤舟尽日横”，自第二人以下，多系空舟岸侧，或拳鹭于舷间，或栖鸦于篷背。独魁则不然，画一舟人，卧于舟尾，横一孤笛，其意以为非无舟人，止无行人耳，且以见舟子之甚闲也。又如“乱山藏古寺”，魁则画荒山满幅，上出旛竿，以见藏意。余人乃露墖尖或鸱吻，往往有见殿堂者，则无复藏意矣。［42］

在另一处，邓椿还引用了一句“蝴蝶梦中家万里”的诗为例。在这次考试中，画家战德淳创作了一幅“苏武牧羊假寐”，一举夺魁。［43］

此外，在一本序言日期署为1200年的著作中，俞成举了更多的考试题目为例，并强调绘画考试与科举考试之间在本质上有相似之处，因为二者的目的都是选拔杰出人才。据俞成记载，对于“竹锁桥边卖酒家”的题目，最打动徽宗的一幅画是，画者没有直接画出小酒馆，只是画了一根挑起酒帘的竹梢，在竹林掩映下若隐若现，暗示有酒家的存在。［44］还有一个试题是“踏花归去马蹄香”，以视觉表现香气不是件容易的事，但据俞成记载，有位考生画了几只蝴蝶，飞逐马后，追逐着马蹄飞舞，非常巧妙地将这种意境表达了出来。［45］另有一位南宋文人俞文豹提到，一次考试的试题是“嫩绿枝头一点红，动人春色不须多”。［46］获得第一名的考生画了一座绿杨掩映的小楼，一个女子凭栏而立。而根据一位明朝文人的记述，考试题目只有第一句诗，获奖的则是另一位考生。这位考生没有理会诗中对女子的暗示，而是画了一片波光涟漪的大海，海中一轮红日升起。［47］

前述最后一例是在徽宗之后数百年的一本著作中首次出现，因此不排除有一种可能，就是那时候的人自己设想出了一些新的考题，并用聪明的方式来回应这些题目。徽宗对士流画家进行考试的总体想法是非常清晰的：绘画者应当以含蓄的、间接的方式进行创作，就像诗人创作诗歌那样。用艾朗诺（Ronald Egan）的话说，每次获得第一名的画师都是“将诗歌艺术长期以来最看重的理念转化融入绘画艺术之中：捕捉文字背后的意境”。［48］另一个值得注意的方面，是根据这些题目创作的画作大部分都是山水画，也许就类似于那种大量存世的“小景”画，尽管它们大多被断代为南宋的作品。［49］找到可以启发花鸟绘画创作的诗句并不难，因为很多诗中都提到花鸟，但没有证据表明当时采用过这种做法。或许徽宗认为，宫廷在花鸟画的传统方面尚不需新的改革。

徽宗也许亲自参与评判了这些命题绘画，但同时他也聘请了一些知名的文人画家担任画院的老师。据蔡絛记载，第一位担任这个职务的是宋子房。邓椿在书中称，“是时子房笔墨妙出一时，咸谓得人”。另一位被任命担任此职务的是米芾，可能是由蔡京或王诜推荐。［50］米芾个性古怪，是一位非常有名气的画家和书法家，同时也是书画收藏家与鉴赏家。据说米芾很希望在徽宗的宫廷中做官，曾分别致信在枢密院任职的蒋之奇和邓洵武，请求二人帮助。米芾给他们的信函都保存了下来，其中，米芾写给蒋之奇的信很有趣，因为米芾在信中还告诉蒋之奇在向徽宗举荐他时该说什么话，例如“（米芾）自负其才，不入党兴，今老矣，困于资格，不幸一旦死，不得润色帝业，黼黻皇度，臣某惜之”。［51］

至于米芾在画院如何与学生打交道，没有什么记载，但他与徽宗之间的轶事则流传下许多。下面的故事是当时一位文人何薳记载，可以作为例子。

米元章为书学博士，一日上幸后苑，春物韶美，仪卫严整，遽召芾至，书乌丝栏一轴，宣语曰：“知卿能大书，为朕竟此轴。”芾拜舞讫，即绾袖舐笔，伸卷，神韵可观，大书二十言以进曰：“目眩九光开，云蒸步起雷。不知天近远，亲见玉皇来。”上大喜，锡赍甚渥。［52］

米芾担任教职的时间还不到一年，但我们无从得知，他离任是觉得这个职务不值得继续做下去，还是因为徽宗对他不满意。

1110年，蔡京第二次被罢相之后，徽宗将每个技术学校置于需要该校毕业人才的政府机构下面管理，而不是继续由国子监管辖。但这次重组似乎并不意味着徽宗对于培养绘画学生有所放松。1113年，蔡京恢复宰相职务后，医学院和算学院重新由国子监管理，但画院却没有恢复到国子监的管辖下。岛田英诚认为，画院之所以一直没有重组，是因为徽宗已经达到了加强对画师文学教育的目的，而且，他对1110年之后直接与翰林图画院画师合作感到满意。［53］

宫廷绘画官

如果画院的学生数量总是保持在六十人的水平，从1104年到1110年，每年有二十人毕业，那宫廷的图画院就没有足够的空缺来容纳所有人，因此，我们需要假定，有些接受培训的学生到别的地方任职了。

对于那些在宫廷中任职的画家，尤其是针对那些属于士流画风的学生，徽宗采取措施，提高他们的地位。他允许尤受优待的宫廷绘画官在腰间佩戴鱼饰，还规定诸待诏每立朝班时，以画院为首，书院次之，琴院、棋、玉、百工又在其次。另外一项具有象征意义的措施，是将支付给书法官、绘画官的俸禄与文官的俸禄一样，都称为“俸直”，而对其他工匠则像对待侍从一样，将他们的薪水称为“食钱”。但另一方面，徽宗要求一名杂流绘画官在睿思殿随时待命，以备不时之需，而这种要求对文官则很少。［54］

我们知道五十多位曾在徽宗朝供职的绘画官的名字。［55］史料中通常会记载他们来自哪里，专攻哪类绘画，拜何人为师或临摹谁的作品。在画家擅长的领域，山水画、人物画或宗教题材是最普遍的，其次是花鸟和动物。有的画家更有针对性，专门画龙、竹子、建筑、儿童或鬼。画家最经常提及的老师或模仿对象，是神宗与哲宗时期的山水画家郭熙。

刘益是徽宗时期较有成就的画家。他曾接受一项任务，在徽宗最宠爱的明达皇后刘氏寝殿的阁廊上画一百只猿猴。但让刘益感到不快的是，徽宗从未召见过他，据说是因为他口吃。［56］从这一点可以推测，徽宗的大多数画师可能都曾得到皇帝的召见。

徽宗认为，临摹对宫廷艺术家来说是非常好的训练方法，因此，他会定期将自己的书画藏品拿给宫廷画家看。为徽宗作画的画师告诉邓椿，“每旬日，蒙恩出御府图轴两匣，命中贵押送院，以示学人”。为了确保这些收藏品不会损坏，侍卫一直在旁守候。由于有了这些机会，邓椿最后说道，“故一时作者，咸竭尽精力，以副上意”。［57］

徽宗对宫廷艺术家的作品非常严格，且极其挑剔，关于这一点有很多有趣的轶事。邓椿在书中就写了三个这样的小故事，其中之一是前文提到的徽宗曾经去龙德宫视察画师们的创作。据邓椿记载，徽宗只看到一幅满意的作品。他后来向一位侍从解释，自己为什么会重赏这幅画的作者：“月季鲜有能画者，盖四时、朝暮、花、蕊、叶皆不同。此作春时日中者，无毫发差。” ［58］这个轶事对徽宗的描述有些炫耀的意味，显示徽宗在鉴赏绘画方面能力出众。

这类故事并不新鲜。在1080年左右，郭若虚也记录了一个类似的故事：一个农夫指出一位艺术家收藏的画有瑕疵，因为牛在争斗时，是把尾巴夹在两腿之间的。1090年，沈括在书中记载，有位鉴赏家称赞一幅画描绘猫蹲在牡丹下，画得非常准确，因为画中的猫和牡丹都是在正午时分，此时猫的眼睛会眯成一条线，盛开的牡丹花瓣则会发蔫。高居翰（James Cahill）指出，徽宗坚持正确画出细节的这些故事说明，“在中国绘画史上，这也许是最后一次将艺术真实性的标准认真向前推进的机会；文人批评家不求形似，他们的理论一旦占了上风，就会将准确再现的考虑降到次位”。［59］

那么在徽宗浓厚的个人兴趣下，宫廷艺术作品取得了哪些成就呢？通过投入资源与个人关注，是激发了艺术家的创造力呢，还是正好相反，徽宗坚持精确反而产生了负面效果——因为艺术家会因细心谨慎而非勇于创新而受到奖赏？迈克尔·苏立文（Michael Sullivan）认为，徽宗强加“独裁式的形式与品位给画师，其僵化程度就像勒·布朗（Le Brun）对待为路易十四工作的艺术家一样”。他还认为，“强加的僵化正统观念为精心制作的装饰性‘宫廷风格’奠定了基础，这种风格将主导宫廷的品位，一直到现代”。然而，另外一些艺术史家则称赞徽宗成功地将诗画结合了起来，在徽宗之后的相当长时期，这种风格在宫廷画家中依然非常盛行。［60］

为了深入研究这些问题，要先识别哪些是徽宗朝宫廷画家的作品。到目前为止，艺术史家能确定的为数不多。一个原因是宋朝的宫廷画师通常不会在作品上署名和标注日期，尽管我们有为徽宗效力的几十位画家的名单，但很难将他们与现存的画作对应起来，因为大部分作品都没有署名和日期。而且，由于徽宗收藏的画作目录《宣和画谱》中不包括他自己的宫廷艺术家作品，我们也就无法得到像画谱中11世纪宫廷画家那样的人名与作品的对照清单。很多被认为是宋朝作品的未署名画作，通常是根据绘画风格粗略断代，但这就出现一个问题，因为徽宗时期是绘画风格的过渡期，介于典型的北宋风格（壮观的山水画，大型立幅或横幅花鸟画）与典型的南宋风格（表现私人情感的小景绘画和抒情图册）之间。例如，在山水画方面，不仅有些艺术家继续绘制巨大的中央山峰，还有赵令穰、梁师闵和李安忠等画家专注于抒发私人情感的小场景，包括完全没有山的水上风景。这类没有署名的绘画通常会被艺术史家认定为“南宋作品”，然而其中一些却很可能出自徽宗时期。花鸟画也是如此，尽管我们知道徽宗很喜欢这一题材，他的宫廷画家绘制了成百上千幅花鸟作品，但没有署名的宋代花鸟图册大多被粗略地归为“南宋作品”了。［61］尽管如此，艺术史家还是将一些非常优秀的作品认定为徽宗朝的作品，可以用来评估徽宗通过宫廷画家取得了何种成就。

理解政治如何影响宫廷绘画创作，这是另一个挑战。有个最基本的问题是，谁在说给谁听。是皇帝起主导作用、通过画师与观众沟通，抑或皇帝本人只是目标观众？在早先的年代，大部分的宫廷绘画是画在墙壁或屏风上，“谁是观众”这个问题就很简单：绘画是打算给那些住在宫内或到里面去的人看的。寺观、朝殿和后宫的墙壁饰以不同的主题，有些绘画纯粹是为了装饰，但还有一些显然是为了传达某种思想。正如寺庙的墙壁上画了佛陀与菩萨一样，一些比较公众化的宫殿通常会画上名人的肖像，或带有道德说教意义的图画故事。相比而言，那些画在画卷、扇面和图册上的作品可以随身携带，或是大部分时间卷起来放在盒子里保存。这些作品并不经常拿出来展示，因此，它们的观众是谁这个问题就更复杂了。

如果一幅画作缺少有帮助的题跋，我们推断它的观众和意义，就侧重于艺术本身，而非科学推理。不少学者对宋朝的名画《清明上河图》的主体、目标观众和传达信息进行了激烈的争论，有些学者认为它是徽宗朝的作品，但其实也很可能是别的时期的。［62］在我看来，并非所有画作都有政治含义，它们也许只是表明某种显而易见的信息，即宫廷能够吸引并培养出创作优秀作品的画师。没有题字的山水画、鸟兽画能够表明徽宗的高雅品位和艺术修养，而不带具体的含义。这种观点当然也同样适用于宫廷制作的很多艺术品，如纺织品、瓷器、玉雕和珠宝首饰。这些物品并没有涉及宫廷政治问题，只是在为宫廷增光添彩。

在带有政治含义的绘画中，有必要区分那些纯粹为了逢迎统治者的作品，以及作为某种宣传形式去影响更广泛受众的作品。中国的宫廷与世界上其他地方的所有宫廷一样，都是将阿谀奉承上升为一种高级艺术的地方。很多人认为是政治宣传形式的宫廷绘画，我觉得最好将其视为对统治者的赞颂。这就涉及在理解作品表达主体上的转变，从将皇帝视为主体，希望通过绘画向广泛的观众传达皇帝意图，并使大家信服他的功绩，转变为将皇帝视为目标观众，而绘画主体则是画家本人，或是告诉画家如何作画的某个人，例如位高权重的官员、宦官总管或某位宫廷女性。这也是他们用来奉承皇帝的策略之一，不仅通过文章，还以利用绘画等形式。

在此，我要着重介绍五幅绘画作品，比较确定是创作于徽宗时期，包括一幅人物画、两幅花鸟画和两幅山水画，以此证明徽宗在提升宫廷画家作品方面取得的成功，并探索其中的含义、主体和目的。徽宗利用宫廷的资源，以及自己在绘画领域的天赋和兴趣，将宫廷绘画带到一个新的高度。同时，徽宗时期的宫廷绘画也风格各异，有的绘画带有明确的政治意味，一般通过题跋来明确表达，至于其他作品，我认为只是为了表现徽宗在艺术方面的造诣和精致，并没有什么狭义上的政治含义。尽管有不少绘画被送人，但更多的作品则留在宫里，只有少数人见过。

用绘画拍皇帝马屁的一个适合例子就是《文会图》（彩图三 、四 ），这幅画被认为是由徽宗宫内的一位或多位画师创作，徽宗和蔡京都在上面留下了题跋。［63］这幅画让人想起宋朝宫廷的另外几幅画，每幅都有贯穿的围栏，可看出画中的场景应是宫殿的庭院。［64］画的重点是一张很大的宴会桌，上面摆放着精致的茶杯、盘子、碗、花和食物。八位身着文人服饰的人环桌而坐，旁边有仆人服侍，还有两位文人在附近交谈。靠近观看者的一侧，有几个僮仆正在准备茶品。尽管这幅《文会图》严重损坏，但绘画技法还是颇为明显。树上的叶子都是一片一片画出来的，并用比较粗的线条勾勒出树干的粗糙质感。人物画得非常精致，从几个不同的角度观察，细致入微地加以渲染，其中几个人物衣服上都画出了阴影，胡须也是一笔一画地精心描出。

这幅画上有两首题诗，使之有别于其他描绘庭院的作品。在画的右上角有徽宗御笔亲书画题“文会图”和一首绝句：

儒林华国古今同，吟咏飞毫醒醉中。

多士作新知入彀，画图犹喜见文雄。

在这首诗中，徽宗赞颂了文人雅士聚集在一起的欢畅情景。诗中说，文人聚在一起吟诗醉酒，这种场面古今相差无几，暗示他对人才济济的情况感到满意，并称赞这幅画能够再现这些文人雅士聚会的场面。图的左上方是蔡京的同韵和诗。他将徽宗吸引人才的能力比作唐太宗任用十八学士这个著名典故。［65］但蔡京进一步指出，徽宗的时代比唐代更好，因为徽宗吸引的人才可不仅仅是十八学士：

明时不与有唐同，八表人归大道中。

可笑当年十八士，经纶谁是出群雄。［66］

我们从上面的题诗中可以得知，徽宗与蔡京一起欣赏了这幅画，并谈论了画中蕴含的意义。中国的人物画与叙事画经常引用一些带有儒家道德教育的故事，他们将这种解释也用在了这幅画上。［67］蔡京用这幅画来奉承徽宗，这是非常可能的；可以想象，蔡京可能将此主题授意某位画师或主管宫廷画师的官员，其用意是使作品符合自己的这种目的。

花鸟画通常不会有人物画的这类含义。在徽宗的《宣和画谱》中，对花鸟画的介绍重点是花鸟的种类繁多，以及人们多么喜欢品评它们。《诗经》中有很多花鸟的描写，从那时起，诗人就开始寄情花鸟，通过描写花朵枯萎或鸟是否鸣叫来表达感情，而最细腻的画家也能够达到同样的效果。［68］

徽宗时期有两幅花鸟画非常引人关注——《腊梅双禽图》和《芙蓉锦鸡图》（彩图五 、六 ）。尽管艺术史家过去认为这两幅画是徽宗的作品，但现在普遍认为，徽宗只是御笔题诗，作画的人很可能是宫廷画师。［69］因此，《腊梅双禽图》和《芙蓉锦鸡图》是徽宗与宫廷艺术家共同创作的例子。这两幅作品很可能都是皇帝赏赐给某位大臣的礼物。

《腊梅双禽图》和《芙蓉锦鸡图》的印鉴是一样的，都有“宣和殿御制并书”的字样，然后是徽宗的花押（由两个字组成，意为“天下一人”）。此外，这两幅存世画作的尺寸几乎一模一样，长、宽相差都不到两厘米。而且，两幅画的构图似乎都有意为题诗留出较大的空白，题诗都是以瘦金体写的五言绝句。它们甚至在题材和构图上也很相似：都画了一大一小两株植物，有一两只鸟栖息于那株较大的植物上，旁边画了一些昆虫。在每幅画中，物体在整幅画面中的位置都很平衡，对所处位置的高度或其他自然场景几乎不作任何描述。

《芙蓉锦鸡图》的题诗如下：

秋劲拒霜盛，峨冠锦羽鸡，

已知全五德，安逸胜凫鷖。［70］

蔡涵墨认为，这首题诗使得《芙蓉锦鸡图》很适合作为礼品赐给一位显赫大臣，而且可能是在他得到提拔之时。这首诗的言下之意是，接受这幅画的人与别人相比，就像锦鸡与其他鸟类相比一样：地位显赫，戴着一顶高高的帽子（如同官帽），在普通的同类中（比如家鸭和野鸭）怡然自得。［71］

这幅绘画非常精美。画中一只色彩斑斓的锦鸡，正回头眺望两只飞舞的蝴蝶。蝴蝶被一株盛开的芙蓉树和树下的小菊花吸引。画者从不同的角度观察两只蝴蝶的动作，一只很可能是从上往下看，另一只蝴蝶则是从一侧观察，能够看到它翘起来的后翅膀。通过画出锦鸡压低芙蓉的一根树枝，来表现真实存在感。画家以观察细致入微的笔触来表现画中的主要元素，即鸟和蝴蝶。锦鸡羽毛的纹路和颜色用细碎的笔调描出，甚至连尾巴上羽毛末端的红色也清晰可见。这种对羽毛细节的强调几乎可以看作在研究鸟的分类，仿佛绘画的一个目的就是详细记录能够区分每一种类的不同视觉特征。［72］作为对比，树叶则以比较简单的笔调画出，画风变化较小，没有描述背景中的物体，甚至没有涉及地面的场景。

相对而言，《腊梅双禽图》没有《芙蓉锦鸡图》那么华丽，不但两只鸟的色彩要黯淡得多，也没有引人注目的蝴蝶，而是几只不太起眼的蜜蜂或黄蜂在围着树丛飞来飞去。季节也不一样，这幅画描绘的是冬天或早春时节，而不是秋天，画上有两只小鸟，而不是一只大鸟。此外，在这幅画中，所有的元素都没有被裁切：腊梅丛及其底部生长的小百合花都完整可见。画上的题词如下：

山禽矜逸态，梅粉弄轻柔。

已有丹青约，千秋指白头。［73］

画中的两只鸟在中国被称为“白头翁”，通常用来比喻那些上了年纪的人。由于诗中提到头发花白的人已经在一起度过了一千个秋季，那么，这幅画的主题一定是夫妻恩爱，画中的两只鸟代表着夫妻二人将永远在一起，直到头发变白。这幅画可能是赐给一位新近结婚的亲戚，或者是结婚时间很长值得庆贺的亲戚。［74］

徽宗的宫廷画家所作的山水画是什么样的呢？艺术史家经常会把宫廷山水画解释为传递宫廷或王朝的积极信息，如表现出皇帝的威望、权威或太平盛世。为了支持这种观点，他们通常会引用11世纪宫廷画家郭熙关于山水画的一篇文章中的话，郭熙将高山比喻为众山之王，而且“其象若大君，赫然当阳，而百辟奔走朝会，无偃蹇背却之势也”。［75］从这段文字中，学者推断出中央的主峰代表了皇帝，有的学者还从中读出了更多的信息，例如姜斐德（Alfreda Murck）将郭熙的《早春图》描述为“对新政成功的典雅隐喻”。在她看来，这幅画描绘了“一个动态的和谐社会与一个理想的社会政治等级。宫廷的文学规范使人们从作品中解读出某种宣告，在温暖的春天，自然界万物欣欣向荣，犹如国家在皇恩浩荡下繁荣兴旺一样”。［76］

比较确定是由徽宗朝宫廷画家创作的最著名的两幅山水画，一是王希孟的《千里江山图》（彩图七 、八 ），收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一是李唐的《万壑松风图》，收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图7.3）。这两幅画均无明确表达政治意义或目的的题字。

王希孟的作品后面，有蔡京于1113年题写的跋文（见本章开头的引语），记录了画家创作这幅作品时年仅十八岁。在此前一年，王希孟还是宫廷画院的学生，徽宗发现了他天赋非凡，决定亲自指点笔墨技法，使其绘画技艺突飞猛进。［77］这幅画最令人惊叹的特点是明亮的色彩及尺寸与规模，它使用了厚重的矿物颜料，使画面的色彩比现存同时期的青绿绘画都要鲜亮。画幅非常大，长约十二米，高半米。作品中不仅描绘了山水，还有绵亘的山势，穿插其中的道路、桥梁、瀑布等景观。地形富于变化，远近浓淡非常逼真，体现了11世纪时山水画技术的进步。

为什么这幅画要用明亮的青绿色呢？一些现代学者认为，宋代山水画中的青绿色是道教神仙居所的颜色。［78］然而，在这幅画中，辽阔的土地看起来充满生活气息，并非只有隐居学者和道教隐士活动的偏远地区，画中人物看上去也不像是神仙或长生不老的人，相反，里面可以看到点缀的屋舍和小船，人们在捕鱼、磨面和种田。

还有学者认为使用青绿色是一种崇古，是在对唐代使用这些颜色致敬。［79］王希孟从唐代绘画技法中所继承的不仅是用色，还有其他一些特征，例如仔细描画出水的波纹，以及对人们步行、骑马和乘舟旅行场景的刻画。尽管如此，它的构图方式却完全是宋代的，山和树没有用线条勾勒轮廓，山峦气势雄壮，用光效果也非常生动。

徽宗当然熟悉唐代的青绿山水，能够向学生们展示这种技法。他的画谱中收录了李思训和李昭道的绘画，这两位唐代画家正是以青绿山水闻名。画谱中介绍李思训的文章在最后说“今人所画着色山，往往多宗之”，但对此没有再多作解释。或许与二李的关系已经足以使画家们选择这种画风。二李都是唐代的宗室，武则天执政时受到迫害，但一直活到唐玄宗在位时期。他们与唐玄宗及唐代皇室之间的关系，也许使他们与徽宗有了某种积极的关联。此外，徽宗也肯定通过与他同时代较早期的王诜、赵令穰了解到青绿山水。但是，与王希孟的《千里江山图》相比，王诜、赵令穰存世的青绿山水显然要拘谨得多，感情和气势也表现得迥然不同（见图1.4）。

图7.3　李唐《万壑松风图》，纵轴，绢本设色，188.7×139.8厘米，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王希孟的作品是否带有政治含义呢？姜斐德认为，这幅画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说明了山水画如何通过刻画山景来赞颂等级制度与国泰民安。她将这幅画描述为“对（郭熙与郭思提出的）‘大君赫然当阳而百辟奔走朝会’的绝佳视觉化表现”。［80］但在这幅画中不是单一的主峰，而是一系列大小约略相当的山峦。

在我看来，没必要找出这幅作品中的具体含义。我认为，徽宗之所以对王希孟的画作感到满意，是因为这幅画说明宫廷能够培养出创作杰出巨作的画家，通过这些作品表现出精湛的透视绘画技法和伟大的想象力。

李唐的《万壑松风图》上所署的日期为1124年。［81］这是一幅尺寸很大的作品，高189厘米，宽140厘米，最初可能是为一面屏风设计的。尽管绢的颜色被染黑了，但绿色颜料的痕迹仍然依稀可见。画的前景是一片高大的松林，松林下面乱石嶙峋，与后面的山峦形成一体。云雾将近处的山与远山隔开。画中没有人物，也没有任何迹象表明曾经有人侵扰过画中的景色。

艺术史家在谈论这幅画时，都给予高度的评价。有人认为李唐开创了南宋的山水画风，尤其是使用了“斧劈皴”来刻画岩石，另一些人则认为李唐坚持了北宋画法中突出中央山体的风格。［82］方闻强调了这两个特点，他首先将这幅画与更早的画家范宽和郭熙突出高大主峰的风格相比较，然后将它与新趋势联系起来：

李唐的山水画代表了一种集中焦点的新写实主义，开创了南宋“亲近自然”的绘画风格。范宽笔下的壮丽风景开阔了观众的眼界，带领观众步入一个无限浩渺的自然世界，而李唐则通过完美技法刻画的山与树，以画的四边为框创造出另一个世界。与郭熙对不断变化的自然富有情感的表现不同，李唐的视角更加和谐，并有控制，这也反映了徽宗的风格。李唐的作品以一种更有限制和更现实的视角，以及更冷静、克制的手法来替代北宋早期的无限浩渺，预示了南宋山水画更为亲密的风格。［83］

班宗华（Richard Barnhart）则持不同观点，他认为这幅画不同于“皇家风格的山水画”。他也不认为从这幅画中能看到徽宗的视角，而是明显说明，徽宗一定给了李唐等宫廷画师“相当大的自由度，尝试一些创新的风格和技术”。［84］

将上面五幅画放在一起看，不仅证明了徽宗朝宫廷画师的精湛技艺，而且显示了他们的创造能力。他们进行了很多创新，包括将诗情和画意结合在一起。徽宗似乎并没有坚持要求画师们都以相似的方式作画，或是所有作品都必须带有政治意义。这也不足为奇。既然徽宗喜欢在画中表达诗意，就应当能接受绘画像诗歌一样，表达出多样化的思想和感情。

尽管在这五幅画中有三幅似乎已经被赐予他人，但宫廷绘画流到宫外的比例实际要小得多，这一点可以从仍旧保存在宫内的作品中看到。尽管郭熙是神宗最喜欢的画家之一，但皇帝似乎很少将他的作品赏赐给别人。1117年，郭熙的儿子郭思应召入朝，徽宗提到神宗很喜欢他父亲的画，并说这些画仍然被用来装饰宫殿。［85］同样，我们可以从徽宗的画谱中得知，早期宫廷艺术家创作的几千幅花鸟画，在徽宗时仍然收藏于宫中，并未被御赐出去。［86］如此看来，很多绘画创作并不是出于实用，而只是为了拥有。

那么，从徽宗与这些专家、大师的交往中，我们能得出什么结论呢？

尽管徽宗在当时还有很多别的需求，但并没有放松自己在这些方面对宫廷的主导，事实上，他似乎非常享受与大师和艺术家们的合作。他对自己的批判性智慧自信满满，能够指导建筑师和画师按照自己提出的方式进行创作。他还招募了米芾和李诫这些杰出的人才为宫廷工作。他对医学、绘画、书法和算学的教育进行了改革，希望能在这些领域吸引到更多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才。至少在王希孟这个例子中，他亲自指导培养学生。徽宗推动宫廷画师掌握一种高度写实的风格，也许是因为他知道，这种精湛的技艺是宫外的艺术家很难比拟的。此外，徽宗还对那些能够以诗意、含蓄的方式进行创作的画师奖励有加。

徽宗朝大师和专家的一些作品现在仍然存世，包括一些医学著作、《营造法式》和数量可观的宫廷绘画。徽宗为其中一本医学著作撰序，但我们没有看到徽宗为宫廷画师的作品撰写任何东西。我们可以从一些现存绘画推断，上面的题跋是徽宗或蔡京所写，但遗憾的是，最有助于将徽宗理解为艺术家赞助人的史料出处，其来源的可信度也最低，因为这些笔记都是在徽宗去世后，有的甚至在几百年后才撰写出来。我在本书中尽可能强调其中最早的资料，即邓椿的著作——邓椿的祖父曾在徽宗朝的三省任职。但重要的是，要考虑随着时间的推移，故事常常会不断地被粉饰。从这些笔记中，我们可以看到人们关于徽宗有哪些说法，然而这些不一定是真实的。毫无疑问，徽宗对宫中画师的作品很感兴趣，但笔记中归于他名下的那些话并不一定是他说的。

徽宗对这些专家的作品有着极其浓厚的兴趣，他甚至亲自涉猎了这些领域，不仅撰写了一本医学专著，还有很多绘画和书法作品。他似乎认为，一个人只要从本质上是文士，在专业上的表现就可圈可点。即使我们怀疑，徽宗可能会将宫廷艺术家的一些作品充当他自己的作品，也不应忽略一个事实，即他希望自己被视为这些领域的专家。在第八章，我们将探讨徽宗个人在文学艺术领域的作为。

［1］ 参见David L. McMullen（麦大维）, State and Scholars in T’ang China ,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8。

［2］ 关于技术官地位的长期下降，参见张邦炜《宋代政治文化史论》，100—141页。

［3］ 关于品衔制度，参见Kaoru Umehara（梅原郁）, “Civil and Military Officials in the Sung: The Chi-li-kuan System,”Acta Asiatica 50, 1986, pp. 1—30，以及Winston W. Lo, An Introduction to the Civil Service of Sung China, with an Emphasis on Its Personnel Admini stration,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87。关于低级别的伎术官，参见岛田英诚《徽宗朝の画学について》，载《中国绘画史论集·铃木敬先生还历记念》118—121页的列表。

［4］ Thomas Hong-chi Lee, Geverment Education and Examination in Sung China , pp. 91—93.

［5］ 在科举考试中，大经是《诗经》、《礼记》、《周礼》和《左氏春秋》，中经是《书》、《易经》、解说《春秋》的《公羊》与《谷梁》和《仪礼》。参见《宋史》卷一百五十五，3620页。

［6］ Thomas Hong-chi Lee, Geverment Education and Examination in Sung China , pp. 94—97.

［7］ 余辉《画里江山犹胜：百年艺术家族之赵宋家族》，台北：石头出版社，2008年，124页。

［8］ Isaf Moshe Goldschmidt, The Evolution of Chinese Medicine: Song Dynasty, 960—1200 , London: Routledge, 2009, pp. 22—31.关于早期政府对医学资助的简单介绍，参见Joseph Needham, Lu Gwei-djen（鲁桂珍）, and Nathan Sivin, 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 , vol. 6: Biology and Biological Technology , part 6: Medicine ,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pp. 95—105等。

［9］ Isaf Moshe Goldschmidt, The Evolution of Chinese Medicine: Song Dynasty, 960—1200 , p. 30.

［10］ Isaf Moshe Goldschmidt, The Evolution of Chinese Medicine: Song Dynasty, 960—1200 , pp. 46—50.

［11］ 参见Isaf Moshe Goldschmidt, “Huizong’s Impact on Medicine and Public Health,”in Emperor Huizong and Late Northern Song China: The Politics of Culture and the Culture of Politics , p. 288的清单。

［12］ 《宋会要辑稿·崇儒三》，叶11b—26a。Joseph Needham et al., 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 , vol. 6: Biology and Biological Technology , part 6: Medicine , pp. 105—111. Isaf Moshe Goldschmidt, “Huizong’s Impact on Medicine and Public Health,”pp. 278—294; Isaf Moshe Goldschmidt, The Evolution of Chinese Medicine: Song Dynasty, 960—1200 , pp. 51—61.1110年，蔡京被罢免后，医学院回到医官院的管辖下，但在1113年蔡京重新担任宰相时，医学院又被放在国子监的下面。

［13］ 《全宋文》146册，288页。

［14］ Isaf Moshe Goldschmidt, “Huizong’s Impact on Medicine and Public Health,”pp. 290—294; The Evolution of Chinese Medicine: Song Dynasty, 960—1200 , pp. 55—56.

［15］ Isaf Moshe Goldschmidt, The Evolution of Chinese Medicine: Song Dynasty, 960—1200 , pp. 121—123, 158—163.

［16］ Joseph Needham, Lu Gwei-djen, and Huang Hsing-tsung（黄兴宗）, Science and Civilsation in China , vol. 6: Biology and Biological Technology , part 1: Botany ,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 pp. 283—287.

［17］ Isaf Moshe Goldschmidt, The Evolution of Chinese Medicine: Song Dynasty, 960—1200 , pp. 116—121. Joseph Needham, et al, Science and Civilsation in China , vol. 6: Biology and Biological Technology , part 1: Botany , pp. 282—283. 岡西為人《宋以前医籍考》第三卷，台北：进学书局，1969年，799页。

［18］ Isaf Moshe Goldschmidt, “Huizong’s Impact on Medicine and Public Health,”pp. 319—321; The Evolution of Chinese Medicine: Song Dynasty, 960—1200 , pp. 181—182. 关于徽宗为这本书写的序，参见岡西為人《宋以前医籍考》第三卷，797—798页。Isaf Moshe Goldschmidt, “Huizong’s Impact on Medicine and Public Health,”p. 315.

［19］ Isaf Moshe Goldschmidt, The Evolution of Chinese Medicine: Song Dynasty, 960—1200 , p. 183.

［20］ Isaf Moshe Goldschmidt, “Huizong’s Impact on Medicine and Public Health,”pp. 314—319; The Evolution of Chinese Medicine: Song Dynasty, 960—1200 ,. 关于徽宗为这本书写的序，参见岡西為人《宋以前医籍考》第三卷，790页。关于道藏中收录的一本同类书，参见Kristofer Schipper and Franciscus Verellen, eds. The Taoist Canon: A Historical Companion to the Daozang , pp. 765—769。

［21］ 关于苏轼和沈括的医学著作，参见《苏沈良方》。

［22］ 根据《宋史》卷八十九，2099页，玉虚殿建于1097年。

［23］ 参见《曾公遗录》卷九，255页。这段对话在《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十五，575页）和《皇朝编年纲目备要》（卷二十五，621页）也有记载，略有改动。

［24］ 《宋会要辑稿·职官三六》，叶20b。

［25］ 关于这本书，参见 Else Glahn（顾迩素）,“ On the Transmission of the Ying-tsao fashih ,” T’oung Pao 61, nos. 4–5, 1975, pp. 232–65 ；“Chinese Building Standards of the 21st Century,” Scientific American 144, no. 10, 1981, pp. 162–73 ；Guo Qinghua, “Yingzao Fashi : Twelfth-Century Chinese Building Manual”; The Structure of Chinese Timber Architecture , London: Minerva Press, 1999。一些简短但很有意思的介绍， 参见Joseph Needham, Wang Ling and Lu Gwei-djen, 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 , vol. 4: Physics and Physical Technology , part 3: Civil Engineering and Nautics ,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1, pp. 84–85, 107–110; Nancy Steinhardt, Liao Architecture ,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97, pp. 182–183; Lothar Ledderose, Ten Thousand Things: Module and Mass Production in Chinese Art ,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0, pp. 132–137【雷德候《万物：中国艺术中的模件化和模件化生产》，张总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 年】；W. Percival Yetts,“ A Chinese Treatise on Architecture,” 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Studies 4, no. 3, 1927, pp. 476–478。

［26］ 《宋史》卷一百六十五，3918页。

［27］ 参见梁思成编《〈营造法式〉注释》（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3年）的附图。

［28］ 《〈营造法式〉注释》卷十六，190页；卷十九，205页。

［29］ 《北山集》卷三十三，叶16b—18a（《全宋文》第155册，431—433页）。

［30］ 《北山集》卷三十三，叶18b（《全宋文》155册，432页）。

［31］ 《画继》卷十，417页。参看Robert J. Maeda, Two Twelfth Century Texts on Chinese Painting , Ann Arbor: Michigan Papers in Chinese Studies, 1970, p. 60。

［32］ 《宋东京考》卷九，157页。

［33］ 《山左金石志》卷十七，叶31a。

［34］ 《宋会要辑稿·礼二四》，叶70b—72a。

［35］ 参见William Acker trans., Some T’ang and Pre-T’ang Text on Paintings , Leiden: E. J. Brill, 1954, pp. 260—263, 232—237, 248—250。

［36］ 《宋会要辑稿·职官三六》，叶95a、106b。Wai-kam Ho（何惠鉴）, “Aspects of Chinese Painting from 1100 to 1350,”in Eight Dynasties of Chinese Painting: The Collections of the Nelson Gallery-Artkins Museum, Kansas City, and the Cleverland Museum of Art , edited by Wai-kam Ho, et al., Cleverland: Cleverland Museum of Art, 1980, p. xxviii.

［37］ 《画继》卷十，417页。Robert J. Maeda, Two Twelfth Century Texts on Chinese Painting , p. 60. 《画继》中指的是五岳观，始建于哲宗时期。一些学者认为邓椿说的其实是哲宗很失望，但被加在了徽宗身上。另外一些学者则认为，邓椿可能记错了当时在建的建筑名称，因为在1104年前徽宗也修建了一些建筑。岛田英诚《徽宗朝の画学にについて》（133页、第148页注88）指出，1101年五岳观的一间宫殿被烧毁，很可能迅速开始重建，尽管没有任何关于这次重建的明确记载。

［38］ 关于宋朝对画师的培养，参见铃木敬《画学を中心とした徽宗画院の改革と院体山水画樣式の成立》，《東洋文化研究所紀要》38，1965年，145—184页；岛田英诚《徽宗朝の画学について》；李慧淑《宋代画风转变之契机——徽宗美术教育成功之实例》（上、下），《故宫学术季刊》1984年，1卷4期，71—91页，2卷1期，9—36页；佘城《北宋图画院之新探》，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88年；Wai-kam Ho, “Aspects of Chinese Painting from 1100 to 1350”; Ronald C. Egan, “The Emperor and the Ink Plum: Tracing a Lost Connection between Literati and Huizong’s Court,”pp. 122—129。

［39］ 《宋史》卷一百五十七，3688页。《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一百三十五，2286—2287页。《宋会要辑稿·崇儒三》，叶26a—27a。

［40］ 《宋史》卷一百五十七，3688页。《云麓漫钞》卷二，50页。另参见Wai-kam Ho, “Aspects of Chinese Painting from 1100 to 1350,”pp. xxviii-xxix；岛田英诚《徽宗朝の画学について》，132—139页。

［41］ 《画继》卷十，421页，参见Robert J. Maeda, Two Twelfth Century Texts on Chinese Painting ,p. 63。

［42］ 《画继》卷一，269—270页。铃木敬《画学を中心とした徽宗画院の改革と院体山水画样式の成立》173页认出“乱山藏古寺”这句诗出自寇准（961—1023），并指出了解这首诗的人所具有的优势。

［43］ 《画继》卷六，378页。苏武是汉朝大臣，匈奴将他扣留了十九年，并让他去牧羊。

［44］ 明代著作《绘事微言》（卷二叶33a）记载，著名画家李唐在那次考试中夺魁。

［45］ 《萤雪丛说》卷一，6—7页。

［46］ 《吹剑四录·续录》40，译文见Ronald C. Egan, “The Emperor and the Ink Plum: Tracing a Lost Connection between Literati and Huizong’s Court,”p. 123.

［47］ 《绘事微言》卷二，叶32b—33a。书中记载这次考试的第一名是画家刘松年，但刘松年进入画院的时间是在是在淳熙年间（1174—1189），比徽宗朝要晚几十年。也许是将南宋时期的一次考试与徽宗时期的考试混淆了。参见佘城《北宋图画院之新探》，37—38页；铃木敬《画学を中心とした徽宗画院の改革と院体山水画樣式の成立》，175页。

［48］ Ronald C. Egan, “The Emperor and the Ink Plum: Tracing a Lost Connection between Literati and Huizong’s Court,”p. 124.

［49］ 一些相关的例子参见James Cahill, The Lyric Journey: Poetic Painting in China and Japan ,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pp. 20—71。【高居翰《诗之旅：中国与日本的诗意绘画》，洪再新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

［50］ 《铁围山丛谈》卷四，78页。《画继》卷一，269页。译文见Susan Bush and Hsio-yen Shih, Early Chinese Textes on Painting , p. 134。一些资料称米芾既教书法也教绘画，另外一些资料则称他只教授书法。参见岛田英诚《徽宗朝の画学について》，131—132页。有关可能是蔡京推荐了提拔米芾，参见Peter C. Sturman, Mi Fu: Style and the Art of Calligraphy in Northern Song China , 182—184页和第245页注22。

［51］ 英译文见Peter C. Sturman, Mi Fu: Style and the Art of Calligraphy in Northern Song China , p. 218，有改动。

［52］ 《春渚纪闻》卷七，叶9a—b。相关轶事的英译文参见Peter C. Sturman, Mi Fu: Style and the Art of Calligraphy in Northern Song China , p. 219，此外还有一则是徽宗召见米芾为他写字。

［53］ 岛田英诚《徽宗朝の画学について》。

［54］ 《画继》卷十，421页。Robert J. Maeda, Two Twelfth Century Texts on Chinese Painting , p. 63.

［55］ 关于这些画家的名单及简介，参见佘城《北宋图画院之新探》109—135页，以及令狐彪《宋代画院画家考略》，《美术研究》1982年第2期，55—57页。他们的名单不完全一致，因为其中一些画家的时期无法确定。

［56］ 《画继》卷十，421页。Robert J. Maeda, Two Twelfth Century Texts on Chinese Painting , p. 64.

［57］ 《画继》卷一，270页。

［58］ 《画继》卷十，417页。参照Robert J. Maeda, Two Twelfth Century Texts on ChinesePainting , p. 60。同一页中还有徽宗要求绘画精确的另外一个例子。

［59］ 《图画见闻志》卷六，236页。Alexander C. Soper, Kuo Jo-hsu’s Experience in Painting（T’u-hua chien-wen chih）: An Eleventh Century History of Chinese Painting , Washington, DC: American Council of Leared Societies, 1951, pp. 95—96. 《梦溪笔谈校证》卷十七，541页。James Cahill, “The Imperial Painting Academy,”in Possessing the Past: Treasures from the National Palace Museum, Taipei , edited by Wen C. Fong and James C. Y. Watt, New York: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1996, p. 166.

［60］ Michael Sullivan, The Art of China , 4th editio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9, p. 177【迈克尔·苏利文《中国艺术史》，徐坚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 李慧淑《宋代画风转变之契机——徽宗美术教育成功之实例》（上、下）。James Cahill, Lyric Journey: Poetic Painting in China and Japan , pp. 22–72; 余辉《画里江山犹胜：百年艺术家族之赵宋家族》，98—99页。

［61］ 另一项原因也导致了被认定为徽宗朝宫廷艺术家创作的作品不多：1127年开封失守后，李唐、苏汉臣等徽宗朝最著名的画家迁往杭州。由于他们的署名作品上很少注明日期，出于谨慎，大多数艺术史学家将他们未注明日期的作品划为南宋时期。学者们对李唐的情况进行过广泛的讨论，参见：Richard Edward, “The Landscape Art of Li T’ang,”Archives of the Chinese Art Society of America 12, 1958, pp. 48—60；Richard Barnhart（班宗华）, “Li T’ang（c. 1050-c. 1130）and the Koto-in Landscapes,”The Burlington Magazine , EXIV, no. 830, 1972, pp. 305—14；铃木敬《李唐の南渡：复院とその樣式变迁についての一试论》（之一）, 《国华》88，第6期，1981年，5—20页（中译《试论李唐南渡后重入画院及其画风之演变》，《故宫季刊》1983年第3期，57—74页）；铃木敬《李唐の南渡：复院とその樣式变迁についての一试论》（之二），《国华》88，第12期，1982年（中译《试论李唐南渡后重入画院及其画风之演变》，《故宫季刊》1983年第4期，65—80页）。由于各种资料提供的信息相互不符，李唐的情况尤其复杂。尽管李唐在开封失守前已是活跃二十多年的知名画家，而且有一幅标明日期的作品是在徽宗朝（1124年），但历史学家还是将他现存大部分作品认定为南宋时作品。一个已经年过五十岁的人不太可能突然改变自己的绘画风格，因此对他的作品可能主要是基于这些作品看上去具有“南宋风格”进行判断。宋高宗很想重建一个可以媲美开封的宫廷，因此努力收集一批书画，同时对曾在徽宗朝任职的宫廷艺术家也来者不拒，继续聘用。因此，高宗似乎也不太可能让这些艺术家放弃他们原来的绘画风格。

［62］ 有些学者认为这幅画很可能是徽宗时期宫廷作品，参见Julia K. Murray（孟久丽）, “Water under a Bridge: Further Thoughts on the Qingming Scroll,”Journal of Sung-Yuan Studies 27, 1997, pp. 99—107；Ihara Hiroshi（伊原弘）, “The Qing ming shang he tu by Zhang Zeduan and its Relation to Northern Song Society: Light and Shadow in the Painting,”Journal of Song-Yuan Studies 31, 2001; 伊原弘编《「清明上河图」と徽宗の时代：そして辉きの残照》，勉诚出版，2012年。有些认为是11世纪中晚期作品，参见Liu Heping（刘和平）博士论文, “Painting and Commerce in Northern Song Dynasty China, 960–1126,”Yale University, 1997, pp. 147—190; Roderick Whitfield（韦陀）, “Material Culture in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the World of Zhang Zeduan,”in Bright as Silver, White as Snow: Chinese White Ceramics from Late Tang to Yuan Dynasty , edited by Kai-yin Lo, Hong Kong: Yongming tang, 1998, pp.49—70; 以及Hsingyuan Tsao（曹星源）, “Unraveling the Mystery of the Handscroll Qingming shanghe tu ,”Journal of Song-Yuan Studies 33, 2003, pp. 155—79。韩森认为是南宋时期的作品，见Valerie Hansen, “The Mystery of the Qingming Scroll and Its Subject: The Case Against Kaifeng,”Journal of Song-Yuan Studies 26, 1996, pp. 183—200。我想补充的是，《宣和画谱》中没有提到画这幅画的张择端，从而为这幅画可能是在徽宗时期创作提供了支持，因为徽宗没有在这部画谱中列出他的宫廷画家（包括他自己及其皇子们）的名字。如果这么有天赋和技艺的画家曾经在父亲的宫廷供职，徽宗肯定会把此人的名字包括在画谱中（即使他的某幅作品已不在宫中收藏）。

［63］ 林柏亭《大观：北宋书画特展》（台北“故宫博物院”，2006年）156—163页有一幅比较大的图。关于这幅画，参见Yunru Chen, “At the Emperor’s Invitation: ‘Literary Gathering’ and the Emergence of Imperial Garden Space in Northern Song Painting”, Orientations 38, no. 1, 2007, pp. 56—61；衣若芬《“昏君”与“奸臣”的对话：谈宋徽宗〈文会图〉及其题诗》，《文与哲》第八期，2006年，253—278页；《天禄千秋：宋徽宗〈文会图〉及其题诗》，载王耀庭主编《开创典范：北宋的艺术与文化研讨会论文集》，台北“故宫博物院”，2008年，347—368页。谢稚柳编《宋徽宗赵佶全集》和徐邦达《宋徽宗赵佶亲笔画与代笔画的考辨》，《故宫博物院院刊》1979年第1期，226—227页。谢稚柳和徐邦达认为《文会图》是徽宗时期的作品，题跋也是真迹，但是由一个宫廷画家所画。他们认为，徽宗也没有打算将这幅画作为自己的作品（即它不是一幅代笔画），只是一幅由御笔题跋的绘画。这一观点得到了“故宫博物院”学者的认可（林柏亭《大观：北宋书画特展》，161—163页）。根据衣若芬《天禄千秋：宋徽宗〈文会图〉及其题诗》，傅申鉴定画上的蔡京书法为真品。但较早时期的一些学者判断这幅画是明代的一份复制品；参见Osvald Sirén（喜龙仁）, Chinese Painting: Leading Masters and Principle , vol. 2, London: Lund, Humphries and Co., 1956, p. 81；Betty Tseng Yu-ho Ecke（曾佑和）博士论文, “Emperor Hui Tsung, the Artist: 1082—1136,”New York University, 1972, pp. 149—151；以及James Cahill, An Index to Early Chinese Paintings , p. 100。

［64］ 其他几幅画包括《八达春游图》、《朱云折槛图》，以及《却坐图》，都收藏于台北的“故宫博物院”。这几幅画的插图均收录在Yunru Chen, “At the Emperor’s Invitation: ‘Literary Gathering’ and the Emergence of Imperial Garden Space in Northern Song Painting”一文中的文人画部分。

［65］ 关于宋朝对这十八学士的描述，参见Scarlett Jang, “Representations of Exemplary Scholar-Officials, Part and Present,”in Art of the Sung and Yuan: Ritual, Ethnicity, and Style in Painting , edited by Cary Y. Liu and Dora C. Y. Ching, Princeton: The Art Museum, Princeton University, 1999, pp. 43—53。

［66］ 英译文参见Yunru Chen, “At the Emperor’s Invitation: ‘Literary Gathering’ and the Emergence of Imperial Garden Space in Northern Song Painting,”p. 59。

［67］ 关于叙事画，参见Julia K. Murray, Mirror of Morality: Chinese Narrative Illustration and Confucian Ideology ,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7.【孟久丽《道德镜鉴：中国叙述性图画与儒家意识形态》，何前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

［68］ 《宣和画谱》卷十五，239页。Susan Bush and Hsio-yen Shih, Early Chinese Textes on Painting , pp. 127—128.

［69］ Maggie Bickford, “Emperor Huizong and the Aesthetic of Agency,”Archives of Asian Art 53（2002—2003）: 71—104; 2006.

［70］ 英译文参见Charles Hartman, “Poetry and Painting,”in Columbi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 edited by Victor H. Mair, New York: C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1, p. 482。

［71］ Charles Hartman, “Poetry and Painting,”p. 482.

［72］ James Cahill, “The Imperial Painting Academy,”p. 164.

［73］ 英译文见James Cahill, “The Imperial Painting Academy,”p. 165。

［74］ Wang Yaoting （王耀庭）, “Images of the Heart: Chinese Painting on a Theme of Love,”National Palace Museum Bulletin 12, no. 6, 1988, pp. 1—21. 徽宗朝艺术家另一幅关于鸟的绘画是一只白鹰，在第六章讨论过；还有两幅与祥瑞有关，将在第九章讨论。

［75］ Susan Bush and Hsio-yen Shih, Early Chinese Textes on Painting , p. 153.

［76］ Alfreda Murck, Poetry and Painting in Song China: The Subtle Art of Dissent , pp. 34, 36。同样，刘和平认为北宋画中的水车也是一种表现帝国强大的符号，说明国家对商业和工程项目的参与。Liu Heping, “The Water Mill and Northern Song Imperial Patronage of Art, Commerce, and Science,”Art Bulletin 84, no. 4, 2002, pp. 586—88.

［77］ 整幅绘画及题跋的插图参见傅熹年《中国美术全集·绘画编3》，北京：文物出版社，1988年，103—127页。对整幅图更大的一幅复制品参见《李唐万壑松风图》，台北：故宫博物院，1981年，94—132页。关于对这幅画最近的鉴赏评论，参见马娴育《从〈千里江山图〉看画家传达的理想国度》，《历史文物》2012年第2期，46—62页。

［78］ 韩庄认为，这幅画“一定反映了皇帝对道教中神仙理想住处的向往，这体现在对著名的艮岳中人头攒动景象的描述。但王希孟使用明亮的青绿色为作品罩上了一种冷静的理性气氛。这更多地体现了绘图技法，而不是诗意”。John Hay, “Poetic Space: Ch’ien Hsüan and the Association of Painting and Poetry,”in Words and Images: Chinese Poetry, Calligraphy, and Painting , edited by Alfreda Murck and Wen C. Fong, New York: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1991, p. 189. 另参见Wen C. Fong, Beyond Representation ：Chinese Paintings and Calligraphy, 8th–14th Centuries , New York: Metropolitan Museum, 1992, p. 104，他认为青绿色的矿物颜料也用于道教炼金术，同时，“孔雀绿色还与道教中长生不老的主题相关”。【方闻《超越再现：8世纪至14世纪的中国书画》，李维琨译，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年】

［79］ 参见Max Loehr（罗樾）, “Chinese Paintings with Sung Dated Inscriptions,”Ars Orientalis 4, 1961, p. 242；Dickson Hall, Chinese Paintings in the Palace Museum, Beijing 4th–14th Century , Hong Kong: Joint Publishing Co., 1989, p. 64；Richard Vinograg（文以诚）, “Some Landscapes related to the Blue-and-Green Manner from the Early Yuan Period,”Artibus Asiae 41, nos. 2—3, 1979, p. 102。

［80］ Alfreda Murck, Poetry and Painting in Song China: The Subtle Art of Dissent , p. 123.

［81］ 《李唐万壑松风图》是关于这幅画的一本专著，共96页，其中有几十张放大的细节图。

［82］ 很多学者在著作中讨论过这幅画，包括：Max Loehr, “A Landscape by Li T’ang,”The Burlington Magazine for Connoisseurs 74, 1939, pp. 288—93；“Chinese Paintings with Sung Dated Inscriptions,”p. 246；Osvald Sirén, Chinese Painting: Leading Masters and Principle , vol. 2, pp. 93—94；Richard Edwards, “The Landscape of Li T’ang”；Richard Barnhart, “Li T’ang（c. 1050-c. 1130）and the Koto-in Landscapes”; “The Five Dynasties and the Song Period,”in Three Thousand Years of Chinese Painting , edited by Yang Xin et al., New Haven: The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7, pp. 127—129【杨新等《中国绘画三千年》，北京：外文出版社，1999年】；National Palace Museum, Chinese Art Treasures: A Selected Group of Objects from the Chinese National Palace Museum and the Chinese National Central Museum , Taichung, Taiwan, Genewa: Skira, 1961, p. 90；Michael Sullivan, The Three Perfections: Chinese Painting, Poetry and Calligraphy , London: Thames and Hudson, 1974, pp. 74—76；Wen C. Fong, Images of the Mind , Princeton: The Art Museum, Princeton University, 1984, pp. 52—53【方闻《心印：中国书画风格与结构分析研究》，李维琨译，西安：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2004年】; “Monumental Landscape Painting,”in Possessing the Past: Treasures from the National Palace Museum, Taipei , edited by Wen C. Fong and James C. Y. Watt, New York: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1996, p. 134；林柏亭《大观：北宋书画特展》，103—104页。关于李唐活动时期证据缺乏的原因，参见注释61.

［83］ Wen C. Fong, “Monumental Landscape Painting,”p. 134.

［84］ Richard Barnhardt, “The Five Dynasties and the Song Period,”p. 127. 对这种积极的评价也有例外。苏利文认为李唐是一个放弃现实主义风格而转向僵化的“官方宫廷风格”的例子。“对这种僵化过程应当负直接责任的人就是极具影响的李唐”。李唐在1124年的绘画中已将“范宽的坚实敏锐的画风转变为毫无公式”。他认为“斧劈皴”的画法更容易模仿，且“毫无个人特色”。Michael Sullivan, Symbols of Eternity: The Art of Landscape Painting in China ,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9, pp. 74—76.

［85］ Ping Leong Foong博士论文, “Monumental and Intimate Landscape by Guo Xi,”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2006, pp. 125—126.

［86］ Patricia Buckley Ebrey, Accumulating Culture: The Collections of Emperor Huizong ,pp. 260—272.

第八章 艺术家皇帝

大观初年，京师以元夕张灯开宴。时再复湟、鄯，徽宗赋诗赐群臣，其颔联云：“午夜笙歌连海峤，春风灯火过湟中。”席上和者皆莫及。

——1197年洪迈《容斋随笔》

徽宗作为画家、诗人和书法家，成绩斐然。在台北“故宫博物院”、北京故宫博物院所藏传为徽宗所写的书法作品中，有一些没有注明日期的诗帖，似乎是徽宗自己随手写下的。［1］这些诗大部分是以比较大的楷体写在一张纸上，其中一张因为比其他作品大得多，显得与众不同：每个字高约12厘米，每列有两个字，整张横幅的长度为263厘米（见图8.1）。这幅作品有时因为上面有被理解为相互独立的两首诗而被称为“二诗贴”，有时则简单地统称为“诗帖”：

秾芳依翠萼，焕烂一庭中。

零露沾如醉，残霞照似融。

丹青难下笔，造化独留功。

舞蝶迷香径，翩翩逐晚风。［2］

这幅引人注目的诗帖卷将两种艺术融合一体：它既是诗作，又是书法作品，第二首绝句还涉及第三种艺术形式——绘画，并对艺术家的创造力进行了评论。正如诗中所述，有创意的作品能够产生长久的影响力，因为这幅诗帖历经九百多年，是为数不多保存至今的徽宗真迹之一。

与第七章重点介绍徽宗对宫廷艺术家文化创作的监督指导不同，本章将重点阐述徽宗本人作为艺术家的活动。其实在监督他人创作与亲手实践之间并没有一条严格的界线，尤其是徽宗本人很多艺术创作在不同程度上是与其他艺术家进行协作。不过，我们还是不能忽略那些据称是徽宗亲自创作的艺术作品所蕴含的政治意义。以文人的身份来履行自己的皇帝职责，这是徽宗统治的一个核心特点。

一个人在诗书画三种艺术形式上达到登峰造极的水平，这一思想可追溯到唐代。［3］精通其中两种技艺的人并不少见，唐代的王维在诗歌和绘画方面都达到了很高的造诣。在徽宗之前的宋代，作为一代文化领袖的苏轼和黄庭坚也是多才多艺，在诗歌和书法领域里是令人尊敬的大师，此外还有擅长书画的米芾。不过，一个人能精通这三种艺术，还是颇不寻常。10世纪短命王朝南唐的统治者李煜就是这样一个不多见的例子，而且他似乎成了徽宗的榜样。《宣和书谱》提到，李煜创作出一种被称为“金错刀”的独特颤笔书法风格：“落笔瘦硬而风神溢出。然殊乏姿媚，如穷谷道人、酸寒书生，鹑衣而鸢肩，略无富贵之气。” ［4］《宣和画谱》强调了李煜的书法与绘画之间的联系：

图8.1　徽宗《二诗帖》，横幅，绢本，27.2×263.8厘米。（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

然李氏能文，善书画，书作颤笔樛曲之状，遒劲如寒松霜竹，谓之金错刀，画亦清爽不凡，别为一格。然书画同体，故唐希雅初学李氏之错刀笔，后画竹乃如书法，有颤掣之状，而李氏又复能为墨竹，此互相取备也。［5］

徽宗的瘦金体书法

和大多数书法家一样，徽宗能够用所有常见的字体进行书写。他的存世作品中有草书、行书和楷书，他曾多次用十种字体誊抄经文，其中肯定用到了隶书、篆书和一些不太常用的字体。［6］然而，使徽宗成为独具风格的书法家的，却并不是他的多才多艺，而是因为他在1104年二十一岁时创造了一种非常独特的楷书字体，通常被称为“瘦金体”。徽宗在位期间一直都在用这种字体，但是可以观察到，随着时间推移，也略有变化。在徽宗初登皇位五六年，他的瘦金体书法使用的是非常瘦硬的笔画，但到了1112年，他的书法在笔画粗细方面有了比较多的变化，用笔更加畅快淋漓。［7］

《二诗帖》是成熟瘦金体风格的一个绝佳例子。帖中笔迹瘦劲，转折处有明显的顿挫痕迹，而不是圆润笔触。楷书中经常用到的上提笔画被收到最小幅度。横划收笔时使用顿挫，也就是以露锋而不是藏锋的笔法往回带钩（右数第四列下面的汉字）。捺也带有一个运笔独特的钩（右数第五、六列上面的汉字），撇通常以一个弯曲的转折开始（左数第一列下面的汉字）。另外一个非常独特的地方是笔画最后的上钩被拉长，通常还有一个弯度，无论是向左边钩（右数第一列上面的汉字）还是向右边钩（左数第一列的两个汉字）。这幅书法作品作为故宫博物院中国艺术宝藏国际展的一部分，曾于1961—1962年在国外展出，当时的展品目录中介绍说：“这些汉字以整齐和瘦长的线条构成，用法瘦劲，舒展遒丽”，“其效果产生了一种特殊的力量和韵味，尽管它可能会过于精致。” ［8］

徽宗希望通过这种非常独特的字体来传递什么信息呢？现存史料中找不到徽宗对自己意图的解释，同时代人也没有提到过这个问题。和所有人一样，徽宗应该也是从临摹先前大师的作品开始学习书法的，研究书法的历史学家在分析徽宗的书法风格时，通常也会先找出他临摹的是谁的作品。同时代人中唯一提到徽宗书法风格的人是蔡絛，他说徽宗年轻时受到了老师吴元瑜和同族赵令穰的书法风格影响，而这二位则分别模仿了唐代书法家薛稷和宋代黄庭坚的风格。当代学者也从不同方向研究了这些可能的来源。［9］此外，人们还可以从瘦金体书法，以及徽宗有时在花鸟画上使用的工笔技法上，看到整体风格的相似性。曾佑和将徽宗的书法描述为“画家的书法”。我们可从徽宗的书法中看到他年轻时模仿的老师及其绘画技法的痕迹，尽管如此，徽宗书法中最令人瞩目的还是其原创性。［10］

“瘦硬”并不是使一个人的书法作品独具一格的方式，例如苏轼的书法就丰满圆润，与徽宗顿挫爽利的风格截然不同。［11］徽宗趋向于有序、精致和有控制的极致风格，他将需要深厚书法功力的独特风格发挥到极致，将自己表现为一个能够欣赏雅致与优美、同时又精通技法的有涵养的人。［12］

徽宗还年轻时，就已经对自己的书法足够自信，愿意让它成为自己的象征。1104年，他为全国各地崇宁寺观中的本命殿写了很多匾额。同一年，他开始命人将其御笔所书的瘦金体书法刻在石碑上，立在很多人能看到的地点，有些立于官府，还有一些立于政府设立的官学或寺观内。1107年，他还命令将他的瘦金体书法用于新铸造的钱币（图11.2）。［13］

自登基伊始，徽宗就开始将自己的书法作品赐予朝中大臣。1104年，他赐给童贯一幅瘦金体誊抄的《千字文》（图11.3）。王安中和王黼也得到过很多草书作品（图11.1）。有时候，一班官员都会受到赏赐。1122年，在庆祝新修建的秘书省时，徽宗将自己的行书和草书作品赏赐给五十六名官员。王黼由于负责这次活动的很多事务，一个人就得到了徽宗赏赐的二十三件作品，比别人都多。随着几年的积累，身居高位的大臣，如蔡京、王黼、吴居厚和刘正夫等，都收藏了徽宗大量的书法作品，甚至还专门修建阁楼来存放。［14］

徽宗经常用他独特的瘦金体书法为绘画题字，其中既有宫廷绘画官的作品，也有据称是徽宗御笔绘制的作品（见彩图五 、六 、十 、十一 、十二 ）。所有这些绘画上的书法都非常引人注目，和绘画本身一样引人入胜。

徽宗对书法艺术的追求可以与皇帝作为书法家的传统联系起来。在徽宗的书法作品收藏目录《宣和书谱》的开篇，就对帝王书法家一一进行了介绍。书中称赞唐朝皇帝，特别是唐太宗和唐玄宗，亲自示范，赞助当时最优秀的一批书法家，大大推动了书法艺术的发展。早期的几位宋朝皇帝，如宋太宗和宋真宗，都是热忱的书法家，而且和徽宗一样，也将自己的很多书法作品赏赐给大臣。对他们来说，能够精通经典的二王风格已经是非常了不起的成就了，但徽宗作为书法家，在追求原创上达到了他们无法匹及的境界。［15］尽管如此，徽宗可以把喜爱练习书法作为一种长期的皇家传统来对待。

如果我们将徽宗的皇帝身份搁置一边，只观察那些传为徽宗所写的书法作品呢？徽宗的技法究竟有多精湛？艺术史家对此说法不一。北京故宫博物院书画部主任余辉称赞徽宗是一位特别有创造力的书法家，他认为如果徽宗不是皇帝，其成就应足以使他位居宋代四大书法家之列了。［16］有些学者则认为，徽宗的书法过于精致。

徽宗的大臣们很愿意以其他方式来逢迎，却没有想着去模仿他的瘦金体。据说徽宗训练了一些宫女宦官学习他的书法风格，帮他写一些文书，但不鼓励大臣也这样做。也许大臣们觉察到了徽宗希望自己的书法保持独特性，才没有对这种风格进行尝试。唯一模仿徽宗书法风格的著名人物，是将近一个世纪后的金章宗（1189—1208年在位）。不过，尽管后来的宋朝皇帝没有将瘦金体风格延续下来，但他们的确遵循了徽宗大力弘扬书法艺术的传统。徽宗的儿子高宗甚至还写了一部书法专著，并亲笔抄写儒家的六经，希望刻于石碑，安置在太学内。［17］

画家徽宗

绘画技巧是徽宗在宫廷中展示公众形象的一部分。尽管徽宗的绘画作品并不像他的瘦金体书法那样独特，但它们非常精致，很有美学的吸引力。徽宗的绘画作品有很多留存到现在，光这一点就使他在所有皇帝中胜出。宋朝皇帝都曾像大多数文人那样，在诗歌和书法上投入不少精力。皇帝可以表示对这些艺术不感兴趣，但不能拒绝参与这些长期形成的礼仪传统，例如在宴会上吟诗，庆贺那些新近中举的考生。绘画却要另当别论。绘画对于文人和皇帝而言都不是必需的。徽宗完全可以表现得只是绘画艺术的推动者，而不必亲自作画；他收集的古画和对宫廷绘画官的监管，足以为他在艺术史上赢得一席之地。但徽宗对自己的绘画技艺非常自豪，经常拿出自己的作品给别人看。根据邓椿记载，1115年，在一次宴会上，徽宗向客人展示了他新近完成的一幅画，画的是小池塘岸边的一对鸭子，徽宗还为此画作序。邓椿写道：“凡预燕者，皆起立环观，无不仰圣文、睹奎画，赞叹乎天下之至神至精也。” ［18］ 1122年，在新建成的秘书省开放之日，徽宗将自己的书法作品赐予五十六位大臣，此外还向参加仪式的大臣展示了他原创的一些绘画，以及临摹所藏古画的作品。徽宗向五十六位大臣每人赠送了一幅亲笔画。［19］

作为画家，徽宗的自我表现相当成功。宋朝时期评论过徽宗绘画作品的人，大都认为他是一位极有天赋的艺术家。王安忠曾经对徽宗说，他画的一面屏风“成能独纵，度越古今”。［20］在徽宗驾崩几年后，张澄将徽宗描述为一位在闲暇时致力于绘画的天才。“花竹翎毛，专徐熙、黄筌父子之美”。张澄提到，他见过一套十二幅的绘画，徽宗在上面的题跋中说，他偶尔见到了宋迪的《潇湘八景图》，备受启发，便绘制了一套十二景。张澄还在书中描述了他所见到的——徽宗在这套画中绘制的精美的山村风景、植物和动物等。此外，有一次，一位卖画人向他展示了十二幅山水画的立轴，每幅高约五尺，上面有徽宗亲笔所写的四字标题。［21］

邓椿的祖父曾在徽宗朝做官，他在1167年所著的《画继》中有更完整的记述，将徽宗描述为一位画家。《画继》开篇即写道：“徽宗皇帝天纵将圣，艺极于神。……众史莫能也。”尽管邓椿在别处提到，徽宗署名的很多作品其实是宫廷画师所作，但他仍然对徽宗自己的作品给予了最高赞誉。他在书中提到了几幅画，其中一幅有二十只形态各异的鹤，另一幅的山峰看上去像是被风削开的玉峰，只有仙人居住在那里。这幅画“使览者欲跨汗漫，登蓬瀛，飘飘焉，峣峣焉，若投六合而隘九州也”。［22］根据南宋的一些史料，徽宗画了很多关于小狗、小猫、猴子、鹦鹉、喜鹊、白鹭、鸽子、鸭、麻雀、兔和马的作品。［23］在14世纪汤垕的《画鉴》中，他认为徽宗所画的花鸟、山石和人物都属于极品佳作。“历代帝王能画者，至徽宗可谓尽意。”他描述了一幅唐玄宗骑照夜白（玄宗三匹名马之一）通过栈道的画作。“乍见小桥，马惊不进。远地二人摘瓜，后有数骑渐至。奇迹也。”此外，汤垕对一幅名为《梦游化城图》的作品也赞赏有加：“城郭、宫室、麾幢、鼔乐、仙嫔、真宰、云霞、霄汉、禽畜、龙马，凡天地间所有之物色色具备。为工甚，至观之，令人起神游八极之想，不复知有人间，世奇物也。” ［24］

从理论上讲，存世的作品应当能对徽宗精湛的绘画技艺提供一些更好的证据。但要挑选哪些作品来研究呢？那些传为徽宗所作的绘画，大多是因为上面有徽宗的一枚或多枚印鉴，通常还会有他的花押。［25］但由于可能存在伪造、临摹和误认，这些作品的真伪也许不无问题。学者基本上一致认为，带有徽宗印鉴的绘画包括：徽宗自己创作的绘画、与宫廷艺术家合作完成的作品、在他的命令下由宫廷艺术家完成的作品、宫廷制作的摹本，以及后人的仿作和伪作。由于画上的印鉴或署名不可信，或是作品的年代不符，因此，一些认为可能是徽宗本人的作品可以被否定。当代艺术史家均认为，仅有一小部分画可以认定为徽宗在不同时期的创作，但对哪些作品应该归于此类，却看法不一。［26］表8.1中列出了我认为比较可信的徽宗的绘画作品。

长卷《金英秋禽图》（图8.2）在构图上比其他花鸟画更大胆，除了四只小鸟和两只蝴蝶外，还画了地上长出的几种植株。［27］一只正在行走的喜鹊可以看到全貌，还有几只正在地面上啄食，只能看到它们的一个角度（但与徽宗所有画鸟的作品一样，鸟的头部画出了全貌）。画面中草茎、竹叶和菊花丛的点缀，显示出构图上的创新，与徽宗其他作品都不一样。在对小鸟特征的关注上和其他作品一样细致入微，连喜鹊腹部的白色羽毛覆盖在黑色羽毛上的细节，喙上的缺口都清晰可见。这幅画似乎可以作为一个很好的例子，帮助人们想象：徽宗在创作时可能与一位宫廷画家合作，比方说，宫廷画家可能在徽宗画完鸟后在图上点缀了植株。

《竹禽图》（彩图九 ）中鸟的画法运用了一种非常不同的技法。这是一幅创作时期较晚的小景绘画，观众可以近距离地观察图中物体。画中鸟的色彩很浅，竹叶是一种明亮的淡绿色，虽然从叶尖还能看到少许冬天的痕迹，但已经开始吐出新芽。鸟的胸部羽毛以工笔画法细致描出，以漆点睛。在徽宗其他花鸟画中，右侧的大块岩石没有出现过，岩石的巨大体积和鸟的小巧精致形成了对比。艺术史家方闻认为，这幅画创作于徽宗执政后期，表达了“一个幽居深宫的皇帝远避尘嚣的美好幻想”。方闻还从画中看到了徽宗所受的道教影响，以及他的书法功底。［28］

表8.1　现存徽宗主要的绘画作品

作为一名花鸟画家，徽宗借鉴了10世纪和11世纪宫廷艺术家的成就。这些艺术家有数百幅作品被收录于徽宗编撰的画谱中。［29］其中黄筌、黄居寀父子每人都有三百多幅，徐熙、易元吉也有两百多幅。在创作花鸟画时，徽宗很可能也参考了这些艺术家的作品。在这部画谱中，丰富的大自然被认为是创作花鸟画的原因。种类丰富的植物，“其自形自色”，为四季变化带来美景，为世界增添很多色彩。鸟类有“三百六十”，外形各异，声音和啄食姿态也各不相同。《诗经》中对许多鸟类和动物的歌颂，也是画家努力描绘它们的形态的一个原因。［30］徽宗很欣赏那些能够捕捉到鸟类的灵动神态、同时又能准确画出细节的艺术家，例如在画鹤时，能够准确描绘出所有细节，“顶之浅深，氅之黳淡，喙之长短，胫之细大，膝之高下”。［31］

图8.2　徽宗《金英秋禽图》（局部），横轴，绢本设色。普林斯顿大学艺术与考古系艺术摄影资料库

尽管公认为是徽宗作品的花鸟画大多是设色的，但一些早期评论家也提到了徽宗的单色作品。邓椿谈论了徽宗的设色花鸟虫绘画，而汤垕则称，徽宗的单色花石画要比他的设色作品更优秀。有些被认为是徽宗真迹的单色花鸟画也保存至今，每一幅都表现出极其不同的技法，［32］不过，没有一幅瘦金体题字是令人信服的，因此尽管有些学者认为其中有的是徽宗作品，但我对它们仍存有疑虑。

以下两幅单色风景画通常被认为是徽宗的作品，一幅是收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的立轴，另一幅则是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的横轴《雪江归棹图》（图8.3）。［33］后者令人想起目前藏于故宫博物院的王诜的一幅山水画横轴，而王诜则是借鉴了郭熙的山水画风格。［34］徽宗在画山时用了很多渲染的技法，在画树、石和舟的细节时则使用了工笔画法。1110年，蔡京在这幅横轴的跋中提到了四幅画，可能每幅描述一个季节（另外三幅大概佚失了）。在画跋中，蔡京还赞颂了徽宗对宇宙造化的描绘：

臣伏观御制雪江归棹，水远无波，天长一色。群山皎洁，行客萧条。鼓棹中流，片帆天际。雪江归棹之意尽矣。天地四时之气不同，万物生于天地间，随气所运，炎凉晦明，生息荣枯，飞走蠢动，变化无方，莫之能穷。皇帝陛下以丹青妙笔，备四时之景色，究万物之情态于四图之内，盖神智与造化等也。［35］

图8.3　赵佶《雪江归棹图》（局部），横轴，绢本设色，30.3×190.8厘米，北京故宫博物院。

尽管在1110年徽宗应该已经习惯蔡京的阿谀奉承，但他可能还是从蔡京对这幅画的评价中受到了极大的鼓舞。

作为一位富有创造力的艺术家，徽宗尤其在诗歌入画方面有所创新，要求那些希望向士流发展的画院学生能够根据一句诗的含义巧妙地进行创作。徽宗还为画作配诗，南宋皇家画谱中列出了九幅有徽宗自己题诗的绘画，并记录了每首诗的内容。其中两首出现于我们在第七章提到的、由宫廷画家创作的两幅现存作品上（彩图六 、七 ）。以下是另外两首：

杏花鹦鹉

并亚陇云飞，稳巢文杏枝。

高栖良自得，蜂蝶莫相疑。

桃竹黄莺

出谷传声美，迁乔立志高。

故教桃竹映，不使近蓬蒿。［36］

从这些诗中，我们看不出作者是一位皇帝。这几首诗的重点都放在了植物、虫鸟，以及所有诗人都可以尽情描述或暗喻的自然世界上。而且，这几首诗都对赠画对象有很多赞誉之辞，称赞他口碑好、品格高尚、志向高远等。这些绘画可能画了诗中提到的鸟和植物，尤其是花卉。

诗人徽宗

除本章的七首诗外，第五章有五首徽宗关于道教的诗，第六章有七首关于祥瑞的诗，第十章有五首是关于宫廷文化的，第十七章还有两首徽宗被囚禁期间作的诗。在所有现存传为徽宗所作的诗词中，这二十六首诗占6%。近年来，《全宋诗》的编者共收集了四百一十四首徽宗的诗词，其中有二百九十六首被划分为宫词类。宫词是至少从南宋时期开始流行的一种独特诗词形式。其余的诗词中，有二十五首由于被某位作者（常常是在徽宗朝的下一个世纪）在著作中引用而保存下来。例如，蔡絛引用了徽宗在登基第一年为祭奠哲宗所作的五首诗。［37］有二十三首诗由于某位后世作者（最晚到清代）记载了他认为出自徽宗之手的一件艺术品，而这件作品上恰好题有一首诗（而这很可能包括了伪诗）。《全宋诗》中还有八首诗是从其他存世画作中发现的。

这看起来数量很大，但我们应当知道，宋代流传下来的诗词远远多于唐代——《全宋诗》收录了二十七万首诗，其中有两千多首是苏轼所作。此外，如果作者是皇帝的话，那么作者身份可能包含着多种含义。正如大臣们经常会以徽宗名义草拟颁发的诏书一样，文官可能也会为他提供一些诗的灵感、想象和语言，而徽宗则将这些都视为自己的创作。然而，诏书和诗歌还是有所不同，因为每位宋代皇帝都颁下大量诏书，但记在他们名下的诗词数量却相差甚远。徽宗极力绍述的神宗和哲宗似乎都不怎么想当诗人，而且几乎也没有诗词被认为是他们所作。

同时，我们还应当知道，在徽宗创作（或别人代写）的所有诗词中，现存的只是一小部分。王安中曾有十四首与徽宗唱和的诗，但都没有留存下来。［38］蔡京的孙子曾给王明清看过蔡京与徽宗互相写给对方的一些诗，并表明那些诗仅占二人全部诗作的百分之一二。在一部收集了徽宗1110年之前诗词作品的早期著作中，共收录了三百七十首诗词。徽宗去世后，有人将其散落于各处的诗词收集在一起，共有一百九十五首诗、两百首宫词。［39］徽宗的儿子高宗是编纂这部文集的发起人，他明确表示徽宗的大部分诗作都已经佚失：“赋咏歌诗垂于后昆者，盈于策牍……自升灵太微，部佚（帙）不全。” ［40］在徽宗被囚禁期间，蔡鞗陪伴左右，他说徽宗在流放期间作了一千多首诗。［41］作为比较，唐代皇帝中现存诗歌数量最多的是唐太宗，有一百零八首。而另一个极端是清朝的乾隆皇帝，据说曾作诗四万三千六百三十首，显然，不少都是别人代笔的。［42］

在存世的徽宗诗词中，数量最多的一类是宫词，二百九十六首。这些词都是七言绝句，没有标题或序。这类词的早期作品主要是描写宫女，尤其是她们的哀怨。但与早期传统不同，正如艾朗诺所认为的那样，徽宗创作的宫词表达了他对宫中生活的满意，丝毫没有早期传统中的那些苦思愁绪。有些诗词根本就没有提到宫女，还有一些则只是将她们视为宫中场景中比较吸引人的一个因素。［43］这里引用其中的两首词：

红旗连属晓荧煌，万马嘶风去路长。

知是黠羌来款塞，亲临丹阙纳降王。［44］

日暖风和殿宇深，高花修竹啭闲禽。

宫娥携手临丹槛，喜看文鸳戏水心。［45］

还有十三首词也被认为是徽宗亲笔所写，有几首是他退位后所作。根据当时的诗词特点，这些词要比上面引用的宫词更具个人感情。其中，徽宗创作于元宵节的一首词最为感人，当时徽宗正在悼念他十分宠爱的嫔妃，即1121年去世的明节刘皇后，徽宗写道：

无言哽噎。看灯记得年时节，行行指月行行说。愿月常圆，休要暂时缺。今年华市灯罗列，好灯争奈人心别。人前不敢分明说。不忍抬头，羞见旧时月。［46］

大臣们是如何看待徽宗这些诗的呢？皇帝让大臣读自己的诗，往往期待着大臣的称赞，甚至是奉承。既然拍皇帝马屁是宫廷生活中的标准特色，也就很难看出诗的读者如何评价诗人徽宗了。例如，蔡絛在其《诗话》中，开篇就热情洋溢地称赞徽宗的诗词天赋，对此，我们应当相信多少呢？

今上皇帝天纵神圣文武，虽艺文余事，天下瞻仰如日月星斗，一篇朝出，四海夕传。自始即位，制《太陵挽诗》五章（诗略）。夷夏已争讽诵，万国同声。又君臣赓载，光绝前古。［47］

蔡絛还记录了徽宗为大臣们题写的一些诗，结尾是1120年一次大祭之后，蔡京和徽宗同韵唱和的诗。根据蔡絛的描述，蔡京也颇有诗词天赋，因为他能表现现场的非凡景象，即兴答和徽宗的诗句。

徽宗驾崩后，著述者理应更能对徽宗诗作发表不那么积极的观点，然而，几乎没有人贬低徽宗的诗词。在本章的引语中，洪迈讲述了这样一个场景，徽宗作了一首诗的前两句，让大臣们对出下句。然而，在洪迈看来，大臣们的诗句都比不上徽宗的诗句。［48］

徽宗的诗可以联系帝王作诗的悠久传统来评价。陈威在研究唐太宗的君主诗学时提出，在宫廷诗文化中，君主的诗有独特的传统和体系。他说，“君主的诗不能自由选择要表达的诗意或主题，他的帝王身份决定了他能说什么，以及怎么说出来”。陈威认为，皇帝永远都不能完全充当文人的角色——他总是要同时建立自己的帝王形象，即使这一形象包含了某些与文人相关的元素。在唐太宗诗中，陈威几乎都看到了君主的影子。［49］

在徽宗的诗里似乎找不到唐太宗诗中的那些内容。本书选译的诗词都可以反映出徽宗的皇帝生活，但对他的大部分诗而言，即使这些诗并非徽宗所作，人们也会很容易认为这些诗是一位文人或道士的作品。当然，徽宗朝中没有人在读他的诗时会忘记徽宗是皇帝，但徽宗似乎并不想用诗词来唤起人们对先帝们的回忆。

徽宗通过诗词塑造的自身形象，与唐太宗用诗塑造的形象迥然不同，这一点并不奇怪。唐太宗登基时，唐朝还是一个新建立的王朝，而且唐太宗的继位方式（在射杀其兄后，又迫使其父退位）意味着，他必须努力使人们接受其继位的合法性，也必须竭力表现为一位好皇帝。相比之下，徽宗是宋朝的第八位皇帝，没有必要强调宋朝的合法性，也没必要表现出致力于儒家思想中的君主道德责任。徽宗可以将自己塑造成一位与众不同的皇帝，一位对皇位非常知足的皇帝。在他的很多诗中，包括宫词和祥瑞诗，徽宗都表达了自己对生活的满意，对身边美景的欣赏，以及对一切运转正常的自信。在道教题材的诗中，徽宗还表达了对广博的宇宙力量的惊叹。也许对徽宗来说，这种皇帝形象才是拥有诸多杰出祖先的继承人的适宜角色。

通过在诗、书、画上的实践，徽宗塑造了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徽宗希望自己被视作一名在诗书画领域取得杰出成就的、完美的业余爱好者，尽管只能利用很少的业余时间来实践这些艺术，但他已经完全精通了当代的艺术风格。我猜想，徽宗之所以向大臣展示自己的作品，正是因为他相信自己的技法和艺术性已经达到了其他文人几乎无法匹敌的水平。

很多皇帝都擅长诗词和书法，因此，使徽宗独具一格的还是他在绘画领域的成就。就算不是皇帝，他的绘画成就也令人瞩目。他推动了宫廷花鸟画精湛技法的发展，创作了一些在今天看来仍然引人入胜的作品。徽宗本人在绘画上的实践进一步提升了他对宫廷画家制定的标准，从而促成了宋代宫廷绘画的发展方向，并一直延续到宋朝结束。徽宗所提倡的细心观察与画出正确细节，继续影响着南宋的宫廷画家，也许还影响到了宫廷外的很多画家。徽宗的大量作品都体现了诗与画的结合，无论是由他自己独立完成的作品，还是与其他艺术家合作的作品，都为后世艺术家提供了临摹的范本。从徽宗的儿子高宗开始，有几位南宋皇帝也在宫廷艺术家的绘画作品上题写了自己的书法和诗词，有时也许还会作诗让画师们作为绘画题材。此外，南宋宫廷画师也常常遵循徽宗设定的方向，将诗与画融为一体。［50］

徽宗经常将自己的诗和书画作品作为御赠礼物。人们相信书画作品是个人内心的反映，徽宗将其赐给臣下，就是他自己送出的礼物。徽宗曾经送给刘混康自己写的诗词、亲自誊写的经文和绘制的神仙像。对其他一些关系亲密的人，例如蔡京和王安中，徽宗也同样出手大方。有时候，徽宗还会同时赏赐很多人，在这种情况下，赏赐诗词要比书画更方便，因为主题可以针对所有在场的官员。那些获得徽宗御赐书画的官员，无疑会向别人夸耀徽宗的这些礼物，从而使徽宗作为一名出色艺术家的美名广为人知。

人们在评价徽宗的绘画时，通常会提及他培养宫廷艺术家，以及所藏先前大师杰作和近期宋代艺术家的作品。徽宗坚持细致观察，这也常被用来解释他自己创作的精致的工笔画。徽宗以能否巧妙地将诗意与绘画结合作为评判画家的标准，这方面的轶事更是为他的艺术风格提供了例证。徽宗有时给人的印象是，他本人就是一名宫廷画家。徽宗的书法也常常被提到，至少是简要提及，但诗词却没有太多的评论。

在本书中，我不仅阐述了徽宗是艺术的倡导者，而且他本人就是艺术家，通过这样的途径，试图找出一些别的联系。徽宗对诗书画三种艺术的实践，显然可以加强三者间的互补。瘦金体书法中需要的运笔，有助于绘画中的工笔细节；徽宗喜爱诗词及创作想象力丰富的诗句，有助于他构思富有诗意的绘画，更不用说能在同一件艺术品上将诗画结合起来了。当然，有时候徽宗并未给诗配画，有时候在画上也未题写什么诗，但是，徽宗清楚地看到了这些艺术可以相互促进的潜力，并以一种创新的方式进行探索。在此过程中，他也塑造了他所选择的自我角色：一位能从周围世界发现快乐与满足，并以细致入微的方式将其展现出来的皇帝。

尽管徽宗有时似乎扮演为一位知书达礼的文士，但他从未忘记自己是皇帝，以及可以运用丰富资源的特权。在第九章，我们将叙述徽宗推行的一些大型工程，而这些工程之所以能够实施，正是由于他可以将任务分派给众多的官员和其他手下。

［1］ 参见《宋徽宗高宗墨迹》，台北：“故宫博物院”，1970年，叶14a—20a；水赉佑《赵佶的书法艺术》，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11—12页。

［2］ 参见James Cahill, “The Imperial Painting Academy,”p. 165所引Charles Mason的英译，有改动。

［3］ Michael Sullivan, The Three Perfections: Chinese Painting, Poetry and Calligraphy , p. 7.

［4］ 《宣和书谱》卷十二，89—90页。关于颤笔, 参见Alexander C. Soper, Kuo Jo-hsu’s Experience in Painting（T’u-hua chien-wen chih）: An Eleventh Century History of Chinese Painting , p. 165 n.456。

［5］ 《宣和画谱》卷十七，267页。

［6］ 《皇宋书录》卷一，叶6b。《宋会要辑稿·职官一八》，叶22a—23b。关于徽宗书法作品的图例，参见段书安编《中国古代书画图目》第15卷，北京：文物出版社，1986—2001年，33页；宋徽宗《千字文》，沈阳：辽宁省博物馆，1997年。

［7］ 我能查到的最早使用“瘦金体”这个名词，是在南宋末期或元朝初期周密（1232—1308）的《癸辛杂识别集》中（卷二，218页）。元末明初的陶宗仪（活动于1360—1368年）说徽宗自己选择了这个名称，这种说法得到了其他学者的赞同。Shang-yen Chuang（金向阳）, “The Slender Cold Calligraphy of Emperor Sung Hui Tsung,”National Palace Museum Bulletin 2, 1967, pp. 8—9; James Cahill, “The Imperial Painting Academy,”p. 165）。徽宗在位早期的瘦金体书法作品包括：1104年的楷书《千字文》，1104年的辟雍石碑，1108年的八行石碑，还有1107年几幅画中的题跋。此外，以“欲借”开头的诗帖也非常接近这种字体。参见Patricia Buckley Ebrey, “Huizong’s Stone Inscriptions”。

［8］ National Palace Museum, Chinese Art Treasures: A Selected Group of Objects from the Chinese National Palace Museum and the Chinese National Central Museum , p. 219.

［9］ 《铁围山丛谈》卷一，5—6页。Patricia Buckley Ebrey, “Huizong’s Stone Inscriptions,”pp. 263—264.

［10］ Betty Tseng Yu-ho Ecke, “Emperor Hui Tsung, the Artist: 1082—1136,”PhD diss., New York University, 1972, p. 59; Peter C. Sturman, Mi Fu: Style and the Art of Calligraphy in Northern Song China , pp. 189—190. Tseng Yuho, A History of Chinese Calligraphy , Hong 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1993, p. 182.

［11］ 参见Amy McNair（倪雅梅）, The Upright Brush: Yan Zhenqing’s Calligraphy and Song Literati Politics ,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98, pp. 79—82.

［12］ 伊沛霞对徽宗的书法风格进行了更透彻的研究。Patricia Buckley Ebrey, “Huizong’s Stone Inscriptions,”pp. 261—66.

［13］ 《宋会要辑稿·礼五》，叶23b；《侯鲭录》卷二，57页。Patricia Buckley Ebrey, “Huizong’s Stone Inscriptions.”钱币将在第十一章讨论。

［14］ 《全宋文》143册，61—65页；146册，244—245页。《皇宋书录》卷一，6页。Patricia Buckley Ebrey, Accumulating Culture: The Collections of Emperor Huizong , pp. 126—127. 《挥麈录·后录》卷七，164—165页。《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七十六，1259—1260页。

［15］ Patricia Buckley Ebrey, Accumulating Culture: The Collections of Emperor Huizong , pp. 232—240, 26, 30. 二王风格指王羲之和王献之父子二人的书法。

［16］ 余辉《画里江山犹胜：百年艺术家族之赵宋家族》，150—151页。

［17］ 关于高宗的书法艺术，参见Julia K. Murray, Ma Hezhi and the Illustration of the Book of Odes ,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3, pp. 10—31。

［18］ 《画继》卷一，264页。

［19］ Patricia Buckley Ebrey, Accumulating Culture: The Collections of Emperor Huizong , pp. 125—127.

［20］ 《初寮集》卷一，叶21b—22a （《全宋诗》第24册，15979页）。这首诗的英译文参见第10章。

［21］ 《画录广遗》，叶1a—b。

［22］ 《画继》卷一，263—264页。

［23］ 《南宋馆阁录·续录》卷三，179—180页。陈高华《宋辽金画家史料》，北京：文物出版社，1984年，618—620页。

［24］ 《画断》，419—420, 422—423页；译文见Diana Yeong chau Chou（周永昭）, A Study and Translation from the Chinese of Tang Hou’s Huajian（Examination of Painting）: Cultivating Taste in Yuan China, 1279—1368 , Lewiston, ME: Edwin Mellen Press, 2005,pp. 140—141, 148, 149，有改动。

［25］ 在某些情况下，一些没有署名和印鉴的绘画也被认为是徽宗的作品，尤其是被金章宗（1189—1208年在位）认定的作品。金章宗继承了女真族1127年从开封掳走的绘画藏品。参见Patricia Buckley Ebrey, Accumulating Culture: The Collections of Emperor Huizong , pp. 326—327。

［26］ 为识别徽宗作品作出贡献的学者包括：Benjamin Rowland, “The Problem of Hui Tsung.”Archives of the Chinese Art Society of America 5, pp. 5—22.；Osvald Sirén, Chinese Painting: Leading Masters and Principle ；谢稚柳《赵佶〈听琴图〉和他的真笔问题》，《文物参考资料》1957年第3期，20—21页；谢稚柳主编《宋徽宗赵佶全集》。邓白《赵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Betty Tseng Yu-ho Ecke, “Emperor Hui Tsung, the Artist: 1082—1136”；徐邦达《宋徽宗赵佶亲笔画与代笔画的考辨》，《故宫博物院院刊》1979年第1期，62—67、50页；James Cahill, An Index to Early Chinese Paintings ；李慧淑《宋代画风转变之契机：徽宗美术教育成功之实例》（上、下）。Peter C. Sturman, “Crane above Faifeng: The Auspicious Image at the Court of Huizong,”Ars Orientalis 20, 1990, pp. 33—68；陈葆真《宋徽宗绘画的美学特质：兼论其渊源和影响》，《文史哲学报》40卷6期，1993年，293—344页；薄松年《赵佶》，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年；Maggie Bickford, “Emperor Huizong and the Aesthetic of Agency,”Archives of Asian Art 53（2002—2003）: 71—104; “Emperor Huizong and the Aesthetic of Agency”; “Huizong’s Paintings: Art and the Art of Emperorship,”in Emperor Huizong and Late Northern Song China: The Politics of Culture and the Culture of Politics , pp. 453—513；余辉《画里江山犹胜：百年艺术家族之赵宋家族》。高居翰列出了多数被认定的绘画作品，以及他自己对于每件作品可信度的简要说明，James Cahill, An Index to Early Chinese Paintings 。另参见James Cahill, The Painter’s Practice: How Artists Lived and Worked in Traditional China ,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4, pp. 136—139【高居翰《画家生涯：传统中国画家的生活与工作》，杨贤宗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曾佑和在“Emperor Hui Tsung, the Artist: 1082—1136”中也提出了他鉴定的大部分绘画，其中多数都被列为存在疑点，但认为有几幅的可信度较高。余辉《画里江山犹胜》（129—163页）将徽宗作品分为两类：一类是徽宗本人所画，另一类他认为是徽宗让某位宫廷画家为他代笔。他将故宫博物院的《双禽图》列为代笔，但认为该馆所藏《莲塘乳鸭图》和上海博物馆的《柳鸭芦雁图》是真迹，但有些艺术史学家对此存有疑虑。毕嘉珍是目前为止在这方面最谨慎的学者，认为没有哪一幅具体作品可以确定为徽宗亲自“执笔”的作品，但粗略估计有六幅或更多幅绘画可能是真迹。Maggie Bickford, “Emperor Huizong and the Aesthetic of Agency,”Archives of Asian Art 53（2002—2003）, pp. 71—104; Maggie Bickford, “Emperor Huizong and the Aesthetic of Agency”; “Huizong’s Paintings: Art and the Art of Emperorship,”pp. 453—513.

［27］ 关于这幅画没有很多记载，但高居翰称它为“一幅重要的早期绘画作品”。James Cahill, An Index to Early Chinese Paintings , p. 102。

［28］ Wen C. Fong, “The Emperor as Artist and Patron,”in Mandate of Heaven: Emperors and Artists in China , edited by Richard Barnhart, Wen Fong, and Maxwell K. Hearn, Zurich: Museum Rietberg, 1996, p. 34.

［29］ Patricia Buckley Ebrey, Accumulating Culture: The Collections of Emperor Huizong , p. 262.

［30］ 《宣和画谱》卷十五，239页。

［31］ 《宣和画谱》卷十五，243页。Patricia Buckley Ebrey, Accumulating Culture: The Collections of Emperor Huizong , p. 292.

［32］ 参见谢稚柳编《宋徽宗赵佶全集》，23—26、46—53页。故宫博物院、辽宁省博物馆、上海博物馆《晋唐宋元书画国宝特集》，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2002年，377—387页；《故宫书画图录》第十五卷，台北：“故宫博物院”，1995年，365—368页。余辉《画里江山犹胜：百年艺术家族之赵宋家族》，134—136页。

［33］ 关于台北收藏的山水画，参见《千禧年宋代文物大展》，台北：“故宫博物院”，2000年，212页。

［34］ 《雪江归棹图》在多本著作中都有介绍（故宫博物院《李唐万壑松风图》，84—91页；薄松年《赵佶》，26—27页；谢稚柳《宋徽宗赵佶全集》，6—18页；傅熹年主编《中国美术全集·绘画编3》，图45），但除徐邦达（《宋徽宗赵佶亲笔画与代笔画的考辨》64页）认为这幅画是由一位宫廷画家所画，而高居翰认为它是一幅明代的作品，James Cahill, An Index to Early Chinese Paintings , p. 100。曾佑和认为这幅画反映了徽宗的风格，同时因很多画都以此为名而印象深刻，Betty Tseng Yu-ho Ecke, “Emperor Hui Tsung, the Artist: 1082—1136,”pp. 131, 109—113。关于这幅画，另参见Huiping Pang, “Strange Weather: Art, Politics, and Climate Change at the Court of Northern Song Emperor Huizong,”Journal of Song-Yuan Studies 39, 2009, pp. 1—41。有关王诜的绘画图例，参见傅熹年主编《中国美术全集·绘画编3》，68—71页。

［35］ 这篇跋文收录于《李唐万壑松风图》13页和张光宾编《中华五千年文物集刊·法书篇》第二卷，1984年，140—141页。

［36］ 《全宋诗》第26册，17076页。

［37］ 《蔡絛诗话》，2485—2486页。

［38］ 《全宋诗》第24册，15974—15981页。关于这些诗的更多讨论，参见第十章。

［39］ 《挥麈录·余话》卷一，271—273页。《玉海》卷二十八，叶16b—17a。《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百六十七，2729页说共有155首诗。

［40］ 序言收录于《彊村丛书》, 宋徽宗词序；英译文参见Betty Tseng Yu-ho Ecke, “Emperor Hui Tsung, the Artist: 1082—1136,”p. 38。

［41］ 《北狩行录》，8页。

［42］ Jack Chen, The Poetics of Sovereignty: On Emperor Taizong of the Tang Dynasty , p. 5. Harold Kahn(康无为), Monarchy in the Emperor’s Eyes: Image and Reality in the Ch’ien-lung Reign ,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1, p. 11.

［43］ Ronald C. Egan, “Huizong’s Palace Poems.”

［44］ 《全宋诗》第26册，17045页；英译文参见Ronald C. Egan, “Huizong’s Palace Poems,”p. 385，有改动。

［45］ 《全宋诗》第26册，17059页；英译文见Ronald C. Egan, “Huizong’s Palace Poems,”p. 391。

［46］ 《全宋词》，897页；英译文见Julie Landau, Beyond Spring Tz’u Poems of the Sung Dynasty ,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4, p. 154，略有改动。

［47］ 《蔡絛诗话》，2485—2486页。尽管蔡絛在这本书的开头对徽宗极尽溢美之词，但正如第四章提到的，这本书使他陷入了麻烦，因为书中也称赞了苏轼和黄庭坚的诗。

［48］ 《容斋随笔·四笔》卷二，636页（参见本章的引语）。

［49］ Jack. Chen “The Writing of Imperial Poetry in Medieval China.”Harvard Journey of Asiatic Studies 65, 2005, no. 1, p. 58; The Poetics of Sovereignty: On Emperor Taizong and the Tang Dynasty ,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pp. 161—190，对隋朝以来的君主诗进行了概述。

［50］ 关于南宋宫廷的诗与绘画，参见Richard Edwards, “The Landscape Art of Li T’ang.”Archives of the Chinese Art Society of America 12: 48—60, 1991；James Cahill, The Lyric Journey: Poetic Painting in China and Japan ,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6；Lee Hui-shu, Exquisite Moments: West Lake and Southern Song Art , New York: China Institute Gallery, 2001; Empress, Art, and Agency in Song Dynasty China,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2010.

展望伟业（1107—1120）

第九章 追求不朽

明堂古盛典，繇祖宗来暨神考，究论弗及成。

——徽宗感谢蔡京对修建明堂的贡献

早在登基之初，徽宗就逐渐认识到，发起一项工程并看到它一步步完成，是非常令人满足的事情。他喜欢看到所建宫殿的进展，喜欢与奉他委派负责研究工程的学者讨论，还喜欢对宫廷画家进行指导。徽宗在位第七八年时，已经对着手进行更宏大雄伟的工程胸有成竹，而此后的十几年中，他不断启动一些大工程。

本章将阐述徽宗发起的六项宏伟工程，其中两项是编纂书籍，一项是绘画，一项是收藏和整理目录的工作，还有两项是建筑工程。一方面，这些项目反映了徽宗在文化、宗教和艺术领域的广泛兴趣，而从另一方面看，它们也显示了徽宗独特的个人风格。尽管所有工程的目标都雄心勃勃，但它们在设计上却分别针对道士、儒家礼仪专家及艺术收藏家等不同观众。

新仪典

儒家礼仪经典中对君主行使的礼仪赋予了宇宙学的意义，例如《礼记·礼运》称：“礼者，君之大柄也，所以别嫌明微，傧鬼神，考制度，别仁义，所以治政安君也。” ［1］

然而，对于那些试图精心安排君主祭祖、祭天和祭神仪式的官员来说，这些礼仪经典并没有太大用处。因此，几百年来，政府中负责国家礼制的儒家礼仪专家准备了很多切实的礼仪指南。到了宋朝，此类文献已经卷帙浩繁，且相互间不乏矛盾之处。在有些事项上，不同经典在内容上的差异导致了不同的观点，另一些则让人们对更广义的礼仪心生疑问。有的礼仪行为被指责并未真正遵循古代传统，有些又被批评过于胶柱鼓瑟。知识分子对不同礼仪经典的态度，尤其是对《周礼》的观点，也会影响到儒家礼仪专家的立场。在新政时期，王安石赞同《周礼》，因为它在人们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堪称激进分子的典范，因此，援引《周礼》可以作为表态支持新政的一种方式。

徽宗登基之初，还没将这些礼仪问题仔细想明白，就不得不开始主持祭礼了。应以何种规格的礼仪来祭祀哲宗，又如何在太庙中供奉哲宗灵位，他在决定时可以倾听各种观点，但不能迟迟不做决策。尽管他花了颇长时间考虑郊祀祭坛合祭天地的正反意见，却无法对国家祀典受到的深远影响面面俱到。每当对某件事心存疑问时，徽宗总会去问，父皇当初是如何考虑的。

徽宗执政将近七年时，决意对整个国家的礼制进行改革。1107年正月初一，徽宗宣布设立议礼局。议礼局设七名官员，任务就是研究古代礼仪方面的文献，对宫廷礼仪制度提出改革意见，在合理的情况下，尽可能将礼仪恢复到更为崇古的形式。［2］徽宗之前的宋朝皇帝从未试过这一任务。宋朝建国之初，宫廷曾对唐代留下来的150卷《大唐开元礼》（今存世）稍作修订，然后以《开宝通礼》（今佚）之名颁布。［3］此后，礼制规范的修订时有发生，但完整的法典则从未制定过。

《大唐开元礼》规模宏大，内容丰富，也许正是因为这些特点，要想替代它恐怕是一项非常艰巨的任务。这部著作阐述了大约一百五十种不同礼仪的具体步骤，例如太学祭孔，祭祀雨神、雷神和风神，以及册立皇后的礼仪。针对每种礼仪，该书都为负责官员提供了具体指导，首先是要提前完成的事情：是否要事先节欲、筹备必要的用具、准备祭祀食品、选择行礼日期等。书中还明确说明，参加者在行礼之日应于何时到达，应当站在什么位置，并提供了祈祷的文字。在描述完礼仪本身的步骤后，《大唐开元礼》还说明如何使相关人员及物品都回归原处。徽宗的大臣就是以这部礼制巨著作为编纂新礼制规范起点的。

议礼局开始这个项目时，徽宗承诺亲自审阅他们呈递的每项建议。为了说明自己希望看到的是哪种典籍，徽宗派人给议礼局送去御撰的十卷冠礼著作（冠礼是男性的一种成年礼），并让他们用作范本。［4］这部著作最终于1113年完成，几乎完整保存了下来（二百二十卷中有两百卷存世），其中前二十四卷提供了与许多礼仪有关的说明，如安排奏乐、公告格式、礼服和卤簿，以及在各种仪式上列席的官员名单。内容最多的一部分（第25—135卷）是关于吉礼的，包括皇帝本人或别人代表他在郊祀祭坛、太庙、景灵宫和皇陵举行的祭祀，还有针对五方帝、四方众神和日月神等规模较小的祭祀。此外，书中还指导地方官如何祈雨或祭孔，在自己家里或祖祠中祭祀祖先的礼仪。第136—156卷是宾礼方面的，包括新年和冬至的集会，其他小规模集会，以及如何接见外国使节。只有八卷内容是关于军礼的（第156—164卷），包括如何接受君王投降、派遣军队、宣布胜利和狩猎。接着是嘉礼（第165—206卷），包括如何庆祝皇帝诞辰和季节盛会，以及不同品衔（从皇帝到皇储，再到王爷和公主、宗室，最后到普通人）的婚礼和冠礼。最后十四卷关于凶礼，内容包括发布从帝王到普通人的讣告、慰问家属、准备沐浴和穿戴吊服等事宜。

《政和五礼新仪》的正文开始，是徽宗御制冠礼“指挥”，以及前言，是徽宗和编纂局官员之间的书信往来，这些资料有助于我们想象当时编纂这部巨著时的很多考虑。徽宗在项目完成的御制序文中称，自己正在实施一项父皇一直希望进行的项目。神宗意识到礼仪对于秩序的价值，渴望取得堪与三代媲美的成就，因此让官员们对郊祭的仪式和服饰进行辩论，不过，他们的讨论没有集结成书。徽宗非常迫切地要继承先父遗志，因此才设立了议礼局。［5］

《政和五礼新仪》的前言中，有徽宗与议礼局之间的一长串问答，《宋会要辑稿》也记录了他们之间一些别的对话。徽宗在早期的一份诏书（1108年八月）中承认，随着时间的推移，礼仪也会产生变化，但他提醒，一些积渐所至的行为并非深植于那些需要保存的古代原则。接着，徽宗又对官员们提交资料中的两个基本要素表示反对。首先，官员们将冠礼放在了前面，但徽宗认为这既不合乎经典，也有悖于隋唐时期的做法。五礼指吉礼、宾礼、军礼、嘉礼和凶礼。吉礼始于对天和神的祭祀，不是从冠礼开始，将冠礼归入吉礼是最近才有的做法，偏离了古代君主礼仪的等级观念，因为祭神的等级应当比祭人的等级高。徽宗还提出了一个更为特殊的观点：他反对将冠仪置于婚仪之前，因为冠礼是使一个人“完整”的成人礼仪，而婚礼则使两个人联结在一起，而“婚仪于冠仪前”。尽管《仪礼》将冠礼列在婚礼之前，但徽宗怀疑这样的顺序是由于学者的错误理论，而非来自古代君主的真实传授。［6］

议礼局的局官没有在这些事情上与徽宗争论，而是全盘接受了他的观点。他们将婚礼和冠礼都纳为嘉礼，并将婚仪列于冠仪之前。在徽宗时期，冠仪在士大夫阶层和皇室都不太普遍。［7］大部分宗室都结婚较早，也许正是基于此，徽宗才认为不能要求人们结婚前就完成成人礼。1114年，徽宗的长子行冠礼，这样的仪式在宋代皇宫中还是首次举行。［8］

1110年，议礼局准备完成这部礼仪法典的初稿时，向徽宗呈递了各种事项的报告，徽宗对他们的分析做出批复，并大都提出了自己的方案。议礼局提出的议题涉及各个方面：基于徽宗手指长度的度量尺是否可以作为标准的度量衡，用于音乐以外的领域？是否应当具体规定州县官员在主持仪式时的着装，并为之颁发相应的图样？为了更符合《周礼》的规定，不太重要的仪式是否应当取消献绢？国子监的孔子塑像应当描绘什么样的服饰？是否应当把孔子七十二弟子的名字都列出来？如果是的话，他们的称号是什么？在不同的祭祀中应使用何种祭器，为数多少？哪些神祇的牌位使用涂金的木头，哪些使用朱漆木头？五礼的排列顺序应当按照《周礼》将凶礼排在第二位，还是按照《开元礼》和《开宝礼》放在最后一位？地方官员在主持仪式前是否应当禁欲？［9］

徽宗自己有时也会发起讨论。有件事引起了他强烈关注，那就是佛教礼仪混入了国家祀典中。1110年八月初三，针对七月十五日（这一天是佛教的盂兰盆节和道教的中元节）的宗教仪式，以及佛教法事进入供奉先帝塑像的景灵宫，徽宗提出：

士庶每岁中元节折竹为楼，纸作偶人，如僧居侧，号曰盂兰盆，释子曰“荐度亡者解脱地狱，往生天界，以供孝德”。行之于世俗可矣，景灵宫为祖考灵游所在，不应俯狥流俗，曲信不根，而设此物。纵复释教藏典具载此事，在先儒典籍，有何据执？并是月于帝后神御坐上铺陈麻株、练叶，以藉瓜花不委逐项，可与不可施之宗庙？

又诏：佛乃西土得道之士，自汉明帝（57—75年在位）感梦之后，像教流于中国，以世之九卿视之。见今景灵两宫帝后忌辰，释教设水陆斋会，前陈帷幄，揭榜曰帝号浴室，僧徒召请曰：“不违佛勅，来降道场。”以祖宗在天之灵，遽从佛勅之呼召，不亦渎侮之甚乎？况佛可以称呼勅旨，有何典常？

又诏：犬之为物，在道教中，谓之厌兽。人且弗食，而岁时祭祀，备于礼科，登于鼎俎，于典礼经据，如何该载？［10］

对徽宗的这些疑问，仪礼局做了长篇的答复。首先，仪礼局官员想向他解释盂兰盆在梵语中的含义，并讲了目连从饿鬼手中解救母亲的故事。［11］仪礼局官员认为，尽管盂兰盆节作为民俗可以接受，但并不适合景灵东宫和景灵西宫这样的庄严场合。对于僧人举行水陆斋会并使用皇帝专用的语言颁布法令，仪礼局官员斥之为失礼。他们援引1106 年的一份诏书，其中使用了《金箓斋仪》中的道教仪式语言，认为这暗示在中元节这一天应当举行道教仪式。至于将狗肉作为太庙祭品，仪礼局官员建议终止这种做法，因为在祭奠死者时，历来的原则都是事死如生，而人们通常是不吃狗肉的。如此一来，他们就能将古代经典中把狗肉列为五种祭祀肉品之一的事情略去不提。徽宗在一两天内就做出回复，他认为第一和第三点应当取消，第二点还需再议。［12］

仪礼局官员抽象地讨论这些事的同时，也正在筹备1110年十月册封郑皇后的礼仪程序。准备的文件中包括四册应当遵循的程序，一册是关于演奏音乐，两册是着装的服饰图样。［13］

1110年，《大观礼》初步颁布实施，但议礼局仍在考虑礼仪的问题。随后几年，很多问题都与普通百姓的生活有关：亲耕、亲蚕、敬老和祭祀土地神的地方仪式，都有很长的篇幅进行讨论。［14］

在徽宗与仪礼局的讨论中，所引材料可能大部分出自儒家文献，尤其是儒家的经典。徽宗在与别人争论时总是依据隋唐的实践积累，或全盘接受《开元礼》中的礼仪，这部书也不例外。［15］麦大维（David McMullen）指出，《开元礼》完全是一部儒家著作，里面没有提到唐代宫廷施用的佛教或道教礼仪。［16］相比之下，《政和五礼新仪》包含的很多元素可以认为是当时的道教的，有两章内容是专门用于祭祀九成宫内九鼎的仪式，还各有一章是专门关于太一宫和阳德殿的行礼。［17］在很多情况下，不仅要向天、地、皇家祖庙和社稷陵宣布公告，还要在宫观里宣布，例如册封新皇后就要在以下宫观中宣布：中太乙宫、祈神观、醴泉观、上清储祥宫、阳德观与九成宫。［18］正如我们可能会预料的那样，其中没有提到要参拜佛教寺庙。《新仪》卷八解释了如何在道观中行使这些宣布仪式，对每个盛食物的碟子，以及行礼仪式主持人的所有活动，都有具体规定。［19］

在《政和五礼新仪》的开头几章中就有对道教仪式的具体规定，包括一些基本的礼仪要求，如牌位、祭器、音乐、车辆、卤薄。第四章有一部分内容是关于“青词”，即道教祷文的。它规定宫观应当使用青词纸，长一尺一寸，宽一寸，“贯以红丝，绦以红锦”。［20］这一章还规定了使用的绢制品颜色，并列出涉及的几座宫观，包括景灵宫（苍）、上清储祥宫和储庆宫（均为青）、醴泉观（赤）、九成宫（黄）、佑神观（五方）、中太一观（每个季节的颜色不同）。第五章是关于祭器的，规定在宫观中祭祀时应使用哪些器具，里面应盛装何种素食，大米、小米、桃干、柿干，以及竹笋和葱等。［21］

尽管《新仪》中存在诸如此类的道教元素，但它的重点还是国家祀典，尤其是官员们准备担任角色的这些仪式。尽管宫廷是某些宫观的庇护人，但书中并不包括道士在各自宫观中举行的仪式。在盂兰盆节这件事上，徽宗以国家祀典为由，希望从祭拜皇室祖先的仪式中剔除佛教因素，与此同时，他还希望在国教中认可道教的地位。

1113年，《政和五礼新仪》（因1111年开始使用的年号政和而改名）正式颁布，随后，徽宗有很多机会将其中的规定付诸实践，例如，当子女成人时，他就可以在他们的冠礼和婚礼上行使新的礼仪。

与《开元礼》相比，《新仪》中包含很多礼仪，可供普通百姓在婚礼、葬礼和祭祖活动中应用。为了使更多人了解这些仪式，徽宗批准将简写版的《新仪》刊行推广。［22］

宫廷礼仪往往具有政治的一面。大臣们既可以通过建议修改礼仪程序来促进自己的仕途发展，也可以批评对手在礼仪方面的问题去打压他们。一位学者曾提出，蔡京利用国家祀典来提高徽宗的权威，而他自己也正是以此加强了权力。［23］关于这一点，有必要指出的是，在编纂《新仪》期间，蔡京基本上赋闲在家，因此，徽宗似乎才是推动礼仪法典修订工作的主要力量。大臣们还有一种政治手段，就是利用宫廷礼仪来使皇帝忙于这些活动。周绍明（Joseph McDermott）认为，“作为皇室政治的中心人物，皇帝要遵循大臣撰写的法规，履行对天、帝国和家庭的天子职责。皇帝被分派承担大量的礼仪职责，在准备这些礼仪时要提前进行斋戒和静修，以及相关的演练，所有活动合在一起，足以使皇帝成为忙于礼仪事务的国家元首，而非实施行政管理的皇帝”。［24］然而，也不是所有皇帝都对大臣制定的这些礼仪束手无策，他们在政治上越是灵活，就越能利用这些礼仪来实现自己的目标。因此，像徽宗这样一位希望拥有更为富丽堂皇、雄伟壮观、精彩缤纷的宫廷生活的皇帝，就可以利用宗教仪式来避开儒家经典中倡导的节俭。

新道藏

礼仪法典的编纂工作几近完成时，徽宗又开始了一个更加艰巨的工程：编纂一部新道藏。道藏编纂是一个具有重大影响的工程，不仅要收集所有需要保存的文本，还要按照一定的顺序来整理。收入道藏的经文比遗漏在外的经文更有可能保存下来，因此道藏的形成将影响到道教在此后几个世纪的发展方向。

第一部真正的道藏是在唐玄宗的主持下编集的，共收录3477卷道经。但由于9世纪和10世纪的战乱，大部分道经被毁坏或散佚，在宋朝早期，真宗开始重修一部新的道藏。这部道藏于1017年完成，共收录4350卷道经。与几十年前编集的一部佛藏不同，宋真宗没有将这部巨著付梓，而是命人誊抄，发给一些重要的道教宫观。［25］

徽宗于1113年年底启动了这项工程。他亲自写了一份手诏，号召大家搜集道教的经典文本。徽宗在诏书中的开头写道，尽管老子曾说道不可言传，但道教的经典传统还是具有很高的价值，需要保存下来：

道不可言传，可言者道之绪。然道妙无形，深不可测，非言不显，故道载于言，妙理存焉。古之圣人，因言以见道，因道以立教，而万世永赖。道之不兴久矣，朕方体而行之，神而明之，施于有政，虽其书具在，或失其传。使太元空洞之书，玉简琼笈之文，残阙逸坠于幽隐，搜访所不及，甚失尊道立教之意。［26］宜令天下应道教仙经，不以多寡，许官吏道俗士庶缴申所属，附急递投进。仍委临司郡守广行搜访，敢有沮抑，不为施行，以违制论，会赦降不原。如裒集无遗，及收藏之家能以缴进、委是仙经道教，当与推赏，仍自具有无缴进过数，申尚书省。［27］

新道藏完成后被命名为《政和万寿藏经》，共收录5387卷。印版在福州（福建路）雕刻，然后运到京城，开始印刷。［28］徽宗时编纂的道藏所收道经比真宗时多了五分之一，因此，其中必定增加了许多旧版道藏未收的经书。

参与编纂道藏的道士来自道教的多个流派，他们通常要从很远的地方赶到京城。其中有一位道士徐知常，曾在徽宗朝担任宫廷中的道教职务，精通道家与儒家的经典，并善于写文章。另有一位道士李得柔，学识渊博，还是出色的画家。参与这项编纂工程的第三位道士李元道，在13世纪的传奇中有所描述。据说李元道曾被任命为多个官职，参加了宫廷举行的道教仪式，并时常被召入宫中与徽宗探讨道教，徽宗还赏赐他很多礼物。［29］参与编纂道藏最有趣的一位道士或许是元妙宗，他用了三十年的时间游历四方名山，寻访道教大师，跟他们学修行。元妙宗对用神符治病特别感兴趣，撰有《太上助国救民总真秘要》十卷。这本书被认为是天心摄道法的基本经文。在1116年撰写的自序中，元妙宗赞颂了徽宗收集道经的做法，同时也提到自己参与了这项编纂工程，并提供了制作道符治病秘方的研究成果。［30］

徽宗朝编纂的道藏是首部雕版印刷的道藏，对保存道教经典，尤其是北宋时期的道教经籍起到了重要作用。明朝初年重修道藏时，徽宗朝编集的道藏版本仍在使用，因此，其中道经得以全部收入，并流传至今。

祥瑞的图像记录

除了委派儒家的礼仪学者和道士从事上述的典籍编纂外，徽宗还调集宫廷画家们开展了另外一项工程，即令他们用绘画记录他执政期间发生的祥瑞事件。［31］当时已经有了很多文字记录这些祥瑞，包括奏报与贺表，不过，有些视觉上的元素很难用语言完全捕捉到。

最初，徽宗似乎只是偶尔让人画出祥瑞图像。［32］但在统治了十年后，他开始尝试更加系统地这样做。《宋史》记载，白时中曾经负责礼仪，受命编辑整理报告祥瑞的奏疏，“有非文字所能尽者，图绘以进”。这项工作的成果被命名为《政和瑞应记》。邓椿在1167年所著的《画继》中提到，徽宗画了很多被视为吉兆的异象，如赤乌、芝草、甘露、白色禽兽、骈竹、鹦鹉和万岁之石等。他说这类画作有数千卷，每卷十五张，并暗示所有的画都是徽宗亲自画的，“实亦冠绝古今之美也”。邓椿所提到的这些画册名为《宣和睿览册》（宣和指殿名或年号）。［33］一个世纪后，王应麟提到其中一卷有十五种祥瑞图，每幅图都有徽宗御制的序和一首诗。比王应麟晚几十年的汤垕称，绘画共有数百卷，每卷三十幅图，并推断其中很多作品必定出自宫廷画家之手。［34］这些说法是否可能是真的呢？也许是在完成一套绘画后，又陆续出现了新的祥瑞，徽宗便决定继续画新的作品。

现存的三幅绘画显然来自徽宗朝这些记录祥瑞现象的工程。据称，这三幅作品均为徽宗本人所作：《五色鹦鹉图》、《祥龙石图》和《瑞鹤图》（彩图十 、十一 、十二 ）。［35］这几张小横幅的尺寸（也许原始作品的尺寸略大）高51—54厘米，长125—138厘米。画面上均有一段文字描述画中所绘现象，有一首诗和一幅图，顺序不尽相同。有两幅画的跋文仍清晰可见，我们可读到，徽宗自称不仅题了诗，上面的绘画和书法也是出自他本人。

在徽宗时期，鹤的出现经常被作为祥瑞庆祝，因此，画中所绘出现在一座宫门上方屋檐附近的鹤群，也与别的征兆相吻合。对于何为祥瑞，另两幅绘画提供了更广泛的诠释。从徽宗在《五色鹦鹉图》上的题字可以看出，鹦鹉是一种宫廷宠物，它的受宠至少部分得益于其会说话的能力：

五色鹦鹉，来自岭表，养之禁御。驯服可爱，飞鸣自适，往来于苑囿间。方中春繁杏遍开，翔翥其上，雅诧容与，自有一种态度，纵目观之，宛胜图画，因赋是诗焉：

天产乾皋此异禽。遐陬来贡九重深。

体全五色非凡质。惠吐多言更好音。

飞翥似怜毛羽贵。徘徊如饱稻粱心。

缃膺绀趾诚端雅。为赋新篇步武吟。［36］

在《五色鹦鹉图》中，一只色彩斑斓的鹦鹉侧身栖于鲜花盛开的树枝上，背景是大片的空白画布。这幅画显示了非常高超的绘画技法，被认为是宋代宫廷花鸟画的代表作。画中鹦鹉的特征在仔细观察后细致地描绘了出来，喙上的尖缘以精致的工笔线条画出，眼睛使用了生漆点睛的技法，羽毛的层次感通过半透明的红、黄、青渲染来表现。爪子上的纹路以工笔勾勒，然后上色。这只鹦鹉栖息在两枝主干之一，每个枝干又延伸出更多的小树枝，上面有很多盛开的花朵和花苞，但是没有树叶。向四处伸出的小树枝，为这幅画增添了丰满感。也许这幅画中细致观察的风格与它的用途有关，因为这样能使祥瑞看起来更加逼真，有真实感。［37］

《祥龙石图》画的是一块有几个洞的奇石，背景是空白画布。唯一能对石头的尺寸提供参照的是石头上长出的一株植物，表明石头至少有数尺高。画家运用阴影来表现日光照在凹凸不平的石头表面的效果。石头是静止的，画家很可能是坐在石头边上，描绘出自己观察到的画面。石头上还刻有“祥龙”二字。画上的题字描述了石头的位置，但没有具体说明它为什么被认为是祥瑞：

祥龙石者，立于环碧池之南，芳洲桥之西，相对则胜瀛也。其势腾涌若虬龙，出为瑞应之状，奇容巧态，莫能具绝妙而言之也。乃亲绘缣素，聊以四韵纪之。

彼美蜿蜒势若龙，挺然为瑞独称雄。

云凝好色来相借，水润清辉更不同。

常带瞑烟疑振鬣，每乘宵雨恐凌空。

故凭彩笔亲模写，融结功深未易穷。［38］

第三幅画是《瑞鹤图》，画面描绘了十八只鹤在宫殿大门上方飞翔，屋檐装饰物上还栖息着两只。彩云在大门上方缭绕，云上的天空呈碧青色，这在中国画中并不多见。瓦的线条与屋檐支架是用界尺画的，这是建筑画的一种标准技法。鹤的体积不大，却刻画入微，全部精致地画出了鹤的头部、脖子与尾巴上黑红相间的羽毛。鹤的头部画的都是侧影，但翔鹤的翅膀是从俯视的角度画的。鹤的飞翔方向各不相同，表明它们正在绕屋檐盘旋。整个画面栩栩如生，同时给人一种非常雅致的印象。整个鹤群以二维图案的形式均衡地分布在空中，相互之间没有任何遮拦，很像在织品或漆器上看到的图案。

《瑞鹤图》的题字引导我们将这幅画视为对一件奇事的图像记录，数以千计的京城人士亲眼目睹了这件事：

政和壬辰上元之次夕，忽有祥云拂郁，低映端门，众皆仰而视之。倏有群鹤飞鸣于空中，仍有二鹤对止于鸱尾之端，颇甚闲适，余皆翱翔，如应奏节。往来都民无不稽首瞻望，叹异久之。经时不散，迤俪归飞西北隅散。感兹祥瑞，故作诗以纪其实。

清晓觚稜拂彩霓，仙禽告瑞忽来仪。

飘飘元是三山侣，两两还呈千岁姿。

似拟碧鸾栖宝阁，岂同赤雁集天池。

徘徊嘹唳当丹阙，故使憧憧庶俗知。［39］

在这首诗中，徽宗暗示鹤群可以与古代经典中提到的闻乐起舞的祥鸾（凤凰）和汉武帝出海时捕获的赤雁媲美。徽宗还强调了鹤与长生不老之间的关联，将它们与蓬莱仙山联系在一起，并指出其寿命能够长达千年。石慢（Peter Sturman）认为，图中描绘鹤群和建筑物的细致画法，使得这一祥瑞事件看起来更加真实。但毕嘉珍（Maggie Bickford）的观点略有不同，她认为这几幅画所绘都是实物，目的是显得更加灵验。［40］

由于仅有三幅作品存世，这些图像也许看起来不像是特别宏伟的工程。但若真如邓椿和汤垕所言，有几千幅这样的作品，那么它仍表明徽宗没有被浩大工程的挑战吓退。作为一个宫廷的艺术工程，这些祥瑞的图像似乎是创作完就被搁置一边。没有笔记记录徽宗曾将这些画赐给客人，或者供群臣欣赏，哪怕是作品中的一小部分。人们可以想象，这些作品有助于加强宋代皇室及当朝皇帝的合法性，但如果根本没有多少人真正见过，也就无法通过这些图像来实现这一功能了，也许人们只要知道这些图像被制作出来就够了。或许，它们的真正观众就是徽宗，他当然能看到自己画的作品，不仅如此，还能看到别的画家为他作的画。［41］

收藏文化珍品

徽宗收藏的古玩、书画及整理的目录当然也能被称为“不朽”。在徽宗之前的统治者也收集各种各样的珍宝，但徽宗作为收藏家所怀有的抱负则是前所未有的，他不仅收集了大量包罗万象的最新书籍、绘画、书法和古代器物，还命人编纂了详细的目录。［42］徽宗知道，有文化价值的精美藏品能够为他的宫廷增光添彩。但他在收藏时必须非常谨慎，因为11世纪的艺术批评和鉴赏水平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他若是希望收藏品为自己赢得威望，就必须符合最先进的标准。

宋朝的开国之君最初是通过抢夺战败国的收藏品来开始宫廷收藏的，但在11世纪，最活跃的是私人收藏家。知识渊博的收藏家不仅搜集书籍，还有书画、铭文拓片、古器和玉器，甚至包括砚台。他们通过制定判断艺术品价值和鉴别真伪，不断地完善鉴赏标准。在自己的收藏上，徽宗借鉴了这些私人收藏家的成就，但将其提升到更具皇家风格的新水准。他愿意用皇室的资源使他的宫廷收藏更加出类拔萃。

徽宗并不仅仅是大量收集，他还为这些藏品编了目录。他调动一切资源，即在政府文官机构中任职的受过良好教育的官员，来编制这些信息量巨大的目录。1117年，徽宗决定为秘书省收藏的书籍编纂目录，这可是七十五年以来头一遭。这份目录没有留存至今，但工作完成后，它收录的书籍要比旧版目录多出三分之一，共73877卷。古器、书法、绘画的目录也保存了下来，每部目录中都列出精选的收藏品。《博古图》是记录古器的目录，有三十卷，共收录840件物品，每件古物都有一幅摹绘图。注释中还写了尺寸、铭文的拓片和钞本，并讨论了它的年代、分类，以及装饰和用途。这些物品总共被分为五十九个类别，包括祭祀典礼中使用的鼎、酒杯和汤盘等祭器，音钟等乐器，还有镜子等。大部分祭器都有铭文，不仅使得它们更有趣味，而且也许正是它们被选入博古图的原因（见图9.1）。

《宣和书谱》共收录了二百四十七名艺术家的一千二百二十件作品。每位书法家都附有一篇小传，收藏作品按名称排列。在宋朝以前的书法家中，《宣和书谱》收录的大多是被宋朝收藏家热捧的书法家，如王羲之和王献之，另外还有很多唐代之前的书法家，这部分藏品包括六十七位艺术家的一百一十二幅作品。将近半数的藏品来自唐代，涵盖了一百二十二位唐代艺术家。唐代书法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怀素，有一百零一幅作品，然后是欧阳询，四十幅作品，颜真卿二十八幅，唐玄宗二十五幅，张旭二十四幅。从字体上看，这份目录非常偏爱草书和行书（半草），这两种字体的作品都超过三分之一。相比之下，篆书和隶书在收录作品中只占很少一部分。［43］从这份目录中可以看出，徽宗在补充宋代皇家书法藏品方面取得了巨大进展。很多在11世纪末曾由私人收藏的作品都已经转为皇家藏品。

《宣和画谱》是一部类似的精选目录，也列出艺术家的传记及其作品名称，但它收录的作品数量有《宣和书谱》的五倍之多。《宣和画谱》共列出了6397幅作品，每幅画都注明了作者。这些画家根据各自擅长的绘画被依次分为道释、人物、宫室、番族、龙鱼、山水、畜兽、花鸟、墨竹、蔬菜十类。《画谱》收录了很多五代与宋代的画家，尤其是那些擅长花鸟、宗教和山水画的画家。其中十四位画家在《画谱》中收录了百余幅作品。《画谱》中的艺术家有些是宋代的宫廷画家，如黄居寀和吴元瑜，也有一些作品出自从未在宫廷任职过的艺术家之手，因此，宫廷是通过赠送或购买获得了他们的作品。这类大师中包括山水画家范宽和李成，以及文人画家李公麟。

图9.1　《博古图》中的记录。描绘一件商代酒器“盅”时提供了尺寸（一尺三分），并记录了上面的铭文为“孙”，同时还指出，此铭文有些特别，可能反映出早期书法更注重形似。记录中还识别出上面的图案为动物（饕餮）、蛇、龙和山的花纹，并与刻有类似装饰纹的一件器具做了比较。（《博古图》，1528年编，卷十五，叶36a–b）

徽宗是如何获得这些藏品的呢？有些是大臣送给他的礼物，很可能期待获得政治或钱财上的回报。根据米芾的墓志铭记载，他被任命为图画院的老师后，从自己收藏的书画中精选了一部分献给徽宗，徽宗则赏赐他丰厚的黄金，以鼓励别人也献上藏品。当然，米芾的藏品并非全部献给了徽宗，但显然少说也有十几幅。徽宗的姑父王诜旧藏的作品也进入了皇家的收藏库，例如，王诜曾经藏有孙过庭的《书谱》和颜真卿的两幅书法作品，但这三件藏品也都被收录于《宣和书谱》。［44］另外一位将收藏品献给徽宗的是著名古玩藏家刘敞的儿子刘奉世。至于古代器物，地方官通常会将辖区内出土的器物运往宫廷，尤其是那些看起来特别精致或有历史意义的物品。此外，徽宗还会派特使到各地为他搜寻精品。据史料记载，徽宗登基不久后，就将宦官童贯派到南方搜求艺术品。在徽宗统治的后期，还派一些宦官到洛阳，准备花巨资收购古画。［45］

徽宗的礼制改革间接鼓励了古器的收集。1108年十一月，徽宗批准当时在议礼局任职的薛昂的请求，“欲乞下州县，委守令访问士大夫或民间有蓄藏古礼器者，遣人即其家图其形制，送议礼局”。在很多时候，送来的是这些器具，而不是它的图形。1113年七月，徽宗宣称已经找到了五百多件。［46］

这些艺术品到达宫廷后，徽宗就会立刻派一些有才能的饱学之士开始工作。有三位大臣在徽宗即位第一年（1100）中进士，奉派从事有关收藏品的项目：刘昺、黄伯思和翟汝文。此外还有人参与过这一项目，包括米芾、董逌等学者。宦官梁师成也曾被委派负责管理此项目。据《宋史·刘昺传》，每有古器送到宫廷，徽宗就会召刘昺入殿鉴定。［47］董逌和黄伯思在秘书省任职时都负责撰写古器和书画的注释，据说黄伯思以博学闻名，徽宗下诏要他教自己古代典章和文物的知识。古代文物一被送来，黄伯思就会带领大家鉴别真伪。［48］翟汝文被任命到议礼局任职后，徽宗曾召见过他。徽宗事后对蔡京说，翟汝文关于古代物品的知识非常渊博，因此将他调到秘书省。翟汝文对书籍、绘画、书法和文物都很感兴趣，他收集拓片和古画，自己也擅长好几种艺术：书法、绘画，甚至还有雕刻，有时候，他要是认为寺庙中的塑像质量太差，就会亲自重作。［49］

徽宗收集的每件书画作品对鉴赏而言都是一个挑战。参与徽宗收藏品整理的官员必须判断作品的真伪，确定其日期，并对质量做出评估。具体到编目工作，他们还必须编写上述问题的注释。这些注释常常会受到苏轼关于诗书画之联系的观点影响［50］ ——尽管徽宗对元祐党人颁布禁令，取缔了苏轼的全部著作，但他并非苏轼倡导过的就反对。对徽宗来说，关于诗与画的观点，是在他青年时期开始所有热爱艺术的文化领袖的共同财富，这些人包括王诜、米芾、赵令穰、李公麟和蔡京，没必要因为苏轼写过相关的文章就全盘否定。

与此同时，为徽宗编写目录的官员也将关注点投向与皇帝关系密切的群体所创作的伟大艺术作品。徽宗的画谱和书谱描绘了一个文化王国，宫廷在这个王国起到了领导作用，但它同时也完全认可其他臣民的非凡天赋。虽然文人在这些臣民中出类拔萃，但僧人道士、皇室宗亲、宫廷画家甚至宦官也占有一席之地。蔡京作为书法家所得到的赞誉将在第十章进行介绍。同样被誉为书法家的还有王安石、蔡卞和刘正夫（1110—1117年任徽宗的宰辅）。［51］

编目者之所以采用文人画至上的理论，或许是因为如此一来他们就可以大力宣扬宗室的艺术成就。事实上，在墨竹和小景画卷中介绍的十二位画家中，有五位都是徽宗的亲戚：一位是王公（神宗的兄弟），一位是王公的夫人，两位是皇室宗亲，还有一位是驸马。［52］对文人画最完整的阐述之一是对宗室赵令庇的介绍。作者对比了普通画家在作品的繁复画法与卓越的文人画家技法，“奇画者务为疏放，而意尝有余，愈略愈精，此正相背驰耳”。［53］

比《宣和画谱》收录这么多宗室画家更让人意外的是，里面还纳入了九位宦官，包括宦官总管童贯。徽宗从小在宦官中长大，或许还从宫中宦官那里学到了一些绘画和鉴赏方面的知识，因此不像大多数文人那样厌恶他们。与皇室宗亲一样，有些宦官画家也被认为是业余水平，但有少数看起来接近专业水平，例如在修建和装饰保和殿时负责管理画师的贾祥。贾祥本人就是一位大师级画家（据说他画的水龙非常逼真，让人们看了起鸡皮疙瘩），显然会是一位非常胜任的画家监管者。［54］

徽宗在《宣和画谱》与《宣和书谱》中略去了哪些人呢？《宣和画谱》中没有引人注目的遗漏，但《宣和书谱》里显然没有收录苏轼和黄庭坚的作品。这两位都是那个时代著名的书法家，甚至在他们去世一二十年后名气依然很大。如果徽宗希望将苏轼收录在书谱中，应当很容易就能找到他的几份奏疏，交给保和殿或秘书省。但是他不想这样做。苏轼和黄庭坚都已经去世十多年，徽宗仍然为他们在士大夫阶层的名气感到恼火，因此，他宁愿冒着名声受损的风险，选择别人，而断然将二人的名字排除在《宣和书谱》之外。徽宗在这方面过于极端了，他为自己设定了一个不可能达到的目标。不过，他的雄心仍然值得人们留意。

明堂

徽宗喜欢建筑，像学校、寺观、官邸、住宅和城楼等，他都派人去修建。在所有建筑中，最当之无愧地被冠以“不朽”称号的或许就是明堂了，不是因为它的规模最大，而是因为人们认为它完全体现了“古风”。历史文献曾以惊叹的语言描述了明堂的建筑奇迹和宇宙学上的意义。据说它的顶是圆形的，象征天，底层为方形，象征大地。写于2世纪的《白虎通》总结了明堂的传说：“天子立明堂者，所以通神灵，感天地，正四时，出教化，宗有德，重有道，显有能，褒有行者也。” ［55］几个世纪以来，儒家的礼仪专家一直想解决各种史料中关于明堂的矛盾说法，并试图确定哪种说法最古老或最可信。［56］宋初的聂崇义在《三礼图集注》中支持明堂有五个房间的方案，一间位于中心，其他位于四角；但他还在书中附上了另外一张有九个房间的平面图，他认为后者是秦朝的变体（参见图9.2）。陈祥道（1053—1093）在150卷《礼书》中提供了一份更加复杂的图纸，上面不仅有五个房间，还有太庙、侧房、窗户和门。图中的九间房以九宫格的形式排列（图9.3）。［57］

图9.2　聂崇义《三礼图集注》中提供的五间房明堂和九间房明堂的平面图（《三礼图集注》4.2a，24a）

图9.3　陈祥道《礼书》中提供的明堂平面图（《礼书》89.1b）

或许正是因为很难决定明堂的面貌究竟是什么样子，真正建造的明堂才不多。史料中记载最完整的明堂有两座：一座是1世纪时王莽在宣告建立新朝之前几年修建的，另一座是7世纪末武则天宣布自立为帝之后修建的，这两件事都堪称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篡权，明堂和它们的联系未免使人产生一些犹疑。［58］上述两座明堂都规模宏大。王莽的明堂已经被考古学家挖掘了出来，它是正方形的，每边长约四十二米，面向正南。建筑共有三层，最顶层是一个圆形房间，中间层看起来有九个房间，底层可能有十二个房间。武则天的明堂规模更大，每边长三百尺，高二百九十四尺。最下层象征着四个季节，每个建筑分别朝向一个方向，并以与五行相对应的颜色进行装饰。中间被分为十二个区域。顶层是圆形的，屋顶以木为瓦，然后刷上漆。顶部还立起一只高十尺的镀金铁凤凰，但在大风将铁凤凰毁坏后，替换为一群龙捧着一个巨大的“火球”。武则天修建的明堂在玄宗时期还继续使用，《大唐开元礼》中详细列出了明堂行使的礼仪。它规定，除祭拜皇室祖先外，还要祭祀郊祭中供奉的所有神灵。［59］

徽宗之前的宋朝皇帝都没有修建过明堂，但仁宗和英宗都在大庆殿中划出了五个房间，用来行使明堂的礼仪。仁宗朝有些官员认为，明堂的礼仪只应用来祭祀天上最高级的神灵（即昊天上帝），以及当朝皇帝的父亲。但仁宗希望明堂的祭礼与郊祭一样全面，祭祀的神灵包括天、地、日、月、河、海诸神，以及五帝。同时，他还希望在此前三位宋朝皇帝也在明堂享受祭礼。［60］刘子健认为，作为一个希望实施集权的君主，仁宗的这种立场倒也可以理解，因为他希望在同一个屋檐下控制所有的神灵。［61］尽管神宗在集权方面并不比仁宗逊色，但他还是强烈主张将明堂的祭礼限制于祭天和祭祀自己的父亲，后来徽宗出于孝道也遵循了这一做法。

向徽宗提出修建明堂的是蔡京。1105年，他建议徽宗考虑姚舜仁的计划，这位官员已经花了二十年时间来思考修建明堂的事情。徽宗的反应很积极，他告诉蔡京，神宗一直想修建明堂，还提到宫中应该能找到当时绘制的一份图纸，不过很多细节问题仍然没有解决。蔡京回复说，姚舜仁已经绘制了两份方案的图纸，一个方案中的所有房间都是朝南，另一个方案中的四个房间分别朝向不同的方向，皇帝可以在不同季节去不同的房间行礼。徽宗选择了后一种方案，并派建筑家李诫与姚舜仁一同合作，准备一份详细的图纸。［62］

姚舜仁上表汇报时，一开始就赞颂徽宗实施的所有复古措施，尤其是改革学校制度和修建辟雍。他还设想在明堂举办仪式时的盛大场面来吸引徽宗：威风凛凛的皇家马车和卤薄仪仗列队行进，五彩旗帜飞扬，鼓乐齐鸣，四方宾客依礼各就其位。他还描述了自己设想的明堂结构，中间是一个两层的房屋，四扇门各建一室，四个角落没有墙壁，屋顶覆盖茅草。“验之于古，则有稽参之，于礼则不悖，奢不至靡，俭不至陋”。建造明堂将“千载一时，超绝邃古”。徽宗赞同这种真正复古的观点：“汉、唐卑陋不足法，宜尽用三代之制”，并命人去收集木材。然而，几个月之后，天空中出现彗星，被认为是凶兆，于是蔡京被罢免，修建明堂也被取消了。［63］

恢复修建明堂的计划首次出现转机是在1114年六月，沅陵县（湖南）的一名官员报告，洪水过后，有二十七根杉木被顺流冲下来，这些杉木都非常巨大，足以作为明堂的柱子或横梁。姚舜仁和李诫在这时都已经去世了，但他们绘制的平面图还在。徽宗命人按照图纸做出模型，放在崇政殿让官员们观看和讨论。［64］王安中代表百官向徽宗上表，祝贺制成了明堂的模式，以及徽宗为太室御制的匾额。他将徽宗的设计与没有严格依照古书记录的汉唐设计相对比。不久之后，上天也确认了对修建明堂这个项目的批准。人们在荥阳县采集修建明堂的石头时，发现一块石头上显示“明”字，这被视为一种祥瑞，还特意制作了新旗帜来庆祝。王安中为此又上了一份贺表，不仅将发现有字的石头解释为对修建明堂的积极回应，而且将它比作古代刻有神秘图案的河图洛书。［65］

一旦做出继续修建明堂的决定，蔡京立刻被任命总负其责，他的三个儿子蔡攸、蔡鞗和蔡儵给他做助手。宦官梁师成担任工程的都监。接到任务后，蔡京向徽宗呈递了一张标有该建筑所有尺寸的详细平面图。最外围的尺寸是171×189尺，比武则天的明堂规模小得多。徽宗的明堂有一个重要创新，就是根据风水的原则修建在宫廷内。为了给明堂腾出地方，秘书省迁移到了宫城的南边。《宋史》记载，这项工程共调动了一万多名工人，这个数字可能只是为了表明调动了太多人力，因为其他资料中的数字没有这么大。［66］

明堂动工后，徽宗一直关注着建筑进度，并定期颁布手诏。在一份手诏中，徽宗强调统治者在修建明堂时曾屡屡失败，最后才逐渐符合了古代的标准，“盖违经循俗，惑于众说，失其旨意”。徽宗还解释了他从《周礼·考工记》中学到的内容，包括建造五室和十二堂的方法。［67］还有一些手诏是抱怨这项工程的管理。1115年五月十一日，徽宗在一份手诏中强调，全部工程资金都由政府提供，因此，修建明堂不会对百姓造成负担。运输物品应当支付薪酬，而不应被视为劳役。几周之后，徽宗公布了一批在招募工人和采集原材料时有腐败行为的官员名单：这些官员全部被革职，流放到偏远的南方。［68］

在1115年十月，蔡攸呈递了九份有关明堂设计的奏疏。其中一份专门讨论明堂建筑的屋顶。前代的做法有的是在上面覆盖茅草，有的是用瓦，有的是以木为瓦，再在上面刷漆。为了照顾到古代的先例，又符合当今的需要，蔡攸提议在主建筑中使用没有上釉的瓦，门上则完全用琉璃瓦，并饰以鸱尾图案。［69］在另一份奏疏中，蔡攸主张不在宫殿四角屋檐处悬铃，因为古制中没有这种做法。蔡攸还反对模仿武则天的明堂，在顶部使用一个大火球进行装饰。关于明堂的颜色，他建议屋脊用黄色和鸱尾装饰，墙壁用红色，因为黄色是大地的颜色，而红色则代表了王朝的颜色（红色与五行中的火有关）。蔡攸最长的一份奏疏是关于古代经典与各种树木的关系，根据他的观点，明堂内应种植梓树和松树。［70］

《政和五礼新仪》是在明堂修建之前颁布的，其中关于明堂的礼仪是假定在大庆殿行礼，与新地点不合，［71］因此必须制定一套新的礼仪。议礼局征求了对一些事项的指导建议，如皇帝应当面朝哪个方向，配备多少卤薄仪仗，仪仗队应当举什么颜色的旗帜。议礼局还建议，皇帝在明堂宣布大赦，并且在把御笔手诏交由中书省处理前，先在明堂宣读。其他问题还包括使用的玉圭、演奏的音乐，以及皇帝应该穿的衣服和盛食物的器具。仪礼局还建议为昊天上帝和神宗摆放大量盛有食物的器具，其中包括《周礼》中列出的很多器具，如牛鼎、羊鼎、豕鼎、太尊、象尊和牺尊。［72］在这些器具中，有很多是根据徽宗收藏的古代器具，专门为在明堂祭祀而仿造（图9.4）。在明堂建筑完工前，徽宗亲自为五室及五门书写匾额。［73］

1117年四月二十三日，徽宗亲自起草了一份诏书，宣布明堂已经完工。他很自豪明堂建筑是基于对礼仪经典的研究，称其非常接近于三代的原型。至于哪些神灵和祖先能够在明堂接受祭祀，兹事体大，徽宗采取了更加严格的立场：在明堂受到祭拜的应当只有昊天上帝和神宗，正如神宗也曾如此规定，其他所有祭礼都移至大庆殿和文德殿。［74］几天后，徽宗又宣布，道教天师将参加明堂的仪式。徽宗还亲自参与制作明堂行礼时所用的乐曲。大晟府找到了当初神宗要求制作的一套玉磬，他们觉得可以在明堂仪式上用这些钟奏乐，这一想法得到徽宗首肯。1117年八月十二日，徽宗给大臣们看了他为明堂仪式写的九首乐曲，并命学士院撰写余下的三首。［75］

1117年八月二十四日，这些仪式排练过一次。十二天后，举行第一次正式的祭礼。又过了几个星期，徽宗效仿古代的做法，在十月的初一前往明堂，宣布来年的新历。此外，他还开始在每月初一都前往明堂，宣布这个月将进行的政事。徽宗宣布的内容保存下来不少，可以让我们对皇帝的日常安排有一些有趣的了解，比如，徽宗的日程中包括很多天文信息和祭礼时间表。在十二月时，徽宗批准了一项提议，要求将本月宣布的政策张贴到人们可以看到的地方，并刻印出来给京师以外的人看。［76］

图9.4　徽宗宫廷制作的山尊。在这件礼器上，刻于1121年的铭文说这是一只“山尊”，《周礼》中提到的一种器具，表明是徽宗在考证古器的基础上制作的。高29厘米，重5.4公斤。（北京故宫博物院）

第二年（1118年四月二十七日），徽宗颁布了一份诏书，承诺以后每年冬天都亲自在明堂行礼，但他同时也要求仪式应当规模从简。徽宗解释说，明堂就在皇宫内，不需要安排卤薄仪仗。“惟先王之世，大礼必简”，真正重要的是“内心”，而不是外物。1119年八月，全套的明堂仪式规定颁布，共1206册，徽宗批准雕印发行。［77］

艮岳

修建明堂的细节确定下来以后，徽宗开始着手另一项大工程，即被称为艮岳的新皇家苑囿。［78］这一苑囿可以视为徽宗加强宫苑建设的第二期工程。由于开封不像唐代京师长安和洛阳那样规划完善，皇宫所分配的占地面积非常有限，只有唐朝京师皇宫建筑面积的十分之一。［79］徽宗在位十年后开始谋划扩大皇宫的占地。他将一个酿酒作坊、两座兵营、两座佛寺和一个皇家裁缝作坊迁到皇宫正北，又将延福宫从宫城西侧“迁移”到一处安静的新址。尽管传说中的扩大一倍有些夸张，但这样也大大增加了皇宫建筑物的地盘。洪迈将新建的延福宫描述成北宋最奢侈的宫廷工程。它共有七间大殿和三十个亭子，其中最大的宫殿宽120尺。［80］还有一座高110尺的假山，上面建有一座亭子。洪迈将这种奢侈归咎为该工程的分派方式：蔡京让五个大宦官每人负责一部分（分别是童贯、杨戬、贾详、蓝从熙与何）。每个宦官均有相当大的自主权，按照自己喜欢的风格对建筑物进行装饰，因此，他们之间相互竞争，都希望自己负责的部分更精致。［81］

在皇宫西侧的延福殿原址，徽宗建了一座新宫殿，名为保和殿。保和殿是举办1119年宴会的地点，第十章将提到。宫殿的装饰很低调，用的是未上漆的木梁和木椽。整座建筑共有七十五个房间，还修建了一些亭阁用来存放书籍、古物、书画和乐器。徽宗为保和殿写过一篇文章，罗列建筑内各项设施的名称，赞扬工匠的精湛技艺，并且提到了保和殿储存的收藏品。［82］

尽管延福殿内已经有很多花园，但在1117年，徽宗还是决定在东北部再建一座花园，位于旧城的城墙内，并与新建的道教上清宝箓宫相邻（见图1.1）。徽宗这一时期正沉迷于道教，看来他对道教仙境的兴趣对修建这座花园有所影响。

修建大型皇家宫苑和代表仙境的苑囿是中国历来的传统。最著名的例子也许就是汉武帝建造的宏伟的皇家园林（周长达四百里），很多汉代文学作品都赞颂过。据说上林苑里有三千种植物和珍稀异石，有一棵刺桐树，长出了四百六十二个树枝。薛爱华（Edward Schafer）评论说，这个园林“真正成了一个曼荼罗，成为‘天下’的模型，是天子的神圣领地”。雷德侯（Lothar Ledderose）强调了其中所含的魔法：修建这样一座园林是出于“某种对魔法的信念，希望通过某种事物的一个复制品，对真实事物本身产生影响”。［83］隋唐的统治者也修建了大型园林，隋朝皇家园林位于洛阳宫城的西边，周长为229里。唐代将园林的周长减少到71里。［84］

相比之下，徽宗的苑囿规模小得多：它的周长只有“十里多”（约六公里，面积不超过2.25平方公里，比清代颐和园的2.9平方公里面积小20%，比纽约中央公园的3.4平方公里面积小30%）。园中有很多彰显大自然鬼斧神工的奇石，徽宗御赐其名，其中有一块巨石高46尺，徽宗赐名为“神运石”。在神运石后面，有一座用碎石和泥土堆起来的假山。［85］此外，园中还有溪流、水塘、瀑布和洞穴，各有名称，有的还带有道教的蕴意，如“揽秀之轩”或“八仙馆”。园林内曲径通幽，有时会在岩石上凿刻石阶，或在悬崖边上安装木栈道。水被引到山顶，然后泻注到下面的水池中，形成瀑布。园中有大量奇花异草和珍禽异兽，包括从四川运来的长臂猿，还有数百头鹿。有一座宫殿被命名为三秀，里面供奉新近去世的徽宗爱妃刘明节的画像。根据林灵素的说法，她是九华玉真安妃。也许这座宫殿就是用来祭拜她的。［86］

徽宗亲自写了一篇《艮岳记》，命人刻在一块巨大的石碑上，竖立在艮岳的入口附近。这篇文章很长，先是讨论了周朝以来京师的地理位置，接着转向了早期的宫苑：“然文王之囿方七十里，其作灵台，则庶民子（自）来。［87］其作灵沼，则于仞鱼跃。［88］高上金阙则玉京之山，神霄大帝亦下游广爱。［89］而海上有蓬莱三岛，则帝王所都，仙圣所宅。” ［90］

徽宗接着描述，艮岳重现了国家的山水奇景，并将全国各地的树木花草移植到园内，如枇杷、橙柚、橘柑、荔枝、木兰和茉莉。虽然艮岳首先是一座园林，里面有很多稀有花木、珍禽异兽和珍奇灵石，但它也修了很多建筑物，而这些设施的名称都要与众不同。徽宗在《艮岳记》中提到了三十多种建筑，如萼绿华堂、承岚、昆云之亭和书馆。［91］这些宫殿的名称构成了这座艺术瑰宝的一部分。首先，为建筑起一个富有诗意的名称有助于设定参观者对它的反应。其次，如果建筑物有了名称，就需要一块匾额，而匾额上的书法又能为园林增添视觉上的吸引力。艮岳中的匾额系何人所写，史料中并没有记录，但有可能是徽宗亲自写了一部分，剩下的是蔡京奉命书写。

艮岳内规模最大的一项建筑是寿山。

清林秀出其南，则寿山嵯峨，两峰并峙，列嶂如屏。瀑布下入雁池，池水清泚涟漪，凫雁浮泳水面，栖息石间，不可胜计。其上亭曰噰噰。北直绛霄楼，峰峦崛起，千叠万复，不知其几千里，而方广无数十里。其西则参、朮、杞、菊、黄精、芎藭，被山弥坞，中号药寮。又禾、麻、菽、麦、黍、豆、秔、秫，筑室若农家，故名西庄。［92］

徽宗将建筑物修在岩石顶部，这个做法令人想起了汉武帝的建章宫。汉武帝在建章宫内筑有三座假山，象征着神仙居住的蓬莱、方丈和瀛洲三座仙岛。假山上面修建了一个高达两百尺的平台，是他希望会见神仙的地方。隋炀帝也在园林中建造了类似的代表三座仙岛的假山。从假山上的建筑物名称中，我们可以意识到它们是用来会见道教仙人的：通真观、习灵台和总仙宫。［93］徽宗很可能也知道这些前朝的先例。

徽宗对奇石的爱好并非孤例，11世纪的苏轼和米芾也都以喜爱奇石而闻名。［94］宋代很多画家喜欢将岩石画在花园的场景中，如第七章提到的《文会图》（彩图三 ），以及本章前面讨论过的《祥龙石图》（彩图十一 ）。徽宗这一爱好在一些笔记中也有提及，据说他有一本目录，专门用于整理收藏的奇石，但很遗憾没有留存于世。［95］僧人祖秀记录了游览艮岳的情景，提到徽宗给里面的岩石都御赐了名字，如“朝日升龙”、“望云坐龙”、“矫首玉龙”、“万寿老松”、“栖霞扪参”、“衔日吐月”和“雷门月窟”，都刻在命了名的山峰上。［96］

徽宗朝的文人知道要赞美和歌颂艮岳。王安中为它写了两首诗，其他诗人也纷纷写诗赞颂。有一次，徽宗命曹组及其同僚李质为新修的园林写赋。二人都写了长篇诗赋，其中曹组的赋采用了一位京城居民与一位询问园林问题的游客之间对话的形式，最后一个问题是从南方移植过来的植物能否成活。京城居民将移植的成功归因于皇帝视四海为一家，以及通天下为一气。［97］

还有一次，曹组和李质奉命写一百首关于艮岳及周边景色的绝句。下面是其中一首：

雍雍亭

圣主从来不射生，池边群雁恣飞鸣。

成行却入云霄去，全似人间好弟兄。［98］

这些诗赋也许意在反驳皇帝园林与奢侈之间的联系。在汉朝时，正如薛爱华所言，已经有“一些喜欢说教的作者将皇帝苑囿及相关的各种活动视为愚蠢和轻率的信号，用它们来指代奢侈浪费”。［99］相比之下，这两位受命为艮岳作赋的诗人都将它看作上天对圣王统治回应。

本章所讨论的这六项工程存在什么共同点吗？这些工程的多样性反映了徽宗在知识、艺术和宗教上的广泛兴趣，而其共同之处则在于它们都是雄心勃勃的工程，即都是为了实现不朽的成就。徽宗希望取得一些有形的成果，以此证明他在某方面超越了前朝皇帝。他在著作的名称上使用自己的年号，例如在礼仪制度、乐制著作、道教经典、书籍目录和祥瑞图册中都使用了“政和”，而在古器、绘画和书法的目录中使用了“宣和”，如此一来，这些著作就会和徽宗统治的年代永远联系在一起。

如果将这些工程放在一起来研究，就会发现徽宗组织大型工程的方式，他试图管理对工程的理解方式，而且徽宗对道教的兴趣在工程中的表现已经超越了所有狭义上的道教徒。

在考虑这些工程的政治意义时，首先需要强调的是它们都获得了大量的资源支持，无论是来自国家财政还是内藏库。尽管礼仪可能所费不菲，但在谈论礼仪时却很少提到金钱——在决定存有争议的礼仪事件时，从来都不会因为一种方案花费少就明确支持这种方案。修订礼仪法典需要耗费大量学者相当长的时间，而被派去参加法典的修订可能是很多官员都求之不得的工作，他们至少可以留在京城，几乎从事纯粹的文字工作。［100］明堂和艮岳也都耗费巨资，为负责建筑的官员或工人提供了获取经济收入的机会，这一点从徽宗谴责官员牟利的手诏中就可得知。因此，总会有些官员赞成新工程，因为他们看到有可能从中谋取私利。

徽宗的大臣们是否鼓励了他忙于修订礼仪法典或修建明堂，这样就无睱插手他们希望自行处理的事务呢？修订礼仪法典的大部分工作都是在蔡京被罢免期间完成的，而修建明堂是在1115年决定的，当时徽宗正痴迷于道教，蔡京每三天上一次朝。可能有人会猜测，蔡京支持建造明堂，因为这项工程能吸引徽宗，使他按照儒家思想来治理政府。对于徽宗这样一位热爱建筑、宏伟工程，并对宇宙力量很感兴趣的皇帝，有什么会比修建明堂能更好地转移他的注意力呢？但是，我们也可以反过来考虑。徽宗是否也可能利用明堂这个被高度认可的“复古”工程，使蔡京和他的儿子们忙于一项“儒家”建筑工程，从而不去干扰徽宗的道教项目，并使徽宗可以在道教的领域求教于道士呢？

当然，我们不一定非要设想只是一方在试图利用另一方：除了希望更真实地恢复古代传统外，徽宗和蔡京也许都对修建明堂抱有别的动机，而且可能都在试图操纵对方。也许还有别人卷入其中，例如宦官梁师成，他经常被派去主管建筑工程，无论什么样的大型建筑，他都是最有可能从中获利的人。

修建艮岳似乎是花费最高的一项工程。之所以如此昂贵，是因为大部分的岩石、树木及其他植物都经过长途跋涉运至京城。1118年，有人向徽宗奏报，负责为宫廷采购的人使用各种手段谋取私利，例如不按照市场价格付款，或将一些物品中饱私囊。报告者建议，应当要求所有的购买都提供收据，上面具体写明日期、价格和数量。作为回复，徽宗颁布了一份手诏，开头是“朕君临万邦，富有四海，天下之奉，何有所阙”。他接着写道，自己经常会给各负责机构现金、度牒或丝帛，用来购买有奇趣的石头和植物等物品。其中一些是要安置于祖庙中作为祭品之用，或用于赏赐重要的大臣或皇亲，因此这些物品并非为自己私用。徽宗宣布，采买这些物品时任何腐败都将被视为严重犯罪，不能宽恕。［101］但徽宗的严厉警告似乎收效甚微，负责总管工程的朱勔不仅自己贪污腐败，而且对他给百姓带来的疾苦不闻不问。［102］这样一来，搜刮这些花木与石头的方式总会被视为这座园林的污点，是徽宗毫无节制的奢侈生活的象征。

徽宗自然要努力将这个园囿设计得与众不同。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宫廷关于这些工程的想法，徽宗亲自或据称亲自写了一些诏书、铭文和文章。他提出的两条理由值得我们简要地进行讨论。一个是继承神宗的传统。这就将这些工程解释成孝道，而这一动机是儒家学者不能小觑的，因此，从政治角度视之，这一理由极其聪明。例如，徽宗宣称神宗一直希望制定一部新的礼仪法典。另一个理由是恢复古制或重新达到古代的鼎盛。复古在当时是一个广为接受的价值观，因此这一理由不会引起争议，收集古器和修建明堂都是接近古代至臻境界的方式。

为了得到人们理解，徽宗命人将自己写的文章刻在石碑上，从而使相关人士均能读到——石碑通常立于直接相关的政府官邸附近，刻有《政和五礼新仪》御制序言的石碑被放置在太常寺，［103］刻有御制《艮岳记》的石碑立在艮岳的入口处。印刷术也被用于传播宫廷的思想。《政和五礼新仪》的简写本被印发到全国各地。同样印刷出来的还有全套的道藏，以及徽宗收藏古物的大型目录，也许他本来打算将其他谱录也印出来。［104］刊印的还有在明堂颁布的公告汇编，以及1206卷有关在那里实施礼仪的具体规定。

这六项工程都证明徽宗要将道教融入宫廷生活的决心。他从许多微小的方面将道教引入国家祀典中，例如在道观里宣布公告。在徽宗收藏的绘画中，极其引人注目的是道教神灵和仙人的绘画，还包括一些道士绘制的作品。［105］在多部古代经典中，明堂都作为儒家礼仪的一部分被明确提到，不过，它反映出的精神与徽宗时代的道教并没有太大的差异。在1116年四月二十九日一份手诏中，徽宗认为道教的玉帝与国教的昊天上帝其实是一回事。

道不可名，而隐于无名。名以既有，则可名于大，可名于小。故自古及今，其名不去，强而名者曰道，形而上者曰天，神而应之曰帝，三者同出异名。朕德不类，获承至尊，惟道之大，微妙玄通，深不可识，夙夜祇栗，恐不足以体法而顺承之。永惟玉皇大天帝昊天上帝至宰万化，名殊实同，而昔之论者，析而言之，不能致一，故于徽称阙而未备。今兴建明堂，以享以配，而名实弗称，震于朕心，大惧无以承天之休，钦帝之命。谨涓日斋明，恭上尊号曰“太上开天执符御历含真体道昊天玉皇上帝”。其令有司备礼，奉上玉宝玉册，以称朕意。［106］

徽宗还将艮岳与道教联系起来。1122年正月初一，徽宗写了一篇文章纪念艮岳建成。在这篇文章中，他暗示了日常事务的压力、道教信仰与他修建这个园林之间的联系：

朕万机之余，徐步一到，不知崇高贵富之荣，而腾山赴壑，穷深探险，绿叶朱苞，华阁飞升，玩心惬志，与神合契，遂忘尘俗之缤纷，而飘然有凌云之志，终可乐也。及陈清夜之醮，奏梵呗之音，而烟云起于岩窦，火炬焕于半空。环佩杂还，下临于修涂狭径；迅雷掣电，震动于庭轩户牖。既而车舆冠冕，往来交错，尝甘味酸，览香酌醴，而遗沥坠核纷积床下。俄顷挥霍，腾飞乘云，沉然无声。

夫天不人不因，人不天不成，信矣。朕履万乘之尊，居九重之奥，而有山间林下之逸，澡溉肺腑，发明耳目。［107］

在本章所讨论的工程中，有完全公共性质的，例如编纂的书籍，以及京城官员参加礼仪的明堂，也有半公共性质的，如徽宗收藏的书画和古器，他不仅会拿藏品给宫廷画家看，偶尔还会向客人们展示；再到艮岳，徽宗所有的大臣高官似乎都去过那里；最后还有一些更私人的项目，例如祥瑞图册，可能很少人有机会看到。第十章将转向讨论宫廷生活中比较愉悦的一面，也是从比较公共的转到更为私人的，从宫廷的诗词写作到徽宗与嫔妃和子女之间的关系。

［1］ 《礼记》卷二十一，叶21b；参看James Legge, trans., Li Chi, Book of Rites , vol. 1, p. 375。

［2］ 《宋史》卷二十，377页；卷九十八，2423页。《宋会要辑稿·职官五》，叶21b。

［3］ 关于唐代的国教，参见Howard Wechsler, Offerings of Jade and Silk: Ritual and Symbol in the Legitimation of the T’ang Dynasty ；David L. McMullen, “Bureaucrats and Cosmology: The Ritual Code of T’ang China,”in Royalty: Power and Ceremonial in Traditional Societies , edited by David Cannadine and Simon Price,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7, pp. 181—236；State and Scholar in T’ang China ,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8, pp. 113—158；以及Victor Xiong, Sui-tang Chang’an: A Study in the Urban History of Medieval China , pp. 129—164。

［4］ 《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一百三十三，2247—2248页。《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二十八，947—948页。《政和五礼新仪》卷首14a；《宋会要辑稿·职官五》，叶21b—22a。

［5］ 《政和五礼新仪》序，叶2a—b。

［6］ 《宋大诏令集》卷一百四十八，547—548页。《全宋文》第164册，161—163页。《政和五礼新仪》卷首，叶10a—12a；《宋会要辑稿·礼一四》，叶61b—62a。

［7］ 司马光和朱熹关于冠礼的观点，参见Patracia Buckley Ebray, trans., Chu Hsi’s Family Rituals: A Twelfth-Century Chinese Manual for the Performance of Cappings, Weddings, Funerals, and Ancestral Rites ,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1, p. 131；Confucianism and Family Rituals in Imperial China: A Social History of Writing About Rites ,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p. 36。

［8］ 《宋会要辑稿》中所有关于皇帝儿子冠礼的记录都在徽宗朝或之后。参见《宋会要辑稿·帝系二》叶18b—19a；《礼一四》，叶73b；《仪制七》，叶3b；《职官五》，叶22b。

［9］ 度量衡：《政和五礼新仪》卷首23a—b，29a—30a；《宋会要辑稿·食货四一》，叶30b–31b；《食货六九》，叶5a—6a。服装：《宋会要辑稿·舆服四》，叶22a—b；《宋史》卷一百零五，2553页。绢：《宋会要辑稿·礼二六》，叶3b—4a。孔子塑像：《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一百三十三，2254—2255页；《文献通考》卷四十四，415页。器具：《宋会要辑稿·礼一五》，叶13b—14a；《宋史》卷一百零八，2600页；《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一百三十三，2255—2256页。灵牌：《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一百三十三，2256页。奏乐：《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一百三十三，2256页。顺序：《政和五礼新仪》卷首23b—24a。禁欲：《政和五礼新仪》卷首31a—b.

［10］ 《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一百三十三，2257页。《政和五礼新仪》卷首31b—32b；《全宋文》第164册，259—260页。

［11］ 对这一节日历史的分析，参见Stephen F. Teiser, The Ghost Festival in Medieval China ,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8.【太史文《中国中世纪的鬼节》，侯旭东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

［12］ 《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一百三十三，2257页。《政和五礼新仪》卷首，叶32b—33a，34a；《全宋文》第164册，259—260页。

［13］ 《政和五礼新仪》卷首，叶35a—39a；《宋史》卷二十，385页。

［14］ 《政和五礼新仪》卷首，叶40a—41a，44b—54a，54b—55a，58b—59a，61a—62b.

［15］ 前言章节中引用了十次，书的正文中提到了十七次。

［16］ David L. McMullen, “Bureaucrats and Cosmology: The Ritual Code of T’ang China,”pp. 222—225.

［17］ 《政和五礼新仪》，叶68、69、72、73。另参见小岛毅《宋代の国家祭祀：「政和五礼新仪」の特征》，471—476页。

［18］ 《政和五礼新仪》卷一九一，叶2a.

［19］ 《政和五礼新仪》卷八，叶1a—3a.

［20］ 《政和五礼新仪》卷四，叶1a.

［21］ 《政和五礼新仪》卷四，叶5a，卷五，叶7a—b.关于《政和五礼新仪》中国家举行祭祀时的其他道教用色方法，参见朱溢《从郊丘之争到天地分合之争：唐至北宋时期郊祀主神位的变化》，314—318页。

［22］ 《宋史》卷九十八，2423页。另参见Patricia Buckley Ebrey, “Education through Ritual: Efforts to Formulate Family Rituals during the Sung Period,”in New-Confucian Education: The Formative Stage , edited by Wm. Theodore de Bary and John W. Cahhe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9, pp. 295—296。

［23］ 林大介《蔡京とその政治集团——宋代の皇帝—宰相关系理解のための一考察》，《史朋》第35号（2003年），11页。

［24］ Joseph P. McDermott, State and Court Ritual in China ,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p. 13.

［25］ Kristofer Schipper and Franciscus Verellen eds., The Taoist Canon , pp. 25—28.

［26］ 这些都是指道经。

［27］ 《宋大诏令集》卷二百二十三，862页。《全宋文》第165册，71页。参见《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一百二十七，2130页）的十二月诸条。另参见Piet Van der Loon, Taoist Books in the Liberaries of Sung Period: A Critical Study and Index , p. 40。有关一名非常积极的县令让手下的地方官努力收集道经的故事，参见《夷坚志》甲集，卷六，50页。

［28］ 卷册的数量据Piet Van der Loon, Taoist Books in the Liberaries of Sung Period: A Critical Study and Index , pp. 30—32。《宋会要辑稿·礼五》（叶23a）的数字是5587。有关这部《道藏》，参见Michel Strickmann, “The Longest Taoist Scripture”；Piet Van der Loon, Taoist Books in the Liberaries of Sung Period: A Critical Study and Index ；陈国符《道藏源流考》，北京：中华书局，1963年，135—138页。

［29］ 《宋会要辑稿·崇儒六》，叶35a—36。《宣和画谱》卷四，91、92页。《历世真仙体道通鉴》卷五十一，叶4b—5a （《道藏》第5册，395页下栏至396页上栏，《中华大道藏》第47册，558页上栏）。

［30］ 《全宋文》第138册，54—55页。关于这些文字，参见Lowell Skar, “Ritual Movements, Deity Cults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Daoism in Song and Yuan Times,”pp. 433—434；Kristofer Schipper and Franciscus Verellen, eds. The Taoist Canon , pp. 1057—1060；Edward L. Davis, Society and the Supernatural in Song China , pp. 23—24及各处。

［31］ 关于这个项目，参见Maggie Bickford, “Emperor Huizong and the Aesthetic of Agency,”Archives of Asian Art 53（2002—2003）: 71—104。

［32］ 参见，如《全宋诗》第26册，卷1491，17044页。

［33］ 《宋史》卷三百七十一，11517页。《画继》卷一，266页。参见Betty Tseng Yu-ho Ecke, “Emperor Hui Tsung, the Artist: 1082—1136,”p. 99。

［34］ 《玉海》卷二百，叶32b—33a。《画鉴》，419—420页。另参见英译版，Diana Yeongchau Chou（周永昭）, A Study and Translation from Chinese of Tang Hou’s Huajian（Examination of Paintings）: Cultivating Taste in Yuan China, 1279—1368 , Lewiston, MF: Edwin Mellen Press, 2005, p. 141。

［35］ 关于这些绘画，参见Maggie Bickford, “Emperor Huizong and the Aesthetic of Agency”; “Huizong’s Paintings: Art and the Art of Emperorship,”pp. 453—513。

［36］ 《全宋诗》第26册，17078—17079页。英译文参见Kojiro Tomita（富田幸次郎）, “The Five Colored Parakeet of Hui Tsung（1082—1136）,”Bulletin of the Museum of Fine Arts 31（1933）, p. 78，有改动。

［37］ Peter C. Struman, “Crane above Kaifeng: The Auspicious Image at the Court of Huizong,”Ars Orientalis 20（1990）: 33—68. Maggie Bickford, “Huizong’s Paintings: Art and the Art of Emperorship,”p. 477.

［38］ 《全宋诗》第26册，17069页。

［39］ 《全宋诗》第26册，17069页；英译本参见Peter C. Struman, “Crane above Kaifeng: The Auspicious Image at the Court of Huizong,”p. 33，略有改动。石慢解释了诗中的所有暗示。

［40］ Peter C. Struman, “Crane above Kaifeng: The Auspicious Image at the Court of Huizong.”Maggie Bickford, “Emperor Huizong and the Aesthetic of Agency.”关于瑞鹤，另参见板仓圣哲《皇帝の眼差し—徽宗〈瑞鹤图卷〉をめぐって》，《アジア遊学》第64期，2004年，128—139页；后载入伊原弘编《「清明上河图」と徽宗の时代：そして辉きの残照》，勉诚出版，2012年。

［41］ 这些画可以与清初皇帝用来记录他们诞辰、狩猎和出行的许多巨幅藏画相比，后者的绘制要花费多年的人力，但是一旦皇帝欣赏过之后，就很少被打开了。

［42］ 关于徽宗的藏品在Patricia Buckley Ebrey, Accumulating Culture: The Collections of Emperor Huizong 中有详细的说明。

［43］ Patricia Buckley Ebrey, Accumulating Culture: The Collections of Emperor Huizong , pp. 210—217.

［44］ 《鹤林寺志》，叶20a—b；Peter C. Struman, Mi Fu: Style and the Art of Calligraphy in Northern Song China , p. 183；Patricia Buckley Ebrey, Accumulating Culture: The Collections of Emperor Huizong , p. 409, n.31；中田勇次郎《中国书论大系》（18卷，第5、6卷为《宣和画谱》的日文译注），东京：二玄社，1977—1995，《全宋诗》第24册，15974—15981页（《初寮集》卷一，叶1a—24a）。第6卷，234—236页。

［45］ 《广川书跋》卷二，叶14b—15a。《宋史》卷三百一十九，10388—10389页；卷四百七十二，13722页。《邵氏闻见后录》卷二十七，214页。Patricia Buckley Ebrey, Accumulating Culture: The Collections of Emperor Huizong , pp. 105—112.

［46］ 《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一百三十三，2248页。《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二十八，950页；卷三十二，1057、1062页。

［47］ 《宋史》卷三百五十六，11206—11207页。

［48］ 《梁溪集》卷一百六十八，叶3b—4b。《宋史》卷四百四十三，13105—13106页。

［49］ 《忠惠集》附录叶2b—3a、21b—23a。

［50］ 参见Susan Bush, The Chinese Literati on Painting: Su Shih（1037—1101）to Tung Ch’i-ch’ang（1555—1636） ,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1, pp. 74—82；陈翔《〈宣和画谱〉的绘画美学思想》，载朵云编辑部编《中国绘画研究论文集》，上海书店，1992年（原载《朵云》1990年第二期，70—77、23页，署名“颉翰”）；衣若芬《宣和画谱与苏轼绘画思想》，载李曾坡编《中国第十届苏轼研究会议论集》，济南：齐鲁书社，1999年，209—238页。

［51］ 《宣和书谱》卷十二，89—90页。

［52］ 关于皇室宗亲的文化成就，参见John Chaffee, Branches of Heaven: The History of Imperial Clan of Song China , pp. 267—271。

［53］ 《宣和画谱》卷二十，307页。Patricia Buckley Ebrey, Accumulating Culture: The Collections of Emperor Huizong , pp. 297—301.

［54］ Patricia Buckley Ebrey, Accumulating Culture: The Collections of Emperor Huizong , pp. 301—306.

［55］ 《白虎通疏证》卷六，263页。英译文参见Mark Edward Lewis（陆威仪）, The Construction of Space in Early China , Albany, NY: SUNY Press, 2006, p. 269，略有改动。

［56］ 经典著作和传统学问研究中关于明堂的段落在很多书中都有，如《文献通考》卷七十三、《群书考索》卷二十八、《明堂大道录》、《古今图书集成·礼仪典》卷170—178。现代学者通过明堂史料研究古代中国的著作，参见William Edward Soothill（苏慧廉）, The Hall of Light: A Study of Early Chinese Kingship , New York: Philosophical Library, 1952；Ming-Chorng Hwang（黄铭崇）, “Ming-Tang: Cosmology, Political Order and Monuments in Early China,”PhD diss., Harvard University, 1996。有关明堂进入战国时期和汉代的政治考虑，参见Wu Hung, Monumentality in Early Chinese Art and Architecture , pp. 176—187；Mark Edward Lewis, The Construction of Space in Early China , pp. 260—273。

［57］ 《三礼图集注》卷四，叶2b—3a、24b。《礼记》卷四十，叶3a。关于现代学者提供的图样，参见Victor Xiong, “Ritual Architecture under the Northern Wei,”刊于巫鸿主编《汉唐之间的视觉文化与物质文化》，北京：文物出版社，2003年。

［58］ 关于王莽修建的明堂，参见Wu Hung, Monumentality in Early Chinese Art and Architecture , pp. 176—187。关于对唐代武则天修建明堂的详细介绍，参见Antonino Forte（富安敦）, Mingtang and Buddhist Utopia in the History of Astronomical Clock: The Tower, Statue and Armillary Sphere Constructed by Empress Wu , Rome: Istituto Italiano per Il Medio ed Estremo Oriente, 1988；Howard Wechsler, Offerings of Jade and Silk: Ritual and Symbol in the Legitimation of the T’ang Dynasty , pp. 195—211。南北朝也修建过明堂，但相关的史料比较少，参见Victor Xiong, “Ritual Architecture under the Northern Wei”。

［59］ Wu Hung, Monumentality in Early Chinese Art and Architecture , pp. 177—178. Antonino Forte, Mingtang and Buddhist Utopia in the History of Astronomical Clock: The Tower, Statue and Armillary Sphere Constructed by Empress Wu , pp. 153—160.《大唐开元礼》卷十。武则天的明堂曾经被烧毁，但她按照同样的模式重建了一座。

［60］ 《宋史》卷一百零一，2465—2466页。

［61］ James T. C. Liu, “The Sung Emperors and the Mingt’ang or Hall of Enlightenment,” in Études Song in Memoriam Etiéne Balazs, Ser. II, edited by Françoise Aubin, Paris: Mouton, 1973.

［62］ 《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一百二十五，2099—2102页。

［63］ 《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二十五，848—851页。《宋会要辑稿·礼二四》，叶70b—73a。《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一百二十五，2099—2101页。关于蔡京在徽宗的建筑项目上所起到的作用，参见久保田和男《北宋徽宗時代と首都開封》，《東洋史研究》第六十三卷第三号，2005年，624—626页。

［64］ 《宋史》卷六十六，1417页。《宋会要辑稿·礼二四》，叶70a、71b—72a。《全宋文》第165册，134页。《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一百二十五，2102—2104页。

［65］ 《全宋文》第146册，243—244、273—274页。《初寮集》卷四，叶48a—b。《玉海》卷一百九十六，叶10b—11a。《宋会要辑稿·瑞异一》，叶21a。

［66］ 《宋会要辑稿·礼二四》，叶68b—70b。《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一百二十五，2102—2104页。《宋史》卷一百零一，2472—2473页。其他资料可能是借鉴了《宋史》或基本史料，记录的人数也大约是一万人。

［67］ 《宋大诏令集》卷一百二十四，427—428页。《宋会要辑稿·礼二四》，叶68b—70a。《全宋文》第165册，133—134页。

［68］ 《宋大诏令集》卷一百二十四，427—428页。《全宋文》第165册，120—121、128。

［69］ 关于带有这类装饰图案的屋檐图样，参见图9.2。

［70］ 《全宋文》卷一百四十九，246—251页。《宋会要辑稿·礼二四》，叶72b—76b。

［71］ 《政和五礼新仪》卷三十和卷三十一。

［72］ 《宋史》卷一百一十七，2771—2772页。《宋会要辑稿·礼二四》，叶78a—81b、58a—64b。

［73］ 《全宋文》第146册，246—247页。

［74］ 《全宋文》第165册，210—211页。《宋大诏令集》卷一百二十四，428页。《宋会要辑稿·礼二四》，叶77b—78a。

［75］ 《宋会要辑稿·礼二四》，叶58a、64b—65a。

［76］ 《宋会要辑稿·礼二四》，叶66a、81b—83a。《全宋文》第165册，229页。《宋史》卷一百零一，2477页。《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一百二十五，2104页。《宋大诏令集》卷一百二十六至一百三十三。

［77］ 《宋会要辑稿·礼二四》，叶66b—67a；刑法一，叶31a。《宋大诏令集》卷一百二十四，428页。《全宋文》第165册，271页。

［78］ 关于艮岳，参见James M. Hargett（何瞻）, “Huizong’s Magic Marchmount: The Genyue Pleasure Park of Kaifeng,”Monumenta Serica 38, 1988—1989, pp. 1—48；久保田和男《北宋徽宗時代と首都開封》，632—635页。

［79］ Heng Chye Kiang, Cities of Aristocrats and Bureaucrats: The Development of Medieval Chinese Cityscapes , p. 137，其中提到长安的宫城在大明宫修建前面积为4.2平方公里，修建后面积为7.5平方公里。开封的宫城面积只有0.4平方公里。

［80］ 作为比较，熊存瑞书中提到，隋炀帝在洛阳修建的最大宫殿长度为120米，是徽宗宫殿的三倍。Victor Xiong, Emperor Yang of the Sui Dynasty: His Life, Times, and Legacy , Albany, NY: SUNY Press, 2006, p. 82.

［81］ 《宋史》卷八十五，2100页。《容斋三笔》卷十三，568—569页。

［82］ 《宋史》卷八十五，2101页。《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三十二，1061页。《皇朝编年纲目备要》卷二十八，709页。关于在这一地点储藏的物品，参见Patricia Buckley Ebrey, Accumulating Culture: The Collections of Emperor Huizong , pp. 112—113。

［83］ Edward H. Schafer, “Hunting Parks and Animal Enclosures in Ancient China,”Journal of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of the Orient 11, 1968, pp. 325—331；Mark Edward Lewis, The Construction of Space in Early China , pp. 177—178；Lothar Ledderose, “The Earthly Paradise: Religious Elements in Chinese Landscape Art,”in Theories of the Arts in China , edited by Susan Bush and Christian Murck,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3, p. 166.

［84］ Victor Xiong, Emperor Yang of the Sui Dynasty: His Life, Times, and Legacy , p. 98. 与徽宗园林规模接近的是唐朝在京师长安扩建的宫殿，即周长约七公里的大明宫。在之后的朝代，皇家园林/宫苑总是占据着大块土地（Susan Naquin[韩书瑞], Peking: Temple and City Life, 1400—1900 ,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0, pp. 129, 132—136）。在国外的类似建筑中，西班牙菲利普二世修建的皇帝苑囿占地面积为16平方公里，里面有喷泉和人工湖。另一个在马德里外的阿兰胡埃斯（Aranjuez），那里种植了223000棵树，很多是从四面八方运过去的。（Geoffrey Parker, Phillip II , London: Hutchinson, 1978, pp. 39—41）

［85］ 关于这块石头高度的不同说法，参见侯迺慧《试论宋徽宗汴京艮岳的造园成就》，《中华学苑》1994年第4期，260—261页；James M. Hargett, “Huizong’s Magic Marchmount: The Genyue Pleasure Park of Kaifeng,”p. 19, n.78。

［86］ 《挥麈录·后录》卷二，74页。

［87］ 暗指《孟子·梁惠王章句下》中内容；参见D. C. Lau, Lao Tzu: Tao Te Ching , pp. 16—17.

［88］ 《诗经·大雅·灵台》中提到了很多的灵台和灵沼（毛诗第242 首）。参见James Legge, The Chinese Classics , vol.4, pp. 456–457 ；Edward H. Schafer, Pacing the Void: T’ang Approaches to the Stars, p. 322.

［89］ “金阙”和“玉京”这两个词在道藏中出现过数千次，在徽宗朝编纂的道藏中，“最长的道经”被列为第一篇道经，其中也多次提到这两个词汇。

［90］ 《挥麈后录》卷二，72—73页。祖秀说，这块石碑有三丈高，碑文是徽宗的亲笔书法（James M. Hargett, “Huizong’s Magic Marchmount: The Genyue Pleasure Park of Kaifeng,”p. 41）。何瞻翻译的是后来收录于张淏著作中的碑文部分，差不多是全篇碑文的一半，不包括开篇与结尾。

［91］ 这些翻译均出自James M. Hargett, “Huizong’s Magic Marchmount: The Genyue Pleasure Park of Kaifeng”。

［92］ James M. Hargett, “Huizong’s Magic Marchmount: The Genyue Pleasure Park of Kaifeng,”p. 36，略有改动。

［93］ Lothar Ledderose, “The Earthly Paradise: Religious Elements in Chinese Landscape Art,”p. 170；Victor Xiong, Emperor Yang of the Sui Dynasty: His Life, Times, and Legacy , p. 98.

［94］ Edward H. Schafer, Tu Wan ’s Stone Catalogue of Cloudy Forest ,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1, p. 7.

［95］ 参见Edward H. Schafer, Tu Wan ’s Stone Catalogue of Cloudy Forest , pp. 8—9, 16—17.

［96］ 英译文参见James M. Hargett, “Huizong’s Magic Marchmount: The Genyue Pleasure Park of Kaifeng,”pp. 41—42，略有改动。关于徽宗在宫苑中使用石头，参见Maggie Keswick, The Chinese Garden: History, Art, and Architecture , New York: Rizzoli, 1978, pp. 53—56。

［97］ 《挥麈后录》卷二，80—84页。

［98］ 《挥麈后录》卷二，87页。

［99］ Edward H. Schafer, “Hunting Parks and Animal Enclosure in Ancient China,”p. 336.

［100］ 关于参与这一项目的官员，参见《宋会要辑稿·职官五》，叶22a。

［101］ 《宋会要辑稿·刑法二》，叶70a—b。《宋大诏令集》卷一百二十五，532页。

［102］ 关于朱勔负责的“花石纲”工程，参见Yu-kung Kao, “A Study of the Fang La Rebellion,”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24, 1962—1963, pp. 17—63和James M. Hargett, “Huizong’s Magic Marchmount: The Genyue Pleasure Park of Kaifeng,”pp. 10—15。

［103］ 《政和五礼新仪》卷首，叶38b—39a。

［104］ Patricia Buckley Ebrey, Accumulating Culture: The Collections of Emperor Huizong , pp. 356—370.

［105］ Patricia Buckley Ebrey, Accumulating Culture: The Collections of Emperor Huizong , pp. 293—297.

［106］ 《全宋文》第165册，162页。《宋会要辑稿·礼五一》，叶11a—b。《宋大诏令集》卷一百三十六，481页。

［107］ 《挥麈录·后录》卷二，75页。

第十章 宫廷之乐

朕荷天右序，男女仅五十人，以次成立，建第筑馆，指日有期。

——徽宗于1116年二月二十六日的手诏

上命近侍取茶具，亲手注汤击拂，少顷白乳浮盏面，如疏星淡月，顾诸臣曰：“此自布茶。”

——对1120年延福宫一次宴会的描述

在宋朝人的想象中，天堂就是皇宫的模样，宾客在里面一边欣赏着年轻貌美的宫女表演乐器和歌舞，一边尽享美酒佳肴。当然，这也意味着人们提到皇帝的闲暇生活时，总会联想到他被无数诱惑包围着，而且所有愿望都能够实现。在大多数人的想象中，如果一名统治者想要在伸手可及的感官享乐中坚持履行自己重大的政治责任，必须要有坚定的决心才行，而事实上，有太多的统治者都未能通过这一考验。

什么样的娱乐活动能为徽宗及其宾客带来消遣呢？跟其他地方的统治者一样，徽宗也倡导那些涉及音乐、诗歌、食物、美酒和比赛项目的娱乐活动。作诗是一种常见的娱乐，但它被认为是比较高雅和有文化品位的活动。宫女可以为皇帝的宾客表演乐器和歌舞，但嫔妃和公主不会参加这类娱乐。此外，对徽宗而言，他还有充足的机会享受宫中女性的陪伴，享受亲眼看到几十位子女长大成人的乐趣。

徽宗宫廷文化中的诗歌

几百年来，不少中国皇帝因为让宫廷成为诗歌与相关艺术的中心而受到赞誉，尤其值得提出的有：将诗歌带入宫廷的汉武帝，大力推动文学与佛教发展的梁武帝，支持诗人、画家和音乐家的唐玄宗，以及南唐后主李煜，他自己就是优秀的诗人、书法家和画家，也是这些艺术的倡导者。［1］徽宗继承了帝王在这方面的喜好，他似乎是真心热爱诗歌这门艺术，也非常喜欢用诗歌来表达情感。

徽宗以多种方式推动宫廷诗歌的发展。他经常因官员的诗歌天赋而对他们大加提拔，江汉、晁端礼和晁冲之都是在蔡京的推荐下被提拔到大晟乐府任职，他们的任务之一就是为音乐填词。［2］尤其在1113年，徽宗引入了一种新的宴会音乐，并开始寻找失传的古乐，此后就通过大晟乐府倡导这种文学体裁。曾在大晟乐府填词的名人还有周邦彦、田为、万俟咏和徐伸。周邦彦在神宗和哲宗时期都曾在朝中做官，似乎很适应制度的改革。他在徽宗朝的大部分时期是在州里任职，但在1116年被调回京师。1117年他被任命为大司乐，这是对他作为当时大词人的认可，不过他在这一职务上也只待了几个月。［3］

徽宗提拔的另一位主要诗人是陈与义，以写诗闻名。1112年，陈与义还是一名学生，在太学担任高级职务的葛胜仲将他举荐给徽宗。葛胜仲被陈与义的诗才打动，向徽宗推荐了陈与义咏墨梅图的五首诗作。徽宗也很喜欢这些诗，便召陈与义上朝，又任命他担任了一系列的文官职位，基本上都在秘书省任职。据说，徽宗尤其欣赏陈与义的两句诗，其中将画家捕捉梅花本质时不必特别关注形似，比作相马时不注意马匹的颜色或性别。［4］　 *

徽宗甚至还鼓励一些基本上不被视为诗人的大臣在朝殿上作诗，我们在第六章已看到过他们为庆祝祥瑞写的一些诗。徽宗与高官在一起时，例如宴会等场合，经常会要求他们即兴写诗。徽宗可能会确定一个主题、词牌和/或韵字，让上朝的大臣都赋诗一首或题词一篇。在一次宴会上，徽宗让两位重要大臣赋诗。王安中写了一首两百句的五言诗，冯熙载写了一首八十八句的七言诗。据说徽宗对王安中的诗很满意，命人抄录多份，分发给其他高官。［5］

邢俊臣是一位擅长写幽默、讽刺诗词的官员。有一次，徽宗命他写一首《临江仙》（意为长江岸边的仙人），以“高”字为韵，然后又要他写一首关于陈朝桧树的诗，以“陈”字为韵，第三个命题是评论大宦官梁师成献上的一首诗，以“诗”字韵。［6］根据命题赋诗是文人一起消遣的常见方式，徽宗朝的大臣应当对这种做法也很熟悉。［7］但如果这项活动是皇帝本人发起的，那它所带来的社会效应无疑会有所不同。

1107年，就有一次这样的活动。当时徽宗写了一首诗给蔡京，纪念他新近命名的君臣庆会阁。很多官员都赋诗应和，这些诗被整理为一本诗集。汪藻那时只是一个年轻官员，迫切希望引起关注，看了这本诗集后，他用同样的韵脚写了三首诗，很快引起了人们的注意，这帮助他获得了秘书省的一个职位。这件事记录在汪藻的传记中，对提升他的名气很重要。［8］

徽宗保存了蔡京为他写的很多诗，并将这些诗作视为书法作品，因此，在《宣和书谱》蔡京书法条目下列出了他为徽宗写的很多首诗的标题，其中包括游艮岳时为徽宗写的一首祝寿诗，几首道教主题的诗，有些是关于四时变化、飞禽树木，有些关于甘露等祥瑞，还有一首是关于一幅画马的古画。［9］此外，王安中的文集也能说明大臣为徽宗写诗的各种场合，其中很多是他对徽宗诗的应和。［10］下面列出其中的一些题目：

睿谟殿曲宴诗（一百行）

宣和七年九月二十三日睿谟殿赏橘曲燕诗（一百行）

进和御制艮岳曲宴诗

艮岳进和御制二诗

进和圣制元夕诗

进和御制幸太学秘书省诗

进和御制芸馆二诗

进和御制撷芳园二诗

和御制白莲诗

进和御制上巳锡宴诗

进和御制幸池诗

进和御制大明殿御画屏风诗

重和春宴口号

瑞雪应制

进和御制喜雪诗

乙巳岁喜雪御筵即席和御制诗

进和御制南郊礼成喜雪诗［11］

既然这些都是对徽宗诗的应和，显然徽宗也是一名相当活跃的诗人，并且愿意让大臣阅读他写的题材广泛的诗作。

下面两首带有序言的短诗，是王安中的和诗：

臣比因朝献扈从，被旨获观大明殿御画屏风，写物赋形，妙穷造化，生植飞动，意备理足，盖圣孝发于诚心，天机寓于翰墨，成能独纵，度越古今，神灵监观，谅所欣豫。今者恭睹圣制，仍许进和，谨竭鄙思，仰塞诏恩，冒黩威尊，臣无任。

琳阙灵游恍驭风，曲屏亲画孝心通。

越禽翠射宫檐外，闽果红垂御扆中。

阶影近留金琐碎，林光遥映玉青葱。

万年原庙钦崇极，更识君王继序功。［12］

第二个例子：

臣伏蒙宣示御制《观灯诗》，仍许和进，臣窃闻都城父老皆曰：元夕之盛，未有如今岁者。盖道化昭格，四海屡丰，比自立春，嘉泽霑浃，和风应律，河流通驶。况复阙庭神丽，端楼鼎新，五门张灯，实始于此。臣敢采民谣，仰赓圣韵，尘渎睿览。臣无任震越之至。

斗城云接始青天，汴水浮春放洛川。

缯巘千峰延璧月，珠帘十里晃灯莲。

五门端阙初元夕，万历宣和第二年。

圣世亲逢叨四近，颁觞连日缀群贤。［13］

当时有位作者更完整地描述了写这首诗时的情景：

王初寮安中，自翰林学士承旨迁右丞，值元宵，从宴宣德门。徽宗命以五门端阙为题，令赋诗，安中即席应制，曰：（上引诗句）……上嘉之，移宴景龙门，上自调黄芽羹以赐。［14］

还有几件轶事说明徽宗喜欢幽默的诗词。有一次，他召当时的通俗词人曹组上殿。被徽宗问及是不是曹组时，曹组以词回应：

只臣便是曹组，会道闲言长语。

写字不及杨球，爱钱过于张补。

彩图1 　徽宗像，118.2×106.7cm，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彩图2 　《卤簿图》，51.4×1481cm，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彩图3 　《文会图》，绢本，墨笔设色，184.4×123.9cm，有宋徽宗和蔡京的题诗，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彩图4 　《文会图》局部

彩图5 　传赵佶《腊梅双禽图》，绢本，墨笔设色，83.3×53.3cm，有徽宗题诗，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彩图6 　传赵佶《芙蓉锦鸡图》，81.5×53.6cm，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彩图7 　王希孟《千里江山图》（局部），51.5×1191.5cm，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彩图8 　《千里江山图》局部，蔡京跋语。

彩图9 　赵佶《竹禽图》，绢本，墨笔设色，33.7×55.4cm，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藏

彩图10 赵佶《五色鹦鹉图》，绢本，墨笔设色，53.3×125.1cm，波士顿美术馆藏

彩图11 　 赵佶《祥龙石图卷》，绢本，黑笔设色，53.8×127.5cm，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彩图12 　赵佶《瑞鹤图》，绢本，墨笔设色，1112.51×138.2cm，辽宁省博物馆藏

彩图13 　赵佶《听琴图》，绢本，墨笔设色，110.2×51.3cm，有徽宗题名和蔡京题诗，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彩图14 　《金明池争标图》册页，绢本，墨笔设色，28.5×28.6cm，天津博物馆藏

彩图15 《迎銮图》局部，绢本，墨笔设色，26.7×142.2cm，上海博物馆

于是徽宗大笑，显然很高兴听到诗中提到了他的两位近臣。［15］

曹组在科举考试中已经六次落第，但徽宗任命他担任一个文职，还会时不时交给他一些任务。有一次，徽宗命他在一天内写一首诗，结果他写得非常好，徽宗便赐他进士出身。［16］

通常情况下，君臣之间的诗歌唱和与其说是分派任务，倒不如说是一种礼物互赠——第一首诗的接受者为了表示感谢而和诗一首。徽宗与蔡京和王安中之间的诗词往来就属于这一类。有时候历史文献中会提到徽宗的赐诗，却没有引用诗的原文。例如《宋史·礼志》中提到，1115年，在一次宫廷宴会中，徽宗御制诗一首赐予蔡京，却没有引用诗的原文。［17］王明清在著作中记录，他有一次拜访蔡京的孙子，看到了蔡京与徽宗在各种场合互赠诗词的手稿，例如完成宫廷礼仪以后，或是游赏花园或园林。有一次，徽宗赐给蔡京一首七律，蔡京以同韵和诗四首，徽宗一下诗兴大发，又回了两首诗。下面依次引用了徽宗的第一首诗、蔡京的和诗，以及徽宗回应的另外两首诗：

己亥十一月十三日，南郊祭天，斋宫即事赐太师：

报本［18］精禋自国南，先期清庙宿斋严。

层霄初扩同云霁，暖吹俄回海日暹。

十万军容冰作阵，九街鸳瓦玉为檐。

肃雍显相同元老，行庆均釐四海沾。

蔡京步韵和之：

衮龙朱履午阶南，大辇鸾鸣羽卫严。

玉轸乍回黄道稳，金乌初上白云迟。

五门晓吹开旗尾，万骑花光入帽檐。

已见神光昭感格，鹤书恩下万邦沾。

徽宗又赐诗：

清庙斋幄，常有诗赐太师，已曾和进。禋祀礼成，以目击之事，依前韵再进。今亦用元韵复赐太师，非特以此相困，盖清时君臣赓载，亦一时盛事耳。

灵鼓黄麾道指南，紫坛苍璧示凝严。

联翩玉羽层霄下，烜赫神光爱景暹。

为喜銮舆回凤阙，故留芝盖出虬檐。

礼天要作斯民福，解雨今当万物沾。

徽宗还应和了下面第二首诗：

太师以被赐暹字韵诗，前后凡三次进和，盖欲示其韵愈严而愈工耳。复以前韵又赐太师：

天位迎阳转斗南，［19］千官山立尽恭严。

共欣奠玉烟初达，争奉回銮日已暹。

归问雪中谁咏絮，［20］冥搜花底自巡檐。

礼成却喜歌盈尺，端为来趋万宇沾。［21］

诗词不仅在朝廷流行，那些希望被提拔为朝官的人有时也会写诗，他们通常要竭力赞颂皇帝、朝廷以及世上万物运转正常的祥瑞。当然，并不是只有中国用优美言辞来称颂统治者，古罗马帝国及其东西方继承者都将颂文视为一种艺术形式。［22］在中国，这一传统可追溯到最早存世的文献，因为《诗经》中就有很多称颂统治者和皇帝祖先的诗歌。汉唐时期赞美诗的主题之一就是歌颂国家昌盛和皇帝圣明。朝廷大臣对皇帝的诗进行答和时，他们对至高无上君主的赞颂以及皇帝对这些赞颂的回应构成了“宫廷想象空间”的核心［23］。同时，诗人们也在不断地将自己打造为忠实、敬畏的臣民形象。

在中国，并非所有的颂词都是简单的奉承，在充满溢美之词的诗词中委婉地进行批评，也是一种传统做法。［24］蔡京或王安中是否写过让徽宗对某件事情三思而行的诗呢？我读过的最接近这种意图的诗，并没有明确表示是写给徽宗的。蔡攸离开京城去参加燕京战役时，他的父亲蔡京并不赞成这次战役，因此为他写了一首诗，批评放弃宋辽长期盟约的决定。这首诗最后被徽宗看到，据说徽宗建议对诗句稍作改动，但对其中隐含的批评未置一词。［25］

至少有一次，有一组诗直言不讳地对徽宗提出了批评。太学生邓肃写了十一首绝句和一篇长序，批评花石纲。当时，花石纲搜刮物资运往艮岳的做法已激起了很多批评。下面是组诗中的第三首：

守令讲求争效忠，誓将花石扫地空。

那知臣子力可尽，报上之德要难穷。

徽宗可能一下子就从诗句中读出了邓肃的讽刺，但他这次可不觉得有趣。邓肃很快就被逐出京，贬回故里了。［26］

徽宗将诗引入宫廷，支持对曲调的研究，向大臣展示自己写的诗，并鼓励他们唱和，他完全可以自诩为诗词的倡导者。当然，徽宗同时也禁止印制当时一些最负盛名的诗人的作品，其中最有名的就是苏轼和黄庭坚。但在绘画理论方面，徽宗并没有反对苏轼倡导的思想，而且在对诗歌的支持方面，徽宗也没有将自己置于与苏轼的观点完全对立的立场。在徽宗统治时期，词的创作继续沿着受苏轼影响的方面发展，包括语言趋于精炼，以及用词来表达个人情感，这在以前都是通过诗来表达的。［27］

徽宗鼓励朝廷大臣创作诗歌，有哪些收获呢？首先，他将自己与帝王倡导诗词艺术的悠久传统联系了起来。自周朝以来，统治者一直都希望朝廷中人才济济，其中最被看重的是诗人。更晚近一些，宋朝早期的太宗和哲宗都热衷于诗词，并亲自创作了大量的诗词，而宫廷诗词的质量也是人们经常谈论的话题。哲宗统治后期，在一次庆祝皇子诞生的宴会后，由于为这次庆祝活动创作的诗词质量平平，哲宗还与宰辅们一起讨论，考虑谁能将宫廷的文学水平提升一个层次。［28］徽宗本人就很喜欢诗词，因此，他希望自己的朝廷能被看作展示诗人才能的地方。

宴会和游园会

王安中这些大臣与徽宗唱和的场合大多是宴会或各种聚会。这些场合是徽宗朝宫廷文化的重要元素。有些宴会是礼仪官员组织的定期活动，包括新年宴会（届时辽、西夏和高丽等国都会派使节前来恭贺），春季和秋季的宴会，以及徽宗的生日。音乐在这些宴会中扮演重要角色，很多演奏者都是女性。宫廷乐队在每轮饮酒和进餐时，在其他表演活动（包括百戏、诵诗、小儿队舞、女弟子队舞和独弹筝等）之间，都会奏乐。［29］

宴会上表演的杂剧有时候会带有一些政治讽刺的含意。洪迈概述了三个杂剧的故事，这三个杂剧的表演要么将徽宗逗笑，要么促使他重新考虑某些事情。第一个故事是取笑蔡京排斥所有和元祐派有关联的人，包括一名元祐三年（1088）领取度牒的僧人。第二个故事是，王安石配享孔庙后，让孔子的两个弟子颜回和孟子听从他的指令，并给他最尊贵的位置，这让孔子心生不悦。第三个故事是关于慈善机构的，有位僧人评论说，老、病、死已经不再是令人困苦的宗教难题，因为新建的慈善机构能够提供医疗救助，照顾老年人，安葬贫困死者，这就减轻了很多不可避免的痛苦。［30］

除了这些定期的活动，徽宗有时也会举办人数较少的聚会。徽宗花了相当多精力去美化宫廷及其花园，并收集了很多珍稀的艺术品和古玩。他喜欢偶尔邀请宰辅和宠臣一同欣赏这些珍品。

徽宗安排的宴会和游园会大多没有留下历史记录，或者仅是简短提及，例如有一处史料提到，1107年三月初三，徽宗在西郊的金明池苑（参见图1.3）为蔡京等官员举办宴会。［31］幸运的是，还是有些聚会被一位宾客记录下来并得以保存，不过这些记录无疑主要是给徽宗看的。

以这种方式记录下来的第一次聚会，是1112年为庆祝蔡京回京举办的。根据蔡京的记述，这次活动的灵感源于徽宗想起了《诗经》中有一首诗，是周宣王为一位回归贵族设宴庆祝。徽宗希望打开后苑的太清楼，恢复这种古代的做法。出席的宾客有徽宗的两位兄弟，还有当时所有的宰辅（何执中、蔡京、郑绅、吴居厚、刘正夫、侯蒙和邓洵仁），以及郑居中、邓洵武、武将高俅和童贯。［32］宴会的准备工作由几位大宦官（谭稹、杨戬、贾祥和梁师成）统筹。宴会正式开始的三天前，徽宗亲自视察了现场，一一指定各种器具以及奏乐和跳舞的位置。为了这次活动，还专门从内府调出了精美的酒器和餐具。宾客都佩戴着徽宗最近授予他们的宝带。此外，徽宗决定这次活动不用平时的教坊乐工表演，而是启用宰臣们也没有见过的一批年轻女乐工。也许为了避免被人指责因耽于享乐而荒废政事，徽宗在宴会当天仍然到垂拱殿正常上朝。

宾客来了以后，先是坐下来观看娱乐表演。表演从展示武技开始，然后是一群宫女在马上表演的马球比赛。表演结束后，宾客们穿过一个宫门进入后苑，前往这次聚会的目的地，太清楼。这时徽宗建议大家先去宣和殿，那里的黑漆案台上已经摆好了精美的书画和古器，供大家观赏。宣和殿有一座侧楼，名为“琼兰”，但它实际上“积石为山，峰峦间出。有泉出石窦，注于沼北”。［33］接着，大臣们又被领入一间宫殿，那里已经列队排好了四百名男童乐和女童乐。徽宗的第三个儿子赵楷当时只有十岁，他站在徽宗身旁服侍，“进趋庄重，俨若成人”。酒过三巡之后，徽宗告诉客人们尽情享受，不必拘礼。他还命人为宾客们奉上了用泉水泡制的新茶。接下来是奏乐和舞蹈表演。蔡京在文中称，上清楼在宋真宗时首次被用于宴会，自那时以来，无论从音乐、饮食和美酒的质量，还是从君臣相亲无间的感受，之前的宴会都无法媲美。［34］

蔡京还为1115年四月举行的一次宴会写了文章，其中也有马术表演。这篇文章只留下一份概述，引用如下：

政和五年四月，燕辅臣于宣和殿。先御崇政殿，阅子弟五百余人驰射，挽强精锐。毕事赐坐，出宫人列于殿下，鸣鼓击柝，跃马飞射，剪柳枝，射绣球，击丸，据鞍开神臂弓，妙绝无伦。卫士皆有愧色。上曰：“虽非妇事，然女子能之，则天下岂无可教。”臣京等进曰：“士能挽强，女能骑射。安不忘危，天下幸甚。” ［35］

蔡京撰文详述的另一次宴会发生在1119年。他没有提到举行这次聚会的具体原因，但基本上是一次家庭聚会。徽宗邀请了几位皇亲，包括两位皇兄、三皇子赵楷，还有一位远亲赵仲忽，后者也是重要的艺术品收藏家。［36］此外，他还邀请了蔡京及其子孙数人，包括一年前与徽宗第五女结婚的驸马。其他宾客还有冯熙载、王黼和童贯，都是当时的宰辅。这次聚会的第一项重要活动是参观徽宗收集的文化珍品。保和殿的一些阁楼内陈列了物品供大家参观，徽宗亲自担任向导，为大家一一介绍和评论每件藏品。前两处阁楼内分别存放了儒家与道家书籍。其他阁楼的名称中均含“古”字（如稽古阁、邃古阁、尚古阁等），藏品包括宋代前朝皇帝的书法、古代青铜器和石刻、古画和法书等，蔡京称很多藏品他以前从来都没有见过。蔡京描述，徽宗在这次聚会中是以文人和文化收藏品鉴赏家的身份出现在宾客面前：

赐茶全真殿，上亲御击注汤，出乳花盈面，臣等惶恐，前曰：“陛下略君臣夷等，为臣下烹调，震悸惶怖，岂敢啜？”顿首拜。上曰：“可少休。”乃出瑶林殿。中使冯皓传旨，留题殿壁，喻臣笔墨已具，乃题曰：

琼瑶错落密成林，桧竹交加午有阴。

恩许尘凡时纵步，不知身在五云深。

顷之就坐，女童乐作。坐间赐荔子、黄橙、金柑相间，布列前后，命师文浩剖橙分赐。酒五行。［37］

1120年十二月，举行了第四次这样的集会，当时蔡京已经从宰臣的位置上退下来。宴会设在延福宫，这座规模宏大的宫殿修建于1113年，将皇宫一直延伸到城北。［38］在这次宴会上，徽宗邀请了几位皇子和当时在任的宰臣，还特别邀请了翰林学士李邦彦和文臣宇文粹中。宴会当天，宾客还是在几个地点之间来回转场。最开始是在睿谟殿，客人在那里欣赏了演奏，徽宗告诉他们在这里不用拘礼，可以饮食自如，食物如有剩余，也可以带回家。吃完饭，宾客回到东庑休息，晚上又一同前往景龙门。景龙门是宫城北边的正门，大家在那里可以观看宫外大街上庆祝元宵节而悬挂的花灯。“观灯玉华阁，飞升金碧绚耀，疑在云霄间。设衢樽钧乐于下。都人熙熙，且醉且戏，继以歌诵，示天下与民同乐之恩，侈太平之盛事。” ［39］

接下来是去会宁殿，那里有八座阁楼对列，分别陈列着徽宗喜爱的物品，即琴、钟、棋、书、画、茶、丹、经、香，徽宗邀请客人上前仔细观赏。这时附近的桌案上已经摆好了食物。宾客酒足饭饱后，又一同前去张灯结彩的成平殿。徽宗命人端上茶具，亲自煮水、摇茶。然后有一些宫女进来表演歌舞。徽宗对李邦彦和宇文粹中说，他们两位是首次被邀请参加这类聚会的翰林学士。［40］

值得一提的是，徽宗在这几次聚会中是亲自为客人备茶。茶在徽宗朝的文化中显然占据重要地位，在当时的文人圈也是一种重要文化。徽宗对备茶有自己的见解，而且喜欢亲自动手侍茶。［41］人们一直认为徽宗写过一篇关于茶的小册子，时间在大观年间（1107—1110），这篇专论最早的版本可追溯到14世纪编成的《说郛》。它先是在介绍中称赞了茶的神奇功效，接下来叙述了二十个步骤，从选择茶叶的产地，到采茶、蒸茶、碾制茶饼、鉴别不同茶类、注水、选择茶盏等步骤。从下面几段文字中足以看到徽宗所采用的方式：

鉴辩：茶之范度不同，如人之有面首也。膏稀者，其肤蹙以文；膏稠者，其理敛以实；即日成者，其色则青紫；越宿制造者，其色则惨黑。有肥凝如赤蜡者。末虽白，受汤则黄；有缜密如苍玉者，末虽灰，受汤愈白。有光华外暴而中暗者，有明白内备而表质者，其首面之异同，难以概论……又有贪利之民，购求外焙已采之芽，假以制造，碎已成之饼，易以范模。

白茶：白茶自为一种，与常茶不同，其条敷阐，其叶莹薄。崖林之间，偶然生出，虽非人力所可致。正焙之有者不过四、五家，生者不过一、二株，所造止于二、三胯而已。芽英不多，尤难蒸培，汤火一失，则已变而为常品。须制造精微，运度得宜，则表里昭澈，如玉之在璞，它无与伦也。

盏：盏色贵青黑，玉毫条达者为上，取其焕发茶采色也。底必差深而微宽，底深则茶直立而易以取乳，宽则运筅旋彻不碍击拂。

筅：茶筅以箸竹老者为之：身欲厚重，筅欲疏劲，本欲壮而未必眇，当如剑脊，则击拂虽过而浮沫不生。［42］

我们应该如何理解徽宗以自己的这些嗜好来娱乐宰臣呢？皇帝与周围的人在身份上存在巨大差异，这意味着他们没有一种关系是简单的友谊。然而，皇帝也是人，有时也希望与别的男人建立友谊，一起做一些朋友之间经常做的事，如分享美酒佳肴、闲聊、互相拜访，炫耀炫耀最近的收藏品等等，并不足为奇。但大臣们很少认可皇帝这种对朋友的需求，他们总是怀疑那些与皇帝亲近、被皇帝宠爱的人，担心这些人滥用权力。因此，在现存的史料中很难看到对皇帝身边的人有正面的描写。但如果我们试着从皇帝的角度考虑，似乎也很容易理解他们的这些需求，皇帝不仅希望有宫女和嫔妃陪伴，也同样渴望身边有一些男伴，这些男伴与他们有共同的兴趣爱好，能够从常人的角度来欣赏自己，而不仅仅是作为臣子来顺从自己（尽管这些人也不得不这样做）。

在欧洲，皇帝的身边总有一些贵族，可以一同参加许多活动，这些贵族包括皇帝的血亲或姻亲，如兄弟、堂表兄弟、皇后的兄弟，等等。他们可以一同骑马、进餐、欣赏音乐或比较随意地聊天。全天都有一些地位尊贵的大臣服侍皇帝，即使是在更衣或进餐时。在中国，这些服务有一部分由宦官来承担，例如服侍皇帝更衣、奉上食物或饮品、倾听皇帝的想法或抱怨，并陪伴在皇帝左右。徽宗有两个兄弟，有时也的确会邀请他们参加一些非正式的宴会，但却从未有一起骑马之类的记载。徽宗即位的第二年，谏官江公望曾上疏，他听说一些人带着猎隼进入后苑。江公望称自己并不相信这一谣言，但还是用了很长的篇幅来劝诫徽宗，不应当从事狩猎这样既残酷又危险的事情。［43］即使徽宗确实狩过猎，相关的记载也没有保存下来。不过，徽宗有时也会让宰辅来当他的伙伴，这并不奇怪。他甚至可能认为某些人可以成为自己的好伙伴，才挑选他们担任朝官（蔡攸、王黼和王安中可能都属于这种情况）。

嫔妃和子女

皇宫中更为私密的区域同样也是皇帝的欢娱之地，他享受女性陪伴和天伦之乐的地方。皇帝的家庭可能会非常庞大，因为除了一位皇后之外，他可能还会有众多的嫔妃，单是这些嫔妃的封号就有二十三种，用来体现她们的等级。此外，他还可以从几千名宫女中随意挑选，将中意的宫女晋升为嫔妃。［44］

皇帝要有这么多潜在配偶，一个重要原因是对男性继承人的需要。很多宋朝皇帝都要想尽办法才能确保得到一个继承人。不过徽宗倒是没有这样的困难。在很多方面，徽宗都是一位与众不同的皇帝，但最突出的就是他的子女数量——他在位期间后宫一共为他生下了六十五个子女，［45］而其他宋朝皇帝最多的也才二十六个。即使与前朝或后世的皇帝相比，也没有人在生育能力这方面胜过徽宗。子女数量与他最接近的是唐玄宗，有六十个；接下来是明太祖，四十二个。两个在位时间都长达六十年的清代皇帝，康熙与乾隆，分别有三十五个和二十七个子女。上述皇帝在位时间都要比徽宗长，因此，如果从在位期间每年出生的子女数量来看，徽宗更是遥遥领先。［46］

徽宗怎么能有这么多子女呢？显然，他没有困扰某些宋朝皇帝的生育能力问题。另一个同样重要的原因是，徽宗绝对不是践行一夫一妻制的人：他能够而且愿意使几位嫔妃差不多同时怀孕。他在位期间的大部分年头都不止有一位嫔妃为他生下孩子。徽宗可能会将自己在这方面的成功归因于他的医学知识和道教修行。在医学和道教领域都极受推崇的黄帝，在一本极其深奥的性学专论中就是一位性学艺术的大师。［47］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徽宗是一位喜欢女性的男人。无论是从《宋史》等正史中，还是从笔记、传说或稗史中，都可以看出徽宗是一位非常浪漫的男性，他喜欢和嫔妃们待在一起，而且会对其中某些人产生深厚的感情。徽宗与曾祖父和哥哥不同，他从未废黜过皇后，而且在绝大部分时间里，他对待嫔妃都非常慈善和慷慨。

从徽宗的角度来叙述他的嫔妃与子女，最好方式也许是按照他的家庭随时间发展而产生的变化。徽宗登上皇位时，已经娶了一位妻子王氏。王氏出身开封的官宦人家，但其家族并不十分显赫。当时徽宗结婚半年，王氏已怀孕，并于1100年四月生下了他们的第一个皇子，即太子赵桓（后来的钦宗）。［48］那时王氏已被册封为皇后。第二年她又生下一个公主，但出生日期不详，因为公主们只有在获得第一个封号时才会记下日期，但那时公主可能已经出生好几个月了。在1101年生下女儿后，王皇后就没有再生育过。

《宋史》中关于王皇后的传记，暗示徽宗对她从未有太深厚的感情。“后性恭俭，郑、王二妃方亢宠，后待之均平。” ［49］徽宗认识郑、王二妃已经很多年了，因为她们曾经是他的嫡母向皇太后的侍女，徽宗前去探望向皇太后时，向皇太后就会命她们服侍他。徽宗登基后，向皇太后将两个侍女赐给他作嫔妃。郑妃在1100年被授予才人的封号，这可能是在她为徽宗生下了一个公主之后。才人虽然是嫔妃中最低的级别，但是比众多没有封号的宫女地位要高。郑妃在第二年再次怀孕，并被晋升为美人。受封的次月，她生下了一个皇子，但仅存活了一日。郑妃的竞争对手王妃在1101年末为徽宗生下了第三个皇子，不过当时王妃的封号也是美人。［50］这样，在1101年的年底，徽宗共有四个子女，两个皇子和两个公主。

在上述三位女性中，郑妃似乎最受徽宗的宠爱。史料中记载，她喜欢读书，文章写得好，可以起草一些官方文件，徽宗很欣赏她的才气。她很快在1102年被封为贤妃，然后又在1104年被册封为皇妃中的最高等级贵妃。据说徽宗还为她写了歌词，“天下歌之”。［51］

徽宗在位的第三年，宫中又诞生了三个公主。徽宗的第三个公主是杨妃所生，但有关杨妃的记载很少，只知道她在1102年二月获得了第一个封号，后来又接连晋升。［52］徽宗的第四个公主是郑妃所生，这也是郑妃在三年内生的第三个孩子。第五个公主是十六岁的皇妃刘明达所生。刘妃1100年四月作为宫女（御侍）进宫。她吸引了徽宗的注意，1102年底被赐予封号，并产下了第一个公主。她成为最受徽宗宠爱的嫔妃之一，在接下来的九年间又生下了五个孩子。这样，到了1102年的年底，徽宗共有五位嫔妃为他生的七名子女：五个公主和两个皇子，都还是婴幼儿。

1103年，后宫没有新的母亲生育：郑妃又生了一个公主，王妃生了一个皇子，这也许有助于她与郑妃的竞争，因为郑妃有三个公主，但她已有两个皇子。在1103年的年底，徽宗的嫔妃中还是共有五位母亲，但他又多了两个孩子，现在共有三个皇子和六个公主。

随后几年的情况也很类似。徽宗的孩子中大约有四分之一未能活到成年，有的刚出生就夭折了，还有一些活到了几岁；不过，他们的成活率还是要好于早年宋代皇帝的子女（哲宗去世时，他的五个子女中只有两位在世，而神宗去世时他的二十四个子女中只剩下十个）。因此，在大多数年头，宫中徽宗的子女数量是逐年增加的。例如，在1107年的年底，徽宗有十八个孩子在世，与1108年的数量一样（因为这一年新出生了一个孩子，但也有一位夭折），但到1109年，子女数量就增加到二十二个，因为新出生了五个，只有一个夭折。到这一年的年底，徽宗差不多已经在位十年，嫔妃中有八位成了母亲。六年之后，也就是1115年的年底，徽宗共有三十四个子女在世，分别由十位嫔妃所生。再过五年，到了1120年年末，他共有三十九个子女在世，分别由九位或更多的嫔妃所生（1118年之后，现存史料中没有列出一些子女的母亲是谁，因此这个数量并不完整）。在徽宗最后执政的1125年年底，他共有四十七个子女在世，他们的母亲至少是八位嫔妃。

从总体上看，至少与之前皇帝的妃嫔相比，徽宗的嫔妃之间相处还算融洽。王皇后的传记中提到一段不愉快的经历：有个高级宦官散布她的坏话，于是徽宗派一位刑部官员调查此事，但没有发现不利于她的证据。史料记载，王皇后见到徽宗时，丝毫没有提及此事，这让徽宗非常感动。［53］

有几位嫔妃在徽宗之前去世。王皇后最先于1108年殡天，终年二十五岁。由于她的品衔很高，葬礼的仪式非常隆重。此后，大臣多次请求徽宗立新皇后，都被拒绝了，直到1110年才册封郑妃为皇后。徽宗还是亲王时就认识郑妃，她共为徽宗生下七个子女，其中有五个在郑妃封后时在世，都是公主。一般而言，皇后要从文官或武将的精英家族挑选，就像王皇后那样，但徽宗从后宫挑选了一个自己喜爱也为自己生了很多孩子的嫔妃，册封为皇后，尽管她没有身居要位的亲戚。不过，庆祝她被册封为皇后的仪式还是非常盛大。《宋史》记载如下：

大观四年，册贵妃郑氏为皇后，议礼局重定仪注：临轩册使，皇帝御文德殿，服通天冠、绛纱袍，百官朝服，陈黄麾细仗，依古用宫架。册使出殿门，依近仪不乘辂。权以穆清殿为受册殿。其日，皇后服祎衣，其奉册宝授皇后，皆用内侍。受册讫，皇后上表谢皇帝，内外命妇立班称贺，群臣入殿贺皇帝，于内东门上笺贺皇后。［54］

接下来描述的是每个仪式步骤所演奏的乐曲。

即使在成为皇后之前，郑氏似乎也不是容易心生嫉妒的人，因为她的两个侍女，韦氏和乔氏，也服侍徽宗，并分别在1104年和1107年为徽宗生了孩子。韦氏和乔氏结为姐妹，约定以后若有一人富贵了，一定不能忘记对方。［55］

虽然徽宗选择册封郑妃为皇后，但对其他嫔妃也很有感情，特别是爱妃刘明达。前文提到，刘明达于1100年十四岁进宫，1103年生下第一个孩子。她在十年后二十七岁时去世，共生下六个孩子，三个皇子与三个公主，其中只有一个夭折。刘明达去世后，徽宗非常难过，不仅写了很多诗纪念，还追封她为皇后，这是一种极为少见（同时也花费昂贵）的做法。［56］甚至在她去世三四年之后，徽宗还沉浸在悲伤中。蔡絛上奏说，他曾询问道士王老志，王老志说明达皇后是上真紫虚元君，并数次在他们之间传递讯息。［57］据说另一位更有影响力的道士林灵素也曾帮助徽宗与这位爱妃进行沟通。林灵素在一个夜晚设置醮坛，然后用“飞符”召唤明达皇后。他向徽宗报告说，他的爱妃正在参加西王母的宴会，但她听到了徽宗的召唤后，马上就赶来了。当她出现在徽宗面前时，看上去就和生前一模一样。她对徽宗说：“臣妾昔为仙官主者，因神霄相会，思凡得罪，谪下人间，今业缘已满，还遂旧职。”明达皇后离开之前，二人还聊到了一些家族成员。［58］

嫔妃刘明节最初是贵妃刘明达“收养”的女孩，后来也得到了徽宗的宠爱，史书上记载，徽宗让她从早到晚服侍自己。她貌美惊人，擅长使用化妆品，穿着打扮也很时尚。林灵素一见到她，就认定她是九华玉真安妃，并将她的画像摆放在神霄帝君画像的左边。刘明节于1120年去世时，徽宗悲恸万分，无论谁来安慰，都会痛哭一阵。有一位，徽宗认为崔妃没有表现得很悲伤，很恼怒，便将崔妃贬为庶民，而崔妃已经为他生下六个孩子。不过，在贬谪崔妃的诏书上，理由是实施巫术等蛊惑行为。［59］

徽宗的子女总共出自至少十三位嫔妃（在1118年之后，有十一个子女的母亲没有列出来，可能属于这十三位嫔妃，也很可能是另外七位受到册封但没有列出子女的嫔妃，参见附录B），［60］其中有两位母亲只生过一个孩子，但在另一个极端，郑皇后共生有六个孩子，与明达皇后和崔妃一样，两位嫔妃生过七个孩子（乔妃和第二位王妃），还有一位生了八个孩子（第一位王妃）。徽宗能够对女性保持多年的兴趣，包括那些怀孕多次的嫔妃。我们知道其中一些嫔妃的出生年月，从这些证据可以看出，徽宗在他的嫔妃三十岁以后才会逐渐失去兴趣，在为徽宗生下多个孩子的嫔妃中，有两位嫔妃的最后一次生产是在三十二岁。

除了在现存正史中有记录的二十位嫔妃外，徽宗还至少有一百二十三名有封号的嫔妃。我们知道她们的姓名、年龄和封号，因为1127年女真人攻下开封时，将这些女人作为战利品，对她们进行了登记。登记名册中有五百零四名没有提供细节的宫女，还有一百四十三名嫔妃列出了姓名、封号和年龄。［61］等级最高的五位嫔妃（也被称为妃位，分别是皇后、贵妃、淑妃、德妃和贤妃），年龄在三十四岁到四十二岁之间，都已经生育子女。次一级的有十三位嫔妃（被称为嫔位），她们被赐予十四种封号，年龄从十九岁到三十九岁，其中有几位也生育了徽宗的子女。剩下的一百零七人，都没有为徽宗生过孩子，有最低级别的封号，年龄从十六岁到二十四岁不等。［62］

徽宗在好几首宫词中都提到了宫中的女性，以及她们为他带来的欢愉。正如艾朗诺指出，徽宗诗中的宫女不仅可爱，而且聪明、知足。以下面的三首诗为例：

叠山环水胜蓬宫，景物芳妍竟不同。

佩玉锵金无限好，雅歌姝舞兴何穷。

仙姿婉娈玉肌肤，娇惯心情每自娱。

不向园畦寻斗草，定邀朋友戏投壶。

桃作香腮玉作肤，飘飘云缕曳衣裾。

妇功奇丽皆能事，一种心勤是读书。［63］

尽管这些诗没有去探究宫女的复杂生活，但也的确帮助我们理解了徽宗认为女性能够增添宫廷乐趣的心情。

徽宗这么多子女在不同的成长时期都需要有人照顾。一开始，要为他们找奶妈，生病时要找御医医治。等他们长到四五岁，就要开始接受教育了，最初可能是由后宫的女性来教。皇子再大几岁，要开始跟着宫外的男老师学习。而公主到了十五岁，通常就要出嫁了，不仅要为她们找到合适的丈夫，还得为她们建造府邸，并准备其他嫁妆。当然也要为皇子建造王府，这样他们就可以搬到宫外居住，但他们通常会比自己的姐妹在宫中多待几年，一直到十七八岁才搬出去。徽宗子女中年龄最大的自然会首先经历这些，因此，我们对他们的教育、婚姻和府邸可能了解得更多一些。举几个例子就足以说明了。

在徽宗活到成年的皇子中，年纪最大的两位是太子赵桓和皇子赵楷，分别出生于1100年和1101年，二人年龄相差一岁半左右。赵桓被定为皇位继承人，但赵楷更有艺术天赋，据说他也是徽宗最喜爱的儿子。1107年，徽宗亲自写了一份手诏，说自己有这么多皇子是受到上天的保佑（当时他有九个在世的皇子），现在应当让年龄最大的两个皇子到宫外求学了。1111年，两个皇子分别为十一岁和十二岁，他们开始在资善堂读书。仁宗早年也曾在这座宫殿内学习。徽宗的大臣们受命在那里迎接两位皇子正式入学。［64］记载皇子们学习内容的史料中提到了《论语》、《孟子》、一本道德规谏之书与徽宗评注的《老子》，以及西汉与东汉的历史。［65］五位年长的皇子的老师中，有一位是葛次仲，他的哥哥是葛胜仲，前文曾提到此人供职于太学。葛次仲共为皇子担任了七年的指导老师，后来徽宗决定让他做皇子的全职老师，而非兼职。葛次仲的传记中记载，有一次，他和徽宗随意聊天时，徽宗评价说皇子赵楷的进步很快，还给他看了赵楷写的希望在宫外找一位老师的请求，并特别指出了赵楷的大字（书法）结构非常好。葛次仲的传记中还提到，他在担任皇子老师的七年里，讲授了几十万字的经典文章，从历史书和文学作品中精选了几千例嘉言懿行，并在皇子们提问的基础上深入讨论。［66］

徽宗还决定让公主们也接受教育，由宫廷为她们花钱聘请老师。我们之所以知道这一点，是因为在女真入侵后，宫廷开始努力缩减费用。有位官员曾抱怨为嫔妃和公主支付老师的费用。这位官员认为只为皇子请老师就行了，不应当还为皇子的姐妹和母亲支付老师的费用。［67］

接下来是徽宗皇子的几件大事，包括：1114年长子行冠礼，1115年长子被正式立为皇太子，1116年皇太子大婚。徽宗命手下的大臣提名皇太子妃的人选。最终入选的朱氏其实与皇室已经有一些关系：她的父亲朱伯材是已经去世的朱皇太妃的兄长，朱皇太妃是哲宗的母亲。在婚礼那天，用黄金装饰的马车将新娘接到了皇宫。［68］

在举行这些典礼时，徽宗都要求遵循《政和五礼新仪》中的礼仪。在编纂这部仪典的过程中，徽宗对冠礼有特别的兴趣，还以自己的名义颁布了一本十卷内容的著作，对冠礼事宜进行论述，包括讨论应当在一年当中的什么时间行冠礼，使用什么类型的帽子，每个步骤由谁实施，以及行礼时使用什么音乐等问题。［69］

上述三个典礼——冠礼、立皇储和大婚——都是非常重大的活动。蔡絛报告说，皇室在过去从未举行过公众活动纪念皇子成人，但在赵桓行冠礼时，徽宗亲自前往文德殿，百官已经在那里恭候。徽宗命令负责的官员行“三加礼”（将三种不同类型的帽子戴在头上）。行礼完毕后，徽宗为皇子赐了字号。据蔡絛记载，皇子没有乘坐黄金装饰的马车，而是骑马前往太庙行礼。他还记录，当时是第一次听到清理道路的官员喊“皇太子”，据他推算，京城居民已经有一百多年没有在大街上看到皇太子出现了。［70］

徽宗不止一次将子女众多归结为自己幸运。在本章第一段引言中，他就提到自己是受到上天保佑，才能够有五十位子女（这是将夭折的孩子也计算在内，因为当时在世的只有三十四或三十五人）。徽宗十分清楚为这些子女建造房屋需要的花费。他不想将城市居民的土地充公，因为那样可能会使很多人失去生计，因此建议将一处军营从城内迁到城外，这样就可以腾出一块土地为皇子和公主建造府邸。据蔡絛记载，空地位于旧城墙的北门外（景龙门，参见图1.3）。童贯当时是一名高级武官，负责建造赵楷的王府。所有的府邸自东向西排列，修建了一道共用的大门，门外是一条道路。［71］

1117年十月，皇太子的第一个儿子出生。在位皇帝能够亲眼看到自己的皇孙出生，这在宋朝历史上还是首次。［72］在此之后，皇室的另一件大事是赵楷参加了科举考试并名列榜首。但徽宗认为赵楷排名第一看上去不太合适，于是命人将前两名的名次换了一下。当然，赵楷的老师也与有荣焉。［73］

尽管徽宗似乎从未犹豫过将长子（也是出自两位皇后的唯一成年儿子）立为皇位继承人，但他们之间的关系似乎一直有些紧张。据蔡絛记录，蔡京对此比较担忧。此外，还有一些资料显示，他曾经嘲弄过父皇非常敬重的道士林灵素，还有传言说他和一些级别最高的宦官相处不好。［74］

从1115年开始，公主们相继出嫁。与皇子们的冠礼一样，徽宗要求公主们的婚礼也遵循《政和五礼新仪》的规范。徽宗的长女最早结婚，1115年十五岁时下嫁给曾夤。曾夤出身于显赫的高官家庭，尽管仅年长公主一岁，但在结婚时已从太学毕业。［75］从这场婚姻中，曾夤也得到了好处，不仅获得了府邸和其他物质上的实惠，还得到了品衔和一些官场上的特权。其他公主的婚姻大多也是这种形式，基本上都是在十五岁出嫁，驸马比她们也年长不了多少。

在所有公主的婚姻中，徽宗第五位公主与看起来比她年轻几岁的蔡京之子蔡鞗的婚姻，可能是最引人注目的。［76］这场婚事定下来后，蔡京曾试图借此退隐，他引述徽宗早年颁布的一份诏书，其中要求有姻亲关系的大臣不得担任宰臣，但徽宗拒绝了他的请求。在举行婚礼的两天前，徽宗给蔡京家族的十一位成员加封了官职。此外，在婚礼仪式一个月后，徽宗临幸新婚夫妇的府邸，再次晋升了女婿的官职。［77］

随着子女一个接一个地结婚，徽宗也很快有了越来越多的孙辈后代。在1120年之后，徽宗自己的嫔妃生育越来越少，但他的家庭成员数量继续增长，因为他的儿子们也开始有了自己的孩子。女真人在1127年初登记皇室成员的名录时，徽宗有八个皇子已经结婚，其中七个已育有子女，加起来共有四十六个孙辈家族成员。他的女儿们肯定也生了孩子，但史料中没有这方面的记录。［78］

徽宗时期后宫发生最严重的悲剧事件是在1118年末，闪电引起宫廷失火，共烧毁五千多间房屋，多数都是宫女的住处，被烧死者众多。［79］

徽宗爱情生活的传言

从徽宗在位期间，到整个南宋（更不用说后世），人们都对徽宗与宫中女性之间的故事津津乐道。几位作者都多次讲述或暗示，徽宗在一次聚会时让宾客们见到了贵妃刘明达。王明清最完整地记录了这个故事，引用的是蔡京对这件事的叙述。有一次，徽宗写了两句诗，让宾客们对句，“雅燕酒酣添逸兴，玉真轩内看安妃”。蔡京以为他们将要见到贵妃，便写了和诗。然而，当他们进到殿内，却只见到她的一幅画像。蔡京随即重新应和了一首，之后，徽宗说还是会让他见到贵妃本人。蔡京对贵妃的描述如下：

妃素妆，无珠玉饰，绰约若仙子。臣前进，再拜叙谢，妃答拜。臣又拜，妃命左右掖起。上手持大觥酌酒，命妃曰：“可劝太师。”

臣奏曰：“礼无不报，不审酬酢可否？”于是持瓶注酒，授使以进。

再坐，彻女童，去羯鼓。御侍奏细乐，作《兰陵王》、《杨州散》古调，酬劝交错。［80］

这个故事之所以被反复讲述，是因为按照当时礼仪，即使是让蔡京这样一位与皇帝有姻亲关系的长者看到皇帝的嫔妃，也是有伤风化的。

另外一个经常被提到的故事，是徽宗晚上偷偷溜出皇宫去与名妓李师师幽会。［81］大概从宋朝末期开始，这些故事被编入一部历史小说《大宋宣和遗事》。［82］这本书开篇就用阴阳变化的理论，对王朝的兴亡进行了乏味的分析。后宫女子属阴，与国家的衰亡有关。古代的夏朝因为夏桀迷恋妹喜而灭亡，商朝由于纣王迷恋妲己而倾覆，西周也是在周幽王痴迷上褒姒之后而衰落。其他例子还有楚国和陈国的君主，隋朝的第二位皇帝，以及迷恋杨贵妃的唐玄宗。《大宋宣和遗事》的作者认为徽宗也和他们一样风流好色。

尽管前言如此，但《大宋宣和遗事》实际上并未将大宋的衰亡归咎于女人或徽宗在这方面的弱点。徽宗在书中被描述为无数次决策错误的皇帝，但这是因为他受宠臣的操纵或道士的欺骗，而非被诡诈的女性左右。

简单回顾宋朝早期的皇帝后，《大宋宣和遗事》开始逐年叙述徽宗统治时期发生的事情。在1117年之前，书中没有提到他与任何女性的关系，但在这一年，据说徽宗非常思念爱妃刘明达，因此，他问道士林灵素能否安排他们会面，于是林灵素安排徽宗在梦中与刘明达相会。［83］在1120年的内容中，书中讲述了蔡京见到刘贵妃的故事。［84］直到1123年，徽宗才开始沉迷于女色。从这一年起，书中几乎开始讲一个可能完全虚构的故事，描述徽宗对名妓李师师的迷恋，以及他偷偷溜出皇宫与她幽会的问题。在讲述徽宗去见李师师时，书中用了比较幽默的语言。徽宗表现出被李师师的美貌打动，但李师师在描写中只是表面上很貌美的女子，在内心，她更在乎金钱，而不是爱情，也不会忠于任何男人。在偷偷幽会李师师时，徽宗不得不放下皇帝的身段，表现得就像普通百姓一样。他最后不仅要和其他男人争夺这个女人，还要受大臣们的弹劾。徽宗给人的印象绝非一个陷入爱河而失去判断能力的人，而是他似乎不是很聪明，看不清别人设置的圈套，或看不到自己行为的后果。这个插曲是徽宗众多蠢行中的一例，说明他后来的凄惨命运也并非完全无辜。

有一次，李师师解释自己为何没有料到徽宗会再次来访，尤其是皇宫中有那么多吸引人的事情：

甚言语他是天子，有一皇后、三夫人、二十七世妇、八十一御妻，更有三千粉黛、八百烟娇。到晚后乘龙车凤辇，去三十六宫二十四苑闲游，有多少天仙玉女！况凤烛龙灯之下，严妆整扮，各排绮宴，笙箫细乐，都安排接驾，那般的受用，那肯顾我来，且是暂时间厌皇宫拘倦，误至于此。［85］

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徽宗并未自夸可以享用几乎无穷无尽的女性，这只是从未去过皇宫的人的看法。

徽宗与李师师的故事似乎可以作为一个很好的例子，来反映那些从未进入皇宫的人可能会如何想象皇帝在皇宫里的生活。在他们的心里，徽宗正如他们所想象的一样，并不满足于穷奢极欲的生活，以及享用不尽的女人，而且正因如此，导致徽宗不太安分，并希望摆脱大臣们的控制。

在位数十年期间，徽宗是否会对宫廷享乐变得麻木呢？也许没有。尽管他随时都可以挑选新的或更年轻的女人，然而并没有将嫔妃们视为可以替换或抛弃的物品：爱妃刘明节在1121年去世时，徽宗非常伤心。诗词也始终吸引着徽宗的兴趣，他在一生中自始至终在创作诗词。尽管我们对他喜欢吃什么知之甚少，但关于他爱茶倒是有很多记载。虽然作为皇帝，徽宗可以要求进贡全国各地种植的茶叶，但他对尝试新的茶叶品种和改进煮茶方法始终抱有极大的热情。

除了自己的嫔妃和子女，徽宗也会经常见到很多别的亲戚。他的两位兄弟（1106年后在世的仅有两位）是皇宫的常客。徽宗在即位初期，曾经和弟弟赵似有过一些不愉快，因为赵似也希望能继承皇位。在1100年到1102年期间，尽管赵似在某些方面犯有一些轻微的过失，但徽宗的几位大臣极力劝诫他尽量不要与弟弟疏远，而徽宗似乎也的确很努力改善他们的关系。［86］然而，到了1104年，发生了几件更严重的事情。有官员报告，尽管徽宗对弟弟的小错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这位亲王仍然非常任性，放荡不羁。不久前，他和一些手下在宅邸后墙凿了一个洞，“不冠带”，私自出宫。他们到了集市上，和一些宗室一起吃饭饮酒，还买了一名宗室女子为妾。宰臣们知道徽宗想对亲王宽恕处理，但他们希望惩罚那些协助亲王做出这类越轨行为的人，例如陪他逛集市的人，帮他在墙上凿洞的人，邀请宗室一同吃喝的人，以及负责管理府邸的人。徽宗同意了这个计划，将案子送交开封府处理。［87］

除了这些关系密切的亲戚，徽宗与几千名宗室也有联系，这些人会在一些重大活动时进入皇宫列位站立。除了正室之外，这些宗室通常还会纳妾，因此，宗室的总人数在11世纪迅速增加。与徽宗同一代（第五代）的皇室宗亲共有3488人，此外在世的还有一些第四代和第六代的成员。养活这个庞大群体成为一项主要的政府开支。［88］毫无疑问，徽宗很赏识其中的一些人，尤其是那些经常上朝的官员。他很留意有艺术天赋的宗亲，在他的画谱中就收录了十三位宗亲的绘画作品。徽宗对其中两位成员非常熟悉，即赵令穰和赵仲忽，这两人都是非常著名的艺术品收藏家。［89］ 1114年，徽宗为宗亲举办了一次宴会，这还是在仁宗以来首次有记载的宴会。在这次宴会上，徽宗对宗室成员在教育方面取得的成就很满意，但同时也很遗憾宗室名册上有一百多人没有官职。徽宗宣布晋升那些已有官职的宗室，对没有官职的人也授予了官衔。［90］

徽宗的家庭生活是否与历史的其他方面有关联呢？是否有助于解释本书其他章节讨论的内容，或是提供一些微妙细节呢？作为皇帝，徽宗经常被人们期待在公众场合出现，主持各种大大小小的仪式。即使只是召见宰辅这样的小场合，也有相应的礼仪。皇帝在这些场合的一言一行都会记录下来。然而，他与自己的嫔妃和孩子在一起的时间是没有记录的。也许和他们在一起时，徽宗可以简单地只做自己（假设他在做了这么多年皇帝后仍然保留着真实的自我）。因此，当我们考虑徽宗面临的其他压力时，最好也能想到在宫廷的内宫生活着很多年幼的孩童，徽宗希望有他们的陪伴时，这些孩子随时都准备好欢迎他。

在本书的最后两章，徽宗的家庭成员尤其重要，在北宋王朝陷入危机时，他的兄弟与儿子都被调动起来帮助国家，后来又随他一起被囚禁。在徽宗的最后八年时间中，与他血缘最近的一些男性亲属成了他的主要陪伴。

在这一章中，我们看到了徽宗与宰臣在一些非正式场合的来往。在下面的章节，将转向正式的工作场所，回顾徽宗与宰臣如何共同执政。

［1］ 关于汉武帝，参见David R. Knechtges（康达维）, “The Emperor and Literature,”in Imperial Rulership and Cultural Change in Traditional China , edited by Frederick P. Brandauer and Chun-chieh Huang,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94, pp. 51—76；关于梁朝宫廷，参见Tian Xiaofei, Beacon Fire and Shooting Star: The Literary Culture of the Liang（502—557） ,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07【田晓菲《烽火与流星：萧梁王朝的文学与文化》，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关于唐太宗，参见Jack Chen, “The Writing of Imperial Poetry in Medieval China,”pp. 57—98，以及The Poetics of Sovereignty: On Emperor Taizong of the Tang Dynasty ；关于李煜，参见陈葆真《李后主和他的时代》，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Chen Pao-chen, “Emperor Li Hou-chu as a Calligrapher, Painter, and Clllector,”in Selected Essays on Court Culture in Cross-Cultural Perspective , edited by Lin Yaofu, Taipei: Taiwan University Press, pp. 133—69. 关于宫廷诗人写的赞颂诗，参见Fusheng Wu（吴伏生）, Written at Imperial Command: Panegyric Poetry in Early Medieval China , Albany, NY: SUNY Press, 2008.

［2］ 《铁围山丛谈》卷二，27—28页。《独醒杂志》卷四，36页。

［3］ 诸葛忆兵《徽宗词坛研究》，北京：北京出版社，2001年。关于词人周邦彦，参见James J. Y. Liu（刘若愚）, Major Lyricists of the Northern Sung ,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4, pp. 161—194；James R. Hightower（海陶玮）, “The Songs of Chou Pang-yen,”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37, no. 2, 1977, pp. 233—72. Ronald C. Egan, The Problem of Beauty: Aesthetic Thought and Pursuits in Northern Song Dynasty China ,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06, pp. 330—347. 【艾朗诺《美的焦虑：北京士大夫的审美思想与追求》，杜斐然等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

［4］ James M. Hargett, “Song Biographies, Supplementary N. 1: Chen Yuyi（1090—1139）,”Journal of Sung-Yuan Studies 23, 1993, pp. 113—114；Ronald C. Egan, “The Emperor and the Ink Plum: Tracing a Lost Connection netween Literati and Huizong’s Court,”pp. 118—122.

［5］ 《挥麈录·后录》卷四，121—124页。《清波杂志》卷六，245—246页。《初寮集》卷一，叶6a—11a。《全宋文》第24册，15971—15974页。《宋史》卷三百五十二，11126页。《挥麈录·后录》（卷四，121页）记录这次宴会的时间是宣和七年（1125），这肯定有误；参见《清波杂志》卷六，247—248页。《宋史》（卷三百五十二，11126页）提到了王安中在诗词上的贡献，但没有给出日期。

［6］ 《寓简》卷十，叶4a—5a。

［7］ 关于赋诗竞赛，包括对诗的韵脚，参见Colin S. C. Hawes（柯霖）, The Social Circulation of Poetry in the Mid-Northern Song: Emotional Energy and Literati Self-Cultivation , Albany, NY: SUNY Press, 2005，尤其是31—50页。

［8］ 《宋史》卷四百四十五，13130页。《浮溪文粹》附录，叶2b—3a。遗憾的是，他的诗都没有保存下来。

［9］ 《宣和书谱》卷十二，93—94页

［10］ 其他一些例子还有慕容彦逢写的诗（《摛文堂集》卷二，叶4b—8a）和蔡京写的诗（在《挥麈录·余话》卷一，271—273页提到）。另参见《宋诗纪事》卷一，叶11a—12b。有几次场合，慕容彦逢的诗中使用了与王安中一样的韵脚（《摛文堂集》卷二，叶5b、6a）。

［11］ 《全宋诗》第24册，15974—15981页（《初寮集》卷一，叶1a—24a）。

［12］ 《初寮集》卷一，叶21b—22a（《全宋诗》第24册，15979页）。

［13］ 《初寮集》卷一，叶17a—b（《全宋诗》第24册，15977页）。当时在大晟乐府任职的一些诗人所写的有关元宵节的词，参见诸葛忆兵《徽宗词坛研究》，49页。

［14］ 《张氏可书》，叶1b—2a。有关王安中在元宵节期间写的另一首带有长篇序言的诗，参见《清波杂志》和《挥麈录·后录》卷四，121—124页。

［15］ 《名贤氏族言行类稿》卷十九，叶18b—19a。有关徽宗被幽默诗文逗笑的其他例子，参见《清波杂志》卷六，277页。

［16］ 《名贤氏族言行类稿》卷十九，叶18a—b。

［17］ 《宋史》卷一百一十三，2698—2699页。

［18］ 这里暗指《礼记》（《礼记》卷二十五，叶20b；英语译文参见James Legge, trans., Li Chi, Book of Rites , vol. 1, pp. 425—426）。

［19］ 这一礼仪在冬至时行使，因此它标志着白天开始由短转长，会有更多的阳光（阳）。

［20］ 这首诗的后半部分也可以理解为：“谁写了咏柳的诗？”这与东晋女诗人谢道韫将雪比喻为柳絮有异曲同工之妙。

［21］ 《挥麈录·余话》卷一，271—273页。这一组诗写于1119年底，其中非常强烈地暗示，历史潮流将很快转为对徽宗不利，而他却一无所知。

［22］ 关于拜占庭的颂诗及其在罗马的起源，参见Paul Magdalino, The Empire of Manuel J. Komnenos, 1143—1180 ,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3, pp. 413—70。

［23］ Jack Chen, The Poetics of Sovereignty: On Emperor Taizong of the Tang Dynasty , p. 380.

［24］ 参见Wu Fusheng, Writtern at Imperial Command: Panegyric Poetry in Early Medieval China ,p. 5—6。

［25］ 《三朝北盟会编》卷七，政宣上帙七，60页。

［26］ 《全宋诗》第31册，19676页；《栟榈集》卷一，叶1a—4b。《挥麈录·后录》卷二，98页。

［27］ 参见诸葛忆兵《徽宗词坛研究》。Ronald C. Egan, The Problem of Beauty: Aethetic Thought and Pursuits in Northern Song Dynasty China , pp. 237—347.与徽宗同时代的叶梦得记录了发生在政和年间（1111—1117）的一件非常夸张的故事：有一次，一位不会作诗的官员提议禁止诗词，因为它是“元祐学术”。但在那一年的冬天，徽宗看到初雪时很高兴，宰臣吴居厚献上了三首咏雪的诗，徽宗还亲自写了一首应和，这就明确表示，写诗不是冒犯行为。（《避暑录话》卷二，叶35a—b）。

［28］ 《曾公遗录》卷八，155—156页。

［29］ 《宋史》卷一百四十二，3348页。关于女性演奏者，参见Beverly Bossler（柏文莉）, “Gender and Entertainment at the Song Court,”in Servants of the Dynasty: Palace Women in World History , edited by Anne Walthall,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8, pp. 261—279和Courtesans, Concubines, and the Cult of Female Fidelity , Cambridge, MA: Harvard Asia Center, 2013, pp. 13—19。

［30］ 《夷坚志》乙志4.822—823。另参见Wilt Idema and Stephen West, Chinese Theater, 1100—1450: A Source Book , pp. 175—176。

［31］ 《宋会要辑稿·礼四五》，叶16a。

［32］ 《鸡肋编》（卷二，62页）提到了两位亲王。

［33］ 《全宋文》第109册，169页。英语译文参见William O. Hennessey trans., Proclaiming Harmony , Ann Arbor: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University of Michigan, 1981, p. 26。

［34］ 《挥麈录·余话》卷一，273—276页。《全宋文》第109册，168—171页。

［35］ 《清波杂志》卷八，364页。《皇宋十朝纲要》卷十七，叶14a。关于他们所经过的宫殿，参见藤本猛《北宋の宣和殿—皇帝徽宗と学士蔡攸—》，《东洋学报》第81册（2007年），1—68页。

［36］ 关于赵仲忽，参见Patricia Buckley Ebrey, Accumulating Culture: The Collections of Emperor Huizong , pp. 83, 109, 419 n.112。

［37］ 《挥麈录·余话》卷一，277页。《全宋文》第109册，172—175页，其中有些内容引自《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四十，1251—1252页。

［38］ 关于那里举办的其他宴会，参见《宋会要辑稿·礼四五》，叶16a—b。

［39］ 《挥麈录·余话》卷一，279—281页。《全宋文》第109册，173—175页。关于统治者与民同乐的诗句化用了《孟子·梁惠王章句上》“王立于沼上”。

［40］ 《挥麈录·余话》卷一，279—280页。《全宋文》（第109册，178—179页）记录这篇文章的作者是蔡京，但从文字内容看，更有可能是李邦彦。王安中描述了另外一次元宵节宴会，可能是后来发生的。参见《全宋诗》第24册，15971—15973页。

［41］ 参见《铁围山从谈》卷六，106页。沈冬梅《宋代茶文化》，台北：学海出版社，1999年。

［42］ 《大观茶论》，叶13a—14b；英译文参见John Blofeld, The Chinese Art of Tea , Boston: Shambhala, 1985, pp. 34—37，略有改动。

［43］ 《宋朝诸臣奏议》卷十一，101—103页。

［44］ Priscilla Ching Chung, Palace Women in the Northern Sung , Monographies du T’oung Pao, 12, Leiden: E. J. Brill, 1981. Patricia Buckley Ebrey, “Record, Rumor, and Imagination: Sources for the Women of Huizong’s Court before and after the Fall of Kaifeng,”46—97页；Women and the Family in Chinese History , London: Routeledge, 2003, pp. 177—193.

［45］ 这是《宋史》（卷二百四十六，8725—8729页；卷二百四十八，8763—8787页）给出的数字。这一数字没有包括徽宗在被囚禁期间所生的子女。根据一处记载，徽宗在被囚期间生下了六个儿子和八个女儿，这就使全部子女的人数增加到七十九人（《宋俘记》，253页）。关于徽宗的每位嫔妃所生子女数量，以及与其他北宋皇帝的对比，参见Patricia Buckley Ebrey, Women and the Family in Chinese History , pp. 177—193。

［46］ 贾虎臣《中国历代帝王谱系汇编》，台北：正中书局，1967年。根据贾虎臣提供的图表，有三十九位皇帝在位时间达到二十年或更长，但只有四位的子女人数超过三十人。

［47］ 参见Patricia Buckley Ebrey, Women and the Family in Chinese History , p. 190.

［48］ 《宋史》卷二百四十三，8639页。《宋史》卷十九，359页。

［49］ 《宋史》卷二百四十三，8638页。

［50］ 《皇宋十朝纲要》卷十五，叶1b—2b。我在这里使用了Priscilla Ching Chung, Palace Women in the Northern Sung , p. 81对嫔妃封号的翻译。

［51］ 《宋史》卷二百四十三，8639页。

［52］ 《宋会要辑稿·后妃三》，叶16b。

［53］ 《宋史》卷二百四十三，8638页。

［54］ 《宋史》卷一百一十一，2661页。

［55］ 《宋史》卷二百四十三，8643页。

［56］ 追封主要是发生在继位的皇帝不是皇后生下的儿子，而是由一位级别较低的嫔妃所生。如果皇后和他的生母都去世了，他就可以追封生母为皇后。

［57］ 《铁围山丛谈》卷五，88页。参见《瓮牖闲评》卷八，80页。

［58］ 《历世真仙体道通鉴》卷五十三，叶6a—b（《道藏》第5册，409页上栏）。《宾退录》（卷一，4页）对道教法会有一个比较简短的叙述。

［59］ 《宋史》卷二百四十三，8645页。《挥麈录·后录》卷三，115—116页。《宋大诏令集》卷二十四，118页。

［60］ 《皇宋十朝纲要》卷十五，叶2a—b。

［61］ 这些女性都被列为徽宗的女人。钦宗的嫔妃另外有一份列表。他的嫔妃数量要少得多，因为他即位刚刚一年，而且，似乎不像父亲或弟弟赵楷那样对多位异性伴侣有兴致。赵楷的几位嫔妃已经为他生下了好几个子女。.

［62］ 《开封府状》，104—111页。《宋俘记》，254—261页。在这些史料中记录的年龄与其他一些历史资料中的记录并不完全相符。尽管何忠礼提出，在韦妃（宋高宗的母亲）的年龄上，女真人的记录可能更准确，因为高宗有理由将他母亲的年龄记录得比实际年龄大几岁，但以一些被授予封号的公主为例，在《宋会要辑稿》中记录的年龄要比女真人的记录大几岁，因此女真人有时候可能只是推测她们的年龄，或是有些人误报了自己的年龄。何忠礼《环绕宋高宗生母韦氏年龄的若干问题》，《文史》第39辑，1994年，135—147页。

［63］ 《全宋诗》卷1492，17053、17055页；卷1493，17057页；英语翻译参见Ronald C. Egan, “Huizong’s Palace Poems,”in Emperor Huizong and Late Northern Song China: The Politics of Culture and the Culture of Politics , pp. 389—392。

［64］ 《宋会要辑稿·帝系二》，叶18a—b；《方域三》，叶22a。

［65］ 《宋会要辑稿·职官七》，叶25b—26a。

［66］ 《全宋文》第143册，55—56页。

［67］ 《靖康要录》卷六，117页。

［68］ 《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一百四十六，2454—2455页。《宋史》卷二十一，393—394页；卷一百一十一，2666页。《宋会要辑稿·帝系二》，叶18b—19a。《宋大诏令集》卷二十五，123、129—130页。《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百七十二，11227页。既然朱太妃当初不希望徽宗继位，因此让人很意外的是，徽宗与她的家族又成了新的姻亲。

［69］ 《政和五礼新仪》政和御制冠礼，见于各处。

［70］ 《铁围山丛谈》卷二，23页；卷五，89页。

［71］ 《宋会要辑稿·帝系八》，叶39b。《铁围山丛谈》卷一，2页。

［72］ 《宋史》卷二百四十六，8729页。《宋会要辑稿·帝系二》，叶28a。

［73］ 《宋史》卷二百四十六，8725页。《宋会要辑稿·帝系二》，叶20b—21a。John W. Chaffee, Branches of Heaven: A History of the Imperial Clan of Sung China , p. 164.

［74］ 《铁围山丛谈》卷一，1页。《挥麈录·余话》卷一，281页。英文翻译参见Chu Djang and Jane C. Djang, trans., A Compilation of Anecdotes of Sung Personalities, Compiled by Ting Ch’uan-ching, New York: St. John’s University Press, 1989, pp. 78–79.

［75］ 《宋会要辑稿·帝系八》，叶39a—b、56b。曾夤的年龄根据《开封府状》（119页）记录他在1127年是二十八岁而推断出来。

［76］ 五公主在1103年三月获得第一个封号，说明她是在1102年年底或1103年初出生。而根据1127年对俘获人员年龄的记录，蔡鞗当时二十一岁（《开封府状》，119页），意味着他出生于1107年。当然，这个名册可能有误，但蔡鞗这么年轻也不是没有可能。也许他的年龄并不重要，徽宗希望两家结亲，但蔡京只有最小的儿子未婚。

［77］ 《宋会要辑稿·帝系八》，叶57a—b。

［78］ 《开封府状》卷三，114—116页。徽宗这些已经结婚的女儿将要和丈夫一同被发配。不清楚她们的子女是被留了下来，还是被认为不值一提。

［79］ 《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三十八，1197—1198页。

［80］ 《挥麈录·余话》卷一，277—278页。

［81］ 《贵耳集》卷二，46 页。英文翻译参见Chu Djang and Jane C. Djang, trans., A Compilation of Anecdotes of Sung Personalities, Compiled by Ting Ch’uan-ching , pp. 550–552。

［82］ 参见William O. Hennessey, “Classical Sources and Vernacular Resources in Xuanhe Yishi : The Presence of Priority and the Priority of Presence,”Chinese Literature: Essays, Articles, and Reviews 6, 1984, pp. 33—52.

［83］ William O. Hennessey trans., Proclaming Harmony , p. 35. 其他史料中说，帮助他们进行沟通的是另一位道士王仔昔。

［84］ William O. Hennessey trans., Proclaming Harmony , pp. 42—44.

［85］ 《大宋宣和遗事》亨集15—16；英文翻译参见William O. Hennessey trans., Proclaming Harmony , pp. 69—70，有改动。

［86］ 《曾公遗录》卷九，294—295页。《宋会要辑稿·帝系一》，叶17a。《宋朝诸臣奏议》卷三十二，319—320页。《宋史》卷三百五十一，11099页。

［87］ 《宋会要辑稿·帝系二》，叶17b。似亲王于1116年去世（《宋史》卷三十，377页）。

［88］ 关于宋朝的皇帝宗室，参见John Chaffee, Branches of Heaven: A History of the Imperial Clan of Sung China 。宗室的人数在第31页。

［89］ Patricia Buckley Ebrey, Accumulating Culture: The Collections of Emperor Huizong , pp. 297—301.

［90］ 《宋会要辑稿》帝系五，叶25a–b。John W. Chaffee, Branches of Heaven: A History of the Imperial Clan of Sung China , p. 106.

* 译注：即“意足不求颜色似，前身相马九方皋”，出自《和张规臣水墨梅五绝》，见《全宋诗》卷1731，第19423页。

第十一章 与宰臣共治

蔡京忠贯金石，志安社稷，八年辅政，一德不渝，群邪丑正，意在中伤。肆为无根之谈，冀陷不测之祸。比从阅实，灼见厚诬。

——1112年徽宗恢复蔡京官职时写的手诏

在中国，君臣关系被认为是筑造社会和政治秩序的砖石之一。根据儒家思想，君臣是五伦之一（另外四伦是父子、夫妇、兄弟和朋友）。君臣关系应当是建立在忠诚、信任和尊重的基础上的互惠关系。一方面，大臣要希望他的君主得到最好的结果，因此，可能有时不得不上奏一些君主不愿意听到的事情；而另一方面，君主也要精于选贤任能，挑选合适的人才担任大臣。他在对待下属时还应当公平，不听信阿谀奉承，这样才不会被谄媚者控制。这些主题在每个朝代都会被重提。战国后期的荀子就强烈主张统治者应当集中力量选择一位贤臣，让贤臣来管理国家事务的细节，并选择低级别的管理者。唐太宗在《帝范》中也叮嘱他的继承人要求贤、纳谏和去谗。11世纪中叶的欧阳修写过两篇文章，是关于君主所面临困难的，其中就强调了在判断谁是可信任的大臣，以及纳谏方面遇到的困难。［1］

君臣关系的理念不仅通过这类零散的文字进行表达，而且有历史实例。历史上有很多著名的君臣组合：汉高祖和张良，三国时期的刘备和诸葛亮，唐朝第二任皇帝唐太宗和魏征，等等。［2］宋朝文人也讲述了近代及当时著名宰臣的各种故事，有些无疑是基于他们的个人知识，然而很多主要是来源于传闻。对大多数宋代文人而言，历史上的核心人物也许是那些争夺最高权力位置的人，而核心事件则是这些人相互钩心斗角，以及操纵皇帝的各种方式，而这些皇帝也十分擅长挑拨大臣相互争斗。

在徽宗朝担任宰辅的人都是他的臣民，其中地位最高的两位是宰相（首相和次相），被认为是皇帝的首席长官。这两位大臣充当着徽宗和庞大的官员群体之间的媒介，也是与徽宗见面最频繁，而且应当是与徽宗商讨国事最直言不讳的人。徽宗统治期间有大约二十位大臣先后担任过这一职务，但任职时间最长的是蔡京。

蔡京和其他宰辅

徽宗曾召见过很多官员。朝廷各机构负责人、谏官和台官，以及中央政府的其他官员都可以请求上朝，当面向徽宗陈述自己的想法。徽宗还会定期召见那些即将赴各州上任或从京外调回的官员。在这些官员的传记中，往往将他们与徽宗的对话视为仕途的顶峰。例如，在一次上朝时，徽宗对他之前的老师许勣说，既然许勣在京城外待了很多年，就应该给自己讲一讲穷人的问题。许勣在答复时提到了茶、盐专卖管理中存在的一些问题。［3］另外一个例子则是曾担任很多地方职务并在徽宗的慈善机构中任职的张根，他的传记中提到了与徽宗的几次当面交谈。［4］此外，郭思是在徽宗出生那年（1082）就通过科举考试的文官，他在书中绘声绘色地描述，在1117年的一次朝会上，徽宗得知郭思是著名画家郭熙的儿子时，就开始与郭思讨论神宗多么赏识他的父亲，而且宫中仍然收藏着他父亲的很多作品。［5］

然而，即使徽宗与很多官员都打过交道，他也记得这些人的名字或长相，但对他最重要的还是那些几乎天天都要见面的人，即他的宰辅。与之前的皇帝们一样，徽宗也不断地被告诫，如果能找到合适的人选来担任这些关键的职务，他的工作就会变得很简单：不必使自己太辛苦就可以成功地统治整个国家。皇帝的宰辅通常有五至七个人，包括首相、次相以及在门下省、中书省和枢密院担任最高职务的一两个人。被提拔到这些职位上的人必须经验丰富，在智力、远见和政治能力方面受人尊重，而且愿意与别人合作，这样才能在商议国事时富有成效。然而，将这样一群人聚在一起工作往往不容易。即使某个职位空缺，并由宰辅推荐的人选担任，在一起工作几年之后，宰辅之间也经常会产生矛盾。随着摩擦升级，宰辅的工作也会受到影响；有时候，宰辅反对某种想法，很可能是因为他的对手赞同。皇帝处理宰辅之间不和，通常是替换其中一位或几位大臣，还有一种常见的方式是鼓励首相采取更强硬的控制措施。尽管某位宰辅一旦独断专权多年，士大夫阶层往往都会提出反对，但皇帝们发现，当他们拥有一位有领导力的首相时，政策决定与实施会更容易。当然，皇帝眼中所谓的领导力在别人看来可能就是独断。

徽宗朝共有四十七人担任宰辅，其中有三十九人是在1102年徽宗开始支持改革派之后，十三人曾出任首相或次相。在这四十七位宰辅中间，有些仅仅任职几个月，也有一些人担任了很多年，通常是从一个职位调到另一个职位。有时候，某个职位可能会空缺很长时间，尤其是次相或枢密院副使。不过，担任宰辅的一般至少有五个人。表11.1列出了徽宗统治时期一些比较著名的宰辅。

表11.1　徽宗的主要宰辅，按年代顺序

来源：《宋宰辅年表》，15—19页；诸葛忆兵《宋代宰辅制度研究》，307—315页。

徽宗在十七岁登上皇位时，继承了哲宗的宰辅。而当他开始替换其中的成员时，总是选择比自己年龄大一个时代的人，尤其偏爱曾在神宗朝效力的那些大臣。在决定支持改革派后，徽宗就再也没有任用过保守派的人担任宰辅。在这段时期，蔡京大部分时间是处于支配地位的宰臣。不过，蔡京的仕途也经历了三次重要的变化，因为徽宗曾三次将他贬官（1106年二月、1109年六月和1120年六月）。［6］每次替代蔡京的都是批评他的人，不过他们也是改革派，因此神宗朝颁布并在哲宗亲政时恢复的一些新政措施，如募役法、保甲法、改革科举考试课程和市易法，在整个徽宗朝基本上都得以保留。作为对比，由蔡京发起的一些改革延伸措施，如扩大学校制度、慈善项目、当十钱，以及在京外为宗室修建的府邸，在他被贬期间就会削减甚至废止。［7］

徽宗第一次贬逐蔡京时（1106年二月至1107年正月），仅让蔡京离开了十一个月，而在第二次，蔡京离开了将近三年。第二次贬逐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差不多有一年，当时蔡京仍然留在京城（1109年六月至1110年六月）；第二阶段将近两年，在这段时间蔡京被贬到杭州，而批评他的人则更加肆无忌惮地公然反对他（1110年六月至1112年五月）。徽宗在第二阶段收到了很多弹劾蔡京的奏疏，以至于不得不亲自颁布几次手诏，要求大臣们使用较为缓和的语言。［8］蔡京于1112年五月恢复职务，当时已经六十多岁了，皇帝特许他每三天上一次朝，在1117年之后，允许他每五天上一次朝，这样他基本上就可以在家里工作。在那段时期，徽宗似乎已经将蔡京视为一位不可或缺的大臣。为了在1120年七十五岁时致仕，蔡京仅以称病为由还不够，他必须要卧床不起才行。［9］最后一次是回归是1124年，当时宋朝与女真人的关系到了最危急时刻，徽宗没有听从年轻大臣的新想法，而是坚持请回当时已近乎失明的蔡京。但事实证明这不是一个好的解决方案，短短几个月后，蔡京就再次被免。

现存有关蔡京的叙述大多是基于别人对他的弹劾，从中很少能看出他对徽宗的重要意义。［10］但有一个例外，那便是在徽宗编纂的书谱中，有一篇对蔡京成就的概述，很能反映出徽宗的观点。《宣和书谱》强调了蔡京的办事效率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在谈到蔡京在徽宗朝效力时，作者对他大加赞扬：“自擢翰林承旨，前后三入相位，寅亮燮理，秉国之钧，实维阿衡，民所瞻仰。”作者特别强调了蔡京能使复杂的任务变得简单。“至于决大事、建大议，人所不能措意者，笑谈之间，恢恢乎其有余矣。”还提到蔡京文采出众，善于写各种官方文件：“制诰表章，用事详明，器体高妙。于应制之际，挥翰勤敏，文不加点，若夙构者，未尝起稿。” ［11］蔡京被认为在恢复新政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并帮助徽宗实施了一些重大举措，包括铸造九鼎、修建明堂、制定新的乐制和礼制法典，以及改革文官用人制度和通过学校教育来选拔人才。在这篇概述中，作者将蔡京和王安石进行了对比：

眷惟神考励精求治之初，起王安石，相与图回至治，焕乎成一王法。休功盛烈，布在天下，其眷遇之隆，前无拟伦。属嗣初载以还，赖予良弼，祇循先志，以克用人，故于眷倚比隆神考之于安石罔敢后焉。于是二十年间天下无事，无一夫一物不被其泽，虽儿童走卒皆知其所以为太平宰相。［12］

在这篇文章中，徽宗将他和蔡京的关系与父皇和王安石之间的关系相提并论。王安石当然也受到政敌的严厉指责，也许徽宗将对蔡京的激烈批评视为一种荣誉徽章，表示蔡京与王安石一样不畏流言。

当然，蔡京从来不是徽宗唯一的辅臣。与他一起供职的还有几位经验丰富的改革派。吴居厚可以作为一个很好的例子，因为他的墓志铭保存了下来（其他宰辅大部分都没有存世的传记）。［13］吴居厚出生于1037年，中进士之后进入官场，与很多人一样，他也是从职位很低的县级主簿开始。1175年，东南地区发生饥荒，吴居厚被派去赈灾。从那时起，他开始陆续在中央或各州郡担任财政职务。在京城任职一段时间后，神宗任命他为河北提举常平，掌管河北西路的粮仓。被调回京城后，神宗待他非常好，赐他朱衣和银鱼袋等物，又派他担任京东路转运副使，他在任期间对盐政管理颇有成效，备受称赞。接着，他又被调回朝廷，诸多迹象表明皇帝对他很器重，例如神宗曾写下手诏，认为在朝廷或各州处理财政事务的所有官员中，没人能超过吴居厚。吴居厚曾上表提出，可以铸造200万铁钱，筹集收入供养西北的军队，神宗对这一建议很高兴。神宗驾崩后，吴居厚被贬十年之久，无疑是由于积极实施新政。但当哲宗亲政后，又将吴居厚调回京城出任财政官职，随后任命他担任开封知府，他在任期间成功地降低了当地的犯罪率。

徽宗即位后，吴居厚再次被任命为开封知府，然后是户部尚书。在讲议司的两年（1102年中至1104年中），他是蔡京挑选的二十七名成员之一，由他负责的项目包括起草修建安济坊的方案。他还建议减少铜钱中铜的成分，从而使铸造钱币的数量增加十五万九千贯。［14］

1103年四月，吴居厚六十七岁，被提拔为宰辅，在接下来大约三年的时间里，他陆续担任过不同的宰辅职务。1107年，由于已到了七十岁的致仕之年，他获准满载荣誉地从宰臣位置上致仕。但在1109年，“上以元丰侍臣不当久置闲左”，又任命他担任地方官，然后在1110年八月（当时蔡京已退休），将他召回京城就任宰辅，同年又将他调任知枢密院事。“尝从容奏请遹追先烈，在坚其志。”每有重要事宜，徽宗就会派内侍到他家里询问他的看法，而这些观点经常在日后实施。“每定大政”，如“备边选将”，“辄遣中人就第咨访”。徽宗经常对地方财政官员的工作不甚满意，因此特意写了一份手诏赐予吴居厚，称赞吴居厚：“漕臣不营职业，惟以干叩朝廷为事。曩者卿任京东，未尝告乏，盖材与不材所致也。”

吴居厚墓志铭中还提到徽宗对他写的诗很感兴趣，这是一种荣誉的象征。据说，徽宗很欣赏他在朝堂上写的诗，有时还会步韵应和。徽宗让他进呈在宫廷之外写的一些诗，吴居厚随即拿出了数百首。［15］徽宗赐给他很多书法作品，他便在豫章（江西）的宅第中修建了一座阁楼，专门收藏这些御制作品。徽宗用篆书为阁楼题名为“褒贤之阁”，随后命人将题字刻到木匾上，并用金属字体摹勒。吴居厚还把这几个字雕刻在石板上。吴居厚墓志铭的作者葛胜仲还记录了吴居厚对徽宗的忠诚：“每遇天宁节及上本命壬戌日，必斋戒，召方士启醮阁下，祝千万岁寿，费出廪禄。”

1113年，再次开始担任宰辅两年零四个月后，吴居厚以年老多病为由请求致仕。徽宗竭力挽留，但最后还是准许他告老还乡。据说徽宗曾多次派遣近侍去问他是否有什么需求，吴居厚最后一次上朝时，徽宗要他以后每月呈递一份奏疏。在那一年稍晚的时日，徽宗听到了吴居厚去世的消息，当天不视朝事，亲自用篆体为吴居厚的墓碑题字，并命葛胜仲起草墓志铭。［16］

吴居厚传记中的一些主题，同样出现在记载其他宰辅的主要内容中。徽宗对大部分宰辅都大加赏赐，虽然早先的皇帝也会这样做，但徽宗在赏赐大臣方面创造了新的纪录。大部分宰辅似乎都得到了徽宗很多御制书法作品的赏赐，而且，徽宗经常为宰辅家中的厅堂题写匾额。［17］若官员有特殊需求，如父母去世，徽宗也会赏赐重礼，例如翰林学士冯熙载和前礼部尚书姚佑的母亲去世，徽宗分别赐给他们四百匹绢。1116年后，刘正夫因病请求致仕，徽宗赐给他的礼物包括砚、笔、画、药、香、茶。从王安中呈递的谢表中，我们可以得知，徽宗赐给他的礼品有服饰、一条金带、配好马鞍的马匹、一部道经、药物、各种茶，以及徽宗御制的书画。1116年，徽宗为皇家祭礼铸造了新的祭器，随后命人为每位宰辅也铸造一套铜器，使他们祭祀祖先时可以使用。［18］另外一种常见礼物是腰带，通常是赐金带，但在极少情况下也赏赐一般皇室才能使用的玉带。徽宗曾赐玉带给蔡京、何执中、郑居中、王黼、蔡攸和童贯。蔡京骑马出行时，徽宗甚至赐给他两百名随行人员作为护卫。［19］

在徽宗赐予官员的礼物中，最贵重的礼物是宅第，蔡京、邓洵武、何执中、郑居中、余深、洪迈、薛昂、白时中、王黼、宦官梁师成和将军高俅都曾经收到皇帝的赐宅。这些宅第的地点都在开封，理论上讲，大臣去世后应归还给官府。蔡京的宅第可能是其中面积最大的，是徽宗于1110年赏赐给他的，其中一间房屋被命名为六鹤堂，据说高四十九尺。蔡京还得到了皇帝赏赐的一套苏州宅第。［20］

蔡京很容易使人疏远。有几位辅臣在与他共事一段时间后都转而反对他。根据《宋史·张商英传》记载，蔡京当上首相后，对张商英大加褒扬，使得张商英随后也被提升为宰辅。然而，不久二人就开始经常产生龃龉。张商英担任辅臣仅十二个月，就被流放到京外担任地方官。而且，蔡京非常强烈地反对他，甚至将他的名字列入1104年的元祐党人名单。此后不久，另一位同知枢密院事刘逵也开始严厉批评蔡京。还有石公弼，他曾被认为是蔡京派系的成员，并在1107年支持蔡京重回朝廷，但到1109年，他也开始写文章斥责蔡京。［21］

只有两位宰辅没有与蔡京发生冲突，一位是吴居厚，另一位是徽宗登基前的老师何执中。何执中担任宰辅十多年（有几年他的官职比蔡京还高），其间一直没有与蔡京发生冲突。当蔡京在1109年至1112年第二次罢相期间，吴居厚与何执中保留了蔡京颁布的大部分政策和任命的官职，1111年还精心策划贬斥张商英。另一位长期支持蔡京的大臣是郑居中，但到了1118年，有些人察觉到他和蔡京之间也出现了矛盾。［22］

为什么大家都这么强烈地反对蔡京呢？首先，要知道大臣之间的敌对关系是八卦传闻中最受欢迎的话题，因此在现存史料中有很多记载，这也许会使我们对历史事实的理解产生偏差。然而，毕竟这些史料中经常会提到“蔡京派系”，因此肯定也会有一些人与他合作。单是被徽宗这么宠爱这件事，就无疑会使很多人对他提出质疑。同时，他的个性也显然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23］从批评蔡京的很多模糊措辞中可以推断，很多人认为他过于以自我为中心，对别人的想法、兴趣和感觉漠不关心。他这个人看起来的确性情冷酷，1102年在与曾布的朝争中胜出后，他不仅将曾布列入元祐党人名单，还要确保曾布一再被贬斥和调任，被迫处于动荡不安的境地，尽管曾布当时已经六十七岁，生命只剩下最后五年。更过分的是，蔡京对曾布的儿子们也不放过，弹劾他们行为腐败，进行严刑审问。［24］

如上文所述，吴居厚的墓志铭中提到，徽宗曾想看他在宫廷之外写的一些诗。徽宗对另外几位富有才气的宰辅也很有兴趣，但他们均无法企及蔡京。徽宗与蔡京之间的默契也许部分源于他们在诗歌、绘画和书法上的合作。据说在徽宗登基之前就已经很仰慕蔡京的诗歌和书法，在1119年，徽宗还能记起蔡京二十年前写过的一首诗。徽宗命人将蔡京的书法与他自己的书法一起刻在多块石碑上。他还时常让蔡京在他的画上题字，这种合作形式在北宋后期是一种新的艺术实践。现存绘画中体现徽宗与蔡京这种合作的有：《文会图》（彩图三 ）、《听琴图》（彩图十三 ）、《雪江归棹图》（图8.3）和《白鹰图》。［25］

徽宗对蔡京书法的赞赏随着时间发展越来越强烈。在徽宗编纂的书谱中，蔡京的书法被描述为将规矩和自由结合为一体：“其字严而不拘，逸而不外规矩。”蔡京的大字书法作品中包括他为官府题写的“不可胜计”的匾额。［26］在第十章提到的1119年宴会上，徽宗向宾客们展示了他收藏蔡京书法作品的地方。蔡京在记录中写道：“因指阁内：‘此藏卿表章字札无遗者。’命开柜，柜有朱隔，隔内置小匣，匝内覆以缯绮，得臣所书撰《淑妃刘氏制》。臣进曰：‘札恶文鄙，不谓袭藏如此。’” ［27］

徽宗还临幸过蔡京的住处。1119年九月，徽宗临幸蔡京的相府，这是他在这一年的第四次拜访，也是相府建成后的第六次。这一次，徽宗先去了宝箓宫，观看那里生出的芝草，然后从景龙江泛舟来到蔡京的府第，随行的还有童贯及一位皇妃。根据蔡京的记述，徽宗当时一再告诉他不要小题大做，还说既然他们现在是姻亲，就应当随意闲聊。徽宗亲自调茶，并将茶杯分赐在场众人。他还让蔡京脱下官帽和官袍，蔡京诚惶诚恐地拒绝了，说这种行为人臣万万不敢做，是“罪当万死”。徽宗让他将君臣之礼先放在一边，拿了一颗橄榄递给蔡京，还递给童贯一杯酒。皇妃将水果切成小片，分给大家吃。蔡京提到当天在朝堂上讨论过的一件事，徽宗告诉他不要担心。徽宗向他要了一些纸，当即写下圣旨，罢免了一位官员，并重新任命另一位，这些显然是蔡京希望的结果。［28］

直到1118年之后，徽宗才开始任命与自己同时代的一些人担任宰辅。他先是在1118年任命了王黼（生于1079年），第二年又提拔了王安中（生于1076年）和张邦昌（生于1081年），并于1123年任命了蔡京的大儿子蔡攸（生于1076年）。

王黼于崇宁年间（1102—1106）中进士，然后担任过一系列中央政府职务，包括翰林学士。1116年，徽宗赐给他一套宅第。［29］他在两年后升任宰辅，担任辅臣六年，最后三年是首相。现存史料中对王黼的批评可能比对蔡京更甚，这也许是因为他极力主张联金。徽宗希望将他留在身边，史料对此的唯一解释是，他不仅长相英俊，而且能够敏锐地揣摩别人的心思，还愿意表演杂剧来取悦徽宗。［30］

王黼一开始愿意与蔡京配合，但1120年六月蔡京致仕后，王黼接替他成为首相，便开始全盘废除蔡京的举措，包括辟雍太学、医学和算学院、慈善项目等等。此外，他还削减了一些财政措施。［31］有些批评者指责他腐败，说他重新安排了宫廷采购流程，好从中渔利，还有人弹劾他公开卖官鬻爵，［32］但他一直获得徽宗的信任。徽宗1122年赐给他一件书法作品，现在仍然存世（图11.1）。

蔡京在1120年致仕后，长子蔡攸在官场上稳步升迁，并于1123年被任命为宰辅。蔡攸在徽宗继位早期就开始在宫中任职，最初似乎是作为一个伙伴，和徽宗一起娱乐玩耍。［33］他越来越多地参与政府事务，尤其是徽宗青睐的一些项目，如乐制改革、明堂、秘书省、刘明达皇后的葬礼，以及许多道教活动。［34］尽管蔡攸的仕途顺畅显然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他父亲的权力，但随着他不断升职，父子二人变得越来越疏远。两人分别住在各自的官邸（都是徽宗赏赐的礼物）。旁观者猜测，蔡攸对于父亲一直推迟致仕心怀愤恨。［35］蔡攸在联金的意愿上要比父亲强烈得多。

图11.1　徽宗用草书誊写在装饰纸上的《千字文》（开篇），1122年作为礼物赐给王黼，31.5×1172厘米，辽宁省博物馆藏。

政策制定和发行货币

宰辅的目的是审议重要事宜并为皇帝提出建议。大部分情况下，皇帝会接受宰辅全力支持的建议。如果皇帝过多地拒绝宰辅的建议，首相就会感到压力而被迫辞职，这可能也正是皇帝所希望的结果。

自从1102年徽宗决定支持改革派之后，朝廷颁布的政策基本上很一致。在徽宗和蔡京实施的措施中，最吸引学术界注意的是那些被认为获得成功的部分，尤其是学校和慈善项目。［36］为了进一步分析徽宗和蔡京之间的工作关系，我以下要讨论的是一项被认为失败的措施：发行当十钱。徽宗应当为这项措施的失败承担部分责任，因为是他让这项政策随着蔡京的官场起落而忽行忽止。

宋朝建立伊始，政府就在维持充足的铜币供应方面遇到了困难，而且如果经济持续增长，铜币供应量也应当随之增加。当时的标准钱币面值为一钱，但神宗时期曾铸造过当二钱的铜币。对于金额较大的交易，人们通常用贯做为计量单位，名义上一贯等于一千钱，但由于铜钱短缺，政府允许在缴税时只支付七百七十钱。政府还采取其他措施来缓解铜的短缺，包括开采新的铜矿，降低钱币中的含铜量，允许用银两缴税，在北部边境和四川发行铁钱，严禁熔化钱币，在谷物交易和茶、盐专卖中使用票据或度牒，有时候还会发行纸币。1085年，货币发行量达到顶峰，政府一年共发行了六百万贯铜钱（是997年的7.5倍）。钱币不是在一个地方铸造好后运往全国，而是在二十多个地方铸造，然后在本地流通。由于新政时期铸造了大量的钱币，以至于严重消耗铜材，神宗之后各朝铸币量减少，导致11世纪末对钱币的需求严重得不到满足。导致钱币短缺的另一个原因，则是当时的普通百姓和政府都储藏了大量的铜币，作为积累财富的一种手段。［37］

蔡京1102年就任左仆射后，开始推动铸造面值较大的钱币，包括当十钱的大铜币和价值三钱的锡铁合金货币。［38］这两种方式都让政府无须开采新铜矿就可以扩大货币供应量。同时，既然各种纸币的使用量在不断扩大，尽管大部分仍局限在四川地区，有理由设想人们也许会接受另一种法定货币，即没有相应内在价值的货币。此外，在11世纪40年代初，由于边境货币短缺，政府曾铸造过当十钱来充当军费开支。［39］

首先，某些州县在1103年被告知，他们的铸币厂要转而铸造当五钱，另一些州县则要铸造当十钱。每年的额度定为三十万贯铜钱和两百万贯铁钱（依旧远低于1085年的最高纪录六百万贯）。［40］政府并没有试图打压私人铸造一钱币，因为其中没有什么利润。为了遏制私铸高面值的新钱，政府将造私钱者招募到新的铸币厂工作，同时对伪造私钱者处以重罚，此外还决定在一些地方铸造夹锡钱。过去使用的当两钱被收集起来，回炉后重新铸造为当十钱。每个新钱的重量是一钱的三倍。1104年正月，新铸造的钱币被分成以下几部分：在全部六十万贯中，一半交给户部，二十万贯交给内藏库，还有十万贯交到元丰库，即所谓的左仆射库。1105年，刻有徽宗御制书法的当十钱发行。每贯重十四斤十两，用铜九斤七两二钱，铅四斤十一两六钱，锡一斤九两二钱，还有一斤五两的废料。［41］

当时任次相的赵挺之在很多事情上都反对蔡京，也包括当十钱。他主要的反对理由是，新币使铸造私钱非常有利可图。当时政府也采取了遏制伪造纸币的措施，但不知什么原因，私造纸币的问题似乎不是很突出。蔡京应对私钱的措施是加强执法，但问题依然没有解决。两浙路铸造私钱的现象十分泛滥，以至于一钱币极为短缺，日常交易都非常困难。另外，对当十钱的抱怨就是它导致了通货膨胀。［42］

1106年正月，一次彗星现象使徽宗开始对很多政策进行反思（但蔡京这时还没有被免去宰臣职务），很多地方接到命令，停止铸造当十钱。次月，蔡京被罢免后，更多地方陆续接到这一圣旨，直到最后当十钱完全停止铸造。人们接到通知，要将手里的当十钱全部兑换为新发行的纸币。停止流通的钱币被存入元丰库和崇宁库。据说私铸的钱币可以按含铜量进行交易。［43］

监察御史沈畸在一篇奏疏中反对高面值钱币：

谁为当十之议？不知事有召祸，法有起奸，游手之民，一朝鼓铸，无故有数倍之恩，何惮而不为？虽日斩之，其势不可遏也。往往鼓铸，不独闾巷细民，而多出于富民、士大夫之家，未期岁，而东南之小钱尽矣。

钱轻故物重，物重则贫下之民愈困，而饥寒之患，此盗贼之所由起也。夫使民嗷嗷然，日望朝廷改法，此岂经久计哉？［44］

在1106年五月一次上朝时，徽宗问谏官詹丕远对当十钱的看法。徽宗说：“当十并行，本以便民，今却反为民害如此。非卿有陈，朕不知也。便直欲改作当三亦不难，只远方客人有积货钜万以上者，陡镌之，不无胥怨否？”詹丕远回答说：“陛下行法要改，则草薙而禽狝之。或圣虑哀矜，耻一夫不获，欲且改从当五亦可。”徽宗接着说，王安石推出的政策专门为了营利，人们也会进行抱怨，这项政策可能与之类似。詹丕远反驳说，蔡京不能与王安石相提并论，因为王安石从未涉足茶盐专卖。［45］

在这段对话中，徽宗似乎是对当十钱持反对意见，但在几个月后，蔡京重返京城，他还是说服了徽宗重新实施这一制度。1107年二月，蔡京命人使用熔毁私钱所得金属铸造刻有御文的当十钱（图11.2）。为了遏制铸造私钱，蔡京惩办了私自铸造几千万贯铜钱的章綖，以儆效尤。这一案子后来在1107年牵连到很多东南地区的名人。［46］

蔡京第二次被贬时（1109年六月），发行当十钱的问题再次浮出水面。周行己的长篇奏疏可能就出现于这一时期。周行己是程颐的学生，他的大部分工作经历都是教书，没有担任过太多实质性的官职。他认为，尽管政府看起来从发行大面值钱币中获取了很多财富，但实际上并非如此：

臣窃计自行当十以来，国之铸者一，民之铸者十，钱之利一倍，物之贵两倍。……私铸不已，则物价益贵，刑禁益烦。而物出于民，钱出于官，天下租税常十之四，而籴常十之六。与夫供奉之物，器用之具，凡所欲得者必以钱贸易而后可。使其出于民者常重，出于官者常轻，则国用其能不屈乎？

周行己建议，政府可以收购京城五路的当十钱，用度牒、封号、盐钞和纸币对持有人进行补偿。所有当十钱都回收后，政府就可以重新发行当三钱。他认为，这样就能够使物价趋于平稳，同时打击铸造私钱。宋朝政府在1110年的确发放了大量度牒（三万份），但随着它们的价值下跌，也必然也会带来一些问题。［47］

图11.2　大观年间（1107—1110）发行的一钱币、当二钱和当十钱大小对比，钱币上铸刻的是宋徽宗的瘦金体书法。（作者拍摄）

1110年七月新上任的首相张商英也提出了建议。他提议从内藏库和枢密院借用布帛、金银和盐钞，用来收购全国的当十钱，为期六个月。兑换当十钱不能得到全部面值，只能收回百分之三四十。张商英之所以提到内藏库，是希望徽宗能为失败的财经政策所导致的部分损失买单。［48］等到所有的当十钱都收回后，伪造的私钱将被熔毁，用来铸造一钱币，而真钱则可以重新进入流通，只不过价值被视为三钱。关于这一问题，朝廷肯定争论了很久，因为徽宗直到1111年五月才宣布新的政策。徽宗在亲自书写的手诏中，强调了货币稳定对于民众和政府的重要性。近年来的失败政策导致物价飞涨，使有些人陷入贫困，同时诱使一些人私铸假币。在广泛进行商议后，徽宗决定改革货币制度。政府和内藏库将共同发行几千万贯的钱币，用来收购当十钱，每枚当十钱都以当三钱进行补偿。［49］

张商英对徽宗动用内藏库大加称赞，但同时他也承认，情况并没有完全按照预期的那样顺利发展：

陛下奋发英断，慨然欲救钱轻物重之弊，一旦发德音，下明诏，捐弃帑藏数千万缗钱宝，改当十为当三。令下之日，中外欢呼，万口一辞。历考史策，自二帝三王以来，未见如此之举也。然而奸邪之在内者，密倡其说曰：‘不久必复旧，可蓄以待也。’奸邪之在外者，晓民以掠美曰：‘当三则亏汝，当七则折中矣。’是以小民听而和之，令出五十日而犹未大孚也。伏望陛下固志不移，使正议卒行，奸邪愧服，而渐消其凶悍不平之气。［50］

换句话说，张商英将徽宗动用内藏库的行动称为史上前所未有的善行，但他同时也承认，老百姓仍然因为在上缴钱币时不得不承受部分损失而心存不满，很多人在观望，看政策是否会再次改变。［51］

1112年，蔡京恢复首相职务时，重新设立了铸监局，并发行夹锡钱，但没有恢复当十钱。事实上，有一个知县上疏提议恢复当十钱，这样既能增加国家财富，又能为民众带来方便，但他因此被免官。1113年，在徽宗的一次朝会上，大臣宇文粹中说，有些官员认为难以维持一钱币的供应，因此，他们提议重新推出当十钱币。徽宗回答说：“有司直敢尔！当十钱改为三，尚且钱轻物重，岂可复为当十？自古利仄百不变法，利少害多，不若不为。” ［52］

那么，从这件事情中，我们能了解到徽宗作为一位监管者的哪些特点呢？事实上，铸币这件事徽宗并未亲自参与，他只是就这一问题写了几份手诏而已。［53］人们认为这件事的发起人是蔡京，而提出反对意见的是另外几名大臣（赵挺之、张商英、沈畸等）。根据现存史料记载，徽宗在这件事上的贡献似乎仅限于批准各种方案。不过，从徽宗与大臣们的一些对话记录中，可以看出他了解正在实施的政策，而且十分在意民众对政策的看法。

徽宗本人对这些政策决定的贡献，是他愿意在蔡京被贬时废止蔡京实施的措施，蔡京官恢原职时再恢复这些政策。考虑到这么多人都与蔡京有矛盾，如果不这么做，可能也很困难。过快地取消这些政策是否会带来一些负面影响，对此，徽宗从未让赵挺之或张商英认真考虑过。同时，蔡京1107年回到京城时，徽宗也没有让蔡京重新考虑，这些被取消的政策是否真的有必要完全恢复。也许徽宗过于认真地听从了大臣的告诫，即统治者应当选择合适的宰辅，然后任由他来处理事情。

受信赖的宦官

在徽宗的时代，有个历史教训被广为接受，即如果宦官掌握太多权力，就可能威胁到整个王朝。在汉代后期和唐代后期，宫廷宦官控制了接近皇帝的机会，大臣若想在朝中有发言权，就不得不与宦官结盟。宋代的官员常常瞧不起宦官，认为他们的地位和佣人差不多。皇帝与宦官的接触比较多，对他们不会一味排斥，而是认为其中有些人是可以利用和信赖的。为了避免宦官控制朝廷，宋朝开国之君对宦官人数及职责都作出了限制。然而，宦官的人数似乎还是在逐渐增加，13世纪的一位作者认为徽宗时宦官已超过了一千人。［54］

有两个宦官最得徽宗尊重和信任。童贯一直晋升到军队的最高职位，梁师成则负责宫廷文书及徽宗收藏品的顺利进展。

梁师成在宫中最初是在贾详的书艺局当差。贾详死后，梁师成开始掌管睿思殿的文字外库，负责皇帝的进出文件，包括徽宗的御笔手诏。蔡絛曾写道，在文字外库，“使臣若杨球等掌之，张补等点检，小阉三四人主出纳用，宝以付外”。（杨球和张补在诙谐诗方面与徽宗有密切的交流，他们的名字在第十章出现过。）徽宗对梁师成很满意，在1109年的科举中授予他进士功名。每当有书法作品送入皇宫，梁师成和蔡京都是首先来进行鉴定的专家团成员。梁师成后来被提拔为秘书省总管，在职期间，他建议收集碑文的拓片。此外，他还参与了徽宗的许多建筑工程，包括明堂和艮岳。徽宗在艮岳完工后所写的《御制艮岳记》中，对梁师成的组织能力大为赞赏：“师成博雅忠荩，思精志巧，多才可属。” ［55］

与梁师成相比，童贯担任的公职更多，因此，我们对他的职业生涯也了解得多一些。在北宋时期，宦官在军队中担任官职已形成了传统。［56］在徽宗第一次见到童贯时，童贯好像还只是一个内侍，但到了1102年徽宗登基后不久，他就派童贯前往杭州，监管为皇宫收集古书古画的事宜。在那之后，童贯更多地参与了军队事务，主要是在西部和西北部的边界地区。他知道宋朝的一个主要对手是辽，因此，在1111年，童贯作为派往辽国的使团成员，希望对那里有更多的了解。［57］从辽国返回时，他的官衔和影响力均开始稳步上升。1112年二月，他被授予武将中的最高职务太尉。蔡京对童贯的升职很不满意，试图说服徽宗重新考虑对童贯的恩典。史料记载，1111年童贯出使辽国时，蔡京正退隐杭州，他强烈认为童贯不是合适的人选，因此上表徽宗，对童贯的能力提出质疑。但徽宗回复说，童贯在西部地区战役中表现出色，赢得了很高的声誉，辽国皇帝特意点名要见他。1116年二月，童贯被任命为签署枢密院事，成为首位担任宰辅的宦官。直到1123年，他一直位居宰辅，品衔与官职也不断得到升迁。有笔记记载，蔡京经常向徽宗抱怨，不应当给予宦官这么高的荣誉，但徽宗对此未加理睬。显然，童贯喜欢出征打仗，因为他并没有以自己的朝廷官职为由一直留在京城。1119年，童贯率领军队与西夏作战。［58］

徽宗对待童贯就如同朝中的文官或武将一样。1104年，童贯在青唐战役中取得了第一场大胜仗，徽宗赐给他一件御制书法，一篇用自己独特的瘦金体抄写的《千字文》，现藏上海博物馆（参见图11.3）。［59］和其他几个宦官主管一样，童贯有时也会被派去监管一些重要的建筑工程。他是负责修建延福宫的部分设施的五名大宦官之一。1113年延福宫竣工不久，他又被派去为徽宗的一位皇子修建府邸。［60］

图11.3　徽宗以瘦金体抄写的《千字文》（篇尾部分），1104年赐予童贯。（上海博物馆收藏）

徽宗显然也很喜欢童贯的绘画。在徽宗编撰的《画谱》中，有十个宋朝宦官的作品被收录在内，童贯是其中之一。根据对童贯的记录，他是从父亲（也许是收养他的宦官）那里学的绘画。他的父亲还收藏了崔白、易元吉和郭熙等同时代画家的一些作品。据说童贯作画是为了自娱自乐，“作山林泉石，随意点缀，兴尽则止”。《画谱》以通常用于文人画家的语言描述他的绘画风格：“大抵命思潇洒，落笔简易，意足得之自然耳，若宿习，而非求合取悦也。” ［61］

与长期得宠的其他人一样，童贯和梁师成也激起了人们的怨愤，徽宗听过大量对童贯和梁师成等宦官的弹劾。翟汝文是负责徽宗收藏古玩的官员，据说他向徽宗奏告，梁师成为了扩建一座花园，逼迫普通百姓卖掉田地和墓地。梁师成知道后很生气，说服首相将翟汝文贬出京城，担任一个县级小官。1120年，周武仲向徽宗奏告杭州地区爆发的一次大饥荒，将饥荒归咎为宦官们在当地的同党。此外，差不多与此同时，还有一位太学生朱梦说连续向徽宗呈递奏疏，认为“宫中奢侈，内侍乱政”。他指责说，腐败的宦官为修建花园强夺百姓土地，卖官鬻爵，而且公然行贿。［62］

但这些谴责似乎都未能动摇徽宗对梁师成和童贯的信任。毕竟，早期的宋朝皇帝也收到过类似的警告，要他们防备宦官。［63］直到徽宗统治的最后一刻，他一直都很信任童贯和梁师成。

在徽宗统治后期，对宦官权力偏见最少的评价也许是蔡絛，因为他所处的位置有利于观察到正在发生的事情，尽管我们也应该意识到，将责任推到宦官身上可以转移对他父亲的一部分批评。蔡絛看到，在徽宗统治时期，宦官的权力不断增大。最初，文官与宦官并没有太多的接触，但自从1113年或1114年起，徽宗将更多的决策权力转移到内廷，开始使用更多的御笔手诏，并让宦官负责文件的运转。蔡絛认为，童贯逐步控制了军队，而梁师成开始掌管一些历来由主要大臣负责的事务，如此一来，这两位宦官就合起来控制了朝中所有的文武事务，连宰相也要讨好梁师成。蔡絛还提到了与其他宦官结盟的官员，包括何 和王仍。他还指出，王安中和王黼对梁师成言听计从。官员必须通过宦官才能觐见徽宗，而各部门之间也为了得到宦官的好感而相互争斗。蔡絛说，蔡京于1120年致仕后，对这些变化感到很悲伤。徽宗也看到事态开始失去控制，于是找了一些理由将冯浩等几位宦官处死，而史书上并没有说明是什么理由。但蔡絛认为，不幸的是，对宦官的威慑措施未能让他们变得谨慎，而是更加追求放荡的生活方式。［64］

徽宗在遴选和管理宰辅方面表现如何呢？大概接近平均水平。根据现存史料的描述，任何一项可以被列为文化活动的事情，徽宗都热情参与。他对御用专家在多个领域的工作都饶有兴趣，如医学和绘画。他还会让大臣把他们在宫廷以外创作的诗歌和绘画拿给他看。

但是，人们很少认为徽宗在朝廷事务上的投入有相同的兴致。他并没有表现得玩忽职守，也从来没有取消过视朝或不看奏疏。他努力去理解大臣们呈报的问题，哪怕是一些很复杂的技术问题，例如发行货币可能带来的风险。他对待宰辅很有礼貌和幽默感。尽管很多官员认为宰相的权力过大会造成危险，但徽宗也同样看到了集体领导的缺点。相反，他认真接受了传统儒家的建议，即挑选一位合适的宰相并用人不疑。外部的人很可能会担心，像蔡京这样的宰相可能会操纵皇帝，而徽宗在这方面并未采取任何防范措施。蔡京对徽宗一直毕恭毕敬，甚至当徽宗再三要求他不要拘泥于礼仪时依旧如此。徽宗和蔡京并非在所有的问题上都意见一致，但与很多人不同，徽宗从未怀疑过蔡京的动机。

从徽宗的角度来看，有一位能够独立处理大部分事务的宰相，意味着他可以腾出时间和精力来思考别的事情。徽宗在位的第二个十年中，他希望自己投入道经、道士和仙境等事情上。这些将是我们在第十二章讨论的内容。

［1］ Yuri Pines, Envisioning Eternal Empire: Chinese Political Thoughts of the Warring States Era ,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9【尤锐《展望永恒帝国：战国时代的中国政治思想》，孙英刚译，王宇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Denis Twicchett（杜希德）, “How to be an Emperor: T’ang T’ai-tsung’s Vision of His Role,”Asia Major 9, 3rd series, pp. 63—75；《欧阳修全集·居士集》卷十七，126—128页；James T. C. Liu, Ou-yang Hsiu: An Eleventh-Century Neo-Confucianist ,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7, p. 118.

［2］ 关于魏征和唐太宗，参见Howard Wechsler, Mirror to the Son of Heaven: Wei Cheng at the Court of T’ang T’ai-tsung ,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4。关于司马光对君臣关系的观点，参见Xiao-bin Ji, Politics and Conservatism in Northern Song China , pp. 36–49。

［3］ 《东都事略》卷一百零五，叶2a。《宋史》（卷三百四十八，11024—11025页）还记载了一些别的对话。

［4］ 《浮溪集》卷二十四，275—276页。蒋猷的墓志铭中也记录了他与徽宗的对话。参见《浮溪集》卷二十七，344—348页。

［5］ 《林泉高致》56—57；Ping Leong Foong, “Monumental and Intimate Landscape by Guo Xi .”PhD diss., Princeton University, 2006, pp. 125—126.

［6］ 这里不包含蔡京在1124年的一次短暂回归，当时他已七十多岁了，几近失明，已经没有能力再次掌权了。

［7］ 参见David W. Chaffee, “Huizong, Cai Jing, and the Politics of Reform,”in Emperor Huizong and Late Northern Song China: The Politics of Culture and the Culture of Politics , 2006, pp. 31—77。

［8］ 《宋大诏令集》卷一百九十六，723—734页。对蔡京发起新攻击的原因之一是1110年五月出现了一次彗星，参见David W. Chaffee, “Huizong, Cai Jing, and the Politics of Reform,”p. 49。

［9］ 《宋会要辑稿·职官一》，叶33a–b；《礼四七》，叶8a–b。《宋大诏令集》卷七十，339—340页。

［10］ 参见Charles Hartman, “A Text History of Cai Jing’s Bibliography in Songshi”, pp. 517—564。关于南宋初期历史的编撰，参见Charles Hartman, “The Making of a Villain: Ch’in Kuei Tao-hsueh,”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58（1998）: 59—146; “The Reluctant Historian: Sun Ti, Chu His, and the Fall of Northern Sung,”T’oung Pao 89（2003）: 100—48。

［11］ 《宣和书谱》卷十二，92—93页。中田勇次郎编《中国书论大系》第5卷，321—323页。关于这部书谱，参见Patricia Buckley Ebrey, Accumulating Culture: The Collections of Emperor Huizong , pp. 223—256。关于书谱的更多译文，参见Patricia Buckley Ebrey, “Literati Culture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uizong and Caijing,”Journal of Song-Yuan Studies 36, 2006, pp. 1—24.

［12］ 《宣和书谱》卷十二，92页。

［13］ 《全宋文》第143册，61—65页。

［14］ 《宋会要辑稿·职官五》，叶13a–b。《宋会要辑稿补编》，308页；《宋史》卷一百八十，4386—4387页。David W. Chaffee, “Huizong, Cai Jing, and the Politics of Reform,”pp. 36—40. Isaf Moshe Goldschmidt, “Huizong’s Impact on Medicine and Public Health,”in Emperor Huizong and Late Northern Song China: The Politics of Culture aand the Culture of Politics , p. 300.

［15］ 有关徽宗和诗的其他记载，参见《齐东野语》卷十六，292—293页。

［16］ 《宋史》卷三百四十三，10921—10922页；《全宋文》143册，61—65页。《宋史》（卷三百四十三，10921—10922页）和《宋宰辅编年录校补》（卷十二，770页）记载他的年龄是七十九岁，但墓志铭中（《全宋文》第143册，65页）记载为七十七岁。

［17］ 《挥麈录·后录》卷七，164—165页；《宋会要辑稿·崇儒六》，叶11a–12a。

［18］ 《宋会要辑稿·礼一二》，叶3a–b；《礼四四》，叶17b。《宋史》卷三百五十一，11100页。《初寮集》卷三，叶18b–24a；卷四，叶40b—46b、49a—52b。《挥麈录·前录》，卷三，26—27页；《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三十五，1130—1131页。Patricia Buckley Ebrey, Accumulating Culture: The Collections of Emperor Huizong , pp. 168—169. 受赏者包括蔡京、郑居中、邓洵武、于深、侯蒙、薛昂、白时中和童贯。每个收到的祭器数量多少取决于他们的品衔大小（正一品、从一品或正二品）。其中赐给童贯的一件祭器今存世，图样参见Patricia Buckley Ebrey, Accumulating Culture: The Collections of Emperor Huizong , p. 171。

［19］ 《宾退录》卷一，12页。《铁围山丛谈》卷二，26—27页。

［20］ 《宋会要辑稿·方域四》，叶23a—b。《宋史》卷三百五十一，11102页。《鹤林玉露》乙集卷五，200页；《老学庵笔记》卷五，63页；卷八，106页。《能改斋漫录》卷十二，320页。王黼共收到两套府宅，先是在1116年得到一套小的，然后在1122年替换为一套大的（《能改斋漫录》卷十二，368页；《宋会要辑稿·崇儒六》，叶12b–13a）。

［21］ 《宋史》卷三百五十一，11109页。《宋宰辅编年录校补》卷十二，747—767页。另参见David W. Chaffee, “Huizong, Cai Jing, and the Politics of Reform,”pp. 46—49。

［22］ 《宋史》卷三百五十一，11101—11103页。《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二十九，988页。《皇朝编年纲目备要》卷二十七，699—700页。《挥麈录·后录》卷三，119页。

［23］ 宋朝早期和后期的处于主导地位的其他首相也是同样的情况。参见Denis Twitchett and Paul Jakov Smith eds.,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 vol. 5, part 1: The Sung Dynasty and Its Precursors, 907—1279 ，见于各处。

［24］ 《邵氏闻见录》卷五，44页。《宋史》卷四百七十一，13716—13717页。《宋会要辑稿·职官六八》，叶7a–b。

［25］ 《挥麈录·余话》卷一，278页；《山左金石志》卷十七，叶29a—31a。《癸辛杂识·别集》卷二，218页；Patricia Buckley Ebrey, “Huizong’s Stone Inscriptions,”pp. 241—248；Patricia Buckley Ebrey, “Literati Culture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uizong and Caijing,”pp. 1—24. 另参见詹凯琦《蔡京与徽宗朝新书风研究》，《中华弘道书学会会刊》第9期，2011年六月。

［26］ 《宣和书谱》卷十二，92—94页。

［27］ 《挥麈录·余话》，卷一，277页。

［28］ 《全宋文》第109册，177—178页，以及《鸡肋编》卷二，62—64页。

［29］ 《宋会要辑稿·职官一〇》，叶2a—b；《方域四》，叶23a。

［30］ 有关王黼的正史传记来源有《东都事略》（卷一百零六，叶1a–3a）、《宋史》（卷四百七十，13681—13684页）、《宋宰辅编年录校补》（卷十二，786—789页）和《三朝北盟会编》（卷三十一，靖康中帙六，305—309页）。

［31］ David W. Chaffee, “Huizong, Cai Jing, and the Politics of Reform,”pp. 54—55.

［32］ 《宋会要辑稿·职官四》，叶28a–b。《曲洧旧闻》卷十，225页。

［33］ 关于让宰臣的儿子作为侍臣，参见《宋史》卷三百六十一，11316页；《宋会要辑稿·职官六九》，叶21b–22a。关于蔡攸在早年作为徽宗的一个玩伴，参见《挥麈录·后录》卷三，109—111页；藤本猛《北宋末の宣和殿—皇帝徽宗と学士蔡攸—》。

［34］ 参见《宋会要辑稿·乐四》，叶1b—2a；《礼二四》，叶72b；《礼三四》，叶13a–b、18b；《崇儒四》，叶10b。

［35］ 《宋史》卷四百七十二，13730—13732页。

［36］ 柯睿哲、贾志扬与李弘祺仔细研究过教育和用人政策上的具体改革细节。Edward A. Kracke Jr, “The Expansion of Educational Opportunity in the Reign of Huitsung and Its Implications,”Sung Studies Newsletter 13, 1977, pp. 6—30；John W. Chaffee, The Thorny Gates of Learning in Sung China: A Social History of Examinations , pp. 77—84; Thomas Hong-chi Lee, Government Education and Examinations in Sung China , pp. 64—65, 77—80, 126—127, 256—257。贾志扬还研究了对宗室的改革（Branches of Heaven , pp. 95—111）。宋格文、Silvia von Eschenbach和郭志松研究了慈善机构方面的政策。Hugh Scogin, “Poor Relief in Nerthern Sung China,”Oriens Extremus 25, no. 1, 1978, pp. 30—46; Silvia Freiin Ebner Von Eschenbach, “Public Graveyards of the Song Dynasty,”in Burial in Song China , edited by Dieter Kuhn, Heidelberg: Edition Forum, 1994, pp. 215—52；Isaf Moshe Goldschmidt, “Huizon’s Impact on Medicine and Public Health,”in Emperor Huizong and Late Nerthern Song China: The Politics of Culture and the Culture of Politics ,pp. 275—323）。

［37］ 关于宋代的货币体系有大量的文献资料，多数是中文和日文。英文简介参见Richard von Glahn, The Sinister Way: The Divine and the Demonic in Chinese Religious Culture ；Zhihong Liang Oberst, “Chinese Economic Statecraft and Economic Ideas in the Song Period（960—1279）,”PhD diss., Columbia University, 1996, pp. 345—408。比较详细的阐述参见Xinwei Peng, A Monetary History of China , Translated by Edward H. Kaplan, Berlingham: Western Washington University, Center for East Asian Studies, 1994, pp. 332—457【彭信威《中国货币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汪圣铎《两宋货币史》，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352—386页。中嶋敏关于徽宗的每项货币措施都进行了研究，这些文章收录于他1988年的著作中（《东洋史学论集——宋代史研究とその周边》，东京：汲古书院）。关于每个铸币厂的地点及产量，参见Xinwei Peng, A Monetary History of China , pp. 335—336。关于货币在不同地区的差异，参见高聪明《北宋西北地区的铜铁钱制度》，《河北大学学报》1990年第3期，21—29页。

［38］ 《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三十一，734页。《宋史》卷一百八十，4387页。关于货币的问题，除了《宋史》（卷一百八十，4386—4394页），其他有用资料包括：《群书考索》（后集，卷六十，叶20a–30a）、《文献通考》（卷九，叶96b–97c）、《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一百三十六，2291—2305页）。

［39］ 参见汪圣铎《两宋财政史》，385—386页。根据Xinwei Peng, A Monetary History of China , pp. 344—345，铸造锡铁合金钱币的理由是，这能够防止将钱币熔化后制成器具。关于确定这些钱币的成分是锡铁合金而不是锡铜合金，参见中嶋敏《东洋史学论集——宋代史研究とその周边》，44—45页，以及华觉明和赵匡华《夹锡钱是铁钱不是铜钱》，《中国钱币》1986年第3期，21—22页。

［40］ 《宋史》卷一百八十，4387页。《宋会要辑稿·食货五二》（叶15b）的数字更高，为六十万贯当十钱币，相当于六百万贯一钱币。

［41］ 《宋史》卷一百八十，4387页。《宋会要辑稿·食货五二》，叶15b。《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二十五，837页。《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一百三十六，2293页。《文献通考》卷九，叶96b–c。

［42］ 《宋会要辑稿·食货二四》，叶34b—35b。关于徽宗朝的纸币，参见汪圣铎《两宋货币史》，632—636页。从零星的资料中可看出整个徽宗朝都有物价上涨，但这些资料不足以识别出情况最恶劣的时期，或价格高到何种程度。另外，大部分的物价上涨都是发生在特定的地区，在不同货币形式上也表现各异，通常是一钱铜币最稳定，纸币最不稳定。有关北宋时期物价的史料，参见Xinwei Peng, A Monetary History of China , pp. 380—403。更多相关分析参见高聪明《北宋物价变动原因之研究》，《河北学刊》1991年第4期，95—100页。

［43］ 《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一百三十六，2294—2295页。《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二十六，868、869、870、874—878页。《群书考索》卷六十，叶24b。《宋会要辑稿·食货二四》，叶34b–35b。关于徽宗朝出现的纸币，参见汪圣铎《两宋货币史》，632—636页；《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二十六，887页。关于发行纸币，参见中嶋敏《东洋史学论集——宋代史研究とその周边》，61—63页。

［44］ 《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一百三十六，2295—2296页。《全宋文》第135册，265页。

［45］ 《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二十六，885—886页。《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一百三十六，2296页。《独醒杂志》（卷九，86—87页）对徽宗废除当十钱币的原因提供了一个不同的解释。在一次宴会上，俳优取笑了这一政策，使徽宗受到触动。

［46］ 《宋史》卷一百八十，4389—4390页。另参见汪圣铎《两宋货币史》，367—371页。

［47］ 《全宋文》卷一百三十七，77—78页。《宋会要辑稿·食货一三》，叶23b–24a。

［48］ 《宋史》卷一百八十，4390—4391页。《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二十九，983—984页。《全宋文》第102册，136—137页。《皇朝编年纲目备要》（卷二十七，699—700页）记载，张商英把铸币资金分配给政府，而不是之前的内库。

［49］ 《宋大诏令集》卷一百八十四，669页。《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三十，1004—1006页。

［50］ 《全宋文》第102册，138页。《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二十九，987—988页。

［51］ 关于人们对当十钱币有何反应，参见《萍州可谈》卷二，27页。

［52］ 《宋史》卷一百八十，4393页。《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三十一，1029页。《群书考索》后集卷六十，叶29a—b。

［53］ 《宋大诏令集》卷一百八十四，668—669页。《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三十，1005页。

［54］ 《燕翼诒谋录》卷五，46页。

［55］ 《宝真斋法书赞》卷二，17—18页。《宋史》卷八十五，2101—2102页；卷四百六十八，13552、13661—13663页。《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四十三，1324—1325页。Maggie Bickford, “Huizong’s Paintings: Art and the Art of Emperorship,”in Emperor Huizong and the Late Northern Song China: The Politics of Culture and the Culture of Politics , pp. 505—510；Patricia Buckley Ebrey, Accumulating Culture: The Collections of Emperor Huizong , pp. 114, 133—134, 139；《皇朝编年纲目备要》卷二十八，713页。《挥麈录·后录》卷二，73页。

［56］ 有关宦官在军队中的官职，参见John Richard Labadie, “Rulers and Soldiers: Perception and Management of the Military in Northern Sung China（960-ca.1060）,”PhD diss.,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1981, pp. 174—176，更多细节参见柴德赓《宋宦官参预军事考》，《辅仁学志》10卷，1—2号，1941年。关于童贯的军旅生涯，参见Don J. Wyatt, “Unsung Men of War: Acculturated Embodiments of the Martial Ethos in the Song Dynasty,”in Military Culture in Imperial China , edited by Nicola di Cosmo,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pp. 207—214。

［57］ 《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十九，676页。《宋史》卷四百六十八，13658页。蔡京在神宗统治时期曾出使辽国（《宋史》卷四百七十二，13721页）。

［58］ 《三朝北盟会编》卷五十二，靖康中帙二十七，518—519页。《宋会要辑稿·职官一》，叶12b。《宋宰辅编年录校补》卷十二，772—774、800—801页。

［59］ 王平川和赵梦林编《宋徽宗书法全集》（北京：朝华出版社，2002年，6—35页）对这幅作品有完整的说明。其他著作中也有介绍。

［60］ 《三朝北盟会编》卷五十二，靖康中帙二十七，520页。《铁围山丛谈》卷一，2页。根据一处记载，童贯上朝时会穿着官服，但上朝结束后，他就会进宫换上宦官的衣服，行使服侍主人的职责（《铁围山丛谈》卷一，2页）。但没有其他史料能证实这一点，因此，它也许只是反映了一种仇视宦官的谣言，而不是事实。有关仇视宦官强烈情绪的另一个例子，参见1118年安尧臣的奏疏（《三朝北盟会编》卷二，政宣上帙二，12—18页，特别是第16—18页）。

［61］ 《宣和画谱》卷十二，205—206页。

［62］ 《宋史》卷三百七十二，11544页。《全宋文》第125册，100—113页。《三朝北盟会编》卷一百五十九，炎兴下帙五十九，336页。

［63］ 关于告诫提防宦官滥用职权的奏疏，参见《宋朝诸臣奏议》卷六十一至六十三。杨时在钦宗继位后不久呈递的两份奏疏中议论了徽宗朝的宦官问题，参见《宋朝诸臣奏议》卷六十三，704—705页。

［64］ 《铁围山丛谈》卷五，89页；卷六，109—111页。

第十二章 接受神启（1110—1119）

恭承仁圣，在上受天宝命，阐扬至道，可谓至矣。近又建宝箓之宫于都城，设传度之坛于禁近。拯济符药，保安黎元。受厚惠者，日有千人；向真风者，十逾八九。裒访仙经，补完遗阙。周于海寓，无不毕集。继用校 秘藏，将以刊镂，传诸无穷，俾天下洽于淳古，人民敦于性命，可谓道炁纯全之运，太平万世之时也。

——1116年元妙宗作《太上助国救民总真秘要》序

从登上皇位开始，徽宗就是一位虔诚的道教徒。他诵读正统道经，参加道教仪式，与道士交往，并出资兴建道教宫观。随着时间的发展，他对道教的参与也越来越深入和广泛。到了1113年，他开始对道教的先知（seers）产生兴趣，如王老志和王仔昔。在这一年及随后一年中，徽宗宣称在郊天祀地之后都看到了天神。此外，他还开始大量搜集道教经文，准备编纂一部新的道藏。1116年，徽宗已经遇到了道士林灵素，对有关天界至高领域神霄的讲道反应积极。林灵素说服徽宗，使他确信最高神灵希望自己代表他们来采取行动。随后几年中，徽宗接连颁布诏令，旨在提高道教的地位，并使道教与朝廷的关系更加紧密。很多项目都需要大量的资金支持，徽宗在这方面从不吝啬。

对于皇帝与道教之间的关系，人们可能会提出各种问题。有些问题关乎皇帝的动机，答案不一，可能从个人渴望长生到希望在世间建立一个道教乌托邦，还有一些问题与跟皇帝合作的道士有关：皇帝是对某一人言听计从，还是有几个人在竞相对皇帝施加影响？道士追求的目标与他们的皇室庇护人是否有所不同？如果是的话，他们的目标是当时大多数道士都会支持的共同目标，抑或只是为了谋求个人利益和权力？皇帝与道教顾问之间的权力均衡情况如何？道士能否操纵他们的皇室庇护人？他们的地位是否非常不稳定，因为皇帝随时都可以将兴趣转向其竞争对手？他们的主要对手是其他道教派别，还是一些不认同道教目标的人，例如宰相或朝廷宠臣？

对于这类问题，历史学家通常无法作出明确的回答。在与徽宗同时代的作者中，有人认为林灵素占据了优势，而且很善于操纵徽宗，其他人则认为徽宗决定追求道教目标自有理由，例如希望带领臣民获得道教的救赎。内廷政治也起到一定的作用，林灵素后来的确失去了徽宗的宠信，但我们无从得知当时的具体情况：是因为林灵素的法术没有灵验，是遭到其他宠臣的诽谤，还是蔡京请求徽宗不要疏远佛教，抑或朝中大臣提出了费用的问题？也许徽宗自己都无法厘清这些需要他做决定的因素。

先知、梦境和幻觉

徽宗似乎从未怀疑某些人具有超乎常人的能力。正如有人在音乐或绘画方面能力出众一样，也有一部分人具有预测未来或与死者沟通的神秘力量。

徽宗在位的第二个十年中，他尤其尊崇两位姓王的道教先知。王老志是一位禁欲修行者，每天只吃一顿饭，无论冬夏都只穿一件衣服。当时很多文人墨客都去拜访他，并请他题字，因为他的字能够被解释为对未来的预测。1113年九月，王老志被召入宫，被授予“洞微先生”的称号。第二年，他又被授予更高级别的称号，在原有的名号上加了“观妙明真”四个字。徽宗让蔡京在御赐府宅的南花园内为王老志安排住宿。根据蔡絛的记载，有一次，徽宗向王老志问起前不久去世的皇妃刘明达。我们在第十章提到过，王老志告诉他刘明达是上真紫虚元君。王老志还一度担任刘明达和徽宗之间传递讯息的角色。徽宗的另一位嫔妃也很思念刘氏，便问王老志元君是否还记得她，王老志第二天带给她一封刘明达的信，内容是两位皇妃在去年秋天一起讨论过的事情。［1］

1114年，王老志离开后，另一位先知王仔昔取代了他在宫廷和蔡京府中的位置。王仔昔自称得到了道教仙人许逊的《大洞隐书》。［2］他有一些特殊的本领，例如能够在白天看到星辰。有一次发生大旱，徽宗在祈雨的时候，总是会派信使去请王仔昔在白纸上写下祷文。有一天信使来找他，王仔昔忽然写了一小帖道符，并在纸的左侧写了说明：“焚汤，沃而洗之。”信使惊恐不已，不敢拿这幅道符，但王仔昔坚持要他拿走。结果，加入这贴道符的水治好了徽宗一位爱妃的红眼病。凭借诸如此类的神秘预测能力，王仔昔渐渐获得了能够预知未来的名声。1116年，他建议徽宗将九鼎从十年前专门修建的道观中搬到宫廷。徽宗听从了他的建议，在宫中修了一座新的大殿放置九鼎。不过，蔡京已经厌烦了王仔昔，他向徽宗抱怨，自己还得在宅中为王仔昔安排住处。于是，徽宗安排王仔昔住进了刚刚建好的上清宝箓宫。［3］

除了为获得对道教的更多理解而求助于道士之外，徽宗对自己的梦境也非常重视。蔡絛认为，1111年初，徽宗在一场大病初愈时做了一个梦，这个梦成为徽宗在道教信仰上的转折点。在梦境中，徽宗还未登上皇帝宝座，他对一座道教宫观的召唤作出回应：“即有道士二人为傧相焉。道至一坛上，谕上曰：‘汝以宿命，当兴吾教。’上再拜，受命而还。”徽宗醒后将梦境记录下来，派人送给蔡京看，尽管当时蔡京已被罢相，而且住在杭州，但他仍然是徽宗的密友。［4］

这场梦境让徽宗有信心更全面地将道教引入国家礼制。1113年，徽宗修改了冬祀大礼的流程，让一百名道士作为进入祭坛的前导，并将众人分成两队在祭坛下面排列。玉虚殿（宫廷内新修宫观的主殿）的道士也被选来参加这次祭祀仪式。［5］祭礼上还发生了一件事，使这次仪式尤其令人难忘：在前往祭坛的路上，徽宗目睹天神从天而降。徽宗就这次景象写了一份手诏，［6］他还详细描述了这次经历：“顾瞻东方，忽见宫殿台观，重楼复阁，半隐半现。”他告诉蔡攸往东方看，蔡攸也看到了这个景象。很快，一大群人显现了出来：

中有若凤辇状，侍卫周密，可千余人。须臾，日光穿透，人物全体俱现，行者、趋者、侧者、正者、相顾者、回首者，或若持简道流，或若垂髻童子，或衣朝服，或冠道士大冠，或黄或青，或紫或红，或淡黄杏黄，或绯绿浅碧，或若绣，或若绘画。又有一辂，青色，不类马，状若龙虎，前后拥约数千人。云气渐开，衣纹眉目历历可辨。幢幡飞动宛转，人亦轻扬飘举，自东稍南回旋，却由东南渐远渐隐，移刻始不见。［7］

徽宗接着写，他问了身边的人，包括卫兵在内，大家都说看到了同样的景象。在徽宗读过的历史典籍中没有过类似的记载，但这使他想起了自己两年前做过的梦。这件事发生三个月后，徽宗下令将看到此景象的那天（十一月初五）作为节日，其礼仪与庆祝皇帝圣诞及老子诞辰相同。［8］

第二年夏天，徽宗祭地之后，在回宫路上再次看到了奇异的景象：

羽卫多士、奉辇武夫与陪祝之官，顾瞻中天，阴云开剥，电光穿透，有形有象，若人若鬼，持矛执戟，鸟喙兽面，列于空际。见者骇愕，人马辟易。传曰：“地上之圜丘，若乐六变则天神降；泽中之方丘，若乐八变则地示出。” ［9］朕祇虔祀事，冬则衣冠见于道左，夏则鬼神驻于云表，天神降，地示出，盖非虚语。［10］

在这篇文章的后面，徽宗将这一灵异现象归功于父皇神宗和皇兄哲宗的美德。

我们应当如何理解这些记述呢？道教经文通常会对道教神仙的宫殿及随从大肆渲染，这些辞藻华丽的描绘可能会激发梦境和幻觉。同时，存想神灵是道教的核心修炼内容，徽宗可能也掌握了这种方法。徽宗有没有可能使用道教技巧，有意识地存想出道教神仙呢？若是如此，那些附和徽宗的人说他们也看到了同样的景象，又是怎么回事？他们只是投其所好，还是确有其事，并且每个人也都亲眼目睹？在另一本著作中，蔡絛将冬祀时看到天神和夏祀时地神显灵归功于王老志，但他并没有明确说，王老志是在这些场合中将神灵召唤过来，还是将一些想法放在了徽宗脑子里，抑或安排了这样的表演。［11］而且，也很难完全排除另一种可能，那就是徽宗在祭祀时强烈希望达到经典中提到的境界，因此亲自安排了这些场景。有些现代学者认为，伪称出现这些幻觉也很容易理解。［12］

加强对道教的支持

在位的第二个十年刚刚开始，徽宗就发起了一项规模浩大的工程，就是我们在第九章提到过的，重修一部道藏。1114年，在修订道藏期间，徽宗下令二十六路都要往京师选送十名道士，他们将在京师接受《金箓灵宝道场仪范》的进一步培训。［13］这项命令肯定把当时的道士都吸引到了京城，并给他们提供了相互学习和切磋新技能的机会。

此外，徽宗还着手施行了一些道教的建筑工程。1113年，他决定在宫内修建一座道观。这座新建的宫观名为玉清和阳宫，有三个主殿和六个侧殿，共一百四十二个房间。宫观中供奉的神灵数量众多，从三清、玉皇和太一到四圣五岳，还有徽宗的本命神。宫观于1114年建成后，蔡京带领僚属将神像奉安在各殿之中。在这一年和第二年，在此宫观内举行了各种仪式，包括老子生日和徽宗圣节的仪范陆续颁布。［14］

1113年到1116年间，徽宗又下令在宫廷东北角的外围修建了一座宫观，名为上清宝箓宫。这座宫观占地一百多亩（大约六公顷），里面有几百个房间，梁柱都没有刷漆，保持着原有的天然状态。中殿名为始清，里面供奉高真；西殿名为天祥，供奉徽宗的本命神；东殿是生徒住宿和举行仪式的地方。靠近街道的地方有两个对外开放的药房，一个提供药方药材，另一个则提供符水。徽宗还写了一篇文章赞扬这些药房，表明他同样看重这两种治疗方法：一种是在药理学的长期传统基础上使用药物，另一种是使用符水。徽宗在建造期间还常去查看宫廷画家为这座宫观绘制壁画的进展。［15］

林灵素的降神

徽宗喜欢与有名的道士交谈。他有时会让他们各显其能，有时则与他们一同讨论道教思想，还经常安排他们住在开封的一些大宫观里，就是为了方便召他们入宫。［16］

最能将徽宗吸引到道教新思想中的道士是林灵素。［17］在南宋和元朝有关林灵素的史料中，既有对他非常敌视的，也有将他奉为神仙的。对他进行负面描述的有两部佛教著作，还有陆游根据父祖所言撰写的笔记。［18］正史记载的态度则介乎两者之间，反映出儒家将大部分道教活动都贬为愚蠢或迷信的思想倾向。［19］道教的角度自然会有所不同。在道教看来，通过举行道教仪式为自己的臣民带来庇护，这就是统治者应当做的事情。毫无疑问，对林灵素最正面也是迄今最长的记载收录于1294年编纂的一部神仙传记《历世真仙体道通鉴》中。［20］尽管神仙传记常常会在一些基本点上与其他史料的记录有所出入，但它的优势在于对林灵素的一生提供了一个道教的诠释。此外，它还有一些明显的“美化”，包括记载林灵素和他召唤的神仙都提醒徽宗必须进行改革，远离谄媚者，削减开支。很显然，这些内容应该是在北宋灭亡后加进去的，一方面是显示出林灵素的先知能力，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消除道教对女真人灭宋的愧疚感。

根据记载，林灵素的祖籍是温州（在今浙江省），早年为了学习雷法，周游于中国的南方和西部地区。［21］根据《历世真仙体道通鉴》的记载，他在四川师从一位道士，老师送给他一部包含十九章内容的《神霄天坛玉书》。这本书用难以理解的天书篆字写成，林灵素从中学到了如何捕捉邪魔、治疗疾病、消除苦难和降雨的法术。他自从得到这部书后，就“无施不灵”，不仅对这本书有深入的理解，还掌握了如何召唤鬼神、书写符咒、控制雷电及治疗疾病的法术。据说他还写过一些著作，包括一部雷法，但其中一首长诗似乎已经失传了。［22］

林灵素可能在1113年就到了京师，但直到1115年或1116年，宫廷道官徐知常将他引荐给徽宗时，他才逐渐引起人们的注意。［23］林灵素第一次上朝时，徽宗问他会什么法术，他毫不谦虚地自称对天上、人间和地府的事情无所不知。徽宗赐给他封号和一处居所（通真宫），并派他参与编纂道藏。在林灵素的传记中，还提到了他的诗才，这也是他获得徽宗尊重的一个因素。有一次，徽宗写了一句诗，“宣德五门来万国”，林灵素对以“神霄一府总诸天”，被认为是在场所有人中最好的一句和诗。［24］

有次上朝，林灵素向徽宗讲述了他在神仙等级中的排名。天界共有九霄，神霄是最高的一重，位阶比掌管道教仙境的其他神仙都要高。上帝的长子是神霄玉清王，号为长生大帝君，主管南方。［25］用更通俗的话来说，徽宗不是普普通通的凡人，而是最高神长子的化身。当这位神仙下凡，化身为中国的统治者后，便将自己的很多职责委托给弟弟青华帝君。林灵素还说，他自己是天上一位级别较低的神仙，就像徽宗的许多主要大臣和一位爱妃一样。这次讲道被记录在多部史书中，现存的一部道经《高上神霄宗师受经式》中也有记载。［26］

那么，宣称皇帝是一位至高神的化身有什么意义呢？这不同于古罗马帝国奥古斯都的封神。人们不会被要求在宫观中向徽宗进献祭品。关于是否应该在神霄宫内增设长生大帝君神像，曾经有过讨论，也许在神像前也会供奉祭品，但没有人提到要向徽宗进献祭品。包括徽宗本人在内，所有人似乎都没有想过，他与最高神之间的这种联系会为他带来什么特殊力量。［27］

在林灵素出现之前，关于神霄的文字都无法确定日期，因此，有些学者推测，他是这一教派的实际创始人。不过，与之前的很多人一样，林灵素也将这个教派的起源归功于他已经去世的老师。［28］南宋时期关于神霄的文字相对丰富，而且提供了协调一致的教义和仪式。它有意从道教的其他流派中借鉴一些观点和仪式，包括上清派和灵宝派。［29］礼拜仪式在教义中占据了中心地位。通过完整诵读经文来打破生死的周期，从而实现对人类的救赎，也许能够在一个太平世界重生。教义中还吸收了雷法的元素，通过学习法术，运用雷鸣和闪电的宇宙能量及驱邪威力。

徽宗不仅接受了林灵素的布道，还慷慨地赐给他各种封号和荣誉。他经常派人将林灵素请到宫中作法。例如，据说宫中发生一些怪事后，徽宗便让林灵素作法消禳。林灵素在地下埋了一根九尺长的铁条，进行驱邪，此后就再也没有怪事发生了。洪迈也记录了林灵素在一次长期干旱后施行的祈雨法术。当时他前往上清宝箓宫，脚踏禹步，手挥宝剑，口诵符咒。在陆游的著作中，林灵素为了取悦徽宗，用符水治好了一些盲人、瘸子和聋人（在陆游看来，他肯定事先收买了一些骗子来假扮残疾人）。［30］

除了行使礼仪以外，徽宗还让林灵素每个月在上清宝箓宫讲道，参加者有众多官员、宗室和太学生。很多人之前没有参加过道教的仪式。据一处佛教史料记载，林灵素在讲道时说了很多笑话，引起了不合时宜的笑声。有时徽宗也会参加，他会坐于座下，而将林灵素视为老师。除了宣讲道经，林灵素还讲述了“玉清神霄王降生记”。据说，他讲道时有几十只祥鹤出现。在这些聚会中，徽宗总是会对在场的道士非常慷慨，这也招致了一些人的批评，他们嘲讽说让城里的穷人也穿上道服去参加法会，这样就能吃到免费的膳食了。［31］

1117年正月十四日，徽宗颁诏讲述了他对道教及其流派的最新理解。他认为道教有五种流派，前四种分别以元始天尊、老子、庄子和张道陵为宗师，“至于上清通真、达灵神化之道，感降仙圣，不系教法之内，为高上之道，教主道君皇帝为宗师”。［32］根据最后这句话，徽宗将自己置于道教的领导地位。徽宗在位的头十年中，向刘混康咨询所有道教事宜，但通过这份诏书，他不仅表明自己是神的化身，还宣称主宰了这个宗教。

徽宗尤其欣赏林灵素召唤神灵的能力。正史中记载了两次这类事件，林灵素的传记中有更多的记录。1117年二月，林灵素宣称青华帝君降临人间。徽宗召集了一千多名道士到宝箓宫听林灵素来宣布这一重大事件。负责道箓的官员傅希烈曾经是刘混康的弟子，他记录下了这件事。［33］根据他的叙述，午夜时分，天空中出现一个火球，在雷声和音乐声中四处移动，先是散开，然后又合在一起。房间变得亮如白昼，人们仰头能够看到仿佛画像一样的图像，然后，有两位神仙乘着云彩降临。其中一位身穿绛服，头戴玉冠，另一位身穿青服。他们分别是教主道君和青华帝君。在一大群随从中，领头的是一位红衣男子，傅希烈说此人看起来像张虚白——张虚白也是徽宗经常邀请进宫的道士。［34］

将近三个月后，1117年四月初二，徽宗颁布了一份手诏，明确解释了最近这次降神的含义。作为上帝的长子，他奉命对世俗的错误行为进行纠正：“朕每澄神默朝上帝，亲受宸命，订正讹俗。……帝允所请，令弟清华帝君权朕大霄之府。朕夙夜惊惧，尚虑我教所订未周。” ［35］徽宗在手诏的最后指出，大臣在普通朝廷文书中不应使用他的道教封号，只能在向天神祈福求愿时使用。

1117年十二月，天神再次降临，这使徽宗进一步加强了对林灵素的信心。《宋史》只是简单地记载了天神降临坤宁殿，为了记载此事，还专门制作了一块石碑。石碑仍然存世，高约七尺，上部用龙章云篆体刻了林灵素的一首诗，非常引人注目（见图12.1）。石碑下部是徽宗以独特的瘦金体书法描述自己的经历。在一个夹杂着闪电、音乐和异香的月圆之夜，天神降临坤宁殿。紧接着，桌案上出现了以龙章云篆书写的四行诗，墨迹还没有干。这首诗由林灵素的化身楮慧所写。这件事情简直不可思议，因为林灵素当时正在宫观中睡觉。第二天徽宗向他问起这件事，他笑而不答，在徽宗看来，这更证明了道是不可言传的。［36］

林灵素的传记中还记载了他降神的一些例子。有一次，林灵素重新装饰一座宫殿后，徽宗要求会见北方之神真武大帝。当时的情景被记录如下：

帝曰：愿见真武圣像。先生曰：容臣同虚静天师奏请。［37］宿殿致斋，于正午时黑云蔽日，大雷霹雳，火光中现苍龟巨蛇，塞于殿下。帝祝香再拜，告曰：愿见真君，幸垂降鉴。霹雳一声，龟蛇不见，但见一巨足塞于帝殿下。帝又上香再拜云：伏愿玄元圣祖应化慈悲，既沐降临，得见一小身，不胜庆幸。须臾遂现身，长丈余，端严妙相，披发，皂袍垂地，金甲大袖，玉带腕剑，跣足，顶有圆光，结带飞绕。立一时久，帝自能写真。更宣画院写成，间忽不见。［38］

第二天，蔡京说，太宗在一个类似场景下也画过一幅真武像，但画好后就被封存了起来，他建议将之前的画像与徽宗刚画好的真武像进行比较。据说两幅画像分毫不差。［39］

图12.1　1117年纪念天神降临的石碑拓本（引自耀生《耀县石刻文字略志》，《考古》1965年第3期，147页）

根据林灵素的传记，他有一次召唤了徽宗已去世的皇后刘明达的魂魄。［40］还有一次，徽宗提到汉武帝成功地请西王母下凡，他问林灵素能否也为他做这件事。很快，西王母就带领着一群玉女降临了。［41］

林灵素吸引了很多追随者，同时也有很多模仿者，但他肯定无法说服所有人。一些同时代的人认为他太盛气凌人，称其为“道家两府”。根据《宋史·蔡攸传》，蔡攸支持林灵素，“与方士林灵素之徒争证神变事”。但他有时又试图胜过林灵素，例如他会向徽宗报告各种异象，如珠星璧月、跨凤乘龙、天书云篆之符等。［42］

我们应当如何评价林灵素呢？他当然不是第一个对皇帝阿谀奉承或将皇帝奉为神灵的人。在佛教中，“方便品”的概念提供了一种理论基础，即通过展示法术或将统治者奉为在世佛陀，以取得他的支持。毫无疑问，为了换取皇帝的支持，之前侍奉唐代皇帝的道士也经常要迎合皇帝。此外，多位道士都接近皇帝，也经常会在争取影响力方面产生竞争，正如文官之间争来争去一样。在中文的语境中，虽然将徽宗称为天神的化身有点过分，但这并未超出当时的宗教文化界限。认为皇帝具有某些神圣来源，这从帝制时代伊始就是皇室鼓吹的部分内容。历朝历代的历史都常常讲述一些与开国之君出生相关的异象，例如母亲在怀孕时梦到一条龙之类。

根据史料记载，真宗在11世纪早期发现自己的祖先是一位天神，当时似乎是真宗及其大臣主动控制了局势，而且非常清楚自己的政治动机。但从记载徽宗发现自己是天神化身的史料看，他好像并没有采取主动，而是被动地等待林灵素这样一个人出现，宣布一些他自己希望广而告之的信息。在这件事中，林灵素似乎成为主动方，具有左右徽宗的巨大能量。下面这两种假设的场景似乎都有一定的合理性：作为一位信徒，徽宗在遇到林灵素并聆听其讲道之后，他的观点也许的确发生了根本改变。同时，徽宗从即位初期就一直在寻找能力超常的道士，因此，也可能他一直在等待着这样一位能够宣称他在道教宇宙中占据极其重要地位的道士。戴安德（Edward L. Davis）提出，正是由于徽宗“膨胀的意识形态需求”，使他在当时所有到开封的道士中更偏爱林灵素。蔡絛记载说，尽管徽宗在十年中一直推广道教，但在这方面追随他的臣民并不太多，这件事一直让徽宗深感受挫，也使得林灵素格外具有吸引力。［43］

国家对神霄的支持

1116年到1119年，徽宗耗费了巨额的皇家资源去实现他对道教使命的理解。林灵素向他灌输神霄的观点之后，徽宗便满怀热情地希望将学到的内容传播给更多的人。尽管徽宗显然从执政一开始就是一名道教徒，但直到遇到林灵素后，才真正开始致力于传播道教，努力让更多的人信服他的信仰。有三四年的时间，徽宗将发扬神霄派教义作为自己的首要任务。

徽宗怎样才能促使别人真正理解道教呢？为了说服士大夫阶层，他要强调道家和儒家的共同起源，并将自己的目标描绘为一个能调和儒家经典和道家启示的更广泛的统一体。当时国家祀典和道教思想及仪式之间的界线已经非常模糊，而徽宗希望这一界线更加模糊。1118年八月二十日，徽宗颁布建立道箓院的诏书时，宣称道家与儒家有共同的起源和目标：“道无乎不在，在儒以治国，在士以修身，未始有异，殊途同归。前圣后圣，若合符节。由汉以来，析而异之，黄老之学，遂与尧、舜、周、孔之道不同。”徽宗还试图使二者达到和谐。在这一年稍晚的时候，徽宗向大臣们解释了他认为推广神霄派道教的好处。为了让尽可能多的人知道这些好处，他让人将这些文字刻在石碑上，立于各州县的神霄宫中（下文讨论）。在这篇碑文中，徽宗一开始就向大臣们保证，如果他的改革取得成功，所有大臣都会受到道教天神的庇护。他希望他们知道“长生大帝君、青华帝君体道之妙，立乎万世之上，统御神霄，监观万国”。［44］

除了对大众的宣讲，徽宗还命令经常召见的大臣也努力推广这一教义。他赐给王安中一部经文，名为《高上玉清神霄真王说太一保胎玉婴神变妙经》。这部经文已不存于世，但根据王安中的谢表，经文中有长生大帝君降临人间统治中国神圣疆土的内容。王安中还说，这部经文揭示了很多天上的讳称、多位圣人的密谈以及大乘的奥妙，并产生了各种各样的祥瑞征兆。1119年十一月，蔡京建议刊行这部经文。［45］

很多大臣都愿意接受徽宗的说辞，或者至少表现为这样。1118年十月二十一日，徽宗在宝箓宫主持了八百人参加的传度神霄宫秘箓的仪式。蔡絛记录，他的兄弟和侄子都接受了“神霄秘箓”，他自己也受到了很大的压力，但最后还是成功拒绝了。［46］

徽宗并不只是用语言向大臣们描述神霄的威力和美丽，还通过建造宫殿来努力实现这一目标。1113年，徽宗在宫内修建的宫观最初被命名为玉清和阳宫，后来改为玉清神霄宫。在1116年二月完工的巨大的宝箓宫内，徽宗让人搭建了一座神霄宝箓台。宫内还建有一座神霄殿，里面供奉着主要神灵的精美用具和画像。1117年，徽宗还下令铸造一套被称为神霄九鼎的新九鼎，也安放在宝箓宫中。［47］

很快，徽宗希望全国各地都建造神霄宫。1117年二月十三日，他下令将所有为庆贺他的生日与本命日而修建的天宁万寿观都改名神霄玉清万寿宫。小的州县若是没有天宁观，可以将其他道观改建为神霄宫，如果根本没有道观，也可以用佛寺进行改建。对这种由寺庙改建神霄宫的做法，徽宗的理由是，他不希望因为修建新宫观而增加普通百姓的劳役负担。但无论新的神霄宫是怎么来的，殿内都要设置长生大帝君及其弟青华帝君的圣像。［48］。

很多时候，当地官员都是将一座佛寺改建为神霄宫。［49］根据一部佛教史料对这件事的记载，被选中改建神霄宫的寺庙规模都比较大。毫无疑问，有些地方官员为了表明自己的热情，毫无必要地将一些佛寺改建成宫观。在1117年一份诏书中，徽宗否认了他正在废除佛教的谣言，要求每个州县内只能有一座寺庙改为神霄宫，而且，散布谣言说他迫害佛教的人都将受到严惩。［50］

整个1118年，徽宗一直密切关注着修建神霄宫的进展。1118年十二月二十日，他要求把庄子和列子的圣像也供奉在神霄宫内。这些宫观先是获允每年传度童子一名，赐一位道士紫衣，后来又被授权传度道士。1119年六月，徽宗命神霄宫负责安济坊的工作，这在某种意义上扩大了他从登基早期就开始的慈善事业。他的诏书中称：“符箓禁祝，治病馘毒，与有其功欤。比以其法，施之中都，人被其惠矣。常欲推而广之宇内，博施济众。”随后，徽宗命令各州郡在当地神霄宫一隅建立一个小规模的仁济亭，内设三五名医生，从凌晨到中午，向百姓发放符水，“务在专洁，除邪驱疠”。［51］

有些州郡拖延修建神霄宫。这一点至少可以从徽宗在1118年二月二十日的一份诏书中推论出来，因为他抱怨很多官员并没有认真对待这一任务，而是满足于一些滥竽充数的宫观，道士们若是反对，还会遭到严厉的惩罚。他命令各路监司对辖区内的宫观进行检查。［52］

关于这些神霄宫的记载，有些被保存至今。汪藻描写了金山（在今浙江省）的一座宫观，此宫观由具有两百年历史的寺庙改建而成。经过长达一年的改建后，宫观共有三座大殿、两座平台、一间藏书阁和一些住所。徽宗为其中十座建筑书写了匾额。根据陆游的描述，神霄宫通常会在东西两侧墙壁上绘制二十二位神仙的画像，并在神坛摆放主要的神像。另外，每座宫观还会收到一套二十四件道教专用威仪，包括如意、宝盖、锦伞、珠幢、鹤扇等。这些器物会陈列在沿大殿墙边摆放的架子上。［53］在1201年的《会稽志》对当地神霄宫的描述中，一开始就提到它有一个朱漆楼阁，专门用来保存刻有徽宗诏书的石碑。整座宫观建筑群的大院由禁军守卫。正殿供奉着长生大帝和青华帝君的神像，各有两位真人侍立在旁。大殿壁上绘有一些别的天神像，并摆放着全套二十四件威仪。宫内其他建筑包括：一座用来施发符水的小亭子，一间名叫道纪堂的讲堂，以及一间名为云章宝室的藏经室。在五个特定节日，即徽宗的生日、为庆祝徽宗在1113年至1114年夏祀和冬祀时看到幻象而宣布的节日，以及青华帝君降临人间的节日，有多达一千两百人参加了这些仪式，他们用的是京师送来的御香、青词和朱表。［54］

有关神霄派仪式的史料中记载了庆祝徽宗生日和青华帝君圣降日的礼仪。［55］道士要念诵咒语一千遍，吞下二十一张符，为三清圣人、十极高真、昊天上帝、教主道君皇帝（指徽宗）上香并叩拜九次。然后，还要面朝南方向长生大帝等神灵叩拜九次，再面朝东方向青华帝君等神灵叩拜九次，如此等等。根据《宋史·礼志》，在这些节日期间，官员们休假五天，各州分别设醮，百姓举办集会，京城还会燃放花灯。［56］

在修建这些宫观的同时，徽宗还致力于一项雄心勃勃的计划，即设立道箓院和相关考试。建立这些学校并非只是为了训练擅长神霄教义或雷法的专家，而是为了培养一批接受过综合教育的道士。徽宗的第一步是在京师设立道箓院，自唐代以来尚属首次。1118年，他进一步将道箓院纳入当地的官学体系。徽宗把为道箓院制定规则的任务交给了蔡攸。各地学校都接到命令，要任命一位道教老师，教授道家课程。学生通过当地的道箓院考试后，可以升入太学，并进入三舍制度中。但有人批评道，在一些学校中，很多学生转而学习道教课程很可能是因为它能提供更有利的晋升机会。［57］

1118年底，道箓院中应当学习的经文目录公布了，其中大经有《黄帝内经》和《道德经》，小经有《庄子》和《列子》。显然，由于各地宫观中的道士还要负责当地的医疗机构，大经中必须要有一本是健康和医疗方面的著作。此外，太学、辟雍要各任命两位博士，教授上述四部经典。他们还要教授徽宗的医学专著《圣济经》。主修道教经文的学生还必须学习两部儒家经典：《易经》和《孟子》。［58］

建立道箓院和设置道教课程的这些措施使人想起，徽宗为提高宫廷画家和书法家的地位，对他们的培养方式进行了改革。在徽宗之前，供职于政府部门的道士得到的待遇和技术专家差不多。也就是说，他们的整体职务级别比较低，而且只适合从事范围很窄的专业工作。1118年，徽宗颁布法令，要求道教官员得到与文官一样的待遇，从而为他们创造了很多新的机会。后来，他又对道士的品衔和职责进行了新的规定。［59］

徽宗接触到神霄派的理论时，《道藏》还没有编纂完。这部《道藏》包含所有的道经，并非只是一个推广神霄派教义的狭隘工具。但司马虚指出，与林灵素教义相关的经文显然被编在这部道藏的最前面。《度人经》的六十一章中专门有一章详细阐述长生大帝，其中提到了他住在神霄，由好几位真人服侍。［60］

重修完《道藏》后，徽宗又分派给林灵素及京师的其他道教专家两项新的任务，即编写《道史》和《道典》，前者涉及宋朝之前的时期，后者则是宋朝的历史。这些著作模仿了断代史的形式，其中有纪、志、传。十二篇志分别关于服装、符箓、法规和炼丹术等主题。纪从三清开始，包括先前得道的各位皇帝。《道史》于1121年编纂完成，刘栋、张朴、蔡攸和林灵素都曾参与其中。［61］这两部著作都没有保存到南宋，而且很可能没有刊印。

除了委托道教专家编著书籍，徽宗自己也撰写了一些著作，或至少据称由他本人所写。第五章曾讨论过他编写的颂辞。徽宗还为真宗的《度人经》御制序上加了注解，存世（明代）《道藏》经文中有些序据称也是徽宗所写，其中最有趣的一篇是《灵宝无量度人上品妙经》的序，用鲍菊隐（Judith Boltz）的话说：“目的是介绍神霄派对灵宝经文重新诠释的基本知识，提供了基本的图示、道符铭文、咒语以及对天宫等级的长篇记录”。［62］司马虚认为它是当时的一篇作品，作者可能是王文卿。他说：“当天上的教主化身来到人间，向人们展示他那一直很神秘的经文并传播道教的真经时，这部著作试图对徽宗朝发生的戏剧性事件进行解读。”道符在视觉上也有很明显的吸引力，尤其是对徽宗这样热爱书法艺术的人而言（见图12.2）。［63］

现存数量最多的徽宗御制道教文献，是他对早期道教哲学经典的注释，包括《老子》、《列子》和《西升经》。［64］（徽宗也为《庄子》写过注解，但没有保存下来。）《西升经》著于4世纪或5世纪，据说是老子离开中国西行时，对守关人传授的经文。徽宗在批注的序言中解释了自己的兴趣所在：

以得一为要妙，以飞升为余事，其意盖使天下后世径趋妙本逍遥自得之场故也。善救之功，于此可见。

朕万机之暇，游神太清，于道德之旨，每着意焉，既取二篇为之训解，于是书不可无述也，以意逆志，聊为之说。［65］

1118年八月十二日，徽宗颁布了一份手诏，要求将他为《老子》题的御注刻在京城神霄宫的石碑上。由于只有少数人能够理解老子精妙深远的思想，徽宗写道：“朕万机之暇，既读其书，赜其指意之所归，为之训解。” ［66］徽宗同时代的人在《列子》和《老子》的御注上加了疏解。范致虚是徽宗朝一位有名的道官，他为徽宗的《列子》御注写了注释。［67］还有两人为徽宗的《老子》御注写了注疏，包括一位低级官员和一位太学生，这说明可能当时政府学校中开设了这门课程。

徽宗并不是第一位为《老子》作注的皇帝，在他之前，梁武帝和唐玄宗都作过注。［68］而且，在11世纪，很多通常被认为是儒家的宋代学者也为《老子》作过注解，包括司马光、苏辙、王安石和陆佃。［69］徽宗的《老子》御注中引用了一系列权威经典，包括《论语》和《孟子》，但他引用最多的还是《庄子》和《易经》。他的御注并没有直接将《老子》与神霄派教义联系起来。柳存仁对这些注释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他认为有证据表明，徽宗将《老子》视为治国指南。［70］有些学者还看到了佛教对徽宗的影响。［71］御注中的一些段落似乎反映了徽宗对朝廷中事务的观点。对《老子》第二十章的“唯之与阿，相去几何”，徽宗注解为：“唯阿同声，善恶一性，小智自私，离而为二，达人大观，本实非异，圣人之经世，在宗庙朝廷，与大夫言，不齐如此，遏恶扬善，惟恐不至。【老子曰：】人之所畏，不可不畏故也。” ［72］

图12.2　《灵宝无量度人上品妙经符图》中招唤“大冥九化”的道符（《灵宝无量度人上品妙经符图》，《道藏》第3册，82页下栏）

在林灵素的强烈要求下，徽宗开始限制佛教的发展。1118年四月，道箓院报告，已经审查六千多卷佛经，看是否有诋毁道教和儒教的内容，结果发现其中九卷应当毁弃，只留下一份副本作为证据。林灵素专门写了一篇文章，详细记录了查封著作中的诋毁言论，刊印后被发到各地。1119年正月，徽宗颁布一份手诏，禁止佛寺扩大土地或建筑，这使反佛教的措施又加强了。这份诏书的目的还包括，通过改名和掩盖来消除佛教中的异域元素。佛教徒改名为“德士”（以对应道教中的道士）。他们要穿道服，使用原来的姓氏，行礼时举起手掌，而不是双掌合十——换句话说，他们从外观上不能与道士有什么明显的区别。佛陀、菩萨和罗汉都被封了新的名号：释迦牟尼封为大觉金仙，文殊菩萨封为安惠文静大士。寺庙可以继续保留这些被改名的神像，但必须为它们穿上道教天神的服饰和帽子。这些措施中抑制佛教的意图已经非常明显，但为了回应那些认为这是迫害佛教的指责，徽宗又颁布了一份诏书，明确要求佛教的仪式和教义都不应当受到干涉。根据一部佛教史籍的记载，反对这些措施的官员受到了严惩，而提出反对的和尚则被赶出了寺庙。［73］

徽宗并非唯一一个支持林灵素的人。陆游的著作中写道，“士大夫无耻者，日萃其门”。林灵素的传记中记载，他与道教天师张继先的关系很好，有时候还会与刘栋和王文卿合作。［74］然而，显然不是每个人都会对神霄派痴迷或者受林灵素讲道影响。尽管在1118年有八百名高官愿意接受神霄符箓，但其他人还是持抵制的态度。林灵素提出为神霄乐建立新音律，并修建一座高达150尺（高度为郊坛两倍）的神坛进行祭天，刘栋都极力反对。［75］

1119年为消除佛教的异域元素而颁布的政策引起了大量不满。据一部佛教著作记载，蔡京曾多次试图说服徽宗，这些措施有些过分了。例如，他有一次提到，“天下佛像非诸僧自为之，皆子为其父，臣为其君，以祈福报恩耳”。他认为，干涉这些做法可能会引起政治上的动荡。［76］此外，有一位在僧录司担任重要职务的僧人上疏，将徽宗的行为与前朝反佛的措施进行类比。他指出，之前采取这些措施的统治者通常都没有好下场，他们的政策也总是被后继者逆转。他还提出，宋朝开国皇帝太祖和太宗都支持大规模翻译佛经。他直言不讳地说：“陛下不思太武见弑于阉人之手乎，周武为铁狱之囚乎，唐武受夺寿去位之报乎？此皆前鉴可观者。陛下何为蹈恶君之祸，而违祖宗之法乎？”根据佛教史料的记载，这份奏疏让徽宗勃然大怒，将上疏人贬斥出京。［77］

佛教的支持者私下流传着一些嘲笑神霄派的文章，甚至徽宗以前的宰臣张商英也写了一篇文章来维护佛教。老百姓怨声载道，因为有些专横跋扈的道士和过分热情的官员将百姓强行赶出家园，腾出地方修建神霄宫。同时，不少道士也对林灵素的政治权力不满。林灵素在诽谤徽宗感兴趣的其他道士时从来不留情面，例如对王仔昔和王寀。蔡絛曾提到，李得柔之所以从京城被流放外地，就是因为取笑过神霄派。［78］

徽宗身边的一些人也日益厌恶林灵素，据说童贯就受不了他。太子赵桓当时不到二十岁，表现得最为直接，他称林灵素是骗子，用纸鹤这些伎俩来迷惑徽宗。史料记载，有一次，太子安排了十二名番僧和五台山的两名僧人同林灵素比赛，想要揭露林灵素的浅薄。［79］

林灵素可以有效地施展雷法，这是徽宗支持他的一个关键原因，雷法有时也会失败。据记载，林灵素未能成功地施法结束一次旱灾，直到后来得到王文卿的帮助。此外，在1119年，他也未能遏制一场威胁到开封的大洪灾。据说，当时他带领徒弟们在城墙上举行步虚仪式，但没有效果。根据佛教史料记载，林灵素接连几天施法，试图阻止洪水的到来，都未能成功，最后不得不从愤怒的人群中逃走。［80］

1119年十一月，林灵素匆匆收拾行李离开京师，返回家乡温州。根据一部佛教著作记载，他在途中被处死，但别的史料大都说他是在返家一年后去世。1120年正月，设立不到两年的道箓院被废除。1120年九月，佛教寺庙、神祇和僧人的名称均得到恢复。1121年，那些被改建为神霄宫的寺庙也被允许恢复。［81］

尽管徽宗对林灵素失去了信心，但他对道教和神霄的信仰却没有动摇。徽宗开始转向这一教派的其他支持者，其中最著名的是王文卿。授予神霄秘箓的仪式也继续进行。1121年十月，在宝箓宫的一次仪式上，徽宗亲自授给王黼两套秘箓。尽管有些宫观重新改回佛寺，不过神霄宫的网络还继续存在。1123年或1124年时，徽宗派遣两位道官随使团出使高丽，在出使旅途中还举行了神霄派的仪式。［82］

徽宗对神霄派的痴迷并未导致他反对别的教派。1118年，徽宗命人将龙德宫重新修缮为北太一宫。在此之前，太宗、仁宗和神宗时期分别修建了东太一宫、西太一宫和中太一宫。管辖北太一宫的道士张虚白多年来受到徽宗宠爱，而且一直远离政事。有几间大殿专门为张虚白修建。北太一宫共有四间大殿，还有十多间面积较小的殿，装饰都十分华美。1119年蔡京生病时，徽宗在那里举行了一次道教法事。根据蔡京写的谢表，徽宗不仅亲自制作祷词，还亲手焚烧。［83］

我们是否应当对徽宗支持神霄派的做法进行政治解读？如果是的话，又是什么样的解读呢？有人可能会猜测，徽宗是受到了道教宇宙观政治潜力的吸引，希望用它来加强皇权。一位道士宣称统治者是至高神的化身，还有什么比这能更有效地提高统治者的地位呢？为了支持这种解读，也许有人会提出早期宋史学者所指出的宋朝的专制倾向，还有人也许会提出可以进行对比的例子，如被视为神灵的罗马皇帝。

另一种多少有些不同的政治解读，是徽宗意识到了重新证明宋朝合法性的必要。他是否察觉到了赵氏家族统治的支持率在降低？徽宗在1116年开始推广林灵素的教义时，国内有没有明显的动荡？他是否认为如果证明宋朝得到了天神的支持，会对他的统治有帮助呢？尽管今天的人们知道徽宗王朝在十年之后将会被推翻，但生活在1116或1118年的任何人都不可能预见到这一点。

还有一种政治解读是从宫廷政治的角度。徽宗支持神霄派的背后也许有策略考虑。徽宗将林灵素引入宫廷，是不是为了给自己一些可以操纵的空间、从而摆脱蔡京这种势力强大的老臣的控制，独立采取行动呢？

无论进行何种政治上的解读，徽宗的道教措施最终都会被认为是失败的。这是因为，由于大量的财务支出，以及神霄派教义对凝聚知识阶层甚至是当朝官员都收效甚微，这些措施在政治上可谓得不偿失。徽宗后期倡导道教所付出的代价，远远超越了早前的工程。他建立了道教的官僚机构，任命一批享有俸禄的官员，从而大幅增加了国家官员名册上的数量。全国数百座神霄宫都获得了御赐的道教威仪。自从得知自己在天庭的位置后，徽宗似乎对花费更加没有节制。也许他一想到道教仙境中充满各种各样的丰富物资，就不再考虑资源有限的问题了。

我认为，总体而言，对徽宗所作所为的宗教性解读，较之政治上的解读更具说服力。从宗教的角度来看，首先可以假设徽宗受到了宗教信仰的驱动。作为一位热忱的道教徒，徽宗对新的道教特许持开放态度，并试图根据道教原则行动，这就使他成为同时代几百万信服道教礼仪和思想的人之一。赵昕毅认为：“利用政治力量来实现道教的乌托邦是道教传统的一部分。” ［84］从道教的角度看，徽宗的目标是正确的，尽管有时他没有以最有效的方式来实施这些目标。

徽宗究竟有什么样的宗教目标呢？徽宗在多份诏书中列出过，因此我们无须猜测。第一个，同时也是最明确的目标是传播“道”的知识，使所有人都能受益，成为修道者。徽宗多次提到臣民完全理解道教真理时所能获得的益处。我们也许可以推断，徽宗为道观和道士提供的若干财务支持，都可以视为帮助更多的人信仰道教，并最终实现这个更宏大的目标。与此相关的还有将道教推广到很多原本一直被认为是儒家或佛家的人。徽宗宣称，在中国传统宗教中儒道原本同源，因此应该再次联合在一起。我们也可以从这一角度来理解他试图将佛教重新划定为道教一部分的主要措施。此外，修建明堂也符合徽宗的这个目的。从某种意义上，徽宗希望儒释道三教合一，但道教要明确地处于支配地位。

第二个宗教目标是使政教合一，从而使二者都更加强大。道教历来没有反对过与政府结盟，相反，宗教与政府之间的密切联系被视为促进宗教发展的一种理想方式。在林灵素与徽宗共同设想的计划中，道教和国家有着共同的统领——徽宗本人。不过，道教与国家之间的交错关系也从其他方式上体现出来。通过把当地为纪念徽宗的生日而修建的宫观（如果没有，就用其他寺观）改建为神霄宫，就可以将圣上有关神霄界真理的宣讲传播到各州县。政府设立的道箓院和道教考试也是政教合一的方式。很多看似支持道教的措施同时也可以理解为加强了国家对道教的控制。在这方面一个最恰当的例子就是搜集道经，编印一部新的道藏。选择道经并将它们强制分成等级，这是一种实实在在的权力。尽管重修道藏的计划受到了道士的广泛欢迎，因为他们似乎很满意这部道藏的兼容并蓄，但它也的确有可能遏制某些教派，同时推广另外一些教派。我们承认徽宗是受到了自己的宗教思想驱动，但与此同时，不必否认他的行为也会导致一些政治后果。

徽宗这些道教举措对道教的发展史带来了哪些影响呢？道教史学家们对此意见不一。皇室的支持有时会促进普通大众的修行，但并非总是如此。［85］二十年前，司马虚在一篇论文中将12世纪早期称为道教复兴时期。他认为徽宗朝“开始了另一波道家神启的热潮，在某种程度上可以与4世纪的运动相媲美”，此外，“正如4世纪的经文为贯穿中国中世纪的道教实践提供了基本内容一样，徽宗时期道教的重建和复兴对现代道教的形态和观点也产生了重要影响”。司马虚如此强调徽宗对道教的支持，一个原因是徽宗非常重视道教的经文传统，徽宗对道藏的重修和印刷，对于道经的存世有着不可否认的影响。当代其他道教学者则关注神霄派道教仪式的影响。根据施舟人（Kristopher Schipper）和傅飞岚（Fransiscus Verellen）的观点，超度亡魂是道教常规仪式的一部分，通过神霄派的经文，“大量的降妖法术”被纳入道藏之中。鲍菊隐提到了它对“我们今天的道教礼仪产生了巨大影响”，这同时也是因为它还刺激了其他道教流派的发展。爱德华·戴维斯（Edward L. Davis）则关注了徽宗将经典与道教仪式相结合的努力，他认为徽宗的宗教政策产生的主要成果是“创造了一种氛围，使官场精英能够充满热情地践行经典和道教仪式，而不会产生冲突感”。［86］

另一方面，在随后的几个世纪中，神霄派也没有成为道教中占支配地位的流派。道教史学者任继愈注意到，有些人反对徽宗过分强调以仪式为导向的道教，他怀疑这些观点有助于伦理导向的全真教在12世纪中期得到加强。唐代剑的观点则更进一步，他认为北宋政府对道教的支持加速了道教的腐化。在他看来，宫观的土地赋税制度造就了大批宗教贵族，他们依靠帝王宠信获得赏赐，过着奢侈腐化的生活，最后激起了民众的反对。［87］

差不多在林灵素鼓励徽宗通过道教来超度全体臣民的同时，其他一些大臣，尤其是童贯和王黼，凭借谈论军功吸引了徽宗的注意。徽宗在统治初期就偶尔表现出对军事政策的兴趣，但1115年之后出现的一些机会似乎是上天的安排，不容错过。

［1］ 《铁围山丛谈》卷五，87—88页。《宋史》卷四百六十二，13527页。《历世真仙体道通鉴》卷五十二（《道藏》第5册，403页上、中栏）。另参见Liao Hsien-huei, “Visualizing the Afterlife: The Song Elites Obsession with Death, the Underworld, and Salvation,”《汉学研究》20卷第1期，2005年，356—357页。

［2］ 许逊是4世纪时一位受到很多人祭拜的道教神仙；参见Judith M. Boltz, A Survay of Taoist Scripture, Tenth through Seventeenth Centuries , pp. 72—73。

［3］ 《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一百二十七，2144页。《铁围山丛谈》卷五，89页。《清波杂志》卷三，110页。《宋会要辑稿·舆服六》，叶16b。

［4］ 《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一百二十七，2129—2130页。Patricia Buckley Ebrey, “Emperor Huizong as a Daoist,”p. 16. 关于这次梦境，另参见《清波杂志》卷十一，461—462页。《宋会要辑稿·职官七六》（叶28b—29a）提到了徽宗在1111年七月十七日的病，这场病非常严重，要采取一些转运的措施，例如减轻对官员的惩罚等。关于道教中的梦境传统，参见Michel Strickmann（司马虚）, “Dreamwork of Psycho-Sinologists: Doctors, Taoists, Monks,”in Psycho-Sinology: The Universe of Dream in Chinese Culture , edited by Carolyn T. Brown, Washington, DC: Woodrow Wilson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Scholars, 1988, pp. 25—46；Rudolph Wagner（王耀庭）, “Imperial Dreams in China,”in Psycho-Sinology: The Universe of Dream in Chinese Culture , pp. 11—24.

［5］ 《宋会要辑稿·礼二八》，叶16a。《宋史》卷二十一，392页。

［6］ 《宋会要辑稿·礼二八》，叶16b。《宋大诏令集》卷一百三十六，482页，译文见Patricia Buckley Ebrey, “Emperor Huizong as a Daoist,”p. 22。

［7］ 《宋会要辑稿·礼二八》，叶16b–18b。

［8］ 《宋大诏令集》卷一百四十四，524页。

［9］ 引自《周礼》中的句子；《周礼》22.17b，稍作缩略。

［10］ 《宋会要辑稿·礼二八》，叶59b–61b。

［11］ 《铁围山丛谈》卷五，87—88页。

［12］ 参见唐代剑《宋代道教管理制度研究》，北京：线装书局，2003年，28—29页。

［13］ 《宋史》卷二十，380页。《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一百二十七，2130页。

［14］ 《宋会要辑稿·礼五一》，叶14b–16b。《宋会要辑稿补编》，802页上栏。Patricia Buckley Ebrey, “Emperor Huizong as a Daoist.”

［15］ 《宋会要辑稿·礼五》，叶2a–b。《铁围山丛谈》卷六，104—105页。《皇朝编年纲目备要》卷二十八，714—715页。唐代剑《宋代道教管理制度研究》，52—53页；《画继》卷一，270页。关于宫观建成的日期，参见久保田和男《北宋徽宗時代と首都開封》，15页。

［16］ 有关被徽宗召入宫内会面的佛教大师，参见《历世真仙体道通鉴》卷五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中华大道藏》第47册，556、557、558、563、564、565、566、567、568、576页）。

［17］ 很多学者都研究过徽宗与林灵素的关系，其中比较早的有金中枢《论北京末年之崇尚道教》，《新亚学报》第七卷二期，323—414页，第八卷一期，187—257页；宫川尚志《林灵素と宋の徽宗》，《东海大学纪要》（文学部）24号，1957年，1—8页；《宋の徽宗と道教》，《东海大学纪要》23号，1975年，1—10页；以及Michel Strickmann, “The Longest Taoist Scripture”。一些值得注意的近期研究有萧百芳《从道藏资料探索宋徽宗崇道的目的》，《道教学探索》第3号，1990年，130—183页；《宋徽宗崇道神话的探讨》，《道教学探索》第3号，95—129页；唐代剑《〈宋史·林灵素传〉补正》，《世界宗教研究》总第49期，1992年，23—28页；《北宋神霄宫及其威仪钩稽》，《中国道教》1994第3期，47—48页；《宋代道教发展研究》，《广西大学学报》1997年第4期，63—95页；以及《宋代道教管理制度研究》，26—57页。Shin-yi Chao（赵昕毅）, “Daoist Examinations and Daoist Schools during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Journal of Chinese Religions 31, 2003, pp. 1—37; “Huizong and the Divine Empyrean Palace Temple Network,”in Emperor Huizong and Late Northern Song China: The Politics of Culture and the Culture of Politics , pp. 324—258；以及李丽凉《北宋神霄道士林灵素与神霄运动》。

［18］ 佛教对林灵素的看法记录在两部佛教通史中，这两部著作分别完成于1269年和1341年（《佛祖统纪》[T49，2035] 46.421b；《佛祖历代通载》[T49，2036] 681A—19.684B）。陆游的文章参见《家世旧闻》卷二，218—219页。

［19］ 关于林灵素的内容，很多收录于《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一百二十七。有些引自其他材料，尤其是蔡絛的《国史后补》。另外一篇详细的叙述收录于赵与时（1175—1231）的《宾退录》（卷一，4—6页），据说这部著作的原作者是南宋时期非常活跃的耿延禧（另参见唐代剑《论林灵素创立神霄派》，《世界宗教研究》1996年第2期，60页）。

［20］ 《历世真仙体道通鉴》；关于这部书，参见Kristofer Schipper and Franciscus Verellen, eds. The Taoist Canon , pp. 887—892；Judith M. Boltz, A Survay of Taoist Scripture, Tenth through Seventeenth Centuries , pp. 56—59；Paul R. Katz（康豹）, Images of the Immortal: The Cult of Lü Dongbin at the Palace of Eternal Joy ,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99.

［21］ 不同著作对林灵素早年职业生涯的记述有所不同，包括他最早开始云游时学的是不是佛法，以及他在何处学习了雷法并得到关于神霄的书。有些史料的记载明显是错误的，例如在《历世真仙体道通鉴》中说他曾经是苏轼的仆人，参见《历世真仙体道通鉴》卷五十三，叶1b （《道藏》第5册，403页中栏）。（关于日期错误，参见李丽凉《北宋神霄道士林灵素与神霄运动》，90—91页）。

［22］ 参见《历世真仙体道通鉴》卷五十三，叶2a—b、5a—b （《道藏》第5册，407页下栏、408页下栏）；《宾退录》卷一，4页；《文献通考》卷二二五，1808页下栏；唐代剑《宋代道教管理制度研究》，50页；Edward L. Davis, Society and the Supernatural in Song China , pp. 26—27.

［23］ 《宾退录》卷一，4页。徐知常当时参与修订道藏。他是一位很有才气的诗人，对道学和儒家经典都很熟悉，还擅长不用药物为人治病（《宣和画谱》卷四，91页）；《历世真仙体道通鉴》记录徐知常被推荐是在1116年十月；《佛祖历代通载》（T49.2036）19.681A 将这次引荐记录为1117年正月，而且徐知常是与蔡京一同推荐，而不是他一个人。唐代剑认为最有可能是在1115年（《〈宋史·林灵素传〉补正》，24—25页）。李丽凉《北宋神霄道士林灵素与神霄运动》106页提出，蔡京可能也推荐了林灵素。根据《宾退录》（卷一，4页），徐知常推荐林灵素是应徽宗的要求。徽宗有一次梦到，东华帝君传唤他进神霄宫。他醒来后令徐知常查一下神霄宫是什么意思。后来有人告诉徐知常，东太一宫住着一位温州道士林灵素，提到过神霄，还写了几首有关神霄的诗。徽宗于是诏林灵素入宫。在林灵素的传记中，详细描述了徽宗的梦境，但将这件事发生的时间提前到了1106年，并认为刘混康在1108年去世前向徽宗推荐了林灵素，但徽宗直到1116年才遇到他（《历世真仙体道通鉴》卷五十三，叶2b–4a [《道藏》第5册，407页下栏至408页中栏]）。

［24］ 《宾退录》卷一，4页。《历世真仙体道通鉴》卷五十三，叶4a—b （《道藏》第5册408页中栏）。

［25］ 关于不同来源对讲道时间的混乱记载，参见唐代剑《〈宋史·林灵素传〉补正》，25页。这次讲道被收录于《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一百二十七（2130—2131页。参考了蔡絛的《国史后补》）和《宋史》卷四百六十二（13528—13529页）。《家世旧闻》（卷二，218页）说是玉帝而不是上帝，一些佛教著作中也这样记载。

［26］ 《高上神霄宗师受经式》；《宋史》卷四百六十二，13528—13529页。参见《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一百二十七，2130—2131页。《家世旧闻》卷二，218—219页。Michel Strickmann, “The Longest Taoist Scripture”, pp. 334—340；Judith M. Boltz, A Survay of Taoist Scripture, Tenth through Seventeenth Centuries , pp. 26—27。正如施舟人、傅飞岚指出，这些文字肯定是在徽宗朝之后才写的，因为文中称他为“徽宗”，他生前是不用这种称呼的。经文不仅提到徽宗在神霄派讲道中具有关键作用，还提到了他写的道词和其他道教著作，以及他对重修《道藏》的指导。Kristofer Schipper and Franciscus Verellen eds., The Taoist Canon , pp. 1085—1086.

［27］ 关于古时候将帝王奉为神灵的做法有大量的史料；参见Nicole Birsch, ed., Religion and Power: Divine Kingship in the Ancient World and Beyond , Chicago: The Oriental Institute of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2008.

［28］ 唐代剑《论林灵素创立神霄派》。Michel Strickmann, “The Longest Taoist Scripture”, p. 335认为“在某种程度上，徽宗自己就是道教神霄派的创始人”。但李远国接受神霄派内部的说法，认为它的起源在唐代，见《神霄雷法：道教神霄派改革与思想》，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3年。

［29］ 关于神霄派教义的概述，参见Isabelle Robinet, Taoism: Growth of a Religion , p.180；唐代剑《论林灵素创立神霄派》，64—65页。鲍菊隐有对神霄派的简短翻译和分析，见Judith M. Boltz, “Opening the Gates of Purgatory: A Twelfth-Century Taoist Mediation Technique for the Salvation of Lost Souls,”in Tantric and Taoist Studies in Honour of R. A. Stein , vol. 2., edited by Michel Strickmann, Brussels: Institut Bekge des Hautes Etudes Chibnoises, 1983, pp. 487—511。Lowell Skar, “Administering Thunder: A Thirteenth-Century Memorial Deliberating the Thunder Rites”提供了南宋时期与神霄派教义相关的雷法经文的翻译和分析。

［30］ 《宾退录》卷一，4页。《夷坚丙志》卷十八，518页。《家世旧闻》卷二，218页。

［31］ 《宾退录》卷一，4页。《历世真仙体道通鉴》卷五十三，叶4b（《道藏》第5册，408页中栏）；《佛祖历代通载》（T49.2036）19.681C。《家世旧闻》卷二，218页。《宋史》卷四百六十二，13528页。《宋史全文》（卷十四，817页）记载，1117年二月，当林灵素奏报天神降临时，有祥鹤出现。《宋会要辑稿·瑞异一》（叶23b）记载，祥鹤于1118年出现在一座宫观上方。此外，当有一千只鹤出现在宝箓宫时，王安中向徽宗道贺，但具体日期不详。（《全宋文》第146册，268—269页）。

［32］ 《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一百二十七，2131页。《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三十六，1138页。Patricia Buckley Ebrey, “Emperor Huizong as a Daoist.”

［33］ 傅希列是在徽宗与刘混康之间传递信息和礼物的人之一。参见《全宋文》第164册，49页。李丽凉《北宋神霄道士林灵素与神霄运动》，123页。

［34］ 参见《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一百二十七，2131—2132页。《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三十六，1140页。关于张虚白，参见《历世真仙体道通鉴》卷五十一（《道藏》第5册，394页下栏至395页上栏；《中华大道藏》第42册，556页下栏）。

［35］ 《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一百二十七，2132页；《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三十六，1142页。另参见1118年二月二十日的诏书（《宋大诏令集》卷一百七十九，649—650页），徽宗在这份诏书中称上帝和高真都已经拜访过他。

［36］ 《宋史》卷二十一，399页。耀生《耀县石刻文字略志》，《考古》1965年第3期，147页；《陕西金石志》补遗卷一，叶37a—b。英译文参见Patricia Buckley Ebrey, “Huizong’s Stone Inscriptions,”p. 253。《陕西金石志》（补遗卷一，叶37a）说刻有徽宗御笔的部分高度为四尺五寸，但是从耀生《耀县石刻文字略志》147页的拓片来看，那仅占整体部分的大约七分之四。石碑的宽度为三尺五寸。

［37］ 张继先是正一天师道第三十代天师，封号为虚静先生。

［38］ 《历世真仙体道通鉴》卷五十三，叶8a—b（《道藏》第5册，409页下栏）。

［39］ 《历世真仙体道通鉴》卷五十三，叶8b—9a（《道藏》第5册，409页下栏至410页上栏）。徽宗的画谱在不同的称号下共列出了十幅真武画像（《宣和画谱》卷一，33、38、39页；卷二，65页；卷四，90页；卷六，112；卷七，129页；卷十九，295页）。

［40］ 《历世真仙体道通鉴》卷五十三，叶6a—b（《道藏》第5册，409页上栏）。她还警告徽宗在1126年将要发生的困境，这是传记竭力想说明林灵素不应当担负北宋灭亡责任的另外一个例子。《宾退录》（卷一，4页）对这次降神会有一个比较短的叙述。

［41］ 《历世真仙体道通鉴》卷五十三，叶10a—b（《道藏》第5册，410页中栏）。

［42］ 《宋史》卷四百六十二《方技下》，13529页；卷四百七十二，13731—13732页。李丽凉《北宋神霄道士林灵素与神霄运动》，138—140页。

［43］ Edward L. Davis, Society and the Supernatural in Song China , pp. 35—36.《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一百二十七，2131页。

［44］ 《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一百二十七，2133页。《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三十七，1185—1186页。莆田石碑上的文字被抄录在郑振满和丁荷生《福建宗教碑铭汇编》，9—10页；英译文参见Patricia Buckley Ebrey, “Huizong’s Stone Inscriptions,”pp. 254—255.《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一百二十七，2141页（《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四十，1248—1249页）有碑文内容的概要。

［45］ 《全宋文》第146册，193—194页，或《初寮集》卷三，叶21b—24a。《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一百二十七，2141页。另参见李丽凉《北宋神霄道士林灵素与神霄运动》，180—181页。唐代剑《论林灵素创立神霄派》，63—64页；《宋代道教管理制度研究》，33、34—35、49—50页。在现存的《道藏》中没有与它非常相符的文字。

［46］ 《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一百二十七，2140页；一百三十一，2227—2228页。《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三十八，1199页。拒绝接受秘箓的人后来都被认为是特别有勇气或至少是思想独立的人。参见陆游关于李刚和另外两个人称病躲避传度仪式的记录。（《陆放翁全集·渭南文集》卷三十二，201页；《宋史》卷三百八十一，11767页）。

［47］ 《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一百二十七，2132页。《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三十五，1123页。《宾退录》卷一，4页。《宋史》卷一百零四，2546页。《容斋三笔》卷十三，570—571页。唐代剑《论林灵素创立神霄派》，62页。

［48］ 《宋大诏令集》卷一百七十九，649—650页。《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一百二十七，2139页。

［49］ 《宋会要辑稿·礼五》，叶4a。另参见唐代剑《北宋神霄宫及其威仪钩稽》；李丽凉《北宋神霄道士林灵素与神霄运动》，44—65页；以及Shin-yi Chao,“Huizong and the Divine Empyrean Palace Temple Network”一文关于神霄宫的内容。关于被改建为神霄宫的佛教寺庙，参见《老学庵笔记》卷九，115页；《夷坚三志》己集卷七，1352—1354页，《夷坚志》丁集卷一，972页；《鸿庆居士集》卷三十二，17页。另参见李丽凉《北宋神霄道士林灵素与神霄运动》，149—165页的相关调查研究结果，显示出在地方志和其他史料中记录的大部分神霄宫都是由佛寺改建的。

［50］ 《佛祖统纪》46 （T49:2035）46.421B；《宋大诏令集》卷二百二十三，863页。

［51］ 李丽凉《北宋神霄道士林灵素与神霄运动》，144页；《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三十八，1213页。《宋会要辑稿·礼五》，叶4a；《道释二》，叶3b。《宋大诏令集》卷二百一十九，843页。英译文参见Shin-yi Chao,“Huizong and the Divine Empyrean Palace Temple Network,”pp. 350—51，有改动。徽宗还对建立这些诊所进行了记录（《宋会要辑稿·礼五》，叶2a—b）。

［52］ 《宋大诏令集》卷一百七十九，649—650页。赵昕毅翻译了这份诏书, “Huizong and the Divine Empyrean Palace Temple Network,”p. 346。关于一些敷衍了事的县令，参见Shin-yi Chao，“Huizong and the Divine Empyrean Palace Temple Network,”pp. 344—348。

［53］ 《浮溪集》卷二十，225—227页。《老学庵笔记》卷九，115页。关于这些用具，另参见《忠惠集》卷六，叶6a （或《全宋文》第149册，135页）。

［54］ 《会稽志》卷七，叶17a—19a。

［55］ 这段经文的名称是“高上神霄玉清真王紫书大法”。参见Judith M. Boltz, A Survay of Taoist Scripture, Tenth through Seventeenth Centuries , p. 27；Kristofer Schipper and Franciscus Verellen eds., The Taoist Canon , pp. 1094—1095. 这段文字可能是在宋朝之后编集的，但有关徽宗生日的礼仪可能还是在他在位施行时记录的。另参见唐代剑《论林灵素创立神霄派》，65页。

［56］ 《高上神霄玉清真王紫书大法》卷一，叶21a；卷二，叶1a（《道藏》第28册，565页上、中栏）；《宋史》卷一百一十二，2680—2681页。

［57］ 《宋史》卷一百五十七，3690页。《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一百二十七，2135页。Shin-yi Chao, “Daoist Examinations and Daoist Schools during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pp. 9—15. 政府参与道教教育并非新事物，唐玄宗也建立了道学院和考试制度，见Timothy Hugh Barrett, Taoism under the T’ang: Religion and Empire during the Golden Age of Chinese History , pp. 65—73。1080年，宋神宗设立了一项道教科目的考试，为宫观的任命选拔道士，见Shin-yi Chao, “Daoist Examinations and Daoist Schools during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58］ 《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一百二十七，2132—2136页。《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三十七，1185—1187页。赵昕毅认为，很有可能是由于王安石的努力，《孟子》才被推崇为最基本的儒家经典。Shin-yi Chao, “Daoist Examinations and Daoist Schools during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p. 20.

［59］ 《宋大诏令集》卷二百二十四，864—868页。关于道士的品衔和对应的文官级别，参见Shin-yi Chao, “Daoist Examinations and Daoist Schools during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pp. 28—31。

［60］ Michel Strickmann, “The Longest Taoist Scripture.”

［61］ 《宋史》卷二十一，400—401页；卷三百五十六，11220页。《混元圣纪》卷九，叶49b（《道藏》第17册，883页上栏）；陈国符《道藏源流考》，137—138页；《宋会要辑稿·崇儒六》，叶35b。

［62］ 《郡斋读书志》5A:616；《灵宝无量度人上品妙经符图》；《灵宝无量度人上品妙经》；Judith M. Boltz, A Survay of Taoist Scripture, Tenth through Seventeenth Centuries , p. 27；《道藏》第3册，62—92页。唐代剑《宋代道教管理制度研究》（45—47页）提供了一份徽宗道学著作的详细列表。

［63］ Michel Strickmann, “The Longest Taoist Scripture,”pp. 345—346. 施舟人、傅飞岚对徽宗的作者身份提出质疑，理由是使用了代名词“我”，但李丽凉认为这反映了《度人经》的语言，不排除作者是徽宗的可能性，见《北宋神霄道士林灵素与神霄运动》，179—180页。Kristofer Schipper and Franciscus Verellen eds., The Taoist Canon , pp. 1084—1085. 关于道符的视觉威力，参见Catherine Despeux, “Talismans and Sacred Diagrams,”pp. 511—513, 525—526；Susan Shi-shan Huang, Picturing the True Form: Daoist Visual Culture in Medieval China , pp. 135—177。

［64］ 《道藏》第11册，489—512页；《中华道藏》第8册，227—251页；Judith M. Boltz, A Survay of Taoist Scripture, Tenth through Seventeenth Centuries , pp. 214—215；Kristofer Schipper and Franciscus Verellen eds., The Taoist Canon , pp. 648—649.

［65］ Livia Kohn, Taoist Mystical Philosophy: The Scripture of Western Ascension , Albany, NY: SUNY Press, 1991, pp. 32—33. 柯恩对这本书提供了英译文和解释。

［66］ 《宋大诏令集》卷二百二十四，864页。《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一百二十七，2133、2138页。徽宗对《列子》的御注于1123年印制。

［67］ 《冲虚至德真经义解》卷一，叶8b （《道藏》第15册，3页中栏）。

［68］ 关于梁武帝，参见Tian Xiaofei, Beacon Fire and Shooting Star: The Literary Culture of the Liang（502—557） , p. 47。但梁武帝和唐玄宗也都为《孝经》和很多佛经写过御注。更多关于《老子》的注释，参见Livia Kohn, God of the Dao: Lord Lao in History and Myth ,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1998。

［69］ 唐玄宗关于《老子》的御注仍存世。参见Kristofer Schipper and Franciscus Verellen eds., The Taoist Canon , pp. 284—286. 关于唐宋时期对《老子》的注释，参见Isabelle Robinet, “Later Commentaries: Textual Polysemy and Syncretistic Interpretations,”in Lao-tzu and the Tao-te-ching , edited by Livia Kohn and Michael LaFargue, Albany, NY: SUNY Press, 1998, pp. 119—142.

［70］ 《宋徽宗御解道德真经》（《道藏》第11册，843—884页）。Liu Ts’un-yan（柳存仁）, On the Art of Ruling a Big Country: Views of Three Chinese Emperor , Caberra: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Press, 1974；另参见柳存仁《道藏本三圣注道德经会笺》，载《和风堂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223—495页。

［71］ Isabelle Robinet, “Later Commentaries: Textual Polysemy and Syncretistic Interpretations,”p. 135. Kristofer Schipper and Franciscus Verellen eds., The Taoist Canon , pp. 647—649.

［72］ 《宋徽宗御解道德真经》卷一，叶39a（《道藏》第11册，855页下栏）；英译文见Ts’un-yan Liu（柳存仁）, On the Art of Ruling a Big Country: Views of Three Chinese Emperors ,p. 15。

［73］ 《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一百二十七，2133、2136—2137页。《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三十九，1218—1224页。《宋大诏令集》卷二百二十三，863页。《佛祖历代通载》（T49:2036）19.683—684。另参见《宾退录》卷一，4页。《宋史》卷四百六十二，13529页。唐代剑《宋代道教管理制度研究》42—43页列出了其他一些施压或采取措施的例子。但有趣的是，林灵素的传记中谨慎地将他与这些不受欢迎的措施分离开。（《历世真仙体道通鉴》卷五三[《道藏》第5册，407—412页]）。

［74］ 《家世旧闻》卷二，219页。《历世真仙体道通鉴》卷五十三，叶8a–9a、13a、16b（《道藏》第5册，409页上栏、410页中栏、411页中栏、412页中栏）。王文卿写过一些神霄著作，后收于道教纲要中，至今存世。他一直活到南宋时期，洪迈的笔记中也能看到他的名字。他有一次走禹步带来降雨。参见Judith M. Boltz, A Survay of Taoist Scripture, Tenth through Seventeenth Centuries , pp. 47—48；Kristofer Schipper and Franciscus Verellen eds., The Taoist Canon , pp. 1107—1108；Lowell Skar, “Administering Thunder: A Thirteenth-Century Memorial Deliberating the Thunder Rites,”pp. 171—172；Edward L. Davis, Society and the Supernatural in Song China , pp. 28—29, 54—56。关于王文卿与雷法的关系，参见《夷坚志》丙志卷十四，487页，乙志卷五，832页，丁志卷十，1049页；《历世真仙体道通鉴》卷五十三，叶16a—21b（《道藏》第5册，412页中栏至414页上栏）。

［75］ 《能改斋漫录》卷十二，356页。

［76］ 《佛祖统纪》（T49:2035）46.421B.

［77］ 《佛祖统纪》（T49:2035）46.421A–B.

［78］ 《宾退录》卷一，5页。Helwig Schmidt-Glintzer（施寒微）, “Zhang Shangying（1043-1122）-An Embarrassing Policy Adviser under the Northern Song”, 载衣川強编《刘子健教授颂寿记念宋史研究论集》，京都：同朋舍，1989年，521—530页。《宋史》卷四百七十，13685页；卷三百二十八，10584页；卷四百六十二，13528页。唐代剑《论林灵素创立神霄派》，66页；《宋代道教管理制度研究》，44—45页。《铁围山丛谈》卷五，91页。

［79］ 《佛祖统纪》（T49:2035）46.421B；《宾退录》卷一，4—5页。《历世真仙体道通鉴》卷五十三，叶10b–11b（《道藏》第5册，410页中、下栏）。《宋史》（卷四百六十二，13529页）记载，林灵素没有向皇太子屈服，因此二人有了矛盾。

［80］ 《宾退录》卷一，4—5页。《宋史》卷四百六十二，13529。《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一百二十七，2146—2147页。《宾退录》卷一，5页。《佛祖统纪》（T49:2035）46.421C.关于这次洪水的严重性，以及通常采用的以分流来控制洪水的手段，参见《宋史》卷六十一，1329页；《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三十九，1236—1241页。但林灵素的传记说是他解决了洪水的问题（《历世真仙体道通鉴》53.12a—13a [《道藏》第5册，411页上、中栏]）。王明清记录了徽宗可能对林灵素失去信心的另一个原因：他没有向徽宗引见跟着他学徒的一位非常有天赋的年轻人（《投辖录》卷一，叶30a—31b.）。

［81］ 《佛祖统纪》（T49:2035）46.421C；《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一百二十七，2138页。《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四十一，1267页。《佛祖历代通载》（T49，2036）19.682A。

［82］ 《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一百二十七，2138页。《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四十三，1341页。《宣和奉使高丽图经》卷三十四，133页。Shin-yi Chao, “Huizong and the Divine Empyrean Palace Temple Network,”pp. 354—355. 李丽凉《北宋神霄道士林灵素与神霄运动》，188—189页。

［83］ 《玉海》卷一百五十八，叶18b—22b。《宋东京考》卷十二，214页。《历世真仙体道通鉴》卷五十一，1a–b（《道藏》第5册，394页下栏）。《全宋文》第109册，158页。

［84］ Shin-yi Chao, “Daoist Examinations and Daoist Schools during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p. 25.

［85］ 参见Susan Naquin, Peking: Temple and City Life, 1400—1900 , p. 146。

［86］ Michel Strickmann, “The Taoist Renaissance of the Twelfth Century,”pp. 3—4. Kristofer Schipper and Franciscus Verellen eds., The Taoist Canon , pp. 1082—1083. Judith M. Boltz, “Opening the Gates of Purgatory: A Twelfth-Century Taoist Mediation Technique for the Salvation of Lost Souls,”in Tantric and Taoist Studies in Honour of R. A. Stein , vol. 2., edited by Michel Strickmann, Brussels: Institut Bekge des Hautes Etudes Chibnoises, 1983, p. 493. Edward L. Davis, Society and the Supernatural in Song China , pp. 29—30, 37（引文见第37页）. 另参见Michel Strickmann,“The Longest Taoist Scripture”，虽然观点不太明确，但更为普及。

［87］ 任继愈《中国道教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482—483页。唐代剑《论林灵素与“徽宗失国”》，《世界宗教研究》，1993年，23—28页；《宋代道教管理制度研究》，4—5页。

第十三章 宋金联合

中国故地，久陷戎虏，今日天相陛下成此大功，若不乘时，恐有后悔。

——1119年王黼主张与金联合时提出的观点

出于自信，徽宗做出了自己从未做过的一项最坏的决定——与金国联兵，共同抵御紧邻宋朝北部的辽国。一个多世纪以来，北方边境地区一直靠宋向辽输送岁贡来维持和平，很多宋人都以此为耻，但辽认为这是他们的战利品。与金国联兵意味着撕毁这些协议。宋的目标是收复燕云十六州。燕云十六州位于今山西与河北两省的北部，其中“燕”是指燕京（今北京）附近的地区，“云”指大同附近的地区。这里生活着很多汉人，在唐朝时曾经是中原领土，但在938年（宋建立之前）割让给了辽。从宋建国开始，主战派的口号就是要收复燕云十六州。

宋刚一建立，北部边境的安危就关系重大。由于战争的巨额花费、战败带来的耻辱，以及包括皇帝、宰臣、军事谋臣和武将在内的几方各不相同的利益、看法和野心，对如何应对战略威胁、军事挑衅和机会等问题，朝廷中经常展开激烈的争论。为了维持六十万到一百万兵力的军队，宋朝政府耗费了一半以上的财政资源。训练最充分、装备最精良的禁军被安排在京城附近和具有战略意义的地区。前线军队由被任命为帅臣的文官或皇帝信任的宦官监军进行监管。中央政府管辖下的转运使负责军队的给养，不受军队统帅的指挥。军事情报基本上由宦官控制的皇城司负责，由他们来维持京城、各州和军队的秩序。［1］

徽宗可以从几个信息来源获知军队和边境事务的情况。枢密院中职务最高的两名官员通常是没有战斗经验的文官，属于宰辅之列，因此要定期觐见徽宗。徽宗每年还会至少两次接见邻国派来的使节。［2］另外，徽宗派往其他国家的使节回朝时，他显然能从他们那里获知更多消息。徽宗在京城以外的出游仅限于一些正式的礼仪场合，而且从来没有去过很远的地方，因此，使节们穿越边境、数月行程中所见所闻的报告一定会让徽宗读起来饶有兴致。［3］

北方的势力均衡

宋朝想从辽手中收复幽云十六州，并非只是因为自尊心。如果宋没有占据这些长城沿线的战略要塞和一些防御堡垒，守卫中国北方平原的任务就会艰巨得多。宋兵沿着新边境线挖战壕和种树，试图以这种方式阻止骑兵进入大宋领土，但都无法消除辽国所占据的地理优势。［4］同时，由于这里是最好的养马区域之一，失去该地区加剧了宋朝马匹的短缺。再加上西北地区也被西夏占领，宋朝为骑兵提供的马匹严重不足。北宋饲养的马匹数量只有唐朝时的一小部分，尽管政府从青唐地区的吐蕃商人那里购买了大量马匹，但在1061年，宋朝的六万骑兵仅有五分之一能够满足马匹供应。如果宋找不到一条更好的途径获取马匹，就永远不可能收复燕云十六州。［5］

辽的统治者是契丹人，他们是游牧民族，起源于兴安岭山脉东侧。他们经常接触唐朝及一些定居社会，包括位于渤海地区以及更远的高丽国。唐朝灭亡后，早期的辽国皇帝趁着华北局势混乱，将势力范围扩大到了一些基本由汉人居住的地区。947年，契丹统治者率领军队一直攻打到开封，占领了皇宫，并宣布建立辽国。三个月后，由于天气逐渐转热，契丹皇帝率军离开了京城，但同时也带走了尽可能多的财富（包括人员和物资）。契丹人从京城带走数千位工匠和数百名官员及其家眷，以及从皇家图书馆和内藏库劫掠的财物，运输这些物品的车队绵延数里。［6］即使在辽军撤离后，他们仍然控制着这个地区，并将拥兵自重的汉人将领视为傀儡。

宋朝的开国者一直都想将契丹人赶出中国的北方。979年，宋太宗攻打辽的南都燕京，但被辽国骑兵打败。宋军眼看就要战败，太宗匆匆逃离战场，甚至没来得及通知手下的大将。通过这次战役，契丹人缴获了宋军大量的武器和装备。986年，宋太宗第二次北伐。他派遣三路大军同时从不同地点向辽军发起进攻，但这三支军队全部被辽军打败，宋朝别无选择，只能重新通过外交手段解决争端。［7］

1004年，辽军大举进攻中原，他们绕过防御严密的城市，迅速向开封进军。在宰相的请求下，宋朝的第三位皇帝真宗亲自督战禁军抗击契丹人的进攻。双方在位于开封东北部150公里的澶渊交战。真宗先是作势反击，然后很快就开始与辽军谈判，希望停止军事对抗。契丹人提出的条件是割地或将一位公主嫁到辽国和亲，宋人不愿意答应这些要求，提议向契丹输送银两。宋朝提议的岁币总额是银十万两和绢二十万匹，这对契丹人而言是一个天文数字，尤其是当他们了解到这只是每一年收到的数量。在盟约的最终版本中，双方还同意，两国均不得沿共同边界修筑防御工事，而且两位君主要互称皇帝，并根据年龄和辈份以亲属相称（如皇兄、皇叔等）。在接下来的一百年，宋、辽之间尽管也发生过冲突，但通过澶渊之盟建立的基本框架为双方关系确定了基调。［8］

但宋朝的西北边境却用了比较长的时间才安定下来。党项族（他们的语言与吐蕃有所关联）活跃在陕西西北和甘肃大部分地区，那里也是中国与中亚国家贸易往来的交汇点（见图2.1）。1038年，党项首领称帝，公然与宋朝对峙。至于应该采取什么应对措施，宋仁宗的大臣观点不一，这些差异不仅取决于他们是否是强硬派，还要看他们如何推测西夏和辽国宫廷中发生的事件。［9］通过三方谈判，最终宋朝不仅增加了对辽国的岁贡，同时还开始向西夏输送岁贡。给西夏的岁贡包括十三万匹绢、五万两银子和两万斤茶叶。但是，宋称呼西夏的统治者时不用皇帝的称号，只称西夏首领。自此以后，北方处于一种三足鼎立、相对稳定的时期。

在大宋朝廷，作为对主战派政策的反驳，主和派提出了战争费用的问题。尽管主战的民族统一主义者认为这些盟约很屈辱，对国家荣誉而言是一种耻辱，但主和的妥协派能理由充分地指出，这样做的成本远远小于战争成本。在宋朝前三位皇帝在位时期，军队规模迅速扩张，从宋太祖末期的37万人增加到宋太宗末期的65万人，而到了真宗统治后期，更是飙升到近百万人，军队花费占国家全部税收的四分之三。仅河北一省，每年花费在军事防御上的开支就达到了对辽岁贡的大约四十倍。［10］相比之下，即使算上交换使节的费用，与辽国维持和平的总开支也不过国家年度总收入的百分之二到百分之三。［11］

如果以我们现代的观点来看，输送给辽和西夏的岁贡显然没有对整体的宋朝经济造成严重影响。即使后来在1042年，宋给辽的岁贡增加到了银二十万两和绢三十万匹，也并没有使辽的黄金储量相应增加，因为宋对辽的出口额远远超过了进口额，这就意味着向辽输送的银两，通过辽支付出口商品的方式，又重新回到了宋。当代有些人甚至认为，宋朝取得的很多成就都应当归功于用金钱换取和平的务实决策。［12］然而在当时，人们似乎很自然地认为，宋给辽和西夏的岁贡有利于辽与西夏，损害了宋朝的利益。

1067年宋神宗即位后，下决心解决财政与军费问题，这些问题曾让前几任皇帝无法驱逐契丹人和党项人。他拒绝了司马光的论点，即汉人从本质和生活习惯上都无法与天生好战的蛮夷抗衡，不过他赞同王安石提出的谨慎观点，认为在开始军事行动前必须先充实国家的物资储备。宋神宗和王安石在配备良马的关键问题上取得了进展。从1074年起，茶马司每年用四川附近生产的茶叶从吐蕃地区换取一万匹马。到了1081年，神宗已经做好了开战准备。他调集十多年来筹备的资源，发起了11世纪时规模最大的一次军事行动，企图击败西夏并夺回西部的领土。尽管他征用了近四十万挑夫为大约三十万人的作战部队提供给养，但是，宋军最后还是因给养问题失利了，仅收回了少许领土，却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在这次失败后，就对战争失去了兴趣。［13］

在高太后摄政时，主和派在朝廷居主导地位，因此，宋朝未采取新的军事行动。相反，为了交换战争期间被西夏俘获的一百名汉人，宋朝还把从西夏手中夺取的六座城池还回四座。［14］但这并没有使西夏首领满足，他们趁着宋朝主和派在朝廷占据上风，蚕食宋朝领土，并以对自己有利的方式重新划分边界。高太后驾崩后，宋哲宗开始着手继承先父遗志，他受到返回朝廷的改革派左右，将保守派视为懦弱的妥协者。从1097年到1099年，宋军在西北地区加强防御，发起了多次战役，并利诱吐蕃人首领成为宋朝的附庸。1098年十月，西夏对这些挑衅行为做出回应，调集十万军队去夺回丢失的一座城池。宋军在这次战役中大败西夏军队，并俘获了他们的统帅。1099年九月，西夏派一名使者前往开封求和。［15］

在徽宗统治的前二十年，军队事务一直备受关注，他常常忧虑饲养马匹是否充足、军队实力能否维持的问题，但宋朝从未受到过真正的威胁。徽宗似乎大致采取了一种中间路线，尽管没有像父皇那样收复失地的雄心，但在成本和危险看似可以控制的前提下，他也不拒绝那些可以立刻加强宋朝在边境地区势力的建议。在西南地区，当地松散依附的外族——称为“羁縻”之地——也改置州县，宋朝的权力因此有所扩张。当地的知州、知府经常要动用军队进行剿匪或平息暴乱，但他们通常不用中央政府派军援助就可以应付。［16］

蔡京在1102年七月被任命为宰相后，他的弟弟蔡卞也被任命为知枢密院事，此时青唐战役被重新提上了议程。童贯在一支由各族将士组成的军队中亲自担任监军，并取得节节胜利，到1103年七月，宋军已收复了两个州。据史料记载，每收复一个州，蔡京都要向徽宗奏报，在地图上为徽宗指出具体的位置，并解释其重要意义，如“此处可趋西界”或“此处可通青海”，等等。到了1104年底，宋朝已经能够完全收回有着七十多万人口的青唐地区。［17］当西夏回击、攻打宋朝的堡垒和城墙时，宋军开始进攻西夏领土。在银州城被攻破后，西夏请求和谈。和谈的结果是西夏承认宋朝在青唐地区的主权，但宋也将银州城归还给了西夏。［18］

尽管宋朝与西夏达成了和平协议，但青唐地区的吐蕃人仍被夹在中间。1108年，徽宗发起了第二次青唐战役，由童贯担任统帅。童贯再次利用一些没有与大宋为敌的吐蕃人，通过他们，劝说和胁迫其他吐蕃人浪子回头，从而取得了一场重大的胜利。打了胜仗的刘仲武将军被召入宫中觐见徽宗。徽宗先是称赞了他的赫赫战功，然后问他有几个儿子，刘仲武回答说有九个，于是徽宗对他这九个儿子都赐予军职。［19］

徽宗曾向多数官员咨询过这些战役的策略。有一次上朝时，徽宗问负责军队供给的钱即，是否应当向西夏领土的内地继续推进。钱即提醒说不要低估西夏，因为党项族是天生的士兵，而且不需要和宋兵一样多的食物。当徽宗问到一个具体的进攻地点时，钱即说那个地方是一片盐碱滩，对所有人都没用。其他人的估计则比较乐观，认为有可能从西夏手里再攻下几个州。［20］ 1106年，冯澥上书说，这些军事行动会消耗兵力并使国家陷入混乱，除此之外一无所获。徽宗对这份奏疏大为恼怒，宣称收复这些地区是完成神宗和哲宗的遗志；冯澥提出的建议是在这些地区实施“羁縻”政策，在徽宗看来不啻于放弃这些领土。［21］

在度过了几年和平时光后，1114年，宋和西夏重新开始敌对。从1114年到1119年，两国发生了十几次战争，双方各有胜负。根据现代学者李华瑞的分析，整体而言，宋朝是胜者，1119年六月西夏向宋求和，从而使宋在这个地区的扩张告一段落。但李瑞（Ari Levine）的看法有所不同，他认为宋朝在整个战役中是失败的一方，“童贯损失了数十万大军，只夺回了一些极为贫瘠的土地”。［22］据《宋史》记载，童贯十分迅速地报告取得的胜利，但却瞒报了遭受的损失。也许正是因为如此，徽宗朝廷认为整个战役是一场胜利，王安中还受命为这场战役写一篇赞颂文章。王安中在文章中总结道，宋军在青唐吐蕃地区共擒获二十万部族人口，建立了四个州、一个军府、一座守关、六座城池和二十二个堡寨，从西夏夺回数千里土地，以及七座城池和二十九个堡寨，捣毁敌军八座城池，降服两万多名部族人口。1119年七月，童贯升为太师，作为对他军事功绩的认可和表彰。［23］

1120年，王黼担任首相，此时徽宗在外交或军事事务方面不再是新手了，他已经批阅了数千份奏疏，内容从增加马匹供给的方法或提高官兵士气，到边境局势的情报。他与童贯也建立了顺畅的信任关系，徽宗命童贯掌管枢密院，指挥前线军队。他认为在自己的统治下，外交政策或军事方面没有重大的失败，相反，宋军在西北和西南都取得了巨大的胜利。徽宗知道，有些主要官员认为对军队的财政支持不足，但他认为缺少资金并没有使军队的战斗力受损。徽宗已经准备好要采取一些更有雄心的行动了。

新机会

在1115这一年，徽宗修建了道教的宝箓宫，册立长子为皇太子，并重新启动了修建明堂的计划，同时，他还得知，北方的势力均衡发生了变化。这一消息来自一位准备弃辽投宋的辽国官员。他说女真人的反叛给辽国造成了混乱，并建议宋朝利用这一时机攻打辽国。［24］

宋朝原本一直没必要去担忧女真族。这个民族居住在辽国东部的松花江沿岸，经济以渔猎、畜牧和少量农耕为主。辽宣称对该地的女真族和其他非契丹族有统治权。女真族所在区域非常适于养马，11世纪中期，那里的女真人每年都要向契丹人进贡约一万匹马。到了11世纪中晚期，完颜部落逐渐统一了女真各部，并在完颜阿骨打（1068—1123）的领导下开始反抗辽的统治。1115年，女真人宣布建立自己的国家，国号为“金”，公开脱离了辽的统治。［25］

辽国降臣后来改名赵良嗣，成为徽宗最信任的使节之一。［26］他出身中国的少数民族家庭，家族中几代人都在辽国做官。因此，他可以向宋朝提供辽国政府和燕京地区的详尽情报。由于宋辽盟约中禁止两国臣民越过边界，因此，他在1115年计划降宋时，不得不非常谨慎地秘密行动。他先派一名亲信带着他的建议，秘密求见宋朝边境的一个知州。

这份建议到达宋朝朝廷时，徽宗命蔡京和童贯进行评估。童贯曾于1111年随使团赴辽祝贺辽国皇帝的寿诞，对这个建议很感兴趣。十天后，蔡京和童贯向徽宗回复，建议秘密安排赵良嗣越过边界。这一计划取得了成功。1115年四月十八日，徽宗在延庆殿召见赵良嗣。赵良嗣向徽宗描绘了辽国宫廷发生的混乱事件，以及女真人在阿骨打领导下已成功袭击多个州县。他认为现在是宋朝收复中原领土的时机，“先发制人，后发制于人”。他向徽宗确保，燕京地区的百姓会欢迎宋军的到来，因为那里以前就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他还报告说，也许可以通过从山东半岛乘船到辽东半岛与女真人取得联系。徽宗被赵良嗣打动，不仅授予他官职，还赐其赵姓。童贯也成为赵良嗣的一个重要后台，皇帝让他日后派遣赵良嗣出使金国。［27］

童贯主张趁辽国虚弱大举进攻，但徽宗还是没有被说服。徽宗派宦官将军谭稹前往东北地区，调查那里的军队情况，并评估军队是否做好了打仗的准备。但谭稹的调查结果不容乐观。当地一些守将说辽军实力仍然很强，或是宋军本身不适合开战，另一些人则说国家不需要更多的土地。［28］徽宗命真定知府提供一份更详细的报告，此人便呈递了一份长篇奏疏，列出了很多论点：首先，汉人并非对辽国不忠，事实上，辽国的大多数文官都是汉人；其次，东北地区缺乏足够的粮草支持战争，那里的储备经过一年的战争就会消耗殆尽；再次，士兵们已经过于适应和平，没有得到充分的军事训练。由于这份报告的影响，1116年八月初二，徽宗颁布了一份诏书，命令驻守北部边境的统帅不要挑起任何军事争端。六个月之后，1117年二月二十七日，徽宗又发布了一份类似的诏书。［29］

根据《宋史·王黼传》记载，在赵良嗣向宋廷提交自己的计划后，多数大臣都持反对意见。但王黼说：“南北虽通好百年，然自累朝以来，彼之慢我者多矣。兼弱攻昧，武之善经也。今弗取，女真必强，中原故地将不复为我有。”徽宗让童贯来处理这件事时，王黼又向童贯表示他可以提供帮助。不过，徽宗自己当时还是没有决定与辽决裂。［30］

赵良嗣关于阿骨打节节取胜的消息完全正确。阿骨打在一举消灭他遇到的第一支辽军后，继续向辽国的一个州治发起围攻，不到一个月就攻了下来。在后来的多次战役中，阿骨打常常不仅缴获辽军的兵器、战马和车辆，还说服了很多辽国大将投降金国。辽统治下的一些非契丹部落反对辽国的宗主权，也加入了女真人的阵营。辽国的天祚皇帝试图与阿骨打和谈，同意将女真族视为属国，但阿骨打认为这是示弱，于是继续进攻辽国。1115年八月，天祚皇帝发动由契丹人和汉人组成的十万大军，亲自出征攻打阿骨打。在这场战役中战败后，很多契丹首领开始考虑是否需要另选出一名首领。因此，天祚皇帝不得不将一部分注意力放在控制内乱上，同时还要镇压女真人的反抗。而辽国首领在派系斗争中失败后，通常会加入女真人的阵营。［31］

在1117年至1118年的这段时期，徽宗正痴迷于神霄派，林灵素也经常讲道和降神。徽宗还命令所有的州都要将一座寺观改建为神霄玉清宫，因此，在边境地区和山东的地方官开始上奏辽军被女真人打败的传闻时，徽宗也在考虑这是否意味着天神对他的虔诚信仰做出了回应。［32］

当时有一些辽国难民坐船前往高丽避难，但遭遇了风浪，船被吹离航道，最后停靠在山东海岸。地方官从他们那里打听到女真人攻打辽国的细节后，立刻上表向朝廷禀告。徽宗让蔡京和童贯就此进行商议，并命地方官乘船前去辽东，名义上是去买马，但实际上是试图与阿骨打进行接触。1118年初，徽宗听说他们的船甚至都没有上岸，随即命令童贯亲自秘密安排人前往辽东。为了使整个过程顺利进行，徽宗还亲笔写了一份手诏，途中若有官员阻拦，使节就可以拿出这份诏书。1118年四月，使团从开封出发，随团有一名翻译、八名士兵和七名官员。五个月后，他们乘船从山东登州离开。［33］这是徽宗首次派遣使节到金国与女真人接触，随后又先后派出了十几次使团。

在等待使节从金国返回期间，徽宗从大臣那里听到了各种各样的观点。有一个据称见过辽国皇帝的细作告诉徽宗，天祚皇帝有亡国之相。因为好奇，徽宗派了三名宫廷画家跟随下一次使团一起到辽国，绘制了沿途的风景以及辽国皇帝的面容。他们回来将这些绘画呈给徽宗看的时候，一口断定，从见到辽国皇帝的第一眼，他们就能看出他余日无多了。［34］

差不多与此同时，童贯也向徽宗呈递了一份奏疏，但这份奏疏没有保存下来。童贯建议趁辽国混乱重新夺回云州。他认为，军队应当兵分两路，先包围东部的幽州，再以重兵夺取西部的云州。徽宗希望听到蔡京对童贯的建议有什么看法，多次派宦官去询问蔡京，但一直没有得到答复。直到后来有一次，徽宗在上朝结束后，留下蔡京直接询问，蔡京才愿意讲出自己的观点。蔡京对徽宗说，他对童贯没有信心，也不认为像出征异国这样重要的任务可以托付给童贯。徽宗提到童贯早年在西北边境取得胜利，蔡京争辩说，不知道在这些胜利中到底有多少是童贯的功劳。［35］

当时，有一位没有官职的学者安尧臣写了一篇长长的奏疏，更加直言不讳地反驳童贯的建议。安尧臣一开始就提醒徽宗，对事情仅听取一面之词是很危险的，因为这样很难听到反对者的观点。然后，他引用了很多历史上的例子，说明派遣军队到边境打仗会带来灾难性后果，认为应当维持早期宋朝皇帝谈判定下的安排。安尧臣接着详细论述了宦官当政的危险，直接点名批评了童贯，并指责他犯下的各种恶行。徽宗为安尧臣直言敢谏而予以奖赏，但并没有改变自己对童贯的看法。［36］

尽管徽宗希望对遣使女真的事情严守机密（毕竟对辽而言女真人是反叛者），但还是在朝堂上公开讨论了利用辽国可乘之机的总体政策，徽宗听到了大臣们的各种观点。童贯和王黼都看好从辽国收复失地的机会，但其他大臣，包括蔡京、郑居中、邓洵武、刘正夫和种师道将军，都提出了反对意见［37］。郑居中坚持认为，战争付出的代价非常巨大，相比于汉代与匈奴作战耗费的巨资，宋朝选择向辽支付岁贡对经济造成的影响要小得多。邓洵武也强调了战争的危险，他建议徽宗收集各路去年的兵力与粮草报告，放在座旁，时时阅读。同时，他还让徽宗自问更希望与谁为邻，是强大的女真还是衰弱的契丹？［38］

徽宗发现，使两府同意撕毁与辽国的盟约并与金国结盟不是件容易的事。几年之后，在1126年至1127年期间，蔡京的一位侍从记录，他知道决定继续推进这件事的原委。这位侍从的叙述从1119年十一月金国使者来访开始：

诏贯延使及良嗣会京私第，尽却左右人从，惟令拣守门。拣但远闻金使言杖鼓须是两头打。既而使者去，京犹豫未决。贯恨京，毁于上前。京皇恐，遣拣往贯曰，太师与相公相知至深，近闻司空上前不相主张，凡事若有未副意，但请见谕，不必致疑。贯起立谓拣曰：“童贯小内臣，蒙太史提携，今官职至此，岂敢相忘，烦覆知太史，不可信人语言，遂成嫌间也。”拣退，贯复呼之曰：“更烦贤问太师在杭州静坐，今日至此，谁之力？童贯所以报太师亦尽矣。”

拣归，具道贯语，京虽知贯已发怒，然此事实未敢从，但忧惧而已。

第二个关键事件发生在徽宗召集的一次宰辅御前奏事，蔡京没有参加这次会议：

一日，两府俱朝，京不入，［39］上忽曰：“有一事欲相商，北方果何如？”郑居中对以时未可为。［40］又顾问余深，深对：“臣与蔡京所见一同，亦曾奏知，恐此事不可轻动。”遂问白时中，逡巡未对。而王黼辄先奏曰：“中国故地，久陷戎羌，今日天相陛下成此大功，若不乘时，恐有后悔。”因敷奏数十言，历历可听。上皇笑曰：“众人皆谓不可，卿独可之，难以施行，姑俟他日。”然意已属黼矣。

蔡京参加了接下来的一次重要会议：

更数日，禁中曲宴宰执，酒酣，有旨令泛舟。上皇遽以片纸遣贯诏京等议此事，若可，即书名。京等皆错愕。令贯具奏，容子（仔）细面陈，难便书名。王安中曰：“某生长北方，闻燕人思归之情切矣。若今举事，指挥可定，某亦愿书名。”其余皆默然。

黼拜相，仍赐玉带，于是罢群臣，独与贯、黼、安中等议，决意行之。且当日之事，贯实造谋，非黼与安中，亦无缘便为。［41］

当然，宋朝长久以来一直希望夺回燕云十六州，这个愿望也促使徽宗做出结论，确信辽国眼下的衰落是一次不可错失的良机。当代学者张天佑认为，在这种环境下，联金攻辽“非徽宗之愚妄自大，不过是在继续执行长期的国策而已”。不久之后，蔡京在1120年六月致仕，大概徽宗也对他抵制建立新的盟友关系感到厌倦了。［42］

随后几年中，童贯和王黼在评估军事情报和建议行动计划方面发挥了主要作用，但二人也并未一直结为同盟。为了使自己处于有利地位，可以控制行动计划，王黼设立了边防司，掌控了这一机构，他就能够在指挥收复燕云十六州的战役上与童贯抗衡。［43］

遣使谈判

宋朝第一次派出的使节由武将马政（见表13.1）率领，于1118年四月从开封出发，九月在辽东登岸，最后在1119年正月回到开封。这次出使共历时八个月。［44］

宋朝使者在返回时也带来了阿骨打的使节，因此，徽宗应当不仅听了宋使的复命，而且听到了金国使者的陈述。宋使还向徽宗报告了他们的冒险经历。船在辽东登陆时，有一伙人抢走了他们的货物，还把他们绑了起来。这伙人决定带他们去见阿骨打，他们经过了一千五百多公里和十几个州，差不多三个星期后才见到了女真族的一些重要首领，其中包括阿骨打和他的侄子粘罕。［45］阿骨打对他们的会谈非常满意，决定派使者（包括两名女真人和渤海汉人李善庆，后者是一位文人）与宋使一同前往开封。金使带去了一份正式的提议，说如果双方联合抗辽，宋、金可以将各自夺取的领土据为己有。金使还带了一些特产作为礼物，其中包括珍珠、黄金、貂皮、人参和松子。［46］徽宗让金国使者直接与蔡京和童贯讨论，并留他们在京城逗留了十多天。此后宋金两国又进行了多次类似的外交往来，最后促成了所谓的“海上之盟”，即宋朝使臣从山东乘船渡海建立的盟约。［47］当宋、金两国使者频繁往来时，辽国的使者也没有闲着。事实上，仅在1118年，辽国就向金国派出了六次使团。随着金逐渐加强对辽国东部地区的控制，出使金国的辽使也愈发频繁，暴露出他们的绝望心情。阿骨打没有接受辽的任何建议，而是提出了自己的条件：将辽国五州中的三个州割让给金，把皇室或贵族的家庭成员送到金国作为人质，此外，金国在两国外交关系中处于尊位，辽要向金进献岁贡。辽国当然拒绝接受这些条件，因为这就相当于投降金国。［48］

表13.1　宋金主要的使节来往

徽宗派去回复金国的使团刚开始进展很不顺利。首先，使团还未出发，使臣就在山东去世了。在耽搁一段时间后，使团在没有使臣的情况下还是出发了。他们拜见阿骨打时，阿骨打对文书中使用的语言很不满意，因为它是以诏书的形式，称阿骨打为徽宗的臣子。其实宋使在这样做之前征询过阿骨打使臣的意见，他们暗示没关系。显然，阿骨打已经找了一些外交关系领域的专家，他们向他解释了这些微妙的细节。此外，没有使臣这件事也被阿骨打视为一种侮辱。［49］

阿骨打将宋使呼延庆扣留了六个月才让他离开金国，这也许是想要拖延与宋朝盟约谈判的一种计策，因为金、辽之间的谈判也正在进行。当时金国在攻打辽国的战场上节节取胜，没有理由在条件不成熟的情况下与任何一方达成协议。在放呼延庆回国前，阿骨打强调，金国凭借自己的力量就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地打败辽国。如果宋希望与金保持友好关系，就应当尊重金国。［50］ 1120年二月十六日，当呼延庆终于回到开封后，向徽宗转达了这些讯息，以及辽金并未结盟的消息。

于是徽宗的朝廷加紧了外交努力。在派使团第三次出使金国时，1115年投降宋朝的前辽国官员赵良嗣被任命为使臣。徽宗亲自为他写了一份手诏，命令他争取与阿骨打就联合抗击辽国和收回燕京达成口头协议。［51］赵良嗣于1120年三月初六从开封出发，三月二十六日到达山东，在四、五月份拜见了阿骨打，最后在九月初四回到了开封，总共历时六个月。

赵良嗣对这次出使的记述被保存了下来。根据他的记录，在第一次拜见阿骨打后不久，阿骨打带他参加了攻打辽国上京的战役。到了中午，金军统帅就已经占领了上京的城墙。赵良嗣被金军的战斗能力深深打动，或许正因如此，他同意了宋为归还的领土向金国支付高额代价。根据赵良嗣的记述，阿骨打是一位很固执的谈判者，能够迅速指出金国的战绩，以及宋若想和金结盟需要做哪些事情。阿骨打口头上同意，燕京以前就是中国的领土，如果宋参加抗辽夺回燕京并每年向金输送三十万匹绢和二十万两银（基本上是将原来给辽的岁贡转送给金），燕京就可以归还宋。赵良嗣还提出，辽国西京（大同）过去也是中国的领土，类似情况还有十六州中的其他一些地方，包括燕京附近的平州、滦州，阿骨打的回应似乎是宋可以收回西京，但对平、滦没有做出任何表示。［52］

徽宗原先交给赵良嗣的任务只是努力收回燕京，但他趁机也提到了大同地区，既然允许宋收回燕京的原因是那里是汉人居住区，而且历史上便是中国疆域一部分，这个理由也完全适用于大同。但随着时间推移，阿骨打从更多的前辽大臣那里听到建议，同时金军也凭着自己的力量取得了更多的胜利，因此阿骨打逐渐意识到没必要将自己军队夺来的地方交给宋，也不足为奇。然而一旦阿骨打把归还大同也列入谈判事项，宋的胃口就被吊起来了，这也导致后来一系列的长期谈判无果，宋、金两国的联盟最终走向完结。［53］

1120年九月，赵良嗣回到开封，一起来的金使带给徽宗一份国书，这是宋、金两国之间的第一份正式书面协议。国书中没有提到西京，但与赵良嗣所记录的口头约定内容相符。徽宗显然对赵良嗣的成绩非常满意，此后派向金国的大多数使团便都让他参加。徽宗在崇政殿召见了新任金使锡喇萨鲁，并命童贯在家里设宴款待金使一行。徽宗让人传话，他最担心金国夺取西京的事情。金使回答，他们的军队是可以信赖的，一定会实现目标。徽宗撰写了一份国书，这次他修改了措辞，使用双方对等的词语。因为阿骨打的国书中开头是“大金皇帝谨致书于大宋皇帝阙下”，徽宗的国书便也以“大宋皇帝谨致书于大金皇帝阙下”开头。［54］

1120年九月二十日，向金国递交国书的使团出发，参加过第一次出使金国的马政也是其中的使臣。两个月后，在1120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宋朝使团到达金国。宋使的任务是让金确信，大宋将派兵击败辽国，并继续讨论西京的问题。［55］同时，根据与金国的协议，童贯开始集结军队进攻燕京。

辽国政权摇摇欲坠，徽宗是如何做出采取最佳行动的决定的呢？他广泛地征询意见。谋臣中有一派比较谨慎，主要是年纪比较大的大臣，担心事情可能会向坏处发展。而年轻的一派，尤其是王黼和蔡攸，早就等不及了，迫切希望充分利用这一机会。童贯的年龄与保守派接近，但他是唯一有过作战经验的人，他支持希望采取行动的年轻一派。

对于事态的进展，徽宗与宰辅均无法获得大量信息。虽然赵良嗣和马政等宋使会书面或口头报告一些情况，但这些故事还有待于金国递送的文件，以及与金派到开封的使臣对话来进行验证。出使任务很多时候要依赖使者的个人才智。他们不仅要清晰阐述本国君主的立场，监控协议的书面用词，还要赢得谈判对手的尊重和好感，同时尽可能多地了解对方的军事状况。马扩刚开始是跟随其父马政出使金国，后来他自己也升任到比较高的官职。他记录了自己的经历，其中提到很多用来考验使臣的方式。［56］根据他的记述，有一次，阿骨打率领一队手下外出打猎，带上了宋使。粘罕将军通过翻译问马扩：“我闻南朝人止会文章，不会武艺，果如何？”马扩回答说，宋朝官员通常分为文官和武官，但很多人既能文又善武。马扩承认自己是一名武官，粘罕便交给他一副弓箭，让他表演从一匹飞驰的马上射箭，并以讥讽的语气说他想学习一下南朝人的箭法。于是马扩弯弓策马，成功射中目标。阿骨打听说此事后，也让马扩为他表演了箭法。［57］马扩无疑是一位出色的箭手，但他记录这件事并不只是为了炫耀，而是希望通过这件事告诉徽宗和阅读出使金国报告的朝官，即使受到强硬的女真大将的贬低或羞辱，宋使也知道如何坚持自己的立场。

在随后的三年里，徽宗共六次接见了金国的使臣。按照礼仪通常有两次正式的召见，第一次是在使臣到达开封后的几天内，最后一次是在使臣将要离开时。根据这些正式召见的仪式，使臣首先要陈述出使目的，并递送国书，然后徽宗会通过一位宦官口头转达问候，并泛泛评论。徽宗通常会让他们到王黼的私宅会谈，讨论具体的问题。但徽宗对这些细节并非不加理会，他有时会单独召见那些出使金国并和金使一起回国的宋使。有好几次，徽宗亲笔书写了递交给金国的文书，以表明这些书信的重要性和对接收者的尊重。此外，他还会定期亲自给宋使写信，向他们解释应当如何应对谈判，例如何时可以接受妥协。

值得一提的是，阿骨打本人亲自参与了谈判过程，但徽宗似乎将他与金使的接触限于更正式的召见场合，而让童贯或王黼与金使详细讨论。当然，这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出二人不同的政治角色。阿骨打是一位军事领导人，他的政治权力很大程度上来自与属下的个人关系，而徽宗则主持着一个庞大的官僚机构，因此礼仪地位对于维护国家的等级制度而言是核心因素。当然，个性差别可能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阿骨打凭借军事对抗起家，似乎也很享受在谈判过程中的斗智斗勇，他会尝试各种策略，为自己一方赢得最大利益。徽宗对这种高赌注的博弈却没有兴致。［58］

［1］ 关于对宋朝军事机构的基本描述，参见John Richard Labadie博士论文, “Rulers and Soldiers: Perception and Management of the Military in Northern Sung China（960-ca.1060）,”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1981; 王曾瑜《宋朝兵制初探》，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关于北宋军队发展史的简要诠释，参见Peter Lorge（龙沛）, War, Politics and Society in Early Modern China, 900—1795 , London: Routledge, 2005, pp. 17—57. 更详细的军事战役，参见Denis Twitchett and Paul Jakov Smith eds.,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 vol. 5, part 1: The Sung Dynasty and Its Precursors, 907—1279 中的相关章节。

［2］ 关于常规的使节活动，参见Herbert Franke（傅海波）, “Sung Embassies: Some General Observations,”in China among Equals: The Middle Kingdom and Its Neighbors, 10th –14th Centuries , edted by Morris Rossabi,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3；Melvin Thlick Ang博士论文, “Sung-Liao Diplomacy in Eleventh-and-Twelfth Century China: A Study of the Social and Political Determinants of Foreign Policy.”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1983，以及David C. Wright（赖大卫）, From War to Diplomatic Parity in Eleventh-Century China: Sung’s Foreign Relations with Kitan Liao, Leiden: E. J. Brill, 2005。

［3］ 部分存世的宋朝报告在David C. Wright（赖大卫）的博士论文“Sung-Liao Diplomatic Practices”（Princeton University, 1993, pp. 236—367）翻译和收录。

［4］ 参见Nicolas Tacket（谭凯）, “The Great Wall and Conceptualizations of the Border under the Northern Song,”Journal of Song-Yuan Studies 38, 2008, pp. 128—133。

［5］ 史乐民认为唐初饲养的马匹在鼎盛时期高达760000匹，宋朝在1008年有200000匹，但在1069年减少到153000 匹。Paul Smith, Taxing Heaven’s Storehouse: Bureaucratic Entrepreneurship and the Sichuan Tea and Horse Trade, 1074–1224, pp. 16–17.另参见张天祐《宋金海上联盟的研究》，《宋史研究集》第十二集，台北：“国立编译馆”，1980年，186–188页。

［6］ Denis Twitchett and Klaus-Peter Tietze, “The Liao,”in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 vol. 6: Alien Regimes and Border States, 907—1368 , edited by Herbert Franke and Denis Twitchett,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 pp. 73—74；Naomi Standen “What Nomads Want: Raids, Invasions and the Liao Conquest of 947,”in Mongols, Turks, and Others: Eurasian Nomads and the Sedentary World , edited by Reuven Amitai and Michal Biran, Leiden: E. J. Brill, 2005, pp. 129—74，”The Five Dynasties,”in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 vol. 5, part 1: The Sung Dynasty and Its Precursors, 907—1279 , p. 103.对辽国最直接的描述见Frederick Mote（牟复礼）, Imperial China 900—1800 ,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pp. 31—91。另参见Denis Twitchett and Klaus-Peter Tietze, “The Liao”；Jin-sheng Tao, Two Sons of Heaven: Studies in Sung-Liao Relations , Tucson: University of Arizona Press, 1988【陶晋生《宋辽关系史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Thomas J. Barfield, The Perilous Frontier: Nomadic Empires and China, 221 BC to AD 1757 , Cambridge, MA: Blackwell, 1989, pp. 167—77【托马斯·巴菲尔德《危险的边疆》，袁剑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年】；Naomi Standen, Unbounded Loyalty: Frontier Crossings in Liao China ,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7【史怀梅《忠贞不贰？——辽代的越境之举》，曹流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5年】；以及Karl A. Wittfogel and Feng Chia-sheng（冯家昇）, History of Chinese Society, Liao （907—1125） , Philadelphia: 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 1949。

［7］ Denis Twitchett and Klaus-Peter Tietze, “The Liao,”pp. 85—87；Nap-yin Lau（柳立言）and Huang K’uan-chung（黄宽重）, “Founding and Consolidation of the Sung Dynasty under T’ai-tsu（960—976）, T’ai-tsung（976—997）, and Chen-tsung（997—1022）,”in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 vol. 5, part 1: The Sung Dynasty and Its Precursors, 907—1279 , edited by Denis Twitchett and Paul Jakov Smith, Cambridge, UM: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 pp. 248—251；Jin-sheng Tao, Two Sons of Heaven: Studies in Sung-Liao Relations , pp. 10—14.

［8］ David C. Wright, From War to Diplomatic Parity in Eleventh-Century China: Sung’s Foreign Relations with Kitan Liao , Leiden: E. J. Brill, 2005, pp. 145—152. Nap-yin Lau and Huang K’uan-chung, “Founding and Consolidation of the Sung Dynasty under T’ai-tsu（960—976）, T’ai-tsung（976—997）, and Chen-tsung（997—1022）,”pp. 262—270；Denis Twitchett and Klaus-Peter Tietze, “The Liao,”pp. 104—110. Peter Lorge（龙沛）, War, Politics and Society in Early Modern China, 900—1795 , pp. 33—35.

［9］ Jin-sheng Tao, Two Sons of Heaven: Studies in Sung-Liao Relations , pp. 57—66.

［10］ 《鸡肋编》卷三，89—90页。任崇岳《略论宋金关系的几个问题》，《社会科学辑刊》1990年第4期，81页。

［11］ 参见Robert M. Hartwell, “The Imperial Treasuries: Finance and Power in Song China,”Bulletin of Sung-Yuan Studies 20, 1988, pp. 18—89，尤其是第66页和71页。11世纪时宋朝的总年收入通常最少为一亿（单位为贯铜钱或银两）。

［12］ Yoshinobu Shiba（斯波义信）, “Sung Foreign Trade: Its Scope and Organization,”in China among Equals: The Middle Kingdom and Its Neighbors, 10th–14th Centuries , 1983, p. 98. Paul Smith, “Introduction: The Sung Dynasty and Its Precursors, 907—1279,”in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 vol. 5, part 1: The Sung Dynasty and Its Precursors, 907—1279 , p. 20；Peter Lorge, War, Politics and Society in Early Modern China, 900—1795 , p. 35.

［13］ Paul C. Forage, “The Sino-Tangut War of 1081—1085,”Journal of Asian History 25, 1991, pp. 1—27. Paul Smith, “Introduction: The Sung Dynasty and Its Precursors, 907—1279,”pp. 64—78.

［14］ Paul C. Forage, “The Sino-Tangut War of 1081—1085,”p. 18.

［15］ 关于这些战役，参见李华瑞《宋夏关系史》，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91—96、193—197页；Ari Levine, “Che-tsung’s Reign（1085—1100）and the Age of Faction,”in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 vol. 5, part 1: The Sung Dynasty and Its Precursors, 907—1279 , edited by Denis Twichett and Paul Jakov Smith,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 pp. 548—551；Paul Smith, “Irredentism as Political Capital: The New Policies and the Annexation of Tibetan Domains in Hehuang（the Qinghai-Gansu Highlands）under Shenzong and his Sons, 1068—1126,”in Emperor Huizong and the Late Northern Song China: The politics of Culture and the Culture of Politics , pp. 78—130；Paul Smith, Taxing Heaven’s Storehouse: Bureaucratic Entrepreneurship and the Sichuan Tea and Horse Trade, 1074—1224 , pp. 42—47。

［16］ 《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一百四十一，2370、2375页。Ruth Mostern, “Dividing the Realm in Order to Govern”: The Spatial Organization of the Song State（960—1276CE） ,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11, pp. 210—215. Richard Von Glahn, The Country of Streams and Grottoes: Expansion, Settlement, and the Civilizing of the Sichuan Frontier in Song Times , Harvard East Asian Monographs, 123, Cambridge, MA: Council on East Asian Studies, Harvard University, 1987, esp.118—124.

［17］ 《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一百四十，2354页。李华瑞《宋夏关系史》，98—99页。参看Paul Smith, “Irredentism as Political Capital: The New Policies and the Annexation of Tibetan Domains in Hehuang（the Qinghai-Gansu Highlands）under Shenzong and his Sons, 1068—1126,”pp. 108—119。

［18］ 李华瑞《宋夏关系史》，100—102页。

［19］ 《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一百四十，2359—2361页。《宋史》卷三百五十，11082页。Paul Smith, “Irredentism as Political Capital: The New Policies and the Annexation of Tibetan Domains in Hehuang（the Qinghai-Gansu Highlands）under Shenzong and his Sons, 1068—1126,”pp. 119—125.

［20］ 《宋史》卷三百一十七，10351页；卷三百四十八，11038—11039页。

［21］ 《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二十六，891—892页。关于冯澥的奏疏和徽宗的反应，参见Paul Smith, “Irredentism as Political Capital: The New Policies and the Annexation of Tibetan Domains in Hehuang（the Qinghai-Gansu Highlands）under Shenzong and his Sons, 1068—1126,”pp. 117—118。关于这些战役，参见任崇岳《宋徽宗·宋钦宗》，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6年，53—55页。

［22］ 李华瑞《宋夏关系史》，103页。Ari Levine, “The Reigns of Hui-tsung（1100—1126）and Ch’in-tsung（1126—1127）,”in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 Vol. 5, part 1: The Sung Dynasty and Its Precursors, 907—1279 , p. 622.

［23］ 《宋史》卷二十二，404页；卷四百八十六，14020—14021页。《宋会要辑稿·兵一四》，叶20b—21b；《职官一》，叶3a。王安中《初寮集》卷六，叶1a—11b（《全宋文》第146册，364—370页）。

［24］ 一些史料记载，徽宗第一次召见这位投降者（马植，后来改名为赵良嗣）的时间是1111年（例如《宋史纪事本末》卷五十三，539页），另一些则说是1115年，后者可能更可信，因为这更符合女真族兴起的时间。关于后者的论证，参见《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2—3页）和张天祐《宋金海上联盟的研究》（207—208页）。关于女真族，参见Jin-sheng Tao, The Jurchen in Twelfth-Century China: A Study of Sinification ,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76，以及Hernert Franke, “The Chin Dynasty,”in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 vol. 6: Alien Regimes and Border States, 907—1368 , pp. 215—320。

［25］ Jin-sheng Tao, The Jurchen in Twelfth-Century China: A Study of Sinification , p. 15. Hernert Franke, “The Chin Dynasty,”pp. 220—221.

［26］ 关于赵良嗣，参见《三朝北盟会编》卷一，政宣上帙，1—3页。《宋史》卷四百七十二，13733—13734页。《宋史纪事本末》卷五十三，539—540页。

［27］ 《宋史》卷四百六十八，13659页；卷四百七十二，13734页。《三朝北盟会编》卷一，政宣上帙，3页。《清波别志》卷一，124—125页。

［28］ 《三朝北盟会编》卷十九，政宣上帙十九，181页。李天鸣《宋徽宗北伐燕山时期的反对意见》，《故宫学术季刊》17卷4期，2000年，113页。

［29］ 《宋会要辑稿·蕃夷二》，叶30b–31a。

［30］ 《宋史》卷四百七十，13682—13683页。徐玉虎《宋金海上联盟的概观》，《宋史研究集》第一卷，台北：“国立编译馆”，1958年，231页。另参见李天鸣《宋徽宗北伐燕山时期的反对意见》。

［31］ 《宋史纪事本末》卷五十二，519—526页。另参见Denis Twitchett and Klaus-Peter Tietze, “The Liao,”pp. 139—144；Frederick Mote, Imperial China 900—1800 , pp. 201—202。

［32］ 《三朝北盟会编》卷一，政宣上帙一，1—4页。

［33］ 《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一百四十二，2381—2382页。《三朝北盟会编》卷一，政宣上帙，1—4页。《宋史纪事本末》卷五十三，540页。

［34］ 《挥麈录·后录》卷四，124页。

［35］ 《三朝北盟会编》卷二，政宣上帙，18—19页。《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一百四十二，2382—2383页。

［36］ 《宋史》卷三百一十五，11106页。《三朝北盟会编》卷二，政宣上帙，12—18、20页。另参见《清波别志》卷三，150—151页。

［37］ 《三朝北盟会编》卷一，政宣上帙一，4—11页；卷二，政宣上帙二，12—20页。《宋史》卷三百三十五，10750页；卷三百五十一，11100页。《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三十九，1225—1226页。《清波别志》卷三，150页。《铁围山丛谈》卷二，32—33页。一些作者（包括任崇岳《宋徽宗·宋钦宗》174页和Ari Levine, “The Reigns of Hui-tsung[1100—1126] and Ch’in-tsung[1126—1127],”p. 628）认为蔡京支持与金结盟，但史料似乎表明他反对这件事。参见附录A。

［38］ 《三朝北盟会编》卷一，政宣上帙一，4—7页。《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三十九，1125—1128页。

［39］ 蔡京在这个时期每五天上一次朝。

［40］ 如果这是发生在1119年金使到达后，那么郑居中不应该在朝中，因为1118年九月至1121年五月在在致仕期间。

［41］ 《清波别志》卷上，124—125页。另参见《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四十四，1363—1364页。

［42］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4页。张天祐《宋金海上联盟的研究》，190页；杨小敏、张自福《论北宋晚期徽宗君臣收复燕云之国策》，《天水师范学院学报》，2011年第1期，102页。

［43］ 《宋会要辑稿·职官一》，叶41b–42a。

［44］ 《三朝北盟会编》卷二，政宣上帙二，19页。关于马政，参见Herbert Franke, Krieg und Krieger in Chinesischen Mittlealter（12. bis 14. Jahrhundert）: Drei Studien , Wiesbaden: Franz Steiner Verlag, 2003, p. 107；黄宽重《宋史丛论》，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3年，1—18页；姜青青《马扩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

［45］ 《三朝北盟会编》卷二，政宣上帙二，19—20页。《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三十七，1166—1167页。关于宋金外交谈判，参见Dagmar Thiele, Der Abschluss eines Bertrages: Diplomaite zwischen Sung-und Chin-Dynastie 1117—1123 （Wiesbaden: Franz Steiner Verlag, 1971），包含所有国书的德文译文。

［46］ 《金史》卷二，30页。《三朝北盟会编》卷二，政宣上帙二，20页。《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三十七，1166—1167页。

［47］ 《三朝北盟会编》卷三，政宣上帙三，21页。《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三十九，1220—1221页。有关描述参见Jin-sheng Tao, Two Sons of Heaven: Studies in Sung-Liao Relations , pp. 87—97 或张天祐《宋金海上联盟的研究》。

［48］ 《金史》卷二，31—32页。《宋史纪事本末》卷五十二，527页。《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三十九，1221—1222页。

［49］ 《三朝北盟会编》卷四，政宣上帙四，30—31页。《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三十九，1220页。也有可能是徽宗为了先看一看金辽能否达成和谈，有意拖延这次出使。根据现代学者陶晋生的观点，徽宗也许更愿意看到辽继续存在，希望辽与金相互制衡，从而达成类似于宋朝此前与辽和西夏之间的平衡局面。Jin-sheng Tao, Two Sons of Heaven: Studies in Sung-Liao Relations , p. 95.

［50］ 《三朝北盟会编》卷四，政宣上帙四，30—31页。

［51］ 《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四十一，1267—1269页。女真人后来从这份手诏中引用了一句话。参见《三朝北盟会编》卷四，政宣上帙四，35页。陈乐素《宋徽宗谋复燕云之失败》，《辅仁学志》第4期，1933年，18页。

［52］ 《三朝北盟会编》卷四，政宣上帙四，31—34页。《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一百四十二，2387—2388页。《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四十一，1273—1274页。

［53］ 此外，关于十六州的概念上有很多不同的解释，因为州界在10世纪后发生了变化。《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四十一，1280—1283页。另参见陈乐素《宋徽宗谋复燕云之失败》，3—4页。

［54］ 《三朝北盟会编》卷四，政宣上帙四，35—36页。

［55］ 《三朝北盟会编》卷四，政宣上帙四，36—37页。

［56］ 关于马扩，参见Herbert Franke, Krieg und Krieger in Chinesischen Mittlealter（12. bis 14. Jahrhundert）: Drei Studien 和姜青青《马扩研究》。

［57］ 《三朝北盟会编》卷四，政宣上帙四，38—40页。《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四十二，1297—1300页。Herbert Franke, Krieg und Krieger in Chinesischen Mittlealter 将这几段文章完整地翻译为德文。

［58］ 关于阿骨打参与谈判，参见赵永春《宋金关系史》，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年，33—34页。

面对失败（1121—1135）

第十四章 危局（1121—1125）

宣和四年既开北边，度支异常，于是内外大匮，上心不乐。

——蔡絛后来的回忆

徽宗是从什么时候开始预感到事情也许不会完全按照计划顺利进行的呢？蔡絛的观点比较有说服力，他认为最早是在1121年，当时徽宗被迫撤回原本计划攻打燕京的军队，改派他们去镇压南方的一次叛乱。［1］

方腊起义

1120年十二月，徽宗获得消息，在全国最富裕的地区出现了一支叛军，已经占领了几座城池，其中便包括重要城市杭州。此消息上奏给徽宗时已经被隐瞒了数日，甚至是数周，因为各级官员都希望向上级报告一场值得称赞的胜利，而非新出现的危险问题，因此，在向上级报告之前，他们首先都力图自行解决这件事。［2］徽宗最终听到叛乱的消息时，形势必定已经非常危急了。当时波及的范围已远远超出最初的起义地点睦州，而扩大到周边的大部分州县。当地很多官吏一听说起义大军逼近就纷纷逃走，而不是组织兵力进行战斗。

1120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徽宗以宦官谭稹为将，率领原定攻打燕京的禁军精锐，前去镇压起义。在派出谭稹的三日后，徽宗颁布了一份诏书，赦免归降朝廷的起义军：

二浙安于承平，不见兵革垂二百年，属者狂寇窃发，凭恃山险，然念无知之人，或被胁从；两州吏民，或为诖误，或因逃亡；败衄军卒，情有可矜，困于无告。仰谭稹量度事机，晓谕德意。应干前项人及凶贼眷属，并见在贼中徒伴，如能束身自归，或告言动息，捕致贼党，并特与免罪，一切不问，内稍有功绩，即优与推赏。招携止杀，以靖南土。［3］

在颁布赦文和调兵遣将的同时，徽宗也在努力更多地了解事态的发展。他咨询意见的大臣之一是淮南转运使陈遘。陈遘回复说：“腊始起青溪，众不及千，今胁从已过万，又有苏州石生、归安陆行儿，皆聚党应之。东南兵弱势单，士不习战，必未能灭贼。愿发京畿兵、鼎澧枪盾手，兼程以来，庶几蜂起愚民，不至滋蔓。” ［4］ 1121年正月初七，根据这类建议和叛军不断进击的奏报，徽宗决定由童贯率第二支禁军南下，并统率全局。这支军队中包括一部分蕃兵，总兵力达到十五万人。由于叛乱的中心地点远离京城，徽宗授权童贯可自行颁布诏书，不必事先得到皇帝批准，可因时制宜制定作战计划。［5］

方腊又是什么人呢，他为何能够如此迅速地夺取这么多地区？关于方腊有各种传闻：他是摩尼教徒吗？他自己拥有一座漆园，还是仅仅在漆园里做工？据说方腊被征募去作村里的税吏，这份工作没有人愿意做，尤其是如果税额没有完足，税吏还要自己设法填补差额，这样一来就更没人做了。［6］方腊起义后，吸引了众多穷人参加他的队伍。

在方腊起义引起朝廷注意的时候，义军已经公开宣称反宋。1120年十一月初一，方腊自封为“圣公”，并宣布年号为“永乐”。宋朝为了运送花石纲给徽宗建造花园，在地方上强征很多苛捐杂税，方腊正是利用了人们对花石纲的怨恨情绪。一位南宋文人记载，方腊对追随者们慷慨陈词，控诉朝廷对辽和西夏输送巨额财富，皇帝还沉迷于“声色、犬马、土木、祷祠、甲兵、花石糜费”的奢侈生活，而这些都是东南人民的血汗钱。［7］不过，这些话究竟是不是方腊亲口所言，还是有人在北宋灭亡后想象他可能说过，就不得而知了。

刚开始的时候，方腊和他的起义军占据了一个掘有众多地道的巨大山洞帮源洞。他们像土匪一样，时常到村里劫掠或击杀官吏，然后返回洞穴。县城的官吏对起义军不仅束手无策，还总是遭到他们的伏击。官吏们命人用木头修建壁垒，深挖壕沟，但方腊的起义军烧毁壁垒，占领了县治。十二月初四，州治也被方腊攻破，起义军进城后见到官兵就杀。很快，起义军攻占了周边的很多县城，直逼杭州，知州闻风而逃，起义军便于十二月二十九日占领了杭州。他们在杭州城里放火烧了六日，据记载有三成居民在这次大火中丧生。［8］

禁军抵达后，宋朝在剿杀起义军上取得了很大的进展。童贯于正月二十一日抵达浙江，这距离他的部队接到南下命令后仅过了十四天，这说明他们大部分是乘船过来的。［9］童贯首先采取的措施包括废除花石纲和停运进贡物品，因为这已经让民众怨声载道，并成为起义军有效的号召。同时，童贯还颁布了一份御笔手诏——尽管这份诏书可能是童贯自己写的——承诺帮助平叛的人都有重赏。［10］杀死或生擒方腊者，都将获得赏银一万两、绢一万匹、钱一万贯和黄金五百两；擒获方腊手下大将者，赏赐酌减；如果叛军中有人捉拿了方腊并将其交给宋军，不论生死，他自己的罪行都将得到赦免，并获得重赏。［11］

童贯当时已经六十多岁，是禁军的总统领，但前线战场主要由王禀、姚平仲、何灌和刘光世等年轻将领控制，这些将领后来都在抗击辽、金的战场上发挥了核心作用。与起义军的第一场重要正面交锋持续了六天，宋军声称剿灭了两万叛匪。二月十八日，宋军收复杭州。通常的情况似乎是，禁军一旦逼近，起义军就撤离占领的城市，转而攻打另一座城市。然而，还是有越来越多的起义军被杀死或擒获。三月二十七日，宋军夺回了睦州。四月二十四日，禁军包围了起义军的大本营。从后部包抄洞穴时，宋军发现，“门岭崖壁，峭坂险径，贼辄数万据之。刘镇等率劲兵从间道掩击，夺门岭，斩贼六百余级”。直到黎明时分，宋军才攻进洞中。不久后，他们开始放火。“贼二十余万众腹背抗拒，转战至晚，凶徒糜烂，流血丹地。”宋军称共剿杀了几千名叛乱者，释放了数万名被胁迫加入的百姓。第二天，方腊在帮源洞中被宋军抓获，同时被擒的还有他的家眷及手下大将。此时距离童贯最初到达这个地区只有三月左右的时间。方腊于七月被押到京城，并作为囚犯被带上朝堂。次月，方腊被处决。［12］不过，他的一些追随者仍然在周边活动，因此禁军在那个地区共停留了十五个月。

方腊起义及朝廷平叛造成的损失非常巨大。宋朝史料记载了庞大的死亡人数，包括大约一百万起义军和两百万平民，当然这个数字也只是猜测。六个州和五十二个县都遭到起义军烧杀抢掠。［13］起义军在城中纵火时，往往会造成重大的损失。禁军与起义军作战时，杀死的起义军人数通常比活捉的人还多。例如，刘光世收复龙游县时，他的部队杀死了两千两百零九名起义将士，活捉的只有五十人。战斗中伤亡人数巨大，一个原因是起义军的装备简陋，也没有受到良好训练。一名宋将记载，起义军没有太多的兵器，常常赤手空拳地搏斗，而且为了吓唬敌人，还在脸上涂抹很多油彩假扮鬼怪。［14］

尽管有很多地方官吏在起义军进攻时闻风而逃，但同时也有很多英勇抗击的事例，还有不少人明知面临死亡也毫不退缩。［15］起义爆发伊始，当地的李纲于1121年正月给朝廷的每位宰辅都写了一封信。在信中，李纲叙述了他对这些起义军的观察，并提出了行之有效的军事策略。李纲坚持从外面调集训练有素的士兵，因为当地士兵无法有力地抗击起义军。尽管很多起义军是被方腊的部队抓获后被迫加入，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就不构成威胁。李纲认为，出身穷苦被迫加入起义队伍的士兵通常认为劫匪生活很吸引人，因为他们光靠偷窃就能够获得他们想要的所有东西。［16］

联盟的紧张局势

方腊起义发生得实在很不是时候。宋军正在东南忙于剿匪时，女真人的军队已拿下了燕京东边的平、滦、营三个州，以及辽国的西京（大同）。［17］阿骨打不愿意再讨论将这些州归还宋朝的事情了。他派使臣锡喇萨鲁向宋朝呈递正式文书，但使团在1121年二月抵达山东后，就在那里被扣留两个月。这实际上是一种拖延战术，因为当时童贯正在南方与方腊的起义军作战。直到最后锡喇萨鲁生气地威胁要走到开封时，徽宗才让马政将金使带到开封。［18］

由于童贯和宋朝最精锐的部队都在南方平乱，金使带来的书信使徽宗陷入两难。阿骨打在信中重申将燕京地区归还宋朝的承诺，但如果金军没有宋军帮助仅凭自身力量便攻下燕京，那他就不会归还燕京。对辽国的西京也同样如此。徽宗竭力反对这个新条件，在回复金使的国书中，他坚持燕京应当交还宋朝。但这一次宋朝并没有派使臣前往金国，而是让金使带回宋朝国书，明显反映出徽宗新近对宋金联盟的冷淡。

童贯的军队肃清起义军残部的时候，金国也正在对辽国统治进行摧毁性的打击。据蔡絛记载，徽宗朝廷先是听说辽国的天祚帝率十万大军前去援助燕京，但后来又听说他正在另外一个方向作战。事实上，在1222年之前，辽国的统治家族正在自相残杀。天祚帝的一位嫔妃指责说，一些主要大臣谋划着逼迫天祚帝让位给一位皇子。最终是天祚帝处决了几位亲属和大臣。此后不久，一些重臣担心自己也会成为天祚帝怀疑的目标，纷纷逃往金国。1121年正月，金军占领了辽国中京（见图2.1）。［19］

辽国已经连失三座京城，皇帝也逃跑了，到了1122年，辽国已不再是一个由中央政府控制的国家。1122年三月，辽国的一些大臣与天祚帝失去联系后，在南京（燕京）宣布拥立皇室成员耶律淳为新皇帝。他们还试图与阿骨打议和，但未获成功。由于这部分辽军被逐出了家园，据密探报告，宋朝开始担心他们会来抢占自己的土地，因此，朝廷要求边境守军加强军事防御。［20］

尽管与金订约已成事实，但徽宗还是收到一些大臣的奏疏，劝说他放弃攻打燕京的想法。其中坚持最久也最有说服力的大臣是宇文虚中，当时他担任宣抚使司参谋，掌管河北、河东和陕西的军队。宇文虚中认为，在充分评估交战双方的虚实之前，不应仓促应战。这份奏疏惹恼了王黼，他将宇文虚中贬去担任集英殿修撰。尽管如此，宇文虚中仍然继续上疏反对采取军事行动。［21］

在一部分金军追赶天祚帝的同时，宋军也做好了履行承诺的准备，即联合金国攻打辽国南都燕京。燕京是一座大城市，四周由高达九至十米的城墙环绕，城墙全长二十公里，尽管面积没有开封大，但也不小。燕京是当地的中心城市，该地区共有十个州和三十二个县，总登记人口为一百二十万，大部分是汉人。［22］ 1122年四月初十，徽宗在一个郊区御苑检阅了童贯打算带去燕京的几十万军队。徽宗给童贯亲笔写了一份手诏，其中包括童贯应当争取的三种策略：上策是燕京当地民众欢迎宋军，要求恢复以前的边界线；中策是统治燕京的耶律淳请求成为宋朝的属国；最不希望的下策是宋军镇压当地人的反抗，然后返回原来边界的状态。徽宗还向燕京百姓颁发了一份诏书，承诺减免愿意归顺者的税赋，并威胁处死那些反抗的人。徽宗还给耶律淳写了一份诏书，提出的条件和上面差不多。［23］

不到两周，四月二十三日，童贯便到了高阳关，宣抚司张贴榜文，呼吁燕京当地民众投降。榜文中说：“幽燕一方本为吾境，一旦陷没，几二百年。比者汉蕃离心，内外变乱，旧主（天祚帝）未灭，新君（耶律淳）纂攘。”榜文中还承诺，降宋的人将保留原有的官职和土地，而且对契丹人和汉人一视同仁。［24］

徽宗并不完全信任童贯能管控好这次出征，五月初九，他派蔡攸前去燕京监督童贯。徽宗在写给蔡攸的手谕中称，童贯年事已高，容易犯一些愚蠢的错误，然后故意隐瞒，但边境之事对朝廷关系重大，因此，派遣一位可以信赖的人前去监督局势发展，这非常重要。蔡京和蔡攸在别的事情上存在龃龉，且由来已久。蔡攸临行时，其父蔡京写诗一首为他送行，诗中委婉地对整个战役提出质疑。这首诗后来传到徽宗那里，徽宗建议对其中的措辞略作修改。［25］

童贯同时采取了几项策略，其中一个是在燕京内部制造叛乱，赶走契丹人，然后邀请宋军入城。他找到了一个内应，此人系前辽高官之子，名叫李处温。童贯派赵良嗣交给李处温一封信，授意他在燕京城内采取行动，与宋军里应外合。但计划并未成功，李处温被耶律淳的手下杀死。［26］另一方面，童贯也在寻求外交途径。他派马扩到燕京地区打探情况，寻找一些愿意帮助宋朝的当地汉人，作为与耶律淳之间的中间人。耶律淳手下大臣对马扩说，宋朝违背了与辽国的盟约，但马扩反驳说，耶律淳是篡位者，天祚现在仍然是辽国皇帝。也许是为了让马扩改变看法，燕京的官员让他跪下，然后取出两幅画像卷轴，一幅是宋真宗画像，另一幅是宋仁宗的画像，是几十年前由宋朝送给辽国的。耶律淳还让一位翻译诵读了两国当初立下的誓书。［27］

最后，童贯不得不仰仗手下的将领。但不幸的是，并非所有人都支持这项计划。年过七旬的种师道将他们这种行为比作强盗进入邻居家，不但不帮助邻居，还趁火打劫参与分赃。五月下旬（二十六日和二十九日），耶律大石率领的耶律淳部队进攻种师道率领的宋军。《三朝北盟会编》中有一段文字记录了由于轻信而导致的危害，认为宋军受到重创的一个主要原因是种师道命令部下不得杀害燕京人，而是坐等他们投降。种师道这样做是服从童贯的命令，因为童贯相信燕京人希望成为中国的一部分，除非受到煽动，否则他们不会反抗宋军的进军。但这可能是由不愿看到宋朝失利的人虚构出来的一个理由。然而，无论真实情况是什么，辽军在白沟袭击种师道时，他下令军队撤退。［28］

蔡攸六月份抵达宋军大营，此时童贯已撤退到宋朝境内的河间，燕京人也纷纷开始越过边境进入宋，他们说辽国已经没有统治者了，担心以后会发生战乱。差不多就在这个时候，耶律淳死了，他的遗孀以继承人的名义接替他执政。［29］

在宋朝的朝廷上，王黼竭力劝说举棋不定的徽宗再发起一次进攻。徽宗颁布手诏，批准了这项建议。这一次宋朝将调集二十万大军越过边境，此外还新提拔了一批大将，包括早年在童贯麾下参加过战斗的刘延庆和刘光世。很快，童贯向朝廷报告他们已成功进入燕京地区，缴获大量辎重，并擒获很多敌军。［30］

徽宗自己这时候正忙着接待金使。金国使团先在宋军兵营拜见了童贯，然后于九月十一日到达开封。使臣是一位名叫高庆裔的渤海人，他非常了解汉人的外交礼仪，处处确保金使受到的待遇高于宋朝通常对待辽国使者的礼遇。徽宗让他们步入崇政殿递交国书。他们不仅按照惯例到王黼的府邸议事，徽宗还多次派高官设宴款待他们。金使收到不少礼物，并参观了明堂、龙德殿等宫殿。他们离开时，徽宗甚至亲笔撰写国书和其他文件。但这几位金使显然并非恭顺的客人，他们离开前觐见徽宗，徽宗当时说，燕京现在已经没有真正的统治者，唯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军队。徽宗评论说：“岂金国可容？早擒之为佳。”金使反驳说，宋军自称多次打败契丹人，但这并不符合事实，事实表明，如果没有金军的帮助，宋军连一支契丹的军队都打不败。［31］

几天之后，也就是九月十八日，徽宗派赵良嗣、马政和马扩陪同高庆裔使团一起返回金国。他们带去的国书中报告了宋军近期对契丹人取得的胜利，以及金军从古北口攻打燕京时宋军将从涿州、易州出击的计划。此外，信中还提醒金国不要信任西夏，因为他们一直在帮助契丹人。［32］尽管对双方联合抗辽的最初理解是金军进攻大同，宋军攻打燕京，但此时徽宗提到的方案却是联合进攻燕京，显然是担心宋军在没有援军的情况下无法攻下防守严密的燕京。这是徽宗犯下的最严重错误之一，因为它暴露出宋军的无能，金也就丧失了让宋朝夺取燕京地区的主要动机。

在进行这些外交斡旋的同时，宋军在攻打燕京以南地区上有所进展。九月，易州和涿州没有抵抗就投降了宋军（在易州，当地百姓首先将城里的契丹人杀死）。耶律淳派去驻守涿州的常胜军统帅、渤海人郭药师也向大宋投降效忠。［33］

十月初九，耶律淳遗孀派来的使臣来到宋营，拜见了童贯和蔡攸。他们转达了耶律淳遗孀愿意作为宋朝属国的旨意，请求放过燕京的百姓。童贯希望能将土地交还宋朝，而不是留在属国，但来使说，归降宋朝等于归还了领土，而且与金相比，他们是一个相对友善的邻居。童贯扣下了使臣，派人将这份国书送往开封。［34］宋金之间的盟约当然不允许任何一方私下与辽国订立合约，但由于徽宗已告诉过童贯，使耶律淳归附是一个中策，这意味着他不得不考虑这个方案。

十月十三日，耶律淳遗孀请降的书信到达了开封，这被朝廷视为一个值得庆贺的事件，群臣在垂拱殿向徽宗表示祝贺。徽宗颁布手诏，减轻新获领土上百姓的税赋，重新对那里的州、县命名，并承诺任命有识之士担任官职。［35］

大宋朝廷已经开始在开封庆祝燕京的归降了，但耶律淳的遗孀还没有得到她所希望的条件，也没有打开城门迎接宋军。在前线，宋军做好了围攻燕京的准备。十月十九日，刘延庆、何灌、郭药师、刘光世等人在涿州会师。郭药师作为新近降宋的辽国旧将，对燕京的防御了如指掌，因此能够给出攻城的最佳方式。郭药师的计划是让宋兵乔装为平民，混在一座城门外每日的早市中，跟着人群进城，然后分散到其他几座城门，在他们的接应下为宋军打开城门。该计划进行得很顺利，宋军在控制城门后，立即命令那里的民众归降宋朝，并起来反抗契丹人。耶律淳的遗孀一度登上城门，在门楼上观看两军激战。郭药师派人劝她投降，但她回答说，她听说宋兵对契丹人烧杀抢掠，因此将士们决心与宋军决一死战。宋军与燕军在街头巷尾的肉搏战从早晨一直持续到晚上，在此期间，耶律淳的遗孀一直留在皇宫里。宋军精疲力竭时，她打开皇宫大门，派出新的生力军参战。宋军统帅期盼的援军没有及时到达，燕军很快占了上风。燕京城里的汉人担心因为帮助宋军作战而遭到报复，恳求郭药师留下来，但郭药师带着原先五千人军队中仅剩下的四百人，仓皇出逃。［36］

随后几天，局势对宋军越来越不利。十月二十五日，契丹将军萧幹带领军队出燕京城迎击宋军。为了让刘延庆及其军队相信城中的宋兵都已经被杀死，他拿出郭药师等几位宋将的盔甲和战马示众。十月二十七日，蔡攸下面的宣抚司担心涿州失陷，派出两千人前去加强防御。十月二十八日，刘延庆报告说，他正在撤兵。次日，刘延庆火烧军营，带领溃军退了回来。［37］

军事困境

几天后，宋军溃败的消息才会传到徽宗那里。在这期间，赵良嗣和马扩再次来到阿骨打的军营。1122年十一月初一，赵良嗣和马扩见到了阿骨打，此时阿骨打已经获知宋军失利的消息，不愿意将之前承诺的领土都交还给宋朝。现在他只同意归还燕京，还有燕京与宋朝领土之间的六个州。宋使坚持要回大同和燕京东边的平、滦、营三州，但没有成功。金国的谈判者还提出了新的条件，宋朝应当只得到这一地区的汉人居民，而契丹、渤海和奚等民族都属于金，而且可能会迁往金国。［38］金国的谈判者还说，金军随时能跨越这一地区，但赵良嗣认为这根本就是对宋朝主权的侵犯。

赵良嗣和马扩都记录了这次重要的会谈。［39］从马扩的记录中可以看出，他对赵良嗣很不以为然。连续几天夜以继日地赶路，他们在军营见到了阿骨打、阿骨打的儿子斡离不及一名翻译：

（阿骨打）云：“前次遣曷鲁大迪乌议割还燕地，贵朝不遣聘使，乃是断绝，今来难举海上之约。但皇帝知赵皇诚心，不忍绝好。燕京候平定了日，与或不与，临时商量。今西京却已平定，奉还贵朝，可差军马交割。”当时缘郭药师已降，刘延庆已逼燕，故有割云中（即大同）之意。

良嗣错愕，失词答云：“元议割还燕地。若燕京不得，即西京亦不要。”

斡离不云：“燕京为未了，且言临时商量。西京是已了，割与贵朝，却言不要，不成刚强与得？”

次日复召议事。相温云：“皇帝有旨，昨日所论西京事，更休理会，海上之约亦是贵朝自断绝。且看赵皇面，特许与燕京六州二十四县。如贵朝军马先入燕，则本朝军马借路归国，仍要在燕系官钱物。若贵朝不能入燕，待本朝打了与去。”

是时虏人闻杨可世、高一箭、郭药师已入燕，故有此语，以为他时纷竞之端。良嗣云：“钱物则不较，但借路事恐难从。”

相温云：“待遣人同去南朝商量。”遂起。

良嗣归，有喜色，作诗云：……

次日欲朝辞。相温云：“已差李靖充大使，王永昌充副使，撤卢拇充计议。却于二国信使中留一员随军，恐贵朝军马入燕地把定关隘。本朝借路时要得分辨。”

良嗣汗流不能对。某附耳云：“龙图，燕人不为女真所畏。若不能免，某请为留，宜安方寸。”

良嗣徐对曰：“自来无例摘留使人。”

相温云：“此皇帝意。”

近晚，阿骨打召辞云：“二使人谁留？”良嗣复答以无例。阿骨打云：“行军非引例处。”

某应曰：“若必欲留，愿令大使归报，某请留。”

遂辞。次日良嗣与李靖等行持书诣阙。［40］

十一月二十一日，赵良嗣与金国使者一同回到开封，而此前不久，宋军在燕京大败的消息也传回了京城。徽宗不想让金使在开封逗留太久，很快将他们打发了回去。徽宗遣回金使时，除了一封和解的国书，还亲笔给赵良嗣写了两封信，内容是关于如何进行谈判。第一封信中提到，营、平、滦三州的税赋不多，而且当地收成波动很大，因此，金希望得到银十万两和绢的价值超过从这三州获得的收入。徽宗还建议向金国解释，宋朝希望收回西京，是为了帮助抵御契丹统治者。第二封信回顾了之前两国商定的各个事项，重申他希望维持原先的所有决定，并表示如果平、滦两州交还宋朝，愿意增加每年输送给金国的绢和银两。徽宗最后说，必要时可以将他的信作为证据拿给女真人看。［41］

十二月初六，使臣还没有见到阿骨打，金军就开始进攻燕京了，马扩作为人质也被一同带去。尽管耶律淳的遗孀试图反抗，但燕京的统帅与高官拱手将关隘和城池交给了金。因此，燕京让宋军折戟沙场，却被金军攻下，这并非由于金军强大，而是因为尽管当地将领大部分都是汉人，但更愿意向金投降。阿骨打派马扩向童贯报告金军大胜的消息，并派一支五百人的骑兵队伍护送，还有五百匹马鞍齐备的马作为赠礼。王安中等官员此前非常自信，认为当地的汉人肯定会支持宋军，但事实证明这毫无根据。阿骨打让大部分的归降辽将都保留官职，并委派他们去劝说其他辽国城池投降。耶律淳的遗孀投奔天祚帝，花了十个月才到，但刚一到，天祚帝就愤怒地把她杀了。［42］

十二月十五日，赵良嗣和另外一位宋朝使臣周武仲终于见到了阿骨打，想通过谈判要回燕云地区，但被阿骨打拒绝。在回复开封的国书上，阿骨打指责宋在攻打燕京的行动上食言而肥。金国还提高了条件，不仅要求宋把此前向辽输纳的岁贡转纳金国，还要求得到燕京地区的税收。到了此时，阿骨打对礼尚往来已经不感兴趣了。宋朝若想要回营、平、滦，他就不会归还燕京。［43］

1123年正月初一，金国使臣李靖带着阿骨打提出的新条件来到开封。几天后，徽宗在崇政殿召见了金使一行人等。徽宗向他们表示，他对宋金联盟的成功很满意，并要他们就一些余留事项与王黼商议，例如燕京地区的税收问题。徽宗不在场时，双方的谈判十分激烈，各方都固执地坚持自己的立场，就像他们在金国大本营时那样。金国使臣坚称，燕京是金国自己攻下的，理应将燕京的税收纳入宋给金的岁贡之中。王黼反驳说，原先的协议中没有提到过税收，但他希望做一些妥协，维系双方联盟，同时出于实际操作的考虑，他提出以银两和绢来代替税收中的谷物和铜钱，因为前者更容易运输。针对这一建议，女真人没有提出异议。［44］

据马扩记载，宋使和李靖及金使一起返回后，童贯把他叫去，问他对谈判的记录为何与赵良嗣的叙述不一致。接着马扩被派去与王黼商量一些事情。他向王黼强调，尽管收回燕云地区是宋朝的长期目标，但由于宋军未能在金军之前攻下燕京，导致现在面临的局面比较被动，必须重新考虑决策的长期后果。马扩提出了三种可能的行动路径。上策是宋朝收回所有领土，北边一直延伸到更易防御的关隘，如此一来，即使宋朝不得不多付出一倍的岁贡，也能从中获益。但如果女真人不愿意交回平、滦、营三州，宋就只能将岁贡略微提高，因为宋朝必须修筑新的防御工事，以防侵犯。如果接受金国的提议，即只收回六个州，却要将这一地区的原有税收都交出去，马扩认为这显然是下策，且只是应对当前局势的权宜之计。他还认为，如果不考虑财政上的影响，一味寻求收回领土，根本就不能算是一种战略。但王黼说，朝廷已经决定选择马扩所说的下策。［45］

1123年正月，当初反对宋军攻打燕云地区的大臣王安中辞去三省的职位，请求去前线担任河北河东燕山府路宣抚使，知燕山府。王安中尽管文采出众，但没有任何作战经验。郭药师被任命为他的副手，实际主管军中事务。［46］

女真人开始不断地挑剔宋朝的提议。徽宗亲笔写了给金国的国书和附件，原本以为这样可以表明他对女真人的尊重，但女真人发现此次的书法风格与之前的文件不太一样，便怀疑信件不是徽宗亲笔所写。［47］徽宗还给赵良嗣、马扩和周武仲写了一份手诏，要求他们尽力索回燕山以北的区域，若不成功，就在谈判中采取新的方案。金国提出的盟约草案中仅提到了燕京及周边的涿、易、檀、顺、景、蓟六州。最后女真人同意，只要宋朝补偿金国的军费，就可以将大同归还给宋朝。这一协议被作为附件补充在官方文件上，同时表示金国归还大同是慷慨之举。盟约草案还说，双方之间将不使用亲属的称谓（不同于宋辽联盟的做法）。宋朝接受了金提出的草案，只是在最前面加了一篇序言，强调保持双方互信的重要性。但金国的版本中没有采用宋朝提议的语言，而是坚称宋朝没有履行承诺攻打辽国。［48］

这份盟约在宋和金的史料中都没有保存下来。徽宗签发的誓书在开头提到：“大金皇帝”已完全攻下辽国，现将辽在五代时期从宋朝夺走的燕京地区归还给宋。盟约中明确列出了范围，包括燕京和周边的涿、易、檀、顺、景、蓟六州，以及隶属于这些州的县和人口。宋朝之前每年输纳辽国的二十万两银子和三十万匹绢，今后转输金国。此外，宋朝每年还要支付一百万贯铜钱作为燕京地区的税收，相当于这一地区收入的五分之一或六分之一。双方都不应当向对方派出密探或收留叛逃者，也不应以任何方式在边境地区挑起争端。如果确需越界捉拿盗匪，应当先送交书面通知。不过，两国之间的道路应当保持开放。［49］

1123年的盟约基本上按照金国的意愿订立。不过，徽宗也没有什么理由认为宋朝受了委曲。宋朝在外交上花费了很多的精力，但军队调集得相对较少，得到的结果中既有新增加的财政负担，也有新获得的领土。盟约签订之后，徽宗朝廷也许还是认为他们的所得要多于所失，毕竟自从979年宋太宗试图夺回燕京失败后，宋朝就一直渴望收复燕京地区。现在，这一目标终于实现了。

三月，徽宗在崇政殿召见金国使臣。后来，由于金使一再要求举办“花宴”，徽宗便派人为他们安排了一次。金使准备离开时，明确问到能给金国多少特别报偿，徽宗回答说二十万，金使想让徽宗增加，但徽宗并未同意。金使离开后，徽宗向赵良嗣和马扩提起这件事，说金人似乎贪得无厌。赵良嗣赞同徽宗的说法，也认为金人很贪婪，而且只会考虑自己的利益。马扩又说：“在本朝兵不立威乃至是。”徽宗说，女真人的贪婪和残暴甚至比唐朝末年在中国大部分地区发起暴乱、臭名昭著的黄巢有过之而无不及。他还说道，若能使金人安定下来，他不惜将岁贡增加到一百万。接着徽宗转向了一个比较轻松的话题，他听说马扩是一个知书达理的人。赵良嗣告诉徽宗，马扩是一位武进士。马扩则谦恭地回答，自己是受益于徽宗建立的教育机构。当日晚上，徽宗就赐予马扩御笔诏书，并升了他的官。［50］

四月十七日，童贯和蔡攸率领宋军进入燕京。城中没有逃走或没被女真人迁走的居民手持点燃的香火，列队欢迎新的统治者入城。五天后，也就是四月二十二日，童贯上表报告皇帝已收复领土，并将过去几年中的所有战役都说成宋朝连战皆捷。［51］女真人占领燕京的六个月中，对这座城市抢掠一空，因此，在宋军看来，他们似乎只得到了一座空城。两日后，童贯和蔡攸率军离开燕京，返回开封。

为了庆祝收复燕京，徽宗宣布了一次大赦。五月初七，群臣聚集在文德殿，向徽宗表示祝贺。五月初八，徽宗写了一份手诏，称收复燕京是“绍祖考之先志”，并对所有的宰辅进行封赏。五月初九，由于王黼在收复燕京中所起到的重要领导作用，被提升为蔡京致仕前的职位（太傅）。几天后，徽宗又赏赐他一座私宅，面积比他在七年前获赐的府邸还大。府邸收拾妥当后，徽宗亲自为其中的七个房间题写了匾额。［52］

五月二十九日，童贯和蔡攸返回开封，值此之时，徽宗亲临景龙门（旧城北城墙的正门），观看凯旋的队伍。［53］童贯和蔡攸还一同带来了降将郭药师。徽宗以贵宾之礼对待郭药师，显然是希望胡族将军也可以像唐朝蕃将一样戍守北方边境。徽宗赐给郭药师一座宅邸和一些侍女，除了命令重要大臣接待郭药师，还邀请他游览皇宫中的苑囿和金明池，并在金明池安排了赛舟的娱乐活动（彩图十四 ）。郭药师向徽宗表达了自己的感激之情，徽宗问可否托付他一件事，郭药师答道：“臣夷虏远人。今日蒙天地大恩，已誓效死惟陛下，即使蹈汤火、冒白刃，正所甘心粉身碎骨矣。请不问何事，臣药师必死也。”于是，徽宗提出了一个让郭药师感到不得不拒绝的要求：“天祚未了。卿为朕经营取之，以绝燕人之望。”郭药师泪流满面，请求徽宗不要派他去攻打旧主，此时徽宗非但没有怪罪郭药师，反而因他的忠诚而有所赏赐，希望以此赢得他的心。［54］

六月初一，已经致仕的蔡京上表祝贺徽宗打败辽国，称这是宋朝前所未有的功绩，预示着伟大的和平终于来临了。蔡京提到神宗时期军事行动上的受挫，以及徽宗自己“下武继文”，最后得出结论：宋军的这些胜利一定是赢得了上天的助佑。［55］

七月十六日，童贯正式致仕，据说是因为徽宗对他和蔡攸从燕京回到开封后的表现不甚满意。［56］同一天，王黼为徽宗献上一个精心设计的新尊号，以体现徽宗对道教的发扬光大，以及在军事、文化事业上取得的伟大功绩。徽宗御笔答复如下：

朕获承至尊，兼三王五帝，以临九有之师，无有远迩，罔不臣服。荷天之鉴，四序时若，祥瑞洊至。薄言兴师，燕、朔归附，大一统于天下，盖祖宗之灵，庙社之庆。惟我神考诒谋余烈，顾朕何德以堪之？而群公卿士，犹以炎、黄、唐、虞之号为未足称，循末世溢美之辞来上，朕甚愧焉。所请宜不允。

王黼的请求连续三次均被徽宗拒绝，包括赵楷、太学生和一些老臣在内，很多人仍屡屡提出这一请求，徽宗都没有答应。［57］不过，看起来当时很多人都觉得徽宗会喜欢这种恭维。

九月，王黼向徽宗报告，自己的宅邸中长出了象征祥瑞的芝草。王黼思考芝草所预示的重大意义时，想起徽宗在前一年赏赐的长生大帝圣君和九华玉真安妃（化身为徽宗和刘明节皇后的天神）画像。由于他对画像中的形象非常熟悉，一下就认出芝草与这两幅画像很像，因此，这对整个国家而言都是一个吉兆。徽宗不仅亲自临幸王黼的宅邸观看芝草，还赐予王黼一份手诏。徽宗在手诏中称赞王黼在收复燕京时做出的贡献：“若合符节，比来海嵎加治，神祇咸若，凡建大事，决大疑，莫不克举，方时平虏之策，在廷之臣，罔攸措议，惟卿有先见之明，助朕独断。”现在甚至草木也对他的美德做出了回应。但另一处史料记载，徽宗此次临幸时，发现王黼宅邸之富丽奢华堪比皇宫花园，因此开始怀疑他的廉洁。据说徽宗当天晚上喝醉了，王黼想留他在府中过夜，让皇帝的禁军护卫独自回去，但护卫拒绝了，要求面见皇帝，于是王黼自行将他们解散了。［58］

新的领土

收复北方几个州耗尽了宋朝政府的资源。同时，燕云十六州中尚未交还宋朝的几个州的汉人担心女真人成为新的统治者，也纷纷逃往河北。河北地区经常受到黄河改道的影响，本身并没有剩下什么资源。［59］当地政府在养活和控制这些难民上困难重重。很多人加入了自卫的民间组织，其中势力最大的一支被称为义胜军，据说有十万人。当地劫匪猖獗，商人都不愿意去那里经商。1124年正月二十九日，马扩被派往燕京，与王安中商议如何管理新的领土，争取当地居民并帮助他们在战后复苏。但金国的存在是一个威胁。三月，金派使臣前往燕京，向宋朝索要据称赵良嗣承诺过的二百万担粮食。宦官统帅谭缜以没有正式书面协议为由，拒绝了这一要求。［60］由于当地遭受饥荒，连驻守当地的宋军都没有足够的粮食，甚至有人饿死，所以谭缜或许也别无选择。［61］

宋军为夺取燕云地区和管理当地难民付出了巨大的成本。为了养活九千人的戍边守军和郭药师的五万人常胜军，每月需要十多万担粮食。［62］京城、河南与河东的百姓已经担负了沉重的税赋，因此，宋朝开始对其他地区征收一项新的税费，称为免夫钱。每名成年男子必须缴纳二十贯铜钱，甚至官员、宗室和僧侣也不能幸免。这项新税共筹集了两千万贯，却激起了众多民怨。［63］本节的题记摘自蔡絛的一份长篇记录，讲述了这项新税对其父、对徽宗所产生的影响：

宣和四年，既开北边，度支异常，于是内外大匮，上心不乐。时王丞相既患失，遂用一老胥谋，始倡免夫之制，均之天下。免夫者，谓燕山之役，天下应出夫调，今但令出免夫钱而已。御笔一行，鲁公为之垂涕，一日为上言曰：“今大臣非所以事陛下也。陛下圣仁，惠养元元，泽及四海。矧前日之政，但取地宝，走商贾，未尝及农亩。今大臣于穷百姓口中敛饭碗，以取其钱，乞弗取。”上心亦悔，亟令改作圣旨行下，然无益矣。自是作俑，每动敷田亩，习以为常。不但祖宗朝，盖亦崇观、政和之所无也。是时，天下免夫所入，凡六千二百余万缗，朝廷桩以备缓急。至宣和七年春已用之，止余六百万缗尔，外二千二百余万缗，有司奏不知下落，此黼密以奉宴私者。［64］

显然，将这些亏空记在王黼身上有些夸张，他不太可能为了一己私欲就花光五千万贯，更有可能的是，派军攻打燕京和安置难民耗尽了政府的储备。战争的代价是极其昂贵的。

然而，宋朝政府却无法削减军队的开支。由于急需更多的马匹，针对那些在本辖区内增加养马数量的官员，政府制定了奖赏制度。谭缜与女真人有了摩擦，童贯在致仕后又被召回京城，并于1124年八月被派往燕京替代谭缜。［65］

朝廷内也在重新进行调整。在受到李邦彦和蔡攸的弹劾后，王黼于1124年十一月被罢免。宇文粹中呈递了一份奏疏，内容是最近几年连续征战所造成的沉重财政负担，以及因此对普通百姓征收的苛税及其影响。宇文粹中认为，徽宗曾多次颁布诏书，对百姓表示同情，如今都已经沦为一纸空文，最重要的是要大量削减开支，使之回到宋朝早期的水平。作为对这份奏疏的回应，徽宗下令设立一个由蔡攸、白时中和李邦彦三人领导的讲议局，任务是找出政府在开支上的浪费。童贯认为，领取俸禄的人数一直在稳步上升，而真正能够缩减预算的唯一方法就是减少领取俸禄的人数。［66］

次月，根据朱勔的建议，蔡京在致仕四年半后重新被召回朝廷任职。他可以每五日上朝一次，但这一安排也未持续很久。由于蔡京当时已接近失明，不得不让儿子蔡絛帮忙处理公务，但李邦彦、白时中对蔡絛的权力感到不快。1125年三月，二人说服徽宗罢免蔡京。徽宗派童贯和蔡攸前往蔡京府中，要求他离职。尽管当时蔡京已有八十岁了，但他还是不太情愿。这些事情之后，童贯重新恢复了尊贵地位。事实上，童贯在1125年六月被赐封为王，因为根据神宗的遗训，收复燕京地区的人应当被赐封王爵。［67］

直到蔡京再次致仕之后，讲议局才开始呈递报告。1125年的四月至十一月，讲议局提出了一系列削减人事、诸项费用、特权和铺张浪费行为的建议，例如，要求各路、州在每年祝贺徽宗诞辰（天宁节）时不要耗费太多物资。讲议局曾在一份报告中抱怨，有的地方官员无视新的法令，甚至连皇帝的御笔也不放在眼里。尽管中央政府可以禁止各种腐败行为，但在强制地方政府执行方面的手段却非常有限。［68］

金国在那个时候也有一位新皇帝登基。1124年初，宋朝听说了阿骨打在几个月前离世的消息，徽宗废朝数日，并穿上了吊唁的衣服。阿骨打的弟弟吴乞买继承皇位，庙号为金太宗（1123—1135年在位）。事实证明，金太宗统治下的金国是一个非常棘手的盟友。1123年底，前辽大将张瑴带着宋朝边界的平州和另外两个州，从金投降宋。宋朝很高兴能得到更多的领土，赏赐了张瑴丰厚的钱财和封号，完全没有顾及宋金盟约中禁止向对方臣民提供庇护的规定。金太宗对宋接受张瑴投降勃然大怒，不仅以武力夺回了平州，还要求当时掌管燕京的王安中将张瑴的首级交给金。王安中照他的要求做了。［69］这一行动避免了与金的决裂，但同时也使很多前辽大臣对能否信任宋朝的保护持谨慎态度。

1125年正月，徽宗遣使前往金国，祝贺新皇帝金太宗登基。宋使许亢宗的报告是徽宗朝唯一存世的使臣报告。许亢宗在报告一开始就提到，这次出使基本上遵循了与辽国之间建立的使团礼节。除了正使和副使，使团共有八十人，包括一名医师、两名翻译、四十五名士兵，以及各类职员、挑夫、马夫等。［70］为了运输行李，使用了三辆马车、十头骆驼和十二匹马。礼物中除了茶和水果等物，还有配备金银马鞍和辔头的三匹马，以及用象牙和玳瑁装饰的马鞭。使团于1125年正月底出发，八月返回，总行程在宋朝境内是二十二程共计一千一百五十里，境外是三十九程共计三千一百二十里。

许亢宗描述了他们所经区域的自然与人文地理特征。他发现讲汉语的区域很广，契丹、女真、奚和高丽人相互之间的沟通都使用汉语。他还看到了近年来战争的很多痕迹。燕京地区发生了旱灾，尽管现有的物资被输送供应郭药师的常胜军，但将士们看起来仍然骨瘦如柴；事实上，由于供应到得太迟，官兵十之七八都饿死了。随着使团越来越深入金国领土，人口密度也急剧下降。使团来到金国领土的大后方时，一名金国大臣准备了几顶帐篷，用来接待宋朝使臣并提供娱乐。随着乐师用各种乐器的伴奏，六七十名舞者翩翩起舞。许亢宗觉得那些食物都比较奇怪，尤其不习惯羊心或羊血做的汤。与他进餐的一个主人开始吹嘘金国无敌于天下，许亢宗回复说，宋朝也并非羸弱，而是一个有着两百年历史的国家，幅员辽阔，有精兵数百万。但他也承认，当他终于来到金国的朝殿时，还是被工匠建造的宏伟宫殿打动了。金太宗端坐在宫殿内，殿内装饰非常奢华，并有金杯和象牙汤匙。［71］

许亢宗返回开封后，徽宗阅读了报告，女真人准备进攻大宋的证据已经很确凿了。在整个1125年，马扩也多次派人给童贯送信报告，他派出的密探已经非常确定，金正在准备攻打宋。［72］童贯尽可能为应战做准备工作，但他还是不太愿意把这个坏消息告诉徽宗。

与十年前奋起反抗辽国的女真人相比，现在的女真族已经成为更加可怕的敌人。通过与辽的战役，他们学会了如何攻占城池以及与步兵作战。阿骨打的儿子斡离不与侄子粘罕也不再惧怕对手的军队规模，掌握了在谈判中如何用技巧去操控和迷惑对方，以及如何在察觉到对方希望和解时提出更多的要求。宋应当对这些进行提防。

1125年十一月，徽宗在郊坛举行了一次大型的祭天仪式。十二月初，朝廷接到了边境附近的官员密报，金军已进入宋的领土，但宰辅们并没有将消息告诉徽宗，部分原因是打算在所有仪式都结束后再去打扰他。［73］月初，也就是十二月初八，陕西转运判官李邺自告奋勇出使金国，他要求朝廷拿出三万两黄金，希望以此来说服金国撤军。徽宗当时没有这么多现成的黄金，于是拿出祭祖时用的两个金瓮，加起来重约一万两，命人熔制成金块。［74］然而，李邺还没有回来，局势就渐趋恶化了。

徽宗是否应该为方腊起义承担责任呢？传统的史家当然这样认为。这次起义证明徽宗的奢侈生活对国家造成了巨大的破坏：老百姓受到了沉重压迫，被迫揭竿而起。即使我们不应完全相信南宋史料中方腊的话确系他本人所说，但经济困境显然帮助起义军招募到更多的追随者。这些困境中有多少是新出现的，又有多少是政府的近期政策造成的，很难区分，但也许可以肯定的是，政府的政策使局势更加恶化。

徽宗一得知方腊起义的严重性，就毫不迟疑地派手下最有经验的两名大将率重兵前去镇压。起义本身很快就被镇压下去了，但它的重要意义主要在于，这使得宋军耽搁一年多才进攻燕京，也就让金国有了充分的时间，几乎独自攻下了辽国。如果宋军能够提前一年到达，金就会认为宋军对抗辽之战有更多的贡献。

即使徽宗看到事情进展不顺利，也没有放弃。他坚持履行自己的职责——阅读奏疏，向信任的大臣咨询建议，亲自接见使臣，并亲笔给宋使写手诏，指导他们如何进行谈判。必要时他还动用皇家资源，甚至令人将祭祀用的金器熔掉，送给金国。徽宗在款待新盟友时非常大方，并批准建立了庞大的军队。因此，并不是由于徽宗自己拒绝参与这些事情，才导致扩张国家疆域的宏伟计划破灭。

徽宗决定与金结盟是否促成了辽国的灭亡呢？也许没有。宋在灭辽的过程中只起到很小的作用，金主要是通过说服辽军倒戈，独立完成了这一任务。最多只能说由于与宋的结盟，使金获得了信心。［75］如果宋没有与金结盟，而是与辽结盟，帮其镇压女真人的叛乱，也许辽可以设法生存下去，不过，这一结果也无法确定。

因为距离的原因，徽宗及其宰辅很难从开封对战争和外交进行管理，情报也时断时续。谈判在开封进行时，宋朝可以确保谈判协议令他们满意，然而，谈判常常是在金国进行，如果有新的问题提出来，宋使就必须至少做出初步决定。军事行动也同样如此，很难从京城控制远在几百公里之外的军队，统帅报告的内容也无法保证都是完整和准确的。这些困难在随后几年将继续困扰徽宗。

在宋金联盟签订后，宋是否有可能扭转局势呢？每次宋对金的新要求做出妥协后，金似乎就会提高胃口，希望从宋那里获得更多东西。如果宋朝攻下燕京，甚至攻下辽国其他防守严密的城池，金军将领在决定迅速向中国北方发动大规模战役之前，也许会产生一丝丝犹豫。

［1］ 《三朝北盟会编》卷五，政宣上帙五，42—43页。

［2］ 《宋史》卷四百七十，13682页；《皇朝编年纲目备要》卷二十九，738页。

［3］ 《宋会要辑稿·兵一〇》，叶16b—17a。英译文见Kao Yu-kung（高友工）, “Source Materials on the Fang La Rebellion,”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24（1966）, pp. 234—235，略有改动。

［4］ 《宋史》卷四百四十七，13181页。

［5］ 《青溪寇轨》，109页。《宋史》卷四百六十八，13660页；卷四百七十，13682页。《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四十三，1311页。

［6］ 高友工在1962年和1966年的研究仍然非常有用，但是没有反映出近年来的学术研究成果。中文的二手文献很丰富，关于这些文献的介绍以及1949年后的政治影响，参见朱瑞熙、程郁《宋史研究》，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年，97—102页。主要历史学家在这方面的研究，参见李裕民《方腊起义新考》，《山西大学学报》1980年第2期；杨渭生《关于方腊起义若干问题的再探索》，《文史》第8辑，1980年；邓广铭《关于宋江的投降与征方腊问题》，《中华文史论丛》1982年第4期，1—9页；竺沙雅章《中国佛教社会史研究》。

［7］ 《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四十二，1302页；《续资治通鉴》卷九十三，2424页；《青溪寇轨》，112页。《青溪寇轨》的作者记载，方腊是打算将国家一分为二，这样南方就不必再缴纳重税补贴北方。他意识到，这样将对宋朝产生重大的冲击：“我既据有江表，必将酷取于中原。中原不堪，必生内变。二虏闻之，亦将乘机而入。腹背受敌，虽有伊、吕，不能为之谋也。”英译文参见Kao Yu-kung, “Source Materials on the Fang La Rebellion,”p. 221，略有改动。这部著作中还记载，方腊说等宋朝灭亡后，他将用大约十年的时间再次将国家统一起来。

［8］ 《青溪寇轨》，108页。《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四十二，1293—1297、1302—1306页。

［9］ 《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一百四十一，2377页。

［10］ 《宋史》卷四百七十，13686页。《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四十三，1313页。

［11］ 《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四十三，1312页。《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一百四十一，2377页。

［12］ 《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一百四十一，2377—2380页。《青溪寇轨》，108页。《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四十三，1329—1330页；英译文参见Kao Yu-kung, “Source Materials on the Fang La Rebellion,”pp. 232—233，略有改动。《宋史》卷二十二，408页。

［13］ 《宋史》卷四百六十八，13660页。关于据说受到影响的州、县的数量差异，参见杨渭生《关于方腊起义若干问题的再探索》。

［14］ 《青溪寇轨》，109页。《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一百四十一，2378页。《宋会要辑稿·兵一〇》，叶18a—b。英译文参见Kao Yu-kung, “Source Materials on the Fang La Rebellion,”p. 237，略有改动。

［15］ 《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四十二、四十三，1304—1332页，散见于各处。在注释中引用了很多此类故事，主要引自《两浙名贤录》。

［16］ 他写给王黼的信参见《全宋文》第171册，22—25页；给白时中的信参见《全宋文》第171册，26—28页；给郑居中的信参见《全宋文》第171册，28—31页；给冯熙载的信参见《全宋文》第171册，32—33页；给王安中的信参见《全宋文》第171页，34—36页。当时童贯已经离开京城，因此他没有给童贯写信。

［17］ 《三朝北盟会编》卷四，政宣上帙四，38页。

［18］ 《三朝北盟会编》卷五，政宣上帙五，42页。《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四十三，1315—1316页。

［19］ 《三朝北盟会编》卷五，政宣上帙五，45页。《宋史纪事本末》卷五十二，528—532页。

［20］ 《宋史纪事本末》卷五十二，530—532页。李天鸣《宋徽宗北伐燕山时期的反对意见》，《故宫学术季刊》2000第4期，122页。

［21］ 《三朝北盟会编》卷二百一十四，炎兴下帙一百一十四，205—208页。李天鸣《宋徽宗北伐燕山时期的反对意见》（125—129页）也举了一些反对进行军事行动的奏疏例子。

［22］ 《辽史》卷四十，493—494页。Karl A. Wittfogel and Feng Chia-sheng, History of Chinese Society, Liao （907—1125） , Philadelphia: 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 1949, pp. 79—81.

［23］ 《三朝北盟会编》卷五，政宣上帙五，47—48页。

［24］ 《三朝北盟会编》卷六，政宣上帙六，49页。

［25］ 《三朝北盟会编》卷六，政宣上帙六，51页；卷七，政宣上帙七，60页。《独醒杂志》卷五，45页。另参见任崇岳《宋徽宗·宋钦宗》181页对这些诗的诠释。也有一些人认为蔡京写这首诗是出于自身安全的考虑，如果出征失败，他就可以证明自己反对过。但有充分的证据表明，蔡京一直都反对开战。

［26］ 《三朝北盟会编》卷八，政宣上帙八74—76页；卷九，政宣上帙九，77—78页。

［27］ 《三朝北盟会编》卷六，政宣上帙六，57—59页。

［28］ 《三朝北盟会编》卷六，政宣上帙六，53—54页；卷七，政宣上帙七，63—64页。这一报告可能源自《独醒杂志》卷十，91页，或者两处记载均来自传言。关于这次战役的详尽叙述和一幅有用的地图，参见李天鸣《宋金联合攻辽燕京之役——燕山之役》，《第二届宋史学术研究文集》，台北：中国文化大学，1996年，288—299、304页。

［29］ 《皇朝编年纲目备要》卷二十九，743页。

［30］ 《三朝北盟会编》卷九，政宣上帙九，79—80页。

［31］ 《三朝北盟会编》卷九，政宣上帙九，82—83页。《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一百四十三，2394—2396页。《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四十五，1377—1382页。另参见《大金国志》卷二，25—26页。

［32］ 《三朝北盟会编》卷九，政宣上帙九，83—84页。

［33］ 《三朝北盟会编》卷十，政宣上帙十，89—90页。《皇朝编年纲目备要》卷二十九，744页。

［34］ 《三朝北盟会编》卷十，政宣上帙十，9.93。

［35］ 《三朝北盟会编》卷十，政宣上帙十，88—95页。

［36］ 《三朝北盟会编》卷十，政宣上帙十，96页，至卷十一政宣上帙十一，99页。

［37］ 《三朝北盟会编》卷十一，政宣上帙，100—101页。有关从军事角度上对宋军溃败原因的分析，参见李天鸣《宋金联合攻辽燕京之役——燕山之役》，297—299页。

［38］ 赵良嗣的报告参见《三朝北盟会编》卷十一，政宣上帙十一，102—104页，马扩的报告参见104—105页。

［39］ 《三朝北盟会编》卷十一，政宣上帙十一，102—105页。

［40］ 《三朝北盟会编》卷十一，政宣上帙十一，104—105页。

［41］ 《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一百四十三，2401—2402页。《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四十五，1394—1395页。笔者曾见过这两封信，当时由一位县城学校的老师收藏。

［42］ 《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四十五，1397页。Tao Jinsheng, Two Suns of Heaven: Studies in Sung-Liao Relations , p. 92.《三朝北盟会编》卷十二，政宣上帙十二，111—112页。Herbert Franke, Krieg und Kreiger in Chinesischen Mittlealter（12. bis 14. Jabrhundert）: Drei Studien , p. 112.《宋史纪事本末》卷五十二，533—534页。

［43］ 《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一百四十三，2402—2404页。赵良嗣的碑文详细记述了这些讨论，也许是来源于他自己的记录（《龟山集》卷三十六，叶7b—12a）。

［44］ 《三朝北盟会编》卷十三，政宣上帙十三，117—118页。《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四十六，1406—1407页。

［45］ 《三朝北盟会编》卷十三，政宣上帙十三，118—119页。

［46］ 《宋会要辑稿·职官四一》，叶20a。《宋史》卷三百五十二，11125页。

［47］ 《三朝北盟会编》卷十五，政宣上帙十五，137—138页。《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一百四十三，2408—2409页。参见陈乐素《宋徽宗谋复燕云之失败》，30页。

［48］ 《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一百四十三，2407页。Tao Jinsheng, Two Suns of Heaven: Studies in Sung-Liao Relations , pp. 92—93.

［49］ Herbert Franke, “Treaties between Sung and Chin.”In Études Song in Memoriam Étienne Balazs , Ser. 1:1, edited by Françoise Aubin, Paris: Mouton, 1970, pp. 60—64中有这份誓书的英译文。

［50］ 《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四十六，1420—1422页。《三朝北盟会编》卷十五，政宣上帙十五，135—136页。Herbert Franke, Krieg und Kreiger in Chinesischen Mittlealter（12. bis 14. Jabrhundert）: Drei Studien , p. 113.

［51］ 《三朝北盟会编》卷十六，政宣上帙十六，145、150—152页。

［52］ 《三朝北盟会编》卷十七，政宣上帙十七，158页。《宋会要辑稿·职官一》，叶3b；《崇儒六》，叶12b–13a。《能改斋漫录》卷十二，368页。

［53］ 《三朝北盟会编》卷十七，政宣上帙十七，158页。

［54］ 《三朝北盟会编》卷十七，政宣上帙十七，161—162页。

［55］ 《三朝北盟会编》卷十七，政宣上帙十七，158—159页。《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四十七，1449页。

［56］ 《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四十七，1455页。

［57］ 《挥麈录·后录》卷一，49页。

［58］ 《三朝北盟会编》卷三十一，靖康中帙六，306、308页。

［59］ 关于11世纪由于黄河改道和修建大坝而进行的森林砍伐致使河北的经济恶化情况，参见Ling Zhang, “Changing with the Yellow River: An Environmental History of Hebei, 1048—1128,”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69（2009）, no. 1: 1—36。

［60］ 《三朝北盟会编》卷十九，政宣上帙十九，175—176页；卷二十三，政宣上帙，224—225页；卷九十九，靖康中帙七十四，402页。《宋史纪事本末》卷五十三，553页。《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四十八，1474—1475、1497页。

［61］ 参见《三朝北盟会编》卷二十，政宣上帙二十，187页高丽使臣的记载。另参见李天鸣《金侵北宋初期战役和宋廷的决策》，《宋旭轩教授八十荣寿论文集》，2000年，188—189页。

［62］ 《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四十八，1476页。

［63］ 《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四十八，1477页。有的史料中记载每人的交费是三十贯，如《宋史纪事本末》卷五十三，553页。

［64］ 《铁围山丛谈》卷一，21页。《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四十八，1477页）的记载稍有不同，这里引用的是前一版本。

［65］ 《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四十八，1475—1476、1482—1484页。

［66］ 《续资治通鉴》卷九十五，2478页。《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四十八，1486—1489页。《宋史》卷一百七十九，4362—4363页。蓝克利翻译并注释了这份奏疏的全文，见Christian Lamouroux, Fiscalite, compte publics et politique financiers dans la Chine des Song （960—1276）: le chapitre 179 du Songshi , Paris: Institut des Hautes Études Chinoises, 2003, pp. 200—202。

［67］ 《续资治通鉴》卷九十五，2480、2485页。《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四十八，1493、1513页。《宋史纪事本末》卷五十三，554页。

［68］ 《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四十九，1511—1534页。

［69］ 《三朝北盟会编》卷十九，政宣上帙十九，174页。《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四十八，1472页。赵永春《宋金关系史》，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年，41—44页。

［70］ 关于完整的清单，参见Melvin Thlick Ang, “Sung-Liao Diplomacy in Eleventh-and Twelfth-Century China: A Study of the Social and Political Determinants of Foreign Policy.”pp. 105—106。

［71］ 《三朝北盟会编》卷二十，政宣上帙二十，10.185—195页。另参见Herbert Franke, “Sung Embassies: Some General Observations,”In China among Equals: The Middle Kingdom and Its Neighbors, 10th–14th Centuries , edited by Morris Rossabi,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3。

［72］ 《三朝北盟会编》卷二十二，政宣上帙二十二，208—213页。

［73］ 《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五十，1560页。《三朝北盟会编》卷二十四，政宣上帙二十四，236—237页。

［74］ 《三朝北盟会编》卷二十三，政宣上帙二十三，225页。《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一百四十四，2431页。

［75］ 赵永春《宋金关系史》（16页）提出了这种观点。

第十五章 内禅（1125—1126）

臣曩者君临四海，子育万民，缘德菲薄，治状无取，干戈并兴，弗获安靖。

——徽宗于1125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写的祷词

1125年十二月十六日，童贯回到京城，同时也带来了女真人入侵的消息。童贯还在太原时，马扩和他的密探就汇报了粘罕和斡离不两位将军率女真军队入侵大宋的消息。童贯之所以去太原，是因为金国要求他在太原会面，然后金会依照之前的协议在大同交还宋朝领土。童贯听说金军入侵的消息后，派两位使臣去见粘罕，要他做出解释。使臣带回的答复是，女真人入侵宋朝是由于张瑴事件，宋只有割让河东、河北，并以黄河作为新的边界，才可能得到一条活路。［1］这相当于对宋宣战。童贯不顾太原守军统帅的恳求，立即回师开封，通知朝廷，并协调宋军的应对措施。后来，反对童贯的人指责这一行动是懦弱的表现，但童贯反驳说，自己作为宋军年过七旬的最高统帅，职责是对军队进行总体部署，而不是仅仅防守某一座城市。［2］同时，给朝廷送急件也没有用处，因为宰辅通常不会将令人不安的消息报告给徽宗，他必须亲自回京觐见皇帝。

太原以北的领土很快就沦陷了，太原也陷入长期的包围中。东部的防守任务委托给了归降宋朝的辽将渤海人郭药师。徽宗在两年前曾经非常慷慨地款待过郭药师，他统领的军队被称为常胜军，由汉人和渤海人组成，最初是为辽国效力。但对宋朝而言，不幸的是，当斡离不的军队在一次战斗中打败郭药师后，郭药师并没有率军撤退，而是决定再次投靠新主。如此一来，郭药师很快就率领所部与其他宋军将领交战。第二天，也就是十二月初十，燕京失陷，此时离这座城市交还给宋还不到三年。［3］

十二月十九日，徽宗颁布诏书，呼吁河北和燕京地区的民众自发起来协助防御，并承诺为有识之士提供晋升机会。他暂停了进贡皇宫的花石纲和制造局，并将原先拨给这些项目的资金重新分配给防守黎阳的宦官统帅梁方平。黎阳在开封东北部一百多公里，梁方平的任务是将女真人阻挡在黄河以北。何灌将军作战经验丰富，当时正在京城，反对这项策略。他对首相白时中说，女真人调集全国兵力攻打宋朝，梁方平不可能阻挡住他们，同时，在距离京城这么远的地方部署军队进行防御，是很危险的。［4］

内禅决定

关于如何应对这场危机，不仅皇帝在朝殿议事时，官员聚集的回廊和官邸讨论都十分激烈。朝殿上提出各种应对措施，其中一个是将防守京城的责任移交给徽宗的长子，也就是当时二十五岁的太子赵桓，而徽宗和少数朝中大臣则在一个更安全的地方建立朝廷，也许在南方，或是汉唐的京师长安。尽管有些人认为这是一种逃跑行为，但也有人认为是谨慎之举。当年唐朝受到安禄山叛乱的威胁时，唐玄宗和朝廷大臣也离开了京城，向西逃往四川避难。结果尽管京城失守了，但唐朝没有随之灭亡。而且，女真人很有可能直捣中原腹地，而不是长期占领大面积的宋朝土地。10世纪契丹人侵略和占领开封时，几个月后就带着战利品离开了。历史上从来没有外族占领过长江以南，因此，江南地区比较安全。朝廷还初步为迁都东南做了一些准备，包括任命负责管理这次迁都的大臣。［5］紧接着，1125年十二月二十日，徽宗按照一位翰林学士起草的文书，颁布了一份御笔诏书，任命皇太子为开封牧。［6］

坏消息接踵而至，此时金派来了两名使臣，但宰辅们不敢带金使去见徽宗，于是白时中、李邦彦和蔡攸在尚书省会见了他们。金使大声宣称，他们的皇帝将派两路大军进攻宋朝，并引用“吊民伐罪”这个经常借以发动战争的经典理由为自己的行动辩护。宋朝大臣问有何办法可以缓解局势，金使接着大声说，只有割地称臣，换言之，就是投降金国。［7］这次会面使宰辅们确信，再也不能拖延下去了。

但徽宗还是想做一些事，便又颁布了一份罪己诏，将这场灾难的罪责都揽到自己身上。据宇文粹中记录，其弟宇文虚中建议徽宗采取这个行动，并为他起草了这份诏书。宇文虚中曾在童贯手下做事，后来与童贯一同返回京城。尽管他一直是童贯的军师，但并不支持与金结盟，还对这一政策提出了很多批评，因此遭到了王黼的记恨。［8］史料中详细记录了徽宗与宇文虚中的对话：

是日，上召粹中弟虚中至内殿，同三省、枢密院官议事。适报黏罕兵迫太原。上顾虚中曰：“王黼不用卿言，封殖契丹，以为藩篱。今金人兵两路并进，卿料事势如何？”

虚中云：“贼兵虽炽，然羽檄召诸路兵入援，结人心，使无畔怨。凭借祖宗积累之厚，陛下强其志，勿先自怯，决可保无虞。今日之事，宜先降罪己诏，更革弊端，俾人心悦，天意回，则备御之事，将帅可以任之。”

上宣谕云：“虚中便就此草诏。”虚中奏言：“臣未得圣旨，昨晚已草就，专俟今日进呈。”上令展读……上览之，曰：“一一可便施行。今日不吝改过。”虚中再拜泣下。

同列尚有犹豫者，粹中奏：“乞依此出画黄，写敕榜。”上令速行，遂呼省吏及诸厅人至都堂誊写，旋次印押付出，于京城张挂。［9］

这份诏书引用了批评徽宗的人用过的措辞：他们对徽宗的所有批评，徽宗现在都用来责备自己。

朕获承祖宗休德，讬于士民之上，二纪于兹，虽兢业存于中心，而过愆形于天下。盖以寡昧之资，藉盈成之业。言路壅蔽，导谀日闻；恩倖持权，贪饕得志。搢绅贤能，陷于党籍；政事兴废，拘于纪年。赋敛竭生民之财，戍役困军伍之力，多作无益，侈靡成风。利源酤榷已尽，而谋利者尚肆诛求；诸军衣粮不时，而冗食者坐享富贵。灾异谪见而朕不悟，众庶怨怼而朕不知，追惟己愆，悔之何及！

接着，徽宗承诺废除所有的政府恶习。他承认以前对那些直言进谏的人不公平，但他保证，从现在起将会改变。

今日所行，质诸天地，后复更易，何以有邦？况当今急务，在通下情，不讳切直之言，兼收智勇之士，思得奇策，庶能改纷。望四海勤王之师，宣二边御敌之略，永念累圣仁厚之德，涵养天下百年之余。

徽宗随后呼吁各州派遣军队，有军事才能者自告奋勇为国效力。他承诺将亲自阅览各种方案，即使计划没有奏效，也不会惩罚提出计划的人。徽宗还在手诏中废除了他以前的多项举措，包括对官僚机构的改革、大晟府、划拨给灵霄宫的土地、道官制度和花石纲等。上述机构的所有资金将移交政府左藏库作为军用。艮岳、延福宫、宝箓宫以及徽宗之前历代所建花园内的官吏均被罢免。为皇子修建府邸的机构也被废除，皇子们必须住在一起。［10］

次日，也就是十二月二十二日，各军统帅接到了新的命令。宇文虚中被任命为河北、河东宣谕使。姚古和种师道奉命将部队从西部调回，防守京城。为了备战可能遭到的围攻，朝廷下令对将自家粮食运送给守城将士的人进行奖赏。同时，还派李邺为使臣前往金国，希望在京城受攻击之前能达成停战协议。［11］

在采取这些措施的同时，有些大臣开始私下讨论，最好的出路可能就是徽宗退位。这个话题要与徽宗当面讨论。李纲是持此看法的官员之一。李纲于1112年中进士后开始在京城做官，直到1119年，他上疏将开封的大水归咎于阴气太重，被贬到偏远的南方担任小官。但他在1125年又被召回京城，被任命为太常少卿。李纲拜访了他的朋友吴敏，当时吴敏的官职较高，更容易见到徽宗。在其他史料中，吴敏属于蔡攸一派，他们的任务就是陪徽宗玩乐。［12］根据李纲记录的二人对话，他对吴敏说，将皇太子任命为开封牧并不合适：“非传以位号，不足以招徕天下豪杰。”李纲催促吴敏紧急觐见皇帝，开诚布公地与皇帝讨论这件事情，甚至要不惜触犯圣怒。吴敏问：监国是否可行？李纲答道：不可行。

十二月二十一日，吴敏没有见徽宗，直到第二天才见到：

宰臣白时中、李邦彦，枢密院蔡攸、童贯，执政张邦昌、赵野、宇文粹中、蔡懋皆在，而宣谕使宇文虚中、制置使王蕃亦预召。

宰执奏事退立，王蕃前奏事，复退立，吴敏前奏事曰：“愿请间。”上皇顾群臣，少却立。敏曰：“金贼渝盟犯顺，陛下何以待之？” ［13］

徽宗问吴敏有什么想法，吴敏答道：

“闻陛下巡幸之计已决，有之乎？”上皇未应。敏曰：“以臣计之，今京师闻寇大入，人情震动，有欲出奔者，有欲守者，有欲因而反者，以三种人共守一国，国必破。”

上皇曰：“然。奈何？”

敏曰：“自寇之入，臣尝私祷于宗庙。昔者得于梦寐，不知许奏陈否？”

上皇曰：“无妨。”

敏曰：“臣尝梦水之北，螺髻金身之佛，其长际天；水之南，铁笼罩一玉像，人谓之‘孟子’。孟子之南又一水，其南有山坡陀，而臣在其间。人曰：‘上太上山。’臣尝私解之曰：水北者，河北；水南者，江南；［14］佛者，金人；太上者，陛下宜自知所谓［15］而不谕。所谓孟子，臣尝以问客，有中书舍人席益谕臣曰：‘孟子者，元子也。’” ［16］

上皇颔首。敏曰：“陛下既晓所谓，臣不避万死，陛下定计巡幸，万一守者不固，行者不达（暗指：陛下被金人抓获或被杀），奈何？”

上皇曰：“正忧此。”

敏曰：“陛下使守者威福，足以专制其人，则守必固。守固，则行者必达矣。”上皇稍开纳。敏曰：“臣所陈上上事，陛下既晓臣所谓，陛下果能如臣策，臣敢保圣寿无疆。陛下建神霄有年矣，长生大帝君者，圣寿无疆之谓也。然长生大帝君旁若无青华帝君，则长生大帝君何以能圣寿无疆？青华者，春宫之谓也。”

上皇大喜。［17］

吴敏似乎认为，徽宗是真心相信梦境的重要意义，而且在事情难以定夺时总会依照梦境的寓意去行事。吴敏不仅保证徽宗会长寿，还让徽宗确信，这样做能使大宋完好无损：

敏曰：“陛下能定计，则中原自此数百年仍为中国；不能定计，则中原自此数百年逐为夷狄，中原数百年利害在陛下今日。”又曰：“陛下若早定计，以臣观之，事当不出三日。过三日，守者势未定，威福未行，虏至无益也。” ［18］

徽宗知道金军大约将在十日内攻到开封，便同意了吴敏的建议。吴敏向皇帝举荐了李纲，徽宗同意翌日召见李纲。然后其他宰臣又讨论了一些别的事情。最后，徽宗让别人退下，只留下了吴敏、李邦彦。李邦彦此前一直反对内禅，但徽宗现在要他别再犹豫，并将吴敏也擢升为宰辅。接着，徽宗提到一些具体事宜。

上皇曰：“不要称太上，只称一名目，如道君之类。”又曰：“何日可？”

敏曰：“臣适奏过三日，恐无及。”

上皇既轮数甲子，曰：“来日亦好。卿明日与邦彦同来。”上皇曰：“居禁中与居外孰便？”

邦彦曰：“居禁中恐终未便。”

上皇曰：“莫须称疾？”

敏曰：“陛下至诚定大策，恐亦不须。”

上皇曰：“待更思之。” ［19］

根据其他史料记载，第二天，李邦彦与几位宰辅终于将童贯收到的金国檄书呈给了徽宗，檄书提到徽宗时措辞极其不敬，一如徽宗和金在计划攻打辽时对天祚所用的语言。童贯回到开封后并没有立即将这封信呈给徽宗，而是先与其他大臣商议如何处理。进谏和献策的诏书都颁布之后，李邦彦认为应当将金国的檄书作为警示呈给徽宗。［20］如果当时李邦彦已经知道徽宗正在考虑内禅的事，那这封信就将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据说徽宗读了檄书后只是哭泣，没有说话。最后，他让宰辅们等到晚上再过来。［21］同时，徽宗继续与吴敏商量内禅的计划。他在玉华阁召见了吴敏。

宰执奏事退立，上皇召邦彦与敏曰：“计已定，只今日好。”因出一帖子置邦彦怀间，皆上皇亲批合施行事，如出居龙德宫、皇后居撷景西园、郓王罢皇城司、敏除门下侍郎、内侍随过龙德宫而辄过者斩之类，上皇皆自处分略具。

上皇曰：“不可不称疾，恐变乱生。”

敏曰：“亦好。”

上皇曰：“只称道君。”

敏请称太上皇帝。

上皇曰：“卿不须泥。”又曰：“谁草诏？”

邦彦曰：“吴敏学士也。”

上皇曰：“甚好，便要诏卿，须道朕不能内修政事，外攘夷狄意。”又曰：“朕此举，上承天意，次安宗庙，下为百姓。”又曰：“卿昨日计中原数百年利害，是朕意也。”敏涕泣受诏，退俟庑下。

宰执复奏事。上皇谓蔡攸曰：“我平日性刚，不意小虏敢尔！”因握攸手，忽气塞不省，坠御床下。宰执亟呼左右扶举，仅得就宣和殿之东阁。群臣共议，一再进汤药，俄少苏，因举臂索纸笔，上皇以左手写曰：“我已无半边也，如何了得大事？”宰执无语。又问诸公如何，又无语。即左右顾，无应者，遂自书曰：“皇太子桓可即皇帝位，予以教主道君退处龙德宫。”又曰：“吴敏，朕自拔擢，今日不负朕。可呼来作诏。” ［22］

这时，皇太子和吴敏都被召入。吴敏呈上草拟的诏书，徽宗作了一些修改，将其中皇帝使的“朕”改为普通人用的“予”字。但白时中还是不能接受，于是徽宗在诏书末尾写了好几遍“少宰主之”，直到最后白时中接受。

但让皇太子接受内禅的皇位要困难得多：

皇太子至榻前恸哭不受命，童贯及李邦彦以御衣衣太子，举体自扑不敢受。上皇又左书曰：“汝不受，则不孝矣。”

太子曰：“臣若受之，是不孝矣。”

上皇又书令召皇后，皇后至，谕太子曰：“官家老矣，吾夫妇欲以身讬汝也。”太子犹力辞，上皇乃命内侍扶拥就福宁殿即位，太子固不肯行，内侍扶拥甚力，太子与力争，几至气绝。既苏，又前拥至福宁殿西庑下，宰执迎贺，遂拥至福宁殿，太子犹未肯即位。时召百官班垂拱殿，已集，日薄晚，时众议不候。上即位。［23］

其他史料对赵桓拒绝继位的原因也提出了令人信服的观点：钦宗（这时可以这样称呼他了）并非按照礼仪的要求三次拒绝登基，以示谦恭，而是真的害怕在危机中接受这个重任。［24］

前文提到，徽宗在十二月二十五日宣布内禅的诏书是由吴敏起草的，但显然徽宗又亲自（用左手？）将诏书抄写了一遍。诏书中虽然没有用徽宗提出的具体措辞，但总体精神是一致的。诏书曰：

朕以不德，获奉宗庙，赖天地之灵，方内乂安二十有六年矣。恭惟累圣付讬之重，夙夜祇惧，靡遑康宁，乃忧勤感疾，虑壅万几，断自朕心，讬以大计。皇太子聪明之质，日就月将，孝友温文，闻于天下。主鬯十载，练达圣经，宜从春宫，付以社稷。天人之望，非朕敢私，皇太子桓可即皇帝位。凡军国庶务，一听裁决，予当以道君号退居旧宫，予体道为心，释此重负，大器有讬，实所欣然。尚赖文武忠良，同德协心，同底予治。［25］

徽宗决心内禅事出突然，也许还没有来得及仔细考虑这对他和周围人可能产生的后果。徽宗选择道君的称号，并移往一座改为道观的宫殿里居住，他想传达的讯息是：他将进入生命的新阶段，道教信仰从此成为他的重要身份特征，并占据他更多的时间。［26］或许他想当然地认为，一旦别人接管了这场危机，他就可以在优雅的宫观庭院中过上平静舒适的生活，同时还有大量的书籍、道士等陪侍，开始过非常惬意的生活。

在这种压力巨大的环境下，徽宗转向道教信仰寻求慰藉。根据岳珂的记载，徽宗在即将内禅的前夜，前往皇宫中道宫的玉虚殿，那里是他经常祭拜道教神灵的地方。“百拜密请，祈以身寿社稷。夜漏五彻，焚词其间，嫔嫱巨珰，但闻谒祷声，而莫知其所以然。”大约三个月后，徽宗给李纲看了他当时写的祷词。内容为：

以宗庙社稷生民赤子为念，已传大宝于今嗣圣。庶几上应天心，下镇兵革，所冀迩归远顺，宇宙得宁，而基业有无疆之休，中外享升平之乐。

如是贼兵偃戢，普率康宁之后，臣即寸心守道，乐处闲寂，愿天昭鉴，臣弗敢妄。将来事定，复有改革，窥伺旧职，获罪当大。

于虖！禹汤罪已，其兴也勃焉，圣心其有以得于天矣。［27］

尽管很多资料只是简单记载了徽宗突然跌倒，但有部史料比较详尽地描述了他当时假装中风，其实是为了让宰辅们更容易接受他的决定。没有迹象表明徽宗在随后几天说话或走路有困难，看起来并不像真的中过风（而且他能用左手写出清晰的文字也很令人惊讶）。在当时，显然会有很多人认为是徽宗下面的大臣逼他内禅。根据徽宗内禅后被派去服侍的大臣李熙靖的传记，徽宗在内禅一年后曾对他说，外人都以为内禅是吴敏的功劳，但其实并非如此，而是徽宗自己的主意。如果他自己不愿意这样做，没有人敢提出来。徽宗还说，别人认为他害怕上天愤怒才会内禅，就像唐睿宗那样，但这种观点也是错误的。事实上，他很早就考虑这件事了。［28］

为什么有的大臣希望徽宗内禅，有的不希望呢？那些与徽宗关系密切的人肯定会担心，他退位后情况会变得更糟。尽管有人可能已经意识到他们将失势，但没有证据显示，他们有谁能预见到皇权易位后的政治报复会达到何种程度。

那些赞成徽宗内禅的大臣之所以这样做，原因可能至少有二：首先，他们不认为徽宗的个人能力能够处理好这场危机。吴敏似乎认为，徽宗很容易被那些打着神霄派旗号的观点左右，他可能觉得徽宗是沉迷于道教神秘主义的人。既然吴敏被认为属于一个以蔡攸为核心的小圈子，而吴敏又和徽宗在一起的时间很多，也许他的这种观点是对的。但还有一种可能，即李纲和吴敏这样的大臣认为自己比徽宗更有能力来处理危机，而且认为，与在位二十多年的老皇帝相比，年轻的新皇帝更有可能融洽相处。他们也许还考虑到，军队、官员以及民众都更容易受到新皇帝的鼓舞，因为他不应为这场危机的到来而受责难。

南下

李纲告诉吴敏，只要徽宗退位，金军就会撤兵。吴敏也对徽宗说，只要他内禅，中原地区在今后几百年都将继续是中国领土。他们的观点很有说服力，然而，事实证明他们的预测是错误的。

徽宗内禅后的第四天，十二月二十九日，宋使到达斡离不的大营请求议和。郭药师力劝斡离不拒绝他们的要求，继续南下。郭药师使斡离不确信，开封是比燕京富裕得多的战利品。［29］女真人绕开延缓军队行动的大城市，迅速向黄河进军。

1126年正月初一，钦宗前往明堂接受百官朝贺，并改元为靖康。就在第二天，守卫黄河北岸的七千军队和南岸的三万军队均未能阻止女真人的进攻。尽管宋军在撤退前烧毁了浮桥，并抢走了所有船只，但女真人还是设法用六天时间渡过了黄河。［30］

现在，开封城开始全力以赴地备战即将到来的围城。正月初二，钦宗宣布，徽宗将离开京城，前往亳州（在今安徽）的老子庙烧香。同时，徽宗时期宫内的六七千宫女被遣散，包括所有的女乐工。正月初四晚上，在紧急的局势下，徽宗一行人乘船离开京城，同行的还有郑皇后、大部分子女，以及约一百名侍从。童贯、蔡攸和朱勔这三位在徽宗朝做官最久、个人权力最大的老臣也随徽宗一同出行。［31］童贯也许是最有经验的军队统帅，但即使他自愿留下来，钦宗周围的人也不太可能让他来领导防御。他们三人随徽宗离开，进一步加快了政权更迭的进程。

蔡攸和白时中等官员力劝钦宗撤往汉唐的京师长安，并说钦宗在那里也可以集结一支抗金军队。徽宗认为这个计划可行，钦宗似乎也比较动心，但有些大臣却主张钦宗留下，包括徽宗最小的弟弟越王赵偲。越王认为，即使效仿真宗在1004年御驾亲征，也并非明智之举。开封比其他城市都坚固，但防守起来需要同仇敌忾。他还建议，为了消除臣民的疑虑，钦宗应当御驾亲临宣和门，使大家能够亲眼目睹皇帝仍然与他们在一起。另外一个请求钦宗留下的人是李纲，李纲现在已经成为给皇帝出谋划策的亲信。钦宗被李纲的激情打动，尽管他没有任何军事作战经验，还是命他负责京城防御。原来的大晟府作为他的指挥部，并划拨铜钱一万贯，黄金一万两，绢一万匹，以及众多部下。［32］

但钦宗无法将所有精力全部放在防御事务上，因为这时民众正在大声疾呼，要求惩治那些他们认为应该对这场危机负责的人。钦宗刚一登基，保守派就盼着返回朝廷，就像神宗驾崩后高皇太后开始掌权时那样。钦宗即位没几天，太学生陈东开始呼吁处死徽宗下面的主要大臣，包括那些已经不再当权的人，例如已经八十多岁、1120年之后就基本上不再活跃的蔡京。陈东将这几个人统称为“六贼”，有蔡京、王黼、朱勔，以及宦官童贯、梁师成和李彦。［33］此外，在钦宗登基后的第一周，还有一名大臣上表，将这些问题归咎为蔡京当权数十年期间任用党羽并在朝廷上排除异己的政策。他要求处决蔡京。在类似的呼吁下，王黼的家产也被查封。［34］

有人抱怨开封的城墙和门楼没有得到很好的修缮，尽管如此，开封还是有足够的军队和给养应对敌军的围攻。守城的将士共有九万六千人左右。李纲在每面城墙上都部署了一万两千名弓弩手，另有一万人被派去保护延丰仓，那里存储了约四十万石的谷物和大豆。他还派了一万人守卫位于新城东墙的朝阳门。此外，有大约两万八千人作为后备部队。［35］

斡离不的大军于正月初七到达（粘罕的部队在攻打太原时受阻）。同一天，李邺也在出使金国一个月后返回，他报告说金国不可战胜，极力建议宋朝向金请和。尽管李纲认为宋能够坚持下去，但钦宗还是立即派使臣前去与斡离不谈判。钦宗叮嘱宋使，最好向金承诺岁币而不是割地，岁币金额最高可达三百五十万两。他还让宋使许下一万两黄金作为礼物。到了正月初十，使臣已初步同意，将岁贡增加两百万贯，以及包括五百万两黄金，五千万两白银，两百万匹绢和一万头马、牛、骡与一千头骆驼的特别赔偿。此外，太原、中山、河间三镇割让给金，一名亲王和一名宰相将作为人质被送到金国。［36］听到这些条件后，李邦彦劝钦宗接受，但李纲却认为这些妥协以后会让金变得更加危险。钦宗试图减少赔偿金额，表示降低后便立即接受金的条件。张邦昌和皇子赵构被送到金国作为人质。最后，正月十五日，斡离不同意象征性地减少岁贡金额，随后双方签署了协定。四天后，种师道率军从西部赶到了开封。并不是所有朝廷大臣都对宋金达成协议感到满意。正月二十七日，李纲呈递了一份奏疏，他认为尽管金军非常强大，但精锐不会超过三万人，因为军队中多半不是女真人，而是奚、契丹或渤海等异族士兵；相比之下，宋朝刚刚到达的援军则有二十万。［37］

尽管开封为不必遭受长期围困而松了一口气，但为了筹集向金进贡的巨额金银，京城又陷入了骚乱。这笔巨资相当于对辽岁贡的一百八十倍。政府左藏库中有大量铜钱，但女真人想要的黄金白银却比较短缺。所有曾被皇上赐予金银的人，包括亲王、道官、乐官和技术官等，都被要求将金银归还到元丰库。所有宫殿和皇家资助的宫观寺庙以及开封府各司，都要将公用金银交给左藏库。王黼家中收缴了巨额物资，包括七千多匹绢和一千多万贯钱，但有三分之一在存放时被人破门而入抢走。到了正月二十日，围困之下的宋朝已经向金军大营进献了三十多万两黄金和一千二百万两白银。［38］这些金银尚不足用，政府命令所有藏有金银的家庭将金银交到几个收集点。上缴的金银以后会按照一两黄金兑二十贯和一两白银兑一贯五百文的比率进行补偿。告发私藏金银的人可以奖励五分之一被缴黄金和十分之一被缴白银。正月二十六日，宋朝又向金军进献了折算后的五百两黄金和八百万两白银，很多是从普通百姓家搜刮来的珠宝和器皿。宋朝这样匆忙筹集金银是有原因的，正月二十七日，有奏报说女真人已经挖掘了皇室嫔妃、皇子和公主的陵墓。［39］在二月初十，最后一批金银终于进献到金军营中，第二天，女真人便离开了，但是，他们出人意料地掳走了一位皇子（徽宗的第五位皇子赵枢）。金对开封的压力虽然减轻了，但对大宋的压力没有什么变化，因为谈判并未提到仍在包围太原的女真军队，这支部队有时也会向南进攻洛阳。

向钦宗提出建议的既有强硬的鹰派，也有比较缓和的鸽派；既有人认为对宋而言，最大的希望在于使金明白宋不能任人摆布，但同时也有人认为有可能通过与女真人谈判，遵循双方盟约，从而与女真人达成一个稳定的和平局势。只要女真人兵临开封城门下，求和派就会处于控制地位，但当女真人在1126年二月撤退后，主战派又在朝廷占据了上风。女真人从开封撤走的第二天，担任侍讲的杨时上疏谴责朝廷，不该这么轻易就把东北三镇割让给女真人。尽管女真人开始进攻时宋朝的援兵未到，但现在既然援军已经到了，双方的力量对比便已发生变化，而且金挟持肃王，违反了双方的盟约，因此宋朝也没有义务再履行盟约规定割让三镇，相反，宋兵应当采取攻势。此外，杨时还建议处决大将姚古，因为他未能解救金兵对太原的围困。李纲也持有类似的强硬观点，主张宋朝派军队“护送”金军撤退，一方面可以对他们发动袭击，另一方面也阻止他们抢掠沿途村庄。钦宗派了一支十万多人的军队，并命令率军的将领可以相机出击。“金人厚载而归，辎重既众，驱虏妇女不可胜计，气骄甚，击之决有可胜之理。将士踊跃以行。” ［40］

在此期间，围攻太原的粘罕听说斡离不撤离开封时所获赔偿后，也要求宋军向他的军队支付巨额赔偿，但太原的宋军统帅拒绝了。粘罕随即派一部分军队南下入侵，这就使宋朝有了更多理由废除与金订立的协议。钦宗派种师道的弟弟种师中前去增援河北的中山和河间。斡离不到达后，发现种师中已经做好了防御的准备，便继续率军北上。［41］在这段时期，奋勇抗金的策略看上去是可行的。

被迫回京

在开封受威胁最严重的这个月，徽宗一行正在赶往东南地区。刚开始的行程非常艰苦，没能征用到政府船只，徽宗坐过运砖瓦的小船，甚至是骡车。他们也没有带足给养，不得不从当地百姓那里获取。正月十五日，徽宗一行终于到达位于长江南岸的镇江。［42］

那些曾在徽宗朝廷担任高官但未随他南下的大臣，在京城的第一次政治清洗中成了靶子。正月二十四日，王黼被罢官并流放出京，在距离开封几十里外的地方被当地人杀死，首级被割下来装入盒子，送回京城。钦宗认为在即位不久就处决朝廷重臣似乎不妥，因此命人散布消息，称王黼系盗匪所杀。然而，没过多久，位高权重的宦官李彦也被处决，家产抄没充公。［43］

徽宗逃离京城三周时，宋与女真人的谈判正在进行，要求他回来的呼声也越来越高。提出这种要求，主要是想惩罚徽宗时把持朝政的主要大臣，其中有几位跟随徽宗一同逃往南方了。一些比较多疑的批评者开始散布谣言，说分裂者企图建立一个“行宫”。曾经提出“六贼”之名的太学生陈东上疏，条列梁师成的种种罪行，导致这位宦官被罢官后自杀。在奏疏中，陈东还指责蔡攸、童贯和朱勔挟持徽宗，强行将徽宗挟至南方。陈东希望这几个人能被带回开封，接受典刑治罪。在他看来，让此“行宫”到达东南地区尤为危险，因为蔡京的党羽在那一带势力很强，也许会在那里建立起一个国中之国。他强烈要求钦宗亲自写一份手诏，派人送给徽宗，“邀请”其返回京城。有些人认为女真人构成的威胁更大，陈东不同意这一说法，他认为，奸臣造成的“内乱”要比外部的夷狄威胁更为严重。他还声称，迫使徽宗回京不应视为不孝，因为钦宗与其父相距甚远，这让作为儿子的钦宗很难对徽宗尽孝。［44］

又过了一周左右，陈东对钦宗罢免李纲和种师道将军感到不满，组织了大批太学生和京城百姓，对钦宗施压。［45］据记载，跪在皇宫门外请愿的人有数万之多。不久，众人开始殴打出来与他们谈话的宦官，还杀死了十几名宦官，直到后来事态被禁军平息。钦宗同意重新启用李纲和种师道，随后，李纲登上城楼，努力使人群平静下来。［46］

到目前为止，钦宗一直没表现出他是一位果断的统治者，而陈公辅认为，他的问题部分在于对父皇尽孝而产生的不安。二月十四日，陈公辅呈递了一份奏疏，引用《论语·子张篇》中的一段文字，指出不改换父皇的旧臣及其政治措施才是孝道的最高境界，但他认为钦宗应当罢免徽宗的一些老臣，包括劝说徽宗内禅的几名大臣，如吴敏和李邦彦。此外，尽管钦宗做太子时拒绝承担责任无可厚非，但作为皇帝，就应当率先表现出强硬的一面。［47］陈公辅还认为，徽宗最后也逐渐意识到他周围有些人是奸臣，因此，如果钦宗罢免了那些曾经效力于徽宗的老臣，就是做了徽宗原本希望做的事情。毫无疑问，钦宗本人也能看透这一点。几百年来，每当事情出现差错，无论是出现彗星或日食，还是发生干旱或暴乱，帝王总要承担罪责，但大臣通常不会任何时候都行如其言。而且，他在一周多之前已颁布了诏书，表示后悔让徽宗亲自挑选随其南巡的官员。不过，陈公辅指出徽宗最终恢复了理智，实际上给了钦宗一个借口去声称，罢免、贬斥和处决徽宗的主要大臣都是尽孝的行为。

弹劾徽宗手下主要大臣的奏疏不断涌入，被弹劾的大臣也一个接一个地遭到罢免，其中最主要的目标是蔡京、蔡攸及其亲属，但宇文虚中和王安中这些不太引人关注的目标也被罢官和贬斥。同时，主要的保守派被恢复荣誉，包括已经去世很久的司马光。［48］

关于徽宗一行人在离开京城后的前一两个月的活动，主要资料来源是一些强烈反对徽宗统治的人所留下的记录，他们希望这些人能够被带回京城，从而使罪魁祸首受到惩罚。因此，他们的指控内容有多少可信，就值得商榷了。汪藻写道，行宫自行颁布法令、任命官员和重新调遣援兵，在指挥和命令上引起了很多混乱。而且，行宫的花销也很大，每天的花费高达六千多贯，徽宗身边的奸佞小人还建议他修建宫殿和购买园林，所有这些都耗资巨大。［49］

在政权经历这些翻天覆地的变动时，三月初一，钦宗派曾在徽宗朝任职的宋焕给徽宗送了一封信，希望他早日回銮。［50］不过，要用多少武力让徽宗回京，徽宗与身边人在远离开封的地方另立朝廷的谣言是否可信，钦宗的朝廷也没有达成一致意见。对于当时京城官员之间的各种讨论，最有力的一份证据是中级官员汪藻写给宰辅的一封长信。由于此信并非写给钦宗，因此，汪藻可以直言不讳地讨论“行宫”可能造成的威胁，这是当时很多人所担心的。汪藻没有掩饰自己对徽宗的鄙视，他写道，如果在异族刚开始入侵时，徽宗出于悔恨和恐惧，和钦宗“共守，雪宗社之耻，慰军民之心”，那钦宗就应当请徽宗回宫，与他每天早晚共商国是。但既然徽宗在敌人将要围攻开封时仓猝逃离，甚至没有说什么时候回来，那钦宗就没有义务和他讨论国家政策。更让汪藻生气的是那些陪同徽宗的大臣，他们完全是因为一己之安危而逃跑的。［51］汪藻称，让这些人不受惩罚地逃走，损害了钦宗的威望。他建议派一位现任宰相前去迎接徽宗回宫，同时提议直接打击与行宫有关的文官武将，对合作的人可以奖赏，不合作的就威胁将其杀死。如果钦宗的诚意不能感动徽宗，就需要采取强硬的措施：“若小人尚敢牵制，则自行宫使以下择甚者，易之。彼为奸谋者既去，直言日闻，则上皇亦不复留矣。”汪藻还提到了另一种可能，钦宗和徽宗重新会面后，一切都很顺利，但他希望钦宗不要忘记自己还有别的责任，要确保只有一个朝廷颁布命令。在汪藻写这封信的两天后，钦宗又给徽宗送去一封书信，再次请其返回京城。这次他派了一位兄弟去送信，也许想提醒徽宗这是一桩家事。［52］

随着开封围城的威胁逐渐解除，两个朝廷之间的紧张关系也有所好转。三月十五日，徽宗派人给钦宗送去一封信，说钦宗最近派去的信使宋焕帮助两宫澄清事实并缓和了关系。为了消除钦宗朝中众多大臣的疑虑，陈公辅再次上表，表示他对有谣言说徽宗被奸臣所控制的怀疑。为了让钦宗放心，不会作为一个不孝的篡权者被载入史册，陈公辅认为把钦宗和徽宗的关系与唐朝时的肃宗、睿宗相比是毫无根据的——这也从侧面说明肯定有人用了这个比喻——钦宗在太上皇的再三命令下才接管了国玺，这与肃宗趁其父皇在别处时自行登基完全不同，“虽千万年不复有疑矣”。［53］陈公辅还试图说服钦宗，不要担心徽宗会怪罪他将手下的很多重要大臣贬官和处决。“皆以宗庙社稷为念，合天下公议，所以奉承上皇诏旨。”他还说，徽宗非常仁慈，而且父子关系是人的本性：“上皇于陛下亲邪，于群臣亲邪？臣谓上皇之亲，无亲于陛下也。”但他担心，钦宗未能选择适合的信使将自己的信息传递给徽宗，因此希望另派人去。“万一上皇圣意少有所疑，即当恳切备述陛下笃孝之诚，以开具去年诏书与今日奉行之意，实无少异。”

陈公辅强烈建议，等徽宗返回京城时，要举行一个盛大的欢迎仪式：

然后迎奉之礼，备加隆甚，陛下銮舆，亲出近郊，后妃嫔御，亲王贵戚，下至百官公卿、士庶耆老，皆当往迎，俾圣意悟前日之去匆遽如彼，今日之归尊荣如此，自非陛下堪任讬付之重，使寇难稍平，京师乂安，政事修举，人心欢快，能如是乎！

如果这些礼仪还是不足以说服徽宗，那一旦等徽宗回到京城，钦宗还可以控制让哪些人与太上皇说话。“仍乞于人臣中选端正之士，有德行学问全忠孝大节者，朝赞上皇，日侍燕间，开导圣心。穷天人性命之真，脱然不复以天下事累己。” ［54］

还有一个人在担心两宫之间的矛盾会加剧风险，那就是李纲。有一次朝见钦宗时，李纲反对派聂山率军捉拿跟随徽宗南巡的童贯、蔡攸和高俅等人。他还举出唐肃宗和唐玄宗的例子，提醒钦宗说，唐肃宗没有追究唐玄宗的旧臣，因为肃宗担心的是玄宗会如何看待这件事。［55］这个对比很恰当，因为当时的唐朝人很快就将安禄山叛乱的责任推到位高权重的前宰相李林甫身上，这正如宋朝人将女真入侵的责任推在蔡京与童贯身上一样。钦宗问有什么替代的办法，李纲进谏说，首先贬谪徽宗的重臣，逐渐削减他们的权力，并让他们从徽宗身边离开。

钦宗也许认为李纲正是陈公辅建议的适合信使，便派他向嫡母郑皇后和父皇徽宗传递口信。李纲首先去拜见了皇后。郑皇后所居之地没有徽宗那样靠南，她同意返回开封。开封当时的气氛比较敏感，有传言说，钦宗希望郑皇后回来是想和她共同执政。三月十一日，一名官员上表反对谣传中的计划，主要理由是，让女人执掌大权在历史上常常会产生问题。第二天，大臣们极力要求，郑皇后回京后不应让她进入皇宫。当时李纲来到郑皇后乘坐的船上，尽量使不允许她入宫的新决定听起来不那么充满敌意。李纲试图淡化让皇后住在宫外的新规定，他对郑皇后说，由于钦宗的“圣孝”，无论她身居何处，与皇帝之间都不会存在隔阂。然而，在三月十九日郑皇后返回开封时，禁军已经准备好阻止她进入皇宫。不过，郑皇后也没有打算入宫。［56］

根据李纲自己的记录，他见到徽宗后，“具道上圣孝思慕，欲以天下养之意”，其中引用了《孟子·滕文公章句上》中舜如何对待父亲的内容。据说当时徽宗的眼泪止不住地流了下来，承认钦宗是个孝顺的儿子。二人一起谈论了徽宗离京后发生的所有事情，李纲想让徽宗相信，钦宗的一些决定是合理的，而徽宗也同样解释了他曾采取一些措施，其用意引起某些人怀疑，但都是事出有因。例如，徽宗解释道，他之所以在女真人围攻开封时停止了行宫与钦宗朝之间的文书传递，是担心一旦这些消息被截获，女真人就会知道他的位置。对徽宗提出的三十多个问题，李纲一一做了答复，包括追赠给司马光的新封号等。

李纲传递的信息中，最有说服力的是下面这段文字，这促使徽宗认为，钦宗迫切希望赢得自己的认可：

皇上仁孝小心，惟恐一有不当道君意者，每得御批诘问，辄忧惧不进膳。臣窃譬之人家，尊长出而以家事付之子弟，偶遇强盗劫掠，须当随宜措置。及尊长将归，子弟不得不恐。为尊长者，正当以其能保田园大计慰劳之，不当问其细故。今皇帝传位之初，陛下巡幸，适当大敌入寇，为宗社计，政事不得不小有变革。今宗社无虞，四方以宁，陛下回銮，臣以谓宜有以大慰皇帝之心者，其他细故，一切勿问可也。［57］

李纲试图让徽宗相信，他若回到开封，待遇就像一位出门经商返回家乡的父亲一样，重新成为一切的中心。然而，钦宗朝廷的大臣们当然不会有这样的想法。从李纲的记录中很难确定，他是认为自己在欺骗徽宗，并相信会得到一个比较圆满的结局，还是认为自己只是为了给徽宗留面子，而徽宗应当清楚这只是一个美好的幻觉。两天后，在李纲返回开封前，徽宗交给他一封手诏，上面写道：“公辅助皇帝，捍城、守宗社有大功，若能调和父子间，使无疑阻，当书青史，垂名万世。” ［58］

回到开封后，李纲继续扮演调和的角色。例如，三月二十七日，朝官耿南仲建议将徽宗身边的人统统除掉，李纲便与他进行了争论。然而，李纲在这件事上并未完全取得成功，因为徽宗最终在初夏被迎回开封时，陪侍他的十名宦官被阻止进城，同样被阻止随徽宗入城的还有大臣蔡攸。［59］

徽宗回到京城时，人们夹道迎接，他们看到徽宗身穿颜色鲜艳的道袍，头戴道冠。徽宗住进了自己挑选的龙德宫。从这时起，有关徽宗的记录骤减。同时，一旦徽宗处于钦宗朝廷的控制之下，官员们也就不再呈递如何应对他的奏疏。随后几周，在大臣们的强烈要求下，钦宗逐渐加紧了对徽宗及其身边人的控制。从四月初八起，钦宗向龙德宫派去官员，负责每天报告徽宗的活动。有一段时期，派驻龙德宫的官员接到命令，每位前往觐见徽宗的人都要盘问一番，徽宗赐予访客的礼物也都被没收。钦宗很少去拜见徽宗，而徽宗似乎也仅在五月十三日有一次被邀请入宫。［60］

钦宗朝廷继续对与徽宗有关的重要官员进行清洗，而这一过程似乎并未受到这些高官庇护下发达起来的诸多官员的反对。那些通过道官制度进入官场的人员，还有他们的亲属，一概被罢免。蔡京、王黼、王安中和朱勔等人的所有亲戚，甚至包括姻亲，也都被免职。五月，蔡京的子孙被贬逐到各地。六月，白时中和李邦彦被贬。七月，王安中被贬。八月，吴敏被贬。［61］蔡京也于七月被贬，在他南下的路上，据说连当地的商人都拒绝卖食物给他。蔡京年过八十，体弱多病，在流放途中不到十天就死了。同一天，皇帝下诏，蔡京的二十三个儿孙今后都不得被赦免或减轻惩罚。从那时到十月，跟随徽宗的主要大臣均被赐死，包括童贯、赵良嗣、蔡攸、蔡翛和朱勔。［62］九月，童贯的首级在开封的集市示众，旁边张贴了一份公告，上面用大字列出了他的种种罪行。［63］

徽宗返回开封后，在1126年的夏季和秋季，他眼中的世界是什么样的呢？徽宗住在皇宫北面很远的龙德宫，对政府运作没有任何发言权。钦宗朝中很多高官的敌意，徽宗很难视而不见。在这个夏季和秋季，他不断听到旧臣一个接一个遭贬斥或死亡的消息。很难想象他可以完全置身于这些报复行为之外，哪怕他努力通过宗教生活获得更高境界的真理。后来，当他和钦宗都成为女真人的俘虏时，他曾对女婿蔡絛说，太多人在钦宗朝被处死，他认为他们后来所遭受的厄运，有一部分是夺取这么多人命的报应。［64］

战争局势也肯定使徽宗在整个夏秋倍感忧心。女真人继续围困太原，双方都面临着火炮的猛烈攻击和粮食短缺，但都决意争取胜利。几位宋军将领均未将太原解围，也无法阻止金军稳步推进。阿骨打的侄子粘罕取得了西路部队的统帅权，负责围攻太原和河东（今山西）的战役，阿骨打的儿子斡离不再次控制了东路部队，重新开始进军河北并围攻真定。五月，宋将种师中率军从河北井陉进入河东，增援太原的守军。他的部队遭遇伏击，但他率领全军“死战”，整个上午都向金军射箭还击。种师中自己四处负伤，战死疆场。宋朝随即在六月二十五日派李纲率兵增援太原，但也没有取得成功。［65］七月，种师中的哥哥种师道被委以重任，而金军开始向南方和东部推进，并且驱使大批汉族难民作为部队的前阵。

在这一年秋季的最后一个月，九月初三，在围攻太原二百六十天后，金最终攻下了这座城市，当时城中很多老百姓都已经饿死。［66］一个月后的十月初六，真定也在弹尽粮绝后陷落。当月，徽宗对身边的人说，他确信女真人还会打回来，建议由自己去洛阳组织一支军队抗金。吴敏说服钦宗拒绝了这个建议。［67］

徽宗回到开封后，尽管和钦宗几乎没有什么接触，但在十月份徽宗生日时，钦宗还是要来拜见太上皇。只是这个场面进行得不太顺利。先是有人踩了钦宗的脚，然后钦宗拒绝了徽宗的敬酒，使徽宗痛哭流涕。在这次会面后，钦宗让人在龙德宫大殿外张贴了一张告示，悬赏告发散布谣言离间两宫关系的人。据载，从这时起，两宫之间就不再有任何实质性的往来了。［68］徽宗成了一名囚犯。

［1］ 《三朝北盟会编》卷二十三，政宣上帙二十三，219—221页。《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五十，1546、1550页。

［2］ 《宋史》卷四百六十八，13661页。

［3］ 《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五十，1552—1558页。相关的详细分析参见李天鸣《金侵北宋初期战役和宋廷的决策》，208—217页。

［4］ 《宋史纪事本末》卷五十六，568—569页。《三朝北盟会编》卷二十五，政宣上帙二十五，246页。

［5］ 《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一百四十六，2458—2459页。马扩曾主张，如果黄河的边境失守，皇帝应当退到四川，他还引用了唐代的先例。《三朝北盟会编》卷二十三，政宣上帙二十三，224页。《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五十，1552页。

［6］ 《三朝北盟会编》卷二十五，政宣上帙二十五，246页。《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五十，1562页。

［7］ 《续资治通鉴》卷九十五，2494页。《三朝北盟会编》（卷二十三，政宣上帙二十三，225页）记载，这次会面发生得更早，与李邺在1125年十二月初八的建议有关。

［8］ 《续资治通鉴》卷九十五，2496页。《宋史》卷三百七十一，11526—11527页。其中的一份奏疏参见《三朝北盟会编》9政宣上98.80—81。

［9］ 《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一百四十六，2457页；《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五十一，1571页。

［10］ 《三朝北盟会编》卷二十五，政宣上帙二十五，247—248页；《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五十一，1568—1571页；《宋史》卷二十二，417页。

［11］ 《三朝北盟会编》卷二十五，政宣上帙二十五，249页；《宋史》卷三百七十一，11527页。

［12］ 《宋史》卷三百五十八，11241页；《三朝北盟会编》卷五十六，靖康中帙三十一，557—558页。

［13］ 《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一百四十六，2459—2460页；《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五十一，1577—1578页。

［14］ 从字面意思上，河北指黄河以北，江南指长江以南。

［15］ “太上”用来指代退位的皇帝，意思是“特别崇高”的事物。

［16］ 孟子通常指儒家的一位宗师，拉丁文名称为Mencius。但“孟”表示长子，“子”是对儿子的通称。

［17］ 《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一百四十六，2460—2461页；《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五十一，1578页。

［18］ 《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一百四十六，2461页。

［19］ 《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一百四十六，2462页；《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五十一，1579—1580页。

［20］ 金国的一部史料也有记载（《大金吊伐录》93—97页）。

［21］ 《三朝北盟会编》卷二十五，政宣上帙二十五，250页。

［22］ 《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一百四十六，2462—2463页；《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五十一，1580—1581页。在一些不太详尽的史料中，例如《宋史》（卷四百七十一，13732页），蔡攸在这件事上起到了比吴敏更重要的作用。另参见陈乐素《〈三朝北盟会编〉考（上）》，《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六本第二分，1936年，261—262页，以及《三朝北盟会编》卷二百二十八，炎兴下帙一百二十八，343—344页。

［23］ 《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一百四十六，2463—2464页；《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五十一，1581—1582页。

［24］ 参见《靖康要录》卷一，5页。关于这一时期的重要资料来源《靖康要录》，参见Samuel H. Chao, “The Day Northern Sung Fell,”《中原学报》第8期，1979年，145—146页。

［25］ 《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一百四十六，2459页；《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五十一，1583—1584页。参见《宋大诏令集》（卷七29页）记载的这份诏书颁布日期为二十四日，有几处的措辞也不一样。坊间流传，有些宦官知道太子赵桓对他们的行为不满，试图让皇子赵楷（可能是徽宗最偏爱的儿子）继承皇位。内禅当晚，几十位宦官试图把赵楷带入皇宫。但他们到门口时，当时的禁军统领何灌拒绝让他们进入。另有史料记载，王黼曾密谋让皇帝改立赵楷为太子，宦官梁师成竭力保护太子的利益（《挥麈录·余话》卷一，282页；《续资治通鉴》卷九十六，2511页）。

［26］ 这座宫观原来是徽宗作为皇子时的宅邸，1100年先是改建为龙德宫，后来在1118年又改为道教北太一宫（《宋东京考》卷一，14页；卷二十，357页）。

［27］ 《桯史》卷八，93页。英文翻译参见Patricia Buckley Ebrey, “Emperor Huizong as a Daoist”。后来，李纲于1126年三月前去拜见徽宗时，徽宗也将这份祷词拿给他看。《靖康要录》（卷四，74—75页）描述李纲的拜访时记录了这份祷词，但没有说它最初是什么时间写的。

［28］ 《宋史》卷三百五十七，11228—11229页。唐睿宗在712年禅位给儿子唐玄宗。

［29］ 《三朝北盟会编》卷二十六，靖康中帙一，256页。

［30］ 《三朝北盟会编》卷二十六，靖康中帙一，259—260页。

［31］ 《靖康要录》卷一，6、8页；卷八，155页。《三朝北盟会编》卷二十七，靖康中帙二，261—262页；《鸡肋编》卷三，107页；《宋史纪事本末》卷五十六，571页；《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五十二，1609页。

［32］ 《三朝北盟会编》卷二十七，靖康中帙二，262—270页；《全宋文》第182册，260—261页；《靖康传信录》卷一，2—3页；《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五十二，1614页；《靖康要录》卷一，10页。

［33］ 这几个人中唯一没有提到过的是李彦。他是一名宦官，负责从收缴充公的土地（大部分在京师附近）收税，因而被众人仇恨。参见Yoshiyuki Suto（周藤芳幸）, “The Kung-T’ien-Fa of the Late Northern Sung,”Memoirs of the Research Department of the Toyo-Bunko , 24（1965）: 1—46。关于陈东，另参见John Winthrop Haeger, “Li Kang and the Loss of K’ai-Feng: The Concept and Practice of Political Dissent in Mid-Sung,”Journal of Asian History 12, no. 1, 1978, pp. 30—57。

［34］ 《宋史纪事本末》卷五十五，559—560页；《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五十一，1594—1599页；卷五十二，1610页。《靖康要录》卷一，7—8页。

［35］ 《三朝北盟会编》卷二十八，靖康中帙三，275页。

［36］ 《三朝北盟会编》卷二十八，靖康中帙三，275—276、278页；卷二十九，靖康中帙四，288页；《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五十二，1619、1622页。《瓮中人语》（53 页）记录的数字不太一样，说是一万匹绢和缎，但没有提到骆驼。

［37］ 《三朝北盟会编》卷二十八，靖康中帙三，278—280页；靖康中帙五，294、297—928页。《靖康要录》卷一，19—20页。《瓮中人语》，55页。另参见Herbert Franke, “Treaties between Sung and Chin”。

［38］ 《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五十二，1624—1625页；《三朝北盟会编》卷三十，靖康中帙五，299页；卷三十一，靖康中帙六，304—305页；《瓮中人语》，54页。《靖康要录》卷一，18页。

［39］ 《三朝北盟会编》卷三十二，靖康中帙七，312—313页。《瓮中人语》，55页。《靖康要录》（卷一，19页）记录为二十万两黄金，没有提到白银的数量。

［40］ 《宋史纪事本末》卷五十六，579页。《靖康传信录》卷二，13—14页。

［41］ 《宋史纪事本末》卷五十六，580—581页。

［42］ 《挥麈录·后录》卷一，64页。《挥麈三录》卷二，240页。《靖康要录》卷一，16页。

［43］ 《宋史纪事本末》卷五十五，560—561页；《三朝北盟会编》卷三十一，靖康中帙六，304页。

［44］ 《三朝北盟会编》卷三十二，靖康中帙七，315—320页；《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五十二，1633—1634页。关于对钦宗的尽孝责任的论述，另参见Patricia Ebrey, “Imperial Filial Piety as a Political Problem,”in Filial Piety in Chinese Thought and History , edited by Alan K. L. Chan and Sor-hoon Tan, London; Routledge, 2004, pp. 122—40。

［45］ 有趣的是，钦宗罢免李纲时，仍然赐给他黄金五百两和钱五十万（《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五十三，1648页）。

［46］ 《三朝北盟会编》卷三十三，靖康中帙八，325—334页；靖康中帙九，341页。《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五十三，1648—1656页。另参见王建秋《宋代太学与太学生》，台北：商务印书馆，1965年，266—283页。

［47］ 《三朝北盟会编》卷三十七，靖康中帙十二，367页。

［48］ 《三朝北盟会编》卷三十九，靖康中帙十四，389—394页；卷四十三，靖康中帙十八，423—425页。《靖康要录》卷三，46—50、55、57、58—62；卷四，76—77、81—83、87—88；卷六，123页。《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五十四，1688—1689、1697—1698、1701—1705页。

［49］ 《三朝北盟会编》卷四十三，靖康中帙十八，425—427页。

［50］ 《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五十四，1691页。

［51］ 《三朝北盟会编》卷四十三，靖康中帙十八，425—426页。

［52］ 《三朝北盟会编》卷四十三，靖康中帙十八，427页。《靖康要录》卷三，62—63页。

［53］ 《靖康要录》卷四，67、69—70页。《三朝北盟会编》卷四十三，靖康中帙十八，430—432页。《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五十四，1694—1695页。

［54］ 《靖康要录》卷四，69—70页。

［55］ 《靖康传信录》卷二，16页。

［56］ 《靖康要录》卷三，63—66页。《靖康传信录》卷二，16—17页。

［57］ 《靖康传信录》卷二，18—19页。

［58］ 《靖康传信录》卷二，18页。李纲后来将这份手谕拿给钦宗看，钦宗很感谢李纲，将手谕又归还给了他。李纲不仅视为珍宝，还印制了副本。（《梁溪集》卷一百六十一，页1a–2b）。

［59］ 《三朝北盟会编》卷四十四，靖康中帙十九，440—441页；卷四十五，靖康中帙二十，445页；卷九十九，靖康中帙七十四，400页。

［60］ 《靖康要录》卷五，93页。《三朝北盟会编》卷四十五，靖康中帙二十，445页；卷四十七，靖康中帙二十二，471页。

［61］ 《靖康要录》卷五，106—107页；卷六，116—117页。《宋会要辑稿·职官六九》，叶23b—24b。《三朝北盟会编》卷四十八，靖康中帙二十三，481—483页；卷五十，靖康中帙二十五，506—551页；靖康中帙二十六，507页。

［62］ 《宋史纪事本末》卷五十五，562—563页；《三朝北盟会编》卷四十九，靖康中帙二十四，493—495页；卷五十二，靖康中帙二十七，517页；卷五十六，靖康中帙三十一，557—558页。《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五十五，1738—1745页，卷五十六，1771页；《挥麈录·后录》卷八，185页。《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16页）记载的时间不同，赵良嗣于四月被杀，童贯七月被杀，朱勔和蔡攸在十月被杀。关于赐死童贯，参见Don J. Wyatt, “Unsung Men of War: Acculturated Embodiments of the Martial Ethos in the Song Dynasty,”pp. 212—214。《清波别志》（卷二，42页）说蔡攸、蔡翛听到他们被赐死的消息后就自杀了。

［63］ 《三朝北盟会编》卷五十六，靖康中帙三十一，558—560页。

［64］ 《北狩见闻录》，5页。

［65］ 《宋史》卷三百三十五，10754—10755页；《三朝北盟会编》卷四十七，靖康中帙二十二，466—467页；卷四十八，靖康中帙二十三，475、485页。《宋史纪事本末》卷五十六，582—583页。

［66］ 《宋史纪事本末》卷五十六，584—585页；《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五十六，1772—1779页。

［67］ 《三朝北盟会编》卷五十七，靖康中帙三十二，565页。

［68］ 《三朝北盟会编》卷五十七，靖康中帙三十二，564页。

第十六章 天崩（1126—1127）

是日也（1127年二月初九），宣德门前揭示黄榜，备坐金人节次移文，及孙傅等应报文状。民间始知欲立异姓，相顾号恸陨越，皆悔不令上皇东巡、上迁都也。

——赵甡之《遗史》

这年冬天的第一个月，也就是1126年十月，宋朝的局势陷入危急。金兵已经打到了距离京城很近的地方，开封城内的居民很多都逃走了。［1］朝廷不得不再次从别处调兵，加强京城的防御。此外，在经历了夏秋的政治清洗后，徽宗执政时提拔的官员都不确定自己现在是什么处境。朝廷摆出姿态来修补与朝中官员的关系，在十月十八日颁布的一份诏书中，朝廷承诺不会罢免有才干的官员，哪怕他们曾得到蔡京、王黼、童贯或梁师成的举荐。随着局势进一步恶化，种师道力劝钦宗迁都长安。钦宗诏种师道回京进一步商量，但这位老将已经七十六岁，在返京途中因病去世了。同时，金国使臣暗示，如果宋提出足够诱人的条件，他们愿意停止进军。宋朝立即送去十万匹绢，作为对金兵的犒劳。当然，金军一收到这些物资，马上又提出了新的条件。［2］

十一月初，朝中大臣展开激烈辩论，是否应当改变原来的决定，按照女真人的要求割让黄河以北三镇——宋朝在夏季和秋季一直拒绝将三镇交给金国。范宗尹和七十位官员赞成割地，但何 、秦桧和另外三十五人反对。钦宗同意大多数人的意见。他派自己十九岁的弟弟康王赵构和大臣王云担任使臣，与金谈判割地议和之事。但在他们启程的三天前，金军正在渡过黄河（十一月十五日）。由于不知道金军的行动如此迅速，赵构和王云错过了金军，最后到了金军战线后方的河北。［3］

开封沦陷

粘罕的军队到达开封的郊区后，提出了一个新条件：如果将黄河作为两国的新边界线，他就可以撤军。不久，钦宗派去两名使臣，准备同意这项提议，但为防万一，他让住在城墙外的人都搬入开封城，然后将城门关闭。［4］十一月二十五日，第一支金军骑兵到达开封的城墙外。在城内，几乎所有愿意抗金的人都被调动起来，包括一个名叫郭京的人，他的计划是招募七千七百七十七名士兵，然后用法术让这些人全部隐身。这个计划获得了大臣孙傅的信任。一些强烈反对徽宗朝廷的官员，如胡舜陟和孙觌，现在一致认为钦宗应当离开京城（委婉的说法是迁都）。［5］但无论此项计划在一年之前是否可能成功，到了现在这么晚的阶段，大多数人都认为不可行了。

十一月三十日，斡离不和粘罕的军队都在开封城外扎下了大营，两支人马加起来大约有十万人。［6］粘罕选择的扎营地点是开封以南的青城，那里是宋朝皇帝举行郊祀的地点。斡离不则驻扎在开封城东北部的刘家寺。上一次金军包围开封时，粘罕的部队受阻于太原城下，而此次两支部队都打到了开封城下，局势要危急得多。而且，由于大量物资在一年前都进献给女真人，开封城内的补给也没有那么充足了。但这一次朝廷下定决心奋力抗金，而不是向金军求和。

在准备攻城时，女真人强迫掳来的汉人为他们搬运石头和砍伐树木，建造攻城设施。［7］幸运的是，从别处调来的宋军开始陆续到达，人数最多的一支援军是从南路调来的三万军队，由张叔夜率领。双方的战斗真正开始于闰十一月。宋军中有很多都是新征募的平民，作战策略主要是防守城墙，只有在极少数情况下才会派军队出城干扰金军准备攻城设施。一开始，双方都试图用火攻来加强优势：在开封十二座城门中，有十一座女真人都使用火攻；而宋军也派出军队，火烧了金军的围栏。此外，双方在战斗中还大量使用石炮（Catapults），向对方的军队投掷炮石。为确保有充足的炮石供应，1126年闰十一月初八，开封城中居民奉命从徽宗的艮岳取石，用作投掷敌人的炮石。［8］根据石茂良对开封被围期间双方使用的武器和战术的记述，宋兵还向女真人的攻城塔发射了填充火药的火箭。塔一旦被点着，宋兵接着就会发射助燃火势的火种，例如装在竹筒里的稻草或干草。女真人对付这种火箭的最佳方法是在塔外涂满一层薄薄的泥浆。一旦金兵被迫离开攻城塔，宋军就会用箭射杀他们。［9］

战斗从一座城门转到另一座城门，与此同时，双方也多次互派使臣。金坚持要求钦宗亲自前往金军大营，并且声称，如果钦宗立即前往，仍然能够获得礼遇，但若在开封城被攻破后再去，那就不可能了。数天后，金又提出，只要钦宗将他的父亲徽宗、皇太子谌、叔叔越王和弟弟郓王送去作人质，就可以恢复谈判。钦宗对此的回答是：“朕为人子，岂可以父为质！”不过，他的确试图将徽宗的弟弟越王赵偲送去作人质。［10］

双方的谈判处于停滞状态，攻城的战斗则越来越激烈。闰十一月二十五日，大雪纷飞，宰相何 和兵部尚书孙傅命令郭京率领他的七千七百七十七名士兵出城应战，以扭转局面。［11］宋军打开城南的宣化门，郭京的队伍涌出城门与金兵交战，后面还跟着几千名希望助战的开封百姓。传言说郭京的队伍大获全胜，但事实上他们一败涂地。金军很快架起云梯，开始往城墙上爬。开封在这一年经历了很多极端天气，当天的大雪只是其中之一。据说粘罕对一名部下说：“雪势如此，如添二十万新兵。” ［12］

开封城的外城墙失守后，大批宋兵在最后一战中丧生，其他人则随着数以万计的老百姓逃出城外。女真人放火烧掉了城楼和沿城墙修建的防御工事，城中大部分地区很快就笼罩在火光之中。逃跑的宋兵开始抢掠，一些人甚至杀死他们的军官。在几处城门附近，金军攻入城中，开始劫掠杀掳。人们都惊慌失措，富裕人家也换上了穷人的衣服躲起来。据说有几千人投河、投井或悬梁自尽，尤其是女性。钦宗登上了东华门（位于禁城东侧），下令将兵器分发给民众，但人们在这时候已经丧失了斗志。［13］

听说外城沦陷后，徽宗让卫兵把他带到比较安全的宫城。守卫皇宫的宦官把他们挡在宫外，他们设法通过一道水门进入宫城，但由于在大雪中辨不清方面，他们迷路了。钦宗听到这个消息后，派出两百带甲卫兵，将徽宗一行人带到了延福宫。延福宫修建于1113年，是宫城后面的一处宫殿，郑皇后当时已经住在那里了。［14］

女真人攻下外城墙的第二天早上，钦宗登上宣德门，亲自与军队及百姓对话。他问众人，目前局势如此，大家可以献计献策，即使城墙失守，他也不会责怪任何人。人们开始大声地提问和献策，言辞中不拘礼节，有人甚至使用了普通人的称呼“你”“我”，而不是对皇帝使用的“陛下”和“臣民”。一些人感谢钦宗仍然留在城中，没有抛下他们。有几百名宋军将士想设法突围出去，爬上附近一座建筑的房顶，大声呼喊说，钦宗应当马上离开开封，这里已经不安全了。钦宗说，先要准备好途中携带的粮食和钱，并下令让人开始准备。但他返回皇宫后，包括梅执礼在内的朝廷大臣都劝他不要草率行事，钦宗便推迟了这一计划。第二天，金军派一位宋臣来到开封城，告诉钦宗不要想着离开，因为方圆五百里都已经被金军控制。于是，突围出城的想法被放弃了。［15］

即使在女真人占领城墙后，还是有很多人——既有宋朝将士也有城中居民——准备好了与入侵者展开肉搏战，而金希望尽可能避免这种局面，因此他们开始与宋进行谈判，希望宋朝主动交出他们想从城中得到的一切，作为交换，女真人承诺不让金兵在城内为所欲为。钦宗派弟弟赵楷（徽宗的第三个儿子）与何 作为使臣/人质前去与金谈判。金向二人保证说，他们想要的只是领土，而不是摧毁宋朝。金人提出的第一个要求是，将徽宗作为人质送入金军大营，并列出了一份很长的人质名单，包括河北、河东众多将领的亲属，目的是确保这些将领在割让其所在州县时不会起来反抗。此外，他们还要求把曾参与朝廷决策的诸多官员（包括蔡京、李纲、吴敏，以及很多职务较低的官员）的亲属也作为人质。这份公函保存在金国史料里，特别强调了要将徽宗和皇太孙湛作人质。［16］何 抗议说他无法传递这样的信息，粘罕回答，钦宗其实还有一个选择——交出他的父皇或者他的妻子和公主。宋朝史料记载，钦宗提出由自己而不是徽宗去作人质，他在回复给金的国书中说：“然欲上皇、皇子出郊，今城已破，生死之命属在贵朝，又焉敢拒？但父子之间，心所不忍，如何躬诣军前！求哀请命。”不过，在送出这封信的同时，钦宗也向康王赵构派出了信使，任命他为河北兵马大元帅，并要求他集结一支军队。［17］

康王赵构此时被困在敌军阵线北部的河北。和几位哥哥一样，康王也卷入了这场战争。1126年正月，女真人第一次入侵时，要求宋朝送去一名皇子作为人质，确保和谈顺利进行，当时他自告奋勇前往金营，后来在斡离不的大帐中待了十多天。十一月，金军再次向南进攻，康王被派去与斡离不谈判。但在半路上，当地一些反对和谈的人设置路障，杀死了与他一同赴金的宋使。在此期间，金军已渡过了黄河，康王无法再返回开封。在钦宗的授权下，他开始与当地驻军以及大将宗泽一同在敌军后方组织一支抗金军队，打击盗匪，并相机援救开封。［18］

闰十一月二十八日，众亲王和朝廷重臣到金军大营请求议和。开封城中贴出了黄榜，要求耆年和百姓前往金营，并献上金帛酒肉犒劳金兵。人们纷纷响应，很快，满城大街上都是人。人们手里举着写有名字、区域和所献礼物的旗帜，感谢金兵的活命之恩。但这时开封城却陷入了混乱，当时的市场上已开始公然出售人肉。宋军军饷已耗尽，士兵们逃离军营，在城中肆意劫掠。为了控制局势，朝廷下令允许擒到贼匪后可将其处死，这就导致了更多人死亡。第二天，城中的年轻人自发组织巡逻，才使劫掠事件得到了控制。［19］

闰十一月三十日，钦宗亲赴斡离不的大营，陪同的还有他的两位叔叔（徽宗的弟弟赵俣和赵偲）、宗室、大臣等四百人。据《金史》记录，所有人都“称臣”。当日，斡离不和粘罕都未与钦宗见面。第二天，他们派信使前往，要求钦宗递交一份正式的降书。孙觌立即起草了一份，随后被迫多次修改，最后金才同意接受。修改的内容包括，不允许宋以两位皇帝相称——即一位是大金皇帝，一位是大宋皇帝——而只能有大金国的一位皇帝。钦宗最终见到斡离不和粘罕时，要求金军统帅撤军，并主动提出世代向金进贡宝物和皇家藏库的金帛。粘罕反驳说：“城既陷，一人一物，皆吾所有。” ［20］

在开封城，人们聚集在南薰门（新城的正南门）等待钦宗返回。后来，一面黄旗出现了，那是钦宗派来的信使。信使告诉众人，尽管宋朝进献的金额尚未确定，但钦宗已经与金达成了和平协议，将在第二天返回开封城。第二天，人们又聚集在南薰门，在雪中等待了大半天。下午，人们终于远远地看到了钦宗马车上的黄顶盖，一时欢呼喧腾，奔走相告。［21］

钦宗回到开封后的第二天，金派使臣提出了基本要求：绢和缎各一千万匹、金锭五百万条（每条为五十两）、银锭一千万条。［22］这是一个难以想象的巨额数字，其中金银分别是女真人在年初第一次入侵宋朝时索要数额的五十倍和十倍。而且，宋朝政府至今未能筹齐那一次金所要求的赔款，也没有时间补充官库。此外，金还给康王赵构送去一封信，要求他返回开封，但钦宗派人给康王送去密信，再次强调要他组织一支军队。［23］

金军进入开封，打开了宋朝的府库后，发现府库里的绢比他们索要的还多，金银的数量却很少。宋朝官员被按照片区分派任务，负责在城中搜刮所有的金银。每隔几天，女真人就会向宋朝索取一些新的东西。例如，十二月初五，金索要一万匹马。官职高的官员获允保留一匹马，其他的则都被抢走，最后一共凑了七千多匹。［24］次日，金又向宋索要兵器。开封城百姓手中的兵器多是在宋兵丢弃后拣的，钦宗下诏，命令城中所有的兵器，无论是政府还是个人手中的，都要上缴给金军。又过了几天，十二月初十，宋朝府库中的钱都被分给金兵作为犒赏。十二月十三日，金索要画匠二十名、酒匠五十名、酒三千壶。十天后，金列出了一份包含大批书籍和文件的书单，其中包括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以及苏轼和黄庭坚的书法作品。有时，开封府官员不得不自己去书铺购买书单上的某些书籍。又过了一些时日，金兵从国子监抢走了一些书（作为对王安石的羞辱，他的书都被丢掉了）。当金国学者发现他们漏掉了一本书时，又随即将这本书加入索要之列。［25］就在元宵节前，金向宋索取了通常在皇宫、寺庙、宫观和店铺悬挂的所有花灯，然后在城墙外举行了自己的庆祝仪式。不久，金又要求提供全套的卤簿仪仗，以及九鼎、大晟乐使用的钟和其他乐器、嫔妃的车辂、书籍印版（包括佛经和道经的印版）、地图、图表和各种图册。女真统帅还经常要求各类专业工匠或技术官，如医官、教坊乐工、司天台官吏、兵器匠、竹瓦泥匠、后苑园丁、玉匠、内臣、画匠、街市弟子、学士院待诏、僧人等。从皇宫抢走的物品清单也非常惊人：两万五千件古代铜器，一千辆牛车，一千把遮凉伞，两万八千七百颗御用灵宝丹，一百万斤丝线，以及一千八百匹河北缂丝。［26］

不过，金索要的最重要的财物还是金银。他们一再警告宋朝，如果不希望女真人在开封城内大肆劫掠，就必须尽快满足他们的要求。宋朝大臣们都明白，金索要的金银数额太高，不可能满足，但他们对于如何应对却又众说纷纭。有人建议派使前往女真军营，乞求他们降低索款金额，因为宋不可能搜刮到这么高的数额，但更多人主张在开封城尽可能彻底搜刮，将能找到的财物悉数交给女真人，这也是在此前十一个月行之有效的策略。十二月十四日，当铺、丝绸店、金店和银店内的所有货物都被充公。［27］十二月二十四日，官府在集市上贴出黄榜，榜文详细描述了这些要求，其中写道：政府藏库中有充足的绢，但金银和彩缎不足。朝廷官员以及徽宗、太子以下的宗室家中的值钱物品都已经充公，现在要搜查权贵豪富之家的财物。开封城内每个片区都派有专门负责的官员。官府还承诺奖励告密者，鼓励对这项规定的落实。凡是告发隐藏财富者，包括告发主人的仆人，作为奖励，都可以得到被揭发物品价值的十分之一。由于查出了隐藏的私人财物，很多官员因此被革职。［28］

一周后，1127年正月初八，彩缎的数量凑齐了，金银数量几乎毫无进展。宋朝只搜集到了百分之一的金和十分之一的银，因此，何 前往金营，恳请女真人降低金额，但遭粘罕拒绝。此后，朝廷不得不采取更残酷的手段，为了逼迫人们说出宝物的藏地，甚至会将他们绑起来毒打。正月初九，官府列出了自宰执以下没有上缴金银的人名，在这新一轮的搜括中，很多官员也因为没有缴足金银而被带上了枷拷。［29］

尽管开封城已经沦陷，但女真人仍然命令关闭城门，想通过这种方式让开封继续感受到被围困的压力，直到满足金提出的所有条件为止。这样一来，城中的食物和薪柴都非常短缺。十二月二十一日，朝廷下诏允许人们拆除官府建筑获取薪柴；第二天，一场降雪使得局势更加恶化，人们获准进入艮岳砍伐里面的奇珍异木。几天之后又下了一场雪，人们再次被允许进入艮岳，拆掉园林内的一百多座建筑。由于人们蜂拥而入，有些人不幸被踩踏而死。大火也使开封城雪上加霜。十二月二十五日，从天宝寺开始的一场大火四处蔓延，烧毁了五百多间房屋。同一天，城中贴出黄榜，通知有家人被金兵掳走的家庭到东西塔院登记，以便官府安排赎金。但两三万人出现在西塔院，人数太多了，官府无法应对，只好取消这一计划。［30］

1127年正月初一，尽管这一天是新年，但眼下当然不可能再像从前一样庆祝。钦宗去延福宫拜见了徽宗，但没有像往年一样举行新年大朝会，而是让大臣和僧侣道士一同前往金营祝贺，这相当于承认金人才是真正的统治者。但粘罕对他们说，没有必要这么多人一起来，只要钦宗的几位弟弟前来祝贺就够了。随后，粘罕领着儿子回访了钦宗。［31］

在这一年的不祥开端过后不久，女真人再次向钦宗施压，要求他返回金军大营。一些大臣认为钦宗应当拒绝，但何 主张他去。在离开之前，钦宗拜见了徽宗和郑皇后，三人在一起饮酒时，钦宗并未告诉他们自己决定次日前往金营。钦宗在出发前叮嘱孙傅，如果自己不幸蒙难，孙傅应当招募两三百名勇士，带徽宗和皇太子冲出金军的包围。此外，钦宗当着众人的面，将他的长子、皇太子赵湛立为摄政。钦宗知道赵湛只有九岁多一点，需要其他人的协助，又任命孙傅和谢克家辅佐。［32］

钦宗为什么要立自己年幼的儿子为摄政，而没有从已成年的众多弟弟中挑选一位呢？有一种可能是，钦宗任命辅佐皇太子的大臣控制了局势，他们希望自己握有一定的自主权。还有一种可能是，钦宗担心，如果自己发生了意外，而某位弟弟或叔叔正在掌权，这个人将最终继承皇位，而不是由自己的亲生儿子、皇太子赵湛即位了。尽管从钦宗登基的第一天起，帝王的职责就是一个沉重的负担，但他显然还是更希望将皇位传给自己的后代，而不是弟弟。

钦宗离开开封

正月初十，钦宗的御驾从南薰门出城，他让等候在路旁送行的百姓放心，说自己第二天就会回来。钦宗带去不少随从，但金人只允许十一位大臣陪他进入金营，其中包括他的弟弟赵楷。金兵将钦宗一人锁在侧殿，甚至不给他提供被褥和食物。他要求见斡离不或粘罕，都遭到了拒绝，但他们派来了一位信使，逼迫钦宗同意将黄河作为宋金两国的边界，把一位公主嫁给一位女真皇子和亲，还要向女真人进献两千件宫廷器具、五百名民女、五百名女乐工和很多点名要求的人。第二天，金人明确表达了自己的要求，宋送来和亲的公主是蔡京的儿媳福金公主。福金公主是徽宗的第五个女儿，在1118年十六岁时嫁给了蔡鞗，距今已有八年多了。徽宗还在1119年临幸了他们的新居，并在1122年授予他们的长子封号。［33］

女真人强迫钦宗写下手诏，催促尽快搜缴金银。开封城内很快就贴出黄榜，宣称只有足额献上金人索要的金银，金人才会将钦宗送回来。但大臣们和城内居民每天还是会聚集在南门，等候钦宗回来。正月十三日，一位宋臣从青城返回开封，哭着报告说，钦宗自从离开后已经三天没有吃东西了。随宋臣一起来的还有几位金使，目的是来查看各位公主。［34］

宋朝官员绞尽脑汁搜括开封城中的金银。经常有宋兵和百姓将皇宫中徽宗和亲王用过的物品从宣德门运送到南薰门。正月十三日，官府命令普通百姓每五家为一保，帮助搜集金银，这就使普通穷苦人家遭受到更沉重的压力。官府贴出的黄榜上引用了钦宗的话，说所有的财物必须在正月十五日前凑齐进献金人，他才会被释放。正月十四日，徽宗同意将太庙或亲王家中供奉祖先的祭器都交出来。［35］正月十八日，要求僧侣和道士为皇帝早日返回进行祷告，皇宫到新城南门之间的路上也站满了百姓，焚香祷告。至正月十九日，开封府共交给女真人十六万两黄金和六百万两白银。［36］

由于食品物价飞涨，城内的生活也越来越艰难：大米现在要三百钱一升，猪肉六贯一斤，羊肉八贯一斤，牛马肉十贯都很难买到。人们无法离开开封，到处都堆着死尸，其中大部分人都是饿死、冻死或感染城中肆虐的传染病而死。那些苟活的人，通常也因为食品匮乏而患上了脚气病。［37］正月二十三日，宋政府开始按照市价的百分之十到百分之二十卖限量的粮食和薪柴。由于需求非常大，刚开始时，只有最强壮的人（大部分都是宋兵）才能挤到前面买到粮食，为了确保最弱势的人也买到粮食，官府不得不禁止士兵进入市场，并且轮流为男性和女性指定日子。开封周边各州的情况也好不到哪儿去，因为女真人经常去那里抢夺粮食。此外，女真士兵还开始挖掘当地大大小小的坟墓，抢掠陪葬品。［38］

正月二十二日，钦宗被拘禁了十多天后，被迫在粘罕和斡离不起草的一份新协议上画押。这份协议的主要内容是：徽宗可以不必北上，但皇太子、康王和宰相等六人必须作为人质，直到宋履行完协议的全部内容；宋朝宫廷中的所有财宝都要进贡给金，还要献上两名公主、八名宗室女子、两千五百名宫女、一千五百名女乐工、三千名工匠，向金岁贡增加为五百万匹/两绢银（这个数额是宋对辽岁贡的十倍）；如果十天内不能足额交上原定犒赏金兵的一百万锭金和五百万锭银，就要出售宋朝女子来顶替。每名公主或王妃可以抵一千锭金，皇室同宗的女儿可抵五百锭金，皇室同族的女儿可抵二百锭金，皇室同宗的妻子五百锭银，皇室同族的妻子二百锭银，贵戚的女儿一百锭银。为了确保宋朝不会送来又老又丑的女子，金帅有权挑选女人。［39］

宋朝别无选择，只能用女人来充抵金索要的大部分物资，据说有五千多名女子被送到金营，从公主、嫔妃到底层的艺人和妓女。几天之内，所有的演艺女子都被集合在一起，还有在徽宗朝做过宫女、后来被遣散的那些女子，即使已经出嫁，也会被抓回来。正月二十八日，蔡京、童贯和王黼家中的歌妓，以及他们的妻女都被抓走了，其中包括蔡鞗的夫人福金公主。公主被绑着送到金营时，已经“无人色”。在这些女子被送去后，金军将士可以根据自己的级别挑选相应数量的女子：粘罕挑了数十人，级别较高的大将得到几名，其他军官得到一两名。有一千多人因为健康不佳被退回了开封，宋必须重新补送。［40］

尽管开封百姓的家中被官府洗劫一空，女儿也被掳去，但他们对宋朝皇室仍然非常忠心。据记载，每天都有数十万人在御街等候钦宗返回开封，以示对皇帝的忠诚。当听说天晴之后钦宗参加完一次球赛就可以返回时，百姓都非常激动。全城的寺观都开始举行法事，祈祷天气转晴。后来，天虽然放晴了，但还是没有钦宗的消息。当球赛终于在二月初五举行时，钦宗请求回到开封，粘罕反问道：“尚欲何往？”钦宗顿时哑口无言。［41］

第二天，初六金举行仪式，正式废黜钦宗。金朝的一部史料记载：

初六日黎明，二帅令宋主入青城寨，宋官皆从。金兵挥去黄屋夹队，行抵寨下马，令跪听诏，废为庶人。国相令萧庆、刘思去少主冠服，宋忠臣李若水抱持御衣，戟手怒骂，兵士拽出。［42］

宋史料记录，李若水当时大喊：“这贼乱做，此是大朝真天子，你杀狗辈不得无礼！”然后，他“左手抱上，右手指粘罕以骂之，被数番人打破口面流血，扯过一边。见上脱了御服，即时气绝倒地”。［43］相比之下，金史料强调了对宋朝的羞辱，而非宋如何反抗。金史料中接着记录：金兵将李若水拖出去，然后逼迫钦宗给留守开封的大臣写了一份手诏，告诉他们徽宗必须在次日之前带领所有宫眷和宗室出城，并推荐一位异姓即位。李若水则被带到城外殴打致死。［44］

青城

在钦宗正月初十进入金营后的三周半时间里，史料中仅简单地提及了徽宗。钦宗不在时，宰辅们有时会去找徽宗，寻求对某些措施的支持，尤其是关于皇室家族、宗室或祭祖的事情。但没有理由认为大臣们会经常找徽宗商量，或徽宗的意见能起到比较大的作用。这一点从钦宗的大臣们逼着他迈出毁灭性的一步、带着家眷和宗室离开开封就可以体现出来，存世的几部史料对此均有记载。［45］徽宗的女婿蔡鞗在《幼老春秋》中记载：1127年二月初六，两名宋臣从金营回到开封，带来金人的口信：“上皇以下申时不出，即纵兵四面入来杀人。”于是，“傅与时雍等径见太上皇，乞与诸王、后妃诣军前恳告。上皇未应，范琼以言逼之。上皇涕泪横流，不得已，乃乘竹轿而出，自宫门至南薰门……百姓望之，皆恸哭”。［46］另一份资料记录的故事相差无多，但作者也怀疑，可能是大臣们更担心金兵的劫掠会给他们自己家庭造成影响，才用巧言将徽宗哄骗出城，而城中百姓当时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47］

曹勋是被钦宗派去服侍徽宗的大臣之一，他对这件事有更加详细的记录：

靖康二年二月初七日，晨起，密报李石、周训、吴幵、莫俦来奏事，即引对。石奏曰：“皇帝令起居上皇，缘金人坚欲上皇出郊，前次虽已得辞，今又请到南薰门厂舍拜表，乞皇帝归。若表到寨中，皇帝便可归内。金人意欲成本朝一段好事，恳请亦无他意。”又密奏曰：“得旨，爹爹、娘娘请便来，不可缓，恐失事机。”

徽庙沉吟曰：“军前别无变动否？卿无隐也。朕爵禄卿等至此，无以小利误朕大事。苟有他变，我亦擘划，恐徒死无益。”

石等曰：“倘或不实，甘受万死。”

徽宗显然怀疑他们没有全部实言以告，便不断追问：

徽庙曰：“朝廷既不令南去，又围城时聋瞽我，不令知，以至于此。今日之事，妄举足则不可，卿等无隐。”

石曰：“不敢乱奏。”

徽庙即令中使请显肃皇后。时后已到拱宸门外办被复、厨檐，邀徽庙同行。后与徽庙语少刻，即索道服欲出。姜尧臣等进曰：“虽云邀驾，只在门里，第恐虏情诈伪不测。更宜圣裁，此足似未可移。”

徽庙曰：“适皇后在禁中得官家语，令暂到门首。端的如此，怎不去得？”内人与近侍皆大哭。徽庙曰：“纵或有非意，亦知此事终在。若以我为质，得官家归保宗社，亦无辞。第恨我揖逊如礼，退处道宫，朝廷政事，并不与闻。惟一听命，未尝犯分。自处若此，获报乃尔，有愧昔人多矣。”顾左右曰：“从我者听。”左右皆泣从。又取常御佩刀，令丁孚佩之。乃乘肩舆，与显肃皇后出延福宫，由晨辉门而出。

将至南薰门，双扉俱启。徽庙曰：“此必番使迓。”方欲由就西厂舍，导从围掩车舆出门。徽庙顿足舆中曰：“事果变矣。”呼丁孚取佩刀，而孚出门时已为金人搜去。［48］

他们来到斡离不的军营时，徽宗身边只能带三位侍从。不久，金帅派信使过来，要徽宗拿出张瑴事件的文字。徽宗向来使讲述了事件经过，并报怨说：“今城破国亡，祸变及此，何文字之有！况已尝移文上国，死生一切惟命，不必以此为目也。”在此之后，女真人就主要与钦宗打交道了。

女真人要求徽宗几个时辰内离开京城，同时还派一百多名宦官进入皇宫，协助安排嫔妃和公主迁出。当然，这些宦官被女真人掳走前都曾在宫内供职，因此他们认识宫内的女人。很快，徽宗和钦宗的嫔妃、子女、宫女、侍女和奶妈都被带出皇宫。宫里大部分车辆早就被女真人抢走了，很多奶妈和宫女不得不步行。这些人大约在中午时分到达了南薰门。据一位目击者说，京城百姓看到大批人被押送出城，行列中有很多女人和专家，但他们都没有意识到这是徽宗、皇子和公主们的车辆。［49］一行人来到南薰门时，已经在此等候的一万骑兵押送他们前往青城或刘家寺。金兵还在城门打开轿帘，让宦官们指认轿里的人。徽宗有一个儿子刚出生不久，被奶妈带走，藏在普通人家里，但女真人根据掌握的信息发现他失踪后，命令徐秉哲在一天内找到他并交出来。［50］

这些人被清点查验后，皇后、皇子和公主们乘坐马车和轿子被押走，其他嫔妃和宫女则被金兵绑起来，放在马上疾驰而去。［51］

沈良是一位太学生，他从一名卫兵那里听说，徽宗一到青城就拜见了粘罕和斡离不。粘罕以统治者的姿态面南而坐，而让徽宗面朝东，斡离不面朝西。卫兵听到徽宗厉声说：

汝称先皇帝有大造于宋，反是我有大造于汝也。若大辽伐我，当所甘心。汝去年兴师，吾传位与嗣君。遂割城犒军，汝等乃还。今兴兵，称嗣君失信汝等。曾记誓书否？汝不信然，乃萧庆、王汭等教汝等为之。可呼萧庆等来与我面证，吾岂畏一死。［52］

沈良的记录中，粘罕没有回答，但一部金代史料记载，粘罕进行了驳斥：

二帅斥之云：“不允和亲，全为囚俘，何颜向人？” ［53］

太上云：“我与若伯叔各主一国。国家各有兴亡，人各有妻孥，请二帅熟思。”

国相云：“自来囚俘皆为仆妾，因先皇帝与汝有恩，妻子仍与团聚，余非汝有。” ［54］

徽宗被允许留下了五位后妃（包括皇后）、二十八位皇子、十六位皇孙和七位驸马。

沈良还记录，徽宗在当天晚上见到了钦宗。钦宗已经在金营待了二十七天，看起来状况很不好。二人抱头痛哭，然后徽宗对儿子说：“汝若听老父之言，不遭今日之祸。”沈良接着解释说，“盖上皇初欲与帝出幸，何 苦谏乃止”。根据金代史料，在这次会面，徽宗保持着镇静，他还鼓励钦宗说：“天之所废，吾其如天何？” ［55］

直到二月初九，开封的百姓才听说金打算立一位异姓皇帝。根据太学生丁特起的记述，无论是士大夫还是平民都很后悔没有让徽宗东巡和钦宗迁都。［56］现在至少皇太子和他的母亲朱皇后还在开封。孙傅试图履行他对钦宗的承诺，偷偷将皇太子送出城，但他没有时间找到愿意冒险接下这个任务的人。二月十一日，钦宗和徽宗都被迫给徐秉承写下手诏，要求将皇太子赵湛及其母送去，母子二人被带到了金营。［57］

从二月十三日起，宋朝宗室，包括之前已搬到宫外居住的徽宗子女，以及他们的配偶和子女，都被一起送往金营。宋朝已建立了一百六十多年，宋太宗、宋太祖及其兄弟的后代已经繁衍到好几千人。在徽宗统治时期，宗室中有第四代、第五代、第六代、第七代和第八代的族人，总人数超过一万人：仅第六代的宗室（1059—1144年出生）就有五千一百五十五人。徽宗时期，鼓励五服以外的族人（即第二代表亲之外的亲属）从开封迁居洛阳和南都的宗室中心，因此，女真人无法抓到所有的宗室成员。饶是如此，他们还是抓了好几千人。［58］女真人手里有《玉牒箓》的副本，上面列出了所有宗室成员的名字，他们用这一资料来查验是否有皇子、公主和宗室成员漏网，然后命令开封府的官员捉拿躲藏起来的人。金人要求，必须在二月二十五日之前将所有的宗室交出，于是开封府官员下令彻底搜查全城，“如捕盗贼”。官吏们在城中一边巡查一边叫喊：“不得隐藏赵氏，如有收藏者，火急放出，庶免连累。” ［59］

无论徽宗和钦宗对自己的命运感到多么悲哀，他们的待遇也远远好于那些被金人掳去的公主、宫女和其他年轻女子。金人利用惊吓和恐吓迫使她们接受命运。在大批宋俘到达金营的几天前，三名反抗斡离不的女子被铁竿刺伤，被扔在军帐前流血致死。二月初七，大批宋朝女子被带到金营，卫兵指着这三人的尸体作为对她们的警告。福金公主在一周前进入金营，被派去抚慰那些受到惊吓的女子，然后帮她们换上跳舞的衣服，服侍粘罕宴会上的金将。在宴会上，粘罕让这些宫女坐在金将中间侍酒。有三名反抗的宫女被杀，还有一名自杀。过了几天，二月十四日，宫女、女奴以及宗室的妻女们被带到青城一座新建的军营中。两天后，金帅下令，赐给女真士兵的妇女今后必须按女真人的方式梳头，如果有怀孕的，就让医生为她们堕胎。第二天，金帅在这些女子中挑选，选定三千人作为贡女，一千四百人犒赏给金兵。斡离不和粘罕各自得到了一百人。［60］

史料中没有描述这些金营中的宋俘状况，但肯定不会很好，因为很多人都死在了那里。根据金人可恭所写的《宋俘记》记载，共有一万六千多人作为俘虏被带到金营，其中两千人在到达后的两到四个月内死去。徽宗十一岁的儿子赵楧也在到金营一周后死亡。二月三十日，钦宗给金帅写了一封信，请求将皇宫中的食物和衣服取来送给宋俘。［61］

二月十八日，斡离不宴请粘罕等金将，强迫徽宗、钦宗和他们的皇后也出席，也许是以此作为金人的娱乐项目。五十二位从宋朝掳来的女子侍酒，其中有二十名嫔妃和公主，三十二名歌妓。徽宗、钦宗和皇后们看到她们之后深感窘迫，想要离开，但没有获准。吃完饭后，斡离不对徽宗说，粘罕的儿子设也马喜欢徽宗的女儿福金，希望徽宗能把福金嫁给他。［62］徽宗回答说：“福金已有家，中国重廉耻，不二夫，不似贵国之无忌。”而粘罕的回答是：“昨奉朝旨分俘，汝何能抗？”他让宴会上的宾客每人都挑两名女子。徽宗抗议说：“上有天，下有地，人各有女媳。”粘罕将徽宗骂了出去。郑皇后看到她的侄媳也在侍仆之列，于是向粘罕跪下请求：“妾家不与朝政，求放还。”粘罕点头同意，把她的侄媳放了。［63］

这样的仁慈肯定是一个例外。二月二十日，徽宗一个儿子的未婚妻自杀。二月二十五日至三月初七期间，徽宗三名女儿也死在斡离不的军营中，要么是因为反抗强暴而遇害，要么就是自杀。［64］

金人并不打算罢免或替换开封府里的那些宋朝大臣，但试图让他们明白谁是真正的主人。金人派兵到皇宫彻底搜查，还派曾在皇宫内供职的宦官把金兵领到藏有珍宝的地方。这次搜刮在延福宫和龙德宫发现了徽宗的二十五枚玉制和金制的国玺。［65］金人还逼迫宋朝大臣选出一位异姓立为新皇帝。几位大臣多次上表，乞求保留赵氏社稷，建议从神宗的后代或远亲中挑选继承人。金帅厌烦了他们的拖拖拉拉，再次威胁说，如果不能立即选出一位让官员、长者和僧道都认可的贤能合宜者即位，他就让金兵进城肆意妄为。金人似乎认为这种措施非常有效，就像北方民族自匈奴时期就开始实施的方法，能够产生一位有威望的统治者。女真人的首领似乎也很难理解：在宋朝皇室遭受如此惨败之后，尤其是金国现在给他们机会选择异姓来替代赵氏王朝，这些汉人精英为什么还是不能割舍大宋皇室？万般无奈之下，宋臣们最后推选宰相张邦昌为新皇帝。张邦昌当时并不在开封，因此他无法拒绝。［66］

金军已经开始收拾行装准备离开了，但他们索要的金银数量还没有凑齐。当金兵发现有些宫女身上带着珠宝时，粘罕认为搜刮金银还不够彻底，于是下令重新再来一遍。有人向他建议，可以让饥民用金银来换取食物，以检查是否还有人私藏金银。粘罕照着做了。尽管食物的价格高得离谱，但还是有人拿出金银去买，于是金人以此为证据，指责那些被派去搜刮金银的宋臣称全城珍宝已被洗劫一空是在撒谎。二月二十四日，四位宋臣被带到南薰门，扒去衣服，然后脸朝下趴着，每个人被打了一百鞭。另外四位官员跪着被金兵用大棍打死，随后又被砍了头。［67］

徽宗在女真人的军营中一留就将近两个月，这给他很多时间来思考亡国之君的命运。他一直非常崇拜南唐亡国之君李煜（937—978）的诗词、绘画和书法。在宋朝初年，李煜曾作为俘虏被押至开封，被废之后写下了一些有名的诗词。另一位在时间上比较接近的例子是辽国的皇帝。虽然天祚帝没有留在京师，但金不遗余力地追捕他，他在被俘后不久就去世了。他的儿女和亲属都沦为奴隶，这也是女真人不断向徽宗强调的一个事实。

尽管如此，徽宗依然没有放弃希望。根据曹勋的记载，徽宗到女真人军营二十多天之后，写了一封信给粘罕，信中提到了宋金盟约、他的内禅决定、南巡和返回开封，以及随后在道宫中的安宁生活。“未尝干与朝政。而奸臣伺隙，离间父子，虽大兵南来，亦不相闻报。”他接受了金人对钦宗没有信守盟约的责难，并提出由自己代替钦宗受过：“某愿以身代嗣子，远朝阙庭，却令男某等乞一广南烟瘴小郡，以奉祖宗遗祀，终其天年。”第二天，信使将他的信又送了回来，告诉他不要担心，又说一切都将取决于他们皇帝的决定。徽宗还写了一份祷词，检讨了自己的错误，然后在深夜焚烧掉。［68］

对开封洗劫了三个多月以后，1127年三月，女真人差不多要离开了。初四，一名金将押运了1050辆车的书籍和礼器。初七，前宰相张邦昌被立为傀儡政府的皇帝，国号为楚。金兵也彻底搜刮了城外的宫殿，在最后对一座宫观搜刮时，他们发现了朱勔家族的很多书画。十二日和十三日，宋朝皇帝的宗庙也被洗劫，金兵甚至把皇室祖先神像的衣服也扒下来抢走。但在十五日，金人同意了张邦昌的请求，没有挖掘宋朝皇帝的陵墓。［69］十六日，金人让徽宗、钦宗和他们的皇后换上普通百姓的衣服，还不许徽宗穿道服。二十一日，一些从开封抓来的专家被释放。二十四日，大约三千名女子和儿童被释放，与他们一同回到开封的还有三位公主和十一位宋臣的尸首。二十三日，钦宗给他以前的大臣写了一封信，请求他们为他从左藏库支取三千贯，为即将来临的行程准备一些食物。也许是作为回应，女真人交给徽宗三千两银子和一些物品，作为路上的盘缠。［70］

三月二十三日，女真人宣布，他们索要的金银已被足数献上，其中很大一部分是由女人充抵。开封府递交的文件中列出了名细：共搜刮了247600两金和7728000两银，比上一年略少。如果按每锭五十两计算，相当于49520锭金和1545600锭银。另有607700锭金和2583100锭银由11635名女子充抵，其中有129位公主和高级嫔妃、451位低级嫔妃或近亲宗室、1241位远亲宗室、1083位宫女和宫中歌舞伎、2091位近亲宗室的妻子、2007位远亲宗室的妻子、1314位妓女和3319位官员或贵戚家族的女子。［71］

我们应当如何看待女真人的侵略和对开封的包围呢？这不仅对于所有经历过这些事件的人来说是一场悲剧，甚至对那些处于相对安全、偏远地区的人也是一种耻辱。见证这场灾难的文人和后世的文人都在寻求对这些事件的解释，有人尽可能搜集整理资料，还有人试图从道德或政治角度进行分析。由于文人通常将自己视为潜在的帮统治者出谋划策的人，他们不会去关注技术层面上的军事策略错误，例如，在某一次具体战斗中，如果采取不同方式部署军队或使用不同兵器是否可能取胜，而是更关注朝廷制定的决策。既然朝廷采取的基本战略（试图与金议和）失败了，很多人便推断反对议和的战略一定是正确的。但是，女真人在1126年出动时，钦宗朝采取主动进攻的策略也未取得成功。而且，宋金之间大部分战役都是以宋军的失利告终，因此很难让人相信，宋军单纯靠更多对阵就能击退敌军。

这些文献的一个普遍假设是，徽宗沉迷奢侈生活而导致了这场灾难。一项主要的指控是针对他身边的一些人，如蔡京、蔡攸、王黼、梁师成和童贯，正是这些人纵容并唆使了徽宗的这种倾向。当然，大概从1121年初派军镇压方腊起义开始，军费开支的确使政府不堪重负，但宫廷费用在政府的全部财政中只占比较小的份额。而且，1126—1127年间，宋朝被迫从皇宫和政府藏库中拿出数额庞大的金、银、绢和其他财货进献给金，这足以证明宫廷在此之前并未消耗完所有现金。

徽宗的奢靡生活是否影响了民众对宋朝的支持呢？当然，钦宗任命的官员对他不会有什么同情，尽管他们在奏疏中也不能写不敬的话。然而，鉴于当时百姓面临饿死或冻死的处境，相比于他们偶尔爆发出来的愤怒，我更被开封民众表现出的对宋朝的忠诚所触动。的确，开封百姓趁机砍伐艮岳的奇珍异木，并拆毁了里面的建筑，但那时候他们已经拆毁了一些官府建筑用作薪柴。民众不仅在大雪中等候钦宗返回开封，还以很多细微的方式来表达他们对徽宗、徽宗的儿女，以及所有宫内侍从被女真人囚禁的悲伤。毕竟，徽宗最让批评他的士大夫愤怒的是他罢免和贬斥了几百名重要官员，但这与城中的普通民众没有什么关系呢，相反，百姓似乎总体上对徽宗统治时期的社会繁华和城市生活的丰富表示赞赏。［72］此外，徽宗的慈善事业可能也为他赢得了很多穷苦百姓的感激。据说，金人在开封翻箱倒柜地搜刮金银时，一座福田院中的贫民也拿出了二两金和七十多两银。［73］

对这场灾难还有别的解释吗？从金的角度看，宋的灭亡应归咎于它没有自始至终地履行宋金之间的协议。然而，没有履约绝不是宋单方面的过失。从最初宋金联合抗辽的盟约，到后来有关金撤回北方的协议，中间都经过了多次谈判和修订，通常都是金占据谈判的优势地位。可以理解，金用汉文宣传说，它攻打大宋是为了惩罚宋违反了盟约，因为当时国家之间使用的语言中，还没有一种词汇能够为侵略他国谋取利益提供正当理由。然而，从他们的行为中似乎可以看出，阿骨打、粘罕和斡离不等人在讨论目标时的说法并不一致。

还有很多文人认为，宋军走向失败的一个原因是宦官统帅。童贯就是宦官，最初攻打燕京的战役便是在他的率领下失利的。然而，一些出身军人世家的将军，如种师道和姚友仲，也没有取得很多胜利，还有李纲这样的文人将领也是如此。显然，宋军的战绩不佳有很多因素，但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不应当假设在这些战役中宋军可以决定胜负。女真人显然组建了一个可怕的战争机器，实力超出人们想象，也许更类似于后来的蒙古大军。宋军抗击女真人时的很多失败应归因于阿骨打、吴乞买、粘罕和斡离不这些军事天才，而不应归咎于童贯、种师道和李纲等人的无能。傅海波（Herbert Franke）观察到，宋军将领的劣势之一，是“倾向于在宫廷中组织和计划战役细节，也就是说，不顾前线的具体形势而从远方进行谋划”。［74］此外，还存在几方面劣势，包括严重缺乏情报。尽管宋多次向金朝派遣使臣，但宋没有意识到辽和金作为盟友和作为敌人时迥然不同。同时，徽宗朝和钦宗朝的政治文化也有害无益。当钦宗重新启用保守派时，这些大臣迫切希望报复政敌，他们通常以“内乱比外夷造成的威胁更大”为由，将大部分精力放在罢免、贬逐与处死徽宗朝大臣这类事情上，而不是重新考虑国家的防御。因此，没有一个人能够站出来，团结所有政治精英，并制定有效的防御方案。考虑到当时激烈的派系斗争，如果徽宗不进行内禅，而是保持一支尽管可能有些专制的稳定的大臣队伍，也许情况会好一些。与一年半之后徽宗的儿子高宗的迁都相比，他们应当能够更有序地组织迁都，从而保存北宋王朝积累的大部分财富，至少不会落入女真人之手。

但上述因素都不应当用来推卸徽宗要承担的责任。显然，在这样严重的军事危机下，徽宗并不是中国需要的一位统治者。他做出的若干决定，例如，给予降将郭药师的荣誉和奖赏，都反过来让自己吞下恶果。徽宗也不像阿骨打和粘罕那样热衷于对抗，当事情看起来要在他身边同时爆发时，他就会产生强烈的逃跑愿望，让别人来承担责任。不过，在统治者的另一项核心要素——创造皇家的宏伟和壮观景象方面，他做得非常好。也许是了解自己并非一个善于处理危机的人，他利用中国政治体系为他提供的主要选择，将皇位内禅给了皇太子。不幸的是，尽管当时钦宗已经二十多岁了，正是在军事上大有作为的最佳年龄，但在处理危机事件方面，并没有表现得比徽宗更有效。

如果光从徽宗的角度观察，他最不幸的决定，或许是在1126年四月听从钦宗的请求，回到开封。如果他留在南方，也许能够远离那些组织反抗的人，或是向他们提供帮助。然而，现存史料均未提到徽宗说自己听从钦宗的请求是犯下了大错，也没提到徽宗抱怨钦宗要求他回到开封是错误的。或许，徽宗觉得对每个人而言，这个悲剧后果都是显而易见的，一旦提及，就似乎是在将责任推卸给别人，而这是他尽量避免的事情。

［1］ 《宋史纪事本末》卷五十六，587页。《大金国志》（卷四，64页）说开封城中只剩下了七万居民，这个数字应当是错的。

［2］ 《三朝北盟会编》卷五十八，靖康中帙三十三，4页；卷六十，靖康中帙三十五，18页。《宋史》卷三百三十五，10753页；《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五十六，1781—1782页。

［3］ 《三朝北盟会编》卷六十二，靖康中帙三十七，47—49页；卷六十三，靖康中帙三十八，55—57页。《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16—17页。《靖康纪闻》，1页。《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五十七，1799、1801页。

［4］ 《三朝北盟会编》卷六十三，靖康中帙三十八，60页；卷六十四，靖康中帙三十九，67—69页。《靖康纪闻》，2页。《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五十七，1802、1805—1806页。

［5］ 《三朝北盟会编》卷六十五，靖康中帙四十，74、79—80页。《靖康纪闻》3—4；《宋史》卷三百五十三，11137页。

［6］ 《三朝北盟会编》卷六十五，靖康中帙四十，84页。

［7］ 《靖康纪闻》，4页。

［8］ 《靖康纪闻》，3—4页。《靖康要录》卷十三，256—263页。《瓮中人语》，63页。《宋史》卷二十三，434页。《三朝北盟会编》卷六十六，靖康中帙四十一，92页。

［9］ 《三朝北盟会编》卷六十八，靖康中帙四十三，109—112页。另参见《靖康纪闻》，6页。《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五十八，1817—1820页。

［10］ 《瓮中人语》，64—65页。《宋史纪事本末》卷五十六，591页。

［11］ 关于这一天发生的事件，另参见Samuel H. Chao, “The Day Northern Sung Fell,”144—157页。

［12］ 《靖康纪闻》，8—9页。《靖康要录》卷十三，265—268页。《三朝北盟会编》卷六十九，靖康中帙四十四，120页。关于这段时期的奇怪天气，另参见程民生《靖康年间开封的异常天气述略》，《河南社会科学》2011年第1期。Pang Huiping, “Strange Weather: Art, Politics, and Climate Change at the Court of Northern Song Emperor Huizong,”Journal of Song-Yuan Studies 39（2009）:1—41.

［13］ 《宋史纪事本末》卷五十六，591页。《三朝北盟会编》卷六十九，靖康中帙四十四，120—125页；卷七十，靖康中帙四十五，130页。周宝珠《宋代东京研究》，612页。《瓮中人语》，69页。《靖康朝野佥言》，1页。《靖康纪闻》，8—10页。《靖康要录》卷十三，267页；卷十四，273、274页。

［14］ 《靖康要录》卷十四，273页。

［15］ 《靖康纪闻》，9—10页。

［16］ 《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一百四十九，2489—2490页；《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五十八，1829—1830页。《南征录汇》，126—127页。《大金吊伐录》，334页。

［17］ 《南征录汇》，126、129页。《三朝北盟会编》卷七十，靖康中帙四十五，135、137页。《大金吊伐录》，335—336页。

［18］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14页；卷十二，244页；《宋史纪事本末》卷五十九，609页。Harold Kaplan, “Yueh Fei and the Founding of Southern Sung China.”PhD diss., Iowa State University, 1970, pp. 41—56. Tao Jin-sheng，“The Personality of Sung Kao-tsung（r. 1127—1162）,”载衣川強编《刘子健教授颂寿记念宋史研究论集》，532—534页。

［19］ 《靖康纪闻》，11—12页。

［20］ 《三朝北盟会编》卷起十一，靖康中帙四十六，140—143页。《大金吊伐录》，384—385、500页。《南征录汇》，130页。《靖康要录》卷十四，275、277—278页。《靖康纪闻》，12—14页。关于孙觌起草的这份降书，参见Charles Hartman, “The Reluctant Historian: Sun Ti, Chu His, and the Fall of Northern Sung,”pp. 112—118。

［21］ 《靖康要录》卷十四，276—277页。

［22］ 《靖康要录》卷十四，278页。《大金国志》（卷四，65页）和《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五十八，841—842页）记录的数字不同，但数额也非常巨大：金锭一千万条，银锭两千万条，以及绢两千万匹。金的价值大约是银的十四倍，因为几个星期后官府发榜，允许以钱代替金银，一两金值三万五千钱，一两银值两千五百钱（《靖康纪闻》，23页）。《三朝北盟会编》（卷七十一，靖康中帙四十六，144页）记载，钦宗从金营返回的当天在龙德宫拜见了徽宗和郑皇后，但别的史料指出他（徽宗）一直待在延福宫，后一种说法看出来更为合理。

［23］ 《三朝北盟会编》卷七十一，靖康中帙四十六，145—146页。

［24］ 这些马匹还没有被杀掉充饥，说明开封在被围困时本来还可以坚持更长时间。

［25］ 《三朝北盟会编》卷七十二，靖康中帙四十七，149、153页；卷七十三，靖康中帙四十八，160、163页；卷七十七，靖康中帙五十二，209页。《靖康要录》卷十四，279页。

［26］ 《靖康纪闻》，22页。《三朝北盟会编》卷七十四，靖康中帙四十九，176页；卷七十七，靖康中帙五十二，209—211页；卷七十八，靖康中帙五十三，211—214页；卷八十一，靖康中帙五十六，241—242、244页。《靖康要录》卷十五，297、302—304、307页。

［27］ 《三朝北盟会编》卷九十九，靖康中帙七十四，408页。《靖康纪闻》16。

［28］ 《三朝北盟会编》卷七十二，靖康中帙四十七，152—153页；靖康中帙四十八，161—163页。《靖康纪闻》，18页。

［29］ 《三朝北盟会编》卷七十四，靖康中帙四十九，171—172页。《靖康纪闻》，21页。

［30］ 《三朝北盟会编》卷七十二，靖康中帙四十七，156、159页；卷七十三，靖康中帙四十八，163、165—166页。《靖康纪闻》，17、18页。

［31］ 《三朝北盟会编》卷七十四，靖康中帙四十九，168页。

［32］ 《靖康要录》卷十五，297页。《三朝北盟会编》卷七十四，靖康中帙四十九，172页。皇太子出生于1117年十月，因此1127年正月时他应当是九岁零两个月或三个月。

［33］ 《南征录汇》，133—134页。《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五十九，1859页。《宋会要辑稿·帝系八》，叶57a—b、41a—b。根据（《开封府状》，98页），1127年福金二十二岁，蔡鞗二十一岁，这就意味着1118年时福金十三岁，蔡鞗十二岁，但福金在1118年时应当至少十六岁了，因为她在1103年得到了第一个封号。（《宋会要辑稿·帝系八》，叶40a）。

［34］ 《南征录汇》，134页。《三朝北盟会编》卷七十四，靖康中帙四十九，173—175、177页；卷九十九，靖康中帙七十四，409页。《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五十九，1863页。《瓮中人语》，77页。

［35］ 《三朝北盟会编》卷七十四，靖康中帙四十九，175—176、178页。《靖康纪闻》，22页。

［36］ 《靖康纪闻》，25页。《瓮中人语》，78页。《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五十九，1862—1863页。《靖康要录》（卷十五，302页）说是两百万两银。

［37］ 《三朝北盟会编》卷九十六，靖康中帙七十一，378页。有份资料说有三分之一的太学生患有脚气，其中一半的人因此而死。《三朝北盟会编》卷九十九，靖康中帙七十四，401—402页。

［38］ 《三朝北盟会编》卷七十七，靖康中帙五十二，202—203、209页；卷八十七，靖康中帙六十二，294页。《靖康纪闻》，26页。

［39］ 《南征录汇》，136页。

［40］ 《三朝北盟会编》卷七十七，靖康中帙五十二，209—210页。《靖康要录》卷十五，303页。《南征录汇》，139页。

［41］ 《三朝北盟会编》卷七十六，靖康中帙五十一，198页；卷七十七，靖康中帙五十二，201页；卷七十八，靖康中帙五十三，216—217页。《南征录汇》，140页。

［42］ 《南征录汇》，141页。

［43］ 《三朝北盟会编》卷七十八，靖康中帙五十三，219页。

［44］ 《南征录汇》，141页。《靖康纪闻》，39页。

［45］ 关于各史料的不一致之处，参见《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二，40—42页。

［46］ 《三朝北盟会编》卷七十九，靖康中帙五十四，224页。

［47］ 《三朝北盟会编》卷七十九，靖康中帙五十四，224—225页。

［48］ 《北狩见闻录》，1—2页。

［49］ 《南征录汇》，141页。《靖康纪闻》，29页。这个记载与上文中引用的蔡鞗的描述有矛盾。蔡鞗说百姓痛哭并拦着不让他们出城。真实的情况很有可能是介于二者之间。那些意识到发生了什么事的百姓聚在一起提出抗议，但很多人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50］ 《三朝北盟会编》卷九十九，靖康中帙七十四，401页。

［51］ 《南征录汇》，141页。

［52］ 《三朝北盟会编》卷七十九，靖康中帙五十四，225页。萧庆和王汭原是辽将，但现在投降了金。

［53］ 或者他们想说的是：“我们（不再）同意与你们和亲了，因为现在你们都是囚俘了。”

［54］ 《南征录汇》，141—142页。

［55］ 《三朝北盟会编》卷七十九，靖康中帙五十四，225页。《大金吊伐录》，501页。

［56］ 《靖康纪闻》，30页。《三朝北盟会编》（卷七十九，靖康中帙五十四，229页）也记录了类似的感情。

［57］ 《三朝北盟会编》卷八十，靖康中帙五十五，2322—2333页。《靖康纪闻》，36页。

［58］ 《靖康纪闻》，36—37页。John W. Chaffee, Branches of Heaven: A History of Imperial Clan of Sung China , pp. 31—32, 95—103.《宋俘记》（243—244 页）记载，有四千名宗室和五千名贵戚沦为囚俘，但有部分人已在军营中，还有一些人由于身体状况无法长途旅行而被释放；押往金营的队伍中，宗室和贵戚共有五千六百人，其中两千两百人是男性。

［59］ 《三朝北盟会编》卷八十一，靖康中帙五十六，239页；卷八十三，靖康中帙五十八，258页。《靖康纪闻》，38页。

［60］ 《南征录汇》，146、154页。

［61］ 《宋俘记》，243—244页。《南征录汇》，154页。《靖康纪闻》，40页。

［62］ 这里说的不是已嫁给蔡鞗的那位公主，而是另一位嫁给田丕的公主（名字的写法不一样，但拼音相同），见《开封府状》，99页。

［63］ 《南征录汇》，155—156页。

［64］ 《南征录汇》，156、160、164页。

［65］ 《三朝北盟会编》卷七十九，靖康中帙五十四，226页；卷八十一，靖康中帙五十六，241—242页。

［66］ 《三朝北盟会编》卷七十九，靖康中帙五十四，229—231页。

［67］ 《南征录汇》，156—157页。《三朝北盟会编》卷八十一，靖康中帙五十六，245页；卷九十九，靖康中帙七十四，410页。《靖康纪闻》（38—39页）记录四位活下来的宋臣每人被打五十鞭。

［68］ 《北狩见闻录》，2页。

［69］ 《南征录汇》，162、167页。《靖康要录》卷十六，326、331、332页。《瓮中人语》，87页，女真人甚至在押运财物的车辆启动后还在抢掠。

［70］ 《大金国志》卷五，72页。《南征录汇》，168—169页。《靖康纪闻》，43页。《靖康要录》（卷十六，333页）记载钦宗索要的是一万贯。

［71］ 《三朝北盟会编》卷八十六，靖康中帙六十一，286—288页。《开封府状》，121—122页。这些女性的名字和年龄都被记录下来（《开封府状》，97—118页）。《大金国志》（卷三十二，455页）记载的总数（三百万锭金和八百万锭银）与《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五十九，1880页）的数字不一样。

［72］ 参见Stephen H. West, “The Emperor Sets the Pace: Court and Consumption in the Eastern Capital of the Northern Song During the Reign of Huizong,”p. 36。

［73］ 《三朝北盟会编》卷九十七，靖康中帙七十二，385页。

［74］ Herbert Franke, Krieg und Kreiger in Chinesischen Mittlealter（12. bis 14. Jabrhundert）: Drei Studien , p. 108.

第十七章 北狩（1127—1135）

见上，深致我思念泪下之痛，父子未期相见，惟早清中原，速救父母。

——徽宗写的手诏，让曹勋设法逃走，并传信给未被囚禁的儿子康王

徽宗在他生命中的前四十五年几乎没有离开过开封，事实上，有一段时期，他甚至接连几周都留在宫城内。如此一来，他生命中最后八年的经历，与之前的一切都截然不同。他不仅被迫离开京城，而且不断被押送至距离他所熟知的文明越来越远的地方。尽管他基本上没有和普通百姓生活在一起，但也的确吃了很多苦头。

在一万四千名宋俘开始北迁前，粘罕传见了徽宗。当时徽宗身穿紫色道服、头戴逍遥巾从轿子中下来，粘罕走出军帐迎接他。七周前，徽宗第一次在青城见到粘罕时，曾大胆地表达了自己对女真人所作所为的愤慨。但此时，徽宗知道恐吓女真人对自己没有任何好处。意识到自己最大的希望在于尽量引起粘罕的同情，徽宗对粘罕说：“老夫得罪，合当北迁，但帝姬未嫁者，敢乞留，荷大惠也。”粘罕没有回答。后来，郑皇后进来了，她对粘罕说：“臣妾得罪，自合从上皇北迁。但臣妾家属不预朝事，敢乞留。”这一次粘罕点头允许了，郑皇后的亲属当天就被送回了开封。［1］

第二天，三月二十八日，金兵终于从占领了将近四个月的开封城墙下来。得知两位皇帝、宗室和几千名宋俘即将北行，新登基的皇帝张邦昌率领百官和太学生，前往南薰门为钦宗和徽宗“遥辞”送行。徽宗、钦宗、亲王、嫔妃、公主和驸马也对着皇宫和宗庙的方向跪拜辞行。徽宗伏地后悲恸欲绝，甚至无法自己起身，景王赵杞只好将他搀扶起来。［2］

徽宗和钦宗并不是第一位（也不是最后一位）作为囚俘被带到敌国领土的中国皇帝。徽宗肯定已经看到了自己的境遇与947年被契丹灭亡的后晋统治者有相似之处。当时，契丹人将后晋都城劫掠一空，而且像后来的女真人一样，强行索要所有的宫女、宦官、工匠、乐器、文件、兵器、盔甲和绢丝等财富。后晋的统治者及大批亲属、宦官和官员被多次迁移，最后契丹人给他们一些土地，让他们靠种地养活自己。后晋亡国之君在囚禁中度过了十七年，直到964年去世。［3］也许，徽宗在祈祷自己的命运别比他更凄惨。

北行队伍

押往金国的宋俘将近一万五千人，被编为七批队伍。第一批中有两千两百名男性宗室和贵戚，以及三千四百名女性宗室和贵戚。［4］第二批人数比较少，只有三十五人，都是女人和小孩，包括康王的母亲和王妃（韦后和邢氏）、两位皇子、两位公主、两位皇子的女儿，以及徽宗另一个儿子的妻妾。这批囚犯由粘罕的儿子设也马和几名金将押运。第三批由粘罕的儿子斜保押运，队伍中有三十七名女性，包括钦宗的妻妾和两位公主。第四批有徽宗及其嫔妃、徽宗的两个弟弟、十九个儿子，以及孙子、驸马和众多侍女，共一千九百四十多人，由斡离不的弟弟额鲁观押送。第五批宋俘也全部是女人，包括一百零三位公主和各位亲王的妾，以及一百四十二名侍女，由斡离不押运。第六批队伍非常庞大，包括三千一百八十位女性和三千四百一十二名有一技之长的平民，如医师、工匠、艺人等。第七批由粘罕亲自押运，队伍中有钦宗及其子女，还有孙傅、何 、秦桧等十二名大臣，以及一百四十四名侍女。［5］参见表17.1的总览。

前六批北行队伍从最东边的一条路线前往燕京，途经相对平坦的河北平原（参见图17.1），第七批队伍则取道粘罕军队原来走过的路线，经山西太原，再折向东边的燕京。

北行途中条件非常艰苦，很多人都未能活下来。在第六批的6592人中，有1892人（28%）没有坚持到燕京，有的人在途中去世，还有一些人，尤其是小孩子，他们赶不上队伍时，就会被女真人抛弃在路边。根据陶宣干的《汴都记》，这些宋俘被分为五百人一组，由几十名女真骑兵像赶牛一样往前撵。大部分宋俘都是城市居民，不习惯长途跋涉，如果他们落在后面，就会遭到毒打或被杀掉，因此，在队伍经过的沿途横尸无数。根据太学生丁特起的记载，钦宗在北行过程中骑了一匹马，周围有一百名骑兵看押。徽宗的两个弟弟，燕王赵俣和越王赵偲，都只能坐牛车，其他宗室则不得不步行。徽宗偶尔会骑马，但大部分时间似乎都坐牛车，他坐的车前面有五头牛拉着，赶车的是两名不会说汉语的女真人。［6］

表17.1　1127年四月北行宋俘一览

参考资料：《宋俘记》244—250页，《开封府状》92—122页。

图17.1　徽宗北行路线（注：本图底图界线为今界，地名为古地名）

经过了第一天的跋涉，队伍终于安营扎寨，徽宗和女真统帅住两顶毛毡帐篷，其他宋俘则住在围绕着他们搭起来的四十八顶布帐篷里。其他几批队伍也差不多如此，这显然是出于安全的考虑。钦宗和儿子赵湛在睡觉时还会被捆住手脚，防止他们逃走。

根据曹勋的记载，女真人通常会在大营外设置木栅，木板间留有缝隙，供人窥看。有时小贩会过来售卖食物，女真人经常利用这些小贩，在宋俘中间传播谣言，让他们误以为自己可能很快被解救，这样就不会想着逃跑了。［7］

在北行途中，宋俘们要自己准备食物。曹勋记载，每天晚上扎营后，女真人会按人数给每人分发定量的大米，但宋俘必须自己准备做饭用的薪柴和水。由于不能出营地，宋俘们很快就学会了在行路过程中随时收集水和木柴，留到晚上做饭时用。他们来到邻近城市的地区时，也会有小贩来卖一些食物。但没有草料喂牛，而且牛也很难得到充分的休息或吃草的机会，在到达真定前的一个月内，就死掉了十之四五。死掉的牛会被宰了吃掉。有一次，曹勋拿了二两银子买吃的，但小贩听说这些食物是给徽宗的，坚决不收钱。［8］

有些人亲历过北行路程，他们留下的记录保存了下来，其中一本著作是被派去为包括康王赵构的母亲和妻子在内的第二批宋俘担任汉文翻译的人撰写的。后来，第三批宋俘也与他们会合了，其中有钦宗的两位嫔妃和刚出生不久的女儿。他们于五月二十三日到达了目的地上京。文字以相当写实的方式记述了北行队伍所历经的各种艰难。例如：

二十九日，邢朱二妃、二帝姬以坠马损胎，不能骑行。［9］

初二日早行，途次，朱妃便旋，国禄逼之，又乘间欲登朱后车，王弟鞭之。［10］

初四日，渡而北，万户盖天大王迎候。见国禄与嬛嬛帝姬同马，杀国禄，弃尸于河。欲挈嬛嬛去，王以奉诏入京语之，乃随行。［11］

十一午……千户韶合宴款二王，以朱妃、朱慎妃工吟咏，使唱新歌。强之再，朱妃作歌云：“昔居天上兮，珠宫玉阙，今居草莽兮，青衫泪湿。屈身辱志兮恨难雪，归泉下兮愁绝。”朱慎妃和歌云：“幼富贵兮绮罗裳，长入宫兮侍当阳。今委顿兮异乡，命不辰兮志不强。”皆作而不唱。［12］

十八日，抵燕山。大王及王弟盖天、阿替纪均弗归府，居愍忠祠。燕人闻宋俘至，喧嚷已匝月。及是，大王眷属，下逮戚族男女咸集，如睹异宝，且与后妃等行抱见礼申敬。汉妇不习，惶窘万状。［13］

二十八日出长城，至迁州界。沙漠万里，路绝人烟。

五月一日，入寺驻马，王及妃姬皆洗手焚香，妃姬辈倩成棣书疏，发愿期得还乡。王嗤其愚，亦弗禁。［14］

初八日，渡梁鱼涡。此两日如在水中行，妃姬辈虽卧兜子中，驼马背亦湿透重裳。地狱之苦，无加于此。［15］

其他几批宋俘的原定目的地都是燕京。有几位至少在一部分北行途中陪伴着徽宗的人记录了他们的经历。曹勋只陪着徽宗到了燕京，但他对这段行程的描述比较详细。［16］蔡鞗陪伴了徽宗很多年，尽管没有对具体的事件提供太多细节，但对于徽宗在北方这些年是如何度过的，他有最完整的叙述。［17］另外还有赵子砥的记录，他与宗室一同到达燕京，但在一年后的1128年四月被释放。［18］关于逐日发生的事件，最完整的资料是无名氏所著的《呻吟语》，显然，这本书的作者是经常在徽宗身边的宋臣。［19］以下叙述主要来自这四部史料。

徽宗出发北行前，被带到斡离不在刘家寺的军营。斡离不让徽宗、郑皇后、亲王和公主都坐下来一起饮酒。通过一位翻译，斡离不试图让徽宗高兴起来，他对徽宗说，改朝换代是难免的事，就算尧舜也会把王位禅让给贤能之人。他还说，徽宗受到的待遇要比契丹统治者好得多，因为徽宗还可以把儿女留在身边，而天祚帝的儿女都被作为奖赏分给女真将士了。徽宗表示感谢，但他提出希望自己能代替儿子受过，认为他一个人应当承受所有过错的责任。“罪皆在我，请留靖康，封畀小郡。诸王、王妃、帝姬、驸马不与朝政，请免发遣。”斡离不说金国皇帝拒绝了这个请求，但他可以到燕京后再向皇帝提出来，并让徽宗相信“此去放心，必得安乐”。此外，斡离不还让徽宗将一位姓王的嫔妃封为公主，嫁给粘罕的次子，徽宗同意了。尽管斡离不在后来几天都没有见徽宗，但他派人每天给徽宗送食物，饭菜中有鸡、兔、鱼、酒和水果等。然而，乘车旅行使徽宗身体感到不适，无心饮酒和吃肉。［20］

金兵在几个月前开始入侵宋朝时到过这个地区，但并没有真正占领。现在，不仅康王率领的宋军正在试图夺回这里，当地的流寇也成为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1127年四月初二，北进的队伍受到这些干扰，不得不停止前进两天。宋俘们一直希望宋兵能够来救他们，徽宗的一位贵妃还特意为他缝制了一身衣服，准备让他在有机会逃走时穿。［21］

四月初五，队伍渡过了黄河。两天后，一名金兵强奸了一位后宫嫔妃，但徽宗能做的也只是告诫嫔妃们，以后不要和其他人分开单独行动。四月初八，队伍到达了相州的郊区，有一部分押送贡女的队伍在这里扎营。他们听说，由于连续几天下雨，贡女们乘坐的牛车被雨水淋透，于是一些女子去围在她们外面一圈的女真人营帐中避雨。但事实证明这是个错误的行动，因为避雨的贡女“多嬲毙”。［22］

四月十五日，队伍来到了邢州城外。尽管连日暴雨，但他们还是继续行进，很多车辆都坏了，马也倒地不起。死于暴力事件的人数还在不断攀升。北行过程中的艰辛之一是宋俘会不断目睹身边发生的各种凄惨景象。在很多地方，宋俘的尸体被抛于荒野。囚俘们经常因为车辆倾覆而受伤，女性也常常遭强奸。四月十六日，徽宗的弟弟燕王赵俣去世，据说是饿死的。徽宗将他的尸体放在一个马槽中，由于马槽太短，双脚都露在外面。徽宗请求将燕王的尸体运回开封安葬，但被拒绝了，尸体只能就地火化。徽宗在余下的旅途中一直抱着装骨灰的盒子。那天晚上，当队伍停止前进时，徽宗悲伤地对着弟弟的骨灰说：“吾行且相及。”燕王的夫人在另一批北行队伍中，金人不让她过来参加燕王的入殓仪式。［23］

四月二十三日，徽宗一行到达真定府，这是他们北行后第一次进入城市。徽宗和斡离不一起骑马进城，城内百姓知道他们的身份，因为队伍的引旗上写着“太上皇”的字样。曹勋记载，当地人都恸哭流涕，女真人也没有阻止。［24］第二天，斡离不带着徽宗和郑皇后去看打球，显然是作为女真人的娱乐项目。有个侍卫要徽宗作诗纪念这一场景。徽宗说，自从开封沦陷后，自己一直都没有心致作诗，但还是勉强写了一首，以迎合主人的心意。徽宗这首诗翻译给女真人听后，他们纷纷表示称赞：

锦袍骏马晓棚分，一点星驰百骑奔。

夺得头筹须正过，无令绰拨入斜门。［25］

押送徽宗的队伍在真定府停留了三天，并在这里更换了马匹和车辆。他们听说韦皇后那一批队伍在十一日前曾经来过这里。有一天，斡离不又举办了一次宴会，邀请徽宗和他的儿子们，还让郑皇后、公主和嫔妃在另外的房间一同吃饭。

四月二十五日，斡离不请徽宗与他一起去打猎。徽宗在那里遇到了两位投降金国的旧臣郭药师和张令徽。曹勋记载：

饭后，遣马并紫伞来迎，同行于田野中看围猎。已而马皆负所得狐、兔。忽有二人，在徽庙马前立。太子指曰：“此上皇故臣郭药师、张令徽。”

既见，二人皆再拜，令徽即退，药师独扣马跪奏曰：“念臣昔与上皇为君臣，向在燕京，死战数回，力不能胜，遂归金国，有负上皇恩德。”言讫泪下，又再拜。

徽庙宣谕曰：“天时人事，理合如此。但当日欠一死耳！”

太子曰：“药师煞忠于南朝。”

徽庙曰：“药师未尝抗御大兵，而收功过厚，豢养至此，卒贻大祸。”

太子曰：“此人不忠于天祚，则必不共于南朝。”

徽庙曰：“是，是！” ［26］

尽管女真人在六个月前攻打开封时途经河北，但他们当时没有停下来围攻大的城市，而是从旁边绕了过去。钦宗与金达成的协议中包括将这一地区割让给金，但并非所有的州郡守将都愿意不战而降。这些坚守的城市中就有中山府。四月二十七日，徽宗和斡离不单独前往中山。到达后的第二天，徽宗试图劝说中山的宋军守将投降，他说：“我道君皇帝，今往朝金帝，汝可出降。”守将拒绝服从，金将将其杀死，随后中山府沦陷。［27］

在到达燕京之前，徽宗决定派人给儿子康王送一封信。他拆掉了一件衣服的衣领，在绢上写了八个字“可便，即真来救父母”，签上自己的名字，然后把衣服缝回去。康王的妻子和母亲所在的队伍显然也在同一地点扎营，因为徽宗找康王的妻子要一个信物，她拿出了康王送她的一支发簪。康王母亲韦太后也加了一张短笺。徽宗让曹勋将信交给康王，曹勋答应找机会逃走。正如本章题记中引文所示，在送走曹勋前，徽宗叮嘱他不要让他们在北行途中受到的苦难被遗忘。不过，在希望获救的同时，徽宗还补充说，收复中原和保存祖庙比救他更重要。至于事情如何会落到这般境地，徽宗也表达了自己的观点：“艺祖有约，藏于太庙，誓不诛大臣、用宦官，违者不祥。故七圣相袭，未尝易辙。每念靖康中诛罚为甚，今日之祸虽不止此，要知而戒焉。”徽宗还让曹勋提醒康王，不要忘记汉光武帝在1世纪成功光复汉室的例子。康王的妻子也让曹勋转告丈夫，母亲一直侍奉着四圣，要他代表母亲举行道教斋醮祈福。后来，曹勋成功逃出，在七月份到达了位于河南南部的宋朝南京，并将徽宗的御衣呈给赵构。赵构此时已经登基，以后便可以使用他的庙号“高宗”来称呼他。曹勋建议新朝廷征募一支海上的敢死队，通过海路营救徽宗，但这个想法被认为不可行，被拒绝了。曹勋在以后九年中也一直没有被朝廷任用。［28］

除了曹勋之外，宋朝皇室的另一位成员，徽宗的第十八子、十七岁的赵榛也设法逃了出来。他先是在老百姓家中藏了一段时间，然后派人给马扩带了口信。马扩当时正在河北率领抗金军队，让赵榛作为名义上的军队统帅，还将赵榛的一封信带给高宗，请求给他们派出援兵一同抗金。高宗当时在扬州，马扩带着信到达时，高宗的宰辅担心皇子是假冒的，但高宗说他认识赵榛的手书，让他们放心。不过，另一位皇子有可能进入开封的消息还是让高宗的朝廷产生疑虑，因此并未派出实质性的援兵。不久，赵榛的军营遭金军袭击，赵榛再次成为金人的俘虏，被迫回到北行的行列中。［29］

燕京

四月三十日，北行队伍已经在路上走了将近一个月，斡离不让徽宗和一些人先行，在五月十三日到达燕京。过了几天，斡离不带着剩下的人也赶到燕京。这一批共有九百多人，住在延寿寺，并受到了较好的待遇。他们在那里听说其他几批队伍发生的事：韦太后等二十多人已从这里经过，向上京出发，而朱皇后等三十多人住在愍忠寺。另一批最初有五千六百多名宗室的北行队伍在四月二十七日到达燕京。由于长途跋涉、日晒雨淋和饥寒交迫，很多人死于途中，不能骑马的妇女和小孩子也被沿途丢弃，最后到达燕京的人数还不足三千。在随后的两周内，又有大约一半人死亡。五月十九日，他们又听说，另一批包括三千名宫女、三千户工匠和两千五百车物品的队伍也快到了。在这批人到达后，一半人继续前往上京，在剩下的人当中，宫女和宦官被赏赐给女真军官，工匠被释放，自谋生路，而宫外妇女大部分被卖身为娼妓。［30］

蔡鞗和曹勋记录下来的很多事件表明，徽宗对那些比他生活更悲惨的宋俘颇富同情。根据蔡鞗记载，宋俘到达燕京时，与徽宗同行的人多半都生病了。徽宗拿出自己所有的衣服，让李宗言换成药品，配好后发给生病的人，据说病人十之八九都靠这些药物痊愈了。还有一次，徽宗听说住在另一座寺庙的很多宗室缺衣少食，便让姜谔将这些人的名字和品衔都列出来，然后把女真首领送给他的绢都分给了这些宗室，让他们作一些冬天的衣服。［31］

在宋朝的领土上，情况也有了进展。张邦昌从来就不想当皇帝，因此女真人一离开，他就把被哲宗废黜后送入道宫的孟皇后迎进皇宫，因为孟皇后是留在开封的唯一一位与宋朝皇室有点关系的人。孟皇后指定康王赵构为继承人，使他的皇位继承具有了合法性。高宗认为进入开封不是明智之举，因此，他于五月初一在位于河南南部的宋朝南京正式登基。

关于徽宗如何得知高宗登基，有不同的说法。根据赵子砥的记载，他听说六月初二斡离不和粘罕之子斜保邀请徽宗及宗室观赏球赛与箭术表演。［32］斜保亲自打球，并履行了一名女婿的礼仪，跪下请徽宗和郑皇后喝酒，这表明他娶了徽宗的一位公主。斡离不的态度显然也非常豁达，他交给徽宗一篇被人带到燕京的高宗颁布的赦文。徽宗随即召集嫔妃们庆祝，“喜动龙颜”。［33］另一种版本的故事也许与前述相吻合，据说宋臣司马朴得到了一篇赦文，但当他想要拿给徽宗看时，被金兵发现了。蔡鞗还提供了另一种描述：徽宗派侍从出去买香，但侍从拿回来的黄色包装纸打开后是一纸赦文。洪皓也记录，他通过一名商贩将高宗登基的消息传给了徽宗和钦宗。［34］当然，有可能几个人都想将消息带给徽宗，但他们不可能都是第一个传信的人，哪怕他们自己希望如此。

几天之后，徽宗的两个儿子从上京回到燕京，一同被带来的还有金人赏赐给他们的妻子，她们都是从战败的契丹宫中抢来的女子，一位是契丹公主，另一位以前是皇帝的妃子。［35］由于徽宗的大部分嫔妃、宫女、女儿和儿媳都已经被犒赏给金人（余下的在随后几年里也被陆续赏赐出去），这些契丹新娘的到来，标志着与徽宗一同生活的那些人的性别结构将再次发生变化。在徽宗一生的大部分时间中，即他还住在皇宫时，身边的女人要比男人多得多。后来儿子们逐渐长大，然后搬出皇宫，但众多的嫔妃都一直陪伴着他。开始北行后，随着嫔妃数量大大削减，大部分女儿和儿媳也被送走，和徽宗住在一起的基本上剩下了一群他已熟知多年的男性，身边只有比较少的女性。不过随着时间推移，金人又赏赐给他的儿子和孙子们新的妻子，替代被抢走的妻妾，这就使徽宗身边的男女比例接近于一比一，但徽宗与男性的关系要比他与女性的关系密切得多。

蔡鞗记载，在陷北期间，徽宗写了一千多首诗。［36］以下这首留存下来的诗，可以断定是徽宗在燕京所作，因为是刻在了当地的一座寺庙中：

九叶鸿基一旦休，猖狂不听直臣谋。

甘心万里为降虏，故国悲凉玉殿秋。［37］

下面是徽宗作的一首词，词的注释说明作于北行途中。它的第二段直接描绘了徽宗的经历：

凭寄离恨重重，这双燕，何曾会人言语？天遥地远，万水千山，知他故宫何处？怎不思量，除梦里，有时曾去。无据。和梦也，新来不做。［38］

1127年六月初十，斡离不安排住在愍忠寺的公主和嫔妃前往延寿寺向徽宗等人辞行，随后离开。不久之后，斡离不去世。另外，钦宗的北行队伍走了一条比较远的路线，又过了一个月才抵达燕京，被安排在愍忠寺住宿。［39］

尽管有语言障碍，但宋俘与俘获者之间有时也会建立友好的关系，粘罕的儿子设也马与徽宗的儿子赵梃的关系就很不错。七月十二日，设也马同意了赵梃的请求，让所有皇子和公主前往昊天寺与钦宗、徽宗及皇后、皇太后聚会。根据赵子砥的记载，皇子们列队站在东边，驸马们列队站在西边。徽宗坐在左侧，钦宗坐右侧，皇太子面向西坐在钦宗的南边。这次聚会从早上一直持续到中午，其间饮酒五巡。几天后，当郑皇后生病时，设也马又带着皇子们来到延寿寺向她请安。设也马还让皇太子、皇子赵梃和另外一位皇子搬到延寿寺住，但这样一来钦宗就更孤单了。［40］

高宗现在所率宋军的作战能力比金军预期的强，因此女真人决定让徽宗和钦宗离开已经停留了四个月的燕京，迁往更北边的地区。九月十三日，他们从燕京的东门出发，当此时，南人（不久前从开封迁过来的宋人）和曾经在辽国统治下的燕京人均跪在路边，为他们送行。据说，当地居民在此后的几天联合罢市，以示抗议。［41］

异域

本质上，燕京一直是一座汉人聚居的城市。自从徽宗在1127年十月十八日到达金中京之后，他就进入了自古以来一直由游牧民族占据的草原地区（参见图2.1和图17.1）。在中京，徽宗和钦宗分别住在相国寺的不同区域。当地物资匮乏，不得不每两月从燕京运来一批食物，供给共一千多人的宋朝皇室及随行人员，但这些食物永远是不够的。这一年春天，徽宗的嫔妃两个月内共生下了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但都相继夭折了，也许是被杀死的。这几名婴儿有可能是被强奸后生下来的，因为推算出来的受孕时间应当是在北行途中，而有的史料则明确表示，这几名婴儿并非徽宗的亲骨肉。［42］

据蔡鞗记载，徽宗在被囚期间有时非常沮丧，无心寝食，但书籍既能让徽宗消磨时间，又能从理智和情感上帮助他应对自己的处境变化。蔡鞗说，徽宗尤其喜欢读史书，还经常抱怨自从北行以来就很难找到书籍阅读了。有一次，他听说有人在卖书，就用自己的衣服换了一些。有位皇子得到了一本《春秋》，徽宗在位时很不喜欢这本书，认为它在政治上是很危险的，因为里面有太多弑君、弑父的故事。但蔡鞗强烈建议徽宗读一读。过了一些日子，蔡鞗再次见到徽宗，此时徽宗说，他非常后悔现在才读这本书，因为他现在对孔子有了更深刻的理解。从那之后，徽宗经常翻阅《春秋》，希望从中悟出一些国家兴衰和君臣行为的道理，甚至精选了部分内容编纂成书。在一次为钦宗庆祝生日的宴会上，徽宗为钦宗写了一首诗，诗中用了很多《春秋》里的典故。还有一次，徽宗听说有人出售一本王安石的日志，便立刻买下。［43］

读了这么多历史之后，徽宗有一次对蔡鞗说，他认为像自己这样命运发生如此大逆转的君王，史无先例。但通过阅读历史，他也产生了由高宗来复兴宋朝的一线希望，因此开始考虑通过某种途径来推动这件事。他起草了一份奏疏给女真皇帝，想让蔡鞗和秦桧帮他润色一下。蔡鞗回复说，徽宗的高妙文字是他和秦桧所不能及的。这封书信最后落到粘罕手中。信的开头先是礼貌性地感谢了金军统帅的仁慈大度，并为没有早一点写这封信感到抱歉。接着，徽宗谈到了伟大君主的职责是使国家的人民安居乐业。不过，他的核心论点是担忧中国与北方邻国的关系。在汉唐时期，双方相互合作，并努力克制着不把对方推上绝路，例如唐太宗向西一直攻下高昌后，与突厥合作防御北方边界，因此突厥在唐朝灭亡后继续战斗，要为唐朝雪耻。少数民族占据优势的例子是汉朝的匈奴首领冒顿单于。有一次，他将汉高祖围困起来，汉军粮草断绝七天，但考虑到百姓的长久利益，冒顿单于并未俘获汉高祖，而是将他释放，使汉室香火得以延续，与此同时，匈奴每年都能获得汉朝进献的岁币和绢。后来，在匈奴发生内乱时，汉朝派兵救出匈奴皇室。徽宗说，以上两例，统治者都是通过帮助对方而保护了自己的利益，他们的先例值得效仿。而一个反例是10世纪的契丹统治者耶律德光，为了惩罚石氏家族失约而举兵进攻开封，但最后也没有守住这片疆域。［44］然后，徽宗又对近期发生的一些事件进行了解读：

先皇帝初理兵于辽东，不避浮海之勤，而请命于下吏。蒙先皇帝约为兄弟，许以燕云。适云中妄人（张觉）啸聚不逞，某之将臣巽懦，怀首鼠之两端。某以过听，惑于谬悠之说，得罪于大国之初，深自克责，去大号，传位嗣子。自知甚明，不敢怨尤。近闻嗣子之中，有为彼人之所推戴者。非嗣子之贤，盖祖宗德泽在人，至厚至深，未易忘也。

不审左右欲法唐太宗、冒顿单于，受兴灭继绝之名，享岁币玉帛之好，保国活民，为万世法耶？抑欲效耶律德光，使生灵涂炭，而终为他人所有耶？若欲如此，则非某所知；若不欲如此，当遣一介之使，奉咫尺之书，谕嗣子以大计，使子子孙孙永奉职贡，岂不为万世之利哉！［45］

徽宗在信的结尾还引用了战国时期的一个历史故事，说明统治者倾听身边人意见的重要性。粘罕见到了这封信，但显然没有交给金太宗。

在中京停留了不足一年，徽宗、钦宗与随行人员再次被押往更北边的地方，这一次是去离今哈尔滨不远的上京，那里是女真人的一座主要京城。他们于1128年八月二十一日到达上京，几天后，被作为贡品带到了金太祖神庙举行的祭祀仪式上。他们进入祭祀现场时，看到了五面白旗，上面分别写着“俘宋二帝”、“俘叛赵构母、妻”等字，表明他们这些人各自的身份。

根据罗文（Winston Lo）的观点，前述仪式依据的并不是女真人的传统，而是由金朝的汉人专家拼凑出来的产物，目的是重现中国古代的受降场面。［46］有一部史料描述如下：

黎明，虏兵数千汹汹入逼至庙，肉袒于庙门外。二帝、二后但去袍服，余均袒裼，披羊裘及腰，系毡条于手。二帝引入幔殿，行牵羊礼。殿上设紫幄，陈宝器百席，胡乐杂奏。虏主及妻妾、臣仆胡跪者再，帝后以下皆胡跪。虏主亲宰二羊入供殿中。虏兵复逼赴御寨，虏主升乾元殿，妻妾、诸酋旁侍，二帝以下皆跪。宣诏四赦，二帝受爵服出，与诸王坐候殿外小幄。后妃等入宫，赐沐有顷，宣郑、朱二后归第。已，易胡服出。［47］

仪式结束后，仍然半身袒露的妇女就被分赐给了金人，包括韦太后和邢皇后在内的三百人被分到了洗衣院作为皇宫中的奴仆。其他人也分别赏赐给不同的人。不过，如果皇子或其他人需要奴仆，通常也能如愿以偿。

由于不堪其辱，朱皇后在仪式结束回去后企图自缢，尽管被人救了过来，但她最后还是投水自杀了。第二天，徽宗和钦宗被册封了两个极为屈辱的封号：昏德公和重昏侯。又过了一天，金人派二十名医官对宋朝宫眷进行检查，发现怀孕的就为她们堕胎，生病的就医治，准备从中挑选入宫的人。［48］

到达上京仅仅两个月，徽宗、钦宗和其他皇室就不得不再次向着更北的韩州行进，这段旅程用了两月的时间（参见图17.1）。在韩州，徽宗遇到了先行到达的904名宗室成员。这些宗室历尽艰辛。徽宗在一年前离开燕京时，他们仍然被留在燕京，但每人每天只能分到一升的粟米。由于燕京发生的未遂反抗，最后金人不得不将他们迁到更北的地方。金人在那里给了他们一些土地，希望他们能够种地养活自己。［49］在询问了这些人的经历后，徽宗让人送给他们一些薪柴和大米，并帮助他们组织起来。由于他们很多人已经开始纷争不断，徽宗派人去负责，想基于长幼来重新建立秩序。此时，一直跟随着徽宗的官员也非常缺乏衣物，于是徽宗向金国上了一份奏表，请求赐给宋俘一些衣服，得到了应允。随后郑太后也贡献出了十匹绢。［50］

徽宗在韩州时，金人要求他呈递谢表，感谢金国赐他留在上京、并为完颜宗室生下男孩的六位女儿封号，以及因此而收到的十匹绢礼。［51］从三份存世的谢表可以看出，尽管徽宗凭借着多年阅读大臣们热情洋溢奏疏的经历，完全有能力亲自写出令金人满意的谢表，但他还是想利用这些机会，委婉地提醒金国统治者自己所遭受的苦难：

大造难酬，抚躬知幸。窃念臣举家万指（即一千人），流寓连年，自惟谴咎之深，常务省循之效。神明可质，讵敢及于匪图（意思是说自己不会构成威胁）；天地无私，遂得安于愚分。惊涛千里，颠踬百端，幸复保于桑榆，仅免葬于鱼鳖。此盖伏遇皇帝陛下垂丘山之厚德…… ［52］

在韩州，徽宗最喜爱的儿子赵楷去世了。［53］在这里停留了一年半后，宋俘再次被迁到别的地方，因为在金国统治者眼中，韩州似乎还是不够靠北，不足以消除他们的担心。1130年七月，宋朝皇室乘船迁往五国城。途中，五百名宗室和三百名宫中内侍被押往别处。徽宗恳求金兵不要将他们分开，但无济于事。当他们不得不辞别时，徽宗泪流满面地说：“卿等相随而来，忧乐固当同之。但事属他人，无如之何。”最后，到达五国城时，这批人中只有与钦宗同辈的六位宗室仍然跟随着两位皇帝。1131年，宗室们又迁往上京，此时，他们的人数已减至五百多名。而其他被认为多余的宋俘，都在1130年按照十人换一匹马的价格，被卖到党项、蒙古和鞑靼等国为奴。［54］

在到达五国城后不久，郑太后就去世了，终年五十二岁。徽宗在五国城又被囚禁了四年。根据蔡鞗记载，即使在那些艰难的环境下，徽宗也仍然坚持祭祖。他经常遥望着南方，问周围的人宋朝皇陵在什么位置。在宋朝先皇和皇后的忌日，徽宗都要进行斋戒，流泪祭拜。每当有一些新鲜食物，徽宗一定要先向祭台献贡，然后自己才品尝。此外，徽宗仍然非常重视子女们的教育。孩子每天来向他请安，他经常会让他们多留一会，甚至还和他们一起赋诗。［55］

由于蔡鞗谈论了在徽宗被囚禁时期读书和写诗的重要性，他也许有意地很少提及徽宗在早年培养的一些别的兴趣爱好。徽宗也许无法维持他对建筑或园林的兴趣，这倒比较容易想象，但仅需要笔、墨和纸就可以进行的绘画和书法呢？徽宗的书法作品仍然很受欢迎。根据张瑞义的记载，徽宗被囚禁时，金国皇帝经常会送给他一些小礼物，就是想获得徽宗写的谢表。金人将这些谢表收集起来，整理成小册子，一直流传了几十年。［56］但是，无论蔡鞗还是别人，都不曾记载徽宗通过书法或绘画来打发时间，或者为同伴们带来欢乐。而且，这些活动与作诗相比也需要更多的材料，就算是书法，也需要纸和好毛笔，因此，也许徽宗多年来已经习惯在优厚的物质条件下练习书画，而在这种物资匮乏的环境下，几乎很难激起他的兴致。

此外，也没有史料能够证明，徽宗从道教信仰或崇拜中获得了慰藉。尽管有的资料记载，在内禅前和被囚禁初期，徽宗曾分别向道教天神进献祷词，但没有其他道教活动的记载。据说徽宗有时会穿上道服，偶尔也会表达一些可能与道教有关的超脱俗世的思想，但这最多说明道教仍然是他生命中的重要部分而已。不过，他还是会继续和别人讲述他的梦境，以及从中发现的寓意。［57］

对于支撑他的道教信仰的宇宙观基础，徽宗是不是也有所动摇呢？在过去很多年中，他经常看到众多预示王朝兴盛、长治久安以及健康长寿的祥瑞，如黄河水清、鹤群飞舞和发现芝草，等等。如果徽宗现在感到前朝皇帝都不曾沦落到他这样的凄惨境遇，很难想象他会认为那些现象都得到了正确的诠释。

五国城的生活似乎保持了一段时期的平静，至少直到1132年或1133年的年中。这时候，徽宗的一个儿子和一个驸马（他的第十五子、二十三岁的沂王赵枵，第十六女的丈夫刘文彦）控告说，徽宗与第十八子、二十二岁的信王赵榛及身边一些亲信密谋反金。徽宗将所有亲属和跟随的大臣召集在一起，讨论如何应对这场危机。蔡鞗记载，他在这次讨论中成功说服了众人保持坚定立场。当金派人来调查这件事时，徽宗让另一个儿子和驸马前去澄清事实。金使希望徽宗本人亲自前去解释，于是徽宗又派了钦宗、信王赵榛、驸马蔡鞗和宦官王若冲一起去辩护，并允许当地的金国官员问他问题。金使认定指控是诬告，请徽宗处置诬告人，但徽宗拒绝了，最后，金使宣布将控告徽宗的人赐死。［58］金使调查这一事件时，徽宗肯定也十分担心，因为他烧掉了离开开封后所作的一千多首诗。后来，徽宗对蔡鞗说：“老夫自闻男枵等有诬告之事，深悟众叛亲离，反求诸己，罔知所措。若非洗心革虑，则何以全身远害！寡悔寡尤，顾惟一体，其害尚轻。” ［59］

南方传来的消息一直很难送到五国城。高宗与他派出的宋使做了无数次努力，希望能与徽宗和钦宗取得联系，但金国经常扣留高宗的宋使，甚至禁止他们返回宋朝，更不要说往北边看望宋俘了。1131年，徽宗在一份感谢女真人送给他两套衣服的谢表中，先热情洋溢地赞扬了金国统治者的慷慨，然后说：“惟臣去家万里，未达尺书。”蔡鞗记载，使节带来南方的消息时，徽宗非常高兴。［60］

1135年初，徽宗已经在五国城被囚禁了四年，此时他的老对手金太宗（吴乞买）驾崩了，终年六十二岁。继承皇位的不是吴乞买的儿子，而是阿骨打的孙子，庙号为熙宗（1135—1150年在位）。新皇帝比较精通汉语，即位不久就将韦贤妃和六名女子从洗衣院放出来，并将她们送到五国城。几个月后，1135年四月二十一日，徽宗在五国城去世。他在遗言中请求将自己安葬在宋朝的土地上，但被拒绝。燕京的宋臣都穿上丧服，一直被金人扣留在燕京的宋使洪皓还为徽宗举行了道教法事。两年之后，1137年年底，这一代金国统治者中的最后一个人粘罕被金国皇帝赐死，成为内部政治斗争的牺牲品。［61］

1142年五月，宋高宗与金国议和，双方同意将徽宗、郑太后和高宗第一位妻子邢皇后的灵柩，以及高宗的生母韦太后送回宋朝。运送灵柩的队伍到达燕京时，洪皓率领宋朝以前的大臣出城在路边迎接，以示哀痛。［62］在这之后，钦宗受到的待遇也多少有所改善，被迁往稍稍靠南的金国新都上京。而对高宗来说，将父亲的灵柩和母亲接回来是一件重要的孝行，他命人将这件事绘成一幅画，现仍存世（见彩图十五 ）。

各地寺观曾被指定庆祝徽宗的生日，如今依然在徽宗的生日和本命日时敬献贡品，高宗也是以此来让父亲留在记忆之中。当听闻父皇驾崩的消息后，高宗将这些道观改名为报恩广孝观，并命令继续举行法事。甚至在高宗去世后，很多宫观还一直为徽宗供奉香火。［63］

家庭成员的命运

在徽宗的家族成员中，几乎所有能被女真人找到的人都与徽宗一起北行，包括开封府或附近的宋朝宗室，以及徽宗已经出嫁的女儿和她们的丈夫。很多人都在随后几年中死于虐待或轻怠，尤其是对女真人用处不大的宗室。到了1128年七月，在被囚禁的宗室和妇女从燕京迁到韩州时，最初的五千六百名宗室中仅存活了九百人，而三年后，在宗室被迁到上京时，就只剩下五百多人了。［64］

徽宗的直系亲属境遇稍微好一些。1127年时，徽宗共有二十六个儿子在世，除了高宗之外，其余二十五人都被虏掠北行。六岁以下的皇子全部在途中去世，甚至那些已经十几岁的皇子也备尝苦辛。徽宗只有十六个儿子活着到达五国城。五国城是北行经过的五个地点中条件最艰苦的一个，在到达后的第一年，就有三位皇子去世，接下来的两年又有两位去世（其中一位是自杀）。这样，徽宗去世前就只剩下了十一个儿子在世。这些活下来的皇子在五国城都被赐妻，并生下了后代。钦宗一直活到1161年，其间他的弟弟宋高宗从来没有为他付过赎金。和父亲徽宗一样，钦宗的子女也被囚禁，直到1195年，在金人控制的地区仍然生活着徽宗的后裔。［65］

徽宗的女儿们在1127年从开封被金人掳走后，就几乎与徽宗失去了联系。1127年，徽宗共有二十二个女儿在世，但有三个不久就在开封府外斡离不的军营中去世了。还有几个在离开开封前赐给了女真大将，而剩下的公主，尤其是比较年幼的，被带到燕京成为宫中奴仆，最后有六人被赐予封号或升为嫔妃。金军统帅曾提出让嫁给蔡鞗的福金公主与金和亲，但后来公主在1128年死于女真大将兀室的军营中。徽宗还有一个女儿在1137年逃离了粘罕的军营，但又被抓了回来，流放到五国城，当年在五国城去世。［66］

被女真人掳走的还有徽宗诸子的三十四个妻妾和未婚妻，其中大部分都被赏给了女真将军，还有一些成为宫中的奴仆或嫔妃。由于这些人比较分散，尽管她们被送到哪个军营都有记录，但对每个人的去世时间则记录不全。

1127年，徽宗已经有了十五个孙子和二十九个孙女，大都很年幼。他们的存活率很低，只有两个男孩活着到达了五国城，而活下来的女孩则成为宫里的奴仆或宫女。［67］

在徽宗的嫔妃中，包括郑皇后在内的五人被女真人列为他的妻子。她们都在三十五岁以上，女真人不感兴趣。最后她们都到达五国城。郑太后在1130年到五国城后不久就去世了。此外，女真人还掳掠了三十一位高级嫔妃、四十一位中级嫔妃、六十七位低级嫔妃，以及五百零四名宫女。和公主的遭遇一样，这些女人也有很多在离开开封前被赐给女真军官。在燕京时，除了有五位交还给了徽宗外，其他人都被赏给女真军官或送入宫中作奴仆。徽宗被囚禁之后，他的嫔妃又为他生下了十四个儿女。［68］由于这时宋朝已在南方重新建都，而徽宗及其家人处在遥远的北方，女真人似乎并不担心徽宗新出生的孩子会为宋朝皇位增加更多的继承人。

除了妻妾和子女，徽宗最亲近的家庭成员就是他的两个弟弟赵俣和赵偲，二人在开封与女真人谈判时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他们的家人也被女真人掳获，但至少已经出嫁的女儿都幸免于难。赵偲和妻子都在韩州去世，他的两个儿子到了五国城，一个女儿进入金国皇宫，家中别的女人，包括赵偲的妾和儿媳，都在北行途中去世，或是送往宫中为奴。前文提到过，赵俣还没有到燕京就死在路上，他的妻子、两个儿子、三个女儿、一个孙女和一个孙子到了五国城。他的妾都入宫为奴，有一个女儿或孙女做了宫女。［69］

徽宗和北行队伍中的其他人到底经历了什么样的磨难呢？现存史料中通常对这些宋俘处境的具体细节保持一定程度的缄默，尤其是两位皇帝及其皇后的经历。蔡鞗也许预料到，他的文字肯定要先通过金人的审查才能流传下来，因此对这些事情没有留下很多负面的描述。而曹勋是在南方写下的记录，当时徽宗和钦宗尚在人世，他也许不想使人们惊慌失措，或卷入高宗朝廷应如何应对金国的争议之中。相比之下，后世一些明显带有虚构情节的著作，如《南烬纪闻》和《宣和遗事》，都不断强调两位皇帝每天只能吃一顿简陋的饭菜，没有足够的衣服御寒，以及不得不住在逼仄潮湿的房间里，等等。这些叙述大量引用现存的史料，以及一些显然已经失传的资料，因此很难确定有些细节究竟是作者自己杜撰出来的，还是引用现在已经失传的一些史料，但我怀疑，很可能大多是作者自己的演绎。［70］

1126年，钦宗还在开封时，作为皇帝，地位要比父亲徽宗高，徽宗不得不服从他的命令。但当他们都成为金人的俘虏时，徽宗在家谱中的长辈地位似乎优先于他们之前的政治排名，大多数作者都将徽宗视为宋俘群体中地位最高的人。

在陷北期间，徽宗还是保留了一定的尊严。迁往韩州前，队伍中一直有很多宦官，因此肯定有些人会作为侍仆照顾徽宗的生活。到韩州之后，队伍中应该仍有一些宦官，因为女真贵族向他们索要了两次。第一次是一位金国皇子提出的，他索要两名能干的、聪明伶俐的仆人，徽宗别无选择，只能服从，但在回信中强调了他们离开开封后所经历的各种苦难。第二次是一位女真官员的妻子提出的，徽宗拒绝了她的要求，理由是他自己也仅剩下了一两名内侍。此外，徽宗的女婿们似乎也在他身边形成了一个小朝廷。这些人当然都曾被封以宋朝官职，蔡鞗称为“随行群臣”，他们的住处被称为“行宫”。蔡鞗还称赞徽宗对他们的尊重，“无论大小，未尝名呼”。［71］至少从蔡鞗来看，徽宗有一位非常忠实的追随者。

那么，他们是否有充足的衣服等日用品呢？有部金国史料收录了1131年徽宗和钦宗在各自收到两套衣服后呈递的谢表。如果这是整个宋俘队伍收到的衣服，那显然是不够的，尤其是在五国城这种非常寒冷的地方。不过，从赐予衣物的诏书中看，尽管这份诏书只残存一部分，似乎还提到了十块银锭的赏赐。［72］

能够说明宋俘处境艰难的最有力证据是他们的死亡率，而从中似乎也能看出，身份地位不同的人所处的环境也可能非常不同。其中，宗室的死亡率非常高，以至于人们禁不住怀疑，金人就是为了消灭他们。当时，开封官府之所以帮助女真人在全城搜刮财宝，一个重要原因是女真人承诺不杀城中居民，如果金人将宗室带走，然后在开封的郊区有计划地屠杀他们，那开封百姓可能就不会那么轻易地服从金人的命令了。然而，一旦这些宗室远离开封，他们就不再是一种资产，而是负担了。女人，尤其是那些对金兵有足够吸引力的年轻女子，有她们的用处，存活率自然比男人更高，但她们通常都处于屈辱地位，自杀可能是她们面临的最大危险之一。

在宋俘被女真人长期扣留在北方期间，洪皓了解到宋俘日常生活条件的一些情况。洪皓的儿子洪迈根据自己从父亲那里听到的内容，描述了宋俘的境遇，无论官职大小，均被视为奴隶：

自靖康之后，陷于金虏者，帝子王孙、宦门仕族之家，尽没为奴婢，使供作务。每人一月支稗子五斗，令自舂为米，得一斗八升，用为 粮。岁支麻五把，令缉为裘，此外更无一钱一帛之入。男子不能缉者，则终岁裸体，虏或哀之，则使执爨，虽时负火得暖气，然才出外取柴，归再坐火边，皮肉即脱落，不日辄死。惟喜有手艺如医人、绣工之类，寻常只团坐地上，以败席或芦藉衬之。遇客至开筵，引能乐者使奏技，酒阑客散，各复其初，依旧环坐刺绣，任其生死，视如草芥。［73］

洪皓的描述可能非常符合那些大量死亡的宗室，或许也适用于一些别的群体，例如到达燕京后被卖到宫中的宫女和艺伎，但这些描述可能并不适用于和徽宗一起生活的小群体，包括嫔妃、皇子及其妻子和儿女。徽宗和钦宗都活到了五十多岁，说明他们的基本生活条件还是有保障的。但另一方面，与徽宗一起被囚禁的儿子中，仅有不足一半的人活得比他久，很多在十几岁或二十几岁就去世了，而那时应该是他们最强壮的年龄。他们似乎大部分时间都和徽宗住在一起，因此，他们的生活环境不可能不同样地影响徽宗和钦宗。也许徽宗和钦宗的身体更加强壮，足以抵御在北行队伍中肆意传播并夺走无数性命的疾病。那些到达五国城后前几年成功活下来的皇子，通常都娶妻生子，而且他们的孩子也存活了下来，说明即使当时的条件并不舒适，但至少足以活命。

［1］ 《三朝北盟会编》卷八十七，靖康中帙六十二，293—294页。这个故事与《南征录汇》（155—156页）记载十天前发生的事情很相似，我们在上一节提到过。有可能是徽宗认为这件事很重要，因此，他一再提出这个要求。还有可能是其中的一部书记错了时间。另有一个不同之处，一部史料中说郑皇后的所有亲属都被释放了，但另一部书中说仅有一位被释放。

［2］ 《三朝北盟会编》卷八十七，靖康中帙六十二，293页。《北狩见闻录》，3页。

［3］ Richard L. Davis（戴仁柱）, Wind against the Mountain: The Crisis of Politics and Culture in Thirteen-Century China , Cambridge, MA: Council on East Asian Studies, 1996, pp. 162—175. Naomi Standen, “What Nomads Want: Raids, Invasions and the Liao Conquest of 947.”in Mongols, Turks, and Others: Eurasian Nomads and the Sedentary World , pp. 155.

［4］ 《宋俘记》，244—245页。

［5］ 《宋俘记》，244—250页。

［6］ 《三朝北盟会编》卷九十九，靖康中帙七十四，401页；卷八十九，靖康中帙六十四，313页。《北狩见闻录》，6页。

［7］ 《呻吟语》，192、201页。《北狩见闻录》，6页。

［8］ 《北狩见闻录》，6—7页。

［9］ 《青宫译语》，177页。

［10］ 《青宫译语》，177页。

［11］ 《青宫译语》，178页。

［12］ 《青宫译语》，179页。

［13］ 《青宫译语》，180页。

［14］ 《青宫译语》，183页。

［15］ 《青宫译语》，185页。

［16］ 《北狩见闻录》。

［17］ 《北狩行录》。

［18］ 《三朝北盟会编》卷九十八，靖康中帙七十三，393—399页。

［19］ 《呻吟语》。

［20］ 《南征录汇》，172页。《北狩见闻录》（3—4页）记载，这位嫔妃后来自杀了。

［21］ 《呻吟语》，193页。《北狩见闻录》，6页。

［22］ 《呻吟语》，194页。

［23］ 《呻吟语》，195页。《北狩见闻录》，4页。《宋俘记》，285页。《宋史》卷二百四十六，8723页。

［24］ 《北狩见闻录》，6页。

［25］ 《北狩见闻录》，6页。英译文参见James T. C. Liu, “Polo and Culture Change: From T’ang to Sung China.”pp. 211—12.

［26］ 《北狩见闻录》，4页。

［27］ 《呻吟语》，197页。关于这些事件，这个版本的叙述要比《宋史》（卷四百四十七，13182—13183页）或《三朝北盟会编》（卷九十五，靖康中帙七十，370页）的描述更可信。参见崔文印《靖康稗史笺证·前言》，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18—19页。

［28］ 《北狩见闻录》，4—5页。《宋史》卷三百七十九，11700页；《三朝北盟会编》卷一百一，炎兴下帙一，416页。

［29］ 《宋史》（卷二百四十六，8728—8729页）记载了皇子榛逃出金营并再次被金人抓获的经过。但《宋俘记》（268、271页）却记载榛到了五国城，而参加抗金的是一个冒名顶替者。其他资料，包括陶晋生《南宋初信王榛抗金始末》，《中华文化复兴月刊》第3卷第7期，1970年；黄宽重和傅海波则认为马扩没有受到欺骗，参加抗金的人的确是皇子。黄宽重《宋史丛论》，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3年，1—40页；Herbert Franke, Krieg und Kreiger in Chinesischen Mittlealter（12. bis 14. Jabrhundert）: Drei Studien , pp. 117—118。

［30］ 《呻吟语》，198—199页。《三朝北盟会编》（卷九十八，靖康中帙七十三，394页）说徽宗是五月十八日到达。

［31］ 《北狩行录》，1页。蔡鞗在《北狩行录》（1页）说他将收到的一万匹绢都分了出去，赵子砥在《三朝北盟会编》（卷九十八，靖康中帙七十三，395页）中说徽宗分出去了一百五十匹绢。

［32］ 关于粘罕的次子斜保，参见《宋俘记》（246页）斜保押运第三批宋俘，其中有钦宗的皇后与嫔妃。

［33］ 《三朝北盟会编》卷九十八，靖康中帙七十三，394页。《呻吟语》，199—200页。根据蔡鞗的记录，在与斡离不的这次或另一次见面中，徽宗谈到了他对南北局势的看法，以及希望看到签署和约。他还动情地谈到了王朝绍述的重要意义，在场的人都受到感动，甚至有人流下了眼泪。斡离不还是没有说话，只是不住地点头。《北狩行录》，1页。

［34］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五，135页。《铁围山丛谈》卷一，2—3页。

［35］ 《呻吟语》，200页。

［36］ 《北狩行录》，8页。

［37］ 《全宋诗》卷1495，17070页。

［38］ 《全宋词》，898页；英译文参见Betty Tseng Yu-ho Ecke, “Emperor Hui Tsung, the Artist: 1082—1136.”New York University, 1972, p. 42。

［39］ 《呻吟语》，200、203页。《宋俘记》，262页。《呻吟语》（203页）说斡离不在八月去世，但《金史》记载是六月。

［40］ 《三朝北盟会编》卷九十八，靖康中帙七十三，394—395页。《呻吟语》，202、203页。

［41］ 《呻吟语》，204页。《三朝北盟会编》卷九十八，靖康中帙七十三，395页。

［42］ 《呻吟语》，204、206页。《三朝北盟会编》卷九十八，靖康中帙七十三，395页。《宋俘记》，253页。

［43］ 《北狩行录》，3—5页。

［44］ 参见巴菲尔德对这些著名的历史故事的讨论，Thomas J. Barfield, The Perious Frontier: Nomadic Empires and China, 221BC to AD 1757 。关于耶律德光，参见Naomi Standen, “What Nomads Want: Raids, Invasions and the Liao Conquest of 947.”pp. 129—174。

［45］ 《北狩行录》，1—3页。《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十六，333—334页。

［46］ Winston W. Lo, “Wan-yen Tsung-han: Jurchen General as Sinologist,”Journal of Sung-Yuan Studies 26（1996）, pp. 108—112.

［47］ 《呻吟语》，209页。参看《金史》卷三，59页。

［48］ 《呻吟语》，209—210页。

［49］ 《呻吟语》，207、211页。《三朝北盟会编》卷九十八，靖康中帙七十三，395页；卷一百一十六，炎兴下帙十六，560页。

［50］ 《北狩行录》，4—5页。

［51］ 《呻吟语》，214、216—218页。《大金吊伐录》，529—531页。

［52］ 《大金吊伐录》，533页。

［53］ 《宋俘记》，271页。

［54］ 《呻吟语》，216页。《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三十五，676—677页；卷四十，744页。《北狩行录》，5页。《金史纪事本末》卷七，156页。

［55］ 《呻吟语》，219页。《北狩行录》，4页。

［56］ 《贵耳集》卷三，45页。Chu Djang and Jane C. Djang, trans., A Compilation of Anecdotes of Sung Personalities , p. 68。

［57］ 《北狩见闻录》，4页。

［58］ 《呻吟语》（223页）和《宋俘记》（272页）记录的是1132年。《北狩行录》（6—7页）中日期相同，但年份是1133年，《金史》（卷三，65页）记载的日期是1133年八月，也许是这件事得到解决的时间。

［59］ 《北狩行录》，7、8页。

［60］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四十，751页；《呻吟语》，221页。《北狩行录》，9页。

［61］ 《呻吟语》，224—226页；《金史纪事本末》卷七，157—158页；《呻吟语》（228页）中说粘罕在监狱中被人勒死。《金史》（卷四，71页）中仅提到了他的去世。

［62］ 《呻吟语》，240页。《容斋三笔》卷八，503页。

［63］ 地方志中记载了一些宫观，参见《建康志》卷四十五，叶3a–b；《会稽志》卷七，叶16a–17a；《毗陵志》卷二十五，叶11b–12a。另参见《宋会要辑稿·道释一》，叶12b。Mark Halperin, Out of Cloister: Literati Perspectives on Buddhism in Sung China: 960—1279 , pp. 127—128, 134—138.

［64］ 《宋俘记》，244—245页。关于一份直到1142年的名单，参见《三朝北盟会编》卷九十九，靖康中帙七十四，404—405页。陈乐素认为，在1142年韦太后返回宋朝时，这份名单被同行的一个人带了回来。陈乐素《〈三朝北盟会编〉考（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6本第3分，1936年，300—301页。

［65］ 《金史》卷十，234页。

［66］ 《呻吟语》，229—230页。

［67］ 《宋俘记》，284—285页。

［68］ 《宋俘记》，254—261页。《开封府状》，104—112页。

［69］ 《宋俘记》，285—287页。

［70］ 关于这些书籍，参见William O. Hennessey, “Classical Sources and Vernacular Resources in Xuanhe Yishi: The Presence of Priority and the Priority of Presence,”Chinese Literature: Essays, Articles, and Reviews 6（1984）: 33—52；以及Stephen H. West, “Crossing Over: Huizong in the Afterglow, or the Deaths of a Troubling Emperor,”In Emperor Huizong and Late Northern Song China: The Politics of Culture and the Culture of Politics , pp. 565—608。有位学者在书中强调了徽宗及皇室俘虏受到的优待，参见廖怀志《从徽钦二帝的囚禁生活看金国的俘虏政策》，《黑龙江民族丛刊》2007年第3期。

［71］ 《北狩行录》，6、8页。

［72］ 《呻吟语》，220—221页。

［73］ 《容斋三笔》卷三，443—444页。

结语

究竟是什么使得徽宗成为这么有魅力的人呢？他很聪明，饱读诗书，在儒家礼仪、道教天界、音乐和药物学等广泛领域委派专家进行研究。他能宽容地对待别人的过失，还很喜欢向交往的人赠送礼物，有时候甚至会给他们一个惊喜，例如命人在储祥宫为刘混康修建了新的住处。有时，他还会做出一些小小的姿态，对周围的人表达尊重和感谢，例如亲自为他们备茶，或是问候他们的家人。他在服侍的宦官和宫女中发现了很多自己喜欢的人。他精力充沛——至少在在位的前二十年是如此——因为他不仅不知疲倦地亲自参与诸多工程的细节，而且有时间留给自己不断增加的家庭成员。此外，在艺术上他也非常有天赋，并愿意让别人看到他在诗词、书法和绘画上的努力和才华。即使当他受到命运的沉重打击时，依然以一定程度的优雅和尊严应对苦难，对那些境遇比他悲惨的人表示同情，并尽量避免将罪责归咎于他人。即使他有时表现出痛苦和消沉，那也是人之常情。

我们应当如何评价作为皇帝的徽宗呢？在本书中，我试图从徽宗的视角来理解他的世界，并考虑到他在当时能够了解哪些信息。徽宗在1120年底听到方腊起义时，他不可能知道自己的王朝将要凄惨地结束；或是他为修建一座新园林而耗费巨资，在六七年之后会显得非常荒诞，因为到时政府甚至无力为前线将士提供足够的食物。与此相反，他将赌注押在宋朝取得一场一百多年都没有发生过的重大军事胜利上，如果取得胜利，宋朝就能将领土扩大到一些主要由汉人聚居的地区。那么，与之前的宋朝皇帝相比，徽宗和大臣们是否对可能发生的战争准备得不够充分呢？为了发动军事行动，宋神宗用了很长时间储备物资，但他还是发现战争太昂贵了，因此在西北地区打过几次战役后，就将军队撤了回来。面对徽宗和钦宗所卷入的军事灾难，即使是神宗或哲宗，也不太可能有充足的物资储备去轻松应对。

作为皇帝，徽宗应该为他的雄心壮志，以及对许多崇高事业的支持而受到称赞。当时的全国学校教育制度，以及为病人、无家可归的人提供的慈善救助，这些都是非常了不起的创举。还有编印书籍也值得称道，徽宗不仅派人重修了工程浩大的《道藏》，还编纂了几部医学著作和《政和五礼新仪》，甚至还整理了一本书法作品的拓本。另外还有一些大项目，也许看上去没有那么崇高，但它们有助于提升朝廷的庄严和威武，例如对宫廷乐制的改革，对艺术和古代器物的收藏整理，以及他修建的精美道观、宫殿和园林。

徽宗有什么缺点呢？他显然很虚荣，因为也许没有别的理由可以解释他对祥瑞的狂热。虚荣心或许还可以用来理解，他对自己的文学和书法技巧造诣之高非常自信，他认为每个人都应当有机会一睹御笔，因此命人将他的书法刻在石碑上，并立于各州。

过分自信是徽宗的另一个缺点。这一缺点导致他错估了禁止一些名士在朝廷做官造成的后果。也正是由于过分自信，他认为自己可以忽视其他人对蔡京的敌视，以及后来做出联金的决定。当一些大臣对宋朝是否充分准备好北征提出异议时，尽管徽宗也犹豫过，但后来他仍然拒绝听取那些担忧者的意见，而是站在了梦想家们一边，认为有可能打一场大胜仗。

徽宗的精力和热情在很多情况下令人钦佩，但同时也为他带来了一些问题，特别是他对道教的虔诚信仰。我并不认为徽宗是受了蒙骗或神道设教才支持道教，但在1117年到1119年间，他的确摒弃了自己以前的谨慎态度。

传统的中国史家看待徽宗的态度有所不同。他们从徽宗的王朝总结出一条道德教训：统治者放纵自己的欲望或沉迷于宗教时，就会使国家和自身性命陷入危险之中。在徽宗朝之后两百多年的元朝政府编纂了《宋史》，其中就提出了这类颇具影响力的观点。在《宋史·徽宗本纪》的结尾，编著这部书的史家起初指出：金人的侵略并非不可避免。如果在1100年选择哲宗另外一个弟弟继承皇位，这场战争也许就不会发生。此外，如果对后来一些事件做出不同的选择，也有可能产生不一样的结果：例如，如果宋朝在1123年拒绝接纳从金国叛逃到宋的张瑴，“金虽强，何衅以伐宋哉”？纵观一些亡国之君，要么是由于愚蠢或残酷，要么是成为军事政变的牺牲品，但这些用在徽宗身上都不合适。与其他人不同的是，徽宗是因为受到了误导。蔡京使他对保守派产生了偏见，因此“疏斥正士，狎近奸谀”。蔡京还以精美华丽的物质生活去诱惑徽宗，让他耽溺于自己的欲望。此外，徽宗还沉迷于道教信仰，不仅为此耗费巨资，同时也疏于军事和国防管理。“君臣逸豫，相为诞谩，怠弃国政”。尤其是让童贯掌管军队后，更是加快了灾难的到来。史家最后尖锐地评论道：“自古人君玩物而丧志，纵欲而败度，鲜不亡者，徽宗甚焉。” ［1］

对徽宗作出这种负面评价的背景，是12、13世纪士大夫阶层反对新政、推崇保守派的思潮。一些民间文学作品也助推了这种思想，特别是明代小说《水浒传》，其背景就是徽宗统治时期发生的事件。16世纪晚期，为了教导年幼的万历皇帝，张居正编撰了一部图文并茂的书籍《帝鉴图说》，书中列出了古代帝王的一些善举和劣行。在收录的七十二则善举中，有十六则发生在宋朝，包括宋太祖五则、宋太宗两则，以及宋仁宗九则。在收录的三十六则劣行中，三则发生在宋朝，全都与徽宗有关。第一则是在举行道教仪式时，徽宗将自己的位置设在了林灵素的下席。张居正先是从《宋史》中引用了一段文字，然后进行评论：“夫徽宗为亿兆之君师，乃弃正从邪，屈体于异流，猥杂于凡庶，甚至亲受道号，甘为矫诬。自昔人主溺于道教，至此极矣。卒有北狩之祸，身死五国城，彼所谓三清天尊者，何不一救之欤？”显然，张居正认为徽宗的道教信仰不仅荒谬，也是毁灭性的。书中举出的第二则不明智的事例是设立“花石纲”，从东南地区搜刮奇花怪石运送到京师，放进徽宗新修的园林艮岳中。修建艮岳的工程也造成了大量的腐败和滥用职权的行为。张居正评论了这件事，指出花石没有什么实用价值，但徽宗对这些东西的喜爱却导致国家动乱，外族入侵，自己身死荒漠，家人离散各处。在张居正看来，皇家的气派没有实际的用途。第三则劣行的例子是徽宗任用“六贼”（蔡京、童贯、王黼、李彦、朱勔和梁师成）。张居正评论，忠臣会劝说君主节俭和克制，就算君主不愿意听他们的谏言时也会这样做。而那些只对君主讲讨好献媚的话、鼓励君主奢靡之风的一定是奸臣，将贻害无穷。［2］根据张居正对历史兴衰的理解，他认为以上三则劣行中的任何一则都足以导致徽宗的悲惨结局。

尽管《帝鉴图说》是为小皇帝撰写的初级读物，但它很受欢迎，也多次修订。后来，17世纪时，王夫之在《宋论》中对徽宗朝进行了更为严肃的学术评价（但这部书在当时流传不广）。［3］王夫之关注的主要是当时文人与大臣的选择，特别是杨时和李纲等知名的儒士。但他对人们普遍认为徽宗是庸君这一观点没有质疑，称徽宗为“醉梦倾颓”。王夫之指出，徽宗并不似隋炀帝等前朝皇帝那样奢侈，蔡京也不比唐朝的李林甫等历代主要辅臣恶劣，但降临在徽宗身上的灾难却要沉重得多。［4］王夫之认为徽宗朝发生的很多事情都是在演戏，这是王夫之提出的最有趣的一个观点。王夫之说，蔡京自称是王安石的追随者是在演戏，甚至联金抗辽也不过是徽宗和蔡京共同操纵的一场游戏。［5］

那么，指责徽宗主要因放纵奢欲而丧失皇位是否有依据呢？当然，徽宗的确在物质生活中找到了很多乐趣，尤其是艺术品、古代青铜器、园林和宫殿建筑。徽宗的收藏品也肯定价值不菲，但没有一个具体的数额，而且很多物品显然是进贡给皇帝的礼品，而非徽宗购买所得。在建筑方面，尽管徽宗修建的宫殿数量比之前任何一位宋朝皇帝都多，但最后建成的宫殿群还是比唐代长安的皇宫面积小得多，而且唐朝在洛阳也建有一处规模宏大的皇宫，以及几处广袤的狩猎场。在1117—1119年间，徽宗痴迷于道教神霄派，似乎的确是不计成本地开展了一些建筑工程，但直到1120年蔡京被罢免、军费开支骤然上升，大臣们才开始注意到这些逐渐显现的赤字问题。不过即使到那时，女真人向开封勒索赔款时，宋官府藏库中仍然有大量铜币，以及金、银和绢等财富。

如果客观地考察这些问题，值得一提的是，认为统治者由于个人放纵而导致亡国的观点古已有之。［6］在《左传》中，即使只是对华丽的衣服感兴趣，也会被认为足以亡国。［7］唐初史家在编纂唐朝之前灭亡的梁、陈和隋的历史时，认为这些朝代的灭亡都是因为末代皇帝的“放荡生活”和“无节制地追求享乐”。［8］他们也许由此推论，如果一位君主失去皇位，那么这件事本身即证明他没有对自己进行适当的节制。唐太宗在他的著作中也意识到“败国丧身之主，莫不以奢侈而亡”。［9］在儒家传统中，值得称道的是皇家的节俭而非奢侈。

我们还可以从跨文化的角度来考察宋朝皇宫的花费。建筑、装饰和收藏的欲望在全世界的君主中都非常普遍，与其他地方的皇室相比，徽宗为了加强皇室威严而投入的花费并不算出格。纵观欧亚大陆，在条件允许时，宫廷总是愿意动用资源来增强自身的宏伟气派，例如扩建皇宫设施和增加宫廷人员。但这样做的君主可能会被指责为不负责任，有时也不得不缩减开支，尤其是当宫廷希望派遣军队对外作战时。［10］当然，这都是相对的。在文艺复兴和近代早期的欧洲，宫廷中平均每人的花费似乎要比宋朝高得多：佛罗伦萨的美第奇家族只有一百万人口，面积也不比中国的一个州大多少，但他们修建了规模宏大的碧提宫（Pitti Palace），并雇用了一大批艺术家和工匠；路易十四时期的法国只有两千万臣民，是徽宗时期人口的五分之一，但却修建了凡尔赛宫、枫丹白露宫和卢浮宫等多处宏伟庄严的宫殿。无疑，对东西方这种不同的一种解释是，在欧洲，由于不同公国与封邑相互竞争威望，促进了宫廷在富丽堂皇方面的发展，但这种情况并不适用于中国的宋朝。

历史学家注意到徽宗似乎并不在意宫廷花费的问题，但没有深入分析这一点反映出徽宗什么样的性格，以及这种性格是如何形成的。尽管中国很早就有为重要的政治人物立传的惯例，但皇帝传记是一个例外。在史书中，对开国皇帝的叙述会比较详细，但对其继承人的早年生活就很少提及。就徽宗而言，史书中记载了他的正式谥号的全称（共十八个字），他的名讳、出生日期，他是神宗的第十一个儿子，出生在皇宫，母亲是一位姓陈的嫔妃，然后是他按时间顺序获得的各种封号。紧接着就是哲宗驾崩和徽宗继承皇位，但对他登基前的生活状态没有任何记载。［11］

《宋史》的本纪对每位皇帝的叙述非常枯燥，几乎不能视为通常意义上的传记。而且，它对朝廷中发生的事件也没有提供太多信息。例如，以下是对1107年的两个月中发生事件的记录：

秋七月乙酉朔，伊、洛溢。戊子，诏括天下漏丁。壬寅，班祭服于州郡。乙巳，贤妃武氏薨。

八月乙卯，曾布卒。丁巳，封子构为蜀国公。庚申，以户部尚书徐处仁为尚书右丞，吏部尚书林摅同知枢密院事。己巳，降德音于淮、海、吴、楚二十六州，减囚罪一等，流以下释之。［12］

《宋史》其他部分的内容能够对以上记载进行补充。例如，我们可以了解到，去世的嫔妃是徽宗的庶母（即他兄弟的母亲），分发祭服是由议礼局提议的，伊、洛河水泛滥在早年也曾发生过。［13］但如果想更深入地了解这些内容，就必须将其他史料中的信息拼接在一起，就像我在这本书中所做的一样。

20世纪之前的史家似乎认为，为一位皇帝（甚至包括前朝的皇帝）写传记是不适宜的。为什么呢？［14］是不是因为一个人在做了皇帝之后就会丧失全部个性、开始成为国家的象征呢？［15］在某些环境下，这似乎有一定的道理，除非是自古以来通常将政治危机归咎于统治者个人行为。传记显然会使君主与其行为之间的联系更为清晰。另一种解释是，对王位安全的担心使得为皇帝撰写传记成为一种禁忌。因为当权者不希望让臣民去想象做皇帝是什么样的感觉。如果人们想象了在皇位上的感觉，可能就会受到鼓励，认为自己在现实生活中也能坐上皇位。但这些只是猜测，我提不出支持这些观点的明确证据。［16］

在写这本书的时候，中国在记述统治者生活上的禁忌引起了我的注意，也许因为在西方历史著作中，对君王生活的描写是一个重要的类别。在中世纪，很多编年史都是围绕着君王以及发生在宫廷中的事件撰写，使得君王的个性和癖好成为政治叙事中的核心。对于重要的统治者，在去世后的一个世纪内，通常会出现多种描述他们生平的著作。［17］一些关于欧洲君王的书籍直到现在仍然很受欢迎。中国的著书者为了取悦读者，有时的确会根据想象写出一些故事，说明皇帝在宫廷各种诱惑下的放荡生活。［18］不过这些想象中的皇帝也很少像莎士比亚笔下的君王那样，具有十分复杂而且有缺陷的人格特征。尽管中国的史学和其他评论家可以随意地谴责徽宗，但徽宗的这些缺点是如何形成的，他们都没有提供细节信息。

当我试图重现徽宗的生活时，传记的缺失只是引起我兴趣的一方面，另一方面的原因是中国皇帝所受到的限制。我发现自己有意无意地在拿徽宗及别的宋朝皇帝与其他朝代的皇帝进行对比。［19］如果在中国各个朝代之间进行比较，宋朝皇帝的教养是格外突出的。徽宗和几乎所有宋朝皇帝在与大臣打交道时，给人留下的印象都是彬彬有礼、宽宏大量，但并非所有的中国皇帝都是如此。徽宗曾公开列出一份被禁止在朝廷做官的数百人名单，也许一些批评者认为徽宗这一举动太过分了，但他并没有将这些人召入朝廷进行斥责，更没有让人毒打他们甚至将其赐死。而暴躁和残酷的皇帝在其他朝代并不少见。［20］

对于这种现象，一种解释是宋朝大臣成功地使皇帝听从了他们有关帝王得体行为的观点。例如，大臣们努力阻止皇帝离开皇宫去接触更多外面的世界。在前面的章节中，我引用了一位大臣在1101年呈递给徽宗的一份奏疏，以强烈的言辞反对皇帝任何可能的外出狩猎计划。我还引用了差不多二十年后的一份奏疏，反对徽宗悄悄出宫去拜访大臣府宅。在宋代，除非是一些固有的礼仪，例如每三年举行一次祭天大典或一年一度的郊祀，在其他时间，官员们都倾向于让皇帝留在宫闱之内。［21］不过，由于从全国各地来的人都会进宫拜见皇帝，因此，他也没有与外界隔绝。当然，在朝殿见到端坐于龙椅上的皇帝同在其他地方遇到皇帝有着本质的不同。当代历史学家黄仁宇在研究明末的皇帝时，看到了“一种将君王去人性化的倾向”，因为官僚机构“只需要一位与世隔绝的君主作为执行官”。［22］宋朝也具有一定的相似之处。

大臣和皇帝经常提到的一个论点是，因为皇帝身居九重宫阙之内，不能亲眼目睹当下帝国各处正在发生的一切，因此需要大臣们充当耳目。那么，为什么不让皇帝离开皇宫、更多地亲眼看看他的王国呢？皇帝们真的需要这么多重高墙与自己的臣民分隔开吗？将皇帝隐藏起来的做法可以追溯到战国时期，秦始皇更是一个典型，他让人修建了高筑的回廊，目的是在不被人发现行踪的情况下往来于不同的宫殿之间。［23］而在更早的朝代，尽管有大臣反对，皇帝们还是会经常离开皇宫外出狩猎，或是以各种理由到其他地方巡视，最常用到的理由可能就是率兵出征或亲谒某些圣地。在世界上大部分的国家中，这类流动都被视为统治行为的一部分。用托马斯·阿尔森（Thomas Allsen）的话说，“欧亚大陆上的绝大多数皇室、贵族都多多少少用狩猎来加强、维护自己的社会影响力与政治影响力”。［24］唐代第二位皇帝唐太宗，每年夏天都要前往距长安城一百五十多公里的离宫住上一段时间。［25］在其他地方，大多通过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在皇宫以外的地方接触，君主的威严似乎被进一步加强，而非被削弱了。的确，皇帝的很多官方职能都可以留在皇宫内履行。作为国家的象征、集权政体的核心、等级架构中的最高首脑和宗教仪式中的主祭，皇帝在政治体系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为了这些目的，他们并不需要外出。然而，君主无须外出并不意味着外出旅行不会带来任何益处。

宋代前三位皇帝均未始终驻足于皇城内。宋太祖和宋太宗是武将出身，他们经常要率兵出征，与其他国家打仗。真宗虽然在皇宫内出生，但也到京城之外的地方进行了几次长途旅行：1004年他曾御驾亲征澶渊，至少是号称抗击契丹军队；1008年到泰山举行封禅；1111年前往汾阴祭地；1114年巡莅亳州拜谒当地的老子庙。［26］此后，宋朝皇帝外出巡游就少得多了，这也许反映了儒家思想在宫廷的重要性不断加强。1047年，当宋仁宗希望第二次外出狩猎时，很多大臣都上表反对，最后他不得不取消这一计划。［27］自仁宗开始，宋朝的皇帝就基本上留在京畿一带，史料中没有任何记载表明徽宗在位期间曾离开京畿地区。宋朝政府共修建了四座都城，分别位于东西南北四个方位，然而，皇帝并不会定期巡视每座都城，而是在东都开封一住就是几十年。相比之下，从整个社会来看，旅行在宋朝变得越来越普遍。文人和官员要前往京城接受教育，参加科举考试，如果中举，还有可能被派到全国各地就职。同时，他们也喜欢旅游，游览一些著名景点或古迹。［28］但皇帝却被剥夺了这种精英人士习以为常的旅行体验。

为什么皇帝提议外出狩猎或巡游时，大臣们总是要强烈反对呢？反对打猎和其他出行的说辞最早出现于汉代［29］。其中提到的原因之一，认为出游是一种娱乐形式，尤其是狩猎，其主要目的是使皇帝得到消遣，但享乐本身就是一件令人质疑的事情。另一原因则是有可能发生不可预见的事，而皇帝身边的侍卫无法完全控制这些事情发生，换言之，皇帝可能会因遭遇意外而受伤，甚至驾崩。而且，皇帝越是接近百姓，就越难防范刺杀皇帝的阴谋。［30］同时，那些与皇帝打交道的重要大臣，可能也不认为皇帝形成自己的观点会带来什么好处。出游的皇帝可能会产生一些新的想法，希望改变一些常规做法，但这些变化也许是大臣不支持的。皇帝的经历越丰富，可能就越难以应付。阿尔森认为，唐代大臣之所以反对狩猎，是为了阻止皇帝与文人圈子以外的人来往，尤其是接触到一些“不受欢迎的人”，包括军人、守边官员和外国人等。［31］唐朝与宋朝的极大不同，并非用什么样的理由去反对皇帝到京城外冒险，而是宋朝大臣更成功地使皇帝遵守了这些地理限制。在两本存世的用于教育皇帝的教科书（范祖禹的《帝学》和张居正的《帝鉴图说》）中，宋仁宗被认为是最应该效仿的宋朝皇帝，因为他对待重要大臣如同对待老师一样尊重，而且采纳大臣们反对他出宫巡游的谏言。［32］

另一方面，徽宗也的确发现了很多方式，不必远行就可以享受到生活的乐趣和愉悦。徽宗对宗教和艺术的追求，都使他的世界看起来不会太狭小。道教思想中对宇宙的想象极其宽广，且不受限制。同时，徽宗通过修建艮岳，对整个国家的壮丽景色和植物多样性进行复制，并从全国各地收集了丰富的植物标本。长久以来，现代历史学家一直对宋朝不重视军事方面的统治颇有微词。［33］皇帝被留在皇宫内，从而限制了与军事将领及军队进行接触，这也是使皇帝在位期间更关注人文与文化职能的一种方式。如果徽宗能够经常出巡，检阅军队，并与前线将领交谈，也许他对如何与女真人的统治者阿骨打谈判就会有更好的直觉，对应该把什么样的任务放心地交给哪些将领，也会有更好的判断。

［1］ 《宋史》卷二十二，417—418页。

［2］ 《帝鉴图说》下篇，叶88b—89a、91a、96a。关于这本书，参见Julia K. Murray, “From Textbook to Testimonial: The Emperor’s Mirror, an Illustrated Discussion（Di jian tu shuo/ Teikan Zusetsu）in China and Japan,”Ars Orientalis 31, 2001, pp. 65—101; “Didactic Illustration in Printed Books,”in Printing and Book Culture in Late Imperial China , Edited by Cynthia J. Brokaw and Kai-wing Chow,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5, pp. 417—50。

［3］ 关于王夫之，参见Wm. Theodore de Bary（狄百瑞）and Richard Lufrano eds., Sources of Chinese Tradition , vol. 2, 2nd edition,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0, pp. 26—35。

［4］ 关于隋炀帝成为荒淫无度末代皇帝的典型形象，参见Arthur F. Wright（芮沃寿）, “Sui Yang-ti, Personality and Stereotype,”in The Confusion Persuasion , edited by Arthur F. Wright,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0。李林甫是唐玄宗的重要大臣，对几乎推翻唐朝的安禄山叛乱负有责任。

［5］ 《宋论》卷八。

［6］ 参见Arthur F. Wright, “Sui Yang-ti, Personality and Stereotype”。

［7］ David Shaberg, A Pattern Past: Form and Thought in Early Chinese Historiography ,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01, pp. 224—225.

［8］ Stephen Owen（宇文所安）, “The Difficulty of Pleasure,”Extrème-Orient, Extrème-Occident 20（1998）, p. 14.

［9］ Stephen Owen, “The Difficulty of Pleasure,”p. 16. 另参见Jack Chen, The Poetics of Sovereignty: On Emperor Taizong of the Tang Dynasty , pp. 73, 76。

［10］ 关于欧洲的宫殿花销，参见Peter Burke, The Fabrication of Louis XIV , pp. 135—149；Malcolm Vale, The Princely Court: Medieval Court and Culture in North-West Europe, 1270—1380 ,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pp. 69—135; Jeroen Duinham, Vienna and Versailles: The Courts of Europe’s Dynastic Rivals, 1550—1780 ,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pp. 45—89。关于欧洲宫廷的多样性，参见A. G. Dickens ed., The Court of Europe: Politics, Patronage, and Royalty, 1400—1800 , London: Thames and Hudson, 1977; John Adamson ed., The Princely Courts of Europe, 1500—1750 , London, Seven Dials, 1999。

［11］ 《宋史》卷十九，357页。

［12］ 《宋史》卷二十，378页。

［13］ 《宋史》卷十六，312页；卷一百零二，2484—2485页；卷二百四十三，8632页。

［14］ 唯一一部从名称上看似皇帝传记的书是《汉武帝内传》，但它实际上是一部道教书籍，而不是我们这里讨论的那种传记。

［15］ 参见Ray Huang, 1587: A Year of No Significance ,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1, pp. 95—100。【黄仁宇《万历十五年》，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

［16］ 人们可能会提到对预言书的禁止，是因为一些叛乱的人利用了这些书。预言书是明令禁止的，但对皇帝传记显然并非如此。

［17］ 关于宋朝同时期以君主为中心的历史，参见拜占庭时期的著作：Niketas Choniates, O City of Byzantium, Annals of Niketas Choniates , Translated by Harry J. Magoulias, Detroit: Wayne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84; Michael Psellus（1018—1096）, Fourteen Byzantine Rulers , trans. E. R. A. Sewter, New York: Penguin Books, 1966。

［18］ 参见何谷理书中的一个明末例子。Robert E. Hegel, The Novel in Seventeenth-Century China ,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1, pp. 84—111.

［19］ 关于中国皇帝的学术论文目前有很多。关于具体某位皇帝的英文著作包括：Jonathan Spence，Emperor of China: Self Portrait of K’ang-hsi, Vintage, 1988【史景迁《康熙：重构一位中国皇帝的内心世界》，温洽溢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Silas H. L. Wu（吴秀良）, Passage to Power: K’ang- hsi and his Heir Apparent, 1661–1722,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9；Ph. de Heer, The Care-Taker Emperor: Aspects of the Imperial Institution in Fifteenth-Century China as Reflected in the Political History of the Reign of Chu Ch’i-yü, Leiden : E. J. Brill, 1986；Shih-shan Henry Tsai（蔡石山）, Perpetual Happiness: The Ming Emperor Yongle,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2001；Victor Xiong, “Ritual Innovation and Taoism under Tang Xuanzong,” T’oung Pao82（ 2006）, nos. 4–5: 258–316；Mark C. Elliott, Emperor Qianlong : Song of Haven, Man of the World, New York: Longman, 2009【欧立德《乾隆帝》，青石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Jack Chen, The Poetics of Sovereignty: On Emperor Taizong of the Tang Dynasty；Hok-lam Chan（陈学霖）, Ming Taizu（r. 1368–98） and the Foundation of the Ming Dynasty in China, Burlington, VT: Ashgate, 2011。还有一些书籍在某个相关主题下对具体的皇帝进行了关注，例如，Howard J. Welchsler, Mirror to the Son of Heaven: Wei Cheng at the Court of T’ang T’ai-tsung,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4；Arthur F. Wright, The Sui Dynasty, New York: Knopf, 1978；Ray Huang, 1587:A Year of No Significance；Philip A. Kuhn, Soulstealer: The Chinese Sorcery Scare of 1768,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0【孔飞力《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关于更普遍的帝国君权及其背后的政治思想，参见Frederick Mote, “The Growth of Chinese Despotism: A Critique of Wittfogel’s Theory of Oriental Despotism as Applied to China,” Oriens Extremus8.1（1961）:1–41；Michael Loewe, Imperial China: The Historical Background to the Modern Age, New York: Praeger, 1965, pp. 70–92；”The Concept of Sovereignty,” in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1: The Ch’in and Han Empires 221BC-AD220, edited by Denis Twichett and Michael Loewe,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 pp. 726–46; Divination, Mythology and Monarchy in Han China,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 pp. 85–111【《汉代的信仰、神话和理性》，王浩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Michael Nylan（戴梅可）, “The Rhetoric of ‘Empire’ in the Classical Era in China,” in Conceiving the Empire in China and Rome Compared, edited by Fritz-Heiner Mutschler and Achim Mittag,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pp. 39–64；Yuri Pines, Envisioning Eternal Empire: Chinese Political Thoughts of the Warring States Era。近年来，皇宫也成为一些研究的关注点，如Evelyn S. Rawski, The Last Emperors: A Social History of Qing Imperial Institution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8【罗友枝《清代宫廷社会史》，周卫平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David M. Robinson（鲁大维）,“The Ming Court,” in Culture, Courtiers, and Competition: The Ming Court（1368–1644）, edited by David M. Robinson,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08。

［20］ 以明朝为例，开国的洪武皇帝和他的儿子永乐皇帝都将很多大臣赐死（参见Shih-shan Henry Tsai, Perpetual Happiness: The Ming Emperor Yongle , p. 30, 51, 70—71），明朝后来的皇帝也经常对大臣施行鞭刑（参见Ray Huang, 1587: A Year of No Significance , p. 17, 24, 59, 99）。

［21］ 一些明朝的例子参见Ray Huang, 1587: A Year of No Significance , p. 121—124。

［22］ Ray Huang, 1587: A Year of No Significance , p. 86，另参见p. 93，作者指出万历皇帝意识到“他不像是所有人的统治者，而像是紫禁城的囚犯”。

［23］ 参见Mark Edward Lewis, The Construction of Space in Early China , Albany, NY: SUNY Press, 2006, pp. 79—80。戴梅可认为，使汉朝统治者远离人们视线的部分原因可能是，“隐形的统治者”对民众而言可能意味着他具有所有的可能性，同时，“隐形统治者”的思想还有可能是为了掩盖汉代朝廷的日常现实，例如，权力掌握在外戚手中。Michael Nylan, “The Rhetoric of ‘Empire’ in the Classical Era in China,”p. 59.

［24］ 参见Thomas T. Allsen, The Royal Hunt in Eurasian History ,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n Press, 2006, p. 14。关于中世纪欧洲宫廷的狩猎，另参见Malcolm Vale, The Princely Court: Medieval Court and Culture in North-West Europe, 1270—1380 , pp. 179—84。

［25］ Howard J. Welchsler, Mirror to the Son of Heaven: Wei Cheng at the Court of T’ang T’ai-tsung , p. 130.

［26］ 参见Nap-yin Lau and Huang K’uan-chung, “Founding and Consolidation of the Sung Dynasty under T’ai-tsu（960—976）, T’ai-tsung（976—997）, and Chen-tsung（997—1022）,”in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 vol. 5, part 1: The Sung Dynasty and Its Precursors, 907—1279 , edited by Denis Twitchett and Paul Jakov Smith, Cambridge, UM: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 pp. 260—272。

［27］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百六十，3866—3867页。《宋朝诸臣奏议》卷十一，95—96页。另参见久保田和男《宋代开封の研究》；《宋代の「畋猎」を巡って—文治政治确立の一侧面》，487—506页。

［28］ Cong Ellen Zhang, Transformative Journeys: Travel and Culture in Song China ,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11.【张聪《行万里路：宋代的旅行与文化》，李文锋译，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5年】

［29］ 关于这一说法，参见David R. Knechtges, “The Emperor and Literature,”in Imperial Rulership and Cultural Change in Traditional China , edited by Frederick P. Brandauer and Chun-chieh Huang,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99, pp. 51—77, 尤其是pp. 55—59。Cong Ellen Zhang, Transformative Journeys: Travel and Culture in Song China , pp. 45—54.

［30］ 参见Allsen书中列出的一些在狩猎中遇刺的例子。Thomas T. Allsen, The Royal Hunt in Eurasian History , pp. 207—8.

［31］ Thomas T. Allsen, The Royal Hunt in Eurasian History , p. 109. 另参见Jack Chen, The Poetics of Sovereignty: On Emperor Taizong of the Tang Dynasty , pp. 35—36。

［32］ 《帝学》卷四至六，《帝鉴图说》。

［33］ 参见Richard L. Davis, Wind against the Mountain: The Crisis of Politics and Culture in Thirteen-Century China , pp. 135—151。Nap-yin Lau and Huang K’uan-chung, “Founding and Consolidation of the Sung Dynasty under T’ai-tsu（960—976）, T’ai-tsung（976—997）, and Chen-tsung（997—1022）”。

附录A 不采用有关徽宗及徽宗朝一些常见故事的原因

决定哪些故事可信，这是历史学家面临的一项最基本的任务，因为他们很清楚并非所有的史料都同样可信。就宋朝而言，有些官方文书也未必可信，尤其是言官呈递的奏疏，他们因为职责所在，要将听到的人们对事情的议论向皇帝汇报，即使这些事情并没有其他证据支持。此外，宋朝的文人还撰写了数百部笔记，其中收录了大量的逸闻和随笔，但有的故事并非基于作者的个人知识，而是道听途说，也许是第二手或者第三手知识，甚至有可能是在别人的笔记中所见。宋朝人与其他时代或其他地方的人一样，都喜欢有趣的事情，而一些机智的故事就可能十分风趣。因此，有些历史名人的故事也可能经过了修饰，甚至是杜撰出来的。但另一方面，正是由于这些书的存在，我们现在才有可能对很多内容进行讨论，因此，历史学家并不十分情愿将这些书籍一笔抹杀。我在本书中引用了蔡絛的《铁围山丛谈》，是考虑到他的父亲蔡京经常在皇宫内，作为蔡京的儿子，他很可能会知道书中记录的有关徽宗及其朝廷发生的事情。另外一位我多次引用的作者是王明清（1127—1214），他似乎能看到很多徽宗朝的史料，不过，他记录的轶事当然也不是全部可信。同时，我们还应意识到，笔记中的内容也经常会被一些正史引用。因此，对于任何看起来更像是基于谣传而非第一手知识的史料，今天的历史学家必须时刻保留一点怀疑态度。

哪些故事能够接受，哪些不能，没有什么万无一失的办法来判定。有时候靠常识就够了，有时候故事与来源更可靠的史料相互矛盾，可以推断它可能是杜撰出来的。例如，某个人物也许不可能出现在他在故事中所处的地点。还有的时候，故事一看就是虚构的，不用有反证就可以直接否定。当然，即使是那些经过加工或凭空编造出来的故事，也有助于我们对当时的理解，因为它们可以让我们看到当时流传的是哪一类故事和谣言。不过，当讨论的对象是真实发生之事时，相关的谣传就不是一个好的信息来源了。

在下文中，我列出了不采用这六个故事的理由，其中有的故事还被正史收录，有的则只见于笔记。我还举了一些例子，有的是因为涉及比较重要的问题，有的则为了说明此类虚构故事也很可能会被载入正史。我列的例子都是被一些现代学者当作真实史料来用的。

徽宗的生日

元朝史料上记载了一个传言，据说徽宗实际上出生于五月初五，但由于这一天被视为不吉利的日子，徽宗的生日就被改为吉利的十月初十。［1］周密（1232—1308）在他的两本书——《齐东野语》和《癸辛杂识》［2］中记载了这个故事。没有更早的现存史料记载这件事。

然而，此传言非常不可信，因为这意味着改变了神宗诸子的长幼次序，而这肯定会遭到他们母亲的强烈反对。因此，如果徽宗出生于1082年的五月，就会比出生在七月的赵佖还要年长。［3］如果他的出生日期不吉利，那肯定会将他的生日前移或后移一两天，而不是一下子往后挪了五个月、直到他的弟弟出生之后的日子。

刘混康和艮岳

南宋时期，坊间流传，道士刘混康建议徽宗在京城东北方向修建一座假山，这样一来他就会子孙繁茂。［4］关于这个故事，现存史料可能最早出现在王明清在1194年所著的《挥麈录·后录》中。［5］这段文字不是很长，引用如下：

元符末，掖庭讹言祟出。有茅山道士刘混康者，以法箓符水为人祈禳，且善捕逐鬼物。上闻，得出入禁中，颇有验……

祐陵登极之初，皇嗣未广，混康言京城东北隅地叶堪舆，倘形势加以少高，当有多男之祥。始命为数仞岗阜，已而后宫占熊不绝。上甚以为喜，繇是崇信道教，土木之工兴矣。一时佞幸，因而逢迎，遂竭国力而经营之，是为艮岳。［6］

我没有采用这个故事，是因为它看起来就不太真实。徽宗似乎不太可能担忧生儿子的问题。徽宗十六岁结婚之后，不到一年，第一个儿子就出生了。在这个故事发生时，他应该已经登基三个月了。甚至在登基的当天，他很可能就已经知道妻子怀孕了。从那时起，他的儿子们开始以一种稳定的频率降生。而且，在徽宗给刘混康写过的大量信件中，也从未暗示过他对孩子出生的担心，或是感激刘混康告诉他如何确保自己后继有人。另外，没有任何证据表明，艮岳及其里面的假山在徽宗登基的第一年就开始修建。因此，我怀疑这是一个在流传过程中经过人们不断想象和渲染而形成的故事。

童贯和蔡京在杭州

现代历史学家经常作为一个史实提到，蔡京和童贯一起停留在杭州那段时间，是二人关系中一段重要的时期。［7］正史的记载也支持这个故事。《宋史·童贯传》中说：“徽宗立，置明金局于杭，贯以供奉官主之，始与蔡京游。京进，贯力也。” ［8］对此，《宋史·蔡京传》的叙述更为详尽，并对谁帮助了谁有不同的说法：“童贯以供奉官诣三吴访书画奇巧，留杭累月，京与游，不舍昼夜。凡所画屏幛、扇带之属，贯日以达禁中，且附语言论奏至帝所，由是帝属意京。” ［9］ 1196年的《三朝北盟会编》对此有更进一步的描述，书中称他们在杭州时，童贯向蔡京讲了很多关于前线军事形势以及之前一些将领指挥的战役，让蔡京对他的军事才能留下了深刻印象，因此，在向徽宗推荐将领时，蔡京立即举荐了童贯。［10］

这些故事存在的问题，是童贯和蔡京没在同一时间住在杭州。1102年三月，童贯被任命在杭州担任官职，此时蔡京早已在1101年二月离开了杭州，前往定州就职。［11］而且，有很多证据表明，徽宗在登基前就已经与蔡京非常熟悉，［12］因此根本不需要从童贯那里听说蔡京。

向太后和保守派的复兴

历史学家通常臆断，在徽宗登基后，向太后是最迫切希望将保守派召回朝廷的人，但由于她在1101年初去世了，徽宗才得以改变政治方向。［13］然而，如果对完整的史料进行仔细分析，就会发现极为不同的结论。徽宗并不是不愿意将保守派召回朝廷，而向太后也至少非常希望将一位新法派留在京城。

至于为什么这段时期的政治历史在这个故事版本中会成为这样，可能有几个原因。《宋史》在向太后的传记中似乎暗示，将保守派召回京城主要是她的功劳。根据记载，在徽宗的恳求下，向太后才答应摄政，随后，“凡绍圣、元符以还，（章）惇所斥逐贤大夫士，稍稍收用之”。［14］这也符合了一个假设：一个人的核心性格特征不会发生重大变化。［15］的确，担任摄政的太后通常是掌握实权的人，因此，在女性摄政期间，做出的决定均会被认为是向太后，而非小皇帝徽宗。宋仁宗幼年时期刘太后的摄政，以及宋哲宗刚继位时高皇太后的摄政，历史学家们持同样的观点。但在这两个例子中，小皇帝都是与摄政的太后一起坐在帘子后面，没有与大臣们单独会面。我们在第二章提到过，徽宗的两府大臣建议向太后不要采用刘太后和高太后的方式，而是采用受到更多限制的方式，宰辅们先与徽宗议事，再去拜见太后。向太后的婆婆高太后在摄政期间将保守派召回朝廷，这一事实可能也促使历史学家做出了这样的臆断。然而，因为她的婆婆反对新政，就推断出向太后也同样反对新政，这没有道理。

在召回保守派的事情上，判断向太后究竟有多大贡献，最好的方法就是了解召回保守派和贬斥变法派的时间，以及这些决定是如何做出的。根据《续资治通鉴长编》、《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与《曾公遗录》的记载，徽宗熟悉大多数保守派大臣的名字，还提议具体有哪些人应该被召回。徽宗刚登基七天，就让宰辅给他提供了一份名单，列出了之前曾担任朝廷要职并可以被召回的大臣，徽宗与宰辅一同对这些名字逐一进行分析，从中挑出了十个人，立即任命官职。随后宰辅又去拜见了向太后，太后同意徽宗的所有决定。［16］

没有证据表明向太后曾经自己提出将保守派召回朝廷，不仅如此，她甚至坚持将顽固的变法派蔡京留在京城。四月初二，徽宗在见到曾布时提醒他说，向太后希望把蔡京留下来。后来，曾布前去拜见太后，太后坚持要这么做。曾布威胁说，如果太后不肯让步的话，他可能就会辞职。但太后回答：“干枢密甚事？”（曾布当时担任知枢密院事，是徽宗的宰辅之一。）曾布答以“君子小人不可同处”，太后反驳道：“先帝时亦同在此。”由于曾布在这件事上喋喋不休，太后最后不得不对他下了逐客令。［17］

七月初一，向太后正式还政徽宗，不再摄政、参与政府事务。然而，此时徽宗的宰辅中还是有变法派。直到两个月后的1100年九月初八，徽宗才最后接受了变法派主将章惇的致仕请求。又过了一个月，蔡京也终于被贬出京城。［18］

在向太后还政之后，她的确也表达过一些政治观点，但不一定都是支持保守派的观点。1100年九月十六日，最直言不讳的保守派言官之一陈瓘上表，批评向太后的亲戚，并抨击向太后并未真正放手朝政。向太后听后很难过，拒绝进食。为了安抚太后，徽宗承诺贬逐陈瓘。太后身边的人建议提拔蔡京为宰辅，好消解太后的怒气。徽宗没有这样做，但他的确在次日贬逐陈瓘出京任职。［19］

显然，在徽宗统治期间开始出现一种观点，认为向太后限制了徽宗按照自己的真实意愿去继续推进父皇神宗的政策，甚至徽宗和蔡京也助推了这种解释，也许是因为他们二人认为，团结一致使他们的承诺看起来更有力。人们通常认为，1107年“御制”的《宣和殿录》实际上是蔡京撰写。在这篇文章中，先是逐条列出了神宗新政的所有优点，然后是保守派对这些政策的歪曲诋毁。神宗驾崩后，高太后垂帘听政，“群奸汲引相援而起列置髙位”，将神宗所有的好政策都废除了。徽宗登基后，请求母亲一起执政，同样的事情再次发生，那些重新掌权的人出于报复心理，推翻了原来的所有政策，甚至称“从父之失为非孝”。在徽宗开始亲政后，每一条法令或措施都坚持遵从神宗的先例，至少我们看到的史料上是这么说的。［20］如果连蔡京和徽宗也坚持这种说法，那么毫不奇怪，大部分人都会附和他们。

蔡京与宋金联盟

现代历史学家通常都将蔡京描述成极力支持宋金联盟的人。［21］但对史料进行更细致的分析就会发现，应当将蔡京的态度划分为两个阶段：刚开始时，蔡京支持多了解辽国发生的事情与宋朝如何从局势发展中获益，以及后来对采取军事行动抱有的强烈保留态度。此外，我们还应当考虑到，蔡京在1120年六月致仕，此后四年半中并没有参与太多的朝廷事务，而这一时期正是宋金谈判和签订盟约的时间。

当时的人们往往认为，蔡京要为所有的错事负最终的责任，这种观点尤其常见于弹劾蔡京的奏疏中。1118年，安尧臣在一份长篇奏疏中以大部分篇幅谴责童贯，称朝廷内外都在议论童贯与蔡京相互勾结，“共唱北伐之议”。［22］徽宗内禅后不久，孙觌也上表弹劾蔡京罪大恶极，称蔡京导致边界毁约事件并煽动了军事行动。［23］在1126年三月钦宗贬斥蔡京的诏书中，蔡京被控提倡“平燕之议”，这显然反映了孙觌等人的观点。［24］《东都事略》可能也是基于这些指控而认为，“（蔡）京首倡之燕山之役”。［25］因此，很多当代历史学家也会做出类似的推论，毫不奇怪。然而，这就是将弹劾奏疏中的夸大指控轻易接受为事实的一个例子。

的确，蔡京在1115年支持将投降宋朝的赵良嗣带到朝廷，旨在探听他所了解的当前辽国局势，见到他后还支持进一步打探消息，但这并不意味着蔡京渴望战争。1116年和1117年的诏书中提醒北部边境的宋军守将不要挑起事端，这很可能反映了蔡京的谨慎态度。［26］因为如果蔡京强烈支持战争，那徽宗的这些诏书就意味着彻底否定了蔡京的意见，而这种可能性不大。此外，等到蔡京对女真人和辽国发生的事情有更多了解后，与大多数资深宰辅一样，他也看到了宋与金建立军事联盟的严重弱点。［27］史料记载的几件事能反映出蔡京的反对态度。当童贯上表建议趁辽国内乱之机夺回燕京时，徽宗想听一听蔡京对这件事的看法，几次派宦官前去询问，蔡京都没有回复。直到有一次徽宗在上朝结束后将蔡京留下来，直接问他的想法，蔡京才愿意表达自己的观点。他对徽宗说，自己对童贯没有信心，而出征外国这样重要的任务也不应当托付给童贯。当时徽宗提到童贯早年在西北边境取得的胜利，蔡京反驳说，不知道这些胜利中有多少是童贯的功劳。［28］

第二件事发生在1119年初。蔡京受命接待金国使臣，但他对新的联盟仍然没有完全信服。据说童贯对蔡京很生气，当着皇帝的面批评了蔡京。蔡京知道童贯对自己不满，但在这件事上他真的无法同意童贯。［29］不久后，蔡京和大多数宰辅又顶住了徽宗的压力，拒绝在一份支持宋金联盟的文件上签名。笔记体小说作者周煇（1127—1198年后）记录了这件事，指出徽宗“独与贯、黼、安中议，决意行之。且当日之事，实贯造谋，非黼与安中，亦无缘便为”。［30］作者没有把蔡京列在名单中。周煇称此故事的来源是蔡京的一名侍仆，他亲耳听到了这段对话。此外，当时一些人指责蔡京的内容也与对其他人的指责有所区别，程瑀写道：“金人内侮事虽始于童贯，而成于王黼与京之子攸，然边备废弛本实由京。” ［31］

蔡絛也记录了蔡京对采取军事行动的极度担忧。尽管在南宋初期，经常有人在事后称他们的亲戚一直反对与金结盟，但蔡絛提供了蔡京曾努力希望改变徽宗想法的可信事例。根据他的记载，1122年夏，蔡京已经致仕，有一次徽宗召他上朝，蔡京在朝堂上恳求皇帝休战。后来局势恶化，徽宗对宦官梁师成说，蔡京是唯一一位自始至终反对北伐的人。［32］

徽宗出宫夜访李师师

对徽宗与歌妓李师师之间浪漫情事的描写出现在几部小说中，如《大宋宣和遗事》、《水浒传》，以及一部传奇小说《李师师外传》。这三部作品都没有具体的日期，但部分故事显然南宋时就已经开始在民间流传了。还有三部南宋或元初的笔记体小说，也提到了李师师与徽宗的关系：包括郭彖大约在1165年撰写的《睽车志》，张瑞义1124年的《贵耳集》，以及大约在半个世纪后周密的《浩然斋野谈》。［33］《睽车志》中提到，李师师经常进入皇宫，有一段时间还牵扯到了林灵素。［34］《贵耳集》中写道，有一次，诗人周邦彦（1056—1121）正在歌妓李师师的住处，突然闻听有人宣叫徽宗就要来了，仓猝不能出，只得藏匿于床下。后来，他根据自己偷听到的内容填写了一首歌词。徽宗听到这首歌词后，令蔡京将周邦彦逐出京城。不过，后来徽宗听到周邦彦填写的另一首歌词后，对自己之前的决定感到了悔意。［35］周密在书中也讲述了同一个故事的缩减版。［36］

李师师是当时的一位名妓，这一点毫无疑问。李师师的名字出现于宋朝的很多史料中，包括《东京梦华录》和《墨庄漫录》。而徽宗偷偷离开皇宫，也不是不可能。1119年，在一份谢表中，蔡京提到徽宗在那一年曾坐着一顶小轿七次临幸他的府宅。［37］后来，大臣曹辅在官方公告上读到蔡京的这份谢表后，上疏批评徽宗不应当在没有仪仗和护卫下就离开皇宫。［38］大臣批评皇帝离开皇宫寻欢取乐，这是自汉朝就形成的传统。［39］但曹辅并没有提到徽宗是去娱乐场所。

一些现代历史学家研究了李师师、徽宗和周邦彦之间三角关系的历史真实性。王国维在几十年前就否定了这种观点，认为徽宗不可能在周邦彦拜访李师师的同时到达那里。他强调的原因是时间不符：一位曾经在11世纪七八十年代诗词中出现过、比徽宗年长好几十岁的歌妓，徽宗怎么可能在三十多年后仍然迷恋她呢？王国维的文章引起了一些学者对这段三角恋情的维护，他们的理由是诗中提到的师师有可能是同名女子，或者李师师很小就成为歌妓，等等。［40］

在我看来，这个故事是杜撰的，最大原因在于故事本身。它看起来太像虚构出来的故事，因此，我需要有更可信的证据才会认为它是基于事实。我在第十章已经引用了其中的一段文字（内容是李师师说皇帝已经有了很多美女享用，是不会对她感兴趣的）。下面是引用的另一段文字：

这个佳人，是两京酒客烟花帐子头京师上停行首，姓李名做师师。一片心只待求食巴谩，两只手偏会拿云握雾；便有富贵郎君，也使得七零八落；或撞着村沙子弟，也坏得弃生就死；忽遇着俊倬勤儿，也敢教沿门吃化。徽宗一见之后，瞬星眸为两 。休道徽宗直恁荒狂，便是释迦尊佛，也恼教他会下莲台。［41］

有人可能会认为，《大宋宣和遗事》中有很多虚构的成分，但是《贵耳集》这类笔记应该被假定为基于事实，除非有反证。下面是从《贵耳集》中引用的内容：

道君幸李师师家，偶周邦彦先在焉，知道君至，遂匿于床下。道君自携新橙一颗，云：“江南初进来。”遂与师师谑语。邦彦悉闻之，概括成《少年游》云：并刀如水，吴盐胜雪，纤手破新橙。锦幄初温，兽烟不断，相对坐调笙。低声问：向谁行宿？城上已三更。马滑霜浓，不如休去，直是少人行。

李师师因歌此词。道君问谁作，李师师奏云：“周邦彦词。”道君大怒，坐朝宣谕蔡京云：“开封府有监税周邦彦者，闻课额不登，如何京尹不按发来？”蔡京罔知所以，奏云：“容臣退朝，呼京尹叩问，续得复奏。”

京尹至，蔡以御前圣旨谕之。京尹云：“惟周邦彦课额增羡。”蔡云：“上意如此，只得迁就将上。”得旨，周邦彦职事废弛，可日下押出国门。

隔一二日，道君复幸李师师家，不见李师师，问其家，知送周监税。道君方以邦彦出国门为喜，既至不遇，坐久，至更初，李始归，愁眉泪睫，憔悴可掬。道君大怒云：“尔去那里去？”李奏：“臣妾万死，知周邦彦得罪押出国门，略致一杯相别，不知官家来。”

道君问：“曾有词否？”

李奏云：“有《兰陵王》词。”……

道君云：“唱一遍看。”

李奏云：“容臣妾奉一杯，歌此词为官家寿。”

曲终，道君大喜，复召为大晟乐正。［42］

《贵耳集》可能没有《大宋宣和遗事》中叙述得这么详细，但它看起来仍然不可信，因为徽宗不太可能仅仅因为周邦彦的诗词好坏就这么快改变主意。这使我怀疑它的真实性。

我完全认识到，自己并未识别出关于徽宗及其重要大臣的所有可疑的故事。即使是离这些事件比较近的人撰写的内容，也不一定都可靠。1144年，高宗抱怨说，当时流传的私人记录中经常有错误：“靖康以来私记极不足信。上皇有帝尧之心，禅位渊圣，实出神断，而一时私传以为事由蔡攸、吴敏。上皇曾谕宰执，谓：‘当时若非朕意，谁敢建言，必有族灭之祸。’” ［43］如果当时的人都很难辨别哪些史料更可信，那我们在将近九百年之后可能会被误导，也毫不奇怪。

［1］ 将这个故事作为事实进行引用的现代学者包括余辉《画里江山犹胜：百年艺术家族之赵宋家族》（90页）和张其凡《宋徽宗与文人画》（北京：荣宝斋出版社，2008年，183页）。

［2］ 《齐东野语》卷十一，193页。《癸辛杂识·后集》，104—105页。《宋人轶事汇编》卷二，52页。

［3］ 参见《皇宋十朝纲要》卷八，叶2a—b。

［4］ 有关接受这个故事的现代学者，参见James M. Hargett, “Huizong’s Magic Marchmount: The Genyue Pleasure Park of Kaifeng,”pp. 8—9；Wen C. Fong, “The Emperor as Artist and Patron,”in Mandate of Heaven: Emperors and Artists in China , p. 31.

［5］ 《挥麈录·后录》卷二，72页。

［6］ 《挥麈录·后录》卷二，72页；英译文参见Chu Djang and Jane C. Djang, trans., A Compilation of Anecdotes of Sung Personalities, Compiled by Ting Ch’uan-ching , pp. 61—62, 有改动。

［7］ 一些例子包括任崇岳《李师师生年小考》，77页；王瑞来《徽宗と蔡京—权力の络み合い》，《アジア游学》64，38页；Huiping Pang, “Strange Weather: Art, Politics, and Climate Change at the Court of Northern Song Emperor Huizong,”20n.

［8］ 《宋史》卷四百六十八，13658页。

［9］ 《宋史》卷四百七十二，13722页。英译文参见Charles Hartman, “A Textual Histpory of Cai Jing’s Biography in the Songshi ,”in Emperor Huizong and Late Northern Song China: The Politics of Culture and the Culture of Politics , p. 539。

［10］ 《三朝北盟会编》卷五十二，靖康中帙二十七，518页。

［11］ 《宋宰辅编年录校补》卷十二，773页。Charles Hartman, “A Textual Histpory of Cai Jing’s Biography in the Songshi ,”p. 539. 这个不符之处也被一些传统史家注意到，参见《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十八，665页。林大介《蔡京とその政治集團—宋代の皇帝—宰相關係理解のための一考察》8—9页也注意到这些矛盾之处.

［12］ 《挥麈录·余话》卷一，276—279页。

［13］ 参见王瑞来《徽宗と蔡京—权力の络み合い》；Ari Levine, “The Reign of Hui-tsung（1100—1126）and Ch’in-tsung（1126—1127）,”in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 vol. 5, part 1: The Sung Dynasty and Its Precursors, 907—1279 , pp. 61—62；何忠礼《宋代政治史》，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年，221—223页。张邦炜《关于建中之政》对此进行了更为细致入微的叙述。更多关于向太后，参见Patricia Ebrey, “Empress Xiang(1046—1101) and Biographical Sources beyond Formal Biographies”。

［14］ 《宋史》卷二百四十二，8630页。

［15］ 关于这个问题，参见第三十章注60。

［16］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五百二十，12378—12379页。《曾公遗录》卷九，227—228页。

［17］ 《曾公遗录》卷九，269—270页。《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十五，584—585页。

［18］ 《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十六，603页。《宋史》卷四百七十一，13713页。

［19］ 《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十六，606—607页。

［20］ 《宋宰辅编年录校补》卷十二，732—734页。

［21］ 参见李天鸣《宋徽宗北伐燕山时期的反对意见》，120页。

［22］ 《三朝北盟会编》卷二，政宣上帙二，12—18页。

［23］ 《靖康要录》卷三，46—47页。

［24］ 《宋宰辅编年录校补》卷十三，836页。

［25］ 《东都事略》卷一百零一，叶1a。

［26］ 《宋会要辑稿·蕃夷二》，叶30b—31a。

［27］ 《三朝北盟会编》卷一，政宣上帙一，4—11页, 卷二政宣上帙二，12—20页。《宋史》卷三百三十五，10750页。《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三十九，1225—1226页。

［28］ 《三朝北盟会编》卷二，政宣上帙二，18—19页。《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一百四十二，2382—2383页。

［29］ 《清波别志》卷一，124—125页。

［30］ 《清波别志》卷一，124—125页。另参见《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四十四，1363—1364页。

［31］ 《宋宰辅编年录校补》卷十三，841页。一些学者已经意识到,决定继续与金结盟与蔡京的建议相悖。林大介《蔡京とその政治集團—宋代の皇帝—宰相關係理解のための一考察》16—17页认为，这表明蔡京在与王黼、蔡攸或一些大宦官的权力斗争中逐渐失势。

［32］ 《铁围山丛谈》卷二，33页。

［33］ 《东京梦华录笺注》卷五，137—140页。《墨庄漫录》卷八，222—223页。

［34］ 《睽车志》卷一，1页。

［35］ 《贵耳集》卷三，46页。Chu Djang and Jane C. Djang, trans., A Compilation of Anecdotes of Sung Personalities, Compiled by Ting Ch’uan-ching , pp. 550–552.

［36］ 《浩然斋野谈》卷三，叶13b。

［37］ 尽管这份谢表没有保存至今，但有份史料是蔡京记录的徽宗第四次临幸他的府宅，参见《全宋文》109册，177—178页。

［38］ 《宋史》卷三百五十二，11128—11129页。

［39］ 参见《历代名臣奏议》卷二百八十七，收录了曹辅和很多大臣的奏疏.

［40］ 一些例子可参见任崇岳《李师师生年小考》；刘孔伏、潘良炽《李师师遗事辨》，《青海社会科学》1994年第2期，66—70页。

［41］ 《大宋宣和遗事》卷一，页27a–28a。英译文参见William O. Hennessey, “Classical Sources and Vernacular Resources in Xuanhe Yishi : The Presence of Priority and the Priority of Presence,”p. 64。

［42］ 《贵耳集》卷二，46 页。英译文参见Chu Djang and Jane C. Djang, trans., A Compilationof Anecdotes of Sung Personalities, Compiled by Ting Ch’uan-ching , pp. 550–552，有改动。

［43］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百五十一，2433页。朱熹在《朱子语类》（卷一百二十七，3050页）中说，关于内禅，吴敏的记述是最详细的。

附录B 徽宗的嫔妃及子女

注：女儿的出生日期按照她们被授予第一个封号日期的六个月前统计。存活的子女人数是年底仍然在世的人数。1118年之后，由于史料中没有提供徽宗一些子女的母亲的状况，因此，从1118年开始所列出的在世母亲数量只是最少人数。

徽宗年表

注：更详细的年表参见张其凤《宋徽宗与文人画》，北京：荣宝斋出版社，2008年，183—251页。

1082年，1岁（元丰五年）

十月初十　徽宗出生。

1085年，4岁（元丰八年）

三月初五　神宗驾崩，终年38岁。哲宗即位。高太后听政。

五月十八日　任司马光为宰相。

八月至十二月　陆续废除新政。

十月　神宗的灵柩安葬。徽宗的生母陈氏离开皇宫后再未回宫。

1088年，7岁（元祐三年）

七月　徽宗的叔叔赵頵去世。

1091年，10岁（元祐六年）

十月二十五日　关徽宗诸兄弟的一份教育计划被呈奏朝廷。

1092年，11岁（元祐七年）

四月　哲宗与孟皇后结婚。

1093年，12岁（元祐八年）

九月初三　高太后崩。

1094年，13岁（绍圣元年）

七月十八日　开始贬谪元祐党人。

1095年，14岁（绍圣二年）

1095年　为徽宗诸兄弟任命老师。

1096年，15岁（绍圣三年）

三月徽宗被封为端王。

九月二十九日　孟皇后因被指控施行巫术而遭废黜，随后送入道宫。

九月　徽宗的叔叔赵颢去世。

1097年，16岁（绍圣四年）

1098年，17岁（元符元年）

三月二十日　徽宗迁入新王府。

十月　徽宗在郊祭时担任亚献。

1099年，18岁（元符二年）

六月　徽宗与王氏结婚。

九月　哲宗的刘贤妃晋升为皇后。

1100年，19岁（元符三年）

正月初一　哲宗病重，不能举行新年朝会。

正月十二日　哲宗驾崩。徽宗被立为皇帝。向太后同意共同执政。

二月　韩忠彦被任命为宰辅。

二月初十　徽宗的妻子王氏被册封为皇后。

三月二十二日　日食。

三月二十四日　下诏纳谏。

四月十三日　徽宗的第一个儿子出生（太子赵桓/钦宗）。

五月十九日　蔡卞从宰辅的职务上被贬。

五月二十日　孟皇后复位。

五月二十三日　司马光等人官复原职。

七月初一　向太后还政。

八月初六　开始兴建景灵西宫。

八月初八　哲宗安葬。

九月初六　徽宗临幸弟弟的宅第观看祥瑞芝草，受到了陈瓘和陈师锡的批评。

九月初八　章惇从宰相的位置致仕。

十月初三　蔡京被贬出京。

十月初九　曾布被任命为右相。

1100年　李诫编撰《营造法式》。

1100年　徽宗召刘混康入宫。

1101年，20岁（建中靖国元年）

正月十三日　向太后崩。

七月初三　徽宗命人分别列出支持和反对神宗政策的大臣名单。

七月二十八日　苏轼去世。

十一月二十三日　徽宗第一次主持郊祭。

十二月二十日　神宗被奉安景灵西宫。

1102年，21岁（崇宁元年）

三月十七日　童贯被派往苏州和杭州为皇宫置办物资。

五月初六　韩忠彦被罢免宰相职务。

五月二十一日　苏辙、范纯礼等五十多人被贬出京。

五月二十四日　安葬向太后。

五月二十六日　蔡京和赵挺之恢复朝中任职。

闰六月初九　曾布被罢宰相职务。

七月初五　蔡京被任命为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

七月十一日　设置讲议司。

八月二十日　设立安济坊。

八月二十二日　蔡京提议对官学制度进行重大改革。

九月初六　在京城设立居养院。

九月十三日　1100年呈递奏疏的大臣被划分为正、邪的若干等级。

九月十五日　曾布、韩忠彦等大臣因对刘太后的事情处理不当而被降职。

九月十六日　117名官员被禁止在朝中任职，包括很多已经去世的官员。

十二月初十　铸当五钱。

十二月十六日　蔡京为州、县学校颁布法令。

1103年，22岁（崇宁二年）

四月十九日　从景灵宫移除司马光等人的画像。

四月初九　下令毁掉苏轼文集的印版。

四月二十七日　下令焚毁苏轼、苏辙、苏洵、秦观和黄庭坚等人的书籍印版。

六月初五　册封王氏为皇后。

八月　张商英被罢，并被列入元祐党人名单。

九月初五　颁诏禁止宗室与元祐党人后代结婚。

九月十六日　设立医学院。

九月十七日　命各州建崇宁寺。

九月二十五日　命各州立《元祐奸党碑》。

1104年，23岁（崇宁三年）

正月初六　禁止撰写邪等奏疏的官员进入京城。

正月十三日　铸当十大钱。

正月十七日　增加县学的学生名额。

正月二十九日　开始铸造九鼎。

二月初三　建漏泽园。

四月十九日　在各州建立崇宁观，在徽宗的本命日举行法事。

六月初一　新法派的画像被画在景灵西宫供奉神宗像的殿内墙上。

六月初三　309人被列入禁止担任官职的黑名单，其中去世的官员被免去谥号。

六月十一日　设立学习书法、绘画和算术的学校。

八月初三　蔡京为神宗朝修史。

九月　赐童贯和王厚在京城的宅第。

十一月初四　徽宗临幸太学和辟雍，在全国的学校立石碑纪念。

十一月十七日　颁诏科举取士将一律从学校中选拔。

十一月二十六日　祭天。

1104年　官学学生数量达到21万名。

1104年　宋宣布收复青唐地区。

1104年　徽宗将御笔《千字文》赐予童贯。

1105年，24岁（崇宁四年）

正月二十七日　罢免蔡卞。

正月二十八日　任命童贯为制置使。

闰二月十六日　在北方四地铸造夹锡钱。

五月十二日　撤销对元祐党人亲属的禁令，迈出了解除限制元祐党人措施的第一步。

八月　铸成九鼎。

七月　蔡京发起修建明堂的讨论。

八月二十一日　在九成宫举行九鼎奉安仪式。

八月二十七日　徽宗赐新乐名《大晟》。

九月十一日　被贬斥的元祐党人可以迁到离京城比较近的地区，但不能进入京城。

九月二十一日　三十五名上舍学生被授予进士及第。

十二月二十四日　开始恢复一些被贬官者的官职。

1105年　发行刻有徽宗书法的当十钱币。

1106年，25岁（崇宁五年）

正月初五　彗星出现，徽宗收回他推行的一些措施。

二月初三　蔡京被罢官。

二月十四日　收集徽宗的御笔手诏并印制成册。

三月二十四日　徽宗的弟弟似去世。

八月十五日　茅山元符万宁宫建成。

十一月初四　徽宗的哥哥陈王赵佖去世。

1106年　任命米芾为书画院博士。

1107年，26岁（大观元年）

正月初七　蔡京官复尚书左仆射职位。

正月十三日　设立议礼局。

三月十八日　徽宗下诏颁布“八行八刑”的升学制度，随后又将诏书内容刻于石碑，立在很多地方学校内。

三月二十七日　赵挺之去世。

五月初九　下诏在全国推广新乐。

七月十三日　乾宁黄河水清。

八月初二　曾布去世。

1108年，27岁（大观二年）

三月初十　颁布《金箓灵宝道场仪范》。

三月　米芾去世。

四月十七日　刘混康在开封去世。

五月初二　徽宗赐蔡京玉带。

九月二十六日　王皇后去世。

十一月　薛昂请求收集更多古代器物的图片，以铸造出更逼真的古器，用于祭祀仪式。

1108年　颁布《经史证类大观本草》。

1108年　童贯率军在青唐作战。

1109年，28岁（大观三年）

六月初四　蔡京被罢官，一直到1112年五月。

1109年　收集书法拓本的《大观帖》发行，蔡京奉旨书写帖内的款识标题。

1110年，29岁（大观四年）

正月初四　停止铸造当十钱。

八月初一　徽宗亲自写了一篇关于大晟乐的文章。

1110年　徽宗答复议礼局的几十个问题。

十月初二　立贵妃郑氏为皇后。

1110年　建筑大师李诫去世。

1111年，30岁（政和元年）

正月初九　下令摧毁京城中未经许可的1318处淫祠。

三月初一　徽宗为新修的仪礼撰写序言。

五月初七　改当十钱为当三钱。

九月　童贯随宋使一同出使辽国。

1111年　徽宗将御笔书写的六十首道乐赐予一些大臣看。

1111年　徽宗委派专家整理医方，编纂《政和圣济总录》。

1111年　画院学生王希孟得到徽宗亲自指导。

1112年，31岁（政和二年）

正月　端门出现鹤群，徽宗随后御制一幅《瑞鹤图》以为纪念。

二月初一　蔡京恢复官职，并被赐与一座京城宅第。

四月初八　徽宗在太清楼宴请朝廷官员。

五月十三日　蔡京开始每三日上一次朝。

十二月十五日　童贯升职为太尉。

1113年，32岁（政和三年）

四月初七　保和殿建成。

四月二十四日　改建一座宫殿为玉清和阳宫。

四月二十九日　颁布《政和五礼新仪》。

五月三十日　颁布新的宴会音乐。

七月二十二日　贵妃刘氏去世，后被追授为皇后。

十月十八日　一些古代器物和新铸造的器具被陈列在崇政殿。

十月二十日　一百名道士参加郊祀和景灵宫举行的仪式。

十一月初五　徽宗在郊坛祭天的途中看到天神降临。

十二月初六　徽宗下诏访求道教仙经。

1113年　蔡京为画院学生王希孟的一幅手卷题跋。

1113年　延福宫建成。

1113年　设立礼制局。

1114年，33岁（政和四年）

正月初一　设立道阶二十六等。

二月十二日　徽宗的长子赵桓行冠礼。

四月初五　徽宗临幸尚书省。

六月初一　徽宗记录了他在郊坛祀地后回宫途中见到的异象。

1114年　宋与西夏开战。

1115年，34岁（政和五年）

二月初五　立赵桓为皇太子。

三月初一　徽宗在一座皇家园林宴请主要大臣，并展示了他画的一幅画。

1115年　女真人宣布建立金朝。

四月十八日　徽宗召见叛辽投宋的赵良嗣。

七月初十　开始动工修建明堂。

1116年，35岁（政和六年）

1116年　上清宝箓宫建成。

二月　任命童贯为宰辅，领枢密院事。

六月二十一日　皇太子结婚。

八月初一　北部边境守将接到命令，不要挑起事端。

十月　赐予宰辅成套的青铜祭器。

十一月十五日　徽宗在一份诏书中提到官学里的学生超过了二十万。

1117年，36岁（政和七年）

正月十四日　设立道学院。

二月初六　林灵素在上清宝箓宫对两千多名道士讲述了帝君降临的事。

四月初二　徽宗告诉官员，除了在宗教场合外，不要用“教主道君皇帝”称呼他。

六月初一　明堂建成。

十月初二　徽宗的第一位孙辈后代出生。

十一月初六　允许蔡京每五天上一次朝。

十二月十五日　天神降于坤宁殿。

1118年，37岁（重和元年）

二月初九　铸成神霄飞云鼎，安奉于上清宝箓宫。

三月二十六日　皇子赵楷通过了科举殿试。

四月十九日　识别诋毁道教的佛教文本以打压佛教。

五月十一日　徽宗亲自颁布医学理论著作《圣济经》。

八月十二日　徽宗御注《道德经》刻于石碑上，立在京城的神霄宫。

九月十八日　蔡京提议编纂《道史》，被批准。

闰九月　出使金国的宋使到达辽东。

十月二十一日　徽宗在宝箓宫向八百人传度神霄宫秘箓。

1118年　徽宗的女儿福金公主与蔡京的儿子蔡鞗结婚。

1119年，38岁（宣和元年）

正月初十　徽宗临幸嫁给蔡鞗的公主的宅第。

初十　金人第一次派使臣抵达宋朝。

正月二十日　重新命名佛教中的神祇。

六月二十四日　西夏求和，战争结束。

九月初一　徽宗在保和殿设宴。

十一月十九日　徽宗写了一首祭天的诗赐给蔡京，蔡京随即应和。

十一月二十九日　林灵素离开京城返回杭州。

十二月二十四日　上表批评徽宗偷偷溜出皇宫的大臣被贬斥。

1120年，39岁（宣和二年）

正月二十三日　废除道学院。

二月初四　派赵良嗣出使金国。

六月初九　蔡京致仕。

九月初七　僧人不再被称为德士。

十一月初一　方腊在睦州起义。

十二月　徽宗在延福宫设宴。

十二月　徽宗听到方腊起义的消息后，派出第一支军队。

1120年夏　《宣和画谱》编纂完成。

1121年，40岁（宣和三年）

四月初二　贵妃刘氏去世，后追封为皇后。

正月二十一日　童贯率军到达睦州，镇压方腊起义。

二月十八日　宋军从起义军手中收复杭州。

四月二十五日或二十六日　方腊被俘。

八月二十四日　方腊在京城被杀。

1122年，41岁（宣和四年）

正月初一　徽宗撰文纪念艮岳建成。

正月十三日　金攻破辽中京，辽国皇帝逃走。

二月二十九日或三月五日或三月二日　徽宗驾幸秘书省新址，向在场官员分赐御制的书画。

四月初十　徽宗检阅将去攻打燕京的军队。

五月二十三日　童贯率军到达雄州，准备进攻燕京。

五月二十九日　宋、辽军队交战于白沟，宋军战败。

九月　前辽大将郭药师降宋。

十月二十八日　宋军从燕京撤退。

十二月初六　金兵准备进攻燕京时，辽将逃之夭夭，燕京不攻而破。

1123年，42岁（宣和五年）

正月　王安中被派到前线担任宣抚使。

1123年　黄河泛滥，急需救灾。

1123年　宋、金签订盟约。

四月十七日　宋军进入已被女真人抢掠一空的燕京。

五月初七　徽宗赐王黼玉带。

五月二十一日　金国统治者阿骨打去世。

六月　徽宗召见降将郭药师。

七月初八　童贯致仕。

十月二十九日　王安中受命撰文一篇，庆祝收复燕云地区。

十一月二七日　徽宗临幸王黼的宅第。

十一月　金抗议宋朝处理张瑴的方式。

1123年　《宣和博古图》修订工作完成。

1124年，43岁（宣和六年）

正月　张瑴事件继续升级。

正月十四日　朝廷在紫宸殿庆祝辽国战败。

八月初一　朝廷召回致仕的童贯并派往燕京。

十月十七日　重申对苏轼和黄庭坚文章的禁令。

十一月初三　罢免王黼的宰相职务。

十二月二十日　召回致仕的蔡京。

1125年，44岁（宣和七年）

正月　派宋使前去金国，祝贺新皇帝登基。

二月初三　从京城向燕京送去五十五万斛粮食。

四月十九日　蔡京被罢相。

四月十九日　对不愿服兵役的人征收免役钱。

六月初八　命令所有政府部门削减花销。

十一月　徽宗最后一次主持郊祀。

十二月十六日　童贯带回女真人入侵的消息。很快又有消息传来，郭药师以燕京降金。

十二月二十一日　徽宗儿子们的宅第合并为十处。

十二月二十二日　徽宗下罪己诏。

十二月二十三日　徽宗内禅，皇太子继承皇位。

1126年，45岁（靖康元年）

正月初四　徽宗带着家人和身边几位大臣离开开封，南巡浙江。

正月初七　金兵兵临开封城外。

正月初十　达成勒索开封的初步协议。

正月至二月　京城的太学生抗议。

二月十一日　女真人军队离开开封。

三月初一　钦宗派人送信给徽宗，请他回开封。

四月初三　徽宗返回开封，住在龙德宫。

五月十三日　徽宗应邀入宫。

九月初三　太原在被金兵围攻260天后失守。

十一月二十五日　金兵到达开封城外。

闰十一月　宋军守卫开封，但金兵占领了外城墙。

闰十一月三十日　钦宗前往斡离不军营，金帅要求他投降。钦宗第二日返回开封。女真人向宋索要大量的金银、绸缎。

1127年，46岁（建炎元年）

正月初八　宋朝将女真人索要的绸缎足额交上。

正月初十　钦宗立长子为皇太子，返回金营。

正月　开封的情况变得极为糟糕。

二月初六或初七　徽宗被要求带领所有宗室离开开封，前往金军大营。

三月初七　张邦昌被立为傀儡皇帝。

三月二十八日　女真人撤离时，将徽宗和几千名宋俘掳走北行。

五月初一　徽宗的儿子赵构自立为皇帝（高宗）。

五月十三日　徽宗到达燕京，并一直停留到九月十三日。

十月十八日　徽宗到达金中京。

1128年，47岁（建炎二年）

八月二十一日　徽宗到达金上京。

十月二十六日　徽宗离开上京前往韩州，两个月后到达。

1129年，48岁（建炎三年）

1129年　在韩州度过。

1130年，49岁（建炎四年）

七月　徽宗一行被迁往五国城。

1130年　郑皇后去世，终年52岁。

1131年，50岁（绍兴元年）

1131年　在五国城度过。

1132年，51岁（绍兴二年）

1132年　在五国城度过。

1133年，52岁（绍兴三年）

1133年　在五国城度过。

1134年，53岁（绍兴四年）

1134年　在五国城度过。

1135年，54岁（绍兴五年）

四月二十一日　徽宗客死五国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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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of Contents

版权信息

目录

中文版序

前言

关于年代、年龄等惯例的说明

年代表

人物表

宋朝帝后年表

初涉国政（1082—1108）

第一章 长在深宫（1082—1099）

第二章 登基（1100）

第三章 谋求均衡（1101—1102）

第四章 选择新法（1102—1108）

致力辉煌（1102—1112）

第五章 崇奉道教（1100—1110）

第六章 重振传统

第七章 招徕专家

第八章 艺术家皇帝

展望伟业（1107—1120）

第九章 追求不朽

第十章 宫廷之乐

第十一章 与宰臣共治

第十二章 接受神启（1110—1119）

第十三章 宋金联合

面对失败（1121—1135）

第十四章 危局（1121—1125）

第十五章 内禅（1125—1126）

第十六章 天崩（1126—1127）

第十七章 北狩（1127—1135）

结语

附录A 不采用有关徽宗及徽宗朝一些常见故事的原因

附录B 徽宗的嫔妃及子女

徽宗年表

参考书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