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赞誉

给读者的话

序言

第一部分 在遗忘中生存

第二部分 黑暗中的探索

第三部分 打开心扉

第四部分 选择面对

尾声

版权信息

书名：人格裂变的姑娘

作者：（美）奥尔加·特鲁希略

出版社：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出版时间：2018年1月

ISBN:9787505742154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赞誉

奥尔加·特鲁希略通过《人格裂变的姑娘》一书提醒我们勇敢地活着的真正意义。她曾经受尽家庭暴力之苦，但她从中解脱出来的故事使人备受鼓舞。

——《女蜂王与崇拜者》（Queen Beesand Wannabes）作者

罗莎琳德·怀斯曼（Rosalind Wiseman）

通过《人格裂变的姑娘》，奥尔加·特鲁希略让我们看到一个人的力量可以让一切变得不同，通过描述自己从中解脱的过程，向我们呈现了复原和疗愈的真实意义。这是一本必读之书。

——非裔美国人社区家庭暴力研究所副主任

希拉·汉金斯（Shelia Hankins）

《人格裂变的姑娘》呈现了儿童强大的心理韧性，作为一个被诊断为分离性身份识别障碍的人，我很容易与这本书产生共鸣。书中有些部分让我惊讶，有些部分让我哭泣。纵览全书，一个经历如此童年的人，却可以做出积极的改变，让我久久不能忘怀。我很高兴奥尔加有勇气说出她的故事。

——分离性身份识别障碍幸存者，贝丝·卡塞尔（Beth Cassell）

奥尔加用清晰、有尊严并且充满尊敬的态度描写了一个复杂又容易被人误会的心理疾病，她用一种更实在、更有冲击力的方式传递给我们一种智慧、一种勇气。虽然她从幼年起遭受强奸和暴力，以致出现分裂状态，但却有从中解脱出来的强大愿望。对于患有分离性身份识别障碍的我们而言，这本书描写了我们的生活；对于其他人而言，这本书可以让你重新审视那些被忽略的症状，并且带有真情实感地理解它。这是一份重要的礼物。

——《一个分裂者的故事》（Nickels:ATaleof Dissociation）作者

克里斯汀·斯塔克（Christine Stark）

谢谢你写了这本书，让我觉得不再孤独，我可以用它让更多人了解我的生活。

——分离性身份识别障碍幸存者，玛丽（Mary）

在《人格裂变的姑娘》中，奥尔加·特鲁希略体现出面对创伤时罕有的勇气。这本书让人深深感动，写出了奥尔加的心理历程，她是如何伴随着分离性身份识别障碍生活，并且如何被治愈的过程，最后她的生命得以绽放。

——全国家庭暴力、创伤和心理健康中心主任

家庭暴力和心理健康政策倡议执行主任

卡罗尔·沃肖（Carole Warshaw）

给读者的话

《人格裂变的姑娘》一书包含一些性暴力和身体虐待的情节，这只是书中的一小部分，这对于笔者介绍自己童年经历，以及如何产生分裂性身份识别障碍是必要的部分。这可能会勾起经历过暴力的一些读者的回忆，甚至引发不好的情绪体验。如果有这样的情况，建议这位读者停止阅读，立即咨询创伤处理方面的心理专家。

序言

1993年，我31岁，被诊断患有分离性身份识别障碍（Dissoci-ative Identity Disorder,DID），好多年间，我一直在学习什么是DID，它如何影响我的生活，我是怎么发展出分裂的部分的，怎么与DID一起平凡幸福地生活下去。这本书详细地描写了我的经历。

这10年间，我成为暴力创伤方面的专业顾问和演讲者。到全国各地参会期间，我遇到很多愿意分享他们患有DID的人。不久前，我遇到了一个正因自己的症状崩溃的女人，我告诉她：“我记得我也曾经有过像你这样的体验，我都害怕我自己。之后我才意识到，我还是那个我，我只是更加了解我自己了。”她含泪看着我：“我从没有这样想过。”

写出经历最初的动机是为了让那些同样有DID症状的人们感觉他们并不孤单，并且能让他们更加理解这个障碍。人们需要知道用这样的方式保护自己，这并不是他们的错。我想给这个被认为是神秘可怕的心理疾病戴上一个真实的面孔。我希望通过我的案例让人们看到这些标签后面真实的样子，也让人们看到一个DID患者如何从中获救，以及我们最终可以生活得幸福美满，而不只是如众所周知的那样生活在不同的部分里。

这本书以我的记忆为出发点，有些事情发生在40多年前。我们知道记忆并不都是完整的，3岁的孩子并不能记住生活中的所有细节，但是现在研究也证实了创伤会让记忆变得与常人不同，那些重要的暴力和恐惧事件在年幼时给我留下了深刻的记忆，这些记忆鲜明生动。虽然我不记得那些无关紧要的日期，但是我创伤的记忆比平常生活的记忆更加牢靠。在听众前演讲时，我会戏称这种记忆是超能力。写这些的时候，我可以看到并且感受到那些场景。创伤也让我总是过度警惕，我一直习惯性地搜集周围大量的信息以避免潜在的危险。

我除了记得创伤事件，也同样记得那些非创伤性事件，例如，我清晰地记得与邻居一起共同生活的时光，她慈祥又有爱心，写到她时，我甚至能感觉到她的拥抱。在最绝望的时候，我一直想着她和她对我说过的话，我如此清晰地记得她，也是因为失去她实在是太痛苦了。美好的时光总是用来衬托那些创伤经验的，尽管如此，我还是能在被暴力伤害得太严重的时候想到那些美好的感受。

了解分离性身份识别障碍，要先了解“分裂”，我们每个人都有这样的心理过程。“分裂”是一个自然而然的心理过程，通过人们不同的想法和态度表现出来，变现为一系列的经验和症状。通常，我们通过白日梦或者使用自动驾驶模式开车回家等这样的方式温和地体验着分裂，也有些分裂则是通过遗忘表现出来的，还有些人分裂的感受可能更加强烈一些，但是并没有达到可以称之为“分裂性障碍”的地步。同时，也有很多人有更加严重的症状，包括分裂成各种人格或者在大脑中产生不同的身份，这些通常是由于无法脱身或者过激的创伤经历引起的，他们的大脑本能地分裂成许多不同的情绪、躯体感受、回应或者行为。

孩子通常会用分裂作为解决严重的身体和情绪痛苦的有效办法，分裂障碍是一种非常有效的生存技能，这是因为它可以让那些创伤性信息与日常生活中的信息不产生连接，创伤性信息被保存在意识中心之外，远离他们当下的意识，直到这个人足够强大或者希望能够面对这些经历。

如果像我这样，虐待持续不断地发生，分裂会成为一种习惯性又强有力的方法。当这个人遇到与创伤经历相似的场景时，他就会自动“分裂”。举个例子，在我的案例中，如果什么人站得离我很近，我就会觉得与某次有人靠近我并且伤害我的场景吻合，我会认为这是一种威胁，我的大脑就会本能地“分裂”。

我们现在仍然习惯于把DID称为多重人格障碍（Multiple Personality Disorder,MPD），尽管MPD只是DID中的一种，在《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第四版》（Diagnostic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IV,DSM-IV）中，对DID的描述如下：

A.存在两种或两种以上不同的身份或人格状态（每一种有自己相对持久的感知、联系以及思考环境和自身的方式）。

B.至少有两种身份或人格状态反复地控制着患者的行为。

C.不能回忆重要的个人信息，其程度无法用通常的健忘来解释。

D.这些障碍不是由于物质的直接的生理作用所致（如酒精中毒时暂时的意识丧失或混乱行为）或一般的医学情况（如复杂部分发作）。

注意：对于儿童，这些症状不是由想象玩伴或其他幻想的游戏所致。

我在长时间被虐待中发展出DID，我的“分裂”让我在家庭暴力和家庭成员的性侵犯中得以保护自己，某次袭击给我带来太多伤痛，我的意识就会离开身体，在自己身体之外看着这场悲剧，这可以让我觉得自己正在看着一个很像自己的人遭受伤害，那些伤害我的人看上去也是很空洞的样子。之后，我会把这些经验放进不同的小房间里，关门落锁，就像是电影中的情节一样。最初我把整个事件放在意识的某个房间里，随着袭击越来越残酷，即便只是远远地看着，意识也已经无法承受了。潜意识把这些事件分解成小碎片，然后把这些小碎片放在一系列的房间里：一个房间里保存着微笑，另一个房间里保存着父亲的脸，还有一个房间保存着深深的孤独与绝望。每个房间都会被锁好，直到下一次我经历同样的侵害和痛苦时才打开。

由于不停地受到伤害，这些房间在我的大脑中有了不同的功能，换言之，创伤经历成为我意识中不同的部分，我喜欢称之为不同部分的我。例如，3岁的部分保存着父亲第一次强奸我的记忆，让我之后的28年不必承受这样的伤痛。有别于完整的记忆和身份，我成为有许多个自己的人，很多人称之为“人格状态”。在这本书的第二个部分，我会清楚地描写我是如何得知我的不同部分的，我用她们的年纪给她们命名：3岁、7岁等。

你现在大概可以了解“分裂”是多么方便的技巧了，我的大脑可以创造出与某种处境吻合或者能给我带来某种益处的不同部分或者房间：可以是好学生，可以是运动健将，也可以是律师或者某人的朋友。

有些房间可能只保存着某些强烈的情绪，而其他房间可能已经发展出自己角色的想法和感受。某些部分一直锁着，直到我需要从创伤经历中获得经验，例如我需要知道在被伤害时应该说什么或者做什么的时候，它才会被开启。这样的“分裂”可以让我不必一直保有儿时全部的经历。

在我的DID中，还存在着并行意识，这意味着总是有一个中心的“我”。许多部分对于我的身体和情绪都有很大的影响，很多时候我无法控制她们，甚至无从得知她们。即便我总是保有中心的自己，但某些部分会浮上来然后又消失，或者与其他部分整合在一起。那些相似的房间里都有一个通往中心部分的锁着的门。我尚年幼的时候，这些不同的房间独立地开合，直到我在治疗过程中变得足够强壮到可以知道这些事。并行意识让我有机会与内在的自己沟通，让我成为其中的权威或者是谈判者，让我去整合这些部分。在治疗过程中，中心的我拆掉这些房间的墙，但是却还有一些空间保有着一两个房间以待我去探索。

这本书是讲治愈的过程，为了让你能够了解我患上DID的背景，并且让你知道作为一种适应方式，我发展了DID，我描写了一些创伤经历。我认为了解我曾经在家庭中长期遭受的暴力，可以更好地让你知道那些来自家庭以外的普通关怀和爱在我的治愈中起到了多么重要的作用。

在描写多少暴力情节的事情上，我已经深思熟虑过了，并且尽量柔化了那些场景。作为一个暴力的受害者，我对于自己要读的东西或者要看的内容都很谨慎，我尽量避开一些生动的细节，以免触动那些有相同经历的人。尽管如此，为了避免这些模糊的暴力片段还是会触动一些敏感的人，这些情节大多数在前六章里，之后的章节里只是在描写暴力给我的心理和情绪带来的影响，以及DID的相关内容。你可以略过前几章里有暴力情节的部分，如果还是觉得难受，那么你可以直接从第7章开始阅读，或者让你的朋友帮你把暴力情节标注出来。

儿时遇到的许多人指点我成了一个杰出的人，通过这些平凡简单的事情让我有了得以获救的希望，并且让我在之后的人生中保有着自尊、诚实、理想和同情心。我希望这本书可以帮助那些患有DID或者爱着身边患有DID的家人、爱人、同事和朋友的人，我也希望正处于暴力之中的家庭从这种创伤中得到一些启示。我最希望的是那些已经知道自己患有DID的人可以明白这个障碍本身就是一种无法言喻的生存技能，你应该为从创伤中生存下来而感到骄傲。创伤性事件或许给你的人生带来了极大的冲击，但我已经学会从那些黑暗和痛苦中延伸出更好的人生。拥有创伤的人都充满了创造力、爱以及勇气，我们的整体大于所有部分的总和。

第一部分　在遗忘中生存

1

母亲挂掉厨房墙壁上的电话，走向我的房间。这是一个温暖而潮热的傍晚，我们的房子是没有空调的半个双层公寓。她离开厨房，伴随着父亲客厅里风扇的声音，一路走过长廊。

通过长廊时，她本能地停在一个桌子前，对着圣母玛利亚雕像一边嘀咕着一小段祈祷文，一边在胸前画了一个十字：“上帝保佑。”我一直不知道她在祈祷什么，当然她有太多的请求。

小门厅里有一个咖啡桌，上面陈列着旧时发行的《国家地理》（National Geographic）。母亲觉得上面的图片很漂亮舍不得丢掉，所以叠放得越来越多。她想要去环游世界，时常充满渴望地看着这些图片。在我出生的前一年，父母搬到了美国，而母亲就在这座城市度过了她的余生。她继续爬上陡峭且狭长的楼梯，到达顶层，经过另一个摆着陶瓷的圣约瑟夫像和圣母玛利亚像的小桌子时，她稍停一下，嘀咕着相同的祈祷，画了一个十字，经过洗手间并走进哥哥们的房间。我的哥哥们，麦克（Mike）5岁，艾利克斯（Alex）6岁，正各自在床上玩着玩具。我喜欢麦克，但是却害怕艾利克斯，我总是尽可能地离他远一些。这是我4岁生日的那个夏天。

走过哥哥们的房间，母亲拨开充当房门的帘子，坐在我的小床旁边。我的房间里一目了然：一个单人床、一个梳妆台和一些嵌入式的架子。我们住进来的时候，母亲骄傲地告诉我这将是我一个人的房间，我不必与哥哥们共用。最初我很高兴，但是这个房间在房子的尽头，离父母的房间很远，没有门也没有暖气，而且墙上有一个可怕的窗子，从洗手间就可以透过窗子看见我的房间。

我原本可以住父母卧房旁边的那个房间。那个房间有暖气，也有通往室外的窗子，但它一直都空着。我总是疑惑它为什么不是我的房间。如果我住进了那个房间，我可以锁上门，母亲可以听到父亲对我做了什么，或者我可以向窗外的路人呼救。但是我的房间在房子的背面，没有门，暴露、孤立，并且还有一个可以让任何人站在浴室就可以窥视我的窗子。

母亲并不常来我的房间，今天下午她有话要跟我讲。她是用西班牙语跟我讲话的，西班牙语是那时的我唯一听得懂的语言。“奥尔加（Olga），我找到了一份工作，以后我不能天天在你身边照顾你了。”一股恐惧和惊慌冲击着我的身体，我知道父亲禁止她去工作，我担心她，也为自己担心。母亲要起身的时候，我问她原因。她说：“因为你父亲只会说西班牙语，他找不到合适的工作。”

不一会儿，我就听到父亲向母亲大吼，他说母亲是个女人，应该在家里照顾孩子，而不是出去说英语或者工作。母亲向他恳求：“我们需要钱，亚历杭德罗（Alejandro）。我们要付房租，我们甚至不能支持日常生活了，你希望孩子们可以去天主教学校，这需要花很多钱。”父亲愤怒地摔门而去，第二个星期母亲开始上班。

20世纪60年代的时候，如果你不会说英语，又不愿意从事服务行业，例如保安、洗碗工，那么你就无法找到工作。所以我父亲很少有工作，他谎称自己是博士（doctor），别人问他是否是医生（doctor）时，他会说自己是国际关系的博士。

父亲说谎成性，甚至是一些无关紧要的事，比如他跟谁说了话、做了什么事、午餐吃了什么。我经常看着他用一些令人困惑的方式扭曲事实，例如，我们总是在3月28日为他庆祝生日，直到他去世，我才知道6月12日才是他的生日。有几次他失踪几个星期或者几个月，谎称去海外工作，但最后他都是身无分文地回到家里。

我出生时，父亲已经51岁了，我不太知道他之前的人生经历，尽管我听过一些关于他的故事。他说他曾经是《萨尔瓦多新闻报》（El Salvadoran Newspapaer）的记者，在多米尼加共和国工作时与母亲相遇。他们在阿根廷工作时有了艾利克斯，在波多黎各工作时生下麦克。之后他在古巴报道了卡斯特罗（Castro）的革命，他告诉我到美国的原因是卡斯特罗控制了政权，必须尽快离开。他说他是肯尼迪政府和罗斯福政府的助手，是拉丁美洲事务专家。我曾经告诉别人，我父亲是个记者，虽然我从来没有发现他做过记者或者政坛副手的迹象，但是那时我相信父亲是个非常重要的人物。

我父亲几近秃顶，只有头的两侧有灰白色的短发，头顶仅有的几根头发被梳到后面。他手上和胳膊上已经长出老人斑，脸上有皱纹，但是他总是把手洗得干干净净，指甲也总是修剪得很好。我学着观察父亲每一个表情，我查看他的嘴和胡子在脸上的位置，仔细听他说话的声音和速度，通过这些来辨别危险的信号。

母亲和父亲站在一起会显得非常古怪。我的母亲是一个年轻、漂亮又高挑的女子，而父亲却又矮又老，毕竟父亲比母亲大了24岁。之后我从母亲那里得知，他们在母亲的故乡多米尼加共和国相遇并且结婚，但是当她怀了艾利克斯，父亲不辞而别，去了阿根廷。母亲追寻父亲到阿根廷，之后他们组成了家庭，并且生活在一起。母亲因从楼梯上摔下来，早产生下了艾利克斯。她虽然没有提到是父亲推了她导致艾利克斯的早产，但是我相信是父亲干的。除非父亲推她或者打她，我从来没有见过母亲跌倒。

我与母亲非常亲近，我觉得她是最聪明的女人。她4岁上学，16岁从天主教高中毕业，成为家里唯一上过大学的人。她英语与西班牙语的双语速记和听写能力以及她的学历使她可以找到秘书这样不错的工作。我即将4岁的那天，她微笑着跟我说：“我会在城里的一家医院里工作。”尽管我很害怕，但是我为母亲感到骄傲，她聪明并且能够照顾我们。

她做到了。母亲上班后，父亲要求她把所有赚来的钱都交给他，之后我才知道母亲把支票兑换成现金，然后把一些钱存进父亲不知道的账户，剩下的才拿回家里。

她坐在我的床边，我觉得自己是那么爱她，她握着我的手，温柔地告诉我白天要去工作，不能照顾我们。我看着她的脸，在她深棕色眼睛里寻找着我非常渴望的眼神，那个她爱我的眼神。

母亲握着我的小手，她的手看上去柔软美丽，指甲漂亮且修长，涂着红酒一样的深红色。我的心里对她充满了爱，她是那么完美，留着时髦的短发，又高又苗条，化着精致的妆。尽管母亲聪明、漂亮，但我觉得她很脆弱，我害怕失去她，怕她受伤，怕她被打碎。她握着我的手，说：“我会跟格拉谢拉夫人（Dona Graciela）谈谈，她白天会照看你。”格拉谢拉·埃尔南德斯（Graciela Nern and ez）是一个住在我们隔壁的老太太，她有着与其年龄相匹配的智慧。当我去她家里时，她会张开双臂欢迎我，给我一个大大的拥抱，我甚至能融化在她柔软的身体里。即便她并不壮硕，但对3岁的我来说，她看上去很高大。她总是穿着宽松的裙子，那种最普通的棉布大长袍，将灰白色的长发盘成一个圆发髻。就像我父亲一样，她手上长着老年斑，皮肤被太阳晒得很粗糙，闻起来就像在农田里工作的人，她不涂香水，也没有任何特殊嗜好。

如果不可以和母亲在一起，那格拉谢拉夫人是第二人选。每天早上看到她的面孔，我都很高兴，听着她说“早上好，可爱的奥尔加”，伴随着她温暖的拥抱，开始新的一天。格拉谢拉夫人让我融入她的生活，分享她的劳动。我们从厨房开始，她会准备鸡蛋和奶酪猪肉玉米饼，然后去地下室洗熨衣服。

格拉谢拉夫人的大多数家人都居住在萨尔瓦多，她与45岁的女儿和19岁的孙女住在双层公寓的另一边。没有男人的家庭结构在我们的文化中是很奇怪的。父亲总是盯着她孙女格拉谢丽塔（Gracielita）的一举一动，看着她离家归家，对她出门的时间和穿着品头论足，父亲不喜欢格拉谢丽塔穿短裤或者讲英语，他不赞同格拉谢拉夫人对格拉谢丽塔的教养方式。“格拉谢丽塔应该学着尊重她的文化，她只是个小女孩，还不懂得如何做一个女人。”他评论的语气吓到了我，这让我感到恶心，之后他也用同样的语气评论我。

父亲对我有很多要求：女孩只可以穿裙子，我长大后只能嫁给拉丁美洲人，相夫教子。穿裙子玩耍对我来说非常辛苦，因为如果我的内裤露出来，孩子们要么拿我内裤上的破洞开玩笑，要么嘲笑我穿着哥哥们的旧内裤。

白天的时候，只有格拉谢拉夫人一个人在家，她的女儿出去工作，孙女在附近的一所大学里读书，她待我像待她唯一的孩子。我们一起听广播，虽然我不懂这些故事情节，但是我陪她一起笑或者一起愤怒。午饭过后，我们一起看她最喜欢的肥皂剧《黑暗阴影》（Dark Shadows），这部剧是以吸血鬼为题材，尽管是英语片，而我们只懂西班牙语，但我们依然坐在那里看得津津有味。

格拉谢拉夫人总是会在看电视剧的时候睡着，我会从沙发上拿个毯子盖在她身上。这里的夏天总是潮湿而炎热，格拉谢拉夫人和我们一样没有空调，但是她却从来没有抱怨过毯子的事情，也没有把它拿开。然后，我也会躺在沙发上打盹。

每当母亲急急忙忙地来接我回家，与格拉谢拉夫人在一起的时光就结束了。母亲工作以后，整个人都变了，尽管她依然需要做饭、打扫房间，但她看上去开心了很多。她步履轻盈，抬头挺胸，还吹着口哨。我想她与同事相处得不错，她从工作中获得了价值感。虽然父亲依然恐吓她、嘲讽她甚至打她。如果他不以粗暴的方式对待母亲，他对母亲根本不屑一顾。工作给了母亲一个逃离这一切、感受正常生活的机会，就像我在格拉谢拉夫人家的时光一样。

那个夏天的傍晚，我在房间听见母亲的尖叫声。我以前听到过她这样尖叫，我知道一定是父亲正在伤害她，我总是想阻止他，但是却不够强壮。这天，我听见母亲哀求父亲放开她，但是父亲还是在打母亲。就像以前一样，我跑去帮她，我穿过哥哥们的房间，看到他们都躲在自己的床下。

到父母的房间时，父亲正把母亲压在床上。他的裤子已经撕碎，母亲漂亮的工作服和文胸也被狠狠地撕坏了，我甚至可以看到她的乳房，她的衣裙已经凌乱，裤袜的裤裆处已经裂开了一个大洞。我抓住父亲的手臂，试图把他拉下来，我对他大喊：“你弄痛妈妈了，你必须停下来。”他转过来攻击我。

他狠狠地抽打我的脸：“我要让你知道不尊重自己父亲的女孩会得到什么样的教训。”我抓着他的手臂尖叫：“不要，爸爸，不要！”但是我知道我无法阻止他，虽然我以前也被这样暴打过，但是这次他要用更加残暴的方式对待我。他撕扯着我的衣服，我很害怕，我的双手在空气中挥舞着，整个房子都在旋转，我感到一阵眩晕。他把我按在地板上，我觉得我要从自己的身体里挣脱出来了，甚至已经无法呼吸，我想他是要杀了我吧，我的感觉变得越来越模糊。

我想让妈妈阻止他。我听到她让父亲停下来，但是她的声音听起来平淡虚弱，我只看见她脸上空洞的凝视，并没有我渴望看到的关注和爱。我想我的妈妈不在那里，她的灵魂已经脱离了身体。父亲故意在母亲面前伤害我，在她面前强奸我也是伤害她的一种方式。父亲对我说，母亲根本不关心我，她一直都不想要我，她并不爱我，她没有阻止他。他的话语和母亲冷漠的样子摧毁了我的意志，我不禁怀疑：她爱我吗？她真的关心我吗？

我的意识更加模糊了，屋子里所有的一切都那么遥远。我停止挣扎，变得麻木，我的目光无法集中在父亲身上，无法看清其他事物，也听不清他在说什么。真正的我像一只乌龟躲进了壳里，我变得很小很小，最后恐惧慢慢消失。我的呼吸变得平静，我已经离开自己的身体，从地板上飘了起来，这对于我来说是一种陌生的体验，像是分裂成两个人。我感觉我的手很奇怪，手指比原来多出了许多，我的一只手变成两只手。虽然我仍然能感觉到父亲的粗暴，但是这种感觉渐渐变得模糊，离我越来越远，最后，我的灵魂漂浮到天花板上，平静地看着这一切。

我看着自己小小的身躯在父亲身下变得扭曲，我肯定他正在强暴的那个人是我，但是我又觉得不是我。将这次强暴看作是发生在别人身上的事可以让我觉得更平静、更安宁，我听不到、感受不到任何事情。父亲从我的脸上看出来我已经不在那里了，这让他以更粗暴的方式强奸我，仿佛这样的粗暴可以让我回来，但那时的我已经飘远了。

这是我无意识情况下的保护反应，我的大脑本能地将这些恐惧与混乱分解。生活太过苦痛，那时的我已经接受分裂所带来的舒适和麻木。

一切结束后，我的父母都离开了房间。重新回到自己的身体里时，我正在流血。我轻轻地啜泣，我不想让父亲听到我的哭声，但是又希望母亲会听见并且回来。母亲明明看见他对我做了什么，但是她为什么没有帮助我？为什么她没有说爱我？我想让她拥抱我、安抚我。父亲狠狠地伤害了我，但是我却要独自面对这一切，我很失望，甚至感到深深的绝望。我慢慢地站起来，没有痛苦，也感觉不到害怕。我走进洗手间拿了一条毛巾，想着必须在父亲回来之前打扫干净。我用抹布擦掉地板上的血渍和精液，擦干净后，我回到洗手间洗澡，又把弄脏的床单放进洗衣机里，我要让一切看上去像什么事情都没发生过一样。

清理是一种条件反射般的行为。我记得有一次被父亲暴打后，我没有整理干净，他冲进房间把我从床上拖下来，用皮带狠狠地抽打我，因为他觉得房间很乱。把一切变得井然有序让我有种可以控制这场混乱的感觉，这让我觉得舒服，可以安抚我的悲伤。

那个晚上，我悄悄地穿过哥哥们的房间，他们正躲在毯子下面，生怕父亲把他们叫醒再揍一顿。我穿过门帘，绝望地看了一眼相框中张开双臂的耶稣。害怕父亲尾随而来再次伤害我，我小心翼翼地爬进床底下，躲在一个收藏照片的箱子后面。我把自己的膝盖抱在胸前，后背紧贴墙壁，长长地松了一口气。如果父亲想要抓我出去，恐怕需要费不少力气。

我觉得疲惫、寒冷又绝望，大脑一片混乱。我并不想整理自己的想法，任由它们随意流动，这些混乱的想法可以让我的大脑稍微放松一下。我的眼睛来回转动着，眼皮愈发沉重，我已经无法睁开双眼。

我现在才明白，那时睡在床底下的我正处于分裂状态。我的大脑将那天所经历的伤痛放进不同的房间里，一旦想起那天晚上发生的事，我的思绪就会停滞。一个房间存储着“父亲强暴了我”这个信息；另一个房间存储着身体的疼痛；一个房间存储着父亲的脸、母亲的脸和当时的恐惧；另一个房间存储着我的愤怒；还有一个房间存储着父亲伤害了我这个事实，还有他所说的话“你是一个坏女孩，这都是你的错。上帝会谴责你，你会下地狱的。所有的人都会看见你有多坏”。很多年的时间里我总是想起这些话，我害怕自己是个坏女孩，害怕下地狱，害怕自己不可爱。

那天晚上并不是我第一次被伤害，我的整个人生已经承载了太多来自家庭暴力的伤害，以致我已经不能成为一个完整的人，拥有完整的意识。没有受到精神创伤的这个年纪的孩子，他们的意识是完整的，随意想一下就能想起所有的事情。但是我的意识以复杂的形式被分解开来，我在意识正中心的房间里，那里有许多锁着的神秘的门，每个门都可以通往中心的房间。这些门后有许多密室，甚至连接着更多的房间。我一次又一次地被家暴，这些房间也变得越来越复杂，有越来越多细节：那里出现了可怕的窗子或者黑色的帘子，墙上挂着壁画。随着我痛苦的记忆越来越多，这些房间变成了不同的个体，有自己的身份、性格、愿望和恐惧。我对自己大脑里发生的事情并不感到害怕，我更害怕家里正在发生的事情。

我在自己的床底下，靠着墙进入梦乡，平安地度过了这个晚上。清晨到来时，我分裂的意识关闭了这些记忆，我可以毫无负担地起床出门，与格拉谢拉夫人度过一天。我想，母亲也有一个相似但是更加复杂的机制，她每次被家暴之后，第二天都若无其事地起床、工作、回家做饭、安置我们上床睡觉。

我脑中许多的房间黑暗又恐怖，它们总是锁着门，钥匙不知所踪；但是还有一些房间是明亮的，有许多窗子和彩色的大门，这些房间我可以随意出入。我把和格拉谢拉夫人在一起的时光放在这样一个明亮的房间里，无论何时我都可以重新记起那时的自己以及和她在一起的美好感觉。

我的父亲出生在玻利维亚的乡村，在家里12个孩子中排行第六。其实他矮小又瘦削，但是在我看来，他巨大、强壮并且很恐怖。事实上他身上充满了矛盾，他前一分钟可以和蔼又有风度，下一分钟就会变得刻薄并且暴虐；他是虔诚的天主教徒，但却虐待家人；他对政治充满热情，乐于谈论民主话题，并且灌输这样的兴趣给我。我和他在许多地方是非常相似的，我和他一样有着醒目的深棕色大眼睛，我遗传了他的口才，也可以把故事讲得幽默、生动有趣。

但是今天的我拥有着他从来都没有的东西。我受过高等教育，成功且快乐，我因自己的权威和专业而备受尊重。而父亲很自大，不论何时何地，他都在寻找被尊重的感觉，可惜没有人像他期待的那样尊敬他。他的英语很不好，很少有邻居能够听懂他的意思。我们一起出去时，大家通常只会跟我讲话，尽管那时我还只是个小孩子。父亲只是时而去一些说西班牙语的聚集地：教堂、附近的修道院、拉丁市场，还有朋友聚会聊天的公园。他只去拉丁裔朋友的家里做客，在家中只允许我们讲西班牙语。

父亲愤怒的时候会打母亲、哥哥，也会打我。他觉得他的职责就是掌控整个家，并且教导我们尊重他。当然，3岁的我以为这是正常的：所有的父亲都会对家人大呼小叫，孩子不听话就得挨打。但是即便当时我尚且年幼，我也知道父亲触摸我的私处是不正常的，他甚至拿某些东西放进我的私处来伤害我。我并不知道他为什么这样做，我甚至不知道怎么用语言去描述它。

我们家和格拉谢拉夫人家只有一墙之隔，我想她能听得到我们这边的事情。她听见了父亲的叫骂声、我们的尖叫声，以及之后的静默或者哭泣声。在她家时，我能听见父亲责骂哥哥们的声音，尽管我不知道他在说什么，但是我知道一定不是好话。我可以想象格拉谢拉夫人听到我们家的声音时，她也一定在替我们感到无助和恐惧。很多次她同我说起脸上或手臂上的淤伤时，我无言以对，只是看着地板。她拥抱我，说她知道父亲对我做了什么，上帝痛恨这样的事情，这不是我的错。“上帝是爱你的，奥尔加。”格拉谢拉夫人比父亲年长，我相信她比父亲更懂得上帝的想法，这可以安抚我。

格拉谢拉夫人帮我想办法，建议我寻找一个害怕时可以躲藏起来的地方。我思索着哪里是安全的，哪里又是不安全的。她觉得我家地下室里那个只有半个门的柜子就不错，因为父亲很难进去，如果可以，我应该躲在那里。她给了我一串念珠，并且教我怎么用。她说我害怕的时候，可以带着念珠找地方躲起来，然后祷告。

这是一个不错的主意。首先，躲起来有时可以让我远离伤害。父亲打骂母亲的时候，如果我试图去阻止他，他就会在母亲面前以更残暴的方式伤害我。其次，见我带着念珠回家，父亲很高兴，他总是让我们对着圣像祈祷；第三，念珠上的珠子可以抚慰我的焦虑，如果父亲打骂母亲的声音传来，甚至我觉得他要杀了母亲时，我会拿出念珠而不是冲过去阻止他。我向圣母玛利亚祷告：“圣母玛利亚，我心中满是您的恩德，祝福您和您的儿子耶稣。阿门。”我一遍又一遍地重复，即便我并不明白它是什么意思，但是这可以让我平静。隔壁的尖叫声、求饶声和呻吟声越大，我就念得越快。几十年后的我依然这样祷告：“充满恩德的圣母玛利亚，上帝与您同在……”我曾经在恐惧时候如此祷告，如今我真正明白了它的含义。

每天晚上，我会以另一种方式想象格拉谢拉夫人在身边，我默默地重复着她的话：“上帝是爱你的，奥尔加。”我双手握紧，仿佛握住她对我说的话。夜晚到来时，我把我的拳头放在耳边，轻轻地打开，想象着格拉谢拉夫人温和地对我说：“这不是你的错。”

我相信格拉谢拉夫人的话，我必须相信，我需要相信自己并不孤独脆弱，我需要知道自己是被爱着的，也是值得被爱的。人们说长者是有智慧的，现在有位长者告诉我，这些不是我的错，我要让她的声音在心里越来越坚定，超过父亲强奸我时大喊的话：“是你逼我这样做的，你是要下地狱的！”我很担心他的话是真的。但是格拉谢拉夫人比他年长，比他有智慧，所以我相信她所说的：上帝是爱我的，上帝痛恨父亲对我的伤害，我相信这就是事实。

一年后，事情发生了变化。我5岁的那个夏天，格拉谢拉夫人来到我家与父亲谈话。我在楼梯的顶层听见她对父亲说，她知道他在家暴我和哥哥。“我在隔壁都听到了，”她指责父亲道，“你比我更清楚，一个男人应该赚钱养家和保护家人，而不是伤害和恐吓他们。”她以父亲的信仰呼唤他的善良：“如果你停止自己的罪行并且悔悟，上帝会原谅你的，亚历杭德罗。”

我看到父亲的回应仿佛变成了慢动作，父亲抬起右手狠狠地掌掴了她。我很害怕，有一种分崩离析的感觉，我离开了自己的身体，飘到了天花板上。他大叫：“这不是你家！”他逼近格拉谢拉夫人并且威胁道：“你的家庭已经没有任何恭敬可言，如果我再从你家里听到声音，我就会过去让你们所有人都安静下来。”他又打了格拉谢拉夫人一巴掌。

格拉谢拉夫人退到门外，我看到了她对父亲的恐惧。这倒不是因为他对自己做了什么，而是害怕他会对孙女做什么，就像他正对我做的事情一样。父亲把我叫下来，在格拉谢拉夫人的面前说道：“格拉谢拉夫人刚才跟我说了，她不希望你再到她家去了。”随着他的声音，我觉得血都冲向了我的大脑。我震惊并且哀伤地看着格拉谢拉夫人，我已经无法听见父亲的声音了。我透过门边的窗子看着格拉谢拉夫人，她一只手捂着自己的脸，扶着门廊的扶手，缓缓走出我的生活。

没等我反应过来，父亲已经用手臂夹着我，把我拖回楼上。哥哥们躲进了床底下。“你告诉她什么了？她为什么会知道？”他生气地问道。他扒光我的衣服，抽打我的脸，我感到血又冲向我的大脑，我再一次听不见他的声音了。就像乌龟缩进了壳里，我变得越来越小，意识越来越模糊，我飘到了天花板上，看着自己在他面前赤裸地战栗着，他狠狠地抽打我的胃部和肋骨，然后把我扔到床上并且强奸我。我已经麻木了，一想到再也无法见到格拉谢拉夫人，这比父亲给我造成的任何伤害都要痛苦。

从那以后，白天我也要和父亲一起待在家里。哥哥们去公园或者朋友家里玩，有时也会在后院玩耍。我没有上学，只会说西班牙语，没有什么同龄的朋友，我也想与麦克哥哥一起出去玩，但是父亲不许我同男孩一起玩耍。所以我和父亲从早到晚待在一起，他对我的暴力也越来越多。

不能和格拉谢拉夫人在一起，我既失落又害怕，我整天想着她。我很清楚她一整天要做的事情。我想象着穿透墙壁，到她家，握住她的手，走下陡峭的台阶。我很担心，没有我的话，她会不会跌倒在楼梯上，家里没有人能够帮她。我担心她熨衣服的时候烫到自己，担心她忘记关掉熨斗。她说过：“可爱的奥尔加，你现在还太小，不能熨衣服，但是你可以帮我想着关掉熨斗，好吗？”谁陪她听广播故事？谁逗她笑？谁在她打盹的时候给她盖毯子？父亲不许我看《黑暗阴影》，我想我已经连接不上剧情了。

我时常坐在顶层楼梯的旁边，在圣约瑟夫和圣母玛利亚前祷告，我贴近格拉谢拉夫人与我家共用的墙壁，想要听见格拉谢拉夫人的声响。父亲有好几次逮到我坐在那面墙边，他告诉我格拉谢拉夫人不想再见到我了，让我不要再听她的声响。所以大多数时间，我靠着床底下那面墙，拿着格拉谢拉夫人给我的念珠祷告。

格拉谢拉夫人的女儿上班、孙女上学的时间里，她形单影只。我决定去探望她，即便我不能去她家里，但是我可以通过别的方式靠近她。我在街区附近走来走去，说不定可以在她抖毯子的时候看到她。我在后院玩耍的时候，会故意将球踢到她的院子里，在越过栅栏把球取回来时，我特意放慢脚步，期待她就在窗边也在看着我。有些时候，我会将球踢在她地下室的楼梯上，但是还是不见格拉谢拉夫人。

母亲也试图寻找一些方式逃离恐怖的家庭氛围，但是除了去工作，她无处可去。她没有朋友，除了工作时间，父亲让她一直待在家里。每到周末，母亲就会逃到后院，花几个小时的时间修剪她的玫瑰花，一朵一朵地闻花香，一枝一枝地欣赏。她带着绿色的手套，小心翼翼地整理花朵。我看着她谨慎地拿着多刺的花茎，深深地闻着花香，然后悠悠地叹一口气。“怎么了？”我问，但是她很少回答。我想知道是什么样的味道让她如此叹息，这些花为什么让她悲伤？它们鲜艳又美丽。我抓住一朵玫瑰的花茎却只感到刺痛，之后我再也没有闻过玫瑰花香，我讨厌玫瑰花。

母亲有许多整理花园的工具，但是都不许我碰。所以我只能用手挖土，我喜欢挖土，泥土黑亮、富饶又凉爽。我喜欢品尝泥土的味道，喜欢它的沙砾感，当然我只能在母亲看不到的时候品尝一下，否则我会被她责备。

母亲用许多时间挖土，重新种植花朵，把已经枯萎的花朵从枝叶上拣出来。她毫无情绪地整理它们，这让我觉得她并不在那里。我总是坐在她的身边跟她讲话，希望从她的眼中看到我无限渴望的爱。但是过了许久，我始终没能看到那样的眼神，我只好去跟我的三只狗玩耍，或者找寻爬到后院的乌龟。这只乌龟有我两只手合起来那么大，我温柔地抚摸它的外壳。它的壳像泥土一样清凉，有的地方粗糙，有的地方光滑，脖子和四肢有许多皱纹，这让我想起格拉谢拉夫人。它把头伸出来偷看的时候，我会轻轻抚摸它一下，看着它又把头缩回壳中。如果我有一个同样的硬壳，它一定可以保护我，我可以蜷缩在里面不受伤害。

那个夏天依然闷热潮湿。有一天，我看见格拉谢拉夫人正在晾衣服，我跑过后门，兴高采烈地与她打招呼：“格拉谢拉夫人好！”她温柔和蔼地看着我，我爬上栅栏靠向她，她拥抱着我，说她爱我。我的心里充满了爱意，十分雀跃。我问她是否可以去她家，她回答说父亲不会允许的。我绝望地大哭起来，跌落在地上，仿佛要融化在自己的眼泪中一样。格拉谢拉夫人蹲下来，紧紧地抓住我的手，让我重新站起来。她告诉我，她会一直爱我，即使父亲不希望她再出现在我身边。她亲了亲我的手，告诉我应该去社区活动中心，那里有许多好人，也有许多同龄的小朋友可以一起玩。在离开之前，她轻声告诉我，她会盯着父亲的，会透过那面墙听着父亲的声音，会一直照看着我。虽然我没有从她那里听到我渴望听到的——她会努力让我和妈妈与她住在一起——但是感觉好多了，我开始思索去社区活动中心的事。

格拉谢拉夫人已经尽其所能地帮助我，我永远不会忘记她那些看似平凡的善举。直至今天，说起或者写到与格拉谢拉夫人在一起的时光，都依然能感受到她的爱给予我的力量。

2

我迅速地穿上前一晚父亲为我准备的彩色格子裙，将乱糟糟的头发扎成一个马尾。哥哥们已经在厨房吃起早餐，我很怕自己被落下。我跑下楼，到厨房的时候正好看见哥哥们从后门走出去。我对父亲说：“我和哥哥们一起去社区活动中心了。”我不想停下来或者放慢速度看父亲的反应，幸运的是他专注地看着报纸，并没有阻止我，我自由了。

我跑出后门，希望能追上哥哥们。我穿过院子，爬过铁网围栏，跑过小路进入树林。我看见麦克和艾利克斯在树林里离我不远的地方，我停下来大喊：“等等我！”麦克转过头来，但是艾利克斯继续向前走着。艾利克斯知道我们不可以横穿树林，也不想冒被抓住的风险。但是麦克往回跑了一点，叫我快一些。我放松下来，我不是一个人，我的哥哥在等着我。

树林是一个让我变装的好地方，这里离家已经够远了，距离社区活动中心还有一段距离，没有人会看到我。我把运动短裤穿上，然后把裙子塞进去，这样我就可以坐在任何想坐的地方，也不担心弄脏裙子，这真是个好主意。麦克大笑起来。“不许笑！”我抱怨道。他不再大笑，但还是嬉皮笑脸地龇着牙。麦克也知道父亲的规矩，我必须记得在回家的路上把衣服换回原来的样子。

麦克用手臂围着我，我眉开眼笑。与他紧挨着，我会觉得安心。麦克在外面玩的时候会变得很不一样，他更像是一个“头儿”。他保护我不被他的朋友或者其他邻居小孩欺负的时候，我觉得麦克正在与全世界对抗。我有哥哥保护着，我握紧拳头，收藏着这些感受，以备不时之需。把感受储存在拳头里是我构建脑中那些明亮的房间的方法，那里存储着我被爱的感觉。这个房间的我是快乐的、被爱着的，也是安全的。从格拉谢拉夫人第一个拥抱开始，我累积着所有爱的触摸，一并存储在我可以随意出入的有着彩色大门的明亮房间里。

看到了树林尽头的绿色草坪时，我很兴奋，我们走出来了，而且没有被逮到。一直沿着街道往前走，穿过公园的广场就到达社区活动中心了，但是我感觉那是一段很长的路程，因为我急迫地想同麦克和他的朋友玩耍，想见到社区活动中心的负责人纳尔森夫人（Mrs.Nelson）。

社区活动中心是一个方形的红砖建筑，看上去像一所学校。我在这里玩手工或者画画，麦克在大楼周边打篮球或者踢足球。艾利克斯有时候也会一起玩，但是他并不喜欢运动，他更喜欢在边上的草坪上看着其他孩子玩球，偶尔也扔石头玩。艾利克斯大多数时间都是一个人，在我看来，他很孤独。他有时候会跟父亲发生矛盾，所以经常会被父亲打，父亲还会骂他愚蠢、懒惰。

和麦克在一起的时间就像一场冒险，我很喜欢他，我们两个在一起的时候，大家会觉得我们是双胞胎，即便他比我大了18个月，但是并没有比我高多少。麦克有着黑色浓密的卷发，一双眼睛又大又圆，遗传了父亲完美的小鼻子，有黄褐色的肤色和小酒窝。

虽然我是麦克的妹妹，但他的朋友不希望我在旁边。如果没有人跟麦克玩，他就会来找我玩。麦克很快发现，许多游戏我都比他的朋友们玩得好，原因是我不怕受伤。麦克是我的第一个篮球教练，他教我如何抓住投篮后被弹回的球。最初我并不擅长接球这种游戏，尤其是弹回来的球总是没有任何停顿。我第一次在球落地之前抓住它时，麦克对我大喊：“干得漂亮！”我保留着那时的感觉，把他的话放在拳头里。这样我创造了一个会打篮球的我，那一部分的我可以排除一切分散注意力的事，只专注于篮球上。这些快乐的、美好的感受使我在学业生涯中获得成功，从别人那里获得赞美和正面的回应，在体育活动中获胜，并且与人建立友谊。

我篮球打得越来越好，掌握了如何在球弹开前抓住它之后，我又开始学习怎么把它径直有力地扔给麦克。“不要像娘儿们一样把它扔给我，它到不了我这里。”他说道。我学会了假动作、带球过人、投篮和如何两只手运球。对于不太擅长运动的女孩来说，我还不错。我和麦克都知道，如果父亲得知我和他玩篮球就会有大麻烦。尽管冒着这样的风险，麦克有时还是会在社区活动中心或其他的地方叫我一起玩。回家的路上，麦克会用手搂着我并且警告说：“不要告诉父亲，不然我们俩都得挨打。”我恐惧地点点头，这时麦克会对我说：“别怕，我会保护你的。”我再一次点头，心里充满了爱意，我真的相信他会保护我。

那个夏天一天天过去，我发展出了另一部分，这部分的我会按照麦克的喜好做事，这样麦克就会愿意跟我玩。这部分看上去更像真实的我，没有很害怕或者惊慌的样子。

6月的某个早上，我伴随着焦虑醒来，因为我担心自己不够好，麦克不再喜欢我。当时我并不知道，这样的焦虑和担忧让我被强奸和虐待的那一部分关闭起来，使它远离意识。虽然这样的担忧并不愉快，但是它明显起到了分散注意力的作用，它让我从床上爬起来，集中在其他事情上，继续我的生活。

某一天，母亲看着我从洗手间出来，跟着我进了我的房间。虽然是夏天，但是我仍穿着校服。父亲要求我必须穿裙子，但是这一天，我所有的裙子都脏了，他就为我准备了这身校服。母亲知道他的规矩，但还是执意让我换上运动短裤和衬衫。其实母亲也在悄然地发生改变，她在医院的工作做得不错，尽管我们依然贫穷，但是她很开心。她看上去越来越独立，也越来越敢于挑战父亲了。

我紧张又害怕：“不，父亲不喜欢我穿成那样。”

“奥尔加，你不可以穿着校服出去玩。我会跟你父亲说的。换了吧，亲爱的，把头发梳起来。”她去客厅找正在看报纸的父亲：“亚历杭德罗，奥尔加不可以穿着校服去公园。”我静静地站在楼梯顶上听着，手里拿着格拉谢拉夫人的念珠。

“布兰卡（Blanca），你没有权利过问孩子们的事，在你放弃这个家去工作的时候，你就失去了这样的权利。”

我的心怦怦地跳，我很怕父亲会打母亲，我害怕母亲因我而受到伤害，我已经害怕得无法动弹了。母亲平静地说：“我们没有钱给她买新的校服，让她穿麦克以前的短裤和衬衫吧。”一阵沉默之后，我听见报纸合起来摔在地上的声音，一定是父亲扔的，我屏住呼吸等待着。

我听见父亲一边咒骂一边站起来的声音。我很害怕，我跑回房间静静地坐在床边，用力呼吸，努力让血冲向大脑的声音停住。父亲踩着沉重而愤怒的步伐慢慢上楼来，我无法动弹。他掀起我房间的帘子走进来，笔直地站在那里，一言不发地扫视着我的校服。

我紧紧地握着念珠，我的手感到熟悉的分裂感。接着我看见父亲拿来麦克的短裤和衬衫，放在我的床边，粗暴地让我穿上，然后离开房间。我快速地换了衣服，我想在母亲上班之前下楼，她途中会送我去社区活动中心，这样我可以快点追上哥哥们。

我从未见过父亲赞同母亲的想法，他也从未对给我们造成的伤害道歉。但是如果母亲说的话对他有益处，他就会同意母亲的想法。母亲很善于利用父亲的一些想法帮我们争取某些东西，她知道什么是父亲重视的东西。父亲很在乎我们的文化、宗教、语言，以及他人的尊重。那天早上母亲就是提到没有钱帮我再买一套校服的事，我才可以穿着运动短裤出去玩。父亲一定不希望学校的修女看到我穿着破烂或者脏兮兮的校服。从那天起我可以不用穿裙子，而是穿哥哥们的旧衣服去玩。我觉得很自由。

父亲是个让人琢磨不透的人。我很怕他，大多数时间里，他很残酷，但是他拉着我的手去教堂的时候，或者听他跟社区的朋友介绍我是他女儿的时候，我也能感到父亲是爱我的。我学着观察他每一个姿势和表情，并且尝试着预测他是否有过激的反应，就像那个早晨，父亲的反应可能是温和的，也可能是危险的。

这年秋天，麦克开始对足球感兴趣。有一天他教我怎么踢球，我们没有去公园，只是在后院玩。我集中精力，跃跃欲试。麦克把球扔给我，我拿起球跑时，他绊倒了我。我趴在草地上，这出乎预料的摔倒引起了我本能的恐惧，麦克也被我的表情吓到了，急忙从我身边跑开。父亲跑出来，抓住麦克的裤子，将他拎起来。父亲咒骂道：“不许伤害你妹妹，你要照顾她，对她好，听见没有？”父亲把麦克拎在半空中，脱掉他的外裤和内裤，父亲抽出腰带抽打着麦克的后背，麦克的几个朋友正路过这里，他们都在克制尴尬和恐惧。我想跑回家，但是父亲大喊：“奥尔加，你站在那里。”

“爸爸，不要。”我害怕地哀求着。

他放下麦克，麦克从半空中掉下来，然后父亲厚重的巴掌抽打在我的脸上，我跌倒在地。“我让你做什么，你就得做什么，记住了吗？”我趴在地上看着他。父亲再一次把麦克从地上拎起来，用皮带抽打他。这次我俩都没有发出声音。

父亲正在抽打麦克时，格拉谢拉夫人家的后门打开了，她从里面走了出来，到栅栏前面大喊：“亚历杭德罗，放开他！”后门再一次打开，一个穿制服的男人走了出来。是格拉谢丽塔的男朋友A.J.，他是个警察。父亲背对着A.J.，并没有看见他，我听见A.J.用低沉的声音说道：“放开他。”父亲看着我，仿佛在问我发生了什么事情，我小声说：“是格拉谢拉夫人和格拉谢丽塔的男朋友A.J.，他是个警察。”父亲再一次放下麦克，系上他的腰带，没有看格拉谢拉夫人和A.J.一眼，缓缓地走回房子。

麦克急匆匆地穿上裤子，他看上去那么弱小。我跑到格拉谢拉夫人面前，隔着栅栏拥抱她。我的眼泪打湿了她的裙子，格拉谢拉夫人轻抚着我的头发，对我说：“我一直看着呢，奥尔加。"A.J.穿过栅栏问麦克是否还好，麦克只是低着头走回房间。我想格拉谢拉夫人已经把我家里的情况告诉了A.J.，他看上去并不惊讶，只是很愤怒。我想，A.J.知道父亲对我们做了什么，我希望他可以把父亲带走，但是他没有。我想那时他只是对于发生在眼前的家庭暴力感到不知所措，这方面的法律也并不健全。

我不想离开格拉谢拉夫人，我很害怕回家。她说：“我爱你，奥尔加，你是一个聪明漂亮的女孩。”我握紧拳头，把她的话储放在拳头里。

“念珠你还留着吗？”

“在这儿。”我把念珠从衬衫里拿出来给她看。

她微笑着：“回到家，找个地方藏起来，不要让你父亲找到你，然后祷告，亲爱的。”

虽然我很害怕，但是还是听她的话回家了。我轻轻地走过洗手池和壁炉，经过塑料桌椅时，我听见父亲急促的脚步声，他正在下楼。

我没有时间到我平时的藏身之处，急急忙忙地左顾右盼。我的正对面是一个木头餐桌和六把椅子，我想要爬到桌子底下，但是没有桌布可以挡住我。我跑到窗边，躲在窗帘后面，虽然窗帘很长，但是并没有及地，我的脚踝和脚都露在外面。我拿出格拉谢拉夫人的念珠默默地祷告：“圣母玛利亚，我心中满是您的恩德……”我听到隔壁传来父亲重重的脚步声，他在叫我的名字。我的心跳得厉害，血流搏动的声音在我耳边呼啸，我很难听见或者思考，我不敢回答，也不敢不回答。我静静地躲在那里，祈祷得越来越快。父亲发现了我窗帘下的脚，他抓住我的手臂将我拉了出来，摔倒的时候，我的头磕在了窗台上，我感到一阵头晕。

父亲拽着我的手臂将我拖出饭厅，穿过客厅上楼。他大喊着：“你以为你是谁？我是你父亲，我告诉过你不可以跟谁说话。”我把头向后仰起，似乎这样可以不被拖上楼。他把我拖上顶层，我感到一阵眩晕。父亲继续大喊：“你还跟隔壁的老女人说话，即使我告诉过你不许跟她说话。我要让你看看不尊重父亲的女孩的下场。”父亲把我拖过哥哥们的房间，我看见麦克正躲在床下，我的心慢慢下沉，麦克说过他会保护我。父亲拽着我的胳膊拎起我，把我扔到床上。我失控地大哭，向父亲请求：“不，爸爸。求你不要，爸爸，我下次不会了。”

他抓住我的衬衫把我拎起来。我害怕得已经无法呼吸，我听见了他的笑声，我的手徒劳地在空中挥舞着。我大脑飞快地转动着：他要打我了，他要对我做那件事了，我要离开。之后的我听不见他的声音，不再恐惧，并且变得麻木。我的手臂渐渐分裂，我缩进自己的壳中，然后飘到屋顶，看着父亲正在伤害一个与我很像的人，但那不是我。他一边打我，一边看着我的脸，他正试图把我叫回来，但是我一直在天花板上，远离痛苦和愤怒。父亲最后停了下来的时候，我就像没有意识的破娃娃一样坐在床角。

再一次醒来的时候，我正在流血。天已经黑了，我知道母亲已经下班回家，但是她没有来看我。我听到她和哥哥们在楼下说话，我的心越来越沉重，默默地哭了起来。我想要她抱着我，哄我睡觉，我想她帮我洗澡。我想麦克上楼来看看我，我想他为没能保护我而道歉。我听到压力锅的滋滋声，闻到蒜和绿椒的味道，母亲正在煎黑豆。

我摸着身边的念珠祷告：“圣母玛利亚，我心中满是您的恩德……”我起身蹒跚地走进洗手间，用温水打湿毛巾，然后冲洗自己的身体，却感到一阵一阵眩晕。我觉得自己的身体一次又一次地分裂，绝望压倒了我，一个人来承担所有这些，让我痛苦和绝望。

我走回自己的房间穿上干净的睡衣，爬进床底，靠在墙上。那天晚上，母亲甚至没有来叫我吃晚饭，也没有过来说晚安，她总是在父亲伤害我后避开我。很长一段时间里，这件事一直让我感到困惑，我现在终于明白母亲只是在假装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在安慰我之前，她必须知道我身上发生了什么事情，我相信那些事对她来说也很痛苦，所以她选择忽视我。

那时的我并不知道，我们每个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反抗着。但是那个晚上我不停地哭泣。绝望与孤独压垮了我，我再一次出现分裂状态，这样的分裂状态可以减轻那些失望与痛苦。我现在终于知道，父亲虐待我的时候，我已经学着不相信任何人，帮我远离这些痛苦的各个部分最后变得越来越复杂、强大，每当对母亲或者麦克没有来保护我而感到失望时，我会一次又一次处于分裂状态。之后的生活，这些部分保护我远离那些接近我并且想伤害我的人，让我学会注意我在意的人背叛我的信号，远离我无法理解的人。我付出了很多努力来克服这个部分，学着与他人亲近。但是6岁那年，这个部分让我活了下来。我睡着了，我和麦克都没有再提起那天的事，仿佛从来没有发生过一样。

在度过了没有格拉谢拉夫人的整个夏天后，母亲也渐渐从我们的生活中淡出。她白天出去工作，晚上回来做饭，其余不是在院子里就是在看电视，或者专注于一本书中。和麦克在一起的时间以及与他之间的关系变得尤为重要，如果麦克愿意看着我，我就可以出去玩。现在看来，这很滑稽，6岁的我，居然要在他的照看下才可以跟邻居玩耍。

那个秋天，我上一年级，麦克上二年级，艾利克斯上三年级。我喜欢学校，喜欢修女们，喜欢学习，整天都说英文很有趣。但是艾利克斯不是很喜欢学校，虽然在我看来他已经很聪明了，但是却总得不到好成绩。可能因为他是学校里第一个拉丁裔男孩，学校的孩子们总是拿他的名字（和父亲重名，叫亚历杭德罗）开玩笑。也是因为不合群、胆小，他从来没有真正地融入班级。一年级的时候，修女把母亲叫到学校解释情况，并且与母亲达成一致：哥哥需要改名为艾利克斯。

在学校和与邻里的接触中，改名对艾利克斯是有利的，但是在家里就会变得糟糕。因为父亲看不懂英文，艾利克斯的作业和老师的评语都是由母亲查看的。那个秋天的某个傍晚，我看着母亲正在做饭，哥哥们正在自己的房间里玩耍，我们听到父亲的喊声：“亚历杭德罗，马上过来！”

我们都了解父亲的这个声音：艾利克斯要被打了。母亲放下手中所有事情跑进客厅，我跑到门廊，站在楼梯的顶上，在这里我既可以看到客厅，也可以马上跑上楼藏起来。

父亲翻艾利克斯的书包时看见报告卡，艾利克斯这个学期表现不错。但是父亲没有注意到他的分数，只看见了报告卡上的名字，他气喘吁吁地跟母亲说：“你儿子正在用别的名字。”我看见艾利克斯慢慢走下楼梯，母亲正在跟父亲解释艾利克斯在学校经常被打，修女们建议他把名字改成艾利克斯。那一刻我为艾利克斯感到悲伤，他脸上满是恐惧。

“他的名字是亚历杭德罗！”他大喊。母亲陷入了沉默。艾利克斯走下楼梯来到客厅，我急匆匆地跑到楼梯顶层坐下，血冲向我的大脑，我很难听见接下来要发生的事情。我拿出格拉谢拉夫人的念珠祷告：“圣母玛利亚，我心中满是您的恩德……”我知道父亲要打人了，我听见父亲的腰带打在艾利克斯屁股上的声音。

过了好长时间，艾利克斯终于被放了回来。他慢慢地上楼经过我的身边，我看到他眼中一片空洞。艾利克斯走进洗手间，几分钟后，母亲来到门前，我从房间的窗帘缝隙中看着他们。艾利克斯哭了，母亲打湿毛巾擦拭着他的屁股，她从药箱里拿出一个瓶子，用棉球擦干皮肤上的血渍，她温柔地告诉艾利克斯要小心收起自己的书。

我看着这一切，手指始终拿着念珠不停地祷告。悲伤向我涌来，我也想妈妈那样对我。眼泪跌落在腮边，心像被掏空一样。我生怕别人看到这样的我，我爬到床底下，将双膝抱在胸前。我觉得更加孤单了。“她不爱我，她不爱我。”我一边哭一边小声说。我想要一直睡下去，再也不醒过来，我越哭越绝望。最后我慢慢平静下来，感受到一阵熟悉的感觉，我的头很晕，就像里面塞满了棉花。我的眼睛来回转动着，不受控制地望着前方。然后我陷入了梦乡，远离这一切痛苦。

3

放假两周以来，我每天早上都会去社区活动中心。在7岁生日这天，我像往常一样去社区活动中心，大家为我准备了惊喜生日派对。大家排队在海报上写下祝福，社区活动中心的负责人纳尔森夫人带来了十个盖着巧克力的纸杯蛋糕，其中一个上面插着蜡烛。她让所有人一起唱生日快乐歌。我睁大眼睛问：“这些真的是为我准备的？”

我很高兴，但也感到害怕和尴尬。我激动地看着周围的人，尤其是纳尔森夫人，同时害怕这一切会被夺走的恐惧感也涌了上来。看着他们为我准备的这一切，我对自己说：“他们喜欢我。”我望着纳尔森夫人，她微笑着俯身看着我。她看着我的样子像极了格拉谢拉夫人。我们一起欢笑歌唱，但我的眼泪夺眶而出，落在脸颊上，这让我一阵尴尬。我明亮的笑容和眼泪混合在一起，孩子很困惑：“她哭了，纳尔森夫人，她为什么哭？”

我很尴尬，强忍着泪水。纳尔森夫人让所有人坐在自己的位置上，轻声对我说：“闭上眼睛许个愿吧，然后吹灭蜡烛。”我正准备吹灭蜡烛，她提醒我要确定已经许愿了。但是我还没有想出愿望来，眼泪跌落得更快了。

纳尔森夫人告诉大家可以吃自己的蛋糕了，然后她一只手环抱着我，在我身边轻声说：“深吸一口气，然后许个愿吧。”蜡烛依旧在燃烧着，她说：“你可以许任何愿望。”之前我从来没有生日派对，即便是在家里。

我轻轻地说：“我有愿望了。”

纳尔森夫人高兴地抱紧我：“很好，现在在心里想着这个愿望，然后吹灭蜡烛。”

我想着“我希望做纳尔森夫人的女儿”，然后吹熄了蜡烛。

“很好，你可以吃蛋糕了，在你回家之前，我们玩几个游戏吧。”我大口吃起了蛋糕。

在这之前，我的生日里充满了伤害。只要任意打开我大脑里的某个门，就可以知道我的那些生日充满了痛苦，我是多么想从这些伤痛中被解救出来。在社区活动中心的那个早晨，某个部分的我脆弱并且需要爱，那部分的我努力抓住与纳尔森夫人在一起被爱的瞬间，以便在需要的时候可以重温。

那个傍晚，我慢慢地走回家，快要到家时，我惊讶地看到父母正坐在门廊前。母亲比以往回来得早些，她从来不会这样，我想她或许是为了回家庆祝我的生日，或许为我准备了好吃的和一个蛋糕。在远处看，我的父母像是在享受着这个有凉爽微风的6月天。我注意到父亲正在与母亲说着什么，母亲面无表情，就像她在整理花园时的样子。我并不清楚他们在说什么，但是他们看上去很严肃。父亲正在以严厉的姿态指着母亲，好像她做错了什么事一样，他看到我时突然停了下来。

我感到不安，变得小心翼翼起来，我无法在母亲面前保持开心的状态。我跑过去想要拥抱她，但是她伸出手来挡住了我。“不，奥尔加，你满身都是汗。”母亲依然穿着她体面的工作服，无袖花裙子盖住她的大腿，露出膝盖，她的头发很整齐，每一个发卷都用发胶固定住。每当我在她上班之前醒来，都会看到她在打理自己的妆容。父亲对我伸出手臂。他穿着灰色套装和上浆的衬衫，系着黑色领带，浅顶毛呢帽放在他旁边的小桌子上。那时我在想，父亲穿戴这么整齐真是奇怪，因为他并不工作。

“过来，奥尔加。我来抱抱你。”他突兀地大笑着说，看上去像是表演给什么人看一样。他热切的眼神穿过我，好像正在看其他的什么。我犹豫着，我很害怕，他的嘴在密实的小胡子下面弯曲着，他在微笑。这样的表情我看过太多次，我的大脑里形成了一种认知，这是残酷和无情的信号。有些时候，我感觉他并不想伤害我，只是要羞辱我，摧毁我的意志。我意识中的某部分认出了他这个恐怖的表情，这是我步入7岁的第一天，我不想让这些回忆和信息占据我，我要躲开父亲。

我看向母亲希望得到庇护，但是她的眼中什么都没有，仿佛她并不在门廊里，她躲进了自己内心的深处，逃避那些她无法面对却又无法阻止的事情。我慢慢走过去给父亲一个拥抱，尽量与他保持一定距离。他把我抱在腿上，我感到他裤子里的什么东西硬了。我想挣脱他，但是他紧紧地抱着我。他低声在我耳边说：“你不想要生日礼物了吗？”

我回答：“我想要我的礼物，爸爸。”我的声音干涩、顺从，我别无选择。他放松手臂，我顺势从他身上下来。某一部分的我知道之后他会给我另一个礼物，这个部分刚才在与纳尔森夫人在一起的时候是关闭的，这个部分识别父亲的脸色，知道如何躲避打骂和羞辱。我的想法快速地涌动着：我不想要你的任何东西！我想你死！太多想法浮现在我的脑海里，我无法集中精神，无法抓住当时的想法，也无法理解这些想法。它们被我的许多部分保管着，只是为了保护我远离愤怒。我不可以有这样的情绪，更不可以表现出来。

母亲从手提包里拿出来一个纸袋，递给父亲，父亲把袋子送我并且祝我生日快乐，然后又露出他鳄鱼般的笑容。恐惧冲刷着我，我绝望地看着母亲，但是她依然不在那里。熟悉的眩晕感出来了，我突然感觉自己已经在马路对面的小公园里。我在安全距离之外，看着自己打开纸袋，把手表戴在手腕上。我僵硬地拥抱了父亲，他又把我拉了过去。

我忽然想到了纳尔森夫人，那一刻我回到了自己的身体里，告诉父母我要去把礼物给纳尔森夫人看一下。在他们回答之前，我已经冲出门廊，朝着社区活动中心的方向跑去，心里想着：快点到吧！快点到吧！快点到吧！

我慢慢走进大楼，这里对我来说是安全的，我调整自己的呼吸，把表给她看：“纳尔森夫人，这个手表是我的生日礼物。”

她脸上扬起笑容，说：“真漂亮，你父母一定很爱你，才会给你这么棒的生日礼物。”

“是的。”我回答。我已经全然没有那种远离一切的感觉了。

“我可以看看你的手表吗？”

纳尔森夫人伸手帮我把手表摘下来，我似乎是把它戴反了，她认真地看着。“你知道怎么看时间吗？”

“看时间？”我问道。

“你知道怎么读取时间吗？”

我愣住：“不知道。”我温顺地说道。

她从办公桌的抽屉里拿出来一个纸板时钟。“这很有趣。”她肯定地说。我们坐在一起，她为我讲解着时针、分针、秒针代表什么，她教我怎么拔出手表旁边的小钮，设置时间并且上发条。

我们讨论过手表的事情之后，她再一次祝我生日快乐，并拥抱我，说她该回家了。我们一起走出办公室，她牵起我的手。我努力将注意力集中在被她牵着手的美好感觉上，我能感觉到她是爱我的，我想记住和她在一起的时间里她给我的拥抱、看着我的眼神。我用另一只空着的手握紧拳头，抓住这种感觉。她打开车，把东西放在前排座位上，她再一次拥抱我，说：“你是一个聪明又特别的女孩。”我把这些话存储在我的拳头里。

“晚安，纳尔森夫人。谢谢你教我看表。”看着她开车离开，我的身体感到一阵沉重，就像我的心也跟她一起离开了一样。

我的头又产生熟悉的眩晕感，我朝着家的方向走去。我尽量放缓步伐，慢慢地走过我们街区所有的房子。我看着许多人在门廊里，看着孩子们在院子里与狗狗玩耍，看着人们笑着享受着这凉爽的夏日傍晚。在这条街的尽头处，我看见格拉谢拉夫人的房子。我在后院里寻找她，我查看每一个窗子，但是没有人在那里。我转过街角，走向我自己的家。

父母已经不在门廊里了。我走进房子，父亲正在客厅里读报纸。我闻到大蒜、绿椒，还有洋葱、黑豆的味道，听见压力锅发出微弱的“滋滋”音。走过门厅来到厨房，我看见母亲正在做黑豆和米饭，她在回家路上买了猪排。猪排对我们来说是奢侈的，平时我们没有钱买这么贵的食物。我问她为什么会有猪排，她毫无情绪地说：“为了你的生日，奥尔加。”

她换上了旧便装，带着围裙。“妈妈，今天是我的生日，可以给我一个拥抱吗？”我这样说着，她的脸更加冰冷。我听上去那么可怜，但是她依旧在忙碌，她走过来给我一个简短的拥抱。“这是你的拥抱，奥尔加，现在离我远一点。我在做你的生日晚餐，如果你还想要拥抱，去找你父亲，或者你可以去后院跟哥哥们玩。”透过窗子，我看到哥哥们正在踢足球，他们扭在一起。我不想在艾利克斯玩摔跤的时候与他一起玩，他对我比对麦克还要粗鲁。

我静静地走过门厅上楼，希望不要惊动父亲。但是到达楼梯顶层时，我看见父亲也走上楼来，他正在盯着我。我听到血流加速流过我的大脑和耳朵的声音，我跑进房间，钻进床底。在我靠近墙壁之前，我感觉有人抓住我的脚往外拖，我抓住箱子试图不被拖出去，但是都没用，父亲在我的胃部踹了一脚，我感到一阵剧痛，只能松开手，我脸朝下被拖出床底，我觉得已经无法呼吸了。我很害怕，躲进了自己的最深处，脑袋里像塞满了棉花一样。

某部分的我知道如果我坚持抵抗，父亲的强奸只会持续更长时间并且让我更加痛苦，那一部分参与进来，让我放弃抵抗。更多更复杂的部分发展出来帮助我减少痛苦，这些相互关联的部分可以辨别解读父亲的表情。

在天花板上，我看到父亲又踢了我。其中某个部分正在替我面对他，它知道我必须停止抵抗，不然我会被伤得更重。我麻木地脱下自己的衣服并且叠好，没有任何情绪地爬上床……

“你是邪恶的，奥尔加。看见了吗？是你让我这么做的，我知道你喜欢。”我在天花板上，听着他的话，看着我做的事，我的大脑仁慈地将这些记忆自动分成许多部分，放进相互关联的房间里。我知道我必须接受这样的现实才能得救，为了让自己更轻松点，我只能给他行方便。

父亲结束后，他穿上裤子轻轻地拍打着我，他说着以前经常说的话：“每年我都会给你这个生日礼物，这样你可以记住你就是个婊子。”

我看着他离开房间，慢慢地爬起来。我的眼睛无法控制地左右晃动，现在我明白那是一个信号。在我没有觉察的时候，我的意识非常活跃：新的部分在形成，正在出现的部分很悲伤，或者各个部分正在轮番出现。我不想去洗手间，怕有人会看到我，我习惯性地用衬衫清理自己。父亲的话在我脑海中回荡着，我感到了巨大的羞辱，但是这些话被迅速摒除掉，让这羞辱的感觉分散到不同的房间里。我穿上睡衣，并且换了床单。尽管同样的事情我已经做了无数次，但是各个部分依旧变得更加沉重了。最后，我爬到床底下。

我几乎不再在睡前向圣母玛利亚祷告了。就像往常一样，我在深夜里醒来然后爬上床。我记得我没有去吃自己的生日晚餐，母亲也没有来叫我。这或许是我最深的绝望，一个幽深的黑洞吞噬着我。但是我的大脑再一次把它分成了许多可控的部分，每个部分储存着一点点感受，并且这些部分永远不可以有联系。

第二天早晨，我在焦虑中醒来，我想了一遍前一天纳尔森夫人对我说过的话、为我做过的事。我可以看到她的笑容，可以感觉到她的大手握着我的小手一起走出社区活动中心。我躺在床上平复着焦虑，我肯定我对她而言是不同的，她总是微笑地看着我，她从不在班里指正我，她总是在众人面前夸我聪明有创意。她好像更喜欢我高兴的样子，我想着怎么才能看上去像是开心的样子。我记得在庆祝生日的时候我哭了，我担心接下来的日子里，她没有那么喜欢我了。我起床穿衣服，洗脸刷牙，然后回到房间站在镜子前面。

黑而软的卷发乱七八糟，我把它扎成我最喜欢的发型：一部分的头发留在下面，另一部分头发扎成倾斜的马尾。扎好头发后，我认真地观察自己的容貌。我努力微笑，查看自己的眼角有没有像纳尔森夫人一样的皱纹，很失望，我没有那条皱纹。我喜欢看纳尔森夫人的微笑，在她的眼角有一条皱纹，那条皱纹让她看上去真的很开心。顺着手指，我摸着被打坏的鼻子，我甚至已经想不起来它是怎么被打坏的了。之后，到嘴巴，我只要有一点笑意，圆圆的脸上就会出现两个大大的酒窝，我总是因此被夸赞。我把手指放在酒窝上，试着用不同的微笑展示我的酒窝。首先，是不张嘴的微笑，虽然还可以，但是我看上去并没有很开心，尤其是眼睛。我把嘴张开一点，也不太对。我努力微笑，眯起眼睛，张开嘴，就是这样：我看上去很开心。我从镜子前面跳开，又跳回来，努力微笑，看看我是否可以再一次做到。我想要找到一个正确的大笑让大家看到我有多开心。

那个夏天的大多数早晨，我都会重复这个步骤，想要纳尔森夫人看到我开心的样子，想要她一直爱我。我精雕细琢的那些完美的笑容陪伴了我大半生，我总是可以迅速表现出幸福的样子。

社区活动中心和家里是完全不一样的，这里比家里有更多欢笑。父亲也时常笑，但却是一种刻薄的笑容，嘲笑母亲说英语时的口音，嘲笑她做的饭，嘲笑她打扫不好房间。如果我们脏兮兮或者带着擦伤淤伤回家，他都会怨母亲。父亲觉得母亲出去工作而不是持家是很荒谬的，父亲经常指责她不是个好母亲、好妻子、好主妇。他的话让母亲烦恼，那个夏天，她都很严肃。

母亲工作之后，她看上去更加强势了，时不时会顶撞父亲。在母亲工作的医院，大家都很喜欢她，她聪明有能力。母亲的英语也有所进步，在邻居中有了更多朋友，他们有些人只说英语，所以父亲不能很好地与他们沟通。父亲是特殊的一代人，他对自己的文化和信仰非常保守。艾利克斯、麦克和我现在更多的时候是说英语的。父亲对此越来越愤怒，并且制定了新的规则。一天晚上，他宣布我们在家里的任何时候都不可以说英语，即便是学校不会说西班牙语的同学打电话来，我们的作业需要母亲帮助，也不可以用英语。每当我忘记这条规则并跟母亲说英语时，父亲会迅速地给我教训。

随着父亲的焦虑与日俱增，他对我的暴力更加频繁和残酷。生日过后几个星期的某个深夜，父亲用手紧捂住我的嘴把我弄醒，他按住我然后爬上我的床，把我小小的身体推倒。恐惧冲刷着我，我小声说：“不要，爸爸，不要，不要这样对我。”

他的眼睛愤怒地紧盯着我，他抓着我的头狠狠地撞向床头，凶恶地对我说：“这不是我的错，是你让我这样做的。”我很害怕，像后院的乌龟一样缩了回去。那晚我在安全的天花板上看着父亲用更加残暴的方式强奸我。他不想知道我是谁，他深深地沉醉于快感之中，中间他将我翻过来，用另一种体位强奸我。我本能地再一次处于分裂状态中，我的耳朵被堵住了一样，听不见他发出的声音。我产生了新的部分去处理不期而至的虐待，并且把强烈的疼痛带走。另一部分在祷告：“圣母玛利亚，我心中满是您的恩德……”突然，我好像听见格拉谢拉夫人在说：“这不是你的错，奥尔加。”我把精力集中在她说的话上，想着她的声音、她的脸庞、她的拥抱以及我从她那里感受到的爱。

父亲走后，我默默地哭泣。我慢慢从床上爬起，去洗手间用温水打湿毛巾，小心翼翼地把自己擦干净。我想要妈妈，我想要被她抱着，想有人能来安慰我，我好想念格拉谢拉夫人。回到卧室，我擦干净自己的床，我想麦克正在隔壁躲在自己的被子里，他说过不会让任何人伤害我。我又哭了起来，想着：为什么哥哥们什么都不做？为什么妈妈还在睡觉？父亲甚至没有安静一点，我没有发出声音，但是他声音很大，所有人都听到他对我做了什么。所有人都知道发生了什么但是却没有人帮我，我很孤独。

第二天早上，我的大脑仁慈地分散着我的注意力，我重新开始担心纳尔森夫人是否依然喜欢我。随着夏天的流逝，我越来越喜欢她。我尽量待在社区活动中心时间长一点，帮她的忙，与其他孩子们一起玩，上她的美术和手工课，我不停地做罐子、烟灰缸，不停地画画，她很喜欢我做的东西。

夏天即将落下帷幕，学校就要开学了，但是我很怕秋天。我内在的某些部分发现我在秋天和冬天时会被虐待得更多，因为白天渐渐变短，放学之后我没有其他的地方可以去。很多年间，每当夏天结束时，我就会产生这样的忧虑，直到后来我才意识到它。

在我上二年级的第一天，我遇到了玛丽·约瑟夫（Mary Jo-seph）修女，她很年轻，刚刚从大学毕业没多久。从她的眼中，我可以看到一种平静，一种吸引着我的温柔平和。玛丽·约瑟夫修女已经对我有某种程度上的了解了，因为过去的两年，她教过我的哥哥们。我很惊讶她可以这样轻易地读出我的名字，我一年级的老师玛丽·乔治（Mary George）修女也教过我的哥哥们，但是她还是为我名字的读音和我糟糕的英语感到困扰。我总觉得我给她添麻烦——我是那个必须要她放慢速度的人，那个有着她读不出来名字的人。

开学之后，玛丽·约瑟夫修女很注意我。或许她知道我的家里发生了什么，所以一直照顾着我。我不清楚她知道了多少，但是她一定是察觉了什么。她总是把我拉到一边，问我手上和手指上的淤伤是怎么弄的，她注意到我总是缺席并且私下问我原因，如果父亲打坏了我的鼻子，她也很快发现。但是我已经被教育得对家中发生的事保持沉默，父亲告诉我不可以透漏给任何人，即便那个人关心我。

学年初的时候，警察局来到我们学校，说他们要做的事就是保护大家。在那不久之后的某个晚上，我听到厨房传来母亲的尖叫声。我很害怕，跑下楼帮她，母亲跌倒在地上哭泣着，她的嘴角流着血，一定是父亲打了她。父亲拿着刀站在她面前，大喊着什么。我鼓起所有的勇气，到客厅里找到电话，就像他们之前教过的那样打电话报警，我告诉接电话的女人：爸爸要杀了妈妈。

母亲听到了我的声音，对我大声喊：“不要，奥尔加。”在我给接线员地址之前，父亲大步走过来挂断了电话，抽了我几巴掌之后冷静了下来，坐在客厅等待警察的到来。他告诉我警察来后要我去开门并且打发他们。母亲清理干净自己，紧张地在门厅等待着。

警察来到我家时，我打开大门，我们三个人一起站在门廊。警察试着跟父亲谈话，他们发现父亲无法说英语，又试图跟母亲讲话，但是警察还是听不懂她的多米尼加口音。然后他们问我发生了什么，我看着地板说了个谎，我说我们在学校学过怎么叫警察，我只是想看看他们是否真的会来。他们站在门厅几分钟，仿佛不知道是去是留。最后，其中一个警察蹲下来看着我的脸，严厉但是温和地说：“只有在紧急情况下才可以给我们打电话。”我点点头，他们便离开了。

父亲让我和母亲在门厅等着，他去了地下室，牵出我们的一条狗。他一言不发，将那只狗在我们身边杀死。母亲和我都没有说话，但是我想我们两个都知道他的意思：如果我再打电话叫警察，他会杀了我们。

我不想失去玛丽·约瑟夫修女，也不想让什么人面对与父亲对抗的风险。所以当她问起我的伤口时，我总是撒谎。母亲为我写假条，以各种借口敷衍我的缺席。尽管如此，我觉得有玛丽·约瑟夫修女在照看着我，这让我觉得有些安慰。她与母亲定期见面，就像她教哥哥们的时候一样，她说她想告诉母亲我在学校的近况。

玛丽·约瑟夫修女最初是与母亲谈论我的功课，然后开始讨论一个月甚至是一个学年的计划，之后她又问起我的伤痕、我的病情以及我为什么总是看上去很疲惫。我在房间的后面，假装专心致志地看着彩色绘本，其实我在听她们的对话，我听见母亲说这一切都是因为我太淘气了。玛丽·约瑟夫修女不会质疑母亲的解释，或者想要得到更多的信息，但是她建议我参加一些学校的课后活动，我可以多学一些英语和天主教义，或者提高我的西班牙语写作能力，她还希望母亲可以让我参加学校的篮球队，母亲自然同意这些建议。我每多参加一个活动，就可以多一些时间与玛丽·约瑟夫修女待在学校或修道院里。

我想要像玛丽·约瑟夫修女一样，我告诉母亲长大以后想要做一个修女，不仅是因为玛丽·约瑟夫修女的温柔聪明，我也听说修女不用缴税。我知道缴税是件不好的事情，我感觉到了因为税务而给家里带来的压力。我也想像玛丽·约瑟夫修女那样与其他修女住在修道院里，那里看上去没有什么需要紧张的事情。

玛丽·约瑟夫修女总是穿着黑白色的衣服，只能看到她额头上一撮黑发，一截脖子和她的手，这与我和母亲都不一样，她的皮肤很白，干净的手指上没有指甲油。有一天我问起玛丽·约瑟夫修女她左手上的金戒指是什么意思，她说那是结婚戒指，她已经嫁给了上帝，我想她一定很特别才能与上帝结婚。我总是看着她脸上的表情，我的某一部分总是在查看她是否有我在家中那种恐惧的表情，我从未在她脸上看到过恐惧，但是我也从未停止观察她。

玛丽·约瑟夫修女带我来到修道院的一个教室，这里有来自南美洲的修女教我读写西班牙语。母亲已经告诉父亲这件事，他对于这件事很满意。那个秋天的大多数时间里，我都待在修道院里，直到母亲下班来接我一起回家。有时母亲微笑地牵着我的手，问我这一天在学校里的情况，其他时间里她面无表情，我们并排各自走回家，没有交流，没有触碰。回到家里，我都会安静地快速跑回自己房间，但是如果父亲在附近就会叫住我，考察我的西班牙语，确定修女是否做到她们说的那些。

有一天玛丽·约瑟夫修女给了我一本《圣经》作为礼物，放学后我们一起读《圣经》。我把与玛丽·约瑟夫修女在一起的感觉保存起来，我把她温和的笑容、关爱的眼神一并储存起来。我是唯一一个与她一起读《圣经》的学生，她一定很关心我。我握紧拳头，把这些想法和玛丽·约瑟夫修女对我说过的话、为我做过的事情保存起来。

那时的我对玛丽·约瑟夫修女来说一定是一个麻烦。我的焦虑程度起伏不定，虽然我的成绩不错，但是我注意力方面有很大的问题，我喜欢与人说话让大家笑。当然，玛丽·约瑟夫修女也在我们班任课，我一度让她很难维持课堂秩序。那个学期开学的时候，我坐在后排，她发现我在她的课上一直说话，就把我的位置移到了前排。但是我还是不停地跟邻座的孩子讲话，她恼怒地把我的小桌子单独放在她的大桌子旁边以便单独看管，但是让她沮丧的是，我开始跟她说话，最后她将我的桌子放在远离班级所有人的角落里。我在那里待了整整一年，除了偶尔在全班面前发言，我都会很安静。玛丽·约瑟夫修女一直关注着我，如果我举手，她就会让我回答问题，她总是夸赞我的回答。这让我觉得自己很特别很聪明，值得被人关注。

那年我在家中被虐待得更加厉害，这一切挑战着我内在的防御机制。只要我和父亲单独在家，他随时会强奸我。为了应对预料之中的强暴，如果我在父亲的脸上看到特别的表情或者从他的脚步声中感到威胁，那扇处理这些事情的大门就会打开。父亲时常晚上出现在我的房间，用手捂住我的嘴弄醒我，然后悄悄地爬上我的床。这个时候某个部分就会出来适应他要我做的事。

虐待的加剧或许是因为父亲对家庭越来越无法掌控了。麦克正在学习踢足球，与他的教练非常要好，已经很少在家，就算麦克在家也会像母亲一样躲避开。他忽视我们所有人，也不再跟我玩了。母亲工作得越来越晚，甚至工作到傍晚。父亲指责她在工作中与别的男人有了婚外情，他指责麦克不尊重他，他紧盯着艾利克斯，抓他的错处。父亲看上去恨我们所有人，他总是为这样那样的小事愤怒。在我二年级的那年，我们所有人都尽量放轻脚步。

我时常观察父亲的脸色，听他说话的音调，看着他的动作。我在家中更加紧张，在家里时只要有机会，我就会坐在窗下的角落，或者蜷缩在床下，后背靠在墙上，就会感到平静。我的眼睛一直转动，各种念头不断出现：玛丽·约瑟夫修女真的喜欢我吗？我一定是她最喜欢的学生，我们一起去修道院，修女们都很好，我希望我可以生活在那里，是不是我年纪太小还不能嫁给上帝？以玛丽·约瑟夫修女和修道院里的修女为偶像的一部分渐渐浮了上来，这让我感到快乐。我把拳头放在耳边，听着修女们美好的声音，我能感到她们的拥抱，我看见自己穿着干净整洁的白色衣服，我们手拉手祷告。

那个冬天的某个晚上，父亲像往常一样把我弄醒，我很害怕，自己缩回到更深层次中去，让应对父亲虐待的那一部分出来面对他。但是我看见他在笑，他的眼睛鼓出来，怪异地大笑，这样的笑声我从来没听过。在他身后，我看见了麦克和艾利克斯。我以为他们是来帮我的，他们或许可以制止父亲，但是我很快意识到他们只有在父亲允许的情况下才会来我的房间，他们看上去温顺并且疑惑。

父亲脱掉我的衣服并且强奸我。他指挥着哥哥们靠近些，我的身体变得冰冷，我充满恐惧，我的耳朵里满是血流涌动的声音，我听不到父亲在说什么，但是我知道他正在教哥哥们如何强奸我。我觉得我的头在燃烧起来了，我要从自己的身体里挣扎出来了。但是我仁慈的大脑一次又一次地断开，我变得麻木，恐惧慢慢消失。我躲进自己的壳里，在天花板上盘旋看着其他人。

在所有人面前，父亲一步一步地教导麦克和艾利克斯怎么做，父亲给他们展示怎么才能让我不反抗。他解释我的僵直意味着我想要，那晚他让两个哥哥强奸了我。我一次又一次地分解这些感受，一部分由父亲的脸组成，另一部分是哥哥们的表情，还有一部分是我手臂被他们抓着的感觉，一部分是身体的疼痛，另一部分是他们给我的屈辱。

在虐待持续的几个小时里，我分裂出来二十或者三十或者更多的部分，放在不能联系起来的房间，每个里面保存着一小部分新的悲伤。这样，如果由于什么原因，我会想起一些信息或者进入一个房间，但是我无法回忆起来事情的始末。这让我得以生存下来。

4

母亲跟我们说，父亲为我准备了一个“特殊之夜”。我很兴奋，但是为什么我会有这样的特殊待遇？哥哥们表示抗议，问出了我正在想的问题。父亲以警告的口吻回答：“她是家中唯一的女孩，所以她有特殊之夜。”他的声音掷地有声，哥哥们不敢再多说一个字。

我没有什么合适的裙子，我最喜欢的是一件白色蕾丝裙子，它上半身还合适，只是太短了一些，我穿上只在出席特殊场合或者去礼拜时才穿的黑色皮鞋和白色袜子。但是当我们到达目的地的时候，母亲的样子让我有了一种“这不是一般的社交做客”的想法，她看上去冰冷生硬，就像父亲打了她，并且她知道这样的事还会发生。她的样子吓到了我，我的大脑快速地转动：发生什么事？我们这是在哪？这是谁的房子？我看着父亲寻找一点信息，他看上去也很不一样，但我并不知道那是什么意思，我尽量让自己平静下来。

母亲以严厉的口吻让我下车，这感觉不像是特殊之夜。看着那栋房子，我的心跳得很厉害。一个男人出来打开门并且仔细地看着我。恐惧爬了上来，但是很快又被熟悉的平静取代。父亲向我介绍这个男人，是史密斯先生（Mr.Smith）。

我们走进房子，母亲冰冷着面孔坐在客厅，父亲带我走进史密斯先生身后的卧房。史密斯先生用一种甜甜的孩子气的口吻对我说，跳上床会很有趣，然后对我说：“试一下。”我觉得害怕，告诉史密斯先生我不想。我看着父亲，他的脸色仿佛在告诉我不可以说不，如果我那么做，会没有好果子吃。史密斯先生打了我一巴掌，然后把我按倒，但是我拼命地反抗——踢、打、咬，用任何我能想到的方法反击史密斯先生。我大喊：“不要！”之后我听到父亲用皮带抽打我的声音。我想我的反应也让他大吃一惊，因为我没有反抗过哥哥们，反抗他也是很久以前的事了。但是这次不同，我不认识这个男人，父亲在家里强暴我的时候，总是说那是我的错，但是我知道那不是我的错，这次我不会屈服的。

我尿湿了裤子，在床上呕吐起来。史密斯先生生气地告诉父亲他不会付钱的。听到这些，我一阵轻松，想着我赢了，我可以马上回家了。但是我错了，当我停止挣扎时，史密斯先生拉下裤子，恐惧又一次涌了上来，某些部分知道我并没有赢，我的脑袋里像塞满了棉花，我感觉自己安全地待在天花板上看着史密斯先生强奸我。我发现父亲就在房间里，也在看着。史密斯先生结束后，他离开房间和父亲一起走了出去，争吵着他是否需要付钱。最后，史密斯先生还是拒绝付钱。我像平常一样起身，茫然地用卫生间的毛巾清理着自己。父母护送我离开房间，回到车里。

父亲一路对我咆哮。我们回到家里，母亲安静地回到他们的房间，父亲把我带回我的房间，愤怒地说：“我们需要钱去买食物，付房租，奥尔加！你毁了这一切，现在我们没有办法付房租了。”

“妈妈工作赚的钱去哪里了？”

他狠狠地掴了我一巴掌，把我打倒在地上：“不要对我不尊重，也不要再挣扎，我要你做什么你就要做什么。”我可以感觉到他的手打在我脸上的感觉，我想：我恨你。我希望你快点死掉。那晚他一边强奸我，一边对我说：“你是我的，奥尔加。永远不要忘记，你的第一次是我的。”

几年的时间里，父母每周为我安排这样的特殊之夜，我们去拜访父亲拉丁社区的朋友或者熟人。由于我没有完整的记忆，每次我都兴奋地穿上我最好的衣服在车中期待着。但是我看到母亲生冷的面孔时，就会勾起那些曾经发生过的回忆，某部分的我会出来，它知道会有一个男人对我做不好的事，并且付钱给父亲。这部分的愤怒和拒绝让我不停地反抗，我不在乎父亲打我，我甚至想让他打死我，我就再也不用醒来。

我坚持反抗给父母带来很多麻烦，有些人会因为我的反抗不付钱。母亲或许认为酒精可能让我顺从一些，在到达目的地之前，母亲会让我喝一杯威士忌，如果一杯无法让我如他们期盼的那样安静下来时，她会强迫我再喝一杯。

这个方法实在太好用了，以至于母亲在离开家或者上车之前就会给我喝一两杯酒。如果我被饮酒勾出回忆并且坚持不喝时，她说服我道：“奥尔加，你必须这样做。我们需要钱买食物，我们需要留在这栋房子里。”这个解释让我有种供养家人的责任感，这种说辞很有效，可以给我很多动力。我不希望我的家人搬出房子，我不希望我的家人挨饿，最后我屈服了。

我发展出更多的部分才能让自己活下去，每个相互关联的房间里都只有一点儿回忆。我无法真正地想起父母逼我卖淫的那几年，我甚至发展出一个自杀的部分把被逼卖淫的信息分隔到不同的房间里。如果我回忆起父母对我做过什么的时候，这个部分就会用自杀来阻挡我继续回忆下去。那时这是一个非常有效的办法，但是最后会以另一种方式给我带来危险。多年以后，当我渐渐把所有事情整合起来时，我总是觉得应该以死来摆脱这种绝望。

早上的时候，一个陌生人来到我们家要我们搬出去。他说虽然很抱歉，但是我们必须离开。因为父亲把我卖淫的大部分钱拿去买衣服、领带和帽子，却没有付房租。他掌握着母亲的薪水，想买什么就买什么。

父亲回来后，我在楼上的壁橱里听到母亲质问父亲：“我把工作赚的钱和奥尔加赚的钱都给了你，你却整年都没有付房租！你用那些钱做什么了？”

“我是这个家里的男人，我的钱，我想怎么花就怎么花！”我听到碟子破碎的声音，一定是父亲为了加重语气而摔碎的。

“亚历杭德罗，”母亲用稍微温柔一点的声音说，“我们要怎么办？我们需要把孩子们从学校里接出来，附近没有人会租房子给我们了。”

父亲听上去漠不关心：“那我们就搬到城郊，他们去公立学校，在那里会更好。”我知道父亲并不真的这么觉得，但是他总是拒绝认错。我躲在漆黑的地方，要搬离这里的恐惧慢慢被麻木取代了。他们的争吵仿佛持续了几个小时，我听着母亲的声音从愤怒到克制，我从未听过母亲这般对父亲全然蔑视地说话。父亲很愤怒，传来更多碟子跌碎的声音，但是他依旧对这些事不在意。我只能坐在壁橱里拿着念珠祷告，想着格拉谢拉夫人。父母的关系从此变得不一样了，那晚之后，母亲很少再与父亲说话。

在我步入11岁的春天，我们搬到了母亲在郊区找到的公寓里。这次搬家让母亲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她前所未有地躲进更深层的自己里面。这次搬家对我也有很大的影响，我开始承担大量的家务。虽然我不想，但是搬家后的几天，母亲来到我的房间，与我坐在一起。“奥尔加，我升职了，我要赚钱，所以要多工作几个小时。”我静静地听着，但是我在想，我才不相信你，你要花更多时间跟托马斯（Tomas）在一起。托马斯是母亲的老板，我已经怀疑他们是否有婚外情了。

几年前父亲回玻利维亚的那个夏天，我对他们产生了怀疑。父亲说他要回玻利维亚，父亲从未跟我们说过他的家人，他只告诉我们，他很年轻的时候就离家出走了。那次旅行让我们很意外，父亲也没有带上我和哥哥们，我们从来没有见过爷爷奶奶。

父亲离开的那个夏天，托马斯经常来造访，他总是接送母亲上下班，这已经很可疑了。一天我回家时看见托马斯的车停在马路对面，母亲也回来得早了一些。我喊了声妈妈，然后听见楼上有说话声，母亲走了下来，整理着她的裙子。她的头发很乱，看上去很吃惊，仿佛被抓到做了什么错事一样。几分钟后托马斯也从楼上下来，他说他觉得楼上的地毯不错。“谢谢你给我看你的地毯，我想我的公寓也需要这个。”那时我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但我感觉到母亲做了什么不想让人知道的事情。

现在，母亲和我一起坐在新公寓的卧房里，母亲说：“我需要你的帮助，奥尔加。如果我工作到很晚，你需要帮我打扫公寓，做饭给哥哥和父亲吃，我会教你怎么做，很简单的。”说着，她走出了我的房间，我的心里满是愤怒。为什么我要做所有的事情？麦克和艾利克斯呢？虽然我很愤怒，但是我还是安静地坐着，突然熟悉的麻木感涌上来，让我得以平静下来。

从那以后，我从学校回来后就要做家务：打扫公寓、做饭。我做饭做得不好，也不想做得好，如果他们不喜欢，那太好了，就让他们自己做饭吧。

在家中表达愤怒是不安全的，我恨父亲、艾利克斯和麦克，但是我永远不能这样说，否则一定会挨打。现在看来，母亲任性的离开是她能够解脱的最后的办法。在内心深处的某个部分，我记得他们对我做过的所有事。虽然我记得不是很清楚，但被告知要伺候父亲和哥哥们，这让我产生了无法克制的愤怒，可是我不能表达出来，新的部分发展出来控制这些愤怒。随着年龄的增长，我把愤怒发泄在不停的跑步和举重上。我现在明白了那些极度的绝望以及自杀的想法也来源于这些无法表达的愤怒。

那个秋天，我已经上五年级了。一天从学校回来，我发现母亲早早回到家里，她冲进房间收拾父亲的东西。我被她匆匆忙忙的动作吓了一跳，她解释说：“奥尔加，你父亲心脏病发作了，他或许会死。他现在正在医院，我马上要赶过去。”

最近我生活中的变化：新学校、新家和新的老师和朋友已经在挑战着我各个部分脆弱的平衡了，我的世界再一次产生了剧烈的改变，我已经无法忍受了。心脏病发作，他或许会死。当恐惧得以平息，麻木感里掺杂着奇怪的感觉，这次的分裂状态比以前更加严重了。它不是从手开始的，好像我的头真的分裂成两半一样，一阵剧烈的头痛之后，我觉得我已经在很遥远的地方了，或者说在这巨大的世界里变得很小。这和我之前的感觉非常不同，我的想法不再快速地流动，我也感觉不到焦虑，我为父亲感到难过，又觉得他死了我们应该很高兴。许多部分在里面发生着剧烈的冲突，我可以感受到它们，但是我无法理解。母亲告诉我父亲可能会死，我好像在长长的隧道的另一端听她讲话，我的心在下坠。

我安静地坐着，这样的现实让我感到挫败。我已经无法思考了，我想了很久也弄不明白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内在的冲突越来越厉害，我的头痛也越来越严重。我花了太多时间了！停下！我应该有什么样的感受？我应该说什么？母亲收好了父亲的东西，看了我一下。我在她的眼中寻找着她的感受，希望能够明白我应该有什么感受，但我只看到一片平静。我一直盯着母亲看，她变得有些恼怒，重新开始自己焦急的动作。我问：“那么麦克和艾利克斯呢？你要告诉他们吗？”哥哥们还没有放学回来。

“我没时间了，”母亲说道，“一个朋友正在楼下等着送我去医院。你要告诉他们，我会回家很晚，不要等着。”然后她离开了。深深的麻木伴随着一点点恐惧，我晕头转向地等着哥哥们回来。

给哥哥们做好晚餐，我盯着看看他们有什么感受，他们只是在抱怨食物。愤怒在我心中升起来，之后，我们都各自回到床上去睡觉了。母亲回来得非常晚，她看上去很疲惫，她把我们叫起来，告诉我们父亲的情况。

“父亲死了吗？”我问她。

“没有，奥尔加。”她看上去很讨厌这个问题。她告诉我们父亲的心脏病发作虽然很严重，但救治得很及时。我想从她的话语中找到一些情绪，但是什么都没有，我看着哥哥们，他们也毫无反应。我感觉不到悲伤，也并不觉得害怕，只是觉得麻木。

父亲被救了回来，几个星期后，医生让他回家休养，我从原来要放学后做家务变成了全天做家务。母亲要上班，我就得待在家里照顾父亲，除了我以外，还有谁能不上学照顾他？母亲说她不能请假，否则会被解雇。但是其实我很清楚，她与她的老板有婚外情，她的老板不会开除她，在这件事上，我并不同情父亲。我不想待在家里照顾他，我想上学，想和我的朋友们在一起，我是交通管理员，我害怕会失去这个职位。我担心我的功课会落下，老师把作业给我送到家里已经非常仁慈了，但是我的注意力有问题，所以大多数时候我做不了作业，我最好的学习方式就是听老师讲课。

第一天与父亲在家的时候，我站在厨房门口看着父亲坐在客厅，我想我们可能要单独在一起很长时间，他已经不是我一直熟悉的那个人了，他只穿着睡衣坐在那里发呆。之前，他在精心打扮好之前是不会走出卧房的，但是他现在看上去已经不关心这些了，他只是呆呆的，也没有认真地看着什么。看到我，他显得很悲伤，他一点儿也不像父亲，他那么悲伤虚弱。他会死在我面前吗？如果他死了，我该怎么办？在心脏病发作之前，他总是生机勃勃的，非常喜欢看报纸、看电视，与我谈论政治。现在他只是盯着关着的电视，报纸就在他手边，但他也没有看。这是一个美丽的秋日，透过他身后的落地窗可以看见操场和篮球场，但是他都没有兴趣。

靠近父亲，我看见眼泪从他脸上流下来，我从来没看过父亲哭，这让我很震惊，我想：他在害怕，他要死了，一个人孤独地死去。我沉默地看着他，我没有问他为什么哭泣，也没有用电视或者多米诺骨牌分散他的注意力。我虽然防备他但并不怕他，他看上去再也无法伤害我了，但是我想他万一还是有这样的想法呢。他现在一点儿也不可怕，他看上去像个空壳堆坐在他的椅子上。我的想法又流动起来，他会怎么样？我会怎么样？

早餐父亲还是想吃鸡蛋和培根，但他不能吃这些，母亲说他必须吃低脂肪的食物，我给他做了一碗米饭和一杯低脂牛奶。他呆呆地看了看这些食物，然后慢慢地吃起来，在厨房，我听到他在抱怨米饭根本没什么味道。我想到我刚刚是多么藐视父亲，我告诉他他吃不到他想吃的东西了，但是我没有挨打。看，他再也无法伤害我了。

这样过了一个多星期，我发现我在父亲身边已经没有那么紧张了。我跟他说话变得更加直接，虽然最初有点害怕，但是我变得越来越敢说。我打开电视机和父亲讨论政治，他变得有一点儿生气了，我们坐在一起看新闻，他也开始看报纸，然后告诉我他深爱的拉丁美洲发生了什么事情。虽然我在父亲身边越来越轻松，但是却并不爱他，我的内心一直冰冷疏远。

随着父亲精力慢慢恢复，他越来越多地抱怨他的食谱。有时我们的话题会偏离到一些令人不安的话题上：“你母亲不爱我了，你知道她并不是真的工作到很晚，她和托马斯在一起，我失去她了。”几周来，我的大脑第一次快速转动着：他知道，他会杀了她，他会杀了我们所有人。“你的哥哥们也不爱我，他们根本不尊重我。”父亲一直在家，但哥哥们现在根本不在家里待着。“你是唯一爱我的人。”他脸上充满哀伤地说，他觉得他被抛弃了。我让自己平静下来，他再也无法伤害我了。我安静地坐在那里听着，虽然我根本不爱他。

他让我去他卧室的衣柜里拿出一个皮箱子来。我找到皮箱并且递给他，他看了看箱子，然后看了看我，哭了起来。他把里面的东西一个一个拿出来讲给我听：一个50美分、一个1968年休伯特·汉弗莱（Hubert H.Humphrey）运动会的纪念扣、一对链扣和一个装着我乳牙的盒子。他哭得很厉害，我有一种不好的预感，但是却无法形容，我只是觉得害怕，进而变得麻木。父亲把盒子给了我，并谢谢我一直照顾他，我沉默。那天晚上母亲下班之后，我把她拉到一边告诉了她盒子的事情。第二天早上，她让我去上学，然后送父亲去了医院，她说父亲的病情加重了。

几天以后，托马斯送母亲回来。那天是万圣节，我独自回家做家务，母亲和托马斯并排坐在沙发上，母亲握着他的手，托马斯告诉我父亲死了。我一阵疑惑，不明白他说的是什么意思。父亲死了？什么是“死”？我看着母亲，她正安静地看着自己的膝盖，我想她看看我，但是她没有。她为什么不跟我说话？我努力地想要明白这是什么意思，我不知道应该有什么样的感受。她没有哭，只是把手握在托马斯的大手里，我也在看着他们的手。

托马斯比妈妈年长一些，但是没有父亲那么老，他看上去很像父亲：他有一些名望，秃头，有小胡子，穿着得体的西装，系着领带，戴着费多拉式的帽子。他对妈妈很好，平时我也喜欢这样的他，但是现在让我生气的是，他在这里告诉我父亲的死讯。这一切都太突然了：父亲死了，他再也不会回来，我却觉得平静、释然。

我问母亲：“我可以出去玩吗？”

她第一次出声，用一种平板的语气回答我：“不行，那样很失礼。今天晚上你要在家待着，你这个星期也不要去上学了。”她看起来并不哀伤且毫无情绪。

母亲用平静的声音说起守灵和葬礼的事情，大声说着要准备的东西和要做的事，她凝视远方，我都不知道她在跟谁说。“我们需要通知教堂，找一个殡仪馆，通知我的兄弟姐妹们。”她的担心更深了，她转过身对托马斯说，“我们没有钱，我们怎么支付得起这些？”

我听着他们的对话，母亲很惊慌，托马斯安慰着她。各种担忧压在母亲身上，她升高音调，让我吓了一跳，什么东西在我内心活动起来：她是真的在害怕。这样的想法让我的恐惧也更加剧烈，我应该做什么？我能帮什么忙？我犹豫了一下，说：“我们会没事的，妈妈。”她不再跟托马斯说话而是愤怒地看着我，我退了回来。

我现在明白我们都以相同的方式对抗着。许多女人在面对失去丈夫的悲伤压力，或者是因虐待她的丈夫死去而感到解脱时，都会像我的母亲一样用麻木和担心去面对它。父亲再也不能回来了，这让我感到轻松，但我也为将要发生的事感到害怕，我很希望有人可以告诉我接下来的每一天、每一周或者每一个月会是怎么样的，我的生活会变成什么样子，我需要有秩序和稳定的生活，我憎恨为父亲的死感到轻松的感觉，我的未来看上去并不稳定。虽然不知道在担心什么，但是我感到害怕。

母亲和托马斯并没有注意到我回到自己房间，我坐在床上，我知道为了对父亲表示尊重，不可以玩笑取乐，不可以大笑或者玩耍，所以我爬到房间的一角安静地坐着，我感到很平静。我让自己的眼神散开，让思绪随意漂浮，整个下午，我都安静地坐在那里听着母亲告诉哥哥们父亲的死讯，听着她通知家人、教堂和邻居父亲的死讯。

那一周我的阿姨、舅舅和表兄们都来参加了守夜和葬礼。我很高兴能够见到他们，他们总是待我热情有礼。母亲让他们帮忙把父亲的东西收拾到箱子里或者包里，然后捐出去。葬礼以后，他们见了母亲的同事和朋友，然后带着父亲的东西离开了。只有父亲给我的那个箱子和相册留了下来，相片上的父亲只有二三十岁，与朋友们笑着抽着雪茄，我们都不在照片中，他看上去并不像我认识的那个人。我看着他的笑容和眼睛，想象着在遇到母亲、有我们之前，他是什么样子的，我从来没在父亲脸上看到那样温和的笑容。为什么他那时那么开心？为什么和我们在一起的时候他并不开心？

母亲的亲戚似乎很清楚父亲是怎么对待她的，母亲要他们拿走父亲所有的东西，没有人惊讶或者多问。看着他们包裹父亲的衣服，评论着他的西装多么漂亮昂贵，不知为什么，我很愤怒。那一周我一直处于麻木的状态，内心某处觉得解脱，某处又对未来感到害怕，我深深地渴望着可以重新得到我敬爱的母亲的爱和关心。

几个月过去后，母亲还在担忧，她一遍一遍地说：“我要怎么养活你们？我怎么一个人支撑这一切？”她的担心在我看来毫无道理，这么多年，她养活了我们五个人，现在已经没有想怎么花钱就怎么花钱的父亲了。我一直安慰着她，我们会没事的，她已经把我们照顾得很好了。但是她仿佛看不见我，也听不到我说话，我感到很无力，我很希望得到她的爱和关注，我想父亲已经不在了，她可以回到我的身边了，我想她可以做回那个微笑着拉着我的手的母亲了。

但是母亲总是担心各种各样的事，她担心工作，担心艾利克斯流氓一样的行为，担心麦克粗野的态度和渐渐从家庭中脱离的态势。她的担心渐渐也变成了我的担心：她会被解雇吗？她能够养活我们吗？为什么麦克对她那么粗鲁？

许多年前，一部分的我看见父亲打母亲的时候，我就会以保护的姿态干涉他们，我试图在父亲伤害她之后安慰她的悲伤和疼痛。之后，如果在公共场合看见人们因为她浓厚的多米尼加口音而不耐烦的时候，这个部分就会出现。但是当下，伴随着生活中这么多变故和担忧，这个保护母亲的部分无法掌控所有问题，母亲的担忧越来越多，这个部分只得分裂成许多部分，每个部分集中在她不同的担忧上，并且为照顾她而努力。

我压抑了母亲逼迫我卖淫的愤怒，也压抑了她抽身离开时的被遗弃感。相反地，一部分的我觉得我要维持我的修养，我总是很听话，不会顶嘴或者吵架；一部分的我打扫公寓的卫生，一部分的我做饭；还有一部分的我兼职照看孩子，让母亲不再为钱的事情太过担忧。我最坚定的信念就是：找回我的妈妈。

第二部分　黑暗中的探索

5

12岁那年夏天，我大部分的时间都待在游泳池里，每天我都早早起来，完成母亲让我做的家务。游泳馆一开门，我就会去，一直待到游泳馆关门才离开，到家后刚好就是做晚饭的时间了。

虽然我在游泳池里很长时间，但还是学不会游泳，大多数时候，我都是跟一群小孩子在浅水区里走。每当看见那些比我小很多的孩子轻松地游泳时，我都会很尴尬。我怕游泳池的孩子嘲笑我，我已经很蠢笨、很肮脏了。当时的我并不知道这巨大的羞耻感从何而来，甚至不知道并不是所有人都有这种感觉。

和我住同一个公寓楼的朋友艾莉诺（Eleanor）总是想教我游泳，但是她教的东西并没有什么用。她会在我身边游一圈，然后说：“现在你试一下。”每当我尝试着像她那样，“在别人面前学游泳”这种想法就会冒出来，我很害怕，根本无法学着她的样子。

后来，她改变方法，把游泳分解成不同的步骤：“你要抬起脚，闭上眼睛，像这样拨动手臂和腿。”我仔细地看着艾莉诺的手臂和腿大幅度地划水，希望也可以像她一样这么轻松简单地游泳。我看看周围是否有人在看着我，其他的孩子们都在玩自己的，没有人看着我，我尝试着抬起脚，但马上会沉入水底，我很害怕并且不停挣扎。我觉得自己太笨了，试了几次后就放弃了，但是艾莉诺对我们的课程抱着乐观的态度：“我们明天再试试。”

有一天，我发现救生员利兹（Liz）正在看着我们，我和她的眼神相对。过了一会，我在泳池边的椅子上晒太阳，利兹拿着她的救生员椅子来到我身边：“奥尔加？”我想：她怎么知道我的名字？随即想起来，我们进入游泳池时有一个通行证。“我可以教你游泳，你可以在游泳池开门前一个小时来，那时这里只有我们两个人，我可以教你。”

接下来的几个星期，我每天提前一个小时到游泳馆，利兹教我怎么移动手臂、怎么用脚踢水。在学习过程中，我越来越觉得自己是可以学会游泳的。我紧握拳头保存这种感受，感觉自己缓缓分裂出一部分保存着我会游泳和利兹是我的朋友的信息。

上次与母亲分享我的成就已经是好多年前的事了，那时她并没有回应，我想现在是再一次与母亲分享快乐的时候了。利兹很不一样，她已经18岁了，像个大姐姐，她说我可以学习新东西，可以解决任何麻烦。跟她说话让我觉得舒服。可是，我总是担心与利兹的关系，每天早上我都会回想着与利兹的互动，看看我有没有说错什么话或者做错什么事，然后思考着她是否还喜欢我。

我12岁生日那天，结束与利兹的游泳课之后，我回到家里洗衣服。我们的房间里没有洗衣机和甩干机，要用地下室公用的洗衣机。母亲给我制定了要完成的家务表，我要洗完三篓脏衣服，她看上去并不记得那天是我的生日，我很伤心、失望。

我的哥哥艾利克斯和他的朋友加里（Gary）在地下室储物间附近，艾利克斯把地下室里空着的一个储物间改成了他的俱乐部，他和朋友们总在那里一起看《花花公子》（Playboy）或者吸大麻，这里少有人走动。洗第一篓脏衣服的时候，我听见艾利克斯和加里在叫我，他们说给我看个东西，我很好奇，但是靠近俱乐部时，我闻到了大麻的味道，我觉得很不舒服。我仿佛听见他们在说：“在她生日这天，给她个特别的教训。”在他扭曲的观念中，他对父亲给我的特殊待遇有着很深的怨恨，艾利克斯总是在“特殊之夜”的第二天趁父亲不在的时候打骂我。尽管如此，我没有这些回忆的细节，但听他说“特殊”时，我感到害怕。

想逃跑已经太晚了，艾利克斯把我扔进了储物间，血冲向我的大脑，所有的声音都变得低沉，我的眼睛快速地来回移动，憎恨艾利克斯的部分出来并且不停反抗。我大喊：“我恨你！”带着所有的愤怒，我拼命地挥拳狠狠地打他，我踢他的腿，大声尖叫，我诅咒他，向他脸上吐口水。

艾利克斯比我年长，也比我强壮，他不费吹灰之力抓住我的手臂把我按住，他一遍一遍地把我扔向储物间的水泥墙，直到我失去意识，清醒过来时，艾利克斯正在强奸我。我感到害怕，我的脑袋里像塞满棉花，恐惧消失了，我变得平静。我从身体里分离出来，在天花板上看着艾利克斯和加里轮奸那个看着像我又不像我的人。他们结束后还冲着我撒尿，我一动不动。“看，加里，她会让你为所欲为的，她就是个婊子。”他们的袭击仿佛无休无止，我好想死。

我发现遭受这样的袭击时，某个部分会让我远离这样的暴力和羞辱，我在想她应该是“12岁的奥尔加”。艾利克斯和加里离开后，我重新回到自己的身体里，那时新生的部分还在，我晕头转向地爬了起来。她知道地下室不是个安全的地方，所以她一直支配着我，我看着脏衣服，感受到艾利克斯和加里给我带来的疼痛和湿漉，我心中充满了屈辱，不想任何人看到这样的我。我必须离开这里。虽然离开的想法很强，但是同时脑中有一个冲突的声音：妈妈说没洗完衣服之前，我不能离开地下室。内心的拉锯并没有持续很久，我害怕留在地下室，我一只手拿着被扯坏的衣服，另一只手从刚洗过的衣服里拿出来一件盖住自己，不让别人看见我身上破碎的脏衣服，然后慢慢地回到公寓。

走到家门前时，我一直是麻木的状态，另一个想法跳了出来：艾利克斯狠狠地伤害了我，我可能还会有危险。我很害怕：如果艾利克斯在家怎么办？我被麻木和恐惧绊住了脚，在公寓的门廊前站了许久。我从茫然中清醒过来，我安静地走进去看了看家里是否有人，然后直接跑回了自己的房间。没人在家，我拿出干净的衣服，又看了一遍自己的门，检查是否真的没人，然后小步快速走进浴室清理血渍、精液和尿液。这么多年来把清理作为仪式的那部分出来安抚我，我慢慢平静下来，那些强烈的想法离我远去，把关于这次袭击的记忆放进一个房间里锁了起来。

我的头脑一片模糊，对任何事情都没有感觉。我无法集中精力，只是觉得孤独。我扔掉被撕坏的脏衣服，收起刚刚洗好的衣服，又拿起一篓脏衣服回到地下室。我坐在洗衣房的角落里发呆，等待着另一篓衣服洗净甩干，把两篓洗干净的衣服装好，然后筋疲力尽地回到自己的房间。我没有做完家务，也没有去游泳馆。我只是麻木地坐在床角，听见公寓里有了声音，我变得更加麻木。

母亲回家后发现我没有完成家务，她责备道：“奥尔加，你今天都做了什么？你没有洗盘子、没有做饭，衣服也只洗了一部分，你怎么了？我整天都要工作，难道你就不能帮我做些家务吗？”听着她的话，我的心慢慢下沉，她不记得我的生日了。那天晚上，她做晚饭的时候，我洗了剩下的衣服，刷干净盘子。我很难过，我让母亲失望了，还增加了她的负担。我有些怀疑自己：她是否真的不能指望我？我是不是像哥哥们一样坏，一样无法帮助她？

那晚我早早上床，一直晕头转向地处于麻木状态。我记不得这次袭击，我无法告诉母亲以及其他任何人，不论是在自己的房间里还是在家里其他地方，只要艾利克斯出现在我身边时，我就会感到焦虑，我无法明确地知道为什么他是危险的，我也不知道他的朋友加里现在知道了他可以随意强奸我，我无法告诉任何人。我只知道莫名地很讨厌加里，我要避开他，但是他却总是来找我。

第二天，我又一次早早地来到游泳馆，我安静又孤单，虽然不知道为什么，但我觉得自己很不好，我无法直视利兹的眼睛。我不记得那次袭击，只是有种丑陋、肥腻和恶心的感觉。“你怎么了？你昨天怎么没有像约定好的那样早到？你身上的擦伤和淤伤是怎么回事？”我很惊讶：“什么擦伤和淤伤？”我回想着昨天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为什么没有来游泳馆还受了伤，但我记不起来了。我感到眩晕，脑中一片空白，只是盯着地面，利兹看着我的眼睛，转移了话题。

“嘿，我听说昨天是你的生日。”我很高兴她知道我的生日并且还记得。“我想带你去鲍比大男孩（Bob's Big Boy）吃草莓脆饼庆祝你的生日，你想今天去吗？”

我的眼睛亮了起来：“真的？我想去！”

“我值班结束后，我们就去。”我整天都在想着这件事，一开始我充满了兴奋：我要和利兹一起去鲍比大男孩，我是特别的，我会坐上她的车。但是很快我的兴奋变成了担心：如果我做了什么蠢事怎么办？如果她改变主意了怎么办？如果她看见我很糟糕的样子怎么办？希望我不要做错什么事。之后我愈发担心：我应该说什么？什么是鲍比大男孩？我穿的衣服可以吗？

鲍比大男孩是一个以三明治、汉堡和派为主的餐厅。利兹请客，这是我第一次吃到草莓脆饼和伯爵茶，她又要了一份奶油浇在草莓脆饼上，我也照着她的样子做。我想要和她一样，我必须整个下午挂满笑容地看着她。

与利兹在一起很奇妙，从没有人像她那样看着我，她不停地问我问题：“你喜欢做什么？”

“不知道。”

“你喜欢看电影吗？”

“我只看过两个电影，一个是《宾虚》（Ben Hur），另一个是《奥利弗》（Oliver).”

“哦，我们一样。我也喜欢这两个电影，尤其喜欢科幻小说和悬疑电影。什么时候我们一起去看吧？”

“好，我很想去。”我大声地脱口而出，餐厅里的人都回头看着我们，但是利兹好像没有察觉一样。

“你喜欢运动吗？”

“喜欢。我在天主教青年社团里打篮球和垒球，我也会和隔壁邻居踢足球。”

她停顿了一下说：“我在基督教青年会（Young Men's Christian Association,YMCA）负责一个青年篮球项目，你对给孩子们当裁判感兴趣吗？”想到可以与利兹长时间待在一起，我感到一阵兴奋。

我们吃完后，她忽然问道：“你想吃软糖圣代吗？不是只有巧克力装饰，是真的有热软糖在上面的那种。”发现我没有反应，利兹从钱包里拿出一张纸写我们应该要做的事：看电影，加入基督教青年会运动计划，去吃软糖圣代，完成一个赛季的篮球比赛，到体育馆里健身和跳绳。“奥尔加，我们要做这些事情，所有的孩子都要有这样的经历。”我很高兴：我爱利兹，我希望我可以与她生活在一起。我握紧拳头，体会着内在生长出新的部分保存这样的感受。

晚上她送我回家，下车时利兹温和地问起：“奥尔加，你身上的伤是怎么弄的？”

我想了许久却无法回答：“什么伤？”

“你手臂和后背上的伤，我早上在游泳馆的时候就看到了。”她指着我大腿里侧的伤痕说道。恐惧爬了上来，我的眼睛不停摇晃，忽然间我无法想起我们说了些什么。可怕的是我看看这些伤痕就像在别人的身体上一样。

我只能说：“不知道。”我觉得很害怕，打开门想下车，利兹却阻止了我。

“好吧！好吧！我只是疑惑而已，不要这么急着走，奥尔加，我们是朋友，不论你想与我说什么都没关系，好吗？”我沉默地看着她。我内心里感到快乐的部分在担忧：如果她不想带我去鲍比大男孩了怎么办？她还会做我的朋友吗？另一个想要隐藏的部分担心的却是另一个问题：她会查出来的，她会觉得我是个婊子，如果她查出来了，我会死掉。但是从利兹的角度来看，我只是茫然而安静，我们就这样沉默地坐了几分钟。

我对利兹道了谢，从她的车上下来，我清醒一点了，我问她我们可否再一起出去玩。“当然。”她很快答道：“对不起我让你觉得不舒服了，我不会再问你那些问题了，但是记住你可以告诉我任何事。”我关上车门跑回公寓楼里。

那个夏天后的四年间，直到艾利克斯去参军之前，他一直对我暴力相加，有时是他一个人，有时和加里或者其他的朋友一起。艾利克斯不论何时何地，只要他想，就会强奸我：在我的房间、公寓里的其他地方或者这栋楼里的某个角落。他似乎不介意别人发现，他残酷地使用暴力，我也会拼命地反抗。

在一次袭击中，他抡起拳头狠狠地打在我的脸上，我离开了自己的身体躲在角落里，我看到母亲站在房间门口毫无情绪地看着，我很心碎。我很希望她能来阻止艾利克斯，但她没有，尽管她无力反抗父亲，但是她有能力阻止艾利克斯。她只是用她看着玫瑰花的眼神看着这一切，她从来没有保护我，现在也不会。母亲不想面对艾利克斯对我做的事，她转身去了客厅打开电视机，把音量调高。

十几岁的我对被艾利克斯强奸的事情没有记忆，他的攻击只是让我觉得自己特别丑陋、渺小、恶心，却不知道为什么自己会有这种感觉，我无时无刻不在为此感到痛苦。

这段时间，我的各个部分在生活中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除了把受到虐待的记忆锁起来和帮我从身体的伤害中存活下来之外，这些部分还帮我面对这个世界。“12岁的奥尔加”与其他部分很不一样，因为父亲已经不在了，没有人能控制艾利克斯和麦克，“12岁的奥尔加”需要做更多的工作并且扮演更多角色来保护我。她总是出来占据主要的思想和感受，但那时的我并不知道有“12岁的奥尔加”的存在和支持，我想那时“8岁的奥尔加”也会经常浮上意识，警惕着艾利克斯和麦克。这些部分都压抑着我的记忆，让我一直焦虑不安。

我想我在麦克身边时也会感到不舒服。他怨恨母亲，总是指使她并且对她不尊重。尽管如此我还是喜欢他，小时候那部分的我还记得与麦克在一起的快乐，他是我最喜欢的哥哥，他教会我打篮球、踢足球，他说过他会保护我，我还记得几年前他说他爱我的日子。

7月炎热的一天，麦克邀请我与他的朋友们一起去墓地附近的池塘钓鱼，我的内心很冲突，麦克不再想带我一起玩，他越来越少在家，"12岁的奥尔加”怀疑他的动机，但是更小的部分觉得这很棒，他愿意让我和他的朋友们一起玩。她赢了，我急忙答应了下来。

一共六个人同去，五个男孩和我，我们到达墓地一处隐蔽的地方，那些男孩包围了我，麦克的脸看上去愤怒扭曲，他说：“你以为你比我们好？婊子！我知道你的秘密，我现在就给他们看。”"12岁的奥尔加”很快浮了上来，“8岁的奥尔加”紧随其后，这不是要去池塘钓鱼，麦克在向他的朋友们炫耀，我在附近的树上看着麦克和他的朋友们轮奸了我。

即使是在遥远的一棵树上看着，这对我来说也太过沉痛了。我喜欢麦克，但是这时的他却在给他的朋友们展示该怎么强奸我。“12岁的奥尔加”在树上看着，像在看发生在别人身上的事。

那些男孩走后一会儿，我才爬起来，我觉得头昏眼花、天旋地转。某些东西在心里扎了根，我记不清他们对我做过或者说过什么。突然一阵强烈的担忧涌上来：我不可以受伤，我现在必须回家。我要回家，但我的样子明显是被打了，我的衬衫被撕坏，扔得到处都是，我的底裤也被撕破了，我要把衣服拿走，不能留在这里。15分钟的路程好像很遥远，一路上，我都在担心被人看到。许多人都看到了我，但是他们都试图撇开目光，哥哥们的四个朋友在公寓前等着看我是不是真的不会说出去。

看到他们的时候，我会感到一阵屈辱，根本无法直视他们。我冲进公寓，拿起换洗的衣服跑进浴室清理自己，某一部分发展出来处理这样的屈辱。我仿佛站在温水里冲洗了几个小时，直到头脑麻木让我无法感受到任何身体上的疼痛为止。我回到自己房间爬到床底，我没有打扫公寓也没有做饭，我的眼睛无法控制地不停晃动，很快就睡着了。

之后我才明白那些部分如何把被强奸的记忆从潜意识中带走，帮我从一个充满暴力的童年中长大成人。消失的那些记忆给我留下了深深的焦虑，每当哥哥们在附近，我就会很担心，但是我却无法避开他们的袭击，也无法阻止他们。尽管能够遗忘是仁慈的，但它无法给予我真正的保护。

那个夏天，利兹成了我的大姐姐，我们一起去看电影、吃鲍比大男孩，去基督教青年会组织青年项目。她帮我提高篮球技巧，教我在赛季后如何保持状态，教我怎么用长跑和跳绳提升耐力。我发现与利兹在一起时很安全，我感到很平静，但是只要在家或者家附近就会觉得紧张。那个夏天，我大多数时间与利兹在一起或者打工，这样可以更少待在家里。

6

九年级的第一个月，我被我们中学的报刊录用做记者。我很希望能做一个记者，所以在上中学的第一个星期便去请教我们的新闻写作老师索林斯基女士（Ms.olinsky）如何做一个新闻工作者，她告诉我尽量去尝试，但也提醒我新生很少会被录用。

索利斯基女士知道我的哥哥艾利克斯，我想她知道哥哥的问题。艾利克斯曾经在报社里做过一段时间摄影师，我感到索林斯基女士与哥哥的关系并不好。所有老师在见到我时都会问：“你与艾利克斯有什么关系吗？”

“有关系，但是我跟他完全不同。”我骄傲地回答。这个回答很容易被接受，也给我带来益处。“12岁的奥尔加”让我与艾利克斯保持距离并且绝不宽恕他，我对艾利克斯毫无感情，没有同情、没有亲情，什么都没有。尽管我对艾利克斯强奸我以及他让朋友强奸我的事毫无记忆，但是我对他充满不信任，并且知道一定要与他保持距离。

那时，我觉得艾利克斯没有任何优点，他很懒，成绩很差甚至不及格，他从我和母亲那里偷钱，甚至偷我照看小孩赚的钱，索林斯基女士曾不得不向学校保安室举报他偷学校相机的事。他们打电话到我们家，艾利克斯跟母亲说他买下了那些相机，母亲并不相信他。他看上去像是在吸毒，眼睛充血，步履蹒跚，摇摇晃晃，时常撞到东西。

艾利克斯16岁那年因为在我们公寓的地下室强奸8岁女孩被逮捕。母亲虽然没有告诉我发生了什么事，但是艾利克斯被逮捕的那天晚上，我听见她给托马斯打电话：“艾利克斯现在在监狱里，我们需要钱把他弄出来。”我并不关心艾利克斯发生了什么，但是我担心母亲，这让她很操心。

那周之后，我从同一个公寓楼里的一位女住户那里得知这件事：“抱歉，是我报警抓了你哥哥，但是他正在地下室强奸那个可怜的小女孩，这是不对的。”我只是感觉脑子里一片模糊。

即使我不记得艾利克斯对我做过的事，但出于某种内在的原因，如果老师问起他，我都会与他保持最大的距离。我告诉索林斯基女士，我和艾利克斯完全不同，她说：“太好了！”我被她的直率震惊住了，她总是很严厉，也不怎么笑，但是她热爱新闻写作，所有在报社工作的同学都很尊敬她。但每当索林斯基失去耐心时就会提高声音，她还是有一点儿恐怖的。

她不像我之前见过的那些老师：她年纪大一些，坚硬的灰色头发在脑后梳成一个圆发髻。她是我见过最高大的人，甚至和某些男老师一样高，她总是穿着一条宽大的手工裙子。许多同学都拿她走路不方便的事开玩笑，我都只是安静地听着或者附和着他们的玩笑，但我感觉很不好，我知道她喜欢我并且一直在照顾我，她给予我很多帮助，让我能够在中学时期得到很好的成绩。

我也喜欢报社的其他记者，我很高兴自己是其中一员。他们都很聪明，因此我也觉得自己是聪明的，但是我总是觉得自己必须比他们都努力。那时我没有告诉任何人，阅读对我来说是很困难的事情，为写作搜集必要的资料也很费力，我被脑中各种各样的想法拉扯着，很难集中精力在要阅读的字词上。我的办法就是大声读出来，这很有用，因为我的声音可以盖过那些在脑中流动的想法，我总是会用这样的方法把词语连接成句子，句子连接成段落，段落连接成故事。

我很害怕被人发现，其实并没有什么人知道这件事，因为我总是一个人阅读，但是在报社的课堂上，我们要阅读指定的文章，我想出另外一个办法——低声读出来。有时我都无法听见自己的声音，但是通过说出这些字词，我可以把精力集中在文章上，为了避免被发现，我会用另一只手托住下巴盖住嘴唇。

一天索林斯基女士在课上把我叫到她的讲桌前，她小声问我：“你是不是在课上无法集中精力，在阅读上有困难？”

我觉得自己的秘密暴露了，感觉很羞愧。我的心在下沉，胸腔紧绷，我知道这是我的某个部分浮上来的信号。那时的我想：她怎么知道的？她像我一样吗？她知道我的问题？我的眼神涣散，熟悉的眩晕感袭来，但是我还是回答道：“我在阅读上有困难，我无法完全理解要阅读的内容。”

索林斯基女士告诉我，她可以教我另一种办法把精力集中在阅读上。虽然我还是有些茫然，但是稍微平静了一些，我听到她说：“你假装在大声读，但是不要动嘴唇，想象你的大脑可以听见你的声音。这在有很多人的情况下可以帮到你，你甚至可以随时这样。虽然这样阅读可能会花更多时间，但是你可以理解你要阅读的内容，也可以记得更久一点。”

我记得索林斯基女士好像拥抱了我，我感受到了她的关心，我的心里觉得温暖舒服。这次我没有握紧拳头给自己建立一个积极的部分，但是我学会了她的方法，我用新的部分保存着她教我如何提高阅读时的那份慈爱。

10月的一个傍晚，报社工作人员会议结束后，已经有点晚了，我搭上公交车去基督教青年会，每周五，我都会去那里帮利兹组织她的篮球社团。公交车里很挤，其中一个男人穿着破烂的T恤和牛仔裤，看上去有几天没有洗澡了，胡子很长，头发油腻，双手也很脏。他看女性的目光让我很紧张，好像他能透过她们的衣服看见什么一样。他仔细地看着每一个人，好像在寻找什么，然后他看见了我，直接走到我的位置旁边。

这里没有他坐的位置，他站在我的座位前抓着安全扶手，他的裤裆离我的脸很近，我有点儿害怕。他一点点靠近，不同的想法在我心里不停冲突着：推开他！让他离你远点！打他！不，你不能那样做，否则会被伤害得更狠，不要说话，站起来离开这！他靠得太近了！我的头开始痛起来，我安静地把头离他的裤裆远一点儿，然后盯着某处发呆。

“我是不是站得太近了？”从头上飘来一个声音。我试着想出解决的办法，然而不同的想法又一次发生冲突：他和别人一样，如果你不说话，他就会伤害你！告诉他，否则他会让你伤得更重。各种想法流动得太快，我快要失控了。逃走！跑！告诉他没关系，不要让他生气。我无法回答他，他以恐吓的语气又问了一遍。

“没有。”我目光呆滞地回答他。他靠近来看我，我的头越来越痛，我想下车，但是基督教青年会仍然有一段路程，我怕他会跟着我。

“我叫弗兰克（Frank），你叫什么名字？”不要说话，逃走！告诉他，不然他会伤害你。我的头感到一阵剧痛，我觉得恶心，已经无法思考了，我回答道：“奥尔加。”头脑里各种想法一片混乱，我很紧张，然后变得麻木。

“这真是个特别的名字，你要去哪，奥尔加？”

我的想法还在不停地转动着，我的脑袋里感觉像塞满了棉花，他用严厉的语气又问了一遍，听到他这样的口吻，我觉得是自己做错了什么一样。

“基督教青年会。”我听到自己用平静的声音回答着。

“你住在哪儿？”

我假装没听见他说话。

“你住在哪儿？”他再一次用严厉的语气问道。

“榆木公寓。”

“哦，我也住在那附近。”我没有回应，“我或许可以去那附近探望你。”我点头，我的头皮在跳动，觉得越来越恶心，我担心自己就要吐出来了。

即将到站时，我按动了停车按钮。我站起来避开弗兰克，尽量不要碰到他，我感觉他正在看着我。我跑过了两个街区到达基督教青年会，利兹正在等我，她看着我问：“你怎么了？”

“没什么，只是在公交车上遇到了一个奇怪的人。”

“你没有跟他说话吧？”

我很惭愧：“没有，我知道不要跟陌生人说话。”

“尤其是公交车上的陌生人。”她加了一句。我在这里给二年级和三年级的篮球赛做裁判，我觉得稍微安定下来一点，头痛和恶心的感觉也在渐渐消失。

比赛结束后，我和利兹一起去了鲍比大男孩，我们谈论着篮球队和孩子们。像往常一样，利兹问起我最近的情况，除非学校发生了什么事情，我总是说我很好。她问起我的母亲和哥哥们。“妈妈和麦克很好，艾利克斯就只是艾利克斯。”这是我的标准答案。每次利兹开车载我回家，她总是看着我走进公寓楼才驱车离开。那晚从她的车上下来，我在公寓楼的院子里看到一个男人的身影，模糊听到他在叫我的名字，我转身跑进楼道，感觉很不舒服。

第二天放学后，我坐公交车回家，发现艾利克斯在家，我很紧张。利兹下班后会顺道来接我，我走出来坐在长椅上等着，有人从我身后走过来：“奥尔加？”

我很吃惊，是公交车上那个奇怪的弗兰克。他坐下来问我昨晚为什么不理他。我一片茫然并不作声。他说他是来看我的，我却不理他，这很没礼貌。他问我是哪个学校的，尽管我听见脑袋里有一个警告的声音，但是我还是告诉了他。

“你怎么上学？”他问。

“我坐公交车。”我听见自己平淡地说。

脑袋里各种想法又冲突起来了，一边警告我不要跟他说话，赶紧跑开；另一边警告我不要惹恼他，按他说的做，不然会受伤。各式各样的想法快速流动让我无法仔细思考。我平淡地回答着他所有的问题：几点上学、几点回家，并且告诉他，我大多数时间不在家。

我现在明白，弗兰克是在侵犯我的隐私，好多年后，我才学会用愤怒和反抗来应对这样的违法行为。那时的我没能明白，我的回应方式让弗兰克认定我是他可以随意伤害的人。

弗兰克在我们公寓附近徘徊了几周，我一直在躲着他。但是每当艾利克斯在家时，我就会想离开，我会去大楼后面的篮球场，但是很多时候强奸过我的麦克的朋友也会在那，尽管我不记得那些事，但是看到那些男孩依然会觉得不舒服。我总是在公寓附近紧张地游荡着，但是却不知道在怕什么。

弗兰克有时会开着车来看我，一个傍晚，他把车停在我身边问我想不想去鲍比大男孩，他一定是从我们的对话中得知那是我最喜欢去的地方，尽管大脑中有许多警告的声音，我还是上了他的车。当然，我们没有去鲍比大男孩，他把车停在一个偏僻的墓地强奸了我。最初我拼命地挣扎，但是他轻易地制服了我，我离开自己的身体从车外看着这一切，结束后，他把我扔在黑暗中扬长而去，这时处理这样的耻辱的那部分出来收拾残局。

第二天，索林斯基女士仔细检查我的全身：“你打篮球怎么会弄出这么多伤？”她指着我手腕上的淤青问道。我仔细回想发生了什么事，我也发现了这些伤痕，但是我记不得被强奸的事了，我只认为这是运动时受的伤。我带着练习过许多次的完美笑容说不知道，她看了看我，再一次检查我的伤痕，问我是否有她没看到的伤。我告诉她我的大腿上部有一些伤，我也像她一样感到疑惑，甚至有点儿害怕。

索林斯基女士离开房间，然后很快回来把我叫到走廊，学校的护士在那里等着我，她们解释说只是关心我的伤势，护士问我是否愿意去她的办公室，让她检查我的伤痕。我同意了她的提议，却感到一阵眩晕。护士检查了我的手腕、手臂、大腿和大腿上部以及脸上的红痕，问我怎么可能打篮球弄出这么多伤痕，我无法解释，只得说：“不知道，我身上总是有伤，却不记得怎么受伤的。打篮球是我做的唯一有可能受伤的事。”

护士问我是否可以打电话给我母亲，我同意了。我听见她在电话中与母亲解释道：“看上去她像是被性侵犯了。”母亲一定会说不可能，她可能像以往一样告诉护士：“奥尔加很男孩子气，很容易受伤。”护士失望地挂断了电话。

性侵犯像是一句外语在我的脑袋里面一遍又一边地转动着。性侵犯是什么意思？我感觉自己进入了分裂状态，我的手分成两个，这个词让我难以理解，某个部分把这个词拆解成字母，然后把每个字母放在不同的房间里，我无法把它们拼起来，我茫然地坐在那里。护士又问了我一次是否还有哪里痛，我的脑袋里面一片模糊，我听着她的声音就像从地面上一个小洞里传来，我没有作声。

护士只得告诉我，有需要随时可以去找她，然后把我送回到报社写作课上。回到教室后，护士把索林斯基女士叫到走廊，我精疲力竭地回到教室座位上，用头抵着桌子，我的眼睛左右晃动，然后就这样睡着了。之后我才知道索林斯基女士跟其他老师说我病了，需要一直待在她的课室休息。

我醒来的时候，学校早已经放学，索林斯基女士却还坐在桌边。“嗨！贪睡鬼。”她说。我很惊讶，并不是因为已经这么晚了，而是因为索林斯基女士正在开玩笑。那天晚上，她开车载我回家，和我一起进了公寓，我知道母亲会因为没有通知她就把客人带回家里而生气，我马上就去把她叫出来。索林斯基女士站在门边的客厅，母亲从厨房里走了出来，我把索林斯基女士介绍给母亲认识，母亲很高兴，请索林斯基女士直接称呼她布兰卡，并为我带来的麻烦道了歉。

“她并不麻烦。我们很担心她，她总是很累的样子，身上总是有很多伤。”

“是的。我已经跟打电话过来的护士解释过了，自从奥尔加的父亲去世后，我很难一直照顾她周全。”母亲说。

索林斯基女士回答道：“我明白单独抚养三个孩子很困难，但是如果有什么需要帮助的话，你可以告诉我。”她把一张写着自己电话号码的纸片放在咖啡桌上。

“谢谢，我会的。”当然，母亲永远不会打这个电话。

“很高兴认识你，布兰卡。你女儿是个很聪明的好学生，我和其他老师都很喜欢她。我们会一直多关注她，确保她在有需要的时候可以得到帮助。”母亲再一次感谢了索林斯基女士，并且送她出门。我听着索林斯基女士说的话，觉得自己某个部分正在保存着她说的那些话。

从那之后我再也没有与弗兰克说过话或者跟着他去什么地方。他消失了一段时间，那时我并不知道为什么，在人多的公众场合或者公交车上，我会越来越疏离人群。即便我希望弗兰克是唯一一个发现我软弱可欺的性侵害者，但是这样的事在我的中学期间发生过好几次。值得庆幸的是，利兹和我的老师们让我参加一些社团或者小组活动，还会给我留一些作业，这会让那些人少有机会靠近我。

在老师和利兹的鼓励下，我的运动和学习成绩都很优秀，同时，我也擅长演讲和新闻写作。这些人不仅仅是在我知道的情况下照顾我，同时也给了我上大学的机会。在索林斯基女士的鼓动下，几个老师为我提交了州立大学全额奖学金的申请。

我也是年级八百人之中选出来的三个代表毕业生演讲的人之一，虽然母亲和哥哥们没有来参加我的毕业典礼，但是利兹那天请假来学校坐在我家长的位置上。我演讲的内容是关于梦想、希望以及未来要面对的挑战，对于未来，我有太多的期许。那个秋天，我拿到州立大学全额奖学金，开始了大学生涯。

我依然每天回家与母亲住在一起。那时艾利克斯已经在入伍名单上，麦克住在学校宿舍，所以在家时，我觉得稍好一些，不再那么焦虑。母亲明明知道哥哥们整个中学时期一直侵害我，但是她没有保护我，这时我发展出一个部分，里面充满了对母亲的憎恨、愤怒，并且对她的态度变得生硬冰冷起来。我从小被教育，成年的子女对已经老去的父母有照顾的责任，显然母亲也是如此期望。但我每天在家和学校之间往来，对母亲毫无感觉。我尽量不在家，在外面做了两份兼职。

大学的第一天是注册日，混乱拥挤的场景险些让我失控。我跟随着学生们的长队走进一个巨大的楼里，所有的人都在兴奋地说笑着。注册课程让我不知所措，各种想法迅速流动着，让我困顿迷惑，进而变得平静麻木，我的脑袋里像塞满了棉花，我觉得自己已经无法思考甚至说不清楚话了。

这时我听到了一个熟悉的声音，是利兹回到学校攻读另一个学位。她拉着我的手臂站在队伍里，我混乱的感受稍好了一些。麻木渐渐退去，我感激利兹给我的友情，我爱她，我觉得自己并不孤独。

注册桌后面的女士告诉我，我申请的英语系的一门课程名额已经满了，我需要到教授那里申请额外的名额，我崩溃地说：“算了吧，这太难了，我根本不知道是哪一栋楼。”我觉得很挫败，“或许本来这就是一个错误。”

“这种事总是发生。”利兹说，桌子后面的女士也点头同意，“我和你一起去，没事的，你一会儿就知道了。”我慢慢平静下来，觉得有一点儿适应环境了，但是我还是因为脑子里混乱的想法而感到疲惫。我们到达英语系后，教授把我的名字写进名单，我可以参加她的课程了，一切很顺利。

那年，麦克经常回家。学期刚开始的时候，他带着他的朋友哈罗德（Harold）一起来到家里，他跟母亲说他们饿了，母亲很快给他们做了多米尼加黑豆和白米饭，还有洋葱蒜香牛排。这是我们经常吃的东西，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我不想和他们一起吃饭。那天晚上麦克和哈罗德住了下来，我回到房间学习，但是即便是大声读出来，我的头脑还是一直模糊不清，我决定洗澡睡觉。我赤裸地走进浴室，我一直有种害怕和焦虑的感觉。洗澡间的门忽然打开，麦克冲了进来，我大叫让他出去，但是他没有，麦克指挥着哈罗德一起来浴室，我开始感到恐惧，然后离开了身体，我听见母亲把电视音量调高。那晚他们在浴室里强奸了我，他们结束后穿上衣服走掉了。我听见他向母亲道谢，母亲回答说很高兴见到哈罗德。

我站在浴室全身冰冷地颤抖着，我要洗澡。这样的想法在我脑中一遍一遍地转动着，即便我刚刚洗完，这样的想法却一直持续不断。我一直赤裸地坐在那里，直到热水重新出来。再一次洗澡时，我分裂出了许多部分保存着这次被伤害的记忆，我想那应该是“18岁的奥尔加”。我擦干自己却一直处于茫然的状态中，我找到了一瓶不用处方也可以随处买到的止痛药，我拿着药瓶，手分裂成了两个，这时候另一个部分形成了，这部分让我远离生活中的许多恐怖和孤独。就像其他许多部分一样，这个部分也有自杀的计划，我觉得这样的绝望无法停止、无法摆脱，自杀是唯一的选择。我把瓶子里所有的药片都倒了出来，希望这些够用了。

但是当这部分的工作完成了，它就马上关上门，我记不起要吞药的事情了，我变得生硬漠然，一个新的保护壳产生了，它可以让我不再想起麦克说过的那些会保护我、照顾我的话，我不要再关注他。我穿好衣服上床睡觉，半夜会醒来呕吐，我想：我一定是得了流感，我没有吃任何奇怪的东西啊。这时另一个想法突然跳出来：去死吧！

第二天早上，我起床时已经没有了关于被侵犯和吞药的记忆了，但是我开始担心自己的课程和与利兹的友谊，然后我穿好衣服直接去了学校。我尽量避免在家里，经常与同学们一起学习，利兹很高兴与我一起在图书馆过夜。我说太累了不想回家时，其他的朋友会让我住在她们的宿舍里。

我的阅读能力是一个巨大的挑战，每天都有不同思想家的著作需要读。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我会大声读出来；有人在身边的话，我会像索林斯基女士教我的那样在心里大声读出来。两种办法速度都很慢，这些工作和要面对的挑战让我感到很气馁，我一直在为自我怀疑而痛苦。我凭什么认为自己可以完成大学学业？我甚至不能阅读。我看了看图书馆，周遭是各式各样聪明的学生，越来越肯定自己不属于这里。我这么笨，我做不到，我正在浪费公家的钱。这样的想法又快又剧烈，我觉得胸前一紧，头晕目眩，就快要跳出自己的身体了，我只是呆滞地望着自己的作业。

我发现利兹正在桌子对面看着我，她在这儿会让我感到一阵轻松，我把头抵在桌子上放松。利兹来到我身边，问我是不是不舒服，我艰难地集中精神，并且组织语言，我回答道：“我做不了这些，我读不懂正在看的东西，我很笨。”

利兹很惊讶，她从没听我说过对于学业的担心，并且她知道我中学成绩很好。“大学是不一样的，奥尔加。他们会让你读更多书，但是你可以做到的，我知道你很聪明。”我从茫然中抬起头，“你只是需要找到你的方法。”这些话在我心中徘徊：我只是需要找到我的方法。几分钟后，利兹说：“等我们搞定以后，我知道一家二十四小时营业的餐厅，我们可以去吃点东西。”我高兴起来，她的话让我感到安慰，想着用派和冰淇淋来结束这艰难的一天。

接下来的几周，我一直用利兹的话鼓励自己。为了弥补阅读上的困难，我更加注重教授讲的东西，我的大脑已经创造出一个通过听、说、看来学习的部分，如果有哪里不懂，我就会去教授的办公室弄清楚它的意思。考试的时候，我发现我可以记得哪天讨论了哪些问题，我努力把注意力集中在讲课内容上，我的大脑仿佛就能听到讨论的内容，并且看到板书上的字，就像电影片段一样，我以为每个人都是这样的。

讽刺的是，我能读完中学和大学都有赖于这种超强的记忆能力。我可以在考试的时候重播那些讨论和板书内容，是由于这么多年来保存那些被虐待的画面和声音的碎片导致的。尽管这些记忆被锁在我无法接近的地方，但把画面和过程保存在头脑里的能力成为一种优势。我养成了把注意力集中在课堂和讨论中的习惯，并且一直在不自觉的情况下磨炼自己的记忆力。

当然，再好的回忆能力也无法在我没有注意听讲或者根本就没去上课的情况下帮我解决问题。州立大学的课程实在太多，有时候我力不从心。从停车场穿过操场来到学校，已经让我很焦虑了，每当我来到教室时，同学们通常都在喧闹，所以我经常逃课。我前两年的大学平均分只有2.5，利兹很惊讶我的分数这么低。我下定决心更加努力，在我大三大四的时候，我每堂课都到，并且总是坐在前排确保自己可以集中精力。这样最后我以平均分3.5左右的成绩完成了学士学位。

尽管艾利克斯很少回家，但是我仍然避免待在家里。母亲白天工作，周六去见托马斯，大多数傍晚以后的时间都是一个人，她没有什么朋友，开始想到我。虽然等待了这么多年，我终于得到了母亲的关注，但是我已经不需要了。我总是用冰冷和防御性的姿态面对母亲，但是看到她的悲伤、孤独和恐惧，我心里那个当父亲靠近她就要保护她的部分就会浮上来，那些“我要照顾她”的房间门会被打开，她总是能把这些部分拉出来。

如果我在家学习，她总是希望我陪她看电视或者买东西。她想我陪她看电影，但却不是那些我感兴趣的电影，像是《日瓦格医生》（Dr.Zhivago）一类。她希望能和利兹或者我的其他朋友们一起出去吃饭，我回绝了她，内心有一种憎恨和苦涩的感觉。

整个大学期间以及工作的第一年间，我都与母亲住在一起。做地方参议员工作时，我决定正式参政，所以我必须去学法律。我被华盛顿的乔治·华盛顿大学（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录取，我告诉母亲要搬走的消息，这很艰难，我依然很爱她，某部分的我依然想要照顾她。母亲哭了，她觉得被抛弃并且很愤怒，然后变得冷漠起来。

告诉她这个消息之后，只要在她身边，我就会头晕目眩，无法思考，我总是想着她，憎恨她和防备她的部分正在与想要照顾她的部分冲突。我艰难地下定决心离开，虽然我无数次听见心里的声音在说：妈妈，对不起，我会留下来的。但是我还是没有说出口。

读法学院的第一年，我全职做参议员，兼职做药房工作和劳动法律师，晚上上课。周末我会学习到非常晚，这里的学生众多并且课业繁重，我没有太多时间睡觉。前几节课时，每个老师发一张座位表，我们每个人都要在对应的座位位置上写上名字，老师会宣布：“这是你们这个课程的固定位置，确定你喜欢现在这个位置，以后就不可以变动了。”我马上向前面的位置移动，我知道坐得太远会让我分散注意力。座位表可以让教授叫出每个人的名字让其回答问题，每天晚上我们都有阅读作业，你永远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在同学面前被叫起来回答问题，并且有些教授会将这个过程弄得很尴尬。

这对每个新生而言都很艰难，尤其是我，我害怕不可预测的东西，并且有可能因此而被羞辱。第一天教授跟我们解释这些程序的时候，我的心里充满了恐惧：他会在所有人面前伤害你，我们必须离开这。另一个尖锐的声音突然爆发：你不够聪明，是什么让你觉得你可以做到的？许多年来，时常会有许多不同部分同时跟我说话，我已经习惯了。

除了最初的一些挑战以外，其他都很好，比起与母亲住在一起，我更平静了。即便如此，我依然每天与母亲打电话，我不再害怕在她身边会受到伤害，除了忙乱的日程，我觉得放松了许多，也不会经常觉得头晕了。

但是我总是在深夜大汗淋漓地醒过来，我总是做一些奇怪但清晰的梦，我梦见我与不同的男人做爱，有些我认识，有些我不认识，我觉得很困惑，因为那时的我只记得自己还是个处女，我在中学甚至大学期间都没有约会过，我很疑惑自己为什么总是一遍一遍做这样的梦，但是不久之后，这件事被新的困扰，诸如学业和经济问题取代。我担心自己不够聪明，担心教授觉得我来法学院是个错误，担心挂科，担心没钱，担心被开除或者搬回去跟母亲住。为了读书，我办了助学贷款，我欠了这么多钱，这让我很担忧。

同时我内心存在着更深层次的担忧，总能有一些想法在脑中飘过：我不知道要去哪，我从来没有来过这里，去陌生的地方不安全，在地铁里或者其他什么地方，可能会有人伤害我。以前我无法抓住这些想法，但是现在我可以思考一下这些想法的意义了。我依然在逃避这些想法，捕捉到这些深层次的担心时，我可能简短地思考一下，但是关于学业和经济上的担忧马上就会浮上来。

上课的第一周，我正在寻找上101法案的教室，法学院的楼道很狭窄，来来往往喧闹的学生让我很不舒服。走廊的尽头有一个开放空间是学生休息室，有一些学生正在等待着晚上的课。从狭窄拥挤的走廊走过来让我很惊慌，但是在学生休息室的感觉会变得不一样。他们看上去都很温和，我喜欢学生休息室的氛围。

我提起勇气去问坐在桌边的人是否知道101法案在哪里上课，其中一个黑发黑眼睛的人温和地笑着告诉我：“在大厅地下，但是现在还在上课，你不能进去。”然后他伸出手自我介绍，“嗨，我叫雷蒙德（Raymond），这是大卫（David）。”他边说边指着身边的人，大卫有些害羞地看着我，他头发是棕色的，发际线有点高，他的眼睛是我见过最亮的眼睛，脸上挂着温和的笑容。原来雷蒙德和大卫也要去上101法案课，我并不知道他就是我要嫁的人，这个男人教会我如何学习，也是我遇到的最温柔的人。

我们一起等待着教室开放，聊了起来。“夜校对我来说很有意义，”雷蒙德说，“日间班竞争太激烈了，夜间班的所有学生都有工作，所以你更有可能在这里拿到比较好的成绩。我想从这开始，拿到前10%的成绩，然后复习法律，转到日间班去。”我对自己很不自信，我想：我要打三份工，我永远不能跟雷蒙德这样的人竞争。在别人看来，我或许有点心不在焉或者茫然，但是我的内心正在努力地想要集中精力。

大卫用温和的声音问起：“你要怎么度过你在乔治·华盛顿夜间班的学习？”我看着他，沉醉在他蓝色的眼睛里。

“我想从政，从政必须要读法律，这是我能读的法学最好的大学。”大卫看着我，认真地听着我说，他看上去对我说的话是真的感兴趣。

“你呢？”我问他。

“我在农场长大，父亲希望我比他好。我学的是化学工程，做了几年工程师，但是我不喜欢这个工作，所以来读法律。我申请了几家纽约的大学，但是华盛顿似乎更适合。”我认真地听着他的每句话，大卫很有想法，他看上去乐观又精力充沛，对未来的事情充满了憧憬和向往。

教室开放后，我跟在雷蒙德和大卫后面走进教室，我想和他们坐在一起，但是另外四个朋友来找他们了，我不想看上去很急迫地要挤进他们的群体，所以我坐在他们六个后面。我在人多嘈杂的大课上很容易心烦，但与大卫和雷蒙德简短的谈话之后，我安下心来。从第一节课开始，接下来整年的课程里，我一直与他们坐在一起。

法学院的课程比我之前所有的学习经历都更有挑战性，之前的成功主要来自大量的回忆某个词语在哪一页以及讲课的片段。法律却是我没有涉猎过的领域，讲课内容也不能完全覆盖考试的内容，而我们大多数课程只有一次考试，最后的成绩都由这一次考试决定，我必须努力适应这样的学习环境。

第一周里，我完全不知所措，阅读无法跟上进度，即使我可以读，但依然有许多词汇不懂，因为法律词典很贵，所以我还没有买，只是从图书馆复印一些资料，或者从文中猜测词汇的含义。这是错误的做法，我落后了很多，就101法案这一门课程，每周有三堂课，每堂课就有一百多页东西要读。

开学的一个月后，雷蒙德问我是否愿意与他和大卫一起学习，我虽然答应了，但是心里却很不确定：我落后那么多，如果他们发现我根本不知道该怎么做的话怎么办？他们要是知道我这么笨，会不会不喜欢我了？我们坐在一起看书，我发现他们并不依赖教科书，他们更多的是在看“大纲”或者“梗概”一类的东西。我们讨论案例时，我只顾着做笔记却跟不上话题，我越来越觉得自己很笨，笨到自己想哭，我脱口而出：“你们怎么已经都弄懂了？”

大卫提醒我，白天我工作时，他们是有时间学习的，然后他拿出自己的“大纲”和“梗概”说：“这里有这些案例的要点，如果你没有时间读完整个案例，这个也是可以的。”

我放松下来，问：“我在哪里可以买到这些书？”

大卫告诉我一家有优惠价格的书店，并且愿意带我一起去。那周，我们去了那家书店后，还去了他们住的地方看书吃披萨。雷蒙德想叫外卖，但是大卫想要省钱，而我根本没什么钱了，所以我们自己做披萨，这对我来说也是个全新的体验。那个周末，我学会了怎么用索引、表格和新买的《布莱克法律词典》（Black's Law Dictionary).

我的大脑很快发展出一部分专用于应付法学院学习的技能，它们学习着集中于重要信息：大纲、梗概以及每个案例的重点。第一年，大卫和雷蒙德拿到了前10%的成绩，而我在后10%里。民事诉讼成绩出来那天，我正与雷蒙德在一起。我只拿到了D，我很尴尬，想法不停地转动着，充满了羞愧，我大声地对他们说：“我不属于这里，在我损失更多钱之前，我必须停下来。”

雷蒙德惊讶地对我说：“你看，你只是一科不好而已，其他科目都是不错的，你可以拿到优秀的成绩，成为一个好律师的，这只是意味着你可能不能在大律师事务所工作而已。”

不知道为什么，我相信了他。我和雷蒙德、大卫讨论并且制订了一个计划：我要找一份新的工作，然后辞掉兼职，我要搬到学校附近，这样可以避免在路上浪费时间。这个计划很有效，我要么与雷蒙德和大卫在家里一起学习，要么就是在图书馆，我自己的大部分时间都用在学习上。我们总能在一个学习小组里遇到我们班最聪明的学生，学习讨论中，我会把这些对话都记住，然后在考试时轻松地回忆起来，那年，我拿到了许多A.我们三个人一起庆祝时，雷蒙德还提起我当时想要放弃的事。我感觉从未有过地安心，远离了曾经的家庭，这让我很快乐。

7

我的学业开始慢慢有起色了，我和大卫也有越来越多时间在一起学习，并且成为最好的朋友。在我们认识的第三年，我和大卫开始同居，第四年便结婚了。班上的同学无法相信我们这个学期要用两周的时间去度蜜月，但是我们的工作都已经有了着落，所以没有像其他同学那样有压力。我以前30%的成绩毕业，而大卫以前15%的成绩毕业，我们都在大型法律事务所工作，比同龄人要赚得多一些。

我从来不知道自己可以如此被爱着，大卫很在乎我的想法，他总是做我喜欢的事情，这样我们可以有更多时间在一起。遇到我之前，他从不早起或者跑步，但是他现在总是早上5点半起床与我一起晨跑；他并不是很喜欢足球或者篮球，但婚后，他整个秋天的星期日下午都会陪我坐在电视机前看足球比赛；在每个篮球赛季时，他也会把自己的日程写在一张纸上，我们尽量坚持看每一场比赛。

看着大卫做我喜欢的事情，我的心里很舒服，感觉很幸福。那时我并不知道我创造了一部分，这部分让我获得舒适的感觉。我总是在想：我很幸运遇到一个愿意陪伴我的人，我再也不会孤独了。

我也为大卫做了很多事情。我会根据他的喜好培养兴趣，他喜欢下棋，也希望我能陪他下，虽然他总是赢，但是我们的输赢只在伯仲之间，这总是让我很高兴。当他想要打高尔夫球时，我也陪他一起去，每个周日的早上晨跑之后，我们就会开车兜风或者参加高尔夫球课，我们经常以此为契机与法学院的同学们聚会。

当然，我们也有一些波澜，我总是为一些难以说清楚的事情纠结，强烈地希望可以控制身边的环境，我要让任何事情都在意料之内。我总是要确定计划，预测任何一种变动的可能性，希望能够掌控自己的生活。和大卫在一起让我觉得前所未有地安定，我现在不是一个人了，我的生活更加稳定了。回头看，我想掌控生活的需要正是对我混乱童年的补偿。

每当大卫改变我既定的计划时，我会非常生气。比如，我每天沿常规的路线晨跑，也希望大卫跟我跑同样的路线。我并没有意识到，这只是我某些部分想要控制生活并且从中得到安全感的方式。有天大卫跟我说跑腻了原来那条线路，想要跑另外一条，我毫无理由地坚持不要改变路线，我们为此而争辩，最后大卫和我决定改天再跑新的路线。还有一次大卫想要提速跑在我的前面，路上我一直有某种无法解释的恐惧感，我想追上他，但是我没有大卫那样的体力和速度，这让我害怕，我甚至开始无法呼吸了，那时我并不知道自己害怕的是突如其来的变化，害怕像儿时那种无法预测的处境，我只以为自己体力不支。当我追上大卫后，我大发雷霆：“你为什么要跑在前面，你又要跟我一起跑，又要跑在前面，你告诉我，你想怎么样，不然我无法跑步了。”

大卫目瞪口呆的表情让我觉得很惭愧，我爱他，并不想伤害他，那时我并不知道，我制造出来的部分活跃在我生活的各个方面。我内部的对话越来越多，并且在大脑中一闪而过，我无法抓住这些想法，仔细思考。那都是一些冲突又强烈的想法：大卫不知道我每天都这样吗？我为什么要对他大喊大叫？他对这样的晨跑已经厌倦了，他可以比我跑得更快，这有什么不对的？我伤害了他。我马上为自己对他乱发脾气而道歉，无法变通让我觉得自己渺小又愚蠢。我仿佛听见麦克的声音：“你就是个婊子，你不能放松让我们舒服点吗？”

大卫总是为我这些无法名状的控制行为而忙碌，我用迂回的方式沟通，我需要控制周围的环境，我周围的事必须合理……但除了这些，我们的生活丰富而且有趣。我们大多数时间里生活得可控并且有序。这听起来并没有那么浪漫，但是对我而言却很完美，我需要这样的稳定。

大卫在许多方面给予我支持，并且帮我面对工作上的各种困难。有时我还会无法集中精力并且阅读困难，现在回想起来，我知道这种情况总是在与我小时候被虐待的相似的情境下发生。某个地方、某种味道或者他人善意的举动都可能引起我的恐慌。这样的事在大型律所时有发生，公司里大多数人都是男同事，这让我产生了在律所必须有所作为的想法。这里的同事普遍会有同样感觉，如果你不够聪明、不够迅速，就会被解雇，我在这里总是觉得不安和羸弱。某种程度上，这很像父母逼我卖淫的情景——钱的多少要看表现。

当合作伙伴给我一些要查阅的资料时，我就会去一个街区之隔的大卫公司里的法律图书馆。大卫一边忙自己的工作，一边帮我，和他在一起的时光总是特别美好，我觉得我们的爱情会长久下去。我是他生活的中心，工作、朋友和家人都要退居第二位，我很喜欢这样的感觉，但是这对我而言并不可靠。我那些保持距离以维系安全的部分，让我无法更贴近某个人。

尽管在理智上，我知道大卫不会因此不爱我，但我总是担心失去他，我担心人们透过我练习过无数次的笑容看到我的内心，即便我都不知道我的内心到底是怎样想的。我总是觉得沉重，害怕被内心的那些想法压垮，并且摧毁我建立起来的成功和幸福。

由于回忆被紧紧地锁在各个房间里，我没有了一些记忆，我只知道小时候家庭贫困，但是我却上了大学，做了律师，并且有了一段幸福的婚姻。我尽量不去回忆我的成长历程，我把我的童年分解成了很多碎片。

两年后，我和大卫都离开了毕业后一直工作的事务所，开始为联邦政府工作，我工作的司法部很有趣，也稳定安全。

大卫告诉我存钱的重要性，我知道我需要存钱帮助家里，但是却不明白长期存钱的道理。我们家从不存钱，也很难有钱存起来，母亲一有余钱就会冲动购物，买一些奢侈品。

大卫觉得我们可以通过精打细算的方式省钱，但我总是想买一些大卫觉得没有必要的东西，比如说，大卫觉得完全没有必要把唱片换成CD，因为没几年就会出现新的科技产品，我们也是所有认识的人中最后一个买电脑的。大卫的逻辑是：如果什么东西还能用，就不用换掉它。就这样，我们在5年内还清了助学贷款，并且在一个不错的社区买了房子，后来我们甚至可以支付我照顾母亲的费用。

母亲现在有不错的薪水，也不需要养什么人了，哥哥们也赚得不少，现在已经是中产阶级了。尽管母亲不喜欢下厨，但是她买了各种各样的厨房用具和昂贵的设备，即便她的债务已经超过负荷；麦克总是买很贵的衣服，花很多钱去度假，总是负债生活。

在小的时候，我们从未度过假，现在我和大卫每年会有一两次节俭的度假，虽然我喜欢这样的旅行，但是对我来说是个不小的挑战，大卫找的酒店总是很简陋，甚至有些都不干净，当时我并不知道为什么我如此烦恼，我很怕进入这样的房间，我只知道这样的房间会让我想起自己小时候曾经住过的房子。

第一次发生这样的事是在西班牙我们的蜜月期间，我们在马略卡岛待了一个星期后来到马德里时，大卫在为钱的事担忧，马略卡岛比我们想象中的消费要高一些。在机场时，大卫希望我们可以坐公交车去酒店，但是我坐公交车就会觉得很不舒服，我希望坐出租车。争论了一番后，我假装妥协，因为大卫不懂西班牙语，所以我去咨询台询问哪里可以坐出租车，然后告诉大卫这里没有公交车。他很容易就能看穿我说了谎，我们等出租车的时候，一辆又一辆的公交车从身边经过。我上了出租车把地址给了司机，大卫才不情愿地也上了车。

到酒店花了20美元，所谓的“酒店”不过是一个脏乱并且简陋的招待所，有50多个上学年纪的男孩正在等着办理入住手续。我恐惧地看着大卫，告诉他我不想待在这里，他同意了我的想法，但是却不想坐出租车了，所以我们拖着箱子沿着马德里的街道寻找另一家酒店，所有酒店都已经被订满了，但是每一家酒店都告诉我们一个叫作蕾娜（Reina）的酒店还有房间。

我用付费电话在蕾娜酒店订了房间，大卫让我问清楚房间的价格，我听到每晚160美元，我知道大卫不会同意住在那里的，所以我没有告诉他。他不情愿地跟我上了另一辆出租车，又走了20美元的路程后，我们停在一间五星级酒店门口，大卫非常生气。

我拿出信用卡付了一个星期的费用，大卫看见结算单时再一次大发雷霆，他坚持道：“我们不住这里了！”我告诉他太晚了，我已经付款了。门童来帮我们提行李，虽然大卫已经筋疲力尽，但却依然拒绝了：“我已经托着这些箱子走遍了马德里，我不会为了50步的距离给门童小费的。”我们步履蹒跚地走进电梯。

回家后，我把这件事当作大卫悭吝的趣事说起，现在看来，那时的我对于旅行中无法控制和无法预测的事情是多么恐惧，陌生的城市、拥挤的年轻人、脏乱的招待所、对于钱的担忧、与在那里唯一认识的大卫争吵，所有的这些事都威胁着我的安全感。理智上，我知道我处理事情不够灵活，但是我实在无法改变。

我总是迂回甚至是过于巧妙地去做一些事。在我的成长环境中，我的家人想获得什么，从来不是通过有礼貌地争论和妥协获得的，我只见过母亲通过迂回的方式获得一些小胜利，那只是她与父亲关系中的一些小技巧。父亲死后，迂回的做事成为她的习惯，这在我的内心也深深地扎了根，即便我也希望母亲直接一点，我讨厌她巧妙地操纵我。

在五年的婚姻生活中，我一直把自己的生活操控在几个部分里：一部分工作，一部分解决问题，一部分处理度假，一部分参加各种宴会，还有一些部分处理我和大卫的性关系。

尽管我和大卫都认为我们的关系很好，但是不论在情感上还是性生活上，我都是有很大问题的。不知道为什么，我在逃避它。在我的记忆中，除了在法学院早期的时候与某个人有一些简短的约会，大卫是我唯一与之有性关系的男人，我们第一次时，身体上的疼痛让我很困惑，我想我的反应伤害了大卫的自信心。我并不害怕他，但是我在性接触时总是头脑发晕，然后失去感觉，变得没有欲望，也没有激情。大卫看到我茫然的样子，他会觉得我没有在性爱中得到快乐，他觉得这都是他的错。他想让这个过程更愉快一些，但我一直处于分裂状态中，我只会僵硬地躺着或者跟着他的提示做。

大卫很温柔地关怀我，他不想做任何事让我不舒服或者受伤，不论是性事还是其他事。我们都认为这是因为我的性经验少，所以他总是小心翼翼，我爱这样的他。但不论他怎样温柔体贴，亲密总能引发我被虐待的经验。开始时我觉得有点害怕，之后便是头晕，然后离开自己的身体。

我们结婚一年后，大卫希望我和他坐下好好谈谈，他问我是否真的爱他，他对我是否真的有吸引力，他是不是做错了什么。他脸上的痛苦让我心碎，我爱大卫胜过爱任何人，我只是不喜欢与他做爱或者其他类似的事。我还是希望我们的关系可以改善，希望这方面也能像其他的事一样完美。我们一起读夫妻自助书籍，一起去见治疗师。治疗师告诉我，如果想好好地经营婚姻，我就需要跟大卫做爱，她让我去读色情书籍或者去幻想。

我内在的各个部分努力让我过好每一天，我没有太多的感受，这就是问题所在。某些部分保存暴力之下的那些感受，我必须让那些情绪远离我。很早以前建立起来的保护我的部分让我无法从身边的人身上感受到爱，也感受不到被他们背叛的痛。注视着大卫，我看着他的眼睛、笑容和他每个细小的动作，想着他为我做的每件小事，我知道我有多爱他，爱他的感觉很好，但是疏离却是我一贯的方式。

大卫总是能感受到我的疏离与漠不关心，我想他觉得我是一个焦躁并且情绪化的人，尽管如此，他依然爱我。不幸的是，虽然我想改变，但是却没有办法改变。大卫无私的奉献让我们能够一直在一起，尽管我们情感上和身体上的亲密很有限，大卫和我依然可以快乐地在一起。我们一起度假，一起玩，一起笑，和他在一起，我觉得有安全感。我相信大卫永远不会离开我，我能感受到他的爱与尊重，这样的爱让我变得温和，我很高兴能拥有这样的爱情，却从不觉得这是我应得的。

每天我和大卫一起去上班，我们牵手走到地铁站，大卫看报纸，我听音乐。我们的办公室只有一个街区之隔，所以我们在同一个车站下车，一起走一段路程之后亲吻道别，祝福对方这一天一切顺利。每天下班时，大卫会给我打电话问我还有多久下班，他会工作到我们可以一起去地铁站的时间，然后一起回家。

我工作很努力，在司法部做得很好。我良好的记忆力可以帮我记住每个人：他们的名字、职位，以及在会上说了什么。我的各个部分并没有让我看上去很混乱，反而让我看上去平静安然。分裂的各个部分正帮我很好地运行自己，它用表面的平静和麻木让我熟练地应付和处理我生活中大部分的困难。大多数人包括我自己都没有意识到问题，我能了解到的也只到这个层面而已。

如果有什么冲突发生，或者什么人让我有了强烈的情绪体验，抑或有什么不可预测的事情发生，我就会迅速地从这温和的分裂状态转而进入更深层次的分裂状态。虽然这些部分触发我一些问题，但它们也会让我很好地应对棘手的事情。我喜欢解决问题或者攻克难关，并且发展出很好的识人本领，我可以猜到人们想要什么。这些让我变得很优秀，在人群中脱颖而出。30岁时，我已经是司法部最高级的律师了，大卫很为我骄傲，我自己也为自己感到自豪。

母亲和麦克都不明白我在司法部升职的意义，但我不惊讶，也不觉得失望，与大卫结婚让我与家人的关系改善了许多。我和大卫去拜访母亲时，她对我们很好，很关心我们的生活，很少提及要我为她做什么，或者要怎样照顾她。

她只在每天的电话中跟我说这些事情，她以为这样大卫就不会知道，但是大卫可以看出我与母亲通话后的变化，尽管大卫不高兴我给母亲买房买车，但是不论如何，他还是支持我的决定。他不愿看着我的家人大把花钱，却要我们去支援，也不愿我为母亲的冲动消费做担保人。他希望我帮母亲重新计划预算，我答应了帮她还完现有的债务后，不再给她钱。

大卫让我不要总是跟母亲通话，因为每次与母亲通话后，我都会觉得自己很不好。他对我的家人有种奇怪的感觉，他发现我的家人缺乏边界、互相尊重和关心。麦克在背后对艾利克斯的评价很差，母亲对麦克评价也不好，大卫不喜欢麦克说我和我母亲的方式。麦克总是想和大卫谈一谈，在“女人的家庭地位”这个话题上来一场男人与男人的对话，大卫表示不敢苟同。我想麦克感觉到了大卫的不赞同，渐渐疏离他。这对我来说是很好的一件事，这可以让我停止强迫自己尽量满足他们的愿望。

结婚一年后，我跟大卫提起我可能哪里出了问题。“你会腿痛吗？”有一天我问。

他疑惑地看着我说：“没有，为什么会痛？”

“我的腿总是痛。”我说。我的身体总是疼痛，尤其是关节，我和大卫都以为是关节炎。有时我的阴道和肛门也会有一阵短暂的刺痛，但我没有告诉大卫。

我决定去风湿学专家那里咨询一下我的慢性疼痛，他的诊断是纤维性肌肉痛，他解释说是睡眠紊乱造成的慢性疼痛。“你无法进入更深层的睡眠，无法让肌肉放松得以恢复，所以造成了这种疼痛。”

我不明白，回答道：“我一直睡得挺好的。”不知道为什么，我并没有把它与我的噩梦并且总是全身湿透地醒来联系起来。

“你说总是这样疼痛，是不是小时候有什么紧张性的刺激影响了你的睡眠？”

“我总是为成绩和运动上的事情担心，除此之外，我记得我童年其他方面都还不错。”我很疑惑，我一直睡得不错啊，我努力回想是什么造成了我的睡眠问题，但是我的大脑感到沉重，我忽然间觉得很累，“我应该怎么做？”

“我们需要确保你能有一个好的深度睡眠，锻炼身体很有用，瑜伽和冥想是不错的选择，保持饮食平衡。”

我听着医生说话的声音仿佛从隧道的另一端传来，我无法将他说的单词拼成句子，无法理解他说了什么。我想：我的身材很好。然后慢慢地对他说：“我每天跑步保持身材，这没用吗？”

“你没事吧？”医生问。

他的问题让我有些惊慌，我看着他说：“我没事。”

他仔细地看着我说：“你眼睛凸起，之前就有吗？”

我想了一下道：“别的医生也注意到了我的眼睛凸起，他们认为或许是甲状腺问题，但是检查结果是没有问题的，你认为这跟我的疼痛有关吗？”

“有可能，有时太过焦虑或者压力过大都可能造成突眼症，你的身体系统可能超负荷了。”内在的某些部分有些害怕，他靠得太近了，他会发现我们的。我并没有想要抓住这些想法。“可能是焦虑吧，”他继续说，“可能是来自工作？做律师压力很大吧，或者是曾经发生的什么事。”我觉得胸腔紧绷，耳朵里都是砰砰的声音，随即我变得平静、麻木，我的头很晕，无法思考问题。他看了几秒之后说：“药物治疗或许有用，但是你必须找出睡不好的原因。”他给我开了肌肉放松的药和小剂量的抗抑郁药，我每天下午吃这些药，除此之外，我每天还要吃3次布洛芬缓解疼痛。我的睡眠稍有改善，慢性疼痛也得到了缓解。

接下来的几个星期，我一直思考着与医生的对话，我终于明白并不是每个人都做噩梦并且全身湿透醒来。我把这些告诉大卫，并且告诉他，我看着镜子的时候总是看到自己奇怪的样子，有时我看上去比现在老，有时看到的手比自己的要大，或者我比自己实际要高。某时某地，我会用西班牙语思考，这让我很困惑，父亲死后，我就不怎么说西班牙语了，我在家中也是说英语的。

我爱大卫，我相信他，在他身边，我很有安全感，我可以注意到我故意避开或者忽略的东西，我发现自己时常冒出一些奇怪的想法和场景的碎片。它们闪过的速度已经慢到我可以看清它们，但是我不知道它们有什么意义。我经常会全身湿透地醒来，我习惯性地起身换睡衣，然后再回去睡觉；我会梦见有人闯进我们家中杀了大卫，我也受了伤；或者我在一个陌生的空无一人的地方，但是我知道有人要来伤害我；有时我会在梦中说西班牙语，我躲在床底下祷告，却有人要闯进来。如果清晨醒来，我还记得这些梦，我会有种奇怪的感觉，但不会想太久，我就会想起自己生活中的事，为账单担心或者为工作报告焦虑。

这样持续了几年，直到有一天，我和大卫一起去看电影《末路狂花》（Thelma and Louise），电影最开始有一个主角差点被强奸的镜头，场景细致生动。我看到这段时无法呼吸、头昏目眩。现在看来，我明白了那是某些部分跑出来警告我，也或许是那些部分希望我能发现它们。我的肚子很痛，并且越来越害怕，之前从来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我觉得自己快要跳出自己的身体了，脑中快速流过很多想法，有的是英语，有的是西班牙语。

我必须马上离开，整个周末，这些症状时有出现。我想要和大卫在一起，我不想一个人待着，但又无法忍受别人靠近，我在我们的地下室以婴儿的姿势坐着，大卫远远地坐在房间的另一边，他试着跟我说话，但这让我更加害怕，更加痛苦。我的情况反复不定。大卫觉得是那些电影场景引起了我这样的反应，他找到了强奸危机处理的电话号码，让他们帮我平静了下来。

我找了一个心理咨询师，但是我总是觉得她不安全。我觉得她会触碰到我内心里那些未知的部分，我没有准备好与那些部分直接对话，这让我觉得很仓促、可怕。但她帮我制定了控制危机的方法，她教我如果觉得害怕如何放慢呼吸，这些简单的办法可以让我回到工作中去。每次她发现我的某个新的部分时，就会直接跟她对话，我觉得害怕，有种被侵犯了的感觉。

我的治疗师认为我在成长过程中遭受过重大的创伤，回到家里，我告诉了大卫这个结论。他很震惊，我看着他哭泣的样子，觉得害怕又愤怒：“你为什么要哭？”

“因为这将结束我一直认为的我们的关系。”

他的哭泣让我崩溃，我们没有充分地理解这件事，我不认为它会改变我们的关系。我不记得那晚我对大卫说了什么，我只记得对他的愤怒，并且努力地阻止自己产生相同的想法。

我想多做几次咨询就回归正常的生活，在我看来，我的问题在于惊恐发作，我希望可以停止这些症状，我并不想回忆过去。但是随着咨询推进，我惊恐发作得越来越频繁，我问我的心理咨询师可否介绍别人给我，她很震惊，她已经思考我们是否可以结束工作了，我没有告诉她每次咨询后都会惊恐发作的事。在我的坚持下，她介绍了一位精神科医生给我。

在进入下一步之前，我迟疑了一阵子，最后还是决定与这位精神科医生见面。这件事让我感到很羞愧，我不想让任何人知道。

第三部分　打开心扉

8

我紧张地坐在咨询中心的等待区。这里人来人往，我认真观察他们每一个人，有的在等待着预约咨询，有的结束咨询离开。早上从家里出来赶赴这个约会已经让我十分辛苦，我很害怕再一次惊恐发作，所有这些都让我感到恐惧。

我想离开，待在等待室就已经让我有些不舒服了。过了一会儿，一个男人从办公室走出来，他中等身高，棕色短发，两鬓斑白，后退的发际线让他温和的蓝眼睛显得更加突出。我看着他的眼睛，对他颇有好感。

他走近我的时候，我站了起来。他穿着一件宽松的棕色裤子，休闲衬衫外面套着一件毛线马甲。虽然我很麻木，但还是对自己微笑，想着这就是精神科医生应该有的样子。他说：“我是米切尔·萨默医生（Doctor Mitchell Summer），你是特鲁希略女士（MS.Trujillo）吗？”他从容不迫地走回自己的办公室，我也跟他走了进去，随即有种熟悉的眩晕感，然后是一阵头晕眼花，最后演变成更深层次的麻木。

他办公室中的每一面墙都被涂上不同的颜色，我感到一阵愉悦，不得不努力把目光从放在角落里的儿童读物上收回来。房间里放着一组普通的组合家具，两个椅子和一个沙发占据了办公室的大部分空间，背后更远的地方有一个桌子，上面放满了文件还有一台电脑。“随便坐。”他说。我默默地思考着我合适的选择：他黑色椅子对面的沙发，或者离他更近一些的小皮革椅。我选择坐在沙发上，我考虑着是否可以信任这个萨默医生。不可以，一个小小的声音回答，我感到更加头晕目眩了。

他关上门回到他的座位，黑色的皮革椅子旋转了一下，某一部分的我说：看？他说话了。即使我听得见他说的每一个字，但是却没有办法将它们联系起来，我觉得像是在梦中，萨默医生仿佛非常遥远，我的通道已经关闭了。我试图让自己集中精力，他对我礼貌温和地笑着，这让我稍微放松了一些，开始打量他的办公室。

这里到处都是书，我尝试着阅读书上的题目，但是搞不懂题目的意思，就像听不懂他的话一样。书通常对我而言只是一串词汇，它们无法组成句子、段落、故事，或者一段文章。最后我终于明白为什么会阅读困难，这是由于我长时间把儿时的痛苦经验分离成碎片的缘故。但是阅读刚刚相反：阅读是让分离的信息组合在一起，成为一种意义，但我曾经一直练习把简单的故事分离成碎片。

我忽然间发现萨默医生不再说话了，他只是坐在那里看着我观察他的办公室。我的脸在发热，我觉得我的鼻子和耳朵都在发红，我意识到他在等待我回答他的问题。我的大脑迅速运转着，然后冷静下来。“为什么你所有的墙面都是不同颜色？”我问。

“你对它们有什么看法呢？”他回应我的问题。墙面有粉红色、黄色、蓝色和绿色，它让人有种明快的感觉，这个办公室很漂亮，但是我沉默着。“所以，我有什么可以帮到你的吗？”他问，这应该是他最初的问题。

“我患有惊恐发作，”我听见自己正在用熟悉的平淡单调的声音，不带任何情绪述说着，仿佛告诉他我早餐吃了什么一样，“我曾经在另一个咨询师那里咨询，她觉得这是在成长过程中被虐待所致，但是我不能确定。我和她的咨询无法再进行下去了，她把你介绍给我，她说是你在督导她的工作。”我不再讲话，局促地等待着。我告诉他太多了，一个年轻的声音说。

“是什么让她觉得你在成长过程中被虐待过？”他问。

不要告诉他！他不会懂的！“我有一些奇怪的想法，我头脑里的一些东西无法解释。”

“我明白了。”他说。

你明白什么了？我的脑袋里一片嘈杂，里面有太多声音。

他问了我几个关于我之前的心理咨询师的问题之后，开始告诉我他是如何与来访者工作的，但那时我没有记住他讲的任何方法或者规则。最初我把这些方法和规则看作是一种有力的限制，之后我才明白这些规则建立了一个环境，在这个情境中，我可以安全地去做我需要做的事：阐释我的过去。

“如果你同意，你必须每周来两次。如果你耽误了某次咨询，你依然要付钱。如果某次咨询你不能来，必须至少提前一天让我知道，但是你还是需要付钱。”这看起来很苛刻，我有些怀疑他是不是只是为了赚钱，但是我还是继续听下去，“你可能会想自杀，我想告诉你这很正常。”我的大脑又迅速地转动起来，感觉更加头晕了。他怎么知道的？他是对的，我想要死。我生命中的每时每刻都在想着死，有的时候甚至到了难以克制的地步，其他时候只是有一种绝望的感受。我不知道这两种感觉之间的区别，我只是觉得一直很痛苦。

我每天数次陷入所谓惊恐发作的症状里，我会突然间感到不安全，我觉得我的肚子剧烈疼痛，并且胸部紧绷让我无法呼吸。我只想以一个胎儿的姿势躺在角落里，闭上眼睛，等待着那些强烈的痛苦、奇怪的感觉和恐怖的想法消失。我不想告诉任何人这些事，我害怕一旦说出来这些就会变得更真实。之后我才知道这些躯体和情绪上的痛苦是以前的创伤引发的，当下这些的感受就是经历创伤时的感受，这些是有创伤史的人都会有的感受。

我想结束这一切的痛苦，办法就只有死亡。我不想痛苦地死去，我只想睡去然后再也不醒来。我整天筹划着，我想过吞药，一个人开车时去撞公路边上的树，跑步时想要跳到一个大卡车或者公交车前面，我想这样或许可以死得快一些。但我如果就这样死去，我会给大卫造成无法想象的伤害，我不想伤害大卫，我只是想让这一切痛苦结束。

萨默医生在我没有告诉他的情况下知道我有自杀的想法，这让我有了希望，他知道他正在做什么，这让我有种安心的感觉。他继续他的规则：“你与我咨询期间，我要你保证不要有任何自杀的想法。我们可以制订一个计划，有自杀的想法冒出来的时候，你就去找一个可以给你帮助的人，你要记住这个承诺。”我们等着看，一个念头飘过。我点头答应，他继续：“我希望你会为此努力，我向你保证我也会为你而努力，我们一周见面两次，我会尽全力帮助你。不论是不是与你约定的时间，你难受的时候都可以打电话给我，如果你愿意，我保证会陪你走过这个过程。”我很怀疑，我不能确定这些承诺是否可信，也不知道这些规则是否必要。尽管如此我还是答应了。我觉得我别无选择，我惊恐发作得越来越厉害了，我甚至已经不能完成日常工作了。

离开萨默医生办公室的那一整天，我都在考虑着他是否真的可以帮到我，我越想越觉得有希望。他有许多证书、许多书籍，他有一双温柔的眼睛、和蔼的笑容，举止也很温和，尽管他的规则很严苛。“或许这些可以帮到我。”我一边开车回办公室一边大声讲。尽管我还是无法做到让自己的某些部分平静下来，但是这样的希望可以使我混乱的大脑慢下来，我可以集中精力在我一天的工作上。那时我并不知道，我已经踏上了自我整合的旅程了。

对于我来说，赴约会是个非常困难的过程，我不想离开家和办公室这样相对安全的环境。除此之外的任何地方都会让我感觉会有不可预测的伤害。我没有告诉萨默医生这段行程多么可怕，我只是坚持赴约，希望在与他的咨询中得到帮助。但是在前面的几个月里，我觉得我们没有什么进展。我和他的会面只流于表面，我们的对话是一些无足轻重的内容，只是我工作上的一些问题或者生活上的琐事。

每当咨询开始之前，我总是有一种想法：我不清楚我接下来要做什么，我不知道如何是好。然后越来越多的想法会涌上来：我不想去了，这有什么帮助？这太浪费钱了。这些都是为了什么？我怎样知道做些什么？他只是坐在那里，我感到无助又愤怒。

后来我才明白萨默医生在处理我的问题上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在不知不觉的情况下，我们已经有所进展了，在早期的会面中，他让我慢慢地适应这样的来来回回。他知道我的恐惧已经泛化了，他在一点点向我展示我在别的地方也可以是安全的事实，每当我成功从一个地方去到另一个地方，我的安全感就会增加一点，我渐渐地变得有信心，我的那些部分需要明白这些。

我们从未谈起“广场恐惧症”（agoraphobia），有时我觉得无法坚持下去，他鼓励我一定要坚持与他的会面，鼓励我回去工作、坚持跑步。更重要的是，如果我无法做到这些，他要我无需逼迫自己。

萨默医生也从日常生活中的琐事给予我帮助，我惊恐发作后，不再每天打电话给母亲，也不再每周打电话给麦克。不知道为什么，我只是不想跟他们说话，他们也会时常打电话给我，大卫就会敷衍说我没空，这让我既困惑又难过。我问了萨默医生这方面的事，他让我倾听自己的恐惧，尽管这些恐惧可能没什么逻辑。

在早期的几个月里，我与萨默医生建立了良好的关系，这为我们最后攻克更困难的部分打下了基础。我渐渐相信他的话，比如说从我家到他的办公室这段路程是安全的。我可以在他眼中看到关切，我可以信任他并且告诉他我想起的那些事。我们等着看，我们等着看……这样的想法一直在我脑中回荡着，一次又一次咨询过去了，并且他每一次都会在我需要的时候回我电话，我对他的信任越来越多。

那天晚上，我刚刚下班回到家，纷乱的想法又不受控制地流动起来，然后我像平常一样头晕目眩。这是我惊恐发作最厉害的一次，我没能平静下来，我觉得腹部比以往更痛，恐惧也更加强烈，我的胸部紧绷到无法呼吸，我觉得自己快死了。我呜咽着闭上眼睛，努力控制自己的大脑，我不想陷入正在逼近的深渊之中。

大卫就在我身边，他问我：“你怎么了？我可以做什么？”他想抱着我给我安全感，但我无法忍受他靠近。

我挣扎着回答他：“打电话给萨默医生。”我以像婴儿一样的姿态痛苦地躺在那里，头脑昏沉，一些奇怪的想法跑出来：艾利克斯在地下室伤害了我，艾利克斯强奸了我。萨默医生打电话过来，我听见大卫跟他描述情况，然后大卫把电话放在我的耳边，萨默医生平静又让人安心的声音传来，但我的想法无法控制，我要开口说话时，疼痛越来越强烈。“我很痛，我无法让那些想法停下来，我很害怕。”他平静地告诉我，现在的我是安全的，大卫在这里，大卫不会伤害我，大卫会好好照顾我的。他让我慢慢地深呼吸，吸气、呼气，吸气、呼气……每一次呼吸，疼痛就会减缓一些。

“不要再想了，奥尔加，让那些想法放慢下来，然后不要再想了。想想你现在在家里与大卫在一起，你现在已经安全了。”听着他的声音，疼痛慢慢减缓，身体也渐渐放松下来，纷乱的想法也慢了下来，我觉得麻木。“你觉得怎么样？”萨默医生问。

“好一些了。”我虚弱地说，我用很小的声音问萨默医生，“大卫会伤害我吗？”萨默医生再一次肯定大卫是爱我的，他不会伤害我。他说得对，大卫会一直支持我，爱护我。那晚，我不知道跟萨默医生通话了多久，他挂断电话时，我的疼痛已经消失了，我坐了起来，答应第二天就去见他。我走进咨询室，没有坐在沙发上，而是选择坐在靠近他的小椅子上，我想：我需要他的时候他打电话给我了。

几周后，我们的谈话进入了更深层次，我来到咨询室直接坐在小椅子上坦诚道：“我不知道应该做些什么。”萨默医生微笑，我想，他正等着我能够信任他，他给了我一本童话书，我看着它，一个小孩的声音问：这是什么？另一个稍微成熟的声音问：开什么玩笑？我静静地坐在那里想，他为什么给我一本童话让我读？

萨默医生说：“读一读吧，我想它能帮你了解我们的工作。”我以一种居高临下的心态翻着那本书，奇怪的是，我的不耐烦很快就被愉快取代了，我像小孩子一样微笑着，某个我不自知的部分正在快乐地看着这本书，我觉得我正在把英文翻译成西班牙语，这很奇怪，我从上大学之后就不怎么说西班牙语了。但我并没有想太多，也没有告诉萨默医生，这本书的图片很有趣，故事也很吸引人。

一个小男孩害怕自己的衣橱里有什么东西，每晚睡觉之前，他都要确定衣橱的门关紧了，每当他半夜醒来就会抓住自己的玩具枪防备着。一天晚上，他最害怕的事情还是发生了，噩梦从衣柜里爬出来正靠向他，他马上打开灯并且用玩具枪向噩梦射击，噩梦哭了起来。小男孩不再害怕，他安慰噩梦，并且把噩梦卷起来放在自己的床边。又一阵声音传来，他们知道是衣橱里另外一个噩梦，但是这次男孩只是微笑，他不再担心，他的床上已经没有多余的位置了。

不知不觉中，我一直在翻这本书，把书放下时我转换了话题，告诉萨默医生这一天发生的事，我内心有一个坚定的声音：我应该告诉他我的噩梦，不一定是所有的噩梦，也可以是我的那些古怪的想法。我放下书时，一个想法跳了出来：父亲对我做了一些事。另一个想法随之而来：父亲伤害了我，我们可以告诉他吗？这些想法反复出现在脑海里，像是一个3岁的孩子不断重复地问一个问题。但是从外表看来，我只是在谈工作上的事，萨默医生却发现我注意力根本不在这上面，问我是否发生了什么事。我想告诉他，但我很害怕，我只跟他说过当下的事，从没有跟他讨论过过去发生的事。我考虑着是否要告诉他时，我开始头晕、精力涣散、胸部紧绷，"5岁的奥尔加”“7岁的奥尔加”“12岁的奥尔加”突然跑出来保护我。我们不能告诉他，我们不能告诉任何人，这是我们的错，他会做同样的事情的。我静静地坐着，挣扎着想说出什么，最后我用一种稚嫩的口吻说：“爸爸对我做了坏事。”恐惧穿透我的全身，我紧绷着自己面对即将到来的疑问和不屑。

他看了我几秒钟说：“好的。”

“这有用吗？”我认真地学着他的口吻问道。

“有用。”他回答。

我感到一阵前所未有的轻松，我告诉了他，他听到了，我没事，没有什么不好的事发生，他相信我。尽管“父亲伤害了我”的想法似乎与我无关，但这样的想法让我害怕，放下它让我感到轻松。或许它不会再缠着我了，说出来是最有用的事，是我从未体会过的感受。更何况萨默医生没有指责我说谎，他只是听着并且相信我。

这样的轻松没有持续多久，一个新的想法跳入脑海，这次是“12岁的奥尔加”：艾利克斯伤害了我，艾利克斯对我做了坏事，艾利克斯伤害了我。我有些呼吸困难，我看到我生日那天在地下室发生的片段，但是这些片段并不连贯，我搞不清楚。我太害怕说出这些想法和片段，我愣在了那里，腹部的疼痛和恐惧一并涌上来，我急迫地想说什么，我希望有人知道曾经发生的事并且相信我。我被凌乱的想法、不连贯的片段和疼痛折磨着，我用稍微成熟一点的声音说：“艾利克斯对我做了坏事。”

我看着萨默医生的反应，他像之前一样充满关爱地安慰我说：“好，还有什么？”

“这有可能是真的吗？”我问他。

“虽然很可悲，这是真的。”

“我虽然能看到一些东西，但我不明白。”

“你看到了什么？”他问。我又开始眩晕，看到一些画面：我们的公寓、储物间、艾利克斯和加里，他们踢我……我说不出来，萨默医生再一次问我看到了什么。

我只能说：“我好痛。”我已经无法呼吸了，我又回到了那个储物间。

“奥尔加，”萨默医生平静又坚定地说，一部分的我在现在，一部分的我仍然在过去，“奥尔加，”他更加坚定地说：“深呼吸，这里很安全。”

“我不这么觉得，我觉得它就像正在发生一样。”

“我知道。”萨默医生回答道，“但并不是这样，现在是1993年，你已经长大了，你和大卫在一起，你安全了。”

“我很痛苦，就像惊恐发作一样的痛苦。”我不知道为什么感到痛苦，为什么会有那些恐怖的想法。为什么？一直在我脑海中回响着。“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这怎么会是我的人生？这是真的吗？”

萨默医生温和地解释说，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无法处理这些事，也无法理解这些事情，大脑本能地将这些经验放在我们无法触及的地方，以此来保护我们。他说的那些好像是发生在我身上的事，关于艾利克斯和储物间的那些想法又冒了出来，我呆滞平淡地讲述着，好像在说别人的事情一样：“艾利克斯对我做了坏事，他和他的朋友加里在公寓楼里的储物间对我做了坏事。”我觉得这事与我无关。萨默医生只是听着，他说我说的这些事有可能是真的，他说这是发生在我身上的事。

这一次的会面结束后，我筋疲力尽地回去工作，我只想离开萨默医生的办公室。我驱车回到市区，我一直记得萨默医生的鼓励，他鼓励我继续保持生活规律，并且时刻提醒自己已经安全了。虽然我无法集中精力，但是我尽最大努力过好每一天。

周末，我打电话给母亲，我们已经有几个月没有通话了，把那些恐怖的想法大声说出来，获得别人的信任对我来说是一种全新的体验，我想与她分享。我告诉了她我患有惊恐发作并且正在见心理咨询师：“我想起了父亲与艾利克斯对我做的事。”我告诉了她我想起的大概，然后屏住呼吸等待。

“我并不惊讶，”她没有犹豫却很平静地说，“你父亲是个严厉的人，你不记得艾利克斯16岁时因为强奸女孩被抓的事了吗？他也是在储物间强奸了那个女孩。”我并没有觉得愤怒或者担忧，但是我的记忆得到她的肯定，这让我感到轻松，我们又聊了一会儿才挂断了电话。

麦克打电话来时，我正在情绪中挣扎。“妈妈说你想起了我们小时候的事。”他说他也记得父亲打妈妈，也打过他和艾利克斯，但他并不记得父亲强奸过我。我告诉他，我想起了艾利克斯在地下室对我做的事，麦克却突然反常起来：“要死了！我不想再听了。”他貌似是在关心我，但是他的语气却充满了愤怒，他说话的内容与他的语气不相符。我没有告诉他我想起的其他事，但我告诉他，我需要花更多精力在治疗和工作上，还要处理与大卫的关系，所以无法经常打电话给他，麦克说他明白。

接下来的一个星期，我渐渐拼凑起艾利克斯和加里强奸我的记忆。我打电话给艾利克斯与他对峙：“我想起你与加里在储物间里强奸我的事了。”

“我从没对你做过那样的事。”他说，听起来真的很惊讶又有些害怕。

“你做过，妈妈相信我，我也知道你因为强奸一个女孩而被捕的事。我恨你，我永远不想再跟你讲话了。”伴随着艾利克斯的否认声，我挂断了电话。那天艾利克斯打电话给他所有能联系到的亲戚：叔叔、阿姨、表兄弟姐妹们……告诉他们我正在撒布谣言。

萨默医生给我安慰，并且乐于倾听我，我越来越信任他。我越信任他，就会把越多的想法告诉他，甚至是那些不连贯的记忆。我一会儿想起父亲对我做了什么，一会儿又想起艾利克斯对我做了什么，我想起存储在我身体里的某个地方的记忆，但却无法解释为什么，我感到痛苦却不知道为什么。我无法相信那些事是真的，也不想用那些恐怖的故事来拼凑我的过去。之后的几个月里，那些想法、痛苦与画面无法控制地倾泻而出。

即使那些信息已经进入了我的意识，但我仍然无法感觉与之有什么关系，分裂状态用惊恐发作让我与这些故事保持距离，逃避这些事实。但我不总是处于麻木的状态了，我渴望去感受真实的感觉：快乐、悲伤和其他所有的感受。那些记忆太恐怖，我无法很快完全面对它们，在萨默医生的办公室里，我无法控制那些想法，眼睛不停地抖动，要么毫无情绪地告诉他那些记忆，要么沉默。

一天，萨默医生提出用催眠的方式让我说出那些记忆，这样我既可以与之保持距离又可以不再处于分裂之中，我同意了。在催眠状态下，萨默医生帮我处理了那些记忆，只要我放松，那些记忆也会缓慢下来，催眠像更深层次的分裂状态，我总是能想起更多的事。

在催眠状态下告诉萨默医生我的记忆，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成就，但并不意味着我可以完全接受那些过去。我仍然觉得那些事情很遥远，就像不是发生在我身上的事一样。接下来的几个月，我只是报告自己一个又一个的记忆，大多数是关于父亲和艾利克斯的事。

理智上，我明白我的大脑用远离这些事的方式保护我，萨默医生再一次重复解释道：“如果你每个早上伴随着随时都有可能会被虐待的恐惧醒来，你早就自杀了。”我认同地点头，这在理论上解释得通，但我并非真的能够接受发生在我身上的事。伴随着接下来的咨询工作，越来越多的记忆涌上来，我经常会在傍晚打电话给萨默医生，他也总会及时回电话给我。

大卫一如既往地尽最大努力支持我，他读了无数本关于如何治愈童年性虐待的书，参加如何支持被虐待伴侣的活动。如果看到车里挤满了人，我就会觉得胸部紧绷，大卫会陪我再等十分钟之后的下一班车。大卫会一直站在我的身后，有他在，我觉得放心。那时我并不知道，有个人站在那里，会让我免于被人在背后袭击的恐惧。大卫一直支持着我，帮我安住在当下，虽然我知道他在帮助我，但是上班的路程让我很疲惫。随着我对人群愈发敏感，我和大卫决定开车上下班。有时大卫会放下工作，开车送我去萨默医生的办公室。他会与我在同一时间工作，以便可以载我回家，他为我的康复做了一切能想到的事。

为了跟上新的回忆的步伐，萨默医生为我多加了一次会面，我每周去见他三次。我告诉他的越多，想起的就越多，我无法停下，或者放缓那些记忆，似乎我的那些部分都觉得等太久了，必须有人知道这些。涌上来的记忆越来越多，但我仍然觉得这些记忆与我无关，即便它们在我工作时、休息时或者睡觉时都会缠着我，但我并不想面对它们、接受它们，即便我想拥有真实完整的人生，我更渴望掌握住我自己创造的这个快乐安稳的生活。

我告诉萨默医生，我并不想知道如何处理这些信息，我不想知道它们是什么意思。

萨默医生看了我一会儿，然后问我是否很烦恼、很生气，我回答是的。我与他咨询了几个月，现在每周来三次，但是我觉得比以前更糟糕。“这对我有什么帮助？”

萨默医生再一次解释，他相信我想起的那些事是在我成长过程中所遭受的虐待，这些记忆被分隔开来停在当时，我们要把这些记忆拼凑起来，知道曾经发生了什么，然后把这些记忆放在过去。他解释说那些疼痛是我的身体记得那些往事。我问：“如果这些真的发生在我的身上，我怎么当上律师的？我怎么会结婚？我不懂。”

在我惊恐发作之前，我一直以为自己有一个快乐的童年，只是有些记不清而已。我记得在社区活动中心、学校和与朋友们在一起的事，但却不太记得家里的事，我知道父亲是个严厉的人，在我11岁那年故去了。我很不喜欢艾利克斯，我以为那是因为他总是打破东西让妈妈为难。

我和麦克关系不错，但我觉得他自私又总喜欢占我便宜，麦克总是提出一些看似简单的要求，之后又得寸进尺。比如说，他会让我送他去机场，然后说：“我忘了告诉你，飞机6点起飞，我的朋友提姆（Tim）和乔（Joe）也会来，你要去把他们接来。”如果我拒绝，他就会像以往一样骂我是个“婊子”，这让我既恶心又不安。

我以为我与母亲的关系亲密并且充满关爱，这么多年来，我们每天通话，但是最近却觉得与她的关系变得紧张了。我给她买了那么多她想要的东西，但她却很少为我做什么。

除了我家人的事，我觉得我是一个快乐并且成功的人，我与一个前途光明的人结了婚，这一切都是真实的，但却不是完整的。

“你需要与你的回忆连接起来，”萨默医生建议道，他给了我另一本书，是厄休拉·勒古恩（Ursula K.Le Guin）的《地海传奇》（Earthsea Cycle），“我想这个可以帮你了解我的意思。”

9

咨询结束后，我开车回到家里，把那本书与文件包一起放在门厅的桌上。我把工作带回了家，因为我很难集中精力，阅读也不太好，我的工作难免要做到下班后甚至是周末。我一直想着与萨默医生这次的会面。他知道我有阅读方面的问题，他为什么给我这本书读？这是一本童话书？我不喜欢童话故事。我有点儿心烦又有点儿生气，在最近的咨询中，我越来越失控了，虽然我一如既往地优秀，但是与萨默医生的咨询让我越陷越深，我觉得自己像被钉死在柱子上一样。我觉得自己其实很羸弱，我很怕萨默医生说其实我并没有大家以为的那么聪明。

我坐在沙发上读了起来，我很惊讶我居然可以集中精力地阅读，然后我开始害怕，因为不知不觉中，我将故事翻译成了西班牙语，我不说西班牙语已经很久了。我渐渐发现，这本书吸引着各个年纪的我，我们一起在读这本书。

这是一个小男孩格得（Ged）的故事。他有成为魔法师的天赋，他是家中8个孩子中最小的，出生在贡特岛，岛上居住的都是偷羊贼和巫师。格得出生不久后，母亲就去世了，父亲是个青铜匠，他被父亲带大，但他的父亲并不在意他。格得母亲的妹妹是个女巫，在格得还是个婴儿时一直照顾他，但是她对格得的照料也十分疏忽。格得的哥哥们要么种田，要么经商，他们在家时只会数落格得多么无用。

这个故事莫名地与我相契合，我立刻感觉与格得产生了某种共鸣，我可以体会他的感受。没用，没用，没用。我脑中不停地回响着。我如饥似渴地读着这本书，努力挖掘萨默医生想要传递给我的信息。我忽略了时间，大卫下班回到家时，我仍然在读那本书。

我不想停下来，但我还是放下书，走到门廊拥抱大卫，问他今天过得怎么样。在他回答我时，我发现了他的疲惫和担忧：我让他感到疲惫了，他太担心我了，这对他太过分了吗？他会离开我吗？我陷入自己的担忧中，根本没有听到大卫说了什么。我现在才发现我总是无法倾听大卫，我们的生活以我的治疗为中心，我总是无法体谅大卫，我渐渐忽略了大卫。这让我感到困扰，他是我的丈夫，他一直在帮我渡过难关，但我的世界里却容不下大卫的感受和想法，还有他的恐惧和担忧，我在包容，但是却不能把大卫放在我的需要之前。尽管如此，大卫却从未抱怨过我们生活的巨大变化，也没有抱怨过与我结婚后的改变。

我给大卫看了那本书，然后我们一起做饭，我告诉了他我和萨默医生的咨询：“萨默医生说我可以更清楚我在咨询中需要做什么。”

大卫看了一眼那本书，然后问：“你可以读书了？”

“是的，很奇怪是不是？”

“是的，但是这很好，或许这意味着你已经好一些了。”我注意到了他话语中充满了希望。饭后我们没有像往常一样看电视，我们一起看了那本书，虽然大卫总是有一堆书等着要看。

格得13岁时在卡加帝国（Kargad Empire）的攻击中拯救了贡德岛。岛民听说卡加人对其他岛屿的破坏后，准备让几个牧羊人去对峙许多士兵，这根本就是徒劳的。卡加人靠近格得所居住的小镇时，格得创造了一个咒语，只要他念起咒语，小镇就会形成大雾让那些侵略者看不到周边的人，大雾让侵略者迷失了方向，但是岛上的居民却很了解岛屿，他们还可以趁此机会抵抗卡加人。

在拯救岛屿后，一个有智慧的巫师欧吉安（Ogion）注意到格得，欧吉安告诉格得的父亲，格得有能力成为巫师，但是需要智慧，那些有能力却限于智慧的人会陷入黑暗之中，他要带格得走，亲自教导格得。格得的父亲虽然不情愿，但还是把格得交给了欧吉安。

我读到这里时，觉得“黑暗”像不祥之兆一样笼罩在我头上。

欧吉安是一个有耐心的人，格得听说欧吉安可以与群山对话，可以使大地平静，所以很尊敬他。他以为欧吉安可以教他咒语和魔法，让他成为强大的人，但欧吉安却总是一言不发地与格得一起散步，偶尔评论一下风景和花朵。欧吉安非常谦和，这些都使格得不耐烦地挑衅他。

我想到萨默医生：我有些明白他对我的教诲了，这是我需要学习的吗？我就像格得一样深陷黑暗之中，是因为缺乏智慧吗？我不知道黑暗到底是什么，但是我的内心却陷入了恐怖的黑暗中。

我整晚都在读那本书，大卫说他要上床睡觉，要我也早点睡时，我吓了一跳，我不想停下来，内心一个声音说。已经是晚上11点了，我只能再看一会就得睡觉了。

我继续读格得和欧吉安的生活。格得一直追问欧吉安什么时候教他魔法，欧吉安说他们的学习已经开始了，令格得挫败的是，他看不出在树林里安静地溜达可以学到什么。

我想到了与萨默医生的关系：我失去了耐心，萨默医生想让我们慢下来，但我却想快一些，这是他想要告诉我的吗？我回过神来的时候已经是12点半了，大卫已经睡了，我太着迷于看这本书，都没有听到他对我说晚安。我换了衣服睡下，又早早起床下楼看那本书。

欧吉安知道格得已经失去耐心了，他想让格得明白魔法只能在最后关头才能用，但是格得非常急迫地想要学魔法。尽管格得很爱欧吉安，但当他面临选择是继续跟欧吉安学习还是去魔法学校学习时，格得选择离去。

我想起我对萨默医生的不耐烦，我知道他可以帮我，只是不知道他要怎么帮我。

在学校，格得学得很快，在班中排名第二，只比一个叫加斯帕（Jasper）的年纪稍长的人差一点儿。格得急于向同学和加斯帕证明自己的能力。一天，他大声说出咒语召唤死亡，他召唤出一个无脸又模糊的形状，这个邪恶的影子攻击格得，差点杀了他。

我想：萨默医生是不是想让我更谨慎地看待我那些回忆？这是他想告诉我的意思吗？

我听见楼上大卫已经换好衣服打算陪我去晨跑，这书我正看到一半，不得不放下书去跑步，准备上班。但我一直想着那本书以及那个故事对于我的意义。萨默医生想让我明白什么？我是不是需要放缓一些？他像欧吉安一样有智慧吗？我急于找到这些问题的答案，却没有注意到我正用焦急却疏离的态度寻找这本书的意义，就像我对心理咨询的态度一样：我急迫地回忆并且告诉萨默医生那些记忆，然后让自己与这些记忆保持距离，我只是表面上接受而已。

工作结束后，我和大卫一起开车回家，他说着今天发生的事，但我却只听进去一半，头脑里一直想着那本书以及我能从书中得到什么。我一直等到大卫讲完，才开口说那本书，我谈了一下读那本书的结论和感想，他觉得似乎挺有道理。

“你想今晚再读吗？”我兴奋地问他，“我想今晚看完这本书，明天我与萨默医生有一次咨询，我想跟他讨论一下。”回到家里，我马上去换了衣服，大卫做饭，我坐在沙发里继续读那本书。

学校的校长把格得从邪恶的影子那里救了回来。邪恶的影子太强大了，这件事让格得变得谦逊起来，他停学一年，一直在医院里。康复后，他抱着认真严肃的态度开始学习。许多年后，格得终于成了一名巫师，尽管他总是会在不经意间想起那个影子，但他努力不去想它。

在格得叫出影子之前，我在他身上看到了自己。我也曾以为自己很特别，我读了法学院，通过了律师资格考试，我在大型律师事务所工作，然后去了司法部，我很年轻就到了这么重要的位置上。我有时很傲慢，有种优越感。我想萨默医生是想让我更加谦逊，我并没有尊重心理咨询。我想，是不是这些年我一直都能回忆起来，只是不想面对，就像格得不想那个黑暗的影子一样。我继续读。

格得从学校毕业后被指派到庞多尔岛做巫师，他要帮助岛民解决六条龙。他航行到龙的家里，很轻易地解决掉了五只小龙，然后与大龙决战。经过艰苦的战役后，他战胜了龙，龙再也不会打扰岛民的平静生活了。他从龙的身上获得了力量，他终于可以回到自己的故乡，再也不用留在庞多尔岛上了。

格得从未从影子的威胁中走出来，于是他决定去流浪，他从一个岛屿航行到另一个岛屿，随处落脚，他总是差一点儿就被影子抓住，有时影子还会设陷阱捉弄他，影子引诱他与邪恶巫师打交道。每次，格得都艰难地逃了出来。

在绝望与疲惫中，格得航行回欧吉安的家里，请求他的帮助。格得忏悔自己召唤出强大的影子，并问欧吉安怎么战胜它。他们坐下来摸索解决的办法，欧吉安建议他去面对影子，而不只是逃跑。

这让我有所触动，我的想法迅速流动起来，我很难集中在一个想法上，有些呼吸困难，我合上书闭上眼睛，我努力集中精神。面对影子，而不是逃跑——这是萨默医生想让我做的吗？但我正在面对自己人生的黑暗，我正在回忆起所有不好的事情。

我问大卫：“这就是萨默医生想让我学习的东西吧？”

“你不正在做吗？”他回答。

“我也这么想。”

“你读完了吗？”

“还没有。”

“你为什么不读下去看看结局？”

我静静地坐在那里感到有些害怕，我说：“我不想面对它。”

大卫微笑着安慰我：“我知道，亲爱的。但你可以做到的。”我并不觉得我可以做到，我只是感觉害怕，我发了一会儿呆，再一次打开那本书。

格得听从了欧吉安的建议，他转过身来追逐影子，当足够接近影子时，他伸手去抓，却发现什么也没有，他不明白影子到底是什么，它是什么构成的，它为什么要抓自己。但他继续追逐，经过了一个又一个岛屿，追了好远，最后在大海的边缘陆地出现的地方，格得抓住了影子，他把影子转过来与它面对面。

影子最初是他父亲，然后是他的敌人，最后变成了格得自己，格得忽然明白，影子是他自己的阴暗面，是他自己的一部分。他知道该怎么做了，他拥抱影子，进入影子里面，那一刻他完整了。

“黑暗与光明相遇，融为一体。”

格得拥抱阴影的场面震惊了我，我不停地想：他拥抱了影子。我合上书哭了起来，大卫陪在我的身边。

第二天我见到萨默医生，几乎一坐到那张小椅子上，就马上跟他说：“我读了那本书。”

“哦。”萨默医生说，“你有什么想法？”

“我看到了某些与我的生活相似的部分。”

“所以呢？”他问。

“我知道我的那些噩梦与记忆片段组成的影子，我知道我整个人生都在逃避，我这样好多年了。”

萨默医生静静地听着，然后问：“你还从书里获得其他什么东西吗？”

“我可以看到自己很像格得，我花了大把时间精力成为一个值得被尊敬、有权力的人。我想这就是我读法学院的原因，它可以证明我很聪明，并且值得被尊重。”

当我想谈一谈书中更重要的部分时，内心升起一股压力，我知道他在等我说出这一部分。我静静地坐了一会儿，脑中一片混乱。

“我明白了，你知道的。”

“你明白了什么？”萨默医生微笑着问我。

“我明白了我在这里应该做什么。像格得一样，我需要接受自己生命中的阴暗面。”

萨默医生看了我一会儿，再一次微笑着对我轻轻地说：“是的。”

我轻轻地哭泣，越哭越厉害。我想萨默医生很难听懂我在说什么：“我不想这样，萨默医生，我不知道怎么办，我怕会被它杀死。”

“格得也这么以为的。”萨默医生提醒我。

“如果我不够强大呢？”

萨默医生见证了我的悲伤与恐惧，他就静静地坐在那里，我忽然产生了一个清晰又笃定的想法：这就是我的人生，我告诉他的这些事的确发生在我的身上，这些回忆都是我的一部分。我继续哭泣。

萨默医生说：“如果你不够强大，你就不会在这里，你不会明白你需要做什么，你还在逃避影子，逃离黑暗。”

开车回家时，我一直有种不祥的感觉，我终于明白了我在治疗中要做什么，但这很恐怖。我被恐惧感击溃，熟悉的眩晕感涌上来，我平静了下来，再一次变得麻木。

10

再一次咨询时，我躺在椅子上，重复着那句话：“我不想做这些。”《地海传奇》让我明白了我大概需要做些什么，但我仍然不想接受那些回忆。“如果那些事真的发生在我身上，我要怎么生活下去？”我辩解道。我希望萨默医生可以告诉我是他错了，那些回忆不属于我。

萨默医生用温和的语气提醒我：“你遭受暴力时，只有意识离开才能让你活下来，有些人说这是‘灵魂出窍’，你的大脑巧妙地让你与那些暴力和恐惧拉开距离，以此来保护你。你说起脑中那些片段的时候总是用一种平淡的语气，好像在说别人的事一样，你对那些回忆是这种感觉吧？”

“是的，我从来不觉得那些事与我有关，它并不像是发生在我身上的事。”

我站在悬崖边上，我不相信跳入黑暗的深渊可以让我获救，但是格得拥抱影子的画面太震撼了，这个画面一直在我脑中徘徊。我回想了我的记忆，试着保持清醒，我像是完成任务一般，说：“是的，那是3岁的我。”我轻轻地哭泣着。第一次，我跟3岁时被强奸的我有了连接，我感到那就是我。

萨默医生重复解释道，当我还是个孩子时，我通过分隔那些被虐待的记忆得以生存下来，这些就是我回忆起来的片段和念头。我努力想弄清楚这些话的意义，脑中不停地回响着：我需要把它分裂成碎片，我需要把它分解成裂片。但是我不明白它的意思，它们只是词语，组合在一起没有任何意义。一个想法冒出来，我有足够的时间抓住它、思考它：我不明白这些，或许会有什么不好的事情发生。

我继续将精力集中在3岁被伤害的片段上，我觉得头昏眼花，我很害怕，但仍然努力倾听这些想法，我的那些片段现在在说西班牙语，一个声音说：我叫奥尔加，父亲伤害了我。第一次被强奸的场面突然浮了上来，恐惧和疼痛随之而来，萨默医生认真地看着我：“发生了什么事？”

“父亲伤害了我。”我呼吸越来越急促，下腹的疼痛越来越强烈，“萨默医生，我惊恐发作了，帮我。”

萨默医生用温柔但是坚定的语气说：“放慢呼吸，奥尔加。”我凝视着某处，听着他的声音，"3岁的奥尔加”也在按指令做，“慢慢呼吸，再来一次，深呼吸。你安全了，现在是1994年，没人会伤害你，你与大卫生活在一起，他很爱你，你在司法部工作，他们对你的工作能力很认同，你已经长大了，你安全了。”

听着他的话，我就像溺水的人抓住救命稻草一样。我慢慢做了一个深呼吸，又做了一个深呼吸，腹部的疼痛慢慢减轻。随着萨默医生的话语，我越来越平静，经过了20分钟左右这样的指导后，我回到了现在，回到了他的办公室里。

萨默医生温和地告诉我，我们的会面已经超时15分钟左右了，他提醒我，或许有人正在外面等他，但我仍然在痛，我疲惫又脆弱，我还在发抖。我被刚刚浮上来的3岁的部分弄得晕头转向，挣扎着重新掌控自己的思维和身体。萨默医生跟我解释道：疼痛和惊恐发作到来时，我要停在原地，然后放松，之前发生的事只是咨询过程的平常状态。或许他看出来，我没有听明白他在说什么，也无法回去工作，他提出了一个建议：“我带你去办公室里一个没有什么人的地方，你在那里等我，在来访者咨询的间隙，我会去看你，几个小时后我会有时间，我们可以继续完成我们的咨询。这样可以吗？”

我静静地拼凑每一个字，努力集中精神，搞清楚萨默医生说话的内容，我觉得自己就像刚刚经历了记忆中被强奸的场景一样，脑子里像是塞满了棉花。西班牙语的圣母玛利亚一遍又一遍在脑中回旋，我在想为什么我会用西班牙语思考。我觉得自己被打了，并且还残留着被强奸后的疼痛，我已经精疲力竭，只想躺下然后闭上眼睛。萨默医生的眼神让我安心，我想他明白我的挣扎。他把我送往等待区，我告诉他：“我很痛。”

“那是被你父亲伤害的那部分，她想你知道你的父亲伤害了你。”他温和地说道。他提醒我会在与来访者咨询的间隙过来看我，等结束后会继续我们的咨询。他把我安置在角落的一个椅子上，后面和一边是墙壁，另一边是一个橱柜。我含泪向他道谢，他很了解我，他真的关心我，他在帮我。

我平静了许久才能找到走廊另一边的洗手间，镜子中我的眼睛又红又肿，这在预料之内，但我注意到我看上去比我应有的年纪要大，我不应该穿着套装。我看着自己的鞋和脚，这看上去不像是我的脚。我用冷水泼自己的脸再看，但是并没有从镜中看到我想看到的那个我。我洗手的时候看着自己的手，这双手太大了，不像是我的手，我还戴着戒指，这些都让我很惊慌，我有点儿害怕，但是并没有多想。我迷迷糊糊地走出洗手间，这门怎么这么小？我为什么占了走廊这么多空间？这是谁的手？我正看着谁的眼睛和脸？我的想法不停地流动着，我觉得呼吸困难，我一阵迷糊，然后平静下来，变得麻木。

我问接待员是否可以用一下私人电话打给我的办公室，我已经无法思考了，我的声音听上去很平静，我告诉他们，我今天不会回去了。我的同事一定知道我出了什么事，我已经申请了美国残疾人福利，这样我可以白天离开去做咨询。尽管我的老板和同事知道我正因儿时被虐待所致的惊恐发作看心理医生，但我总是在他们面前保持冷静，他们很难理解我正在经历什么。

我打电话给大卫，告诉他我还在萨默医生的办公室，我解释说我可以回忆起过去了，并且正在拼凑记忆。他问我是否还好，我一阵哽咽，泪水再一次盈满了我的双眼，尽管这让我觉得自己很脆弱，但我必须告诉大卫发生了什么事，我不想感到孤单。我回答道：“我正在经历一个痛苦的阶段，我很害怕那些记忆越来越靠近，我觉得我不像是我自己了，我很害怕。”泪水掉了下来，我别过脸去，大卫问是否需要来接我，“不了，谢谢。我正在等着与萨默医生的另一次咨询，我想之后我可以自己开车回家。”

“其他方面，你还好吗？”这是大卫在问我是否想自杀，他很担心我那些自杀的想法，当他提到“自杀”时就会无法控制地感到害怕，并且还会哭泣，所以我们用“其他方面”作为一种密语，代替“自杀”。

“我没事，没有那种想法，那些记忆让我太累了，已经没有力气想别的事了。”

他轻松地叹了口气，让他如此担心，我很难过，挂断电话之前，他说：“如果要我去接你，就打电话给我。”

“我会的，我保证如果我有那种感觉，一定不会上车，我会打电话给你，然后在这里等着。”我和大卫讨论了好多如果我觉得想要自杀时的对策，我保证不会这么做，我会打电话给他或者是萨默医生。如果他们两个都不在，我们列出了一个朋友的名单，我和大卫请求了这些朋友的帮助，告诉他们：如果我打电话说起我在哪，感觉如何时，他们只需要告诉我，他们在关注着我，并告诉我现在是哪一年，提醒我与大卫的约定，我不可以自杀。说明情况后，有几个朋友同意帮我，我就可以打电话给他们，每一次，他们都会帮我从自杀的感觉中摆脱出来。

我回到壁橱边上等待着，萨默医生就像他说的那样，在工作间隙过来看我。每一次看到他，我就觉得安心一些，"3岁的奥尔加”虽然还在，但已经不在意识的中心了。我一直想着萨默医生的话：现在是1994年，我是安全的，萨默医生会在工作间隙来看我，几个小时后，我们继续咨询。我越来越相信他了。

3点左右时，萨默医生过来看我，我仍然觉得头晕麻木，但是比之前稍好一些了。走进萨默医生的办公室时，我觉得平静了许多，我瘫坐在椅子上，我觉得自己很小，这成人的椅子不太适合我，我并没有像之前那样占据那么多空间。

“今天很辛苦，但你做得很好，你现在怎么样了？”他问。

“我很累。”我虚弱地说，“我觉得像是被卡车碾过一样，到处都痛。”

“这是因为你惊恐发作时，肾上腺素激增，现在肾上腺素应该回到正常水平了。”我们沉默了一会儿，他问：“你知道恐惧和疼痛来临之前发生了什么吗？”我想了一会儿，脑子里像是塞了棉花一样，我的眼神无法集中，萨默阻止了我继续回忆下去：“你现在觉得怎么样？现在在想什么？”

几分钟后，我才开口回答道：“我的想法都是西班牙语的，我要花一些时间把它翻译成英语。”

萨默医生点头：“这是有道理的。”然后陷入沉默，我不想知道这对他来说有什么道理，“你还有什么其他感觉吗？”

“我觉得不真实，我其实感觉不到什么。”

“我希望你注意这种感觉，你正在分裂状态中。”

“好的，我可以注意到它，我总有这样的感觉。”

“我明白，但记住，停止用分裂状态来阻断你的感受，你要去感受，虽然有时会痛苦，但坏的感受会变成好的感受，那就是我们的目的：让你可以体会真正的愉悦和幸福。”

“好的。”

“现在我希望每当你有那样的感觉时就注意，然后我们可以追溯你进入分裂状态之前发生了什么，我们可以想办法改变这些，让你不再处于分裂状态。”

“好的。”我说。但是我实在无法记住这么多，我甚至记不得曾经讨论过这些事。虽然我很疲惫，但是还有一件事要说：“今天在洗手间时，我有种奇怪的感觉，镜子中的我看起来不像是我的样子，手也不像是我的。”恐惧油然而生。

萨默医生在座位上前倾身体，肯定地说：“这对我来说可以理解，不用害怕。”

“你可以理解？”我问。他能理解让我觉得安慰，如果他能明白，我就不孤独了。

“是的。”

我们又静默了一会儿：“这没什么可怕的吗？”我问，我正在等待着再一次确定的答案。

“是的。”我们又一次陷入了沉默，萨默医生说：“我们谈谈今天早上吧，在你惊恐发作之前有什么感觉？”

“我看到我被父亲强奸时，就会惊恐发作。”我跟他说话时，可以感觉到自己突然变得平静而疏离。

“你是不是正在分裂中？”

“是的，但是我很难回去，萨默医生，那里又可怕又痛苦。”

“让我们试着压制这些记忆，直到下次会面。如果你觉得安全了，我会让你深呼吸，闭上眼睛，然后我们用催眠在你脑中创造一个容器，把你的那些记忆、感受、情绪和想法放在里面，直到下一次会面，这样可以吗？”

虽然我没有完全明白他在说什么，但是我同意了。我信任他，我想远离那些痛苦，我想变得快乐起来。

我做了一个深呼吸，然后跟随萨默医生的指令：“闭上你的眼睛，你感到眼睛越来越沉，关于这次事件的感受、情绪和想法都集中在一起，它们集合完毕后，说好了。”

我可以感到头脑中被强奸的画面、想法和情绪变成了彩色的，我可以感觉到它们都集中在意识的中心，我轻轻地说：“好了。”

“很好，我们现在想象出一个容器：一个又大又圆的容器，它大到足够容纳所有的记忆、画面、感受和情绪。你看到它了吗？”

“是的。”我想象着一个大大的黄色工业垃圾桶，上面贴着“危险物品”的标志，还有锁链和挂锁可以锁住它。

“我们打开它，然后把那些记忆、画面、感受和情绪都放进去，放好后，说好了让我知道。”

我头脑中想象着3岁的奥尔加把黑色的垃圾袋放进那个容器里，它们都装进去之后，我温和地说：“好了。”

“好的，把所有的记忆、画面、感受和情绪都放在里面后，盖上盖子，然后把容器锁上。做完就说好了。”

我看见奥尔加关上盖子，跳到容器上面确定它是否盖上了，然后锁上挂锁，说：“好了。”

“很好，这些容器里的记忆、画面、感受和情绪会在我们下次面对面前五分钟才能开启。当我从三数到一时，你就回来，我说睁开眼睛时，你就像平常一样醒来。三，二，一，睁开眼睛。”

我睁开眼睛时觉得稍微好了一些，虽然疲惫，但是轻松了不少，无法诉之于口的压力和情绪带来的沉重伴随我几个星期了。我现在说出来了，觉得轻松一些，我挣扎了几分钟，告诉萨默医生我可以回去了。他仔细地看了看我，然后表示同意。我与他握手并且向他道谢，我记得他温暖的手掌，带着理解的微笑，说：“今天要好好照顾自己。”

回到家里，我换上运动服躺在沙发上看电视，电视可以让我分散注意力，让我远离关于工作和大卫的那些担忧。我不再想今天的咨询，大卫回家后做好了晚餐，我开始告诉他这次咨询中我记得的事。他认真听着并且提出一些问题，我也努力回答他。

我和大卫在沙发上吃了晚餐，之后他洗了碟子，我整夜都坐在沙发上。我们应该好几个月没有回卧房睡觉了，回房间和大卫也无事可做。咨询开始后，只要在床上，我就会想起小时候在自己房间被伤害的场景。那些画面会冲上意识让我失控，我会惊慌地醒过来，所以我睡在沙发上，大卫不想我一个人，他睡在客厅的地板上。如果我被回忆惊醒，他总会马上出现安慰我的那些恐惧与疼痛，提醒我现在是1994年。我记不清我们像这样在客厅里睡了多久，至少有半年的时间了。

几周时间过去，我学习着分辨分裂状态。我知道那些是我的回忆，我让自己接受那个被虐待的人就是我，恐惧依然会浮上来。我依然对帮我从童年中生存下来的复杂的处理系统知之甚少。我的意识并没有强大到让我拼凑起所有的部分，我知道得很浅显，我并非完全清醒，我只是非常清楚地知道我需要慢下来，就像萨默医生的口头禅那样：慢慢来。

我的某些部分已经准备好出来说出发生的事情，但是另一些部分甚至不想让我知道它们的存在。我明白如果某些部分之间发生冲突或者不喜欢我做的事情时，我就会疼痛惊慌。萨默医生鼓励我注意那些部分并且解决她们带来的问题，但是也要控制她们，尽量做好自己的日常工作。

理智上我都明白，就像我明白地球是圆的，重力是正常现象一样。但是我花了很久的时间才能理解萨默医生之前告诉我许多次的话：“为了从暴力的童年中生存下来，你创造了不同的部分保存那些信息，让暴力远离你。这就是你为什么会觉得那些事发生在别人身上，你有许多不同的你自己。”

我总是问怎么在我不知道的情况下发生这么多事，他回答道：“你的大脑在保护你，你可以富有创造力又聪明，并且有很强大的适应力。”萨默医生很擅长重新解构事实，很长一段时间，他都没有用诊断术语，所以我并没有觉得自己疯了或者残疾了，我只以为自己聪明又强大，我那些了不起的部分让我发展成了一个合格的人，能够交朋友，学业成绩和体育都还不错。

这一次，我了解到了自己的症状，萨默医生告诉我：“因为你经受的暴力和创伤，你患有分离性身份识别障碍（Dissociative Identity Disorder,DID），以前被称为多重人格障碍。DID是一组分裂性疾病，你创造出不同部分，在严重的创伤中保护你。从你的立场来讲，你可以有一个中心的‘你’，这个中心的你可以察觉到你不同的部分，你不同的部分也可以知道其他部分，并且相互交流，这被称为并行意识。”他给我看了美国精神病学会出版的《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第四版）。

那些诊断并没有让我很吃惊，关于我的症状，我们已经讨论了许久。我觉得有一堆人在我的身体里，每个人都在说话：一个人想让我去看电影，另一个人想让我待在家里。用“一部分”这种词让我觉得还算正常，我知道我分裂出的各个部分让我看上去有些不同，我知道自己的意识并不是完整的，也知道某些用西班牙语表达的想法跳出脑海不太正常，我知道大多数人不会在安全的情况下觉得害怕或者呼吸困难。但是我们从来没有称这些症状为DID.

萨默医生说到以前被称为多重人格障碍时，我既震惊又害怕，像女巫一样吗？我像是《三面夏娃》（The Three Facesof Eve）里的女主角一样吗？我有些头晕，我的身体里到底有什么？一个疯子？我是什么？我很害怕，我害怕别人知道我有心理疾病。听到这个诊断时，我不再认为自己又聪明又有创造力了，虽然萨默医生一直努力想让我明白，我发展出了惊人的适应力和存活技巧，但我已经不再那么想了。

我很害怕，也很羞愧，“多重人格障碍”在我脑中回荡着，我想着人们会以各种方式嘲笑和排斥患多重人格障碍的人：他们被锁在精神病院，他们是真正的病人。我不要成为别人的笑料，我是一个律师，我在美国司法部工作。我想得越多，就越绝望，如果我的领导知道了怎么办？他们会对我进行安全调查，我会失去一切。我的领导可以看到我的医疗记录，为了申请美国残疾人福利，我已经提交了所有医疗记录，无论如何，他们最后都会发现的。他们会怎么做？工作上的同事看上去很尊重我，我在这个位置上太年轻了，我是一个成功人士，他们现在会怎么对我？

我的朋友们现在会不会不理我了？我已经被官方证实为“疯子”。他们会不会以为我会伤害他们的小孩？这个念头让我崩溃，我被各种各样的恐惧震慑住了，它们通通都浮了上来：大卫会怎么做？他会怕我吗？他会离开我吗？我不可以没有大卫。我很害怕失去我努力得来的一切，那些让我觉得舒适安全的东西。这不是我的人生，这不是我的人生……

11

萨默医生告诉我，我正经历着非常重要的过程，但是一切变得越来越糟糕。在办公室里，我一直努力集中精力在工作上，克制着那些奇怪的念头和画面，但是回到家里就变得不一样了。有一天，刚回到家半个小时，3岁的奥尔加浮上意识，把父亲强奸我和母亲的生动细节展示给我看，我正在与大卫做晚饭，最近我很少有精力做饭。

大卫问我是不是出了什么事，但是说出来只会让我觉得那更真实，所以我只是停下做饭的动作，盯着某处发呆，我被父亲强奸我的回忆扼住了。大卫提醒我现在是哪一年，让我知道我现在已经安全了。“3岁的奥尔加”不想听大卫说话，我不相信他，他可能会伤害我。我没有说出这些想法，我不想让大卫难过。“3岁的奥尔加”给我看父亲强奸我的画面，我忽略了我正在用西班牙语思考，只是想把这些想法赶走，我现在只想好好地与大卫做晚饭，但我知道忽视某个部分解决不了问题。

大卫看着我，问：“你在想什么？”

我看着他哭了起来：“我想我有闪回了。”那时我已经告诉他，我被诊断为DID，并且给他看了《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第四版）。大卫并没有很惊讶，这让我感到轻松，想着：他知道了，他并不害怕我。

他问我：“我可以帮什么忙吗？”

我说：“不用了，我正在压制这些回忆，直到下次与萨默医生见面。”我坐在厨房楼梯的最末节，闭上眼睛，想象着那个容器，试着让3岁的奥尔加进去，但是没用。在催眠状态下，我们都同意在下次咨询前，我们都不会让那些回忆浮上来。但是我错综复杂的思绪打破了这个规律，我只好在第一个容器旁边又放置了一个更大的容器，就像俄罗斯套娃一样。

我越努力压抑，3岁的奥尔加越生气，抗议道：不要忽视我，你需要知道这些事。我看见我躲在床下，父亲狠狠地踢我的胃部，我能感受到被打时的疼痛。我默默地哭泣着，请求3岁的奥尔加不要再给我看这些，我不想知道这些，我们都同意了只在萨默医生办公室做这件事，奥尔加，等到我们下次再见到他好吗？她回答：不！我们现在就要知道。我感到一阵剧痛，胸腔紧绷，呼吸越来越困难了。

我想用麻木来缓解疼痛，我迅速走到角落，把膝盖抱在胸前坐下。但是我越来越痛，呼吸也越来越困难，我依照3岁的奥尔加的命令，背靠着墙用婴儿的姿态躺下。我清晰地记得父亲把我从床底下拖出来，暴打我。那些情景在我脑中呈现，身体却能感觉到那种疼痛。我让自己放空以变得麻木，希望可以缓解疼痛，让被强奸的场景消退，我深呼吸。

大卫绝望地看着我，他无助地问我：“我需要打电话给萨默医生吗？”我很难听到他的声音。我向3岁的奥尔加投降了，正看着父亲强奸我的场景。大卫拿起电话拨打了医生电话。

听到萨默医生的声音，我清醒了一点，我告诉他，我很害怕，身上很痛。萨默医生让我镇定下来，问道：“是不是有人想要跟我说话？”萨默医生从未直接与我那些部分说话，除非某个部分自己出来与他说话，他才会回答。但他从来不故意分辨正在说话的是谁，或者猜测是谁在这里，我希望我和我的不同部分可以选择是否同萨默医生说话。

“是的。”我用非常稚嫩的声音回答。

“我正在跟谁说话？”萨默医生认真地问。

“奥尔加，我3岁了。”我身体上的疼痛提醒着父亲对我做了什么，“萨默医生，我觉得很痛。”

“你为什么让这个身体感到疼痛？”

“因为她应该知道他对她做了什么。”

“谁？”

“父亲。”

“她知道父亲对她做了什么，我们之前在办公室见过面了，记得吗？”

“是的，但你并不知道他对我和妈妈做的所有的事。她不想知道，所以我只能自己出来。”

“这就是你让奥尔加痛苦的原因？”

“是的，她应该知道这些感受，知道这有多恐怖。”

“她为什么要知道这些痛苦？”

“这是唯一能够引起她注意的办法，我知道父亲经常强奸她，但她不想知道，这有可能会再次发生。”

“为什么会再次发生？”

“大卫会这样做。”

萨默医生停了一下，问道：“大卫会这样做吗？”

我看着大卫，就像3岁的奥尔加正在看着他，他看起来很伤心，这也让我很难过，3岁的奥尔加说：“不会，他在照顾着我们。”

“好的，你想让奥尔加知道父亲经常强奸你和母亲，这很痛苦，我们现在都知道了，是不是，奥尔加？”

“是的，我知道了。”我疲惫地说。

“奥尔加，你应该等到我们下次再见面时才出来，你怎么现在就出来了？”

“因为我们好多人在这，有好多事情要说，我们要确定她是安全的。”

“奥尔加可以保护自己的安全，你可不可以回到你的容器里，直到周五再见面？”

“好吧，但是你要保证下次让我讲话。”

“如果奥尔加允许你在下次咨询中说话，你就可以说话。奥尔加，下次咨询中，你会让3岁的奥尔加说话吗？”

“会的。”我顺从地回答，我知道我无法忽视3岁的奥尔加，我已经筋疲力尽了。我为父亲在房间里强奸我而哭泣，大卫眼眶湿润，坐在客厅的地板上。在此之前，我们正在度过最近一段时间最安逸的一个下午。

“奥尔加，”萨默医生说，“你觉得好些了吗？”

“好些了。”

“我想我们每周都要多加一次咨询了，你内在的压力很大，每周三次不能让她们都释放出来，我想如果某些部分知道时间多了一些，她们或许可以等到下次咨询。我可以在周三留一些时间给你。”

“好的，我还要再写一份调整时间的美国残疾人福利申请，无论如何，这很好，这会有用的。”

挂断电话后，我拥抱大卫，感谢他的帮助。我躺在沙发上想着：我被诊断为DID，我需要搞清楚如何可以好起来，我的想法在1964年和现在之间不断地切换着。大卫做好晚餐时，我正在默默地哭泣。我们安静地在客厅里吃饭，谁也没有说话。

第二天是周三，我去赴新增的咨询。萨默医生走进办公室，然后问我是否需要一杯茶，我说：“好的，谢谢。”

“我马上回来，坐下吧。”我坐在平时坐的椅子上，我忽然发现自己变小了，并且正在用西班牙语思考。我很痛，我知道这是被强奸后的疼痛，这种疼痛时断时续，并不经常，但很剧烈。3岁的奥尔加在这里了，我能感到我自己瘫坐在椅子上。萨默医生拿两个杯茶回来时，我坐好说：“我在这儿呢。”一个稚嫩的声音道。

萨默医生问：“今天怎么样？”

3岁的奥尔加直接开口了，萨默医生也会直接与她对话。

“好些了。”

“什么让你觉得好些了？”

“你打电话回来了，你听了，她也听了。”

“她是指奥尔加？”

“是的。”

“所以你是想让我们知道父亲强奸了你，是吗？”

“是的。”

“你还有别的想让我们知道的吗？”

“他总是强奸我，很痛，他故意弄痛我，他说这是对我的惩罚，这是我的错。”

“我为他对你做过的事、说过的话感到难过，那不是你的错，你要知道那不是你的错，这很重要。你只有3岁，他是一个成年男人，只要他想，就能够伤害你，不是因为你想要这样的，你明白吗？”

我一直在回味他的话：这不是你的错。

“你想要父亲强奸你吗？”

“不想。”

“你可以明白这不是你的错吗？”

“可以。”

“即便是你主动去让他虐待你，也不是你的错。”

我感到胸腔紧绷、头晕目眩。我从3岁的奥尔加转换到了5岁的奥尔加，我还在用西班牙语思考。我看见自己是个小女孩，披着长发，头上戴着发夹，穿着花格子衬衫。她怎么知道我去找父亲了？父亲总是说：“看，这是你的错，是你让我这样做的。”这怎么会不是我的错？萨默医生注意到了我细微的变化。

“是另一部分出现了吗？”

“是的。”我小声说。我发现自己正瘫倒在椅子上，我坐起来一些，看着周围，一切都是新鲜的，“我喜欢你墙壁的颜色。”

“谢谢。嘿，你是谁？”

“我5岁。”

“你为什么在这？”

我有些头晕，很羞愧，我沉默着。我不能说，是我先开始的，我去找他的，这是我的错，我不可以说出来。3岁的奥尔加又出来了，3岁的奥尔加与5岁的奥尔加正在吵架。3岁的奥尔加说：“他知道不是我们的错，他知道，可以告诉他，我可以告诉他。“5岁的奥尔加开口道：“是我去找他的，是我的错。”我头晕目眩，十分羞愧。5岁的奥尔加又开口说话了：“我从幼儿园回到家里发现家里没人，我就会去找父亲。”我的胸前像是压了巨石一样，我一阵头晕，仿佛要跳出身体一样。某个部分接管当时的情境时，我们会去找父亲，让他做他想做的事，这样我们可以不用受太多伤，同时还有其他部分在帮忙，我们看着他的脸就知道他想干什么。事后，父亲会冲我们大叫：“我说过，这是你的错，你让我这么做的。”我相信了他。

“你可以看到，这不是你的错。”

我点头，但我不确定3岁的奥尔加和5岁的奥尔加是不是相信他。

“你在一个备受伤害的家庭中试图生存下来，认为‘这是我的错’可以让你觉得你可以阻止这些事情发生，但是其实你无法阻止，不是吗？”

“是的。”我哭着说。

"3岁的奥尔加和5岁的奥尔加还在一起吗？”

“是的。”

“我们现在可不可以用催眠让各个部分回到容器里？”

“她们不会待在那里的。”

“好吧，但是这会毁了奥尔加的生活，我们是否可以在咨询之间的时间里进入治疗性睡眠？她们只需要等两天就到星期五了，这样可以吗？”

“好吧，只到星期五。”我做了一个深呼吸，“好了。”

萨默医生说：“闭眼。”几个月下来，萨默医生用催眠让我不同的部分浮上来说出一些事情，并且可以帮我站在较远的地方了解那些暴力和虐待，我就不用一直处于分裂状态中了。这是催眠的程序，我已经学会自己这样做了。

萨默医生用“闭眼”的指示作为开始，我做了一个深呼吸，闭上我的眼睛，然后放松，进入催眠状态——一种深沉而麻木平静的状态。但是我并没有意识模糊或者忘记自己在做什么，我可以与不同的部分在一起。之后他会从一数到十，从一数到五时，所有的部分集中在一起分享信息，从五数到十时，所有的部分成为一体，成为奥尔加的一部分。他会让那些没有组成一体的部分找到一个容器待在里面，如果她们自己进去，那再好不过了。萨默医生会让那些不想待在容器里的部分找一个舒服的地方进入治疗性睡眠状态，大多数部分选择了后者。最后，萨默医生会从三数到一把我唤醒，然后说“睁眼”。

他说“闭眼”后，不同的部分将所有信息结合起来，我听得到她们并且接纳她们。3岁的奥尔加分享了我前晚就知道的事情，我看见我在卧室被父亲强奸的场景，我也看到父亲在他的卧室、洗手间和家里其他地方强奸我的画面，我能感受到被强奸后的疼痛。萨默医生让那些部分进入容器里或者进入睡眠状态，我觉得轻松了一些。

这次咨询后，我在我经常待的橱柜缝隙中又待了几个小时，等着有力气了才回家。萨默医生会在工作间隙过来看我，我从不同的部分那里得知的事情让我崩溃，我觉得全身湿冷，整个人都很脆弱。我打电话给大卫和办公室说我直接回家了，我想要放弃了。大卫回到家里，我甚至没有力气告诉他这次咨询的情况。

大卫很担心咨询的费用，我们有些存款，但是钱花得太快了。他跟我提起这个问题，我只是在想：我们有钱，我需要帮助。但是对于大卫而言，并没有那么简单，我们一直努力工作存钱，这是我们想要的支出吗？每次我们讨论这个话题时，我和我内在的那些部分会怀疑大卫，那时的我并不知道自己无法从大卫的角度来思考这个问题，却总是在想：他并不是真的爱我，他更爱钱，问题来的时候，他会选择金钱。我不能信任他，他会离开我的。

我走进萨默医生的办公室，他去倒了两杯茶，我坐在小椅子上，觉得自己像平时一样疲惫。我总是肌肉疼痛，甚至恶化到碰触皮肤就会痛的地步，我已经这样痛许久了。我忽然想起与风湿病专家的对话，我记得他说纤维性肌痛是因为无法进入深度睡眠导致的。在萨默医生走进办公室的那一刻，我才把这个解释与实际结合起来。我睡得很少了，一直被噩梦折磨着，总是全身湿透醒来。

我知道不断的肌肉疼痛是来自于那些回忆，回忆中某次被虐待的疼痛会在头脑里形成画面，然后让我真实地感受到被强奸或者被踢腹部和背部的疼痛。这种疼痛总是很强烈却不持久，被虐待后的疼痛与纤维性肌痛很难区分，但是被虐待后的疼痛会伴有闪回，比如说清洗自己的画面。

萨默医生回来后，递给我一杯茶，他办公室里墙壁明亮的颜色总是能让我觉得轻快一些。我把杯子放在茶几上，茶几上除了一块表、一个台灯和一盒纸巾，刚好容得下一个杯子。萨默医生办公室里有很多钟表，方便他掌握时间，也有好多盒纸巾。最近几天，每次咨询，我都几乎会用完一盒纸巾。萨默医生总是有好心情，除了要解决那些痛苦和恐怖的虐待故事以外，他看上去很愉快，我觉得他总是很高兴见到我。“今天过得怎么样？”他边问边啜着他的茶。

我轻松的遐想停止了，我全身都在痛，我的大脑不受控制地快速转动：我总是看到各种人伤害我的片段，我总是睡不到三个小时就一身冷汗地醒来。大多数时，我不想做任何事，我必须强迫自己起床，我必须把工作带回家与大卫一起完成。我觉得任何事都很困难，我总是想闭上眼睛再也不醒来。父亲强奸了我，他总是强奸我，父亲教艾利克斯和麦克怎么强奸我，然后他们教他们朋友，所有人都伤害我，所有人都可以伤害我，让这些停下来！

我知道萨默医生在看着我，我想回答他却无法开口，那些念头流动得太快，我没有足够的时间告诉他。我脑子里满满当当都是各种念头，我越想停下来，就越疲惫，眼皮越来越重，我很努力地睁开眼睛。

“我觉得你心里有许多想法，是不是？”

“是的。”我试着清晰地回答。

我努力注意那些想法，抓住了一个停留时间稍长的想法告诉萨默医生：“我睡觉的时候，不止一个部分在看着我，我想这就是我纤维性肌痛的原因。”我在想我怎么会知道这些的。

萨默医生点头说：“这可以理解。”

“父亲教艾利克斯和麦克怎么强奸我。”我的声音太小，萨默医生很难听到，他向前倾身听着，我害怕地跌倒在椅子上。

我无法面对他，说这些话题太恐怖了。

他问：“这里是不是来了新客人？”

“是的。”一个年轻的声音回答，我仔细辨认这是谁，“这是12岁的奥尔加。”某个保护我的部分说，“我们不能信任任何人，我们甚至不能信任她，我们许多人都在这里看着她、保护她，如果有人看上去会伤害她，我们就会把她隔离开。”

“我明白你无法信任任何人，那些看上去应该保护你的人却伤害了你，你怎么会再信任。”我觉得轻松了一些，他明白，父亲、艾利克斯和麦克强奸了我，然后麦克、艾利克斯和他们的朋友们一起伤害我。这些念头流过的时候，我只是静静地坐着。

“我们保护3岁的奥尔加和其他人远离父亲，他会在晚上来到卧室，然后做一些会让她们受伤的事，对她们说一些刻薄的话。”

“你怎么保护3岁的奥尔加和其他人的？”

“不同的保护部分会做3岁的奥尔加和其他人不想做的事，她们轮流出现，让其他部分不受伤害。”

“她们怎么做到这些的？”

“她们看父亲的脸色，听他走路的声音和说话的语气，然后猜测他想要什么，她们会在半夜听着父亲的响动。这些部分知道如何跟他说话，知道怎么做才不会被伤得太重，她们会观察父亲的变化，不同的部分出来应付不同的事。”

“为什么现在睡觉时，你也要看着奥尔加？”

“为了确保她安全。”

“但她现在已经长大了，与大卫一起生活，大卫不会伤害奥尔加的。父亲已经死了，他无法再伤害奥尔加了。”

“麦克和艾利克斯会伤害我们。”

“我知道父亲去世时你还小，你受了很多伤害，但他们现在真的能伤害你吗？大卫会让他们那么做吗？奥尔加没有足够的机智阻止他们吗？她可是律师，你不觉得她可以保护自己吗？”

我的意识在过去和现在来回穿梭考虑着这些是否是可信的。一个年轻的声音说：“她足够聪明和强壮了，但还是需要我们守护她。”

“为什么？”

“因为还是有人可以伤害她。”

“谁？”

“你就可以伤害她。”

“是的，我可以。”他停了一下，“但我伤害过她吗？”

“没有。”我听见自己的声音很小，说这样的话让我很惭愧。

“我有机会伤害她吗？”

“你有。”意识中心的我明白他的意思。

“如果你保护她远离所有人，或许她可以更安全，但她永远不会同别人亲近，她永远无法体会快乐和爱。”

我静静地让思绪流动：我们怎么能不这么做？我们只会这么做。但我们渴望亲近，希望感受到被爱。我看着萨默医生身后的落地书柜，试着读出那些书名，但是一个念头过来拉扯我：不是现在。

我与它纠缠，我想想点儿别的，我不想跟他说话了，太难受了。

如果你不跟他说话，我们会一直待在这里让你觉得疼痛，他可以帮你，我们可以信任他，你已经经历了许多伤痛，现在你可以说出来了。

我从纷乱的思绪和羞愧中挣脱出来，我害怕回忆起那些可怕的事，如果我告诉了萨默医生，它就会变得更真实。“父亲死后……”我哭泣着，忽然另一个十几岁的部分浮了上来，不带任何情绪也没有恐惧，我停止哭泣，“父亲死后，艾利克斯和麦克伤害我，他们捉弄我，他们教朋友怎么伤害我，他们一起强奸我。”我的声音很平静。

“你觉得怎么样，奥尔加？”

“模糊、麻木。”麦克和艾利克斯说，如果我说出去就会杀了我。

“试试看是否可以回到现实中来。”

“我不想，我不想感受这些。”

“我们用催眠吧，分裂状态对你没有什么好处。你需要有感受的能力，并且足够警惕保护好你自己。”我勉强同意。他继续道：“这是很早以前的回忆了，你已经长大了，你在司法部做律师，与大卫结了婚。你已经安全了，可以听到我的声音吗？”

“可以。”我说。虽然仍然感觉很麻木，但是没有那么模糊了。

“奥尔加，听着我的声音，可以听见我说话吗？”

“可以。”他的声音驱散了分裂状态，恐惧和疼痛涌了上来，我无法抑制地大哭。

“奥尔加，听着我的声音。”萨默医生用一种有力却不强势的口吻引导着我的注意力，“深呼吸。”我做了一个深呼吸，“你已经长大了，你可以看见自己长大了吗？”我看了看自己的身体，它比我想象中要大，我很惊讶，我居然穿着成人的套装，感觉稍好了一些。

萨默医生开始催眠的步骤：“闭眼。”

我闭上眼睛做了一个深呼吸，放松自己。我觉得自己在一个洞穴中，这感觉很好。“好了，一部分就在现在，我们看看你过去的记忆，我们回忆的这些事，记得那是很久以前发生的事了。让那个成年的你就在当下，让那个年轻的你过来。我就坐在你身边，你是安全的。”

我感觉到念头一转，一个小女孩过来了，她用西班牙语告诉我，她8岁了，她觉得这里也不安全。我知道我已经长大了，正坐在萨默医生的办公室里，但同时我也觉得自己很小、很年幼，一个成年的我和一个年幼的我同时出现，那些回忆涌上来的时候，成年的我可以安慰那个年幼的我。我问萨默医生：“这样可以吗？”

“可以，你看到了什么？”

“我看见，晚上的时候，父亲带着艾利克斯和麦克一起站在我房间门口，父亲教他们怎么强奸我。”我能够看到之后发生的事情，却无法说出口。

“你还看到什么？”我静静地看着脑中8岁的奥尔加给我展示的东西，隔了一会儿后，萨默医生才问：“你在你的卧室？”

“是的。”

“你看到了什么？”

“天花板。”

“好的，很好。还有什么？”

“我房间的架子。”

“很好，继续。告诉我，你在房间里看到的东西。”

萨默医生知道我不想说那些恐怖的事情，但是如果我能够说出来，那些回忆就会失去力量。他并没有急着推进，他只是要我描述自己能看到的东西，让我慢慢看到那些令人害怕的事。

“我看到洗手间的窗子，我看到我床上的念珠。”

“很好，还有别的人在你房间吗？”

“是的，他们狠狠地伤害了我，父亲在教他们怎么强奸我。艾利克斯看上去很邪恶。”我回忆起了父亲、艾利克斯和麦克来到我房间那晚所有的事，“我看着他们的脸，然后一片漆黑。”

“为什么会一片漆黑？”

“我看到他们的表情，我闭上了眼睛。”我呼吸变得困难，喘息着清醒过来，萨默医生提醒我，那些部分的我们已经长大了，那些只是回忆。他让成年的我去安抚那些出来讲述她们所见所闻的部分。

集中注意，集中注意。在黑暗中的是12岁的奥尔加、8岁的奥尔加、7岁的奥尔加和5岁的奥尔加，她们在哭泣，她们很害怕。

我靠近她们，像萨默医生建议的那样安抚她们。

她们太年幼、太害怕了。

我哭泣着，为什么父亲如此伤害我？为什么艾利克斯和麦克也要伤害我？

7岁的奥尔加说：父亲逼他们这样做的。5岁的奥尔加让我看清楚艾利克斯的脸，8岁的奥尔加说：没人逼他伤害我，他想要这么做。7岁的奥尔加提醒所有人父亲是怎么暴打哥哥们的：他们没有选择。但是5岁的奥尔加说：艾利克斯总是刻薄又恐怖。

我远远地听着，却无法靠近她们：“我害怕你们。”我小声地说。

萨默医生听见了我的话，问道：“你可不可以安慰那些年幼的部分？”

“不可以，我很害怕她们所说的那些事情。”

某些部分在向我请求：你能不能抱抱我？我们需要知道自己没事了，你会帮我们吗？

即便我现在知道自己内心里有不同的部分，但我还是害怕接近她们，我能感受到自己已经成年了，也能感觉到自己还很年幼，这意味着这些部分的确存在。但我总是在接受她们或者假装她们不存在的问题上踌躇着，就像我接受DID的诊断，却不想想我为什么会有这么多部分，为什么还活着一样。

“萨默医生，我不行。她们无法平静下来。”

他让我进入更深层的催眠，说：“有没有哪个成年的部分可以安慰那些敢于说出自己经历的年幼的部分？”我觉得某一个部分正在接近意识，她让我知道她已经16岁了，她愿意去安慰那些年幼的部分，我对她表达了感谢。

这些部分平静下来后，我已经筋疲力尽，我一直在哭。上帝，让这些停下来吧……我想死了算了。

萨默医生用关切的眼神看着我：“你做得很好，我们马上就可以停下来了。你可不可以在等待区等我一会儿，看看我今天是否还有时间？我们或许可以处理掉这个回忆，让它不要再折磨你了。”我觉得自己已经无法承受了，我想要放弃，但我无法确定“现在”的感受是当下的决定还是曾经的感受。

我们像平时一样，让所有的部分集合，我温柔地把5岁的奥尔加、7岁的奥尔加、8岁的奥尔加和12岁的奥尔加以及她们装在黑色垃圾袋里的回忆、片段、感受和情绪放在容器里，我看到8岁的奥尔加盖上盖子，锁上锁链。

萨默医生陪我来到壁橱旁边，安置我坐下。好一会儿之后，我才能够打电话给大卫和办公室，我已经筋疲力尽了，一直想着死掉的办法，我认命了，我不再想找回正常的生活。萨默医生会在工作间隙过来看我，却没有人取消来访空出时间给他，我一整天都等在那里。结束一天的工作后，他过来看我：“我很担心你，你变得有些不一样了，你是不是觉得进行不下去了。”

我点头：“我已经知道的太多了，我还要继续回忆起所有的事吗？我觉得我做不到了。”

“你已经做到了，奥尔加。你正在让过去和现在产生连接，和我到办公室来吧。”我慢慢起身，觉得全身都在痛，这不是纤维性肌痛，更像是被强奸后的疼痛。我坐下来看着萨默医生，他重重地叹了一口气。疼痛还在持续，自杀的想法越来越强烈。

“我觉得很痛，萨默医生，像是旧伤，就像以前一样地痛。”

他点头：“你可不可以分辨这是新的疼痛还是曾经的疼痛？”

“刚才我与四个部分交流过了，有12岁的奥尔加、5岁的奥尔加、7岁的奥尔加和8岁的奥尔加，但这些部分给我的感觉不一样了。”

“为什么？”

“有些部分很愤怒，我恨艾利克斯和父亲。还有某个部分一直在向上帝祷告让这些停下来，让我们死掉吧。”

萨默医生认真地看着我，他看上去也很疲惫：“漫长的一天，但我不想就这样结束这次咨询，我想让你能一直平静地等到下一次咨询。”

“萨默医生，我无法再继续下去了，我太累了。我早上不想起床，我不想再担心大卫是否可以承受这些，我不想再担心是否会丢掉工作，我也不想再尝试了。”我乞求道，“让我去住院吧，就像和我一样的那些人，我想去一个能让我睡觉的医院。我不想再尝试了，萨默医生。”

“我知道你现在的感受，奥尔加，会好起来的。我知道这个过程你会很辛苦，这是你最痛苦的经历了，你已经做得很好了，即便你并不这么觉得。我知道你没有感觉好受一点儿，你正在漫长的路途中，我不觉得住院是个好办法，奥尔加。我觉得你可以在大卫、你的朋友和工作中得到支持，这很重要。我害怕现在送你去住院，你就不能再工作了，你就会失去现在的支持，在医院里，我也没有办法与你工作了。”

我不关心这些，我很累，只想睡觉。医院看上去是个可以让我睡觉的地方：“我做不下去了。”

“好吧，我听到了。我们可不可以再尝试六个月，这之后如果你还想住院，我会帮你。”

“我们要尝试什么？”

“如果我从周一至周五，每天为你做两次咨询怎么样？现在你每周四次咨询，看上去不够了。你的那些部分越来越靠近，会让你的生活变得艰难。试试看一周五天，每天两次咨询会不会有效。周三你就可以在这里进行艺术治疗了，艺术治疗的治疗师很棒，我可以看看她是否还有空。我可以给你开一些抗抑郁药调节你的心情，也给你开一些抗焦虑药——氯硝西泮。”

我很疑惑：“为什么给我开抗焦虑药？”

“过去的部分涌上来的时候，过去的情绪和身体记忆会让你意识模糊，那些记忆、疼痛和情绪会增加焦虑，我想氯硝西泮可以有一些帮助，也可以让你睡得更好一些，它或许对惊恐发作也有效。但是你要早点习惯这个药，如果你吃得太多，会影响你的工作。”

“好吧，六个月。”

“是的。记住你可以在有需要的时候随时打电话，不用等到咨询的时候。”

晚上回到家后，我瘫倒在沙发上，我太累了，甚至无法与大卫讲话，我也不知道怎么跟他说我与萨默医生的决定。

第二天，当我有力气与他说这些时，大卫很担忧。他同意留在家里、一直工作比去住院要好，但我们的保险只能支付一年五十次的咨询费用，但我早已远远超过这个数量了，大卫已经第三次用我们的积蓄支付咨询费用了。大卫提议我们可不可以每个月向萨默医生支付一定数量的费用，等到后期我不再与他做这么多咨询时，这些钱就可以填补之前的费用了。

我看得出大卫多么紧张我们为不时之需存下来的钱，但对于我来说，现在已经是需要用的时候了。“如果对你来说实在无法接受，我可以借出我的退休金来，大卫，我无法跟萨默医生说现在少付他费用的事，我们有钱，我觉得我们应该付全款，我不想因此影响我们之间的咨访关系。”

大卫无奈地同意再拿我们的积蓄出来，但我想他很不喜欢这样。那一刻，我对大卫的不信任更多了，我很怕对他而言，金钱比我的需要更重要。

第二天早上我去了萨默医生的办公室，开始实行每天两次咨询以及服药的计划。

第四部分　选择面对

12

我紧张地等待着我的上司罗西（Rossie），她的会议有点儿延迟了。我又需要改变日程了，我需要每天去见萨默医生。罗西平时并不会让我觉得紧张，她是公检法的首席检察官助理，在司法部负责补助金分发的部门，我在这里做首席律师和首席顾问已经四年了，我们向《反妇女暴力法》提供帮助，这是一项有突破性的法律，新法律加大了社区对性虐待和家庭暴力的影响，尤其是对遭到丈夫虐待的移民女性有特殊的条款。这个工作对我来说很重要，尤其是现在我回忆起那些被虐待的记忆。

工作上，我和罗西很亲密，我告诉她我是童年被虐待的幸存者，她给予我许多支持和同情，她接受我每周做两次咨询的计划，并且鼓励我做任何可以走出来的事情。我与我的副手彼得（Peter）约定，如果我不在办公室或者不方便时，由他与罗西联络。工作看上去没什么问题，但我现在与萨默医生有了新的约定，在我提交调整美国残疾人福利之前，我需要跟罗西见一面。我知道我已经得到了美国残疾人福利，但她不需要一直保留我首席顾问的职位。

我焦急地等待着，想告诉罗西，每天都要做咨询，我觉得紧张。我很努力才有今天的成就，我不想失去它。治疗的过程比我想象中付出的要多，我从容的笑容消失了。我总是在哭，我瘦了很多，看上去很虚弱，我脸色苍白，眼睛下面挂着黑眼圈。有些人知道我在处理儿时被虐待的记忆，但那些不太熟悉的朋友也在看到我的变化后过来表达关心。

见到罗西时，她感觉有些不一样，她没有像往常一样与我热情地打招呼，也没有到我们平时坐的沙发这边来，她坐回她的办公桌后面。她看上去心不在焉，这让我很慌张。我们让她失望了，她不希望我留在现在的职位上了，我不能相信她。我很悲伤、很失望，突然间她的办公室变得很大，有什么事情发生了，这样不好，我与恐惧纠缠着。

在我与萨默医生的工作中，我学会了一种很好的办法去控制焦虑和压力，就是一次只注意一件事情。比如说，我把我的日程分解为许多可控的部分，尽管我很有野心，总是计划着未来的职业目标，但我已经放下这些了，当自杀的想法总是纠缠着你，就像此时的我一样，活下去才是重要的事。我把时间分成很小的一段，然后注意下一秒要发生的事。想太远让我觉得疲惫，自杀的想法会变得强烈。与罗西谈话的那天，我把失去工作、失去婚姻、失去朋友的担心都放在一边，忽略所有其他的事，只专注于这场谈话，我告诉自己可以稍后再解决其他事。

我犹豫着怎么开口让她知道我要改变日程的事，罗西关切地看着我，我无法确定她是在关心我这个人还是关心一个无法完成日常工作的首席顾问应该怎么工作。我不再想这些：“罗西，我希望你能同意关于我的美国残疾人福利的改变，我要每天见我的心理咨询师了，每次90分钟。我还会像现在一样大多数时间都在办公室里，但我可能需要更多时候在家工作，我也可以按要求时间上下班或者离开这个职位。”

“你跟马蒂（Marty）说过这些吗？”马蒂是行政主管，管理所有员工。

“还没有，我想先跟你谈一谈，我知道你已经很尽力照顾我了。你对这件事有什么想法吗？”

“你不在时，我依然会与彼得联系，我想这样没什么问题。你需要和马蒂谈谈，看看他的意见。我希望你能得到所有人的支持。”一部分的我抗议道：她言行不一致。我越来越觉得她可疑。

“罗西，你是否希望我离开首席顾问的职位，如果有这样的需要，我没有问题，可以再找一个职位给我，美国残疾人福利并没有要求你保留我的职位，它只让残疾人不失去薪资和福利而已。”尽管我努力让自己平静，但我心跳得很厉害，各种想法不停转动：她看上去很冷漠，她害怕我们，她根本也不想我们留下，保护你自己。

尽管心跳得很快，耳边一直是血流呼啸的声音，我还是听见罗西说：“不，别傻了。去和马蒂谈谈吧。”我仔细地看着她，更加怀疑她的真诚。我又感觉到麻木，在内心里，我听见某些成年的部分正在安慰年幼的部分：没关系的，只要完成这次对话，我们就解脱了，我们可以离她远一点儿，别担心，她不是父亲，也不是母亲。

我带着不好的预感离开罗西的办公室，我的各种想法还在快速流动着，感觉越来越麻木。我直接去马蒂的办公室找他，他正在打电话，但还是热情地招呼我进来。他挂断电话后，来到桌子的另一边与我坐在一起。我看得到他眼中的温柔和关切，我经常与马蒂一起共事，相处得很好。他问我是否有什么需要，我跟他解释我需要改变日程，他说罗西已经关注到我总是不在岗位的事情，并且考虑让我去别的岗位了。我的想法快速流动：看，我告诉过你，她言不由衷，她不可靠，离她远点儿。血流的声音充斥着我的耳边，这是马蒂，他在告诉我事实，冷静下来，没事，我们可以与马蒂谈谈。

我做了一个深呼吸，听见马蒂说，罗西并不想伤害我：“她给你找了一份让你可以有时间去咨询又有意义的工作，也保留了你相同的薪资和福利。”我平静了一些，我们可以做点儿别的事，我们不再与罗西一起工作了，我们不能信任她，我们要去别的地方。

“谢谢你告诉我这些，马蒂，我很感谢你的诚实，可不可以告诉我我要去的职位？”他告诉了我新职位，并且说会通知罗西，我说会在一到两天之间电邮给他关于新职位的情况。我把萨默医生开具的那封调整工作的意见函给了他，在他打开那封意见函之前离开了他的办公室。

我知道我要去的地方：刑事被害人办公室。作为首席顾问，我将与他们的负责人维罗妮卡（Veronica）一起工作，我很尊敬她，也很喜欢她，我回忆得越多，就越想让这个世界知道正在发生什么，并且给予那些受害者最大的帮助。讽刺的是，我在知道发生在自己身上的这些事之前就已经在这个职位上了。我的想法改变了，我不再关心可以达到什么样的地位，改变一些人的生活才是更重要的。如果我可以为《反妇女暴力法》的执行做工作，我相信在刑事被害人办公室，我可以在儿童虐待、家庭暴力和性侵犯的工作上做更多的事情。

在到现在的岗位之前，维罗妮卡直接与性侵犯的被害人工作。我停在她的办公室门前，觉得更自信了一些，如果她想，我可以为她工作。我说：“维罗妮卡，你有没有兴趣让我来与你共事，我有固定的职位，你可以不必让你的人离开，我可以做你的法律顾问。”

她很热心，但也好奇为什么罗西要把我从总顾问办公室调到她的办公室，她问：“奥尔加，为什么罗西让你离开？”突然间我感到很害怕，各种想法不停地冲突：告诉她，不，不要告诉她，她需要知道，她不需要知道所有事，她会要我们吗？

我深呼吸，强忍着泪水，问她是否可以坐下，她说：“好的，请坐。”然后认真看了我一会儿，拿起电话推迟了她的预约。我坐下整理自己的思绪，我不想听上去有哭腔或者很可怜。

“维罗妮卡，过去的两年间，我想起了儿时被虐待的经历，我正在做治疗，这是一个痛苦的过程。我得到了美国残疾人福利，可以每周去见我的治疗师四次，但我现在要每周去见他五次，并且每次90分钟，罗西需要我时，我可能不在。首席顾问是个重要的职位，我已经不合适了。你没有法律顾问，如果你愿意容忍我有限的工作能力，我会要求调到这里。”我觉得自己已经快窒息了。

维罗妮卡从她的桌子后面走出来，坐在我的身边：“我很高兴你能来我们办公室，你可以为我们带来丰富的知识，不只是法律知识，你更了解受害者的感受，你可以帮我们了解创伤与治愈。但是首先，我支持你去做一切你需要的事，我会在我旁边为你设一个办公室，如果你需要单独行动时，这可以为你提供方便，你好一些时，奥尔加……”我默默流泪。

“你会好起来的，即使现在你没有这样的感觉。”她握着我的手道，她停了一会儿继续说，“等你好一些之后，你可以帮我们建立更好的机制和应对方式，提醒我们在为谁工作。你看，我得到了很多好处，我得到了你的法律知识，也得到了你的经验。”

过了好一会儿，我整理好自己并向她道谢离开。我没有坐电梯，而是走下五层楼回到自己的办公室，我不希望被人看到哭过的样子。回到办公室里，我惊讶地看到马蒂正在等着我。他手里拿着萨默医生的建议函，萨默医生在建议函中写了我为什么要改变日程，他指出我有厌食、睡眠紊乱、抑郁症状，有自杀倾向，他也写明这是由于儿时被虐待导致的，我有创伤后应激障碍、惊恐发作、焦虑障碍以及分离性身份识别障碍。最后，建议函上写道，他希望这次调整可以让我得到一个支持性的环境，以免最后出现住院的结果。

马蒂的眼睛红红的，说道：“对不起，我很抱歉。我不清楚我们是不是你想象中能够得到支持的工作环境，我会尽力帮你的。”我拥抱了他，默默流下眼泪。

“谢谢，你是一个很好的朋友。”我们泪流满面地坐在那里，“马蒂，我想去刑事犯罪被害人办公室帮维罗妮卡做律师顾问。我刚刚跟她谈过了，她也很赞同这个想法，你可以帮我吗？”他点头。我停了一会儿，告诉了他我担心了几个月的事：“我很害怕别人知道我的病症，我会在安全调查中不合格。”告诉他这些让我觉得自己很脆弱。

“维罗妮卡都知道了吗？”他拿着那封建议函。

“没有，我没有全都告诉她。”

“我不会再告诉任何人，我刚刚告诉了罗西我需要调动你岗位的事。”

我向他道了谢，努力不让自己哭出来。我又给了他一个拥抱，他需要去与维罗妮卡和罗西谈一谈。我坐在自己的桌子前，我明白了这是萨默医生让我一直工作的原因。我想着马蒂的关心，维罗妮卡的大力支持，甚至是罗西对我去做治疗的宽容，我经历的每件事，都让我觉得鼓舞。马蒂知道我有DID，但他并没有把我看成疯子。他只对我表达了温暖的关怀和尊重，维罗妮卡谈到了我会给他们办公室带来的价值，罗西也支持我去刑事犯罪被害人办公室。温暖充满我的心底，一瞬间我感觉到从未有过的温暖，像是黑暗中照进了一线光明。

通过与萨默医生的咨询，我学会了如何在内在分裂成充满恐惧的部分时控制自己的生活。这需要揭开我更多的部分，了解她们所知道的我的过去，倾听她们的感受，接受她们，与她们产生连接。在一个看似缓慢无尽头的过程中，我渐渐地对自己的人生和那些诱发我回到过去和惊恐发作的事有了更深刻的理解。

萨默医生为我们的咨询设立了一个规矩，我很快就学会了。每天我走进他的办公室，坐在小椅子上慢慢啜着我的茶。几分钟内，我的脑子里就会充满了各种想法，它们已经不像以前那样让我烦恼了。我学着让这些想法洗礼我，接受它们，不再害怕它们，我仔细倾听，告诉萨默医生它们说了什么，然后告诉他哪个部分或者哪个想法必须在这一天马上解决。在萨默医生的帮助下，我能越来越好地倾听内心的声音了，我说：“今天我觉得害怕。”萨默医生会问：“谁在害怕？”我思索后回答道：“5岁的奥尔加在害怕。”萨默医生会问为什么，在咨询结束前，萨默医生、5岁的奥尔加和我会在5岁的奥尔加的感受以及我应该怎么帮她的问题上有一场细致的谈话，我们会让5岁的奥尔加适应现在，了解我已经长大了的事实。

我现在正在检查那些自动的部分，如果某部分特别接近意识，我会让她说一说她的记忆；如果不止一个部分浮上来并且很急迫，我会默默地从中调停，让其中一个先说出来，尽量在一次咨询中处理掉两个问题。

我愈来愈能够控制我们所讨论的话题了，那些部分开始信任我和萨默医生，我们的咨询越来越有成效。但是我仍然讨厌这个过程，回忆那些被虐待的经历太痛苦了，我无法逃避被我隐藏许久的想法，被虐待的场景和感受。尽管如此，与过去的部分对话让我越来越好地支配生活，也越来越健康。

坐在萨默医生的办公室里，我就会觉得像是回到那个一直被虐待的家中，我哭得上气不接下气。因为总是哭，我的头很痛，不同部分的回忆也会给我带来躯体疼痛，向绝望投降会让更多部分涌上来讲述她遭受的虐待。因为被强奸的经历让我内心很痛苦，我的身体也因为被打的经历和紧绷而疼痛。经历了被虐待的疼痛后，那些部分就会将这种痛苦带走，即便是现在，我也觉得那些回忆带来的感受差点要了我的命，很多时候，我真的希望可以死去。

“萨默医生，”我哭着说，“太痛苦了，我再也忍受不了了。”我求他让这些都远离我。

“你已经从这些痛苦中得救了，奥尔加。”他温和地重复着讲了许多次的话。我听着他的话，让自己相信我可以像儿时一样强大，我可以从中得救，我现在可以接受那些回忆了。“我很想让它们停下来，但我不能。当你走过这个过程，你会看到各个部分保存的回忆、感受和情绪都会离你而去。但这会让你麻木，让你无法保护自己，只有解开这些被分裂的部分，你才能摆脱过去那些事的控制。”

萨默医生一直陪在我的身边，一次又一次提醒我：“这不是发生在今天的事，只是觉得好像正在发生一样。每次回到过去时，留一部分自己在现在。”绝望总是一马当先，试图把我拖进一个个黑洞，它不断地膨胀，知道我就站在黑暗的边缘。我没有家人，他们都虐待我像虐待一只小动物或者其他什么物件一样，他们从来没有把我当成女儿或者妹妹，我没有父亲，也没有哥哥。这时我会停下来，与身体呈现给我的东西纠缠，父亲、麦克和艾利克斯强奸我的痛苦让我绝望，他们经常强奸我，我觉得自己好想去死，用尽全身的力气祈祷着死亡，自杀的念头产生了。我没有任何亲人，在那个疯狂的家庭里，我一直孤独，我不能相信任何人。每次跌进绝望的深渊时，我都活着走了出来。

如此深刻的体验对我来说也是新鲜事，一直以来的分裂状态让我只能感到疏离。虽然我一直感到身上的疼痛和情绪上的痛苦，但我隐约觉察到萨默医生说的是对的：我感受快乐与愉悦的能力也在增长。我倾听那些部分时，他总是提醒我：“你虽然现在感觉很糟糕，但最后会体会到生活的美好的，你体会得越深，你能感受快乐与悲伤的能力就越大。”

多亏了大卫的远见，我们每年去旅行一次，我可以有机会感受生活的另一面。在绝望之中，我们去了迪士尼乐园。迪士尼太有趣了，卡通人物在身边走来走去，我体会到了生命中纯净的快乐。我能感到内心不同的部分，尤其是年幼的部分从未有过的快乐，这种愉悦与一周前让人想死去的绝望完全不同。

我的感受这样不停变化了很长一段时间，所有的感受对我来说都是新鲜的、强烈的，那些偶尔能品尝到的快乐与愉悦，让我发现了生活的可爱之处。我体会到了快乐，就像磕了药一样，我会不停地去寻找快乐。我想要更多的快乐，我坚持治疗，包括倾听我的不同部分，虽然痛苦，但我必须这么做。如果我忽视她们，她们会为了引起我的注意让我更加痛苦。萨默医生作为一个陪伴者一直帮助我，在我们的咨询中，不同的部分集中起来，分享她们的回忆，然后与我融合。我接受了这些部分，我的痛苦就会减轻，我会变得更加清醒、更加轻松。之后一段时间，我非常注意自己的各种想法，我总是想象着那些没有分裂状态的人会有什么感受。随着我不断整合自己，身体上的疼痛和情绪上的痛苦渐渐减轻，除了各个部分仍要忍受回忆的重担，我可以体验不同的感受了，我正在接近前所未有的平静状态。

我越来越强大，但是回忆变得越来越糟糕，就像电脑游戏的难度增长速度比你游戏技能提升的速度还快一样。我敏感的神经在我有能力处理某些回忆之前依然让这些回忆与我保持距离，在我与萨默医生约定的六个月期限的最后几次咨询中，某个部分出来了，但是却只有一双眼睛。我不知道她们是谁，或者她们有多么重要。另一个部分告诉我这个部分的信息，那双眼睛看着麦克和哈罗德在洗手间强奸我，我已经知道了麦克和哈罗德强奸我的事，这并没有什么意义。另一个部分给我看了那双眼睛的全貌，是母亲的脸。突然间，带着更多信息的记忆涌了上来，母亲看到了麦克和他的朋友在洗手间里强奸我，最初她的眼睛里一片茫然，然后充满了恶心，最后她只是走开了。这些细节的记忆存放在被强奸回忆的空间后面的一个房间里。

瞬间我觉得我想要自杀。萨默医生和我努力想要找出让我自杀的部分，那些自杀的想法守卫着母亲虽然看到了却走开了的记忆。她的背叛让我崩溃，我在处理这些被强奸记忆的咨询中记起来，每次被强奸后，我都会打开药箱，吃掉里面所有的药片，之后回到房间里，爬到床的最里面睡着，然后半夜醒来呕吐。

这些记忆撼动了核心部分，我记起母亲原本可以阻止哥哥们对我的虐待，但不知出于什么原因，她没有。这时我想起了父亲逼我卖淫的事，我记得他会带我去那些男人家中，他们会在父亲面前强奸我，并且付钱给他。几年后，我才想起母亲也参与了逼我卖淫的事，我也想起麦克的朋友有时也会付钱给他。所有这些回忆的痛苦实在难以忍受，我从来都没有家人。

在那六个月中，只要我没有工作或者治疗，我就会躺在沙发上睡觉。我太害怕自己会惊恐发作了，我只能逃避，不再去那些会让我失控的地方，避开那些让我某些部分无法信任的人。我不再跑步，只去健身房和商店，与许多朋友也失去了联系。

大卫大多数时间会和我在一起，他倾听我所有的记忆，他鼓励我走出这些绝望和伤痛。看着他眼下的眼袋和沉重的步伐，我知道这个过程对他来说也是巨大的折磨。大卫支持小组的成员建议他休整一下，他需要去见见朋友，想想其他的事，或者打打高尔夫球，他需要从中脱离一下。我知道他们说得没错，却还是很生气。

一天晚上，他从支持小组会面回来后，与我一起坐在沙发上：“我爱你，奥尔加。但是我累了。听你每次咨询的内容让我疲惫，我觉得我们被黑暗与邪恶包围了。”我叹了口气，我也感受到了这个问题。我的想法不停转动：他要离开我，他太累了，所有人听了都会觉得恶心，他想从我身边逃开了。恐惧在我心中澎湃着，我害怕孤独。

“你想怎么样，大卫？你是要离开我吗？”我挑衅道，心里却一片冰冷，好像整颗心都冻结起来了一样。我像失去了某些记忆一般，感受不到对他的爱了。我的想法改变了很多，但我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变化。他想自己一个人寻乐子，从所有这一切中逃离出去，但是即使我和朋友们在一起，我也只能想着这些，工作中还是总想起这些，我无法逃开，但是他可以？这怎么可以？当时我并没有发现这是那些不信任任何人的部分在作祟，那时我就像疯了一样，我的愤怒、冷漠和自以为是都失控了。那晚我虽然愤怒却还没有失去理智，我同意大卫可以有一些休息时间，但是作为惩罚，我不会再告诉他咨询的事。

在我的心里，我已经失去了大卫，这种信念很强烈。我开始去找朋友们支持我，周末一直与他们一起度过。我开车去邦尼（Bonnie）家，与她和她的丈夫一起吃午饭，在她家客厅看电视，有时还会睡着。我会与从小学就认识的朋友苏（Sue）和凯瑟琳（Kathleen）一起吃中饭或者晚饭，我告诉她们，我想起了我被父亲性虐待的事，哥哥们也虐待我，她们都不惊讶：“我一直就觉得你家人很奇怪。”听她们这么说，我感到轻松，如果老朋友都不相信我，我会不知所措。我没有力气出去的时候，苏和凯瑟琳会带着食物来我家，我得到了朋友的支持，我觉得很温暖。最后我还是告诉了她们我患有DID的事，她们没有害怕，只是问了一些问题，让我觉得她们是真的关心我。

大卫和我像这样过了两年半，我和他都很疲惫，我对他的想法也变了。我确信他会离开我了，我要想办法不要为失去他而痛苦，我觉得自己被抛弃了。他担心我们的存款或者只顾着与朋友出去打高尔夫球时，我就会很愤怒。

我对他的怀疑让不信任任何人的那些部分越来越接近意识，我觉得自己暴躁又小气，我已经不能信赖他了。我们越来越疏离，我却不知道要怎么说出来。1995年的秋天，我告诉他，我不再爱他了，我只觉得冰冷又悲伤，某些部分让我的心冻结了起来，我那么确信那就是自己的感受，甚至已经习以为常了，我完全没有发现那个部分，它就像我自己真实的感受一样。我甚至无法形容为什么对大卫失去了信任，事情为什么会变成这样。我向他提出离婚，他没有同我争吵，只是问为什么，我告诉他，我不开心。

他打包了几样东西去了朋友那里，两只猫留给了我，大卫相信我们还会在一起的。他离开后，那些不信任任何人的部分平静了下来，我觉得好一些了，我可以照顾自己，我的朋友们都在帮我，工作上的朋友也支持我，大卫已经不是我认识的那个人了，他是一个言不由衷的人。

那时我和大卫都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得到我的信任要花很多时间，但这种信任只要一瞬间就会失去，哪怕是无意的一句话或者一个动作。我忘记了真实的大卫：我们在法学院的时候是朋友，他是教会我学习的人，是帮我从过去中走出来的人，他成了我真正的家人，我忘了他是睡在客厅地板上陪着我的丈夫，我哭泣时彻夜陪伴我的人。两年后，我和大卫离婚了。

又过了两年，我们最终决定做回朋友。他是我遇到过最好的男人，我会一直爱着他，我的信任问题让我的许多亲密关系不得善终。之后我才看到那些年幼时形成的无法信任任何人的部分，它们很好地保护了我的安全，但是可悲的是，它也妨碍了我得到一生都渴望得到的东西：维系亲密关系的能力。

13

简（Jan）是刑事犯罪被害人办公室的补助金主管，她在这里工作几年了，对被害人很热心，对办公室的工作很有责任感，对办公室如何发补助金、哪些人需要特别关注和干预很有见解。在以前的主管领导下，她很有影响力。但维罗妮卡直接从被害人服务岗位来到她现任主管领导的位置上，而且维罗妮卡对工作也有自己的见解，她并没有像前主管那样器重简。对于简这样很有激情的人来说，这是一个不小的改变。来刑事犯罪被害人办公室时，我知道简想通过法律顾问阻止维罗妮卡为一个特殊机构提供补助金。我在刑事犯罪被害人办公室的一部分工作内容就是确认我们做的事情是否属于刑事犯罪被害人的范畴，这意味着现在我与简会有更多的接触，这真是一件令人不愉快的事。

我发现每次与简接触时，我的头脑就会变得浑沌，她跟我说话时，我感到焦虑、朦胧，像脑袋里有一团棉花一样，无法清晰思考。

我的生活总是处于分裂状态中，但这是我第一次在萨默医生办公室以外的地方辨认出这种状态来。我已经习惯了朦胧平静的状态，很难察觉它，但是整合不同的部分让我更加集中、更加清醒。我喜欢这种清醒的感觉，希望能够更加清醒。

在下一次的咨询中，我像胜利了一样走进萨默医生的办公室，只是因为我与其他同事相处时可以辨别分裂状态了。我形容与简相处时的感受，萨默医生确定这就是我们在咨询中会出现的分裂状态：“你觉得为什么在简身边时，你就会处于分裂状态？”

“我不知道，但我不喜欢这样，我喜欢清醒明白地思考。”

萨默医生微笑着说：“很高兴听到你这么说，这是好事，不是吗？你越来越多地整合自己，回想起过去，你就会感觉越好。”

我告诉萨默医生，我为自己的进步感到骄傲，我停了一会儿保留这种感觉，就像取悦了父母的孩子一样骄傲。“萨默医生，我靠近简时就会头脑模糊，变得焦虑，甚至感到惊恐发作时的疼痛。”

“好的，试试这样做：简在你身边时，注意分裂状态，如果你感到模糊，就要警惕了。”

“我的某些部分很怕她，她总是很大声地埋怨别人。”

“我知道了。她在办公室是什么职位？”

“她是补助金主管。”

“她比你高一级吗？”

“不是，我向总监负责。”

“她真的会伤害你吗？”

“不，她并不真的能够伤害我，但我总是感觉她会伤害我。”

“谁在怕她？”

“那些年幼的部分在怕她，她总是大喊大叫。”

“你要给年幼的部分展现你可以保护她们。在你模糊不清之前就要警惕起来，你就知道怎么制止她或者改变这些事了。”

“好的，我会试一试的。”

从那之后，我仔细观察我与简之间的互动。一天，简来到我的办公室说，她认为维罗妮卡的补助金项目是不合法的。一天前，维罗妮卡带着同样的关于这个项目的疑问来问我，她希望知道我的看法。我了解了一些情况，与其他几个律师交流之后，得到的结论是这个项目绝对合法。我建议维罗妮卡给这个项目发放补助金，如果她愿意，我可以监督这个项目。

简闯进我的办公室与我对峙，用很大的音量说这个项目不可行，我违反了法律。我很害怕并且进入了分裂状态，她站得很近并且大声吵嚷，我的耳朵里都是血流的呼啸声，什么都听不到了。我发现我就像以前与父亲在一起时一样离开了身体，眼睛盯着一个地方发呆，尽管如此，我还是注意到了自己的感受。我一言不发地站在那里，简停止了吵嚷只是看着我，然后说她会举报我，便愤然离去。

我站在那里，觉得一片模糊，她对我大喊大叫，更多的想法涌上来，她在这么做之前，我就有感觉了，她总是这样莫名其妙，这很恐怖。5岁的奥尔加开口道：她还皱着一张脸。我慢慢地关上门，回到自己的桌子后面坐下。这些想法在脑中不停地骚动，我发了一会儿呆。我不知道怎么阻止她，她好可怕，我该怎么办？

许多年幼的部分出来了，她们不知所措。成年的部分慢慢地、温柔地安慰着年幼的部分，建议道：你可以关上办公室的门。

但如果她来开门怎么办？

你可以告诉她，不要大喊大叫，你可以让她出去。

这些建议让年幼的部分觉得害怕，但是我还是决定试一试。

第二天，我早早来到办公室，泡了一壶咖啡，坐在桌子后面，拿出维罗妮卡给我的项目文件，我已经告诉补助金申请人，他们申请的补助金审批通过了。我一直关着门，却在等着简，我很害怕。但是我依然头脑清晰，我不确定能否做到，但是我还是决定反击她。门被打开时，我正拿起电话，我放下电话从椅子上坐起来。

简看上去很生气，对我晃着手里的纸，用很大的声音重申通过这个项目是违法的。这一次我要在感到模糊之前阻止她。我冲她走过去，站得离她很近，故意侵犯她的空间：“简，够了。不论什么原因，你也不应该对我大喊大叫，明白我的意思吗？”她很震惊，我之前从未这样做过，她降低了声音，还是在说我违法了。

我调整自己，用平和的低声说：“我已经厌倦了你的指控，在你有法律学文凭之前，你不能告诉我，法律允许什么不允许什么。”我指着墙上的文凭说：“等你有了这些，你可以来我办公室有礼貌地跟我表达你对法律的理解，在那之前，你不可以这样做。”简被震惊得无话可说。我继续道：“你如果关心我们确立的补助金项目，你可以跟我约个时间讨论你的观点，但是你不可以再闯进我办公室了，你不可以再跟我说法律，尤其是不可以再对我大喊大叫。现在，请离开！”

简目瞪口呆地站在那里，我看到她的表情如此熟悉，这让我想起自己许多时候的样子，我感到一阵难过。我改变了口吻问简她是否还好。

“没事，我还好。”

“你想要约个时间谈谈你的看法吗？”我温和地问。

她还在看着我却平静了一些：“是的，我很关心钱有没有用到该用的地方。”

“好的。”我看到内心里那个悲伤的自己，她也受到了伤害，她看上去就像我，她没有那么可怕，她只是有点儿害怕而已。我们约定了下午时间再谈，简离开时已经没有那么自信了。能照顾自己的感觉真好，我却还是为伤害了那个我曾经害怕的女人而感到难过。

我把这些告诉了萨默医生，他很高兴我可以阻止她，并且能看到她的伤痛，他帮我整理我可以用建立边界保护自己，这很有效：“不再处于分裂状态中，你也能够照顾自己了，你还可以怜悯那些受伤害的人。”我坐在萨默医生的办公室为想到简的样子哭了起来。

我继续关注我的分裂状态，并注意是什么导致了分裂状态，试着提前阻止这样的事情发生。如果有这种感觉，我会尽快制止它。几个月后，我处于清醒现实状态中的时间越来越久。在地铁里，如果有陌生人站得很近并且跟我搭讪，我就会走开。我用了好长时间，做了好多努力，有时候还是会回到分裂状态中，但我依旧努力清醒地生活。

大卫离开后，我要自己去住所附近的商店买东西，那家店东西虽然有点儿贵，但比较安静，也少有拥挤的时候，我很满意。几个月以来，我都在吃外卖或者在超市里买一些必要的东西。

一个周六的早上，我鼓起所有勇气开车去了附近最大的市场。我看到停车场上停了许多车，胸腔变得紧绷。我在停车场最里面找到了一个位置，坐在车里看着买东西的人来来往往，我努力平复呼吸。到处都是人，这么多人的地方，我们怎么能够保护自己？他们看上去都很刻薄的样子。“好吧。”我小声对自己说，“我听到你的话了。”又一个念头跳了出来：他们会伤害我们的，我们不可能在这么多人的环境下保护自己。停车场感觉很混乱，我叹了口气，回到车里，驱车回家途中停在一个小市场边，我觉得自己很失败。

下一次咨询时，我说：“萨默医生，我无法去商场买东西。这周我去试了试，但下车时觉得胸腔紧绷，甚至感觉疼痛。我坐在车里想要平静下来，但只有开车回去才能让我平静。我很失望，我有很多事情根本做不了，要怎么办才好，萨默医生？我得去市场买东西。”

“你在失望什么？”

“我想照顾自己和我的两只猫，但在人多的场合我会很难受。”

“我知道了，好吧。我们可以想想办法，但首先，我要说一说你的进步，奥尔加。你已经可以很好地独自来咨询了，你倾听内部的声音。当你处于分裂状态时，你会产生警惕，并且选择坚定地留在当下。你越来越接受自己的各个部分，你内在的那些部分也越来越信任你。我为你感到骄傲，奥尔加。虽然我们还有咨询要做，但过去的几年里，你有了很大的进步。”

我停了一会儿想着他的话，吸了口气坐直一些。在我们的咨询中，这是必要的部分，萨默医生总是帮我把注意力从那些不好的事情上拉回到我的进步上。不知道为什么，只听一次这样的话总是不够，所以他一遍又一遍地重复讲我的进步，鼓励我继续下去。

“我们需要制订一个更好的计划帮你在混乱的场合控制自己。我看到了两点：第一，我们需要找到你能够照顾自己的办法，在没有分裂状态、疼痛或者惊恐发作的状态下游历这个世界；第二，那些年幼的部分在某些场合会很难受，例如人多或者过度刺激的环境里，我说的对吗？”

萨默医生说到年幼的部分，我的内心发生了变化。我的想法迅速变化着，我退回到椅子里面，一个年幼的声音说：“是的。”

“看来这里有新的客人了是吗？”

我点头。

“我可以跟你说话吗？”

我再一次点头。

“你是那个不喜欢商场的人？”

“是的。”

“商场怎么了？”

“不是商场的问题，是那些人，那些大人会伤害我们的，我们害怕。所以我们不让她去那么多人的地方。”

我感到一阵头晕，另一个虽然年轻却稍微强壮一点的声音出来了：“那里还很吵，我们不会让她去很嘈杂的地方的。”

“这里还有别的新客人吗？”

“有。”

“我们可以一起谈谈吗？”

“可以。”

“嘈杂的声音有什么问题？”

“总是很吵，有许多大喊大叫的声音和哭声，声音太大了。”

“其他部分也有这个问题吗？”

“是的，她很难观察每一个人，辨别他们接下来是否会伤害我们。”

“你不认为奥尔加会照顾你吗？”

“我们希望这样，但是我们不能确定。”

“为什么？”

“因为之前，她都不能照顾我们。”

“你们知道现在是哪一年吗？”

"1968年？”

“好吧，不是的。现在是1996年，奥尔加长大了，你们都住在她的身体里，她在倾听你们，她也在学着如何防止被人伤害。她现在已经强有力了，她阻止办公室的那个女人对你大呼小叫的时候，你在吗？”

“现在是1996年？她长大了？”我停了一会儿让所有听着的部分接受这个信息，“她能阻止别人对我们大喊大叫？”

“是的。”萨默医生观察着我，并且等待着。家里太嘈杂了，我要仔细地观察父亲、艾利克斯、麦克和母亲。但我已经不住在那里了，我现在已经长大了。我的眼睛快速地左右转动着，我觉得头晕，额头中央感到压力，我觉得我的眼神都集中在额头中央，我认出来这是所有部分集中起来的感觉，她们知道，她们不用再与我隔离开或者彼此隔离开了。

我用自己成年的声音温和地让萨默医生知道：“所有的部分集中起来了。”

“闭眼。”像平时一样，萨默医生在催眠状态下帮各个部分交流她们的信息，许多年幼的部分融合起来。他说：“睁眼。”我睁开自己的双眼，觉得更加清醒、轻松了，我的头脑越来越清晰，我觉得很放松，我很为自己的成就骄傲。

我的想法又回到去商场的事情上来，我需要能够去商店买食物，我需要能够自己照顾自己。“萨默医生，我怎么才能去商场？”

“现在应该容易些了，不要在人太多的时候去，等你准备妥当了，再在人多的时候去。同时，想个办法让那些记忆变成可控的部分，就像你感到失望时那样。制定一个要买的东西的清单，但不要指望一次找到所有的东西，注意这个清单，而不是身边的事。每次走过一条货架通道，只找一件物品。试试这样，然后分辨自己内在的部分哪些可以做到，哪些无法做到。”

我离开他的办公室，这是一个周四的中午，我已经调整回每周见萨默医生两次了。我打电话给办公室请假，然后像周六早上那样直接去了商场。车库里的车少了很多，我坐在车里整理出一个购物清单，到达商场里的时候，我虽然紧张，却没有头晕或者疼痛。我喜欢这个商店，这里的通道很宽，我努力去看其他东西，把自己的清单分门别类，走在商品通道上，我一次只看一边的货架，然后看看清单，找一下这里是否有我想要的东西，然后去看另一边的货架。每当我感到胸腔紧绷时，我尝试再一次注意清单。

每个货架都这样系统地找过去，我放松了不少。我可以慢慢来，这种感觉很重要，虽然我并不确定为什么，它不会让我感到匆忙，我可以从容不迫地做事。我知道被强迫的感觉来自于自身某个部分，所以我要慢慢来，并且做一个心理笔记，写上要跟萨默医生说的内容。

逛完商店的一半时，我已经装满了一车的东西，在去肉类区之前，我已经买好了其他所有东西，但我已经很累了。商店把东西堆放得很好，那些包装也是五颜六色的，太过刺激了，我的胸腔越来越紧绷，我努力想要注意清单，但是有一个声音冒了出来：我得离开了。这一天，我已经尽量做完我需要做的事了。

我调头把推车推到了收款处，装好物品，付款离开。我听到脑袋里一个年幼的声音说：“谢谢。”我为能够让我去商店购物向所有的部分道谢，尽管我们比计划中提前离开，我终于做到了几年都没能做到的事，我很得意，除了肉类，我已经买了清单上所有的东西。

我渐渐地让自己去面对越来越多的挑战，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与各个部分谈判是个重要的办法，这可以让我重新做那些我不再做的事，我不再与各个部分争执时，事情开始好转。我告诉她们，我会关心、倾听她们的恐惧，我与她们建立信任关系，我通过把各个部分集合起来分享我们能够照顾自己的办法，继续前行。

在咨询中，萨默医生和我关注着不同部分的感受，我不断整合自己，继续完成我的日常生活。他鼓励我继续跑步并且参加比赛，尽管某些部分还是害怕人多，但他鼓励我继续去健身房锻炼身体。

通过不断努力，我慢慢学会挑战内在的一些恐惧，并且用积极的方法控制它。我学着在工作和家庭中建立边界，学着与内在各个部分沟通，让她们知道现在是哪一年，我们已经安全了。

我也开始明白忽略那些恐惧没有任何帮助，这种办法太偏激了。我和我的一个朋友去印第安纳波利斯拜访他的父母，我可以去自己居住的城市以外的地方旅行，并且与一些有点儿关系的陌生人住在一起了，我很高兴。我和格雷格（Greg）都很喜欢橄榄球，他的父母知道我特别喜欢小马队（the Colts），他的母亲便为我们买了那个周末的比赛门票，座位就在五十码线附近。她的礼物让我很感动，但内在的某些部分却感到害怕，警惕起来，某些部分出来明确地说道：我们不会去的，我们不知道这有什么好期待的，那里会有很多人，我们已经完成了计划中单独来印第安纳的旅程，我们只知道，如果我们来到这里，就可以整个周末与格雷格的父亲闲逛或者看电视，这改变了计划。

我摒除这些想法，我想要去，这个座位太棒了。所以我们还是去了。

虽然我的胸腔紧绷，并且感到疼痛，我们还是驱车来到了体育场。我提醒那些部分现在是哪一年，我正在与谁在一起。格雷格知道我儿时被性虐待，并且现在还有惊恐发作的问题，他总是细心地帮助着我，他高大强壮，他会保护我们的。我不再想被哥哥们的朋友轮奸或被逼迫卖淫的部分。她们正在害怕身边那些喝过酒的男人，我没有认真倾听她们的声音，我没能明白那些部分正在努力引起我的注意。

我们越靠近体育场，我便疼痛得越厉害，我真的很想去看球赛，也不想让格雷格和他的父母失望，我继续忽视内心的提示。我们拿着食物坐在我们的位置上，我看了看周围，发现每个人都在吵吵闹闹，喝着啤酒，享受着这样的时光。我知道这样很好，也很安全，但我们坐下来时，我痛得更厉害了。国歌奏响，所有人都站了起来，我更加害怕，我的那些想法快速流动，我的脑袋里像塞了棉花一样，眼神也无法集中，我快要跳出自己的身体了。格雷格看到我的恐惧和疼痛，他问我该怎么办，我努力说出来：“带我离开这里。”我的腹部和背部痛得难以忍受。

格雷格抓着我的手，把我拖进最近的洗手间。格雷格打开了一个小隔间，温柔地告诉我，坐在里面，锁上门，他说他会一直在这里等着。在小隔间里，我觉得好了很多，格雷格太体贴了，我可以从小隔间门下面的空隙看到他的脚，我知道他一直在那里保护着我。我听到欢呼声，疼痛就会席卷全身，我忍不住地颤抖哭泣，格雷格问我是否还好。

我说：“还没好。”然后慢慢做了个深呼吸。

我注意内在那些部分，她们做了这么多才引起我的注意，已经快疯了。我们觉得不安全，那些男人闻上去像是喝了酒，我们不能相信你，你说过你会保护我们的，你根本不听我们说什么。我感觉很糟糕，我已经失去了某些部分的信任。

“好吧，我明白了。”我用格雷格听不见的音量道，“没事的，我已经长大了，格雷格会保护我们的，是不是？”

没人能在这么多人的情况下保护我们，我们必须离开。

“你知道现在是哪一年吗？”

我们不关心这个。

“好吧，我们离开这里。”我这么说之后，马上停止了颤抖，疼痛也减轻了，并且可以正常呼吸了。

我筋疲力尽地打开隔间的门，格雷格担忧地看着我。我很同情他，我应该是吓到他了，他很努力地在帮我。

“我想离开这里，可以吗？”

“可以，当然可以。人太多了是吗？”

我哭泣道：“对不起，我实在做不到，格雷格。”

“没关系的，跟爸爸在家里一起看球也会很开心。”我们回到家时正好是第四节比赛的时间。

我不断学习倾听内在的那些部分，如果她们的恐惧在刚刚冒出来的时候，我就会去处理，或许我就可以去看比赛了。我可以在感到恐惧之前就告诉她们现在是哪一年，让她们知道，我们不会被带到什么地方被迫卖淫。我也可以把这些恐惧告诉格雷格，他能帮我观察那些不安全的环境，这些可以让年幼的部分确定她们是安全的。

我本来可以做得更好，但是各个部分让我疼痛，以此来引起我注意的事依然时有发生。这时，我要学着坚持到什么程度、谈判到什么程度、妥协到什么程度，我总是在自己的目的和存在的各个部分之间寻找平衡，尽量增加自己的活动能力，我依然为可以自由做任何事的愿望挣扎着。我发现，我还是做不到别人不费吹灰之力就能完成的事，这时我会觉得完全没有了希望，我会忘记自己已经做了很多事。

但我还是进步了很多，尽管我还是不喜欢拥挤的人群，但我能与成百上千的人一起去参加集市。我很喜欢集市，在去之前，我会把那些已知的和未知的部分会产生的恐惧提前做处理，我喜欢去集市，我喜欢坐在围栏后面吃着猪排，看着许多美洲鸵和小鸡，这实在是一种享受。

14

我第一次在公共场合谈起自己儿时的经历是1996年的事，那时我还在做治疗，但是状态已经很好了。我很坚强，并且更加了解自己是谁，在我身上发生了什么事，我用了好久去理解我家人的所作所为。

在公众面前演讲是因为维罗妮卡的关系，那天她来到我的办公室与我聊天，在闲聊一会后，她问：“你现在情况怎么样了？”

“我已经好多了，谢谢。”

“奥尔加，你第一次来找我希望我可以聘用你时，我抓住了那次机会，是因为你正在做的事，你想要被治愈。我希望你可以坚强地与人分享你从暴力中得救的经验，你觉得你可以做到吗？你愿意从一个从中解脱出来的人的角度来分享经验吗？”

“真的吗？”

“是的，我想你会做得很好。”

我想了一会儿：“是的，我也这么想。”

“你可以来参加在圣路易斯的一个会议吗？是一个关于家庭暴力和儿童虐待的家庭的，你可不可以去谈谈你的经验？”

我又想了一会儿：“可以，我想我可以谈谈这些。但我不确定自己能不能坐飞机，坐飞机有点儿恐怖。”

“你想好能否坐飞机后，就告诉我。不论如何，我希望你能监督我们参与的关于儿童虐待的补助金项目。”

“好的，我会的。”我很高兴可以为这样的项目做点儿什么，维罗妮卡看上去对我的能力很有信心。或许我能让一些事情变得不同。维罗妮卡微笑着离开我的办公室。

我坐在那里想着维罗妮卡的话：人们真的在意我的想法吗？他们会在意我说的东西吗？我是一个律师，不是心理学家。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但我愿意让陌生人知道我患有DID吗？或许我们可以只谈谈虐待的事，而不是去谈内心的各个部分。最后我决定：我们只分享曾经遭遇的虐待，不去说内在的各个部分。

第二天，我坐在萨默医生办公室，感到很兴奋，很想告诉他我的新任务。他把茶递给我，我告诉他：“维罗妮卡希望我来管理我们补助的儿童虐待项目，她觉得我可以给这些项目提供办公室其他人给不了的东西。”我停下来观察他的反应，他认真地啜着他的茶，他关注到了我做的事，他的表情看上去更严肃，他稍微睁大眼睛，额头上的皱纹显现出来，这些都是一些微妙的变化，但我可以觉察到，他看上去并没有很关心这些。

“这听上去很好，奥尔加。我感兴趣的是，你有与众不同的视角，你知道这些是怎么发生的，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是什么让你从中得救的。”

我坐在那里想着他的话。“她想让我去圣路易斯参加一个会议，做一个演讲，这是一个好机会，我想去。”

“我发现你有些犹豫，你在担心什么？”

“你觉得人们会愿意听一个律师讲儿童虐待的影响吗？你觉得他们会在意我怎么想吗？我不是你，萨默医生。”

他笑着听完我直白的表达。我当然不是他。

“不，我是说，我不是心理学家，我没有受过任何训练。”

“这种想法不对。”他插话道，“你已经得到了很多训练，你从多年被虐待的过程中活下来，也接受了多年的治疗，你比许多临床心理学家和学者知道的更多，你知道那种感受，你知道是什么让你好起来的。”

我沉默了一会儿：“我害怕，萨默医生。”

“你在害怕什么？”

“所有的事情。我害怕再去感受那些事，我害怕再提起那些事。”

“你觉得你说出来，它就会变得更真实？”

“是的。”

“奥尔加，它的确是真实的。随着你的生活、成长和不断地整合，你会渐渐发现，这有多么真实，这些真的发生在你身上。你越有能力去感受，就越能感受到生活的美好，”他提醒我，“同时，你也越来越能感受到生活不好的一面，它会让你受到伤害，这是一个两难问题，你已经不经常处于分裂状态了，所以你做这些事时会觉得悲伤，但我相信它会让你提高感受事物的能力，包括美好的事物。并且，你有机会帮助别人。”

我感到熟悉的紧迫感，那种逃避新事物，逃避我无法预料或者不安全的事情时的那种紧迫感，但我已经学会通过认真倾听不同部分的恐惧安慰她们，让这种感觉平复下来。每次，我在没有惊恐发作的情况下做了一件曾经觉得很可怕的事，内在的部分看到后就会越来越相信我，渐渐地，我可以做越来越多的新事情了。

“我担心飞机。”我顿了一下更正自己，“年幼的部分害怕坐飞机。”

“她们在怕什么？”

“飞机上空间很小又有很多人，还要坐在人群中，她们害怕这种环境。”我停了一会儿，听一听内在其他部分的声音，萨默医生刚要开口回应，但我打断了他，“其他部分会在飞机上恶心，每当别人伤害我们的时候，我就会觉得恶心，如果我呕吐，父亲就会打我们，这些想法让我害怕。”

“我可以帮你解决这些事，我们曾经在你很难过的情况下用催眠和积极想象帮你保持平静，避免惊恐发作。我可以录一个磁带让你在飞机上听，起飞、飞行和着陆期间，你可以想象自己正处在一个平静的地方，听见已经到达圣路易斯的播报时，你就会醒来，这样可以让你的旅程更轻松些吗？”

“能这样太好了。”

“好的，下一次咨询我们来录这个磁带。”

“谢谢你，萨默医生。如果这个录音没有用怎么办？如果某个部分从催眠中挣脱出来怎么办？”

“那你就吃一片氯硝西泮缓解焦虑。”

1996年，在萨默医生录音磁带的帮助下，我飞到了圣路易斯，我没有惊恐发作，也没有服用氯硝西泮。

在圣路易斯，我讲到我看着父亲打母亲，并且被父亲性虐待的事，我选择不去讲父亲死后，哥哥们是怎么虐待我的，也没有讲被逼卖淫的事，那些太复杂、太痛苦了，我还没有准备好在一群陌生人面前讲这些，并且还要面对一些无法回避的问题。我认真倾听内部的各个部分能够分享的东西，仔细琢磨自己讲的话，这也是在向各个部分证明我会保证她们的安全，这是获得她们的信任的办法。那天，我只向听众笼统地讲道：“我就是接下来几天会不停提起的那些被虐待的孩子们中的一员，我痛苦地看着父亲对母亲做可怕的事，并且我也曾经被父亲性虐待。所以，我想提醒你们，我们为什么在这里，我们在这里要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这样的讲话让我充满了力量。回想当时，我并没有说很多曾经发生过的事，也没有说太多别的东西，但我却觉得五味杂陈。

之后我才发现，这些听众里有非常重要的家庭暴力和儿童虐待方面的专家，如果当时我知道有这些人在，我会变得软弱，更不会同意去演讲。接下来的整个会议过程中，话题总会指向我，大家讨论着他们的想法，有些人会来问我一些问题：“这样可以帮助到你吗？”我会认真思考这些问题，尽量回答他们。能够在这么重要的事情上回答我自己的想法，这种感觉很好，但我觉得很累。会议持续了一整天，大家都去吃晚饭了，我却回到了自己的房间。他们一直在讨论如何帮助那些孩子和孩子们的母亲，我也已经跟他们说了我的经历了，这就是我的人生，就算是晚饭时间，我也不能停下来。我坐在漆黑的房间里大哭，却害怕走廊里的人听到声音。

回到萨默医生的办公室，他告诉我能够感受到这种程度的情绪很重要，并且为我能顺利完成演讲，在途中也没有处于分裂状态而祝贺。“这些对你来说变得更真实了。”

“是的，我觉得我是真的在说我自己。”

“奥尔加，你正在为没有家人的童年哀伤，我也为你的伤痛感到难过。我知道你可能现在还没有这种感觉，但这也没关系。”

我哭泣着道：“这种痛苦什么时候才能停止？”

“我不知道，我希望我能带走这些痛苦，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你会越来越好，这些事对你来说也会变得没有那么重要了。”

那次会议后，我收到了许多来自法官团体、儿童福利管理员和家庭暴力组织的邀约，他们邀请我去他们的会议上讲我的经历，我同意了大部分的邀约。每一次，我都会更加勇敢，内心充满激情，但也为自己这样的人生感到难过。

维罗妮卡离开刑事犯罪被害人办公室后，我依然在为我们援助的家庭暴力、性犯罪和儿童虐待的项目工作，我也积极为那些移民或者移居的工人妇女社团争取援助，由于她们是移民并且经济地位很低，她们是真正的弱者、被压迫的人。我的新领导同意我继续演讲，每一次演讲都会给予我很大的力量，这个过程变得越来越顺畅。我给大家看我还是小女孩时的照片，这样大家就可以与我内在的小女孩产生连接。多次下来，我可以告诉听众更多的事了，并且我觉得我成了更好的演说者，我可以观察听众的反应，正确调整自己的演讲内容。我已经习惯了飞行的过程。几个月后我已经不再需要萨默医生的录音带了，我可以自己催眠自己，上飞机放好自己的箱子，在位置上坐好，然后深呼吸，闭上眼睛，我会慢慢睡着。通常，整个飞行过程我都是睡着的，这样感觉很好。

在刑事犯罪被害人办公室工作了大概七年后，我离开了联邦政府，成为一名独立顾问，并且全职为儿童虐待、家庭暴力、性侵犯和创伤治疗工作。没过多久，我有勇气谈起小时候我曾经把分裂自己作为解决问题的办法，并且一直这样生活着；我谈起自己是怎样用这样决绝的办法来适应被虐待，并且到我青年和刚刚成年的那段时间一直用这样的方式面对世界。我让大家知道，我的分裂状态会让我更容易被邻居袭击，在学校也会被欺负，让我更容易成为性犯罪者的猎物。最后我谈及了我的哥哥们和轮奸，我在演讲结束的环节里加入答疑时间，我也为大家的体贴和关怀而感动。我建立了网站，提供我的训练和演讲内容，也提供专业帮助。

几年间，我只是提及分裂状态却没有提及DID，有时在回答大家的问题时，我能够感受到他们一定知道我患过DID，但从没有人直接问出来。直到2005年，我发行了《一个幸存者的故事》（ASurvivor's Story）的培训视频，并且向国家性暴力犯罪资源中心投稿时，我才在公众面前公开我曾经患有DID的事。我最终完全站了出来，大张旗鼓地宣传起来。

得到的回应出乎预料的好，我收到全国各地的电子邮件和邀约，去全国各地演讲。我感觉很好，我已经不再担心律师谈论心理方面的话题会出现的问题，我是从内心出发谈我的经历，这会是我一生的工作。

尾声

我躺在亚特兰大的酒店的床上，我很想家。我不喜欢东奔西跑。我起身集中精神准备一天的工作，把要做的事在脑子里过了一遍。这是一个由250多位社工参加的洲际会议，我的演讲主要是从自身出发讲一讲创伤的影响，同时还要参加几个通过自身经历治愈创伤和DID的工作坊。

我喜欢这样的工作，但我还是不喜欢东奔西跑。我提醒自己，我可以帮助专家们了解创伤和DID如何产生，如何分辨创伤的信号，如何与患有DID的人更有效地工作。例如，某些人会用平淡的声线诉说暴力强奸，在被袭击后的分裂状态下，行为也很正常。警察和举报人应该明白，即便受害人没有他们想象中的那些反应，但是犯罪还是有可能发生了。

在过去的几年里，我的演讲的影响范围越来越广，我用幻灯片展示我从小到现在的照片：参加研讨会，站在讲台上讲自己的故事，与凯西（Casey）一起在农场生活，我热爱我的生活。

离家时，我都会很想念凯西。她是一个很好的伙伴，她聪明、机智、体贴、有同情心，还很可爱，几年来，她教会了我怎么做一个好伴侣。我的某些部分出来时，她并不害怕，只是指出我的变化，我现在甚至能更好地辨认我的各个不同部分了。

几年前，我们一起工作的时候并没有直接见面，而是远程沟通。在不停的电话交流中，我发现她善良并且富有同情心，当时我并没有发现自己在没有见过这个美好的女人之前，就已经爱上她了。我永远不会忘记第一次见到她的场景，我去参加明尼苏达的会议，我比预期的时间要迟了一点儿，培训马上就要开始了，我有点儿慌张。大家进入会场，工作人员在核对表格，其他人在打理培训前的细节事情……这一切太忙乱了。这时，凯西走出来介绍她自己，看到她的时候，我很震惊，就像电影中陈词滥调的场景，两个主角互相注视着，天地旋转，在混乱之中，她身上却散发着平静的气息。

我想起了格拉谢拉夫人的眼睛和她充满慈爱的灵魂，我从未有过这样的感觉。我之前在许多人眼中看到过慈爱，但那天我看着凯西的眼睛，觉得自己终于找到了一生追寻的东西。我终于找到她了。在婚姻结束的10年以后，我并没有因为自己爱上一个女人而感到惊讶。在我独自生活的这些岁月中，我发现我从12岁开始就对女人更有兴趣。尽管在我的家庭中和文化中，女同性恋是绝对不被允许的。

在明尼苏达的这次会议中，我大多数时间都与凯西在一起，但也不想表现得太明显。回到家里，我觉得自己的生活好像缺了些什么，很快我就决定搬去明尼苏达。几年来，我一直想要离开华盛顿。华盛顿总是交通堵塞，生活成本也很高，但是却总是没有合适的契机。这是一次绝佳的机会，我已经计划搬去美国中西部很久了，那里的人更和蔼可亲，生活节奏也更舒缓。

我喜欢圣保罗这个地方，我喜欢住在离凯西很近的地方，这样能时常见到她。很久以后，我才告诉她，我很害怕她离开，我怕从此失去联系。我想做她的朋友，我们分享后发现对彼此有着同样的感受。不久后，我们买了一个小农场并且重新进行翻修，我们建造了有机浆果园和蔬菜草药园，我们制作香皂，养蜜蜂，还养了一群鸡。在米拉索尔农场，我们做起以农场为基础的小生意，卖制作的有机香皂和乳液。我们还养了三只狗和两只猫。这里平静优美，有我梦寐以求的生活。

我搬到明尼苏达不久，母亲打电话过来说她很想我。1994年，在我治疗最艰难的时候，我写信给哥哥们和母亲，告诉他们我治疗的过程并且希望得到他们的支持，我努力解释这个过程，并推荐几个心理治疗师帮他们了解DID，还给他们一个书单。我告诉他们，没有他们的支持，我将就此失去与他们之间的关系，然而我再也没有从他们那里得到任何消息。

快要12年之后，母亲打电话过来，她没有提到那封信或我的治疗，但我还是很感激她伸出了手，我有点儿犹豫又有点儿激动，想到是否可以在成年后与母亲建立良好的亲子关系。6个月的时间，我们重新建立联系，我去她那里拜访，也时常通电话，她为我的成就和工作感到骄傲，认为我的工作很有意义。在这期间，我给她买了新的相机并且给她建立了一个银行账户并时常存钱进去。我没有太多思考或者计划，只是很急迫地想去做这些事。

我们最后一次谈话是在我46岁生日的那天，她留口信给我祝我生日快乐，我很激动，她居然还记得我的生日，我哭了起来，几年了，从未如此痛哭过。我打电话回去给她时，她告诉我她的电脑坏了，没钱买新的，我的心沉了下去。我已经出手援助她许多次了，在打电话的过程中，我上网给她买了最顶配的笔记本电脑，这才是她打电话来的目的，她道谢后挂断了电话，我哭泣着去找凯西。不久后，我关闭了那个银行账户，告诉母亲不要再找我要钱或者礼物。现在我与母亲的感情已经很淡了，这依然让我很痛苦，她偶尔还是会寄给我她无法支付的账单，我会告诉她，我爱她，但不会帮她付账了。麦克处理她的财务，我会建议母亲去找他。

我依然没有处理好那个不由自主地就不相信别人的部分，就像我和大卫曾经那样。有时候我很难去相信凯西和其他朋友，甚至是萨默医生，我一生都在为此挣扎。

在来到美国中西部之前，我与萨默医生停止咨询好几年了。很久之后，我们才又发现我新的部分，我也好久都没有体验过惊恐发作和疼痛了，我以为我内在的所有部分都被接受并且得以整合，我真的以为自己已经是完整的自己了。但是与凯西度过的第一个圣诞节却很不如意，好像预示着什么事情要发生。我们与两位朋友和他们的家人一起过圣诞节，我没有考虑过那一天会出现什么样的情景，我甚至不清楚我期望什么，我们到达那里，8个大人和3个小孩混乱又亲近的状态让我崩溃。我的内心产生了变化，某个关注无法预料的环境和危险情况的部分苏醒了，我并没有注意到什么迹象，完全就像是我自己的感受一样。

我那些被爱着、被照顾着的想法变成了负面和愤怒的情绪，这些人看上去像是会威胁到我安全的人。我变得僵硬，我觉得自己仿佛坐在一个壳子里，如果有人发出意外的声音或者做了什么没预料到的动作，我的保护壳就会被打破。我变得安静，心里很不高兴、不耐烦，笑声以及礼物带来的快乐让我烦躁。这一天所发生的一切都让我失去了耐心，我越来越生气，却不想像个傻瓜一样跑开或者伤害其他人的感受。凯西看上去并不急着走，我陷入这种混乱的情况：都是她的错，她明明知道这种环境对我来说很难受，她应该提前告诉我会有这样的情况。回到家后，我用一种不友善的口吻跟凯西说出了我的这些想法。

那时，凯西对我来说变得不再立体，我觉得伤心孤独，觉得自己对她来说根本不重要，我怀疑凯西对我而言到底是什么样的存在。我忘记了她是我一生最爱的人，是和我一起在这个美丽的农场上幸福生活的女人，我忘记了她是那个慷慨地与我分享家人和朋友的人，我忽然陷入了不安与孤寂当中，我坚硬的保护壳又出来了：她更在乎她的朋友，我对她来说不是第一位的，就像我从来不是任何人心中最重要的人一样。我曾经毫不怀疑我对她来说是最重要的，我曾经问过她，她已经解释澄清过了，她也被我的无情、多疑、言语无状和不友善的语气伤了心。

我用了几天的时间才发现那个不信任任何人的部分，凯西看到了我的改变，想要帮我搞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我发现我并没有如自己所想的那样完全整合了自己。我很快打电话给了萨默医生，我们决定以后通过电话继续咨询。

我已经远离了曾经让我备受伤害的地方，并且建立了稳定的亲密关系，遇到了一群接纳我并且爱着我的人，正是这样安全又稳定的新环境可以让我工作到比以前更深的层次。我的坚强和稳定的环境给了那些我不曾发现的部分机会，让她们带着她们的记忆出现。然而讽刺的是，这些回忆正是至今为止最让人痛苦的记忆。那些不信任任何人的部分已经根深蒂固了，并且没有打算让我发现她。我越坚强，我的意识就越知道我可以经得起这样的挑战了。

从那次圣诞节之后，我已经进步了很多，但我至今仍然在为习惯性的不信任挣扎。凯西总是在我察觉之前看到我的变化，我的表情会变得不同，我的声线会改变并且会用不同的措辞，这时她就会问我是否还好。有时我只需要提醒一下自己她是谁，但有些时候，这样的提醒没有用，我无法让怀疑退去。我会不停地反问自己，直到得到与事实并不相符的答案。尽管现在我、凯西和萨默医生都已经清楚我无法信任任何人的问题，有时我还是会陷入负面和怀疑的想法中去，但我可以让凯西和萨默医生知道我的信任危机又出现了。大多数时候，我可以控制它，如果它不期而至或者我无法压制它的时候，我和凯西就会吵架，凯西也无法看到那是我的保护壳，这让我们两个都很痛苦。但大多数时候，我的保护壳会自动消失，有时是通过沟通和妥协，或者只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它就会渐渐消散。我们经历了漫长又痛苦的一段时间。

我现在在亚特兰大，站在讲台上，看着数百人在周六这一天来到这里。在座的有男有女、年龄不一、肤色不一，还有一些专业人士，我很感动。他们为孩子们、老人、家庭贫困的人、残障人士和暴力犯罪受害者工作，他们的工作单位可能是学校、医院、政府机构或者是非营利性组织，他们来这里学习怎么把工作做得更好。

忽然间，我有点儿紧张，这里有许多不同的听众，我怎么才能用自己的经历帮助他们的工作呢？如果我让他们敞开心扉，我要给他们什么样的信息才能对他们有所裨益呢？我不确定，但我必须开始了。在我早年的人生中，我会在这样的情况下自动产生分裂状态，但是现在，我虽然觉得紧张，却依然身处现实之中，然而每每有一种神奇又神圣的力量让我把工作完成得很好。

“谢谢你们今天的到来，我很感激这么多人会有这样的热情献出周末参与这次会议。作为一个在有家庭暴力和性虐待的环境中生存下来的人，我曾经用某种方法让自己存活下来，却在我年幼和刚成年的阶段一直软弱可欺。”

接下来的一个小时，我告诉他们我在虐待中如何存活下来的经历，我讲到了格拉谢拉夫人的拥抱和爱。我提醒人们，他们可以通过一些简单的行为，例如称赞、表达尊重以及有效的沟通让那些正在被虐待的孩子和大人的生活有所改变。我得到的反馈是他们觉得讲的东西很有意义。整整一天，在正式的工作坊或者非正式的环境中，比如走廊或者吃饭时间，甚至是在洗手间，我一直在与他们交流。我很感激他们带来的故事，更加感激他们正在为减轻他人的痛苦做奉献。

会议结束后，一个社工送我回到机场，通过安检后，我耐心地等待着我的飞机起飞。我依然用萨默医生教我的催眠方法，回家的路上，我都是睡着的。我走出机场，凯西正在等着我，我心里充满了幸福，我好想她。我向她招手，笑着坐上车，我们的狗狗格里芬（Griffin）在后座上，扭动着身体舔我的脸，轻轻哼哼着。我侧身吻了凯西，在她开车回家时，我在座位上完全放松自己。这就是我一直期望的：被爱着，也可以去好好爱别人。这是我一生的追寻，现在我已经得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