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幅地图中的世界史

[英]布罗顿 著；林盛 译

版权信息

书名：十二幅地图中的世界史

作者：[英]杰里·布罗顿

译者：林盛

书号：ISBN 978-7-213-07331-1

目录

彩　插

引　言

第一章　科学
托勒密，《地理学指南》，约公元150年

第二章　交流
伊德里西，1154年

第三章　信仰
赫里福德《世界地图》，约1300年

第四章　帝国
《疆理图》，1402年

第五章　发现
马丁·瓦尔德泽米勒，《世界全图》，1507年

第六章　全球主义
第奥古·里贝罗，《世界地图》，1529年

第七章　宽容
杰拉杜斯·麦卡托，《世界地图》，1569年

第八章　金钱
约翰·布劳，《大地图集》，1662年

第九章　国家
卡西尼家族，《法国地图》，1793年

第十章　地缘政治
哈尔福德·麦金德，《历史的地理枢纽》，1904年

第十一章　平等
彼得斯投影法，1973年

第十二章　信息
谷歌地球，2012年

结　语　历史之眼？

致　谢

注　释

1.已知最早的世界地图：巴比伦世界地图，伊拉克南部西帕尔出土，约公元前700年至前500年。

2.已知最早的托勒密《地理学指南》副本中的世界地图，该副本以希腊语书写，制作于十三世纪。© 2012 Biblioteca Apostolica Vaticana (Urb. gr. 82, ff. 60v-61r)

3.世界像一个剧场：亚伯拉罕·奥特柳斯的《寰宇概观》（1570年）卷首插画。

4a.十九世纪的《波伊廷格地图》（约1300年）副本，（从左至右）展现了英格兰、法国和阿尔卑斯山，以及穿过地图底部的北非。

4b.《波伊廷格地图》上罗马世界的东部界限：伊朗、伊拉克、印度和朝鲜。

5.十二世纪时，希腊语、阿拉伯语和拉丁语的抄写员在西西里国王鲁杰罗二世的宫廷中一起工作。

6.伊德里西《娱乐》（1154年）的一份十六世纪副本中的圆形世界地图，汇集了拉丁语和阿拉伯语的地理知识。

7.苏赫拉布的“人居世界七大气候带奇观”（十世纪）中的世界地图图表，配有一幅展现世界七大气候带的图表地图。

8.伊本·豪盖勒的世界地图（1086年），以南为上。

9.作者不详的《奇观之书》中的圆形世界地图，与伊德里西《娱乐》中的世界地图几乎相同。

10.《奇观之书》的一份十三世纪副本中独特的矩形世界地图，以南为上，并有一条刻度尺。

11.以伊德里西《娱乐》中的70幅区域地图为基础拼凑重组的世界地图。

12a.赫里福德《世界地图》（约1300年），以东为上。

12b.耶稣身旁的天使带领人们前往天堂或地狱。

12c.罗马皇帝奥古斯都派遣执政官测量地球。地图上的不列颠群岛正对着他。

12d.一位骑士凝望非洲及其中的“怪物”种族，旁边标注着“只管去吧”。

13.马克罗比乌斯《“西庇阿之梦”注疏》（九世纪）中的带状地图，将地球分为温带、寒带和“烧焦”带。

14.伊西多尔《词源》中的一幅十二世纪世界地图插图。尽管直径仅为26厘米，但与赫里福德《世界地图》却非常相似。

15.“索利地图”：已知最早的英格兰“世界地图”（1190年），发现于约克郡的一座熙笃会修道院。

16.《疆理图》（十五世纪七十至八十年代），东亚现存最早的包括欧洲与朝鲜、展现整个世界的地图。

17.《疆理图》上的朝鲜半岛细节，标注了重要的行政和军事驻地。

18.郑陟（1390—1475年）的朝鲜官方地图副本，展现了风水制图的影响，以色彩区分的“宇宙能量”流动在水系（蓝色）与山脉（绿色）之间，各地区则依据其所属各州用其他不同颜色标注。

19.“美洲的出生证”：马丁·瓦尔德泽米勒的世界地图（1507年），是第一幅为美洲命名，并将其呈现为一个独立大陆的地图，2003年美国国会图书馆以1000万美元购得。

20.尼可莱·加维利的世界海图（约1504—1505年），展现了当时的地理新发现，但依然受中世纪“世界地图”传统影响，将耶路撒冷置于中心。

21.托勒密拉丁语版的《地理学指南》中最早的世界地图，是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对古代知识“再发现”的一部分。© 2012 Biblioteca Apostolica Vaticana (Cod. VAT. Lat. 5698)

22.改变主意？马丁·瓦尔德泽米勒的1513年版托勒密《地理学指南》中的地图，“亚美利加”已被“未知之地”取代。

23.一幅被认为由马丁·瓦尔德泽米勒绘制的世界地图，标注着“亚美利加”。据亨利·N·史蒂文斯认为出自1506年。难道这才是第一幅为美洲命名的地图？

24.亨利库斯·马特鲁斯的世界地图（约1489年）。好望角的发现突破了托勒密式传统世界地图的边界。

25.已知最早的地球仪，由马丁·倍海姆在1492年制作。该地球仪低估了地球的大小，激发了哥伦布和麦哲伦前往东方的航行。

26.安东尼奥·皮加费塔的摩鹿加群岛地图（1521年），基于他在这些盛产香料的岛屿上的亲身体验绘制。

27.“坎迪诺平面球形图”（1502年），因急于了解葡萄牙地理发现具有的商业利益，一名意大利间谍从里斯本偷出了这幅图。

28.努诺·加西亚的摩鹿加群岛海图（约1522年），显示群岛位于卡斯蒂利亚半球，即在托尔德西利亚斯达成共识的红色分界线（1494年）以东。这条线贯穿苏门答腊，在此与赤道相交。

29.贝纳德·范·奥雷的精美挂毯“朱庇特和朱诺保护下的地球”（1525年），描绘了葡萄牙国王若昂及其出身哈布斯堡王朝的妻子凯瑟琳，以及国王统治的海上帝国疆域。

30.第奥古·里贝罗的世界地图（1525年），是一系列支持卡斯蒂利亚对摩鹿加群岛（出现在最左边和右边角落）统治权的地图中最早的一幅，也呈现了北美洲海岸线的新轮廓。

31.里贝罗的第三幅也是最优秀的一幅世界地图，巧妙地利用了地图绘制手段，将摩鹿加群岛（同样出现在最左边和右边角落）放置在了卡斯蒂利亚的半球内。© 2012 Biblioteca Apostolica Vaticana (Borg. Carte. Naut. III)

32.杰拉杜斯·麦卡托的圣地地图（1538年），与路德派支持者们绘制的地图惊人地相似。

33.杰拉杜斯·麦卡托未完成的佛兰德斯挂墙地图（1539—1540年），1540年间仓促绘制，试图以此来阻止哈布斯堡王朝在1540年侵占根特，有部分未完成。

34.麦卡托首次尝试绘制的世界地图（1538年）。双瓣心形投影只是他众多替代选项中的一种。

35.欧龙斯·费恩的双瓣心形世界地图（1531年），被麦卡托复制。费恩以及其他许多崇尚神秘及改革派宗教信仰的制图师都选用这种投影。

36.杰拉杜斯·麦卡托用他著名的1569年投影法绘制的世界地图。

37.阿姆斯特丹市民大厅的地面镶嵌的三个半球（1655年），以约翰·布劳的世界地图（1648年）为蓝本。

38.约翰·布劳《大地图集》（1662年）的卷首插画。

39.皮特鲁斯·普兰修斯的摩鹿加群岛地图（1592年），展现了荷兰对当地商品贸易的兴趣：地图前景上描绘了肉豆蔻、丁香和檀香。

40.约翰·布劳的世界地图（1648年），庆祝荷兰共和国的独立，并赞颂了东印度公司的全球野心。它还是第一幅基于日心说太阳系所绘制的地图。就在地图标题的下方，也就是两个半球相交的地方，有一幅太阳系的图解，标注着“哥白尼假说”，显示地球环绕太阳旋转。

41.约翰内斯·维梅尔的《士兵与微笑的女孩》（约1657年），墙上挂着博肯罗德的荷兰与弗里斯兰地图（1620年）。

42.麦卡托去世后出版的《地图集》中的双页画像，分别画的是杰拉杜斯·麦卡托和约道库斯·洪第乌斯。

43.威廉·布劳的印刷版印度地图，收录在他的《地图集》（1635年）中。

44.赫塞尔·格里茨的手绘印度地图（1632年）。格里茨去世后，布劳直接复制了这幅地图，并且署上了自己的名字。

45.东印度公司提供给领航员的一幅典型海图：约翰·布劳手绘的苏门答腊和马六甲海峡（1653年）。

46.约翰·布劳收录在《大地图集》（1664年版）中的世界地图。它尝试将传统与创新进行融合，将托勒密的古典主义（左侧）和哥白尼的创新学说（右侧）进行对照。它抛弃了麦卡托的投影法，选用双半球赤平投影法，但依然支持哥白尼学说，将人格化的行星依据距离太阳的远近正确排列在上方。

47.塞萨尔-弗朗索瓦·卡西尼·德·蒂里的第一幅法国地图，展现了巴黎及其近郊地区（1756年）。

48.路易·卡皮泰纳的法国地图（1790年）。依据卡西尼几十年来的测量结果绘制，这是第一幅展现一个新国家的内部分界线的地图：法国大革命抛弃了旧有的地区划分，不再依据宗教和贵族利益，而是为了中央集权政府的需要进行常规的省级划分。

49.上校托马斯·霍尔迪奇爵士的非洲地图（1901年），展现了大英帝国在非洲进行的测量的局限性。红色表示使用三角测量法测量过的区域，蓝色表示“经过了仔细测量”的地区。其他地方，包括大片的灰色区域，都“未勘测”。

50.哈尔福德·麦金德的行程地图（以红色标注），从地图下方的内罗毕，到右上角的肯尼亚山顶峰（1900年）。西侧是马克汉姆山丘，以英国皇家地理学会主席的名字命名。

51.第一张整个地球的照片，由阿波罗17号的宇航员从太空中拍摄（1972年），这幅脆弱的“蓝色地球”的经典图像激发了环境保护运动。

52.一个虚拟的世界：谷歌地球的主页（2012年）。

53.一个平等的世界？使用高尔—彼得斯投影法绘制的世界地图。

54.早期的地理空间视觉化呈现：《十的次方》剧照，这段短片由查尔斯和雷·伊姆斯拍摄（1968年），深受计算机工程师们追捧。

55.一幅展现1500年人口分布的统计地图（2008年）。随着人们对世界的图像越来越熟悉，人口统计问题将比地理投影方法的争论变得更重要。

56.计划中的 “国际世界地图”（1909年，1:1000000比例尺）所包含各幅地图的索引图解。

引言

西帕尔（现今伊拉克的阿布哈巴遗丘），公元前六世纪

1881年，出生于伊拉克的考古学家霍姆兹德·拉萨姆在巴比伦古城西帕尔（即现今的阿布哈巴城，位于巴格达的西南侧）的废墟中发现了一小块2500年前的楔形文字泥板。这块泥板只是拉萨姆在18个月的时间内挖掘并运回伦敦大英博物馆的近7万块泥板中的一块。拉萨姆此行缘于一群奋力解读楔形文字的英国亚述学研究学者，他们希望能借此找到为《圣经》中大洪水提供历史记载的泥板。¹起初，这块泥板混杂在大量更惊艳、更完整的泥板中，并未引起注意。部分是由于不懂楔形文字的拉萨姆并未意识到其重要性，直到十九世纪末，上面的文字得以成功破译后，这块泥板才受到重视。如今，这块泥板在大英博物馆公开陈列，标签上写着“巴比伦世界地图”。它就是已知的第一幅世界地图。

拉萨姆发现的这块泥板，是现存最早的从地球上方以鸟瞰角度将全世界以平面形式呈现的文物。地图由两个同心圆构成，其中包含一系列看似随机排列的圆环、长方形和曲线，正中有一个洞，可想而知是早期的圆规所留下的。圆盘外围平均分布着8个三角形，其中只有5个能分辨。直到上面的楔形文字得到破译，人们才知道这是一幅地图。

外圈在阿卡德语中被标记为marratu，即“盐海”，代表着环绕在人类居住的世界外围的海洋。内圈之中最显眼的拐弯的长方形代表幼发拉底河，它穿过正中的孔洞，从北边标示为“山脉”的半圆，一直流到南边标着“运河”和“沼泽”的横置长方形。将幼发拉底河拦腰截断的长方形被标示为“巴比伦”，周围环绕的一系列圆环排成弧形，代表城市和地区，其中包括苏萨（伊拉克南部）、比特雅金（迦勒底的一个地区，靠近拉萨姆的出生地）、哈班（古代喀西特部落的聚落）、乌拉尔图（亚美尼亚）、德尔，以及亚述。从代表海洋的外圈向外放射的三角形被标示为nagû，可以翻译为“地区”或者“省份”。它们旁边是用楔形文字写的图例，有表示距离的（例如，“距离看不到太阳的地方有六里格”）²，有表示异域动物的，如变色龙、高地山羊、瘤牛、猴子、鸵鸟、狮子、狼。这些都是没有画在地图上的空间，是圆圈所代表的已知的巴比伦世界之外神秘遥远的地界。

泥板上方和背后的楔形文字表明，这不仅仅是一幅地球表面的地图，而且是巴比伦人宇宙观的全面图解，以人类居住的世界表现。这块令人好奇的碎泥板讲述了巴比伦创世神话中的神明马尔杜克和迪亚马特之间的战斗。在巴比伦神话中，马尔杜克战胜了泥板上提到的“堕落的诸神”，开天辟地，创造了人类和语言，一切皆以建立在“永无宁静的海洋之上”的巴比伦为中心。这块板子用黏土制成，是对马尔杜克神话功绩的具象表达，记述了大地的起源，以及此后缔造人类文明的成就，这一切都从海水的原始洪荒中诞生。

泥板是在怎样的情形下制成，至今无人知晓。泥板背后的文字提到誊写这块泥板的是一个名叫Ea-bēl-ilī的人的后裔，来自古城波尔西帕（今比尔斯尼姆鲁德），在西帕尔的南边，但它为何而制、为谁而造仍是个谜。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可以推测，这正是人类早期一个基本认知目标的体现：对广袤无边的已知世界空间施以某种秩序和结构。除了对世界起源进行象征性神话描述外，这块泥板上的地图也表达了对现实中地球的抽象理解。它将对地球的理解分类表示为圆环、三角形、长方形、圆点，将文字和图像统一在一幅世界的画面中，而中心正是巴比伦。在从宇宙深处眺望地球的梦想成为现实的2000多年前，巴比伦世界地图就让它的观看者有机会能从世界的上方俯瞰它的全貌，同时又能以神明般的视角审视世间万物。

即便在当今世界，最热衷旅行的人也只能涉足地球表面5.1亿多平方公里中的一部分。在古代世界，就连短途旅行都是罕见而又困难重重的活动，且上路的人常常是勉为其难，万分恐惧。³看到全世界的大小被重新呈现在一块仅有12厘米长、8厘米宽的泥板上，一定令人充满敬畏，甚至感到不可思议。这就是世界，泥板这么告诉我们，巴比伦就是世界。对于那些将自己视为巴比伦一分子的人来说，这个信息令他们感到安心。而对于那些看到地图却并非巴比伦城民的人来说，这块泥板确凿无疑地描述了巴比伦的力量和权势。难怪从古代起，像巴比伦泥板这样的物品所传达的地理信息，一直被宗教领袖或者统治精英们所独占。我们会从这整整一本书中了解到，对巫师、学者、统治者、宗教领袖们而言，世界地图为它们的制造者和拥有者赋予了神秘而又不可思议的权力。如果这些人了解创世的秘密以及人类居住的范围，那么他们一定会知道如何主宰这地上的世界，尽管这世界充满未知，变化万千，时常令人心存畏惧。

尽管巴比伦世界地图是目前最早的绘制已知世界地图的尝试，但在人类地图制图史上却是一个相对较晚的实例。已知最早将地形展现在平面图上的史前艺术被刻在岩石或是黏土上，比巴比伦世界地图早25000多年；它们可以追溯到旧石器时代晚期的公元前3万年左右。这些早期铭刻的时代和含义在考古学家之中充满争议，其表现的可能是有人居住的小屋、牲口的围圈、日常居所的划分、狩猎场所的描绘，甚至包括河流及山川。其中大多数都十分简洁，很容易被误解为是对物体或事件的空间分配的抽象几何表达，而实际上，它们可能是象征性比较强的标记，代表难以解读的神话、圣迹、宇宙论意涵，如今已无从知晓。现今的考古学家比他们十九世纪时的前辈们更加审慎，不会随意用“地图”这个词代指这些早期的石刻艺术；为史前石刻艺术划定明确的产生时间就像界定婴儿最早何时学会将自己和周围环境空间区分开一样，是徒劳无功的。⁴

绘制地图的意愿长久以来一直是一项基本的人类本能。⁵假如没有地图，我们会身处何方？答案显而易见，自然是“迷路”，不过，地图解答的远非仅仅是如何从一个地方到达另一个地方这样的简单疑问。从很小的时候起，我们就通过对空间信息的处理，理解我们自身与广大的物质世界之间的关系。心理学家将这样的活动称为“认知绘图”，人们借助这种心理机制获取各自的空间环境信息，加以整理，以便回忆，在此过程中，人们将自己在空间上与广袤、可怕、未知的外部世界区分开。⁶这类绘图法并非是人类专属的。动物也有这样的绘图程序，例如狗或狼通过气味标记领地，还有蜜蜂通过“舞蹈”传达花蜜相对于蜂巢的位置。⁷但只有人类完成了一项重大飞跃，从绘图上升到了绘制地图。⁸4万多年以前，随着持久性的图像交流方法的出现，人类不断提高自己的能力，将转瞬即逝的空间信息转化为持久的、可再现的形式。

那什么是地图呢？英语中的“地图”（map）及其衍生词被许多现代欧洲语言广泛使用，如西班牙语、葡萄牙语和波兰语，它源自拉丁语中的mappa，意指桌布或是餐巾。法语中的地图一词carte源自另一个拉丁语词汇carta，它也是意大利语和俄语中地图（carta和karta）一词的词根，意指正式的文件，而这个拉丁语词汇源自古希腊语中表示纸草的词。古希腊语中表示地图的词汇pinax指的是一种不同的物品，是一块由木头、金属或石块制成的板，上面画有或刻有文字或图画。阿拉伯语将这个术语表达得更加视觉化，可以用两个词表达，分别是sūrah（意为“图像”）和naqshah（“绘画”）。而汉语中也用了一个类似的字——“图”，指图画或图形。⁹map（或mappe）这个术语直到十六世纪才被纳入英语，而从那时起，直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关于这个词，共出现过300多个不尽相同的定义。¹⁰

现今，学者们普遍接受的定义来自《地图学史》，这部多卷本著作自1987年开始出版，目前仍在继续编写，其主编为约翰·布莱恩·哈雷和大卫·伍德沃德。在第一卷的序言中，哈雷和伍德沃德对地图一词提出了一个在英语中的新定义。他们写道：“地图是一种图像表达，帮助人们以空间方式理解人类世界中的事物、概念、状况、过程或事件。”¹¹这一定义（会在本书中得以采用）“自然也延伸到天体制图学和人类想象的宇宙结构地图”，使地图不再局限于比较狭隘的几何学定义。哈雷和伍德沃德的地图定义将宇宙学（通过分析地球和天体来描述宇宙）也纳入其中，让我们可以将巴比伦世界地图这样的古代作品既视为一种宇宙图解，又视为一幅世界地图。

对地图的自觉认知，以及研究创制地图的科学，是相对近代的产物。数千年来，各种不同文化中被称为“地图”的物品，它们的制造者并不认为他们的工作与在石头、纸等媒介上撰写正式文件、描绘、画图、刻写图解这样的工作有什么不同。地图和我们称为“地理”的学科之间的关系则更加微妙。自希腊时代起，地理学（geography）就被定义为对大地（gē）进行的图像研究（graphein），而绘制地图则是其中重要一环。但作为一门学科，在十九世纪以前，地理学在西方并未正式成为一个专业，或是学术研究的学科。

布料、平板、绘画、印刷品——在这些材质各不相同的地图中，蕴含着惊人的力量和持久的魅力。地图既是一件物品，也是一份图像档案，兼具文字与图像：没有文字无法理解地图，但没有图像元素的地图也不过是一份地名列表而已。地图借助艺术手法，以极具想象力的方式对不可知的对象（即世界）进行再现；但它也遵循科学法则，根据一系列几何学的线条和形状将地球抽象化。根据哈雷和伍德沃德的定义，地图的终极目标与空间息息相关。它让人们从空间上理解人类世界中的事件；然而，我们会在本书中看到，地图常常也与时间密不可分，它让读者观察这些事件如何各自依序展开。我们看地图时，当然会注意上面的图像，但我们也可以像在读一系列迥异的故事一样阅读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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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线索汇集在此，成为本书所要讨论的地图类型：世界地图。但正如“地图”这个术语本身具有模糊和易变的特质，“世界”这个概念也如出一辙。“世界”是一个人造的、社会性的观念。它指这个行星上的整个物理空间，但也可以代表一系列组成文化或个人“世界观”的想法和信念的总和。对历史中的众多文化而言，地图一直是表达“世界”这两种观念的最完美工具。中心、边界和世界地图中所包含的其他相关事物，既是由这些制图者对地球上物理世界的观察所决定的，也是由这些“世界观”所界定的，而即便是前者，也从来不是从一个中立的文化立场出发的。本书涉及的十二幅地图全都展现了对整个世界的物理空间的洞察，同时它们也是理念和信仰的产物。一种世界观孕育一种世界地图，而世界地图也会反过来定义其文化的世界观。这真是一种绝无仅有的共生魔法。¹²

世界地图给制图者带来的挑战与机遇，和绘制地区地图有所不同。首先，其比例尺决定了它们从来不能被真正当成寻找路线的工具，无法成为使用者从地球表面的一个位置达到另一个位置的参考。但制作地区地图和世界地图最重要的区别是感知上的区别，这在绘制任何世界地图的过程中都是一个重要的问题。与地方性区域不同，制图者永远无法一眼捕捉世界的全貌。即便是在古代，也有可能找到自然或人造地标，以倾斜的角度俯视鸟瞰一小片区域，并看清其中的基本元素。但在太空摄影技术出现之前，人们根本无法以如此的视角观察地球。

在这项重大的创新出现之前，制图者主要借助两种资源绘制世界地图，这两者都不是地球本身的一部分：一是头顶的天空，二是各自的想象力。天文学让他们可以通过观察太阳和星星的运动来估算地球的尺寸和形状。然而天文学观察无法摆脱基于个人成见和流行的神话及信仰而产生的更有想象力的假设，我们很快就会发现，这些假设如今依然拥有影响世界地图的力量。使用摄像卫星的图像是相对晚近的现象，这让人们相信自己看到了地球是漂浮在太空中的；而在此之前的3000年里，往往要靠想象才能获得这种视角（况且，太空摄影也不是地图，也同样无法摆脱传统和操控，我会在本书的最后一章阐释线上地图及其对卫星图像的运用）。

还有更多不易察觉的挑战和机遇影响着世界地图，当然包括本书中所选择的这些地图，再看一眼巴比伦世界地图就不难发现，它从一开始就面临着这些挑战和机遇中的每一项。首要的挑战便是抽象化。每一幅地图都是它声称所展现的物理空间的替代品，它要构建所代表的事物，将地球表面无限的感官多样性经验依照一系列抽象标记组织起来，标记出边界的起点，还有中心和界限。这些标记有些是地形石刻艺术中的那种基本线条，有些则是像巴比伦泥板上那种越来越规律的几何形状。将这些线条嵌入整个地球的同时，地图就变得不仅仅是在重现世界，而是在充满想象力地塑造世界。几个世纪以来，理解世界的唯一途径便是通过心灵的双眸，而世界地图以充满想象力的方式展现了在实体上无从得知的世界面貌。制图者不仅是在复制世界，他们也在建造世界。¹³

制图作为一种强大的想象行为，在逻辑上的必然结果，用波兰裔美籍哲学家阿尔弗雷德·科尔兹布斯基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一句格言来说，便是“地图非疆域”。¹⁴正如语言和其所指物品之间的关系一样，地图永远都无法包含其所意图再现的真实疆土。英国人类学家格雷戈里·贝特森指出：“纸上所绘的地图只是其制作者视网膜上再现之物的再现；假如你将问题往后倒推，你将发现的是无尽的回归，是一系列无尽的地图。永远都无关真实的疆土。”¹⁵地图一直在操控它试图呈现的现实。它会通过类比来操控：地图上的道路要用一种特别的符号来展现，而这符号与道路本身并无多少相似之处，但看地图的人却会渐渐接受这个符号就像是一条路。地图不是在模仿世界，而是发展出约定俗成的符号标记，让我们渐渐习惯于接受这些符号就代表了其所展示的事物，而事实上它们根本无法再现。只有一种地图能够完全再现其所描绘的疆土，那便是纯属多余的一比一比例尺的地图。其实，比例尺（即决定地图尺寸与其所代表的空间之间固定关系的一种比例法）的选择与抽象化的问题息息相关，而且也是许多作家笔下趣味性和喜剧性丰富灵感的来源。在刘易斯·卡罗尔的《西尔维和布鲁诺最终篇》（1893年）中，来自另一个星球的角色米恩·赫尔就宣称：“我们真的按照一比一的比例尺做成了一幅国家地图！”当他被问及这地图是否常用时，米恩·赫尔坦言：“从来没有打开过。”他还说：“农民们反对，他们说这会盖住整个国家，遮挡住阳光！所以我们现在就使用这个国家本身作为地图，我向你保证，这也一样好用。”¹⁶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将这个奇想进一步发挥，他在自己只有一段长的小说《关于科学的精确性》（1946年）中，为卡罗尔的描述又抹上了阴郁的色调。博尔赫斯描述了这样一个想象中的王国，他们的地图制作技艺已经达到了很高的精细程度：

制图学校制成了一幅王国地图，和王国自身的大小完全吻合。后代子孙不再痴迷地图学的研究，也开始明白这幅广袤的地图一无是处，他们不屑地将这地图抛弃给了艳阳与寒冬。在西部的沙漠中，破碎的地图遗骸还有所残存，成了动物和乞丐的栖身之地；举国上下再也没有其他地理学科的遗迹。¹⁷

博尔赫斯能够理解制图者面对的永恒困局，也能体会他们潜藏的傲慢：要制作出一幅全面描绘世界的地图，必须有所舍弃和选择。如果说他那幅一比一比例尺的地图是个难以达成的梦，那么制图者究竟应该选择怎样的比例尺来确保他们的地图不会遭受刚才所描述的那种命运呢？本书涉及的世界地图，大多都能回答这个问题，但它们之中任何一个使用的比例尺（或者与它相关的任何其他特征），也都不曾被广泛认同为绝对正确的标准。

更进一步的问题是视角问题。制图者在开始绘制世界地图前，要在想象中将自己放在什么位置上呢？我们之前已经提过，这个问题的答案无一例外取决于制图者的世界观。以巴比伦世界地图为例，巴比伦位于世界的中心，也就是历史学家米尔恰·伊利亚德所说的“世界之轴”。¹⁸伊利亚德认为，所有古代社会都会通过仪式和神话创造他们所谓的“边界处境”，即“人们发现自己开始意识到他们在宇宙中的位置”。而这个发现建立了神圣国度和世俗国度之间的绝对区隔，前者是经过仔细界定的、充满秩序的存在，而后者则是未知的、无形的，因而是危险的。在巴比伦世界地图上，这种神圣的空间是由内圈所划定的，与之相对的世俗空间则是由外围的三角形所界定的，它们代表混沌，与中心的圣地形成鲜明的对照。从这种视角确定方位并建立空间，这样的行为重演了创世的神圣过程，从混沌中塑造形式，将地图的制造者（及其赞助人）放到了与神同等的高度。伊利亚德认为，这类图像常常会设置一个中心，在俗世与神圣世界之间建立一条垂直的通路，以此建构人的信仰与行为。巴比伦世界地图中心的小孔通常被认为是划定地图上的圆周时所用圆规留下的，但也可能是从一个世界通往另一个世界的通道。

巴比伦世界地图所用的视角也可以被称为自我中心式制图。在有史以来的大部分时间里，绝大多数地图都将其所在的文化放在中心，本书所讨论的大多数地图正是如此。即便是如今的线上地图，多少也是受到用户渴望首先在数字地图上找到自己所在位置的欲望所驱使，他们总是先输入自己的住家地址，然后放大画面看自己的家在哪里。这种让自己安心的举动是永久存在的，它有助于人们在一个对我们极其冷漠无视的宽广世界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如果说这种视角确实将个人放在了中心，它也同时将个人晋升到了神的高度，带着个人飞入云霄，俯瞰大地，以神明的视角一览整个世界，冷静超然地脱离这个世界，凝视困足于地面的凡人们只能想象的景象。¹⁹地图的一个难以察觉的美妙之处，是让观看的人相信这个视角是真实的，忘记他们依然困守大地，忘记他们其实只是在看一幅地图，哪怕只有片刻。而这也是地图的一个重要特点：观看的人同时既在其中，又在其外。在地图上找到自己的位置的同时，观看的人也在想象中身处地图之上（之外），这片刻的凝视超越了经验，超越了时间和空间，于乌有处遍览万物。如果说，地图让观看的人找到了“我在哪里？”这一永恒的存在论问题的答案，那是因为它通过一种神奇的分裂，让观看的人同时身处两个地点。²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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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确定观看地图的人相对于世界地图站在了怎样的一个位置上，这个问题几个世纪以来始终困扰着地理学家。文艺复兴时期的地理学家有一种解决方法，就是将观看地图的人比喻成剧场中的观众。1570年，佛兰德斯的制图者亚伯拉罕·奥特柳斯出版了一本包含世界及其各区域地图的书，名为《寰宇概观》（Theatrum orbis terrarum，直译为《世界剧场》）。奥特柳斯引用了希腊人对剧场（theatron）的定义：观看表演的地方。就像在剧场中一样，在我们眼前展开的地图将我们自以为了解的现实以富有创意的方式展现出来，但它却在此过程中将现实转变成了十分不同的样子。对奥特柳斯和中世纪许多其他制图者来说，地理学是“历史的眼睛”，是记忆的剧场，因为如他所言，“地图展现在我们眼前，让我们看见已经发生的事情，或是事情发生的地点，就好像这一切就发生在此刻”。地图就像一面镜子，因为“像镜子一样摆在我们面前的地图，会在记忆中保留的时间更久，给我们留下的印象更深”。但就像所有优秀的剧作家一样，奥特柳斯承认，他的“镜子”是一种创造性的协调过程，因为在某些地图上，“根据判断，我们会在认为合适的地方更改一些东西，有的被删除，而在别处，如果必要的话，我们可能又会添加”各种细节和地点。²¹

奥特柳斯描述的观看世界地图的人所在的位置，和方位的关系十分密切，方位就是我们确定自己所处位置的参照位置。严格来说，方位通常是指相对的位置和方向；在现代，方位被定义为依照罗盘上各点所固定的位置。但在比公元二世纪中国人发明罗盘的时间更久远的古代，世界地图则是根据4个基本方向（北、南、东和西）来定向。地图选取哪种基本方向来定向，不同文化之间各有差异（从本书讨论的12幅地图中就能看到），但决定哪个方向更好，或者现代西方地图为什么习惯把北方定在所有世界地图的顶端，却并没有什么纯地理方面的理由。

北方为何能战胜其他各个方向而成为西方地理学传统中的主要方向，这点从未得以充分阐释，尤其是考虑到北方起初在基督教中带有负面的含义（第二章会详细讨论）。晚期的希腊地图和中世纪早期的航海图（或称波特兰海图）是借助罗盘绘制的，很可能因此才确立了南北轴向相对于东西轴向在航海方面的优先级；不过即便如此，依然很难解释为什么南方没有成为首要方位点，而实际上，在罗盘普及之后很长的时间里，穆斯林的制图者仍然将南方作为地图的上方。无论是出于何种缘由北方最终被确立为世界地图的主要方向，很清楚的一点是，选取任何一个方向都没有完全令人信服的依据，本书此后的章节将会向您展示这一点。

制图者所面临的最复杂的问题恐怕要数投影问题。对于现代的制图师而言，“投影”是指根据一系列数学定理，将一个三维空间物体（如地球）画到一个二维的平面上。直到公元二世纪，希腊地理学家托勒密才有意识地将此总结为一套方法，他将纬度和经度用几何线条表示，并组成网格（即经纬网格），将地球投影到了一个二维平面上。在此之前，诸如巴比伦地图这样的例子，在呈现世界的结构时，制图者并没有使用明显的投影法（或是比例尺），不过他们当然还是根据自己对地球形状和大小的文化推论投影出了世界的几何图像。几个世纪以来，人类用圆形、正方形、长方形、椭圆形、心形，甚至梯形和其他各种形状，将地球投影到平面上，每一种形状背后都有一系列不同的文化信仰。有些认为地球是球形的，而有些则不然：在巴比伦世界地图上，世界被呈现为一个扁平的圆盘，在人类居住的世界外环绕着海洋，而海洋之外则是混沌无形的边缘。早期的中国地图似乎也认定地球是平的，尽管我们稍后会看到，这部分是因为他们特别执迷于将方形作为重要的宇宙公理。最迟在公元前四世纪，希腊人就将地球展现为一个球体，并制作了一系列投影到平面上的圆形地图。

所有这些投影法都面临着一个长久的地理学和数学难题：如何将整个地球缩小成单幅的平面图像？当科学证明地球是圆球体后，问题更加棘手：怎么可能将球体精确地投影到平面上？²²德国数学家卡尔·弗里德里希·高斯在其十九世纪二十年代关于投影法的研究著作中给出了结论性的回答：不可能。高斯证明，曲面的球体和平面是不等量的：换言之，永远不可能用固定的比例尺将地球绘制到平面的地图上，除非扭曲形状或角度；扭曲的方法很多，稍后我们会在本书的地图中看到其中几种。²³尽管高斯一锤定音，但人们搜寻“更好”、更精确的投影法的努力却更加势不可挡（就连高斯本人后来也提出了自己的投影法）。直到如今，这个问题依然是公开的秘密，世界地图和地图集无不承认这一点，却被埋藏在建构地图的各种技术细节中。

有关地图的众多悖论之一便是，尽管制图者制作地图已有数千年历史，但我们对它的研究和理解却依然处于起步阶段。欧洲直到十九世纪才出现“地理学”这个学科，与此同时制图者也正式成为一项职业，并有了一个更科学的头衔“制图师”。因而，地理学直到近代才开始系统理解地图的历史及其在不同社会中的角色。1935年，受过考古学训练的苏联海军军官里奥·巴格罗（1881—1957年）创办了《世界形象》杂志，这是第一份致力于研究制图史的期刊，随后在1944年，他完成了自己的《地图学史》，这是第一部关于此学科的全面研究。²⁴从此以后，该领域的专家们就此学科只出版过几本畅销书，哈雷和伍德沃德主编的多卷本《地图学史》也历经艰辛（编辑计划开始后，两位主编都相继悲惨离世）。制图学仍然是一门需要锻炼的学科，目前从事制图学研究的学者（比如我）通常出身于其他领域，这门学科的未来比其试图诠释的地图更加充满不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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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讲述的故事说明，尽管一代代制图师付出了大量的努力，绘制科学地图的终极目标却远未实现。根据启蒙运动时期的科学原则所进行的第一次大规模全国测量，“卡西尼地图”（将在第九章进行讨论）从未完成，而全球规模的“国际世界地图”在十九世纪末应运而生，我将会在结语部分讲讲它的故事，它在二十世纪末便被遗弃了。地理学作为一门学术和专业学科，在过去两个世纪中的发展并不顺利，说明它不曾积极质疑自身的知识性假设。近年来，地理学家对于自身参与地球的政治区划这件事已不能认同。对地图的客观性的信仰恐将经历深刻的变革，他们已经认识到自己与主流的权力和威权系统紧密相连。他们创造的不是一门客观的科学，而是一种现实主义的努力尝试，是一种独特的描绘现实的方式。现实主义是对世界的独特再现形式，就像自然主义、古典主义或浪漫主义一样，而当现实主义小说在十九世纪的欧洲如日中天时，对于制图学应当具有客观性的要求达到高峰，这绝非偶然。本书并非试图证明制图学的发展进程始终朝着更科学、更精确、更客观的目标坚定前行，而是想证明这只是“毫无进展的制图学”，但它却为不同的文化在特定时间点上提供了对世界的特定想象。²⁵

本书从世界史上的不同文化和时刻中选取了12幅地图，并仔细研究它们的创作过程，探讨它们如何解决制作者面对的各种问题，从感知和抽象化到比例尺、视角、方位和投影法。这些问题是永恒的，但不同文化中的制图者却会给出他们特有的回答，而我们会发现，他们的回应方式除了受地理、技术和数学方面的考虑影响，还有同样多的个人、情感、宗教、政治和经济因素。每一幅地图或是表现了人们对他们所处世界的态度，或是将全球历史中某些特定时刻的特定世界观具体化，常常是两者皆然。这12幅地图诞生于特定的重要时刻，制图者就展现的形式和内容做出了大胆的决定。在此过程中，他们为世界创造了新面貌，不仅向观众解释世界的样貌，也在说明世界存在的理由，向他们展现他们在其中所处的位置。每幅地图也都包含着某个特别的观念或议题，不仅激发了地图的创作，也呈现了同时代人对世界的理解，从科学、政治、宗教和帝国到民族主义、贸易和全球化。但地图并不总是只受意识形态有意或无意的左右。制图过程初期的感情力量也会产生影响。从十二世纪时伊斯兰地图对知识交流的追求，到阿诺·彼得斯在1973年出版的充满争议的世界地图对宽容和平等的全球理念的表现，都是这方面的例子。

尽管本书并不想讲述完整的制图史，但还是会对这个领域中的某些常见观点提出质疑。首先便是不管我们从什么角度诠释地图的历史，制图都绝不是一种西方独有的活动。当前的研究表明前现代西方以外的文化也是这段历史的一部分，从巴比伦世界地图到印度、中国和穆斯林的作品。其次，为世界绘制地图的历史也没有隐含进化或进步的议题。本书所讨论的地图只是不同文化以不同视角审视自然世界和地球空间的产物，是这些不一样的感知为地图提供了信息。这也引出了第三点，即每一幅地图对它们的使用者和其他人而言都同样易懂而饱含逻辑，不管是中世纪的赫里福德《世界地图》，还是谷歌的地理空间应用。因此，本书所讲述的故事并非是连续性的，中间有断裂，有突然的转变，而非越来越精确的地理数据的不断累积。

无论采用什么介质或传达什么信息，地图都是对它声称再现的空间的创造性阐释。像科尔兹布斯基、贝特森这样的作家，批判地“解构”了地图作为对现实的客观再现，让地图看起来像是充满恶意的意识形态工具，到处编织着充满欺骗和虚伪的阴谋网络。与此不同，本书将地图视为对它们所创造的世界的一系列精妙的论证、富有创见的提议、精编的导游手册。地图让我们得以幻想我们原先看不到的世界，也许是在我们所处的世界，也许是在此世界之外的未知世界。对于地图最富有寓意的描述，也许是通往伦敦帕丁顿车站的铁轨旁一堵墙上写着的45厘米长的字母涂鸦：“观异地之图像，天涯亦在咫尺。”隐喻就像地图一样，也是将某样东西从一个地方带到另一个地方。地图总是异地的图像，以想象的方式将观众带往远方，带到未知的地方，在你的手掌心重新定义距离。观看世界地图总是让远方近在咫尺。

十七世纪的画家萨缪尔·范·胡格斯特拉滕以相似的心境说过：“一幅好的地图真是价值连城，让人像是从另一个世界观看自己的世界。”²⁶奥斯卡·王尔德将胡格斯特拉滕的这种超验情感进一步升华，他说过一句名言：“一幅不包含乌托邦的世界地图根本不值一瞥，因为它遗漏了一个人类常常拜访的国家。而当人类在那里靠岸，他又骋目远眺，发现更好的国家，然后再次启航。”²⁷地图总是在选择它们要包含的东西和要省略的东西，但王尔德梦想，正是在做出这些决定的时刻，或许可以创造一个不同的世界——甚至是超越我们认知所及的全新世界（这也正是科幻小说作家总是无力抵抗地图的吸引力的一个原因）。正如奥特柳斯所言，每幅地图都呈现了一件事，也正因此没能呈现另一件事，以一种方式呈现了世界，也因此没能以另一种方式呈现。²⁸这样的决定可能常常受到政治因素的影响，但却总是富有创造性的。本书所涉及的全部制图者所展现的脱离地球、以神明的视角俯瞰大地的能力，代表人类在理想主义驱使下，任由想象力驰骋，只是这样的美景太过绚烂，不同的政治意识形态出于各自的目的都渴望将其据为己有。

这一传统将讨论带到了今天，有关越来越普及的数字线上地图应用引发的争论，我会在最后一章中以谷歌地球作为实例表明。将近2000 年间，一直用石板、动物皮毛、纸张来制作的地图，正以自十五世纪印刷术发明以来闻所未闻的方式经历着变革，更是面临着迫在眉睫的消亡，因为世界和地图一同在经历着数字化，变得越来越虚拟化。或许这些新的应用正在使地图经历着前所未有的民主化，让越来越多的公众可以方便使用，甚至让人们可以创造自己的地图。但更可能的情况是，跨国公司由于企业利益会缔造一个全新的线上地图构成的世界，只有基于财务必要性才被允许撷取信息，受到政治审查制度管辖，且会无视个人隐私。本书的一个论点是，人们若想试图理解线上地图的影响，以及为什么虚拟线上世界地图是如今的模样，就需要从更远距离的视角出发，或许要追溯到希腊人最早将已知和未知世界制成地图的时候。

世界一直在改变，地图也是。但本书与改变世界的地图无关。从希腊时代到谷歌地球，改变从来不是地图的重要本质。相反，地图提供的是论证和命题；地图的功能是界定、重建、塑造和调解。不变的是，它们永远达不到自己的目标。书中所选择的地图大多在完成的时代受到严厉的抨击，或是很快就被取而代之。还有一些在当时受到忽视，后来由于被认为过时或“不够精确”而废弃，从此默默无闻。但它们全都见证了一点：要试图理解我们这个世界的历史，其中一种方法是探索人们如何把空间绘制在地图上。空间有自己的历史，我希望本书在用地图讲述这段历史的路上走出了短短一程。

第一章　科学　
托勒密，《地理学指南》，约公元150年

埃及亚历山大港，约公元150年

从东方走海路驶入亚历山大港，古代的旅行者们首先看到的是从地平线上升起的一座巨大石塔——法罗斯灯塔，坐落在海港入口的一座小岛上。这座塔高100多米，在平淡无奇的埃及海岸线上，它是水手们的地标。白天，塔顶的镜子指引着水手，而在夜晚，点燃的火把引导着船员驶入港口。但这座塔不仅是个航海地标,它还在告诉旅行者们，他们已经来到了一座古代世界的伟大城市。亚历山大港由亚历山大大帝在公元前334年建立，并以自己的名字命名。在他去世后，这里成了托勒密王朝（得名于亚历山大的一位将军）的首都，托勒密王朝统治埃及超过300年，将希腊的思想和文化传遍了地中海和中东地区。¹在公元前三世纪，旅行者驶过法罗斯灯塔，进入港口，就会看到一座形似希腊短斗篷的城市，这种短斗篷是亚历山大及其士兵们所穿的一种方形羊毛斗篷，它是希腊武力的象征。亚历山大港和当时文明世界的其他地方一样，都笼罩在希腊的影响之下，希腊是古代世界的“肚脐”。亚历山大港是把希腊城邦移植到埃及土壤上的一个鲜活实例。

这座城市的崛起代表着古代世界政治地理的决定性转移。亚历山大东征西战，将希腊世界从小岛上的希腊城邦扩大为遍布地中海和亚洲的各大王朝。像托勒密王朝这样将财富与权力集于一身的帝国，同时也改变了战争、技术、科学、贸易、艺术和文化。人们有了新的互动方式，做生意、交流想法、互相学习的方式也都随之变化。从雅典到印度，从公元前330年到前30年，这个不断变化的希腊化世界的中心，正是亚历山大港。往西，它欢迎着来自远至西西里和意大利南方等地中海海港城市的商人们。往北，它深受雅典和其他希腊城邦的文化影响。东边有波斯各大王国的影响，而南边则有肥沃的尼罗河三角洲及撒哈拉以南的古国和宽广的贸易之路为它带来财富。²

就像大多处在民族、帝国、贸易十字路口的伟大城市一样，亚历山大港成了学术交流的中心。在西方的想象里，亚历山大港诸多伟大的建筑中，最有影响力的还是它的古代图书馆。亚历山大图书馆由托勒密家族在公元前300年左右创立，是最早的公共图书馆之一，目的是收藏所有希腊语手稿的副本，当然也不乏从其他古代语言翻译而来的著作，尤其是希伯来语的。图书馆拥有上千卷的书籍，记录在纸草卷上，编目成录以供查阅。托勒密家族在其诸皇室宫殿正中央建造了一座“缪斯神庙”，原是供奉9位缪斯女神的圣殿，但后来被改为朝拜学识和学术缪斯的场所，这也成了早期博物馆的雏形。学者们受邀来此进行研究，免费住宿，享有津贴，而最棒的是，他们可以享有图书馆的资源。整个希腊世界当时最伟大的思想家都被吸引来到这里的博物馆和图书馆。伟大的数学家欧几里得（约公元前325—前265年）从雅典而来；诗人卡利马科斯（约公元前310—前240年）和天文学家埃拉托斯特尼（约公元前275—前195年）从利比亚而来；数学家、物理学家和工程师阿基米德（约公元前287—前212年）从叙拉古远道而来。

亚历山大图书馆是古代世界对知识进行系统收集、分类和编目的一次最早尝试。托勒密家族颁布法令，所有进入本城的书籍都必须交由当局，由图书馆的抄写员进行誊写（虽然这些书的主人常常发现，最后归还的只是原书的副本）。图书馆的藏书量很难估算，因为古代文献提供的数据大相径庭，但即便根据最保守的估计，也应该超过10万卷。古代有一位评论家就放弃了计算。他写道：“想想书的数量，还有图书馆的数量，我为什么还要白费口舌？全人类的记忆已经都在那里了。”³确实，图书馆就是个巨大的宝库，用经过编目的藏书保存着古代世界的集体记忆。套用科学史的说法，它就是“计算中心”，这里拥有可以收集和处理各种学科不同信息的资源，“图表、表格、曲线图都在手边，可以随意组合”，学者们可以对这些信息进行综合，探索更普遍适用的真理。⁴

正是在这里，一座伟大的计算和知识中心里，现代制图术呱呱坠地。公元150年左右，天文学家克劳狄乌斯·托勒密完成了一部著作，题为《地理学指南》，后来被简称为《地理学》。托勒密在这座曾经辉煌的图书馆的废墟中，编纂了一部典籍，试图描述已知世界，他的成果最终为随后2000多年的地图绘制奠定了基础。《地理学指南》用希腊语写在纸草卷上，分8个部分，或者说8卷，归纳了1000多年以来希腊关于已知世界大小、形状和范围的思考。托勒密认为，他身为一个地理学家的任务应当是“只考虑在已知世界更广泛、普遍的轮廓中与之相关的事物，借此将已知世界展现为一个单一、连续的实体，还有它的本质和所在位置”，他列举这些事物包括“海湾、大城市、重要的民族及河流，还有每一类中相对重要的事物”。他的方法很简单：“首先要研究的是地球的形状、大小和相对周围事物的位置，这样才能谈论其已知部分的大小和样貌”，还有“每个已知位置在这个天球上所处的纬线”。⁵依据上述方法写成的《地理学指南》同时具备多重角色：欧洲、亚洲和非洲8000多个地点纬度和经度的地形学描述；解释天文学在地理学中的作用；针对地球及其区域地图的制作，给出了数学上的详尽指导；而且是一部为西方地理学传统提供不朽的地理学定义的论述——简而言之，是古代世界构想出的一部完整的制图工具箱。⁶

托勒密的著述在全面介绍地球和说明如何描述地球方面是空前绝后的。托勒密的《地理学指南》在完成之后销声匿迹了1000多年。托勒密时代的抄本俱已失传，直到十三世纪才重新出现在拜占庭，该副本内含有地图，是由拜占庭的抄写者绘制的，依据的显然是托勒密关于地球及其8000多个地点的描述，展现了二世纪时他在亚历山大港所见的古代世界的样子。按照顺序，地中海、欧洲、北非、中东和亚洲局部地区看起来相对眼熟。美洲、澳大拉西亚、非洲南部和远东在托勒密的时代尚不为人知，因此付之阙如，太平洋和大西洋的大部分区域亦然。印度洋看起来是一个巨大的湖泊，非洲南部绕过地图下半部，与马来半岛以东的亚洲部分衔接，臆测的程度越来越高。然而，这似乎是一幅我们看得懂的地图：北方在地图顶端，重要的地区有地名标注，并且是根据经纬网格绘制的。和柏拉图这样的希腊前辈一样，托勒密也认为地球是圆的，并且利用这个网格来解决将球形的地球投影到平面上的难题。他认为，绘制方形地图需要用经纬网格“才能模拟地球，因此在平面上用网格画出的间隔，也必须尽可能与真实的间隔比例相称”。⁷

这些论述让托勒密的《地理学指南》似乎成了现代制图术的先驱，但事情并没有这么简单。就托勒密本人是否曾为《地理学指南》配上绘制的地图这点，学者们的意见依然存在分歧：许多历史学家认为，直到十三世纪拜占庭的副本出现，书中配合文字的地图才首度出现。和医学这样的学科不同，希腊并没有“地理学”方面的领域或学派。几乎没有任何史料记录古希腊实际使用地图的事例，因此当然也就无法证明托勒密的著作曾被当作地图使用。

想从托勒密的生平来了解这部作品的重要性似乎也是徒劳的。人们对他的生平几乎是一无所知。他没有留下自传、雕像，甚至没有同时代人曾经写下评价。他的许多其他科学著述同样失传。就连《地理学指南》也是散落在罗马帝国衰亡后而兴起的各基督教和穆斯林社会中。人们无法根据最早的拜占庭手稿来判断它与托勒密最初的手稿有多大差别。我们对托勒密仅有的了解只能依靠他存留下来的科学著作，以及离他生活时代很远的拜占庭文献中描述他的只言片语。他以“托勒密”为姓，表示他很可能是托勒密埃及土生土长的当地居民，当他在世时，埃及已经被罗马帝国统治。“托勒密”这个姓虽然不能证明，但却暗示着他可能是希腊裔的。“克劳狄乌斯”这个名字表示他有罗马市民身份，很可能是克劳狄乌斯皇帝对他祖先的赏赐。他最早的科学著作中所记录的天文学发现表明，他活跃的时期是哈德良和马可·奥勒留两位皇帝统治的时期，因而估计其出生时间为公元100年，而死于公元170年之前。⁸这就是我们对托勒密生平的全部了解。

托勒密的《地理学指南》从某方面来说是个悖论。尽管这部作品可能是制图史上最有影响力的作品，但如我们所知，其中却并不一定含有地图。它的作者是一位数学家和天文学家，却并不把自己当作地理学家，而且他的一生又似乎是空白的。他生活在希腊化时代后期的一座文化名城，但这座名城的实力和影响力却早已过了它的巅峰。罗马在公元前30年推翻了托勒密王朝，并且刻意让这座雄极一时的伟大博物馆逐渐衰落并分崩离析。但托勒密是幸运的。正因为这个伟大的、全盛的希腊化世界开始缓缓衰落，才为这部作品的产生提供了有利的条件，才能为地理学和制图术打下根基；希腊化世界必先跌入谷底，对其地理进行描述才会成为可能。如果说，亚历山大图书馆曾经聚集却又遗失了“全人类的记忆”，那么托勒密的《地理学指南》则再现了人类世界很重要的一部分记忆。但若非作者浸淫于希腊在文学、哲学和科学领域对天与地近千年的思考，这样一部著作是无法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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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古希腊并没有“地理”这个词，但早在公元前三世纪，古希腊人就开始用pinax这个词指代我们称为“地图”的东西。另一个常用的词是periodos gēs，字面意思是“环行地球”（这个词成为许多后世地理学著作的基础）。尽管这两个说法后来都被拉丁语mappa取代，但地理这个词却依然沿用了古希腊的构词，由表示“大地”的名词gē和表示“绘画”或“书写”的动词graphein构成。⁹这些术语让我们能够了解一些希腊人研究地图和地理的方法。指代地图的pinax是一种记录图像或文字的物理介质，而periodos gēs则是一种物理活动，特指一种“环游”地球的方式。地理（geo-graphy）一词的词源则表明，它既是一种视觉行为（画），也是一种语言表述（写）。尽管这些术语自公元前三世纪开始便使用得越来越频繁，但它们还是隶属于更被认可的希腊学术分支，比如神话学、历史学、自然科学。

希腊地理学最早诞生于有关宇宙起源和创世的哲学与科学思考中，而没有特别实际的用途。希腊历史学家，也是自封的地理学家斯特拉波（约公元前64—公元21年）回顾了宇宙起源，并在公元元年前后写下了17卷的《地理学》，他认为“地理科学是哲学家的事业”。对斯特拉波而言，从事地理学所需要的知识“只有通晓人与神的人才能拥有”。¹⁰对希腊人来说，地图和地理学是对万物秩序更深入的观察探寻：是对宇宙起源和身为宇宙一部分的人类居所的书面和视觉上的解释。

最早可以被称为希腊地理学的描述出现在诗人荷马的作品中，他被斯特拉波称为“第一位地理学家”。他的史诗《伊利亚特》通常被认为作于公元前八世纪。在第十八卷的结尾，希腊人和特洛伊人的战争进入白热化，希腊战士阿喀琉斯的母亲忒提斯向火神赫淮斯托斯提出请求，赐予其子一枚盾牌，用于抵御特洛伊的敌人赫克托耳。荷马对赫淮斯托斯为阿喀琉斯所造的这面“巨大雄伟的盾”的描述，是文学上“艺格敷词”（ekphrasis，即对艺术作品的生动描述）的最早实例。但它也可以被视作一幅宇宙论的“地图”，或者如一位希腊地理学家所言，那是“世界的图像”¹¹，是对希腊宇宙的道德和象征性的描绘。它由五层同心圆构成。最中间是“大地、天空和海洋，不舍昼夜的太阳和满月，还有天空中镶嵌的群星”。再往外，盾上描绘了“两座凡人的美好城池”，一座安享和平，一座陷入战火；农业生活展现的是耕地、收割、酿酒；农牧风景包括“两角直耸的牛”、“雪白绵羊”；最后是“浩瀚大洋河，在这个坚不可摧的盾牌边缘汹涌流动”。¹²

图1 阿喀琉斯之盾，铜质，约翰·斐拉克曼设计，1824年

也许荷马对阿喀琉斯之盾的描述在现代读者看来并不像一幅地图，也不像什么地理学范例，但根据希腊语对这两个词的定义，事实则刚好相反。严格来说，荷马提供的确实是一幅“地—理”图，是对大地的图像描述，是对宇宙起源和身为宇宙一部分的人类居所的一种象征性再现。它也符合希腊语对于地图所下的定义：盾牌既是一件上面写有文字的实物，也是一幅环行地球图，被“浩瀚大洋河”包围，这条河为一个潜在的无限世界划定了边界。后代的希腊评论家认为荷马的描述不仅提供了一幅地理图，还呈现了一段创世的故事，是一种宇宙起源说。火神赫淮斯托斯代表了基本的创世元素，而制造圆形的盾牌就象征着建立一个球形的世界。盾牌的四种金属（金、银、铜、锡）代表四种元素，而五层也对应地球的五带。¹³

除了是一种宇宙起源说，阿喀琉斯之盾还是对已知世界的一种描述，就好像是站在地平线上抬头仰望天空所看到的那样。地球成为一个扁平的圆盘，周围环绕着海洋，还有头顶的天空和星辰，太阳东升西落。这就是oikoumenē（希腊语中指“人居世界”的术语）的形状和范围。这个词来源于希腊语中的oikos，意思是“房子”或“居住空间”。这个词告诉我们，和大多数古文明一样，希腊早期对于已知世界的认知也主要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从自身和居住空间向外放射。世界始于身体，由家界定，在地平线上结束。在此之外的都是无边的混沌。

对希腊人而言，地理学与对宇宙起源的理解密不可分，因为要理解大地的起源，就要理解创世。除了荷马，另一位诗人赫西俄德在《神谱》（作于约公元前700年）中说得更清楚，世界始于无形无体的卡俄斯（混沌），然后出现三位神明：塔尔塔罗斯（阴暗的地下世界的原始神）、厄洛斯（爱欲与繁殖之神），还有最重要的盖亚（大地的女性拟人化）。卡俄斯和盖亚产下了孩子倪克斯（黑夜）和乌拉诺斯（天空）。盖亚之后又与乌拉诺斯交合，产下了十二位提坦神：六个儿子（俄刻阿诺斯、许珀里翁、科俄斯、克洛诺斯、伊阿珀托斯、克利俄斯）和六个女儿（谟涅摩叙涅、福柏、瑞亚、忒堤斯、忒亚、忒弥斯），他们之后被宙斯带领的奥林波斯众神击败。与基督教传统不同，希腊最早对于造人的描述是有矛盾之处的，而且常常从属于神明的争斗。荷马从未明确描述过人类的诞生，而赫西俄德则相反，他称人类是由提坦神克洛诺斯创造的，但却没有给出多少解释。在其他神话版本中，凡人是由提坦神普罗米修斯创造的，他因为给人类送去了“火”（自觉性知识的精神）而惹怒了宙斯。在其他的创世神话版本中，包括赫西俄德和其他一些人都认为，人类不具有明显的神性，而是从泥土或大地中出生的。¹⁴

早期希腊神话中这些对于人类诞生的模糊解释，与公元前六世纪在伊奥尼亚城邦米利都（在今土耳其）开始兴起的关于“万物秩序”的科学和自然主义描述形成鲜明对比。在米利都，有一群思想家用明确的科学论据解释了创世。米利都处于绝佳的地理位置，既可以吸收巴比伦的创世理论，又可以接触到巴比伦的星相天文学观察记录，这些记录最早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800年，就刻在本书开头提到的那些泥板上。泥板上的地球被海水环绕，巴比伦就在地球中心。根据三世纪的一位传记作者第欧根尼·拉尔修的记载，米利都的哲学家阿那克西曼德（约公元前610—前546年）是“第一个画出海洋和陆地轮廓的人”，也是“出版第一幅地理学地图的人”。¹⁵

与托勒密之前讨论地理学的大多数希腊作者们一样，阿那克西曼德的著作和地图几乎全部失传；要想拼贴出一部完整连贯的希腊地理学历史，我们不得不依赖后世希腊作者根据记忆所做的重建和报告，这样的人被称为编集者，包括普鲁塔克、希波利特斯和第欧根尼·拉尔修，全都致力于重述早期作者的生平和主要理论学说。人们往往很难正确评价较晚出现的地理学作者的重要性，例如斯特拉波和他的《地理学》所具有的不成比例的影响力，纯粹是因为这部著作流传了下来。然而，几乎所有的希腊作家都认为阿那克西曼德是最早令人信服地讲述“万物秩序”（一般认为是他自己发明了这个说法）的思想家。阿那克西曼德将赫西俄德把卡俄斯作为创世起源的版本做了改编，认为宇宙一开始是永恒的无边无际。这无边无际分泌了一粒“种子”，种子随后产生了火焰，“火焰在地球周围的空气中蔓延，就像树皮包裹着树干”。¹⁶地球形成之后，包裹在外的“火焰”熄灭，由内而外出现了“一圈圈”的行星、恒星、月亮和太阳。这一圈圈日月星辰围绕着地球，而我们能看见它们是因为有“孔”，从这些孔里看到的天体也都是圆形的。阿那克西曼德认为，人的生命来自原始的湿气（在一些创世版本中，人类诞生于带刺的树皮，还有从鱼进化而来的说法）。这种对宇宙和人类的创生的自然主义解释，比早期基于神明和神话的说法有了长足进步，而在这种宇宙起源说中，阿那克西曼德对于地球位置的解释则是十分具有创见性的。编集者告诉我们，阿那克西曼德认为“地球是高高在上的，不受任何东西支配；与（天体周边）的每一个点都保持相近的距离，因此维持在固定的位置”，而其形状“是圆柱形，高度是宽度的三分之一”。¹⁷这种宇宙起源说孕育了一种新的宇宙论——对实体宇宙进行研究。阿那克西曼德抛弃了巴比伦和早期希腊认为地球漂浮在水上或空气中的说法，转而提出了一种纯几何和数学层面的宇宙论，认为地球处于一个完美平衡的对称宇宙的中心。这是已知最早关于地心宇宙概念的科学论述。

阿那克西曼德对于世界自然起源做出的理性论述，为后来的希腊形而上学思想提供了基础。他对希腊地理学影响深远。虽然没有描述他的世界地图的文字留存下来，但希腊哲学论述集提供了一些大致的样貌。想象地球是一个圆形的鼓，周围是天体组成的环：鼓的一边是无人居住的世界，而另一边是“人居世界”，周围环绕着海洋。中心或是阿那克西曼德的故乡米利都，或是世界之“脐”（近来经确定位于德尔斐阿波罗神庙），之后大多数希腊地图也以这个点为中心制定方位。一些著述或许能够补充阿那克西曼德的描述：神话中阿耳戈英雄及奥德修斯的旅行；海航记（横穿地中海之行的航海记录）；还有黑海、意大利和地中海东部早期殖民的记录。¹⁸由此产生的地图应当包含欧洲、亚洲和利比亚（代指非洲）三大岛屿的基本轮廓，它们分别被地中海、黑海和尼罗河分隔开来。

此后的地理学作者可以改良并发展阿那克西曼德的地图，却很少有人能比肩他这令人叹为观止的宇宙论。米利都的政治家和历史学家赫卡塔埃乌斯（Hecataeus，活跃于公元前500年左右）写下了第一部明确的地理学著述，题为《环行地球》，附有一幅完整的世界地图。完整地图现已佚失，仅有著述的部分片段残存下来，但这已经能够表明赫卡塔埃乌斯在阿那克西曼德的早期地理学基础上深入了多少。赫卡塔埃乌斯的《环行地球》描写了欧洲、亚洲和利比亚（即非洲），从已知世界的最西端赫拉克勒斯之柱（即直布罗陀海峡），沿地中海沿岸东行，再穿过黑海、塞西亚、波斯、印度和苏丹，最后抵达摩洛哥的大西洋沿岸。除了自然地理学方面的叙述，赫卡塔埃乌斯还谈到了伊奥尼亚起义（约公元前500—前493年），几座伊奥尼亚城邦当时试图反抗波斯人的统治，但最终没有成功。

赫卡塔埃乌斯的地图描绘的世界依然遵循旧有的世界观，或是圆盘形（如荷马），或是圆柱形（如阿那克西曼德）。这种神话学和数学的假设一直受到一位可能是最伟大的希腊历史学家的攻击，他就是哈利卡那索斯的希罗多德（约公元前484—前425年）。在他的巨著《历史》第四卷中，希罗多德首先开始讨论波斯的实力，以及位于塞西亚的已知世界最北方的边界，然后突然开始严厉批评赫卡塔埃乌斯这样的地理学家。他写道：“我忍不住放声大笑，嘲笑所有愚蠢的制图者，他们可是数不胜数，他们把海洋描绘成河流，流淌在一个圆得不得了的地球周围，又把亚洲和欧洲画成同样的大小。”¹⁹希罗多德既是一位历史学家，也是一位旅行家，他对荷马的神话和阿那克西曼德的科学描述中呈现的那种工整地理对称嗤之以鼻。尽管他还是重申了赫卡塔埃乌斯的欧亚非三分世界，也仔细列举了当时已知的民族、国家和领土，最后还是总结说：“我忍不住惊讶，竟用这种方法将利比亚、亚洲和欧洲绘制在地图上。这三大洲在尺寸上的差别很大。欧洲的长度相当于另两个相加，而在我看来，宽度则无法和另二者相比。”²⁰他否定了已知世界完全被海水包围的假设，并且质问为何“居然用三个不同的女人的名字来命名本来是一整块的陆地”——欧罗巴（被宙斯诱拐的黎巴嫩公主）、亚细亚（普罗米修斯的妻子，尽管在其他文化传统中他是个男人，是色雷斯国王科提斯的儿子）、利比亚（朱庇特之子厄帕福斯的女儿）。²¹希罗多德对他描述平面、圆盘形世界地图（尽数失传）所用的几何学和专门术语毫无兴趣。在他看来，这些抽象的理想化描述应该被旅行经验和个人见闻这种可验证的事实取而代之。

希罗多德暗中对制图术提出了一些质疑，这些问题几个世纪以来定义了这门学科，但同时也分裂着这门学科。只靠科学，尤其是几何学的客观性，就足以绘制出精确的世界地图了吗？抑或地图绘制应当更多依靠旅行者过分渲染、常常矛盾而又不可靠的描述，来构建一幅更为全面的已知世界的画面？这其中的差别就仿佛是在质问，制图学究竟是一门科学还是一种艺术：它首先是空间的还是时间的，是视觉活动还是书写活动？尽管希腊制图术依然以数学和天文学计算为基础，但希罗多德提出的问题还是让人们思考如何将旅行者所收集的原始资料进行搜集、评估与整合，以制作一幅更全面的世界地图。

希罗多德的思想在当时并没有引起多少共鸣，其他人依然在追问着与地球本源相关的数学和哲学问题。阿那克西曼德关于宇宙是几何对称的想法由毕达哥拉斯（活跃于公元前530年左右）及其门徒，还有巴门尼德（活跃于公元前480年左右）进一步发展，后者据信首先在逻辑上提出，如果说宇宙是球形的，那么地球也应该是球形的。但关于地球是球体的最早记录出现在《斐多篇》（约公元前380年）的结尾，这是柏拉图记录苏格拉底临终几日的著名对话录。这部对话录主要是因为它在哲学上解释了柏拉图关于灵魂不朽的思想，以及关于理型的理论而闻名，但在最后，苏格拉底描绘了一幅景象，他称之为“大地上的奇妙区域”，那是高尚的灵魂死后所能见到的地方。苏格拉底说：“我相信，如果大地是圆的，而且在天空的中心，那么它既不需要空气，也不需要其他任何力量来防止它坠落，它自己的均衡和天体在各个方向上的齐一就足以维持它的位置不变。”²²随后是独特的柏拉图式的对地球的幻想。苏格拉底解释说，人类仅仅居住在大地表面的一小部分，寄居在一系列洞穴之中，这些洞穴“形状大小不一，水、雾和空气一同流入其中；大地本身是纯洁的，位于纯洁的星空中”。苏格拉底继续解释道，“我们所居住的大地”只是“真正的地球”的一个简陋的、“腐坏的”复制品，真正的地球才是理想的世界，而只有不朽的灵魂才能看见。²³最后，在一段对超凡的地球的精彩描述中，他预言了自己的死亡，描述了自己升入空中，俯瞰这个球形的世界：

这个真正的大地，如果你从空中俯瞰，首先看到的像是一个十二块皮子包裹的球，色彩斑斓，像是色彩的拼贴画，而我们画家使用的颜色，其实是这些颜色的摹本。可是在那里，整个大地是由那种颜色组成的，比我们这里的颜色要鲜明得多、纯粹得多：这一部分是紫色的，美不胜收，另一部分是金色的，而白色的部分比白垩和雪花还要洁白；大地由其他各种这一类的颜色组成，那些颜色比我们见过的更加美丽缤纷。²⁴

这个球形、光亮的理想世界的异象是前所未见的，只有不朽的灵魂在精神飞升的时刻才能看见，它在后世的全球地理想象中被广泛采用，尤其是在基督教救赎和精神超升的传统中。它同时也界定了柏拉图对于世界是由神圣造物主或“工匠”创造的信仰，这种信仰是在《蒂迈欧篇》中提出的。这幅地球的景象在柏拉图关于理型理论和灵魂不朽的论述中处于核心地位。只有不朽的灵魂可以洞察世界的理型，而凡人以画工、制图者或数学家身份所展现的智识和想象，尽管是低劣的复制，也能够再现其中神圣的、来自天上的秩序。即便是数学家，也只能呈现理型世界中的地球的苍白轮廓：柏拉图提到的12块皮革制成的皮球是参照了毕达哥拉斯的十二面体理论，因为这是最接近球体的立方体。直到太空旅行时代，人们才实现这个升到地球上空俯瞰灿烂地球的梦想，而柏拉图看到的景象比这早了2000多年，成为后世心理学家萦绕心头的神秘典范。

在创世的大背景下界定了地球之后，古代晚期的希腊思想家开始审视天球和地球之间的关系，以及前者如何帮助人们测量后者的形状和面积。柏拉图的一位弟子，数学家和天文学家尼多斯的欧多克索斯（约公元前408—前355年）做了一个模型，天球以同心圆的方式环绕贯穿地球的中轴旋转。欧多克索斯在智识上迈出了大步，冲出了地球世界的界限，想象不受空间和时间局限的整个宇宙（以地球为中心），画出了一幅从外向内看的天体图，以神明的视角遍览星辰和地球。由此，他才能在地球上标示天体的运动，示范包括赤道和南北回归线在内的主要天球大圆（通过想象把地球的中轴向太空延伸，星星仿佛以此为轴心环绕形成的圆圈），如何在地球表面纵横交错。

欧多克索斯的地心宇宙在天体图绘制方面是一项重大发展。这让他可以发展出一套黄道带（zodiakos kuklos，意为“动物圈、兽圈”）的人格化版本，这是未来天体图绘制和占星学的基础，并且依然影响着现代地理学的语言，比如北回归线被称为巨蟹座回归线，而南回归线被称为摩羯座回归线。除了天文学计算，欧多克索斯还写了一部失传的作品《环行地球》，据说对地球周长做出了第一次估算，约为40万个斯塔德（stade，这种出奇麻烦的古希腊测量方式是指用犁在田里翻一次土所覆盖的距离，约为148到185米）。²⁵欧多克索斯的计算结合了对于天体和地球的经验观测和阿那克西曼德与柏拉图的哲学思考，影响了古代时期最伟大的哲学家的作品以及他对已知世界的认知，他就是亚里士多德（公元前384—前322年）。

亚里士多德在多部著作中都对地球形状和大小进行了详细描述，其中包括宇宙学方面的著述《论天》和《天象论》（如果严格翻译的话，意思应该是“对天上之物的研究”），两者皆创作于公元前350年左右。在《论天》一书中，亚里士多德提供了合理的论据证明地球是球形的。根据阿那克西曼德的宇宙起源说，他相信“地球每一处距离中心都是等距离的”，换句话说，是个圆球体。亚里士多德还继续说：“我们的感觉提供的证据更进一步证实了这点。”他问道：“不然为什么我们看到的月食是一段段的（弧形）？”除非地球是圆的，否则为什么“向南或北发生很小的位移，地平线就会出现很明显的变化”？²⁶

《天象论》中的论述更进一步。亚里士多德将书的主题界定为“所有自然发生的现象”，以及“与恒星的运行轨道极为接近的区域发生的事情”，并且是距离地球最近的。²⁷尽管这本书现在读起来像是对彗星、流星、地震、雷电进行的神秘描述，但却是亚里士多德试图为地心宇宙赋予形状和意义的探索。在《天象论》第二卷中，亚里士多德描述了人居世界。“地面上有两块适宜居住的地区”，“一块是我们现在居住的，朝向比较高的极点，另一块朝向另一个极点，也就是南极……这两个地区的形状是鼓形的”。他总结说，“现在的世界地图”将人居世界表现为一个圆盘形的平面，从哲学和经验的角度来说是很“荒谬的”：

因为理论计算表明其宽幅是有限的，而根据气候考虑，可以绕着地球延伸为一条连续的环带：因为造成气温差异的不是经度而是纬度……而航海和陆上旅行所告诉我们的事实也证明了同样的结论，其长度远大于其宽度。如果有人统计所有这些海程和行程，尽可能得到精确的信息，那么就会发现从赫拉克勒斯之柱到印度的距离超过从埃塞俄比亚到迈俄提斯湖（即亚速海，连通黑海）和塞西亚最远处的距离，比例约为5∶3。而我们知道，整个可居住世界为不可居住世界所禁限，一边是因为寒冷而无法居住，而另一边是因为炎热；而在印度和赫拉克勒斯之柱以外是海洋，它切断了可以居住的陆地，阻止陆地形成一条环绕地球的连续环带。²⁸

亚里士多德将地球分为五个气候带（klimata，意为“斜面”）：两个极地，两个温暖的、可居住的地区分布在赤道两侧，还有一个顺着赤道延伸、因为酷热而无法居住的中央地带。这种划分依据巴门尼德的思想，也是第一次尝试建立气候人种志。²⁹根据亚里士多德的理论，人越背离赤道往北行，太阳光的“倾斜”角越小，“气候”越冷。因而，赤道难忍的炎热和北极刺骨的寒冷都不适宜维持人类生命，只有南北两个“温暖”地区适合人类生存。亚里士多德重视通过经验和他认为的经验事实来界定已知世界的宽度和广度，这不仅会令希罗多德满意，也大幅扩张了已知世界的范围，因为亚里士多德最著名的学生亚历山大大帝在公元前335年至前323年从巴尔干半岛远征至印度。亚里士多德对于地球的描述，与后来托勒密的著述共同主宰了地理学1000多年。

亚里士多德的《天象论》是古代希腊对已知世界的理论思考的顶峰。他相信感觉，相信实际观察的重要性，背离了阿那克西曼德和柏拉图的宇宙论，不过在他之前的希腊地理学也不全是理论性的。有零星的记录（很多是回忆性的）表明，早在伊奥尼亚起义反抗波斯时，就有人使用了地图。希罗多德讲述了米利都的阿里斯塔格拉斯如何向斯巴达国王克里昂米尼寻求军事援助抵抗波斯人，他“会面时带着一幅刻在青铜上的世界地图，上面有所有的海洋与河流”，还有“不同国家的相对位置”。这幅地图有吕底亚、弗里吉亚、卡帕多西亚、塞浦路斯、亚美尼亚和“整个亚洲”的详细地理信息，引用的资料似乎比阿那克西曼德的地图多得多，甚至包括巴比伦的“波斯御道”，即从巴比伦向外辐射的道路，设计于公元前1900年左右，用于运送战车，也促进了贸易和交流。³⁰阿里斯塔格拉斯未能获得克里昂米尼的军事协助，因为他认为从这幅地图上来看，斯巴达军队要在海上航行惊人的距离才能驰援：这个故事就是最早展现地图的政治和军事用途的一个实例。

阿里斯托芬在公元前五世纪创作了一部喜剧《云》，以轻松的方式描述了一个名叫史粹普西底斯的雅典公民挖苦一名学生和他的学习用具。这名学生告诉他：“那里有一幅全世界的地图。你看到了吗？那儿就是雅典。”史粹普西底斯的戏谑回答充满质疑：“别说笑了，为什么我连一座法庭都看不到。”学生在上面指出了敌国斯巴达的位置后，史粹普西底斯告诉他：“这也太近了！你最好还是把它挪远一点。”这些例子都表示，早在公元前五世纪的希腊，世界地图就已经是件实物，并且为公众所熟悉，用于战争和说服。这些地图非常详细，绘制在黄铜、石料、木材，甚至是地上，显现了一定程度的地理学素养。但地图也仅仅是精英们的专利：阿里斯托芬讽刺了一般人根本不明白地图再现现实的机制，但他的笑话能产生效果，也是因为观众们知道地图只是对领土的再现，就算两个国家靠得太近看起来不舒服也不能将之随意挪动。

这就是希腊地理学在公元前四世纪的情形。基于对远方国土的直接经验和书面记录，亚历山大大帝的军事远征推动着地图绘制朝着更加细致的方向前进，最后在托勒密的《地理学指南》中达到顶峰。亚历山大军事远征的重要性不仅仅是扩大了希腊对已知世界的认知。亚历山大从他的导师亚里士多德那里学到了经验观察的重要性，并指派了一队学者收集他们所经之处的植物、动物、文化、历史和地理资料，并且对军队的日常进程做书面记录。将亚里士多德及其前辈的理论知识和亚历山大在战争中的直接观察与发现相结合，就改变了亚历山大死后的希腊化时代制作地图的方式。

古代希腊的制图术着眼于宇宙起源说和几何学，而希腊化时代的制图术则纳入了其他方式，使用在我们看来更为科学的方式测绘地球。亚历山大时代的马萨里亚（即马赛）的皮西亚斯探索了欧洲的西部和北部海岸线，走遍伊比利亚、法国、英国，可能一直到波罗的海沿岸。他的行程将图勒（通常认为是冰岛、奥克尼群岛，或者格陵兰岛中的一个）确立为可居住世界最北端的界限，还正确地确立了天极点（地球中轴线延伸后与天球的交会点）的确切位置。但对地理学来说最重要的是，他将一个地点的纬度和当地白昼最长时的日照时间建立了联系，并进而将纬度平行圈环绕投射在了整个地球上。³¹差不多与此同时，亚里士多德的学生墨西拿的狄西阿库斯（约公元前326—前296年）就可居住世界的大小发展出一个更复杂的模型，并给出了已知最早的一些纬度和经度的计算。在其失传的著作《环行地球》中，狄西阿库斯改良了亚里士多德的理论，认为已知世界的长度和宽度的比为3∶2。他还画了一幅地图，以便进行基本的纬度计算。一条纬线在北纬36度左右，在地图上由西向东依次穿过直布罗陀、西西里、罗得岛和印度。与这条水平线垂直的是从北到南穿越罗得岛的一条经线。

图2 狄西阿库斯世界地图的复原图，公元前三世纪

渐渐地，可居住世界开始看起来像一个不完整的矩形，而不再是完美的圆形。巴比伦和早期希腊哲学、几何学对已知世界的感知，都是设想一个理想、抽象的球体，是一个有限的空间，有着固定的圆形边界（海洋），而圆周是由其圆心界定的，这个地点（巴比伦或者德尔斐）将自己的文化视为塑造世界的文化。早期理想化的对称图形被刻在矩形中的不规则长椭圆形所取代。由几何学和信仰确立的明确圆心不复存在，而是以罗得岛这样的地点进行计算，选择罗得岛仅仅是因为这是基本纬线和经线交会的地方。这个转变还意味着地图的角色在人们心中也发生了变化。描述可居住世界的著述题目开始变得不一样：《论海洋》、《论海港》这样的题目取代了传统的《环行地球》。不断增加的地理学信息慢慢改变和扩大了可居住世界的矩形大小，不再使用几何圆形来完美地划定界限。希腊化时代的思想家将几何学与天文学和陆地观察结合起来，开辟了一项集体事业，不断增加新信息来计算纬度，估算已知世界的长度，或是某个特定城市或地区的位置。这种合作精神促生了关于地图的新看法，将其视为知识的宝库、百科全书式的信息编纂，又或者是一位古典史学家所谓的“万事万物的伟大编目”。³²地理学的论述可能包含创世说、天文学、人种学、历史学、植物学或者其他任何与自然世界相关的学科的想法。克里斯蒂安·雅各布认为：“地图成了一种对可居住世界相关知识整理归档的工具。”³³

无论一种文化从何时开始收集并整理归档自己的知识，不管它们是以何种材料形式呈现，都需要一个现实的地点来安全容纳这些知识。在希腊化世界中，亚历山大图书馆就是这样一个地方，这也就难怪其中某位图书馆管理员成了在托勒密之前最早归纳整理希腊地理学的人。埃拉托斯特尼（约公元前275—前194年）是出生于利比亚的希腊人，在雅典从事研究，随后接受国王托勒密三世的邀请来到亚历山大港工作，担任王子的老师，并掌管皇家图书馆。在此期间埃拉托斯特尼撰写了两部非常有影响力的著作：《测量地球》和《地理学》（皆失传）——这是第一部使用我们如今所理解的“地理学”这一术语的作品，也是第一部在人居世界的地图上做地理学投影的作品。³⁴

埃拉托斯特尼最伟大的成就是发明了通过结合天文学观察和实践知识来计算地球周长的方法。埃拉托斯特尼使用日规（一种早期的日晷）在赛伊尼（现今的阿斯旺）做了一系列观测，此地在亚历山大港南方，据他估算距离超过5000斯塔德。他发现此地在夏至日的中午，太阳光不会留下影子，因此是从头顶上直射下来的。以同样的方法在亚历山大港进行计算，埃拉托斯特尼测得日规在同一时间所投射的角度是圆周的五十分之一。假设亚历山大港和赛伊尼在同一条经线上，他计算得出，两地距离5000斯塔德，对应地球周长的1/50。将两个数字相乘，埃拉托斯特尼得出地球周长约为25.2万斯塔德。尽管我们不清楚他使用的斯塔德单位的确切长度，但埃拉托斯特尼的最终测量结果相当于3.9万至4.6万公里（大多数学者认为更接近后一个数字）。³⁵因为地球赤道的实际周长为40075公里，埃拉托斯特尼的计算其实是非常精确的。

尽管埃拉托斯特尼是根据错误的假设进行计算——比如，亚历山大港和赛伊尼其实并不在一条经线上——但他的方法却可以让他计算出环绕地球的任何平行圈的周长，并且以此估算人居世界的长度和宽度。斯特拉波在他的《地理学》中告诉我们，埃拉托斯特尼直接回答了如何绘制地球地图这一问题。就和这座让他获得关于世界的知识的城市一样，埃拉托斯特尼眼中的世界也是希腊短斗篷形状的，是一个两端收紧的矩形。在狄西阿库斯模式的基础上，他在地图上投影了一条东西向的水平线，从直布罗陀穿越西西里和罗得岛，远至印度和托鲁斯山脉（他把位置标得太靠东了）。与这条水平线垂直的经线北起图勒，南至麦罗埃（埃塞俄比亚），在罗得岛将水平线一分为二。埃拉托斯特尼进一步精确了狄西阿库斯的计算，得出人居世界从东到西长7.8万斯塔德，从北到南宽3.8万斯塔德。因而，已知世界的长大约是宽的两倍。这个推算带来了一些错误但却诱人的想法。如果埃拉托斯特尼的计算是正确的，那么人居世界就会延伸到更远的东方，从伊比利亚的西岸直到现在的朝鲜半岛，超过东经138度，远远超过位于希腊化世界边界的印度。在一次对地球的精彩想象中，斯特拉波引用了埃拉托斯特尼的观点，认为地球“是一个完整的圆，自身首尾相连；因而，如果没有浩瀚的大西洋阻碍，我们可以沿着同一条纬线从伊比利亚一路航行到印度”。³⁶尽管这种说法是基于对地球尺寸和东方边界的错误假设，但却对文艺复兴时期的探险家们产生了巨大影响，其中就包括哥伦布和麦哲伦。

埃拉托斯特尼计算了地球的大小，并且初步画出了经纬线的网格，他最后一个重大的地理学创新是以几何图形划分人居世界，他称之为“斯弗拉吉德斯”框格（sphragides），这个术语来自于表示“印鉴”或“图章”的行政术语，是土地的计量单位。³⁷埃拉托斯特尼试图将不同地区的大小和形状对应为不规则的四边形形状，用长斜方形表示印度，用平行四边形表示波斯东部。尽管这种方法听起来是倒退，但它依然符合当时盛行的将哲学、天文学和几何学投射在实体世界上的希腊传统。这也显现出，在埃拉托斯特尼之前掌管亚历山大图书馆的希腊数学家欧几里得（活跃于公元前300年左右）对他的影响显而易见。

欧几里得在其13卷的伟大数学著述《几何原本》中建立了几何学和数学的先验原理，也就是“要素”。欧几里得解释了数字和几何理论的基本法则，让埃拉托斯特尼这样的思想家可以根据宇宙中最基本的数学真理和现实来理解万事万物运行的原理。欧几里得首先定义了点（“不包含部分”）、线（“没有宽度的长度”）和面（“只有长度和宽度”），随后阐述平面和立体几何的原理。其中提出的一系列定理至今仍是中学几何学的基础，例如三角形的内角和为180度，或者毕达哥拉斯定律，即直角三角形中，以斜边长度构成的正方形面积，等于两条直角边分别构成正方形的面积总和。欧几里得的原理建立了一个以几何学作为基本自然法则的世界。尽管欧几里得只是总结了此学科中的早期希腊思想，但他在《几何原本》中提供的对空间的认知，沿用了近2000年，直到爱因斯坦提出相对论和非欧几何的创立为止。对欧几里得来说，空间是空的、同质的、扁平的，没有方向之分，可以化约为一系列圆、三角、水平线和垂直线。这种对空间的认知对于地图绘制的影响是至关重要的。早期的影响可以在埃拉托斯特尼试图将地球空间化约为一系列三角形计算和四边形形状中一见端倪，这方法虽然笨拙，但却让后世的制图师有了全新的处理经验地理数据的方法。理论上，所有的地球空间现在都可以根据永恒的几何学原理进行测量和界定，并且投射在由点和线构成，用来再现世界的数学网格上。因而，欧几里得的几何学不仅建立了以埃拉托斯特尼为开端的希腊地理学，并且塑造了二十世纪之前的西方地理学传统。

希腊化世界对埃拉托斯特尼的天文学和地理学计算的反应，是由公元前三世纪至公元前二世纪的政治世界变迁形塑而成的。罗马共和国的崛起，包括它在布匿战争和马其顿战争中的胜利，都标志着希腊化帝国的衰落，亚历山大港的托勒密王朝也终将覆灭。制图史上的一大谜团就是几乎没有任何罗马共和国或罗马帝国时期的地图保存下来。石块或铜片地籍（或称土地测量）图确实保存了罗马制图学的证据，但要根据这些有限的证据进行推测并不保险，但从马赛克地砖、工程计划图、地形图样、书面的旅行游记和道路图来看，希腊地理学那种对抽象的执着，罗马人相当不以为意。罗马人更加偏爱地图在军事战役、殖民、土地分割、工程和建筑方面更为实际的用途。³⁸

然而，将偏理论、抽象的希腊化地图传统，与更实际、机构化的罗马地理学泾渭分明地区分开来，这种看法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错觉，尤其是这两种传统从公元前二世纪起不断交流并融合。那时，希腊化世界中的其他学术中心渐渐崛起，开始挑战亚历山大港在文化上的霸主地位。公元前150年，与罗马崛起紧密相连的阿塔罗斯王朝（建都帕加马）建立了一座图书馆，规模仅次于托勒密王朝的图书馆，由著名的哲学家和地理学家马鲁斯的克拉特斯（Crates of Mallos）掌管。斯特拉波告诉我们，克拉特斯构建了一个地球模型（后不知所踪），其上有4个对称的人居大陆，由一片像个巨型十字架的海洋分开，东西向穿过赤道，南北向贯穿大西洋。北半球有“人居世界”（oikoumenē），西边是“近居者”（perioikoi），而南半球则是“对面的居民”（antoikoi）和“双脚相对的人”（antipodes）。³⁹克拉特斯的地球模型是希腊几何学的固有传统和罗马共和国正在发展的人种志的巧妙结合，正式提出了“双脚相对的人”的地理学，并预言了日后文艺复兴时期的旅行者对世界“第四部分”的发现之旅。

但并不是所有人都认可埃拉托斯特尼。天文学家尼西亚的喜帕恰斯（约公元前190—前120年）在罗得岛写了一系列著述，其中包括三卷本的《驳埃拉托斯特尼》，在书中，他诟病这位前人在制图过程中使用了天文观察。斯特拉波告诉我们：“喜帕恰斯认为，不管是外行还是学者，除非首先测定我们观察到的天体和日食月食，否则都不可能掌握所需的地理学知识。”⁴⁰喜帕恰斯详细观察记录了850多颗恒星，进而指出埃拉托斯特尼在纬度计算上的错误，也承认除非对日食和月食做精确的比较性观察，否则很难测量从东向西的经线的距离。这一问题直到十八世纪才得到圆满解决，需要借助经线仪和对航海时间的精确测量，但喜帕恰斯还是在已知的第一份天文学图表上给出了自己对纬度和经度的初步计算。

质疑过埃拉托斯特尼的人并不总是正确的。其中最有影响力的一位修正主义地理学家是叙利亚数学家、哲学家和历史学家波希多尼（约公元前135—前50年）。他在罗得岛办学，并且是庞培和西塞罗这样的罗马名人的朋友，他在著述（皆失传）中提炼和修正了希腊化时代地理学的诸多内容。他提出环绕地球的有七个气候带，与亚里士多德的五个气候带不同，他是根据天文学和人种学观察来划分的，后者包括西班牙、法国、德国居民的详细信息，都是得自罗马近期出兵占领这些地区所做的记录。更有争议性的是，波希多尼质疑埃拉托斯特尼计算地球周长的方法。波希多尼从他的第二故乡罗得岛为起点，证明它与亚历山大港处在同一经线上，且距离仅为3750斯塔德（无论他使用的斯塔德有多长，这都是严重低估）。随后，他又在罗得岛观测了船底座中老人星的高度，并指出它就在地平线上，而在亚历山大港观测则高出了七又二分之一度，即圆周的1/48。用3750斯塔德这个数字乘以48，波希多尼估算地球的周长为18万斯塔德。不幸的是，他估算的两地之间的倾斜角度是错误的，而他计算的罗得岛和亚历山大港之间的距离也不准确。他的计算是对地球大小的严重低估，但却影响深远。

历史上，波希多尼代表了希腊化时代与罗马时代制图传统彼此融合的时刻。这种发展在斯特拉波的《地理学》中达到顶峰，这本著作编撰的时间为公元7至18年。斯特拉波的《地理学》共有17卷，大部分存留至今，概述了地理学和制图术在托勒密之前的晦暗不明的状况，其时罗马帝国开始统治地中海，而希腊化世界开始渐渐衰亡。斯特拉波是本都（在现今的土耳其）人，他在学术上深受希腊文化影响，但政治意识是由罗马帝国主义塑造而成。虽然斯特拉波大体上仍然依据埃拉托斯特尼的计算，但他缩小了人居世界的范围，认为其长度不超过3万斯塔德，而宽度是7万斯塔德。他避开了将地球投影到平面上的问题，提出做一个直径至少3米的“大地球仪”。如果这个方法也不可行，他愿意用纬线和经线的矩形网格绘制一幅平面地图，但他还是轻松地认为：“如果我们用直线表现圆，那也不会产生多大差别”，因为“我们的想象力轻易就能将我们肉眼在平面上所见的形状和大小转移到球面上”。⁴¹

斯特拉波的《地理学》也承认哲学、几何学和天文学在地理学研究中的重要性，并且赞扬了“地理学的功用”，称其对“政治家和将领们的活动”非常有用。对斯特拉波而言，“地理学的研究需要百科全书式的知识”，包括从天文学和哲学到经济学、人种学的各种知识，还有他所谓的“地球史”。与罗马人的一贯态度相符，斯特拉波对于这门学科的理解是一种十分政治化的人文地理学，研究人类如何占用地球。这是与政治行动相关的实用知识，让统治者可以更有效地进行治理，或者，如斯特拉波所言，如果“政治哲学的主题是统治者，而地理学满足了统治者的需要，那么地理学似乎就该有超越政治科学的优势”。⁴²斯特拉波不是制图者，但他的著作标志着希腊化时代地理学到罗马地理学之间的重要转变。希腊化时代将地理学作为有关人居世界，即对已知世界的“居住空间”进行哲学和几何学研究；罗马人则将地理学视为一种实用工具，用来理解他们眼中的“寰宇”（orbis terrarum），从奥古斯都皇帝起就一直将这个空间视为与罗马共同存在的“世界帝国”（imperium orbis terrarum）。⁴³“寰宇”是最早也是最大胆的对地理学和帝国主义进行的综合，认定世界就是罗马，罗马就是世界。

*

初读托勒密的《地理学》时，读者几乎很难立刻察觉学术和政治世界中发生的这些改变。很难看出来这位天文学家写作时正值希腊制图术千年传统的顶峰，也没有蛛丝马迹表明罗马地理学对他的著作产生了影响，尽管从公元前30年奥古斯都攻下亚历山大港起，这里已接受了罗马帝国一代又一代的统治。托勒密的作品也没有提到亚历山大图书馆，公元前48年的一场大火烧毁了许多藏书和建筑，埃拉托斯特尼时代的辉煌到二世纪中叶只剩下了苍白阴影。相反，托勒密的作品读起来更像是一部希腊化学术盛期的不朽科学著述，漠然端详着周围世界的变化。托勒密遵循了根深蒂固的地理学传统：在确立了天文学方面的权威之后开始撰写一部著作，与斯特拉波的《地理学》和喜帕恰斯的《驳埃拉托斯特尼》一样，在书中花费大量篇幅解释他与上一代学者学说的不同之处。

托勒密之前已经完成了一部里程碑式的天文学著作，这部13卷的数学天文学汇编就是《天文学大成》。它给出了最全面的地心宇宙模型，并且经历了1500年的考验才遭遇尼古拉·哥白尼的日心说论文《天体运行论》（1543年）的挑战。托勒密的宇宙学说与柏拉图学说和神圣天体思想完全决裂。《天文学大成》拓展了亚里士多德以机械物理因果关系为基础的地心宇宙论学说。托勒密认为地球是静止不动的球体，处于球状天体宇宙的中心，宇宙每天绕着地球从东向西旋转一周。太阳、月亮和行星都加入绕行的行列，但它们依据的是与固定恒星不同的轨迹。托勒密还根据距离地球的远近列出了这些行星，首先是月亮，然后是水星、金星、太阳、火星、木星、土星。在喜帕恰斯的天文学观察和欧几里得的几何学原理基础之上，托勒密编目了1022颗星星，分布在48个星座中；他还解释了如何制作天球；并且利用三角法（尤其是弦）了解并精确地预测了日月食、日偏角，以及从地心说角度看来并不规则或逆行的行星和恒星运动。⁴⁴

与喜帕恰斯和许多希腊先辈们一样，托勒密相信“恒星与人类相似，而且我们的灵魂是天体的一部分”。⁴⁵从这种精神性的论述中产生了一种更实用的研究宇宙的方法：对恒星运动的测量越准确，对地球的大小和形状的计算也越精确。在《天文学大成》第二卷中，托勒密解释了为何收集天文学数据能够更确切地测量地球纬线，他承认：

仍然缺少的准备步骤就是要确定每一省的重要城市所在的经纬度位置，以便计算这些城市中的现象。但因为确定这些信息需要另一项单独的制图学计划，我们就以此学科中最有成就的人的研究为基础，记录每个城市在相应经线上距离赤道的度数，还有在赤道上该经线位于划过亚历山大港的经线以东或以西多少度，因为我们正是靠那条经线确定了与（天体的）位置相对应的时间。⁴⁶

《天文学大成》可能写作于公元147年之后不久。由于需要一项以《天文学大成》中记录的天文学观察为基础的“单独的制图学计划”，这才促使托勒密写作了下一部著作《地理学指南》：这是一份说明文，以图表的形式对更大的天文学著作进行补充，并提供关键城市的坐标。在完成《天文学大成》和另外一些占星学、光学、力学论述之后，托勒密随即完成了这第二部8卷本的伟大著作。

完成后的文本绝非仅仅是原先设想的关键地理位置坐标图表。托勒密没有亲自出马或派人收集资料，而是对照比较了他在亚历山大港可以得到的所有文献。他强调旅行者的故事的重要性，但也警惕其中不可靠的信息。《地理学指南》承认有必要“大致遵循我们手上所拥有的”出自杰出地理学家和历史学家的“最新报告”。其中包括词源学和历史学资料——比如罗马作家塔西陀及其包含对北欧的描述的《编年史》（约公元109年），还有来源不明的海航记，比如作者不详的《厄立特里亚海航行记》（约公元一世纪），这是一部给商人使用的关于红海和印度洋地区指南。《地理学指南》中引用的最重要的作家是提尔的马里努斯，他的著作已失传，但根据托勒密所说，“他似乎是离我们这个时代最近的一位研究这种题材（的作者）”。⁴⁷书中第一卷确立了地理学的研究对象，并阐明了如何绘制人居世界的地图。第二至七卷列出了计划中的地理坐标图表，但扩大到了8000座城市和地点，根据纬度和经度排列，从最西边的爱尔兰和不列颠开始，然后向东依次为日耳曼、意大利、希腊、北非、小亚细亚和波斯，最后是印度。第八卷解释如何将人居世界分割成26幅区域地图：欧洲10幅、非洲（那时仍被称为“利比亚”）4幅、亚洲12幅，拜占庭帝国最早出现的附有地图的《地理学》副本，遵照的就是这个顺序，后来的大部分世界地图集也是如此。

托勒密的图表包含丰富的地理学信息，不仅有地理学研究的学术传统，还有天文学计算和旅行者的文字见证。在《地理学指南》的一开始，托勒密就明确表示“此种方法的第一步就是进行系统研究，从接受过科学训练并且周游列国的人们所提供的报告中汇集最大量的知识；这种调查和报告有一部分是测量，有一部分是天文观察”。这种“系统研究”离不开查阅亚历山大图书馆的目录（Pinakes），这是最早根据学科、作者和题目索引建立的图书馆目录，由昔兰尼的卡利马科斯在约公元前250年建立。《地理学指南》是一个巨大的数据库，由第一位公认的毫无实地考察经验的地理学家编撰，他是一个“不动的心灵”⁴⁸，在一个固定的中心运转，处理不同的地理信息，并汇集在一个巨大的世界档案库中。

对托勒密而言，不存在什么关于宇宙起源的纯理论学说，也不必去尝试固定人居世界模糊且变动不居的地理学和政治学边界。《地理学指南》开宗明义地为地理学下了一个永恒的定义，即“通过绘制世界的全部已知部分及在广义上与它相关的事物所进行的一种模仿”。托勒密认为地理学是对已知世界（而非整个地球）的全面的图像再现，这与他称为“地方志”的区域地图制作不同，虽然他也十分肯定罗马对土地测量的专注。地方志需要“地景绘制”的技能，而托勒密认为，制作世界地图“完全不需要这种技能，因为只要通过线条和标志就能表示【地标的】位置和基本轮廓”，在这种几何学过程中，数学方法“占绝对优势”。⁴⁹托勒密借用一个身体上的比喻来对比这两种地理学研究方法，他认为地方志“给人留下局部的印象，就像一幅只画出一只眼或一只耳的图像；而世界地图绘制的目标则是展示全貌，类似一幅画出整个脑袋的肖像”。

建立了这种方法论后，托勒密开始进一步讨论地球的大小和经纬线的尺度，他仔细批评了提尔的马里努斯的方法，随后给出了自己绘制世界地图的地理学投影法。托勒密的计算中最有影响力的方面是，他提及了整个地球与人居世界的相对大小。托勒密修正了埃拉托斯特尼和喜帕恰斯的计算，将地球的周长分为360度（根据巴比伦的六十分制系统，一切都以六十为计量单位），并估算每一度的长度为500斯塔德。这让他得出了与波希多尼相同的地球周长：18万斯塔德。这个数值太小了，大概低估了1万公里，或者与地球实际周长相差超过18%，这取决于斯塔德的取值。尽管托勒密认为地球比埃拉托斯特尼等前辈们所设想的要小，但他又接着主张可以居住的空间要比大多数人认为的大：他的人居世界从西到东的弧度约略超过177度，从经过幸运岛（加那利群岛）的本初子午线一直到卡蒂加拉（靠近现在越南的河内），他估算中间距离为7.2万斯塔德。宽度大概只有长度的一半多，约为4万斯塔德，从北纬63度的图勒到南纬16度的阿基辛巴（现在的乍得），纬度范围据他估算超过79度。⁵⁰

这种测量结果当然会让人们疑惑托勒密的纬度和经度是怎么计算出来的。他根据任意地点一年中白昼最长时的天文学观察来计算纬度线。从白昼最长为12小时的赤道0度开始，最长白昼时间每增加15分钟即画一条平行线，直到画完对应15.5小时最长白昼时间的平行线，之后开始每隔半小时画线，直到人居世界边界，他估计这里紧贴着穿过图勒的纬线，最长白昼时间为20小时。通过这种测量方法以及喜帕恰斯的计算（根据对太阳在至日的高度角所进行的天文学观察），托勒密绘制了他的纬度图表，尽管他的观察方法相对简单，很多数据并不准确（包括亚历山大港的纬度）。

计算经度则更加困难。托勒密认为，确定经线的唯一方法，是把太阳当作时钟，从西到东根据时间而非空间测量经线之间的距离：同一条经线上的所有地点会在同一时间看到正午的太阳经过子午面。托勒密于是开始计算他的最西端点幸运岛的经度，向东每隔5度（也就是1/3小时）画一条经线，也就是12小时代表180度。他的计算也许不准确，但他在历史上第一次系统性地提供了一致的数据，让后世制图师们可以将经纬网格投影在人居世界上，这个网格依据的是时间而非空间的计算。我们倾向于认为制图是一门空间再现的科学，但托勒密所呈现的世界是以时间为测量单位的，而非空间。⁵¹

在《地理学指南》第一卷的末尾，托勒密开始摆脱马里努斯，介绍自己另一项伟大的地理学创新：用一系列数学投影将球形的地球再现于平面之上。尽管托勒密承认地球仪“与地球的形状非常相近”，但他还是指出，这样一个地球仪必须大得不得了，才可以让人们看清地球并精确规划在地球表面的活动，但它却无论如何都不可能让人“一次看清整个球体”。因而，托勒密认为，“将地图画在平面上就能完全避免所有这些困难”，让人误以为一眼就看到了整个地球的表面。然而，他也承认这会产生新问题，而且“需要某种方法才能让地图和地球仪的图像类似，因此在扁平的表面上，间隔也必须尽可能和真正的间隔形成适当的比例”。⁵²托勒密在此概述了一项此后所有制图师都要面临的重大挑战。

马里努斯曾经尝试解决这个难题，他绘制了一幅直角或“正射（orthogonal）”地图投影，据托勒密描述，这幅地图“将代表纬圈和子午圈的线条全部画成直线，并且让所有代表经线的线条互相平行”。但当地理学家们将一幅想象的几何经纬网格投射在球形的地球上时，这些线其实是长度不同的圆环。马里努斯忽视了这一事实，而是将沿着穿过罗得岛的北纬36度主要纬线进行测量放在首位，让该线以北和以南的空间越来越严重地扭曲变形。他对地球空间的离心再现让中心以外空间的精确度逐渐流失，越靠近边界情况越严重，最后完全变形。就像优秀的欧几里得派数学家一样，托勒密希望他的地球空间是同质的，并且在方向上是一致的，于是他很快就抛弃了马里努斯的投影法。但即便是托勒密，也无法将地图投影的圆形变成方形，他不得不承认需要一定程度的妥协。

他显然还是想着欧几里得，于是转向几何学和天文学中寻找解决方法。托勒密写道，想象从太空中看着地球中心，设想其表面画着一条条几何经线和纬线。他认为，经线“可以让人误以为是直线，只要把（地球或眼睛）从一边转到另一边，让每一条经线正对（眼睛），让其子午面正穿过视线顶点”。然而，纬线“让人看来像是往南鼓出的圆弧”。根据这一观察，托勒密提出了他的第一种投影法。经线呈直线状汇聚在北极点上方一个虚拟的点上，而纬线被描绘成以该点为圆心的不同长度的弯曲弧线。把重点放在穿过赤道和图勒的纬线上，托勒密现在可以对纬线的长度和它们的相对比例进行更加精确的估算。这种方法无法完全去除每条纬线上的比例失真，但确实提供了一种更好的构造模型，相对之前任何投影都更加一致地保持了地图上大多数点之间的角度关系。

这是迄今为止将地球投影到平面上最有持久影响力的尝试。这是第一个简单的圆锥形地图投影，尽管托勒密的这种锥形地图很像另一种我们更熟悉的形状——马其顿短斗篷，这个经典形象塑造了托勒密王朝时代亚历山大港的城市形状，也为埃拉托斯特尼的人居世界地图提供了灵感。托勒密的投影法也提供了一种简单但巧妙的绘制世界地图的方法，同时还能将地理信息融入其中。他用简单直接的几何学描述了如何“用矩形表现平面”，其中一系列点、线、弧线都是用旋转尺画成的。在确立了基本的几何轮廓之后，这位制图者便用尺测量以北极点上方虚拟点为中心的圆的半径。然后在尺上依序标出从赤道到穿过图勒那条纬线的纬度等级。将尺固定在虚拟点上，使它能够沿着以小时为间隔分割成180度的赤道自由摆动，这样就能根据托勒密的经纬坐标表格在空白的地图上定位并标出任何位置。只要按照赤道线的标示，把尺摆到需要的经度，根据托勒密的说法，“用这把尺上的分度，我们能得到每一个地点在纬度上的位置”。⁵³这种地图的地理轮廓相对没那么重要：它的特征不在于轮廓，而是一系列根据经纬坐标确立的点的位置。点，当然就是欧几里得几何学的最基本原理：它 “不包含部分”，不可分割，没有长度和宽度。为了绘出精确的地图投影，托勒密又回归到了欧几里得几何学的基本原理。

第一种投影法依然有缺陷：在地球仪上，赤道以南的纬线应该是缩短的，但在托勒密的投影上，其长度实际上是增加的。托勒密让经线与赤道交会时形成锐角，企图以此解决这个问题，实际上违背了自己投影法中的一致性。这让投影看起来像短斗篷，但却依然不够理想。托勒密认为这只是一个小缺陷，因为他的人居世界只延伸到南纬16度，但后来的旅行者们开始环航非洲时，这一点带来了严重的问题。然而，第一种投影上的经线还是直线，托勒密一开始就承认，这只是符合从太空中看地球的局部视角；和纬线一样，经线也是围绕地球的圆环，在平面地图上也应该保留这种几何事实，表现出一定的曲率。他于是提出了第二种投影法。他写道：“我们可以在平面上绘制一幅在形状和比例上（与地球仪）更相似的人居世界地图，只要我们让经线也和地球仪上的经线相似。”⁵⁴他认为，“这种投影法比前一种优越”，因为纬线和经线都是弯曲的弧线，而且几乎所有的纬线都保持了正确的比例（与第一种投影法不同，第一种只有穿过赤道和图勒的纬线比例是正确的）。其中使用的三角学比第一种更复杂，但托勒密依然不能使中央经线保持统一的比例。他还发现，根据第二种投影法构建地图更加困难，因为无法使用旋转尺来绘制弯曲的经线。

图3 托勒密第一种和第二种投影法的图解

在对两种地图投影法进行事无巨细地描述后，托勒密在《地理学指南》第一卷的结尾总结了一些非常乐观的观察。尽管他更推崇第二种投影法，但也明白，“在制图的难易程度方面，可能逊于另一种投影法”，他劝告后世的地理学家们“记住有关这两种方法的描述，因为有人会因为简单而选择更容易上手的那一种方法”。在十三世纪《地理学指南》被重新发现后，他的建议影响了学者和制图者的反应。

托勒密的前辈们尝试通过地理学来理解宇宙的起源，亦即对万物创生的解释。托勒密在《地理学指南》中没有进行这方面的探究。这本书中没有神话，也鲜有政治边界或是人种志。相反，依据亚历山大港学术的两大基本支柱——欧几里得的几何学原理和卡利马科斯的文献分类方法，他重建了这门学科的起源。托勒密的创新之处是确立了一种可重复使用的制图方法学，只要根据已知的数学原理就能绘制已知世界的地图。他的地图投影法让每个对欧几里得几何学有基本了解的人都可以绘制世界地图。他根据亚历山大图书馆目录全面更新了纬度和经度图表，确立了整个人居世界所有位置的坐标。这些表格让制图者可以轻而易举地在地图上标出每个已知地点的位置，同时，托勒密拒绝在人居世界上标示明确的边界，从而鼓励未来的制图者在他们的世界地图表面标示更多的地点。

托勒密自称在收集地理和天文学素材时讲求客观和精确，这当然只是个错觉。在公元二世纪进行任何长距离测量都会失准得离谱，天文学观测也因为有限而笨重的仪器大打折扣，并且托勒密的许多地理位置数据只是来自于希腊人所谓的“道听途说”（akoē）——某个商人的说法、据说是几个世纪前流传下来的天文学家的观察报告，或者是作者不详的旅行指南记录。他的投影也只局限于半个地球，可居住的表面仅有180度宽，尽管他和同时代的人都知道，在人居世界之外还有另外的世界。⁵⁵从许多方面来说，这都只会激发未来更多的思考和新投影法。托勒密为绘制地图提供了方法论上的工具，并期待他人来修正他的表格，为列出的地点重新定位。区域地图（地方志）的制作是一门艺术，而世界地图的绘制现在成了一门科学。只要有新的信息出现，区域的轮廓或地点的位置都可能改变，但是在他看来，依据永恒的数学原理在地球表面标示出定点的方法则是永恒不变的。

要评价托勒密在地图制作方面的重要性，还有一个未决的难题。在整部《地理学指南》中，都没有明确提到用来阐释文本的地图。如我们所知，流传下来的副本最早也是在十三世纪晚期的拜占庭才被发现，距离最初成书时间超过1000年。这些早期文本中包含世界地图（大多是根据第一种投影法绘制的），但无法确定这些地图是托勒密原始插图的摹本，还是在拜占庭时期根据托勒密的文字叙述所添加的。托勒密是否为《地理学指南》原本绘制过地图插图，这个问题几十年来一直困扰着制图史学者们；学者们的意见现在倾向于相信，尽管他可能确实画了，但并没有将这样的地图放进《地理学指南》的原本中。⁵⁶在希腊罗马的地理学著述中，很少收录地图，地图更常出现在公共空间，比如在公元一世纪早期，奥古斯都皇帝的朋友阿格里帕把地图挂在罗马一处门廊的墙上。⁵⁷

也许是《地理学指南》最初的形式使它没有收录地图。托勒密可能是用煤灰制成的灯烟墨水，在一卷从尼罗河三角洲沿岸生长的植物上割下的纸草上写作。这个时期的大多数纸草卷都是由纸张连缀而成，平均长约340厘米。不过，纸草卷的高度很少超过30厘米。⁵⁸这种尺寸适合罗马时代的旅行路线图，比如“波伊廷格地图”就是一份公元四世纪的罗马地图在十二或十三世纪的副本，上面画有从印度、斯里兰卡、中国到伊比利亚和不列颠群岛的世界。这种路线图以线性方式描述了横越地球空间的运动，是一种单一维度的再现，几乎感觉不到深度、明暗或比例，主要就是因为受到介质的限制。“波伊廷格地图”绘制在一张长6米多、宽仅33厘米的羊皮纸卷上，造成明显的横向扭曲。这种尺寸使其很难有效再现托勒密那种含有丰富细节的世界地图或区域地图，一定会产生过度的简化和失真。托勒密的解决方法是，或者在书外单独绘制地图（但即便如此，也没有一幅保存下来），或者如《地理学指南》最近的译者所解释的那样，他决定“把地图用文字和数字进行编码”。⁵⁹如果是这样，那么托勒密的方法就是提供地理学数据和数学方法，而将其他任务都留给了后代子孙。

*

“功业盖世，天神折服！”雪莱诗中的埃及法老奥兹曼迪亚斯这样呼喊。雪莱这首诗探讨了帝国权势的傲慢，暴君的王国及其境内所有光辉夺目的建筑“荡然无存”，仅存他的雕像的遗骸。同样，托勒密王朝及其统治埃及时的痕迹今天都已荡然无存，淹没在亚历山大港浩瀚的海水中。图书馆早已不复存在，大部分藏书都被掠夺或毁坏。这个损失在西方的想象中一直挥之不去，此后世世代代的历史学家，不管归属何种意识形态，都一致谴责毁坏图书馆的人，将之怪罪到从罗马人、基督徒到穆斯林的头上。它已成了一段浪漫的回忆，充满无尽的可能，是臆想与神话的源泉，是学术与文明发展中的一个“没有发生的可能”，是关于所有帝国骨子里都潜藏着创造与毁灭冲动的一个教训。⁶⁰

但还是有一些 “伟业”留存了下来并传播开来，其中包括托勒密的《地理学指南》。尽管托勒密的作品似乎完全不受他周遭发生的事件的影响，但他的文本还是出卖了他，泄露了他渴望以一种比地图和建筑都更持久的形式传播自己的思想。无论是偶然还是刻意，《地理学指南》是第一部展现了以数字形式传播地理数据的潜力的作品。从后世留存的副本来看，《地理学指南》没有复制不可靠的图像，没有用类比元素描述地理信息，而是使用了互不相关、不连续的数字和形状符号（包括整个可居住世界各个地点的坐标，还有绘制托勒密投影图所需要的几何学）来传播它的方法。这种以最初形式的数字化地理学建立起来的世界，奠基于一系列交会的点、线和曲线，深植于希腊天文学观测和数学思辨的传统，可以从埃拉托斯特尼和欧几里得一直追溯到阿那克西曼德。托勒密撒下一张用抽象的几何学和天文学永恒定理以及对经纬度的测量定义的网，罩住了整个世界。他最大的成就之一，是让后世所有的人们在地球上“看见”了一系列纵横交错的几何线条（两极、赤道和回归线），仿佛它们就是真实存在的，而不是人为投射在地球表面的几何学投影。

通过向杂乱无章的“外在”世界施以几何学秩序，托勒密的科学方法帮助人们更好地理解了世界，同时又保留了人们对于存在着无限多样性的世界的好奇心。《地理学指南》最早谈到对地球进行几何测量的一段话铭记了他的远见，这将会为后世地理学家们提供灵感，从文艺复兴一路迈进载人航天飞行的时代：

这些事物属于最崇高和最美好的知识追求，也就是通过数学，向人类的智识展现具体的天体本身（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天体围绕我们旋转）和地球的本质（通过绘图显示，因为真正的地球极为庞大，而且并不围绕我们旋转，因此任何人都不能对它进行整个或一部分一部分地查看）。⁶¹

第二章　交流　
伊德里西，1154年

西西里巴勒莫，1154年2月

1154年2月27日，“领有普利亚公国和卡普阿公国的西西里国王”鲁杰罗二世在他位于巴勒莫皇都中心的王宫中去世，享年58岁。他以国王之仪被安葬在巴勒莫大教堂的南侧廊，24年前，1130年圣诞节那天，他在这座教堂里加冕为国王。他的去世标志着岛上的杰出统治画上了句号，以现代人的眼光来看，这段时期代表着中世纪“共存”（convivencia）的伟大时刻，这个西班牙语术语代表着天主教徒、穆斯林和犹太人在同一君主的统治下和平共存。

欧特维尔王朝起源于诺曼底的科唐坦半岛，鲁杰罗及其祖先是这个王朝的后裔，在十一世纪晚期率领诺曼人攻占了欧洲、非洲和中东的无数领地，战绩辉煌。拜占庭帝国先后面对着波斯人和阿拉伯穆斯林对其权威的挑战，逐渐式微，而诺曼人利用中世纪基督教国家的扰攘纷乱，在意大利南部、西西里、马耳他和北非部分地区迅速建立起了自己的统治。他们还接着攻克英格兰，甚至在1095年第一次十字军东征前建立了安条克公国（横跨现今的土耳其和叙利亚）。¹

在军事征服的每个阶段，诺曼人都吸收当地文化（成功程度不同）。1072年，鲁杰罗的父亲鲁杰罗·吉斯卡尔攻占巴勒莫，并自封为西西里伯爵，结束了阿拉伯人在岛上超过100年的统治。在阿拉伯人统治前，西西里先后被希腊、罗马和拜占庭统治。这使诺曼人掌握了整个地中海区域文化最多元、战略地位最重要的岛屿。1130年，鲁杰罗二世加冕为国王后，对穆斯林和犹太人采取政治和解、宗教宽容的政策，使西西里迅速成为中世纪组织最严明、文化最有活力的王国。鲁杰罗的王国主要由枢密院管理，聘用了希腊语、拉丁语和阿拉伯语的抄写员。他的宫廷同时创作3种语言的祷告诗篇，据说祈祷文是用阿拉伯语吟唱的。

鲁杰罗的去世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在1154年的葬礼上，前来哀悼的人中对鲁杰罗的离世最为悲痛的是他最亲近的知己——阿布·阿卜杜拉·穆罕默德·伊本·穆罕默德·伊本·阿卜杜拉·伊本·伊德里斯·谢里夫·伊德里西，一般人称谢里夫·伊德里西。就在鲁杰罗去世前几周，伊德里西终于完成了一部大型地理学概要。这部著作花费了他10多年的时光，是鲁杰罗在十二世纪四十年代早期托付给他的使命。这部书是对已知世界的全面概述，并插有70幅世界各区域地图——还有一幅世界地图，面积虽小却设计精美。

这部书用阿拉伯语写成，依据书中导论所言是在伊斯兰教历的闪瓦鲁月，即1154年1月14至15日完成，名为《渴望周游世界者的娱乐》。因为鲁杰罗和伊德里西的关系十分亲密，于是《渴望周游世界者的娱乐》（以下简称《娱乐》）被人们简称为《鲁杰罗之书》。很少有统治者对他们赞助的地图及其绘制者有如此浓厚的个人兴趣。伊德里西的著作最初是为了表达鲁杰罗在王权和文化上的雄心，但在成书的前几周，就与鲁杰罗在任期间兴建的宫殿和教堂一起，成了对已逝国王功绩的纪念，也是对王国民族融合传统的有力陈述。但随着鲁杰罗的去世，伊德里西和这部新完成的著作面临着一个难以预料的未来。²

《娱乐》一书囊括的地理范围和精细细节使它成为中世纪地理学最伟大的著作之一，也是继托勒密的《地理学》之后对人居世界最细腻的描述。伊德里西的著作和内附的地图援引希腊、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科学、地理学、旅行传统，呈现出一种混合的世界观，反映了不同信仰之间的文化思想和信念交流。现在我们常常将伊德里西的作品视为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彼此亲善的产物，双方互相学习，友好地交流想法。但与这种看法所期望的相比，无论是十二世纪诺曼人统治下的西西里，还是像鲁杰罗二世和伊德里西这样的个人的希冀，其实都更偏向于战略性的暂定措施。在鲁杰罗统治下，穆斯林仅享有有限的权利，诺曼人继续支援十字军东征，前往东方圣地讨伐穆斯林。根据伊斯兰教义，已知世界分为两个部分：伊斯兰之境（dāral-Islām）和只居住着非穆斯林的战争之境（dāral-ḥarb）。在穆罕默德的神圣天启被广泛接受前，这两个地区之间会陷于无休无止的战争。

但非穆斯林也是不尽相同的。基督教徒和犹太教徒都被认为是“有经人”（ahl al-kitāb），信奉一部标准的祈祷经书（圣经、摩西五经、古兰经）中所阐释的天启信仰。这三个宗教信仰共同的上帝，但各自认为自己在神学上优于另外两个宗教，因此产生了一系列的文化冲突。由此产生的交流和碰撞常常伴随着改宗和冲突，而非对话和多元并存。³然而，彼此之间还是会有讨论，会有争辩，这种高度竞争性的交流就孕育出了伊德里西的《娱乐》。

伊德里西和鲁杰罗二世之间的关系以及他的地图的绘制，反映的并非东方穆斯林与西方基督教徒之间的平分秋色。从中展现的反而是一个刚刚开始发展出地缘政治差别的世界，王朝冲突和宗教分歧让“穆斯林”和“基督教徒”这样的标签成为含义不断变化的范畴，由教会分裂、改宗和叛教来鉴别，而非绝对的教义信仰。这些故事发生在地中海世界的庞大背景下，那时拜占庭帝国正在衰落，伊斯兰哈里发国逐渐兴起，而四分五裂且相对弱小的拉丁基督教国家夹在两者中间，努力（虽然经常失败）维护残余的政治自治和控制权。

伊德里西的《娱乐》仅有10份手抄副本存留至今，最早的出自1300年，最晚的完成于十六世纪末。和托勒密的《地理学指南》一样，我们所见到的这本书及其地图是在原作成书数百年后抄写的版本。其中保存得最完好的一份属于博德利图书馆的波考克馆藏，为1553年版本，其中有幅圆形世界地图，简约素雅，从中可以看出十二世纪中叶的伊德里西如何再现这个世界。这幅地图最令人吃惊的地方是它以南方为上。

从词源上来说，“方位”（orientation）这个词来自原始的拉丁语词根“东方”（oriens），即太阳升起的方向。几乎所有的古代文明都记录了他们根据东—西轴向（通过观察太阳东升西落）或者北—南轴向（根据北极星或正午太阳的位置）辨别方位的能力。⁴这样的方位具有象征性、神圣性和指向性。在崇拜太阳的多神教文化中，东方被尊为新生和生命的方向，其次是南方，而西方自然而然是与衰败和死亡相联系的，北方则代表黑暗和邪恶。犹太—基督教传统进一步发展了这种关联，将朝拜的地点和地图都设定为朝向东方，东方从根本上被认为是人间天堂的所在。相反，西方代表着死亡，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面对的方向。北方则是邪恶和魔鬼影响力的表征，也是被驱逐出教和未受洗的人在下葬时头部的朝向。⁵我会在下一章告诉大家，在十五世纪之前，几乎所有的基督教世界地图一律以东方为上。

伊斯兰教和伊德里西这样的制图者继承了这种对东方的崇敬，不过古兰经命令信徒不管在地球上什么地方，都必须朝麦加所在的神圣方向朝拜，这使伊斯兰教对基本方向产生了更强烈的兴趣；为了找到这个“神圣的方向”（qibla），并确定前往麦加及麦加禁寺内克尔白天房的距离，催生了中世纪时期最复杂精细的地图和图表计算。⁶在七至八世纪伊斯兰教迅速扩张的早期，大多数转而信仰伊斯兰教的社会都在麦加的北方，因而，他们认为这个“神圣的方向”就是南方。因此，包括伊德里西的地图在内，大多数穆斯林的世界地图都以南为上。这也和刚被征服的波斯琐罗亚斯德教社会将南方视为神圣方向的传统保持了一致。

几乎没有哪个文化传统将西方设为地图的正上方，因为人们总是把西方与太阳的消失联系起来，象征着黑暗和死亡，比如“归西”的意思就是死亡。像巴比伦世界地图将最后一个基本方向北方作为地图正上方的例子，有着更复杂的传承谱系。在中国，北方被视为神圣的方向，位居四大方向之首。南方为帝国的广大平原带来阳光和温暖的和风，也是皇帝俯视他的子民的方向。而当臣服的子民望向皇帝时，便是面朝北方。在词源上，汉语里的“背”和“北”同义，因为皇帝的背总是朝着北方。中国的世界地图便是据此制定方位。中国的地图乍看之下非常现代，这就是其中一个原因。许多古代美索不达米亚社会的诺斯替主义二元论信仰也将北方作为神圣的方向，认为北极星是光的起源，也是天启的来源，可能正是因为这个缘故，巴比伦的世界地图以北为上。

在伊德里西的世界地图上，四个方向被标示在地图的边框外围，依据古兰经经文的启示，边框上画有火焰般的金色光环。地图本身所呈现的世界就显示出它与希腊人居世界的渊源。地中海和北非地区的细节得到充分体现，中非也画了壮丽的水母形山脉及其支脉。山脉的名称是“月之山脉”，被认为是尼罗河的发源地。埃及、印度和中国都用阿拉伯语标示，还有里海、摩洛哥、西班牙、意大利，甚至包括英格兰。地图对南非和东南亚的理解依然模糊，但和托勒密的差别在于，它将非洲描绘成一个可以环航的大陆，整个地球都被包围在海洋之中。

也许这幅世界地图最奇怪的一点在于，它和原书格格不入。《娱乐》的文本和其他地图都表现出一种丰富的人文地理学情怀，而这幅世界地图却纯粹是地理构造的具体再现。地图上没有城市，几乎没有明显的人类对地球表面影响的痕迹（除了传说中亚历山大大帝在高加索山脉建造的屏障，用来隔离神话怪物歌革和玛各，这在地图的左下角有所体现）。《娱乐》一书对各区域的描述引人入胜，世界地图则纯属几何构图，这两者之间的矛盾只能通过鲁杰罗二世委任伊德里西制作地图时想要的是什么来说明：展现之前300年伊斯兰制图传统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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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兰地图”这个术语有点用词不当。自从伊斯兰教七世纪末在阿拉伯半岛兴起，多种地理学传统和制图实务逐渐融合，但它们在区域、政治和族群上依然多种多样，很难被描述为一套统一的制图术（虽然“希腊”地图或者“基督教”地图某种程度上也同样如此）。早期的伊斯兰语言中也没有一个与“地图”严格对应的名词。如同希腊语和拉丁语，伊斯兰语言也使用过多种词汇来描述我们如今所谓的地图。其中包括sūrah（意为“形状”或“图像”），rasm或tarsīm（“绘图”），还有naqsh或naqshah（“图画”）。⁷和圣经一样，古兰经也没有为制图者提供什么直接的帮助。除了一连串引人入胜的典故，经中没有鲜明的宇宙论，也没有对地球在广袤宇宙中的大小和形状进行过清楚描述。天空被描述为笼罩在整个地球上的华盖，由山脉支撑，日月照明。真主“创造了七层天，和同样层数的大地”，然而对这些世界的大小却没有进行明确解释。⁸经中数次提到一个被水包围的圆盘形的地球，并描述地中海和阿拉伯海之间有屏障阻隔，这些似乎都来自早期的巴比伦宇宙论，尽管经中还提到了“太阳是落在黑泥渊中”，暗示古兰经继承了希腊人的观念，知道大西洋的存在。⁹

直到八世纪末，阿拔斯王朝定都巴格达，成为伊斯兰教帝国的中心，才有明确的属于伊斯兰的制图实务出现。公元750年，阿拔斯王朝第二代哈里发曼苏尔在巴格达建立帝国首都，标志着他对661年定都大马士革的倭马亚王朝的苦战终告胜利。权力中心向东转移，这对伊斯兰教文化有着重要的影响，减弱了早期伊斯兰教政权中的阿拉伯部落基础，让哈里发更密切地接触到波斯、印度，乃至中国的科学和艺术传统，对伊斯兰教早期吸收的基督教、希腊和希伯来宇宙论又是一大补充。同时，帝国与拉丁文明的接触开始减少，后来，对手倭马亚王朝在安达卢斯兴起，情形就更是如此了。首都移至巴格达后，伊斯兰教的权力和权威更有效地集于中央，中央集权的程度远超同时代其他任何帝国。当政的哈里发集大权于一身，部落联盟也被纳入一个专制的君主国家。这个国家通过任命高级行政官员维齐尔来监督底万（高级行政部门），控制着公共和政治生活的方方面面。阿拔斯王朝的哈里发开始委任专人对其领土进行地理描述，这几乎是一个必然结果。¹⁰

根据史料记载，巴格达第一次委托制作世界地图，是在阿拔斯王朝第七代哈里发马蒙（813—833年在位）统治期间，他资助的科学研究机构被称为“智慧宫”（bayt al-hikma）。当时的人们根据这幅地图的赞助者的名字而称其为“马蒙地图”，如今已失传。然而透过现存的少数目击者的记述，我们发现马蒙宫廷中的知识交流水平高得令人吃惊，托勒密《地理学指南》的大量知识也在交流之列。阿拉伯历史学家和旅行家马苏第（卒于956年）回忆自己满怀敬仰地看到了这幅地图，“由马蒙命令一群当代学者绘制，再现的世界包括天体、星球、陆地和海洋，有人居住和无人居住的地区，各民族的聚落、城市，等等”。他总结说：“这超越了之前的所有地图，不管是托勒密的《地理学指南》、马里努斯的《地理学》，还是其他人的。”¹¹西方拉丁世界还要再过400年才知道托勒密《地理学指南》的存在，并且已完全遗失了马里努斯的手稿，但马蒙的宫廷正忙着不断将托勒密（以及他研究天文学与光学）的著作融入自己的世界地图。

巴格达宫廷进行的研究绝不局限于希腊文本。马苏第认为，马蒙的世界地图采纳了托勒密的经度气候带（longitudinal climates）的概念（climate源自希腊语中的klimata，翻译成阿拉伯语为aqālīm或iqlīm），将已知世界划分为七个区域，这一传统影响了伊德里西的地理学思维。托勒密关于气候带的理念来自亚里士多德，但马蒙的学者在绘制地图时修改了这个模型，依照波斯的概念将世界划分为七个区域（kishvars）。而这又来源于古代巴比伦和印度的宇宙学观念，将世界视为莲花的花瓣，各个区域围绕着一个主要中心区，那里常常代表神圣的区域或者首都。¹²结果形成了这样一个系统：巴格达位于中心区——第四区，其他六个区从北到南围绕它排列。虽然巴格达和伊拉克不处于地图的正中央，但却被视为坐落在地球的中心，在这里，从气候和自然之美到个人的才智，“万物皆取中道”，从地理学、天文学和气候的完美融合可见一斑。¹³

令人遗憾的是，我们无从知晓上述种种后来的结果。马蒙宫廷创造的这幅地图只是世界历史中众多失传地图中的沧海一粟，但却可能是早期伊斯兰世界最重要的一幅地图。它可能是圆形的，反映了当时流行的伊斯兰宇宙论信念，认为宇宙和地球都是球体。但假如它融合了托勒密和马里努斯的思想，那也有可能是矩形的，而且还可能是用托勒密两种投影法中的一种绘制而成。

至于这幅地图可能是什么模样，很久以后一部手稿中的图解为我们提供了线索。这部作品叫作《人居世界七大气候带奇观》，作者是一位十世纪上半叶生活在伊拉克的鲜为人知的学者，自称苏赫拉布。这部著述是最早使用阿拉伯语全面讲述如何绘制地图的作品，是了解早期伊斯兰人居世界观念的无价之宝，也是一探马蒙地图究竟的至宝。虽然苏赫拉布著述中的图解没有呈现任何具体的地理形貌，但却在一个矩形的框架内绘制了已知世界。苏赫拉布首先为渴望制作地图的人提供了绘制世界地图的建议，他写道：“要让地图的宽度是长度的一半。”他接着描述，要在地图的边缘增加“四个刻度”代表经度和纬度。但他最主要的兴趣还是在“七个气候带的纬度，从地球赤道往北逐一列出”。¹⁴和托勒密一样，苏赫拉布的气候带是根据著作内附的最长日照时间表得出的。这一图解描绘了七个气候带，从南纬20度（位于图左）到北纬80度（图右），北方朝向读者（即在图解下方）。也就是说，苏赫拉布的世界地图是以南为上。苏赫拉布的坐标与托勒密的如出一辙（虽然他拓展了托勒密的人居世界的纬度范围），但他的整体投影是矩形的，经纬线以直角相交，这又更接近马里努斯。苏赫拉布还基本重现了花拉子米（卒于847年）的《诸地理胜》中的坐标，后者是马蒙“智慧宫”中的一名成员，这也进一步表明，哈里发的世界地图可能是矩形的，而且为了和盛行的伊斯兰信仰保持一致，很可能是以南为上的。

苏赫拉布的图解让我们可以洞悉马蒙地图可能的形状和方位，虽然哈里发的学者们后来又改进了对地球大小的计算，这表明地球制图又前进了一步。为了满足哈里发“了解地球大小”¹⁵的愿望，调查员被派往叙利亚沙漠，测量太阳在巴尔米拉和拉卡两座城市的相对仰角——重演埃拉托斯特尼测量地球周长的著名尝试。大多数调查员都得出了同样的结论，经度1度相当于 56⅔ 阿拉伯里。根据现在的计算，1阿拉伯里相当于现代的115英里，根据这种估计换算，地球周长超过4万公里（2.5万英里）。如果这个换算正确，马蒙的调查员推算的结果与在赤道测量的正确地球周长只相差不超过100公里！托勒密严重低估了地球周长，仅不到2.9万公里（1.8万英里），相比之下，这个结果更加惊人。

“智慧宫”留存下来的证据全都表明，他们所绘的世界图像，深受希腊学术影响，具备深厚的印度—波斯传统，产生了一幅根据气候带分区，并且以南为上的地图。尽管像花拉子米这样的学者是借用托勒密的理念，使用sūrat al-arḍ（图像）这个通称建立了一种世界地图的类型，但《地理学指南》依然只有一部分从希腊语翻译成了阿拉伯语（而且常有错误）。花拉子米及其追随者几乎只关注托勒密的经纬度图表，改进了其中的许多错误和疏漏。他们更精确地测量了地中海沿岸，地图上的印度洋不再是内陆水域，而是注入现在的太平洋。但他们并没有明确使用托勒密将地球投影在经纬网格上的方法，苏赫拉布的图解只是改进了曾受托勒密严厉批评的马里努斯矩形投影。将地球分为几个大陆的想法也不太受早期穆斯林学者推崇，伊斯兰哈里发反而将地图绘制引向了一个不同的方向。

这种地图学上的变化最早反映在伊本·胡尔达兹比赫（约820—911年）的作品中，他是巴格达和萨迈拉的邮政和情报长官。约846年时，伊本·胡尔达兹比赫完成了第一部著作，名叫《道里邦国志》。尽管这本书公开向托勒密致谢，并且也没有地图，却标志着伊斯兰地理学对已知世界面貌的感知发生了变化。与sūrat al-arḍ传统不同，《道里邦国志》表明伊本·胡尔达兹比赫参与了整个伊斯兰之境各省之间的贸易、朝圣和通信交流，并且见证了一个帝国在集权统治下的发展壮大。这本书对于非伊斯兰教统治地区，即“战争之境”毫不关注，几乎没有希腊人居世界的痕迹。相反，它关注邮政和朝圣的路线，并且测量了整个伊斯兰教世界中各地之间的距离。书中描述了前往中国的航路，但伊本·胡尔达兹比赫还是只对和伊斯兰教世界直接相关的地点表示出兴趣。¹⁶

九世纪末，伊斯兰教在地缘政治上被分裂为两个不同的方向。巴格拉的阿拔斯王朝进行集权统治的同时，伊斯兰教在人居世界的迅速扩张不可避免地导致分裂和脱离。最明显的冲突肇因于安达卢斯的倭马亚王朝兴起，不过从十世纪始，像法蒂玛王朝、塞尔柱王朝、穆拉比特王朝这样的王朝纷纷建立了自己的世袭国家，开始挑战阿拔斯王朝的权威。到伊德里西编撰《娱乐》时，伊斯兰之境至少包含了15个独立的国家。¹⁷虽然每个国家名义上都是伊斯兰国家，但对于巴格达的政治和神学统治，它们或是公开敌对，或是漠然无视。这种中央集权的分崩离析也对地图绘制产生了明显影响，其中最重要的便是希腊传统被进一步侵蚀，而伊本·胡尔达兹比赫提倡的道路和省份描绘则引起了更多人的兴趣，后者对于理解逐渐分裂的伊斯兰世界变得越来越重要。结果便出现了一种不同的世界地图，不再将巴格达的阿拔斯王朝作为中心，而是将阿拉伯半岛作为世界中心，而伊斯兰教信仰中最神圣的麦加和克尔白天房则位于半岛的中心。

这种制图传统常常被人称为巴勒希地理学派，得名于一位在伊朗东北部出生的学者，阿布·扎伊德·艾哈迈德·伊本·萨赫尔·巴勒希（卒于934年）。关于巴勒希的生平和经历我们知之甚少，只知道他大部分时间生活在巴格达，并且针对一系列地图撰写过一篇短评，题为《气候图像》，地图与评论皆已失传。但他的作品却影响了一群后世学者，他们绘制的区域和世界地图都明显受惠于他。

巴勒希学派的传统是依据伊本·胡尔达兹比赫的范例，编制详细的地理路线图，但关键差别是他们会添加地图。巴勒希的一位门徒写道，他的老师“在书中主要希望通过地图再现地球”¹⁸，而这些地图的重要性使它们很快形成了一种非常类似现代地图集的形式，有评论家甚至将它们描述为“伊斯兰地图集”。¹⁹巴勒希的追随者们撰写的著述包含一幅世界地图，前面有地中海、印度洋和里海的地图，之后是17幅十世纪时伊斯兰帝国的区域地图。区域地图是矩形的，没有投影和比例尺，但还是有各地之间的距离，以“一日的行程”（mardalah）作为计量单位。相比之下，世界地图是圆形的，虽然也同样没有纬度、经度、比例尺和投影。地图的轮廓不再有几何学色彩，但土地及地标还是使用直线、圆圈、半圆弧线、正方形和规则曲线表现。希腊地图上的气候带被省份取代，用iqlīm标示，这反映了希腊的传统如何被伊斯兰的领土观念消融。这些地图只局限于描绘伊斯兰世界，对“战争之境”鲜有兴趣。同时，无论是区域地图还是全球地图，都以南方为上。

巴勒希学派中技术最精湛的成员是阿布·卡西姆·穆罕默德·伊本·豪盖勒（约卒于977年）。伊本·豪盖勒出生于伊拉克，游历过波斯、突厥斯坦和北非。他最知名的著述是《诸地理胜》，也叫作《道里邦国志》，和伊本·胡尔达兹比赫的作品同名，以感谢这部新近的伊斯兰地理学著作对该书的帮助。

伊本·豪盖勒的文本也配有区域地图，并且还绘制了世界地图，其中第一幅就展示了巴勒希学派对世界地理的看法——没有投影和气候带，几乎只关注伊斯兰世界。地图以南为上，但是托勒密的影响依然清晰可辨。世界周围被海洋环绕，而看不见的地球另一半被认为是不可居住的，是一片水域。人居世界大致分为三块：最大的一块陆地是非洲，占据上半部分；亚洲占据左下角；而欧洲挤在右下侧。在非洲，最显著的地标是尼罗河，蜿蜒穿过东非通向显然位于月之山脉的发源地。埃及、埃塞俄比亚和北非伊斯兰国家都有清晰的标注，而欧洲只有西班牙、意大利和君士坦丁堡惹人注目。不出意外，包括阿拉伯半岛、红海和波斯湾的亚洲被描绘得相当详细，并被细分为独立的行政区域。再往东，随着伊斯兰影响力的减弱，地理细节也变得粗略。尽管画有中国和印度，但轮廓完全是概念性的，而塔罗班纳（现在的斯里兰卡，名字来自希腊语）完全没有出现在地图上；印度洋则没有任何岛屿。这张新的世界地图唯伊斯兰是从，受到其行政和商业利益的影响。

伊本·豪盖勒的世界地图表明，绘制省份并注重宗教圣地和贸易商路的地理学成为主流。于是必须要建立起巴勒希学派制图者所谓的ḥadd——规定穆斯林国家彼此之间的内部边界。随着巴格达的政治和神学力量衰微，巴勒希学派的制图者将他们地图的中心从哈里发国的首都转向麦加作为已知世界的中心，这正是地理学伊斯兰化的关键时刻。这群制图者付出长期努力，设法为伊斯兰世界进行了首次详尽的自然地理构造描述，自托勒密以来，这个地区的地图绘制一直差强人意。正是这种从希腊几何学向鲜明的伊斯兰自然地理学的转向，对伊德里西的地图绘制产生了显著的影响。

在本书所描述的所有制图者中，谢里夫·伊德里西的身世是最显赫的。在伊斯兰教中，“谢里夫”（意为“尊贵的”、“显赫的”）一词指的是先知穆罕默德的女儿法蒂玛的后人。而他的姓氏伊德里西表明，他是强大的伊德里斯王朝的后裔，该王朝于786年建立了伊比利亚第一个伊斯兰教国家，并且在整个九世纪统治摩洛哥大部分地区，而它又是七世纪末在大马士革建立倭马亚王朝的哈里发的后裔。750年，包括伊德里斯家族在内，倭马亚王朝的遗族被阿拔斯王朝击败后逃离大马士革，定居在伊比利亚和北非，在科尔多巴建立了敌对王朝。新建立的哈里发国继续征服了伊比利亚半岛的大部分地区，同时在985年吞并了因内斗而败落的伊德里斯王朝。伊德里西的直系祖先是哈木德家族，其统治地区是现今的马拉加。1100年，伊德里西在北非边境的休达（哈木德家族最后的据点）出生时，他的家族已经非常熟悉伊斯兰王朝和宗教的派系斗争。

关于伊德里西的生平，留下的史料很少，且常常互相矛盾。关于他的出生地，有人认为在西班牙，还有人认为是摩洛哥甚至是西西里，至今难以断定，但所有证据都表明他是在科尔多巴接受的教育。倭马亚王朝的首都科尔多巴在八和九世纪的鼎盛期，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之一，据估测有超过30万的人口。它拥有世界第三大清真寺（建于786年），并且号称拥有欧洲第一所大学，培养出中世纪世界一些最重要的思想家，包括伊斯兰哲学家伊本·鲁世德（阿威罗伊），还有犹太拉比、哲学家和医师摩西·本·迈蒙（迈蒙尼德）。²⁰这座城市又是一座早期的“共存”城市范本，伊斯兰教、基督教和犹太教学者在科尔多巴享有相对的自由，在学术上（而不再是政治上）对抗巴格达的阿拔斯王朝。

根据当时一位伊斯兰评注家的记载，科尔多巴成了“智慧的故乡，其起点和终点；大地的心脏，科学的泉源，伊斯兰的穹顶，伊玛目的宝座；正确推理的家园，思想果实的花园”。²¹不难理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描述：倭马亚王朝资助了400多座清真寺、900多座浴场、27所免费学校，还有一座藏书40万卷的皇家图书馆，与巴格达和开罗的藏书不相上下。城市的学校和大学除了是学习和实践伊斯兰教法学的中心，还教授科学和各种不同学科，从医学和天文学到地理学、诗学和语文学（包括将古希腊语文本翻译为阿拉伯语的繁荣的翻译事业）。

30多年后，伊德里西在他的《娱乐》中谈到这座他接受教育的城市时，称之为“安达卢斯最美丽的珠宝”。²²但当他来到这座城市时，伟大的王朝已是遥远的记忆，1031年哈里发国覆灭后，科尔多巴落入了一系列微不足道的继任者手里，最后在1091年被穆拉比特王朝占领，这个柏柏尔人的王朝在伊德里西开始求学的时代完全不受科尔多巴人的信赖，但在基督教不断向南推进的收复失地运动的威胁下，却也是他们唯一救赎的希望。伊德里西一方面接受着这座城市提供的多元文化教育，一方面领悟到他身边的伊斯兰教世界的政治地理可以在一夜之间改变。

伊德里西决定离开科尔多巴，这是一个明智的选择。这座城市夹在穆拉比特王朝占领者和正在逼近的卡斯蒂利亚基督教军队之间，前途暗淡（1236年被卡斯蒂利亚军队占领）。十二世纪三十年代，他开始远行，游遍了小亚细亚、法国、英格兰、摩洛哥和安达卢斯的其他地方。我们找不到解释他为何在1138年左右来到西西里的当时的记录。也许鲁杰罗对于伊德里西的兴趣更多是出于政治考量，而不是学识上的原因：在其任内，这位诺曼国王吞并了北非沿岸的部分地区（包括的黎波里），并且扶植了几个伊斯兰后裔的傀儡统治者；他很可能是想用相同的方式任用伊德里西这样的显赫穆斯林贵族。²³事实上，欧特维尔家族早就有庇护其哈木德亲属的传统：哈木德王朝最后一位统治者穆罕默德·伊本·阿卜杜拉在1058年逃离马拉加时，在西西里受到了鲁杰罗二世的父亲，西西里伯爵鲁杰罗一世的庇护。²⁴大马士革的学者萨法迪（1297—1362年）在一篇写于十四世纪的文章中描述了鲁杰罗庇护伊德里西的动机：

法兰克国王暨西西里君主鲁杰罗钟爱精通哲学之学者，正是他从北非请来了谢里夫·伊德里西……他到来后，鲁杰罗隆重地迎接贵宾，费尽周章为其荣华加身……鲁杰罗邀请他留在自己身边。为了说服他接受邀请，他告诉伊德里西：“你是哈里发家族出身，如果你是被穆斯林统治，那么他们的王会伺机杀你，但如果你和我在一起，你就会安全。”伊德里西接受了国王的邀请，国王给了他一份丰厚的收入。伊德里西经常骑着骡子去觐见国王，而当他抵达时，鲁杰罗会起身上前迎接他，然后两人一同坐下。²⁵

这是现存唯一的有关两人初次会面的记录，写于将近200年后。睿智、慷慨的主人和他安静、感恩的臣子，这是一种永恒的惯常描述。但这也抓住了鲁杰罗融合政治和学术的高明手腕，他明白伊德里西的身世令他既是同教派教徒的目标，也是自己的目标。两人出于不同的原因，都学会了适应其他文化的风俗和习惯，尽管那个时代在台面上并不赞同这种行为。两人都是身在他乡为异客，远离故乡数百公里。两人对待宗教的态度也都远远称不上正统。

与伊德里西在巴勒莫会面的这位统治者，和先人一样，对其宗教信仰一直维持着一种爱恨交织的关系，并且对以信仰之名提出的政治主张抱持健康的怀疑态度。自十一世纪中期以来，诺曼人从拜占庭的手中夺取了意大利南部部分地区和西西里，控制了卡拉布里亚、普利亚、雷焦和布林迪西，基督教世界各强权在这些领土上有自己的既得利益，因此长期与他们作对。教皇对诺曼人主宰罗马以南的国家自然颇为疑虑，同时，在意大利也占有领土的德意志霍亨斯陶芬王朝也反对欧特维尔家族蚕食他们的领地。就连君士坦丁堡的拜占庭皇帝也认为欧特维尔家族篡夺帝国对西西里拥有的传统权利，感到愤怒难耐，谴责鲁杰罗是“暴君”。²⁶

虽然各方势力都反对鲁杰罗，但他确实是个狡猾的对手。1128年，在伊德里西来到巴勒莫之前，教皇洪诺留二世拒绝承认鲁杰罗对普利亚的统治，甚至颁布绝罚令将他驱逐出教会，并号召发起十字军出兵讨伐。但讨伐最终失败，削弱了洪诺留的地位，他只好勉强承认鲁杰罗对意大利的统治。1130年2月，洪诺留去世后，教廷分裂，鲁杰罗趁机拥立驻罗马的阿纳克莱图斯二世，反对与他敌对的英诺森二世。为了确保鲁杰罗在军事上提供援助，在政治上式微的阿纳克莱图斯二世后来在同一年颁布了教皇敕令，授予他西西里国王的头衔。但到了1138年，鲁杰罗的王国再度陷入另一场危机。那年教皇阿纳克莱图斯去世，而支持英诺森二世即位的德国统治者强烈反对鲁杰罗统治西西里。鲁杰罗面临着又一个反对他的教皇。次年，英诺森二世再度把鲁杰罗逐出教会，但在随后的一场军事冲突中被鲁杰罗的军队俘虏。他不得不屈辱地承认国王的主权，并且保证以后不再支持任何挑战鲁杰罗对西西里进行统治的行为。²⁷

在整个十二世纪四十年代，反对鲁杰罗统治的行动持续不断。虽然鲁杰罗平息了教皇的反对，但依然面临着拜占庭和德意志统治者想要将其罢黜的企图，但他们都失败了。随后，当王国进入稀有的相对稳定的统治期时，这位诺曼统治者和他那位穆斯林臣民便开始联手编撰《娱乐》。

当伊德里西习惯了巴勒莫的新生活，他发现身为一个穆斯林和一名学者，这座岛屿可以让他从各种不同的学术传统中汲取营养。从罗马时代开始，西西里就享有富饶繁荣的美誉。和托勒密时代的亚历山大港一样，它处于地中海不同文化和传统的交会之处，确保了它在商业上的富庶和政治上的重要性。这座岛屿是政治领袖往来罗马和君士坦丁堡之间的休息站，它的港口迎接着整个地中海持不同信仰的商人。它也是基督教和伊斯兰教朝圣者的避风港。西班牙的穆斯林前往麦加朝觐途中，常在西西里的港口休息，欧洲前往圣地的基督教徒也同样如此。1183年，西班牙穆斯林伊本·朱拜尔从巴伦西亚途经西西里前往麦加时写道：“这座岛屿的丰饶无法言表。这位西班牙（安达卢斯）的女儿有富足的耕地，有丰饶的收成，有适宜的环境，有充足多样的产品，有各式各样的果实。”伊本·朱拜尔在描述穆斯林社会与基督教统治者之间的和平共存时，甚至以赞许的口吻引用了古兰经的经文，他说：“基督教徒们对待穆斯林很友善，‘以他们为盟友’，但还是向他们每年征两倍的税。”他惊异于诺曼人“华丽的宫殿和优雅的花园”，并认为他们在行使法律、行政、帝王权力时，“姿态很像穆斯林国王”。²⁸

这种驳杂的文化遗产让西西里在1130年鲁杰罗加冕国王时成为学术中心。在鲁杰罗将萨莱诺并入他的意大利帝国之前很久，它就已经是拉丁语世界中传播希腊和阿拉伯医学知识的中心。鲁杰罗的枢密院颁布的官方公告都用拉丁语、希腊语和阿拉伯语写成，以确保不断有符合资格的学者能够延续这个蓬勃的传统，将文字在三种语言之间相互翻译和传播。希腊外交官和卡塔尼亚副主教亨利·阿里斯提普斯在岛上生活时，将亚里士多德的《天象论》部分章节从希腊语翻译成拉丁语，并且完成了柏拉图《斐多篇》的第一部拉丁文译本。他还将一份托勒密的《天文学大成》的希腊语副本从君士坦丁堡带回西西里，托勒密的天文学论述最早的拉丁语译本正是译自此副本。²⁹鲁杰罗还庇护过希腊神学家尼罗斯·多克萨帕特瑞斯，他在1140年前后从君士坦丁堡逃到巴勒莫，并被委任写作亲拜占庭的手稿《教长神座的次序和等级》，这被称为是一份“教会世界的历史地理学”。³⁰鲁杰罗还至少赞助过6名诗人用阿拉伯语赞颂自己在政治和文化上的功绩。³¹

巴勒莫的多语言文化及多样化学术传统，令它成为完成鲁杰罗将要委托给伊德里西的旷世巨作的理想之地。在《娱乐》的序言中，伊德里西描述了国王委托这项任务的缘起。最初的构想是对政治地理进行探索，鲁杰罗这么做毫不令人意外。国王

希望精确了解他领土的细节，并且以确切的知识掌握这些细节，他要知道边界和陆上及海上路线，以及这些地方属于什么样的气候带，如何在海洋和海湾中辨别它们，同时还要了解七个气候带中其他的领土和地区，只要得到不同的学术来源共同认定，并得到遗留下来的手稿或者不同作者的确证，就能表明每个气候带覆盖哪些特定的地区。

自从托勒密用表格确认了已知世界8000多个地点的坐标，包括后来罗马人所做的调查（已失传）以来，这是最有抱负的一项自然地理学研究。罗马人至少还能依靠帝国本身的幅员辽阔，以及随时可以取用希腊地理学文本作为参考，来进行这样一个计划。鲁杰罗的小小王国缺少资源和人力来完成这样的测量，但他可以利用各种希腊语、阿拉伯语和拉丁语典籍收藏。伊德里西主要参考两份资料：托勒密的《地理学指南》（有希腊语原文和阿拉伯语译本），还有早期基督教神学家保卢斯·奥罗修斯的著述。和伊德里西一样，奥罗修斯是一位游历多国的学者，一直在伊比利亚、北非以及圣地生活和工作，他的《反对异教徒的历史》（作于416至417年）是一部关于基督教兴起的地理历史。

国王决心要将地理学过去、现在和正在发展的理念进行统一，他汇集了托勒密和奥罗修斯的成果，又与伊德里西和学者团队的地理知识融合，然后补充新近委任的旅行者从人居世界带回来的最新报告：

他们共同研究，但有关他在之前提到的作品中找到的资料，他（从别的学者那里）没有发现什么额外的知识，而当他召集学者商讨这一议题时，他还会派人到各处领地寻找可能有旅行经历的更多学者前来，向他们单独或是集体讨教意见。但他们没有达成一致的看法。不过，他们的信息若能达成一致，他就接受，若有歧见，他就会拒绝。³²

在接下来的几年中，鲁杰罗的学者们刻苦地核对信息。只要关于某个问题的看法达成一致，就将结果写在一块大画板上，一幅巨大的世界地图在这块画板上渐渐成形：

他希望确保这些人达成共识的经度和纬度（以及两地间距离的测量）都是精确的。因而他准备了一块绘图板，并在上面用铁制工具一项一项标注前述几本书中提到的信息，并且记下学者们的决议中较可靠的信息。³³

这些工作换来的第一项成果不是一份托勒密传统的地名索引，而是一幅巨大的圆形世界地图，用白银制成。伊德里西告诉我们，鲁杰罗下令：

用纯银制作一个大尺寸的圆盘，重400罗马罗特尔，每罗特尔为112迪拉姆，制作完成时，他已经在上面刻上地图，包含七个气候带及各自覆盖的土地和地区、海岸线和腹地、海湾和海洋、河道和河流位置、有人和无人居住的地区、每个地方与已知港口之间的【路程】（有的以经常行走的道路标示，有的以确定的距离数字或经过鉴定的测量结果标示，不一而足）。³⁴

这幅非凡的银制世界地图和地理画板都没有保留下来，但伊德里西说，在完成这幅地图后，鲁杰罗委任他“写一本书，解释这幅地图如何制成，并补充先前遗漏的有关土地和国家情况的细节”。这本书将描述“与每个国家相关的所有奇妙的事物，以及它们在七个气候带中的位置，还要描述那里的民族和他们的风俗习惯、外貌、服饰和语言。这本书应该叫作《渴望周游世界者的娱乐》。在1月上旬完成，恰逢希吉来历548年的闪瓦鲁月”。³⁵

这部完成的书稿是鲁杰罗的地理学雄心唯一留存下来的遗产。翻看全书，便能体会到国王为何需要伊德里西的帮助。这本书不仅参考了希腊语和拉丁语的地理学资料，比如托勒密和奥罗修斯的著作，还融合了伊德里西引入的第三个关键传统：有着300多年传统的阿拉伯地理学知识。《娱乐》代表了第一次有人认真尝试将希腊、拉丁、阿拉伯学术三大地中海传统，汇集在一部对已知世界的概述中。

伊德里西未必接受过天文学和宇宙学方面的训练，因而很少描绘地球的起源，只是声明它是球体，周长估计为3.7万公里（2.3万英里），并且“在太空中如鸡蛋的蛋黄一般稳定不动”。他在序言中所说的并不透彻，也没有什么创新，只是附和了希腊和伊斯兰的权威资料；书中史无前例的地方，是他处理鲁杰罗派人搜集来的多样化信息的方法。伊德里西参考了托勒密，将书的其余部分从东到西分为七个经度气候带，但地图却以南为上。第一气候带穿过赤道非洲直到朝鲜。他写道：“第一个气候带始于西海之西，也称作阴影之海。因为在它以外，没有人知道存在着什么。海上有两座岛屿，称为幸运岛，托勒密从这里开始计算经度和纬度。”³⁶最后一个，也就是第七气候带包括现今的斯堪的纳维亚和西伯利亚。他最大胆的创举是将每个气候带又细分成10个部分，组合起来就成了由70个矩形区域组成的世界网格。伊德里西从来没有想过以这种方法将地图组合起来——即便是在仪式庆典的场合，这种汇整后的地图也大到没有什么实际用途——但这却是一种全新的描述整个世界地理环境的方法。在《娱乐》中，70幅区域地图之前都有各自描述地图中所描绘地区的文字，让读者可以在初次阅读后对该地区有一番想象。

在序言中，伊德里西提到了如此分割世界的原因，对于如何使用地图补充和强化字面的地理描述，这是前现代时期提供的最详细的说明：

我们进入每个分区，其中包括村镇、辖区和区域，这样读者就可以看到平时看不到或不了解，抑或由于路况险要或民族习性不同而无法亲自前往的地方。读者可以通过看地图来纠正某些信息。这些分区地图总共有70幅，不包括两侧的极限地区，一个是人居世界的南方边界，因为过度炎热和缺水而无法居住，另一个则是因为过于寒冷而成为人居世界的北方边界。

这段说明展现了地图将地点进行视觉化呈现的力量，可以让看地图的人看到由于距离过远、危险等原因而从来不曾想象自己会亲身游历的地方。但伊德里西也认识到，他的区域地图所能提供的信息也仅限于此。在重申了描述自然地理的重要性后，他继续说道：

现在很清楚，当读者看这些地图以及文字所说明的国家时，就会看到真实的描述与悦目的形式，但除此之外，他还需要知道有关各个省份的描述，以及各地民族的样貌、服饰、配饰，以及实际的道路、里程数和法桑【波斯度量单位】，还有这片土地上所有的奇观，这些信息都是由旅行者看到、被游历作家记录下来，并且得到了叙述者的证实。因而，在每幅地图之后，我们会在书中适当的地方加入我们认为有必要并合适的所有信息。

这段动人的陈述不仅展现了制图术的力量，也点明了局限性，并且像托勒密一样坦承必须给人居世界赋予一种“形式”或几何秩序，但也间接承认了“游历作家”的“道听途说”所存在的问题。旅行者的报告对于鲁杰罗属意的详细的人文地理学显然是必要的，但这些报告要如何验证并得到“叙述者的证实”呢？对伊德里西而言，地图采用的基本几何学是无可置疑的，并且能够可靠地复制，这和片面的记述不同，就算是最有经验的旅行者的记述也一样是片面的。

伊德里西遇到的问题，正是1500年前希罗多德提出的问题。他的解决方法违背了从古代世界和早期穆斯林制图术流传下来的制图学传统，选择了一种非科学的方法来描绘人居世界的地区实况。这样会产生中世纪世界最详尽的地理学描述，但也会使他的作品无人问津，因为政治意识形态越来越崇尚教化性质的制图世界观。

关于过去从马蒙宫廷到伊本·豪盖勒的制图史，伊德里西的回应很复杂，因为他对自己的资料来源所言甚少，也因为他所处的手稿文化中有思想传播和交流方面的问题。我们主要依靠《娱乐》后来的手稿副本（及附带地图）来评价他的成就。同样，他在伊斯兰世界最西端的求学和早期职业经历，也让人们很难知道他在科尔多巴和西西里可能接触到哪些典籍。他完全没有提到马苏第这种人的影响力，这完全是因为无知，还是代表着某种不为人知的学术和意识形态冲突？我们可能永远不得而知。但将他确实引用到的资料拼凑起来，加上他的地图和地理描述文字，还是可以大致猜到他想要达成什么目标。

在《娱乐》的序言中，伊德里西宣称自己引用了托勒密、保卢斯·奥罗修斯、伊本·胡尔达兹比赫和伊本·豪盖勒的著作，还有其他资料。³⁷这个列表包含了很多信息：一个希腊人、一个基督教徒、两个穆斯林（其中一个是行政官，另一个是资深的旅行家）。阅读伊德里西的著作，看着根据他的文字绘制的地图，似乎可以发现，他并没有特别倚重哪个资料来源。他从每个人那里都汲取信息，并且默然承认他们各自的局限，然后得出自己的结论。他参照了伊本·胡尔达兹比赫关于地球形状、周长和赤道测量方面的理论，然后又利用托勒密的理论来描述和绘制气候带、推算地图的区域尺寸。

伊德里西在接下来描述70个地区的文本和地图中，不露痕迹地游走于托勒密和穆斯林的资料之间，他对地点的描述和方位的估算，常常和地图上的位置不一致。一章又一章的文字描述给出了每幅地图上各地之间的路线和距离，例如，“麦加到麦地那（或称叶斯里卜）最方便的路线，需要6天‘日程’”，相当于415公里。伊德里西对这条路线的论断，显示他马上从托勒密又回到了伊本·胡尔达兹比赫，这次是参考了这位前辈在行政和实务上的偏好：

从萨布拉到梅莱（一个休息处，有甜美的泉水），距离27公里。

从那里到希德尔（麦地那居民的集会地，有少量阿拉伯人居住），距离19公里。

从希德尔到麦地那，距离11公里。³⁸

麦加的地图并没有强调圣地的重要性，所配的文字描述也没有提到。伊德里西写道：“麦加古城历史太过悠久，其起源已迷失在时间的暗夜之中；它闻名于世，繁荣昌盛，从伊斯兰世界各个角落前来的人们络绎不绝。”对于克尔白天房的描述也同样平淡：“在传统叙述中，克尔白天房是阿丹的居所，由石头和泥土造成，之后毁于大洪水之中，只留下遗迹，直到真主下令易卜拉欣和伊斯玛仪重新修建。”³⁹这既非当时以耶路撒冷为世界神圣中心的基督教“世界地图”（下一章中讨论）的神圣地理学，也不是以麦加作为中心的巴勒希学派的神圣地理学。相反，这是对自然世界的自然主义描述，充满了奇观和奇迹，但对神圣创世的创始行动没有表现出明显的兴趣。

在谈到哈里发国的首都巴格达时，伊德里西的描述也同样内敛。他写道：“哈里发曼苏尔将这座伟大的城市建立在底格里斯河的西岸，并将周围的土地分成封地，分配给他的朋友和追随者们。”⁴⁰与此形成直接对比的是，他对基督教王国的伟大城市进行了详细描述，赞叹不已。罗马被描述为“基督教的支柱之一，在大主教辖区中首屈一指”，以古典建筑、繁荣的市场、美丽的广场和包括圣伯多禄大教堂在内的1200多座教堂为人称道。伊德里西还提到了“被称为教皇的君主所住的宫殿。这位君主比所有国王都更有权力；各国国王对他敬若神明。他统治公正，处罚压迫者，保护贫穷和弱势的人，防止滥权。他的精神力量超越所有基督教的国王，他们之中无人敢违抗他的命令”。⁴¹如果说伊德里西是刻意贬低伊斯兰城市而抬高基督教地区，以此讨好鲁杰罗，那么这番宣扬教皇权威的描述恐怕并不是国王想要听到的。

但在伊德里西对耶路撒冷的描述中，他的作品开始出现一种微妙的地理学综摄视角。他以纪年的方式描述了这座城市中缠绕在一起的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神学历史，不断提到耶稣是“救世主”，讲述了他一生从降生到受难的地理轨迹。在一段关于圣殿山（即伊斯兰教中所谓的尊贵圣殿）的精彩段落中，伊德里西将它描述为

大卫王之子所罗门建造的神圣居所，在犹太教掌权时期是朝圣的圣地。但穆斯林到来后，从他们手中夺走了这座圣殿，并且将他们驱逐。在穆斯林统治下，圣殿得以扩建，如今这座清真寺在穆斯林中被称为“阿克萨清真寺”。全世界没有一座神殿比它更宏伟，除了安达卢斯的科尔多巴大清真寺；因为根据报告，那座清真寺的圆顶比阿克萨清真寺的大。⁴²

这就是犹太教最神圣的圣地，也是伊斯兰教的第三大圣地，仅次于麦加和麦地那，由于先知在异象中骑着一匹飞马从麦加来到耶路撒冷，因此也被命名为“远寺”，随后这里曾短暂作为穆斯林朝拜的方向。但在描述清真寺地基的建筑物时，伊德里西提醒读者，1104年时，“基督教徒抢占此地，并且在本书编撰的同时，依然一直统治着该地”。如同伊德里西在职业生涯中不曾被任何宗教主导，他在《娱乐》中虽然一直都是以穆斯林的身份自陈，但他似乎并不认为应该巩固一种知识和宗教传统占据主导地位。

《娱乐》明显放大了鲁杰罗领地在世界地图上的尺寸。被称为“珍珠中的珍珠”的西西里，比地中海的其他岛屿都大，其统治者被誉为拥有“华美的王权和尊贵的君权”。⁴³但这是迫切的政治需求造成的结果，也是以自我为中心进行制图的典型案例，伊德里西放大了自己及其君主的位置。在更基本的层面，托勒密的几何学和巴勒希学派的神圣地理学都没有在《娱乐》中占上风。伊德里西的地图全都没有比例尺，也没有统一的距离度量单位。和伊本·豪盖勒的地图不同，伊德里西的地图描绘的世界没有“界域”，这个伊斯兰教的术语指一座城市、一个国家或一片大陆的极限、边界、尽头。⁴⁴鲁杰罗持续多年赞助这个项目，表明他对这种政治地理学表示满意，但对于伊德里西而言，《娱乐》显然具有另外的含义：艾达卜（adab），即对具有启发和娱乐意义的学术作品的高雅而有教养的追求。而艾迪卜（adīb）则是指拥有这种追求的人，他们想要了解世间万物，而这本百科全书式的地理学著作是传达这一理念的一种最佳表现工具。⁴⁵

*

被大肆吹捧的“共存”精神，以及目标、观念和信仰的多元文化交流和传播，催生了伊德里西的《娱乐》，但这只是一种短暂的现象。当这种现象在鲁杰罗的晚年开始崩溃时，伊德里西的地理学成就也就陷入困局，这是因为基督教徒和穆斯林之间的意识形态分化越来越两极化，令这位身处多语言的基督教宫廷中的穆斯林制图者举步维艰。1147年，伊德里西在编撰《娱乐》时，鲁杰罗大力支持第二次十字军东征的计划，希望最终将穆斯林赶出耶路撒冷。鲁杰罗一如既往地老谋深算，计划利用十字军东征发展自己的政治大业，但这同时也意味着他在那个时代越来越难以回避两种信仰之间日益激烈的冲突。

鲁杰罗于1154年去世后，由他的儿子古列尔莫一世继任。尽管古列尔莫也像父亲一样慷慨赞助学术，但他缺乏鲁杰罗的政治洞察力。根据古列尔莫统治时期的一份史料描述，“过了不久，所有的平静都渐渐消失”，西西里王国很快陷入惨烈的派系争斗。⁴⁶或许，就和伊德里西年轻时逃离科尔多巴相似，他明白一个时代已经过去，他离开了西西里，踏上人生最后一段旅程，回到北非，可能是在休达定居，直到1165年去世，享年65岁。在他离去之时，恰逢穆斯林扩大反抗诺曼领主的行动。鲁杰罗的外甥，身兼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和西西里国王（1198—1250年在位）的腓特烈二世对岛上的穆斯林社群采取了全然不同的手段，驱逐了大批穆斯林。他还穿上十字军的披风，率领第六次十字军东征，最后在1229年加冕为耶路撒冷国王。在他去世的时候，岛上残存的穆斯林或者被流放，或者被卖为奴隶。诺曼人在岛上的“共存”尝试以悲惨的结局收场，也让穆斯林从此在西西里岛上绝迹。⁴⁷

十二世纪末期，地中海世界的文化边界变动不居，这些移动的边界曾经缔造了友好的学术交流环境，这意味着伊德里西在地理学方面留下的遗产有限。很难想象《娱乐》这部庞大复杂的作品如何从西西里轻松地传遍伊斯兰世界各地，何况，许多穆斯林学者认为伊德里西背叛了自己的信仰。后世的一些伊斯兰作家引用了他的著作，复制他的地图，包括著名的北非学者伊本·赫勒敦（1332—1406年），他的家族也是从慢慢瓦解的安达卢斯逃离的。赫勒敦在里程碑式世界史巨作《世界通史》中将伊德里西的地图和托勒密的作品相提并论，都是对“已开化世界中的山川、海洋、河流”所做的描绘。⁴⁸此外，伊德里西的作品仅限于在北非的学术圈流通。尽管在1592年罗马出版了一部删节版的拉丁语《娱乐》译本，但它只是被视作一件历史奇珍和伊斯兰地理学落后的证据，无人理会。

二十世纪末，学者们开始重新评估伊斯兰制图学的重要性，伊德里西的声誉才渐渐恢复。若非近年出了一项绝无仅有的发现，伊德里西在制图术上，尤其是他的圆形世界地图的重要性，很可能会越发凸显。2002年6月，牛津博德利图书馆的东方藏书部获得了一部阿拉伯语的手稿，为研究阿拉伯地理学的发展开辟了新方向，并且对有关伊德里西世界地图的既定看法提出了挑战。根据作者提到的政局和朝代，原始手稿应当出自十一世纪，但留下来的是一份十三世纪早期的副本，可能来自埃及。作者的名字至今不详，但这本书的书名被翻译成英语后，让它看起来和伊德里西的《娱乐》属于同样的描述类型，令人好奇。

这本书题为《令人大开眼界的科学奇闻和奇观之书》，用阿拉伯语写成，共有35章，描述了天上和地上的世界。更重要的是，这部著作内附至少16幅地图，描绘了印度洋、地中海、里海、尼罗河、幼发拉底河、底格里斯河、阿姆河和印度河。其他的地图包括塞浦路斯、北非和西西里。前几章还配有两幅世界地图，一为矩形，一为圆形，两者都独具特色。矩形的世界地图和已知的任何一幅伊斯兰地图都不同。它非常简略，以南方为上，将世界分为两块广袤的大陆，右边是欧洲，而亚洲和没有边界的非洲在左边。阿拉伯半岛尤其显眼，麦加被描绘得像一块金色的马蹄铁。地图上还有刻度尺，与苏赫拉布将世界地图投影到平面的方法十分相似。刻度尺画在地图上方，从右到左直到东非海岸某处为止。尽管抄写的人显然看不懂这个网格（上面的数字标错了），但刻度尺的存在表明，伊斯兰世界地图在测量距离和运用比例尺方面，比我们原先认为的更加先进。⁴⁹

圆形地图让人看起来更加熟悉：至少在6份伊德里西的《娱乐》副本中都有一模一样的世界地图。《奇观之书》中的地图比《娱乐》至少早了一个世纪，这完全颠覆了伊德里西在制图史上的传统地位。至于为什么《娱乐》中会出现这种地图，有两种可能的解释。一种可能是伊德里西没有引述来源就复制了地图，并将它放在了自己的著述中，也可能是，后来的抄写者自发地添加了《奇观之书》中的地图，认为这可以很好地补充《娱乐》的不足。考虑到伊德里西的文本从来没有提到过世界地图，再加上这幅地图展现的纯粹是地球的自然地理，与《娱乐》中其他部分对区域性人文地理的兴趣不同，第二种说法似乎更有可能。无论事实如何，《奇观之书》的出现表明，地图和地理学思想在中世纪伊斯兰世界中的传播和交流，比历史学家们曾经所认为的时间要更早、范围要更广。我们对中世纪制图术的理解，不管是哪一个宗教派别的，都还需要继续发展。

《奇观之书》中出现的圆形地图，改变了我们对伊德里西的地理学成就的看法。他的人居世界区域地图的绘制方法，是前现代社会中用非数学方法绘制地图的一个伟大实例，是基督教徒和穆斯林之间，也是希腊人和犹太人之间交流的产物。以现代的眼光来看，这种绘制传统可能并不客观，但它们追求一种现实主义，用统一的方式绘制空间，并且相对摆脱了当时地图中盛行的宗教修辞。伊德里西的区域地图和他对人居世界中村镇、城市、社群、物产、商路和距离的描述，反映出他试图统合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制图术的各种元素，尽管如此，他似乎并不愿意认同其中任何一种宗教的宇宙起源说，也拒绝承认它们声称拥有的普世统治权。

和托勒密一样，伊德里西将绘制世界地图作为一种知识上的演练，是一项由鲁杰罗这样有抱负的赞助者所指派的任务。但真正让他感到兴奋的，是区域地图中蕴含的无限可能性；他拒绝将70幅分区地图汇集成一幅全球图像，因为一定会有人基于不同信仰的信念来质疑这幅全球图像的创制。在此后的整个地中海世界，无论是基督徒还是穆斯林的宫廷和统治者，都越来越难以接受将多样的地球自然奇观制成地图。到了十三世纪，双方都背离了伊德里西，转而希望地图能为他们特有的神学信仰提供明白无误的支持。尽管伊德里西在地理学上有所创新，但基督徒和穆斯林都不认同他的地图的价值，宗教信仰还是胜过了地理描述。

第三章　信仰　
赫里福德《世界地图》，约1300年

意大利奥尔维耶托，1282年

1282年8月23日，赫里福德主教托马斯·坎蒂鲁普在意大利奥尔维耶托附近的费伦特去世。坎蒂鲁普曾任英格兰的大法官、牛津大学的校监、伦敦和约克的牧师，并且是爱德华一世国王的私人顾问，他是十三世纪英格兰教会生活中最有影响力的人物之一。在人生的最后几年中，他与自己的上级坎特伯雷大主教约翰·佩卡姆陷入了激烈的论战。坎蒂鲁普生于贵族统治阶级，坚定拥护高级神职人员领取多重圣俸（宗教圣职所附带的土地和财产权）的既得权利，这种做法在当时通称为兼任制。佩卡姆大力批判兼任制，以及他眼中的不遵法纪、玩忽职守和非正统神学教育。1279年被任命为大主教时，佩卡姆就对包括坎蒂鲁普在内的高级神职人员明确表示，希望废除这种恶习。佩卡姆代表着一种全新的教会权威。他非常支持1215年在罗马举行的第四次拉特朗大公会议颁布的法令，法令试图通过强化教会统治精英的权力，给予他们更多权威，向普通信众宣扬教义的基本要点，从而规范基督教教义。¹佩卡姆热情拥护此项改革，在主教教区中扩大自己的管辖权，在这个过程中削弱了许多主教的权威和特权。

在兼任制这个问题上，佩卡姆尤其想要使威尔士的神职人员达成共识。这不仅是宗教问题，也是政治问题。在十三世纪七十至八十年代，爱德华国王为了把威尔士并入英格兰，与独立的威尔士统治者陷入长久而又激烈的冲突。赫里福德教区位于英格兰和威尔士的边界地带，是英格兰政治和教会权力所能达到的最远范围，因而佩卡姆急切期望威尔士也能服从他的改革。虽然坎蒂鲁普在政治问题上效忠爱德华国王，但他反对佩卡姆改变兼任制和其他深植于英国宗教生活中的习俗，也抗拒大主教改革教区的企图。双方的争执在1282年2月陷入白热化，大主教忽然在兰柏宫将坎蒂鲁普逐出教会。受到屈辱的主教流亡至法国，并在1282年3月前往罗马，准备直接向教皇马丁四世抗议佩卡姆将他逐出教会的决定。²

1282年夏天，坎蒂鲁普见到了教皇，并上报了自己的情况。但在问题得到解决前，坎蒂鲁普的健康状况便急转直下，8月时他已经出发，想要赶回英格兰。坎蒂鲁普在费伦特去世后不久，他的心脏便被取出，身体被煮沸以使骨肉分离。肉体被埋葬在奥尔维耶托的一座教堂中，心脏和骨骼则被运回英格兰。遗骸被运回英格兰后，一直到1283年初，佩卡姆都拒绝将坎蒂鲁普的遗骨埋葬在赫里福德。坎蒂鲁普的门徒理查德·斯温菲尔德接替他继任了赫里福德的主教，经过几番努力，前任主教的遗骨终于在1287年于大教堂入土为安。他的墓上饰有“战斗教会”的画面，站立的士兵脚踏巨型野兽，象征着基督徒对抗邪恶，保护德行高洁的坎蒂鲁普，坎蒂鲁普躺在天堂花园之中，受到基督的大军保护。³

斯温菲尔德想要让导师被封为圣徒，这个圣墓只是开端，他苦心经营坎蒂鲁普的坟墓，使它变成从全国各地前来朝圣的信徒的圣地。1287至1312年间，发生了500多件与坟墓相关的“神迹”，从治愈疯子和跛子，到被认定淹死的孩子神奇地复活。一名骑士最钟爱的猎鹰被随从踩死后又活了过来，一个被强盗割断舌头的唐克斯特人能够重新讲话。终于，在1320年，教廷禁不住再三请求，将坎蒂鲁普封为圣徒，这是宗教改革之前最后一个获此荣誉的英格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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坎蒂鲁普的神职生涯及其与佩卡姆之间关于教会权威发生的冲突，集中反映了十三世纪英格兰天主教信仰的变迁。但如今，已经没什么人记得坎蒂鲁普的生平以及他最终的安息之地，尽管在赫里福德大教堂的北侧廊还看得到坟墓的基座。如今前来大教堂进行世俗朝圣的游客，大多会径直走过坎蒂鲁普的坟墓，前往教堂后面在现代时期扩建的建筑，那里收藏了教堂最著名的古迹：赫里福德《世界地图》（mappamundi）。

mappamundi这个术语来自拉丁语的mappa（“桌布”或“餐巾”）和mundus（世界）。八世纪末，这个术语开始在说拉丁语的基督教西方社会中发展，并不总是特指世界地图，也可以指书面的地理描述文本。同样，也不是所有这一时期的世界地图都被称为mappaemundi（mappamundi的复数）。其他常用的术语还包括descrptio，pictura，tabula，或是像赫里福德地图，被称为estoire（“历史”）。⁴地理学当时还没有被当作一门独立的学术学科，因而在拉丁语和欧洲各国方言中都没有一个通用的名词来指代我们如今所谓的地图。但是，在所有流通的术语中，mappamundi成为600年来最常用的指代用文字或图画描绘基督教世界的词汇。在如今保存下来的1100幅“世界地图”中，绝大多数都出现在抄本书籍中，有些尺寸只有几厘米大小，作为插图收录在当时最有影响力的思想家的作品中：西班牙教士和学者圣伊西多尔（约560—636年）、四世纪末的作家马克罗比乌斯，还有五世纪的基督教思想家保卢斯·奥罗修斯。赫里福德《世界地图》是独一无二的，它是制图史上最重要的地图之一，也是近800年来保存完整的同类地图中最大的一幅。它以百科全书的形式呈现十三世纪基督徒眼中的世界形象。它是对中世纪基督教世界的神学、宇宙学、哲学、政治学、历史学、动物学和人种学信念的反思和再现。但是，尽管它是现存最大的中世纪地图，却仍然是个猜不透的谜。我们不清楚它具体是在什么时候制作的，也不知道它在教堂中有什么具体功用；我们也不明白它为什么会出现在英格兰和威尔士边境上的一座小镇教堂中。

如今，游客来到赫里福德，走到教堂的附属建筑中，仔细端详这幅《世界地图》，他们首先会震惊于这件东西的怪异之处，更别说它竟然是一幅地图了。这幅地图的形状就像一所房屋的山墙面，表面的起伏和纹路使它像是一头神秘的动物，而事实上也是如此。这幅地图高1.59米（5英尺2英寸），宽1.34米（4英尺4英寸），由一张巨大的兽皮制成。动物的身形还清晰可辨，动物的脖子是地图的顶点，脊柱正穿过地图的中央。粗看起来，这幅地图就像是一个头盖骨，或者是尸体的横断面，展示了血管和器官；细看之下又像是一只奇怪的蜷缩着的动物。托勒密和伊德里西地图中的那种测量网格并未出现。相反，这幅地图给人一种有机物的感受，将一个混沌而又丰满的世界囊括其中，充满奇观，但也不乏恐怖的画面。

这张皮的大部分区域被一个描绘世界的圆形图案占满，世界位于一个庞大的球体内侧，周围环绕着水。仔细看地图上的大陆分布及地理朝向只会让当代人感到陌生和困惑。地球被分为三个部分，分别在地图上用金箔贴出“欧罗巴”（Europa）、“亚细亚”（Asia）和“阿非利加”（Affrica）字样。⁵欧洲和非洲的名称写反了，这表明，可能是因为十三世纪的地理学知识有限，否则就是当地图最终揭幕时，地图的抄写员羞愧难当（除非背后有更加不为人知的原因，要故意呈现经过混淆的世界图像，与现实形成对比）。地图的基本方向标在外圈，从正上方顺时针依次为Oriens（东方，升起的太阳）、Meridies（南方，太阳在正午的位置）、Occidens（西方，落下的太阳）、Septemtrio（北方，来自拉丁语中的“七”，指大熊座的北斗七星，以此作为推算北方所在位置的参照）。伊德里西的世界地图以南为上，而赫里福德的《世界地图》更改了世界的方向，以东为上。但就像伊德里西的地图一样，亚洲占据了赫里福德《世界地图》中整个球体近2/3的面积。处于地图右侧南方角落里的是非洲，非洲南部的半岛错误地和亚洲连在了一起。欧洲位于底部的西方，在地图左下方，现今的斯堪的纳维亚位于北方。亚洲占据了地图的其余部分。

如果根据现在的地理学为《世界地图》重新定方向，看地图的人必须在心理上将它顺时针转90度，让地图的顶点朝向右方，但即便如此，图上的地形依然显得陌生。大多数人站在《世界地图》前都会寻找赫里福德的位置，以确定自己的方位，但这一点用也没有。这座小镇和威河（标注为wie），还有十三世纪的重要聚落如康维和卡纳芬也都在地图上，但是是在一个被标注为“英格兰 ”（Anglia）的几乎认不出来的香肠形状的岛上，挤在地图左下角。尽管在现代人眼中，整个不列颠群岛似乎很难辨认，但岛上的地名所反映出的地区和民族认同冲突，具有强烈的现代色彩，至今仍纠缠着我们。Anglia用红字标注在赫里福德的东北方，而再往南，同样是这座岛屿却被标注为Britannia insula（意为“不列颠岛屿”）。威尔士（标注为Wallia）看起来像是被英格兰（还是不列颠？）用一条线吊着，而爱尔兰（标注为Hibernia）漂浮在地图的边缘，像一条邪恶的鳄鱼，看起来差点就一分为二。北面的苏格兰（标注为Scotia）则和英格兰完全分离。

穿过弯曲的狭长水域来到欧洲，情况也并没有变得更加清晰。大陆还是很难辨认，像是一个被蜿蜒的水道撕裂的号角形的楔子，主要只能依靠地图上的山脉、商路、宗教圣地，还有巴黎（遭到莫名的涂抹删除，可能要归咎于由来已久的反法情绪）和罗马（被誉为“世界的首脑”）这样的大城市来辨认。地图的底部有一座岛屿，上面矗立着两根古典圆柱，图例上写着“直布罗陀巨岩和雅科山被认为就是赫拉克勒斯之柱”，由希腊英雄树立，标志着古代已知世界的最西端。在赫拉克勒斯之柱左边，西班牙大陆上的科尔多巴和巴伦西亚上方有一行图例写着“欧洲的终点”（Terminus europe）。从赫拉克勒斯之柱开始，地中海沿着地图的脊柱向上延伸，海上散落的岛屿标注着各种杂乱的古代信息。梅诺卡岛被描述为“最早发现投石器”的地方，而撒丁岛根据地图所说“被希腊人称为Sandoliotes，因为它像人类的脚”。最显眼的是伊德里西的家园西西里岛，漂浮在非洲海岸外，靠着一座刻画“伟大的迦太基”的城堡。这座岛被画成一个巨大的三角形，图例提供了三个峡角之间的精确距离。西西里岛的上方是克里特岛，岛上最大的地标是“迷宫：即代达罗斯的家”。在古代神话中，雅典发明家代达罗斯建造了一座用来困住弥诺陶洛斯的迷宫，它是岛上国王米诺斯的妻子帕西淮皇后生下的怪物。在克里特岛上方，地中海一分为二，右边是尼罗河出海口，左边是亚得里亚海和爱琴海。穿过罗得岛和岛上的古代世界七大奇迹之一太阳神铜像的遗迹，地图上接着出现的是赫勒斯滂，即现代的达达尼尔海峡，海峡正上方是拜占庭的首都君士坦丁堡。这座城市以斜角透视画成，巍峨的城墙和要塞也得到了精确的再现。

距离中心点越远，地图与现代地理现实之间的差异越大。越往地图上方看，聚落分布得越稀疏，图例也越详尽，长相奇特的怪物和人像也开始渐渐出现。一只山猫昂首跨过小亚细亚，据说“它能透视墙壁，并且尿液能化为一块黑色石头”。挪亚方舟位于更上方的亚美尼亚，再上去是两个可怕的怪物在印度来回踱步。左边是一只老虎，而右边是一只“蝎尾狮”，它“有三排牙齿、人的脸、黄色的眼睛、血红肤色、狮子的身体、蝎子的尾巴，发出嘶嘶的声音”。继续深入亚洲，地图上描绘了金羊毛、传说中的怪兽狮鹫、怪诞的人吃人场景，还有恐怖的斯基泰人，据说他们住在山洞中，“把敌人的头颅制成杯子”。最后，在地图的左肩部，在已知世界的尽头，有一段图例做了总结：

这里充满了各种超乎想象的恐怖：难以忍受的严寒，从山里不停吹来的疾风，当地人称其为bizo。这里有非常野蛮的民族，他们吃人肉，喝人血，是被诅咒的该隐的子孙。上帝用亚历山大大帝将他们关起来，因为在国王眼前发生了一场地震，高山在他们周围倒下，垒在周遭的山岳上。在高山消失了的地方，亚历山大用坚不可摧的高墙将他们封在里面。

这段图例融合了为人熟知的关于“野蛮民族”起源的圣经版本和古典版本，讲述了歌革和玛各的部族。这些怪物是挪亚之子雅弗的后代，散居在已知世界的最北方。《启示录》预言当末日降临时，撒旦会从“地上四方”召集歌革和玛各的部族进攻耶路撒冷（《启示录》20：8-9）。早期基督教和古兰经中记录亚历山大大帝功绩的版本认为，国王来到高加索山脉后，用黄铜和铁锻造了大门，将歌革和玛各阻于其后——这道屏障在据称是伊德里西绘制的圆形世界地图上也有所呈现。在这些传统中，歌革和玛各都是极端野蛮的民族，在事实和隐喻上都处于基督教世界的边缘，对任何文明都是一种永久的威胁。

在地图上的亚洲右侧，幻想出来的世界也同样充满惊异与恐惧。鳄鱼、犀牛、狮身人面兽、独角兽、风茄、半人半羊兽，还有一个居住在东南方的不幸的民族，他们“有一片凸出的嘴唇，可以用来为脸遮住阳光”。在地图的右上角，红海和波斯湾以红色的爪形切入陆地，斯里兰卡（被标注为Taphana，或者根据古典资料为Taprobana）位于红海和波斯湾的出口，而不是在印度东南海岸外。再往地图下方看，一条蝌蚪形的河流沿着非洲南部海岸流淌，代表的是上尼罗河（当时错误地认为上尼罗河先流经地底，再重新与画在内陆深处的下尼罗河衔接）。

尼罗河的右边是被拉得极长的非洲，除了西北海岸的赫斯珀洛斯山以外，沿途几乎没有什么聚落，直到右上角才出现几间圣安东尼修道院（位于埃及南部）。地图对非洲的描绘与地理实况完全不符：它唯一的作用似乎只是解释尼罗河的起源，并且描绘了另一个充满“怪物”民族的世界；不是歌革和玛各，而是在地图最南端与他们遥遥相对的同类。从赫斯珀洛斯山往南，地图描绘了一系列奇妙的生物，他们的样貌和行为都很奇特，首先是“甘金埃塞俄比亚人”（Gangines Ethiopians），他们全身赤裸，拿着拐杖互相推挤。图例告诉我们，“他们之间没有友谊”。他们不算是什么怪物，更像是反社会分子。但再往南，地图上描绘了长四只眼睛的“马米尼埃塞俄比亚人”（Marmini Ethiopians）；还有一个不知名的民族，他们的“嘴和眼睛长在肩膀上”；“布莱明斯人”（Blemmyes）的“嘴和眼睛长在胸口”；菲利人（Philli）“为了检验妻子的贞操，将新出生的孩子放到蛇的面前”（也就是杀害私生子）；还有不幸的翘腿人（Himantopods），他们只能“爬行而不能走路”。

往南穿过现代地图中赤道的位置，那里的种族变得更加可怕，有着更奇怪的特征。一个留着胡子、扎着头巾的人拥有女人的胸部，同时长着男女两性的生殖器，被描述为“兼具两性，在各方面都违反自然”的民族，下面是一个无名人士，“嘴巴被封住”，只能用麦秆吸食；下面是“影脚人”（Sciapodes），“他们虽然只有一条腿，但跑起来飞快，还可以用脚底遮阳；他们也被称为‘独眼人’（Monoculi）”。地图上的影脚人不仅只有一条腿（多了三根脚趾），而且还只有一只眼。这份怪物种族名单上最后一个种族在非洲东海岸，那里“有一个民族没有耳朵，叫作‘无耳人’（Ambari），他们的两只脚掌是相反的”。

这不是一幅我们现代人所理解的地图。它是一幅由神学而非地理学界定的世界图像，图上的地点需要通过信仰而不是位置来理解，按照圣经记录事件的发生时间前进要比对地域空间的描绘更重要。处于地图中央的是基督教信仰的中心：耶路撒冷，耶稣受难的地点，受难的画面也被描绘在城市上方，圣城用圆形的城墙表示，很像一个巨大的神学齿轮。它之所以位于地图中心是因为上帝在《旧约·以西结书》中声明：“这就是耶路撒冷。我曾将他安置在列邦之中；列国都在他的四维。”（《以西结书》5：5）伊德里西对这座城市进行的多层次神学地理描述消失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单一的基督教观点。

根据神学而非地理学从耶路撒冷往外探索地图呈现的地形，我们便能看到地图形状本身具有更为清晰的逻辑。亚洲布满了《旧约》中出现的地点和场景。耶路撒冷周围是以法莲山、橄榄山和约沙法谷；再往北是巴别塔，还有巴比伦的两座城市所多玛和蛾摩拉。右边是约瑟的“谷仓”——中世纪对埃及金字塔的说法——和西奈山，摩西就是在这里领受了上帝交给他的十诫。地图还编制了一条错综复杂的出埃及的路线，穿过死海和约旦河，来到耶利哥，沿途经过一系列传说中的景点，包括变成盐柱的罗得之妻。

在这些丰富的地理学、圣经、神话和古典学细节中，观众的眼睛被不断向上吸引，直到地图的顶点，那里是它的神学基础。在地图顶部，圆形边界下面就是伊甸园，人间天堂，那里被描绘成一座固若金汤的圆形岛屿，有四条河流灌溉，亚当和夏娃在其中居住，地图上描绘的是“堕落”的那一刻。就在南边，两人已被驱逐出了伊甸园，上帝诅咒他们要在下方的人间世界游荡。就在这幅场景上方，在代表人类时空的俗世框架之外，复活的基督坐在那里正在主持末日审判。在他的周围有一条图例：“注视我的见证。”这指的是被钉十字架的伤痕（长矛在右胸上刺出的伤痕和钉痕），证明他就是上帝应许的弥赛亚。在基督的右边（观众的左边），一名天使让被拯救的灵魂从他们的坟墓中复活，大喊着：“起来吧！你将得到永恒的喜乐。”在基督的左边，被诅咒的人由一名挥舞火焰之剑的天使带往地狱之门，它宣布：“起来吧！你们将投入地狱的烈火之中。”

在这两个反差强烈的场景之间，袒胸露乳的玛利亚凝视着自己的儿子。“看啊，亲爱的儿啊，我的胸怀，你从这里得到了肉身”，她告诉他，“你也在我的胸口寻觅圣母的乳汁。”“怜悯吧”，她向他哀求，“遵照你自己许的诺言——锤炼所有服侍过我的人，既然你使我成为救赎的道路。”玛利亚的恳求可能是要刻意勾起我们的记忆。这让人想起《路加福音》中的对话，“众人中间有一个女人”大声对耶稣说：“怀你胎的和乳养你的有福了。”看地图的人应该会很熟悉耶稣的回答：“是，却还不如听神之道而遵守的人有福。”（《路加福音》11：27-28）他们会明白，最后的审判根据的是你是否严格遵守了上帝之言。

《世界地图》的顶端包含了圣经中复活和审判的整个场景，现代读者可能会在这个地方寻找世界地图或地图集的注释或说明。但赫里福德《世界地图》没有用文字标题，而是用一幅视觉图像向观众呈现了基督教创世和救赎的场景。它呈现了上帝如何创造世界，世界又如何在审判日之后走向末日，以及“一个新天新地”的创造（《启示录》21：1）。这是一幅宗教信仰的地图，中心具有象征意义，边缘充满怪物，迥异于托勒密近1000年前在亚历山大港创造的地球几何投影，以及伊德里西100年前在巴勒莫制作的世界地图。在托勒密和赫里福德《世界地图》之间的时间里，基督教成长为一个全球性的宗教，也以自己的神学形象创造了全新的、令人信服的世界观。赫里福德《世界地图》是这种雄心勃勃的新世界图像的永恒典范，它的基础不是科学，而是主要来自信仰。从地图中所展现的令人陌生的地理学，以及在现代人眼中显得古怪的人种志和地形，或许可以找到基督教从古代希腊罗马文明中发展和兴起的痕迹，这个宗教虽然只是勉强接受了地理学，但还是从八世纪起开始采用《世界地图》作为自己在未来600年间对世界图景的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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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腊罗马对于地球及其起源的态度，和新兴的一神论基督教信仰（相信神明创造了世界，并且向人类应许永恒的救赎）之间经历了几个世纪的冲突与逐渐和解，“世界地图”是这些冲突与和解的产物，而赫里福德地图则是一个经典范例。尽管希腊和罗马被认为是“异教”社会，抵触基督教的创世故事，但对于圣经中关于地球形状和大小的种种莫衷一是的声明（常常是模糊的，甚至互相矛盾），基督徒只有通过他们提供的地理学资料才能理解。于是，在使徒死后负责为基督教信仰界定教义的早期教父不得不谨慎行事，一方面尊重古代世界的学术成就，同时又批判他们的异教信仰。

然而，是罗马为基督教提供了最早的地理学知识。早期“世界地图”有一个巨大的谜团，那就是它们不断推测存在一幅标准的罗马世界地图，认为这份失传的原稿为后来的罗马和早期基督教的制图术提供了基础。在赫里福德《世界地图》上，外围五边形框架的左上角有一段图例：“尤利乌斯·恺撒下令开始测量地球上的大陆。”这里提到的是尤利乌斯·恺撒在公元前44年时决定测量整个地球，派遣执政官测绘四大基本方向——Nicodoxus（前往东方）、Teodocus（前往北方）、Policlitus（前往南方）和Didymus（前往西方），然后带回世界地图并在罗马公开展示。《世界地图》的东、北、南三个角上分别有前三个人各自的图例，然后又再次出现在地图左下角的插画中。尤利乌斯的养子奥古斯都处于他们的上方，坐在王位里，并且戴着基督教教皇的三重冠。他赐给三人一幅卷轴，上面写着：“深入世界各地，向元老院报告各个大陆的情况：为了确证这个【命令】，我加盖了我的印玺。”这幅画面的上方是另一段图例：“路加在他的福音书中说：‘恺撒·奥古斯都有旨意下来，叫天下得以描述。’”在英王詹姆士钦定本圣经中，这段话被翻译为“叫天下人民都报名上册”，但后来的翻译并没有遵循这种解释，而《世界地图》引述的这段话显然是指地形，而非人口。⁶

无论罗马的测量和制图术取得了何种科学成就，大多数拉丁教父——包括德尔图良、圣西普里安、圣希拉里和圣安波罗修——对这些创新都缺乏兴趣。三世纪的基督教殉教者圣达米安就反对这种科学追求。他质问道：“基督教徒能从科学中获得什么？”⁷在知识上更加勇于冒险的教父们，如圣奥古斯丁（354—430年）和差不多同时代的圣哲罗姆（约360—420年），则抱持不同的态度。奥古斯丁认为，古典世界进行的自然（physica，神创造的世界）研究对于帮助人们理解智慧（sapientia，奥古斯丁指的是关于“神圣事物的知识”）很有必要。⁸奥古斯丁说，缺少“对地，对天，对世界其他要素”的知识，我们就无法理解圣经，这也就意味着，我们不能成为好的基督教徒。他声称，为了更好地理解神的造物，我们在研习圣经的时间和历史时，也应该了解空间和地理。在他的著作《论基督教教义》中，奥古斯丁巧妙地主张应该研读地理和历史，完全不认为这是人类对上帝的挑战。他表示：“因而，叙述时间的秩序的人并不是自己创造了这秩序”，同样，“指示地点的位置，说明动物、植物和矿物本质的人也不是在展示人造的事物；而证实星星及其运动的人也不是在证实自己创造的事物”。这些观察反映的都是上帝造物的光荣，并且容许从事这些研究的人能够“学习并教授研究内容”。⁹

圣哲罗姆接受了奥古斯丁的建议，列出了圣经中的地点。今天，哲罗姆为人所知的主要贡献是从早期诸多希伯来和希腊语圣经版本中，翻译出标准化的武加大译本，即圣经的拉丁语通俗译本。不过在390年前后，他还出版了一本书，叫作《论希伯来地点的名称与位置》，通常被简称为《地点之书》，它按字母顺序描述圣经中出现的地点。哲罗姆的书是以之前一位教父的著作为依据，即该撒利亚的主教优西比乌（约260—340年），他编著了最早的基督教教会历史之一；他还是君士坦丁一世（272—337年）的顾问，君士坦丁一世建立了拜占庭帝国的首都君士坦丁堡，他也是第一位皈信基督教的罗马皇帝。约330年时，优西比乌完成了他的希腊语著作《圣经地名考释》，这是“一份人名和地名专有名词列表”，是一部地形学词典，列举了大约1000个圣经地点。哲罗姆修正补充了优西比乌的作品，完成了一部完整的拉丁文圣经地名词典，“让知道古代城市和地点的所在位置及名字（无论有没有改变过）的人，可以更清楚地阅读神圣经典”。¹⁰

与其他早期教父一样，优西比乌、奥古斯丁和哲罗姆都生活在古代罗马帝国衰亡并逐渐基督教化的阴影之下。君士坦丁大帝在312年前后皈信基督教，是对基督教信仰最大的支持，但当时的背景是罗马军事和政治实力正在削弱，君士坦丁决定将帝国分成东西两部分，君士坦丁堡成为东罗马帝国的首都。410年，西哥特人带来的罗马之劫让一些人认识到几个世纪以来全然无法想象的事实：罗马或许终究不是永恒的。这为教父们带来了更深远的问题。在君士坦丁皈信基督教之前，罗马的过往岁月一直代表着异教信仰和血腥镇压，但在四世纪末时，罗马已经将基督教作为官方宗教。许多人开始担心，帝国的政治衰落是不是与新近信仰的宗教有关。奥古斯丁在《上帝之城》中从神学和学术角度给出了深奥的回答，作为对罗马之劫的直接回应。奥古斯丁借用罗马城做比喻，认为世上有两座城市：人类的世俗之城，以罗马为代表，信仰异教众神，追求荣誉；还有永恒的上帝之城，那是一个暂时栖居俗世的朝圣者们组成的宗教社群，为天国的神圣之都献身。在奥古斯丁看来，罗马和更早的世俗城市及帝国（如巴比伦和波斯）都是必要的历史预兆，预示了最后上帝之城的创建。这种对于信仰和救赎的说法后来成了基督教神学的核心。

图4 巴勒斯坦地图，圣哲罗姆，《地点之书》，十二世纪

对基督教徒而言，上帝之城是一个精神社群，而不是一个实在的地点，那么像哲罗姆和奥古斯丁这样的思想家要如何设想地上的世界，才能与圣经保持一致呢？他们应该如何在一幅平面地图上展现基督教世界？哲罗姆在他的《地点之书》中给出了一种回答。后来十二世纪在图尔耐制作的《地点之书》副本中，包含巴勒斯坦和亚洲的区域地图，用来描绘哲罗姆的地点目录。哲罗姆的文本和所配的地图，在处理圣经地名及其地理位置方面，影响了像赫里福德这样的“世界地图”。在哲罗姆的巴勒斯坦地图上，耶路撒冷位于中心，是一个以大卫塔为标识的圆形要塞。耶路撒冷的右边是埃及，上面的两段尼罗河也同样出现在赫里福德《世界地图》上。在耶路撒冷上方，恒河、印度河、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从高加索和亚美尼亚流淌下来，有一段图例写着挪亚方舟停靠于此，这在赫里福德地图上也有所表现。尽管这明显是一幅圣经地图，其中195个地点大多数都来自圣经，但也看得出来它受到了希腊罗马神话的模糊影响。位于地图上方的印度，矗立着亚历山大的祭坛，旁边是“神谕”树，他在东征时曾经向它请示过预言。

哲罗姆的地图主要关注已知世界的一个部分。但教父们还有其他的制图传统，它们号称要再现整个地球表面，并且对赫里福德《世界地图》的形状产生了关键影响。第一种现在被称为T-O地图，“T”字形处在一个包含三个大陆（亚洲、欧洲和非洲）的圆环之中，周围被水环绕。陆块被三条水路分隔开，这三条水路构成了一个“T”字：分隔欧洲和亚洲的顿河（常被标注为Tanais），分隔非洲和亚洲的尼罗河，分隔欧洲和非洲的地中海。包括赫里福德在内的大多数“世界地图”都沿袭了T-O传统，以东为上。人们直到现在也没有弄清楚这种地图的古典来源。一个可能的来源是犹太教相信三大洲的人都是挪亚之子——雅弗（欧洲）、闪（亚洲）、含（非洲）——的后裔，但这种犹太教传统没有明确的实例留存下来。

现存最早的T-O地图设计可追溯到公元九世纪，是古代时期罗马史著作的抄本中的插图。在罗马共和国衰落、帝国兴起阶段，争夺权力的战争和冲突频仍，像萨鲁斯特（公元前86—前34年）和卢坎（公元39—65年）这样的历史学家就用地理描述作为他们所记述的历史的背景。在《朱古达战争》（约成书于公元前40年）中，萨鲁斯特描写了非洲国王朱古达在公元前118年至前105年起兵反叛共和国，但最终未能成功的历史。在第十七章中，他停下来反思：“讲到这里，我似乎应该大致描述一下非洲的情况，还有非洲那些曾经与我们作战或是结盟的国家的情况。”在讨论关于如何划分地球的争论时，萨鲁斯特继续说：“大多数权威人士都将非洲作为第三块大陆。”但他接着承认，“有些人则只承认亚洲和欧洲大陆，而将非洲纳入欧洲”。萨鲁斯特在随后的两章中描述了他所谓的“非洲的土著居民、移民，以及异族之间的杂交”，随后才又回来评论朱古达的反叛。¹¹萨鲁斯特引述的地理资料很有限，但他的描述是古代少有的属于我们如今称为人文地理学的叙述：人类如何与自然环境互动，并塑造环境。这本书和其中的地理内容广为流传：从九至十二世纪，留下了106份手稿副本，其中超过一半都配有T-O地图。¹²

图5 T-O地图，萨鲁斯特，《朱古达战争》，十三世纪手稿

早期教父掌握的第二种制图传统是带状地图，在赫里福德《世界地图》上较难看出这种传统的影响。这种世界地图绘制法的传承更加清晰，与T-O地图相比可以追溯到更早的时间，从阿拉伯的天文学一路到托勒密、亚里士多德、柏拉图和早期希腊宇宙学学者。基督教早期最有影响力的代表是五世纪的作家马克罗比乌斯及其《“西庇阿之梦”注疏》。¹³马克罗比乌斯的生平不详。他可能是希腊人，但更可能是一个出生在北非的罗马行政官。他这本书是对西塞罗的《国家篇》的结尾部分所做的注解，而西塞罗的作品则是对柏拉图的《理想国》的回应，但不同的是，西塞罗没有探索乌托邦的理念，而是以罗马共和国作为理想国家的模型。西塞罗这部作品的大部分后来都佚失了，但马克罗比乌斯就其最后的部分——即“西庇阿之梦”——做了注解，他将这个部分诠释为一段天文学和地理学文本。

在《注疏》中，马克罗比乌斯描述了一幅古代时期以地球为中心的世界图像。他认为，“地球固定在宇宙中心”，七个行星从西向东环绕地球旋转。地球“被分为过冷和过热的地区，以及在炎热和寒冷的地区中间的两个温带地区。北边和南边的极地终年冰封”，马克罗比乌斯相信生命在那里无法维系，“因为那里的寒冷抑制了动植物的生命；动物和植物都需要同样的气候环境来维持生命”。中央地带“被连续不断的酷热烤焦，所占区域的宽度和圆周都更大，因为酷热而无人居住”。温带夹在冰封的两极和被烧焦的中间地带之间，“得到相邻带状地区严酷气候的调节；只有在这里，自然才适合人类种族生存”。马克罗比乌斯还预见了未来才被发现的澳大利亚（Australia来源于拉丁语的auster，意为“南风”），他认为，南部的温带地区也有人类居住，因为“那里有和我们这里同样的气候，但那里住着什么样的人我们一直无从知晓，也永远无法探知，因为夹在中间的烧焦地带让两边的人彼此无法交流”。¹⁴

T-O地图提供了一个简化的人文地理学图解，人类将世界划分为不同的大陆，并且塑造了基本的轮廓，而马克罗比乌斯所描述的这种带状地图则企图提供某些自然地理知识，即自然世界如何决定人类居住在地表的什么地方。对教父们而言，这两种形式都需要一定的调整和操作，才能符合他们的神学世界观。带状地图尤其棘手，因为它们依据希腊传统认为人类住在地球上什么地方主要取决于自然环境。这些地图还假设在地球的南半球有一个未知的、无从接触的种族。这个种族也是上帝创造的吗？如果是的话，为什么在圣经中没有提及？这些问题都无从解答，但却始终持续困扰着这个时期的神学家们。

然而，带状地图却使教父们可以让新柏拉图哲学在新的基督教神学中占据一隅。像马克罗比乌斯这样的作家为教父们提供了一个重要概念，这也体现在赫里福德《世界地图》之中。这个概念是对超越的信仰，相信人可以在与肉体分离、心灵顿悟的一刻飞离地球。马克罗比乌斯在阐释西塞罗描述的“西庇阿之梦”时，认为“他之所以强调地球的渺小，是因为杰出的人会意识到，对名利的追逐应当被认为是不重要的，因为在这样小的地球上，是不可能变得伟大的”。¹⁵对教父们而言，这种看法与对耶稣复活的救赎信仰是一致的，耶稣升入天国，以全知全能的视角俯瞰地球，超越了地球上种种微不足道的冲突，为我们提供了在赫里福德《世界地图》的顶端看到的那一整幅救赎场景。

早期基督教作家们发展了这种新柏拉图主义的幻象，其中包括保卢斯·奥罗修斯，他的著作是伊德里西的《娱乐》和赫里福德《世界地图》制作者的资料来源。奥罗修斯的《反对异教徒的历史》受圣奥古斯丁委托写成，也是献给奥古斯丁的。和圣奥古斯丁的《上帝之城》一样，奥罗修斯的著作也反对罗马是由于基督教的兴起而覆灭这样的观点。奥罗修斯以道德化的地理学展开他所谓的“从世界的创建到（罗马）城市的创建”的历史。他告诉读者“我认为有必要揭露人类种族和世界之间的冲突，因为世界的各个地区都被邪恶焚烧，被贪婪的火把点燃，就像从瞭望塔上观望世界一样，因而我将首先描述人类种族所居住的世界本身，它被我们的祖先分成了三个部分”。奥罗修斯称这种方法是必要的，因为“在描述战争的场面和疾病的肆虐时，感兴趣的人可以更容易地获取知识，不仅是事件发生的时间，还有事件发生的地点”。¹⁶

与带状地图相比，T-O地图更容易被基督教徒接受，给教父们带来的哲学难题也更少，这部分是因为它看起来简单。渐渐地，“T”字被当作耶稣受难的象征，而受难的地点耶路撒冷则被放在这类地图的中心，就像赫里福德《世界地图》一样。与T-O地图的基督教化关系最紧密的人物是圣伊西多尔，他的著作也是制作赫里福德《世界地图》的另一个重要参考来源。在担任塞维利亚主教（600—636年）期间，伊西多尔在一系列致力于规范基督教信仰和教义的信条的教会会议中，都起到了重要作用。如今，他为人熟知的贡献主要是创作了中世纪早期两部最重要的百科全书式作品，它们对后来的基督教地理学产生了关键影响。两本书的书名体现了伊西多尔的学术抱负：《论事物的本性》大约在612至615年成书，如其题目所言，它企图解释万物，从创世、时间和宇宙，到气象学和其他上帝启发的自然现象。伊西多尔强调，他呈现的观点“是古代作家的观点，并且添加了天主教徒的研究成果”。¹⁷

同样，他的《词源学二十卷》（622—633年成书，简称《词源》）也融合了古典知识和圣经知识，主张语言是一切知识的关键。伊西多尔认为：“你知道了一个名字的来历，就能很快理解它的含义。通过词源研究，人们能更直接地理解万物。”在《词源》第十四卷中，他将这种方法运用到地理学领域，仔细概述了基督教的世界。伊西多尔的一个举动影响了大多数后来的“世界地图”，包括赫里福德的。他对世界的描述首先从乐园的所在地亚洲开始，随后往西来到欧洲、非洲，接着在承认受到了古代带状地图的影响下，描述投影图上的第四块大陆：“因为太阳酷热，我们对其无从了解。”¹⁸在伊西多尔的描述中，他运用古典和圣经的词源来解释地理：他认为，利比亚一定比欧洲古老，因为欧罗巴是利比亚国王的女儿；阿非利加得名于亚伯拉罕的后裔阿弗尔（Afer）；亚述（Assyria）则是得名于闪的儿子亚述（Assur）。¹⁹在伊西多尔看来，所有的自然现象都反映了上帝的神圣创造。四季的变化依循着基督教信仰的盛衰：冬季代表苦难，春季代表信仰的重生。太阳代表基督，月亮代表教会。伊西多尔甚至认为，大熊星座代表着基督教七德行。

伊西多尔著作的早期手稿副本中有T-O地图，常常只是展示世界一分为三的基本图解。但从十世纪开始，伊西多尔作品的抄本中出现了更复杂的地图插图，总计超过600份，大多数都以耶路撒冷作为中心。奥罗修斯和伊西多尔等作家的地理著作很快就被纳入中世纪早期的课程中，成为人文七艺的一部分。前三艺包括文法、修辞和逻辑。但直到九至十二世纪引入了另外四艺——算数、几何、音乐、天文——才让基督教的地理学研究新方法得以传播。尽管地理学本身没有被当作一门学术学科，但五世纪的异教学者马提亚努斯·卡佩拉在将人文七艺人格化为七个人时，其中一位名叫几何的人物满嘴说的就是地理学的语言。在马提亚努斯的《菲劳勒嘉与墨丘利的联姻》（Marriage of Philology and Mercury）中，几何解释说，“我叫作几何，因为我经常来回测量地球，我能为其形状、大小、位置、地区和面积提供计算和证据”，随后又提供了古典时代的世界带状分区描述。²⁰马提亚努斯的创新，等于在几何学和四艺的名义下，为地理学的学术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出口。这还使基督教学者可以对已知世界进行书面记述，描述出现在“世界地图”上的地点和事件。这些就是书面文字版本的“世界地图”，它们通过遍查古代时期的地理资料来理解地图上提到的某些圣经地点。²¹

这种新的用文字描述“世界地图”的传统将基督教的创世故事引入了地理学中。古代希腊—罗马宗教没有通过一系列创世、救世、救赎事件来设想自己，对世界的描述也没有一整套的开始、中间和结尾。从哲罗姆到伊西多尔的基督教教父，则是根据有头有尾的圣经故事理解自然世界，从《创世记》开始，到《启示录》结束。根据这样的信仰，世间一切时间、空间和个人之间的关系，完全是按照一连串纵向的叙述性事件联结起来的，这些事件有着不可避免的开头和结局，全都依据上帝的神圣天意。由此看来，发生在人类、地球身上的每件事都在预见或预示着上帝的神圣计划得以实现。教父们在解释圣经的时候，会在具体的历史人物或事件与较为宽泛的上帝计划的实现之间，做出明确区分。比如，旧约中以撒献祭的故事“预示”了新约中基督的牺牲。前一人物预示了后一事件，而后者则成就（或者证明）了前者。两者一如圣经所言，是通过神圣天意的逻辑联系在一起的。²²

这种新的基督教时间哲学对地图的影响非常巨大。从九世纪开始，图像和文字形式的“世界地图”不仅出现在马提亚努斯和伊西多尔等作家的文本中作为插图，还出现在学生手册、大学和修道院的地理学著述、史诗或传奇诗歌等文学作品中，还在修道院和教堂等公共空间展示，以达到更大的政治和教化目的。²³这时开始出现融合了带状地图和T-O地图要素的世界地图，对特定地理地点的描述也更加详细。这些都是以基督教的名义创作的。这些地图几乎没有提供什么从旅行或者探险得来的新的世界地理资料。相反，它们融合了古代时期和圣经的地点，将基督教创世、救赎和审判的历史投影在了地图的平面上。在大多数这类“世界地图”中，观众可以找到圣经时间纵向前进的痕迹，它从地图上方的东方伊甸园开始，在西方告终，时间的终点在地图框架之外，那是最后审判的永恒当下。

有一幅早期“世界地图”反映了这些不同的传统，和赫里福德《世界地图》也极为相似，它被称为慕尼黑“伊西多尔”世界地图，大约出自1130年。这幅地图制作于巴黎，是一份十二世纪早期伊西多尔《词源》手抄本的插图，直径仅为26厘米。这是一本书，也是一幅地图，是供学者私人阅读的，而非用来向普通信徒展示的。尽管如此，它与赫里福德《世界地图》的相似程度令人震惊。陆块的基本构造十分相近，两幅地图的边框都是十二道风，周围漂浮着岛屿。非洲南部的怪物种族也在同样的位置，位于几乎一模一样的上尼罗河的两侧。在两幅地图中，红海的位置相同，地中海中的著名岛屿也一样，包括三角形的西西里岛。尽管慕尼黑地图比赫里福德的小得多，因而缺少对伊甸园的细致描绘，也没有大量古典作家的引言，但它也融合了古代时期和圣经的资料，记录了亚历山大的旅程、歌革和玛各的位置、挪亚方舟的所在地以及摩西横跨红海的典故。慕尼黑“伊西多尔”世界地图展示了基督教学者如何渐渐摆脱古代时期和早期基督教的资料来源。尽管这幅地图是《词源》副本的插图，但慕尼黑世界地图的形状和细节都与伊西多尔的文本相去甚远。相反，它代表了不断演化的基督教世界图像的形状和轮廓的总和。

慕尼黑世界地图还采用了圣维克托的休格（1096—1141年）的思想²⁴，展现了在基督教教义中使用“世界地图”的新方法。休格是十二世纪最有影响力的神学家之一，也是奥古斯丁的追随者，在巴黎圣维克托修道院学校担任校长，利用职务将自己的经院哲学著作广泛传播。其中如《训解》（12世纪30年代成书）这本教科书论述基督教的基本教义，他在书中认为“整个感官世界就像是上帝亲手写成的一部书”。²⁵在一部可能是他写给圣维克托学生的讲稿《世界地图描述》（约1130—1135年成书）中，休格依循慕尼黑世界地图的方式仔细描述了地球及世界各个地区。

休格对地理学的兴趣是他理解上帝创世的一部分，这在他的神秘主义著作《论神秘的挪亚方舟》（1128—1129年成书）中有详细解释。在他的著述中，休格将地球比作挪亚方舟，并描述了一种宇宙平面图，这幅图似乎早就画在了圣维克托修道院回廊的墙上，而且被他用于教学。尽管没有保存下来，但是由于休格作了详细说明，我们还是有可能重新描绘这幅“世界地图”中的一些细节。这幅画描绘了基督的身体，天使站在两侧。他伸手环抱宇宙，成了宇宙的化身，这明显是在指涉以赛亚看到炽天使环绕在上帝周围并呼喊“他的荣光充满全地”（《以赛亚书》6：3）的异象。他的嘴中发散出六个圆环，代表上帝创世的六天。望向中心，休格的模型画出了黄道十二宫和一年的十二个月、四个基本方向的风和四季的符号，最后正中央出现的是一幅“世界地图”，是依据挪亚方舟的尺寸绘制的：

一个椭圆围绕着完美的方舟，接触到方舟的每一个角，圆环中的空间就代表地球。在这个空间中，描绘了这样一幅世界地图：方舟的船首朝向东方，船尾朝向西方……在椭圆和方舟船首之间的东边尖顶是乐园……在另一个向西方伸出的尖顶，是最后的审判，上帝的选民在右边，而被神遗弃的人在左边。这个尖顶的北角是地狱，受诅咒的人和叛教的灵魂都被投入其中。²⁶

与赫里福德《世界地图》一样，休格的方舟世界可以被当作一个故事解读，时间顺序是从顶部到底部。最顶端是上帝，俯视着地图的顶部（东方）、创世和伊甸园。往下看，从东向西，地狱在北方，怪物种族居住的非洲在南方，而最西端是最后的审判，也就是世界末日。对休格而言，将世界比作方舟预示着教会的创立：就像方舟拯救了挪亚的家人，逃脱了大洪水的灭顶之灾，基督建立的教会这座方舟将保护信众免于死亡和永恒的诅咒。方舟是储藏所有宗教知识的宝库，既是一本书，也是一座建筑，“从世界开端直到末日，收藏了大量我们救世的普世作品，这里还容纳了普世教会的状况。历史事件的叙述在这里编织成一体，圣餐的奥秘也在这里被解开”。²⁷

在这种神秘主义的神学之中，基督教的时间和空间统一为一体。方舟所代表的世界讲述了一个基督教历史从创世到救赎的完整故事，从时间的起点到终点。和奥罗修斯及奥古斯丁一样，休格提出的基督教历史版本也是依照时间的进展，从东方开始，在西方结束。他认为，“在一系列历史事件之中，空间的顺序与时间的顺序似乎是完全对应的”。他继续说：“在时间开端发生的事情，似乎也是在东方，即世界空间的开端发生的。”根据这种信仰，创世发生在东方，就像赫里福德《世界地图》中表现的那样。但在大洪水之后，“早期的王国和世界的中心都在东方，其中包括亚述人、迦勒底人、米底人。随后，统治权落入希腊人手中；接着，随着世界末日的临近，最高权力又落到西方的罗马人手中”。人们可以在休格的“世界地图”上看到这种轨迹，这是一种垂直的移动，始于世界和时间的起点——地图顶部的东方，预期将终于地图底部的西方。

这种帝国权力从东方向西方的转移，也是个人救赎和世界末日之预兆的总结。或者如休格所说：“随着时间流向尽头，事件的中心也转向西方，这样我们便能从中发现，当事件进程接近世界在空间上的极限时，世界在时间上也接近了终点。”²⁸休格不断使用地理学定义他的哲学，对他而言，“世界地图”是把基督教的时间和空间统一起来的媒介，可以把圣经时间和世界末日投射在这个空间里，而人类也可以画出自己最后的救赎——或被罚入地狱。他的观点也许有些极端，甚至古怪，但他的书留下了53份抄本，他研究中世纪“世界地图”的著作被广泛引用（赫里福德地图也参考了他对罗得岛的“宏伟之柱”、骑着鳄鱼航游尼罗河的种族的描述），表明很多人都读过他的著作并相信他的观点。²⁹

处在这个漫长历史传统顶峰的，正是赫里福德《世界地图》。同时代也有其他的“世界地图”留存下来，但没有一幅在规模和细节上足以与赫里福德的媲美。尽管英国还有更早的“世界地图”，但没有前后一致的说明或者同时代的记述告诉我们，这些文本是如何传播和相互影响的；不过，它们还是在地形和神学上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索利地图”绘制于1190年左右，通常被认为是英国历史上最早的“世界地图”，它是在索利修道院的图书馆中被发现的，那是一座约克郡的熙笃会修道院。和慕尼黑“伊西多尔”世界地图一样，它也是一幅小型地图，是一本广为流传的十二世纪地理书的插图。由于尺寸所限，它没有描绘伊甸园和最后的审判，但地图四角上的四名天使似乎来源于圣维克托的休格的宇宙论，而且呼应了《启示录》中叫风不吹的天使。³⁰这幅地图的地形和赫里福德地图非常相像，从圣经的典故和北方的怪物种族，到位置几乎相同的河流、海湾和海洋。但在当时保存下来的地图中，赫里福德《世界地图》是独一无二的，因为它吸纳了古代时期和同时代各种不同的地理学及神学信仰，并在此过程中对基督教及其信徒的过去、现在和预见的未来给出了一份图文并茂的全面陈述。圣经、圣哲罗姆、奥罗修斯、马提亚努斯·卡佩拉、伊西多尔，还有从老普林尼在《博物志》（74—79年成书）中描述的“东方奇观”到盖乌斯·尤利乌斯·索利努斯描述奇景和怪物的《要事集》（公元三世纪成书），在地图的1100多处图例中都（直接或间接地）有所提及。其中包括对圣经的直接引用、复制普林尼书中提到的非洲的长度和宽度，还有引述伊西多尔相信独角兽（monocero）的存在。

它还记录了一种独特的基督教版本的新式身心之旅：朝圣。北欧在十二世纪时已经有了成熟的前往圣地的朝圣路线，朝圣被认为是个人虔诚信仰的表达。赫里福德《世界地图》上标注了基督教三个最重要的朝圣地点——耶路撒冷、罗马和圣地亚哥-德孔波斯特拉（在地图上被标为“圣雅各伯圣殿”）。³¹三个地方都被标注为亮红色，通往每个圣殿沿途路线上的城镇都记录得非常详细。《世界地图》还记录了圣保罗在小亚细亚地区的宣教旅程，同时为了反映当时前往圣地朝圣的经验，复制了当地的58个地名，其中12个在当时任何其他地图上都是没有的。³²

尽管《世界地图》太大，无法作为中世纪朝圣时的路线图使用，但它的目的似乎是鼓励信徒启程朝圣、敬佩那些朝圣者的虔诚之心，并且促使他们思考一个中世纪盛行的观念，即基督教生活本身就是一场正在进行的隐喻性朝圣。训诫和布道不断提醒着信徒，他们的世俗生活只是一段暂时的流放，他们终会回到最终的目的地和天堂中真正的永恒家园。³³在圣保罗写给希伯来人的书信中，信徒被认为“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希伯来书》11：13），他们“要找一个家乡”，他们是从那里离开的，想要重新回到那里。世俗生活只是人类精神朝圣之旅的一个阶段，是在个人层面上重现巨大的历史鸿沟，鸿沟这一头是被逐出伊甸园，那一头是追寻最终的救赎并且重返神圣的耶路撒冷。

赫里福德《世界地图》的精髓所在，是发生了基督教特定事件的地点之间的距离全都相同。这幅地图的基础是与特定地点相关的宗教历史，而非地理空间。地图为信徒们描绘了一系列场景，从创世、堕落、基督生平到末日启示，从上到下讲述了垂直发展的基督教历史，让信徒可以从中看到自己获得救赎的可能。赫里福德的信众或前来造访的朝圣者会根据预定的时序进展垂直阅读《世界地图》，从伊甸园和亚当被逐开始，往下经过亚洲大帝国的成长、基督诞生和罗马崛起，直到最后审判的预示，在地图上以代表最西端的赫拉克勒斯之柱表示。所有这些关键的历史时刻，都可以通过他们的地理位置来确认，它们在赫里福德《世界地图》上相互之间的距离都相同。每个地点都是宗教故事的下一个阶段，这个故事最终预示着神的启示，表现在地图五边形外框的顶点，不受地球时间和空间的约束。无论是一般的“世界地图”还是赫里福德的这一幅，它们的奇妙之处在于，能够用一幅图像将人类整个历史具体呈现出来，同时又依序讲述了神的审判和个人的救赎。

因而，这是一幅应许了救赎的地图；但它也预示了自身的毁灭。人是地球上的朝圣者，追寻并期待最后的审判：地球本身是个空壳，由神创造，但最终会被耗尽，在时间的尽头会被取代，那时“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要准备迎接“一个新天新地”（《启示录》21：1）。“世界地图”的创造预示了自己的终结；基督教的救赎必须以俗世个人及其居住的世界的消亡为前提。“轻看现世”（contemptus mundi），即主动放弃世俗世界的生活，准备迎接死亡和新天新地，这一主题在中世纪的基督教信仰中广泛流传。教皇英诺森三世的“轻看现世”小册子《论人类的悲惨境遇》（约1196年写成）留下了400多份中世纪抄本。³⁴书中要传达的信息是，人间朝圣的终点是无可避免的死亡和神的审判，这种观点形塑了宗教习俗，也充斥在“世界地图”之中。这一点在赫里福德的地图上得到了最为生动的描绘。从地图的顶部预示着天堂（或地狱）的到来，到底部的骑士挥手告别世界，踏上最后的旅程，如图例所说“只管去吧”，走入来世的永恒当下，无不昭示着这一点。“世界地图”预示了它对世界的再现将随着最后的审判而结束，也预示了“轻看现世”传统的终结和新天新地的开始。这种类型的地图在十三世纪的赫里福德《世界地图》中达到顶峰。从十四世纪末开始，这个传统开始衰落，不是因为人们发现了天国的新世界，而是因为人间平凡的旅行家发现了一大片新世界。

因此，赫里福德《世界地图》在不同的层面上都发挥着作用：向信徒们展现上帝创世的奇迹；解释创世、救赎和上帝最后审判的本质；通过地点投射世界的历史，方向上的从东到西，就是时间上的从起点到终点；描述朝圣的自然和精神世界，以及世界最后的末日。所有这些都建立在赫里福德《世界地图》所继承的悠久历史、哲学和精神传统之上，可以经由早期基督教教父一直追溯到罗马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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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幅地图的制作还有最后一个较为实用的层面，这要追溯到圣托马斯·坎蒂鲁普的生与死之上。在五边形外框的左下角，在奥古斯都·恺撒的脚下，有一段图例写道：“所有知道这段历史的人——或者将听到、读到、看到它的人——请向神圣的耶稣祈祷垂怜霍丁汉或拉福德的理查德，是他创造并制作了这幅地图，愿将天国的喜乐赐予他。”这段图例给出了有关《世界地图》作者以及它曾经在赫里福德大教堂中的用途的线索。事实上，有两位理查德都和这幅地图的历史有关，并且相互之间关系密切。霍丁汉和拉福德的理查德，也叫德·贝洛，是拉福德（现今英国林肯郡的斯利福德）的神职人员，直到1278年去世为止也一直掌管着林肯大教堂的财务。拉丁化的姓氏德·贝洛是他家族的姓，而霍丁汉是他的出生地——这种使用两种姓氏的情况在十三世纪很常见。

还有另一个年轻的理查德·德·贝洛（或姓“德·拉·巴塔伊”）。他的姓氏表明他的家族来自苏塞克斯的巴特尔，另一支族人居住在林肯郡，因而年轻的理查德可能是年长的霍丁汉的理查德的堂兄弟。理查德·德·贝洛于1294年在林肯郡担任神职，但后来又被派到赫里福德郡的诺顿任职，之后相继在索尔兹伯里、利奇菲尔德、林肯和赫里福德担任神职。换言之，他是个兼任神职人员，享有一系列非常驻的教职的圣俸，就和他的圣职推荐者理查德·斯温菲尔德（他曾在13世纪70年代末掌管林肯大教堂办事处）及斯温菲尔德的老师托马斯·坎蒂鲁普一样。似乎理查德·德·贝洛、理查德·斯温菲尔德和坎蒂鲁普主教都是兼任神职人员，通过教会的圣职推荐权联系在一起，他们都有充足的理由反对改革，反对大主教约翰·佩卡姆的反兼任运动。1279年，佩卡姆强烈抨击林肯主教理查德·格雷夫森德，坚持要改革一系列他视为滥权的行为，包括谋取圣俸。斯温菲尔德似乎是由享有主教辖区圣俸的坎蒂鲁普从赫里福德派往林肯的，为兼任者辩护，反对他和他的支持者眼中来自坎特伯雷的干预。³⁵

这些由教会权利引发的冲突全都指出《世界地图》的创作拥有一个非常世俗的背景。它甚至有可能是诞生于林肯，而非赫里福德，可能是霍丁汉的理查德（年长的德·贝洛）、理查德·斯温菲尔德和年轻的理查德·德·贝洛合力而为，由后者为制作地图的工匠提供基本信息。这些人可以自由出入十三世纪英格兰各大教会图书馆，可以吸收整幅地图上充分展示的各派古代和圣经知识，还能参考全国各地宗教机构中收藏的同时代的“世界地图”。他们的财富可以让他们任命胜任的工匠制作地图。其中包括先绘制地图插图然后上色的画匠，还有抄写覆盖在地图表面的冗长而复杂的文本的抄写员，以及为地图的特殊字体和生动装饰画龙点睛的专业画师。

尽管《世界地图》没有为坎蒂鲁普与佩卡姆的争吵以及他捍卫兼任传统提供任何神学支持，但边框内的最后一幕场景似乎支持了主教在另一场争论中的立场，这发生在坎蒂鲁普去世前几年。1277年，坎蒂鲁普抗议格洛斯特的吉尔伯特伯爵，因为他侵犯了主教在马尔文山丘狩猎的权利。皇室法官的判决支持主教的权利，令伯爵的林务员退到一旁，让坎蒂鲁普及随行人员任意狩猎。《世界地图》右下角的“轻看现世”场景有一位穿着优雅的骑士，骑着一匹装饰华丽的骏马，后面跟着一群猎人，牵着一对猎犬。猎人对骑士说“只管去吧”，骑士回过头抬起手，好像表示听到了对方的话，随后向前奔去，向上看了上方的世界一眼。这一幕也是在邀请地图的观众“只管去”，冲出地上的王国，进入超越了时间、空间和地图边框的天国世界。但这或许仅仅是为了在较为平凡的层面上令人忆起坎蒂鲁普和格洛斯特伯爵的争吵。猎人代表格洛斯特伯爵的人，允许可能代表坎蒂鲁普本人的骑士“只管去”，在他们的领地狩猎。³⁶

还有最后一种或许有可能将坎蒂鲁普和赫里福德《世界地图》的创作联系在一起的有趣情景：它代表的是支持将这位非常有争议的主教封圣的企图。十三世纪八十年代初，坎蒂鲁普和佩卡姆大主教的争斗进入白热化，导致坎蒂鲁普被逐出教会，前往意大利，最后在1282年8月去世。他在世时，有不少人计划制作一幅“世界地图”来赞颂坎蒂鲁普，但在他死后，这就是一个绝佳的机会，既可以纪念他，又能将赫里福德放在国际基督教的地图上。这一切之所以可能全要归功于坎蒂鲁普的门徒理查德·斯温菲尔德。斯温菲尔德接任了坎蒂鲁普的赫里福德主教位置，并且不顾佩卡姆的反对，发起运动为其恩师封圣，也让这座大教堂成为国际朝圣中心。

所有的朝圣地都需要一些“奇迹”，通常是一些有形的、反复发生的奇迹。如果做不到这一点，那就需要其他的奇观来吸引朝圣者，并将他们崇拜的物品神圣化。斯温菲尔德很快开始在教堂的北侧廊建造一座精美的圣墓。1287年的圣周仪式上，前任主教的遗骨被移放到了这里。最新的考古发现表明，《世界地图》最早可能安放在坎蒂鲁普墓边的墙上，这个新奇、引人注目的“奇迹”能够满足一位评论者所谓的“坎蒂鲁普朝圣情结”，整个教堂中精心编排的一系列路线、地点和物品都是为了吸引朝圣者来证实坎蒂鲁普的圣洁。³⁷

图6 约翰·卡特绘制，约1780年，赫里福德地图及三联画

古物收藏家约翰·卡特在十八世纪画的赫里福德《世界地图》样图表明，它可能原本是一套装饰华丽的三联画的中间一幅，这套三联画应该也是由斯温菲尔德委托制作，两侧有可折叠的画板。³⁸这是一项令人震惊的创新，也是已知的西欧最早的三联画之一——与意大利文艺复兴早期大师契马布埃和乔托的画作差不多时代相同。卡特的画作表明，赫里福德三联画的侧板上描绘的是天使报喜，左边画的是大天使加百列，右边是圣母玛利亚，以此强化了中间《世界地图》所传达的信息。这幅三联画作为一个整体，让朝圣者沉思天使报喜预言的基督第一次降临，与《世界地图》顶端展现的基督再临形成对照。³⁹侧板赞颂的是生命，而中央画板则在边缘拼写出“死亡（MORS）”字样，向凝视地图的朝圣者肯定了《世界地图》的预示，他们在上面看到了死亡，看到了世界末日，看到了将要到来的“新天”和“新地”。

看到赫里福德《世界地图》的朝圣者们大多都感受到了精神上的朝圣，就像十二世纪住在贝兹修道院的一位不知名的本笃会僧侣所说的那样，他祈祷说：“愿你的灵魂离开这个世界，横越天际，穿过繁星，直到上帝面前。”他问道：“谁会给我们鸽子的翅膀，让我们飞过这世上的所有王国，让我们穿透东方深邃的天空？谁又将指引我们来到伟大国王的城市，让我们此刻在这些书卷中读到，以及仿佛只是在幽暗的镜子之中看到的，届时都能凝视上帝呈现在我们眼前的面庞，从而欢欣喜悦？”⁴⁰这种前往神圣的耶路撒冷的幻想旅程意味着抛弃世俗世界，也呼应了马克罗比乌斯的“西庇阿之梦”——化为基督教的异象，从地球飞升，在天际俯瞰大地，领悟到在面对神明的时候，地球是渺小的，人类在地球表面的挣扎只是徒劳的一场空。

在十八世纪晚期的某个时候，赫里福德《世界地图》两侧的画板不见了，从此也就不再是三联画的一部分。它现在悬挂在专门为它增建的侧室里，面对的是比较世俗的朝圣者：现代的游客们。《世界地图》改挂别处几乎是不可避免的（无论原先挂在哪里），这带来了一个后果，即现代人对其原始功能的理解被扭曲了。这幅地图赞颂的是宗教信仰，它在不同层面上完成着这个使命，有些是抽象的、普世的，有些则是实用的、局部的（既然它与坎蒂鲁普可能存在某种联系），它急切地预示和欢迎自己的消亡，这在制图史上也是独一无二的类型。它盼望着基督教审判时刻的到来，而那时我们所认识的地球世界将会灭亡，我们所有的旅行和游历亦将停止，救赎即将来到我们面前。赫里福德《世界地图》期望并祈求空间和时间的终结——准备迎接一个永恒的当下，那时将不再需要任何地理学家或地图。

第四章　帝国　
《疆理图》，1402年

中国东北辽东半岛，1388年

1388年，高丽右军都统使李成桂（1335—1408年）准备发兵辽东半岛。高丽王朝决定派兵攻打刚刚建立不久的大明王朝（1368—1644年），而李成桂就隶属于这支远征军。辽东半岛是中国东北的一部分，在未来6个世纪中还将经历更多的腥风血雨，但在1389年，李成桂拒不出战。李成桂与明朝关系友好，批评高丽对其强大邻国采取的政策，反对出兵的决定。在鸭绿江河口的威化岛，李成桂下令军队止步，并做出了一个重大的决定。他下令军队停止攻打明朝，而且回师都城松都。

在随后的政变中，李成桂推翻禑王及其亲信大臣，结束了统治朝鲜半岛近500年的高丽王朝。他自立为王，建立了新的王朝——朝鲜，接下来的500年中，这个王朝一直统治着朝鲜半岛，是东亚王国中连续统治时间最久的一个王朝。在高丽王朝盛行的佛教价值观战胜了古代萨满教的部落习俗，但现在，因佛教寺院及其住持被赏赐大批土地，且免于税收，致使贪污腐败和任人唯亲的风气日盛，使得许多统治精英也无法再支持佛教。从九世纪起，中国的统治王朝渐渐开始批判佛教，转而倡导复兴儒学，即“宋明理学”（“新儒学”），强调实际统治及官僚组织的重要性，而不是像佛教那样追求出世清修。像李成桂这样的朝鲜人也开始信奉理学，这让朝鲜发生了势不可挡的变化。

理学支持社会和政治革新，依据的是中国古代圣贤的经典文本。朝鲜的理学反对高丽王朝社会中盛行的萨满教和佛教原则，宣扬积极参与公共生活有助于理解人类本性，维持社会秩序。学习实用的知识远比研究深奥的学问有用：佛教讲究自我的修为，而理学将个人修养融入国家治理之中。对新的朝鲜王朝精英而言，理学强调入世观点，佛家宣扬灵性的解脱和抛弃俗世烦恼，两者之间的对比足以为十四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推行的全面社会改革和政治革新（即维新）提供十足的正当性。¹

图7 显示十四世纪末东亚区域环境的现代地图

从高丽王朝到朝鲜王朝发生的转折被认为是朝鲜历史上的关键时刻，通过改革政治、法律、公民和官僚结构，朝鲜的文化和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权力被集中到国王手中，新建造的军事基础设施使王国的疆土得以巩固。官僚权力得以集中，引进了符合理学理念的文官考试制度；土地被收归国有；提出了更公平的新赋税制度；佛教几乎被全面废除。²朝鲜王朝的崛起，也属于帝国和文化地理学的一次重组。1368年建立的明朝标志着蒙古在东亚的影响力逐渐减弱。再往东，东亚的另一个强权日本开始统一南北朝，与明朝和朝鲜王朝建立了相对和平与商业繁荣的关系。³

为了将谋权篡位的行为合法化，李成桂与他的理学辅臣援引古代中国的“天命”观念来解释王朝的兴衰。只有上天可以赐予统治的道德权利。对于李成桂而言，天命不仅意味着更换一个新统治者，还需要选定一个新首都。朝鲜王朝将首都从松都（现今朝鲜的开城）迁往汉阳（现今韩国的首尔），李成桂在这里建造了新的寝宫景福宫。新政府还下令绘制了两幅地图，一幅是“地”图，一幅是“天”图。“天”图名称为《天象列次分野之图》，被刻在一块高逾两米的巨型黑色大理石石碑上，展示在景福宫之中。他是根据中国的星象图绘制的，难得的是复制了希腊黄道十二宫的中文名字，黄道十二宫是中国从九世纪开始与伊斯兰世界接触后传过来的。尽管有许多不准确之处（许多星星排列有误），但它显示了十四世纪九十年代早期，李成桂和他的天文学家眼中的天象位置。这幅星图代表了新王朝对天象的新看法，是为朝鲜王朝赋予天命正当性的途径。⁴

1395年时，权近（1352—1409年）领导的天文学者团队已经完成了这幅星图，他是一位理学改革者，官拜议政府赞成事，是朝鲜政权品阶最高的职务。权近此时已经着手绘制另一幅地图，那是一幅囊括全世界的地图，至1402年完成。最初的原稿没有留存下来，但有三份副本传世，目前都在日本。京都龙谷大学图书馆保存的副本目前被确定为作于十五世纪七十至八十年代，公认是最早也是保存最完好的副本，其中包含权近所写的跋文。这幅地图叫作《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一般简称为《疆理图》。这是东亚现存最早的世界地图，比其他中国和日本现存的世界地图都要早，是最早呈现李氏王朝统治时期的朝鲜的地图，也是最早展示欧洲的现存亚洲地图。⁵

《疆理图》以鲜艳彩墨绘于丝绢之上，是一件美丽而壮观的艺术品。海洋是橄榄绿色，河流是蓝色。山脉用锯齿状的黑色线条勾勒，较小的岛屿用圆圈表示。而作为这些地标的背景的整个地球是黄褐色。地图来来回回写满了黑色的汉字，用来标注城市、山川、河流和重要的行政中心。地图长宽各为171厘米和164厘米，原本系在一根棍子上，方便从上往下展开，其设计可能和星象图一样，是为了挂在景福宫这种显著地点的屏风或墙壁上。星象图使朝鲜王朝坐落在新的天空下，而《疆理图》为李氏王朝在新绘的地球地图上安排了位置。⁶

我们在第三章中提到，基督教地图以东为上，而许多伊斯兰地图以南为尊，《疆理图》则以北为上。整个世界是一片连续的大陆，没有分离的陆块和环绕周边的海洋。地图是矩形的，再加上陆地占据了地图上方，似乎展现出的是一个扁平的地球。处于中心的不是朝鲜，而是中国，是一块垂下的辽阔陆地，从印度西岸一直延伸到中国东海。事实上，中国在地图上太过抢眼，似乎吞掉了整个印度次大陆，连西海岸都消失了，而印尼群岛和菲律宾群岛则被缩略为一系列圆形岛屿，点缀在地图底部。中国无处不在的政治和学术影响力从地图顶端的题字也可以看出来，题字下方紧接着就是一连串中国历代都城的列表，随后是对当时中国各州、县及其之间路线的描述。

在中国的东面是地图上第二大的陆块——朝鲜，环绕在周围的一大串小岛像是一支小型舰队，它们其实是海军基地。初看起来，制图者对于自己祖国的描述似乎与现代朝鲜半岛的轮廓非常相近，尤其是和伊德里西描绘的西西里，甚至与霍丁汉的理查德描绘的英格兰比起来，更是如此。虽然北方边界画得比较平坦，但整个朝鲜还是细节完备，令人称叹。地图上标注了425个地点，包括297个县、38个海军基地、24座山、6个州府，还有朝鲜王朝的新首都汉阳，用显眼的带有锯齿的红色圆圈标注。⁷

漂浮在地图右下角的是东亚的另一个强权日本，比实际位置偏向西南许多。日本的尖端分叉，指向中国和朝鲜，颇显威胁意味。为了抵消这种明显的威胁，日本与朝鲜的面积相比大大缩水，地图上的朝鲜比实际面积大两倍，而日本只有实际面积的一半。日本最西端的九州在地图上指向北方，把群岛的实际位置顺时针转了90度。

在现代人眼中更奇怪的是地图对中国以西世界的描述。硕大的斯里兰卡位于中国西岸（而不是印度的东南岸）的外海，但楔形的阿拉伯半岛还是清晰可辨，红海及非洲西岸也是如此。在葡萄牙首次发现可以环航非洲之前80多年，《疆理图》中的非洲就已经画有我们熟悉的南端，尽管整个非洲的大小被大大低估（实际非洲大陆比现代中国大两倍以上）。更奇怪的是，非洲大陆中间看似有一片巨大的湖泊，不过这也可能代表的是撒哈拉沙漠。非洲、欧洲和中东的许多地点的名字是阿拉伯语地名的中文翻译，这表明，在这个相对较早的阶段，伊斯兰制图术所覆盖的地理范围已经非常广泛（朝鲜是伊德里西地理学知识的边界）。⁸

地图对非洲上面的欧洲的描绘也很有趣。地中海（奇怪的是，它没有像地图上其他的海洋一样被画成绿色）的形状画得很粗略，但很容易辨认，伊比利亚半岛也是如此。亚历山大港由一个塔状符号代表。还有一个被画成红色的都城，可能是君士坦丁堡，而欧洲轮廓中大约包含的100个地名，其中大多数还没有可靠的翻译。上面甚至标有日耳曼，汉字的语音为“A-lei-man-i-a”。⁹在地图最远的边缘上有一个很小的矩形，似乎代表不列颠群岛，但更可能是亚速尔群岛，即《地理学指南》中的世界最西端，很可能是因为托勒密的部分观念传到了东亚，地图上才会如此复制。

地图上关于非洲和欧洲的地名及形状的知识可能是来自托勒密，但其影响也仅限于此。《疆理图》没有明显的经纬网格、比例尺或朝向；意料之中的是，它对南亚地区的描绘非常详细，而托勒密对此地的地理描述则越来越趋于理论推断，同时也没有地名标注。与延续了希腊传统的中世纪基督教地图和伊斯兰地图（比如在赫里福德或西西里制作的地图）相比，《疆理图》秉承的制图传统非常不同，它根植于朝鲜对地球在广袤宇宙中的位置的认知，而从根本上来说，这种认知来自中国。

希腊罗马世界传承了不同的社会和文化传统，因而产生了各种互相冲突的宗教信仰和政治世界，但前现代的东亚从广义上来说则基本由一个大帝国塑造而成：中国。很多个世纪以来，中国都将自己视为毋庸置疑的正当帝国权威中心，由一位皇帝统治，他视自己为文明世界（“天下”，即普天之下）的领袖。像朝鲜这样的附庸国只是中国宏伟布局中的小角色；在中国版图外的民族都被视为无关紧要的蛮族。统治一个如此庞大而又疆界比较分明的帝国，需要建立并维持一个前现代历史上最复杂精致的官僚体系。维系漫长（而且不断变化）的帝国边界耗资甚巨，再加上中国对于自身具有天然的政治优越性且地处中心拥有一种知识上的确信，这意味着，与中世纪晚期的欧洲不同，中国对世界其他地方兴趣寡然。构成中国信仰基础的是佛教和儒家传统，这与西方在希腊罗马世界覆灭后发展起来的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经卷宗教有着本质上的不同。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作为普世的宗教，认为他们肩负着要将自己信奉的宗教传遍整个地球的神圣责任，而这对佛教和儒家来说则是完全陌生的观念。¹⁰

由此形成的制图传统关注边界的确立，以及维系帝国运转的实际用途，官僚精英对这些问题的关注要早于西方的宗教社会。这种传统既不试图以某种宗教或意识形态之名将想象的地理学投射到中国边界之外的地方，也不打算鼓励超出印度洋以外的长途旅行或者海上扩张（到十五世纪三十年代时，明朝已经完全召回远途探险的舰队）。朝鲜完全照着中国做。早至约公元前100年开始，朝鲜在大多数时期里就是中国的附属国，朝鲜的制图者也同样想要为王国的统治精英提供实用的地图，以便进行政治统治的行政管理。《疆理图》从非常特别的角度完成了这一使命。它首先必须符合朝鲜半岛独特的自然地理环境，同时又要如实反映朝鲜与疆域更广、权势远为强大的邻国的关系。

*

大多数地图都会呈现图像和文字的交互作用，《疆理图》也不例外。地图下方有权近写的48列长篇图例：

天下至广也，内自中邦，外薄四海，不知其几千万里也。约而图之于数尺之幅，其致详难矣。故为图者皆率略。惟吴门李泽民《声教广被图》，颇为详备；而历代帝王国都沿革，则天台僧清濬《混一疆理图》备载焉。建文四年【即1402年】夏，左政丞上洛金公【即金士衡】，右政丞丹阳李公【即李茂】燮理之暇，参究是图，命检详李荟，更加详校，合为一图。其辽水以东，及本国之图，泽民之图，亦多缺略。今特增广本国地图，而附以日本，勒成新图。井然可观，诚可不出户而知天下也。夫观图籍而知地域之迩遐，亦为治之一助也。二公所以拳拳于此图者，其规模局量之大可知矣。¹¹

权近的跋文似乎与伊德里西的《娱乐》有异曲同工之处：已知世界的大小和形状并不明确；要制作一幅全面的地图，需要参考已有的地图传统（伊德里西参考了希腊和伊斯兰传统，而权近参考了中国传统）；完成这样的壮举需要为一支专家团队提供政治和行政上的赞助；这样的成果令人惊叹且喜悦。

跋文里提出了彼此相关的两点，为理解这幅地图提供了方法。首先是地图制作的政治背景，第二点是中国制图术的影响。金士衡（1341—1407年）和李茂（卒于1409年）是朝鲜王朝的官员，都是理学的倡导者。两人都参与了1402年在朝鲜北疆进行的土地调研，几个月之后《疆理图》便诞生了，他们都曾作为外交使节去过中国；金士衡可能是在1399年前往中国时获得了权近提到的中国地图。权近没有根据朝鲜王朝的年号标记《疆理图》成图于1402年，而是根据邻国中国的建文纪年。建文帝朱允炆（1398—1402年在位）是明朝的第二任皇帝，是明朝开国皇帝洪武帝朱元璋（1368—1398年在位）的孙子。佛教僧人兼制图师清濬是洪武帝的近臣，负责监督1372年在南京举行的法会，为新政权取得正当性。一份十五世纪的清濬《混一疆理图》副本表明，这幅地图描绘的是中国早期各王朝的地理和历史，权近指出，李荟在此图基础上向东“增广”了朝鲜，向西添加了阿拉伯半岛、非洲和欧洲。¹²李荟（1354—1409年）是高丽政权的高官。他被李成桂暂时流放，但在1402年时已回到国都，制作了朝鲜王朝地图。他在开始制作《疆理图》时，任职新政府的检详官（可能是因为他在制图学方面的专长）。¹³

洪武帝的继任者朱允炆被叔父燕王朱棣推翻，经过两年的血腥内战后，朱棣自立为永乐帝。¹⁴《疆理图》完成时，朱允炆已经去世。虽然权近一直使用明朝纪年，而不是朝鲜王朝纪年，但当权近指出必须改正中国制图师李泽民“辽水以东”的朝鲜地图的缺陷时，他还是提到了两国近年纷争中最敏感的军事区域。《疆理图》上还添加了与朝鲜历来有纷争的另一个强大邻国——日本，这是他唯一的地理观察。这幅地图显然试图在十五世纪早期变化莫测的东亚政治世界中为新的朝鲜王国寻找一个位置。

无论权近的跋文表现了中国与朝鲜之间的区域政治关系发生过何种变迁，既然他引用中国的制图术作为绘制这幅地图的基础，他的钦慕之情是毋庸置疑的。李泽民和清濬的地图是在十四世纪上半叶绘制的，但中国对朝鲜政治和地理产生影响却要早得多。自朝鲜从公元前四世纪初成为一个独立王国，历代国君和学者就从幅员辽阔的强大邻国的文明中汲取治国、科学和文化灵感。这个过程并不完全是被动的。朝鲜在不断强调它的政治独立性的同时，又适时借用于己有利的中国文化成就。

图8 清濬地图副本，出自十五世纪中期叶盛的笔记

早在公元前四世纪，中国就有可以被称为地图的物品。但和其他任何在漫长时间和广阔空间中制作出了手稿地图的前现代社会一样，要讨论什么跨越数千年的中国制图学“传统”是大有问题的，甚至犯了时代错误。第一个问题与留存下来的资料有关。在十世纪以前，很少有地图保存下来，因而要谈论中国制图术的“发展”就几乎毫无意义。如果只有文字记录保留下来，地图却不见踪影，那就很难推测地图可能是什么样子的。地图太少，各种各样的解释又太多。即便是那些保留下来的，也免不了手绘地图在流通和传播中出现的一些常见问题，例如不可靠的复制和学术传播，有时还会遭遇政治禁令，以致无法进一步普及。

更棘手的问题是，需要确定“地图”究竟指的是什么。如同在希腊、基督教和伊斯兰社会中一样，中文里的“地图”也指意不明，指涉一系列不同的意思和物品。在古代中国，“图”可以指西方的地图（map）或平面图（plan），但也可以指用种种介质（木材、石材、黄铜、丝绸和纸）制作的各式各样的图片、图解、图表和表格。“图”既可以是文字，也可以是图像，常常是将视觉再现图像和书面文本描述（包括诗歌）结合在一起，两者互为补充。十二世纪的一位学者指出：“图，经也。书，纬也。……见书不见图，闻其声不见其形；见图不见书，见其人不闻其语。”¹⁵这种“图”与“书”交互作用产生情感共鸣的关系在西方对地图的定义中是不存在的。作为动词，“图”也可以指计划、预期或思考。有时甚至可以直接指“画计难也”，这抓住了许多早期制图活动的精髓，中外皆然。¹⁶

近来有一些汉学家认为，中国的“图”与早期希腊的pinax不同，是一种动态的行动，而不是一种物质媒介，他们将之定义为“行动的样板”。¹⁷与希腊的环球之行不同，中国的“图”与流行的宇宙学观念关系不大。在这点上，中国又发展出与希腊不同的处理方式。在中国古代神话中，不存在由神的意志授权的创造世界的活动。中国没有什么宗教或者政治上认可的宇宙起源论（与犹太—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传统不同），而是发展出了种类繁多的关于地球及其居住者的信仰。在众多理论之中，有三种宇宙论学说最有影响力。

最古老的理论是“盖天说”，相信圆形的天顶像斗笠一样盖在地球上方。地球像一个方形的棋盘，四方向棋盘的四个角倾斜，形成了环绕四周的海洋的边界。更流行的一种系统是“浑天说”，出现于公元前四世纪。这种理论认为“天包地外，地居天中”（有趣的是这种想法与希腊同心天体宇宙学理论大约是同一时期发展起来的）。浑天说的支持者张衡（78—139年）认为：“浑天如鸡子，天体圆如弹丸，地如鸡子中黄，孤居于内。”¹⁸最激进的理论是一种隐喻意味较浓的“宣夜说”，认为“天了无质”，根据汉朝后期一位作家所说，“日月众星，自然浮生虚空之中，其行其止（，皆须气焉）”。¹⁹

从六世纪起，正史将浑天说奉为正统，尽管三种理论都还是反复出现在中国的天文学、宇宙学和宇宙起源说之中，而浑天说本身也并不是完美自洽的理论。尽管它将地球比喻为天空中央的“卵黄”，暗示地球是一个球体，但这一学说又往往直接将大地画为扁平的方形，被天空包围；甚至这种假说也不是绝对的。中国天文学很早就开始使用浑天仪（将天展现为球状），留存下来的计算结果也假定圆形地球乃是宇宙的再现，这些计算都是依据详细观察进行的。然而，这些理论都秉持一种共同的基本信念，即“天圆，地方”，现存最早记录这种观点的文献是一部公元前三世纪的数学著作。²⁰

图9 天圆地方图，章潢，《图书编》，1613年

这种信念来自贯穿早期中国文化的一个更基本的原则，即按照“九宫”划分陆地空间，这是古代中国“一项伟大的建构世界秩序的发现或发明”²¹。九宫将一个正方形分成九个相等的方格，形成3×3的网格。我们至今不知道它起源何处，可能来自古人对龟壳形状的观察（圆形的甲壳盖在正方形的腹甲之上），还有一种更加令人信服的解释，即中国北方广袤的平原激发了用直线理解和分割空间的方法。²²中国人推崇正方形，这和希腊哲学（及地理学）完美圆形的理想形成鲜明对照。九宫也让“九”这个数字在古代中国各个领域的分类方法中占据中心地位：天有九野；都城有九陌；人体有九候、九窍、九脏；“九泉”代指地府，甚至黄河也有九条支流（九河）。

这种九分法来源于古典中国文化中最重要也最基础的一篇文献——《尚书》中的《禹贡》一章，约公元前五世纪至公元前三世纪编纂而成，被认为是现存最早的中国地理学典籍。该书描述了远古时期（约公元前2000年）的传说人物、夏朝的建立者大禹的事迹。据说，禹在洪水暴发后“别九州，随山濬川”，重建了世界的秩序。²³从黄河和长江流域开始，“禹敷土，随山刊木，奠高山大川”。²⁴土地被划分为九州（或“宫”），用九山和九川来描述。九州被描述为3×3的网格，方格每边的长度都是1000里（一里大约相当于400米）。²⁵

除了以九为数规划已知世界的空间，《禹贡》还提出了一个将世界分成五个同心的直线围成区域的纲要，依据以风向为基础的四个基本方向来定位。这是自我中心地理学的一个典型实例。文明处在这幅图景的正中央，代表着皇家领地。越外围的方格代表的野蛮程度越高，从诸侯邦国、驻军、“结盟”的蛮族，到最后一区是未开化的蛮荒之地，其中包括欧洲。这种规划与希腊罗马传统又一次形成鲜明对照。尽管西方的带状地图也是由直线构成的，但他们是根据纬度进行分区，而不是像《禹贡》一样根据象征性的皇权中心来分区。²⁶

九宫和数字“九”让中国的制图者可以将一种宇宙论的世界观运用到政治管理和实务政策之中。在象征层面，圆和方的关系让学者们可以提出管理帝国的特定方略。先秦的一位文人说：“主执圆，臣处方，方圆不易，其国乃昌。”²⁷在更实际的行政管理层面，九宫衍生出了农业耕作上的“井田”制度。中国的汉字“井”非常像3×3的网格，因而被用作分配农业耕地的基础。八户人家平分土地，中间第九块则共同耕作。这种对空间井然有序的分割被认为是社会团结和治理有方的基本要素。“夫仁政，必自经界始。”儒家学者孟子（活跃于公元前四世纪末）这样说，“是故暴君污吏必慢其经界。经界既正，分田制禄，可坐而定也”。²⁸

在现存的史料中，最早对“图”所做的描述同样关系到皇权统治和行政管理。最早的一份文献来自战国时期（约公元前403—前221年），那时诸侯各国征战不休，争夺霸权。据《书经》（成书于战国初年）记载，周公参考地图将国家的首都选定为洛邑，即现今的河南省洛阳市，位于北京西南方向800公里：

我卜河朔黎水。我乃卜涧水东、瀍水西，惟洛食。我又卜瀍水东，亦惟洛食。伻来以图及献卜。²⁹

周公根据政治地理学和天意，预言了国都的位置。根据《禹贡》所言，周公将注意力集中在黄河和长江流域的农业和政治枢纽地区。无论周公的“图”是什么样子的，周公很显然是在用“图”为周朝寻觅新首都的说法作补充，以此把新攻克的政治空间和古代圣贤的地理传说统一起来。

在后续中国王朝政治的关键时刻，地图的图像也都占有一席之地。随着秦国势力逐渐壮大，最终在公元前221年一统中国，战国时代走向了终结。这个过程不是一帆风顺的：公元前227年，一位刺客用藏在丝绢地图中的匕首刺杀秦王，地图上绘制着秦国垂涎的土地。³⁰秦朝的局势也不是稳定的：一位公元前三世纪的学者向反秦诸国谏言：“臣窃以天下地图案之。诸侯之地五倍于秦……六国并力为一，西面而攻秦，秦必破矣。”³¹

除了这些明确的政治和象征功能，地图还被用于王朝统治的行政工具。哲学家韩非子（约公元前280—前233年）认为：“法者，编著之图籍，设之于官府，而布之于百姓者也。”尽管如此，其他学者还是多有质疑。儒家哲学家荀卿（约公元前313—前238年）认为官吏应当“循法则、度量、刑辟、图籍”，但遗憾的是，“不知其义，谨守其数，慎不敢损益也”。³²

现存战国时期最早的地图有一幅是刻在一块铜板上的，出自公元前四世纪末期，在中山国国王（cuò）的陵墓中出土。铜板上镶嵌了一系列金色和银色的长方形和正方形，配有文字，不易被认出是一幅地图。这其实是一幅陵墓平面图，称作《兆域图》，展现了依据九宫规则精心规划的中山王的墓葬建筑地形。铜板上的外围长方形代表两道宫墙，两道墙中间有四座正方形建筑。第三个长方形内侧有一个凸起的夯土台，上面有五座正方形的祭堂，用来安放中山王及其家人的墓。《兆域图》吸纳了九州和井田制度的传统，是中国现存最早的采用鸟瞰视角的地图类文物。它也是按照比例尺绘制的：铜板上的文字说明了尺寸和距离，以“尺”（一尺约为25厘米）和“步”（一步约为6尺）为计量单位。³³

这幅地图为何会出现在墓葬之中还不得而知。传统上，在墓葬中会发现带有神秘力量的珍贵物品，目的是向先人表达礼敬。³⁴用地图陪葬，也许是为了在中山王进入死后的灵魂世界时，纪念他生前管理陆地空间相当出色的政治行政系统。

秦朝及后来的汉朝（公元前202—公元8年，25—220年）都利用地图进行政治、行政和军事上的集权。舆地图仍被用作仪式及纪念之物，包括与邻国（比如朝鲜）在外交场合互换地图，也用来确认军事胜利或者朝贡关系。帝国政府的行政管理工作也开始大量使用地图。《周礼》为汉朝的官僚体制提供了一个地图在政策制定中发挥核心作用的完美典范。地图在诸多领域之中都非常重要：水利工程；赋税、采矿和划定路界；解决边界纠纷、分田和评估家畜；稽查人口分布；保持朝廷官员记录，维系诸侯国的忠诚度和确认封邑。朝廷专门任命两名官员为统治者提供地理信息，显示出民众越来越注意到地图的重要性。这两名官员都随皇帝一同出行。其中土训（皇室侦查员）负责解释地图，而诵训（行程向导）负责在遇到纠纷时解读方志。³⁵

裴秀（223—271年）的著作最好地体现了中国在这一时期制作地图的方法。裴秀常被称为中国的托勒密，主要是因为他确立了制图的六项原则（“制图六体”）。晋朝（265—420年）开国皇帝任命裴秀为尚书，他根据《禹贡》文本对古代地理学进行了研究，创作了《禹贡地域图》，现已失传。裴秀的研究方法被记录在《晋书》之中，书中记载他“甄摘旧文，疑者则阙，古有名而今无者，皆随事注列”。于是便写出了《禹贡地域图》18篇，他上奏给皇帝后，皇帝将其“藏于秘府”。在制作地图时，裴秀依据了制图六体。第一是分率，“所以辨广轮之度也”；第二是准望，“所以正彼此之体也”；第三是道里，“所以定所由之数也”；第四是高下（高和低）；第五是方邪（直角和锐角）；第六是迂直（曲线和直线）。³⁶

对西方读者而言，裴秀的六项原则似乎提供了现代科学地理学的基础，强调需要网格，使用标准的比例尺，运用基础几何和数学计算距离、标高和曲率。这与当时希腊或罗马的水平基本持平——但中国并没有发展出符合现代科学的制图术，其中部分原因在于裴秀并不是只对这种地图制作法感兴趣。他的著作是汉学家们称为“考证”的早期范例，是通过对文本进行研究来恢复典籍的原样，特别重视鉴古知今。裴秀的制图法也属于这种研究。他认为他的著作就是“甄摘旧文”，他的地图也并不依据任何的实地测量，而是以阅读文献为基础。对裴秀和新建的晋朝而言，是要为权威的《禹贡》这一古典文本添加全新的、更新过的地理资料。裴秀对过去心怀敬畏，力求保持延续，这让他尝试将古今进行融合，在王朝传承延续的图画（及文字描绘）中既确认过去，又肯定现在。³⁷

这种文本传统根深蒂固，裴秀后世的追随者们甚至认为只用视觉图像描述自然地理是有局限性的。唐代学者贾耽（730—805年）写道：“图上不可备书，凭据必资记注。”³⁸即使裴秀看起来是在描述空间时，也摆脱不了古典的文本传统。他写道：“准望之法既正，则曲直远近无所隐其形也。”³⁹这既肯定了他新的量化制图原则，也颂扬了以九宫为基础的行政管理中的古典文本传统。

图10 《禹迹图》，1136年

与1368年明朝开国之前制作的大多数地图一样，裴秀的地图没有保存下来。不过留存至今的地图中有一幅著名的《禹迹图》，宋朝（960—1279年）时绘成，标记的年份是1136年，以大禹的传奇功绩为基础。李约瑟称其为“当时世界上最杰出的地图作品”，他认为，任何人只要看过欧洲的“世界地图”就“无法不为当时中国地理学超越西方的程度感到惊叹”。⁴⁰这幅地图被刻在一块80厘米见方的石碑上，竖立在陕西省省会西安的一所县学中。和裴秀的“制图六体”一样，《禹迹图》初看起来也非常现代。它对中国的轮廓的描绘非常精确，也是已知最早使用裴秀提出的制图网格代表比例尺的中国地图。地图上有5000多个方格，每个方格边长代表100里（相当于50多公里），因而这张地图的比例尺估计为1∶4500000。但这个网格与西方的经纬网格不同。经纬网格通过纬度和经度确定地点相对于地球表面其他地方的位置；中国的网格则并不想要将球体地球投影在平面上，而只是为了便于计算距离和地区面积。

石碑的背面有另一幅地图——《华夷图》。这幅地图显然是为了在某些方面对《禹迹图》进行补充，它是如何补充的呢？这幅地图描绘的范围更广，上面标记有500多个地点，包括九州的河流、湖泊和山川，以及东北方的长城。它还描绘了处于帝国边界的“夷邦”（包括朝鲜），地图周边上的注解则列出了另外100多个夷邦。但这幅地图和《禹迹图》还是有很大的不同。它没有网格，海岸线非常模糊，甚至有错误（尤其是在关键的辽东半岛），河流水系也不准确。要看懂其中的信息，看图的人还需要走回石碑的另一面仔细研读《禹迹图》。

除了网格，《禹迹图》上令人惊讶的地方还有地表上纵横交错的河流网络，黄河在北面，长江在南面，淮河则在它们中间。地图上的地名多为山川名，但也有城市和州郡名。左上角的图例又一次表明，在这幅地图中，量化测量与文本考证同等重要。图例这样写道：“禹贡山川名，古今州郡名，古今山水地名。”⁴¹《禹迹图》通过描述传说中的时间和地点来再现当时的地理。它自称参考了《禹贡》的基础文本，以及文中描述的以山川为界的神话中的统一的中国。例如，大禹据说是从一个叫作“积石”的地方开始疏导黄河的，地图复制了这个地点，即使十三世纪的学者们已经知道黄河发源于中国西北的昆仑山脉。地图保留了《禹贡》中的地理学，包括那些当时的中国制图者已经知道是错误的地理信息。

《禹迹图》没有过多强调它使用了比例尺，也没有加入新的地理信息，而是将神话中的地理和当时的地名融合起来，这是有特定原因的。100多年来，宋朝试图在古典中国全境实行军事和行政管理上的中央集权。虽然在政治上面临诸多困难，但也可能正因为这种困境，宋朝在一段时期内大力鼓励文化和经济革新，发行了最早的纸币，大大扩张了士大夫阶级，并且使七世纪末发明的木刻雕版和活字印刷术经历了最有创新活力的时期。⁴²但在十二世纪初期，宋朝的北部边疆受到女真政权金朝（来自中国东北北部的通古斯部落同盟）威胁。1127年，宋朝位于黄河南岸的首都开封落入金人手中，宋朝退守至长江以南位于杭州的新都城。1141年，宋金议和，割让了将近一半的领土，并且在黄河和长江中间划定新的疆界。之后直到1279年南宋灭亡，宋朝的统治者和他们的士大夫们都梦想着能够重新统一北方失土，重建古典的中华帝国。⁴³

图11 《华夷图》，1136年

这一梦想从未实现，但《禹迹图》却通过或显或隐的方式展现了这种统一。这幅地图没有疆界，上面也没有提到金朝的领土。反而是将《禹贡》中的神话地理与宋朝在金朝入侵前的理想地理融为一体。宋朝不仅希望将自己展现为统一的国家，并且将自己视为大一统中国这一原始理念名正言顺的继承者，这个理念是指由大禹创立的四夷来朝的九州。政治现实在地图上让位给与之相去甚远的理想化怀旧空间，这就更加放大了地图视觉上的力量，让宋朝的观看者相信国家仍有统一的可能。

《禹迹图》和《华夷图》代表了帝制中国制作地图的两条路线，却在述说同一个故事。《禹迹图》呈现了一个恒久的世界，没有当代的政治分裂，而是以神话中大禹描述的九州统一为特征。《华夷图》则是根据同样的理想，将帝国界定为“中国”，指的是位于地图中心的华北地区，同时再次表达了在南宋动荡时期最需要的理想，即针对夷邦强调权力和权威都集于中央。在西方人看来，两幅地图都有严重的地形“错误”，但它们既然是依据《禹贡》这种古典文本中描绘的理想帝国图景投射而成，这些错误也就无关紧要了。⁴⁴

在描述中原领土沦陷之前和之后的地图的诗歌中，诗人也分别捕捉到了地图承认领土和哀悼失土的力量。在此之前100多年，九世纪的唐朝诗人曹松在《观华夷图》中这样描述：

落笔胜缩地，展图当晏宁。

中华属贵分，远裔占何星。⁴⁵

在这首诗中，诗人几乎是在冥想之中展开一幅地图，看到地处中央的统一的中国王朝之后引发了安宁的情感。后来的南宋诗人做了相似的冥想，却产生了大不相同的感情。著名的诗人陆游（1125—1210年）在十二世纪末期的诗歌中悲叹道：

行年七十初心在，

偶展舆图泪自倾。⁴⁶

此刻，地图成了失落与悲痛的感情符号，或许也是“行动的样板”、收复失地的号召。

图12 《古今华夷区域总要图》，约1130年

宋朝诗人所提到的地图不仅包括石碑上的《华夷图》，还有其他同时代的木刻雕版印刷地图，如《古今华夷区域总要图》（约1130年），这是中国现存最早的印刷地图。十二至十三世纪，宋朝文官规模不断扩大，科举生员多达40万人，他们需要准备的一项内容是要了解地图的实务和行政用途。印刷商很快投入这一新兴市场，印制《总要图》这类地图。这种地图前后共有6个不同的版本，由许多不同的印刷商进行补充和修订。这意味着这种地图非常流行，在精英之间非常普及。《总要图》的政治功能可以在图例中略窥端倪，这些文字包括“古今州郡分布势”、“北狄”，甚至还有横跨地图顶端的“长城”。但是这类描述也表明，地图上的帝国既反映当下，也深植于过去。与石碑一样，这些印刷地图通过永恒不变的中国境内的河流山川展现了一个帝国的幻影。尽管这些地图被学者和官员用来处理日常行政事务，但其中也包含了一套根深蒂固的信仰，相信地图呈现的空间永世不移。

*

要通过这段散乱、不连续的中国制图史读懂《疆理图》，十分困难。然而，地图上的文本让我们可以找到一些中国制图法的痕迹：地点的复制、对神话和文本地理学的依赖。但其中自然也充满了朝鲜自己所关注的议题。朝鲜在前现代世界中独树一帜的地方，是使用一种与朝鲜半岛形状相同的货币交易单位。1101年，朝鲜宣布发行一种名叫“银瓶”的流通货币，“很像这个国家的领土轮廓”。⁴⁷在这个地理形态特殊的国家，全国山脉众多，又十分在意领土更大、军力更强的邻国——中国和日本，因而产生了一种独特的制图传统，融合了神话的精神性和政治的安全感。朝鲜语也使用“地图”一词，最早书面提及地图的史料出自公元七世纪早期。尽管这些早期地图都没有保存下来，但所有与它们相关的记录都表明，和前面讨论的大多数中国地图一样，朝鲜地图也是供行政与国家使用。628年，朝鲜向中国唐朝递呈《封域图》（已失传），这是附属国以地图作为贡品向宗主国朝贡的典型例子。⁴⁸

在朝鲜的制图术中，同样重要的是关于“风水”的古老信仰。风水学的主要内容是如何选定墓葬、住所、寺院，甚至是城市的有利位置，从而与地球能量的自然流动（也就是“气”）相调和，这种能量是通过山川、河流等地标传导的。与中国的九宫一样，风水学对物理空间的看法也和犹太—基督教传统非常不同。早在佛教信仰出现之前，风水学就认为地形与人体非常相似，看风水的人就像是“地球医生”，为大地把脉，找到流经特别重要的山川、河流的动脉。艺术评论家郭乐知（Roger Goepper）在描述中国山水画中的风水时写道：“在一幅郊外风景画中，可以说大自然的每个部分的内部和自身都是封闭的世界，一个基本上与世隔离的微观世界，它与周围更大的结构之间的联结，与其说是空间上的，不如说是通过‘气’这种普遍的宇宙力量。”⁴⁹

在地形特殊的朝鲜半岛，山脊占据了70%的土地面积，风水学制图（也就是“形势”）比在中国更加流行。⁵⁰风水师认为适合居住的地方在北方的白头山（即长白山）和南方的智异山中间的山区，这两座山充满了宇宙能量，距离山上的源头越远，宇宙能量就越弱。在神话中，半岛东北的火山白头山代表着朝鲜民族的源头，也代表着这个国家的自然能量。朝鲜的一名官员李詹在1402年写了一篇文章，其中对半岛风水的描述强调了这座山的重要性：“趋阳山而中台。亘云峰而地理。地轴至此。更不过海而南。清淑之气。于焉蕴蓄。故山极高峻。”在李詹看来，对现实地理的描述，反映了精神上的形势。他继续写道：“元气融结。山川限带。”⁵¹高丽王朝的建立者太祖皇帝王建（935—943年在位）以同样的风水原理作为政治统治的基础，并且训诫其子：“车砚山以南，公州江外，山形地势并趋背逆，人心亦然。”并警告如果那里的人“得秉国政，则或变乱国家”。⁵²尽管朝鲜王朝崇尚理学，对与前朝高丽王朝联系密切的风水选址的佛教（尤其是禅宗）传统非常谨慎戒备，但这种信仰（尤其在地方）仍然盛行，只不过有所减弱。朝鲜掌管天文和风水的观象监在选址和建造新都汉阳时，就参考了这种理念。⁵³

这些早期的风水地图都没有留存下来，但有一份1463年的朝鲜官方地图（被称为《东国地图》）反映出了盛行的风水观，它是由著名的形势专家郑陟（1390—1475年）绘制的。整幅地图的特征在于河流（蓝色）和山川（绿色）纵横交错，全都可以直接追溯到白头山这个宇宙能量的最终源泉。每个道（省份）都有自己的颜色，重要的城镇用圆圈标示，让观者可以通过周围的河流、山川来挑选风水吉地。但除了风水的影响，这幅地图也反映出朝鲜对于国家安全的关注。虽然地图提供的朝鲜边界的地理知识很详尽，但却大大压缩了北部的疆界，尽管那里有白头山这样的风水重地。这幅地图融合了朝鲜制图者对于风水和政治安全的特别关注。北部边疆地区似乎遭到刻意地扭曲，以防军事信息落入可能的入侵者手中（根据当时外交场合上的地图流通情况，这是非常有可能的）。⁵⁴

《疆理图》出色地融合了这些不同的地图元素，有些被削弱，有些被加以强调。它所参照的中国资料来源，即十四世纪中期清濬和李泽民的地图，是文本的和历史的制图传统的产物，统一了《禹迹图》和《华夷图》所代表的两种宋代传统。不过从这类地图上借用何种元素，《疆理图》是非常有选择性的。它没有使用刻度网格，但却描绘了“夷邦”，而不是仅仅用图例文字标注。中国地图以《禹贡》这样的典籍中的神话基础来收复帝国失土，《疆理图》却没有这样的传统，它之所以展现中国疆域以外的世界，仅仅是出于好奇，而非焦虑。然而，它的构图显然也承认了中国在文化和政治上的重要性，将其放在正中央；虽然没有使用网格，但地图还是长方形的，这从侧面承认了中国宇宙学中的九宫原则。

《疆理图》所受到的中国影响中最引人注目的还是地图以北为上。从古代起，朝鲜的墓葬就朝向东方，北方的蒙古人和突厥人也同样如此。但正如我们在第二章中提到的，在古代中国经书传统中，国王或皇帝高高在上，朝南面向臣民，臣民面朝北方向“上”仰视皇帝，而皇帝则是向“下”俯视臣民。我们知道，中国汉字中的“背”（解剖学意义上的）在发音和外形上都与“北”相似，因为皇帝的“背”总是朝“北”。“背”作为“背诵”的含义也同样如此，因为学生在背诵经典文本时总是要“背”对老师，不能看摆在教室里的课本。在有关方向的语汇中，“左”指东，而“右”指西，这是根据皇帝的视角来规定的。就连中国的罗盘也是指向南方，被称为“指南针”，因为传统上，使用的人都会面朝南方（除非皇帝在场），因为那个方向有温暖的风和太阳，令作物成熟，这一因素也影响了中国住宅和墓葬的风水选址。⁵⁵

虽然朝鲜人痴迷于风水，但这幅地图上描绘的朝鲜却没受到风水太大的影响。对朝鲜人而言，最重要的地方莫过于白头山，但《疆理图》甚至都没有突出白头山，而且，与现代地图相比，它的位置也要偏向东南很多。半岛上的主要山脉只是用锯齿状的线条淡淡地勾勒出来的，就连贯穿朝鲜东岸的主要山脉白头大干也一样，它的主要动脉向西延伸到松都和汉阳等大城市。河流描绘地很准确，像是贯穿整个国家地表的静脉。与李詹等人的风水描绘相比，这幅地图拥有更宽广的国际视野，而形势传统似乎被大幅削弱。

权近清楚地认识到，一旦地图倾向于更宽广的政治视野，会变得很敏感。他在1396到1397年参加的出使任务，说明了他在中朝关系进入新纪元时绘制《疆理图》的动机。1389年发动政变之后，朝鲜政权急切地想要与邻国明朝维持长期的“事大”外交关系。李成桂在1392年即位之前就派遣使节向洪武帝朱元璋递呈表笺，解释自己的行为，甚至向明朝宫廷征求自己王朝的新国号（中国人偏爱“朝鲜”这个名字，因为这是古朝鲜的国名）。1396年，为了确保朝鲜的臣服，大明宫廷斥责朝鲜的书信“轻薄戏侮”，并且扣押了来使。⁵⁶这导致了一次外交危机，史称“表笺之祸”，此事围绕着对帝国和领土的朝代定义和文本定义展开。

在朱元璋对于这次自觉受辱事件的官方记录中，展现了一种政治地理学，这可以说是之后《疆理图》诞生的原因：

今朝鲜在当王之国，性相好而来王，顽嚣狡诈，听其自然，其来文关请印信诰命，未可轻与。朝鲜限山隔海，天造地设，东夷之邦也，风殊俗异。朕若赐与印信诰命，令彼臣妾，鬼神监见，无乃贪之甚欤？较之上古圣人，约束一节决不可为。⁵⁷

这种拒赐印信诰命的文辞是典型的外交辞令，不过明朝的理由是建立在帝国的理学原则之上的。朝鲜被认为是“东夷之邦”，“限山隔海”。他们“风殊俗异”，而且在中国传统的九州之外。皇帝自问，假如将他们纳入中国的皇权治下，会不会有违古代圣人之见？

直到权近出使之后，“表笺之祸”才得以解决。他在南京住了8个月，与洪武帝建立了友好的个人关系，商定释放被扣留的使节，并重新建立明朝和朝鲜的外交关系。他们甚至还互相交换诗作。洪武帝的诗被称为“御制诗”，而权近的被称为“应制诗”。诗中使用风格化和隐喻的语言，记录了两国在渐渐适应彼此的政治和领土歧见时的复杂外交手段。

洪武帝的第一首诗关注两国的争议边界鸭绿江，十四世纪八十年代时，高丽王朝与明朝一度因此关系紧张，也是在这里，李成桂于1389年发动军事反叛。

题鸭绿江

鸭绿江清界古封，强无诈息乐时雍。　

逋逃不纳千年祚，礼义咸修百世功。　

汉伐可稽明载册，辽征须考照遗踪。　

情怀造到天心处，水势无波戍不攻。⁵⁸

与前面提到的宋朝地图一样，洪武帝的诗融合古今，以此强调明朝对这片地区的统治权。传统中国文献将鸭绿江作为中国影响力的边界，但也是将文明传到半岛（即朝鲜）的通道。近年来反明的高丽王朝被推翻，加上拒绝收留帝国的“逃犯”，这些都为该地区带来了和谐与稳定。但洪武帝还是提醒权近，中国对辽东半岛的主权，自公元前108年汉朝攻克该地区后就“明载册”，还有不能忘记十四世纪八十年代末期最新发生的冲突。最后，鸭绿江被认为是两个国家往来的天然边界，近来在政治上“无波”。

在之后的一首《使经辽左》中，洪武帝来到鸭绿江的西岸，想象一位朝鲜外交使臣穿过半岛来到明朝。这首诗描绘了一幅和平、永恒的社会图景，最后总结道：“际天极地中华界，禾黍盈畴岁岁收。”⁵⁹权近的诗在回应时带着奉承的语调，也描绘了辽东鸭绿江这片政治敏感地区。在《渡鸭绿》中，他避开洪武帝对中国在历史上的影响力的强调，而是巧妙地提出了一个反问句：

皇风不限华夷界，

地理何分彼此疆。⁶⁰

同样，在《由辽左》中，权近没有提到该地区长期的军事占领史。他只提到儒家的“周游列国”。“鹤野漫漫道路长”，但“驷马敢期题柱志，关人休笑弃繻狂”。⁶¹

在地理学层面，权近诗中的外交理念描述了他回到朝鲜后完成的《疆理图》中的内容。他的诗和他的地图都反映了朝鲜王朝在创建初期从佛学向理学的转变。虽然中国处于地图的中心，但这是个没有政治边界的世界，强调两个崇尚儒学的相邻国家之间有着亲密的地区和文化纽带；鸭绿江的政治重要性显而易见，因为它是地图上仅有的三条河流之一。在与解决“表笺之祸”没有直接关系的诗歌中，权近描述了一种道德地理学，这也反映在了《疆理图》上。在《相望日本》中，他描述了日本人的“凶奸”，他们“剽窃侵邻境”。⁶²权近的《疆理图》跋文提醒读者注意增加日本新地图的重要性，尽管日本诸岛的方位和大小都无关紧要。重要的是它与朝鲜相邻，因为日本代表着一定的威胁和外交机遇。权近在地图和诗作中表现出来的对日本前后一致的反应，让他在中国和朝鲜之间建立了共同的目标，他们都惧怕日本的倭寇，都要面对与幕府将军打交道时遇到的外交困难。

朝鲜在与日本的关系中采取一种“交邻”政策，内容是以“礼”的原则教化“禀性顽”的日本人。⁶³权近顺利完成出使任务后，回到朝鲜，在他的文集《阳村集》中谦虚地写道他“乐观此图【《疆理图》】之成”⁶⁴，于是朝鲜王朝既确立了自己在已知世界中的外交地位和地理位置，也建立了与中国和日本的外交关系。看过《疆理图》的人都能发现这一点。

我们在试图重建1402年的《疆理图》时，能够找到的保存最完好的副本是龙谷大学收藏的十五世纪晚期副本。最近，龙谷版《疆理图》经鉴定制作于1479至1485年之间，似乎可以反映出十五世纪末朝鲜王朝的忧虑。地图上的地名反映了朝鲜王朝在这一时期实施的几项民事和行政创制，包括1479年在全罗建立的海军基地，清楚地标示在地图的西南海岸；但是，它却没有更新更广大世界的地理信息，地图上的中国和十四世纪早期元朝地图里的一模一样，尽管当时已有更新的地图可以参考。因而，龙谷版本的地图可能不只是简单复制了原版的1402年《疆理图》，而且记录了朝鲜经历的快速变迁。十五世纪末的复制者也许期望传达这样的信息：虽然世界的其他地方都一如往常，但这个相对崭新的政府在民事和军事管理方面都在向前进步。⁶⁵

龙谷版《疆理图》选择了1402年的地图作为样板，并且保留了权近的跋文，这表示朝鲜政权在十五世纪七十年代时的关注点与世纪初相差不远。两个版本的地图都是在更广大的世界里为朝鲜王朝“选址”（借用风水学的术语）。在那个瞬息万变的世界中，《疆理图》必须展现朝鲜与中国和日本一样的帝国雄心，鼎足而立。但同样是在那个不必完全遵守中国的原则的世界中，负责制作原版地图的学者—官员团队可以描绘出东亚以外的“蛮夷”之地。虽然朝鲜在中国眼中常被视为蛮夷，但朝鲜还是具有充分的独立性，相信“天下至广”，也想独立地将自己的位置和历史呈现在地图上，而不管周围有哪些邻国。

*

在现代西方人的眼中，《疆理图》蕴含着一个悖论。它表面上是一幅世界地图，与《奇观之书》中的地图以及赫里福德《世界地图》差不多。但与此同时，西方观众也能感受到，他们看到的这幅世界图像是由一个与自己相异的文化绘制的，拥有一种迥异的理解和组织自然空间的方法。所有社会都有关于世界的理念；但不同的社会对世界有着各自独特的想法，再现世界的方法也各异。然而，就像《疆理图》和在它之前的中国地图所展现的那样，这些差异极大的世界观对制作和使用这些地图的人而言绝对是有条理的、实用的。《疆理图》由朝鲜对自身的自然和政治环境的感知塑造而成，是朝鲜以地图的形式对一个世界最伟大的古典帝国的回应。依据中国和朝鲜的经验绘制出来的地图，关注的远非仅仅是对领土的精确描绘，它们还有效地反映了结构关系。⁶⁶《疆理图》及其副本提供了一种方法，让一个弱小却骄傲的新王朝在强大帝国的势力范围内找到了自己的位置。

第五章　发现　
马丁·瓦尔德泽米勒，《世界全图》，1507年

德国汉堡，1998年

菲利普·D·伯顿是一位英国颇有名望的地图商人，他也是美洲制图学专家，著有《北美地图志》。1998年夏天，一位伦敦书商代表一位汉堡的客人联络上他，希望他为自己鉴定一幅古地图。这样的事情在伯顿的日常工作中并不罕见，但引起他好奇的是，客人找他找得很急，而且还要求他必须签署一份保密协议，才能一探这幅地图的究竟。在签署这份协议后，伯顿日后回忆说：“随后接到的一通电话，让我难以忘怀。”

伯顿获得的信息足以让他感到惊讶，此时他正和家人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迪斯尼乐园度假，决定立刻飞回伦敦，随后赶往汉堡。他的客户代表迎接了他，然后驱车带他来到汉堡的银行区。伯顿被带到其中一家银行的会议室中，看到了要求他鉴定的物品：这可能是德国制图师马丁·瓦尔德泽米勒的世界地图印刷品中唯一保留下来的一份，标题为《根据托勒密的制图传统与亚美利哥·韦斯普奇等探险家的发现所绘制的世界全图》，制作时间据推测是1507年，公认是历史上第一幅为“亚美利加”（America，美洲）命名，并将它描述为与亚洲分离的一块大陆的地图。伯顿处理古地图已有多年，印刷这幅地图所用纸张的独特质感让他相信，“这是真品，而不是高仿赝品”。他很清楚，摆在他面前的是制图史上最重要（也最有价值）的文物之一。他后来写道：“我相信，这是继《独立宣言》和《美利坚合众国宪法》之后，现存最重要的美国史料印刷品，也是美洲的出生证，可以这么说。”¹

伯顿对着地图研究了四个小时，然后向他的客户做了报告。他的客户是一名德国富商，最近刚刚出售了名下的计算机软件公司，有意将这幅地图从它当时的主人，德国南部巴登-符腾堡州沃尔费格城堡的约翰内斯·瓦尔德堡-沃尔费格伯爵手中买下来。地图待售的消息公开后，有另一个买家特别感兴趣：美国国会图书馆。伯顿原来的客户对此失去了兴趣，选择将钱投资给另一家公司，而不是花费在一幅地图上。《瓦尔德泽米勒地图》开价1000万美金，被认为是世界上最昂贵的地图。国会图书馆的代表此时问了伯顿另一个问题：这幅地图真的值这个大多数人眼中荒唐的价格吗？伯顿证实他至少有两个客户准备支付这个开价，图书馆代表于是决定在1999年夏天买下它。在起草合同时，图书馆列出了一系列要点，说明这幅地图在制图学和美洲历史上的重要性，以此来证明购买的价值：

这幅地图最早使用了“亚美利加”这个名字，这是由马丁·瓦尔德泽米勒首先提出来的，用来指称克里斯托弗·哥伦布在1492年发现的新大陆；

这幅地图是马丁·瓦尔德泽米勒目前仅存的木版雕刻印刷品，大约在1507年印制；

马丁·瓦尔德泽米勒发明了“亚美利加”这个名字来指代以前一直被称为“未知之地”的新大陆，为这个大陆赋予了历史的身份；

因此，马丁·瓦尔德泽米勒的地图是美洲人民历史上最重要的一份文献。

这份说明后面还提到“将这幅地图卖给国会图书馆的深层用意，是想借此增进德国和美国之间诚恳的友谊”。²

关于这幅地图的交易，最早可以追溯到二十世纪初。1900年，一位德国的耶稣会士兼历史和地理教师约施卡·菲舍尔神父，在沃尔费格城堡的档案中发现了这份仅存的副本。菲舍尔的发现吸引了美国许多图书馆和收藏家的注意，努力想要将它买下，其中包括国会图书馆。1912年时，卖家就向国会图书馆进行兜售，但馆方因为缺少资金而拒绝。国会图书馆在之后的50年中一直努力想要买下这幅地图，但直到1992年，即哥伦布首次登陆美洲500周年，这幅地图未来的命运才发生了决定性转折。在这次筹划的500周年纪念活动中，华盛顿国家美术馆举办了名为“1492年前后——探险时代的艺术”的展览，将很少出展的瓦尔德泽米勒地图作为核心展品。国会图书馆急切地想要打动瓦尔德堡-沃尔费格伯爵出售这幅地图，因而邀请名誉馆长、因《发现者》一书荣获普利策奖的丹尼尔·布尔斯廷给伯爵写信。布尔斯廷在信中写道：“作为第一幅包含‘亚美利加’这个新大陆名称的地图，这份文献标志着欧洲和美洲长久关系的开端，也象征着欧洲制图师在西方文明发展进程中所扮演的开拓者角色。”伯爵自从继承这一头衔以来，将沃尔费格城堡和家族产业转型为健身和高尔夫球度假胜地，生意兴隆，并不需要太多游说就动心了。他很快答应国会图书馆愿意出售这幅家族传承了350多年的地图，在后来的一次采访中，他说决定出售地图是基于“贵族对传统的尊重和现代企业家精神”两者的结合。但在伯爵和图书馆能够最终达成协议前，他们还需要克服一个重大的政治障碍：这幅地图被列在“德国文化财产保护名录”之中，不会得到出口许可证。1993年，国会图书馆的代表向当时的总理赫尔穆特·科尔（历史学家出身）申请许可，但遭到了断然拒绝。

在1998年德国大选中，科尔总理败给了格哈特·施罗德，标志着德美之间的文化关系发生转变。施罗德任命迈克尔·瑙曼博士担任1933年以来的第一位文化部长（该职位被纳粹废除），这是决定地图未来命运的关键。瑙曼曾任美国跨国出版集团霍尔茨布林克集团的出版社社长，他自然非常支持两国之间缔结更紧密的文化纽带，或者还有贸易关系。他非常支持伯爵和国会图书馆，重新撮合他们与德国联邦政府进行协商，甚至暗示新合并的汽车企业戴姆勒-克莱斯勒可能也会对赞助国会图书馆收购地图感兴趣，成为“彰显德美两国友谊华彩中最完美的合作伙伴”。1999年，瑙曼巧妙地为争取官方出口许可证铺平了道路，同时律师们也在起草同意交易条款的合同。

1999年10月13日，伯爵和国会图书馆签订了出售瓦尔德泽米勒地图的合同。虽然开价1000万美元，但国会图书馆暂时只能承担50万美元的定金：合同规定，图书馆必须在两年内凑齐余款，不然将颜面扫地，将地图归还给伯爵。图书馆积极筹款，努力凑齐巨额剩余费用。他们找《福布斯》杂志美国富豪排行榜前400人商量，并且接触了许多个人和企业，从德州商人到前总统候选人罗斯·佩罗，还有亨利·基辛格和亨利·梅隆，以及美国在线和美国运通等等。虽然图书馆从跨国企业筹得上百万美元资金，但更多的帮助来自伟大的美国民众。格雷格·斯奈德在2000年10月的一封电子邮件中说：“我没有多少钱，但还是可以捐献几百美元用来帮助购买瓦尔德泽米勒地图。”尽管如此，初步筹款的努力还是令人失望，图书馆也尝试了其他途径。他们曾计划用一些馆藏的珍本书籍支付部分款项，但遭到了拒绝，之后图书馆从国会的一个委员会处筹得500万美元资助，条件是从其他私人处募得的同等数额款项必须已经到位。委员会做出资助决定时援引了一个奇怪的先例：1939年，国会支付了5万美元购买“卡斯蒂略挂坠盒”（一个用黄金和水晶制成的十字架挂坠盒，其中有一些哥伦布的骨灰）。从私人处筹集的款项半数来自几位富有的私人捐助者，其中包括探索频道的一大笔捐助，而图书馆答应与他们一同制作一系列节目，题为“世界地图集”。并非所有人都为这次交易感到高兴。德国学者克劳斯·格拉夫博士在一篇网络文章中抱怨：“被正式列入国家文化财产名录的东西很少，任何试图从中买走文化财产的行为都是不道德的。”他还质问：“国会图书馆难道没有羞耻心吗？”《纽约时报》在评论这次收购时尖刻地指出，美国与德国的关系其实正在加速恶化，而在国会决定提供这一大笔钱购买地图的同时，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联邦政府正在大幅削减公共图书馆拨款。³

终于，在2003年6月，图书馆宣布完成地图收购。2003年7月23日，在经过10年的谈判后，瓦尔德泽米勒地图终于首次作为美国国会图书馆的藏品在托马斯·杰斐逊馆中揭幕。它被作为“刘易斯与克拉克1803至1806年远征”展览的搭配展品进行展出，非常合适。这次远征执行的任务，是首次由国家资助、系统绘制从密西西比河到太平洋间整个北美洲的地图。在梅里韦瑟·刘易斯和威廉·克拉克及其他成员的带领下，这支“探索军团”开始了史诗般的远征，测量大陆内部95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大约在300年前，这块大陆的名字和轮廓就被马丁·瓦尔德泽米勒清楚地在地图上绘制了出来。

图书馆收购瓦尔德泽米勒地图的情形，在文化产业中并不少见。强权与帝国之间进行的历史文物交流，总是伴随着宏观层面上的外交、政治、经济利益的发展和解决。在这个案例中，图书馆收购并展出瓦尔德泽米勒地图，充分显示美国很清楚自己的国家身份和世界定位。完成收购后，国会图书馆的网站引用了伯顿的评价，称这幅地图为“美洲的出生证”，是第一幅“描绘独立的西半球土地，并将太平洋描绘成一个独立的海洋”的地图。它是“一幅文艺复兴萌芽期印刷技术杰出的精美范例”，“代表了知识上的一大飞跃，承认了新发现的美洲大陆，并且永远改变了人类对世界本身的理解和认知”。⁴瓦尔德泽米勒地图给美国带来了其他国家梦寐以求的东西：一个明确的起源点带来的合法性，这个起源点可以是一个特定的事件或者一份特定的文献。在这个例子中，瓦尔德泽米勒地图显示，在1507年的某一天，美洲被认定为一个独立的大陆，这就是它的出生日期。

有了出生证，自然就能知道来源，瓦尔德泽米勒地图明白无误地确认，美洲的身份来自欧洲。丹尼尔·布尔斯廷在1992年写给伯爵的信中也表示，这幅地图可以让美洲找到自己与精彩的欧洲文艺复兴之间的密切关系，在这个伟大的时刻，欧洲通过重新发现希腊和罗马古代文明的价值彻底改造了自己，继而就有了伟大的十九世纪史学家雅各布·布克哈特所谓的“世界的发现和人的发现”。⁵根据这种解释，古典世界的重生（即“文艺复兴”一词在法语中的原意）与文艺复兴人文主义（一种思考个人自我的新方式）的兴起，再加上对个人在快速扩张的世界中的地位的“发现”，无不预示着西方现代性的崛起。事实上，地图右下角的图例也佐证了这种观点。图例上说：“尽管许多古人热衷于测量世界的周长，但他们仍然对很多事情知之甚少；例如，以发现者的名字命名的亚美利加，曾经不为西方所知，现在已经知道是世界的第四部分。”⁶这听起来似乎是一种从新发现的理性中诞生出来的自信的现代性，它引用古典文明的目的，只是为了在现代欧洲的自我意识塑造完成后将之抛弃。同样的信仰也渗透在国会图书馆对瓦尔德泽米勒地图的说明之中：它代表着知识上的巨大飞跃；它运用了革命性的新印刷技术；它不仅改变了我们对世界的理解，还改变了我们对自己在世界中的位置的理解。换言之，这幅地图就是欧洲文艺复兴的经典文献。

这幅地图再现的世界，自然与我们讨论过的前一幅在欧洲制作的赫里福德《世界地图》截然不同。在这两幅地图相隔的200年里，对世界的整体再现、知识和实务层面的创新，甚至连描述这两幅地图的术语，全都发生了改变（虽然mappaemundi的绘制一直延续到了十六世纪，与包含了新近地理发现的新地图一起陈列）。1290年时，赫里福德《世界地图》被称为“历史”（estorie）；而1507年的瓦尔德泽米勒地图则自称为“宇宙学”（cosmographia）——一种描述地与天的科学。“世界地图”以东为上的方位、画有宗教内容的尖顶、充斥在边缘的怪物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瓦尔德泽米勒地图上的北—南朝向、清晰的海岸线和陆块、科学的经线和纬线，还有一系列古典主题。在十五世纪末期和十六世纪初期，欧洲大多数世界地图都像瓦尔德泽米勒地图一样渐渐以北方取代东方作为基本的定位点，这不仅是因为托勒密认为地图方位应该以北为上，也因为航海上采用了以北方为主要方向的罗盘方向。两幅地图都展现了古典的知识，但方式大不相同。赫里福德《世界地图》援引罗马和早期基督教作者的作品来确证它对于创世的宗教理解，而瓦尔德泽米勒地图则回溯到更早的希腊化时代的托勒密，以及他对于地球和天球世界进行的几何学观察。赫里福德《世界地图》的尖顶描绘了至高无上的基督，而瓦尔德泽米勒地图的顶端供奉的则是一位古代地理学家和一位同时代航行家。赫里福德《世界地图》对于明确汲取其他地图上的知识很少表现出兴趣，而瓦尔德泽米勒地图则公开宣示受惠于在它之前的全部制图师——除了托勒密的理论性、学术性地图和投影法，还有更实用的波特兰海图、航海图和地图，它们是由十五世纪早期开始探寻如何从欧洲向海外航行的舵手和航海家制作的。

1504至1505年间，热那亚的制图师尼可莱·加维利制作了加维利海图，从此以后，人们慢慢将此前100年间在欧洲大陆的东、西、南方发现的陆地的地图绘制出来。加维利海图继承了“世界地图”中的地理世界，将那个小小的圆形世界图像放在了海图的中心（非洲中部），但地图上更显眼的是复杂的等角航线（以相同角度与经线相交的线路）网络，还有罗经花指示的方向与方位线，帮助舵手在看不到陆地的海面航海。

至少从十二世纪起，地中海的水手们就使用这种航海图，十五世纪时，航向欧洲海外的舵手对之加以改良，其中包括克里斯托弗·哥伦布，他从1492年8月开始的4次“新大陆”之旅都使用了这种航海图。1498年，哥伦布的第三次航行让欧洲人第一次踏上西半球的大陆，他的船员在8月5日登上了委内瑞拉海岸。众所周知，哥伦布从不认为他是发现新大陆的人：瓦尔德泽米勒地图的完整标题和地图左下角的图例都将这个功劳归于另一位意大利探险家，他曾短暂地取代哥伦布成为“新大陆”的“发现者”，但这块大陆就永久地以他的名字命名了。图例中的文字如此描述这幅地图：

描绘出了不同陆地和岛屿的概图，包括一些古人未曾提及的地点，这些都是在1497至1504年间的4次航海中新发现的，其中两次由卡斯蒂利亚的斐迪南下令，另两次由葡萄牙的曼努埃尔下令，他们都是最尊贵的君主，而亚美利哥·韦斯普奇是船队中的一位航海家和军官；特别是图上还有许多地方是迄今无人知晓的。我们将所有这些仔细地描绘在地图上，以提供真实确切的地理知识。⁷

根据瓦尔德泽米勒地图，佛罗伦萨商人和航海家亚美利哥·韦斯普奇在十五世纪末进行的西行航程，证实了欧洲人横跨大西洋的航海探险确实发现了世界的第四部分，对于绘制了将世界分为欧、非、亚三部分的赫里福德《世界地图》的中世纪世界来说，这是前所未闻的新大陆。

这幅地图不仅是在地理学层面上与赫里福德地图不同。它的风格和形式也出自一个全新的世界，这个世界处理制图事务的方法也迥异于中世纪“世界地图”的制图师和观看者。瓦尔德泽米勒地图使用了一种欧洲的新技术：活字印刷。手稿抄写员和彩绘师的个人特征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木版雕刻师、印刷工、排版人员，他们负责将原来手绘的地图转制到十六世纪初德国的印刷机上。地图理念不再出自有关上帝创世的宗教信仰，而是像托勒密《地理学指南》这样的古典地理学文献，以及诸如加维利海图这样的现代航海图；经过比较，这些制图技法有的被吸收，有的被摒弃，最终创造出这幅新的世界图像。尽管地图的全名提到了托勒密，而且地图的左上角也有他的画像，但韦斯普奇的新发现还是和托勒密的世界图像形成了鲜明对比，韦斯普奇就被画在托勒密的对面。

在某些方面，《世界全图》破坏了古代时期的托勒密世界图像，将第四块大陆引入了欧洲的地理学意识中，也由此带来了一整套新的宗教、政治、经济和哲学问题，这些问题将在未来一直吸引着学者们进行钻研。但我们不能贸然说这幅地图对于地理新世界的描绘是激进的，甚至是革命性的。在地图最初出版时，人们对它的看法显然不是这样的，甚至它本身可能最初也不是出于这样的构想。无论是瓦尔德泽米勒的名字，还是所谓的初版时间1507年都没有出现在图例中或者地图边缘上。事实上，我们甚至无法断定国会图书馆这幅视如珍宝的地图真的印制于1507年，也不清楚它是否是第一幅将美洲再现为一块独立大陆并且标有名字的地图。在与地图一同出版的书中，瓦尔德泽米勒和同事们没有直接断定这些西方地理新发现的性质，而是认为（后面会讨论）美洲不一定算是一片新大陆，而是“一座岛屿”，这个谨慎的限定表明，一旦未来的“新世界”旅行和发现让他们认为有必要修改原先的假设，他们就会这么做。这幅地图还是以托勒密1300年前的地图投影为基础，复制了这位希腊地理学家的诸多错误，并且依然遵守地心宇宙观，这种观念直到哥白尼1543年出版《天体运行论》才会受到挑战。凡此种种，说明这幅地图并不具备什么充满挑战性的现代性观念。

瓦尔德泽米勒后来又制作了一系列地图，直到1521年去世，但他再也没有在其他含有“新大陆”的地图上使用“亚美利加”这个名字。这位制图师在1507年似乎非常怀疑使用“亚美利加”命名新大陆是否是明智之举，而且要到下一个世代之后，人们才在世界地图和地图集中广泛使用“亚美利加”。尽管国会图书馆收购地图这件事出尽风头，但《世界全图》在最初和后续几次出版时却几乎没人关注，以至于人们认为，没过几十年地图的所有副本（不超过1000份）就都失传了。

《世界全图》的历史表明，无论是界定起源，还是确定非凡的地理发现的时刻，都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得多。美洲被当作一块大陆的起源，就像这幅地图的源头一样，充满着探险家、制图师、印刷商和史学家相互矛盾的说法和纷争不断的起点。以“后见之明”回顾这段全球史，很容易将它视为“地理大发现的时代”，而《世界全图》也配得上这些伟大事件的规模和戏剧性。当然，葡萄牙和西班牙帝国在1420至1500年之间的各种成就也无与伦比。在这一时期，葡萄牙航向未知的空间，到达了非洲南部的海岸，在亚速尔群岛、加那利群岛和佛得角群岛建立了殖民地。1488年，他们已经在西非建立通商站，并且环航了非洲大陆的最南端，1500年时，他们还到达了印度和巴西。西班牙在1492年为哥伦布探索新世界的第一次旅行提供了经济支援，加上之后的两次探险，让欧洲人了解了加勒比海群岛以及中美洲，随后的航行又到达了不为人所知的北美和南美海岸线。这些发现都被记录在《世界全图》上，这个新世界比托勒密的“人居世界”要大一倍以上。

然而，与这幅地图相关的所有词汇中，最令人费解的正是每次提到这幅地图都会反复使用的一个词：发现（discovery）。如今，我们认为这是一个直白的概念，就是了解或者揭开以往未知的事情，特别是与旅行以及对迄今不为人知的地方的“发现”相关。初看之下。瓦尔德泽米勒地图似乎是在西方制图史中再现了对“新世界”的划时代的“发现”，但它使用这个词汇的方式表明，它对于自己描绘的“新”陆地抱持一种非常谨慎的态度。

在十六世纪早期的人眼中，对于新地点甚至是新世界的发现，应该持谨慎甚至是怀疑的态度。这些发现挑战了从亚里士多德和托勒密这样的古代作者那里继承而来的知识的基础，甚至质疑了圣经的权威：如果确实存在美洲这个新世界，那里也有人居住，为什么圣经没有提到他们？“发现”这个词包含各种不融贯甚至相互矛盾的含义，再加上当时欧洲各国的方言也正在兴起，让这个问题变得更加复杂。在英语中，这个词直到十六世纪晚期才普遍使用，至少包含6种不同的意思，包括“揭开（uncover）”、“显露（disclose）”，或只是“显示（reveal）”。在最早记录从十五世纪初开始的海上新“发现”的葡萄牙语中，表示“发现”（descobrir）的词常常意指“探险”、“揭开”，但也可以指“偶然发现”，甚至只是“捡起来”。⁸在荷兰语中，“发现”常常被翻译为ontdekking，意思是“揭开”、“找出真相”，或是“发现错误”。因此，“发现”一词既可以用来描述偶然来到神话或古典知识中已经记载的领土或国度，也可以指第一次揭露“新世界”。就连“新世界”这个术语也是刻意模糊的：葡萄牙人将1488年环航好望角视为“发现”“新世界”，尽管当时的地图上画的是某种版本的印度洋及其周围领土。文艺复兴时期的学者不像我们现在这样对于新事物激动不已，他们总是会设法将这种“发现”融入古代地理学知识之中。因此，踏上古巴或是巴西的土地会被称为“发现”“新世界”，但探险家和制图师的描述显示，这些地方常常被错误地标注为已知的地方——古巴会被当作日本，而巴西被叫作中国，等等。

我们以为文艺复兴时期的地图是在拥抱新陆地的“发现”，但它们的创作者其实是在试图将新信息融入托勒密和斯特拉波等作家既有的古代世界模型之中：经验报告总是与学术权威有别，而制图师们很难放弃经典文献，除非他们有充足的理由这样做。他们获得的信息总是零碎的，而且经常互相矛盾，像伊德里西，甚至是希罗多德这样的作家和制图者早就提出过这个问题。根据看似完美的古代地理模型来评估新信息，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制图师还要在尽力做到全面和精确的同时，满足新的印刷媒介带来的要求：现在地图是要出售并赚钱的。这对于制图业来说是前所未闻的。印刷是一种需要盈利的商业性产业，也为制图提供了一种新方法。在制作《世界全图》的过程中，同时兼顾这些要求是重点。将瓦尔德泽米勒地图作为欧洲发现自我和发现美洲的历史过程中的核心文献，其实是误解了十六世纪早期地理学在实务和学术方面的发展。要理解这方面的发展，还是要从这幅地图的作者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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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丁·瓦尔德泽米勒（约1470—约1521年，希腊化的名字是Hylacomylus或者Ilacomilus）出生于弗莱堡附近的沃尔夫韦勒村，位于现今德国西南部的巴登-符腾堡州。他是屠夫的儿子，父亲曾获得过市议会的职位，马丁在1490年进入弗莱堡大学，跟随著名的加尔都西会学者格雷戈尔·赖施学习（应该是神学）。瓦尔德泽米勒应当学习过马提亚努斯·卡佩拉在五世纪创作的《菲劳勒嘉与墨丘利的联姻》中提到的“三艺”（文法、逻辑和修辞）和“四艺”（算数、音乐、几何和天文）。四艺中的几何和天文让他接触到欧几里得和托勒密等作者，为他的宇宙学奠定了基础。十五世纪九十年代末，瓦尔德泽米勒迁往巴塞尔，在那里认识了赖施的合伙人，著名的印刷商人约翰内斯·阿默巴赫。阿默巴赫是第二代印刷商人中的一员，他们这一代开始改良原始的活字印刷技术，出版了圣经、灵修、法律和人文主义等各类书籍，提供给逐步增长的受教育读者群体。瓦尔德泽米勒可能就是在这里开始学习如何把他在宇宙学和制图学中学到的人文知识运用到这种印刷地图中，这才有了日后让他成名的那幅地图。

活字印刷1450年前后在德国得到了发展，比中国发明印刷术晚了大约400年。然而，这可能是欧洲文艺复兴时期最重要的科技创新。一般认为，第一台印刷机出自十五世纪五十年代，由约翰内斯·古腾堡、约翰·福斯特和彼得·斯科霍福三人在美茵茨合作制成。1455年时，古腾堡及其团队已经印制出了拉丁文圣经，1457年印制了一版《诗篇》。到了十五世纪末，欧洲各大城市中都已设置了印刷机，据估计，这些印刷机印刷的书籍总共有600万至1500万本，发行了4万版——超过罗马帝国覆灭后制作的手稿总数（欧洲在1500年时的人口估计为8000万）。⁹经历过这第一波大规模印刷时代的人很快就能发现它的重要性。德国人文学者塞巴斯蒂安·布兰特略带夸张地指出：“有了印刷术，一个人一天的生产量就相当于过去一千天的抄写量。”¹⁰

近年来，有学者质疑印刷机是否真有伊丽莎白·爱森斯坦所谓的“促变因素”那样的革命性影响力，但毫无疑问的是，这项发明（或者说是再发明）改变了知识以及传递知识的方式。¹¹在各类书籍的出版和经销上，印刷术可望带来速度、标准化和精确复制。但印刷厂的现实运营状况和它们所面对的技术、经济压力，往往使上面这些期许无法得到满足，但印刷文本可以保证相对统一的页码标注、索引、字母顺序和书目——这些都是手抄本根本做不到的——这让学者们有了令人振奋的研究学问的新方法。譬如，两个远隔万里的读者，如果同时拥有同一个印刷版本的托勒密《地理学指南》，就可以对这本书进行讨论和比较，可以精确到某一页上的某个词（或地图），因为他们知道彼此在看相同的内容。手稿文化非常依赖抄写员的手艺，这一特质令它绝不可能达到这种统一性和标准化。这种全新的精确复制工序也促成了发行新版和修订版的现象。印刷商们可以在作者的作品或者特定文本中加入新的发现或是做出修订。语言、法律和宇宙学等诸多学科都有新的参考书和百科全书出版，它们可以提供精确的定义，进行比较研究，根据字母和年代顺序对知识进行分类。

新印刷机带来的冲击还影响了视觉传播——特别是地图绘制。如一位著名的评论家所说，印刷的重要性部分在于它能让“可精确重复的图像表达”成为可能。¹²新印刷机让制图师能够以前所未有的准确度和统一性，复制并销售数百份，甚至数千份完全相同的地图副本。到1500年时，欧洲已经有大约6万份印刷地图在流通。到1600年时，这个数字暴涨到130万份。¹³如果我们想到将地图手稿转化成印刷版本对于十五世纪的制图师和印刷商是多么巨大的技术挑战，这些数字就更加惊人。

马丁·瓦尔德泽米勒在1506年来到了洛林公国的圣迪耶镇，他对印刷机带来的问题和机会心知肚明。这座小镇现在叫作孚日圣迪耶，靠近今天的法、德边境，位于欧洲多重文化的交汇点，这个地理位置也决定了它的历史。从中世纪起，洛林公国就一直位于从北方波罗的海到南方地中海，从东方意大利到西方低地国家市场两条贸易路线的枢纽。它还夹在法国、勃艮第和神圣罗马帝国等敌对国之间，非常容易卷入它们的政治和军事冲突。这虽然造成了紧张的气氛，但也造就了非常国际化的氛围。十五世纪末，公国由洛林公爵勒内二世进行统治，他在1477年打败了勃艮第公爵大胆查理，赢下了南锡战役。这场胜利让勒内取得渴望已久的政治自治权和军事安全，他着手将圣迪耶建成一座学术中心，以此抗衡公国周围的法国、勃艮第和哈布斯堡王朝的学术中心。

勒内委任他的私人秘书暨圣迪耶的教士沃特兰·吕德创办一个人文主义学院，称为“孚日学院”，以追求他的个人荣耀，而非为了经济获利。为了确保学院的思想得以成功传播，吕德（在勒内的命令下）制订了计划，准备使用斯特拉斯堡印刷商的专业技术在圣迪耶设置第一台印刷机。斯特拉斯堡距离圣迪耶只有60公里，当时已经是北欧最大的印刷中心，在十六世纪末期已经拥有70多家印刷厂。吕德在斯特拉斯堡寻找当地的宇宙学学者时，找到了马丁·瓦尔德泽米勒，认为他是“在此方面最博学的人”。¹⁴和吕德一样，瓦尔德泽米勒也是一位对宇宙学感兴趣的神学家，也对通过印刷再现宇宙的新技术充满热情。1506年时，他成了孚日学院最早同时也是最重要的成员之一。

除了瓦尔德泽米勒，学院中还有许多其他的人文主义学者，其中两位与日后《世界全图》的制作密不可分。第一位是马蒂亚斯·林曼（他的希腊化名字是Philesius）。林曼1482年左右出生于阿尔萨斯，在巴黎和海德堡学习，之后在多家斯特拉斯堡的印刷厂中担任核稿、校对和学术顾问的工作。和吕德一样，林曼也参与有关葡萄牙和西班牙探险之旅书籍的印刷，这可能正是他加入学院的原因。第二位是让·巴赞·德·桑达库尔，也是一名精通拉丁语的神学家，他在翻译古典和当代文献方面无人可以替代。

1506年，瓦尔德泽米勒来到圣迪耶，促成了一项雄心勃勃的地理学计划，这项计划的意图是让学院成为北欧学术生活的中心，起初并没有打算制作一幅描绘发现美洲的世界地图。瓦尔德泽米勒、林曼、桑达库尔三人其实是想制作一本新版的托勒密《地理学指南》。现在看来也许很奇怪，这样一群博学的人竟会在这种时候想要出版一本1300年前的旧书，当时向欧洲大陆以西和以东的海上航行正在渐渐动摇托勒密著作中的地理学知识的根基，但其实这是一个合理的选择。尽管至少从六世纪开始就有学者提到托勒密的书，但直到十四世纪，意大利才有人认真研究和翻译希腊语的手稿。1397年，希腊学者曼努埃尔·赫里索洛拉斯受邀从君士坦丁堡前往佛罗伦萨，为意大利首屈一指的学者科卢乔·萨卢塔蒂身边的人文学者圈子讲授希腊语。赫里索洛拉斯的佛罗伦萨同行们急切地想要学习希腊语，因而出资将手稿从君士坦丁堡运至佛罗伦萨，其中就包括托勒密的《地理学指南》。赫里索洛拉斯开始第一次将其译成拉丁语，最后由另一位佛罗伦萨人文主义学者雅各布·安杰利在1406至1410年间完成。安杰利将托勒密的著作标题翻译为“宇宙学”而非“地理学”，这表达了早期意大利人文主义学者如何看待托勒密的这本著作，这一决定影响了此后两个世纪的制图者和他们绘制的地图。正如第一章中提到的，宇宙学通过分析天空与地球描述宇宙的特征。在文艺复兴时期，人们相信是神创造了地心宇宙，因此就有必要用数学描绘宇宙和地球之间的关系。所以，宇宙学需要全面（虽然有些模糊）描绘地球活动，即我们今天认为应该是地理学家进行的工作，并通过引用托勒密和他特有的天—地方法论来增添一丝古典权威性。¹⁵

对于安杰利和他在佛罗伦萨的伙伴们而言，将托勒密的《地理学指南》翻译为《宇宙学》，主要是为了解决天体与星象学问题，而不是为如何将地球投影到平面上提供科学依据。许多意大利人文主义学者查阅这本书是出于语文学的原因，目的是为了比较古代和现代的地形命名法。安杰利的翻译篡改、缩减了托勒密复杂的数学投影法，因而在十五世纪，这本书读起来比学者们曾经认为的远为枯燥无聊。尽管许多人声称它引发了文艺复兴时期的制图术革命，但实际上并非如此，因为它的创新方法并没有得到很好的理解，大多数读者也都视而不见。¹⁶就连使用新媒介印刷出版的托勒密著作，其中附带的大多数经过了新设计和资料更新的地图也都没有印上数学坐标网，这表明人们对于托勒密将地球投影在地图上的科学方法理解得非常有限。光是印刷地图这项挑战就已经足够困扰印刷商和学者了。

等瓦尔德泽米勒和同事们开始制作他们的地图时，托勒密著作至少已有五种新印刷版本出版。最早的是1475年在维琴察印刷的拉丁语版本，书中没有任何地图，但随后很快，1477年在博洛尼亚就有了第一个复制了区域和世界地图的版本发行（因而也被视为是第一部印刷地图集，虽然它没有以此命名）。次年，罗马印刷了新版本，随后1482年，佛罗伦萨出版了粗糙的意大利语译本，包含所有的地图。同年，第一部德语版在乌尔姆出版。当时阿尔卑斯山以北盛行木版印刷，乌尔姆版就是这样印刷的，而意大利早期地图的印刷使用的都是铜版雕刻技术。和木版不同，由于不能使用活字，铜版雕刻更费时间，但它的优势在于可以使用更为细致、多变的线条，因而到了十六世纪末，就取代了木版印刷的地图。

托勒密的《地理学指南》在十五世纪的复兴与出版，不仅仅是满足了人文主义学者在语文学上的好奇心。表面上，托勒密所描述的世界，在葡萄牙和西班牙展开航海探险之后越来越显得过时。早期的葡萄牙航船沿着西非海岸南下，发现非洲是可以环航的，而印度洋也不是内陆海，这些都与托勒密的信念大不相同。更重要的是，哥伦布在西大西洋的航行证明了新大陆的存在，这显然是托勒密和希腊人不知道的，这也大大影响了托勒密对已知世界大小和形状的整体计算结果。但是，虽然这些航行破坏了托勒密的权威性，他的著作却比以往更加流行。新版的《地理学指南》在哥伦布归来后出版——到1500年时，有史料记载的已出版的220幅地图中，超过半数是直接以托勒密为底本的——而1492年之后印刷的地图很少或是完全不承认哥伦布的发现。¹⁷

文艺复兴时期的学者们没有抛弃托勒密，而是采用了更为循序渐进的方法，试图将古典和现代的地理学知识结合起来。对于当时的学者和哥伦布这样的航海家来说，托勒密的图表和文字描述与中世纪的“世界地图”是唯一可以获得的完整世界模型，因此他们试图将他们的新发现融入古代和中世纪的模型之中，尽管这些模型明显和他们的发现相抵牾。虽然大多数人仍然没有很好地理解托勒密的《地理学指南》，但这本著作确实解释了如何使用间隔的纬线和渐趋交会的经线绘制出已知世界的地理投影，而航海家和学者可以尝试将他们的新发现画在这个投影上。最终得到的投影常常令人困惑，甚至互相矛盾，但这激发出了更多的自然和知识探索。从早期印刷版本的托勒密著作中可以看出，书中加入了越来越多的新发现，以至于托勒密的原始描述几乎难以辨识。

到了十六世纪早期，纽伦堡和斯特拉斯堡这样的德意志城邦中出现了重要的印刷业创新（这也影响到日后瓦尔德泽米勒地图的出版），它们对古典知识和海上新发现有着强烈的兴趣。通过商贸与经济，这两座城市与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的学术发展，以及伊比利亚半岛展开的海上探索，都有着密切的联系。世界上最早的地球仪是1492年由马丁·倍海姆在纽伦堡制造的，这位商人出资赞助并亲身参与了十五世纪八十年代葡萄牙前往西非的贸易航行。纽伦堡这样的城市不仅因为印刷而闻名，也是公认的生产制图和航海所需科学仪器的中心。

马蒂亚斯·林曼在1505年写给朋友的一封信中提到，孚日学院的最初计划是印刷出版新版的托勒密著作，使意大利语版的和乌尔姆出版的第一版德语版相形见绌。开始着手筹备新版本的工作后，他们接触到一些文本，上面似乎描述了一个与托勒密所设想的欧洲以西的世界完全不同的新世界。这些文本是佛罗伦萨商人、旅行家亚美利哥·韦斯普奇信件的翻译印刷稿，描述了他在1497至1504年之间的一系列航行，他声称自己在此期间发现了新大陆。在同一封信中，林曼解释了两个重点，这两点将会对两年后出版的《世界全图》产生影响：

我们碰巧得到了亚美利哥·韦斯普奇的著作，仓促阅读后，我们将其与托勒密进行完整的对比，你也知道我们正在仔细研究托勒密的地图，而现在，关于这个新发现的世界，我们很想写点什么，这不仅颇有诗意，也带有地理学的性质。¹⁸

1503年，一封看起来是韦斯普奇写给他佛罗伦萨的赞助人洛伦佐·德·美第奇的信被翻译成拉丁语出版，它的标题颇为耸人听闻：《新世界》。这封短信描述了前往南美洲东海岸的航行，信中说“我们寻找并发现的这些新地区，可以被称为新世界，因为我们的祖先完全不知道它们的存在”。¹⁹这在历史上是第一次将这些西半球的发现视为一片新大陆。韦斯普奇信件的出版似乎是故意在和哥伦布早先写给路易斯·德·圣坦杰尔的信作对，后者在1493年就已出版，描写了哥伦布在1492年8月至1493年3月的第一次航行中，在加勒比海岸登陆的重大事件。《新世界》一鸣惊人，因为韦斯普奇在信中宣称发现了“新大陆”（而哥伦布相信自己是到了亚洲），还描写了一些骇人听闻的土著性爱和饮食习俗。没过几周，它就在威尼斯、巴黎和安特卫普火速出版，到1505年时，至少已经有了五个德语印刷版，包括由马蒂亚斯·林曼编辑的一版。

同年，另一封署名韦斯普奇的信出版，题目是《亚美利哥·韦斯普奇关于四次旅行中新发现的岛屿的信》，信是写给一位“尊贵的大人”的，很可能是指皮耶罗·迪·托马索·索德里尼，他当时是佛罗伦萨共和国的领袖，这封信描述了韦斯普奇在1497至1504年之间奉西班牙和葡萄牙王室之命进行的四次航行。尽管这封信不像《新世界》那样耸动，却引人注目地宣称韦斯普奇在1497年5月至1498年10月进行的第一次航行途中，就“发现了许多陆地和不计其数的岛屿”，“我们的祖先完全没有提到过这些”。因此，作者推论“古人并不知道它们的存在”。²⁰之后信中又描述了在中、南美洲海岸的一系列登陆，这些都比哥伦布记录的1498年8月登陆委内瑞拉早了将近一年。

这两封印刷出版的信都是伪造的，或者至少是添油加醋、哗众取宠的版本，信的原稿直到十八世纪才被发现，相比之下文笔比较枯燥。这些亲笔信证明韦斯普奇是在1499年第一次登上新大陆，比哥伦布晚一年。而且，也不是韦斯普奇本人，而是那些热心过头的出版商迫使他声称自己是第一个“发现”美洲的人。韦斯普奇的亲笔信被发现时，他的成就早就因为国家利益而被贬低：从十六世纪中期开始，西班牙的作家们积极称颂哥伦布和他在西班牙资助下进行的海上探险，于是刻意轻视韦斯普奇出版商提出的说法，甚至号召禁止一切地图使用“亚美利加”这个名字。

1505至1506年，圣迪耶孚日学院的成员们还不知道有人操控和哄抬韦斯普奇的旅行故事。他们只能依赖仅有的关于韦斯普奇海航的信息，也就是《新世界》和新出版的描写韦斯普奇四次航程以及声称他比哥伦布更早抵达新大陆的信。林曼在1505年的信中表示，韦斯普奇的信件改变了学院的计划。他们不再只是编辑《地理学指南》新版本，而是要开启一个更宏伟的计划：创作一幅世界地图，对比韦斯普奇和托勒密的地理信息，并且同时出版一本地理描述，说明他们背离托勒密《地理学指南》的原因和方法。

学院的工作进展很快，1507年春天他们就已完工。他们的出版计划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宇宙学入门》，1507年4月25日在圣迪耶出版。这是一篇只有40页的宇宙学理论介绍，后面的附录有60页，是让·德·桑达库尔从法语印刷版翻译成拉丁语的《亚美利哥·韦斯普奇的四次航行》。《宇宙学入门》的完整标题宣告了计划的另外两部分：《宇宙学入门：除了亚美利哥·韦斯普奇的四次航行，还包括所需的几何学和天文学原理，以及对整个世界合理再现为地球仪和地图，含有托勒密不知道的最近发现的远方岛屿》。²¹这标题算不上简洁有力，但反映了这一计划的规模和雄心，从这个计划是献给“马克西米利安·恺撒·奥古斯都”，即哈布斯堡君主及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马克西米利安一世（1459—1519年）也能看得出来。林曼将一首诗献给马克西米利安，随后是瓦尔德泽米勒写的一段散文献辞，简要描述了学院的辛劳。他在献辞开头说：“我在别人的帮助下研读了托勒密著作的希腊语手稿，在加入了亚美利哥·韦斯普奇的四次航海得来的信息之后，我绘制了一幅世界地图，作为一种地球仪和地图的宇宙学入门，供学者的通识之用。”他在最后表示：“我把这部作品献给您，因为您是已知世界的君王。”

之后的章节严格依据托勒密的学说，提供了非常正统的宇宙学说明，解释了几何学和天文学的要素，以及它们在地理学中的运用。书中第一次提到韦斯普奇的发现是在第五章，这一章与托勒密和其他古典地理学者们保持一致，将地球分为五个地带。这章描述了位于南北回归线之间赤道以南的“烧焦”地带，并解释说：“有许多民族居住在炎热干燥的烧焦地带，比如黄金半岛【马来半岛】、塔罗班纳【斯里兰卡】、埃塞俄比亚的居民，还有最近才被亚美利哥·韦斯普奇发现的一大片从来无人知晓的地区的居民。”²²在这段描述中，一般认定是韦斯普奇在西半球的发现很轻易地就被融入了托勒密的古典分区中，并且被视为是与同纬度的其他国家居民从东向西毗邻的。两章之后，为了更加细致地描述划分地球的气候带，《宇宙学入门》一一详述了居于赤道南北的七个气候带，这依据的也是托勒密的理论。书中顺便说道：“非洲最远的地区、桑给巴尔群岛、小爪哇、索拉，还有地球的第四部分都位于朝向南极的第六气候带”，位于赤道以南。

随后的段落是欧洲早期探险中最重要的陈述之一。“地球的第四部分，我们决定将其称为‘亚美利基（Amerige）’，甚至可以说是亚美利哥之地，或者叫做‘亚美利加’，因为它是亚美利哥发现的。”²³这是第一份提到以韦斯普奇的名字命名美洲的文献，但引人注目的是，这段话与古典时代对于地球气候分区的理解融合得天衣无缝。韦斯普奇在美洲的发现，被纳入从东到西包括非洲南部和南印度洋群岛的同一个气候带。于是，根据《宇宙学入门》，韦斯普奇的“发现”并没有侵蚀托勒密的世界图像，反而是加强了。

最后，在第九章中，《宇宙学入门》概要地描述了地球。它在开头说：“现在这个小小的世界出现了托勒密几乎不知道的第四部分，那里生活着和我们一样的人。”它接着描述了欧洲、非洲和亚洲，随后回头描述新发现的土地，重述了为其命名的想法：

如今，相比世界的第四部分，其他地区都已受到远为广泛的探索，接下来要解释的就是这第四部分，它是由亚美利哥·韦斯普奇发现的。大家都知道欧洲和亚洲是用女性的名字命名的，我看不出任何人有理由反对将这第四部分称为“亚美利基”，亚美利哥之地，或者“亚美利加”，用发现这块土地的伟大人物的名字为它命名。

这一章的末尾说道：“现在得知地球分成四个部分。前三个部分是连接在一起的，是大陆，而第四部分是一座岛屿，因为人们发现它的四周完全被大海环绕。”²⁴在赞颂新发现的同时，作者也告诉读者托勒密对世界的第四部分“知之甚少”——这和说他完全不知道差别甚大。从文中“现在得知”和“发现”这些用词可以看出新的地理信息和地图带来的影响，但与此同时，关于新发现的陆地究竟是岛屿还是大陆，又产生了新的争论。文艺复兴时期的制图师根据传统的“带状”地图来理解岛屿和世界的“部分”，而“大陆”则较难定义。宇宙学学者彼得·阿皮安在1524年将大陆定义为“一块既非岛屿，也非半岛，也非地峡的稳固或固定的陆地”²⁵，这个定义好像也没多大用处。欧洲、亚洲和非洲被人们理解为“大陆”，但瓦尔德泽米勒和他的同事们在1507年时却不太情愿给美洲这片新陆地如此重要的身份，这很容易理解，他们还需要进一步证实它的形状和大小。因而，它就只能维持岛屿的身份，以待将来的定论。

如献辞中所提到的，出版计划的第二部分是一幅小型木版地图，面积只有24厘米×39厘米，由月形图——边缘为弧形并两相交会的长条——构成，全部贴在一个小圆球上就可以组成一个完整的地球仪。这是已知最早用来制作地球仪的印刷月形图，西半球也被纳入其中，南美洲被标注为“亚美利加”。这些地球仪月形图与计划的最后一部分关系密切，这部分也是整个计划中最有抱负的一项，即巨大的十二页世界地图——《世界全图》，这也是第一幅印刷的挂图。

尽管印刷整部《宇宙学入门》对于小小的圣迪耶印刷机来说是简单的任务，但《世界全图》的规模和细节则超出了它有限的能力，因此印刷工作转移到了斯特拉斯堡，应当是在约翰内斯·格吕宁格的印刷厂中完成的。即便以现在的标准来看，这项印刷工作也是一项非凡的技术成就。它由十二页单独的木版组成，印在手工制作的布浆纸上，每页面积为45厘米×60厘米。全部十二页组合起来后，地图面积为120厘米×240厘米（约为3.16平方米）。想想印刷者面临的实际操作问题，可知这真是惊人的成就。

图13 马丁·瓦尔德泽米勒，地球仪月形图，1507年

这幅地图是使用凸版木刻技术制作的，这种技艺在十六世纪非常普遍。像斯特拉斯堡、纽伦堡和巴塞尔这样的市镇有深厚的工匠传统，而且容易取得木材、纸张和水，很适合制作印刷木版。这种木版技术需要将一块厚木板刻成一块印版；工匠（德语中称Formschneider）用刻刀和凿子刻凿掉不印刷的区域（即最后印刷版中留白的部分），使地图上的线条图案浮出，随后涂上墨水就能印制出表现地理特征的印图。与印刷《宇宙学入门》这样的简短文本只需要排版相比，这个过程要辛苦得多，也需要更高的技巧，并且规定了最终印刷品的视觉语汇。木版技术的表现能力有限，难以再现渐层的色调与精细的线条和细节，而这些是地理再现不可或缺的。当地理信息有限时，就让相应的木版区域保持平坦，不会在纸上留下印图。因此，在《世界全图》上，非洲和亚洲大块的空白区域既是印刷过程的结果，也是地理学知识有限所致。

印刷者遇到的另一个问题是字体。地图必须要把文本和线条结合起来，这让早期的印刷人员直接将字母和地图的视觉细节一同刻在木版上，用平刃刀刻出方正、峻峭的哥特体字母，但是，在制作瓦尔德泽米勒地图时，早期的字体正在让位给意大利人文主义学者所偏爱的更优雅的罗马字体。这幅地图同时使用了哥特体和罗马体字母，尽管这让字母大小和形状非常不统一，却反映出了这幅地图的制作过程是多么快速。事实上，地图上展现了两种复制字形的方法。第一种是直接刻在木版上，虽然这很耗时。另一种是在木版上凿出凹槽，然后用胶水将活字嵌入。这也会给印刷人员带来问题，因为很容易出现错误，而且插入太多活字让整块木版看起来像个蜂窝，可能因此弯曲甚至断裂。设置一块母版（两面边框内排字，用于印刷一页的正反两面）至少需要两个排字工人花一天的时间，并且只是文字部分。这还不包含将复杂的地理轮廓刻到木版上，然后再设置活字，这需要更久的时间，需要数周才能完成，而不是几天。将这种专业劳力乘以十二（《世界全图》一共十二页），你就可以想象这件事多么艰巨，而且学院的这项计划能在1506至1507年之间完成，速度已经快到令人难以置信了。²⁶

另一项困难是要协调木版绘图和活字的使用。印刷人员总是会尽量印出足够多的木版地图，直到他们觉得能够满足某个版本的需求量，然后就将它们放到一边，取出珍贵的活字，然后用于其他书籍的印刷。等到需要再次印刷地图时，需要重新设置活字，此时会矫正几个小地方——也可能出现新的错误。这对现存的瓦尔德泽米勒地图来说有重要的影响。在十六世纪早期许多其他“相同”的印刷地图中，不同的版本字体明显不同，因而印刷地图永远和原稿一模一样这种说法就不可信了。²⁷这些复制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让许多读者和学者不再像塞巴斯蒂安·布兰特鼓吹的那样对印刷充满狂热；与布兰特同时代的一位学者提醒说，“当印刷人员完全缺乏判断力，无法印出精校的书籍，而是在用劣质又粗心的校订毁掉这些书时”，印刷人员犯下的这种粗心错误将印刷媒介变成了“毁灭的工具”。²⁸

斯特拉斯堡的印刷者面临的最后一个问题，是如何将如此巨大的地图设计（应当是瓦尔德泽米勒所画）转移到木版上。瓦尔德泽米勒负责绘制最初的地图手稿，也必须监督将它转制到十二块木版上的过程，第一种方法是将地图反过来画在木版上，第二种方法是将地图原稿贴在木版上，然后刻出轮廓。后者需要在地图背面涂上清漆，让图像透到背面，然后才能刻到木版上。这个过程最大的缺点自然是毁坏了地图原稿，虽然这样也许能解释为什么瓦尔德泽米勒手绘的地图没有保存下来（这一时期其他许多付印的地图原稿一样失传）。对于简单的图解地图来说，这些问题多数都能相对容易地解决，比如已知的第一幅印刷地图——一幅T-O地图，是圣伊西多尔《词源》某一版中的插图，1472年印制于奥格斯堡。但像《世界全图》这样的规模，印刷中遇到的问题非同小可。²⁹

图14 圣伊西多尔《词源》中的T-O地图，1472年

我们不清楚这分成三部分的出版计划是作为整套出售，还是每一部分单独出售。三部分之间的差别很大：挂图由十二页组成，每一页的尺寸差不多是《宇宙学入门》和地球仪月形图的两倍大小。但三部分加在一起是对古代与现代的宇宙学和地理学一次全方位的宏伟宣言。这些文本共同代表了中世纪的“世界地图”传统一去不返。原因很明显：印刷术带来的冲击，使地图的样貌完全不同了；托勒密《地理学指南》的影响；当代地理学发现的效应，尤其是韦斯普奇发现的美洲“新世界”。孚日学院的成就不仅仅是改变了再现世界的地理学图像：无论从生产方式还是使用方式上，他们所采用的新方法，使地理学向着一门学术学科方向发展。赫里福德《世界地图》为上帝创世和人的来世提供了答案，而《世界全图》试图以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思想，统一古代、中世纪和现代呈现世界的方式，并且让大致上相同的图像的大量副本在各界人士中流通——包括学者、航海家和外交官——他们对于“新世界”各有不同的兴趣。

《世界全图》清晰地将世界整齐地一分为二，分成西半球和东半球（虽然它们没有这样命名），以北为上。右边的六页从北到南穿过里海、阿拉伯半岛和非洲东岸。尽管中世纪“世界地图”的方位和形状都已消失不见，但地图上的许多描述性细节仍是出自中世纪和古代地理学。对中亚和东亚的描述主要依据十三世纪末马可·波罗的旅行报告，而这一地区其他部分则是沿用了托勒密错误的地理信息。尽管这幅地图参照了加维利海图上早期葡萄牙前往印度次大陆（从1497至1499年瓦斯科·达伽马的第一次航行开始）的航线轨迹，印度还是完全难以辨认，因为瓦尔德泽米勒没有使用当代信息，而是复制了托勒密的错误。这个地区的西部被描绘得太小，标注为“恒河之外的印度”（India extra Gangem），而且向东过度延伸到了现在的东南亚，瓦尔德泽米勒和同事们在此又复制了托勒密的“大海湾”（Sinus Magna）。这块地区由于明显的外形因素，被现代地图制图史学家称为“虎腿半岛”，大约位于现今的柬埔寨。地图上对于印度的描绘传承了中世纪的“祭司王约翰”信仰，这位传说中的基督教国王据说就住在这一地区或非洲东部（两地都有小型的基督教团体）。尽管没有直接描绘他的形象（和同时代的其他地图不同），但印度东部点缀的十字架说明了他的存在，这里被标注为“南印度”（India Meridionalis）。

图15 《世界全图》东半球细节

图16 《世界全图》西半球细节

西边的马达加斯加岛标示了名字，但是位置过于偏东，而斯里兰卡（塔罗班纳）的位置太偏西，和实际的大小也不成比例。再往东，地图描绘了一些真实和想象中的岛屿，包括“大爪哇岛”和“小爪哇岛”。日本（Zipangri）在地图的右上角，但位置还是严重偏离。非洲画得比较准确，符合葡萄牙近年来航海的最新发现。非洲海岸插满了葡萄牙国旗，与托勒密不同的是，这座大陆是可以环航的，也画出了好望角，还有当地的土著居民（地图上唯一描绘的人类形象）。好望角豁出了地图的边框，仿佛是在宣告与古代地理学的决裂。再往北，地图上保留了更多中世纪“世界地图”中的人种假想痕迹，西北方的地区被称为“吃鱼的埃塞俄比亚人”（Ichtiophagi Ethiopes），而东北方被称为“吃人的埃塞俄比亚人”（Anthropophagi Ethiopes）。到了欧洲，宗教和政治效忠表现得十分明显，画有哈布斯堡王朝的鹰徽和罗马教会的天堂之匙，与此形成对照的是非洲和西亚的伊斯兰教奥斯曼新月。但《世界全图》之所以流芳百世，是因为地图最左边的两页上描绘了“世界的第四部分”：美洲。

不过地图上的美洲还是有些似是而非。我们如今分别称为北美洲和南美洲的大陆，在地图上被画成一整片连续的陆地，在大约北纬30度处有一道狭窄的地峡衔接。往北，大陆北岸在北纬50度处变成直角线；西面有一条山脉，图例写着“更远以外是未知之地”（Terra ultra incognita）。这是现代北美洲的高度缩减版，但也有有趣的地方，比如看起来很像是佛罗里达半岛和墨西哥湾沿岸的地方。东岸外海是加勒比海群岛，包括古巴（Isabella）和伊斯帕尼奥拉岛（Spagnolla），这片海首次被标注为“西大洋”（Oceanus Occidentalis）。这片大陆支持西班牙对这个区域的所有权，上面飘扬着卡斯蒂利亚的国旗，但却没有使用“亚美利加”这个名字。反而是在北美洲的南部用大写字母标注着PARIAS。因而，这幅伟大的美洲出生证其实将北美洲称为PARIAS，据说这个词来自韦斯普奇对他和当地居民会面的记录，当地人用这个词指代他们的家乡。

这幅地图使用“亚美利加”来描述南部的陆块，并且将标注写在了现今巴西的位置上。这片南部区域相较北方的相邻区域要大得多，也有更多的细节。尽管大陆最南端只到南纬50度为止（简单地回避了能否环航的问题），这个地区却留下了西班牙和葡萄牙前后15年密集勘探海岸线的印迹。北面的一则图例写道：“奉卡斯蒂利亚国王之命发现本州”，而飘扬在东北方海面上的卡斯蒂利亚国旗上方的图例说：“这些岛屿由受卡斯蒂利亚国王委托的热那亚将领哥伦布发现。”尽管这些图例将政治优先权给了西班牙，但东南方海面上描绘的一艘葡萄牙船只下方的图例说：“这艘船是葡萄牙国王派往卡利卡特【在印度】的十艘船中最大的，首次行经此处。这座岛屿是固定的，先前发现的周遭区域大小不明。在此地，男人、女人、儿童，就连母亲都全身赤裸地走来走去。卡斯蒂利亚国王后来又下令派船前来这些海岸探查事实。”——最后提到的是1500年佩德罗·阿尔瓦雷斯·卡布拉尔的航行。³⁰因为卡布拉尔在大西洋上比达·伽马航行得更远，因而意外“发现”了巴西。与瓦尔德泽米勒及其同事一样，他认为这是一座岛屿，因而继续启程前往印度。

这幅地图是第一幅再现了西半球新大陆的地图，但这幅地图的内容作为一个整体，很难说是革命性的。再看一看地图的顶端，这是有史以来第一次将东、西半球分开描绘：左边的托勒密拿着四分仪，象征着他对星星和陆地采用的古代测量法。在他旁边是一幅嵌入地图，包含了传统“人居世界”的欧洲、非洲和亚洲，也刚好是他的视线在下面的大地图上看到的区域范围。右边是亚美利哥·韦斯普奇，拿着一副圆规，代表他的现代航海方法，他旁边嵌入的地图是西半球，上面没有提及“亚美利加”，只是简单标注为“未知之地”。但它依然是第一幅包含太平洋的图像，北美洲的西岸是一条在地理学上不可能出现的直线，日本及更西边的爪哇与它近得离谱。和托勒密一样，他低头俯瞰的半个世界与他的发现有关。两人彼此的目光交汇，看向各自影响到的世界，脸上带着互相敬重表情，仿佛是在强调这幅地图对世界的诠释：这幅地图记录了韦斯普奇及包括哥伦布在内的前辈们的重大发现，并将这些发现与古代地理学相提并论，但它们依然受惠于托勒密。

这幅地图上关于美洲的大部分地理细节都出自韦斯普奇的航海旅程，但框架依然是托勒密的，以满足孚日学院的信念。这幅地图拥有独特的球茎状外形以及显眼的网格，是制图师试图通过修改托勒密在《地理学指南》中描述的第二种投影法来绘制世界地图的结果。瓦尔德泽米勒决定采用托勒密的投影法，表明他又回到了古代再现模型，来理解进而描述新出现的世界的轮廓。在十五世纪已知世界发生地理扩张之前，制图师可以只描绘他们所居住的这个半球，而不必认真考虑如何将地球投影到平面上的问题。哥伦布和韦斯普奇的美洲航行让制图师必须正视这个问题，即如何同时将东半球和西半球绘制在一幅平面地图上，当时的人很快就发现了问题在哪里。1512年，纽伦堡学者约翰内斯·科赫洛伊斯在文章中认为，“目前地球人居世界的大小要比那些古代地理学家们描述的大得多”。他后面的话可能是在描述《世界全图》：

过了恒河，印度群岛的广袤土地向外延伸，包括东方最大的岛屿：日本。非洲的范围据说也远超出南回归线以外。顿河河口以外也有大量可以居住的土地，一直延伸到北冰洋。而近年新发现的亚美利加新大陆，据说比整个欧洲都大？因而我们得出结论，必须在经度和纬度上都拓展可以居住的地球的疆界。³¹

这个问题有可能通过三种方式来解决，瓦尔德泽米勒及其同事出版的书籍、地图和月形图分别展现了这三种方式。第一种就是把两个半球都画出来，就像我们在《世界全图》顶端看到的那样。第二种是将世界分割成一块块不连续的部分，就像连同地图和《宇宙学入门》一起出版的月形图那样。最后一种就是建立一种投影法，尽可能把地球再现到平面地图上，同时尽量减少对边缘陆地的扭曲。在《世界全图》中，要做到这一点又要借助托勒密，重新建构他的第二种投影法。

托勒密在《地理学指南》中指出，第二种投影比第一种更有雄心，因为它“比前一种地图更像地球的形状”，因而“更卓越”，尽管它比第一种投影更难绘制。³²第二种投影将水平的纬线画成圆弧，将垂直的经线画成曲线，保留了地球球状的错觉。这让人以为是从太空中观看地球，让双眼“看到”半个地球球体。从正前方看，观众会将中央子午线的圆环看成一条直线，而两边其他的经线则像均衡的弧线，越往东西两边伸展弧度越大。同样，与经线垂直的纬线本身是环绕地球的圆环，但被描绘为一条条同心的圆弧。³³

瓦尔德泽米勒和他的同事采用了托勒密的第二种投影法，认为这是将世界再现为球体的最好的模型，但这需要大幅改变投影图及其地球表面。瓦尔德泽米勒地图将托勒密的纬度平行圈拓展至北纬90度和南纬40度，增加了50度的空间用来再现近年从北到南的探险之旅，尤其是沿非洲海岸线南下进入印度洋的航行。南北向的拓展是一项重大的改变，但瓦尔德泽米勒地图在东西向的经度轴线上对托勒密的背离则更有创新性。虽然地图保留了托勒密方案中穿过加那利群岛的本初子午线，但它将托勒密已知世界的宽度增加了一倍，增加到东经270度和西经90度。这样就可以描绘西边的北美洲和南美洲，还有东边的日本，但这也导致两端的经线产生严重的扭曲。

运用托勒密的方法未必都会成功，但就在这种局限性中也能点出几个有趣的谜题。瓦尔德泽米勒和他的团队无法运用现代数学方程来绘制网格，因而他们的解决办法既不均匀，也不连续，也许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地图上的经线似乎是被截成一段一段的，而不是从赤道向南延伸的光滑弧线，这个问题在地图的东西两端尤其严重（还有另一种比较无趣的可能，就是左下角和右下角的木版太小了，无法保持经线光滑的弧线，导致角度的突然改变）。北美洲和南美洲的绘制也看得出相似的问题，它们的海岸线看起来很不现实，充满棱角。直到现在，学者们一直认为这表示他们无法投影更远的陆地。而国会图书馆地理及地图部的约翰·海斯勒最近进行了“量图”分析，运用计算的方法估算地图描绘的地区，其结果表明，地图上这些地区呈现出现在的样子不是因为缺少地理信息，而是因为把托勒密的第二种投影图进行了部分修改和延长而导致严重扭曲。³⁴海斯勒表示，如果我们将托勒密投影法导致的扭曲考虑进去，那么这幅地图对美洲，尤其是对太平洋西岸的再现精确得令人吃惊。这会让人感到更加困惑，因为这幅地图诞生的时间，早于1513年巴斯克·努涅斯·德·巴尔波亚看见太平洋（第一个看见太平洋的欧洲人），以及1520年麦哲伦横渡太平洋。海斯勒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即孚日学院参考的某些地图和地理学信息此后失传了，但他们为何对帮助他们描绘新大陆和海洋的资料来源保持缄默，这还是个不解之谜。

孚日学院通过文字描述、《宇宙学入门》、整合托勒密的第二种投影法这些出版物，将与“发现”新陆地相关的缓慢而矛盾的信息融入主流的已知世界古典理论之中。这样编撰出来的著作令人印象深刻，但也让人隐约明白这只是1507年瞬息万变的世界的一幅快照。这部著作的各种形式——世界地图、月形图、教科书——让人们从不同的角度观察并理解这个变迁中的世界。瓦尔德泽米勒骄傲地夸口这幅地图“传扬世界，誉满全球”。³⁵

这幅地图产生的影响当然是四处“传扬”的，但情况非常复杂。瓦尔德泽米勒后来声称《世界全图》共印刷了1000份。这在当时并不算一个了不起的数字，但对于如此复杂的一项印刷工程，这依然是一个大数目。但关于购买这幅地图的文献只有一份留存下来，而且还不能确定其中说的就是《世界全图》。1507年8月，本笃会学者约翰尼斯·特里特米乌斯写道，他最近“低价购买了一个漂亮的小型地球仪，是最近在斯特拉斯堡印刷的，同时还有一幅巨大的世界地图，上面包含西班牙人［原文如此］亚美利哥·韦斯普奇最近在西大洋发现的岛屿和国家。”³⁶如果这里说的是《世界全图》，那它也没有被当作一件革命性的物品：特里特米乌斯似乎更庆幸买到那个便宜、新奇的地球仪。其他制图师也在复制这幅地图，并且沿用“亚美利加”这个命名，其中包括彼得·阿皮安1520年的世界地图（上面标记发现大陆的时间是1497年），还有赛巴斯蒂安·明斯特，他在1532年绘制的世界地图上将这个地区称为“亚美利加”和“新土地”（Terra nova），在随后1540年的地图上则使用了“亚美利加，或巴西的岛屿”。直到1538年，杰拉杜斯·麦卡托第一次用“亚美利加”指称整片大陆，但他在1569年那幅著名的世界地图（见本书第七章）上却又抛弃了这个名字。十六世纪末，这个名字终于获得了普遍的地理学和地名学地位，这主要是因为德国和荷兰的制图师需要一个名字来描述这片大陆，却又不愿将它与特定的帝国（有的地图称其为“新西班牙”）或宗教（有的地图将其标注为“圣十字架之地”）关联起来。最终，“亚美利加”这个名词保留了下来，不是因为大家对于发现大陆的人是谁达成了统一意见，而是因为这是政治上最能被接受的一个术语。

就连瓦尔德泽米勒本人也对“亚美利加”这个术语有过再三考虑。在《宇宙学入门》和《世界全图》出版后，他和林曼继续完成新版托勒密《地理学指南》的计划。林曼在1511年去世后，瓦尔德泽米勒依然继续进行编撰工作，直到1513年由斯特拉斯堡的印刷商约翰内斯·肖特出版。此时，原先标注为“亚美利加”的这块区域变成了巨大的“未知之地”，很难说算是岛屿还是大陆，并且没有绘制西部海岸线，以防将来的海上航行重新确定它是与亚洲相连的。不仅“亚美利加”从地图上消失了，韦斯普奇也不见了：地图上的图例说，“这片陆地与周围相邻的岛屿是由热那亚人哥伦布奉卡斯蒂利亚国王之命发现的”。³⁷

在1507年的《世界全图》上使用“亚美利加”这一决定，也许是由林曼极力推动的（他原先编辑过韦斯普奇的《新世界》，有人说他是《宇宙学入门》的主要执笔人）。林曼在1511年去世，也许这让瓦尔德泽米勒获得了自由，不用再复制自己从来没有真正相信过的地区和命名方式。³⁸但也很有可能，瓦尔德泽米勒决定在后续地图中放弃使用“亚美利加”这个名字，是因为由他担任顾问的另一批游记出版，题目是《新近发现之地》。这批游记1507年出版于维琴察，但直到1508年才传到德国，并被翻译为《新未知之地》。这本书传入的太晚，没能改变《世界全图》中采用的韦斯普奇首度发现美洲的想法，但它让瓦尔德泽米勒在后续地图中纠正了发现的顺序。《新近发现之地》认为1492年哥伦布的首次航行率先发现美洲大陆，随后是1500年佩德罗·卡布拉尔登陆巴西，其后才是韦斯普奇，他首次登陆的时间是1501年，而不是1497年。³⁹在瓦尔德泽米勒后来制作的地图中，他似乎依然参照托勒密的地理框架，但还是谨慎地引入他获得的新信息，直到他在1520至1522年间去世为止。讽刺的是，瓦尔德泽米勒虽然最初是1507年将“亚美利加”放在地图上的成员之一，但他去世时显然已经放弃这个信念，不再相信这个地名，也不再相信它是一块独立的陆地；甚至连1507年的地图本身也没有定性，只是将这片大陆称为“岛屿”。

*

未来还会有另一个新“发现”。1900年夏天，德国耶稣会神父约施卡·菲舍尔得到瓦尔德堡-沃尔费格伯爵的允许，可以检视沃尔费格城堡珍藏的历史文献。他在研究城堡的档案时，发现了一套十六世纪早期的作品集，所有者是纽伦堡学者约翰内斯·舍恩那（1477—1547年）。包括一幅德国艺术家阿尔布雷希特·丢勒画的星图、舍恩那制作的天球仪月形图（两者标示的日期皆为1515年），还有瓦尔德泽米勒1516年的世界地图，以及仅存的1507年世界地图十二页完整副本。发现其中任何一件物品都会令人激动，同时发现四件则是制图史上最重要的一刻。菲舍尔知道自己发现了一幅失传的文艺复兴时期的伟大地图。他赶快就此事发表了一篇学术论文，表示这就是《宇宙学入门》中讨论的那幅失传的地图，也是出版印刷的第一版。此后很快就出现了这两份新发现的1507年和1516年地图的复制版本，在1903年时出版，题为《瓦尔德泽米勒1507年和1516年世界地图》。

菲舍尔发现的这幅据称是瓦尔德泽米勒绘制的首幅新大陆地图并没有得到广泛认可。在十九世纪末时，珍本书和古地图的来源和真实性已经成为一项可以牟利的产业，尤其在北美洲，富有的慈善家开始捐助博物馆和文化机构，希望将美国史研究提升为一门受到国际尊重的学科。其中一位重要人物便是约翰·卡特·布朗（1797—1874年），他热衷收藏，并捐助了一家图书馆，这个以他名字命名的图书馆现在属于位于罗得岛州首府普罗维登斯的布朗大学，专注于“有关美国的文物史料”研究。布朗大学最信任的顾问亨利·N·史蒂文斯负责为图书馆收购书籍和地图。1893年，史蒂文斯获得了一份1513年瓦尔德泽米勒版的托勒密著作。尽管其中的世界地图和其他1513年版的托勒密著作中的很相似，但这一版中却有一个重要的特别之处：西半球的南方大陆上写着“亚美利加”。史蒂文斯相信这幅地图是由瓦尔德泽米勒绘制的，但时间是1506年。他等于是在暗示自己“发现”了瓦尔德泽米勒和林曼在《宇宙学入门》中讨论的那幅失传已久的世界地图。

史蒂文斯的说法也许带有个人目的，因为他正试图将这幅地图以1000英镑卖给约翰·卡特·布朗图书馆（史蒂文斯可以在这笔交易中从图书馆处获得5%的佣金）。1901年春天，史蒂文斯提交了一份报告，依据他对纸张、水渍、字体和地名的研究，解释他为何认为这份地图是1506年的。他在报告的结论中认为，这幅地图被插进1513年版的托勒密《地理学指南》，是孚日学院在1505至1506年间筹备的版本中的实验性设计。图书馆很高兴他们能买到第一幅为美洲命名的地图，并在1901年5月买下了它，这幅地图如今依然保存在那里。就在六个月后，菲舍尔宣布了他在沃尔费格城堡的发现，他很快将它称为“1507年最早出现‘亚美利加’之名的地图”。史蒂文斯需要尽快出手，以免在同行面前出丑。他立刻与约翰·卡特·布朗图书馆取得联系，表示愿意助其购买沃尔费格地图，同时依然自信地认为他的地图比菲舍尔的更早。他还说服了几位该领域的学者和馆长为他撰写一些看似公正的文章，证明他卖给卡特·布朗图书馆的地图早于菲舍尔发现的地图。私底下，史蒂文斯既表现出学术上的担忧，又抱着一定程度的民族偏见，他曾写道：“我真心希望德国人留住那见鬼的东西。我希望他们从来都不曾发现。”⁴⁰

图17 亨利·N·史蒂文斯所谓的瓦尔德泽米勒1506年世界地图中“亚美利加”的细节

与他二十一世纪初的后代一样，当时的马克斯·瓦尔德堡-沃尔费格伯爵起初表示愿意出售地图，随后在1912年将它运到伦敦，向劳埃德银行投保6.5万英镑，随后打算以20万美元卖给国会图书馆（相当于2003年时的400万美元）。图书馆拒绝了这一交易。1928年，史蒂文斯再掀论战，强调“他的”地图更早，在他的书中重申卡特·布朗图书馆的地图印制于1506年。根据他对瓦尔德泽米勒和孚日学院其他成员在1507年的往来信件的解释，其中提到有一幅描述新发现地区的世界地图“已经匆忙准备好”要出版。史蒂文斯下结论说“他的”地图印制于1506年，而壮观得多的十二页《世界全图》在它之后才问世。

在后续的争论中，人们开始质疑史蒂文斯的结论。几位学者指出，史蒂文斯那幅地图所用的纸张和字体在1540年出版的书中仍有沿用；而且孚日学院在1506年制作的地图不太可能在地理信息上比更晚的《世界全图》还要准确。著名的地图史学家雷利·阿什林·斯克尔顿在1966年的文章中让了一步，指出史蒂文斯的地图也许和《世界全图》印制于同一年，但不管进行多少纸张、字体或其他技术规格的技术分析，还是无法彻底解决两幅地图时间先后的争论。1985年，事情发生了有趣的最终转折，馆长伊丽莎白·哈里斯对菲舍尔重新发现的沃尔费格地图进行了仔细的印刷术分析。哈里斯分析了地图的纸张、水渍和木版，发现版上有裂痕。这通常是因为反复印刷所导致的，字母会变得明显有些模糊。哈里斯得出结论，认为沃尔费格地图不是1507年最早的印刷版本，而是一个后期版本，使用的仍是原来的木版，但印制时间不早于1516年，也许更晚。⁴¹

如果这是真的，哈里斯的结论表明，现存唯一的《世界全图》副本其实是在原木版制作出来后，至少隔了9年才印刷的。这未必会让人怀疑地图是否原创于1507年，但这却意味着，国会图书馆收藏的这份地图是在1516年左右印制的，很可能比史蒂文斯的地图的第一次印刷时间要晚。这样的结论让讨论印刷地图的年代和真实性都变得更加复杂。就像争论哥伦布和韦斯普奇究竟是谁先“发现”美洲一样，关于哪幅地图首先为这个大陆命名的争论完全取决于如何进行诠释。既然《世界全图》的原始木版和第一份印图俱已失传，即使学术界仍然无法最终确定约翰·卡特·布朗图书馆的史蒂文斯地图制作年份究竟是1506年还是1507年，是不是就应该让这幅地图优先成为“第一幅”为美洲命名的地图呢？约翰·卡特·布朗图书馆和国会图书馆在争论各自地图的先后问题上，都在保护机构和财务方面的既得利益：国家图书馆花1000万美元收购的这幅地图，其中一半的资金来自公家，居然比罗得岛州一家私人图书馆在1901年花1000美元买下的一幅地图时间要晚，美国的纳税人可能不会无动于衷。

这幅1507年的瓦尔德泽米勒地图，带领我们远离了在它之前的中世纪“世界地图”，自从1505至1507年间在圣迪耶诞生之日起，伴随着这幅地图的关于“发现”的争论也已经逐渐消散。它确实代表了制图的心态和制图师想法的转变，这幅地图的制图师也是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地图制图学的代表。地图绘制如今引用古代地理学，尤其是托勒密，比以往都更加自信。地图制图学给了自己一个宇宙学的新角色，成为一门将天与地描述成一个和谐、宽广的整体的科学。像瓦尔德泽米勒这样的地图，除了参照古代地理学来描述世界，还融合了同时代的地图和图表，呈现了对托勒密和他的前辈前所未闻之地的航海突破与探险。这种学习知识的方法是累积性的。它并不是与过去的地理学信仰发生了革命性的断裂。这幅地图及其制作者谨慎地提出与古代时期看到的世界不同的地方，当两者的证据发生冲突时，他们很可能回归旧理论，而不是接受新知识。

在印刷术的新纪元中，瓦尔德泽米勒和他的同事凭借他们所能获取的为数不多的探险和发现信息，做出相应的决定。在1507年用“亚美利加”命名新发现的地区只是一个临时的决定，并且是依靠印刷机的能力将哥伦布、韦斯普奇和其他人的“发现”广为传播，尽管它们都是些未经证实的耸动新闻。对圣迪耶的学者们来说，这使他们将一片大陆称为一座岛屿，而当随后的出版物质疑了他们最初的发现时，他们又收回了原来给其中一部分起的名字：亚美利加。

最终，印刷还是改变了我们理解《世界全图》及与其相关的许多其他地图的整个要旨。这不仅是因为印刷术增加了精确复制、标准化和保存地图及书籍的可能性，还因为它带来了盗版、伪造、印刷错误等问题，并且让印刷商、排版人员、排字工人和编辑出于经济利益想要尽力描述这些地图在制作过程中真实发生的事情。印刷术将地图绘制引入了一个新时空，这是中世纪地图手稿制图师完全不知道的，那时只有制图师一个人负责地图的制作，有时会有一位抄写员兼绘图员帮忙。印刷术在地图制作的过程中增加了一批新的人员，正因如此，要说清地图的作者究竟是瓦尔德泽米勒还是林曼，还是某位印刷人员，变得几乎不可能。印刷术改变了地图的样貌，包括对地形、渐层、符号和字母的描绘方式，并且改变了地图的用途，让地图与金钱以及一种新的人文主义学术观点联系起来，后者将地图视为理解世界如何向欧洲边界以外扩张的工具。

瓦尔德泽米勒地图的历史在很多方面依然是个谜。从它对太平洋和美洲那个奇怪的楔形的描绘，到它几乎立刻从史料中消失，为我们留下了许多至今无法解答的谜题。但它不经意地透漏了一点，那就是想要发现起源——谁先发现美洲以及两幅地图的时间先后顺序——只是一种妄想。在任何一幅世界地图诞生的历史时刻，我们发现的不是关于根源的不可动摇的证据，而是不同的故事、地图和传统在争鸣。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柯批判人们对起源的确定性的信念，他的话同样可以用来描述《世界全图》的历史：“对真相的崇拜和对科学方法精确性的要求来自学者的热情，来自他们彼此间的仇恨，来自他们狂热而永无尽头的讨论，来自他们互相竞争的精神。”⁴²早期印刷术充满变数的复杂性意味着，尽管《世界全图》制作精美，倾注了学者多年的心力，但我们很可能永远都无法确定地知道它是否真的该被称为“第一幅”确切描绘并命名美洲的地图。

第六章　全球主义　
第奥古·里贝罗，《世界地图》，1529年

卡斯蒂利亚托尔德西利亚斯，1494年6月

1494年夏天，卡斯蒂利亚和葡萄牙王室的代表们在卡斯蒂利亚中部巴亚多利德附近的托尔德西利亚斯小镇会面。他们此行的目的是为了解决哥伦布1493年3月首航到达新大陆归来后引发的外交和地理争端。从十五世纪初开始，葡萄牙人就沿着非洲海岸南下航行，到达了大西洋的未知海域，直到卡斯蒂利亚要求明确葡萄牙占有领地的边界。1479年，《阿尔卡索瓦斯条约》规定葡萄牙的影响范围拓展到“迄今发现的所有岛屿，以及从加那利群岛向南到几内亚之间今后可能发现或攻占的其他岛屿”¹——这份言辞模糊的和解条约，必须马上重估哥伦布在1492年发现新世界的消息。卡斯蒂利亚及莱昂的统治者女王伊莎贝拉一世及其丈夫（在阿拉贡出生的国王斐迪南五世）请求教皇亚历山大六世（巴伦西亚本地人）支持他们对新发现的土地的统治权。教皇在1493年颁布的一系列诏书中同意了他们的请求，这让葡萄牙人怒火中烧，促使葡萄牙国王若昂二世提出新一轮谈判请求。

双方最终于1494年6月7日签署了《托尔德西利亚斯条约》。这是欧洲全球帝国地理学最早也最狂妄的法令之一，两个王室在其中达成共识：“在上述海洋中从北到南、从极点到极点、从北极到南极拟定并画出一条边界或直线。这条边界或直线应该画得笔直，位于佛得角群岛以西三百七十里格。”²该线以西，包括哥伦布发现的土地，都归卡斯蒂利亚统治，而该线以东，包括整个非洲海岸线和印度洋，全都归属于葡萄牙。世界被两个欧洲王国一分为二，用一幅地图宣示他们的全球野心。

用来分割王国各自势力范围的那幅地图没有保存下来，但当时的一些世界地图呈现了这条佛得角群岛以西新划定的经线。这样的分割立刻产生了后果：西班牙乘胜继续航向新大陆，而葡萄牙人则意识到，如果他们想从向东的航路控制权中获得财富，他们就必须到达印度。葡萄牙国王若昂二世在1485年告知教皇英诺森八世，他有信心“探索蛮族湾（即印度洋）”，而且“如果最优秀的地理学家说的是真的，路西塔尼亚海上探险的最远端”离这片海洋现在“只有几天的航程”。³若昂的话也许有些夸张，但1488年12月，葡萄牙航海家巴尔托洛梅乌·迪亚士历经16个月的航行之后回到里斯本，他此行沿着非洲海岸南下，成了第一个绕过好望角的欧洲人。

亨利库斯·马特鲁斯1489年的世界地图是最早描绘了迪亚士这趟航程的地图之一。这本来是一幅典型的托勒密式地图，这位制图师打破了地图框架，将非洲的最南端呈现为可以环航的，瓦尔德泽米勒在1507年的世界地图上也跟随了这样的做法，以反映出葡萄牙航海之旅给他的地图带来的影响。到了十五世纪九十年代末期，通向印度洋的航路已经打开，而《托尔德西利亚斯条约》的条款又限制葡萄牙把势力向西扩张到大西洋，若昂国王的继任者曼努埃尔一世转而专心支持通往印度的探险旅行。

这些探险旅程的动机,尽管有传教的成分，但同时也是为了展开著名的香料贸易。十五世纪时，胡椒、肉豆蔻、肉桂、丁香、姜、肉豆蔻干皮、樟脑和龙涎香开始一点一点从东方流入欧洲，这些昂贵但受到追捧的调味料让基督教宫廷开始学习模仿阿拉伯的异域料理，还可以治疗一系列真实与想象的疾病，并且是一些香水和化妆品的基本原料。直到十五世纪末，著名的“通往东方的门户”威尼斯都一直控制着整个欧洲的香料进口。从东南亚收割的香料先是卖给印度商人，商人们将香料运回印度次大陆，然后卖给穆斯林商人，后者将它们通过红海运到开罗和亚历山大港。威尼斯人从那里买来香料，运回自己的城市，然后卖给整个欧洲的商人。这个过程经历的时间很长，这些珍贵的货品从数千公里以外的原产地运来，运输过程中支付了多次关税，这就意味着，当它们来到欧洲时，不仅价格高昂，而且已经很不新鲜。

达·伽马的船队在1498年5月到达印度西南海岸的卡利卡特，彻底打破了欧洲和印度洋地区商贸势力的平衡。达·伽马成功地与当地商人进行了交易，带回了一船的胡椒、香料和各种珍贵木材及宝石，这就证明了可以不再通过缓慢又昂贵的陆上贸易通道往返欧亚之间，而是可以将香料这类体积小的奢侈品从海路经好望角运至里斯本。曼努埃尔一世很快意识到，达·伽马此行对他的王国在欧洲帝国政治中的地位影响甚大。曼努埃尔在达·伽马归来后，致信卡斯蒂利亚王室，寄予虔诚的期望：“大量的贸易现在让那里的摩尔人富了起来，没有其他人干涉他们经手的贸易，只要我们进行规划，就可以让货物坐上我们王国的船只，来到我们的国土。”他最后郑重地表示：“从此，欧洲所有的基督教王国可以极大地满足自己对香料和宝石的需求。”⁴曼努埃尔借用基督徒团结一致的修辞，掩饰自己先于卡斯蒂利亚与印度进行贸易的喜悦，他知道，基督教王国中从达·伽马此行获益最多的国家将会是葡萄牙。

对达·伽马印度之行的消息感到担忧的不仅仅是卡斯蒂利亚：威尼斯惊恐万分，将此视为对它掌控的香料贸易控制权的直接挑战。威尼斯商人吉罗拉莫·普留利在1502年的日记中写道：“所有曾经拿着钱从山那边来到威尼斯购买香料的人，都将会转向里斯本，因为那里离他们的国家更近，更容易到达；也因为他们只用支付更便宜的价格。”普留利知道威尼斯无法在现在的环境下保持竞争力，“在【奥斯曼】苏丹之国和威尼斯城之间支付的关税、进口税、货物税会将一件价值一达克特的物品涨价六十倍，甚至一百倍”。他最后说：“因此，我清楚看到了威尼斯城的覆灭。”⁵

预言威尼斯城灭亡有些为时过早，但达·伽马的航行，以及随后确立的“印度航路”，还有葡萄牙每年派往印度的贸易船队，改变了正在兴起的全球经济。在十六世纪中期鼎盛时期，葡萄牙帝国一年派遣前往亚洲的货船超过15艘，平均每年运回2000多吨货物，到十六世纪末期时几乎增加了一倍。在葡萄牙进口的货物中，将近90%是印度次大陆的香料，胡椒在这些香料中占比超过80%。到了1520年，这些进口货物带来的收入大约占葡萄牙王室总岁入的40%，这还不包括葡萄牙在遍布印度洋的海外领地上征收的进出口贸易关税。⁶流入里斯本的财富和葡萄牙王室的岁入让这个王国一跃成为欧洲最富有的帝国之一。葡萄牙的财富和权力不再仅限于对土地的占有，而是对离帝国中心几千公里之遥的商贸网络握有战略控制权。不同于以往建立在夺取和控制土地上的帝国，这个新型帝国建立在水上。

在十五世纪末期发展的长途航海技术上，葡萄牙没有什么占优势的科学创新，如此建立一支定期前往东南亚市场的船队其实是充满危险的。在这样的情况下，占有地理信息变得无比重要，两国王室互相猜疑，保守着各自制图学上的秘密。1501年8月，当葡萄牙与威尼斯的香料贸易控制权之争趋于白热化时，威尼斯驻卡斯蒂利亚大使的秘书安杰洛·特雷维桑写信给他的朋友多梅尼科·马利皮耶罗，说明取得葡萄牙的印度地图是多么艰难：

我们每天都盼望着我们的医师的到来，他把我们尊敬的大使留在了里斯本；在我的要求下，他写了一段从卡利卡特航行返回【葡萄牙】的简短说明，我会抄送一份给阁下。我们不可能获得整个航程的地图，因为国王下令，任何泄露地图的人都将被处以死刑。

但是，不到一个月，特雷维桑又写信给马利皮耶罗，讲述了一个完全不同的故事：

如果我们活着回到威尼斯，阁下会看到远至卡利卡特及更远的地方的地图，那里距离卡利卡特不及从这里到佛兰德斯之间距离的两倍。我向阁下保证一切都很顺利；但阁下最好不要将此泄露。可以肯定的是，等我们回来后，您将知道许多细节，就像亲自去过卡利卡特和更远的地方一样。⁷

特雷维桑还是设法得到了葡萄牙的地图，虽然根据这位威尼斯人所说，地图禁止流通，否则将被判处死刑。这幅地图提供了葡萄牙到印度的海上航线的宝贵信息，但令特雷维桑感兴趣的还有地图那种无形的、近乎魔法般的力量：能让拥有者想象土地本身的风貌。特雷维桑信誓旦旦地向马利皮耶罗保证，地图有一种可以模拟实际置身于卡利卡特的经验的力量——同时又能让观看者安坐在威尼斯的书房中，免于持续数月可能致命的海上航行的危险和艰辛。

尽管我们不知道威尼斯人偷运回家的是哪幅地图，但次年又发生了一件大同小异的地图间谍案，遭殃的又是葡萄牙。这幅绘制精美的地图叫“坎迪诺平面球形图”，这名字并不是来自它那不知名的葡萄牙制图师，而是将它盗走的意大利人的名字。1502年秋天，费拉拉公爵埃尔科莱·德·埃斯特派他的仆人阿尔贝托·坎迪诺前往里斯本，表面上是进行纯种马的交易。但是，坎迪诺花了十二金达克特请一位葡萄牙制图师制作了一幅世界地图，并将地图偷运出里斯本，送回费拉拉，收藏于埃尔科莱的书房中。

这幅地图如今依然保存在意大利北部埃斯特家族摩德纳故居的书房中，它以艳丽的手绘色彩告诉人们十六世纪初的地理学知识是多么纷乱。美洲依然没有被当作一个大陆，只画出了佛罗里达州海岸的一部分，在新发现的加勒比海岛屿的映衬下相形见绌。巴西的内部也是情况不明，只标示了葡萄牙在1500年时发现了东部海岸线。印度和远东只是草具轮廓，参考的是达·伽马1498年登陆卡利卡特时的相对晚近的信息。地图的细节全都着眼于葡萄牙王室关心的部分：葡萄牙在西非、巴西和印度的贸易站，还有一些描述这个新兴世界有哪些商品的图例。埃尔科莱并不关心如何使用这幅地图上前往印度的航海信息：费拉拉很小，而且深居内陆，不会认为自己有可能成为海上强国。他更感兴趣的是炫耀自己能够获得神秘的知识，它描绘了在敌对的王国和帝国眼中，这个不断变化的十六世纪的世界是什么样子的。

在大西洋的西侧，坎迪诺平面球形图呈现了《托尔德西利亚斯条约》的一个关键特征：一条在加勒比群岛以东贯穿南北的垂直线，将巴西一分为二。当这条线投影在这样一幅平面地图上时，这种分割非常直截了当，但其中却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在十六世纪初，如果葡萄牙人继续再往东航行，而卡斯蒂利亚也进一步向新大陆深入，如果在地球上绕一圈后，这条线又会落在哪里？一幅平面地图轻易避开了这个会引发政治争端的问题，但随后发生的一些事件却让这两个欧洲帝国及各自的制图师开始以全球的视角，想象世界被投影在球体上，而不是以前的平面地图上，而后者可以挂在墙上或是铺在桌上。

1511年，葡萄牙人占领了马来西亚半岛最南端的马六甲，这里是附近摩鹿加群岛所生产香料的重要集散中心。葡萄牙人意识到摩鹿加群岛已经近在咫尺，唾手可得，从此即可控制全球的香料贸易。接着，就在两年后的1513年，卡斯蒂利亚冒险家巴斯克·努涅斯·德·巴尔波亚穿过了位于现在中美洲的达连地峡，成为第一个看见太平洋的欧洲人。对巴尔波亚来说，发现太平洋意味着可以为卡斯蒂利亚争取整个新世界的统治权。卡斯蒂利亚的领土还能从达连向西延伸多少？在托尔德西利亚斯划定的那条线，穿过太平洋时会落在哪里？葡萄牙在1511年占领马六甲时，也从另一个角度问了自己同样的问题。他们的势力可以再向东延伸到摩鹿加群岛吗？

有一个人认为葡萄牙已经到达了《托尔德西利亚斯条约》条款规定的领土边界，这个人是王国里最受尊敬的一位航海家：费南多·德·麦哲伦。如今大家比较熟悉他的西班牙化名字：斐迪南·麦哲伦。麦哲伦于1480年左右出生在葡萄牙北方的蓬蒂-达巴尔卡，1505年加入葡萄牙的舰队。1511年时，他参加了葡萄牙攻占马六甲的行动，正是此时，他开始疑虑葡萄牙是否有权往东继续攻占领土。麦哲伦本人从来没有解释他起疑的原因，但后世的作家们给出了过度的解释。麦哲伦环航地球一周回来后，哈布斯堡王朝的顾问和学者马克西米兰·特兰西瓦拉斯于1523年提出：

声名显赫的葡萄牙人斐迪南·麦哲伦作为海军司令带领葡萄牙舰队在东方海域航行多年，四年前，他与国王发生争执，认为国王对他忘恩负义……他向皇帝【查理五世】指出，目前还不能确定马六甲究竟是在葡萄牙还是卡斯蒂利亚的边界内，因为目前还不知道它的确切经度；但一个毋庸置疑的事实是，大海湾【即太平洋】和中国诸民族都在卡斯蒂利亚的范围内。他还认为，种植各种香料并运往马六甲的被称为摩鹿加的诸岛，也位于西侧，即卡斯蒂利亚的区域内，直接派船前往那里将香料从原产地运回卡斯蒂利亚，既方便又花销少，是有可能的。⁸

身为卡斯蒂利亚统治者、哈布斯堡皇帝查理五世的顾问，特兰西瓦拉斯有理由故意夸大麦哲伦和他的君主间不为人知的争执。然而，1517年10月，麦哲伦似乎认为卡斯蒂利亚有权统治摩鹿加群岛，因为那时他身在塞维利亚，正在为卡斯蒂利亚效命，野心勃勃地筹划如何为查理夺取摩鹿加群岛。

在欧洲早期所有的地理发现之旅中，麦哲伦的首次环航地球之旅被误解得最深，这次航行的雄心、持续时间、考验人类承受极限的程度，都远远胜过哥伦布首次发现新大陆以及瓦斯科·达·伽马到达印度的成就。没有证据表明麦哲伦起初是打算环航地球的。他最初计划的是一次经过精心计算的商贸之旅，目的是从侧翼包抄葡萄牙对经好望角前往印度尼西亚群岛的航线的控制，因此他率船向西而非向东航行。麦哲伦是历史上首位想到也许可以绕行南美洲南端，然后再横渡太平洋到达摩鹿加群岛的航海家。一旦到达那里，他打算将船上载满香料，然后再经由南美洲航行归来，宣称卡斯蒂利亚对摩鹿加群岛拥有统治权，他希望这样可以建立一条通往这些群岛的更快的航线。

卡斯蒂利亚的道明会修士巴托洛梅·德·拉斯卡萨斯（1484—1566年）创作了《西印度史》，强烈批评了卡斯蒂利亚冒险者在美洲的粗暴行为，他回忆了1518年春天在巴利亚多利德与出发前的麦哲伦的一番谈话。拉斯卡萨斯对眼前这个矮小、跛脚的平庸男人印象平平，但他理解为什么麦哲伦如此相信卡斯蒂利亚拥有摩鹿加群岛的统治权。麦哲伦来到塞维利亚时，“随身带着一个色彩分明的地球仪，上面画有整个世界，也画着他提议的航线”。拉斯卡萨斯继续说：

我问他，他准备走哪条航路，他回答准备从圣玛丽亚角（即我们所说的拉普拉塔河）经过，接着一路往南，直到他找到那个海峡为止。我说：“假如你没有找到可以通往另一侧海洋的海峡呢？”他回答，如果找不到，他会走葡萄牙人的路线。

在这个筹划阶段，麦哲伦可能保持着官方立场，假如没有在南美的最南端找到通往太平洋的海峡，他会沿着葡萄牙人的航路绕过好望角驶向东方。但拉斯卡萨斯了解得更多：

有个维琴察的叫皮加费塔的意大利人，与麦哲伦一同经历了这次发现之旅，他在一封信中透露，麦哲伦非常确定能够找到那个海峡，因为他在葡萄牙国王的宝库中的一幅航海图上看到过，制作这幅航海图的是波希米亚的一个叫马丁的人，他是一名伟大的航海家和宇宙学家，图上画的海峡就仿佛是他已经看到了一样。而且，因为这个位于陆地与海洋边界的海峡在卡斯蒂利亚的势力范围内，他因此必须来为卡斯蒂利亚国王效命，才能发现一条新的通往摩鹿加群岛的航路。

曾经和麦哲伦一同出航的意大利人安东尼奥·皮加费塔证实，麦哲伦决定向西航行前往东方，其实是因为他参考了“波希米亚的马丁”，即马丁·倍海姆的地理信息，这位德国商人和地球仪制作者参加了十五世纪八十年代葡萄牙沿非洲海岸南下的航行。如果确如拉斯卡萨斯和皮加费塔所认定的，倍海姆完成了地图，那么这些地图一幅也没有保存下来。但倍海姆还是留下了一样东西，让他在地图制图史上青史留名。1492年，在哥伦布出发航向新大陆的前夜，倍海姆完成了他唯一留存至今的地理学作品。这不是一幅地图或航海图，倍海姆将其称为erdapfel，也就是“地球苹果”，这是现存最古老的欧洲人制作的地球仪。虽然早在古希腊时代，制图师就做过天球仪，但倍海姆的作品是目前所知第一个描绘地球的球体。

拉斯卡萨斯和皮加费塔明白，麦哲伦之所以对倍海姆感兴趣，在于他发现了一条连接南大西洋和太平洋的海峡——但仔细观察倍海姆的地球仪，却看不到这样的海峡。⁹也许麦哲伦看到的是倍海姆制作的其他地图或航海图，后来遗失或被破坏了，也可能看到的是后来约翰内斯·舍恩那等德国宇宙学家制作的地球仪。很有可能麦哲伦参考的是倍海姆的地球仪，并不是为了要在上面寻找通过南美前往东方的航路，而是因为它为自己向西航行前往东方的计划提供了一幅全球性的画面。坎迪诺平面球形图这样的地图为航海家提供了穿越大西洋和印度洋的大致信息，但它们在本质上是二维空间的平面地图，这让它们无法以合理的精度投影包含东西半球的完整画面。地球仪也没有好到哪里去。它们不是航海的辅助工具——由于尺寸有限，在海上用地球仪规划航海行程几乎毫无可能。但对麦哲伦这样的领航者来说，球体的地球投影让他可以跳出当时的地理学思维进行思考。当时葡萄牙和卡斯蒂利亚的大多数王侯和外交官都还在平面地图上观察世界，对于东半球和西半球之间的联结没有真实的感受，而麦哲伦计划的这次航程表明，他已经开始将世界想象成一个球状的连续体。

倍海姆的地球仪还有另一个重要的层面，这似乎是启发麦哲伦出航的原因。倍海姆和许多同时代的人一样，依然是根据托勒密的理论想象世界。虽然倍海姆亲身参与了非洲西海岸和南海岸的探险，让他修正了这位希腊地理学家的一些观点，但在缺少一手信息的地方，比如地球的大小以及非洲和亚洲大陆的尺寸，他还是基本上复制了托勒密的想法。我们知道，托勒密把地球周长低估了约1/6，却又高估了东南亚的宽度。托勒密不知道美洲和太平洋的存在，因而放大了亚洲的面积，这就意味着，倍海姆将地球呈现在球体上时，虽然他纠正了托勒密认为印度洋是内海的想法（迪亚士1488年环绕好望角证明了这个错误），但在描绘亚洲时依然根据的是这位希腊地理学家的说法。

在平面地图上，对于熟悉托勒密的人来说，这种夸大不会是什么太大的问题，但绘制在倍海姆那种地球仪上时，它们对东半球就会产生巨大的影响：葡萄牙西海岸与中国东海岸相距只有130度。而实际的距离几乎是这个数字的两倍，230度。观看倍海姆的地球仪，很容易让麦哲伦相信从南美洲前往摩鹿加群岛要比葡萄牙前往马六甲的航线短。这个错误的地理信息导致的错误判断让他永载世界史册，但也要了他和许多同行者的命。¹⁰

1518年春天，麦哲伦正在为出航做准备。他从皇帝查理五世的债权人德意志的富格尔家族处获得了经济支援，在5艘船上载满索具、大炮、武器、食物，并且聘请了237名船员，薪酬共计超过800万马拉维迪（这次出海的水手每月收入1200马拉维迪）。¹¹他还集合了一支优秀的葡萄牙地理顾问团队。其中包括鲁伊·法利罗，这位天文学家以尝试解决经线计算问题闻名；两位最有影响力也最受尊敬的葡萄牙制图师，赖内尔父子佩德罗和豪尔赫；还有领航员第奥古·里贝罗，他被任命为本次航行的官方航海图制图者。法利罗被任命为首席领航员，主要负责制作航海图和航海工具，他绘制了20余幅供船队使用的地图。赖内尔父子带来了之前随葡萄牙船队航行积累的实务知识，而里贝罗在制图技艺方面享有盛誉，负责校勘和制作这次探险的所有地图。由于四个人都背叛了他们原来的雇主葡萄牙王室，也难怪葡萄牙的密探会跟踪他们在塞维利亚的一举一动。其中一位名叫阿尔瓦雷斯的葡萄牙密探在1519年7月写信给葡萄牙国王，告知麦哲伦此行的信息，以及国王过去的制图师各自的职能：

航路据说可能是从桑卢卡尔直接航向弗里乌角，沿巴西海岸南下，穿过两国分界线然后再向西偏西北22.5度方向直接驶向摩鹿加，我在赖内尔的儿子在这里画的圆形航海图上看到过这个摩鹿加；他父亲来的时候，这幅图还没完成，他父亲画完了整幅图，并且标注上了摩鹿加群岛。迭戈【原文如此】·里贝罗的所有航海图，还有一些特殊的航海图和地球仪，都是根据这个模型制作的。¹²

阿尔瓦雷斯显然更擅长间谍工作，而不是地理学，他在描述中揭示了麦哲伦意图穿越“分界线”，亦即违反《托尔德西利亚斯条约》，可能会给葡萄牙造成致命的政治影响：麦哲伦一旦成功，此次海航将挑战葡萄牙对香料贸易的控制权，并且重绘欧洲帝国政治的全球地图。

1519年9月22日，麦哲伦的五艘探险船载着船员从桑卢卡尔德瓦拉梅达港口启航。随后3年中发生的事情已经载入世界史册。饥饿、船难、叛变、政治阴谋和谋杀点缀着麦哲伦的马拉松之旅。从一开始，以卡斯蒂利亚人为主的船员们就深深怀疑他们的葡萄牙人船长，以及这趟野心勃勃的驶向摩鹿加群岛之旅。他们依照葡萄牙和卡斯蒂利亚既有的航线，沿着南美洲海岸南下，一路没有碰到什么问题，但在1520年秋天时，麦哲伦进入了南美洲最南端地图上没有标出的海域。11月时，经过长时间搜寻，又在航向上起了争执，麦哲伦最终找到了通往海峡（至今仍以他的名字命名）的路，最终驶入了太平洋。

麦哲伦将这片新发现的海洋命名为“太平洋”（Mare Pacificum）。但其实它一点都不太平。太平洋的面积接近1.7亿平方公里，是世界上面积最大的海洋，接近全球水域面积的50%，占地球总面积的32%。当然，在1520年时，麦哲伦对此一无所知，而是根据托勒密和倍海姆的说法来做航海计算。这个错误的计算结果给麦哲伦的船队带来了可怕的，甚至可以说是致命的结果。向西驶离南美洲后，船队进入了地图上没有标示的开阔海域，经历了五个多月的航程才看到了菲律宾群岛东部的陆地，那时是1521年的春天。麦哲伦在4月时登上麦克坦岛。在那里，他卷入了当地的政治斗争，4月27日，他支持岛上一个部落的领袖，带领一支60人的武装部队与敌对部落打了起来。由于对方人数众多，而且与剩下的三艘船又距离太远，无法获得支援，麦哲伦被认出是部队的领袖，惨遭杀害。

剩下的船员既震惊又彷徨，不得不再次起航，但他们此时面临着充满敌意的当地部落一连串的致命攻击，这些部落在麦哲伦死后信心大增，意识到这些水手们并不是不可战胜的。最后船员只剩下100多人，且大部分高层领导都已丧命，只剩下两艘船安然无恙，剩下的高级船员把船队交由其中三人指挥，任命巴斯克领航员塞巴斯蒂安·埃尔卡诺为维多利亚号指挥官，尽管他曾因为参与叛变麦哲伦而被囚禁。剩下的船队最终在1521年11月6日抵达摩鹿加群岛，设法在那里装满两船的胡椒、姜、肉豆蔻和檀香。在船员们准备离开摩鹿加群岛的蒂多雷岛时，安东尼奥·皮加费塔在日记中计算这座岛屿“位于南纬27分，经度与分界线相隔161度”；换言之，位于卡斯蒂利亚的半球内，距离另一侧分界线19度。¹³

横越太平洋将近一年之后，船队只剩下了两艘船，高级船员们也在如何返回卡斯蒂利亚的问题上产生了分歧：他们是要取道好望角回国以完成史上第一次环球航行，还是从他们来时经过的麦哲伦海峡原路返回？最终决定由贡萨洛·戈麦斯·德·埃斯皮诺萨指挥特立尼达号沿原路穿越变幻莫测的太平洋，而维多利亚号在埃尔卡诺的指挥下向好望角进发。尽管来时的行程经历了众多危险，但似乎从印度洋和大西洋返航更加危险。维多利亚号已经伤痕累累，而且非常可能被巡视的葡萄牙船只捕获。尽管埃尔卡诺的船立刻启航出发，与此同时埃斯皮诺萨却在为确切的路线犹豫不决。1522年5月，特立尼达号被一支葡萄牙船队捕获并摧毁，船员皆被囚禁。

与此同时，在印度洋的另一侧，维多利亚号与葡萄牙人玩了一路的猫鼠游戏后成功回到了欧洲。最终，1522年9月8日，在经过八个月的返航时间后，埃尔卡诺带着剩下的船员抵达塞维利亚，完成了史上第一次环球航行。麦哲伦不幸离世，五艘船中四艘沉没，大约3年前从卡斯蒂利亚出发的237人中，只有18人幸存，讲述他们这趟非凡的旅程。埃尔卡诺给查理五世写信，告诉他航海者成功归来的消息，并且宣布：“我们发现并亲身走完了一条环绕球形世界的航线——我们向西出发，却从东方回来了。”¹⁴

麦哲伦探险队残余船员返航的消息震动了整个欧洲。罗马教廷驻德国的大使弗朗切斯科·基耶里凯蒂给住在曼托瓦的朋友伊莎贝拉·德埃斯特写信，告知这一事件。伊莎贝拉与她的父亲埃尔科莱（被盗的坎迪诺平面球形图的主人）一样，很想了解卡斯蒂利亚的发现之旅，而基耶里凯蒂也很乐于与她分享。他告诉伊莎贝拉，安东尼奥·皮加费塔“回来时靠奇珍异宝发了大财，而且还带回了一本旅行日记，记录了从离开卡斯蒂利亚直到回来那天的行程——实在是太美妙了”。基耶里凯蒂在描述前往摩鹿加群岛的航程时说，幸存的船员“不仅获得了大量财富，还有更珍贵的东西——不朽的声誉。这必定会让阿尔戈英雄们的事迹相形见绌”。¹⁵

对于基耶里凯蒂和伊莎贝拉这样受过教育的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精英来说，他们熟知希腊和罗马的古典历史典故，这趟旅程确实让古代神话中的伟大旅程都黯然失色，但对于深陷帝国重大争端的葡萄牙和卡斯蒂利亚外交官来说，后果要远为实际得多。埃尔卡诺的航行记录非常清楚地点明了此行的主要目的。他报告说：“我们发现了许多非常富庶的岛屿，其中包括班达群岛，生长姜和肉豆蔻；扎巴岛，生长胡椒；帝汶岛，生长檀香树。而且在上述这些岛屿中都有取之不尽的姜。”¹⁶葡萄牙人大惊失色。1522年9月，国王若昂三世向卡斯蒂利亚当局提出正式抗议，认为他们侵犯了葡萄牙的领地，并且要求查理五世承认葡萄牙拥有摩鹿加群岛及附近所有商贸航路的垄断统治权。查理五世一口回绝，反而主张摩鹿加群岛位于《托尔德西利亚斯条约》条款所规定的卡斯蒂利亚的领土范围内。葡萄牙以驳回这一主张作为回应，坚持认为这次航行破坏了条约的条款，并且主张摩鹿加群岛位于葡萄牙统治的半球内。查理再次反对，提议将此事递交外交仲裁，葡萄牙也同意此举。

卡斯蒂利亚对摩鹿加群岛的外交主张，最初是围绕着对“发现”的定义进行的，尽管这个定义有捏造之嫌，但却能打动人心。查理的外交官认为，虽然葡萄牙的船只在麦哲伦之旅前看到并“发现”了摩鹿加群岛，但严格说来，这并不代表他们拥有所有权，而且麦哲伦的船员已经从岛上的土著统治者那里取得了他们所谓的对皇帝效忠的宣誓，这是卡斯蒂利亚宣称取得新发现土地统治权的标准做法。毫不意外，葡萄牙人拒绝这种语义上的强词夺理，认为应该由卡斯蒂利亚负责证明他们在地理上对这些岛屿拥有所有权。他们还坚持，在协商尚未得出定论前，卡斯蒂利亚不得再次向摩鹿加群岛派遣船队。

1524年4月，双方同意进行正式协商，意在解决这一争端。他们在两国边境处的巴达霍斯和埃尔瓦什会面，这两座小镇位于埃斯特雷马杜拉平原上，被瓜地亚纳河分隔。1524年春天，两国代表来到这里，他们开始意识到他们的使命是多么重大：这不是在简单地解决领土边界争端，而是在试图将已知世界一分为二。卡斯蒂利亚代表团明白，假如他们的主张成功了，他们的统治范围将从欧洲北部延伸到大西洋，并且包含整个美洲和太平洋。对葡萄牙而言，失去摩鹿加群岛则可能令他们已经建立的香料贸易垄断权告终，在不到一代人的时间里，正是这项贸易让这个王国从欧洲边缘的一个贫穷而孤立的国家，跻身欧洲最富强的帝国强权之列。

很显然，地图是解决这一全球争端的关键，尽管诚如当时一位卡斯蒂利亚评论者笔下所言，地理上的派系争端以极为离奇的形式出现了：

当弗朗西斯·德·梅洛、塞奎拉的迭戈·洛佩斯和其他与会的葡萄牙人沿着瓜地亚纳河畔走过来时，碰巧看见一个小男孩正守着他母亲刚刚洗完的衣服，小男孩问他们是不是要和皇帝瓜分世界的人。他们回答说，是啊，他就拉起衬衫给他们看自己的光屁股，然后说，过来把线画在这中间。这话从此就在巴达霍斯这个小镇传开了，人人笑个没完。¹⁷

这个故事很可能是捏造的，只是一个有损葡萄牙代表团的粗俗笑话。但这表明，到了十六世纪初时，就连平民百姓也开始意识到整个世界的地理正在发生改变。

甚至早在麦哲伦环球航行之前，两国就意识到地图和航海图对于航海和开拓海外市场的重要性，先是葡萄牙，随后是卡斯蒂利亚王室先后出资成立相关机构，负责训练领航员，并校勘与海上探索相关的地理学材料。葡萄牙的“米纳和印度院”（米纳是非洲西海岸的一座堡垒，位于现在的加纳）建立于十五世纪末，负责规范西非与印度（在他们到达印度后）的贸易与航海，随后在1503年，卡斯蒂利亚效仿葡萄牙，在塞维利亚设立通商院。¹⁸葡萄牙在十五世纪时的航海探险已经表明，要绘制大西洋地图，不仅需要理解天文学知识，还需要航海实务知识，因此，两个机构都意图将航海家和探险家们收集的经验数据与宇宙学家们传承的古代知识加以统合。亚历山大港、巴格达，甚至就连西西里曾经都成立过地理计算中心，但它们通常只是为了制作一幅企图综合所有地理学知识的地图，并最终确定世界的样貌。葡萄牙和卡斯蒂利亚的贸易组织制作的地图和航海图则不同：它们融入了新发现，但也愿意在表面留下大块空白，以待后续的信息可以纳入日后更新的地图中。

葡萄牙和卡斯蒂利亚的王室开始使用这些地图解决大西洋和非洲海岸的领土主权和边界之争，地图渐渐具有了法律权威。像是一幅根据《托尔德西利亚斯条约》条款制作的地图就既可以被视为物品，又可以被视为文件，两个政治对手都承认它的法律约束力，因为它在一项由教皇批准的国际公认条约中扮演关键角色。这样的地图可以解决有关地球上的地点的争端，尽管制图师和资助他们的政治首脑从未见过那些地方，更别提亲身去过了。他们还自称这些地图具有更高的科学客观性，因为它们是依据可以证实的长途旅行报告和日志画出来的，而不是道听途说和古代时期的假设。我们将会看到，这种宣示虽然是可疑的，并且让制图师和他的政治金主双双获益，却让地图拥有了新地位，使早期现代帝国通过它来交易土地，而最关键的一次就是葡萄牙和卡斯蒂利亚的摩鹿加群岛之争。1524年在巴达霍斯和埃尔瓦什，他们就是在地图的基础上尝试解决争端。

制图师与他们制作的地图的角色转变，从那个春天来到巴达霍斯和埃尔瓦什的谈判团人员组成便可见一斑。葡萄牙的代表团由9名外交官组成（包括那两个被恶意中伤的弗朗西斯·德·梅洛和塞奎拉的迭戈·洛佩斯），还有三位制图师，分别是罗伯·欧蒙、佩德罗·赖内尔和他的儿子豪尔赫。卡斯蒂利亚代表团必须要做更多的举证证明，因为毕竟是他们向手中握有东南亚香料贸易控制权的葡萄牙发起了攻势，两国代表团才会坐在一起。他们派来的9名外交官同样阵容强大，除了塞巴斯蒂安·埃尔卡诺之外还有至少5名来自欧洲各地的地理学顾问。其中包括通商院的领导威尼斯人塞巴斯蒂安·卡伯特。卡伯特是当时最著名的航海家之一，他在1497年发现了纽芬兰岛，当时受雇于英王亨利七世，随后转而效忠更加富有的卡斯蒂利亚。团队中还包括佛罗伦萨制图师乔瓦尼·韦斯普奇，他是亚美利哥的侄子；还有卡斯蒂利亚制图师阿隆索·德·查韦斯和努诺·加西亚，加西亚曾经担任过通商院的领导，在麦哲伦出发踏上环球之旅前为他绘制过一些地图。卡斯蒂利亚团队的最后一名成员既不是卡斯蒂利亚人，也不是意大利人，而是葡萄牙人：第奥古·里贝罗。¹⁹

在卡斯蒂利亚团队中，我们对里贝罗了解得最少。里贝罗生于十五世纪末，出身微贱，十六世纪的头一年加入葡萄牙驶向印度的船队，很快就跃升成为领航员。与当时的许多制图师一样，里贝罗是在海上而不是学校里学会画航海图的，那时的学校依然重视天文学和宇宙学知识，轻视水文学和制图学。1518年，他来到塞维利亚为卡斯蒂利亚王室效命，这里是卡斯蒂利亚施展海外抱负的中心，是通商院所在地。当时，通商院已经有一个专门负责水文学——出于航海的目的而测量海水——的部门，职能是管理从新大陆及更远地区航行归来的船队源源不断带回塞维利亚的新航海图。身为领航员的里贝罗取得的成功让他被王室任命为宇宙学家，他也正是以此身份加入了卡斯蒂利亚谈判团队，来到巴达霍斯和埃尔瓦什，坐在葡萄牙同胞的对面。²⁰与其他声名显赫的同事相比，里贝罗相对默默无闻，但在未来5年中，却是他提出了支持卡斯蒂利亚有权取得摩鹿加群岛的最有力证据，他绘制的一系列具有科学说服力的精美地图不仅将改变这些岛屿的历史进程，也为改变文艺复兴时期全球地理学和制图术作出了贡献。

在巴达霍斯和埃尔瓦什的会议开始之前，两国王室代表团彼此紧锣密鼓地开展了长达数周的间谍工作。葡萄牙设法说服了曾在塞维利亚为麦哲伦工作的赖内尔父子回国效力，但当代表团到来时，佩德罗·赖内尔向两位葡萄牙代表坦诚，他已经“与他的儿子共同受邀为皇帝效命”，薪酬为丰厚的3万葡萄牙里斯，葡萄牙代表团的另一位高级成员西芒·费尔南德斯也同样如此。²¹80多年后，卡斯蒂利亚历史学家巴托洛梅·莱昂纳多·德·阿亨索拉在他的著作《征服摩鹿加群岛》中回顾了这次事件，总结了查理五世向代表团指示的外交和地理学要点。皇帝

强调，不论是数学证明，还是精通数学的人的判断，都表明摩鹿加群岛，以及一路远至马六甲，甚至更远的诸多岛屿都在卡斯蒂利亚的势力范围内。葡萄牙很难反驳这么多宇宙学家的著作、如此优秀的水手，尤其是麦哲伦的意见，他本人就是一名葡萄牙人……除此之外，有关裁决这场争议的所有权条款，只要支持宇宙学家们所写的那样即可。²²

卡斯蒂利亚代表团明白，要解决这一争端，只能通过系统性地操控地图，利用国家间的差异，选择性地援引古代地理学权威，而且有必要的话，还可以行贿。

4月11日，两国代表团在卡亚河的桥上会面，此处正是葡萄牙和卡斯蒂利亚的交界。谈判几乎立刻就陷入僵局。葡萄牙人抗议卡斯蒂利亚代表团中有两名葡萄牙领航员：西蒙·德·阿尔卡萨瓦和埃斯特万·戈麦斯，他们很快就被换掉。葡萄牙人还担心卡斯蒂利亚团队中的地理学顾问，尤其是其中的某个人。就在谈判开始前数日，葡萄牙代表团中有人写信给身处里斯本的若昂国王，贬低卡斯蒂利亚地理学家的威信，只有一人例外。他在信中称：“他们的领航员毫无威望，除了里贝罗。”当时，对于摩鹿加群岛的位置似乎没有人比里贝罗了解得更清楚。他了解两国的地理主张，又能接触到麦哲伦环航前后有关群岛的信息，葡萄牙人显然担心他的加入会对这个争端产生决定性影响。

双方团队对正式任命的人选没有异议后，谈判迅速展开。关于哪一方是起诉方，律师们很快陷入僵局，而地理学者显然是其中的关键。双方一开始都重申《托尔德西利亚斯条约》的条款。在托尔德西利亚斯约定的分界线位于佛得角群岛以西370里格。这是一条非正式的本初子午线，卡斯蒂利亚拥有该线以西180度的领土统治权，而以东180度全归葡萄牙。但双方争夺摩鹿加群岛过分激烈，以至于双方代表团竟然就连“从【佛得角】群岛的哪座岛屿开始测量370里格”的问题也要斤斤计较。

作为答复，双方都要求用地图和地球仪来确定分界线的确切位置。5月7日，“葡萄牙代表提出，航海图不如画有经线的空白地球仪好用，因为后者更好地再现了世界的形状”。这次卡斯蒂利亚代表团也同意，他们也“愿意使用球体，但地图和其他合适的工具也不应该被排除在外”。²³双方到了这个阶段很明显都采用了着眼全球的思维，尽管卡斯蒂利亚很清楚，在麦哲伦环航之旅后制作的地图将是支持他们立场的关键。不出所料，卡斯蒂利亚团队随后提出分界线要从佛得角群岛最西边的岛屿圣安唐岛算起，这样他们就可以占据更大面积的太平洋海域，自然包括摩鹿加群岛。葡萄牙人的回应自然是坚持从佛得角群岛最东边的萨尔岛或博阿维斯塔岛算起。这两端之间相隔不到30里格——对于摩鹿加群岛到底属于哪个半球不会造成关键性的差异——但这却反映了谈判双方的敏感度。

双方再次陷入了僵局，并且谈判开始变得滑稽而充满敌意。双方郑重地拿出地图以供检阅，遭到严厉攻击后就束之高阁了，再也不会被拿出来。双方彼此指责对方在地图上做了手脚。时不时就会有人在辩论中向上帝起誓。有时，当讨论进入白热化，会有代表佯装生病，或者推说过于劳累，无法回答太难的问题。对于葡萄牙主张的分界线位置，卡斯蒂利亚回应说：“最好还是跳过这个问题，先在空白的地球仪上确定海洋和陆地的位置。”这样做的好处是，至少“他们不必站在原地无所事事了”，而且“也许这样可以证明，无论分界线怎么画，摩鹿加群岛的归属权都是不变的”。最后，双方同意拿出他们各自拥有的地图。他们有所保留也是很好理解的：航海知识是需要防止外泄的信息。此外他们还担心，自己拿出来的地图是为了获得己方主张的利益而造了假的，很有可能被对方的专家揭穿。

5月23日，卡斯蒂利亚代表团拿出了标有麦哲伦前往摩鹿加群岛航线的地图，他们据此断定，岛屿位于“分界线以西150【度】”：落在卡斯蒂利亚半球内侧30度。不清楚是谁制作了这幅地图，但之前标有摩鹿加群岛位置的地图都是努诺·加西亚制作的，他是卡斯蒂利亚团队的地理学顾问，曾经参与绘制麦哲伦的原始地图。在加西亚1522年制作的一幅地图上，东侧分界线将苏门答腊岛一分为二，这正是埃尔卡诺认定的位置。卡斯蒂利亚旅行作家皮特·马特认为，加西亚和里贝罗是卡斯蒂利亚团队中最优秀的制图师，“他们都是经验丰富的领航员，精于制作航海图”。他揣摩了谈判的气氛，描述两人拿出“他们的地球仪和地图，还有其他工具，全都有助于确定摩鹿加群岛的位置，而这正是所有争论和冲突的焦点”。²⁴

当天下午，葡萄牙做出回应，拒绝承认这张地图，因为上面没有标注佛得角群岛这样的关键地点的位置。同时，他们“拿出一幅相似的地图，地图上摩鹿加群岛距离萨尔岛和博阿维斯塔岛【以东】134度，和对方的差别很大”，位于葡萄牙半球内侧46度。双方都声称自己有权占有一半已知世界，但他们的地理学知识显然让他们给摩鹿加群岛在世界地图上的定位有70多度的差别。连把贯穿佛得角群岛的经线画在哪里这样的问题，他们都无法达成一致，虽然这对他们更大程度上的争议不会带来什么影响。5天后，双方代表团都认为地球仪是唯一能够推动他们解决争议的方法。因此，“双方拿出绘有整个世界的地球仪，但双方都是根据自己的需要来划定距离的”。葡萄牙缺少证据，只是估算摩鹿加群岛位于分界线以东137度，位于他们势力范围内侧43度。卡斯蒂利亚随后对葡萄牙的估算做出彻底修正，主张群岛位于分界线以东183度，位于他们半球内侧3度。

卡斯蒂利亚提出了似乎更有道理的科学论证，但非常复杂。首先，他们要求必须准确测量经度才能解决争端。十六世纪时，领航员可以根据一个相对固定的点，即北极星，来测量距离，能够很准确地计算出纬度。从东向西穿越一条条经线航行时，无论是穿越开阔的印度洋或大西洋，还是沿着非洲和美洲海岸南下，缺少北极星这样的固定参照点不会造成什么问题，但当世界另一边的一群岛屿的位置引发争议时，问题就大了。计算经度的唯一方法只能依据神秘而又不可靠的天文学观察。卡斯蒂利亚人诉诸托勒密的古代权威来计算经度，主张“托勒密的描述和数字，与最近从香料地区回来的人发现的描述和模式是相同的”，因而“苏门答腊岛、马六甲岛和摩鹿加群岛都位于我们的界限以内”。²⁵此时，在场所有人都清楚意识到，麦哲伦使用托勒密过时的计算，在不经意间支持了卡斯蒂利亚对摩鹿加群岛的权力主张。估算地球周长的想法也被认为是不可靠的，因为大家无法就作为距离单位的里格的精确数值达成一致。“这种方法有太大的不确定性”，卡斯蒂利亚人这样认为，尤其是在海上进行测量时，“因为海上有更多会改变或妨碍进行正确计算的障碍，例如洋流、潮汐、船只失速”，还有各种其他因素。²⁶

卡斯蒂利亚方面于是提出了最后一个绝妙的证明。他们提出，平面地图会扭曲根据球体地球量出的度数所做的计算结果。葡萄牙的摩鹿加群岛和“东方航线沿线国度”的地图，“都是画在平面上，然后照赤道上的度数估算里格，根据这些度数的数字和数量确定的地方并不在它实际的位置上”。这是因为“在宇宙学中，大家都知道除了赤道以外，其他纬线上较少的里格数都占据着较多的度数”。这个论证确实有一定的道理；当时大多数平面地图将经线和纬线画成以直角相交的直线，形成网格，而在几何学上，它们是环绕球体的曲线，需要用复杂的球体三角学来计算每一度的精确长度。卡斯蒂利亚方面因而得出结论，“把平面地图转绘至球体上时，这些距离会占更多的度数。以弧和弦构成的几何比例计算，从平面转到球体表面后，距离赤道越远的纬线，长度就越短，上述【葡萄牙人】地图上的度数要比前述领航员所说的大得多”。²⁷

这种以球体为依据的论断也毫无用处。双方都不打算善罢甘休，卡斯蒂利亚方面在最后总结陈词时承认“任何一方都不可能成功地向对方证明摩鹿加群岛在自己版图内”，除非双方共同远征，就每一度的长度达成一致，量出正确的经度。²⁸如此宏大的愿景根本无望，1524年6月，谈判无果而终。

在整个会议期间，第奥古·里贝罗都在密切参与卡斯蒂利亚对摩鹿加群岛宣称地理统治权的谋划，虽然很少有人提及他个人的名字。查理五世将摩鹿加群岛的外交僵局作为向群岛派遣船队的契机，而里贝罗则被派往拉科鲁尼亚，担任新成立的香料院的官方制图师，这个机构的成立旨在挑战葡萄牙在香料上的垄断地位。葡萄牙的间谍从拉科鲁尼亚写信告知里斯本的国王：“一个叫第奥古·里贝罗的葡萄牙人也在这里，制作航向印度要用的航海图、地球仪、世界地图、星盘和其他东西。”²⁹在巴达霍斯和埃尔瓦什的商谈结束后短短五个月内，里贝罗就为一支新的卡斯蒂利亚船队准备好了地图和航海图，准备找出一条从西方通往摩鹿加群岛的更快捷的航路。这支船队的指挥官是葡萄牙人埃斯特万·戈麦斯，他相信麦哲伦错过了一条位于佛罗里达海岸附近的通往太平洋的海峡。戈麦斯在海上航行了将近一年，最远曾到达过布雷顿角，并在1525年回到拉科鲁尼亚，一无所获，只有几个从新斯科舍绑架来的美洲土著。里贝罗迎接船队归来后，将其中一名美洲人带回家。他为这个美洲土著取名为“迭戈”，并成了他的教父。他收养被绑架来的迭戈是出于同情和怜悯吗？还是他发现有机会可以了解一些新大陆的当地地理知识？这是一个窥视这位制图师人格的有趣但终究渺茫的机会。

戈麦斯的航行启发里贝罗制作了一系列世界地图，其中第一幅为卡斯蒂利亚主张拥有摩鹿加群岛的统治权提供了令人信服的证据。这幅地图完成于1525年，可以被视为卡斯蒂利亚占领东南亚野心的第一幅草图。这幅手绘地图由4张82厘米×208厘米的羊皮纸组成，没有标题，也没有解释文字，许多轮廓画得很粗略，也不完整。中国的海岸线是一连串断断续续的线条，红海的北部轮廓也不完整，尼罗河甚至都没有画出来——里贝罗和资助他的卡斯蒂利亚对这些地区没有什么兴趣。这幅地图在地理学上的创新，位于最东和最西两端。图上唯一的文字是淡淡的手写字，写在从新斯科舍到佛罗里达的北美海岸线内侧，内容是：“这片土地由埃斯特万·戈麦斯奉皇帝陛下之命发现于1525年。”³⁰在里贝罗的地图上，戈麦斯在佛罗里达海岸线上的6处新登陆地点，都被仔细地抄写了上去。³¹东侧海岸线经过修改，笔触比地图上其他地方都更清晰，但颜色更淡，这表示里贝罗在1525年最后几个月快要完成这幅地图时，匆忙将戈麦斯航行的成果融入其中。

里贝罗的创新之处不只是画出了北美洲海岸线的新轮廓。在地图的右下角，就在西半球的摩鹿加群岛正下方，有一个用来观测天象的水手星盘。在左下角，里贝罗绘制了一个用于测量高度和偏角的四分仪。美洲的左侧有一个巨大的圆形偏角表，内含一份日历，可以让航海家计算一年中任何时候太阳的位置。³²这些图案让这幅地图成为史上最早画有航海工具的地图，取代了早期世界地图上常见的宗教或是人种图像。

假如说这只是描绘卡斯蒂利亚海外政策的草图，里贝罗为什么要不辞辛劳地在上面仔细绘制科学工具呢？这个问题的答案似乎与他安置摩鹿加群岛的位置有关。在这幅地图的最东侧，在星盘的正上方，清晰地描绘了“马六甲省”，但它也同样出现在地图的另一边，在最西端。东边的星盘上飘扬着卡斯蒂利亚和葡萄牙两国的国旗，但葡萄牙的国旗位于摩鹿加群岛的西侧，而卡斯蒂利亚的国旗位于东侧。根据《托尔德西利亚斯条约》划定的分界线位于里贝罗地图的正中间，并且被标注为“分界线”，星盘上的旗帜表明摩鹿加群岛刚好位于卡斯蒂利亚的半球内。似乎是为了强调这一点，里贝罗在地图西侧再次绘制了这组群岛，并且放上敌对两国的国旗，重申卡斯蒂利亚的统治权。里贝罗用星盘、四分仪和偏角表的形式将科学为己所用，以此支持卡斯蒂利亚的领土野心：既然这位制图师运用了技术上如此复杂的科学工具，那摩鹿加群岛的位置一定是正确的。里贝罗作为卡斯蒂利亚的朝臣，在编制一幅全面的世界地图时，自然将摩鹿加群岛安置在卡斯蒂利亚的半球内，但身为一个宇宙学家，他还致力于将已知世界绘制成地图，仔细地将戈麦斯和同时代人的地理发现融入进来。

1526年12月，查理五世下令再次派出一支远征船队前往摩鹿加群岛。但他急需大笔金钱来维持一个已经横跨欧洲、伊比利亚半岛并深入美洲的帝国，这个帝国同时还面临着与土耳其人和路德派的冲突。查理开始意识到，要维持摩鹿加群岛的统治，不管在后勤方面还是在经济方面都难以为继，因而，在船队出发前，他就宣布准备出售摩鹿加群岛的所有权。此举在卡斯蒂利亚并不受欢迎。国会希望通过卡斯蒂利亚的港口进行香料贸易，因而反对出售群岛的所有权，但对查理而言，他要面对更大的危机。他需要筹备大笔资金，以防与法国和英格兰一触即发的战争，并且还要解决他的妹妹凯瑟琳的嫁妆问题，凯瑟琳已经在1525年嫁给葡萄牙国王若昂。若昂为了庆祝这桩婚事，定制了一系列挂毯，取名为“地球仪”，描绘了由一位国王和他的新婚妻子共同管理的地球。若昂的权杖倚在里斯本上，而葡萄牙国旗飘扬在遍及非洲和亚洲的领地上。在地球的最东边可以看到摩鹿加群岛，那里依然飘扬着葡萄牙国旗。

除了将凯瑟琳嫁给若昂，查理在1526年3月还迎娶了若昂的妹妹伊莎贝拉，进一步弥补了两个王国之间的同盟关系。查理并不顾及这位新内兄的想法，依然坚持拥有摩鹿加群岛的所有权。他向教皇的大使巴尔达萨雷·卡斯蒂廖内展示了第奥古·里贝罗1525年制作的世界地图，上面很明显把摩鹿加群岛画在卡斯蒂利亚的版图内。卡斯蒂廖内今天为人所熟知的作品是《廷臣论》，这是文艺复兴时期一部伟大的使用手册，教人如何巧妙地在宫廷中与人交友并发挥影响力，因此这幅地图是一份非常合适的礼物。两位皇帝在各自运用地理学时，都在传达一个清楚的信息：他们的联姻或许拉近了彼此的距离，但在摩鹿加群岛归属的问题上，双方依旧存在分歧。

查理明白，如不做出重大让步，葡萄牙不会放弃这些群岛。他只答应为他妹妹与若昂国王的联姻支付区区20万金达克特作为嫁妆（作为对比，若昂支付给查理90万克鲁扎多现金作为伊莎贝拉的嫁妆，这是欧洲历史上最巨额的一笔嫁妆）。查理因而决定撤回这20万金达克特，作为交换，允许葡萄牙自由进出摩鹿加群岛6年，此后所有权依然归属卡斯蒂利亚。³³这真是个唯利是图的惊人提议，而且据若昂国王支支吾吾地透露，查理还打算将群岛的所有权兜售给英王亨利八世，尽管他也在考虑和这位英格兰亲戚开战。一位住在塞维利亚的英格兰商人罗伯特·索恩精明地建议亨利远离这场政治纠葛。他认为，“关于这些海岸和【摩鹿加】群岛的位置，葡萄牙和西班牙的每个宇宙学家和航海家都会根据自己的目的来设置。西班牙人会把群岛向东偏移，因为这样看起来群岛应该是【查理五世】皇帝的属地，而葡萄牙人则更往西偏移，这样它们才会落在自己的管制区域内”。³⁴亨利明智地婉拒了关于群岛的提议。查理于是只能孤注一掷，笃定若昂不会愿意在摩鹿加群岛的问题上和他的内兄加深冲突，他赌对了。1529年初，双方同意在萨拉戈萨达成协议，最终解决了领土所有权的问题。

在各方机关算尽的同时，里贝罗开始重新绘制1525年的地图，为支持卡斯蒂利亚拥有摩鹿加群岛的统治权提供了更多令人信服的地图说明。1527年，他完成了第二幅手绘地图，主要依据的是1525年的地图，但略大一些，并且细节更丰富，艺术性更高。地图的完整标题横跨顶端和底部，彰显了更大的地理学野心：“一幅包含迄今为止所有地理发现的世界全图。陛下的一位宇宙学家1527年在塞维利亚制成。”除了填补1525年地图上留下的空白，里贝罗还增加了一系列文字图例，大部分描述的是科学工具的功能，但在摩鹿加群岛的东南侧有一段显著的文字说明，再次重申了卡斯蒂利亚拥有群岛的所有权。这段文字描述了“摩鹿加的这些群岛和省份”，解释了它们的位置“所在的经度，根据的是胡安·塞巴斯蒂安·埃尔卡诺的意见和判断。在1520年、1521年、1522年航海时，最早从摩鹿加群岛返航，而且率先环航世界的船只，正是由他担任的船长”。³⁵将摩鹿加群岛的位置归因于埃尔卡诺的计算，等于将他当成第一手的权威，但这或许也透露出里贝罗的不安，因为群岛的位置太偏向东方了。不过，他的1527年世界地图显然还是为了支持卡斯蒂利亚对摩鹿加群岛拥有统治权而提供的更有说服力的证据。

1529年4月，葡萄牙和卡斯蒂利亚代表团再次聚首萨拉戈萨小镇，重启有关摩鹿加群岛的谈判。经过1524年在巴达霍斯和埃尔瓦什激烈的法律和地理学辩论，这次讨论多少有些虎头蛇尾。1528年初，查理即将与法国开战，他派遣大使到葡萄牙建议对方在未来的冲突中保持中立，作为交换条件，愿意迅速解决摩鹿加群岛争端。1529年初，大使们同意了和解条款。最终的《萨尔戈萨条约》于1529年4月23日获得卡斯蒂利亚的批准，8周后得到葡萄牙的批准，双方一致同意查理放弃摩鹿加群岛的所有权，以此换得可观的经济补偿，任何在该地区从事贸易的卡斯蒂利亚人都将受到惩罚。

根据该条约的条款，皇帝同意“从今而后，将摩鹿加群岛所有的权利、行动、支配权、所有权、占有权或准占有权，及所有航海、交通和贸易的权利，售予前述葡萄牙国王本人和所有王位继承人”。作为交换，葡萄牙同意支付给卡斯蒂利亚35万达克特。但查理还是坚持保留随时赎回所有权的权利：只要这笔现金能够全部归还，他就可以随时恢复所有权，不过这可能需要指派新的团队解决在巴达霍斯和埃尔瓦什未曾解决的地理位置问题。对查理而言，这只是一个挽回颜面的保留条件，因为这一条款可能永远不会兑现，但这让卡斯蒂利亚保留了虚幻的信念，相信他们的所有权是有效的。

双方都认为需要制作一幅标准地图，不是根据精确测量的距离，而是根据地理学家们在巴达霍斯和埃尔瓦什做出的地理学修辞。这幅地图上必须“从极点到极点，即从北到南，划定一条线，这是摩鹿加东偏东北19度的一个半圆，距离大约相当于赤道上的17度，即位于摩鹿加群岛以东297.5里格”。³⁶经过6年的谈判，葡萄牙和卡斯蒂利亚终于就摩鹿加群岛在世界地图上的位置达成一致。在考虑了地球的曲率后，环绕地球仪画出了一条分界线。这条线在西半球穿过佛得角群岛的“拉斯维拉斯岛和圣多美岛”，然后绕到地球另一边，落在“摩鹿加群岛以东17度（相当于297.5里格）”，将这组群岛牢牢锁定在葡萄牙的领域内。

这个条约对地图的依赖程度在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卡斯蒂利亚和葡萄牙两国首次承认了地球的整体尺寸。他们还将地图作为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文件，凭它可以达成长期的政治和解。这个条约规定，双方必须绘制同样的地图，指定摩鹿加群岛的新位置，并且“要经由双方君主签署同意，以印鉴封缄，各执一份；所标注的分界线将从此固定在指定的地点和位置上”。这不仅仅是皇室使用印鉴批准同意：这是承认地图是固定的物品，相互竞争的政治势力可以通过它交流对话。作为文件，它们可以吸纳并再现不断变化的信息，敌对的国家也可以通过地图解决歧异。这份条约最后的结论一如前面的条款，声明这幅双方达成共识的地图“也将指定前述卡斯蒂利亚皇帝与国王的封臣把摩鹿加群岛定位在什么地方，并且在本合约期限内应当认为摩鹿加位于这个位置”。³⁷因此，这幅地图令两个帝国就摩鹿加群岛的位置达成了共识，除非日后双方发生了外交或政治方面的冲突，导致提出异议并重新划定群岛的位置。

根据合约条款绘制的官方地图并未保留下来。另一幅地图倒是留存至今，这幅地图是在合约最终获得认可时完成的：这是里贝罗的第三幅，也是最终确定版的世界地图，题目为《包含迄今所有发现的世界全图。陛下的宇宙学家第奥古·里贝罗制作于1529年。依据西班牙的天主教国王和葡萄牙的若昂国王1494年在托尔德西利亚斯的协定，分为两部分》。这幅地图明显是以他1525年制作的第一幅世界地图为蓝本，但它的尺寸（85厘米×204厘米）、详细的插图及大量文字、使用昂贵的上等牛皮纸都证实了这幅地图的地位，它是用来向外国达官显贵们展示卡斯蒂利亚对摩鹿加群岛拥有所有权的。群岛的位置，以及描述埃尔卡诺航程的图例都保留了1527年地图的样子。美洲西岸与摩鹿加群岛间的距离被严重低估，仅为134度，使群岛位于托尔德西利亚斯分界线以西172°30′——卡斯蒂利亚半球内侧7°30′。³⁸在大西洋和太平洋中，绘有往来经商的船只，但就连这些表面看起来单纯的装饰性图纹也发挥着支持卡斯蒂利亚领土主张的作用。“我去摩鹿加群岛”，一艘船说；“我从摩鹿加群岛回来”，另一艘船说。³⁹虽然地图上满是摩鹿加群岛，但里贝罗早期地图上反映外交冲突的许多标记都已不见踪影。地图东西两端的卡斯蒂利亚和葡萄牙国旗也消失了，还有托尔德西利亚斯分界线也不见了，尽管地图的标题清楚地提到了它。

卡斯蒂利亚对摩鹿加群岛提出领土主张长达7年，这幅地图似乎是最后的决定性陈述。查理决定放弃群岛的所有权，这在卡斯蒂利亚精英阶级中广受非议。里贝罗的地图是否是反对查理战略性投降的人的最后一搏，以此重申他们对群岛的主权？那它会不会出现得太晚？当时查理已经同意《萨尔戈萨条约》的条款并放弃对群岛拥有的权力。也许吧。但地图下方的装饰性图例也表明还有另一种可能。在敌对的卡斯蒂利亚和葡萄牙两国国旗右边，里贝罗绘制了教宗牧徽。这枚纹章以及地图如今保存在罗马的梵蒂冈图书馆中这个事实，可能表明这幅地图是为某个特别的时刻而制作的。1529至1530年之间的冬天，皇帝查理五世来到意大利，1530年2月，教皇克雷芒七世在博洛尼亚加冕他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⁴⁰这幅地图反映的是皇帝所期望的世界图像，目的似乎是威胁教廷当局。原始的《托尔德西利亚斯条约》在1494年由教皇批准；到了1529年时，卡斯蒂利亚和葡萄牙已经非常强大，除非其中某位统治者有求于教廷，否则不会太重视教皇的意见。查理五世来到意大利就任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他确实需要教皇的认可，虽然这只是公众性的仪式需要。为教皇献上一幅饰有教宗牧徽的世界地图安抚了教宗，让他不必担忧在有关摩鹿加群岛命运的全球政治决定中被架空。但这也在提醒克雷芒教皇，如今基督教王国中最强大的统治者不是葡萄牙国王若昂，而是查理。就在两年前，克雷芒决定在政治上转向支持查理的对手法国国王弗朗索瓦一世，查理于是派军队洗劫了罗马。出于外交原因，查理放弃了摩鹿加群岛的领土主张，但里贝罗的地图依然表达了卡斯蒂利亚代表团对于群岛位置的立场，无视外交的迫切需求。这个世界，难道就是查理五世想呈现给抬不起头的教皇的样貌吗？

尽管里贝罗最后这幅地图并非用于萨拉戈萨的谈判桌上，但它依然是卡斯蒂利亚主张对摩鹿加群岛拥有所有权的全面总结，也是里贝罗高超作伪技巧的卓越见证，尽管他可能也怀疑，地理现实最终会证明地图上精美细节的错误。卡斯蒂利亚当局未来若真想恢复对群岛的统治权，依然可以利用这幅地图。里贝罗的世界地图从未印刷出版，只留存了手稿，这进一步证明了它们的政治敏感性。若将其付印，那么在可预见的未来，卡斯蒂利亚领土主张的限制性因素就会被固定下来，而若是保持手稿形态，将来如果有必要为了支持卡斯蒂利亚而需要更改摩鹿加群岛的位置，就可以很容易进行修订。如果卡斯蒂利亚真的恢复了领土主张，里贝罗的地图或许就更可能会名垂千古。如今，查理五世的帝国利益转向其他方面，里贝罗只好回到他的第二故乡塞维利亚，发明一些越来越无关紧要的航海工具。

1533年8月16日，里贝罗在塞维利亚去世。他在1525至1529年之间绘制的一系列世界地图在当时非常重要，其中的创新就像瓦尔德泽米勒的地图一样，很快被更年轻的制图师们吸纳，他们把随着海外发现而从世界各地涌入欧洲的大量旅行家报告和领航员航海图拼凑了起来，20多年来，瓦尔德泽米勒和里贝罗先后在塑造这个世界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我们如今依然可以在文艺复兴时期最具符号性的一幅画像中看到里贝罗影响力的踪迹：汉斯·霍尔拜因的油画《使节》，这幅画是在这位葡萄牙宇宙学家去世的同一年完成的。

霍尔拜因这幅画描绘的是两位法国外交官让·德·丹特维尔和乔治·德·塞尔夫，背景是亨利八世在伦敦的宫廷，时间是英国国王确定迎娶情人安妮·博林的前夜，这个重大的决定将永远切断英国与罗马教皇之间的宗教纽带。作品中间桌子上放置的物品带有道德说教意味，指涉困扰着文艺复兴时期欧洲精英的宗教和政治问题。下方的架子上放有一本商人的算术手册、一把坏掉的鲁特琴和一本路德派圣歌集，这些象征着当时的商业和宗教冲突。角落里还有一个地球仪，只是麦哲伦环球航行后流行起来的许多种地球仪中的一个。仔细观察，可能会看到1494年双方在托尔德西利亚斯达成协议的分界线，在地球仪的西半球贯穿而下。我们看不见这条线在东半球的位置，因为它被阴影遮住，撩人心弦，但我们知道霍尔拜因描绘的地球仪是德国地理学家和数学家舍恩那在十六世纪二十年代末制作的。这个地球仪本身已经失传，但组成地球仪的印刷组件，即原始的月形图保存了下来，和霍尔拜因画中的地球仪几乎一模一样。月形图画出了麦哲伦1523年环球航行的路线，并且清楚地将摩鹿加群岛安置在卡斯蒂利亚统治的半球内，与里贝罗绘制的群岛位置保持一致。

霍尔拜因的画与里贝罗的地图一样，将地球仪、科学工具和商业教科书摆放在宗教权威之前，是十六世纪上半叶的长途旅行、帝国对抗、科学知识和宗教纷争给欧洲带来改变的见证。传统上，描绘德·丹特维尔和德·塞尔夫这样的大人物时，一定会让他们围绕在一件表示宗教虔诚的物品旁，例如祭坛装饰画或圣母玛利亚的塑像。而在霍尔拜因的绘画中，宗教信仰的核心权威则被桌上抢眼的世俗物品所取代。这是一个转型中的世界，处于过去的宗教确信与现在迅速变化的政治、学术和商贸骚动之间。宗教被名副其实地搁置在一边，只存在于左上角幕帘后几乎看不见的银制十字架里。在这个国际外交和帝国对抗的新世界中，全球性的利益不是聚焦在欧洲，而是刚出现的地球的另一侧，背后的动力是帝国与商贸的需求，而不是宗教上的正统。⁴¹

图18 汉斯·霍尔拜因，《使节》局部细节，1533年

这个地球仪很小，对这两位法国大使的外交活动没有什么帮助，就像十五世纪二十年代，卡斯蒂利亚和葡萄牙外交官争夺摩鹿加群岛所有权时一样。要理解这个变大了的全球世界，需要的是里贝罗那样的地图，它们脱离了希腊对人居世界的投影方式，以360度的视角展现整个地球。与地球仪不同，平面地图不可避免会有中心和边缘。当葡萄牙和卡斯蒂利亚借由争夺摩鹿加群岛而追求全球优势地位时，里贝罗拿出的这件物品可以依据各自特定的全球利益来进行分割。这幅地图是平面的，但它的概念却是全球性的。

对于大多数生活在十六世纪早期的人来说，就和那个在巴达霍斯和埃尔瓦什对葡萄牙代表团露屁股的小男孩一样，摩鹿加群岛之争对他们毫无意义；这是两个帝国之间的政治争斗，对大多数个人和他们的日常生活没什么影响。即使是对那些看得出这项冲突造成的全球影响的人来说，无论是在塞维利亚还是在里斯本，找幅地图或是找个地球仪，在上面画一条线代表对地球另一端的世界进行瓜分，这也和现实中的海上活动没多大关系，无论如何，穆斯林、基督教徒、印度教徒和中国领航员及商人们都还是继续往来于印度洋和太平洋上的商业世界之间。葡萄牙和卡斯蒂利亚对于距离帝国中心数千公里之外的土地独占权的主张，最终也证明是完全无法维系的。但对于西欧的帝国来说，首先是葡萄牙和卡斯蒂利亚，接着是荷兰和英格兰，这种先在地图上，接着在地球仪上画一条线，宣示拥有那些他们君主从未去过的地方的做法，持续了好几个世纪，塑造了随后500年中欧洲在全球的殖民政策。

第七章　宽容　
杰拉杜斯·麦卡托，《世界地图》，1569年

比利时鲁汶，1544年

逮捕行动开始于1544年2月。在之前几周内，布拉班特总检察长皮埃尔·迪菲耶夫在鲁汶起草了一份52人的名单。迪菲耶夫一直是一位极端保守的神学家，他曾审讯并处决了从英国流亡的宗教改革者威廉·廷代尔，后者被指控为“异端”，判决有罪，1536年在布鲁塞尔附近处以绞刑并绑在火刑柱上焚烧。在迪菲耶夫的名单中，有43人来自鲁汶，其他则来自鲁汶周围半径50公里内的市镇——布鲁塞尔、安特卫普、格罗尼达尔、昂吉安。名单中包括各行各业的人——教士、艺术家和学者，还有补鞋匠、裁缝、助产士和寡妇——都被指控为“异端”。在随后几天中，迪菲耶夫的执行官们开始搜捕这些嫌犯。其中有些人招认，曾拒绝承认炼狱的存在；还有些人怀疑变体论（相信圣餐的面包和酒会变成基督的肉身和血），承认破坏圣像（破坏基督及圣徒的图像）。迪菲耶夫经过全面审讯，到春天结束时，虽然许多人被释放，有些被流放并没收财产而逃过一劫，但还是有一些人被认定有罪并加以处决：一位妇女被活埋、两个男人被斩首、一人被处以火刑。观看公开处决的人全都明白，质疑哈布斯堡王朝统治的宗教或政治权威会遭受什么样的惩罚。¹

自从哈布斯堡皇帝查理五世1519年继承了勃艮第祖先留下的低地国家以来，这片由非常独立的城市和自治区组成的地方，就拒绝接受一个通过布鲁塞尔总督统治的外国势力，也拒绝接受他们所谓的政府与课税中央集权化。在1544年实行逮捕行动的4年之前，根特拒绝协助哈布斯堡王朝进行对抗邻国法国的战争。随后爆发的叛乱被查理和低地国家总督及摄政者，也就是他的妹妹匈牙利的玛丽亚皇后无情镇压。两年后，来自海尔德兰东部地区的反哈布斯堡王朝党派再次挑战皇权，围攻鲁汶，迫使查理不得不从西班牙赶来，召集军队击溃反对者。查理和他的妹妹很清楚，他们的统治权面临的最大挑战不是来自王朝方面，而是宗教方面。1523年，根据马丁·路德著作翻译的荷兰语版《新约圣经》在安特卫普和阿姆斯特丹出版，而同年出版的路德著述评注被禁。²这个地区在神学和信仰实践方面长久以来始终宽容并保持多样性，但查理和玛丽亚都来自一个非常不同的基督教传统。十五世纪末，在卡斯蒂利亚与犹太人和穆斯林社群打交道的经验让哈布斯堡王朝深信，任何人在神学上与他们那种正统的天主教教义有所偏差，都是对他们的统治权的直接挑战。在玛丽亚25年的统治期中，官方核准处决约500人，1544年的拘捕及随后处决只是其中很小的一部分，而在整个欧洲，1520至1565年，约有3000人因为宗教信仰而获罪。³

迪菲耶夫指控名单上的大多数人生平都很模糊，或是根本无迹可寻，但其中有一个人的记录保留了下来，他在迪菲耶夫的名单上被称为“梅斯特·基尔特·谢莱肯斯”，居住在鲁汶，被指控为罪行重大的“路德派”异端。迪菲耶夫的手下来到谢莱肯斯位于鲁汶的家中时，他却不见踪影：他不仅身为异端，还胆敢逃跑，迪菲耶夫立刻下达了对他的逮捕令。不出几日，他就在附近的亚珀尔蒙德小镇被瓦斯的执行官逮捕，并关押在城堡之中。谢莱肯斯是他妻子娘家的姓，而“梅斯特·基尔特”正是历史上著名的制图师杰拉杜斯·麦卡托（1512—1594年），若非如此，在欧洲宗教改革时期留下的大量有关酷刑、迫害、拷问和死亡的记载中，1544年的拘捕和处决本来可能毫不起眼。

如果要举出一位著名的地图绘制者的名字，很多人会说出杰拉杜斯·麦卡托和以他名字命名的地图投影法，他的1569年世界地图依然影响着如今全球地图的制作方法。麦卡托兼具宇宙学家、地理学家、哲学家、数学家、工具制作者和雕版师诸多身份，他不仅发明了举世闻名的地图投影法，还制作了第一部“地图集”。欧洲第一批现代地图中就有一幅是他的作品，影响力超越了托勒密的《地理学指南》，将铜版地图雕版技艺提升到了一个无与伦比的美感与精致高度，成功取代了木版制图术。由于宇宙学和制图术日趋专业，我们对麦卡托生平的了解超过他的任何一个前辈。他是第一批值得有人为之著书立传的制图师之一，在他去世后，他的朋友瓦尔特·吉姆在1595年出版了《麦卡托传》。他的名字和他发明的投影法成了同义词，由于这种投影法将欧洲置于中心，缩小了亚洲、非洲和美洲的面积，因此受到了不公平的谴责，被认为是对世界其他地方进行统治的欧洲中心帝国霸权的终极象征。

借用马克思的话，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地理学，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⁴这个说法适用于本书中提到的大多数地图和他们的制作者，不过在杰拉杜斯·麦卡托的人生和作品上最为适用。麦卡托生活在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时期，这段时期被认为是个人主义的伟大世纪，也是传记兴起的伟大世纪，譬如乔治奥·瓦萨里在其《艺苑名人传》（1572年）中记载的著名人物生平，还是后来所谓的“文艺复兴自我塑造”的伟大世纪，这指的是个人通过适应或利用各自特定的环境从而巧妙地塑造其个性的能力。当个人勇于坚持自我时，他们往往会受到来自教会、国家、家庭等势力的攻击和约束；当他们寻找到新的、不同的方式构想他们的个人和社会存在时，这些势力常常会不遗余力地禁止这些另类方式。⁵如果说十六世纪是追求自我的伟大时代，它同时也是欧洲宗教冲突和压迫最激烈的一段时期，在这个时期中，教会和国家共同限制着人们的思想和生活方式，以追求自身的宗教、政治和帝国目标。

尽管异端的指控与麦卡托的地图绘制并无明显的关系，但他身为一名宇宙学家，不可避免地会触及创世与天堂这一类的问题，这让他与十六世纪的正统宗教信仰——无论是天主教的还是路德派的——产生冲突。和马丁·瓦尔德泽米勒一样，麦卡托把自己当作一名宇宙学家。他认为自己的事业是“研究把地球和天空，以及地球各部分的位置、运动和秩序连成一体的普遍结构”。⁶宇宙学是所有知识的基础，是“自然哲学的所有法则和根源中最首要的”。麦卡托将其定义为对“整个世界机器的配置、规模和组织”的分析，而地图绘制只是其中的一个元素。

这种宇宙学和地理学研究取向需要探索创世的本源，即麦卡托所谓的“宇宙最初和最伟大的部分的历史”，也是“这部机器【即世界】的最初起源，和其中特定部分的起源”。⁷这个抱负野心勃勃，而且可能非常危险。无论是希腊人还是像瓦尔德泽米勒这样的后代制图师，在通过宇宙学研究和地图绘制探索创世起源时，都不曾面临着宗教禁令。但到了十六世纪中叶，任何人想要处理这些问题，都可能同时触怒宗教分裂后两边的义士。其中的问题在于，宇宙学者——同时也意味着他们的读者——放眼整个地球及历史，可能会被指控运用了上帝般的视角。这种表现出神性的自信与改革后的宗教强调人在创世面前要表现出谦卑形成鲜明对比。因而，在十六世纪中叶，任何宇宙学家在制作世界地图时，都很难避免在争论越来越激烈的基督教创世论中表明立场，而包括麦卡托在内的一些人，则被宗教权威指控为异端，后者急于控制这些为人们提供地理学视角来观察世界样貌的人，因为这些视角都暗含着对创造了世界的上帝的检视。

麦卡托的职业生涯及制图工作不可避免地受到宗教改革的影响。他曾贸然闯入政治和宗教制图领域，虽然制作出一系列才华横溢的作品，但也可能因此使他于1544年被指控为异端，然而也造就了麦卡托1569年的地图投影，为航海家们提供了一种前所未有地在地球表面航行的方法。但在当时宗教冲突的背景下，这也代表了一种理想主义的渴望，渴望超越他和他周围很多人都遭受过的迫害和狭隘，进而建立一套和谐的宇宙学，暗中批判了几乎要将十六世纪后半叶的欧洲撕成碎片的宗教纷争。在社会决定论和自主自由意志之间狭小而充满争议的空间内，麦卡托努力试图超越身边的冲突，创造出制图史上最著名的一幅地图，但与人们一般认为的不同，这幅地图绝不是建立在对欧洲优越性的坚定信念之上，而是另有截然不同的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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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他制作的地图一样，麦卡托的一生充满着边界和界限。1512年，他出生于亚珀尔蒙德，那是斯海尔德河畔的一个小镇，位于现今比利时的东佛兰德斯地区，出生时的名字叫杰拉德·克雷默，在他漫长的一生中，未曾走出超过出生地方圆200公里的范围。他足迹所及的地区曾经是（如今依然是）欧洲人口最密集的地区之一，这里不仅文化多样，富有艺术创造力，同时各方也为争夺稀缺资源而冲突不断。他的父亲（一名补鞋匠）和母亲都来自于利希公国的一个说德语的小镇甘格尔特，位于科隆以西100公里，科隆则是欧洲最大也最古老的城市之一，位于莱茵河畔。甘格尔特以西则是说荷兰语的佛兰德斯地区，斯海尔德河畔的安特卫普则是欧洲大陆的商贸枢纽。影响麦卡托早年生活的自然地理就是这个莱茵河—默兹河—斯海尔德河三角洲，以及这三条重要的欧洲河流汇聚处的小镇、城市和生活节奏。

麦卡托长大后，这个地区的自然地理也被人文地理瞬息万变的需求改变。距离亚珀尔蒙德以北不到20公里的安特卫普，因为远至新大陆和亚洲的贸易活动而富有起来。在莱茵河以东，马丁·路德开始挑战教皇的权威，这种对基督教信仰的改革将很快向西传入低地国家。路德在维滕贝格第一次公开挑战赎罪券买卖之后三年，查理五世在维滕贝格以西600公里的小镇亚琛被德意志诸侯选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此地距离麦卡托的家乡亚珀尔蒙德仅有100公里。这是帝国野心的一次强势声明：亚琛一直是查理大帝最钟爱的住所，他从768年担任法兰克国王，并且是早期基督教在后罗马帝国时代最伟大的一位皇帝。查理选择亚琛作为加冕之地，效仿查理大帝的渴望昭然若揭，同时这也显示出他想拓展神圣罗马帝国的地理界限，传统上神圣罗马帝国的最西端以默兹河为界。查理的加冕不只让他成为古老的西罗马帝国的皇帝，卡斯蒂利亚、阿拉贡和低地国家的国王，同时也要求他必须捍卫天主教的信仰。他的宗教责任和帝国野心让他与莱茵河以东德意志诸公国的宗教改革者不断发生激烈冲突。

麦卡托的职业生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由他在低地国家的市镇中接受教育和早期工作塑造而成；第二阶段是在1544年入狱之后，他从1552年起在克利夫斯公国的一个小镇杜伊斯堡（位于现今德国西部）中度过余生，直至1594年去世。凭借事后之明，我们可以发现，他的事业的转捩点正是令他遭受创伤、几乎送命的异端罪名。无论麦卡托当时怎么想，都可以从他早年的生活中找到那些令他遭受厄运的思想和态度的踪迹，并且从他在杜伊斯堡生活的40年间创作的地图和地理书籍中，也可以看到此事带来的影响。

麦卡托接受的是典型的人文主义教育：首先在斯海尔托亨博斯的一所由共同生活兄弟会创办的学校读书，这是欧洲最好的中学之一，伟大的人文学者德西德里乌斯·伊拉斯谟（1466/9—1536年）就曾在这所学校学习；随后在鲁汶大学学习哲学，这所大学在规模和声望上仅次于巴黎大学。在上一代，像马丁·瓦尔德泽米勒这样的学者接受了像鲁汶和弗莱堡这样的大学提供的新人文主义知识，同时还要面对学习亚里士多德这样的古代作家的挑战，但到了十六世纪二十年代，麦卡托进入大学时，原先令人兴奋的事物已经僵化成正统。具体到麦卡托的哲学课程，这意味着要一味地忠实于亚里士多德学说——除非这位异教哲学家的某些学说被认为与既定的基督教信仰有矛盾之处。

尽管他似乎也追随了这股人文主义潮流，将德国姓氏“克雷默”（意为“商人”）改成了拉丁化的版本“麦卡托”，但这位年轻学者大学毕业时，产生的疑问似乎比收获的答案要多。他所从事的人文主义研究似乎既难以适应改革后的新神学，也无法适应像地理学这样的学科提出的越来越高的技术要求。地理学可以被当作从神学、哲学和时间层面探究创世理念的一种工具，这一点深深吸引着麦卡托。除了阅读西塞罗、昆体良、马提亚努斯·卡佩拉、马克罗比乌斯和波爱修斯等作家，他还研究托勒密以及罗马地理学家彭波尼斯·梅拉。但让虔诚却又充满求知欲的年轻麦卡托思考一系列问题的却是亚里士多德：他相信宇宙是永恒的，也相信时间和物质的本质是永远不变的，这有悖于圣经中宣扬的从虚无中创世。鲁汶的神学家略过亚里士多德论证的精巧细节，坚持认为，亚里士多德把易变的地球与恒定的天空区别开来，与基督教教义区分俗世与天堂完全相符。地理学研究领域充满着变化，在葡萄牙与西班牙航向新大陆和东南亚之后，亚里士多德将世界分成“气候带”（或平行带）的观点越来越站不住脚。麦卡托后来在回忆往事时承认，希腊思想家与鲁汶神学家之间这种明显的难以调和的分歧，令他“怀疑一切哲学家的真理”。⁸

在鲁汶，很少有学生敢于挑战亚里士多德的权威，麦卡托也不例外。作为一个出身卑微的穷学生，一个在荷兰语世界中的德意志人，又不认识什么有影响力的人物，麦卡托一定觉得自己在思辨哲学方面的事业前景非常黯淡。瓦尔特·吉姆在《麦卡托传》中回忆说：“当他清楚意识到这些研究将来无法让他养家糊口”，麦卡托“放弃了哲学，转投天文学与数学”。⁹

1533年，麦卡托在安特卫普学习这两门学科（天文学和数学），并且开始与一群人结交，他们将会监督他从胸怀壮志的哲学家转型为地理学家。在麦哲伦环航地球之后，这群人是第一代尝试将地球世界投影在地球仪和地图上的佛兰德斯地理学家。尤其是其中的三个人，为麦卡托在追求这个新职业的过程中各自提供了不同的可能性。第一位是弗朗西斯·摩纳克斯，他是一位方济各会的僧侣，在鲁汶接受教育，现在住在梅赫伦。他设计出了低地国家史上最早的地球仪（今已失传），献给梅赫伦的枢密院，附带的一本小册子留存至今，上面描述了一个（在摩鹿加群岛问题上）支持哈布斯堡王朝的地球，“托勒密和早期地理学家的一派胡言被全部推翻”。¹⁰麦卡托还跟随赫马·弗里修斯学习几何学和天文学，这位才智过人的数学家和工具制造师也是在鲁汶接受的教育，当时他已经是知名的地理学家，设计了许多地球仪，并且在土地测量方面取得巨大进步。1533年，他发表了一篇关于如何使用三角测量法的论文，采用在低地国家平坦而一望无际的土地上进行反复测量发展出的技术。弗里修斯还发展了测量经度的新方法。他在地球仪附带的小册子中解释了如何在海上使用计时器测量经度，尽管制作这种时钟的技艺还很不发达，但他至少提供了可以成功解决问题的最初思路。在十六世纪三十年代对麦卡托产生关键影响的第三个人物是鲁汶的金匠和雕版师加斯帕·范·德·海顿。摩纳克斯和弗里修斯需要请工匠制作和雕刻地球仪时，都会去范·德·海顿的作坊，麦卡托正是在这里学会了制作地球仪、地图和科学工具的实务技巧，还掌握了铜版雕刻的技艺。一名僧侣、一位数学家，还有一位金匠，这三个人和他们各自追求的事业塑造了麦卡托未来的职业生涯。从摩纳克斯那里，他看到了将宗教生活与对地理学和宇宙学边界进行学术探索结合起来的可能性；从弗里修斯那里，他明白了要追求精确的宇宙学，必须要掌握数学和几何学；而从范·德·海顿那里，他学会了如何将地图绘制、地球仪制作和工具制作中的最新设计转化为实体的必要技能。

在他努力消化这些互不相干的知识时，麦卡托发现了自己最擅长的一门技艺：铜版雕刻，采用意大利人文主义风格的斜体、“大法官”手写体。瓦尔德泽米勒这一代人在绘制地图时，使用的是在木版上雕刻的哥特体大写字母，但我们前面已经看到，这些字母占用了大量的空间，而且这种笔直、方正的风格看起来很笨拙，不同的字体插进去就很容易看出来。相形之下，麦卡托这一代人文主义学者逐渐接受了十五世纪意大利发展出来的罗马式大法官字体，这种字体看起来优雅而紧凑，而且还有自己的数学规则。麦卡托很快掌握了这种字体，以及在铜版上雕刻这种字体的技巧。罗马和威尼斯印刷地图所使用的斜体字，这时开始在安特卫普的大批印刷商和书商中流通，而一些印刷商看到铜版雕刻的优势之后，也开始尝试在他们的地图上使用斜体字。麦卡托看到了在他所选择的领域中施展拳脚的机会，并且抓住了它。

这对制图术产生的影响立竿见影。铜版雕刻改变了地图和地球仪的样貌。笨拙的哥特体字母和木版压印造成的大片空白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优雅而复杂的字形，以及雕版师用点刻法对海洋和陆地所做的艺术性演绎。铜版雕刻还让修订变得更加快捷，并且几乎可以不留痕迹。铜版只需几个小时就可以磨平重刻，这对于木版而言是根本不可能的。用这种介质印刷的地图看起来突然完全不同了；制图师现在找到了用地图表达（和修改）自己想法的途径，而麦卡托则走在了风格转变的前列。就在1536至1540年的短短4年间，麦卡托从摩纳克斯、弗里修斯和范·德·海顿的一名好学的学徒，成长为低地国家最受尊敬的地理学家之一。在这关键的几年中，他出版了四幅地图，每幅地图都属于不同的制图领域——一个地球仪、一幅宗教地图、一幅世界地图，最后还有一幅佛兰德斯的区域地图——他一边改进自己独有的地图绘制风格，一边努力实现自己的地理学愿景。

在安特卫普度过短短一年之后，1534年，麦卡托回到鲁汶，1536年，他开始投入到第一项地理学出版物中，制作一个地球仪。这个地球仪由查理五世国王委任制作，和当时大多数地球仪一样，这是一个集体合作项目，由弗里修斯设计，范·德·海顿印制，铜版则由麦卡托用他特有的优雅的斜体字雕刻。完成后的地球仪被献给皇帝的顾问马克西米兰·特兰西瓦拉斯，他也是《论摩鹿加群岛》这篇支持哈布斯堡王朝的论文的作者。这个地球仪毫不意外地复制了里贝罗的政治地理学，宣称摩鹿加群岛是哈布斯堡王朝的领地。1535年7月，查理从奥斯曼人手中夺取了突尼斯，在地球仪上，突尼斯的上空飘扬着象征哈布斯堡王朝的双头鹰旗帜，西班牙不久前在新大陆建立的殖民地也被画了出来。在政治上相对无关紧要的区域（亚洲和非洲的大部分），地球仪只是复制了传统的托勒密式轮廓。美洲被标注为西班牙的领地，显示出制图师的忠诚，但和瓦尔德泽米勒的1507年地图一样，也是和亚洲分开的，麦卡托很可能当时看过瓦尔德泽米勒的地图。为了歌颂赞助者，这个地球仪强调了哈布斯堡帝国势力在国际上的影响范围，但在学术领域中，它的重要性并不在于政治内容，而在于形式。这是史上第一个使用铜版雕刻印制的地球仪，也是第一个使用麦卡托的斜体字的地球仪，它开创了自己的地理学传统，地区用大写字母标示，地点使用罗马字体，描述性说明则用手写体。¹¹这种形式是前所未有的，麦卡托的书法和弗里修斯的政治地理学在这里同样重要。

在麦卡托第一幅独立制作的地图中，他从政治地理学转向了宗教。1538年，他出版了一幅铜版雕刻的挂墙式圣地地图，从标题中可以看出设计目的：“为了更好地理解圣经”。¹²这不仅让麦卡托得以延续自己对神学的兴趣，也让他获得了亟须的经济上的成功——没有哪种区域地图能比圣地地图卖得更好。麦卡托参考了德国人文主义学者雅各布·齐格勒5年前在斯特拉斯堡出版的一系列不完整的圣地地图，这些地图只提供了该地区的部分历史地理信息；麦卡托精美的雕版地图补充并扩展了齐格勒的地理信息，并且添加了《旧约圣经》中最重要的故事之一：以色列人离开埃及前往迦南的出埃及记。

历史上有在地图上描绘圣经场景的先例。像赫里福德这样的中世纪的“世界地图”也会呈现这类场景，例如出埃及记，而早期印刷版的托勒密著作中也收录了圣地的地图。但是路德的思想为地理学在神学中的地位赋予了新的概念。在十六世纪二十年代前，基督教制图师的任务很清楚：描绘上帝创造的世界，并且预示最终审判。但路德挑战正统基督教信仰带来的众多结果之一，是对被创造的世界的地理学的强调。路德派的制图师不再强调上帝是一个遥远的造物主，只能通过“代祷”来了解。相反，他们想要一个更人性化的上帝，上帝的庇佑就展现在人们生活中的此时此地。因此，路德派的地理学论述通常不太重视创世和使徒四方游历后的教会史，而是选择表现上帝的世界是如何运作的。1549年，路德的朋友菲利普·梅兰希通出版了《物理学起源》，他在书中说：

这个壮丽的舞台——这天、这光、这繁星、这地球——证明上帝是世界的统治者和建造者。任何人只要环顾四方，就能在万物的秩序中感知到上帝这位建筑师永远都在工作，他在维持并保护万物。要与上帝的意志保持一致，我们或许能够通过研究各门科学，追踪他在这个世界的足迹。¹³

梅兰希通避免将上帝描述为创世者，而将他称为“世界的建造者”，要认出这位神圣建筑师之手，就要仔细研究科学，尤其是地理学。从经验科学研究中就可以发现，上帝慈爱地管理着世界，而不需要圣经的注解。不经意间，梅兰希通的论述让后来的地理学家和制图师开始怀疑圣经地理的正确性。

到了十六世纪三十年代，这些改革派的想法早已开始影响地图和制图师，并且在路德派的圣经中诞生了一种全新的地图。¹⁴相对于梅兰希通而言，路德对地理学采取了更加实际的态度，他撰文写到想要以色列人的“应许之地的正确地理信息及其更精确的地图”。¹⁵1522年，他尝试在《新约圣经》德语译本中插入地图，虽然计划失败，但3年之后，苏黎世的印刷商克里斯托弗·弗罗绍尔（他与瑞士改革派教会领袖胡尔德莱斯·慈运理关系密切）根据路德的译文出版了《旧约圣经》，这是第一次在出版的圣经中插入地图。主题为出埃及记。

1526年，安特卫普的印刷商雅各布·范·利斯费尔特在第一版荷兰语的路德派圣经中复制了同一幅地图，随后，在麦卡托的地图出版前，又有至少两位本地印刷商也相继复制了这份地图。所有这些路德派圣经中复制的地图都是卢卡斯·克拉纳赫的《应许之地的位置和边界》，是制作于十六世纪二十年代初的木版印刷地图。和齐格勒一样，克拉纳赫也转信了路德派，他是路德的私人密友，也是德国宗教改革时期最多产也最著名的画家。把出埃及记的故事制成地图对路德及其追随者具有特殊的神学意义，因为他们将自己视为现今的以色列人，逃离罗马的堕落和迫害。路德将出埃及记阐释为对上帝的忠诚，代表着个人信仰的力量，而非像传统解释那样（例如在赫里福德《世界地图》中看到的），预示着耶稣的复活或者表示洗礼的重要性。

路德派圣经地图聚焦于圣经中能够阐释改革派教义的特定地点和故事。伊甸园地图、迦南分地地图、耶稣时期的圣地地图、保罗及使徒游历的地中海东部地图，这些占据了十六世纪圣经地图中的80%左右。¹⁶1549年，英国印刷商雷纳·沃尔夫出版了第一部带有地图的《新约圣经》，告诉他的读者说 “宇宙学知识”有助于“读懂圣经”。沃尔夫如此评述描绘圣保罗传道旅程的地图：“从路程来看，你可能很容易感受到圣保罗在将上帝之道传向亚洲、非洲和欧洲各地区的途中经历了多少艰辛。”¹⁷中世纪地图预示的是世界的终结，而改革宗的地图则更专注于描绘上帝神意的可见迹象。路德始终强调个人阅读圣经的重要性，而不是依赖神学机构的官方教条，地图在这种个人阅读经验中越来越成为必不可少的辅助品，以各种方式阐明圣经。读者因此对于圣经字面上的真理有了更直接的体验，并且让信众在地图的指引下产生和路德（有些情况下是加尔文）的阐释一致的解读。

到了十六世纪三十年代末，描绘出埃及记的圣地地图成为路德派制图师的独家专利。那为什么与信仰天主教的哈布斯堡王朝关系如此密切的麦卡托，会如此直白地引用这些地图中的地理学乃至神学信息呢？地图的标题表明，他是为了“更好地理解圣经”而设计的，这是非常具有路德派特色的说法。这是真的代表麦卡托认同路德派，还是只是这位聪明而又年轻的制图师面对新的地图绘制方向表现出的热情天真？在地图上玩弄宗教是很危险的一件事，可能会引来杀身之祸。西班牙学者米格尔·塞尔韦特就因为他的“异端”出版品在十六世纪三十年代多次遭到天主教和新教当局的谴责，其中包括1535年版的托勒密《地理学指南》中的一幅圣地地图，上面画着西班牙人批评巴勒斯坦土地过于肥沃。¹⁸塞尔韦特1553年被日内瓦的加尔文派当局处以火刑。

如果说麦卡托意识到了他第一幅独立制作的地图可能惹祸上身，他也没有表露出来。他开始制作第二幅地图，这次是运用他的数学知识设计一幅全世界的地图。如同路德的神学影响了制图术，航海发现也同样如此，众多葡萄牙、西班牙和德意志制图师早已在地图上记录了这些发现。在麦哲伦1522年环航世界（上一章中讨论过）之后，兴起了再现地球的热潮，这意味着人们越来越意识到地球是一个球体，这股热潮让统治者可以手握一件强有力的物件，宣示自己拥有整个世界的统治权。但制作地球仪只是回避了如何将球体投影到平面上这个永恒的问题，而这却是进行精确的环球航行所必需的——在西班牙和葡萄牙已经将地球一分为二的当下更是迫在眉睫的需求。瓦尔德泽米勒的解决方法是回归托勒密的投影法，但这些方法只覆盖了“人居世界”，而不是整个地球的360度经线和180度纬线。像麦卡托这样的制图师现在面临着挑战，他们必须利用数学法则设计出一种全新的投影法。

图19 卢卡斯·克拉纳赫，《应许之地的位置和边界》，十六世纪二十年代

在设计投影法时，制图师有三种可能的选择。他们可以采用摩纳克斯的解决方法，将古代时期再现为圆形的人居世界翻倍，用笔直的纬线和弯曲的经线呈现两个半球。他们也可以将世界分割成各种形状，制作成瓦尔德泽米勒和弗里修斯设计的那种月形图。最后，他们还可以用不同的几何形状将整个地球投影在平面上，例如圆柱形、圆锥形，或是矩形。每种方法都有缺陷。双半球和月形图的方法都需要做成很大的尺寸才有实用价值。托勒密及其前人提尔的马里努斯已经努力尝试过圆柱形和圆锥形投影，但无法克服这些投影在尺寸、形状和方向上的扭曲。起初，文艺复兴时期的制图师会改良这两种形状的投影。但随着新的地理发现不断冲击着人们对已知世界的理解，麦卡托这样的制图师与弗里修斯这样的数学家的接触也越来越密切，有人提议用新形状来再现地球：世界变成了椭圆形、梯形、正弦曲线，甚至是心形。¹⁹到了十六世纪末，总共有至少16种投影法在使用。

选定形状后，制图师要面对进一步的问题。已知世界的边界一直在不断改变，那它的自然中心在哪里？世界地图从哪里开始，又在哪里结束？一组古老的投影也许可以给我们提供一种答案，那是希腊天文学家们所使用的，叫作方位投影。方位角是一个球体系统内部的角度测量，这个球体系统通常（对于希腊人和像麦卡托这样的后世制图师而言）是宇宙。方位角的一个常见例子是以地平线作为参考平面，根据地平线确认恒星的位置。如果观察者知道正北方在哪里，方位角就是正北点与恒星在地平线上的垂直投影之间形成的夹角。通过这种基本方法，方位投影可以在确定方向的基础上建立起角度网络，确保从中心点来看所有距离和方向都是准确的，不过从中心以外任何一点来看，大小和形状都是扭曲的。方位投影有很多种方式：有等距离投影，任意两点或两条线之间保持一致的比例和距离；有正射投影，可以从不同的方向绘制三维物体；有心射投影，将所有大圆都画成直线；还有赤平投影，从球体上一点将球体投射到一个无限的平面上。就像其中大多数名字所表达的那样，制图师可以根据想要强调（也意味着想要削弱）的内容来选择不同的投影法。

方位投影的一大优势是可以聚焦赤道、两极，或者制图师所需要的任何斜角。以两极为焦点的投影法特别流行，因为它提供了一种观察新近航海发现的新视角，同时也在北极打开了有待探索的新区域（寻找西北通道和东北通道）。将北极或南极放在地图中心还有一大优势，那就是回避了棘手的政治问题，东西半球的归属问题从1494年《托尔德西利亚斯条约》签订以来就一直困扰着制图师们。

在运用了双极点投影法的世界地图中，最著名的是法国数学家、占星家和制图师欧龙斯·费恩的1531年世界地图。这幅地图的另一个创新之处是，它是在心形投影的基础上修改而成的心形地图。在费恩的地图上，赤道位于中央，垂直向下将地图分成两半，北极在左边，南极在右边。最外面的两个圆弧代表赤道，并且与水平穿过地图中心的中央经线相切。麦卡托的模型正是以费恩的地图为蓝本，当然包括一些根据最新发现而做的修改。北美洲（麦卡托标注为“被西班牙征服”）与亚洲分离，但与南美洲相连，这是第一次将两部分并称为“亚美利加”。马来半岛的位置表明麦卡托也许看过一些里贝罗绘制的这个地区的地图。²⁰

图20 文艺复兴时期地图投影图解

这些地理创新无法掩盖它怪异的外形。它将世界投影在一种程式化的心形地图上，这种投影是从反复实验托勒密的第二种投影法中渐渐衍生出来的，但选择心形作为轮廓，麦卡托又一次走上了一条哲学上和神学上都很危险的道路。心形的世界是文艺复兴时期一个常见的比喻，寓意是内心的情感生活塑造了外在的物质世界。一个世纪后，约翰·多恩在他的诗歌《早安》中借用了这一比喻，诗中的情侣“发现”了爱情的新世界，只有通过心形地图才能完全理解这种视觉比喻：

让航海发现家向新世界远游，

让无数世界的舆图将他人引诱，

让我们自成世界，却又互相拥有。

我映在你眼里，你映在我眸中，

两张脸上映出彼此真诚坦荡的心；

还要去哪里找，比这更好的两个半球

没有严酷的北，没有沉落的西？²¹

不过在十六世纪三十年代时，心形地图投影已经与饱受争议的宗教信仰联系在一起。像梅兰希通这样的路德派神学家认为心是人类情感的家园，因而是转化圣经经验的关键。路德派的思想借用了心在天主教中的象征意义，认为在书中——和地图中——对它的再现是一种虔诚的行为，代表了在内心深处或良心中寻找恩典的迹象。凡人只能尽量解读自己的内心，只有上帝是“知心者”，拥有看穿人心的能力，不需要任何评注。²²

宇宙学家采用心形投影，后来还与斯多葛派哲学有所关联，这个学派认为人类追求世俗荣耀，在广阔无垠的宇宙面前是白费工夫，是无关紧要的。斯多葛派的宇宙观参考了塞内卡、西塞罗、波希多尼和斯特拉波等罗马作家的著作，在公元五世纪马克罗比乌斯的《“西庇阿之梦”注疏》中表达了最清晰的地理学观点（麦卡托在鲁汶求学时一定读过这部作品）。在马克罗比乌斯的作品中，小西庇阿在梦中飞上天堂，他在那里看到“地球如此渺小，我们的【罗马】帝国只不过是其表面的一个点，我感到无比羞愧”。马克罗比乌斯在注疏中教导我们：“我们人类在整个地球上只占据非常微小的部分，而地球与天空比起来又不过是一个点”，因而“人的名声甚至无法传遍罗马”，即使罗马帝国“只占了很小一部分”。²³在说明奥古斯都时代斯多葛派哲学在地理学上的影响力时，克里斯汀·雅各布认为，这种哲学思想“见证了‘侦察’活动的广泛运用，这种对地球的‘俯瞰’使人类的价值和成就相对化，也让人们有了更理智的视角，这种心灵的凝视让人看清世界真实的美和秩序，而不被表面的炫彩和人类有限的知识所蒙蔽”。²⁴到了十六世纪初，虽然世界在不断扩张，但宗教纷争以及帝国对权力和荣耀的追逐反而让冲突与偏狭愈演愈烈，像费恩、亚伯拉罕·奥特柳斯和麦卡托这样的宇宙学家，对人和宇宙间的和谐关系展开了一种斯多葛式的思考，以此回应正被固执与偏见吞没的世界的“一小部分”，也就是欧洲。

在十六世纪上半叶，制作一幅心形地图等于明确表达宗教异议。这种地图启发观者深入自己的良心，在斯多葛派的宽广宇宙背景之下看清自己的内心。但这种玩弄“异教”哲学的方式并不总能得到天主教和新教当局的认可。欧龙斯·费恩过于醉心于研究神秘哲学，以致在1523年时被短暂拘捕；事实上，几乎每一个使用过心形投影的十六世纪制图师对神秘哲学和改革派宗教都深有共鸣。²⁵麦卡托将他的世界地图献给他的朋友约翰内斯·多罗修斯，6年后，这位教士与他一同被指控为异端。麦卡托选择的这种投影方法，从数学、哲学和神学的角度来看，不管怎么解释，轻则是非正统的，重则是异端邪说。

不过，幸好这幅衍生而来又相当不寻常的地图并没有取得很大成功。麦卡托再也没有用过这幅地图，甚至没有在后来的任何作品或书信中提到过，他很可能急着想要和这件作品撇清关系，毕竟这是一个资历尚浅的制图师的作品。吉姆的《麦卡托传》默默绕过了1538年的世界地图，而是记录了麦卡托转向十六世纪初地理学另一个方兴未艾的领域——区域地图绘制。“面对众多商人的急切需求，他报以热情的回应，亲自筹划、执行，并且在很短时间内完成了一幅佛兰德斯地图。”²⁶这幅完成于1540年的地图，成为麦卡托早期最受欢迎的地图之一，在之后60年中重印了15次。

这幅地图是受一群佛兰德斯商人委托制作的，他们希望以此取代另一幅似乎挑战哈布斯堡王朝统治的该地区地图。皮埃尔·范·德·贝克的佛兰德斯地图1538年在根特出版，似乎是站在当时城市中的叛乱分子一边的，匈牙利的玛丽亚皇后此时正试图为哈布斯堡王朝的战争筹款，地图公然拒绝承认哈布斯堡王朝对该地区拥有主权。地图上写满了根特的市政当局、贵族家庭和封建权利，表现了早期对佛兰德斯“故乡”的诉求，借此反抗哈布斯堡王朝的统治。²⁷到了1539年，根特陷入反叛浪潮，查理五世派军进驻城市，商界各派担心后果不堪设想，决定至少可以请人制作一幅与范·德·贝克立场不同的地图。麦卡托的地图仓促完成，有一侧连装饰性的外框都没来得及做，但他删除了范·德·贝克地图上所有能够激起爱国主义的元素，并且尽力凸显该地区对哈布斯堡王朝的忠诚，这一点在献给皇帝的忠诚题词上达到极致，尽管在这幅地图即将完成之时，皇帝还在向这个城市不断施压。²⁸可惜的是，这幅地图没有产生什么明显的作用。1540年2月，查理率领3000名德意志雇佣军攻进根特，将率众叛乱的人斩首，剥夺工会的商业特权，推倒了旧的修道院和城门。这位皇帝在根特这样的佛兰德斯城市的市民空间中留下的印记，是麦卡托和他的地图远远比不上的。²⁹

但从重印次数来看，麦卡托的佛兰德斯地图还是取得了商业上的成功，让查理五世再次注意到了他，这要多亏他在大学中的老朋友，刚被任命为阿拉斯主教的安托万·佩勒诺在政治上的支持，安托万的父亲是皇帝的首席枢密院大臣尼古拉·佩勒诺·德·格朗韦勒。在他们的支持下，麦卡托开始制作一系列地球仪和科学工具，其中包括1541年完成的一个献给格朗韦勒的地球仪，这是对之前与弗里修斯和范·德·海顿合作制作的地球仪的补充和修正。麦卡托似乎一切都很顺利，不到40岁，已是一位受人尊敬的地理学家，并且身为工具制造师的声誉也越来越响。随后1544年的冬天便到来了，他被指控为异端。

当时的证据以及麦卡托后来的宗教著述，都表明他的信仰远比简单的“路德派”标签更加复杂。从十五世纪末起，一种更加倾向内心、私密的宗教信仰开始在北欧城市受教育阶层中传开。迪尔梅德·麦卡洛克认为这些人“将宗教中比较外露、有形的层面与粗野和缺乏教养联系在一起，以屈尊降贵或甚至厌恶的态度对待这种宗教，他们认为仪式和圣物并不重要，经文更能够告诉信众应该如何寻找救赎”。这些信众被称为“灵修者”，他们“坚信宗教或与神的接触发自个人内心：上帝的灵是与人类的灵直接交流的”。³⁰这些灵修者不仅对天主教的仪式抱有怀疑，而且同样也对路德派，当然还包括加尔文派，越来越僵化的教义敬而远之。1576年，麦卡托在给女婿的信中讨论了聚讼纷纭的圣餐变体话题——相信圣餐的面包和酒便是耶稣的肉身和血，路德派认为这只是耶稣及其信众之间一种象征性的结合。对麦卡托而言，“这个谜超出了人们的理解力。况且，这也不是获得救赎所需要的信仰中的必要条件……因此，每个人都应该相信：只要他是虔诚的，只要他没有说过与上帝之道相悖的异端邪说，我坚信他就不应该遭受谴责。我认为也不该和这样的人绝交”。³¹这番论证让我们相信，从他出身的天主教农村背景，到日后在鲁汶接受学术环境中的熏陶，还有与弗里修斯和伊拉斯谟这样的思想家的交流，让麦卡托可以称得上是一位“灵修者”，他明白改革的必要性，但依然表达出一种宗教改革前的信念，相信个人的宗教信仰是一件私事。他的宗教信仰影响了他出版的一切作品（包括地图），但这些作品并不是在公开宣示信仰。在十六世纪二十年代早期，这种信念也许还不引人注目，但到了1544年，这却很容易被认为是异端。

当时信仰天主教的哈布斯堡王朝当局的宗教审查越来越严厉，麦卡托的非正统信仰早晚会惹祸上身。导致他被捕的大环境，是日后将要影响他的事业的两位赞助者之间的冲突：皇帝查理五世和于利希-克利夫斯-伯格联合公国公爵威廉。1539年，威廉继承公国之后，也继承了低地国家东北部边境上的格尔德恩公国，虽然皇帝查理五世想要将这个地区纳入哈布斯堡王朝的统治之下，但格尔德恩不在皇帝继承的领土范围内。威廉与德意志的路德派公国以及法国结盟，在1542年夏天进军低地国家，7月时，他的军队包围鲁汶，那是麦卡托的第二故乡。查理被迫率大军从西班牙赶来。随着法军撤退，查理攻打于利希公国，威廉很快投降。1543年9月，他签署了一份和平协定，保住了莱茵兰的领土，但条件是让当地人保留天主教信仰，同时让出了格尔德恩的所有权，这让查理彻底掌握了17个省的统治权，这十七省后来共同成立了尼德兰。³²

被围困的鲁汶市民只得到了暂时的喘息。受这些事件的震撼，查理的妹妹玛丽亚开始围捕那些被怀疑支持宗教改革的人士。不出几个月，麦卡托就被捕入狱。被指控为异端的原因一直是个谜，虽然现存的文献提到了他给梅赫伦的方济各会修士（可能是摩纳克斯）寄去的“可疑信件”。信中也许讨论了神学，或是地理学，或是两者都有。由于缺少麦卡托表明宗教信仰的一手资料，我们也许永远都无从知晓对他的指控是否有真凭实据，不过这却让麦卡托在亚珀尔蒙德的城堡中受了近八个月的折磨。幸运的是，当地教士和鲁汶大学校方在夏末为他请命，要求将他释放。当局开始处决被定罪的囚犯后，麦卡托却突然重获自由，摆脱了一切指控。

他回到鲁汶，却发现那里的气氛比以往更加可怕。入狱的阴影依旧萦绕着他，1545年11月，印刷商雅各布·范·利斯费尔由于出版异端著作而被处决的消息传来，更使他雪上加霜。在未来的岁月中，迫害的浪潮越来越盛，人们开始清楚地意识到，像安特卫普和鲁汶这样的城市虽然是学术昌盛的国际化都市，但对于醉心宇宙学基础问题的灵修思想家而言，已经不再是安全的栖身之地。

显然是到了该离开的时候，但麦卡托仍然需要维持生计。在之后6年中，他没有再制作地图，而是恪尽职守地做了一些平庸的数学工具，献给皇帝查理五世（1548年，皇帝的天主教军队和路德派诸侯组成的施马尔卡尔登联盟爆发冲突，这些工具在初期的一场冲突中意外被毁）。麦卡托开始投入到斯多葛派对星辰的思考之中。1551年春，距他上一次出版地图10年之后，麦卡托制作了一个天球仪，与早期的地球仪遥相呼应。这是他在鲁汶制作的最后一件作品。不到一年后，这个地区再度陷入战争和叛乱的危险之中，他终于下定决心离开，回到莱茵河畔。

有一件事充满了讽刺意味，麦卡托却可能永远没有体会到：那个在1543年发动战争，间接导致他1544年被捕的人，在1552年为他提供了庇护之所。于利希-克利夫斯-伯格联合公国的威廉公爵在受到查理五世的羞辱之后回到了自己的公国领地，休养生息，投资建筑、学术和教育。他在于利希和杜塞尔多夫设计了意大利式的宫殿，并且计划在距离杜塞尔多夫以北30公里的杜伊斯堡建造一所新大学。1551年，他邀请麦卡托来到这里，虽然聘任的细节不甚清楚，但他似乎希望麦卡托执掌宇宙学学科。³³对威廉而言，吸引欧洲首屈一指的宇宙学者来到他新建立的学术中心坐镇，其中的诱惑力非常大；对麦卡托而言，能够有一个学术职位作为保障，又有机会逃离鲁汶压抑的氛围，这样的机遇绝不该错失。1552年，他启程前往200公里外的杜伊斯堡，途中经过差不多位于半路上的父母的家乡甘格尔特。与安特卫普和鲁汶相比，杜伊斯堡只是一座很不起眼的小镇，但统治着这里的公爵却十分宽容。罗马、日内瓦先后要求威廉在神学上要驯服，均遭到拒绝，他转而崇尚伊拉斯谟对“中道”的追求，认为信仰是非常私人的事情。

麦卡托得到了一位仁慈的赞助者的保护，又重新开始绘制地图。1554年，他出版了一幅15页的巨大挂墙地图，这幅当代欧洲地图依据最新的测量方法制作，终于彻底摆脱了托勒密对欧洲地理的理解，将这位希腊地理学家高估9度的欧洲尺寸缩小了。这是他迄今为止最成功的地图，仅在1566年就售出208幅，并被瓦尔特·吉姆誉为“得到各地学者的称赞，超过迄今为止所有相似的地理学作品”。³⁴随后在1564年，他又制作了另一幅大受欢迎的地图，这是一幅不列颠群岛的地图，同年，麦卡托被任命为威廉的官方宇宙学者。³⁵

麦卡托对这个新家园充满信心，又没有了经济和神学上的后顾之忧，他终于可以凭借自己的神学兴趣和受过的学术训练闯一番事业。在十六世纪四十年代中期，他开始筹备一项野心勃勃的宇宙学计划，内容是研究“把地球和天空，以及地球各部分的位置、运动和秩序连成一体的普遍结构”。³⁶这需要对创世、天空、地球，还有他所谓的“宇宙最初和最伟大的部分的历史”进行研究，换言之，是一部自创世以来的世界年表。这一计划将围绕一幅世界地图展开，但和麦卡托早期衍生出来的心形世界地图不同，这幅地图采用完全不同的方法，这保证了它的独具一格。但在他开始着手制作这幅地图之前，他需要完成计划中的世界年表。

从古代起，地理学和年代学就被认为是历史的双眼，而在经历了晚近的伟大航海发现之后，这两门学科都在经历着彻底的重估。光是发现了新大陆，就需要新的宇宙学知识来理解已知世界不断变化着的陆地空间；新大陆上的居民和他们的历史也为基督教年代学带来同样棘手的问题。为什么圣经中没有提到这些人？要如何在基督教创世说的背景下评价他们的历史？尤其是新大陆的历史可能发生得更早？在十六世纪，宇宙学和年代学是回答当时一些充满争议的问题的关键。

这两门学科吸引着才华横溢、反传统，有时甚至是离经叛道的思想家。在许多人眼中，宇宙学家采用了一种神明的视角，从上方凝视着地球，同时抬头思考宇宙的结构和起源。但麦卡托也明白，这也意味着会被指控为傲慢，甚至是异端邪说。年代学也逃脱不了同样的指控。将历史事件根据时间排列，并且归置在一致同意的时间线上，这种研究从古代起就深深吸引着学者，但到十六世纪时，学者们关注的是确立这样一条时间线的实用价值和道德价值。³⁷麦卡托同时代的占星家伊拉斯谟·莱因戈德在1549年时问道：“如果没有了年代的顺序，我们现在的生活会陷入何种混乱之中？”³⁸没有了确切的年代，我们要如何在正确的时候庆祝复活节？没有了确切的时间，我们要如何为预言中的世界末日做准备？在更实用的层面上，从十五世纪后期开始，人们对于时钟和日历时间的计量精确度要求越来越高。机械摆轮钟表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时间观念，促使人们去上班和做祷告，伴随着这些新科技，也诞生了更加复杂的年表、日历和年鉴。

到了十六世纪中期，人们还“期望从年代学中寻找到混乱现世所缺失的秩序”。³⁹但伴随着这种希望和恐惧诞生的还有怀疑。大约与麦卡托同时代的天主教徒让·博丹（1530—1596年）和胡格诺派的约瑟夫·斯卡利杰（1540—1609年）都编制过庞大而博学的年表，他们参考的古代资料似乎与圣经记载的创世故事互相矛盾。从耶稣的家谱到受难的日期，斯卡利杰私下无不充满疑虑，最后得出结论认为年表不一定要受宗教的左右。两位年代学家及宇宙学家自然引起了天主教和新教当局的注意。除了像费恩这样的宇宙学家受到了指控，博丹还被指控为异端，而斯卡利杰则逃往法国躲避迫害；他们的大多数作品最后也被列入教皇的“禁书目录”。

麦卡托重新开启了宇宙学的事业，并且开始着手编纂年表，他试图寻找一种回答创世和宇宙起源等问题的新方法，这些问题从年轻时代在鲁汶求学时就一直困扰着他。这条路更加深邃莫测，但或许年代学中蕴含的秘密可以揭示过去，更重要的是可以透漏未来，以更宏大的视角看待当下的末世时代；此外，包括麦卡托在内的许多人都相信，年代学可以揭示即将到来的末世。在《年表》出版后，他写信告诉一位朋友：“我依然深信，如今的争战正是圣约翰《启示录》第十七章最后提到的万主之主的争战；羔羊和选民将会获胜，教会将会前所未有地繁荣。”⁴⁰不管这是不是麦卡托针对改革派过度攻击罗马而进行的回击，但这显然表明他相信世界末日即将来临，而年代学或许可以透漏确切的日子。

1569年，麦卡托的《年表》在科隆出版。它引用了巴比伦、希伯来、希腊和罗马各种各样的资料，试图写出一部与圣经相符的连贯的世界史。⁴¹年表引用的众多资料有着各自相异的时间，麦卡托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是列出一张表格，将每个基督教的日期与希腊、希伯来、埃及和罗马的日历进行对比。如此，读者便可以在时间中驰骋，将某一特定时刻与世界历史上的其他时刻进行对比。例如，在第147页上，读者可以找到耶稣的受难时间是第202个希腊奥林匹亚德的第四年，是埃及历的第780年，是希伯来历中耶路撒冷圣殿第三次被毁后第53年，是罗马历的第785年，是创世后第4000年。⁴²麦卡托（和其他年代学家）所面临的问题是，对于从创世到弥赛亚降临之间的这段时间，如何根据不同的推测来做出这些计算结果。希腊语的旧约圣经认为这两个事件之间相隔5200年，而希伯来语版本认为是4000年。和许多年代学家一样，麦卡托采纳了希伯来版本的说法，但根据他读过的托勒密等古代作家的作品进行了轻微的修改。⁴³

与后来的年代学家，如斯卡利杰相比，麦卡托的神学年表非常传统，尽管如此，由于他的年表中提到了改革派宗教的事件和人物，还是很快被列入了“禁书目录”。不过重要的是他组织材料的方法。麦卡托将发生在相同时间的历史事件并列列在同一页上，试图通过这样的年表来调和表面上不相容的历史资料，就像制图师试图将球体的地球拉成方形，投影到平面上一样。

麦卡托的《年表》是他更大的宇宙学理想中的一部分，他试图将年代学和地理学研究融为一体，从而超越偶然、世俗的行为。这个灵感来自柏拉图、托勒密和西塞罗的“西庇阿之梦”中的斯多葛派哲学，采用一种超越的、全宇宙的凝视，飞升到世界上方俯瞰地球，超脱琐碎的世俗冲突。⁴⁴以麦卡托最著名的投影法制作的世界地图的背景正是如此：如同《年表》让读者在时间的海洋中遨游，他的世界地图让读者在地球的空间中畅游，当然这还需要这位宇宙学家的引导，将地球转化到平面之上。这幅地图将欧洲放在中心，但并非借此强调欧洲文明的优势，而是意图突破十六世纪欧洲的神学迫害与分裂。麦卡托的世界地图没有展现自信满满的欧洲中心主义，而是从侧面否定了这种价值，并且在宇宙空间和时间中寻找一幅更大的和谐图景。

《年表》并没有取得巨大成功。麦卡托算不上什么有名的年表学者，而这部作品对时间和事件的传统解读（尽管页面布局与众不同）没有引起大众和批评家的注意；确实，尽管麦卡托花费了十多年创作这部作品，但与他的地理学成就，尤其是他即将出版的地图相比，《年表》常常不受人们的重视。

《年表》印刷出版几个月后，麦卡托推出了他的宇宙学计划的下一个部分：一幅世界地图，出版于杜伊斯堡，标题是《对地球的全新及扩大了的描述，包含为了航海使用而进行的修订》。麦卡托的1569年投影也许是地理学史上最有影响力的地图，但同时也是最怪异的。麦卡托同时代的人还没有为看到这个古怪的东西做好准备：无论是尺寸、外观，还是自称“为了航海使用”，无不透着古怪。作为一名致力于将天球绘制于地球上的宇宙学家，麦卡托以前从未对绘制用于精确导航的实用性地图表现出兴趣；的确，他之前在世界地图方面的唯一一次尝试是1538年的心形投影地图，而那幅地图也是更注重“心”的神学含义，而非地球上的航海需要。

图21 杰拉杜斯·麦卡托，《年表》节选，1569年

这幅世界地图非常巨大。总共雕在18张铜版上，打算挂在墙上，拼起来后有2米多长，近1.3米高，与瓦尔德泽米勒的1507年世界地图尺寸相当。但更让人惊讶的地方是它奇怪的布局。初看起来，它更像一件未完成的作品，而非全球地图制图史上胜利的一刻。地图上几块很大的区域画有装饰性的花饰边框，框内是大段的图例和复杂的图解。北美洲在瓦尔德泽米勒地图上看起来像一块普通的楔形奶酪，而在麦卡托的地图上则变成了“新印度”（India Nova），像一只张牙舞爪的巨兽，北方的陆地所占空间比整个欧洲和亚洲加起来还要大。南美洲的西南侧莫名其妙地突出出来，与里贝罗和其他制图师将之呈现为一支拉长的钟摆毫不相似。欧洲的大小是实际面积的两倍，非洲则与当时其他的地图比起来显得要小，东南亚则让那些习惯了托勒密高估的形状和大小的人难以辨认。

更怪异的是麦卡托对极地的描绘，两极横贯地图的顶部和底部，与地图同宽，完全不顾及地球是圆的这个事实。对此感到困惑的读者可以阅读地图左下角的图例，其中提到，麦卡托对北极地区的构想来自十四世纪牛津郡一位僧侣的神秘之旅，这位名叫金斯林的尼古拉斯的僧侣用他的“魔术”一路航海到了北极。麦卡托因此认为，极地是由一块圆形的大陆块组成，“海洋通过诸岛间的十九条通道形成大海的四条臂膀，而海水通过这些臂膀不停地被引向北方，吸入地球的内部”。在描述其中一片陆地时，麦卡托写道：“这里生活着小矮人，只有四英尺高，格陵兰的那些斯可灵杰人也是如此。”⁴⁵

这幅地图细节丰富，从中可以看出它介于旧有的宇宙学传统和较新的数学式地理学之间——就像麦卡托的宗教信仰一样。麦卡托对亚洲的描绘基于马可·波罗的旅行游记，但在图例中也详细记录了达·伽马、哥伦布和麦哲伦最近的航程中所涉及的政治谋略。也有大段离题的内容，比如论证传说中的基督教统治者祭司王约翰确有其人，同时还有对托勒密地理学中描述的尼罗河、恒河的地理构造，以及“黄金半岛”的位置进行的准确修正。但在非洲和亚洲，麦卡托还是复制了普林尼的“萨莫耶德人，他们是会吞食彼此的民族”，“佩罗锡特人，他们的嘴巴很窄，靠烤肉的香气为生”，还有“挖掘蚂蚁的金子的人”。

麦卡托的地图将宇宙学研究推向了极致。这幅地图试图将宇宙学综观全局的渴望和新式测量与导航技术在数学上的严谨结合起来，它回头向古代和中世纪的权威汲取知识，同时又拥抱新的地理学观念。但麦卡托多年从事年代学与地理学研究的最大发现，是在平面上绘制球体地球的方法，这种数学投影法将改变制图方法，并且标志着宇宙学的谢幕大戏已经拉开帷幕。

在覆盖住大部分北美洲的图例中，有麦卡托向读者做出的解释：“在制作这幅世界图像时，我们有三点需要考虑。”亦即“展现古人所知的是宇宙的哪些部分”，因此“古代地理学的局限性就不会隐而不现，但同时要对过去几个世纪的贡献给予应得的荣耀”。古人，尤其是托勒密，得到了应有的敬意之后，就悄悄地将他撵走。第二点，麦卡托期望“呈现陆块的位置和大小，以及各地之间的距离，要尽可能保证与事实相符”。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他期望

将球体表面摊开在平面上，让各地之间的位置不管是在真实方向和距离上，还是在正确的经度和纬度上都彼此保持对应；随后，要尽力保留每一部分的形状，就像他们在球体上的形状一样。

麦卡托的这两个目标听起来像是基本常识。现在大多数人会认为世界地图上的地理特征会和地球上的一样，而且方向和距离也会精确呈现。但麦卡托的30年制图经验告诉他，不可能在平面上保留这两个特征。对于十六世纪中叶的制图师来说，这个问题变得更加复杂，因为呈现大面积区域主要是宇宙学家的领域，他们要从地球外一个想象的点呈现陆地和海洋，而方向和距离几乎只有海上领航员才会感兴趣，他们在开阔的海上航行，对陆块的形状没什么兴趣。

在十六世纪之前，这些问题都不要紧。宇宙学追寻古典理想，将几何原理投射到轮廓模糊的世界表面上。反之，地中海上使用的波特兰海图只需要非常基本的导航投影方法，因为它们只覆盖了地球表面的很小一部分。因此，它们发展出纵横交错的直线几何网络，可以从一个地点航行到另一个地点。这些直线被称为“等角航线”（rhumb lines），来自葡萄牙语的rumbo（“路线”或“方向”），或希腊语的rhombus（“平行四边形”）。事实上，等角航线是弯曲的，因为地球表面是弧面。假如航线距离很长，领航员会因为线条的扭曲而偏离航路，但在地中海进行相对短距离的航行时，这种差异不会造成十分严重的后果。但当葡萄牙人开始进行远距离航行，沿着非洲海岸南下，或是穿越大西洋，他们要面临的一大问题便是如何在用直线绘制等角航路的同时，将地球的曲率纳入考虑。

从技术上来说，等角航线就是后来数学家所谓的“斜航线”（loxodrome，来自希腊语的loxos【“斜的”】和dromos【“路线”】）。⁴⁶它的词根表明，斜航线是一条斜线，保持方向不变，与所有经线以相同角度相交。等角航线并不是在地球表面航行的唯一方法。航海家也可以使用传统的波特兰式直线航行方法（也确实有许多航海家惧怕改变，继续使用这样的航行法数十年），但离开了地中海，这种方法会很快让水手们偏离方向，很快就难以为继。另一种方法是大圆航法。大圆，顾名思义，即地球上能画出的最大的圆，其构成的平面会穿过地心。赤道以及所有的经线都是大圆。大圆航法的优势在于，大圆代表的总是地球表面上任意两点间最短的路线。但要精确地沿着赤道或者经线画出两个地点之间的航线，不仅极不可能，而且技术上的难度很高，因为圆弧线的方向一直在改变，这需要领航员不断调整航行方向。

等角航线是一种“中道”。他们是航海家最可能使用的方向，尤其是取道好望角和麦哲伦海峡的东—西斜线航线成为十六世纪欧洲海上贸易的关键航线之后（麦卡托地图上画的船走的就是这种航线）。但在地球表面绘制等角航线时，它不仅是弯曲的，还有另一个复杂的特点，即如果无限地画下去，由于经线是逐渐聚合收拢的，等角航线会形成一个永无休止地环绕北极或南极的螺旋。对数学家来说，斜航线的螺旋是一个具有欺骗性的几何特性，但对航海家来说，将它转化成一条直线则是一件令人沮丧的事情。麦卡托早在1541年就在直接面对这个问题，他在地球仪表面上绘制了一系列等角航线轨迹。葡萄牙宇宙学家早在十六世纪三十年代就描述过斜航线，他们想要借此解释为什么横穿大西洋的领航员最终会渐渐偏离航线。遗憾的是，葡萄牙人对于如何精确地将斜航线拉平绘制到平面上也无能为力。

图22 螺旋斜航线模型

在给读者的献辞中，麦卡托提出了一种巧妙的解决方法，这也解决了这种新投影法的核心问题——经线的曲率。他写道：“事实上，地理学家们迄今所使用的那种经线，由于它们的曲率和聚合，对航海来说很不实用”，他继续解释道，“由于经线倾斜射入纬线，经线在两极会严重扭曲地区的形状和位置，让人们根本认不出这些地方，距离的关系也无法保持”。麦卡托于是得出著名的结论：“正是由于这些原因，我们在参照赤道加长纬线的同时，根据纬线加长的幅度向两极按比例逐渐增加纬度的度数。”他是如何得出这一结论的？又是怎样解决问题的？

麦卡托的投影法是从将地球看作圆柱形出发的。后来的阐释者为了解释这个方法，将地球类比为气球。将气球放入一个圆柱筒中，圆柱筒的直径与气球在赤道的直径相同。如果为气球充气，它的弧形表面就会受挤压平贴在圆柱筒的内壁上。弯曲的经线在接触到圆柱筒时会被“拉直”，纬线亦然。这种拉伸和平展的方法，导致的一个结果是北极和南极永远不会接触到圆柱筒内壁，而是一直延伸。如果这时将这个印上经线和纬线的圆柱筒展开，所得的矩形就大约是麦卡托的投影。这样的描述清楚地解释了麦卡托的投影法。麦卡托用数学和实务的方法花费数十年制作地球仪，他对如何将这种地球仪的表面精确地表现在平面地图上有清晰的概念。从地球仪上取下一部分（或月形图），就像从苹果或橘子上垂直切下的一片。将它重新绘制在扁平的纸上，但要保持两条经线之间的宽度从上到下都与赤道处等宽。随后通过延长纬线来平衡逐渐拉直的经线（就像气球的类比例子中一样），这样就能得到一条狭长的矩形。如果把每一张月形图都用同样的方法处理，就会得到一系列的矩形，拼在一起就是一幅平面地图。⁴⁷

这种方法依然会导致最北端和最南端陆块的扭曲变形，但如果麦卡托可以精确计算出纬线的间隔应该是多少，他也可以获得独一无二的成果：制图师称之为“保角性”，即保持地图上各点间的精确角度关系。尽管陆块的形状是扭曲的，航海家仍然可以在地图的表面画出直线，只要保持恒定的方向角度，就能到达预定的目的地。对麦卡托来说，这意味着，如果要保持笔直的方位线，就必须把经线拉直，并计算纬线之间的间隔是多少。举例来说，由于经线会聚敛，任意两条经线在赤道上的距离，是在北纬60度纬线上的距离的两倍。在麦卡托的地图上，他要将北纬60度的纬线拉长到实际长度的两倍，以保证与其斜交的线可以被拉直。⁴⁸其他的纬线也要根据同样的计算加长。

麦卡托的方法被现在的制图师称为最早的圆柱等距长方正形投影——它将地球当作一个圆柱形，并且在表面上保持正确的角度。十六世纪的领航员当然毫不在意这个方法叫什么；他们只知道麦卡托的方法可以让他们将经线“拉直”，不再朝着极点向内弯曲，而是与纬线垂直。他们现在可以利用麦卡托的投影法画出等角航线，而且不会像早期海图上那样螺旋前进并脱离航向，笔直的等角航线可以确保两地之间航行的正确性。这个巧妙的方法相对简单地解决了将整个地球投影在平面上这个从托勒密时代起就困扰着制图师的问题。麦卡托似乎终于将地理上的圆形变成了方形。这个重大的突破将永远改变地图，也让麦卡托名垂青史。

然而，只要粗略地看一眼麦卡托所呈现的世界的形状，就会发现这种投影存在几个明显的固有问题。就像在气球的类比中所看到的，经线永远都不会聚合到一个点上，因而极地地区会无限延伸，超出地图的矩形边框。这也是麦卡托在地图上插入小地图解释北极地理的原因之一。极地发生的数学拉伸，同样也影响到了高纬度陆块的相对大小。正因为如此，南极洲比南半球上的其他大陆都大，而格陵兰看起来和南美洲差不多大，实际上格陵兰的表面积仅为后者的1/8。相形之下，欧洲的大小是南美洲的两倍，而实际上表面积只有一半而已。从北到南的纬线都被拉长。这也意味着麦卡托的投影法扭曲了长途航海中两地之间的距离——只不过当时更重要的似乎是保证领航员能够抵达目的地，而无所谓时间长短，尤其是在还没有发明出蒸汽机的年代里。

此外还有一个关键的问题。麦卡托无法为他的投影法提出可复制的数学公式，无法让其他制图师和领航员复制他的方法。要复制用来描绘投影上经线和纬线的三角函数表，需要使用对数和积分学，而麦卡托没有这些工具。这就让他根据经验得出的成就更加难能可贵（也成为千古之谜），不过这也意味着领航员难以运用他的投影法。伊丽莎白时代的数学家威廉·布劳在1581年的著作中谈到了麦卡托对其方法的解释：“向两极增加纬度，这种投影更适合在陆地上通过阅读宇宙学作者的著作进行研究，而非在海上用来导航。”⁴⁹尽管麦卡托切实解决了几个世纪以来困扰着航海家的制图问题，但令人吃惊的是，他似乎并不急于解释他的方法，不在意现世的名声，也不渴望流芳百世；由于缺少进一步的数学解释，这就只能是醉心学术的宇宙学家的专利了。

从麦卡托的过往经历来看，似乎看不出来他能够解决这个世纪难题，即将整个地球表面投影在平面上的同时，还要为了航海需要保留保角性。他到目前为止最伟大的作品依然是1541年的地球仪。麦卡托可以轻松地将地球的曲率投影到球体表面上，但要找出一个将这幅图像迁移到平面地图上的方法，却困扰了他30多年。不过还有一种耐人寻味的可能：在编纂《年表》的几年中，他将历史事件用时间连接起来，这让他想到了一种在平面地图上的地球空间中将地点连接起来的新方法。整个十六世纪六十年代，他一边努力编纂年表，一边收集数据，并设计出了在1569年世界地图上登峰造极的投影法。两部作品在几个月内相继出版。也许两者殊途同归，麦卡托的《年表》让信众横向跨越时间，在不同的宗教时间之中遨游，而他的新投影法让航海家可以在上帝的地球空间中航行，利用等角航线这一“中道”，既远离不精确的直线，又放弃不实际的大圆航行，从而“精确地”将空间中的各地连接起来，正如《年表》“正确地”确定了不同事件在时间中的位置。⁵⁰

与他任何早期的地理作品都不同，麦卡托的这幅地图没有皇室的赞助，没有宗教介入，也没有政治边界，令人瞩目。地图上没有代表皇权的双头鹰，也没有欧洲统治者占据的遥远领土，宣称他们的全球统治权。它提供了一种更精确的在地球上航行的方法，也根据西塞罗和马克罗比乌斯的斯多葛原理，给基督教读者一派精神上获得宁静与和谐的愿景。在很少被注意的地图献辞中，麦卡托赞颂了他的赞助者威廉公爵，但他是借此将世界各民族和各国放置于一幅和谐的宇宙图像之中来描绘，这幅图像让人想起古代的诸神，但也让众神归于基督教上帝的麾下，上帝并不为尘世的战争、饥馑和宗教冲突忧虑：

幸福的国家、幸福的王国，受到朱庇特的后裔朱斯提提亚【罗马神话中的正义女神】永远的统治；阿斯特赖亚【希腊神话中的正义女神】重新取回她的权杖，登上善良女神的神位，抬眼直视天际，听从至高君王的旨意进行统治，致力将不幸的凡人交付于他唯一的帝国，在那里寻找幸福……虽然，不敬，美德的仇敌，使阿刻戎河泛滥，引发暗无天日的混乱，但却感觉不到恐惧：这全善的父居于世界之巅，点头号令万物的秩序，绝不会放弃他的杰作，他的王国。当臣民接受如此贤明的统治，他们毫无后顾之忧，不会恐惧可怕的战争与凄惨的饥荒，一切人前阿谀奉承、背后恶言诽谤的卑劣之人，他们的伪装都被剥除……不诚实、受蔑视、谎言全都败倒，遍地的德行带来友谊和互助，团结人们热切地侍奉他们的王、他们的上帝。

凝视着这幅地图上描绘的世界进行沉思，麦卡托的读者们会理解，无论持何种宗教信仰,只要“受制于”对上帝的信仰，暴乱、冲突和不要命地追逐世俗荣耀都是转瞬即逝的，从宇宙学的角度来看都是毫无意义的。

这种对麦卡托投影的解读也许就像等角航线一样，“斜”得恰到好处。但是话说回来，麦卡托在经历十六世纪四十年代的悲惨遭遇之后，就遁入了一个充满含蓄批评和神秘象征主义的世界之中。如今，无论是支持还是批评麦卡托投影的人，都认为这是一项无私的数学创新，而它更广阔的神学和宇宙学背景，则与麦卡托本人的人生一样，相对不是那么重要。但麦卡托的事业表明，在十六世纪中叶，科学离不开历史，历史离不开地理学，地理学离不开宇宙学，而宇宙学则离不开神学。对麦卡托而言，万物都是联系在一起的，但又都是臣服在一个精神权威之下的，这位神圣的建筑师洞悉着一切，包括他所创造的世界投影。

*

麦卡托在世时，他的这个投影是件名副其实的失败之作。地图销量很低，很多像布劳这样的人都抱怨麦卡托没能说明自己的方法，对海上航行毫无实际用途。一个叫爱德华·赖特的英国人在《航海中的若干错误》（1599年）一书中，给出了领航员使用这种投影所需的计算，于是十七世纪的航海家们慢慢开始使用这一方法。

麦卡托本人似乎并不在意他的成就，他在人生的最后30年中继续完成他的宇宙学计划，《年表》和世界地图只是其中的两个部分。1578年，他出版了托勒密《地理学指南》的一个版本，他把这位希腊地理学家的地图当作古玩如实绘制，这个反映希腊世界眼中地球观念的作品虽然重要，但现在却已经显得多余。这个版本终结了这位古代地理学家对当代制图术的影响。从那时起，制图术开始以自己的方式绘制世界地图，而不是修改和更新托勒密的作品。

麦卡托继续创作神学作品，这与他的宇宙学息息相关，其中包括一项福音书研究——《福音史》，出版于1592年。最后，在他1594年去世之后的第二年，他的宇宙学巅峰之作终于出版了。《地图集：对世界构造及构造形状的宇宙学沉思》是现代第一部使用“地图集”作为名字的作品，包含107幅世界各区域的新地图，但并没有使用他1569年世界地图的投影法，这再次证明他对自己的科学创新并不重视。他采用双半球赤平投影来描绘世界。在《地图集》中，麦卡托发人深省地反思了自己先前那幅世界地图在他的宇宙地理学中的位置。他告诉读者，他使用了他早期的欧洲地图和1569年世界地图中的地理学信息，并请求读者学习宇宙学，“包括全部历史的精彩之处，无论是教会史还是政治史，悠闲的观众不必像旅行者那样付出长期、麻烦、昂贵的辛劳就能从中学到更多的东西（后者‘常常只有他们头顶的天在变，而他们的内心却不变’）”。⁵¹麦卡托引用了罗马诗人贺拉斯《书信集》中的段落（罗马斯多葛派哲学家塞内卡也引用过），来强调宇宙学的真正价值：要沉思内心的良知，而不是地球的方位。麦卡托发展了这种斯多葛派的观点，他邀请读者“与诗人乔治·布坎南一起用心思考你们居住之所的荣耀，那只是暂时赐予你们的，诗人将这里比作天上的国度，好让你那沉浸在短暂的世俗事务中的灵魂可以被唤醒，并指出了寻求更崇高的永恒事物的道路”。⁵²布坎南（1506—1582年）是一位国际知名的苏格兰历史学家和人文主义学者，他认同路德派，是苏格兰女王玛丽一世及其子，未来的英格兰国王詹姆士一世的老师，也是著名的斯多葛派学者。麦卡托按照惯常的做法，引用布坎南的诗而不是用自己的语言来总结他在绘制天空和地球时采用的斯多葛派方法：

愿你察觉到这是宇宙中多么微小的一部分

我们用华丽的语言将它雕琢成骄傲的国度：

我们手举刀剑将其分割，抛洒热血孜孜以求，

最后凯旋，只为那一小块泥土。

那种力量，单独看来，

确实可观，但若与布满繁星的天穹相比，它不过是

微小一点，或一粒种子，

那位加吉托斯老人【指伊壁鸠鲁】从中造出无数世界。

布坎南在最后直白地引述了马克罗比乌斯的“西庇阿之梦”，他得出结论说，因为人类局限于宇宙中如此渺小的一部分，所以追求世俗荣耀是愚蠢的：

这宇宙极其渺小的部分，是荣耀抬头的地方，

怒火爆发，恐惧致病，悲痛燃烧，匮乏

持剑胁迫富有，以烈火与毒药伏击；

于是人间世一片吵嚷！⁵³

麦卡托通过贺拉斯、塞内卡和新斯多葛派的追随者布坎南之口，向人们建议，个人应该从现世的宗教和政治冲突中退出，同时接受更大的宇宙和谐，借此追求精神的庇所。只有宇宙学能提供一种合适的视角，让人们看到宗教改革中的神学冲突，并提供了一条脱离宗教偏狭的道路，去拥抱一种更加宽容的神圣和谐视野。

到了十六世纪末，麦卡托的大多数创新之作不是被名气较小的地理学家充分开发了市场价值，就是在学术上已经显得过时。斯卡利杰在1583年出版了更全面的《时间改进之研究》后，麦卡托的《年表》立刻显得老旧。他的年轻学徒亚伯拉罕·奥特柳斯1570年时已经在安特卫普出版了一本世界地图集，虽然他没有用“地图集”这个术语，而是起名为《寰宇剧场》。奥特柳斯是异见宗教团体“爱之家”的成员，这个团体与新教的再洗礼派关系密切，他在《寰宇剧场》中比麦卡托更加自由地采用斯多葛派态度描绘世界（短短6年后的1576年11月，西班牙的腓力二世野蛮地洗劫了安特卫普，杀死了约7000人）。奥特柳斯世界地图上写在漩涡花饰内的文字，比麦卡托更清晰地表达了平静、和谐以及对世俗荣耀无动于衷的宇宙学哲学。其中引用了塞内卡的话，问道：“这就是那被众多国家以宝剑与烈火分割的一小点地方？凡人之间的边界多么荒谬。”还引用了西塞罗的反问：“将永恒尽收眼底，了解宇宙之浩瀚的人，怎么会在乎人类历史中的区区一刻？”⁵⁴

麦卡托的《地图集》仍然称得上是第一部现代地图集（在创意上远胜于奥特柳斯的地图集，但后者是包装更为精美的出版品），它为大多数后世的地图集确立了版式与编排顺序。这部作品销量很大，名垂青史，但麦卡托没有来得及看到。地球在他的脚下转动（根据哥白尼新的日心宇宙理论，这是非常真实的说法），而他的宇宙学也成了这个学科的巅峰。它最终取代了托勒密的《地理学指南》，但这位希腊人的影响持续了1000多年，而麦卡托的宇宙学作品几乎还没等到进入下一个世纪，就跟托勒密一样成了另一件历史古董。相反，倒是他的1569年世界地图永久流传了下来。

政治、学术、神学和地理学的变化速度太过迅猛，使得任何学者个人都无法独自解释清楚，这导致了所谓的宇宙学危机，两极化的宗教氛围不再能容忍宇宙学家骄傲的神明视角。再现自然世界这件事的复杂程度，使得不再有人可以独自提出令人信服的关于万事万物的综合而全面的观点。由乔万尼·巴蒂斯塔·拉穆西奥、理查德·哈克卢伊特、特奥多雷·德·布里等更为谦逊的知识分子编撰的旅行报告与游记汇编，开始取代像麦卡托这样的宇宙学家的单一视角。后世的地理学家，如低地国家的约道库斯·洪第乌斯和威廉·布劳，以及法国的卡西尼家族全都成了世家，开始世世代代依靠国家财政研究地球仪和地图集，并且聘用庞大的学者、测量员和印刷工匠团队。宇宙学分裂成一系列各自独立的活动，原本的神学和道德力量也被数学和机械学取代。⁵⁵

有人将这种分裂视为进步，但这同时也削弱了制图术超越世俗冲突和偏执态度的能力，无法在更高的层面上理解世俗和神圣的空间。大卫·哈维悲伤地指出：“文艺复兴时期以空间、宇宙角度理解万物的地理学传统被排挤出去了。”随着宇宙学渐渐凋零，地理学也“不得不全力以赴，管理帝国、规划土地用途和领土权利，为了商业和国家管理收集并分析有用数据”。⁵⁶不过尽管麦卡托的宇宙学很快就被淘汰，但他受到宇宙学启发发明的投影法，却成了新地理学的核心。这种投影法的数学原理被用于测量民族国家土地，以及欧洲渐渐扩张的殖民地。这种投影法被英国地形测量局、英国海军航海图采用，经过适当的宇宙学变形后，也被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太空总署用于绘制太阳系不同部分的太空图。这位伟大的宇宙学家一定会赞成这种做法。

麦卡托造就了自己的地理学，但这并非出于他的自由意志。他的1569年世界地图使用了他如今最著名的投影法，但这是由一连串外力合在一起所决定的，这使他认为宇宙学这门学术学科可以对个人在宇宙中的位置提供一种更宽容、和谐的愿景。最终，这样的愿景是难以维系的，也加速了宇宙学的没落。但他的1569年投影将会流芳百世，它是欧洲文明宗教偏狭的产物，而非由欧洲自认为具有的凌驾于地球其他部分的天然优越性塑造而成。

第八章　金钱　
约翰·布劳，《大地图集》，1662年

阿姆斯特丹，1655年

1655年7月29日，阿姆斯特丹的新市政厅正式开放，众多市议员和高官显要出席了揭幕酒会。这座建筑由荷兰设计师雅各布·范·坎彭设计，耗时7年完成，是荷兰共和国十七世纪最大的建筑工程。范·坎彭的目标是建成一座足以媲美罗马广场的建筑，以此向全世界宣告阿姆斯特丹作为早期现代欧洲新崛起的政治和商贸中心的地位。著名的学者和外交官康斯坦丁·惠更斯在宴会上致辞时朗诵了一首应景诗，诗中将市议员们赞颂为“世界第八大奇迹的建造者”。¹

这座建筑最奇伟之处，也是最有趣的创新之处，位于正中央宽广的市民大厅。这座市民大厅长46米，宽19米，高28米，是当时最大的无支撑的公民空间。与十五和十六世纪宏伟的文艺复兴皇宫不同，市民大厅对所有人开放。市民大厅与早期大型建筑空间还有另一个不同之处，它并没有用挂毯或绘画装饰墙壁，它最主要的装饰是磨光的大理石地面上嵌着的三个扁平半球。

参观者进入大厅时，看到的第一幅图像是地球的西半球，第二幅是天球的北半球，而第三幅是地球的北半球。它们被精心地嵌在大理石地面上，而不是像过去的许多地图挂在墙上、夹在书中，或被主人锁起来，市民大厅的这些图像是要展示给所有人观赏的。阿姆斯特丹的许多市民对海上长途旅行都有亲身或间接经验，他们现在则可以感受迈步横跨全球的新体验。仿佛这个世界来到了阿姆斯特丹。荷兰共和国的市民非常自信，甚至不觉得有必要将他们的城市摆在大理石半球的正中央：对他们而言，阿姆斯特丹就是世界的中心。

将这三个半球嵌在市民大厅地板上的，是荷兰艺术家米歇尔·科曼斯，但他是复制了7年前印制的一幅世界地图，它的制作者堪称地图制图史上最伟大，也无疑是最有影响力的荷兰制图师：约翰·布劳（1598—1673年）。布劳的大型铜版世界地图印刷在21页纸上，长超过2米，高近3米，描绘了两个半球，使用的投影法非常奇怪，而且西半球和南半球的大陆纯属推测，与麦卡托的1569年世界地图非常不同。布劳与麦卡托的不同之处是，他可以利用他在官方机构任职制图师的角色：从1638年开始，他就是荷兰东印度公司（缩写为VOC）的官方制图师，可以任意获取荷兰50多年来前往欧洲以西和以东的商贸航行档案，以及领航员前往印度及更远地方航线的最新地图与海图。这让他可以精确地描绘南美洲最南端以及新西兰（Zeelandia Nova）。这也是第一幅描绘澳大利亚（标示为“1644年发现的新荷兰”）西岸和塔斯马尼亚（得名于阿贝尔·扬斯宗·塔斯曼，他是1642年12月第一个到达该岛并宣告将其占领的欧洲人）的世界地图。²

不过布劳的地图也是为了庆祝一个政治事件而制作的。这幅地图是献给佩尼亚兰达伯爵唐·加斯帕尔·德·布拉卡蒙特-古斯曼的，他是签署《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的外交谈判中的西班牙首席代表，这份和约结束了“三十年战争”（1618—1648年），以及西班牙和后来组成联省共和国的行省之间历时更长的“八十年战争”（也被称为荷兰独立战争）。这份和平协定将位于现今尼德兰的北方共和行省（以新教徒为主）与位于现今比利时的南方地区（传统上由西班牙统治）分裂开来，让联省共和国独立，同时给予占多数的加尔文派教徒自由表达宗教信仰的权利。这个新成立的共和国成了商业世界的枢纽，而东印度公司及其位于阿姆斯特丹的总部正是这个枢纽的中心。布劳的地图正是为了庆祝荷兰政治独立而作，也预示着和约生效后荷兰很快将在海上贸易中取得主导权。³

布劳的1648年地图也许是本书中迄今第一幅立刻就能被认出是现代世界地图的作品。尽管它对太平洋的地形描绘得还很粗略，澳大利亚的海岸线也不完整，但和里贝罗那幅看似未完成的地图或麦卡托的投影相比，我们会感到更加熟悉。我们对布劳地图产生的熟悉感部分来自于其中累积的地理学信息，到了十七世纪中叶，欧洲的制图师已经对世界的模样有了合理的共识。但如果再仔细看一看六个内嵌的图像，就会发现这幅地图似乎不仅仅是在赞颂欧洲新和平时期的到来，以及某种世界图像的标准化。在地图的左上角和右上角，布劳绘制了天球的北半球和南半球。夹在这两幅图像中间，就在地图标题中terrarum这个拉丁词下方，又有另一个嵌入的图解。它按照尼古拉·哥白尼的日心说描绘了太阳系，地球绕着太阳旋转，推翻了数世纪以来希腊人和基督徒先后秉持的地心宇宙体系信仰。尽管哥白尼的颠覆之作《天体运行论》出版于1543年，距离此时已有一个多世纪，但布劳是第一个将革命性的日心理论融入世界地图中的制图师。也许是为了强调这一点，地图底部的正中央还嵌入了另一幅世界地图，描绘的是1490年时世界地图的样子，左下角的图解描绘的是托勒密的宇宙，与右下角伟大的丹麦天文学家第谷·布拉赫的“地缘日心”宇宙（最早发表于1588年）图解形成对比。

市议员们决定在市民大厅的地板上绘制布劳的1648年世界地图，是想刻意创造一幅全新的世界图像，以此象征欧洲文艺复兴的结束。他们出资购买的不仅是一种新类型的地图，也是一种新的世界哲学，这种哲学不再将地球，也即意味着不再将人类，放在宇宙的中心。也是在这个世界中，对于地理学和制图术的学术探究如今完全被国家机器及其商业组织——在荷兰共和国，就是东印度公司——体制化。

东印度公司改变了贸易的惯例，让公众对商业活动进行投资。这家公司由被称为“十七绅士”的17人董事会管理，分成6个办事处，分管17个省份的业务。作为一家股份公司，东印度公司让所有荷兰市民都有机会投资并且从获利中分红。这确实非常具有吸引力：1602年，阿姆斯特丹办事处就从区区5万人口中吸引了1000多名首轮认购者。每位投资者的首次投资平均能够领到超过20%的股利，公开认购的总价从开始时的640万荷兰盾增加到1660年的4000多万荷兰盾，东印度公司的这种方法掀起了欧洲商业的一场革命，以前所未有的方式评估风险价值，鼓励贸易垄断。⁴

为长途贸易筹资的方法不断改变，引发的一个结果是让地图的角色发生了转变。葡萄牙和西班牙两大帝国将它们作为寻找路线的工具，以此奠定了商业上的重要性，并且试图通过建立通商院这样的组织对它们进行规范。但这些创举与海外活动一样，都是由皇室掌控的。他们制作的地图无一例外都是手绘的，想要以此限制流通，不过这是徒劳的，另一个原因是伊比利亚半岛没有北欧从十五世纪末就兴起的庞大的印刷工业。尽管十六世纪九十年代荷兰成立的商业公司缺少资金和人力，比不上西班牙和葡萄牙这样的竞争对手，但它们有成熟的印刷商、雕版师和学者团队，他们经验丰富，善于校勘地图、航海图、地球仪和地图集上的最新地理学信息。像瓦尔德泽米勒、麦卡托和奥特柳斯这样的制图师早就将制图变成了一门赚钱的生意，在公开市场上将权威而又美观的地图卖给任何出得起价钱的人。荷兰商业公司认为这样的发展是个赚钱的机会，它们雇用制图师绘制航海图手稿和印制地图，提供各通商地点之间最安全、最快也是利润最高的路线。他们也会组织一些制图师团队，对信息进行标准化，并且鼓励商业合作和竞争。

因而，到了十六世纪九十年代初，许多荷兰制图师竞相为商业公司提供地图，帮助他们发展海外贸易。1592年，国会（从共和国各省选举出的立法代表团体）授予制图师科内利斯·克拉斯（约1551—1609年）为期12年的特权，可以销售各种航海图和挂墙地图，从售价仅为1荷兰盾的欧洲地图，到高达8荷兰盾的东、西印度群岛的地图合集，应有尽有。1602年，制图师奥古斯丁·鲁伯特开始为东印度公司提供航海图，有时单幅要价高达75荷兰盾，图中有对新发现的地区的全面描绘。⁵地图成为一项相对高利润的生意，制图师也渐渐被有需求的公司收编。由于报酬可观，涌现出了新一代才华横溢的制图师，他们有时互相合作，但也会彼此争夺商业公司或那些独立于东印度公司这类组织以外的商人和领航员的赞助。皮特鲁斯·普兰修斯、科内利斯·多茨、阿德里安·维恩、约翰·巴普蒂斯塔·弗林特和老约道库斯·洪第乌斯都向东印度公司，或根据个人特殊需求向私人出售地图、航海图、地图集和地球仪。地图的制作和买卖现在有了特定的商业目的。⁶葡萄牙发明了现代制图术的科学工艺，但却是荷兰人将其变成了一项产业。

在荷兰制作的新地图上，遥远的领土不再只是渐渐淡出地图的边缘，世界边缘上那些可怕而神秘的地方也不再充斥着令人避之唯恐不及的丑怪人种。相反，在皮特鲁斯·普兰修斯的摩鹿加群岛地图（1592年）这样的地图上，世界的边界和边缘被界定得非常清晰，并且被认定为是值得进行经济开发的地方，各个地区都按照市场和原材料进行标注，而居民也根据他们的商业利益来区分。地球的每个角落都被绘制成了地图，并根据商业前景进行评估。这是一个由新的赚钱方法界定的新世界。

表达了那个时代所关注问题的世界地图，如布劳的1648年出版品，不是嵌在地上或挂在墙上的。它们出现在书中，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在地图集里。1648年地图只是他为自己最重要的地图出版品所做的一项准备。后者是十七世纪出版的规模最大的书籍之一。名叫《大地图集：布劳的宇宙学》，出版于1662年，它被称为“迄今出版过的最伟大也是最精美的地图集”。⁷单是在尺寸和规模上，它就超越了当时流通的所有其他地图集，包括他的伟大前辈奥特柳斯和麦卡托的作品。这真是一件巴洛克风格的创作。第一版就包含11卷，以拉丁文写就的正文有3368页，再加上21幅卷首插图，还有令人难以置信的594幅地图，这样11卷总共就有4608页。随后在十七世纪六十年代陆续出版了法语、荷兰语、西班牙语和德语版本，并加入了更多的地图和文本。这部地图集未必是当时最新的世界地理测量成果，但一定是最全面的，并且奠定了地图集的格式，使地图集成为传播有关世界和各地区的形状和规模等标准化地理信息的主要工具。自十五世纪末印制第一批托勒密《地理学指南》以来，制图师们在几十年间一直想要达成却总是难以达成的目标终于在《大地图集》中实现了：把世界收进一本书中（或者像《大地图集》这样的几本书中），成为空前绝后之作。

这套地图集一定程度上也是荷兰加尔文主义文化兴起的产物，这种文化歌颂对物质财富的追求和获取，但同时又惧怕占有和消费财富的羞耻感——西蒙·沙玛有句名言将之称为“财富的困窘”。⁸它还体现了一种荷兰特有的视觉传统，斯维特拉娜·阿尔珀斯将之称为“描绘的艺术”——如实观察、记录和定义个人、物品和地点的冲动，没有意大利文艺复兴艺术中的那种道德和象征联想。⁹但是，这部地图集创作过程中的细节，以及布劳世家在整个十七世纪上半叶如何将这部著作奠定为欧洲首要地图集的地位，这些都揭示出了这个故事的其他面向，其中有宗教冲突、学术对抗、商业创新、财务投资，全都围绕着“地球在宽广宇宙中占有什么位置”这个全新的科学观念。这使人们对地理学的角色，以及制图师在荷兰文化和社会中的地位的看法发生了改变，这种改变最早开始于克拉斯和普兰修斯等人，而后由布劳世家巩固。随着制图师越来越体制化，他们也拥有了前所未有的政治影响力和财富。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布劳世家。

约翰·布劳出身于传承三代的制图世家，从他的父亲威廉·扬斯宗（1572—1638年）开始，到他的儿子约翰二世（1650—1712年）为止。这个世家的中心就是约翰·布劳，他与父亲共同建立了家族产业，但之后在他的三个儿子手中渐渐没落，他们是威廉（1635—1701年）、彼得（1637—1706年）和约翰二世。1703年，布劳家族对荷兰地图制图业的掌控走到了尾声，东印度公司不再将这个家族的姓氏印在地图上。¹⁰

《大地图集》的缘起可以追溯到约翰的父亲威廉的辉煌事业。威廉·扬斯宗出生在阿尔克马尔或厄伊特海斯特，在阿姆斯特丹以北约40公里处，“布劳”这个姓氏来自威廉祖父的昵称blaeuwe Willem（“忧郁的威廉”），虽然他是从1621年才开始用这个姓氏在地图上签名。¹¹威廉出生在一个富裕但平凡的商人家庭，他第一份工作是在当地一个鲱鱼商人处帮工。但他在数学方面的抱负和才能让他很快放下了这份工作，1596年时，他在文岛（位于丹麦与瑞典之间的一座岛屿）师从第谷·布拉赫学习。布拉赫是当时最有创新力也最受尊敬的天文学家，1576年他在文岛建立了一座研究所和天文台，他在那里对行星进行的观测是当时最精确的。他出于工作需要制作了一个改进版的地球中心论的太阳系模型，并且毫不谦虚地称其为“第谷系统”。第谷的学说处于托勒密的地心理论和哥白尼的日心说之间，他认为地球依然位于宇宙中心，月亮和太阳绕着它旋转，但其他行星绕着太阳旋转。

虽然布劳只在岛上待了几个月，但他似乎通过协助布拉赫进行天文观察，学到了天体宇宙学和制图的基本技能。¹²布劳不仅学习了让他未来一生受用的实务技能，而且继承了布拉赫对托勒密地心宇宙的怀疑精神。未来几年中，他渐渐接受了布拉赫最著名的学生约翰内斯·开普勒的日心模型。1599年，布劳回到了尼德兰，制作了第一件科学作品，这是根据布拉赫的星表制作的天球仪。奇怪的是，科学史家都忽略了他的这一成就，但布劳的这个天球仪是已知最早非托勒密体系的再现天空的作品。

这对一个才在科学界中崭露头角的年轻人来说真是雄心勃勃的开端，当时的科学界重视经验研究和实用结果，而不在乎自然科学的思考方法。由于从事脱离西班牙的独立运动，许多工匠、商人、印刷商、艺术家和宗教异见者纷纷离开西班牙控制的南方各省，迁往阿姆斯特丹这样的北方城市，尤其是在1585年洗劫安特卫普之后。这让宗教、哲学和科学的新观念突然涌入。从十六世纪八十年代开始，佛兰德斯数学家及工程师西蒙·斯蒂文（1548—1620年）就在莱顿为奥兰治亲王毛里茨对抗西班牙的军队担任军事工程师，同时用荷兰语写出了一系列革新的数学、几何学和工程学作品。斯蒂文率先在铸币和称重中使用十进制分数，并且是第一位根据月球引力理解潮汐的科学家。他的许多作品都有特定的实际用途，涉及复利、三角学、代数等式、流体静力学、防御工程和导航等各方面——斯蒂文写道：“理论总是应当以这些为目标的。”¹³在天文学方面，荷兰改革派牧师菲利普斯·兰斯贝根（1561—1632年）在安特卫普之劫后迁来北方，定居在马尔德海姆，并且开始针对地球的运动进行天文观察，并制作一系列天文图表。他的作品支持了哥白尼的日心理论，很快成为畅销之作，后来开普勒和伽利略也分别在他们的天文学著作中引用他的作品。另一位改革派牧师皮特鲁斯·普兰修斯（1552—1622年）也逃到北方，在阿姆斯特丹定居，他不仅和科内利斯·克拉斯这样的商业制图师合作，还在以确定经线为目的进行天文学观察方面开创先河。普兰修斯在东印度公司投资了大笔金钱，为他们的海外新兴市场提供建议，为新的星座命名，并且在一系列拥护荷兰利益的区域和世界地图中使用了麦卡托的投影法。

布劳注意到了这些人对于科学的实用（尤其是商业）价值高于一切的兴趣，他明白，仅靠支持布拉赫与开普勒的新科学思想无法让他维持生计。1605年，他来到阿姆斯特丹，这里是热爱科学与商业的年轻人的乐土。布劳很快成为这座城市中250多家书商和印刷商中的一员，这里已经超越威尼斯，成为欧洲图书贸易的中心。这座首都依靠共和国在政治、宗教和科学等方面相对宽容的氛围，出版并销售斯蒂文和普兰修斯等人关于各种主题的作品，并以多种语言刊印，从拉丁语和荷兰语到德语、法语、西班牙语、英语、俄语、意第绪语，甚至还包括亚美尼亚语。¹⁴

布劳在阿姆斯特丹开设了自己的印刷社，出版诗歌和实用的海员指南，包括他最畅销的《导航之光》（1608年），也是参考了布拉赫的天文观测，使海上导航可以更加精确。他还能抓住商业机遇，开发新兴的新型地图市场，在后来的30多年中，他的生意一直蒸蒸日上。他雇用铜版雕版师制作地图，等他的儿子约翰长大后，他将越来越多的编辑工作交给他。威廉只出版市场需求稳定的地图。最受欢迎的地图主题包括世界、欧洲、四大洲、荷兰共和国、阿姆斯特丹、西班牙、意大利和法国。虽然他从布拉赫那里学到了制图的数学方法，而且显然赞同新科学，但威廉的首要角色是企业家。虽然他出版了大约200种地图，但他签了名字亲手制作的不到20种。

布劳意识到，如果他想成为著名的地图印刷商，就要生产高质量的世界地图，超越普兰修斯、克拉斯、多茨和鲁伯特这样的竞争者。1604年，他开始计划出版至少三种不同的世界地图，每种都使用不同的投影法。他雇用雕版师复制并修订正在流通的地图，首先出版了一幅简单的圆柱投影世界地图，接着第二幅使用的是赤平投影，最后在1606至1607年制作了一幅雕刻精美的四页世界地图，使用的是麦卡托投影法。这幅地图后来失传，保留下来的只有一份品质低劣的摄影复制品，但它是十七世纪荷兰地图制图学领域最重要的一幅世界地图。这幅地图使用麦卡托的投影法来承认普兰修斯的影响力，也为十七世纪初荷兰共和国关注的政治、经济和人种各方面的问题提供了百科全书式的描绘。

这幅地图中的世界图像仅占了印刷表面的一半。在地图顶端画着当时最有权力的十位皇帝的骑马肖像（包括土耳其、波斯、俄罗斯和中国的皇帝）；在左右两侧边界处，有28幅世界主要城镇的地形图，从西边的墨西哥到东边的亚丁和果阿邦。在这些的旁边及地图的底部画有30幅描绘各地区当地居民的插图，包括刚果人、巴西人、印度尼西亚人和中国人，穿着布劳想象的民族服饰。在地图最外缘的左侧、右侧和下部，是用拉丁文写成的对地球的描述，其中又有十幅描绘不同历史场景和人物的插画。¹⁵

这幅地图的标题是《新世界地图，威廉·扬斯宗根据从该领域最优秀制图师处借用的资料绘制》，这让我们知道了布劳是如何制作这幅地图的，他在一段图例中进一步解释了这点。布劳写道：“我认为应当复制葡萄牙、西班牙以及我国最优秀的航海图，并把迄今所有的发现囊括在内，这是很恰当的做法。出于装饰和娱乐的目的，我在四周插入了十位当今世上最有权势的君主、主要的城镇以及身着不同服饰的各种民族的插图。”布劳仔细描述了如何使用麦卡托的投影法，并且承认“我无法用它将地球的南北两端再现在平面上”。结果地图上出现了一大块纯属臆测的南半球大陆，这是使用麦卡托投影法的结果，但也是对尚未绘制成地图的南极洲和澳大拉西亚的一种处理方式。在左右两边雕刻的精致边饰上，他解释了这种数学投影法，而在横跨底部的韵文中，他解释了上方的场景，欧洲端坐王位，接受附属民族奉上的礼物：

墨西哥人和秘鲁人将黄金项链和闪耀的银饰献给谁？犰狳要将皮毛、甘蔗和香料献给谁？献给欧洲，她高居王位，整个世界都拜倒在这位高贵的统治者脚下：通过战争和商业，她在陆上与海上最有权势，拥有各式各样的货物。喔，女王，幸运的印度人将黄金与香料献给您，阿拉伯人献上树脂；俄罗斯人送来毛皮，而他的东邻为您的华服点缀上丝锦。最后，非洲送来珍贵的香料和芬芳的香膏，并用耀眼洁白的象牙为您装饰，黑色皮肤的几内亚人又送上大量黄金。¹⁶

布劳的地图描绘了全球帝国图景、世界重要的商贸城市和各色人种，反映了荷兰共和国新的商业法则。在地图覆盖的已知世界中，每个地方和每个人都根据商业潜力进行评估，从作为贸易化身的欧洲，到献上货物的非洲和墨西哥，后者使前者富有起来，成为全球最卓越的大陆。

要衡量布劳是否成功，可以看看后来有多少地图、海图和地球仪，被大批十七世纪的荷兰画家画到荷兰室内画和静物画之中。其中最痴迷于地图的是约翰内斯·维梅尔。在他存世的画作中，至少有9幅出现了精心描绘的挂墙地图、海图和地球仪，笔触无比细腻，以至于一位评论家撰文评论维梅尔是“地图狂”。¹⁷维梅尔的画作《地理学家》绘制于1688年左右，画中的年轻人正专心致志地绘制地图，身边散落着他的谋生工具。他身后的柜子上有一个地球仪，墙上挂着一幅海图，可以看出是威廉·布劳1605年的“欧洲海图”。在维梅尔的一幅早期画作《士兵与微笑的女孩》（约1657年）中，他描绘了一幅挂在墙上的荷兰与西弗里斯兰地图（以西为上），前面是一位女士和一名士兵构成的室内场景；这幅地图与画作的主角一样抢眼。除了这幅地图，维梅尔还使用过荷兰制图师的其他各种地图，包括海克·阿拉特（约1650—1675年）和尼古拉斯·唯舒亚（1618—1679年）的十七省地图，以及老约道库斯·洪第乌斯（1563—1612年）的欧洲地图。还有其他艺术家也和维梅尔一样对地图情有独钟——尼古拉斯·玛斯（1634—1693年）和雅各布·奥克特维特（1634—1682年）的画作中均绘有地图，虽然不像维梅尔画中那样异常得精确。维梅尔选择在《士兵与微笑的女孩》中呈现一幅荷兰诸省地图，在当时的艺术家中是流行的做法，展现了新独立的共和国在政治和地理上的统一给人带来的自豪感。

图23 威廉·布劳，根据麦卡托投影法绘制的世界地图，1606至1607年

维梅尔对这幅地图的描绘十分精确，甚至连标题都能清楚辨认，因而很容易认出这是当时一位著名的荷兰制图师巴尔塔萨·弗洛里茨·范·博肯罗德的作品。1620年，国会授予博肯罗德出版这幅地图的特许权，他以每幅12荷兰盾出售。在十七世纪，印刷特许权是为了在一定时间内防止特定文本或图像被复制而被授予，这是与当代的版权最接近的概念。侵犯这项权利会被处以高额罚款，由于制裁是由国会执行，这就意味着特许权实际代表了在政治上认可印刷作品的内容。¹⁸获得特权并不代表一定会在商业上获得成功：虽然博肯罗德的地图表现出爱国情怀，但根据史料记载，销路并不是很好，1620年版的地图至今没有发现流传下来的副本。也许因为销量不尽人意，博肯罗德在1621年将地图的铜版和印刷特许权卖给了威廉·布劳，而布劳似乎卖得更好一些：他说服博肯罗德重新绘制了北部地区，提高精确度，随后这幅地图在十七世纪二十年代越来越流行。¹⁹布劳继续复制这幅地图，直到1629年印刷特许权过期，而维梅尔在画中描绘的正是这幅地图的某个版本，上面有布劳的签名。虽然布劳没有参与这幅地图的设计或雕版，但他大名一签，就使这幅地图变成了布劳的作品，也许维梅尔在十七世纪五十年代绘制它时就是这样认为的（他在之后15年中至少还有两次画它时也是如此）。这对布劳和他的儿子来说，既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为了商业目的而挪用他人地图，但它却是一个显示这个家族如何发财致富的绝佳实例。

十七世纪第二个十年走入尾声时，布劳已经跻身阿姆斯特丹最顶尖的印刷商和制图师行列。他的成功部分是因为他具有雕版、科学和商业上的独特天赋，而他的大多数竞争者没有如此综合的能力，这使他制作的优美而雕刻精准的地图脱颖而出，另一个原因是，他幸运地生活在这个年轻共和国历史上一个非常关键的时刻。他比克拉斯和普兰修斯等竞争者年轻一些，也刚好抓住了1609年西班牙与共和国达成的12年休战期带来的商业机遇，这段时期让共和国可以暂时不受西班牙军事和政治的干扰，大力发展国际贸易。但是休战协定的签署却引发了巨大的争议，并且导致反对休战的联合省总督（国家实质上的领袖）奥兰治亲王毛里茨与支持休战的“荷兰土地拥护者”议长约翰·范·奥尔登巴内费尔特决裂。这个协定起初带来了商业繁荣，但也导致了联合省分裂为两大对立阵营。他们的分歧又因为复杂的神学派系争端加剧，一边是加尔文派（主要受到毛里茨亲王及东印度公司的多位董事支持），另一边是他们的对手阿米尼乌斯派，或称“抗辩派”（受到奥尔登巴内费尔特支持），这个名字来源于一份被称为《抗辩》的请命书，以此标示他们与加尔文派在神学上的差异。随着形势越来越紧张，双方拿起了武器，1618年7月，毛里茨进军乌得勒支。奥尔登巴内费尔特被捕，经东印度公司董事雷尼耶·保乌（坚定的加尔文派和反抗辩派）主持的法庭审判后，于1619年5月在海牙被斩首处决。

布劳忽然发现自己在这场争议中选错了立场。他生来就是门诺会运动的成员，这是十六世纪再洗礼派的一个分支，秉持着个人心灵责任与和平主义的深厚传统。布劳旗帜鲜明地认同自由意志主义，结交的许多朋友都是抗辩派或“戈马尔派”（得名于荷兰神学家弗朗西斯库斯·戈马尔，1563—1641年）。当反抗辩派将奥尔登巴内费尔特送上法庭并判处死刑时，东印度公司正要任命一位官方制图师，负责绘制和修正公司的航海日志、航海图和地图，以此限制与荷兰海外商贸航程相关地图的流通。布劳显然是最佳人选，但他的政治和宗教倾向却意味着他绝不可能得到支持反抗辩派的东印度公司任命。董事会任命了他的一位门徒赫塞尔·格里茨，认为他比他的老师在政治上更安全。²⁰

布劳家的生意在十七世纪二十年代持续发展，此时还多了他的儿子约翰帮忙。二十年代末，他开始进一步扩展他的制图业务。他通过出版单页地图以及地球仪、组合式挂墙地图和旅行作品声名鹊起，现在则将业务拓展至地图集，他所做的一次收购引发了十七世纪制图业最惨烈的竞争之一，并最终促成了约翰·布劳的《大地图集》的诞生。1629年，布劳从刚去世的小约道库斯·洪第乌斯的遗产中收购了40幅铜版地图。洪第乌斯本人也是出身于由他父亲缔造的制图世家，他的父亲曾为早期的东印度公司提供地图。1604年，在莱登的一场拍卖会上，老约道库斯·洪第乌斯用他所谓的“大笔巨资”从麦卡托的亲戚手中买下这位制图师《地图集》的铜版。这是洪第乌斯出版事业的极佳机遇，不到两年，他就在阿姆斯特丹出版了修订及更新版的《地图集》。《地图集》包含143幅地图，有36幅是全新的，其中一些是洪第乌斯制作的，但大多数是从其他制图师那里收购的，并且题词献给联省共和国的国会。虽然他是利用伟大制图师的名字（和他的作品）牟利，破坏了麦卡托原版《地图集》的设计和完整性，但洪第乌斯立刻取得了经济上的成功。新地图集广受欢迎，在他1612年去世之前的短短6年内，他就发行了包括拉丁语、法语和德语在内的7个版本。²¹他甚至授权在《地图集》的卷首几页刻上一幅插画，画中他与麦卡托相对而坐，两人都在愉快地制作各自的地球仪，尽管那时麦卡托已经去世近20年了。这部地图集如今被称为《麦卡托—洪第乌斯地图集》，包括的地理范围并不全面，新加入地图的质量也参差不齐。但它却成了当时最顶尖的地图集，一方面因为它占用了麦卡托的出版许可，另一方面也因为它唯一的竞争对手，奥特柳斯的《寰宇剧场》（1570年）已经不再更新，显得非常过时；潜在的对手若要与洪第乌斯的《地图集》竞争，需要从头制作近150张新地图，成本过于高昂。

洪第乌斯1612年去世后，家里的生意由其遗孀科莱塔·范·登·科尔和两个儿子小约道库斯·洪第乌斯和亨利库斯·洪第乌斯接手。1620年左右，两兄弟发生争执，分道扬镳。约道库斯开始筹备地图，准备出版新的地图集，而亨利库斯与他的内兄出版商约翰内斯·扬松纽斯一起做生意。²²约道库斯还没来得及出版新的地图集，就在1629年忽然离世，年仅36岁。布劳此时发现了机会。虽然洪第乌斯的地图集在市场上占主导地位，但家族纷争使得后续的版本没有添加任何新地图，等于就此停滞。就在他的家人忙于争夺遗产时，布劳抓住机会获取了约道库斯的新地图，并且出版了自己的竞争作品。

布劳如何获得这些地图不为人知，但他如何使用这些地图却是人尽皆知。他的第一部地图集《地图集补遗》——字面意思为麦卡托和洪第乌斯的地图集的增补——出版于1630年，包含60幅地图，大多数为欧洲地图，几乎没有非洲和亚洲地区的地图。在这60幅地图中，至少有37幅来自洪第乌斯，但他的名字被抹去，换上布劳的名字。这是胆大妄为的举动，在致读者的序言中，布劳甚至厚颜无耻地拒绝承认收录了洪第乌斯的地图。布劳在致辞感谢奥特柳斯和麦卡托两位前辈的作品时写道：“我承认这里有几幅地图已经在《寰宇剧场》或《地图集》中出版过，或是在两本书中都出版过的，但我们赋予了这些地图另一种形式和另一种外形，以更多的勤奋、细心和精确度进行制作、添加和补充，因此，加上其他的地图，这几乎可以说是全新的。”布劳在结尾处以虚假得近乎滑稽的语气大言不惭地说，他的地图“是以勤奋、诚实和正确的判断力编制而成的”。²³

布劳的行径一定程度上是由与扬松纽斯间长期的商业冲突所激发。早在1608年，他就向荷兰与西弗里斯兰法院提请安全保护措施，防止地图被盗版而蒙受经济损失，这在含沙射影地攻击扬松纽斯，因为他的1611年世界地图与布劳的1605年地图惊人地相似。²⁴1620年，扬松纽斯再度出击，印制出版了布劳的《导航之光》，铜版由老约道库斯·洪第乌斯的内弟彼得·范·德·科尔设计。由于布劳印刷这本书的特许权已经过期，他保护自己不受扬松纽斯明目张胆的盗版行为伤害，唯一的方法就是斥巨资出版一部新的领航员指南。²⁵到了1629年，布劳一定觉得，如今有了亨利库斯·洪第乌斯的帮助，扬松纽斯在商业上已经战无不胜。靠出版《地图集补遗》战胜这位对手，一定为布劳带来了一定程度上的个人满足感，尽管这也加剧了两个家族在事业上的竞争，并一直持续了30多年之久。²⁶

与《麦卡托—洪第乌斯地图集》一样，布劳的《地图集补遗》在地理覆盖面与印刷质量方面是参差不齐的。然而，它还是立刻取得了成功，因为富有的人们急于想要购买并仔细查阅一部与洪第乌斯不同的新地图集。亨利库斯·洪第乌斯和约翰内斯·扬松纽斯自然惊骇莫名，他们的市场霸主地位受到这部地图集的挑战，而这部地图集竟然主要由他们去世的亲戚制作的地图组成。他们很快做出回击，在1630年稍后出版了自己地图集的补遗，随后在1633年出版了新的法语增订版《麦卡托—洪第乌斯地图集》，在书中直接攻击布劳的《地图集补遗》是“旧地图大杂烩”，还抄袭了小约道库斯地图集中的地图。²⁷

洪第乌斯和扬松纽斯对布劳草草印制的地图集的批评完全站得住脚——尽管这种指控也同样可以用在他们自己的地图集上。这场竞争让双方都意识到，光靠把现成旧地图和仓促制作或盗版的新地图拼凑起来编制地图集不是长久之计。此时需要一部全新的地图集，收录纳入近年地理发现的全新地图，比如那些东印度公司的东南亚海图手稿上的信息。不过要冒险出版这样的地图集需要投入大量资金（用来支付精巧的手艺、工时和大量印刷文本），还需要接触到最新的航海信息。在十七世纪二十年代后半段，政治和商业环境发生巨变，这让布劳在他的竞争对手面前占据了优势：反抗辩派政治派系的势力逐渐衰落，而布劳的抗辩派盟友在这座城市的市民阶层和东印度公司中都获得了新的支持。其中包括他的密友劳伦斯·雷奥尔，他是这座城市最有权力和影响力的人物、阿米尼乌斯的姻亲、东印度群岛的前任总督，也是东印度公司的一位董事。²⁸

对布劳而言，这次权势的转移在1632年达到顶点，赫塞尔·格里茨的去世让东印度公司官方制图师的职位再度空缺。在1619年时，委任布劳担任此职几乎是绝无可能的事情，而在1632年这位置就是留给他的，当1632年12月东印度公司董事会（包括雷奥尔在内）登门邀请他担任此职时，他立刻就答应了。1633年1月3日，他得到正式任命。他的合同中规定，他要负责记录东印度公司领航员前往东南亚的航海日志，修正并更新公司的航海图和地图，委任“信得过”的人制作地图，绝对保密，一年两次向董事会提交报告，汇报这些工作的情况以及其他的制图成绩。为此他每年可以获得300荷兰盾的薪酬，这与其他同等级的政府官员薪酬相当，虽然微薄，但他可以从东印度公司获得制作航海图和地图的额外计件收入。²⁹这让布劳进入了共和国政治和商业政策的核心，使他在荷兰制图业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权力和影响力。

就在布劳获得任命的同时，他还在筹备他的新作品《新地图集》，意图垄断市场，这本书（在出版前的说明中承诺）将“以新的刻版和细节描述进行全面更新”。这部作品于1634年出版，是第一部提到威廉的儿子约翰参与制作的布劳家地图集，尽管他至少从1631年就已经开始协助父亲工作。不幸的是，《新地图集》没有完成事先的承诺。尽管它收录了161幅地图，但超过一半的地图是之前出版过的，9幅是未完成的，还有5幅是临时塞进来的！³⁰可能是布劳身为东印度公司制图师过于繁忙，以及他渴望在竞争对手之前赶制出地图集的想法，最终使他犯了这些错误。

尽管如此，出任东印度公司制图师一职让布劳增强了信心，他打算拓展自己的地图集的规模，所需的工具也是唾手可得。格里茨1632年去世时，留下的遗产中有6幅铜版雕刻，包含印度、中国、日本、波斯和土耳其，都是商业上的敏感区域，东印度公司正忙于与这些地区开展贸易，并且绘制它们的地图。东印度公司拥有特许权，这就意味着这些铜版实际上是公司的财产，但布劳可能是在雷奥尔（他是格里茨的遗嘱执行人之一）的帮助下，将铜版据为己有。1635年，布劳出版了一部更大型的地图集，这次分成了两卷，包括207幅地图，其中50幅是新的，并且极力宣告内容的全面性。布劳在序言中写道：“我们的意图是在这两卷及其他一样的几卷地图集中描绘整个世界，包括天空与地球，关于地球的两卷稍后即将推出。”³¹这部地图集复制了一幅格里茨的印度和东南亚地图，布劳只是在左上角添加了一些涡卷形装饰，在右上角绘制了一幅场景，画的是小天使们把玩着航海工具，并且用一支圆规规划着如何横跨地球。左侧的涡卷边饰表明，这幅地图正是献给劳伦斯·雷奥尔的。

这种手段清楚表明布劳企图称霸地图集市场时的实用主义态度，但他的动机并不总是那么单纯。1636年，在伽利略·伽利莱由于日心说的异端信仰被天主教的宗教审判所判定有罪后，一群荷兰学者计划为这位意大利天文学家在荷兰共和国提供庇护所。提出这个计划的是伟大的法官和外交官（认同抗辩派）胡果·格老秀斯——布劳出版了他的著作——这个计划也得到劳伦斯·雷奥尔和威廉·布劳的热情支持。除了在学术上相信日心宇宙的学说之外，三人提出这个邀约计划也都有商业上的既得利益。格老秀斯已经有了航海方面的著作，希望吸引伽利略来到阿姆斯特丹，为东印度公司献上他确定经度的新方法，一旦成功，荷兰就会在国际航海中取得全面主导地位。³²布劳有一些不算正统的知识信念，同时他也渴望一个新的商业机遇：伽利略代表了看待世界的一种新方法，布劳或许算计过，这种方法会让他在十七世纪三十年代的地图出版领域独占鳌头。最终，邀请伽利略的计划无疾而终，这位天文学家推托说他的健康状况很糟糕（无疑还有宗教裁判所提出的软禁条件），无法叛逃至欧洲头号加尔文派国家，而这原本会轰动一时。

这个计划的失败对布劳并没有产生什么太大影响，他越来越飞黄腾达。1637年，为了扩张家族产业，他将印刷厂迁往城西约丹区堡伦赫克街的一栋新房子中，这里是染业与印刷业的大本营。新的印刷厂有铸字间和九台凸版印刷机，其中6台专门用来印制地图，是欧洲最大的印刷厂。可惜，威廉只享受了一年由欧洲最大印刷商的身份带来的优越感。1638年他就去世了，将家族产业留给了他的儿子约翰和科内利斯（约1610—1642年）。

威廉的死标志着布劳世家的第一个盛世的结束，这时他们几乎完全控制了荷兰共和国的印刷业和制图业。威廉开拓的事业使他成为阿姆斯特丹印刷和制图业的先锋。威廉的世界地图和航海指南取代了过去地理学家们的作品，他出版的地图集也挑战了奥特柳斯和麦卡托的作品。他将地图制图学引入了国家政治和商业政策的核心，以他在东印度公司任职期间的作品为最，他出版的地图和书籍描绘了以太阳为中心的世界，地球不再是宇宙的中心。但对约翰和科内利斯来说，他们要面对出版业务的紧急需求、洪第乌斯和扬松纽斯的竞争以及东印度公司不断委托的任务，这些都意味着他们必须巩固他们父亲的成就，以防被竞争者赶超。

父亲去世后，约翰和科内利斯接到了一个消息，亨利库斯·洪第乌斯出人意料地不再与内兄合作制作地图集，留下扬松纽斯独自经营，这让约翰二人的事业突飞猛进。1638年11月，约翰继承父业成为东印度公司的官方制图师，布劳世家的地位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在威廉任职期间，随着阿姆斯特丹与东印度公司位于巴达维亚（现今的雅加达）的印度尼西亚总部间贸易量的增加，他的工作范围也随之扩大；约翰获得任命时，荷兰共和国的商船队已经拥有约2000艘船只，令其他欧洲海上强权望尘莫及。运货量约45万吨，雇用了3万名左右的商船船员，东印度公司每年从投资者处获得的资金约4000万至6000万荷兰盾；与此同时，利润也不断增加，市场扩展到香料、胡椒、织物、贵金属和奢侈品，例如象牙、瓷器、茶叶和咖啡。整个十七世纪四十年代，公司每年向东派遣的船队运货量超过10万吨，到了十七世纪末，估计已经派遣了1755艘商船，超过97.3万人到亚洲（其中约有17万人在途中丧生）。³³

这些船只都需要地图和航海图才能从特塞尔岛航行到巴达维亚。船长及首席和基层导航员每人都能领到一套至少9幅的航海图，而瞭望员只能拿到一套缩减的地图。它们全部是由布劳及其助手们制作的。第一幅航海图是特塞尔岛到好望角的路线图；第二幅画的是印度洋，从非洲东海岸直到爪哇岛和苏门答腊岛之间的巽他海峡；接着3幅画的是比例尺较大的印度尼西亚群岛；随后是苏门答腊岛、巽他海峡和爪哇岛的航海图，最后是巴达维亚的海图（包括印度尼西亚爪哇岛上的万丹）。每一套都附有地球仪、手册、航海日志、空白纸张，甚至还有一个用于存放航海图的锡筒。为了限制流通，东印度公司下令，在航程结束后必须将这些航海图归还，否则需要赔偿。

身为东印度公司的官方制图师，布劳因此可以接触到公司中的所有人，从公司名下“东印度人”号上的瞭望员，一直到公司的董事和制定政策的决策者。公司每艘船只上的船长和船员都必须将他们在前往东方途中完成的日志、札记及地形草图交给公司的制图师，而布劳必须检查并审核每一份日志，随后才能储藏到位于旧高街上的东印度大楼。布劳随后根据看到的材料绘制出海图，被称为leggers，作为未来完成的地图的模板。这些航海图的轮廓很简单，与最终地图使用相同的比例尺绘制。这些航海图会适时纳入新材料，它们将会构成所有东印度公司领航员使用的标准航海图套装的基础。随后会有多达4名的助手在羊皮纸上绘制航海图——采用手绘而非印刷的方式，这是为了防止航海图上的细节在开放市场上轻易流通，而选用羊皮纸是因为它在海上长途航行中非常耐用。用这种方法制作的航海图，可以快速而巧妙地进行更新。进行修改时只需要用一根针刺出新的海岸线或岛屿，然后放在一张空白的羊皮纸上，撒上煤灰。将原稿拿走后，新的羊皮纸上会有通过针孔留下的点点煤灰，布劳的助手将它们仔细连接起来，就能再现新的、更精确的海岸线。³⁴

制作航海图的成本相当高昂：布劳每制作一幅新的地图，公司都要支付5至9荷兰盾（相当于一幅小型绘画的价格），而为整艘船全体人员准备一整套新航海图则至少要花费228荷兰盾。布劳制作每幅航海图的成本可能不超过2荷兰盾，这让他有至少160%的巨大利润空间。这些数字当然只是推算，因为从现存的少量航海图中很难估算有多少被回收再利用，也不清楚公司每隔多久要求布劳更新每一幅地图。但很显然，他的职位油水丰厚。1668年，布劳向公司开出了惊人的21135荷兰盾的账单——这个数字令人震惊，因为他的年薪不过是500荷兰盾，与一名木匠师傅相当（也相当于阿姆斯特丹一座房子的平均成本）。其中大概包括航海图的费用，不过也有更大的奢侈品，例如献给外国显要的地球仪和手绘地图。1644年，布劳献给望加锡（现今的印度尼西亚）国王一只巨大的手绘地球仪，得到了5000荷兰盾的报酬，其他有关报酬的记录显示，有从几百荷兰盾到上万荷兰盾的地球仪、地图集和装饰性地图。³⁵相比之下，布劳的助手似乎只能从雇主那里领到微薄的工资。其中一位叫狄奥尼索斯·保卢茨的人为布劳绘制了一幅印度洋地图向东印度公司董事会要价100荷兰盾，但保卢茨却抱怨他领到的报酬就只够“一口水”。³⁶

任命布劳为官方制图师，反映了东印度公司法令的一种特性，即在官方的排他性和私人的企业精神之间寻找一种平衡。虽然董事会坚持海图是公司的专属财产，并且要求制作方法必须保密，但他们还是给予布劳相当的自主权，可以让他在其他的印刷计划中使用自己新发现的制图知识。这种知识甚至使他可以阻止公司对航海惯例进行改革。在十七世纪五十至六十年代间，董事会提出印制标准化的导航手册，虽然布劳也参与讨论，但他始终闪烁其词。支持这种倡议确实对他没有什么好处，尤其是他已着手准备制作《大地图集》。³⁷

东印度公司的职位给布劳带来的不仅仅是可观的经济利益，还让他可以接触到最新的地图信息来绘制海图，这一点无人能比，也让他有能力影响（必要时也可以阻止）公司的新举措。他从中还获得了巨大的文化和公民影响力。在后续30年中，他担任了一系列的公职：他在市议会任职，当过市议员、市民警卫队队长和兴建防御工事的专员。³⁸

布劳还拓展了位于堡伦赫克的印刷厂的业务，出版了天主教以及抗辩派和苏西尼派（一个推崇自由主义的派别，拒绝承认三位一体，加尔文派教徒对他们的鄙视不亚于天主教）的宗教作品，虽然这受到阿姆斯特丹市政当局的反对。布劳还对自己的政治地位充满信心，因此在1642年市执法官以他出版了一本苏西尼派的小册子为由突击检查他的印刷厂时，他也能安然无恙。执法官下令把书烧毁，并对布劳兄弟处以200荷兰盾罚款，但布劳的影响力让市长很快废除了这一裁决（虽然没有来得及阻止书被焚毁）。布劳像过去那样再度将争议化为自己的优势，出版后续的荷兰语版本时，宣传这本书“被当众处决并焚烧”的丑闻。³⁹布劳继承了父亲印刷事业中鲜明的自由派作风，持续影响着他的出版决定，但也不可避免地受到商业考量的影响。他还将自己的财富投资到开垦维尔京群岛中，并答应农场提供非洲奴隶干活。⁴⁰从保卢茨评价布劳这位雇主非常吝啬，再加上他参与奴隶买卖的活动来看，他继承了父亲的自由意志主义信仰，但也继承了他冷酷的企业家特质。

布劳身为一名印刷商，一直抱有想要一劳永逸地称霸地图集市场的野心，尽管他当上了东印度公司的制图师，并享有公司的独家信息，但他依然需要面对约翰内斯·扬松纽斯永无休止的竞争。他们分别失去了父亲和生意伙伴，现在为了制作出市场上最精美的地图集陷入惨烈的竞争。从十七世纪四十年代一直到五十年代，两人都加倍努力，印制更大、更有抱负的地图集，不再参考麦卡托这样的制图业前辈，甚至使用相同的标题《新地图集》来强调产品的现代性。布劳主要只是在他从父亲那里继承的地图集的原有结构上添加后续分卷。1640年，他发行了全新的三卷本地图集，引进了新的意大利和希腊地图。1645年，他出版了第四卷，是英格兰和威尔士的地图，献给英王查理一世，当时英格兰正在经历内战，风向开始向英王的共和派对手一方倾斜。十七世纪四十年代末，布劳的地图集制作暂时中止——部分原因是他为了响应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的签署需要制作一系列出版品，其中包括二十一页的双半球世界地图，这构成了日后市民大厅地板装饰的主要部分。1654年，他又增加了一卷苏格兰和爱尔兰的地图，1655年出版的第六卷包含17幅新的中国地图，这全靠他在公司远东业务部门拥有的广泛人脉。地图集的每一卷售价在25至36荷兰盾之间，整部6卷共216荷兰盾。

但扬松纽斯依然一卷接一卷地追赶着布劳，甚至宣称他之后的地图集版本将提供对整个世界的全面描绘，包括天空与地球，不仅超越了布劳的作品，更超越了十六世纪伟大的宇宙学著述。到1646年为止，他也已经出版了4卷新地图集，1650年添加了第五卷海洋地图集，1658年完成的第六卷收录了450幅地图——甚至超过了布劳整部6卷地图集中共403幅地图的数量。

到了1658年，两位出版商的争斗陷入僵局。事实上，虽然布劳在印刷资源和能接触到东印度公司材料这两方面占据明显优势，但扬松纽斯的地图集更加均衡而全面。但此时，年近花甲的布劳做出了一个重大的决定。他决定开展一项出版计划，打算一举打倒扬松纽斯：一部对地球、海洋和天空的全面描绘。他打算为这个宏伟计划起名为《大地图集：布劳的宇宙学，精确描绘陆地、海洋与天空》。布劳打算分三步展开这一出版计划，从陆地开始，随后是海洋，最后是天空。扬松纽斯已经许诺过要出版这样一部地图集，但他缺少出版一部真正权威版本的资源。布劳如今汇集所有强大资源，用来完成他的最后也是最伟大的出版成就。

1662年，计划的第一部分接近尾声，布劳宣布放弃自己商业帝国中的图书销售部门，专注于地图集的印刷，还把书店里的所有存货公开拍卖，为即将完成的地图集计划筹资。当地图集随后在那年出版时，大家才终于明白布劳为什么需要筹集那么多的资金。《大地图集》的第一版用拉丁语出版，庞大无比。出版史上首次出现这样的巨作，整套地图集分成11卷，共4608页和594幅地图，让布劳之前所有的地图集都相形见绌，扬松纽斯的自然也不例外。但布劳计划占领整个欧洲地图集市场，因此他着手准备的不止一个版本，而是同时制作了五个版本。第一版是拉丁语——这是学术精英需要的版本——其余是各国语言的版本，更加通俗，利润更高。第二种版本出版于1663年，分12卷含597幅地图，以法语写成，这是布劳最大的市场。第三种是荷兰语版，为本国读者准备，出版于1664年，分9卷含600幅地图。第四种是西班牙语版，这是欧洲强大的海外帝国所使用的语言。第五种是最罕见的版本，是1658年出版的德语版。这是布劳最先准备的地图集，但刻意延后，以保证更重要的拉丁语和法语版率先出版。这个版本在1659年以缩减形式出版，但完整版本共有10卷含545幅地图。每一版都根据绘制的不同地区和使用的印刷格式而有所不同，但大多数情况下，它们都采用统一的文本和地图，以此达到地图集不可或缺的标准化。⁴¹

在1659到1665年这将近6年的时间里，制造这些地图集所耗费的资源令人瞠目结舌。据估计，5种版本的总印量高达1550份，其中拉丁语版本最多，为650份。但这表面上看似平凡的数字代表着544万页的文本内容和95万次的铜版印刷，这个累积数字非常惊人。总计耗费的时间和人力无与伦比。将最初5个版本的1.4万页印刷文本排好，如果根据每页8小时计算，需要5个排字工人工作10万小时。这意味着一组排字工人需要全日制工作2000天，即6年。相比之下，印刷183万页文本相对快些。假如布劳的9台印刷机全速运行，每小时可以印刷五50页，那么理论上，全部4个版本的印刷文本可以在10个多月的时间内完成。而印刷铜版雕刻地图则是另一件事了，主要是因为地图需要印在印刷好的纸张背面；每块铜版一小时大概只能印刷10次。4个版本总共要用铜版印刷95万次，需要布劳使用6台印刷机全天印刷近1600天，即4年半。许多地图还是手工上色的，让购买者从买到订制品的幻觉中感到满足，不过布劳将这些工作以每幅地图3斯图弗（货币单位，相当于二十分之一荷兰盾）的价格外包给计件工人，这就很难算出耗费的时间。然后，单纯只是仔细装订一套多卷本的地图集就至少需要整整一天的时间。所有这些工作（以及其他在同一时期内完成的印刷工作）都是由总计不超过80名工人在布劳的堡伦赫克印刷厂中完成的。⁴²

金额如此庞大而又存在潜在风险的资本投资体现在了《大地图集》不同版本的销售价格中。每一种版本的价格都比布劳之前的地图集高出许多，之前的价格大多为200多荷兰盾。一套手工上色的拉丁语版地图集价格为430荷兰盾（未上色的仅为330荷兰盾），而规模更大的法语彩色版要价450荷兰盾，未上色的350荷兰盾。这样的价格让这些地图集不仅成为历史上最昂贵的地图集，也是当时最昂贵的书籍；450荷兰盾是十七世纪的工匠一份非常不错的年薪，相当于现在的2万英镑左右。《大地图集》显然不是为了普通的劳动阶层出版的：它的买家或者是与地图集制作相关的人，或者是可以帮助荷兰进行政治和商业扩张的人——政治家、外交家、商人和资本家。

经过这么多人的努力，承载如此殷切的期望，但值得注意的是，《大地图集》本身非常缺乏冒险精神。不仅是版面设计，就连地图也表明布劳丝毫不想进行改革或创新。布劳和扬松纽斯之前的许多地图集都采用了简单累积的方法，重量不重质，地球上大块大块的地方充斥着密密麻麻的小细节，而另一些地方则几乎是空白，地图的排列顺序也不连贯。《大地图集》并没有努力弥补这些缺陷，也没有提供一套反映最新地理学知识的新地图。例如，第一卷中先是一幅世界地图，随后是北极地区、欧洲、挪威、丹麦和石勒苏益格的地图。在22幅地图中，有14幅是新的，但剩下的有几幅是30多年前的。第三卷主要针对德国，有97幅地图，但只有29幅是第一次出现。第四卷的主题是尼德兰，有63幅地图，其中30幅在技术上是新的，但其实大多数都是老地图，只是第一次出现在布劳的地图集中，开卷第一幅十七省地图居然复制的是他父亲在1608年出版的地图！第五卷主要是英格兰，包括59幅地图，只有18幅不是从约翰·斯皮德的《大不列颠王国全览》（1611年）中复制而来的。这部地图集直到第九卷才处理欧洲以外的部分，包括西班牙和非洲的地图，而第十卷中仅仅收录了27幅亚洲地图，其中只有一幅是之前没有出版过的，整卷地图都看不出东印度公司在该地区进行了大量的探险考察。⁴³

因此，就《大地图集》而言，印刷的介质并没有促进制图上的创新，而是成了阻碍。地图印制得很精美，在地形表现方面，至今仍被铜版雕刻的鉴赏家认为是别具一格的。不过要投资如此庞大的一项计划，布劳面临着一个问题：他是要冒险引入崭新而陌生的地图，却有可能失去他保守的（当然也很富有）买家呢，还是要在大众对创新的兴趣上赌一把？——后者很难从以前印刷地图的销售状况中看出来。在布劳的职业生涯中，他总是不太愿意将从东印度公司记录中获得的新知引用到他的印刷地图中，而是将这些用在公司花钱请他绘制的手稿海图上。在这方面，《大地图集》也不例外：就像标题所表明的，它只是在规模上比之前任何地图集都要“更庞大”。

地图集中的第一幅地图在这一点上表现得最明显：《全新且非常精确的世界全图》。与地图集中其他许多地图不同，这幅相对较新。到目前为止，布劳的地图集复制的是他父亲在1606至1607年间采用麦卡托投影法绘制的世界地图的版本。这幅新世界地图则抛弃了麦卡托投影法，而是回到了麦卡托在1595年《地图集》中确立的传统，将地球以成对的半球呈现，以赤平投影法描绘，与布劳之前的1648年世界地图，即市民大厅的大理石地图的蓝本非常相似。赤平投影是将地球想象为一个标有纬线和经线的透明球体，放在一张纸上，在布劳的实例中，赤道与平面相交。如果光照进地球，投射到纸上的阴影就显示出弯曲的经线，以及不断向代表赤道的直线汇聚的纬线。这个方法并不是新方法（甚至托勒密都提到过），但在文艺复兴时期，它主要被天文学家用来制作星图，或者是像布劳这样的地球仪制作师，主要目的是为了用它再现地球表面的曲率。然而，布劳非常清楚东印度公司开始欣赏麦卡托投影法的优点，尤其是在导航方面。事实上，他在这幅新世界地图上选择采用赤平投影法，而不是他父亲偏爱的麦卡托投影法，是为了迎合公众对双半球投影的喜好，这种偏好从市民大厅和1648年的世界地图就能看得出来，但其实它可以追溯到十六世纪二十年代麦哲伦完成首次环球航行之后。

这幅地图的目的并不仅仅是采用最有销路的投影图。在地理信息方面，它没有在1648年地图上添加多少内容。在东半球，被标记为“新荷兰”的澳大利亚依然不完整，让人以为它和新几内亚是相连的。在西半球，北美洲的西北海岸同样不完整，而且错误地将加利福尼亚描绘成一座岛屿。1662年地图中有所改变的是精致的边框绘饰。底部画有四季的拟人化形象，左边是春季，冬季在最右边，秋季和夏季在中间。在两个半球的上方是更精致的寓意画：左边西半球的上方是托勒密，一只手拿着圆规，另一只手拿着浑天仪。在他的对面，位于东半球右上角的是哥白尼，拿着一副圆规，支在一个地球仪的表面。在他们中间是五颗已知行星的拟人形象，依据的是它们对应的古代神明。从左边起，在托勒密旁边的是朱庇特（木星），有雷电和老鹰相随，接着是维纳斯（金星）和丘比特、阿波罗（太阳）、拿着双蛇杖的墨丘利（水星）、身穿铠甲的玛尔斯（火星），最后，在哥白尼上方的是萨图恩（土星），从他旗帜上的六芒星可以认出来。在阿波罗下方，月亮探出头来向外窥视，夹在两个半球之间的头和肩膀都很小。

这幅图像将世界放在更宽广的宇宙之中，而将地球放置在它的中心，展开了两个相似的半球。事实果真如此？将托勒密的地心说与哥白尼的日心说并列放在一起，表明这幅地图试图兼顾这两种宇宙论。这幅地图其实暗中支持哥白尼的学说，行星是按照与太阳之间的距离远近排列的。墨丘利与拿着权杖的阿波罗靠得较近，接着是维纳斯，随后是月亮和地球。玛尔斯排在朱庇特之前，最后才是萨图恩，这正是哥白尼的追随者所认为的正确顺序。

在地图集的前言“地理学引论”中，布劳承认，“宇宙学家对于世界的中心和天体的运动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见。有人认为地球是宇宙的中心，相信地球是静止的，而太阳和其他行星以及恒星是围绕它旋转的。另一些人认为太阳是世界的中心。他们认为太阳静止不动；地球和其他行星围绕太阳旋转”。有一段话可以看作布劳对它的世界地图的直接评论，他在其中继续解释了哥白尼学派的宇宙学。“根据他们的观点”，他写道：

水星在第一圈，从西到东运转，是距离太阳最近的，转一圈需要八十天，而金星在第二圈，转一圈需要九个月。他们还认为地球——他们认为是发光天体，或是和其他行星一样的一颗行星，并且和月球一起在第三圈（循着本轮运行的月球环绕着地球运转，转一圈需要二十七天又八个小时）——绕太阳旋转一圈需要一个自然年。他们认为就是这样区分出了一年的四季：春、夏、秋、冬。⁴⁴

布劳接着继续描绘火星、木星和土星各自的位置，和他在世界地图中的排序一样。

布劳随后在一段表里不一的论证中坚持，“我们并非想要说明哪种观点是符合事实的，是最符合世界的自然秩序的”。他认为这些问题应当留给“那些从事天文学的人们”，接着又轻率地补充说地心说和日心说之间没有“明显差别”，最后得出结论，“既然认为地球恒定不动的假说似乎更为可能，而且又更容易理解，那么这篇引论将支持这个假设”。⁴⁵说出这段话的是企业家，而非科学家，是出版商，而非地理学家。

然而，在行星位置的安排方面，1662年《大地图集》的世界地图是第一幅引入了日心体系的地图，并将地球从宇宙中心移走。除了生产规模，这一点也是这部地图集的历史成就，但是由于要满足商业需求，约翰·布劳选择了与父亲不同的做法，淡化了激进的科学观点。事实上，虽然荷兰共和国更倾向于认同对地球中心论的正统学说提出科学挑战，但1662年世界地图实际上比1648年地图倒退了一步，后者嵌入的哥白尼和第谷理论图像是对主流托勒密模型的挑战。1662年地图本身描绘了地球在日心体系中的画面，但在众多古典神话人物的伪装之下，再加上大多数历史学家都没有看出布劳前面那段评述的意涵，这一点自然被削弱了。⁴⁶看起来，布劳似乎只是不确定他对新科学理论的支持是否有助于他的生意；但最终，他对哥白尼学说这番迂回的阐释，创造了一个以太阳为中心的世界的壮观地图景象，却被大多数人完全忽视。

单纯从商业角度评判，布劳做出的似乎是一个精明的决定，因为《大地图集》获得了巨大成功。购买的人包括阿姆斯特丹和全欧洲的富商、金融家和政治人物。布劳还将不同的版本进行了特定的上色、装订和加盖纹章，送给欧洲最有政治影响力的人物。其中大部分都装在经过专门设计并且精心雕刻的胡桃木或红木箱子中，使其显得绝不仅仅是一本书或一套地图而已。拉丁语版本是献给奥地利的皇帝利奥波德一世的，法语版是献给国王路易十四的，后者收到的版本中还附有布劳对学科重要性的评注。布劳（改写奥特柳斯的话）写道：“地理学是历史的眼睛，是历史的光”，并且向国王展现了前景，“地图让我们足不出户就能看到最遥远的事物，而且就在眼前”。⁴⁷他还向有影响力的高官赠送地图集，并且接受荷兰当局的订单，为外国统治者生产定制版本，作为带有异国风情的礼物，其中包括1668年国会送给奥斯曼苏丹的一套丝绒装订的拉丁语版本地图集，目的是为了巩固两国之间的政治和商业联盟。这部地图集非常受欢迎，在1685年被翻译成土耳其语。⁴⁸

布劳的《大地图集》的出版也标志着他与扬松纽斯长达50年的敌对竞争告一段落，但这并不是因为在地理学上占据优势。1664年7月，扬松纽斯去世。在布劳推出不同版本的5年中，扬松纽斯也同样成功出版了自己《大地图集》的荷兰语、拉丁语和德语版本。荷兰语版本分9卷，出版于1658至1662年之间，编排顺序与布劳的地图集相似，包括495幅地图。11卷的德语版出版于1658年，至少收录了547幅地图。扬松纽斯或许没有布劳那么多的出版资源和政治关系，但直到去世前，他在出版大型地图集方面一直足以与他最大的竞争对手匹敌。⁴⁹如果他活得更久，布劳未必能够称霸荷兰的制图业。

布劳大获成功，因此他在1667年将自己的印刷帝国扩展到赫拉汶街上的新厂房。但他的成功并不持久。1672年2月，一场大火横扫新厂房，烧毁了布劳的大部分原料和印刷机。在这场火灾的官方报告中，除了提到书籍的损失，还提到“这座大型印刷厂及其中的一切都遭到严重破坏，甚至连堆在角落的铜版都像丢进火焰里的铅块一样熔化了”，布劳因此损失了惊人的38.2万荷兰盾。⁵⁰如果布劳原本还对完成承诺过的海洋和天空两部地图集抱有信心的话，现在也都灰飞烟灭了。接着还发生了更糟糕的事。1672年7月，荷兰共和国与法国之间的战争一触即发，国会授予奥兰治的威廉总督头衔。这次权力转移让阿姆斯特丹议会中反对奥兰治的成员遭到解职，其中包括布劳。他的出版社完全成了废墟，他的政治影响也终结了，布劳的健康每况愈下，1673年12月28日去世，享年75岁。

布劳的去世标志着家族产业的没落。他的儿子们继承了产业，但他们缺少父亲和祖父的才华与冲劲。地图市场也发生了改变，政治气候并不利于对多卷本地图集进行大笔投资，风险非常大。扬松纽斯和布劳的去世意味着，1630至1665年间促使双方出版如此大量的地图集的商业竞争关系已经不复存在。新的地图集既无供应，也无需求。1674至1694年之间，从大火中幸存的《大地图集》印刷铜版被接连出售或拍卖。⁵¹1696年，布劳家族的产业最终歇业，1703年，东印度公司不再使用布劳印刷厂的标记，结束了与这个家族长期而成功的合作关系，而这种合作是这个家族制图事业的核心业务。

布劳可能很难想象他的地图集在后世的发展史。布劳没有完成他的整个计划，却为许多不同的个人量身定制了第一部分的地图集，他在不经意间引发了一种全新的地图集消费方式：后来被称为“复合地图集”。十七世纪末的买家开始复制布劳的方法，为他们的布劳地图集添加新的地图和绘画。阿姆斯特丹律师劳伦斯·范·德·汉姆（1621—1678年）购买了一套拉丁语版《大地图集》，以此作为基础，汇集出了46卷的地图集，共收录3000幅地图、航海图、地形绘图和肖像画，并且仔细编排组织，以专业手法装订，仿佛成了布劳原版作品的巨型扩充版。范·德·汉姆的地图集十分惊人，以至于托斯卡纳大公想要出价3万荷兰盾购买——尽管他大量增补了原版，但相对于430荷兰盾的原始投资成本，这真是巨大的回报。⁵²其他人也同样根据个人对航海、宇宙学，甚至是东方学的不同喜好，定制自己的布劳地图集。与布劳自己的地图集非常相像，这些定制版本可以无限延伸，几乎没有尽头：直到收藏者去世才算完成。

讽刺的是，由于布劳主要关注地图集在商业性读者中的销售，因此牺牲了地理学和天文学上的创新，而后来出版的地图集却不再将出版商或地理学者作为文本的组织者，反而将内容的决定权交到购买者手中。意大利印刷商开始出版标准格式的地图，然后顾客可以购买并组装自己的地图集。这种地图集后来被地图商称为IATO地图集（“意大利接单组装”的缩写，最早出现于十六世纪），更精确的名字应该是意大利复合地图集，因为选择地图的是收藏者而非出版者。这种复合地图集的出现代表着制图师和印刷商在十七世纪末面临的困局：他们拥有的地理学资料前所未有的庞大，他们掌握的印刷技术也已经达到很高的速度和精确水平，可以精确呈现这些信息的细节，但没有人清楚应该如何组织和呈现这些信息。要多少地理学知识才算完整？这样的出版计划如何才能赚钱？这样的问题自然没有答案，最好是让个人根据他们所需要的地理学信息做出自己的决定。

*

精美的印刷版式、精致的装饰、细腻的色彩、奢华的装帧，所有这些令布劳的《大地图集》成为十七世纪无与伦比的印刷品。孕育这部作品的荷兰共和国刚刚经历激烈的抗争，摆脱了西班牙帝国的统治，建立起一个全球市场，她更在乎的是财富的积累，而不是侵占土地。布劳的地图集也是在同样的规则驱使下完成的。对他而言，在这样的一个世界里，甚至都无需将阿姆斯特丹放在世界的中心；荷兰的经济实力越来越强大，却又无人可见，一点一点渗透进地球的每个角落。十七世纪和今天一样，金融市场从不承认政治的边界与中心，只顾积累财富。

事实上，《大地图集》的成功并不有助于十七世纪末地理学的发展，反而产生了阻碍。它代表着从托勒密时代起就推动着制图师获取全球地理学知识的古代传统已经终结。布劳的出版物虽然规模宏大，但却没有提供任何创造世界图像的新地理学方法，因为它只是在迎合购买地图的公众，这些人更感兴趣的是地图和地图集的装饰价值，而不是科学创新和地理精确度。这部地图集没有在比例尺和投影法方面给出展现世界的新方法，尽管它巧妙地呈现了一个不再位于宇宙中心的世界。但对布劳而言，日心说的好处也就只体现在销售数字上。《大地图集》是一项真正的巴洛克式作品，与文艺复兴的传统断然决裂。过去像麦卡托这样的制图师试图对世界在宇宙中的位置提出独特的视像，而布劳只是堆积更多的材料来展现世界的多样性，背后的动力来自市场，而非渴望确立一种对世界的独特理解。《大地图集》缺乏特定的思想原则，在金钱和知识的驱使下规模越来越大，成了一件有瑕疵且未完成的巨作。

第九章　国家　
卡西尼家族，《法国地图》，1793年

法国巴黎，1793年

1793年10月5日，法兰西共和国国民公会颁布了《关于建立法兰西纪元的法令》。这部法令引入了全新的历法，用来标记一年前的1792年9月22日法兰西共和国正式宣布诞生。以此为代表的一系列改革是为了扫除刚被推翻的“旧制度”的一切残迹，从专制统治的方法，到标记历法时间的方式。根据国民公会的法令，颁布法令这一天的官方日期是革命第二年葡月14日（葡月【Vendémiaire】是秋天的第一个月，得名于葡萄收获【vendange】）。就在启用这部历法的前几周，国民公会收到一位较激进的代表的报告，这个人是演员、剧作家和诗人法布尔·德埃格朗蒂纳。德埃格朗蒂纳已经投票支持处决国王路易十六，并且是新历法制定委员会中一位重要成员，他如今又将目标瞄准地图。他希望国民公会重视“法国全图，即学院地图”，他抱怨这幅地图“绝大部分由政府出资制作；但却落入个人手中，被当作私有财产；而公众必须付出昂贵金额才能使用，而且这群人甚至拒绝将地图送给有需要的将军使用”。¹

国民公会认同德埃格朗蒂纳的观点，下令将与地图有关的雕版与图纸查封并转交给战争部的军事办公室。战争部的部长艾蒂安-尼古拉·德·卡隆将军对这个决定非常满意。他宣称：“此举让国民公会从一群贪婪的投机者手中夺回了国家的成就，这是工程师们花费40年的工作成果，一旦丢失或抛弃这项成果，将会是政府资源的一大损失，又会增加敌人的资源，因此更应该完全由政府掌控。”²

德埃格朗蒂纳的抨击与卡隆的欢欣鼓舞，意在没收法国地图，并扳倒让-多米尼克·卡西尼（1748—1845年）。让-多米尼克是声名显赫的卡西尼制图世家的第四代，被公认为是法国地图的拥有者，但他不幸身为这个世家的最后一代，国民公会没收地图时，一个庞大的计划几乎就要完成了。对让-多米尼克这样的坚定保皇派而言，地图国有化是一场政治灾难，更是个人的悲剧。他在回忆录中哀叹：“他们从我这里将它夺走，尚未全部完成，我还没有为它进行最后的润饰。在我之前，没有任何作者尝过这种痛苦。有哪个画家还来不及进行最后的润饰，就眼睁睁看着自己的画被夺走？”³

引发这番所有权争执的是革命者所谓的“法国全图”，卡西尼和他的合伙人以拥有者的身份将其称为《卡西尼地图》，这显然让德埃格朗蒂纳和卡隆非常恼怒。这是第一次有人尝试依据三角测量和测地法（即测量地球表面）系统性地测量全国土地，并绘制成地图。按照原定计划，《卡西尼地图》完成时共有182页，比例尺是统一的1∶86400，组合起来后是一幅约12米（40英尺）高、11米（38英尺）宽的全国地图。这是第一幅现代的国家地图，使用了创新的科学测量方法来全面呈现一个单独的欧洲国家；但到了1793年，问题在于：它属于谁？是它所再现的这个崭新的革命国家，还是耗费四代人心血制作它的那些保皇派？

这幅地图起源于十七世纪六十年代早期，从让-多米尼克的曾祖父乔凡尼·多美尼科·卡西尼（1625—1712年），即卡西尼一世开始。⁴国王路易十四在1667年设立了巴黎天文台，乔凡尼是实质上的第一任台长。在100多年中，乔凡尼的后代——他的儿子雅克·卡西尼即卡西尼二世（1677—1756年）、他的孙子塞萨尔-弗朗索瓦·卡西尼·德·蒂里即卡西尼三世（1714—1784年），最后是与他同名的曾孙让-多米尼克（卡西尼四世）——依据可验证的测量与量化的严格科学原理，相继进行了一系列全国性测量。虽然这个计划经历了诸多实务、经济和政治上的变迁，而且卡西尼家族每一代人各有不同的追求方向，但他们将测地法和三角测量结合起来的方法影响了西方日后所有的地图制作。他们运用的原理依然被大多数现代的科学地图使用，从世界地图集到英国地形测量局和线上地理空间应用，全都是遵循着卡西尼家族最先提出并实践的三角测量和测地方法。这个计划开始时只是为了测量一个王国，最终却为之后200年绘制所有现代民族国家的地图提供了模板。

1793年的公告是有史以来第一次将私人制图计划收归国有。卡西尼家族每一代人都与提供了部分资金的法国皇室家族关系密切，这使它成为革命者鲜明的政治标靶，但像德埃格朗蒂纳和卡隆这样的人也意识到，更重要的是如何利用卡西尼家族的测量实现自己的政治目的，尽管这些经过测量印制出来的地图与皇室密不可分，它们最终却可以成为新的“法兰西纪元”的一个象征，以之为蓝图可以塑造法国是一个现代的共和民族国家的概念。所有人都发现了这些地图的军事价值。当时敌对的邻近王国眼看就要入侵这个刚刚成立的共和国，卡西尼家族绘制的包括法国各地区和边界的详细地图对保卫新政权将会产生至关重要的作用。但国民公会已经在设法将国家的行政部门进行合理调整，将教省、司法辖区、商会、教区这些混乱的组织进行改革，重新划分为83个省，而收归国有的卡西尼地图在国家划定和管理这些地区上起到了重要作用。⁵

地图还能产生更深远却难以察觉的影响。卡西尼家族的地图测量在共和国手中，能够逐渐让人们相信这是这个国家的地图，是为了这个国家而绘制的地图。德埃格朗蒂纳在申请将地图测量进行国有化时提到，它能让法国公众“看到”他们的国家，并且从国家意识的最早地图显现中认同他们的国家。这些测量地图不仅响应也利用了孟德斯鸠男爵夏尔·德·塞孔达（1689—1755年）和让-雅克·卢梭（1712—1778年）等思想家开始界定的贯穿十八世纪的“民族普遍精神”的出现。⁶波旁王朝的君主们鼓励土地测量是为了歌颂他们以巴黎为中心的统治。而到了共和国时期，这将被视为把地图上的每一寸（或是每一米，1795年4月起国民公会开始采用公制）土地界定为法兰西，将人民和土地绑定在一起，不是向一位君主效忠，而是忠诚于一个非人格的、想象的国家共同体，它叫作法兰西。⁷政治修辞现在宣称民族的实际领土和国家的主权现在融为一体，这个理念后来将输出到整个欧洲，最终蔓延到世界其他地方。

卡西尼家族测量土地的主要目的并不是制作世界地图，尽管他们致力于使用测地法，以及对地球形状和大小进行精确测量。这意味着，他们的抱负是先绘制法国地图，随后将在土地测量和制图中确立的原则推广到全球所有的民族国家。但是他们对地图制图史的贡献一直被忽略，除了英国地形测量局的设立是拜其所赐。虽然如今大家更熟悉英国地形测量局，但首先确立这些西方制图学中的永恒法则的却是卡西尼家族，地图在现代民族国家行政管理中的形象和功能也是由他们确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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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世纪中叶的法国并不是一个可能改变制图术未来的地方。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制图师在十六世纪大部分的时间里主宰着这一领域，而在十七世纪早期，主导权又转向低地国家，绕过了法国，法国以南国家发生的地理大发现，法国以北国家发生的股份制公司兴起，都与法国无关。这个国家从十六世纪末起就由波旁王朝统治，他们通过一系列漫长的宗教内战登上了宝座。针对国内的威胁，以及王国中各省强大的地方独立势力，波旁王朝建立起了欧洲政治上最为中央集权的国家。无论是由于中央集权的趋势，还是拒绝服从的地方主义，显然都需要进行管理，而最简单的方法便是从这个王国的政治中心开始向外绘制全国地图。其他欧洲君主也采用了同样的方法：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约瑟夫一世（1678—1711年）在十七世纪最初几十年请人绘制匈牙利、摩拉维亚和波希米亚的大比例尺测量地图，而在十八世纪七十年代，费拉里伯爵（1726—1814年）根据对奥地利所辖低地国家进行的测量制作了《内阁地图》。由于法国领土面积广大，增加了这项工作的难度。法国拥有60万平方公里左右的国土面积，是欧洲最大的国家。在总长超过6000公里的边界线中，超过一半是在陆上，大多是与敌对王朝之间的国界线；于是王国的大臣们清楚地意识到，有效的制图策略不仅有助于内部管理，还有助于保卫国家，防止入侵。

在现代早期的欧洲，没有哪个国家像法国一样专注于在地图和地图集上绘制统一而持久的政治边界。在亚伯拉罕·奥特柳斯的《寰宇剧场》中，45%的地图上的政治边界标示得不一致，而尼古拉·桑松（1600—1667年）在1658至1659年出版《法兰西诸省全图》时，其中98%的地图使用了全新的方法再现政治边界，系统性地使用标准颜色和虚线区分司法辖区和传统的教区。⁸当波旁王朝开始巩固中央对各省的统治权力时，桑松时任皇家地理学家。他自然对如何绘制国家之间以及国家下属地区之间的分界线的问题感兴趣，不管是法国及国内各地区的地图，还是有着许多王国的非洲地图。

卡西尼法国地图并不是起源于对地球和人为分区的测量，而是对星象的观测。1666年12月，年轻的国王路易十四（1638—1715年）在财政大臣让-巴普蒂斯特·柯尔贝尔的鼓动下，成立了法兰西科学院。最初几次参会的是精心挑选的22位天文学家和数学家，包括让·皮卡尔（1620—1682年）和荷兰人克里斯蒂安·惠更斯（1629—1695年）。科学院的成立还包含建立一座科学天文台的计划，次年便在巴黎市中心以南的圣雅克近郊动工。1672年，巴黎天文台开始运营。

乔凡尼·多美尼科·卡西尼（卡西尼一世）是科学院的创办人员之一，他成了天文台的第一任非正式台长。卡西尼一世是一位卓越的意大利天文学家，以他在博洛尼亚和罗马进行的研究享誉国际。他对木星的卫星如何运行所进行的观察拓展了伽利略的研究，并且得出了解决“如何确定经度”这个古老难题的新方法。天文学家和地理学家都明白，经度是依照时间的差别来测量距离。问题在于要如何精确记录这种差别。卡西尼想到，如果可以从两个位置同时观测记录某个天体现象的时间，如木星某个卫星的亏蚀，所得的结果就可以作为确定经度度数的基础。在天文学层面上，这些计算有助于精确确定地球的周长；在地理学层面上，它们可以为柯尔贝尔这样的政治家提供必要的信息，绘制完整的全国地图。

柯尔贝尔成立科学院的计划，来源于他对科学在国家管理中所扮演的角色有了全新的理解。在英格兰与荷兰，经验观测与实验正在挑战传统自然科学研究的确定性。弗兰西斯·培根在《新大西岛》（1627年）中设想了一个由实验科学家组成的学院，预示了英国皇家学会（成立于1662年）的诞生。柯尔贝尔在科学方面的兴趣更偏重实用性。他希望资助一些科学研究计划，能够直接帮助他建立一个法兰西国家机器，令整个欧洲艳羡。⁹对柯尔贝尔来说，权威的信息能够促进和加强政治专制统治。

科学院的一位秘书贝尔纳·勒·博维耶·德·丰特奈尔后来写道：柯尔贝尔

鼓励学术，并不只是因为他天生的爱好，也有充足的政治理由。他明白，光凭科学与艺术就足以荣耀政权；或许比武力征服能够更有效地传播一个国家的语言；可以让君主控制知识和产业，名利双收；还可以吸引众多的外国人，用他们的才华为国家富强服务。¹⁰

柯尔贝尔急于使路易十四避免战争，也接受了法国顶尖天文学家的游说，热情地支持创立科学院，支付了6000里弗买下了天文台的建造地，又投资了70多万里弗兴建完成。柯尔贝尔还为科学院成员提供每年高达3000里弗的津贴，卡西尼1668年进入科学院时就领到了这样的年薪。¹¹这笔津贴代表着实验科学家的社会地位发生改变，他们现在隶属于最高级别的国家权力机器。

就像托勒密的亚历山大港和伊德里西的巴勒莫，柯尔贝尔的巴黎天文台成了计算中心，基于国家权力的利益，将各式各样的信息收集到这里进行处理，然后传播给更广大的受众¹²，但运作的规模和精确程度是托勒密和伊德里西做梦也想不到的。一开始，一连串彗星的出现，再加上1666年初发生的日食和月食，让天文学家们支配着这个新天文台。但柯尔贝尔野心勃勃，他要求科学院的职权范围拓展到天文学之外，希望这里成为一个独特的组织科学知识的地方，与之前的亚历山大港、巴勒莫或是塞维利亚的通商院都截然不同。

就像丰特奈尔观察到的那样，柯尔贝尔对科学院的支持来自他对这个王国官僚式管理的规划。早在科学院成立之前，柯尔贝尔就急于请人制作一幅最新的大型全国地图来评估国家资源。他要求各省官员提交所有的区域地图，以评估“各省是更适于作战还是务农，从事商业还是制造业——还有陆路和水道的情况，尤其是河流的状况，以及可能的改进措施”。¹³随后交给尼古拉·桑松进行校对和修订。从理论上说，这是一项伟大的计划，但各地的响应暴露出了艰巨的政治和后勤问题，要完成这个计划必须克服这些问题。只有八个省响应了柯尔贝尔的要求，其余各省都无动于衷，或是缺乏地图资源，或是担心这会让中央政府提高税收。虽然桑松想要标定政治边界，但他更擅长制作手工上色的古代世界地图，而且不出所料地被这个计划的庞大规模吓到了。在1665年的一份备忘录中，他认为需要两项相关的计划：制作一幅法国全图，还有一组反映行政区划的区域地图。这些区域地图能向柯尔贝尔展现所有的地标，“包括最小的村庄和开垦地【清理后准备栽种作物的土地】，甚至是远离教区单独存在的城堡、农场和独栋私人房屋”。考虑到法国的面积以及地形的多样性，这个行动将会耗费巨大的人力物力，在技术上也充满挑战，且代价高昂。如果使用传统测量方法——用测量杆步测土地，向当地人询问，遵从古代法令——那么“就算动用全世界的测量员和几何学者，这项任务也永远无法完成”。¹⁴看来必须找出另一种方法，因此柯尔贝尔要求新设立的科学院开发出一种测量大块土地的新方法；他心急如焚，以至于1666年12月第一次开会时讨论的就是这件事。

他们建议的新方法将天文学和地理学前所未有地结合了起来。他们使用制造绘制天文图的科学工具的专门技术，来生产测量地形所需要的工具，并使用卡西尼的天文观测成果确定经度。他们获得了改良现有科学工具的资金，包括用于测量天体高度的四分仪、航海所用的六分仪，还有在测量中用于确定方向和方位的照准仪。科学院决定用他们的新法则和工具进行一系列“观测”。使用这些最新的科学方法，首先对巴黎，随后对整个国家进行测量并绘制地图。科学院的方法将科学测量的两个分支汇集起来。卡西尼的天文观测提供了最精确的经度测量。法国神父、天文学家、测量家、科学院初创成员让·皮卡尔则依据实地测量技术提供了精确的地形信息。把这两者融合在一起，就成了法国进行全国性测量的有效方法。

皮卡尔对测量工具进行改良，使天体现象观测和地形测量的精确性大大提高，这一点已为人熟知。他主要的兴趣是解决一个至少从埃拉托斯特尼以来就解决不了的科学难题：如何精确计算地球的直径。卡西尼想从东到西计算经度，而皮卡尔则专注于从北到南测量经线的弧度。沿着一条在想象中环绕地球圆周从极点到极点的弧线，在地表任何地方都可以从正北到正南画出这样一条弧线。可以用这道弧线来确定任何一个地方的纬度，以及地球的直径和周长。

皮卡尔的测量方法包括两种测量方式：第一种是天体测量，用来确定测量员的纬度；第二种是一系列地上的角度测量，从中可以得出精确的三角测量。一种新的测微仪（用于测量天体角度大小的计量器）使皮卡尔可以更精确地计算行星的大小，他还用望远四分仪取代常规的针孔来进行观测，在计算天体高度和陆地角度上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精确度。拥有了这些新工具之后，他准备开始对地表进行第一次现代大地测量，1669年时，他开始测量巴黎南边的马瓦辛与亚眠附近的索敦之间的经线，据他计算，两地是在同一条经线上的。他使用一条4米长的木杆来计算这段略长于100公里的距离，结果令人印象深刻。皮卡尔估算纬度1度为57060图瓦兹。一图瓦兹接近2米，所以纬度1度约为111公里（69.1英里）。利用这些数字作为乘数，他还计算出了地球的直径为6538594图瓦兹，即12554公里（7801英里），而今天算出的实际数字为12713公里（7899英里）。

皮卡尔这次天文学测量造成了惊人的影响。他计算出的地球大小证实了艾萨克·牛顿的万有引力假说，并且鼓励了这位英国人最终出版了《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1687年）以发表自己的论证。¹⁵皮卡尔的方法给制图术的实务带来的影响也很巨大。为了确立自己的经线弧线，皮卡尔先测量一条基准线，以此为基准就可以“三角测量”距离和方向。只要知道基准线上两点间的准确长度，皮卡尔就可以参照三角函数表精确计算出第三点的距离。结果看起来就像是一条爬行在基准线上的三角蛇。皮卡尔在他的《土地测量》（1671年）和科学院的第一份“观测报告”《巴黎近郊详图》中使用了这种方法，后者由皮卡尔于十七世纪六十年代末完成，1678年首次出版。在地图的比例尺上，1莱尼（大革命前的最小测量单位，相当于1英寸的1/12，约为2.2毫米）代表实地的100图瓦兹，即1∶86400。这个比例尺将会成为卡西尼家族日后制作的所有区域地图的标准比例尺。这两个例子表明，科学院在这个阶段的主要目标是为后续绘制全国地图提供一个新的几何学框架。距离是根据三角测量的数学方法测量出来的，这样才能在空白的空间中标示出地点的正确位置。画出的结果像是一连串抽象的几何图形，而非描绘一个混乱却生机勃勃的国家。

科学院的下一项“观测”计划更清楚地显示出新方法的政治力量。皮卡尔又一次被选为计划的主持人，绘制法国全国海岸线的地图。皮卡尔已经确立了通过三角测量法根据经线来绘制国内地图的原理，他同意卡西尼的观点，认为测绘整个国家的轮廓需要另一种不同的方法。这一次，卡西尼对木星卫星的盈亏进行的观测将可以用来计算经度。1679年，皮卡尔再次投入田野调查。在科学院另一位成员菲利普·德·拉伊勒的帮助下，皮卡尔接下来3年都在计算海岸线沿线地点的位置。此前的法国地图是根据穿越加那利群岛的本初子午线计算位置的，这是十六世纪遗留下来的从希腊人那里继承而来的经度计算方法。但是贯穿加那利群岛的经线和经过法国的任意一条经线之间的经度距离还有待确定。因而皮卡尔将穿过巴黎的经线作为本初子午线进行观测。他沿着海岸逐渐南下直到地中海沿岸，在布列塔尼（1679年）、拉罗歇尔（1680年）和普罗旺斯（1682年）进行测量。¹⁶

这幅完成的地图被称为《修订版法国地图》，最终于1684年2月递交给科学院。院士们无不为之震惊，更别提国王本人了。似乎是为了强调计算方式的现代性，皮卡尔和拉伊勒在桑松估算的传统轮廓上直接用粗线条画出了新海岸线。新地图第一次画出了巴黎的子午线，但大幅缩减了法国的面积，从桑松计算的超过3.1万平方里格（15万平方公里）缩减到略多于2.5万平方里格（12万平方公里）。¹⁷整个大西洋海岸都向东移，而地中海海岸也向北缩。以这幅地图来看，像瑟堡和布雷斯特这样的海军战略港口在先前桑松那幅地图上都已经偏离到海外数公里处。丰特奈尔捕捉到了将这幅地图公之于众所引发的情绪，混杂着科学上的兴奋和政治上的顾虑。他回忆说：“他们对加斯科涅的海岸进行了大幅的修正，让原来弯曲的海岸变得平直，并且更往内缩；这让国王【路易十四】找到机会开玩笑说，他们这趟测量之旅什么都没给他带回来，只带来了损失。这种损失丰富了地理学，也让航行变得更安全可靠。”¹⁸从中传达的信息令人气馁，但清楚明白：传统的法国地图应该被撕碎，要用新的几何测量方法重新计算。

图24 三角图解，让·皮卡尔，《土地测量》，1671年

图25 《巴黎近郊详图》，1678年

图26 让·皮卡尔及菲利普·德·拉伊勒，《修订版法国地图》，1693年版

到了十七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一切都准备就绪，可以开始对整个国家进行全面测量。把卡西尼的天文观测与皮卡尔的三角测量法相结合，建立起了总体的测地方法框架，可以在此框架下对国家内部进行详细的测量。但柯尔贝尔还没有完全获得各地区的地理信息，而且对于科学院院士们而言，到十七世纪八十年代为止，他们的工作主要还是对地球的大小和形状进行更大规模的测量。即使测量员完成了他们的工作，路易十四还是开拔大军入侵了西班牙统治下的尼德兰并点燃了战火（1683—1684年）。皮卡尔（1682年）和柯尔贝尔（1683年）的相继辞世，加上路易十四的大笔军事开支，使卡西尼和皮卡尔开创的事业无法得到经费继续推进。1701年，路易十四的王朝野心让他卷入另一场欧洲冲突，这一次是因为西班牙王位的继承权。由于害怕西班牙和法国同时归于波旁王朝的统治之下，英格兰、荷兰和葡萄牙对它们共同发起了漫长的血腥战争，战火蔓延到整个欧洲、北美洲，甚至加勒比海地区。当持续12年的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终于在1713年痛苦地暂时告一段落时，路易十四对土地的野心依然没有满足，而他的国库却几乎耗尽。当卡西尼一世在1712年去世后，再也没有什么政治渴望或学术领导力能够推动那些宏大的测量和制图计划。

将测量巴黎子午线的工作从北到南扩大到全国，一直在断断续续地进行着，但它被认为是为了解决一个困扰着十七世纪科学家的难题而设计的测地计划：地球究竟大小几许，形状如何？艾萨克·牛顿的地心引力理论认为，地球不可能是一个正圆球体，因为赤道与两极的引力似乎不同。牛顿断定地球不是一个正圆球体，而是一个扁椭球体，赤道略鼓，两极扁平。卡西尼一世和他的儿子雅克（卡西尼二世）不以为然，而是相信勒内·笛卡尔（1596—1650年）的理论。笛卡尔是全欧洲敬仰的伟大的心灵哲学家，但他也是一位知名的“几何学者”，或者说是应用数学家，他主张地球是长椭球体，两极鼓出，而赤道扁平，像一个鸡蛋。他的理论得到科学院的广泛认可，而解决这场争论很快变成了英吉利海峡两岸国家的荣誉问题。¹⁹

双方都没有能支持自己观点的大量经验证据。牛顿的支持者指出，有未经证实的报告说，越接近两极地区，地心引力对钟摆测量的影响越大。雅克·卡西尼在1712年继承父亲职位担任巴黎天文台台长，试图通过支持笛卡尔的观点来确立自己的权威。卡西尼二世在1718年向科学院递交了一篇论文，他在文中指出，他父亲与皮卡尔在十七世纪八十年代所主持的测量结果表明，越靠近北极，纬度度数越少，这证实了笛卡尔的长椭球体主张。²⁰与人们对这两个国家的惯常印象相反，英国以推理的理论与法国的经验观察针锋相对。为了解决争议，科学院院士对新国王路易十五及其海军大臣进行游说，支持科学远征队前往赤道沿线和两极附近测量各自的纬度度数。这项探险任务不仅可以让法国成为这场科学争论的赢家，院士们还指出了它的商业和殖民利益。路易十五同意他们的申请，为两支远征队提供了财政支持，“使导航变得更精确和容易，不仅是为了科学的进步，也是为了商业”。²¹卡西尼和皮卡尔发展出的精确天文观测与测量实务将要前往远方接受测试，来解决一个重大的科学基本问题。科学院最初的测量使命忽然成为了国际化的任务，目的是解决一项争议，这让原先对法国边界和区划的专注不再重要。

1735年，第一支远征队来到西班牙在赤道的殖民地秘鲁，随后第二支远征队在次年来到了北极圈内的拉普兰。只有对赤道和北极纬度1度的长度进行比较测量，才能解决这个争论，因为如果地球是扁椭球体（如牛顿所主张），那么长度会增加，而如果是长椭球体（如笛卡尔所主张），那么长度会缩短。两支队伍都想复制卡西尼的测量方法，通过天文观测和用三角测量法测量距离来确定纬度。秘鲁的任务充满灾难，遭遇了地震、火山喷发和内战，历经8年才归来。拉普兰的探险则较为成功，1737年8月，队长皮埃尔-路易·莫罗·德·莫佩尔蒂率队回到巴黎。²²莫佩尔蒂在三个月后向科学院、路易十五及其大臣们汇报了发现。卡西尼二世难以掩饰他的恐慌：莫佩尔蒂对纬度度数的估算证实了牛顿的学说，地球在赤道的部分略鼓。皮卡尔在1669年的测量巩固了牛顿关于万有引力的论点，而卡西尼家族的方法现在又提供了不可辩驳的经验证据，驳倒了他们自己的主张，支持牛顿关于地球是扁椭球体的理论。法国信仰牛顿学说的人获得了胜利。其中就有伏尔泰，他写信祝贺莫佩尔蒂，恶作剧般地称他为“摆平了世界也摆平了卡西尼家族的亲爱的人”。²³

秘鲁的远征队在1744年归来，也同样证实了牛顿的理论。虽然科学院的威信遭到打击，但关于地球形状的这次争论证明了卡西尼的测量方法可以推广到世界任何地方。虽然卡西尼的方法证实了他自己对笛卡尔式地球形状的信念是错误的，但这却让人们越来越认识到，这种科学方法可以不受信仰和意识形态的影响，用经得起验证、客观公正的方式再现世界。地球形状之争还引发了另一个结果。最初，卡西尼一世和皮卡尔进行第一轮测量时，假设地球是正圆球体。如今，牛顿的理论得到了证实，他们所有的计算都必须进行修改。

图27 皮埃尔-路易·莫罗·德·莫佩尔蒂，“测量经线弧度地点的国家地图”，《地球的形状》，1738年

1730年，菲利贝尔·奥里（1689—1747年）被任命为路易十五的财政大臣，他恢复了柯尔贝尔当初在全国范围进行测量的兴趣，主要是“为了国家的利益以及方便民众”。²⁴奥里认为关于地球形状的讨论很晦涩，因此毫无兴趣：他更关心的是工务局缺少有助于开发法国交通网络的精确地图，1733年，他请卡西尼二世对全国进行三角测量。与柯尔贝尔不同，奥里希望工程师和测量员（或者说“几何学家”）的招募和培训由国家掌控。路易十四和柯尔贝尔以家世背景和个人才华来挑选受资助的学者。与之不同，奥里认为国家应当建立科学院校，招募并培训学生掌握测量和制图所需的技能。他希望将地图标准化，为海军提供精确的航海图，让陆军可以建立要塞守卫王国的边疆。他随后发出号召，希望测量作业能够“在全国各财政区使用统一标准描绘道路规划”。²⁵测量目标，乃至与之相关的语汇都开始发生变化。国家的角色、公众利益和标准化的重要性如今取代了皇室的资助、精英的科学推论和天文学，确保计划的完成。但在新一代经过训练的几何学家出现之前，奥里别无选择，必须依靠卡西尼二世来完成测量。

卡西尼想的完全不同。他在1711年与一个“穿袍贵族”家庭联姻，他认为天文学是比地理学更崇高的追求，一心要守护他父亲的声誉和家族的科学传承；他倔强地将这次重新测量的机会主要当作一次驳倒牛顿派人士的机会，并彻底证明笛卡尔的地球形状理论是正确的。1733年，工作又一次在测量基准线和三角测量距离的过程中艰苦地展开。在一个认为全国地图测量是普通而日常的活动的时代，很难想象卡西尼二世承担的任务规模有多么庞大。没有现代的测量工具和运输工具，也不了解当地社会，就连最基本的任务也常常困难重重。测量队先对需要测量的区域进行勘察，明确自然和人造地标，然后决定在何处测量基准线和角距。结果马上就出现了问题。与之前在地势平缓的已开发地区进行的测量不同，虽然测量的科学准确度提升了，但是对几何学家现在碰到的地形毫无用处。他们需要测量的地区常常没有可以进行三角测量距离的醒目地标，或者就是连安置器材都非常危险的山区。1743年夏天在孚日山脉工作时，当地人怀疑他们是再洗礼派，指控他们鬼鬼祟祟地扎营，进行一些奇怪的行为，明显是煽动叛乱；十八世纪四十年代早期，测量队有人被梅泽克地区莱塞斯塔布莱的村民砍死，他们怀疑此人用仪器对当地的农作物施妖法。²⁶

这些团队还去过很小的村庄，村民们没有接触过外面的广大世界，也不明白为什么一群陌生人到处乱走，用奇怪的仪器瞄准地形，还问一些奇怪的问题。就算测量员开始了勘察工作，他们的设备经常被偷走，没有马也没有向导，很多人还被村民投来的石块砸中。工作人员很难获取当地的知识，就连那些知道事情真相的人也反对这项工作，他们相信测量的结果只会导致更高的什一税、佃租和税收，这是很有道理的。

等到某个区域的基本勘察完成（如果能完成的话），他们就要准备测量基准线。测量高度时需要用罗盘、测微仪和四分仪，随后测量员才能计算精确的纬度。然后用每根长2图瓦兹的木杆首尾相连至少摆出100图瓦兹（即50公里）来建构基准线。只有正确布置并测量完基准线后，才能开始进行三角测量。测量员确定了基准线上两点之间的距离后，就可以选择第三点来组成一个三角形。这里也会遇到问题。测量员无法测量地形的高度；他们只能通过一个特定的人造的有利位置做三角测量——通常是教堂的钟楼。确定了这个位置后，使用四分仪或量角器来测量第三点的角度。查阅三角函数表，测量员就能计算三个角度以及新产生的两条边的距离。确定了这三个角距离后，测量队就会建立第二个三角形，如法炮制，直到整个地区都依据由相邻的三角形构成的网络完成测量。每画出一个三角形，就用平板仪勾勒轮廓，最后一步步绘制出这个地区的精确地图。

在进行测量和计算并核对以保证精确性之前，仅是将如此笨重的设备搬来搬去就是非常折磨人的体力活，而且错误仍是不计其数。自然而然，这项工程进行得非常缓慢。从保存下来的田野地图手稿中可以看出，当时进行了不计其数的观测、阅读和计算。除了城镇、村庄和河流，几乎看不到任何实体细节。地图上纵横交错地画着无数代表三角测量的角线，布满了整张纸。随着测量作业渐渐积累了大量测量数据，在巴黎评估田野测量工作的人们开始发现，皮卡尔最初的计算并没有原先以为的那么绝对可靠。测量工作是以根据皮卡尔最初划定的巴黎子午线绘制三角形开始的。到了1740年，已经测量了400个三角形和18条基准线，卡西尼二世和他的小儿子塞萨尔-弗朗索瓦意识到，皮卡尔原来测量的子午线位置错了5图瓦兹，即10米。这是个小错误，但扩大到整个国家，原先所有的计算都会出错。现在必须重新计算全部已有的测量结果。1738年，重新计算全部完成，结果对卡西尼二世来说又是一个噩耗：重新计算的纬度证实了莫佩尔蒂在拉普兰的测量。就连对法国国土的测量最终也证明牛顿理论是正确的。

要不是雅克的儿子塞萨尔-弗朗索瓦·卡西尼·德蒂里（卡西尼三世）越来越多地参与到测量工作中，卡西尼家族的影响或许已经终结。相比之下，卡西尼三世更像一名地理学家，而非天文学家，也是一位精明的外交官。他默默接受了牛顿学说的胜利，也明白奥里对新测量工作的要求，在整个十八世纪三十至四十年代，他一直熟练地领导着这项艰难的测量工作直到完成，并印刷出版。他的父亲理想破灭，越来越看淡世事，与渐渐转向专业化的地理学方法越来越脱节，而卡西尼三世则开始计划将测量工作的结果向公众传播。

1744年，测量工作终于完成。测量队中的几何学家们共测量了800个主三角形和19条基准线。卡西尼三世在制作这些区域地图时就一直打算将它们出版，而到了1744年，这幅由18页组成的地图终于正式出版。这幅法国的新地图采用了适当的小比例尺——1∶1800000。整个国家被再现为一个由三角形构成的网络，完全没有表现出土地的实体轮廓，而比利牛斯山、侏罗山和阿尔卑斯山等大片地区都是空白。这是一副几何学的骨架，一连串的点、线和三角形顺着海岸、峡谷和平原延伸，将进行过天文观测的重要地点连接起来。地图上布满了三角形，这个全新的永恒的符号象征着理性、可验证的科学方法。²⁷在卡西尼三世的地图上，三角形几乎拥有了自己的实体存在，象征着不变的几何与数学原理战胜了广袤而又混沌的地球世界。巴比伦人和希腊人崇敬圆形；中国人敬仰方形；如今法国人告诉人们，只有用三角形才能彻底征服地球。

1744年测量报告的出版标志着柯尔贝尔和奥里最初的计划终于完成。这不是现代意义的以完整地形细节为基础进行的国家测量，而是一次测地测量，它提供了实施国家计划所必需的地点位置图像。卡西尼三世也承认他的测量团队“没有进入每个村落、每个村庄进行测量。我们没有到访每一座农场，也没有沿着每一条河流进行测量……只有一些领主土地的平面图才需要这样的细节；国家地图所应有的合理尺寸决定了它不能标出太多的东西，否则会让人眼花缭乱”。²⁸要完成两项而不是一项测量计划所需的后勤工作已经非常庞大，要进一步完成第三项全国地形测量，需要大量的财力、人力和技术精确度，卡西尼三世显然认为这是不切实际的。对他来说，他和家族的工作已经完成了。这幅1744年地图上清晰可见的地形空白现在可以由个人或组织进行填补，无论是官方的还是民间的。巴黎的商业地图贸易已经造就了一批杰出的制图师，包括亚历克西-于贝尔·雅约（1632—1712年）和纪尧姆·德利勒（1675—1726年），但如让·巴蒂斯特·布吉尼翁·德安维尔和迪迪埃·罗贝尔·德·沃贡迪（1723—1786年）这些新一代的制图师，现在开始抓住卡西尼三世带来的制图良机，制作地图和地图集牟利。²⁹

虽然所有人，尤其是卡西尼三世，都没有把1733至1744年的测量当作进一步大规模描绘国家地形的准备性研究³⁰，但这正是事实上发生的事情，卡西尼三世受召展开另一项测量工作，为波旁君主的王朝和军事野心服务。路易十五的父亲带领法国投入争夺西班牙王位继承权的战争，代价高昂，而路易十五在1740年也同样介入了相似的纷争。这次的情况是奥地利宣称在法国北部与东部边境上拥有哈布斯堡王朝的领土。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1740—1748年）让路易十五陷入一系列血腥而昂贵的战事，1746年春天，他的军队在奥属尼德兰作战。卡西尼三世受邀为法国工程师提供建议，指导他们沿着斯海尔德河测量基准线，1746年10月，他又协助绘制了供列日郊外洛库尔战役使用的地形图。

在法国取得胜利后，路易十五到访了这一地区，并将当地地形与卡西尼的地图进行对比。他的评价为将来的全国性测量提供了一个转折点。卡西尼三世回忆说：“国王手持地图，看到整个国家和他的军队布局画得都很清楚，他不需要向将军和向导提问题；他对我说的话让我深感荣幸：‘我希望我的王国也有同样的地图，我任命你完成这项任务，把话传达给【财政大臣让-巴蒂斯特·德·】马绍。’”经历了前80年的努力工作，国王和这位制图师都明白这绝非易事，但卡西尼继续说：“他让我深感荣幸，多次问我这项工作实行起来是否容易，需要多长时间能够完美地做好。”³¹

务实的卡西尼三世很快给出了路易提出的问题的答案。尽管他担心如此庞大的计划是否可行，但能够开展另一项测量计划，而且范围覆盖全国从河流到村落和村庄的所有地形特征，这样的机会不可错失，科学上的不朽声誉也正向他招手。他估算这项测量计划需要18年才能完成。总共需要180幅区域地图才能覆盖全国，统一按照1∶86400的比例尺绘制，每年可以制作10幅，每幅花费4000里弗，其中包括设备、测量和印刷的成本。每年4万里弗的预算将用来支付给10个团队，每个团队两名工程师，他们将测量并记录实地相关信息，然后送回巴黎天文台，经过核查后送去刻版和出版。每幅印刷地图将以4里弗价格出售，预计每幅印刷2500份。如果180幅地图全都卖出了2500份，整个计划将能够获得180万里弗的收入——相对于国家投资的72万里弗，这个计划的回报相当丰厚。考虑到一名技术工人每年最多可以赚1000里弗，而国王的家具木匠工作10年要领93.8万里弗的工资，财政大臣马绍认为单纯从财政上来看，卡西尼的测量计划似乎非常值得投资。³²他为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之后王国国库的空虚状况感到震惊，急于改革老旧的什一税，而采用均一税率，这让过去一直从旧的封建制度中受惠的贵族和神职人员非常惊慌。新的测量计划可以帮助他推行新的税制，也可以让曾经激烈反对旧税制的许多人从中受惠。

图28 塞萨尔-弗朗索瓦·卡西尼·德蒂里，《新法国地图》，1744年

卡西尼三世抓住机会实行新的测量计划，这将改变人们对法国的地理认识，而且他的方法也将改变整个地理学实务。他提议采用现在所谓的横向等距圆柱投影法，即将地球当作投影在矩形上的圆柱筒。将地球进行旋转，任何一条经线都可以被当作赤道，以确保这条经线沿线的比例尺正确，并且与它成直角的地方都保持正确。这种投影的南北两端会发生不可避免的扭曲，但对于卡西尼的目标而言可以忽略不计，因为要测量的地区面积太小，不会受到严重影响。此外他还指出，与前两次测量不同，这次不需要新的科学发明。在确立了测地框架之后，卡西尼三世引入了一种方法，可以把地形细节填充进去。与奥里培养新一代地理学家使用标准的测量和制图方法的计划如出一辙，卡西尼准备从头训练他的工程师团队，掌握完成测量任务所需的测量和观测技术。每位工程师需要记录两本日志。一本记录地形信息、村庄、河流、教堂和其他自然地标的位置，要经过当地教士和乡绅的验证。另一本用来记录测地信息，也就是根据既定基准线和主要三角形进行的三角测量，随后会被送回巴黎，接受天文台成员的核查。精确度、统一性和可验证性被列为确保这项测量计划在政治和财政上成功的核心要素。在卡西尼三世的方针下，地理学如今成为得到国家批准的例行持续活动，从业者要依据当局制定的严格指导方针进行操作。过去由博学之士将天文学、星象学和宇宙学的神秘智慧融入他们制作的地图中的时代，如今已经结束。地理学家正慢慢变成公务人员，不再回头。

1748年10月，《亚琛和约》签订，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结束，卡西尼三世不久之后就收到了第一笔资金，可以展开他的新测量计划。工程师团队又一次奔赴全国，准备测量卡西尼三世所说的“数不清的城市、乡镇、村庄、村落和其他分散在王国范围内的事物”。³³一如往常，工作从巴黎近郊开始，沿着塞纳河的支流进行。现在，地形排在几何学之前，卡西尼的工程师们竭尽全力将具体的地理学信息填入前两次测量的三角测量骨架中。这次任务需要的专业性较低，但会对人类聚落在地球上造成的影响进行一次前所未有的描绘。

卡西尼三世早就以机智和外交手腕闻名。他如今又展现出了对细节和精确度的异常关注，他对测量工作的每个方面事无巨细都要过问，孜孜不倦，从亲身参与田野调查，到监督雕刻出版所用的刻版，都亲力亲为。所有一切都经过了仔细考虑，就像他对测量员日常田野调查工作的描述所表明的：

他们在钟楼的最高处，旁边陪着教士或地方长官，或是其他可以告诉他们这个地区的知识，并且告诉他们看到的事物的名称的人，他们白天要花一部分时间充分熟悉这个地区，才能在地图上呈现它，他们还要检查工具的状况以及校准望远镜，并且要测量并多次验证主要位置点之间的角度，验证这些环绕地平线测得的角度总和没有超过360度，既保证构成地平线概貌的角度的精确性，又可以观测三角形的第三个角。白天的工作完成后，接着是研究工作：对这个地区的格局有了一定概念后，需要粗略绘出高地、峡谷、道路方向、河道、地形的特征；其实就是趁他们人还在那里时，可以检查画出的地图是否精确，如果出了错可以进行修正。³⁴

和田野工作同样重要的是测量形成的书面记录；从地面到桌面，卡西尼的工程师受命写下他们的观测，并手绘成地图草图，必要时加以修正，随后将一切都送回巴黎接受下一轮验证。卡西尼三世坚持，地图草稿完成后，要让当地显要首先检查相关的地形信息。卡西尼表示：“几何学的部分由我们来负责，地形的表现和名字的拼写则交由领主和教士负责；工程师将地图交给他们，从他们那里获得信息，按照他们的指示工作，在他们面前对地图进行修改，而我们只有获得附在地图上确认地图记载信息正确无误的相关证明，才会予以出版。”³⁵这是确保准确性的基本要素，但也会产生另一个结果：无论这些乡绅多么不情愿验证这些不受欢迎的工程师所进行的观测，他们都依然成为了这项国家测量计划系统中的一部分。在此之前，当地的知识总是受到忽略，测量工作仅仅重视三角测量框架中纯粹几何学的层面；卡西尼三世现在确保了在对想象中的法国共同体进行视觉呈现时，囊括那些在共同体内生活和工作的人的知识。

但这实在太慢了。卡西尼最初估计完成测量计划所需的18年已经匆匆过去了8年，却只出版了两幅地图，分别是巴黎和博韦的地图。1756年夏天，卡西尼三世获准觐见路易十五，向他呈上刚刚出版的博韦地图。会面一开始非常顺利。卡西尼回忆说，国王“似乎对【地图】细节的精确程度叹为观止”。但随后路易十五宣布了令人震惊的消息。他说：“可怜的卡西尼，我很抱歉，我有坏消息要告诉你：我的财政大臣不希望我再继续支持这项地图计划。已经没有钱了。”³⁶计划进度严重滞后，花费也节节攀升，卡西尼现在估计每份地图需要花费近5000里弗。按照现在的进展，整个计划要到下个世纪才能完成。马绍的改革遭到了贵族的反对，失败是预料之中的事，再加上现在国家的财政状况危如累卵，他的继任者让·莫罗·德·塞谢勒显然不准备批准进一步的花销。无论卡西尼三世听到噩耗时的反应如何，他后来回忆他的回应非常坚决：“地图一定会完成。”³⁷

卡西尼三世是一位坚持绝对完美的地理学家，而测量计划迟缓的进度却让它自身难保。但作为一名商人，他现在加快了脚步，尽力挽救这个计划。卡西尼过去一直希望民间资金能投资他先前在1733至1744年进行的测量工作，而现在他想出了一个计划，可以测试他的想法是否可行，并保住新测量计划。在路易十五的支持下，他成立了“法兰西地图学会”，他估计如果再需要10年完成这项测量计划，每年预计需要8万里弗的经费，而组成学会的50个股东每年必须提供1600里弗的资金，作为交换，他们将得到预期利润的股份，还有每幅完成后的地图的两份副本。在政治和财务上，这都是一个明智之举。贵族和政府中的重要人物纷纷认购，公开支持这项测量计划，其中甚至包括国王的情妇蓬帕杜夫人，卡西尼最终筹到的款项竟然超出了他的实际所需。虽然这项事业被有效地私有化，但卡西尼明确要求由科学院全面控制测量工作的管理和地图的出版。在几个星期内，卡西尼三世就拯救了濒临灭亡的测量计划，并且获得了未来的资金，而且使它脱离了国家和股东的干预。

卡西尼的举措激励了以测量为基础的地图制作。不出几日，他便宣布，首批巴黎和博韦的地图将要开售，每幅价格4里弗——比其他一般仅售1里弗的区域地图价格高出许多。卡西尼承诺每月推出一幅地图：莫城、苏瓦松、桑斯、鲁昂、沙特尔、阿布维尔、拉昂、勒阿弗尔、库唐斯和马恩河畔沙隆的地图很快就会出版，而在3年内，预计的180幅地图已经出版了39幅（虽然都集中在巴黎附近的北方和中部地区）。印量（每幅500份）和销售额都很惊人。到了1760年，首先出版的45幅地图已经卖了8000多份。³⁸到了六十年代末，全国各地的人们已经买了几万份地图。尽管卡西尼出版的印刷地图数量不及布劳的《大地图集》，但所有出版地图的累积流通量远远超过那部更早、更昂贵的荷兰地图集。这样的流通规模前所未见。

1756年出版的第一批地图已经清楚地让所有人看到这是一项惊人的成就。卡西尼三世异常仔细地监督着地图生成过程中的每一步，从测量到出版。他所制作的一系列地图在精确度、细节、准确性和标准化方面无可匹敌。每幅地图都使用最上乘的材料制作。包括从法兰克福进口的德国黑色墨水，以及能让地图具有鲜艳而持久的独特线条、泛着银色柔光的硝酸。卡西尼要求地图必须“设计得既有品位又相当清晰”。他明白“公众就只在乎这些微小的细节”。成品的清晰准确产生了一种地图少有的美感。制图或许已经成为一门科学，但卡西尼还热切期望公众将其视为一门艺术。

为了将大众的兴趣转化为资本，卡西尼又走出了创新的一步：1758年2月，他让公众订购这幅法国全图。订购者只用562里弗就能在出版后获得全部180幅地图，总共可节省158里弗。当时共有105人订购，到1780年时，这个数字上升到203人。³⁹与公司的股东不同，这些订购者没有几个是巴黎的精英人士。他们之中有各省的农民和商人，很多人来自法国社会的中层阶级，过去曾反对测量计划。虽然人数不多，但这些中产阶级订购者却象征着这项“私有化”的测量计划在不经意间走向了“国有化”。卡西尼三代对精确性的严格要求让当地人也为这项全国测量计划作出贡献，并认为这项计划代表了自己的国家，而他为了保证计划获得长期的财政支持，也让其他人能够为法国的一小部分进行投资。

虽然授权由私有领域进行投资，国家依然对这项重新焕发活力的测量计划的进展抱有积极的兴趣。1764年，皇室发布一份通告，要求所有尚未测量的地区捐助所需的资金。这笔后续的收入相当于卡西尼三世完成整个测量计划的预估成本的30%。这对他是及时的帮助。他最初对于完成测量计划的预期过于乐观，当他努力为维持计划正常运转而筹资的时候，他一定也意识到了这一点。新的资金让他可以再聘请9名工程师，但这依然不够。在法国中部和北部这些人口密集而又地势平坦的地区进行测量与制图很容易，但要在南部与西南部的广袤山区开展工作就无比困难。原先预计在十八世纪六十年代末完成测量，结果未能如愿；1763至1778年之间又出版了51幅地图，以中部和西部地区为主，但依然有超过1/3的国土尚未绘制成图，其中包括布列塔尼，当地的保守贵族势力极力阻挠这项他们认为是为了中央集权而进行的测量计划。

将田野调查的测量结果送回几百公里以外的巴黎，再转化成雕版地图，可能会产生无数的小错误。卡西尼对此只有进行异常仔细的核实、验证和检查。就连印制地图的纸张也经过精确测量，确保在65厘米×95厘米的纸上使用统一的1∶86400比例尺，每个单独的部分都代表78×49平方公里的面积。卡西尼在确立了向当地人验证测量结果的方法后，把注意力放在了雕版的问题上。麦卡托和布劳的地图与地图集所用的华丽的斜体字已经不足以应对1∶86400比例尺产生的大量数据。卡西尼抱怨说：“关于地图的雕版，没有人会相信，这门在法国如此精熟的技艺，在地理学方面却如此受人忽视。”因而，他“不得不训练雕版师，制作了一批选好的模板，让他们据此描绘森林、河流，以及地区的构造”。⁴⁰卡西尼对此依然不满意，他认为有必要训练两组雕版师：第一组雕刻地形平面图，第二组雕刻字母。卡西尼的一位重要雕版师皮埃尔·帕特描述了如何用黑白雕版再现自然世界多姿多彩的细节。“至于表现构成地图的不同部分的方法”，他在1758年时这样写道：

核心要领在于要抓住自然的整体表现，并且将它的精神注入人们想表现的东西上。从高山上，想象周围地形表面上不同景物的色调：整片森林似乎都是棕色的，像茂密的灌木，背景似乎也带有一些棕色……至于山脉，除非是山峰，否则几乎不会描绘得很清楚，但它们的顶峰似乎永远不会是圆形，而是或多或少被拉长，并且让向阴面有一种天鹅绒般的色调，不会显得生硬。⁴¹

卡西尼和他的雕版师们建立起了一套制图的新语法，发展出了各种符号、象征和字体，将土地的地形转化成一种全新的制图学语言。他们的成果可以从这组测量地图中最畅销、也最具代表性的第一幅巴黎地图中看到。人们立刻会注意到这幅地图没有什么装饰。没有涡卷边饰，没有目录或象征符号释义，也没有无关的艺术修饰，只是一幅巴黎及其近郊的地形图。卡西尼之前地图中的三角形几何学骨架消失不见，换成了丰富的当地细节。几乎看不到这幅地图隐含的几何学内容，只有在贯穿地图中线的巴黎子午线上才看得出来，它和位于正中央的巴黎天文台形成了直角。在这幅地图上，没有对自我中心的地理学进行鼓吹；引人注目的是精确的地名和精心描绘的地形。

地图上的一切都是标准化的。卡西尼改进了已有的符号和象征系统（例如用不同的斜角透视象征城市、乡镇、教区、城堡和村落的传统等级结构），并添加了自己的符号——用附有牧杖的钟塔代表修道院，用小旗代表乡间别墅，用小圆圈代表矿井。从全国到地方的行政区划等级用不同的虚线分隔，而用影线象征地形起伏。在每一幅地图上，都使用同样的标准惯例和象征。传达的信息确凿无疑：无论是何种地形，这个王国的每一个角落都可以按照同样的原则进行制图和再现。这幅地图对国内拒不服从的地方主义发起了直接的挑战，确立了无处可以例外的原则。这个表达统一的强有力的信息，回荡在逐渐高涨的反对君主统治的声浪中，像纪尧姆-约瑟夫·赛热这样的律师，也在1775年的文章中表达了这种意见：“政治团体中最重要的就是社会契约及公共意志的施行；除此以外，任何事情都纯粹是偶然发生的，在形式和存在上都取决于国家的最高意志。”⁴²

矛盾的是，正是通过地图最明显的特征，这种“意志”才传达得最响亮。在十八世纪的法国，国王的臣民说着多种不同的语言，包括奥克语、巴斯克语、布列塔尼语、加泰罗尼亚语、意大利语、德语、佛兰德斯语，甚至还有意第绪语，以及各种法语方言。⁴³在卡西尼的地图上，纯属描述性的语言——城市（ville）、乡镇（bourg）、村落（hameau）、地主庄园（gentilhommière）、农舍（bastide）等等——都是用巴黎法语书写的。伴随着地理上的标准化而来的，是语言上的统一。如果看地图的人被要求想象自己所处的地点是统一的法国的一部分，他们必定使用位于巴黎的统治者的语言来想象。

十八世纪八十年代，这项测量计划和法国都发生了巨变。在卡西尼年近七旬时，他的儿子卡西尼伯爵让-多米尼克（卡西尼四世）也加入进来帮助他完成测量计划。他们为了完成工作加倍努力，但卡西尼三世在1784年9月感染天花去世，享年七十。他一生成就斐然，首先在十八世纪四十年代的地球形状之争后恢复了家族的威望，随后又完成了一项几何学测量，接着又开启并挽救了史上最宏大的测量计划，并引领着它走向完成。如今，完成全国性测量这项繁重的任务落在了让-多米尼克的肩上，他也担任起天文台的台长。他与曾祖父同名，在巴黎天文台中出生和成长，这个家族早就以天文台为家，并且从十八世纪四十年代起就正式跻身巴黎贵族阶层，和卡西尼一世与二世一样，让-多米尼克把自己当作一名天文学家，而不是地理学家（在他活动的圈子中，这个头衔仍然具有更高的威望）。他选择将自己视为一名贵族科学家和科学院院士，在他认为是属于他的天文台中高傲地检查着工程师们在田野中做的机械工作。他的父亲也承认，完成这项测量计划并不会带来卡西尼一世和二世所取得的那种科学突破。卡西尼四世在评价科学对地理学研究产生的影响时写道：

感谢有学问的人在世界各地旅行；感谢天文学、几何学和钟表制作术提供了简单而精密的确定各地位置的方法，地理学家很快就发现，要确定地球四个部分的重要位置，他们既无须怀疑，也不用选择，更不需要具备一种重要的才能。随着时间的推移，这幅画布会一点一点把自己填满，就像我们制作法国全图时所经历的过程。⁴⁴

他把地理学贬低为一种方法，而不是一门科学，不需要“重要的才能”，而从业者只是按数字顺序涂色的画匠，就像卡西尼三世那帮在田野工作的工程师。卡西尼四世默默地承认，这项测量计划会取得巨大的成就，但对他而言，完成测量计划只是机械地填补空白，并且需要尽快完成，让他可以投入抱负更远大的天文学研究之中。

卡西尼四世时刻都没有忘记自己家族的声誉，他尽职地继续测量和印制最后的地图，在十八世纪八十年代又出版了49幅地图。但随着工作的继续，八十年代步入尾声，巨大的政治事件开始压倒测量计划。1788到1789年苦涩的寒冬以及随之而来的干旱让食物价格飞涨，导致全国暴乱。皇室难以再粉饰岌岌可危的财政状况，将政治和财政改革的问题交给了三级会议——由教会、贵族和平民这社会三大阶级组成的代表会议——这是自1614年以来第一次召开三级会议，地点在凡尔赛。当改革遭遇到贵族的反对而失败，“旧制度”的反对者们终于决定自己解决问题。1789年6月20日，第三等级的成员被挡在三级会议门外，他们聚集并签署了《网球厅宣誓》，要求制定新的成文宪法。这触发了一场革命，之后很快成立了立法议会，君主立宪失败，最后导致了1792年法兰西共和国的诞生，1793年又将路易十六判处死刑。

十八世纪八十年代末，反对国王统治的势力不断唤起“祖国”和国家等语汇，要求进行彻底的政治改革。十八世纪下半叶，卡西尼的测量员在全国各地跋涉的同时，保皇派和他们越来越激进的政治对手围绕着“祖国”一词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最初，国王的支持者们认为，爱国就要保皇，而对手们的回应是从十八世纪七十年代初起就将自己称为“爱国志士党”，并且主张推翻君主制，否则法兰西就没有“祖国”，也不能被真正地称为国家。这场辩论体现在了当时出版书籍的标题上：从1770至1789年，有277本著作书名中带有“祖国”一词的各种变体，而在同时，使用“国家”或“国家的”词汇的标题则有895部。⁴⁵从《一个爱国者的愿望》（1788年）这样的小册子，到皮埃尔-让·阿吉耶的反君主制著述《国家的法学家》（1788年），还有富歇神父持调和立场的《论国家的宗教》（1789年）。随着第三等级的支持者在1789年获得政治主动权，他们的语言不断召唤一种新的国家概念。其中一位支持者写道：“假如除去特权阶级，国家不会损失什么，只会更加强大。”⁴⁶在一本题为《什么是国家？什么是法国？》（1789年）的小册子中，作者图桑·吉罗代在描述政治局势时就仿佛正低头看着卡西尼的地图：“法国不是所有省份的组合，而是一个两万五千平方里格的空间。”⁴⁷另一位第三等级的重要支持者，埃马纽埃尔·西哀士神父在作品中提到需要“将法国的所有部分融为一体，也要将分裂法国的所有民族融为一体”。他强调：“国家高于一切。它是一切之源。”他的著作《什么是第三等级？》认为第三等级的代表才是国家的真正代表，1789年6月，第三等级引用西哀士的说法，称“一切主权根本上都来源于国家”。⁴⁸

随着政治局势日渐恶化，卡西尼四世抓紧完成这个即将陷入革命的国家的地图，并且增加了《三角形组合地图》，将计划中的180幅地图增加到182幅。1790年8月，国民议会开始重新组织卡西尼的工程师们所测量的主教教区的边界和各省，与此同时，卡西尼向法兰西地图学会的股东会议提交了一份报告。目前还有15幅地图尚未出版。测量工作已经完成，全图终于到了最后的出版阶段。此时新政权正准备与敌对的邻国开战，军队注意到了这份地图。军事工程团的长官让-克洛德·勒·米肖·达尔松简要说明了卡西尼所面临的进退两难的窘境，他要评估出版最后这些地图有多大的风险，其中可能包含将易受攻击的山区暴露出来的敏感信息。达尔松坚持认为：“这些地区的优势和弱点都绝不能让敌人知道，并且最重要的是，有关这些地区的知识都只能为我们所用。卡西尼先生的工程师所拥有的特许权中，不应该包括关于这些地区的边疆的知识，这些应该只有我们可以知道。”他的结论开诚布公地点明了卡西尼的处境。“他的地图可能很好或不好。如果很好，就应该禁止，而如果不好，就不值得青睐。”⁴⁹

但正如我们在本章开始时所看到的，地图没有被禁，而是在1793年9月被国民公会收归国有（或者说是充公，取决于你的政治倾向）。国有化意味着这幅地图完全退出了公共流通领域，出于新国家的利益，雕版和已经出版的地图被战争部没收。1793年12月，雅各宾专政席卷巴黎，公司的股东接到通知参加最后一次全体会议。卡西尼四世和他的忠实助手路易·卡皮泰纳空等一场。最终只有一位股东到场。他声称：“先生们，相信我，你们想做什么都行，我们都有许多事情需要思考，而不是地图。就我自己而言，我祝你们好运，我要找个地方躲起来。”⁵⁰卡西尼成了瓮中之鳖：他已经被剥夺了科学院的会员资格（后来科学院也被解散）以及天文台的台长职位，于1794年2月被投入监狱。他被自己的学生指控，差点就上了断头台，只能无助地看着他不幸的表妹和狱友福塞维尔小姐被处决。

随着雅各宾专政在1794年夏天落下帷幕，卡西尼出狱，但已经精神颓丧。他放弃了科学，咒骂革命带来的改革“推翻了一切，改变了一切无须改变的事情，只是为了获得破坏的乐趣”。⁵¹他佯装想要加入一些学会，并且支持卡皮泰纳努力补偿法兰西地图学会股东们的损失。当战争部地形局的长官菲利普·雅科坦被派来评估国家欠股东（包括卡西尼）的款项时，他只是简单计算了地图铜版在20年中金属价值的变化，扣除了这段时期内的维护成本。他算出的价格为每股3000新法郎（大约与旧货币的里弗等价）。卡西尼不出所料地出离愤怒。他大声斥责：“我觉得似乎不该让这么一位上校，地形局的长官，来给出这种专家意见，应该去找一个造锅炉的，他比任何人都清楚旧铜的价值。”⁵²一对父子50年来的科学工作如今竟以制造地图雕版的铜料来衡量价值。这对一项辉煌的计划来说是何等悲惨的结局。让-多米尼克心如死灰，感觉受到了嘲讽，他回到位于蒂里的老家隐居，1845年在那里去世，享年97岁。

从技术上来说，这幅法国全图一直没有完成。收归国有后，与测量工作及地图相关的一切资料都被转交给战争部。包括165幅已经完成的地图、11幅尚未刻版的地图，还有4幅已经测量完毕尚未绘制的布列塔尼地图。战争局现在拥有一切资料，可以完成这幅最早在1748年设想的法国地图：依据统一的1∶86400比例尺绘制的180幅全国地图，另外还有卡西尼四世的《三角形组合地图》。但这次又被新情况打断。即便是最近绘制的地图现在也需要修订更新，以添加新的道路，还要反映最新的共和国各省的行政改革。计划中的法国地图被加以简化出版，但都比不上原先的计划。1790年，在国有化之前，路易·卡皮泰纳根据测量结果绘制了一本缩略的地图集，以展现国民议会重新组织后的各省情况。他还出版了《依照新划分省份与地区绘制的法国地图》。这幅地图是献给国民议会以及法兰西地图学会的股东们的，这一勇敢的举动意在容纳他们各自不同的政治和商业利益。这也是反映改革后各省的第一幅地图。但这依然不是卡西尼三世和四世所设想的覆盖全国每个角落的全面测量成果。

拿破仑·波拿巴是鼓励完成这幅地图却也预示了它的没落的那个人，他既是一位革命者，也是一位皇帝，这么说虽然奇怪却也恰切。他在1799年推翻了共和政府，在1804年12月自立为拿破仑一世皇帝。就在他加冕前几周，他给自己的总参谋长路易-亚历山大·贝尔蒂埃写信，讨论法军跨过莱茵河的行动。他抱怨说：“现在的工程师—地理学家们都在制作地籍册，而不是军事地图，也就是说，20年后，我们将一无所有。”他继续说道：“如果我们当初坚持制作卡西尼那样规模的地图，我们早就夺下整个莱茵河边境了。”“我要求完成卡西尼的地图。”⁵³对于拿破仑而言，卡西尼地图的规模和细节正是进行军事行动的完美工具。

十年之后，就在拿破仑的敌人步步紧逼之时，一桩小事件足以说明当时卡西尼地图在多大程度上渗透并塑造了国家意识。1814年2月一天晚上，拿破仑在香槟—阿登区的一个叫埃尔的偏远村庄扎营，为奥布河畔阿尔西战役做准备，这是他退位并流放厄尔巴岛之前的倒数第二场战役。拿破仑和军官们与当地的教士住在一起，当他们坐下来用餐时，拿破仑忠诚的秘书费恩男爵回忆道：“我们的东道主很难理解为什么这些做客的军人会对当地如此熟悉，硬说我们都是香槟本地人。为了向他解释这件让他震惊的事情，我们给他看了一些卡西尼的地图，每个人口袋里都有。当他在地图上看到了附近所有村庄的名字时，感到更加惊讶，他从来没有想到会有如此详细的地理细节。”⁵⁴拿破仑几乎所有的随行人员都有卡西尼地图，这清楚地证明了它们在军事上的广泛运用。不过地图近乎施展魔法一般在满心怀疑的教士面前呈现当地的细节，也表明它们可以在多大程度上跨越地区性的差异（无论现实情况如何）；最重要的是，教士和士兵都是“法国人”，无论他们在宗教信仰或是意识形态上有什么差异。

战争部直接接管了剩余地图的出版和发行，委派12名雕版师更新充公的铜版，并在必要时印刷新版地图。这些地图在政治和军事上都很重要，保证了它们总是能获得国家资助，贝尔蒂埃在1806年写给战争部部长的一封信中指出：“只要有钱，就不愁找不到制图师和雕版师。”⁵⁵这些新地图一上市就大受欢迎，每幅卖4法郎。最终，在1815年，最后几幅布列塔尼地图完工，全套182幅地图大功告成。但卡西尼的法国地图历经67年终于完成之时，它却已经成为过去式。7年前，也就是1808年，拿破仑已经下令制作一幅新的法国地图。有一份报告强调，《卡西尼地图》中的误差和错误如今已经让人觉得刺眼：

战争部拥有卡西尼地图的全部雕版，有充分的机会验证它的精确度。不幸的是，人们发现其中有重大的差错；有些地点距离实际位置相差一里格；无法通过卡西尼的数据和计算精确地确定经度，等等。除此之外，卡西尼的雕版不仅一开始就雕得很粗糙，而且几乎已经磨损了；许多雕版已经得到了重新修饰，还有很多需要重新刻制，但如果不经过大量修正，这项工作可能就没有意义，或者坦率地说，需要重新进行测量。⁵⁶

卡西尼测量计划及地图最终还是成了废物，不是因为国王的敕令，也不是因为共和国的意识形态需求，而是因为所有现代民族国家都会持续定期要做的事情——进行另一次新的测量。1818年，新的测量计划首度尝试正式展开，直到1866年才完成，最终的地图（共273幅）到1880年才出版。新的测量计划采用了测量高度和地形起伏的新方法，使用了倾斜仪（计算海拔相对于重力的角度），这些确保了这次测量的精确程度达到了相当的水准，最终超越了《卡西尼地图》的技术成就。⁵⁷

卡西尼家族的辛苦付出带来的最持久的影响，在于他们启发了史上最著名的国家测量单位：英国地形测量局。1783年10月，也就是卡西尼三世去世前不到一年时，他给伦敦的皇家学会写信，提议采用他的工程师在法国全境进行测量时已经加以完善的三角测量方法，测量格林尼治天文台和巴黎天文台之间的纬度和经度差别，这是第一次真正的国际制图合作计划。卡西尼的望远设备可以从法国确定英格兰地点的位置，而他如今又提议跨海进行三角测量，用一连串精确测量的三角形将两个老对手结合起来。⁵⁸

这个提议不可避免地激发了这两个欧洲大国之间的陈年旧恨，皇家天文学家内维尔·马斯基林牧师抱怨卡西尼是在暗示英国估算的格林尼治大地位置不准确。但这一次，科学战胜了民族主义。皇家学会的主席约瑟夫·班克斯爵士邀请威廉·罗伊少将负责英吉利海峡英国这边的测量，1784年6月，罗伊开始在伦敦西边的豪恩斯洛希思艰苦测量他整个计划中的第一条基准线。罗伊的基准线为英国地形测量局日后绘制英国全图提供了基础，他使用的是让·皮卡尔115年前在巴黎以西确定基准线时同样的原理。工具是经过改良的新设备（包括使用了一台重达200磅的经纬仪，可以测量垂直或水平的角度），但罗伊以及英国地形测量局在之后整个十九世纪中所采用的方法，依据的都是皮卡尔和卡西尼家族在法国开发的方法。对卡西尼三世而言，将他的测量技术输出到海峡对岸，是长达120年的测地计划发展的巅峰；对英国人而言，这是一项全国测量计划的开始，而它最终赢得了远远超过《卡西尼地图》的名声。⁵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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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西尼地图》在制图史上迈出了前所未有的一步。这是基于测地与地形测量制作的第一幅全国总图；“它教会了世界其余地方的人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⁶⁰它所追求的“量化精神”⁶¹，从十七世纪中叶开始，逐渐将制图工作在后来150年间转变为一门可以验证的科学，追求一种标准化、以经验为根据的客观方法，可以（也必将）推广到全球各地。制图师如今被视为超然的工程师，能够使地图和当地情况完全相符。这个世界被化约为一系列几何三角形，让人们可以认识并进行管理。

但卡西尼家族声称追求一种公正、客观的科学研究方法更像是一个心愿，而非现实。卡西尼四世在漫长的隐居生涯中回顾他担任巴黎天文台台长时的往事，惆怅地写道：“我被困在天文台里，以为那是一个避风港，可以逃离这个充满嫉妒与阴谋的星球，我们管它叫世界。在星辰的运行里，我只看到宇宙奇观中高贵而又美妙的规划。”⁶²他认为新共和政权以冷酷的工具主义态度对待他，这些话部分是他幻灭后的反应，但也掩盖了一个事实，那就是卡西尼家族四代都在为专制君主服务。从十七世纪六十年代科学院成立以来，卡西尼家族测量并绘制法国地图，直接响应了路易十四和路易十五先后进行统治的政治和财政需求。历任财政大臣都把测量工作和地图视为有效管理国家的工具。从柯尔贝尔开始，历任大臣都提出需要一种新的地理学，帮助他们绘制交通网络图、管理各省税收、协助土木工程、支持军事后勤。卡西尼家族常常出色地满足了这些需求，而非以中立、超然的科学思考发展他们的测量方法。

从他们的方法中得出的结果，有时不像他们声称的那么精确和全面。这些工程师试图在恶劣的环境下，使用笨重且有限的设备进行精确的测量，光是这些外在条件造成的困难，就使得即便经过三次测量，《卡西尼地图》基本完成，拿破仑当局仍然发现地点的位置有错误，缺少最近修建的道路以及经度和纬度的测量。这些测量计划对于记录的内容也进行严格筛选。那些购买自己当地区域单幅地图的人抱怨，缺少诸如农场、溪流、林地甚至城堡等地标，尽管国家想要的是一幅“重要地点的位置图表”⁶³，用于征税等特定的行政目的。就连卡西尼三世也承认“法国的地形受到太多变动因素的影响，很难用固定不变的测量来把握”。⁶⁴矛盾的是，测量工作本身以及未完成的《卡西尼地图》这两者的局限性，反而正是它们留下的最重要的遗产，因为这表明任何全国性测量都可能是没有尽头的。地形资料累积起来变得无比繁芜，压垮了首轮测量的几何学骨架。当我们发现卡西尼的雕版地图没有记录一些新的道路、运河、森林、桥梁和其他不计其数人为改变的风景，我们就会意识到，无论科学如何宣称能够精确测量土地并绘制地图，土地永远不会长期保持一成不变。

最后，《卡西尼地图》远非只是一项全国性测量。它能使个人将自己视为国家的一部分。如今，在一个几乎完全由民族国家组成的世界中，如果说有人在看卡西尼的国家地图时，看到的是一个叫“法国”的地方，并且认为自己是居住在这个空间中的“法国”公民，这似乎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但在十八世纪末，情况却并非如此。与民族主义的宣传正相反，国家不是自然产生的。它们是在历史的特定阶段，由于政治意识形态的需要而发明出来的。民族主义在十八世纪抬头的时候，正值卡西尼家族展开测量计划，而十八世纪九十年代“民族主义”一词诞生时，卡西尼地图也刚好被国民公会以法兰西共和国之名收归国有，这些都绝非巧合。⁶⁵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在他关于民族主义起源的经典著作《想象的共同体》中主张，国家意识是在宗教信仰和帝国王朝受到长期历史性侵蚀后出现的。随着人们不再那么确信宗教救赎，欧洲旧制度下的帝国也渐渐瓦解。在个人信仰的领域，民族主义让人们感受到了强烈的慰藉，即安德森所谓的“通过世俗的形式，将宿命转化为连续，将偶然转化为意义”。在政治权威的层面，国家取代了帝国，展现了新的领土概念，“国家主权在一个法定疆域内的每平方厘米的土地上所发生的效力，是完全、平整而且均匀的”。这和帝国截然不同，帝国“是以中心来界定的，边界是交错模糊的，而且主权也颇有相互渗透重叠之处”。⁶⁶

发生这种转变的原因，在于地方语言和对时间的理解发生了变化。在西方，安德森所谓的“印刷资本主义”在十五世纪兴起，渐渐展示了代表皇权和教权的“神圣语言”——希腊语和拉丁语——终将衰落，逐渐被大批潜在的新读者所说的地方语言取代。小说、报纸和铁路随后在欧洲兴起，创造了一种对“同时性”时间的新感知，以“时间上的一致性”为标志，用时钟和日历进行测量。人们开始想象他们国家的各种活动都穿越时空同时发生，尽管他们一生只能造访或会见组成这个国家的地点和人口的极小一部分。

不过安德森一开始没有考虑到国家认同最有标志性的一种体现，这是一例典型的“历史学家对地图怀有莫名的反感”。⁶⁷如果说，语言和时间的变化“使人们‘想象’国家成为可能”⁶⁸，那么地图既然可以改变人们对空间和视觉的感知，就有可能将国家视觉化。《卡西尼地图》诞生于铁路、报纸和小说崛起成为主流文化的同一时期，这幅图像让购买它的人可以一眼就想象出全国的空间。从个人所在地区转移到全国，以标准的巴黎法语（由革命当局在十八世纪九十年代中叶开始标准化）阅读地图，地图的拥有者可以对一个地形空间及其居民产生认同。结果，国家开始经历漫长且往往痛苦的过程，发展出一种行政上的稳定性和地理现实，有助于激发国民产生前所未有的情感依赖和政治忠诚。

卡西尼测量计划代表着一种绘制国家地图的新方法的开端，但国内居民需要的情感依赖和政治忠诚对象，不能只是一个几何三角形。宗教已经无法提供答案。基督曾经统辖着地图的顶端，俯视整个世界，而卡西尼地图则提供了一种观察地球的水平视角，每一寸土地（也意味着每一位居民）都具有同样的价值。政治专制主义也难以维系。虽然最初的企图是建立一种新的制图方式，用来监督和控制王国领土，但由君主资助的这幅王国地图却在不经意间变成了一幅国家地图。

《卡西尼地图》所要传达的信息蕴藏在182幅地图的每一幅中，后世的民族主义者很容易就可以加以利用：一幅地图、一种语言和一个民族，共享同样的一套习俗、信仰和传统。在为了国家做出自我牺牲的行为不断上演之中，《卡西尼地图》让法国子民看到一个值得为之奋斗，甚至为之牺牲的国家形象。这在当时似乎是一个足够高尚的动机，但这种不可动摇的民族主义失去约束所造成的后果，绝非只有十八世纪九十年代的法国上下才感受得到。

第十章　地缘政治　
哈尔福德·麦金德，《历史的地理枢纽》，1904年

伦敦，1831年5月

1831年5月24日晚，40位绅士在伦敦市中心圣詹姆斯区的茅草屋酒馆中聚餐。他们都是经验丰富的旅行家和探险家，此时伦敦的私人聚餐社团越来越多，他们同属于其中一个：雷利旅行家俱乐部，这名字来自伊丽莎白时代伟大的探险家沃尔特·雷利爵士。这个俱乐部是1826年由亚瑟·德·卡佩尔·布鲁克爵士创立的，每两周聚会一次，每位成员轮流招待一场丰盛的宴席，并在席间讲述旅行和冒险的故事。在这天晚上，俱乐部的用餐牌上说今晚会有不同的事发生。这场聚会由海洋军事部二等秘书约翰·巴罗爵士主持，他本人也是知名的旅行家和政治家，去过中国和南非，俱乐部的成员“建议，在这座不列颠大都会中已经成立的大量文学和科学学会中，似乎还需要增加一个学会来让科学机构体系变得完整，它唯一的目的就是要推广和传播所有知识中最重要也最有趣的那个分支——地理学”。这次聚会提议“或许可以建立一个全新而有用的学会，命名为‘伦敦地理学会’”。¹

这个俱乐部的成员相信这个学会的好处将“对全人类而言至关重要，对大不列颠这样一个拥有众多广阔海外属地的海洋国家的福祉来说，也是最重要的”。因此，他们提议新学会将“收集、记录并整理”所有“新的、有趣的、有用的事实和发现”，“逐渐收藏最好的地理学书籍”，包括“完整的地图和航海图收藏，从最早期粗糙的地理轮廓图，到当今最精心改良的地图”，“获取样本”，“为计划旅行的人准备简要的指南”，并且“与和地理相关的哲学和文学学会之间建立联系”。²

学会成立的新闻得到了报纸的热烈响应：1831年11月的《每季评论》认为，“在一个把数不清的各种武器投掷到全球各个角落的大国中，直到12个月前才有人终于想起成立这样一个学会，真是令人惊讶——而且想想几乎欧洲每一座首都都早就有了自己的地理学会，这就显得更不可思议了”。它很高兴地宣布“陛下【国王威廉四世】始终准备着以自己的庇护和慷慨批准一切可能有益于公众的事业，他不仅允许使用‘皇家’作为名称，还为学会每年捐助50基尼，作为促进地理学知识的奖金”。³

十九世纪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是地理学和制图术的历史转折点。卡西尼测量计划对于军事和依法治国卓有成效，对国家认同精神的培养也贡献良多，这让欧洲的政治家认识到地理学作为一门严肃的学科和实务的价值所在。商界比国家更早明白地图的价值。农业和工业的急速发展增加了对既有地图的需求，并且促进了新地图的制作：地产平面图、什一税地图、圈地平面图、新运河和铁路系统的交通图、乡镇和教区平面图都繁荣发展起来。⁴像里贝罗和麦卡托这样绘制宏大的全球地图的人，已经无法校勘制作现在这种地图所需的数据了，这种地图需要一定程度的体制化，才能以前所未有的规模汇集人力和资源。结果之一是十九世纪上半叶成立了好几个学术性的地理学会，把国家和商业在地理学上的利益结合起来，为制图术的研究和实务提供体制性支持。1821年，法国成立了巴黎地理学会；在德国，卡尔·李特尔（1779—1859年）在1828年成立了柏林地理学会；而直到1831年，英国才迟迟成立了自己的皇家地理学会。地图自此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专业化和政治化。从十八世纪末起，国家和制图师之间的关系变得比以往更加密切，国家开始利用地图在行政管理方面的能力，而制图师将之视为一次提高他们职业和学术地位的契机。卡西尼测量计划已经塑造了一个现代欧洲国家的形象，但国家现在试图发明新的制图传统，为特定的政治利益服务。

随着人们对地图功能的看法开始发生转变，它们的外观也随之改变，这要归功于一项重大的技术发展：平版印刷术。1796年，德国雕版师阿罗斯·塞尼菲尔德偶然发现了一种复制图像的新方法。他发现可以用蜡笔在一块石灰石上画出图像，然后沾上水，这样墨水可以附着在蜡笔画出的轮廓上，而不会印在多孔的石板上。这个过程经过改良后，使图像的批量复制状况发生了改变。⁵在发现平版印刷术之前，铜版雕刻是一项技术门槛很高、耗时很长而又耗资巨大的技艺，但这项技艺从十六世纪初就主宰着制图业。它依赖制图师的知识和雕版师的专业技能，而且需要繁重的体力劳动才能将铜版转印到纸张上。平版印刷术则完全不同。这个过程所涉及的化学工艺不需要太多专业技能。这还让制图师能够提交可以快速复制的“正向”的图像，而不像使用铜版雕刻，需要首先制作反过来（称为“反向”）的图像。这就使几乎任何人都有能力印制地图。这个过程也相对便宜很多，塞尼菲尔德声称它比雕版印刷快三倍。平版印刷术在十九世纪不断发展，让制图师可以在地图中融入色彩和照片。尽管许多机构（包括英国地形测量局）最初都依然坚持使用既有的雕版技术，但到二十世纪初时，从已经出版的地图的量上来看，平版印刷术已经超越了较早的雕版印刷技术。⁶

自十五世纪起，地图制作领域就一直没有出现这样的创新。在概念层面上，它还促进了地理学的转变，也改变了制图术在地理学中的地位。扬松纽斯和布劳宏大的宇宙学早就质疑宇宙学家的研究是否有效，但哥白尼学说和达尔文进化论先后带来的冲击，瓦解了宇宙学的传统概念：通过一系列的地图理解宇宙形象。宇宙学在十九世纪初继续衰退，与此同时，一种新的概念开始流行并取代了它，在此过程中产生了一种对地图绘制这门科学更清晰的描述：地图制图学（cartography）。柏林地理学会的创立者卡尔·李特尔在1828年的一篇论文中首先使用了Kartograph这个术语。仅仅一年后，法国的巴黎地理学会也开始使用cartographique这个词汇。1839年，葡萄牙历史学家和政治家，圣塔伦子爵曼努埃尔·弗朗西斯科·德·巴罗斯-索萨自称发明了cartographia这个词。理查德·伯顿爵士则是第一位使用这个词的英国人，1859年，他在一趟皇家地理学会资助的中非湖泊探险旅程中使用了这个词；“制图师”（cartographer）一词随后在1863年出现，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时，两个词都被收入了字典。⁷

地图制图学的兴起让地图绘制这种主观行为具有了一定程度的科学专业性，使从业者和政治受益者都能够将它看成一门条理清晰的学科，可以发展所有地理学知识。它越来越被视为一项客观、以经验为依据、可以用科学验证的研究领域，独立于宇宙学、导航、测量和天文学这些长久以来与之紧密相连（并往往把它纳入其中）的无关学科。⁸

这个观念引人入胜，并且激发制图术取得了更大的进步。纯数学和应用数学的发展激发了人们对地图投影法产生兴趣，比十六世纪的创新更进了一步。1800至1899年间，人们大约提出了53种新的地图投影法，是整个十八世纪的数量的3倍以上。麦卡托投影法以及将球体投影在平面上的相关假设，不断受到大量新数学投影法的挑战，这些投影法的出现，是为了回应对中比例尺和小比例尺地图的需求，用来再现人们对自然世界越来越多的了解。将微积分和几何学结合起来进行研究让数学家们能够提出越来越复杂的投影法，超越了使用圆柱筒和矩形将球体投影在纸上的经典模型。这些新投影法许多是由业余爱好者提出的，他们渴望借此找到晋升的机会，但还有一些人则受到了地理学组织和国家的支持，这些机构想要利用制图术提供的政治和商业洞察力。流传至今的投影法有彭纳投影法，以法国制图师里戈贝尔·彭纳（1727—1795年）的名字命名，这是一种用于绘制地形图的伪圆锥投影法；菲利普·德·拉伊勒（1640—1718年）发明的方位透视投影，被用于绘制半球地图；还有费迪南·鲁道夫·哈斯勒（1770—1843年）发明的多圆锥投影法，他是瑞士裔的美国海岸测量局的长官，他的投影法使用了一系列不同心的标准平行线来减少扭曲变形，由于卓有成效，十九世纪美国官方地形图和海岸图都使用这种投影法取代麦卡托投影法。最杰出的创新发明出现在1805年，德国数学家和天文学家卡尔·布兰登·摩尔魏特（1774—1825年）抛弃了麦卡托的圆柱投影法，他绘制的世界地图主要以再现面积的描绘为目的，而非追求精确呈现角度。它被称为等面积伪圆柱投影法，呈现了一个椭圆形的地球，经线是弯曲的，而纬线是笔直的。

这些投影法的出现，是由于数学家和测量员重新思考了制图术的可能性和局限性。十九世纪二十年代，德国数学家卡尔·弗里德里希·高斯开始在汉诺威进行一项大地测量。在研究如何测量地球表面曲率的问题时，高斯提出了一些微分几何定理，他试图论证要将地球投影在平面上而不造成严重扭曲是不可能的。他试图修改麦卡托的投影法，发明了“正形性”（conformality）这个术语（来自拉丁语的conformalis，意思是指具有相同形状），以一个特定点周围的正确形状为基础来发展他的新投影法。尽管有这些以及许多其他的投影法，但没有任何国际地理学组织具有指定一种标准地理投影法的权威。虽然十九世纪大多数地图集依然使用麦卡托投影法来绘制世界地图，但其中的半球地图和大陆地图还是使用了十多种不同的投影法。⁹

图29 十八和十九世纪地图投影法图解

这些变化带来的一个后果，是产生了一种全新的地图类型——主题地图。主题地图展现的是各种自然和社会现象的地理性质，描绘一个选定题材或主题的空间分布和变化，这些题材或主题常常是无法直接看到的，例如犯罪、疾病或贫穷。¹⁰虽然爱德蒙·哈雷早在十七世纪八十年代绘制气象图时就使用过这种方法，但随着量化统计方法和人口普查的发展，主题地图在十九世纪初才开始加速发展。概率论的发展，以及在统计分析中调节误差的能力，让社会科学可以编纂大量信息，包括全国性人口普查。1801年，法国和英国都进行了人口普查，对人口进行统计和分类。到十九世纪三十年代，佛兰德斯的天文学家阿道夫·凯特勒发展出了“平均人”这个统计学概念，从而催生了测量教育、医疗、犯罪和种族分布的“道德”主题地图。¹¹

主题地图除了对社会科学的发展有所贡献，还让自然科学能够以全新的方法分类和呈现数据。生物学、经济学和地质学都利用这种新方法，将地球的大气层、海洋、动植物生活以及土地表面绘制成地图。1815年，威廉·史密斯将地质分析与统计方法学相结合，制作了英格兰第一幅全国性的主题地质地图——《英格兰地层》，其他科学家也用这些方法创造出地图呈现的新视觉语言。¹²平版印刷术的兴起让地图的成本下降，流通变广。到了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中期，法国的印刷商已经可以按照每幅3.5法郎的成本生产彩色平版印刷的法国地质地图，与此相比，普通的雕版手工上色地图每份成本要21法郎。¹³平版印刷地图足够便宜，印量可达数千幅，而不止几百，如此产生的大众市场让布劳的《大地图集》或《卡西尼地图》的流通量望尘莫及。

为制图术带来这些变化的人，大多数甚至都并不自认为是地理学家，地理学这门学科本身也混乱不堪。制图术在地理学中的位置似乎也令人困惑，尤其是在英国，制图术无法以一种组织化的方式发展，学术圈对此怨声载道。直到1791年，皇家学会的主席约瑟夫·班克斯爵士还抱怨孟加拉的地图画得都比英格兰的精确。“虽然不列颠人喜欢听到周边国家的人说他们是引领科学前进的先锋，如果他们哪天能吹嘘英国的岛屿总图和伦内尔少校的孟加拉地图画得一样好，我会非常高兴。”这里提到的是詹姆斯·伦内尔在东印度公司赞助下绘制的《孟加拉地图集》（1779年）。¹⁴尽管当时英格兰已有65%的国土经过了测量，但结果依然零碎不堪。罗伊在1784年进行了初步测量，虽然国家随后于1791年资助成立了地形测量局，但测量结果依然缺乏统一性和标准化。长久以来大家一直使用的是私人的地产地图，但这些地图通常是由当地测量员为地主的利益服务而绘制的。因此，它们使用了不同的比例尺，与地形测量局的标准化目标不相符，但这些地图通常更加便宜，也有更多细节。全国性测量的花费极高，这使地形测量局将大片土地留给私人测量员制图。结果就是覆盖面极不均匀的地图拼盘。

地形测量局在为英国复杂而又根深蒂固的土地所有权和管理系统提供标准化地图方面遇到了困难，而英国东印度公司则认为，像印度这样的海外领土虽然面积大得多，却可以不去理会当地如何绘制地图和拥有土地，使用科学方法进行测量，因此容易得多。十八世纪六十年代，公司开始为像伦内尔这样的人提供财政支持进行测量，这些测量在“印度三角大测量”中达到顶峰。这项测量在1843年宣告完成，但工作又继续进行了几十年，和卡西尼测量计划一样，没有确切的结束时间。用这项测量工作中最著名的历史学家马修·埃德尼的话来说，测量员“不是在为‘真实的’印度绘制地图。他们是在为他们理解的、他们统治的印度绘制地图”，因而，他们塑造的是“一个英属印度”。¹⁵同样的事件也在非洲上演。当约瑟夫·康拉德《黑暗之心》（1899年）中的主角马洛凝视着一幅“用彩虹的各种颜色标注”的帝国地图时，他很高兴看到“一大片红色——任何时候看到都很高兴，因为由此可知人们在那里真正做了些事”。¹⁶与法国（蓝色）、葡萄牙（橙色）、意大利（绿色）、德国（紫色）和比利时（黄色）的帝国领土相呼应，在英国统治下的一片片红色代表英国的帝国教化任务达到巅峰——至少对于康拉德这样的热情支持者来说是这样的。¹⁷但和印度的例子一样，许多地图展现的是帝国的利益范围，而不是直接的殖民统治，这只不过是彰显了帝国主义抱负的“非官方想法”，受到皇家地理学会这种机构私下倡议的驱策。

这些组织推崇的制图学，更多的是以看似客观的科学原理为基础所做的一种意识形态投影，而非反映了行政现实。在欧洲利用制图术来宣示帝国领土统治权的实例中，最恶名昭彰的或许是1884至1885年的柏林西非会议。人们至今仍然认为是这次会议开启了帝国“瓜分非洲”的历史，14个参会的欧洲强权用康拉德在《黑暗之心》中提到的方法瓜分非洲大陆。事实上，会议记录显示，召开这次会议是为了规范欧洲在西非的商业准入问题，而非瓜分整个大陆。¹⁸一位英国官员表示“严重反对【会议】对刚果的界定，这不符合地理事实”，而另一名官员抗议说，他们的地理学太令人困惑了，就好像一幅地图把莱茵河画在了罗纳河盆地。¹⁹这次会议没有绘制任何依照欧洲利益瓜分非洲的地图，也没有发表任何对主权具有约束力的声明，只有一些模糊的协议，认定将来要按照自由贸易原则来批准领土的所有权，而非政治地理学。

皇家地理学会特别关注绘制国际地图时过于随意的问题，尤其是在非洲。1901年，前印度边境测量员及未来的学会主席上校托马斯·霍尔迪奇爵士在学会的期刊上发表了一篇标题直白的文章——《我们如何弄到非洲地图？》。²⁰霍尔迪奇抱怨“当地政府在非洲不同地区都展开了各种测量计划，这些计划相互之间没有关联，显然也没有使用相同的技术系统和比例尺，最后很难通过这些测量结果编纂出令人满意而又统一的第一幅我国非洲领土地图”。他鼓励采用更系统的制图技术，例如共同的比例尺和基准线测量，还要使用当地社群收集的信息，他称这些社群为“本地代理”。霍尔迪奇的论文所附的非洲地图说明了这个问题：正式属于英帝国统治的领土尚有675万平方公里未绘制成地图，这个数字还不包括其他欧洲列强控制下有待测量的区域。这幅地图显示的是，非洲北、东、西、南四方沿海地区都“经过了仔细测量”，但灰色的“未勘测”地区在地图上占了绝大部分，与此形成显著对比的是“基于三角测量进行过仔细测量”的小块小块红色区域。虽然世界的政治地图上或许有近1/4的地表都标注着代表英帝国的红色，但这些地区的自然地图显示，殖民统治和管辖的有效范围实际上小得多。

在这种混乱的情况下，出现了一位英国学者，名叫哈尔福德·麦金德（1861—1947年），他几乎单枪匹马地改变了英国的地理学研究，并创建了一种理解和运用这门学科的全新方式：地缘政治。在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麦金德在英国学界和政界都有着巨大影响力：他是伦敦政经学院（1895年）的创办者之一，也是苏格兰统一党的国会议员（1910—1922年）、英国驻南俄罗斯的高级专员（1919—1920年），还是活跃的业余探险家，第一个爬上肯尼亚山的欧洲人（1899年）。1920年，他因为在担任国会议员期间的出色表现而受封为爵士，1923年，他成为伦敦政经学院的全职地理学教授。

麦金德出生于林肯郡的根斯堡，并在此接受教育，他从很小时就开始对地理和政治产生兴趣。1943年，麦金德在82岁高龄回顾自己的人生时，说道：“我对公共事务最早的记忆要追溯到1870年9月的一天，那时我是一个刚刚进入本地文法学校读书的小男孩，放学后在邮局大门贴着的电报上看到消息，于是将这个消息告诉家人——拿破仑三世和他的大军在色当向普鲁士投降。”²¹只有9岁的麦金德已经“在笔记本上写下这场战争的历史”，而且还阅读了库克船长的航海记录，向全家人讲解地理学，他的父亲称赞他关于澳大利亚的演讲“讲得很好，听得舒服”。²²他的这些兴趣并没有让老师对他青眼有加。他后来回忆说他“因为画地图而没有写拉丁文作文，在学校挨了棍子”。²³他小时候爱玩的游戏包括在岛上扮演国王，“开化那些常常很落后的岛民”，而他到了青春期时正值英国帝国主义兴起：1868年，皇家殖民学会成立，1876年，维多利亚女王加冕为印度女皇。

1880年，他进入牛津大学时，组织化宗教正在经受大批作家的挑战，其中最重要的是查尔斯·达尔文在《物种起源》（1859年）和《人类的由来》（1871年）中发表的进化论。麦金德开始相信，除了追求组织化的宗教以外，帝国主义可以给他提供另一个安身立命的天职。在牛津大学求学期间，麦金德参加了兵棋推演学会，接受了军事操练、演习、射击等训练。他还参加了牛津辩论社，并在1883年成为社长，他在这里结识的许多朋友后来都成了英国帝国政策的制定者。他们之中包括未来的印度总督和外交大臣乔治·寇松（1859—1925年），还有阿尔弗雷德·米尔纳（1854—1925年），他后来成为布尔战争期间驻南非的高级专员。麦金德攻读的是历史和自然科学，最后他受到了李纳克尔学院比较解剖学教授亨利·莫塞莱（1844—1891年）的影响。莫塞莱参加过“挑战者”号科学考察（1872—1876年），这次由皇家地理学会资助的海洋科学研究还创造出了“海洋学”这个术语，并且在环绕世界的12.76万公里的航行中发现了4717个新物种。莫塞莱曾经受教于达尔文，坚信进化论，但他也让麦金德明白了地理分布的重要性：在塑造物种进化方面，地理如何影响生物学。²⁴这是一种新的环境决定论，达尔文称其为“伟大的学科，几乎是造物法则的基石：地理分布”。²⁵

麦金德原先准备在伦敦的内殿律师学院学习国际法，同时，他也开始为牛津大学成人教育推广运动授课，目的是为那些无法进入大学学习的人拓宽受教育机会。在1886至1887学年，麦金德在全国上下走遍数百公里，在各市政厅和工人单位发表了一系列演说，冠以《新地理学》这个耸动的标题。事后回忆，他当时认为这项任务是“要让全国有才之士渐渐熟悉一个观念，地理学不是一大堆地名的列表，也不是旅行家的故事”。²⁶

麦金德先在牛津后在全国不知疲倦地提倡地理学教育，后来又在1893年协助成立英国地理协会，旨在解决学校中缺乏人文地理学课程的问题。就在两年后，他在改革地理学以及政治学和经济学教育方面的兴趣使他参与了伦敦政经学院的创办，最初担任经济地理学的兼职讲师，讲授“地理学在特定的经济和政治问题中的运用”，随后从1903年到1908年担任学校校长。麦金德表示，他之所以被吸引来学校任教是因为该校主张“粉碎老旧的古典先验政治经济学，并建立一个专家团队，首先确定事实，接着以真正的科学精神从这些事实中归纳出通则”。²⁷1923年，他被任命为该校的教授，1925年退休。在此期间，他还参与了雷丁大学的创立，并从1892年开始担任校长，直到1903年这所学校正式取得大学学院的地位。

麦金德也维持着自己与牛津大学的关系，他的工作越来越受人瞩目，代表着对其他教授构成了挑战。麦金德了解他们对地理学科的怀疑，因为这门学科很新，而且明显缺乏科学的严谨。遭到这些反对的同时，巴黎和柏林的对手大学都开始开设地理学课程，背后最著名的支持者包括柏林第一位地理学教授卡尔·李特尔，还有亚历山大·冯·洪堡（1769—1859年），他是伟大的探险家，并著有极具影响力的5卷本研究著作《宇宙：世界的自然描述概略》（出版于1845至1862年，有一部分在他去世后出版）。洪堡的作品独自重新界定了地理学作为一种科学研究方法的可能性，5卷著作可谓是对自然世界和物质宇宙作了全面的描述。²⁸因此，麦金德的演说强调地理学的自然要素，解释了风景、气候和环境对人类生活的影响和塑造作用。这种地理学研究方法今天听起来平淡无奇，甚至有些陈腐，但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却是前卫思想，麦金德企图大胆说服大学当局，这门学科值得被尊为一门科学。

麦金德的演讲非常成功，以至于皇家地理学会在1887年邀请他向会员报告他对地理学的想法。1月31日，25岁的麦金德向学会报告了第一篇论文，题目为《地理学的范围和方法》，这是麦金德的新地理学宣言，不过他报告的时间过长，让紧接着的会后讨论被推迟到两周后的下一次会议进行。这次演讲得到的反应至少不是一边倒的贬斥。麦金德回忆说：“坐在前排的一位尊敬的海军上将，也是评议委员会的成员，整场讲座都在低声念叨着‘真不要脸’。”²⁹

麦金德在演讲开始时提出的问题就反映了他闻名遐迩的率直作风。“地理学是什么？”他问道。他宣称有两个原因让他提出这样一个问题。第一个是为了展开“教育之战”，努力争取将此学科纳入“我们学校和大学的课程”，这场战斗当然是由麦金德领导的。他提出这个问题的第二个原因是向学会提出直接挑战。地理学在改变。他认为“半个世纪以来，许多学会，尤其是我们自己的学会，一直在积极促进到世界各地探险”。他继续说：“必然结果就是，如今我们已经接近这一轮地理大发现的尾声。两极地区是我们地图上如今仅存的大片空白。再没有哪个史丹利可以因为发现一个刚果而让世界欣喜若狂。”麦金德提醒大家说：“冒险故事变得越来越少，逐渐被地形测量局越来越多的测量细节取而代之，到时就连地理学会的同胞们也该沮丧地问出：‘地理学是什么？’”或许是如此狂妄的批评激怒了坐在前排的海军上将，麦金德唤起学会不改革就会关门大吉的恐惧，他将学会比作“一个因为再没有世界可以征服而哭泣的社团版亚历山大”。³⁰

在接下来的演讲中，麦金德将地理学定义为“一门科学，主要功能是追溯社会中的人与具有地域差异性的环境之间的互动”，并热情呼吁将地理学纳入英国公共和教育生活的核心。为了尝试将自然地理与人文地理（或者他所谓的政治地理）结合起来，麦金德同时承认历史学和如今广为流行的地质学研究所提出的对立观点。他认为：“从事自然地理研究的通常是那些地质学专家，而从事政治地理学研究的则是那些历史学专家。我们目前还没有看到有人采取两者之间的地理学立场，能够平等看待他的研究中所需要的科学与历史学部分。”³¹为了进一步阐释地理学，麦金德粗率地宣传：“地质学家观察现在可以解释过去；地理学家观察过去可以解释现在。”

接下来，他对地球表面进行了一场近乎宇宙学式的勘测，从“英格兰东南部的地理构造”及其白垩地景开始，然后突然飞跃到俯瞰整个地球表面的上帝视角。麦金德吁请他的听众“想象我们的地球没有陆地，而是由三层同心的椭圆球体组成——大气圈、水圈和岩石圈（地球的外壳）”。他一再主张，一个民族、国家，甚至城市的社会和政治发展是建立在地理环境的基础上的。麦金德在一层层建构富含地理学信息的分析时，坚持认为“任何地方的政治问题都依赖于自然研究的结果”。在结论中，麦金德清楚表达了他的地理学抱负。他说：“我相信，按我勾勒的轮廓建构出来的地理学，能够同时满足政治家和商人的实用需要、历史学家和科学家的理论需要，以及教师的学术需要。”麦金德认为这是将科学与实务相结合，在最后提出的论点中，也许正是这句话惹恼了海军上将，他甚至认为地理学可以“取代”古典研究，成为“全人类文化的共同要素，专家达成共识的基础”。³²

学会的一位委员，著名的探险家和优生学开拓者弗朗西斯·高尔顿爵士，对麦金德试图将地理学奉为科学的观点表示担忧。但是，他也赞同将地理学纳入学术学科之中，并且表示，尽管麦金德的论文有局限性，但他能确定麦金德“注定将在地理学教育史上留名”。³³高尔顿并没有和盘托出：他已经和牛津及剑桥大学的校方在商谈，准备由皇家地理学会出资任命一名地理学讲师，学会早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初就想达成此愿，并且一手安排了麦金德受邀前来演讲，让他可以成为这个新职位最合适的候选人。1887年5月24日，麦金德演讲后不到4个月，牛津大学同意设立一个为期5年的地理学讲师职位，由皇家地理学会出资赞助。次月，麦金德得到正式任命，年薪为300英镑。³⁴

这个新职位的设立是皇家地理学会的巨大胜利，让它有了可以追求的新使命，这也是麦金德个人的成功。但牛津大学的怀疑者们并不轻易罢休。这门课不能授予学位证书，参加麦金德课程的学生只能获得一张一年的文凭。结果可想而知：在走遍全国为每场数百名听众发表演说之后，他在牛津的第一堂课却冷冷清清。他回忆道：“有三人来听课，其中一位是大学教授，他告诉我他对瑞士的地理构造有所了解，因为他刚从头到尾读完了贝德克尔旅行指南，而另两位女士带来了她们的针线活，这在当时的课堂上并不常见。”³⁵但是他还是坚持下去，在第一学年结束后，他向皇家地理学会汇报，他教授了两门课程共42堂课。一门是科学课程《地理学原理》，不如另一门历史课程《自然特征对人类迁徙与定居的影响》受欢迎。³⁶1892年，麦金德任期即将结束，牛津校方也并不打算设立完整的地理学学位课程，于是他前往伦敦政经学院任教，并且将兴趣逐渐转移到政治和帝国冒险上。

1895年9月，麦金德在地理学会发表了主席演说。他的演讲题目是《现代地理学：德国与英国》，提出了自己对地理学和制图术在整个十九世纪的演进的独特见解。麦金德以一贯的坦率展开论述。他主张：“作为一个国家，我们也许可以毫无疑问地认为，好几个世代以来，我们都一直是开疆辟土的先锋；我们也不需要为我们在精确测量、水文学、气候学和生物地理学方面的贡献感到不满。”但是，他继续说：“我们在这个学科的综合性与哲学层面，也即在教育方面明显落后于外国的标准，尤其是德国的标准。”麦金德的担忧在于，与德国地理学家不同，英国的同行无法在一个宏观地理学理论下，综合地理学研究的实用性。他相信：“十八世纪之所以对地理学来说是一个重要的转折时代，是因为当时的人发现了新问题，而古代和文艺复兴时期对这些问题或者视而不见，或者完全无法解答。”像洪堡和李特尔这样伟大的德国地理学家已经设法克服了一个古老的问题，即将地理学视为“一门学科，或是一个研究领域”。德国的哲学传统对于地理学研究能够提供的可能性有着非常不同的看法。伊曼努尔·康德对“普遍科学”的哲学追求，加上约翰·沃尔夫冈·冯·歌德（1749—1832年）和弗里德里希·谢林（1775—1854年）的唯心主义哲学认为要从先验的同一性原理解释自然，使洪堡可以将地理学奉为所有科学中最伟大的科学，综合万物。由此产生的地理学学派融合了对自然的科学研究以及对其宏伟与优美的情感回应。遵循这个传统，奥古斯特·海因里希·彼得曼（1822—1878年）成了欧洲最有创新力的制图师之一，他出版了关于新地理学研究的期刊《彼得曼地理学通报》；奥斯卡·佩舍尔（1826—1875年）和费迪南·冯·李希霍芬（1833—1905年）则率先倡导地貌学，研究地表的形态与演变。对麦金德来说，德国的这些创举是在“地理学”这个单一标题下，“竭尽全力找到地势、气候、植物、动物群，以及各种人类活动之间的因果关系”。³⁷

麦金德对英国传统的不足感到惋惜，他生动地描述了地图在他的新地理学观念中所扮演的角色具有哪些特征：

有三门彼此相关的技艺（主要都与地图相关）可以用来描绘地理学的特征——观察、制图学和教学。观察者取得绘制地图所需的材料，接着由制图师进行组建，然后由教师进行阐释。几乎无须多言，地图在这里被当成一种微妙的表达工具，可以用来解读许多类别的事实，而不仅仅是一大堆至今仍出现在某些英国最昂贵的地图集中的地名。一般来说，除了某些特例，英格兰有很好的观察者、差劲的制图师，而教师也许比制图师还糟糕些。因此，地理学的原始资料中有不少是英文的，而表达和阐释却都是德语的。

一幅地图需要提供的不仅是看得到的地名这种经验事实：它需要德国研究地貌学、“生物地理学”（有机群体及其环境的地理学）和“人类地理学”（人类的地理学）的地理学家所做的表达和阐释。对麦金德而言，地图不是它所描绘的地域，而是对组成这块地域的地质学、生物学和人类学要素的阐释。

在描述他的“理想地理学家”时，麦金德认为：

他所具有的制图技艺，是他所拥有的一件思想工具，拥有无比强大的力量。不用词汇，我们也许可以，也许无法进行思考，但地图无疑可以为我们的大脑节省无穷的词汇。看一眼地图就能获得一系列概要信息，而比较分别显示同一地区的降雨量、土壤、地势、人口密度和其他类似信息的两幅或多幅地图，则不仅能揭示因果关系，还能看出记录中的错误；因为地图既能提供信息，又能起到批判作用。

可想而知，这里描绘的这位理想地理学家是男性，并且与说话的人极为相似。“作为制图师，他能做出兼具学术性和观赏性的地图；作为教师，他可以让地图说话；作为历史学家或生物学家，他要坚持对环境进行独立研究……而作为商人、士兵或政治家，他要在遇到地表实际的空间问题时表现出训练有素的理解力及主动性。”³⁸

坚持对“现代地理学”的需求，是麦金德的另一杰作。英国需要在学术上对地理学研究进行“集中化”才能追赶上德国的传统，他借此一再重申他的信念：“地理学是一种独特的观点，可以从这里观察、分析并组织存在的种种事实，因而应当有资格与神学或哲学、语言学、数学、物理学和历史学观点并驾齐驱。”³⁹这也激发了他更大的雄心，让英国的地理学家及探险家站在国际事务的最前线。

1898年，麦金德酝酿了一项计划，想要成为第一个爬上东非肯尼亚山的欧洲探险家。麦金德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回顾这个决定时，承认他在37岁忽然踏上了探险家的生涯，是一个高度自觉的决定。他写道：“要被公认为一名完整的地理学家，当时我还必须向人证明自己既能探险又能教书。”⁴⁰他选择肯尼亚山是基于种种自然地理和政治地理的考虑。麦金德后来写道，他很清楚“乌干达铁路使从海岸到肯尼亚的距离缩短了三分之二，应该不必花费太多时间，就可以以欧洲的卫生条件将一支装备精良的探险队运到山脚下，而这样一支探险队应该有很大的机会发现肯尼亚山的高山之谜”。⁴¹他想及早爬上山，赶在铁路带来其他探险家之前，特别是英国在东非的对手德国人，尤以德国登山家汉斯·迈尔为最，他已经登上过乞力马扎罗山，并在1898年宣布打算攀登肯尼亚山。这两个帝国对手在东非的竞赛就此展开。

1899年6月8日，麦金德离开英国，坐火车前往马赛，在那里与他的团队会合，包括6名欧洲向导和搬运工。6月10日，他坐船出发前往埃及，沿着苏伊士运河南下，先后到达桑给巴尔岛和蒙巴萨，最后通过新近铺好的铁路于1899年6月中旬抵达内罗毕。此时，探险旅行才真正开始：“我们有六个白人，行李由170个当地人用头顶着，其中一半人全身赤裸，因为当时东非没有马、耕牛或骡子，当然更没有汽车。”通往山下的170公里路程充满艰辛，而且被各种问题耽搁。麦金德说：“当地人的性情可疑而危险。”这样的指控部分是因为他的两名斯瓦希里向导被杀害，而且就在8月末他们准备开始登山时，发现大部分食物被偷走。⁴²麦金德并未退缩，他依然继续登山，但当团队粮食耗尽时，他也不得不暂时停步。重新备齐补给后，他又和另两名队员重新出发，花一天的时间爬山。山路“非常陡峭，而且万分难爬”，不过在9月13日正午，麦金德最终登上了顶峰。他坦诚“不过我们只敢停留四十分钟——这点时间只够进行观察和拍照”，随后暴风雨来袭的威胁迫使他们下山。麦金德估算的山峰高度为17200英尺，即5240米，只稍微高估了一点（实际高度为5199米）。这是一项了不起的体育成就，与他科学数据的精确度旗鼓相当。麦金德回程时带了“一幅肯尼亚北部的平面草图，还有岩石标本，沿着以前没有走过的路线做的两项测量，一系列气象和测高观察，用普通摄像和伊维斯彩色成像法拍摄的照片，还有哺乳动物、鸟类、植物的采集，以及少量的昆虫采集”。⁴³麦金德首次在科学探险中使用了弗雷德里克·伊维斯的新彩色摄像技术，并且绘制了3幅精美的肯尼亚山和他的登山路线地图，经过平版印刷后，在归国两个月后的1900年1月22日，他在皇家地理学会发表演讲时进行了展示。

这些地图是帝国科学制图的经典实例。第一幅描绘的是麦金德的旅程，比例尺为1∶500000，有经纬网格、等高线，路线则用红色标示。它也展现了欧洲人探险留下的痕迹。他的计算工具是手表、棱镜罗盘和六分仪。在西北角，麦金德写上了“马克汉姆山丘”，以此纪念联合资助这次探险的皇家地理学会主席克莱门茨·马克汉姆爵士。山上的“豪斯堡山谷”是以另一位探险资助者，他妻子的叔叔坎贝尔·豪斯堡的名字命名。麦金德也利用这次机会在这片土地上留下了自己的名字：豪斯堡山谷东北方的谷地叫“麦金德山谷”。

麦金德探险之旅成功的消息让伦敦兴高采烈，却让柏林感到惊诧。1899年底，麦金德回国后立刻提笔写下他的壮举，准备在1900年1月向皇家地理学会的会员报告。这次日后被麦金德称为肯尼亚“假期”的旅程，得到了学会副主席托马斯·霍尔迪奇爵士的由衷钦佩。1月22日晚，他介绍麦金德是“我们大家众所周知的一位著名科学地理学家；今晚他来到我们面前，身份是最成功的旅行家，是登上东非主峰肯尼亚山的第一人”。⁴⁴麦金德如今已是一位杰出的地理学教师和勇敢的探险者，他有足够的威望在维多利亚时代末期将他的学科界定为一门学术科目，以制图科学为核心。他称自己的新地理学观点对于保护大英帝国至关重要（麦金德从肯尼亚回来时，英国正准备在南非与布尔人开战），他的成功几乎是预料之中的，他的演讲也不像从前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那样被听众抱怨。

图30 哈尔福德·麦金德在肯尼亚山顶峰，1899年

麦金德的冒险活动展现出了巨大的帝国野心，同时他的政治观点发生了重大的转变，把他推上政治之路。整个十九世纪九十年代，他一直信奉国际自由贸易，尽管他认为德国对英国制造业构成的威胁与日俱增。但当他从肯尼亚回来后，他的信念发生了改变。1900年9月，麦金德未能以自由党帝国主义者的身份在沃里克郡赢得国会议席。1903年，他日益受到统一党的英国殖民大臣约瑟夫·张伯伦的经济保护主义理论影响，全盘否定自由贸易，并退出自由党，加入保守党，支持新的帝国保护主义理论，这种理论的基础是通过强大的英国海军和关税促进英国的海外贸易。⁴⁵

但身为一名地理学家，麦金德的新政治主张为他带来一个问题。他要如何将帝国保护主义的地缘政治论点表现在地图上？他早就评论过地图在表现地势这种基本地形特征时具有局限性，那又要如何通过地图表现他逐渐演变的反映经济保护主义和帝国权威的世界图像？1902年，他在出版的著作《不列颠与不列颠的海洋》中回答了这个问题，此时是他推崇贸易保护主义的巅峰期。他在书中提出了一套熟悉的论述，谈论自然地理如何塑造社会世界，但这次加入了政治迫切性。地理学“让英国在世界舞台上扮演了独特的角色”，让它成了“海洋的女主人”，并且成长为一个拥有无上力量与全球性权威的海上帝国。⁴⁶但在二十世纪初，这种全球权力平衡发生了变化，意味着英国的权威正在受到威胁。

麦金德在追溯英国海上力量的发展谱系时，也使用了地图。他首先审视了赫里福德《世界地图》上不列颠群岛的位置，表示在十五世纪末哥伦布航向新世界之前，“英国当时位于世界的尽头——几乎不属于这个世界”。随后发现了美洲大陆，打开了大西洋向北、向西和向南的航线，这意味着“英国渐渐成为世界的中心，而不是终点”。但地图并不能很好地证实他的论断。“没有一幅平面海图能正确地展现大西洋”，他这样抱怨，因为它们展现的“只是海岸的位置”。麦金德以典型的自我中心式地理学观点提出，要理解英国在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之后在全球中的新位置，“最好的方法是转动地球仪，让英国位于离眼睛最近的一点”。他的“陆半球”图示出现了将地球绘制在平面上时必定会遇到的问题——澳大拉西亚和半个南美洲不见了。相比之下，一张地球的“照片”（在尚未实现航天飞行的时代，这个名字显然用词不当）就能证实麦金德的观点。在这幅图像上，英国占据了一个独特的位置，从这个位置“可以通过水路抵达世界五大历史区域”。⁴⁷

这是利用制图学的高明手法。麦金德将地球的平面地图投影抛在一边，反而旋转他的“照片”地球仪，让不列颠群岛位于中心，他利用制图学为自己的论点服务，对英国如何成长为海上和帝国霸权进行了高度选择性的描绘。在麦金德的地图上，英国位于重要国际海上航线的交汇点，但与任何大陆都不相连，由此他认为英国“具备两个互补而非对立的地理学特质：孤立性和普遍性”。它“属于欧洲，但却不位于欧洲”，这让它可以利用海上的资源，而不用担心与邻国发生任何边境问题。⁴⁸但使这个帝国伟大的特质同时也是毁灭它的威胁；如果没有一种全新的帝国动力将这些英国殖民地同化，使它们在更宽广的层面上具有“英国性”，那么这些遥远的海外领土就很容易被逐渐兴起的俄罗斯、德国、中国等陆上帝国吞没。麦金德以大多数帝国主义者会用的家长式语言，在书的结尾处期盼着将来有一天，“子女国家应该已经长大成熟，而英国海军也将扩大为所有具有英国身份的人的海军”。⁴⁹这是一种对大英帝国不朽权力的近乎神秘主义的信仰，短短两年后，在麦金德最著名也最持久的理论中达到巅峰。

图31 “陆半球”，麦金德，《不列颠与不列颠的海洋》，1907年

1904年1月25日晚上，在皇家地理学会诞生70多年后，它位于伦敦市中心萨维尔街1号的会址向会员们敞开大门，聆听麦金德宣读另一篇论文。学会自成立以来就一直资助和颂扬大英帝国的探险活动，它赞助了许多公众人物远征殖民地和传教，例如克莱门茨·马克汉姆爵士、戴维·利文斯通博士、亨利·莫顿·史丹利爵士、罗伯特·法尔肯·斯科特，还包括麦金德前往肯尼亚的探险之旅。到了二十世纪初，学会将重心转向地理学的哲学和教育方面，这种兴趣的转移已经让麦金德这样的人获得了好处。⁵⁰学会中具有政治影响力的会员们也在努力恢复大英帝国在经历布尔战争（1899—1902年）后受损的声誉，这场战争让英国花费超过2.2亿英镑的资金，8000名士兵战死，之后更有13000人生病去世，损失惨重。这场战争据估死了3.2万名布尔人，绝大多数是死在英国“集中营”中的妇女和孩子，这是现代战争中最早的集中营。来自国际的谴责几乎异口同声，而且面对德国激进的殖民扩张和军备政策，麦金德曾经预测大英帝国将在外交上越来越孤立，军事上变得脆弱，经济也将衰退，越发显得有先见之明：虽然英国在1860年曾占世界贸易额的25%以上，但在麦金德发表演讲之时，这个数字已下滑到14%，而法国、德国和美国在迅速迎头赶上。⁵¹

图32 “地球照片”，麦金德，《不列颠与不列颠的海洋》，1907年

作为学会的一名长期会员，同时也是成功的探险家，现在又是帝国贸易保护主义的积极鼓吹者，麦金德自然受到热烈欢迎，但无论是他本人还是他的听众，可能都没有预料到他这次演讲所具有的影响力。他的论文标题为《历史的地理枢纽》。他首先极为简要地勾勒了全球历史。他再次告诉听众，他们如今已经走到了他所谓的“哥伦布时代”的尾声，经过这400年来密集的海上探索与发现，“世界地图的轮廓已经近乎准确地完成，即使在极地区域，南森和斯科特的航行也已大大减少了重大发现的最后可能性”。他在这里精明地提到了斯科特在皇家地理学会资助下首次成功远征南极，就在麦金德演讲的同时，这次探险的幸存者尚未顺利回国。麦金德继续说：“但二十世纪的开端却是一个伟大历史时代恰当的终点。”他相信在这个时刻，“这个世界的遥远边境刚一发现，我们就必须记录下它实际的、完全的政治占有”。麦金德下面的话预言了二十一世纪关于经济和政治全球化所引发后果的争论，他认为：“每一种社会力量的爆发，不会在周围的某个不为人知的空间和野蛮的混乱中消失，而是在地球遥远的一边引起强烈的反响，其后果是世界上政治和经济有机体中的薄弱成分，将被震得粉碎。”⁵²麦金德认为，万事万物都是联系在一起的，而要追溯这种联系，唯一的方法就是通过社会和他自己的特殊研究领域：地理学。

就麦金德而言，要理解甚至影响世界近来正在发生的改变，需要对历史和政治有一种全新的地理学理解。“因此，在我看来，”他继续说，

在当前的十年中我们是第一次处于这种地位，即试图以某种程度的完整性来阐明较广的地理概括和较广的历史概括之间的相互关系。我们第一次能够了解整个世界舞台上各种特征和事件间的一些真正的比例，并且可以寻求一种至少能表明世界历史中某些地理原因的公式。

他总结说：“如果我们幸运的话，那么这个公式就应当具有透视当前国际政治中一些对抗势力的实用价值。”⁵³这不仅是麦金德多年来公开发言中一贯秉持的对地理学作为一门学术学科的重要性的呼吁，他如今还要求以这门学科的洞见塑造国际外交和帝国政策。

麦金德在确立了地理学的重要性后，接着进入中心论题。他表示，与流行的大英帝国意识形态正相反，“世界政治的枢纽”是中亚，或者是他所谓的“欧亚大陆”。这个论点挑战了许多听众自以为是的假设，麦金德清楚这一点。他开口要求：“因此，我请求你们暂时把欧洲和欧洲的历史看作隶属于亚洲和亚洲的历史，因为在非常真实的意义上说，欧洲文明是反对亚洲人入侵的长期斗争的成果。”这个论断令人惊讶，但麦金德接着对中亚的自然地理进行了宏观概括的描述，为自己的主张辩护。他认为，这个地区自古以来不断产生游牧、尚武的社群，不断威胁着定居在他所谓的“欧亚大陆”这片辽阔内陆平原边缘上的农业社群和海上社会，他将“欧亚大陆”描述为：

一块连续的陆地，北部被冰块围绕，其他三面被水域包围，面积为2100万平方英里，或者说是北美洲面积的3倍以上。这块陆地的中部和北部，估计约有900万平方英里，或者为欧洲面积的两倍以上，没有可以利用的通到海洋的水道，但是另一方面，除掉亚极地森林以外，一般说来十分适合骑马或骑骆驼民族的机动性。⁵⁴

回到当下，麦金德问道：“欧亚大陆上那一片广大的、船舶不能到达，但在古代却任凭骑马牧民纵横驰骋，而今天又即将布满铁路的地区，不是世界政治的一个枢纽区域吗？”借由这点，麦金德清晰地描绘了他所想象的世界帝国地图。“俄国取代了蒙古帝国”，他提醒到，俄国从西边的维尔巴伦到东边的符拉迪沃斯托克修建的总长9000公里的铁路，为动员和部署大型军事和经济机器创造了有利条件，它依靠的是大量的内陆自然资源，让英国这样的海上帝国的海洋实力相形见绌。他预测这“将使它能够利用巨大的大陆资源来建立舰队，那时这个世界帝国也就在望了”。他直接针对目前的英国对外政策，提醒“如果德国和俄国结盟”，这种情况就可能发生。⁵⁵这两大帝国将有效控制整个世界的地理枢纽区域，从西欧一直延伸到中国的太平洋沿岸，并且南至波斯中部和印度的边境。这个观察恰逢其时。正如麦金德所言，日本正在集合军队，应对俄国对朝鲜和中国东北的觊觎之心。俄国向远东地区的扩张威胁着大英帝国在中国香港、缅甸，甚至是印度的利益。麦金德发表论文两周后，2月8日，战争爆发。⁵⁶

麦金德用幻灯片展示地图来说明他的新世界秩序。在放映了几幅东欧和亚洲的区域地图之后，论文的后半部分包含一幅世界地图，为麦金德的论点提供了形象的说明，这幅地图日后被认为是“地缘政治传统中最著名的地图”。⁵⁷这幅地图的标题为《力量的自然位置》，包含三个不同的地区。首先是用圆点标示的“枢纽地区”，包括俄罗斯大部分领土和中亚，完全被陆地包围（麦金德为了强调这一点，让这片区域的最北边毗邻标示为“冰海”的地方）。这个地区以外是两个同心的新月形地区。第一个被标注为“内部或边缘的新月形地区”，部分是陆地，部分是海洋，包括欧洲、北非、中东、印度和中国的一部分。“外部或岛状的新月形地区”主要是海洋，包括日本、澳大利亚、加拿大、美洲、南非和英国。

麦金德承认地图东西边缘的南北美洲形状怪异，他认为，“美国最近已成为一个东方强国，它不是直接地，而是通过俄国来影响欧洲的力量对比，而且它将修建巴拿马运河，以便使它的密西西比河流域和大西洋沿岸的资源能用于太平洋上【美国刚刚获得修建运河的权利，四个月后于1904年5月动工】。从这个观点来看，大西洋才是东西方之间将来的真正分界线。”⁵⁸这些听众熟悉的世界地图都是把美洲放在西半球的，而且通常认为东方和西方的文化及地理分界线坐落在如今中东的某处，对他们来说，麦金德的地图和它所支持的论点令他们大吃一惊，同样让他们吃惊的是，这个论点暗示着大英帝国未来将受到军事威胁。

图33 “力量的自然位置”，世界地图，出自麦金德《历史的地理枢纽》，1904年

麦金德的评论反映了他意欲为地理学在政治生活中争取一席之地的企图。他说：“我是以一个地理学家的身份来讲这番话的。”但在随后的演讲中，他提出自己这门学科应该扮演一个新角色，这与他转变后的政治信仰相符。

在任何特定时间里政治力量的实际对比，当然一方面是地理条件——既有经济的又有战略的，另一方面也是对抗双方国民的相对数量、活力、装备和组织的乘积。随着对这些数量正确估计程度的提高，我们可能不必鲁莽地诉诸武力去调整差异。在计算时，地理的数量比起人文的数量来可以更好地测定，更接近于稳定不变。因此，我们应当期望能找到既可用于过去历史、也可用于当前政策的公式。⁵⁹

对麦金德而言，地理学是唯一可以衡量和预测国际政治动态平衡的学科。在全球的权力平衡发生重大变化时，唯有他用来理解历史的地理枢纽的“公式”，可以限制由此引发的不可避免的军事冲突，即“鲁莽地诉诸武力”。

毫无疑问，听众对他这篇论文明显褒贬不一。学会的会员们难以习惯如此彻底的概念论证（他们通常认为外国人才会这么做），而他不顾主流的政治氛围，暗示大英帝国即将遭遇危难，当然很难让听众接受。第一位发言的人是斯宾塞·威尔金森先生，他为听众中没有内阁大臣感到惋惜。他表示，他们可以从麦金德的解释中学到，“仅仅在半个世纪之前，政治家可以只在棋盘的一些格子中下棋，棋盘的剩余部分是空的，而如今世界是个封闭的棋盘，政治家每走一步都要考虑棋盘上所有的格子”。他对“麦金德先生的一些历史比喻或先例”表示怀疑，其他会员也同样如此，他们拒绝相信大英帝国正在面临威胁，并且和威尔金森一样坚信，“像我们这样的岛国，如果可以维持海军实力，就可以在大陆上各个分裂势力之间保持平衡”。⁶⁰当然，无论麦金德的论证多么有力，他们认为帝国的海军怎么说都是坚不可摧的。

威尔金森也对麦金德的世界地图表示担心，“因为这幅地图使用的是麦卡托的投影法，除了印度以外，夸大了大英帝国的所有领土”。⁶¹这确实是一幅古怪的地图，但考虑到麦金德之前制作的地图，这幅地图完全合情合理。与他几乎整整4年前提交给皇家地理学会的肯尼亚地图相比，这幅世界地图展现了地理学和制图术在整个十九世纪发生的转变。这两幅地图之间有明显的差别，但它们在整体上处理制图和帝国政策的方法却是一致的。肯尼亚地图是一幅地方志（区域地图绘制）的鲜明范例，使用标准的制图惯例和象征符号将地域绘成地图，同时宣称对它拥有主权。

与此相反，地理枢纽世界地图则是在全球层面上绘制出来的，且极度简化。在卡西尼和英国地形测量局进行了大规模测量之后，麦金德的地图却明显缺乏任何区域或全球制图学固有的特征。与肯尼亚区域地图不同，这幅地图没有比例尺和经纬网格。它甚至缺少基本的地名：海洋、国家，甚至连大洲都没有标出，而对于这样一幅公开支持政治命题的地图来说，上面居然没有任何依据国家、帝国、种族、宗教系统进行的领土划分，着实令人奇怪。就连它奇特的椭圆形状也是过时的，从十六世纪后就完全被制图师抛弃不用。虽然它采用了摩尔魏特世界地图的形状，是对麦卡托的挑战，但麦金德依然选择使用1569年的投影法，尽管椭圆的轮廓只会加剧麦卡托坦承影响了他世界地图的扭曲变形。

这幅世界地图也把《不列颠与不列颠的海洋》中详述的论证发挥到了极致。利用过去20年间在教书、探险和参政时积累的充满争议性的政治“资料”，麦金德设计的图像实际上是一幅主题地图。它参考了十九世纪制图界盛行的自然与道德主题地图，绘制了一幅地缘政治的基础图像，这幅令人瞩目而又充满意识形态的地图将世界描绘成一张巨大的帝国棋盘。有些地理学家会质疑它到底是不是地图：它无疑延展了主题地图的含义，却没有使用可验证的资料来证明它的理论。但这幅地图的说教力量确是无可争议的，即使上面的所有词句都纯属解释性的。除了“沙漠”和“冰海”以外，麦金德的图像还包括“枢纽”和“弯月”，这些词汇与从前的地理学语言完全没有任何关系。

就像《不列颠和不列颠的海洋》中的图像极力想证明他对英国全球地位的看法，麦金德也尽最大可能使这幅“地图”的作用发挥到极致，好让他的论点获得最大的图形力量和权威。和斯宾塞·威尔金森一样，他明白麦卡托投影法有哪些局限。然而，他仍然选择使用这种投影法既是因为它的形象性，也是因为它对东、西半球的强调符合他的帝国心态：和麦卡托一样，麦金德对北极和南极没有兴趣，两极在麦卡托的地图上被无限延伸，而在麦金德的地图上甚至都没有出现。将投影图画在椭圆形轮廓里，麦金德就能拉伸各大洲，好展现他的外部岛状新月形地区的范围，并且呈现一幅世界互相连接的图像。这还能让他克服两年前制作的那些糟糕的平面地图和地球“照片”。这样画出来的地图既表现出惊人的现代性，又不可思议地带有古风。尽管它要表达的是一种新的地缘政治世界秩序，但这幅图像本身使用的却是纯粹的几何图形，让人想起十六世纪初，西班牙和葡萄牙在地图和地球仪上画的象征性帝国分界线，将世界一分为二，尽管它们的影响力只能到达地球已知世界的极小一部分。在这幅地图之前，有一幅在视觉和知识上都更为强烈的实例，那就是像赫里福德《世界地图》这样的中世纪地图，麦金德在《不列颠与不列颠的海洋》中将它用作第一幅插图。他在1919年出版的《民主的理想与现实》中阐述“心脏地带”理论时，也再次提到了这幅地图。他描述赫里福德《世界地图》是“一幅十字军时期僧侣用的地图”，地图上的“耶路撒冷画在世界几何图形的中心，是世界的脐窝”。“如果研究我们现在所知道的完整的地理学事实，得到的结论是正确的，那么中世纪的神职人员也没有错到哪里去。”他的结论认为，“如果‘世界岛’不可避免地成为人类在地球上的主要生息之地……那么从世界现实讲，山城耶路撒冷所处的战略地位，并不十分不同于它在中世纪的眼光中所处的理想地位，或者是它在古代的巴比伦和埃及之间所处的战略地位”。⁶²

在麦金德看来，赫里福德《世界地图》不是由神学界定的，而是由十字军东征及帝国从巴比伦往西向耶路撒冷转移的地缘政治学界定的。《世界地图》因此只不过是提前证实了他的中心论点：帝国之间为了争夺心脏地带的控制权而产生永久的冲突。得益于历史后见之明，我们可以发现麦金德的1904年地图所彰显的，实际上正是启发赫里福德《世界地图》的意识形态几何学：虽然帝国的天赐使命取代了组织性宗教的追求，但两者都试图将多元、复杂的世界简化成一系列永恒的真理。现在他相信地理学能够揭示终极现实，并且使地图创造者能够以此预测政治的未来。这两幅地图的制作时间相隔700年，看起来完全不同，但都背负着相同的使命，要根据某种先定的意识形态几何学来创造一幅特定的世界图像。

*

麦金德终其一生不断回到地理枢纽这个命题上，并根据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情况对其进行修改。1919年，他出版了《民主的理想与现实 ：重建政治学研究》，这是在前一年停战协定签订后撰写的，试图影响凡尔赛的和平谈判。他在书中将“枢纽”理论修改为扩大的“心脏地带”，从东欧一直延伸横跨中亚。麦金德警告说，无论如何也不能达成外交决议让德国或俄罗斯控制“心脏地带”，也就是他命名为“世界岛”的空间，亦即将欧洲与亚洲和北非联结起来的重叠空间。他用一句话概述了自己的观点，日后成为现代地缘政治思想中最臭名昭著的一句标语：

谁统治了东欧谁就能控制心脏地带；

谁统治了心脏地带谁就能控制世界岛；

谁统治了世界岛谁就能控制世界。⁶³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随着地缘政治的世界地图再次发生改变，麦金德不得不又一次修改他的理论。1943年7月，随着同盟国取得优势，麦金德发表了一篇名为《圆形的世界与赢得和平》的文章。他一直害怕德国与俄国结成同盟，最终随着1939年两国签订《苏德互不侵犯条约》成为现实，尽管它们最终都没有主宰“枢纽”或“心脏地带”。希特勒在1941年入侵苏联“心脏地带”进一步证实了麦金德的论点，这次入侵的失败为麦金德在冲突结束后“赢得和平”的规划提供了基础。在大西洋建立强大的海军，并在中亚建立一支优势军事力量，将“使德国人永远认定一个事实，德国一旦开战，就势必要在两个不可动摇的前线同时作战”。⁶⁴这句话很好地重申了“心脏地带”的战略重要性，也高度预见了战后地缘政治世界出现的北约组织和苏联集团的对峙，它还提供了一个地缘政治上的监督与“制衡”模式，以遏制苏联在战后势不可挡的影响力。

麦金德预见了北约组织的创立，他极力主张建立一个横跨北大西洋，或他所谓的“地中洋”的新军事联盟。这个联盟将包含“法国的一座桥头堡，英国的一个有壕沟包围的飞机场，还有美国和加拿大东部大量训练有素的人力、农业和工业储备”。在麦金德的战后世界地图上，地缘政治被化约为一种抽象的几何理想，“平衡的人类世界”在这里会“感到幸福，因为这种平衡带来了自由”。⁶⁵这或许有些理想主义，但却预示了英美冷战的宣传辞令，这些辞令将会主宰几乎整个二十世纪下半叶的国际政治，并且还会影响后来美国遏制苏联和东南亚的外交政策。根据政治理论家科林·格雷的观点，“对英美治国方略影响力最大的地缘政治概念就是欧亚大陆‘心脏地带’的理念，以及将当时心脏地带的强权遏制在（而非赶到）欧亚大陆内部的政策性理念。从哈里·S·杜鲁门到乔治·布什，美国国家安全的总体规划明确无误地是根据地缘政治做出的，并且可以直接回溯到麦金德的心脏地带理论”。格雷相信，“在冷战时期遏制占据心脏地带的苏联这项政策，与麦金德的关系非常明显，无需多言”。⁶⁶

虽然要清楚确认理念如何转化为直接的政策总是很难，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大量政治家的言论都显示出麦金德的思想多么盛行。1994年，理查德·尼克松及杰拉尔德·福特时代的前国家安全顾问及国务卿亨利·基辛格写道：“无论被谁统治，俄国都横跨在哈尔福德·麦金德所谓的地缘政治心脏地带之上，并且继承了一种最强大的帝国传统。”1997年，另一位前国家安全顾问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提出，“欧亚大陆是世界轴心上的超大陆”，位于“地缘政治棋盘”的核心地带。他总结道：“只要看一眼地图就会发现，一个国家只要主导了欧亚大陆，就几乎能够自动控制中东和非洲。”⁶⁷表面上，麦金德声称他的政治地理学是基于维护和平的愿望。事实上，它预言了永无休止的军事冲突和国际战争，因为在他的全球棋盘上，每一个棋子都在互相争夺越来越稀缺的资源。它还影响了战后美国的地缘政治战略，不断在暗中或公开对全球几乎每个大洲都进行军事干预。

1942年，在回顾麦金德的1904年演讲所得到的反应时，德国政治科学家汉斯·魏格特写到，这一定让很多英国人感到“震惊而不切实际”。然而，到了1947年麦金德去世时，他的观点早已被认为是当时最有影响力的政治理论之一。从乔治·寇松和温斯顿·丘吉尔到贝尼托·墨索里尼，二十世纪一些最著名（以及最受斥责）的政治家都参考了他的思想。德国学者卡尔·豪斯霍弗尔（1869—1946年）在发展纳粹的地缘政治理论时采用了麦金德的思想，他认为这是“为全球性战争服务的地理学”。⁶⁸豪斯霍弗尔是纳粹党副元首鲁道夫·赫斯的密友；在整个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希特勒一再谈到俄国对德国的威胁，不断引用的就是麦金德的话语。⁶⁹就连乔治·奥威尔1948年发表的小说《一九八四》，也充斥着地理枢纽的言论。小说中的世界分为三大军事力量——大洋邦、欧亚国和东亚国，它们相互之间不停征战，企图解决麦金德所描述的海洋国家与陆地国家之间永恒的冲突。1954年，麦金德去世7年后，杰出的美国地理学家理查德·哈特向指出，麦金德最初的模型是“一个世界权力分析和预测的论题，无论好坏，现在都已成为现代地理学对人类的政治世界观最著名的贡献”。哈特向是中央情报局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前身战略情报局的地理部门创立者，从他口中说出这些话，无疑是一种赞美。⁷⁰

麦金德的论证不仅仅志在改变地理学作为一门学术学科的地位，他实际上已经在英语世界内确立了一个全新的研究领域——地缘政治学，虽然1904年的演讲没有真正使用过这个术语。它有各种不同的定义：“试图让人们注意到历史上某些地理形态的重要性”、“有关空间关系和历史因果的理论”，以及“从空间和地理学角度进行的国际关系研究”⁷¹，地缘政治学如今已经成为我们政治词汇中无所不在的一部分。最先使用这个术语的是瑞典政治家及社会科学家鲁道夫·契伦（1864—1922年），他在1899年将地缘政治学定义为“将国家视为地理有机体或空间现象的理论”。⁷²在美国，海军战略学家阿尔弗雷德·马汉（1840—1914年）也发展出了一套类似的地缘政治词汇。在他的著作《海权对历史的影响》（1890年）中，马汉主张“利用和控制海洋”，应对他所认为的美国在“最薄弱的边境，即太平洋上”所面临的威胁。⁷³1902年，他还在《波斯湾与国际关系》这篇论文中创造了“中东”这个术语。⁷⁴在德国，地理学家弗里德里希·拉采尔（1844—1904年）也依据日耳曼国家的扩张发展了一套地缘政治理论。在他的著作《政治地理学》（1897年）中，拉采尔提出，人类为了生存而进行的搏斗是一场永无休止地争夺地理空间的战争。他写道：“国家之间的冲突大部分仅仅是为了争夺领土。”⁷⁵麦金德在1895年题为《现代地理学》的演讲中，对拉采尔的“人类地理学”非常钦佩，但这套理论也是建立在日耳曼种族的优越性之上的。拉采尔后来还把他的论证扩大为国家争夺“生存空间”的理论，希特勒认为这套理论为他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大部分外交政策提供了正当性，最终导致了1939年战争的爆发。⁷⁶

这些作家中的每一位，尤其是马汉和拉采尔，都发展出一套地缘政治学理论，证明全球性战争显然不可避免。他们都对各自祖国的外交政策产生了影响，但麦金德对于地缘政治学的系统陈述产生的影响力最大。这个理论的核心是一幅世界地图，为地缘政治学的理念赋予了生动的形状和形式，被后来的地理学家和政治家不断复制。麦金德的同事和他们的追随者还发明了更多的词汇——“心脏地带”、“中东”、“铁幕”、“第三世界”，还有更晚近的“邪恶帝国”和“邪恶轴心”——这些都是充满意识形态的地缘政治学语言的实例。在二十世纪的开端，这些还只是隐含在地理学或政治学中的观念。但麦金德的伟大成就改变了这一切，并且在此过程中还协助奠定了现代地理学及制图学与政治和帝国之间的关系。从近年来出版的以麦金德及其激发的地缘政治学研究为主题的学术著作数量来看，这是一份今天的地理学仍在努力接受的遗产。⁷⁷

*

1944年4月，在同盟国准备登陆诺曼底时，83岁的麦金德在伦敦的美国大使馆被授予查尔斯·P·戴利勋章，以表彰他在地理学方面做出的贡献。他在献给大使的演说中，反思了《历史的地理枢纽》演讲所产生的非凡影响：

首先，我非常感谢您为我作证，见证我对民主的忠诚，虽然听来很荒谬，但我在某些地方受到人们的批评，说我协助奠定了纳粹军国主义的基础。我听说，有人造谣是我启发了【卡尔·】豪斯霍弗尔，他启发了赫斯，而赫斯在希特勒口述《我的奋斗》时，向希特勒建议了某些据说是我发明的地缘政治学理念。这是一条链条上的三个环节，我对其中第二个和第三个环节一无所知。但从豪斯霍弗尔笔下的证据来看，我确实知道，无论他改编了我的什么理念，都是来自整整40年前我在皇家地理学会发表的一场演说，那时还根本没有什么纳粹党。⁷⁸

麦金德害怕有人认为他的地缘政治思想影响了纳粹主义的崛起，并将欧洲卷入世界战争，这很好理解。这种联系并非是必然的。但也是可以理解的。麦金德一生最重要的遗产，是确保地理学研究在他有生之年能成为他所谓的“卓越的帝国主义科学”⁷⁹，而地理学和帝国主义的联姻就促生了地缘政治学。与纳粹和苏维埃的理论家不同，麦金德在著作中从来不煽动冲突或开启战端，但它们的立论基础是帝国之间争夺领土空间的冲突势不可免，以及必须通过武力维系政治权威，或者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赢得和平”。

麦金德的1904年地图所展现的地球似乎完全丧失了集体动因，将混乱的世界现实化约为各个文化之间的持久战争，背后的决定因素是它们各自的自然位置，以及对越来越稀有的资源的追求。麦金德的使命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是他成功地将地理学研究提升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并且将其纳入国际政治关系的制图学想象之中。但这份遗产是一把双刃剑。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去殖民地化冲击使地理学家和制图师渐渐开始质疑，为什么他们的学科如此轻易地向既有的政治势力屈服。尽管许多人从麦金德的遗产中获利，但也有一些人开始对地理学提高了的权威感到深深的不安。

麦金德地图的世界观继续影响着全球的外交政策。2000年，在美国陆军军事学院学刊《参数》夏季刊一篇题为《二十一世纪的哈尔福德·麦金德爵士、地缘政治学和政策制定》的文章中，克里斯托弗·费特魏斯提出，“欧亚大陆，即麦金德所谓的‘世界岛’，仍然是美国外交政策的核心，而且在未来一段时间很可能将持续扮演这一角色”。如今，正如费特魏斯指出的，“心脏地带的中心正漂浮在一片石油之海上”。⁸⁰1990至1991年的第一次海湾战争已经被许多政治观察家们认为是一系列“资源战争”中的第一战，目的是为了确保美国对全球石油供给的控制权。耶鲁大学一位杰出的历史学教授、麦金德研究专家保罗·肯尼迪2004年6月在《卫报》上撰文指出：“现在，欧亚大陆边缘地带驻扎着数十万美军部队，而政府又在不断解释为何坚持这一方针，如此看来，似乎华盛顿的确把麦金德务必控制‘历史的地理枢纽’的指示当真。”⁸¹麦金德最初的预测得以实现，却令人如此不安，而如今美国在海湾地区的介入表明，这不会是争夺越来越稀有的自然资源的最后一次国际冲突。这让我们清醒地意识到，尽管麦金德的世界地图已经完全过时，但它所表达的世界观却继续影响着全球所有人的生活。

第十一章　平等　
彼得斯投影法，1973年

印度，1947年8月17日

1947年6月，英国政府委任担任过信息部总主任的律师西里尔·拉德克利夫爵士前往印度，提出一份划分这片次大陆的报告。这是他生平第一次前往印度，他的使命是按照宗教派系划分这个国家，把印度教徒和穆斯林分开，由此产生了印度和巴基斯坦。英国政府要求“拉德克利夫边界委员会”在短短三个月后必须划出一条长达6000公里的地理边界，将居住在超过40万平方公里内的9000万居民分开。拉德克利夫没有处理印度问题的经验，也不打算派人做出新的地理测量或修正边界线，他直接使用过时的人口普查报告划分这个国家，“弄清大多数穆斯林和非穆斯林分别聚居的大片区域，据此将旁遮普邦一分为二”。¹就在印度和巴基斯坦正式宣布独立建国的两天后，他在1947年8月17日公布了他所谓的“裁决”。印度艺术家萨提斯·古杰拉尔记得当划分消息传开时所引发的混乱。他回忆说：“很奇怪，如此重大的消息竟然不是通过报纸（已经停止出版）传达给我们，而是通过贴在墙上的海报。”²拉德克利夫的划分印度地图马上引起了灾难性的后果。它造成了史上最大规模的迁徙潮，约有1000万至1200万人要穿越这条刚划定的旁遮普和孟加拉的分界线。新的边境地区发生了血腥的暴力事件，多达上百万人惨遭屠杀。³

没有人对拉德克利夫的裁决感到满意。以伊斯兰教徒为主的克什米尔地区加入了印度，而穆斯林居民留了下来，到了1947年末，印度和巴基斯坦因为边境争议爆发战争。其后又在1965年和1971年交战，一直到今天两国关系都很紧张，如今更是加上了核对抗的威胁。在地图上画一条线竟会引发如此可怕的后果，这是前所未有的事。

十八、十九世纪野心勃勃而又不曾完成的制图计划，只顾着建构国家与扩张帝国，印度地理划分所造成的惨剧，就算未必不可避免，也是它们引发的必然结果。我们已经看到，法国的卡西尼家族前后几代人创立了充满雄心却并不完美的制图技艺，在塑造独特的法国国家意识方面起到了作用。他们的制图方法很快被整个欧洲采用，那时整个大陆的政治地理构造正在慢慢从一群各自独立的帝国和君主国演变为一系列主权民族国家。英国声称进行了制图作业，却没有落实在英国对非洲、印度、南亚和中东的帝国领土进行管理之中，这意味着任何像印度这样的国土划分都势必会导致冲突。麦金德留下的地缘政治学版本的世界秩序得到了帝国主义的巩固，并且被生动地描绘在1904年那幅恶名昭著的世界地图上，说明了制图术可以被诸多政治意识形态利用，根本不在乎它的科学客观性和公正性。

政治权力任意利用制图技艺，是二十世纪历史一再上演的主题。随着二十世纪向前发展，欧洲陷入全球性冲突，地图的政治化倾向变得愈发明显，有时甚至沦为我们如今非常熟悉的政治宣传工具。甚至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纳粹就已经开始利用地图的力量传达他们的政治信息。1934年有一幅臭名昭著的地图，据称要展现捷克斯洛伐克对德国主权构成的威胁，这个编造出来的威胁最终成为纳粹在1939年入侵的借口。这幅图像没有适当的比例尺和地名，从技术角度讲几乎算不上是一幅地图，但它利用光影效果制造出了一种对比，一边是德国被动的、空白的空间，另一边是捷克斯洛伐克充满威胁的轮廓。粗糙的扇形网格暗示着空袭的威胁（尽管捷克的空军规模极小）。正如一位评论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写道，在这种政治宣传地图中，“地理这门科学和制图这门技术，都服务于有效操纵象征符号的需求”。⁴尽管这幅地图的工艺和传达的信息都很粗糙，但它却展现了德国地图和地理教科书在整个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系统性的政治扭曲，纳粹主义的种族和人种信息也同样利用了本应客观、科学的地理学方法论。⁵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制图操控的过程达到了空前而可悲的高度，纳粹利用地图展开他们的“最终解决方案”，即系统性地大规模屠杀欧洲的犹太人。1941年，纳粹官员依据官方的族裔人口分布统计数据，画了一幅傀儡国家斯洛伐克的族裔地图。这幅地图是对斯洛伐克的非常精确的再现，但地图上成簇的黑色圆圈则暴露了它邪恶的功能：这些圆圈表示犹太人（Juden）和吉普赛人（Zigeuner）社群的位置。这幅地图上标有“仅供官方使用”字样，次年在亲纳粹的斯洛伐克当局支持下，被用于围捕犹太人和吉普赛人，他们被驱赶进灭绝集中营，大多数人都死在了那里。

在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对地图的利用，很快就演变成了冷战期间的政治边缘政策，1955年出版的《时代》杂志收录的“红色中国”地图就是其中的典型。这幅插图画出了中国、日本、朝鲜和越南，前景是美国在太平洋上易受攻击的领土，暗示了战后苏联和美国之间的军事对抗引发的全球风险。它模拟了地图的“精确性”，暗含了一句麦金德无疑会明白的地缘政治潜台词：担心“红色”共产主义传遍东南亚，并威胁美国在太平洋的利益。

图34 “一个小国正在威胁德国！”政治宣传地图，德国，1934年

当站在意识形态对立阵营中的冷战战略家都利用“说服性制图学”操控恐惧民众的内心焦虑时，地理学也不可避免地开始描绘欧洲在非洲和南亚帝国统治的崩溃。从前的殖民强权像对十九世纪的非洲所做的那样，用专断的制图线划分各个大洲上的族裔、语言和部落团体，现在到了战后的去殖民化时期，则不得不拆解这些人为规定的制图线。以印度的例子来看，结果往往难以令人信服，而且对那些在字面意义上站在一条线错误一边的人来说，往往会赔上性命。

政治对制图的影响和操纵还带动了媒介的新发展，这有时也可以让人对世界产生另一种积极看法。二十世纪人类对地球的认知发生最重大的改变是在1972年12月7日这一天，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的阿波罗17号宇宙飞船所载的三名宇航员用手持照相机拍下了一组地球的照片。这些照片是在地球表面以上33500多公里拍摄的，国家航空航天局在太空任务安全返航之后，于圣诞节公布了其中一张。这张照片不仅是新的太空旅行和探险时代最具标志性的图像，也是地球本身最有代表性的一幅图像。从托勒密时代起，困守地球的制图师们就一直推测并将他们想象中从太空看到的世界的样子投射在地图上。历史上大多数的地图投影采用的都是这种视角。但这些投影本身也隐含着一个假设：不会有人真正能从这个位置亲眼看到地球。如今，整个地球——地理学从诞生之日起就不断研究的主题——有史以来第一次完全展现在所有人眼前。不是画在一幅地图上，也不是借助哪位制图师的技巧，而是通过一名宇航员拍摄的照片。⁶

图35 斯洛伐克族裔地图，1941年

阿波罗17号拍摄的照片描绘了一个漂浮在黑暗深渊中的蓝色世界，背景是空旷荒凉的太空，这幅景象既恢宏壮丽，又精致优美，这让人们不禁对“我们”这个世界的现状感到既惊奇又愤怒。很快，人们看到这张照片时说出的带有宗教色彩的敬畏语言，被政治与环境反思所取代，人们意识到了这个将秉持各种信仰、拥有各种肤色和政治倾向的居民联结在一起的世界是多么脆弱。人们也能在1980年发表的《勃兰特报告》中发现这幅图像造成的影响，这份报告是由联邦德国总理威利·勃兰特担任主席的委员会做出的，提出了北方发达国家与南方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经济发展问题。这份报告的作者写道：“从太空中，我们看到了一个微小而脆弱的球体，上面的主要景象不是人类的活动或高楼大厦，而是一幅由云彩、海洋、绿色植物和土壤组成的图案。人类无法让自己的所作所为与这幅图案融为一体，这正在从根本上改变整个行星系统。”⁷事实上，这张呈现了整个地球的照片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激起了人们对环保主义和气候变化产生了更多的思考。这股新的生态学思维提出，既然这是我们唯一拥有的世界，我们应当好好照顾它，超越我们那些微不足道的、世俗的争议，以更加整体全面的方法思考环境。它还影响了詹姆斯·洛夫洛克，使他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在国家航空航天局任职时发展出了“盖亚”假说（但直到1979年才发表），认为地球是一个自给自足的有机体，为加拿大思想家马歇尔·麦克卢汉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发明的“地球村”理念注入新的活力。这些观点都是对超越视角全球图像的回应，这是一个从托勒密、马克罗比乌斯到麦卡托一直贯穿在制图史中的图像，如今还要加上一些政治迫切性。

阿波罗拍摄的地球照片引发的更深远后果是对全球制图学造成冲击。如果现在可以对整个地球进行拍照，而非使用不如人意的投影法绘制地表的局部地图，那么谁还需要制图术呢？一种显然的回应是太空摄影依然有局限性，只能把地球照成一个圆盘，而非球体或平面上的地图（阿波罗17号拍摄的照片以非洲东部和波斯湾为中心，完全看不到美洲和太平洋）。另一种回应来自迅速改进的地理信息系统（GIS），它把航空摄影和卫星摄影图像与电子数据库技术结合了起来，促进了线上制图的崛起，我们将在下一章进行讨论。

阿波罗17号公布地球照片后不到6个月，德国就展出了一幅世界地图，自称抛弃了二十世纪的选择性政治制图，呈现了一幅保证所有国家都平等的世界图像。1973年5月，德国历史学家阿诺·彼得斯（1916—2002年）在当时的首都波恩召开记者发布会。在现场350多名记者面前，彼得斯公布了一幅新的世界地图，以他所谓的“彼得斯投影法”绘制。这件事立刻引起轰动，很快登上全世界的新闻头版。在英国，《卫报》的新闻标题是《彼得斯博士的“美丽新世界”》，将这幅新地图和它的数学投影法誉为“迄今最诚实的世界投影”。⁸《哈泼斯杂志》甚至为介绍彼得斯投影法的文章取名为《真实的世界》。⁹对那些1973年第一次看到这幅地图的人来说，让人感到新奇之处是它的外观。那些习惯了麦卡托投影法的人会觉得北方大陆的面积大幅缩小，而非洲和南美洲就像滑向南极的巨大泪滴，或者就像一位评论者恶毒的形容：“这些陆块让人联想起潮湿、破旧的冬天长内裤，挂在北极圈上晾干。”¹⁰

彼得斯声称，他的新世界地图足以取代已经称霸了400年的麦卡托1569年投影，及其背后隐含的“欧洲中心”假设。在展示他的地图时，彼得斯提出，听众们所熟悉的、出自他说德语的祖先笔下的“常用”世界地图“展示的是完全错误的图像，尤其是非白人居住的土地”，他认为“它过度重视白人，同时以有利于当时殖民地主子的方式扭曲了世界的图像”。彼得斯在解释他的地图有哪些技术创新时指出，麦卡托的投影将赤道定在了地图从上往下的约2/3处，实际上将欧洲置于地图正中心。在麦卡托的投影上，陆块遭到扭曲，这导致欧洲和“发达”世界的面积不恰当地增大，彼得斯所谓的“第三世界”的面积由此缩小，尤以非洲和南美洲为甚。彼得斯坚称自己的地图使用了他所谓的“等积”投影，根据国家和大陆的尺寸和面积，精确地保持了“正确”的尺寸。因此，它矫正了彼得斯在麦卡托投影中看到的欧洲中心偏见，“平等”对待地球上的所有国家。¹¹

彼得斯投影的冲击力和他对麦卡托的抨击都非同一般。在之后20年中，它成了史上最流行、最畅销的世界地图，堪比国际畅销的兰德·麦克纳利出版公司和国家地理学会出版的世界地图集中收录的美国制图师亚瑟·罗宾森的1961年投影，甚至超越麦卡托广为流传的投影。1980年，它被《勃兰特报告》用作封面，1983年英文版首次面世，收录在全球发展杂志《新国际主义者》的一本特刊中。杂志称赞它是一幅“令人惊叹的新地图”，并且刊登了彼得斯关于麦卡托地图的观点，称其“把前欧洲殖民地描绘地相对较小且边缘化”，而他的地图则“呈现国家真实尺寸”，该杂志因而相信“对第三世界的描绘会出现巨大差异”。¹²

同年，英国基督教协进会发行了数千份该地图，同时也受到乐施会、“行动援助”组织和20多个其他机构和组织的支持。甚至连教皇也称赞它的进步之处。但联合国是最积极拥护彼得斯地图的机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使用了这份地图，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大约发行了6000万份，宣传标语是“崭新尺寸，公平环境”。这幅地图取得了巨大成功，于是彼得斯用德语和英语发表宣言，介绍他采用的方法。这篇宣言1983年出版了英语版，书名叫《新制图学》，紧接着在1989年出版了《彼得斯世界地图集》。这份地图至今已在全球各地发行超过8000万份。¹³

不过，虽然媒体和进步性的政治及宗教组织很快接受了这幅地图和彼得斯的制图方法，学术界却对其怀抱恐惧和蔑视。地理学家和执业的制图师接二连三地发动猛烈而持久的攻击。他们反驳说，这种投影法号称具有“精确性”，其实并不精确：彼得斯没有接受过制图方面的训练，对基本的地图投影原理缺乏了解；麦卡托只是被像稻草人一样树为批判目标，他的影响力被不必要地夸大了；彼得斯熟练地推销他的地图和后继的地图集，仿佛是在玩世不恭地利用无知的公众实现其个人及政治目标。

即便以学术的标准来看，这种回应也是恶毒的。在1974年发表的第一篇针对彼得斯投影的英语评论中，英国地理学家德里克·马林斥其为“一场出色的诡辩和制图诈骗”。¹⁴另一位英国地理学家诺曼·派伊则将彼得斯地图集的出版斥为“荒谬”，并抱怨“只有对制图学一无所知的人才会受骗，才不会对地图集作者的自命不凡又充满误导的言论感到愤怒”。¹⁵在评论《新地图学》时，杰出的英国制图家H.A.G.刘易斯写道：“多次阅读这本书的德语版和英语版之后，我仍然感到不可思议，竟然有人能写出这样的谬论。”¹⁶

亚瑟·罗宾森的评论将彼得斯的投影骂得体无完肤。1961年，罗宾森创造了一种新的投影法，要在正形投影与等积投影之间找到折中方案。他让弯曲经线之间的空间均匀分布，但不聚合到一起，这就减轻了两极的扭曲程度，相对写实地再现了整个球形的地球。这种投影法也被称为矫形（orthophanic，来自法语，意为“正确言谈”）投影法，虽然罗宾森的同事约翰·施奈德在称它提供了“各种扭曲的最佳组合”时，一语道破了它内在的妥协性。¹⁷然而，在兰德·麦克纳利出版公司和国家地理学会的支持下，这幅地图发行了上百万份，最终超越了麦卡托成为最著名也最广为流传的世界地图。罗宾森在1985年评论彼得斯的作品时，毫不留情地攻击这位德国对手。他说《新地图学》是针对制图学这门学科“一次精心策划的狡猾的骗术攻击”，但它的方法“不合逻辑，又充满错误”、“荒谬”、“论证似是而非，有些地方根本就是大错特错”。罗宾森附和了刘易斯的评论，总结表示“很难想象哪位自称研究制图学的人能够写出这样的东西”。¹⁸

即便在德国，各方的攻击也持续不断。彼得斯的1973年投影公布后，德国制图学会认为必须发表一份声明进行谴责。“为了追求真相，也为了纯粹的科学讨论”，学会决定介入它所谓的“历史学家阿诺·彼得斯持续不断进行的论战式宣传”。学会的声明提出 “数学论证表明，不可能在毫无扭曲及缺陷的情况下将球体表面投影在平面上”，随后继续说：“如果彼得斯先生在他制作的《世界地图特点目录》中坚持认为，他的世界地图只有优点，没有缺点，那就与数学制图学的研究成果相悖，也就让人怀疑这位作者的客观性，以及这份目录的有效性。”这份声明系统地驳倒了彼得斯的观点，最后总结说：“彼得斯地图传达了一种扭曲的世界观。这根本算不上是一幅现代地图，也完全无法传达我们这个时代多样性的全球、经济和政治关系！”¹⁹

虽然这些回应非常严酷，但彼得斯的支持者依然通过政府和各种援助组织继续拥护这幅地图。1977年，联邦德国政府的新闻信息局不断发布新闻稿，支持彼得斯的新地图，令许多制图师感到惊慌。其中一份新闻稿被收录在美国测量及制图委员会的公报中，委员会成员在1977年11月发表题为《美国制图师强烈谴责德国历史学家的投影法》的文章作为回应。这篇文章甚至比德国学会的反应更激烈。这篇文章由该组织最杰出的两名成员亚瑟·罗宾森和约翰·施奈德执笔，文章批评彼得斯没有“判断力”，还说他的投影法“十分可笑，还侮辱了其他数十种”更有效的地图投影法的“发明者”。²⁰

从学术界对彼得斯地图的回应来看，可以认定他创造的投影法存在瑕疵，而他的结论也是错误的。但地图从来都不是那么简单。争论双方都坚持客观真理站在自己一边，但这些客观性却都毫无例外地很快暴露出背后藏有比较主观的信念和个人及机构的既得利益。这场争论渐渐演变成一场对制图术本质更为深刻的反思。有没有评价世界地图的既定标准？如果有的话，标准应该由谁制定？如果一幅地图被大众广泛接受，但却被制图学专业人士否定，该怎么办？这又对人们解读（或误读）地图的能力有何意义？什么才算是“精确”的世界地图？地图在社会中扮演何种角色？

起初，这些问题都淹没在对彼得斯投影法的专业性谴责中，因为大多数受过专业技术训练的制图师都忙不迭地批评这种投影法“很差”，彼得斯的说法是“错的”。确实有不少值得批评的地方。最大的问题是，彼得斯在绘制世界地图时似乎计算有误。在测量了彼得斯投影的经纬网格后，一位最早的批评者发现，他的纬线误差高达4毫米，以地球的尺寸来说将会造成严重的扭曲，而且这也意味着，从技术上来说，“彼得斯投影不是等积投影”。²¹彼得斯宣称他的投影准确再现了大小和距离，这在数学上也是不可能的，因为平面地图如果试图复制地球上两点之间的距离，采用的比例尺都必须考虑地球表面的曲率。他声称自己的投影大大缩减了土地的扭曲，并且正确再现了被欧洲强权殖民的国家，这个论点也经不住仔细的查验。评论者宣称，尼日利亚和乍得在地图上的长度都比实际长度长了一倍，而印度尼西亚的南北高度也是实际的两倍，东西的宽度只有实际的一半。²²这些都是严重的错误，但是每当被质疑时，彼得斯都坚持自己的计算没有出现任何错误。讽刺的是，他的投影上形状扭曲得最严重的地方是非洲和南美洲，正是他认为遭到欧洲“错误再现”最严重的两个大洲。相比之下，以中纬度为主的地区，包括大部分的北美洲和欧洲，受到的扭曲较小。这些错误和矛盾之处在后来1989年出版的英语版《彼得斯世界地图集》中愈发严重。彼得斯在其中改变了标准纬线，也没有如他所说使用同一种投影法绘制每一幅区域地图：在极地地图中，他采用了两种较传统的投影法（包括麦卡托的），而这些在《新制图学》中早就被他一举抛弃。

彼得斯除了夸大了地图的精确性以外，也未能践行他宣扬的内容。他的批评者还质疑，如果他那么急于改变欧洲中心的制图传统，改变被殖民国家在地图上被扭曲的状况，那么他为什么依然将格林尼治作为中央经线，而非选在非洲、中国或太平洋的某个地方？批评者们提出的另一个问题与投影的政治维度有关。戴维·库珀写道：“既然南北有别不是由面积引起的，面积也不是这个问题的症状，那么这幅地图增进了我们对世界问题的理解吗？”²³通过制作一幅表面上看似投射出平等表面积的地图，彼得斯暗示政治不平等的问题是有可能解决的。至少对彼得斯来说，尺寸很重要。但正如另一位批评者所质疑的，更精确地再现印度尼西亚的面积，就能解决这个国家高得离谱的婴儿死亡率吗？还是只能让这个问题变得更加含糊？在某种程度上，这是个有意义的问题，但彼得斯的观点是，根据实际的相对尺寸感知印度尼西亚，是在更广阔的地缘政治世界中确立它的地位的重要步骤。这些批评表明，双方有必要进行辩论（已经多年未有），不管什么样的世界地图，怎样才能以图形的方式有效传达通过数据统计得知的社会不平等。

彼得斯只攻击麦卡托，不理会其他投影法，这一点几乎遭到了所有批评者的质疑。将“欧洲中心主义”和欧洲之后共谋在全球大规模殖民都归咎于麦卡托，似乎是犯有时代错误的，并且为地图赋予了超乎实际的巨大力量和权威。许多评论家指出，人们早在十八世纪就认识到了麦卡托投影法的技术局限性，它对地图和地图集的影响也至少从十九世纪末开始就在逐渐衰退。麦卡托制作了一幅“不精确”的世界地图，使他太容易成为攻击的目标，彼得斯也借此绘制了一幅将“等积”置于其他一切元素之上的“精确”地图。这种对比是过度简单化的，忽略了其他无数的投影法，但它一目了然，很快激发了公众的想象力。

在地图首次出版30多年之后，彼得斯的投影法仍然令制图界惊恐，令媒体圈好奇。2001年，美国广受欢迎的政治题材电视连续剧《白宫风云》中虚构了一个“制图师追求社会平等组织”，他们游说总统幕僚“支持立法规定美国所有公立学校上地理课时使用彼得斯投影地图，取代传统的麦卡托【地图】”。²⁴这一集播出后，彼得斯投影地图的销量连翻5倍。杰出的美国制图师马克·蒙莫尼尔对此仍然无动于衷。2004年，在彼得斯去世两年后，蒙莫尼尔在其关于麦卡托投影的社会史著作《等角航线与地图战争》中回顾了这场争议。他严厉批评彼得斯对于如何改进麦卡托投影法这一问题只提供了“荒唐离谱的解决方法”，并且认为“彼得斯地图不只是一幅等积地图，而且是一幅非常差的等积地图，严重扭曲了热带地区国家的形状，这正是这幅地图的拥护者声称要支持的地区”。²⁵

蒙莫尼尔对彼得斯做出这番经过深思熟虑却依然带有敌意的批评时，地图集中已经不再收录这幅地图及其投影法，已经成为历史珍玩。如今重新评价彼得斯投影法引发的技术和政治性争论，可以将其看作制图史上的一个“关键时刻”。彼得斯的方法疑点重重，他的世界地图也没有如其所称的那样更为精确，但他的作品揭示了一个有关制图术的更重要的真相：彼得斯声称所有地图都有意无意的是背后社会和政治环境的产物，他点燃的这场“地图战争”让制图师们不得不承认，他们的地图过去不曾，将来也永远不可能在意识形态上保持中立，或者在科学上客观地“正确”再现它声称要描绘的空间。彼得斯要求制图师和普罗大众共同面对一个事实：所有地图在某种程度上都是偏颇的，因此也具有政治色彩。

彼得斯对政治的强调，是他个人经历造成的直接结果，在他所处的那个世纪，为了实现军事征服、帝国管理和国家自我定义等多种目的，地图时有被政治利用的现象。不过在阿波罗17号拍摄的地球照相所产生的惊人影响中，他也看到了完整的地球图像所具有的力量，足以激发人们意识到环境问题和不平等在全球造成的恶劣影响。如果说彼得斯除了广受质疑的制图术外，还犯了一个重大的错误，那就是他不肯承认自己的地图也只是另一种对世界的偏颇再现，而且也受到他指出的贯穿在西方制图学发展过程中各种政治力量相互作用的影响。如今，在这幅地图出版了近40年后，我们可以更清晰地观察彼得斯及其世界地图在制图史中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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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彼得斯反对麦卡托的投影法，而且他们之间隔着巨大的历史鸿沟，但从彼得斯的人生历程来看，他们之间有很多或许彼得斯不愿承认的共通点。和麦卡托一样，彼得斯出生在莱茵河东岸的德语地区，同样正值政治和军事冲突时期。彼得斯成长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魏玛共和国以及三十年代的纳粹德国，并且是在“二战”后联邦德国与民主德国政治分裂的大环境下成名立业，他比大多数人都更明白地理学如何被用来分裂国家和人民。1916年，他出生在柏林一个劳工和工运分子家庭，他的父亲由于政治信念而被纳粹抓捕入狱。少年彼得斯先是在柏林读书，随后前往美国接受教育，在那里学习电影制作，博士论文题目为《作为一种公共领导手段的电影》（后来很多批评他的人正是利用他对研究政治宣传的兴趣，宣称他“操纵”制图学），此时欧洲正再次陷入全面战争。彼得斯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回忆其思想政治化的起源时写道：“三十年前，正是在柏林，我对我们世界的这种历史—地理观的基本批评观点开始成形。”彼得斯见证了整个“二战”期间制图术如何被大规模操纵，因此他断定接下来的批判将针对“我们欧洲导向——而非德国导向——世界观的狭隘性，并认识到它与我们这个时代广博、兼收并蓄的世界观与人生观之间的不协调”。²⁶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末，彼得斯以独立学者的身份接受德国地方政府和美国军方的资助，撰写一本在民主德国和联邦德国都可以使用的全球史教科书。这部《同步观世界史》于1952年出版。所谓同步观的视角，就是将几条时间轴同时展示，彼得斯之所以创造这种方法是为了避免传统的以西方成就为中心的线性历史记述。彼得斯使用了鲜明的地理学语言，抱怨若只关注欧洲历史将忽略“人居世界的其他十分之九的地区”。在他对中世纪的描述中可以看到这种修正主义方法的具体范例：“我们的世界史把希腊罗马六百年的全盛时期拉长了，仿佛人类文明就是从那里开始的。随着希腊罗马世界的衰落，历史书又再次加快了步伐。众所周知，所谓的中世纪是欧洲的‘黑暗时代’，因此在我们的历史书中也同样留下一片黑暗。然而对于世界其他地区来说，这千年恰是全盛的时期。”²⁷彼得斯试图对历史的每个片段都给予平等的分量，他放弃了文字叙事，而是使用一系列图表描述公元前1000年到公元1952年之间的历史，这些图表“有八种颜色，分成六条：经济、知识生活、宗教、政治、战争、革命”。²⁸彼得斯认为，这本书的创作主旨是“通过将空间绘制在地图上的方法把时间画成图表”。彼得斯在描述这本书的起源时回忆说：“我拿出一张白纸，首先为时间设定比例。每一年是一条1厘米宽的垂直窄条。”于是，“时间的地图就降生了”。²⁹

德国右倾杂志《明镜》周刊称这本书为“两周以来最大的丑闻”。³⁰后来批评彼得斯的人会借用这次争议来表明，在他出版地理投影图几十年前，他就已经开始利用学术信息来为个人和政治目的服务。1952年12月，美国右翼杂志《自由人》发表了一篇题为《官方错误信息》的文章，愤怒地报告说美国驻德官员“抱着使那个国家‘民主化’的可嘉动机”，委托彼得斯和他妻子创作他们的“世界史”，但最终“他们在此计划上花费了47600美元，把9200本书中的1100本分发出去后，才发现这本书的作者是名共产主义者，而这本书本身也是亲共的，它反民主、反天主教、排犹”。在彼得斯的书中很难找到如此可怕的指控的证据，这部作品持续畅销，但这无法扑灭《自由人》的怒火。它厉声咆哮：“美国的纳税人不仅仅是损失了47600美元，他们还因为这群无能而不忠的官员深受伤害，这帮人用他们的钱去资助敌人的宣传。”³¹

不过《明镜》周刊对这项争议采取了比较缓和的态度。它反对这本书主要不是因为书中的内容，而是因为有人揭发这本书接受德国社会民主党一名成员的资助。《明镜》周刊称赞这本书尝试对世界历史进行一次全面的描述，虽然值得赞美，但并不成功。彼得斯称这本书试图“用平等、平衡的方法对待历史”，但在美苏冷战的两极化世界政治大背景下，像彼得斯这种学者的进步性创举，不可避免地会受到意识形态攻击，不仅是《自由人》这样的右翼出版物会感到不满，就连德国社会民主党这样的左翼当局也认为，仅仅是为大段的史前史留出空间就实在是太滑稽了，因为他们觉得那时候什么事也没有发生。因此，这本书有一部分在市场流通中被收回。

讽刺的是，彼得斯是因为撰写了一部世界史才发展出后来的地理投影法（他后来亲口承认这一点），这与他的眼中钉杰拉杜斯·麦卡托非常相似，后者也是在编撰了一部创新的世界历史年表后，才完成了著名的地图投影。他们在学术和意识形态上的影响力当然非常不同，但他们都是根据个人所抱持的信念来编写历史。对麦卡托而言，这种信念是圣经文本中的公义；对彼得斯来说，则是所有国家和种族一律平等。两人出版的著作通过使用栏目和图表，都采用了一种不同的空间方式研究世界史，他们也都意识到，各自的世界史让他们重新思考如何描绘全球地理。麦卡托的专注来源于当时的神学和商业诉求，这使他创造的地图可以让人们在（实务上甚至精神上）环航世界。相比之下，彼得斯则认为精确的航行已经不再是全球投影图的目的。对他而言，生活在一个他所谓的“后殖民时期”，全球充斥着战争、民族主义和去殖民化，地理学研究和制图实务的核心应该是土地分配、人口控制和经济不平等这些问题。

彼得斯在他的“世界史”出版（后来又撤回）后，他的兴趣更加专注于空间与制图学，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至六十年代投身德国社会主义杂志《期刊》的编辑工作。他写道：“在为我的同步观世界史准备附带的一卷地图集时，我清楚地意识到，现有的全球地图全都无法客观再现历史局势和事件。”他继续说：“在探寻傲慢和仇外的原因时，我不断被引至全球地图身上，它们要为人们从自己的立场看世界并形成对世界的印象负主要责任。”³²这句话很有说服力地阐述了地图的力量，由此产生的推论后来成为彼得斯职业生涯中的主题。当彼得斯在学术圈中传播自己的新地图时，他的投影图只是众多眼花缭乱的投影图中的一种；当彼得斯在波恩的新闻发布会上向全世界媒体公布一幅“全新的世界地图”时，他彻底改变了公众和学术界对世界地图角色的看法。

要客观说明彼得斯的目的会立即遭遇困难，因为他自己的论证也充满了他在制图学前辈身上一眼就能看出的迷思、意识形态假设、科学错误和自我夸大。人们也很难分辨他对制图精确度的宣称，是否是他对随之而来的种种偏颇、往往充满个人色彩的批评的反应，这些批评常常让他改变辩论时使用的术语。然而，我们现在可以将他20年中发表的陈述和演说拼凑在一起，来描绘彼得斯的想法，随后再评判他的投影法所招致的大量争议和辩论。

在整个二十世纪，通信、交通和全球战略的发展，以及相应的测量方法、统计分析和航空摄影等方面的创新为地图开辟了新的用途。如此一来，由于某些制图法适用于特定的实务需要，新的投影和既有投影的修正版纷纷涌现。例如，虽然人们越来越质疑麦卡托投影能否再现全球，它反而在区域测量领域获得了新生。³³在《新地图学》中，彼得斯解释了他所谓的使传统制图学延续的一系列“迷思”，即他所说的“一半是事实，一半是无关的因素及扭曲”，借此描绘和回应了地图投影日益多样化的情况。他将这些情况总结为“欧洲从地球中心位置主宰世界”的迷思。³⁴他随后提出了“五项关键的数学特质，以及五项至关重要的实用美学特质”，他相信这些特质是精确的现代世界地图必不可少的。这五项关键特质是面积、轴线、位置、比例尺和比例的保真度；而五项“至关重要”的特质是普遍性、整体性、可增补性、清晰度和适应性。³⁵彼得斯回顾了从麦卡托到自己之间的八种历史上的地图投影，为自己的地图打了满分十分，而麦卡托的1569年投影、恩斯特·汉麦尔的1892年等积投影，还有约翰·保罗·古特将世界分成六瓣的精致的1923年投影，全都远远落在后面，只得了十分中的四分。与彼得斯的分数最接近的对手是汉麦尔的等积地图，但由于弧形纬线过于复杂，而且显然缺乏普遍性和适应性，受到了驳斥。

图36 二十世纪地图投影法图解

对彼得斯而言，他所谓的“面积的保真度”是他新投影法的核心要素：地图应该确保“任何两块选定地区之间的比例都要与它们在地球上的实际比例相符”，因为“只有具备这个特质，才可能得到地球上各大洲面积的真实比例”。制图师称这种方法为等积投影，因为它保留了等积的土地面积。和麦卡托的地图一样，彼得斯的地图也是将平面地图包裹在一根圆柱上，但它们之间最关键的差别是，麦卡托投影保持了“正形”，即某点周围的形状保持正确，而等积投影则是维持等积的相对面积。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彼得斯不得不另找一种间隔纬线和经线的方法。

基于既有的地球周长测量，彼得斯在北纬45度和南纬45度画出标准纬线，在将地球转换到平面地图上时，这两条纬线的扭曲程度最小。他画出的所有纬线都与赤道等长。随后，他把赤道东西向的比例尺减半，南北向的比例尺加倍，形成了一个矩形框架。麦卡托投影是为了满足十六世纪东西方贸易迫切需求产生的航行需要，而彼得斯投影则建立在二十世纪下半叶南北向的经济和政治重心之上，这不足为奇。南北向拉长而东西向压缩产生的结果在彼得斯的地图上非常明显：非洲和南美洲等南半球热带地区都很狭长，而压缩程度向两极逐渐增加，则让加拿大和亚洲这样的地区显得矮胖。虽然相对的拉长或压缩使这些地区的形状出现扭曲，彼得斯却因此可以将相对表面积更准确地转移到地图上。³⁶

彼得斯政治论证的核心在于面积，而非地图投影的重要性。彼得斯认为，根据面积再现世界的相对失败，在麦卡托的正形投影中达到顶峰，这个行为体现了最基本的政治不平等。如果只针对土地面积的再现，彼得斯说得没错：在麦卡托投影上，970万平方公里的欧洲看起来比南美洲要大得多，而实际上南美洲几乎是它两倍的大小，有1780万平方公里；1900万平方公里的北美洲在地图上也比3000万平方公里的非洲要大很多。中国虽然占地960万平方公里，但在麦卡托的地图上却比仅有210万平方公里的格陵兰要小。在彼得斯投影出现之前的地图集，大多数人都能发现相似的问题。地理学家杰里米·克兰普顿调查了一批二十世纪地图集后发现，尽管非洲占地球陆地面积的20%，却只有3幅地图以1∶8250000的比例尺再现非洲。与此形成对比的是，仅占地球陆地面积0.16%的英国在这3幅地图上却以至少1∶1250000的比例尺再现。³⁷《勃兰特报告》也概述了这种不平等，这份报告将世界划分成仅占3000万平方公里的北半球发达世界，以及占据超过6200万平方公里的南半球发展中世界。

虽然等积的计算是彼得斯投影在政治和数学上的核心，但他的《新地图学》也为所有新的世界地图提出了更进一步的要求。他提出的第二个关键特质是轴线的保真度，借此否定了所有采用弧形经线的全球投影（在麦卡托之前和之后都有很多这种地图）。彼得斯认为“在具有这种特质的地图上，无论选择哪一点作为参考点，位于该参考点以北的每一点都在它的垂直正上方，而位于该点以南的点都在它的垂直正下方”。根据彼得斯的观点，这种特质有助于确定方向，还能把国际时区准确地覆盖于地球表面。实际上，这就是在地球表面铺上一张统一的经纬线矩形网格，就像麦卡托一样——或是他自己的地图。

接着是位置的保真度问题。根据彼得斯的看法，要做到这一点，“所有与赤道等距的点应当形成一条与赤道平行的线”，这个特质也必须通过直角的经纬线网格才能实现。比例尺的保真性“以可计量的准确度复制了原样（地球表面）”。由于彼得斯追求“绝对的面积保真性”，他拒绝使用常用的比例尺（例如1∶75000000），在他的投影图上，1平方厘米相当于123000平方公里。³⁸最后是彼得斯所谓的“比例”问题。符合比例的地图即“上缘的纵向扭曲和下缘的纵向扭曲一样大（或一样小）”的地图。他的投影图当然是按照这个原则绘制的，但彼得斯也承认，在将地球转移到平面的世界地图投影时，只有符合比例，地图才能把仍旧不可避免的“扭曲程度”降到最低。他还聪明地加上了有所保留的陈述，说至少自己地图所具有的比例保证了“错误平均分布”。

彼得斯的另五项“至关重要”的特质，究其本质，是不惜牺牲自己来中伤对手的投影图。普遍性、整体性和适应性强调必须采用不分瓣的世界投影图，才可以用于不同的地理学目的，而“可增补性”和“清晰度”则是为了全方位展现地球。这些范畴大多是为了否定另外一种依据所谓的“分瓣”投影原则构建的等积世界地图。从这些地图的名字就可以看出来，它们试图通过将地球“分瓣”或分成几个不连续部分的方法来将扭曲极小化。彼得斯以约翰·保罗·古特在1923年发明的等积投影作为例子。古特融合了几种不同的投影法，绘制出来的地图将地球分成形状独特的六瓣，看起来像是把橘子剥开后摊平的橘子皮。这表明根本不可能将地球投影在平面地图上时做到正形和等积，古特因此才必须使用扭曲而又不连续的形状，以求将球体的地球更逼真地转化到二维空间上。

彼得斯很快就指出，这种“分瓣”地图无论在技术层面还是美学层面都缺乏普遍性、整体性和清晰度。而且适应性不高，无法轻易用于绘制细节更多的地方性区域地图。对彼得斯而言，这些投影几乎可以挑战麦卡托在制图领域的主导地位，因为“它们具有面积的保真度，但它们为了实现这种特质，抛弃了麦卡托的地图所具备的重要特质”，例如清晰度和可增补性，“因而无法取而代之”。彼得斯巧妙地一举否定了除麦卡托以外的其他早期地图投影，而麦卡托投影在意识形态上是偏颇的，表现出明显的“欧洲中心主义”，其发明者“跟随古老而天真的做法，将自己的故乡放在地图正中央”。最终，唯一具有彼得斯所谓的“这个科学时代所必需的客观性”³⁹的，就只有他自己的世界地图。

虽然彼得斯声称自己的地图具有原创性和精确性，但他的批评者很快发现了一件事，足以证明他的机会主义态度和不可靠：他的投影法根本不是新发明。早在一个世纪之前，苏格兰福音派的詹姆斯·高尔牧师（1808—1895年）就发明了这种投影法，他于1855年在英国科学促进学会演说时提交了他的新地图，并且称之为“高尔正射投影”。无论从哪个方面来看，它都与彼得斯的投影相同，以至于如今许多制图师称之为“高尔—彼得斯投影”。事实上，高尔的投影法本身也曾被托勒密认为是泰尔的马里努斯（公元前100年左右）的发明。

彼得斯始终否认自己知道高尔的投影，这让人难以相信，因为他对地图投影的历史了如指掌。高尔和彼得斯有许多共通之处，尽管他们的“新”投影遭遇的回应截然不同，这充分反映出地理学在他们各自时代发展的状态。和彼得斯一样，高尔是一位业余制图师，也是一位多产的作家。他是维多利亚时代典型的绅士学者：有坚定的宗教信仰、高深的学识，非常关心社会福利问题，并且有些离经叛道。他的作品涉及宗教、教育和社会福利等各个领域；包括供盲人使用的三角字母书籍，还有《原始人揭秘》（1871年），他在书中称撒旦和恶魔是亚当出现以前的人种，生活在创世之前的地球上。他的天文学著作尤其流行，包括《人们的星空地图集》和《星座简易指南》（1866年）。

正是最后这部作品令高尔发明了他的新地图投影。高尔试图找到一种合适的方法描绘星空，他发现若“每幅图上只再现一个星座”，他就“可以用很大的比例尺呈现，而且不会有严重的扭曲，但如果要把一大片天空画在同一张纸上，就不会如此”。⁴⁰高尔采用了一种非常类似文艺复兴时期伟大宇宙学家的方法，他后来解释了他如何将自己的天文投影法转移到地球的全方位图像上。他在1885年写道：“我当时突然想到，用同样或类似的投影法可以画出完整的世界地图，这在以前还没人做过；而且我发现，在绘制投影时，只要把45度纬线加以校正，就可以保留相当令人满意的地理特征和相对面积。”⁴¹

图37 詹姆斯·高尔，“高尔正射投影”，1885年

1855年9月，高尔在格拉斯哥的英国科学促进学会会议上发表了题为《论改进的专题世界投影》的演讲。他提出只有圆柱投影“可以在一幅图像中再现整个世界”，高尔解释说这种投影，包括麦卡托的在内，会不可避免地牺牲一些特质（例如面积和方位）以换取另一些特质。他总结说：“最好的投影法要能分散错误，结合各种不同的特质的“优势”。⁴²以此为目标，他接着提出了不止一种，而是三种不同的世界投影——不仅有正射投影，还有立体投影和摹绘投影（等距长方投影的一种变体）。讽刺的是，彼得斯后来采用了正射投影，而高尔总结说：“立体投影是它们当中最好的；因为它虽然不如其他两者完美，但它的缺点较少，又以和谐的比例融合了其他投影的优点。”然而，他依然相信正射投影有特定的用武之地。他认为 “这种地图很适合展现不同主题所占据的相对面积，例如陆地和水域，还有许多其他的科学及统计事实”。他退一步说：“这种地图上地理特征的扭曲比其他地图都严重，但还不至于无法辨认；既然如此，它的优点的代价不算太大。”⁴³

即便是高尔的地图也不是这类地图中的第一份。第一幅基于可重复数学计算在矩形投影上画出的等积世界地图，早在1772年就由瑞士数学家约翰·海因里希·朗伯发明。朗伯以赤道作为标准纬线，制作出来的地图保留了等积的属性，但在南北两端出现了严重的扭曲。和高尔一样，朗伯承认不可能制作出既正形又等积的世界地图，继而用圆锥投影法制作了一幅正形地图，展示了介于两种方法之间的可能选择。高尔似乎并不知道朗伯的投影法，但却实际上复制了他的地图，并做出了重要的修正，在南北两侧设置了两条标准纬线。⁴⁴

和彼得斯不同，高尔没有因为他的新投影不可靠或复制他人而立即招致谴责。其中有诸多原因。高尔是在维多利亚时代一个愿意接受他的目标和哲学的机构里发布研究结果的。英国科学促进学会与皇家地理学会在同一年成立，但目标不同。这个组织更喜欢巡回游走，在全国各省市召集聚会，旨在教育和启蒙中产阶级的普通人如何实际运用科学，从而改善维多利亚时代的社会。⁴⁵维多利亚女王的丈夫阿尔伯特亲王是学会的名誉会员，在聚会中发表演说的有查尔斯·达尔文、查尔斯·巴贝奇和戴维·利文斯通这样的名流。高尔没有挑战维多利亚时代社会的道德和知识风气，而是通过在宗教、教育和科学领域的演讲和著作对它进行积极的描绘。他明白自己的投影法有局限性，也从未声称它可以改善人的道德。30年后，高尔在一篇文章中反思了这些投影法产生的影响，他发现“如果悠久的既定习俗已经变成了惯例，总是很难改变”，这句话正适合讲给彼得斯。他还难过地坦诚，在后续20年中“我是唯一使用这些方法的人”。⁴⁶彼得斯投影法当然没有遭遇这样的命运。

对许多彼得斯的批评者来说，他的“新”投影与高尔的几乎完全相同，往好里说是他学问不佳，往坏里说这是投机取巧的剽窃行为。高尔并不吹嘘他的正射投影法的重要性，并且很清楚所有投影法都是偏颇的，与之相比，彼得斯声称他的投影法兼具根本性和普遍性，显得就像是可笑的自吹自擂。但这也说明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之间，在专业人士和一般民众对制图术的认知之间，逐渐出现了鸿沟。高尔与助其传播理念的维多利亚时代机构的目标基本吻合，而彼得斯则直接挑战了二十世纪末的专业制图业，以及他认定的支撑制图业的意识形态使命。

到了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战线已经清晰形成。一边是团结一致的专业制图业及其机构，依照制图业本身的制图规则与方法，从技术层面谴责彼得斯的投影。在另一边，政治和援助组织热情支持这幅投影明确的社会和意识形态目标。这些组织理所当然地不愿意讨论这种投影法的技术失误，而专业制图业也同样不愿意承认彼得斯所坚持的观点：所有的世界地图（除了他自己的）都是偏颇的，并且容易服膺于主观、意识形态的利益。而彼得斯的许多批评者又对他们自己的体制性既得利益缄口不言，这使问题变得更加复杂。虽然亚瑟·罗宾森对彼得斯投影法技术层面的批评被广泛接受，但他却并不愿意承认，彼得斯的世界地图是对他自己投影的首次严峻挑战（在美国出版商的帮助下，包含罗宾森地图的地图集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曾畅销全球）。与此同时，专业制图师持续不断攻击彼得斯，口吻越来越有贵族气息，将一般民众描绘为一群轻信的乌合之众，看不懂地图，也看不出彼得斯在欺骗他们。

彼得斯的支持者和诽谤者之间的鸿沟，已经不仅是一场关于地图投影的数学精确性的争论。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政治氛围正在改变，1968年5月发生在法国的政治抗争就是一例，这些抗争有种种表现方式，其中之一是全面重新评估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在社会中的地位。当历史和哲学这些学科带头批判既定的政治正统，而其他深植于社会政策和国家组织中的学科，如地理学，则自然不太愿意对这种改变做出回应。像彼得斯这种在政治上非常活跃的地理学界边缘人，能够提供一种与时俱进、比顶尖制图师更激进的制图学，后者之中有许多人都有政治和体制上的既得利益，坚持维护政治现状。

彼得斯的雄辩还呼应了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期的政治辩论。当时越来越多的人产生了一种政治觉悟，认为需要解决西方发达世界与南方发展中世界在经济和政治上越来越大的差距所造成的不平等。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期，世界银行估计，发展中世界约有8亿人生活在绝对贫困之中，这些地区只有40%的人可以获得最基本的生活必需品。《勃兰特报告》强调了北方发达世界和南方发展中世界之间的鸿沟：它呼吁“发起一项行动计划，包括紧急援助和长期举措，帮助非洲和亚洲的贫困地区，尤其是最欠发达的国家”。这份报告的作者在处理这个问题方面也存在既得利益，认为“无论南北世界之间的差异是什么，程度有多深，它们的利益是相关的。双方的命运是紧密相连的”。报告呼吁北方向南方进行大规模捐助，相当于这些国家国内生产总值的0.7%，而到2000年上升到1%（两个数字最后都没有达到）。⁴⁷

发达的北方世界也并非没有自身的问题：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经济成长率比六十年代下滑了将近50%，到了七十年代末，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中的34个发达国家都在经历通货膨胀、经济萧条，累积失业人口有1800万人。美国也正经历着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所谓的经济与政治不平等的“巨大分歧”。尽管一般美国工人的生产量开始翻倍，但薪资却在降低，与此同时，美国社会前0.1%的人的财富则在二十世纪后半叶翻了7倍。这是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以来最严重的收入不平等时期，克鲁格曼认为，这是后来导致美国政治文化两极化的根源。⁴⁸

鲜有地理学家能够认识到这些复杂而又深层次的全球不平等，但彼得斯可以。他经历过纳粹和东德政权的不公正，非常适合为不平等发声，并且把平等奉为一种美德。地理学可以为解决不平等问题出力，甚至可以在地图上表达平等。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还见证了地理学和地图史研究的变化。像加斯东·巴什拉和亨利·列斐伏尔这样的哲学家已经开始提出有关我们如何理解空间以及如何在空间中生存的基本问题。巴什拉的《空间的诗学》（最初在1958年用法文出版）提醒读者思考与我们最亲密的空间现象——阁楼、地窖——如何塑造我们的生活（还有我们的梦）；列斐伏尔的《空间的生产》（1974年）则采取更偏向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解释我们公共环境的创造如何有助于确立（或限制）个人认同。随后很快有人提出空间也有历史。在地理学和制图史领域中，这种新研究方法最重要的一位倡导者是英国学者约翰·布莱恩·哈雷。他接受过传统实证主义方法的制图训练，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发表过大量有关英国地形测量局历史的著述，却在八十年代初期发生了重大转变。哈雷吸收了巴什拉和列斐伏尔，以及其他包括米歇尔·福柯和雅克·德里达在内的重要法国思想家的思想，随后发表了一系列突破性的文章，呼吁全面重新思考地图的历史角色。哈雷在1989年发表了一篇极具影响力的文章，题为《解构地图》，他在文中表示“对当今许多学界内的制图家感到失望，他们只顾在自己用技术开凿的地道里工作，而不管社会世界”。他指出“地图太重要，不能只留给制图师自行处置”，他认为“我们应当推进从认识论上改变我们对制图学本质的诠释方式”。⁴⁹

哈雷提出，“至少从十七世纪以来，欧洲的制图者和使用者就越来越推崇一种知识和认知的标准科学模型”。他继续说：

制图的目标是制作一种“正确”的地形关系模型。它的前提假设是，世界上要绘制成地图的对象是真实的、客观的，而且是独立于制图师而存在的；可以用数学方式表现它们的真实性；只有通过系统的观察和测量才能获得制图学的真相；这种真实性是可以被独立验证的。

这正是有关制图学的主流观点，是一种启蒙时代的信仰，相信地图透明、客观的真实性。哈雷这段对制图实务的描述，阿诺·彼得斯和他最声嘶力竭的批评者无疑都会接受。

但哈雷向前迈了一步。他请读者“从抽屉里随机抽取一幅印刷地图或手绘地图”，马上就会发现“地图上的文字无一例外的不仅说明了地形，也是对特定国家或地区的社会结构的评注。制图者除了记录自然和人文景观的地形，常常也忙于记录封建制度的轮廓、宗教等级的形状，或是社会阶层里的层级”。许多他的评论家都认为，哈雷的论点并不是指控所有的地图都会说谎，而是它们包含了历史传统和社会压力，从而产生了他所谓的“潜意识几何学”。

这番后来被哈雷称为“地图新本质”的论证，出自专业制图界一位如此德高望重的成员之口，为人们对制图学的理解带来巨大的变化。哈雷的作品很快影响了人们对于作为一门学术学科的地理学的理解，地理学开始反思自己在支持民族主义和帝国主义意识形态中的历史位置。⁵⁰然而，对于哈雷采用阿尔弗雷德·科尔兹布斯基的“地图非疆域”这句格言，执业的制图师依然保持怀疑。⁵¹

1991年，情况发展到紧急关头。哈雷刚刚完成了一篇重要的文章，发展了早期的研究，文中提出一个问题：“能不能有一套制图学的伦理学呢？”如果说地图从来都不是中立的，并且总是依附于权力、政治权威和意识形态，那么制图学家和职业制图师是否可以发展并维持他们在工作中的伦理立场？哈雷几乎无可避免地引述了彼得斯投影引发的争议，以此来证明他的观点，尽管在这篇文章中，他这样做只是想强调他想处理的问题。哈雷写道：“彼得斯投影这个著名案例引爆了捍卫‘专业标准’的争议性正义。”然而，就像他接下来说的：

伦理需要诚实。彼得斯案例中真正的问题是权力：无疑，彼得斯提出的议题是为世界上那些他觉得在历史上遭受制图歧视的国家赋权。但同样地，对于制图师来说，他们的权力和“真理主张”变得岌岌可危。我们从他们身上看到了一个科学社会学家都很熟悉的现象，他们拥作一团捍卫他们既有的再现世界的方式。

随后是惊人的指责：“他们至今沆瀣一气。我受邀在美国测量及制图委员会的公报上发表这篇论文的一个版本。在我提交论文之后，编辑通知我说，我对彼得斯投影的评论与美国测量及制图委员会就此问题的官方声明不同，因而他们决定不会发表我的论文！”⁵²在这幅地图问世近20年后，美国测量及制图委员会依然在打一场保卫战，禁止对彼得斯的世界地图做出不属于负面的言论。

哈雷不仅关注各方对制图“精确性”的争论观点，也关心体制权力的问题。彼得斯投影无论根据什么标准来看都确实是不准确的：甚至连作者对制图史的描述都是高度选择性的，并且严重夸大了它的客观性。作为一名制图史学家，哈雷明白这一点，而且也知道这种投影法的寿命有限。这场争论引发的更大的问题是，一旦制图业承认所有地图都是对所要描绘空间进行偏颇和带有意识形态地再现，那么要如何创制一种合乎伦理的制图学。

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到八十年代，许多组织热情采用彼得斯的世界地图，但在彼得斯引发的争论中，没有人认真讨论过这些组织如何理解或使用这幅地图，争论的性质由此可见一斑。1987年，地理学家彼得·伍亚科维奇对英国42个主要致力于第三世界发展问题的顶尖国内非政府组织进行调查后发现，其中25个组织采用了彼得斯世界地图。其中14个组织承认他们此前使用过以麦卡托投影法制作的世界地图。当被问及一系列有关世界地图使用的问题时，大约有90%的非政府组织认为地图在为公众提供第三世界问题的信息时扮演了重要的角色。⁵³彼得斯为了让世人采用他的世界地图，在营销活动和政治争论方面显然做得非常成功。

当这14个采用彼得斯地图的组织被进一步问及为什么做出这样的选择时，答案各不相同。当被问到他们认为这幅地图相对于其他地图有什么优点时，48%的组织提到它是一幅等积投影；36%说它的外形与众不同，相信这会“激发反应和思考”；32%提到它拒绝了“欧洲中心”的世界观；24%宣称它“更好地再现了第三世界国家的相对重要性”；而仅有4%认为地图“本身是一份政治宣言”。当被问及地图的缺点时，回答大多可以归为两大类：公众对地图不熟悉（32%）以及地图的扭曲（32%）。值得注意的是，除了等积再现和非欧洲中心视角以外，没有任何组织提到彼得斯宣称自己的地图投影所具有的其他过人之处。没有人提到他们是因为准确性和客观性而采用这幅地图。

那他们如何使用这幅地图？受访的非政府组织大多数承认是出于设计目的将这幅地图当作标志，印在发表的报告、文件和小册子中，希望这幅不为人熟悉的图像能让人感到惊奇，引发争论。还有一些人是为了教育民众了解发展问题。这需要从较大的全球投影中选择局部地区制作区域地图，来确认海外计划的地点。大多数这种情况下，经纬网格都被移除，这样也就使得任何有关比例尺和比例的讨论（彼得斯论证的核心）都变得没有意义。尽管这些调查不可避免地具有选择性，但至少确实反映了大量散播彼得斯世界地图的机构是如何理解它的，不过从这些机构的回答来看，他们具备的制图学知识很有限。彼得斯世界地图的意识形态主张是加强对发展中国家的地理再现，与其他目前流通的地图投影相比，这只是为发展机构关注的政治议题提供了一个更有吸引力的象征。这项调查提出了一个关于如何使用世界地图的问题，这不仅是今天的问题，更是贯穿在整个历史之中的问题：如果使用世界地图的团体不关心数学准确度和正形、等积再现这些制图学问题，那么普通大众在日常生活中使用世界地图时会考虑这样的问题吗？

彼得斯投影的使用状况让人看清一个事实，从托勒密开始，个人和组织都是根据自己的象征意义和政治目的使用世界地图，无视制图师对全面性和客观性的宣称。地图使用者一直在利用这种宣称，用来推进他们的意识形态议程，而非被当作目的本身。尽管现代的制图师已经更好地认识到，把地球完整投影在平面地图上在数学上是不可能的，但这种知识仍然难以影响今天的人们理解和使用地图的方式。

*

1973年发表的彼得斯投影在制图界内激起的争论，涉及的问题远非仅仅是他声称的准确度。这个投影法在执行上确实令人质疑，对准确度和客观性的宣称也严重夸大，对“第三世界”国家的支持在许多方面都值得称道，但终究成效有限，而彼得斯对麦卡托投影法的攻击则既笨拙又误入歧途。但彼得斯看出了西方学术文化对制图术的理解发生了明显的转变，人们开始意识到所有的世界地图都不可避免地是以选择性和偏颇的方式再现自称要呈现的领土，而这种再现常常受到个人偏见和政治操纵的影响。十八世纪的人相信制图术能够提供透明、理性及科学客观的世界图像，以卡西尼家族的测量工作最为著名，而从十九世纪末开始，这种信仰渐渐瓦解，因为民族主义、帝国主义和各种意识形态的政治原则利用制图学，制造具有说服力却又有选择性的地图，目的是使它们各自的世界政治构想正当化。一旦持有不同意见的思想家和政治活动家开始质疑这样的地图，那就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像彼得斯这样的人物，挑战既有的制图学霸权。因此而引发的争论无意间揭露了传统世界地图的投影法难以突破的局限性，并将制图术带向了它下一次发生重大变化的边缘：线上制图的虚拟世界。

如今，彼得斯投影已被弃之不用，但《彼得斯世界地图集》（1989年）中处理人口、经济增长和社会课题等社会与经济问题的主题地图，已经被二十一世纪初的地图集吸纳。在标题颇具煽动性的《真实世界的地图集：把我们的生活方式绘制成地图》（2008年）一书中，丹尼尔·道灵、马克·纽曼和安娜·巴福德完全抛弃了根据实际面积制作的地图，而是依据人口统计学问题制作了366幅世界地图，涉及从人口增长到军事开支、移民、婴儿死亡率、濒危物种、战争死亡人数等内容。他们的地图集利用计算机软件，依照地理分布在世界地图上呈现统计数据。例如，1500年世界人口的统计地图显示美洲相对不那么重要。这些统计地图反映出当今全球化世界的众多问题——人口、环境主义、贫穷、不平等和冲突——但其中没有任何一幅地图试图依据等积或正形原则来展现世界。

彼得斯世界地图的问题不在于他绘制地图的技术局限性，而在于他坚决相信有可能创造一幅更“准确”而且科学上更客观的世界地图。在彼得斯令人信服地辩称制图史始终或明或暗地反映当时盛行的文化价值之后，他依然坚持启蒙时代的信念，相信他的世界地图能够超越这种境况，做到真正的客观。虽然彼得斯在技术和学识上都错得离谱，但他和他的投影法引发的争论却在无意间揭示了一个世界地图绘制的深层真相，那就是任何世界地图都有偏颇性和内在的选择性，因而不可避免地成为政治利用的对象。制图学至今仍在消化这些教训，这非但不是与阿诺·彼得斯无关，反而在某种程度上是拜他所赐。

第十二章　信息　
谷歌地球，2012年

虚拟轨道空间，地球上空11000公里，2012年

从11000公里的高空往下看，地球这颗行星从黑暗空虚的深邃太空中旋转着进入我们的视野。太阳光线照亮了它的表面，看不到云朵和水汽，而海床依然闪耀着深蓝色，陆地仿佛一块块绿色、棕色和粉红色组成的拼图。北非、欧洲、中东、中亚连成一弯新月蜷曲在地球的右半边。大西洋占据着左下方，逐渐被北美洲的尖端取代，而一大片白色的格陵兰光彩夺目地为这颗星球戴上顶冠，耸现于北极边缘。这是近2500年前柏拉图在《斐多篇》中想象的世界图景，一个完美的闪光的球体，“美不胜收”。这也是公元二世纪托勒密在他的几何网格上投射的“人居世界”，是将近500年前麦卡托绘制在矩形地图上的地球，是二十世纪下半叶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第一幅从外太空拍摄的全球照片里捕捉到的地球。这就是地理学家的终极研究对象，一幅整个地球的图像。

但这并不是从某种神明视角想象出的一种对地球的全知幻想。这是从“谷歌地球”（Google Earth）主页看到的地球影像。¹这个应用在2005年与“谷歌地图”一同发布，如今是全球最受欢迎的地理空间应用（地理数据与计算机软件的融合）。2009年4月，谷歌以些微之差超越主要竞争对手MapQuest网站，占据地图网站线上访问次数接近40%的市场份额。²从那以后，它的市场份额不断攀升，尽管面对雅虎地图和微软的必应地图等其他对手的竞争，如今已经几乎成了线上地图的代名词。2011年11月，谷歌在美国的市场份额超过65%，而最接近它的对手雅虎远远落后，仅占15%。³谷歌在全球的主导地位甚至更加明显，在全球线上搜索市场的占有率达到70%左右。⁴在目前全球约20亿的线上人口中，超过5亿人下载过谷歌地球，而且这个数字还在不断攀升。

凡是用过这款应用的人，都很清楚它的好处，以及它为什么那么流行。谷歌地球使用了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推广的悬浮在太空中的蓝色星球这一标志性图像，除此之外，还让用户可以与地球产生一定程度上的互动，这在印刷的纸质地图或地图集上根本无法想象。这个应用的显示功能允许将世界倾斜、平移和旋转；可以点击地理地点和自然物体获取更多信息，甚至还以视频流的形式显示时间；可以在表面上把其他资料整合及“分层”，从政治边界到描绘同一地区的历史地图；用户可以快速穿过资料层推进，或者输入这个星球上的任何地点，不出几秒钟就可以从地球上空几千公里处来到距地表数米的上空，能够看到如照片般真实的三维图像，认得出邻里、街道、建筑物和房屋。由于谷歌地球的应用程序编程接口是开放给任何可以接入国际互联网的人的，个人和公司可以在一个计算机模拟环境中创造他们自己的虚拟地图，在这个环境下，现在他们可以利用谷歌的地理资料，再根据自己的需要重新包装。⁵谷歌不仅在线上发布了大量地理资料供免费使用，还允许各类非政府组织使用它的地图支持各种环境保护运动，以及对全球自然灾害和内战做出人道主义救济。

单是这第一幅地球图像背后所包含的信息，规模就是史无前例的，与传统纸质地图相比，让人瞠目结舌。用户眼前有高达10拍字节（petabyte）的潜在地理信息，分布在地球表面。字节是一种数据单位，代表计算机内存中8个比特（bit）的数据值；如果是西方语言，一个比特可以容纳一个字母或一个数字，例如字母A或数字0。一块标准的80吉字节（gigabyte）的硬盘约包含800亿字节；1个拍字节相当于100万吉字节，可以存储5000亿页印刷文本。以此规模，谷歌地球的电子数据容量相当于英国国家广播公司6个月的全部节目产量，线上用户只要输入他们的坐标，并快速向地球推进，就可以在几秒钟内检索到任何一个字节的资料。图像以每秒高达50帧的速率刷新，谷歌地球的技术能够制造出令所有竞争对手难以企及的画质，提供清晰、无闪烁的飞行模拟图像，这一点确保了谷歌地图在线上制图界中的主导地位。

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谷歌地球不仅为此类应用设立了标准，还引发了对地图的地位和制图术的未来进行全面的重新评估，让地图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变得更加民主，为人们提供更多的参与机会。现在地球上的任何地方好像都可能被所有人在线上看见，并绘制成地图，摆脱了制图师不可避免的主观倾向和偏见。而随着可以在线上绘制成地图的内容范围越来越广，关于地图及制图者的定义也越来越宽。如果我们采用既有的定义，将地图视为帮助人们从空间上理解世界的图形再现，那么许多地理学家根本不会把谷歌地球归类为地图（甚至其创造者也不随便使用这个术语，而更愿意将之称为“地理空间应用”）。这个应用以利用卫星和航空成像为基础，制造出照片一样的真实感，摆脱了现代地图中常用的图形符号和象征。谷歌地球的制作者甚至不再需要地理学甚至是制图学方面的训练。促发这些地理空间应用研发的科技突破是由计算机科学家做出的，而如今那些在虚拟制图领域工作的人通常被称为“地理空间技术专家”，而不是“制图师”。

谷歌及其应用的支持者谈论它们时都充满着敬畏。计算机科学家约翰·轩尼诗赞誉谷歌是“世界上最大的计算机系统”，而戴维·怀斯在《谷歌的故事》中表示：“自古腾堡以后，再也没有任何新发明如谷歌一样为个人赋予如此巨大的力量，并深刻改变了获取信息的方式。”⁶其他人的反应则没有这么热情。有些人抱怨谷歌在网络上爬行时缓存的内容侵犯了各种形式的版权；另一些人（最近获得证实）则认为，这家公司储存个人所有的搜索记录，这是对隐私的一种侵犯——谷歌街景这项创举捕捉日常生活的照片景象，引发了更激烈的批评。民权团体还攻击这家公司进行内容审查。谷歌还被伊朗、朝鲜，甚至印度等国家批评在地理空间应用中显示了军事敏感地点。2005年12月，印度联邦科技部部长拉玛穆蒂就担忧谷歌的数据“可能会严重危害国家的安全”。⁷在有关版权和隐私的大多数案件中，谷歌在美国法院上都获得胜诉。谷歌在发布越来越复杂的科技应用的同时，不断挑战着法律的边界，而新兴的“空间法”领域正在奋起直追。⁸

因此，许多学术地理学和专业制图学的从业人员对谷歌地球抱持怀疑态度，甚至惊恐。对一些人而言，这预示着传统印刷地图产业的终结以及纸质地图的灭亡。对另一些人而言，这是制图质量的倒退：“业余爱好者”制作的个人化地图非常基本，也缺少惯常要有的专业验证和审查。谷歌地球还面临着将地图同质化的指责，它以一种网络帝国主义的手段，强行推广单一的世界地理空间景象。⁹英国制图学会的会长玛丽·斯宾塞在2008年扼要说明了许多同行的担忧，她认为线上制图（尤其是谷歌地图）在细节程度和全面性上，与英国地形测量局绘制的那种国家资助的参考地图仍然有差距，因为线上制图再现的不是我们在传统参考地图上看到的那种中比例尺资料。¹⁰还有一些人质疑这种应用的创新性，认为谷歌只是资料的汇集者，使用相当基本的程序将各种卫星图像供应者提供的授权材料拼凑在一起。谷歌没有完全注明哪些公司提供了哪些资料，因此几乎不可能评估这些资料的质量，也不可能知道它们经过了什么样的转化处理。¹¹

另一个矛盾之处是，能让虚拟地图自由流通，而且最有能力利用这些地图实现其他线上目的的，恰恰是近几年在纳斯达克上市的一些最富有的跨国网络公司，这些公司像谷歌一样从网站的广告和赞助链接赚取大量收益（2011年第三季度，谷歌公司的净收入上升了26%，达到27.3亿美元）。我们无法预测这类应用的未来。由于科技发展日新月异，有关这些应用的兴衰史还都有待书写，不过本章是第一篇尝试在书面上对谷歌地球进行描述，并且将它纳入更宽广的制图史之中的文章。¹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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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中的每一幅地图都不仅再现也建构了一种特殊的文化世界观，而像谷歌地球这种快速演进发展的地理空间应用，能够最明显地呈现出这个过程。这种应用能在几秒之内就获取十拍字节的潜在地理资料，能够很好地显现出信息科技当前正在发生的转变，这种转变影响深远，西班牙社会学家曼纽尔·卡斯特尔将之称为“一个新时代，即信息时代的开端”。¹³

卡斯特尔在1998年撰文提出，我们正在经历“一场以信息为中心的技术革命”¹⁴，他称之为“网络社会”，在这个社会中，社会行为是围绕着经过电子处理的信息网络组织起来的。¹⁵这种社会会产生一种“信息主义精神”，信息及信息处理会成为经济组织的首要原则。卡斯特尔相信，即时电子交换的回路——电子通信、计算机处理、微电子设备——正在创造一种新的空间环境，有些评论家将其称为“数字空间”¹⁶，网络化的个人可以在这个空间里浏览仿佛永无止境的虚拟信息。从在一座城市中找路到逛街和游乐，它鼓励使用者在这个部分是实体，但越来越虚拟的空间中移动，承诺使用者借此可以找到自己在世界中的位置。¹⁷这些听起来像是反乌托邦的科幻小说，“真实”的世界被虚拟、数字化的世界取代。但卡斯特尔指出，“所有的现实都是通过虚拟感知的”，因为我们是通过各种符号和标志来理解世界的。网络社会代表一种新的交流系统，会产生卡斯特尔所谓的“真实虚拟”。在这个系统中，“真实本身（即人的物质/象征存在）被完全摄取，完全浸没在一种虚拟的图像环境中”，这里的“表象不只出现在传达经验的屏幕上，而是成了经验本身”。网络社会的核心就是信息。根据詹姆斯·格雷克的说法，“信息是我们的世界赖以运转的根本：是血液，是燃料，是至关重要的原则”。对现代物理学家而言，现在整个宇宙都被当作“一台巨大的信息处理机器”。¹⁸谷歌正是能够体现网络社会的崛起和“信息主义精神”的公司，因为其宗旨为“组织全世界的信息，并让全球能够获取和使用”。¹⁹要理解谷歌地球这样的应用如何让制图术发生不可逆转的改变，就需要理解二十世纪下半叶信息传播的理论和实践所发生的重大变化。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末，一群美国数学家和工程师开始研发如何预测他们所谓的随机过程——看似随意、不确定的事件。像诺伯特·维纳（1896—1964年）和克劳德·香农（1916—2001年）这样的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受聘研究诸如击发装置和密码学之类的随机问题。他们开始提出复杂的“控制系统”来解码和预测人与人之间（以及机器与机器之间）看似随意的交流行为。1948年，维纳写道：“我们决定将这个控制和交流理论领域，不管是机器间的还是动物间的，都称作‘控制论’（Cybernetics）。”这个术语来自希腊语的kybernētēs，意为船上的舵手，也可用来指控制或治理。²⁰

维纳相信“大脑和计算机之间有许多共通点”²¹，而香农在1948年发表的一篇题为《通信的数学理论》的论文中将这个想法更推进了一步。他提出任何通信行为都有两个互相关联的问题：定义信息的行为，还有会影响信息从一个来源传输到另一个来源的干扰行为，他称之为“噪声”。对香农而言，信息的内容是无关紧要的：为了将传输效能最大化，他将通信想象成一条管道。信息从一个来源发出，进入某个传输设备，随后通过特定的媒介进行传输，然后信息会遭遇各种不相关的“噪声”，到达预定目的地后，由接收者进行解读。这个比喻参照了对人类语言进行的功能性描述，但也同样适用于机器产生的信息，例如电报、电视、电话或无线电。香农表示，所有这些信息（包括说话）都可以通过由1和0组成的声波进行数字传输和测量。²²香农指出：“如果采用二进制，那么产生的单位就可以被称作二进制位，或者简称为‘比特’。”——于是采用这个术语作为可计算信息的单位。²³香农进一步使用复杂的算法发展出一套概率理论，以说明如何将信号（或信息单位）的效能最大化，同时将不必要的错误或“噪声”的传输最小化。²⁴

如今，香农的论文被许多计算机工程师公认为是信息时代的大宪章。他的理论说明了如何迅速而可靠地存储和传播数字信息，以及如何将数据转化成不同的格式，以便进行量化和计算。信息现在是可互换的，即一种可以被量化并且可以和其他商品相互取代的商品。这种理论势必对计算机硬件领域产生巨大的影响，并且也会影响其他学科，包括地图学。在后续20年间，制图师开始采用香农的理论，基于所谓的“地图传输模型”发展出一种理解地图的新方法。1977年，阿诺·彼得斯最强劲的对手亚瑟·罗宾森对地图的功能提出了一次彻底的重新评估，从而反映出他所描述的“对地图作为一种传播媒介更强烈的关注”。²⁵在传统上，任何地图理论都止步于地图完成之时：将兴趣单纯集中于制图师如何极力将某种秩序，强加于一堆互不相干、矛盾（或“充满噪声”）的信息之上，而这些信息完全是根据制图师的主观决定被纳入地图的。罗宾森参照了香农的通信理论，提出地图只是一条管道，信息通过这条管道从地图制作者传输到使用者那里，也就是他所谓的感知者。

这对制图术研究产生了非常重大的影响。罗宾森的地图传输模型没有分析地图设计中的主观和审美因素，而是对地图的功能和认知方面进行了全新的描述。这种描述将制图视为一种过程，对其加以检视，解释了制图师如何收集、储存、传播地理学信息，并且随后研究了感知者对地图的理解和消费。罗宾森的地图传输模型与香农的理论（将通信性能最大化，将噪声最小化）一同使用，解决了一个至少从希罗多德和托勒密时代起就一直存在的难题：如何将大量噪声和互不相干的道听途说地理学信息融入一幅既有效又有意义的地图。罗宾森改编了香农有关信息传输时出现“噪声”干扰的理论，目的是将他所谓的地图有效传输过程中的障碍最小化。这意味着要避免不统一的地图设计（例如在颜色和字母的使用方面）、糟糕的观看环境（再一次将焦点放在感知者身上）和意识形态“干扰”（罗宾森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持续攻击彼得斯，使这个持久的问题获得了更多的共鸣）。像谷歌地球这样的数字地理空间应用，直接将香农的通信理论和罗宾森的地图传输模型融入了后来的计算机科技之中，仿佛实现了制作出形式和功能完美结合的地图的梦想，在任何时间或在世界上的任何地方，都能把有关世界的地理信息即时传播给感知者。

克劳德·香农的理论改变了人们对信息本质及其电子通信本质的感知，并且为随后计算机化的科技发展奠定了基础。信息技术以及像谷歌地球这样的图像计算机应用的惊人发展受益于香农的数学和哲学命题。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要把香农的通信理论付诸实践需要相当程度的计算机计算能力，而这要等到电子技术在随后几年有了重大突破才有可能。1947年，新泽西州的贝尔实验室发明了电晶体（半导体，即我们如今所称的“芯片”），出现在香农的想法之前，理论上已经能使机器之间的电脉冲处理速度达到之前无法想象的程度。但需要一种合适的材料来制作，才能发挥晶片的最大性能。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一种使用硅来制造电晶体的新工序被发明出来，到了1959年，一家位于现在的加利福尼亚州北部硅谷的公司将其加以完善。1957年，杰克·基尔比和鲍勃·诺伊斯发明了集成电路（更常用的名字是“微芯片”），令电晶体的集成更轻、更便宜。1971年，英特尔工程师泰德·霍夫（也在硅谷工作）发明了微处理器，这是一种芯片上的计算机，使电晶体的发展达到顶峰。²⁶现在终于有了验证香农理论所需要的电子设备。

这些技术发展在当时的成本过高，使它们在初期的影响力有限，仅用于政府的军事和国防，但有些地理学家已经开始运用香农的思想发展出新的再现数据的方式。对于后来的地理空间应用而言，最重要的实务创新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出现的地理信息系统。地理信息系统使用计算机硬件和软件来管理、分析和显示地理数据，从而解决资源的规划和管理问题。为了确保标准化，所得结果必须以一幅把地球视为扁椭圆球体、用既有地球坐标系统建构的地图为基准。

1960年，英国地理学家罗杰·汤姆林森和加拿大渥太华一家航空测量公司合作，由政府资助进行调查，评估农业、林业、野生动物的土地使用现状和未来的潜能。像加拿大这么大的国家，光是要覆盖农业和森林面积就需要3000幅1∶50000比例尺的地图，然后还要核对信息并分析结果。政府估算需要约500名训练有素的人员花费3年时间才能将数据绘制成地图。但汤姆林森想到一个主意：他知道在计算机中使用电晶体可以加快速度，增大存储量。汤姆林森回忆说：“计算机可以成为信息储存设备，也可以作为计算器。技术上的挑战在于要将地图输入这些计算机中，要将形状和图像转化成数字。”问题在于，当时最大型的计算机是一台仅有16000字节存储容量的IBM计算机，价值60万美元（相当于如今的400多万英镑），并且重达3600多公斤。²⁷

1962年，汤姆林森向加拿大土地调查局提出他的计划。他的计划明显受到香农和罗宾森的通信理论的影响，他表示这个地理信息系统“可以将地图以数字形式录入，并且互相连接，形成一块地区、一个国家或一片大陆自然资源的完整图像。接下来计算机可以分析这些资源的特性……这样就可以利用它来制定策略，进行理性的自然资源管理”。²⁸他的提议被采纳，加拿大地理信息系统成为世界上最早的此类系统。这个系统制作出来的地图在表现颜色、形状、轮廓和地势方面依然受到印刷技术（通常为点阵式打印机）的制约，但在这个阶段，真正重要的是它核对海量数据的能力。

加拿大地理信息系统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依旧活跃，利用先进技术制作出了超过7000幅具有局部互动能力的地图。它在北美洲催生了上百个其他的地理信息系统，并且在1988年促进美国政府投入巨资建立国家地理信息与分析中心。这些地理信息系统的发展标志着地图的本质与用途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地图不仅迈入了计算机式复制的全新世界，并许诺实现香农的无噪声通信模型，促生了令人激动的组织和呈现地理信息的新方法。²⁹

在加拿大地理信息系统实施初期，汤姆林森有时会有异想天开的想法：如果有一个向所有人开放，巨细靡遗呈现出整个世界的地理信息系统数据库该有多好？即便是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这样的想法依然只能在科幻小说中实现，因为计算机的计算能力无法满足汤姆林森的渴望。此时，计算机科学家开始接过地理学家们的使命。香农已经提出了一个传播可计算信息的理论；集成电路和微处理器的发展也深深改变了计算机化数据的容量；人们现在面临的一大挑战是发展出能够绘制高分辨率图像的硬件和软件，这种图像包含上百万香农的二进制“比特”信息，然后将这些数据通过一张全球电子网络传播给大量国际用户——换言之，这就是互联网。

我们如今所了解的互联网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由美国国防部的高等研究计划署开发的，目的是为了回应苏联核武攻击的威胁。国防部需要一个自给自足的通信网络，即使部分系统遭到破坏，也不会受到核武器的打击。这个网络将独立于控制中心运作，使数据可以即刻通过多重路径从源头传输到目的地。第一个计算机网络在1969年9月1日上线，连接了加利福尼亚州和犹他州的4台计算机，被命名为“高等研究计划署网络”。³⁰最初几年，网络的互动性有限：公众连接到高等研究计划署网络非常昂贵（在5万至10万美元之间），使用它的代码也非常困难。但渐渐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技术发展打开了这个网络的可能性。1971年，美国计算机程序员雷·汤姆林森通过高等研究计划署网络发送出第一封电子邮件，首次使用“@”这个符号来区分个人和他们的计算机。1978年发明的调制解调器让个人计算机可以脱离高等研究计划署网络来传送文件。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一种适用于大多数电脑网络的通用通信协议问世，这为日内瓦的欧洲核子研究理事会在1990年开发的万维网铺平了道路。由蒂姆·伯纳斯-李和罗伯特·卡里奥带领的研究团队设计了一个应用，使用了一种“超文本传输协议”（即HTTP，一种获取或发送网页信息的方法）和“统一资源定位符”（即URL，一种为互联网上的文档或资源建立唯一地址的方法），可以通过信息而非地点来组织互联网网站。³¹

这些信息技术的发展与二十世纪七十至九十年代西方资本主义经济的全面重组同时发生。上一章中提到的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全球经济危机令政府在八十年代开始通过解除管制、私有化以及削弱福利水平和劳资双方的社会契约来改革经济关系。目的是通过科技创新提高生产力，并将经济生产全球化。正如卡斯特尔所说，重新振作的资本主义和电子技术之间是互相自我强化的关系，特点是“旧社会企图通过使用技术的力量为权力的技术服务，进而对自己进行重组”。³²阿诺·彼得斯的1973年投影是对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经济危机和政治不平等的直接反应，相比之下，八十年代初期涌现的新一代地理空间应用则是里根和撒切尔经济政策的产物。

这种经济变化带来的结果，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加利福尼亚州硅谷兴起了众多计算机图像公司，它们开始开发用户界面友好的图像，这成为未来线上用户体验的重要特征。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迈克尔·T·琼斯、克里斯·坦纳、布莱恩·麦克伦登、雷米·阿诺和理查德·韦伯成立了内在图形公司（Intrinsic Graphics），专门设计能够以从前无法想象的速度和分辨率渲染图形的应用程序。它后来被成立于1981年的硅谷图形公司（Silicon Graphics）收购，后者专攻三维图形显示系统。硅谷图形公司明白，要展示他们的新技术，最有说服力的方法就是将地理信息视觉化。

硅谷图形公司的一个灵感来源是一段9分钟长的纪录片《十的次方》，它是由查尔斯·伊姆斯和雷·伊姆斯在1977年拍摄的。在这部影片的开头，一对夫妻在芝加哥的一座公园中野餐，与镜头的距离大约为1米。随后镜头以10为因数拉远，直到10的25次方，相当于10亿光年以外，想象从已知宇宙边缘的视角拍摄。镜头随后又回到公园里的这对夫妻，进入丈夫的手，一路穿过他的身体和分子结构，最终在10的负17次方，以一个碳原子的亚原子微粒视角结束。³³制片人通过把数学比例尺进行图形视觉化，传达的信息是一种普遍存在关联性。这部影片很快在科学圈内外流行起来。硅谷图形公司面临的挑战是要采用《十的次方》中探索的原理，并且将卫星图像和计算机图形结合起来，在地球和太空之间毫无阻碍地快速移动——却不会受制于十（或者其他任何乘数）的次方。为了完美模拟飞离地球并深入宇宙的体验，他们必须遮掩科技的明显干预。

到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硅谷图形公司开始展现它的新能力。他们开始开发一种叫作“无限现实”（InfiniteReality）的硬件，其中使用了一种创新的元件，被称为“剪影贴图”（clip-map）纹理单元。³⁴剪影贴图是一种很聪明的预处理方法，处理过的影像可以快速呈现在不同分辨率的屏幕上。它是对一幅MIP图（出自拉丁语multum in parvo，意为“把很多东西放在一个小空间里”）进行的技术改进。它以创造一个分辨率为10米的大型数字图像——如一幅美国地图——为基础进行工作。图像大小约为420000×300000像素。如果用户在1024×768分辨率的显示器上观看这幅图像，那么每一个数据像素实际上对应了原来地图上的上千个像素。剪影贴图产生了一个稍大的来源图像，因为它将经过了预处理的图像低分辨率所需要的额外数据也纳入进来。当计算机要显示更低分辨率的图像时，就无须从完整大小的图像上截取每一个像素，而可以使用经过预处理的低分辨率像素数据，这些不同分辨率的像素数据排列成了倒金字塔的形状。通过一种创新的算法，剪影贴图只需要知道你在世界上的位置，然后就可以从较大的虚拟“纹理”——即所有用于再现世界的信息——中抽取所需的特定数据，“剪”掉你不需要的比特。于是，当你从太空拉近到地球时，这个系统在屏幕上显示出用户视野中心的信息，把其他信息全部抛弃。因此，这个应用非常节省内存，可以在家用计算机上快速有效地运行。内在图形公司的一位早期员工阿维·巴尔-兹夫指出，这种应用“像是用一根吸管分段地吸食整个地球”。³⁵依照克劳德·香农的想法，剪影贴图可以尽量减少上传到一个图形处理单元的数据，以此达到速度最大化，并且制作复杂实况（如自然地理）的虚拟动画。

硅谷图形公司的一名工程师马克·奥宾回忆说：“我们的目标是制作一个无比精彩的演示模型，炫耀新的纹理绘图能力”，使用的是市售卫星和航空地球数据。成品就是“从太空到面前”，奥宾认为，这个演示模型的灵感更多地来自于计算机游戏，而不是地理学。奥宾记得，在看了《十的次方》的翻页画册后，“我们决定先从外太空开始展现整个地球，然后渐渐拉近，越拉越近”。接着这段演示模型就聚焦在欧洲之上，

然后，当日内瓦湖映入眼帘，我们就瞄准瑞士阿尔卑斯山脉的马特峰。高度越来越低，最终聚焦于一台任天堂64【游戏机】的三维模型，因为它的图形芯片是硅谷图形公司设计的。镜头穿过任天堂的外壳之后，我们就看到了它的芯片，上面印有我们公司的商标。然后我们再前进一些，随即折返太空，直到我们再次看见地球。³⁶

硅谷图形公司的这段“无比精彩的演示”令人印象深刻，看过的人都交口称赞，但软件和数据方面都还有许多工作尚待完成。他们必须动作要快，因为规模更大的公司已经发现了开发这类应用的潜力。1998年6月，微软发布了TerraServer（“微软研究地图”［MSR］的先驱）。它与美国地质调查局和俄罗斯联邦航天局合作，使用了它们的航空照相图像来制作美国的虚拟地图。但就连微软自己都没有完全意识到这个应用的重要性。这个项目最初只是为了测试微软的结构化查询语言服务器能存储多少数据而不致崩溃。不到两年就积累了超过2太字节的数据，微软更关注的是数据量的大小，内容尚在其次。³⁷

随着TerraServer的发展，硅谷图形公司做出了重大的突破。公司一名工程师克里斯·坦纳发明了一种使用个人计算机软件制作剪影贴图的方法，该团队一部分成员在2001年成立了一个新的软件开发公司，名叫锁孔公司（Keyhole, Inc.）。目标是要为新技术找到适用的应用程序，并且解答团队中包括马克·奥宾在内的许多成员一直在问，也是克劳德·香农的通信理论早该被问到的问题：“这到底有什么用处？”³⁸在香农的理论中，信息单位的内容是不重要的；重要的是如何存储及传播这些数据。硅谷图形公司眼下将地理数据作为他们的发展重心，似乎完全是偶然的。奥宾明白，在地球上快速显示图形信息的能力是让人着迷的，远非仅仅是技术花招。公司吸引了许多人对这个新应用感兴趣，这显然是一种创新的工具，尽管它还欠缺其中一位创造者后来所称的“可操作应用平台”。³⁹数据可以量化和计算，但要依据什么使用价值呢？与十五世纪末的印刷商一样，硅谷图形公司和微软等公司的计算机科学家回应了将地理信息转移到新媒介上的技术挑战，但他们无法看清这种新形式将如何改变地图的内容。

这些计算机工程师们开始意识到，他们正在接近人类想象中最持久也最有标志性的图形影像：从上空俯瞰的地球，并且还可以从一个似乎无所不知、超越地球时间与空间的神明的位置，向下俯冲降落地球。展现这种超验的地球视野所需要的科技能力，在二十世纪最后几年由于克林顿政府的两次政治介入而疾速向前推进。1998年1月，副总统阿尔·戈尔在洛杉矶的加州科学中心做了题为《数字地球——认识二十一世纪我们这颗星球》的演说。戈尔在一开始就提出，“新一波科技创新正在让我们获取、存储、处理和显示前所未有的大量有关我们星球及各种不同环境和文化现象的信息。这些信息大部分都将被‘地理坐标参照定位’——即会对应到地球表面的某个特定地点。”戈尔的目标是在他所谓的“数字地球”这个应用中管理这些数据：一个“多分辨率、三维的地球再现，我们可以在其中嵌入大量经过地理坐标参照定位的数据”。

戈尔请听众们想象一个小朋友走进一座博物馆，并且使用他描述的数字地球程序：

戴上一个头盔显示器后，她看到地球从太空中出现。她用一只数据手套不断推进，使用越来越高的分辨率，看到各大洲，随后是地区、国家、城市，最后看到一座座房屋、一棵棵树，还有其他自然和人造景观。她在地球上发现一块感兴趣的地区后，希望进一步探索，于是她仿佛坐上了一块“魔法飞毯”，穿越地形的三维画面。当然，地形只是众多能够与她互动的数据类型中的一种。

戈尔承认，“这个情节也许像是科幻小说”，而且“政府、工业或学术界没有任何组织可以开展这样一项计划”。这种创举如果可以实现的话，将会引发进步的全球性后果。它可以促进虚拟外交、打击犯罪、保护生物多样性、预测气候变化、增加农业产量。在指出发展方向时，戈尔承认要整合与免费传播如此大规模的知识，面临着很大的挑战，“尤其是在某些领域，如图形自动解析、融合多种来源数据，以及能在网络上发现并联结与地球上某个特定地点相关的信息的智能代理”。然而，他相信“我们如今有足够的条件来保证实现这项激动人心的创举”。他接着提议：“我们应当努力开发一米分辨率的数字世界地图。”⁴⁰

克林顿政府了解到开放线上信息的必要性，并且采取了行动。通过几十枚环绕地球的人造卫星运行的全球定位系统，自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开发以来就一直由美国空军掌控。全球定位系统信号使美国军方的接收器可以精确定位世界上的任何地点，误差不超过10米。许多人渴望花费上千美元购买可以接收这种信号的全球定位系统接收器。但出于国家安全的考虑，政府使用了一种叫作“选择可用性”的程序，将信息过滤后供民众使用。这种程序会将信号降级，仅能以几百米的精度进行定位，这使其几乎毫无实用价值。克林顿政府受到来自各种商业利益方越来越积极的游说，其中包括汽车产业，它们要求解除“选择可用性”程序，从而使各种商业副产品可以使用这种增强的信号，例如车载导航系统。

因此，而且主要是因为阿尔·戈尔的倡导，克林顿政府在2000年5月1日午夜关闭了“选择可用性”程序。全球定位系统信号的强度和稳定性大幅加强。商业公司很快抓住了这个决定的潜力，开始将线上地图引入公众领域。线上地图服务MapQuest（发布于1996年）的联合创始人西蒙·格林曼认为，这是一个重要的时刻，“我们身处地理信息行业中的大多数人都看到了互联网让群众免费制图的能力”。⁴¹其他像Multimap（发布于1995年）这样的公司开始销售数字地图，而其他公司则开始推销全球定位系统导航设备，包括相对便宜的个人卫星导航系统。阿维·巴尔-兹夫认为戈尔的数字地球与“选择可用性”程序相关措施非常重要：

如果没有开放的互联网，谷歌地球（以及这篇网志和其他许多我们喜欢的东西）就不会存在。因此，我们应当感激阿尔·戈尔。因此，无论你对他的政见有何看法，谷歌地球背后的一个清晰动机就是渴望让人们看到整个地球完美无缺的影像，并且为他们提供处理这个影像的工具。⁴²

这两项研发成果为二十一世纪初地理空间应用的兴起助了一把力。但在2000至2001年发烧的互联网世界中，努力在商业上挣扎苟活很快成了第一要务。2000年3月，互联网泡沫忽然破裂，抹去了全球信息科技公司上万亿美元的价值。当时锁孔公司已经着手开发一个叫作EarthViewer的应用，他们认为这是依循了阿尔·戈尔的“数字地球”理念，而像马克·奥宾这样的人则认为可以将它当作“一种消费品，推向全球”，随后通过广告赚取收入。但随即“互联网泡沫化，公司找不到资金支持这个模型，于是只得改变方向，专注于开发商业应用”。⁴³此时索尼宽带（Sony Broadband）已经投入资金，但锁孔公司希望找到更多的投资者，并且还开始瞄准房地产市场。虽然北美洲的数据很容易获得，但这种新工具在全球范围的能力还非常有限，因此把它当作近距离观看不动产及搜索当地地区的应用，似乎很有吸引力。

2001年6月，锁孔公司发布了EarthViewer 1.0，引发了业内的一致好评。这个程序定价69.95美元，并且免费发布了一款限制功能的试用版本。购买者可以在一个地球的三维数字模型中遨游，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分辨率和速度水平，尽管早期版本依然有局限性，只有一个5至6太字节信息的数据库可供使用。全球覆盖图层的分辨率低得令人失望，美国以外许多大城市的再现质量都很差，有些则根本看不到。锁孔公司无力向商业卫星公司购买足够的授权数据来覆盖整个地球，因此就连英国也只能以1公里的分辨率呈现，根本认不出街道。高度常常无法对齐，图像模糊不清，应用呈现出来的效果让人感到非常“平坦”，许多评论者因此质疑它所宣称的三维视图。

然而，房地产市场以外的人很快发现了它的用途。美国及联军部队在2003年3月入侵伊拉克时，美国新闻网络不断使用EarthViewer展现巴格达轰炸目标的图像。报纸说这些报道“让一家小科技公司及其超先进的三维地图一炮走红”。当用户蜂拥访问网站并致其瘫痪时，据报道公司的首席执行官约翰·汉克表示：“这不是最糟糕的问题。”⁴⁴中央情报局已经对锁孔公司产生兴趣，并且早在几周前就通过中情局出资成立的非营利私人公司In-Q-Tel对公司进行投资。这是In-Q-Tel代表国家图像与测绘局第一次投资私人公司。国家图像与测绘局于1996年脱离国防部正式成立，其使命是提供精确的地理空间信息，以支持军事作战和情报工作。In-Q-Tel宣布对锁孔公司进行投资时，表明“为了向国安人员展示锁孔公司的科技价值，国家图像与测绘局使用这种科技来支援伊拉克的美军部队”。⁴⁵锁孔公司到底为中央情报局做了些什么依然不为人知，但资本的注入意味着公司的短期成功是毋庸置疑的。截至2004年末，锁孔公司已经发布了6个版本的EarthViewer。

接着谷歌就出现了。2004年10月，这家互联网搜索引擎公司宣布收购锁孔公司，未透露收购价格。谷歌的产品管理副总裁乔纳森·罗森伯格表达了他的喜悦：“这项收购让谷歌用户有了一个强大的新搜索工具，使用户可以观看地球上任何地点的三维图像，并且可以使用一个包含大量道路、商店和其他许多风景区的数据库。锁孔公司的加入对谷歌极有价值，有助于谷歌极力组织全世界的信息，让全世界的人们都可以获取和使用。”⁴⁶回顾往事，阿维·巴尔-兹夫认为收购锁孔公司使谷歌获得一项技术，可以设计一款“就像有了特异功能的实体地球”的应用。⁴⁷但在当时，似乎并没有人意识到这项收购对谷歌未来更广泛的商业模式有多重要。

谷歌如何成就全球霸业的故事，已经有人讲述过了⁴⁸，但简要回顾它如何成长为线上世界的核心玩家之一，就能解释锁孔公司的加入为何对这家公司这么重要。谷歌的创始人谢尔盖·布林和拉里·佩奇1995年在斯坦福大学结识，同为计算机科学的博士生。那时万维网依然还在襁褓之中，但布林和佩奇都认为，开发帮助用户在浩瀚的网站和链接之中畅游的搜索引擎，拥有不可限量的市场潜力。像AltaVista这种搜索引擎缺少进行“智能”搜索的能力，无法依据可靠性和相关度组织信息，也无法剔除网络上令人厌恶的元素（包括色情内容）。

对佩奇和布林来说，只要观察一下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的形势，马上就可以看出挑战在哪里。他们在1998年4月时说：“如今网络搜索引擎用户面临的最大问题，在于搜索结果的质量。虽然这些结果常常很有趣，而且能拓展用户的视野，但也常常令人困扰，也耗费了宝贵的时间。”他们的解决方案是“网页排名”（PageRank，用佩吉【Page】的姓氏作为双关语），通过设法评估某个网页的超链接数量和质量来衡量该网页的重要性。布林和佩奇一开始就用非常鲜明的制图学语言来描绘网页排名。他们在1998年时写道：“网页的引用（链接）图是一项重要资源，然而现有的网络搜索引擎大多没有加以利用。我们绘制的地图包含5.18亿个这样的超链接，是总体之中的显著样本。这些地图让我们能很快算出网页的‘网页排名’，这是一个测量网页文献引用重要性的客观方式，也符合人们对于重要性的主观概念。”⁴⁹如此产生的一套系统今天依然推动着每一次谷歌搜索，2011年时估计每秒有超过34000次这样的搜索（每分钟200万次，或每天30亿次）。⁵⁰

1997年9月，布林和佩奇注册了Google这个域名（原本想用的是googol这个名字，这是一个数学术语，代表一个一之后接着一百个零，但在线上注册时拼错了）。不到一年时间里，他们就将3000万个线上网页编入索引，而到了2000年7月，这个数字达到了10亿个。2004年8月，谷歌以每股85美元的价格公开发行，以高达20亿美元成为史上最大规模的技术类股融资。在2001至2009年之间，谷歌的利润从约600万美元飙升到超过60亿美元，收入超过230亿美元，其中97%来自广告。谷歌目前的资产估算超过400亿美元，每天处理20拍字节信息，而全球员工仅为2万人，其中约有400人从事地理空间应用开发的工作。⁵¹如此不同寻常的成长经历自然产生了一种同样具有新意的商业哲学。除了希望组织全世界的信息并让其可以被广泛获取，也有一系列信仰推动着谷歌，展现在公司的使命说明中：“网络需要民主作风”；“信息需求没有国界”；而其中最有争议的是，“不做坏事也能赚钱”。⁵²

2004年时，谷歌已经实现了克劳德·香农把信息进行数字量化的理论：现在的问题是，如何将这些信息商品化，并转化成经济利润？谷歌收购锁孔公司的动机与此问题密切相关，也显示出它把握互联网动向的能力。线上用户群不只满足于被动地查看信息，他们也期望与产生的内容发生更多的互动，并提高利用内容的能力——这种转变就是Web 2.0，最显著的例子是写网志、社群网络化以及上传各种不同的媒体。谷歌明白，如果自己的抱负是要“组织全世界的信息”，它就需要以某种方式描绘其地理分布，并且怂恿商业和个人用户来购买这些信息并与之互动。它真正需要的其实是最大的虚拟地理信息系统应用，而锁孔公司的EarthViewer正好符合条件。谷歌收购锁孔公司后的第一步举措就是将EarthViewer的购买价格从69.65美元削减至29.95美元。照乔纳森·罗森伯格的说法，既然他们准备进行品牌重塑，他们接下来就要深入研究一番。2005年6月，收购锁孔公司八个月之后，谷歌宣布发布新的免费下载程序：谷歌地球。

最初的反响令人欣喜。《个人计算机世界》杂志和网站总编辑哈利·麦克拉肯在这款应用正式发布前几天进行了测试，称其“令人着迷”。他认为这款应用“是免费下载史上最优秀的免费下载程序”。他随后略述了这款应用的好处。它不需要超强个人电脑来运行，它可以让用户快速环绕全世界，城市和风景都有令人惊艳的三维效果，“真的是不可思议”。至于缺点方面，麦克拉肯承认：“谷歌地球实在精彩，尤其是对一款免费程序来说，以至于我马上想到的是不好意思批评它。”但图像的分辨率差别极大，有些地方仍然无法定位（麦克拉肯就总是找不到香港和巴黎的餐馆）。世界其他地区的数据水平远远落后于美国，麦克拉肯抱怨自己无法搞清这款应用“知道什么，不知道什么”。他很好奇微软网络（MSN）将要发布的虚拟地球（Virtual Earth）软件和谷歌地球比起来如何，但考虑到后者已经推出了试用版，麦克拉肯认为它会发展得很快，事实证明确实如此。⁵³

麦克拉肯知道谷歌地球实际上就是锁孔公司的EarthViewer的改进版（两者使用同一个代码库），彼此之间差别不大。和以前不同的是谷歌地球背后有大量信息可以利用。谷歌投入了几亿美元购买并上传商业卫星和航空图像，其他任何公司都没有这样的资源或远见这么做。当谢尔盖·布林第一次看到EarthViewer的演示时，他在某种程度上就是觉得很“酷”。⁵⁴但谷歌在收购该公司前的种种行动表明，还有其他更多的因素。早在2002年，也就是锁孔公司被收购之前很久，谷歌就开始向数字全球（DigitalGlobe）这样的公司购买高清卫星图像，该公司的两颗轨道卫星如今能以不到0.5米的分辨率，每天拍摄高达100万平方公里的地球表面图像。谷歌获得这些资料后，用每英寸1800点即14微米点距的扫描仪进行摄取。这些图像随后经过色彩平衡之后，再经过“翘曲”来呈现地球的曲面。然后就可以供用户使用。但谷歌并不仅仅依靠卫星图像。它还在4500至9000米高空，使用飞机、热气球，甚至是风筝进行航空摄影。⁵⁵注重照相资料的多元化，是因为公司无法防止取得的资料变模糊。2009年初，有媒体报道称公司会对敏感地点进行审查，例如将美国副总统的宅邸进行模糊处理，但最后证明这纯属捏造：很显然，直接从美国军方获取的原始数据本身就经过了审查，而不是谷歌在进行审查。⁵⁶

公司的这种多样化举措还推动了另一项创举。就在2004年10月收购锁孔公司前几周，谷歌还收购了一家澳大利亚的小型数字制图公司Where2，当时它正着手开发谷歌品牌的地图应用。2005年2月，在推出谷歌地球前四个月，谷歌发布了谷歌地图。⁵⁷最终，这两款应用产生的综合效果，让用户看到一幅写实的虚拟地图套叠在具有照片级真实感的地表图像上，如今用户可以在这两种应用之间切换，获取他们想要得到的信息类型。

谷歌地球自2005年发布起，至今已经经过了七个不同版本的演进，持续改善它的真实感和分辨率，如今已经达到了无可匹敌的水平。2008年，为了拓展数据，谷歌延长了与数字全球公司之间的商业协定，并且与它们的商业对手地球之眼卫星公司（GeoEye）达成协议，使用后者高达50厘米分辨率精度的卫星数据（卫星还有高达41厘米分辨率精度的数据，但与美国政府签订的授权协议禁止这部分数据的商业使用）。⁵⁸甚至连地球之眼公司用于发射卫星上轨道的火箭上，都印有谷歌的商标。对于谷歌地球来说，最近面临的挑战是引入三维地形建模。最初这个应用是把一个卫星图像罩在三维再现的地形上，但麦克拉肯在2005年发现，它无法呈现建筑物这样的地标。以水平或倾斜的角度看地球时，所需的信息远比从正上方向下看的经典航拍视角复杂得多。谷歌的解决方案是使用一种叫作“光线追踪”的技术，这种技术用几何学来模拟人眼。这种应用能识别用户观看的方向，首先将那个部分的屏幕填满，然后再获取周围的数据填充眼睛余光的视野范围。

但谷歌地球最近的技术创新，不是公司在地理空间应用开发计划中的唯一成果。谷歌现任首席技术顾问迈克尔·T·琼斯（锁孔公司的联合创始人）最近宣布，现在全球使用谷歌地图应用程序接口的网站超过了35万个。⁵⁹2008年6月，谷歌在地图应用中发布了新产品“地图制作工具”，使180多个国家中的任何人都可以添加和编辑本地的地标，如道路、商店和学校，这些信息会被纳入谷歌地图。提交的信息要经过其他用户的评选，还要由谷歌的一个同行评审系统查核，公司称这个系统不仅能让用户制作自己的地图，还能获取实际上相当于免费的地理资料。

这项创举带来的一个重大后果是，制作一幅全球标准化的虚拟世界地图的梦想（或恐惧）永远不会实现。谷歌驻伦敦地理空间技术专家艾德·帕森斯承认，谷歌起初抱有“一种天真的观点，认为我们可以制作出一幅整个世界的全球图像”。⁶⁰但当他们认清各国和当地的用户希望保留某些再现自然和人文地貌的方法，谷歌便决定制作地球的基本再现模型，让用户在上面添加他们各自文化特有的符号和象征。有批评者指出，谷歌地图制作工具程序缺少类似英国地形测量局这种组织的专业评审，而且谷歌实质上是在免费收集信息。但这项创新无疑让人们能够为他们的周遭环境绘制一幅图像，这在制图史上是无与伦比的。

谷歌地球目前的功能给人们带来的激动是可以理解的。虽然这个应用还处于萌芽状态，但已经规划了全球覆盖面和三维建模的进一步发展，如今已经可以在技术上展望博尔赫斯有关1∶1比例尺地图的奇想了。帕森斯声称：“如果你和从事互联网制图以及从事我们这种工作的人谈谈，我们大多数人都完全相信可以制作出1∶1的地图。”但与博尔赫斯所想象的传统纸质地图不同，帕森斯认为这种虚拟地图将会在“现实的多种层面”上操作。谷歌存储的不同类型信息可以被随时调用，并且是层叠在1∶1比例尺的地理空间图像上的：与人们的社交网络、资金流动、地下交通路线以及各种不同商业信息相关的数据，随时可以即刻获取。谷歌地球很快就能为我们提供一幅具备“现实虚拟性”的世界图像，除了军事和法律以外，不会受到任何限制：美国的军事基础设施仍然限制最高分辨率卫星图像的存取，包括用于商业的数据，而对于隐私权的担忧会在空间法的新领域起到何种作用，至今仍不明朗。以10厘米的分辨率拍摄的卫星图像，现在已经可以识别出人的面孔，但在法律确定这些资料是否可以自由使用之前，谷歌只能等待。

与此同时，公司继续发展搜索引擎和地理空间应用，事实上创造出了一幅巨大的网络地图。布林和佩奇在最初建立“网页排名”时就预计到了这一步发展，但他们对于虚拟制图的粗浅理解与制图学的传统定义非常不同，后者指的是把自然地形绘制成地图。如果说万维网是一张“通过互联网存取的超链接文档构成的网络”⁶¹，那么谷歌正在建造一张无限的虚拟网络，试图再现一个不断扩大的信息世界。谷歌地球是这个过程的重要附属品，它让人们先看清自然地形，然后向下钻入可能有无限层次的数字信息，其中大部分都是人眼所无法“看见”的。2010年4月，谷歌将谷歌地球整合到“地图”网站，让用户可以在两者之间随意切换，这使谷歌地球应用变得更加重要。⁶²对谷歌而言，地理空间应用存在的正当理由是让地球的数字图像成为获取一切信息的媒介；迈克尔·T·琼斯在2007年时写道，谷歌“颠倒了作为应用的网络浏览器和作为内容的地图两者扮演的角色，结果产生了一种地球本身成为浏览器的体验”。⁶³谷歌地球应用——按照谷歌的说法——是用户获取和查看信息的入口。至少目前来说，这似乎完全符合世界地图的定义，世界地图就是由自身的文化信仰和假设构成的，而这些现在可能点一下鼠标就能获取。

可以上传至虚拟地图的数据规模看起来无穷无尽。2010年时，艾德·帕森斯估算，如果把人类在1997年之前记载的全部资料数字化，那么接下来13年互联网的使用就会让这个数字翻倍。在那之后，他估算仅需18个月这个数字就又会翻倍。经过估算，万维网目前的规模已达惊人的1800艾字节（一个艾字节包含100万兆个字节，即10的18次方），接近120亿页。⁶⁴但容量并不是问题。帕森斯称：“如果每个星球都有一个和目前互联网规模相当的互联网，我们也会很容易就能将其填满。”正如制图史上一再发生的一样，真正的挑战是如何追上信息的累积，甚至超载。谷歌及其地理空间应用也许跟得上数据激增的步伐，但要绘制成地图，将是一个正在进行的过程，并且如同托勒密、伊德里西和卡西尼家族发现的那样，也是一个永无止境的过程。

*

1970年，美国地理学家沃尔多·托布勒提出了著名的“地理学第一定律：一切事物都是与其他一切事物相关联的，而邻近的事物要比遥远的事物关联性大”。⁶⁵托布勒是计算机制图的早期先锋，他在使用计算机模拟底特律人口增长的过程中提出了他的第一定律。这个第一定律暗示了全球互联性以及计算机技术在人文地理学制图方面的重要性，它是互联网的一个象征，并且成为谷歌地球的地理空间技术专家的驱动原理。第一定律指出了一个事实，自托勒密以降，地理学就一直是自我中心式的。使用者一开始先在地图上寻找自己或自己的社群，但随后就渐渐对边缘的“遥远事物”失去兴趣。当他们第一次登录谷歌地球（或其他任何地理空间应用）时，大多数人都会首先输入自己的位置（例如地区、城市、乡镇，甚或是街道），而不是将这个应用作为拓展地理学知识的工具。

对谷歌而言，托布勒的第一定律提供的不仅是一种线上绘制世界地图的方法，也是从地图信息中盈利的方法。艾德·帕森斯指出：“对我们来说，谷歌地球和谷歌地图是地理的视觉再现。但我们所做的几乎每一件事中都有地理元素，因为几乎所有信息都有一些地理背景。”他估计30%以上的谷歌搜索中都包含清晰的地理因素：除了根据字母和数字，谷歌实际上也根据地理来组织信息。地理空间应用如今牢固地深植于谷歌搜索的体验之中。任何搜索都可以立刻与地图应用进行对比，以确定信息所在的空间。如果我在谷歌中输入“中餐馆”，我会得到本地7家餐馆的清单，每家都有一个地点信息页面，配有一幅谷歌地图，显示餐厅的位置。这是公司投资这些应用的一个层面，却是大多数地理学家没有注意到的，因为他们只注意谷歌地球和谷歌地图的制图学层面。帕森斯直接跟着托布勒的话往下说，个人及个人使用地理空间应用的机动性越来越高（例如通过手机），这意味着“距离我们较近的信息要比距离较远的信息更重要”。他举了关于广告的例子。如果一家商家能够“让过去曾对他们的产品表达出购买偏好的人，在距离店面100米以内的地方看到它们的广告，那么这就正中要害了。人们会为这类信息花高价”。⁶⁶扫视一下谷歌的年利润就会发现，商家们确实在为这些信息埋单。在谷歌手中，克劳德·香农的可计算信息理论终于找到了市场。在异地的虚拟影像中，天涯就近在咫尺，这些虚拟影像正是谷歌的巨大利润来源。

早在2006年5月，就在谷歌收购锁孔公司一年之后，迈克尔·T·琼斯在一次访谈中谈到了帕森斯的观点。琼斯认为：

要说谷歌发布谷歌地球不是为了赚钱，那真是无稽之谈。谷歌是一家实实在在的以盈利为目的的商业公司。谷歌地球将世界与世界的信息连接起来，这在以前是根本不可能的，激发了数千万民众的想象力。这对谷歌是件好事。尽管我们的商业模式是吸引人们注意谷歌，让使用谷歌搜索的人付费，这非常有效。因此，那些觉得我们开发谷歌地球不是为了赚钱的人一定没有真正理解我们的生意。我们的生意不是以制造地理信息系统组件为目标。它们只是我们做生意的工具。⁶⁷

如此产生的电子商务模式被经济学家称作“谷歌经济学”（Googlenomics）。2002年时，谷歌已经发展出一套通过销售线上广告空间来赚取收入的方法，“这可能是历史上最成功的商业想法”：关键词广告（AdWords）。⁶⁸“关键词广告”使用一种复杂的算法来分析每一次谷歌搜索，并决定哪些广告客户可以将他们的商业广告显示在每个搜索结果页面的“赞助链接”部分。商业公司进行秘密投标，给出用户每次点击自己的广告时，它们愿意支付给谷歌的价格，这是世界上规模最大、速度最快的拍卖市场。不出一秒，谷歌就能决定谁出价最高，并按照出价把它们的广告在赞助链接中排序。每次有人在谷歌上搜索，他们就不经意间参与了一次永不停歇的高达数十亿美元的全球拍卖会。谷歌将这样的方案卖给广告客户，允诺可以让他们“恰恰在潜在客户搜索你们的产品或服务之时，和客户联结，而且只有当客户点击你们的广告时，你们才需要付费”。⁶⁹这就是谷歌的广告主管所称的“点击物理学”。追求利润的同时也是一种获取更多数据的方法。“销售广告”，史蒂芬·列维写道：

不仅产生了利润，还会产生与用户品位和习惯相关的大量数据，谷歌随后对这些数据进行筛选和处理，以预测未来的消费者行为，从而改进产品并卖出更多的广告。这是谷歌经济学的核心和灵魂。这是一套持续进行自我分析的系统：这种以数据为原料的反馈回路不仅界定了谷歌的未来，还界定了所有在线上做生意的人的未来。⁷⁰

谷歌经济学的核心是公司的地理空间应用。“关键词广告”让各公司更有效地为它们的广告锁定目标，而谷歌地球和谷歌地图则为它们的产品在自然和虚拟空间里进行定位。地理空间应用找到了用武之地，这正是迈克尔·T·琼斯在最近的一场讲座中隆重宣布的“地图的新意义”。琼斯将线上地图定义为“一个做生意的地方”，是一个“应用平台”，商家在这个平台上交易他所谓的“可操作信息”。⁷¹公司开发地理空间应用背后的动机显然越来越商业化，但琼斯所谓的“地图的新意义”和地图与商业间的亲密关系都并不如他所想的那么新鲜。谷歌地球是一段悠久而卓越的制图传统中的一部分，这种根据商业需求绘制地图的传统至少可以追溯到伊德里西的地中海商品区域地图。在它之后是里贝罗为了获取印度尼西亚半岛商贸财富而绘制的世界地图、麦卡托为航海家绘制的投影、布劳为荷兰富商和市民编纂的地图集，甚至还有哈尔福德·麦金德绘制的反映竞争越来越激烈的市场如何引发帝国冲突的世界地图，不绝如缕。如果说地图及制图者的动机是对看似与利害无涉的地理信息的追求，而要获取地理信息却需要赞助，无论是国家出资还是商业投资。制图和金钱总是携手共进，并且反映了某些统治者、国家、商家或跨国公司的既得利益，但这并不能否定他们资助的制图师带来的创新。

但谷歌的所作所为和之前的情况有一个重大区别，不仅仅是规模的差异，而是关系到建构地理空间应用以及“关键词广告”和“网页排名”的计算机源代码，它们在原则上仍然符合克劳德·香农有关如何进行可互换信息通信的基本公式。出于明显的商业理由，谷歌没有公布源代码的相关细节⁷²，这意味着有史以来第一次，建构世界观的信息无法被公开及自由获取。过去所有的制图方法最终都会透露它们的技术和信息来源，在十六至十七世纪的制图案例中，尽管制图师试图不让竞争对手知道制图的细节，最终也都以失败告终。即便这些地图都不是专门为了获取经济利润而设计，也不具备谷歌如此大规模的数据，让它限制源代码在公共领域流通。谷歌地图的应用程序接口让用户可以复制谷歌的地图，但却无从得知源代码；而且就像“关键词广告”一样，谷歌通过追踪地图的流通可以拓展用户品位和习惯的数据库。谷歌地图应用程序接口的授权条款还保留了公司的权利，允许它们在未来任何时候都可以在使用其地图的网站上放置广告：这个做法既有侵犯性又颇具争议，但谷歌不愿意删掉这个条款。建筑史学家威廉·J·米切尔写道：“控制代码因此就是一种力量。谁将写出逐渐安排我们日常生活的软件？这种软件应该允许什么，禁止什么？它应该重视谁，又排斥谁？编写这些规则的人要怎么负责？”⁷³

与此相似，谷歌现在正在进行的将全世界图书馆数字化的计划，也是试图让人们在线上自由、即时地获取信息——尽管批评者认为这实质上是谷歌企图垄断这些数据，并且指出这些数据普遍受到限制（谷歌的图书无法打印，也无法完整阅读，除非用户支付一笔费用才可能会解除这些限制）。⁷⁴2011年3月，美国联邦法官陈卓光否决了谷歌准备以1.25亿美元将作者和出版集团超过1.5亿本书籍上线的交易计划，因为这会让该公司具有“远远胜过竞争者的强大优势，奖励它在未经许可的情况下大规模复制受版权保护的书籍”，可以说是让谷歌垄断图书搜索市场。⁷⁵2011年9月，谷歌向美国参议院委员会答复一项指控，有人认为它滥用自己在全球线上搜索的优势地位，将自己的服务摆在显眼的位置，在接下来的几年中，这种指控看来似乎越来越多。⁷⁶

谷歌回应说，做出有损自己作为公平的线上信息提供者身份的事，从而失去客户的信任，是不符合公司利益的，它还辩称，版权所有者可以从图书数字化中获得经济收益。最后，公司坚称自己的用户（以及像谷歌地球社区这样的注册线上群组）不会容忍公司有任何走向垄断信息、政治偏向或接受审查的行为。然而，人们对于谷歌在地理和图书领域的野心仍然感到担忧。谷歌应用的用户或许并没有充足的动机或组织性来反抗信息垄断。只有政府能够通过竞争法制定必要的制衡机制。与此同时，谷歌的商业使命与更为进步、互动的精神之间的关系看起来越来越紧张，让公司难以承受。在这个方面，谷歌地球的地理空间技术专家很像十六世纪的人文主义制图师，如第奥古·里贝罗和马丁·瓦尔德泽米勒，背负政治和商业压力拓展地理信息的范围。但与十六世纪不同的是，现代公民社会有政府、非政府组织和线上社区的监督，并且可以适时批评谷歌这样的公司。

我们也应该持续留意这些地理空间应用的局限性。技术性问题依然存在。谷歌目前还无法提供整个星球的标准化高分辨率数据——尽管它公开表示很享受提高覆盖率的挑战。在对四大主要线上地图网站（谷歌地图、微软网络地图、MapQuest和Multimap）进行的一项调查中，芬兰信息技术顾问阿努-玛丽亚·尼瓦拉和她的同事对一组用户做了一系列对照测试，这些用户指出了403个问题，从搜索操作的困难到用户界面、地图视觉化图像和地图工具的诸多问题。线上地图往往“在屏幕上看起来凌乱、令人困惑、不安而且不舒服”。投影常常看起来“很怪异”、图像“信息超载”、平移和缩放不稳定、版式设计糟糕、数据不统一，让参与者问出那个由来已久的问题：“是谁决定地图包含什么，不包含什么？”⁷⁷如果所有相互竞争的商业网站采用标准化的地图，可以改善其中的一些问题，但这在可见的未来几乎是不可能发生的事。

除了地理空间应用目前正面临着的技术挑战，所谓“数字鸿沟”才是长久以来难以解决的问题。尽管已经有超过5亿人下载了谷歌地球，远远超过自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流通以来，估计印制了8000万份的彼得斯投影，但这个数字应该拿来和全球70亿人口对比，他们之中很多人不仅无法连接互联网，而且根本不知道它的存在。2011年时，在近70亿的全球人口及估计20亿的线上用户中，仅有北美洲、大洋洲和欧洲的互联网普及率超过50%。全球的平均普及率为30%，亚洲是23.8%，而非洲仅为11.4%，即1.1亿互联网用户。⁷⁸这不仅是科技获取途径的问题，也是信息获取途径的问题（这在发展研究中被称为“知识无界”）。⁷⁹这些数字意味着，真正使用谷歌地球这种应用的用户，主要局限于西方受过教育的精英人群。这也意味着，在这类应用正在描绘的某些地区，当地人几乎或完全不知道正在发生的事情。

然而，谷歌地球是一件拥有巨大潜力的科技杰作，由于用户越来越偏爱线上全球定位系统技术，舍弃了包含国家、城市和乡镇的传统地图和地图集，它可能预示了纸质地图的死亡，或至少马上就要衰退。目前，它让所有互联网用户都可以以前所未有的方式获取地理信息，而且被个人和非政府组织用于各种环境和政治改善情况中。谷歌创造了一种个人化的地图使用方式，并且还允许将其废除，这一点是前所未见的，它还许诺未来的创新会让我们大大改变对地图的传统感知，拥有帕森斯所谓的“增强现实应用【通过计算机生成的声音和图像等输入信号来修改真实世界的环境】，将信息覆盖在可能一度用地图再现过的世界图像上”。⁸⁰

尽管有这些发展，谷歌地球依然保留了与比较传统的制图再现方法的连续性。先让你看到整个地球，然后下降，观看大洲、国家和个别的地区，这种安排就是参照了麦卡托和布劳推广开来的地图集格式。相信自身的技术能够以透明的再现行为来“反映”地球，这种想法至少从文艺复兴时期开始就是全球制图实务的核心，一如制图师坚定不移地相信数学有能力将地球投影到平面上。出现在谷歌地球主页上的整个地球看起来可能像照片般真实的卫星图像，但它代表的仍然是一个投影在平面或屏幕上的三维物体。所有这样的图像都选用一种特殊的投影法，谷歌地球采用的是“一般透视投影”。⁸¹谷歌地球选用这种投影法，让本书在最后又回到了原点，因为该投影法的发明者不是别人，正是托勒密。在《地理学指南》中，托勒密描述了这种“平面中的球体”投影，“被认为占据了子午线贯穿回归线的位置”。⁸²这幅投影是从太空中的一个定点观看地球，可以是垂直的视角（如托勒密描述的情况），也可以是倾斜的。最初，这种投影没有什么实用价值，因为它无法再现地球的细节。然而，摄影和太空旅行让这种投影重新焕发了生机，因为像阿波罗17号拍摄的地球照片有一种倾斜的垂直角度，这仿佛是人眼从远处观看地球。对于谷歌地球这样的应用来说，一般透视投影是一种在二维平面再现三维地球的理想方法，因为这能呈现出一幅如画般令人满意的地球图像，而拜剪影贴图和光线追踪所赐，观看者能够急速下降，在地表飞翔穿梭，“看见”增强的表面信息。尽管如此，谷歌地球在决定选择这种方式再现地球时，仍然牺牲了一些地理特征，例如对两极区域的正确再现。地理空间应用将地球转化成一串串克劳德·香农的1和0，接着再利用算法将它们转化成我们身边世界的可识别图像。因此，在这些方面，谷歌地图的方法和托勒密的一样古老，采用从上空俯瞰地球的粗浅几何学，也和他一样根据纬度和经度的数值计算，以数字的方式再现世界。⁸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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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歌地球这种地理空间应用的兴起和演化所引发的焦虑并不新鲜。从石板换成羊皮纸和纸张，再换成手稿彩绘、木版印刷、铜版刻印、平版印刷和计算机制图，每当历史上制图媒介发生重大变化的时刻，都会伴随着类似的焦虑。在每一个转折点上，制图师和地图使用者们都试图利用宗教、政治或商业压力，根据他们各自的特殊利益来塑造地图。当前有关谷歌及其地理空间应用的争论，质疑它免费传播信息以及与政府当局冲突，究竟是长期垄断式经营模式造成的结果，还是由于对网络力量天生的民主式信仰使然，从某些方面来说，只是反映出这些历史潮流在加剧罢了。

和大多数跨国公司一样，谷歌内部对于未来的发展方向无疑也存在分歧，而它看起来越来越难以兼顾对巨额利润率的渴望以及表面上看似民主的理想。就像克劳德·香农的电子通信理论，最初激励谷歌的动力奠基于以前所未有的流通规模实现可量化、无噪声信息的通信。但谷歌更进一步，它开发出来的方法不仅可以量化地理信息，还为它赋予了货币价值。在地图发展史上，还从来没有让一家公司垄断有价值的地理信息的先例，而随着谷歌在全球线上搜索市场中的份额达到70%，那些互联网从业者也忧心忡忡。西蒙·格林曼相信，尽管谷歌“地球应用的开发工作已经做得非常出色，他们仍然还有潜力以空前的规模主导世界地图的绘制。如果我们把时间拨快十至二十年，谷歌将会拥有全球的制图和地理空间应用”。⁸⁴这家公司总喜欢说，鉴于它的线上地图可以在全球任何地方准确指出我们的位置，我们将成为知道迷路是什么意思的最后一代人。我们可能也是知道由各种不同的个人、国家和组织绘制出来的地图是什么样子的最后一代人。我们正站在一种全新的地理学的边缘，而这种地理学可能是有史以来第一次冒着被一种单一使命驱使的风险：通过垄断可量化的信息积累财务利润。

结语　历史之眼？

本书描述的每一幅地图本身也都自成一个世界。然而，除了为它们的时空提供了一幅独特的图像，我希望我还展示了这12幅地图所共有的某些特征。无论具有什么形状和尺寸，每幅地图都接受有一个外在世界存在的事实。事实上，这种信仰几乎是所有文化共有的，一如人们渴望用图形把世界复制成地图的样子。不过对这个地球世界的感知，以及用来表现它的绘图方法，从希腊的圆形到中国的方形，再到启蒙运动时代的三角形，差异极大。每幅地图也都（或暗或明地）接受无法将地球完整地绘制在平面上的事实。托勒密承认他的投影对这个问题的解答并不令人满意；伊德里西也承认这个困境，但他更注重区域地图，绕开了这个难题；麦卡托相信他提出了最好的折中方案；而彼得斯则只是强调了这个问题，并且在此过程中预见到了现在层出不穷的地理空间应用，它们提供了各式各样、包含各种制图学缺陷的完整地球图像。

我希望本书已经表明，没有一幅世界地图已经（或者能够）确定而直接地描绘它的主题，可以为观看者提供一只不存在的眼睛来看世界。每幅地图都是制图者和使用者持续不断进行协调的结果，因为他们对世界的理解也在不断发生改变。面对赞助者、制作者、消费者和产生地图的世界这些相互竞争的利益，世界地图永远处于一个不间断的生成过程之中。出于同样的理由，任何一幅地图都不可能被界定为已完成的状态：卡西尼家族的测量计划就是最显著的实例，说明地图会不断展开下去，而里贝罗从十六世纪二十年代起的一系列世界地图提供了相似的例子，布劳则仅仅完成了地图集的第一卷，而这个地图集原本可以无限延续下去。尽管地图可能设法根据一个既定的原则来囊括整个世界，但世界是一个持续演变的空间，不会停下来等待制图师大功告成——谷歌比其他任何竞争对手都更清楚地明白这一点，并更好地将其转化为优势。

地图并非单纯地反映世界，更是对世界的一份提议，而这些提议都来源于特定文化中的流行假设和既有见解。地图和这些假设与见解之间的关系总是互相影响的，但并不一定是固定或稳定的。赫里福德《世界地图》提出了一种基督教对创世的理解，并预示了末日的降临；《疆理图》描绘的世界图像将帝国强权放置在正中心，并且相信风水的“形势”是尘世存在的核心。两者在逻辑上都和产生地图的文化保持一致，但它们也从各自的信仰体系向外推断，追求一个包罗万象的整全世界观。这种相互关系是全部十二幅地图共有的特征。每幅地图都不仅反映了世界，也属于这个世界。对历史学家而言，它们全都为理解一种主流观念——宗教、政治、平等、宽容——创造了条件，我们通过这些观念发现我们自身的意义，与此同时也理解了我们身边的世界。

尽管像亚瑟·罗宾森这样的制图学家想极力说明地图是通过怎样的认知过程改变人们的信仰和地理学想象的，但人们如何将地图再现周围世界之空间信息的方式进行内化，至今没有确定的答案。在多卷本著作《地图学史》中，约翰·布莱恩·哈雷和大卫·伍德沃德（后者是罗宾森的学生）承认，“关于早期社会对地图的意识水平如何”是“几乎不存在任何证据的”。¹地图可以成功地创新，但显然仍旧无法影响人们对世界的感知。伊德里西的地图提出了一个理想，希望建构一个伊斯兰教和基督教文化互相交流的世界，但十二世纪在西西里促生这些地图的综摄文化的崩塌，意味着看过这些地图的人恐怕寥寥可数，而有机会接受这些地图的世界观的人则更少。与此相反，针对专业人士如何使用阿诺·彼得斯世界地图进行的调查，反映出他们几乎不知道地图的细节有缺陷，却普遍接受了它对地理学平等的诉求。此外，有时也会有人忽然揭示出一幅地图如何反映主流的关注或忧虑，比如十二世纪的中国诗人描绘地图再现了一个消逝的神话般的帝国，或是拿破仑的士兵向一位吃惊的教士解释卡西尼地图的神奇力量，向他展示法国的疆土。地图可以从它所处的文化中获得假设，使用者或者接受或者拒绝，因为这些假设会被不断检验和重新调整。

存在客观、科学的制图术这种假设在十八世纪的欧洲出现，这激励着卡西尼家族及其追随者相信，终有一日可以计划制作一幅被普遍接受的标准化世界地图。时至今日，即使线上地理空间应用多如牛毛。依然没有出现这样的地图，这证明我们在选择自己偏爱的世界地图时总要有所妥协，接受它们“永远不会大功告成，地图的工作永远做不完”。²因此在本书的结尾，我要再讲最后一个绘制世界地图的计划，它注定也有一个失败的结局。

1891年，国际知名的德国地貌学家阿尔布雷希特·彭克在波恩举行的第五次国际地理大会上提出了一项全新的制图计划。彭克在十九世纪末预见了哈尔福德·麦金德关于地理学现状的看法，主张现在已有足够的资料把地表绘制成图，制作国际世界地图的时机已经成熟。彭克的计划是“以1∶1000000（15.78英里比1英寸，即10公里比1厘米）的比例尺绘制一幅世界地图”。彭克指出，目前的世界地图“在比例尺、投影法或制作风格上都不统一；它们在全世界各个不同的地方出版，常常很难获取”。³他提出的解决方法是制作“国际世界地图”。

以世界顶尖制图机构的国际合作为基础，“国际世界地图”将要制作2500幅地图，覆盖整个地球。每一幅都覆盖纬度4度和经度6度，使用统一的投影法——经过修正的圆锥投影法——并使用标准的惯例和符号。这个投影不需要精确再现整个地球，因为彭克强调实际上根本不可能将2500幅地图拼在一起，这番论证让人想起伊德里西的方法：光是亚洲的地图就占据2.8平方米的空间。彭克呼应了麦卡托和布劳这两位伟大的宇宙学家，认为他的想法“也许被描述成‘世界地图集’更好”。⁴本初子午线会穿过格林尼治，所有的地名都用拉丁字母书写。自然和人文地理将以完全统一的方式再现，甚至用来再现政治边界的线条宽度，以及描绘森林和河流等自然特征的颜色也将统一。

彭克估计，“一版制作1000份的成本为每平方英尺9英镑左右”。他承认，如果“完整的版本按照每页2先令销售，亏损将超过10万英镑”，但他也指出，政府在科学和殖民地探险的花费远为巨大，例如“四五十年代的北极探险和比较近期的非洲探险的花费”。大国——英国、俄国、美国、法国和中国——将负责绘制超过半数的地图。彭克呼吁各国抛弃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差别来进行国际合作，他相信如果“这些国家赞成这项计划，就会成功在望，尽管有些地图必须由私人完成，或者是由地理学会而非政府出资”。⁵

这是一项充满理想主义的计划，总结了启蒙时代对具有科学精确性之标准化实在论的信仰，是把《卡西尼地图》所代表的国家制图方法实施到全球。不过这个计划有两个问题。谁都不知道那些几乎没有测量经验的国家要如何完成这项任务，尤其是如果它们缺少必要的财政资源的话，而且彭克也无法令人信服地证明这幅地图的潜在利益。他宣称：“我们文明生活的环境和利益让优秀的地图成为必需品。我们自己国家的地图必不可少；商业利益、传教事业和殖民计划创造出对外国地图的需求，而为了教育目的和解说当代历史所需的地图更是数不胜数。”⁶这些理由对于这项计划的许多批评者来说并不充足，他们之中有一位在1913年写道：“我没发现有人对这幅地图的确切目的做出过非常明确的表述……也许我们可以认为，它是供系统地理学家使用的，不过要等到确定了这样的人有什么用之后。”⁷彭克之所以对这幅地图的实用性深信不疑，要归因于那个时代的主流价值观：地图可以界定现代民族国家、促进全球资本主义、帮助传播基督教，并且为欧洲帝国的殖民扩张提供了正当理由。如果如彭克所说，一幅“统一的世界地图同时也是统一的英国地图”，这或许对英国有好处，但对其他人则未必。

波恩大会同意对“国际世界地图”的实施进行研究，后来的几届大会也继续支持这个想法，但却没有什么实际行动。直到1909年，有一个国际地图委员会（彭克也是其中一员）在伦敦的外交部开会。这个委员会由英国政府召集，政府已经明白按照自身的利益来设计这个计划有哪些好处。委员会就地图细节的形式达成一致，包括整个计划的索引图表，以及制作第一批地图的计划。不过直到1913年，只绘制了6幅欧洲地图的草图，而且地图所再现的国家大多以自身的国家或政治理由拒绝接纳。第二次会议于1913年在巴黎召开，目的是为了确定每一幅地图的标准都必须统一，但这次商议却遭遇了重挫，据说美国已经决定独立制作1∶1000000比例尺的南美洲地图。

由于“国际世界地图”计划的破产，英国代表团提议应该设立一个中央办公处，在地形测量局的办公室来执行这项计划，由皇家地理学会提供表面上脱离政治的私人资金。这骗不了几个人：支持这项计划的是总参谋部的地理科，又称为MO4，是隶属于英国政府的情报组织，负责收集和制作军事地图。随着1914年宣战，地形测量局在皇家地理学会和总参谋部地理科的支持下，制作了一系列1∶1000000比例尺的欧洲、中东和北非地图，以支持协约国作战。⁸彭克当初希望在创制地图时能够超越国家和政治歧异，最终却将地图变成了战争工具。

1918年之后，计划进行得举步维艰，而彭克认为《凡尔赛和约》是政治不义之举（该合约将自身的地图划分强加给战败的德国），这让他感到幻灭，从这项计划中撤身而出。到了1925年，该计划的中央办公处汇报已经制作了200幅1∶1000000比例尺的地图，而其中仅有21幅符合1913年代表团在巴黎商定的原始标准。⁹到了1939年，仅仅又完成了150幅地图。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地形测量局也就不再参与“国际世界地图”的制作。皇家地理学会秘书亚瑟·辛克斯认定，这项计划的国际精神是错误的。他写道：“这里的教训似乎是，如果你想要一幅覆盖整个大陆、风格统一而且可以批量生产的地图，那么你就必须自己来做，至于要不要给它加上国际的名头，只是一个选择的问题，或者说是权宜的问题。”¹⁰

第二次世界大战确立了军事制空权的重要性，相较于地形测量局资助制作的相对大型地图，航空图被认为更加重要。这场战争还破坏了地形测量局本身。1940年11月，南安普敦遭到空袭，炸毁了地形测量局大部分的办公室，以及国际地图的大量相关材料。1949年，仍然参与其中的人提议将计划转交给新成立的联合国。联合国宪章已经承认“精确的地图是妥善开发世界资源的必要条件……这样的地图能促进国际贸易、保障航行安全……还能为研究和平调整措施提供所需的信息……以及实行安全措施所需的信息”。¹¹1951年9月20日，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在第十三次会议上通过了412 AII （XIII）决议，同意将“国际世界地图”中央办公处转移到联合国秘书处的制图办公室¹²，并且在1953年9月由联合国正式接管“国际世界地图”。联合国接手的是一个杂乱无章的计划，只有400幅完成的地图，还需要大量的工作才能完成这项计划。联合国最早出版的索引地图提供了一个全球性概要，说明出版、修订、再版、接收到哪些地图，以及仍然需要绘制哪些地图。整个计划乱成一团，尚待完成的工作令人生畏。¹³

随着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冷战加剧，最初启发制作国际地图的国际合作精神显然已经逝去。1956年，苏联向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提议，以1∶2500000的比例尺绘制全新的世界地图。不出意外，考虑到联合国在“国际世界地图”上的投资，这项提议被否决，但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匈牙利国家土地与制图办公室在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支持下，接手了这项计划。第一批印刷地图在1964年出版，1976年整幅地图首次在莫斯科展出。包括224幅完整地图和39幅重叠的地图，虽然缺乏彭克最初规划的比例尺和细节，而且也只限于在东欧国家流通，但它企图证明，在俄国的赞助下，苏联集团能够做到任何资本主义西方能做的事。¹⁴

图38 “显示百万分之一比例尺国际世界地图出版状况的索引地图”，1952年

联合国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尝试重启“国际世界地图”计划，但收效甚微，而且知名制图师纷纷谴责这项计划玷污了国际宏愿——包括亚瑟·罗宾森在内，他不屑一顾地说国际地图只是“制图学壁纸”。¹⁵1989年，联合国最终放弃并终止了这项计划。完成的地图不到1000幅，而且大多数早已过时。世界在向前迈进。美国政府已经成立了国家地理信息与分析中心，这只是众多国家资助的组织之一，这些组织标志着线上地理空间应用的诞生，以及建立在全球合作基础上由国家资助的国际世界地图之梦的陨落。

启发“国际世界地图”的十九世纪价值——科学进步、帝国统治、全球贸易以及民族国家的权威——最终摧毁了这座制图学的巴别塔。试图创造这幅地图的矛盾之处在于，建构这幅地图的时代已经得到了（或者实际上没有得到）它应有的世界地图。基于西方的制图方法比较优越的假定，当时各帝国和国家对于国际合作透明性的要求过高，使这项计划的学术期望以及科学能力难以招架。就算倾尽二十世纪所有的技术资源和国家的财政支持，仍然无法制作出一幅标准的世界地图——更不用说还有如何采用全球性的地图投影法这个无解的难题。不仅刘易斯·卡罗尔和博尔赫斯故事里的1∶1比例尺世界地图纯属幻想，似乎连1∶1000000的世界地图也同样如此。

尽管阿尔·戈尔怀揣“数字地球”的梦想，如今的线上地理空间应用似乎对重新开展这样一项计划没什么兴趣。¹⁶2008年，在美国和日本政府的资助下，开启了一项由日方主持的计划，试图以数字的方式实现1∶1000000比例尺世界地图的梦想。它被直接称为“全球地图”。这项计划的网站任务说明宣称：“全球地图是一个平台，供人们了解地球的现状，并且以更广阔的视野展望地球的未来。”¹⁷既然本书的大多数读者都没有听说过“全球地图”，由此也就可以看出它的影响力了。即便是谷歌地球的工程师也承认，建立统一的虚拟线上世界地图的梦想是不可能实现的。理由很简单：他们希望保留国际地图意欲超越的国家、地方和语言多样性，因为在如今的全球经济中，多样性和差异化会带来潜在的收益。如果与一件产品关联的地图显示当地的地区是用外语标注的，而且还画满了陌生的符号，没有人会想要购买这件产品。

自从巴比伦世界地图的无名作者第一次用出自大地的黏土塑造他的泥板开始，3000多年以来，人类一直梦想着创造一幅能被普遍接受的世界地图。如今，这似乎依然是一个理想主义的幻想，既然不可能创造出一种能被普遍接受的地球投影法，这个梦想就注定不会实现。尽管谷歌地球表明了自己的观点，但究竟是否还有可能——或者是否值得——创造出亚伯拉罕·奥特柳斯所渴望的那种全面、能被普遍接受的世界地图，以作为无所不知的“历史之眼”呢？

从实务方面来看，尽管存在投影法、比例尺和执行等技术性问题，测量员和大地测量专家大概会给出肯定的回答，但他们需要提供具有说服力的答案，解释这样的计划为何有必要。彭克从来没有提出一个足以反抗二十世纪过度的政治操纵的答案，而晚近的“全球地图”的失败，则表明它那种模糊的环保任务说明也不是理想的答案。本书中讨论的所有地图都表明，它们关于如何看世界的提议，都来源于一种看待世界的特定见解，而这正是彭克和“全球地图”所欠缺的。只要实施规模如此庞大的一项计划依然需要某种国家或公司的资助，那就很难想象它能逃过政治或商业的长期操纵，这些势力常常试图为地球及其居民的多样性强行施加单一的形象。

但若要给出否定的回答，似乎也就认同了一种偏颇的观点，等同于否定全球化的不可避免，以及通过地理学来颂扬共同的国际人道精神的可能性。其实本书讨论的12幅地图都已成功地与这种偏颇的全球世界观进行了搏斗。每种文化都有通过地图观察及再现世界的特定方式，这一点对于谷歌地球、赫里福德《世界地图》和《疆理图》来说都是如此。也许答案不应该是一个无条件的否定，而更应该是一种有所保留的肯定。世界地图总会不断出现，而将来地图的技术和外形也许会让现代地图集中的世界地图，甚至谷歌地球的主页，看起来和巴比伦世界地图一样古老而陌生。但它们也将不可避免地会推行某种特定的计划，在坚持某种地理学阐释的同时，抛弃了其他的可能替代选项，最终选择某种独一的方式来定义地球。不过它们绝对不会“如其所是”地呈现世界，因为真实的世界无法再现。从来不曾存在精确的世界地图这种东西，将来也不会有。吊诡之处在于，我们不能不依靠地图来了解世界，却又无法用地图完美地再现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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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谢

看到本书的书名，读者们也许会奇怪它是不是和尼尔·麦格雷戈（Neil MacGregor）的《100件物品中的世界史》（A History of the World in 100 Objects，2010）有什么密切关系。如果有人认为我对麦格雷戈这本书的崇拜有点过了头，那我也许应该指出，我自己的书名早在2006年就已经（与同一家出版社）确定，而且对于他在我之前用了这种表达方式，我也丝毫不觉得生气。这就是尝试把握时代精神的天性！虽然我在6年前开始构思本书，却是将近20年思考和发表关于地图的著述的成果。在这段时间里，我有幸从许多朋友和同事那里学习地图史，他们慷慨地抽空阅读了本书的部分章节，并提供了非常宝贵的批评意见。在大英博物馆，欧文·芬克尔与我分享了大量有关巴比伦世界地图的知识，并且非常热心地为我寄来相关材料。麦克·爱德华兹热心地帮忙阅读了有关托勒密的章节。埃米莉·塞维奇-史密斯与我讨论了伊德里西，虽然我怀疑她未必完全同意我的所有结论。保罗·哈维也许比任何人都更了解中世纪的“世界地图”，也非常慷慨地对赫里福德地图发表了评论，而朱莉娅·博费和丹·特克拉也提供了有关延伸阅读的有益想法。加里·莱迪亚德是世界知名的朝鲜《疆理图》研究专家，带领我一步步了解早期朝鲜复杂的制图学。肯尼斯·R·罗宾森慷慨地为我提供了一系列有关《疆理图》和朝鲜历史绕不开的文章，余定国给了我许多关于中国资料的深刻建议。大好人卜正民帮忙收集了有关《疆理图》的中文资料，并且善意地让我复制清濬的地图，这是他的发现，我不能归于自己名下。约翰·海斯勒允许我在美国国会图书馆查阅有关收购瓦尔德泽米勒地图的资料，并对这一章提出了犀利的批评。菲利普·D·伯顿与我分享了他对古地图的热爱，还有瓦尔德泽米勒地图估价过程的精彩故事。乔昆姆·阿尔维斯·加斯帕提供了有关十六世纪投影的重要研究，对我陈述里贝罗大有益处。尼克·克莱恩与我分享了大量有关麦卡托的知识。扬·维尔纳仔细评论了有关布劳的章节。大卫·A·贝尔就卡西尼的材料提出了敏锐的看法，而约瑟夫·孔维兹澄清了一些关于卡西尼地图的难懂的问题。马克·蒙莫尼尔以其惯有的锐利眼光阅读了麦卡托和彼得斯的章节。Mythicsoft公司的戴维·韦斯特在有关谷歌地球的技术方面帮助了我：他的专业素养在许多问题上拯救了我，我对此深表感激。西蒙·格林曼也为线上制图的兴起提供了圈内人士的见解，而帕特丽夏·希德则提供了尖锐的批评。谷歌的艾德·帕森斯为整个出版计划提供了巨大的支持；安排时间接受了我的多次采访，介绍我认识了许多人，也阅读了关于谷歌的章节。虽然这本书对谷歌的方法持保留态度，但艾德非常愿意聆听我讲述的谷歌地球故事中所包含的批评，堪称楷模。还有许多人也回答过我的疑问，并提供参考资料，包括安杰洛·卡塔内奥、马修·埃德尼、约翰·保罗·琼斯三世、艾迪·马耶斯、尼可·米利亚和希尔德·德·威尔德。

本书能够顺利完成还得益于艺术与人文研究委员会（ahrc.co.uk）的慷慨研究资助。艺术与人文研究委员会支持能够促进我们深入了解人类文化和创造力的研究，我非常感激他们能够支持这样一本研究世界制图史的书籍。作为约翰·布莱恩·哈雷信托会的理事，我有幸与世界上最顶尖的制图史专家一起工作，我想要在此感谢彼得·巴伯尔、萨拉·本多尔、凯瑟琳·德拉诺-史密斯、费利克斯·德莱弗、大卫·弗莱彻、保罗·哈雷、罗杰·凯恩、罗斯·米切尔、莎拉·泰亚克和查尔斯·威瑟斯，他们对我的帮助恐怕远比他们自己认为的要大。凯瑟琳从一开始就支持这个计划，并回答了我的无数疑问，彼得和托尼·坎贝尔也一样。我深深感激彼得和凯瑟琳，特别是在最初阶段让我更清楚这本书的目的是什么，更要感谢他们多年来的帮助和友谊。让我感到特别幸运的是，彼得抽时间阅读了全书手稿，他无与伦比的专业知识让我获益良多。

在我写作这本书的期间，我很高兴受邀主持了一部三集的英国广播公司电视系列节目《地图——权力、掠夺和占有》，这不仅帮助我巩固了我与本书中出现的那些非凡地图之间的关系，还帮助我更加明白了我想讲述的这段故事的重要性。我深深感谢负责制作这套系列节目的出色团队，尤其是路易斯·考菲尔德、汤姆·塞布拉、安娜贝尔·霍布里、海伦·尼克松和阿里·帕里斯，同时也要感谢安妮·莱金和理查德·克莱恩委托制作了这套系列节目。

我过去所写的每一本书几乎都要感谢玛丽皇后学院的支持，这本书也不例外。我非常感激英语系批准我休假来完成这本书的研究，尤其要感谢米谢勒·巴雷、朱莉娅·博费、马克曼·艾利斯、阿尔弗雷德·西亚特、我的犹太代育母亲莉莎·雅迪纳、菲利普·奥登、克里斯·里德、佩吉·雷诺兹、比尔·施瓦兹和莫拉格·席亚。我但愿已逝的凯文·沙普有机会读到这本书；他让我们深深想念，永远不会忘记。一如往常，大卫·科尔克拉夫是我最棒的朋友，我很高兴能再次感谢他一直与我分享共同的爱好，从弥尔顿到麦卡托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独立音乐。

我年轻的时候，藏书很有限，主要都是斗牛士书系和企鹅书系，因此我常常要捏一下自己才会相信我竟然能让彼得·施特劳斯成为我的代理人，而由斯图亚特·普罗菲特担任我的编辑。彼得是个传奇人物，我非常感激他过去5年中为我所做的一切。斯图亚特是一名模范编辑，他不知疲倦地投入编辑工作，十分出色（就在我写这段话的时候我也会想到他，担心我的句子结构出问题）。我想要感谢他的努力工作，还有艾伦·雷恩出版社的每一位同人的努力，尤其是斯图亚特的助理肖恩·瓦西迪，让这本书成功问世。伊丽莎白·斯特拉福德的审稿工作堪称典范，塞西莉亚·马凯是我合作过的最优秀的图片研究员，轻松地获取了一系列看似找不到的图像。

在本书创作的全过程中，我都需要来自朋友和家人的耐心、幽默、娱乐和支持。我想感谢布罗顿全家——阿兰、伯尼斯、彼得、苏珊、戴安娜和塔里克——对我的信任，还有苏菲和多米尼克·贝塞尔、谢谢艾玛和詹姆斯·朗伯借给我城堡农庄的“小屋”，以及超乎祖父母责任的爱护。西蒙·柯蒂斯、马修·迪莫克、雷切尔·加里斯蒂娜、蒂姆·马洛和坦尼亚·哈德森、罗伯·尼克松、格雷森和菲利帕·佩里、理查德·斯考拉和伊塔·麦卡西、詹姆斯·斯科特、盖伊·理查兹·施密特和瑞贝卡·张伯伦，还有戴夫和艾米莉·韦斯特，所有这些好朋友都给了我特殊而重要的帮助。达非德·罗伯兹为我翻译了关键的材料，而迈克尔·惠尔是一名不知疲倦的研究助理。彼得·弗洛伦斯向我介绍了《白宫风云》，为我在格拉纳达庆祝了难忘的40岁生日，还让我拥有学术空间发展自己的文化地理学。本书的灵感来源之一是已故友人丹尼斯·科斯格罗夫的作品，他让我认识到地图在全球性和超越性方面的种种可能性，在我落笔写下的文字之中也处处可见他的身影。

我有幸得到亚当·洛伊这位至交好友，同时想向这位在书后主持大局的天才致敬。每当我对人文学科的价值感到绝望时，只要看一看亚当所做的事，就立刻又充满了惊奇与灵感。我的世界因为他的存在而变得越来越好，因此我在大多数的日子里都为他祝福。我希望我们能够在未来携手为我们的世界创造出更多的世界。

6年前，我第二次遇到我的妻子夏洛特。从那时起，她就在我以及我们的两个孩子鲁比和哈迪的生活中注满爱意。没有夏洛特，就不会有这本书，很可能连这个作者都不会存在。她始终用热情、关爱、知性和甜蜜支持我前行，让我拥有不曾想象过的生活。我对她的爱是这本书中任何测量方法都无法衡量的，正因如此，我要把这本书献给她。

注释

引言

 1．J. E. Reade, “Rassam’s Excavations at Borsippa and Kutha, 1879–82 ”, Iraq ,48 ( 1986 ), pp. 105-16 , and “Hormuzd Rassam and his Discoveries”, Iraq , 55( 1993 ), pp. 39-62.

 2．The map”s transcriptions are quoted from Wayne Horowitz, “The Babylonian Map of the world”, Iraq , 50 ( 1988 ), pp. 147-65 , his subsequent book, Mesopotamian Cosmic Geography (Winona Lake, Ind., 1998 ), pp. 20-42 , and I. L. Finkel and M. J. Seymour (eds.), Babylon: Myth and Reality (London, 2008 ), p. 17 .

 3．Catherine Delano-Smith, “Milieus of Mobility: Itineraries, Route Maps and Road Maps”，in James R. Akerman (ed.), Cartographies of Travel and Navigation (Chicago, 2006 ), pp. 16-68.

 4．Catherine Delano-Smith, “Cartography in the Prehistoric Period in the Old World: Europe, the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 in J. B. Harley and David Woodward (eds.), The History of Cartography , vol. 1 : Cartography in Prehistoric, Ancient, and Medieval Europe and the Mediterranean (Chicago,1987 ), pp. 54-101.

 5．James Blaut, David Stea, Christopher Spencer and Mark Blades, “Mapping as a Cultural and Cognitive Universal”, 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 93/1 ( 2003 ), pp. 165-85.

 6．Robert M. Kitchin, “Cognitive Maps: What Are They and Why Study Them?”,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Psychology , 14 ( 1994 ), pp. 1-19.

 7．G. Malcolm Lewis, “Origins of Cartography”, in Harley and Woodward, History of Cartography, vol. 1 , pp. 50-53 , at p. 51.

 8．Denis Wood, “The Fine Line between Mapping and Mapmaking”,Cartographica , 30 / 4 ( 1993), pp. 50-60.

 9．J. B. Harley and David Woodward, “Preface”, in Harley and Woodward, History of Cartography , vol. 1 , p. xvi.

10．J. H. Andrews, “Definitions of the Word ‘Map’”, “MapHist”discussion papers, 1998, accessed at: http://www.maphist.nl/discpapers.html.

11．Harley and Woodward, History of Cartography , vol. 1 , p. xvi.

12．Denis Cosgrove, “Mapping the World”, in James R. Akerman and Robert W. Karrow (eds.), Maps: Finding our Place in the World (Chicago, 2007 ),pp. 65-115.

13．Denis Wood, “How Maps Work”, Cartographica , 29 / 3-4 ( 1992 ), pp. 66-74.

14．See Alfred Korzybski, “General Semantics, Psychiatry, Psychotherapy and Prevention”( 1941 ), in Korzybski, Collected Writings, 1920-1950 (Fort Worth, Tex., 1990 ), p. 205.

15．Gregory Bateson, “Form, Substance, and Difference”, in Bateson, Steps to an Ecology of Mind: Collected Essays in Anthropology, Psychiatry, Evolution, and Epistemology (London, 1972 ), p. 460.

16．Lewis Carroll, Sylvie and Bruno Concluded (London, 1894 ), p. 169.

17．Jorge Luis Borges, “On Rigour in Science”, in Borges, Dreamtigers , trans. Mildred Boyer and Harold Morland (Austin, Tex., 1964 ), p. 90.

18．Mircea Eliade, Images and Symbols: Studies in Religious Symbolism, trans. Philip Mairet (Princeton, 1991 ), pp. 27-56 . See Frank J. Korom, “Of Navels and Mountains: A Further Inquiry into the History of an Idea”, Asian Folklore Studies , 51 / 1 ( 1992 ), pp. 103-25.

19．Denis Cosgrove, Apollo’s Eye: A Cartographic Genealogy of the Earth in the Western Imagination (Baltimore, 2001 ).

20．Christian Jacob, The Sovereign Map: Theoretical Approaches to Cartography throughout History (Chicago, 2006 ), pp. 337-8.

21．Abraham Ortelius, “To the Courteous Reader”, in Ortelius, The Theatre of the Whole World , English translation (London, 1606 ), unpaginated.

22．David Woodward, “The Image of the Spherical Earth”, Perspecta , 25 ( 1989 ), pp. 2-15.

23．Stefan Hildebrandt and Anthony Tromba, The Parsimonious Universe: Shape and Form in the Natural World (New York, 1995 ), pp. 115-16.

24．Leo Bagrow, The History of Cartography , 2 nd edn. (Chicago, 1985 ).

25．Matthew H. Edney, “Cartography without ‘Progress’: Reinterpreting the Nature and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Mapmaking”, Cartographica , 30 / 2-3( 1993 ), pp. 54-68.

26．Quoted in James Welu, “Vermeer: His Cartographic Sources”, Art Bulletin , 57 ( 1975 ), pp. 529-47 , at p. 547.

27．Oscar Wilde, “The Soul of Man under Socialism”( 1891 ), in Wilde, The Soul of Man under Socialism and Selected Critical Prose , ed. Linda C. Dowling (London, 2001 ), p. 141.

28．Denis Wood with John Fels, The Power of Maps (New York, 1992 ), p. 1 .

第一章　科学

 1．On the stone tower of Pharos, see Rory MacLeod (ed.), The Library of Alexandria: Centre of Learning in the Ancient World (London and New York, 2000 ).

 2．See The 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 , vol. 7 , part 1 : The Hellenistic World ,2 nd edn., ed. F. W. Walbank et al. (Cambridge, 1984 ).

 3．Quoted in James Raven (ed.), Lost Libraries: The Destruction of Great Book Collections in Antiquity (Basingstoke, 2004 ), p. 15.

 4．See Bruno Latour, Science in Action (Cambridge, Mass., 1983 ), p. 227 , and Christian Jacob, “Mapping in the Mind”, in Denis Cosgrove (ed.), Mappings (London, 1999 ), p. 33.

 5．Quoted in J. Lennart Berggren and Alexander Jones (eds. and trans.), Ptolemy’s Geography: An Annotated Translation of the Theoretical Chapters (Princeton, 2000 ), pp. 57-8.

 6．Ibid., pp. 3-5.

 7．Quoted ibid., p. 82.

 8．On Ptolemy’s life, see G. J. Toomer, “Ptolemy”, in Charles Coulston Gillispie (ed.), Dictionary of Scientific Biography , 16 vols. (New York, 1970-80 ), vol.11 , pp. 186-206.

 9．See Germaine Aujac, “The Foundations of Theoretical Cartography in Archaic and Classical Greece”, in J. B. Harley and David Woodward (eds.),The History of Cartography , vol. 1 : Cartography in Prehistoric, Ancient and Medieval Europe and the Mediterranean (Chicago, 1987), pp. 130-47 ; Christian Jacob, The Sovereign Map: Theoretical Approaches to Cartography throughout History (Chicago, 2006 ), pp. 18-19 ; James Romm, The Edges of the Earth in Ancient Thought (Princeton, 1992 ), pp. 9-10.

10．Strabo, The Geography of Strabo , 1 . 1 . 1 , trans. Horace Leonard Jones, 8 vols. (Cambridge, Mass., 1917-32 ).

11．Crates of Mallos, quoted in Romm, Edges of the Earth , p. 14.

12．All quotations taken from Richmond Lattimore (ed. and trans.), The Iliad of Homer (Chicago, 1951 ).

13．P. R. Hardie, “Imago Mundi: Cosmological and Ideological Aspects of the Shield of Achilles”, Journal of Hellenic Studies , 105 ( 1985 ), pp. 11-31.

14．G. S. Kirk, Myth: Its Meaning and Function in Ancient and Other Cultures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1970 ), pp. 172-205 ; Andrew Gregory, Ancient Greek Cosmogony (London, 2008 ).

15．Quoted in Aujac, “The Foundations of Theoretical Cartography”, p. 134.

16．Quoted in Charles H. Kahn, Anaximander and the Origins of Greek Cosmology (New York, 1960 ), p. 87.

17．Quoted ibid., pp. 76 , 81.

18．See Jacob, “Mapping in the Mind”, p. 28 ; on omphalos and periploi , see the entries in John Roberts (ed.), The Oxford Dictionary of the Classical World (Oxford, 2005 ).

19．Herodotus, The Histories , trans. Aubrey de Selincourt (London, 1954 ), p. 252.

20．Ibid., p. 253.

21．Ibid., p. 254.

22．Plato, Phaedo , trans. David Gallop (Oxford, 1975 ), 108 c-109 b.

23．Ibid., 109 b-110 b.

24．Ibid., 110 c.

25．See Germaine Aujac, “The Growth of an Empirical Cartography in Hellenistic Greece”, in Harley and Woodward, History of Cartography , vol. 1 ,pp. 148-60 , at p. 148.

26．Aristotle, De caelo , 2 . 14.

27．Aristotle, Meteorologica , trans. H. D. P. Lee (Cambridge, Mass., 1952 ), 338 b.

28．Ibid., 362 b.

29．D. R. Dicks, “The Klimata in Greek Geography”, Classical Quarterly , 5 / 3-4 ( 1955 ), pp. 248-55.

30．Herodotus, The Histories , pp. 328-9.

31．See C. F. C. Hawkes, Pytheas: Europe and the Greek Explorers (Oxford, 1977 ).

32．Claude Nicolet, Space, Geography, and Politics in the Early Roman Empire (Ann Arbor, 1991), p. 73.

33．Jacob, Sovereign Map , p. 137.

34．Berggren and Jones, Ptolemy’s Geography , p. 32.

35．Aujac, “Growth of an Empirical Cartography”, pp. 155-6.

36．Strabo, Geography , 1 . 4 . 6.

37．O. A. W. Dilke, Greek and Roman Maps (London, 1985 ), p. 35.

38．See chapters 12 , 13 and 14 in Harley and Woodward, History of Cartography , vol. 1 , and Richard J. A. Talbert, “Greek and Roman Mapping:Twenty-First Century Perspectives”, in Richard J. A. Talbert and Richard W.Unger (eds.), Cartography in Antiquity and the Middle Ages: Fresh Perspectives, New Methods (Leiden, 2008 ), pp. 9-28.

39．Strabo, Geography , 1 . 2 . 24.

40．Ibid., 1 . 1 . 12.

41．Ibid., 2 . 5 . 10.

42．Ibid., 1 . 1 . 18.

43．Quoted in Nicolet, Space, Geography, and Politics , p. 31.

44．See Toomer, “Ptolemy”.

45．Quoted in D. R. Dicks, The Geographical Fragments of Hipparchus (London,1960 ), p. 53.

46．Ptolemy, Almagest , 2 . 13 , quoted in Berggren and Jones, Ptolemy’s Geography, p. 19.

47．Ptolemy, Geography , 1 . 5-6.

48．Jacob, “Mapping in the Mind”, p. 36.

49．Ptolemy, Geography , 1 . 1.

50．Ibid., 1 . 9-12 ; O. A. W. Dilke, “The Culmination of Greek Cartography in Ptolemy”, Harley and Woodward, History of Cartography , vol. 1 , p. 184.

51．Ptolemy, Geography , 1 . 23.

52．Ibid., 1 . 20.

53．Ibid., 1 . 23.

54．Ibid.

55．David Woodward, “The Image of the Spherical Earth”, Perspecta , 25 ( 1989 ), p. 9.

56．See Leo Bagrow, “The Origin of Ptolemy’s Geographia ”, Geografiska Annaler ,27 ( 1943 ), pp. 318-87 ; for a more recent summary of the controversy, see O.A. W. Dilke, “Cartography in the Byzantine Empire”, in Harley and Woodward, History of Cartography , vol. 1 , pp. 266-72.

57．Berggren and Jones, Ptolemy’s Geography , p. 47.

58．T. C. Skeat, “Two Notes on Papyrus”, in Edda Bresciani et al. (eds.), Scritti in onore di Orsolino Montevecchi (Bologna, 1981 ), pp. 373-83.

59．Berggren and Jones, Ptolemy’s Geography , p. 50.

60．See Raven, Lost Libraries .

61．Ptolemy, Geography , 1 . 1.

第二章　交流

 1．See Elisabeth van Houts, “The Normans in the Mediterranean”, in van Houts, The Normans in Europe (Manchester, 2000 ), pp. 223-78.

 2．For the best account of al-Idrīsī’s life and works in English, see S. Maqbul Ahmad, “Cartography of al-Sharīf al-Idrīsī”, in J. B. Harley and David Woodward (eds.), The History of Cartography , vol. 2 , bk. 1 : Cartography in the Traditional Islamic and South Asian Societies (Chicago, 1987 ), pp. 156-74.

 3．Anthony Pagden, Worlds at War: The 2,500 -Year Struggle between East and West (Oxford, 2008 ), pp. 140-42.

 4．B. L. Gordon, “Sacred Directions, Orientation, and the Top of the Map”, History of Religions , 10 / 3 ( 1971 ), pp. 211-27.

 5．Ibid., p. 221.

 6．David A. King, World-Maps for Finding the Direction and Distance of Mecca: Innovation and Tradition in Islamic Science (Leiden, 1999 ).

 7．Ahmet T. Karamustafa, “Introduction to Islamic Maps”, in Harley and Woodward (eds.), History of Cartography , vol. 2 , bk. 1 , p. 7.

 8．Ahmet T. Karamustafa, “Cosmographical Diagrams”, in Harley and Woodward, History of Cartography , vol. 2 , bk. 1 , pp. 71-2 ; S. Maqbul Ahmad and F. Taeschnes, “Djugrafiya”, in The Encyclopaedia of Islam , 2 nd edn., vol. 2 (Leiden, 1965 ), p. 577.

 9．Ibid., p. 574.

10．On the early history of Islam, see Patricia Crone and Martin Hinds, God’s Caliph: Religious Authority in the First Centuries of Islam (Cambridge, 1986 ).

11．Quoted in Gerald R. Tibbetts, “The Beginnings of a Cartographic Tradition”, in Harley and Woodward, History of Cartography , vol. 2 , bk. 1 , p. 95.

12．Ibid., pp. 94-5 ; André Miquel, “Iklīm”, in The Encyclopaedia of Islam , 2nd edn., vol. 3 (Leiden, 1971 ), pp. 1076-8.

13．Quoted ibid., p. 1077.

14．Quoted in Edward Kennedy, “Suhrāb and the World Map of al-Ma’mūn”, in J. L. Berggren et al. (eds.), From Ancient Omens to Statistical Mechanics: Essays on the Exact Sciences Presented to Asger Aaboe (Copenhagen, 1987 ), pp. 113-19.

15．Quoted in Raymond P. Mercer, “Geodesy”, in Harley and Woodward (eds.), History of Cartography , vol. 2 , bk. 1 , pp. 175-88 , at p. 178.

16．On Ibn Khurradādhbih and the administrative tradition, see Paul Heck, The Construction of Knowledge in Islamic Civilisation (Leiden, 2002 ), pp. 94-146 , and Tibbetts, “Beginnings of a Cartographic Tradition”, pp. 90-92.

17．Ralph W. Brauer, “Boundaries and Frontiers in Medieval Muslim Geography”, Transactions of the 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 , new series, 85 / 6 ( 1995 ), pp. 1-73.

18．Quoted in Gerald R. Tibbetts, “The Balkhī School of Geographers”, in Harley and Woodward (eds.), History of Cartography, vol. 2 , bk. 1 , pp. 108-36, at p. 112.

19．Konrad Miller, Mappae Arabicae: Arabische Welt- und Läderkasten des 9 .-13 . Jahrshunderts, 6 vols. (Stuttgart, 1926-31 ), vol. 1 , pt. 1.

20．On Córdoba, see Robert Hillenbrand, “‘The Ornament of the World’: Medieval Córdoba as a Cultural Centre”, in Salma Khadra Jayyusi (ed.), The Legacy of Muslim Spain (Leiden, 1992 ), pp. 112-36 , and Heather Ecker, “The Great Mosque of Córdoba in the Twelfth and Thirteenth Centuries”, Muqarnas, 20 ( 2003 ), pp. 113-41.

21．Quoted in Hillenbrand, “The Ornament of the World”, p. 112.

22．Quoted ibid., p. 120.

23．Maqbul Ahmad, “Cartography of al-Idrīsī”, p. 156.

24．Jeremy Johns, Arabic Administration in Norman Sicily: The Royal Dīwān (Cambridge, 2002 ), p. 236.

25．Quoted in Hubert Houben, Roger II of Sicily: A Ruler between East and West (Cambridge, 2002), p. 106.

26．Helen Wieruszowski, “Roger II of Sicily, Rex Tyrannus, in Twelfth-Century Political Thought”, Speculum , 38/1 ( 1963 ), pp. 46-78.

27．Donald Matthew, The Norman Kingdom of Sicily (Cambridge, 1992 ).

28．Quoted in R. C. Broadhurst (ed. and trans.), The Travels of Ibn Jubayr (London, 1952 ), pp. 339-41.

29．Charles Haskins and Dean Putnam Lockwood, “The Sicilian Translators of the Twelfth Century and the First Latin Version of Ptolemy’s Almagest”, Harvard Studies in Classical Philology , 21 ( 1910 ), pp. 75-102.

30．Houben, Roger II , p. 102.

31．Ibid., pp. 98-113; Matthew, Norman Kingdom, pp. 112-28.

32．Quoted in Ahmad, “Cartography of al-Idrīsī”, p. 159.

33．Ibid.

34．Ibid.

35．Ibid., p. 160.

36．Quoted in Pierre Jaubert (ed. and trans.), Géographie d’Édrisi , 2 vols. (Paris, 1836 ), vol. 1, p. 10 . Jaubert’s translation is somewhat erratic, and where possible corrected based on a comparison with the partial translation in Reinhart Dozy and Michael Jan de Goeje (eds. and trans.), Description de l’Afrique et de l’Espagne par Edrîsî (Leiden, 1866 ).

37．S. Maqbul Ahmad, India and the Neighbouring Territories in the “Kitāb nuzhat al-mushtāq fī khtirāq al-āfāq” of al-Sharīf al-Idrīsī (Leiden, 1960 ), pp. 12-18.

38．Quoted in Jaubert, Géographie d’Édrisi , vol. 1 , p. 140.

39．Quoted ibid., pp. 137-8.

40．Quoted ibid., vol. 2 , p. 156.

41．Quoted ibid., p. 252.

42．Quoted ibid., pp. 342-3.

43．Quoted ibid., pp. 74-5.

44．Brauer, “Boundaries and Frontiers”, pp. 11-14.

45．J. F. P. Hopkins, “Geographical and Navigational Literature”, in M. J. L.Young, J. D. Latham and R. B. Serjeant (eds.), Religion, Learning and Science in the “Abbasid Period (Cambridge, 1990 ), pp. 301-27 , at pp. 307-11.

46．The History of the Tyrants of Sicily by “Hugo Falcandus” 1154-69 , trans. Graham A. Loud and Thomas Wiedemann (Manchester, 1998 ), p. 59.

47．Matthew, Norman Kingdom , p. 112 ; on Frederick’s Sicilian reign, see David Abulafi a, Frederick II : A Medieval Emperor (Oxford, 1988 ), pp. 340-74.

48．Ibn Kaldūn, The Muqadimah: An Introduction to History , trans. Franz Rosenthal (Princeton, 1969 ), p. 53.

49．Jeremy Johns and Emilie Savage-Smith, “The Book of Curiosities: A Newly Discovered Series of Islamic Maps”, Imago Mundi , 55 ( 2003 ), pp. 7-24 ,Yossef Rapoport and Emilie Savage-Smith, “Medieval Islamic Views of the Cosmos: The Newly Discovered Book of Curiosities ”, Cartographic Journal , 41 / 3 ( 2004 ), pp. 253-9 , and Rapoport and Savage-Smith, “The Book of Curiosities and a Unique Map of the World”, in Richard J. A. Talbert and Richard W. Unger (eds.), Cartography in Antiquity and the Middle Ages: Fresh Perspectives, New Methods (Leiden, 2008 ), pp. 121-38.

第三章　信仰

 1．Colin Morris, “Christian Civilization ( 1050-1400 )”, in John McManners (ed.), The Oxford Illustrated History of Christianity (Oxford, 1990 ),pp. 196-232.

 2．On Cantilupe’s career and conflict with Pecham, see the essays in Meryl Jancey (ed.), St. Thomas Cantilupe, Bishop of Hereford: Essays in his Honour (Hereford, 1982 ).

 3．See Nicola Coldstream, “The Medieval Tombs and the Shrine of Saint Thomas Cantilupe”, in Gerald Aylmer and John Tiller (eds.), Hereford Cathedral: A History (London, 2000 ), pp. 322-30.

 4．David Woodward, “Medieval Mappaemundi ”, in J. B. Harley and David Woodward (eds.), The History of Cartography , vol. 1 : Cartography in Prehistoric, Ancient, and Medieval Europe and the Mediterranean (Chicago, 1987 ), p. 287.

 5．Scott D. Westrem, The Hereford Map: A Transcription and Translation of the Legends with Commentary (Turnhout, 2001 ), p. 21 . Unless otherwise stated, all quotations from the map are taken from Westrem.

 6．Ibid., p. 8.

 7．Quoted in Woodward, “Medieval Mappaemundi”, p. 299.

 8．Quoted in Natalia Lozovsky, ‘The Earth is Our Book’: Geographical Knowledge in the Latin West ca. 400-1000 (Ann Arbor, 2000 ), p. 11.

 9．Quoted ibid., p. 12.

10．Quoted ibid., p. 49.

11．Sallust, The Jugurthine War/The Conspiracy of Catiline , trans. S. A. Handford (London, 1963), pp. 53-4.

12．Evelyn Edson, Mapping Time and Space: How Medieval Mapmakers Viewed their World (London, 1997 ), p. 20.

13．Alfred Hiatt, “The Map of Macrobius before 1100”, Imago Mundi , 59 ( 2007 ), pp. 149-76.

14．Quoted in William Harris Stahl (ed.), Commentary on the Dream of Scipio by Macrobius (Columbia, NY , 1952 ), pp. 201-3.

15．Ibid., p. 216.

16．Roy Deferrari (ed.), Paulus Orosius: The Seven Books of History against the Pagans (Washington, 1964 ), p. 7.

17．Quoted in Edson, Mapping Time and Space , p. 38.

18．Quoted ibid., p. 48.

19．Lozovsky, The Earth is Our Book, p. 105 ; Edson, Mapping Time and Space , p. 49.

20．William Harris Stahl et al . (eds. and trans.), Martianus Capella and the Seven Liberal Arts , vol. 2 : The Marriage of Philology and Mercury (New York, 1997 ), p. 220.

21．Lozovsky, The Earth is Our Book, pp. 28-34.

22．Erich Auerbach, Mimesis: The Representation of Reality in Western Literature (Princeton, 1953), pp. 73-4 , 195-6.

23．See Patrick Gautier Dalché, “Maps in Words: The Descriptive Logic of Medieval Geography”, in P. D. A. Harvey (ed.), The Hereford World Map: Medieval World Maps and their Context (London, 2006 ), pp. 223-42.

24．Conrad Rudolph, “‘First, I Find the Center Point’: Reading the Text of Hugh of Saint Victor’s The Mystic Ark”, Transactions of the 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 , 94 / 4(2004), pp. 1-110.

25．Quoted in Alessandro Scafi , Mapping Paradise: A History of Heaven on Earth (London, 2006), p. 123.

26．Quoted in Woodward, “Medieval Mappaemundi ”, p. 335.

27．Quoted in Mary Carruthers, The Book of Memory: A Study of Memory in Medieval Culture (Cambridge, 2nd edn., 2007 ), p. 54.

28．Quoted in Scafi , Mapping Paradise , pp. 126-7.

29．Westrem, The Hereford Map , pp. 130 , 398.

30．Peter Barber, “Medieval Maps of the World”, in Harvey, The Hereford World Map , pp. 1-44, at p. 13.

31．Westrem, The Hereford Map , p. 326 ; G. R. Crone, “New Light on the Hereford Map”, Geographical Journal , 131 ( 1965 ), pp. 447-62.

32．Ibid., p. 451 ; P. D. A. Harvey, “The Holy Land on Medieval World Maps”, in Harvey, The Hereford World Map , p. 248.

33．Brouria Bitton-Ashkelony, Encountering the Sacred: The Debate on Christian Pilgrimage in Late Antiquity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2006 ), pp. 110-15 ; Christian K. Zacher, Curiosity and Pilgrimage: The Literature of Discovery in Fourteenth-Century England (Baltimore, 1976).

34．Robert Norman Swanson, Religion and Devotion in Europe, 1215-1515 (Cambridge, 1995 ), pp. 198-9.

35．Valerie J. Flint, “The Hereford Map: Its Author(s), Two Scenes and a Border”, 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Historical Society , sixth series, 8 ( 1998 ), pp. 19-44.

36．Ibid., pp. 37-9.

37．Dan Terkla, “The Original Placement of the Hereford Mappa Mundi”, Imago Mundi , 56 ( 2004 ), pp. 131-51 , and “Informal Cathechesis and the Hereford Mappa Mundi ”, in Robert Bork and Andrea Kann (eds.), The Art,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f Medieval Travel (Aldershot, 2008 ), pp. 127-42.

38．Martin Bailey, “The Rediscovery of the Hereford Mappamundi: Early References, 1684-1873”, in Harvey, The Hereford World Map , pp. 45-78.

39．Martin Bailey, “The Discovery of the Lost Mappamundi Panel: Hereford’s Map in a Medieval Altarpiece?”, in Harvey, The Hereford World Map , pp. 79-93.

40．Quoted in Daniel K. Connolly, “Imagined Pilgrimage in the Itinerary Maps of Matthew Paris”, Art Bulletin , 81 / 4 ( 1999 ), pp. 598-622 , at p. 598.

第四章　帝国

 1．Martina Deuchlar, The Confucian Transformation of Korea: A Study of Society and Ideology (Cambridge, Mass., 1992 ).

 2．John B. Duncan, The Origins of the Chosŏn Dynasty (Washington, 2000 ).

 3．Tanaka Takeo, “Japan’s Relations with Overseas Countries”, in John Whitney Hall and Takeshi Toyoda (eds.), Japan in the Muromachi Age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1977 ), pp. 159-78.

 4．Joseph Needham et al ., The Hall of Heavenly Records: Korean Astronomical Instruments and Clocks (Cambridge, 1986 ), pp. 153-9 , and F. Richard Stephenson, “Chinese and Korean Star Maps and Catalogs”, in J. B. Harley and David Woodward (eds.), The History of Cartography, vol. 2 , bk. 2 : Cartography in the Traditional East and Southeast Asian Societies (Chicago, 1987 ), pp. 560-68.

 5．The Chinese map known as Da Ming hunyi tu (“Integrated Map of the Great Ming”), held in the First Historical Archives of China, Beijing, bears many similarities to the Kangnido map, and is dated by some scholars to 1389 .However, others argue that there is no physical evidence to ascribe it to such an early date, and suggest that it is a reproduction from the late sixteenth or early seventeenth century. See Kenneth R. Robinson, “Gavin Menzies, 1421 ,and the Ryŭkoku Kangnido World Map”, Ming Studies , 61 ( 2010 ), pp. 56-70 , at p. 62 . I am grateful to Cordell Yee for corresponding with me about this map.

 6．The most recent detailed description of the map is Kenneth R. Robinson, “Chosŏn Korea in the Ryŭkoku Kangnido : Dating the Oldest Extant Korean Map of the World ( 15th Century)”, Imago Mundi , 59 / 2 ( 2007 ), pp. 177-92.

 7．Ibid., pp. 179-82.

 8．Joseph Needham, with Wang Ling, 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 , vol. 3 : Mathematics and the Sciences of the Heavens and the Earth (Cambridge, 1959 ), pp. 555-6.

 9．Ibid., p. 555.

10．C. Dale Walton, “The Geography of Universal Empire: A Revolution in Strategic Perspective and its Lessons”, Comparative Strategy , 24 ( 2005 ), pp.223-35.

11．Quoted in Gari Ledyard, “Cartography in Korea”, in Harley and Woodward,The History of Cartography , vol. 2 , bk. 2 , pp. 235-345 , at p. 245.

12．Timothy Brook, The Troubled Empire: China in the Yuan and Ming Dynasties (Cambridge, Mass., 2010 ), pp. 164 , 220 . I am deeply grateful to Professor Brook for drawing this illustration and further references to my attention, and enabling me to reproduce it here.

13．Kenneth R. Robinson, “Yi Hoe and his Korean Ancestors in T”aean Yi Genealogies”, Seoul Journal of Korean Studies , 21 / 2 ( 2008 ), pp. 221-50 , at pp. 236-7.

14．Hok-lam Chan, “Legitimating Usurpation: Historical Revisions under the Ming Yongle Emperor (r. 1402-1424 )”, in Philip Yuen-sang Leung (ed.), The Legitimation of New Orders: Case Studies in World History (Hong Kong, 2007 ), pp. 75-158.

15．Zheng Qiao ( AD 1104-62 ), quoted in Francesca Bray, “Introduction: The Powers of Tu ”, in Francesca Bray, Vera Dorofeeva-Lichtmann and Georges Métailié (eds.), Graphics and Text in the Production of Technical Knowledge in China (Leiden, 2007 ), pp. 1-78 , at p. 1.

16．Nathan Sivin and Gari Ledyard, “Introduction to East Asian Cartography”, in Harley and Woodward, The History of Cartography , vol. 2 , bk. 2 , pp. 23-31 , at p. 26.

17．Bray, “The Powers of Tu ”, p. 4.

18．Quoted in Needham, 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 vol. 3 , p. 217.

19．Ibid., p. 219.

20．Quoted in John S. Major, Heaven and Earth in Early Han Thought (New York, 1993 ), p. 32.

21．John B. Henderson, “Nonary Cosmography in Ancient China”, in Kurt A. Raaflaub and Richard J. A. Talbert (eds.), Geography and Ethnography: Perceptions of the World in Pre-Modern Societies (Oxford, 2010 ), pp. 64-73 , at p. 64.

22．Sarah Allan, The Shape of the Turtle: Myth, Art and Cosmos in Early China (Albany, NY , 1991 ).

23．Mark Edward Lewis, The Flood Myths of Early China (Albany, NY , 2006 ), pp. 28-30.

24．Quoted in Needham, 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 vol. 3 , p. 501.

25．Vera Dorofeeva-Lichtmann, “Ritual Practices for Constructing Terrestrial Space (Warring States - Early Han)”, in John Lagerwey and Marc Kalinowski (eds.), Early Chinese Religion , pt. 1 : Shang through Han ( 1250 BC - 220 AD ) (Leiden, 2009 ), pp. 595-644.

26．Needham, 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 vol. 3 , pp. 501-3.

27．Quoted in William Theodore De Bary (ed.), Sources of East Asian Tradition , vol. 1 : Premodern Asia (New York, 2008 ), p. 133.

28．Quoted in Mark Edward Lewis, The Construction of Space in Early China (Albany, NY , 2006), p. 248.

29．Quoted in Cordell D. K. Yee, “Chinese Maps in Political Culture”, in Harley and Woodward, History of Cartography , vol. 2 , bk. 2 , pp. 71-95 , at p. 72.

30．Hung Wu, The Wu Liang Shrine: The Ideology of Early Chinese Pictorial Art (Stanford, Calif., 1989 ), p. 54.

31．Quoted in Yee, “Chinese Maps”, p. 74.

32．Ibid., p. 74.

33．Nancy Shatzman Steinhardt, “Mapping the Chinese City”, in David Buisseret (ed.), Envisioning the City: Six Studies in Urban Cartography (Chicago, 1998 ), pp. 1-33 , at p. 11 ; Cordell D. K. Yee, “Reinterpreting Traditional Chinese Geographical Maps”, in Harley and Woodward, History of Cartography , vol. 2 , bk. 2 , pp. 35-70 , at p. 37.

34．Craig Clunas, Art in China (Oxford, 1997 ), pp. 15-44.

35．Yee, “Chinese Maps”, pp. 75-6.

36．Quoted in Needham, 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 vol. 3 , pp. 538-40.

37．Cordell D. K. Yee, “Taking the World’s Measure: Chinese Maps between Observation and Text”, in Harley and Woodward, History of Cartography , vol. 2 , bk. 2 , pp. 96-127.

38．Quoted ibid., p. 113.

39．Quoted in Needham, 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 vol. 3 , p. 540.

40．Ibid., p. 546.

41．Quoted in Alexander Akin, “Georeferencing the Yujitu”, accessed at: http:// www.davidrumsey.com/china/Yujitu_Alexander_Akin.pdf.

42．Tsien Tsuen-Hsuin, “Paper and Printing”, in Joseph Needham, 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 , vol. 5 , pt. 1 : Chemistry and Chemical Technology: Paper and Printing (Cambridge, 1985 ).

43．Patricia Buckley Ebrey, The Cambridge Illustrated History of China (Cambridge, 1996 ), pp. 136-63.

44．Vera Dorofeeva-Lichtmann, “Mapping a ‘Spiritual’Landscape: Representation of Terrestrial Space in the Shanhaijing ”, in Nicola Di Cosmo and Don J. Wyatt (eds.), Political Frontiers, Ethnic Boundaries, and Human Geographies in Chinese History (Oxford, 2003 ), pp. 35-79.

45．Quoted in Hilde De Weerdt, “Maps and Memory: Readings of Cartography in Twelfth- and Thirteenth-Century Song China”, Imago Mundi , 61 / 2 ( 2009 ), pp. 145-67 , at p. 156.

46．Ibid., p. 159.

47．Quoted in Ledyard, “Cartography in Korea”, p. 240.

48．Ibid., pp. 238-79.

49．Quoted in Steven J. Bennett, “Patterns of the Sky and Earth: A Chinese Science of Applied Cosmology”, Chinese Science , 3 ( 1978 ), pp. 1-26 , at pp. 5-6.

50．David J. Nemeth, The Architecture of Ideology: Neo-Confucian Imprinting on Cheju Island, Korea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1987 ), p. 114.

51．Quoted in Ledyard, “Cartography in Korea”, p. 241.

52．Quoted in Nemeth, Architecture of Ideology , p. 115.

53．Ledyard, “Cartography in Korea”, pp. 276-9.

54．Ibid., pp. 291-2.

55．I am deeply grateful to Gari Ledyard for explaining this point to me.

56．Quoted in Dane Alston, “Emperor and Emissary: The Hongwu Emperor, Kwŏn Kŭn, and the Poetry of Late Fourteenth Century Diplomacy”, Korean Studies , 32 ( 2009 ), pp. 104-47 , at p. 111.

57．Quoted ibid., p. 112.

58．Ibid., p. 120.

59．Ibid., p. 125.

60．Ibid., p. 129.

61．Ibid., p. 131.

62．Ibid., p. 134.

63．Etsuko Hae-Jin Kang, Diplomacy and Ideology in Japanese-Korean Relations: From the Fifteenth to the Eighteenth Century (London, 1997 ), pp. 49-83.

64．Quoted in Ledyard, “Cartography in Korea”, p. 245.

65．Robinson, “Chosŏn Korea in the Ryŭkoku Kangnido ”, pp. 185-8.

66．Bray, “The Powers of Tu ”, p. 8.

第五章　发现

 1．All subsequent quotations relating to the acquisition of the map are taken from the files held in the US Library of Congress Map Division collection. I am grateful to John Hessler and John Herbert of the Map Division for allowing me access to these files, and to Philip Burden for supplying emails and discussing with me his involvement in the acquisition.

 2．Quoted in Seymour I. Schwartz, Putting “America”on the Map: The Story of the Most Important Graphic Document in the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New York, 2007 ), pp. 251-2.

 3．New York Times , 20 June 2003.

 4．See http://www.loc.gov/today/pr/2001/01-093.html.

 5．Jacob Burckhardt, The Civilization of the Renaissance in Italy , trans. S. G. C. Middlemore (London, 1990 ), pp. 213-22.

 6．Quoted in John Hessler, The Naming of America: Martin Waldseemüller’s 1507 World Map and the “Cosmographiae Introductio”(London, 2008 ), p. 34.

 7．Ibid., p. 17.

 8．Samuel Eliot Morison, Portuguese Voyages to America in the Fifteenth Century (Cambridge, Mass., 1940 ), pp. 5-10.

 9．On the early history of printing and the volume of publications, see Elizabeth Eisenstein, The Printing Press as an Agent of Change , 2 vols. (Cambridge, 1979 ), and Lucien Febvre, The Coming of the Book , trans. David Gerard (London, 1976 ).

10．Quoted in Barbara Crawford Halporn (ed.), The Correspondence of Johann Amerbach (Ann Arbor, 2000 ), p. 1.

11．For a more sceptical approach to the “revolutionary”thesis, see Adrian Johns, The Nature of the Book: Print and Knowledge in the Making (Chicago, 1998 ).

12．William Ivins, Prints and Visual Communications (Cambridge, Mass., 1953 ), pp. 1-50.

13．Robert Karrow, “Centers of Map Publishing in Europe, 1472-1600 ”, in David Woodward (ed.), The History of Cartography , vol. 3 : Cartography in the European Renaissance , pt. 1 (Chicago, 2007 ), pp. 611-21.

14．Quoted in Schwartz, Putting “America” on the Map , p. 36.

15．See Denis Cosgrove, “Images of Renaissance Cosmography, 1450-1650 ”, in Woodward, History of Cartography , vol. 3 , pt. 1 , pp. 55-98.

16．Patrick Gautier Dalché, “The Reception of Ptolemy’s Geography (End of the Fourteenth to Beginning of the Sixteenth Century)”, in Woodward, History of Cartography , vol. 3 , pt. 1, pp. 285-364.

17．Tony Campbell, The Earliest Printed Maps, 1472-1500 (London, 1987 ), p. 1.

18．Quoted in Schwartz, Putting “America” on the Map , pp. 39-40.

19．See Luciano Formisano (ed.), Letters from a New World: Amerigo Vespucci’s Discovery of America , trans. David Jacobson (New York, 1992 ).

20．Quoted in Joseph Fischer SJ and Franz von Weiser, The Cosmographiae Introductio of Martin Waldseemüller in Facsimile (Freeport, NY , 1960 ), p. 88.

21．All quotes from the text are taken from Hessler, The Naming of America , although see also Charles George Herbermann (ed.), The Cosmographia Introductio of Martin Waldseemüller (New York, 1907 ).

22．Quoted in Hessler, Naming of America , p. 88.

23．Ibid., p. 94.

24．Ibid., pp. 100-101 . See also Toby Lester, The Fourth Part of the World: The Epic Story of History’s Greatest Map (New York, 2009 ).

25．Quoted in Christine R. Johnson, “Renaissance German Cosmographers and the Naming of America”, Past and Present , 191 / 1 ( 2006 ), pp. 3-43 , at p. 21.

26．Miriam Usher Chrisman, Lay Culture, Learned Culture: Books and Social Changes in Strasbourg, 1480-1599 (New Haven, 1982 ), p. 6.

27．R. A. Skelton, “The Early Map Printer and his Problems”, Penrose Annual , 57 ( 1964 ), pp. 171-87.

28．Quoted in Halporn (ed.), Johann Amerbach , p. 2.

29．See David Woodward (ed.), Five Centuries of Map Printing (Chicago, 1975 ), ch. 1.

30．Quoted in Schwartz, Putting “America” on the Map , p. 188.

31．Quoted in E. P. Goldschmidt, “Not in Harrisse”, in Essays Honoring Lawrence C. Wroth (Portland, Me., 1951 ), pp. 135-6.

32．Quoted in J. Lennart Berggren and Alexander Jones (eds. and trans.), Ptolemy’s Geography: An Annotated Translation of the Theoretical Chapters (Princeton, 2000 ), pp. 92-3.

33．On Ptolemy’s projection, see ibid., and O. A. W. Dilke, “The Culmination of Greek Cartography in Ptolemy”, in J. B. Harley and David Woodward (eds.), The History of Cartography , vol. 1 : Cartography in Prehistoric, Ancient, and Medieval Europe and the Mediterranean (Chicago, 1987 ), pp. 177-200.

34．Using computational modelling and a technique known as “polynomial warping”, Hessler has produced some controversial evidence that throws intriguing light on the creation of the Universalis cosmographia . Hessler describes polynomial warping as “a mathematical transformation or mapping from a distorted image, such as an early map or a map with an unknown scale or geometric grid, to a target image that is well known. The objective is to perform a spatial transformation, or warp , so that the corrected image can be measured or have a metric placed upon it relative to a known map or grid.”John Hessler, “Warping Waldseemüller: A Phenomenological and Computational Study of the 1507 World Map”, Cartographica , 41 / 2 ( 2006 ), pp. 101-13.

35．Quoted in Franz Laubenberger and Steven Rowan, “The Naming of America”, Sixteenth Century Journal , 13 / 4 ( 1982 ) , p. 101.

36．Quoted in Joseph Fischer SJ and Franz von Wieser (eds.), The World Maps of Waldseemüller (Ilacomilus) 1507 and 1516 (Innsbruck, 1903 ), pp. 15-16.

37．Quoted in Johnson, “Renaissance German Cosmographers”, p. 32.

38．See Laubenberger and Rowan, “The Naming of America”.

39．Johnson, “Renaissance German Cosmographers”, pp. 34-5.

40．Quoted in Schwartz, Putting “America” on the Map , p. 212.

41．Elizabeth Harris, “The Waldseemüller Map: A Typographic Appraisal”, Imago Mundi , 37 ( 1985 ), pp. 30-53.

42．Michel Foucault, “Nietzsche, Genealogy, History”, in Foucault, Language, Counter-Memory, Practice: Selected Essays and Interviews , ed. and trans. Donald Bouchard (New York, 1977 ), pp. 140-64 , at p. 142.

第六章　全球主义

 1．Quoted in Frances Gardiner Davenport and Charles Oscar Paullin (eds.), European Treaties Bearing on the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its Dependencies , 4 vols. (Washington, 1917 ), vol. 1 , p. 44.

 2．Quoted ibid., p. 95.

 3．Quoted in Francis M. Rogers (ed.), The Obedience of a King of Portugal (Minneapolis, 1958 ), p. 48.

 4．Quoted in Davenport and Paullin, European Treaties , vol. 1 , p. 161.

 5．Quoted in Donald Weinstein (ed.), Ambassador from Venice: Pietro Pasqualigo in Lisbon, 1501 (Minneapolis, 1960 ), pp. 29-30.

 6．See Sanjay Subrahmanyam and Luis Filipe F. R. Thomaz, “Evolution of Empire: The Portuguese in the Indian Ocean during the Sixteenth Century”, in James Tracey (ed.),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Merchant Empires (Cambridge, 1991 ), pp. 298-331.

 7．Quoted in W. B. Greenlee (ed.), The Voyage of Pedro Alvares Cabral to Brazil and India (London, 1937 ), pp. 123-4.

 8．Quoted in Carlos Quirino (ed.), First Voyage around the World by Antonio Pigafetta and “De Moluccis Insulis”by Maximilianus Transylvanus (Manila, 1969 ), pp. 112-13.

 9．See Richard Hennig, “The Representation on Maps of the Magalhães Straits before their Discovery”, Imago Mundi , 5 ( 1948 ), pp. 32-7.

10．See Edward Heawood, “The World Map before and after Magellan’s Voyage”, Geographical Journal , 57 ( 1921 ), pp. 431-42.

11．Lord Stanley of Alderley (ed.), The First Voyage around the World by Magellan (London, 1874), p. 257.

12．Quoted in Marcel Destombes, “The Chart of Magellan”, Imago Mundi , 12 ( 1955 ), pp. 65-88 , at p. 68.

13．Quoted in R. A. Skelton (ed.), Magellan’s Voyage: A Narrative Account of the First Circumnavigation , 2 vols. (New Haven, 1969 ), vol. 1 , p. 128.

14．Quoted in Samuel Eliot Morison, The European Discovery of America: The Northern Voyages, A.D. 500-16 (Oxford, 1974 ), p. 473.

15．Quoted in Quirino, First Voyage around the World , pp. 112-13 ; Julia Cartwright (ed.), Isabella d”Este, Marchioness of Mantua 1474-1539 : A Study of the Renaissance , 2 vols. (London, 1903 ), vol. 2 , pp. 225-6.

16．Quoted in Morison, European Discovery , p. 472.

17．Peter Martyr, The Decades of the Newe Worlde , trans. Richard Eden (London, 1555 ), p. 242.

18．Antonio Barrera-Osorio, Experiencing Nature: The Spanish American Empire and the Early Scientific Revolution (Austin, Tex., 2006 ), pp. 29-55 ; Maria M. Portuondo, Secret Science: Spanish Cosmography and the New World (Chicago, 2009 ).

19．Destombes, “The Chart of Magellan”, p. 78.

20．L. A. Vigneras, “The Cartographer Diogo Ribeiro”, Imago Mundi , 16 ( 1962 ), pp. 76-83.

21．Quoted in Destombes, “The Chart of Magellan”, p. 78.

22．Bartholomew Leonardo de Argensola, The Discovery and Conquest of the Molucco Islands (London, 1708 ).

23．Quoted in Emma H. Blair and James A. Robertson (eds.), The Philippine Islands: 1493-1898 , 55 vols. (Cleveland, 1903-9 ), vol. 1 , pp. 176-7.

24．Peter Martyr, The Decades of the Newe Worlde , p. 242.

25．Quoted in Blair and Robertson, The Philippine Islands , vol. 1 , pp. 209-10.

26．Ibid., p. 201.

27．Ibid., p. 197.

28．Ibid., p. 205.

29．Quoted in Vigneras, “Ribeiro”, p. 77.

30．Quoted in Armado Cortesão and Avelino Teixeira da Mota, Portugaliae Monumenta Cartographica , 6 vols. (Lisbon, 1960-62 ), vol. 1 , p. 97.

31．Vigneras, “Ribeiro”, pp. 78-9.

32．Surekha Davies, “The Navigational Iconography of Diogo Ribeiro’s 1529 Vatican Planisphere”, Imago Mundi , 55 ( 2003 ), pp. 103-12.

33．Bailey W. Diffie and George D. Winius, Foundations of the Portuguese Empire, 1415-1580 (Minneapolis, 1977 ), p. 283.

34．Robert Thorne, “A Declaration of the Indies”, in Richard Hakluyt, Divers Voyages Touching America (London, 1582 ), sig. C 3.

35．Quoted in Cortesão and da Mota, Portugaliae Monumenta Cartographica , vol. 1 , p. 100.

36．Davenport, European Treaties , p. 188.

37．Ibid., pp. 186-97.

38．Jerry Brotton, Trading Territories: Mapping the Early Modern World (London, 1997 ), pp. 143-4.

39．Quoted in Cortesão and da Mota, Portugaliae Monumenta Cartographica , vol. 1 , p. 102.

40．Konrad Eisenbichler, “Charles V in Bologna: The Self-Fashioning of a Man and a City”, Renaissance Studies , 13 / 4 ( 2008 ), pp. 430-39.

41．Jerry Brotton and Lisa Jardine, Global Interests: Renaissance Art between East and West (London, 2000 ), pp. 49-62.

第七章　宽容

 1．For the most comprehensive account of the heresy executions, see H. Averdunk and J. Müller-Reinhard, Gerhard Mercator und die Geographen unter seinen Nachkommen (Gotha, 1904 ). For the most recent English-language biography of Mercator, see Nicholas Crane, Mercator: The Man who Mapped the Planet (London, 2003 ).

 2．Paul Arblaster, “‘Totius Mundi Emporium’: Antwerp as a Centre for Vernacular Bible Translations, 1523-1545 ”, in Arie-Jan Gelderblom, Jan L. de Jong and Marc van Vaeck (eds.), The Low Countries as a Crossroads of Religious Belief (Leiden, 2004 ), pp. 14-15.

 3．William Monter, “Heresy Executions in Reformation Europe, 1520-1565 ”, in Ole Peter Grell and Bob Scribner (eds.), Tolerance and Intolerance in the European Reformation (Cambridge, 1996 ), pp. 48-64.

 4．Karl Marx, “The Eighteenth Brumaire of Napoleon Bonaparte”( 1852 ), in David McLellan (ed.), Karl Marx: Selected Writings (Oxford, 2 nd edn. 2000 ), pp. 329-55.

 5．The preceding lines and the concept of “self-fashioning”are deeply indebted to Stephen Greenblatt, Renaissance Self-Fashioning: From More to Shakespeare (Chicago, 1980 ), pp. 1-2.

 6．Quoted in Crane, Mercator , p. 193.

 7．Ibid., p. 194.

 8．Ibid., p. 44.

 9．Quoted in A. S. Osley (ed.), Mercator: A Monograph on the Lettering of Maps, etc. in the 16 th Century Netherlands with a Facsimile and Translation of his Treatise on the Italic Hand and a Translation of Ghim’s “Vita Mercatoris”(London, 1969 ), p. 185.

10．Quoted in Peter van der Krogt, Globi Neerlandici: The Production of Globes in the Low Countries (Utrecht, 1993 ), p. 42.

11．On the globe, see ibid., pp. 53-5 ; Robert Haardt, “The Globe of Gemma Frisius”, Imago Mundi , 9 ( 1952 ), pp. 109-10 . On the cost of globes, see Steven Vanden Broeke, The Limits of Influence: Pico, Louvain and the Crisis of Astrology (Leiden, 2003 ).

12．Quoted in Robert W. Karrow, Jr., Mapmakers of the Sixteenth Century and their Maps: Bio-Bibliographies of the Cartographers of Abraham Ortelius, 1570 (Chicago, 1993 ), p. 377.

13．Quoted in M. Büttner,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Reformation for the Reorientation of Geography in Lutheran Germany”, History of Science , 17 ( 1979 ), pp. 151-69 , at p. 160.

14．The following passages are deeply indebted to Catherine Delano-Smith and Elizabeth Morley Ingram, Maps in Bibles, 1500-1600 : An Illustrated Catalogue (Geneva, 1991 ), and Delano-Smith, “Maps as Art and Science: Maps in Sixteenth Century Bibles”, Imago Mundi , 42 ( 1990 ), pp. 65-83.

15．Quoted in Delano-Smith and Morley, Maps in Bibles , p. xxvi.

16．Delano-Smith, “Maps as Art”, p. 67.

17．Quoted in Delano-Smith and Morley, Maps in Bibles , p. xxv.

18．Robert Karrow, “Centers of Map Publishing in Europe, 1472-1600 ”, in David Woodward (ed.), The History of Cartography , vol. 3 : Cartography in the European Renaissance , pt. 1 (Chicago, 2007 ), pp. 618-19.

19．On the history of Renaissance map projections, see Johannes Keuning, “A History of Geographical Map Projections until 1600 ”, Imago Mundi , 12 ( 1955 ), pp. 1-24 ; John P. Snyder, Flattening the Earth: Two Thousand Years of Map Projections (Chicago, 1993 ), and his “Map Projections in the Renaissance”, in David Woodward (ed.), The History of Cartography, vol.3: Cartography in the European Renaissance, pt.1(Chicago, 2007), pp. 365-81.

20．Rodney W. Shirley, The Mapping of the World: Early Printed World Maps, 1472-1700 (London, 1983 ), p. 84.

21．See Robert L. Sharp, “Donne’s ‘Good-Morrow’and Cordiform Maps”, Modern Language Notes , 69 / 7 ( 1954 ), pp. 493-5 ; Julia M. Walker, “The Visual Paradigm of ‘The Good-Morrow’: Donne’s Cosmographical Glasse”, Review of English Studies , 37 / 145 ( 1986 ), pp. 61-5.

22．Eric Jager, The Book of the Heart (Chicago, 2000 ), pp. 139 , 143.

23．William Harris Stahl (ed.), Commentary on the Dream of Scipio by Macrobius (Columbia, NY , 1952 ), pp. 72 , 216.

24．Quoted in Denis Cosgrove, Apollo’s Eye: A Cartographic Genealogy of the Earth in the Western Imagination (Baltimore, 2001 ), p. 49.

25．Giorgio Mangani, “Abraham Ortelius and the Hermetic Meaning of the Cordiform Projection”, Imago Mundi , 50 ( 1998 ), pp. 59-83 . On Melanchthon, see Crane, Mercator , p. 96.

26．Quoted in Osley, Mercator , p. 186.

27．See Geoffrey Parker, The Dutch Revolt (London, 1979 ), p. 33.

28．Rolf Kirmse, “Die grosse Flandernkarte Gerhard Mercators ( 1540 ) - ein Politicum?”, Duisburger Forschungen , l ( 1957 ), pp. 1-44 ; Crane, Mercator , pp. 102-10.

29．See Marc Boone, “Urban Space and Political Conflict in Late Medieval Flanders”, Journal of Interdisciplinary History , 32 / 4 ( 2002 ), pp. 621-40.

30．Diarmaid MacCulloch, Reformation: Europe’s House Divided, 1490-1700 (London, 2003 ), pp. 75 , 207-8.

31．Quoted in Rienk Vermij, “Mercator and the Reformation”, in Manfred Büttner and René Dirven (eds.), Mercator und Wandlungen der Wissenschaften im 16 . und 17 . Jahrhundert (Bochum, 1993 ), pp. 77-90 , at p. 85.

32．Alison Anderson, On the Verge of War: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the Jülich-Kleve Succession Crises (Boston, 1999 ) , pp. 18-21.

33．Andrew Taylor, The World of Gerard Mercator: The Man who Revolutionised Geography (London, 2005 ), pp. 128-9.

34．Quoted in Crane, Mercator , p. 160.

35．Karrow, Mapmakers of the Sixteenth Century , p. 386.

36．Quoted in Crane, Mercator , p. 194.

37．On the crisis of sixteenth-century cosmography, see Frank Lestringant, Mapping the Renaissance World: The Geographical Imagination in the Age of Discovery , trans. David Fausett (Oxford, 1994 ), and Denis Cosgrove, “Images of Renaissance Cosmography, 1450-1650 ”, in Woodward, History of Cartography , vol. 3 , pt. 1 ; on chronology, see Anthony Grafton, “Joseph Scaliger and Historical Chronology: The Rise and Fall of a Discipline”, History and Theory , 14 / 2 ( 1975 ), pp. 156-85 , “Dating History: The Renaissance and the Reformation of Chronology”, Daedalus , 132 / 2 ( 2003 ), pp. 74-85 , and Joseph Scaliger: A Study in the History of Classical Scholarship, vol. 2 : Historical Chronology (Oxford, 1993 ).

38．Quoted ibid., p. 13.

39．Ibid., p. 9.

40．Quoted in Vermij, “Mercator and the Reformation”, p. 86.

41．On Mercator’s Chronologia , see Rienk Vermij, “Gerard Mercator and the Science of Chronology”, in Hans Blotevogel and Rienk Vermij (eds.), Gerhard Mercator und die geistigen Strömungen des 16 . und 17 . Jahrhunderts (Bochum, 1995 ), pp. 189-98.

42．Ibid., p. 192.

43．Grafton, “Dating History”, p. 75.

44．On this view of cosmography, see Cosgrove, Apollo’s Eye ; Lestringant, Mapping the Renaissance World .

45．All quotes from the map’s legends are taken from the anonymous article, “Text and Translation of the Legends of the Original Chart of the World by Gerhard Mercator, Issued in 1569 ”, Hydrographic Review , 9 ( 1932 ), pp. 7-45.

46．On loxodromes, see James Alexander, “Loxodromes: A Rhumb Way to Go”, Mathematics Magazine , 7 / 5 ( 2004 ), pp. 349-56 ; Mark Monmonier, Rhumb Lines and Map Wars: A Social History of the Mercator Map Projection (Chicago, 2004 ), pp. 1-24.

47．See Lloyd A. Brown, The Story of Maps (New York, 1949 ), p. 137.

48．Monmonier, Rhumb Lines and Map Wars , pp. 4-5.

49．William Borough, A Discourse on the Variation of the Compass , quoted in E. J. S. Parsons and W. F. Morris, “Edward Wright and his Work”, Imago Mundi , 3 ( 1939 ), pp. 61-71 , at p. 63.

50．Eileen Reeves, “Reading Maps”, Word and Image , 9 / 1 ( 1993 ), pp. 51-65.

51．Gerardus Mercator, Atlas sive cosmographicae meditationes de fabrica mundi et fabricate figura (CD - ROM, Oakland, Calif., 2000 ), p. 106.

52．Ibid.

53．Ibid., p. 107.

54．Quoted in Lucia Nuti, “The World Map as an Emblem: Abraham Ortelius and the Stoic Contemplation”, Imago Mundi , 55 ( 2003 ), pp. 38-55 , at p. 54.

55．See Lestringant, Mapping the Renaissance World , p. 130 ; Cosgrove, “Images of Renaissance Cosmography”, p. 98.

56．David Harvey, “Cosmopolitanism and the Banality of Geographical Evils”, Public Culture , 12 / 2 ( 2000 ), pp. 529-64 , at p. 549.

第八章　金钱

 1．Quoted in Maarten Prak, The Dutch Republic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Cambridge, 2005 ), p. 262.

 2．On Blaeu’s map, see Minako Debergh,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wo Dutch Maps, Preserved in the Tokyo National Museum: Joan Blaeu’s Wall Map of the World in Two Hemispheres, 1648 and its Revision ca. 1678 by N. Visscher”, Imago Mundi , 35 ( 1983 ), pp. 20-36.

 3．Derek Croxton, “The Peace of Westphalia of 1648 and the Origins of Sovereignty”, International History Review , 21 / 3 ( 1999 ), pp. 569-91.

 4．Oscar Gelderblom and Joost Jonker, “Completing a Financial Revolution: The Finance of the Dutch East India Trade and the Rise of the Amsterdam Capital Market, 1595-1612 ”,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 64 / 3 ( 2004 ), pp. 641-72 ; Jan de Vries and Ad van der Woude, The First Modern Economy: Success, Failure and Perseverance of the Dutch Economy, 1500-1815 (Cambridge, 1997 ).

 5．Kees Zandvliet, Mapping for Money: Maps, Plans and Topographic Paintings and their Role in Dutch Overseas Expansion during the 16 th and 17 th Centuries (Amsterdam, 1998 ), pp. 33-51.

 6．Cornelis Koeman, Günter Schilder, Marco van Egmond and Peter van der Krogt, “Commercial Cartography and Map Production in the Low Countries, 1500-ca. 1672 ”, in David Woodward (ed.), The History of Cartography , vol. 3 : Cartography in the European Renaissance , pt. 1 (Chicago, 2007 ), pp. 1296-1383.

 7．Herman de la Fontaine Verwey, “Het werk van de Blaeus”, Maandblad Amstelodamum , 39 (1952), p. 103.

 8．Simon Schama, The Embarrassment of Riches: An Interpretation of Dutch Culture in the Golden Age (London, 1987 ).

 9．Svetlana Alpers, The Art of Describing: Dutch Art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Chicago, 1983 ).

10．Herman de la Fontaine Verwey, “Dr Joan Blaeu and his Sons”, Quaerendo ,11 / 1 ( 1981 ), pp. 5-23.

11．C. Koeman, “Life and Works of Willem Janszoon Blaeu: New Contributions to the Study of Blaeu, Made during the Last Hundred Years”, Imago Mundi , 26 ( 1972 ), pp. 9-16 , gives this date as 1617 . I am grateful to Jan Werner for providing the correct date.

12．Herman Richter, “Willem Jansz. Blaeu with Tycho Brahe on Hven, and his Map of the Island: Some New Facts”, Imago Mundi , 3 ( 1939 ), pp. 53-60.

13．Quoted in Klaas van Berkel, “Stevin and the Mathematical Practitioners”, in Klaas van Berkel, Albert van Helden and Lodewijk Palm (eds.), A History of Science in the Netherlands (Leiden, 1999 ), pp. 13-36 , at p. 19.

14．Peter Burke, A Social History of Knowledge: From Gutenberg to Diderot (Oxford, 2000 ), pp. 163-5.

15．Günter Schilder, “Willem Jansz. Blaeu’s Wall Map of the World, on Mercator’s Projection, 1606-07 and its Influence”, Imago Mundi , 31 ( 1979 ), pp. 36-54.

16．Quoted ibid., pp. 52-3.

17．James Welu, “Vermeer: His Cartographic Sources”, Art Bulletin , 57 ( 1975 ), p. 529.

18．Nadia Orenstein et al ., “Print Publishers in the Netherlands 1580 -1620 ”, in Dawn of the Golden Age , exhibition catalogue, Rijksmuseum (Amsterdam, 1993 ), pp. 167-200.

19．Cornelis Koeman and Marco van Egmond, “Surveying and Official Mapping in the Low Countries, 1500 -ca. 1670 ”, in Woodward, History of Cartography, vol. 3 , pt. 1 , pp. 1246-95 , at p. 1270.

20．Zandvliet, Mapping for Money , pp. 97-8 , and “Mapping the Dutch World Overseas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in Woodward, History of Cartography, vol. 3 , pt. 1 , pp. 1433-62.

21．J. Keuning, “The History of an Atlas: Mercator-Hondius”, Imago Mundi , 4 ( 1947 ), pp. 37-62 , Peter van der Krogt, Koeman’s Atlantes Neerlandici , 3 vols. (Houten, 1997 ), vol. 1 , pp. 145-208.

22．J. Keuning, “Jodocus Hondius Jr”, Imago Mundi , 5 ( 1948 ), pp. 63-71 , Ir. C. Koeman, Atlantes Neerlandici: Bibliography of Terrestrial, Maritime, and Celestial Atlases and Pilot Books, Published in the Netherlands up to 1800 , 6 vols. (Amsterdam, 1969 ), vol. 2 , pp. 159-88.

23．Quoted in J. Keuning, “Blaeu’s Atlas ”, Imago Mundi , 14 ( 1959 ), pp. 74-89 , at pp. 76-7 ; Koeman, Atlantes Neerlandici , vol. 1 , pp. 73-85 ; van der Krogt, Koeman’s Atlantes , vol. 1 , pp. 31-231.

24．Edward Luther Stevenson, Willem Janszoon Blaeu, 1571-1638 (New York, 1914 ), pp. 25-6.

25．Günter Schilder, The Netherland Nautical Cartography from 1550 to 1650 (Coimbra, 1985 ), p. 107.

26．Koeman et al ., “Commercial Cartography”, pp. 1324-30.

27．Quoted in Keuning, “Blaeu’s Atlas ”, p. 77.

28．Jonathan Israel, “Frederick Henry and the Dutch Political Factions, 1625-1642 ”, 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 , 98 ( 1983 ), pp. 1-27.

29．Zandvliet, Mapping for Money , p. 91.

30．Keuning, “Blaeu’s Atlas ”, pp. 78-9 , Koeman, Atlantes Neerlandici , vol. 1 , pp. 86-198 , van der Krogt, Koeman’s Atlantes , vol. 1 , pp. 209-466.

31．Quoted in Keuning, “Blaeu’s Atlas ”, p. 80.

32．Rienk Vermij, The Calvinist Copernicans: The Reception of the New Astronomy in the Dutch Republic, 1575-1750 (Cambridge, 2002 ), pp. 107-8.

33．De Vries and van der Woude, The First Modern Economy , pp. 490-91 ; J. R. Bruin et al . (eds.), Dutch-Asiatic Shipping in the 17 th and 18 th Centuries , 3 vols. (The Hague, 1987 ), vol. 1 , pp. 170-88.

34．Günter Schilder, “Organization and Evolution of the Dutch East India Company’s Hydrographic Office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Imago Mundi , 28 ( 1976 ), pp. 61-78 ; Zandvliet, Mapping for Money , p. 120.

35．Ibid., pp. 122-4.

36．Ibid., p. 122.

37．Ibid., p. 124.

38．Ir. C. Koeman, Joan Blaeu and his Grand Atlas (Amsterdam, 1970 ), pp. 8-10.

39．Verwey, “Blaeu and his Sons”, p. 9.

40．Koeman, Grand Atlas , pp. 9-10.

41．Koeman, Atlantes Neerlandici , vol. 1 , pp. 199-294 , van der Krogt, Koeman’s Atlantes , vol. 2 , pp. 316-458.

42．Koeman, Grand Atlas , pp. 43-6 , Peter van der Krogt, “Introduction”, in Joan Blaeu, Atlas maior of 1665 (Cologne, 2005 ), pp. 36-7.

43．Koeman, Grand Atlas , pp. 53-91.

44．Joan Blaeu, Atlas maior of 1665 , p. 12.

45．Ibid.

46．See e.g. Vermij, The Calvinist Copernicans , pp. 222-37.

47．Quoted in Alpers, The Art of Describing , p. 159.

48．Herman de la Fontaine Verwey, “The Glory of the Blaeu Atlas and ‘the Master Colourist’”, Quaerendo , 11 / 3 ( 1981 ), pp. 197-229.

49．Johannes Keuning, “The Novus Atlas of Johannes Janssonius”, Imago Mundi , 8 ( 1951 ), pp. 71-98.

50．Quoted in Koeman, Grand Atlas , p. 95.

51．Koeman, Atlantes Neerlandici , vol. 1 , pp. 199-200.

52．Peter van der Krogt and Erlend de Groot (eds.), The Atlas Blaeu-Van der Hem , 7 vols. (Utrecht, 1996 ); Verwey, “The Glory of the Blaeu Atlas”, pp. 212-19.

第九章　国家

 1．Quoted in Monique Pelletier, Les Cartes des Cassini: la science au service de l’état et des régions (Paris, 2002 ), p. 167.

 2．Quoted ibid.

 3．Quoted in Anne Godlewska, “Geography and Cassini IV : Witness and Victim of Social and Disciplinary Change”, Cartographica , 35 / 3-4 ( 1998 ), pp. 25-39 , at p. 35.

 4．To avoid confusion between the four generations of Cassinis, historians label the Cassinis I to IV.

 5．Marcel Roncayolo, “The Department”, in Pierre Nora (ed.), Rethinking France: Les Lieux de Mémoire , vol. 2 : Space (Chicago, 2006 ), pp. 183-231.

 6．Montesquieu, quoted in David A. Bell, The Cult of the Nation in France: Inventing Nationalism, 1680-1800 (Cambridge, Mass., 2001 ), p. 11.

 7．Benedict Anderson, 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London, 1983 , rev. edn. 1991 ).

 8．James R. Akerman, “The Structuring of Political Territory in Early Printed Atlases”, Imago Mundi , 47 ( 1995 ), pp. 138-54 , at p. 141 ; David Buisseret, “Monarchs, Ministers, and Maps in France before the Accession of Louis XIV ”, in Buisseret (ed.), Monarchs, Ministers, and Maps: The Emergence of Cartography as a Tool of Government in Early Modern Europe (Chicago, 1992 ), pp. 99-124 , at p. 119.

 9．Jacob Soll, The Information Master: Jean-Baptiste Colbert’s Secret State Intelligence System (Ann Arbor, 2009 ).

10．Quoted in David J. Sturdy, Science and Social Status: The Members of the Académie des Sciences, 1666-1750 (Woodbridge, 1995 ), p. 69.

11．Ibid., pp. 151-6.

12．David Turnbull, “Cartography and Science in Early Modern Europe: Mapping the Construction of Knowledge Spaces”, Imago Mundi , 48 ( 1996 ), pp. 5-24.

13．Quoted in Pelletier, Cassini , p. 39.

14．Ibid., p. 40 . On the changing role of the surveyor, see E. G. R. Taylor, “The Surveyor”,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 17 / 2 ( 1947 ), pp. 121-33.

15．John Leonard Greenberg, The Problem of the Earth’s Shape from Newton to Clairaut (Cambridge, 1995 ), pp. 1-2.

16．Josef W. Konvitz, Cartography in France, 1660-1848 : Science, Engineering and Statecraft (Chicago, 1987 ), pp. 5-6.

17．Ibid., p. 7.

18．Quoted in Pelletier, Cassini , p. 54.

19．Mary Terrall, “Representing the Earth’s Shape: The Polemics Surrounding Maupertuis’s Expedition to Lapland”, Isis , 83 / 2 ( 1992 ), pp. 218-37.

20．Pelletier, Cassini , p. 79.

21．Quoted in Terrall, “Representing the Earth’s Shape”, p. 223.

22．Mary Terrall, The Man who Flattened the Earth: Maupertuis and the Sciences in the Enlightenment (Chicago, 2002 ), pp. 88-130.

23．Quoted in Michael Rand Hoare, The Quest for the True Figure of the Earth (Aldershot, 2005 ), p. 157.

24．Quoted in Pelletier, Cassini , p. 79.

25．Quoted in Monique Pelletier, “Cartography and Power in France during the Seventeenth and Eighteenth Centuries”, Cartographica , 35 / 3-4 ( 1998 ), pp. 41-53 , at p. 49.

26．Konvitz, Cartography in France , p. 14 , Graham Robb, The Discovery of France (London, 2007 ), pp. 4-5.

27．Charles Coulston Gillispie, Science and Polity in France: The Revolutionary and Napoleonic Years (Princeton, 1980 ), p. 115 , Konvitz, Cartography in France , p. 16.

28．Quoted in Mary Sponberg Pedley, The Commerce of Cartography: Making and Marketing Maps in Eighteenth-Century France and England (Chicago, 2005 ), pp. 22-3.

29．Christine Marie Petto, When France was King of Cartography: The Patronage and Production of Maps in Early Modern France (Plymouth, 2007 ); Mary Sponberg Pedley, “The Map Trade in Paris, 1650-1825 ”, Imago Mundi , 33 ( 1981 ), pp. 33-45.

30．Josef W. Konvitz, “Redating and Rethinking the Cassini Geodetic Surveys of France, 1730-1750 ”, Cartographica , 19 / 1 ( 1982 ), pp. 1-15.

31．Quoted in Pelletier, Cassini , p. 95.

32．On Cassini III’s estimates, see Konvitz, Cartography in France , pp. 22-4 . On salaries, see Peter Jones, “Introduction: Material and Popular Culture”, in Martin Fitzpatrick, Peter Jones, Christa Knellwolf and Iain McCalman (eds.), The Enlightenment World (Oxford, 2004 ), pp. 347-8.

33．Quoted in Pelletier, Cassini , pp. 117-18.

34．Ibid., pp. 123-4.

35．Ibid., p. 128.

36．Ibid., p. 143.

37．Ibid., p. 144.

38．Ibid., pp. 232-3.

39．Pedley, Commerce of Cartography , pp. 85-6.

40．Quoted in Pelletier, Cassini , p. 135.

41．Ibid., p. 140.

42．Quoted in Bell, The Cult of the Nation , p. 70.

43．Ibid., p. 15.

44．Quoted in Anne Godlewska, Geography Unbound: French Geographic Science from Cassini to Humboldt (Chicago, 1999 ), p. 80.

45．Bell, The Cult of the Nation , p. 69.

46．Emmanuel-Joseph Sieyeès, quoted in Linda and Marsha Frey, The French Revolution (Westport, Conn., 2004 ), p. 3.

47．Quoted in Bell, The Cult of the Nation , p. 76.

48．Ibid., pp. 14 , 22 , 13-14.

49．Quoted in Pelletier, Cassini , p. 165.

50．Ibid., p. 169.

51．Quoted in Godlewska, Geography Unbound , p. 84.

52．Quoted in Pelletier, Cassini , p. 170.

53．Quoted in Robb, Discovery of France , pp. 202-3.

54．London Literary Gazette , no. 340 , Saturday, 26 July 1823 , p. 471.

55．Quoted in Pelletier, Cassini , p. 244.

56．Ibid., pp. 246-7.

57．Ibid., p. 243.

58．Sven Widmalm, “Accuracy, Rhetoric and Technology: The Paris-Greenwich Triangulation, 1748-88 ”, in Tore Frängsmyr, J. L. Heilbron and Robin E. Rider (eds.), The Quantifying Spirit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1990 ), pp. 179-206.

59．Konvitz, Cartography in France , pp. 25-8 ; Gillispie, Science and Polity , pp. 122-30 ; Lloyd Brown, The Story of Maps (New York, 1949 ), pp. 255-65 .

60．Ibid., p. 255.

61．Bernard de Fontenelle, quoted in Matthew Edney, “Mathematical Cosmography and the Social Ideology of British Cartography, 1780-1820 ”, Imago Mundi , 46 ( 1994 ), pp. 101-16 , at p. 104.

62．Quoted in Godlewska, Geography Unbound , p. 83.

63．Pedley, Commerce of Cartography , p. 22.

64．Quoted in Pelletier, Cassini , p. 133.

65．Bell, The Cult of the Nation , p. 6.

66．Anderson, Imagined Communities , pp. 11 , 19.

67．Quoted in Helmut Walser Smith, The Continuities of German History: Nation, Religion and Race across the Long Nineteenth Century (Cambridge, 2008 ), p. 47.

68．Anderson, Imagined Communities , p. 22 . Anderson rectified the omission of maps in the second edition of his book, but confined his analysis to their usage by modern colonial states.

第十章　地缘政治

 1．“Prospectus of the Royal Geographical Society”, Journal of the Royal Geographical Society , 1 ( 1831 ), pp. vii-xii.

 2．Ibid., pp. vii-viii.

 3．Quarterly Review , 46 (Nov. 1831 ), p. 55.

 4．David Smith, Victorian Maps of the British Isles (London, 1985 ).

 5．Walter Ristow, “Lithography and Maps, 1796-1850 ”, in David Woodward (ed.), Five Centuries of Map Printing (Chicago, 1975 ), pp. 77-112.

 6．Arthur Robinson, “Mapmaking and Map Printing: The Evolution of a Working Relationship”, in Woodward, Five Centuries of Map Printing , pp. 14-21.

 7．Matthew Edney, “Putting ‘Cartography’into the History of Cartography: Arthur H. Robinson, David Woodward, and the Creation of a Discipline”, Cartographic Perspectives , 51 ( 2005 ), pp. 14-29 ; Peter van der Krogt, “‘Kartografie’or ‘Cartografie’?”, Caert-Thresoor , 25 / 1 ( 2006 ), pp. 11-12 ;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 , entries on “cartography”and “cartographer”.

 8．Matthew Edney, “Mathematical Cosmography and the Social Ideology of British Cartography, 1780-1820 ”, Imago Mundi , 46 ( 1994 ), pp. 101-16 , at p. 112.

 9．John P. Snyder, Flattening the Earth: Two Thousand Years of Map Projections (Chicago, 1993 ), pp. 98-9 , 112-13 , 150-54 , 105.

10．Arthur Robinson, Early Thematic Mapping in the History of Cartography (Chicago, 1982 ), pp. 15-17.

11．Ibid., pp. 160-62.

12．Simon Winchester, The Map that Changed the World (London, 2001 ).

13．Karen Severud Cook, “From False Starts to Firm Beginnings: Early Colour Printing of Geological Maps”, Imago Mundi , 47 ( 1995 ), pp. 155-72 , at pp. 160-62.

14．Quoted in Smith, Victorian Maps , p. 13.

15．Matthew Edney, Mapping an Empire: The Geographical Construction of British India, 1765-1843 (Chicago, 1997 ), pp. 2-3.

16．Joseph Conrad, Heart of Darkness , ed. Robert Hampson (London, 1995 ), p. 25.

17．Halford Mackinder, Britain and the British Seas (London, 1902 ), p. 343.

18．Jeffrey C. Stone, “Imperialism, Colonialism and Cartography”, Transactions of the Institute of British Geographers , 13 / 1 ( 1988 ), pp. 57-64.

19．Quoted in William Roger Louis, “The Berlin Congo Conference and the (Non-) Partition of Africa, 1884-85 ”, in Louis, Ends of British Imperialism: The Scramble for Empire, Suez and Decolonization (London, 2006 ), pp. 75-126 , at p. 102.

20．T. H. Holdich, “How Are We to Get Maps of Africa”, Geographical Journal , 18 / 6 ( 1901 ), pp. 590-601 , at p. 590.

21．Halford Mackinder, “The Round World and the Winning of the Peace”, Foreign Affairs , 21 / 1 ( 1943 ), pp. 595-605 , at p. 595.

22．Gerry Kearns, Geopolitics and Empire: The Legacy of Halford Mackinder (Oxford, 2009 ), p. 37 ; E. W. Gilbert, “The Right Honourable Sir Halford J. Mackinder, P.C., 1861-1947”, Geographical Journal , 110 / 1-3 ( 1947 ), pp. 94-9 , at p. 99.

23．Halford Mackinder, “Geography as a Pivotal Subject in Education”, Geographical Journal , 27 / 5 ( 1921 ), pp. 376-84 , at p. 377.

24．Brian Blouet, “The Imperial Vision of Halford Mackinder”, Geographical Journal , 170 / 4 ( 2004 ), pp. 322-9 ; Kearns, Geopolitics and Empire , pp. 39-50.

25．Francis Darwin (ed.), The Life and Letters of Charles Darwin, including an Autobiographical Chapter , 3 vols. (London, 1887 ), vol. 1 , p. 336.

26．Quoted in Kearns, Geopolitics and Empire , p. 44.

27．Ibid., p. 47.

28．See Denis Cosgrove, “Extra-terrestrial Geography”, in Cosgrove, Geography and Vision: Seeing, Imagining and Representing the World (London, 2008 ), pp. 34-48.

29．Quoted in Charles Kruszewski, “The Pivot of History”, Foreign Affairs , 32 ( 1954 ), pp. 388-401 , at p. 390.

30．Halford Mackinder, “On the Scope and Methods of Geography”, Proceedings of the Royal Geographical Society , 9 / 3 ( 1887 ), pp. 141-74 , at p. 141.

31．Ibid., p. 145.

32．Ibid., pp. 159-60.

33．“On the Scope and Methods of Geography - Discussion”, Proceedings of the Royal Geographical Society , 9 / 3 ( 1887 ), pp. 160-74 , at p. 166.

34．D. I. Scargill, “The RGS and the Foundations of Geography at Oxford”, Geographical Journal, 142 / 3 ( 1976 ), pp. 438-61.

35．Quoted in Kruszewski, “Pivot of History”, p. 390.

36．Halford Mackinder, “Geographical Education: The Year’s Progress at Oxford”, Proceedings of the Royal Geographical Society , 10 / 8 ( 1888 ), pp. 531-3 , at p. 532.

37．Halford Mackinder, “Modern Geography, German and English”, Geographical Journal , 6 / 4 ( 1895 ), pp. 367-79.

38．Ibid., pp. 374 , 376.

39．Ibid., p. 379.

40．Quoted in Kearns, Geopolitics and Empire , p. 45.

41．Halford Mackinder, “A Journey to the Summit of Mount Kenya, British East Africa”, Geographical Journal , 15 / 5 ( 1900 ), pp. 453-76 , at pp. 453-4.

42．Halford Mackinder, “Mount Kenya in 1899 ”, Geographical Journal , 76 / 6 ( 1930 ), pp. 529-34.

43．Mackinder, “A Journey to the Summit”, pp. 473 , 475.

44．Ibid., p. 476.

45．Blouet, “Imperial Vision”, pp. 322-9.

46．Mackinder, Britain and the British Seas , p. 358.

47．Ibid., pp. 1-4.

48．Ibid., pp. 11-12.

49．Ibid., p. 358.

50．Max Jones, “Measuring the World: Exploration, Empire and the Reform of the Royal Geographical Society”, in Martin Daunton (ed.), The Organisation of Knowledge in Victorian Britain (Oxford, 2005 ), pp. 313-36.

51．Paul Kennedy, The Rise and Fall of British Naval Mastery (London, 1976 ), p. 190.

52．Halford Mackinder, “The Geographical Pivot of History”, Geographical Journal , 23 / 4 ( 1904 ), pp. 421-37 , at pp. 421-2.

53．Ibid., p. 422.

54．Ibid., p. 431.

55．Ibid., pp. 435-6.

56．Pascal Venier, “The Geographical Pivot of History and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Geopolitical Culture”, Geographical Journal , 170 / 4 ( 2004 ), pp. 330-36.

57．Gearóid Ó Tuathail, Critical Geopolitics: The Politics of Writing Global Space (Minneapolis, 1996 ), p. 24.

58．Mackinder, “Geographical Pivot”, p. 436.

59．Ibid., p. 437.

60．Spencer Wilkinson et al. , “The Geographical Pivot of History: Discussion”, Geographical Journal , 23 / 4 ( 1904 ), pp. 437-44 , at p. 438.

61．Ibid., p. 438.

62．Halford Mackinder, Democratic Ideals and Reality: A Study in the Politics of Reconstruction (1919 ; Washington, 1996 ), pp. 64-5.

63．Ibid., p. 106.

64．Mackinder, “The Round World”, p. 601.

65．Ibid., pp. 604-5.

66．Colin S. Gray, “The Continued Primacy of Geography”, Orbis , 40 / 2 ( 1996 ), pp. 247-59 , at p. 258.

67．Quoted in Kearns, Geopolitics and Empire , p. 8.

68．Ibid., p. 17.

69．Ibid., pp. 17-18.

70．Quotations from Geoffrey Parker, Western Geopolitical Thought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Beckenham, 1985 ), pp. 16 , 31.

71．Colin S. Gray and Geoffrey Sloan (eds.), Geopolitics, Geography and Strategy (Oxford, 1999 ), pp. 1-2 ; Parker, Western Geopolitical Thought , p. 6.

72．Quoted in Saul Bernard Cohen, Geopolitics of the World System (Lanham, Md., 2003 ), p. 11.

73．Alfred Thayer Mahan, The Influence of Sea Power upon History, 1660-1783 (Boston, 1890 ), p. 42.

74．Kearns, Geopolitics and Empire , p. 4 ; Zachary Lockman, Contending Visions of the Middle East: The History and Politics of Orientalism (Cambridge, 2004 ), pp. 96-7.

75．Quoted in Ronald Johnston et al . (eds.), The Dictionary of Human Geography, 4 th edn. (Oxford, 2000 ), p. 27.

76．Woodruff D. Smith, “Friedrich Ratzel and the Origins of Lebensraum”, German Studies Review , 3 / 1 ( 1980 ), pp. 51-68.

77．Kearns, Geopolitics and Empire ; Brian Blouet (ed.), Global Geostrategy: Mackinder and the Defence of the West (Oxford, 2005 ); David N. Livingstone, The Geographical Tradition: Episodes in the History of a Contested Enterprise (Oxford, 1992 ), pp. 190-96 ; Colin S. Gray, The Geopolitics of Super Power (Lexington, Ky., 1988 ), pp. 4-12 ; Gray and Sloan, Geopolitics, pp. 15-62 ; and the special issue of Geographical Journal , 170 ( 2004 ).

78．Quoted in Kearns, Geopolitics and Empire , p. 62.

79．Livingstone, Geographical Tradition , p. 190.

80．Christopher J. Fettweis, “Sir Halford Mackinder, Geopolitics and Policymaking in the 21st Century”, Parameters , 30 / 2 ( 2000 ), pp. 58-72.

81．Paul Kennedy, “The Pivot of History”, Guardian , 19 June 2004 , p. 23.

第十一章　平等

 1．Quoted in Nicholas Mansergh (ed.), The Transfer of Power, 1942-47 , 12 vols. (London, 1970 ), vol. 12 , no. 488 , appendix 1.

 2．Quoted in Yasmin Khan, The Great Partition: The Making of India and Pakistan (New Haven, 2007 ), p. 125.

 3．On the partition, see O. H. K. Spate, “The Partition of the Punjab and of Bengal”, Geographical Journal , 110 / 4 ( 1947 ), pp. 201-18 , and Tan Tai Yong, “‘Sir Cyril Goes to India’: Partition, Boundary-Making and Disruptions in the Punjab”, Punjab Studies , 4 / 1 (1997), pp. 1-20.

 4．Quoted in John Pickles, “Text, Hermeneutics and Propaganda Maps”, in Trevor J. Barnes and James S. Duncan (eds.), Writing Worlds: Discourse, Text and Metaphor in the Representation of Landscape (London, 1992 ), pp. 193-230 , at p. 197.

 5．See Jeremy Black, Maps and History: Constructing Images of the Past (New Haven, 1997 ), pp. 123-8.

 6．Denis Cosgrove, “Contested Global Visions: One-World, Whole-Earth, and the Apollo Space Photographs”, 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 84 / 2 ( 1994 ), pp. 270-94.

 7．Quoted in Ursula Heise, Sense of Place and Sense of Planet: The Environmental Imagination of the Global (Oxford, 2008 ), p. 23.

 8．Joe Alex Morris, “Dr Peters’Brave New World”, Guardian , 5 June 1973.

 9．See Mark Monmonier, Drawing the Line: Tales of Maps and Cartocontroversy (New York, 1996), p. 10.

10．Arthur H. Robinson, “Arno Peters and his New Cartography”, American Geographer , 12 / 2 ( 1985 ), pp. 103-11 , at p. 104.

11．Jeremy Crampton, “Cartography’s Defining Moment: The Peters Projection Controversy”, Cartographica , 31 / 4 ( 1994 ), pp. 16-32.

12．New Internationalist , 124 ( 1983 ).

13．Jeremy Crampton, Mapping: A Critical Introduction to Cartography and GIS (Oxford, 2010 ), p. 92.

14．Derek Maling, “A Minor Modification to the Cylindrical Equal-Area Projection”, Geographical Journal , 140 / 3 ( 1974 ), pp. 509-10.

15．Norman Pye, review of the Peters Atlas of the World by Arno Peters, Geographical Journal , 155 / 2 ( 1989 ), pp. 295-7.

16．H. A. G. Lewis, review of The New Cartography by Arno Peters, Geographical Journal , 154 / 2 ( 1988 ), pp. 298-9.

17．Quoted in Stephen Hall, Mapping the Next Millennium: The Discovery of New Geographies (New York, 1992 ), p. 380.

18．Robinson, “Arno Peters”, pp. 103 , 106.

19．Quoted in John Loxton, “The Peters Phenomenon”, Cartographic Journal , 22 ( 1985 ), pp. 106-10 , at pp. 108 , 110.

20．Quoted in Monmonier, Drawing the Line , pp. 30-32.

21．Maling, “Minor Modification”, p. 510.

22．Lewis, review of The New Cartography , pp. 298-9.

23．David Cooper, “The World Map in Equal Area Presentation: Peters Projection”, Geographical Journal , 150 / 3 ( 1984 ), pp. 415-16.

24．The West Wing , season 2 , episode 16 , first screened 28 February 2001.

25．Mark Monmonier, Rhumb Lines and Map Wars: A Social History of the Mercator Map Projection (Chicago, 2004 ), p. 15.

26．Arno Peters, “Space and Time: Their Equal Representation as an Essential Basis for a Scientific View of the World”, lecture presented at Cambridge University, 29 March 1982 , trans. Ward L. Kaiser and H. Wohlers (New York, 1982 ), p. 1 . On Peters’s biography, see his obituary published in The Times , 10 December 2002 , and the series of articles published to commemorate his life and work in the Cartographic Journal , 40 / 1 ( 2003 ).

27．Quoted in Stefan Muller, “Equal Representation of Time and Space: Arno Peters’s Universal History”, History Compass , 8 / 7 ( 2010 ), pp. 718-29.

28．Quoted in Crampton, “Cartography’s Defining Moment”, p. 23.

29．Peters, “Space and Time”, pp. 8-9.

30．Crampton, “Cartography’s Defining Moment”, p. 22 ; see also The Economist ’s review of the Peters Atlas , 25 March 1989.

31．The Freeman: A Fortnightly for Individualists , Monday, 15 December 1952 , p. 188.

32．Arno Peters, The New Cartography [ Die Neue Kartographie ] (New York, 1983 ), p. 146.

33．Norman J. W. Thrower, Maps and Civilization: Cartogrophy in Culture and Society (Chicago, 1996 ), p. 224.

34．Peters, The New Cartography , p. 102.

35．Ibid., pp. 102 , 107-18.

36．See Monmonier, Drawing the Line , pp. 12-13 ; Robinson, “Arno Peters”, p. 104 ; Norman Pye, review of “Map of the World: Peters Projection”, Geographical Journal , 157 / 1 (1991), p. 95.

37．Crampton, “Cartography’s Defining Moment”, p. 24.

38．Pye, “Map of the World”, pp. 95-6.

39．Peters, The New Cartography , pp. 128 , 148.

40．James Gall, An Easy Guide to the Constellations (Edinburgh, 1870 ), p. 3.

41．James Gall, “Use of Cylindrical Projections for Geographical, Astronomical, and Scientific Purposes”, Scottish Geographical Journal , 1 / 4 ( 1885 ), pp. 119-23 , at p. 119.

42．James Gall, “On Improved Monographic Projections of the World”, British Association of Advanced Science ( 1856 ), p. 148.

43．Gall, “Use of Cylindrical Projections”, p. 121.

44．Monmonier, Drawing the Line , pp. 13-14.

45．Crampton, “Cartography’s Defining Moment”, pp. 21-2.

46．Gall, “Use of Cylindrical Projections”, p. 122.

47．Quotations from North-South: A Programme for Survival (London, 1980 ). Figures taken from http://www.stwr.org/special-features/the-brandt-report. html#setting.

48．Paul Krugman, The Conscience of a Liberal (London, 2007 ), pp. 4-5 , 124-9.

49．J. B. Harley, “Deconstructing the Map”, in Barnes and Duncan, Writing Worlds , pp. 231-47.

50．David N. Livingstone, The Geographical Tradition: Episodes in the History of a Contested Enterprise (Oxford, 1992 ).

51．Alfred Korzybski, “General Semantics, Psychiatry, Psychotherapy and Prevention”, in Korzybski, Collected Writings (Fort Worth, Tex., 1990 ), p. 205.

52．J. B. Harley, “Can There Be a Cartographic Ethics?”, Cartographic Perspectives , 10 ( 1991 ), pp. 9-16 , at pp. 10-11.

53．Peter Vujakovic, “The Extent of the Adoption of the Peters Projection by ‘Third World’Organizations in the UK ”, Society of University Cartographers Bulletin ( SUC ), 21 / 1 ( 1987), pp. 11-15 , and “Mapping for World Development”, Geography , 74 ( 1989 ), pp. 97-105.

第十二章　信息

 1．At least for those using the application based in Europe; by default it centres itself on the region in which the user logs on.

 2．http: //weblogs.hitwise.com/heather-dougherty/2009/04/google_maps_surpasses_mapquest.html. I am grateful to Simon Greenman for this reference.

 3．http://www.comscore.com/Press_Events/Press_Releases/2011/11/comScore_ Releases_October_2011_U.S._Search_Engine_Rankings.

 4．http://www.thedomains.com/2010/07/26/googles-global-search-share-declines/.

 5．Kenneth Field, “Maps, Mashups and Smashups”, Cartographic Journal , 45 / 4 ( 2008 ), pp. 241-5.

 6．David Vise, The Google Story: Inside the Hottest Business, Media and Technology Success of Our Time (New York, 2006 ), pp. 1 , 3.

 7．http://www.nytimes.com/2005/12/20/technology/20image.html.

 8．http://spatiallaw.blogspot.com/.

 9．Jeremy W. Crampton, Mapping: A Critical Introduction to Cartography and GIS (Oxford, 2010 ), p. 129.

10．Field, “Maps, Mashups”, p. 242.

11．I am grateful to Patricia Seed for her views on this aspect of the application, and providing me with the phrase “data aggregator”(personal email correspondence, November 2011 ).

12．David Y. Allen, “A Mirror of our World: Google Earth and the History of Cartography”, Coordinates , series b, 12 ( 2009 ), pp. 1-16 , at p. 9.

13．Manuel Castells, The Information Age: Economy, Society and Culture , vol. 1 : The Rise of the Network Society (Oxford, 1998 ; second edn., 2007 ), p. 509.

14．Manuel Castells, The Information Age: Economy, Society and Culture , vol. 3 : End of Millennium (Oxford, 1998 ), p. 1.

15．Castells, The Rise of the Network Society , pp. 501 , 52 , 508.

16．Matthew A. Zook and Mark Graham, “Mapping DigiPlace: Geocoded Internet Data and the Representation of Place”,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B:Planning and Design , 34 ( 2007 ), pp. 466-82.

17．Eric Gordon, “Mapping Digital Networks: From Cyberspace to Google”,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and Society , 10 / 6 ( 2007 ), pp. 885-901.

18．James Gleick, The Information: A History, a Theory, a Flood (London, 2011 ), pp. 8-10.

19．http://www.google.com/about/corporate/company/.

20．Norbert Wiener, Cybernetics: Or, Control and Communication in the Animal and the Machine (Cambridge, Mass., 1948 ), p. 11.

21．Ibid., p. 144.

22．Ronald E. Day, The Modern Invention of Information: Discourse, History and Power (Carbondale, Ill., 2008 ), pp. 38-43.

23．Claude Shannon, “A Mathematical Theory of Communication”, Bell System Technical Journal , 27 ( 1948 ), pp. 379-423 , at p. 379.

24．Crampton, Mapping , pp. 49-52.

25．Quoted ibid., p. 58.

26．Castells, The Rise of the Network Society , p. 40.

27．Duane F. Marble,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s: An Overview”, in Donna J. Peuquet and Duane F. Marble (eds.), Introductory Readings in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s (London, 1990 ), pp. 4-14.

28．Roger Tomlinson,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s: A New Frontier”, in Peuquet and Marble, Introductory Readings , pp. 15-27 at p. 17.

29．J. T. Coppock and D. W. Rhind, “The History of GIS ”, in D. J. Maguire et al . (eds.), Geographical Information Systems , vol. 1 (New York, 1991 ), pp. 21-43.

30．Janet Abbate, Inventing the Internet (Cambridge, Mass., 2000 ).

31．Castells, The Rise of the Network Society , pp. 50-51.

32．Ibid., p. 61.

33．An earlier version of the film, entitled Rough Sketch , was made in 1968 , and formed the basis of the slightly longer 1977 version, released under its current title. See http://powersof10.com/.

34．Christopher C. Tanner, Christopher J. Migdal and Michael T. Jones, “The Clipmap: A Virtual Mipmap”, Proceedings of the 25 th Annual Conference on Computer Graphics and Interactive Techniques, July 1998 , pp. 151-8 , at p. 151.

35．Avi Bar-Zeev, “How Google Earth [Really] Works”, accessed at: http://www.realityprime.com/articles/how-google-earth-really-works.

36．Mark Aubin, “Google Earth: From Space to your Face . . . and Beyond”, accessed at http://www.google.com/librariancenter/articles/0604_01.html.

37．http://msrmaps.com/About.aspx?n=AboutWhatsNew&b=Newsite.

38．Mark Aubin, co-founder of Keyhole, Inc., in an article entitled “Notes on the Origin of Google Earth”, accessed at: http://www.realityprime.com/articles/notes-on-the-origin-of-google-earth.

39．Michael T. Jones, “The New Meaning of Maps”, talk delivered at the “Where 2.0 ”conference, San Jose, California, 31 March 2010 , accessed at: http:// www.youtube.com/watch?v=UWj8qtIvkkg.

40．http://www.isde5.org/al_gore_speech.htm.

41．Simon Greenman, personal email communication, December 2010 . I am very grateful to Simon for sharing his first-hand knowledge of the development of geospatial applications with me.

42．Avi Bar-Zeev, “Notes on the Origin of Google Earth”, accessed at: http:// www.realityprime.com/articles/notes-on-the-origin-of-google-earth.

43．“Google Earth Co-founder Speaks”, accessed at: http://techbirmingham. wordpress.com/2007/04/26/googleearth-aita/.

44．For a visual example, see “Tiny Tech Company Awes Viewers”, USA Today, 21. March 2003, accessed at: http://www.usatoday.com/tech/news/techinnovations/2003-03-20-earthviewer_x.htm.

45．http://www.iqt.org/news-and-press/press-releases/2003/Keyhole_06-25-03.html.

46．http://www.google.com/press/pressrel/keyhole.html.

47．Quoted in Jeremy W. Crampton, “Keyhole, Google Earth, and 3D Worlds: An Interview with Avi Bar-Zeev”, Cartographica , 43 / 2 ( 2008 ), pp. 85-93 , at p. 89.

48．Vise, The Google Story .

49．Sergey Brin and Larry Page, “The Anatomy of a Large-Scale Hypertextual Web Search Engine”, Seventh International World-Wide Web Conference ( WWW 1998 ), 14-18 April 1998 , Brisbane, Australia, accessed at: http:// ilpubs.stanford.edu:8090/361/.

50．http://ontargetwebsolutions.com/search-engine-blog/orlando-seo-statistics/ . These figures are estimates and not verified by Google.

51．http://royal.pingdom.com/2010/02/24/google-facts-and-figures-massiveinfographic/.

52．On Google’s stated policy, see http://www.google.com/corporate/ ; http:// www.google.com/corporate/tenthings.html.

53．Harry McCracken, “First Impressions: Google’s Amazing Earth”, accessed at: http://blogs.pcworld.com/techlog/archives/000748.html.

54．Personal interviews with Ed Parsons, April 2009 and November 2010 . All Parsons’s subsequent quotes are based on these interviews. I am extremely grateful to Ed for taking the time to conduct these interviews.

55．Aubin, “Google Earth”, accessed at http://www.google.com/librariancenter/articles/0604_01.html.

56．http://www.techdigest.tv/2009/01/dick_cheneys_ho.html.

57．http://googleblog.blogspot.com/2005/02/mapping-your-way.html.

58．http://media.digitalglobe.com/index.php?s=43&item=147 , http://news.cnet.com/8301-1023_3-10028842-93.html.

59．Jones, “The New Meaning of Maps”.

60．Ed Parsons, personal interview, April 2010.

61．Crampton, Mapping , p. 133.

62．http://googleblog.blogspot.com/2010/04/earthly-pleasures-come-to-maps. html.

63．Michael T. Jones, “Google’s Geospatial Organizing Principle”, IEEE Computer Graphics and Applications ( 2007 ), pp. 8-13 , at p. 11.

64．http://www.emc.com/collateral/analyst-reports/diverse-exploding-digital-universe ; http://www.worldwidewebsize.com/.

65．Waldo Tobler, “A Computer Movie Simulating Urban Growth in the Detroit Region”, Economic Geography , 46 ( 1970 ), pp. 234-40 , at p. 236.

66．Personal interview with Ed Parsons, April 2010.

67．http://www.gpsworld.com/gis/integration-and-standards/the-view-google-earth- 7434.

68．Steven Levy, “Secret of Googlenomics: Data-Fueled Recipe Brews Profitability”, Wired Magazine , 17 . 06 , accessed at: http://www.wired.com/culture/culturereviews/magazine/17-06/nep_googlenomics?currentPage=all.

69．https://www.google.com/accounts/ServiceLogin?service=adwords&hl=en_ GB&ltmpl=adwords&passive=true&ifr=false&alwf=true&continue=https://adwords.google.com/um/gaiaauth?apt%3DNone%26ugl%3Dtrue&gsessionid=2-eFqz0_CDGDCfqiSMq9sQ.

70．Levy, “Secret of Googlenomics”.

71．Jones, “The New Meaning of Maps”.

72．Matthew A. Zook and Mark Graham, “The Creative Reconstruction of the Internet: Google and the Privatization of Cyberspace and DigiPlace”, Geoforum, 38 ( 2007 ), pp. 1322-43.

73．William J. Mitchell, City of Bits: Space, Place and the Infobahn (Cambridge, Mass., 1996 ), p. 112.

74．http://www.nybooks.com/articles/archives/2009/feb/12/google-the-future-of-books/?pagination=false#fn2-496790631.

75．http://online.wsj.com/article/SB10001424052748704461304576216923562033348.html?mod=WSJ_hp_LEFTTopStories.

76．http://www.heritage.org/research/reports/2011/10/google-antitrust-and-not-being- evil.

77．Annu-Maaria Nivala, Stephen Brewster and L. Tiina Sarjakoski, “Usability Evaluation of Web Mapping Sites”, Cartographic Journal , 45 / 2 ( 2008 ), pp. 129-38.

78．http://www.internetworldstats.com/stats.htm.

79．Crampton, Mapping , pp. 139-40.

80．Ed Parsons, personal interview, November 2009.

81．Vittoria de Palma, “Zoom: Google Earth and Global Intimacy”, in Vittoria de Palma, Diana Periton and Marina Lathouri (eds.), Intimate Metropolis: Urban Subjects in the Modern City (Oxford, 2009 ), pp. 239-70 , at pp. 241-2 ; Douglas Vandegraft, “Using Google Earth for Fun and Functionality”, ACSM Bulletin , (June 2007 ), pp. 28-32.

82．J. Lennart Berggren and Alexander Jones (eds. and trans.), Ptolemy’s Geography: An Annotated Translation of the Theoretical Chapters (Princeton, 2000 ), p. 117.

83．Allen, “A Mirror of our World”, pp. 3-8.

84．Simon Greenman, personal email communication, December 2010.

结语　历史之眼？

 1．J. B. Harley and David Woodward (eds.), The History of Cartography , vol. 1 : Cartography in Prehistoric, Ancient, and Medieval Europe and the Mediterranean (Chicago, 1987 ), p. 508.

 2．Rob Kitchin and Martin Dodge, “Rethinking Maps”, 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 , 31 / 3 (2007 ), pp. 331-44 , at p. 343.

 3．Albrecht Penck, “The Construction of a Map of the World on a Scale of 1∶1,000,000 ”, Geographical Journal , 1 / 3 ( 1893 ), pp. 253-61 , at p. 254.

 4．Ibid., p. 256.

 5．Ibid., p. 259.

 6．Ibid., p. 254.

 7．A. R. Hinks, quoted in G. R. Crone, “The Future of the International Million Map of the World”, Geographical Journal , 128 / 1 ( 1962 ), pp. 36-8 , at p. 38.

 8．Michael Heffernan, “Geography, Cartography and Military Intelligence: The Royal Geographical Society and the First World War”, Transactions of the Institute of British Geographers , new series, 21 / 3 ( 1996 ), pp. 504-33.

 9．M. N. MacLeod, “The International Map”, Geographical Journal , 66 / 5 ( 1925 ), pp. 445-9.

10．Quoted in Alastair Pearson, D. R. Fraser Taylor, Karen Kline and Michael Heffernan, “Cartographic Ideals and Geopolitical Realities: International Maps of the World from the 1890 s to the Present”, Canadian Geographer ,50 / 2 ( 2006 ), pp. 149-75 , at p. 157.

11．Trygve Lie, “Statement by the Secretary-General”, World Cartography , 1 ( 1951 ), p. v.

12．“Summary of International Meetings of Interest to Cartography ( 1951-1952 )”, World Cartography , 2 ( 1952 ), p. 103.

13．“The International Map of the World on the Millionth Scale and the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in the Field of Cartography”, World Cartography , 3 ( 1953 ), pp. 1-13.

14．Sandor Radó, “The World Map at the Scale of 1 : 2 500 000 ”, Geographical Journal , 143 / 3 ( 1977 ), pp. 489-90.

15．Quoted in Pearson et al. , “Cartographic Ideals”, p. 163.

16．David Rhind, “Current Shortcomings of Global Mapping and the Creation of a New Geographical Framework for the World”, Geographical Journal , 166 / 4 ( 2000 ), pp. 295-305.

17．http://www.globalmap.org/english/index.html . See Pearson et al. , “Cartographic Ideals”, pp. 165-72.

Table of Contents

彩　插

引　言

第一章　科学

托勒密，《地理学指南》，约公元150年

第二章　交流

伊德里西，1154年

第三章　信仰

赫里福德《世界地图》，约1300年

第四章　帝国

《疆理图》，1402年

第五章　发现

马丁·瓦尔德泽米勒，《世界全图》，1507年

第六章　全球主义

第奥古·里贝罗，《世界地图》，1529年

第七章　宽容

杰拉杜斯·麦卡托，《世界地图》，1569年

第八章　金钱

约翰·布劳，《大地图集》，1662年

第九章　国家

卡西尼家族，《法国地图》，1793年

第十章　地缘政治

哈尔福德·麦金德，《历史的地理枢纽》，1904年

第十一章　平等

彼得斯投影法，1973年

第十二章　信息

谷歌地球，2012年

结　语　历史之眼？

致　谢

注　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