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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19 Xisanhuan Beilu

Beijing, China 100089

http://www.fltrp.com

京权图字：01-2006-6839

The Anglo-Saxon Age was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English in 1984.

This Chinese Edition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and is for sale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only, excluding Hong Kong SAR, Macau SAR and Taiwan Province, and may not be bought for export therefrom.

英文原版于1984年出版。该中文版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及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合作出版，只限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销售，不包括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及台湾省。不得出口。© John Blair 1984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日不落帝国兴衰史．盎格鲁－撒克逊时期／（英）布莱尔（Blair, J.）著；肖明翰译．—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5.8

（百科通识文库）

ISBN 978-7-5135-6522-6

Ⅰ．①日…　Ⅱ．①布…　②肖…　Ⅲ．①英国－中世纪史　Ⅳ．①K561.0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198854号

出版人　　蔡剑峰

项目策划　姚　虹

责任编辑　刘　旭

封面设计　泽　丹

出版发行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西三环北路19号（100089）

网　　址　http://www.fltrp.com

版　　次　2015年9月第1版

书　　号　ISBN 978-7-5135-65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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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顾问：立方律师事务所　刘旭东律师

中咨律师事务所　殷　斌律师

作者简介

约翰·布莱尔，牛津大学女王学院现代史研究员及讲师，已出版的著作有《中世纪早期的萨里》、《盎格鲁－撒克逊时代的牛津郡》、《牧师与牧区教堂》、《中世纪英格兰行业》、《修道院与世界》以及《盎格鲁－撒克逊时代的教会》等。

译者简介

肖明翰，美国俄亥俄大学博士，四川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和湖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近年从事英美现代文学和中世纪英国文学研究，主要译著有《爱伦·坡哥特故事选》等。

目　录

插图目录

地图目录

绪论

第一章　英格兰人集居地

第二章　七世纪

第三章　基督教与修道院文化

第四章　麦西亚霸权

第五章　维京人的入侵与韦塞克斯王室的兴起

第六章　艾特尔雷德与克努特：英格兰君主制的衰落

第七章　盎格鲁－撒克逊王朝的终结

年表

插图目录

图1 　早期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凹陷棚屋复制品，苏塞克斯郡辛格尔顿市威尔德－唐兰博物馆馆藏

图2 　西南威尔士卡斯特德威兰的纪念碑

图3 　萨顿胡出土的油石器物细部

图4 　爱尔兰高威县基尔帖南一座早期修道院或称“卡社尔”

图5 　铸有奥发国王头像的银币

图6 　阿尔弗雷德之宝石，发现于阿尔弗雷德的藏身处阿瑟尔尼附近

图7 　温切斯特新教堂创建证书上的埃德加国王像，966年

图8 　一份加有封印的忏悔者爱德华的诏书，内容为赏赐威斯敏斯特大教堂

图9 　盎格鲁－撒克逊后期绘画，画中是一队牛拉着带轮的犁

图10 　威斯敏斯特大教堂及其周围区域，约1100年

地图目录

地图1 　600年前后的英格兰

地图2 　10世纪的英格兰

绪论

不列颠在公元300至700年间位于正在分崩离析的罗马世界的边缘，是来自各方的潮流交汇之处。它的原住民不列顿人（“凯尔特人”）【1】大多曾处于罗马人统治之下，但只有那些居住在低地地区，也就是后来的英格兰南部和东部地区的民众，才可以说是真正融合到了罗马文化中；而在北部，哈德良长城【2】不仅仅是不列颠的边界，也是罗马帝国的边界。因此，不列颠的大片地区，如同它西部的爱尔兰一样，仍然是凯尔特和皮克特文化区域，罗马文化的影响微不足道。

4世纪后期，罗马帝国疆界之外的皮克特人、苏格兰人、法兰克人以及斯堪的纳维亚人等野蛮民族的袭击日益严重地威胁着不列颠和高卢的统治者，并将在5世纪最终将其击溃。然而欧洲的罗马文明总是那样近在眼前，那样强大富有感染力，即使是最原始的入侵者也迟早会受其影响。不列颠这个失陷了的罗马行省，夹在异教徒的野蛮北方和基督教的罗马南方之间，地位暧昧，成为多种影响交融之地。正是这种暧昧性和多样性，有助于解释即将在不列颠出现的中世纪早期各种文化的鲜明独特性。

注释

【1】　不列顿人（Briton）是生活在不列颠的凯尔特人（Celt）。下文中，原文若使用Briton，译为“不列顿人”，若使用British，则译为“不列颠人”。在盎格鲁－撒克逊时代，它们都是指不列颠的原住民。——译注，下同

【2】　哈德良（Hadrian，76—138）为罗马皇帝（117—138年在位），他下令在不列颠北部修筑了横跨海岛的城墙，长约117公里，以抵御北方苏格兰地区的皮克特人（Picts）。

第一章

英格兰人集居地

有关5、6世纪的资料十分稀缺，而且难以令人信服。其中一些是考古证据，主要来自异教徒坟墓里的器物。这些证据不会说谎，但它们能回答的问题却非常有限。另外就是少量文本、编年史和一些残篇。其中，唯有《不列颠之毁灭》才是内容比较充实的同时代著作。它是由一位名叫吉尔达斯（Gildas）的不列颠修士在6世纪40年代前后撰写的一本小册子，其目的是用最激烈的言辞谴责当时的各种罪孽。在位于贾罗的一座诺森布里亚修道院里，一位修士，可敬的比德（Venerable Bede），于731年完成了他的杰作《英格兰人教会史》，这部作品使所有其他有关7世纪到8世纪早期的史料黯然失色；而且尽管入侵对于比德已是遥远的过去，但他仍然为我们提供了一些非常值得信赖的零星传说。

图1　早期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凹陷棚屋【1】复制品，苏塞克斯郡辛格尔顿市威尔德－唐兰博物馆馆藏。这是5到8世纪之间居民点最典型的建筑物之一。

其他的叙述资料就只有后来收集编纂的一些年鉴残篇、少量诗作以及大陆作者们顺便提及的史料。而后编写的那些被统称为《盎格鲁－撒克逊年鉴》【2】的编年史逐年简述了发生在英格兰南部各王国的事件，它们包含了遥远时代的传说，但关于570年之前的记载却很不可靠。因此，我们唯有通过不列顿人充满仇恨的眼睛，外国人不甚了了的视角，或者他们自己已记忆模糊的传说，方能对早期英格兰人的时运窥知一二。一直到6世纪末，人们都只能将审慎的猜测当作历史。

考古提供了一些看法，认为日耳曼殖民者最初是作为后期罗马军队的雇佣军来到不列颠的，但那并非定论，仍然广受争议。后世的英格兰人认为，他们祖先到来的时间比那晚了几十年，而且的确是从5世纪30年代起，移民似乎才大批到来。在考虑这个重要过程之前，我们必须问：这些入侵者是谁？他们的情况怎样？关于第一个问题，比德给出了答案，虽然答案得出的依据不详，但这段文字却十分翔实，几乎可以同当今任何一位学者所能给出的答案相媲美：

他们来自3个非常强大的日耳曼部落：撒克逊人、盎格鲁人和朱特人。肯特人、怀特岛上的居民以及居住在怀特岛对面区域的那些人都是朱特人后裔，怀特岛对面的地区是韦塞克斯王国的一部分，至今仍然被称为朱特人的国度。东撒克逊人、南撒克逊人和西撒克逊人来自撒克逊地区，也就是现在所说的古撒克逊区域【3】。除此之外，从盎格鲁人的国度，也就是处于朱特王国和撒克逊王国之间的地区，迁徙而来的是东盎格鲁人、中盎格鲁人、麦西亚人、所有诺森布里亚的居民（也就是所有居住在亨伯河以北地区的人）以及其他盎格鲁部落。据说自那以后，盎格鲁区域至今仍然荒无人烟。

大体上说，考古发掘证实了比德的分析：从英格兰的墓葬中发现的器物与那些出自德国北部和丹麦半岛南半部的器物类似。在东盎格利亚一些5世纪的火葬墓地出土的骨灰瓮和在萨克森州【4】发现的骨灰瓮甚至有可能出自同一批陶工之手。石勒苏益格【5】东北的一个地区至今仍然被叫做昂格尔恩（Angeln）。对于比德列出的部族名单，我们还可以加上弗里西亚人，他们同那些可能是在5世纪早期渗透到弗里斯兰沿海居民点的撒克逊人融合在一起。甚至比德关于祖居地一些居民点被抛荒的说法，也通过在威悉河口附近的菲德森威尔德进行的考古发掘而得到了证实。在那里，一个由大原木房屋组成的村落在450年左右被放弃，那显然是海平面上升造成的后果。同不列颠低地地区的天然沃土以及当地居民招募雇佣军的证据一道，这些沿海居民点被淹没的状况为移民英格兰提供了特定的背景，虽然在大量蛮族进入乃至跨越帝国行省的大规模流动中，这些迁徙还有更宽广的背景。

多族群区域

比德将英格兰人分为明显不同的部族，其划分有些太过齐整。那些王国和地区后来在大约600年时为自己贴上的标签——“盎格鲁人”、“撒克逊人”、“朱特人”等等——很可能是表明其统治者和上层集团的来历。但考古发掘并未表明各地区人口的主体能够如此截然区分，到了6世纪后期，当各王国形成之时，边境地区的人口组成就更为模糊不清。于是，东盎格鲁人最精美的金属器物与肯特地区的同类物品相似，而他们的王室却似乎来自瑞典。这些移民很可能是小批、分散迁徙而来；海上航程肯定削弱了他们的部族联系，而新型定居点和社会组织也得到发展以适应早期殖民者的需要。这些殖民者具体来自什么部族，比起他们同属于斯堪的纳维亚南部、德国和法国北部广博的文化而言，其实并不那么重要。他们现存的最古老的诗歌包括以丹麦和弗里斯兰为背景的英雄传说；7世纪早期的东盎格利亚国王拥有瑞典和高卢的财宝；而东南部的英格兰人因为肯特的国王娶了一位法兰克公主而成为基督徒。

于是，在罗马世界与非罗马世界之间形成了一个新型的“国际”区域。最终，前者必将再次发挥影响，但最初几代盎格鲁－撒克逊人在本质上仍然是后者的产物。同绝大多数欧洲的“蛮族”入侵者不同，英格兰人来自罗马文明圈之外。他们所带来的价值观念和社会风俗习惯，即使经过基督教几个世纪的同化，仍然岿然不动，实在令人难以置信。公元一世纪的历史学家塔西陀（Tacitus）对日耳曼人（Germani ）的描写中相当多的部分仍然适用于他们在英格兰的遥远后裔。同日耳曼人一样，在整个盎格鲁－撒克逊历史阶段，最牢固的社会纽带是血缘关系和主从关系的要求与义务。

血缘关系与主从关系

在祖居地，血缘族群最为紧密；在英格兰，也依然如此。一个男人的家族和依附人有时会组成一个定居点，共同分享资源并有自己的土地分配制度。这种延展性的“亲缘”关系对于定居地特点的影响可以从大量地名的后缀-ing 【6】，-ingham ，和-ington 看出。黑斯廷斯（Hastings）的意思是“哈斯塔的族人” 【7】（the people of Haesta），雷丁（Reading）的意思是“拉达的族人”（the people of Reada），沃金汉姆（Wokingham）的意思是“沃卡族人的田地”（the farm of Wocca's people），等等。虽然这些名字不大可能产生于移民的最初阶段，但它们出现很早而且十分重要，意味着大片大片的土地。它们还表明，这些领地往往是以迁徙到该地定居的部落的特点来进行区分的。社会发展了，但家族忠诚仍然极其重要。个人的安全在于他知道，他的亲族必将为他的死亡报仇，否则那将是他们永远洗不清的耻辱。不过在塔西陀的时代，杀人者已经可以通过向受害者的亲属交付一定赔偿来保持自己的荣誉，那就是后来盎格鲁－撒克逊法律与习俗里的赔偿制度【8】（Wergild ）。

塔西陀还强调了日耳曼人对首领的忠诚。他们的君王有时是世袭的，但在战争中他们往往是由选举出的首领指挥：“如果在首领战死后逃离战场那将是终身的耻辱，永遭谴责。为他而战，保卫他……是他们效忠誓言的核心。”9个世纪之后，在991年，一支盎格鲁－撒克逊军队在埃塞克斯海岸的马尔顿被维京人击败。那时英格兰已经是一个文明国家，早已皈依了基督教；然而，同时代一位诗人让其中一位武士在首领战死后发出的豪言壮语与塔西陀有着明显的共鸣：

我发誓，我决不从我站立之处

后退一步，我将奋勇向前，

用战斗为朋友和主人复仇。

我的行为决不会给斯图尔的勇士们

带来耻辱，现在主人已经躺下，

——我决不会离开战场和主人，

流落天涯。唯有刀尖或者利刃，

才能夺去我的生命。【9】

显然，对主人的忠诚有时可能会与对家族的忠诚相冲突。为了维持秩序和他们自己的权威，后来的君王们倾向于加强王权。于是，国王阿尔弗雷德的法律允许任何人“为他的族人而战，如果那人受到不正当攻击的话；但却不能对主人作战，那是不能容许的”。但在这两个方面，盎格鲁－撒克逊社会都总是把忠诚和履行诺言看得极为重要。

宗教

盎格鲁－撒克逊社会的主要神祗是古斯堪的纳维亚后期神话中的那些神灵：提乌（Tiw）、沃登（Woden）和托尔（Thor）。他们的名字由星期二、星期三和星期四这些名词流传下来，并保存在图斯列（Tuesley，在萨里郡）、温斯伯里（Wednesbury，在斯塔福德郡）、吐尔斯列（Thursley，在萨里郡）等几个地名里；据推测，这些地名表明，那些地方曾是异教中心。即使在皈依基督教后，英格兰人仍然用他们过去的女神伊丝特（Eostre）为主要的教会节日之一【10】命名。如同在日耳曼地区一样，神龛都设在偏远的地方，设在树林里或者山顶上：有几个地名包含hearg（神龛），比如佩帕哈洛（Peper Harow，在萨里郡）和山上的哈洛（Harow-on-the-Hill）。由于教廷会议后来禁止崇拜“石头、木头、树木和水井”，可以推测，那类活动属于异教性质的英格兰崇拜。至少在表面上，这个宗教看起来与罗马统治下的异教徒不列顿人的宗教并没有太大区别。

大约公元600年之前

在大约公元600年之前，能叙述的事件并不多。吉尔达斯说，由于饱受皮克特人和苏格兰人的进攻之苦，在“骄傲的暴君”沃尔蒂格恩（Vortigern）统治下的不列颠人引入最早那批撒克逊人来保卫东海岸。比德和其他一些材料提供者补充说，那些撒克逊人是由肯特王国的创建者亨吉斯特（Hengest）和霍萨（Horsa）弟兄俩率领的，并把他们的登陆时间定在大约450年。虽然这个时间定得有些过晚，但该传闻却与考古证据非常一致：如果日耳曼雇佣军是在罗马统治时期到来，那么那些后继政权完全有可能继续执行这一政策。根据吉尔达斯之说，雇佣军后来发生叛乱，转而向主人进攻；接着就是长时期无休无止的战争，直到大约500年，不列颠人在一个名叫蒙巴多尼库斯（Mons Badonicus ）的地方取得重大胜利，至于那个地方今在何处，已无从考证。吉尔达斯说，在那之后，和平持续到他的时代，已达50年之久，当时有5个不列颠王国由邪恶的“暴君”统治。它们的势力在未来英格兰诸王国扩张到了多大的范围，至今仍存争议，但在西南地区一些山顶遗址上恢复的防御工事标示出一个武士社会，其特性与前罗马铁器时代非常相似。

那个时代中，一位所有现代人都熟悉的人物自然是亚瑟（Arthur）。不幸的是，他只是一个虚无缥缈的人物，没有多少历史真实性。关于他的传闻中可能具有真实性的两三个片段都写于几个世纪之后，而那些与他的名字相关的传说全都是浪漫传奇的虚构。我们只能说，似乎有一些与一个名叫亚瑟的不列颠军事领袖相关的记忆，他与蒙巴多尼库斯战役以及随后的一些军事行动有关。可能有那么一个部落首领或者超级国王，即最后一个能把先前的罗马行省在最终分崩离析成诸多不列颠和盎格鲁－撒克逊王国之前联合在一起的人。由于我们对主要的政治事件一无所知，所以作进一步的推测毫无意义。

《年鉴》【11】从英格兰人的视角记录了其他一些首领到达南方海岸；他们是后来那些国王们半传说半历史的祖先：艾尔（Aelle）于477年来到苏塞克斯，塞迪克（Cerdic）和西恩里克（Cynric）于495年来到韦塞克斯。随后的几代人缓慢而持续不断地深入到不列颠南部和东部的腹地，他们的迁徙如果能被追溯的话，也只有通过墓地的发掘来考查：从东盎格利亚西进，从南海岸北上，直达泰晤士河谷地。在泰晤士河上游谷地，不同的英格兰族群在6世纪70年代前后组成了一个名为格维斯（Gewisse ）的联邦，它对不列颠人的进犯，直达威尔特郡和格洛斯特郡，这些事件后来被收录在《年鉴》里。同时，其他一些英格兰人——东盎格鲁人、东撒克逊人、麦西亚人的王国，以及伯尼西亚和德伊勒两个诺森布里亚王国也开始出现。到大约600年，我们重新拥有一些可靠的史实，发现入侵者们已经牢牢地掌控了不列颠岛的一半。

图2　西南威尔士卡斯特德威兰的纪念碑。铭文为：“保护者伏提坡纪念碑”。它的纪念对象被吉尔达斯攻击为“德莫塔的暴君”。

不列颠人的延续

原住民的情况怎样？在6世纪，苏格兰仍然主要属于皮克特人，尽管爱尔兰人（即未来的“苏格兰人”）已经在西海岸的那些居住地组成了一个名叫达尔里亚达的王国。几个世纪之后，一个达尔里亚达国王领头创建了统一的苏格兰。在北方还有3个不列颠王国：以邓巴顿为中心的斯特拉斯克莱德王国，以索尔韦湾为中心的雷格德王国，以及地处利兹地区的埃尔梅特王国。诺森布里亚人对皮克特人的图谋因为在685年遭受的重大失败而破产。他们在这一地区的扩张，受损失的主要是不列顿人。斯特拉斯克莱德得以幸存，而雷格德和埃尔梅特却在6世纪后期和7世纪被诺森布里亚吞并。

最大的不列颠保留地自然是威尔士。来自东部的难民无疑使其人口急剧增加。基督教以及与之相伴的罗马文化的显著特征也得以幸存。在6世纪，如果不是成百个，至少也有好几十个小修道院很可能在那一地区建立起来，而东南威尔士流传下来的土地证书表明了罗马住宅区的存在。格威尼德、代费德、波威斯和格温特等王国延续到大约550年，而一些更小的王国则持续到6世纪末。至少有两个被吉尔达斯斥为暴君的人在威尔士为王：格威尼德的马格洛库奴斯（Maglocunus，马格温Maelgwn），他乃“罪孽之首，其权力之大，用心之毒，甚于众人”，以及代费德的伏提坡（Vortipor，格威瑟菲尔Gwrthefyr）。伏提坡的纪念碑在代费德的一个教堂里，至今犹存——那表明，吉尔达斯的如下斥责并非无中生有：

你坐在王位上，头发已在变白，你的宝座充满欺诈，从顶到底都被各种谋杀和通奸所玷污。你这个好国王的不肖之子……伏提坡，德莫塔的暴君。你的末日已经来临；你为什么就不能满足于你那些狂暴的罪孽？你像畅饮葡萄酒一样贪婪地吸饮罪孽——或者说让自己被罪孽所吞没。你为什么还要在你那些罪孽之上，再添上一重，在你妻子被排斥并体面地死去之后，竟然强奸那毫无廉耻的女儿，把你那不堪重负的可怜灵魂拽入地狱？

康沃尔、德文和萨默塞特组成了不列颠王国杜姆诺尼亚。在吉尔达斯看来，其国王与其他国王一样坏：“君士坦丁（Constantine），杜姆诺尼亚那肮脏母狮的残暴幼兽”。在7、8世纪，不列颠人的区域被盎格鲁－撒克逊人侵占，虽然康沃尔坚持到了9世纪10年代。正是由于对该地区的征服相对较晚，才使一些不列颠文化得以保存。考古发掘表明，在一些旧城里及周围地区，特别是在埃克塞特、多切斯特（即多塞特）、伊尔切斯特等城市，直到5、6世纪仍然存在着某种人类生活的迹象。这些地区的许多主要教堂都起源于凯尔特人：1978至1980年间在韦尔斯进行的发掘展现了包括从罗马后期的大陵墓到盎格鲁－撒克逊大教堂的一系列宗教建筑。在那里，如同在威尔士一样，小教堂总能被追溯到凯尔特人的修道院（llan ）或者一片环绕一个殉教者坟墓（merthyr ）的墓园。

要估量公元600年之前就已经牢牢掌握在盎格鲁－撒克逊人手中的地区里有多少不列颠人幸存下来，是最困难的。在1086年【12】，英格兰的人口很可能还不到罗马时代后期人口的一半，而且那还是在经过10、11世纪的人口增长之后，这些事实使我们很难不作出不列颠人口在5、6世纪的确急剧减少的结论。许多人逃往西部，或者逃到布列塔尼【13】，而流行病也发挥了作用。从更普遍的角度来讲，罗马－不列顿人遭受了被摧毁的社会里人们共同的命运；也许人口的减少正是他们的社会的确被摧毁了的最明显标志。这并不是说，没有不列颠人存留下来：有迹象表明，人口中包含不少不列颠人，尤其是在北部和西部。有时（比如在早期肯特王国的法律里）他们是作为农民，或者也许是半奴仆性的劳动者出现。值得注意的是，wealh（“Welshman”，威尔士人，即不列顿人）这个英语单词被用来指“奴隶”，以至现在难以确知，地名沃尔顿（Walton）究竟是指“不列顿人居住地”还是指“奴隶居住地”。不论他们的人口数量多么大，他们也只是处于附属地位：他们的文化很少地而他们的语言则完全没有传给盎格鲁－撒克逊人。

罗马不列颠的消失

早期盎格鲁－撒克逊人是非城镇人口：他们的重要地点之所以重要是因为等级上【14】而非经济方面的原因。但那种认为他们眼看着罗马式城镇解体，心中唯有迷信的恐惧的观点，却有些过于夸张了。英格兰人知道ceaster（城镇）是什么（这个词的使用非常统一），而且他们通常知道其罗马名称：Mamucion变成Mame-ceaster（Manchester，曼彻斯特），Venta变成Ventan-ceaster（Winchester，温切斯特），等等。城镇处于交通系统的交接点上，城墙十分坚固，是军事领袖们防守的绝佳之处。然而没有任何遗留下来的东西可以使我们有理由将其称之为“城市生活”，而要追溯人们在罗马－不列颠城镇里任何形式的持续居住情况都极为困难。（一个例外可能是坎特伯雷，但在这方面，如同在其他方面一样，其后罗马时代的发展与其说是像一个不列颠市镇，还不如说更像一个高卢城市。）它们中的一些最终将被用作建造大教堂和修道院的场地，但那更是一种重新利用，而非真正的对过去的延续。

为什么罗马不列颠比罗马高卢遭到了远远彻底的毁灭？一个原因是迁入者不同：对于罗马文化的了解，盎格鲁－撒克逊人从未达到法兰克人和西哥特人在侵占高卢之前的程度。但也有可能是因为，从5世纪初到6世纪中期，不列顿人自身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只有不列颠低地才真正被罗马化，而在公元400年之后，那些后继邦国的首领们似乎主要是来自更偏远更原始的区域。最早的威尔士诗歌所反映出的社会与盎格鲁－撒克逊社会非常相似，它也以同样的忠诚关系为核心，也同样强调财产、赏赐和武士们在首领的厅堂里的亲密关系。即使撒克逊人或者盎格鲁人从未来到不列颠，不列颠的罗马文明也很可能会被证明太脆弱，难以维继。

注释

【1】　凹陷棚屋是早期日耳曼人，包括盎格鲁－撒克逊人比较典型的居室，棚内地面下陷，犹如较浅的地窖。

【2】　《盎格鲁－撒克逊年鉴》（ The Anglo-Saxon Chronicle ），由阿尔弗雷德大王（Alfred the Great，871—899年在位）于9世纪后期组织学者开始编篡。《年鉴》的编写一直持续到12世纪中期，是盎格鲁－撒克逊时代极为重要的历史文献。

【3】　古撒克逊区域以及下文提到的盎格鲁区域在当今德国境内。

【4】　德国北部州名。

【5】　德国地名。

【6】　后缀-ing来自ingas，意思是“人”或“人民”（people）。

【7】　Haesta以及下文的Raeda和Wocca都是那些定居地的首领的名字。

【8】　赔偿金额的多少是以被杀者地位的高低决定的。

【9】　诗文引自著名的古英语史诗《马尔顿之战》，第246–253行。

【10】　指复活节（Easter）。

【11】　指《盎格鲁－撒克逊年鉴》。

【12】　征服者威廉（William the Conqueror，1066—1087年在位）在该年进行了被后世称为“末日审判书”的大普查。

【13】　在英吉利海峡对岸，现属法国。

【14】　指在这些重要地点，各等级的人集居在一起，更体现出等级制度。

第二章

七世纪

在公元600年前后那段时期，物质文化在迅速发生变化。国王们开始建造巨大的原木宫殿，并在坟墓中使用大量珍贵的陪葬品；英格兰艺术受到欧洲、爱尔兰，甚至不列颠的影响。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的变化应该被看作是整个变革的一部分，这场变革的最后一个主要组成是英格兰的统治者们皈依基督教。

国王与王国

7世纪初的英格兰给我们的第一印象就是，它被分裂为一些大的王国：肯特、苏塞克斯（南撒克逊人）、韦塞克斯（西撒克逊人）、东盎格利亚、埃塞克斯（东撒克逊人）、麦西亚（包括中盎格鲁人）和诺森布里亚（由伯尼西亚和德伊勒组成，随即又加上林赛）。实际状况并非那样整齐有序。诸王国是在不断变换的状态中逐渐涌现的：比如，米德尔塞克斯很可能是一个大得多的中撒克逊领地解体之后的剩余部分，而后者在任何流传下来的文献能记载下它之前就已经解体了。在大的王国之间或者内部，还有数目不详的部族。有一些小部族，如伍斯特郡的赫威赛和威尔士边境上的马贡塞特，有自己的国王，这些国王逐渐臣服于更强大的君主，成为他们的“附属王”或者“地方首领”。很可能还有许多其他的部族：比如萨里在7世纪70年代作为一个附属王国在历史上唯一出现过一次。有时我们能看到一些地方势力坚持自己的独立性和对大国的怨恨。比德说，643年林赛的一个修道院拒绝接受诺森布里亚国王奥斯瓦尔德（Oswald）的遗体，【1】因为尽管他们知道他是一个圣洁的人，但“他来自另一地区却君临此地”。在公元600年，英格兰国王有可能多达好几十个。

即使是那些大国，也遭遇了力量平衡的更替。比德和其他信息提供者提到一系列超级国王，他们来自不同的王国，先后对全部或大多数盎格鲁－撒克逊民族实施过某种形式的统治。这类控制有可能非常广泛，但全都十分短暂。比德的名单上最早的4位，苏塞克斯的艾尔、格维斯的塞瓦林（Ceawlin）、肯特的艾特尔伯赫特（Æthelberht）和东盎格利亚的雷德沃尔德（Raedwald），把我们带回到7世纪20年代。我们不能确定，在他们的王国之外他们还有多大权威；但我们知道，在616年雷德沃尔德率领一支军队穿越麦西亚，在诺森布里亚的边界将其军队打败。第五位和第六位，埃德温（Eadwine，616—632年在位）和奥斯瓦尔德（633—642年在位）都是诺森布里亚国王。他们是比德眼中的英雄，是他心目中光辉的基督教国王的典范。从他们那里，我们第一次清楚地了解了英格兰诸王国之间的关系。

地图1　600年前后的英格兰

诺森布里亚向西部的扩张使得麦西亚同威尔士人结盟。632年，格威尼德的基督徒不列颠国王卡德沃朗（Cadwallon）和麦西亚的异教徒盎格鲁－撒克逊国王彭达（Penda）在对诺森布里亚的战争中取得了一场短暂的胜利，然而在第二年，奥斯瓦尔德恢复了势力并杀掉了卡德沃朗。威尔士人继续支持彭达，642年奥斯瓦尔德在远离国土的征战中被杀。这件史实以及偶然提及的他与韦塞克斯国王之间的关系表明，奥斯瓦尔德的权力和军事行动都远远超越了诺森布里亚的边界。一组早期的威尔士诗歌从比德的对立面讲述了这个故事：他的英雄成了诗中的侵略者。诗歌哀悼一个来自波威斯的贵族辛迪兰（Cynddylan），他似乎在为彭达服役中死去。在诗里，我们通过不列颠人的眼睛来看诺森布里亚人：

在一次战斗中，我的弟兄们

辛南、辛迪兰、辛乌莱斯死于非命，

他们在保卫特伦，饱受蹂躏的城镇

……

四周田野上布满血迹，

远多于刚翻耕的休耕地

……

辛迪兰的厅堂，顶棚黑暗，

因为撒克逊人已经杀掉了

波威斯的辛迪兰和艾尔凡……

655年，彭达战败，被诺森布里亚的奥苏由（Osuiu）杀死。奥苏由是比德的第七位超级国王，他此后拥有对其他王国的巨大影响力。尽管如此，真正上升的新星是麦西亚。麦西亚的贵族不久就赶走了奥苏由，并选择彭达的儿子伍尔夫希尔（Wulfhere）为王。到7世纪70年代初，伍尔夫希尔似乎已经控制了南方的英格兰诸王国，他的继任者于679年在特伦特获得的胜利最终终止了诺森布里亚的扩张。然而在南方，麦西亚的势力突然遭到正在崛起的韦塞克斯的阻止。韦塞克斯是通过汉普郡和威尔特郡的撒克逊人与泰晤士河上游的格维斯之间的联合而形成的。来自北方的麦西亚的压力似乎促进了这些部族以温切斯特和南安普敦水域为新的中心区域重新组合。从卡德沃拉（Caedwalla，685—688年在位）短暂的统治及其继任者伊尼（Ine）的在位时期可以明显地看出西撒克逊人的新势力，卡德沃拉吞并了肯特、萨里和苏塞克斯。他们在南方打下的坚实的势力基础在两个世纪后将决定英格兰的命运。

贵族生活

在7世纪的政治领域，人们有可能获得巨大的权力，但却难以长期保持。为什么国王们的沉浮如此迅速？原因之一是，权力与征服靠的是军事势力；而军事势力的积聚有赖于赏赐的吸引；赏赐依靠财富；而财富则要靠权力和征服来获得。社会上到处是仇杀，王位的继承充满变数，难以确定；因此有许多遭到亲族流放的王室成员和贵族四处寻求出手大方且志趣相投的君王。比德说，德伊勒国王奥斯温（Oswine）“高大英俊，善于言辞，彬彬有礼，而且对贵族和平民一样慷慨大方；于是……几乎每个王国的贵族都结队前来，做他的亲随。”这样的体系，很难稳固：当一个国王生病、变得贫困或者吝啬时，他的势力就会瓦解，而他的继承人如果能幸存的话，也会成为一个新君王的附属王或追随者。

图3　萨顿胡出土的油石器物细部。这个独特的物件也许被用作王节，有可能是仿照罗马的权节制作的。

东盎格利亚海岸萨顿胡地区巨大的墓葬揭示出，一个国王的生活能有多么的豪华。墓葬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大约7世纪20年代，而且总的来说，墓主很有可能（尽管这一点长期以来存有争论）是比德的超级国王名单上的第四位，国王雷德沃尔德。在高大的封土堆之下，他被安葬在一只船棺里，陪葬品中有他的铠甲、武器和大量无与伦比的珍宝。里面的黄金和珠宝饰品在整个北欧流传下来的这类物品中最为精美，同样令人惊叹的是，棺木里的陪葬品竟然来自那么多不同的国度。萨顿胡的发现表明，诗歌中关于王室财富的描写并不夸张。尽管如此，它却不能被看作是传统的和代表过去时代的标志。这种豪华的棺葬在600年前后还是一种新现象，它标志着社会等级制度的加强和政治权力的发展；萨顿胡的许多陪葬品并非指向过去的野蛮时代，而是指向基督教欧洲的罗马文明，当时盎格鲁－撒克逊上层对它的兴趣正日益浓烈。

英格兰社会一开始就有一个军事贵族阶层，他们很可能拥有一定的领地。但在最初几个世纪里，国王的追随者们，或者说“随从们”，与他们自己的领地的关系远不如与国王的关系密切。他们必须跟随他，关注他的公众行为，居住在他的厅堂里，如果需要的话，为他作战甚至献出生命。贵族生活具有十分突出的集体性质：大厅作为欢乐之地，作为那个危机四伏的世界中的避难所，是盎格鲁－撒克逊作品中强有力的意象。对它的描绘，没有人比比德更为精彩。当一个诺森布里亚的贵族在劝说国王埃德温接受基督教时，比德让他说出了下面这段十分著名的话：

陛下，在我看来，与我们无法了解的时代相比，人在现世的生活是这样的。你同助手和随从们坐在一起，享受欢宴；火坑里大火熊熊燃烧，厅堂里暖意洋洋；而在外面，天寒地冻，雪雨交加，寒风怒号；一只麻雀快速飞过厅堂。它从一道门飞进，随即又从另一道门飞出。它在厅堂中那一刹那，冬季的风暴与严寒不能加害于它，但在那最短暂的平静之后，它掠过你的视线，从严冬的风暴中来，又回到其中。同样，人生一世也不过短暂一瞬，在那之后，甚至在那之前的一切，我们一无所知。

在王室或者贵族厅堂里的欢聚为读者提供了一种反映那个时代的文学：职业游吟诗人演唱的英雄传说。流传下来的残缺稿本里包括一部主要史诗：《贝奥武甫》。就我们现有的稿本看，这是一部相对较晚也较复杂的作品，也许是为神职人员组成的受众所撰写。但它为我们展示了一个7世纪贵族们的英雄时代，在本质上那是一个异教世界；那个贵族阶层已为基督教所改造，但并没有消失。史诗中的英雄贝奥武甫（Beowulf）来到丹麦国王赫罗斯（Hrothgar）的宫殿，为他消灭魔怪。赫罗斯出手大方，慷慨地赏赐财富和珍贵武器，所以吸引了不少高贵武士，使他十分强大。但诗中的政治领域动荡不安，充满暴力：一个失去支持的国王很快就会灭亡，他的王国也会随他而去。其主题是关于忠诚与仇杀：“每一个人都最好是为他的朋友复仇，而非长期为他悲伤……让能赢得声誉之人在死前扬名。”贝奥武甫与魔怪和火龙开战，那些是前基督教时代人们头脑中的产物。当他被杀死后，他的随从们把他同大量珍宝一同埋葬，高大的陵墓眺望着大海，正如东盎格鲁人在萨顿胡的海边为他们的国王所做的那样：

接着，武士们骑马绕陵而行

……

他们赞美他的气概和武艺。

他们传播他的英名，所有的人

都应颂扬君主朋友，不遗余力。

……

人们说，世上所有君王，

他最温文尔雅，最和蔼可亲，

对人民最仁慈，也最渴望名声。

地方政府与社会

早期盎格鲁－撒克逊社会并非只有战争、野蛮的忠诚和炫耀的富丽堂皇。在一定程度上，那是一个令人惊叹的秩序井然的社会。使英格兰在中世纪中期超乎寻常强大的那些体制可以追溯到7世纪，甚至更早：新出现的超级君王们之所以能够那么迅速地建立其势力，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地方政府”的效率。各王国似乎被划分为有效管理的行政区，面积很大，占地50至100平方英里；很明显，这些区域在7世纪中期就已经存在，其中许多可能是从血缘部族的领地发展而来。在肯特，这类行政区早已为人们所熟知；但近期的研究发现，它们在诺森布里亚、麦西亚、韦塞克斯、苏塞克斯和萨里也存在。在行政区的中心集居地，有一些房屋提供给流动的王国政府，区内的居民可以在那里寻求公正，同时根据一个复杂的核定体制在那里交纳税费和其他公共负担。土地以“海得” 【2】计算，1海得在概念上相当于维持一个自由农民及其家庭所需要的土地面积，因此往往就是一个农场的实际面积。民众的义务按海得核定，以数十个为一组计算对国王的义务。国王在中心集居地的代理人可能依此从某些海得组收缴谷物，从另外一些组收缴小牛和马驹，从其他组收缴蜂蜜、蜜酒或者次要物品。这套制度把农村划分得十分完善，不论它是如何产生的——关于这一点，现在仍有争论——很奇怪的是，在政治动荡的世界里，它却一直是非常稳定的底层结构。

因此，早期行政区域是为了司法目的和经济剥削而组织起来的。一个以经济特点划分区域的制度适用于欠发达的农村，那里地理环境差异极大，而且还有大面积没有经过清理的公共牧区。因此，当中撒克逊国王们将土地分片赏赐时，这些早期“封建采邑”往往保留了行政区的内在结构，也就不足为怪了，那些采邑本身就是由行政区组成的。于是出现了那种“多重领地”，即由那些与一个采邑中心相连的许多独立村邑或者城镇组成的联合体，它在12、13世纪英格兰的许多地区仍然十分突出。这类领地的结构与中世纪威尔士的领地结构非常相似，而且在基本层面上，它很可能是罗马－不列颠农村组织形式的某种延续。当然，过于从族群的角度来对它进行定义有可能会将我们引入歧途。不论是在不列颠还是英格兰，对于包含广义上的经济区的那些欠开发地域，这种“广泛的管辖”是适合的。发展与社会变革，而非英格兰化，最终使这种“多重领地”消失了。

这种模式也很适合那种分散的、缺乏组织并且相对较少的农民人口。在早期资料中，最突出的人物形象是自由农民，或者说底层平民（ceorl ，现代英语中的churl，但没有其中的贬义），他通常耕种1海得的土地。但这并不等于说，7、8世纪所有的农民都那样“自由”，除了国王之外，没有其他主人。在皈依基督教后，国王们把大片土地赏赐给教会，如同他们早先对世俗随从们所做的那样（至少就短期而言是如此），这些所有者肯定想从以这种方式得到的土地上获利来满足其家庭和其他方面的需要。但在这种“庄园化”的早期阶段，那些较下等的领主们和教堂，如同国王们那样，似乎只是向小土地所有者索取岁收，很可能并没有明显改变他们的生活和耕作方式。没有证据表明那时存在有组织的“村社”，或者那种在10世纪已存在的在等级制中完全为依附性质的佃农。考古发掘表明，中撒克逊英格兰的绝大多数农户要么是单房独屋，要么是居住在非常小的集居地；即使那些核心集居地也还没有任何规划有序的街道、绿地和地界的迹象，而这些在后来的村庄地貌上为人们所熟悉。现在看来，中世纪的公地制度很有可能是经过几个世纪的演化发展而来，公地中还夹杂着一块块分散的私有地。对于7世纪的英格兰，综合性的“村社”还在未来很遥远的地方。

注释

【1】　从中世纪直到近代，基督徒，特别是重要人物，都是埋葬在教堂内。

【2】　海得不是根据面积，而是根据作物产量计算，因此在土质和气候不同的地区，面积自然相差很大。学者们认为，1海得大约相当于现在的60至120英亩，也有说相当于15至30英亩。

第三章

基督教与修道院文化

在6世纪90年代之后的3、4代人中，所有的英格兰国王和他们的王国政府都皈依了基督教。比德对这一进程的叙述简单而精彩：意大利人和法兰克人在南方传教，爱尔兰人在北方传教，当关于礼拜仪式方面的争论在664年得以解决时，双方终于成功达成统一。实际情况比起比德的说法，则要复杂得多，也更受制于政治和文化因素。在不列颠这个复杂的大熔炉里，基督教的影响很可能是从不同的来源同时涌入英格兰——甚至还来自受到鄙视的不列颠人，而比德则把他们完全排除在外。经济和政治上的联系领先，十字架紧随其后：肯特已经受到来自法兰克高卢的基督教文化的影响，诺森布里亚受到的同类影响则来自苏格兰的达尔里亚达。从更广泛的意义上来看，英格兰人随着近期在王国结构和社会等级方面的发展，已经适合被一个从上到下的等级制宗教所归化，因此也符合加入文明的基督教民族俱乐部的条件。

皈依基督教

一位名叫奥古斯丁（Augustine）的罗马修士率领传教团于597年到达肯特，那是受著名教皇格列高利（Gregory the Great）的扩张主义教廷派遣。根据传说，格列高利曾在罗马看见一些英格兰青少年，说他们“不是盎格鲁人而是安琪儿”。这不是一次驶向完全陌生的世界的航行；国王艾特尔伯赫特那位来自法兰克的王后已经是基督徒，很快他也接受了洗礼，奥古斯丁在坎特伯雷建立了一座修道院。格列高利出于对残存的罗马－不列颠生活方式的错误估计，曾计划把大主教驻地设在伦敦和约克，但当奥古斯丁于601年就任首任坎特伯雷大主教时，他只得承认当时的政治现实。起初，传教似乎进展迅速。604年，罗切斯特设立了主教区；东撒克逊人也皈依了基督教，在伦敦一座以圣保罗命名的大教堂为他们而建造。同时，在肯特也建立了几座修道院，其教堂都是严格按照罗马教堂的原样修建。

然而，教会有得也有失。东撒克逊人不久就背叛了基督教，并赶走了主教。东盎格鲁人的国王雷德沃尔德接受了洗礼，但他似乎是把基督纳入了他所信奉的诸神之中：比德记述说，他同时供奉着一个基督教圣坛和一个异教祭坛。在诺森布里亚，情况也大体相似。埃德温国王接待了罗马传教士保利努斯【1】，并与他的大臣们一道于627年接受了洗礼。但仅5年之后，埃德温国王战败身亡，他的后继者们背叛了基督教，保利努斯只得出逃。教会只是在英格兰各宫廷内迅速取得了立足点，如果它想不受政治形势变化的影响，就必须建立更广泛的基础。

在对北方英格兰人进行传教方面，爱尔兰传教士，特别是那些来自苏格兰达尔里亚达的爱尔兰传教士，取得了决定性成就，而且在与英格兰广大的草根阶层建立宗教联系上，他们很可能最为成功。自5世纪以来，爱尔兰基督教一直十分兴盛，在创立地方性修道院系统方面尤其如此。到公元600年，爱尔兰各修道院在财产和成熟程度方面都已远远超过威尔士的修道院，而且还在意大利、高卢和苏格兰建立了分支。对于基督教在不列颠未来的发展，科伦巴（Columba）的传教活动具有决定性意义；他前往苏格兰，使北方的皮克特人皈依了基督教（南方的皮克特人已经是基督徒），并于大约563年在艾奥纳岛建立了一座修道院。当基督徒国王奥斯瓦尔德于633年控制了诺森布里亚之后，很自然地，他向艾奥纳寻求传教士，因为他的流放期曾经是在苏格兰西部的爱尔兰人中度过的。正因为这样，爱尔兰的修士－主教艾丹（Aidan）在林迪斯凡岛上建立了主教驻地。

比德关于那些单纯、圣洁的爱尔兰传教士的描写，以及他们对没有受过教育的英格兰人传授宗教观念上的成功，一直以来决定着历史学家们的思想。但还有一个更宽广的语境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他们的成就。与那些意大利和高卢的传教士不同，他们来自一个与英格兰社会大体相似的没有城镇、经济低下的部落型武士社会。比起那些具有地中海城市背景的神职人员，他们更易于融入当地的贵族文化自然也就不足为奇。同样，在那些以亲族为基础的英格兰人看来，比起一位主教在城镇大教堂里官僚式地管理其主教区的罗马模式，修道院作为宗教组织和集居地的核心单位更符合情理：毕竟修道院院长，如同所有日耳曼首领一样，是其家庭的父亲。在所有的英格兰王国里，不论它是以何种方式皈依基督教，修道院文化都会在下一个世纪获得令人吃惊的繁荣，而行之有效的主教制却难有进展。

在艾丹及其继任者们的指导下，一个修道院网络在诺森布里亚各地建立起来，而超级国王奥斯瓦尔德和奥苏由则把这种基督教生活传统传播到其他王国。在7世纪30年代，奥斯瓦尔德的影响使韦塞克斯国王西内吉尔斯（Cynegils）接受了意大利传教士比林努斯（Birinus）的洗礼，后者也随即成为西撒克逊人的第一位主教。由于奥苏由的原因，东撒克逊人再一次皈依了基督教，并接受了一位来自诺森布里亚，名叫基德（Cedd）的主教，他曾受训于爱尔兰教会。麦西亚国王彭达仍然是异教徒，但他允许一个来自林迪斯凡的传教团在他的王国传教，他儿子皮阿达（Peada）在653年接受了洗礼。到660年，只有苏塞克斯和怀特岛的居民还是异教徒，但他们不久也皈依了基督教。

教会组织

随着爱尔兰和罗马各自的影响圈不断扩展，双方之间的紧张关系很可能不可避免，但其中的主要症结在今天看来却是一个令人感到荒唐的小问题：在哪一天庆祝复活节？爱尔兰人和不列颠人使用与罗马不同的计算方法，从而造成使人为难的结果：在诺森布里亚王宫里，有的时候，受教育于爱尔兰的国王奥苏由正在庆祝复活节，而他那受教育于肯特的王后却仍然在过大斋节【2】。在664年于惠特比【3】召开的宗教会议上，诺森布里亚国王奥苏由作出了有利于罗马一方的决定；自那以后，坚持庆祝爱尔兰复活节的人被日益边缘化。如果说惠特比会议并非像比德试图使我们相信的那样真的是一个分水岭，礼拜仪式的统一则肯定是作为各王国之间统一力量的英格兰教会成长过程中重要的一步。

即使这样，在7世纪60年代，教会仍然深受许多问题的困扰。教会组织混乱；主教太少，而且有些还是非正式任命的。其他主教【4】则死于664年的一场瘟疫，那使得东撒克逊人又一次叛教。但在669年，教皇派去一位新的大主教，名叫西奥多（Theodore），他是一位来自小亚细亚的杰出学者。在他任职的30年中，这位曾令人意想不到的候选人使教区体制合理化；在那之前，教区体制在所有地区都反复无常，而且在那些因接受由修道院体制组织起来的爱尔兰人的传教而皈依的王国里，也许几乎就不存在。非正式任命的主教们受到清理，令人怀疑的权力机构要么得到认可，要么被废除：比如，所有威尔士主教们下达的敕令都被宣布无效。672年，在赫特福德召开的宗教会议制订了第一部教会管理的基本典律。在短暂但却很辉煌的一代人的时间里，坎特伯雷的一所大教堂学校在教授着地中海地区的学问。

西奥多同那些既得利益者，特别是同在约克新设立的主教辖区内那位势力强大的主教威尔弗里德（Wilfrid），进行了艰苦的斗争。威尔弗里德是坚定的正统主义者，他曾在惠特比会议上支持罗马一方的复活节，但他憎恨任何危及他在诺森布里亚教会中的权力的威胁。他与西奥多及前后几位国王之间长期激烈的冲突导致他两次被驱逐、两次向罗马申诉，以及流放和监禁。同时，他还设法前去为弗里西亚人【5】传教，使苏塞克斯皈依了基督教，并建立起一个布满好几个王国的修道院网络。威尔弗里德拥有大批随从和巨额财富，似乎是圣徒和世俗贵族超乎寻常的混合体。只有一个年轻且具有贵族性质的教会才可能产生出这样一个人物。

修道院

7世纪60年代是英格兰修道院的黄金时代。一方面，由爱尔兰人建立的如林迪斯凡和惠特比那样的修道院日益受到罗马方式的影响，尽管旧的价值观念仍然在继续：在圣库思伯特【6】身上，爱尔兰传教士那种孤独而苦修的虔诚与罗马教会对待修道院生活方式和纪律的态度结合在一起。另一方面，这时期新建的许多修道院将在后来的几个世纪里被看作是不列颠最伟大的修道院。其中最显赫的有本尼狄克·比肖普（Benedict Biscop）所创建的蒙克威尔莫斯和贾罗，比肖普是诺森布里亚贵族，后来成为修士。他曾5次前往罗马，他的两座修道院给诺森布里亚带来了地中海教会的文化。它们最杰出的成员，即比德自己，曾描写了比肖普是如何要求高卢的石工“按他一直喜爱的罗马风格”建造一座教堂，在里面布置大量精美绘画和装饰，并用来自大陆的资料建立起一座伟大的图书馆。

虽然这些成就十分引人注目，但还需要为教会在农村的传教活动提供永久性的基础。在这方面，初期的工作仍然是由修道院或者类似修道院的机构承担。在今天看来，显然传教活动和精神关怀乃牧师而非修士分内之事。然而在7、8世纪的宗教社区里，由修士、修女以及牧师组成的形形色色的团体通常自然而然地成为构成各种宗教组织的基本单位。在盎格鲁－撒克逊人皈依基督教后的整个时期，“修道院”（拉丁文为monasterium ，英文为mynster 【7】）包括各种机构，从真正的本笃会修道院到规模小、组织松散的神甫团体。修道院的规章差别极大（贾罗的规章是由比肖普自己制订的），标准也大为不同；除了那些最著名的修道院外，我们对修道院里的生活状况几乎一无所知。但我们有充分理由相信，到750年，英格兰有成百上千座小型“修道院”担负着信仰和精神方面的职责，为可以说是最初的英国牧区制度服务。

那些“老修道院”——人们后来如此称呼它们——比起后来的牧区教堂，服务的区域要大得多。绝大多数的相关资料都出现得很晚，它们表明，这些修道院已经几乎湮没无闻，只剩下一点残余的权威。因此，除了它们仍然存在之外，对于它们从事的教区工作，我们知之甚少。神甫们——如果是严格意义上的修士的话，则是其代理人——在界线清楚的“牧区”里对各地教众巡回布道。修道院管辖牧区里的教众需要向它交纳称之为“教堂款”的谷物，而且最终还得向它交纳什一税以及丧葬费。如果没有王室的帮助，如此复杂的体系不可能这样迅速地发展起来：比如，保林努斯和艾丹就是在各地国王的行宫向人们布道。交纳给教会的款项很可能是以已有的税收计算体系为基础，有一些国王也可能是作为一种政策修建了几座修道院，比如诺森布里亚国王奥苏由在655年似乎就是这样做的。国王们掌控着地方政府的组织系统，因此教会也是如此。虽然修道院“牧区”最终被从它们内部涌现的数以千计的小教堂所湮没，但它们极为深刻地影响了未来英格兰农村教会的整个发展。

图4　爱尔兰高威县基尔帖南一座早期修道院或称“卡社尔”。典型爱尔兰修道院的外部边界呈环状，其内部区域用来建造主要建筑。圆形的修道院场地在威尔士和康沃尔也存在，在那些地区，从地名中包含的llan（意为“修道院”）成分可以看出那里曾是修道院。

文化水平与立法

如果说国王们帮助了教会的发展，那么教会也提高了国王们的地位。那些异教徒军事首领的子孙们逐渐把自己看作是上帝指定的代理人。同时，随着基督教的到来，人们也开始识文断字：国王们能对部落式习俗进行修改和系统化，使之与文明世界的立法相似。比德说，肯特国王艾特尔伯赫特“按照罗马人的习俗”制订其法律。艾特尔伯赫特的法典，以及后来肯特和韦塞克斯的7世纪法典，表现出当地传统和大陆泊来品的混合。不论它们在实际运作中是否真正有效（这一点大有疑问），很明显，制订法典的国王们总想显得十分高明：有如古典模式的法律制订者。随着各王国对来自罗马与高卢的影响越来越开放，王权的性质也产生了变化。对于统治者们而言，维护法律和管理王国内部事务，而不仅仅是打赢战争，开始变得重要。即使是那些7世纪的法典，里面包含大量的罚款和处罚，也表现出令人赞叹的王室权威。

修道院城镇

随着最早的英格兰教堂的出现，我们也开始隐约看见最初的英格兰城镇的影子。如果说究竟有多少6世纪的君王们把罗马时代留下的城镇和要塞作为长期的统治中心还非常值得怀疑的话，那么7、8世纪的国王和主教们无疑十分喜欢把它们作为建造大教堂和修道院的场地。坎特伯雷、约克、温切斯特和伍斯特等大教堂全都是建造在罗马时代的要塞内；635年，韦塞克斯的首任主教被赐予地处泰晤士河上之多切斯特的罗马要塞来建造他的主教驻地，比德将该要塞称为一个镇子（civitas ）。建造在被抛弃了的废墟之上的教堂和修道院建筑群本身并非城镇。但尽管如此，那个时代最有组织的社区是大教堂和修道院，手工业者、工匠、仆人和乞丐全都集聚在它们门前。越来越多的考古研究向我们证明，不论是在罗马城镇内还是在为数更多的那些并没有前英格兰背景的地方，城市生活复苏的最初迹象都是与重要的教堂联系在一起的。9世纪后期在翻译比德的作品时，人们并非像我们认为的那样，把他使用的urbana loca这个词组译为“城镇”，而是译为“修道院所在地”。数十个英格兰城镇都是从修道院和集聚在它们门前的居民点发展而来的。

注释

【1】　保利努斯（St Paulinus，584？—644）是第一任约克大主教。

【2】　大斋节（Lent）是指复活节前为期40天的斋戒，以纪念耶稣在荒野禁食。

【3】　中世纪英格兰著名的修道院，在诺森布里亚，那里诞生了英国历史上第一位英语诗人凯德蒙。

【4】　原文（others）如此。

【5】　弗里斯兰（Friesland）在现在荷兰北部，弗里西亚人（Frisian）为古日耳曼人。

【6】　圣库思伯特（St Cuthbert，635—687）是英国历史上著名的基督教隐修士。盎格鲁－撒克逊时代流传下两部关于他的古英语诗体圣徒传。

【7】　Mynster是古英语，现代英语是minster或monastery。

第四章

麦西亚霸权

比起7世纪初，8世纪初期的英格兰已经是一个更为发达的地区。统一的英格兰王国仍然十分遥远，但英格兰人已经开始意识到他们在种族和文化上是一个统一体。比德也许比其他任何人都更强烈地意识到了这一点：人们很容易忘记他最伟大的著作《英格兰人教会史》的书名具有多么重大的意义。正是因为他看到他的种族的共同命运在统一的英格兰教会中得以实现，他才会想到使用“英格兰人”这一术语。但是否也有迹象表明，世俗政府也在变得更为全面？这是一个难以回答的问题，而且一点也不因为现存资料更多而变得丝毫容易。一方面，反映8世纪王权强大一面的那些机构和观念也许并非新近才出现，而仅仅是首次被记录下来。另一方面，那些反映其弱点的王朝动乱也可能早已有之。很可能比德和与他同时代的人都忽略了这些问题。至少可以这样说：8世纪的麦西亚国王们拥有与早先的超级国王们同样的军事势力；但他们生活在文化和法制水平更高、权力更加稳固的社会，这使得他们的力量更稳定且更易于发展。

艾特尔鲍尔德和奥发

麦西亚国王艾特尔鲍尔德（Æthelbald，716—757年在位）继承了伍尔夫希尔所赢得的大部分影响力。这时出现了不少记载国王赏赐的土地证书【1】，所以我们能看到国王们喜欢如何称呼自己。艾特尔鲍尔德的那些称号，如果是自封的，真是令人叹为观止。一份证书上对他的称呼：“不仅是所有麦西亚人之王而且还是被统称为南英格兰的所有地区之王”，回应着比德关于早期的超级国王们“控制着亨伯河以南所有地区”的说法。这一断言得到一些土地证书的支持，它们表明他影响着肯特的内部事务并控制着伦敦。但韦塞克斯保持着独立；比德的保护人塞奥武甫（Ceolwulf）国王统治下的诺森布里亚也是如此：麦西亚的霸权从未到达亨伯河以北。

图5　铸有奥发国王头像的银币。除了提供更好的货币价值，奥发的银币还具有比罗马人撤离之后在英格兰流通过的任何货币都高的艺术价值。

艾特尔鲍尔德的继任者奥发（Offa，757—796年在位）是阿尔弗雷德之前最强大的英格兰国王。当他的地位稳固之后（那用了好几年的时间），除了在诺森布里亚和韦塞克斯外，他在所有其他王国里的所作所为似乎更像一个直接统治者，而非一个遥控的超级君主。早先的国王们镇压了许多小王朝，但奥发则镇压了一些强大的王国。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他在肯特有效地行使着权力；并且当一场发动于798年的反对奥发继任者的政变失败之后，古老的肯特王朝被永远地消灭了。苏塞克斯最后一位国王是奥发手下的一个首领；萨里一直是西撒克逊人的领地，然而在那里，我们却发现是奥发批准了一位麦西亚贵族的土地证书。在东盎格利亚（虽然当地王朝后来又重新出现），《年鉴》在794年的记载简洁而直截了当：“这一年，麦西亚国王奥发下令将［国王］艾特尔伯赫特的头砍下。”在韦塞克斯，当地国王的势力和承传则更为强大：该王国仅在786至802年间承认受麦西亚保护，而且即使在那期间，麦西亚的领主地位比起在肯特来，似乎也相当模糊不清。

奥发的地位在伟大的法兰克国王查理曼（Charlemagne）给他的一封著名的信中得到肯定。查理曼视其为地位平等的人，将其称为“他最亲密的兄弟”，并讲到“你的王国和艾特尔雷德（Æthelred）的王国中各主教牧区”，似乎英格兰只有麦西亚的奥发和诺森布里亚的艾特尔雷德这两位国王。与法兰克的关系十分重要（虽然有很多结论很可能是人们从这一份文献里得出的，但在高卢与英格兰南部之间一直有着密切的联系）。奥发肯定乐于被看作是另外一个查理曼，而且不论王权的实际情况怎样，其威望因为对外关系的发展而同步上升。787年，奥发通过一个庄严的宗教仪式使其子艾格弗里斯（Egfrith）登基与他同为麦西亚国王，9年后诺森布里亚也将如法炮制。王权的这种半神圣的性质正在被日益强化。

这并没有使各王朝更为稳固。王位继承变化无常：奥发之后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国王们仍然是从王室成员中“选出”。任何可能有资格的候选人只要具有势力就能觊觎王位，在8世纪，麦西亚、韦塞克斯和诺森布里亚都因为王位争夺而四分五裂。为了确保王位的继承，奥发对他的亲属似乎像他对待邻国一样残酷无情。奥发死后不久，他的儿子艾格弗里斯也随即去世；诺森布里亚学者阿尔昆【2】把那看作是报应：“父亲欠下的血债现在报应到儿子身上，我们都很清楚，为了使儿子能继承王位，他父亲欠下了多少血债。”

如果这大多表现出奥发的残酷，我们必须记住，流传至今的关于其统治的资料大都来自外部，而且不无敌意。他在文化建设方面的成就很可能比现存的那些残缺不全的记载大得多，而且在8世纪70年代，我们开始看到在政府、地方组织以及王权的行使等方面的根本性改革。这些改革部分是受法兰克王国榜样的启示，部分是受已经十分富有且地位稳固的英格兰教会的影响。有一定理由认为奥发是一个教会改革者：他在786年召开了整个盎格鲁－撒克逊历史上唯一一次有教皇使节参加的宗教大会，而且即使说他把利奇菲尔德主教牧区提升为大主教牧区的努力——那获得了短暂的成功——是受政治目的的驱使，那也可以被看作是一个合理而且十分需要的机构。艾特尔鲍尔德和奥发经常参与并且有时还亲自主持宗教会议，他们的随从和大臣们也见证了会议如何作出决议，这些都被记载于文献中。教会处理事务的方式不可能不会提高人们关于司法惯例以及法制程序的意识。虽然这是在宗教领域，但这类会议肯定有助于把围绕在7世纪国王周围的武夫群体改造成为更有效地组织起来的政府和管理机构，并最终可以被称为官僚政府。

防御工事

关于土地所有者们有义务帮助建造桥梁和防御工事的记载最先出现在749年的一份文献中，而且在后来的土地赏赐中通常有明文规定。这在那个组织建设了至少两项大规模公众工程的时代有重大意义：其中一项早已久负盛名，而另外一项则直到最近才被人们所理解。当然，第一项就是奥发堤坝，人们如此称呼它，很可能是基于有事实依据的古老传说。近期的考古发掘表明，这项从海岸到海岸的巨大土石工程是英格兰和威尔士之间连续不断的防御工事。我们知道，奥发曾袭击过威尔士，但这道堤坝看起来更像是防御性而非进攻性的设施，用来阻止威尔士人的进攻和越境抢劫耕牛。而仅仅它存在这个事实就证明了奥发掌控着巨大的资源。

土地证书上提及的“防御工事”是指设防的要塞而非堤坝。后来，韦塞克斯国王阿尔弗雷德和他的继任者们将会发展出大规模的区域性要塞网络来保卫韦塞克斯不受维京人的入侵。不过，最近的考古发掘开始表明，有一些麦西亚中心区域，比如赫里福德和温什科姆，被一些8世纪的堤岸和壕沟所围绕，甚至还有一些规划有序的街道。其中特别重要的是塔姆沃斯，自8世纪90年代开始，王国政府就定期驻扎在那里；在前维京时代的英格兰，它已经发展成为最接近“首都”的地方：考古发掘发现，它不仅有一个环绕的防御带，而且还有一个规模巨大的9世纪磨房。很明显，盎格鲁－撒克逊统治者们（同他们先前那些不列颠同行们一样）第一次充分运用各种资源来建造和维持军事设防的城堡；并且由于组织起了有效的供应系统，一直在各粮食收购点之间不断流动的王国政府终能变得更为固定。

贸易与商业中心

我们已经看到了使城市兴起的两个因素：教堂与要塞。第三个因素显然是贸易，包括国内和国际贸易。贸易似乎在7世纪70年代得到迅速发展，最明显的迹象是被称作锡塔（sceattas ）的那种制作粗糙的小银币急剧增加，以至到8世纪20年代，竟然有多达数百万枚锡塔在英格兰东部和南部地区流通：那是自罗马时代之后不列颠的第一种大规模流通货币。在该世纪后半叶，在法兰克王国影响下，更为正规的硬币被铸造出来，首先是在东盎格利亚，但最著名的是那种以奥发的头像为图案的精美银币。尽管所有交易都以货币形式进行还不太可能，但货币的大规模流通除了有利于统治者们对商业利润抽税之外，必定还极大地促进了贸易。

查理曼和奥发之间发生在789年的一场争端表明，英格兰商人使用法兰克港口已是习以为常。英格兰和法兰克已成为正在成长中的国际商贸活动的一部分。实际上，近一个世纪来，商贸中心一直在北欧各地发展。那是一个威奇（-wics ）时代，在700年前后，在西北欧海岸和英格兰南部及东部海岸出现了一系列国际商贸中心，十分引人注目。每一个主要的英格兰王国似乎都有自己的威奇：韦塞克斯有南安普敦（Hamwic ），东盎格利亚有伊普斯威奇，诺森布里亚有约克（Eoforwic ），桑威奇也许是属于肯特。现在看来，它们中最大的很可能是伦敦（Lundenwic ），【3】比德将其称为“经海上和陆地到来的各国人之商贸中心”；它并不在城墙环绕的城市之内，而是在斯特兰德大街和科文特加登【4】一带。在所有这些区域进行的考古发掘都揭示出密集的居民点和手工业生产。如果说它们主要是外国商人的货物转口港，那么证据越来越清楚地表明，它们的商业腹地已经深入到内地。虽然现有资料不能让我们准确地估量经济增长，但很明显，英格兰的国内和国外经济在艾特尔鲍尔德和奥发的时代正经历深刻变革。

教会

对于英格兰教会，8世纪和9世纪初是前途未卜的时代。世俗的基础和支持也有其自身的问题，贵族们十分希望获得“特授公地”（以书面证书拥有的土地，因此纯粹是宗教性质的土地拥有形式）在土地租金和税收方面的好处，于是在他们的领地上建造修道院。比德愤怒地抱怨说，其中一些简直就是逃税的“挡箭牌”。也许完全从字面上理解比德的意思是不对的，但随着修道院文化在世俗社会中迅速发展，其水准已经从7世纪后期的最高点下降，则几乎是不争的事实。并非只有比德一人在为之痛心疾首：一系列宗教会议，特别是在747年召开的著名的克洛菲休宗教大会【5】抱怨说，修道院内酗酒和世俗演唱成风，修道士们过着贵族般的生活。教会与王权之间的关系有时并不融洽，特别是与像艾特尔鲍尔德那样的国王相处更是如此，他似乎把修道院改革同掠夺教堂和引诱修女结合在一起。国王与坎特伯雷大主教之间的关系由于肯特地区强烈的反麦西亚情绪而变得更加复杂。亚恩伯特大主教（Archbishop Jaenberht）由于奥发将利奇菲尔德提升为大主教区而极为愤怒，该方案在国王逝世后被放弃，理由为它是出自对肯特人的敌意。

在积极的方面，英格兰教会培养出了一位杰出的学者——阿尔昆。他受教于约克大教堂学校，是查理曼王宫里的一个领袖人物并在查理曼时代的古典文化与教育大复兴中发挥着核心作用。8世纪后期欧洲最重要的知识分子是一个英格兰人，这一点很重要，尤其是在查理曼给奥发的信件这样的语境里：同之前的比德一样，阿尔昆也是一个诺森布里亚人。麦西亚文化已经几乎完全湮没在历史中：它没有一个像比德那样的人将其成就记录下来，而它那些最主要的修道院遭到了维京人的毁灭。一些装饰艺术的残片，比如山颠布里登的教堂里的雕塑，表现出豪华的环境。艾特尔鲍尔德和奥发时代一座杰出的纪念碑式建筑是在北安普敦郡的布瑞克斯沃斯大教堂。而这座建筑在早期的文献记载中从未出现过，这意味着我们所知甚少。

有关8世纪教会的一件最了不起的事实是，英格兰人现在到他们早先在大陆上的故乡去传播基督教。说也奇怪，他们的传教活动竟然是源于圣威尔弗里德与大主教西奥多之间的争吵。威尔弗里德于678年启程前往罗马去申述其观点，途经异教地区弗里斯兰并在那里传教一年。英格兰人已经从他们的商人那里得知弗里西亚人，而威尔弗里德为更加雄心勃勃的传教活动打开了大门。一批诺森布里亚传教士于690年在弗里斯兰登陆。他们中的领头人物是威利布罗德（Willibrord），他于695年被授予弗里斯兰大主教的圣职。他在乌得勒支建造了自己的大教堂，随后有组织的教会在法兰克弗里斯兰迅速发展。威利布罗德的传教得到圣卜尼法斯【6】率领的西撒克逊人传教团增援。从718年到达之时起，到754年被异教徒杀害，这期间，卜尼法斯一直在弗里西亚人、日耳曼人和法兰克人中传教，在美因茨建立了主教区。除了使异教区域皈依基督教外，卜尼法斯还对整个法兰克教会拥有巨大的影响力，他将其制度化，并置于教皇的指引之下。在其传教生涯中，他依靠来自英格兰的书籍、人员和建议，遗留下一大批与国内朋友们的来往信件。把过去的法兰克教会改造为加洛林文艺复兴【7】时期不断扩张的教会，其大量工作是由英格兰人完成的。

注释

【1】　“土地证书”（charters）是盎格鲁－撒克逊时代流传下来的特别多的文献，它们反映出当时的封建依附关系和土地制度，具有很高的文献价值。

【2】　阿尔昆（Alcuin，732？—804）是英国历史上著名的神学家、教育家和诗人，曾任查理曼大帝的宫廷教师。

【3】　这里的中文译文都是现代地名，括号中为盎格鲁－撒克逊时代的古英语地名。

【4】　科文特加登（Covent Garden）现为伦敦一广场名，曾为伦敦著名的农贸市场。

【5】　克洛菲休（Clofesho）为古地名，今在何处，已不可考。克洛菲休宗教大会的重要决议之一是强调向上帝祷告。

【6】　圣卜尼法斯（St Boniface，675？—754）是历史上著名的英国本笃会修士，受教皇派遣，前往日耳曼地区传教，被任命为美因茨大主教，后被弗里西亚异教徒杀害。

【7】　加洛林文艺复兴（Carolingian Renaissance）是指加洛林王朝在查理曼大帝时期出现的文化繁荣。那是罗马帝国崩溃后西欧经历的第一次文化大繁荣。

第五章

维京人的入侵与韦塞克斯王室的兴起

麦西亚的霸权在奥发死后不久就衰落了。他的继承人，国王科恩武甫（Coenwulf），控制着肯特和苏塞克斯，甚至还从北威尔士获得了一些新的领土，但韦塞克斯于802年脱离了他的控制。一个超级君主的王朝即将出现，这一次是西撒克逊人。825年，韦塞克斯国王艾克伯特（Ecgberht）在斯温登附近获得决定性胜利，把麦西亚的一个附属国王赶出了肯特，并且兼并了肯特、埃塞克斯、萨里和苏塞克斯。4年后，麦西亚自身也被艾克伯特征服，甚至连诺森布里亚也向他俯首称臣。这一惊天大逆转，以及韦塞克斯突然崛起成为历史舞台的主角，需要作一些解释。有两个主要因素也许可以提到：由于新近征服的康沃尔矿产资源丰富，西撒克逊君主的财富不断增加；艾克伯特家族具有以协议而非流血的形式决定财产和王位继承的能力，消除了早期王权中一个致命的弱点。

维京人的进攻

他们依靠其自身的内部力量能否最终获得超级霸权，永远也无从确知。《盎格鲁－撒克逊年鉴》关于789年的记载包含一项不祥的条目：一场终将摧毁韦塞克斯王室所有对手的风暴的第一丝气息，而且随着他们的毁灭，英格兰文明一些最辉煌的成就也将消失：

这一年贝奥赫特里克（Beorhtric）［韦塞克斯国王］娶奥发国王的女儿伊德布尔（Eadburh）为妻。他在位期间，从荷达兰驶来了第一批挪威人海船，共3艘，当地长官随即骑马前去，因为他不知道那是些什么人，于是极力迫使他们到国王驻地觐见，却被他们杀死。这些就是最早来到英格兰的丹麦人船只。

这次维京人的登陆只是一个小事件，虽然有其他一些资料提及那些“海上异教徒”随后对南部海岸的攻击。更为严重，同时也是难以比拟地更为惨痛的抢劫发生在北方，因为那包括对林迪斯凡（793）、贾罗（794）和艾奥纳（795）的连续劫掠。不列颠已经有两个世纪没有遭受到外来攻击，对这3个最神圣的地方的突然亵渎，英格兰人的反应不难想象。然而这些还只是孤立的事件，要到一代人之后，维京人的骚扰才会成为主要威胁。但发生在835年的对肯特的大规模袭击开始了长达30年的几乎是连年的进攻，而且这一时期是以一支侵略大军的到来而结束。

9世纪60年代的入侵

挪威人和丹麦人的急剧扩张是一种全欧洲的现象，对英格兰和爱尔兰的袭击仅仅是其中的一部分。两个民族参与其中（维京一词，即“海盗”，是由他们的受害者们创造的，并且同时指称两个民族），动机有几个。他们远非完全的野蛮人，而且在9世纪40年代之前，他们已经有好几代人大规模从事商贸活动。的确，正是他们的商贸活动打开了与西方和南方各国之间经常交往的通道。由于人口增加，很难在本地再找到适当的生活方式。许多冒险者们肯定听到了不少关于那些富饶地区的修道院的传说，里面满是随手就能抢到的财富；而早先的袭击如果不立即招至接二连三的抢劫，那才真是怪事。

这些因素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在9世纪50年代以后有那么多的袭击者攻击欧洲各国，以及为什么随意的抢劫让位于征服和移民的政策。他们似乎有两条主要路线：一条绕道苏格兰北方到达爱尔兰西部，继续南下；另一条到英格兰的东、南海岸和高卢。因此，对爱尔兰、苏格兰、威尔士和康沃尔进行袭击和移民的主要是挪威人，而那些侵入英格兰和高卢的则主要是丹麦人。

865年，丹麦“大军”由哈夫丹（Halfdan）和“无骨人”伊瓦尔（Ivarr the Boneless）率领，在东盎格利亚登陆。在那里逗留了几个月后，“大军”转而北上，进入正因为王位争夺而分裂的诺森布里亚，并于867年攻占约克。争夺王位的双方均战死，于是丹麦人把自己指定的人立为国王，将诺森布里亚变为了附属国。丹麦军队接着挥师进入麦西亚，但在遇到抵抗之时，却没有与之交战，而是撤回约克，并在869年再一次侵入东盎格利亚。东盎格利亚人战败，国王埃德蒙（Edmund，他不久将被尊奉为殉难者圣埃德蒙）战死。3年之内，曾经强大的诺森布里亚和东盎格利亚两个王国都已不复存在。

870年，丹麦军队在雷丁驻扎并准备进攻韦塞克斯。但这里组织起了更加有效的抵抗。艾克伯特死后，西撒克逊人由他的儿子艾特尔伍尔夫（Æthelwulf）统治。这是一位很有能力的国王，他制定了良好的计划，使4个儿子能够按照年龄顺序和平地继承王位。当维京人入侵之时正是他的第三个儿子艾特尔雷德在位；其弟弟兼继承人的名字，阿尔弗雷德，将成为盎格鲁－撒克逊历史上最伟大的名字。

正是艾特尔雷德和阿尔弗雷德共同率领的联军在伯克希尔丘陵地带与丹麦军队交战，使其第一次遭到惨败。但英格兰军队的胜利只是暂时的。丹麦人撤回雷丁，但几乎马上又开始了进攻，并在贝辛斯托克附近击败了艾特尔雷德和阿尔弗雷德。871年4月，一支新的丹麦军队登陆。对韦塞克斯的入侵似乎迫在眉睫，而守军却无从求援。在这场危机中，艾特尔雷德去世，其弟弟成为西撒克逊人的国王。

阿尔弗雷德

所有人都知道，阿尔弗雷德大王（871—899年在位）在似乎是毫无希望的危机中拯救了英格兰。当时的人却不大会持有这样的观点。至少从政治的角度看，“英格兰”当时还没有多大意义。现知最早使用盎格勒沁（Angelcynn ，字面意思是，英格兰人［的土地］）一词的正是阿尔弗雷德本人，而英格拉兰（Englaland ）这个词直到一个世纪以后才出现。其他王国愿意接受西撒克逊的控制，或者宁愿选择它而非丹麦人，并不是预料中的必然结果。它们很可能会选择自己的国王，而且英格兰内部的对手、流放者或心怀不满的帮派向丹麦人求助的危险也时刻存在着。其他王朝的覆没并不能使阿尔弗雷德理所当然地成为所有英格兰人的国王，他和他的继任者们是通过综合运用军事胜利、外交手段和好运才达到这一目的的。

阿尔弗雷德的统治在非常严峻的形势中开始，并在一年中遭受了一些小失利，此后他只得花钱媾和。丹麦人在5年的时间里没有再骚扰韦塞克斯，在此期间他们入侵麦西亚，驱逐了国王伯格雷德（Burgred），并用他们自己指定的人取而代之：第三个古老的王国永远地消失了。这时丹麦大军一分为二，其中一支由哈夫丹率领北上，为了在那里永久居住而开始分割约克郡。另一支由格思鲁姆（Guthrum）、奥西特尔（Oscytel）和阿嫩德（Anund）率领南下，在875至876年间再一次对韦塞克斯发动进攻。起初，他们进展不大；877年他们再一次撤退去瓜分麦西亚，并分出一支军队前去征服林肯郡、诺丁汉郡、德比郡和莱斯特郡。

因此，于878年第三次进攻韦塞克斯的是一支大为削弱的军队。但对奇彭纳姆的突袭使他们占了上风，威尔特郡和汉普郡的大部被占领，而阿尔弗雷德被驱逐到萨默塞特郡的沼泽地，在阿瑟尔尼的一个藏身处躲避。他的处境似乎毫无希望，但阿尔弗雷德在要塞里耐心等待有利时机和结集军队。与之年代接近的《年鉴》记录者说，五月初，

他骑马来到“艾格伯特之石”……，在那里萨默塞特郡和威尔特郡的所有男人以及汉普郡的部分男人前来迎接他……他们因为见到他而兴高采烈。一天之后，他从那些营地前往伊利沃克，第二天到达艾丁顿，在那里他与整个丹麦军队作战，将他们打得落荒而逃。

胜利来得十分突然，但却具有决定性意义。丹麦首领格思鲁姆和他手下几位将领接受了洗礼，两位国王签订了和约，承认丹麦人占领大片英格兰领土的既成事实。双方疆界大致从伦敦向西北延伸到中部地带的西北部；格思鲁姆须将其全部军队撤到这条线之外，在那里他被承认是一个独立王国的国王。到880年秋，丹麦人已经撤离了韦塞克斯和麦西亚西部，并且已经在东盎格利亚有条不紊地开始了永久性定居。

这并非冲突的结束。886年，阿尔弗雷德攻占了伦敦，那很明显是发生在他击败一支守军之后。893年，一支丹麦大军在泰晤士河河口登陆，并在随后3年里横扫英格兰，但这一次没有对韦塞克斯产生什么影响。在这之前，阿尔弗雷德一直在忙于确保自己王国的安全，同时也在加强他在丹麦防线以西和以南其他地区的权威。对于前一项任务，他似乎增强了他的陆军和海军。长期以来，国王们有权根据以海得计算的土地面积进行征兵。阿尔弗雷德重新组织了军队，根据他的改革，在任何时期都只有一半的军队在服役；他的重组预示着未来的“优选兵”（select fyrd ）或者说民兵的出现。重组很可能已经产生出一支规模较小但更为有效的军队。很明显，打击跨海而来的袭击者的一个最好方式就是拥有更多的舰船，据说阿尔弗雷德建造的战船比维京人的大得多，每只船上有60支甚至更多的桨。

在他的活动中最重要的一项——毫无疑问正是这一项使韦塞克斯的内地免遭进一步的袭击——是建立在麦西亚先前的成就之上，比如塔姆沃斯和赫里福德【1】。到9世纪80年代后期，韦塞克斯受到由公共要塞组成的防御体系的保护，其中几个要塞有很规则的街道网，因此只能被看作是规划有序的设防城镇。一份名为《要塞及其土地》【2】的文献中列出了30个这样的设防城镇（burhs ），另外还有3个可能是后来增添的。也许最著名的例子是温切斯特，在它那罗马时代的城墙里，人们不顾原来的罗马街道，规划出新的街道网。同样的直线型街道网在牛津、奇切斯特、韦勒姆和其他一些地方也可以看到。市镇规划非常有序，建筑师们在规划街道时使用的似乎是一种标准的66英尺测量仪。比较大的设防城镇并不仅仅是要塞，它们很快就在当地农业经济中发挥起重要作用。要塞驻防和维修的负担按以海得计算的土地量分摊到周围的土地所有者身上，他们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使用防御体系内的区域。他们经常在设防城镇内建造“镇内房屋”来储藏他们用来销售的农产品：《末日审判书》【3】记载了城镇住宅与农村封建采邑之间的几种关联。商人和手工业者随即出现，于是9世纪后期的军事要塞在10世纪后期和11世纪成为繁荣的市镇。军事防御碰巧与成长中的经济需求相一致，这样阿尔弗雷德无意间在几个现代城镇的道路系统中为自己留下了永恒的纪念。

图6　阿尔弗雷德之宝石。该宝石在阿尔弗雷德的藏身处阿瑟尔尼附近发现，上面刻有“我乃阿尔弗雷德命人所造”，而且几乎可以确定它属于这位国王。它用黄金、水晶和珐琅制成，体现了西撒克逊王室的财富。

与其前任们和后继者们一样，阿尔弗雷德享有明主的佳誉，这对他极为有利。这样，那些自由的（即西部）麦西亚人可以从接受他的统治中看到自身利益，而由阿尔弗雷德的女儿艾特尔弗拉德（Æthelflaed）与麦西亚领袖艾特尔雷德之间的婚姻造就的坚固同盟将那个古老王国的剩余部分永久地纳入了西撒克逊的势力范围。“麦西亚人之主与后”同阿尔弗雷德及其子通力合作，特别是在他们对丹麦人的联合进攻中，更是如此。如果说阿尔弗雷德比他之前的任何人都更为真实地是“英格兰人之王”的话，那并非仅仅是借助于军事势力或者是因为他的对手们都已经消失：人们真诚地拥戴他是因为知道他和他的家族是公正而体恤臣民的统治者。

损害与修复

但丹麦人问题和他们造成的损害仍然存在。损害中的一部分是无法弥补的：现在无论发生什么，比德和奥发的世界已经永远地消失了。丹麦大军的规模可以争论，但不可否认的证据是，3个王国已被消灭，许多主教教区被打乱，无数的修道院遭到抢劫，英格兰东部大片地区的土地证书和其他文献资料几乎全部丧失殆尽。修道院遭受的破坏也许最为惨重，因为那些大修道院曾经是学术与文化的宝库，而小修道院在农村地区则仍然主要负责宗教关怀。

在丹麦法区域（英格兰东部和东北部地区后来的称呼），丹麦士兵们很快就建立起了他们自己的社会。在约克郡、林肯郡、莱斯特郡等地到处都是以-by、-thorp和其他斯堪的纳维亚语成分结尾的地名，在东盎格利亚虽然较少一些，但情况也类似。虽然这反映的与其说是剧烈的动乱，如人们曾经认为的那样，还不如说是逐渐的社会变化（随着更多地以地主为基础的社会结构的发展，英格兰人的居住地带也经历了重新命名的过程），但这无疑表明，讲丹麦语的族群已经是多么全面彻底地定居在这一地区。即使在丹麦法区域皈依基督教和被置于英格兰的统治下之后，它仍然保持其特有的社会组织、土地测量和法律传统。调和一个统一王国的要求与那些和英格兰人的风俗习惯大相径庭的传统令10世纪的国王们颇感棘手。

英格兰急需读写能力和学术上的复兴，为此，阿尔弗雷德在他最后的10年里全力以赴。与查理曼一样，他通过朝中的知识分子群体来完成他的教育计划。从某种意义上说，阿尔弗雷德自己对这一事业的贡献是他最杰出的成就。他是亨利八世（Henry VIII）之前唯一著书立说的英格兰国王。由于对手稿的毁灭和学术的衰败深感痛惜，他学习拉丁语，把书籍译成英文，以利于他的臣民们学习。在其所属圈子翻译的大量书籍中（其中特别引人注目的是比德的《教会史》），有几种现在几乎可以被认定是出自阿尔弗雷德的手笔。人们相信，我们现在看到的《盎格鲁－撒克逊年鉴》最初也可能是在阿尔弗雷德的朝中编纂的。尽管他将民族语言的读写贬低为第二位，但阿尔弗雷德时代文艺复兴最杰出的方面恰恰是以普通人的语言为基础：它预示着即将来临的商业、政府、法律和英语书面文学的发展方向。阿尔弗雷德是幸运的，未来的事件使他如此众多的各类计划得以成功。但即便如此，他仍然是英格兰早期历史上的杰出人物。

英格兰王室

年长的爱德华（Edward the Elder，899—924年在位）、阿特尔斯坦（Athelstan，924—939年在位）和埃德蒙（939—946年在位）三朝主要致力于收复丹麦法区域。那半个世纪是全国统一王权的形成期。部分因为阿尔弗雷德对王位继承的精心安排，部分因为一些幸运的机遇，王朝仇杀得到避免。902年，爱德华那位寻求丹麦人支持试图争夺王位的堂兄战死，避免了一场危险的分裂。由于阿特尔斯坦既是韦塞克斯王位的合法继承人，也曾在他那位嫁到麦西亚的姑妈家中接受教育，他于924年顺利即位。到10世纪中叶，麦西亚已经没有什么机会复辟旧王朝，至于其他王国，则更没有希望。韦塞克斯王室已经是英格兰王室。

爱德华在位时期的战争主要是与其妹妹，麦西亚的艾特尔弗拉德合作，由国王自己亲自指挥。当丹麦人在910年对麦西亚的袭击被击败之后，英格兰人开始进攻。在随后的8年中，爱德华深入到丹麦法地区，而他妹妹则把丹麦人拖在麦西亚前线，使之无暇他顾。艾特尔弗拉德现在受到来自两个方向的威胁，因为来自爱尔兰的挪威维京人已经开始攻击西海岸。她的主要成就是新建了一系列麦西亚要塞：在东部前线对付丹麦人，在西部前线防御威尔士人，在西北面则阻止挪威人从迪伊河和默西河对塔姆沃斯的袭击。917年，艾特尔弗拉德攻占德比，使爱德华能在敌军无暇他顾之时乘机入侵东盎格利亚。不久，所有南部丹麦法区域都落入爱德华之手，虽然一些孤立的丹麦军队仍然坚守着斯坦福、莱斯特、诺丁汉和林肯。艾特尔弗拉德攻占了莱斯特，但她不久死去，使得爱德华在尽力控制麦西亚之时不得不停止进攻。他随即迅速回师，夺取了斯坦福、诺丁汉和林肯；到920年底，英格兰的边界在亨伯河固定了下来。

同时，爱德华也在与那些非英格兰人的邻国建立联系。918年，他接受了格温尼德和代菲德两个威尔士王国国王的“归顺”。《年鉴》说，在923年，“苏格兰人之王和整个苏格兰民族接受他为父亲和君主；雷格诺德（Raegnald）和艾德武甫（Eadwulf）的儿子们以及诺森布里亚的所有居民，不论是英格兰人还是丹麦人，挪威人或者其他人，也是如此；同时还有斯特拉斯克莱德的威尔士国王及其所有臣民”。这些还只是一系列此类“归顺”的开始，其高潮是973年那非凡的场面：8个“不列颠国王”对爱德华的孙子埃德加（Eadgar）宣誓效忠，并陪同他在迪伊河上乘船游览。

必须强调的是，这些只是他们个人对这些国王的归顺：只涉及到接受其领主地位和受其保护，而非永久放弃独立。实际上，苏格兰和威尔士这时都正在朝内部统一的方向发展。大约在850年，苏格兰国王肯尼思·麦卡·尔平（Kenneth Mac Alpin）吞并了皮克特王国；在随后的两个多世纪里，苏格兰在苏格兰人（相对于皮克特人而言）统治下发展。在威尔士，从9世纪末开始，政治形势由于格温尼德的突然扩张而改变，小王国中只剩下代菲德。盎格鲁－撒克逊人从未征服苏格兰和威尔士，而且在1066年【4】之前，它们中都有一个当地的王国已经发展成为主要强国。尽管如此，威尔士还是深受英格兰和维京人的影响。

在10世纪，那些争夺不列颠领土的群体中有一个新来者——来自爱尔兰的挪威人。他们并不喜欢丹麦人，而且他们的主要目的就是夺取丹麦法区域北部的控制权。918年，由雷格诺德率领的一支军队进攻苏格兰，在诺森布里亚建立基地，第二年攻占了约克，雷格诺德在那里登基称王。挪威人的王国一共存在了35年，尽管有时被中断。在那期间，商贸获得发展，约克和都柏林这两个挪威人城市扩展迅速。约克的考古发掘发现了街道，两边是最初由丹麦人建造、后来由雷格诺德的手下进一步发展的原木房屋和商铺。在阿特尔斯坦和埃德蒙两个王朝，比起丹麦人，挪威人是更主要的敌人。

920年，埃德蒙接受了雷格诺德的效忠，因此也承认了他的地位。但当一个新的挪威人国王在926年试图夺取其继承权时，阿特尔斯坦发动进攻并攻占了约克，摧毁了它的防御体系，接受了苏格兰和斯特拉斯克莱德国王们的归顺。正是从927年起，阿特尔斯坦才能真正被看作是“英格兰人之王”。6年后，阿特尔斯坦与苏格兰人的关系破裂。由于害怕遭到入侵，英格兰人的各种对手结成联盟。但在937年，英格兰军队在阿特尔斯坦的指挥下打败了挪威人、苏格兰人和斯特拉斯克莱德的威尔士人的联军。【5】作为英格兰人和丹麦人的国王，而且在某种意义上还是不列颠人的超级领主，阿特尔斯坦的势力现在达到了顶峰。他得到外国势力的尊重，并且与法兰西和日耳曼王室家族结成婚姻联盟。他的诏书表明，威尔士君王们经常出现在他朝中；阿特尔斯坦时期的代菲德国王海威尔·德达（Hywel Dda）还模仿英格兰银币铸造货币，并且根据英格兰法典颁布律法。

地图2　10世纪的英格兰

然而，这一切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取决于国王的个人因素。阿特尔斯坦于939年死去，此后不久，一支由奥拉夫·格思弗里思逊（Olaf Guthfrithson）率领的挪威军队回师英格兰。新国王埃德蒙被迫承认奥拉夫为约克及其附属地区的国王。奥拉夫死于941年，在随后的4年里，埃德蒙夺回了丹麦法区域的北部并劫掠了斯特拉斯克莱德。在一首同时代的诗里，埃德蒙被描绘成把丹麦人从挪威人的压迫下解救出来的解放者：阿尔弗雷德的敌人的曾孙们宁愿与英格兰国王而非他们的斯堪的纳维亚同伴联系在一起。但在947年，即埃德蒙死后刚一年，约克再一次落入一个挪威国王血斧王埃里克（Eric Bloodaxe）之手。随后的6年中出现了埃里克、英格兰新国王艾德雷德（Eadred）以及一个挪威对手奥拉夫·西特里克松（Olaf Sihtricson）之间错综复杂的斗争。954年，艾德雷德入侵诺森布里亚，这一次是最终解决，最后一位约克国王被赶走并随即被杀死。

全国统一王权与地方政府

经过近50年的复杂战争，韦塞克斯王室已经获得了胜利。稳固的埃德加王朝（959—975）证明，已经建立起来的不仅仅是军事力量。埃德加并不是一个征服者，有一位历史学家写道：“他在历史上的作用是维持先前的国王们已经在英格兰建立的和平。”但这绝非微不足道的成就：这个王国还年轻，正是通过埃德加，后期撒克逊王权的主要发展才成为引人注目的焦点。

从阿特尔斯坦开始，国王们更加频繁地颁布法律，并使之细化。这些法律包括广泛的内容——维护和平、打击盗贼、教会等级、商人的行为与市场活动，这些还仅仅是一小部分。其中强调的一个重点是统一：埃德加的法典虽然考虑到地方习俗，特别是丹麦法区域的风俗习惯，但它坚持认为，“世俗法律将像最完美地制定的法典那样对待每一个人”。国王们以加洛林王朝的范本为基础（在这一点上以及在其他许多方面都是如此），培养起一种公共和平的观念，国王的作用是将其付诸实现，而所有臣民的义务是维护和平。王国政府法令的证人名单中记载了定期举行的较为大型和正式的王室会议（witenagemot ，字面意思是“智者会议”）。虽然无论从什么意义上看，它都不是代表会议或“议会”，但这却是讨论严肃的公共事宜，比如选举国王和颁布法律的场合。英格兰的王权，不论是其广度还是深度，都超过了10世纪欧洲任何其他大小相当的国家。

国王的意志通过一个大为改善了的地方政府体系得以执行。在10世纪，英格兰的地方差异被不断弱化并被纳入一个统一的“郡” 【6】制框架中。其中一些郡已经存在了一个世纪甚至更长的时间，而且许多是以更为古老的疆界为基础。但主要是在埃德加及其继任者的统治时期里，英国郡县制得以固定下来，直到1974年，长达一千年。这些郡由一批主要的有财有势的人，即郡长们来管理。在9世纪的韦塞克斯，每一个郡有一个郡长，但似乎是从阿特尔斯坦统治时期开始，郡长的数量逐渐减少，而其地位则随之提升。到埃德加时代，郡长变得不那么像一个地方官员，而更像他的继任者，即11世纪的郡主。不过，埃德加仍然与他管理下的那些郡政府保持着定期联系。

出于法律和管理方面的考虑，郡被划分为更小的行政单位，在大多数县里它们被称为“百户邑”，而在丹麦法区域则被称为“小邑”。每一个百户邑有自己的行政机构管理地方事物，并且负有提供士兵和水手的义务，其人数以百计算。但这还不是阶梯的底层：为了法律的实施，当地人口被划分为组，每组包括10户相互关联的家庭，或者说“耕作单位”。王室政府的权威通过一个非常复杂的系统传达到每一个农民。在10世纪，很难说有多少东西是新的。百户邑的基本原则出现在早先的法典里，而且后来的撒克逊百户邑往往或者通常是以过去的地界为基础。但是，这一制度被阿尔弗雷德的继任者们进一步合理化和加以改进，并在埃德加时代以明显高度发展了的形式出现。

王室力量的另一个标志是铸币。甚至在阿尔弗雷德之前，韦塞克斯和麦西亚的国王们以及坎特伯雷大主教已经就银币作为标准流通货币达成了一致意见。阿特尔斯坦在924至939年间颁布的诏书下令：“统一的硬币制度将在全国流通”。他和他的继任者们在维持硬币的大小和分量上非常一致，所有的硬币都是由受到严格控制的铸币人在各要塞城镇以及其他一些中心地区铸造。大约在937年，埃德加设计了一种新的硬币，它被定期翻新，直到诺曼征服之后很长一段时期还仍然是英格兰货币的基础。硬币优秀的质量表明，铸币受到一定程度的监控，那在当时的欧洲也是独一无二的。

修道院改革

埃德加的一项个人成就是鼓励修道院改革。在10世纪初期的英格兰，本笃会修道院制度似乎已经濒于死亡，几座规模巨大的修道院和无数小的修道院已经被丹麦人摧毁，而那些得以幸存的，其生活方式则趋于世俗化。许多修道院的神甫们同他们的妻儿居住在单独的房屋里，在日常生活中，他们不像修士，而更像是大教堂的教士。对英格兰修道院体制的成功重建需要可供模仿的榜样，当然也需要钱。欧洲伟大的改革运动提供了前者，英格兰的改革在本质上是它的组成部分；而后者则由埃德加和他的贵族们提供。三位贵族出身的教会人士，圣邓斯坦（St Dunstan）、圣艾塞尔沃尔德（St Æthelwold）和圣渥斯瓦尔德（St Oswold），是把大陆上的观念介绍到英格兰修道院的主要人物。

自阿尔弗雷德起，西撒克逊国王们对严格的隐修制度就已经表现出兴趣——虽然还仅仅是作为几种可以接受的宗教生活方式之一——而且正是通过王室的赞助，有两个修道院在10世纪40年代进行了改革：邓斯坦改革了格拉斯顿伯里，而艾塞尔沃尔德改革了阿宾顿。埃德加的异乎寻常之处在于，他能全心全意地接受改革者们那种排他的、“彻底的修道院”立场，其中那个极端而好斗的艾塞尔沃尔德尤其如此。从10世纪60年代起，随着邓斯坦、艾塞尔沃尔德和渥斯瓦尔德被任命到坎特伯雷、温切斯特和伍斯特主教区，一个由王室推动的改革运动的坚实平台出现了：到这个世纪末，在格拉斯顿伯里、阿宾顿以及渥斯瓦尔德在韦斯特伯里－昂－特里姆的修道院的影响下，有近50所修道院得以重建。

经过改革的修道院里修士们的生活方式遵循圣本笃（St Benedict）订下的教规，在仪式上精心发挥，而日常生活则与大陆上的方式一致，其影响主要来自低地地区的根特和卢瓦尔河上的弗勒里，邓斯坦和渥斯瓦尔德曾分别在那些地方学习过。大约诞生于970年的《修道院规章》【7】集中了各种传统，成为了所有英格兰修道院遵守的规则。由于英格兰有全欧洲最强有力的君主，国王在推动运动和支持改革后的修道院方面发挥的作用比在大陆上的改革中更为显著。不过，大贵族们也对改革运动大量投入，建立修道院再一次成为在社会上深受尊敬的行为。

图7　温切斯特新教堂创建证书上的埃德加国王像，日期为966年。这是手稿插图中的温切斯特派最精美的代表作之一，它表现了王权与修道院大改革运动之间的密切关系。

新的修道院十分富有，深受尊重，而且拥有大量珍宝和辉煌的建筑。文学资料暗示出，在埃德加时代的英国艺术是多么丰富多彩。有一些包含精美插图的书籍得以保留至今，但黄金、珐琅和象牙饰品只流传下一些残片，而那些主要建筑却几乎全都已经荡然无存。命运没有青睐盎格鲁－撒克逊时代后期的建筑，所有那些最宏伟的教堂都在诺曼征服之后被重建。温切斯特的修道院教堂在10世纪被扩建，长度达250英尺，边上有附属小礼拜堂和精巧的西方塔楼，墙上还有雕刻和彩绘的装饰带。但必须强调的是，这场精神和物质上的复兴仅仅触及到那些古老社区中的一小部分（很可能不到十分之一），其他地区依然照旧。于是，在诺曼征服时期，本笃派修道院与数目不详的——很可能有数百个——世俗小教堂共同存在，那些小教堂是前维京时代教堂的遗留。

如果说新的修道院制度在很大程度上受益于欧洲大陆，那么它同政府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则大体上显然是英国式的。到1000年时，大多数英国主教都是修士，而且在国王的政务会议上，主教们和修道院院长们同世俗政要一道认真商讨问题。非凡的教会人士属于最后几位盎格鲁－撒克逊国王们最杰出的顾问之列。同样，对一个注重其王位之神圣性质的国王，教会改革也为他增添光环。埃德加在973年举行的加冕礼是被推迟到他30岁之时，那是神职人员被授予圣职的最低规定年龄。其加冕典礼的高潮不是戴上王冠，而是施涂圣油，使他具有近似神甫的地位，从而不受凡人的评判。正如劝诫文作者，恩舍姆的埃尔弗里克（Ælfric）所说：“没有人能使自己成为国王，只有人民才有选择他们最满意的人为王的自由意志。然而一旦他加冕为王，他就拥有统治人民的权力，而他们却不能把他加在他们身上的枷锁除去。”温切斯特新教堂创建证书的扉页画表明了埃德加希望人们如何看待他：头戴王冠，站在两个圣徒之间，向上天之主敬献祭礼，国王们正是凭借他的权威进行统治。

注释

【1】　塔姆沃斯（Tamworth）和赫里福德（Hereford）原是麦西亚建造的要塞，后发展为城市，现分别在斯塔福德郡（Staffordshire）和赫里福德郡。

【2】　《要塞及其土地》（ Burghal Hidage ），据学者们考证，被认为是10世纪初的文献，上面列出了33个设防城镇，或者说要塞，以及它们拥有的土地，从最多的2400到最少的100个海得不等。这些要塞大多数由阿尔弗雷德建造。

【3】　《末日审判书》（ Domesday Book ）是征服者威廉在1086年进行的英格兰历史上史无前例的全国人口、土地、财产大普查的资料汇编，具有极高的文献价值。

【4】　1066年，诺曼人在征服者威廉率领下渡海征服了英格兰，结束了英国历史上的盎格鲁－撒克逊时代。

【5】　这场决定英格兰命运的战役发生在布鲁南堡（Brunanburg），古英语史诗《布鲁南堡之战》描写和歌颂了这一重大胜利。

【6】　古代的“郡”（shire），即现在的县（county）。

【7】　《修道院规章》（ Regularis Concordia ，即 Monastic Agreement ）是由艾塞尔沃尔德在来自根特和弗勒里的修士们的协助下制订的，它集中了欧洲大陆各地修道院的惯例。

第六章

艾特尔雷德与克努特：英格兰君主制的衰落

随后的两朝将向我们表明，英格兰的西撒克逊王权仍然有很大的局限性。当埃德加在975年去世之时，朝中派系以他的两个青年王子为中心分为两大派。爱德华（“殉难者”）即位，但不久被谋杀，为其弟弟艾特尔雷德所取代。这样的开端，正好符合一个不幸王朝的状况。“准备不足的”艾特尔雷德（Æthelred “the Unready”，978—1016年在位）一直受到人们的苛评（虽然他那著名的绰号已经失去了它本身的意义，它本来包含一个双关语：Æthelræd Unræd，即“高明的建议，没有建议”，“Noble-Counsel No-Counsel”）。他很可能的确缺乏对于一个国王来说仍然十分重要的素质：把信任放到正确的地方而同时又从其他方面获得信任的那种能力。另一方面，在学识渊博的大主教伍尔夫斯坦（Wulfstan）的指导下，法律与司法在艾特尔雷德统治时期继续发展。如果不是出现了新的问题——维京人的重返——英格兰王国有可能像在埃德加时代一样团结完整。

艾特尔雷德

新来的袭击者们比他们那些9世纪的祖先们更为危险。到10世纪70年代，在控制了丹麦和挪威之后，丹麦国王蓝牙哈罗德（Harold Bluetooth）正在创建一支由训练有素的职业军人组成的令人生畏的军队。988年，哈罗德被他的儿子斯维因（Swein）废黜。斯维因保持着父亲的军队，并兴建了一些大型要塞供其驻扎。其中一个这样的要塞已经在丹麦的特雷勒堡被发掘出来。它包括一个巨大的圆型土制工程，包围着成群的规模不小的船型厅堂，全都安排得像数学般精准。特雷勒堡和丹麦传说都暗示出一种让英国军队感到难以匹敌的良好配合与纪律。

在艾特尔雷德登基后的一两年内，入侵就开始了。起初，进攻的规模还比较小；但在991年，一支强大的丹麦军队在马尔顿打败了拜尔特诺思郡长（Alderman Byrhtnoth）及其率领的埃塞克斯民兵，【1】在索取了一大笔赔偿金后才离去。同样的模式在994年、997年和1002年的大规模袭击之后反复出现。正是因为这些赔偿金，艾特尔雷德王朝现在才如此臭名昭著。在斯堪的纳维亚发现了大量艾特尔雷德时斯的硬币，还有一些瑞典人的墓碑记述了雇佣军人的事迹，他们曾前往英格兰，因为获得勒索的钱财而致富。在10世纪90年代，如同在1066年一样，英格兰的财富也正是其灾难的根源。

艾特尔雷德如何应对？一个措施是阻止邻国庇护维京人；由于地理上的原因，年轻的诺曼底公国是这类邻国中最主要的国家。诺曼人同他们自己的维京人祖先仅几代之隔，他们有时为那些袭击英格兰后返回的维京人敞开港口。但在991年，国王艾特尔雷德同理查德公爵（Duke Richard）签订了一项条约，相互约定反对协助对方的敌人。10年之后，艾特尔雷德娶了公爵的女儿为王后。这就开始了英格兰和诺曼底之间的重要联盟。

到此时，国王的国内政策似乎仍与以前各任国王的政策没有太大差别。他继承了一个强大而地位稳固的贵族阶层，他早期发布的证书表明，同埃德威格（Eadwig）和埃德加曾经做过的一样，他以赏赐土地的方式获取支持。但从1002年开始，维京人的威胁日益严重，暴露出王权中的一个根本弱点。国王的土地，而且很可能还有他的普遍活动，都还仍然主要集中在韦塞克斯。他用来在北部和东部收买支持的资源非常有限，而那些地区恰恰是他最需要收买支持的区域。那里还存在分裂主义倾向，而且还有许多人仍然记得他们的丹麦血统。艾特尔雷德后来颁布的证书表明，他的资助转向中部地带和英格兰东部，那些并非来自韦塞克斯的新人变得地位显赫。国王在竭尽全力保持英格兰的统一和进行防御。他的无能可能使这一使命变得更为困难，但没有人会认为它轻松。

1002年，艾特尔雷德及其政务委员会下令屠杀所有居住在英格兰的丹麦人，这反映出了政府感受到的巨大压力。这项非同寻常的命令不可能完全得到执行——在有些地方，人口的大多数是丹麦人——但它暗示出一种接近全国性的歇斯底里的状况。我们知道，当牛津地区的丹麦人躲避到圣弗里德斯威德修道院的教堂中时，市民们纵火将其焚毁。几乎可以肯定地说，这场屠杀导致了国王斯维因在第二年率领丹麦人入侵。斯维因劫掠了诺里奇，但他在东盎格利亚的战役中损失惨重，于1005年退回丹麦。第二年，他率军重返英格兰，横扫伯克郡、威尔特郡和汉普郡，英格兰只能再一次付出巨额赔偿金使其退军。在随后的间歇时期，英格兰政府建立了一支新的舰队，但在1008年初，由于一位英格兰舰长的叛国行为，其中80艘舰只被焚毁。这场灾难之后，紧接着，又一支丹麦军队登陆，由高大的托克尔（Thorkill the Tall）和赫姆明（Hemming）率领。1009年，他们纵火烧毁牛津，并随即进军东盎格利亚，次年他们从那里入侵肯特。1012年，托克尔对他的军队残忍杀害大主教艾尔夫赫亚克（Archbishop Ælfheah）深感憎恶，因而投向英格兰一方，这一场军事行动也因此出人意料地结束。他率领45艘舰只为艾特尔雷德效力，其余的军队则撤离英格兰。

现在，英格兰防御力量的虚弱对所有人来说都已是显而易见，而当斯维因于1013年重返之时，其目的是征服英格兰。由于对艾特尔雷德政府感到失望，丹麦法区域的人们欢迎一个丹麦国王，所以他们几乎立即就接受了斯维因。到当年年底，他已经攻占了牛津、温切斯特和伦敦，而艾特尔雷德已经出逃，流亡到了诺曼底。1014年2月，斯维因去世，他的儿子哈罗德继承了他在斯堪的纳维亚的帝国，而在英格兰的丹麦军队却拥戴哈罗德的弟弟克努特（Cnut）为他们的国王。这时，艾特尔雷德已经返回英格兰，当年春天，他已在布置针对丹麦人的进军。克努特对此毫无准备，只得撤回丹麦。1015年，他率领一支更强大的军队返回，这时他发现艾特尔雷德的儿子铁边埃德蒙（Edmund Ironside）已经控制了丹麦法区域的北部。在随后的几个月里，克努特夺回了诺森布里亚并向伦敦进军。但就在丹麦军队到达之前，艾特尔雷德去世，埃德蒙被宣布为国王。然而，即使在韦塞克斯也有许多人没有反抗就接受了克努特的君主地位。埃德蒙结集起他的军队，一时间丹麦人似乎仍然有可能被赶回去。但在1016年秋，克努特在埃塞克斯的阿兴顿取得了决定性胜利。随后签订的条约使埃德蒙只剩下了韦塞克斯，他不久死去，克努特于是成为了全英格兰的国王。

克努特

国王克努特（1016—1035年在位）不得不应对的问题与50年后国王威廉遇到的问题相似。与威廉一样，克努特决心不以征服者，而是以合法的英格兰国王的身份进行统治。他娶了艾特尔雷德的遗孀为妻，而且以残酷的手段确保了他的王位：有好几位英格兰政坛的领袖人物被杀。当王位稳固之后，克努特满怀热情地采用了文明王权的传统方式。他颁布法律并创建修道院；用下一个世纪的年鉴编写者的话说，他把自己“从一个野蛮人”改造“为最虔诚的基督徒国王”。然而，克努特仍然是一个丹麦人，当他哥哥在1019年去世之时，他继承了巨大的北方帝国，英格兰只是它的一部分。在11世纪20年代，克努特越来越多地参与丹麦事物，这是他在英格兰的变革相对较少的主要原因，而这最终将酿成大祸。

当然，他的许多追随者都急于得到报偿。英格兰没有像1066年之后那样出现全面取代原来的土地所有阶级的状况，但有大量的丹麦人进入了贵族阶层。作为一个来自国外因而地位不太稳固的国王，克努特保持着一支王室军队，或者说“王室近卫军”，它成为英格兰相当沉重的负担。在向丹麦人偿付钱财以购买和平长达30年之后，土地所有者们现在又不得不出资供养一支丹麦常备军。对10世纪英格兰那高度整合的贵族阶层的摧毁很快对国家的统一产生了严重的后果。

克努特还必须使英格兰政府在他长期呆在国外期间仍能运作。1017年，他将王国分为4个伯爵国：诺森布里亚、东盎格利亚、麦西亚和韦塞克斯。很明显，这是冒着复活地方分裂主义情绪的危险，特别是因为诺森布里亚和东盎格利亚的伯爵都是丹麦人。在他统治结束时，最重要的人物是诺森布里亚的斯瓦尔德伯爵（Siward earl）、麦西亚的利奥弗里克伯爵（Leofric earl，他的妻子是戈黛娃夫人［Lady Godiva］，来自考文垂的名门），以及韦塞克斯的戈德温伯爵（Godwine earl）。戈德温的祖先不明，但到11世纪30年代，他和他的家族已经是国王之下最富有最强大的世俗势力。克努特划分的伯爵国是盎格鲁－撒克逊历史上最后30年中充斥着政治斗争的主要根源。

注释

【1】　古英语史诗《马尔顿之战》描写了盎格鲁－撒克逊人这场英勇而悲壮的战斗。统帅拜尔特诺思战死，其坟墓现在剑桥附近的伊利大教堂。

第七章

盎格鲁－撒克逊王朝的终结

当克努特于1035年去世时，他有几个可能的继任人。韦塞克斯王朝的代表人物是艾特尔雷德的两个小儿子爱德华和阿尔弗雷德，他们这时正在诺曼底朝中，以及铁边埃德蒙的儿子，他这时在匈牙利流亡。克努特有两个儿子，分别出自他的两位妻子：哈罗德由北汉普敦的艾尔弗格芙（Ælfgyfu）所生，而哈撒克努特（Harthacnut）的母亲则是艾特尔雷德的遗孀爱玛（Emma）。克努特曾希望由哈撒克努特来继承他的整个帝国。但当哈撒克努特还滞留在丹麦之时，政务委员会指定哈罗德为摄政王（尽管此举遭到爱玛和戈德温的反对），并于1037年使他成为国王。就在前一年，英格兰王子阿尔弗雷德很不明智地来到英格兰，并在那里受伤死去，幕后指使者是戈德温。在哈罗德于1040年去世后，哈撒克努特被招为王，但他两年之后也死去，丹麦王室血统就此中断。这时，几乎所有的人都想恢复古老的韦塞克斯王朝。艾特尔雷德的儿子爱德华已在英格兰朝中生活了一年，他于1042年被选举为国王。

“忏悔者”爱德华（Edward“the Confessor”，1042—1066年在位）将注定被圣化为来自英格兰王室的主要圣徒。他的现代传记作者认真考查了隐藏在有关其虔诚的传说故事背后的真实情况后写道：“他不是一个非凡的人物。但他也不是一个圣洁的低能者。同他那个阶层和时代的许多人一样，他只是一个平庸的人。”不论他有什么长处和弱点，他继承了11世纪欧洲最强有力的政府。该政府的力量部分源于它那些古老的机构，部分源于60年来的大动乱。

政府机构

自埃德加时代起，地方政府就已经在发展。一方面，在克努特时代得以巩固的强大的伯爵国使少数几个人在其领地内拥有巨大的权力。一个地位不稳的国王不得不面对来自过分强大的臣民的威胁。另一方面，出现了一个非常有效的新官职负责在地方上执行国王的政策。在艾特尔雷德统治时期，国王在每个郡的地方执政官（“采邑总管”）中发展出一个“郡总管”或者叫名义郡长。他是国王在郡里的主要执政代理人，而且逐渐获得越来越多的本属于郡长的职责。名义郡长主要负责征收王室财税和合法收益，但他也属于正在成长中的地方乡绅阶层。在郡政府里，他向郡里的绅士们宣布国王的意志，在日常事物中发挥重大作用，并为反对横蛮的政治强人们的行为增添王室权威。郡政府和名义郡长属于盎格鲁－撒克逊时代留给后来的中世纪政府最重要的遗产之一。

图8　一份加有封印的忏悔者爱德华的诏书，内容为赏赐威斯敏斯特大教堂。

艾特尔雷德统治下的英格兰十分软弱，一个高效的税收体制正是由此直接发展而来。10世纪90年代付给丹麦人的巨额赔偿金必须从全国筹措。人们后来将其称为“捐税”，以用海得计量土地的古老方法为基础，按每海得固定的税率进行征收。从1012到1051年，接连几位国王都连年征税，虽然现在是为了维持他们的常备军。为此目的而发展起来的复杂的计量制度是后来“末日审判书”的基础，而且还是11世纪初期英格兰官僚体制效率非凡的表现，诺曼征服之后的诺曼国王们在近一个世纪里继续运用这一体制来征收丹麦捐税。

这一时期还出现了一种新的官方文件：诏书。艾特尔雷德很可能，而克努特则肯定颁发了诏书，但现存最早的诏书原件却是来自爱德华一朝。诏书最早的形式是国王对郡长和名义郡长或者主教的简短通知，告诉他们有关土地的转让，并要求必须在郡政府里昭示。一份典型的诏书内容如下：

国王爱德华向哈罗德伯爵和他的名义郡长托菲（Tofi）以及他所有在萨默塞特的乡绅们致以亲切的问候。我宣布：阿尔弗雷德和平而安详地把卢顿的土地卖给了纪索主教（Giso the bishop）。此事发生在巴勒特，我本人在场，同时在场的还有我妻伊迪丝（Edith）、哈罗德伯爵以及其他许多人。我们也希望这位主教将保有这片土地以及它附带的一切，主教凭法律赋予的权利，如同他以前的所有者们那样，以及主教们一直所做的那样，自由地拥有这一切。如果其中任何东西被不公正地夺走，我们要求那必须归还。

它还把效率同一种证明其真实性的新方法结合在一起：一块悬挂的蜡封，被用一个保存在王宫里的模子打上了印记。作为所有权证书，诏书为以前的旧式土地证书提供了一种有用的补充，因为旧式证书使用不便而且易于伪造。它们也为国王迅速而清楚地将其意志传达到郡提供了一种方式。征服者威廉很快将使用诏书来发布命令，而且后征服时代那些更为重要的王室文件类型也是由它发展而来。

当下令征税和颁布诏书时，国王都会咨询他的秘书们。如同最迟从阿尔弗雷德开始的那些国王们一样，忏悔者爱德华有一个由神甫组成的文书班子，由一个主要文官领头，他的职务后来发展成为中世纪的国王秘书。他们的任务之一是保存文献记录：盎格鲁－撒克逊后期流传有记载土地所有权、多少海得的面积和应交纳多少税之类非常细化的普查的证据。比德的一些说法意味着，即使在7世纪，诺森布里亚国王们也有足够的准确信息，能以精确的海得数量来赏赐土地，7世纪时，对那些依附于麦西亚的部族和区域进行计量的备忘录保存在现在称为“部族海得制”的文本里。所以我们能确信，9、10世纪的国王们有某种形式的财政记录，虽然还无法确知那究竟有多么详细。到忏悔者爱德华统治时期，王室秘书部门拥有的卷宗列出了各郡和各百户邑的耕地面积，其中有多少王室土地，也许甚至还列出了各采邑的名称、所有者和财富。我们并非从这些文献本身（虽然有几份残篇保存了下来），而是从《末日审判书》获知此类情况。如果相关的官员们没有获得早先时代的清单，1086年举行的大普查【1】就不可能那样迅速和彻底地汇编成册。前征服时代的公众档案散失是很不幸的，但仅仅是关于它们曾经存在过的信息就在相当程度上肯定了爱德华时代行政管理的质量。

社会变革

如果说从阿尔弗雷德王朝到爱德华时代，英国政府发生了巨大变化，那么英格兰社会也是如此。从9世纪中期到11世纪中期，人口和经济迅速增长。现在没有关于在“末日审判书”之前的数据，但文献、考古和地貌方面的证据有力地暗示出，未来英格兰社会的许多方面在那些年代里已开始成形。毫不奇怪，更多的人口意味着更大的城镇。到诺曼征服之时，英格兰已经出现了我们今天能够理解的意义上的城镇：拥有大量集中的人口并且有市场和商人，成群的工匠集中在特别的区域，有行会和章程以及大量的教堂，有些城镇还有迅速扩展的郊区。盎格鲁－撒克逊时代后期的法律条文根据它们被容许拥有多少铸币者来区分商业中心或者说“港口”（并不一定沿海）和大型设防城镇。城镇包括大多数的阿尔弗雷德式设防城堡和许多修道院中心区域，但它们并不局限于那些在古代十分重要的地区。我们甚至不能猜测有多少地方市场，但在13世纪首次出现的大量地方市场也许比它们看起来更为古老。

图9　一幅盎格鲁－撒克逊后期的绘画，画中是一队牛拉着带轮的犁。

那些正在涌现的城镇是迅速发展的乡村的组成部分。地貌研究表明，在人口比较密集的区域出现了居住地集中的倾向，分散在各地农场上的居民集结到村庄里。同时，农业生产变得更为复杂和更为合作协调，以至到1066年时，英格兰的许多地区都有“公地”，由混合拥有这些土地的农民共同耕种，因此很可能是遵循各种合作协商的种植模式。土地制度的早期发展情况现在仍具争议，但最早在10世纪，我们能看出中世纪英格兰的开放性田野地带和周围的“林地牧场”区域之间的差异。关于集居形式、农业生产和土地所有这些方面的变化之间的关系，尚有许多问题不能确定，但这一变革过程似乎经历了几个阶段并且一直延续到诺曼征服之后很长一段时期。而且还有迹象表明，有时变革并非自发的发展进程，而是来自上面有计划的安排。农民社会被划分为更多的阶层并被更紧密地整合在一起，而领主们对他们的佃户提出了更严厉的要求。

一个原因是有了更多的封建采邑和采邑领主。除了那些发展滞后的地区，绝大多数的旧式“多重所有领地”到11世纪已经被肢解成面积与现代牧区大致相当的区域。人口增长，种植面积扩大，原来的“广泛”体系中那些组成部分成为了独立的实体。10世纪流传下来的土地证书比8、9世纪加起来还要多，它们中大多数是授予较小单位的土地，而且相对来说，获得者更多的是世俗人员。贵族们安居下来：虽然他们仍然是从军事的角度看待自己，但他们似乎开始显得不那么像武士，而更像是绅士。考古发掘揭示出，到1000年，农村各地散落着采邑庄园，有的还设有防御工事。下层乡绅扩大，成为农村地主阶层；《末日审判书》表明，在1066年英格兰有数百个采邑领主。

这就是大多数牧区教堂出现的社会环境。正如国王和主教们在7、8世纪兴建修道院一样，乡绅们在10、11世纪修建采邑教堂。修道院牧区在缓慢地消亡，在其内部越来越多的采邑正在获得与之竞争的属于它们自己的教堂，由采邑的神甫管理。教区组织发展史上这一关键阶段是渐进和非正规的，在本质上是民间所为。11世纪的教堂实际上是为它们的领主所“拥有”（在诺曼征服之前和之后都是如此），而且它们的作用是由受谁控制而非提供精神指导的角度来决定的：教堂的作用是为领主及其家庭和佃户们的需要服务。我们几乎无法谈论像“堂区制度”这样正规的体系，虽然其原初状况已经存在：1700年的牧区教堂中很可能超过一半都建于1066年之前。

所以，英格兰乡村那些令人熟悉的标志——村庄、采邑庄园、教堂——主要是在盎格鲁－撒克逊后期成形的。对于大主教伍尔夫斯坦来说，后面两项是乡绅身份的正常标志，他在1000年前后写道：“如果一个下层自由民富裕起来，拥有了整整5海得的土地，一座教堂和一间厨房，一架教堂钟和一道要塞城堡门，在王宫里有一个座位和特殊职位，那么他从此之后就配被称为乡绅。”这段著名引文中的“要塞城堡门”引发了一个已无需争论的问题：在前征服时代的英格兰有城堡吗？有一位作者把私人城堡与封建主义等同，并确信后期撒克逊英格兰并非封建社会；他争论说，除社区性设防城镇外，英格兰没有其他的要塞城堡。然而如果一座严密设防的庄园建筑能被看作是城堡的话，那么城堡的存在主要说明，社会已经包括一个以土地为基础、具有相当地位的贵族阶级。实际上，考古发掘现在证明，严密设防的建筑的确存在，而且大约建造于1000至1050年间，结构复杂并被堤岸和壕沟围绕的庄园建筑，在北汉普敦郡的苏尔格拉夫和林肯郡的戈尔索都有发现。这些考古现场表明，撒克逊后期普通乡绅的住宅能同12世纪和13世纪初大多数庄园建筑一样壮观。

战争正在变得更为专业化，因而装备自然也更为昂贵。到10世纪末，一种军事服役制度已经发展起来，根据这一制度，以每5海得为单位，负责为民兵组织（fyrd ，即militia）提供一名士兵及其装备。这等于承认，不能期待一般的农夫能以他的财力来装备自己，因此也意味着战斗人员的地位得到提升。根据伍尔夫斯坦的说法，5海得是对一个乡绅最起码的地产要求，而铠甲和武器也成为乡绅身份的另外一个标志。一个全副武装的后期撒克逊武士并不是一个平民变成的士兵。

图10　威斯敏斯特大教堂及其周围区域，约1100年：根据考古发掘、文献资料和现存建筑重现的当年状况（按格姆和波尔1980年原作复制）。前景为修道院大教堂，由忏悔者爱德华所建，毁于13、14世纪。后景为威斯敏斯特大厅，为威廉二世（William II）重建。

到艾特尔雷德统治时期，修道院改革已经失去了动力。斯塔福德郡的伯顿修道院（1004）和牛津郡的恩舍姆修道院（1005）是最后的伟大建筑。因普遍的政治混乱和财力的耗尽，大规模的资助和宏伟建筑的修建很快结束了。但爱德华的虔诚的确促成了一项英格兰空前的建筑项目。大约在1050年，他以与英格兰君主身份相符的规模开始重建在威斯敏斯特的老修道院。在英格兰，建筑艺术发展缓慢，而在诺曼底，在那之前的40年里其发展却蔚为奇观：埃德加时代最优秀的建筑若与在贝尔奈和凯恩的修道院教堂相比，几乎不值一提。所以，为了建造威斯敏斯特大教堂，爱德华把目光投向了诺曼底建筑师，他那最终建成的教堂即使按他们的标准也十分辉煌壮丽和富有创造性，而且很可能也受益于英格兰的装饰传统。多少有点讽刺意味的是，韦塞克斯王室最后的里程碑式伟大建筑竟然主要是诺曼文化的产物。

王位继承问题

盎格鲁－撒克逊历史上最后的年代里起决定性作用的是戈德温家族和王位继承问题。爱德华娶了戈德温的女儿为王后，但到11世纪50年代初，已经很明显，他不会生下一个王位继承人。铁边埃德蒙的儿子爱德华带着他那还在襁褓中的儿子于1057年从匈牙利返回，但随即去世。他年幼的王子埃德加是合法的继位人，但没有人乐于看到一个婴儿坐在王位上的前景。挪威国王马格努斯（Magnus）以及在他之后，他的儿子哈罗德·哈德拉达（Harold Hardroda），都把自己看作是克奴特的帝国——包括英格兰——的继承人。爱德华国王对他们都不可能有多少兴趣，他的目光如果转向什么地方的话，那就是海峡对岸。诺曼底公国的势力和内部组织都在迅速发展，流放时期他曾在那里生活了25年。1035年，罗伯特公爵（Duke Robert）去世，由他的私生子，年仅7岁的威廉即位。我们永远也不会确知，爱德华是否真的答应过将王位交给威廉，但这种说法并非一定不可能。

由于他哥哥被杀害，爱德华从未原谅戈德温，他们之间的紧张关系在1051年达到顶点。爱德华的一个诺曼底朋友在多佛尔被卷入到一场斗殴之中，并有几个人被杀。爱德华命令作为韦塞克斯伯爵的戈德温劫掠多佛尔进行报复。戈德温拒绝并举兵反对国王，而国王则召集麦西亚伯爵和诺森布里亚伯爵率领他们的全部军队前来助阵。冲突得以避免；如时人所说，“他们中有些人认为，如果他们参加战斗，那将十分愚蠢，因为几乎所有英格兰贵族都已来到两个阵营，他们相信，那将使国家洞开，遭受我们敌人的入侵。”戈德温的支持力量崩溃了，他和他的家族外出逃亡。在随后一年里，爱德华增加了朝中的诺曼人，但戈德温在1052年率领一支强大的舰队返回，国王不得不更为顺从。诺曼大主教逃回国内，他的一些同胞也在戈德温的要求下被驱逐。

现在戈德温实际上掌握着最高权力，但他在1053年去世。他的韦塞克斯伯爵爵位的继任人是他儿子哈罗德，他将注定成为最后一位盎格鲁－撒克逊国王。当诺森布里亚的斯瓦尔德伯爵两年后去世时，他的伯爵爵位落到哈罗德的弟弟托斯蒂格（Tostig）手中。由于格温尼德国王格鲁菲德（Gruffydd）的作为，戈德温的儿子们的地位很快得到进一步提升。格鲁菲德最近在威尔士夺得权势，与流放中的麦西亚伯爵爵位继承人结盟，发动了对英格兰的一系列进攻，并劫掠和焚毁了赫里福德。哈罗德与托斯蒂格的联军将格鲁菲德赶回威尔士，并造成了他在1063年的垮台和死亡。有这样的胜利为资本，哈罗德成为了英格兰的杰出人物。尽管他没有王室血统，但他似乎是王位的一个理所当然的候选人。

但在1064年，或者也许是1065年初，哈罗德造访诺曼底公爵威廉。诺曼底资料说，他是以爱德华的使者身份前去确认以前将英格兰王位留给威廉的誓言。关于誓言的说法是诺曼人伪造的这一观点，虽有此可能，但总的来说不太可信。但还有第三种解释，那就是制造贝叶挂毯【2】的艺术家们也许想偷偷告诉我们的：哈罗德不幸落入威廉手中，被迫起誓，十分丢脸地回到深感震惊的爱德华国王那里。不论哪一种说法是真实的，当时许多人都相信威廉不仅有势力，而且有合法的权利。

诺曼征服以及随后时期

最后两年的事件发展迅速。1065年，诺森布里亚爆发了反对托斯蒂格伯爵的叛乱。哈罗德出面调停，但当地人仍然坚定地支持他们提出的人选：托斯蒂格出逃，于是成为他哥哥的敌人。1066年1月5日，爱德华国王去世。紧迫的军事形势的需要压倒了法律，政务委员会选举哈罗德为国王。对于他的两个成年对手而言，那无疑是一个信号。挪威的哈罗德·哈德拉达首先行动：在流亡中的托斯蒂格的协助下，他在夏季入侵诺森布里亚并占领约克。这时哈罗德正在等待预料中的来自诺曼底的入侵，他被迫挥师北上。9月25日，在约克附近的斯坦福桥，他与挪威军队相遇并将其击败。哈德拉达和托斯蒂格都被杀死，哈罗德国王夺回了诺森布里亚。

这时，曾被不利天气滞留的威廉公爵的舰队于9月28日在佩文西登陆。哈罗德立即赶到南方，然而他在两个月前所作的准备已经七零八落，而且他的军队主力已经疲惫不堪。1066年10月14日，英格兰军队与诺曼底军队在黑斯廷斯附近相遇。哈罗德的军队在山坡上布阵，用盾牌组成一道墙。战斗进行了一整天，起初英格兰军队的阵地似乎十分稳固。很明显，英格兰军队不是失败在势力，而是失败在纪律。哈罗德军队中的有些部分似乎受到引诱，跑下山去追击真的或者是假装的撤退，被切断退路并遭到围歼。英格兰军队逐渐被打乱，中央部分坚持到天黑，但当哈罗德在战场上倒下之时，英格兰军队的命运就已经被决定了，在未来的世纪里，巴特尔修道院【3】的圣坛标示出了哈罗德倒下的地方。

威廉进军到多佛尔，随即到达坎特伯雷，在那里接受了温切斯特的归顺。但他的主要目的地是伦敦，因为英格兰抵抗势力的核心力量在埃德加·亚瑟林（Eadgar Atheling）领导下聚集在那里。威廉在伦敦桥与抵抗力量相遇，他率军环绕城市行进，一路上彻底摧毁所遇到的一切。这时亚瑟林的军队却在分崩离析，当威廉到达伯克姆斯特德时，英格兰贵族们在埃德加亲自率领下前来晋见，向他宣布效忠。

阿尔弗雷德的王朝经受住了丹麦人、挪威人和又一次丹麦人的进攻，但最后还是屈服于外国入侵。那是韦塞克斯王室之路的尽头，但却不是盎格鲁－撒克逊社会，或者它的机构和文化的结束。从本质上说，诺曼国王们是用英格兰方式统治着英格兰，在经历了被征服的阵痛之后，曾经使这个国家从埃德加到忏悔者爱德华时代那么强大的体制又重新显示出它的力量。在许多方面，1400年的英格兰看起来与1000年的英格兰惊人地相似。百户邑一直延续到现代，郡和郡长仍然存在于现实生活中，英语仍然为日常语言。最根本的是，正是在600年到1100年之间形成了英格兰的城镇、村庄和道路系统，以及农村的大多数突出特点。

注释

【1】　指《末日审判书》所记录的大普查。

【2】　著名的贝叶挂毯（Bayeux Tapestry）可能织成于12世纪，长231英尺，宽20英寸，上面绣有诺曼人征服英格兰的故事，现存于法国贝叶博物馆。

【3】　巴特尔修道院（Battle Abbey）的字面意思是“战斗修道院”，为征服者威廉所建，以纪念他在黑斯廷斯之战的胜利。教堂的圣坛就设在哈罗德倒下之处。

年表

约450年　撒克逊人到来：亨格斯特和霍萨迁徙到肯特（传说中的年代）

455年　　亨格斯特反叛沃尔蒂格恩（传说中的年代）

477年　　撒克逊人移民苏塞克斯（传说中的年代）

495年　　撒克逊人移民韦塞克斯（传说中的年代）

约500年　蒙巴多尼库斯战役（传说中的年代）

577年　　西撒克逊人攻占格洛斯特、基兰斯特和巴思（传说中的年代）

597年　　圣奥古斯丁率领传教团到达肯特

616年　　东盎格利亚国王雷德沃尔德作为超级国王，使埃德温成为诺森布里亚国王

约624年　雷德沃尔德去世，很可能埋葬在萨顿胡的墓冢中

627年　　埃德温及其诺森布里亚宫廷皈依基督教

633年　　黑文菲尔德战役；诺森布里亚国王奥斯瓦尔德成为超级国王

635年　　韦塞克斯国王西内吉尔斯皈依基督教

642年　　奥斯瓦尔德被麦西亚国王彭达杀死于奥斯沃斯特里

655年　　彭达在温威德被诺森布里亚国王奥苏由打败，并战死，奥苏由成为超级国王

664年　　惠特比宗教会议

669年　　西奥多大主教来到英格兰

672年　　赫特福德宗教会议；特伦特战役，标志着麦西亚开始崛起

685—688年　韦塞克斯在卡德沃拉统治下扩张，兼并肯特、萨里和苏塞克斯

716年　　艾特尔鲍尔德成为麦西亚国王

731年　　比德完成《教会史》

747年　　克洛菲休宗教大会

757年　　艾特尔鲍尔德去世，奥发成为麦西亚国王

786年　　奥发主持召开雷加丁宗教大会

793—795年　丹麦人袭击林迪斯凡、贾罗和艾奥纳

796年　　奥发去世

825年　　韦塞克斯国王艾克伯特打败麦西亚，兼并肯特、埃塞克斯、萨里和苏塞克斯

835年　　丹麦人大举进攻肯特

865年　　丹麦“大军”登陆

867年　　诺森布里亚被丹麦军队占领

869年　　东盎格利亚被丹麦军队占领；圣埃德蒙被杀害

871年　　丹麦军队进攻韦塞克斯；阿尔弗雷德即位

874年　　麦西亚被丹麦军队占领

878年　　（3月）丹麦人把阿尔弗雷德赶到萨默塞特沼泽地（5月）阿尔弗雷德在艾丁顿打败丹麦军队；格思鲁姆接受洗礼

899年　　阿尔弗雷德去世；“年长的”爱德华成为韦塞克斯国王

910—920年　爱德华和艾特尔弗拉德收复丹麦法区域的大部

919年　　雷格诺德在约克建立挪威人的王国

924年　　爱德华去世；阿特尔斯坦即位

937年　　阿特尔斯坦在布鲁南堡打败挪威人、苏格兰人和斯特拉斯克莱德的威尔士人的联军

939年　　阿特尔斯坦去世；埃德蒙即位

940年　　邓斯坦开始重建格拉斯顿伯里，使之成为正规的修道院

946年　　埃德蒙去世

954年　　约克最后一位国王被废黜

959年　　埃德加即位

960年　　邓斯坦成为坎特伯雷大主教

约970年　编纂《修道院规章》

973年　　埃德加举行加冕和圣化仪式；接受不列颠国王们的归顺

975年　　埃德加去世；“殉难者”爱德华即位

978年　　爱德华被杀害；“准备不足的”艾特尔雷德即位

991年　　丹麦人在马尔顿打败拜尔特诺思郡长及其率领的埃塞克斯军队；英格兰和诺曼底签订条约

1002年　　艾特尔雷德下令屠杀在英格兰的所有丹麦人

1003年　　斯维因国王率领丹麦军队入侵

1013年　　斯维因率领一支新的军队重返；丹麦法区域拥戴他为国王

1014年　　斯维因去世；在英格兰的丹麦军队选举克努特为国王

1016年　　（4月）艾特尔雷德去世；“铁边”埃德蒙即位

（秋）克努特在阿兴顿击败埃德蒙；埃德蒙去世，克努特成为全英格兰之王

1017年　　克努特将英格兰划分为4个伯爵国

1035年　　克努特去世

1037年　　哈罗德即位

1040年　　哈罗德去世；哈撒克努特即位

1042年　　哈撒克努特去世；“忏悔者”爱德华即位

1051—1052年　爱德华国王与韦塞克斯伯爵戈德温之间发生冲突

1053年　　戈德温去世；他的儿子哈罗德成为韦塞克斯伯爵

1064—1065年　哈罗德伯爵到诺曼底访问威廉公爵

1066年　　（1月）爱德华国王去世；哈罗德伯爵成为国王

（9月）英格兰国王哈罗德在斯坦福桥击败并杀死挪威国王哈罗德

1066年　　（10月）诺曼底公爵威廉在黑斯廷斯击败并杀死英格兰国王哈罗德

（12月）威廉加冕为王

这是一个唯有战争与野蛮的忠诚的时代，还是一个令人惊叹的秩序井然的社会？国王们的沉浮缘何如此迅速？异教与耶稣基督的较量，谁将最终获胜？罗马帝国崩溃后的盎格鲁－撒克逊时代是英国历史的十字路口，是英格兰社会发生全方位剧烈变革的时代。

本书从政治、经济、宗教、文化、律法等各方面对约六个世纪的盎格鲁－撒克逊时代进行了翔实而透彻的剖析，展现了盎格鲁－撒克逊人富有创造性的成就及对未来英国发展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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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19 Xisanhuan Beil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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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权图字：01-2006-6849

Medieval Britain was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English in 1984.

This Chinese Edition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and is for sale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only, excluding Hong Kong SAR, Macau SAR and Taiwan Province, and may not be bought for export therefrom.

英文原版于1984年出版。该中文版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及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合作出版，只限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销售，不包括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及台湾省。不得出口。© John Gillingham and Ralph A. Griffiths 1984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日不落帝国兴衰史．中世纪英国／（英）吉林厄姆（Gillingham, J.），（英）格里菲思（Griffiths, R. A.）著；沈弘译．—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5.8

（百科通识文库）

ISBN 978-7-5135-6492-2

Ⅰ．①日…　Ⅱ．①吉…　②格…　③沈…　Ⅲ．①英国－中世纪史　Ⅳ．①K561.0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198840号

出版人　　蔡剑峰

项目策划　姚　虹

责任编辑　周渝毅

封面设计　泽　丹

出版发行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西三环北路19号（100089）

网　　址　http://www.fltrp.com

版　　次　2015年9月第1版

书　　号　ISBN 978-7-5135-64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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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顾问：立方律师事务所　刘旭东律师

　　　　　中咨律师事务所　殷　斌律师

目　录

插图目录

地图目录

第一章　诺曼王朝的国王们

第二章　安茹王朝的国王们

第三章　中世纪早期的政治、法律和宗教

第四章　中世纪早期的经济

第五章　战争中的英格兰，1290—1390

第六章　中世纪晚期的财富、人口和社会变化

第七章　重开战争，1390—1490

第八章　走向民族统一

年表

王室家谱

作者简介

约翰·吉林厄姆，伦敦大学伦敦经济学院退休教授，1965至1998年间一直在该大学教授历史，研究方向主要是中世纪历史，最近的两部著述分别为《理查一世》和《12世纪的英国人》。

拉尔夫·A. 格里菲思，威尔士斯旺西大学教授，研究中世纪历史，其著述包括《国王亨利六世的统治》以及与J. 坎农合著的《牛津插图版英国帝制史》等。

译者简介

沈弘，浙江大学英语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曾在美国哈佛大学英语系和英国布里斯托尔大学任访问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世纪与文艺复兴时期英国文学、目录学与版本研究以及中外文化交流。

插图目录

图1 　塞勒姆古堡的航拍照片

图2 　13世纪20年代带有誓约标志的契约

图3 　反映托马斯·贝克特生前和被害的两个场景

图4 　12世纪人们用烧红的器械来烙伤口

图5 　1214年的布汶战役（马修·帕里斯）

图6 　1215年和1217年的《大宪章》

图7 　13世纪圣奥尔本斯修道院的修建（马修·帕里斯）

图8 　13世纪末英国王室眼中一个典型的威尔士人

图9 　国王爱德华二世的坟墓，约1331年

图10 　一位准备比武的骑士，约1340年（《勒特雷尔圣诗集》）

图11 　一位肯特郡的农民，约1390年（威廉·库尔特尼大主教的花名册）

图12 　格洛斯特郡迪奇福德中部一个“消失的村庄”

图13 　约翰·鲍尔在向沃特·泰勒率领的起义者们布道

图14 　国王理查三世，约1512—1520年

地图目录

地图1 　盎格鲁—诺曼王国，1066—1154

地图2 　亨利二世的欧洲大陆领地

地图3 　中世纪英格兰和威尔士的主要道路

地图4 　中世纪后期英国在西欧所采取的军事行动

地图5 　宗教改革前的英格兰和威尔士教区图（13世纪）

第一章

诺曼王朝的国王们

1066年及当时发生的事件

在1066年的圣诞节那天，诺曼底的威廉公爵（Duke William of Normandy）在威斯敏斯特教堂被拥立为英格兰的国王。这是一个令人兴奋的时刻。震天动地的英语和法语欢呼声使驻守在教堂外面的诺曼卫兵们惊慌失措。他们以为在教堂内发生了可怕的不测事件，于是把周围的房子用火点着了。半个世纪以后，有一位诺曼僧侣这样回忆那天所发生的混乱场面：“由于火势迅速蔓延，教堂里的人乱作一团，成群结队地往外跑，有的人是去救火的，另一些人则趁机开始抢劫。只有僧侣们、主教们和几位教士留在了圣坛前面。虽然他们感到惊慌，但还是坚持继续完成了国王的加冕仪式，国王本人也受了惊吓，浑身哆嗦。”

虽然取得了黑斯廷斯战役〔1〕的胜利，虽然伦敦和温切斯特已经投降，但是威廉的国王宝座依然摇摇欲坠，他的担心确实不无道理。至少还要过5年之后，他才能在一定程度上确信，对英国的征服已经完成。从1067至1070年间，每年都有反抗诺曼人统治的起义爆发：在肯特郡、英国西南部、威尔士边界、东英格兰已开垦沼泽区和英国北部。诺曼人不得不像一支占领军那样生活，无论居住、吃饭或睡觉都要按军事编制一起行动。他们被迫在制高点上修筑堡垒，以便能做到由少数人来统治一个臣服的民族。生活在一个拥有一两百万人口的敌对民族中间的诺曼人总数也许还不到10,000。这并不是说每一个英国人都竭力反对诺曼人。无疑有许多英国人在跟诺曼人合作，正是这一点才使得诺曼人有可能成功接管众多的盎格鲁——撒克逊社会公共机构。然而有许多证据表明，英国人不愿意在自己的国家中成为一个受压迫的多数派。这些动荡不安的年代给随后的历史带来了意义深远的影响。它们意味着英国所接受的不仅仅是一个新的王室，也是一个新的统治阶级、一种新的文化和语言。在欧洲历史上也许找不到另一次征服能给战败者带来如此灾难性的后果。

几乎可以肯定的是，这样的动荡并非威廉最初的意向。在诺曼人征服的初期，许多英国人只要臣服就可以保留他们的土地。但是到了1086年，就发生了某些明显的变化。《末日审判书》〔2〕是一部深刻反映了诺曼征服所带来战争创伤的钦定土地调查清册。到了1086年，只剩下4位英国贵族还拥有少量的土地。有4,000多位英国大乡绅失去了他们的土地，取而代之的是不足200名的法国贵族。有一些新的土地拥有者是布列塔尼人和来自佛兰德和洛林的人，但大多数都是诺曼人。就教会而言，我们可以给威廉的反英政策定下一个日期。1070年，他撤销了几位英国人的主教职务，并且从此之后再也没有任命英国人出任过主教或修道院长的职位。在军事问题上，1069—1070年冬季对北方的袭击也说明威廉国王的冷酷无情在当时已达到了一个新的顶点。在约克郡，这体现为1066至1086年间，土地的价值狂跌了2/3。然而无论发生了什么或是怎么发生的，可以肯定的是，到了1086年，盎格鲁——撒克逊贵族这一群体已经不复存在，他们的位置已经被新来的诺曼人精英们所占据。自然这些精英们保留了在欧洲大陆上自己原有的土地；其结果就是英格兰和诺曼底这两个曾经分离的国家，现在变成了一个跨越英吉利海峡的政治共同体，不仅分享同一个统治王朝，而且还有同一个盎格鲁—诺曼贵族体系。有了水上运输的便利，英吉利海峡对英国和诺曼底的分隔就如同泰晤士河之于米德尔塞克斯郡和萨里郡。从1086年起，直到1204年，英格兰和诺曼底的历史盘根错节地交织在了一起。

图1　塞勒姆古堡的航拍照片：它生动地展现了征服后第一代诺曼人所面临的困难。诺曼人的大教堂蜷缩在城堡的近旁，而城堡本身的修筑是为了保护根本就不需要这个规模如此宏大的史前堡垒全部空间的那一小撮人。

由于诺曼底是一个由公爵统治的公国，而这位公爵又必须效忠于法兰西国王，这就意味着从此以后，“英格兰”政治成为了法兰西政治的一部分。但是这种跟法兰西的渊源还要更加深远。由于诺曼人是法兰西人，所以他们来到英格兰时，也带来了法语和法国文化。此外，我们所要讨论的并非1066年以后那一代人所带来的一次性、规模庞大的“法国化”，以及随后逐渐抬头的“英国化”。在1066年的诺曼征服之后还有1153—1154年间的安茹征服；尽管随着这一次征服，卢瓦尔河流域的贵族并未移居英国，但是亨利二世（Henry II）和阿基坦的埃莱亚诺（Eleanor of Aquitaine）两人所组成宫廷的到来更加强化了法国文化在英国的主导地位。

在1066年，只有不到30％的温切斯特财产拥有者使用非英国本土的姓氏，但是到了1207年，这个比例上升到了超过80％，其中大多数都是威廉（William）、罗贝尔（Robert）和理查（Richard）等法国姓氏。这种对欧洲大陆影响的接纳意味着在这段时期，英国艺术中的外来影响是最引人注目的。例如在教会建筑中，“罗马式”和“哥特式”等欧洲的术语要比“诺曼式”和“早期英国式”等更能贴切地描述当时的流行风格。虽然在英国建造的教堂，就像在英国进行装饰和绘制袖珍画的手抄本那样，经常带有某种可以辨认的英国特征，但是建筑师们或艺术家们所采纳的设计式样却来自国外，有时来自地中海区域（意大利、西西里、或甚至拜占廷），通常来自法国。在1174年坎特伯雷大教堂的高坛被大火烧毁之后，被请来进行重建的是法国建筑师桑斯的威廉（William of Sens）。同样，亨利三世（Henry III）在重建威斯敏斯特教堂时也是受到了法国修道院风格的重大影响。事实上，法国在音乐、文学和建筑等领域的显著地位是如此崇高，以至于法语在当时并不仅仅是一门民族语言，而是成为了一门真正意义上的国际语言，一门任何想要被认为是文雅之士的人用来交谈和书写的语言。于是，在13世纪的英格兰，法语的重要性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程度。从12世纪到14世纪，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英国人能够运用3种不同的语言。英语是他的母语，他懂一些拉丁语，并且会说流利的法语。在这个国际性的社会中，法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它是法律和产业管理中的实用语言，也是歌谣、韵文、中世纪史诗和浪漫传奇的语言。换言之，诺曼征服开创了一个使英格兰像耶路撒冷王国那样，可以被描述为法国海外（Outremer ）之一部分的时期。用政治术语来说，它在13世纪初以前就是法国的殖民地（尽管它并不属于法兰西国王），而之后则可算是文化上的殖民地。

在不列颠的西部和北部，即在被征服的英格兰边界之外，还有将本土的身份特征保持得更为长久的民族和王国。作为居住在这个岛国总体来说更为贫瘠部分的独立民族，他们保持了原来的生活方式。只是在12世纪和13世纪这一期间，威尔士人和苏格兰人才逐渐开始分享这个由法国人引领的、涉及了整个欧洲的文化一元化过程。这种时间上的滞后将会带来深远的后果和影响。到了12世纪20年代，像历史学家马姆斯伯里的威廉（William of Malmesbury）这样操法语的英国知识分子开始把他们的凯尔特邻居们描述为未开化的野蛮人，并视他们为无法无天、没有伦理道德约束的蛮族，即生活在原始状态、远离文明社会的游牧民族，但他们偶尔也会越过边界，向英国发动可怕的袭击。一种新的包含优越感的成见产生了，而且这种成见将会在英国人的傲慢中变得根深蒂固。

这一时期，在英国——在较小的规模上还有威尔士和苏格兰——发生的一个社会变更给历史学家们造成了特殊的困难。这就是发生在12世纪和13世纪的文字记载的激增。该时期书写成文的文件数量远远超过了以前，得以保存下来的文件数量也远远超过了以前。在整个盎格鲁——撒克逊时期，只有区区2,000份诏书和特许状得以传世，而仅13世纪存世的文件就不可胜数，动辄以上万计。当然那2,000份盎格鲁——撒克逊文件只能算是冰山一角，更多其他的文件未能流传下来。但这种情况对于13世纪来说也是适用的。例如，据估计，13世纪仅发给小农庄主和农民的特许状一项就可能达到800万份之多。即使这个数字是一种相当宽松的估计，其真实情况仍然是，包括农奴在内的整个社会阶层在这一时期对文件的关注都是前所未有的。在忏悔者爱德华（Edward the Confessor）〔3〕的统治下，传闻只有国王一人才拥有一枚印章，而到了爱德华一世（Edward I）统治时期，法令规定就连农奴也必须每人拥有自己的印章。处于这一发展过程的中心、而且在某种程度上也是这种发展的原动力的，就是国王的政体。国王拥有永久性的、组织完备的文书机构和大法官法庭，后来的财政部也是如此：它们都变得越来越忙碌。在亨利三世的统治下，我们可以计算大法官法庭所使用过的封蜡数量。在13世纪20年代后期，它所使用的封蜡数量是每星期3.63磅；到了60年代后期，这一数量就猛增至每星期31.9磅。政府不仅比以前颁布更多的文件，而且还系统性地制作复本，并将复本保存起来。这方面一个关键性的日期是1199年。就在这一年，大法官法庭的文书们开始用一捆捆的羊皮纸来保存复本，其中大多数是从大法官法庭盖了章、往外发出去的信件——这当然包括所有重要的信件。大法官法庭记录本的存世即意味着从1199年开始，历史学家们所了解的政府日常工作要比此年份以前详细许多。

这都是一些非常重要的发展情况。文件的激增意味着从习惯于记忆事情到把它们记录下来的转变。这也意味着在这一时期全国人口都在某种程度上“参与了扫盲运动”，就连那些并不识字的人也变得习惯于通过文字的媒介来办理日常事务。显然这种识字心态的发展是与俗称为12世纪文艺复兴的文化运动紧密相关的。起初，新学问的动力都来自国外，如意大利和法国的一些城镇和大教堂，但是到了12世纪的后期，英国已经出现了一些高等学府，13世纪20年代，又有两所大学相继得以创立，先是在牛津，接着是在剑桥。在牛津大学的学院里，人们可以学到诸如产权转让、行政管理和初级法律程序等非常实用的课程。在英国各地，都出现了各层次学校不断增加的迹象。

图2　带有誓约标志的契约。这份契约记载了13世纪20年代一位贵族与林肯郡弗莱斯顿和巴特韦克这两地民众签订的一项协议。在契约上连接其誓约标志的约50位村民显然生活在一个已经完全习惯于使用法律文书的社会之中。

然而这些意义深远的发展是否跟社会组织其他方面的革命性变化有关呢？显然，制作所有这些文字材料意味着社会正变得更加官僚化，但这意味着各阶级之间的关系正在被维持，还是正在被改变？经济制度是否正在改变？政治制度是否正在改变？抑或两者只是被更加详尽地记载下来而已？

这些都不是可以轻易回答的问题。证据需要不断积累的性质很容易给人假象。例如，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某种形式可能是在13世纪被首次清晰地记录下来。但这是否意味着这种关系本身就是在那个世纪最早产生的？或者这些类型的关系只是在当时才以文字的形式确定下来？或者这恰好是相关文件得以传世的最早时期？一个关键的例子就是，一种被称为“扈从契约”（indenture of retainer）的文件最早就是在13世纪流传下来的。这种契约记载了扈从为贵族服务的各种条款；文件中通常会确定他每月的工资，假如是一个长期的合同，则会写明他的聘用费。在这些文件的基础上，历史学家们确定“契约扈从”和“雇佣军”都是在13世纪末才开始出现，而且它们都具有中世纪晚期、即“亚封建主义” 〔4〕（bastard feudalism）时期的特征。然而有清楚的（尽管是间接的）证据表明，拿聘用费和工资的雇佣军和扈从至少早在1100年就已经存在。还有一个使问题复杂化的难题。由于文件的激增在英格兰发生的时间要比在威尔士和苏格兰更早，规模也要大得多，所以撰写英格兰的政体、法律、教会和经济等公共机构的历史要比撰写不列颠其他部分的相关历史容易得多。但读者也应该记住，在整个中世纪时期，这个岛国的绝大部分人口都生活在英格兰。在进一步探讨中世纪英国历史之前，先简单勾勒一下主要历史事件将是十分有用的，我们将焦点集中在与英格兰国王最相关的那些事件上。

威廉一世（1066—1087）

在1071年之后，威廉对英国的统治已经相当稳固。威尔士人和苏格兰人并没有给他制造任何麻烦。斯堪的纳维亚的统治者们继续用贪婪的眼光注视着英国，然而始终存在的另一次北欧海盗入侵的威胁从未成为现实。从1071年起至其统治结束止，威廉的注意力都集中在欧洲大陆的战争和外交上。诺曼底是他的家乡，而且远比其统治的岛国更容易受到敌人的突然袭击。威廉的好几个邻居都因为他新的实力而感到惊恐，并且抓住每一个机会想要削弱他。其中最典型的就是法王腓力一世（King Philip of France）和安茹“粗暴的”富尔克伯爵（Count Fulk le Rechin of Anjou）。他们最好的机会是由威廉的长子罗贝尔（Robert，1054年生）所提供的。虽然早在1066年罗贝尔就已经被确认为诺曼底的继承人，但他始终没能享有金钱和权力；从1078年起，他开始参与到一系列反对他父亲的阴谋中。在法国国王与诺曼底公爵之间发生的纷争中，一个天然的战场就是韦克辛，即塞纳河北岸位于鲁昂和巴黎之间一块有争议的领土。威廉于1063年征服的曼恩在诺曼底与安茹的敌对行动中扮演了一个类似的角色。曼恩在后两代人中间始终是一块双方争抢的肉骨头，而韦克辛被争夺的时间还要更长（直到1203年）。就这样，在威廉的统治下我们已经能够看到主宰下一个世纪的政治模式：即家族之间的纷争与领土的争议交织在一起。在这种背景下，威廉之死的时间发人深省。法国要塞芒特的卫戍部队突袭了诺曼底。威廉采取了报复行动，当他的军队于1087年7月攻陷芒特时，威廉身受致命重伤。当时罗贝尔正参与叛乱，并选择留在腓力一世国王的宫廷里。而他的弟弟小威廉则孝顺而执意地守护在父亲的床前。1087年9月9日，威廉一世气绝身亡。他的尸体被抬到了他位于卡昂的圣斯蒂芬大教堂。威廉在晚年变得非常肥胖，当侍从们试图把他的尸体塞进石棺时，它竟胀裂了，使整个教堂都充满了难闻的臭味。对于一位一生都极为幸运和能干的国王来说，这确实是一个不幸的结局。

威廉二世（1087—1100）

无论威廉的最后遗愿是什么，有许多人认为他的长子应该获得父亲的世袭财产，即父亲本人所继承的那些土地。于是，尽管罗贝尔参与了叛乱，他还是继承了诺曼底。然而一个人自己谋得的财产，无论是通过购买、婚姻或征服，则更容易为其他家庭成员所分享。所以，英格兰这块由征服者赢得的广袤土地被他的二儿子威廉所获得。罗贝尔自然反对这样的分配方案，若非因为发动叛乱，他本来是能够继承英格兰的。

显然，有关继承王位的那些习俗惯例仍然是有弹性的。它们可以（也应该）加以修改，以顾及政治现实，例如竞争对手的性格。于是那些有影响力的人物，包括坎特伯雷的兰弗朗克大主教（Archbishop Lanfranc of Canterbury），决定接受红脸威廉（William Rufus）为英格兰国王。他们也许认为他要比哥哥更适合做统治者。参照罗贝尔在1087年以前和以后的表现，这个选择应该是一个合理的判断。然而即位国王没几个月，红脸威廉就发现自己受到了一个由男爵和权贵所组成的强大联盟的反对。根据盎格鲁—诺曼编年史家奥德里克·维塔尔（Orderic Vitalls）的记载，叛乱者的目标是重新把英格兰和诺曼底组成一个整体，这并非是为了宪法规定的某些原则，而是为了解决他们自己的政治难题。奥德里克通过叛乱者头目巴约的奥多（Odo of Bayeux）之口总结了他们所面临的困境：“我们如何才能恰如其分地服务于两个相隔很远又相互敌对的主人呢？假如我们效忠罗贝尔，我们就会触怒他的弟弟威廉，他就会剥夺我们在英格兰的岁入和荣誉。另一方面，假如我们服从于威廉，罗贝尔公爵就会剥夺我们在诺曼底的世袭财产。”这种论点诉诸强大的既得利益，并且能够轻而易举地推翻红脸威廉的统治。假如盎格鲁—诺曼联合王国只能有一个统治者的话，那么人们就很难剥夺长子的权利。对于红脸威廉来说，幸运的是他哥哥缺席了这场纷争：罗贝尔留在了诺曼底，弃他的支持者于危难之中。虽然1088年的那场叛乱顷刻之间便土崩瓦解，但它确实显示出，身为英格兰国王，却又不是诺曼底公爵，这样的处境将会有多么危险。

纵览威廉二世和亨利一世（Henry I）在位的那48年（1087—1135），可以看出英格兰的几次叛乱（1088、1095、1101、1102）都集中在两个时期（总共约15年时间），即当英格兰国王不是诺曼底公爵的1087—1096和1100—1106年间。显然，英格兰和诺曼底有不同的统治者对于国王来说是不利的。然而对于贵族来说也是不利的。正如巴约的奥多所阐明的那样，局势不稳定会给他们带来许多危险。每当跨越英吉利海峡的王国被分割为两半时，就会出现一个冲突的时期，只有当一位统治者推翻另一个统治者时，局势才会稳定下来。这样，英格兰国王最为关注的事情就是要战胜和控制诺曼底。

1089年，红脸威廉对诺曼底公国提出了所有权要求。他利用英格兰的银子来进行贿赂，从而得到了别人的支持，而且他所发动的战役也取得了一定的胜利。但是他对英格兰的控制仍然不够稳固；1095年，他面临了一场政变的阴谋。第二年，紧张的局势才得以缓和，至少暂时是这样，而且是以一种完全不能预见的方式。教皇乌尔班二世（Pope Urban II）巡回布道的惊人成功创造了一种舆论气氛，使得成千上万的人都决定参加一场旨在把耶路撒冷从穆斯林手中夺回来的远征。对于罗贝尔·柯索斯来说，这为他摆脱越来越困难的国内政治局势提供了一个既体面荣耀又激动人心的方式。为了装备自己及扈从以参加远征，他把诺曼底以一万马克的价格抵押给了威廉。

新公爵的下一个任务就是收复在罗贝尔懈怠的统治下所丢失的曼恩和韦克辛。到了1099年，他成功地完成了这项任务。红脸威廉将他父亲的王国恢复到了以前的疆界。事实上，通过把埃德加（Edgar）于1097年扶上苏格兰的王位，他甚至比父亲更为有效地对苏格兰进行了干涉。

有一位12世纪初的作者杰弗里·盖玛（Geoffrey Gaimar）把威廉二世视为一位理想的统治者。但盖玛是用法语写作的。不幸的是，教会神职人员用拉丁语写成的历史著作对于威廉的名声有着更大的影响。生性严肃、并习惯于威廉一世宫廷内那种虔诚和谨慎传统的教会人士对红脸威廉宫廷内的豪华铺张、虚荣粗俗和追逐时尚——如留长发——深感厌恶，因为在他们看来，这些倾向意味着柔弱和淫乱。红脸威廉从未正式结婚。按照《威尔士亲王编年史》的说法：“他纳妃姘居，因此去世时没有留下继承人。”他也许对宗教主张持怀疑的态度；无疑他把教会视作是可供敲上一笔竹杠的富裕行会。他从不着急指定主教和修道院长，因为当这些位置空缺时，他就可以自己挪用教会的收入。在执行这些有利可图的政策时，红脸威廉依赖于一位机智而世故的文书雷纳夫·弗兰巴德（Ranulf Flambard）的足智多谋，并且最终让弗兰巴德出任了达勒姆主教。

1093年红脸威廉的名声受到前所未有的打击，当认为自己大限将至的时候，他指定了一位圣洁的学者贝克的安塞姆（Anselm of Bec）出任坎特伯雷大主教（在这个主教职位空缺了4年之后）。从威廉的角度看，这项任命是具有灾难性的，因为它正好发生在欧洲教会改革运动——即格列高利改革〔5〕 ——期间，这项运动造成了一种有争议的氛围，使得那些圣洁的教徒很容易成为政治上的激进派。1095年，威廉在罗金厄姆召集了一次会议，来解决他与安塞姆之间发生的争执。令所有人瞠目结舌的是，安塞姆大主教向罗马教廷提出了申诉，说身为坎特伯雷大主教的他不能接受一个世俗法庭的评判。11世纪后半期教皇权力的提升，以及它对高级教士首先要忠诚于它的要求，把一种新的和令人不安的因素带上了政治舞台。假如教会的神职人员坚信他们对上帝的义务高于他们对国王的职责（正如圣彼得的教区牧师所定义的那样），那么人们所习惯的世界结构就会变得颠倒过来。

从建立独立的宗教等级体系这个角度来说，安塞姆的论点非常有力；他所依据的前提令他占据了争论的上风。然而红脸威廉也有很好的理由；不仅如此，他还握有权力——与一个专横国王所能得到的物质资源相抗衡时，一个学究气十足的坎特伯雷大主教实际上处于一个非常虚弱的地位。威廉继续骚扰大主教，从未对他改革教会的尝试表示过任何同情。结果安塞姆再以无法忍受了。1097年，他乘船离开了多佛，把坎特伯雷大教堂的地产权全都留给了国王。从短期来看，国王在这次争执中占了上风。1100年他独享了3个主教辖区和12个修道院的收入。同时这场纷争似乎并未削弱这位受过涂油礼的国王在臣民心中的至高权力地位。就连撰写《安塞姆传记》的坎特伯雷僧侣埃德默（Eadmer）也这样评论红脸威廉：“风与海洋似乎都臣服于他。”确实，埃德默继续说道：“在打仗和征服领土等方面，他是如此成功，你会认为整个世界都在对他微笑。”至于威廉二世在1100年的地位是否真的这么牢固则是另一回事；强调伦理道德的编年史家刻意把他描述成一个自负和自夸的国王，一个在似乎要到达成功的顶点时突然被命运所击倒的国王。1100年夏天，大家肯定都已经知道，由于罗贝尔公爵不在而造成的和平插曲行将结束。这位十字军东征的参与者正在回家的路上，不仅身边有一位富裕妻子的陪伴，而且头上还有一个直捣圣城耶路撒冷的英雄光环。当柯索斯重新索要他的遗产时，谁又知道将会发生什么事情，以及那些盎格鲁—诺曼权贵们会站在哪一边？事情就是那么凑巧，1100年8月2日在新森林（New Forest）发生的一次狩猎事故使这位强悍并受到众多诽谤的国王死于非命。同样凑巧的是，威廉的弟弟在国王去世的那一天正好也在新森林。

亨利一世（1100—1135）

获知红脸威廉的死讯，亨利迅速采取了行动。他骑马前往温切斯特，接管了国库。接着他又直接来到了威斯敏斯特，于8月5日在那儿加冕成为国王。这样的神速使人猜测亨利事先知道他的哥哥即将遇害身亡，以及他“策划了狩猎事故”。但是没有同时代人提出指控，而且假如果真是亨利如此冷酷地策划了这次暗杀行动，他所选择的时机很可能会有所不同。红脸威廉与罗贝尔之间即将爆发的战争一定会以他们中间一个人的失败或被消灭为结束。换言之，假如推迟暗杀的话，就会使暗杀者有希望同时获得英格兰和诺曼底。而实际情况是，红脸威廉于1100年8月的死亡意味着亨利必须以惊人的速度来夺取盎格鲁—诺曼联合王国只有一半的控制权。一个在动手之前可以等待那么长时间的人肯定是会再等待一两年的。

几个星期之后，罗贝尔回到了诺曼底。亨利不得不准备防御不可避免的入侵。他的政策就是用施舍恩惠和作出广泛让步的方式来获得支持。这是他在加冕那天就宣布的一项政策，当时他颁布了自由宪章，谴责他哥哥压迫人民的做法，并且答应建立一个好的政体。另一方面，组织防御的迫切需要意味着亨利不能够承受引起过多混乱的后果。这是一个表明姿态和发表宣言、但绝非推翻整个政权的时期。形势的现实就是他哥哥留给了他一个现成的宫廷和管理机构，而亨利除了接管它们之外几乎没有选择的余地。

当罗贝尔公爵于1101年7月在朴次茅斯登陆时，英格兰许多实力最大的男爵在贝莱姆的罗伯特（Robert of Bellême）和其兄弟们的率领下，聚集到了他的麾下。但是以默朗的罗伯特（Robert of Meulan）为首的红脸威廉宫廷圈子那帮贵族依然效忠于亨利；英国的教会亦如此。双方都作出了让步，并且坐下来谈判。亨利得以维持对英格兰的统治，每年向他的哥哥交纳2,000英镑的俸金。

在度过了1101年的危机之后，亨利便开始着手防止这样的危机再次发生。最基本的第一步就是推翻蒙哥马利（贝莱姆）家族。1102年，他夺取了贝莱姆的罗伯特在威尔士边界最主要的堡垒，接着就将他驱逐出境。两年后，他没收了莫尔坦的威廉（William of Mortain）名下的土地。但是罗伯特和威廉这两位伯爵，就像其他伯爵一样，在他们的诺曼底庄园有根据地，可以从那儿组织力量夺回他们在英格兰的土地。通过使英格兰和诺曼底的分离永久化，1101年的条约使得政治动荡局面继续存在。所以当前一任国王的历史又重演时，我们发现一位英格兰的国王先是在防御，接着又转入了进攻。在坦什布赖战役（1106）中，这个问题得到了解决。罗贝尔公爵本人被俘，并将作为他弟弟的俘虏在监牢里度过他28年的余生。

虽然在最初的统治年代里亨利一直专注于诺曼底的事务，但他并无太多的空余时间可以随心所欲地专心做这些事。王室对教会的传统权利受到了随着格列高利改革运动而来的新思想的威胁。改革家们不仅希望净化教士们的伦理道德和精神生活，而且为了做到这一点，他们相信必须把教会从世俗控制中解脱出来。这种控制最令人憎恶的象征就是世俗政权的主教授职仪式，即新任修道院长或主教从任命他们的世俗君主手中接受戒指或权杖的仪式。虽然教皇早在1059年就已经颁布了反对世俗主教授职仪式的第一个法令，而且此后发布了更多的禁令，但是在英格兰，似乎没有人意识到它们的存在，直至安塞姆于1100年秋天回到英格兰。在流放过程中，他得知了教皇对于世俗主教授职仪式的态度。于是，尽管他本人就是由红脸威廉于1093年授予大主教职位的，但他现在拒绝向亨利顶礼膜拜，也不肯给那些由亨利授予职位的高级教士们祝圣。这使得国王处于一个尴尬的境地。主教和修道院长们是大地主，即中央和地方政权中的关键人物；他需要他们的帮助，而且必须确保他们对自己的忠诚。另一方面，与红脸威廉不同，亨利不愿意再挑起争端，所以在许多年当中，他觉得还是拖延这个难题更方便一些，而不是试图解决这个难题。直到1107年，这件事才最终得以解决。

亨利声明放弃了世俗主教授职仪式，但是主教们仍在继续对他们的领主进行顶礼膜拜。实际上国王的祈愿仍然是主教任职的决定因素。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亨利放弃了控制的形式，但却保全了控制的现实。当安塞姆于1109年去世时，国王让坎特伯雷大主教的职位空缺了5年。然而他已经失去了某些东西，而且他知道这一点。在伴随“主教叙任权之争”（Investiture Contest）而来的激烈宣传战中，格列高利派坚持认为国王只不过是个平信徒，他的身份要低于所有的教士，因为教士们所关注的是心灵，而国王关注的只是肉体。教会再也不能容忍旧的观念，即认为涂过圣油的国王就是上帝的神圣代理人。在放弃世俗主教授职仪式的同时，亨利就等于承认了他职务的世俗性质。这是王权史上的一个重要时刻。

当诺曼底被征服、而主教叙任权的争议找到了一个妥协性的解决方案之后，亨利的注意力转向保护他所剩下的东西。虽然他提拔了一些“新人”，但他知道政治的稳定有赖于他培养跟贵族的良好关系。用奥德里克的话来说，“他用荣誉和慷慨来对待权贵们，增加了他们的财富和地产，并且通过以这种方式抚慰他们，他赢得了他们的忠诚。”对于亨利地位的一个直接威胁来自于柯索斯的年轻儿子威廉·克里托（William Clito, 1102年生），他宣称他才是合法的诺曼底公爵，而非亨利。这个对手的要求，加上诺曼底漫长的陆地边界，意味着这个公国仍然是他整个王国中最易受攻击的部分。1106年以后，亨利在其统治期余下的多半时间都是在诺曼底度过的，以对付诺曼公爵的传统敌人，其中值得注意的有法王路易六世（Louis VI of France, 1108—1137在位）和安茹伯爵富尔克五世（Fulk V of Anjou, 1109—1128任伯爵）。他组织了一个防御性的联盟——把他的至少8个私生女嫁给了邻国的君王，从北方苏格兰的亚历山大（Alexander of Scotland）到南方佩尔什的罗特鲁伯爵（Rotrou count of Perche）。这种外交模式在某种程度上印证了马姆斯伯里的威廉的断言，即性对于亨利来说并非是一桩享乐的事情，而是外交事务。所有这些活动的最终结果就是亨利没有失去诺曼底，而且由于这个原因，历史学家们并没有对此大做文章，因为这种斗争的目的只是为了维持现状。然而对于亨利来说，这可是一桩非常重要的事情，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战争，至少有一次，在1118—1119年间，他差点失去了诺曼底这块领土。

地图1　盎格鲁—诺曼王国，1066—1154

保卫诺曼底这一头号问题对于英格兰来说也是一件需要严肃对待的事情，而且不仅仅是对那些在欧洲大陆拥有地产的大地主们而言。城堡、卫戍部队、外交和战争全都需要用大量的金钱来维持。这种因果关系在《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有关1118年的记载中有着明白无误的表述：“由于跟法国国王、安茹伯爵和佛兰德伯爵之间的战争，亨利国王这一年全年都是在诺曼底度过的……英格兰在这一年以众多赋税的形式付出了昂贵的代价，人民整年都被这些赋税压得喘不过气来。”国王的长期缺席和他对于金钱的迫切需要是政府机器不断地变得精巧和复杂背后的动力。当国王不在的时候，英格兰是由副摄政委员会来进行管理的。这个委员会要一年两次在财政部碰头开会，在著名的格子桌布上审计各郡长的待结账目。大多数日常的管理工作，尤其是岁入的收取，是在索尔兹伯里的罗杰（Roger of Salisbury）的监督下进行的，他既能干又谨慎，似乎是一位典型的官吏，与性格浮夸的弗兰巴德截然不同。

亨利唯一合法的儿子威廉1120年因白船（the White Ship）的沉没而溺水身亡，这使得亨利精心构筑的大厦轰然倒塌。从那时起，继承人问题便主导了他统治时期的政治活动。威廉死后不到3个月，亨利便娶了一个新的王后，但是他竭力希望得到的王位继承人却并没有出生。所以，尽管亨利有20多个私生子女，但在他身后却只留下了一个合法的后代，即他的女儿马蒂尔达（Matilda）。当她的丈夫，德意志皇帝亨利五世（Henry V of Germany），于1125年逝世的时候，亨利把她召回了自己的宫廷，并让男爵们宣誓接受她为盎格鲁—诺曼王国的继承人。接着，亨利于1127年又得知了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威廉·克里托被承认为佛兰德伯爵。假如他能动用佛兰德的财富来推动他对于诺曼底的主权要求，那么他叔叔的前景将会十分暗淡。在这个关键的时刻，亨利向安茹的富尔克五世提出了马蒂尔达与富尔克的儿子和继承人杰弗里·金雀花（Geoffrey Plantagenet）联姻的建议。1128年6月，马蒂尔达不太情愿地嫁给了一个14岁的少年。毫无疑问，富尔克伯爵取得了一个外交上的胜利：即迈出了安茹家族接管盎格鲁—诺曼王国最重要的第一步。

到了1135年，亨利一世与杰弗里和马蒂尔达之间发生了公开而激烈的争吵。这件事的后果就是驱使那些忠于亨利的权贵们起来反对安茹家族的人。当年迈的国王去世时，这些权贵们不可避免地发现自己很难跟国王选定的继承人达成妥协。从这个意义上说，是亨利本人挑起了他死后王位继承权的争议。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他仍然想让他的女儿和女婿来继承王位，但是他没有办法亲自采取可以使他们顺利继承王位的措施。亨利一世曾经是一位极为能干和成功的国王，是当时最杰出的政治家，但就连他也没能妥善处理王位继承问题的紧张局面。正是由于这个缘故，亨廷顿的亨利（Henry of Huntington）把亨利描述成一个永远焦虑不安的国王：“他的每一次胜利都只能使他担心自己是否会失去已经得到的东西；因此尽管他看上去是一个最幸运的国王，但实际上他却是最痛苦的国王。”

斯蒂芬（1135—1154）

当亨利一世已处于弥留之际的消息传来时，被老国王选中的两位继承人正住在自己在安茹或曼恩的领地里。但是国王的侄儿，布卢瓦的斯蒂芬（Stephen of Blois），当时则是在他的领地布洛涅。从那儿到英国的东南部只有一天的旅程。这个地理上的巧合给了斯蒂芬一个捷足先登的机会。他首先获得了伦敦人的支持，接着又骑马赶到了温切斯特。他兄弟，布卢瓦的亨利（Henry of Blois），正在那儿当主教。在亨利的帮助下，他既得到了位于温切斯特的国库，又得到了索尔兹伯里的罗杰的支持，后者接受了他所提出的要当国王的要求。然后剩下的就只是说服坎特伯雷大主教来为他的登基祝圣了。为了做到这一点，他争辩说，贵族们要效忠马蒂尔达的誓言是无效的，因为当时大家都是被迫的。还有人散播虚假的消息，说老国王在弥留之际改变了有关王位继承人的主意。1135年12月22日，斯蒂芬在威斯敏斯特接受加冕和涂油仪式，成为国王。

盎格鲁—诺曼王国的政治结构意味着斯蒂芬一旦被承认为英格兰的国王，他在诺曼底也就处于了一个强有力的位置。从那时起，诺曼男爵们如果效忠于别人，就会失去他们在英格兰的地产。尤其是那些损失会最大的人都觉得他们必须支持斯蒂芬。所以杰弗里和马蒂尔达为赢得遗产而发动的战争从一开始起就遇到了盎格鲁—诺曼王国大多数权贵的反抗。

在西部，亨利的死讯引发了一场反抗殖民者的大暴动，因为殖民者们企图将威尔士变成一位同时代人所谓的“第二个英格兰”。但在英格兰本土，斯蒂芬头两年半的统治还算相当平静：事实上，比他的两位前任国王最初的统治年份平静多了。第一个沉重的打击出现在1138年的夏天，当时格洛斯特的罗伯特（Robert of Gloucester）决定加入他同父异母的姐姐阵营。罗伯特的变节不仅意味着斯蒂芬失去了对诺曼底某些战略要点的控制，而且它也是一个信号，说明安茹家族的人即将把他们的斗争推进到英格兰本土。当斯蒂芬眼巴巴地等待着这个打击落到他头上时，他开始对形势失去了控制，尤其是在北方，苏格兰国王戴维一世（King David I of Scotland）夺取了诺森伯里亚。

斯蒂芬得罪了他的兄弟布卢瓦的亨利，因为他没有让他当上坎特伯雷大主教；他逮捕了3个有影响力的“文官”主教，包括索尔兹伯里的罗杰，于是便使得布卢瓦的亨利有理由宣称教会的自由受到了侵犯。在1139年的秋天，当马蒂尔达皇后在阿伦德尔登陆、并似乎成为斯蒂芬囊中之物时，他竟让她安然脱身，到布里斯托尔去跟格洛斯特的罗伯特会合。从那时起，英格兰便出现了两个对立的宫廷。假如他囚禁她，那么她丈夫和儿子们的事业就会获得更多的支持。马蒂尔达是个女子这一事实曾经给过斯蒂芬一个机会，但是在一个骑士的时代，它也给了他一个无法解决的难题。

1141年2月，斯蒂芬在林肯郡鲁莽应战，并且在能够逃脱的情况下仍然顽强奋战。结果他遭俘，被关进了布里斯托尔的大牢。现已作为教皇使节的布卢瓦的亨利公开地站到了皇后这一边。当年夏天，马蒂尔达得以进入伦敦。但是她轻蔑地拒绝了由教皇使节制订的和平条件，并以她放肆的行为举止冒犯了伦敦的居民。当斯蒂芬的王后，布洛涅的马蒂尔达（Matilda of Boulogne），率领大军向伦敦进发时，伦敦人拿起武器，将皇后赶出了伦敦城。就这样，计划在威斯敏斯特举行的加冕仪式并未举行。马蒂尔达也从未成为过英格兰的女王。几个月之后，格洛斯特的罗伯特也成了战俘。由于他是皇后阵营中的得力干将，马蒂尔达不得不同意交换战俘，即用斯蒂芬换取罗伯特。皇后失去了得到的地位；英格兰仍然是一个分裂的国家。

在诺曼底，形势有了一个完全不同的发展。安茹的杰弗里留在法国，以便保持对诺曼底公国的压力，同时也照顾他自己在安茹的利益。从1141至1144年间的一系列战役以鲁昂投降，以及杰弗里正式受封为公爵而告终。然而安茹伯爵一心一意想要征服诺曼底的专注劲头使他无法顾及英格兰。

英格兰的内战陷入了一种僵局。作战双方都没有取得什么进展，因为当时的作战兵法都是围绕着城堡来展开的，总的来说防御者占据了优势。1147年10月，格洛斯特的罗伯特一命呜呼。灰心丧气的皇后于1148年初离开了英格兰，从此再也没有回来过。

1150年，安茹的杰弗里让他的儿子亨利辅佐他在公国的统治，第二年，当法王路易七世（King of France Louis VII, 1137—1180在位）为报答在韦克辛得到的让步，决定承认亨利为公爵时，上述安排就被合法化了。到了这一步，英格兰与诺曼底之间原有的关系似乎终于破裂了。然而双方都不愿意放弃他们的主权要求，尽管在英格兰双方似乎仍然相持不下，但欧洲大陆的形势却显得变化多端。还不到40岁的安茹的杰弗里去世了，留下他的长子控制诺曼底和安茹。1152年3月，路易七世与王后阿基坦的埃莱亚诺离了婚。8个星期之后，她嫁给了亨利，这样亨利就可以将阿基坦这个幅员广阔的公国纳入他在欧洲大陆的财产之中。

亨利的婚姻可谓是一个大手笔——然而它也给斯蒂芬带来了新的希望。路易七世将亨利的所有敌对者组织成一个声势浩大的联盟。其结果就是1152年的夏天，亨利不得不在4个不同的战场上同时作战——在阿基坦，在诺曼底，在安茹镇压叛乱，以及在英格兰对抗斯蒂芬。一位见识广博的诺曼编年史家告诉我们，当时人们打赌说亨利在劫难逃。在这个紧要关头，亨利乘船到英格兰来继续与斯蒂芬周旋的决定给同时代人的印象是胆大妄为。尽管如此，亨利还是难以打破英格兰的僵局，而且他的整个地位仍因战线过长而显得十分危险。恰好斯蒂芬的继承人尤斯塔斯（Eustace）于1153年8月死亡，这改变了一切。斯蒂芬的第二个儿子威廉从未想过要当国王，这就为谈判解决争端打开了通道。

双方的男爵们长期以来都急切地希望得到和平。他们的地产使得他们很容易受到战争的劫掠，以至于他们都不赞成旷日持久的敌对行动。他们不时地会漠视首领们的意愿，自己安排地方上的停火。所以当斯蒂芬和亨利屈从于顾问们的意见时，大家都松了一口气。

根据1153年12月签订的《威斯敏斯特和约》，双方同意斯蒂芬在生前拥有整个王国，但他应该立亨利为他的继承人。威廉将继承斯蒂芬作为男爵名下的领地。从根本上来说，这个和约是重复了布卢瓦的亨利于1141年所提出的和平条件。马蒂尔达在得胜后缺乏宽宏大量的心态使得整个国家又进行了12年的内战。现在斯蒂芬终于可以在无人挑战的情况下来统治国家了，但是他已经精疲力竭，并没能活多久来享受他新得到的权力。1154年10月25日，他与世长辞，被埋在了他妻子和长子的墓地旁边，而该墓地就位于他与妻子在法弗舍姆所创办的修道院里。

斯蒂芬曾经是一位能干的军队指挥官和勇敢的骑士——但也许太勇武了，反而对自己不利。他的性格要比任何其他诺曼国王都更具有吸引力——但他缺乏他们的专横傲慢，这一点使他无法镇住自己的宫廷或国家。此外，他呆在诺曼底的时间太少，在他整个统治时期只是于1137年去访问过一次。这与他前任国王们的行程大相径庭，而且从盎格鲁—诺曼贵族的“跨海峡结构”来看，这无疑是一种错误的做法。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位来自布卢瓦家族的统治者可以说是失败了，因为他作为一名国王过于“英国化”了，而没有意识到英格兰只是一个更大整体的局部。

注释

〔1〕　黑斯廷斯战役（Battle of Hastings, 1066. 10. 14）是一场决定英格兰命运的战斗。诺曼底公爵威廉击败了英格兰国王哈罗德二世（Harold II），继而占领了整个英格兰。1066年12月25日，威廉一世在伦敦加冕为英格兰国王。——译注，下同

〔2〕　《末日审判书》（Domesday Book）是威廉一世成为英格兰国王之后，为了便于向贵族们收税，于1085—1086年间在英国进行了大规模的土地勘查之后所编纂的一个钦定土地调查清册。

〔3〕　忏悔者爱德华（Edward the Confessor, 1003—1066），英格兰国王，因笃信宗教而获“忏悔者”这一绰号。

〔4〕　“亚封建主义”是盛行于14、15世纪欧洲以保护制、扈从制和亲缘关系为内容的社会，是从领主制向以支付现金工资为条件、亲缘关系和服务为内容的扈从制的转变。

〔5〕　格列高利改革运动（Gregorian reform movement）是指教皇格列高利七世（1073—1085年间在位）为整顿西方教会而发动的改革，内容主要是反对由国王来任命神职人员，以及修改教会法。

第二章

安茹王朝的国王们

亨利二世（1154—1189）

亨利一帆风顺地接管了政权；这是100多年来第一次有人毫无争议地继承英格兰的王位。作为一个领土从苏格兰边界一直延伸到比利牛斯山脉的王国君主，他可能是欧洲最有权力的国王，甚至比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还要富裕，并且完全压倒了他在欧洲大陆的财产名义上的宗主国君主，即法兰西国王。虽然英格兰给了他巨大的财富和一个国王的头衔，但该王国的中心却是在别处的安茹，也就是他父辈们的土地上。

他在英格兰的首要任务就是挽回斯蒂芬统治期间所遭受的损失。到了1158年，这项任务终于完成了。最富有戏剧性的例子就是在1157年，他施加外交压力，迫使年轻的苏格兰国王马尔科姆四世（Malcolm IV）把坎伯兰、威斯特摩兰和诺森伯里亚归还给了英格兰国王。然而在威尔士，亨利发现很难恐吓圭内斯的欧文（Owain of Gwynedd）和德赫巴斯的里斯（Rhys of Deheubarth）这两位实力雄厚的君王。在1157年和1165年，亨利使用了武力，但由于威尔士人的游击战术和倾盆而下的夏季阵雨，亨利两次均无功而返。1165年之后，亨利对威尔士君王们的态度变得更为通融。早在1155年，他就已经在考虑征服爱尔兰。然而直到1169—1170年间，对爱尔兰的进攻才真正发起。先是一些贵族从威尔士边界发兵，然后（1171—1172）才是亨利本人率大军亲征。长期拖延表明，在国王的眼里还有其他远比爱尔兰问题更为急迫的事情要办。

在他34年的统治生涯里，亨利二世有21年生活在欧洲大陆。从社会和文化角度来看，英格兰与安茹领地的法国部分相比，显得有点死气沉沉。位于塞纳河、卢瓦尔河以及加龙河流域的繁华社区是学问、艺术、建筑、诗歌和音乐的中心。阿基坦和安茹生产中世纪贸易中最基本的两种商品：酒和盐。这些商品可用来交换英格兰的布匹，而且这种生意肯定给这位君王带来了优厚的利润，因为生产者和消费者都在他的统治之下。作为诺曼底公爵、阿基坦公爵和安茹伯爵，亨利继承了他的前任国王们对于邻国的领土扩张要求。这些领土要求导致了对南特进行的干预（1156），亨利在那儿安插了自己的兄弟杰弗里（Geoffrey）作为伯爵；导致了1159年对图卢兹的远征，其结果是夺取了卡奥尔和凯尔西〔1〕；导致了1160年诺曼韦克辛的回归；最后，作为1166年不断入侵的结果，它导致了对布列塔尼的占领，亨利将儿子杰弗里（Geoffrey）安插在那儿作为公爵。

然而具有讽刺意义的是，亨利并不是因为他所取得的胜利才被人们记住的，而是因为他在谋杀托马斯·贝克特（Thomas Becket）中所扮演的不光彩角色。1162年6月，贝克特出任坎特伯雷大主教。在讲究体面的教会人士眼中，从1155年起就担任大法官的贝克特并没有资格担任英格兰教会中的最高职位。他却证明了他是所有可能成为大主教的人选中最称职的，使世人大为惊愕。从一开始，他就刻意反对出于友谊提拔了他的国王。不可避免的是，亨利不久就开始像一个遭到背叛的人那样作出了反应。在12世纪中期，教会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充满了各种问题，这些问题可以、也通常是被善意的人们束之高阁，但它们也可以为那些一心想要吵架的人提供一个发作的机会。

亨利选择了“犯罪的教士”这个问题来跟大主教算账。就像许多其他俗人一样，亨利憎恨那些犯了重罪的教士通过要求在教会法庭审判来逃脱死罪的做法。1163年10月，在威斯敏斯特召开的一次会议上，亨利要求那些犯罪的教士应该由教会免去圣职，然后把他们交给世俗的法庭判罪。贝克特联合其他的主教同事们，反对国王提出的建议；但是当教皇亚历山大三世（Pope Alexander III）请求他采取更为和解性的措施时，亨利在克拉伦登召开了一个会议（1164年1月）。他对主教们发表了一个有关国王对教会惯有权利的声明——即《克拉伦登宪章》——并且要求他们切实遵守这些惯例。在完全没有准备的情况下，贝克特争辩了两天之后终于屈服了。然而当其他所有的主教们都像他一样答应这个要求时，贝克特又为自己的软弱感到后悔。亨利被彻底激怒了，于是决定消灭贝克特。他将贝克特召到王宫里，捏造了指控要他进行答辩。结果大主教被判有罪，并被剥夺所有的家产。陷于绝望的贝克特逃到英吉利海峡另一边，向教皇进行申诉。由于他先是坚持原则，后又产生动摇，贝克特使英格兰教会陷入了一个混乱的状态。

在贝克特流放期间，亨利在其后5年都专注于其他更为重要的事情。他征服了布列塔尼，重整了英格兰司法系统。接着在1169年，有关王位继承人亨利王子（Prince Henry）加冕仪式的问题导致国王、教皇、大主教之间无休止的谈判被当作紧急事务得到了解决。1170年，贝克特回到了英格兰，决心要惩罚那些参加了年轻国王加冕仪式的教士们。他的敌人们不失时机地把大主教张扬的行为举止告诉了亨利。“难道没有人替我除掉这个狂暴的教士？”亨利激愤的话语被他手下4位骑士过于当真了。他们急于获得国王的恩典，便迅速赶到了坎特伯雷，于1170年12月29日在贝克特自己的大教堂里谋杀了这位大主教。这一事件使整个基督教世界感到震惊，并且使贝克特在破纪录的短时间内被追认为圣徒。在大众的记忆里，这位大主教象征着对国家权力机构的压迫所进行的反抗，但实际上没有了他，每个人都会活得更好。当抗议的风暴趋于平静时，国王对他广袤王国的控制显然一点也没有因为有关贝克特的争议而动摇。在12世纪70年代，亨利站在了权力的巅峰。

地图2　亨利二世的欧洲大陆领地

图3　反映托马斯·贝克特生前和被害的两个场景。左：亨利二世听取人们关于贝克特拒不妥协的抱怨。右：大主教被谋杀。

此时亨利二世已经决定，在他死后他的领地将在他的3个最大的儿子之间分割。亨利将得到他父亲的遗产，即安茹、诺曼底和英格兰；理查（Richard）将得到他母亲的遗产阿基坦；杰弗里将获得父亲扩张得到的领土布列塔尼。在那时并没有给约翰（John）留下什么遗产，但后来到了1185年，他得到了允诺，将获得父亲另一块扩张所得的领土，即爱尔兰。到那时，亨利二世的分割遗产计划已经遇上了麻烦。问题就在于这些计划唤起了儿子们过多的期望，而当亨利二世仍把真正的权力捏在自己手中时，他是无法满足这些期望的。就这样，从1173年起，亨利为对付造反的儿子们而不胜烦恼。不仅如此，那些叛乱者还总是能在法兰西国王的宫廷里受到热烈的欢迎。1180年之后，这事还成了一个严重的问题，在那一年，处事温和的路易七世把王位传给了儿子腓力二世（Philip II Augustus），一位决心消灭安茹王国的奸诈政治家。亨利二世的两个儿子，即王位继承人亨利和三子杰弗里分别于1183年和1186年辞世，这本来可以减少亨利的麻烦，但是这却被老国王对约翰的明显偏爱所抵消，因为这种偏爱引起了理查的恐慌。理查与腓力所结成的联盟打败了亨利二世，老国王在失败之后于1189年7月6日在希农逝世。

只是在他生命的最后几个星期中，统治广袤领土的任务对于亨利来说才显得过于沉重。他不停地从他王国的一个角落奔到另一个角落，几乎给人一种他无处不在的印象——正是这个印象使得臣民们效忠于他。虽然中央政府的办事机构，如内廷总管处、大法官法庭和军事指挥机构等都随他一起旅行，但是王国的幅员辽阔不可避免地刺激了地方行政机构的进一步发展，以便能在国王离去的时候处理日常的司法和金融事务。于是就像别的地方一样，英格兰的政府变得越来越复杂和官僚化。这种变化，加上亨利二世对于合理改革的兴趣，使得他被世人视为英国普通法的创始人，以及一位伟大并富有创造力的国王，但是在他自己的眼里，这些都是次等重要的事情。对于他来说，真正重要的是家庭政治，所以他去世前认为自己是一位失败者。但是在30多年当中，他在这方面还是十分成功的。

理查一世（1189—1199）

理查与腓力二世的联盟意味着他作为父亲权利和领土继承人的地位是无人敢于挑战的。约翰依旧是爱尔兰的君王；届时布列塔尼也将成为杰弗里的遗腹子，即现在已经两岁的阿瑟（Arthur）的领地。其余的领土全都任由理查处置。

然而理查不希望在英格兰长期居住。他于1172年成为了阿基坦公爵，从那时起他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欧洲大陆度过的。就连他成为英格兰国王之后，他也清楚地意识到，他所统治的领土远远不止英格兰。结果他就像父亲那样，有着更为广泛的兴趣，担负了更大的责任。这种责任的一个方面就是他给予耶路撒冷王国的支持，该王国是由安茹王室一个旁支的女儿所统治的，她嫁给了理查在阿基坦的一位扈从。1187年11月，当他听说萨拉丁（Saladin）在哈廷战役中大获全胜的消息之后，理查立即参加了十字军东征。因为受到父亲统治末期牵涉进家庭纠纷一事的拖累，理查现在决心一旦筹集到足够的军饷，以及为他长期缺席的情况下各个领地的妥善治理作好安排后，就挥师前往东方。

1190年7月，他和腓力二世在第三次十字军东征中出发了。直到1194年3月理查才重新踏上了英格兰的土地。在此期间，他率领了一支舰队和一支大军赶赴地中海的另一端。尽管没能重新夺回耶路撒冷，但他在与强大对手萨拉丁的作战中还是取得了令人惊叹的战绩。在十字军东征的战役中，理查应对并解决了诸如威廉一世、爱德华三世（Edward III）及亨利五世（Henry V）等其他英格兰武士国王们都未曾遇到过的巨大后勤难题。他于1192年谈判达成的《雅法和约》使得参与十字军东征的那些国家还能够继续生存了一个世纪。在英格兰的国王中，理查在世界史的重大事件中独一无二地扮演了一个积极的领袖角色。

在他参加十字军东征期间，英格兰于1191年发生了一些动乱，但是他的应变计划使王国又恢复了稳定的局面。法兰西国王腓力回国之后曾企图乘理查不在而占英格兰的便宜，但这种企图也未成功。假如理查如他所希望的那样于1193年1月回来的话，他就会发现自己的王国领土依然完整。

他的领土所遭受的蹂躏是他被囚于德意志期间发生的。他在监狱里呆了一年多的时间（1192年12月—1194年2月），而且正如人们在1193年所认为的那样，很可能会在那儿呆上更长的时间。

即便在这些不利的环境之下，理查在英格兰的代理人也成功平复了理查幼弟的叛乱行为。真正的损失主要发生在欧洲大陆，尤其是在诺曼底，因为腓力在那儿侵占了韦克辛，并且差点攻陷了鲁昂城本身。

理查于1194年2月在交纳了10万马克之后被释放，这笔钱是国王赎金中先行支付的2/3部分。在简短访问了英格兰（1194年3—5月）之后，他回到了欧洲大陆，并在之后的5年当中经过艰苦卓绝的奋战，收复了他被囚期间迅速失去的领土。到了1198年年底，理查纯熟的外交手腕、卓越的指挥才能和与日俱增的人力和物力资源使得他成功收复了他以前失去的几乎所有领土。就在那时，在1199年4月，理查因在围攻利摩日附近的沙吕——沙布罗尔、即镇压由昂古莱姆伯爵（the count of Angoulême）和利摩日子爵（the viscount of Limoges）率领的叛乱时受伤而死。在安茹和卡佩这两个王族的争斗中，理查之死将成为一个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转折点。

理查的伟大过人之处之一就在于他选择手下大臣的能力，尤其是他在英格兰选中的休伯特·沃尔特（Hubert Walter）。作为首席政法官、坎特伯雷大主教和教皇的使者，休伯特·沃尔特代表了国王与教会之间和谐的合作。在英格兰，就像在安茹王国的其他省份一样，理查的长期缺席就意味着要在沃尔特的监督下不断发展出一个有效的中央政府机制。从理查臣民的角度看，这意味着不断增加的沉重赋税，但是没有证据显示，战争的经济负担曾经使得安茹王国处于经济崩溃的边缘。

图4　12世纪人们用烧红的器械来烙伤口，图的下方可以看到有一位助手正在给这些器械加热。（该插图出自12世纪达勒姆大教堂小隐修院一位名叫赫伯特［Master Herbert］的医生之医学论著。）

约翰（1199—1216）

理查没有留下合法的后代，所以当他逝世时，安茹王国的各个不同部分选择了不同的继位者。英格兰和诺曼底的男爵们选择了约翰，安茹、曼恩和图赖讷却选择了布列塔尼当时12岁的阿瑟；阿基坦继续由约翰的母亲埃莉诺（1204年去世）代表儿子进行统治。到了1200年5月，约翰已经把阿瑟赶下了台，并且使自己成为整个安茹王国的君主，尽管他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他抛弃了所有的盟友，并且根据1200年1月签订的《勒古莱特条约》把韦克辛和埃夫勒割让给了法兰西国王腓力。同年晚些时候，他宣告自己的第一桩婚事无效，并迎娶了昂古莱姆的伊莎贝拉（Isabella of Angoulême）。与昂古莱姆的这位女继承人结婚对他来说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而假如约翰给她的未婚夫吕西尼昂的休（Hugh of Lusignan）支付适当的补偿的话，也许一切都会安然无恙。然而这次婚姻却引出了一系列的事件，导致休向法兰西宫廷提出了申诉，而且还导致了1202年法王腓力宣布没收约翰所有在欧洲大陆上的领地——即他所持法兰西国王的封地。由于他对待安茹和普瓦图首要男爵们的态度不当，从而丧失了于1202年7月在米尔博俘虏阿瑟时所赢得的所有优势；有关他侄儿被谋杀（1203年4月）是由他指使的有鼻子有眼的传闻进一步损害了他已经有污点的名誉。在一种怀疑和恐惧的气氛中，约翰觉得无法组织一次有效防御。1203年12月，他认输并撤回了英格兰。腓力侵占了诺曼底、安茹、曼恩、图赖讷和除去拉罗谢尔之外的整个普瓦图。这些令人羞辱的军事挫折使约翰得到了一个新的绰号。“无地王” 〔2〕（Lackland）现在成了“软剑”（Soft-sword）。

1203年12月前，约翰就像其父亲和兄弟那样，大部分的统治时间是在欧洲大陆的领地上度过的。从那一年以后，他在环境的逼迫下，成为了一位英格兰国王。自从斯蒂芬的统治以来，这个国家还没怎么见过它的君主长期驻扎，然而一位总是怀疑人们在阴谋反对他的国王很难给人民带来快乐和益处。约翰的存在给人们带来的压力甚至在北方都能够感觉到，那儿的人们还不习惯英格兰国王的大驾光临。他们的憎恨所达之程度可以在1215—1216年间反对约翰的北方人的人数上体现出来。毫无疑问，他面临着真正的困难。他责无旁贷地试图收复他失去的遗产，1203—1204年间的征服意味着法兰西国王现在已经是一个更令人生畏的敌人。此外，约翰统治初年的物价飞涨也会腐蚀皇家岁入的真正价值。结果，约翰经常征收繁重的赋税并制定严厉的森林法，其中后者是一种有利可图、却非常不受人欢迎的收入来源。

图5　1214年布汶战役中的一个戏剧性场面，圣奥尔本斯教堂编年史家马修·帕里斯（Matthew Paris）的作品，此人也许是13世纪英格兰最著名的画家。法兰西国王腓力被打下马来。假如他一直被困在地上，约翰的许多麻烦也许就可以解决了。请注意那些全副武装的骑士们的武器的多样性：剑、长矛和弓。

约翰还跟教会翻了脸。1205年坎特伯雷主教区一次有争议的选举导致了他与教皇英诺森三世（Innocent III）的冲突。1208年英诺森对英格兰和威尔士发布了一个禁令，暂停了那儿所有的教堂礼拜仪式，并且一停就是6年。1209年，约翰本人也被逐出了教会。无论约翰还是世俗社会的民众似乎都没有对这种状况表示过多焦虑；事实上，由于约翰对禁令作出的反应是没收教会的地产，它甚至还帮助减轻了他的财政困难。但是1212年一次男爵们的阴谋和腓力企图渡过英吉利海峡的计划使得约翰意识到，被逐出教会的国王特别容易遭受叛乱和入侵。所以他决定与教会和解，以便能腾出手来对付更危险的敌人。他于1213年5月同意把英格兰作为教廷的一个采邑，以此完全赢得了英诺森的支持，于是在此后的斗争中约翰便以教皇的追随者自居。但这并没有给他带来什么好处。

所有的人现在都开始关注约翰试图收复他失去领土的努力有何结果。1214年，他领导了一次对普瓦图的远征，但是他所组成的联盟在布汶战役（1214年7月）中的失败必然导致他欧洲大陆战略的失败和在英格兰开始发生叛乱的局面。然而叛乱者也有其真正的困难。通常叛乱的领导权是由一位心怀不满的王室成员所掌控的。在阿瑟被消灭之后，约翰再也没有一位这样的对手。他自己的儿子们还过于年幼。唯一可能的候选人就是腓力二世的儿子路易（Louis），但是一位卡佩家族的王子算不上是一位有吸引力的叛军领袖。所以叛乱者想出了一种新的反叛焦点：即一个改革方案。1215年6月，叛乱者在夺取伦敦之后，迫使约翰接受了在一个文件中所列出的条件，这个文件后来就被称作《大宪章》。从本质上来说，它是对过去60年安茹统治中某些令人讨厌的特征所进行的敌意评论。就其本身而论，它显然是约翰所不能接受的，他把这份在兰尼米德所签订的协议只是看作争取时间的一个手段。促使《大宪章》得到实施的企图只是导致了进一步的纷争。最后，叛乱者只能邀请路易登上王位。1216年5月，他进入了伦敦。当约翰在沃什湾的流沙中失去他的部分辎重队之后不久，他本人于1216年10月逝世，之后英格兰因内战而陷入分裂，战争的局势对于安茹王朝显得非常不利。

约翰具有的某些品质使得一些现代历史学家特别喜欢他。他对政府和法律事务的细节非常感兴趣，然而在他的那个时代，这些东西被视为雕虫小技。如果认为他比前任国王们更加忙碌，那是一种错误的看法。从1199年起的大法官法庭记录的存世使得历史学家们首次可以看到，国王手下的政府是如何开展其日常工作的。其结果就是，他们有时候得到的印象是约翰非常能干。实际上他是一个非常不称职的国王，在那些真正重要的方面，即如何管束他那些位高权重的臣民这一问题上，他显得极为弱智。

图6　《大宪章》。虽然作为一个和约，1215年的宪章（见顶部）是失败的，然而作为一个法律声明，它却一直受到很高的重视。在约翰去世以后，它被进行了修正，并分别于1216、1217和1225年重新颁布。在1217年第二次重新颁布这部宪章的同时，还附了一个专门针对森林法的小宪章（见底部），因此它就被后人称作《大宪章》（ Magna Carta ）。

亨利三世（1216—1272）

代替约翰9岁的儿子亨利（Henry）掌权的少数派顾问委员会很快就获得了陆上（1217年5月的林肯战役）和海上（1217年8月的多佛战役）的战争胜利，这是亨利的父亲所没有得到过的。由于受到战败的影响，路易的支持者迅速减少。1217年11月，他接受《兰贝斯条约》，撤出了英格兰。

直到1232年，亨利才开始亲政。少数派往往会造成阶段性的政权不稳定；但总的来说，那些少数派的代表，尤其是在政治上辅佐亨利直至他成年的于贝尔·德布尔（Hubert de Burgh），做得相当不错。大部分的权力斗争都发生在议事室里；导致动武的事件很少，而且往往时间很短。作为一系列抚慰性举措的一部分，《大宪章》得以增补和重新颁布。但是当顾问委员会的贵族们把注意力集中在他们自己的竞争和在英格兰、威尔士发生的事件上时，他们对于国王在海外的遗产自然并不是那么关注。他们中间没有人在普瓦图和加斯科涅拥有地产。1224年，就在这样一次内部争吵中，他们的卡佩家族敌人，当时的路易八世，侵占普瓦图，夺取拉罗谢尔，并且威胁到了加斯科涅。1225年的一次远征巩固了英格兰在加斯科涅的地位，但是并没有为收复普瓦图作出任何认真的努力。此后1230年和1242年的两次远征规模更为庞大，但都是铩羽而归。1224年之后，亨利三世的祖先们在欧洲大陆上曾经拥有过的领土中只剩下了加斯科涅。这件事的影响就是逆转了12世纪的领土平衡。曾几何时，英格兰只是安茹王朝势力范围中的省份之一；现在它无可争议地成为了金雀花王朝领地的中心。最终，通过1259年的《巴黎条约》，亨利放弃了他对诺曼底、安茹和普瓦图的领土要求，并且为了加斯科涅而向路易九世（Louis IX）宣誓效忠。

现实地讲，《巴黎条约》是亨利三世所取得的最大政治胜利，但他只是极不情愿地接受了路易九世所提出的慷慨条件，希望能借此把自己从其他困境中解脱出来。其中最主要的一个困境就是，由英格兰国内势力最大的权贵们所组成的一个死党联盟正威胁要举行武装叛乱来反对他。从1223年起，亨利就一直面对此起彼伏的反叛浪潮。一次又一次地引起争议的问题就是他对于朋友和顾问的选择，正是这些人获得了国王恩典的最大份额。这一问题因下列事实而进一步恶化，即国王的许多亲信并不是英国人——而这个时期英国政治正在变得日益偏狭化。亨利是一个家庭观念很强的男人，他从1236年起就跟普罗旺斯的埃莉诺（Eleanor of Provence）结下了幸福的姻缘，并且随时准备对妻子的亲属们提供慷慨的帮助。当他的同母异父兄弟们——即作为他母亲第二次婚姻后代的吕西尼昂家族成员（the Lusignans）——在法国的境遇越来越困难时，他欢迎他们来到英格兰；从1247年起，这些吕西尼昂家族成员不断地使英格兰的气氛变得更加恶化。

同样引起争议的是国王为第二个儿子埃德蒙（Edmund）而破费的计划。1252年，教皇主动提出把西西里王国送给亨利；1254年，他以埃德蒙的名义接受了教皇的馈赠。不幸的是，西西里实际掌握在曼弗雷迪（Manfred）手中，即霍恩施陶芬皇帝腓特烈二世（Frederick II）的私生子。亨利不仅同意为征服该岛国出钱，而且还答应为教皇偿付现有的债务——而教皇为了与曼弗雷迪打仗，已经花去了大约有13.5万马克的一大笔钱。这是一个荒唐的承诺；在1258年，它最终导致了男爵们从国王手中夺走了政府，并且启动了影响深远的改革计划：即1258年10月的《牛津条款》和1259年10月的《威斯敏斯特条款》。从一个成年的国王手中夺取权力，并将它交给一个选举出来的贵族委员会，这是一个具有革命性的步骤。在随后的5年当中，英格兰一直都在内战的边缘蹒跚而行。当战争于1264年春天终于来临时，争执的焦点集中到了一个问题上：国王是否有选择外国人作为顾问的自由？具有讽刺意义的是，最坚定不移地认为那些为“王国社区”代言的男爵们才具有最终决定权的人西蒙·德蒙特福特（Simon de Montfort）自己生来就是一名外国人。此时西蒙已经是权力很大的“社区”成员：1231年以后是莱斯特伯爵，1238年以后又成为国王的妹夫。1264年，西蒙伯爵赢得了刘易斯战役，但第二年又在伊夫舍姆战役中打了败仗，战死后还被人肢解。在亨利三世统治的最后几年当中，国王权威的完全恢复是与下列事件相结合的，即在《莫尔伯勒法令》（1276）中承认，要维护包括《自由宪章》和《威斯敏斯特条款》中的某些内容在内的“王国惯例”。伊夫舍姆战役的胜利者和王位继承人爱德华对于这种中庸的气氛感觉不舒服，于是便参加了十字军东征，使他的父亲能够不受约束地专注于重建威斯敏斯特教堂。

爱德华一世（1272—1307）

1272年，正当爱德华在西西里，即从十字军东征归来的途中，他听到了父亲去世、自己被宣布为国王的消息。他放慢了回家的步伐。在巴黎，他字斟句酌地为他在法国的领土向腓力三世（Philip III）宣誓效忠说：“我为应该为您拥有的所有领土向您宣誓效忠。”他接着往南去了加斯科涅，1273—1274年间他就是在那儿度过的。1286—1289年间，他又重新访问了加斯科涅。他是最后一位在波尔多拥有王宫的英格兰国王，而当他于1289年7月离开的时候，它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然而英国人在加斯科涅的统治并非是一个直线衰落的故事。例如在1279年，法国人最终交还了阿热奈，这是他们按照《巴黎条约》的条款所必须做的。阿热奈是一个重要的葡萄产地，它的归还进一步加强了波尔多与伦敦之间迅速发展的贸易联系。波尔多的葡萄酒关税在13世纪40年代每年只有300英镑，但是60年以后就达到了6,000英镑。作为回报，加斯科涅人也进口了英国的棉布、皮革和谷物。在不断扩展的商业贸易中互惠互利把这两个社区紧紧地铆在了一起。

1274年10月，在回到英格兰之后不久，爱德华就对王室成员和男爵官员们的活动进行了一番调查。就像那之前类似的调查那样，它揭露了大量的冤情。为了对其中的一些冤案进行平反，以大法官罗伯特·伯内尔（Robert Burnell）为首的国王顾问们就一系列广泛的问题颁布了新的法律。但即使是在立法最多的时期（1275—1290），也没有人作任何努力，按查士丁尼法典（Justinian law）的方式来将英国法律编集成典，而且这些成文法既关注臣民们的自由，也给予国王的权利以同等的关注。

从1276年到1284年，爱德华的主要精力都放在威尔士的问题上了。最初他的计划是削弱卢埃林·阿普·格鲁菲德〔3〕（Llywelyn ap Gruffydd）的权力，然后把这位威尔士亲王的土地分别交给他的两位兄弟，戴维德（Dafydd）和格鲁菲德（Gruffydd）。然而在1277年的战役取胜之后，他施行了一个使威尔士人感到屈辱的和平条约，而且没有把戴维德所期待的奖赏给他。1282年，威尔士人发动了叛乱。在1282—1283年间的战争中卢埃林被杀死，戴维德被俘虏。其后对戴维德进行了审判，并以叛逆者的罪名处死了他。这是自1076年以来第一个因参与叛乱而被定死罪的人。与1277年的战役不同，1282—1283年间的战争从一开始就是一场征服领土的战争。由于爱德华在资源上占有巨大的优势，所以这并非是一桩十分困难的任务。

尽管征服威尔士可以视为好几个世纪战争的顶峰，但英格兰与苏格兰这两个王国之间的关系在13世纪大部分时间内却是出奇地好。但在1286年，亚历山大三世（Alexander III）因坠马而死，而他唯一的孙女，绰号为“挪威少女”的玛格丽特（Margaret），被推为王位继承人。爱德华一世提出她应该与他自己的儿子和继承人爱德华结婚。苏格兰的权贵们同意了这个提案（《博格姆条约》，1290年7月），但同时又坚持苏格兰应该保持它自己的法律和习惯。

不幸的是，6岁的玛格丽特于1290年9月在奥克尼去世。爱德华抓住了这个机会，要行使他作为最高领主以及裁定王位竞争者的权力。经过复杂的法律论证，他决定选择约翰·巴利奥尔（John Balliol）作为王位继承人；1292年的圣安德鲁纪念日，新国王在斯昆登基。直到这个时候，爱德华都有理由宣称他所采取的措施有助于在苏格兰保持和平与秩序；但从那时起，他对待苏格兰人的专横做法将挑起一场长期而具有灾难性的战争。

注释

〔1〕　凯尔西（Quercy）是法国西南部的一个地区，以养羊和生产干酪而著称。

〔2〕　约翰为亨利二世第四子。长兄和三兄早亡。父王把在法国的领地全部授予几位兄长，由于已经没有领地可以封给约翰，所以被称为无地王。

〔3〕　卢埃林·阿普·格鲁菲德（？—1282）是占据了圭内斯的一位诸侯，曾数次举行起义，反抗英格兰的军队。1282年，他在第三次争取民族独立的起义中战败身亡。

第三章

中世纪早期的政治、法律和宗教

威尔士及其边疆地区

11世纪的威尔士是在一个多山区域中众多小王国的集合体。这些王国都是没有固定边界的。它们按照法律（在儿子们之间分享遗产的习俗）和政治（各统治者的野心和军事实力）来扩展或收缩。虽然英格兰国王们在传统上宣称在这儿有最高统治权，但他们并没有花多大力气来把定义不明的最高领主权改造成一种永久性的军事和行政控制。起初诺曼人征服英格兰的惯性似乎会使那些新来者横扫威尔士。在赫里福德、什鲁斯伯里和切斯特的诺曼伯爵们事实上已经过特许，可以夺取任何他们想要的东西。但是经过1067—1075年间这段迅速推进的时期之后，他们发现自己的进程受到了独特地形的阻碍。结果，他们的殖民努力长期局限于低地和河道流域上，尤其是在南方。能干的威尔士君王们趁英格兰在1135年之后局面不稳定，及《大宪章》出台的时机，重新掌握了主动权，并控制了他们此前失去的土地。直到爱德华一世的统治时期，诺曼人的威尔士征服才大功告成。就这样，在这整个时期中，威尔士就是一个战场，一个堡垒林立的国家。威尔士的君王们和盎格鲁—诺曼的边疆贵族们相互打仗与谈和，因此两者都享有后来宪法律师们所谓的“主权”。

在这一时期的大部分时间里，征服是由个别的盎格鲁—诺曼的男爵家族以零敲碎打的方式来承担和执行的：如克莱尔家族（the Clares）、莫蒂默家族（the Mortimers）、莱西家族（the Lacys）、布劳斯家族（the Braoses）。他们所征服的那些领土实际上是正常英国统治体系之外的“私人”贵族领地。然而，这些家族仍然是英格兰国王的臣民，偶尔国王还会以极端的方式提醒他们注意这个事实。1102年，亨利一世打垮了什鲁斯伯里伯爵蒙哥马利的罗杰（Roger of Montgomery）的儿子们，并且肢解了他们父亲的边界“王国”。1208—1211年间，约翰将威廉·德布劳斯（William de Braose）逼入了绝境。征服和殖民的基础工作留给边疆贵族们去做，而总的战略方针仍然掌握在国王手中。例如要由国王来决定跟当地的君王们应该保持什么样的关系：由于一些威尔士王国被消灭，而剩下的那些王国变得越来越巩固，因此这种关系就变得越来越重要了。

到了12世纪下半叶，德赫巴斯和圭内斯的统治者们都非常杰出，尤其是里斯伯爵。在13世纪中，圭内斯的两位君王，卢埃林大王（Llywelyn the Great）和他的孙子卢埃林·阿普·格鲁菲德，甚至做到了运用武力和外交，让所有其他的威尔士王朝都臣服于他们的权力之下。事实上，在《蒙哥马利条约》（1267）中，卢埃林·阿普·格鲁菲德成功说服不情不愿的英格兰国王亨利三世承认了他赢得的领土和他的新头衔，“威尔士亲王”。

但是8年前的另一个条约决定了威尔士的命运。1259年，亨利三世在《巴黎条约》中接受了他损失大部分欧洲大陆财产的事实。跟法兰西的和平意味着一位英格兰国王，假如他愿意的话，可以集中精力来对付它的邻国。随后而来的就是爱德华的征服和建筑城堡的宏大计划。通过《威尔士法令》（1284），新得到的土地都按照英格兰的模式划分为郡：弗林特、安格尔西、梅里奥尼斯和卡那封。至于威尔士法律和习俗，爱德华宣布：“它们中间有些我们已经废止，有些我们允许，有些我们已加以更正，其他的我们已经增加。”这句话的意思实际上就是，英国的普通法已经被引进了威尔士。

1287年和1294—1295年间，威尔士都爆发了叛乱，但是城堡证明了它们的价值。弗林特、里兹兰、阿伯里斯特威斯、比尔斯、康韦、卡那封、克里基厄斯、哈勒赫和博马里斯——这些都是大名鼎鼎的城堡，而且建造和维护都十分昂贵。这是爱德华为保障他的征服和防止叛乱大火所付出的高昂代价。

一方面是英格兰对威尔士南部和东部零敲碎打的征服，另一方面是它对威尔士北部和西部的大规模突然袭击，这两者之间的对比在威尔士的政治地理学上留下了一个不可磨灭的印记。爱德华一世所征服的土地大部分都保留在国王的手中；其余的则都分割给了众多的大贵族，即威尔士边疆贵族们。至于被英国人设计于1282年杀死在艾丰桥上的卢埃林亲王，他的命运就是成为有些20世纪威尔士民族主义者的崇拜对象。

苏格兰

与支离破碎的威尔士相反，在11世纪，苏格兰的大部分地区，尤其是最富裕的南部和东部，是由一个国王——即苏格兰国王——所统治的。尽管教皇接受威尔士主教区归属坎特伯雷管辖的做法，但他却支持苏格兰教会的独立。自从阿瑟尔斯坦（Athelstan）的统治开始，苏格兰国王偶尔也承认英格兰国王的领主地位，但是两国的关系仅限于此——或将会变得如此。一方面，苏格兰国王的力量足够强大，并不太惧怕盎格鲁—诺曼男爵们骚扰威尔士甚至爱尔兰时的那种“单打独斗”的入侵方式。另一方面，他的国土过于贫瘠，而且他住的地方过于偏僻，以至于不能引起英格兰国王的兴趣。此外，虽然发动一次针对苏格兰人的成功远征并不是太困难，但是征服和控制一个这么偏远国家的双重难题对于自己的基地位于泰晤士河流域或者更南部的国王们来说似乎——或很有可能——是无法解决的。

苏格兰人也没有因英国人的麻烦而困扰。除了国王戴维一世（1124—1153）在斯蒂芬统治时期的内战中利用时机，得到了诺森伯里亚（1139—1157）之外，它跟英格兰的边界保持了11世纪刚划清时的状况。更为重要的是王国的扩张使得它的领土包括了最北部和西部的大部分海岸线（凯斯内斯、罗斯、马里、阿盖尔、加洛韦）。这种扩张主义政策的顶峰是在挪威国王根据《珀斯条约》（1266）归还了西部岛屿时所达到的。下列三位接连在位的国王领导权的稳定性和连续性为苏格兰在这段时间的扩张提供了实质性的支持：威廉一世（William I, 1165—1214）、亚历山大二世（1214—1249）和亚历山大三世（1249—1286）。

与高地的领土扩张相对应的是低地的内部发展。市镇、修道院和大教堂在这儿纷纷建了起来，另外还修筑了城堡和形成了郡的建制，以便把王国变成容易管理的行政单位。皇家铸币局开始铸造银便士（与英格兰的银币平价对等），并且还收取进口税。苏格兰统治者的婚姻显示，在12和13世纪中，苏格兰越来越成为“欧洲”政治场景的一部分。所有这些发展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它们很少涉及战争。只要英格兰国王没有对征服苏格兰怀有不现实的野心，就没有理由去改变现状。

英国政府与王室

政府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就是国王本人。他的性格要比任何其他单个的因素都更为举足轻重——从爱德华一世的统治与他父亲和儿子的统治之间的对比就可以明显看出。但是国王自然不能独自一人来进行统治。无论他去哪里，身后总是跟着一大群人：侍臣、官员、仆人、商人、请愿者，以及形形色色的扈从。

这群随从的中心则是王室。其中有一部分是分工详细的家政服务人员：厨师、管家、贮藏食品管理人、马夫、帐篷管理员、车夫、驮马夫和国王床铺的挑夫。还有负责国王打猎的人、猎狗管理人、吹号者、箭手。另外还有兼顾政治、行政和家政的人。其中有些人有很明确的分工。大法官负责保管国王的御玺，并管理大法官法庭的文书们。司库和内侍负责照顾国王的金钱和贵重物品。王室总管和最高军务官掌管军事机构。但是王室就像国王一样，是具有全权的，任何一位王室的高级官员，例如管事，很可能发现自己身负重要的政治和军事任务。

有些官员是教士。直到14世纪40年代，大法官和司库总是由教士来担任。但有许多官员是世俗人：内侍、管事、总管、王室最高军务官，还有地方上的行政司法长官。中世纪的英格兰国王并不是完全或主要依靠教士的行政管理能力来统治一个国家的。他们也不依赖于利益与大地主和权贵们的利益相对立的一小撮王室官员。相反，王室一般包括一些权力最大的男爵。他们虽是王室的仆人但同时也是拥有大量地产的贵族和他们自己家里的主人。通过他们的影响，国王的权威被带往各个地区。这个非正式的权力体系经常因王室成员被指派出任地方官职而得到加强。在红脸威廉的统治下，“管事”哈莫（Hamo）是肯特郡的行政司法长官；厄斯·达贝多（Urse d'Abetôt）是王室总管和伍斯特郡的行政司法长官。在整个12和13世纪中，王室的骑士连续不断地被聘任为地方行政司法长官。

政府的主要动力就隐藏在这样一个王室之中。这对爱德华一世颁布《王室法令》的1279年来说是真实的，就像它对现存描述王室最早的“王室法令”（Constitutio domus regis ）出现的大致日期1136年来说也是真实的一样。此外，没有理由相信在“王室法令”中所描述的王室跟威廉一世的王室，或甚至跟克努特〔1〕（Cnut）的王室，有什么很大的不同。

同样，王室也是军事组织的中心。人们早就认为，爱德华一世统治时期的军队实际上就是一支皇家禁卫军。王室的骑兵构成了一支职业化的特遣部队，可以对任何突发事件作出快速反应。遇到大规模战役时，它还可以迅速扩充。王室的骑士们经常要负责组织和指挥大型的步兵分遣队。王室侍从们（the familiares ）起初拿的是年俸，后来改为按在王室的服务天数付给他们日薪。过去人们一直认为，这种做法与诺曼人时代的通行做法相距甚远，因为当时的军队基本上都是由国王土地承租人为响应国王战争动员令而召集的一定数量的骑士所组成的“封建军队”。然而对1100年前后许多残存证据所进行的仔细研究显示，不仅很难发现有这样的“封建军队”存在，而且爱德华王朝的所有基本特征当时都已经存在——聘用费、日薪、有计划扩张的框架、王室军队既是主要城堡的卫戍部队又是战场上作战的主力部队（由骑士和骑射兵构成），以及雇用王室的骑士担任增援部队的指挥官。没有理由相信克努特国王侍卫们的职责跟上述各项任务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

出于一些实际考虑，和平时期的王室侍从的数量有一个上限；光是交通和饮食问题就足以成为这么做的理由了。在某种程度上，国王出行路线的事先计划帮助解决了这些难题；因为商人们预先知道王室将要落脚的地方，就可以作出安排，带着商品及时赶到那儿。但国王的到来对于任何他所要经过的地区来说都是一个几乎难以承受的负担。王室的需求对于当地的商品储备和价格有着戏剧性的影响；它造成了一种容易受到人们辱骂的局面。坎特伯雷一位名叫埃德默的僧侣这样描写他所不喜欢的一位国王，即红脸威廉的王室侍从们：“国王的侍从们习惯于掠夺和毁坏一切；他们使自己经过的国土一片荒芜。因此，当人们得知国王就要来临时，都纷纷逃往了森林深处。”在爱德华一世的统治下，仍然是那种计划和掠夺的组合。一封宣布国王要在诺丁汉过复活节的消息的官函安慰当地的人民不要过于惊慌，因为国王答应很快就会离开，就像他来时那样。

就这样，既出于政治的原因，即国王需要让人们知道他的存在，也出于经济上的原因，即不给当地人造成过于沉重的负担，国王总是在不断地旅行。领地面积的扩大意味着安茹国王们不得不比他们的前任们更加辛苦地长途跋涉，不过约翰的政治失败至少具有减轻他旅行困难的效果。在1203年以后，国王巡视的路线变得越来越局限于英格兰，在爱德华一世统治时期，还得加上北威尔士。在1289年以后，再也没有其他国王访问过加斯科涅。与此同时，进出伦敦的那几条大路逐渐变得越来越重要。到了1300年，国王的巡视路线已经不再像约翰王在位时那样，总是在王宫和作为古代西撒克逊国王心脏地带的“韦塞克斯中部”猎场行宫间不停奔波。

然而，就在政治和经济的原因使得王室成员不断流动的同时，同时代的另一个特征却指向了一个相反的方向：即官僚机构得到了似乎是不可阻挡的发展。考虑到王室的规模大小受到了实际情况的限制，当国王的秘书和财务官员数量变得越来越多时，将会发生什么样的情况呢？不可避免的结果就是，并非所有的人都能够继续跟随国王旅行。有些人不得不在一个合适的地方定居下来。事实上，到了1066年的时候，就已经出现了这种情况。当时在温切斯特已经有了一个永久性的王室金库，即一个存放国家岁入记录和白银的场所，这就需要有一个永久性的工作班子来守护和管理它。到了1290年，英国有了更多定居的官员，包括神职人员和世俗官员，在大法官法庭和财政部任职，他们在威斯敏斯特定居下来，而非在温切斯特。但是这个官僚机构的发展并没有改变生活中最基本的政治事实：国王仍然在全国各地巡视；他仍然随身带着御玺、一个秘书班子和财政方面的专家——最重要的政治和行政决定就是在这个移动的班子里作出的，而非在威斯敏斯特。在1290年，就像在1066年那样，无论是在战争时期还是在和平时期，马背仍然是政府的主要所在地。当时仍然没有首都，只有国王的通衢大道。

恩泽的力量

官僚机构的发展也没有改变下列基本事实，即王国的政治稳定性依然主要有赖于国王掌控那个规模虽小、但能量巨大的贵族集团的能力——正如亨利三世和爱德华二世（Edward II）统治时期的事件所表明的那样。国王土地承租人是以什么条件从国王那儿得到不动产的呢？跟盎格鲁——撒克逊时期的英国一样，他们必须侍奉和帮助国王：这主要意味着政治服务和战争时期的军事服务；在有些情况下，他们甚至还要向国王提供财政援助。此外，一位国王土地承租人的继承人还必须支付一笔被称作地产继承献纳金的税款，才能够真正继承遗产，而假如作为继承人的他或她依然年幼，国王就会亲自来监管这些财产，并且按照某些协议，几乎是随心所欲地来处置这笔财产。在这些情况下，国王控制被监护人的婚姻。假如没有直接的继承人，那么在为寡妇——她的再嫁也受国王的控制——准备了养老的款项之后，国王就可以再次将这块土地授予他所喜欢的任何人。对于王国内最富裕人家之遗产和婚姻的这种控制意味着国王恩泽的力量是极其巨大的。他不仅可以随意授人以官职，而且还可以任意处置男女继承人和寡妇。就这样，例如理查一世将彭布罗克伯爵的女继承人嫁给威廉·马歇尔（William Marshall），他实际上一下子就把威廉变成了一个百万富翁。当今西方世界的政治领袖没有谁具有像一位中世纪国王手中那么大的恩泽力量。因此国王的宫廷成为整个政治体系的中心是不足为奇的，在这个骚动、活跃、紧张和做作的地方，男人们和少数女人们在一起互相勾心斗角，拼命吸引国王的注意力。无怪乎12世纪的一个文学传统就是将宫廷侍从的生活描述得像地狱一般漆黑，但就在地狱的门口，还有成百上千的人千方百计地想冲进来。在这样的环境下，恩泽就成了国王手中最牛的王牌。他如何出牌是一件举足轻重的大事，倘若一位国王出错牌的话，很快就会使自己陷入困境。

这种恩泽制度的基本特征早在红脸威廉的统治时期就已经存在。从亨利一世于1100年颁布的《加冕宪章》条款中就可以清楚看出。显而易见，这种制度在爱德华一世的统治时期依然存在。《大宪章》就已经阐明了这一点，而且在某种程度上甚至还修订了这种制度。例如在1215年以后，男爵的地产继承献纳金就被固定在100英镑这个数额上。然而，国王仍然可以操纵有关遗产、监护权和婚姻的法律，来满足他个人的嗜好，即究竟是像爱德华一世那样为自己的家庭谋求利益，还是像爱德华二世那样去培植亲信。不太清楚的是这种制度是否在1066年就已经存在。大部分历史学家也许会说那时候它并不存在。但是发人深省的是，克努特王，也许还有艾特尔雷德二世〔2〕，已经像1100年的那部宪章的条款那样信口开河地在向部下许诺了。

恩泽是有利可图的。人们不惜用金钱贿赂，以获得国王的恩泽：（大法官以下的）官职、继承领地遗产权、土地的保护、监护权和婚姻——或者甚至是虚无缥缈的国王亲善。所有这些都是要付出代价的，而价码则是可以商量的。这是国王可以通过不断地漫天要价而获得更多金钱的一个领域。在这样的情况下，任何告诉国王他的土地承租人是多么富有的文件自然是非常珍贵的。《末日审判书》正是这样的一个记录——它显示出整个国家的一半财富掌握在不到200人手中。通过趁他们遇上政治麻烦时处以高额的罚金，或者是将他们所想要的东西待价而沽，国王便找到了一个向富人敲竹杠的实用方法。当然，这种信息必须经常更新，于是在整个12世纪和13世纪中，王室找到了各种方法来确保信息的更新。例如，现存有一份由亨利二世的政府所制作的文件起了一个很有趣的名称：《女士、男孩和女孩的花名册》（“Roll of Ladies, boys and girls”）。这样，在威尔士的杰拉尔德（Gerald of Wales）这位怀有敌意的观察家眼中，这位国王就像是“一位不断地在潜行、刺探和寻找薄弱环节，以便可以随时偷东西的强盗”。杰拉尔德所谈论的是在安茹国王统治下他的立场，但也许丧夫的切斯特伯爵夫人露西（Lucy）会同意这一点，因为她得给亨利一世500马克，以换取孀居5年的特权。整个王国内大多数有影响的人都半永久性地欠债，这一事实给了国王一个强大的政治杠杆——而且国王经常运用这一杠杆。例如1295年，爱德华一世便以要收债的威胁来逼迫一群不情愿的权贵们前往加斯科涅。

现存最早记录王室岁入的详细报表，即1129—1130财政年度的卷筒案卷，显示出国王的恩泽是多么地利润丰厚。在这一财政年度，据记载亨利一世通过施与此类恩泽收取了大约3,600英镑。这相当于他有案可查之岁入的15％，比他的税收所得还要多。然而那份详细报表中的计算方法向我们透露了更多的细节。在1129—1130财政年度，当年和前些年中提出交付此类献纳金而现到期应缴的总数几乎达到了26,000英镑，所以说国王真正收取的只是这个总数的14％。例如威廉·德庞特·德拉西（William de Pont de l'Arche）提出用1,000马克来换取宫廷内侍的职位，而在1129—1130年度，他只缴纳了100马克。这意味着假如国王对于威廉的举止行为感到满意的话，其他的分期付款也许会中止或取消。对于财政大臣不至于催逼交钱过甚的期望具有鼓励人们出价更高的效果。但是失去国王恩宠的人会发现，他必须立即缴清这笔钱，否则就会惹上更大的麻烦。例如这就是威廉·德布劳斯在约翰王统治下所遭受的命运。换言之，只收取一小部分该收的钱并非表明政府长期而严重的效率低下，而是对国王恩泽这种具有无限弹性体制的进一步完善。

英国王室的岁入

专横的国王总是在掏臣民的腰包。爱德华一世因“贪婪之王”（Le Roi Coveytous ）的绰号而臭名昭著，正如威廉一世被指“最喜欢贪婪”。在一个更抽象的层次上，早在12世纪就有人提出，国王的权力是可以用金融术语来进行衡量的。伦敦主教和英国财政大臣理查·菲茨尼尔（Richard FitzNeal）是《财政大臣对话录》（写于12世纪70年代）这部书的作者。他有一句名言：“君王的权力是按照他们金钱来源的涨落而起伏不定的。”1129—1130财政年度的卷筒案卷中所记录的由郡长们和其他官员们交到财政部的详细报表显示，当时已经有一套与《财政大臣对话录》所描述的相同的税收制度在运行了。然而，财政制度本身的出现理所当然地是在1129—1130财政年度的卷筒案卷之前。概括地说，由郡长们交给财政署的年度报表是一种盎格鲁——撒克逊体制。在1066年和1086年间，有些大型皇家庄园向国王缴纳的年税仍然是按以货代款的方式来支付的。到了1129—1130财政年度，显然已经发生了改付钱款的一个大规模转变。这个改变是与欧洲总的发展趋势相一致的。郡长们所缴纳的现金越多，对用英镑、先令和便士来进行核算的一种简单快捷的计算方法的需求也就越大。这样，方格图案的桌布（exchequer［财政部］这个词就是来源于chequer［方格图案］）便被用来当作一种简化的算盘，国王的计算师就是在这种桌布上像赌桌管理员那样，用把筹码从一个方格移动到另一个方格的方式来进行计算。Exchequer这个词最早是在1110年出现的。一年两次，王国中最有权力和最受信任的人会聚集在一起，来审计郡长们交来的那些账目表。当国王在诺曼底的时候，他们就会像副摄政委员会那样，在国王不在的情况下，聚集在“财政部”开会。据推测，当克努特王在丹麦时，一个性质相同的委员会也曾出于同样的目的，聚集在一起开会。

但这只是推测。直到1129—1130财政年间，我们才有可能达到某种精确的程度。然而即使是有关那个时期，我们也必须非常谨慎。一份作为英国财政部年度记录的卷筒案卷对于进出于宫室的那些款项几乎一字未提。当然，这些款项是不能够量化的，尽管考虑到这个部门作为流动王室的财务办公室，很可能流动的资金是相当大的。例如据估计，到1187年，亨利二世向他的耶路撒冷银行账户中注入了30,000马克，但在他统治期间的卷筒卷宗中是看不出这笔钱的。由于缺乏12世纪的宫室账目记录，不太容易估计全部的皇家岁入。这样，亨利二世早期统治时期的卷筒案卷总数很低一事也许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新国王对于宫室财政的偏爱，对于一位安茹国王来说，这是一种很自然的偏爱，他的所有前任们没有财政大臣，日子照样过得不错。毕竟，在铸币的时候，安茹国王们在英格兰和诺曼底都选择了他们特殊的做法。但无论困难有多大，对于亨利一世统治时期仅存的这部卷筒案卷的分析无疑是富有启迪意义的。

在1129—1130年度，有22,865英镑入了财政部的账目。这个总数中大约有12,000英镑是来自王室拥有的土地租金。只有不到3,000英镑来自征税，其中绝大部分（几乎2,500英镑）是来自土地所有者们向国王缴纳的捐税（geld），这是盎格鲁——撒克逊时期就有的土地税，又称“丹麦金” 〔3〕（Danegeld）。另外有7,200英镑可以被描述为统治权或司法权的利润：这包括来自教会职位空缺的1,000英镑，来自司法罚金的2,400英镑，以及前面提到过的人们为谋取国王恩泽而交纳的3,600英镑。就这样，王室岁入中有半数以上的款项是来自土地，大约1/3来自统治权和司法权，只有13％是来自征税。假如我们把这一情况跟爱德华一世统治初期的王室岁入状况作一番比较的话，一些重要的区别就显露了出来。粗略说来，土地现在占到了岁入总数的1/3，统治权和司法权几乎还不到10％，而税收（包括关税）则超过了半数。土地、统治权和司法权相对来说变得不那么重要了，而税收的重要性却大大增加。即使说1129—1130财政年度的税收可能会比平时要少（因为土地捐税是当年唯一征收的税），上述总的趋势仍然是能够站住脚的。

虽然王室的土地在1130年获利颇丰，但只要跟《末日审判书》作一个比较，就可以得出结论，这些土地作为资产的价值已经在下降。根据1086年的记录，王室土地和市镇的价值几乎达到了14,000英镑，而到了1129—1130财政年度，它们的价值降到了不足10,700英镑。王室土地面积缩水的速度似乎超过了通过没收和把无人继承的土地转归国王的方式补充王室土地的速度。国王必须把土地授予势力强大的人。他们这样做是为了奖赏和鼓励臣民对国王的忠诚，尤其是在他们统治初期遇到继承王位有争议的问题时。这一过程延续下来，但在某种程度上会被对王室地产更有效的管理所抵消。由休伯特·沃尔特所启动、并由约翰王和亨利三世的大臣们所延续的这些管理改革的成功可以通过下列事实来衡量：即爱德华一世仍然可以从土地这一项得到每年约13,000英镑的岁入。（然而考虑到在此前150年当中的通货膨胀，这意味着国王从这一项所得到的真正收入比1129—1130财政年度少了许多。同样，亨利一世统治时期的两万英镑也许要比爱德华一世统治下的4万英镑价值更高。）

土地税、海得〔4〕这种用以计算土地税的基本测量单位，以及收取土地税的财政机制，都是诺曼国王们从盎格鲁——撒克逊人那儿继承来的那些权利的进一步例证。虽然每海得两先令的土地税只占了亨利一世有据可查的岁入的1/10，但它显然是一笔珍贵的王室财产。到了1129—1130财政年度，它变成了一种按年度征收的税，而且偶尔还可以按更高的比率来征收（此外，免征土地税还可以被当作一种政治上的恩惠，这就给国王的恩泽这张弓上又装上了一根弦）。然而亨利二世只是分别在1155—1156和1161—1162财政年度征收了两次土地税。作为替代，他征收了其他的税，如向骑士们征收了按数额多寡而定的免服兵役税（scutage）和向市镇和城市征收了按动产价值而定的摊派税（tallage）。在约翰王统治时期，免服兵役税和摊派税合起来多少构成了一种年度税，充分补偿了王室因土地税萎缩而造成的损失。但是土地税并没有完全消亡。它在“犁头税”（carucage）这个新名称下又得以振兴，并且在1194和1220年间征收了4次。

然而到了此时，政府已经发现了一种新的和更有成效的税收形式，并非按照土地，而是按照人们的收入和动产来估价。它也许是由教会的什一税演变而来，最初是于1166年、1185年和1188年为了一个宗教目的，即为基督教圣地提供财政上的支持而征收的。可以肯定的是，约翰王在1207年是根据动产来征收这种税的，他或许在1203年也这样做了。1207年征税的账目依然存世，它所透露的数字令人惊讶。按照收入和动产1/13的比率所征收的税额居然达到了6万多英镑——这个数字远远超过了其他税种的收入。（然而在1194年，同一种税曾经以1/4的比率来征收——这是漫长税收史上最重的一次赋税——其目的是为了帮助支付理查一世的赎金。）在12世纪90年代中期，英国引入了第一个国家海关制度。这些发展说明王室的岁入在理查一世和约翰王的统治时期达到了一种新的高度。到了1213—1214财政年度，约翰王已经积累了大约20万马克。但是这些庞大的积累很快就被花完了。当时是战争的年代，是第三次十字军东征和保卫安茹帝国的年代。约翰王于1214年所遭受的最后失败带来了一个漫长而相对平静的年代。直到1294年，英国的纳税人才又一次发现自己在为一次大规模的欧洲战争买单。

然而与此同时，13世纪出现了另外两项重要的创新——对神职人员征税的发展和海关制度的建立。从1199年起，教会就已经开始承受由教皇征收的所得税。最初征收来的税款是为十字军东征提供军费，但它很快就被用来支持名目繁多的“慈善事业”——当然是由教皇所定义的。就这样，洪诺留三世（Honorius III）于1217年命令主教们和高级教士们帮助尚未成年的亨利三世摆脱困境。从那时起，教会就经常需要资助国王，尤其是在他加入教会之后。亨利三世于1250年加入了教会，爱德华一世也于1287年加入了教会。例如在1291年，爱德华一世从教皇为十字军东征所征收的税款中得到了不少于10万马克的资助。到了13世纪中期，事情已经非常明朗，英国教会向国王提供财政援助已成惯例——尽管教士代表大会很自然地为援助数额的大小讨价还价，争论不休，并且还趁这个机会讨论他们觉得应该采取措施的其他问题。因此亨利三世于1254年得寸进尺，在没有预先寻求教皇同意的情况下，擅自请求教会拨款。1269年，他又重复了这个先例，接着，爱德华一世又在1294年以前，三次提出了同样的请求（1279/1280、1283和1290）。

在理查一世和约翰王统治下征收海关关税曾经是一项战争措施；约翰王于1206年寻求与腓力二世〔5〕停火期间终止了这项关税。1275年所建立的羊毛出口关税的重要性就在于它变成了对和平时期王室岁入的一种永久性补充。这种关税随着羊毛工业的命运而变化，但是按照1275年所确定的比率，即每袋羊毛收取半个马克（6先令8便士）的关税，它在1294年之前，每年都能收取8,000英镑至13,000英镑。这些新的措施，即教皇对英国教会所征收的税和羊毛出口的海关关税，都跟意大利在英国开设的商号和银行有关。一方面，正是那些无处不在的意大利商人们使得13世纪的教廷能够像一个国际金融公司那样来运转。另一方面，信用财政开始在政府中扮演一个越来越重要的角色。爱德华一世从1272至1294年间总共欠下卢卡的里基亚尔迪（Ricciardi of Lucca）差不多40万英镑；这笔债务的48％是用对一项由越来越多意大利商人参与的贸易所征收的关税来偿还的。当然，国王们以前也借过债。在13世纪50年代，亨利三世曾在里基亚尔迪处欠下了5万多英镑；在12世纪50年代，亨利二世也曾从一位名叫威廉·凯德（William Cade）的佛兰芒商人那儿借贷，以打造安茹王朝。13世纪晚期的一个重要特征是这种借贷的规模越来越大，而且借贷与关税之间的联系也越来越密切。与从这些新的来源可以得到的金钱数额相比较，那些来自传统的征税、免服兵役税、摊派税和封建扈从献金的金额简直少得可怜，几乎不值得费力去收取，所以它们便逐渐被废弃了。

英格兰议会的兴起

1275年的关税制度是经由国王的顾问们跟商人们讨论以后，才由议会授权通过的。所有这些税收的特征就是必须经过其他人的同意：无论是教皇，或商人们，或教士们，或全国人民。相反，土地、庄园和司法权都是些可以带来收入的权利，而通过它们进行剥削并不需要有影响力的人开会同意——事实上，有影响力的人全都享受着类似的权利（尽管规模没有这么大），大概都视其为理所当然——只要他们自己的利益没有受到侵犯。在亨利一世有记录的岁入中，有85％来自土地、庄园和司法权，但是到了爱德华一世统治时期，它们只占岁入的不到40％。王室岁入中来自征税的比例越高，对于用来获得人民同意的政治机制的需求也就越大。这就是所谓代表机构成长的过程；就向动产征税而言，即是指议会的成长。

在1214年以后没有海外战争的漫长岁月里，征动产的税仍是王室偶尔采用的一种措施。战争发生的频率很低，而其他可以令人接受的征税借口也很少，所以人民只是偶然才同意征税——肯定不像亨利三世所想要的那么多。但是不断增长的征税潜力在1208至1293年间的最后7次征税中显示出来：1290年所征收占总收入1/15的税据估计多达116,000英镑。关于这次异乎寻常的征税，国王又是怎么获得人民同意的呢？国王的顾问们必须为此找出一个理由。他们大概会强调国王最近在加斯科涅的居住（1286—1289）花销甚巨，而他即将进行的十字军东征的军费更是靡费国帑；他们也许要指出，国王出于基督教的虔诚而驱逐犹太人，是在牺牲一个非常有利可图的岁入来源——实际上1290年时，犹太社区已被压榨殆尽，再也拿不出什么钱来了。但是他们对谁来提出这些理由呢？他们是对着那些代表了“全王国臣民”的人，首先这些人都是权贵——即那种老是在参加重要政治代表大会的有影响力的人，无论是盎格鲁——撒克逊人、诺曼人或安茹人。1290年的政治代表大会，即现在所称的“议会”，从4月一直开到了7月，在前10个星期里完成了许多事情，包括一些重要的立法。在7月中旬，另外来了一群郡里的骑士。不到一个星期，议会就解散了。为何要在会议快结束时招来那么一帮骑士呢？因为权贵们不肯同意征税。他们“只是在有正当理由的情况下”才同意它。然而他们此前并没有不肯参与处理其他种类的议会事项，无论是司法的、政治的，还是立法的。换言之，这些权贵们在大多数领域之内，还是恰如其分地代表了“全王国的臣民”——可是一旦征税进入了议程，他们就消极怠工了。从12世纪后期开始，国王们变得习惯于跟个别郡的臣民们讨价还价，所以这显然促使了这些地方社区在国王召集全国代表大会时选择能在这种场合为他们说话的代表。从13世纪50年代起，权贵们的集会便以这种形式得到了加强，而代表各个郡和市镇的骑士、自耕农和自由民——即下院——也开始逐渐扮演一个更加引人注目的角色。正如1290年的议会记录所表明的那样，正是国王想要征税的需求才是刺激这一发展的最主要因素。

这个过程是否也是社会变化的结果？在13世纪是否有过一个“士绅阶层的崛起”，使得传统的政治机构必须重新改造？士绅阶层在地方上的地位是否越来越重要，所以国王们假如想使自己的需求得到广泛理解，并且有效地向臣民们征税，就必须在王国的主要政治论坛上为他们提供一个位置？这都是些困难的问题，要给予肯定答复的难度是如此之大，使得有些历史学家索性提出了相反的观点，认为13世纪是士绅阶层出现危机的时期。其中有一个困难是司空见惯的：证据材料的急速增长。我们所了解有关13世纪士绅阶层的情况要比我们了解他们前辈们的情况多得多。但是西蒙·德蒙特福特及其朋友们在1258—1265年间对待士绅阶层的态度是否比约翰王和反叛的男爵们在1211—1215年间对待士绅阶层的态度更加友好？《大宪章》包括了诉诸于贵族之外更广泛社会群体的条款，但是亨利一世的《加冕宪章》中也有同样的条款。当忏悔者爱德华于1051年决定停征“丹麦金”时，他到底是为了讨好谁？无论是在12世纪，还是在盎格鲁——撒克逊时期，英国社会都不是只分为男爵和农民这两个阶层。在13世纪后期被选为各郡骑士的人正好是那些过去老是在参加重要政治集会的人。不错，他们过去是作为权贵的随从来参加集会的，但是明智的权贵们正是从他们的随从中发现他们最好的顾问的——而且他们大概也听从了这些顾问们的意见。13世纪后期的骑士们并不是第一次来参加这些会议；他们只是以另一种身份来参加这些会议。也许13世纪政治变化的证据——13世纪的代表机构越复杂，王室岁入中的征税份额也就越大——仍必须放在底层社会连续性的框架中来加以解读。

英格兰的法律和司法

从亨利二世统治时期起，皇家法官就开始频繁地举行地方性的审判（巡回审判庭），这就使得在全国范围内执行同一部习惯法，即在“格兰维尔”（Glanvill）和“布拉克顿”（Bracton）等时代的论著中所描述的“普通法”或国王法庭惯例，真正变得可能。总的来说，以前的司法制度是一套由地方法庭依照地方习俗来进行判决的习惯制度。当然，很久以来，人们就认为国王们必须对法律和秩序负责，尤其是他们必须应对一些严重的罪行和对王室提出的申诉，但在一个固定的、由中央政府指挥的司法体系建立之前，国王们在司法领域的活动必然只能是零零碎碎的。当有影响力的人涉案时，国王们就会来进行干预；偶尔他们也会对偷盗行为，尤其是对家畜的偷窃，进行一场打击行动。在这一方面，盎格鲁——撒克逊司法制度在经历了诺曼人征服之后仍继续存在。1166年的克拉伦登巡回审判庭带来了变化，而这种变化又因1176年北安普敦巡回审判庭而得到了加强。这些巡回审判庭在皇家法官们审判那些重罪嫌疑人时引入了固定的措施。起初，亨利二世的法官们都只是受到国王信任的人——他们也许是伯爵、男爵、主教、修道院院长或王室顾问，恰好是以前的国王们派出去执行特别的司法和调查任务的人——而最大和最有名的一次调查就是1085—1086年间的钦定土地调查。对于这样的人来说，就像他们代表国王所执行的行政、外交和军事任务那样，举行司法审判正好是这众多任务中的一个。但引入频繁的巡回审判活动意味着司法工作的负担越来越沉重，到了12世纪末，我们可以发现已出现一群精通于法律事务的人，其中主要是非神职人员。当然，有一些低级的法庭专门处理那些不那么严重的罪行，但是“专业的”法庭逐渐占据了司法领域的主导地位。原因之一是低级法庭并不具有创新的权威，而国王则能够、并且确实创建了新的罪名。例如阴谋罪就是1279年爱德华一世命令巡回法官们调查企图挫败司法审判结果的阴谋时所“发明”出来的一个罪名。由于国王的法庭所要对付的不仅是罪行，也包括有关财产的争议，人们显然认为这些法官是在做有用的工作。《大宪章》批评了皇家政府的许多方面，但是却没有批评皇家巡回审判庭。事实上，它请求国王的法官们应该每年4次巡访每一个郡，即比以前所能做到的要更频繁。

法官们都是精通法律的饱学之士；因学问渊博，他们对态度和观念的转变所作出的反应自然是在有根据的意见范围之内的。当时这样的观念转变之一就是对思想问题采取一种自觉的理性主义的做法——正如阿伯拉尔〔6〕的箴言所说：“我们因怀疑而进行调查，因调查而发现真理。”如果应用在法律上，这句箴言便可产生深远的影响。例如，在一名嫌疑人究竟有罪还是清白难以确定的情况下，在以前的许多个世纪中习惯于要求嫌疑人接受神判，通常是用烧红的烙铁或水来进行考验。在人们相信它的时候，这种体制还能够起作用——它就像现代的测谎仪那样，同样有赖于对心理的洞察——但它也很容易引起人们的怀疑。假如有一位清白的嫌疑人开始怀疑这种神判法作为上帝证明他清白这一手段的有效性，他很可能会通不过神判法。这种怀疑一旦被提出之后，就无法平息。起初这种质疑声显得令人震惊——例如当红脸威廉提出这种质疑时——但最终它们变得司空见惯了。最后，教皇英诺森三世于1215年下令禁止教士们参与这样的神判，而至少在英格兰，这就意味着这种体制被突然停止使用了。经过了最初的一段混乱时期之后，通过神判法来进行审判的制度被通过陪审团来进行审判的制度所取代：后一种方法此前曾成功地用于解决对于土地所有权的争议。1179年，亨利二世曾经下令，在涉及财产权利的案件中，被告可以选择陪审团的审判形式，而不是决斗的审判形式——后者是诺曼人引入英格兰的一种审判方法，跟神判法一样，它很容易受到质疑。但是将这一规则应用于刑事审判时，便意味着只有当被告选择审判的时候，才会有审判。显然被告受到很大的压力。根据1275年的一个法令，被告须“入狱忍受痛苦的煎熬（prisone forte et dure ）”，直至他选择审判。因此，有许多人死于囚禁，但因为他们没有经过审判定罪，所以他们的财产不会被王室所没收。由于这个原因，有些人选择死亡，而不是冒险要求审判。直到18世纪，这种自行选择的权利才被取消。

起初，尤其是在财产诉讼案中，陪审团只是被召来解决一些浅显的、他们理应知道其答案的问题。但是当陪审团在审判中取代了神判之后，在一些复杂的案件中便出现了问题。因为陪审团并非像上帝那样是全知全能的。于是在任何案件中，必须竭尽全力地解开谜团，以便孤立出一个能够让陪审团来决定的特定问题。但是要做好这一点，便需要有专门的知识和技巧；换言之，它需要专业的律师。所以，在13世纪，一种法律的职业便跟法律学校、法律文献和法律语言（法律专业法语）一起得到了发展。

尽管有了所有这些变化，但是在许多基本的方面，盎格鲁——撒克逊人对于法律的态度仍继续得以盛行。在盎格鲁——撒克逊和盎格鲁—诺曼时期，审理严重的罪行有一个专门的程序，要求有罪的一方必须对受害者或其家庭进行补偿。安茹王朝所建立的司法新机制倾向于在强制施行惩罚时不必进行补偿。但在许多杀人、伤人和强奸的案件中，这种做法往往被认为是不可接受的，所以尽管“格兰维尔”和“布拉克顿”这类作者给我们留下的印象是力图使我们相信新原则已经有效地取代了旧原则，但实际情况似乎是旧的法律程序依然存留了下来；它们在经过改变之后被嫁接在新的法律程序之上。这就意味着，那些可以支付赔偿的人就逃脱了惩罚，只是向受害者或其家属支付了补偿，而那些没有能力赔偿的人，则受到了严厉的惩罚。

教堂和宗教

《末日审判书》显示，村庄里的教士通常被算作农民社区中的一个成员。他的教堂属于当地的领主。假如一个庄园被分割的话，那么属于庄园一部分的教堂的利润也必须进行分割。从许多方面来说，村里的教士与普通村民有着相同的生活方式。他不太可能是单身，事实上，他也许结了婚，而且他的教士职位也是从父亲那儿继承的。鉴于这种基本形势，人们只能钦佩那些致力于废除世俗权利对教堂的控制和教士家庭生活的11世纪改革家们的鲁莽。在教皇的促进下，改革运动于1076年传到了英格兰。在随后的几十年当中，这一改革运动逐渐升温，从长远意义上甚至可以被看作是一种成功。到了13世纪后期，结婚的教士就已经很少了。另一方面，有许多教士——包括有些权力很大的教士——继续拥有情妇。达勒姆的雷纳夫·弗兰巴德和索尔兹伯里的罗杰在200年之后还有与其对应的人物，即被诉掐死情妇丈夫的考文垂的沃尔特·兰顿（Walter Langton of Coventry）和爱德华一世的大法官罗伯特·伯内尔（国王曾两次试图把他从巴斯和韦尔斯调到坎特伯雷去任大主教）。就世俗庇护和家庭关系而言，教会生活的这两个方面几乎都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变化。“上帝让主教们没有儿子，但是魔鬼却给了他们侄子。”

然而虽然这场反对教士结婚的改革运动只取得了有限成功，但这也是引人注目的——考虑到自从4世纪之后的700年当中，关于这一话题的国王法令是多么的不奏效。它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跟12世纪和13世纪中教育所得到的普遍改进联系起来。假如社会中的大部分人都能识字的话，那么教士就可以更加容易地从世俗阶层中招募；他们不必像以前差一点就要变成的那样，成为一个世袭的阶层。上学的人越多，他们对于古老教会法的了解，以及某些人对于它的尊敬，也就更多。当然，我们有理由相信，在13世纪的英国，人口中单身的比例要比11世纪更高。道理很简单，因为有更多的人宣誓要守贞洁。隐修的生活方式在欧洲各地蓬勃兴起，英国也不例外。例如在英格兰，1066年时大约有50个宗教团体和大约1,000名修士和修女。到了1216年，大约有700个宗教团体和大约13,000名修士、修女、律修会修士和修女。一个世纪之后，宗教团体的总数几乎达到了900个，而修道会成员的总数是17,500名。在英国人口为以前3倍的情况下，这些数字确实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即使是这样，它们也并没有告诉我们，全英国的宗教生活究竟在何种程度上变得多样化和更加丰富了。在11世纪，所有的宗教团体都是属于本笃会的。到了13世纪中期，英国不仅有几百个本笃会的宗教团体，而且还有可供男人和女人选择的一些新宗教团体——普通的律修会修士、西多会修士或修女、吉尔伯丁修会（一种特殊的英国修会）修士、圣殿骑士团成员、教会军事团体中的护理人员、加尔都西会的修士或修女、多明我会的修士或修女、方济各会修士或修女、加尔默罗会修士或修女和奥古斯丁隐修会的游乞僧。在这个框架里面，似乎每一种可以想象到的宗教生活种类，乡村的、城市的、冥想的、苦修的、积极的，当时都已经被创造出来。此外，大多数进入宗教生活的人现在这样做都是出于自己的选择。过去本笃会所招收的僧侣大都是贵族父母送来过修道院生活的儿童（oblates，即“献身修会的俗人”），而从12世纪中期起，那些进入新老宗教团体的人都是成人。建立这种新模式的西多会禁止任何16岁以下的人入会，并且坚持实行一年的见习期。应征者被志愿者所取代。

在12世纪的进程中，英国教会建立了主教区和教堂区，这种教会组织后来存在了许多个世纪。最后成立的两个新主教区分别是伊利主教区（1108）和卡莱尔主教区（1133）。主教区被分成副主教管区，后者又分成由乡村牧师管辖的诸教区。在诺曼人统治时期，新教区跟以前一样是按照当地领主的意愿而随意创立的；但是从那以后，新教区的创立就变得更加困难了。教会的地方组织似乎冻结在12世纪的状态上。这当然不是因为人口和经济扩张现在已经趋于稳定。相反，新的定居点继续被创建，而老的定居点也继续在发展。12世纪中正在发生的事情是教会法的发展和教皇司法权趋于保护无数的既得利益。律师的崛起本身就是在一个生活领域中发生变化的结果，但它使其他生活领域要发生变化变得更加困难。使创建牧师职位真正成为问题的地方是在城镇。主教们为解决这个难题费尽了心机，但是他们大部分努力都被教会庇护人的所有权利益所挫败，无论后者是神职人员或是世俗人员。在13世纪时人们找到了一个解决方法，但是它需要采取一种跟以前截然不同的方式，一种新的宗教生活，才能使问题的解决成为可能。这种新出现的形式就是由游乞僧们所组成的托钵修道会，这种流动传教士的国际性组织超越了主教区和教堂区的界限。最早来到英国的游乞僧是属于多明我会的。他们于1221年来到英国之后便前往牛津。3年之后，方济各会的游乞僧们也来了；他们最早的游乞僧是在坎特伯雷、伦敦和牛津。加尔默罗会和奥古斯丁隐修会的游乞僧们是在13世纪40年代到来的。到1300年为止，游乞僧们在英格兰创建了大约150个宗教团体，在苏格兰创建了20多个，在威尔士创建了9个。

游乞僧的到来，就像教会法的发展那样，是反映了全英范围内教会基本形势的一场运动。虽然教会不断增长的物质财富深深扎根于英格兰、威尔士和苏格兰的土地，但是在教会的精神、思想和社团生活中，它已经愈来愈成为了拉丁基督教世界的一部分。从11世纪的后半期开始，这一趋势变得尤其明显，当时拉丁语和法语在英格兰、苏格兰和威尔士得到了广泛的使用。尤其重要的是格列高利改革运动，以及随之而来的教会法的发展和教会对于整个拉丁教会的司法权。改革者们对于教会特许自由（libertas ecclesiae ）的要求确实造成了某种戏剧性的后果，但最终结果表明，这种自由仍是难以企及的。由于自由跟特权和继续拥有巨大的社团财富有关，国王们和其他世俗庇护人不太可能放弃他们的某些重要权力，尤其是任命主教的权力，尽管到了13世纪的时候，他们必须通过类似于罗马元老院（curia ）的司法机构才能够达到自己的目的。事实上，开除教籍和停止教权等教会所能运用的精神武器都是不足以遏制世俗权力的。此外，一旦滥用，它们就会失去效力。在对于世俗世界来说真正重要的一些领域，不仅是庇护，而且还有战争、比武和商业交易等方面，格列高利改革的鼎盛期在12和13世纪逐渐转向了一个适应性的调节时期。然而改革者们所真正做到的，是把教皇作为教会领袖的理论变成了一套中央集权制度的事实。在很大程度上，教士们学会了按照教皇的指示去做。就这样，当教皇英诺森三世在跟约翰王闹翻之后，他下令停止英国的教权，而英国教会服从了这个命令。在1208至1214这6年当中，教会的大门紧闭，把俗人们关在了门外，使他们得不到祭坛上的圣餐、婚礼的仪式和祝圣地的葬礼。就连教皇从1199年起命令教会缴税时，教士们虽然有所抱怨，但还是缴了税。从1228年起，我们可以追溯出一系列连续不断地常驻在英国的教廷收税员；他们顶着“教廷大使”（nuncio ）的头衔，几乎全都是意大利人。在这一方面也有适应性的迁就，比如这种缴税似乎很有必要获得英国国王的赞同。于是到了1300年的时候，国王从这一缴税的过程中获得了最大的利益。

在整个这一阶段中，天主教始终是未受到挑战的宗教。它的权威被视为理所当然。在英国教会被关闭6年的时期，英国公众没发半句的牢骚——也没有人对其他可供选择的宗教产生明显的兴趣。在12和13世纪中，异端邪说就如11世纪那样，并不能成为教会的一个威胁：在这一方面，英国与欧洲其他许多国家都不同。在整个这一时期，从北部的纽卡斯尔到西部的布里斯托尔（即并非在城市不那么多的苏格兰和威尔士），都有一些非基督徒（犹太人）的存在，但是他们总是处于一种岌岌可危的境地，有时候甚至处境非常困难，并且在1290年遭到了驱逐。大多数基督徒们都为之欢欣鼓舞。

注释

〔1〕　克努特（995？—1035）是丹麦王斯凡一世之子，1016年征服英格兰，登上英格兰王位，1019年克努特即丹麦王位。1028年击败挪威和瑞典，成为挪威国王，并占领瑞典南部地区。至此，克努特被推尊为“大帝”，建立包括英格兰、丹麦、挪威、苏格兰大部和瑞典南部的“北海大帝国”。

〔2〕　艾特尔雷德二世（Aethelred II，别名Aethelred the Unready, 968?—1016）是978—1016年间在位的英格兰国王。980年，北欧海盗入侵时，有不少丹麦人在英格兰定居下来。艾特尔雷德二世因屠杀丹麦移民而招来了丹麦人的再次入侵。1013年，他败给了丹麦国王斯韦恩之后，流亡诺曼底。

〔3〕　在11世纪初，英格兰曾经被丹麦人所占领，为了向丹麦进贡或为了抗击丹麦军队而筹措军费，英格兰国王向臣民征收以土地为单位的年度税，后来作为一种每年征收的土地税而沿袭下来。

〔4〕　海得（hide）是指中世纪英国的自由农民赡养一家人所必需的土地面积，因各地的土地肥沃程度不同，这个土地衡量单位的面积也有所不同，大约在60—120英亩之间。这种土地衡量单位之所以被称作“海得”（hide牛皮），是由于古罗马神话中一则有关迦太基城起源的故事：当泰尔国王贝卢斯的女儿狄多带着一群人逃到了非洲时，他们跟当地的土著谈判，要向他们买一张牛皮可以覆盖的土地，但他们把牛皮剪成一根根长的牛筋，并用它圈了很大一块地方，在那儿建起了一座名为Byrsa（牛皮）的城堡。这就是迦太基城的开端。

〔5〕　腓力二世（1165—1223）是法国国王。1202年腓力二世宣布没收约翰王在法国的采邑，并且占领了诺曼底、曼恩和安茹等地。约翰王与他进行了长期的战争，直至英军在1214年的一次决战中彻底败北。

〔6〕　阿伯拉尔（Peter Abelard，1079—约1144）是中世纪法国的一位著名学者和神学家，著有《神学》、《伦理学》和《哲学家、犹太人、基督教徒之间的对话》等作品。

第四章

中世纪早期的经济

1086年英国经济的基本轮廓在《末日审判书》重复而又简洁的语句中有着非常清晰的呈现。从根本上来说，这是一种农业经济。占90％以上的人口都住在农村，靠土地资源挣得他们每天所需的面包和淡啤酒。这块土地已经得到了很好的开拓和耕种——书中提到了13,000个定居点。占1914年可耕地面积80％的土地在1086年就已经得到了耕种。草地、树林和沼泽地也得到了开发。人口中的大多数都是农民和渔民。在《末日审判书》所没有涉及的英国丘陵地区，农民们种植燕麦和大麦，而不是小麦，而且养的牛数量超过了羊。商业和工业在当时都还不能作为一种可供选择的主要职业来源。《末日审判书》所提供的数据——尽管它们跟其他数据一样，必须谨慎地加以利用——能够帮助我们勾画出关于职业方面的图景。被称作“大佃农”（villani ）的人构成了社会中人口最多的阶层（占据有记载人口的41％）。他们所拥有的土地大约是所有土地的45％。第二大的阶层（占总人口32％）是被称作“小佃农”（bordars或cottars）的人，他们只拥有5％的土地。这样，虽然有个人之间的巨大差别，但是显然我们是在描述具有鲜明特点的两个不同阶层：即拥有大部分乡村土地的人和除了一座农舍及花园之外几乎没有任何土地的人。此外还有占总人口14％的人被描述为“自由农”（free men）或“佃户”（sokemen）。由于他们拥有占总数1/5的土地，所以从经济上来说，他们似乎属于“大佃农”那个阶层。最后还有占总人口9％的奴隶，他们没有任何土地。

在社会等级另一端的是国王和极小部分的权贵，他们全都靠自己大庄园的岁入而过着奢华的生活。不到200个俗人和大约100个主要的教堂（主教管辖区、修道院和隐修院）拥有全国财产总估价的大约3/4。这些人——用法律术语来说，他们是国王土地承租人——有他们自己的承租人。例如像威廉·德瓦伦（William de Warenne）这样一位富裕的男爵把自己价值1,150英镑的庄园中价值540英镑的土地都转租给了别人。在这些次承租人中有些被描述为骑士，而他们承租的土地被称作骑士的采邑。（虽然有许多骑士并不比那些最富裕的大佃农更加富有，但是因为他们跟自己的领主们关系更为密切，因此属于一个不同的社会阶层。）国王土地承租人余下的土地——通常有一半或3/4的土地——被保留为自己的“领有地”，而领主们正是从这些领有地中获取他们主要的收入和食物。具有一个固定中心的修道院需要有连续不断的食品供应，但其他流动性更强的大领主们也许会对金钱更感兴趣。因此他们的大部分领地都租出去了——其法律术语是“得以耕作”——以收取用现钱支付的租金。大多数的承租人都来自跟骑士采邑承租人同一个社会阶层；他们共同构成了拥有土地的“中产阶级”，即士绅阶层。

在1086年之后的200年内，英国经济又发生了什么变化呢？尽管这一时期很长，但是在许多基本的方面，几乎没有发生任何变化。1286年的英国并不比1086年时更加城市化。确实，城镇比以前更多和更大了，但是总的人口也比以前更多了。在船舶设计上无疑有了显著的改进——这是自8世纪以来北欧的一个一直存在的特征。在这一时期，这种船只式样的改进尤其表现在“方帆帆船”的发展上，这是一种船壳呈圆桶状、舵装在船尾、吃水很深的大型海船。这意味着长期以来把英国东海岸跟斯堪的纳维亚国家、把西海岸跟法国的大西洋海岸连接起来的海上贸易规模见长。据推测，当时羊毛、棉布、木材、咸鱼和酒类的贸易量正在增加，而商人的利润也应随之有所增长。即便如此，也没有出现英国的商业革命，没有像13世纪的意大利所能宣称的那样，出现银行和信用制度的发展。这种相对落后的后果之一就是，在13世纪，英国对外贸易越来越大的比例落入了意大利商人的手中。意大利人的流动资本储备足以使意大利公司提出更为吸引人的条件。他们不仅能够一次性买断一个修道院当年的全部羊毛产量；而且还可以预付好几年的货款。他们通过向亨利三世和爱德华一世大量放贷的方式，获得了英国王室的庇荫和保护。在非常真实的意义上，13世纪的英国被人们视为是一个经济部分发展的国家。它的大部分进出口生意都操纵在加斯科涅人、佛兰芒人以及意大利人等外国人的手中。它主要的出口商品是原材料——羊毛和谷物——而不是经过生产加工的商品。换言之，当时还没有工业革命。

图7　王室的建筑：13世纪一幅有关建造圣奥尔本斯修道院的画中描绘了国王、建筑师和工匠。（引自马修·帕里斯的《奥发传记》。）

在这整个时期中，主要的工业仍然同以前一样：纺织、建筑、开矿和金属加工、产盐业和海上捕鱼。此外，尽管有时会有人关注当时出现的布匹漂洗厂，但是工业生产工艺并没有重大的发展。也没有出现可以跟12、13世纪佛兰德纺织工业中的高度资本发展相比拟的任何事物。另一方面，佛兰德纺织工业对英国羊毛不断增长的需求确实有助于英国保持贸易的顺差，而这种顺差在这整个时期中保证了银锭源源不断地涌入英国，足以使英国硬币银便士始终保持较高成色。（而在发展更快和货币化程度更高的地区，人们使用一种成色更低的硬币来发挥找零钱的经济功能。在这个意义上，英国经济所发生的变化也很小。）

最主要的是这一时期没有发生农业革命。尽管像亨利的沃尔特（Walter of Henley）和伊斯特里的亨利（Henry of Eastry）这类13世纪的庄园管理专家以理性主义和科学的方式来对待他们的工作，但是他们所处环境的技术局限性意味着当时的产量不可能有重大的增长，无论是以羊毛重量来计算的绵羊产量，还是以谷物产量来衡量的良种培育。虽然把马作为役畜的做法正在得到推广，但是它的重要性并不是很大。农业的主要问题并不在耕地，而是在播种、收割和保持土地的肥力上。手工播种和收割费时费力。泥灰土和其他种类的肥料既成本高昂，又难以获得。只有动物的粪便可以大量采集，并且加以广泛而系统性的应用。但是喂养过冬牛羊的高昂成本意味着所能生产的动物粪便也有一个上限。除非在生产的初级阶段上有基本的改进——事实上并没有——在生产第二阶段上的改进，例如1200年左右风车的引入，其经济重要性只能是微乎其微的。就这样，英国的经济在许多方面仍然是一个停滞的经济。甚至可以这么说，跟它的邻国相比，尤其是佛兰德和意大利，13世纪的英国要比11世纪的英国更为落后。但这是一个现代的视角。在12和13世纪中，英国人感觉他们是生活在一个经济发展程度要高于其凯尔特人邻国的国家之中。

人口的增长

尽管有上述这些论断，但必须澄清的是，在一个重要的方面，该时期的英国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到了13世纪的后期，英国的人口要远远高于1086年——虽然当时的男人和女人已经熟悉用“中断性交”（coitus interruptus ）作为控制生育的方法。究竟当时有多少人口，我们无法断定。在进行钦定土地调查的年代，要估计英国的人口是一项非常困难的任务。大多数历史学家都把当时英国的人口定在125万和225万之间。要估计13世纪后期的英国人口，其难度更大。有的历史学家认为，当时的英国人口高达700万；其他人的估计则要低得多，也许是在500万。要估计苏格兰和威尔士的人口，那就难上加难了。最近的猜测把1300年左右苏格兰的人口定于50万至100万之间，威尔士的人口定于大约25万。但是大多数历史学家们都同意，在这两个世纪中，英国人口增加了一倍以上。从11世纪（或也许是从10世纪起）人口缓慢增长，到12世纪末人口增长加速这一假说听起来貌似有理。但是人口增长的速率不仅在时间上（很可能）有不同，而且在空间上也（肯定）有变化。这样，约克郡北赖丁的人口在1086年之后的200年中也许增长了大约12倍；在别的地方，尤其是在那些进行钦定土地调查时人口就已经很密集的地区，即英国的南海岸和东英吉利亚的某些地区，人口增长率会低得多，尽管在沃什湾的淤泥沉积带上人口增长率特别高。

定居点和耕种地的扩张

这种人口增长所带来的经济后果是什么呢？其中之一就是定居点和耕作地的切实扩张，尤其是在凯尔特人居住的土地上。事实上，在这儿我们可以看到被现代世界的公民称为进步的许多迹象。威尔士最早的硬币是在11世纪后期铸造的，苏格兰最早的硬币铸造于12世纪。此外，12世纪见证了威尔士最早的城镇建设（如蒙茅斯、布雷肯、加的夫和彭布罗克），以及苏格兰最早的一批城镇建设（如贝里克、爱丁堡、斯特灵和珀斯）。在英格兰，城镇也得到了蓬勃发展。它们主要的功能是作为地方上的集市。我们知道那些城镇中居民的职业：占主导地位的是饮食业主和手工艺人，其中皮革、金属和纺织店铺的店主们最为引人注目。就连在大城市中——按照欧洲的标准，英国只有一个大城市，即伦敦，根据1334年的普查，伦敦所拥有的财富是第二大城市布里斯托尔的4倍——需要长途运输和跟奢侈品相关的贸易依然处于不重要的地位。农村人口密度的不断增加意味着城镇的面积和数量也随之增加。在1100—1300年间，出现了大约140个新的城镇，而且如果证据准确的话，在1170—1250这几十年间出现的新城镇数量最多：例如朴茨茅斯、利兹、利物浦、切姆斯福德、索尔兹伯里。它们大多数是由当地期望从房屋租金和计划收取的通行费中获利的领主们创建起来的。有的城镇所选的位置是为了能从海上贸易的扩张中获得好处，因为大船的通行就意味着像波士顿、金斯林和赫尔等所有这些新建城镇比林肯、诺里奇和约克等位于河流上游的港口城镇更好。

在农村，设计者的大手笔有时也可以看出来，尤其是在那些曾经被诺曼人夷为平地的北部地区重新建起来的常规形式的村庄上。在别处，例如在已经人口密集的东英吉利亚，村庄有时会被迁移到公地边缘，呈不规则形状排列，可能是为了把好的可耕地从因盖房子而“荒芜”的状态中解救出来。然而寻找生活的空间是一回事，种植足够的粮食以供生存则是另一回事。总的来说，农田的扩张往往并不是通过建立新的定居点、而是通过围绕业已存在的中心逐渐增加零星土地的方式进行的。大面积的森林、沼泽地、湿地和山地被清理出来，抽干了水，并被用作耕地。其中有些土地是相当肥沃的——沃什湾周围的淤泥带便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但大多数新开垦的土地，例如从萨塞克斯森林地清理出来的农田，总是显得比较贫瘠。这是“向边缘进发的旅行”——人们迁移到了可耕地的边缘，在那些真正边缘化的土地上耕作：在那儿得到的收获与付出的劳动往往只能勉强扯平。对于食物的需求是如此的紧迫，面包高于一切，就连其他的“生活必需品”——燃料和建筑木材——也不得不为之让路。其他的英格兰家庭向西部和北部迁移，以寻找新的定居地。迁移到苏格兰的英格兰人一般都是受邀而来。富有进取心的苏格兰国王们欢迎英格兰人定居在他们的新市镇里。与此形成对比的是，英格兰家庭迁移到威尔士和爱尔兰并非出于当地统治者的欢迎，而是应了那儿新近入侵者的邀请和鼓励。在爱尔兰，他们接管了旧时北欧海盗的海港城市都柏林、沃特福德和利默里克，同时还创建了新的城镇和村庄。

尤其是在英格兰东部，人们的努力转向了对现存农田的精耕细作。在13世纪，一年种三季庄稼（而非两季）的耕作制度得到了更加广泛的采用。这就意味着每年只有1/3的土地可以休耕，而不是一半的土地。但是，倘若想要保持土地质量的话，更频繁地使用土地需要相应更频繁地施用肥料。不幸的是，可耕地的扩张有时候是以牺牲草地和林地为代价的。这种做法对于牲畜数量所产生的影响不仅不能够增加动物肥料的生产，反而会导致其下降。这反过来会引起土地肥力的贫瘠和产量的下降，而非提高。无论粮食生产在13世纪末是否确实已经下降，有一件显而易见的事就是，假如土地的种植能力达到了实际的顶点，而人口还在继续增加的话，那么下面这两种情况之一就必然会出现。要么英国进口更多的食物，要么平均生活水平下降。没有证据表明谷物的进口有所增加。假如粮食的进出口发生任何变化的话，那么变化的趋势也许正好相反。英国的粮食经销商用大型货船将粮食运往佛兰德、加斯科涅和挪威等工业化或专业化生产程度高于英国，而且区域性经济靠出口棉布、酒类和森林产品来换取基本食物的地区。此外，大量13世纪的英国庄园记录也表明，佃农所拥有的平均土地面积正在缩小。在这一时期，更多的人口意味着人均土地占有率越来越低。

自由人、奴婢和穷人

尽管上面所描绘的图景显得十分暗淡，但许多13世纪村民们的生活也许要比《末日审判书》时代的先辈们要好得多。相对来说，他们没有遇到多少由战争所造成的破坏。他们都没有成为奴隶。奴隶制是以劳动力短缺为特征的经济的一个标志；随着人口以及劳动力的增加，奴隶制也得以消亡。确实，13世纪的英国村民中有许多是农奴，或称隶农（villeins）——他们也许占了总人口的一半——而《末日审判书》中的大佃农和小佃农（占所列人口的3/4）是自由的。但是尽管大佃农和小佃农就并非奴隶这一点上来说是自由的，但显然他们并不是很自由——这样，在《末日审判书》中只有很小一部分人（占所列人口的14％）才精确地被称作是“自由人”。使大佃农和小佃农日子不太好过的事实是因为他们的领主也是自由的——不仅自由，而且权力很大。他们可以自由地任意改变习惯，以便尽可能多地增加佃农的负担，而在一个劳动力相对短缺的时期，这就很有可能意味着一个沉重的劳役制度：在当时这样一个时代中，领主们是不会满足于按照市场决定的水平来给佃农付薪的。只有在劳动力来源增加的情况下，领主们才会逐渐转向按劳付薪这个可供选择的制度。在12世纪时，许多佃农发现他们的义务从提供劳役转变成为支付租金。在这一点上，法律原则至上的观点变得重要起来。在1200年的前后10年当中，国王的法官们制订了谁具有到皇家法庭去进行申诉的权利的规定。他们决定具有这种权利的人必须是“自由的”，而没有这种权利的人则都是属于“奴婢”。这种把社会区分为两个截然不同阶层的做法所带来的影响就是把英国人口中的一半变成了农奴，使他们在法律上失去了自由。但是律师们用左手拿来的东西，他们会用右手交出去。越是把每一样东西都加以定义并写下来，习惯保有就越能够被“冻结在”它们被写下来时的那种状态。这样，想要任意改变习惯就变得更加困难，而且习惯也可以更加有效地被用来保护现状。在这个意义上，就连13世纪不自由的佃农也会比11世纪许多自由的佃农更不容易遭受个别领主任意强征勒索的危害。13世纪想要任意改变习惯的领主们经常会发现自己陷身于漫长的司法程序，跟组织严密的乡村社区打官司。

尽管习惯法可以向贫穷的佃农提供一些保护，使他免受领主的强征勒索，但它仍然无法保护他免受经济变化严酷现实的侵扰。在12世纪末13世纪初，英国也许有一半的村民变成了农奴，但是与贫苦的村民变得更加贫穷这一事实相比，这件事简直算不了什么。那些在13世纪末真正受苦的并非是成为农奴的佃农，而是那些无论是自由还是不自由的贫苦佃农，以及那些完全没有土地的人。关于佃农我们也了解一些情况。温切斯特庄园内的死亡率表明，自从1250年以后，贫穷的佃农们变得越来越“对收成敏感”——这个委婉的说法意味着每当遇上收成不好的时候，更多的佃农就会死去，或是因为饥饿，或是由于因营养不良而带来的疾病。对英国中西部黑尔斯欧文庄园所进行的研究表明，那儿的贫苦佃农——即《末日审判书》中小佃农的后继者们——要比境况较好的佃农——即《末日审判书》中大佃农的后继者们——预期寿命大约少10年。至于那些连土地都没有的穷人的命运，我们只能猜测；现有的证据告诉我们，他们在13世纪的文字记载中很少被提及。大庄园内的佃农们按习惯不仅能够得到现金，而且还能获得用来维持一家人性命的粮食。但是那些因没有土地而成为经济累赘的农民命运又如何呢？据推测，他们也变得“对收成敏感”。

大庄园的管理

然而，给穷人带来苦难的经济乌云对于富人来说，则是镶成了漂亮的银色边缘的云彩。人口的增长意味着对食物的需求不断增加。食品的价格攀升，尤其是在1200年前后和13世纪后半期。另一方面，大量的劳动力供应意味着无论计件工或是日工的工资率在整个13世纪中都保持了稳定。换言之，真正的工资降了下来。在这种环境当中，富裕的土地拥有者的日子可以过得很舒服，他们在市场上出售剩余产品而获得了不断增加的利润。集市大量增加。在1198—1483年间，王室颁发了大约2,400个市场准许证，其中有一半以上是在1275年之前颁发的。同样，对于租地不断增长的需求意味着租金收入的不断增长。举一个例子，伊利主教的净收入从1171—1172年间的920英镑增加到了1298年的2,550英镑。但这并不意味着幸运的大庄园主所要做的一切就是坐等着供需法则为他把所有的事情都做好。在12世纪，就跟以前一样，富裕的国王土地承租人手下的大多数庄园实际上都是由他的佃农来管理的，或是作为骑士的采邑，或是以固定的租金租给“农民”。在一个稳定或逐步扩张的时代，这样做很有道理；从领主的观点来看，它使得他的管理费用减少到了最低状态。这一体制的稳定性就在于一生或几代的长期契约很普遍，而这些长期的特许证往往会变成世袭的租约。

但是1200年前后出现的价格陡升给靠固定租金生活的领主带来了严重的问题。假如他，而不是他的佃农们，想要利用市场经济的好处，那么他就必须转向直接管理他的庄园。要放弃一种历史悠久的制度并不是那么容易的，许多领主都遇到了佃农们的强烈反抗，但是这种做法还是逐渐实行了。对于这一过程最有名的描述可见于布雷克伦德的乔斯林（Jocelin of Brakelond）所撰写关于贝里圣埃德蒙兹修道院院长萨姆森（Samson, 1181—1211年在任）生意头脑的生平传记。这位大地主一手包揽了他手下所有的庄园，亲自指定管家和采邑总管们来管理它们，并且在市场上公开出售剩余的农产品。在这种新的制度下，这位领主的费用和利润每年都不尽相同。这就使得他手下的管家们很容易欺骗他，除非他严密地监视他们的活动。所以他就详细记录了每个庄园每年的明细账，并将它与其他庄园的类似明细账一起寄给代表大庄园中央管理机构的审计员，让他去查账。（大量这样的账目存留下来就意味着我们对13世纪英国乡村经济有很多的了解。）这些审计员扮演着制定政策和检查欺诈行为的角色。他们为每个庄园制定目标，即必须达到的粮食产量水平和存栏牲畜头数。他们作出投资的决定：是否要建造新的谷仓，是否要买肥料，等等。正是由于有这种需求存在，一种崭新的文献产生了，即关于农业和庄园管理的论文，其中最著名的作品要数亨利的沃尔特的《家畜饲养》。所有这些变化都是以实用读写能力的广泛存在为先决条件的：没有这一点，就不可能把13世纪初这场庄园管理的革命进行到底，而这恰恰是当时所发生的事情。

这个新制度的主要目的就是把领主的利润最大化，并且尽可能地以理性主义的态度来做这件事。然而，这种制度是不会去关注穷人所面对的困难的，而穷人是这个经济制度中的瘸腿鸭子，而且几乎所有这些鸭子生来就是瘸腿的。在庄园的层面上，有无数反抗领主的强征勒索的个案，既有消极的反抗，也有直接行动，有时是司法诉讼。在城市中，也有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富人和穷人之间存在着斗争。尽管有向凯尔特国家移民的机会所带来的“安全阀”，但似乎到了13世纪90年代的时候，英国是一个因为人太多而令人感到窒息的国家，传统的经济无法应对人口的沉重压力，甚至可以说，这是一个处于阶级战争边缘的国家。

第五章

战争中的英格兰，1290—1390

对于那些生活在那个时代的人以及那之后的历史学家们来说，大约公元1290年以后的中世纪后期似乎是一个危险、动荡和颓废的时期。英国的内战和对外战争——尤其是在苏格兰、法国和低地国家的那些战争——要比该国自从北欧海盗时期以来的任何战争都持续时间更久，战场更为广阔，花费更大，涉及的人数也更多。在不列颠岛的内部，英格兰人无法信任威尔士人，尽管英王爱德华一世数次征服了他们；以（1400年起的）欧文·格林杜尔（Owain Glyndŵr）的叛乱为顶点的威尔士人起义似乎说明了这种不信任是有理由的，并且它还使人回想起了那些说英国人终将被从威尔士驱逐出去的预言。凯尔特人对于英格兰人的偏见包含着一个被打败和受压迫的民族所能达到的所有苦涩和怨恨：“英格兰人的霸权和残暴，”一位苏格兰人于1442年宣称，“在全世界都臭名昭著，正如他们对法国、苏格兰、威尔士、爱尔兰和其他邻国土地的侵占所表明的那样。”饥荒、疾病和（自1348年起的）瘟疫在15世纪初大大减少了英格兰的人口，也许减少了将近一半，而这严重地分裂了英国社会。到了15世纪末，法国的政治家们不满地指出，英国人推翻和暗杀法国国王及其后代的习惯（如1327、1399、1461、1471、1483和1485年所发生的那样），其规律性在西欧任何其他地方都是找不到的。精神上的不稳定和异端邪说的传播使得脾气暴躁的牛津大学校长托马斯·加斯科因博士（Dr Thomas Gascoigne）得出结论，认为他所处的英国教会已经腐朽不堪，主教和教士们不能胜任他们的职责。有一位广受欢迎的诗人在1389年左右写道，他认为这个似乎已经颓废的时代的特征恰如其分地反映在人们追求装有垫肩的衣服、勒紧的腰带、紧身袜和尖头鞋等奢华和有伤风化的时尚上。

当然，接受那个时代人自己的评价是有危险的，尤其是因为他们生活在一个特别紧张和动荡的年代。现在大家都接受一种看法，即战争也具有创造性的一面，在上述这个特定的例子中，它赋予了英国人一种敏锐的民族身份感；饥荒和疾病并不一定会使社会完全瘫痪，经济的紧缩也并不一定意味着经济萧条；异端邪说的发展和对宗教机构的批评也许还会激发出人们更大的宗教虔诚；从议会的演进来看，政治危机往往具有建设性的特征；最后，文学和艺术的成就也很少会被平民的暴乱或社会的动乱所灭绝。从21世纪初的观点来看，中世纪后期当然是一个动荡和复杂的时代，但也是一个充满了活力、野心和迷人魅力的时代。

国王的君权

国王，以及以王室和皇家为中心的宫廷，是英国政府和政治的中心和支点。而对于英国政府和政治来说，最为关键的就是国王跟具有影响力的臣民之间的关系。后者首先以贵族和权贵们为主，但也包括经常想要加入贵族行列的乡村骑士和士绅、富商、主教和有才赋的教士们——所有这些人都从国王那儿寻求恩泽、地位和升迁。一位成功的国王就是要跟所有这些或大多数有影响力的臣民之间建立起一种和谐的关系，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政治的稳定、政府的有效和国内的和平。这并非一项简单的任务。国王对其在王国内的君权权威的日益重视，再加上（从1216年起）去世的君主必须把王位传给长子，以及通过国王的文书和仆人所组成的网络来扩展皇家政权的原则，一定会损害大地主们的封建和地方力量。然而那个世袭君权本身，尽管减少了王室成员争夺王位的可能性，但也使得有些（由于年幼、性格或无能等原因）不适合当国王的人登上了王位。最主要的是，14和15世纪中连续不断的战争把沉重的职责压在了英国国王们的身上。从爱德华一世的统治开始，没有一个10年当中英国人是不打仗的，无论是在国外打还是在国内打。中世纪后期的每一代英国人都了解战争的需求、损伤和后果——而且他们要比前辈们更加深切地了解这些情况。

对威尔士的征服

在经历了亨利三世统治时期的内战之后，英国国内的各派政治力量成功地达成了和解，恢复了国内的和平，这也使得国王和他的臣民们能够重新建立一种稳定的关系，并对对方的权利和抱负都给予适当的尊重。新君王爱德华一世（1272—1307），显示出自己在管理政府方面是一位能干的、有建设性的和有效率的国王，而且决心要加强他作为君主的地位。然而他坚定不移地要把君权凌驾于不列颠群岛所有领土之上、甚至超出英国边界之外的做法，开启了一个战争连绵不绝的时代。

在威尔士，他横扫了圭内斯这个在威尔士最活跃和最独立的地方政权，随着卢埃林·阿普·格鲁菲德于1282年的去世，英格兰在历经了200年断断续续的战争之后，终于成功地完成了对威尔士的征服。国王因此扩展了他在威尔士西部和北部的领土，在那儿成立了一个占威尔士一半面积的诸侯国；1361年，这个诸侯国被赠给了国王的长子，后者成为了第一位在英格兰出生的威尔士亲王。这是一个引人注目的成就，尽管也是一个代价高昂的成就。物质的损坏必须得到补偿；于是实施了一个为了保证未来安全的富有想象力的计划，这包括新建12个要塞并重建6个要塞，其中大多数都附设了一个筑有新城墙、并由效忠于国王的移民所居住的市镇；而且还为这块被征服的领土设计了一个永久性的政权。这个在1284年的《里兹兰法令》中宣布成立的政权开始只是一个军事政权，但很快就通过明智地结合英格兰的创新性和威尔士的务实性，在当地建立了和平与稳定。辅以公正与和解的强硬作风是新的统治者与威尔士人民之间关系的一个标志，在1287年、1294—1295年间和1316年分别发生的几次叛乱都没有构成广泛或危险的威胁。然而政府的代价也是惊人的。英国政府从英格兰的每一个郡甚至境外都征募了士兵、水手、建筑师、工匠和劳工，并派遣他们到威尔士服役。光是1277—1301年间在建造城堡这一项上就花费了至少75,000英镑（当时一个技术熟练的石匠每星期还挣不到两先令），而为了镇压1294—1295年间的叛乱，花费了大约55,000英镑。幸运的是，在威尔士的皇家政府执政特别成功；到了14世纪中期，它已经为英国国库创造了一笔利润，就连威尔士的士绅们也通过跟外来政权的合作而变得兴旺发达。

在卢埃林被消灭之后，爱德华一世立即转向了威尔士沼泽地（或边境）的领主们——大多数是英格兰的权贵——以便也确立对他们及其臣服者的君主权利；同时他使威尔士教会和主教们更直接地处于他的控制之下。爱德华一世征服威尔士的整个计划显示出一种想象力和决心，以及一种远远超出军事战役之外的对战略的掌握。然而被征服的威尔士人在教会和世俗政权中都受到了外族的统治，他们那种痛苦的感觉是难以轻易磨灭的。假如英格兰人的统治变得有压迫性，假如稳定的统治局面所带来的经济好处枯竭，或者假如本地人与移民之间的关系恶化，就会对英国政权带来严重的困难，殖民统治也会受到威胁。

在苏格兰的最高君主权力

爱德华一世也同样急于行使他对苏格兰的最高领主权。这是一个非常野心勃勃的任务，因为苏格兰跟威尔士不同，具有自己的君主，即坎莫尔王室（the house of Canmore），而且苏格兰人的独立意识特别强烈，尤其是在更为偏远的高地上。但与在威尔士一样，爱德华一世的统治时期出现了一个能在苏格兰行使英格兰最高君主权力的机会：1286年，苏格兰国王亚历山大三世去世，他的孙女继承人4年后也一命呜呼。爱德华一世接受了苏格兰“王国监护者”的邀请来解决王位的继承问题。他趁这项“伟大事业”（1291—1292）的机会，迫使苏格兰人承认他为苏格兰“大领主”。苏格兰人的抵制和爱德华试图将他的虚衔变为现实而作出的努力造成了两国之间互相怀有敌意的一个关系贫瘠的时期，这种关系一直持续到了16世纪。苏格兰人寻求法国的援助（1295）和教皇的支持，而且在他们中间产生了强烈的爱国主义，以保护在威廉·华莱士（William Wallace, 1305年被处死）和罗伯特·布鲁斯（Robert Bruce，即1306—1329年在位的国王罗伯特一世）领导下所取得的政治独立。在1296年以后的半个世纪中，英格兰人入侵苏格兰多达20次，在低地成功地建立了一个动荡的军事和行政机构，但是该机构很难在一个贫穷并怀有敌意的国家里坚持下去，必须从英格兰获得大量资助。但英格兰人并没有控制苏格兰北部的海面，也没有制服或是控制苏格兰的北部和西部。这样，英格兰人在苏格兰并没有得到像他们在威尔士那样的好处——或成功，就连在战役（尤在1314年的班诺克本战役）中，他们的骑兵在机动性更强的苏格兰人面前也经历了蒙受耻辱的失败。承认罗伯特国王和放弃对苏格兰最高君主权力的《北安普顿条约》（1328）在爱德华三世于1330年亲自掌握政权之后，很快就被撕毁。从此之后，英格兰与苏格兰之间的关系便令人遗憾地出现了一系列事件：入侵、边界袭击、英格兰人对苏格兰南部各郡不稳固的占领、法国与苏格兰之间的协定得以巩固并逐渐演变为“老同盟者”（Auld Alliaunce ）——甚至苏格兰国王戴维二世（King David II）在内维尔十字会战中被俘（1346）。在英格兰对最高君主权力的诉求和野心被苏格兰人坚定不渝和团结一致的抵抗所挫败之后，苏格兰成为其挥之不去和代价高昂的一根肉中刺。

图8　13世纪末英国王室眼中一个典型的威尔士人：长头发，质朴的手工纺织斗篷，只穿了一只鞋——还有他那珍贵的长弓。

爱尔兰

在班诺克本战役之后，苏格兰国王罗伯特一世试图通过利用爱尔兰的局势来预先阻止英格兰人在苏格兰发动的攻势。在1315—1318年间，他的兄弟爱德华·布鲁斯（Edward Bruce）得到了英——爱权贵们和盖尔人部落首领的支持；1316年，他被拥立为爱尔兰国王。不久之后，罗伯特本人访问了爱尔兰，这也许是为了刺激一场“泛凯尔特人运动”的兴起，以抵御英格兰国王爱德华二世（1307—1327）。苏格兰的干涉使英格兰政府感到震惊，并且揭示了它在都柏林政权的虚弱。在1210至1394年间，没有一位英格兰国王曾经访问过爱尔兰，就连威尔士的征服者和“苏格兰人的铁锤”爱德华一世也没有去过。相反，爱德华一世无情地剥削了爱尔兰的人力资源、金钱和物品供应，尤其用于他在威尔士和苏格兰所进行的战争和建造的城堡上。严酷的剥削和缺位的统治后来导致了行政的腐败和秩序的恶化，而那些英——爱权贵们和盖尔人部落的首领们则从中钻了很大的空子。英格兰国王的官员们经营着一个越来越软弱和被忽视的政权，而一场盖尔人政治和文化的复兴运动则在13世纪扎稳了根基。这也促成了爱德华·布鲁斯的成功。有一位同时代人评论道：爱德华·布鲁斯的崛起使爱尔兰“兴起了一股令人震颤的暴乱浪潮”。英格兰人再也没有恢复其领主权，并且从那以后再也无法将其权威施加在整个不列颠岛上。爱尔兰没有成为英格兰的一个金融资源，反而成为了一个金融累赘，其岁入在1318年以后只有爱德华一世统治时期的1/3，因此根本不能维持英格兰人在那儿的统治。由小人物们不时发起的远征根本不能够重振英格兰国王的权威，因此被英格兰人所直接控制的地区便缩减为都柏林周围的“辖区”。当一个政府通过以《基尔肯尼法令》（1366）为顶点的一系列法令，使用种族和文化隔绝、甚至迫害等手段时，它实际上就是承认了失败。英格兰这个“爱尔兰领主”在中世纪晚期草率施行的君权实际上是一个代价高昂、朝纲废弛和对英格兰人统治怀有敌意的政权，它被苏格兰人、法国人，甚至威尔士的叛乱者都钻了空子。

英法关系与百年战争

英格兰君主们所要求并得到承认的对威尔士人、苏格兰人和爱尔兰人的最高领主权，在对加斯科涅提出同样要求时却遭到法国国王拒绝，而在该地，英国君主们作为兼任的阿基坦公爵，从1204年起就是法国国王的诸侯。在所谓的百年战争（1337—1453）之前和期间，加斯科涅都处于英法关系的核心：它取代了诺曼底和安茹而成为英法两国所争夺的主要领土。在爱德华一世登基时，这个繁荣的产葡萄酒的省份曾是仅存的英属法国领地，它与英格兰之间的政治联系因日益增长的干红葡萄酒出口贸易而得到了加强，与此形成互补的是通过海路运到波尔多和巴约讷的英国棉布和谷物：在1306—1307年间，该公国的岁入为17,000英镑，很值得为争夺该地而投入战争。英国与法国国王在加斯科涅的边界和加斯科涅人的权利上产生的摩擦逐渐被纳入了由自信且自我意识增强的法国政府所提出的独立国地位和主权等更为重大的问题中——法国一心想要加强对境内各个省份和封臣（包括阿基坦的英国公爵）的控制。对于英国一方来说，爱德华一世及其继位者们不愿意看到法国王室权利的加强或其对加斯科涅产生任何实际的意义。其结果就是引发了一系列的事件、和谈、法国军队入侵加斯科涅的“灌木林火”战争（在这些小规模战争中法国渗透并间歇性地收回加斯科涅公国），以及英国军队的远征——甚至爱德华一世的一次亲自访问（1286—1289）。

假如不是有其他两个因素的话，英法关系也许会继续以这种方式逐渐恶化下去。英国政府痛恨法国与苏格兰结成的联盟（自1295年起），并且因为在爱德华三世入侵苏格兰之后，法国为苏格兰国王戴维二世提供庇护（1334）而感到愤怒。更有争议性的是因法国卡佩王室长子一脉的即将衰亡而引起的后果。1314—1328年间连续4位法国国王的去世，使得加斯科涅每一次都得向新国王宣誓效忠，这件事本身就已经够恼人的了，可是最后一位卡佩家族的国王于1328年去世一事又提出了法国王位本身的继承权问题。当时新任的英国国王爱德华三世（1327—1377）还不能通过他的法国母亲伊莎贝拉（Isabella）对法国王位提出要求，但是到加斯科涅的形势进一步恶化的1337年，他终于这样做了。他的这一行动也许主要是出于战术的考虑，即想使瓦卢瓦家族的新国王腓力六世（Philip VI）感到难堪；当然，让英国国王成为法兰西国王会有不可否认的好处，能一下子解决棘手的加斯科涅问题：确保加斯科涅的政治稳定和经济繁荣。就这样，当1337年，一支法国舰队被人发现离开诺曼底的海岸、前往苏格兰时（英国人是这样认为的），英法战争便开始了，而且将持续一个多世纪。

英国对战争目标的追求既不是连续不断的，也不是前后一致的。尤其是在14世纪，它的战争外交是由一系列紧迫的问题所主宰的，其中最主要的是如何维持在加斯科涅的独立统治和如何阻止苏格兰人为支援法国人而发起的对英格兰北部边界的攻击。甚至在1337年对法国王位提出要求之后，爱德华三世仍然准备让法国赎回在普瓦捷战役（1356）中被俘的法国国王约翰二世（John II），并且放弃他在《布雷蒂尼条约》（1360）中所提出的要求，以换取实际的让步。然而王朝之间的联姻、贸易和战略的考虑，甚至对待1308—1378年间在阿维尼翁所设立的教皇政体的不同态度等因素结合在一起，把英法之间的矛盾扩展到了低地国家、卡斯蒂利亚和葡萄牙，以及苏格兰、爱尔兰，甚至威尔士。首先，众多的战役（因为这是一系列不连贯的冲突，而非一场战争）为1338—1340年间在法国北部发起的围城战役；接着就是1341—1347年间横贯布列塔尼、加斯科涅和诺曼底等法国省份且更为激烈的钳形运动战（其结果是英国人在克雷西战役中获胜，并且夺取了加来）。随后就是爱德华三世的长子，即爱德华黑王子（Edward the Black Prince），1355—1356年间从加斯科涅发动的大胆的急行军或骑兵侵袭（chevauchées ）（最终在普瓦捷大获全胜）和国王本人1359年对兰斯的奔袭，后者是传统的法国国王加冕地。重新开始的卡斯蒂利亚战役（1367）开启了一个规模更小和时断时续的战争时期，战场设在葡萄牙、佛兰德和法国本地，双方都因持续的战争状态而感到疲惫不堪。

战争最初对于两个王国中更为团结和组织更严密的英国有利。它基于羊毛生产的繁荣经济，以及它在威尔士和苏格兰作战的经验是其在欧洲大陆发动大规模战役的珍贵基础。高度独立的法国省份的存在决定了英国的战略。1338—1340年间，爱德华三世在低地国家发动的战役得到了佛兰德生产棉布诸城镇的支持。佛兰德尽管隶属于法国国王的统治，但是跟英国有着非常重要的贸易联系。在14世纪40年代，布列塔尼公国的继位问题使得英国军队参与了调停，甚至担负了好几个城堡的卫戍任务；而加斯科涅，尽管远在法国南部，为英国人提供了前往法国中部的直接通道。

不列颠群岛内部的战争给了英国政府一个独特的机会来采用新方法招募大量军队。由立下契约的指挥官所招募的雇佣军按新的方式支付报酬，它们的军事单位较小，纪律更为严明，要比组织松懈、行动笨拙的法国军队更为可靠和灵活；它们增补并逐渐取代了传统的封建军队编制。英国军队的士兵和弓箭手擅长使用大弓，并在战斗中采用防御的战术。这些特点使他们在战争的最初几十年当中占有决定性的优势，并且克服各种不利条件，取得了一些重大的胜利（最著名的是克雷西战役和普瓦捷战役）。海上的战争并不是太重要，而且海战的战术也没有什么新意或想象力。14世纪的指挥官们通常没有能力发动海上的战争，英国人于1340年取胜的斯勒伊斯战役对于爱德华三世的佛兰德远征来说只是偶尔发生的。英国人从来没有养护过一支常备的舰队，然而瓦卢瓦家族的国王们从他们的卡斯蒂利亚同盟者那儿学到了海战的技术，并且后来还在鲁昂建立了造船厂，这使得法国人在随后的海战中占了上风（如1372年他们在拉罗谢尔海域的战斗中所取得的胜利）。

英国人对于英法战争的投资是巨大且前所未有的。令人印象深刻的是，远征组织得相当频繁，有时规模也很大（如在1346—1347年间的那次远征人数达到了一万多人）。财政上的花费极其巨大，在战争胜利的情况下尚可容忍；但在1369年以后，随着英国军事优势越来越少，英国政府开始诉诸于新的且更为孤注一掷的权宜之计，包括人头税。用于防御和远征的运输船只不能光靠英国南部5个港口的传统义务来提供，成百上千艘商船（例如1347年用于围困加来的船只就多达735艘）被征用，退出了正常的商业运行。针对1369年之后日趋猖獗的法兰西和卡斯蒂利亚海上袭击者的海上防御是由英国南部和东部沿海诸郡来进行组织、并得到内陆各郡支持的——但尽管如此，也不能够防止温奇尔西（1360）、拉伊（1377）和其他海港城市遭受劫掠。战争的费用的确非常高昂。说真的，确实有许多士兵享用着被征服的法国庄园，而且在胜利的年代里，赎金的收益非常大（光是法王约翰二世的赎金就高达500,000英镑）。然而成千上万英格兰人、威尔士人和爱尔兰人的生活和职业因战争服役而被迫中断；食品、物质和设备的供应被转用于完全是破坏性的作战行动；羊毛和酒类的贸易受到了严重的阻碍。引人注目的是，英国能够在海外打仗数十年，而没有造成国内政治和社会的严重紧张，与此同时它还防御了苏格兰边界，使威尔士保持平静，并且避免了爱尔兰的暴乱。这一成就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爱德华三世和黑王子的雄心、榜样力量和领导才能，他们两人体现了受到贵族夸耀和全社会仰慕的骑士美德。对于让·傅华萨（Jean Froissart）〔1〕这个认识爱德华三世父子、并且记录了当时最感人骑士之事迹的埃诺人来说，那位国王“高大魁梧、相貌堂堂，自从亚瑟王的时代以来，还没见过像他那么英武的骑士”。他的儿子看上去也是个“最魁伟的男子和富有骑士精神的王子”，他于1376年比爱德华三世早一年去世时，“人们为他的崇高品质而感到深深的哀悼”。英王爱德华三世所掌握的英国政权要比爱德华一世的政权更为温和，而且远比爱德华二世的政权能干。

为战争筹措资金、政治改革和国内纷争

这些战争是英国社会变革、宪政发展和政治矛盾的催化剂，假如没有战争，这些变化都会来得更加迟缓。此外，跟欧洲其他国家一样，英国在14世纪也经历了人口和经济的波动，从而加剧了紧张和动荡的局势。其结果就是一系列的危机，它们反映出国王与臣民（尤其是那些自认为是代表了整个“王国社区”的权贵们）之间的关系是多么微妙，以及国王本人对于个人君主体制来说有多么重要。爱德华一世及其顾问们也许能干而又坚定，甚至富有远见，但是国王顽固和专制的本性使他与那些有影响力的臣民之间的关系变得十分紧张。在1290至1297年间，有产阶级、商人，尤其是教士们，不得不为国王在法国和不列颠群岛的征战计划交纳极其繁重和花样翻新的赋税（其收缴频率是爱德华一世统治上半时期的4倍）。人们曾经有过抵制的行为，1297年的财产税只收缴了预期数目的一小部分（35,000英镑）。此外，国王所召集的军队长期在王国境外服役。爱德华一世压制反抗行为的做法令教士们十分震惊，也使商人们深感怨愤。权贵中的头面人物，包括那些怨恨爱德华一世侵犯他们所珍视的特权的威尔士边境的领主们，重操他们自封为王国代言人的古老角色，对此作出回应，分别于1297年和1300年两次向国王提出了他们的抱怨。他们利用《大宪章》作为反抗旗帜，反对未经纳税人的许可就强行征税，反对具有压迫性和前所未有的苛捐杂税。然而，当爱德华一世于1307年7月7日即将穿越索尔韦湾、对苏格兰发动第六次远征之际不幸遇难，在巴勒–拜–桑兹死于侍从怀抱之中时，战时的困难依然存在。国王留给了他儿子和继承人爱德华二世（1307—1327）一场在北方进行的、还远未能看见胜利且代价高昂的战争，以及因君王与臣民之间的信任逐渐丧失而造成的英格兰政治动乱。政治稳定和战争这两个头等问题在其后的200年当中主宰了公共事务，并且对英国的社会和政治凝聚力，以及对它的经济繁荣，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新的国王若想避免王权的进一步危机，就需要有超乎寻常的老练圆通。

但老练圆通并非是爱德华二世的突出品格。由于童年缺乏关爱，青少年时期又受到父亲的冷落，而且登基时面临着众多尚未解决的问题，所以爱德华二世从彼得·加弗斯顿（Peter Gavaston）和休·德斯彭瑟（Hugh Despenser）这类野心勃勃的亲信那儿寻求建议、友谊，甚至感情，而这些人却并不值得国王信任，他们的影响力招来了许多权贵的怨恨。以上这些事实，与以兰开斯特伯爵托马斯（Thomas, earl of Lancaster）为首的权贵们想要迫使爱德华二世作出爱德华一世所不愿意的妥协和改革的决心合在一起，把治理一个面对苏格兰、爱尔兰、威尔士和法国破坏的王国所需克服的巨大困难转变成了一场争取政治改革和个人晋升的斗争。冗长而更为明确的加冕誓言（1308）制约了新国王，使他能更坚定地遵循英国的法律和习惯，而1311年权贵们又制定了法令以限制国王的行动自由；这些法令在议会内宣布，以便获得广泛的支持和赞同。爱德华二世具有他父亲的顽固个性（尽管没有具备他的能力），而加弗斯顿被谋杀一事（1312）又把这种个性转变成了一种不可动摇的决心，即绝不受他朋友之谋杀者们的控制。与此同时，战争和防御对国王的臣民们所造成的负担丝毫也不比爱德华一世进行征服的时期更加轻松，而且这正是1315—1322年间，一连串自然灾害和牲畜瘟疫造成了严重的社会苦难和贫困。1321—1322年间的内战和1326—1327年间的国王被废黜都是国王与臣民为相互的利益而进行合作失败的必然后果。爱德华二世于1322年在议会里废除了那些法令，同样是在1322年，在巴勒布里奇打败他的对手之后，国王在（约克的）议会里处死了兰开斯特伯爵。到了1326年，爱德华二世被废黜、把王位让给同名的儿子和继承人。对于一个因残忍、具有压迫性和失败的统治而酿成了国内纷争的政权来说，这似乎是唯一的抉择。这一令人生畏的行动是伊莎贝拉王后密谋发起的，得到了爱德华王子的默认，获得了大量权贵和其他人的支持，并在议会中得以宣布。这种事件是前所未有的：自从诺曼底征服以来，还没有一个英国国王被赶下过王位。所以在1327年，人们尽了一切努力，想要隐藏那隐藏不了的事实，并试图为无法辩解的事情作出辩解。那位愁眉苦脸、热泪盈眶、几近昏厥而令人生厌的国王被迫同意自己的退位，而议会召开了一次会议，把责任推卸在尽可能多的人身上。尽管爱德华二世的儿子的继位保证了世袭原则免遭损害，但是受膏国王的不可侵犯性已经被破坏了。

爱德华三世的统治

虽然在1327年时只有14岁，但是爱德华三世很快在1330年便有了孩子。事实证明他比他的父亲更有能力，且对权贵们的态度和志向更为敏感——实际上他分享着他们对战争的态度和志向，而且接受贵族社会的骑士义务。与此同时，新国王在法国那些宏大和颇得民心的计划所引起的问题与爱德华一世所提出的那些有关不列颠群岛和加斯科涅的计划情况类似。倘若这些计划最终证明是不成功的，英国很可能会发生类似于在爱德华二世统治下所出现的那些事件。旷日持久的战争于1337年再次爆发，这意味着赋税的增长甚至超过了爱德华一世统治时期最后几年的水平，而爱德华三世对待商人、银行家和大地主们的态度，就像爱德华一世一样冷酷无情。不仅如此，由于国王长期在国外打仗，跟权贵们一样迷恋于冲锋陷阵，因此国内通常由国王亲自指挥的复杂行政管理机构出现了一些严重的问题。爱德华三世于1338年在泰晤士河畔的沃尔顿颁发的有关从国外指挥英国政府的法令使位于法国北部的国王及其顾问与留守国内的政务会委员们产生了矛盾。有人甚至担心，假如英国在战争中取胜，英格兰也许会在爱德华三世的心目中沦为二流国家，而法兰西王国则会成为他的最爱。就这样，1339—1343年间又出现了一场新的危机，权贵们、商人们和议会下院（现在已成为国王征税要求的论坛）的议员们联合起来对国王提出了抗议。爱德华三世被迫对权贵、教士和臣民们采取显得更为慎重和体贴的做法。最终的妥协和恢复臣民对国王的信任（自从13世纪90年代以来，它已变得难以捉摸）之所以可能，则因为爱德华三世是一位通情达理和讲究实际的君王，既具有自信，但又不流于傲慢。他指定了能够被权贵们所接受的大臣，迎合了议会的妄自尊大，而且还发展了跟臣民之间的良好关系，使他得以在1/4个世纪中维持了对英格兰的统治以及对法兰西的野心。进一步的危机得以避免，尽管英格兰已经涉足于它最重要的战争。

图9　英王爱德华二世，爱德华一世与卡斯蒂利亚的埃莱诺（Eleanor of Castile）在世的长子；他于1308年跟法兰西的伊莎贝拉结婚；1327年被废黜并被谋杀。他在格洛斯特的精美雪花石膏坟墓（约1331）成为了一个朝圣地。

14世纪70年代与80年代的形势之间有一个巨大的对比。对于当时那一代英国人来说，从1369年起在法国重新开始的战争遭遇失败和在爱尔兰和苏格兰边境令国力衰竭的小规模战斗是令人不安的；而新一轮的赋税，在英格兰享受了战争带来的利润和暂缓纳税10年之后又重新被提出来，遭到了人们的怨恨。英国南部港口城市遭受的频繁袭击、英吉利海峡不可靠的海上控制威胁到了商业贸易，令商人们感到烦恼。在法兰西境内代价高昂的骑兵侵袭偶尔也显得引人注目，但很少有赢利的。然而1375年英国的政策突然发生逆转，与法国订立了屈辱的停火协议，还得向不被信任的教皇支付款项，其结果是冒犯和激怒了英国人民。此外，堪称王后楷模的菲利帕王后（Queen Philippa）于1369年去世之后，爱德华三世逐渐变得老态龙钟，不仅体力衰退，就连判断力也受到了损害。黑王子也因参战过于频繁和劳累而开始元气大伤；事实上，他先于父亲在1376年6月去世。然而，加在英国人身上的财政、人力和其他负担并没有得到减轻。人们，尤其是议会的下议院议员们，对国王身边的顾问和官员们的诚实和能力纷纷提出了质疑。再加上因罗马教廷和教会形象一落千丈而引发反教权主义思潮风起云涌，在爱德华三世手下担任大臣的神职人员迫于群众的抗议而于1371年提出辞职，其他的大臣也被控腐败甚至叛国等罪名。另一个政治危机也出现了。在1376年的“好人议会”这个历时最长和最富有戏剧性的会议中，那些据说腐败和无能的大臣们，甚至还有老国王富有影响力的情妇艾利斯·佩雷尔斯（Alice Perrers），都受到了下院议员的指控，并且经过一种新颖和非常有效的弹劾程序，在上院接受了审判。从此以后，根据这种弹劾程序，凡是权居高位的人都必须公开为他们的公众行为负责。

图10　一位骑士正在为比武作准备，所谓比武，也就是为战争作准备的一种操练和骑士的一种户外运动。图中，杰弗里·德勒特雷尔爵士（Sir Geoffrey de Luttrell）在妻子和女儿的帮助下披挂甲胄。（选自著名的《勒特雷尔圣诗集》，约1340。）

理查二世登基

当爱德华三世本人于1377年6月去世的时候，这场危机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他的王位由黑王子唯一活下来的儿子和继承人，即当时刚10岁的理查二世（Richard II, 1377—1399）所继承。英国面临自1066年来第二次和自1216年以来第一次由未成年人继位的前景。在年幼的亨利三世登基之后曾经围绕他出现过一段政治动乱的时期；在1377年之后也出现了类似的情景，并由于这个原因在英格兰的东部和东南部引发了1381年的农民起义（参见第六章）。1377—1380年间，英国推行了一系列的人头税，以筹集军费。这些人头税的税率要比一般的赋税高，1379年的人头税被称为“罪恶津贴”。它们在东英吉利亚激起了暴力抗击收税人及试图强迫人们纳税的法官的浪潮。但把这些让人恼火的事情转化成大规模叛乱的因素有：因战争失败而在国内引起的长期混乱、不断发生的瘟疫所造成的影响，以及当时的反教权主义情绪。叛乱者们把解决问题的希望寄托在年幼的理查王身上，但是这种想法被证明是无望的，尽管他在1381年面对伦敦的叛乱者们时显示出了相当的勇气。

理查二世才14岁，统治集团内的贵族纷争依然在继续，国王的叔父们也是其中主要的参与者。正是这一点以及英国在法国缺乏进一步军事胜利的事实损坏了以理查的名义统治英国的顾问委员会的名誉，甚至损坏了国王本身在臣民眼中的形象。理查也正在变成一个任性的君王，因其不安全感而导致他依赖卑鄙的心腹小人，使人们回想起爱德华二世的密友。当他逐渐长大以后，自然想要扩大他随从和侍从的人数，以超过他以前作为孩子来说合适的数目。在他的朋友和伙伴中有一些刚刚成为贵族的人，所有这些人都受到了国王慷慨的庇护，而那些没有得到理查恩惠的人（包括他的叔父格洛斯特）的利益则受到了损害。1386年，议会和一些权贵们攻讦理查二世最亲密的伙伴，甚至威胁到了国王本人。具有安茹王朝成员那种顽固不化个性的理查二世拒绝屈服。这就导致了格洛斯特公爵、沃里克伯爵、阿伦德尔伯爵、诺丁汉伯爵和国王的堂兄德比伯爵等5位主要的“上诉”贵族对他的顾问们提出了进一步的控告或上诉，还导致了1387年12月在拉德克特桥发生了一场小规模的战斗，国王最亲密的朋友牛津伯爵被击败。在具有重大影响的“无情议会”（1388）上，国王被迫接受贵族们的惩罚——假如这种做法能够延续下来的话，将会大大地改变英国君主制的性质。战争的压力、个人统治所造成的紧张局面，以及英国权贵们的野心，又一次造成了最严重的政治和宪法危机。世袭君主制的机构在经历了一个多世纪这样的危机之后，基本上没有受到什么损害，但是对国王顾问们的批评却达到了一个新的有效水准，而来自广大社会阶层的意见对事件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这些就是中世纪后期改变英国社会和经济生活的更深层变化的政治和个人维度。

注释

〔1〕　让·傅华萨（1333？—1400）是曾经长期在英国王宫里服务的法国诗人和宫廷史官。他所著的《闻见录》记录了英法百年战争中的许多史实。

第六章

中世纪晚期的财富、人口和社会变化

中世纪后期英国的财富就是它的土地，大多数的英国人口都在从事这些土地的耕作和利用：种庄稼、生产奶制品和养牲畜。英格兰最重要的工业，即纺织业，也是间接地以土地为基础的，经常是从数量庞大的羊群身上生产出欧洲最好的羊毛：格洛斯特郡的圣彼得修道院在1300年就拥有一万多头绵羊，而当时英格兰所拥有的绵羊总数据估计在1,500万头和1,800万头之间。最富有的地区就是英格兰中部和南部各郡的低洼地区和绵延起伏的丘林地带，一直延伸到威尔士的边境和威尔士南部沿岸地区。其他的工业在创造财富和雇用劳动力方面显得较为次要，但是康沃尔郡的锡矿却是国际著名的，锡还被出口到欧洲大陆。铅矿、铁矿和煤矿的规模较小，尽管从泰恩山谷和斯旺西的周边地区向外运煤的沿海航运反映了家庭和工业用煤的日益增长。至于财政和贸易机构，国民经济从中收益甚微，但是到了现代，它们却成为了英国主要的财富来源之一。除了赫尔的德拉波尔家族（the de la Poles），很少有英国商人能够与在伦敦建有分行的意大利银行家们进行竞争，尽管事实上，爱德华一世和爱德华三世向这些意大利公司借贷的战争军费往往逾期不还。英国的商船队，除了沿海地区外，往往要比外国的船只稍逊一筹，然而运往低地国家的加斯科涅的酿酒和羊毛产品确实是越来越多地落入了英国商人的手中和英国商船队的货舱里。在英格兰和威尔士的乡间分布着1,000多个市场和集市——到了1350年时，它们的数量超过了以往——它们主要是为位于半径20多英里内的当地社区服务的。这些小型城镇和乡村的大多数——包括蒙茅斯、伍斯特和斯特拉特福——跟它们的乡间腹地紧密联系，那儿的富裕居民经常在城镇生活中担当相应角色：参加行会、购买和出租城里的住宅，以及出任城里的职位等。有少数城镇，包括有些港口城市，面积更大，具有更为广阔的贸易视野：什鲁斯伯里的商人们在15世纪时经常前往伦敦，而伦敦和加来的商人们在1347年以后经常访问威尔士的边境地区，以寻求优质的羊毛。与波尔多有密切联系的布里斯托尔正在很快地变成中世纪后期塞文赛德的货物集散地，而约克、考文垂，尤其是伦敦，成为了国际贸易的中心。

地主、农民和商人们

这些财富带来了个人、机构和王室的繁荣。最大的地主就是世俗的权贵们（就像“平原上的摩天大楼”，人数很少）、主教们、修道院和其他宗教机构。在1300年，这些人和机构仍然从因前一个世纪人口增长而创造的市场繁荣中大量获益。物价上扬，来自土地的收入相当可观：当格洛斯特伯爵于1314年在班诺克本去世时，他的庄园每年收益据估计为6,000多英镑，而坎特伯雷的基督教堂小隐修院于1331年获得了超过2,540英镑的毛年收入。因此地主们直接从庄园中得到收益，并对庄园的有效管理产生个人兴趣。他们尽可能地将自己的权利最大化，试图从佃户们的身上压榨出更多的租金，在庄园法庭仔细地记录与财产相关的各项义务。这种源于土地的财富是贵族政治、行政管理和社会影响的基础。许多贵族同时在好几个郡县以及威尔士和爱尔兰拥有庄园：例如赫里福德和埃塞克斯伯爵汉弗莱（Humphrey）就在埃塞克斯、米德尔塞克斯、亨廷登郡、赫特福德郡和白金汉郡，以及在布雷肯、海伊、亨廷顿和威尔士边境的卡尔迪科特继承了财产。土地同样也是士绅阶层家产的基础，尽管是在一个更为地方化的郡县层次上，而土地也使教会机构具有一种世俗的权威，以辅助它们对于人们心灵的控制。这种财富可用以支持个人在一个更为全国性的舞台上的要求和野心，例如兰卡斯特伯爵托马斯（1322年死）这个当时英格兰最富有的伯爵。

1300年的农民们生活在一个土地缺乏而改善经济状况的机会又受到地主们的严密控制的世界里。物价很高——与13世纪前半期相比较，1270年以后的小麦价格一直居高不下——在购买了食品、衣服和农具以后，农民的余钱很少。在一个供过于求的劳动力市场上，工资很低，无论是熟练工，还是非熟练工，其购买力都很低：一个木匠每天只能挣3便士（不管饭），一名苦力只能挣一便士，或一个半便士。牢骚、抱怨，以及阵发的暴力都是针对地主及其手下管事的，抗租和拒绝按习俗服劳役的事件时有发生。

1300年的商人们大多数从事羊毛的出口和葡萄酒的进口，他们在从波罗的海一直扩展到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市场上生意兴隆，尤其是在开通了从地中海到意大利北部的海上通道之后。在1304—1311年间，羊毛出口平均每年为39,500袋（每袋至少含有从250只羊身上一次剪得的羊毛），而且只有30％至40％的出口羊毛是由外国人运送的。在英国商业界逐渐兴起的排外情绪反映出本地（或外来定居）商人的自信和果断。爱德华一世曾经在13世纪80年代为他们的利益立法，最主要的就是有利于商人们用法律手段来追回债务，这对于扩大商业贸易是十分关键的。但是当战争爆发时，正是商人们首当其冲地抵制高额的赋税，尤其是1294年的“罪恶赋税”（maltolt ），以及对商船的征募。

赋税、工资和就业

国王是全英国最大的地主，甚至在爱德华一世得到威尔士的一块领地和1399年兰开斯特家族的庄园被王室兼并之前就是如此。在爱德华一世及其继承人的统治下全国税制的发展使得王室也可以向地主和商人们索取财产。就连农民也不能幸免，就像爱德华一世统治时期，人们在通俗小调《农夫之歌》中所唱的那样。接着，在1327年，所有拥有价值至少在10先令以上财产的人都必须支付1先令8便士的赋税，毫无疑问，纳税的负担被间接地转移到了不那么富裕的人身上。对于战争的全神贯注使得国王严重依赖于臣民的财富和宽容。假如这种财富停止增长，或假如个人和机构的繁荣被破坏，那么国王异乎寻常的投入也许最终会被釜底抽薪，而他臣民的忍耐力也会达到危险的临界线。

地图3　中世纪英格兰和威尔士的主要道路

到了14世纪中期，“全盛农作”的繁荣时期已经基本结束。物价低迷，使为市场而耕种变得不那么有利可图。工资上涨，农业工人的工资涨得比手工艺人的更快。雇用妇女也不再有利，因为男女同工同酬——事实上，为了招徕干活的人，妇女的工资甚至更高！大规模耕种之所以失去它的吸引力，主要是因为人口增长已经停止，甚至迅速出现了负增长。当劳动力市场紧缩之后，工资便增加了；人口减少之后，对于食品和日用品的需求也随之减少，于是物价也降了下来。

人口、贫穷和瘟疫

大约在13世纪末，英国人口达到了400多万的顶峰。当时没有足够的耕地来保证所有农民的家庭都能够过上像样的生活。大量人口加上低生活水准不可避免地意味着贫穷、饥荒、疾病和不断上升的死亡率，人口的快速增长随之停滞。那些生活在贫困线上下的人们，其生活状况又因为14世纪初对土地的过度开发和极其恶劣的天气带来的一系列自然灾害而变得更加窘迫。收成不好对于一个没有适当粮食储备条件的社会来说是灾难性的：食物越来越少，而且人们也没有钱去购买价格越来越昂贵的食品。1315、1316、1320和1321这几年的收成尤其不好；牛羊的瘟疫在1319年和1321年非常猖獗，剑桥郡拉姆齐修道院的庄园花了20年才使牛羊的头数恢复到了以前的水平；而在1324—1326年间，英格兰部分地区遭受好几次洪灾，光是肯特郡就淹死了成千上万头羊。饥荒和疾病到处传播，1315—1317年间，伍斯特郡的黑尔斯欧文农庄有15％的男子死于饥荒和疾病。农业的混乱在英国颇为广泛，谷物价格飞涨（1315—1316年间，黑尔斯欧文一带的谷物价格从每夸特5先令7¼便士涨到了26先令8便士），羊毛出口暴跌。然而，这只是一个暂时的灾难，在14世纪20年代，英国经济逐渐恢复；但是穷人最易受伤害的特点显露无遗。

持续时间更长和影响更为深刻的是瘟疫所造成的后果。从16世纪以来被称作“黑死病”、但是被同时代人叫作“速死病”的瘟疫首次于1348年在英国南部爆发；到了1349年，它已经往北传播到了苏格兰的中部。一位同时代的牛津郡教士杰弗里·勒贝克（Geoffrey le Baker）描述了它从港口城市开始传播的路径——因为瘟疫是由老鼠肆虐的船只带到英国来的，以及人们在诊断它的起因和对付它的病征时所显示出来的茫然无助：

起初它在多塞特感染了这个海港城市几乎所有的居民，接着它又传染给了住在内地的人们，并从那儿经过德文和萨默塞特，一直传到了布里斯托尔。所以住在格洛斯特郡的人们拒绝让布里斯托尔的居民入境，大家都认为那些住在瘟疫区的人的呼吸都是有传染性的。但是瘟疫最终还是袭击了格洛斯特，是的，还有牛津和伦敦，最后全英国都受到了该瘟疫的严重袭击，无论男女，只有1/10的人活了下来。由于墓园装不下这么多的死尸，人们选择了农田来埋葬死人……无数的平民和大量只献身于上帝的修士、修女和教士都死于瘟疫。而且被瘟疫袭击的主要是那些年轻力壮的人……这场于8月15日在布里斯托尔爆发和9月29日在伦敦爆发的瘟疫在英国肆虐长达一年之久，使许多村庄变得空无一人。当这场大灾难横扫英格兰之际，苏格兰人欢欣鼓舞，以为他们能够打败英国人，得到他们所想要的东西……但是紧随着欢乐而来的却是悲伤，上帝的愤怒之剑离开了英国人，并将苏格兰人逼入了绝境……第二年，瘟疫又降临了威尔士和英格兰；最后它搭上风帆，去了爱尔兰，在那儿它杀死了大量的英国移民，但是居住在山上和高原的纯爱尔兰人却几乎毫发未伤，直到公元1357年，它才不期而至，像在其他地方一样，杀死了大量的爱尔兰人。

图11　一位肯特郡的农民在1390年前后被迫在公众面前赤脚背着一口袋干草和麦秆，从温厄姆前往6英里之外坎特伯雷的红衣主教宅邸。14世纪后期的佃农们试图避免为领主们干这种令人感到屈辱的劳役。（选自红衣主教威廉·库尔特尼[Archbishop William Courtenay]的花名册［1381–1396］，337页。）

黑死病所造成的经济影响

黑死病一下子就把英国的人口削减了1/3。到了1350年，泰恩河边的纽卡斯尔“就像战争时期遇到各种其他灾祸那样，因致命的瘟疫”而陷入了严重的财政危机，卡莱尔“也因近来（苏格兰人）的经常袭击和在这些地区肆虐一时的致命瘟疫而变得荒芜和极其萧条”。萨塞克斯郡的锡福德据称甚至到了1356年，“还因受到瘟疫和战乱的蹂躏，使得那儿的居民如此稀少和贫穷，以致于他们付不起赋税，也无法保卫自己的城市”。牛津郡的塔斯莫是瘟疫的另一个牺牲品：到了1358年，国王准许把那儿的农田改为公园，因为所有的隶农都已经病死，村里已经没有任何纳税人了。然而黑死病的影响并非马上就是、也非永久都是灾难性的。住在里辛的一个威尔士人的行为颇有代表性：他“在瘟疫来临时因贫穷而离开了他的土地”，但是在1354年他又回来了，“因领主的恩惠而被允许为原来的领主服务并保持原来的土地”。不管怎么说，在一个人口稠密的国家里，死去的佃农可以被别人所取代，地主们在其后20年中的收入只减少了不到10％。然而在下一个世纪中重新爆发的瘟疫——尤其是在1360—1362年间、1369年和1375年流行的瘟疫——才具有持久性的影响，哪怕这些疾病的爆发更加具有地方性和更多是在城市里。到了15世纪中期的时候，英国人口稳步地降到了大约250万，或者更少。

对于那些在瘟疫中幸免于难的人来说，14世纪后期和15世纪的生活无疑并不像以前那么可怜。对于许多农民来说，这是一个机会、野心和富裕的时代：乔叟（Chaucer）可以用轻松乐观的笔调来描写《坎特伯雷故事集》中的那些朝圣者，而不是营造一种愁苦和沮丧的气氛。在紧缩的劳动力市场上，农民可以摆脱几个世纪以来的不利条件，把租金压下来，并且在被雇用时坚持索要较高的佣金；而且随着物价的崩溃，他的生活水准得以提升。比较成功和有抱负的农民租下了新的土地，把多余的现钱投资高利贷借给其他农民；尤其是在南部和东部，在农民史上头一次建起了高大的石头房子。

图12　英国的中部和东部1,300个“消失的村庄”之一。格洛斯特郡的迪奇福德中部也许是在15世纪中期被放弃的，因为人口的减少和其从街道、小巷和开阔的田野到田园式的农业的转变。过去的田野仍然有很明显的标志，在图的前面部分可以看到田埂和犁沟等耕种的痕迹。

另一方面，地主们面临着严重的困难。有关小麦、羊毛和其他商品的市场化生产并不挣钱，英国的耕地面积紧缩，农业投资减少。工资和其他费用上涨，似乎有必要放弃“高效农业”技术，而把小块的土地出租给有进取心的农民。整个整个的社区都空空如也——即英国“失去的村庄”——有许多这样的村庄是因为人口危机和持续不断的战争这两大折磨而被放弃的：在英格兰地区，“失去的村庄”数量最多的是靠近苏格兰边界的诺森伯兰郡和成为敌人劫掠目标的怀特岛。只是在15世纪的最后10年中——东安吉利亚是从15世纪60年代开始——英国的人口才开始有了比较大的上升；有可能直到17世纪，英国的人口才重新达到了1300年的水平。

英国的经济在14世纪后期有了显著的紧缩，但并不是全面萧条。当人们克服了瘟疫袭来时的心理震惊之后，社会调整得非常好，尽管混乱依然存在。地主们必须进行最痛苦的调整，他们的反应有好几种不同的方式，其中并非所有的方式都是为了维护国内和平的。有些人，包括心态更为保守的教会地主们，例如圣奥尔本斯修道院的院长，采用了强制的手段，甚至包括压迫和勒索，以保持他们对于剩下的佃农的控制。有的人无情地剥削他们的庄园，以便保持他们的收入，而像莫蒂默家族（the Mortimers）等在威尔士拥有众多庄园的权贵家族所持的严厉态度，也许正是引起格林杜尔叛乱（1400）的原因之一。其他像15世纪稍晚一些的白金汉公爵等人，采用效率更高的管理方法来改进庄园的利润。然而其他人认为把田野和公地圈起来作为草场和农田的方法成本更低，并把它视为支撑不稳定的租金收入总额的一种替代手段；于是在15世纪后期，北部和西部圈地的做法逐渐升温。大小地主们集体采取行动，“来遏制佃农们的怨恨，他们懒散成性，在瘟疫之后因得不到高额的工资，就不愿意再侍奉主人”。爱德华三世关于恢复瘟疫之前的工资水平和阻止被解放的劳动力流动的法令（1349）很快就变成了议会的成文法（1351）。此外，占据了显赫位置的权贵或乡绅还有补充性质的财富资源：如以分封土地、金钱和职位为形式的国王恩典（就像亨利六世［Henry VI］的博福特［Beaufort］亲戚所熟知的那样）；使约克公爵理查（Richard, 1460年去世）成为当时最富有的权贵的家庭财产继承；以及与嫁妆丰厚的女继承人或富有的寡妇结合的幸运婚姻。还有人靠为国王效劳而发家致富，这不仅仅是在战争时期。亨利五世辉煌胜利时的英国人捕获了可交纳大笔赎金的战俘，以及得到了法兰西北部的庄园，甚至晚至1448年，白金汉公爵还可以每年从法国的佩尔什郡获得超过530英镑的收入。有人在15世纪中期大肆挥霍为国王服务和打仗而获得的利润，用它们来建造富丽堂皇和美丽优雅的城堡：例如约翰·法斯托尔夫爵士（Sir John Fastolf）在诺福克的凯斯特所建造的城堡，或赫伯特家族（the Herberts）在格温特的拉格兰所建造的巨型宫殿式城堡，或拉尔夫·博梯勒爵士（Sir Ralph Botiller）在格洛斯特郡的苏德利所建造的城堡。上述手段和资源促成了贵族阶层的崛起，他们的权力丝毫也不亚于前几个世纪中的贵族，并经常具有很高的地区地位，就像北部的内维尔家族（the Nevilles）和珀西家族（the Percies），以及西部的斯塔福德家族（the Staffords）和莫蒂默家族。

类似的调整也发生在英格兰的城镇和商业之中。羊毛生产仍然是一项主要的牧业，但是羊毛工业的模式却在14世纪发生了改变。部分是由于战争，以及因为战争而造成佛兰芒工业中断的结果，部分是因为英国人趣味和需求的改变，纺织生产吸收了数量越来越多的、以前专供出口的羊毛；有一些专门从事羊毛出口的港口城市，如英格兰东部的波士顿和林恩，便开始衰落。斯坦福和林肯等主要的纺织生产中心被坐落在靠近水流湍急的溪流和河流附近、有漂洗作坊的村庄和城镇里的一大批新的纺织生产中心所取代。约克因利兹、哈利法克斯和布拉德福德等城镇的崛起而相形见绌；再往南，东英吉利亚、英格兰西部，甚至威尔士，都发展了繁荣的纺织工业，而布里斯托尔则成为了英格兰西部的一个主要出口城市。伦敦是一个独一无二的大城市：它是14世纪后期唯一一个人口也许已经超过了5万的中世纪英国城市。它是全王国的贸易中心，是波罗的海、北海和地中海商业的终点站；它吸引了来自伦敦周围各郡和东英吉利亚的移民，尤其是偏东部的中部地区的移民；而它的郊区沿泰晤士河匍匐而上，一直延伸到威斯敏斯特。在乡间也同样如此，这些变化撼动了一些城镇的生活，那儿的自由民寡头政治力图在一个变化的世界中维持其控制。英格兰的地主们就是这样来试图对抗经济危机的，其代价是造成了他们与越来越自信的农民和已经确立的城市社区之间的紧张关系。

农民起义

14世纪英国在经济、社会、政治和军事等方面张力的累积效果最生动地反映在了1381年的农民起义上。它的猛烈程度、持续时间和在全国各地引起的反响都是异乎寻常的，但它的基本特征，正如随后的其他阴谋叛乱所体现的那样，却是司空见惯的。1381年如星火燎原般的暴力浪潮是由新一轮的人头税所引发的，这一次的税率为每个人一先令，是1377年和1379年那两次人头税税率的3倍。人民对此作出的反应是逃避征税和对收税人及进行调查的法官采取暴力对抗，最终在1381年6月，爆发了武装起义。城镇和伦敦的居民也都加入了英格兰东部和东南部农业工人的起义行列。东英吉利亚生产谷物和羊毛的乡村感受到了因一个越来越过时的封建社会中经济和社会矛盾的挛缩和破坏性而造成的巨大冲击力。此外，14世纪70年代英国国内的政治管理不善和新近在法国的累累败绩使起义者感到幻灭，而且他们害怕敌人会在沿海地区发动袭击。尽管异端邪说并没有在这次起义中发挥重要的作用，但是起义者对英国教会的教义和组织所持的激烈批评使得许多人倾向于谴责似乎正在失职的教会。

图13　教士出身的1381年农民起义煽动者约翰·鲍尔（John Ball）正在对由沃特·泰勒（Wat Tyler，左面站在最前列者）率领的起义者们进行说教；图中的旗帜宣告了起义者们对国王理查二世的效忠。

对政府的压力和对新国王的吁请（“支持理查王和真心的下院议员们”是起义者的口号）给人们带来了消除苦难的最佳希望，而伦敦的人们则成为起义的潜在支持者。起义者们随后从埃塞克斯郡和肯特郡（沃特·泰勒和教士出身的约翰·鲍尔就是在那儿成为起义领袖的）聚集到了伦敦。他们打开监狱，劫掠国王手下大臣们的居所，将伦敦塔洗劫一空，并且试图迫使理查二世作出意义深远的让步和妥协，这些让步一旦实行，将会打破现存农奴制度的桎梏，并且彻底颠覆教会和政府对土地的控制。但是这次起义的计划和组织工作都十分糟糕，更像是属于因失望而自发揭竿而起的性质。到了6月15日，起义者们就已经各自分散回家了。

第七章

重开战争，1390—1490

1389年，当时22岁的理查二世宣布：“我已经成年，可以治理我的家庭、我的王室和我的王国。因为我认为自己目前的处境要比王国中最卑微的臣民都更加糟糕。”在1386—1388年间发生的事件，即上诉贵族们试图决定国王对朋友和大臣们的选择，并且控制他的政治行为，使不原谅人的国王与他的批评者之间的关系恶化了。在这些批评者中有一些是王国中最有权力的权贵们，他们在英格兰中部和南部所拥有的庄园面积加起来可以与王室在更为遥远的威尔士、柴郡和康沃尔郡所拥有的土地面积大致相等。然而在1389年之后，理查王开始谨慎地行使他作为英国国王的权力，并且凭借他的悟性和勇气，试图解决在前一个世纪中由于前任国王的野心和政策所造成的问题。在一个政治相对平静的时期，理查二世以王室及其遥远的领地，尤其是柴郡和威尔士北部为基地，小心翼翼地组建了一支保王党。阿伦德尔伯爵所丧失的爵位使他在威尔士边境这个贵族力量最具有独立性的地区掌握了更大的权力。1394—1395年间对爱尔兰所发动的大规模和代价高昂的远征是自1210年以来由一位英国国王首次发动的侵略战争，它成功地重振了英国的统治，并且通过一系列软硬兼施的手段，使盖尔贵族和盎格鲁——爱尔兰贵族都归顺了英国国王；理查二世心里也许还想着如何将长期搁置的征服英伦诸岛的计划最终变为现实。这次远征无疑加强了他作为最高领主的权力，并且显示出他的王室组织和资源所能够做到的一切，尽管这只是暂时的。对于苏格兰，1388年英军在奥特本打了败仗之后，理查二世采取了鼓励持不同政见的苏格兰权贵和策划军事行动的传统政策；但是在14世纪90年代，他开始觉察到和平所带来的好处。1396年与法国签订的一个和平条约和理查二世与瓦卢瓦的伊莎贝拉之间的婚姻中止了一场会使英国力量更加衰弱的战争；假如这次敌意的化解能够按照预想的进程一直保持到1426年的话，它将会是整个百年战争中最长的一段和平时期。在国内，国王能够集中精力来恢复皇家政府，因为在14世纪七八十年代由于国王个人性格和政治上的软弱，政府已遭受了严重的破坏。为了达到这个目的，礼仪和视觉象征被富有创造性地用来作为皇家的宣传手段。

理查二世富有想象力、精明且专横跋扈。他的其他品质则不太适合于一位国王。他的教养和青少年时期的经历使得他有一种不安全感，导致他过于自信、不够理性且任性多变。尽管对朋友慷慨得惊人，但他也会出尔反尔、讳莫如深，对待敌人十分严厉。在1397—1398年间，他流放了沃里克伯爵，处死了阿伦德尔伯爵，谋杀了格洛斯特公爵，接着又流放了德比伯爵和诺丁汉伯爵。理查二世无情地施展了自己作为君王的个人权力（“他推翻了任何想要违反君权的人”是他为自己所撰写的墓志铭的一部分），他在位最后两年中的表现使他被恰如其分地称为暴君。教皇在他的劝诱下威胁要将任何“企图对王室的权利、王权和自由持有偏见，并且恶意诋毁国王”的人开除教籍，而理查二世在与法国签订的和平条约中答应在有必要的情况下，帮助法国国王镇压自己的臣民。他于1399年5月对爱尔兰的第二次访问使得德比伯爵，和现在的赫里福德和兰开斯特公爵亨利·博林布鲁克（Henry Bolingbroke）有机会回到英国，重新获得他的地位，并恢复他从父亲那儿继承的、但最近被理查二世所剥夺的兰开斯特公国的庄园。国王的做法已经超出了英格兰的法律和习惯，以及他手下权贵们所能容忍的限度。但是，同年9月29日理查二世的下台，结束了英国人为解除战争负担而作出的最持续的努力。

15世纪的英格兰及其邻国

废黜理查二世是一个重大的决定。尽管有1327年的先例，但1399年的形势在一个重要的方面有所不同。这是自从狮心王理查去世以来，英国国王第一次在结束统治的时候没有留下一个儿子和继承人，所以王国现在面对王位继承有争议的可能性。自从1216年以来的习惯是把王位继承权托付给长子的那一脉，哪怕这也许意味着让一位孩子当国王（正如亨利三世和理查二世本人那样）。在长子那一脉没有继承人的情况下还没有一个公认的王位继承办法。1399年的王位继承人若按血缘来排列的话，那就得在7岁的马奇伯爵（他的祖母是爱德华三世第二个儿子莱昂内尔［Lionel］的后代）和33岁的亨利·博林布鲁克（他的父亲是爱德华国王的第三个儿子约翰）之间来选择。博林布鲁克因获得被理查二世所疏远的珀西家族的支持而夺取了王位。但是在理查二世被废黜和囚禁所造成的特殊环境下，马奇和博林布鲁克都没有明显的优势。无论博林布鲁克一方如何歪曲、隐瞒和争辩，都不能掩饰其政变（coup d'état ）的真相。因此，就像12世纪那样，英国政治中被注入了一种使朝代不稳定的因素，它造成了国内的混乱局面，并且鼓励了下一个世纪中外来的阴谋和干涉。

与此同时，英格兰并不能逃脱它早先试图在英伦三岛上让凯尔特人归顺而带来的后果。在理查二世富有想象力的政策失败之后，英国需要有一个更为稳定的关系来保证王国目前的安全，因为进一步的征服和殖民明显超出了它资源的限度。英格兰的国王们实际上已经放弃了所有要求在苏格兰和爱尔兰大部分地区得到最高领主地位的企图。在15世纪，他们对苏格兰人采取了防御的手段，部分是因为跟法国的重新开战，部分也是因为英格兰在亨利四世的统治下（1399—1413）和1450年之后所面临的内部困难；苏格兰人甚至于1419年派遣了大量的增援部队去帮助法国人。在一个短时间内（1406—1424），国王詹姆斯一世（James I）在英格兰被捕一事威慑住了边界对面苏格兰人的敌意，但此后苏格兰人变得更加大胆，希望能收复罗克斯堡城堡和伯威克城堡，他们在1460—1461年间便实现了这一愿望。袭击、海上冲突和海盗行径，再加上行之无效的停火协议，它们合在一起造成了一种没完没了的“冷战”状态。只有在百年战争结束（1453）和英国确立了约克王朝政权（1461）之后，英国才开始了对更稳定关系的认真寻求。英格兰与苏格兰于1475年签署了和平条约。1502年又取得了“永久性的和平”，尽管在法国方面还有些担心，在苏格兰也偶尔有一些由英国人发动的战役，如格洛斯特公爵理查（Richard, duke of Gloucester）于1482年夺取了伯威克。这标志着两国关系的一个重大改变，尽管边境地区仍然时有突袭，而且混乱成为了一种生活方式。

对于英格兰与爱尔兰之间的关系所达成的平衡，英格兰人并不像盖尔人和盎格鲁——爱尔兰人那么满意。理查二世大胆地要求在爱尔兰行使国王权威的做法已经失败，并且在中世纪再没有人重复这种做法。国王在爱尔兰的领主权，尽管花费了英格兰大量的财政支持，始终是虚弱的：盖尔人享有独立和相对的繁荣，盎格鲁——爱尔兰人珍视他们自己的权力，并且与他们的盖尔人同僚达成了协议。英格兰政府主要关注的是安全（“爱尔兰是英格兰下面的一段撑墙和一根桩，”15世纪30年代的一位同时代人如是说），只是在这种安全局面受到威尔士人叛乱（1400—1409），以及15世纪50年代的威胁时，英国人才有更多的兴趣来关注爱尔兰事务。其结果就是爱尔兰内部的政治分裂和从英国分离出去。盎格鲁——爱尔兰大权贵们是政府唯一可以依赖的力量源泉，以保持某种权威的样子：大多数英国人甚至都不愿意去爱尔兰，从都柏林进行有效统治是不可能的，而征服爱尔兰所需的资源根本就不存在。在15世纪，爱尔兰的真正统治者是像奥蒙德伯爵和基尔代尔伯爵这样的权贵们；即使政府想要驱逐他们，也难以做到。英爱关系虽然达到了平衡，但其代价是英国人放弃了有效的控制。

在威尔士，完全征服也带来了它自身的问题，最主要的就是在14世纪后期紊乱的经济气候中，人们把怨恨集中在英国移民居住的城镇上，并把矛头对准了教会和政府的官员们，而他们大多来自英格兰的边境各郡，甚至更遥远的地方。从1400年起，这种怨恨转变成了欧文·格林杜尔的叛乱，在这次不愉快的经历之后，大多数英国人都用一种怀疑和恐惧的眼光来看待威尔士。有一个同时代人这样敦促道：

提防威尔士，耶稣基督保佑我们，

别让它使我们的孙辈们哭泣，

假如真的会这样，也别使我们

因不警觉而受伤；因日复一日

人们都惧怕在那儿会发生叛乱……

于是威尔士便给英国带来了一个安全问题，而且是一个紧迫的问题。它不仅为外来的敌人提供了一个登陆之处（正如发生在格林杜尔叛乱的高峰时期和在玫瑰战争中不断出现的那样），而且还是一块因管理不善和秩序混乱而被破坏的土地。亨利五世在挫败叛乱之后对付威尔士人时表现出刚柔相济的手段，还命令边境地区的贵族们管辖他们的领地。但后来，无论是王室，还是边境地区的贵族们都不能维持有效的统治，而威尔士的乡绅阶层，即英格兰乡绅的战友们，表现出越来越微弱的责任心。然而王室和边境地区的贵族们都需要这些威尔士乡绅们来统治威尔士，因为王室沉陷于内战，而且到了15世纪，少数贵族因收入锐减和威尔士人的敌意而不敢摆出贵族身份。整个国家到了1449年“治理不善的情况屡见不鲜，并且日益增加”，因此该世纪大部分时间里都出现了秩序以及安全问题。从亨利六世到亨利七世（Henry VII）的一系列英国政权都试图使威尔士保持和平，改进政府统治的质量和控制地方乡绅，只有这样才能消除对于边境各郡县和国家稳定所构成的威胁。在15世纪上半期，目标是完善现存的执法机构，依靠皇家的官员和边境地区的贵族们来完成他们的职责。最后采纳了更为激进和富有建设性的解决方法，尤其是爱德华四世（Edward IV）于15世纪70年代把自己的儿子威尔士亲王安插在拉德洛，以管辖威尔士的领地、边境地区的贵族们，以及英格兰边境的各郡县。这是一个大胆将权力下放的行动，他给予了未来的威尔士亲王们管辖威尔士的职责。

英格兰权贵们（由低到高依次为男爵、子爵、伯爵、侯爵和公爵）的领土权力对于保持王国的和平和政府统治的成功来说是极其重要的。他们在15世纪时成为了一个有严格定义和世袭的社会群体，并且几乎一定持有议会上院的贵族席位。君王能够册封贵族（就像亨利六世和爱德华四世所做的那样），并能够提升现有的贵族爵位，而国王的恩典对于保持权贵的财富和影响也是至关重要的。凡是不注重这一点的君王往往会跟权贵们产生严重的矛盾（如理查二世和理查三世就为此付出了代价）。尽管他们的数目很小——最多不过60个家族，而且在几十年的内战之后也许还不到半数——但他们的作用至关重要，不仅因为有些权贵在威尔士边境地区具有独立领主的权力，以及内维尔家族和珀西家族在英格兰北部的主宰地位，而且还因为他们对英格兰诸郡县在社会和政治方面的控制力。对于王权来说，他们是比官僚系统或民事政府更为有效的一个支柱。对于有3个王朝是用暴力夺取王位，以及在国内外均有权贵积极参与的大规模军事行动的15世纪来说，上面这一点则显得尤其真实。英国在法国的失败和在那儿丧失的英国领地，直接使英格兰的权贵们蒙受耻辱，并且这也是爱德华四世和亨利七世后来所竭力想要避免的。

这些权贵们跟英格兰的乡绅们具有相同的利益——约有6,000至9,000名乡绅、候补骑士和骑士仰仗于权贵们的“仁慈领主权”，并且向权贵们回报以“忠诚的服务”。权贵们则给予酬金、土地和职位，以及贵族阶层的建议、支持和军事援助：在1454年，白金汉公爵将自己的徽章给了2,000名扈从。城镇和城镇居民们也是这种相互利益和服务的一部分，历史学家们毫不客气地将这种体系称为“亚封建主义”。权贵、乡绅和市民们在议会两院（即上院和下院）中的行为是这种连锁关系的另一个方面。

权贵及其扈从们的合作对于15世纪中那些篡夺王位的朝代来说显得尤为重要。兰开斯特家族根基深厚，因为亨利四世继承了他父亲冈特的约翰（John of Gaunt）所创建的利益关系网。年收入12,000英镑的冈特是中世纪晚期英国最富有的权贵，而他那些幅员广阔的庄园和大量的皇家恩赐现在由他作为英国国王的后代们（1399—1461）来支配。作为1399年另一位国王候选人马奇伯爵的继承人的约克王朝（1461—1485），除了威尔士的边境地区之外，则没有继承这么多的土地和财富。他们没能获得大部分权贵的支持，这对于一个王朝来说，不能不说是一个严重的弱点：它只存在了24年。不仅继承了兰开斯特家族和约克家族的，而且还有内维尔家族和博福特家族的，以及其他内战受害者的家族庄园、领地影响和赏赐的亨利七世建立了对所有英格兰权贵和乡绅们的最稳固的控制。

在英格兰和威尔士的叛乱

第一位篡夺王位者亨利四世的优势就在于他推翻了一位已经疏远了很多人的国王，而凡是同情国王的贵族都已经身败名裂。亨利四世的冲劲、毅力和调解能力——更别说他的慷慨——以及他的兰开斯特家族背景和联系使得他能够打败任何英国国王所面对过的最吓人的敌人组合。理查二世的铁杆支持者企图在温莎城堡暗杀亨利四世及其儿子们的阴谋被挫败，而这些叛乱者遭到逮捕，并于1399年12月在赛伦塞斯特被处死。来自这种“理查追随者”的危险导致了理查二世本人不久之后在庞蒂弗拉克特城堡神秘死亡。堪称1399年国王拥立者的诺森伯兰和伍斯特的珀西伯爵们，在1403年时对于国王想要赢得持各种不同观点的人的支持的目标是如此地不满，以致于他们策划了好几次叛乱。诺森伯兰的儿子霍茨珀（Hotspur）在前往参加威尔士叛乱的途中被英军打败，并战死在什鲁斯伯里附近。在英国北部，珀西家族与约克大主教斯克罗普（Archbishop Scrope of York）之间建立了联盟，但是亨利四世又一次占据了主动，于1405年处死了那位大主教。诺森伯兰最后一次得到苏格兰人援助的叛乱在布拉姆汉姆沼泽地被击败，伯爵本人也被杀死（1408）。

威尔士叛乱在殖民地社会中根源更深。深受瘟疫折磨的苦难经历、那些一心想要维持自己收入的外来地主的压迫、一种对怀有雄心壮志的威尔士人关上机会大门的倾向、甚至对于理查二世被推翻的怨恨，这些因素结合在一起，使威尔士人揭竿而起（1400）。各种不同的叛乱动机和威尔士社会的分裂意味着这并不是一次纯粹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的起义。然而这是亨利四世所要面对的有着最严重威胁和最高昂代价的镇压行动。欧文·格林杜尔从他在威尔士东北部的庄园出发，摧毁了所有的城堡和英格兰移民所居住的城镇。他和他的游击部队利用山区的地形来骚扰和拖垮敌人，然后消失“在岩石间和洞穴里”。他们所获得的成功可以从叛乱的持续时间之长、没有决战和皇家军队远征无功而返等方面来衡量。格林杜尔偶尔可以集合起一支8,000人的军队，他还从法兰西（1403），以及苏格兰和爱尔兰的“凯尔特人”同胞们（1401）那儿寻求援助。在于1404年和1405年举行的“议会”上，他制订了一个关于独立威尔士的宏大计划，这个国家拥有它自己的教会组织和大学（这些目标要等4个世纪之后才得以实现），他与珀西家族之间的联盟是打算作为肢解亨利四世所统治王国的一支序曲的。

由国王和他长子亨利王子率领的英军发动了好几次威尔士战役（1400—1405），这些战役所采取的战略与英法战争中的战略颇为相似——钳形运动战、毁灭性的骑兵侵袭，以及水陆并进的协同后勤供应。最沉重的战争负担经常落在边境地区的各郡县以及中西部等地区，因为英军不断地从这些地区招募士兵赴威尔士服役。这些军队的人数相当多——在4,000人以上——相比之下，派往法兰西的英军人数很少会超过5,000—6,000人。但是在威尔士服役没有在草木更为茂盛的法兰西服役那样的吸引力；英国政府很难筹集足够的现钱来支付士兵和守军的军饷。1403年9月，亨利四世被告知“你将找不到一个愿意在你所说那个国家停留的乡绅”。

总的来说，在威尔士北部和西部比较安全的欧文在人力、后勤补给和金钱上也有他自己的困难，1405年他向伍斯特进军的失败使他的光环逐渐消退。当詹姆斯一世被英军捕获（1406）时，他失去了苏格兰人的同盟军；1407年，又签订了一个英法停战协议。到了1408年，亨利四世所遇到的最大危险已经过去：通过毅力、果断和随时奔赴沙场的决心，亨利四世追击敌人，将他们横扫出英格兰、威尔士和爱丁堡以北，并且将他们统统打败。通过调解，他在没有放弃任何重要王权的情况下得到了议会的支持，而且他的4个儿子，亨利、托马斯（Thomas）、约翰（John）和汉弗莱（Humphrey），均在战争中逐渐成熟，成为一笔宝贵的财富。当他于1413年去世之后，对他的王朝构成进一步威胁的情况只发生过两次。第二年，当某些侍臣的反教权主义变成了异端邪说时，亨利五世甚至毫不犹豫地将自己的老朋友约翰·奥尔德卡斯尔爵士（Sir John Oldcastle）判了刑。1450年之前的最后一次叛乱跟1399年的篡夺王位有着直接联系——即1415年由马奇伯爵的支持者所发动的——它是在国王哈尔〔1〕率军前往法国之前被镇压的。亨利四世在奠定王朝坚实的基础方面可谓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功。在德意志、斯堪的纳维亚、布列塔尼和勃艮第佛兰德的联盟关系使他获取了广泛的国际承认。

亨利五世和英法战争

亨利五世所继承的王国足够和平、忠诚和团结，使他能够从1415年起对法国发动大规模的战争并且在其后7年中有一半的时间在国外度过。亨利五世在作为威尔士亲王时就有了指挥作战和治理国家的经验，被证明是一个能干、无畏和专制的君王，他放弃了父亲那种小心谨慎的处世方式。就连他身在法国的时候，他在国内的王权也是稳固和积极的，这使他能够打一场如爱德华三世早期战役那样深得人心的战争。他对英国的统治是兰开斯特王朝的巅峰。

亨利是通过与残存的理查二世支持者达成调停以及与外国重修同盟的形式来进行备战的。法国国王发疯和贵族争吵不休的形势鼓励了他征服的梦想。到了1415年，他感到可以对超出爱德华三世想象的领土提出主权要求，甚至像爱德华三世那样，要求继承法国的王位。亨利的野心恰好符合他的臣民们的期望。于是在热心的权贵和骑士们的领导下开始了大批军队的组建工作；整个王国经常投票表决以征收高额的赋税，国王也得以公开解释他的目标，以赢得人民的支持。他甚至组建了一支海军以主宰英吉利海峡。在他去世之前，这种热情一直没有消退，尽管议会的下院对于最终征服法国给英国带来的后果表达了同样的不安（1420），就像他们的前任在爱德华三世时所做的那样。

地图4　中世纪后期英国在西欧所采取的军事行动

亨利五世的战略就是爱德华三世的战略——跟法国的贵族形成同盟，从他们的分歧中获利，推行他建立自己王朝的主张。在整个战争中，勃艮第的支持对于英国所取得的胜利至关重要。然而，侵略者的目标很快就扩展到了进行前所未有规模的征服以及殖民运动。1415年的远征只是试了一下水，而阿让库尔战役的胜利验证了传统的英国战术。因此，在1417—1420年间，亨利五世着手征服诺曼底，此地与邻近的省份一起，成为亨利五世统治时期和他死后这段时间的主要战场。他跟查理六世（Charles VI）签订的《特鲁瓦条约》（1420），使他成为了法兰西摄政，并取代皇太子成为了瓦卢瓦王位的继承人。这个非同寻常的条约在历经几代人的时间内支配了英法关系。虽然亨利五世从没有成为法兰西国王（他于1422年死于查理六世之前），但他尚在襁褓的儿子，英格兰的亨利六世，或者对亲英的法国人来说，法兰西的亨利二世，继承了双重的王位。他需要不断地努力，才能够勉强维持这个地位。

在1417—1429年间，亨利五世和他的弟弟、继任驻法英军指挥官的贝德福德公爵约翰，将诺曼底的边界向东和向南推进，并且接连在阿让库尔（1415）、克拉旺（1423）和韦尔讷伊（1424）等地成功地击败了法军。这些是英军在法国最辉煌的时刻。在贝德福德领导下，英军寻求一种“坚定和安抚相结合的建设性平衡”，以便使其在被征服的土地上和（往南在安茹和曼恩的）进一步战役中能够就地解决各自的费用问题。但是由圣女贞德（Joan of Arc）所发动的法国人起义和查理七世（Charles VII）在兰斯的加冕（1429）挫败了这个计划，英军在帕泰打了败仗之后，进军步伐受阻。从那以后，处于外国人统治下的诺曼人变得焦躁不安，英国的布列塔尼和勃艮第同盟者也动摇起来，英国议会不得不为在法国北部进行的战争寻找更多的军费，因为那儿的卫戍部队和野战军正在变成一个沉重的负担。英国人不仅落入了一个军事陷阱，同时也落入了一个财政陷阱——而且没有了亨利五世的天才来指引他们。

亨利六世和寻求和平

在15世纪30年代，寻求和平成为了一件更为紧迫的事情，对英国来说尤为如此。阿拉斯会议（1435）和格拉沃利讷的协商（1439）并没有取得什么结果，主要是由于英国人在对和平的渴求度和作出重大让步的利弊上存在着意见分歧。但是查理七世时运的恢复、为保卫兰开斯特王朝统治下的法国的英军远征军费的不断增长、贝德福德于1435年的去世、尤其是勃艮第的变节，这些都是决定性的因素。英国政府释放了自从阿让库尔战役以来一直囚禁在英国的奥尔良公爵，以便能促进与他同辈的那些法兰西亲王之间的和平（1440），但是他并没能成功地做到这一点。1445年，亨利六世与法国王后的侄女安茹的玛格丽特（Margaret of Anjou）结婚，但即使是这样也只促成了一个停火协议，当时提出来的两国国王之间的会晤始终没有发生。最后，亨利六世答应归还在曼恩的得来不易的领地，以显示他个人渴望和平的诚意。此事并没有得到他臣民的支持——尤其是那些在法国有领地、并在打仗时冲锋陷阵的权贵和乡绅们——这导致了被激怒的法国人于1449年对诺曼底发起攻击。法军在大炮的支持下所发动的进攻大获全胜，使得英国人在鲁昂和福尔米尼一败涂地，并很快于1450年8月底撤出了这个公国。“……从未有这么大的一个国家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就被征服，而且给人民和士兵造成的伤亡这么小。不仅被打死的人很少，而且对乡间的毁坏程度也不大，”一位法国编年史家这样报道说。

在亨利五世和亨利六世的统治下很少发生大规模军事冲突的加斯科涅，遭到了大胜的法国军队的入侵。法国于1453年7月17日在卡斯蒂永打了胜仗之后，英国人在西南部的领地全部丧失。这是最具毁坏力的一个打击：加斯科涅自从12世纪以来一直是英国的领地，长期以来与法国西南部建立起来的葡萄酒和棉布贸易受到了沉重的打击。对于亨利五世的“帝国”来说，现在只有加来还在英国人手里。被打败和理想破灭的士兵们回到英国之后，都认为声名狼藉的兰开斯特王朝政府应该为他们的狼狈境地和亨利五世赢来的战果得而复失一事负责。在国内，亨利六世面对着失败所带来的后果。

在卡斯蒂永战役之后的3周之内，亨利六世的一场大病造成了他精神和身体的崩溃，而且这场病持续了17个月，也许他再也没能从这场病中完全康复。法兰西王国的丧失（亨利六世是唯一在法国加冕的英国国王）也许是造成他崩溃的直接原因，尽管在1453年，他统治的其他方面也出现了令人十分担忧的问题。亨利六世最信赖的那些人，尤其是萨福克公爵（the duke of Suffolk, 1450年被谋杀）和萨默塞特公爵（the duke of Somerset, 1455年在圣奥尔本斯战死），被证明辜负了他的信任，并遭到了广泛的憎恨。那些得不到国王恩宠的人——包括约克公爵理查、内维尔家族在索尔兹伯里和沃里克的伯爵们——心怀不满和嫉恨，他们试图改善自己财富的努力受到了国王和王室的阻挠。亨利六世的政府濒临破产，它在边远地区以及威尔士和爱尔兰的权威正在逐渐陷于瘫痪。1450年夏天，英国爆发了自从1381年以来的首次民众暴动，其领袖是默默无闻但又才华横溢的约翰·凯德（John Cade），暴动者占领了伦敦好几天，并且谴责了国王的大臣们。国王对于英国所处的困境无疑负有重大的个人责任。

玫瑰战争

亨利六世是一位心地善良的人，他对教育和宗教具有值得赞赏的抱负；他寻求与法国的和平，并希望奖赏他的朋友和仆人们。但是没有一位中世纪的国王能够单凭良好的愿望来治理好他的国家。此外，亨利六世还是一位浪费、随心所欲的人，对人和政策缺乏精明和稳妥的判断力。他才思敏捷，受过良好的教育，但却缺乏作为一个国王的经验，并且从未摆脱年轻人的那种对别人的依赖性，这一点不可避免地是他长期作为一名未成年国王（1422—1436）的最显著特征。诚然，他的许多问题是不可避免的。由他父亲所创立的双重君权与爱德华三世和亨利五世等主要作为军事征服者的身份相比较，提出了更为繁重和更为复杂的要求。他的未成年时期是一个由权贵们进行统治的时期，而他们所获得的各种既得利益在国王成年之后是不会轻易放弃的——尤其是他的叔叔，格洛斯特公爵汉弗莱，以及他的叔祖，温切斯特的红衣主教亨利·博福特（Henry Beaufort）。此外，在格洛斯特于1447年去世之后，亨利六世成为了亨利四世长子长孙这一脉唯一的后代，这一事实导致他不信任约克公爵，即1399年没能当上国王的马奇伯爵的继承人。于是，在兰开斯特王朝统治的后期就有了很多令人幻想破灭的理由，而约克公爵理查也就成为了一名潜在的反对派领袖。

尽管国王身患疾病，他那位性格暴躁的王后于1453年生下的一个儿子无疑巩固了兰开斯特王朝的统治，但是它并没有改善王国或约克公爵理查的近期前景。作为英国首屈一指的公爵和亨利六世的堂兄弟，约克在国王重病期间（1454—1455，1455—1456）曾两次被任命为英国的摄政王。但正由于权高位重，他激起了王后深深的敌意。在布洛尔荒野和勒德福德桥上的“战斗”（1459年9—10月），以及随后在考文垂召开的，使约克公爵、内维尔家族，以及他们的支持者们受到惩处的议会上，王后的敌意终于爆发出来。这种由一个政权来疏远一群掌握权力的大臣的做法在国内外留下了一个灾难性的记录，它最终导致约克公爵于1460年10月提出了继承王位的要求。公爵不久之后在韦克菲尔德去世，但他的儿子爱德华在沃里克伯爵的帮助下于1461年3月4日夺取了王位。在自从15世纪50年代以来就已经逐渐成熟的条件下，俗称玫瑰战争的王朝之战正式拉开了帷幕。

这位新的约克王朝的君王爱德华四世处在了一个极为不利的条件之下：被废黜的国王、王后和王子仍然在逃。这样，他们就为吸引追随者以及苏格兰和法国的同情者们提供了一个明确的对象，而亨利六世的境外同情者们正巴不得有机会来使一个尚未站稳脚跟的英国政权陷入困境。当亨利六世在英国北部被捕（1465）之后，爱德华四世才算是松了一口气，尽管当时前国王被囚禁在伦敦塔内，而他的王后和儿子则是在苏格兰，随后又到法国避难。更为严重的是，爱德华四世并没有得到英国权贵及其扈从们的广泛支持。此外，在15世纪60年代后期，他逐渐疏远了那位权力很大的“国王拥立者”沃里克，而沃里克就像1399年以后的诺森伯兰公爵那样，开始对爱德华四世越来越强的独立性感到不满。爱德华还被他那位不负责任的弟弟克拉伦斯公爵乔治（George, duke of Clarence）所抛弃。这些不同的因素加在一起，便构成了1469年暴乱的阴谋。在法国国王路易十一（Louis XI of France）的鼓励之下，爱德华四世与流亡的兰开斯特王后玛格丽特于1470年7月签订了一个令人不安的协议。沃里克、克拉伦斯、兰开斯特家族的支持者和持不同政见的约克家族成员都回到了英国，这种局面迫使爱德华四世逃到了他的同盟者勃艮第公爵那儿。于是人们又把亨利六世重新推上了王位，使其成为第一位两次单独统治整个王国的英国国王（1422—1461, 1470—1471）。当亨利的议会于1470年11月召开时，大法官特意把下面这句话当作他开幕词的开场白，其诉诸的对象实际上已经超越了议会所在地威斯敏斯特，而是针对全国民众：“主曰：背道的孩子们，回来吧！” 〔2〕

但是那位被废黜的爱德华四世，正如在他之前的亨利六世一样，仍然在逃，他可以借助勃艮第公爵的帮助组建起一支军队。此外，亨利六世新建立的政权也因一系列相互矛盾的忠诚和相互排斥的利益而受到了损害。就这样，当爱德华四世于1471年3月回到英国的时候，他可以在巴尼特打败并杀死沃里克，然后又向西进发，在蒂克斯伯里击败刚刚从法国归来的兰开斯特王后及其王子。爱德华四世的地位终于变得极为稳固：王后玛格丽特在蒂克斯伯里战役之后被捕，而她的儿子则在战斗中被杀，就在爱德华四世胜利凯旋、回到伦敦的那天晚上（5月21日），亨利六世死于伦敦塔，很可能是被谋杀的。兰开斯特王族的主脉至此已丧失殆尽，而持不同政见的约克家族成员也都要么隐退，要么去世。克拉伦斯虽然在一个时期内与其兄弟达成了和解，但最终在1478年还是因进一步的言行失检而被处斩。

爱德华四世在15世纪70年代所享有的相对政治稳定，使得他有机会来尝试进行具有建设性的统治。他试图通过与布列塔尼、勃艮第和苏格兰结盟，以及用沿着前辈国王的足迹远征法国的方式来重振英国在国外的名声。他于1475年发动的远征几乎以灾难收场，因为他的布列塔尼和勃艮第同盟者被证明是变化无常的，但在《皮基尼条约》中，路易十一向他提供了一笔相当可观的赔款，以让他退兵。爱德华四世试图重组政府财政机构的企图与兰开斯特王朝时期所提出的设想正好相符。假如他为了取悦于议会而宣布自己准备在此后的统治时期不再征收特殊的赋税，那么他想要奖赏朋友和吸引政治支持者的愿望就意味着他不可以采用一贯的方法来增加他的岁入。他为了讨好商人和伦敦市民们而亲自独立经商，并与佛兰芒人和德意志港口城市的汉萨同盟〔3〕保持良好的关系。他后期统治的稳定性尤其有赖于极为能干和忠诚的政府官员，他们所付出的辛勤劳动在很大程度上维持了政策的连贯性。

那么，玫瑰战争究竟为什么还没有结束，为什么后代们不知道一个都铎王朝只存在于威尔士北部的乡绅阶层之中？约克家族的成员们在1483—1485年间成为了个人君主制所要面对的两样最常见的危险的牺牲品：一个未成年君王和一个残酷无情、野心勃勃的皇亲国戚。当爱德华四世于1483年4月9日去世的时候，他的儿子和继承人爱德华（Edward）才12岁。他的未成年监护期并不需要很长，而且无论如何，英国在此前已经有过未成年国王的情况，且并没有引起太大的麻烦。但是自从15世纪50年代以来，英国的政治行为每况愈下，爱德华四世、沃里克和克拉伦斯等人的反复无常、残酷无情和违法行径使得爱德华五世的登基显得特别危机四伏。爱德华、克拉伦斯和格洛斯特等约克家族的兄弟们在约克王朝短暂的在位期间似乎无法摆脱贵族的态度而承担起家族王朝的义务。爱德华所依靠的是一些权贵们，他们大多数都跟他自己或他妻子的伍德维尔家族（the Woodville family）有关联，以此来扩展他在英国的权威：格洛斯特在北部，伍德维尔家族在威尔士，黑斯廷斯勋爵（Lord Hastings）在中部地区。爱德华在世期间，这一关系网运行正常，但是在1483年这种依靠一个具有排外性的小集团的做法出现了危险。相互不信任，尤其是格洛斯特与伍德维尔家族成员之间的相互不信任，损害了统治集团成员的利益，而处于统治集团以外的那些人——其中包括在英国北部根基深厚的珀西家族，在威尔士和英国中西部的白金汉公爵——则看到他们的机会来了。

在这种环境下，约克家族唯一存留下来的长兄，即30岁的格洛斯特公爵理查的个性和野心致使他阴谋夺取他年幼侄子的王冠。他于6月26日篡夺了王位，囚禁（而且也许谋杀）了爱德华五世和他弟弟“这对伦敦塔里的王子”，并且处死了王后的兄弟和黑斯廷斯勋爵。他对于继承王位传统规则的唯一让步就是他肆无忌惮地宣称：爱德华四世和他的儿子们是杂种；他对克拉伦斯的孩子们不屑一顾。理查三世的行动和方法导致了王朝战争的复活。1483年10月，白金汉公爵，其父亲是爱德华三世的第五个儿子托马斯，发动了叛乱。更为成功的是亨利·都铎于1485年8月从法国归来时的登陆，尽管他是通过母亲的家族那条线对王位提出了要求，而他母亲的家族代表了爱德华三世的儿子约翰的私生子博福特那条支脉怎么说都有点牵强。然而，1485年8月22日，他在博斯沃思原野战役中打败并杀死了理查三世。至此，理查这条王室血脉似乎已经中断：他的王后和唯一的儿子均已死亡。

图14　国王理查三世，约克公爵理查与塞西莉·内维尔（Cecily Neville）的第3个儿子；1472年与安妮·内维尔（Anne Neville）结婚；1483年篡夺了王位，并在博斯沃思被杀。这张图是他的一幅年代较早的肖像画（约1512—1520），可能依据了他本人所处时代的一幅画像。

有一些因素使得亨利七世能在博斯沃思原野战役之后保持他的王冠。在15世纪的篡夺王位者中，只有他幸运地在战斗中杀死了没有留下后代的前任国王。那些幻想破灭的约克家族成员对他的支持是至关重要的，尤其是爱德华四世的王后给予他的支持。还有，英国的权贵们对战争已经感到厌倦：他们队伍中的人数越来越少，在有些情况下，他们的领地权力或是受到削弱，或是完全被毁。其结果就是想要推翻亨利七世的企图在英国得到的支持很少，而约克家族的觊觎王位者（如1487年的兰伯特·西姆内尔［Lambert Simnel］）无法令人信服。1455—1485年间真正的战争时间加起来只有15个月左右，而其涉及到的军队人数也不是很大；但是一次战斗的重要性并不需要与参加的人数或造成的伤亡人数有关。玫瑰战争几乎毁灭了英国君主世袭制度的基础，而亨利·都铎夺取王冠一事也很难说是加强了这种世袭制度。亨利声称自己是兰开斯特家族和约克家族的代表和继承人，但是实际上，他是通过自己的努力才成为国王并决心一直把国王当下去的。

注释

〔1〕　即亨利五世，“哈尔”（Hal）是亨利的昵称。

〔2〕　出自《旧约·耶利米书》第三章第12节。

〔3〕　汉萨同盟（Hanse League）是德意志北部港口城市为了维护相互间商业贸易利益而建立的一个行会组织。

第八章

走向民族统一

皇家行政机构和议会

英国国王在自己的王国中享有也许会令法国君王钦羡的主宰地位，而王冠体现了英国的统一。戴王冠者不同于其他人。加冕仪式强调了国王君权神授的特质，而国王的触摸具有治愈皮肤病瘰疬之功效的传说似乎证实了这种特质。理查二世坚持所有来见他的人都必须屈膝，而“陛下”在15世纪成为了对国王的一种通行的称呼。

皇家行政机构的触角——即那些使国王的决定、赋税的允准和法律的公告得以执行的机构——伸向不列颠群岛每个方向的最末端，只有北部和西部除外。德拉姆主教和切斯特伯爵的管辖权势在英国的郡县制度之外，具有一种特殊的独立性。但这绝不意味着它们并不在国王政府的管辖范围之内：德拉姆的主教人选几乎总是由国王亲自决定的，而且他们就像安东尼·贝克（Anthony Bek, 1311年去世）和托马斯·兰利（Thomas Langley, 1437年去世）那样，经常担任皇家的顾问；而自从1301年之后，切斯特伯爵同时也是威尔士亲王和国王的长子，而且在中世纪后期的大部分时间内，柴郡的行政管理都是由国王亲自负责，因为切斯特伯爵均未成年。

国王的行政管理是一种合作的产物。在每一个郡县中，郡长和更为新颖的治安法官在贵族和乡绅的帮助下才能发挥其最佳功能。这两者的利益也是跟君王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因为国王是王国中的财富和恩典的唯一来源。议会下院的代表来自卡莱尔和康沃尔郡之间，以及什鲁斯伯里与萨福克郡之间的每个郡县和城镇，在中世纪晚期的政府中担当着一个重要的角色。到了爱德华一世的统治时期，战争和国内的动荡增加了国王跟臣民们（同时代人将其称之为“王国社区”）进行商议的需求，并就如何作出并执行影响整个王国的决定而征求他们的意见。另一件似乎同样明智的事情就是每隔一段时间，召集地方上的代表，以及世俗和教会的权贵们，集中举行一次大会，即议会。想要向除贵族之外的市民和小地主索取财富的愿望、在战争和政治危机中获得物质援助和口头支持的需求，以及在法律、经济和社会安排中有争议或新出现的变化的背后有一个代表大会来进行表决的可取性——所有这些因素加在一起就使得议会有经常召开的必要（1327—1437年间，议会每年召开一次），有明确的功能和既定的程序，且自1337年起下院的代表成为了一种永久性的角色。这一机构在中世纪欧洲的议会中是独一无二的，它既讨论国家大事，也讨论个人小事。它赢得了向英国人征税的垄断权，是全国的最高法院，而且它通过立法来制定新的法律和修改现存的法律。甚至连下院的代表们也为自己赢得了特权，其中包括在参加议会期间具有言论自由和免遭拘捕的豁免权。它仍然主要是一个由国王控制的政府工具，但是它有时也可以批评国王的政策和他手下的大臣（如像14世纪的七八十年代和15世纪的40年代那样），尽管议会几乎从不批评国王本人。当使得议会成立并鼓励它发展的实际需要消失之后，议会召开的次数就不那么频繁了：从百年战争结束的1453年至1509年之间，议会平均每3年召开一次。

交流、宣传和政府

下院的代表们在回到他们的选区之前还会收到信息通报，会有人向他们献殷勤，并试图说服他们。有相当数量的选民渴望得到有关国家事务的信息。说到底，是他们在支付赋税，在战争和国防中服役，并按国王要求合作和服从。因此，政府必须仔细权衡它所要传递给全国人民的新闻，以及希望国王的臣民们接受的舆论观点。为达到这个目的，有一套很完善的交流和宣传方法。官方声明的开场白总是能够使一项政策深入人心或向人们证明一种做法的正当性：爱德华四世声讨被废黜国王亨利六世的王后玛格丽特的那张公告详细回忆了被亨利六世的祖父所处决并且此后被戴上了殉教光环的约克大主教斯克罗普的生平事迹。这是一种巧妙的宣传，以唤起人们对兰开斯特王朝的反对，因为这样的公告要被送往每一个郡，并在各地公开宣读和张贴。歌曲和民谣也能赢得广泛的听众，有些官方授意的作品把阿让库尔的辉煌胜利吹捧得简直天花乱坠。布道文在左右舆论和争取支持方面也相当有效：1443年，亨利六世将能说善辩和善于激励人心的牧师派往每一个主教区，以便他们能从布道坛上响应国王为下一次远征法国的战役而募捐的号召。加冕仪式、皇家巡行，以及国王或王后进入约克、布里斯托尔、格洛斯特（以及伦敦）等地的正规仪式等，都是集神话、基督教和爱国主义为一体，用华丽而铺张的场面来进行官方宣传的机会。1417年，亨利五世在伦敦的凯旋招待会上被公开描绘成一个从对法国的圣战中归来的基督的战士。假如任何公民对于他侵略法国的正义性尚存有一丝怀疑的话，这次招待会就是专门用来消除这种怀疑的。

通过信件的流通来告知、说服和辩护是前印刷时代最接近于出版活动的行为；这样的信件很快就出现在通俗的编年史中。亨利五世就是用这种方法向他的臣民们报告他在法国战役的进展。就连当时喜欢时髦的作家们也成为了官方的宣传家。在15世纪，作者们很少是在未经请求的情况下就创作他们的作品的。托马斯·霍克利夫（Thomas Hoccleve）当时是一位卑微的政府小职员，他在接受了亨利五世的报酬之后创作了歌颂阿让库尔战役和英军围困鲁昂的诗歌（1419）。约翰·利德盖特（John Lydgate）曾长期受到亨利六世及其王室的赞助，他往民众的心目中灌输了从1436年英军在加来成功抵御勃艮第军队攻击这件事中所能榨取出来的所有沙文主义。

国王、王室和大臣们——这些交流渠道的主要利用者——最常住的地方就是威斯敏斯特、伦敦或温莎城堡。英国君主制的神龛就是威斯敏斯特教堂，议会通常也是在威斯敏斯特召开的（1339—1371年间，以及1459年之后的所有议会都是如此）。政府的各个部门逐渐在威斯敏斯特或伦敦这个全国最大和最富有的城市设立了永久性的办公处。在中世纪晚期，伦敦毋容置疑地在每一个方面都成为了整个王国的首都，只有教会除外（坎特伯雷仍然是全英首主教的所在地）。与威斯敏斯特和位于两者之间、正在发展的河岸郊区一起，伦敦成为了全王国行政、商业、文化和社会的中心。在中世纪晚期，尤其是在战争时期，政府的广度、复杂性和节奏性都得以增加或增强：征收和管理正常的赋税，召开频繁的议会会议，海关服务得到了发展，战争和国防的实际事务得以组织，全王国的法律和秩序有人监督。其结果就是一个集权的、合作的和固定的政府。当14世纪的头三分之一时间里英国跟苏格兰之间旷日持久的战争被更受人关注的英法战争所代替的时候，约克失去了它作为一个可与伦敦竞争的中心城市的地位。此外，爱德华三世和亨利五世因国外的战役而长期不在国内的情况越发加强了成立一个没有国王本人参加也可以运作的、固定和集权的政府大本营的趋势。1339—1341年间的危机使得爱德华三世意识到，他再也不能像爱德华一世及其前任国王们那样把政府机构带在身边了。到了1340年，财政部就已经回到了威斯敏斯特，而且从此再没离开过。国王的大法官法庭、财政部和法庭等官僚机构在首都得以发展，并且就像一群野心勃勃的小地主那样，向周边的郡县扩展。在伦敦城里或附近买了客栈或住宅的权贵、主教和修道院长们，以及伦敦居民的姓氏和他们所说的语言告诉我们，有许多地位更为卑微的人们也从王国的各个角落，以及从威尔士和爱尔兰移民到了这个首都。

趋于英国化的教会

英格兰教会的英国化特点是它在中世纪晚期第二个最为重要和经久不变的特质。它的首要特质就是它与其他拉丁语教会所分享的天主教信仰和教义。但是人们广泛接受如下事实，即以罗马教皇为首领和精神教父的整个基督教会，是一个由众多个体教会组成的大家庭，其中每一个教会都有自己的特点和自主权。作为英国民族性在教会层面的表现，英格兰教会的英国化特征在中世纪晚期变得更加突出。部分原因是由于英语语言和英国人民的独特经验，而更多的则是由英国的法律和习惯——即英国人（包括教士们）生活在其中、而且国王在加冕仪式上发誓要维持的社会体系所造成的。此外，英国教会，包括它的建筑，也是在英国国王、贵族、乡绅和市民的鼓励和赞助下建立起来的。这使得他们对各教堂及其教士们怀有个人或家族的兴趣。主教们是大地主——温切斯特主教在15世纪中期每年有3,900英镑的岁入——他们都是议会的成员，同时又是国王的顾问。他们，以及比他们职位更低的下级，通常会因为受到国王的信任或是对国王有用而得到晋升，并且能够在教会内部得到奖赏，而不需要财政部掏钱。于是我们便有很好的理由来解释为什么英国人应该控制英国教会，并且塑造它的特点，培养它的人员。在跟法国人打仗期间，这件事似乎显得更为紧迫。1307年以及其后经常发生的情况是，教皇在英国教会的组织和行政管理上，甚至在指派主教的问题上所扮演的角色，都受到了拼命的抵制。毕竟，14世纪的大多数教皇都出生于法国。1308—1378年间，他们都住在阿维尼翁，在那儿他们有成为法国人叭儿狗的危险（人们当时就是这么广泛认为的）。与其形成对比的是，只有一个教皇是英国人（12世纪中期），而且从未有一位教皇访问过英国——直到1982年才有教皇这么做。

教会英国化的趋向可以用几种不同的方法来加以说明。基于早期教父法典、并得到教皇立法机构补充的教会法一般会被英国教会的法庭所接受和执行，教皇在教会事务中的最后裁决权也得到了承认。但是在实际运用中，教会法受到了皇家权威的限制，尤其是当被控犯罪的教士试图要求获得“神职人员免受普通法庭审判的特权”时。从爱德华一世的统治时期起，教皇向英国教士们征收赋税的能力便受到了严厉的限制，而大部分教皇的赋税进入了英国国王的钱柜，而不是像许多人所相信的那样，用来为敌人的战争行为加油。更为严重的是，自从14世纪中期起，以及在教会大分裂期间（1378—1417，当时出现了两个教皇，甚至三个，他们都同时要求教民们归顺），英国对教皇指定英国教会中主教和其他重要成员的权力进行了限制，英国所支持的教皇根本没有能力来抵御这种限制。反教皇的《禁外国人任圣职法》（1351，1390年重新发布）和《禁尊教宗法》（Praemunire , 1353, 1393年得以扩充）被英国的国王们用来迫使教皇作出妥协，因为这些文件规定，国王拥有提名神职人员的权力。其结果就是在15世纪，很少有外国人被指定在英国教会中任职，至于亨利七世任命3位意大利人为主教一事，是获得了政府的特别批准的。

在英国很少有教士对这种情况提出抗议。主教们没有这样做是因为他们都是英国人，而且他们都是首先由国王提名的。教会没有集体这么做是因为它害怕教皇的征税。教士们没有这么做是因为英国国王们是反对异端邪说的信仰保护者，以及抵御反教权主义攻击的中流砥柱。1433年，就连圣奥尔本斯修道院院长都可以宣称：“在王国境内，没有任何人的地位可以高于国王。”

地图5　宗教改革前的英格兰和威尔士教区图（13世纪）

虔敬作品和罗拉德派教义

中世纪晚期，在主流的英国教会机构之外有两种表达宗教热忱的方式具有鲜明的英国特征：在礼拜方式上是严格遵循正统神学的，而由约翰·威克利夫（John Wycliffe）发起的罗拉德派运动则属于异端邪说的性质。14世纪见证了人们对于神秘和虔敬的作品兴趣渐增，其中大部分这类英语作品创作于14世纪的后半期，而它们的受众是正在不断增长的文化阶层。这些读者将教会的教诲和做法视为理所当然，但他们更喜欢一种个人的和凭直觉的虔敬礼拜，其对象主要集中在《黄金传说》〔1〕中所收集的基督受难和升天、圣母马利亚和圣徒生平传记等故事上。这些作者往往是离群索居的人物，他们向读者推荐一种冥思的生活方式。这类书中最流行的要数约克郡一位隐士理查·罗尔（Richard Rolle）的作品，以及后来另一位女隐士，诺里奇的朱莉安娜夫人（Dame Juliane of Norwich）的作品。《玛杰丽·肯普之书》是林恩一位自由民妻子的精神自传，它展示了世俗男女们所追求的美德，以及他们在获得这些美德的过程中所经历的启示、幻觉和狂喜。像兰开斯特公爵亨利（Henry，他于1354年用法语写了一部有关他自己生平虔敬的作品）这样的俗人和像亨利七世的母亲，玛格丽特·博福特夫人（Margaret Beaufort）这样的虔敬女子，都转向了这种强烈的精神生活，以示他们不屑于学者们枯燥无味的神学讨论，尽管他们并没有与离经叛道的罗拉德派同流合污，但是两者的精神根基不乏相同之处。

罗拉德派（也许这个名称来自lollaer，即有口无心的祈祷者）是唯一席卷了整个中世纪英国的重大异端邪说运动，威克利夫是中世纪异端邪说史上唯一的大学知识分子，他发起了一场民众参与的异端邪说运动来反对教会。这种异端邪说主要是一种通过书和阅读积累起来的英国本土思想体系。虽然威克利夫不太可能用英文写作，但他确实给一系列辩论文章，以及于1396年首次全部译成英文的圣经提供了灵感。首先他诉诸当时反教权主义的情绪，通过批评教会的财富以及众多卑鄙无耻的教士们而出了名，并在贵族、侍臣和学者中获得了支持。然而他越来越激进的神学思想，以及对《圣经》过分的信任，导致了人们对他的谴责和他被迫离开牛津大学。当他不得不面对亨利四世严格的正统观念（1401年他有关火刑的命令在镇压持异端邪说者的武器库里又增添了一件法宝）时，他逐步失去了从那些有影响力的人那儿所赢得的同情；当罗拉德派跟约翰·奥尔德卡斯尔爵士的反叛扯上了关系之后，这种同情便几乎丧失殆尽了。在被剥夺了思想源泉和有权势的保护者之后，罗拉德派变成了一个由威尔士边境地区和英格兰中部工业城市的工匠、手工艺人和穷教士们所参加的一场支离破碎、缺乏组织，但又顽固不化的运动。他们的信仰变得越来越差异悬殊和古怪，然而对教会当局的基本敌意，对《圣经》的全身心投入，以及他们对英语《圣经》的信任，所有这些都预示了宗教改革，并将成为后来英国新教的核心信念。

识字的普及与英语

识字的普及和使用英语的人越来越多是14世纪后期和15世纪的两个相对应的发展。它们表明英国人对公共事务的关注意识不断增强，也反映了爱国主义和民族性的情绪。

相信这个论点显然要比详细地论证它要容易得多。对于当时人们识字程度的普及究竟有多么迅速，同时代人并没有留下任何估量性的文字；我们也不可能用那些不懂数学的同时代人所提供的资料来对它进行量化。假如我们把1351和1499年定义“教士特典”（当时的识字阶层）的法令作一个比较的话，就可以得到一个大致的有关识字阶层人数增长的指数。1351年的法令里宣称，所有能够阅读的俗人也应该享有“教士特典”。150年后形势发生巨变，以至于在法令中必须把世俗的学者跟属于不同修会的教士们加以区分，只有后者才能享有“教士特典”。也许识字的阶层已经扩展到了使clerical（教士的、文书的）这个形容词失去原有意义的程度，尽管1499年的法令将作出这种改变的原因归结为防止“滥用”这种特权，而非识字阶层得到了扩展。

一个同样普遍的提示可通过比较中世纪晚期的两次民众起义——1381年的农民起义和1450年约翰·凯德的叛乱——而获得。1381年，来自肯特郡和埃塞克斯郡的农民诉状（据我们所知）是以口头的形式呈交给理查二世的，而且在起义期间跟国王的所有其他交流似乎都是通过嘴巴来进行的。在伦敦塔里的时候，理查二世不得不要求叛乱者把在那以前都是向他喊出来的那些抱怨用纸写下来，以便他能够进一步考虑。把这一点跟1450年的叛乱作一个比较，同样来自肯特郡和英国东南部的凯德追随者一开始就把他们的诉状以书面形式呈交给国王，而且还抄了好几份，让大家传阅。它们都是冗长的文件，有着连贯和具有综合性的论点，并且用英语来进行表达，有时也用口语表达方式。出版手抄本的生意在这段时间也扩展了范围。约翰·雪利（John Shirley, 1456年去世）据说在圣保罗大教堂附近4个租来的店铺里做起了这种生意，并且印制了“短小的民谣、怨诗和回旋诗”，以供出售或出租。20年后，海关的进出口账单记录了经伦敦进口的大量手抄本——光是在1480—1481年间就进口了超过1,300本。

我们可以谨慎地举出一些数字来表明，在中世纪晚期，识字的人并不仅限于贵族、教士和政府职员。也许就跟凯德手下那些反叛分子那样，工匠和手工艺人们现在也能阅读和写作。在1373年的一次法律诉讼中，28名证人里有11个人自称是“文人”（literatus ），即能够理解拉丁语，因此也肯定能认英语；还有一份15世纪中期的遗嘱，见证人中识字的人所占比例与上述例子类似，他们中包括了商人、管家、裁缝和水手。无疑还有别的人，无论识字与否，人们是决不会想让他们当证人的，但不可否认的是，我们正在逐步接近托马斯·莫尔爵士（Sir Thomas More）在16世纪初所作的乐观估计，即英国人中大约有一半的人是识字的。

假如我们不能够笃信无疑地接受这样的数字，那么我们至少可以来观察一下在各行各业中工作的识字男人——识字的女子很少。他们占据了这个国家中此前专门为教士保留的最高政治职位：从1381年开始，俗人经常成为英国的财政大臣，而担任这个职位的一项基本条件，除了计算之外，就是阅读和写作。识字的俗人可以被雇用为政府的职员，诗人托马斯·霍克利夫就曾经当了35年的文书。显然，到了1380年，商人们就已经开始保存书面账单了；不久之后，乡间的自由民就在写——肯定会读——私人信件了，就连在他们的小庄园里当管家的农民也是在做行政工作，他们越来越多地接触到在纸上或羊皮纸上写字。在爱德华三世统治时期，有些手工艺行会的规章和制度坚持其学徒必须要达到某个识字的标准。

至少家境好的俗人的阅读习惯也反映了同样的情况。阅读编年史变得越来越热门，而且不仅仅是在伦敦；光是存世的这类编年史手抄本就成百上千，并且有证据显示出，在15世纪时出现了越来越多这样的编年史，其中大多数是英语的。商人和其他人开始拥有“摘记本”，把那些诗歌、预言、编年史，甚至食谱，摘抄在一个私人和微型的集子里，以供闲暇时阅读。他们拥有了书籍，并且在遗嘱中仔细地为它们找好继承人——尤其是那些信教和虔敬的人。

这个识字的世界越来越成为一个英语的世界。在14世纪结束之前，说法语和懂法语（因而也会法语读写）的优势已一落千丈；就连在政府和私人组织中的官方和正式事务中，英语也变成了至少跟法语使用同样普遍的语言。议会里的讨论到了14世纪中期就已经是用英语来进行的，而第一份用英语写成的讨论记录日期为1362年。尽管一些例子只是粗略的指南，但也值得指出，用英语写成的第一份财产契约是在1376年，最早的英语遗嘱是在1387年。坎特伯雷的教牧人员代表和主教会议的会议记录到14世纪70年代时往往是用英语写的，而亨利五世1399年使用英语向议会致词，他的话被仔细地记录了下来。引起这一悄然变革的理由很复杂，但其中有因长期的英法战争而造成的爱国主义情绪，使许多英语书和布道文得以传播的罗拉德派的流行，王室和贵族的带头作用，当然还有说英语的臣民在全王国事务中——尤其是在议会中——更大的参与性。这些都确立了英语作为书写文字的最后胜利。

在这一切发生之前，还需要解决一个主要的问题：即地区方言的问题。只有这样，英语作为一种书面文字和口头语言的所有潜力才能够实现。必须承认，在头一个世纪里，清晰流畅的英语、发音古怪的康沃尔方言、风格迥异的威尔士语，以及很难听懂的约克郡方言不可能完全融合为一种共同的语言；但是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在15世纪前半期，政府不断伸展的触角对此有着很大的帮助，它发展和推广了一种文字的使用，以作为整个王国的官方交流工具。另一个因素就是伦敦在14世纪的崛起，成为全王国确立的首都，而约克作为一个辅助性的行政中心，布里斯托尔是全国第二大商业中心，这3个城市各自发展出一种的方言，它不可避免地逐渐被其他城市的人所理解，并且逐渐融合成为一种标准的英语。这种方言主要是英国中部的英语，它超越了局限于城市的方言；由于这个原因，它更容易被乡间各郡所采纳。中部方言成为胜利者，主要是因为中部和东部地区的居民在14和15世纪大量涌入伦敦的缘故。罗拉德派也要负部分的责任，因为它在中部地区和西部乡间尤为活跃，而它的大部分书面作品都是用中部方言的不同形式写下来的。这种中部地区方言的口头和书面形式通过占领伦敦而占领了整个王国。

杰弗里·乔叟曾经严重担忧自己的作品是否能为全英国的人民所理解——而他为一个狭窄而着迷的读者圈子写作：

然而英语有很多种类，

写成文字也风格迥异，

故我祈祷别写错上帝，

也别因方言而念错韵。

基督所在，都要读和唱，

以免误解，我请求上帝。

在1426年的一个法律诉讼状中特别说明，在英国的不同地方，单词的发音是不同的，“但它们之间没有好坏之分”。一个半世纪以后，威廉·卡克斯顿可以更为乐观地说，他所刊印的好几百种书，只要仔细阅读，各个不同郡县的人都能看懂。他意识到，“在一个郡所说的普通英语，到了另一个郡说法就不一样了”；但只要通过使用“不那么粗鲁和古怪的英语，而且要用经上帝恩典就能够明白的那种说法”，这样就没有什么问题了。与此同时，使得口语和书面语更容易理解的发展状况对于有效的交流、共同的意见表达和形成一种民族感是至关重要的。

英语已经成为了“征服者的民族语言，而非被征服者的民族语言”。英语作者的自信在乔叟身上达到了天才的高度，而且它吸引了全王国最富有和最有影响力的人——国王、贵族、乡绅和市民们。14世纪和15世纪，抒情诗和浪漫传奇、喜剧和悲剧、讽喻作品和戏剧等各种韵文体裁在质量和流行性上远远胜过英语散文。有许多诗歌作品是属于北欧诗歌传统的，而14世纪英国西北部和中部的文学振兴形式主要是没有韵脚的头韵诗。但它是由当地乡绅和像博恩家族（赫里福德伯爵）和莫蒂默家族（马奇伯爵）这样的权贵们所赞助的，并产生了像《高文爵士和绿骑士》和《农夫皮尔斯》这样富有想象力的作品。在同一个地区，仪式化的基督教宗教戏剧“英国奇迹剧连台本戏”在14世纪也有了发展，并在约克、贝弗利、韦克菲尔德和切斯特等北部城市里极为流行，那儿的戏剧是由城市里的行会所组织和演出的。

与此同时，在南部和东部地区，一种新的诗歌模式正在出现，它更多地受到了法语和文艺复兴早期意大利语作品中时尚风格和内容的影响。通过乔叟的笔，以及在一个较低的程度上，通过他朋友约翰·高尔（John Gower）的笔，它创造了英国文学中的杰作。这些作品在思想和词汇的丰富性、想象力和对人性理解的深度，以及在作品的纯艺术性等方面都达到了无与伦比的高度。写于1380—1385年间的《特洛伊罗斯与克莱西达》，尤其是《坎特伯雷故事集》（写于1386—1400年间，但从未完成）这部规模宏大、结构复杂的全景画式的作品，决定性地拓展了英语文学的成就。它们显示出智慧、精通世故和创新，以及对当时各种英语习语的驾轻就熟，这一切都奠定了乔叟作为最伟大的英国中世纪作家的地位。

高尔这位肯特郡人先是受到理查二世的庇护，后又投入亨利·博林布鲁克的门下。乔叟出生于伦敦的商人之家，在贵族和皇家的圈子里长大，而且他是所有时代中最受抬举和赏赐最丰厚的诗人之一。这不仅反映出他作品那异乎寻常的优秀品质，而且也反映出那些有影响力的同时代人愿意承认经他所充实的英语的应有地位。假如说乔叟的追随者霍克利夫和利德盖特跟他们的老师相比尚属二流的话，那么这些作者从国王、王室和伦敦市所受到的庇护保证了英国首都这个基本上以英语为主的文坛有了一个光明的前途。

英国的建筑

英国的建筑师和建造者们有着同样的财富资源和品味。他们对在欧洲大多数地区占主导地位、并以圆拱尖顶为最主要特征的哥特式风格理念进行了发展，创造了足以称得上是具有鲜明英国特征的建筑风格。自从19世纪起，这些风格被称作盛饰式（更准确地说，是自由流畅和曲线的风格）和垂直式（或立式的和直线的风格），而这些风格最容易从英国大教堂、大型教区教堂和学院建筑的窗户和拱形设计中辨认出来。为了使这些新建筑的发展过程能够得到精确的解释，一般认为13世纪末西方跟埃及和波斯的穆斯林世界以及蒙古王国的频繁外交接触和十字军东征把东方建筑风格和技术知识传到了西欧。作为一种新的盛饰式风格的纤细窗花格和华丽的自然主义饰物体现在了爱德华一世于13世纪90年代为埃莉诺〔2〕立的3个依然存世的十字架上，这是纪念王后的遗体从林肯送往威斯敏斯特下葬这一路上3个阶段的标志。东方的影响还可以从布里斯托尔建于14世纪初的圣玛丽·雷德克利夫教堂的六角形北门廊和门道上看出来。这些在欧洲哥特式建筑中无与伦比的、并被称作“整个英国中世纪建筑史上最杰出的创造性发挥”的繁复风格流行了半个世纪（1285—1335）以后，开始出现了一种相反的风格。这种新出现的垂直式是最具有英国特色的风格。在英国的战争时期，这种风格很少被欧洲大陆的人模仿。它质朴而清晰的线条和更大、更亮的空间也许首先出现在威斯敏斯特的圣斯蒂芬皇家小教堂（1834年被毁），或在伦敦的圣保罗大教堂（1666年被焚毁）。无论如何，通过王室的影响，特别是位于格洛斯特的爱德华二世神龛的影响，它很快就传播到了英国的西部地区。至今，人们仍然可以在建于14世纪30年代中期的格洛斯特大教堂高坛的宏大规模，以及时间更晚一些的坎特伯雷大教堂（建于1379年）和温切斯特大教堂（建于1394年）等建筑上欣赏到这种风格。此时的装饰主要集中在拱顶建筑的英国风格上，最有代表性的就是赫里福德的牧师会礼堂（现已被毁）和格洛斯特修道院等处的扇形拱顶，这两处建筑都建于1351年之后。

然而垂直式建筑的最佳例子最常见于赛伦塞斯特、考文垂和赫尔等英国大教区的教堂。就连在15世纪的一段时期中抑制了很多大规模工程的瘟疫和战争也没有阻止东英吉利亚和西部地区的布匹商和地主们将其财富慷慨地花费在这些体现英国品味和技能的纪念物上。垂直式建筑于15世纪后半期在一些最著名的英国建筑上经历了一种狂热的振兴，这些建筑大部分都是由王室所赞助的——伊顿公学、圣乔治小教堂、温莎城堡（建于1474年）、剑桥大学的国王学院小教堂，以及威斯敏斯特大教堂的亨利七世小教堂。这是无可置疑的“英国中世纪建筑的小阳春”。

中世纪晚期的教区教堂垂直式钟楼都是无可比拟的英国式风格，从坚固的雷克瑟姆圣吉尔斯教堂，到波士顿圣博托尔夫教堂高耸的门柱、汤顿〔3〕教堂、布里斯托尔的圣斯蒂芬教堂和加的夫的圣约翰教堂的优雅。同样还有14和15世纪有雕刻装饰的木头屋顶，最早的是1291年以后为约克的牧师会礼堂而设计的木头拱顶，还有为替代伊利大教堂钟楼（1322年倒塌）而建的木头拱顶和灯塔。这种屋顶建筑以理查二世委托建造的威斯敏斯特市政厅（1394—1400）椽尾梁的栎木屋顶为最高典范，并被评判为“整个欧洲中世纪最伟大的艺术品”。石匠、木匠和建筑师们从13世纪起一直受到国王、侍臣、贵族和其他人资助，而且不仅仅在建造宗教建筑上是这样；他们还建造皇家和私人的城堡和庄园建筑。虽然他们主要是在伦敦形成一个行业基地并主要从事与国王相关的建筑任务，但这些工匠们也被派往英国和威尔士各地去接受建筑任务。他们的专业知识和经验都是为贵族和主教们服务的，因此他们为英国的民族趣味创造了一种民族风格。

英国的民族性

英国人的民族感和他们对于自身的英国人特性的意识是不容易判定的。但是他们有时候会把自己跟不同人种、不同语言、不同国家或不同文化和政治传统的人民加以比较——并被他人所比较。在中世纪晚期，英格兰人在不列颠群岛和欧洲大陆上与很多其他民族发生了对抗，而且经常是兵戎相见。这些对抗是民族性和英国人自我意识的温床。这样的经验产生了一些使英格兰人意识到他们的本性、团结，以及共同的传统和历史的情绪。

当英格兰被诺曼公爵们或安茹伯爵们所统治，以及盎格鲁—诺曼男爵们在英吉利海峡的两岸都拥有庄园，而其他男爵在英格兰和苏格兰都拥有庄园的时候，统治阶层的精英们是不可能认为自己是纯粹英国人的。可是一旦诺曼底和安茹被法国人所侵占，并于1259年正式向他们投降时，这就变得有可能了，因为跨英吉利海峡的贵族们那时不得不决定，他们最首要的忠诚应该是在哪里。随着苏格兰王国的自我意识变得越来越强，尤其是当爱德华一世的战争使得在边界两边都拥有土地的日子变得一去不复返时，这种可能性就变得更大了。因此，英格兰的与世分离便跟它四周环绕的海洋顺理成章地联系在了一起。15世纪30年代中期的一个小册子作家告诫道：

尤其要保护周围的海洋，

它们就像是英国的围墙，

而若把英格兰比作城市

那城墙的外面就是海洋……

从爱德华一世起，英格兰国王的教养和世界观就要比自哈罗德以来的任何国王都要更加真正地英国化。事实上，亨利六世在他长达39年的统治中，从来没有访问过苏格兰或爱尔兰；他只有一次踏上了威尔士——在蒙茅斯过了一天——而且在9岁时的加冕访问之后，再也没有去过法国。

作为外国人，在13世纪主宰了英国海外商业的佛兰芒人和意大利人的贸易成功引起了英国人对他们的憎恨。在亨利七世统治期间，英国人据说“对外国人有一种反感，因为他们从未来过英国，却要成为它的主人并侵占英国的货物……”说到底，来自跟英国交战国家的公民，就像附属于法国修道院的外国隐修院院长那样，有可能给敌人送钱；或者就像是亨利四世的王后，布列塔尼女公爵的仆人们那样，有可能为法国充当间谍。百年战争刚爆发的时候，英国国王的文书们在国家文件上写“不要给外国人看！”并不是没有理由的。

英国靠卑微的弓箭手和骑士、贵族而打赢的战争在社会各界中创造了一种自信，使得英国人热血沸腾。有一位见识广博的观察家于1373年这样说道：“英国人自认为了不起，而且打了那么多的胜仗，以致于他们开始相信自己不会输。在战场上，他们是世界上信心最足的民族。”他们对于自己的胜利充满了无限的骄傲，而作为个人的国王则体现了这些成就。在爱德华三世的统治下，“英格兰王国得到了广泛的改进，其受尊敬和富饶的程度是以前任何一位国王的统治时期所没有过的”，而亨利五世在其臣民中的声誉达到了一个无以复加的高度。英国人对于自己超人一等的信仰——离骄傲和自恃只差一小步——甚至到了英国好运不再的15世纪中期仍然毫不动摇。野性的盖尔人被戏称为“纯粹的爱尔兰人”，而佛兰芒人则在1436年受到了毫不掩饰的蔑视：

你们这些佛兰芒人，记住自己耻辱；

在围困加来时，你们真是罪该万死；

英国人跟你们相比，名声要好得多，

他们的血脉更高贵，历史也更悠久。

1500年左右的一位意大利访问者，在英格兰的海外“王国”几乎完全失去时，还可以报道说：“英国人对自己和属于自己的所有东西都充满了自恋。他们认为，除了他们自己之外就没有别的人，除了英国之外就没有其他世界；当他们看见一位漂亮的外国人时，他们就会说，‘他看上去就像个英国人’，或者‘真可惜他不是一个英国人’。”优越的感情很容易变成蔑视，甚至仇恨。在跟法国人进行了几十年的战争之后，仇法症普遍存在，只有法国人的仇英症可与之相比拟，因为法国人把英国人视为“一个受诅咒的民族”。对于任何跟法国沾边的事物的憎恶在亨利五世的统治下达到了一个空前的程度。亨利五世也许可以宣称拥有了法国王冠，但在英国，他并不鼓励在政府和文化阶层中使用法语。伦敦酿酒商们从这位广受尊崇的国王那儿受到了启发，当他们用英语来写行会条例时，他们注意到“我们的母语，即英语，近来开始受到大量的扩增和修饰……我们最杰出的国王，亨利五世，已经促成了一种被大家都认可了的语言……通过写作练习的方式来加以推荐”。

有关不列颠历史的故事和一种实际的不安全感，以及直至爱德华一世——也许是爱德华三世——的英格兰国王的精力和野心交织在一起，把英国人带进了苏格兰、威尔士和爱尔兰。他们吞并这些领土的成功是有限的；无论他们如何试图在文化、语言和习惯上将威尔士人和爱尔兰人英国化，英国人及其附属的领地政治上的民族性在中世纪晚期并没有得到承认。参加康斯坦茨教会会议〔4〕的英国代表团这样宣称：

无论一个民族是否因血缘关系、团结习惯或语言特征（在神圣和世俗法律中作为一个民族的最不容置疑和肯定的迹象和本质）与别的民族相区别而被视为一个民族……它都是一个真正的民族。

但由于他们补充说苏格兰、威尔士和爱尔兰是英格兰民族的一部分，因而无法自圆其说，输掉了他们的政治地位。

注释

〔1〕　《黄金传说》（ Aurea Legenda ）是由热那亚大主教沃拉吉纳的雅阁于1275年编纂的一部拉丁语巨作，内容是基督和圣母在世的事迹和圣徒生平传记，在中世纪影响很大。1483年，威廉·卡克斯顿（William Caxton）将它译成了英语，并且在伦敦刊印出版。

〔2〕　埃莉诺（1246—1290）是英王爱德华一世的王后，她曾经陪同国王参加了十字军东征，并在战争中拯救过受伤国王的性命。

〔3〕　汤顿（Taunton）是英国萨姆塞特郡的首府。

〔4〕　康斯坦茨教会会议（Church's Council at Constance）是1414—1417年间召开的天主教第十六次大公会议，以解决当时出现的三位教皇鼎立的局面。在会议期间，企图抵制会议的教皇约翰二十三世被逮捕和废黜。第二位教皇格列高利十二世被迫同意退位。第三位教皇本尼狄克十三世因拒绝退位而被废黜。最后会议选出了新教皇马丁五世。

年表

1066 | （1月）爱德华国王去世；哈罗德伯爵成为国王
| （9月）英格兰国王哈罗德在斯坦福桥击败并杀死挪威国王哈罗德
| （10月）诺曼底公爵威廉在黑斯廷斯击败并杀死英格兰国王哈罗德
| （12月）威廉就任国王
1067—1070 | 英格兰人举行起义
1069—1070 | 对英格兰北部的劫掠
1086 | 进行末日审判土地测量
1087 | 威廉一世去世；威廉二世（红脸威廉）登基
1088 | 支持罗贝尔·柯索斯的叛乱
1093 | 安塞姆出任坎特伯雷大主教
1096 | 罗贝尔把诺曼底典当给红脸威廉
1100 | 红脸威廉去世；亨利一世登基
1101 | 罗贝尔·柯索斯的入侵
1106 | 坦什布赖战役；柯索斯被囚禁；亨利一世夺取诺曼底
1107 | 英格兰的主教叙任权之争得到解决
1120 | 白船失事
1128 | 马蒂尔达女王与安茹的杰弗里结婚
1135 | 亨利一世去世；斯蒂芬登基
1139—1153 | 英格兰的内战
1141 | 林肯战役；斯蒂芬被捕；后来跟格洛斯特的罗伯特进行交换
1141—1145 | 安茹的杰弗里征服诺曼底
1149 | 诺森伯里亚被割让给苏格兰国王戴维一世
1152 | 安茹的亨利（后为亨利二世）与阿基坦的埃莱亚诺结婚
1153 | 亨利入侵英格兰；他与斯蒂芬达成妥协
1154 | 斯蒂芬去世；亨利二世登基
1157 | 亨利重新获得诺森伯里亚
1162 | 贝克特出任坎特伯雷大主教
1164 | 克拉伦登会议与宪法；贝克特被流放
1166 | 克拉伦登的巡回审判
1169—1172 | 英格兰开始征服爱尔兰
1170 | 年轻的国王加冕；贝克特被谋杀
1173—1174 | 反对亨利二世的叛乱；苏格兰国王“狮王”威廉侵略英格兰北部
1183 | 年轻的国王去世
1189 | 亨利二世去世；理查一世登基
1190—1192 | 理查一世参加十字军东征
1193—1194 | 理查在德意志被囚禁
1193—1205 | 坎特伯雷大主教休伯特·沃尔特（1194—1198任首席政法官，1199—1205任大法官）
1197 | 德赫巴斯的里斯去世
1199 | 理查一世去世；约翰登基；大法官法院档案卷宗建立
1203—1204 | 腓力·奥古斯塔斯征服安茹和诺曼底
1208—1214 | 天主教会停止在英格兰的教堂礼拜活动
1214 | 布汶战役：法兰西取胜
1215 | 《大宪章》；英格兰的内战；路易（即后来的路易八世）入侵；约翰去世；亨利三世登基
1217 | 林肯战役和多佛战役；路易撤军
1221—1224 | 多明我会和方济各会的游乞僧们来到英国
1224 | 路易八世完成对普瓦图的征服
1232 | 休伯特·德伯格被解职
1240 | 卢埃林大王去世
1254 | 亨利三世接受教皇提供的西西里王位
1258 | 男爵们接管皇家政府；《牛津条款》
1259 | 英格兰与法兰西之间的《巴黎和约》
1264 | 刘易斯战役；亨利三世被俘；西蒙·德蒙特福特的政府
1265 | 伊夫舍姆战役；西蒙·德蒙特福特被杀
1267 | 亨利承认卢埃林·阿普·格鲁菲德为威尔士亲王
1272 | 亨利三世去世；爱德华一世登基
1276—1277 | 第一次威尔士战争
1282—1283 | 爱德华征服威尔士
1286—1289 | 爱德华一世在加斯科涅
1291 | 爱德华一世宣称对苏格兰行使最高领主权
1294 | 英法战争开始
1295 | 法国与苏格兰结成联盟
1296 | 爱德华一世入侵苏格兰；他与教会产生矛盾
1297 | 爱德华一世与权贵们产生冲突；他对佛兰德进行远征
1306 | 罗伯特·布鲁斯叛乱
1307 | 爱德华一世去世；爱德华二世登基
1314 | 苏格兰人在班诺克本取得胜利
1315—1316 | 大饥荒
1321—1322 | 英格兰内战
1327 | 爱德华二世的下台和去世；爱德华三世登基
1330 | 爱德华三世开始亲政
1337 | 百年战争开始
1339—1341 | 英格兰政治危机
1346 | 英军在克雷西战役和内维尔十字会战中取得胜利
1347 | 英军攻占加来
1348 | 英格兰第一次暴发瘟疫
1356 | 英军在普瓦捷取得胜利
1361 | 瘟疫第二次大暴发
1376 | “好人议会”召开；黑王子爱德华去世
1377 | 爱德华三世去世；理查二世登基
1381 | 农民起义
1382 | 宣布没收约翰·威克利夫的著作
1388 | “无情议会”召开；反对苏格兰人的奥特本战役
1389 | 理查二世宣布自己已经成年
1394—1395 | 理查二世对爱尔兰的第一次远征
1396 | 《英法和约》
1397—1399 | 理查二世的“独裁”
1399 | 理查二世被废黜；亨利四世登基
1400 | 欧文·格林杜尔的叛乱开始（一直延续到1410）
1403 | 亨利·霍茨珀在什鲁斯伯里被击败
1405 | 约克大主教斯克罗普被处决
1408 | 诺森伯兰伯爵在布雷厄姆沼泽地被击败
1413 | 亨利四世去世；亨利五世登基
1415 | 英军在阿让库尔战役中获胜
1419—1420 | 英格兰征服诺曼底
1420 | 特鲁瓦的《英法和约》
1422 | 亨利五世去世；亨利六世登基
1435 | 贝德福德公爵约翰去世；阿拉斯的《法国——勃艮第和约》
1436—1437 | 亨利六世成年
1445 | 亨利六世与安茹的玛格丽特结婚
1449—1450 | 法军侵占诺曼底
1450 | 萨福克公爵被谋杀；约翰·凯德叛乱
1453 | 法军侵占加斯科涅；亨利六世发病
1455 | 在约克公爵理查和保王党军队之间进行圣奥尔本斯战役
1459 | 约克公爵在布洛尔荒野和勒德福德桥上被击败
1461 | 亨利六世被废黜；爱德华四世登基
1465 | 亨利六世被俘
1469 | 沃里克伯爵理查和克拉伦斯公爵乔治叛乱
1470 | 爱德华四世被废黜；亨利六世重新归来
1471 | 爱德华四世归来；沃里克伯爵在巴尼特去世；亨利六世去世
1475 | 爱德华四世远征法国；《皮基尼英法和约》
1477 | 威廉·卡克斯顿在英格兰刊印的第一本书问世
1483 | 爱德华四世去世；爱德华五世登基、被废黜并去世；理查三世登基；白金汉公爵亨利叛乱
1485 | 理查三世在博斯沃思去世；亨利七世登基

王室家谱

这是一个征服与扩张的时代，还是一段压迫与反抗的历史？诺曼征服、十字军东征、百年战争、玫瑰战争，它们造就了怎样的一个中世纪英国？诺曼、安茹、兰开斯特和约克，这些王朝各自又有什么特点？

本书以1066至1485年间英格兰王室的更迭浮沉为主线，以英国疆域的扩张与收缩为背景，将四百多年的历史以及此期间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等各方面的发展变化，清晰地呈现在读者眼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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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19 Xisanhuan Beilu

Beijing, China 1000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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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权图字：01-2006-6857

Eighteenth-Century Britain was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English in 1984.

This Chinese Edition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and is for sale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only, excluding Hong Kong SAR, Macau SAR and Taiwan Province, and may not be bought for export therefrom.

英文原版于1984年出版。该中文版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及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合作出版，只限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销售，不包括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及台湾省。不得出口。© Paul Langford 1984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日不落帝国兴衰史．十八世纪英国／（英）兰福德（Langford, P.）著；刘意青，康勤译．—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5.8

（百科通识文库）

ISBN 978-7-5135-6493-9

Ⅰ．①日…　Ⅱ．①兰…　②刘…　③康…　Ⅲ．①英国－近代史－18世纪　Ⅳ．①K561.0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198836号

出版人　　蔡剑峰

项目策划　姚　虹

责任编辑　周渝毅

封面设计　泽　丹

出版发行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西三环北路19号（100089）

网　　址　http://www.fltrp.com

版　　次　2015年9月第1版

书　　号　ISBN 978-7-5135-649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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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顾问：立方律师事务所　刘旭东律师

　　　　　中咨律师事务所　殷　斌律师

目　录

插图目录

地图目录

第一章　革命及其反响

第二章　罗宾政府的兴起

第三章　工业和赋闲

第四章　英国中产阶级的形成

第五章　不同政见的斗争

第六章　叛乱和改革

第七章　结束语

年表

历任首相名录1721—1789年

译后记

译者简介

作者简介

保罗·兰福德，牛津大学现代历史学教授（自1996年起），林肯学院现代历史学研究员、导师（自1970年起），艺术和人文科学研究委员会主席（自1998年起）。其著作有《一个彬彬有礼的商业化民族1727—1783》（Oxford，1989；1999再版）和《英国的公众生活与有产阶层1689—1789》（Oxford, 1991）等。

译者简介

刘意青，美国芝加哥大学英国文学博士，北京大学英语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英国18世纪文学、英美和加拿大小说以及《圣经》的文学阐释。专著和编著有《圣经故事100篇》、《女性心理小说家塞缪尔·理查逊》（英文）、《欧洲文学史》第一卷（与罗经国联合主编）、《英国18世纪文学史》。翻译过英美诗歌、英国和加拿大短篇小说、诺贝尔获奖小说节选、美国文化方面的著作等。还在国内重点刊物上发表了多篇论文。

康勤，专职翻译工作者，文学硕士，持有联合国T2翻译级别资格。通晓法语和英语，除了在联合国从事了数年英汉、汉英笔译工作之外，还翻译过英美文化和文学作品。在法汉翻译方面，参与翻译过法国经典作家的作品。如莫泊桑的小说，以及若干现当代作家如杜拉斯等的作品。

插图目录

图1 　教会陷入危难：1711年的一个扇面图案

图2 　罗宾政府的政治：沃波尔时代的政治漫画

图3 　宗教自由主义式的办学：1708年创建于剑桥郡巴勒·格林镇的慈善学校

图4 　悠闲的贵妇们：约翰·科利特的大众文化研究

图5 　绞刑架的阴影：费尔斯伯爵被公开处决，其尸体被解剖

图6 　“时髦社会”：1777年的漫画

图7 　外行人的科学：詹姆斯·弗格森的太阳系仪（德比的约瑟夫·赖特绘制，当时的印刷品）

图8 　海边：描绘黑潭魅力的早期独特速写，以及威廉·伯奇于1788年创作的描绘拉姆斯盖特的雕版图

图9 　王室的辉煌：佐法尼描绘王室家族的画作和1767年描绘比特的漫画

图10 　小皮特：赞许和反对，庚斯博罗的肖像画和吉尔雷的漫画

图11 　父与子：吉尔雷创作的乔治三世与他的妻子，以及乔治亲王与菲茨赫伯特夫人

图12 　文明教化的使命：1745年时一个苏格兰人在伦敦

图13 　文明教化的使命：Lee Boo和Ludee

地图目录

地图1 　1741年收税路网络

地图2 　1770年收税路网络

第一章

革命及其反响

1688年革命被称为“光荣革命”，后人对其历史重要性一直不断地进行着重新阐释，结论褒贬不一。20世纪的评价尤其糟糕，而且按现代史学研究的眼光来看，这场革命的重要性可能就荡然无存了。深为托马斯·麦考利〔1〕和维多利亚时代辉格党人所称道的那场自由和民主精神的决定性胜利已沦为自私的寡头统治集团所采取的保守的应对举措。特别是与现代革命相比较，它似乎更像是一场宫廷政变，而非一种真正的社会或政治权力更迭。然而，它却产生了重要而持久的后果，其影响并不亚于那些更触目惊心的动乱。即使说它是相对无暴力，可能都有些言过其实。在苏格兰，不得不通过武力来镇压被废国王的拥护者，这种镇压直到1689年才结束。在爱尔兰，肯定发生过一场大屠杀，至今其仍在有关爱尔兰的神话和回忆录里占有突出地位。在伦敦德里的围困被解除，而且詹姆士二世在博因河战役中被彻底击败之时，〔2〕北爱尔兰省的新教徒们肯定认为他们所进行的是光荣的拯救，但他们却不会认为这是一场不流血的革命。

使不合法变得合法化

英格兰本来很可能发生同样的情况。前保王党人尼古拉斯·艾斯特朗奇〔3〕曾证实，英格兰能够避免一场犹如世纪中叶内战那般凶残的战争纯粹是靠运气，詹姆士二世的支持者队伍松散混乱，尤其是国王竟然没能在自己的王国中树起王室的旗帜。艾斯特朗奇也对其家族不必再为斯图亚特王朝的复辟做更多牺牲而感到如释重负，这也许提供了一个启示，让我们看到英格兰的革命是相对平静的。在英国，一种清晰可见的妥协意识，即懂得从边缘上退回一步，自1689年1月伦敦议会全体会议的辩论开始一直存续了几个世纪。当时非君主召集的国会会议仅凭通过一项法案这种简单的权宜之计就摇身变成了正式的两院制议会，此举表明了它的一种可以理解的愿望：想尽可能遵循1660年王政复辟时采用的程序形式来使明显不合法的变得合法化。在实质问题上，首要的当然是要达成一种共识，而不是去检验双方中任何一方所提出的那些更为极端的解决办法。结果，奥兰治的威廉〔4〕被立为国王，玛丽为王后。丹比〔5〕领导的托利党人本希望玛丽成为单独的君主，或成立某种摄政政府，以此种形式代替詹姆士二世进行统治。但这位信仰新教的英国救星不肯接受任何低于王位的头衔，所以只能如此。

尽管这样，议会仍然尽了一切努力来掩饰当时发生的是一场革命。虽然詹姆士那些所谓的违法行为——特别是他依赖一支常备军和为自己追索回豁免权和中止权——被正式宣布有罪，但《权利法案》却想尽招数，伪称被废国王其实是自动退位，王位空缺之后英国别无选择只能寻求奥兰治王朝的保护。尽管这似乎无法自圆其说，但它足以获得统治阶层绝大多数人的支持。当然，有例外是不可避免的。一些教士在坎特伯雷大主教桑克罗夫特〔6〕和曾在“七主教案”中帮助挫败詹姆士二世的两名主教领导下，拒绝宣誓效忠，即使效忠誓言经过了非君主召集的国会会议的慎重措词。另一些人，如诺丁汉的托利党人，他们是1681—1687年反抗运动中的宫廷支持者，则竭力想搞清合法国王的概念，即为什么国王的头衔应该这样由议会两院决定授予，而不是神授。

议会君主立宪制

然而，议会君主立宪制还是得到了广泛接受。但此中的深刻意义却被掩盖了，这不仅是因为在1689年人们有意想避免教条规定，而且还因为随后开始了漫长的苦难。被动服从和不抵抗仍是很有影响力的观念，它有周密的论据支持，强调1688年刮起的“新教之风”（the Protestant Wind）是神意，每个公民都应当与不管何种形式的当局合作而不应屈从无政府主义。这些观念持续影响一代人的头脑，给许多曾认为1688年革命是必要的但却难以承受其全部后果的人所感到的愤怒和绝望提供了一种合理的解释。此外，他们囿于18世纪英国国教的正统观念不能超脱出来，也帮助维护了这种正统观念背后的独裁主义，这种独裁主义后来仍然是美洲和法国革命时代政治意识形态中的一个重要因素。

但是，除此之外，可以说1688年发生的重大变革是真正革命性的。《权利法案》明确废除了曾构成1660年复辟政体基础的世袭权，取而代之的是通过议会表达的民意。先是威廉和玛丽，然后是玛丽的妹妹安妮，最后，在安妮的儿子格洛斯特公爵于1700年夭亡后，是汉诺威选帝侯（即詹姆士一世女儿的后代），他们的头衔都是经过有产阶级决定后授予的。在当时的西方世界，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际中，专制主义似乎都蒸蒸日上，因此这样一种变革的重要性不容低估。18和19世纪的辉格党人夸大了似乎在1689年获得了胜利的契约论的连贯性和完整性，却低估了这种理论带来的紧张、矛盾与冲突。不过，他们将该理论视为一个历史性的转折点，断然摈弃了原来的一整套政体观念，这从根本上说是正确的。

对外关系

君主地位是1688年革命党人有意识要解决的问题。不清楚他们当中是否有许多人预见到了其行动给英国与外国间的关系造成的影响。确实，在这方面，革命的重要性没有被否定，也是不容否定的。1688年以前，奥利弗·克伦威尔〔7〕、查理二世和詹姆士二世接连几任统治者的政策基本上都是亲法国和反荷兰的。1688年以后，法国多少成为了一个长期敌人，而且必然会不断与英国争夺海外霸权。冲突的规模也不同于过去。九年战争（1688—1697）和西班牙王位继承战（1702—1713）使得自伊丽莎白时代与西班牙争战以后就不曾再参与战事的英国既卷入了欧洲大陆战争又卷入了殖民地战争，而在此期间，作战技术和战略的复杂性都大大提高了。

英国人所担当的角色在这种即使不是不可预测，但至少也出人意料的革命结局中受到了各种因素的影响。就大方针而言，首要的任务是抵抗路易十四在低地国〔8〕的扩张主义政策，防止形成一个包括西班牙和法国君主政体在内的新的强大波旁帝国。商业的利益曾一度需要保护，以抵制荷兰的经济活动，而当时对来自法国的更持久竞争和挑战则必须采取一种主动出击的态度。而且特别重要的是，即使不能分享西班牙帝国的一部分领土，也要维护英国分享其贸易份额的权利。辉格党人把这些论点系统化，以支持其干预主义的外交政策，威廉三世和马尔伯勒公爵〔9〕在欧洲大陆进行的战役便非常清楚地体现了这种干预政策。但如果不是为了王朝问题，上述因素并不能促使许多英国人去同意在这些年中消耗如此庞大的费用和资源。九年战争曾被很恰当地称为英国王位继承战。若不是当初认为自己介入了英国事务后逻辑上必然导致英国国内的反法联盟，威廉很可能就不会于1688年在托尔湾武装登陆。〔10〕而事实上，由于路易十四贸然支持詹姆士二世，结果使威廉更有希望获得来自其新臣民的外交和军事支持。有一段时间，法国撤回了对詹姆士二世拥戴者的支持，并于1697年与英国达成一种不稳定的和平局面。可4年之后，西班牙王位继承权受到威胁，欧洲再一次处于战争边缘，这一次又是因为路易十四支持了斯图亚特王朝，这回是支持詹姆士的儿子老僭君，致使许多本不赞同的英国人也认为应当参与欧洲大陆的战争。

这些战争最惊人的一个方面是英方军事行动大获成功，特别是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中马尔伯勒公爵指挥的战役。不只是王位由新教徒继承这一点至少在当时得到了切实保证，更引人注目的是，不久前这个国家在众人眼中还只不过是法国的一个随从，而现在却赢得了新的声望。马尔伯勒公爵在布伦海姆和拉米利斯两地的胜利，更不要说乔治·鲁克爵士〔11〕在直布罗陀以及詹姆斯·斯坦厄普〔12〕在梅诺卡岛的胜利，使英国成为了欧洲大陆政治中的一个主要力量、地中海地区一个有实力的强国以及法国在海外的一个劲敌。这场战争后期阶段，军事方面的进展似乎随国家军费开支的削减而相应减少，这使得战争早期在布伦海姆取得辉煌胜利时所激发的远大抱负从此消匿，但是在1713年《乌得勒支和约》签订时，英国还是获得了足够多的筹码继续保持其早期军事胜利的影响，〔13〕甚至在欧洲制造了一种被法国外交历史学家称为“英国霸权”的印象。

国内影响

战争造成的国内影响几乎同样重要。在那个年代，和平时期军费每年支出200万英镑都会被认为过高，而这些战争的费用几乎达1.5亿英镑。如此高额的费用必然需要相应提高税收水平，从而产生了广泛的政治反响。但事后看来，更有趣的是账单上一大部分费用，将近三分之一，是靠借贷来支付的。这样的金额只有在一种活跃和灵活的货币市场中才能见到，比如17世纪末期的经济条件所生成的那种市场。尽管土地价值受到农业衰退的严重影响，但贸易在17世纪80年代中仍有极大增长，由此带来的投资盈余使经济受益多年。革命后的政府急需现金，准备以未来几代纳税人的收入作抵押来使利率具有竞争力，于是提供了前景看好的投资机会。

那些曾倡议并最终促成英格兰银行于1694年成立的金融业者基本上并未从事什么新活动。只要进行战争，政府就不得不依赖商业界的贷款。但这个时期不同的是，由于借款量特别大，因此必须具备政治基础的支撑。新政权的信誉实际上是以议会名义为基础的，依赖的是一种明确的默契，即有产阶级最终会准备好付账。〔14〕如果政权方面不能相应地认识到它必须与那些有产阶级及其代表密切合作，则不可能有这种默契。国债及其所涉及的一切都建立在这种把一个不合法的王朝与金融界以及广大纳税者联系在一起的基本的利益关系上。

战争一场接着一场，一个十年后又一个十年，债务负担增加了。一届届政府越来越难以避免借款，而那些提高的税收的主要作用往往只是用来偿还债务利息。事后看来，这种方式在当时的欧洲是独一无二的，其优势显而易见。政权的政治安全由此得到了加强，否则这个政权就多少有些不稳固。国家资源在战争中也激增，因为这种机制将个人财产汇入了公共开支。当时，种种弊端引起了更多关注。那些声称国债实际上能得到偿还，国家能够摆脱破产威胁的托词越来越无力。百姓历来对各种税收，尤其对新形式的税收没有好感，他们的焦虑使财政部和岁入调查委员会的工作越来越难做。

然而，即便在那时，也有人敏锐地觉察到新制度有一种相当可贵的政治优势，这来自它对议会，特别是对下议院的影响。因为新的制度下，一切都取决于议会在这个复杂程序中的作用，而议会则很珍惜自己在财政事务中的权利，这是可以理解的。土地税是保证纳税人承付国债的基本税收。但出于谨慎，一次投票所定的土地税额只管一年。海关税和消费税批准后虽然可以维持较长时期，但要想延长或更新则需经过极长久的争论和讨价还价。“预算”这个说法第一次使用是在亨利·佩勒姆〔15〕担任财政大臣期间（1743—1754年），它表面上是18世纪中叶的一项成就，但其基本特征却可以追溯到光荣革命时期，而且正是1689年的这一成果在此时发挥了无可比拟的作用，最终确保了议会在宪政发展中的核心位置。

在17世纪人们有时可能会认为立法机构有点荒谬并且特别令人恼火，是英国中世纪的遗物，不合理地阻碍了有效的君主制政体，彻底摈弃它反而有利。现在新政体的未来已有保障，自1689年起，议会每年都举行相当长时间的会议。在这个意义上，光荣革命使老问题有了全新的意义：18世纪政治家想的不是如何取消对议会的需要，或如何压垮它。相反，他们不得不考虑如何去操纵它。操纵议会的技巧将是乔治时代从事政治活动的关键。

教会

17世纪末进行政治革命，不可能不唤醒基督教会革命的希望或幽灵（这儿的提法取决于一个人的立场）。在这一点上，1688年革命之所以重要，可能不只是因为它所实现的，可能还因为它所未能实现的。当时许多人希望彻底修改17世纪60年代的教会决议案。曾经有过确立一种真正具有包容性的国家教会之说，而对于一些不信奉国教的人，特别是长老会教友来说，与国教和解的可能性似乎比1604年汉普顿宫会议〔16〕以来的任何时候都更大。但结果他们的希望破碎了。正如1662年的情形那样，英国国教会的地主势力不允许削弱国教的等级和主教制结构。这一次虽然没有激起劳德派〔17〕或高教会派那样的反应，但是任何与不信奉国教者诚恳和解的迹象很快就被消灭了。相反，在当时事态下，不信奉国教者所得到的少得不能再少，即一种勉强的宽容。1689年的《宽容法》（The Toleration Act）实际上允许不信奉国教的新教徒在英国国教主教特许的教区内自由信教，但他们必须遵守得到《教会统一条例》（The Act of Uniformity）承认的、《三十九条信纲》（Thirty-nine Articles）中所规定的教义规范。这似乎还远不如詹姆士二世为各类非国教徒所展示的前景。

由于这个原因，人们向来都贬低《宽容法》的重要意义。对于曾抵制住《赦免宣言》（Declarations of Indulgence）的诱惑并欢迎过奥兰治的威廉的人来说，以条件限定他们的信仰，准予他们一种有条件的自由这种奖赏似乎太可怜了。〔18〕但这种看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立场。对于在17世纪80年代初还遭到过残酷迫害的非国教徒来说，《宽容法》提供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法定保障。而在那些焦虑的教会人士眼中，更重要的是维持《王政复辟决议案》（The Restoration Settlement）的内容。1662年的《祈祷书》（The Prayer Book ）直到20世纪一直是英国国教礼拜仪式的依据。但是在1689年，《祈祷书》似乎为教义提供了一个可以比较随意讲解的平台，如果没有它，已确立的新教恐怕就会失传。〔19〕

自相矛盾的是，由此形成的英国国教的独霸地位却对18世纪英国被视为野蛮世界中的一个文明社会的声誉贡献甚大。一个除了很少几个教派和天主教之外几乎无所不容的包容性国教毕竟和一种与大量非国教徒并存的限制严格的宗教机构完全不同。其中的差异也许就是社会的宽容和多元化。从法律上认可信仰自由是欧洲大多数国家远远做不到的，伏尔泰〔20〕将之视为自由政体形成过程中的一个关键要素。如果是这样，这在很大程度上是革命的结果。

这些成就的一个代价就是社会局势紧张和政治矛盾重重，它们成为奥古斯都时代〔21〕的突出特点。最明显的紧张迹象实际上是宗教机构的困境。这个时期最强烈的呼声就是“教会陷入危难”。事后来看，似乎说不准它当时是否真的陷于危机。对于那些曾梦想复兴劳德教会的人来说，《宽容法》显然是个沉重打击。但在日益高涨的不拘泥于教义的自由主义理论和情感影响下，似乎多数人都觉得这个法案无关紧要。而且，《革命决议案》〔22〕（The Revolution Settlement）没有触动英国国教徒根据《宗教考查法》（The Test Act）和《市镇社团法》（The Corporation Act）所享有的政治垄断权。〔23〕但是，症结就出在这里。在现实中，一切迹象都表明非国教徒能够挑战和规避这种垄断权。许多非国教徒愿意偶尔遵奉国教会，每年按照国教礼拜仪式领圣餐，以满足法规要求，至于其余的仪式则在其自己的非国教徒礼拜堂中进行，这一直令他们的敌人很恼怒。偶尔遵奉国教的这种做法是否是在这个时期出现的不能肯定。但它此时毫无疑问更加明显了，因为非国教礼拜堂已得到公众认可，而且此时那些去做礼拜的人遵从了双重标准是人人都清楚的。

图1　教会陷入危难。这是1711年的一个扇面图案，颂扬了神父萨谢弗雷尔，画中还有在审判中支持他的6名主教以及其他英国国教英雄，包括玛丽时代的殉教者。画面左边是受到女王和上帝保护的英国国教。右边展示了共和主义和天主教会的威胁。

此外，17世纪90年代和18世纪头10年的大环境惹得国教教徒们焦虑不安，甚至歇斯底里。神学推测和自然神论趋势得到大量讨论并令人感到十分畏惧。约翰·托兰德〔24〕所著的《基督教并不神秘》是企图推广“自然神论”用以反对“天启”宗教的最早和最系统的尝试之一，它在1697年时掀起了一连串关于这类问题的争论。其中一些最尖锐的国教攻击者本身就是英国国教的牧师，这就让局面更加严峻。辉格党的怀疑论者塞缪尔·克拉克〔25〕 1712年时由于攻击三位一体论而招致了圣公会主教区会议的公愤；本杰明·贺德利〔26〕虽连续三次担任主教，但却否认其职务以及英国国教本身的神性。他们只是异端思想的较为突出的一些例子，这种思想似乎标志着英国早期启蒙运动的发展。

政党政治

高教会派对这些趋势的反应在安妮女王时代达到巅峰，有这么一个虔诚而且信仰上保守的女王在位更使他们有了动力。但是其动力更多是源于其他事态的发展，其中许多都与政党政治有关。托利党人经常将自己称作“教会党”，他们的号召力要极大地依赖国教会中的危机感。他们还广泛地争取边远地区的国教会地主势力在情感上的支持。对于这些地主来说，革命所开启的世界除了坏处什么也没带来。这个时期的一系列战争迫使直接征税达到了17世纪50年代以来的最高水平。每镑4先令的土地税对于当时已经遭受农业衰退影响的阶层而言是一个沉重负担。这些奉献都是为了战争，但战争却似乎恰恰是要让土地贵族的敌人获益，即那些在斯图亚特王朝末期的商业和金融扩张中十分活跃的商人、制造商，尤其是“金融业者”。这些人似乎往往是非国教徒，除了间接税以外他们几乎逃避了所有税收，而且始终如一地坚持辉格党的政治主张。

新旧政党体制之间的联系有时很薄弱。安妮统治时期的新托利党人常来自有清教或辉格党背景的家庭；他们的领袖罗伯特·哈利〔27〕自己就是其中之一。另一方面，辉格集团铁定心思争夺地位和权力，结果落了个不讨好的“党派先于原则”的名声，他们似乎不是1679年的乡村辉格党〔28〕的后人。但是，毫无疑问，18世纪初党派派性确实非常鲜明，并在1710年时达到高潮，辉格党人因为托利党神父萨谢弗雷尔博士〔29〕宣扬不抵抗的旧教条而控告他。随后在民众中引起了轩然大波，这清楚表明了光荣革命附带了政治不稳定的潜在因素。

1694年通过的《三年法案》（The Triennial Act）主要目的是为了迫使君王定期召集议会，但后来证明这是不必要的。不过，它还规定要经常进行选举，致使这段时期内选举矛盾无比紧张并且持续不断，远胜过了以往，以至在20年中进行了10次大选。此外，1695年《许可证法案》〔30〕（Licensing Act）失效，从实际上废除了国家审查制度，从而切实地为公众辩论提供了一个宽泛且不断扩大的论坛。因此，这些年中发生了一些关键的事件，比如建立格拉布街〔31〕，出现期刊印刷，以及发展形成了一批真正关心政治的民众等，并非偶然。

历史学家一般将安妮统治时期视为实现政治稳定的天然的背景环境。但当时人们从所见到和了解的情况来看，似乎建立君主立宪制和实现财政安全的代价就是政治混乱。

注释

〔1〕　托马斯·麦考利（Thomas Macaulay, 1800—1859），19世纪英国著名政治和历史学家。——译注，下同

〔2〕　除去新教占据的北爱尔兰省，整个爱尔兰都极力支持詹姆士二世。法国的路易十四给他配备了军队，他的第一仗就是围攻伦敦德里，但遭到居民们的坚决抵抗。他们坚持到英国救兵赶到，詹姆士不得不弃城而去。第二年威廉亲自率军到爱尔兰，在博因河战役（Battle of the Boyne, 1690）中击败了詹姆士。

〔3〕　尼古拉斯·艾斯特朗奇（Nicholas L'Estrange）属于罗杰·艾斯特朗奇（1616—1704）为首的家族。罗杰·艾斯特朗奇是资产阶级革命时有名的保王党人，写了不少政论传单和册子，后流亡国外。复辟后他主管过出版和印刷的许可证，以他狭隘的立场阻止了不少宗教和政治上持不同见解的作品的发表。

〔4〕　奥兰治的威廉（William of Orange, 1650—1702），奥兰治亲王，荷兰威廉二世之子，英国国王查理一世的外孙。光荣革命前夕他在荷兰联合省任最高行政长官。1677年他娶了詹姆士二世的新教徒女儿玛丽，因此成为英国资产阶级挑选的取代詹姆士二世的人选，光荣革命后成为英国国王威廉三世。

〔5〕　托马斯·奥斯本，丹比伯爵（Thomas Osborne, Earl of Danby, 1631—1712），托利党人，查理二世时的重臣。他促成了奥兰治的威廉与詹姆士二世之女玛丽的婚姻，后与辉格党妥协，共同迎进奥兰治的威廉。

〔6〕　威廉·桑克罗夫特（William Sancroft, 1617—1693）由于反对加尔文主义，他在清教革命后期一直流亡在外，于1660年复辟后回到英国。1678年任坎特伯雷大主教，并同6名主教一起联名反对《赦免宣言》。

〔7〕　奥利弗·克伦威尔（Oliver Cromwell, 1599—1658），英国资产阶级革命议会军首领，革命后的护国公，成为独裁者。

〔8〕　指荷兰、比利时和卢森堡。

〔9〕　约翰·丘吉尔，第一代马尔伯勒公爵（John Churchill, 1st Duke of Marlborough, 1650—1722），英国将军和政府要员，历史上最善战的军事将领之一。

〔10〕　1688年七位辉格和托利领袖联名致函奥兰治的威廉，请他率军来英国保卫百姓自由。数月后威廉于托尔湾（Torbay）武装登陆。

〔11〕　乔治·鲁克爵士（Sir George Rooke, 1650—1709），海军司令。他曾参加过英国与荷兰、法国等国的战争。

〔12〕　詹姆斯·斯坦厄普（James Stanhope, 1673—1721），将军。他在马尔伯勒公爵手下任过军职，参加了英国与西班牙的战争，后来在政府中担任财政大臣时协助沃波尔解决国债问题。

〔13〕　指Ultrecht Peace Treaty（1713）。这个条约已经与战争的起因无关，因为腓力仍旧继续做西班牙国王。在11年的战争中形势发生了变化，法国已经被战争拖垮，不再是英国的劲敌。条约中牵涉英国的主要内容是法国承认英国的新教国王，英国保有直布罗陀等领地。

〔14〕　原文...depended on without the clear understanding that the propertied classes would ultimately be prepared to foot the bill可能有印刷错误，似乎不应该有without这个词。

〔15〕　亨利·佩勒姆（Henry Pelham, 1696—1754），辉格首相。他执政期间进行了改革，减少了国债。

〔16〕　汉普顿宫会议（The Hampton Court Conference）是查理一世下令召开的。当时清教势力遍及全英国，他们激烈反对英国圣公会，认为它是与罗马天主教妥协的产物，并发动了约千名教会人员签名抗议国教会的一些仪式。但汉普顿宫会议并没有完成国王设想的调和任务，双方愤怒地互相指责，以致会议破裂。但是这个会议决定了编译权威英文《圣经》。这就是后来出版的钦定本《圣经》。

〔17〕　劳德（William Laud, 1573—1645），坎特伯雷大主教，是查理一世的心腹和坚定支持者。他对非国教信仰者深恶痛绝，采取极端举措，并因为干涉苏格兰长老会而引发那里的叛乱。他在清教革命后遭监禁，而后被斩首。

〔18〕　《赦免宣言》是詹姆士二世为了笼络非国教信徒以反抗议会而于1687年制定颁布的，给予了非国教信徒信仰自由，但他们仍然拒绝支持他。奥兰治的威廉和玛丽登基后不久《宽容法》出台，准许非国教信徒有信仰自由，但有很多限制，如不得担任任何职务。相比之下，《宽容法》在平等对待非国教信徒方面甚至还不如《赦免宣言》。

〔19〕　《祈祷书》全称The Book of Common Prayer，最早由托马斯·克兰麦（Thomas Cranmer）编写，于1549年问世。在玛丽女王统治期间被禁止。复辟之后它被宣布为唯一合法的教堂礼拜用书。它几经修订，最后的大修订是在1662年。

〔20〕　伏尔泰（Voltaire, 1694—1778），法国著名文人，既是小说家、戏剧家、诗人，又是历史学家和文学评论家。

〔21〕　这是对安妮女王统治时期的一种比喻称呼。

〔22〕　《革命决议案》指1688年光荣革命之后形成的规定，其中的一部分，即《革命法》（The Act of Revolution），规定詹姆士二世的非国教信徒的后代不准继位。

〔23〕　1661年通过的《市镇社团法》要求所有的市镇团体必须清除那些不肯按照英国国教会仪式领圣餐的成员，并要求每个成员公开宣布自己认为不得用武力反对国王，那是非法行为。1673年颁布的《宗教考查法》禁止罗马天主教徒、非国教信徒和犹太教徒担任政府和军队的官职。这样，实际上所有官员都只能由英国国教教徒担任了。

〔24〕　约翰·托兰德（John Toland, 1670—1722），英国自然神论者。

〔25〕　塞缪尔·克拉克（Samuel Clarke, 1675—1729），英国有神论哲学家。他欢迎科学，但用第一原因论来证明上帝是一切的最终起因。

〔26〕　本杰明·贺德利（Benjamin Hoadly, 1676—1761），主教，低教会派的领袖。

〔27〕　罗伯特·哈利（Robert Harley, 1661—1724）曾是辉格议员，后倒戈加入托利党。1714年他就任安妮女王的财政大臣，领导内阁。他是托利党和英国国教领袖，安妮女王的宠臣之一。

〔28〕　查理二世复辟后英国政界和宗教界出现了越来越明显的两派，其中一派叫做“乡村派”，受到保王的“宫廷派”排挤。辉格和托利两党就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

〔29〕　亨利·萨谢弗雷尔（Henry Sacheverell, 1674?—1724）的主要冒犯是在1709年的两次布道中攻击辉格党政府对非国教信徒太容忍。他被起诉犯有诽谤罪，在1710年被判停止布道三年。他的审判引发了轩然大波，使萨谢弗雷尔成为公众英雄。

〔30〕　《许可证法案》实际是新闻和舆论检查和管制的一个手段，比如1737年议会通过的《许可证法案》就取缔了菲尔丁的剧团，因为他的喜剧嘲笑了国王和政府。

〔31〕　格拉布街（Grub Street）位于伦敦中心商业区，是穷苦文人聚居的街道，在18世纪成为舆论中心。

第二章

罗宾〔1〕政府的兴起

1714年汉诺威选帝侯即位，使已经紧张的局面雪上加霜。安妮在世时，即使不从逻辑上，起码从感情上说，还可以把她视为斯图亚特家族的真正后人，守住了其家族的王位，或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为其家族托管着王位。但是，一个讲德语的汉诺威选帝侯到来后，坚决要干预国外事务并在国内大行辉格党之道，于是上述表象就很难再维持。从朝代的立场来说，在1714年有关王位的一切都没有定数。许多人怂恿老僭君回伦敦，劝他说为此值得放弃天主教弥撒；如果詹姆士三世能回归英国国教，肯定会为斯图亚特王朝第二次复辟创造更多的机会。但是詹姆士三世没有做出这种个人牺牲，所以1715年的詹姆士二世党人谋反就成了没有响声的湿爆竹。路易十四也死于这一年，之后，法国无力再参与在英国的冒险。即使在苏格兰，虽然那里是叛乱的发源地也确是叛乱中心，斯图亚特王朝的前景也不那么光明灿烂。1708年在一种相当紧迫的气氛中英格兰与苏格兰完成了联合，成为大不列颠王国，大大缓解了王位继承问题带来的麻烦。令许多苏格兰人感到悲哀的是，他们失去了自己民族的议会，也由此丧失了他们的独立。但是建立联合王国之举甚是精明，一方面可以维持苏格兰的法律和基督教机制，而同时又通过将其纳入英帝国体系为苏格兰提供了实际的商业利益。在这种形势下，1715年谋反的失败无论从哪一点来看都是注定难免的结果。如果说老僭君错过了他的机会，那么从另一个意义上说，他那显然成功了的对手乔治一世其实也错过了机会。

新政权

到安妮女王统治末期，老百姓厌恶战争，选举人疾呼“英国教会陷入危难”，尤其是女王自己也对辉格党集团感到恼火，这些都将托利党稳稳地置于驾驭地位。对于大多数托利党人来说，英国国教的利益优先于对斯图亚特王朝的忠诚。如果新政权能明智地采取一种与1689年威廉三世的策略类似的两党政策，本可能起到较大缓解作用，使1714年的过渡顺利进行。然而，乔治一世并没有这么做，相反，他太露骨地表明要让辉格党人独揽汉诺威王位继承的相关事务。〔2〕 1714—1721年间掀起了一场旨在确立辉格党统治地位的运动，全面疏远了托利党人，不必要地加剧了詹姆士二世党人谋反的危险，并很有可能导致重拟《革命决议案》。

首先通过了《七年法案》〔3〕（The Septennial Act），以确保新的辉格党政府在完成其大部分工作之前不会去面对无法驾驭的选民。据当时谣传，辉格政府到时候将取消对议会期限的所有法定制约，从而可能使“长议会” 〔4〕或“退休金领养者议会” 〔5〕再现。同时，安妮女王统治时期托利党人为约束非国教信仰而采取的《偶尔遵奉国教法》〔6〕（The Occasional Conformity）和《分裂法》（The Schism Acts）等措施也先被叫停，后于1718年被彻底废除。《大学法案》（The Universities Bill）的制定是为了让国王能完全控制牛津和剑桥的奖研金和奖学金，以便将主要培育英国教会及各种职业所需人才的院校变成辉格党人的独霸领域。尤其是1719年的《贵族法案》（The Peerage Bill）打算将贵族院（即上议院）大致限制在其现有规模。这将确保辉格党在上议院中的永久霸权，不管君王是否会改变主意，而且还将使辉格党人能够对影响其利益的法律进行内部核查。通过这个方案，他们开始在郡治安长官和治安官员中，在武装部队中，以及在政府各级行政机构中有计划地稳步清除托利党人。

如果这项宏伟的计划能够大获全胜，就会创建一种与当时瑞典形成的体制很类似的制度，不过瑞典的这种体制致使该国50年虚弱无力，并充满了贵族间的党派之争。或者也可能确立一种寡头政治，像曾令17世纪英国几代人畏惧的绝对君主专制政体一样权力无限。再或者，它可能会使18世纪几乎无法实现其最有代表性的成就之一，即形成稳定而灵活的政治结构。然而，这项计划最终失败了，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辉格党人内部产生了分歧。乔治一世统治初期，一些辉格党大家族联合起来打垮其对手，他们的计划当时进展顺利。但事实证明这种联合都不长久。

新国王的对外政策造成了严重的紧张局面，他明目张胆地动用英国海军力量来满足汉诺威在波罗的海的野心。而且，内阁中争夺优势地位的斗争也日益激烈。最终，辉格党于1717年分裂，使沃波尔〔7〕和汤森〔8〕成为在野反对派，而斯坦厄普和森德兰〔9〕在宫廷的位置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牢固。宫廷政治也发生剧变。国王的儿子，未来的乔治二世及其妻子卡罗琳公主明确表示愿意站在汤森一边，由此开始了汉诺威王位继承人搞政治阴谋的长久传统。在这种情况下，斯坦厄普建立辉格主义之乐土的宏伟计划几乎无望完成。在下议院，沃波尔亲自领导击败了《贵族法案》，并迫使议院废弃了《大学法案》。如果说此时内阁还对其计划不会彻底失败抱有一线希望的话，那么这种希望在南海泡沫事件之后就很快破灭了。

南海泡沫事件

事后来看，南海泡沫事件以及随之发生的金融大崩溃有某种必然性，它似乎是此前几年中伴随“金融行业”兴起而极度膨胀的重商主义的必然结果。然而，导致这场动荡的计划方案最初还是不错的。英格兰银行代表的金融利益集团在战争期间从其投资中获得了丰厚的利润，而且国家债权人之间的竞争显然还存在更大空间。安妮女王统治时期的托利党大臣们确实鼓励于1711年成立南海公司，想要以此有效地替代辉格党的银行。而且，几乎可以肯定资金是有的，不只是伦敦商业中心区有，小规模储蓄者那里通常也有，可以对国债进行更长期和更合理的投资。1719年的南海公司计划似乎筹划得很好，一方面要重新分配国债，另一方面要为国家财政部提供更优厚的条件。

麻烦不是出在计划的基本逻辑上，而是出在它所涉及的众多不同利益集团上。对于南海公司的董事，尤其是发起这一计划的核心集团而言，不只要为自己，而且要为许多朝臣、内阁成员和下院议员谋取厚利，因为这些人的支持在政治上至关重要，可以保证他们的提案获得通过。这种支持是通过提供价格优惠的股票，甚或通过公开贿赂、赠予股票这样的代价换来的。简言之，参与经营南海计划的许多人的强烈兴趣都在于迅速获利，而迅速获利的唯一途径是提高公司的潜力，使之远远超越与其竞争的其他投资机会。

这一计划的实行仰仗该公司南海贸易的吸引力。1713年的《英西条约》使该公司得以垄断西班牙奴隶贸易并在西属美洲殖民地的欧洲产品市场中占有重要份额。理论上，这预示了一个最有希望的前景。但实际上，要管理这种离伦敦如此遥远的贸易困难极大，而且英国与西班牙政府之间的矛盾常常很激烈，根本无助于解决这些困难。在短期内，贸易不太可能获利，即使经过一段时间，恐怕也很难达到1719年时那些异想天开的人所期望的那样。但是在1720年初盛行的疯狂投机买卖中，这些现实很快便被遗忘。只要股票价格上升，新投机者便不断受到蛊惑去投资，使那些已经买入者能以相当可观的利润抛出他们所持有的股票。资金不断流入成为发行新股的正当理由，也使宣称投资能够持久获利的声音益发理直气壮，更不用说给政客们带来了更丰厚的报偿。这种局面是由一个腐败的政权、一群天真的投资民众和一笔既成事实的国债共同造就的。于是不可避免的事情发生了。

南海的泡沫一步步增大，同时促使更多骗人的泡沫在一些令人更难以置信的项目中出现。当最终信心严重缺失，并且泡沫破裂以后，所出现的后果是灾难性的，尤其是对那些卖掉了大量地产或其他形式的财产去以荒唐的虚高价格买进股票的人而言损失更是惨重。几乎没法对这些受害者作任何补偿，他们绝不只来自最富有的阶层。议会快速通过了一项条例，严格限制此后的合股公司，但这实际上是亡羊补牢的做法。必须采取更激烈的行动才能尽量减少对政权的危害。国王和威尔士亲王公开言和，在野辉格党被迎回重掌职权，汤森开始争取国王情妇肯德尔公爵夫人的亲善，而沃波尔则设法让下议院通过了一项解决泡沫危机的办法，这样至少能保护国债并挽回朝廷的脸面。

沃波尔因此得了一个“庇护”高官腐败和欺诈行为的永久名声。其实沃波尔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受到了当时极其严峻局势的助推。牵连进1720年肮脏交易的也有许多是托利党人，他们并不比其辉格党对手更愿意公开曝光。而且，南海泡沫事件是一场国际性危机的一部分，这场危机在巴黎和阿姆斯特丹都引起了程度相当的灾难；因此将一部分罪责归咎于一些与伦敦商业中心区或朝廷中的个人皆无关系的客观经济力量也并非全无道理。不管怎样，国王的内阁大臣们，除两三个适当的替罪羊外，都获准逍遥法外。对沃波尔来说，这一切都代表了一项重大的政治胜利，最终以幸运地消灭了对手而告捷。两年内，斯坦厄普和森德兰相继去世，英国即将步入一个由沃波尔独掌大权的新时期，或如其反对者所说的，“罗宾政府”（Robinocracy）时期。

疾病和死亡

当然不能指望当时的人能够预见到后来的相对稳定局面。18世纪20年代多灾多难，尤其是在最基本的人类健康和生存方面。20年代一开始，不只是发生了南海泡沫事件，而且还弥漫着对鼠疫降临的恐惧，该疾病当时正在法国南部肆虐，随时可能从马赛经海运航线传播到伦敦。但结果证明这种恐慌是没有道理的。自大约400年前黑死病第一次暴发以来便定期蹂躏欧洲大部分地区的病菌，此时即使没有灭绝也正趋于休眠状态。但这种趋势在当时并不容易看出来。而且不管怎么说，还有非外境传入的、本土滋生的疾病仍在继续固执地左右着人们的生死。

18世纪20年代末期，这方面的情况尤其悲惨。乔治二世统治的头三年，从1727年开始，英国连续三年一波又一波地遭到天花和类似流感感染的折磨，当时众说纷纭，人们很不准确地把这种感染描述成发冷和发热病。人口统计显示其后果是极严重的。17世纪70年代起一点点缓慢增加的人口，在这场显然是16世纪80年代以来最严重的死亡危机中似乎多半都被吞噬掉了。到1731年时，英国总人口约为520万，很可能比17世纪50年代中期克伦威尔统治时的英国人口还要少。

腐败和犯罪

这个时期流行的疾患不只是生理意义上的。南海泡沫事件所凸现的贪婪、欺诈和疯狂也在蔓延，它们被报刊和布道者指斥为随后几年中最主要的罪恶。如果说生活奢侈和浪费是原因，那么道德沦丧和腐化堕落则是后果。

当时将公共生活搞得乌烟瘴气的一些重大丑闻似乎可以为此提供触目惊心的证据。一系列议会调查揭露了高官中普遍存在的腐败现象。调查发现，德文特湖地产托管人曾纵容以人为的低价格将没收来的詹姆士二世党人的财产出售给他们自己人。慈善团体的职责本是为穷人提供就业机会和帮助，但其经管人和行政人员却营私舞弊、挪用甚至公然侵吞钱财而被判罪。这两起案例都牵涉到地位显赫的下院议员和政府支持者。而更轰动一时的是大法官麦克莱斯菲尔德伯爵〔10〕因组织出售法官职位而遭到控告。当发现这个蒸蒸日上的商业法部门的经费竟来自委托大法官法庭管理的私人财产获取的收益时，就连其内阁同僚也拒绝替他辩护。居然连衡平法的护卫者们都这样以身试法，当场被抓，这在当时那个极其尊重财产权的年代似乎特别令人震惊。

此外，公开的犯罪行为可能一点也不亚于私下犯罪。犯罪虽是反映社会情况的一面哈哈镜，但仍然是一面镜子。它似乎越来越有组织、越来越商业化，并越来越玩世不恭。小偷团伙头目乔纳森·怀尔德就是其时代的一个恰当代表。他主要靠指使自己的手下去偷盗，然后再将盗来之物归还其所有者来牟利。他的成功依赖的是治安官们与他们在大都市的警官之间的狼狈为奸。他的团伙只是日益兴旺的犯罪经济中发展出的一支。皇家狩猎场的偷猎者往往是有组织、有秩序地向伦敦市场供货的团伙。南部和东部海岸的走私者会遵照市场原则和经济准则行事，他们也频频得到官员和广大民众的配合。

当局几乎是竭尽全力来对抗这些威胁。依据一条法律细则，怀尔德最终被绳之以法，于1725年被处决，他也因此成为一个大众传说人物。温莎皇家狩猎场以及其他狩猎场的偷猎者成为了新法律，即严厉的1723年《黑色法案》制裁的对象。他们不得不一直等到20世纪才获得民间英雄的身份，而这也是因为历史学家们要将他们作为一种大众文化的真正代表才给予了他们这种身份。至于走私犯，政府越是要奋力查禁他们，他们似乎还越发猖獗起来。18世纪30年代走私犯最为活跃，他们甚至能够与乔治二世的骑兵队展开激战，义无反顾地为消费社会效劳。

讽刺与辩论

讽刺与辩论是汉诺威王朝初期出现在英国的现象。谈到这方面，最好不要把南海泡沫事件看成英国光荣革命之后的大结局，而应看成是18世纪中期繁荣、庸俗和重商主义的一个壮观开场。这种戏剧比喻在此特别恰当，因为这个时期在表演艺术史中具有特殊的意义。18世纪20和30年代，伦敦剧院数量显著增加，而且其政治作用日益加强。在朝廷采取行动于1737年获得广泛的审查权力之前，〔11〕伦敦的剧院以及报刊一直充当论坛，掀起一场愈来愈激烈的批评运动，矛头直指泡沫事件期间和之后新兴的那个社会。

最能体现这种批评力度的是1728年获得巨大成功的约翰·盖伊〔12〕的《乞丐的歌剧》。虽然不能肯定该歌剧是否真的意在进行政治讽刺，但很说明问题的是当时的舆论氛围立刻认为它是这样一部作品。盖伊反映的就是当时人们普遍忧虑的问题，即英国社会制造出的错觉和虚假幻觉。它很明显地将乔治二世的宫廷描述成小偷的厨房，将统治阶级的道德观与伦敦黑社会的道德观等同起来。菲尔丁〔13〕后来又更进一步，毫不留情地把乔纳森·怀尔德与罗伯特·沃波尔作比较。在蒲柏〔14〕的《群愚史诗》、斯威夫特〔15〕的《格利佛游记》，以及博林布鲁克〔16〕的《手艺人》中也都有非常相似的主题，所有这些都是令人瞩目的十年辩论和讽刺的产物。其中许多东西是人们所熟悉的，比如退回到古典主义中去，呼吁乡村价值观念，展现乡村田园生活的魅力，尤其是对18世纪初期的重商主义造就的那所谓人造金钱世界进行不懈的批判。在这些方面，的确可以说沃波尔时代文学和新闻中的谩骂是这股奔流了多年的潮流的最后一次喷涌。但是，这种批评在启示未来方面，或正面地积极地分析其他可能性方面，显然存在着欠缺。

沃波尔的发迹

当盖伊的观众们在麦基斯身上窥到沃波尔政治的实质后，他们就抓住了这个时期形势中最重要的一个方面，也就是汉诺威政权的政治特性与当时认为的社会弊端之间有着密切联系，即使这种联系还没有稳固确立，至少已可为人们所见。除个别的例外（特别是漫画家威廉·贺加斯〔17〕，他将大部分精力用于讥讽礼仪和品行），伦敦的知识分子和艺术精英们都不约而同地将沃波尔作为自己作品中主要的恶人。他的典型形象是一个诺福克的暴发禄虫，靠着一贯腐败致富（1712年时，他曾因在公务上侵吞公款遭到托利党人的起诉），因为不讲原则和屈从于朝廷观点而得以升迁，掌握最高权力。1727年以前，其内兄汤森分享着他的权力并与他一样不得人心。但是，乔治一世死后，新国王的即位将沃波尔彻底置于众目暌暌之下。沃波尔机敏地操纵乔治二世，尤其是卡罗琳王后，排挤所有与他争夺权力的对手，就连汤森也在1730年时被排挤出局。由此，他很快便独揽大权，这恐怕是自17世纪70年代丹比执政以来从未有过的。而国王本身不得人心肯定也助长了这种局面，国王毫不掩饰自己对德国环境和随从的偏爱，而且根本不想提高自己在英国公众心目中的声望。

沃波尔的霸权必然使他本人成为格拉布街的众矢之的。他被描绘成“大伟人”、“英国大人物”、“人山” 〔18〕。他有时也以制造幻觉政治的完美代表——诺福克的骗子、萨沃伊的表演者〔19〕、魔术师帕里努儒斯〔20〕、巫师墨林〔21〕、总庇护人等面目出现。无数攻击文字和出版物中都将他描绘成一个名副其实的政治魔术师，对喜怒无常的乔治二世的把持和对原本难以收服的议会的控制正是他高超技艺的体现。

沃波尔在当时及之后的成功被归结于他巧妙地利用了影响力甚至贿赂。与前几年政治混乱的状况不同，稳定似乎成了这一时期的显著特征。照此观点，这种稳定可以被视作是各种对这届政府有利的因素自然累积的结果。由于战争，特别是由于新财政系统的运转所需庞大机构的出现，政府得到了扩充，由此产生了大量支持和赞助政府的新的庇护人关系。此外，由于革命后政府绝对需要在下议院获得足够的多数，这更是有力地刺激了其利用这些关系来操纵议会的做法。于是便出现了一派更加庞大、更听话的朝廷和财政部门人员，来弥合国王与下议院之间由来已久的隔阂，并逐步开创一个行政部门与立法部门和睦相处的新时代。

这种观点很有意思，但并非它的所有前提都可靠，而它所有的结论也并非全是必然的。沃波尔的管理之术远算不上新奇。至少从查理二世起便接连有内阁大臣用这些方法来确保下议院中有相当数量的朝廷派。为私利而任命官吏和追逐名利，更不用说普遍存在的腐败事实，一直是安妮及其后继者统治时代的显著特征。从某些方面说，沃波尔内阁时期的和平年月确实减少了可利用的庇护关系的数量。沃波尔及其得力的后继者亨利·佩勒姆的确是机敏过人，御局有术，两人都把朝廷派变成了一种特别有效的控制工具。但是要建立乔治王朝时期英国那种正统的议会体制，单靠庇护人制度是不够的。

这并非要否定沃波尔无与伦比的个人才能。作为一名朝臣他的确是个盖世奇才。他对王后和国王的操纵（对后者的操纵一部分是通过王后来实现的）确是将谄媚奉承和威逼利诱发挥到了极致，这在赫维勋爵〔22〕的回忆录中有精彩描述。赫维勋爵曾与卡罗琳王后关系亲密，所以有大量机会目睹沃波尔的种种手段。朝臣能左右逢源并不新鲜。更令人惊叹的是他富于才智，善用权谋，且能收放自如，沃波尔凭着这种能力同样游刃有余地操纵着下院议员们。

在这方面，沃波尔身为首相仍决定留在下议院的决定起了相当关键的作用。以前的大臣历来都去上议院，但沃波尔却打定主意要留在能够最终控制政府财政大权的下议院。作为辩论家，他虽有些生硬（这不一定是个缺点），但却很有技巧且极有说服力。作为调解人，他特别能够探明并执行具有代表性的乡绅的意见。但最重要的是他的政策，确与其辉格党老同僚的派性做法大不相同。他不想加深旧恨，这在他对待教会的方式中表现得尤其突出。借助《免罪法》（The Indemnity Acts），不信奉国教者可以享有信仰自由，甚至能享有一定的地方权力。但是，原则上他并没有真想打破英国国教会的垄断局面，因此英国不得不又等了100年才废除了《宗教考查法》和《市镇社团法》。在其他地方，如各种团体和市政机构、大学甚或议会自身，也没有任何关于大规模变革的认真讨论。辉格党与法国和平共处的政策到沃波尔执政时变成了一项与所有人和平共处的政策，而且该政策有一个异常可贵之处，那就是低税收。

图2　罗宾政府的政治。沃波尔时代的政治漫画粗俗但有力。（上图）：沃波尔（手拿魔棒）和王后卡罗琳正在用魔水控制暴躁易怒的乔治二世（被画成半人半兽的森林之神模样）。（下图）：大屁股用来暗喻继沃波尔之后的联合内阁，它表明了该漫画创作者对其保证减税和打击腐败等承诺的看法。从这些作品顺带可以看出当时人物漫画发展的不成熟；不论是上图中的沃波尔还是下图中央的托利党领袖约翰·海因德·科顿爵士（Sir John Hynde Cotton）在形象上都与本人没有任何相似之处。

理论上，辉格党继续保持了无上权威。而实际上，沃波尔却巧妙地改变了汉诺威政权的基础。不再采取强制胁迫手段，而是试图达成共识；不再以排斥异己的寡头政治为目标，而是代之以一种虽不那么令人振奋但却稳固的统治联盟，这种联盟向所有人敞开，只要他拥护那些模糊的“革命原则”，哪怕只是口头上支持。

庇护人制度和政治稳定

即使没有沃波尔，汉诺威政权最终也会对政治格局产生重要影响。单就腐败而言，关键的问题并不是沃波尔的新管理方式，而是一边倒的庇护人制度。1714年以前，朝廷政策的无常或不连续，使得官吏和庇护人很难进行投机钻营。从位于选民金字塔顶端的市镇商人到位于底部的卑微收税官或普通议员，都弄不清该去何处谋权谋利。安妮女王时代政党政治的不稳定也多半源自这种心态上的摇摆不定。1715年以后，公众生活的一个简单而重要的事实为不只一代人解决了这个问题。乔治一世和乔治二世都反对让托利党人进入内阁，除了1743年在沃波尔倒台后的动荡局势中产生的为期不长的联合内阁外，托利党40多年一直在野。

然而矛盾的是，这种排斥异己反倒进一步保障了内阁的稳定。托利党在朝廷的朝臣们毫无疑问首先是朝臣，其次才是托利党人。他们当中许多人无法忍受永远与官爵和名利无缘的前景。而且，沃波尔式的辉格主义并不很严格，其中许多人的家族过去曾站在托利党一边，但他们几乎轻而易举地就认同了辉格党的新原则。那些出于利益或本能自然向朝廷政治靠拢的人尤其如此。康沃尔郡的临近市镇在世纪之初时曾为辉格党和托利党分踞，到18世纪30年代时，已全部成为辉格党的可靠地盘。尽管1712年时哈利曾使托利党成为了上议院的多数派，但上议院只有少数托利党贵族继续忠于他们在下议院中的朋友。这种变化并不是突然一下子发生的，而是稳步和持续出现的，而且18世纪最重要的一些政治人物，包括皮特和福克斯家族都牵涉其中。

苏格兰和爱尔兰的事态发展与此有些类似。让苏格兰政治家进入威斯敏斯特〔23〕的举措为他们开辟了新的庇护领域。同时也有效地激励了伦敦的政治家对他们出手相助。这样，英格兰与苏格兰的辉格党人都能从中得益。爱尔兰虽没有失去自己的议会，但实际上很少能挑战威斯敏斯特的最高权威。伦敦和都柏林的国王拥护者们大多时候能够协调合作。在爱尔兰，大多维系政府顺利运转的赞助费用出自爱尔兰人自己。苏格兰的情况和爱尔兰的情况还有其他一些差别。在苏格兰，最具威胁性的怨恨情绪来自被挫败的詹姆士二世党人。而在爱尔兰，虽然被疏离的天主教农民在数量上远远超过新教徒，但心存怨恨的其实是那些心怀不满的辉格“爱国者”。

沃波尔和佩勒姆执政时的政治稳定局面是汉诺威体制的一个主要成就，但也不能言过其实。乔治二世统治时期的政治并没有落到波澜不兴的地步，尽管人们通常这样认为。汉诺威王朝支持辉格主义，尽管这种主义有些软弱无力，这样做的代价是永远疏离死硬的“地方”托利党家族。这些家族虽然很少培养出一流政治家，但一直保持着某种在野党的活力，并成为其他潜在敌对力量的核心。他们让那些改变立场的同党的日子很不好过。例如，当他们的一位贵族领袖高尔伯爵〔24〕加入亨利·佩勒姆的阵营后，1747年的大选在高尔的家乡斯塔福德郡就造成了几乎空前的骚乱。事实上，托利党在各郡都有自己的据点。在那些享有40先令终身不动产的选民中，尤其在英格兰中部诸郡、西南部诸郡以及威尔士，他们得到了一贯的，甚至是越来越多的支持。在其他地区，他们即使不占优势也很有影响力。英国教会的托利主义在辉格党持续不断的徇私舞弊行为影响下注定要被削弱，但教会最大的神学院之一，牛津大学，始终忠于英国国教，而且托利党家族有着足够的教会庇护来维持其强有力的影响。在许多城市中也蕴藏着有可能反对当时政权的潜在力量。例如，在伦敦、布里斯托尔、诺维奇和纽卡斯尔，都有民众参与政治的悠久传统，还有许多托利党煽动者可以利用的导火索。沃波尔体制的基础非常广泛，不能将之视为狭隘的寡头政治，但是如果一大部分地主和教士阶层以及城镇中大量中层和下层民众都反对它，那么当时的稳定局面可能只是徒有其表。

图3　宗教自由主义式的办学。这是剑桥郡巴勒·格林镇的一所典型慈善学校，于1708年由该村镇的教区长创建，提供校长的膳宿。校长按要求应当“勤勉并如实地教授巴勒·格林镇最贫穷的孩子以及其他居民阅读《圣经》、写一手好字和学会算术”。

政权面临危险

很自然，只有当政权本身分裂了，才具备爆发真正危机的条件。18世纪30年代初期，朝廷中出现了一个由沃波尔对手组成的危险联盟与沃波尔对峙。众所周知，沃波尔曾企图扩展其消费税制度，这个计划在财政上是合理的，但在众多厌恶新税收和惧怕政府官僚机构扩大的英国人当中却激起了最深、最强烈的反感，这便使沃波尔的对手有机可乘。沃波尔不得不在1733年决定撤销其计划，〔25〕再加上乔治二世坚决支持他、反对其朝中的对手，这才保住了他的政权。即便如此，1734年的大选仍引起了对他的广泛反对，并严重地削弱了他在下议院的多数优势。

四年后出现了甚至更加严峻的局势。1738和1739年间出现了一种鼓动对外扩张的、势头强劲的煽动言论，要求对西班牙帝国采取进攻性姿态，这种煽动因得到威尔士亲王弗雷德里克〔26〕的支持而愈加危险。随之形成了由遭疏离的托利党人、心存不满的辉格党人、怀有敌意的商人、有公众影响力的政客以及王位继承人组成的联盟。这个联盟的确很危险，它最终不仅迫使沃波尔进行了一场令他深恶痛绝的战争，甚至导致了他于1742年下台。期待权益问题〔27〕特别令人不安；它后来也给佩勒姆带来了相同的问题，直到1751年弗雷德里克去世。

即使没有这些内部压力，辉格党的至高权威也遭到了极大反对。詹姆士二世党人的威胁很可能被夸大了；那些曾为“海峡对岸的国王” 〔28〕举杯祝福的人当中是否真有很多会为了斯图亚特王朝而拿自己的财产或性命去冒险，恐怕还很难说。他们的抗议用的是象征性的酒杯和盾牌，而不是步枪和刺刀。不过，他们当中一些更忠心的人得到了一定的鼓励。英国参与了奥地利王位继承战（1740—1748年），不只是在海外反对西班牙，而且还在欧洲大陆反对强大的波旁家族联盟。在这场战争中，乔治二世主要关注的似乎是保护其热爱的选帝侯领地；由此他与国内利益集团发生冲突，尤其是把英国的钱财和英国人的鲜血投洒到德国和荷兰的做法更是不得人心，给了爱国的政治家们大量的把柄来攻击当时的政权。

沃波尔很久以前曾预言，战争将意味着在英国土地上争夺英国王位继承权，事实证明的确如此。1745年詹姆士二世党人侵入，给汉诺威王朝造成了全面威胁。按照欧洲的标准，英国的常备军规模很小；1745年12月小僭君带领一小支胡乱拼凑起的部队深入英国中部腹地，即便这样一支队伍也使防御者们精疲力竭。由于没有托利党的支持，政府早已放弃了有战斗力的民兵力量，许多乡绅至多也是不很情愿地表示中立。詹姆士二世党人的军队被击退并最终在卡伦顿被镇压，之后对苏格兰高地地区展开的凶猛而恐怖的清剿说明了伦敦当局有多么担忧，多么恐慌。从这些方面以及其他一些方面来看，1745年的危机有助于纠正一些关于辉格政府对自己甚为满意之类的过分平和的描绘。惯常所见的政治上冷漠和贵族式优雅的画面可能会误导人。它与1745年叛乱者杂乱但却血腥的造反情形很不相符，即使18世纪50年代初相对安静的年月也不完全是平和的。例如，尽管佩勒姆曾用机敏高超的手段引导其国家安全但也许有些不光彩地走出了战争，并凭其财务方面的聪明才智降低了国债所面临的风险，但是事实证明他也会错误判断政治气候。他于1753年出台的《犹太法案》（Jew Bill）旨在缓解英国犹太社区一些公民权利被剥夺的状况，但却引发了高教会派的敌视和抵制浪潮，结果他被迫放弃了这项得罪人的措施，以免在1754年大选中为此而尝苦果。再者，詹姆士二世党人的威胁和征讨还远未结束。一直到1753年，伦敦仍在津津乐道一个詹姆士二世党的叛乱者被当众绞死的场面。毫无疑问，18世纪的政治在某些方面是较为温和，但并不总是如此。

注释

〔1〕　罗宾是罗伯特·沃波尔的昵称。

〔2〕　为了感谢帮助他登基的辉格党，乔治一世登基后解散了托利政府，起用辉格党组阁。辉格党当权后马上开始弹劾前托利内阁成员，党派争斗变得激烈起来。

〔3〕　辉格党政府为了保证继续执政，就立了这个法，废掉了原有的《三年法案》，把当时的议会任期延长为七年。

〔4〕　“长议会”指资产阶级革命前夕查理一世在解散了1640年成立的议会后，出于对苏格兰开战的募款需要又于同年召集的议会。被查理解散的寿命不到一年的议会叫“短议会”，而后召集的这个议会持续到1653年，因此得名“长议会”。

〔5〕　“退休金领养者议会”指查理二世复辟后解散了“特别议会”，于1661年召开了新一届议会，其议员大多是保王党分子，很多都上了年纪，或者是退伍军人，因此得名“骑士议会”，又称“退休金领养者议会”。

〔6〕　安妮女王时第一届托利议会的下议院提出了《偶尔遵奉国教法》，为的是应对《宗教考查法》，给非国教信仰者提供遵从双重标准的可乘之机。

〔7〕　罗伯特·沃波尔（Robert Walpole, 1676—1745），诺福克郡世袭辉格大家族之子，在安妮女王时就担任议员和政府官员，到乔治二世时期他的政治生涯达到顶峰。

〔8〕　查尔斯·汤森（Charles Townshend, 1675—1738），政界人士。安妮女王时他曾参与英格兰与苏格兰成立联合王国的协商，1715年镇压了詹姆士二世党人叛乱，并带头迫害失利的托利党人，与沃波尔长期合作。

〔9〕　查尔斯·斯潘塞·森德兰（Charles Spencer Sunderland, 1674—1722），政界人士。他是辉格党主将，1708—1710年间主持党务。1710年辉格失利，他也随之倒台。但1718—1721年间，在乔治一世治下他又回到政府并任要职。

〔10〕　麦克莱斯菲尔德伯爵（Thomas Parker, 1st Earl of Macclesfield, 1666—1732）的名字是托马斯·帕克。他于1725年被判罪，送进了伦敦塔，后通过付30,000英镑赎金被释放。

〔11〕　这里指的就是1737年通过的《许可证法案》（The Licensing Act）。菲尔丁的剧团就因此解散。参见此处。

〔12〕　约翰·盖伊（John Gay, 1685—1732），作家，蒲柏和斯威夫特的好友，著有诗歌、寓言等，但最知名的作品就是《乞丐的歌剧》（ The Beggar's Opera ）。

〔13〕　亨利·菲尔丁（Henry Fielding, 1707—1754），著名小说家，著有《约瑟夫·安德鲁斯传》、《弃儿汤姆·琼斯传》等小说。这里提到的把乔纳森·怀尔德与罗伯特·沃波尔作比较是他的小说《大伟人江奈生·魏尔德传》（ The Life and Death of Jonathan Wild the Great ，1743）。

〔14〕　亚历山大·蒲柏（Alexander Pope, 1688—1744），诗人，18世纪英国新古典主义诗歌的代表人物。他在英雄双韵体诗歌创作方面成就斐然，达到了这类诗歌的顶峰。

〔15〕　乔纳森·斯威夫特（Jonathan Swift, 1667—1745），讽刺散文大师和小说家，著有不少政论性散文。他最知名的作品是《格利佛游记》（ Gulliver's Travels ，1726）。

〔16〕　亨利·圣约翰·博林布鲁克（Henry St. John Bolingbroke, 1678—1751），子爵，下议院议员。《手艺人》（ The Craftsman ）是1726年由尼古拉斯·阿默斯特（Nicholas Amhurst）创办的一份杂志。博林布鲁克从1730年5月至1731年负责编写该杂志的“英国历史评论”（Remarks upon the History of England）栏目，还于1733年发表了名为《论党派》（ Dissertation upon Parties ）的文章。

〔17〕　威廉·贺加斯（William Hogarth, 1697—1764），画家和雕刻家。他在19世纪得到的评价比18世纪更高。

〔18〕　“人山”（the Man Mountain）是斯威夫特寓言小说《格利佛游记》第一卷中小人国上下对格利佛的称呼。

〔19〕　萨沃伊（Savoy）是伦敦一个剧场的名字。

〔20〕　帕里努儒斯（Palinurus），希腊罗马神话中的人物，他的故事见维吉尔的《埃涅阿斯记》。

〔21〕　墨林（Merlin）是《亚瑟王传奇》中的巫师和魔术师。

〔22〕　约翰·赫维（John Hervey, 1696—1743），政客和作家，著有《乔治二世王朝回忆录》（ Memoirs of the Reign of George II ），对后世认识18世纪具有重要意义。

〔23〕　指伦敦英国议院或政府。

〔24〕　约翰·勒维森-高尔（John Leveson-Gower, 1st Earl Gower, 1694—1754），曾是托利议员，后改变了立场。

〔25〕　这里指的是Excise Bill，用来阻止当时严重的走私活动。由于引起了强烈反对而被迫于1733年撤销。

〔26〕　弗雷德里克（Frederick Louis, Prince of Wales, 1707—1751），威尔士亲王，乔治二世的长子。他反对沃波尔，是他与乔治二世的争吵最终决定了1742年沃波尔的下台。

〔27〕　the reversionary interest是个法律术语，但在18世纪它有特殊含义。在18世纪这个词牵涉到托利和辉格两派中一派得到国王支持，另一派就支持王位继承人，以期望将来得益。这里指的是国王和沃波尔的反对派支持弗雷德里克亲王，期望亲王继位后得到权力和好处。在这一具体情况下，the reversionary interest译成“期待权益”比较贴切，它是到18世纪中后期才凸显的现象。本书此处谈到老皮特搞两党平衡时再次使用了这个词。

〔28〕　即居住在法国的安妮女王的弟弟詹姆士三世。

第三章

工业和赋闲

詹姆士二世党人垂死挣扎之时也恰好是工业化之前的社会消亡之时。根据较早的记述，被称作工业革命的巨大经济发展和变革开始于18世纪中叶。但这个事后看来似乎为工业腾飞提供了平台的时期在当时却被普遍视为令人担忧的衰退时期。如何评价这个时期，现在仍存有争议未决的问题。

18世纪30和40年代，农产品价格格外低；一些重要的工业区，特别是老的纺织中心，遭受严重失业和动乱的影响。但是也出现了一些前景较好的发展势头。食品价格低廉使得人们能够将更多的开支用于消费品，由此刺激了更新产业的发展，特别是在英格兰中部地区。即便农业经常会受到这些低价格的抑制，它也会受其刺激而增加产量。例如，东英吉利亚（East Anglia）的情况便是如此。改良过的混合耕作技术通常与“芜菁汤森” 〔1〕时代联系在一起，它们其实并非这个时期所专有，但此时其重要性肯定得到了更广泛的重视。

收税路

在其他行业也有了非常显著的进步。例如，18世纪30年代取得了运输史上最引人注目的进展之一——建立了全国范围的收税路体制。1730年以前，只成立了少数收税路托拉斯。多数主要道路，包括北安普顿郡外的大北路和几乎整条大西路的养护都依赖碰巧位于附近的那些倒霉的教区。乔治王朝初期，由于客流量迅速增加以及主要消费中心之间的货运服务越来越繁重，英国的道路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当时的道路状况确实让国家很丢脸。收税路托拉斯也许不总是受欢迎，但却是一个很好的解决办法，有一个分级慎密的通行费征收制度作保障，可以把在地方上筹集的大量资金用于道路维修和养护。

这个世纪中间的40年是这些托拉斯的全盛时期。它们有力地证明了大都市以外地区的活力，英格兰北部和中西部修建了大量新道路。到1770年时，运河开始拼命争抢货运业务，它们提供了一个相对高效的真正全国性的运输网络，对旅程所耗时间的影响十分巨大。在18世纪20年代，从伦敦前往约克、曼彻斯特和埃克塞特等郡府需要远远不止3天的时间；而到1780年时，24小时左右便可抵达这些郡府。由于几乎所有重要的道路都这样竭力缩短运输时间，当时的运输在技术利用方面似乎已达到了极限，之后一段时期未见太多提高，直到1820年左右由于约翰·麦克亚当〔2〕和托马斯·泰尔福特〔3〕的功劳，旅途所用时间才再次被大大缩短。

如果不是内陆消费、贸易和资本大大扩展，收税路也不可能有此发展。但是，这些年英国在海外的扩张一点也不比国内的发展逊色。在这方面，当时的表面现象也可能会迷惑人。爱国政治家们继续在公众面前坚持本质上已陈旧的帝国观念。人们仍然倾向于把殖民地主要视为原材料的宝贵来源地、过剩人口的倾卸地或者是增加国家金银储备的手段。西印度群岛被称作是帝国王冠上的宝石，那里有蔗糖种植园；1739年的英西战争与此前的战争一样，被认为是为了闯入南美的黄金国，人们想象着那里有诱人的金银和热带产品。但事后看来，英国当时的海外贸易格局显然正在朝着一个全新帝国的方向转变。欧洲之外出现了越来越多异常活跃的出口市场，尤其是在北美洲。纺织品这种主要的传统商品因这种方向的改变而受益。但是，更加显著的增长势头出现在一些新兴的制造业中，尤其是在与金属工业相关的制造业中，在家用商品、工具、武器以及各种器皿生产方面。总之，对“伯明翰产品”的需求在激增。

地图1　1741年收税路网络

地图2　1770年收税路网络

重商主义的理论能够变通来适应这些新趋势，但当时的人们需要一定时间才能清楚理解这一进程。到18世纪50年代，十三个美洲殖民地的重要性开始得到足够的重视，商人和行政官员都开始将目光转向与法国争夺北大西洋地区的统治地位。战略重点的改变对国内环境也产生了重要影响。乔治王朝时期伦敦的发展十分迅速，并已毫无争议地成为了当时西方世界里最大、最活跃的城市。但事实是，严格地从比较角度来看，伦敦并没有那么重要。在美洲兴起的新贸易一大部分流向了西部一些新兴或正在扩大的港口城市，主要是利物浦、布里斯托尔、格拉斯哥等，怀特黑文在短期内商业活动也曾非常活跃。这些港口的外围地区，即塞文河谷和中西部地区、约克郡和兰开夏地区，以及苏格兰西部地区的发达，正毫无疑问地在将英国的工业基地由南部、东部和西部移向北部和中部地区。

人口和经济的增长

这种转移可以从这个时期人口的变化趋势中清楚地看出来。18世纪20年代的灾难过后，人口又开始回升，尽管18世纪30年代的增长幅度非常缓慢。1750年提议进行的人口普查夭折了，否则统计出的人口总数很可能为580万左右，比20年前多50万。1770年时人口约为640万，1790年时接近800万。按19世纪的标准看，这个增长速度并不惊人，不过这仍是现代人口史中一个重要的转折点。

工业和城市总的发展情况可以说也基本如此。17世纪末和18世纪初一直不断有重要的创新发明和新兴企业出现。但是在亚伯拉罕·达比〔4〕时代和乔赛亚·韦奇伍德〔5〕时代之间仍存在极大差异。在这方面，18世纪中叶再一次成为分水岭。人们所熟悉的工业革命早期的巨头，马修·博尔顿和詹姆斯·瓦特、塞缪尔·加贝特、理查德·阿克赖特以及韦奇伍德本人，〔6〕在18世纪60和70年代里深刻地影响了民族意识。到18世纪60年代初七年战争爆发之时，人们才开始意识到诸如在伯明翰和曼彻斯特等地出现的新发展是多么振奋人心。

城市进步本身也反映了经济的增长以及人们对这种增长的普遍兴趣。当时一些能记得安妮女王统治时期的状况并一直活到18世纪最后25年的人都把18世纪60和70年代看作是城市，以及在某种程度上一些较小城镇，在物质生活方面发生巨大变化和改善的时代。这主要是指空间、卫生和秩序上的变化。不断向外扩展的曼彻斯特和格拉斯哥广受游客的称赞，因为它们有宽阔的广场和一排排整齐的房屋和大货栈。相比之下，老商业中心则景象杂乱，狭窄的街道和用木料加茅草盖成的房屋看上去显得过时甚至原始。任何一个城镇，只要有自尊心和荣誉感，都会抓住机会获得议会批准来成立一个具有大规模重建权力的改良委员会。今天许多维护得较好的城镇都应将其良好的形象归功于这个时期对城市的重建。在富有想象力的城市规划方面最引人注目的实例也许要数英格兰与苏格兰边界以北的地区；爱丁堡的新城至今仍在证明着这个城市的先辈们在这方面的魄力。

位于英国南部的首都也不甘落后。作为一次象征性的，同时也是实实在在的现代化行动，伦敦于1761年摧毁了商业中心区的那些中世纪城门。其中的卢德门，就在距当时不到30年以前曾被人们信心十足地加以修复和装饰过，准备再使用数百年。附近的威斯敏斯特区几乎同时于1762年开始了独一无二的最大城市重建项目。威斯敏斯特铺路委员会的委员们与他们在各教区的合作者意图让首都一大片地区旧貌换新颜。在那里大面积铺设或重新设计了下水道和供水主管道，并用鹅卵石铺砌街道和人行道，其中许多是第一次铺砌。广场得到清理和整修，并用各种各样的雕像和花草加以装饰。房屋被系统地编号；老旧的招牌五颜六色但很笨重，甚至对过路者有危险，于是都被清除掉。到18世纪80年代时，首都的外观，除贫民窟外，令其市民感到骄傲，也让游客，特别是外国游客感到惊叹。

变化并不局限于城市和市镇。村庄建筑的变化多是渐进式的，但土地本身正在呈现新的格局。议会的一系列圈地法案是农业革命最昭著的表征，这些法案主要集中在18世纪下半期。它们带来的经济影响可能被夸大了，因为从统计上看，它们并不比已经悄然进行了几十年乃至几百年的非议会圈地运动更重要；而且这种圈地主要是英格兰南部和西部从约克郡到格洛斯特郡这一地带的特征。但是，作为贫瘠和可改造土地上的农业可盈利的标志，它们是有力的证据，而且它们对地貌的影响给当时的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到1776年亚当·斯密〔7〕发表《国富论》时，议会圈地法案对经济持续增长表现出了一种近乎于自负的信心。奇怪的是，亚当·斯密本人并不是那么有信心。不过，斯密是个学者，他的作品基本是理论性的，而不是对实际的观察，而且这部作品的大部分是在18世纪60和70年代的大发展出现之前构思的。在这方面，他的同乡约翰·坎贝尔〔8〕则是一位更有信心的指导者，他的《政治调查》（1774）一书公开颂扬了英国的经济发展。

社会变化

物质增长的步伐越来越快，对英国社会的性质也产生了影响。从某种程度上说，这种结果与此前的商业多样化和资本主义普遍发展所表明的趋势是一致的。在社会结构方面，可以说主要影响是拉大了社会等级差距。财富分配极不均衡，而且税收的水平和性质几乎无助于这些财富的再分配，社会中层和上层的实际生活水准的提高幅度明显要比社会底层大许多。

这并不是全新的现象。例如，在16和17世纪，农业发展已经显著改变了典型的农村社会结构。圈地、垄断式收购和整体上的改良正逐步将以小资产者、世袭地继承者或为热衷于老英格兰的人所喜爱的自耕农为特征的村落，变成某种全新的东西。农村地区正逐渐被殷实的资本主义化的农场主所统治，他们通常是大地主的土地租用人，本身不是土地所有者，所有在他们之下的人正日益沦为无土地的劳动者。这一进程有时被夸大其词了，这种情况是否真会出现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当地的条件。但这一进程在18世纪肯定加快了。而最重要的是，在工业和城市发展方面也出现了极其相似的情况。至少从这个意义上说，18世纪的英国正在逐步走向一个更加两极化的社会。

更糟的是，两极分化造成的破坏性后果远远要更加明显。人口流动性的增强，更不要说当时总体识字水平和通信能力的大大提高，使得富人和穷人之间的对照更加鲜明，令人担忧。统治阶层生活奢侈，大肆铺张浪费，中产阶级的生活水准上升得虽不很快，但累积起来影响更大。这些都使一个以金钱为基础的高度商业化社会的不平等现象鲜明而刺眼。这种疾患，如果确实是一种疾患的话，在首都表现最明显。在伦敦，由于相对缺乏已牢固确立的社会约束和习俗，可怜的穷人总是能近距离地接触到舒适的中产阶级乃至巨富阶层但却无利可图，这必然引发我们在菲尔丁和贺加斯作品中看到的那种道德愤怒和社会批判。

对这方面的关注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反映出生活水准的恶化，很难判断。1750年以前，食品价格极低，加上人口相对无变化且工资稳定，穷人的实际所得很可能有所增加。当时伦敦人特别嗜爱杜松子酒，这带来了严重问题；而较穷的人则特别喜爱饮茶，这虽没那么大破坏性，但在当时也同样遭到批评。尽管如此，这些都至少表明当时人们不缺钱花。但是，世纪中叶以后，许多人的状况似乎恶化了。他们重新回到了先前那种收成一般甚至不足的状况，外加工业经济不时衰退并导致失业，底层人们的生活就变得窘迫而悲惨。此外，人口的迅速增长，加上机械革新，致使工资维持在较低水平，也使得地位低下的新兴无产者无法分享工业大发展带来的好处。

不满情绪

18世纪对社会问题的敏感程度比有时看似的要高，不过这些社会问题并没有简单或全面的解决办法。贫民自己进行了反击，主要靠传统的武器来维护陷入四面楚歌的经济秩序。他们求助于限制中间商和垄断的古老法律来对抗匮乏和高价格。他们结成联盟来挫败其雇主，组织互助会以提供一种基本的社会保险，由此抵制工资的削减和机器的引进。在极端情况下，他们会时常起来造反和制造骚乱。

虽然贫民不是没取得过胜利，但这注定是场要失败的斗争。民众对富有的商业中间商的所作所为的怨恨虽然得到了地主阶级一定的同情，但发展一个专门市场来销售日益改良的农业所提供的产品对地主与对粮食商来说同样重要。在陈腐过时的工业关系机制方面情况也是类似：由于拥有资本的生产商和非熟练工人的共同欺骗，企图贯彻实施原有《学徒法》的努力根本无效。即使成功实施这类限制性措施的公司也只能做到保证不参与新的投资和新工业。各种行会受到的待遇更为简慢。纯粹旨在提供养老金和疾病补助的互助会得到上层社会的鼓励，但联合会（或工会）经常遭到镇压，即使它们反对的是18世纪雇主较明显的不公正做法，如在英格兰西南部诸郡的服装工业中采取的实物工资制等。联合会有时也会成功，例如伦敦成衣业或皇家造船厂的工会运动，这要归功于地位已稳固的工业集团的决心。在大多数新兴工业中，都是雇主获得彻底的胜利。

从某些方面说，下层阶级不满情绪的最极端表现得到了最大限度的宽容，这无疑是因为家长式的统治者认为这是一种令人遗憾但却必要的安全阀。政府很少采取过分的措施来镇压暴动，而且只对其中少数人进行惩戒性的处罚。即便那样，只要挑衅没有造成严重后果，就算看上去非常极端，处罚也都往往轻得令人吃惊。事实上，这个时期的多半时间里选举骚乱可以说几乎不可避免。像考文垂这样一个喧嚣的城镇拥有广大的选民，而且无选举权的人也积极参与，每次选举必然会发生骚乱。反复发生的粮食暴乱与18世纪50年代中期和60年代中期的饥荒有关，也被当作是乡村生活一个令人不快但多少必要的方面。在一定限度内，当局对这类事件广泛采取了宽容态度。例如，1765年，伦敦斯皮特尔菲尔兹的缫丝工人认为贝德福德公爵支持进口法国丝绸使他们的处境进一步恶化，因而暴怒，全面围困贝德福德府邸。暴乱严重到足以动用军队的地步，但就连伦敦上流社会也认为把这当作一种有趣的消遣没有任何不妥之处，值得人们从旁观者的立场对它进行审视。

执意坚持当然就可能会带来更严厉的后果。18世纪30年代反收税路最初的暴乱得到了相对宽容的对待，甚至有些有产阶级还暗暗给予鼓励，因为他们与比自己地位低的同胞门一样厌恶通行费。但是，随后便不可避免地招致了惩戒性判决。而且，从18世纪60年代起，有迹象表明当局对民众骚乱的态度有所改变。约翰·威尔克斯〔9〕为维护选举权和新闻自由而发起了持久而有争议的运动，引发了激烈的街头示威行动。随后群众以“威尔克斯与自由”之名同当局发生了冲突，造成了太大的政治影响，已无法让人熟视无睹。1780年由戈登〔10〕煽动的反天主教暴乱第一次在伦敦制造了一种真正的恐怖状态，它标志着对待暴乱态度的转变进程中一个更重要的阶段。只需等随后10年中的法国大革命来彻底摧毁旧的宽容态度，并在有产阶级头脑中形成民众暴乱为洪水猛兽的概念。

贫困和犯罪

最下层阶级人数不断增长及其生活日益贫困所造成的问题没有永久的解决办法。18世纪继续根据伊丽莎白时代的《济贫法》和1662年的《定居法》来救济贫民。在最坏的情况下，一个贫困劳动者及其家人的生活水平可能与一个美洲奴隶或俄国农奴的水平相同，或许还不如他们。对贫民的救济可能包括由吝啬的邻里提供的最低限度的生活必需品，或在济贫院短期逗留，结果可能遭遇一个残忍的主管，他通过一系列手段剥削其所照管的人来牟利。关于居留的法律规定凡是住在价值不足每年10英镑（这是一笔不小的数额）的房屋内的人必须居留在其出生地。

实际上，这些严厉的条例并没那么令人生畏。济贫支出是多数教区的一个主要开支项目，到18世纪末期时已经在以惊人的速度增加，它经常扩展到定期进行户外救济，而且在一定程度上照顾到不断上涨的费用和生活水准。居留方面的法律只得到有限执行。不幸的是，这些法律的主要受害者是妇女、儿童和老人，恰巧是这些人可能成为他们所要依附的教区的负担。但是即便如此，对搬迁的限制到该世纪下半叶时实际上已微不足道。如果真要认真执行这些限制规定，工业对劳动力的巨大需求也许就不能够得到满足了。

这个时代的有产阶级与其他时代的一样对贫民抱有明确的态度，但他们对犯罪的态度更加鲜明。一个商业化的社会带来了越来越多的诱惑，且由于纵容违法行为引发了越来越多的挑衅。历来最引人关注的是拦路抢劫等较明目张胆的犯罪行为，或是非法狩猎等在社会学方面极为有趣的犯罪行为。那些令道德家愤怒的人也令历史学家们感到困惑。18世纪最初20年以及后来在80年代曾定期开展“改善举止”运动，发动中产阶级志愿者反对卖淫、酗酒、骂人和赌博。建立了各种教养机构，包括慈善学校、育婴堂（1739）和面向悔过妓女的妓女收容所（1758）。但是，绝大多数犯罪是某种形式的小偷小摸，是对财产私有价值的侵犯，而且似乎正在造成越来越大的威胁，特别是在城市地区。这种犯罪趋势无疑是被夸大了，但在这个时期，面对这种犯罪势头，财产的确未受到应有的保护。

城市犯罪迫切要求建立得力的警察队伍，以提高破案和定罪几率（而不是要求采取更温和的措施！）。但是，一支警察队伍可能会带来许多危险，尤其是它可能被用于政治庇护。而且，一支政府控制的组织有序的武装力量可能造成的持续威胁在当时被视为很严肃的问题。几乎没有人会认为应该在以最低限度保留一支常备军的同时去允许一种与军队同样邪恶的新队伍发展壮大。

结果，除了极少数和部分情况以外，如菲尔丁兄弟为维持伦敦秩序所做的努力，这个时期在此方面没有显著改善。相反，当局被迫重新采取严厉的威慑措施，即使是不太严重的违法行为也可能被处以流放或死刑。结果这个时期对轻罪处以死刑的现象激增，对此，19世纪初期的改革者们曾严词谴责。但这似乎是阻止侵犯财产罪行的唯一合理办法。不过，事实证明这种做法也是不击自溃的。因为，除非案情非常清楚，否则陪审团不愿定罪，法官也不愿判刑。与实际犯罪数量相比，定罪的数量很少。即使已经宣布死刑判决，也极有可能应法官或应一位有权势庇护人的要求而得到缓期执行。这样，司法程序在这个时期不可避免地陷入了政策矛盾和政治操纵的混乱局面。

教会

如果说贫民对国家的指望是徒劳的，那么他们指望教会希望也很渺茫。18世纪的英国教会在我们今天称作的社会政策方面名声欠佳。它牢牢固守乔治王朝时期的庇护人制度，很难期望它对当时盛行的观点系统地提出挑战。但是，它也并不完全像人们所说的那样差。18世纪的大量慈善行为有时会被遗忘。这可能主要是因为这种慈善绝大部分是自愿和非正式的，不像后来或者甚至早些时候进行慈善活动时有官方或国家的公文，所以18世纪的慈善活动很容易就在人们眼前消失了。然而，在捐赠和一大批教育、卫生和娱乐机构的维持方面，其记录是相当惊人的。慈善活动常以一副优越屈尊的姿态出现，其部分动机是急于控制贫困无着的民众给社会和政治带来的威胁。但这种做法在其他时期也同样很典型，而且数量也都令人吃惊。这个时期慈善活动的主要形式是捐款和成立社团——修建学校、向医院捐赠、成立济贫院、监督福利团体。在这方面英国教会，或不如说各礼拜堂，都大力参与。而遭到后来改革者谴责的英国国教中的显要人物——其主教、副主教、教长和大教堂教士们也并非最不积极。

然而，在18世纪关于教会的地位问题存在着某种自相矛盾。在这个世纪初期的“自然”神论影响下，宗教越来越强调善行而不是信仰。基督徒是那些行为举止像基督徒的人，宗教虔诚的最明显表现是慈善行为。但是理性的宗教不管怎么慈善，也无法给予那些缺乏教育或领悟力的人很多精神抚慰。在自由主义宗教趋势的影响下，所有主要礼拜堂的精神力量明显衰减。由于自然神论者对三位一体学说提出挑战，神学方面出现紧张局面，为此主要的非国教信奉派在大众生活中的影响力明显减弱，至少在当时退回到了历来支持它的城市中产阶级当中。农村地区的教会继续着其没有太多章法而且也不固定的工作，像以往一样取决于当地是否有神职人员以及这些人是否愿意无私奉献。城镇中的教会则极力倾向于将活动范围回缩到，或倾向于像非国教信奉者那样求助于，有教养的中产阶级教众，这些人有能力补贴穷困城镇教士的俸金以及装饰或重建礼拜堂。

图4　悠闲的贵妇们。18世纪末的讽刺作家被妇女的优裕及其潜在的独立性所吸引。约翰·科利特（John Collet）的大众文化研究（上图和背面的图）强调了某些上流社会女子的活动不像是淑女该参加的。

循道宗〔11〕

结果只有让英国教会的反叛之女，循道宗运动，来为穷人今世所受的苦难提供来世的补偿。卫斯理的循道宗教义错综复杂，因此很难泛泛谈论其重要性。约翰·卫斯理本人是牛津大学高教会派观点和反启蒙政治学的知名学者。〔12〕然而，对于许多人来说，他的影响似乎体现了某种17世纪清教徒的精神。他自己的精神之旅是狂风暴雨式的，可以说是轻率和任性的。但他赠予其追随者的严格组织性和纪律性却接近于专制。

从神学上来讲，卫斯理是个阿米尼乌斯派〔13〕教徒；但是，加尔文主义对循道宗运动具有深远影响。事实上，卫斯理在该领域的前驱是威尔士的格里菲斯·琼斯和豪威尔·哈里斯以及英格兰的乔治·怀特菲尔德等加尔文主义信徒。〔14〕对其敌人来说，所有这些人似乎都是危险的甚至会煽动叛乱的人物。露天布道可以说是对教区教士独霸布道坛的公开冲击；按世俗权威的观点，卫斯理乐于向所有阶层的人传播其救世福音的做法令所有乡绅和郡选议员不寒而栗。然而，其政治观点确是专制性的，没有对社会秩序提出挑战。他和他的追随者们自始至终唯一关心的一点是：是否能让所有人，尤其是让穷人，让英国采矿和制造业中那些被抛弃、被更入时的神职人员所忽视的社区都能获得福音传道者的救助。他的成就有可能被夸大了，因为到他死时，坚定的循道宗信徒可能也未超过7－8万。但是，其动荡不安的生活和四处游历布道所引起的忧虑和争议表明了他对乔治王朝时代社会的影响力度。循道宗信徒常被指责犯有数不清的罪过，其中有些指责彼此矛盾。他们的传道士既是天主教徒又是清教徒，既是詹姆士二世党人又是共和党人。他们或让家庭主妇心旌摇曳或鼓动她们放弃一切肉体享乐；他们或垂涎他人的财产或不准许人们享用尘世财产。对循道宗教义的指控也多种多样，这清楚表明卫斯理触及了当时人们良知的痛处，并暴露了当时信仰中令人尴尬的缺陷。

注释

〔1〕　18世纪30年代，汤森勋爵把三叶草和芜菁引入大田，改三轮制为四轮制，开始农业革命，他因此获得了“芜菁汤森”的称号。

〔2〕　约翰·麦克亚当（John McAdam, 1756—1836）是碎石路发明者。

〔3〕　托马斯·泰尔福特（Thomas Telford, 1757—1834）是英国历史上最伟大的道桥工程师之一，一生设计建造了许多桥梁和道路。

〔4〕　亚伯拉罕·达比（Abraham Darby, 1678—1717）发明了焦炭炼铁法。

〔5〕　乔赛亚·韦奇伍德（Josiah Wedgwood, 1730—1795）被誉为“英国陶瓷之父”。

〔6〕　马修·博尔顿（Matthew Boulton, 1728—1809），工程师和制造商，与瓦特合作制造蒸汽机；詹姆斯·瓦特（James Watt, 1736—1819）是苏格兰发明家，发明了蒸汽机；塞缪尔·加贝特（Samuel Garbett, 1717—1803）是铸铁和金属冶炼巨头；理查德·阿克赖特（Richard Arkwright, 1732—1792）发明水力纺纱机，并开设了多处纺织场，变得十分富有，成为工业革命的先驱人物，因此获得爵位。

〔7〕　亚当·斯密（Adam Smith, 1723—1790），知名苏格兰思想家和政治经济学家。

〔8〕　约翰·坎贝尔（John Campbell, 1696—1782），伯爵，政客和外交家，在沃波尔政府中任职，曾出使丹麦和俄国，后担任苏格兰在议会的贵族代表等职位。

〔9〕　约翰·威尔克斯（John Wilkes, 1727—1797），议会议员，在《北不列颠人》（ The North Briton ）中攻击了乔治三世1763年3月在议会的讲演，指责其为谎言。为此他被政府越权送进伦敦塔。当被依照法律释放后，他立刻以妨碍人身罪控告国务大臣，最后赢得了官司。此后围绕他回归议会和当选议员的问题又进行了一段时间的斗争。

〔10〕　乔治·戈登（George Gordon, 1751—1793）是新教协会的会长，他的活动导致了1780年6月的暴乱，示威者抵制政府取消对天主教徒公民权方面的限制。有大约800人在这次暴乱中受伤和死亡，21名肇事者被处死刑。戈登本人被辩护律师以没有直接介入这次事件为由救了下来。

〔11〕　另一个常用的译法是“卫理公会”。

〔12〕　约翰·卫斯理（John Wesley, 1703—1791）在牛津就读时就开始组织包括他弟弟查尔斯·卫斯理（Charles Wesley, 1707—1788）在内的宗教团体，强调自省和自律。他于1738年在布里斯托尔开办了循道宗教堂，并巡游英国布道。但循道宗真正大规模发展是在他们兄弟去美国之后。

〔13〕　Arminian这个词来自主张宗教改革的荷兰神学家阿米尼乌斯（Jacobus Arminius, 1560—1609）。他的原名是雅各布·哈门森（Jacob Harmensen），于1603年起任莱顿大学的神学教授。他的神学理论被称为Arminianisn。

〔14〕　格里菲斯·琼斯（Griffith Jones, 1683—1761），兰道罗尔教区牧师（rector of Llandowror），福音教士，用乞讨的钱办学来解决威尔士的文盲问题，被认为是现代威尔士的奠基人之一；豪威尔·哈里斯（Howell Harris, 1714—1773），信仰加尔文主义，后成为威尔士主要循道宗领袖之一；乔治·怀特菲尔德（George Whitefield, 1714—1770），福音教士，卫斯理的积极拥护者。他的布道很吸引人。他于1741年前后脱离了卫斯理兄弟，成为威尔士循道宗领袖。

第四章

英国中产阶级的形成

循道宗运动发展初期的历史肯定给人这样一种印象，即当时社会关系相当紧张，存在着大量问题。但这有可能有些言过其实。举例说，当时人们普遍认为英国社会避免了最糟糕的极端情况。令外国人深有感触的是英国社会结构的灵活和紧凑，而不是其紧张和僵化。

一些相继来访的法国人，从伏尔泰到格罗斯雷修士〔1〕，都在其作品中证明这个国家没有“等级制度”，尤其是人们可以自在地上下于社会阶梯。特别令他们称道的是，这里的贵族没有欧洲大陆贵族所享有的那种特权和优势。贵族也许可以由上议院审判，但一旦被判处了绞刑，就会与普通罪犯一样被当众处死。1760年费尔斯伯爵因谋杀其仆人而被处死，舆论普遍认为他的命运清楚地证明了在犯罪和死亡问题上英国法律一视同仁。在一个不太紧要但也许意义同样重大的问题上，格罗斯雷惊讶地发现，新收税路的通行费针对所有人，不论其等级如何，而且对贵族也没有减免。此外，英国城市贫民所面临的生活水平下降和物资匮乏状况似乎远远好于法国或德国农民的状况。英国的体力劳动者（必须承认评论家通常指的是伦敦的体力劳动者）工资似乎不低，吃得也不错，特别独立而且善于表达自己的意见。

图5　绞刑架的阴影。被判犯有谋杀罪的贵族费尔斯伯爵遭遇了与普通罪犯相同的命运：在泰伯恩行刑场被公开处决，其尸体被解剖以支持医学事业并以示惩戒。

最重要的也许是外国人所强调的那种对英国绅士的灵活定义。任何人似乎只要穿得像个绅士便被当作绅士一样对待。伦敦中产阶级乃至下层人都模仿上流社会的时尚、举止和观点。这显然便是一个金钱至上社会的真正标志，在这样一个社会中，社会价值观、社会差异和习俗统统让位给至尊无上的金钱。英国是18世纪欧洲富豪统治社会的一个突出例证。

财产与阶级

这种富豪统治的性质为解释这个时期的社会稳定状况提供了一个重要线索。表面上几乎没有证据表明财产所有权的基本结构在发生剧烈变化。没有看到中产阶级将资本大量集中投入地产，也没有看到拥有土地的贵族或地主被大量剥夺财产。小的职业或商业家庭被稳步吸收进来，逐渐改变了拥有地产的阶层的确切构成，而没有对其总体特性产生显著影响。

至于社会的更高阶层，在18世纪，大地主阶级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加强和巩固。但是土地只是一种而且不一定是最重要的财产形式。从这个世纪一开始土地的首要地位就在不断弱化。光荣革命时期国家收入概算表明，农业创造的收入将近占总收入的一半，但是这一比例在变化，到1780年时，很可能已降到三分之一。

实际上，土地本身只是英国经济普遍商业化进程中的一部分；在土地开发和改良过程中，越来越将土地视为一种投资，与对股票、贸易和制造业的投资完全一样。显而易见的是，尽管暂时的农业衰退对贸易没有什么影响，但反之则不然；商业不景气对土地价格的影响极其严重。美洲战争期间，当海外贸易遭受惨重损失时，其影响立即反映在了财产价值上，同时导致了严重的政治后果。如果地产阶级拥有的非土地财产的比例再大一些，则情况可能会非常不同。但无论他们在某些领域，如采矿权和政府公债方面，有多重要，他们显然没有占有较大部分非土地财产。工业资本、个人财富以及贸易余额这些动产绝大多数为广大的中产阶级所拥有。国家经济的活力和增长都主要依赖他们；而且深为外国人所羡慕的社会灵活性和稳定性也有赖于他们。

图6　“时髦社会”。这幅1777年的漫画嘲讽了中产阶级妇女对法国时尚的狂热。

图7　外行人的科学。（上图）：当时的一幅印刷品展示了科学讲演者、作家詹姆斯·弗格森用以演示行星运动情形的太阳系仪。弗格森的讲座在18世纪50年代让各郡和大都市的中产阶级听众都很着迷。“太阳系仪”这幅画（背面的图）由德比的约瑟夫·赖特绘制，他既是科学主题的热心诠释者，也是利奇菲尔德业余科学爱好者社团中的成员。

当然，中产阶级或“中等的一类人”自我的社会认同意识并不强，归类标准也不是特别一致，在财富的形式和从事的活动方面始终是形形色色的。从拥有大量商业财富并控制着首都的城市老板到相距甚远的小零售商或工匠都属于此，后者代表了商业英国这个新“店主之国”的中坚力量。人们通常认为称英国为“店主之国”的说法是世纪末期由拿破仑开始的，其实亚当·斯密早已经使用过。乡村中产阶级，也就是可能即将因乡绅头衔而变得有身份的殷实的土地租用人，与城市中他们的对应者，那些靠早期工业社会而发达的商人、医生和律师之间也未必有太多相似之处。

尽管如此，这些人还是有很多共同之处。他们往往都是白手起家，靠积极主动利用自己的才能致富，他们将自己的劳动和利润投入商业或职业性经营活动，就这点而言，他们是真正的“资本家”。他们共同拥有、控制或经营着经济当中最有活力的部分，并逐步改变了人们心目中对英国“绅士”所惯有的概念。在政治上，他们的至高地位在任何规模的城镇中都很少受到质疑，甚至在许多乡村教区，几乎多是他们代表统治阶级而不是那些看似在怀特霍尔〔2〕和威斯敏斯特特别重要的老爷式的大资本家和寡头政治的执政者。

教育和启蒙

这个阶层的主导格调，其注重实效的态度及其坦白的商业逻辑到处可见。它对教育的影响尤其明显，18世纪因此而名声不佳。审视一下都铎和斯图亚特王朝时代重要的教育学术机构，文法学校和大学，这方面的情况并不令人欣慰。

能够坚持不懈地履行其职能，向出身较卑微的儿童提供正规系统教育的文法学校其实很少。多数捐款要么就不足以维持开支，要么就无法逃避那些掌管者的贪婪。在这些学校中任教的神职人员往往是尽了最大努力，但几乎仍无法克服由于工资低和资助少所导致的令人沮丧的情形。少数老学校，如伊顿公学、威斯敏斯特公学和温彻斯特公学则有效地利用了贵族越来越偏爱寄宿制的公学而不选择由私人教师教授这一状况。

英格兰的大学给人一种自负的印象，尤其是与苏格兰一些大学相比较而言。英格兰与苏格兰边界以北的学术活动以宗教冲突甚至偏狭为特征，但也显现出巨大的活力，正是在其基础上苏格兰启蒙运动蓬勃发展。对于那个时期欧洲在道德哲学、政治经济学以及医学等各个领域中取得的成就，苏格兰做出了重大贡献。按此标准衡量，英格兰的大学显然要逊色不少。其职能部分是培养神职人员，部分是为上流社会和富人提供内容广泛的教育。对此，他们投入了高度的热情。牛津的哈福德这样的新学校中推行了严谨治学和创新教学，剑桥大学在数学研究方面取得了真正进展，这些无论如何也与托马斯·罗兰森〔3〕的作品或反教权主义宣传给人的印象不相符。即便如此，这些大学也显然没有满足中产阶级的需要。

但事实上也没人指望它们能满足中产阶级的需要。因缺少文法学校和大学，中产阶级便采取其典型的捐款和收取学费等手段，创办了大量适用于中产阶级孩子的实用而进步的教育机构，为不同职业和商界培育人才。这些学校通常存在时间不长，渐渐消失后几乎不留痕迹，所以维多利亚时代那些吹毛求疵的人很容易认为它们根本没存在过。即使是18世纪最大的一些学校，包括北安普顿和沃林顿那些同类中最优秀的学校不久便也消失了。但在它们存在的期间，它们所提供的正是商业阶级所仰赖的朴实却实用的基础教育，但这并不是说它们完全忽视了高雅艺术和社交风范。上流社会的教养与身份与物质财富一样令人渴望。18世纪出现了大量女子学校，很符合那些想提高社会地位的人们的需要。但是，尤其对于男孩子来说，所谓“现代”学校教育的主要优点是其实用性。

结果显然是形成了一种中产阶级文化，具有鲜明的实用主义色彩。如果说英国曾有过启蒙运动，恐怕就是在这个意义上对实用思想头脑的启蒙。18世纪中叶人们迷恋的主要不是神学辩论，也不是哲学思考，而是应用技术。成立于1758年的行业会（Society of Arts）便充分地体现了这种精神。该协会成立初期最有争议的项目也许就是其要通过陆路将沿海的鱼产品运往伦敦的计划，由此打破泰晤士河鱼贩的垄断局面，并大幅度降低这种重要而且有营养（这一点被特别强调）的产品的价格。这的确有点不可思议，但其目的极为实际。

行业会是全国的一大关注点，但是在诸多依赖对科学或伪科学知识的兴趣发展起来的或正规或非正规、或持久或短暂的会社和协会中，它只是最知名的一个。这种兴趣在各郡至少和在首都一样强烈。在许多热衷于科学的业余团体中，就数与伊拉斯谟·达尔文〔4〕有联系的利奇菲尔德业余科学爱好者社团和月亮学会最有名。从这些会社助推下产生的大量文章、作品中也可以大致看出民众对科学问题有了更强的兴趣。甚至连一些娱乐性的月刊中也大量刊登了这个醉心于探索物质世界奥秘的时代的众多发明创造和推测遐想。

娱乐

中产阶级在工作和学习之余需要有属于自己阶级的游戏和娱乐。18世纪永远会让人联想到一个时髦的寡头政治社会的那些娱乐活动，尤其具代表性的是全盛时期的大温泉城中的No.1——巴斯。但如果没有中产阶级顾客的光顾，巴斯则可能早已失去其在乔治王朝时的活力而名存实亡了。开发者伍德家族和它的首位主持“纨绔子”纳什〔5〕的事业不只要依赖大人物的名声还要依赖中产阶级的金钱。每个贵族去进行温泉疗养或参加议会，都必须有一群人为分享那高雅氛围出钱付账。在这方面，与在其他许多方面一样，是中等阶层对比他们身份高的上流阶层的风尚和习惯的忠实拥护支撑了休闲与奢侈给商业带来的活力，同时也维持了贵族仍然高高在上和屈尊俯就的印象。

巴斯无论如何也算不上独特。毕竟，温泉疗养既是地区性的也是全国性的现象，各郡都有一些与著名的巴斯极其类似的温泉城。18世纪20年代初丹尼尔·笛福〔6〕周游英国时，他发现了许多温泉城。他惊讶地注意到，在坦布里奇城，“社交聚会和娱乐是该地区的主要活动。”但是，在首都周围有若干与坦布里奇竞争的城镇，包括埃普瑟姆、达尔威奇和西德纳姆韦尔斯，都是吸引那些寻求乡间空气和矿物盐的伦敦人的胜地。在为现代旅行者的祖辈们所钟爱的皮克区，笛福发现巴克斯顿和马特洛克所能提供的膳宿已无法满足游客的需求。尤其是巴克斯顿，它在18世纪中叶得到迅速发展，不过到80年代它与坦布里奇争做仅次于巴斯的第二大温泉城时，又面临来自一个新对手，即切尔滕纳姆的压力。

温泉水的供应当然有限，但另一种有价值的商品——海水的供应却不会短缺。在这一点上与温泉的情况一样，医疗界急切地想证实海水和海边的空气对身体有难以估量的好处，在他们的协助下健康与娱乐得以很好地结合起来。布赖顿在18世纪90年代以前未得到任何大的发展。但对海边胜地的开发却早已开始。拉塞尔医师〔7〕于1749年发表了一篇名为《腺体疾病治疗中海水的应用》的论文，对这一进程产生了重要影响。韦茅斯极力就英吉利海峡水中含有大量矿物质做文章，到1780年时它已成为一个生机勃勃的休闲胜地。马盖特和拉姆斯盖特与伦敦之间往来便利，成名的时间甚至更早，也为人们提供了更复杂多样的活动安排。约克郡海岸的斯卡伯勒也同样很发达。

医学当然是这些发展中很重要的因素，但是不能不看到其基本动力来自更世俗的社会需求。上流社会每年的传统社交季节里会有各种社交活动和围绕宫廷的活动安排，下层阶级的市集和假日多遭到鄙夷，而新的胜地则非常成功地弥补了这之间巨大的空档，并获取了巨额利润。它们主要面向中产阶级，将中产阶级的城市生活暂时搬到新环境中，就像贵族退隐到乡间别墅一样。中产阶级想要有自己特色的娱乐活动这一普遍存在的需求是它们发展的基础。而收费和预订措施则保证了它有体面的来客和像样的氛围。

图8　海边。（上图）：一幅描绘黑潭魅力的早期独特速写。（下图）：本杰明·韦斯特之后威廉·伯奇创作的一幅雕版图，描绘了拉姆斯盖特海水浴的场面，顺带也展示了浴场更衣车的使用。

在某些方面，妇女是富裕新生活最明显的受益者，这样一种灵活但受到保护的环境对于她们来说尤其重要。早在休闲胜地出现之前，笛福就已充分描绘了其特征，称其为“新的时髦集会交际”。集会上可以跳舞、打牌、饮茶，还可以认识和结交不同的人，到世纪中叶时这已是很常见的活动。甚至在许多集镇上，集会都成为婚姻市场这类有目的的活动和乡间闲聊这类十分随意的活动的重要中心。在大城市中，这种集会可能还有壮观地集中展示该城市自豪感的目的。在诺里奇，18世纪50年代建造的剧院和会馆突出体现了当地建筑师托马斯·艾沃里〔8〕个性鲜明的设计特色。与这些同时兴建的还有为非国教信仰者修建的一座宏伟的新教堂，也恰好体现了宗教与娱乐之间的社会联系。许多平时交钱参加几乎每天在会馆举行的盛大晚会的人星期天也会去附属于会馆的小教堂做礼拜。

文化趋势

若试图将一个复杂时代的所有文化发展趋势归纳为一种单一的模式似乎不够审慎。但几乎可以肯定的是，乔治王朝中期艺术的主要格调极其符合富有且自命不凡的广大中产阶级的需要。从严格的贵族古典主义退而转向资产阶级的浪漫主义并不是简单的回归。实际上，古典主义传统继续得到重新诠释，就像文艺复兴后几代人一直做的那样。但此间有迹象表明出现了一种崭新的，甚至是反贵族的精神。奥古斯都艺术〔9〕的成功是精英们的成功，主要消费对象是上层人物。注重秩序、结构和形式是18世纪初期文学艺术的特点，对其在古典艺术中的重要性的深刻理会是阐释它们的关键。同属一类的还有对罗马教皇进行贺拉斯式的讽刺，〔10〕对伯林顿建筑采取的帕拉弟奥风格的设计，〔11〕以及威廉·肯特〔12〕等古典主义者所钟爱的本质上仍很正规的园林艺术。但20年后，中产阶级教育所培养出来的那些注重实效的人很少能欣赏一部讽刺作品在语言上的微妙之处，而能够理解或认同威尼斯文艺复兴风格作品的人就更少。

相反，18世纪中叶取得的文化成就既不讲求华丽高雅也不讲求细腻精妙。威廉·申斯通〔13〕宣扬的风景园艺和更时尚的、由“能人”布朗〔14〕所采用的“自然”景观，都表明18世纪初时竞相模仿和影射古典主义的那股热情已不再。新的文学发展趋势显然也是如此。几乎无须强调，无论是关于流浪汉冒险故事的小说，还是那些拘谨古板的小说都具有明显的资产阶级性质。有时，这种性质会表现得异常鲜明，比如理查逊在其《帕美勒》和《克拉丽莎》中对放荡贵族带有偏见的描写。〔15〕而另外一些时候，如在斯摩莱特〔16〕和菲尔丁的冒险故事中，这种资产阶级性质则表现为对下层和中等阶层社会生活的一种道学兴趣。

不管怎样，这些趋势聚在一起，使得情感至上变为18世纪60年代最典型的表现方式。例如，劳伦斯·斯特恩〔17〕的《商第传》，不仅进入了王宫，而且进入了普通人家的客厅，既吸引了富豪也吸引了商贩。但是，不能因大众普遍对情感运动〔18〕怀有热情而削弱其作为中产阶级价值观和观点的载体的重要性。情感可以通过想象把一个消费社会营造得文明而高雅，那正是英国商界通过财富在现实中力求要实现的。情感使“自然”品味成为文雅的真正标准，那是有道德的人的品位，不论这人有何种成长背景和教养。它还宣扬了中产阶级的家庭道德，强调家庭生活和加尔文主义的美德观念，反对关于个人荣誉的英雄观和等级观。

1760年乔治二世死后，新国王和王后将会证明他们恰恰是这种理想的典型象征，使宫廷上下有了一种近乎维多利亚时代的气氛。在这方面，他们忠实地反映了众多臣民的道德观念。早些时候，中产阶级只是去模仿社会地位更高的人。现在，至少在理论上，不必再去模仿了。在这个崭新的世界中不用再去努力培养风度举止，一个多情善感的人，正如麦肯齐〔19〕的颇有影响力的同名小说中的主人公一样，实际上是无阶级的。

文化自信心

如果说中产阶级的文化是多愁善感的，那么它还明显地带有某种偏狭性，只有在艺术家本人渴望表明自己愿意坦然接受外部影响时，此种情况才会有所缓和。但知识界的标新立异者在这方面的活动多少会令人误解。乔舒亚·雷诺兹爵士〔20〕是英国新政权时期公认的艺术大师，他有意识地借助欧洲大陆的模式，向一个庸俗但期盼文化的大众群体传播优秀的欧洲艺术传统。然而，在一定程度上他也体现了本国的许多新趋势。雷诺兹与其他许多靠肖像画为生的人一样，既依赖新兴的富有阶层也依赖更有贵族气派的庇护人。

另外，雷诺兹的影响也恰好反映了这个国家的生机和活力，以及当时典型的行业组织化现象。1768年成立的皇家艺术学院，从某个角度说，相当于一个有代表性的协会，可以与那些正日益涌现的代表医生和律师的专业组织相类比。在另一个层面上，该学院促使一种充满生命力的本土艺术达到了巅峰，贺加斯就是这种艺术的先驱，但他没能见到其鼎盛时期。这并不是说在这个或其他文化活动领域中外国影响不重要。安杰莉卡·考夫曼〔21〕是最受伦敦时髦人物欢迎的装饰艺术家，约翰·佐法尼〔22〕是伦敦最成功的肖像画家之一。但是这两个人都没有像这个世纪早些时候定居在此的外国人那样发挥作用。没有像韦里奥〔23〕那样的人统摄富丽堂皇的装饰艺术，没有像亨德尔〔24〕那样的音乐家鹤立于英国音乐家之上，也没有像赖斯布雷克〔25〕或鲁比利亚克〔26〕那样的人引领墓碑雕刻和雕像艺术。相反，这个时期有亚当兄弟〔27〕装饰英国人的住房，有勃尔尼〔28〕或博伊斯〔29〕教他们欣赏音乐，死后还有威尔顿〔30〕用雕塑纪念他们。

新获得的文化自信心在英国文学爱好者的身上表现得尤为突出。演员大卫·加里克〔31〕个人为莎士比亚戏剧的宣传作出了不懈的努力，最终于1769年在斯特拉特福德举行了莎士比亚纪念庆典。不过在画家当中也有可与之相比的爱国情怀。贺加斯曾有意识地努力创立一种真正的本国传统，而且此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他完全单枪匹马地在开创这一伟大事业。而他创立的英国画派的继承者们最突出之处则是，他们能够自如地借用欧洲大陆的技巧却既无自卑感也无依附感。德比的约瑟夫·赖特〔32〕在世纪中叶的艺术家中虽不是最受赞赏的，但也许是最富创新性的，他在这方面很有代表性。也难怪他成了查尔斯·达尔文的祖父，伊拉斯谟·达尔文的朋友，他本人也是一位著名医生、科学家和诗人。赖特最擅长的是带有部分教育目的的、以科学实验和发现为题材的作品。但同时，他也很会巧妙地运用光线，其手法不会使卡拉瓦乔〔33〕蒙羞。与所有人一样，赖特也去过意大利，但那是在他创作出了他的主要杰作之后，而非之前。他回来后许多人都觉得他似乎失去了而不是获得了灵感。

优雅和身份

并不只是在高雅艺术中才能见到这种主要受中产阶级愿望驱使的越来越强的民族自信和凝聚力。外国来访者和国内的人都常评论的一个现象是，乡下人的行为举止与伦敦人越来越相似了。剧作家乔治·科尔曼〔34〕 1761年时评论说，半个世纪以前“偏远郡县的居民被视为一个完全不同于大都市居民的人种，几乎就像好望角的土著居民一样”。而现在却很难将两者区分开来了。

伦敦的风尚、伦敦的文化修养、伦敦的口音还有伦敦的疾病，都沿着英国新修的主干公路传播，随后蔓延遍及乡村地区。爱丁堡和格拉斯哥、斯旺西和都柏林都是这一扩展进程中最先到达的前站城市，自18世纪60和70年代起旅游业成为不列颠群岛那些所谓偏远地区的主要产业后，又有许多大城市相继出现。当然这种影响有可能被夸大了，不过很明显，当时的许多见证文字都对下层百姓的服饰、举止和道德规范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如同其对中产阶级的关注一样。很可能在世纪末时，一些地区的工业呈现爆炸式增长再次造成了一种较强的外省人身份感。但在世纪中叶时人们觉察到的差不多全是对文化统一的强调。“宫廷和乡村”以及“市民和乡下人”这类二分状况似乎已成为过去。

注释

〔1〕　格罗斯雷修士（Abbé Grosley, 1718—1785），全名为皮埃尔-让·格罗斯雷（Pierre-Jean Grosley），法国教士、旅行家和游记作家。

〔2〕　即白厅。

〔3〕　托马斯·罗兰森（Thomas Rowlandson, 1756—1827），英国漫画家。

〔4〕　伊拉斯谟·达尔文（Erasmus Darwin, 1731—1802），查尔斯·达尔文的祖父，是一名医生，也是诗人，利奇菲尔德文学社团成员。

〔5〕　伍德家族（the Woods）主要指约翰·伍德（John Wood, 1704—1754），一个出生在巴斯的建筑家，他设计了巴斯的街道和旅馆；还有杰罗姆·伍德（Jerome Wood, 1730—1780），他也搞建筑。理查德·纳什（Richard Nash, 1674—1761）对巴斯休闲业的发展有很大影响。

〔6〕　丹尼尔·笛福（Daniel Defoe, 1660?—1731），18世纪最有代表性的中产阶级作家，著有游记、传记、行为指南和政论文章等。他最知名的小说是《鲁滨孙漂流记》（ The Life and Strange and Surprising Adventures of Robinson Crusoe ，1719）。

〔7〕　理查德·拉塞尔（Richard Russell, 1687—1759）的这篇论文虽然现在看来科学性是不够的，但在当时影响很大。

〔8〕　托马斯·艾沃里（Thomas Ivory, 1709—1779）是18世纪很有创见的建筑家，原来做木材生意。他的代表作是诺里奇的八角教堂（1756），即文中提到的非国教信仰者的教堂。

〔9〕　奥古斯都艺术指18世纪上半叶的新古典主义文学和艺术。因为这一潮流是以古代希腊罗马的大师为仿效对象的，所以有此别名。

〔10〕　贺拉斯（Horace, 65—8 BC）是奥古斯都时代的诗人。他的讽刺诗歌很有成就。这里说的是18世纪古典主义作家效仿他的诗歌来讽刺罗马教皇。

〔11〕　伯林顿指理查德·博伊尔，伯林顿伯爵（Richard Boyle, Lord Burlington, 1694—1753）。他是当时的艺术庇护人，主持建造了英国著名的帕拉弟奥建筑。“帕拉弟奥风格”指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建筑设计师安德烈亚·帕拉弟奥（Andrea Palladio, 1508—1580）的风格。

〔12〕　威廉·肯特（William Kent, 1685—1748）是英国的园林艺术家、建筑家和画家。

〔13〕　威廉·申斯通（William Shenstone, 1714—1763），风景园艺师，也发表了一些诗歌。他的家是英国18世纪风景园艺的典型一例。

〔14〕　兰斯洛特·布朗（Lancelot "Capability" Brown, 1716—1783）是18世纪非常有影响的建筑家，他主张风景不能只供欣赏，还应带来经济效应，要能产生财富。

〔15〕　塞缪尔·理查逊（Samuel Richardson, 1689—1761），著名书信体小说家，以描写女性婚恋和心理著称。这里提到的是他的两部主要小说，女主人公都遭遇同放荡贵族斗争的命运。

〔16〕　托比亚斯·乔治·斯摩莱特（Tobias George Smollett, 1721—1771）是18世纪后期的重要小说家，小说《汉弗莱·克林克出征记》（ The Expedition of Hamphry Clinker ，1771）为其最出色作品。

〔17〕　劳伦斯·斯特恩（Laurence Sterne, 1713—1768），情感（或感伤）小说的鼻祖。他的主要作品《商第传》（ The Life and Opinions of Tristram Shandy, Gentleman ，1759—1767），是一部实验性很强、别出心裁的小说。

〔18〕　情感运动，又称感伤主义运动，是起自英国而后波及欧洲的一种文学潮流，得名于斯特恩的小说《穿行法国和意大利的感伤之旅》（ A Sentimental Journey through France and Italy ，1768）。

〔19〕　亨利·麦肯齐（Henry Mackenzie, 1745—1831）主要的小说作品就是这里提到的《有情人》（ The Man of Feeling ，1771）。

〔20〕　乔舒亚·雷诺兹（Joshua Reynolds, 1723—1792），著名英国肖像画家，也参加了一些文学社团。他为当时的许多知名作家、思想家、演员等画过像。约翰逊博士画像是他最著名的肖像画之一。

〔21〕　安杰莉卡·考夫曼（Angelica Kauffmann, 1741—1807），瑞士新古典主义风格初期女画家。

〔22〕　约翰·佐法尼（Johann Zoffany, 1733—1810），德国出生的英国画家，皇家艺术学院奠基人。

〔23〕　安东尼奥·韦里奥（Antonio Verrio, 1639—1707），意大利装饰画家。1671年定居英国，为白厅、温莎堡和汉普顿宫绘制了大量的壁画。

〔24〕　乔治·弗里德利克·亨德尔（George Frideric Handel, 1685—1759），德国出生的大作曲家，后移居英国。

〔25〕　迈克尔·赖斯布雷克（Michael Rysbrack, 1694—1770），佛兰德斯雕塑家。出生于佛兰德斯一个艺术世家，1720年定居英国。

〔26〕　路易-弗朗斯瓦·鲁比利亚克（Louis-Francois Roubiliac, 1702—1762），生于法国，活跃于英国，为欧洲开创了制作雕像纪念天才人物的先例。

〔27〕　罗伯特·亚当（Robert Adam, 1728—1792）和詹姆斯·亚当（James Adam, 1730—1794）是苏格兰兄弟建筑家，在英格兰和苏格兰设计了很多重要的公共和私人建筑。

〔28〕　查尔斯·勃尔尼（Charles Burney, 1726—1814），音乐史家、作曲家。

〔29〕　威廉·博伊斯（William Boyce, 1711—1779），英国教堂音乐作曲家的先驱之一，知名的管风琴乐师，音乐编辑，以其多首交响曲而享有盛名。

〔30〕　约瑟夫·威尔顿（Joseph Wilton, 1722—1803），英国古典雕塑艺术家，在佛兰德斯和巴黎学艺，回国后担任乔治三世的王室雕塑师，并经营画廊和画室。这里用他和外籍雕塑家鲁比利亚克对比。

〔31〕　大卫·加里克（David Garrick, 1717—1779），18世纪英国著名演员、剧院经理和剧作家。

〔32〕　约瑟夫·赖特（Joseph Wright, 1734—1797）是第一个将工业革命精神直接注入到艺术中的职业画家，也是英国历史上第一个以实验为主要题材的画家。

〔33〕　卡拉瓦乔（Polidoro Caldara da Caravaggio, 1496—1543），著名意大利画家。

〔34〕　乔治·科尔曼（George Colman, 1732—1794），英国戏剧家和剧院经理。

第五章

不同政见的斗争

乔治王朝中期所经历的社会变革对英国的影响是深刻而广泛的，对未来极其重要。但在当时，由于世袭权利和习俗的力量压倒一切，很难估量这些变革对政治结构的直接影响。表面上，世纪中叶前后政治的性质几乎没有变化。诺思〔1〕（任期：1770—1782）和小皮特〔2〕（任期：1783—1801）在执政手法和政策方面可与沃波尔和佩勒姆相比。事实上宪制方面几乎没有很大变化。19世纪威胁“旧制度”的那股躁动不安和改革的洪流，在事后看来似乎来得过激了。

然而，这方面的表面现象非常具有欺骗性。由于意识到怀特霍尔和威斯敏斯特之外有广大的政治民众，所以政治语言、目标甚至手段都受此影响。不说别的，光是18世纪50和60年代报纸、印刷品和政治小册子中所展现出的唇枪舌战的范围广度和激烈程度就足以证明公开辩论的活力和政客们急于参政的心情。在这群政客中，有一位似乎占有特殊位置。

老威廉·皮特

老皮特〔3〕的名声是如此褒贬不一，以致两个世纪后仍难以给予他这样一个有影响力的人物所应得的评价。1754年以前，皮特的事业还远未获得成功。他出身于一个惯于挥霍且有些怪癖的家庭，是家中的幼子，加入了辉格党并最终通过婚姻进入了一个大辉格党家族，即斯托的坦普尔家族〔4〕。年轻时，他作为一名爱国演讲者，以令人生畏的雄辩和张扬奔放的激情确立了自己的政治声望。在奥地利王位继承战期间，他言辞激烈地反对汉诺威王朝，这不仅大大提高了他的知名度而且让他受到了民众的欢迎，但这些却使他在国王面前成了几乎永远不受欢迎的人。当1746年佩勒姆起用他时，那个官职也只是有利可图而没有前途。身为财政部主计长，皮特被排除在了高级决策之外，而且在议会辩论中他的言论被有效地钳制。这似乎是又一个爱国者谋求发展时为了晋升而放弃原则的例证。

但是，18世纪50年代的事件使皮特时来运转。1754年佩勒姆突然去世，这即使在当时也似乎是个转折点，国王本人对此事的言谈起码可以说明其重要性，他说：“现在我将不再有安宁的日子。”佩勒姆的继承者是其兄弟纽卡斯尔〔5〕，一个精明且经验丰富的大臣，绝不是传说中描绘的平庸可笑之才。但是在上议院里他发现很难再施加其兄弟或沃波尔的那种控制性影响。皮特在下议院的主要对手亨利·福克斯〔6〕则缺乏政治勇气，也没有足够的分量，无法替代佩勒姆。辉格党的“老骨干人员”，即自汉诺威即位后议会中的支配力量，这时几乎群龙无首。他们的对手托利党由于持续遭排斥此时也越来越难驾驭，而且不再认真考虑迎候一位来自海峡对岸的国王〔7〕之事，他们也在寻求出路。皮特不正是能使两者的需求都得到满足的人选吗？

他之所以能够这样做，多亏当时的环境，尤其是国际形势。奥地利王位继承战明确了将来的主要冲突领域，但并没有着手开始解决。海外的主要着眼点不再是西班牙帝国的命运，而是英法这两个重商主义时代最成功的商业大国之间可能发生的世界范围的冲突。在北美洲，法国试图建立一条从魁北克贯穿到路易斯安那的领地链带，切断英国的殖民地。在西印度群岛，他们不断为有争议的产糖岛屿发生争吵，正如在西非他们经常为奴隶和橡胶贸易发生争执一样。在印度，本土的王公们热衷于派系斗争且虚弱无力，法国和英国的东印度公司则强取豪夺，这两种因素综合起来搅得那里局势十分不稳定。这一切都预示着将为帝国展开一场决定性的殊死之战。

皮特和七年战争

战争爆发了，开始时对英国和皮特的政敌来说损失都很惨重。1755—1756年中，海军行动不成功，英国丧失了地中海上的梅诺卡岛，海军上将宾〔8〕被无情地当作替罪羊，使得老辉格党政权信誉扫地。而这却成就了皮特，或许也成就了第一英帝国。

接下来几年是历史上格外重要的一个阶段。七年战争取得一系列胜利，英国在北美和印度彻底击败了法国，在其他地方也成功挡住了波旁王朝的威胁，代表了帝国成就的巅峰，皮特也因此成为英国历史上战功最辉煌的大臣。此外，他成功地痛击了辉格党的“老骨干人员”这帮政客，似乎预示了一批新派政客和一种新型政治的出现，这可以从约翰逊博士〔9〕对沃波尔和皮特所作的巧妙对比中看出，前者是“国王派给百姓的首相”，而后者则是“百姓派给国王的首相”。然而，皮特得以飞黄腾达更多的是凭借其敏锐的政治判断力以及纯粹的运气，而不是公众的赞誉。

就算有民众支持他，这种支持也是他在伦敦城中的朋友和在外省新结识的托利党伙伴费心策划的。他第一次尝试执政，即1756—1757年的皮特－德文郡公爵内阁，软弱无力且为时不长；第二次，即1757年的联合内阁，远远成功得多，这部分是因为他与纽卡斯尔做了笔交易，部分是因为得到威尔士亲王，即未来的乔治三世的支持。这种兼顾“期待权益”与“老骨干人员”的做法与皮特的各届前任和政敌们的那些政治伎俩一样地不择手段，与沃波尔在1720年的所作所为也极其相似，当时沃波尔和乔治亲王（后来的乔治二世）又是恐吓威胁，又是甜言蜜语，最终重返宫廷，荣登王位。

皮特在战争中的作为也不像他的敬慕者后来所宣扬的那样毫无瑕疵。他所实行的基本战略与他先前支持的爱国方案完全相左。他坚持不惜重金与普鲁士结成同盟，并将英国的钱财和人力大量用来在德国维持一支军队，这些都自然地遵循了佩勒姆和纽卡斯尔的外交策略。皮特自己对战争最具代表性的贡献是对法国海岸实行联合作战，旨在转移法国对德国战争的注意力。这是他拼命试图向其朋友们，那些对他的“汉诺威”政策已经越来越感到失望的托利党人，证明他仍然爱国的做法。就军事而言，此举不仅铺张浪费而且收效甚微。

战争最终取得了胜利，但这也大多归功于皮特难以驾驭的一些因素。大体上说，法国因为没能加强海军和殖民地战争的财力和物资供给而付出了惨重代价。在印度，英国东印度公司所占的优势不是太多，但却是决定性的，尤其是加上了罗伯特·克莱武〔10〕的才干。皮特把克莱武称为“上天选派的”将领，就是借用辞令来表示他不能将任命克莱武的功劳据为己有。

即使是曾英勇攻克魁北克、被国民寄予厚望的詹姆斯·沃尔夫〔11〕，也只是在北美指挥作战的司令官中的最后一个，况且他也不是屡战屡胜。但是，胜利的到来解决了战争的一切问题，至少在不得不进行和平谈判之前是如此。在奇迹迭出的1759年以前，也即在西印度群岛和北美洲的形势彻底改变之前，皮特与纽卡斯尔的联盟已濒临瓦解。皮特施行的政策令他那些托利党支持者深感惶恐，他们在不断谈论要放弃对他的支持，而他的同盟纽卡斯尔则不断威胁说要甩掉一个花钱如流水、付出昂贵代价却常换来败绩的同僚。而在1759年所有这些问题都被化解了。

七年战争有如此运气的结局不应全都归功于皮特，但是在两个重要方面他所赢得的历史声望似乎是当之无愧的。即使说皮特的人气被夸大了，但他在改变18世纪政治的性质方面所起的作用不管怎样说都很重要。18世纪50年代中期，已有的政治模式显然在破裂。托利主义遭排斥的状况和辉格家族在狭小圈子内维持对任命权的控制都没有持续很久。皮特至少带来了一种与老式政治决裂的希望，特别是在大都市，他在那里联系深广，拥有一批真正的民众选民。同样，作为一名战争领袖，他确实具有一种当时任何对手都不具备的重要品质。没有这一品质，战争不可能得以继续，更别说最终获胜。这种品质就是政治勇气以及与其相伴的近乎轻率自大的自信。这种勇气为其他更有能力和更审慎的人提供了一个他们需要的道德基础，由此而去战斗并赢得辉煌胜利。就在老辉格党领袖纽卡斯尔和福克斯明显张皇失措的时候，皮特对自己领导才能的信心成了关乎战争何去何从的一个关键要素。如果政治殊荣归根结底属于那些甘冒一切风险的人，那么至少在这个意义上，皮特理应得到这份殊荣。

托利党人的重返

不论皮特成就的性质如何，他那些有争议的活动已为随后不久发生的戏剧性事件拉开了序幕。18世纪60年代政治性质的改变将永远与新国王乔治三世及其最不安分的臣民之一，约翰·威尔克斯联系在一起。就国王来说，这些年将会证明是极其痛苦的。然而，乔治三世所做的多半是顺理成章地将其祖父统治时期的趋势推向顶点。他决意废除老的党派区别的所谓变革决心尤其突出地体现了这一点。这种区别实际上已经由于威尔士亲王弗雷德里克和皮特成功地吸纳了一些托利党人来任职而被削弱。1760年时的党派区别更多的是一种论调而没有什么实质内容，不情愿或勉强的宽容态度已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对老托利党人能够参与新政权而怀有的一种心照不宣的自豪感。朝廷张开臂膀欢迎托利党人归来，并明智地授予他们官位、荣誉和贵族头衔。在各郡，他们重又掌握了过去十年中不曾问津的治安官职权。在中部各郡，这些治安官职位再一次变得好像是为乡绅而设的，其中许多是老托利党人，甚至是老保王党人。

一个令人敬畏的托利党人获授特殊的地位。当时的文坛巨匠约翰逊博士颇受新政权的嘉许和赏识，1762年时他从比特伯爵〔12〕那里获得一笔年金。他重新被政府接纳一事不乏讽刺。18世纪30年代里，约翰逊曾写过尖刻的爱国檄文，抨击沃波尔在加勒比的亲西班牙政策以及英国在那里宣称的权利。现在，在新国王统治下，他将挥笔书写一篇同样铿锵有力且更令人信服的文章，为英国宣称福克兰群岛归自己所有后乔治三世对西班牙所采取的所谓绥靖政策辩护。约翰逊将这些岛屿描述成“凄凉阴郁的荒凉之地，是被人类遗弃的岛屿，冬天多风暴，夏天荒凉贫瘠。”然而，在英国外交政策史中，福克兰群岛的问题并未就此完结。

约翰逊这种个人变化的意义，从牛津大学建制史的变化中体现得更加鲜明。46年以来，牛津大学一直是感伤怀旧的詹姆士二世党人的大本营和神殿，由于几代辉格党教士相继把持着有名有利的职位，它一直在政治上受到冷遇。汉诺威王朝初期英国教会的执教人员通常是由剑桥大学或牛津的一些很小的辉格党学院培养的。在新的统治时期，哪所大学得以扬眉吐气重返朝廷的怀抱，是毫无疑问的。最奇怪的是，牛津大学曾为政府，甚至早期汉诺威政府，培养出了不止一名首相。但是，佩勒姆却几乎没有阻拦其兄弟将教会的庇护权给予剑桥大学，而皮特曾一度很不光彩地利用了自己母校牛津大学的詹姆士二世党人协会。在乔治三世统治下，牛津大学终于有了首相诺思，他同时也是牛津大学的名誉校长，他恰好能代表保王党郡县中那些老托利党家族。

如果说托利党人重返朝廷并不让人吃惊，那么乔治三世的其他新措施恐怕也就不足为奇了。新政权一开始是怀了良好意图和崇高愿望的。任何以为新的“爱国君主”可能会力图加强王室特权的想法很快便被击碎。《王位继承法》（The Demise of the Crown Act）规定法官不得像过去那样在君主死后辞职，这样就消除了对国王可能利用自己的法定权利清除辉格党把持的司法机构的一切疑虑。同时，《王室费法案》（The Civil List Act）规定要严格控制王室每年80万英镑的津贴。这与拨给乔治二世的津贴相同，但是有重要的补充条款规定王室费的任何盈余今后将归财政部而非国王。随着通货膨胀的出现，这项规定严重限制了国王应付日趋增加的宫廷开支的能力，并不无嘲讽地成为国王为爱国所作出的极其得不偿失的让步。这是真正继承了威尔士亲王弗雷德里克领导的莱斯特下议院派的传统——它不是一个要创建一种新的仁慈的专制统治的花哨计划，而是对国王的特权进一步予以了限制。

和平

然而，这些与新政权所面临的头等大事，即和平问题，比起来就显得微不足道了。老阁员皮特和纽卡斯尔都相继辞职。皮特于1761年辞职，因为乔治三世和比特拒绝听从他力主将战事扩展到西班牙的主张；纽卡斯尔则因反对达成的和平条件于第二年辞职。但事后看来，他们所阐述的多数论据都无足轻重。如果不将战争中获得的一部分利益归还波旁王朝，就不可能获得和平。将主要的法属西印度群岛归还法国以及保留法国在加拿大水域的捕鱼权等让步并不过分。皮特和纽卡斯尔在1762年那种外交局势中，如果不想继续激战下去，恐怕也得作出同样的让步。

此外，那些年军事上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却付出了沉重的经济代价，到1761年时已开始引发普遍的惶恐。反对将战争继续下去的呼声非常强烈，反复地出现在报纸和小册子中，伊斯雷尔·摩迪特〔13〕在《德国战争思考》中率先发出呼吁。把战争进行到底将导致破产；而且战争的目标是继续获得腓特烈大帝〔14〕的支持并取得更多的殖民地，这似乎没有太大的价值。乔治三世和比特过多地放弃了一些本不需放弃的东西，尤其是在与西班牙达成的条件方面，其中的部分原因可能是考虑到这场战争无论多辉煌毕竟不是他们的战争，另外还可能因为要急于尽快讲和。但从本质上讲，他们谋求和平的举措是谨慎合理的，得到议会和公众舆论压倒多数的支持。

个人仇恨

既然如此，为什么新政权还引起如此争议？这可能主要是因为新政府中的掌权者在他们本来并无害的活动中夹杂了对注定要制造麻烦的旧政权的某种个人敌意。乔治三世选择他先前的家庭教师比特伯爵来实行改革。比特是一名热爱知识、但经验和技巧并不足的苏格兰贵族。他在教诲年轻国王为将来的统治做准备时，教授的技巧多半较天真而不够狡诈。当时既不存在反对自由和宪制的重大阴谋，也没有要推行一种新独裁制度的决心。但是，新国王和他的首相无疑对乔治二世统治时期独霸大权的那些人存有根深蒂固的憎恨，而且即使不是坚决要弃他们不用，起码也已准备好要随时剔除他们，甚至要羞辱他们。被认为在1757年时背叛了王子的朝廷的“黑心”皮特更是遭到了公然仇视，所以很难想象皮特和比特如何能在新局势下合作。不过，皮特是个妄自尊大之人，只有圣人才能与其长久合作。

图9　王室的辉煌。（上图）：佐法尼所画的王室家族，既描绘了新国王乔治三世作为君主的自信，也展示了18世纪60年代带有些戏剧性的新古典主义。新国王不怕与他的斯图亚特家族祖先进行比较，正如他那凡·戴克〔15〕服饰所表明的那样。詹姆士二世党人的威胁已过去，可以放心地用查理一世的魅力来颂扬汉诺威血统。（下图）：比特伯爵作为王室宠臣的角色使他倍受报刊的中伤。这幅1767年的漫画采用了18世纪刻画首相们常用的“巨人”形象，但同时也明确将比特的成功归因于欺骗（他利用了王室的影响力）和色欲（据说他曾勾引国王的母亲，威尔士亲王的遗孀）。

大的辉格党家族是另一个问题。他们的社会地位、分量以及承袭来的重要声望都会使他们成为危险的敌人。他们无疑会有些居高临下地对待新国王。卡文迪什这样的家族〔16〕喜欢把自己视为国王的拥立者，对于他们来说，汉诺威选帝侯至多是同辈之冠。纽卡斯尔在执政一辈子后，当然希望自己的建议能被一个主要以腿部线条优美和庇护植物学家著称的无用的学究式苏格兰贵族认真采纳，这也是有情可原。简言之，新政权有充分理由谨慎行事，而且尤其有理由确保尽可能顺利地由旧政治过渡到新政治。

但这绝不是没有问题的。辉格党的“老骨干人员”很清楚比特的要求必然得到准许。由于缺乏一个极富个性魅力的领袖，他们当中的多数人还是愿意在新政府管理下继续效力。其中的典型人物就是诺思。他是纽卡斯尔公爵的表亲，未来的首相，在新统治时期只是被动地效力于乔治三世的宫廷。即使是那些资深人士，他们虽认为自己是新秩序的受害者，也不愿对之宣战。哈德威克伯爵〔17〕是辉格党律师中资格最老的，而且曾是佩勒姆政府的台柱之一，他也只是为自己的朋友们争取不辱体面的条款，以及为自己的家族寻求继续在朝廷任职的待遇。

在这种背景下，比特和乔治三世〔18〕将纽卡斯尔及其朋友驱逐出政府的做法很不明智。他们这样做，表面上是借了1762年春的和平条件的名义，结果却制造了现代英国政治中最持久的仇恨之一。

如果新计划真成功了，那么疏远旧的政界领导人物的代价也许是值得的。但结果是，在陷自己辅佐的年轻国王于劲敌包围之后，比特本人上台仅一年后便决定辞职，傲慢地打算从普通议员席上，或不如说（就像必然被认为的那样）想从幕后，操纵事务。所以，他除了愚笨地与老辉格党家族对抗之外，还极不明智地授之以自己搞阴谋诡计和暗地里施展影响的把柄，更进一步加强和煽起了他们的敌对情绪。这种敌对情绪以及比特的暧昧之举共同确立了一种持续了20多年的政治模式。

就短期而言，18世纪60年代见证了不稳定内阁的恶性循环。乔治三世一直想找一位在议事时能与他意向相投而又能领导议会的首相。于是在这个过程中，相继试用了罗金厄姆侯爵〔19〕、皮特和格拉夫顿公爵〔20〕等辉格党人，但均发现不太令他满意，直到1770年诺思出现，才成为能够继承沃波尔和佩勒姆衣钵的人。通观这些年经历的曲折和派性政治，总是有比特从中无关痛痒且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地插手干预，还有对辉格党家族的怀疑，以及传说中关于某种持续的、不正当且秘密存在的影响挥之不去。当埃德蒙·伯克〔21〕撰写《关于当前不满的原因之思考》（1770）对这个时期的政治进行全面和经典的分析时，正是这种传说中的影响给了他对新王室及其体制进行系统抨击的依据。这篇《思考》将作为由辉格党核准的权威版本进入历史，后来许多代人也将它视为乔治三世罪行的标准记述。

威尔克斯运动

18世纪60年代还存在其他一些一触即发的因素。战争之后出现严重经济衰退，清楚表明了企业时代的经济收益分配不均。这个时期发生了一系列激烈的劳资纠纷，在曼彻斯特和纽卡斯尔等主要城市里造成动荡局面，并可能进一步发展成政治动乱。即使在乡村，这些年的收成也很糟，物价不断上涨，物资匮乏现象严重。

在这种情况下，约翰·威尔克斯的活动得到了广泛支持。威尔克斯在历史上有“和蔼可亲的无赖”之名，这在某种程度上掩盖了其政治上的精明和独到之处。环境和机会主义成就了威尔克斯。他所利用的那些不满若在十年前恐怕不会产生什么影响。通用拘票是汉诺威政府常用的一种手段，凭此可以以政治罪任意逮捕人。当威尔克斯的新闻活动促使乔治三世的大臣们使用这种手段时曾引起大量争议。皮特和纽卡斯尔当政时也曾使用这一手段，但当时是以詹姆士二世党人的威胁作为理由，而且是用来针对被放逐的托利党人而不是针对气焰正盛的辉格党人。

同样地，当1768年威尔克斯作为米德尔塞克斯郡候选人，却被下议院拒之门外时，也有说得过去的先例和充分的法律论据证明应当将他排除在外，但是米德尔塞克斯郡是个很有名气的郡，与首都的狂热政治密切相联系，该郡的选民绝不甘心他们被当作一个腐败选区的一小撮投票者来对待。三年后，威尔克斯及其朋友对下议院所拥有的禁止报刊公开报道其辩论的权利进行了抨击，这实际上是在抨击立法机构一直小心护卫的一种陈旧特权。但事实证明在新的气候下维护这种特权是根本不可行的。

威尔克斯运动的激进分子是些典型的小商人、工匠和手艺人。他们代表最为集中、最勇于直言和最不稳定的“中下阶层”。当他们把不满带到乡村时，不仅获得了担心选举权受到威胁的乡绅们的支持，而且得到了当地各城镇中与他们地位相同之人的支持。中产阶级是他们运动中极其关键的因素，这部分人没有统一的政见，而进行抗议通常不是他们喜爱扮演的政治角色。但是，他们在威尔克斯运动中的作用清楚地表明了他们在乔治三世统治时期政治中的重要性。

然而，他们自己只是部分地促成了这种重要性。汉诺威王朝早期的政治游戏规则已不再适用，不论提出什么先例也无济于事。因为那些曾觉得这些规则对自己很有利的人，现在认为应当废弃它们。老辉格党人愿用一切武器来报复乔治三世，他们极力让民众反对宫廷的新敌对情绪合法化。没有统治阶级中极有名望人物的这种配合，与威尔克斯有关的民众动乱就不会显得那么重要了。

真正的不列颠人

18世纪60年代发生的事无一能威胁到乔治三世对其王国的控制。然而，作为王国精神支柱的公众情感方面却出现了棘手的问题。世纪中叶的战争催生了许多歌颂不列颠精神的爱国主义言辞。但是，“统治海洋的大不列颠”在英格兰很可能被认为是英格兰而不是不列颠。1707年实现的联合王国将这个岛分为北不列颠和南不列颠〔22〕。但这种称谓对边界以南的人没有什么吸引力。

乔治三世公开炫耀他为自己“代表大不列颠人”而感到荣耀，有些人却宁愿他因英格兰人的声誉而自豪。随着比特及他那群同乡成为了新爱国主义的主要受益者这一事实变得越来越清楚，对此的愤恨情绪也越来越强烈。苏格兰移民在伦敦的商业和职业生活中都是非常优秀的。苏格兰大学培养出的许多训练有素的医生，能够满足一个有钱进行保健的新兴阶层的医疗需要。但是，社会和民族融和的过程并不是毫无痛苦的。威尔克斯派聪明地利用了民粹主义者的反苏格兰情绪。威尔克斯本人那动荡起伏的激进活动生涯开始于一份名为《北不列颠人》〔23〕的煽动性刊物。对苏格兰人的成见在18世纪末期大部分时间仍固执地存在着。直到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时代的另一段持久战争时期，赞颂不列颠精神的言辞才使得这些成见有所缓和，虽然仍没有彻底将其消除。

反爱尔兰的情绪也很常见，但只是表现为随意的伤害和偏见，并没有发生政治骚动。即便如此，18世纪60年代它也破坏了爱尔兰政治本身的稳定。在都柏林与在伦敦一样，目的是要赶走那些长期独揽大权的人士和家族。但这同时也产生了意想不到的结果，为后来带来了许多难以驾驭的因素。结果是出现了一些棘手的要求，要求由议会更多地控制爱尔兰事务，要求获得更大的贸易自由，以及（并不总是来自相同的声音）要求给予罗马天主教徒一定程度的解放。在宗教问题上态度矛盾、但对来自伦敦的管理和统治却表现出极明显厌恶的新爱尔兰民族主义蠢蠢欲动，再加上狂暴的农民动乱，导致了后来英格兰－爱尔兰事务中的一场危机。然而，这场危机的诱因并非来自不列颠岛内部，而是来自更遥远的英国的属地。

注释

〔1〕　弗雷德里克·诺思（Frederick North, 1732—1792），伯爵，先任下议院议长，1770年在乔治三世治下担任首相，主张在美国独立问题上让步。1782年议会通过了同意美国独立的议案，一个月后诺思辞去首相职务。

〔2〕　小威廉·皮特（William Pitt, the Younger, 1759—1806），老皮特的二儿子，持自由托利主义观点，1781年进入议会，1783—1801及1804—1806年间两次任首相。他执政期间在减少国家开销、施行新税收制度以降低国债等方面做出了成绩。

〔3〕　老威廉·皮特（William Pitt, the Elder, 1708—1778），伯爵，1735年进入下议院，担任过掌玺大臣，两度成为实际上的首相，第二次是同纽卡斯尔组成联合内阁。

〔4〕　斯托的坦普尔家族（Temple of Stowe）指以理查德·格伦维尔-坦普尔伯爵（Richard Grenville-Temple, 1711—1779）为主的辉格大家族。他是乔治·格伦维尔的兄弟，老皮特的连襟，在纽卡斯尔内阁任大臣，反对他的兄弟，支持皮特，在朝政中很有发言权。

〔5〕　托马斯·佩勒姆-霍利斯·纽卡斯尔（Thomas Pelham-Holles Newcastle, 1693—1768），公爵，亨利·佩勒姆的兄弟。他1714年进入议院，1754—1756及1757—1762年间两次任首相。第二次是与老皮特联合组阁。

〔6〕　亨利·福克斯（Henry Fox, 1705—1774），霍兰男爵（第一）（Holland, 1st Baron），坚定的辉格党议员，是该党的中心人物，致力改革。他还是作家和文学庇护人。

〔7〕　即詹姆士三世。

〔8〕　约翰·宾（John Byng, 1704—1757）因撤退而被送上军事法庭，并判处死刑。

〔9〕　塞缪尔·约翰逊（ Samuel Johnson, 1709—1784），18世纪英国文坛领袖，持保守的托利观点。他编纂了第一部英文词典，编过期刊杂志，为英国诗人写过传记，并发表过诗歌、游记和小说。

〔10〕　罗伯特·克莱武（Robert Clive, 1725—1774）曾就职东印度公司。1748年在对法战争中表现出色，1751年在攻占阿尔果德的战役和1752年解救被围困的特里奇诺波利要塞的战役中起了决定作用。

〔11〕　詹姆斯·沃尔夫（James Wolfe, 1727—1759）曾在欧洲战场作战，后被任命为司令官派到北美战场，主要与法国争夺那里的殖民地，比如魁北克。战争有胜有负，他于1759战死在亚伯拉罕平原上。

〔12〕　约翰·斯图亚特·比特（John Stuart Bute, 1713—1792）是威尔士亲王的好友，当亲王继位成为乔治三世后比特被任命为重臣，后接替皮特的首相职位。

〔13〕　伊斯雷尔·摩迪特（Israel Mauduit, 1708—1787），著名的非国教牧师，在政治上十分活跃。

〔14〕　腓特烈大帝（Frederick the Great, 1712—1786），普鲁士国王（1740—1786在位）。在七年战争中他与奥地利、法国和俄国交战，只有英国是他的同盟。后来仰慕他的俄国彼得三世及时登基并退出战争，他才取得了胜利，普鲁士也成为欧洲军事力量最强的国家。

〔15〕　凡·戴克（Van Dyck, 1601—c. 1672），佛兰德斯画家，英王查理一世的宫廷画师。

〔16〕　卡文迪什家族（the Cavendishes）大约指的是纽卡斯尔公爵（第一），即威廉·卡文迪什（1593?—1676）的后人。威廉·卡文迪什是清教革命中的保王党。查理一世失败后他逃往欧洲。1660年复辟时，随查理二世一道回国。

〔17〕　菲利普·哈德威克（Philip Hardwicke, 1690—1764）1737—1756年间任大法官，积极支持镇压詹姆士二世党人。

〔18〕　英文是“乔治二世”，可能是印刷错误。

〔19〕　查尔斯·罗金厄姆（Charles Rockingham, 1730—1782）是乔治三世时期反对党辉格党的领袖。1765年出任联合政府首相，1782年诺思下台后他再次出任首相，但没有等到和平条约签订就去世了。

〔20〕　奥古斯都·亨利·菲茨罗伊，格拉夫顿公爵（第三）（Augustus Henry FitzRoy, 3rd Duke of Grafton, 1735—1811）于1768—1770年间任首相，是他在任期里逮捕了威尔克斯。

〔21〕　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 1729—1797），出生于爱尔兰，著有不少政论和文学、文艺理论文章，对政治很投入，持辉格立场。他做过爱尔兰总领汉密尔顿以及辉格首相罗金厄姆的秘书，为争取下议院的自由、为反对英国对美洲殖民地课税进行了不懈的斗争。

〔22〕　这里指北部的苏格兰和南边的英格兰。

〔23〕　即苏格兰人。

第六章

叛乱和改革

新政权统治的初期由于政治上出现了一些鲜明的特色已是很引人注目。然而，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个时期最令人瞩目的变化是英国人在海外的角色，特别是对七年战争后必然形成的帝国有了新认识。

西方和东方

实现对北美洲的有效霸权是极具诱惑力的。帝国的公务员和大臣们在18世纪60年代初曾沉浸在一阵短暂的海阔天空的设想与规划中，他们为大洋彼岸的殖民地设计了一个崭新而美好的未来。魁北克盛产鱼虾和皮毛，将成为名副其实的丰饶之地。由于增添了加拿大和佛罗里达的新拓居地，北美殖民地将成为一个忠实于英国产品的巨大而广阔的市场，一个基本原材料的持续来源地，甚至成为国库收入的一个新来源（这个前景对于一个债务累累的宗主国来说十分诱人）。西印度群岛被牢牢置于一个受到更有效监控的商业体系中，它会让当时日益繁荣的奴隶贸易利润最大化，保证热带产品源源不断的供应，并成为商业入侵西班牙帝国的重要基础。

图10　小皮特：赞许和反对。表达好感的肖像画（上图）的作者是庚斯博罗，表达反感的漫画（下图）由吉尔雷创作。将第二幅画与图2 的漫画比较可以看出，政治漫画自沃波尔时代以来取得了多么大的进步。

在东方，出现了更加壮观更加激动人心的前景。自克莱武于1757年在普拉西取得胜利后，不列颠成为次大陆上头号欧洲强国。严格说来，英国在东印度群岛没有殖民地。但事实上，从此时起，英国的东印度公司已经无可避免地参与到了实际的拓殖活动中。在这方面，1765年与普拉西之战一样，是个重要的里程碑，尽管它是普拉西战役之后的必然结果，克莱武在这一年正式代表该公司接受孟加拉的迪瓦尼（即土地税），由此开始对该地进行直接的政治控制，而不再只是进行商业活动。

这些事件改变了英国人对印度的看法。新领地充满异国情调，而且让人们见识了一种先前不被欣赏的文化，这些特点让新帝国的影响显得格外有力。弗朗西斯·海曼〔1〕的巨幅肖像画较早地表现了这种影响，画中描绘了克莱武接受当地王公臣服的场面，这幅画于1765年被立在莱内拉这个当时上流社会出入的娱乐之地。亚洲奇珍异品的进口量剧增，人们第一次因了解而开始对印度社会产生了某种真正的兴趣。

图11　父与子。乔治三世与儿子之间的反差比其他汉诺威王朝的父子要更明显。国王与他的妻子（上图）为吉尔雷提供了一种稳重朴素的家庭生活的样板；在这幅画中，他们正在前往他们所喜爱的温莎，他们的举止更像是从市场归来的一个农夫和他的老婆。而乔治亲王（下图）却相反，不仅行为放荡，政治上更是企图颠覆破坏；画中描绘的是1785年他与菲茨赫伯特夫人婚后的早晨，这次未经准许的婚姻没能被隐瞒住。

从其他方面来看，在东方取得新领地的过程可没那么文明高雅和浪漫动人。在1768年大选中，新闻突出报道的是一些选区中出现了一批从东印度公司退职回来的人，他们利用据说是以不正当手段敛取的财富来买通进入议会之路。“在印度发财的人”回来了。他们的影响，以及他们的违法和罪恶行为总是被夸大。其实，他们大体上与西印度群岛的种植园主、“土耳其商人”、“财界人物”以及让缺乏“多样化”生财之道的老式家族憎恨的其他拥有非常规收益的人没有差别。但是，他们的出现必然引起强烈的好奇并最终引起广泛的关注。

克莱武本人就是贪婪的“印度发财归来者”的化身。他在东印度公司供职期间不择手段地大肆敛取个人财富，极典型地代表了整整一个阶层的人，他们把帝国作为迅速牟取财富，哪怕是罪恶财富的手段。诱惑似乎不只限于印度。在得到孟加拉的迪瓦尼后出现了疯狂投机买卖东印度公司股票的情形，导致该公司不断发生财务危机，而且政府对其活动的关注也在不断加强，这一切都使东印度政治的复杂性和腐败频现的特点暴露在众目睽睽之下。

美洲战争

美洲方面没有出现发财归来的人这类问题，但是美洲殖民地的维持和扩张造成的经济和政治问题甚至比在东方扩张的后果更大，而且其后续的影响更广泛。英国的大臣们非常清楚他们大洋彼岸那些臣民的价值，但他们没有意识到在伦敦的干预问题上，这十三个殖民地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形成了一种独立态度。而且，他们也没弄明白那群大约只有250万人的遥远、富足、机智的移民有多大的能力来阻挡和抵制帝国的力量。结果导致在十年内英美关系危机不断，首先是1765年的《印花税法》，令美洲殖民地人民发出“无代表，不纳税” 〔2〕的抗议，并逐步升级，最终在1775年爆发叛乱和战争。

从英国的立场出发，即使在两个世纪后，也很难确定问题归根结底出在哪里。到1775年，战后大臣们的多数目标都已被明确或暗暗地放弃。1775年时，即使最乐观的人也不会认为美洲将成为罗金厄姆侯爵所说的“岁入宝矿”。以武力镇压殖民地的代价注定会很昂贵，而且镇压的最终结果也同样难以预料。欧洲的敌人明摆着会把独立战争视为一个重新寻求均势的机会，借此摆脱七年战争给他们造成的不利处境。此外，还有些人不同意把整个美洲战争看作是商业法则作用下的必然结果。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与《独立宣言》同年发表（而且碰巧与爱德华·吉本对罗马帝国历史作出悲观评价的史书〔3〕第一卷同时出版），系统地推翻了帝国发展背后倚赖的经济理论。

然而，除少数人，即大都市的激进政治家和一些不信奉国教者以外，大多数英国人强烈支持对美洲的战争。其中心原则，即维护议会至高无上的权威，自然非常重要，因为这是个倡导该原则的伟大时代。威廉·布莱克斯通〔4〕于1765年发表著名的《英国法律评论》，毫不含糊、清楚明白地宣布了“君临议会”的无限法律权力；与美洲的冲突可能是其最清晰的表现。此外，事后看来似乎特别有说服力的经济论点在第一次被提出时几乎没产生什么影响。对于大多数英国人而言，他们唯一认可的是那个陈旧的重商主义帝国概念。对他们来说，拒绝完全接受议会最高权威的殖民地不仅毫无价值，而且十分危险。即使是许多更富有想象力的头脑也没能驳斥失控的帝国比根本没有帝国更糟这个信念。

这里，如果要说有的话，可以说是有年代与文化上的差异与冲突。定居美洲的人内心里维护的是17世纪英国人的权利。对他们而言，抵制印花税与约翰·汉普登〔5〕反对造船税的情形是一样的，一种凌驾于各州议会和地方权利之上的最高权威是不可思议的。而另一方面，英国本土的人却在利用18世纪的武器，即议会的无上权威，来维护18世纪最珍视的信条之一，即一个商业体制中宗主国的权力是不可分割、不受限制的。于是只有凭武力来决定胜负了。

最终较量的结果是新的合众国获胜。在此过程中，战争对英国来说是一场灾难，远比1665—1667年第二次荷兰战争以来的任何局面都糟糕。这场战争由殖民地叛乱演变成一场反抗波旁君主政体的全面战争，且最终引起了与荷兰的战争并与其他列强形成一种“武装中立”的状态。1782—1783年的和平谈判挽回了部分损失。尽管已无可挽回地失去了十三个殖民地，但1782年，海军上将罗德尼〔6〕在桑特群岛取得辉煌胜利，保住了英属西印度群岛，尤其是避免了乔治三世陷入难堪局面，他因此而不必放弃奥利弗·克伦威尔一个世纪前赢得的牙买加这个宝岛。在地中海，西班牙企图重新征服直布罗陀，但被击退。在印度，沃伦·黑斯廷斯〔7〕勇猛地捍卫克莱武取得的领地，击退了法国的报复和当地王侯的叛乱。

在家门口，英国甚至得更拼命地来维持对爱尔兰的控制。北美独立战争一方面给爱尔兰带来了沉重的经济和军事压力，另一方面也使决心摆脱英国控制的爱尔兰爱国者获得了宝贵的时机。1780年，诺思实际上使爱尔兰商人在帝国经济中享有了同等的权利。1782年罗金厄姆正式承认爱尔兰的立法独立性。在这种情况下，能使爱尔兰留在帝国内可以被看作是某种胜利。当时的人认为美国独立好似一粒难以下咽的药片，但除了十三个殖民地以外，帝国的大部分仍完好无恙，而且至少避免了战争最黑暗时期他们所惧怕的那种彻底的耻辱结局。

会社运动

美洲战争给国内带来的影响比其海外后果几乎更重大。一场世界战争给一个新兴工业社会带来了众多经济问题同时也对贸易造成了巨大的限制。在随后出现的经济衰退中，股票市场和土地价值跌到了多年未见的令人担忧的低水平。空前的高税收和迅速增加的国债进一步加剧了金融危机，并造成了严重的经济问题。于是人们对政府、议会以及总的政治体制提出了根本质疑。在接踵而至的混乱局面中，比较保守的势力，尤其是乡绅，随着1779—1780年会社运动的展开也卷入了一场似乎是针对宪制的公开抨击活动中。各会社在郡县、首都以及外省城市都获得了广泛支持，他们要求改革的呼声超过了威尔克斯运动之外的一切狂热的激进分子。约克郡的牧师及乡绅克里斯托弗·维威尔〔8〕几乎成为这场运动在全国范围内的领袖，但他本人不算是那种激进分子。不过，他要求消除有名无实的选区，要求扩大公民权以及要求推行不记名投票等，这些在当时都颇具前瞻性。此外，会社运动传递出了某种信息，或者说是由大都市的煽动者嘴里传达出了某种暗示，如约翰·杰布〔9〕和卡特赖特少校〔10〕在言谈中都明确表示，如果议会抵制改革，就应被郡代表们替代。

当时对这种新现象充满极度恐惧。事后看来，会社运动的气势和广度确实惊人。不少人认为它几乎促成了英国的改革，使得其可能性比随后50年中任何时候都更大。当该运动1780年达到顶峰时，在全国范围内就改革问题达成了程度不凡的共识。这时候，甚至下议院也不顾政府内外那些既得利益集团的压力，通过了一项决议，宣称“国王的影响力有所增大，并在不断增强，应当予以削弱”。这成为了随后近五年之久的激烈政治争论和持续思想冲突开始的信号。

图12　文明教化的使命。尽管联合王国这种形式是成功的，苏格兰人在英格兰仍然遭遇不少敌意。这幅画最初发表于1745年詹姆士叛乱时，后来又多次被复制，它描绘的是一个苏格兰人不熟悉伦敦的公共厕所。

那么，为什么会社运动没能完成其任务？当1782年诺思让位而由辉格党短暂执政时，伯克及其同僚设法对议会进行了几项改革，撤掉了一些名声不好的挂名职位，并规定要更加仔细地审查国王的经费。但事实上，议会改革困难重重。即使当小皮特于1783年获得最高执政权以及议会中的财政部官员经首相批准正式提出了改革建议时，它并没有获得议会中多数人的支持。

这在很大程度上与会社运动兴起的环境有关。当时进行彻底改革的热情有限，而且主要局限于善于发表意见的人和城市居民中。有时声响虽超乎寻常的大，但真正得到的支持，即使在城市资产阶级中也很有限。18世纪的议会，不论其在选举方面有多少缺陷，对小资产者和中产阶级的要求还是非常敏感的。许多法律都以他们的商业和产业利益为目标。还有更多的法律赋予了他们在各自地区的诸多权力，使他们能够控制各种法定机构，从收税路和运河托拉斯到改良委员会和执行济贫法的团体。对于那些受益人来说，进行议会改革的理由看上去很不充分。

会社运动源于一场全国危机，在此期间，对现有政治的任何系统批评都会引起关注。改革者针对朝廷体制的浪费和低效发出的大声抗议似乎特别合情合理。30年后也因为相同的原因又出现了相同的现象，由于与拿破仑一世的战争开支巨大，引起经济危机，激起了类似的抗议。但是这些状况没有持续很久，对改革的兴趣也大多随着这些状况的结束而消失。到18世纪80年代中期，人们日益感到商业在复苏，财政状况在恢复，这都是小皮特的政策发挥了效力。繁荣比任何争论都更有效地消除了激发改革的因素。

另一个要考虑的因素是，人们普遍对极端分子的举措越来越感到担忧。改革运动的狂热分子似乎不只是指责朝廷的腐败政治，而且还质疑背后支撑它的宪法框架，甚至抨击有产阶级本身。在早期改革运动的论著中已经可以看见后来“人权派”的影子。按照后来的标准，像理查德·普赖斯〔11〕和约瑟夫·普里斯特利〔12〕这样的人其实都算是相当温和的。但是，他们所挑战的是他们那个时代一些最顽固的看法和很习以为常的思想，因此要攻破他们与边远地区贵族和外省商人的脆弱联盟几乎不费吹灰之力。

图13　文明教化的使命。对南太平洋的探索引起了公众的广泛兴趣，给予了人们更多机会去释放他们那略带好色色彩的对高贵野蛮人的狂热崇拜，如G.济慈的《帛琉群岛记述》（1788）中的这些插图所描绘的一样。Lee Boo（上图）被当作一个奇特罕见人物在英格兰展出，而且被当作一个活的教育实验品；这一实验尚未持续6个月，Lee Boo便死于天花。Ludee（下图）留在她那天堂般的岛屿上，但作为土著美人的典范，她也同样很有启发意义。

暴乱和反响

在这种情况下，戈登暴乱尤其具有破坏性。改革者与戈登领导的暴乱者之间并没有直接联系。这些暴乱者在1780年春将伦敦置于自己摆布之下近一周，并大肆进行谋杀和破坏。他们的行为乃是赤裸裸的宗教偏见，旨在取消1778年在政府和对立派双方支持下通过的针对罗马天主教徒的宽大措施。与1753—1754年《犹太法案》的情况一样，立法机构显然很容易与民众的情感脱节。反天主教的领袖乔治·戈登称自己的运动为新教会社运动，受到惊吓的有产者很容易将暴乱者与更体面的会社会员的政治活动联系起来。随后数年中在英国出现的有名的保守主义浪潮或许可以上溯至这个时期。

18世纪80年代初期不仅从超议会层面上说是动荡的，而且，这些年还与60年代一样，政治局面极其不稳定。这也是改革失败的一个因素。1782年以前，议会中的改革者松散地聚集在两个主要辉格党集团周围，即罗金厄姆侯爵一派和谢尔本伯爵〔13〕一派。这两个得到认可的派别分别代表辉格党主张的不同传统，罗金厄姆一派的传统可以追溯至纽卡斯尔和老辉格党家族，而谢尔本一派的传统则可以上溯至老皮特。每一派中最有前途的人才也是家喻户晓的人物。查尔斯·詹姆斯·福克斯〔14〕是罗金厄姆派最激进的支持者之一，也是这一派中最得人心的。他是老皮特的一个对手亨利·福克斯的儿子，在新的统治时期曾是比特伯爵短暂利用的工具。在谢尔本派中有小皮特——用伯克的话说，他不只是“酷似父亲的儿子”，而简直就是“他父亲的再现”。这两人都是真正的改革者，似乎都能给一个已经倦怠但仍然乐观的时代提供一条全新之道，并且都使人们看到了迎来新领导人的希望，一改此前由那些曾在美洲战争中决策失当而名誉扫地的人所维持的政治现状。

不幸的是，他们两人成了对手而不是同盟，这也许是不可避免的。在诺思首相1782年辞职后的复杂、严峻政治环境中，事实证明他们之间的敌意事关重大。福克斯主动采取行动，企图全面控制内阁，而国王对由这样一个令他讨厌的人独揽大权感到厌恶。在1782年夏罗金厄姆死后发生的斗争中，福克斯采取的手段是与他的旧敌诺思结成肮脏的联盟。这个联盟令人极其恼火并遭到普遍蔑视，但在福克斯看来，通过它能够控制下议院，并由此控制政府，这似乎太重要了，足以让他忽略言行需要前后一致这一点。

但是，福克斯的逻辑还是存有缺陷。他的内阁，即臭名昭著的福克斯－诺思联盟，没有持续多久。国王本人对此强烈反对，并有步骤地筹划将其摧毁。皮特也强烈反对，他不想依附福克斯，而且由衷厌恶诺思。当福克斯热切地提议彻底重组东印度公司时，他实际上是断送了自己的政治前程，因为在这个问题上皮特和国王可以提请国民公断解散议会。乔治三世授意上议院否决《印度草案》，之后皮特受命执政，1784年春季宣布举行大选。

结果可想而知。福克斯全面受挫，不只是在财政部可以施加影响的范围内，而且在公众舆论相当重要、民众明显厌恶他的更广泛和更开放的选区范围内。事态平息之后，皮特稳稳坐上首相之位，辉格党被彻底挫败。最重要的是，人们期望福克斯与皮特能够结成联盟反对乔治三世和诺思，实现众盼的改革，但这种期望被葬送了，似乎被福克斯这个“人民宠儿”不负责任的哗众取宠行为所扼杀了。

经济和行政改革

也许改革无论如何都行不通。皮特曾按照他年轻时的意向，提出过一项改革动议，但他知道没有国王的支持那是不会成功的，作为首相的皮特对激进政治活动没有什么兴趣。他证明了自己是个改革者，但改革不能触及影响教会和国家体制的问题。“经济改革者们”就减少朝廷腐败和浪费现象提出的许多要求都将在皮特执政时期得到落实。而且，在他指导下，英国极其踌躇不决地向自由贸易迈出了第一步，其中突出的事件便是1787年与法国签署了商业条约。

棘手的帝国问题也得到了谨慎而富有创见的处理。爱尔兰人已经获得了一定程度的地方自治。要不是英格兰中部地区和兰开夏郡的生产商反对，皮特会给予爱尔兰与母亲国同等的商业机会，以确保他们的忠诚。由于他没能这样做，英格兰和爱尔兰的关系便陷入一种模棱两可和不确定的状态。《东印度公司法案》最终使政府在东印度公司的事务上，至少在不专门涉及贸易的事务上有了决定权，从而使得印度这个英国政治中的一个主要问题得以解决。美洲战争后，反对独立的亲英殖民者流入加拿大，此间魁北克面临着难以处理的“种族”问题，在这种形势下，1791年英国给加拿大立了一项法案，〔15〕尽管不易维持，但仍持续到了1867年。

皮特的至高地位在许多方面显得非常传统。从根本上他受惠于朝廷并得到国王的支持。他于1784年获得的胜利，就像丹比或森德兰们所斩获的，也同样可以看作是国王的胜利。皮特的对立派似乎也很传统。福克斯在很大程度上依赖王位继承人，即未来的乔治四世，而这个未来的国王在政治、财政和性关系方面哗众取宠的行为与他之前任何王位继承人的行为一样令国王感到失望之极。

但是，在其他方面，皮特和他的活动体现了那几年的改变。当时正值大量观念发生变化之时，他所进行的行政和经济改革很容易被当作当时的政治保守主义。尽管已可看到功利主义这一启蒙运动思想最兴盛的产物，杰里米·边沁〔16〕和哲学激进主义者此时尚未在实用政治方面取得巨大突破，不过他们所带来的或采用的风格已经随处可见，正如福音主义的宗教影响一样。

新情感

这个时期真正具有影响的改革恰恰是那些道德、仁爱和实用主义方面符合福音派观念的“改善和进步”。约翰·霍华德〔17〕于18世纪70和80年代中进行了著名的监狱改革运动。用伯克的话说，霍华德的“发现之旅”或“慈善环航”有力地促进了他所察看和描述过的慈善机构的改造工作。在这个积极进取的时代还涌现出许多主日学校，并且各处都在踊跃地成立由神职人员监督的互济会。下层阶级的传统娱乐活动，特别是诸如斗鸡和纵狗咬牛等残忍虐待动物的活动，越来越受到社会上层人士的指责和监督。

对帝国责任的态度也发生了显著变化。伯克反对英属印度的救星沃伦·黑斯廷斯的运动旷日持久。尽管黑斯廷斯对某些指控显然负有罪责，但对他的弹劾仍然失败了。〔18〕不论有无获罪，黑斯廷斯都可以被视为公众道德标准变化的牺牲品。克莱武那类人原先还可能得到宽恕，而现在却不再被容忍。殖民地人民的待遇在宗主国不再是无足轻重的问题。从北美印第安人到库克船长的南海岛民，对这些“未开化”民族的兴趣，就像伯克为那些更文明更进步但同样被征服的亚洲人感到的愤慨那样，都表明了当时的人们对帝国受害者的境况怀有一种浪漫主义色彩的新情感。

这种新情感首先发难的目标当然是最臭名昭著的奴隶贸易。虽然格兰维尔·夏普〔19〕在18世纪70年代最初几年以及威廉·威尔伯福斯〔20〕在80年代领导的运动要等到多年后才能最终取得成功，但在此期间一直不断有胜利。1772年的詹姆斯·萨莫塞特〔21〕案中，一名被西印度群岛种植园主带到伦敦的黑奴获得了自由，理由是英国没有法律授权准许“奴役这种高度支配的行为”。这一判决的社会效应远远超过了其法律意义，但它所引起的关注却体现了18世纪末期思想的精髓，即强调人人平等、宗教救赎和政治保守主义。威尔伯福斯及其同伴是教会和国家当权派的坚定捍卫者，对激进政治完全不感兴趣。在这方面，他们表现出新工业时代英国的商业阶级那种严肃认真的福音派热情。不论这种政治体制被认为多么不具代表性，但威尔伯福斯的朋友皮特正是这些阶级的最好代表。而且，也正是他们对财产权益出于本能的坚决维护，加上积极的商业进取心和极其严肃认真的道德观念在后来把美洲战争后的英国带入了法国大革命时代。

注释

〔1〕　弗朗西斯·海曼（Francis Hayman, 1708—1776），英国著名画家，以肖像画、公共场所装饰画等作品知名。他在作品中引入了法国的洛可可风格。

〔2〕　《印花税法》：1765年英国议会通过的法律，把英国的印花税征收扩大到北美殖民地，要求所有出版物和法律文件都必须盖印。这引起了北美殖民地人民极大的不满和各种抵制行动，最后他们召开了专门的《印花税法》代表大会，发表了文献声明，指出既然殖民地在英国议会里没有代表，那么这个议会的一切决议和法令对他们就是无效的。1766年英国议会被迫撤销了这个法令。

〔3〕　《罗马帝国衰亡史》（ The History of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1776）是爱德华·吉本（Edward Gibbon, 1737—1794）的历史巨作，共6卷。

〔4〕　威廉·布莱克斯通（William Blackstone, 1723—1780），爵士，法学家。他写了一部四卷本的著作，对英国法律进行评介。

〔5〕　约翰·汉普登（John Hampden, 1594—1643），17世纪反对查理一世的议会领袖之一。1636年他拒付查理强征的造船税而被捕。这件事成为引发革命的一个导火索。

〔6〕　乔治·罗德尼（George Rodney, 1719—1792），男爵，海军上将，主要在西印度群岛一带的海上与西班牙和法国作战。在桑特群岛（the Saints）他击败了法国的格拉塞上将，取得了决定性胜利。

〔7〕　沃伦·黑斯廷斯（Warren Hastings, 1732—1818），英国驻英属印度的第一任总领事（governor general）。他在印度实施了强硬的司法和金融改革，并镇压匪盗活动。1784年他辞职返回英国，1787年被国内民主自由派人士指控，埃德蒙·伯克是最激烈的指控者之一。他的案子拖了很久，最后被宣判无罪。在本章后面的“新情感”一节里提到了对他的审判。

〔8〕　克里斯托弗·维威尔（Christopher Wyvill, 1740—1822），约克郡牧师。他于1779年发起成立了约克郡会社，并召集会议向政府提出抗议，引发了全国范围内郡县的会社运动。

〔9〕　约翰·杰布（John Jebb, 1736—1786）的身份很多。他曾是剑桥的教师、学者，后又进入教会，成为非国教牧师。他还是作家和社会改革者，观点十分激进。

〔10〕　约翰·卡特赖特（John Cartwright, 1740—1824）曾在海军中任职，是个改革者，主张给所有男性以选举权，倡议废除奴隶制，要求进行议会和军队改革。

〔11〕　理查德·普赖斯（Richard Price, 1723—1791），非国教牧师，富兰克林的好友，支持北美独立和法国革命。

〔12〕　约瑟夫·普里斯特利（Joseph Priestley, 1733—1804），长老会教派牧师，后转为一神教派成员。他在政治上很激进，曾在演讲中比喻性地表示应该把旧的政体炸毁，并公开支持法国革命。后移民美国。

〔13〕　威廉·谢尔本（William Shelburne, 1737—1805），伯爵，曾任国务卿。他于1782年任首相，美国在他任期内获得独立。1783年他被托利和辉格连手整下台。

〔14〕　查尔斯·詹姆斯·福克斯（Charles James Fox, 1749—1806），政客，特别擅长演讲。他在诺思手下得到重用，推进议会改革多年。1774年他被辞退，转而反对诺思，四处讲演攻击诺思的对美政策。谢尔本上台后他又与诺思联合，以保证击败谢尔本。

〔15〕　即1791年的《加拿大法》，把加拿大分为上加拿大和下加拿大，前者是英国人的定居地，后者是法国人的居住点。

〔16〕　杰里米·边沁（Jeremy Bentham, 1748—1832），英国功利主义思想的代表。他系统地阐述了功利的政治和伦理理论，反映了资产阶级的实用主义世界观。

〔17〕　约翰·霍华德（John Howard, 1726—1790），英国监狱改革的推动者。他在改善监狱的卫生状况和人道主义管理方面取得的成绩在欧洲和美国都有影响。

〔18〕　伯克曾就英国与印度的关系发表过一系列讲演和文章，其中最有名的是涉及黑斯廷斯案件的文章。他对东印度公司盘剥印度人民提出了异议，呼吁公正执法。

〔19〕　格兰维尔·夏普（Granville Sharp, 1735—1813），改革家和学者，主张废除奴隶制度。

〔20〕　威廉·威尔伯福斯（William Wilberforce, 1759—1833），下议院议员，人道主义者。他是皮特的支持者，后受福音教派影响，在议会中领导反对贩卖奴隶运动达20年。

〔21〕　詹姆斯·萨莫塞特（James Sommersett）是1771年从美洲弗吉尼亚被带到英国的奴隶，从主人那里逃走后被抓回来并押上开往牙买加的船。这个案子上了法庭，大法官曼斯菲尔德判定他的主人无权强迫一个奴隶去外国。萨莫塞特因此获得自由。这个名字在网上拼写为Somerset。

第七章

结束语

1688年革命过去一个世纪后，有人想纪念其一百周年，当然对于某些相关者来说，“纪念”一词不完全准确。18世纪80年代初期改革运动的失败使其拥护者陷入一种理想破灭的精神状态。不信奉国教者再次试图取消《宗教考查法》和《市镇社团法》，但在议会中受到重挫。1788年乔治三世出现明显精神错乱，辉格党想乘机在其子摄政王统治下组建新政府。但是，国王于1789年康复，使皮特的内阁得到保全，让全国上下感到宽慰，令该政权的反对派十分气馁。有些人认为乔治三世和皮特1784年的胜利使宪制时钟倒退回了查理二世时代，因此他们觉得没什么理由为革命一百周年感到高兴，倒是有很多理由为其遭背叛感到悲哀。

维护该政权的人更愿意赞扬其近期的成就，而不愿去搜寻17世纪的先例。18世纪80年代经济增长的速度令那些将丧失十三个殖民地视为英国繁荣之丧钟的人感到困惑。自1783年起，联合王国在欧洲大陆和海外的外交声望和影响都显著恢复。1788和1789年法国事态的惊人发展表明，这个英国长期以来的敌人和对手，即使不消亡，至少也会伤筋动骨，元气大伤。一个控制世界贸易和版图的帝国重新焕发了活力。

许多外国观察者和访问者都对英国印象深刻，认为它是18世纪国家中的奇迹。对权力与财富的传统分析无法解释其成功。当时国际上的多数成功都与统治者的性格或政府体制的特点有关。英国的几代乔治几乎无法与路易十四或腓特烈二世〔1〕相比。英国靠其国债，及其显然无穷尽的自我借贷能力证明了其作为一部战争机器的威力。但它缺乏欧洲大陆军事国家所拥有的大部分军力，并且曾在此前那个世纪与自己的臣民发生龃龉时在较量中失利。从任何外部标准来看，其新闻都非常自由。总体说，人身自由方面英国远远超过了其他地方。宗教自由和宽容具有比其他多数社会更久远和更稳固的基础。国家的慈善机构得到了，如果不能说是普遍的，至少也是广泛的支持。所有这些都表明，英国不是一个高度军事化、君主专制或官僚国家，而是一个充满自信的私有制政体，虽然有些自负。

在法国大革命前夕几乎感觉不到这场革命预示着什么。外国人以及不列颠人很容易把大不列颠群岛视为一个新式而现代之地，集经济增长、政治成熟及帝国力量于一身，其规模非其他国家能比。与一个世纪前的路易十四相比，路易十六遭到的羞辱只会更加突出英国取得的明显进步，巴士底的废墟鲜明地衬托出温莎的辉煌。1689年时不安全感是英国国内最显著的特征之一，而1789年时则几乎没有了这种迹象。

注释

〔1〕　即腓特烈大帝。

年表

1688年 | 詹姆士二世之子降生；奥兰治的威廉入驻；詹姆士二世逃亡，（奥兰治的）威廉三世和玛丽即位
1689年 | 《权利法案》解决了王位继承问题并宣布各种不满为不合法行为；《宽容法》〔1〕给予非国教信仰者中信仰三位一体的新教徒一些权利
1690年 | 博因河战役：威廉三世击败爱尔兰和法国军队
1694年 | 英格兰银行成立；玛丽女王去世；《三年法案》规定一届议会最长期限为三年
1695年 | 《许可证法案》失效
1697年 | 奥格斯堡同盟军与法国之间达成《里斯维克和平条约》；《王室费法案》提议划拨资金维持王室生活
1701年 | 西班牙王位继承战开始；《王位继承法》决定由汉诺威选帝侯夫人索菲娅的后代继承王位
1702年 | 威廉三世去世；安妮继承王位
1704年 | 布伦海姆战役：英国、荷兰、德国和奥地利军队击败法国和巴伐利亚军队；英国从西班牙手中夺取直布罗陀
1707年 | 英格兰和苏格兰成立联合王国
1710年 | 弹劾萨谢弗雷尔；罗伯特·哈利内阁
1713年 | 缔结《乌得勒支和约》，就此结束西班牙王位继承战
1714年 | 安妮去世；乔治一世即位
1715年 | 企图推翻汉诺威王朝继承王位的詹姆士二世党人叛乱失败
1716年 | 《七年法案》规定一届议会最长期限为七年
1717年 | 辉格党分裂；停止召集议会会议
1720年 | 南海泡沫事件：许多投资者在对南海公司股票进行投机买卖后破产
1721年 | 罗伯特·沃波尔内阁
1722年 | 阿特伯里（Atterbury）阴谋，知名的詹姆士二世党人阴谋
1726年 | 乔纳森·斯威夫特的《格利佛游记》出版
1727年 | 乔治一世去世；乔治二世即位
1729年 | 亚历山大·蒲柏的《群愚史诗》出版
1730年 | 沃波尔／汤森分裂
1733年 | 消费税危机：沃波尔不得不放弃他改革关税和消费税的计划
1737年 | 卡罗琳王后去世
1738年 | 约翰·卫斯理经历了“信仰皈依” 〔2〕
1739年 | 与西班牙之间爆发“詹金斯的耳朵”战争〔3〕
1740年 | 奥地利王位继承战
1741年 | 塞缪尔·理查逊的《帕美勒》出版
1742年 | 沃波尔倒台
1743年 | 亨利·佩勒姆内阁
1745年 | 詹姆士二世党人叛乱
1746年 | 卡伦顿战役：坎伯兰公爵打垮詹姆士二世党人的军队
1748年 | 《亚琛（Aix-la-Chapelle）和约》结束奥地利王位继承战
1752年 | 采用公历
1753年 | 《犹太人归化入籍法案》
1754年 | 纽卡斯尔内阁
1756年 | 七年战争：英国与普鲁士的腓特烈大帝联手对抗法国、奥地利和俄国
1757年 | 威廉·皮特和纽卡斯尔内阁；普拉西战役获胜
1759年 | 从法国手中夺取魁北克
1760年 | 乔治二世去世；乔治三世即位
1761年 | 劳伦斯·斯特恩的《商第传》出版
1762年 | 比特内阁
1763年 | 《巴黎和约》结束七年战争；乔治·格伦维尔内阁；约翰·威尔克斯和“通用拘票”
1765年 | 罗金厄姆内阁；美洲印花税风波
1766年 | 查塔姆内阁
1768年 | 格拉夫顿内阁；米德尔塞克斯选举危机
1769年 | 詹姆斯·瓦特发明的蒸汽机获得专利
1770年 | 诺思伯爵的内阁；埃德蒙·伯克的《关于当前不满的原因之思考》出版；福克兰群岛危机
1773年 | 波士顿倾茶事件
1774年 | 通过《强制法案》以反击波士顿倾茶事件
1776年 | 《美国独立宣言》；爱德华·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和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出版
1779年 | 克里斯托弗·维威尔的会社运动
1780年 | 戈登暴乱反对《天主教徒解救法案》
1781年 | 美国在约克镇战役中获胜
1782年 | 第二届罗金厄姆内阁
1783年 | 谢尔本内阁；《凡尔赛和约》承认北美殖民地独立；福克斯－诺思联盟；小皮特内阁
1784年 | 《东印度公司法案》
1785年 | 皮特关于议会改革的动议受挫
1786年 | 与法国签署《伊甸条约》
1788年 | 摄政危机
1789年 | 法国大革命

注释

〔1〕　《宽容法》也有人翻译为《信仰自由法案》，它给予除天主教和一神教之外的所有不信仰英国国教的新教徒以信仰自由。

〔2〕　这一年的5月24日在伦敦的一个小型宗教集会上当卫斯理聆听牧师诵读路德为《罗马书》写的序言时，他忽然经历了虔诚信仰耶稣所带来的被拯救的感觉。

〔3〕　“詹金斯的耳朵”是战争爆发的借口，或称导火索。

历任首相名录1721—1789年

罗伯特·沃波尔 | 1721年4月
威尔明顿伯爵 | 1741年2月
亨利·佩勒姆 | 1743年8月
纽卡斯尔公爵 | 1754年3月
德文郡公爵 | 1756年11月
纽卡斯尔公爵 | 1757年7月
比特伯爵 | 1762年5月
乔治·格伦维尔 | 1763年4月
罗金厄姆侯爵 | 1765年7月
查塔姆伯爵 | 1766年7月
格拉夫顿公爵 | 1768年10月
诺思伯爵 | 1770年1月
罗金厄姆侯爵 | 1782年3月
谢尔本伯爵 | 1782年7月
波特兰公爵 | 1783年4月
威廉·皮特 | 1783年12月

译后记

由于这本历史是特别短小型的，因此它重在表述作者的观点，并试图纠正人们通常对这段历史的看法，而不在于介绍史实。结果是对很多重要的历史事件和人物都一带而过，或跳过许多细节，或前后重复提及。这样就可能造成对18世纪历史不够熟悉的读者阅读时的困难。为此，译者加了一些注释。另外，原作者常使用短小的、类似标题或结论的句子，没有较缜密的上下文联系，而且常常缺少中文句式习惯的主语。为此，译者在遵从原文的大原则下有时添加了主语（如英国）、连接词、转意词等。比如第六章的“美洲战争”一节的第一句话“美洲没有从印度发财回来的人”（America had no nabobs...）本身意思很不清楚，不能死翻。它实际是承接着上面一节谈东印度公司带给英国的问题后的转折语句。所以我们就翻译成“美洲方面没有出现发财归来的人这类问题”，但这类灵活翻译的例子是很少数的。

考虑到这是译著，所以书中提到的历史人物我们没有用括号在人名后面给出英文，而是大多都用作注的办法给出了英文全名、生卒年代和简单的事迹介绍，为的是便于有兴趣的读者进一步去查找。但是在插图中出现的人名，除了凡·戴克外，就不作注了。

关于人名和地名译法，我们尽量做到有根据，如来自英汉词典、网上资料，或其他文学和历史著作。有个别的译名处理带有较浓的译者个人喜好色彩，比如英国国王James，我们一律译成“詹姆士”，而其他的所有叫这个名字的人都译成“詹姆斯”，就好像Charles I和Charles II大家都接受“查理”的译法，而指普通人的话就译成“查尔斯”了。

最后，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咨询过钱佼汝和韩加明两位教授，特此向他们致谢。

2008年春于北京

译者简介

刘意青：美国芝加哥大学英国文学博士，北京大学英语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英国十八世纪文学、英美和加拿大小说，还有圣经的文学阐释。专著和编著有《圣经故事100篇》、《女性心理小说家塞缪尔·理查逊》（英文）、《欧洲文学史》第一卷（与罗经国联合主编）、《英国十八世纪文学史》。翻译过英美诗歌、英国和加拿大短篇小说、诺贝尔获奖小说节选、美国文化方面的著作等等。还在国内重点刊物上发表了多篇论文。

康勤：专职翻译工作者，持有文学硕士和联合国T2翻译级别资格。通晓法语和英语，除了在联合国担任了数年笔译工作，进行英汉和汉英双向翻译之外，还翻译过英美的文化和文学作品。在法译中方面，参加翻译过法国经典作家的作品，如莫泊桑的小说，以及若干现当代作家如杜拉斯等的作品。

没有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没有波澜壮阔的变革景象，但18世纪这百年间英国无论在经济发展方面、政治制度与体制方面，还是在文化思维意识方面，均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这个岛国一步步迈向了世界舞台的中心位置。是无意间开启了神秘的崛起之门？是偶然发现了现代之路？还是其中蕴含了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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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ineteenth-Century Britain was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English in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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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原版于2000年出版。该中文版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及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合作出版，只限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销售，不包括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及台湾省。不得出口。© Christopher Harvie and the estate of H.C.G. Matthew 2000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日不落帝国兴衰史．十九世纪英国／（英）哈维（Harvie, C.），（英）马修（Matthew, H. C. G.）著；韩敏中译．—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5.8

（百科通识文库）

ISBN 978-7-5135-6491-5

Ⅰ．①日…　Ⅱ．①哈…　②马…　③韩…　Ⅲ．①英国－近代史－19世纪　Ⅳ．①K561.0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198839号

地图审图号：GS（2007）第439号

出版人　　蔡剑峰

项目策划　姚　虹

责任编辑　周渝毅

封面设计　泽　丹

出版发行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西三环北路19号（100089）

网　　址　http://www.fltrp.com

版　　次　2015年9月第1版

书　　号　ISBN 978-7-5135-64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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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顾问：立方律师事务所　刘旭东律师

　　　　　中咨律师事务所　殷　斌律师

│作者简介│

克里斯托弗·哈维和科林·马修都在爱丁堡长大并接受教育。哈维曾执教英国开放大学，后成为德国图宾根大学的英国与爱尔兰研究教授，是现代苏格兰和北海石油方面的史学学者。科林·马修编撰了《格莱斯顿日记》，还为这位维多利亚时期的政治家写过传记并获奖；他从1992年至1999年逝世的这段时间，一直担任《新编英国传记大辞典》的主编。

│译者简介│

韩敏中，北京大学英语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19世纪英美文学的教学和研究。专著有《欧洲文学史——十九世纪卷》（合著），译著有《文化与无政府状态》和《殖民与后殖民文学》（合译）等。

目　录

插图目录

地图目录

第一章　对革命的反思

第二章　工业的发展

第三章　改革和宗教

第四章　海外战争

第五章　通向自由之路

第六章　应对改革

第七章　“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

第八章　“隆隆作响的变化之辙”

第九章　政治和外交：帕默斯顿时代

第十章　融合

第十一章　自由贸易：不受节制的工业经济

第十二章　人口流动：城市和乡村

第十三章　大众和阶级：城市工人

第十四章　职员和商业：中产阶级下层

第十五章　有产阶级

第十六章　典仪

第十七章　“移风易俗”

第十八章　“城郊托利党人”：保守党的复兴

第十九章　爱尔兰，苏格兰，威尔士：自治法受挫

第二十章　不情愿的帝国主义者？

第二十一章　世纪末的反拨：新的国家观念

第二十二章　老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劳工主义及关税改革

第二十三章　爱德华时代：控制国家危机

第二十四章　“你那英国的夏季已经结束”

大事年表

历任首相名录 1789—1914

译后记

插图目录

图1 　乔治四世，1792年时的威尔士亲王，詹姆斯·吉尔雷作。

图2 　一家人，布拉泽霍尔的约翰·哈登作，1826年。

图3 　戴维·威尔基爵士作，《爱尔兰的威士忌酒厂》，1840年。

图4 　1815年6月18日，滑铁卢战役中皮克顿将军之死。

图5 　1848年4月10日在坎宁顿公地上举行的最后一次宪章派大集会。

图6 　铁路时代的英国工程师群像，约翰·卢卡斯的作品，可能作于1849年。

图7 　奥·韦·诺·皮金在他的《对比》（1840年）中描绘的一座工业化城市。

图8 　1888—1889年正在建造的第四座大桥。

图9 　维多利亚时代的折中主义：1868年大选时伯明翰的广告。

图10 　1874年，在多塞特郡米尔波恩·圣安德鲁被扫地出门的农工。

图11 　“家中的天使”，1865年。

图12 　作巡回竞选演说的格莱斯顿，1885年。

图13 　约瑟夫·张伯伦的关税改革计划，弗·卡拉瑟斯·古尔德作，1903年。

图14 　格拉斯哥的母子俩，约1910年。

地图目录

地图1 　19世纪初期的运河体系

地图2 　铁路，1825—1914年

地图3 　城市人口增长，1841—1911年

地图4 　英帝国的扩张，1815—1914年

第一章

对革命的反思

1881年，牛津大学的青年历史学者阿诺德·汤因比（Arnold Toynbee）就“工业革命”的话题作了系列讲座，他在演讲中将工业革命视作英国历史中如同玫瑰战争似的一个明确的“时期”。这样的提法很容易误导，让人轻易想到这是一个“双重革命”的时期——在法国是政治革命，在英国则是工业革命。然而，攻陷巴士底狱是个显而易见的“事实”，可工业化的影响却是渐进的，相对的；其效果只有在事后反观时才显现出来。“革命”的观念对英国人来说有点不知所云，他们听见这个词就不寒而栗，不像欧洲人能身临其境地理解革命。事实上，是一位法国人、经济学家阿道夫·布朗基（Adolphe Blanqui）在1827年时首先使用了革命这个比喻；1848年以后卡尔·马克思（Karl Marx）则使革命的概念在欧洲流传开来。

于是历史学家的工作有些棘手，他必须比较衡量对现在有重要意义的事情和过去看重的事情。前者引导我们注意工业上的变革以及在不受关注的工场车间中出现的新的作业方法；后者则提醒我们，前工业时代统治阶级权力的衰落有多么缓慢，而科学时代里的宗教势力又是多么坚韧。只是到了1830年左右，人们才意识到发生了实质的和持久的工业变革；就连中产阶级自身也还要再过20年才相信，工业化是好的转变。

统计与社会背景

发生的变化难道不应有简明的事实记录吗？在理论上说是这样的。然而那个“事实至上”的年代始终处于变动之中，加之又特别注重个人主义，所以记录发生的事情和对之作出评价就是另一回事了。直到1801年英国才开始官方的人口普查，而在这以前，有关英国人口究竟是增长了还是减少了一直就是个争论不休的话题。虽然后来普查发展为涵盖职业和住房状况的非常成熟的社会分析工具，但是这个过程进展缓慢；同样缓慢的是绘制全国地形图的进程：1791年至19世纪60年代，全国地形测量局分几个阶段逐步进行了全国陆地地形的测量工作。普遍的“自由放任主义”意识和政府紧缩经费的政策都对统计数字的汇编造成负面影响，因为受到监管或是要纳税的货品或者企业都减少了。（与此形成对照的是，欧洲大陆的独裁政府却热衷于搜集它们国内工业企业的数据，虽然这些企业的发展规模都不算大。）就这样，英国国内仍在激烈地争论着一些最基本的问题，特别是工业化对广大民众有无裨益的话题。

在这一问题上，现代政治也投下了阴影。和汤因比同时代的人都同意马克思的意见：及至1848年，资本主义工业化没能改善劳工阶级的状况。1917年后，苏维埃俄国似乎证明有另一种可行的选择，即“有计划的工业化”。但是苏联的做法在人的生活和自由方面所付出的代价很快就显露出来；那些关注“发展中世界”的自由派经济学家便重申通过自由市场的运作实现工业化的观点。他们论证说，即使在过去的短时期内，在很难提供投资资源的情况下，英国资本主义也已做到既增加了投资又提高了人民生活水准。这场激烈的争论没有得出什么确定的结论；如考虑到英国的经济发展对爱尔兰、印度和美国南方诸州产生的直接的负面影响，那么上述争论的后果也仅限于一定的地理范围之内。

思想意识

如果说统计和社会环境方面存在着问题，那么意识的问题也同样存在。工业化的概念直到19世纪20年代才产生。无论统治精英信奉什么样的经济学说，地方长官和土地拥有者的口号是稳定，他们的价值观仍是前工业社会的。但是，1829年时，工业化的大势突然明朗起来。就在简·奥斯丁（Jane Austen）的最后一部小说问世才11年后，《爱丁堡评论》杂志上一个粗嗓门的新声音描述了“时代的征兆”：“我们搬走大山，把大海当成平坦的大道，什么也挡不住我们。我们征战不开化的自然；我们的引擎所向披靡，我们总是满载战利品，得胜回朝。”托马斯·卡莱尔（Thomas Carlyle）生动地、饱含感情地概括了当时令人目不暇接的一幕幕情景：沃尔特·司各特爵士（Sir Walter Scott）在多部“威弗利”小说中曾描写过的从英雄政治向经济政治的转型；罗伯特·欧文（Robert Owen）那规划有序的新拉纳克工厂社区；走投无路的手摇纺机织工的空想政治；欧洲观摩者流露出来的惊恐和讶异等等。几个月后，卡莱尔的话在乔治·斯蒂芬森的“火箭号” 【1】中变成了铁的事实。

但是，从诸如此类的形象中，我们是否能得出同我们、也同那个时代相关的、前后一致的一整套思想呢？对那个时代作出开拓性探索的乔·马·扬（G. M. Young）在《时代肖像》（1936）一书中看出，“控制并激励了行动者的是福音教规之不可估量的强制力，以及几乎普遍的对进步的信念”。然而扬的历史记录的是“举足轻重者的言谈”，这在相当程度上是精英的历史；它忽视了广大的民众——矿井和工厂的工人、爱尔兰的农场雇工、伦敦的街头流浪儿等，即便提到，也只是将他们当作“麻烦制造者”来看待。它缺乏列·托尔斯泰（Leo Tolstoy）在《战争与和平》中体现的那种极其犀利的洞察，即波澜壮阔的事件起源于普通人所作的无数次个人的决定。在与托尔斯泰笔下的法国、俄国士兵同时代的英国人中，很少有人同意那些“举足轻重的”决策者的看法：据我们所知，他们中间只有少数人走进过教堂，而从他们写的和读的东西来看，他们对进步几乎不抱任何信念。然而，无论那些受到“后人极端轻慢”的人的行动自由受到多大限制，他们的决定才是至关重要的。我们必须倾听他们的言谈。

图1　“生活在消化不良恐惧之中的酒色之徒”。乔治四世，1792年时的威尔士亲王，身边全是他骄奢淫逸生活的物证——未清偿的赌债（尽管在1787年，议会经投票决定用16.1万英镑帮他渡过难关），还有透过窗子可以看到的、他在伦敦的豪华住宅卡尔顿公馆。这幅漫画是英国最具才华和最不讲情面的讽刺画家詹姆斯·吉尔雷（1757—1815）的作品，其漫画常以乔治四世为调侃对象。

法治

“后人极端轻慢”一语出自爱·帕·汤普森（E. P. Thompson）。他认为，一种持续性的解释框架确实存在，那就是“法律”。无论司法的施行中存在多大的偏颇——18世纪常见赫然无情的司法不公——可“法治”仍被视为全体共有的制度。在工业化的冲击下，这种对权利的要求仍然正当。1832年，年轻的议员托马斯·巴宾顿·麦考利（Thomas Babington Macaulay）主张进行政治改革以保护法治不受滥用权力的侵害：“被法律压垮的人除了诉诸强力没有别的希望。假如法律以他们为敌，那么他们就会以法律为敌。”让法律“收编”新的团体，那么这些人就会尊重国家体制。这一思想抵消了工业变革引发的“革命性”后果，化解了企图从变化中创建新政治制度的多次尝试。

此外，法律法规的渐进式演变也为其他方面的社会政治变革提供了范型。1859年，在一次牛津的就职演说中，“上帝自然法则中那最美最妙的”部分变成了经济学，不过也同样可以是法学或是地质学。将法律与进步等同起来，就是将个人道德、技术革新、英国概念等等所有这些事物裹入进步的大潮，令一切顺流而行。

对所有的阶级而言，贿赂、无信仰、豪饮、淫荡、赌博等旧时的道德品行，即使说不上是反社会，但也已渐渐被视作是陈规陋习。从苏格兰或法国传过来的理性主义启蒙思想，还有价格便宜的消费品，和“生命宗教”一样，都表明人的寿命可以延长，人的生活可以过得更加精致而高尚。塞缪尔·佩皮斯曾把海军部里他下属的妻子们看作是他合理享有的“额外福利”；但是同样好色的詹姆斯·鲍斯韦尔却为妻子和家庭深感苦恼。【2】这预示着将有新的道德规范出现，无论那是由腐败堕落的罪恶蓄奴制、普通大众的骚动或法国人催生，还是因天谴所致——威廉·布莱克（William Blake）在其诗作中就动人心魄地表现了这种天谴。

必须拿出证据，证明现状是否有所提高，有所改进。1839年，有英国游客很吃惊地发现匈牙利人自己的水域上竟然没有帆船，而他们的穆斯林邻居却在多瑙河上驾驶着三角帆船。无论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如出于保护桨手和骑手的利益，出于匈牙利贵族的自由运输权，还是出于对一切土耳其事物的厌恶——总之，那位游客的态度很典型，将匈牙利人无航船当作一个实例，说明有“罪恶的利益集团”在阻挠改革和进步。

“进步”

“进步”和法治都不是必然而然的，只能在同国内“老的贪腐”和新的愤懑、国外的强大对手这些内外敌人的斗争中得到。进步的意思是道德成长，而不是经济和政治的操作。克雷克夫人（Mrs Craik）的小说《约翰·哈利法克斯绅士》（1857）中的主人公就表现了这样的价值观：

图2　一家人，布拉泽霍尔的约翰·哈登作，1826年。哈登（1772—1847）是个有才气的业余画家，在英格兰湖区过着小康生活。湖区是那时英国著名的思想中心，威廉·华兹华斯、托马斯·德·昆西、拉格比学校的托马斯·阿诺德等都比邻而居。哈登的画作传达出“英国的比德迈式” 【3】的中产阶级生活的细致感觉。

能做的事他决不会撂在一边，直到做好为止；他的经营事务安排得井井有条，每天的工作都当日完成。无论是作为地方长官和田产所有人，面对着每时每刻都在冒出来的无数小事，还是在有关时世走向这个自己有广泛兴趣的问题上，他都用同一种方法处理，从不变更。在同外面世界的关系上，他就像在自己的小山谷中一样，似乎决心“趁着白日做工” 【4】。只要可能做到，他不会忽略任何一个请求，不允许一桩职责没有完成，不让任何的善得不到承认，不让任何恶得不到补救，或至少不让它得不到原谅。

法治是英国的传统，然而法治作为一个“高效”政府的思想体系这一角色，在一定程度上却是英国内部边陲地区的发明创造。苏格兰人在努力使苏格兰地区摆脱落后状态的时候，以自己独特的法律制度为工具，用于巩固土地资本，探索和组织“市民社会”。在爱丁堡，亚当·斯密（Adam Smith）、威廉·罗伯逊（William Robertson）、亚当·弗格森（Adam Ferguson）和戴维·休谟（David Hume）将经济学、历史学、社会学、哲学与法学交织起来，产生了苏格兰启蒙运动的综合性成就。将这些成就的价值传到英格兰去的是帕特里克·科尔克霍恩（Patrick Colquhoun）、詹姆斯·穆勒（James Mill）以及《爱丁堡评论》的一批撰稿人。爱尔兰方面的贡献则完全不同。教士长斯威夫特（Dean Swift）曾写道，“法律设定天主教徒在爱尔兰不得生存。”新教法律依照其释义就只能是强制的法律。因此，1814年，爱尔兰成为英国第一支国家警察部队的成立地，也就不足为怪了。

法律战促使苏格兰在1799年终止了矿工和制盐工的农奴待遇，也让英帝国在1807年废止了奴隶贸易，然而苏格兰和英格兰的佃农却并未从法律对乡村的“改善”中获得什么利益。与以往相比法律现在更是有产者的工具，这一功能在面对欧洲的进犯威胁时倒是发挥了作用，使一个本来互不相干的社会中的地方统治者联合了起来。宗族首领和领主曾于1745年聚集在法国支持的查尔斯·爱德华（Charles Edward）【5】的周围，现在他们则成了与革命者不共戴天的地主。雅各宾党对他们来说就像詹姆斯二世党一样，是异己族类。但是，接下来使用法律手段强行推进民族团结并保护经济变革的做法，直接让法律迎面遭遇最严峻的检验。

注释

【1】　乔治·斯蒂芬森（George Stephenson，1781—1848），铁路机车的主要发明家，1825年设计出第一辆牵引载人列车的铁轨机车（达灵顿至斯托克顿），标志铁路运输业的诞生；参与修筑曼彻斯特至利物浦的铁路（一般认为是英国的第一条铁路），1829年落成前，由他设计的新机车“火箭号”在机车比赛中以58公里的时速胜出。本书中所有的注释均为译者所加，下面不再另行说明。

【2】　塞缪尔·佩皮斯（Samuel Pepys）是17世纪人，以日记著称于世。他除了记录如斯图亚特王朝复辟、黑死病流行等亲历的大小事件外，还详细记录了自己的情色生活。塞缪尔·约翰逊的好友、为其作传的詹姆斯·鲍斯韦尔（James Boswell）则生活在18世纪后半叶，他因无法克制情欲，数次使妻子染上梅毒。详见Lawrence Stone, The Family, Sex and Marriage in England 1500-1800 , abridged ed. (New York: Harper, 1979) 340-379。

【3】　比德迈（Biedermeier），19世纪初期德国中产阶级家庭流行的家具式样和室内装潢，因“比德迈”（几位诗人的托名）发表的讽刺德国中产生活的诗作得名，被用于指称中产阶级缺乏想象力和灵感的平庸生活，意思和阿诺德所说的“非利士人”接近。

【4】　典出《圣经·新约·约翰福音》第9章第4节：耶稣说，“趁着白日，我们必须做那差我来者的工。”

【5】　指小僭君，被光荣革命推翻的詹姆斯二世的孙子，其父是老僭君，1715年企图复辟。追随詹姆斯二世的子孙，图谋复辟斯图亚特王朝的人被称为詹姆斯二世党人。

第二章

工业的发展

1815年时，对于詹姆斯党人在1745年集结穿行曼彻斯特、从而在伦敦引起大恐慌尚存记忆的老人，会强烈感到国际上的一个重要变化——现在英国和法国的地位颠倒过来了。这不只是因为英国同法国打了20年仗，最终在滑铁卢获得了胜利，更是其工业持续发展和接管了许多重要市场的结果。英国封锁法国的大海港，摧毁了那里的经济：波尔多的街道上长满了荒草。而这个时期内，英国则赢得了20％左右的世界贸易量，以及一半的制造业产品的贸易份额。

英国和法国

工业的发展并非遵循着一条预先确定的、可预测的成功之路；其过程是缓慢的，带有偶然性的。亚当·斯密曾经用怀疑的眼光看待工业；甚至在19世纪20年代，经济学家仍无法确定技术能否改善普遍的生活水平。当然，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英国一直按1688年格雷戈里·金（Gregory King）的估算在发展，即采矿业、制造业和建筑业的产值占英格兰和威尔士国民总收入的五分之一（不列颠王国的数字要低一些，因为包括了经济上落后的苏格兰和爱尔兰）。到1800年时，对不列颠“制造业”产值数字的测算已经调整为国民收入的25％，而商贸和运输业占了23％。然而这样的增长并没有超出法国的能力。真正使英国胜出的是质的变化，尤其是市场运营方式、技术和政府干预等方面的质变，以及1800年时占国民生产33％的资本主义农业。法国革命提高了农民的权益，却滞缓了农业的发展，然而这个时期英国的封地契约文书却已成为实在的土地所有权证明，这是对土地进行商业开发的关键。

1745年时，法国人口2,100万，是英国的两倍。在王室的庇护和国家的控制下，法国的经济不仅产量巨大，而且技术翻新和发展之迅速，与英国都不相上下。然而英国的技术发展受到新需求的驱动，可在法国，技术发展不仅受到政府干预的掣肘，更因传统资源的丰富而缺乏推动力。法国仍在采伐大量木材制成木炭，英国的铁厂主却不得不转用煤炭。法国有着与农耕作业一体化的庞大毛纺业；在英国，圈地【1】和农业生产效率的提高限制了国内同类产业的发展，却促进了新型的、需要利用水动力和蒸汽动力进行系统化生产的大工厂的兴建。最重要的是，到了18世纪70年代，英国已经在贸易战中占了上风，将法国赶出了西班牙的属地、印度和加拿大——甚至丢了北美殖民地的损失也很快在兴旺的棉花贸易中得到了补偿。

人口

1801年，第一次官方人口普查表明，英格兰人口830万，苏格兰163万，威尔士58.7万，爱尔兰522万。关于人口数字的争论尘埃落定：自1750年以来，人口增长似乎达25％，增长率比欧洲平均值高出50％。但有关导致人口增长的原因的争议则仍在继续。1750年以前，死亡率已经有所下降（因为食品供应和卫生条件改善了，流行性传染病的杀伤力减弱了），继而又反映在出生率的增长上，因为有更多的儿童存活下来，到达了生育年龄。

在不列颠，呈上升势头的制造活动以及家庭农场的消逝，使儿童成为有价值的收入来源。“去吧，小伙子们，生孩子去，”农业作家阿瑟·扬（Arthur Young）如此劝导说，“孩子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值钱”。在爱尔兰，人口则以一种不同的波状方式上升。地主想获得更高的土地收益，18世纪20年代以来的土豆栽培使一块地的营养产出增加3倍，于是地主意识到，在更多的农场上有更多的人耕种就意味着每英亩地可生产出是原先3倍的收益。结果是1780至1831年的50年间，人口翻了一番：

据最近的一种分析计算显示，在19世纪初期，英国的农业产量是法国的2.5倍多，而法国农业本身就已经比欧洲其他地方效率高得多。结果就是，一个不断从乡村流向城镇并且还在不断增长的人口能够有饭吃。1801年，不列颠本土上有30％的人居住在城镇，21％生活在超过一万人的城镇——这个比例比任何一个北欧国家都高得多。但是在这个数字中，工业城镇还不足四分之一，居民人数也不及生活在海港城市、有造船业的城镇和地区都城的人数多。伦敦在当时已是独一无二的大都市，人口有110万，占全部城镇人口的三分之一还多。

从别的方面说，人口仍呈比较平均的分布态势。郡县居民的绝对数字继续增长，“凯尔特外围”仍占联合王国将近一半的人口（45％）：大城市中，都柏林（16.5万）和爱丁堡（8.3万）仍紧随伦敦之后；科克和利默里克【2】的规模仍大于大多数工业城镇。这些地区中心的复杂结构反映出当地士绅、神职人员、农场主和高级职业人士在社会中有重大影响力，这是几十年来商贸活动持续增长的结果。

商业与流通

英国经济的特色仍是商贸业而非工业。欧洲大陆的城镇受到严格的监控——或者对之监管刚刚有所松动，商贸规模有限，还有复杂的税制层层盘剥。为了防止“外邦人”进入自己的市场，德意志小城市中那些中世纪的城门一到黄昏就紧紧关闭。然而英国的情形恰恰相反，国内贸易几乎没有任何障碍，而崇尚“重商主义”的政府一直积极鼓励“通过对外贸易”获取“财宝”。18世纪时英国发生了重大变化。英吉利海峡的战事似乎一直不断，以马恩岛为据点的大规模走私产生巨大吸引力，这些都使商贸通道向北转移。利物浦靠粮食和奴隶买卖及后来的棉花和棉制品交易而兴旺起来；格拉斯哥靠烟草、亚麻以及后来的棉花交易和工程技术而发达。然而它们曾经的贸易中心地位却在渐渐地改变，因为从它们那里开辟了连接后方贸易区的高效交通运输纽带，而制造业则极大地改变了后方地区的面貌。

商贸和货品流通提供了工业化最重要的推动力。没有任何一个欧洲国家有30％的人口住在城镇，有饭吃，有衣穿，可取暖，或是掌握着如此庞大的海外市场。英国的商人通过一些机制来驾驭所有这些事务。法律虽然不见得鼓励，却也允许商人建立这样的机制，它们提供了一种运作架构，使生产率的提高能转化为利润、信贷和进一步的投资。国内“体面阶级”的队伍在壮大，为服装、餐具、建材和瓷器提供了市场；1750—1800年间，诸如此类的“内”需上升了42％左右。而同期出口产业的增长则超过了200％，其中最大的增长发生在1780年以后。

图3　戴维·威尔基爵士作，《爱尔兰的威士忌酒厂》，1840年。这是用浪漫的眼光看到的大饥荒之前爱尔兰的乡村社会场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那个时期正经历马修神甫发动的爱尔兰最大的反烈酒运动。注意画面中身体健康的农民和放置在左下角的土豆。

煤炭、铁和纺织品

除了农业，英国还有三大产业部门：煤、铁和纺织业。前两者提供了大量的资本设备、基础设施和未来发展的选择权；但纺织品在1750年时占出口总值的50％以上，而到1800年时已经超过60％。棉织品在1750年还微不足道，可是1810年时已经占了39％的份额。煤炭产量在18世纪下半叶翻了一番，这是因为蒸汽泵使更深的、产量更高的矿层得以开采，而畜力牵引的铁轨车辆则能跑越来越远的距离，将煤拉到水运码头。战争的需求、使用煤而非木炭进行熔炼、18世纪80年代搅炼和轧制锻铁方法的完善，凡此种种都刺激了铁生产，1788至1806年间铁的产量增长了200％。但是，纺织业才是那牵引着工业化的滑翔机飞上天空的动力。

毛织品一向是英国的特产；当然，在政府的支持帮助下，亚麻制品这种原先欧洲大陆的优势产业也正在爱尔兰和苏格兰发展起来。棉织品的上升势头一来得益于其容易适应机器生产，二来也因为美国南方种植园的蓄奴制能够满足激增的棉花原料需求量。新的机器还十分粗糙，但是对机器需求的上升说明劳工抵制机器的问题已经解决。18世纪30年代，当约翰·凯（John Kay）想推出他发明的（使织工产量翻倍的）飞梭织机时，机器被捣毁了；到了70年代，不仅凯的机器被重新推出，詹姆斯·哈格里夫斯（James Hargreaves）的手动詹妮纺纱机（一种多纺锤的纺车）和理查德·阿克赖特（Richard Arkwright）的水动纺纱机也一起问世。这最后一种连同容纳细纱精纺机所必需有的大厂房从德比郡的河谷向兰开夏郡和苏格兰一路铺排过去。在竞争迫使价格下降之前（1784—1832年之间降幅达三分之二），业者可以赚到大钱。阿克赖特精明地利用自己的专利权，赚了20万英镑，还得到了准男爵的爵位。托利党未来首相的父亲罗伯特·皮尔爵士（Sir Robert Peel）靠棉布印花起家，最终竟雇用了1.5万名印染工。据罗伯特·欧文的估算，1799至1829年间，他的新拉纳克纱厂在回报5％的红利之后，还为他和合伙人净赚了30万镑的利润。有20年左右的时间，即便使用手摇纺织机的织工也能挣得一份殷实的财富。后来引进了机械动力织机，爱尔兰移民充斥劳动力市场，1815年后，退役军人也加入了劳动力大军。这些都使织工的境遇成为那个时代最触目惊心的一幕悲剧。

制造工程和蒸汽动力

棉纺技术向其他织品行业延伸——很快传到约克郡的精纺毛纱业，也慢慢影响了亚麻和毛织品业。它还推动了机器制造工艺和金属结构建造业的发展和改进。要带动数千个锭子，就必须制造出强大而牢靠的机器；厂房——换种说法就是火药筒——必须安装金属柱子和金属托梁以达到防火效果。1770年时，阿克赖特使用水车匠和钟表匠在克劳姆弗德为他安装木制的机器。然而，随着功率达150马力的水车、复杂的走锭精纺机（一种结合了多锭纺纱机和细纱精纺机的动力型纺机，可纺出“支数”很高的细纱）的问世，随着蒸汽动力的推广使用，厂房设计和机器制造也很快变成了专门化的作业。

1774年和1781年，詹姆斯·瓦特（James Watt）发明的分离式冷凝器蒸汽机和旋转轴蒸汽机分别获得专利。1800年以前，使用蒸汽机的主要是棉纺厂，因为它能为走锭精纺机提供可靠的持续的动力。从蒸汽机方面来说，其制造所需的技术越来越高级、成熟，也促使它得到更为广泛的应用——水上运输和机车分别从1802年和1804年开始使用蒸汽机。不但如此，技术的成熟还带动了机床工业的发展，尤其是与亨利·莫兹利（Henry Maudslay）和他发明的螺纹切削车床相关的产业。这种车床（及其相关发明“千分尺”）使得机器可以加工出极为精密的零部件。从那时起，机器便可复制自身，并被构造得越来越复杂。达到18世纪钟表匠的生产水平不再是需要付出高昂的代价才能学到的技能，它已成了机械工程学中的常识。

交通运输

交通基础设施的建设也迎来了土木工程的黄金时代，詹姆斯·布林德利（James Brindley）、约翰·斯米顿（John Smeaton）、托马斯·特尔福特（Thomas Telford）、约翰·伦尼（John Rennie）等工程师都在探索如何尽可能高效地利用水运和畜力运输。相应地，在更好地利用风力的探索中，帆船变得如此精美完善，乃至在19世纪80年代以前，它们仍保持着与汽船竞争的能力。至于国内的道路，则由收费公路联合托管团体、甚至是政府出面，负责维修和管理状况糟糕的道路，有时是兴修全新的道路。1745年从伦敦到爱丁堡要走将近两个星期，1796年时需两天半，而1830年时，乘坐公共马车或汽船的话，36小时就够了。

凭借17世纪河流航运稳步增长的势头，18世纪30年代爱尔兰开凿了使用多道船闸的“死水”运河。然而，真正表明水运对于工业增长的重要意义的，是布里奇沃特公爵（Duke of Bridgewater）的计划。1760—1771年，按公爵的计划，地方上的一片煤田与曼彻斯特连接起来，后来曼彻斯特又和利物浦连接起来。【3】布里奇沃特的工程师布林德利设计出“窄”运河，可以在“干旱”的中部地区防止河水流失。【4】在1764—1772年的和平日子里，由英国的士绅、大商人、制造业者和银行家组成的许多公司团体将英国所有的大河流航道都通过运河连接起来了。这类私人商业机构的红利收益，如牛津运河，可达30％，但一般也就是8％。80年代又掀起一波兴建水上交通系统的高潮，从商业上看，这已经超出了适宜性范畴，但是英国却也拥有了欧洲其他国家无法与之相比的交通运输网，而在兴建交通过程中，农业和工业界的“改良人士”的团结克服了进一步合作的许多障碍。

地图1　19世纪初期的运河体系

注释

【1】　指英国历史上将无地界标志的可耕地和社区公地转为私有土地的过程。1760—1800年间，为改变田地条块状，所有权复杂，不利于提高农业生产率的情况而申请圈地并获得议会批准的达1,944件，大大超过18世纪上半叶。

【2】　分别为爱尔兰西南和南方海港，现都是郡级市。

【3】　布里奇沃特公爵在其沃斯利庄园有煤矿，他聘用布林德利于1761年建成16公里长、深入煤田、连接其与曼彻斯特的运河，使曼城的煤价降低一半，后又延长48公里，使曼彻斯特和出海口利物浦通过运河连接起来。

【4】　布林德利自学成功，在大兴水路交通的18世纪后期，他负责设计了英国几乎全部的运河，做到因地制宜，形式多样，有许多发明创造，在隧道、高架桥等方面都有贡献。在“窄”运河上只能运行窄体船（尺寸见地图1的说明）。后来出现铁路等现代交通工具，水系日渐衰落，许多运河堵塞。如今运河体现出英国的历史文化价值，重新得到保护，也成为观光旅游的去处。

第三章

改革和宗教

旧英国政府在工业化过程中没有扮演，或者并不想扮演积极的角色。正如后来1815年的谷物法表明的那样，它并不为了“自由放任主义”的利益而放弃作为。然而，政府越来越奉行一些大体上说是系统的原则，和对待其他阶级相比，这些原则对工业资本家并非十分不利——当然，其他阶级并不包括土地拥有者，后者通常自身就是投资矿山、交通和不动产开发的资本家。威廉·布莱克斯通（William Blackstone）和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的定理就是：连续性、权力分割、政府、经济和社会互相渗透，更重要的是有关政府是自我调节机制的观念。这些定理对古典经济学、科学发现、甚至上等阶级精心培植的自然神论都是完美的补充。

改革

但是理念需要更新。腐败和低效已经在美洲战争中造成了惨痛的损失。虽然聚众暴动的情景——尤其是1780年的戈登暴动——使有名望的改革者变得更加审慎，改革却仍是不争的紧迫需要。亚当·斯密和卫斯理【1】就曾以不同的方式确认了改革的必要性。问题在于，如何在宪政体制的范围之内进行改革？诸如“协会运动” 【2】之类的旨在使政治策略变得更富有原则性和规整性的种种尝试，只不过揭示出“利益”的盘根错节和一目了然的腐败。在苏格兰“广袤的衰败选区”中，仅4,000来个选民却要选出45个官职议员【3】（114人中仅1人有选举权，英格兰是7人中1人有选举权），而且这些选区还从其“当家人”邓达斯家族那里得到肥差，尤其是被派往东印度公司和海军部。1782年以后，天主教徒仍然不能投票给爱尔兰的“自由”教会。

由于政治权力分配的极大不公，制造业大城镇的意见不得不通过“制造业者总理事会”这样的压力集团得到表达。1801年，70万人的约克郡只能有2名郡议员和26名选区议员，而18.8万人的康沃尔却能推选2名郡议员和42名选区议员。【4】虽说1793年以后，已经允许不信奉英国国教的人和天主教徒参加投票选举，但他们仍没有当选议员的资格。另一方面，政治的影响微乎其微，而欲跻身其中的代价又如此昂贵，所以对有些人来说，被排除在外倒实在是幸事了。如贵格会，虽然他们的总人数减少了，但教会内部繁复的家族关系（与非本教派的人结婚者是不可能继续留在贵格会的）则大大巩固了他们在工商界的地位，他们的经营从铁和铅的冶炼厂到银行和铁路，跨了许多行业。思想开明的、认为“最多只相信一个上帝”的唯一神教派的教徒，则成为活跃在地方科教启蒙事业中的领军人物。

福音教派的复兴

福音教派的复兴有些不同。福音教在历史上属于持平民主义的传统的高教会派，其精神启示来自以约翰·班扬（John Bunyan）为典范的、后来由约翰·卫斯理广为传播的17世纪宗教遗产，它也从威廉·劳（William Law）等作家的虔信文学传统中汲取了灵感。福音教教义不同于旧时的不从正教者的教义，也不同于加尔文宗的“上帝拣选” 【5】；它强调，只要按照圣经的训导生活，人就有可能获得神的恩宠。福音教令人尊敬，它既不排外、也不提倡大一统，更不四处播撒“热情”（许多后来从不可知论和高教会派立场对其进行最为严厉的批评的人，最初就是虔诚的福音教信徒）。这是危机中的信仰，面对无神论革命、无情的劳资关系、无人道的个人行径等等的冲击，福音教不失为有效的办法。威廉·皮特（William Pitt）酗酒，查尔斯·詹姆斯·福克斯（Charles James Fox）好赌，但两人对身居高位的福音教人士施加的压力都很敏感，受到了影响。【6】

循道宗

福音教复兴运动在政治上是保守的，但它很快就走上了特殊的发展轨道。1795年，由卫斯理创立的“循道宗”正式与英国国教分裂，因为循道教徒无法再接受传统的神职授予方式。他们仍是托利党派的，但后来又分出来的一些循道宗派变得更加独立和激进，如“原始循道派”（1811年退出国教）。循道会属于北方，是“约克郡真正的宗教”；在其他地区，浸礼会和公理会在工业城镇扩张势力，而这些地方的上层通常都是唯一神教和贵格会的信徒。在《费力克斯·霍尔特》这部关于1832年的“政治小说”中，乔治·艾略特（George Eliot）这样描写不从国教派新教徒的价值观：

这里的人都不相信“旧时的英国”要多好有多好。这里许许多多男女都明白，他们的宗教和他们统治者的宗教不太一样，这么说来管人的兴许比他们好一点，要是真的比他们好，说不定就可以让许多事情改一改了，那些事情把这个世界搞得好像更让人苦不堪言了，当然也更加罪孽深重了。

“生命宗教”在威尔士成就了一场宗教革命。1800年时，威尔士80％以上的人仍追随国教。18世纪中叶，在国教的传教努力下建立的“流动学校”提高了（威尔士语）读写能力，也培植起国教最终无法再支持的宗教热情。于是，倾向加尔文教的循道宗和形形色色的非国教宗派就流入了这个真空地带。到了1851年，威尔士已有80％的人去礼拜堂【7】。

在苏格兰，长老会是确立的正教。长老会掌控教育、济贫，实际上还是二级立法机构。由土地拥有者及其世俗的、自由开放的教牧人员掌管的教会不仅日益受到来自独立派长老会的攻击，还受到那些欲将权力交给会众的福音信徒的严厉批评。在爱尔兰，不从国教的传统开始时有自由主义倾向，其领袖人物将自己法律上的不利地位同天主教教徒的遭遇相比。但是18世纪90年代发生的事件，以及福音基要主义的再起，最终大大加深了信奉新教的东北部与其他地方的分裂。

注释

【1】　约翰·卫斯理（John Wesley），18世纪英国宗教改革者，创立卫斯理宗，亦称循道宗或卫理公会，在英美均有相当影响。

【2】　旨在促成政治改革，尤其是选举改革的协会，如18世纪60年代末组织的权利法案支持者协会，90年代查尔斯·格雷组织的人民之友协会等。

【3】　按18世纪惯例，官员可以选为议员，当上议员后也能谋到官职，在选举人和被选举人的地方势力之间，议会选举和官职委派之间，存在着重重的金钱利害关系。

【4】　英国议会中的下院（也称平民院）由各地推选出的代表组成，名额分配是固定的：每个郡有两名郡议员，其身份应是有爵士衔的准男爵和爵士，即贵族制度中不能参加上院议事的下等贵族（故郡议员的英文名称为knights of the shire），每个选区，即有资格向下院选送代表的市镇（borough），可推选两名。19世纪初，英国的社会经济结构和人口版图都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但代议制的构成却仍采取几百年沿用的定式，对国家经济生活影响最大的人群得不到代表，引发了尖锐的矛盾。

【5】　这里应该指英国宗教改革时期的“清教”以及对清教徒产生巨大影响的加尔文的思想，如上帝有拣选并赐予灵魂得救升天的绝对权力，人是否得救完全是先定的，人不可能通过自身的努力和行善争取到神的恩宠，等等。清教中最激进的派别脱离了国教，如后来乘坐“五月花”去美洲，建立普利茅斯殖民地的人，但是也有留在正教内的，如稍后建立马萨诸塞湾殖民地的清教徒。

【6】　二人均为18世纪末英国政治家，皮特曾两度任英国首相，福克斯是下院领袖，在废除奴隶贸易等改革中起重要作用。关于英国上层的福音教徒及其改革活动，可参看第四章“边沁主义者”中对克拉珀姆派的描述。

【7】　指80％的人都在非英国国教的教堂（chapels）听布道，即他们不再是国教信徒。

第四章

海外战争

英国对法国革命普遍抱着热情的态度。革命搞得再糟，也会削弱老对头的力量；搞好了，则会创立又一个君主立宪国家。查尔斯·詹姆斯·福克斯，詹姆斯·瓦特，约瑟夫·普里斯特利（Joseph Priestley），年轻的威廉·华兹华斯（William Wordsworth），还有塞缪尔·泰勒·柯尔律治（Samuel Tayor Colerige）都盛赞法国革命；罗伯特·彭斯（Robert Burns）受到鼓舞，写下《苏格兰人》，诗篇有明显的现实意义。【1】在革命看上去仍然像温和的宪政运动时，甚至英国政府也不急于呼应伯克的那篇严厉责难的《法国革命随想录》（1790年11月发表）。但不管怎么说，伯克表达了英国建制的感觉，特别是在1791年6月巴黎突然变得左倾时：那就是，一旦打破遵从的习俗，暴力将横行。改革只应在保留基本政治架构的条件下进行。伯克攻击法国，也生动形象地体现出布莱克斯通对英国政治体制的辩护。从英国去美国的激进主义者托马斯·潘恩（Thomas Paine）发表了《人的权利》（1791—1792年），回应伯克的批评，提出大胆的个人主义民主改革的意见；这时英国政府真的恐慌了。可能正是伯克本人引发了他努力想避免的事情。6个月内，《法国革命随想录》售出1.8万册，而《人的权利》却售出20万册——这在一个半文盲的社会里简直令人难以置信。自从英国内战以来，宣传小册子的出版还没有出现过如此广泛的接受面，产生过如此大的影响。

与法国交战

令英国政府最恐慌的有两件事：一是法国的“民族自决”观念对低地英属国【2】的影响，二是法国革命思想的蔓延。更有理由担心的欧洲君主们于1792年夏天一改18世纪战争中恪守规则的打法，把法国人当成了必须射杀的疯狗。法国则以人民十字军、“全民武装”的战争观念回敬。英国的外交恐吓引发了政治威胁：对法国的频频警告增强了巴黎某些乐观的革命家对战争可能会导致英国出现革命的信心。1793年2月1日，法国宣战了。

英国没有准备好。军队只有4.5万人，战舰中只有不到一成能勉强出海。再者，这次战争和以往的英法冲突很不同。新式的军队风气，革命军进攻的猛烈，法国新一代将领的干练，所有这些都让英国的盟军从一开始就陷入困难。到1797年时，奥地利已经被击垮出局，英国只得单独抵挡波拿巴（Bonaparte）进攻英国的军队。

战争早期，英国政府有三项当务之急：入侵威胁、战争费用和对付国内纷争。法国曾有三次企图入侵英国，一次经由威尔士，两次通过爱尔兰。1797年法军在威尔士西南的彭布鲁克企图登陆，但无人拥护。然而，1798年，在英国血腥镇压了长老会教徒和天主教徒的起义（可能有3万人死去）之后，由安贝尔将军（General Humbert）率领的一支军队在爱尔兰西北部的梅奥登陆，后被迅速打退。英国政府希望通过建造圆形石堡加固海防线，启用（防守家园的）国民军以及将“国民军法令”施行至苏格兰和爱尔兰等多项措施，来防卫英国本土。所有这些事情都让相关的非专职地方官【3】头痛不已。及至1795年，光是付给盟军的津贴就达数千万之巨，捐税激增，1799年后还包括了新发明的所得税，每1英镑收入课税2先令（10便士）。至于对付内部的问题，政府对企图同法国媾和或联合的团体采取了断然的打击行动。1793至1794年，“皮特的恐怖统治”，加之地方上官员、实业家和爱国社团采取的各类行动，最终摧毁了许多激进组织。苏格兰的镇压行动尤其严酷。一口苏格兰腔的布莱克斯菲尔德勋爵（Lord Braxfield）用苏格兰式的诙谐，粗暴地不容置辩地捍卫着“有史以来最完美的政体”。

一位受到布莱克斯菲尔德迫害的人告诉他，耶稣也是改革者，他回答说，“他还真当个事儿嘞，还不是没得好死。”他那讥讽语气象征着苏格兰启蒙运动所代表的上层社会自由主义时代的终结。随之而来的是30年差不多持续不断的镇压，大权在握的就是皮特在苏格兰的律师盟友——邓达斯家族。

在爱尔兰，形势的逆转更为激烈。战争迫使皮特向爱尔兰议会施加压力，1793年时终于令后者授予天主教徒以选举权，这是企图将天主教徒从对“无神论”法国的热情立场上拉回来的努力。然而，“爱尔兰人联合会”这个非宗派性质的激进主义组织【4】却迅速发展起来。1798年，联合会在乌尔斯特遭遇到极端新教组织奥兰基社团【5】的抵制；对新教特权忿忿不平的天主教农民，又受了点有法国教育背景、满怀革命理想的神甫的影响，他们发动的地方暴动也阻遏了联合会的推进。在安贝尔登陆前夕，联合会在爱尔兰东部的威克洛曾发动酷烈而短暂的起义，足以让新教统治者明白自己的孤立地位。1800年，爱尔兰统治阶级效法1707年苏格兰人的做法，与英国达成了政治合并【6】。

战争后果

除了1801至1803年短暂的间歇期外，“海外战争”一直持续到1815年。这时，英国已经在战争上耗费了15亿英镑。可是战争的后果却是模糊不清的，甚至说来奇怪，其影响也很有限。战争很快就从大众的记忆中被抹去了。很长时间内英国都是个武装军营：国民军持续征兵，任何一个阶段，全国成年男性中都有六分之一的人在服役。和法国相比，他们中只有很少数人参加过海外作战，但许多人——差不多有21万人——死去了。法国人口上升滞缓，1800到1850年期间，只有32％的增长，而英国同期人口增长达50％，看来战争对英国的影响不同，冲击小些。然而从1805年以后，英国的海上霸权再也没有被撼动；法国最有活力的部门都建立在通商口岸，英国的海上封锁大大打击了法国的产业界。

亚当·斯密曾写道，在一些行业中，战争会误报需求，造成“卖方市场”。事情果然就是这样的。以炼铁业来说，不仅中西部的传统冶铁基地仍很发达，就连苏格兰中部和南威尔士的炼铁业也繁荣起来。1780至1820年间，东南威尔士的梅瑟蒂德菲尔市人口增长20倍，而它原先不过是一个未开发的偏远小市镇（远归远，不可思议的是那里居然也有运河交通）；它所在的地区，18世纪中叶时最大的城市卡马森最多不过4,000人。纺织业本来就是英国的优势，海上封锁扼止了竞争对手，英国更是遥遥领先，甚至连法国军队的军服都是英国生产的。至于造船业，查塔姆、朴次茅斯、德文波特等港市巨大的海军造船厂继续扩大规模，成为大生产的先驱。它们创造的大型战舰得到显著的改进；19世纪50年代，蒸汽动力的普遍应用无异于一场小革命。

事实上，海军典型地反映出政府的许多问题。1797年，水兵的恶劣待遇引发了斯皮特海德哗变和诺珥哗变。哗变并没有什么政治企图；参与哗变的人尽管一肚子委屈不平，却基本上仍然是爱国主义者。对他们的处理是恩威并施，其实对待组织良好的造军舰工人的抗议也是既使用高压，又作出一些让步。其他领域，英国政府对企图减轻劳工阶级痛苦的种种努力态度含糊。1799年通过的结社法将工人联合会视作革命社团，定为非法组织；政府还成功地阻挡了确立法定最低工资和恢复传统劳资关系的努力，尽管这些提议得到了制造业者（主要是中小业者）的支持。诸如此类的举措，加上投资转向政府公债以及贸易战所引发的经济衰退，那么1790至1814年间平均实际工资没有任何增长也就是必然的了。不过，18世纪90年代后，很多乡村教区采用了相对宽松的济贫方法，即所谓的斯品汉姆兰制度【7】，维持了传统的救济权利，无疑有助于缓和尖锐的社会冲突。

国外后果

在战争期间，英国基本避免卷入欧洲事务，而宁愿为它先后同各欧洲国家结成的这样那样的反法国革命势力同盟和反拿破仑同盟支付津贴，这种做法其实就是采用改进了的18世纪战争的雇佣军模式。1811至1814年英国出兵伊比利亚半岛【8】，这时英国军队才在欧洲事务中发挥作用。然而，英国在其他地区斩获颇丰：对印度的掌控加强；通过新加坡取得对荷属马来群岛的实际统治地位；1795至1816年征服锡兰；从荷兰手中接管了南非，还将势力插入埃及。英国还非正式地获得了对中美和南美地区前西班牙殖民地的贸易霸权。

图4　1815年6月18日，滑铁卢战役中皮克顿将军之死。画面表现了前装式“布朗·贝斯”火枪时代中一丝不苟的步兵团正规作战场面，训练和纪律弥补了低效武器的不足。

英国在战争中获胜，然而战争留给欧洲的是深深的法国烙印。拿破仑军队所到之处，无不留下（或由其对立面复制了）革命的法律、度量衡【9】和行政管理方式，尤其是革命的民族主义精神。英国版图完全变了。1789年以前，英国是大陆大家庭的成员。戴维·休谟和亚当·斯密在巴黎就像在爱丁堡一样自在，或许他们在巴黎感到比在伦敦更舒坦。1815年后，经济发展吸引数以百计的外国人来英国参观访问，尽管如此，英国仍游离于欧洲大陆生活之外。

国内后果

战争和经济不景气使英国国内政治理念分裂，要么拥护革命，要么拥护现有制度。“皮特的恐怖统治”、爱国社团、“教会与国王”帮等等，都逼得早先司空见惯的民主思想家不是隐退，就是同爱尔兰人或劳工阶级等真正受压的群体联手。“雅各宾传统”对于工业和经济的变化也像以前对现行政府的种种“罪恶”一样，变得十分敏感。在其名下集合着从无政府主义到宗教上的千禧年主义等一切散漫的不稳定的组织；在宪章主义出现之前，也包括宪章主义在内，“雅各宾传统”一直是劳工运动的标识。

边沁主义者

然而，上层统治者没有想到的是，其无情的实用主义，一味使用镇压手段巩固国家权力，无视契约政治理念的做法，同样在上层精英中引出了一个激进的对立面。威廉·威尔伯福斯（William Wilberforce）和克拉珀姆派【10】所奉行的福音主义旨在转变上层统治阶级；当然，具有同样目的的还有杰里米·边沁（Jeremy Bentham）的那些反复申述的计划。边沁是富裕的律师，他多少相信可以通过一套类似经济原理的自明原则对社会加以治理。其中最容易掌握的就是“功利主义”，即社会行动的目标应该是产生“对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好处”。边沁本是一切“社会契约”理念的宿敌，他反对法国革命，努力游说一届又一届的英国政府，希望它们能对自己的改革计划产生兴趣，尤其是司法和监狱改革。他取得的成果可能比自己看到的要多一些，但一次次的挫折将他推向了民主改革派；到1815年时，他已经赞成实行普选。

边沁的门徒被称为“哲理激进派”，提出体制改革与政治连续性结合的改革方案；1815年后，已有一群温和的劳工阶级领袖追随其后，这时他们向统治者和劳工阶级两边都提出自己的改革方案。从他们的设想中衍生出中央集权的国家行动模式和公共干预理论。这两点对19世纪后来的历史进程始终发生着巨大影响。

边沁的理论设想地方政府应在规模适当的地区内增收不动产税和采取行政行动。地方政府会受到领薪水的稽查员的监管，后者对一个中央管委会负责。通过这些手段，“以往的贪腐”和流行的肆意挥霍现象应能得到遏制，而地方的职责则仍然可以保留下去。然而，事实上还是官员说了算。边沁及其门徒穆勒父子和埃德温·查德威克（Edwin Chadwick）可能已经倒向民主一边，但他们并不情愿让民众代表做更多的事情，至多是可以否决官员的行动。他们只是在英属印度才取得最耀眼的成就也就不足为怪了。

法律

司法已经演化为一种阶级斗争模式。本来习惯于自己在法庭上争伤残补贴的劳工现在失去了传统权利，他们的独立行动受到了制约。有产阶级惊惶失措，致使本来一直疲软的处罚条款变得强硬而有约束力。“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对战争、工业化和压迫之合力所作出的反应，意味着他们对不公正法律的反抗。威廉·科贝特（William Cobbett）对于“那玩意儿”——富人们结成秘而不宣的同盟，对穷人进行敲骨吸髓般的压榨——不存什么敬意；罗伯特·欧文视若无睹，置若罔闻。甚至边沁派的人也认为司法部门是“巨大的邪恶利益集团”。虽然最终只有爱尔兰人真正挺身而出同它斗争，然而法治的胜利就像滑铁卢，只是“千钧一发的惨胜而已” 【11】。其成功可能只是因为公众对之期盼已久，竟至等到了又一波宪政改革浪潮的兴起。

注释

【1】　“Scots Wha Hae”是彭斯著名的爱国主义诗歌，用13—14世纪苏格兰民族英雄的抗英事迹影射时事。

【2】　指荷兰、比利时和卢森堡。光荣革命时，英国国会请新教的联合省（荷兰）都督、奥兰治的威廉和妻子玛丽·斯图亚特一起统治英国，其他两国也因历史上与荷兰的关系，一度由英国奥兰治王室管治。

【3】　原文“part-time local officials”，英国的历史习俗一直是让并未受过专门训练的当地士绅贵族兼任司法和管理事务。

【4】　由受到英国圣公会排挤的新教长老会和受剥削压迫的天主教徒组成，目的是在爱尔兰成立共和国。

【5】　奥兰基社团的前身是以光荣革命时的英国君主、新教派奥兰治朝的威廉王命名的秘密组织，18世纪发展为北爱尔兰、大不列颠以及英国自治领的全国性组织，有明确的捍卫新教的使命。

【6】　政治合并指的是议会的合并，1707年苏格兰议会并入英国，1801年爱尔兰议会并入联合王国议会，英国（议会）成为（the Parliament of）the United Kingdom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联合会”的起义应指本节第三段提到的死去3万人的那次行动。

【7】　1795年由伯克郡的斯品汉姆兰地方长官确立，即从教区地方税中拿出一部分补贴贫困工人的措施。

【8】　指1808—1814年的半岛战争，或称西班牙独立战争，在很大程度上导致拿破仑最终垮台。拿破仑占领葡萄牙、西班牙，1811年起又东进欲占领俄国，此时英国军队在威灵顿率领下进军西班牙，后威灵顿任半岛战争统帅，一直到攻入法国，迫使拿破仑退出，让西班牙国王复位。

【9】　1795年起，法国正式采用米制，而米制又随拿破仑的军事行动带到欧洲各地。英国则仍将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继续使用复杂的英式单位制。

【10】　克拉珀姆派（Clapham Sect）系英国政界的福音教改革派，其中不少是议员，主张废除奴隶贸易和蓄奴制度，在现行制度内大力推进监狱改革等多项改革措施，自上而下奉行仁慈。威尔伯福斯为该派领袖。

【11】　原文是“a damned close-run thing”。这是威灵顿公爵在滑铁卢战争胜利后说的话，有两军其实旗鼓相当，难分上下，胜败仅隔一线，胜者赢得艰苦、勉强，败者亦荣，偶然因素起作用等复杂意味。

第五章

通向自由之路

英国人，何苦为地主耕植，

他们把你们当牛马来驱使？

何苦辛勤地、细心地织造——

为你们的暴君织造锦袍？

……

还是钻进你们的地窖和破屋去；你们造的楼厦别人在安居。

何必挣脱你们自己铸的铁链？看，你们炼的钢对你们瞪着眼。

雪莱，《给英国老百姓之歌》【1】

1815年后，战后的托利政府遭遇到一批新的文学激进分子。柯尔律治和华兹华斯已经被拉入既定秩序的怀抱，接替了他们的是拜伦勋爵（Lord Byron）和珀西·比希·雪莱（Percy Bysshe Shelley）。1812至1827年间利物浦勋爵（Lord Liverpool）的政府事实上是中产阶级当政，其成员有小乡绅、医生和商人之子，甚至（在乔治·坎宁［George Canning］的班子里）还有女艺人。虽然政府被指责为反动派——有些内阁成员也确实如此——它仍然紧张地保持着中间偏右的立场。对外，它采取自由政策（以王政复辟时期的欧洲标准看），对内则妥协调和。然而，战争债务需要偿还，复员军人需要安置，此外，政府还继承了可怕的战后衰退，极度紧张的劳资关系。其反对派能干的辉格党不但不帮忙，还通过新的文学评论对它大张挞伐。再者，从亨利·赫瑟林顿（Henry Hetherington）和理查德·卡莱尔（Richard Carlile）的“地下”报纸【2】，到威廉·科贝特那坚持乡村理想的激进主义，还有在威廉·布莱克的幻视中的千禧年景象，可以说英国深厚的民间抗议文化也让政府的日子不好过。土地所有者对政府施加压力，并终于在1815年的谷物法中如愿以偿地维持了粮食补贴。在十多年时间里，这个法案可能平息了种田农民的不满情绪；但一切都是有代价的。和1811至1812年相比，现在对秩序的威胁更是来自新兴工业城镇：战后繁荣的结束造成大量的失业和大幅度的降薪。1800年后，劳工们与其说有阶级认同感，不如说他们越来越尖锐地意识到自己在工业行业中的地位；地方政府官员、制造业者和治安官深深感到孤立。

伦敦和地方

官员、制造业主和治安官等士绅们经常表露出对于雅各宾派暴民围在自己的门前大吼大叫这种景象的恐惧情绪；有些劳工阶级的领袖也明确表示了革命的思想；那么这些因素综合起来是否真正造成了（事实上也差点造成）推翻政权的威胁？假如所有的行动得到协调，假如有一种共同的经济目标将产业工人同议会中的激进分子和首都的专门技术行业联结起来，假如统治阶级真的吓破了胆，那么推翻政权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不过，这一切都很难做到。伦敦并非像巴黎那样，是“绝对”的中心城市；即使伦敦的激进人士能大规模发动群众，他们也缺乏可以抓住的有力的权力工具。

伦敦和地方上步调不一。议会反对党不赞成使用暴力，抨击暴力手段。内政部长西德默斯子爵（Viscount Sidmouth）力主镇压，他下面的地方官员恐吓反抗者——但付出了代价。事情于1819年8月16日在曼彻斯特达到顶峰：庞大的人群聚集在圣彼得广场前举行要求改革的和平示威活动，曼彻斯特的行政长官命令义勇骑兵逮捕集会上的演说者，士兵冲向人群，在“彼得卢”事件中造成11人死亡。激进人士要进行报复，政府则通过暗探和内奸渗入激进运动内部，这些都进一步造成了接下来一年中的数次冲突，如苏格兰的织工起义和企图在伦敦暗杀内阁成员的“加图街阴谋”事件。绞刑和流刑这样的镇压手段严厉、野蛮，行之有效；但从长远来看镇压反而加剧了对宪政的反抗，政府越来越受到怀疑。

社会毁灭与拯救

政府本身对无限制的工业化也抱着怀疑态度。在走向自由贸易、系统化管理和改革刑法典的过程中，它仍然依靠农业利益集团，惧怕进一步发生劳工阶级的暴动。支持政府的沃尔特·司各特爵士为产业向城镇转移感到遗憾，因为他相信，在乡间的工厂中，制造业者“对于那些依靠他和他的事业前景、并与这些有着密切联系的人施加了良性的影响”。他脑子里想到的可能是罗伯特·欧文和他的新拉纳克纱厂。欧文推广实行自我管理的工业社区模式时，旨在遏制工业的发展，希望通过用铁锹耕种的方式，使农业重新成为吸纳大量劳力的重要行业。他的“新道德世界”正契合战后空气中弥漫着的社会崩溃和乌托邦救赎论：

天下最厉害的毒药

莫过于恺撒那载誉的王冠。

没有什么比盔甲的铁箍

更让人类变得丑陋不堪。

当金子和宝石装点起耙犁，

怨恨定向和平的技艺把腰弯。【3】

工匠们不必理解天才的手艺人威廉·布莱克的宇宙论，也会领会其中的寓意。对许多人来说，未来一定会像约翰·马丁那些细节具陈的巨幅训诲画作一样，展现出大毁灭的景象。19世纪20年代中期时，马丁这些作品的雕版曾风行一时。【4】

政治仗

然而，辉格党在这场政治仗中发挥了显著的作用。1820年，乔治四世（George IV）企图同妻子离婚，致使王室的家丑被公开抖搂出来。《爱丁堡评论》的主要撰稿人亨利·布鲁厄姆（Henry Brougham）坚决捍卫卡洛琳王后（Queen Caroline，她实在不怎么像殉难者），对国王和阁员们毫不留情，赢得公众喝彩。1822年8月，曾在梅特涅的会议上为英国摆脱保守势力重压的英国外交大臣卡斯尔雷自杀。【5】道路畅通了，现在利物浦政府可以表示出比较自由主义的一面了。

1823年，继卡斯尔雷之后任外交大臣的乔治·坎宁站在美国总统门罗（Monroe）一边，同意对南美的新兴共和国进行隔离【6】，并顺带确认了英国进入一个巨大新市场的特权。两年后，内阁废除了1819年通过的反激进主义的“六法案”和反工会组织的立法，1826年终止了邓达斯家族对苏格兰的“管理”。1829年，威灵顿政府通过了解放天主教法案。1828年，丹尼尔·奥康奈尔（Daniel O'Connell）当选爱尔兰克莱尔郡议员，却因他是天主教徒，不被准予就职。奥康奈尔老练地控制了爱尔兰舆论，政府在民族起义的威胁下只好低头。

议会改革

现在只剩下实行议会改革了，但这里却直接牵扯到党派问题。对于工会、苏格兰和爱尔兰的各种压力集团，还可以通过明智的让步来平息；然而改革却意味着辉格党人会获胜，那么议会中的支配权、官职委派等一切有价值的东西也将归他们所有。1828年，威灵顿公爵顶住“极端分子”的巨大压力，坚决不让步。第二年，他们在天主教解放的问题上与他分道扬镳。与此同时，国内的动荡在蔓延，辉格党人毫不迟疑地鼓动其激进的对立面。1830年，乔治四世去世，格雷伯爵（Earl Grey）和约翰·罗素勋爵（Lord John Russell）领导的辉格党获得议会选举胜利，要求改革的压力也达到顶峰。辉格党的选举法修正议案被贵族院否决后，组织良好的“政治联盟”在各个城市举行大型集会；动乱者袭击诺丁汉城堡和布里斯托尔主教官邸，两处均为反改革的贵族的居所；在默瑟市，骚乱后处决了工人领袖狄克·潘德林（Dic Penderyn）。1832年4月，贵族院以9票之差退让，格雷政府总算松了口气。不过，政府先前却残酷镇压了英国南部农场工表达不满情绪的所谓“斯温船长” 【7】动乱，显出它其实十分保守的本性。

注释

【1】　杨熙龄译，《雪莱抒情诗选》，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年，第75、77页。此处有个别改动。

【2】　原文为“'unstamped' newspapers”，意思是未加印花税戳的。英国从18世纪初就通过纳印花税盖戳的方式控制思想言论。反对印花税法的始终大有人在，印花税事件还直接导致美洲殖民地的独立战争。报纸不纳印花税，自己印刷，发行，就相当于我们现在所说的非法刊物或地下刊物；按当时的英国法律，“未盖戳”的刊物被发现的话，出版者、出售者、阅读者都会以犯法论处受到监禁。

【3】　以上诗行出自布莱克的诗《纯真的征兆》（Auguries of Innocence），第97—102行。

【4】　约翰·马丁（John Martin），英国画家，主要使用圣经题材，从弥尔顿等文学家的作品中吸取灵感，其作品达到了伯克所说的“崇高”的意境，具有巨大的视觉冲击力，对西方大文学家产生过很大影响。他的作品也制成雕版，印刷出版，扩大了影响。“大毁灭”，原文为apocalyptic，即《启示录》所展示的情景。《圣经·新约》的末卷The Revelation也叫The Apocalypse，因写千禧年来到前的大量灾难性“异象”（马丁著名的画都是表现基督教圣经中的罪恶之城——巴比伦、尼尼微、所多玛等——之毁灭），而在西方思想中具有了强烈的末世论意味，虽然“天启”最终要说的是否极泰来。布莱克本人擅长制作铜板蚀刻，也是雕版的一种。

【5】　指维也纳会议。1812—1822年，卡斯尔雷子爵（Viscount Castlereagh）在解决欧洲问题中起了重要作用，在滑铁卢后又遏制了联盟对法国的报复。拜伦、雪莱等年轻作家都把他当成自由的敌人。

【6】　即门罗主义，主张欧洲（旧世界）和南北美洲（新世界）互不干涉，欧洲不得再在美洲设立新的殖民地或转让原殖民地。

【7】　原文是“Captain Swing”，Swing有晃动，动摇的意思。这并非一个人的称呼，而是1830年冬天英格兰东南部农业工人起义中，抗议领袖所使用的团体标识，至今被认为是个“神秘”的名字。农工的不满因1820年以来农场主越来越多地使用脱粒机械，致使大量农工冬季失业，生活无着。起义遭到严厉镇压，19人处死，500多人流放澳大利亚，600多人入狱。

第六章

应对改革

尽管鼓动改革的势头已近乎革命，1832年的法案却将最会惹事的工商部门的力量拉了过来，但它所做的也仅此而已。在苏格兰，有选举权的从4,579人激增到64,447人（即增长到原来的1,407％），而爱尔兰的选民只增长了21％。曼彻斯特、布拉德福德、伯明翰等41个英国大城镇首次获得推选议员的资格，但是英国选区的选民人数平均不足900人，而总共658名议员中有将近半数（324名）是从不足900人的选区推选出来的。白金汉选区的349个选民和利兹选区的4,172个选民选出的议员数完全一样。英格兰人口占全国人口的54％，却继续推选出下院中71％的议员；1832年以前，英格兰的议员数占下院的74％。“实际上的代表权”，是利益集团的而非人民的代表权，这仍然是一条原则；在日后将近半个世纪中，议会仍掌握在土地利益集团手中。

劳工阶级

这时，一些保守人士害怕坚持边沁思想的人会攻击贵族和教会。不过，议会中没有多少认死理的人，辉格党人的改革热情很快消退下去。1833年，人道主义者如愿在英帝国废除了蓄奴制度【1】，并通过工厂检查员制度对纺织厂的童工劳动状况进行管理。1834年通过了济贫法修正案，其设计者埃德温·查德威克视之为系统地、经济地重建英国地方政府的基础；然而，它始终只是一块孤立的纪念碑：人们憎恶济贫法，也同样憎恶其标志——凄凉的教区联合济贫院或济贫“巴士底狱”。

《泰晤士报》也大声斥责新济贫法，可能感到“哲理激进派”已经走到了头。1834年是多事之秋。爱尔兰倒是一时消停下来，辉格党慢慢地和奥康奈尔达成了、并在30年代后半期维持了相互谅解；然而在本土，形成之初的劳工阶级发起的“替代社会”运动却迎来了高潮。约翰·多尔蒂（John Doherty）等人领导的工会运动，“地下”发行物的论辩，激进主义者对选举法修正案的失望情绪，重返政治的罗伯特·欧文等等，全都结合起来，产生了一个计划，即成立“全国大统一工会”，通过“全国大假日”亦即全国大罢工，摧毁资本主义制度；从此社会将有大家认可的合作基础，工资报酬的价值将以实际工时计算。3月里政府反扑，拿6名多塞特郡工人开刀【2】，后者即“托尔普德尔蒙难者”。全国大统一工会频繁举行抗议罢工活动，其组织者却未能妥善地协调行动。8月间，欧文退出，等于结束了这场运动。10月16日，议会意外着火烧毁，假如此事早半年发生，可能就不只是象征的问题了。

地方政府改革

辉格党真正的胜利随着地方政府的改革而到来。1833年，原先自行推举的苏格兰自治城镇政务会开始由地方纳税人行使选举权选出。两年后，英格兰城镇也开始改革。大城镇里，辉格党人和激进主义者取得了公职，基本上也一直当权。但是，这时候的政府却严重分裂了。1834年11月，托利党上台，政府在皮尔（Peel）的领导下，或多或少承诺要在改革的框架下执政。但那只是虚幻的成功：1835年4月，辉格党重新上台，但其首相却是极度保守的墨尔本子爵。1841年辉格党再度失势，这时皮尔似乎越发鲜明地反映出渐进主义改革的精神。年轻女王那位认真的丈夫、撒克逊－科堡－哥达的艾伯特亲王（Albert of Saxe-Coburg-Gotha）也很赞同皮尔的观点。

反谷物法联盟

皮尔上台后则受到两方面的压力。制造业主迫于利润下降，要求降低工薪，他们相信只有面包降价了，才有可能做到低薪（面包是那时劳工阶级的主食，他们每人每周要吃大约5磅面包）。要降低面包价格，只有允许粮食自由进口，也就是说，只有废除1815年的谷物法。激进主义者在受到辉格党人立场后退的挫折后，赶上了这波浪潮，抓住了运动的指挥权。1838年10月于曼彻斯特会议上成立的反谷物法联盟中，成为联盟领导的是理查德·科布登（Richard Cobden，在大洋彼岸有生意，成就平平的棉布商），约翰·布赖特（John Bright，来自罗奇代尔市的贵格派地毯商）和詹姆斯·威尔逊（James Wilson，1843年创立《经济学家》的苏格兰记者）。反谷物法联盟既代表了、却也在一定程度上创造出了具有商业头脑和个人主义精神的英国中产阶级——德国人称之为“曼彻斯特人”（至今仍如此称呼他们）【3】。联盟通过请愿、示威、不合作大动员等活动，并通过富有创意地使用新的便士邮政制，广泛煽动起人们对土地贵族和皮尔本人的仇恨情绪。

事实上，在财政政策方面，皮尔基本上一直遵循着政治经济学的准则：大大减少进口关税，重组英格兰银行，允许自由企业主负责铁路募资（尽管贸易委员会主席威廉·格莱斯顿［William Gladstone］主张全盘国有化）。然而，联盟成员则孤注一掷。他们意识到，自己的好日子和越来越有反抗精神的劳动大军绑在了一起。【4】一位绝非正统的曼彻斯特纺织厂主、年轻的德国人弗里德里希·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目睹了一波又一波不满浪潮在工厂内涌动；他预言说，“当工人们决心不再任人买卖的时候，当他们自己决定劳动价值，成为不仅有劳动力也有意志力的人的时候，就在那样的时刻，全部现代政治经济学就走到了头。”恩格斯所选择的是经济不景气时期的极端手段，是宪章运动所表达、组织起来的劳工阶级的力量。

宪章运动

“俺才不愿理政治啥的，可俺是宪章人。”这是1848年时，一个伦敦清道夫对社会调查的先导者亨利·梅休（Henry Mayhew）说的话。《人民宪章》提出成年男性普选权、无记名投票、平等选区、取消议员的财产资格规定、议员薪酬制、年度选举议会【5】等著名的六点要求，在当时的影响不亚于法国革命和奥康奈尔在爱尔兰发起的运动。然而，团结只是一时的、表面的现象——宪章运动是非常复杂的、高度地方性质的运动。形式上它追求彻底民主（虽然只是就男性而言——女性选举权的提议很早就被否定）。它那规模浩大的全国性运动阶段也是短暂的，只从1838年延续到1842年。但是，地方上有组织的运动和离经叛道的主张却此起彼伏；当地的经济危机、政治传统乃至领导人性格都会对运动产生影响。“暴力派”和“道义派”的分歧又和对待不同政治党派、酗酒、爱尔兰、财产和教育等问题的态度纠缠在一起。苏格兰和英格兰中部地区的运动领袖是做点小生意的小商人和职业人士。约克郡失业情况严重，加之新济贫法的影响，运动的领导人就十分好战，但他们又和托利党站在一起，鼓动工厂改革。威尔士的“边远”工业城镇已多次发生“集体暴动交涉”事件，因此1839年11月4日在纽波特举行的大规模抗议示威活动演变成同武装部队的流血冲突，也许就不奇怪了。当场有14人被杀，后来的审判中有人被判流放塔斯马尼亚，但没有人被判处绞刑。

相对于1831年时的墨尔本或1819年时的利物浦而言，皮尔显得温和些，比较讲究策略。他的政策取得了成效。1843年和1844年的经济繁荣使宪章运动人心涣散；1848年运动的最后爆发其实反映出爱尔兰的苦难，而不是表达英国工匠的抱负，或是在英国发动欧洲式革命的意愿。后期宪章运动更带有实验性，更为多样化，当然也更具爱尔兰特点。费格斯·奥康纳（Feargus O'Connor）提出解决土地问题的方案；欧文主义和社会主义主张卷土重来；与之并行的还有从欧洲革命人士那里拿来的思想，这些革命者中有不少最后流亡到了英国。不过，无论朱利安·哈尼（Julian Harney）和欧内斯特·琼斯（Ernest Jones）同马克思和恩格斯之间的友情具有多大的思想魅力，群众性的运动这时已告终结。老宪章派领袖仍活跃在争取单项目标的事业中，如禁酒运动、合作社运动（1844年成立的罗奇代尔先驱合作店，根子就在宪章运动）和工会运动。另一些人则移居外国。运动领袖中有不少人最后很体面地成为维多利亚中期的地方政府官员，或从事着新兴的地方报业。

图5　1848年4月10日在坎宁顿公地上举行的最后一次宪章派大集会。尽管根据达盖尔银板制版的这张照片被反复印行，其原件却放在皇家档案馆，直到20世纪70年代才被发现。照片证实了法国政论作家托克维尔的评论，即英国的阶级很难凭衣着区分；它也表明，世纪中叶参加激进运动的几乎是清一色的男性。

注释

【1】　16世纪中叶，英国介入新世界贸易，其中包括奴隶买卖。18世纪布里斯托尔和利物浦等地靠贩奴发达起来（在西非以英国产品交换奴隶，将奴隶贩运到美洲种植区，以奴隶劳力交换英国市场所需的烟糖等产物）。英国人在加勒比海地区也有自己的殖民地，实行蓄奴制。18世纪后期的福音教改革势力强大，议员威尔伯福斯领导了废奴运动，1807年英国取缔奴隶贸易，1833年在英帝国废除蓄奴制。

【2】　这6人是农业工人，因在托尔普德尔村组织农工联合会被捕，并判流放澳大利亚，在全国抗议下，两年后当局撤销了原判。

【3】　德语为Manchestertum，即（主张）自由贸易主义（的人），指一种经济政策上的自由主义（者），要求摆脱一切国家干预和侵犯，获得完全的、充分的经济自由。

【4】　如第五章已经谈到的，1815年的谷物法满足了土地阶级的利益，平息了农业劳动者的愤怒，但使城镇工商阶级和工人的利益受损。与粮食补贴、维持高粮价的保护主义做法相反，工商阶级要求取消谷物法，开放市场，降低进口粮食关税，真正做到贸易自由。如这一节所说，三四十年代时，在激进主义者的鼓动下，工人阶级也加入进来，形成资本家和工人的反贸易保护联盟。一时间，是否取消谷物法的问题凸现了城乡矛盾。

【5】　指要求每年选举下院议员。事实上，在1838年宪章派提出六点要求后的大半个世纪中，英国除了举行年度选举外，已经陆续实现了宪章运动的各项要求。

第七章

“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 【1】

1832年，由中东传来的可怕流行病霍乱席卷欧洲，在英国造成3.1万人死亡。1833年，议会表决同意为小学教育拨款3万英镑，约翰·基布尔（John Keble）则在牛津大学作了“国家的叛教” 【2】的宣道演说。这些事件只是恰好与政治改革同步发生——议会在温莎堡的马厩上花的时间和金钱比教育经费还多——但它们却成为很重要的因素，影响到日后国家行动的方向以及维多利亚早期人对自身社会地位的理性阐述方式。

住房与卫生

霍乱流行凸现了城市迅速扩张带来的问题，尽管它在乡村同样会造成毁灭性后果。新兴工业城镇面积小，人口密集，因为那时普遍是步行去上工。城镇的土地使用和经济实力存在相应关系：在数字上只占极小部分的有产阶级，如在纺织城可能不到人口的5％，却往往占据50％的土地面积。做工的人住在有工厂、道路、运河以及后来有铁路可及的地方。结果是19世纪的城镇肮脏不堪，烟雾弥漫，臭气熏天；可是对工人来说，无论房租还是过日子都十分昂贵。一处过得去的房子租金为一个熟练技工四分之一的周薪，但是能租得起的家庭还是少而又少。结果，老内城区的贫民窟倍增，如伦敦的“秃鼻鸦”贫民麇集地，利物浦和曼彻斯特的“滚地笼”，苏格兰自治城里的“地盘”，梅瑟蒂德菲尔市的“支那”。不仅如此，土地所有者和投机建筑商还制造出带有地区特色的新贫民窟来，如约克郡的“背靠背”式的密集住房，又如小小的“一房加厨”或“单人房”公寓，到1870年为止已经有70％的格拉斯哥家庭居住其间。

如果说居住条件很差，那么卫生情况更糟。境况好的市民可以联合起来，成立各种委员会，负责提供给排水系统，街道照明和一定的治安管理；但这些做法事实上让他们的穷邻居的日子更加难过了。中产阶级居住区的新式水冲坐便器往往将污水排进了劳工阶级居住区的水源。

卫生改革

流行病的暴发为劳工阶级报了一箭之仇。处在仆人、小业主等大批穷人的包围之中，平日从来不把他们当回事的富人们，这时突然变得异常脆弱。例如，在1856年卡莱尔的那场瘟疫中，日后将任坎特伯雷大主教的阿·坎·泰特（A. C. Tait）的7个子女中有5个死于猩红热。1831年，为对付霍乱，政府迫使地方显贵协助临时的卫生署工作。鉴于因养家活口的主力死去和健康恶化而陷入贫困化的人数众多，1841年，埃德温·查德威克代表济贫法专员主持了“劳动人口卫生状况的调查”，调查报告于1842年发表。因报告的后果和此后的骚动，更加之新一轮霍乱暴发的危险，便有了1848年的法案出台，将建立地方卫生局的权力下放到市政当局，卫生局接受包括查德威克在内的3名公共卫生专员的指导。除了边沁主义者，还有别的力量也被动员起来，如部分宪章主义者和激进主义者，但可能更多的是托利党人、专业人员和慈善家。从阿什雷勋爵（Lord Ashley）的身上可以看到整个的卫生改革运动。这位将成为沙夫茨伯里伯爵（Earl of Shaftesbury）的人可能是个偏见十足的低教会派托利党人——麦考利用“埃克塞特大厅【3】的驴叫声”来形容他的风格——但是他继承了威廉·威尔伯福斯的能力，能娴熟地驾驭公众舆论和统治集团的意见，以获得政府的有效干预。19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他在这方面的才能被用来帮助矿工、工厂的雇工、移居国外的穷人和贫民窟居民。有些人认为，行政改革具有自身的动力，与议会行动或意识形态均无关系。“托利党的历史阐释”（这是对上述观点多少有失公允的说法）对比了两类人的行为：一方面是官员——“果敢的行动者”，以及阿什雷勋爵那样的热心家，他们有事实上创立自己的法则的能量，另一方面则是议会对社会状况的漠不关心。

然而，这只是对改革进程的部分解释。官员的行为准则因部门而异，因人而异。一部分人专注于工作，甚至不惜自我牺牲；可另一些人身上则反映出委任制度下文职人员的闲适、懒散的风气。作为邮政局的高级职员，安东尼·特罗洛普（Antony Trollope）仍有时间每周狩猎两次，并且稳稳地年产1.7部小说。他的一部小说《三个职员》（1857）生动地展示出改革前死气沉沉的文职部门，也表现了特罗洛普本人对改革者酸溜溜的观感。

这是“地方自治”和向专业化演进的黄金时代，所以改革最强大的能量来自于大城市，来自于主要是在苏格兰接受职业训练的新一代医生，他们正处于从地位低下的外科医师和药师【4】向一支自我管理的专业队伍转变的过程中。1847年，利物浦任命了第一个医务卫生官；一年后，充满了形形色色的社会危险、俗称“平方英里”的伦敦城也指派了强悍的约翰·西蒙医生（Dr John Simon）作为其卫生官。及至1854年，指派医务卫生官已经成为强制性规定。实际情况也证明这个职位至关重要，医务官不仅促使各个城市着手进行给排水系统和拆除贫民窟等方面的重大规划，而且确保有关限制建筑和过度拥挤方面的规章得以贯彻实施。

教育

新的工业社会引发了对教育组织的关注。这方面存在不同的意见：福音教徒汉娜·莫尔（Hannah More）相信，要做到灌输宗教思想但又保存秩序的话，孩子们就只应学习阅读而不应学写作；亚当·斯密则担心分工会造成劳工阶级智力愚钝化的后果，他寻求通过办国家教育的办法来削弱这种影响。苏格兰因加尔文教改革了教会，所以有国家教育机构，但是英格兰却不存在相应的组织。19世纪以前有文法学校（其历史往往可追溯到宗教改革前），独立学校或曰“冒险”学校【5】，以及慈善学校。学校质量差别甚巨，也根本无法适应正在壮大的年轻人群的需求，更别说为新兴城区服务和改善办学标准了。然而，1800年前后，舆论却转向了教育——可以用教育防范革命的发生，就连乔治三世（George III）本人也这么看。发生这个转变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出现了新的、廉价的因而也十分诱人的教学形式。由约瑟夫·兰开斯特（Joseph Lancaster）和安德鲁·贝尔（Andrew Bell）创立的“导生制”——年长学生记住所学功课后再去教小的学生——直接导致1808年成立了不列颠和外国学校协会，1811年成立了全国协会。但是，和这两种旨在普及全国教育的尝试同时展开的，却是它们各自的发起者，即不从国教派别和国教之间的日趋激烈的对立。宗教态度的重要性超过了教育规范，这种倾向继续了差不多一个世纪。

改造私人捐助的“公学”中所遭遇的宗教对立因属于英国国教内部矛盾，所以没有那么激烈。18世纪末，公学的境遇十分可怜，但这种情况在激进的广教会人士托马斯·阿诺德（Thomas Arnold）于1829年就任拉格比学校校长之前就已经有所改善。事实上，阿诺德进行的改革类似于1832年那个基本上是保守的政治解决方案，但却持久得多。“人文教育”（即拉丁文和希腊文）对于想上大学的学生来说仍是主修课业，但已经得到提升，从训练贵族青年的毫无意义的仪式化教育改造成了竞争性进取的科目，使中产阶级子弟可以通过奖学金和牛津、剑桥的学院研究助学金得到深造机会。中产阶级子弟的目标是最终获得资助进入专门职业行当，但他们的作用更为深远：他们引导着其他工商阶层子弟，去实践一种净化了的土地贵族的价值观。阿诺德于1842年去世，这时其他历史更久的公学已经都在效法他的改革；铁路系统的扩展以及1857年托马斯·休斯【6】那部极为成功的《汤姆·布朗求学记》对于这种模式的推广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基督教社会主义

公学的再造为新一代的改革者提供了一种范式，他们中有许多人就是公学出身。和边沁主义者不同的是，他们并没有发展出完整统一的计划，而是谋求改造那些只有贵族和国教教士才能进入的机构，使其为全社会服务。1848年，追随弗·丹·莫里斯（F. D. Mourice）的基督教社会主义者（其中就有汤姆·休斯）力图使英国国教成为劳资纠纷的仲裁者，表达了“国民化” 【7】的理想及其必然的结果，即让劳工阶级“融入”“政治社会”。他们并不孤独。在布拉德福德，激进的毛纺业者、年轻的威廉·爱德华·福斯特（William Edward Forster）（他曾是贵格教友）这样写道：

如果不对群众作出让步，如果不是所有的阶级都在认真地争取使大众的日子能过得好些，那么动乱迟早会发生。不过我相信，防止动乱的最佳政治手段是使中产阶级能感受、体谅工人，帮助他们实现合理的要求，从而自己也会获得力量拒绝他们那些不合理的要求。

福斯特的妻子是拉格比校长阿诺德的女儿，学校巡视员兼诗人马修·阿诺德（Matthew Arnold）的姐姐。思虑高远而主张温和改革的“精神贵族”已经从原先的福音宗教向政治干预的方向转化。

牛津运动和广教会

阿诺德，英国的公学，以及大多数政治家都属于“广教会派”或说是国教的自由主义传统。按广教会的原理，教会被设想为国家的合作者，神学教义要严格服从这一合作关系。福音派则颂扬宗教的律令，然而他们朴素的神学观越来越受到自由主义的冲击，后者的侵蚀作用在1832年的改革法案中似已达到顶点。教士们担心一个边沁主义的、从而也是无神论的改革大潮将到来；约翰·基布尔在牛津大学的一次布道中宣告了教士对之的抵制，其依据就是英国国教的使徒传统。“书册派”，亦即牛津运动，并不是通过社会改革或“高教会派”的仪式来反对自由主义；它是对国教传统的守护性的、智性的诉求。12年后的1845年，牛津运动分裂，那时一些领袖人物断定他们和罗马之间已经没有阻隔，于是就“过去了”；约翰·亨利·纽曼（John Henry Newman）就是其中之一，他这样做一定程度上是回应了低教会派的迫害，但也有纯粹的智性信念的因素。尽管敌视运动者不看好，然而牛津运动还是通过像威廉·尤厄特·格莱斯顿（W. E. Gladstone）那样虔诚的平信徒，以及它对宗教教育和建筑的影响，巩固了国教精神。

广教会派采用一种更为社会学的眼光来评估宗教，既然有这样的定位，那么当英国似乎只有不到五分之一的人去教区的教堂时，他们也就陷入了困境。1851年那次绝无仅有的宗教人口普查表明，英国人口中只有约35％的人会去参加星期日的礼拜仪式，而且这中间有一半的人在“听”不从国教的牧师“讲经”，尽管各地区差别很大。1848年和以后的日子里，广教会派的基督教社会主义者投入很大精力去接近劳工，但是，如果说有1个工人是被这个团体的领袖莫里斯的神学说服了的话，那么有10个人是因为被莫里斯的同事查尔斯·金斯利（Charles Kingsley）的小说打动了，还有更多的人是因为得到了切实的帮助，如约·马·勒德洛（J. M. Ludlow）在工会的工作和爱·凡·尼尔（E. V. Neale）发动的原初阶段的合作运动。

国教至少拥有传统、财富和能够控制的广大地区，所有这些非国教教派都是得不到的。在宗派分裂、总是受到统治阶级的怀疑的情况下，有好几位持保守观点的不从国教宗的首领——著名的有循道宗联合会的杰贝兹·邦廷（Jabez Bunting）——力图互相联合起来。乡村和矿区的不从国教派则往往以政治激进主义为特征——威尔士南部发生的变化尤其剧烈；城市的精英团体，如唯一神教徒或贵格会友等，在政治上也往往十分激进。只是到了19世纪50年代，在反谷物法获得胜利之后，不从国教宗派才显示出实力，同自由党站在一起，要求改善自己的公民地位，或者如“解放协会”（1844年成立）的纲领所提出的，要求撤销圣公会的国立宗教地位。组织起来的不从国教派别在自由主义内部渐渐发挥了重大的——也是惹麻烦的——体制性作用。但是，富有的不从国教人士如一股细流似的连续地流入国教，这个倾向表明有组织的不从国教派也是一种损耗性资产。

在苏格兰，有关圣职授予权的争论在1833—1843年的“十年斗争”中达到高潮【8】，最后以确立的苏格兰长老会的“分裂”和新的独立“自由苏格兰长老会”的成立而告终。教会在世俗中发挥的作用迅速减弱——1845年济贫法付诸实施——但是，宗教政治在19世纪后半叶仍然困扰着苏格兰的中产阶级。

注释

【1】　“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儆醒。”见《圣经·旧约·诗篇》第127章第1节。

【2】　英文为“national apostasy”，指国家政府干预教会事务的背信行为。此演说被认为是牛津运动的开端。

【3】　Exeter Hall，1831年在伦敦斯特兰德大街上开设的公共会所，英国的宗教和慈善机构的年会往往在此召开（会议一般在五六月举行，也称五月会议），对英国的殖民地政策和推行人道主义的措施产生过相当大的影响。该建筑于1907年拆除。又，阿什雷是第七任沙夫茨伯里伯爵。

【4】　药师（apothecary），是经批准不仅可以售药也兼有处方权的人。

【5】　指英国的私立学校，不接受政府资助，靠学生缴费、捐助等手段运作。

【6】　托马斯·休斯（Thomas Hughes）就读于拉格比学校和牛津大学奥里尔学院，成为出庭律师，自由党议员，基督教社会主义者，“强身派基督教”代表人物之一，热衷劳工教育事业。他尊敬拉格比校长阿诺德，畅销几十年的《汤姆·布朗求学记》就是以拉格比学校为原型的小说。

【7】　原文用nationalization，意为应不论贫富，能代表所有人采取政治和经济行动的一种社会纲领，针对着保护工商业者利益的、放任个人主义的不干涉主义（laisser-faire）。

【8】　苏格兰的确立宗教是长老宗，牧师由会众选出。1712年，英国议会批准由苏格兰的地主推选出地方教会的牧师，自此教会内的对文化和社会事务更感兴趣的“温和派”获得了统治权，信奉加尔文主义的福音派日渐不满。所谓授予权之争涉及应该由地主选神职人员还是将权力交还给会众的问题，反映出对教会和国家权力的不同看法。

第八章

“隆隆作响的变化之辙” 【1】

即使用古典经济学的标准衡量，19世纪40年代也是一个充满危机的时代。英国工业的主导力量仍是纺织业，纺织品的市场有限，况且面临着来自美国和欧洲的日益激烈的竞争。对该产业投资过多，每采用一种新发明就意味着投资回报的减少；商业的萧条一次比一次更甚，时间也延续得更长。实际工资增长缓慢，往往增长的部分还不足以抵消手工艺行业的急剧衰落带来的影响以及城市高昂的最低生活费用。马克思通过他那厂主朋友恩格斯的描述审视英国，对他而言，这都是一个图像的一部分。资本主义注定会断送在自己的剩余资本积累上；下一次经济不景气到来时，工资日趋低下的劳工一定会起来坚决反抗资本主义。马克思很可能会重申雪莱的挑战：

起来吧，像雄狮初醒，

你们人多势众，不可战胜；

快摇落你们身上的枷锁，

像摇落睡时沾身的露珠；

他们有几人？你们却众多。【2】

19世纪40年代，爱尔兰的事态似乎到了革命一触即发的地步。1845、1846、1848年的几次马铃薯枯萎病的爆发，摧毁了爱尔兰人口增长的基础。1845至1850年间，有近百万人死于营养不良；1845至1855年间，有两百万人移居外乡。爱尔兰贫穷移民愿意拿远低于英国标准的工资，他们已经被视为一种爆炸性的力量。卡莱尔在《宪章运动》（1839年）中写道：“只要肯摘下统计数字的眼镜去看一看的人都会发现，在城镇或乡村……英国下层劳动群众的境况已经越来越接近那些在所有的市场上和他们争饭碗的爱尔兰人……”。事态之所以没有爆发，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因为那段时期出现了引人注目的工业发展，吸收了过剩的劳动力和资本供应，将它们转移到新的更多样化的经济中。这种经济的主要工具，从心理上说也是最令人叹为观止的工具，就是铁路。

铁路

自17世纪初开始，各种类型的原始轨道就一直在将煤从矿井运载到港口或河岸。到1800年时，全国各地已经有大约200英里的畜力牵引轨道，它们的规格、样式各不相同，先是木轨，后来有了铁轨。18世纪70年代使用了铸铁，从90年代起开始使用可靠得多的轨道，也就是上面可以跑带凸缘轮的锻铁条形轨道【3】。这时出现了两种形式的蒸汽牵引机：低压的固定发动机牵拉着车辆上坡，而轻便的高压“动力”机车则在轨道上自行推进。1804年，理查德·特里维西克（Richard Trevithick）在威尔士演示了移动的蒸汽动力机车，北部的煤田很快采用了这种机车。那时，乔治·斯蒂芬森等“观摩”过动力机车的北方矿区人正在建造一种能承载大运力的凸缘轮式铁轨；1800至1825年，煤产量翻了一番，对凸缘轮式铁轨大量需求的结果使畜力牵引车荷载量大增。到1830年时，整个大不列颠已经在议会的授权下建造了375英里的铁路。

19世纪20年代中期商业繁荣，随着铺设利物浦至曼彻斯特铁路的宣传募资活动，建设铁路的高潮再次到来。1820至1830年间，棉纺业产量几乎增长一倍，曼彻斯特的人口增长了47％，然而生产生活必需物资的运输却因垄断性质的布里奇沃特运河而受到限制，因此有必要出现一个大规模的竞争对手。这种需要甚至超过了当时技术上的可行性。只是在公开竞争的压力之下，斯蒂芬森父子才在最后一刻造出了足够有效的动力机车。获奖的“火箭”号（1830年）和后来上生产线的“专利者”号（1834年）【4】之间的差异不亚于“火箭”号和其可靠却笨拙的前身“动力”号机车之间的差异；此后的半个世纪中，机车设计不再有什么更改。

地图2　铁路，1825—1914年

19世纪30年代，又一波投机热推动了铁路建设。到1840年，将近2,400英里的铁路将伦敦同伯明翰、曼彻斯特、布赖顿等城市连结起来。有些新铁路线很成功，其他投资过度的铁路则面临土地罚金和司法诉讼而陷入困境。早年的股份公司并没有多少规矩可言，一些能够做到“股息票换金”的公司名声大振，如“铁路大王”乔治·哈德孙（George Hudson）在1845年就控制了全国三分之一的铁路系统。哈德孙大把赚取利润的办法是卖股分红，也就是使用为建造新路线募集的资金支付已有铁路的股利。40年代由哈德孙推波助澜兴起的铁路投资狂热终于在1848年破灭，哈德孙的行径被揭露，他逃离了英国，然而，这时铁路线总长已经超过8,000英里，铁路网也已经从阿伯丁一直延伸到了普利茅斯。

铁路巨头

铁路时代也产生了铁路英雄，如自学成才的斯蒂芬森和他那极其聪慧的儿子罗伯特（Robert），约瑟夫·洛克（Joseph Locke），丹尼尔·古奇（Daniel Gooch），还有博学多识的伊桑巴德·金德姆·布鲁内尔（Isambard Kingdom Brunel）等。布鲁内尔的庞大计划——轨距为7英尺的大西部铁路【5】，首创的采用铁船体和螺旋桨的“大不列颠”号汽船，1.8万吨的“大东方”号巨型远洋轮——既使公众痴迷，也吓坏了他那些不幸的投资赞助人。吉·基·切斯特顿后来发问道：“哪个诗人族向星星发射了如此巨拱？” 【6】。被卡莱尔称为“工业大亨”的这类实业巨子比棉纺业主更引人注目，后来塞缪尔·斯迈尔斯（Samuel Smiles）将他们树立为“自助自立”的样板。

图6　铁路时代的英国工程师群像，约翰·卢卡斯的作品，场景显然设在1849年秋天梅奈海峡边的一个工棚内。那时罗伯特·斯蒂芬森负责的建于克鲁－霍利海德铁路线上的梅奈大桥（见背景）正在架设锻铁管桁架。斯蒂芬森坐在中央，坐在最靠右边的是伊桑巴德·金德姆·布鲁内尔，再加上（坐在右二的）约瑟夫·洛克，就是铁路工程三巨头了。1859至1860年这一年里，三人都因劳累过度，在五十多岁时就相继去世。

建设和成本

在不到20年的时间里，在没有任何现代建造技术的情况下，新的运输系统创建起来了。是掘土工创造了这些带着英国早期铁路特色的巨大土木工程——据说1848年时，有25万名壮劳力在啤酒和牛肉的激励下做着挖掘土方的苦工。19世纪30年代，英国劳工的形象不是工厂里可怜的奴隶就是饿肚子的棉布织工。到了50年代，劳工的形象变成6个月内让水晶宫拔地而起的肌肉强健的工人，成了被送往克里米亚战场，用修筑铁路、搭建营帐的劳动挽回了军事无能的一支力量。【7】然而，铁路耗费的资金量是空前的，到1849年为止，投资在铁路上的钱已经不少于2.246亿英镑。1849年，总的收益仍不高，只有1,140万英镑；尽管到1859年，收益提高到22,460万英镑，但铁路始终不过是一种收入有限却还算稳定的投资项目，而有些公司却还远远达不到这个水平。1852年以前，铁路从客运赚的钱多于货运；此后货运量的扩大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铁路公司有计划有步骤地收买了运河这个最大的竞争对手。迄今为止运河的业主们一直享受着过分的高额利润，他们很不情愿在竞争中眼看着自己沦落下去。到19世纪50年代中期，运河体系的战略部门均已归属铁路所有，运河运输业务已经彻底地转移到铁路上。在工业发展最生机勃勃的领域中，亚当·斯密所抨击的资本家的共谋已经赫然成为事实。

注释

【1】　英国诗人丁尼生（Tennyson）的名诗《洛克斯利厅》（Locksley Hall，1842年）中的用词，从上下文看，这里的意象显然是新生的铁路：“远处的召唤并不徒然。向前，让我们向前冲去，／让大世界沿着隆隆作响的变化之辙永远旋转下去。……／宁愿在欧洲只活五十年，也不想在华夏活满一辈子。”（181—182，184行）

【2】　杨熙龄译，《雪莱抒情诗选》，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年，第III页。这段诗出自雪莱的《无法无天者的假面舞会》（The Mask of Anarchy）第38节，151—155行。

【3】　威廉·杰索普（William Jessop）于1789年发明。稍早的铸铁（即生铁）铁轨先后在外侧和内侧带L型的导向凸缘，以防车辆出轨，杰索普将凸缘从轨道转移到车轮上，这被认为是铁路发展史上的重大改革。

【4】　英文是 the Planet and Patentee ：“行星”号是1833年由斯蒂芬森的儿子罗伯特·斯蒂芬森设计制造的、带有6个引擎的机车，获得专利。该机车后来有一些改进，成为蒸汽发动机时代的标准火车头。

【5】　布里斯托尔至伦敦的铁路，19世纪30年代末接近完工。

【6】　吉尔伯特·基思·切斯特顿（Gilbert Keith Chesterton）的诗句，他在想象遥远的未来有人对着伦敦国王十字架车站建筑的废墟感慨，就如我们对着公元前罗马人在法国南部建造的三层拱形高架引水渠（Pont du Gard）发出感慨一样。诗行中的“巨大”用希腊神话中的独眼巨人作比喻（cyclopean）。

【7】　克里米亚战争第一个冬天，英国军队指挥不灵，供给跟不上，士气不振，英国铁路公司遂派挖土工去紧急修筑一条战时用的窄轨距铁路，主要使用畜力车运输，只在后期才用蒸汽机车。相比之下，俄国只有马车运输，所以有人认为是铁路挽救了这场战争。

第九章

政治和外交：帕默斯顿时代

铁路热的时代里，政治上也发生了戏剧性的转变。1842、1843和1844年的收成都很好，粮食充足，价格低廉。可是1845年，恶劣的天气摧毁了庄稼，爱尔兰的马铃薯遭遇第一次晚疫袭击。反谷物法联盟的意见似乎得到了证实。皮尔力争在内阁通过自由贸易法，未果，遂辞职，然而在辉格党无法组阁的情况下又回来当政。1846年2月，他提出在3年期内取消进口谷物税的一揽子措施；他通过对济贫法和地方警察部队的资助，赢得了——或说希望赢得——土地贵族士绅对废除谷物法的支持。然而，皮尔所在的党内存在深刻的分歧，当年5月他因镇压爱尔兰而遭受质询时，替他说话的人寥寥无几。在接下来的大选中，罗素回来了，组建了辉格党内阁，从此辉格党及后来的自由党便主宰了政治舞台。皮尔班子中包括格莱斯顿、阿伯丁伯爵（Earl of Aberdeen）和詹姆斯·格雷厄姆爵士（Sir James Graham）在内的主要成员倒向辉格路线，受到重创的托利土地贵族士绅现在的领袖反倒是原先辉格党的德比勋爵（Lord Derby）和乔治·本廷克勋爵（Lord George Bentinck），还有那从前的激进分子、外来的本杰明·迪斯累里（Benjamin Disraeli）。托利作为一个党派仍挺立着，只是接下来的30年中，托利党只执政了5年。

党派操纵，土地权势

那时党派的操纵力有所加强，其中心是圣詹姆斯宫的两个新俱乐部：一个是改革俱乐部，另一个是（托利的）卡尔顿俱乐部，两者均成立于1832年。但是，如果把政治设想成从左到右的不同态度，那就未免给前人强加上了后世的标准。当时根本不知道有什么全国性的党派组织，也没听说过有什么党的纲领，公众演说十分罕见。选举之前（那时每7年举行1次选举），领袖人物——主要仍是辉格党巨头——会向最亲近的幕僚（往往是其亲戚）就政策问题吹吹风。有望当选的人便前往可能推选他们的选区，发表演讲，在当地名人显贵中拉选票，只有在得到可观的支持的情况下，候选人才会真正“付诸投票”。

选举耗资巨大，因此辩论式竞选并非惯例，而只是个别现象。土地贵族在很多存留下来的“口袋选区”中仍是不可撼动的势力。可以设想，在众目睽睽之下，地方上的一个农场主或是商人投票反对伍德斯托克的布莱尼姆宫【1】的话，那几乎就是自杀式的举动。郡县也同样捏在显要家族的手中。中等大小的选区比较开放一些，但很昂贵；有时候选举人严重腐败，和查尔斯·狄更斯（Charles Dickens）在《匹克威克外传》中描写的伊墩斯维尔一样。新获得选区资格的大城镇有时会选出无经济实力但是有活动能力的人——如麦考利就代表利兹当了议员，但更多的情况是支持富裕的当地商人当选，后者往往负担了竞选的大部分经费。不过，有些事情直到今天仍是熟悉的现象：英格兰地区比较保守，而“凯尔特边缘地带”则更为激进。

1834年威灵顿那短暂的看守内阁后来证明是英国最后一次由一位公爵担任首相的政府；尽管如此，权力却仍然掌握在土地拥有者手中，可是在议会中，辉格党的势力仍然强大，和托利党平分秋色。要说起来，辉格党里有很多人是新近才得到了议员资格，这也应该算是上层统治阶层机动性的表现吧。皮尔和格莱斯顿都是牛津的两科优等生，可他们的上一代还不过是地方上的工商业者。更值得注意的是本杰明·迪斯累里的成功：这位冒险家和小说家出自犹太教背景，而犹太教教徒直到1860年才获得充分的公民平等权利。

防务

政府部门在国内立法问题上花费的时间很有限，但在外交和防务上却费心得多——这也并不奇怪，防务开支在国家预算【2】中占三分之一以上。1815年以后，海军和陆军的变化都不大。1822年，海军购买了第一艘蒸汽拖船“猿猴号”；1828年，政府老大不情愿地又订购了几艘汽船，海军部的大臣们感到“引进汽船就是打算给帝国的至高权力以致命的打击。”明翼轮【3】意味着损失舷侧炮力，再说风帆大战舰还可以服役多年，所以，到1848年时，德文波特仍有全部使用风帆的、三层甲板的大型战舰下水。不过这个时候，较小的船上成功地使用了螺旋推进装置，大型风帆舰队已经来日无多了。旧时的长期服役的军队约有13万人——1830年时，兵员中42％是爱尔兰人，14％是苏格兰人；在军饷低下，食宿条件极差的情况下，这支军队维持了爱尔兰和殖民地的秩序。在许多小型战役中，军队扩张了英国在印度的势力范围，推进了同印度的贸易，而在1839至1842年的“鸦片战争”中则侵入了中国，攫取了非法的经贸利益；当然，此时军队代表的已经不是江河日下的特许公司【4】，而是主张自由贸易的商人的利益。

撤出欧洲

英国从欧洲事务中抽身也从外交上反映出来。打败拿破仑后，欧洲大陆的保守派领袖，尤其是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一世（Tsar Alexander I of Russia），力图通过经常性的大国协调会议建立一种欧洲的合作制度。但是，甚至早在1814年时，英国的外交家就更愿意通过传统的权力均衡方式取得安全保障，哪怕这意味着重新扶植起法国作为平衡俄国势力的砝码。在1814年到1848年的大部分时间里，英法之间都维持着一种心照不宣的协约关系，但1830年时，这种关系曾受到干扰。那年，信奉天主教的比利时脱离荷兰，看样子它可能会落入法国的势力范围。后来找到了解决问题的方案：比利时保持中立，新王室同英国有密切关联——这一切都由1839年的伦敦条约确立下来，得到保障。1914年8月，德国违背了这个条约，致使长期的和平局面告终【5】。

英法之间的其他问题因同土耳其帝国【6】的不断衰落搅在一起，就没有那么容易解决了。英国希望维持土耳其帝国，以缓冲奥国和俄国在巴尔干的扩张。这个时期，帕默斯顿子爵（Viscount Palmerston）在大部分的时间里都是最具影响力的人物。1830年，已46岁的他才刚刚步入外交界，就神不知鬼不觉地挤入了白厅那脏兮兮的外交部（其权力鼎盛期也不过只有45个雇员），并一呆就是三十多年，发挥了举足轻重的影响，奉行了一种富有侵略性的爱国主义、然而在一定限度内仍不失为自由主义的政策。不过，1847年时，在欧洲名气最大的英国政治家并非帕默斯顿，而是自由贸易的使徒理查·科布登【7】。他在欧洲的一个个首都受到款待，而他的东道主全都相信一件事，那就是保守的君主政体行将就木，自由主义的时代已经曙光在望。

革命之年

1848年初，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伦敦起草了《共产党宣言》，代表德国的一个社会主义小组预言欧洲将爆发革命，革命的领导者将是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里的工人。2月24日，巴黎起来反对路易·菲利普（Louis Philippe），接着，柏林、维也纳和意大利诸国也爆发了革命。然而英国却没有跟进。4月14日，当宪章运动者聚集在伦敦进行最后一次大规模请愿活动时，也曾出现短暂的恐慌；有一万名临时警察【8】宣誓上岗，内政部还买通电报局，令其在一周内不准宪章运动者使用电报。因中产阶级的志愿大军曾充当了欧洲大陆起义的先锋，故警察有可能比宪章运动分子更令人担忧。但是这些警察却绝对忠诚，于是革命成了在别的地方发生的事情。坎宁顿公地上宪章派的人群散去，议会笑着看到了大请愿的结束。

然而，欧洲也没有重演1793年的情景。巴黎的共和政府希望维持与英国的协作关系，对国内的激进分子毫不手软，也不打算输出革命。【9】帕默斯顿并不希望改变大国均势，但更偏向于立宪政体，主张奥地利从意大利撤军。这种温和政策不怎么成功，英国未能保住自由主义者一时获得的成功。在匈牙利和奥地利方面，土地改革赢得农民支持，加上俄国的援助，使得匈牙利垮台了，奥地利可以腾出手来管别的地方了；就这样，旧制度又回来了。但是现在奥地利已经面临崩溃，俄国在东欧地区取得了令人忧虑的支配地位。【10】

注释

【1】　18世纪初，英国将领、第一任马尔伯勒公爵（约翰·丘吉尔）在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中，在伍德斯托克的布莱尼姆打败法国和巴伐利亚军队。布莱尼姆宫是为他建造的。二战时期的英国首相丘吉尔是马尔伯勒公爵的后人。

【2】　一般用大写，the Estimates，即英国财政大臣每年向议会提交的国家财政开支预算。

【3】　早期的蒸汽动力船（paddle steamer）在两边舷侧中央有动力驱动的、周边带有一圈桨的大轮子（paddle wheel），而风力驱动的战舰上，炮眼安置在舷侧（三层甲板的有两排炮眼）。

【4】　与印度和中国有关的特许公司是1600年成立的东印度公司（1874年解散）。早期英国开拓殖民地和对外贸易活动都通过类似的特许公司进行。

【5】　法国曾占领比利时，拿破仑战争后，根据国际条约，比利时划归尼德兰王国（荷兰）。比利时不愿意接受新教统治，始终进行反抗，欧洲各强国均想插手。英国为保证自己的根本利益，主张比利时独立和中立，并于1839年与其他四国用条约形式确定了这个安排。亦见第二十四章“战争爆发”一节及有关注释。

【6】　即奥斯曼帝国，或称奥托曼帝国（the Ottoman Empire，1290—1922）。

【7】　理查·科布登（Richard Cobden），下院议员，曾反对对华侵略战争，主张和平和国际合作等。参见第六章“反谷物法联盟”一节。

【8】　英国在紧急时期协助维持社会治安的特种警察（special constables）。

【9】　1848年的法国革命主要因国内阶级矛盾引起，是日益壮大的富裕的城市中产阶级为争取更多的政治、经济权利而进行的斗争；革命中，奉行自由主义的中产阶级与城市工人阶级的反资本主义剥削的社会主义纲领发生冲突，故中产阶级联合右翼民族主义分子镇压工人，以维持自由资本主义经济的社会秩序和法国的民族主义。

【10】　除了匈牙利以外，欧洲各地的革命风潮在半年左右的时间里就先后被压下去了。奥地利的哈布斯堡王室的主要对立面是受到它统治的不同民族。匈牙利的最大民族是马扎尔，他们反抗激烈，提出了许多政治改革方案（“四月法律”），尤其是坚决主张民族独立（虽然他们在内部对克罗地亚等少数民族采取了沙文主义态度）。1848年底，奥匈军队终于正面冲突，匈牙利革命军队坚守在东部地区，并于1849年4月宣布匈牙利为独立的共和国，废除奥皇。奥军增兵匈牙利，并于6月请出俄国军队从东面亦即背部袭击革命军，终于击垮了革命的匈牙利。此后奥皇对匈牙利分而治之，但也采纳了一些改革建议，如1848年奥国议会就通过议案，废除农奴制度，使农民能获得一些土地，而地主的损失也可从国家得到补偿。五六十年代，到处有民族独立战争，奥国四面受敌，才又同匈牙利达成妥协，于1867年成立奥匈帝国。

第十章

融合

谷物法的废除，1848年紧急事态的妥善处理，铁路的迅速发展等等，不仅使经济好转有了更大的希望，而且新的政治共识也为经济好转奠定了坚定的基础。农业利益集团受到遏制，但高效的农业生产也使它们经受住了外国的竞争。与此同时，资产阶级意识到，他们既需要和老的统治集团联合起来控制产业工人，但也需要对工人作出一定的让步，以避免爆发政治动乱。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中（尤其是同纺织业比较之下），铁路、蒸汽机和电报都极为有用，魅力十足，成了吸引眼球的工业化的广告。它们所起的作用是将土地、商业和工业拉到了一起。它们尤其让律师们发了大财。

渐进的改革

到了19世纪50年代，法律已经将劳工阶级或至少是劳工领袖们“融合”进来。由技师和木匠等技术工人组成的“新型”工会不再竭力要求国家采取断然的干预，而是要求合同上的平等权利。他们不再进行公众示威，而是通过对两党议员有策略地施加压力而发挥作用。他们在程序上和形象上摒弃了旧时类似阴谋团体的盟誓和种种神秘主义的形式，几乎学究式地恪守着法律条文；他们十分在意捍卫自己作为劳工阶级上层人物的尊严。

经济理论和社会理论也朝着“融合”的思想发展。更早些时候的古典经济学具有颠覆性，并持悲观主义态度；其中的一支在马克思的手中发展起来，仍然保持颠覆性和悲观主义。但是约翰·斯图尔特·穆勒（John Stuart Mill）在他1840年的《逻辑学》和1848年的《政治经济学》中，则将功利主义同渐进的改革以及同情温和劳工领袖的目标调和起来。穆勒惊讶地发现，他那大量借鉴了亨利·德·圣西门（Heri de Saint-Simon）和奥古斯特·孔德（Auguste Comte）之法国社会学传统的《逻辑学》，居然成了古老大学里的正统，当时那些大学正在从牛津运动的创伤中恢复元气。不过，穆勒这位“理性主义的圣徒”也正因其对英国浪漫主义诗人的热爱，才终于使他那种混合了功利主义、伦理个人主义和改良派“社会主义”的思想能够被体制内的改革者所接受。这些改革人士在19世纪中叶迅速发展起来的、品位甚高的文学评论杂志上著文，使穆勒的思想广为人知。

图7　奥·韦·诺·皮金在他的《对比》（1840年）【1】中描绘的一座工业化城市，书中这位仿哥特建筑的大师抨击了古典建筑，宗教上的离经叛道（图中显示的就有不止9个宗派的礼拜场所），还有那些阴沉的、机器般的建筑所体现的工业社会的冷漠无情。图下方的监狱就是杰里米·边沁提倡的一种环形监狱。

在准备参与政治融合体的人的眼中，“法治”却远非完善。将“法治”一语用于19世纪政府的艾·凡·戴西（A. V. Dicey）后来在60年代写道，“作为约翰·史密斯的约翰·史密斯是压不下去的，然而作为技工的约翰·史密斯却会受到压制。”不过，他期望选举权的扩大将会终结这种不公正——而这点后来基本上做到了。

“法律以外的” 【2】

那么，还有哪些人仍身处“法律以外”？爱尔兰人以前受到了太深的伤害，奥康奈尔留给新一代爱国者的遗产就是“撤销联合” 【3】。尽管信奉天主教的中产阶级就像苏格兰人一样，实际上迫切希望能在不列颠的现有社会体制中找到适合自己的生存空间，但爱尔兰民族主义者却因大饥荒而变得更加好斗，后来他们还得到已经移居美国而心怀怨恨的同胞的支援。在各个殖民地定居的人可能为自己在当地移植了英国的体制而感到自豪，可是殖民部很清楚，拓居者有关法律的观念中根本没有当地人的权利这一说。当法庭支持了广教会派那套模糊的、包容一切的教义时，无论高教会派还是低教会派都是满腹怨言。他们虽然扳不倒广教会派，但其影响力却能给维多利亚城市的概貌和宗教虔敬活动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记。

有知识的人早在1859年达尔文的《物种起源》问世之前很久，就接受了政治和社会进化的观念，如丁尼生说的，“自由缓慢地向下扩展／从一个判例到又一个判例” 【4】。卡莱尔虽说对自由主义并不友好，但他对自立精神和工作伦理的赞誉使个人主义获得了近乎宗教的品格。约翰·斯图尔特·穆勒成为维多利亚中期自由党的栋梁之材，他的古怪【5】只在于他表达了这样一种意愿——要将“融合”延伸到政治无视其存在的人口的另一半，即妇女（她们在公民和法律权利方面的平等待遇变化缓慢，不过，在19世纪50年代里，进步已经开始加快了）。还有两位智识之士有更多的困扰不安，其态度很难一言以蔽之。约翰·罗斯金（John Ruskin）这位“牛津毕业生”所写的《现代画家》在1843年造成轰动。虽然和欧文相比，罗斯金直接的政治影响微乎其微，但是他对贵族的尊重同他在经济和环境问题上越来越具有颠覆性的观点结合在一起。至于狄更斯，没有人比他更激烈地抨击了司法的延宕和不公，然而也没有人比他更忧虑革命和无法制的后果：前者有“弯弯绕绕事务部”，泰特·巴纳克尔们【6】，庄迪斯诉庄迪斯案【7】，但另一方面，也有与之相当的斯莱克布里奇（Slackbridge），德伐日太太（Madame Defarge）和比尔·赛克斯（Bill Sikes）【8】。不过，戴西的意见大致是正确的：在经过比较权衡之后，他将狄更斯放在了沙夫茨伯里【9】一边，作为推动公众舆论走向“积极”改革立法的力量。

小说与歌谣

好战的不从国教者和老的激进分子有自己的世界观，同体制内的作家的见解差异甚巨，但后者也向他们伸出了触须。19世纪40年代，中产阶级阅读着“工业小说”，如迪斯累里的《西比尔》等作品对大城市的情况既感到担忧也十分着迷，试图将城市的问题人格化，并用个人主义的道德去化解问题。但是盖斯凯尔夫人（Mrs Gaskell）的《玛丽·巴顿》和金斯利的《艾尔顿·洛克》却不能给人以这样的确定性；对于小说中最有英雄气概的人物来说，最实在的解决办法只有移居他国。《艰难时世》中，当需要考虑怎样改善焦煤镇居民的未来的时候，狄更斯便从对曼彻斯特的那种卡莱尔式的辛辣讽刺笔锋中退缩了，无力再继续下去。

然而，焦煤镇却不大有人会花时间或花钱去阅读文人心目中对他们苦难的构想，况且他们究竟读些什么东西也很少为人所知，虽说文学激进分子被中产阶级阅读大众所接受同化，但他们显然会对劳苦大众的阅读产生影响。梅休（Mayhew）这位《记事晨报》的社会调查人差不多是将科贝特和威廉·哈兹里特（William Hazlitt）的新闻工作传统坚持到了19世纪60年代【10】；可是出自同样的反世俗圈子的狄更斯则抛弃了这一传统。我们知道，工会组织中的“劳工贵族”阅读那些地位比自己高的人希望他们读的东西；我们知道，信奉宗教的人仍在读着他们的《圣经》和《天路历程》；但是说到“粗人”，“小酒馆社团”，他们读些什么我们知道吗？在渔港、在织工中、在农庄上，民间口头文学仍流传了下来并继续发展着。19世纪后期，一个美国教授发现，著名的英格兰民谣中有三分之二仍在苏格兰东北部的乡镇上传唱着；当地还有更加平民化的“茅屋歌谣”在农夫和车夫中传播着有关农场主的种种消息；而“骑手闲话社”则保持了一种朴素却实在的工会主义。

乔伊斯·卡里（Joyce Cary）的小说《若不是耶和华》（1953）写一个激进的政治家在维多利亚中期度过的青年时代。卡里让他的主人公切斯特·尼莫（Chester Nimmo）走进一个游乐场的帐篷，戏班的演员正在表演《玛丽亚·马登，或红谷仓谋杀案》，那是大体上根据1830年“斯温船长”起义前夕发生的一桩真实谋杀案改编的情节剧，在19世纪是个常演不衰的剧目。下面就是尼莫的反应：

我们看的这出戏，数百万人看过的这出戏，讲的是富人对穷人造成的种种痛苦中最最残酷的伤害。全剧竭尽所能地表现了穷人的美德、纯洁和无助，以及富人那毫无节制的残忍和无情的自我放纵。

而这只是一出戏，类似的戏剧还有好几百种。我常常觉得纳闷，这样的宣传怎么就没有在英国引起流血的革命呢，就像在法国、意大利、德国，几乎所有别的国家那样？这宣传的力量是惊人的啊。我说过了，它对我的人生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作为一个敏感的有历史意识的小说家，卡里似乎在这里觉察到一种深深的怨恨和痛楚，这些可以被正规的劳工阶级政治的体面名声和自助风尚所掩盖，然而，无论是政治“融合”，一排排整齐划一的卫生条件不差的工人住宅，越来越富裕的非国教的教堂，还是仍紧锁着的礼拜日公园【11】，全都无法抚平深处的伤痛。

注释

【1】　奥古斯塔斯·韦尔比·诺思莫尔·皮金（Augustus Welby Northmore Pugin, 1812—1852），从小随父亲（法国移民）这个哥特建筑模型家学习绘制哥特建筑，并在欧洲各地有广泛见识；1834年皈依天主教后更是坚持唯有中世纪的哥特建筑才代表基督教的优异，而古典、新古典建筑丑陋低下，是异教的东西。1836年自费出版的《对比》就是两种建筑样式的一系列对比图示，并有文字说明，立场鲜明。此书产生很大影响，是维多利亚哥特复兴的重要作品，也开创了建筑道德批评的先河，罗斯金的《建筑的七盏灯》等明显受到他很深的影响。皮金短短的一生担任过近70所教堂等建筑的设计、施工、装饰工作，在重建被大火烧毁的英国议会大厦（威斯敏斯特宫）的设计和装饰中起了重要作用。

【2】　《圣经·新约》中有不少“without the law”的提法，意思是“没有律法的”（人／民族／国度），“律法以外的”。如《罗马书》：“凡没有律法犯了罪的，也必不按律法灭亡。凡在律法以下犯了罪的，也必按律法受审判”（第2章12节）；“但如今神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有律法和先知为证”（第3章21节）；《哥林多前书》：“向没有律法的人，我就作没有律法的人，为要得没有律法的人”（第9章21节）。本节中主要应指尚未获得法律赋予的权利和责任的人。

【3】　指撤销1801年爱尔兰（议会）并入联合王国（议会）的法案。参见第四章“与法国交战”一节。

【4】　出自丁尼生的诗《你问我，为什么》（"You ask me, why, tho' ill at ease"），第11—12行。该诗可能写于1834年，于1842年首次发表。

【5】　“古怪”，此处的英文形容词“eccentric”应来自穆勒在他著名的《论自由》（, 1859）中的一个重要观点，即为了防止民主社会中多数人实行强行趋同的“暴政”，保持社会的活力，应该保护少数人的意见，甚至可以说，人应该“古怪”才对。穆勒所说的eccentricity，与一个平庸社会中的“天才，思想的活力，道德勇气”等指标有关，参见J. S. Mill, On Liberty , ed. Currin V. Shields (Upper Saddle River, NJ: Prentice-Hall, 1956) 81—82页。此处所指，是他在泰勒夫人的影响下，在议会提出妇女权益的议题，见他于1869年发表的《论对妇女的统治》。

【6】　出自狄更斯的小说《小杜丽》，讽刺文官制度改革前英国政府部门繁文缛节的官僚作风。巴纳克尔的原意是“藤壶”，一种紧紧附着在船底或岩石上的海洋甲壳类生物，狄更斯将占着位置却不干任何实事的政府部门官员取名为泰特·巴纳克尔（Tite和tight同音，紧贴，紧附的意思），比喻政府官员当闲差，做社会寄生虫的生活。

【7】　狄更斯的小说《荒凉山庄》中所描述的英国衡平法院（大法官庭）中一桩久拖不决的案子。

【8】　狄更斯的小说《艰难时世》、《双城记》和《雾都孤儿》中的人物，分别是工会组织者、法国革命者和盗贼，均是比较负面的形象。

【9】　参见第七章第二节“卫生改革”中提到的阿什雷勋爵。

【10】　《记事晨报》（ Morning Chronicle ），1769年创刊的辉格党报纸，1862年停刊。哈兹里特曾为之写作。科贝特参见第四、五章。

【11】　英国中下阶级中大多为不从国教的基督徒，19世纪时，受清教影响很深的各教派和国教内的低教会派主张坚守安息日，即星期日应该是“心智、道德的更新之日”，只能上教堂和主日学校，研习圣经，检讨自己，必须严禁一切商业、工作、旅行和娱乐活动；星期日甚至不准许递送邮件，图书馆和博物馆不准开门，更毋庸说戏院、公园等游玩场所了。虽然维多利亚时期，守安息日在英美均已体制化，但工商业的发展和消费社会的兴起，终于使这个习俗走向衰落。

第十一章

自由贸易：不受节制的工业经济

1851年的大博览会展示了联合王国在世界市场中的优势地位，当然，展会上有许多欧洲大陆的，尤其是德意志诸邦国的产品，其优异的技术品质也让细细察看的英国厂主们不由得驻足思量。由宫廷赞助发起并由贵族组织的这次博览会，反映出英国致力于经济进步、从而也致力于自由主义事业的决心。博览会点燃了公众的热情。一列列特别火车则满载着游客从全国各地驶往伦敦；对许多普通人而言，这是他们平生第一次坐火车来到伦敦，参加漫长的、让人疲惫不堪却也兴奋不已的一日游。博览会的成功令那时的人惊讶。报上每天公布参观人数，到展会结束时，共售出600万张票，有一天竟有10多万人参观了“炫目的透明玻璃大拱”——那座设在海德公园内的、由约瑟夫·帕克斯顿（Joseph Paxton）设计的展览馆：“水晶宫”。展会丰厚的收入后来用于建造南肯辛顿的博物馆。

巨大的人群举止得体，公开拥戴君主政体。有产阶级人士感到庆幸：19世纪40年代那种紧张不安的、随时会爆发冲突的氛围已成过去，50年代的氛围趋于平静，而到了60年代，已经是一派自信的声音了。博览会上出售的一首街头歌曲就突出表现了工匠的自立精神、自由贸易的国际眼光和君主政体沙文主义的奇特混合，其用语定下了19世纪后半叶英国公众生活的基调：

哦，英国最大的财富

当然是诚实的劳工……

看到数千人聚在一起，

不分宗教或地域，

友好地互相问候，

是一种辉煌的景象。

如同大家都是一个强大祖先的子孙，

愿这神圣的联系永不终止。

愿沾着鲜血的战争之剑

让位给和平的橄榄枝。

但是听啊！号角声响成一片，

维多利亚女王真的来了。

我们首要的祝词就是

愿她为我们而长寿。

我相信每一颗心，它会响应

我下面的祝愿——

让她的朋友们发达，繁荣，

让她的敌人见鬼去吧。

不少像这样的歌曲的语调说明亨利·坦普尔（Henry Temple），即帕默斯顿勋爵是多么深得人心。当1852年组成的阿伯丁勋爵联合政府陷入同俄国的克里米亚战争（1854—1856年），并因战果不利被披露而解散时，帕默斯顿从其废墟上冒出来，担任了首相。从这时直到他于1865年去世期间，除了一次短暂的间歇外，他始终在首相的位置上，领导着自由党联合政府。帕默斯顿象征着英国这唯一世界大国的膨胀的自信心；他集贵族、改革家、自由贸易商、国际主义者和狂热的爱国主义者等多种角色于一身，并成功地同时扮演了所有的角色。

1851年的共识

在1851年的大博览会上所显示出来的那个社会在同一年进行的人口普查中更是得到了统计学的分析。有两个事实抓住了公众的想象力。联合王国本土上，城镇（尽管往往是规模很小的城镇）的居民数第一次超过乡村居民数，从而同过去和任何别的经济体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自由贸易运动不是预料到，而是伴随着英国经济投向了基于城区的制造业、运输业和服务业。19世纪20年代时，自由派的托利党人还幻想着能使经济在农业和工业之间多少取得平衡，可随着自由贸易黎明的到来，这个梦想已经被人遗忘。农业无疑仍然是最大的一种产业，在五六十年代，农业生产的能力和产量也确实有了显著的提高。然而，人口的增长发生在城镇，劳动者离开土地进入了城市。

19世纪70年代中，随着北美大草原的开发，农业面临着危机，可这时为农业辩护的人却寥寥无几。70年代发生的“田头造反”是桩错综复杂的事件：当薪水下降时，失业的劳动力奋力地组织起来，而治安官和农场主则调军队来收割庄稼。其实到了19世纪50年代，英国——尤其是英格兰北部和中部，南威尔士和苏格兰南方——并非通过有意识的政治决策，而是通过亚当·斯密所说的世界贸易那只“看不见的手”的作用，乘坐上了国际资本主义的过山车；搭车行路者除了眼前突高突凹的急遽变化，什么也看不见：前方是从未走过的路。城市国家没有先例。这可能就是为什么英国如此执着于乡村的形象和传统的原因。

1851年人口普查吸引当时人们关注的另一项统计是它所揭示的宗教状况。这是唯一的一次力图评估英国人参与或不参与宗教礼拜活动情况的人口普查。关于统计数字有分歧和争执，但是其要义却不容置疑并令人惊讶：只有一部分英格兰人和威尔士人去教堂，而英国国教信徒在全体做礼拜的人中只勉强占多数。在17,927,609的总人口中，各大教派中做礼拜的人数为：

英国国教 | 5,292,551人
罗马天主教 | 383,630人
新教中的非国教宗派 | 4,536,265人

在可能去教堂做礼拜的人中，有超过525万人呆在家中。这次普查是非国教教徒的胜利。他们声称自己有更广泛的政治代表性和关注度，现在这一宣称已得到“事实”的支撑，而“事实”则是维多利亚中期的武库中最强有力的武器，对此狄更斯笔下那个兰开夏郡制造业主葛擂更（Mr Gradgrind）【1】十分赞同。

于是，19世纪50年代，英国越来越城市化，或许还越来越世俗化，当然整体感觉上也越来越非国教化。维多利亚中期的政治反映出这种种倾向，它们全都朝向自由主义。

自由主义

1847至1868年间，托利党（1846年的分裂【2】之后，托利党中的剩余部分作为保护贸易主义者离开了该党）一连6次大选失利（分别为1847、1852、1857、1859、1865、 1868年）。托利党大选失败是明确的，但是究竟谁赢得了大选就不大好说了。多数党政府依靠的主要是四个方面力量的支持：辉格党，激进分子，自由主义者，皮尔党人（1846年追随皮尔的人）。这样的支持者总是很容易散伙。经典的维多利亚中期社会的政治模式就是由上述四种派别或其中的大多数派别组成联合政府，搞折中妥协，讨价还价，直到有一天互相无法取得一致，就到了崩溃的地步：于是在不解散议会的情况下政府下台，然后由托利党组织起少数党政府，在此期间非托利党的党派解决了他们之间的分歧，挫败托利党，强行解散议会，赢得大选，重新执政。这一总的模式解释了何以出现1852、1858—1859和1866—1868年的托利少数党（德比／迪斯累里）内阁。

1848至1868年间的政治体系就这样既将托利党排除在权力之外，却又让其在一些时期内临时组成少数党政权。在同一时期，由阿伯丁勋爵在1852年首先组阁的多数党联合政府也渐渐地融为一体，成为“自由党”；尽管如此，即使到了60年代，在这个联合体已经通常被称作“自由党”的情况下，它仍然具有分裂倾向，动辄解体。行政班子则以辉格党人、皮尔党人以及帕默斯顿勋爵为主。在很大的程度上，他们是靠容忍进行统治的。19世纪40年代，反谷物法联盟所体现的中产阶级政治意识的高涨使政治家清楚地看到，要维持老的政治架构，唯有对中产阶级的期待作出让步妥协。1853至1855、1859至1865年间，皮尔党财政大臣格莱斯顿提出一系列大型预算报告，力图从财政方面满足这样的期望。制造业界想要自由贸易权，格莱斯顿就确保他们得到贸易自由。

“自由贸易”

“自由贸易”的意思当然比起单纯的取消贸易保护关税要复杂得多。“自由贸易”或“自由放任主义”（laissez-faire ）只是简略的用语，它们所代表的是政治、社会和经济组织方面的一整套基本原理。1848年，约翰·斯图尔特·穆勒的《政治经济学原理》堪称维多利亚中期自由主义的指南，它言简意赅地点出了要义：“总而言之，放任自由应该成为普遍的做法：任何偏离此做法的行为，除非是出于某种大善的要求，否则肯定是恶行。”这套原理设想的是国家应该靠边站。穆勒等人分隔“国家”和社会的做法，是基于个人能够、并且应该特立独行的认识预设。个人主义、自尊、自立、组织各种自愿捐助和合作的社会团体，这些都是维多利亚中期自由主义的主导原则。由此，应让经济自行调节，而一个个手捧塞缪尔·斯迈尔斯（Samuel Smiles）《自助》一书（1859年）的人，无论他们是消费者还是生产者，都应该有充分的自由，在经济活动中按自己的所能朝前走。

这种个人主义观念因广为流传的社会进化论著述而获益。查尔斯·达尔文的《物种起源》（1859年）并非突如其来；它自然而然地汇入已有的论进化的文字，并且超越了其他同类著作。无论从个人的，国家的或是世界的层面看，进化的概念，以及随之而来的“进步”的概念，都渐渐渗透进维多利亚生活和思想的方方面面。进化既然由科学规律所决定（这个观点通常被表述为“实证主义”），于是人类的责任就是要发现并遵循这样的规律，而不是干预规律。就这样，大多实证主义者（如担任很有影响的周刊《经济学家》编辑的沃尔特·白哲特［Walter Bagehot］，还有写了许多社会学著作的赫伯特·斯宾塞［Herbert Spencer］）都强烈支持自由放任主义。

免征知识税

个人想要有所作为，必须要有知识储备和训练，因此对于自由社会说来，至关重要的是知识的可用性和评价知识的自由。道德选择必须是有见识的选择：乔治·艾略特（玛丽·安·埃文斯）小说的主题就是在富有人类同情心的环境下的自我意识和自我发展；她本人的一生所见证的，不仅是维多利亚中期社会中自由精神的释放，也是其经历的磨难。

1855年和1861年两次取消“知识纳税”（报纸印花税及纸张关税和消费税）的举措集中体现了备受重视的自由主义法规。废除了知识税，才可能出现大城市和地方上的自由报业，而自由报业的现象正是自由主义英国的缩影，也是其保障。19世纪五六十年代，尤其是地方的日报和星期日报惊人地发展壮大，占压倒多数的报纸在政治和一般观念上都是自由主义的。到1863年时，英国的报纸已经超过1,000家，其中绝大多数都是新近创办的报纸。例如，在约克郡，1867年的86家地方报纸中，1853年后开办的就有66家。在伦敦，《每日电讯报》于1855年再次创业，成为一便士日报和自由主义报纸的旗舰，1871年的发行量几近20万，大大超过了《泰晤士报》。新办的地方报刊比照着《每日电讯报》的感觉，毫不掩饰地热情鼓吹进步主义。下面的这篇评述1862年格莱斯顿巡视纽卡斯尔造船厂的社论就是个典型的例子：

如果我们为德比勋爵［托利领袖］献上一朵政治三色堇，并告诉他“留个纪念”，那是因为贸易保护主义的凶暴谬误和疯狂不可以仅仅由于得到了原谅而被忘却……自由贸易戴上荣耀的绿色桂冠已有10载，她的手上还握着法国条约［1860年签订的自由贸易条约］这一未来征服的象征，我们总算是将自由贸易请进了永久的神座。

财政政策

到了19世纪60年代，特指不设保护性关税的自由贸易已经成为英国政治的重要正统信念，几乎像新教传统一般不容更改。经典政治经济学家已经彻底获胜，这是因为他们的信仰中最根本的信条已经牢固地确立为一种政治准则，而这条准则已得到如此普遍的承认，以至于只有故意作对或自认死脑筋不转弯的政客才会否认之。议会中的前座【3】托利政治家很快认识到，如他们还想再次成为多数党的话，那么就像迪斯累里说的，他们必须接受保护贸易“不但死了，而且还遭受永罚”的现实。托利党的预算案变得像自由党的一样，无可挑剔地奉行了自由贸易。

教会

在财政政策以外的领域中，人们对于“自由贸易”应该走得多远的意见就不那么一致了。19世纪五六十年代，自由主义运动内部的压力集团在大范围内倡议“否定”性的自由贸易措施，例如撤销国立教会，取缔强制性的教堂税，废除就任牛津、剑桥职务及公职时的宗教宣誓【4】，撤除对转让和使用土地的限制，终止基于恩赐委任的文官制度，等等。除此以外，60年代在各选区中还有要求进一步改革议会的大运动；自由党议员虽非个个赞同这个要求，但许多议员是支持的。

对这类问题进行立法的自由党并非现代意义上的“政党”。它其实是各有其属的、错综的、相互牵连力量的松散联合，其中最基本的一点就是各方都忠于自由贸易经济。在联合体内部有多种促成改革的权益考虑，尤其是宗教方面的权益。19世纪60年代的宗教大复兴使自由党内增加了许多宗教活动家，也唤起了他们更大的热情来抒发己见，积极争取自由党的成功。罗马天主教，不从国教各宗派，甚至连现世主义者都在这场有广泛基础的进步运动中找到了自己的声音——他们对圣公会和国立教会的敌视使得这些声音形成了共同的强音。整个19世纪中，非国教势力的联盟恐怕就是把选票投给自由党的最重要的社会原因。

然而吊诡的是，自由党这个联合体的领导人清一色的全都是国教教徒，当然是比较温和的主张改革的国教徒。因此，联合体的领导人和拥护自由党的更为好斗的人士之间在改革速度的问题上少不了争辩。总的说来，帕默斯顿、约翰·罗素勋爵和格莱斯顿等领袖人物希望有节制地进行适度的改革，那样大体上会巩固圣公会的地位；然而基层的激进分子则希望改革一步步走下去，直到最终撤销圣公会的国立宗教地位。于是，两方面能够达成一致的是诸如取缔强制性教堂税等有限的措施，可在政策的终极目标上却无法统一认识。这样的议政方式下达到的最高成就便是1869年时撤除了爱尔兰圣公会的国定宗教地位。

选举改革

自由党内有能够清晰表达思想的劳工阶级成员的参与，尤其是在选区层次上参与，是极为重要的。19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的初期，宪章运动提出的六点要求【5】按当时的政治状况看，是不可能被执掌政权的阶级所采纳的。到了50年代后期，不少从前的宪章运动人士领导的激进的宪政改革运动却只提出了选举权改革的要求，即使在这个问题上最多也只是要求将选举权赋予一家一户的男性家长（即所谓的“一户一票” 【6】）。对这样的要求作出让步，这对于两党（尤其是自由党）的政治领袖都不是难事。

两党想改变现有的选举制度，也是打着各自的算盘。一些托利党人思变，是因为他们自1847年以来的经历表明，在现有的选举制度下他们不可能获得大选胜利。包括格莱斯顿和约翰·罗素勋爵在内的自由党人则想稍许扩大选举权，以便拉进更多的倾向自由主义的技工，这些都是坚定的个人主义者，会支持自由党的紧缩开支和改革的纲领。像约翰·布赖特这样的激进分子则希望实行“一户一票”制，让自由主义获得更加坚定的基础；尽管如此，甚至激进分子都很快表态，不希望把选举权交给大家所知道的“底层”（也就是贫民、失业的人、“无用之辈”、身无分文之人）。像罗伯特·洛（Robert Lowe）这样的自由党人在普通的立法问题上可以相当激进，但他们并不相信任何走向“民主”的变革，因为他们认为那样的话，“聪明的阶级”就会被淹没。托利党人，如日后的索尔兹伯里勋爵【7】等非常害怕“一户一票”制度会通过增加所得税等直接税种的手段侵犯财产权。一些辉格党人则看不出一个总是能选出非托利议会的选举制度有什么理由要改革。

帕默斯顿就反映了上述最后一组人的意见，1865年他在没有许诺进行选举改革的情况下赢得了大选。同年秋天，帕默斯顿去世。1866年，继任首相罗素同格莱斯顿一起搞了个主要针对城镇的极其温和的改革议案，引起内阁分裂，党内有一部分人不满议案太过分，另一部分则不满议案做得太少，他们都收回了支持。这时第三届德比／迪斯累里少数党托利政府【8】推出了自己的城镇选举改革，从而放弃了过去反对改革的立场。

某种形式的改革已经成为必然：在迪斯累里出人意料地宣布自己接受“一户一票”的修正案时，自由党已经开始了习惯性的重组；接着选举法修正议案通过，它在形式上比前一年罗素－格莱斯顿提出的方案更富有戏剧性，也彻底得多。1832年的选举制度告终，从这时起直到1915年，英国城市政治的界限和范围已经确立（1884—1885年，类似的选举权也给予了生活在郡县的男性）。在1868年极度混乱的形势下，自由党似乎再度证实自己在1865年选举中的优势地位，以超过对方112票的高票多数赢得了大选。

事实上，1867年的选举法修正案改变了政治游戏的规则，竟使托利党成立多数政府的可能性再度出现。不过，那是1874年在迪斯累里领导下的托利政府，它不想做任何认真的努力去逆转自由党在前30年中取得的重大成果，尤其不会更改自由贸易这个核心要件。

第一届格莱斯顿政府

在格莱斯顿首届政府（1868—1874年）工作的初期，种种改革压力达到了顶峰。到1874年时，世纪中叶自由主义提出的许多要求都已经得到满足。除了撤销了原爱尔兰教会的国立宗教地位以外，在19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的早期，自由党还取缔了强制性教堂税、“知识纳税”、出任牛津和剑桥职务的宗教考查、以及军职买卖；他们就爱尔兰的土地、英格兰和苏格兰的教育等问题制定了法律；他们开放了行政服务机构，搞文职人员考试竞争上岗；他们还倡导有限责任的做法，使投资人感到资本主义变得比较安全了——凡此种种举措之上，自由党最重要的思虑仍是自由贸易财政、适当的行政决算、最小的预算以及削减费用。

虽然在改革过程中少不了通常的政治较量和磋商，但是改革的洪流并未受到严重的阻碍。完整保留圣公会的国立宗教权势地位曾是19世纪上半叶托利党最大的号召力，然而这时圣公会的统治地位已经在一定程度上被清晰地有效地削弱了：19世纪30年代时，削弱圣公会的统治还只是激进分子的梦想，可到70年代已经实现，而且几乎没有遭遇明显的抵制。托利党还有最后一张牌，那就是不经选举组成的贵族院，但他们只在很有限的情况下出牌，例如拖延取消纸张税，推迟取缔教堂税，延缓通过秘密投票制和废除大学任职的宗教考查。在自由党的国家大船彻底清洗甲板的时候，有产阶级和劳工阶级采取了协作态度。

经济繁荣

“自由贸易”的思潮风行起来时，也是经济繁荣的时期，这一繁荣期从19世纪50年代一直延续到70年代初期。当时的人认为是自由贸易造就了经济的昌盛，而经济史家则对此表示怀疑。或许去除关税壁垒只对英国经济产生过很有限的影响，然而，在全国都致力于经济进步这个更广泛的意义上，“自由贸易”的优势地位却和各阶级共有的创业热情密切相关。

图8　1888—1889年正在建造的第四座大桥形成了完整的铁路交通网；90年代铁路建设达到顶点。

世纪中叶的繁盛反映在数字上并不惊人，而且那时还有轻度的通货膨胀。但这个时期的长足发展仍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因为它似乎表明，在1820—1850年间备受关注的“英国状况”问题可以，并且正在通过现有社会政治架构内部的市场力量运作得到解决。甚至19世纪60年代兰开夏郡的“棉花饥荒”造成的困境——美国内战切断了南方诸州种植园一直以来对英国棉纺厂的原料供应——都没怎么引起持久的政治反响。有产阶级感到庆幸，地方立法和自愿募捐似乎足以让威斯敏斯特的政府免于承担兰开夏劳动力困苦境遇的直接责任（当然，政府的贷款计划事实上也起了重要作用）。

同其他国家相比，1850至1870年间的英国经济在复杂性及其所涵盖的产品和经济活动的范围来看，都非同一般。它在煤和铁这些早期工业经济的基础原料方面有优势；欧洲大陆的国家为满足自己搞工业化时的基本原材料所需，从英国进口煤和铁，英国因而加强了这两种商品在世界上的优势。一个充满活力的制造业部门奋力地向前迈步，从船舶和蒸汽机，到纺织品，再到装点了维多利亚家居的林林总总的小商品，它的产品真可谓包罗万象；出口商品装在英国船上运出去，使整个贸易世界都染上了维多利亚色调。支撑这种紧张的工业活动的，是可靠的通货，以及尽管有故障却仍不失为比较稳固的银行系统：从70年代起，银行在经济活动中起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注释

【1】　葛擂更是狄更斯的小说《艰难时世》（ Hard Times ）中偏执奉行功利主义理念的商人、议员，他注重实际到了扼杀心灵的地步，在矿区开办的子弟学校称为“事实学校”。

【2】　参见第九章第一段关于取缔谷物法引起的保守党分裂。

【3】　议会的议席分左右边，各坐着执政党（右边）和反对党（左边），两边坐前排的是资深议员和内阁成员，坐后排的是资历较浅的议员。

【4】　17世纪宗教改革后，国教为稳固圣公会（即安立甘宗）的地位、限制非国教的清教派别和天主教的势力，曾有一系列立法将非圣公会信徒排除在行政和军队职务之外，所有出任职务者必须进行效忠宣誓，宣布自己忠于国王，并至少从前一年内起已经参加圣公会的圣餐礼；事实上，是否公开宣誓参加圣公会圣餐已经成为“宗教考查法”（the Test Act）规定的领受公职的条件。此后一两个世纪，英国实行一定程度的宗教宽容政策，但是宣誓礼仍继续，到19世纪才逐步真正取缔对非国教信徒公民权利的各种法定限制。

【5】　参见第六章最后一节。

【6】　19世纪中叶，“household suffrage”是一种扩大选举权的方案，顾名思义似乎是每家每户都有投票权，可其实家庭户的概念首先是对男性户主而言，女人自然没有投票权；家庭户也意味着拥有或租有相对固定的居所，这就排除了英国社会中居无定所的流浪人群（下一段中提到的所谓“社会渣滓”，也就是在社会底层的人）。在罗素和格莱斯顿的议案中，将1831—1832选举法中规定的住宅本身每年10英镑的租金底线降至每年7英镑，表面上是大大降低了门槛，实际上这7英镑是经过非常细致的估算的：假如6英镑年租的住户就可获选举权，那么选区中必然会造成劳工阶级占多数的局面，而自由党的领袖只希望劳工中的精英阶层“融合”进来。参见H. C. G. Matthew, Gladstone, 1809—1898 (Oxford: Clarendon, 1997) 139—140页（该传记作者为本书作者之一）。亦见第十章。

【7】　本名罗伯特·阿瑟·塔尔博特·加斯科因·塞西尔（Robert Arthur Talbot Gascoyne-Cecil, 1830—1903），第三任索尔兹伯里侯爵，日后将三度出任英国首相兼外交大臣。他是伊丽莎白时期的重臣、第一任伯利男爵威廉·塞西尔的直系后裔。

【8】　1866—1868年。德比勋爵（其1851年前的称号是第十四任斯坦利伯爵）和迪斯累里的三次组阁年份见本章“自由主义”一节。德比勋爵第一次组阁时是贸易保护党的首领。

第十二章

人口流动：城市和乡村

1870年时，经济进步的浪潮造就了一个主要关注工业和城市的国家和经济体。1851年还有人认为城市发展难以为继，而事实却是增强了发展势头。到了1901年，英格兰和威尔士只有五分之一的人还住在可以被称作“乡村”的地区，也就是说，80％的人口已经城市化了。这个比例远远超过其他任何欧洲国家，并且一直到20世纪70年代都基本保持不变。1901年时，超过5万居民的城镇有74个，而在伦敦——维多利亚人称之为“大都会”——人口则从1851年的230万人增长到1911年的450万人（如果算上所有的郊区人口，则达730万）。

发展最迅速的还不是早已建立的利物浦和曼彻斯特等“工业革命”城市，而是像索尔福德这样的环绕着工业中心地带的许多城镇。这种城市无序扩展生成的地区被维多利亚后期的城市规划理论家帕特里克·格迪斯（Patrick Geddes）称为“都市圈” 【1】：一大片工业和城市地带，由区内好几个城市集合在一起，构成事实上的单一非农业统一体。1911年时，没有一个欧洲国家有两个以上的集合城市，而同时期的英国已经有7个，它们分别是：大伦敦（730万人）、东南兰开夏（210万人）、西米德兰兹（160万人）、西约克（150万人）、默西赛德（120万人）、泰恩赛德（80万人）和中克莱德赛德（约150万人）【2】 ——这一切都出现在1911年时只有4,000万人口的英国本土。有些城镇，如生产钢铁的米德尔斯伯勒，原先几乎渺无人烟，在半个世纪内发展到有12万人口的规模。大多都市圈内都有一个规模可观的爱尔兰社群，故他们的政治态度比起其他地方更倾向于“橙色和绿色” 【3】。19世纪末时，东欧国家遭遇了严酷程度不亚于爱尔兰饥馑的“乡村减员”，伦敦和利兹因此又吸纳了大量的犹太灾民。

城市状况

当然，这样的城市发展速度，在日后20世纪的不发达国家中将成为普遍现象，然而在19世纪，这速度却没有先例。工业城镇很难笼统地加以概述：各自的建筑风格和标准差异甚大，有格拉斯哥坚不可摧的石结构廉居公寓，有次等砖瓦建造的约克郡“背靠背”式联体房和矿区城镇的“两上两下”式蜗居，【4】还有市郊中上阶级和中下阶级中规中矩的住宅。所有这些住房有个共同点，即它们几乎都是有租契的或付租金的住房；居住者拥有房产所有权的情况虽说到了世纪末渐渐多了起来，但在当时甚为鲜见。有些地方的市政会关心市民福利，城市就规划得很好，有公园、图书馆、音乐厅和公共浴室。还有一些城镇则完全任由投机建筑商摆布了。

地图3　城市人口增长，1841—1911年

这些大城市地区的发展中，铁路起了决定性的影响。铁路交通首次创造出一个全国一体化的经济。火车站和列车编组场占用的城市空间改变了市中心的面貌；铁路提供了从郊区到市内的便宜交通方式，使得境况较好的人有可能离开市中心而在效外居住；也是铁路使煤烟笼罩一切。污秽和喧闹是维多利亚城市的特征——火车、工厂和住家的烟囱，还有马，都在制造龌龊的城市，而在圆石路上奔跑的大车、马车和马则使噪声不绝于耳。20世纪初，当机动车开始代替马的时候，人人都注意到，和过去比较，市中心已变得多么安静和干净。

但是，喧闹声、肮脏、居住条件差等等，都和人们对现存环境的适应性有关：经过很缓慢的过程，人们才渐渐有了改善城市生活环境的强烈需求。对许多维多利亚人来说，生产本身就是其存在的正当理由。这种观点在佛洛伦斯·贝尔夫人【5】的书中得到了充分的表达。她的《在工厂》是研究典型工业城市米德尔斯伯勒的经典著作，整个米市从事的唯一活动就是冶铁：

图9　维多利亚时代的折中主义：1868年大选时伯明翰的广告。

米德尔斯伯勒没有浪漫的过去，没有庄严的传统，因此，这飞速的巨大的发展就给了它别样的浪漫和别样的尊严；那是力量的尊严，是没有历史的根基、不靠时间厚重的基座支撑、而纯粹凭着自身的力量拔地挺立的尊严……虽说它可能缺乏古迹的魅力与美色，然而没有一座制造业城市……会缺乏自己独特的意趣和风景……冬日下午的烟雾中隐现出的高耸的烟囱，粗笨的窑和熔炉，如同建筑物的塔楼和尖顶。要观看一座冶铁城，要趁黄昏和夜晚：白天看是烟云柱，到了夜间就成了火焰柱。

城市的动能在大博览会后的20年间也在乡村反映出来，博览会上展示的机械起了一定的激励作用。投资搞化肥、排水系统、建筑、收割机和脱粒机等农业机械，以及和新修铁路连接的道路建设等等，这些“高级农作”的实施本身显然驳斥了所谓自由贸易将导致乡村毁灭的说法。其结果是，不仅在物质上，也在精神层面大大推动了现代化。许多人倒向不从国教派，一些人甚至信奉起物质至上主义，在这种情况下，就连乡村都出现了担忧传统宗教难以为继的情绪。

农业萧条

充满活力和积极进取精神的一代农业人赢得了财富，过着特罗洛普的巴塞特郡小说系列中描绘的那种安谧的、悠闲的郡县上层社会生活。1868年，联合王国80％的粮食消费仍由本土自给。然而，尽管有了“高级农作”，许多地区，尤其是爱尔兰和苏格兰的乡村，仍然是令人遗憾地匮乏资金投入。直到20世纪初期，苏格兰高地的北部和西部地区一般仍使用人力耕地和人力扬谷。

19世纪70年代，连年歉收，北美大草原的开发，加之从那里以及海外羊毛产地到英国的海运更快捷更便宜等因素，引发了“大萧条”的局面。只有牛奶、干草和麦秆儿产品没有受到外国激烈竞争的冲击。具体说来，粮食价格大降，打击了英国以产粮为主的东部地区；可是农场主，尤其是小农场主却在很长时间里不愿接受粮价会一直低迷的现实，或者也无法顺应对奶产品的新需求。畜牧业为主的西部地区受到的影响则不那么严重。

图10　农业不景气。1874年，多塞特郡米尔波恩·圣安德鲁的农工因参加约瑟夫·阿奇的全国农工联合会而被扫地出门。

随着城市的发展，农业在经济中的比重下降了，而农业的萧条更使其下滑加速：1851年时，农业占国民收入的20.3％，而到了1901年时只占6.4％；英国的食品和羊毛等农业原料已大半靠进口，正是这一事实将会大大影响战略决策。保护农业的呼声甚至在托利党内部都引不起多少反响，当然就绝对谈不上会改变自由贸易的财政制度。一些自由党的土地改革者认定不搞保护主义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他们鼓吹用小农场的方式解决问题（1885年发起了“三英亩地加一头母牛”的运动）。为苏格兰高地设立的小佃农委员会（1886年）得到授权，建立不受地主干涉的小佃农团体，【6】这是英国本土土改取得的唯一实质性成果，然而从其长远的成效看，也是很显著的成果。

有种种原因造成了大面积的乡村人口缩减，如工时较短而报酬较高的城镇工作的吸引力、19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机械化和19世纪最后二三十年的农业大萧条等。大规模出走的人群多数流入苏格兰和英格兰的城镇，有些进入煤田（尤其是威尔士的煤田），有些去了殖民地，还有的入伍当兵。1861至1901年间，英格兰和威尔士乡村男劳力总数减少了40％多一点；妇女在城里不易找到工作，故总人数减少得不那么显著，由此造成乡下性别比的显著失衡。不过许多未婚女性通过诸如青年女子友好会【7】这样的援助机构进入城市当家庭佣仆。

乡村的衰落

以上这一切都使乡村社会变得人心涣散、无人照管，表现出衰败群落的那种听天由命的特点。托马斯·哈代（Thomas Hardy）小说的出版跨度（1872—1896年）几乎恰好覆盖英国的农业大萧条时期；哈代在其小说中以庄重的笔调将那些似乎对乡间社会及其居民的命运产生决定性影响的、无法控制的、遥不可及的力量永久地保存下来。哈代写出了业已消逝的乡村习俗和传统，他的小说形式上虽属于过去，但也具有针对当下情况的弦外之音。《卡斯特桥市长》描写谷物商迈克尔·亨查德（Michael Henchard）的命运，他因不能顺应新的贸易方式而致破产。哈代评述面临生意崩溃时刻的亨查德说：“他思绪奔突，似乎倾向于认为有什么力量专门在和他作对。”威塞克斯小说所描绘的“四处上演的苦戏”其实是一种文明的蜕变和解体。1895年，哈代谈到他的全部小说时说：

最根本的变化是，最近一段时间以来，维系着当地传统和气质的农舍常住居民被大体上是流动性的劳力所替代了，从而造成当地历史连贯性之断裂；对于保存地方的传奇、民俗、社会阶层之间的密切关系和古怪的个性而言，没有什么变化比这种断裂更具毁灭性。所有这些传统的存续之不可或缺的条件，就是一代又一代人附着在同一片土地上生活。

所幸的是，在英国乡村生活彻底消失之前，塞西尔·夏普（Cecil Sharp）、马乔里·肯尼迪－弗雷泽（Marjorie Kennedy-Fraser）等民俗和民间歌舞史学者已经将具有这种生活的品质特征的东西记录了下来。

破坏乡村习俗连续性的行为得到白厅和威斯敏斯特的支持。教育方面，如1872年苏格兰教育法之类的措施致力于让说盖尔语的苏格兰人和爱尔兰人以及说威尔士语的威尔士人全都使用英语，并训练农民使之具备在城市生活的能力。1850至1900年间乡村的变化和教育政策沉重打击了盖尔语和威尔士语的生存条件，在苏格兰几乎造成方言的灭绝。然而，在威尔士，地方上的立法努力确保了1889年起学校的威尔士语教学。

城乡关系

一些地区城乡之间的流动频繁，如季节工离开城市去乡下收割，小城镇居民经常闯入周围的乡村偷猎。有些工人，尤其是煤矿工人，他们就住在村子里，出门就是荒野或田地，再说，像赛灵狗和赛飞鸽等他们常玩的运动项目也都和乡村生活有关。中产阶级的人趁着土地低价时买下了乡间宅院。对于有产阶级中精于理财的人来说，乡村已经成为昂贵的游憩地，一个“度周末”的去处。但是对很多居住在大城市的人来说，乡村成了遥远的、甚至危险的地方，那里的人很古怪，口音、衣服和举止都特别。奥斯卡·王尔德（Oscar Wilde）的喜剧《认真的重要》就准确地再现了大都市人的腔调：

布莱克奈尔夫人（Lady Bracknell）：……土地已经不再是收益或者乐趣。它给人的是社会地位，却不让人保持地位。关于土地能说的也就如此了。

杰克（Jack）：我有座乡间宅邸，当然周围有一些土地，我想大约有1,500英亩，但我真正的收入不靠田地。事实上，就我所看到的情况来说，偷猎者是唯一能从土地上得到点东西的人。

布莱克奈尔夫人：乡间宅邸！……你有城里的宅邸吧，我希望？简直不可能要求像格温德林（Gwendolen）那样天性单纯、完好无损的少女住到乡下去。

尽管如此，往日的欢乐乡村这一形象却久久地留存在城市居民的脑际。无论什么阶级的人，只要有可能，他们就会住在带花园的房子里，甚或租种一小块菜地。他们不理会乡村实际经受的苦难，却在城市中再造了乡村。房屋建筑和城市规划越来越反映出人们对乡村的怀旧情绪，最后产生了卡德伯里的伯恩维尔实验【8】、贵格会雇主以及世纪末的“花园城”运动。

注释

【1】　“conurbation”现在一般指（有计划发展的）带卫星城和市郊的大城市。20世纪初格迪斯对19世纪英国大城市无计划的发展颇有批评，例如借用前人的语言，说伦敦像长了“息肉”，像“珊瑚礁”等等。参看Asa Briggs, Victorian Cities (Berkeley, CA: U of California P, 1993), 12, 34—35页。

【2】　这七个都市圈依所提到的次序分别围绕着伦敦、曼彻斯特、伯明翰、利兹、利物浦、纽卡斯尔和格拉斯哥等七个中心城市发展而成。

【3】　1848年，爱尔兰的绿、白、橙三色旗首次向公众展示；1921年爱尔兰独立后三色旗正式定为国旗，而从前爱尔兰的非正式国旗图案是一片绿色背景中央的一把竖琴。三种颜色代表了爱尔兰的政治生态：橙色代表北爱尔兰的新教（奥兰治朝的威廉王称William of Orange，王朝名同英文中的橙色orange；亦可参见第四章“与法国交战”一节中的奥兰基社团），绿色代表爱尔兰的天主教和主张共和的力量，白色则表明希望各派和解，使爱尔兰有长久的和平。

【4】　联体的“背靠背”式住房往往和隔壁紧邻共有三面墙（有时后墙紧贴工厂的墙根），两家合用一个烟道，缺少门窗，照明和通风条件差。“两上两下”指两层楼、每层一前一后两室的住宅。

【5】　贝尔夫人（Lady Bell）的丈夫休·贝尔爵士是米德尔斯伯勒最大的铸铁厂主。

【6】　苏格兰高地的土地所有者为追逐利益，越来越将佃耕的土地收回挪作他用，造成可耕地匮乏。在佃农的努力下，1886年通过一项法案，使小佃农的土地使用期限得到保障，小佃农委员会被授权可以确定公平的租金。高地的佃农只要求地主接受一些行为和责任标准，而并没有像爱尔兰小农那样要求拥有土地。

【7】　1875年创始，开始是英国圣公会的慈善组织，为乡下到纺织厂等地方打工的青年女性提供帮助、心灵的慰藉和友善的环境。后很快发展到爱尔兰和美国，现在是已经有一百多年历史的世界性的宗教慈善组织，提供服务的对象是5—21岁的未婚女性青少年。

【8】　热心的贵格会友乔治·卡德伯里（George Cadbury）和哥哥在伯明翰经营巧克力和可可饮料生产；1879年将公司迁往4英里外的伯恩维尔，创办私人社会保险并致力改善工人生活；1893年购地一百多英亩，实验性地建造带有宽大花园和其他舒适生活设施的工人阶级住房；后更是主动放弃产权，成立伯恩维尔村社信托基金，住房对社会各界（不唯自己公司的雇员）开放，成为后来“花园城市”和“园林市郊”的样板。

第十三章

大众和阶级：城市工人

大规模的人口城市化以及乡村地区的衰落对所有的阶级都具有深刻的社会意义，这点并不奇怪。19世纪上半叶，有产阶级最担心的是会出现革命的劳工阶级，但这样的阶级居然没有产生，这可能是19世纪下半叶最令人称奇的事情了。大多数从事工业劳动的人除了其生产的产品外，并没有留下什么事物作为纪念：他们人生的曲折、他们的追求、希望、信仰、喜好、憎恶、习惯和热衷的事物，多已湮没无闻。在大英帝国，对陌生的异族着迷的、训练有素的行政官员以极高的效率起草了一份份详尽的报告，将以上提到的当地各方面情况记录在案；可是在英国国内，一直到19世纪末才开始有对城市贫穷人口生活习惯的系统观测报告。梅休以他那印象式的《伦敦劳力和伦敦穷人：愿意做工、不能做工和不愿做工者的状况与收入大全》（1861—1862）一书为这项工作开了一个头，但很不系统，而且只在很短暂的时间里有后续的观察。我们仅有的知识表明，穷人中存在非常复杂繁多的生活样式，其中乡土观念和宗教往往起了重要作用。

工薪提高，出生率降低

劳工群体中有一部分人的生活水准开始迅速提高。1860至1914年间的实际工资涨了一倍。1868至1874年以及1880至1896年的经济繁荣时期也是收入快速增长的年份；后一个时期中，实际收入上升了差不多45％。19世纪80年代时，已经有相当多的人开始享受闲暇时间，这是19世纪以来的第一次。除了用于食品、住房和衣服等生活必需品的花销外，人们手头已开始有了点富余的钱（尽管数量并不多）。

一个突出的现象是，有了盈余，出生率不升反降；这一现象从19世纪70年代起就出现在有产阶级之中，效法其社会上层阶级的劳工阶级在稍后也受到影响。于是，多出来的钱并没有花费在多出来的孩子身上。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令人吃惊的变化。从托马斯·马尔萨斯（Thomas Malthus）到马克思，经典政治经济学家都曾预言，由于“工资铁律”的作用，劳工阶级注定只能过勉强糊口的生活，因为任何多余的钱都会被多生出来的孩子用光；可出生率下降却证明经典政治经济学家的预测全都错了。19世纪80年代以来，控制家庭人口的做法为英国劳工阶级达到相对富裕提供了机会。对于这一切如何发生，为何发生，人们知之甚少。但男女结婚年龄推迟了，他们可能使用了1870年以后普及起来的一些不怎么可靠的避孕措施，妇女可能经常用流产作为终止怀孕的手段。

“劳工阶级”这一用语（维多利亚时代几乎总是使用复数形式的“阶级”）当然涵盖了很大的范围。查尔斯·布斯（Charles Booth）的调查系列开始于19世纪80年代后期，其《伦敦人的生活和劳作》将劳工归入6个主要类别：“高报酬劳动”，“定期标准收入”，“定期低收入”，“间或收入”，“临工收入”，以及布斯所说的“底层阶级”。人数最多的是有“定期标准收入”者，相当于其他5个类别人数的总和。正是这个具体类别的男女们缩小了家庭规模，经历了实际收入的增长，并开始意识到他们在经济中的潜在能力。

工会

“定期标准收入”类工人的日子过得红火起来，便加入工会，以求保障所得，并通过谈判争取更好的工薪和工作条件。19世纪中叶的工会在很大程度上是会员面不广的“新式”同业工会，其成员或因在学徒期获得了技能和资格，或因有能力熟练地操作机器，而在工人同事中崭露头角，从而警惕心十足地守护着自己那高人一等的、好不容易得来的优越地位。对熟练工的稳定需求巩固了同业工会的势力和特权地位；铁船制造等技术的发展也扩大了而非缩小了其名声。19世纪70年代，但尤其在80年代，同业工会开始增补会员，吸收了许多有固定工作的人。生活水准提高了才有可能使同业工会得到发展，因为会费是很贵的。

工会之所以存在，不仅或甚至主要为了进行工资谈判，而且还涉及名目繁多的一系列“自助”救济：同业工会和“互助会”紧密相关，有时就是“互助会”的代名词。对一切有自尊心的工人来说，所有的贴补中首要的一条就是丧葬补助，有了这笔费用就可以避免让贫民院付埋葬费。不过，许多工会还设立了疾病补助和失业补助，因为那时政府还没有为一时遭遇灾祸的人提供帮助的举措，而且政府除了贫民院这张最后的安全网之外，更缺乏为始终处于贫困线上的人提供救济的机制。

对于1945年之后的观察者来说，工会活动增强的背景十分奇特。1874年之后的20年中发生了明显的实质性的通货紧缩，也就是物价下跌了（在较小的程度上薪水也下跌）。从另一方面说，有正式工作的人的实际薪水上升了。然而，工会会员实在难以接受这样的现实：谁会相信，雇主减了他的薪金却仍可能让他过得更好？所以19世纪80年代的“新工联主义”关心的是捍卫劳工的工薪；这是对局势的反应，同样也是一股积极的实际的力量，其中除了团结起来的想法，并没有什么意识形态的作用。

一些社会主义者参与了这个时期最引人注目的几次罢工：1888年布赖恩特和梅的火柴厂罢工，1889年伦敦码头为“码头工人的6便士”而举行的罢工。这两次罢工很可能因为发生在伦敦，就在激进分子的眼皮底下，颇引起中产阶级的关注。不过，它们并非典型的罢工（事实上，伦敦码头罢工甚至不是工会领导的，工会在罢工结束之后方成立），也不应过于强调约翰·伯恩斯（John Burns）等发起罢工的“社会主义者”的作用。大部分同业工会的领袖仍坚定地站在格莱斯顿一边。卡尔·马克思在英国度过几乎整个的写作人生，然而除了一个小圈子外，这个国家里实际上没有人知道马克思和他的著作；19世纪80年代涌现出来的社会主义团体的著述只涉及到极小的听众面。事实上，劳工阶级对社会主义思想的抵制已经使中产阶级知识分子对他们感到绝望。

足球和板球

如果说，工会是劳工阶级自我意识成长的制度性表达，那么特别是男性工薪族共同爱好的休闲活动更是促进了这一团结的意识。英式足球最初是公学和大学业余社团搞起来的竞赛游戏，到了19世纪80年代中期已经基本上职业化了；此时从朴次茅斯到阿伯丁的工业城市中，观看足球赛已经成为男性（几乎毫无例外的只有男性）的常规娱乐活动。在19世纪最后的二三十年中，所有注重自我的工业城市都成立了足球队。有些足球队反映出所在城市的宗教分派（如格拉斯哥有天主教的凯尔特人队和新教的皇家园林卫队，默西赛德有天主教的埃弗顿队和新教的利物浦队）。所有的球队都激励其追随者对当地的忠诚、热情和个人归属感，令许多政治组织者羡慕不已。足球比赛是高度组织化的城市社会的产物：足协杯赛（自1871年起）和足球联赛（自1888年起）的规则性和复杂性，掀起眼前兴趣和维持恒久兴趣的需要，每周入场费、或许还有客场的火车旅费的预算编制，自我制约的庞大人群——所有这些都反映出一支有纪律有秩序的劳动大军，他们在工余时间里心甘情愿付费入场，观看别人为由当地企业家组织的俱乐部踢球。整个“赛季”中，人们对足球（或如苏格兰边境区、南威尔士和英格兰北部对橄榄球）的持续关注使产业工人获得了更为宽广的时间观，而那正是农工们从天气的季节变化中早已熟悉的时间观。

板球是一种比赛时间长得多、更彰显个人风格、社会交融程度更高的运动；自1873年起，郡际板球锦标赛组织的板球比赛越来越深入人心。以上对足球的简单解释对板球则完全不适用：或许可以说，板球见证了工业化和劳动分工时代中个人主义精神的延续。格洛斯特郡的医生威·吉·格雷斯（W. G. Grace）当时威风凛凛地控制着投球和参赛选手，创下了许多至今都无法超越的击球、投球和守场记录，因此几乎和1874至1886年间的赛马冠军骑手弗雷德·阿彻（Fred Archer）一样，成了民族英雄。格雷斯那经常被画进漫画的一把大胡子，使人们往往将他和索尔兹伯里勋爵混淆，这可能对后者比较有利。

旅行和赌博

一直以来，对于劳工阶级而言，旅行意味着四处拼命寻找新工作或住处的经历，而到了19世纪80年代，旅行已开始成为一种消遣方式。对许多人来说，在某个新设的法定假日由个人或公司发起去海边旅游，已经成为一年一次的远足活动。黑泽、莫克姆、斯卡伯勒、绍森德、伊斯特本、波托贝洛等许多度假胜地应运而生，既满足了也进一步刺激了需求。劳工阶级的假日几乎总是在城市里度过，对他们来说，“海滩”意味着伸入海面的突堤，杂耍表演，更衣小木舍，及其后面的旅馆，供应膳宿的公寓，还有商店。90年代，激进分子和社会主义者企图通过徒步和自行车俱乐部去组织乡村旅游，来拓宽度假传统，但是乡间旅行更吸引中产阶级的下层，而不是劳工阶级。

廉价报纸的发展，通过电报实现的国内快速通讯，都在促使另一种大型劳工阶级娱乐方式的形成：那就是赌博，尤其是赌马，以及通过刚露头的普尔集合赌金业押足球赛的输赢。赌博呈现了挂在彩虹尽头的一罐金子：休闲能娱乐身心，说不定还有利可图——当然了，这种好事难得出现。

生活水平的提高

劳工阶级中比较富裕的阶层现在也开始分享了一点半个世纪前工业革命给有产阶级带来的成功和期望。平日的饮食有些改善，除了面包、土豆和啤酒外，能吃到肉类、牛奶和蔬菜了。住房的品质略有提升，因为肥皂便宜了，而且到处都能买到，房屋和人们的卫生都有所改善。书、照相和零星的装饰家具也开始用于装点有固定工作的劳工家庭。体面已成为目标：体面的意思是有了可支配的钱，用以展示自己能在一定程度上控制生活方式，有了稳定地过日子的意识，可以不总盯着每星期的薪水袋，而能扩大一点眼界了。体面的目标得到正普及开来的分期付款公司的支持，这些公司掌管着工薪家庭盈余的多项花销。

人口中工薪阶级生活水平的提高确实重要，但此事也要客观、全面地看待。19世纪下半叶，几乎每10年中都会发生短暂的经济混乱。那个时代有许多人相信，从19世纪70年代中期至90年代中期就是“大萧条”时期，这期间利润和收益下降了。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大萧条”的说法对于农业来说当然很贴切。对于工业总体来说，与其说是萧条期，不如说是调整期，但是“调整”对于工人而言通常意味着悲惨的境遇。正是在19世纪80年代时，“失业”一词获得了其现代意义。

宗教

在上教堂做礼拜这个意义上的宗教，并未在大多数英国城里人的生活中起过什么直接的作用。“并不是上帝的教会失去了大城市，而是它从来没有得到过大城市，”这是阿·福·温宁顿－英格拉姆（A. F. Winnington-Ingram，圣公会牧师）在1896年写下的话。从乡村劳工走进城市的时候起，新教教会就规劝他们继续去教堂做礼拜，但无论国教还是不从国教派，这一努力都没有成功过。至于在城市出生的人群，尽管有慈善施舍和主日学校所提供的教育等间接的诱惑，更有传教团、奋兴派圣斗士、救世军和教会军的直接上门，但是各教会同样无法对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施加影响。1902至1903年时，伦敦人口中只有19％定期上教堂做礼拜，这些主要是来自社会中上层的人。在伦敦以外的地方大城市，参加礼拜的比例数可能会稍微高一些，在小城市会高得多。只有罗马天主教的礼拜活动才吸引了数量可观的劳工阶级成员。天主教组织顺应了劳工听众的需要；教会工作人员熟练地通过教会的社会团体和俱乐部吸引会众，不仅诉诸其天主教信仰，更用“爱尔兰性”打动了会众。

苏格兰人和威尔士人仍然十分虔诚，而英格兰的劳工阶级也并非对宗教一无所知。标志人生转折的“通过礼仪”（尤其是婚礼和葬礼）即使在有世俗形式可以选择的情况下，也仍然十分流行。不做礼拜的人群看来也并不敌视宗教，只有在宗教披上罗马天主教仪式主义的外衣，并且与爱尔兰移民和本地社群之间的摩擦发生关联的时候，才有敌对言行出现。其实，真正让不去教堂的人心怀怨愤的，是宗教——特别是圣公会——如此明显地同有产阶级的地位和权力联系在一起。社会上能说会道的人大力提倡人人去教堂做礼拜，在这样的社会中，不上教堂不仅是宗教态度冷漠的表现，也是一种抗议方式。

第十四章

职员和商业：中产阶级下层

对于中产阶级来说，1850年以后的几十年迎来了扩大队伍的黄金时代。1851年时，中产阶级还是一个相当小的也比较容易鉴别的群体，成员是职业人士，实业家，银行家，大商店店主等等。这个群体同劳工阶级之间隔着一道鸿沟。到了世纪末，一个复杂得多的格局已经显现。一个庞大的中间群体在经济变化中应运而生，可以称之为中产阶级下层。经济体系中的服务行业已经发展成大得多也复杂得多的部门。英国逐步走向商业和工业并重的经济发展过程中，造就出一支浩大的白领从业人员大军，在零售、银行、会计、广告和贸易等商业部门从事管理和服务工作。

一个新生阶级

工业企业的管理层已开始从父系家族传承制向新的职业经理人阶级转化，制造业中的管理人员队伍迅速壮大。因为政府在新的职责方面投入更多，特别是对1870年教育法所开创的教育体系的投入，所以地方和中央各级行政机构开始迅速扩大。商店、办公室和电话局为妇女的就业提供了新的机遇。

伦敦受到这些变化的影响尤其显著，产生了一个庞大的商业金融区从业人群。他们在新式理工学院受到专门训练，搭乘火车或新建的地铁上下班，居住在当时正在伦敦边缘兴建的市郊，或者是克罗伊登这样的城镇：自19世纪70年代起，这些城镇作为伦敦城职员的郊外住宅区迅速发展起来。市郊化是19世纪下半叶城市生活有特色的发明：或联立或半独立、往往前后都带小花园的一排排整洁的房屋，见证了这个新阶层成功的置业追求。

价值观

这些家庭从自由主义时代获得了很大的好处。自由主义提倡个人做出成就，这个阶级响应了号召。它看重功绩、竞争、体面、效率和目标感。它尊重成果、金钱和成功。它对自己在社会秩序中的地位没有把握，便听从那些自信有发号施令权的人；它尊重等级制度。在这点上，它和19世纪50年代的自由主义者有很大的不同：支撑了老自由主义者不屈的个人主义的，是那种“昔日的光荣事业”中的前工业时代精神和17世纪的战斗口号。这个新阶级因为想在社会等级中找到牢靠的位置而成为保守党的工具，保守党因之变成在城市有拥趸的党。在一些地方，特别是在有不从国教传统的小城镇，如威尔士和苏格兰的集镇，它掌控着大局；但因地位赋予其自信，加上不从国教，小城仍是自由党的天下。在大城市，它往往扮演合作阶级的角色，帮着贵族和中产阶级上层获得权力；作为交换，它获得了承认和社会地位。

哈姆斯沃思兄弟于1896年创办的《每日邮报》以其高效的全国发行网，使地方报纸很快在竞争中处于劣势。它是下层中产阶级的典型读物；开始时唱自由主义－帝国主义的调子，在布尔战争期间转变立场，站到统一主义一边。“小办事员写给小办事员看”，索尔兹伯里勋爵曾这样不屑地评论过该报及其读者。

第十五章

有产阶级

中产阶级上层分为两个部分。职业人士——医生，律师，国教教士，行政高官——有共同的大学教育背景，而且其中上过公学的人也日益增多。在许多城市，他们搬出市中心，住进了很气派的市郊大宅，比19世纪上半叶时更加离群索居。送子弟离家就读寄宿学校的习惯扩展了这个阶级的全国性视野，削弱了其成员的区域性根基。拉格比公学的阿诺德精神，那种由阿诺德的后继者所阐发并有所修正的精神，已渗透在职业界的思想观念中。在希腊文、拉丁文和古代史为主的课程的培育下，在英国国教广教会派道德观念的教化下，在“为人生做好准备”的无间断竞技运动的训练下（冬天是英式橄榄球，夏天是板球和田径运动，为的是占领所有的空闲时间）所养成的职业阶级的性格是值得尊敬的，然而它缺乏想象力。它越来越把提供管理帝国的人才作为目标，而忽视了一个工业国家的需求。

制造业的中产阶级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职业中产阶级风气的影响。越来越多的制造业者不再早早让孩子进家庭商行，而是让他们经受培养职业阶级的整个教育过程。棉纺厂主和造船厂主的子弟研习希腊文，打橄榄球，而不是像德国的制造业子弟那样，学习科学和会计学。接受如此教育的青年往往不再有兴趣回到制造业生涯，因此要保存作为19世纪上半叶工业进步之首要原动力的创业和生产的劲头已经变得越来越困难了。这样的人发现商业比工业更加适宜，于是加入了正在扩大的银行部门：工厂生产车间里流淌的血汗和劳资关系在银行里都已净化为一行行数字。

金融服务

英国经济越来越多地依赖这些干练的银行人。那时已经开始出现商品进出口支付中的巨大逆差（1851年为2,700万英镑，到1911年已达1.34亿英镑）。这个逆差却被银行、保险和海运的利润，英国资金的海外投资收益等“隐形收益”转化为总顺差。服务业的收益（1851年为2,400万英镑，1911年为1.52亿英镑）和在外国投资的红利收益（1851年为1,200万英镑，1911年为1.88亿英镑）似乎已经成为英国繁荣中至关重要的组成部分；随着这些收益产生了一个中产阶级，其专长是管理金钱，而非人或工业产品。

英国社会和经济生活中的这一重大发展就像早期的制造工业大发展一样，并不是计划中的事情。后来的发展却又是早期工业化的产物，这可以从两方面来看。当“世界工场”将其产品销往国外时，它也刺激了其他国家的经济，后者迫切需要自身无法提供的资金；英国同别国经济的竞争，以及19世纪80年代一些制造业部门的不景气，使英国制造业的利润率下降了，于是那只“看不见的手”便指向了服务业的扩展。

吸纳“业界”

然而，对金融服务扩张的趋势既不能过分夸大，也不应过于强调其新奇性。英国早就牢固确立了土地、工业和商业三者结合的传统。这个传统使英国贵族没有成为欧洲大陆的那种特权等级，也给制造业者提供了身份地位作为奖赏。有些制造业者领受了奖赏，另一些则不予理会，尤其是不从国教的人。制造业及制造商在英国仍有强大的势力。但是，世纪上半叶十分期待又十分畏惧的所谓制造业者居于首位的“中产阶级君主政体”，却没有在英国出现。对此，在一定程度上只能这样解释，即贵族吸纳、同化“业界”的规模之大抵消了其政治、社会影响。

中产阶级信奉新教，而且是活跃的信徒，他们在圣公会教士团和大学里已变得越来越重要。大学现在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迎合他们的要求；在1854年诺思科特－特里维廉报告【1】的基础上进行的一系列改革，使通过专业和公务员资格考试成为必要条件。体面，就是要供得起住宅，雇得起仆人，交得起学校和大学的学费；体面的需求促使中产阶级从19世纪70年代起就控制家庭人口，从时间上说，早于劳工阶级缩小家庭规模的行为。

图11　“家中的天使”。这幅精心设计的照相（1865年）反映出许多中产阶级妇女对优雅的追求，但也捕捉了她们的某种落寞感。

妇女

中产阶级妇女也力求缩小家庭规模，她们现在除了生儿育女和操持家务，也开始对生活有了更多的期望。因少生孩子而获得部分解放的妇女在慈善事业、教会、地方政治、艺术，尤其是音乐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有些人不顾艰难，迫使大学接受了自己（她们可以听课，参加考试，但不能得学位），19世纪70年代后期起，牛津、剑桥和伦敦等都设立了女子学院。【2】职业领域仍然不对妇女开放，但有少数女性成功地当上执业医生。看来，大多数妇女能够得到的最接近职业生涯的工作，也就是高级护理和旅店经营了。

注释

【1】　由当时英国财政部两位官员，斯塔福德·亨利·诺思科特（Stafford Henry Northcote）和查尔斯·爱德华·特里维廉（Charles Edward Trevelyan）呈递给议会的调查报告。这份《关于建立英国常设文官制度的报告》成为英国文官制度改革的奠基文件，150年来虽有多次改革，但报告的基本原则至今有效，其中首要的是设立考试，择优录用行政服务人员（东印度公司在华官员推荐中国的科举制度，19世纪初该公司参照科举制度在伦敦创办学院，培养自己的行政服务官员，此后几十年一直有英国官员推荐中国式的考试制度；特里维廉就有长期在孟加拉、印度的管理经验）。报告还建议严格区分行政高官（负责制定和实施政策的官员）和从事日常的机械工作的人员这样两个层次（本章一开始将高等公务官员归入中产阶级上层）。

【2】　妇女教育活动家埃米莉·戴维斯（Emily Davies, 1830—1921）于1869年在悉钦（Hitchin）办了一所小型实验性女子学院，1873年迁往剑桥，成为隶属剑桥大学的格顿女子学院（Girton College）；1870年她积极参与促成女生首次进入伦敦大学学院的课堂听课。戴维斯的朋友芭芭拉·博迪雄（Barbara Bodichon, 1827—1891）也为格顿学院出资出力。

第十六章

典仪【1】

贵族（和士绅）只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这些变化的影响。英国社会生活的三大阶级中，它可能是维多利亚女王治下变化最小的一个阶级。正如社会主义作家比阿特丽斯·韦布（Beatrice Webb）所说，贵族是“一种出奇坚韧的物质”。它继续行使着相当大的政治权力。威斯敏斯特的两个政党中不少成员出自贵族，帝国的高位几乎全都由贵族把持，郡县地方政府由贵族控制，统率军队的军官是贵族——但相对说来，海军在社会阶层上不那么排外。贵族和士绅从19世纪50到70年代农业的繁荣中获得利益，在农业萧条中又蒙受损失。不过，他们熟练地投资城市用地，在城市扩张中发了一笔横财，挽回了农业上的部分损失：原先越来越不值钱的农田因被征用兴建市郊而让土地所有者成为富翁。

英国贵族一向参与工业化，同矿山、运河和铁路开发的关系尤其密切。现在贵族又精明地和商业扩张的新浪潮联手：许多银行和保险公司里都有一个爵爷为理事会增色。贵族还通过睿智的联姻挽救自己的财产，特别是同美国新生的财富贵族联姻，最著名的例子就是第九任马尔伯勒公爵（Duke of Marlborough）娶了康斯薇洛·范德比尔特（Consuelo Vanderbilt）。【2】通过这种种手段，即使在农业衰落的时代，许多大贵族庄园仍得以保存下来。但是，庄园不仅可以用来谋取财富，还可供人享乐，而且后来就被当作了游憩场所。城里人了解贵族的主要途径是通俗报刊杂志上对贵族的描写：他们是一群悠闲的男女，在乡下赛马、打猎、射击、钓鱼，到伦敦来就是赌博，出席社交季活动。在休闲对于英国人变得越来越重要的情况下，贵族并不因悠闲自在而变得不受欢迎。

宫廷

宫廷起了示范作用。艾伯特（Albert）亲王让南方的宫廷生活变得十分严肃，他还以同样的固执，使王室在北方消夏这一重要的休闲活动具有了庄重的气氛。19世纪50年代，维多利亚和艾伯特在迪河岸边修葺扩建了巴尔莫勒尔宫；他们对农夫生活及其有关知识乐此不疲，这是显而易见的，而且被大肆宣扬；他们庇护了埃德温·兰西尔爵士，一位享有盛誉的描绘乡间猎杀的画家【3】 ——所有这一切都使苏格兰变得令人起敬，也使类似的英格兰北部和西部以及威尔士的荒野和山地获得声誉。那时浪漫运动已十分衰落，但也因衰落而成了流行之风；宫廷将自己同浪漫运动联系起来，重塑自己为大众喜爱的声望，象征着城市文明对自然的控制。维多利亚时代的绘画中被复制得最多的《幽谷君主》是兰西尔的一幅牡鹿肖像，其实这只鹿并非眺视其王土的君主，而是在捕猎者枪口瞄准下的困兽：安全的幽谷没有了，自然被驯服了。

维多利亚女王和艾伯特亲王在巴尔莫勒尔过着愉快的、却也是有高尚情操的生活，始终如一地履行对农民的责任。维多利亚的儿子爱德华，就是1901年继位的威尔士亲王，却是个纯粹的享乐主义者。他一系列的丑闻使母亲震惊，但报纸却因得到有新闻价值的题材而欣喜。亲王及其小圈子里的富人，如在新的食品杂货零售业中发了大财的托马斯·利普顿爵士【4】，就是“富豪统治”的缩影。福音运动和书册派运动在后摄政王时代曾经对贵族产生过深刻的影响，在19世纪五六十年代曾使帕默斯顿的纨绔派头显得出奇地不合时宜，可看来这些旧时的思潮已经让位给炫耀似的消费和道德放纵的风气。尽管环境富丽堂皇，但是一些贵族仍然过着老派的简朴生活，如托利党首相索尔兹伯里勋爵就是如此，其家族以宗教虔诚著称。索尔兹伯里是最后一个留大胡子的首相，到了19世纪90年代，也就是他生活的最后10年里，他正在变成一个与其生活时代格格不入的老古董。他的侄子、继任他当首相的阿瑟·贝尔福（Arthur Balfour）被视为唯理论的自由思想家。贝尔福和爱德华七世代表了新派贵族的特征：一个显然是怀疑论者，另一个则公然地骄奢淫逸。

尽管维多利亚女王和她的儿子在风格上有显著的区别，但是作为宫廷和整个上流社会至高点的君主国在他们二位的统治下均兴旺发达。维多利亚在其漫长的统治时期中（1837—1901年）小心翼翼地护卫着君主制特权，她越来越清楚地看到，只有保守党政府才是君主权力的最大保障。1861年，艾伯特亲王逝世后，维多利亚有很长时间没有在公共生活中露面，这点很不得人心，使得英国在巴黎公社的激励下出现了相当严肃的共和运动；19世纪70年代初，自由党领袖用了一些手腕阻止了共和运动的发展。引起广泛负面评论的，正是君主缺席公众生活和整日的无所事事，而不是她的临在。在一个急剧变化的社会中，当等级制度在社会上举足轻重的人群中仍大受欢迎的情况下，在成长中的传媒产业的精心包装下，注重家庭、连续性和宗教信仰的君主政体似乎成了一个守恒点。沃尔特·白哲特在其经典研究著作《英国政体》（1867年）中指出，英国人“尊重我们可称之为上流社会的舞台演出的那种东西……这戏的高潮就是女王”。君主政体参与了权力的合法化：它“在通常情形下如秘密般深藏不露，可有时又如庆典游行般招摇过市”，就像它在1887年和1897年女王继位的周年盛典上那样获得了巨大成功。维多利亚本人显而易见是个平常人，她的悲痛被广为宣传（“温莎堡的遗孀”勇敢地履行着职责），事实上她是个年老有病的女人，所有这些都鲜明地昭示出人之脆弱与体制的威严之间的悬殊差别，使人们益发崇敬体制。

君主制代表了被认为是前工业社会秩序的那种永恒的品质。在日益城市化的社会中，君主制调和了工业革命的作用：英国越是城市化，其君主制就越加变得程式化、仪式化和大众化，因为它声称自己所体现的价值游离于主张平等竞争的资本主义社会之外。

注释

【1】　原文Pomp and Circumstance语出莎士比亚悲剧《奥瑟罗》第三幕第三场第354行：中了伊阿古奸计、相信妻子不贞的奥瑟罗，满腔悲愤，告别自己的宁静心绪和戎马生涯：“Farewell ... /The royal banner, and all quality, /Pride, pomp and circumstance of glorious war！”（3.3. 351, 353-354）（“永别了……庄严的大旗和一切战阵上的威仪！”，朱生豪译文，见《莎士比亚全集》第9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343页）。此后pomp and circumstance在英语中用于指称庄严的典礼（尤其如君主加冕礼等仪式），富丽堂皇的大排场等。这个短语最著名的例子当数英国作曲家爱德华·埃尔加爵士（Sir Edward Elgar, 1857—1934）的5首《威风凛凛进行曲》（“Pomp and Circumstance March”，亦译为《威仪堂堂进行曲》），其中第一首最为著名，曾献给爱德华七世作为加冕礼颂歌之一。

【2】　这是19世纪末著名的联姻，美国铁路大王之女嫁给英国公爵，她带到英国的巨大财富挽救了马尔伯勒家族的布莱尼姆宫。但看来婚姻并不幸福，康斯薇洛后来离婚，嫁给法国人。

【3】　爱德华·亨利·兰西尔爵士（Sir Edwin Henry Landseer, 1802—1873），雕版家，画家，以描绘动物著称，尤其是马、猎狗和牡鹿；有些画描摹了贵族猎园（如奇林翰）中射猎白牛的活动。他的画几次在年度的皇家艺术院展览上展出，他本人于1850年被册封为爵士。

【4】　全名是托马斯·约翰斯通·利普顿（Thomas Johnstone Lipton, 1850—1931），出身小杂货商，移民美国后又返回出生地格拉斯哥，在东南亚购买大片茶业、咖啡、可可种植园，在芝加哥建立肉类加工厂，在英国拥有各类食品生产和加工企业，1898年创建了著名的“立顿”茶业王国，同年被封为爵士，1902年再次受封为男爵。

第十七章

“移风易俗”

考虑到工业和社会的变迁中潜伏着异常的紧张局势，那么19世纪50年代至90年代的英国（爱尔兰除外）称得上是个出奇有序的、谐和稳定的社会。政治动乱虽然并未完全匿迹，却只是间或发生，不足以引发普遍的不满。英国本土上，盗窃和暴行等罪案的绝对数字和相对比例都下降了，这在一个人口迅速膨胀的国家是了不起的变化，强有力地驳斥了所谓工业化和城市化必然导致犯罪率上升的说法。1901年，刑事登记局长评论说，自19世纪40年代以来，“我们注意到社会风俗有很大的变化：现在光动嘴，不动手，过去不管吵嘴与否，总是拳脚相加；不同阶级的行为习惯已很接近，无法无天的态度已不多见。”这个在很大程度上自我调节的社会依靠自愿捐助组织——各个教会、互助会和分布广泛的慈善团体系统——为精神和物质匮乏的人提供帮助。在教育这个重要领域，光靠教会自愿捐助所得不可能提供适合工业国家需要的初级教育体系，这点在进入60年代时已得到承认。1870年，自由党政府通过一项法案，要建立地方教育委员会，其责任是在没有教会学校的地方建立教委会学校【1】（不过，1880年以前还没有实行儿童的强制性教育，1891年前上学还要付费）。

地方上、特别是伦敦和北方的一些制造业城市发挥了首创精神，在小学中植入了一个有效的，多门类的技术教育体系，面向青少年，甚至成年人。然而，这个体系因各个委员会的思想活跃程度各异，故发展很不均衡，和德国的同类教育没法比。制造业城市，特别是曼彻斯特和伯明翰成立了城市大学，对于进入传统职业领域的人来说，这些大学和牛津剑桥相比大大淡化了古典文学教育的定位。在当时人看来，政府负责教育属于穆勒说的少数违背规则的例外情况，而没有看到这只是开端，日后政府将更广泛地接受对社会机构的责任。

注释

【1】　1870年的教育法规定，凡是对法案投赞成票的地区都可通过选举产生教育委员会，由委员会建立并监管的学校可以收学费，但也有资格获得政府拨款，还可从地方政府的税收中得到资助。1902年的教育法出台后，地方教育委员会终止使命。

第十八章

“城郊托利党人”：保守党的复兴

1867年和1884年的两次选举法修正案使城市成年男性中的选民比例从20％增加到60％，郡县则增加到70％，这给政治家出了难题。一户一票制使他们面对的是规模大得多的、尽管并非普遍的选民群体（即使男性也远远达不到普选程度）；1872年后的选举实行无记名投票，而从前每个人的投票情况都是公之于众的。【1】

自由党联合体从未输掉大选，对此它们习以为常。现在的问题是，没有组织形态的、非正式的联合体还能再获胜吗？1873至1874年间这个问题更加鲜明地被提出来：第一届格莱斯顿政府以自由党的传统方式解体，接着却不合传统地输掉了大选，1846年以来第一次将政权交到托利党人手中。

自由党的反应

自由党对失利作出了双重反应。在一些城市地区，特别是约瑟夫·张伯伦（Joseph Chamberlain）在政治上具有影响力的伯明翰，开始形成政党组织中严格的“地区决策委员会”系统。所谓“决策委员会”是一个小组，其成员是自封的当地名流，往往是不从国教的实业界人士，通常会激烈批评过分谨慎和过分贵族化的自由党领袖。1877年组织起来的“全国自由党联盟”致力将五花八门的地区决策委员会在行政制度上统一起来。另一方面，仍主要由贵族构成的自由党领导层则十分惊慌。

横跨两大派别的是领军人物格莱斯顿。他是利物浦（原籍苏格兰）谷物商之子，却就读于伊顿公学和牛津大学的基督堂学院；他本人是坚定的圣公会信徒，然而在其政治生涯的后期却同情不从国教派别的意愿，故而能投合维多利亚社会中大多数人的心思。格莱斯顿没有“地区决策委员会”为其撑腰，他追求的是统率全国的政权，而不是只有地方根基的权力。他越过了地方组织的首领，诉诸于一切持自由主义观点者的整体。他的方法就是发表政治演说和写作政论性的小册子。

全国性报纸和地方报纸通过电报连接起来，形成新的巨大的新闻网；这个网络使得英国首次形成即时的全国性辩论：政客演说后的第二天早晨，其演讲文稿就可以出现在国内每一个中产阶级家庭的早餐桌上。格莱斯顿就是用这样的办法，在1868年的大选竞选活动中、在1876年抗议迪斯累里政府处理土耳其人在保加利亚屠戮基督徒事件不力的运动中、在1879至1880年对保守党在帝国主义功业中犯下的道德过错和财政违规的挞伐（即“中洛锡安郡竞选运动”）中，开辟了一条新路，致力创建表达道德义愤的大众阵线。“公开演说”成了维多利亚后期政治的特色：格莱斯顿发明了新的政治辩论论坛，当时无论自由党人还是保守党人都不得不加入进来。

托利党的复兴

1867年的选举法修正案为托利党人带来了新的机会。本来已经习惯于、甚至安于失败的托利党开始获胜了；1867年成立了“全国保守党和宪政协会联盟” 【2】，1870年，中央党部办公室开始改善选战的协调工作。托利党将目标锁定在城镇选区：想取得政权，他们就必须扩大根基，从郡县进入正在延伸的城市和市郊。这点他们在19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均大获成功。在迪斯累里的领导下，他们令人信服地赢得了1874年的大选。1881年迪斯累里逝世，他们在索尔兹伯里的领导下成为强势的党派。

取得这样的成功，是因为他们将一个本质上属于等级制、贵族和奉圣公会信仰的党，同大城市中壮大起来的中产阶级及中产阶级下层人士的追求联系了起来：托利党成了有产者和爱国主义的党。迪斯累里看到，政治上的成功不仅是方针政策的问题，而且正日益成为如何表述和如何宣传的问题。他在兰开夏和1872年在水晶宫的著名演说中，都将自由党描绘成不爱国的、会危及财产、威胁英国的习俗体制、背叛英国的世界和帝国利益的党。他也以一个更加积极的心态倡导社会改革，据信其政策对劳工阶级中新近成为选民的一部分人尤其有吸引力。这些演讲的主题，特别是有关爱国主义的主题，很快为其他保守党人效法，成为下一个世纪中大多保守党竞选演说的原型。

社会改革

1874至1880年间，保守党政府执政，初期的特点是强劲地开展了主要由内政大臣理·艾·克罗斯（R. A. Cross）提出的多项社会改革，如工匠住房、公共卫生、互助会、河流污染、食品和药品销售、商船运输、工会、工厂、酒类经营许可、教育等等均是立法的项目。其中有不少本来已“进入渠道”、在完成之中的改革，大大受惠于曾推动前一届格莱斯顿政府改革的皮尔派－自由党传统。改革对中产阶级利益的影响可能大于对劳工阶级的；因为社会改革措施只规定准许做什么，而没有强制要求实行什么，所以和期待的情况相比，成效更有限（例如，至1880年，威尔士和英格兰的87个城镇中只有10个决定执行“工匠住房法”）。虽然如此，这些改革在保守党的神话中占据重要位置，它们表明托利党是可以有效处理城镇问题的党，还为“托利民主”已经实现的说法提供了依据。同德国保守派解决城市问题的方法对照，英国的改革显出整体性、安抚性和建设性。

不过，保守党真正的兴趣在于巩固城市中产阶级的基础，赢得劳工阶级的支持只是额外的收获。丑化自由党缺乏爱国精神的做法只取得了部分成功，这是因为19世纪70年代后期，保守党对南非和阿富汗的事端处理不当，军事行动花销巨大，致使它吹嘘自己有足够的能力奉行帝国主义的声言大打折扣。既要做帝国主义者，又要讨好中产阶级缩减财政开支的道德诉求，是十分困难的事情；这种自相矛盾在格莱斯顿的中洛锡安郡竞选演说系列中被很巧妙地揭示出来。

自由主义的谷底

1880年，托利党在大选中失利，格莱斯顿的雄辩固然是其倒台的原因，那年的工商业衰退也有影响。此后，1880至1885年格莱斯顿执政的时期，自由主义跌入谷底，自由党焦躁不安，内阁分歧重重。帝国的事务似乎证实了托利党的指责：迟疑和混乱引发一系列灾难，1885年最终导致查尔斯·戈登（Charles Gordon）死在喀土穆。【3】自由党人已经太习惯于听从殖民部“官方脑袋”的意见，不可能拒绝扩大帝国的责任范围。于是自由党一面占领领土，一面却又公开表示遗憾，如此便丢掉了两边的选民——因做得太多而疏远了反对帝国主义的人，又因似乎很勉强的态度而失去了拥护帝国主义者的信任。

图12　1885年，作巡回政治演说的格莱斯顿正在竞选专列上，对兰开夏沃灵顿的群众发表讲话。

在国内事务上，格莱斯顿决心控制和缩减开支，使得改革计划很难取得实效。同1868至1874年的情况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政府只有一项重大改革受到关注，即1884年郡县选举法修正案。获得选举权后的农工们想来会把郡县的议席交到自由党手中，于是索尔兹伯里来个“针锋相对”，利用上院手中阻止议案通过的权力，捞了一大把：议席重新分配议案得以用对托利党有利得多的方式重新划定城市选区席次范围。【4】就这样，托利党利用了自由党的改革，创建出推举一名议员的中产阶级城市及市郊选区的政治架构，在日后一个多世纪中，他们在政治上获得成功所依赖的就是这样一个政治架构。

如此重分选区和议席的结果就是使自由党日益依靠“凯尔特边缘”，即爱尔兰、苏格兰和威尔士议员，于是这三个地区所关心的事情及其想要优先处理的事项也就挪到了英帝国舞台的中央。

注释

【1】　一般来说，选民排成队，在两位候选人各自委派的两名计票员和监票员前高声说出自己所选的人的名字。

【2】　后者后来发展为“统一主义协会”或曰“统一党”（Unionists），即原自由党中反对格莱斯顿的爱尔兰自治案的人。

【3】　戈登在中国是指挥火烧圆明园、参与镇压太平军的英国将领；在当时受到帝国主义和“爱国主义”煽动的英国公众心目中，他是“中国戈登”，是民族英雄。后来戈登又在苏丹屡建功勋，他镇压起义，但也坚决镇压奴隶贸易；1884年，他再次被派往苏丹，解救被起义军围在喀土穆的埃及军队；他曾不止一次要求英国政府派援兵，均被拒绝。1885年1月喀土穆陷落，戈登被杀，在英国引起很大反响，公众称戈登为“喀土穆的戈登”，视之为殉道的勇士和圣徒，并谴责政府不派兵救援的失职行为。

【4】　格莱斯顿小心翼翼地将选举法改革和议席重划的问题区分开来，以避免重蹈1867年的覆辙。1884—1885年选举改革和选区重分案的出台是自由党和保守党讨价还价的结果：“重划”案规定以每5万人口一个选区的原则重新划分选区，除了5—15万人的城市以外，原先的一个城镇选区两个议席改为一个议席，将当时不足1.5万人的城镇选区议席归并到附近的郡县中去。如此归并的城镇达79个，有36个人口1.5—5万的城镇去掉了一个议席，使托利党获益匪浅。

第十九章

爱尔兰，苏格兰，威尔士：自治法受挫

“爱尔兰问题”的存在，没有人会否认，但是究竟是什么问题，则几乎没有共识。迪斯累里的一番话表现了大城市人困惑的口吻：“我想看到哪个官员能上前说说什么叫爱尔兰问题。有人说这是个物质问题，有人说是精神问题；一会儿是没有贵族的问题，一会儿又成了缺少铁路的问题；一天说是教皇的问题，隔了一天又成了土豆问题。”

爱尔兰农业

爱尔兰的农业是这个地区占压倒性地位的大产业，并压倒性地为新教徒所拥有，后者和民间流传的说法相反，就在自己的庄园上或附近居住。在19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的经济繁荣时期，爱尔兰的农业兴旺发达，并取得了一定的技术进步，但是和英格兰相比，仍然明显缺乏资金投入。爱尔兰自身拿不出资金，也无法吸引多少英格兰的资金。爱尔兰经济无法养活爱尔兰人口，不知有多少人迁移到英国本土，在那里凡是有点规模的城镇都有爱尔兰社群。1841至1925年间，“漂洋过海”迁徙异国他乡的人口中，到美国的475万，到加拿大的7万，另有37万多人去了澳大利亚。

芬尼亚派和巴涅尔派

19世纪60年代产生的芬尼亚爱尔兰独立运动有其历史渊源：1798年的起义，19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丹尼尔·奥康奈尔力图取缔1800年联合法的失败行动，以及1845—1846年和1848年的爱尔兰大饥荒。芬尼亚运动在美国、加拿大和爱尔兰发动了起义。1867年，它在英国搞了一系列炸弹爆炸事件，举国震惊。其中著名的一起是炸伦敦的克拉肯威尔监狱，致使一百多名无辜的人死亡。芬尼亚运动绝不代表爱尔兰普遍的观点，但是考虑到它有朝一日可能会变成爱尔兰普遍观点的危险性，自由党政治家们还是准备让步，格莱斯顿尤其如此。1869年撤销爱尔兰圣公会的国定宗教地位，1870年的土地法，1873年的一部未通过的大学改革法（被爱尔兰自己的议员否决了）：这些法案都有意表明，威斯敏斯特可以给爱尔兰大众他们想要的东西。然而，这些改革还不够。艾萨克·巴特（Isaac Butt）领导的自治协会十分活跃，而原本一直在爱尔兰政治上占优势的自由党则迅速后撤。19世纪70年代初至90年代中期的农业不景气更使形势大大恶化。

1877年，查尔斯·斯图尔特·巴涅尔（Charles Stuart Parnell，他和巴特同是新教徒）成为自治党领袖，并长期担任领导职务，直到1890年因离婚丑闻而下台。巴涅尔总是毫不犹豫或毫无窘迫感地准备利用一切可能的政治形势，但即使这样的强硬路线在某种程度上也赶不上为农民争取个人拥有土地权的土地同盟。1879年，巴涅尔多少带着复杂心情担任了同盟主席。土地同盟使“暴力”型的芬尼亚派和“道义”型的巴涅尔派强有力地融合在一起，形成了民族主义的、天主教的人民阵线。在1879至1882年农业最萧条时期的“土地战争”中，土地同盟发动持续的斗争反抗驱逐佃户的行为；他们用暴力处理驱赶事件，用联合一致、不与之交往的办法“杯葛”驱逐佃农的人（“杯葛”因查尔斯·博伊科特上尉［Captain Charles Boycott］而得名，他在面临社会、经济上被孤立起来的局面时精神崩溃）。爱尔兰乡村的暴力事件，1882年爱尔兰事务首席大臣、格莱斯顿的内侄婿弗雷德里克·卡文迪什勋爵（Lord Frederick Cavendish）的遇刺事件，使英国的有产阶级感到震惊并骇惧，因为正如我们了解的，英国早已习惯很低的暴力犯罪水平。

爱尔兰自治

1880年，格莱斯顿政府处理爱尔兰危机时，一手采取高压政策，另一手则妥协退让，通过了1881年的土地法，满足了农民的不少要求，但是不给他们合法拥有土地的权利。自治党在爱尔兰问题上的影响力增强（1884年的郡县选举改革亦起了作用），1885年12月的大选中赢得86席，从而在议会中成为自由党和托利党之间举足轻重的力量。

格莱斯顿曾私下谋求索尔兹伯里同意两党共同处理爱尔兰问题，但遭到拒绝，遂明确表态支持爱尔兰自治，快刀斩乱麻地解决了这个难题。格莱斯顿的决定和自由党思想的大方向完全一致，但选择这个时机推出却是认准了政治上的需要；此后，自由党无需爱尔兰自治党议员为其游说支持而取得政权的，唯有1906年这一次。大多数自由党人支持权力下放，支持格莱斯顿所说的“正当地争取自由”的各民族的权利。1886年时，爱尔兰已经证明自己是这样一个民族，这点很难否认；问题在于，应该承认这种民族性还是粉碎之？此外，虽然1886年格莱斯顿推出的温和的自治议案并不承认爱尔兰的独立地位，可是反对议案的人争辩说，首先，不管巴涅尔如何保证，这个议案从长期看会导致爱尔兰的独立；其次，新教徒大多聚居在阿尔斯特的首府、工业城市贝尔法斯特，议案并未给他们任何保障，让其免受“罗马统治”之苦。

这一系列复杂的事件导致英国政治中的重大转折。1886年夏季，面对格莱斯顿提出的爱尔兰自治议案，自由党分裂了；93个议员随托利党人对议案投了反对票，其中多数是哈廷顿勋爵（Lord Hartington）领导下的辉格党人，但也有一些约瑟夫·张伯伦领导下的激进议员。这次投票造成自由党政府下台，开始了长达20年的托利党（或曰统一党，反自治联盟的名称）独霸政权的局面。随着自由党统一主义派（即背叛了自由主义的人）的倒戈，相当数量的自由党报纸，还有一直以来为自由党支付了大部分选举经费的所有土地贵族也都随之而去。虽说自由党在贵族院里成了一支很小的少数派，但对自由党来说，影响更大的可能不是有多少议员倒戈，而是损失了舆论号召力和金钱。

1886年的分裂削弱了自由党，但格莱斯顿也因此控制了自由党，控制了全国自由党联盟【1】。1891年，联盟在纽卡斯尔集会，格莱斯顿接受了其激进计划，从而巩固了自己对联盟的掌控。就这样，爱尔兰自治问题让自由主义听命于格莱斯顿。1886年以前，爱尔兰阻碍了二级议案的通过【2】，因此提出自治案不但正确，而且很有必要。但是，1886年以后，考虑到贵族院存在的事实，自治案是不可能通过的。【3】可以说，爱尔兰自治问题既激励自由党人为正义而战，也让他们被挫败感折磨了二三十年。

苏格兰和威尔士

爱尔兰的事态自然影响到苏格兰和威尔士。在这两个地区，取消国立宗教亦成为政治问题，两地也都经历了土改运动。发生在爱尔兰部分地区的暴力行动在苏格兰和威尔士很少见到，不过1882年在斯凯岛动用了军队镇压小佃农的示威活动。两地都有议员要求实行“全面地方自治”；19世纪后期的威尔士和苏格兰同爱尔兰一样，也经历了民族文化的复兴；地方自治运动在文化复兴的推动下兴起，19世纪80年代后期和90年代在自由党内部取得了相当大的影响力。然而，和爱尔兰不同的是，自由党成功地将苏格兰和威尔士的准民族主义运动抑制在内部。在一定程度上，这是因为同爱尔兰相比，在苏格兰占支配地位的工业部门，以及在威尔士比重越来越大的南威尔士煤田，使这些地区同帝国经济的联系紧密得多。在苏格兰南部和南威尔士，自由党的帝国主义湮没了民族主义。

托利大联合

自由党分裂了，尽管他们在19世纪80年代末作出各种努力，仍然无法统一。托利党则巩固了自己的权力。他们并非活跃的倒行逆施派。索尔兹伯里从50到70年代里曾激烈反对自由党的政策，但他现在没有做任何事情去推翻自由党在那段时间里取得的成就。他们的立场，他们同自由党统一派的联合，靠的并不是做什么事情，而是不让事情做成。这个时期也有一些立法通过，特别是1888年建立经选举产生的地方议会的议案，1890年一项改善劳工阶级住房条件的议案，后来还有1902年那部为建立中等教育系统做了一些努力的教育法；但是1886至1905年间统一党独自掌权的时期并不具有立法上的重要性，统一党亦无意着力立法行动。

城市选民是托利党的基本依靠对象，他们希望19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自由主义国家能延续下去，而不要新增加的如地方自治之类的自由主义内容。他们拒斥格莱斯顿的自由主义，并非因为它背弃了世纪中叶自由贸易的年代里所取得的进步，而是因为格莱斯顿式的自由主义者似乎已走得太远，超出了这个时期的目标。所以说，反格莱斯顿联盟在很大程度上依靠自治这个议题将其成员拢在一起，并把自由主义者关在门外。联盟的冒险甚至超出反自治案的姿态，承担着危及选举结果的风险；后来在20世纪的头几年里联盟将会认识到选举失利的危险。

自由党继续提出自治案，等于为联盟维持下去帮了忙。1892至1895年自由党少数政府短暂执政（这是格莱斯顿的最后一任，1894年他退休后由罗斯伯里伯爵［Earl of Rosebery］继任首相），花了很大的精力搞了第二个自治议案，虽总算让下院通过了议案，到了上院却又被扔了出来。自由党可以把英格兰郡县、苏格兰、威尔士和爱尔兰等相互各异的力量拼凑起来，成为多数派，但他们无法使局面持续下去，无法重复这个多数。统一党令人信服地赢得了1895年的大选，1900年再次证实多数地位，后面这一次是利用他们在南非战争中的暂时胜利突击举行了“卡其大选” 【4】。

注释

【1】　原文中的Liberation可能为Liberal之误，该组织应是十八章提到的由张伯伦等组织起来的比较激进的全国自由党联盟（1877年）。本书第二作者所著并得到广泛好评的《格莱斯顿传》中（H. C. G. Matthew, Gladstone, 1809-1898 ［Oxford: Clarendon,1997］），多次提到这个联盟，尤其515页提到1891年联盟在纽卡斯尔的大会。

【2】　巴涅尔在议会中带领自治党人坚持不懈地采取阻挠议案通过的方针，使议会的议事停滞不前。他的目的是强迫英国议会听取爱尔兰人的诉求。

【3】　1893年格莱斯顿提出第二个自治议案，下院勉强通过，但被上院否决。详见本章最后一节和二十三章。

【4】　英国军装使用的土黄色卡其布或卡其毛料。后用于指非常时期大选，突击大选。

第二十章

不情愿的帝国主义者？

统一党反对地方自治的理由中始终有一个帝国的层面：帝国的权力是不可以移交的，1800年通过英爱合并法时的情形本身就说明爱尔兰的重要战略地位，而自治案会再次将爱尔兰置于危险境地。在19世纪的最后三十多年中，帝国的问题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成为公众关注的问题；现在必须看看这些问题对英国在世界上的地位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

贸易和国旗

总体上说，英国并不寻求更多地直接行使帝国权力，无论在公众中还是在政治上，要求扩大帝国权势的压力集团都没有什么影响力。在一些老的白人移居地区，压力团体甚至追求并促成了权力移交，1867年通过了加拿大自治领法，1900年通过了澳大利亚联邦法。然而，19世纪的最后40年中，英国在非洲、远东和太平洋地区吞并了大片土地。1851年时，英国就已是世界的商船，在国际海运方面占绝对优势，甚至1870年以后，当英国的制造业产品在走下坡路时，它仍保持着贸易的优势。因此，即使缺少正式的英帝国的权力机构，但哪里有贸易，哪里就有英国的利益。这么看来，在正式的领土兼并之前就有非正式的帝国主义存在：没有什么话比“贸易跟随国旗而来”这个谚语更不符合实情的了。在几乎所有的具体事件中，事实都正好相反。正如约瑟夫·康拉德（Joseph Conrad）的小说所描写的那样，无论多么遥远的小港湾，都不会没有英国的代表在那里组织煤油和土产的运输事宜。

在东非和中非地区，欧洲人最初来到时往往带有宗教性质，像戴维·利文斯通（David Livingstone）的福音派医务传教士一边传播福音，一边治病救人，并且揭露了不人道的内陆奴隶贸易。1871年亨·莫·斯坦利（H. N. Stanley）“援救”利文斯通的事件经前者娴熟的自我宣扬【1】，成为维多利亚时代一则著名的冒险故事，并大大增进了人们对“黑暗大陆”的兴趣。

在有些地区，英国的贸易企图得到了武力支持。一个著名的例子就是印度政府把持着鸦片专卖【2】，英国通过一系列“鸦片战争”强迫中国政府全面开放通商口岸；事态发展的顶点是1858年的《天津条约》，那是英帝国主义功业中最不光彩的一笔，因为该条约并非处理地方危机的附加结果，而是出于深思熟虑的一贯政策。有时政府通过特许公司的机制间接参与殖民管理事务，使初始规模很小的贸易得以发展。特许公司是政府担保其在一个地区享有贸易和行政管理权利的贸易公司；尼日利亚、东非和罗得西亚都以这样的方式最终落到英国的统治下；这是因为当一个公司破产时（或实际破产时，如塞西尔·罗兹［Cecil Rhodes］的英国南非公司在1920年前从未分过红利，1923年被接管），英国政府别无选择，只能担当起公司的行政管理责任。

印度

除了巨大的、主要是非官方的贸易网络之外，还有处于正中央的印度这颗“镶在帝国王冠上的大宝石”。虽说现在印度的利润已经不那么丰厚，但就安全问题而言，它在英国思想中仍是除了欧洲事务以外的焦点。1857—1858年的印度兵变后，老的东印度公司结束，它的领地由英国直接治理。1876年，因女王的明确要求，英国议会通过一项法案，封她为“印度女皇”。

为了保护印度的安全，也为了保护往返次大陆通道的安全，英国吞并了许多地方，如在印度附近的缅甸和马来亚。这样做多半是应加尔各答的印度政府的迫切要求；印度有自己推行帝国主义的计划，它做这件事情和它做每件事情一样，都经过系统周密的计划，和伦敦那种无计划的任意行事方式有很大的区别。在这条路线上，埃及和苏丹归属英国控制了，帝国向东非和南非的扩张至少部分地出于保障印度安全的考虑。当然，这么简单的说法遮盖了有关每一次领土兼并的极其复杂的叙述。最有争议的是对埃及和南非的占领，对这些地区应给予一定的关注。

克里米亚

印度通道使地中海东部，尤其靠近俄国那一带的安全问题成为英国长期的困扰。1854至1856年间，英国和法国派遣强大的舰队和军队去支持土耳其，皮埃蒙特－撒丁国后来也加入进来。克里米亚战争有一系列错综复杂的起因，但最根本的原因是俄国向散乱、疲弱的奥斯曼帝国扩张。英、法这两个欧洲最“先进”的国家同“落后”的俄国交战，其表现令人失望，有些方面简直是无能，虽说从海上如此远距离地为庞大的军队运送给养确实造成前所未有的问题。通过电报传来并出现在报纸上有关部队艰难处境的报道，便赤裸裸地凸现了这类问题，也凸现出自由国家发动战争的悖论。也是在报道中，有“执灯的夫人”之称的弗洛伦斯·南丁格尔（Florence Nightingale）成了名人。战争的凝滞状态很像日后1914—1918年战争中的僵局，基本上就是一连串的围困行动，最后才在克里米亚和小亚细亚土耳其的卡尔斯血腥地决出了胜负。土耳其是保住了，英国就这样又扶起了奥斯曼帝国，而埃及就是其中的一个行省。

地图4　英帝国的扩张，1815—1914年

土耳其

对土耳其的希望是它会实行改革，按现代自由国家的方式办事。但这个希望破灭了。到了19世纪70年代，土耳其又一次面临解体，并遭遇俄国袭击。1874至1880年间的迪斯累里政府仍延续了克里米亚战争时捍卫土耳其领土完整的方针。格莱斯顿领导的反对党自由党则反对说，这个方针已无可行性，支持将“欧洲境内的土耳其”之大部分领土瓜分为数个独立的基督教国家。出席1878年柏林会议的“欧洲同盟” 【3】就肢解土耳其达成一致。迪斯累里带着“和平加荣誉”回到伦敦，英帝国得到了被认为对地中海东部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塞浦路斯岛，可实际上塞浦路斯完全无法用作海军基地。

埃及

土耳其在土崩瓦解，埃及也面临动荡的局面。变得日益自立的埃及组织兴修苏伊士运河；运河于1869年开凿，成为英印交通线的重要环节。开凿运河的引入资金破坏了埃及的稳定，使埃及的社会和政治开始解体。1875年，迪斯累里买下赫迪夫（Khedive）在运河管理公司的大宗股票。【4】因此，当埃及债台高筑，濒临破产，国内发生图谋政变的起义的时候，英国对局势的关注不仅出于一般的战略考虑，而且与直接的经济利益相关。格莱斯顿寻求其他解决方案未果，不得已于1882年代表运河债权人入侵并占领了埃及，英国占领军一直到1954年才撤走。不过埃及从未被正式并入英国，因此它的地位类似于理论上独立的印度各土邦。19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英国同苏丹的起义者进行了一系列战争，在陆军元帅基奇纳（Field Marshal Kitchener）的指挥下，最终于1898年的恩图曼【5】战役中，无情地粉碎了1885年杀死独行者戈登的马赫迪所领导的起义，接下去自然就是英国正式吞并了苏丹。【6】就这样，土耳其的衰落使英国变成了地中海东部和东北非洲的强国。

南非

在南非发生的情况没什么不同，只是那里的布尔人使事情变得复杂。1795年英国为保护去印度的通道而占领了开普殖民地。【7】 19世纪30年代，布尔人有组织地赶着牛车北迁，南非内陆的安全形势对开普殖民地产生影响。曾有各种计划提出来，要将布尔人合并为一个联盟；1877年，迪斯累里政府趁布尔人力量被祖鲁人削弱之际，将联邦强加给了布尔人。【8】将领的无能（这是英国南非军事行动的特征）致使800名英军在伊桑德尔瓦纳的战役中丧生，这是殖民战争中很少见的长矛战胜枪炮的情况。当然，英国人只是暂时受挫，后来祖鲁人在乌隆迪之战中惨败（1879年）。布尔人又想重新赢回独立。在一次短暂的战争中【9】，英军一支小部队在1881年的马朱巴山战役中战败，英国巧妙地向布尔人发动了完全超出该战役军事意义的宣传攻势，同布尔人达成了语焉不详的协议：德兰士瓦和奥兰治自由邦独立，但服从英国的宗主权。

钻石矿投入开发和1886年在德兰士瓦发现的黄金矿改变了局势。就财政而言，南部非洲已经切实成为英国最大的皇家宝石。就如在埃及发生的情况一样，塞西尔·罗兹等人引导资金流入，破坏了布尔人农耕经济的稳定性。德兰士瓦和埃及一样经济破产了，但布尔人在保罗·克留格尔（Paul Kruger）的领导下仍保持了严格意义上的政治控制。【10】 1896年罗兹的密友詹姆森（Dr Jameson）挑动外侨（居住在德兰士瓦但不享有政治权利的英国人）起事，但遭到失败。新来的高级专员艾尔弗雷德·米尔纳（Alfred Milner）声称英国权利高于布尔共和国，决心用战争击溃克留格尔。1899年，在米尔纳的挑衅下，克留格尔对开普殖民地发动进攻，于是一场预计将是速决的有限战争开始了。可是布尔人是德国装备，而英国人在殖民战争中惯于同未经训练的、没有火器的土著打仗，故显得笨拙无能，打了一系列败仗，后来在重型武器助阵的情况下，才于1900年攻下布尔人的主要城池。战争似乎已经结束，殖民大臣张伯伦力劝索尔兹伯里举行“卡其大选”，统一党轻易成了赢家。然而布尔人不接受失败，用游击战频繁骚扰英军。英军施以报复，烧毁布尔农庄，扫荡草原，把布尔人家庭统统赶往“集中营”。营内死亡率居高不下，引发英国激进人士的抗议。继罗斯伯里担任自由党领袖的亨利·坎贝尔－班纳曼爵士（Sir Henry Campbell-Bannerman）问道，“什么时候战争不再是战争了？”他自答道，“就是当它在南非用暴虐的方式进行的时候。”1902年谈判议和：米尔纳失败了，他没有达到粉碎南非白人的社会政治结构的目的。

注释

【1】　利文斯通在1866年去非洲探索尼罗河源头后与外界失去联系，1871年美国记者斯坦利接受搜救任务，冒险来到坦噶尼喀湖边，找到了身陷困境的利文斯通。这段经历被他写成书，《我怎样找到了利文斯通》于1872年发表。

【2】　印度政府指英国在印度的代理机构，即东印度公司。18世纪末，英政府着手治理腐败，将东印度公司置于政府监管之下，公司渐失去原有的决策和贸易专权，1834年后基本上只是英政府在印度的管理机构，1857年印度兵变（孟加拉东印度公司的印度士兵起义），此后东印度公司撤销，英政府开始直接治理印度。18世纪后期，东印度公司从葡萄牙和荷兰商人手中夺取印度的鸦片专卖权，在孟加拉建立了垄断性的鸦片种植和制造业，主要出口对象就是中国。

【3】　拿破仑战争后欧洲出现的奥、俄、普、英四国同盟，也译作“欧洲协调”、“欧洲一致”、“大国协调”、“欧洲协商”等。这是欧洲大国间协调、合作的机制，尤其是对领土问题进行协商的形式，对维护19世纪上半叶欧洲的和平、稳定发挥了作用。

【4】　赫迪夫是1867至1914年间土耳其苏丹授予埃及执政者的称号，相当于埃及总督。运河开凿耗费两千多万英镑，主要是法国等欧洲国家用社会公众认股方式募集，引发埃及的财政危机。

【5】　又译乌姆杜尔曼，苏丹中部城市。“马赫迪”是伊斯兰教救世主的意思，起义领袖的本名是穆罕默德·艾哈迈德，他成立的“马赫迪”国定都恩图曼；起义于1881年开始，马赫迪本人于1885年去世，此后他的儿子继任。

【6】　1879年英法共同托管埃及，1882年英国占领埃及，1915年宣布埃及为其保护国；1870年代，英国插手苏丹，镇压马赫迪大起义，1898年攻陷恩图曼后，宣布与埃及共管苏丹，实质是英国控制。

【7】　1795年英军攻陷好望角（位置在开普敦南面），后放弃，19世纪初又重新占领。18世纪时从英国到印度要绕道好望角。

【8】　白种布尔人是17世纪移民南非的荷兰人的后裔，以农耕畜牧为生。19世纪初，英国以重金强取荷兰的开普殖民地，布尔人不满臣服英人的地位，遂有向北方内陆的大迁徙。迁徙也是布尔人对南非的黑人国家祖鲁王国进行殖民征服的过程。30年代末，骁勇的祖鲁人和布尔人进行激烈的战争，英国殖民者也曾派兵援助布尔人，最终祖鲁王国失败割地，但布尔人的共和国在40年代初也被英殖民者吞并。50年代以后，布尔人摆脱英殖民统治，成立或恢复了两个布尔人国家，即奥兰治自由邦和南非共和国（称为德兰士瓦）。这个时期祖鲁新一代领导人起来为保卫独立和尊严而战。英国既想控制布尔人——将两个共和国纳入南非联邦，又想占领祖鲁人的土地（下文提到的伊桑德尔瓦纳战役是英军和祖鲁人之间的战争）。南非问题不仅在于这几方互相之间的复杂关系，还牵涉到英国殖民部和南非英裔殖民者之间的复杂关系，后者和布尔人都抵制南非联邦。

【9】　即第一次英布战争，1880年12月布尔人宣战，1881年2月英军在马朱巴失败（92名士兵阵亡），战后签订《比勒陀利亚条约》。据本书第二作者的研究，格莱斯顿“圆满地处理了这场危机”，将马朱巴之败归咎于指挥官科利（Colley，已阵亡）失去常识，草原部队协调不力；说本来内阁已经提出要派皇家调查委员会同布尔人交涉，委员会几乎肯定将提出终止兼并的方案，但科利的莽撞把停战的事情搞砸了；他维持了媾和谈判的现行政策，即英方不再要求兼并，但也要布尔人在一定程度上承认英国在这个地区的最高地位。H. C. G. Matthew, Gladstone, 1809—1898 (Oxford: Clarendon, 1997) 406-407。

【10】　克留格尔当时是德兰士瓦共和国总统（1883—1902），因德兰士瓦发现金矿，外国人（主要是英国人）蜂拥而至，克留格尔的政策是移民住满14年才给公民权，引起英国不满；米尔纳到任后要求降到5年，克不允，终于爆发第二次英布战争。

第二十一章

世纪末的反拨：新的国家观念

布尔战争极其昂贵，其耗费超过19世纪英国所有帝国主义行动费用之总和。它没有摧毁布尔人，但却摧毁了格莱斯顿的财政体系，提高了政府的开支水平，此后再也降不下来。这场战争也使此前知识界一直在考虑的问题以鲜明的具戏剧性的通俗形式表达出来。战争中，白人殖民地派兵支援，表明帝国的力量和对帝国的忠诚，但战争也揭示了帝国的虚弱。它好像摊子铺得太大，协调配合很差。英国海军已经不再具有绝对优势，法国海军加上德国、意大利、美国和日本的力量对英国形成威胁。“光荣的孤立”政策开始显出危险性。

19世纪70至90年代，帝国之间的竞争曾意味着法国通常看上去最有可能成为英国的敌人，而德国则最有可能成为英国的朋友。德国1898年的海军发展计划，它欲找到“太阳下的一个位置”的努力，同一时期的布尔战争中它助长克留格尔志气的做法，都使德国看起来像强有力的威胁；厄斯金·奇尔德斯（Erskine Childers）的经典间谍小说《沙岸之谜》（1903年）就准确地捕捉了时人对这一威胁的感觉。1902年英国同日本的结盟加强了印度洋和太平洋上的海军安全。继这一限定帝国责任范围的努力后，【1】有更多的协议（法文称“协约”）签订，1904年同法国签订条约，解决了英法帝国之间在北非问题上的分歧；1907年同俄国订约，解决了两国在波斯问题上的分歧。就这样，布尔战争导致英国外交政策走上了“新路线”。这些“协约”的正式条款涉及欧洲以外的地区，但其真正的重要性却在于欧洲内部关系；签订协约尽管并非结盟，然而在日趋紧张的欧洲局势中，却在一定程度上使英国承诺站在法－俄联盟一边，反对德国和奥地利。至于英国究竟会卷入到什么程度，当时并不清楚。

经济

布尔战争引起的对世界安全的焦虑也使英国的相对经济地位问题成为大众的话题，因为国家的力量最终依靠的是经济实力。19世纪50年代英国经济的那种绝对优势地位已大大下降。美国、德国、法国和俄国现在都是富有的工业强国了，美德两国的某些经济部门更是超过了英国。英国只是列强中的一个，而不再是无同道人的开路先锋了。然而，英国的上流社会和政府在大部分情况下仍若无其事，好像根本没有发生什么变化。自由贸易，最低政府开支，自主的自我调节的经济等，这些19世纪五六十年代自由主义国家奉行的规则仍在延续，保守党执政时几乎和自由党一样小心翼翼地守护着它们。1851年，中央政府的人均支出是2英镑，到了1891年只增加到2.5英镑（到1913年是人均4英镑）。19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这种情况遭到越来越多的批评，其中很多意见似乎在布尔战争中得到证实，并传播开来。

19世纪50年代，克里米亚战争缓慢的军事进展导致许多对上层统治阶级无能的批评。南非战争中的军事低效，招募的士兵素质低下，在有产阶级中引发了公开的呼声，要对国家整个的经济、社会、甚至政治安排作出重新评价。

社会达尔文主义

在仔细考虑对传统自由主义的各类批评之前，应该先看一看产生了广泛影响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先前我们已经看到，实证主义者大力支持自由放任主义的政策。到了19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影响力开始采取一种不同的形式；“适者生存”的斗争已较少被视为人与人之间在市场上的竞争，而更多地被看作是国与国之间的竞争。这一转变戏剧性地减少了所讨论的单位数，并提出了一些问题，即是否应将一个个的“种族”而非无数的个人作为调查研究的对象，“先进的种族”是否能够通过政府的、社会的组织，或许甚至是遗传因子组织，来控制自身的命运。当时关系到民族国家间竞争的帝国主义也激发了同样的问题。

这一将英国的进化科学和德国的有机国家概念结合起来的观念对当时的思想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无论政治谱系上属于哪家哪派的改革者，从看似属于右派的诗人拉迪亚德·吉卜林（Rudyard Kipling），到新自由主义哲学家约·阿·霍布森（J. A. Hobson），再到被认为是左派剧作家的萧伯纳（G. B. Shaw），全都共同使用“种族”的语言。随着通俗报刊对许多小规模殖民军事远征成果的大量报道，社会达尔文主义的通俗版迅速变成同帝国主义联系在一起的、对种族优越论的轻易认定。适合大众口味的远征报道强调的是个人的勇敢，道德品质和进取精神，是“赢得了帝国的业绩”；它们很少谈到交战双方技术装备方面的巨大差距：一方是用来复枪武装的训练有素的欧洲军队，在90年代还间或使用机关枪，而当地的武装力量依靠的是集中使用的长矛，最好的情况下也就是几杆零星的火枪。

“国家效率”

对自由主义国家典型的维多利亚式的批评来自三大政治阵营：一是心存不满的保守党和统一主义者，认为他们的政治领导人过分墨守皮尔－格莱斯顿的财政政策准则；二是自由党里认为自由主义必须朝前发展以应对新挑战的人；三是社会主义者，至少乍看之下他们是在挑战整个国家秩序。从这些阵营里出来的人物走到一起，提出了“国家效率”的口号，意在表明愿意为一个适合于应对世界挑战的“帝国民族”使用政府的组织和立法权力。

自由贸易国家的批评者

对自由贸易国家的批评从未停止过。19世纪后半叶，自由贸易国家的批评者中最具影响的当数艺术批评家、社会评论家约翰·罗斯金。虽说在政治上无法归类，但在《给那后来的》（1862）等著作中，罗斯金那铿锵有力的散文抨击了工业社会的美学，然而他并未作系统的批评性讨论。他的美学批评后来被前拉斐尔兄弟会接了过去。后者是一个画家、作家和工艺家的团体，强调英国前工业社会的价值，尤其是体现在威廉·莫里斯（William Morris）的作品和设计中的价值：所谓前工业社会是由手工艺匠人、心满意足的农民和传奇故事构成的神话般的国度。在此种种影响之下出现了设计和建筑的全面革新，诺曼·肖（Norman Shaw）以及世纪之交埃德温·勒琴斯（Edwin Lutyens）的“英国式”住宅建筑风格浓缩地表现了这种变化，“英国风格”成了新市郊最好的住宅的特色。莫里斯的作品中还产生了一种经久不衰的社会主义修辞：那个强健的自耕农社会，那个田园式的、自给自足的平等社会，成了深入人心的形象。莫里斯并不直接对抗工业化，他绕过了工业社会。

前拉斐尔兄弟会的美学，以及他们对中产阶级道德规范的全面批判，被19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唯美主义者赋予了新的动力，其中最著名的是才智出众的剧作家奥斯卡·王尔德。王尔德和他的爱尔兰同胞巴涅尔一样，因其性行为习惯被公开揭露而身败名裂。他那篇题为《社会主义下人的灵魂》的出色文章体现了唯美主义同个人主义而非集体主义的社会主义之间的关联。

左派

1884年起，在以上各种社会主义倾向之外还出现了总部设在伦敦的费边社。费边社的成员中有悉尼·韦布（Sidney Webb），比阿特丽斯·韦布，萧伯纳，赫·乔·威尔斯（H. G. Wells），后来还有年轻的拉姆齐·麦克唐纳（Ramsay MacDonald），他们都是坚定的社会进化论者。与其说他们批评的是自由主义经济秩序的不公正，不如说是其低效和浪费；他们认为，一个有中央计划的经济和劳动力市场，在训练有素的专业精英人士的管理之下，会消除效率低下、商业的周期性盛衰循环以及由此产生的失业和贫穷等问题。费边社要通过立法而不是革命的手段，渐进地达到目标（以罗马将军【2】的名字命名的费边社仿效了费边的策略）。

费边社的主要贡献可能在于帮助英国左派发展出新的“进步”观；19世纪80年代，关于地方自治问题的争吵没完没了，英国左派的视野越来越受到束缚。费边社针对的是当时的整个知识界，它不是一个大众性的运动。然而，当时在大众中也酝酿着对格莱斯顿自由主义之局限性的不满。原苏格兰艾尔郡煤田的矿工基尔·哈迪（Keir Hardie）就代表这样一种观点，即日益被工会组织起来的劳工阶级应该在议会下院中有自己的代表（那时议员仍不取报酬）。哈迪曾于1888年参与组建苏格兰劳工党，1892年代表西汉姆被选进议会，1893年在布拉德福德创立独立劳工党。该党自视为社会主义政党，但它很难建立起得到群众广泛支持的组织。它和自由党一样也使用反帝国主义的语汇，支持“全面地方自治”，但它还提倡国有化。亨·迈·海因德曼【3】的社会民主同盟因有准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而更有活力，但它在大众中也没有站稳脚跟。

注释

【1】　19世纪后期，尤其在迪斯累里和索尔兹伯里任首相时期，英国在外交上奉行“光荣的孤立”，即不加入军事同盟，不同强国订立盟约，而是自己进行海外扩张。但是面临世界上其他新老帝国主义日益强大的力量，英国不得不改变政策，同他国立约，划分并相互承认各自的势力范围。

【2】　指昆塔斯·费边·马克西姆斯（Quintus Fabius Maximus, ？—前203年），他在与强敌的周旋中避免正面交锋，而采取谨慎、拖延待机的办法。

【3】　曾就读于剑桥三一学院的亨利·迈耶斯·海因德曼（Henry Mayers Hyndman, 1842—1921）被认为是英国的第一个马克思主义者，19世纪80年代曾对当时的英国社会主义领导人产生很大影响，但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他都不认可。

第二十二章

老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劳工主义及关税改革

上述种种运动均影响有限；自由党仍然是有压倒性强势的“左派”党（19世纪80年代，“左派”一词首次在英国的政治讨论中被经常使用）。然而，运动中提出的种种思想，及其组织上获得成功的危险，也凝聚了自由党的思想。

土地改革

自由党对19世纪最后20年的思想大辩论也作出了自己的贡献。他们一向主张土地改革，现在受到美国人亨利·乔治（Henry George）的《进步与贫穷》（1880年）等一类书籍的影响，对土改的热情又一次被点燃起来。“在财富增进的情况下，究竟是什么导致了贫穷？”乔治提出这个问题后，给出了答案；粗略地讲，产生贫穷是因为土地所有者收取的地租，是因为劳动者不能自由使用乡村和城市的土地。解决的办法是实行彻底的、切实有效的土地税，即“土地单一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甚至大战之后，土地战始终是激进主义的一大主题。

阿诺德·汤因比问道：“我们曾将妇女儿童从矿山、工厂的恶劣条件中解救出来，现在为什么坐在一旁，平静地眼睁睁地看着比那种劣境更恶劣的堕落发生？”汤因比是自由主义基督教历史学家、激进派，他和托·希·格林（T. H. Green）的激进思想对19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早期的牛津大学产生很大影响。【1】汤因比的追随者（如1884年在伦敦东区创建汤因比服务所【2】的巴尼特教士［Canon Barnett］）首先鼓励知识分子个人的（往往是宗教的）奉献精神，要他们亲自到劳工阶级中间去，观察那里的问题；其次，也是后来，鼓励他们接受这样一种认识，即只依靠自愿捐助本身是不够的，不足以解决劳工阶级的问题。

新自由主义

“先行的激进分子”已在期望政府大大加强对经济的干预力度，期望有多得多的“积极的自由主义”，以确保人人都有发挥他或她的最大个人才能的途径。要做这些事情肯定要花很多钱，自由主义者相信应该用增加直接税的方式征得，尤其要征收遗产税和累进所得税，在增加国家税收的同时也起到适度的财富再分配的作用。1892至1895年的自由党少数政府就朝这个方向迈出了重要的一步，第一次通过有效征收遗产税获得了用于加大社会改革力度和海军建设所需的经费。

渐被称为“新自由主义”的运动力图让自由市场“公正地”运作，用以证明市场体系的合理性；它试图对资本主义作出理性的解释，而不是要取代资本主义。新自由主义最得力的作者是约·阿·霍布森，他还猛烈抨击了“不道德的”帝国主义。这个运动希望改变自由党人，让他们接受“新自由主义”，从而使自由党成为有宽泛基础的党而延续下去，使它能够持续不断地吸收城市劳工阶级，将他们融入自由党。这样做可以避免出现德国的情况，即劳工阶级组织起以本阶级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拒绝承认德国国家政权的合法性。这一观点也因自由党的政治权宜考虑而得到强化。在塔夫河谷罢工案（1900—1901）【3】中，司法部门作出一系列不利于工会的裁决，质疑他们有派出工人纠察队及免去损失赔偿的合法权利；这之后，一些在19世纪90年代迅速发展起来的工会便同独立劳工党联手，于1900年成立了劳工代表委员会。在布尔战争中分成三派的自由党正值其最疲弱的时刻，对于迄今一直站在自由党一边的工会积极分子，他们似乎无法给予任何补偿。劳工代表委员会书记拉姆齐·麦克唐纳和自由党进行谈判，在1903年2月达成了关于选举的协议，商定在自由党和劳工党的选区里对代表进步的一方不分散投票，以免使统一党人渔翁得利，但是在地方上将达成协定，使一定数量的工党候选人有可能当选。

两个左派党之间的通融妥协表明它们之间在许多方面意见一致：工党（劳工代表委员会于1906年更名工党）成为“进步党”的组成部分，至少暂时如此；它赞同进步党的许多改革目标，对自由贸易同样坚定不移。

关税改革

统一党人——自由党统一主义派领袖约瑟夫·张伯伦和哈廷顿勋爵于1895年进入索尔兹伯里的内阁以后，托利党和自由党统一主义派联盟就应称为统一党了——希望原汁原味地保留英国政体，但他们中间的许多人也保留了那时的财政安排，仍然奉行自由贸易政策。索尔兹伯里尽管在两院都是高票多数，但他并没有做什么切实支持保护贸易的事情。他的党内拥戴帝国主义的那一派却越来越觉得有必要实行某种形式的帝国贸易保护。

他们有三大理由要实行保护制。首先，他们认为美国和德国的经济之所以日益增长，是因为这些国家保护了自己刚发展起来的工业；在化工、电力、汽车等使用复杂精密技术的工业新时代里，如果没有保护制、一定程度的计划性以及工业和教育之间的密切合作，英国必输无疑，而唯有政府才能对所有这些事情进行指导和监管。其次，他们认为帝国关税同盟（类似于19世纪早期德意志诸邦间的关税同盟）可以整合帝国的经济，让英国生产工业品，殖民地提供原材料。再者，要想筹集足够的款项进行社会改革，使帝国民族适应将来必然要发生的大国之间越来越激烈的竞争，那么征收包括粮食税在内的关税是除了直接税以外的唯一选择。

图13　约瑟夫·张伯伦的关税改革计划攻击自由贸易传统，弗·卡拉瑟 斯·古尔德的漫画作品，载1903年11月12日的《威斯敏斯特公报》。

这个项目具体见于1903年时任殖民大臣的张伯伦推出的关税改革计划【4】；他的举动让前一年继伯父索尔兹伯里勋爵担任首相的阿瑟·贝尔福不无尴尬。关税改革运动经费充足，组织和宣传工作圆熟得力，它使统一党分裂了（年轻的温斯顿·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等少数议员则脱离了统一党）。在一系列的补缺选举和后来1906年的大选中，选民拒绝关税改革，自由党和29名工党议员以悬殊比例胜出。19世纪八九十年代，英国拒绝了地方自治，但没有背离自由贸易的道路。皮尔－格莱斯顿的开放市场和粮食低价的传统仍有强大势力：“大面包小面包”仍是自由党的响亮口号。

维多利亚时代的终结

然而，尽管1906年自由党赢得大选主要是否定性的因素在起作用——人们对关税改革的反感，不从国教者对贝尔福的1902年教育法的厌恶（宗教复兴使他们的队伍大大壮大了），对统一党人处理帝国事务不力的普遍批评——但整个氛围变了。“老自由主义”（还有“老托利主义”）虽仍有相当势力，然而左派、右派以及自由党自身对维多利亚自由主义国家的批评影响至深。

20世纪开初的几年（关于20世纪应从1900年还是1901年的元月1日算起有不少争论），经济状况好的人家已经普遍使用电灯、电话、打字机、留声机、汽车，不久还有无线电和飞机；这些20世纪的典型器具用品在19世纪90年代就有，只是技术尚不够完善，所以市场推广很慢。1907年，世界上第一座作为电影院设计的建筑在兰开夏郡的科恩开业。倏忽之间，维多利亚年代及其专注的事物已恍如隔世。格莱斯顿1898年去世，维多利亚女王1901年去世，索尔兹伯里1903年去世，这三个最耀眼的公众人物的相继辞世强调了变化的来临。

注释

【1】　阿·汤因比在牛津贝利奥尔学院任教期间讲授英国工业革命经济史，他去世后讲稿被结集发表，《工业革命》（1884）是最早研究18至19世纪英国工业经济史的重要著作之一。他的侄子阿·约·汤因比（1889—1979）是英国著名的历史学家，著有研究世界文明兴衰的12卷《历史研究》。亦见第一章第一段。

【2】　亦称汤因比馆，用以纪念汤因比在那里兴建住房和图书馆的努力。该馆是一种social settlement，即为在工业区居住并服务于贫困人群的大学毕业生建造的住宅，坐落在伦敦东区的怀特查珀尔；作为社会福利机构，它致力于成人教育、社会调查、改善环境等社会工作，至今该服务所仍很活跃。创建人巴尼特曾在该所现址附近的圣犹大教堂任职，他邀请牛津、剑桥的教师来这个工业区度假，了解劳工的生活工作状况。

【3】　塔夫铁路工会罢工所引起的工会和铁路公司之间的诉讼案，法院裁定工会赔偿，等于否定工会有组织罢工争取工人权益的权利。这起案子对工党的早期发展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4】　张伯伦主张实行英国和殖民地附属国的共同市场，对外收高额关税（使英国的制造业少受美德等国竞争的压力），对内则实行关税特惠。这个计划构思了20世纪英国的政治方针，但在当时的英国属于超前计划，因为自由贸易对广大英国人来说主要意味着进口的便宜粮食；自由党拿便宜的面包大做文章，挫败了关税改革。张伯伦曾因领导自由党左派抵制爱尔兰自治案造成自由党分裂，转而和保守党结盟，但关税改革案造成统一党的分裂和保守政府下台。

第二十三章

爱德华时代：控制国家危机

19世纪90年代和20世纪的最初几年，对劳动市场的运作和社会状况的一系列调查增强了对19世纪的国家作重新评估的趋向。查尔斯·布斯（Charles Booth）的《伦敦百姓的生活和工作》（4个系列共33卷，1889—1903年间陆续发表），西博姆·朗特里（Seebohm Rowntree）的《贫穷：城市生活研究》（1901年）都属于这类调查。布斯和朗特里首次企图将“贫穷”界定为一种社会现象（而不是像济贫法那样，将贫困界定为一种司法范畴）。朗特里发现，约克郡有超过27％的人口生活在他所说的“一级或二级贫困”之中。自19世纪80年代以来，对有工作的工人来说，生活水平可能是提高了，但人口比例中仍有相当大的一部分过着“贫穷”的生活（“贫穷”是个相对词语），挣扎在经济崩溃的边缘。这同我们此前注意到的一些王公贵胄耀眼的“富豪”生活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差不多30％的人生活在贫困之中，这是个惊人的数字，也确实使当时的人感到震惊。但这个数字也意味着，有70％的人生活相对富裕，这个比例在19世纪中叶“工资铁律” 【1】当道的年代里是根本不可能想象的。19世纪60年代，财政大臣格莱斯顿承认，经济运行中必然伴生着“庞大的穷人群”，维多利亚人模糊地也是无奈地意识到，在他们的四周存在着破败、荒凉与苦难。马修·阿诺德在《文化与无政府状态》（1869年）中描写道，伦敦东区有“数量巨大的、穷乏悲苦的、难以控制的劳苦大众” 【2】。因此维多利亚人将穷人问题看作是地区性的、个人的问题，应对措施也主要靠个人的慈善行动，去减轻他们所认识的穷人的痛苦，或者是帮助那些属于某些具体类别的“应得到救济的穷人”，例如上等出身但生活艰难的人。到了世纪之交，系统的调查研究不仅敲响了警钟，让人们看到“帝国民族”竟然会如此穷困潦倒，而且还通过具体的数字表明问题是可以得到控制和补救的：只有搞清楚问题的大小，才有可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自由贸易经济学领军人艾尔弗雷德·马歇尔（Alfred Marshall）说，“1834年的问题是贫民救济的问题，而1893年的问题则是贫穷的问题。”他的意思是贫穷已经成为可以明确界定、因而也是可以解决的问题。

图14　社会底层。格拉斯哥的母子俩，约1910年，这是朗特里说的10％生活在一级贫困状态中的一例。不常见的早期闪光摄影照片。

贫穷和国家

1905至1914年间，尤其是1908年坎贝尔·班纳曼去世，赫伯特·阿斯奎斯（Herbert Asquith）接任首相之后，自由党政府付出了相当大的努力，开始学会接受并着手处理贫穷的问题。学校的免费餐（1907年）、养老金计划（计划是1908年阿斯奎斯成为首相之前就做好的，在接任他当财政大臣的戴维·劳合·乔治［David Lloyd George］的主持下通过下院审批），先于凯恩斯赤字财政的发展法（1909年）、温斯顿·丘吉尔的劳工介绍所（1909年）、劳合·乔治的国民保险法（1911年），即由国家、雇主和雇员共同承担的、作为劳工生病和失业救济金的强制性保险——所有这些立法以及许许多多小范围的举措组成了现代福利国家的首批立法的界碑。维多利亚时代相信个人的德行和勤奋可以确保社会适度的兴旺发达，而以上法案则建立在拒斥这个信条的基础之上：改革就是承认资本主义是浪费、低效、伤害个人而不论其功绩的，也等于承认光有“自愿捐助制度”是不够的。但无论怎么说，这些仍然是主张自由贸易的人实行的改革，他们相信对资本主义制度做少量的调整就可以逐次消除资本主义的不公正现象，使之变得“公平”。

征税与贵族

这些改革是昂贵的，但要进行改革是多数人的一致意见；具体引发了争议的是用提高税收的方式来获得改革所需要的经费，加之为了和德国扩充海军的势头匹敌，英国要筹措巨资建造一支无畏级战舰舰队，使争论更加激烈。主张关税改革的人提倡通过保护贸易的间接税来筹款，自由党则要立法扩大直接税。1909年劳合·乔治的预算推出了向最富有阶层征收财产“超额附加税”并征收有效土地税的方案，致使很长时间以来充满怨气的争论趋于白热化。贝尔福和统一党利用上院否决了预算案。

上院越来越被用来作为挫败自由党立法的工具：1893年的第二自治议案以及1906至1908年内提出的一系列议案不是被修改得支离破碎就是被完全推翻，否决预算案是这种做法的极致。财政权一向是下院的特权，否决预算案等于打击了英国代议制政府的根本信条。【3】统一党争辩说，免除上院财政立法权的惯例意味着自由党在利用这个惯例将财政立法转向实际上的社会立法。然而，从结果来说，最终一切征税问题都是、而且向来就是社会性的问题。1910年的两次大选，自由党不得不依靠工党和爱尔兰的支持，不过他们仍然以明显多数获得了对上院权力的限制：统一党的领导层虽然不是人人赞同，但最终让步，1911年的议会法将上院的否决权限定在两年之内。

自治法

这一场体制大战开始时提出了一个关于社会结构的根本问题：增收的税费由谁来负担——是通过超额附加税加到富人头上，还是通过粮食税加到穷人头上？在争论过程中，又提出了另一个关系到英国宪政结构的问题：自由党在其爱尔兰支持者的要求下，又提出了第三个爱尔兰自治议案。根据议会法，这个自治案连同撤销威尔士圣公会国教地位的法案都在1914年正式成为法律【4】，但因几年战争期而延期执行。

统一党勉强吞下了预算案的苦药，但自治案他们无法容忍。在新领袖安德鲁·伯纳尔·劳（Andrew Bonar Law）（1911年接替任贝尔福担任统一党领袖）的默许下，他们接过了伦道夫·丘吉尔勋爵（Lord Randolph Churchill）在1886年设计的口号并按其字面意思行动起来：“乌尔斯特为正义而战，正义在乌尔斯特一边”。枪支运进了北爱尔兰，其中不少是德国造；军队对国家的忠诚受到怀疑。统一党已经三次被英国选民整体剥夺了执掌权力的机会，尽管自由党已经在乌尔斯特的问题上作出了实质性让步，而且让步可能是比较早就提出的，然而1914年，统一党还是将爱尔兰拖入内战的边缘。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使后人无法了解统一党在当时是否会越过界线发动内战。

爱德华时代的英国对于政治和政治家来说都是一段动荡不安的时期。自由主义的复兴，自由党愿意对许多久拖不决或长期被否决的问题作出妥协的姿态，都让统一党感到棘手；无论执政还是在野，统一党仍然自视为英国理所当然的统治者。

妇女

如果说老的统治阶层江河日下，引发了极大的动乱，那么新崛起的势力也在四处出击。妇女选举权运动回到穆勒要求将妇女选举权写入1867年改革议案的立场。【5】那时有的妇女已经可以参加地方选举和国教的宗教会议选举，并有资格成为地方议会、学校董事会和济贫委员会的候选人。19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中产阶级妇女被赋予了很有限的公共角色，如辅助牧师、医生或议员的工作；担任慈善机构的秘书——这类机构的主席几乎总是男性；参加大学考试但是不被授予学位，等等。可是现在，光有这些权利不够了。不准参加帝国议会的大选已经被视为一种剥夺；争取妇女选举权的运动也是推动新公民概念的运动。

1897年，米莉森特·福西特（Millicent Fawcett）的全国妇女选举权协会同盟联合了一批有名的争取选举权团体，成为有广泛基础的、无疑具有自由主义背景的运动，并取得很大进展。但是潘克赫斯特（Pankhurst）领导的妇女社会政治协会（1903年）后来居上，势头盖过了前者。妇女社会政治协会日益提倡针对财产和政治家个人的激烈行为【6】，同时也因被判监禁和进行绝食抗议而使其成员备尝艰辛，甚至有人因此死去。妇女社会政治协会究竟促进了还是阻碍了妇女争取选举权的事业，这个问题不好下定论：一方面它戏剧性地渲染了妇女的理想；另一方面，其暴力主张也疏远了许多本来可能支持她们诉求的议员，尤其是首相阿斯奎斯，从而降低了立法成功的可能。尽管在自由党和工党内都有议员承诺支持，有少数统一党人也表示过支持，但是到1914年为止，议会没有通过任何关于妇女选举权的法案。

工联主义与劳工

爱德华时代还经历了工会运动的大发展，工会会员从1901年的200万人扩大到1913年的410万人。1908年以后，物价飙升而工资滞涨，促使工会运动风起云涌，发挥了自己的威力。1910到1912年间发生了一系列的罢工，其顶峰是1911年的首次铁路工人大罢工；当时的财政大臣劳合·乔治缓和了紧张局势，这本身也成了一个先例。由于工党党员资格必须通过加入工会获得，也由于大多数工会陆续成了隶属工党的组织【7】（此前一直支持自由党的煤矿大工会于1909年加入工党，是该党一大胜利），工党实力大大加强了。随着意识形态讨论的激增，工党又成立了涵盖面很广的选区党组织系统【8】；关于意识形态的许多讨论必然带有乌托邦性质（并且受到了威廉·莫里斯的启发），因为实施的手段仍然十分有限。

工党在议会下院内有牢靠的基础，但是规模很小，而且在相当程度上依靠与自由党的结盟，如1906年的大选中，这种结盟为工党带来29个议席。工党在议会选举中收获有限其实并不奇怪，因为在它能期待成功的工业中心里，有60％的成年男性尚未获得选举权。那时，下院的工党议会党【9】基本上将自己看作是为工会谋利益的压力集团，在塔夫河谷案之后、1906年劳资纠纷法的出台过程中，它成功地修订了自由党提案中的条款，阻止了工会在法律上被兼并改组。工党也介入社会问题和对外政策。威斯敏斯特的这种缓慢的进步使一些工联主义者（如著名的威尔士矿工工会）转向了工团主义运动【10】，即避开议员、议会和代议制政府机构，而用工会的“直接行动”去提高劳工的控制力。

工党的存在和成功同工联主义的扩张及其遭遇的困难有密切联系，反映出他们和自由党之间不同的社会基础以及思想认识上的分歧。劳工运动之所以团结，是基于其文化和社会上的亲和力，也就是工人们在劳动和闲暇中共享的经历；这些经历和阐述他们是一个单独的阶级的道理同样重要。工人们并不感到自己和有产阶级完全疏离，但他们确实觉得自己是不同的阶级。这一感觉因自由党未能选择工人作为候选人而变得强烈起来：无论自由党和工党在政策问题上有多少一致的看法，自由党联盟的中产阶级成员——在选区选民中有决定性影响的人——是不会让他们认为应该从仆人出入的门走进他们居所的人当候选人的。

注释

【1】　古典经济学家李嘉图提出，指人口过剩将导致工资下降至勉强糊口的水平。亦见第十三章。

【2】　阿诺德，《文化与无政府状态》，韩敏中译，三联书店2002年，179页。

【3】　按英国政治惯例，财政法案只能由内阁向下院（平民院）提出并在下院通过，上院（贵族院）只能讨论和建议，没有否决权。下院如否决重要议案、财政预算案等，内阁就应辞职或请君主解散下院，提前大选，故一般下院会提批评，但不轻易否决财政预算。1909年上院否决财政预算案，被下院认为是严重的违宪行为，两院两党争执不下，最后爱德华国王从中斡旋，议会拟定并通过了议会法（1911），规定财政法案在下院通过后，如上院一个月内未予通过，即可直接交国王批准成为法律，对是否属于财政案有争议的交给下院议长裁定（按英国惯例，担任议长的议员应退出原属党派，在议会中保持不偏不倚的态度），被认定为财政案的，上院无修正或否决权；其他议案，上院只能否决两次，或者说只有两年的延搁否决权，只要下院连续三次通过并得到君主批准，即可成为法律。

【4】　第三自治案由阿斯奎斯政府于1912年提出，并在下院通过，但上院动用了延搁否决权，不予通过，保守党还策动北爱尔兰新教徒制造事端；根据议会法，凡是下院两年内连续三次会议通过的法案都可绕过上院直接请国王签字，为缓和局势，乔治五世于1914年批准了爱尔兰自治案，但不久后英国对德宣战，政府以战争为由宣布自治法暂缓实行。战后政府又提出了新的法案，爱尔兰南部成为自由邦。

【5】　穆勒作为议员提交了在曼彻斯特成立的妇女选举权委员会的请愿书，委员会征集了1,500多人签名。这里说的回到穆勒，主要指争取妇女在全国选举中的投票资格。此后多年中，妇女选举权议案屡提屡败；但如下文中说到的，从1869年起，妇女（指纳税妇女）在地方上获得了一些政治权利。

【6】　妇女协会的强硬行为包括多次冲击议会，焚烧车站，捣乱会场，向政府部门投石示威，冲击艺术馆并毁坏藏画，炸毁劳合·乔治的宅邸，等等。有一名成员甚至以死明志，在赛马场与国王的马冲撞而死。

【7】　职工大会（相当于总工会）下的工会组织是工党内影响最大的力量，工会以集体名义加入工党，可以说工党基本上是工会党，其党员绝大多数是工会集体党员，很少个人党员；工党基本受工会操纵的情况直到1993年工党的改革以后才有所改变。工党初创时期其他的成分有费边社等社会主义团体、独立劳工党和社会民主联盟等。

【8】　选区党组织和工会组织一样，也是附属于工党的团体，都属于工党的基层组织，但不同的是选区党吸收个人党员（1918年后），不过在领袖选举中，选区党也是由团体领袖凭投票卡进行集体投票（1993年以后才废除集体投票制，采取一人一票制）。按选区来建立党组织有很明确的围绕竞选的目的，这是西方政党的通常做法。

【9】　议员进入议会后不能自行其是，而必须由属于同一政党的议员组成议会党团，统一本党议员在议会中的行为。第十九章中多次提到的巴涅尔的自治党就是下院内的议会党。包括工党在内的政党通过督导员制度对议会党进行监督和严格的纪律约束。1993年以前，参加工党领袖选举的有三个选举团，工会等附属团体有40％的表决权，选区工党30％，议会工党占30％，只有议会党是个人投票，其余均为集体投票。

【10】　“工团主义”（syndicalism）原是法语，按大英百科的解释，它“又称无政府工团主义或革命工团主义，主张工人阶级采取直接行动消灭资本主义制度（包括国家）……工团主义源于法国工人阶级的无政府主义和反议会主义传统”（中文版，16卷，377页）。英国一般用“工联主义”（trade unionism）。

第二十四章

“你那英国的夏季已经结束”

如前所说，爱德华时代面目一新的自由主义面对着许多困难。在20世纪两届厉行改革的政府【1】中第一届政府的任内，新自由主义富有活力和想象力地通过立法克服了这些困难。它成功地遏制了、并在很大程度上化解了财政政策、福利政策、社会主义、军国主义等方面的危机，当时军国主义使很多欧陆国家在1914年陷入政治困境（虽说爱尔兰的危机可能仍未解除）。最后导致自由党政府在英国终结的，并不是国内的分裂，而是外交事务。

英德对立

贝尔福的外交大臣兰斯多恩勋爵（Lord Lansdowne）及1905至1914年间自由党政府的外交大臣爱德华·格雷爵士（Sir Edward Grey）一直在努力缔约，我们先前已注意到这一缔结协约政策的模糊的后果。英国虽未明确阐明，但它对于欧洲均势中的法、俄同盟作出了含蓄的、情感上的承诺。1905年以后英法之间秘密的军事对话更加强了这种承诺。英国虽然是最强大的帝国主义国家，但是对欧洲大陆的事态却施加不了什么直接的影响。理·伯·霍尔丹（R. B. Haldane）整编了陆军，发展了一支打算派遣欧洲的远征军。尽管这是一支精锐部队，但是和欧洲列强通过义务兵役制征召的庞大军队相比，它在规模上微不足道。事实上，德国就完全低估了英军，结果付出了代价。

随着“欧洲大国协调”概念的消退和公然宣扬民族主义势头的高涨，英国的影响力衰退了。格雷本人虽有强烈的反德倾向，但他仍然延续了避免正式结盟的政策。然而，到了1910年，事情已经很清楚，假如英国会有一个敌国的话，那就一定是德国。在北非、巴尔干半岛诸国和土耳其发生的一系列事件中，在海军建设计划持续升级的情况下（尽管英国曾努力商谈一个限制军备的协定，尤其在1911—1912年），英德之间确立了敌对关系。那不仅是外交和军事的对立，而且还呈现出文化上的敌视。英国本来对德国在19世纪90年代取得的成就既怀有敬意又不无忧虑，现在这种情绪则变成了惊慌和恐惧。

战争爆发

1914年六七月间，巴尔干半岛和欧洲中部的事态迅速导致战争，德国估计自己称霸的时刻已经到来，然而此时英国却发挥不了影响。相对其他欧洲列强而言，英国可能是除俄国以外从战争中得不到多少好处的另一个国家。假如德国没有入侵比利时，自由党内阁是否会参战是值得怀疑的。但是德国既无视英国一向关注低地国家战略重要性的传统，也无视1870年德国和英国都签字同意的、在普法战争期间保证比利时独立的真正含义。【2】德国进军比利时，使事态有了决断，阿斯奎斯带领内阁宣布参战，只有约翰·莫利（John Morley）和约翰·伯恩斯（John Burns）两位阁员辞职。阿斯奎斯心情沉重，那种充满激情地奔向国旗、去参加“圣诞节前就会打完”的战争的好心情在英国的政治领袖那里是感觉不到的。

英国对在欧洲大陆打仗的心理准备很不充分，从整体上说，物质准备也很不够。甚至就在克里米亚战争和南非战争中，陆地战被当作由职业军人和一些志愿兵来完成的不甚重要的事情。军人价值观在贵族士绅中很有影响力，而且对公学的影响也日益加深，但是在其他地方就不那么被当回事了。有些团体企图将社会军事化，但从19世纪初有人想搞的国民军法，到1859年的来复枪志愿者，再到20世纪初的国家军人联合会，显然都失败了。“特拉法尔加日”是每年的军事庆典日，反映出英国公众热衷于海战和防卫战的惯性思维，也就是所谓的“蓝海政策”。除了一些乡村地区外，对普通人来说，“去当壮丁”，“拿入伍先令”，都是在失业或遭遇灾祸的情况下不得已的下策。

英国公众喜欢军乐队和鲜亮的军服，因为这些都是供消遣的娱乐活动，这和它们预示着战争即将发生的意思恰好相反。讲究盛大场面和注重国内事务是英国的风格。进入爱德华时代，政府签下的枪支、舰船合同已是价值不菲，而且成为英国东北部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总的说来，军事问题很少让政府和上流社会烦心。军事事务已经渗透到每个欧洲大陆国家的政治、社会和经济秩序的织体之中，但在英国则当然不是这样。第一个工业国家为世界呈上了令人瞩目的自由资本主义民主制度的公众实验，其成功的前提是自由贸易和世界和平。1914年8月4日的这个星期二让实验戛然而止。

一声低低的叹息从那一年将收成全部捧出的田头传来，

干草垛立在田头阴沉沉地对着太阳，

那声音低吟：“完了啊，来吧，蜜蜂已经飞离了三叶草，

你那英国的夏季已经结束。”

拉迪亚德·吉卜林，《长长的小径》

注释

【1】　应指20世纪初的两届自由党政府：1905.12—1908年，坎贝尔·班纳曼任首相，1908—1916年，阿斯奎斯任首相；阿的后期以及此后1916—1922年劳合·乔治任首相的政府是自由党和保守党的联合政府，这是最后一个由自由党主导的政府。

【2】　比利时夹在德、荷、法之间，地势平坦，对岸就是英国东南沿海地区，所以对于英国本土防卫有极其重要的战略意义。让比利时成为独立的中立国家对英国最有利。英国经过很大的努力，于1839年使五个国家（英、法、俄、普、奥）签订国际条约，保证比利时成为独立的、永远中立的国家。1870年的普法战争爆发，刚崛起的德国比较痛快地同意了英国的意见，重申保证比利时的独立和中立；条约中，英国曾写入一条规定：交战国任何一方破坏比利时中立，英国将和另一方合作，协同保卫比利时。19世纪90年代后，五国之间除了英国，已经形成两个对立的军事同盟：法俄同盟和德奥同盟，英国可能维持中立，但比利时问题是关键。亦见第九章“撤出欧洲”一节及相关注释。

大事年表

1789 | 法国革命
1790 | 埃德蒙·伯克的《法国革命随想录》发表
1791—1792 | 托玛斯·潘恩的《人的权利》发表
1792 | 煤气用于照明；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的《妇女权利辩》发表
1793 | 英法开战；自愿捐助的农业委员会成立；商业萧条
1795 | “斯品汉姆兰”户外救济制度开始采用，弥补工资以达到基本生活所需
1796 | 首例接种牛痘，预防天花
1798 | 托·罗·马尔萨斯的《人口论》发表；对收入超过200英镑的人开征10％的所得税
1799 | 工会遭到压制；拿破仑任法国第一执政官
1799—1801 | 商业繁荣
1801 | 同爱尔兰合并；英国第一次人口普查
1802 | 同法国订立和约；罗伯特·皮尔的第一部工厂法
1803 | 对法战争；通用圈地法简化了公地的圈地程序
1805 | 特拉法尔加海战：纳尔逊大败法国－西班牙联合舰队
1809—1810 | 商业繁荣
1811 | 封锁拿破仑的枢密令造成萧条；诺丁汉郡和约克郡的“勒德”派动乱；威尔士亲王乔治成为摄政王
1813 | 东印度公司失去贸易垄断权
1815 | 滑铁卢之战击溃拿破仑；欧洲和平：维也纳会议；通过谷物法，规定小麦每夸特80先令为进口基准价
1815—1817 | 商业繁荣
1817 | 物价下跌；织毯工反饥饿游行和其他骚动
1819 | 彼得卢惨案：骑兵队干涉群众改革集会，死11人伤400人
1820 | 乔治三世逝世；乔治四世登基
1821—1823 | 爱尔兰的饥荒
1824 | 商业繁荣
1825 | 工会组织合法化；斯托克顿－达灵顿火车开通；商业萧条
1829 | 天主教解禁法，终止了对天主教徒公民权、拥有财产权和担任公职权等方面绝大部分的否认和限制
1830 | 乔治四世逝世；威廉四世登基；利物浦至曼彻斯特铁路开通
1830—1832 | 第一次霍乱爆发；以格雷伯爵为首的辉格党执政
1831 | 乡村地区反对农业机械化的“斯温”船长动乱
1832 | 议会选举法修正案使这个时期的政治改革达到高潮，扩大了选举权，调整了议会代表结构
1833 | 工厂法限制童工；英国国教内发起牛津运动；英帝国废除蓄奴制
1834 | 济贫法修正案设立教区间联合济贫院；罗伯特·欧文创建全国大统一工会：政府反对工会“非法盟誓”的行动导致全国大统一工会运动失败和6名“托尔普德尔蒙难者”被流放
1835 | 市政改革法将地方政府选举扩大到所有纳税人
1835—1836 | 商业繁荣：“小”铁路热
1837 | 威廉四世逝世；维多利亚女王登基
1838 | 反谷物法联盟成立；《人民宪章》起草
1839 | 宪章动乱
1840 | 便士邮政设立
1841 | 托利党执政：皮尔内阁
1843 | 苏格兰教会分裂；香港被租借
1844 | 银行特许状法；罗奇代尔合作社成立；皇家城镇卫生委员会
1844—1845 | 铁路热：大规模投机投资铺设了5,000英里铁轨；爱尔兰土豆重灾，饥馑开始
1845 | 爱尔兰饥馑
1846 | 爱尔兰饥馑；取缔谷物法；辉格党执政
1847 | 威尔士教育报告
1848 | 爱尔兰饥馑；青年爱尔兰组织起义；欧洲各国革命；霍乱流行；公共卫生法
1851 | 大博览会；天主教圣统制在英国恢复
1852 | 德比伯爵第一届保守党少数政府
1852—1855 | 阿伯丁伯爵的联合政府；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改革
1853 | 威廉·格莱斯顿的第一个预算报告
1854 | 诺斯科特－特里维廉设立文官制度的报告
1854—1856 | 克里米亚战争，保卫欧洲在中东的利益不受俄国侵犯
1855 | 帕默斯顿子爵的第一届政府
1857—1858 | 第二次鸦片战争为欧洲贸易打开了中国的门户；印度兵变
1858—1859 | 德比的第二届保守党少数政府
1858 | 印度法
1859 | 查尔斯·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发表
1859—1865 | 帕默斯顿的第二届自由党政府
1860 | 英法“科布登”条约及格莱斯顿的预算报告确立并扩展了自由贸易原则
1861 | 女王的丈夫艾伯特亲王逝世
1862 | 股份有限公司法为以股份形式融资提供了强大动力
1865 | 帕默斯顿逝世（10月）
1865—1866 | 罗素伯爵的第二届自由党政府
1866 | 霍乱爆发；罗素－格莱斯顿的温和改革议案失败
1866—1868 | 德比的第三届保守党少数政府
1867 | 德比－迪斯累里选举法修正案；加拿大自治领法
1868 | 本杰明·迪斯累里继德比任首相（2月）；职工大会（或工会联盟）组建
1868—1874 | 格莱斯顿第一届自由党政府
1869 | 苏伊士运河开凿；爱尔兰教会撤销国教地位
1870 | 爱尔兰土地法；福斯特－里彭的英国初等教育法；已婚妇女财产法扩大了妇女在婚姻内的权利
1871 | 废除大学任职的宗教考查
1872 | 苏格兰教育法
1873 | 格莱斯顿政府在爱尔兰大学法提案失败后辞职；迪斯累里拒绝就职；欧洲经济衰退
1874—1880 | 迪斯累里第二届保守党政府
1875 | 迪斯累里购买苏伊士运河股份，英国获得支配性债权；农业不景气加剧；劳资争议法，规定罢工设置纠察线合法
1875—1876 | 理·阿·克罗斯的保守党社会改革议案通过
1876 | 维多利亚宣称为印度女皇；土属保加利亚屠杀基督徒事件在英国激起格莱斯顿领导的反土耳其运动
1877 | 英国与布尔国在南非成立联邦
1878 | 柏林会议；迪斯累里宣布“荣耀的和平”
1879 | 工商业不景气；祖鲁战争：英国在伊桑德尔瓦纳战败，在乌隆迪获胜
1879—1880 | 格莱斯顿的中洛锡安竞选活动斥责在阿富汗和南非的帝国主义
1880—1885 | 格莱斯顿第二届自由党政府
1880—1881 | 第一次英国－布尔战争
1881 | 爱尔兰土地法和镇压法
1882 | 英国占领埃及；德、奥、意三国缔结军事同盟
1884—1885 | 选举改革法和重分选区法
1885 | 查尔斯·戈登死于喀土穆；兼并缅甸；索尔兹伯里第一届保守党（少数）政府；柏林会议瓜分非洲；苏格兰土地法
1886 | 皇家尼日尔公司获得特许状；德兰士瓦发现金矿；格莱斯顿第三届自由党政府提出第一个爱尔兰自治议案；自由党分裂
1886—1892 | 索尔兹伯里的第二届（保守党－自由党统一主义）政府
1887 | 英国东非公司获得特许状
1888 | 地方议会法确立代议制地方权力机构；苏格兰劳工党成立
1889 | 伦敦码头工人罢工；英国南非公司获得皇家特许状
1890—1891 | 巴涅尔使爱尔兰民族主义党分裂
1892—1894 | 格莱斯顿的第四届自由党（少数）政府
1893 | 第二个爱尔兰自治议案遭贵族院否决；独立劳工党成立
1894—1895 | 罗斯伯里伯爵的自由党（少数）政府
1895—1902 | 索尔兹伯里侯爵的第三届统一党内阁
1896—1898 | 苏丹被征服
1898 | 德国海军开始大发展
1898—1902 | 第二次英国－布尔战争
1899 | （8月）英国在南非连连失利
1900 | 索尔兹伯里赢得“卡其大选”；劳工代表委员会成立；澳大利亚联邦法
1901 | 维多利亚女王逝世；爱德华七世登基
1902 | 阿瑟·贝尔福的教育法；英国同日本结盟
1902—1905 | 贝尔福的统一党政府
1903 | 约瑟夫·张伯伦的关税改革运动开始
1904 | 英法缔结协约
1905—1908 | 坎贝尔－班纳曼的自由党政府
1906 | 自由党赢得大选（1月）；工党成立；英国皇家海军无畏级战舰服役
1907 | 英俄缔结协约
1908—1915 | 赫伯特·阿斯奎斯的自由党政府
1908 | 阿斯奎斯的养老金计划提案
1909 | 温斯顿·丘吉尔的劳工介绍所提案；戴维·劳合·乔治的预算案遭贵族院否决；南非法
1910 | （1月）大选：自由党政府继续执政
| （5月）爱德华七世逝世；乔治五世登基
| （12月）大选：自由党政府再次保持执政权
1911 | 议会法削减了贵族院的权力，确立每5年进行一次大选的制度；劳合·乔治的国民保险法；摩洛哥危机
1911—1912 | 铁路、采矿、煤矿罢工
1912 | 英国和德国有关限制海军的商谈失败；泰坦尼克号沉没
1912—1914 | 第三个（爱尔兰）自治法和撤销威尔士教会国教地位法获得通过，但因战争延期实行
1914 | （6月28日）斐迪南大公在萨拉热窝遇刺
| （8月4日）英帝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

历任首相名录 1789—1914

（威廉·皮特 | 1783年12月）
亨利·埃丁顿 | 1801年3月
威廉·皮特 | 1804年5月
威廉·温德姆·格伦维尔 | 1806年2月
波特兰公爵 | 1807年3月
斯潘塞·珀西瓦尔 | 1809年10月
利物浦伯爵 | 1812年6月
乔治·坎宁 | 1827年4月
戈德里奇子爵 | 1827年8月
威灵顿公爵 | 1828年1月
格雷伯爵 | 1830年11月
墨尔本子爵 | 1834年7月
威灵顿公爵 | 1834年11月
罗伯特·皮尔爵士 | 1834年12月
墨尔本子爵 | 1835年4月
罗伯特·皮尔爵士 | 1841年8月
约翰·罗素勋爵 | 1846年6月
德比伯爵 | 1852年2月
阿伯丁伯爵 | 1852年12月
帕默斯顿子爵 | 1855年2月
德比伯爵 | 1858年2月
帕默斯顿子爵 | 1859年6月
罗素伯爵 | 1865年10月
德比伯爵 | 1866年6月
本杰明·迪斯累里 | 1868年2月
威廉·尤厄特·格莱斯顿 | 1868年12月
本杰明·迪斯累里 | 1874年2月
威廉·尤厄特·格莱斯顿 | 1880年4月
索尔兹伯里侯爵 | 1885年6月
威廉·尤厄特·格莱斯顿 | 1886年2月
索尔兹伯里侯爵 | 1886年7月
威廉·尤厄特·格莱斯顿 | 1892年8月
罗斯伯里伯爵 | 1894年3月
索尔兹伯里侯爵 | 1895年6月
阿瑟·詹姆斯·贝尔福 | 1902年7月
亨利·坎贝尔-班纳曼爵士 | 1905年12月
赫伯特·亨利·阿斯奎斯 | 1908年4月

译后记

译本中全部注释为译者添加。注释参考了各类普通词典，专门词典（其中特别是《英国传统插图词典》），中英文版百科，已出版的中英文图书和地图册，电子词典，电子数据库，并大量依靠电子搜索引擎锁定所需要的背景资料。译文中的译名尽量采用国内的通译。注释中确切使用他人作品中文字的部分会给出处，但为简洁起见，大多数注释不一一写明出处，只在下面按词典百科类、图书类和电子类列出曾参考的出版物或电子资源。译本中的引文若采用他人译文均注明了出处，未注明的为译者自己根据原文译出。另需说明的是，绝大多数注释都是至少参考两三种材料后写出，材料中不乏矛盾的提法，判断由译者作出（如第一章图2中的“比德迈”的意思），理解不当和错误均由译者负责。

最后，译者对北京大学图书馆电子数据库提供的方便，对于刘锋、丁宏为、韩加明、陆建德和盛宁等老师为译文提供的帮助表示由衷的感谢。

词典百科类

《英汉大词典》（缩印本），上海译文出版社，1993年。

《英汉大词典》第二版，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年。

《英语姓名译名手册》，商务印书馆，1989年。

《现代汉语词典》，第5版，商务印书馆，2005年。

《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牛津大学出版社（中国），第6版，2004年。

《英语发音词典》（English Pronouncing Dictionary, Daniel Jones）（英文），第15版，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9年。

《朗文当代高级英语辞典》（英英·英汉双解），商务印书馆，1998年。

《牛津英国文学词典》（英文），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和牛津大学出版社，第6版，2005年。

《牛津美国文学词典》（英文），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和牛津大学出版社，第6版，2005年。

《牛津－杜登英汉图解词典》（双解），化学工业出版社，1984年。

《大不列颠百科全书》，国际中文版，总20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年。（注释内简称大英百科）

Brewer's Dictionary of Phrase and Fable, Centenary Edition, 4th corrected impression, 1975.

The Cambridge Illustrated Dictionary of British Heritage, Cambridge UP, Market House Books, 1986.

Merriam Webster's Collegiate Dictionary , 10th ed., 1993.

Webster's Biographical Dictionary , 1st ed., 1943

Webster's New World Dictionary of the American Language , 2nd college ed., 1980.

图书类

《旧约新约全书》（无出版说明）。

《欧洲文学史》，李赋宁总编，商务印书馆，第1卷，1999年；第2卷，2001年。

《牛津简明英国文学史》（下），安德鲁·桑德斯著，谷启楠等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

《英国诗选》（注释本），王佐良主编，上海译文出版社，1993年。

《奥瑟罗》，《莎士比亚全集》，朱生豪译，第9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

The Oxford Annotated Bible ，Revised Standard Version, Oxford UP, 1962.

Webster's Concise World Atlas ，Barnes & Noble, 1997.

M. H. Abrams, gen. ed., The Norton Anthology of English Literature I & II , 5th ed.（New York: Norton, 1986）.

Asa Briggs, Victorian Cities (Berkeley: U of California P, 1993).

E. J. Hobsbawm, Industry and Empire (London: Penguin, 1990).

H. C. G. Matthew, Gladstone, 1809-1898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7).

J. S. Mill, On Liberty , ed. Currin V. Shields (Upper Saddle River, NJ: Prentice-Hall, 1956).

William Blake, The Complete Poems , ed. Alicia Okstriker (London: Penguin, 1977).

Alfred Tennyson, Poems of Tennyson , selected, intro. and notes by Jerome H. Buckley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58).

Percy Bysshe Shelley, Selected Poetry , ed., intro. and notes by Neville Rogers (Oxford: Oxford UP, 1968).

电子数据资料类

《金山词霸》，2005专业版。

Encyclopedia Britannica Online （《大英百科全书网络版》），北大图书馆提供服务。

JSTOR（Journal Storage, The Scholarly Journal Archive，《西文过刊全文库》），北大图书馆提供服务。

google search；百度搜索等。

韩敏中

2007年9月于蓝旗营

随着工业化、民主化、城市化的突飞猛进，恪守传统自由主义的英国在19世纪遭遇了一系列前所未有的危机和挑战。为此英国进行了哪些社会变革和制度创新？它如何能在没有爆发革命的情况下就化解了危机，成功地实现了现代化转型？本书在详述19世纪英国历届政府更替和社会变迁的基础上，对上述问题作出了精彩的分析和解答，这对我们思考当今中国社会面临的现代化问题具有相当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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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19 Xisanhuan Beil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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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权图字：01-2006-6826

Twentieth-Century Britain was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English in 2000.

This Chinese Edition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and is for sale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only, excluding Hong Kong SAR, Macau SAR and Taiwan Province, and may not be bought for export therefrom.

英文原版于2000年出版。该中文版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及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合作出版，只限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销售，不包括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及台湾省。不得出口。© Kenneth O. Morgan 2000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日不落帝国兴衰史．二十世纪英国／（英）摩根（Morgan K.）著；宋云峰译．—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5.8

（百科通识文库）

ISBN 978-7-5135-6490-8

Ⅰ．①日…　Ⅱ．①摩…　②宋…　Ⅲ．①英国－近代史－20世纪　Ⅳ．①K561.0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198876号

地图审图号：GS（2008）第332号

出版人　　蔡剑峰

项目策划　姚　虹

责任编辑　周渝毅

封面设计　泽　丹

出版发行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西三环北路19号（100089）

网　　址　http://www.fltrp.com

版　　次　2015年9月第1版

书　　号　ISBN 978-7-5135-649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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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咨律师事务所　殷　斌律师

目　录

插图目录

地图目录

译者序

第一章　第一次世界大战

第二章　20年代

第三章　30年代

第四章　第二次世界大战

第五章　战后的世界

第六章　从70年代到90年代

第七章　走向新的千年

年表

历任首相名录1914—2000

作者简介

肯尼斯·摩根，威尔士阿伯里斯特威斯大学研究讲座教授，牛津大学女王学院荣誉学者。1989—1995年间曾任阿伯里斯特威斯大学校长，1993—1995年间任威尔士大学校长。2000年4月，他被授予终身贵族的爵位。

译者简介

宋云峰，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英国社会、英语电影以及跨文化交际学。曾任1998年度“中欧高等教育合作项目”高级访问学者（英国爱丁堡大学，研究英欧关系）以及2007—2008年度美国“富布赖特项目”高级访问学者（美国内华达大学拉斯维加斯分校，研究英美电影比较）。著有《电影英语一本通》、《西蒙高级英语语法》等。

插图目录

图1 　1915年秋按照“德比计划”在萨瑟克市政厅进行的自愿报名参军活动

图2 　1916年9月，劳合·乔治在索姆河畔弗里考特附近与印度士兵交谈

图3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的卡通画像，作者为戴维·洛，1933年10月28日刊登在《新政治家和国家》上

图4 　1929年牛津考利的莫里斯汽车厂的批量生产

图5 　（上图）1939年战争爆发时，儿童们被撤离到萨塞克斯郡的伊斯特本；（下图）儿童佩戴防毒面罩

图6 　亨利·摩尔创作于1941年的《地铁防空洞透视图》

图7 　1945年8月23日组成的由艾德礼领导的工党内阁

图8 　玛格丽特·拉瑟福德、斯坦利·霍洛韦和保罗·迪普伊在《买路钱》（1949）中

图9 　1958年4月，从特拉法尔加广场开始的到奥尔德马斯顿武器研究所的第一次游行

图10 　北海石油钻塔“海洋探险号”

图11 　1997年9月，戴安娜王妃葬礼前肯辛顿宫外面的哀悼者

地图目录

地图1 　帝国的衰退，1947—1980

译者序

对于想了解现代和当代英国历史的读者来说，《20世纪英国：帝国与遗产》是一本言简意赅、提纲挈领的好书。作者将全书按年代顺序分为七章，每一章不仅对该历史阶段的政治、经济和社会中的重大事件娓娓道来，还涵盖了文化发展和艺术进步等方面的丰富内容。另外各章中插入的历史图片有助于读者对各个时代的社会变迁有更为直观感性的认识，而附录的历史大事记和历任首相列表凸现了20世纪英国所经历的主要事件以及政治上的演变。这样的体例形式可使读者便捷地了解20世纪英国社会变化的方方面面。

20世纪可以说是世界历史上最重要的世纪。无论在国际政治经济体系方面还是在教育科技文化方面，世界都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例如社会主义在俄国与中国的建立、两次世界大战、美国霸权的崛起等。而其中最大的变化之一就是英国的衰落。这一衰落过程见证了欧洲列强殖民体系的瓦解与新的世界秩序的建立。英国在这个世纪中不断调整自己的心态与政策以适应内部和外部世界的变化，仍然维持了其世界大国的地位（经济总量居世界第五位，仅次于美、日、德、中；与美、俄、中、法并列联合国安理会五大常任理事国）。20世纪的英国历史为我们提供了适应世界变化、调整心态与对策的丰富经验和珍贵教训。

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1918）给英国带来了深刻的影响。作为战胜国之一，英国攫取了更多的领土，成为世界历史上最庞大的帝国——在英王乔治五世统治下的1922年，大英帝国的领土面积达到了创纪录的3,660万平方公里，约占世界陆地面积的四分之一；由于战时需求，女性大量进入就业领域，从而在1918年争得了投票权；产业工人工会的影响力与日俱增，从而使工党在战后成为取代自由党的第二大党。

第二次世界大战（1939—1945）对英国的影响更为广泛。在外部，迫于美国的压力和殖民地民族独立运动的高涨等因素，英国在战后不得不允许其大部分殖民地独立。在内部，战时的动员和对主要工业部门的集中管理给英国在战后实行混合经济并建立福利国家创造了条件。工党在战后大选中获胜，随即在经济、教育、医疗和社会保障方面实施了系列改革，使英国成为较为平等的社会。与改革所获得的社会广泛支持相对照的是30年代的经济萧条与贫富分化给大多数人带来的灾难。此后虽然保守党与工党轮流执政，但从40年代到70年代，英国的混合经济体制与福利制度基本未变，被称为两党之间的“政治共识”。

二战后对英国来说最大也是最痛苦的冲击就是面对、接受和适应其国际地位逐渐衰落的事实。其中最突出的例子是1956年10月的苏伊士运河危机。该事件意味着英国在世界列强中巨无霸地位的终结。虽然不得不面对从世界大国到区域大国的衰落，但帝国情节与怀旧心理一直不时影响着英国政治家的外交政策。这体现在80年代与阿根廷在马尔维纳斯群岛（英国称为福克兰群岛）的主权争夺战上；也体现在90年代追随美国的海湾战争与2003年支持美国的伊拉克战争上。

尽管如此，英国还是意识到作为欧洲国家，其切身利益仍然主要在于欧洲，所以逐渐调整了国策。几经努力和挫折，英国终于在1973年加入了欧洲经济共同体（后来的欧盟），并试图在其中发挥积极主动的作用。

70年代以来英国国内发生的最大变化是保守党在撒切尔首相领导下对积重难返、不断衰落的英国经济进行以私有化为主要对策的改革。改革使90年代以后的英国在效率上赶上了其他欧洲列强，但也付出了高失业率及制造业衰落的代价。另外一个变化是布莱尔领导的新工党摒弃了党章中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条款，并在上台后基本接受了保守党的既定国策，试图在公平与效率之间找到平衡，走出“第三条道路”。

总的来看，面对纷繁的内部和外部变化，英国在20世纪的应变与调整是较为成功的。肯尼思·O. 摩根的这本小书原为英国畅销图书《牛津英国史》的一部分，其篇幅虽然不大，但却是最为全面且权威的介绍20世纪英国史的简短导论。这本书论述精辟，语言生动，不失为英国史爱好者和英语学习者的必读佳作。

第一章

第一次世界大战

1914年7月17日，伦敦市长在他的市长府邸举办年度宴会。就在这个宴会上，财政大臣戴维·劳合·乔治（David Lloyd George）对英国社会的不祥形势提出了严厉的警告。在国内，由矿工、铁路工人和运输工人组成的“三方联盟”正威胁要发动大规模联合罢工，以支持铁路工人提出的承认工会和每周工作48小时的要求。在英国面临全国性工业瘫痪前景的同时，隔海相对的爱尔兰也到了内战的边缘——信奉新教的爱尔兰北部地区和信奉天主教的南部地区有20多万人武装起来，使持续了几个世纪之久的爱尔兰民族主义似乎到了用血腥内战解决的时刻。在国外，印度和埃及产生了民族主义纠纷。在离英国不太远的东南欧，奥地利大公弗朗茨·斐迪南（Franz Ferdinand）6月28日在波斯尼亚的萨拉热窝遇刺，重新引发了巴尔干地区的种族纷争。

在世界大战爆发前夕，英国似乎面临着文明世界的自由民主即将解体的危险，而政府及其政策措施又因无力控制紧张局势而显得捉襟见肘。然而，正如过去惯常出现的情景，一旦战争这个最高危机爆发，这些冲突因素迅速减弱，成为次要问题。全国上下被一种共同的目标团结起来。英国于8月4日宣战之后，在敌对状态下的最初几周中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些恐慌。财政部和英格兰银行采取了激进措施才维持了国家的通货和信用。为了适应战争的挑战，制造业与商业界几近绝望地努力保持其职业道德规范并宣称“生意一切照旧”。英国远征军早期的实战经历几乎都是灾难性的。这是一支匆忙之中拼凑起来开赴佛兰德斯和法国的队伍，在伊普尔遭遇严重挫败，不得不从曼斯撤退，损失惨重，溃不成军。英军兵力减少到三个军团，其战斗力几乎从一开始就遭到大幅削弱。只有法国军队在马恩河畔的拼命抵抗才阻止了德军向巴黎的进军和德奥联军的过早胜利。

虽然如此，在经历了最初的灾难后，英国及其领导人作好了持久战的准备。重大的国内问题，如爱尔兰的自治问题，由于战争的持续而被搁置起来。所有政党宣布了它们之间的无限期和解。1914年夏天的劳资关系纷争也逐渐平息了；英国工会联盟所表达的传统爱国主义热情甚至盖过了企业主们。一种奇特的平静氛围笼罩着全国，而这种平静是基于广泛的——尽管远远不是全体的——关于战争正义性的共识。要使一个自由社会接受这一点，就需要从某种宽泛的人道主义立场来解释这场战争的真正意义。这一工作是由劳合·乔治来完成的。他本人曾是1899年南非布尔战争的强烈反对者，并且多年以来一直是阿斯奎斯（Asquith）自由党政府最大胆直言的左翼阁员。在最初的几周里，劳合·乔治一直保持着令人疑心的沉默。但1914年9月19日在伦敦女王大厅对一群威尔士同胞发表的雄辩演讲中，他毫无保留地承诺要将战争进行到底。他站在，或者宣称站在，最高的道德立场上。他宣称，这是一场事关自由主义原则的战争，是一场代表“弱小国家”而打的圣战。这些小国包括被德国公然入侵的比利时，或者当时正面临奥匈帝国威胁的塞尔维亚和黑山。神圣战争的说法不仅得到所有基督教教会领袖们的支持，也得到查尔斯·詹姆斯·福克斯（Charles James Fox）和格拉德斯通（Gladstone）等所有自由主义英雄们的支持，所以劳合·乔治的立场立即得到全国性的响应也就没有什么奇怪的了，甚至英国国内较小的苏格兰和威尔士地区也作出了同样的回应。

赞成参战的共识

在接下来的可怕的4年里，赞成参战的广泛共识基本没有改变。当然，这期间还是有不少的变化，尤其是在1916年5月不受欢迎的征兵决议开始实行之后。最终，到了1917年，不考虑其他因素，如劳工组织变得愈加激进以及俄国布尔什维克革命救世主般的魅力，单是厌战情绪就已开始动摇这一共识。当然，这种共识的维系也是由于政府对新闻媒体进行了软硬兼施的控制、审查以及编造“德国佬”危言耸听的暴行。政府对激进派或反战分子进行了大量迫害。尽管来自政府的压力很大，到1917年时，基督教和平主义者的“反征兵组织”和民主监督联盟（主张媾和）等组织对公众的思想还是产生了不小的冲击。兰斯多恩勋爵（Lord Lansdowne）对和平的呼吁（1917年11月29日）也产生了很大的轰动。尽管如此，现存的战争史料表明当时绝大多数人依然认为这场战争是正义且必要的，而且不管代价有多大，必须打到德国人完全投降为止。军队对志愿者进行了大规模且热情高涨的招募——1914—1916年招募志愿军以充实赴法部队的做法也确实证明了这种方式在扩充军队数目上远比此后实行的强制招募成功得多。长年的陆上和海上冲突从最初1914年秋西线的对峙，持续到1918年9月同盟国的突破，而大众对这些都坚忍地挺过来了。

这些可怕年月从心理上和道德上给英国人的记忆和人生观打上了深刻的烙印。它极大地影响了整整一代的文学作品，同时也塑造了一战结束以后20年间英国人对外来战争威胁的反应。西线的战争以一种陌生的形式进行着：双方采取守势进行久拖不决的深壕战，而无法采用1870年普法战争期间历经考验、引人注目的新式机动攻击战。法国在这将近4年的时间里，战线几乎没有推进。虽然英国偶尔也尝试抓住战争主动权，但总是以巨大伤亡告终，这对于奢侈地享受了百年和平的英国人来说是非常不可思议的。1915年9月英国对卢斯的进攻很快被击退。更大的挫折是1916年6月英国在索姆河的进攻，第一天就损失了6万人，而此役的伤亡总数达到了42万人。最糟糕的战役是1917年8、9月份的帕森达勒之战，超过30万名英国士兵在战役中伤亡，其中相当一部分葬身于佛兰德斯大雨滂沱的泥沼中。地面部队和坦克等作战机械在这种毫无机动可言的战役中根本无法发挥作用。新型战斗机也成效甚微。和在其他场合一样，指挥官与普通士兵之间存在的阶级分野阻断了他们之间的沟通，这对于整个战役期来说都是致命的。事实上，英国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基本上停止了进攻。1918年3月到4月英军在亚眠防区拼命阻止德军新一轮的进攻。直到当年8月英军在总司令道格拉斯·黑格爵士（Sir Douglas Haig）领导下实现了戏剧性突破，战争的胜负才初见分晓。与此同时，劳合·乔治和温斯顿·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等人主张绕开西线僵局，转而在相对边缘的“东线”作战，但这种战略也遭到了接二连三的挫败。1915年夏对达达尼尔海峡的远征是一项巨大的军事失误，导致了严重的损失；一年后对萨洛尼卡的远征也是如此。尤其是达达尼尔远征的失败让丘吉尔作为理性政治家的声誉一落千丈，数年后才得以挽回。即使在英国拥有传统霸权地位的公海地区，1916年6月英德间的日德兰海战至多也就打了个平手。英国主力舰队在指挥不力的交战中损失了3艘作战巡洋舰、3艘其他巡洋舰以及8艘驱逐舰。

图1　1915年秋按照“德比计划”在萨瑟克市政厅进行的自愿报名参军活动。1915年10月，德比勋爵提出了一个计划，旨在保留自愿服兵役的制度，要求人们登记以“证明”他们参军是出于自愿。当时公众自愿参军的热情很高：1915年10—11月该计划下的志愿者人数就高达23.5万人。但该计划被1916年初对所有适龄男性进行强制征兵的规定所取代。

后来在几乎所有剧院中，反战宣传片描绘了愤怒的民众对英军陆海指挥官的猛烈抨击，指责他们为灾难的罪魁祸首。“战地诗人”们，如在战场上牺牲的威尔弗雷德·欧文（Wilfred Owen）和艾萨克·罗森堡（Isaac Rosenberg），以及在战争中幸存的西格弗里德·沙逊（Siegfried Sassoon）和罗伯特·格雷夫斯（Robert Graves），被帕森达勒的血腥场面震惊了。他们强烈呼吁民众反对战争，反对会使一半的年轻人失去生命的残杀。触目惊心的统计数据也强有力地支持这一观点——在这场战争中，一共有75万人牺牲，250万人受伤，其中不少人留下了永久性的残疾。虽然事实如此残酷，但当时很少有人意识到这一点。西线总指挥约翰·弗伦奇爵士（Sir John French）于1915年底被调离后，其职务由黑格接替。这位沉默而严厉的苏格兰人勇敢而正直，因此逐渐在民众中树立起很高的声望。这一声望只有埃德温·勒琴斯爵士（Sir Edwin Lutyens）在蒂耶普瓦尔为纪念英军阵亡将士而修建的高大纪念碑能够比拟。陆海军的其他将领，如比提（Beatty）海军上将以及艾伦比（Allenby）将军（1917—1918年在埃及指挥英军由巴勒斯坦攻入叙利亚，扫除了德军的重要同盟土耳其军队的威胁），也成为备受欢迎的战争英雄。战壕象征着一种严酷但不可避免的解决方法。布鲁斯·班斯法瑟（Bruce Bairnsfather）笔下著名的漫画人物“老比尔”，鼓励他的战友，如果他知道哪儿有“更好的活儿”就不会来当兵了，这幽默地表达了人们对堑壕战恐怖气氛的容忍。军事危机度过后，英法得到来自美国的巨大军事和经济援助。英法联军终于在1918年11月11日停战前突破了德军防线并逼近德国边境，而大众的拥战热情也达到了顶峰。英国似乎面临着一种军事崇拜的危险，而这种情绪是自从安妮女王（Queen Anne）统治时期的莫尔伯勒时代之后在英伦三岛上从未有过的。

全面战争

战争之所以广受欢迎——或者其后的不得人心——是因为全面战争牵涉到了全体民众以及所有的社会经济资源。在轻松地开始之后，战争在1915—1916年期间给工业和社会领域带来了大规模的变化。它使得国家权力高度集中，集体控制权空前膨胀。工农业的生产力及其分配都被用来满足强大战争机器的需要。1915年5月新建立的军火部开创了新的模式，由劳合·乔治亲自掌控。设立此部的目的是为了解决军火供应中诸多瓶颈问题。通过“雷厉风行的工作人员”，该部成为整合整个工业结构为战争机器服务的发动机。它对其他领域，例如社会福利、住房政策，以及妇女地位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煤矿、铁路、商业以及船运均被置于国家的控制之下。战前旧的自由经济模式，包括被视为神圣的自由贸易原则，都被绕过或者架空了。同样，劳资关系的传统体系也以全新的形式出现。1915年3月由政府与工会（不包括煤矿工会）达成的《财政协议》禁止罢工，但保证工会的集体谈判权并间接给予工会领袖全新的参与政府决策的权利。

《财政协议》并没有达到实现战争期间劳资关系全面和平的目的。煤矿业出现了很大的纠纷，引人注目的是1915年7月南威尔士矿工联盟成功的正式罢工。军火部试图让非熟练工人（主要是妇女）进入工程类工厂以“稀释”劳动力并试图控制军工企业工人流动，这招致了很大的麻烦，特别是在克莱德赛德的工厂。1916—1917年期间，苏格兰和设菲尔德工人代表的非官方活动提醒我们，战争年代的共识非常脆弱，远远不是毫无异议的一致。然而，战争的确确保了工会以及工厂主们的集体地位，后者因新成立的英国工业联合会而联合起来。一种新的、有组织的、有计划的产业关系体系似乎成为可能。具有重大意义的是，商界巨子如艾瑞克·盖德斯爵士（Sir Eric Geddes）、约瑟夫·麦克雷爵士（Sir Joseph Maclay）、德文波特勋爵（Lord Devonport）以及荣达勋爵（Lord Rhondda）等人都在中央政府关键部门担任职务。这象征着工业与政治领导阶层的关系正在发生转型。爱德华七世（Edward VII）的自由主义英国正逐步变成公司式的国家，差不多就像下一代人形容的“大不列颠有限公司”。

社会改革

在社会和文化活动的广泛领域，大战的整体冲击是非常巨大的。左翼反战者，如工党的拉姆赛·麦克唐纳（Ramsay MacDonald），极具讽刺性地指出战争的需要所带来的社会改革远远大于过去半个世纪工会和进步人道主义者的所有运动所带来的变革效果。政府的新远景正在展开。新的元素正在注入和平时期统治英国的技术型、职业化公务员精英阶层。行政和经理阶层得到大规模扩张。像威廉·贝弗里奇（William Beveridge）或希波姆·隆特里（Seebohm Rowntree）这样的社会改革家，甚至比阿特丽斯·韦布（Beatrice Webb）那样的社会主义者都成为具有影响力的人物，受到中央政府部门的尊重，尤其是1916年12月劳合·乔治接替阿斯奎斯担任首相之后。工资提高了，工作条件改善了。1917年的《玉米生产法》复兴了英国的农业，给佃农和他们雇用的工人带来了新的生机。技术性以及其他形式的教育也得到了重视。特别是随着1918年《费舍尔法案》的实施，免费的初等教育得到了普及，该法案还试图为大众创造从初等到中等甚至高等教育的机会阶梯。政府的一系列调查，包括保守派索尔兹伯里勋爵（Lord Salisbury）牵头进行的一项调查，为国家住房计划开辟了新的远景，而这一领域在1914年前几乎被新自由主义完全忽视。主要的原则定了下来，即建立一种地方政府负责的补贴住房体系，为成千上万的工人阶级建设廉租房，并且拆除城市中心和老旧工业区的贫民窟。关注公共健康的呼声也出现了。极具讽刺意味的是，这场造成大规模生命损失的战争，促使国内对生命更加重视，主要表现为改善医疗环境、关注儿童和老人、重视哺乳期母亲，以及像建立医学研究学会那样的医疗创新。到了1918年底，政府承诺建立新的卫生部来协调卫生服务和国民保险，并且接替地方政府委员会在这些方面的职责。

妇女

英国社会从战时经历中获得的最重要成果就是解放。的确，对于他们（事实上是英国人口的大多数）来说，这是一个解放的时代。战争期间的英国妇女是最大的受益者。成千上万的妇女在前线服务，主要是在战地医院。护士伊迪丝·卡维尔（Edith Cavell）的杰出事迹在公众中提高了妇女的声望。她因在比利时协助英法战俘从战俘营中逃走而被德国人杀害。在国内，女权运动领袖埃米琳·潘克赫斯特（Emmeline Pankhurst）及其长女克丽丝特布尔（Christabel，而不是她那个社会主义者的次女西尔维娅［Sylvia］）积极协助政府的征兵运动。妇女在较广泛的领域得到了大量新机会，如事务性和行政性的工作、军火生产和其他工程工厂的工作以及许多以前为男性所独占的众多陌生职业。全面战争所造成的大融合对消除过去几十年来限制妇女的性别障碍产生了巨大的压力。那些认为妇女没有能力完全行使自己的公民权利的论调已站不住脚。因此，1918年的《人民代表法》赋予30岁以上的妇女投票权。这几乎是反高潮的，因为妇女遭受迫害和偏见的长期苦难史如此轻易地就结束了。如同在别的领域，政府强调的是战争的正面和进步的影响，并且为公众描绘出战后和平时期大规模“重建”（重建的定义在这儿是扭曲的）的宏伟蓝图。也许并非有意，但政府设法扩展和巩固当时的那种共识。

政治

战争给英国的政治造成了巨大而混乱的变化。战争爆发时，下议院仍由自由党和保守党（或者统一党〔1〕）之间那种滑稽可笑的竞争所主导。然而对于自由党来说，战争给它带来的是灾难。一部分原因是战争造成的对个人与公民自由权利的侵蚀，另一部分原因则是许多自由党成员对战争本身的价值所抱的模棱两可的态度。1915年5月阿斯奎斯的自由党政府变成三党联合政府标志着自由党的进一步衰落。此后，党内就征兵问题产生的严重分歧与阿斯奎斯毫无生气的笨拙领导风格一直形影相随。作为“血战到底”承诺的象征，劳合·乔治和丘吉尔都主张强制征兵。其他的老派自由党员，如约翰·西蒙（John Simon）和雷金纳德·麦克纳（Reginald McKenna），则犹豫不决。阿斯奎斯本人也很踌躇。最后的决定是对18岁到45岁的男性强制征兵，但这使得对阿斯奎斯以及自由党的道德的批评声音继续增加。

图2　1916年9月，劳合·乔治在索姆河畔弗里考特附近与印度士兵交谈。作为战争大臣（1916年7—12月）和首相（1916年12月之后），劳合·乔治以到法国前线慰劳士兵的方式树立起自己的领导风格。

危机终于在1916年12月来临。数月以来公众一直在抱怨政府的失败，不仅仅是在战场上，而且还表现在处理国内爱尔兰问题和劳资纠纷时的无力表现。1916年12月1日至9日出现了错综复杂的政治变动。关于这个问题的真相，历史学家们一直像中世纪的学者们那样争论不休。劳合·乔治与两位统一党领袖博纳·劳（Bonar Law）和爱尔兰人爱德华·卡森爵士（Sir Edward Carson）一起向阿斯奎斯建议成立一个最高战时委员会来指挥作战。几天的犹豫不决之后，阿斯奎斯拒绝了这一建议。劳合·乔治随后辞职。经过12月4日至9日的不同政治力量的关键性较量，劳合·乔治成为一个所有党派都参与的联合政府的首相。除在下议院占有约半数的自由党人之外，联合政府不仅包括了所有的统一党人，还包括在全国行政部门占有微弱多数的工党。此后，从1916年12月到1918年11月，劳合·乔治的权力达到了无人匹敌的接近总统的程度。他担任最高战时内阁的首相，由一个新的内阁办公室以及私人秘书组成的“花园郊区”或称厨房内阁作为后援。在这个顶峰的下面是一台巨大的集权机器。劳合·乔治的胜利有助于赢得这场战争，但对于他所在的自由党而言则意味着灾难。自由党一直处于分裂状态，基层组织遭到削弱，在议会里没有效率且四分五裂，而且在媒体与知识分子圈子里显得缺乏道德与激情。新自由主义在1914年之前发起过如此多的社会改革，现在却偃旗息鼓了。当战争在1918年11月结束时，自由党变成了四分五裂并遭到极大削弱的残余小党，成为全面战争的最大受害者。

出人意料的是，自由党的地位被工党取代。工党也曾因这场战争的爆发而分裂。与工会领袖们的爱国主义形成鲜明对照的是，麦克唐纳和许多左翼社会主义者反对参战。麦克唐纳不得不因此辞去了议会工党领袖的职务。由于战争期间对一些问题的争议，如强制征兵的影响（军事上，可能还有工业上）、是否参加劳合·乔治的联合政府的决定等问题也困扰着该党。然而，从长远来看，战争对该党来说是有利的。工党所依赖的工会组织由于战争而加强了。到1919年初，工会会员增加了大约一倍，达到了800多万。工党还受到俄国革命以及战争最后两年广泛的反战激进主义的鼓舞和影响。事实上，工党既参与政府，同时又扮演着正式反对党的角色。这是个理想的位置，可以利用自由党的内部困难。最后，1918年的选举权改革使投票人从大约800万人扩大到超过2,100万人。这就意味着工人阶级选民的剧增以及以阶级为基础的政治两极化趋势得到鼓励。1918年的工党章程赋予该党对社会主义全新的承诺。更重要的是，工党对选区组织和党总部的结构进行了重组，自始至终都由工会主导。工党的快速发展是战争所造成的强大政治后果，但在当时却没有人预料到。

真正的受益者是保守党。战争的进程使该党成为自然的多数党。自诩为爱国者的保守党被战争团结起来。此外，在1914年之前因关税和其他问题闹过内讧之后，保守党日益被商业与制造业利益所主导。保守党人的选民基础现在主要是在城市和近郊，而不是乡村。战争结束时，随着像斯坦利·鲍德温（Stanley Baldwin）和内维尔·张伯伦（Neville Chamberlain）这样的重商新人物的出现，保守党和工党一样摆好了毁掉爱德华时期建立起来的政治体系的架势。1918年11月11日战争结束时，劳合·乔治取得了对国家的完全控制。他在政党联盟中的自由党人残余力量与保守党结盟，对抗反政府的自由党“反战主义者”以及工党中的“布尔什维克”。右派主导的新时代正在来临。

大英帝国

在国外，战争岁月促进了更多的变化。无论从何种意义上来讲，这都是一场帝国战争，为大英帝国与英王和国家而战。英国从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南非和印度得到很多军事和其他方面的协助。澳新军团日（纪念加利波利半岛苏弗拉湾的战役）成为澳大利亚日历上悲情的、象征性的事件。1917年，劳合·乔治实际上召集过一次大英帝国诸国首脑参加的帝国战时内阁会议，讨论协助宗主国内阁的事宜。像南非的扬·史末资〔2〕（Jan Smuts）将军那样有权势的帝国政治家甚至曾被请来参与英国的内阁讨论。在商业上，帝国特惠制正成为现实。在这个时期，大英帝国的神秘感是强大的。当时一位主要的建筑师埃德温·勒琴斯，年轻时曾是威廉·莫里斯（William Morris）发起的艺术与手工运动的追随者。现在，他与赫伯特·贝克（Herbert Baker）正将他们的才智用于重建德里城上。德里城将以一座巨大的总督府为中心，配以秘书用的办公大楼，作为古典权威的象征。在战争期间，帝国的概念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膨胀。的确，战时的秘密协定确保了战后和平时期英国的殖民体系及战略，使它成为规模空前的帝国，新增加的领地范围包括中东和波斯湾的广阔地域。在像“阿拉伯的劳伦斯” 〔3〕那样的个人主义者的古怪行为鼓舞下，加之以美索不达米亚和中东其他地区丰富的石油前景，大英帝国的疆土扩张到无远弗届。

然而，事实上帝国正日益变得难以维系。早在1914年之前，帝国政策受到的财政与军事上的限制已经凸现出来，尤其表现在印度发生的日益高涨的国大党运动上。而此时其他问题也出现了——反抗英国统治的民族主义起义此起彼伏并愈演愈烈。威尔士几乎是以盲目的爱国热情追随着如日中天的劳合·乔治，但与威尔士截然不同的是爱尔兰对英国殖民统治进行了剧烈反抗。由几位共和派和新芬党人领导的1916年4月复活节起义遭到了惨烈的失败。但是，由于阿斯奎斯政府残酷的镇压，到了1918年中期，新芬党及其共和信念赢得了爱尔兰南部几乎全部26郡的民心。主张自治的老资格人物，如约翰·狄龙（John Dillon），正在被迈克尔·柯林斯（Michael Collins）和埃蒙·德·瓦莱拉（Eamon de Valera）这样的新民族主义激进派所取代。战争接近尾声时，爱尔兰南部几乎处于戒严法控制之下，他们抗拒服兵役，反抗王权及新教徒（或其余威）的支配。爱尔兰民族主义运动走过了漫长的历程。从19世纪40年代的丹尼尔·奥康奈尔（Daniel O'Connell）到19世纪80年代的查尔斯·斯图尔特·帕内尔（Charles Stewart Parnell）以及1900年之后的约翰·雷德蒙（John Redmond），几十年里采取的大都是合法与和平的方式，现在却似乎到了猛烈爆发的边缘。一个显然的事实是，战争岁月政治与社会的共识，在克莱德赛德和威尔士矿谷已经相当脆弱，更是一点也没能延及爱尔兰南部。随着爱尔兰共和主义强有力的策动，反抗帝国统治与压迫的全新民族主义运动就要展开。印度、埃及以及其他殖民地将对此密切关注。战争留下的遗产是一个更加统一但却更加孤立的英国。它庞大的帝国角色已经无法应对战后世界的广泛变化。

注释

〔1〕　英国政党之一，主张爱尔兰与英国的统一。——译注，下同

〔2〕　扬·史末资（1870—1950），又译斯穆茨，南非政治家、军人和政府总理（1919—1924，1939—1948），国际联盟与联合国的创始人之一，曾积极促成南非加入英联邦和其他国际组织。

〔3〕　托马斯·爱德华·劳伦斯（Thomas Edward Lawrence, 1888—1935）：英国军官，熟谙土耳其和阿拉伯文化。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劳伦斯利用他与阿拉伯地区头领的关系策动联合起义，使奥斯曼帝国分崩离析（1916—1918）。他因此获得了“阿拉伯的劳伦斯”的美誉。劳伦斯的传奇形象因美国记者洛厄尔·托马斯（Lowell Thomas）图文并茂的战时报道以及他本人的自述《智慧的七根支柱》（Seven Pillars of Wisdom）而广为人知。1962年，英国电影大师戴维·利恩（David Lean）将他的传奇改编成史诗电影，更使劳伦斯成为家喻户晓的人物。

第二章

20年代

和平重新到来时，似乎一切都很少改变。1918年12月大选中劳合·乔治压倒性的胜利确保了战争到和平的平稳过渡，同时也表明了人们对战时的爱国主义和团结一致的认可。这场选举被称为“优惠券选举”，因为政府给那些支持联合政府的候选人发送了背书信。首相几乎被所有的人称为“赢得战争的人”，所以劳合·乔治成为继奥利弗·克伦威尔（Oliver Cromwell）以来最炙手可热的政治家。确实，大选的结果是极其悬殊的。联合政府的支持者获得了不少于526个席位（其中自由党136席，统一党获得剩下的几乎全部席位），而工党只获得57席，自由党独立参选人仅仅获得26席。如果仔细研究的话，这一结果并不能完全说明问题。工党在议会的57个席位掩盖了该党在大选中获得多达250万张选票的事实，所以工党实际上正处于大规模选举突破的前夜。在爱尔兰，新芬党获得南部81个议席中的73席；其议员退出了英国议会并在都柏林成立了自己的非正式议会，被称作“代尔”。尽管如此，首相和他战时同事们的权威似乎仍然是无可置疑的。

大选似乎也证明在许多方面社会经济秩序正在迅速复苏。很多战时的管制和国家的集体主义机制消失了，好像它们从未存在过似的。主要的工业产业交还给私人——包括铁路、船运、甚至煤矿，而煤矿企业主们也许是整个资本主义世界最为人们痛恨的人了。政府还开始实施连贯的财政政策以确保英国最终恢复金本位货币制度。该政策要求实行稳健的货币紧缩措施，以消除战争期间迅速扩张的货币发行量所造成的通货膨胀。伦敦城、阶级制度以及私有化的资本主义似乎注定要无可争辩地延续它们的统治。为了表明英国的资本主义有一张人道主义的脸，政府在1919—1920年间开始进行一系列的改革活动。的确，劳合·乔治在竞选时更像是一位急于将英国建成“适合英雄生活的国土”的社会改革家，而不是决意要绞死德国皇帝或者叫嚷“对德国毫不留情”的沙文主义者。因此，大选后政府的确实施了虽然短暂但积极的计划以扩展卫生和教育服务、提高养老金以及普及失业保险制度。这其中最突出的成就是自由党大臣克里斯托弗·艾迪生（Christopher Addison）博士启动的住房补贴计划。尽管财政部很不情愿支持，该计划还是在1919—1922年间取得了建成总数超过20万套公房的成就。虽然数量有限，但这是解决英国一个主要社会痼疾的弥足珍贵的开始。

经济与政治问题

然而很快人们就不安地注意到，生活并没有恢复常规，1914年之前人们熟悉而安适的生活框架不可能轻易复原。由于海外市场丧失以及为支撑战争而出售海外投资，英国出现了一些新的破坏性经济问题。这一问题最不祥的表现、同时也是报纸头条的焦点，就是国债的剧增。1914年未偿还的债务为7.06亿英镑，而6年后这一数字猛增到78.75亿英镑。其结果是人们强烈呼吁在公共支出方面厉行“节约”，杜绝“浪费”，以及在1918—1919年快速通胀之后回到平衡预算和稳健的货币政策上来。

政治形势也远非正常。劳合·乔治的联盟在不愉快的环境中上台，因为有人批评政府在1918年的大选中搞“优惠券”阴谋。政府的当选遭到道德上的质疑。再者，作为联合政府，发生内讧是家常便饭。在国内、国际以及帝国事务上，自由党首相与他的保守党同事之间一直关系紧张。劳合·乔治本身是个冷漠的、巨头式的人物，忙于参加各种国际和谈会议，与下议院若即若离。他是个没有自己政党的首相，一个对自己的金钱花费和性生活不检点的冒险家，这些特点使他无法赢得普遍的信任和拥戴。所以，停战时期的共识很快灰飞烟灭，而新的矛盾冲突取而代之。

一系列的挑战逐渐削弱了联合政府的执政能力。新的格局正在成形，而且将影响英国此后20年的政治进程。左派方面，劳合·乔治受到许多自由党人的猛烈抨击，主要批评他对待自由贸易等广受尊崇的传统原则时漫不经心的态度。他在爱尔兰的政策似乎更令人震惊，因为政府在1919—1921年间采取了毫不留情的报复政策与爱尔兰共和军（IRA）开战。被派去支援英军和警察的皇家增援部队大开杀戒，造成许多血腥暴行。1921年12月，天生善于谈判的劳合·乔治最终与新芬党领袖阿瑟·格里菲斯（Arthur Griffith）和柯林斯缔结和平条约。从1922年1月起，由爱尔兰南部天主教的26个郡组成的爱尔兰自由邦诞生了。仅仅东北部厄尔斯特的以新教为主的6个郡留在联合王国。但这种态度上的大转变（volte-face ）对于修复劳合·乔治在自由派舆论中被败坏的形象来说已经太迟了。

在工党和工会中，首相已完全丧失了长久以来建立的劳工庇护人的声誉。1919—1921年间，在对付煤矿工人、铁路工人以及其他工人（甚至包括警察）的全国性罢工时，劳合·乔治的政府采取了粗暴的方式，包括动用应急权力和军队来阻止罢工。此后，政府没能防止大规模失业现象（失业人数很快超过了100万）的恶化，造成了老旧工业区的灾难。政府弃用了建议在1919年对煤矿实行国有化的桑基报告，这是对煤矿工人的明显欺骗。“黑色星期五”（1921年4月15日）“三方联盟”的进一步削弱使矿工又一次受挫。这些事件对工人阶级的意识影响深刻。以促进国家统一和社会团结为宗旨的当选政府反而使阶级分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大了。联合政府不但受到左翼的批评，也受到右翼日益猛烈的攻击。保守党人渴望回归到以前独立政党执政的健康制度上来，摆脱独裁式首相及其拥护者肆无忌惮的统治方式。尽管联合政府当政近4年，但却已经陷入深渊，劳合·乔治本人作为首相也举步维艰。

在这一切现象之外，最重要的是，人们普遍对和平条约及“凡尔赛体系”怀有一种幻灭的情绪。1919年的和平安排越来越不受欢迎。这种安排与英国和其同盟国在战时的秘密协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即以不公平的条件对战败的德国要求巨额经济赔款并强制划分边界。经济学家J. M. 凯恩斯（J. M. Keynes）所著《和平的经济学后果》（1919年）一书最能有效地表达这种情绪。他当时是财政部的经济顾问，但在巴黎和会期间因抗议不平等条约而辞职。这本书在大西洋两岸很快成为畅销之作。该书的结论是，对德国苛刻的赔款要求将会导致其经济破产，进而造成欧洲经济的长期衰弱。凯恩斯还用令人印象深刻的语言形象地描述了巴黎和会上混乱腐败的氛围。在这样的氛围里，凡尔赛的和平使者们进行着各种讨价还价的秘密交易。劳合·乔治被批评为“没有根基”的人。首相在接二连三的国际会议上充当欧洲和平缔造者的努力变得不受欢迎。用博纳·劳的惊人之语来说，英国拒绝再充当“世界警察”。帝国也许空前强大，但要统治它英国需要从欧洲事务中抽身而退。否则，就会再次发生1914年8月的悲剧。对劳合·乔治联合政府的最后一击发生在1922年10月。当时英国为了保卫希腊在小亚细亚的地位以及保护达达尼尔海峡几乎到了与土耳其开战的边缘。保守党以及左翼均奋起反对这种新侵略主义的做法。政府的右翼根基由此轰然倒下。1922年10月19日，劳合·乔治黯然下台，并由此终止了他的政治生涯。

图3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的卡通画像，作者为戴维·洛（David Low），1933年10月28日刊登在《新政治家和国家》上。凯恩斯是20世纪最有影响力的经济学家。他的《通论》（1936年）一书使经济学理论与政策产生了革命，而《和平的经济学后果》（1919年）一书则传播了人们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果的幻灭感觉。

接下来出现了对劳合·乔治政府的两种反应。它们分别由麦克唐纳和斯坦利·鲍德温所代表。两人在促使1922年10月劳合·乔治政府下台的运动中均发挥了突出的作用。麦克唐纳具有乐观的乌托邦式的国际主义和“勇敢新世界”的理想主义，是日益成长的工党完美的代言人。工党的席位在1922年和1923年的大选中迅速增加。麦克唐纳可以在克莱德赛德的社会主义与伦敦政府的传统社会思想之间左右逢源。与此相对照的是，更有影响力的鲍德温领导的保守党根植于城郊体面的中产阶级和正统的爱国主义，并且对战后劳合·乔治的政治试验和英国在外交政策上的国际冒险主义都非常警惕。鲍德温于1923—1924、1924—1929、1935—1937年间任首相。对于渴望回归宁静与社会和平的英国来说，他是个合适的领导人。

民族主义和艺术

公众生活的其他方面也不断发生变化和产生混乱。战前的许多固定模式现在似乎都受到了侵扰。在威尔士和苏格兰，知识分子发起了小规模的运动，这意味着联合王国的统一本身可能会受到威胁。两个规模不大的民族主义政党按照爱尔兰的模式建立起来——1925年成立的威尔士民族党和1928年成立的苏格兰民族党。然而，它们的意义在遥远的未来才会显现。

艺术方面，在文学、音乐、绘画以及建筑领域，像拉迪亚德·吉卜林（Rudyard Kipling）、托马斯·哈代（Thomas Hardy）、爱德华·埃尔加（Edward Elgar）以及勒琴斯等战前巨人依然活跃，从而掩盖了先锋派运动表达“现代主义”和反叛现实的汹涌暗流的挑战。小说家中，詹姆斯·乔伊斯（James Joyce）和D. H. 劳伦斯（D. H. Lawrence）已经完成了他们的主要作品。的确，反映战争岁月混乱情绪的《恋爱中的女人》在1920年出版之后，劳伦斯的后续作品似乎并不是很出色。更具创新性的作品是与“布鲁斯伯里学派”有关的一群知识分子和艺术家创作的。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小说家弗吉尼亚·吴尔夫（Virginia Woolf）的一系列引人注目的“意识流”作品。对人物性格的细腻描绘以及小说新奇的意识流形式证明了“现代主义”小说的活力。比较正统的是E. M. 福斯特（E. M. Forster）的《印度之行》（1924年）。他与布鲁斯伯里学派有着间接的联系。这部小说描写了东西方文化的互动冲突，表现出西方的自由人道主义正变得越来越不自信。诗歌方面最引人注目的开创性发展是T. S. 艾略特（T. S. Eliot）的《荒原》（1922年）。这首诗的韵律和意象令人不安，其基督教的遁世主题以及个人的伤感情绪捕捉到了20年代文化的一个重要方面。除了萧伯纳（Bernard Shaw）最具哲学意味的《圣女贞德》之外，当时的戏剧几乎没有什么创新。在艺术、设计和建筑方面，这同样是个缺乏想象力的时代。像本·尼科尔森（Ben Nicholson）那样的画家正在探索新的风格，而其他人，如保罗·纳什（Paul Nash），显然也是在原地踏步。在艺术界，布鲁斯伯里学派中再次出现了几个著名的叛逆者，如艺术批评家和赞助人罗杰·弗赖（Roger Fry），以及画家邓肯·格兰特（Duncan Grant）和瓦尼莎·贝尔（Vanessa Bell），他们都试图打破现实主义绘画的樊篱。的确，布鲁斯伯里学派的作家和艺术家们，以及与之关系密切的人物，如经济学家凯恩斯，散文家利顿·斯特拉奇（Lytton Strachey）及该学派的哲学家导师G. E. 摩尔（G. E. Moore），体现了英国20年代文化舞台的许多优势与不足。该学派真诚希望在英国的艺术中注入欧洲大陆现代主义诗人和超现实主义艺术家们的灵感。它把对新事物的迷恋与对传统有效的反抗结合起来，其中最能体现这种做法的是斯特拉奇对维多利亚时期女王及其他风云人物的致命弱点的讽刺性研究。较为负面的是，布鲁斯伯里学派对艺术沟通持一种鼓励近亲联姻、甚至是部落化的观点；随着时间的推移它变成了家族式的封闭小圈子。30年代的作家们将会批评该学派是新的文化集团。他们抨击该学派对道德（而不是纯美学）强调不够，而且缺乏对政治与公众的关心。或许，布鲁斯伯里学派的宗旨鼓励了艺术与大众渐行渐远的趋势。

虽然如此，艺术领域在表达反叛和解放方面的发展却与当时更广泛的社会运动相呼应。妇女先后在1918年和1928年取得了部分和全部的投票权。她们也能够享受其他的自由权：抽烟、看电影之类的消遣、追求更加开放和不受限制的“性生活”、更为丰富大胆的衣着等。20年代回忆录中大加赞赏的“鲜亮年轻一代”其实是有很大局限的。诺埃尔·科沃德（Noel Coward）就以这些人为对象写了很多讽刺文章和戏剧。他们通常来自中产阶级或上层社会，与私立学校、牛津和剑桥有着密切的关系。尤其是牛津成为自由文化自我表达、腐化堕落和虚无主义的中心，正如30年代它被（同样错误地）认为是反战抗议运动的中心一样。更为古老的大学也许并不像后世神话创造者们所宣称的那样对整个社会造成巨大影响，当然它们确实融入了当时尚无定形的世界的试验探索氛围。

教会

当然，道德标准的旧裁判者的权威在战后似乎遭遇了危机。在这方面，没有哪个机构比教会更明显。除了拥有坚定的爱尔兰信众的罗马天主教会，其他教会显然都是全面战争的受害者。在维多利亚鼎盛时代对许多人来说是道德灯塔的各种新教教堂，现在遭遇到信奉者减少、资金紧缩以及权威削弱的情况。即使在教会视为堡垒的威尔士和北方地区，其威信也出现了逐渐衰退。更严重的是，战争造成的对清教主义和安息日习俗的挑战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教会本可以使用的惩戒措施。战后的英国国教也很难继续发挥其既定的全国性作用。兰德尔·戴维森（Randall Davidson）和科斯莫·朗格（Cosmo Lang）等大主教宣扬回归传统道德秩序，但是他们传达的信息似乎越来越苍白无力。

从正式意义上讲，英国仍是一个明显的基督教国家。其教会领袖仍然受到尊崇，并且与王室以及拥有土地的贵族联系密切。星期日仍然安静肃穆——列车停驶，商铺与剧院歇业，威尔士和苏格兰的酒馆也关门谢客。1927—1928年对英国国教祈祷书的修改引起了激烈的公众辩论；教会内部盎格鲁天主教与新教福音派之间的战火又重新燃起。正如新成立的英国广播公司的宗教节目后来表明的那样，教会仍然认同中产阶级价值观、家庭、社区以及正统的爱国主义。同样，通过诸如童子军和教会旅这样的青少年活动，教会也和帝国联系在一起。战争本身鼓励了一种世俗的宗教形式，体现在勒琴斯在白厅为阵亡将士竖立的纪念碑和一年一度的阵亡将士纪念日仪式上。然而，尽管各种正式仪式提醒人们不要忘记他们几个世纪来的宗教传统，基督教的影响力和神秘性正在显著消退，尤其是对战后的一代人和退伍军人来说。

大罢工

教会对影响历史进程的无能为力戏剧性地表现在1926年大罢工事件上。那一年，工业衰退、失业率上升以及社会积怨所构成的可怕怪圈导致了英国有史以来最糟糕的阶级冲突。1919—1921年的大罢工已成为历史。鲍德温首相在祈祷：“主啊，赐给我们时代和平”。但是在英国最大的工业——煤矿领域，工资减少、工人失业以及矿区家庭生活水平下降等因素造成了持续的紧张局势。1926年4月，政府拒绝继续给予煤矿工业补贴。5月2日，鲍德温与英国工会联盟（TUC）代表团的谈判破裂。由此，工会几乎是突发性地发动了一场大罢工。连续9天（5月3—12日）全国实际处于瘫痪状态。工会挑战政府与宪法秩序的经济力量从未像现在这样显示出它的威力。教会领袖们呼吁双方和解的努力显得尤其有气无力。

实际上，这场大罢工进行得足够平和。没有发生针对罢工破坏者的暴力行为（这些人员还包括因此而停课的许多牛津和剑桥的大学生们）。罢工破坏者们开动公交车并从事其他反罢工的活动。罢工者与警察和武装部队之间也没有发生暴力冲突。最后，TUC在5月12日取消了罢工令，约克郡、卡姆布里亚、泰尼塞德、南威尔士以及苏格兰工业区一如既往地服从了决定，而几个关键的工人团体（如电力工程师团体）自始至终都没有参加罢工。这是工会的一场彻底的失败，尤其是对于煤矿工人来说，他们又痛苦地坚持罢工达数月之久。英国的阶级战争成了一场短暂而没有流血的冲突。对于旁观的中产阶级来说，它无关痛痒，甚至显得很有趣。

然而很明显，大罢工所揭示和加深的裂痕成为以后20多年里持续影响全国团结的重要因素。直到1984—1985年全国煤矿工人大罢工时，1926年的情景——当时的胜利与背叛——对英国煤矿工人来说也还历历在目。在1926年的形势下，大罢工是没有成效的。当时，工会本身三心二意，政府则准备充分（一些阁员，如财政大臣丘吉尔）甚至蓄意挑衅。但是，1926年——一位威尔士矿工后来在回忆中称之为“元年”——的确展示了英国工人阶级内部非凡的忠诚和阶级团结。这不仅表现在较老的采矿、钢铁和造船领域，也表现在公路、铁路运输和销售等“半技术”行业的新型服务业工人中。即使没有发生暴力冲突，国内的阶级分野也昭然若揭。人们对警察或公务员所宣称的严守中立的态度表现出深度的怀疑，甚至对事实上顶着政府压力努力保持其独立性的、新成立的英国广播公司的立场也表示怀疑。在矿区，大罢工带来的后果是矿主对罢工者的惩处、工资的大幅削减以及削弱工人的喉舌矿工联盟的企图。如果说像阿瑟·库克（Arthur Cook）那样具有煽动性的矿工领袖靠边站了的话，工会和工党的继任者们对公然扭曲工作报酬与机会的社会体系也没有表现出多大的容忍度。这对战争年月建立起来的所谓社会团结是个极大的讽刺。当英国继续艰难地度过经济大萧条的岁月时，大罢工的记忆与阶级抗争的传统也在延续下去。

社会分野

20年代后期，国家的局势终于安定下来，并一直持续到40年代。人口继续增加，虽然更加缓慢。英国人口从1911年的4,083.1万增加到1921年的4,276.9万和1931年人口普查时的4,479.5万。但是人口中存在着日益深刻的差异，正像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那样的年轻一代作家后来所强调的那样。对于英格兰南部和中部的大部分地区来说，20年代是个日益满足和繁荣的时代。出现了许多以城市中产阶级房产为主的房地产开发。这源于1919—1921年有始无终的艾迪生住房计划以及后来内维尔·张伯伦给予私人房地产开发商直接补贴的计划。战后人口中很大一部分人满怀着中产阶级的梦想——拥有自己的住房、安静的家庭环境、更多的休闲追求（例如，到1930年时英国私人汽车的拥有量就超过了100万辆，其中最为著名的是“宝贝”奥斯汀牌汽车），以及各种便捷的家用机电设备，如胡佛电动吸尘器。英国广播公司将娱乐与教育节目送到私人家庭里，这显示出了广播的影响力。对于1880年至1918年间急剧扩张的白领行政与专业人员阶层（包括初级经理人员、公务员、学校教师、熟练工人等）来说，20年代并不是很糟糕，因为物价开始下降，房屋能以分期付款的方式更加轻易地获得，此外还有更多的休闲活动可以追求。更新的、采用先进技术的产业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赫伯特·奥斯汀（Herbert Austin）在英格兰中部地区的朗布里奇以及威廉·莫里斯（William Morris）在牛津附近的考利建成的现代化汽车厂。在它们的周围，居住于城市郊区这种新生活方式繁荣起来。对这一部分人来说，在经历了令人厌恶的战争与大罢工的不安刺激之后，由热爱自然的首相鲍德温所宣扬的“安定为先”理念和他所象征的日常安稳价值观似乎更有吸引力。

图4　1929年牛津考利的莫里斯汽车厂的批量生产。在这里，车身在第一次喷漆后进行进一步的打磨。由威廉·莫里斯在考利以及赫伯特·奥斯汀在朗布里奇创立的汽车工业对20年代英国的经济生活和休闲方式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然而对于许多其他地区来说，这是一个令人逐渐绝望和幻灭的时代。例如，在战后短暂而忙乱的恢复之后，英国的乡村深陷于2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之中。农村人口逐步减少，尤其是在英格兰南部以机械化农业为主的小麦种植区。农产品价格下降；农村收入水平降低；从苏格兰高地到英格兰的康沃尔，乡村小镇的活力荡然无存。表面上，英国的乡村生活保存了自身不变的传统面貌；1918—1926年间发生的“绿色革命”极大地增加了小型农场主的数量，这是自诺曼征服以来在土地所有权方面最大的变革。但在这一切表层之下掩盖着的是负债的模式、月供和银行贷款的负担以及城市与乡村之间在生活质量上日益扩大的差距。因为大多数的英国文学作品是以乡村作为基本参照系的，所以这些现象暗含着严肃的文化与社会意义。

在老旧工业区，尤其是英格兰北部和东北部、威尔士南部工业区、苏格兰中部克莱德赛德一带，以及爱尔兰海对岸贝尔法斯特的贫民窟里，这是一个令人极其痛苦绝望的时代。20年代工人阶级住房和生活条件的不足和贫瘠日益为人们所注意。同时像贾罗、威根和梅瑟蒂德菲尔这样的老旧工业区的环境日益恶化。伴随住房潮湿肮脏、学校和公共服务匮乏等恶劣条件的，是儿童患病与死亡率、中年人肺结核、矿工肺病以及老年人残疾等数字的惊人上升。英格兰北部、威尔士和苏格兰老旧工业区居民的平均寿命远远低于英格兰东南部和英格兰中西部的乡镇和温泉区。20年代的社会鸿沟比以往任何时代都大。这一状况又因钢铁、造船和煤矿等传统行业因缺乏投资而造成的失业率上升而加剧。1925年回归战前实行的金本位制的决定是由财政大臣丘吉尔作出的。该政策（事后）受到凯恩斯的严厉批评，但却得到正统经济学家和工商界人士的广泛支持。金本位制意味着对英国煤炭与钢铁出口价值的严重高估以及这些行业工人失业率的进一步攀升。至于在教育和医疗设施以及诸如图书馆、游泳池、公园等公共设施的质量方面，鲍德温安静领导下的英国实际上存在着比以往更加明显的社会分野。所谓“安定为先”的时代，以及它所包含的一切世俗化，（根据社会主义经济历史学家R. H. 托尼［R. H. Tawney］在1929年发表的一些著名演讲的说法）意味着一种新的“不平等宗教”的建立。其中的突出特点之一就是全国三分之二的社会财富为40万人（不到总人口的百分之一）所占有，与之相伴的是整个社会在生活质量上的巨大差距。

传统秩序

虽然如此，令人诧异的是，当时日渐扩大的社会分野几乎没有引起反叛与抗议。其部分原因是，工人阶级世界的温暖与团结使其生发出自己的价值观、文化和娱乐活动，甚至在大萧条时期也是如此。那个时期的遗迹——工人俱乐部和图书馆，充满活力的矿工生活区、合唱团和铜管乐队，工人社区“互助会”提供的信贷基础——现在人们甚至在《加冕街》那样的肥皂剧中看来都显得那么遥远和无关紧要。但是它们确实见证了那些黑暗岁月里工人阶级生活的力量和乐观主义。大众娱乐这剂止痛药也为统治者们所提倡，以促进爱国忠诚。这种“面包加马戏团”的传统源于维多利亚时期的音乐厅。其中的许多明星，如乔治·罗比（George Robey，他拒绝了王室加封的爵士头衔），当时仍然很受欢迎。但是这种艺术形式正快速地被新的无声和有声电影所取代——查理·卓别林（Charlie Chaplin）和玛丽·碧克馥（Mary Pickford）的电影成为音乐厅的新宠。英国之所以能保持相对和平与统一，除了英国工人阶级天生的韧性和尊严，还有其他因素。这些因素或许应该归功于当时广受诟病的政府。张伯伦在担任卫生大臣期间（1924—1929）很有积极性和创造性，他最引人注目的举措是废止了旧的《穷人法》，这是一项里程碑式的成就。戴鸭舌帽的工人足球迷和郊区房地产开发潮中追求新型生活方式的新兴中产阶级被共同的爱国主义价值观联系在一起。熟悉的符号象征可以将他们团结起来——也许是一直深受欢迎的乔治五世（George V），也许是鲍德温平和而缺乏激情的许诺。1925年在新建成的温布利体育场举行的帝国博览会是让整个国家骄傲自豪的事件。20年代的体育英雄当属杰克·霍布斯（Jack Hobbs）——一位来自英格兰萨里郡的板球击球手。他在1925年打破了由传奇人物W. G. 格雷斯（W. G. Grace）保持了数百年之久的击球纪录（125个）。谦逊、平和、笃信宗教、滴酒不沾以及家庭中模范男人的品德使杰克·霍布斯成为忠于国王和国家的典范人物。他是职业“球员”，但却安于被公学的“绅士们”这些业余选手领导（他们由不同的门进入贵族赛场）。他打球恪守规则，总是毫无怨言地接受裁判的裁决，不管这些裁决多么错误和令人失望。在战后社会转型的大潮中，霍布斯平和、善良的品格为努力保持传统秩序的英国社会提供了一个人人可以接受的标准。

第三章

30年代

20年代在怀旧和创新的迷茫气氛中结束。“上流社会”和宫廷生活的浮华富足与以往一样绚丽多彩。香烟卡和杂志上充满了对社会名流的个人魅力的溢美之词，例如年事已高的茶叶巨头“汤米”利普顿（Lipton）和伦敦德里夫人（Lady Londonderry）那样的派对女主人。其他领域也有人们熟悉的巨匠。埃尔加直到1934年一直担任国王的御用音乐家；吉卜林的活跃创作延续到1936年；享有高寿、满载荣誉的哈代于1928年逝世。“安定为先”的氛围只允许最保守形式的创新。这种政策在20年代后期的政治代表人物是工党领袖麦克唐纳。他受命于1929年组建了第二届工党政府。麦克唐纳具有1914—1918年期间参加反战抗议运动的背景，但作为大罢工期间给人以安全感的人物、社会主义极端派的代表以及上流社会沙龙的常客，他似乎与贵族社会有着密切的联系。作为被允许的叛逆者，麦克唐纳是倾向于稳健变革的英国社会象征性的安全人物。当时劳合·乔治已沦为备受孤立的老派人物，丘吉尔则因其对印度自治的强硬态度游离于保守党主流之外。所以麦克唐纳似乎是一个可以引导英国社会向着既定目标稳健前进的可靠人选。

第二届工党政府

事实上，第二届工党政府被证实是个灾难。主要原因在于政治控制力之外的因素。面对1929年10月美国证券交易所的崩盘和随之而来的贸易与就业率锐减，任何政府都无能为力。工党政府显然无法提供社会主义式的或其他任何形式的政策来缓解加剧恶化的失业问题。加入保险的失业人口在1932年后期达到了接近300万的顶峰。尽管失业人数在30年代晚期逐渐下降，实际上工业停滞和社会衰退仍在继续。除了生产过剩和需求滑坡等世界性的因素，英国还有着自己的独特原因。英国的产业结构过度集中于传统的夕阳行业，例如煤炭、钢铁、纺织以及造船，而且一直存在着投资少、人员过剩以及工作效率低的问题。这些问题又因数十年来强调人文精神、培养绅士而不注重商业教育和企业家技能培养的传统而加剧。所以整个工业和制造业基础发生了剧烈的萎缩。直到1935年，人们还看不到复苏的迹象。在此之前，人们早已对矿区和其他地区的绝望、对失业者的反饥饿游行和示威、对意味着无助和无望的“靠救济生活”等现象司空见惯和熟视无睹了。

有些人认为英国需要一种新的政治动力来重启和振兴国家和经济，并且推动它们向新的方向发展。在左翼一派的中心，30年代时的劳合·乔治年事已高，只是个不大受人重视的预言家。他敦促政府实行美国式的“新政”。在极左翼，人们提出了各种各样的主张，从主张集体主义的社会主义联盟，到后来的左翼图书俱乐部，再到弱小的共产党的纯宗派主义。西德尼（Sidney）和比阿特丽斯·韦布认为苏俄式的制度才有未来。在极右阵营，奥斯瓦尔德·莫斯利爵士（Sir Oswald Mosley）先后脱离了保守党和工党。他试图建立一种混合了企业计划制和反犹太主义的英国版法西斯主义。与此同时，老派的社会主义作家，如萧伯纳和H. G. 韦尔斯（H. G. Wells），则以不同的方式推销一种有计划的、单纯的科学乌托邦制度。但是最受欢迎的解决方案仍须在英国政治体制的传统框架内寻找。到1931年8月时，麦克唐纳的工党政府显然已经陷入了生死存亡的危机。危机的到来是以英镑的大幅贬值为标志的，五月报告随之发布，宣称政府的高额花费和预算失衡是造成工业瘫痪的根本原因。报告敦促政府削减社会开支，包括失业者赖以生存的社会福利开支。内阁出现了不可挽回的分歧，而银行家与英国工会联盟之间的斗争又使形势进一步恶化。8月23日，麦克唐纳辞职。

国民内阁

然而，第二天早上麦克唐纳并没有被保守党-自由党组成的政府所取代，而是继续担任新的“国民内阁”的首相，只不过几乎所有他的工党同事都将被新政府排除在外。在随后于10月举行的大选中，新政府（这届政府后来取消了英国的金本位制并使英镑贬值）以556个席位的压倒性多数重新当选。工党的议席减少至51个；几乎其全部重要前阁员在大选中均遭失败。这届国民内阁将为30年代的英国定下基调，而其象征性的首脑麦克唐纳逐渐从政治舞台上淡出，成为日益可悲的人物。鲍德温则坚持到1937年。那时他仍然能集聚足够的政治力量和谋略。例如，1935年他推动议会通过了给予印度更多自治权的法案；1936年，当尚未加冕的爱德华八世既想继承王位又想与离过婚的美国女人沃利斯·辛普森（Wallis Simpson）结婚而违反政治惯例与政府产生矛盾时，鲍德温自始至终都占据上风。但是这届政府的主要力量来自于保守党自身。该党摒弃了维多利亚时代乡绅的刻板形象，转而形成了一种新的技术官僚的风格。其中占主导地位的是张伯伦。他是著名的伯明翰集团的继承人，无论在国内还是（后来）在国外，他在30年代的政治生活中都是一个突出人物。正是张伯伦领导了30年代早期英国经济的部分复苏。政府对住房与耐用消费品进行了大量投资，英格兰中东部地区和英格兰南部的先进工业区出现了新的富足现象。诸如南威尔士、达勒姆、坎伯兰以及苏格兰等老工业区出现的人口流失则因为城市郊区和轻工业中心的新增长而得到平衡。政府采用了鲜明的、管理和管制的风格，在经济政策上走的是“中间路线”。农场主们从牛奶和其他市场计划以及生产配额中得到了实惠，而城市城郊居民得到的好处则表现为改进的交通（最明显的例子是伦敦的地铁）、扩展的煤气和电力服务以及廉价的住房。在1932年的渥太华会议上，英国放弃了奉行长达一个世纪之久的自由贸易政策。新启动的关税政策与帝国特惠的商业体系持续运行到70年代。关税对英国经济的影响引起了深刻的争论，但是垄断化了的钢铁工业成为显现出盈利迹象的工业巨人。选民们因此对国民内阁充满了感激之情。他们在1935年的大选中再次选择了国民内阁——此时几乎是清一色的保守党人——并给予张伯伦的管理式的保守主义政治主张广泛的支持。这种支持一直持续到在外交政策上出现新分歧的30年代末。

阶级与地区差异

国民内阁的政治极为明确且毫不愧疚地建立在阶级差异和地区分野的基础上。老旧工业区被置于“特别地区”计划的保护下。按当时流行的说法，工业化的苏格兰、英格兰东北部、坎布里亚郡、约克郡和兰开夏郡的大部分地区以及南威尔士属于“萧条地区”并且自我封闭。只有当来自这些地区的难民出现在伦敦和伯明翰街头参加反饥饿游行或向剧院观众队伍乞讨时，外部世界才注意到它们的存在。这些所谓的“萧条地区”的生活方式是具有讽刺意味的自力更生。在这些地区，工业正在萎缩，意味着其应税收入的进一步下降；而这又意味着社区设施的进一步破败、工业衰落速度加剧，这样整个循环怪圈比以往更加严重。

当时最具影响力的一些文学作品——乔治·奥威尔的有些晦涩难懂的长篇小说《通往威根码头之路》、沃尔特·格林伍德（Walter Greenwood）充满同情心的《救济之爱》、刘易斯·琼斯（Lewis Jones）在《马尔蒂》和《我们活着》中对威尔士矿区生活的描述——深刻揭露了这种结构性贫困对当时社会与文化造成的影响。但是政府几乎没有采取任何措施从根源上解决问题。当地的贵格教徒们和其他理想主义者有一些慈善之举。政府通过从特别地区的收益提供了一些援助，但是实质上政府没有采用任何新的地区政策来彻底改造这些地区的工业基地并使其多样化。托马斯·琼斯（Thomas Jones）讽刺性地建议将这些地区改成露天考古博物馆，而这些地区的居民们则可乘火车去往达格纳姆或豪恩斯洛等地获取工作。政府也提出了建立商贸机构的新计划，这些商贸机构对集体搬入老旧工业区的企业家们提供便宜的房产税或优惠投资贷款。例如白金汉郡的斯劳镇就成为30年代大量工业活动的焦点，虽然它丑陋的建筑成为约翰·贝奇曼（John Betjeman）毫不留情冷嘲热讽的对象。但是总的来说，财政部与英格兰银行联合采取的紧缩政策以及政府的缺乏紧迫感使这些主要工业区没有得到有效的支持。直到1935年国防白皮书发表之后，在重新备战的影响下，对工程与飞机制造的重视才使就业有了实质性的改善。

然而，受到大萧条冲击的工业化地区被冷落的主要原因是这些地区相对自足且规模有限。英国其他地区的大部分人口发现大战浩劫之后的生活还过得去，并且在许多方面还相当令人愉悦。30年代通货膨胀率很低，私有住房便宜，而且消费者的选择越来越多。1933年至1937年之间，年平均建造住宅达34.5万套。汽车工业以及电气、化工和纺织工业的大公司出现了持续繁荣。在英格兰中部地区，像莱斯特和考文垂这样的城市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增长和富足。生活的回报从未像现在这样明显。赫伯特·查普曼（Herbert Chapman）的阿森纳足球队的职业球员们尽管报酬不高，但却顿顿吃牛排、喝香槟。在外伦敦地区，地铁在扩展，向北通到赫特福德郡边缘的柯克佛斯特，向西通到白金汉郡边界的阿克斯布里奇，这表明了白领人口在服务和专业领域的扩张。在亨登、哈罗和金斯伯里等成长中的郊区出现了方便的购物区以及许多电影院和足球场。中产阶级缺乏规划的半独立式房屋带沿着交通主干道延伸，直到周围的乡村，并没有受到旨在保护城市周围“绿化带”的环境控制计划的多少限制。伦敦市郊的西大道成为无控制的产业与住宅开发的笑柄，充斥着毫无风格依据的各种工厂（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后来的一代经常认为这些建筑是现代艺术的里程碑）。如果对30年代大失业与大萧条中英国缺乏社会变革的一种解释是人们对这些老旧工业区的政治与经济缺少关注，那么另一种解释则是大战浩劫后相对未受影响的人口中越来越多的人持续追求令人惬意的市郊生活方式。

因此，30年代的英国在欧洲展示了令人惊异的稳定局面，而欧洲大陆则目睹了被极权与独裁涂炭的德国、意大利和奥地利，以及陷入混乱的法兰西与西班牙共和国。英国的社会与文化等级制度变化极小。议会、法庭以及以公学为基础的高度分层教育体系（以牛津与剑桥为主导）的声望和以往一样高。君主制通过巧妙回应大众民主面貌的微小变化而保持了自己的威信，其中的范例之一是乔治五世出席一年一度的工人节——温布利体育场足球决赛。国王1935年的银婚纪念引发了全国性的欢庆。即使与爱德华八世逊位有关的短暂危机也基本未对君主制造成破坏。英国悠然地孤立于欧洲大陆之外，而这块大陆正被英国人知之甚少的遥远民族闹得四分五裂。

艺术

在艺术领域，30年代在许多方面都是一段极为繁盛且富有创造力的时期。在诗歌方面，最重要的人物仍然是艾略特，他是一个出生于美国的保守派盎格鲁天主教徒。他的《四个四重奏》在1930年开始发表，并一直引人注意地延续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事实上，艾略特对戏剧这种艺术形式的兴趣越来越浓，并出版了《教堂里的谋杀》（1935年）。此剧对托马斯·贝克特（Thomas Becket）的殉难进行了有力的评说。然而，这一时期最有影响力的作家对20年代布鲁斯伯里学派不问世事的价值观均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在时代的漩涡中，更年轻的诗人，如W. H. 奥登（W. H. Auden）、斯蒂芬·斯彭德（Stephen Spender）、塞西尔·戴-刘易斯（Cecil Day-Lewis）以及路易斯·麦克尼斯（Louis MacNeice）等，则反映了时代的政治激情。奥登著名的诗篇《西班牙》（1937年）的灵感源于他本人对西班牙内战的短暂参与，颇能代表当时的文学氛围。值得注意的是，如果没能成为共产主义者的话，所有这些年轻诗人都对新马克思主义抱有好感。与此相反，当时更有才华的两位小说家伊夫林·沃（Evelyn Waugh）和格雷厄姆·格林（Graham Greene）尽管具有不同的政治面目，都皈依了罗马天主教。

30年代英国的音乐成就则不那么突出。国王的御用乐师埃尔加于1934年去世，但事实上自从1919年创作悲情凄凉的大提琴协奏曲之后，他几乎没有再创作什么重要作品。古斯塔夫·霍尔斯特（Gustav Holst）和弗雷德里克·戴流士（Frederick Delius）的浪漫音乐不得不与伊戈尔·斯特拉温斯基（Igor Stravinsky）和阿诺德·舍恩伯格（Arnold Schoenberg）的追随者们无调性甚至无结构的实验作品竞争。用全音阶技巧进行当代创作但却深深根植于英国风格和主题的阿诺德·巴克斯（Arnold Bax）和拉尔夫·沃恩·威廉斯（Ralph Vaughan Williams）的交响诗向人们展示，现代形式可以和民族音乐传统相结合。

在视觉艺术领域，30年代在雕塑和绘画方面都是个令人激动且充满创新的时代。亨利·摩尔（Henry Moore）的作品开创性地为英国雕塑带来了新的生机。他是约克郡一位矿工的儿子，雅各布·爱泼斯坦（Jacob Epstein）的学生。另一位先锋则是画家本·尼科尔森的妻子芭芭拉·赫普沃思（Barbara Hepworth）。这段时期英国的绘画也很有活力，例如斯坦利·斯潘塞（Stanley Spencer）乡村风格的基督教象征主义以及纳什与法国超现实主义的成功结合。有了在建筑和设计方面急需的创新，30年代英国的面貌总的来说比以前更好看了，这是自从诺曼·肖（Norman Shaw）、查尔斯·沃伊齐（Charles Voysey）和查尔斯·伦尼·麦金托什（Charles Rennie Mackintosh）在1914年之前创造辉煌以来从未有过的景象。从体现沃尔特·格罗皮厄斯（Walter Gropius）和德国包豪斯建筑学派影响的戏剧性公共建筑，到具有新艺术或装饰格调的工业厂房和奥迪恩连锁影院，再到像弗兰克·皮克（Frank Pick）和查尔斯·霍尔顿（Charles Holden）为伦敦交通局设计的新地铁站那样世俗但却地标式的建筑，英国的建筑在许多方面背离了传统，做到了真正意义上的解放。在普通人能够参与的水平，皇家学会与亨利·伍德爵士（Sir Henry Wood）在皇家阿尔伯特音乐厅举行的“舞会”音乐会所展现的新生活标志着一定的文化进步，如果说还达不到文化革命的程度的话。

外交

因此除了老旧工业区之外，30年代的英国从很多方面来说都是个保持着内部和平的国度，而且由于一些文化想象力而充满了活力。但是这种氛围在1937年陡然发生了转变，不是因为国内的不团结或对此的重新评价，而是因为外交事务上的外来冲击。20和30年代英国内部的和谐建立在一种平静外交政策的基础之上。这种由凯恩斯1919年所倡导，并且使劳合·乔治在1922年下台的氛围弥漫于整个社会。右翼采取的对外不进行军事干涉和冒险的方针遭到了左翼的强烈反驳。他们认为1919年的和平安排是报复性的，并且在道德上站不住脚，这是国家利益与帝国利益对抗的产物，而不是政府真正渴望一个更加和谐的世界。20年代，英国的国防力量逐渐削弱，而这几乎没有受到公众的反对。其根基在于“十年之内”不会发生世界大战的前提设想。在这个时期，战舰的数量尤其遭到当时的财政大臣丘吉尔的削减。刚刚竣工的新加坡巨型海军基地已然成为不合时代的东西。主要的军事投入是在印度的统治，但是对圣雄甘地和国大党运动的逐渐和部分的容忍使英国在南亚次大陆的驻军从1925年的5.7万缓慢减少到1938年的5.1万人。同样，与爱尔兰自由邦日渐和谐的关系导致了1936年英爱“协议”的签署以及实际上免除爱尔兰所欠英国的所有债务。这极大地消除了军事或海军开支的另一个潜在来源。

甚至在1933年1月阿道夫·希特勒（Adolf Hitler）就任德国总理之后，30年代初期英国公众的情绪仍然是被动的。除了欧内斯特·贝文（Ernest Bevin）领导的运输与普通工人工会等少数例外，英国的劳工运动是倾向于和平解决争端的。贝文的工会则坚决反对右翼国民政府进行的军备评估。在代表社会主义的左翼，斯塔福德·克里普斯爵士（Sir Stafford Cripps）等人民阵线的代言人则敦促与苏联结盟并且主张只有社会主义才是解决国际纷争的真正良方。与此相反，大多数保守党人不希望采取冒进的外交政策，尤其是鲍德温，他使人们相信未来真正意义上的国防是不可能的，因为防御将主要由空军的力量来决定。轰炸机总是能够突破防线。对于1931年的满洲危机〔1〕或1935年的阿比西尼亚危机，英国保守派政府对维护国际联盟的权威缺乏起码的兴趣。右翼人士，特别是一些报业大亨们，宣称大不列颠与希特勒的德国之间有着同源于条顿民族以及反共产主义的共同基础。在泰晤士河畔马洛附近，贵族阿斯特（Astor）夫妇的克莱夫登庄园，成为一个包括了政客与新闻记者等各色成员的团体经常光顾的理想地方。人们普遍认为这个团体改变了外交部的政策，使之朝着他们希望的方向发展。

当行动的时机来临时，公众仍持反对意见。希特勒于1936年初将军队开到了莱茵河畔，直接违反了《凡尔赛公约》不许驻军的规定。当时只有像遭到孤立而且不受欢迎的丘吉尔等少数人呼吁英国对此采取军事回应。更早些时候，英国公众，尽管非常尴尬，普遍认可了外交部对意大利入侵阿比西尼亚后采取的绥靖政策。事实上，意大利占领非洲之角这个古老帝国时，英国几乎没有进行经济与军事干预。英国对国际联盟和集体安全的原则进行过正式承诺，但事实上没有起多大作用。外交大臣塞缪尔·霍尔爵士（Sir Samuel Hoare）充当了阿比西尼亚危机的替罪羊，但是对贝尼托·墨索里尼（Benito Mussolini）领导下的意大利采取绥靖政策很明显是政府的集体决定。现有的内阁记录证实了这一点。不管怎么说，几个月后霍尔重新进入政府，而且没有受到什么反对。当西班牙民选的左翼共和政府遭到佛朗哥（Franco）将军领导的右翼民族主义部队入侵，并且该侵略行为后来进一步得到了意大利和德国的军事援助时，英国政府再次死板地采取了“不干涉”政策，即使这意味着西班牙民主的最终覆灭。1937年10月，自信的政治强人张伯伦取代了推行被动无为的绥靖主义的鲍德温。张伯伦积极主动地寻求与法西斯独裁者妥协，这代表了英国对欧洲不干涉主义情绪的增长。政府官员中的关键人物，如霍勒斯·威尔逊爵士（Sir Horace Wilson）和内维尔·亨德森爵士（Sir Nevile Henderson，英国驻柏林大使），对这一政策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公众情绪的变化

然而在各种不同的层次，公众的情绪突然开始转变。甚至政府也开始转变观念，认识到加强国家防御系统的需要，尤其是在空军方面。从1935年起，以新型战机为基础的空军正在形成，这种机型由投入到雷达系统的最新科技以及其他防空防御系统作为后援。通过像亨利·蒂泽德（Henry Tizard）和他的对手弗雷德里克·林德曼（Frederick Lindemann）等人的努力，科学创新的呼吁又一次零星地传到了权力阶层那里。到了1937年，重整军备的计划已经依稀可见，虽然财政部由于担心预算的平衡极力阻挠该计划。现在已知的情况是，当时仅与美国私下达成的财政援助安排就足以支持经济困难的英国实施扩军计划。在更广的范围里，公众的心理已被西班牙内战事件所深深触动。不仅仅是诗人奥登或散文作家奥威尔这样的人物，连许多参加过国际纵队的英国工人志愿者都倾向于对国际主义作出新的承诺。来自德国的犹太难民使英国人认识到了希特勒政权及反犹主义的现实。甚至工党的左派，如工会领袖贝文和沃尔特·西特林（Walter Citrine），也转而竭力反对工党政客的新和平主义。这些政客没有向被法西斯德国和奥地利镇压的工会和劳工组织提供武装援助。张伯伦的平衡主义更难维持了。特别是作为首相，他缺乏灵活性。

德国在1938年的武装推进、吞并奥地利以及随之而来以波希米亚西部苏台德地区德国人的利益为借口对捷克斯洛伐克的威胁，导致了英国国民良心上的危机。张伯伦对此表现出了处理上的决断性。在贝希特斯加登、巴特戈德斯贝格以及最终在1938年的慕尼黑，张伯伦与希特勒达成了妥协协议。事实上，张伯伦允许德国人选择在任何时间去吞并苏台德地区而法英两国不会进行军事报复。在短时间里，这种投降政策似乎反映了公众的心态。张伯伦带着胜利的成果回到英国，以一种不祥的语句宣布，《慕尼黑协议》将给一代人带来和平。但是这种放弃责任的行为已不能自圆其说。有人认为张伯伦是在制造喘息的空间，以使英国以后能够以更有力的军事条件挑战德国。但是内阁讨论的记录并没有找到支持此种说法的证据。丘吉尔和他的幕僚、甚至因抗议张伯伦的外交政策而从外交部辞职的艾登（Eden）等人的批评则与公众的情绪更加一致。到了1938年底，当《慕尼黑协议》意味着牺牲捷克斯洛伐克的民主以满足德国武装扩张的事实昭然若揭时，英国人的愤怒情绪是非常强烈的。仅仅几个月前，张伯伦还是一个呼风唤雨的人物，被认为是自1916年劳合·乔治以来最有权势的首相。而现在，他却像个要落荒而逃的人。扩军备战提到议事日程上来，政府与工程工会进行了新的磋商，以便提高军火与飞机的产量。

当希特勒最终于1939年3月入侵布拉格时，公众的愤怒爆发了。鉴于苏联不能承诺协助保护波兰的东部边界，外部压力迫使张伯伦承诺在军事上保卫这个远离英国的东欧国家。自1812年半岛战争以来英国保持了一个世纪之久的对欧洲大陆不干预的政策现在突然发生了逆转。政府几乎被可怕的公众意见吓倒了。政府甚至正式尝试与苏联结盟，但进展太慢而最终以苏联在8月与德国订立互不侵犯条约而告终。整个夏季，全国沉浸在一种决心集中国家和帝国的全部资源抵抗德国侵略的新情绪中。1939年9月1日，希特勒发动了决定其命运的对波兰的入侵。几次与德国进行的最后谈判失败后，张伯伦在9月3日广播宣布了英国对德国的宣战。在这一点上全国的意见是一致的，甚至弱小的共产党也给予了支持。该党许多领导人反对莫斯科的官方路线并投身于反法西斯事业。在下议院，工党议员阿瑟·格林伍德（Arthur Greenwood）“代表英格兰”的发言后来证明也代表了威尔士、苏格兰、北爱尔兰以及所有自治领的声音。

在绥靖政策论争的最后阶段，公众辩论的气氛史无前例地激烈。30年代初期的平和自足被抛到了一边。在涉及到无尽的失业悲剧、“救济”丑闻以及“救济资格审查”等问题上，国民内阁与工党一直针锋相对。除此之外，右翼内部也存在巨大分歧。分歧的双方是张伯伦、西蒙、塞缪尔·霍尔等《慕尼黑协议》缔结者及其追随者和以丘吉尔为首的谴责懦弱可耻的绥靖政策的民族主义批评者们。捷克斯洛伐克等事件的深远影响把左派和右派的抗议者们越拉越近，而这一点是西班牙和阿比西尼亚事件所没能做到的。国内和国际冲突汇聚成一股波涛汹涌的激流。张伯伦这位30年代繁荣的主要设计师、城郊中产阶级的代言人、30年代叱咤风云的领袖，突然变成了令人憎恶的、虚伪和堕落的政治秩序的象征人物。在绥靖“罪人”中，他首当其冲地受到两位激进青年新闻记者迈克尔·富特（Micheal Foot）和弗兰克·欧文（Frank Owen）在1940年的猛烈抨击。这也许是自约翰·威尔克斯（John Wilkes）以来政治宣传所取得的最大成就。

在这样的时刻，张伯伦领导下的任何社会都很难为一种共同事业团结起来。然而，正如1914年8月发生的那样，英国团结起来了。的确，当战争在1939年爆发时，所有地区和阶层的人们都意见一致。正如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那样，公众认为现在英国是代表被压迫民族和被迫害种族进行的神圣之战——事实也的确如此，比1914年有过之而无不及。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资本家和工人、社会主义者和保守主义者们因为不同的动机参战，或者怀有不同的政治目的。但是，各不相同的动机汇聚并形成了新的共识。正如20年前所做的那样，英国在全面战争的挑战和动乱中重新获得了团结和国家意志。

注释

〔1〕　满洲危机：指日本侵略军侵占中国东北广大地区的“九·一八”事变。

第四章

第二次世界大战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的公众情绪明显没有1914年8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那样激昂高涨。那时的军事主义与和平主义的冲突此时也没有出现。在很大程度上，这需归结于战争初期几个月怪异的特征。在1940年4月之前的所谓“假战”期间，战事似乎是遥远的，甚至几乎是学术性的。伊夫林·沃的小说《多升几面旗》贴切地描绘了这个怪异的黎明时期。政府采取了大规模的防空袭措施，在公园里挖了战壕，在空中放了许多防空袭阻塞气球，并且在公共建筑上布置了防空武器。3,800万个防毒面具被分发到男人、女人和儿童的手里；数十万学生被从主要城市撤离到边远和较为安全的乡村地区（尽管许多人后来又溜回了家）。对食品、衣服、汽油以及其他商品的定量供应突然成为习以为常的事。战争初期并没有发生大的事件，但当1919年底德国战舰格拉夫·斯佩号在蒙特维的亚港附近的柏拉特河口被三艘较小的英国战舰围困时，人们对英国海军的胜利举行了传统式的长时间欢庆活动。

图5　战争期间的儿童。1939年战争爆发时，儿童们被撤离到萨塞克斯郡的伊斯特本（上图）。1939年秋季，总共有827,000名学生被从主要城市疏散到沿海和乡村地区以躲避德国飞机的轰炸，不过许多人后来自行回家了。人们把防毒面罩分发给了在校儿童以防德国人使用毒气（下图）。事实上，防毒面罩被证明没有必要。

公众情绪的不确定反映在政府模棱两可的性质上。尽管内阁在重组时吸纳了丘吉尔本人回到海军部（正如1914年发生的那样），但政府仍然是由一帮老派人物所掌控。1931年建立的国民内阁基本未变，只是扩大了。工会对于他们的老对手兼阶级敌人张伯伦为首的政府尤其持有深深的怀疑。然后在1940年4月，冷战升温。德国入侵了挪威，分散了英国在纳尔维克驻扎的海陆军部队。之后不久，荷兰与比利时也遭到占领；法国军队则溃不成军地后撤。英伦三岛本身的安全现在处于显而易见且日益临近的危险中。

30年代的旧政权已经不能维持下去。1940年5月7—8日，下议院发生了致命的分裂。80名保守党议员奋起反抗张伯伦的领导。两天后，张伯伦辞职；丘吉尔成为战时首相，吸纳工党和自由党人加入政府。此次首相的更迭不同于1916年12月的那次明显的阴谋。的确，比起当年的劳合·乔治，丘吉尔在报界和议会有着更为广泛的支持基础，而且也得到陆、海、空高级将领更大程度的忠诚。

丘吉尔身上体现出他的同辈们所没有的传统的爱国团结精神。战争赋予他的政坛生涯以新的动力和重要性。他在广播和下议院里鼓舞人心的演讲促使他的国家在“最光辉的时刻”集聚起新的爱国意志和力量。他能够把敦刻尔克撤退的屈辱军事灾难描绘成体现了英国人机智和决断的胜利事件。当法国于六月中旬向德军投降时，英国的国土安全受到自1804年拿破仑一世（Napoleon I）时期以来前所未有的威胁。的确，英国是在孤军奋战。

陆上、海上和空中

英国进行陆海自卫的准备程度是存在争议的。在国内战线，除了发动起来的后备军，由平民组成的“国民自卫军”后来被颇为幽默地戏称为由业余乌合之众组成的“老爹军”。幸运的是，这支部队的军事力量从未得到检验。但是真正的战役发生在空中。在报业大王、现任战机生产部长比弗布鲁克（Beaverbrook）督办下，英国喷火式战机和飓风式战机的数量储备有了很大增加。从8月中旬起，德国空军发动了一轮又一轮的闪击战，先是对英国的空军基地和飞机工厂，后来在1941年则针对伦敦、考文垂、普利茅斯、利物浦、赫尔、斯旺西以及其他港口和主要城市。国民的士气和国家防御系统在这场可怕的狂轰滥炸中坚不可摧，这几乎是个奇迹。空中的“少数人”，喷火式和飓风式战机传奇般的飞行员们（他们中包括许多波兰人、捷克人以及加拿大人）从8月到10月给予德国空军以沉重打击。到圣诞节时，逼近的侵略威胁已经过去了，虽然德国对伦敦和其他城市的闪击战仍在进行。丘吉尔的声望陡涨；同样高涨的是英国人民团结一致的精神。敦刻尔克和空中不列颠之战催生出千百个神话。这些神话助长了英国潜在的孤立主义以及对国家自力更生能力不切实际的自信情绪，同时它们也使英国在战后对西欧的联盟态度冷漠。英国人意识到在卷入战争的西欧民主国家中，只有自己的国家逃脱了被占领的命运，正如他们自1066年以来一直做到的那样。因为所有这一切，1940年“最光辉的时刻”的措词捕捉住了人们对历史成就辉煌时刻的自豪和激情。

随后在陆上、更重要的是海上和空中的战事发展对英国的国际地位与帝国地位产生了重要的长期影响。战争的起因是保卫国家安全、平衡西欧大国势力的传统欧洲冲突。英国海军对北海和大西洋北部的西岸一线进行了广泛的军力部署以便控制英吉利海峡。事实上，这种策略在1941年夏天成功奏效。德国人对英国的入侵行动（对此希特勒在许多方面一直犹豫不决）受挫，德国空军的进攻也以失败告终。英国商船队的运输以及（自1941年初起实施的）美国《租借法案》的安排确保了英国在战争的余下阶段有最起码的食品和原材料供应；英伦三岛本身即使在德国潜艇战加速击沉英国船只的情况下也不存在迫切的危险。丘吉尔对中立国爱尔兰的港口及其反英派总理德·瓦莱拉（de Valera）的动向进行严密关注。1944年夏秋德国从荷兰基地发射的V1和V2制导导弹造成的进一步危害使人们深感不安并造成英格兰东南部生命与财产的很大损失。但这基本上也没有引发国家安全的大问题。

帝国主题

然而从1940年末起，这场战争展现出了更加宽泛的帝国主题。这场战争最初是一场保卫西欧和中欧免遭德国法西斯威胁的一场冲突，后来却很快演变成通过更广泛努力来维持英联邦国家和大英帝国的战争，就如同他们在过去的数十年所做的那样。白人自治领——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以及有些犹豫不决的南非——均迅速给予英国在原材料和海军武装等方面的援助。除此之外，英国在印度与埃及所欠债务急剧增长。虽然这种“英镑结存”在战后造成了很大的麻烦，但它们在协助支付英军供应，尤其在解决英国海外资产损失和“无形”收入下降的问题上，起了关键作用。1941年6月苏联的参战以及1941年12月日本袭击珍珠港的美军舰队后美国的参战使这场战争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大战，在每个大陆和大洋展开。这也意味着无所不在的大英帝国将会处于切实的威胁之中。

英国陆、海、空军的大量兵力投入到保卫中东地区的传统运输线上。这条运输线以苏伊士运河为中心、以波斯湾及其腹地的丰富石油储藏为基础。在意大利于1940年8月参战后，英国部队成功地压制住了在阿比西尼亚和索马里兰的意大利军队。更多的军力则用来保护埃及和北非沿海地区。1941年，英国军队在阿奇博尔德·韦弗尔爵士（Sir Archibald Wavell）将军的指挥下夺取了昔兰尼加并且向的里波利推进，但后来又被迫退守埃及。1942年初托布鲁克的失守导致了国内的政治危机，险些使丘吉尔下台。

1942年后半年最重要的战事是英国第八军在克劳德·奥金莱克（Claude Auchinleck）上将和后来伯纳德·蒙哥马利（Bernard Montgomery）将军领导下英勇阻击德军向开罗和苏伊士的挺进。然而，蒙哥马利于1942年11月在阿拉曼的最终突破使得英军成功攻入现今的利比亚并继续挺进，通过的里波利攻入突尼斯。在这里，蒙哥马利与奥马尔·布拉德利（Omar Bradley）将军率领的美军会师，并从最初的着陆点阿尔及尔附近向东推进。随后的联合行动，包括攻下西西里和从安齐奥海滩到阿尔卑斯山一线对意大利的持续挺进，又一次体现了英国对确保帝国战略运输线以及控制地中海东部地区的关注。那些主张1943年在法国开辟第二战场以缓解俄国红军压力的人们对这种集中兵力于地中海地区的做法非常失望和愤怒。然而丘吉尔的地中海战略占了上风。1944年，英军再次在希腊登陆。他们赶走了德军并镇压了当地的左翼运动者：希腊民族解放军。

在远东，这场战争同样涉及到拼命保护帝国根基的问题。日本军队通过中国侵入印度支那与荷属东印度，并且攫取了在菲律宾的所有美军基地。鉴于印度次大陆受到的威胁，这一切都使丘吉尔把远东放在甚至比中东更高的军事优先位置上。英军的损失是惨重的。其中最可怕的事件是“威尔士亲王”号和“反击”号战舰在1941年12月10日被日军炸弹和鱼雷击沉。然后是日军快速挺进马来亚以及1942年2月15日在新加坡的8万多名英国和帝国部队军人投降。这场灾难源于指挥官珀西瓦尔（Percival）将军以及丘吉尔本人（他低估了日军的战斗力）的错误估计。丘吉尔在下议院将此描述成“英国有史以来最糟糕的投降”。这标志着大英帝国的衰落。例如，从此以后，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在太平洋地区转向美国寻求保护，而不是向帝国的宗主国。

然而，之后并没有出现更糟的灾难。日军对缅甸的进攻受到了遏制；英军涌现了一些英勇作战、表现出色的部队，例如奥德·温盖特（Orde Wingate）领导的缅甸远征军特种部队。英国在印度的统治，虽然受到次大陆本身国大党运动以及日军在缅甸骚扰的威胁，仍然得以维系。到1944年底，英国在东亚及太平洋地区的地位，即使是丧失了马来亚、新加坡和香港，仍然是强有力的，虽然它得借助于美国陆军和海军的协助。

终于，1944年6月，在德怀特·D. 艾森豪威尔（Dwight D. Eisenhower）和蒙哥马利将军指挥下，盟军从诺曼底海滩登陆，攻入法国。战争重点又转移至欧洲。英军在这最后阶段采取的战略导致了军事史学家的争论，尤其是对挺进法国北部和低地国家的拖延。在阿纳姆的空降是个严重的失败。即使如此，英军很快取得了战役的胜利。蒙哥马利将军于1945年5月9日在吕讷堡荒原正式接受了德军的无条件投降。希特勒本人在几天前自杀了。日本的广岛和长崎遭受到原子弹袭击，11万人丧命。日本于8月15日投降。

战争的影响

自始至终，这场战争紧紧攫住了国人的心，没有出现类似1914—1918年第一次大战期间公众的质疑或者乐观的沙文主义。最令人满意的事实是，比起1914—1918年持续了艰难4年的堑壕战，第二次世界大战的6年间英国的人员伤亡要轻得多。这一次，总共有27万军人在6年里丧生，在国内遭遇德军的空袭中则有超过6万平民死亡。二战中，战役大多在外围进行，更具分散性，而且因为以技术为基础而最终更加有效。甚至如哲学家伯特兰·罗素（Bertrand Russell）这样的和平运动前辈都感到这几乎算是一场高水平战争。与此同时，围绕英国在外部世界的作用的主要问题仍然没有解决。在中东和远东，即使英国重新控制亚洲的香港、沙捞越、马来亚和新加坡以及非洲的英属索马里兰，帝国体系正在承受极大的压力。在战时会议和1945年7—8月的波茨坦和平会议上，美国人关心的则是加速非殖民化的进程。丘吉尔忧心忡忡，因为他成为英国首相或者血战6年并不是为了解散大英帝国。但是局势的发展并非他所能料到的。

在国内，全面战争的影响也同样巨大。和先前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一样，人口的类型和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国家对一些行业进行新的集中化控制以便调控社会和经济生活。但与1914—1918年不一样的是，国家机器这一次的运作似乎更加公正——而且这种势头很可能在战后继续下去。这场战争清晰地表现了极大的平等精神，而这在英国的任何历史时期都是没有过的。奥威尔（在《狮子与独角兽》中）感到一场社会革命正在发生。定量供应本、毒气面罩、身份证以及其他战时管制品的发放是平等的，包含着一种“平等分享”的精神。这种精神也体现在德国闪击战的共同受难经历中。一个显而易见的成就是由“被疏散者”所取得的，这些学童们被从伦敦、伯明翰、利物浦以及其他城市疏散到英格兰和威尔士的乡村。有史以来，英国的不同阶层第一次有了交汇，尽管他们可能不了解或不喜欢对方。为被疏散的城市贫民区儿童提供医疗和食品服务意味着他们身心健康得到了极大改善。对他们的家长来说，战争奇迹般地意味着，经历了30年代的可怕失业后，充分就业得以恢复。平均主义也激发了对社会规划的新理想，尽管普通工人与伦敦官僚的规划之间可能并不一定有明显和必然的联系。然而其结果是，由于战时团结、平等的牺牲精神，人们就公共政策开始提出崭新的问题。同样在军队里，一种新的信念产生了，即这一次“适合英雄的国度”将不会再像1918年后那样被随便抛在一边。这种情绪被一些媒体精确地捕捉到。例如，汤姆·霍普金森（Tom Hopkinson）主编的战时画刊《图片邮报》、报纸《每日镜报》，以及约克郡作家J. B. 普里斯特利（J. B. Priestley）颇受欢迎的广播谈话节目。其中后者极具地方激进主义的威廉·科贝特（William Cobbett）式风格赢得了广泛的认同。

社会革新

体现这种情绪的最重要文件是1942年11月发表的贝弗里奇报告。这是一位严肃学者型经济学家的作品，它勾画出由中央税收保证的普遍社会保障计划。这一激动人心的计划包括产假福利和儿童津贴、普惠保健和失业保险、老年退休金和死亡补贴。用当时的话来说，它提供的保障是“从摇篮到坟墓”的。热烈的公众反应赋予毫无魅力可言的贝弗里奇以“人民的威廉”再世的明星地位，因为他的报告确保在战后的公共议程中，社会政策与其他诸如全民免费保健服务等问题一样占据优先的地位。巴洛（Barlow）报告（实际上发表于1940年）则展望彻底改造停滞的“萧条地区”的前景。随后，1945年的《工业分散法》开始了早就应该实施的扭转诸如英格兰东北部和威尔士南部等地区经济衰落的局面，主要方法是经济多元化和基础设施现代化。1942年的厄思沃特（Uthwatt）报告则提出了一种充满活力的城镇规划新方法，即在主要城市周边建设“绿化带”，控制土地的使用，以及建设“新城镇”以满足老城市扩张的需求。在所有这些战时蓝图中，最重要的是对充分就业的承诺，这体现在1943年预算和1944年的政府白皮书里。30年代的滞胀和经济及人力资源的浪费摧毁了许多社区，这一悲剧再也不能重演了。那时失业游行抗议者的领导人，例如1936年反饥饿游行的主要人物、贾罗选区议员、“红色艾伦”威尔金森（Wilkinson），现在则积极参与政府的工作。

在这一切社会革新的潮流下，最为重要的是财政政策的转变，包括对反恶性循环政策的承诺、增加人力资源预算以及对需求的管理。甚至持传统观点的战时财政大臣如金斯利·伍德（Kingsley Wood）和约翰·安德森爵士（Sir John Anderson）也接受这些计划。在财政部任职的凯恩斯本人对内阁里负责经济事务的阁员们产生了很大影响。他是1919年战后安排的主要批评者。而现在，无论是在国内预算政策方面还是外部的财政安排（包括试图通过布雷顿森林协议将国际贸易和货币理性化）方面，凯恩斯都是个关键人物。以往最保守的领域中出现了最激进的设想：对主要工业和英格兰银行实施国有化、收取遗产税，以及建立国家支付并控制的医疗制度。这些建议在保守党和工党阁员之间引发了日益激烈的争论，其中还有来自靠投机取巧成为后座议员的愤怒诽谤，比如直言不讳的格拉斯哥犹太人伊曼纽尔·欣韦尔（Emanuel Shinwell）与聪明过人的前威尔士矿工安奈林·比万（Aneurin Bevan）。但是在传统战时领袖丘吉尔领导下，社会各界和知识界的这种热烈争论的确是一种新气象，比1917—1918年的“重建”讨论更加切中时弊而且更加深入人心。

图6　《地铁防空洞透视图》是亨利·摩尔“防空洞绘画”系列作品之一，根据1941年利物浦街地铁站的延伸段而创作。战争岁月共同苦难的象征之一就是在伦敦闪击战期间地铁站被用作防空洞。到1940年9月时，有17.7万人在地铁系统里过夜。始自利物浦街地铁的未峻工延伸段就容纳了1.2万人，其中许多人连续数周待在地下铁道中。

艺术

在文化和艺术方面，这场战争给旧的价值观带来了一些新的生机。值得注意的是，文学方面没有取得1914—1918年期间那样的成就。没有产生那个时期“战地诗人”式的一代。战时艺术家们则受到了某种程度的鼓励；政府资助他们描绘闪击战和其他战役的经历。摩尔、约翰·派珀（John Piper）和格雷厄姆·萨瑟兰（Graham Sutherland）是其中三个最有名的例子。

有趣的是，音乐在当时得到了极大的促进，它尤其受到战时创立的音乐和艺术促进委员会的支持。伦敦闪击战时期由迈拉·赫斯夫人（Dame Myra Hess）主办的午餐钢琴音乐会展现了公众对音乐新的热情。作曲家的成果则体现在迈克尔·蒂皮特（Michael Tippett，他是创作出感人的人道主义作品《我们时代的孩子》的和平主义者）和本杰明·布里顿（Benjamin Britten）的伟大作品里。后者的《彼得·格兰姆斯》首演于1945年6月。它在很大程度上从50年前吉尔伯特和苏利文的轻松作品中汲取养分，给英国歌剧注入了引人注目的新活力。战争期间，电影成为更为人们所熟知的创新艺术形式。像《与祖国同在》和《相见恨晚》这样的影片实际上植根于战时的主题——分离、迷惘、牺牲——并赋予商业化的电影业创新性现实主义的色彩。

然而在所有文化传播媒体中，英国广播公司对公众的影响力最大。喜剧演员汤米·汉德利（Tommy Handley）、流行歌手薇拉·琳恩（Vera Lynn）以及战地记者理查德·丁布尔比（Richard Dimbleby）和温福德·沃恩·托马斯（Wynford Vaughan Thomas）等成为他们时代伟大的娱乐明星和信息传播者。在受到陌生的社会和知识思想影响的世界里，英国广播公司基本上保持了它的保守和稳妥性，尊重上帝、国王、家庭、生活的连贯性和民族传统的持久性。在6年的战争浩劫中，这似乎是大众所要求并需要的。

教育和社会变革

无论如何，英国人口的知识觉悟和教育水平越来越高。英国的教育制度自1918年以来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发展教育的预算被1922年格迪斯（Geddes）的经济政策残酷地削减了。大部分的工人阶级社区都没有中学，就读大学或其他高等教育机构的人口比例到1939年止远远低于国际水平，而且除了在威尔士以外几乎全是富裕阶层或中产阶级的子女。因此，1944年的《巴特勒教育法案》是战争期间又一个社会里程碑。它为一套新的全面中等教育体制奠定了基础。在该体制中，学校像法国一样划分成三类——现代中学、文法学校和技术学校。与此同时，通过赋予文法学校新的生机以及规划未来增加对学校建筑与设备的投资，该法案有助于确保识字率的极大提高以及社会与职业更大的流动性。在战后的世界里，无论人们对吸纳不成功的大多数人的“现代”中学的水准存有什么疑虑，文法学校毕业生的时代一定会到来。〔1〕

无论工人阶级和知识阶层对社会变革甚至革命的热情有多么高，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果是政府致力于回归传统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英国社会中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差距则小得多。的确，公众对变革的要求与资方对战前社会不公和分化危险的认知所达成的一致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给英国人民留下的最重要的遗产。其中一个主要方面是现在的工会再也不会像1918年之后那样被政府抛在一边了。当时最有权势的工会领袖是运输与普通工人工会的贝文。在丘吉尔于1940年5月任命他担任劳工大臣后，贝文成为英国国内具有支配地位的内阁大臣。在他的主导下，工会与政府合作制定了工作条例、改善了劳资关系而且取得了在经济计划战略上前所未有的密切合作。英国工会联盟的书记西特林实际上成了政府的助手。

战争期间的确发生过罢工，主要是1942年肯特的矿工、1941年克莱德的男学徒们以及1942—1943年的南威尔士工人。但是与正在形成的、更广泛的共识相比，这些事件都是相对简短的插曲。到1945年战争接近尾声时，工会联盟起草并修改了它的公共优先议程名单。这些议程包括对主要产业及公共服务业的国有化、保持充分就业、建立以贝弗里奇报告为依据的福利国家以及基于战时“平等分享”原则的更加公平的财政政策。

政治激进主义与重建

在各个阶层，人们的这种感觉与一种明显的政治激进主义情绪相呼应。的确，1940—1945年期间英国可以说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快地转向左倾。丘吉尔政府里的工党大臣们对国内形势影响巨大。贝文、副首相克莱门特·艾德礼（Clement Attlee）、内政大臣赫伯特·莫里森（Herbert Morrison）、格林伍德、休·多尔顿（Hugh Dalton）以及其他阁员们成为公众熟悉和信任的人物。他们是战后重建能够切实实施的信心保证。人们同样信任革新派的保守党大臣，例如起草了教育法案的巴特勒。他们的观点与计划者们的新思想相一致，而后者中的许多人是像凯恩斯或贝弗里奇那样的自由派理论家，或者干脆是没有政治派别的技术官僚。

在议会和政府控制之外，很明显公众的情绪日益激进——至少这反映在报纸进行的盖洛普民意调查记录上，虽然当代人很少注意源于美国的这种收集社会学证据的陌生形式。在补选中，倾向基督教社会主义的均富党获得了几次胜利。斯大林格勒战役和苏军挺进柏林后，公众对苏联红军的热情普遍高涨。甚至在军队里，据说左翼等新思想在热衷时事的圈子里传来传去。西非沙漠或远东军人的家书也发出要求战后建立一个更公平世界的坚定呼声。

战争结束时，重建成为一个越发清晰和深入人心的观念。而在1918年，许多设想不够周全而且很快就遭到财政部的否决。这一次则更像是一场人民战争。重建构想更加清晰精确，而且有着更加民主的基础和更多知识分子的参与。战争一结束其结果就戏剧性地展现出来。丘吉尔的联合政府在1945年5月突然解体。这时，德国投降仅仅数日，而远东的抗日战争仍在继续。令丘吉尔不可思议的是，代表底层民众的工党全国执委会坚持要求工党大臣们退出政府。大选定于7月举行。

1918年的“优惠券选举”自始至终都是虚假的。即使不像凯恩斯所批评的用“绞死德国皇帝”的狂热沙文主义破坏选举那样严重，这一因素毫无疑问也是存在的。普遍的爱国热情使得1918年11—12月的大选没能体现公众的真实情绪。然而1945年6—7月，公众更加清醒并将精力更精确地集中在住房与医疗、充分就业、工业振兴等战后社会问题上，而不是外部的和帝国的问题上。从这种意义上来说，受人敬重的战时领袖丘吉尔的权威和声望不但与主题无关，甚至令保守党尴尬。

大选的结果令人震惊。这是自1906年以来结果最悬殊的选举。工党在议会增加了203席，总共获得了394席，而保守党仅获得210席。了无生气和沉默寡言的工党领袖艾德礼就这样被推进了唐宁街十号，成为以压倒性多数选出的政府的首脑。同时进入政府的还有一批经验丰富的人物，例如外交大臣贝文、副首相莫里森、财政大臣多尔顿以及贸易大臣斯塔福德·克里普斯爵士。这场选举是对战争岁月氛围变化的鲜明评价，毫无疑问是对充满了痛苦记忆（慕尼黑协议、西班牙内战、加尔洛事件以及反饥饿游行）的30年代迟到了的判决。英国历史上极少有类似这样展现出与传统决裂情景的时刻。左翼大臣们和广大选民们一样感到既激动又迷惘。正如工党新大臣詹姆斯·格里菲斯（James Griffiths）在这场巨变中所表达的迷惘之词，“在这之后——会怎样？”

注释

〔1〕　英国的文法学校相当于中国的重点中学，一般成绩优秀的学生才能入学，其毕业生上顶级大学的比率也远高于一般的公立学校。

第五章

战后的世界

事实上，政策在一个阶段的延续后接着是另一个阶段的延续。1945—1951年的工党政府6年的执政在国内得到了强有力的支持，虽然偶尔也遇到困难。这届政府创立了一种新的共识，即以混合经济和福利国家为基础的社会民主。这种制度使英国顺利地度过了战后的转型期并将其精神传给了下一代或好几代。直到20世纪70年代后期截然不同的政治和经济形势出现之时，战后形成的艾德礼遗产才受到决定性的挑战。在此之前，战后政权引入的革新与稳定相平衡的体系似乎符合大多数人的意愿。

公有经济部分与福利国家

在一定程度上，艾德礼政府实施了持久而出色的改革计划。主要的产业和机构被纳入公有制体系——煤炭、铁路、公路运输、民用航空、煤气、电力、有线及无线广播，甚至英格兰银行。全国总计有20％的产业被纳入“公共部分”。与百姓脱节的私有公司资本家集团被同样与百姓脱节的公共公司官僚组成的董事会所取代。直到1948—1949年钢铁行业国有化导致政府内部分歧浮出水面，1945年在工党竞选宣言中提出的公有制的前提才开始受到挑战。

图7　1945年8月23日组成的由艾德礼领导的工党内阁。前排（从左到右）包括艾迪森勋爵、乔伊特勋爵（Lord Jowitt）、斯塔福德·克里普斯爵士、阿瑟·格林伍德、欧内斯特·贝文、克莱门特·艾德礼、赫伯特·莫里森、休·多尔顿、A. V. 亚历山大（A. V. Alexdander）、詹姆斯·丘特尔-伊德（James Chuter-Ede）以及艾伦·威尔金森。工党是以超过150席的压倒性多数重新执政的。

公共财政支付的社会福利（被大众称为“福利国家”）也有极大的扩展。其中最引人注目且最具争议的是1946年由比万提出并于1948年7月实施的国民保健服务体系。该体系在当时引起很大争论，其中很大的阻力来自医生们。他们警觉地认识到实施政府支付体系将使他们成为国家的雇员，而且会废弃例行的私人行医制度。然而，战后的大众共识非常强大，迫使该法案通过并使全民公费医疗成为现实。其他重大措施包括1946年引入的全民保险制度（基于贝弗里奇的战时建议）、国家补贴的“廉租住房”运动（截至1952年建成了超过100万套新住房和临时住房）、养老金的提高、义务教育年限的增加，以及儿童补贴。

这些措施在当时并不是像有人宣称的那样得到所有人的支持。政府对其批评者作出了许多妥协。比万本人不得不同意允许保留职业医生的私人行医权，以及在公立医院里保留“付费床位”，这是典型的英国式妥协。在中等教育方面，公学〔1〕与国立文法学校共存。的确，在1945年之后社会主义管理盛行的岁月里，伊顿公学和其他私立教育机构取得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它们的慈善社会地位受到国内税收的保护。公房计划迫于鼓励开发商卖房和“有产民主”原则的压力而弱化。

尽管存在各种各样的缺陷，福利国家的政策得到了广泛的支持，并且在之后的20年里被视为一个平衡人道社会的重要特性。1951年4月，大臣们就镶牙和配眼镜在保健制度内是否应收费的问题发生了激烈争论。这导致了安奈林·比万和另两位大臣的辞职。虽然如此，全民支持的普惠福利的主要原则在很大程度上延续下来，没有受到太大损害。同样延续下来的是政府对充分就业和振兴威尔士谷地、达勒姆、坎伯兰和苏格兰中部工业带等败落地区的承诺。鉴于得到的这些利益，英国的工会会员们愿意克服工资冻结、货币贬值和其他困难。他们对自己政府的忠诚超越了所有的分歧。

变化中的生活水准

后来的传奇故事将这一时期描绘成艰难和黯淡的时代。从某些方面来说的确如此。一开始，英国就面临偿还巨额战后债务的问题。原材料和基本食品的供应出现持续短缺。缺少美元所造成的与北美洲贸易失衡使形势雪上加霜。这一时期引起人们恐慌的事件还有1947年7月的外汇自由兑换政策实行后英镑的挤兑、1949年9月实行的英镑对美元贬值以及1951年7—8月朝鲜战争期间的财政支付困难。对食品、衣服、汽油和许多国内商品的定量供应持续到1954年。由白厅千人一面的官僚们所实施的（以及被投机倒把者和“黑市”所破坏的）计划和控制成为当时惯常印象的一部分。

尽管如此，人口中的大多数，即工人阶级，认为1945年之后的岁月是维多利亚晚期顶峰之后他们所经历过的最好时期。与1938年相比，他们的工资增长了30％。生活水平提高了，就业得到保证，此外环境和教育设施也得到令人满意的改善。在一个足球与板球等流行运动、电影院与舞厅等随处可见的社会里，舒适生活的休闲方面也得到了很好的满足。海布里、维拉公园或老特拉福德等体育场每周吸引超过6万名热情（并且完全平和的）观众。

1951年，工党在执政的最后几个月里启动了不列颠展，以纪念1851年在英国举办的世界博览会。在国内经济短缺、国际事务焦头烂额之际，一些怀有偏见的批评者认为这似乎不是一个全民欢庆的时刻。然而不列颠展举办得很成功。除了其他的好处，它促使人们一举改造了泰晤士河南岸的杂乱地区，建起了罗伯特·马修（Robert Matthew）为音乐和其他艺术设计的超级新型节日大厅。展会使得建筑家、雕塑家和设计家的创造力得到发挥。同时，它还体现了英国人民的技术和制造技能。泰晤士河沿岸的巴特西地区的游乐场成为欢乐和创造的海洋。不列颠展证明英国人民在文化方面仍然充满热情与活力，他们安逸满足而且对其传统充满信心。

政治和谐

事实上，不列颠展的活力在1951年之后被保守党发扬光大。从1951年到1964年，保守党实现了连续执政，分别由丘吉尔、艾登、哈罗德·麦克米伦（Harold Macmillan）以及亚力克·道格拉斯-霍姆爵士（Sir Alec Douglas-Home）任首相。他们均遵循社会和平的政策。工会被允许扩展他们在战争期间得到加强的自由和集体谈判权。甚至在北爱尔兰都没有发生重大的罢工和国内暴力事件。福利国家制度得到加强，其条款几乎没有受到损害。充分就业仍然被给予优先的地位。人们认为是体现凯恩斯需求管理方法的“巴茨克尔”政策（巴茨克尔是保守党人巴特勒与工党领袖休·盖茨克尔［Hugh Gaitskell］的合并缩写，反映了当时的中间路线）对此提供了财政上的保证。

当失业率在1959—1960年间再次抬头时，保守党采取了与其工党前任相同的对地区进行干预的政策。这个时期的首相哈罗德·麦克米伦被左翼报纸漫画家“维基”（半是崇拜地）称为“超级麦克”。因此，1951—1964年间保守党并没有在多大程度上偏离艾德礼建立起来的共识。1964年，工党在哈罗德·威尔逊（Harold Wilson）领导下以微弱多数重新执政——1966年又以较大优势再组政府——表明在过去20年建立起来的为人们普遍接受的政治和社会框架不会有太大变化。

文学、戏剧和音乐

国内政治和谐的气氛为艺术领域创造了更大的试验和创新空间。经历了20世纪40年代的荒芜之后，50年代出现了许多著名作家的主要作品，其中有一些早在战前就开始创作：乔伊斯·卡里（Joyce Cary）、劳伦斯·达雷尔（Lawrence Durrell）、安格斯·威尔逊（Angus Wilson），以及艾里斯·默多克（Iris Murdoch）就是其中最有名的几位。英国的戏剧在这一时期经历了复兴，出现了从爱尔兰裔塞缪尔·贝克特（Samuel Beckett）与哈罗德·品特（Harold Pinter）的先锋派作品到忠实于现实主义的约翰·奥斯本（John Osborne）等人的作品。奥斯本的《愤怒的回顾》（1956）在斯隆广场激进主义的堡垒皇家宫廷剧院上演。这出剧因其对1945年以来英国社会变革的蔑视和否定而引起了极大反响。由是诞生了“愤怒的青年”模糊而浪漫的社会现象。在《另类人》中，科林·威尔逊（Colin Wilson）抓住了被异化的知识分子进退两难的困境。

诗歌也表现出极大的活力，主要体现在威尔士诗人迪伦·托马斯（Dylan Thomas）的作品上。他因酗酒于1953年在纽约逝世。北爱尔兰也出现了“阿尔斯特文艺复兴”。在英国之外，到美国访问的人注意到了英国戏剧家和演员在百老汇的垄断地位。由此人们产生了一种幻觉——即使英国在经济上衰落、技术上落后，但它的文化成就仍可与美国抗衡。

英国的音乐也非常活跃。布里顿在作曲以及歌剧创作方面尤为突出。而其他老牌人物如威廉·沃尔顿（William Walton）也充满活力。也许更鼓舞人心的是，音乐创作不再显得深奥或者仅专属于中产阶级。校园乐队和业余音乐组合遍地开花。地方举办的文化艺术节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其中最突出的是1947年举办的爱丁堡文化艺术节。这些活动背后的一个主要因素是国家通过“艺术委员会”给予的支持，尽管“艺术委员会”的建立及其影响引起过不少争论。

很不幸，没有取得任何进步的领域是建筑和城市规划。所谓“新城”大多是些单调的斯大林式统一风格的建筑，而重建闪击战中被毁旧城的机会往往被抛在一边。这些城市包括曼彻斯特、斯旺西以及圣保罗教堂附近的伦敦城。丑陋的高层公寓划破了天际线。新的民用住宅和大学建筑常常是严肃并缺乏吸引力的。“平板玻璃”的应用还没有成为受到追捧的观念，主要城市中心和老教堂城市的设计也相应地受到了负面影响。

广播、电视和电影

在其他艺术领域，英国广播公司无论是在广播还是在电视（相对弱一些）方面都显露出文化先锋的姿态。1946年开播的第三套节目对音乐和戏剧是个极大的促进。虽然存在公认的缺陷，1950年之后，电视在全国普及并且在国家信息宣传方面起到了重要的社会作用。由广告资助的“独立”电视开播于1954年。英国广播公司在迎合像知识分子、威尔士语使用者以及亚裔和其他“有色”移民等少数派口味方面也起了很好的作用。

图8　玛格丽特·拉瑟福德（Margaret Rutherford）、斯坦利·霍洛韦（Stanley Holloway）和保罗·迪普伊（Paul Dupuis）在《买路钱》（1949）中。这部电影是战后伊灵影片公司出产的最为成功的喜剧电影之一，由迈克尔·鲍尔康（Michael Balcon）监制。

电影逐渐成为创新艺术实验的媒介。它的低价和随意气氛所吸引的大量观众以及面对竞争对手电视的挑战时体现出的即时自由加强了它的地位。20世纪40年代后期最引人注目的电影是伊灵影片公司的喜剧。这些影片以适度的幽默和宽容诠释了传统的英国主题。《买路钱》、《仁心与冠冕》以及类似的喜剧证明了英国社会的延续性和统一性。较为无趣的则是大量反映英国阶级制度负面影响的影片。它们用同情、居高临下和不理解的态度向西区的几代观影人描绘工人阶级。外国人的形象通常是可疑甚至可笑的（正如这一时期大量涌现的伊妮德·布莱顿［Enid Blyton］的儿童作品所体现的那样）。像友好村民“波比”那样永恒的电影人物形象则在影片《寒夜青灯》或在电视连续剧《警察狄克逊》中得到了情感丰富的刻画。

更有积极意义的是，50年代后期席卷了法国、意大利以及（在某种程度上）美国影坛的新浪潮对英国也真正产生了一些影响。通常具有尖锐社会批评色彩的社会现实主义电影的浪潮标志着文化态度的变化。剖析工人阶级价值观及其对人际关系影响的流行影片《甜言蜜语》或《年少莫轻狂》反映了英国电影产业的新的深度和敏感度。在更广泛的意义上，它反映了英国在这一历史转折时期的安全和稳定。

对外政策

国内的这种稳定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对外政策的稳定。1945年的英国仍然是个世界大国，国际和平会议上的“三巨头”之一。它以能制造原子弹和氢弹来证明自己的实力。直到积重难返的经济衰落给予英国致命打击之前，这种表面现象一直维持到1963年签署莫斯科禁止核试验条约的时候。英国拥有自己的强大防御系统、自己的独立核武器、自己的英镑经济区，以及自己所独有且强大的（如果说正在解体的）帝国成员之间在战略、贸易和金融上的联系。在医学、物理和化学方面，英国仍然很突出。这表现在具有国际声望的诺贝尔奖获奖名单上——亚历山大·弗莱明（Alexander Fleming）和霍华德·弗洛里（Howard Florey）发现了青霉素，英国人弗朗西斯·克里克（Francis Crick）和他的美国同行詹姆斯·沃森（James Watson）发现了DNA。

帝国的撤退

战后历史见证了英国从帝国版图逐步但必然的撤退，英国的国际地位因此而受损。这是一个残酷而持续不断的进程，即使是在老牌帝国主义者丘吉尔执政时也是如此。艾德礼政府1947—1949年间允许印度、巴基斯坦、缅甸和锡兰（斯里兰卡）自治是权力转移的关键时刻。这清楚地表明英国在军事、财政，尤其是在意志上已经不能用武力来继续保留它遥远的领地。非殖民化进程在50年代达到高潮。西非和东非以及其他地方的属地获得了独立，甚至白人与地方民族主义武装发生流血冲突的肯尼亚和塞浦路斯也获得独立。在非洲南部，1963年中非联邦的最终解体也意味着北罗得西亚（赞比亚）和尼亚萨兰（马拉维）的独立。

到了60年代初期，英国所直接统治的领地只有零散的一小撮——英属洪都拉斯、加勒比海较小的一些岛屿、福克兰群岛、直布罗陀、香港、亚丁、斐济以及其他一些边远地方。对神秘帝国的怀旧渴望已荡然无存。帝国日从公立学校的日历上消失了，在印度的公务员们全部回国，英王也不再是印度的皇帝。

然后在1956年10月，当埃及宣布把苏伊士运河这条重要的水上航道收归国有后，当时的首相艾登令人震惊地与法国和以色列联合发动了秘密的军事行动入侵苏伊士运河区。世界舆论，甚至包括美国，都纷纷谴责这一行动。英镑受到了威胁，石油供应被阻断；在联合国的谴责下英国军队灰溜溜地撤走了。国内对这一事件的愤怒并不持久，老牌帝国主义者也沉默无言。在1959年的大选中，保守党以国内繁荣为基础的竞选获得了较为满意的胜利——麦克米伦的竞选口号是“你们从没有享受过现在这样的好日子”。

从另一方面讲，美国政客丹尼尔·莫伊尼汉〔2〕完全可以撰文赞扬英国在非洲和亚洲第三世界的新声望，因为英国不费一枪一弹地解放了世界上偌大比例的人口，而法国在阿尔及利亚、荷兰在印度尼西亚以及比利时在刚果却以流血的痛苦方式结束统治。世界曾经倾听过杰里米·边沁（Jeremy Bentham）和戴维·李嘉图（David Ricardo）、约翰·斯图尔特·米尔（John Stuart Mill）和威廉·格拉德斯通（William Gladstone）的自由主义理想，而现在的世界听到的则是伦敦经济学院的拉斯基（Laski）和托尼、《新政治家》期刊以及（甚至在野时）工党所倡导的社会民主信条。

在后殖民阶段，英国成为一个更倾向于内省的国家；它在世界事务中的作用是不确定的。尽管与英联邦国家的联系有实用的一面，例如对英镑区的维持和对黄油和肉类所实行的帝国特惠制，但英国与这些国家的联系越来越成为象征性的。而与美国的关系，尽管在许多方面并不事事如意，却比以往任何时期都重要。从1949年起，美英两国通过战略和地缘政治组织北约绑在一起。另一个组织，东南亚条约组织，则紧随其后。从此以后，无论英国是保守党还是工党执政，英美的政策一直密切配合、齐头并进。

英国人对于这两个英语国家之间的这种所谓平等的“特殊关系”颇为自豪。然而很清楚的是，在实际关系中英国总是拼命维持自认为独立的地位。在朝鲜战争问题上、在应对共产主义中国的问题上（而不是正式承认它）、在中东，以及最重要的面临俄国威胁的欧洲问题上，英美两国的政策，如果不是一模一样，也是相似的。1956年英国在干涉苏伊士运河的问题上对英美关系的背离很快就被制止了。1962年拿骚会议的结果是美国向英国提供它的“核威慑”与北极星潜艇。这使英国在国防和经济上对美国的依赖比以往更为明显。

地图1　帝国的衰退，1947—1980

在离英国更近的地方，从1947年起西欧就试图建立一个政治和经济联盟。战后这一设想甫一提出，英国政府就颇为怀疑，如果说没有公开敌视的话。英国人反对西欧联盟的理由有：英国与英联邦国家的联系、与美国的特殊关系、英国宪法和法律制度的独特性以及英国社会主义规划的自主性。更为强大的阻力是大部分英国人由于英吉利海峡的阻隔而缺乏与西欧的自然联系，所以他们将其他欧洲人看作是不可理喻的陌生人。英国加入欧洲共同市场的第一次尝试在1963年被法国总统戴高乐（de Gaulle）否决了。多年之后，英国才进行第二次努力。可以说，英国人对于尝试加入这个陌生组织时的失败没有流露出多少遗憾，因为加入就意味着更贵的食品和对国家主权的威胁。亲欧派们很显然是在逆公众意见而动。

社会变革

在这个自给自足、甚至在某种程度上与世隔绝的社会里，社会趋势是以消费者为主导的富足水平所决定的。在这一表象之下，作为时代新的预言家的经济学家发现了经济增长的放缓以及生产效率的下降。社会学家们揭示了阻止这个“停滞社会”实现现代化的根源在于深层次的不平等和社会分化。英国人则对政府机构和传统惯例相当满足和自豪。对于英国人来说，现在的生活似乎特别好。出生率的下降意味着家庭人口更少，家境更为富裕。家庭居室装修得更好了。越来越多的家庭拥有了汽车；人们可以用便宜的按揭购买住房；他们每年夏天可以到西班牙、法国或意大利度一个像样的假期。

这些日益增长的乐趣和好处并不局限于在城郊拥有半独立式房屋的中产阶级。工人阶级也能坐飞机到阳光灿烂的地中海海滨度假，在酒吧、俱乐部等场所吃喝玩乐，以及享有工资增长与工作时间缩短带来的自由选择。工人阶级中年轻的一代由于其更加古怪的生活方式和日益扩张的流行文化而成为社会学家最喜欢的分析对象，但传统人士则对此直摇头。像乔治·贝斯特（George Best）那样留着长发的北爱尔兰人和曼彻斯特联队球员等体育英雄体现了与20年代杰克·霍布斯等人截然不同的价值观。60年代初期的音乐突破是由利物浦一群年轻人组成的甲壳虫乐队实现的。他们预示着所谓“放纵社会”在英国即将登场。在这样的社会里，人们可以自由自在地饮酒、吸毒，裙子变得越来越短，对性的限制越来越少。英格兰足球队在1966年世界杯上夺冠给年轻人的放纵增添了些许爱国主义的光环。

除此之外，中产阶级进行了其他的社会改革。这些改革得到了具有享乐主义倾向的首相麦克米伦和主张兼收并蓄的工党内政大臣罗伊·詹金斯（Roy Jenkins）的支持或容忍。法律对性骚扰、同性恋以及其他类似罪过不再严加惩处。人工流产以及极易获取的避孕丸和其他避孕用具为无尽的性自由提供了条件。社会上出现了更多的离婚和单亲家庭。青年文化热似乎一度席卷全国，据说该浪潮因受美国总统肯尼迪“新边疆”演讲的影响而得到加强。值得特别指出的是，几种不同文化在英国的大学里碰撞融合。越来越多的工人阶级出身的大学生与更具进取精神的中产阶级同龄人融合，这从数量上加强了青年文化的吸引力。1963年之后的十年里出现了许多新大学，而原来的老大学也得到了扩展。一些批评家认为“数量增多意味着质量的下降”。其他人则反驳说，当只有5％的适龄人能够获取高等教育时，英国大学的潜力远远没有得到开发。既然生存的基本问题显然正在被繁荣的经济解决，能言善辩的大学生们可以将他们的精力转向别的地方了。

图9　奥尔德马斯顿游行。1958年4月，从特拉法尔加广场开始的到50英里之外位于伯克郡的奥尔德马斯顿武器研究所的第一次游行。这标志着（发起于1958年2月的）核裁军运动的开始。这一声势浩大的运动主张英国单方面放弃核武器。

50年代后期的核裁军运动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中产阶级里年轻一代的理想主义。这一运动曾一度威胁并削弱作为潜在执政党的工党。后来在60年代，同样的热情流向对美国发动的越南战争的抗议运动。学生的反叛在伯克利和索邦〔3〕司空见惯，在英国的校园里也一度出现。但和前者一样，后来这一运动也神秘地消失了。

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

这些运动有着更广的含义。在公众满足的表象之下，实际上存在着几种根深蒂固的分裂势力。这些不同的势力在威尔逊第一次首相任内（1964—1970）引发了反叛活动。年轻一代发现消费主义和循规蹈矩的价值观在一个生态受到破坏以及生存受到不可想象的恐怖武器威胁的世界里缺乏足够的吸引力。在别的方面，威尔士与苏格兰的年轻人发动了民族主义的抗议运动，这种运动在西班牙巴斯克地区和加拿大讲法语的魁北克地区尤为常见。20世纪50年代的威尔士与苏格兰没有充分享受到经济增长带来的好处。他们的民族愿望不是专为苏格兰以及后来（1964年）为威尔士所设置的国务大臣的正式机构所能满足的。苏格兰的民族主义者们正当地抱怨说，连伊丽莎白二世的称号在苏格兰都是很不恰当的。〔4〕在威尔士，还有一个主题是其古老语言和文化正受到英格兰化了的流行文化的威胁而面临消亡。1966年威尔士民族党在卡马森的议员补选中获胜，其后则出现了新的针对保护威尔士语言的民权抗争运动（以及几次爆炸企图）。政府针对这些运动的成功统战反应是1969年授予查尔斯王子（Prince Charles）“威尔士亲王”的称号。在苏格兰，民族党人夺取了汉密尔顿的席位并掌控了几个地方政权。新的反英情绪似乎正在席卷苏格兰的高地与低地。

较少涉及到宪法制度或者说较为平和的是“有色”少数族裔的要求，他们当中有100多万人是1950年之后从印度、巴基斯坦、西非以及西印度群岛移民到英国的。除了遭受破败的住房待遇以及就业上和（有时在）治安司法方面的种族歧视外，他们还要忍受老旧城市地区的种族偏见。这种情形又被特立独行的右翼预言家伊诺克·鲍威尔（Enoch Powell）的言行火上浇油。有鉴于美国出现的种族骚乱，他预言英国的城市里也会“血流成河”。

更令人不安的是北爱尔兰。自1920年以来被新教多数派控制的政权现在正处于混乱状态。罗马天主教少数派（他们通常是主张与爱尔兰统一的民族主义者）发动了强大的民权运动。然而在实践中，努力维持宗教与种族和谐的尝试很快失败了。军队开进贝尔法斯特和伦敦德里以维持秩序。英格兰城市所遭受的一轮令人警醒的炸弹攻击表明爱尔兰共和军和新芬党人将爱尔兰民族主义的古老斗争推进到一个新的、令人不安的阶段。在60年代后期，少数族裔从布里克斯顿到贝尔法斯特的游行使英国自由主义共识荡然无存，正如1910—1914年间几乎要发生的那样。

经济压力

到目前为止，由于人口的整体生活水平得到提高和改进，社会组织基本上保持了相对完好。但是60年代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日益增长的经济压力使新的社会矛盾雪上加霜。英国在这个不幸的年代进行了一轮又一轮鲁莽的财政改革，以致经常出现财政赤字和英镑挤兑。1967年英镑的贬值没有产生任何持久的改善效果。通货膨胀继续大幅上升，尤其是在70年代初保守党执政的爱德华·希思（Edward Heath）时期对货币供应进行贸然扩张后；这一政策是对凯恩斯主义的误读。鉴于高通货膨胀伴随着高失业率，凯恩斯学派经济学家们所有的预言正在被推翻。

开始，这种情景仅限于英格兰东北部、苏格兰和南威尔士的老旧工业区。后两个地区民族主义的高涨在很大程度上是与关闭矿井和工厂以及解雇工人有关的。但是到了1973年，很明显英国的经济问题正在造成越来越普遍的后果。国家创造财富以及保持在世界贸易与产品中应有份额的能力正在遭受严重的、或许终极的衰退。英国似乎要取代土耳其而得到“欧洲病夫”的绰号。

为了对付下降的生活水平，工会的回应是使用集体谈判权。工会会员数量出现了快速增长，1979年时达到了1,300多万。罢工的次数在增加，主要发生在煤矿区。1972年2月煤矿工人发动了全国性大罢工并获得了成功。尽管自50年代以来煤炭工业一直在萎缩，希思政府还是完全感受到了煤矿工人破坏全国生产和能源供应的能力。另一次大罢工发生在1974年2月。它迫使政府就“谁来统治英国？”的议题进行重新大选。结果是工党出人意料地以微弱优势获胜，而保守党政府则下台。矿工们再次实现了自己的要求并恢复了就工资问题与政府谈判的地位。

日益扩散的抗议情绪，不愿接受传统做法和观念，工会的权力直指衰落中的生产基地——正是在这种不祥的背景中，英国在享受短暂而令人迷醉的“富足”后要应对一个新的国际秩序的陌生挑战。

注释

〔1〕　英国的public school翻译成“公学”，但实际上是私立性质的。因其没有学区的限制，可负担寄宿费的学生均可就读，强调“公开给大众”，故名。

〔2〕　丹尼尔·莫伊尼汉（Daniel Moynihan, 1927—2003），美国社会学家、政治家，美国民主党成员，曾任美国驻印度大使（1973—1975）、美国驻联合国大使（1975—1976）和美国参议员（1977—2001）。

〔3〕　此处伯克利指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的伯克利分校；索邦则为法国最著名的大学之一，位于巴黎。

〔4〕　苏格兰与英格兰在17世纪合并时英格兰的伊丽莎白一世女王已经过世，故有此说。

第六章

从70年代到90年代

20世纪70年代的英国为宏观经济学和社会学疗法提供了一个长期而痛苦的案例。与几乎所有发达国家相比，甚至在绝对值上与其早期生产水平相比，它的经济衰落在继续。这一情景又因1973—1974年间能源形势的戏剧性变化而雪上加霜。能源危机使英国和其他西方国家从中东进口的石油价格增加了4倍。这给英国在这个十年里的自身发展带来了新的契机，即开发北海的石油及天然气储藏。

与其竞争对手相比，正在开发核电和水电并拥有丰富煤炭供应的英国在许多方面具有更好的条件来应对这些新困难。然而石油价格的狂涨终于不可避免地引发了自1919年以来规模空前的通货膨胀。工会要求在1975年底之前增加工资30％的压力使形势变得更加糟糕。英国的通货膨胀持续攀升直至历史新高，在1980年曾一度超过20％，然后在1982—1983年间才降至可以驾驭的10％以下。此后，对货币发行的控制辅以工资增长速度的放缓以及许多商品真实价格的相对下降才使通货膨胀率在1987年秋降至4％左右。

价格的狂涨和工资以及其他成本的压力使失业再次成为国内经济的主要问题。1980年的失业人数超过了200万，这是自30年代以来闻所未闻的。随着政府对投资与货币发行量的限制，失业人口到1983年春时攀升至300多万。这一令人震惊的数字持续了3年之久，甚至有些上升，直到恢复性的经济增长使之在1987年略微下降至300万以下。英国的经济似乎已经病入膏肓——成千上万的人，其中许多是少年和青年，注定要多年依赖国家救助，而公共福利和服务却遭到逐渐削减。

其他方面也有经济衰退的证据。尽管人口数量起初仍在增加，从1951年的5,000万增至1961年的5,600万，但是在1975—1978年间，人口实际上是在下降的。经济衰退期间出生率急剧下降，而总人口中的很大比例是老年人，这给社会福利带来了沉重压力，不得不依赖仍保有工作的青壮年所创造的那部分财富。

社会混乱

这样的结果对于社会基础来说是最具破坏性的。1975—1978年期间，工党的威尔逊以及后来的詹姆斯·卡拉汉（James Callahan）政府与工会达成脆弱的所谓“社会契约”，这使得1974—1975年间脱缰的通货膨胀得到了抑制。工会同意降低对工资的要求来换取政府针对他们需求的明确政策，尤其是在就业保证方面。此后没有发生过严重的罢工，直到1978—1979年间的所谓“不满之冬”。这是一场突然爆发的公共服务人员（甚至包括地方政府的掘墓工人）的大罢工。它实际上帮助了保守党在新的大选中获胜。

此后，工会继续支持要求“工作权力”的游行示威，抗议政府对公共支出的削减和居高不下的失业率。不仅仅是在像苏格兰、默西塞德以及英格兰东北部这些传统上就业易受打击的脆弱地区，就连英格兰中西部这样一度繁荣的地区失业率也攀升至20％。在钢铁行业，像康塞特、萧顿和科比这样的大型工厂也永远关门了。更间接的影响是，生活的质量由于政府对保健和教育（包括大学）投入的减少以及对艺术和环境预算的削减而恶化。现在的英国是后凯恩斯时代“滞胀”现象的典型例证，即工业衰退与通货膨胀同时出现。

北爱尔兰

这些经济方面的压力导致70年代的社会更加不稳定。它们还加剧了业已存在的其他的社会、群体或种族紧张关系。最令人不安的例子仍然是北爱尔兰。在这里，联合王国中最高的失业率加剧了新教徒与天主教徒之间根深蒂固的宗教与种族仇恨。整个70年代，北爱尔兰的状况越来越令人担忧。民权运动的成功动摇了老派的统一党在北爱尔兰的统治地位。1972年斯托蒙特议会解散，由威斯敏斯特〔1〕直接统治北爱尔兰。但是与爱尔兰共和军重启的暴力相对应的是同样强硬的反教皇的牧师伊恩·佩斯利（Ian Paisley）的蛊惑宣传。

斯托蒙特议会的终结并没有给人们带来更多的和平希望。英国部队继续在伯格塞区和福尔斯路等重要街道上巡逻。由于爱尔兰共和军从爱尔兰得到资金与武器，北爱尔兰与南边的爱尔兰共和国之间发生了紧张的边界事件。有时，北爱尔兰的暴力活动也以对英格兰城市进行炸弹袭击甚至暗杀政治家的形式跨过海洋扩大到不列颠岛。女王的亲戚、著名海军上将及政治家蒙巴顿勋爵（Lord Mountbatten）就是在其游艇里被北爱尔兰共和军用炸弹杀害的。

英国政府进行新的努力促使都柏林政府直接参与北爱事务的处理，这是自1922年以来的第一次。努力的结果是英国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Margaret Thatcher）与爱尔兰统一党总理加勒特·菲茨杰拉德（Garret FitzGerald）于1985年11月签署了《英爱希尔斯伯勒协议》。但该协议引发了北爱尔兰统一党的强烈抗议，使其发起对威斯敏斯特的抵制。在这个不幸的岛屿上实现真正的全爱尔兰统一还是遥远的理想。爱尔兰长久以来的种族纷争还没有平息。两派都自由拥有枪支。一次又一次的暴力行动，包括爱尔兰共和军1991年2月针对唐宁街十号不成功的迫击炮袭击使公众很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

民族主义、种族关系和社会骚乱

这一时期的其他紧张关系虽然不那么暴力但同样令人不安。苏格兰和威尔士的民族主义者们继续奔走呼号，虽然通常是在宪法框架内合法地进行。在1979年的“地方分权”措施失败后，凯尔特民族主义似乎在退缩，但是在威尔士仍然存在许多政治和文化冲突。对威尔士语言的保护仍然吸引着大家的热情，甚至有愤怒的民族主义者威胁要绝食到死。英格兰人在威尔士乡下拥有的“第二居所”有时会被当地纵火者烧毁。要求中央政府权力下放的呼声在苏格兰仍然很高，甚至因80年代该地区经济的相对衰落而加强。尽管如此，威尔士和苏格兰依旧是平衡与和平的社会，与被民族主义者的痛苦所撕裂的隔海相望的凯尔特邻居相比不可同日而语。

更令人忧心的是发生在大型黑人社区的骚乱。这些居民大都居住在大城市贫穷破败的贫民窟里。伦敦的诺丁山地区和布里斯托尔的圣保罗地区发生了零散的骚乱事件。1981年夏季，英国似乎在经历着美国式种族骚乱的恐怖局面——利物浦的托克斯泰斯地区和伦敦南部的布里克斯顿地区的黑人青年与白人发生了持续的骚乱。这些情景都被电视报道记录下来（也许是进一步煽动）。另一次骚乱则发生在伦敦北部托特纳姆的布洛沃特农场，是因当地一名警察的被害（显然是黑人青年所为）而引发的。这些事件的重要特点之一是移民社区与警察队伍之间缺乏信任。随着失业，尤其是黑人青年失业的加剧，伴以工作、住房和社会机会方面普遍存在的歧视，种族之间的关系成为人们越来越关注和感到不安的大事。

其他的麻烦问题堆积如山。例如，工会反对在伦敦北部建立格伦维克工厂而举行的示威游行，其威胁的性质似乎已经超出了抗议活动的范围。足球比赛和其他体育活动被青少年观众愚昧鲁莽的暴力行为所破坏。因此，英国传统的稳定局面正日益处于许多因素的威胁之下。一位美国国会议员悲观地评论道，英国正变得“像美洲的智利一样无法统治”。

事实证明这是一种荒诞的夸张。几乎没有几个社会能像英国一样冷静地应对、并安然度过高失业率、高通胀率以及公共开支紧缩等危机。尽管有证据表明人们越来越不把历史上深受尊崇的机构和制度当一回事——牛津大学成为“静坐示威”的对象；警察、法官、教会领袖（以及足球裁判）无法维持他们以前享有的权威；甚至皇室成员也成为公众批评或骚扰的对象——英国社会制度与公民生活的大体基础仍然牢固。但是毫无疑问，矛盾和潜在瓦解的因素如此之多，不列颠文明要想生存下去就必须重新审视和定义陈旧的制裁和约束制度。

欧洲

在这个有些混乱的时期，英国对外部世界的看法经历了一个反思的阶段。实际上，一种根深蒂固的孤立心理支配着公众的看法，就像1918年以来经常出现的那样。与美国在北约的盟友关系仍在继续，但是公众对其热情很低。的确，70年代末核裁军运动（单纯的和平抗议形式）的短暂复兴说明这样一种建立在具有恐怖杀伤力的大量核武器基础上的联盟仍然引起了公众的不安。商议中的巡航导弹部署引起了更多的关注。经历了许多外交政策上的内部分歧之后，英国终于在1973年加入欧洲共同市场。

1975年一次独特的全民公决中大多数人，几乎三分之二，支持英国留在欧洲共同市场。然而“欧洲”的吸引力主要是在非政治方面。欧洲大陆的便宜假期、欧洲汽车与食品的流行以及欧洲的足球赛都不足以使英国人更加喜欢英吉利海峡对面的邻居们。英国人对共同市场的态度在1975年之后仍被阴郁的敌视所支配；民意测验的记录说明英国人对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EEC）一贯持反对态度。总之，欧共体不能赢得像英国这样独立的国家人民的喜爱，因为对于英国人来说，欧共体是由一大堆无名官僚人员组成的巨型杂乱组织，没有多少民主的性质，而且其总部位于远离英国的布鲁塞尔和斯特拉斯堡。共同市场与高价食品、过剩黄油和葡萄酒等产品的关系广受英国人的批评。这是不可避免的，因为自1846年废除《玉米法》以来，英国人已经习惯于廉价食品的政策。他们既不愿意当欧洲人，也不愿意当美国人。

另一方面，许多迹象表明，到了80年代后期英国人开始接受欧共体成员资格给英国带来了经济利益的事实，反欧情绪开始消退。到1987年6月大选时，工党已经不再提出英国退出欧共体的动议，尤其因为现在欧共体也包含了法国、西班牙和希腊这样的社会党政府。1986年撒切尔与法国总统密特朗（Mitterrand）达成协议，在英吉利海峡底部修建连接英国与法国的高速铁路隧道。隧道于1993年底完工并投入运行。这至少戏剧性地标志着英国部分放弃了孤立主义。

英国在1986年同意加入欧洲统一市场，这是一个历史性的变化。最终，在经过内阁的多次内部争论后，撒切尔在1990年10月被迫同意英国加入欧洲货币汇率机制（ERM）。然而与欧洲在经济与政治上的关系在保守党和政府的各个层面仍然是个引起深度分歧的问题。这一问题在撒切尔执政11年之后于1990年11月被迫下台时起了主要作用。

英联邦与福克兰群岛

英国人对英联邦国家仍然存有一定的感情；女王毕竟是联邦的元首。但是这些国家之间的联系越来越虚化。无论是在黑人移民到英国城市的问题上，还是对南非种族隔离政策的应对问题上，它们之间有的只是摩擦而不是亲善友好。与此同时，1989年与中国达成的8年后从香港撤离的协议见证了英国从一个世界大国不可逆转的后撤。

从帝国版图的后撤继续进行，而公众中并没有出现多大的反对。经济与军事上的疲弱使英国采取了一种有步骤的后撤政策。最棘手的是南罗得西亚问题，因为它正受到一场种族屠杀的威胁。而且该地区紧临实行种族隔离制度的南非。1979年12月，不顾当地白人定居者的抗议，撒切尔的保守党政府态度发生戏剧性的逆转，允许罗得西亚（更名为津巴布韦）完全自治。议会与公众对这次帝国撤退报以欢呼和支持。吉卜林和塞西尔·罗兹（Cecil Rhodes）的殖民主义阴魂终于被彻底驱散了。看来，帝国问题再也不会困扰英国人的神经了。

接下来，很令人意想不到的是1982年3月底阿根廷侵入了遥远荒芜的福克兰群岛（阿根廷称之为“马尔维纳斯群岛”）。在公众的激昂情绪中，英国政府作出了强烈反应。两艘航空母舰、十几艘战舰、多架战斗机以及1万名士兵组成的特混部队长驱8,000英里到南大西洋波涛汹涌的大海中作战。多亏了美国在技术上的协助，英国人很快取得了战役的胜利，夺回了福克兰群岛。6月14日，“联合杰克” 〔2〕重新飘扬在斯坦利港上。

福克兰群岛之战受到广泛的支持；反对者们、核裁军运动者以及其他人的声音被不公正地淹没了。与此同时，用战争来留住这些遥远和几乎毫无价值可言的属地不可能重新激发人们对曾经拥有的庞大帝国神秘的怀旧感；在开战之前人们对这些属地的认识仅限于邮票。战役之后人们不再像以往那样关心是否应动用海军力量或财政力量来维持南大西洋的安全。福克兰群岛事件可能起的作用是确认了英国人急躁孤立情绪的抬头。面对国际怀疑主义的氛围，英国仍能显示其大国地位，展示其对阿根廷共和国这样的军事独裁政权在军事、海军和技术上的优势。公众对国家的自豪感得以复兴。

国内纷争与政治两极化

然而，福克兰群岛之战所产生的民族自豪感来得快，去得也快。英国很快就回到工会罢工、经济衰退和社会不满的老状态。其中的一个典型例证是1984年3月开始并持续了一年的煤矿工人大罢工。警察与煤矿工人纠察队之间发生了暴力冲突。英国矿工工会内部也存在分歧，表现在英格兰中部地区的重要煤矿一直在工作。结果是矿工工会遭遇惨败，更多的矿井被关闭了。

由于石油、天然气、电力以及核能的普遍存在，煤炭在英国能源供应方面的主导地位遭到削弱。所以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英国矿工罢工迫使政府让步的这一招术已经不再一试就灵。然而，煤矿工人大罢工引发了白领和公共服务领域的一系列罢工，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英国中学教师与政府的长期争端导致了1985—1987年间英格兰与威尔士中学教学的许多中断。

80年代初期的这些矛盾被撒切尔领导下的保守党政府激化了。这届保守党政府似乎是20世纪英国历届政府里最偏右的。与此同时，托尼·本（Tony Benn）发起的回归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草根运动使工党急转向左。两党的战后共识似乎荡然无存。有人引用W. B. 叶芝（W. B. Yeats）的话来评价当时的情景：“最好的缺乏任何信念；最糟的充满无限热情。”工党内部持不同政见的右派人士组成了一个新的党派，这就是坚持凯恩斯式的经济中庸路线、坚持工资政策、欧洲主义以及核威慑的社会民主党。令人不解的是，尽管人们对经济悲观失望，1983年6月的大选中撒切尔与保守党还是取得了巨大的胜利。他们获得了397个议席，而明显被削弱的工党获得209席。自由党获得17席，而社会民主党只得到6席。

对中间立场将会被政治大潮卷走的新恐惧因其他方面更有希望的发展而减轻。英国经济的变化并非没有好处。在某种程度上，这些变化是国民经济向好的方面转变的结果——北海石油的自给自足加强了英国在能源方面的独特力量和地位。财政收支突然间朝着有大量和持续结余的方向发展（直到1986年）。这也意味着制造业在英国经济中支配地位的减弱。英国人在创新与科技方面的聪明才智远没有用尽，这表现在石油、电子、以协和飞机为代表的航空、亨伯大桥、高速列车、海峡隧道以及电脑芯片等科技成就上。

在80年代中期，许多迹象表明这些发展有助于产生新一轮的富足现象，至少在英格兰南部、英格兰中部的部分地区以及东安格里亚是这样，而后者的发展尤其明显。像斯温登和贝辛斯托克这样的城镇发展迅速。英国经济开始快速发展并在1987年初达到了4％的增长率。这得益于英镑的贬值和一些进口商品价格的下降。人们注意到，这次的增长较多地依赖于金融服务、信贷、投资和消费需求的增加，而较少依赖于制造业方面的传统优势。英国的制造业在生产率方面仍然落后于1970年以前的水平。

在这方面引人注目的事件是1986年10月27日发生的伦敦城的“大爆炸”改革，主要表现是几乎隐形的、高度复杂的计算机网络系统取代了传统的股票交易所依赖的交易员。这反映了资本市场新的国际化趋势。这次改革还顺带促成了邻近的伦敦东区几十年的破败和无人过问状况的改善。社会上出现的“雅皮”现象引起了广泛争议并经常遭受诟病。“雅皮”指的是年轻、会挣钱的职场人士，他们大多从事股票交易、投资或商业银行等职业。

对许多英国公民来说，在经历了70年代和80年代初期的危机后，生活似乎突然变得轻松了。自有住房率继续攀升。到1987年底，总人口中三分之二的人拥有了自己的住房。股票持有也更为普遍。政府对国有企业“私有化”的政策有助于达到这一目的。例如，电信体系、英国天然气公司、英国石油公司以及机场（接下来还有80年代末的水电）被先后私有化。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工会在公众中的信誉似乎在下降。工会的会员数量则更是如此，从1980年的大约1,300万会员下降到1987年的900万，到1999年时，会员数还不到600万。

图10　北海石油钻塔“海洋探险号”。英国于1969年在北海发现了石油储藏。1975年钻出了最早的石油。到1978年中期，英国领海区的9个油田投入生产。到1980年，英国实现了石油自给并成为石油出口国。这大大有助于实现财政的收支平衡。北海的天然气则是另一种主要的能源来源。

文化的发展

这一时期英国在文化与知识探索方面并不是乏善可陈。英国的小说家和戏剧家保持了出众的创造力。几位英国最优秀的建筑大师——詹姆斯·斯特林（James Stirling）、诺曼·福斯特（Norman Foster）、理查德·罗杰斯（Richard Rogers，巴黎蓬皮杜艺术中心的设计师）——获得了国际声誉。英国的音乐在80年代更加繁荣；伦敦可以说是世界音乐之都。利兹、加的夫以及其他城市的管弦乐与歌剧也有重要的新发展。英国的文学周刊保持了很高的质量。尽管与撒切尔政府多有冲突并且因下降的士气和收益而削弱，英国广播公司一直是英国主要的传播机构。虽然政府从1981年起实行了削减预算的政策，英国的大学仍然是艺术、理论科学与实用科学包括医学创造力的源泉。

美国评论家伯纳德·诺西特（Bernard Nossiter）甚至在70年代末宣称，英国表面的经济衰落与失业掩盖着更加积极的因素——英国的中产阶级和熟练工人可以创造性地利用闲暇来反抗与日俱增的大规模生产的规约，逃避枯燥的自动化劳动过程而获取更大的自由。这种观点也许过于乐观而忽视了英国古老工作惯例与管理惯性的悠久传统。正是这一传统控制着英国的经济和（在某种程度上）社会的发展。

再者，英国文化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受到了企业和技术创新新一轮失败的威胁。英国大学和研究机构的问题在80年代中期引起了人们极大的关注，主要是年轻有才的科学家流向北美的“人才流失”现象。在工业革命启动两百年后，英国仍然不愿意实行现代化并激励自己的科学才俊，这很奇怪。但这个明显的缺陷并不能说明英国的人才一定不具备解决社会动乱与产业相对衰退问题的能力。这与几百年来他们担负起商业领导者与国际大国的责任是一脉相承的。

“两个国家”

上述以及其他进展给玛格丽特·撒切尔的保守党政府注入了新的活力。在1987年6月的大选中，虽然工党在新领袖尼尔·金诺克（Neil Kinnock）的领导下进行了积极的竞选，保守党又一次以375席轻松获得了胜利。工党获得219席，而摇摆不定而且内部分化的自由党／社会民主党联盟只获得22席。撒切尔因此成为自利物浦勋爵（Lord Liverpool）1812—1827年连续执政以来首个连续三届当选的首相。这是一个非凡的成就。保守党在竞选中重点突出其恢复国家繁荣局面的成就以及保护国家安全的能力。工党依赖单方面实行核裁军的策略，没能得到广泛支持。而在繁荣的英格兰南部地区，工党似乎显得分裂、过时并且不可当选。

另一方面，这次大选结果所揭示的地区分化相当明显。保守党在南部和英格兰中部地区获得压倒性的支持；在北部的工业城市则失利。而工党在威尔士的支持率上升了5％，在苏格兰则上升了7.5％。人们开始较多地谈论国家的社会分野——日益繁荣和满足的南部与普遍失业、城市凋敝以及公共服务垮掉、逐渐衰落的北部。19世纪40年代本杰明·迪斯累里（Benjamin Disraeli）小说中描写的“两个国家”在一个世纪之后仍然明显地存在着。

20世纪80年代的英国展现出分崩离析与稳定因素脆弱并存的奇特局面。破坏性的势力显然很大，例如北爱尔兰、英国工业以及城市贫民窟等随处可见的骚乱和麻烦。政治共识受到不同形式的新挑战，例如以托尼·本为首的新马克思主义工党左派，准法西斯主义民族阵线的极端种族主义者以及当时一些社会民主党人的分裂。传统的社会关系——年轻人对父母、“女权主义”的妻子对她们的丈夫、工人对雇主和工会领袖、学生对教师、市民对执法者——似乎都处在急速的变化中。1979年引起争议的一本书是《不列颠正在死亡吗？》。与此相反，英国的稳定则反映在对古代惯常制度和祖先几近宗教般的尊崇上，包括尊敬皇室或者“遗产”这个模糊的概念，而这又体现为人们对英国历史选择性的、充满感情的解读。

国家的不稳定局面因1987年大选之后撒切尔政府的冒失政策引起的混乱而明显加剧。整个80年代保守党政府尊崇货币主义信条、私有化以及市场机制，挑战像教会、大学和地方政府这样的机构，而且撒切尔个人的权势如日中天。这一切似乎说明“撒切尔主义”取得了胜利。但在接下来的3年里，保守党政府遇到了严重困难。在国内政策方面，政府的一些激进建议遭到极力反对。将市场机制引入教育甚至国民保健制度的企图引起了很大的公愤。废除住户税制并代之以社区税（或“人头税”）的建议引发了全国性的反对浪潮。毕竟，热爱自由的英国人早自1381年就在沃特·泰勒（Wat Tyler）的领导下反抗过人头税。对这一事件的记忆仍然留在人们的传说里。

最严重的是，经济的表面复苏开始失去可信度。财政大臣奈杰尔·劳森（Nigel Lawson）的减税政策导致了创纪录的200亿英镑巨额财政赤字。失业率急剧上升，英镑受到压力。更糟的是，政府引以为豪的对通货膨胀的控制又受到消费者信用和消费热潮的威胁。银行的利率狂升到15％；全国每一个按揭买房的人都感受到了压力。雪上加霜的是，在欧洲政策上与首相进行激烈争论后，劳森辞去了财政大臣的职务。

撒切尔本人现在越来越不受欢迎。她强硬、霸道的领导风格似乎更像是政府的负担。她自福克兰群岛之战以来采取的“强硬”外交方针似乎也不那么受欢迎，尤其表现在就货币联盟与其欧洲伙伴的一次次争吵上。与此同时，工党采纳金诺克提出的“新现实主义”，变得更加稳健因而增加了当选的筹码。该党放弃了对大规模国有化、单方面核裁军以及敌视欧洲政策的主张。在这一过程中，工党使追随托尼·本的极左分子回心转意。1990年夏天，英国的政治舞台上似乎马上就要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撒切尔的倒台

到了秋天，变化果然来临。面对阁员的辞职、补选的失利、欧洲问题和国内经济的困难，撒切尔从没有像现在这样焦头烂额。接着在11月迈克尔·赫塞尔廷（Michael Heseltine）又对其党内领袖（其实是首相）的地位提出了挑战。赫塞尔廷是从撒切尔政府内阁辞职的成员之一。尽管撒切尔赢得了第一轮投票（204票对赫的152票），党内反对她的呼声迫使其辞去了领袖和首相职务。正如1922年的劳合·乔治和1940年的张伯伦所遭遇的，是保守党内的后座议员、而不是选民们将撒切尔拉下了台。在第二轮投票中，鲜为人知并且秉承稳健路线的财政大臣约翰·梅杰（John Major）胜出。梅杰任首相后领导英国从“撒切尔主义”的风暴走向更具共识的社会和政治秩序。

注释

〔1〕　威斯敏斯特：指英国议会。

〔2〕　联合杰克（Union Jack）是英国国旗的外号。

第七章

走向新的千年

和1922年的劳合·乔治一样，1990年撒切尔的下台是个创伤性的事件。正如劳合·乔治的离职一样，这一事件似乎引出了一个更加平稳的时期——梅杰所说的“一个自在的国家”。梅杰摆出团结的姿态，将撒切尔的主要对手赫塞尔廷揽入内阁。在一段时间里形势和缓了许多。不受欢迎的人头税被放弃了。1991年2月英国介入了海湾战争，其装甲部队和喷气战机十分突出，协助美国人和其他“联合”部队将萨达姆·侯赛因（Saddam Hussein）的伊拉克军队赶出了科威特。即使不像“福克兰群岛因素”那样给保守党加分，这次参战也使政府受欢迎的程度一度提升。

最重要的是，约翰·梅杰在弥补保守党内在欧洲问题的分歧上似乎取得了进展。在1991年12月就马斯特里赫特条约（该条约加速了欧洲的融合，包括1999年将要启动的共同货币）进行谈判时，英国政府似乎取得了外交上的成功。梅杰就未来的货币联盟和工人“权利”与最低工资的“社会条款”等问题上从欧洲伙伴那里得到了“选择退出”的待遇。保守党表面的团结得以成功维护。

另一方面，撒切尔执政后期出现的基本困难仍然存在，尤其是经济仍处于衰退状态。由于就业率下降、按揭利率提高、负资产和房价下跌等现象的出现，这次的衰退对英格兰中部的中产阶级造成的损害最为明显。政府对铁路系统新一轮的私有化改革引起了激烈争论。

1992年大选及其影响

鉴于保守党的天然支持者面对的所有这些问题以及该党在欧洲问题上没完没了的困难，大家普遍认为保守党最终会在1992年4月的大选中输给工党——至少这是民意测验的结果。但是，人们恰好看错了。梅杰成功地将自己塑造成平易、诚实、没有城府的形象。他取得了意想不到的胜利——保守党获得了336个席位；工党获得271席；而自由民主党仅获得20席。保守党政府得到了“埃塞克斯人”的支持，即那些爱国的、喜读《太阳报》、居住于巴西尔登这样新兴城市里的熟练或半熟练工人。事实上，保守党41.85％对工党34.16％的得票率比它们在议会获得的席位更能说明问题。他们总共获得的1,420万张选票是有史以来最高的。看来选民们无法真正信任工党及其领袖金诺克管理经济的能力。对多数选民来说，工党似乎仍然是代表消亡的过去而不是光明未来的、有着强烈阶级意识的政党。保守党连续赢得4次大选胜利，是自19世纪辉格-自由党废除《玉米法》以来的最佳表现。这似乎说明保守党在未来一个时期里注定会在政坛上占据主导地位。

然而，事实上这次选举将带来长期的分歧和烦扰并最终将保守党击垮。崩溃开始于1992年9月16日的“黑色星期三”，这次重创使保守党及其首相再也没能恢复元气。因承受不了对英镑的巨大压力，英国被迫退出欧洲汇率机制并且英镑对所有主要货币贬值。这对梅杰和财政大臣诺曼·拉蒙特（Norman Lamont）是个致命打击，一举毁掉了保守党能够管理经济的声誉。政府在民意测验中的支持率大幅下滑；而工党的领先则一度上升到创纪录的超过30％，并在接下来的四年半里保持大幅领先。政府对此似乎束手无策。

经济复苏带来的是支持率的下降和税收的提高。1993年肯尼思·克拉克（Kenneth Clarke）接替拉蒙特任财政大臣，形势慢慢有了改观。政府的其他一些政策也不受欢迎。撒切尔主义的精髓——对工业及服务设施的私有化——失去了光环。公众所见到的是私有化的列车不能准点运行、私有化的自来水服务夏季断水以及这些公司主管工资的大幅提升。

北爱尔兰与欧洲

北爱尔兰问题的确曾一度出现一些进展。1993年底，梅杰与爱尔兰总理成功地在唐宁街达成了一项协议；次年，新芬党宣布停火，持续了两年。和平似乎回到了贝尔法斯特多事的街道，英国军队也减少了巡逻。然而1996年2月在伦敦东部的金丝雀码头发生了大规模的炸弹爆炸事件。这意味着脆弱的和平局面被打破了。忠于英国的新教徒与天主教民族主义者之间的政治鸿沟自1922年爱尔兰分治以来还是那样宽阔而无法跨越。和他的前任们一样，梅杰也无法解决自古以来的派别分野，无法减少北爱尔兰所遭受的痛苦。

最重要的是，保守党被同欧洲的关系问题搞得一团糟。1991年签署的马斯特里赫特条约不但没有成为构建和谐的平台，反而成为导致大选不可避免灾难的定时炸弹。在麦克米伦和希思的领导下，保守党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一直是更倾向与欧洲合作的政党，而工党则对欧洲较为不友好。现在它们的立场完全颠倒过来了。工党全力主张英国发挥在欧洲中心的作用，包括工会热情支持的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的社会条款和最低工资的规定。而保守党则被撒切尔执政后期逐渐形成的狂热欧洲怀疑派或恐欧派搞得四分五裂。

这一次鼓动反欧情绪的不再是帝国危机的警报，而是欧盟对英国国家独立的威胁。马斯特里赫特条约成为激烈论争的根源，因为它建立一个超国家组织和将会摧毁英镑重要历史地位的“欧元”货币的构想对英国的议会主权构成了威胁。保守党内阁对此产生了严重分歧，正如1903—1905年间英国政府就关税改革与帝国问题发生的争吵。现在的梅杰就像当时的阿瑟·贝尔福（Arthur Balfour）一样束手无策——而1906年纷争的后果是保守党在大选中惨败。

在下院，保守党不同派别之间就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和欧洲问题年复一年地进行着激烈辩论。党内分裂导致其在议员补选和地方政府选举中损失巨大；保守党在基层的组织几乎荡然无存。在1994年6月的欧洲议会选举中，工党获得64席，保守党获得18席，自由民主党只获得2席。在此之后，形势越发糟糕。关于食品的各种纷争使情况更加混乱。牛肉、羊肉，以及在英属水域捕鱼的权力据说都会受到欧洲联盟的威胁。雪上加霜的是，导致数人死亡并对公众健康构成威胁的疯牛病的爆发导致以德国为首的欧盟禁止英国牛肉出口到欧洲大陆。疯牛病是撒切尔开放动物饲料政策的结果，但是它却导致了英国肉牛农场主、保守党后座议员以及欧洲怀疑派极大的愤怒。1996年夏季见证了自50年代以来闻所未闻的反德偏见的复活。流行小报，尤其是默多克的《太阳报》，煽动起公众的排外情绪。但是欧盟的牛肉禁令仍没有解除。被恐欧派批评家刺激得几乎失去理智的梅杰甚至在1995年5月辞去党领袖的职务重新选举以使他们闭嘴。梅杰以相当的优势击败了右翼挑战者约翰·雷德伍德（John Redwood）。然而这一事件只能凸现梅杰长期的政治弱点。

丑闻与腐败

政府在公众生活中的基调与风格，也许比其政策更能反映实质，并加重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理想幻灭与悲观主义的情绪。政府陷入了像该党长期一党执政的60年代初期那样没完没了的性丑闻和经济腐败。含义隐晦的“肮脏”一词主导着人们对政治的感受。这又被通俗媒体无情地用来煽动公众反对梅杰及其政府。一系列的低级别政府大臣们陷入了不同的性丑闻而不得不辞职。即使是在一个道德宽容的时代，这样的行为在政治上仍被认为是不能接受的，尤其对于不明智地宣扬恪守“家庭价值”以及敦促人们在道德上“回到实质上来”的保守党更是如此。这种模糊的辞藻本身便隐含着极大的危险。

更糟的是，商界和金融界与保守党政客之间日益增加的隐性联系似乎说明了威斯敏斯特深层的腐败。大臣和后座议员被揭露出从私有公司或中介说客那里接受不明钱财。好几位大臣因此辞职。

政策的层面上也存在一些严重的道德问题。斯科特调查报告公开批评内阁大臣们在1991年之前向伊拉克出售武器的问题上误导和欺骗议会（这些武器在海湾战争期间被用来对付英国部队）；而诺兰公众生活规则委员会则批评政治家们公众生活的标准并呼吁更大的透明度。

以美国或者意大利的政治标准来衡量，英国政坛的违法乱纪现象似乎相对不多。但对于早在18世纪末就开始铲除腐败行为的英国，这些人的所作所为足够令人震惊。政府如果不是腐败的话似乎也表现得漫不经心；作为领袖的梅杰对此要么一无所知要么毫不关心。

公众理想的幻灭

保守党的衰落和普遍存在的“肮脏”政治使90年代中期显然成为公众理想幻灭的时代。像威尔·赫顿（Will Hutton）的《我们所处的国家》（1995年）这样的著作对后撒切尔时代英国的社会不公、极权主义以及社区归属感的衰落进行了谴责。赫顿呼吁复兴公民意识和加强国民团结。英国的许多机构和组织受到了抨击。甚至君主制本身也面对自摄政时期以来最严重的公众批评。皇室的私人问题，例如查尔斯王子（Prince Charles）和戴安娜王妃（Princess Diana）的分居和离婚、君主聚敛财富、生活奢华而且脱离时代，更是给公众情绪火上浇油。温莎城堡的一场大火导致了猛烈批评，因为王室动用了公共资金来修复损坏。女王提到1992年时认为这是“可怕的一年”。共和主义有了一些有限的进展迹象，正如在澳大利亚一样。

另外，人们对伦敦城的信任由于罗伯特·马克斯韦尔（Robert Maxwell）退休金的丑闻和劳埃德保险公司的麻烦而遭到削弱。刑事司法制度揭露了证据不足的伯明翰六人案这类案件中的司法不公现象。内政部则因限制公民自由以及用政治干涉法律而遭到批评。

公众对于英国社会所处的状态也非常厌恶。在伦敦东区，高雅的后现代塔楼区、一座生态公园以及道克兰公司在金丝雀码头附近修建的一个游艇港与风餐露宿于斯特兰德或林肯因河广场无家可归的年轻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财富、收入、健康以及生活方式方面存在的不平等越来越严重。除了艾滋病等带来的新问题，像肺结核这样早就消灭了的疾病在穷人区卷土重来。此外还有其他引起不稳定的因素。家庭的解体在加速：每三对夫妇中就有一对离婚。英国在欧盟国家中离婚率最高，甚至比北欧国家都高。在默西赛德这样的地区，大批青年人长期失业，有许多住宅区发生骚乱，城市里则存在着普遍的毒品文化现象，正如电影《猜火车》所描写的那样。这部影片是根据爱丁堡作家欧文·韦尔什（Irvine Welsh）令人不安的同名小说改编的。从未像现在这样富足的英国在精神上似乎是贫瘠的、在社会层面上是分裂的。

增长的繁荣

然而在许多方面，这种感觉是不平衡的，人们的绝望被夸大了。虽然面对着各种各样的问题，梅杰执政时期的英国日益繁荣，而多数市民对生活颇为满意。尽管黑人青年斯蒂芬·劳伦斯（Stephen Lawrence）谋杀案反映出的警方种族歧视令人不安，少数族裔在经历了撒切尔时期种族冲突之后还是取得了进步。由于多数妇女，无论已婚还是未婚，现在都出来工作，家庭的收入提高了。像保姆和保育员这样的家政工人的数量自爱德华时代以来首次出现上升。年轻人中，上大学的比例增加到适龄人群的三分之一，而半工半读或“继续”教育则成为普遍现象。在年龄组的另一端，预期寿命稳步上升（女性为77岁），而提前退休领取养老金常常意味着更加舒适的老年生活。

在1994年开通的公路和铁路海峡隧道的便利条件下，到国外度假成为普遍的现象。绝大多数人家里拥有中央暖气系统、微波炉、录像机或个人电脑等舒适设备。信息科技，包括因特网，意味着越来越多的人能够在自己家里工作，同时也能更加自由地获取知识。英国手机的数量超过了1,200万部。城镇生活显示了恢复的迹象——像格拉斯哥、加的夫、纽卡斯尔或利兹这样的城市繁荣起来，其街头出现了更休闲和更都市化的餐馆和酒吧。国家彩票的设立（其收入用于慈善事业）给人们带来了博彩的乐趣，很受欢迎。休闲活动反映了在更加广泛领域的富裕生活。由于从卫星电视转播获得巨额资金以及从欧洲大陆或南美引进明星球员，足球业尤其获得巨大成功。除了其他因素之外，黑人足球球员、田径运动员或板球球员在物质上的成功也有助于改善种族关系。

英国的文化大体上保持了活力。伦敦仍然是伟大文学作品的中心；像诺曼·福斯特和理查德·罗杰斯这样的建筑家在国际上享有盛誉。作为业界的泰斗，福斯特设计了重建的柏林国会大厦，该大厦于1999年底落成。由于多银幕影院吸引了更多的观众，电影业尤为繁荣和具有创造力。成功的电影包括《乔治国王的疯狂》（电视第四频道出品）这样的经典历史片以及描写六位设菲尔德失业钢铁工人利用他们的才能表演脱衣舞的喜剧《光猪六壮士》（1997年）。报纸上充分展示了英国艺术与设计的活力；像辣妹这样的流行音乐偶像不但证明了“女孩的力量”，还催生了一种新的爱国主义感情。人们一度在谈论“潇洒的不列颠”，正如在甲壳虫乐队和“快乐的60年代”的辉煌时期那样，英国成为了流行时尚的市场引领者。1995—1997年，经济开始以出口增长的形式复苏，但评论家们对明显缺乏一种“好感觉因素”感到困惑。公众情绪奇怪地表现为消沉。

新工党

政治是这种失望的主要根源。但也似乎正是政治给人们带来振兴的希望。过去作为陈旧社会主义和工会麻烦的象征，工党似乎注定永远在野，但正是工党出人意料地成为更加美好社会的希望。在金诺克领导下放弃左倾政策是工党复兴的开始。他的继任者约翰·史密斯（John Smith）以削弱工会势力和将“一人一票”制引入党代会的方式继续现代化的进程。

真正的变革是1994年史密斯去世后发生的。他的继任者托尼·布莱尔（Tony Blair）放弃了旧的意识形态，领导工党走向戏剧性的复兴。42岁的布莱尔是受过公学和牛津教育的律师。他给人一种年轻、富有活力和喜欢新事物的印象，并因此成为英国现代史上最成功的政党领袖。他不是简单地提“工党”，而是提“新工党”。他更诉求于英格兰中部按揭供房的中产阶级，而不是工党腹地更为老派的工人阶级。他讲着爱国主义的语言，挥动着英国的国旗。他宣称，从根本上讲，英国是一个年轻的国家。他还能以惊人的熟练技巧利用现代通信技术来保持党内的“统一”并提升自己的领导地位。布莱尔曾经在下院这样奚落梅杰：“你跟你的党走，而我的党则跟我走。”

新工党比以前更能兼容并蓄。布莱尔公开诉求英国工业联盟（CBI）的领导人的支持；向在过去诋毁过工党的默多克报业集团示好；他甚至对撒切尔国有产业私有化、提升自有住房率和结束工会的控制作用等成就大加赞赏。布莱尔所依靠的模式似乎不是一个世纪以来从基尔·哈迪（Keir Hardie）到卡拉汉领导的旧工党，而是澳大利亚工党或者总统比尔·克林顿（Bill Clinton）领导下的美国民主党所奉行的“市场社会主义”。

其结果是，不再教条化的工党扬弃了国家计划、国有化、普惠福利、收入再分配以及1945年艾德礼领导下工党与工会的密切联系。1995年初，布莱尔成功地发起了从工党党章中删除承诺国有化的第四条款的运动。在保守党政策失败和工党在民意调查中领先形势的鼓舞下，布莱尔支配着英国的政坛。

1997年的大选

1997年的大选体现出了新工党改革的效果。民意测验的结果这一次被现实印证了。保守党遭受了比1945年或1906年更糟的失败，也许是自惠灵顿勋爵（duke of Wellington）1832年抵制伟大的《改革法案》以来最糟的惨败。工党的选票增加了10.9％，获得了419个席位，而保守党只获得165席。自由党获得46席，是20年代以来的最好成绩。5位政府阁员丢掉了他们的席位。英格兰的城镇议席大规模地转而为工党所有，包括撒切尔在芬奇利的席位。主要城市都转向了工党，而在苏格兰和威尔士保守党竟连一个席位都没有获得。

这次大选的另一个令人瞩目的特点是，120多位女性当选为下院议员，其中100多位为工党议员。她们全部来自中产阶级，而工党内的工会势力则大大减弱。这是英国历史上最翻天覆地的大选之一，是十年前人头税引发反撒切尔浪潮以来积聚起来的反对保守党统治的滞后反应。44岁的布莱尔由此成为自维多利亚时代以来最年轻的首相，并且立即树立起个人的权威。

工党接班执政的过程是极其平顺的。近期以来经济一直在快速改善。这是工党有史以来第一次在执政时没有遇到财政危机。新的财政大臣遵循谨慎的政策，兑现了不突破保守党政府税收与花费顶限的大选诺言。股市在1998年创下新高。股票交割指数从1997年5月的4,300点狂升到2000年1月超过6,800点。在国内政策方面工党趋于谨慎甚至保守，尤其是在削减福利花费以减少对国家的依赖方面。而来自左翼的抗议被置之一旁。医疗服务的资金不足引发了许多争论。其他方面，政府采取的政策有对工商业界示好、加强法律秩序以及对大学教育收费。这对一个中左立场的政府来说是很了不起的。另一方面，家庭信用、对儿童和老人福利的加强以及引入工人最低工资政策则说明某些程度上的财富再分配以及政府真实进步的议程。

在欧洲问题上，这届政府似乎比其前任更加积极。然而布莱尔并不比梅杰更倾向于在第一轮就加入单一欧洲货币体系。他的直觉是欧洲与美国并重。然而在北爱尔兰，在经历了几十年的暴力冲突之后政府似乎确实取得了罕见的政治突破。新芬党和统一党的领导人坐到谈判桌前，并在1998年4月的耶稣受难节达成了一项协议。协议内容包括以苏格兰模式组成一个108名成员的民选议会；成立由都柏林和贝尔法斯特的部长组成的跨边界部长委员会来处理安全与其他事务；以及建立一个英-爱不列颠群岛委员会。这似乎是自1922年爱尔兰分治以来北爱尔兰的政治家们所能取得的最接近的一致，并且代表了布莱尔又一项了不起的外交成就。一个月后在北爱尔兰举行的全民公决中，协议得到超过71％的多数（包括新教徒的多数）支持。在经历了解除武装的困难之后，北爱尔兰议会在1999年11月开始运作。新芬党的部长们在统一党领导人戴维·特林布尔（David Trimble）手下任职，这是历史性的新进展，尽管该议会不久就被终止了。

北爱尔兰协议中潜在的联邦主义与工党政府就另一个国内问题所进行的激进改革遥相呼应。工党政府提出的宪法改革计划将世袭贵族赶出了上议院，到2000年时仅剩下92名世袭贵族上院议员。更惊人的是，工党政府在1997年9月提出就中央政府对苏格兰和威尔士的权力下放问题举行全民公决。苏格兰人以压倒性多数的结果支持成立一个具有税收权力的苏格兰议会；形成对比的是，威尔士成立民选议会的动议只得到微弱多数的赞同。全民公决的结果也许预示着自1707年《合并法》〔1〕以来联合王国的中央政府将要发生戏剧性的变化。有人认为，联合王国甚至不再能够保持统一。1999年开始运行的苏格兰议会包含一个少数派的工党政府，但议会里的苏格兰民族党代表比重却很大，此外英国政府也参与到更加融合统一的欧盟中来。这看上去很可能引起更进一步的变化。国内的多元主义和外部的欧洲融合可能会导致更加松散的国家结构。在这一结构中，法律、议会和内阁的作用将会改变，英国的国家认同概念将大不相同。少数人以英格兰式的民族主义对此进行强烈回应。而多数人认识到这是一个后帝国主义时代、信息革命时代以及经济全球化时代。他们似乎以传统的平静心态接受了未来变化的前景。

公众的平静

当布莱尔政府尘埃落定时，英国人民正期待新千年的到来。他们似乎比撒切尔倒台后的那段时间更加平静和自信。经济出现了复苏的景象；社会（包括北爱尔兰）更加稳定；男女平等正取得进展；少数族裔比以往更广泛地融合到社会中来；苏格兰人与威尔士人正忙于对地方分权进行建设性的准备。不列颠目前似乎找到了感到放心满意的一种风格和一届领袖。

当然，在最近几十年里也有很多社会混乱的迹象。阶级、性别、隔代人之间的关系，还有像婚姻、家庭以及为人父母这样的社会基石，经历了很大的冲击而且其结构变得不那么完整。历史悠久的组织机构发现很难适应时代的变化。英国圣公会在一个世俗化的时代举步维艰；妇女被授予神职这样的问题增加了它的烦恼。现在只有少数人遵从宗教礼仪。非国教徒信仰已成为维多利亚时代的遗迹，而天主教会对堕胎等问题的态度也遭到猛烈抨击。除了苏格兰西部群岛上严格遵守安息日的加尔文教徒，星期日成为人们购物、驾车兜风以及从事群众性体育活动的休闲日。

君主制是近年来社会混乱的更大受害者。许多人猜测，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百年之后查尔斯王子甚至不能继承王位。然而当查尔斯王子离异的妻子戴安娜王妃在1997年8月31日的巴黎车祸中身亡时，人们对此进行了不同寻常的情绪宣泄。在她的葬礼上，人们极尽悲伤。对他们来说，戴安娜既是充斥通俗小报的光彩照人的媒体明星，又是对艾滋病患者、无家可归者、单身母亲以及亚裔少数民族深表同情的现行制度的局外人。她的葬礼使人们重新产生了对君主制度的依恋，尽管对它的态度更加随意平和。

图11　1997年9月，戴安娜王妃葬礼前肯辛顿宫外面的哀悼者。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布莱尔代替了戴安娜的位置，尽管他只是权威的灯标而不是（戴妃在其葬礼上被人们所称呼的）风中的蜡烛。即使媒体把现实描绘得一团黑暗，民意测验的数据却表明大众对于其英国人的身份具有普遍认同感并且对自己的国家表示满意。这在西方世界中并不多见。没有什么人想移民国外。在新千年到来的2000年1月，一个巨大的塑料穹顶〔2〕在格林威治的河边矗立起来。它可以比肩1851年世博会的水晶宫和1951年不列颠展的节日大厅。和以往一样，这样的建筑遭到媒体的批评，但并不激烈。和君主制一样，新千年可以用来加强对一种新的文明文化的基本承诺，新移民也会从中找到归属感。

结语

从1914年到2000年，英国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然而，不列颠仍然是依稀可辨的同一社会。尽管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30年代的大规模失业以及70年代和80年代的社会动荡，大不列颠的面貌，就像斯诺登山或者哈代笔下的埃格敦荒野，可能出现光和影的表面变化，但是潜在的本质却始终如一。在2000年如同1914年，人们对家乡的崇敬与包容还是没有改变。当地市民对于伦敦（2000年它有了自己的民选市长）、对于“北方”、或对于泰恩赛德、或对于东英吉利亚、或对于康沃尔的忠诚仍然是现实——的确，随着中央政府对苏格兰和威尔士以及也许会对广大英格兰城市地方政府的权力下放，可界定的地方社区归属感可能会变得更加强烈。

人口的构成仍然是多元的、有差异的和个性化的。在一个高度城市化的社会里，乡村仍然固守着自己（也许夸大了）的功能和身份感。90年代末的英国仍然是个相对和睦的社会——人们寻求自己的兴趣爱好、珍视自己的花园并在自己家里自娱自乐。最强有力的是，尽管人们使用“一个年轻的国家”这样的修辞来形容英国，英国人仍然对他们集体共有的过去怀有一种自豪感——即使“英国历史”（在千禧穹顶里基本上被忽略了）一词需要用凯尔特民族地区的权力下放、美国化了的流行文化、英联邦国家的移民以及欧盟成员国等所体现的多元主义、多种文化来重新定义。

对戴安娜之死的影响或新千年含义的辩论使人们对英国历史的共同记忆有了更深刻的理解。这种历史意识充分展现在无数的地方节日、古老教堂城市和温泉镇的礼节、威尔士民族文化节、苏格兰高地的体育运动、甚至具有30多年历史的诺丁山多种族狂欢节上。像议会这样的公共机构体现了这种历史感。同样，也许较为痛苦的是，还有战争与外来威胁所激发的坚定团结。通过大众媒体，电视与电影制作的历史作品复兴了古代身份的神秘感。2000年1月进行的民意调查中人们认为威廉·莎士比亚（William Shakespeare）是上个千年的代表人物。

尽管经历了几十年几乎不可忍受的动荡，英国仍然是个不可分割、相对和平、结构紧密的社会，有能力进行自我更新。当地人的抗议活动的种种形式，常常体现了一种内在的宽容精神；对个性与怪异行为的尊重体现在包括像性取向这样的困难领域；以及对强权与统一标准的拒绝。1998年，“自由之树” 〔3〕仍然被环保压力集团浇灌着。环保武士“死顽皮”（Swampy）〔4〕是掘地派或汤姆·潘恩（Tom Paine）等持不同政见者的天然继承人。在新千年来临之际，正如在过去惊涛骇浪的紧要历史关头，作为一个英国人的价值仍然能够得到肯定和传承。因此，英国人再度自信地迎接未来将展开的很多个世纪。

注释

〔1〕　该《合并法》于1707年5月1日通过，苏格兰与英格兰正式合并为一个国家，成为大不列颠王国（Kingdom of Great Britain）。

〔2〕　此建筑是2000年1月1日盛大开幕的格林威治千禧穹顶（The Millennium Dome），斥资将近7.6亿英镑兴建而成，是全球最昂贵的雄伟建筑，也是全球最大的穹顶，连巴黎的埃菲尔铁塔都可横躺其中。

〔3〕　自由之树：出处为托马斯·潘恩所写的一首提倡自由，反抗强权的诗歌《自由之树》（ Liberty Tree ），1775年7月刊在《宾夕法尼亚杂志》或《美国博物馆月刊》上。

〔4〕　Swampy：丹尼尔·胡珀（Daniel Hooper）的外号，此人是英国有名的环保主义者，多次参加反对修建地铁延长线的抗议活动。

年表

1914 | （6月28日）斐迪南大公在萨拉热窝遇刺
| （8月4日）大英帝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
1915—1916 | 达达尼尔海峡远征，以英国军队从加里波利撤退告终
1916 | 索姆河战役；日德兰战役；劳合·乔治接替赫伯特·阿斯奎斯任首相
1917 | 帕森达勒战役
1918 | 人民代表法将投票权扩大到30岁以上的妇女；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11月11日）；劳合·乔治的联合政府以“优惠券”的方式再次当选（12月）
1919 | 凡尔赛条约确立了欧洲的和平
1921 | 大罢工期间煤矿工人寻求码头工人和铁路工人工会的支持（“三方联盟”）：在“黑色星期五”码头工人和铁路工人退缩，三方联盟破裂；劳合·乔治与新芬党签订条约
1922 | 劳合·乔治倒台；博纳·劳领导保守党政府
1923 | 斯坦利·鲍德温成为保守党首相；大选
1924 | （1月）拉姆赛·麦克唐纳领导第一届工党政府；
| （11月）保守党在鲍德温的领导下重新执政
1925 | 英国恢复金本位制
1926 | 总罢工（5月3—12日）
1929 | 大选；麦克唐纳领导第二届工党政府
1931 | 金融危机与英镑挤兑；英国放弃金本位制；麦克唐纳辞职并在大选后领导国民内阁
1932 | 关于帝国贸易的渥太华会议实施保护性关税
1935 | 保守党赢得大选：鲍德温接替麦克唐纳任首相；阿比西尼亚问题的霍尔-拉瓦尔条约；《印度政府法》
1936 | 国王乔治五世去世；爱德华八世逊位：乔治六世成为国王
1937 | 内维尔·张伯伦接替鲍德温任保守党政府首相
1938 | 张伯伦在贝希特斯加登、巴特戈德斯贝格和慕尼黑会见阿道夫·希特勒
1939 | 英国保证波兰的安全；大英帝国向德国宣战（9月3日）
1940 | 温斯顿·丘吉尔接替张伯伦任首相；敦刻尔克撤退；不列颠之战
1941 | 德国空军继续在许多英国城市进行闪击战；苏联和美国参战
1942 | 新加坡陷落；蒙哥马利取得阿拉曼战役胜利；斯大林格勒战役；关于社会保险的贝弗里奇报告发表
1943 | 北非战役成功；英美军队攻入意大利
1944 | 攻入法国的D日（诺曼底登陆）；R. A. 巴特勒教育法出台
1945 | 战争在欧洲（5月8日）和远东（8月15日）结束；大选：工党获得巨大胜利，克莱门特·艾德礼成为首相
1947 | 煤炭和其他工业国有化；自由兑换危机；印度、巴基斯坦和缅甸独立
1948 | 比万发起建立国民保健服务体系
1949 | 北约成立；斯塔福德·克里普斯将英镑贬值
1950 | 大选：工党以微弱多数继续执政；朝鲜战争爆发
1951 | 不列颠展；大选：保守党击败工党，丘吉尔再任首相
1952 | 乔治六世国王去世；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登基
1954 | 英国部队从埃及撤出
1955 | 艾登任首相；保守党赢得大选
1956 | 英-法联军入侵苏伊士运河区，随后撤出
1957 | 安东尼·艾登辞职；哈罗德·麦克米伦成为首相
1959 | 大选：保守党以较大多数获胜
1963 | 法国否决英国加入欧洲共同市场的申请；在莫斯科签署的禁核条约对核试验进行限制；亚历克·道格拉斯-霍姆接替麦克米伦任首相
1964 | 大选：工党在哈罗德·威尔逊领导下以微弱多数获胜
1966 | 大选：工党以较大多数获胜
1967 | 英镑贬值
1968 | 英国限制英联邦国家的移民
1970 | 大选：保守党在爱德华·希思领导下重新执政
1972 | 全国煤矿工人大罢工；北爱尔兰的斯托蒙特政府被废止
1973 | 英国加入欧洲共同市场
1974 | 全国煤矿工人大罢工；两次大选：工党在威尔逊领导下均获微弱多数
1975 | 全民公决支持英国留在欧洲共同市场
1976 | 经济危机：英国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得到援助
1979 | 威尔士和苏格兰就地方分权问题举行公决；大选：保守党在玛格丽特·撒切尔领导下重新执政；津巴布韦（罗得西亚）独立
1980 | 北海石油使英国自给自足
1981 | 社会民主党成立
1982 | 英国在福克兰群岛战争中击败阿根廷
1983 | 大选：撒切尔保守党政府以压倒性多数继续执政；英国部署巡航导弹
1984 | 煤矿工人大罢工
1985 | 持续了一年后煤矿工人结束罢工；《英爱希尔斯伯勒协议》签署
1986 | 英吉利海峡隧道条约签署；股票交易所“大爆炸”改革
1987 | 大选：撒切尔保守党政府以超过100席的多数继续执政；秋季股市崩盘
1989 | 人头税率先在苏格兰实施
1990 | 英国加入货币兑换机制；撒切尔辞职；约翰·梅杰成为首相
1991 | 针对伊拉克的海湾战争
1992 | 在大选中保守党出人意料地获胜；“黑色星期三”：英国退出ERM
1994 | 爱尔兰共和军宣布在北爱尔兰停火
1996 | 查尔斯王子与戴安娜王妃离婚
1997 | 工党以179席的优势赢得大选：托尼·布莱尔成为首相；戴安娜王妃在巴黎车祸中丧生；苏格兰与威尔士就地方分权问题举行全民公决；英国从香港撤出
1998 | 北爱尔兰达成耶稣受难节协议
1999 | 欧洲经济与货币联盟（EMU）启动（1月1日），英国未参加；苏格兰与威尔士议会进行首次选举；北爱尔兰议会开幕；世袭贵族在上院的席位被废除
2000 | 千禧穹顶开放；第一位民选伦敦市长诞生

历任首相名录1914—2000

（赫伯特·亨利·阿斯奎斯 | 1908年4月起）
戴维·劳合·乔治 | 1916年12月
安德鲁·博纳·劳 | 1922年12月
斯坦利·鲍德温 | 1923年5月
詹姆斯·拉姆赛·麦克唐纳 | 1924年1月
斯坦利·鲍德温 | 1924年11月
詹姆斯·拉姆赛·麦克唐纳 | 1929年6月
斯坦利·鲍德温 | 1935年6月
内维尔·张伯伦 | 1937年5月
温斯顿·丘吉尔 | 1940年5月
克莱门特·艾德礼 | 1945年7月
温斯顿·丘吉尔 | 1951年10月
安东尼·艾登爵士 | 1955年4月
哈罗德·麦克米伦 | 1957年1月
亚历克·道格拉斯-霍姆爵士 | 1963年10月
哈罗德·威尔逊 | 1964年10月
爱德华·希思 | 1970年6月
哈罗德·威尔逊 | 1974年3月
詹姆斯·卡拉汉 | 1976年4月
玛格丽特·撒切尔 | 1979年5月
约翰·梅杰 | 1990年11月
托尼·布莱尔 | 1997年5月

20世纪的英国经历了纷繁复杂的内外部变化。在内部，固守传统与改革创新持续对立，经济萧条、阶级矛盾和地区分野时常引发社会和政府内部的冲突；在外部，两次世界大战中英国均遭受巨大冲击，殖民地民族主义运动声势渐大，大英帝国不断衰落。

然而，20世纪对于英国来说又是一个社会进步、成功转型的时代，历经沧桑的不列颠仍然维持了其大国的地位。那么，这个世纪的英国遇到了哪些危机和挑战？它又是如何应变与调整的？本书在详论这些问题的同时，从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各方面给读者展现了一幅20世纪英国的全景图。

Table of Contents

日不落帝国兴衰史-盎格鲁-撒克逊时期 (百科通识文库) by 约翰·布莱尔

扉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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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论

第一章　英格兰人集居地

第二章　七世纪

第三章　基督教与修道院文化

第四章　麦西亚霸权

第五章　维京人的入侵与韦塞克斯王室的兴起

第六章　艾特尔雷德与克努特：英格兰君主制的衰落

第七章　盎格鲁－撒克逊王朝的终结

年表

封底

日不落帝国兴衰史-中世纪英国 (百科通识文库) by 约翰·吉林厄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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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诺曼王朝的国王们

第二章　安茹王朝的国王们

第三章　中世纪早期的政治、法律和宗教

第四章　中世纪早期的经济

第五章　战争中的英格兰，1290—1390

第六章　中世纪晚期的财富、人口和社会变化

第七章　重开战争，1390—1490

第八章　走向民族统一

年表

王室家谱

封底

日不落帝国兴衰史-18世纪英国 (百科通识文库) by 保罗·兰福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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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革命及其反响

第二章　罗宾政府的兴起

第三章　工业和赋闲

第四章　英国中产阶级的形成

第五章　不同政见的斗争

第六章　叛乱和改革

第七章　结束语

年表

历任首相名录1721—1789年

译后记

译者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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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不落帝国兴衰史-19世纪英国 (百科通识文库) by 克里斯托弗·哈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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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对革命的反思

第二章　工业的发展

第三章　改革和宗教

第四章　海外战争

第五章　通向自由之路

第六章　应对改革

第七章　“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

第八章　“隆隆作响的变化之辙”

第九章　政治和外交：帕默斯顿时代

第十章　融合

第十一章　自由贸易：不受节制的工业经济

第十二章　人口流动：城市和乡村

第十三章　大众和阶级：城市工人

第十四章　职员和商业：中产阶级下层

第十五章　有产阶级

第十六章　典仪

第十七章　“移风易俗”

第十八章　“城郊托利党人”：保守党的复兴

第十九章　爱尔兰，苏格兰，威尔士：自治法受挫

第二十章　不情愿的帝国主义者？

第二十一章　世纪末的反拨：新的国家观念

第二十二章　老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劳工主义及关税改革

第二十三章　爱德华时代：控制国家危机

第二十四章　“你那英国的夏季已经结束”

大事年表

历任首相名录 1789—1914

译后记

封底

日不落帝国兴衰史-20世纪英国 (百科通识文库) by 肯尼斯·摩根

扉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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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序

第一章　第一次世界大战

第二章　20年代

第三章　30年代

第四章　第二次世界大战

第五章　战后的世界

第六章　从70年代到90年代

第七章　走向新的千年

年表

历任首相名录1914—2000

封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