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年

〔瑞士〕彼得·施塔姆（Stamm,Peternal） 著
陈巍 译

浙版数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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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年
〔瑞士〕彼得·施塔姆（Stamm,Peternal） 著　陈巍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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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质版编目数据

浙江文艺出版社 2014.10
ISBN：9787533940126

目　录

七年

译后记

七年

光与阴影，使事物成形。

——勒·柯布西耶

索妮娅站在灯火通明的画廊中央，一如既往地处于中心位置。她稍稍低头，胳膊紧贴身体，唇边浮现出一丝微笑，但她眼睛却眯缝着，好像被光线晃了，又好像感觉到痛。她显得心不在焉，如同这些挂在墙上展览的画作，没有人注意，但却是人们相聚于此的诱因。

我抽着一支小雪茄，透过宽大的画廊窗户看到一位相貌俊美的男士走向索妮娅，想与之攀谈。这时她才如梦初醒，微微一笑，与他碰杯。他嘴唇翕动，但索妮娅脸上却露出一副孩子般惊讶的神情。然后她再次微笑，但从我这儿却分明看见，她没有在听男子讲话，她的思绪已飘到了别处。

索菲站在我身旁一动不动，就连她好像也在思考。她说，妈妈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当然了，我说，然后用手摸了摸她的脑袋瓜。是啊，你妈妈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

雪从早上就开始飘落，但雪花刚触到地面，便融化了。我感到冷，索菲说，然后钻过刚被人推开的大门，走入画廊。一位身材高大的秃头男子从房子里出来，嘴里叼着香烟。他紧贴着我不舒服地站住，似乎我们认识。他点燃了烟。刺眼的画，他说。还没等我作答，他又转过身，迈了几步从我身边走开。他突然显得缺乏自信，有些失落。

我再次透过窗户望去，索菲跑到了索妮娅面前，索妮娅喜形于色。英俊的男士仍然站在她身旁，有些尴尬，近乎生气地打量着这个小姑娘。索妮娅朝索菲弯下腰，两人简短地交谈了一下。索菲指指户外，索妮娅手搭凉棚，皱起眉头，面带激动的笑容朝我这里张望。我坚信她无法在昏暗之中看见我。她与索菲说了几句话，然后把她朝门口方向一推。一瞬间，我突然有了一股逃离的冲动，逃离这里，融入那些从画廊透出的灯光下经过的行人当中。他们瞥了一眼画廊内穿着优雅的人士，便继续匆忙赶路，消失在下班回家的人潮中。

我将近二十多年没见安特耶，尽管如此，我仍旧一眼认出了她。她约莫六十岁，但脸部依然青春逼人。喂，她说，吻了我面颊一下。在我回应前，一位留着可笑小胡子的年轻男子走到她身边，在她耳旁嘀咕了几句，抓住她胳膊，把她从我身边拽开。我目送他把安特耶带到一位身穿黑西装的男士跟前，此人的脸我熟悉，也许登过报。索菲碰了碰先前与索妮娅搭讪的男士，与他调笑，这显然让他难堪。索妮娅笑容满面地仔细听着，但我又感觉她思绪移到了别处。我走到她跟前，把胳膊放在她腰间。我享受着旁边那个男人投来的嫉妒目光。他问，索菲几岁了。您猜猜看，索菲说。他似乎考虑了一会儿。十二岁？她只有十岁，索妮娅说。索菲说，你好坏。你和你母亲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男士说。索菲行了一个屈膝礼，表示感谢。她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她似乎非常理解刚才发生的事。

我和索菲先走，你要不要紧？索妮娅问。安特耶得待到画廊关门。我提议，我先带索菲回家，她可以留下来，但索妮娅摇摇头，说她非常累了。她和安特耶还可以一块儿过周末。

索菲请求她的仰慕者帮她去取一杯橙汁。他顺便问别人还想喝些什么。你别差遣别人，好吗？我说。谁给她惯的这个毛病，索妮娅说。索菲咬住嘴唇，朝地上看了一眼，然后盯着我。我装作什么都没有听见。我们先走，索妮娅说，然后在我嘴唇上吻了一下。你们回到家，可别弄出声响。

画廊开始空起来，但是到最后一批客人离去还是过了很久。除了安特耶和我，还剩下一位老先生，她没有给我做介绍。两人站在其中的一幅画作前，窃窃私语，让我本能地与他们保持一段距离。我翻阅着价目表，一再抬头看看两人。最后安特耶拥抱了老人，在他额头上吻了一下，陪他来到门旁。然后她走向我。这是格奥尔格，她说，我曾经爱他爱得发狂，她笑着说。很费解，对不对？这是百年前的事了。她走向酒柜，端着两杯红酒回来。递给我一杯，我摇摇头。我不能再喝了。她怀疑地笑笑，一口气喝干，说，我准备好了。

画廊主人把钥匙交给安特耶。她不停地按开关，直至所有的电灯熄灭。出了门，她挽住我胳膊，问我车停得远不远。空中仍然雪花纷飞。这是什么天气，她说，下一回我们再到马赛相聚。她问我是否喜欢这些画。你变得更开明了，我说。更敏锐，我希望，安特耶说。我不懂艺术，我说，但与过去相反我如今能够想象在家里挂出一幅你的画作。安特耶说，她无法确定这算不算恭维。

我问她有无邀请索妮娅的父母参加画展开幕式，我本以为他们会来。安特耶没有回答。如果你想去拜访他们，我把车借给你，我说，这儿离施塔恩贝格不远。安特耶仍然沉默不语。直到我们来到汽车旁，她才回答，她没有时间，在市郊兜风太累了。筹备画展非常地紧张。我问她哪儿不舒服。安特耶犹豫了片刻。没有，她说，或者有吧。他们年事已高，且有些虚荣。他们总这样，我说。安特耶摇摇头。当然索妮娅父母一直很保守，她说，但过去她父亲却对艺术抱有浓厚的兴趣，她常常与其共同探讨艺术问题。最近几年他愈来愈隐而不露，也许是年龄的缘故吧。他无法再认同新生事物，他变得闷闷不乐。他不一定完全赞同我的意见，她说，但他起码能倾听我讲的东西。我们最后一次见面，为了古尔斯基⁽¹⁾发生过激烈的争论，此后我就再没兴趣见他了。

我心里想，安特耶有无别的原因躲避索妮娅父亲。我经常怀疑她曾经在某段时间与他有过一腿。有一次我问索妮娅，她反应强烈，说，她父母的婚姻美满和谐，就像我们。我想到这儿，无法继续说下去。

尽管路上交通顺畅，我们还是花了些工夫开出市区。安特耶沉默不语，我瞟了她一眼，发现她双目紧闭。我想她也许睡着了，她却开口说她有时候在问自己那时是否帮助过我。索妮娅吃不准，安特耶说。我俩沉默了一会儿，然后安特耶说，索妮娅曾经无法确定我们是否般配。难道我对她不够好吗？你有潜力，安特耶说，我相信，她当时用的就是这个词。其他人呢，比如吕迪格，我说。对，吕迪格，这家伙很诙谐，但太懒惰了。另外还有一位呢？她想了一会儿。那个后来与女音乐家结婚的家伙。费尔第？我问。也许，安特耶说。

我无法想象索妮娅对费尔第感兴趣。他们的关系没有维持太久，安特耶说。索妮娅与他有过什么瓜葛吗？我们在红绿灯前停车，我瞥了一眼安特耶，她歉意地笑笑。我不相信，他们像你认为的那样上过床。难道她就没有跟你提起过？

索妮娅很少提到过去。我时常觉得由于我们的关系她好像以前就没有好好生活过，或者除了那些摆在她书架之上，她从不取下来的相册之外，过去的生活好像没有留下任何的痕迹。我观看这些照片，感觉照片似乎来自十分遥远的年代，来自截然不同的生活。有时候我向索妮娅打听她与吕迪格的关系，她的回答也只有三言两语。她也从不问我，我们相爱之前我干过哪些出格的事。我无所谓，我说，现在你属于我。但是索妮娅坚决地闭口不谈。我有时候寻思她是不是真没有什么可说的。

安特耶的微笑出现了变化，现在显得具有嘲讽意味。你们男人总想成为征服者，她说。尝试一下从正面看看吧。她做出了选择，而且选择了你。

后面传来汽车的鸣笛声，我猛地加速蹿了出去，轮胎发出吱吱的响声。你在整个过程中充当了何种角色？我问。你还能回忆起你俩在我那儿度过的第一个晚上吗？安特耶问。索妮娅当时早就睡了，我们一道观看了我的画作。我有点想引诱你。你让我喜欢，英俊的小男生。但是我放弃了，却告诉你索妮娅爱上你了。而且第二天我也好好劝过她。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我问。安特耶耸一耸肩。你生气了？她问，听上去极为严肃。出于兴致，她最后说，我替你说了话。因为这涉及另一个女人，一个外国女人，我相信，这件事你肯定非常清楚。伊沃娜，我说，叹了口气，这是一个悠长的故事。

我和费尔第、吕迪格坐在英国花园⁽²⁾附近的一家露天啤酒馆消磨了好几个小时。这是一个炎热的七月的下午，阳光白晃晃的。十天前我们刚刚上交了毕业设计，一周之后我们还要为这些设计进行答辩。那时，我们除了虚度时光，互相鼓劲之外，无所事事。我们三人选择了一个普通的题目，设计皇家花园相邻街区内的一家现代派博物馆，此刻我们刚速写出各自的计划，把我们的素描本推来推去，兴奋而大声地讨论。我们无视其他客人朝我们转过身投来的眼光，甚至享受其中。吕迪格说我的设计让他想起阿尔多·罗西⁽³⁾。我受到了侮辱，指责他一无所知。费尔第认为，还有比这些昔日的大师更糟糕的榜样，但阿历克斯想借助每次设计重新创造建筑。那么你给我解释一下，这与罗西有何关系，我说。我画了一张自己设计的建筑草图，推到桌子对面，但吕迪格的思维已跳到别的地方，他谈起解构主义，宣称建筑师是纯粹形式与类似胡闹的心理治疗师。

这时有两位姑娘在我们桌旁落座。她们身穿轻盈的夏裙，显得异乎寻常地美丽。没过一会儿我们便与她们攀谈起来。其中一位姑娘就职于广告代理公司，另一位则在大学读艺术史或民俗学这类艺术专业。交谈轻松愉快，不过寥寥数语，玩笑与回答，漫无边际。当姑娘们付了账，费尔第建议，我们一道去英国公园。她们犹豫不决，轻声交谈了几句，然后广告公司的姑娘说，她们还有别的事情，但我们可以随后在公园凉亭会面。她们边走边交头接耳，走出几米开外，再次朝我们转过身，笑着挥挥手。

金黄头发的妞归我，费尔第说。褐色头发的更漂亮，吕迪格说。但是金黄色头发的胸部更美妙，费尔第说。你又在解构了，吕迪格说。我们三人共用两个女孩可不行。费尔第打量着我，你得自己去弄一个来。为什么是我呢？我抗议道。费尔第冷笑着说，你是我们这儿最英俊的。那边有一个女孩一直在观察我们。

我转过身，看见几张桌子开外，一棵巨大的椴树下面，一名女生正在看书。她的年龄肯定与我们的相仿，但她没有丝毫魅力，脸部肿胀，头发松散，既不长也不短。也许是她很久以前烫过的头发，但发型已失去了形状，头发披到脸前。她衣着老气，价格低廉，穿一件褐色的灯芯绒裙子，一件色彩暗淡的花衬衫，脖子上系着一条又薄又软的丝巾。她的鼻子有些发红，面前的桌子上躺着几团皱巴巴的纸巾。我在观察这个女孩时，她眼睛离开书，抬眼望过来，我们的目光相遇了，我条件反射地微笑了一下。她垂下眼睑，但是她的羞怯却显得不甚妥当，像是用一种不讨人喜欢的方式在卖弄风情。

他能赢得女人们的芳心，费尔第说。阿历克斯搞不到她，吕迪格反驳。我们敢打赌吗？在我回答之前，他继续说，我敢打赌，你搞不到这个妞，这时他眼睛里露出一丝悲哀的神情。我说，这女孩白送我也不要。我们倒要看一看，费尔第说着，站起身来。女孩再次朝我们这边张望。当她发现费尔第朝她走去时，脸上立刻呈现出一种既害怕又期待的表情。这家伙疯了，我叹了一口气，转过身。此情此景让我难堪，我环顾四周寻找女服务生。你现在不许退缩，吕迪格说，表现一下，你是男子汉。这不管用，我说，伸出腿。我的好心情消失殆尽了，我感觉到我的无能、卑怯，我生自己的气。我感觉声音与笑声好像已经退居到幕后，我透过轻微的噪音清楚听见了砾石路上的脚步声逐渐向我们靠近。

这是波兰来的伊沃娜，费尔第说，这是吕迪格和阿历克斯。他站在我背后，我不得不近乎垂直地仰望他。请坐，费尔第说。女生把杯子放到桌子上，纸巾和书搁在杯子旁边。一部彩色封面的爱情小说，封面上可以看见狂风暴雨的天空下一对男女骑在马上。她在吕迪格与我之间落座。她坐在那儿，手放在膝盖上，腰板笔挺，不安地在我们之间看来看去。她的姿态局促而紧张，因此整个外表亦显得有气无力。她看上去像一个不指望赢得别人，甚至她自己欢心的人。

多好的天气啊，吕迪格说，怀疑又有些尴尬地笑笑。是啊，伊沃娜说。但是太热了，费尔第说。伊沃娜点点头。我问她有没有感冒。她说她患有枯草热，对所有的“花粉”过敏。对所有“波兰人”⁽⁴⁾过敏？费尔第问道。吕迪格愚蠢地笑了。对花草的粉末过敏，伊沃娜不动声色地回答。费尔第与吕迪格又这样提了许多愚蠢的问题，而她回答时似乎并没有发现这两个家伙在取笑她。相反她好像对这种提问感到高兴，她每次回答后都报以微笑。她来自波兹南⁽⁵⁾，她说。波兹南是波兰的一座城市，伊沃娜耐心地回答。她的德语几乎不带任何口音，但她讲话时小心谨慎，节奏缓慢，好像吃不太准。她说，她在一家书店工作，想提高德语水平，用挣来的钱资助她父母。她爸爸是残疾人，妈妈挣的横竖都不够用。

伊沃娜一开始就让我感到极不舒服，她让我产生同情心，同时她温顺又耐心的风格让我生气。放弃了阻止费尔第和吕迪格的念头，我也想一块儿加入到他们残酷无情的游戏当中。伊沃娜似乎是天生的牺牲品。当费尔第说我们在英国公园约了两位姑娘，伊沃娜有没有兴趣一道前往时，我真想抗议。但我又能说什么呢？伊沃娜犹豫了。四点钟在中式亭子那儿见，费尔第说。然后朝我们转过身，我们走吧？

我们准时来到约会地点。两位姑娘在我们抵达之后没多久也来了，只有伊沃娜还不见踪影。她来不了，我说。谢天谢地。谁来不了？其中一位姑娘问。阿历克斯的女友，费尔第说，朝我转过身，你等等她，你知道我们去的地方。

吕迪格说他陪我。我俩坐在这座小型圆亭子的基座上，他递给我一支烟。最丑陋的女人应该最难搞定，他说。因为她们从未得到过任何男人，她们便以为她们是特殊之物。我摇摇头。胡说八道。伊沃娜让他想起了一个女生，刚上中学的时候与她交往过，吕迪格说。事后他无法解释到底为什么。那时，他其实已经爱上了索妮娅，但是她仰仗着她的美貌与拥有的一切苛求他。也许我出于害怕她而选择了另一个女孩，吕迪格说，也许我想故意激怒她。布里吉特长得不好看，但她非常用功，大多数时间心情不佳。多一些接吻或者触摸都不行。但是不知怎么我无法与她分手。她控制了我，我从来都没弄明白她是如何做到的。他继续口若悬河，但我再也听不进去了。我的心情没有好转。灌下去的啤酒让我疲倦，我汗如雨下，感觉不舒服。我问自己，与伊沃娜的结伴让我那么难受，我凭什么还要等她呢？也许出于残余的礼貌，也许是好奇，也许仅仅因为我要对这段不能继续的交往做出决断，缺乏主动权让我显得软弱。

伊沃娜迟到了二十分钟。她穿着一件与中午相同的裙子，另外添了一件米色针织开衫，尽管天气依然炎热。她没有表示歉意，也没有说明迟到的原因。好！走吧，吕迪格说着，站起身来。

在我们经常驻足的湖畔附近，我们遇到了其他人。两位姑娘与伊沃娜打了声招呼，但紧接着就几乎忽略了她。我们带上垫子，费尔第拿了几瓶微热的啤酒。我们慢慢地躺下，轮流传递着酒瓶，谈天说地。伊沃娜什么都没有喝，也几乎不参与谈话。当我们之中有人做出了特别傻的评论时，她才偶尔擦擦鼻子，天真地一笑。有几次她想说话，但总被人打断，她马上又再次沉默。我发现她在观察我。我每次朝她望去，她的目光都游离到别处，好像我要逮住她似的。我又来了兴致想要贬损她、伤害她。她的丑陋和拘束刺激着我，她想加入我们之中的渴望揭露了我们的本性，让我们感到好笑。我心里琢磨如何摆脱她。我们去游泳吗？我最后问。我们收拾好自己的物品就出发了。伊沃娜没说别的，但却慢吞吞地跟在我们身后去冰溪⁽⁶⁾。可以躺卧的草地大部分都笼罩在阴影下，那里的人只有很少几位正在朝阳光照得到的地方挪。我寻思那边全裸的人可能会吓退伊沃娜，但她似乎没有任何反应，一声不吭地坐到一块垫子上，好像这个位子应该是她的。费尔第说，他去买几瓶啤酒，然后就消失了。

姑娘们裙子下面穿着比基尼，吕迪格和我脱了个精光，赤身裸体向水面跑去，跳入溪流。我们很快返回来时，但见两个姑娘紧挨在一起，躺在垫子上说悄悄话。我们走到近前，金黄色头发的姑娘脱下上身的比基尼，肚子朝下。伊沃娜坐在阴影里，甚至连针织开衫都没有脱。她用一种惊奇的目光注视我，我的裸体让我感到尴尬，我穿上内裤和裤子。然后我与吕迪格玩起了飞盘。那两位姑娘似乎对我们并不感兴趣。也许她们正谈论如何度过这个夜晚。我断定我们不在她们的计划之列。果不其然，当费尔第终于回来时，她们说她们得走了。费尔第不太诚心地试图挽留她们，但是我相信，我们其实还是希望她们走掉。只有伊沃娜并没有打算离开。

此时整块草地已被阴影所笼罩，最后的几名游泳者也穿好衣服陆续散去，到城里的露天啤酒馆和酒吧里晃悠。我内心同时充满了忧郁与期待，眼下时刻仿佛缩合成短短的一瞬，与相距遥远且无法达到的过去和未来分离。吕迪格和费尔第又开始讨论建筑学，但不像先前。伊沃娜坐在那儿，相距几步之遥，胳膊缠绕着白皙的大腿。她一言不发，尽管如此她还是妨碍了我们。费尔第背朝她，用手做出谋杀者的动作，朝我弯过身子，低声说，我觉得我们一定得把她扔到水里去，不然真没有别的法子摆脱她。吕迪格听到费尔第的话，半大声地说，你还没有邀请过她，这是你的过错。她属于阿历克斯，费尔第说。我不知道伊沃娜是否属于我们，然而她没有任何反应。她把头枕在胳膊上，凝望着树林。太没意思了，吕迪格说罢站起来。

我们把各自的物品收拾到一起。伊沃娜磨磨蹭蹭地起身，在一旁注视我们收起垫子。我们离开时，没有邀请她，她竟然跟在后面，距我们几步之遥。费尔第说，数到三我们就开跑，一二三，他全速冲了出去，可是跑了几步他又站住了，直到我们赶上他。

我们走进那家中午待过的露天啤酒馆，不得不和陌生人拼桌。伊沃娜在我身旁坐下。她又一言不发，甚至好像没有在听我们谈话的内容。随后又冒出了几位朋友。大家只好互相挤挤，伊沃娜被挤得贴向了我，我感觉到她大腿和臀部的柔软与温热。

不知何时我被酒精和噪音弄得晕头转向，把手放到了伊沃娜的大腿上，没有企图，没有目标地抚摩它。这种接触不是针对她的，这是一只动物躺在另一只动物身旁寻求温暖。当我稍后站起来，向大家挥手告别时，她也起身，像一条狗跟着主人那样跟上了我。来到酒馆的出口，她说她得马上去一趟厕所。我琢磨是不是应该干脆溜掉，但这时与她待在一起的想法又撩拨着我。这不是一般性的思前想后，不是那种我企图征服一个女人的游戏。我有感觉，伊沃娜会听我摆布，我拥有完全控制她的力量，我可以在她身上为所欲为。因此，我对她完全无所谓。我什么都没有失去，我什么都不怕。

过了好久伊沃娜才从厕所里出来。我问要不要陪她回家。她说她的住处离这儿不远。这条路穿过一座小公园。此处的空气更凉爽，能闻见潮湿的泥土气息和狗粪的味道。在最昏暗的地方我抓住伊沃娜，吻了她。她听任我的亲吻，当我摸向她乳房和臀部时，她也没有反抗。我企图解开她的皮带，她转开身，拉住了我的手。

在女大学生宿舍她有一个单独的房间，她在我之前登上楼梯。我比先前清醒了许多，慢慢意识到我在干一件多么蠢的事，但我太激动了，感觉不可能现在就掉头返回。伊沃娜关上她的房门，打开灯。还没等她把房门锁紧，我就再次拥抱她，把她拽到窄窄的床上。我企图脱掉她的衣服，但她没有允许那么做。她转过身，以令人惊叹的技巧抵抗着。我吻她，触摸她身体，把手伸到她裙腰，但她的腰带系得那么紧，我的手指几乎动弹不得。我把手平放在伊沃娜的肚子上，感觉到她浓密的阴毛。伊沃娜发出喘息声，一种哀求，我不知道这是由于内在的喜悦还是害怕或者两者兼有。我很久没有那么性欲勃发了，也许是因为我全然无所谓伊沃娜怎么看我。我企图用另一只手解开她的腰带，她再次抗拒我。我胡乱说了几句骂人的话。她嘟囔着，不，不要。她的声音听上去低沉、柔和。

我醒来时，还是迷迷糊糊的，几乎不知道身居何处。已是破晓时分，房间处在曙色之中。我头痛欲裂，不得不立刻上卫生间。我上身赤裸，而伊沃娜却穿着所有的衣服，只有上衣最上面的纽扣是敞开的。

我一边撒尿，一边打开镜柜，里面塞满了洗发液样品及药品，上面的名称我不认识，也不知道它们的用处。我转过身，发现伊沃娜醒了，正在打量我。我说我现在就走。这时她起身，走到我跟前，低声在我耳畔说道，我爱你。听上去不像爱情宣言，更确切地说是一项不可动摇的决定。我转过身，找我的衬衫和内衣。伊沃娜观察我穿衣服，似乎这是她的权利，我相信我在她眼里看到了某种自豪感。我一声不吭地走了。

在宿舍外边，我试图辨清方向。然而我已记不清昨晚从哪儿来的。树上的鸟儿难以置信地大声聒噪，我脑子里有一阵儿闪过荒谬的念头，好像鸟儿马上就要从上方袭击我。我自问我到这里干了些什么，接下来如何收场。整件事让我难堪，我只希望没人看见我与伊沃娜一道离开。同时我又异常兴奋。我觉得迄今我与女人干的一切跟昨晚相比都不过是一场游戏。与伊沃娜在一起我感觉自己成熟了，有担当了，而且非常自由！

我住在奥林匹克村的一间小型平房内。这些房子虽然小，但是所有寄居在合租公寓和学生宿舍的朋友都羡慕我。在一排高楼之间并排坐落着上百间平房，的确形成了一座村庄。这些房子是当年举办奥运会为运动员住宿而修建的。奥运会结束后供大学生住宿。一间面积为二十四平方米的小平房我得支付三百马克房租。楼下一层有一只走入式衣柜，一间小厨房和一间难以置信的淋浴房，一个塑料元件组装的浴盆，置身其中感觉如同登上了宇宙飞船。楼上是工作室和卧室。工作室的墙壁全是玻璃，前面有一个小露台，为了节省空间在楼梯上还建了一张高脚床。在学生村流传着狂野的爱情之夜情人们从上面跌落下来的故事，也许这只是大学生们的幻想。

小平房建造时速度过快，因此房屋质量并非处于最佳状态。窗户不密封，然而还必须不断开窗透气，不然墙上容易发霉。大学生福利组织让我们用油漆美化房屋外立面。有些人创作了真正的艺术品，其他人则在墙壁上涂鸦了政治口号，还有几幅酷似儿童画。

学生村经常举办节庆和自发的烧烤聚会。尤其在夏天，吵吵嚷嚷，难以集中精力学习。从相邻平房传来的各种噪音不绝于耳。我隔壁住着一位日耳曼学专业的大学生，我几乎不知道他的名字，但熟悉他所有的性爱生活，听到了他与女友的每一次争吵与和解。索妮娅是我的同学，不时来看我。她对奥运村的建筑感兴趣，之后来这儿是为了能与我一块儿学习。有一次，一个炎热的夏日午后，正当我们在一起死记硬背建筑史的时候，从隔壁的房间传来一阵喧嚷声。我想过去提意见，但隔壁马上又安静下来。之后我们听到一位女生快乐的呻吟。索妮娅开始什么都没有弄明白，还以为有人受到了威胁，我们应该去看看出了什么事。我笑着说，我不觉得她需要帮助。索妮娅这才好像理解。我说，我最好应该去学日耳曼学，这样就不必干那么多活了，其他方面也会有时间。索妮娅羞红了脸，称要去卫生间。她回来时，呻吟声仍然没有停止的迹象，几分钟过后，她说她得离开了，她还有一个约会。此后我们只好去图书馆学习。

我回到家七点还不到。学生村非常安静，小巷子内空无一人。我打开咖啡机，冲凉，然后准备干活，却没有目标。我有些亢奋，一定得活动活动。我往城里走去，想到了未来，一切皆有可能，没有什么能阻拦我。我想在一家大牌建筑师事务所找份工作，然后建立自己的事务所，在全球建造大型的建筑。我穿过城市，观看汽车经销商的橱窗，仿佛看见自己已然坐在一辆豪华汽车的方向盘之后，从一处建筑工地赶往另一处建筑工地。

我走入图书馆，在报纸上看到一篇长文，介绍了东德的难民潮，不管怎样这符合我对自由与觉醒的感受。一切皆有可能，尽管报社评论员还在提醒要小心，不要相信东德会垮台。中午我吃了一块三明治，然后继续行走，经过市区，喝咖啡，为自己买了一条裤子和几件白色T恤衫。傍晚回到学生村时，我已疲倦不堪，但心满意足，如同经历了长长的一天工作日。

我很早就上床睡觉，即便这样到次日中午我方才醒来。电话铃声唤醒了我，是索妮娅。她问我在干什么。没干什么，我说，因为写论文过于辛苦，我正在睡觉。我们约好在图书馆附近吃午饭。

我与索妮娅的关系非常复杂，上学第一天她就引起了我的注意，但相互认识是通过吕迪格。我们俩很投缘，不知何时开始在一起学习。她的天赋比我高，更勤奋。但是她慷慨大度，从来不会像我和费尔第抨击他人的作品。她并非没有批评精神，但一贯保持着公正的态度，提出的批评也总让人觉得她是在恭维。与在同学们中的情况相同，她在教授那里也深受欢迎。她具有赞赏人的能力，因此自然也得到别人的赞赏。她与吕迪格似乎非常般配。每当他俩举办聚会，或者邀请我们去他们父母家时，他俩都很像一对，好像这些都是他们分内的事。在一次类似的聚会中我认识了爱丽丝，与她相好了几个月。索妮娅和我大约在同一时间，在紧张的考试之中与各自的伴侣分手，也许我们因此而更亲近。我与爱丽丝的分手成了卑鄙的行为。索妮娅是爱丽丝的好朋友，不得不整宿地听她讲述我是一头什么样的猪猡，我待她有多不好。奇怪的是，这一切丝毫没有影响到我和索妮娅。正相反，我们这期间结成了真正的朋友。最初我以为索妮娅想让我与爱丽丝重归于好，直到她说不能让爱丽丝知道我俩的约会，以免损害她们之间的友谊时，我才明白了她的心思。倘若吕迪格知道这点，不会有问题，他们更喜欢在互相融洽的气氛中没有恶语相向地和平分手。要是有人见到他们俩在一起，大伙儿很可能认为他们还是一对。我问索妮娅她与吕迪格分手的原因。哦，她说，做了一个含糊不清的手势。

有时候我心里想着能够爱上索妮娅，这看似可行但实际却完全不合适。也许我们太熟悉了，我们的友谊太牢固了。有一次我影射此事。我说，倘若爱丽丝与吕迪格相恋，而我俩能走到一起该有多么理想啊！亏你想得出来！索妮娅笑着说。她正确无疑。我无法把她想象成我的女朋友，不是在床上，甚至也不是裸体的样子。她异常美丽，但却难以接近。我有点把她想象成那种裙子缝在身上的玩具娃娃，衣服是她身体的一部分。尽管，索妮娅说，吕迪格与爱丽丝也许是一对般配的情侣，我们俩也是。但这可能要了爱丽丝的命，索妮娅说，另外，我本来就没时间花在这种恋爱关系上。首先她必须为一份工作操劳。她想出国，而这只能妨碍固定的恋人关系。我喜欢看到你全身心恋爱了，我说，那么就会感觉心痛。她笑了，我正是说出这点来的恰当人选。

我在索妮娅之前来到饭店，透过窗户看到她正穿过大街朝我走来。她身穿白裤子和无袖T恤，皮肤晒成了棕色。她踏入饭店时，所有的人都朝她转过身去。她来到我桌子前，在我面颊上亲吻了一下。她落座之际，略微环顾了四周，似乎在寻找某个人。我在给侍者手势之前，他已站在了跟前。

索妮娅谈到她想参加一次竞赛，设计一家大型工业企业的托儿所。她戴上眼镜，我更喜欢她戴眼镜的样子，她给我看了她的草图。我提了些建议，但她全都摈弃了。她说我以前的想法可比现在好多了。那是因为我昨晚没睡好，我说。她假装同情地打量我，继续谈论她的设计，整合与安全，孩子们的特性，他们的独一无二及其潜力。我的客户是孩子们，她说道，把眼镜推到头顶，粲然一笑。

索妮娅是伊沃娜的绝对反面。她美丽，聪慧，滔滔不绝，魅力四射，具有天然的安全感。她的出现一再激励着我，我产生了一种必须比过去过得更好的感觉。与伊沃娜在一起时间流逝得异常缓慢，每时每刻都充斥着难堪的安静。她单调地回答我的问题，我不得不一再尽力让谈话得以持续。相反，索妮娅是一位完美的聊天伴侣。她来自富裕的家庭，我无法想象她的言行会没有品位。她无疑想事业有成，将来可能会为政府设计公租房，成为某一家董事会的成员，此外还要养育两到三个孩子，他们始终整洁干净，像她那样有教养，接受良好的教育。但是索妮娅从来都不会对一个男生说她爱他，不会像伊沃娜对我说的那样，这似乎没有其他的可能。伊沃娜的爱情表白令我难堪，设想被别人看见我与她在一起也是如此。即便如此，想到她的爱情也会产生某种崇高。伊沃娜似乎是第一个把我当回事的人，我对她的确重要。她是唯一看到我内心之中拥有比讨人喜欢的男子或者大有前途的建筑师更多东西的女生。我起床之后，便忍不住思念她，我私下早就知道，我一定要再次见到她，即使仅仅为了从她那儿解脱出来。她讲过她在一家基督教书店里做临时工，找到她并不太难。

我在电话簿里查到三家基督教书店，便乘车前往第一家书店，但是据说那里的人不会透露职员的信息。我四下环顾，没有见到伊沃娜，便前往下一家。这家书店的店主显然少了些怀疑。他说他这儿没有波兰女子上班，在克劳狄乌斯书店——我名单上的第三家书店肯定也没有，因为那是一家福音教书店。他考虑了片刻，在施瓦宾格⁽⁷⁾圣约瑟夫教区礼拜堂内有一家小商店，里边可能也在卖书。也许我女朋友就在那儿工作。她不是我女朋友，我说。

我不得不绕着教堂兜了一圈，才找到这家书店。书店位于附楼下面背阴的壁龛里。几级台阶向上通往门口，门边的小窗台上摆着几支蜡烛和若干泛黄的宗教宣传册。《基督与电视》，《我抬眼望你》，《永恒的同盟》等类似的书籍。

我透过玻璃门往里张望，没看见人。我走进店内，这时传来一阵刺耳的声音。过了一会儿，房间背面沉重的门帘才动了一下。后室被阳光照得透亮，伊沃娜瞬间被阳光环绕显得仪表非凡。然后，沉重的门帘在她身后落下，房间再度陷入微暗。

伊沃娜全神贯注地打量我，但却没有半点认出我的迹象。她坐在一把柜台后面的椅子上，正忙着移动几摞圣像画册。我查看了一下图书，书分门别类放在两只书架上：布道、信仰的帮助、婚姻与家庭、教派与其他宗教，甚至还有一种属于开朗与沉思的类别。我从书架上抽出一本讲述牧师笑话的小册子。封面上印着一只跪在神父面前的狮子，双爪合十正在祈祷。我把书放回书架，朝伊沃娜转过身。但她仍然没有理会我。我走到柜台前，俯视她，直到她抬起眼睛。我现在亲眼看着她，记忆之中她的模样发生了变化，我内心寻思，我昨天晚上怎么能如此渴望她。她神情焦虑，接近低三下四，她再次让我感觉不合适。我没说一句话便离开了书店。走了几米开外，我转过身回头观望，伊沃娜紧紧地站在玻璃门前，显得心满意足，也许仅仅是无动于衷，仿佛她完全无所谓我离开或者留下，仿佛她知道我肯定会再来。

我回家再次专心于我的毕业设计，三天之后我得参加答辩。我感觉我似乎忘记了所有过去几个月的思考。我翻阅着草图与计划。吕迪格正确无疑，这个项目属于模仿，它没有力量，没有独立性。我工作时体验到一种无法确定的能量，一种创造力，但我不知道我该把它导向何方。而且没有真正发现我完全模仿了我的偶像。因此这些根本不是令我印象至深的罗西的建筑，而是他与现代派的论战，他的忧郁，也许与胆怯别无二致。索妮娅经常取笑我过时的偏好，她说，罗西的作品如同他在拿孩子们的积木玩耍。

我感觉自己的毕业设计单调乏味且毫无想象力，尽管如此我还是非常确信能通过答辩。但伤害我的仅仅是变得平庸，必须承认我不是自己终日梦寐以求的天才。我不情愿地把这个设计方案搁置起来。我思念伊沃娜，竭力从记忆中勾画出她的面孔，但没有成功。我打电话给索妮娅，她却不在。我吃了一些小东西后出去散步。我避开与吕迪格和费尔第经常光顾的地方。我没兴趣遇见他们，因为担心他们向我提一些不舒服的问题。我走过城市，感觉自己非常孤独。我吃惊地意识到伊沃娜是我唯一想见的人。

我费了些时间才找到大学生宿舍。电铃下只标着门牌号，我不知道哪个属于伊沃娜。我在房子前面徘徊了一阵儿，抽了一支烟。最后终于有个女子出来，在她关门之前，我不动声色地用脚抵住门。我一直等到这个女人打开车锁，骑车走掉。

这幢建筑建于五十年代，地面铺设了灰色的瓷砖，墙壁已经泛黄，楼梯栏杆的某些地方的塑料涂层也已剥落，裸露出了金属。尽管第一次来时喝得酩酊大醉，我还是没费多大劲就找到伊沃娜的房间。像酒店房间那样，门上有一块数字牌，下方贴着伊沃娜名字的铭牌，孩子般的笔迹写了一个十分复杂的姓氏在上面，我很快就忘掉了，时至今日我也无法正确拼写。我敲了敲门，伊沃娜打开门。她一语不发，闪到一侧，让我进去，好像她正在等我。电视机开着，正在播一部浪漫音乐伴奏的古装电影。我随手关上门，走向伊沃娜，她往后退，脸上露出了期待的神情。在窗边她无路可退，我抓起她的手，开始亲吻，吻她的手掌、她柔软白皙的胳膊。伊沃娜偏转身，似乎想放弃，把我从窗户旁边拽开。她后退，碰到床边，躺倒，没有让我离开她的视线。她目光空洞，如同野兽的眼神。我小心翼翼地躺倒在她身上，再次亲吻她，拥抱她，透过白色的衣料抚摩她的乳房。这些她全都允许，直到我企图解开她的衣服，她才开始反抗，像上次那样坚决。背景的音乐声增强，电影似乎接近高潮或者尾声。我非常亢奋，但完全不同于我过去跟女人在一起的情况，身体上的亢奋少于精神上的，一种温暖的、昏暗的感觉，一种强烈的安全感。我脱掉衣服，没有觉得羞耻，尽管我意识到我们看上去有多可笑，一个赤裸的男人，在一个穿着过时而难看衣裙的女子身上蹭痒痒。伊沃娜深深地呼吸，她把手放在我背上，想要抓紧我。没有发生什么事，我便有了这种感觉，她愿意委身于我。

这次我没有过夜，但我最终的离开又是一次逃避。大多数时间伊沃娜都保持沉默，她不再说她爱我，仅仅有时发出急促而熟悉的声音。我试图拿起她的手，引导她，但她把手抽回去。我最终不再纠缠她，我感觉疲惫、不满足，但依旧亢奋。我们并排躺在半明半暗之中，我光着身子，她身旁则是滑落的、压皱的衣裙，我自问我们在这儿干什么？将会发生什么？这时她说，她祈祷过我来她这儿。她用小姑娘的声音说道，她完全相信她的祈祷可以改变世界。我不信上帝，我说。这没关系，伊沃娜说。我不禁笑了。你真相信亲爱的上帝会关注你的爱情？她没有言语，而当我审视她时，她脸上再度浮现出那种天真而自豪的表情，如同那天下午站在书店门口那样。我怒火中烧，我看见我从她身上扯下她的衣服，抓住她的头发和胳膊，让她违背她的意志。她脸色没有变化。这是书店小画册上圣女的自我满足，她好像在说，你每次对我干的事都不公正，这只会把你与我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我坐起来，揉着眼睛，对自己的念头感到羞耻。当伊沃娜触到我背脊时，我大吃一惊，蹦了起来。她说她祈祷过我能与之攀谈。她在露天啤酒馆好几次坐在我附近，但我却没有发现她。我战栗了。被伊沃娜选作情人的设想具有某种毛骨悚然的意味。为什么是我呢？她没有回答。我得走了，我说，我迅速地穿好衣服。在楼梯间我才系上鞋带。

我随后几天避开了伊沃娜。我本来得准备论文答辩，但是我放弃了，而是再次从头开始。我早早起床，重新画素描。最初没有太多进展，但是持续的失败我还是感觉思路开始明朗，开始领会某些内容，这比形式、风格或者结构工程更为重要。有悖于任何理性，我满怀信心，快乐地工作。我觉得我脑子里好像有了答案，只需将其发掘出来，必须清理所有我学习期间积累的垃圾，找到一种律动，一种来自我自身的线条。

我的第一个设计从地基的几何形状出发，正如石匠从一块条石凿出其形状，从一个由地基面积和允许的建筑高度组成的可用立方体中雕琢出来，形成一个纯粹的建筑体，作为模型并非没有吸引力，但内在却完全没有独创性，没有通盘的思考。现在我竭力从内部开始工作，没有从立面，而是从空间位置出发。我要为博物馆的参观者着想，把建筑结构发展成一种想象中的游历。不是设计，而是按照感觉的工作，我像试衣服那样试穿房间。我常常双目紧闭站在工作室内，把墙壁推来推去，观察光线的射入，慢慢地摸索向前。倘若有人观察我，一定会以为我疯了。但随着时间推移，渐渐形成了一个房间、通道、门洞组成的系统，类似一个有机体而不是一幢建筑。我随后才开始关注建筑物的外壳，但这真的不仅仅是一个外壳。

单层平顶楼房非常热，我整天都穿着内裤，在垂下的百叶窗后边度日。我喝了大量的咖啡，直到冷汗直流。我因为感觉不舒服才吃东西。傍晚我只出去一下，买了几瓶啤酒和一个土耳其烤肉夹馍，我打包带回家。学期末大学生村总有许多活动，每天晚上都能听到高分贝的音乐，以及从邻近的平房和中央广场的欢庆人群发出的欢呼声。但我避开所有人，坐在小阳台上，仰望天空，思念着伊沃娜。她浮现在我眼前，站在大学生宿舍的公共厨房内，正在做简单的饭菜，炒蛋及带皮的熟土豆，她端上这些食物回到房间，在小书桌旁独自享用。她吃完饭，回到厨房，洗净餐具，与其他几位她认识的波兰女孩交谈，但她很快就说累了，返回自己的房间，脱掉衣服，拿毛巾开始洗涤。这纯粹是我对她的色情想象，她站在洗手盆边，实实在在地清洗肚子、背部以及沉重而柔软的乳房。尽管房间很热，冰凉的毛巾还是让她发抖。她披着白色的碎花睡衣，一件薄薄的没有形状的针织内衣，乳头在下面呈现出来。我寻思她有没有跪下来祈祷或者是否马上就溜到床上，她躺在昏暗之中，背影如同一名死者，倾听着其他住户发出的声响，冲厕所的声音，走廊上的电话铃声，然后是一个人的声音，呼唤一个人的名字，之后是另一种声音，是喃喃自语。也许还有音乐或者外面的交通噪声。她清醒地躺在那儿，想起我，如同我想起她。这种思绪让我感到极为幸福。我觉得，好像我们醒着，上下重叠地置身于全然陌生与危险的世界。

次日我继续工作。即使电话铃响起，我也没有跑过去。我的电话应答器上录下了六条信息，索妮娅告诉我，她答辩非常顺利，她祝愿我周四也能顺利通过。吕迪格打电话过来。费尔第、我母亲，所有人都祝愿我能幸运过关。

我在答辩前一天，再度埋头于新设计，直到深夜。周四我起了个大早，再次看了看我几小时后就将介绍的旧作，觉得似乎没有通过的可能性。

去地铁的路上我看见一只鸢，正受到一只乌鸫的攻击。这只鸢平静地绕圈走动，乌鸫扑腾着翅膀在它周围转悠，朝上一飞，然后落到这只块头更大的鸟身上。鸢每次都在纠正它的圆圈，只有尾巴做小小的运动。我长久地站在那儿，入迷地观看这一奇观。有一次这只鸢似乎要放弃，往其他方向兜了更大的一圈，消失在树木后面，但随后它又回来了。乌鸫继续进攻。我非常平静。我身上可能发生什么事呢，我想，这不过是一次考试。最最糟糕的情况，无非是明年再来一次。

答辩安排在当天靠前的时段让我高兴。大教室内比较凉爽，几乎没有观众。索妮娅想来，但我说最好别来，这只会让我精神紧张。我父母坐在靠后的一排，挥手跟我打招呼。

整个答辩过程我有几次语无伦次，有点混乱不堪，我提到阿尔多·罗西，好像我可以让我的批评者无话可说。第一位专家对我的设计给予了积极评价，让我感到意外，尽管他说，对某些范本的排斥是明显的。第二位专家针对一处细节发表了长篇大论，按照他的观点楼梯间太窄了，但是最后他对这幢建筑做了赞许的评价。其他在场的教授则没有表态，我的印象是他们觉得无聊，或者他们在节省力气对付我之后答辩的同学。一刻钟过后所有都结束了，我离开教室，两位助手跟在身后，带出来了钉有我的设计的展板与模型。别的答辩者站在外面，吕迪格也夹在其中。他的眼睛闪闪发亮，仿佛吸食了毒品。我拍了拍他肩膀，祝他好运。他暧昧地笑笑，没有吭声。

我父母紧随我从大教室出来。他们站在一旁，因自豪而容光焕发。我与同学们交谈了一下，然后走向他们。进展还顺利吧！爸爸用充满疑问的声音说道，母亲点点头，虽然我确信，他们只听明白了我答辩的一半内容。与我相反，他们做了精心的装扮，一定要请我吃中饭。我能感到他们心里的不踏实。我觉得他们在这儿比我回家看他们时更苍老，我对他们有一点抱歉。中午我们去了一家菜价非常昂贵的饭店。餐后告别时，我们三人似乎都觉得轻松无比，挺住了考验。

周五我知道了自己的得分，一个2.0分，比我预期的要高。费尔第的分数相同。索妮娅1.0分。吕迪格答辩时出了大漏子，当答辩委员允许他一年之后通过补考获取本该授予他的毕业文凭时，他方才发现。

公布成绩的当晚办了一个小聚会。我们一直跳舞到次日凌晨，我喝了很多酒。回到家时，天已大亮。我久久不能入睡，所有的可能都在我脑子里闪现，我心情放松，同时又感到焦虑。从此之后再没有人对我说我该干什么，可以干什么。我想起我的新设计。肯定会有机会设计这样的房子，产生感觉，展示与昭告我体验到的自由与公开。我看到通透明亮的大厅，敞亮的楼梯，光与影的游戏。我不确定是在做梦还是醒着，但是我立刻看见了一切清晰地呈现在我眼前。

临近下午我才醒来，酒精弄得我依然昏昏沉沉。我没答应参加吕迪格的聚会，到了傍晚我又犹豫了很久。我感觉不好，我害怕在那儿碰到爱丽丝。最后我还是乘车前往。

吕迪格的父母在博森豪芬拥有一幢房子，直接位于施塔恩贝格湖畔，他爸爸是一位经济律师，替一家汽车企业工作，据我了解，他爷爷就很有钱。吕迪格从来也不吹嘘他的家庭财富，但是大伙儿都能感觉到他与人及事务打交道的无所谓方式。当时这点让我印象深刻，而此后我也因此替他惋惜。

我抵达之时，太阳已经落山。吕迪格正在点燃插在花园各个角落的蜡烛火炬。他和蔼地跟我打招呼。好久没见了，他说，拍拍我肩膀。他显得相当放松，尽管他是我们之中唯一没有通过毕业答辩的同学。在房子与湖水之间的草坪上摆着一张盖有桌布的长条桌，客人们全都站在湖边，有几位还跑到湖水中。你要是想去游泳，动作得快点，吕迪格说，我还要刷一遍烧烤架。他把我撂下，我往下面搜寻别人。我背对着太阳，一层深色的光圈高高在上。这景象以其永恒的安逸让我倾倒。有人真的在弹吉他，倘若说不够完美，就是我显得可笑。当我下去溜达到湖边时，传来一阵欢呼声问候我。索妮娅躺在草地的一块垫子上，她向我伸出手，我扶起她。她穿着一件白色泳衣，外面是一件浅蓝色的、敞开的男士衬衫。她拥抱了我，在我脸颊上吻了一下，我觉得，她比以往更亲密。她将手一直放在我肩膀上，跟我低声耳语，瞧，她用头朝一个方向点了点。我这才发现爱丽丝也躺在草丛中，脑袋枕在费尔第的肚子上。他正拨弄着她的上半身比基尼的吊带。

是他们俩？我低声说。难过了？索妮娅问，握住我的手。来，我们也去散步。我最初根本不知道她的意思。发现爱丽丝与费尔第在一起，我一点也不难过，正相反，她又有了男友，我高兴还来不及呢。尽管我无法想象，费尔第是不是配得上她。我害怕遇见爱丽丝，害怕她悲哀的表情与责备的目光。现在我感到轻松自如。我与索妮娅散步经过花园，她向我讲起爱丽丝与费尔第是如何变成一对的。吕迪格在这之间插了手，这个老皮条客。他也曾把你与爱丽丝撮合到一起。这个我根本没有发觉，我说。不管怎样，我还是乐见她不再孤单了。我也是，索妮娅说，用手挽住我的胳膊。现在我们只需为你找一个。为你也找一个，我说。索妮娅笑了，摇摇头。我没时间花在这些事上。我说我才不信她的话呢，她再次笑了，垂下头，好像在草地里发现了什么。你还好吗，她问。是的，我说，我相信我挺好。

吕迪格端着特大一盘肉从房子里出来，他母亲挎着一篮小面包紧随其后。索妮娅跑向前去，问是否需要帮忙，三人消失在房子里。我想象着倘若伊沃娜来这里会是怎样的情形。她也许会固执地坐在那儿，一语不发或者像上回在英国花园干蠢事。毫无疑问，我羞于跟她待在一起。即使设想与她在湖畔独处也没有诱人之处。伊沃娜让我感到无聊，我们之间无话可说。我只喜欢和她躺在床上，每当她躺在那儿，穿着她那些可恶的衣服，柔软而沉重地横陈在那儿，我才感觉到我彻底自由，无拘无束。

自助餐摆好后，吕迪格母亲站在前面。她手搭凉棚，对着太阳朝我这边张望。她朝我挥挥手，我向她走去，她在我面颊上意味深长地一吻欢迎我。真美妙，您终于来了，她说，我惦念着您。

我只是与她匆匆相识，但上一次我来这儿，便发觉了她的真诚与无忧无虑。她说，不用担心，我待会儿就走。妈妈，跟我们一块儿吃饭吧，吕迪格请求道。她笑了，摇摇头。我很早就要上床，过来是跟这位年轻人道声晚安。

对于我的毕业设计她提了几个问题，当我谈到已经开始修订的那个设计时，她认真听完，给出几个点评，我觉得十分中肯。换了你来帮我写毕业论文也足够了，吕迪格说。他母亲说她学的是艺术史，对建筑学始终偏爱。战后人们在这些方面犯了大量的错误。然后她返回房内，吕迪格招呼大家，把肉和香肠放在烤架上。

我们是一帮小团体，男女生大约有十三四位。一半都是吕迪格的同学，爱丽丝和她的一位女朋友读的是音乐学院，吕迪格的一位朋友刚刚开始外交工作。比吉特也在，她是医科大学学生，与索妮娅及另一位女生同租一套房子。我去接索妮娅时，见过她几次，但是与她只谈了几句话。有几位客人我不认识。其中有一位学兽医的男生，他有点土气，话不多，但是吃掉了大量的烤肉。

吕迪格安排好了桌位，让我们入座。显然他确信我会来。我坐到了索妮娅和一个我不认识的女生中间，费尔第与爱丽丝坐在桌子的另一头。我取自助餐时碰到费尔第，他似乎觉得有必要解释几句。你不会因此生我气吧，对不对？他说。我摇摇头，面露惊奇之色。我为什么要这样呢？把她托付给可靠的人，我高兴还来不及呢。他笑了，举起手，迅速地活动着手指。你的波兰小妞怎么样？我装作没明白他的意思。你跟她暗中偷情了吗？我说我不知道他在说什么，随后返回自己的座位。费尔第的言辞败坏了我的情绪。我觉得一切都那么做作，别人的交谈、他们伟大的观点、费尔第有关解构主义和受排斥的形式不纯的夸夸其谈，都让我觉得无聊。他谈天胜于画图，如同其他人换衬衫那样更换他的偶像。有一天盖里⁽⁸⁾最伟大，第二天却是李博斯金⁽⁹⁾或者库哈斯⁽¹⁰⁾。他的设计也在相应地变化，但却没有自己的语言，只是一些伟大见解的驯服而通俗的版本。他肯定想获取成功，凭借设计中等城市的二类建筑物挣大钱，他的委托客户将此视为伟大的建筑。

索妮娅开始与之论战。她是勒·柯布西耶⁽¹¹⁾的崇拜者，蔑视解构主义。她谈到居住机器和社会功能区。她对下层居民质朴的爱与其典型的市民阶级出身肯定有关联，我说。我发现我伤了她的感情，但我无所谓。吕迪格几乎没有参与这场讨论，他也许是我们之中最有天赋的人，也肯定是最具想象力的，只有他能够实现以如此惊人的方式遭受挫折。他的观点引人注目，完全独立，但是他没有能量去考虑其结尾，或者表现得如此漫不经心，致使教授们只得给他打低分。尽管如此大家仍然敬重他。他有潜力，当有人谈起吕迪格时，常常说到这句话。他认真地听我们说，然后给一个评论，没人能弄明白。他试图解释，但更少的人能理解，最后他只得露出极度迷人的微笑就不吱声了。然后，爱丽丝毫无关联地聊起一场她听过的音乐会。她的自我介绍比其他人更值得同情，她讲话时带着假装的情感洋溢，像一个小姑娘那样表现自己。她遇见的随便哪位都是天才，她读过的什么图书都是杰作，她听过和演奏过的什么音乐都非常了不起。

过了一会儿，我实在忍受不了这些废话，朝下方的湖畔走去。几棵老树耸立在游泳场左右，在蜡烛火炬跳动的光影下好似有生命力的生物。湖岸的另一侧可以看到倒映在湖水中的重重叠叠的灯光。我点燃了一支烟，稍顷听到身后传来了脚步声。是那位兽医专业的大学生，他手里拿着烤香肠，边嚼边说，我们压根就没有互相介绍，他就把那只空出来的手递给我。他叫雅科布，讲一口浓厚的方言。他说他来自巴伐利亚森林，为了准确起见，报出地名上卡斯豪夫。我认识这个地区吗？肯定在下卡斯豪夫附近，我说。他朗声地一笑，手掌在我肩膀上拍了拍。你会知道那里的，他说。然后，他开始热情洋溢地谈起索妮娅，他称之为纯净的邓德尔⁽¹²⁾。我不知道他通过哪条弯路扯到了特色服装，之后又说，这是女性身体理想的服装。它们撑起胸部，突出腰部，而隐藏了臀部难看的部位。你想象一下索妮娅穿着一件民族特色的少女装，他说，脸上洋溢着津津有味的神情。我不由得笑了。他突然开始谈论起太监，提到了早期与晚期的阉人，亲密的类似太监的人，芦苇管、银质管、中国的斜靠背阉割椅。太监的身体构造是由于男性荷尔蒙和受损伤的蛋白质交换比例失调。我说我去取点喝的。

我经过桌子旁边，听到爱丽丝在讲卡拉扬去世。他还指挥了《假面舞会》⁽¹³⁾，她说。她的声音听起来又尖又细。她摇摇头，像个疯子那样抬眼仰望天空。

让我们目睹他被拯救，永恒的主！

让我们目睹他，让我们目睹他被拯救！

他死了！——他死了！——

啊，可怕的夜晚！

我与索妮娅一块儿乘地铁回市区。告别时，吕迪格也向我打听伊沃娜。我用手势表示拒绝，这情形令我难堪，尤其是索妮娅站在我身旁。在地铁车厢里她不假思索地开始问我。这是真的吗？她言语间充满嘲讽，一个波兰女生。没什么事，我说。费尔第跟她搭讪，然后我们整晚都没能摆脱她。波兰女孩可都是些感情奔放的主，索妮娅说，你要当心啊！你应该见见她，我说，她长得并不漂亮，她很无聊，她不说话，如果开口说话，就是些套话。索妮娅惊讶地打量我：别马上就大发雷霆。此外，她还是一位虔诚的天主教徒，我说。这个女生真的一点都提不起我的兴趣，有那么难理解吗？但是你送她回家了。出于礼貌。像你所说，算不上什么特殊的礼遇。我翻了翻白眼。一旦女人团结一致，男人最好闭嘴。索妮娅也沉默了一会儿，她好像若有所思，然后说她打算下周去马赛，去看看勒·柯布西耶的“光明之城”，问我有没有兴趣一同前往。她开车去，我们可以住在她朋友家，一位为了那里的阳光而生活在马赛城里的德国女艺术家。

经历了毕业设计的折磨后，休几天假对我会有好处，我想这次旅行花不了多少钱。也许终于能够摆脱伊沃娜。与索妮娅在一起，肯定不会忍不住想念她。当然，我说，我想去。不过我没有为此过多地承诺。索妮娅笑了。我知道除你之外没有一位建筑师能让你满意，这是天才的狂妄。我用倨傲而又宽容的神情注视她。我知道她在拿我开玩笑，尽管如此，她称我天才，我还是高兴得不得了。

我们想礼拜一出发。索妮娅说，我们如果能早点走，一天之内就能抵达马赛。那么我只剩下礼拜天为旅行做准备。我早早起床，去了某栋大厦地下室的洗衣房。走出单层平房，我不由得四下查看。我害怕伊沃娜观察我的行动。我打算与别的女孩去旅行，我感觉仿佛出卖了她。没有发现什么人，也许伊沃娜根本不知道我住在何处。她现在肯定待在教堂里，为我祈祷。这种想法令我愤怒，有时我想给她写信，告诉她应该让我安静，我不想再见她。但我又如何能责备她呢？我禁不住不停地思念她，她具有控制我的力量，一种同时让我生气又让我痴迷的念想，责任并非在她。我几乎确信，她的力量可以像她与我保持的距离那样长久延续。倘若我要摆脱她，一定要与她上床。

我把衣物放入洗衣机，塞入硬币。我回到平房，里面热浪翻滚。我躺在床上，凝视着天花板。我处在一种不安的情绪中，旅行前常常如此，当我无所事事或者想要开始，仅仅懒散地坐在那儿，等待。也许这是我为何沉溺于某些事务而不能自拔的原因，直到我再也想不明白。

我快速地走过热气弥漫的几乎空无一人的街道。我汗如雨下，一点噪声传过来，仿佛通过我耳朵里的过滤器。我脑袋里萦绕着这种想法，我一定要拥有她，我一再想，她也想那么做，她在等我。在大学生宿舍前我突然站在遮阳篷的阴影下。我上气不接下气，T恤衫也已经被汗浸透。我可以转身离去，我想，一切就像从前，没有改变。一段失重的时刻似乎凝固了，但是没有犹豫，确切地说如同起跑前的那一刻，非常安静，同时又绝对全神贯注。然后我看到我的手指按下了伊沃娜房间的门铃，我觉得我好像听到了响亮的门铃声，撕碎了宁静。过了一会儿，我看到伊沃娜经过楼梯的玻璃门走下来。她穿着深蓝色的裙子和白衬衫，也许是她星期天做礼拜时穿的。当她看到我，犹豫了片刻，快速地走完余下的台阶，拉开门栓。我把手递给她，她尴尬地扭转，一个动作，可能适合于小姑娘，但对她来说就显得多么可笑。我跟她走上楼梯，走进她房间。我仍然十分镇静，但伊沃娜肯定发现了有什么不对头。她后退来到床边，我跟在她身后。这次她没有避开床，而是站在窗户边。我开始脱她的衬衫。她把手放在我手上，紧紧地握住，但我快速地挣脱开。我脱掉了她的衬衫、裙子和衬裙，还有尽管炎热仍然穿着的袜子。开始她还有一点点反抗，但是我比她更强大，不知何时她放弃了任何抵抗。当我拉下她的内裤时，她说，别这样，但却接连着抬起脚，脱下内裤。她的姿势有些迟钝，她两只脚紧紧站在地板上，双手试图遮掩，但我紧紧抓住她手，跪在她前面，亲吻她。她未曾触动的白色皮肉具有某些植物和素食的特性，皮肤的褶皱，是母亲的胎记，黑色的卷曲的阴毛。因为快乐我近乎昏迷。然后她转过身，朝窗户前再走一步，这样街上的人都能看见她。我站起来，在快速脱掉衣服的同时看着她朝外看的样子。远近都不见人影，没有证人，我不由自主地想道。来，我说，想把她拽到床上去。这时她开始哭泣，她哭得愈来愈猛烈，直到身体痉挛。她缩成一团，蹲在地板上，继续轻声地抽噎。此情此景正是我们期待的。我坐在床上，凝视她。我想起了阿尔多·罗西的一句话，每个房间都有一道深渊。这道深渊在我与伊沃娜之间打开。我向她伸出手，为了抱紧她，为了紧紧与她相拥，但是她在我面前后退了。她凝视着我的双眼，她目光里充满了恐惧与哀怨。我迅速地穿上衣服，离开了。

这个故事不美妙。安特耶说。她的声音既严肃又认真。我知道，我说，你是第一位听我讲这段往事的人。为什么正好是我呢？

我放弃常走的那条经过特劳宾的路，而是沿湖畔前行，尽管夜里什么也看不见。眼前的风景曾经让我无聊，但是住在这儿越久，我越能感受其美丽。有时，当索妮娅已经上床睡觉了，我就会下来散步，来到学院，坐在湖边，思考我的生活和其他可能发生的事情。随后我感觉似乎没有自身的推动我就遇到了这一切，似乎该来的就来了。我所钦佩的人就像安特耶，他们似乎能将生活完全掌握在手中，确定他们的目标，做出他们的决定。

我把汽车停在小楼前，但安特耶并不准备下车。我的确没有兴趣与你一道进去，她轻声说。二十年过去了，我说。你和你漂亮的妻子、可爱的孩子住在这幢小楼里，你就一点儿也不感到惭愧？故事还没有结束呢，我说。我今天已经听够了，安特耶回答，然后走下车。

我把她带到大门边上的客房里，对面就是地下工作间。索妮娅什么都准备好了。刚刚铺好床单的床上摆放着毛巾，临窗的桌子上插着一束鲜花。甚至卡片也是她亲手写的，靠在花瓶旁。安特耶读罢卡片，面带微笑地把卡片放回原处。我的猫马蒂尔达慢悠悠地溜达过来。索菲早就在我们面前纠缠个没完，她十岁生日时准许养一只她外公外婆几年前就答应送给她的小猫。但是现在，半年之后，她的兴趣已明显减弱。我们得不停地提醒她，要照顾小动物。马蒂尔达在我腿旁边逡巡，同时盯着安特耶从行李中取出她的日用品口袋。你有自己的浴室，我说，就在右边。猫就请它出去吧，安特耶说。我问她是否不喜欢动物。她说她喜欢野生动物，而不是家畜。

我说，晚安，准备离开。等等，安特耶说，然后躺倒在床上。你还没有回答我的问题。你为什么正好跟我讲这个故事？我们还不怎么熟呢。也许是因为，我说，你还记得当初你给我看你的画作吗？安特耶露出一副怀疑的神情。你不喜欢这些画。实际上没人喜欢它们，甚至我也不喜欢。你认为，对于这些画我太年轻了，我说，但并非如此。在你性幻想中我认出了自己。我感觉自己被逮住了，也许是因为这点我才不想观赏这些画。你能不能把事情看得简单点？安特耶说，你的行为就像头猪猡，然后你把这一切都怪罪于你内心的兽性。我不认同。也许我想过，你身为艺术家应该明白这点，我说。安特耶考虑了一下，她能体验到这种妄想，但是她不理解我的所作所为。大家一定得区别虚幻与现实。你设想一下，倘若有个人对你女儿做了这些。我说，这不公平，索菲还是一个孩子。这不是重点，安特耶说。

我们最后说了声晚安。我上楼走入索菲的房间。只有一缕蓝光，在微弱的光线下索菲的脸显得极为安详。我观察她时，她皱了皱额头。我自问，她的脑袋瓜在盘算什么，她梦到什么东西？有时候她会在夜里跑到我们房间，我醒着，不知道什么缘故。她站在床边，用一种胆怯的神情望着我。当我把她送回她的房间时，她说她做了一个可怕的梦。然后就给我讲起混乱不堪的故事，其中出现了野兽和恐怖的男人，还有毁灭性的大型机器。我跟她说，应该尽力想些其他的东西，一些美好的事物。不行啊，她说。

我走入浴室，穿好睡衣。躺倒在床上时，索妮娅醒来了片刻，吻了我一口，马上又睡着了。我想起了那些我在她睡觉时拍摄的照片，她之后发现了它们。那是我们第一次接吻，在马赛港外的小岛上。这些似乎距现在已经非常遥远了。

我来到停车场时，索妮娅已先到了。她从小轿车上下来，招呼我，打开后备厢。在她巨大的壳式行李箱旁几乎没有地方摆我的运动行李袋。我问她准备了哪些东西，我原以为我们只要在路上花几天时间而已。必要的东西，她说，书还有禄莱牌相机。你带相机没有？我不需要相机，我有一双敏锐的眼睛和好记性。索妮娅说，你只不过太懒了。

这是一个凉爽的早晨，一切都那么清新与洁净。中午太阳会升高，但那时我们可以开到山区，索妮娅保证道。她考虑周全，准备了所需的交通路线图、水及一壶咖啡。在后座上的冷藏袋里放了三明治。我们驾车通过圣·贝纳迪诺⁽¹⁴⁾，索妮娅说。然后经过米兰，沿利古里亚海岸⁽¹⁵⁾前行，这是一条漂亮的线路。我说我愿意在驾驶途中与她换班。我们等着瞧，她说。

这的确是一次美妙的旅行。我们过去从来没有那么长久地相处。我们互相取得了最大程度的了解。索妮娅谈起勒·柯布西耶，她对这位法国建筑师及其作品了如指掌。她问我为何反对他。没有什么，我说，他无非让我觉得没有好感。他的建筑有些自以为是。我总觉得它们仿佛要把我塑造成理想的人。你参观过这类建筑没有？没有，我说，但我见过许多照片。索妮娅说，照片还不够。勒·柯布西耶的精华与其说是在外立面上倒不如说是房间内的展示。此外，倘若一幢建筑能让里面的居民觉得更好就不算差。我说，每个人都有一段值得你思考的历史。所有塑造新人的尝试在最佳状态下遭受了挫折，在较差状态下可能会导致难以估量的犯罪。勒·柯布西耶在战争中究竟干了些什么？索妮娅说，不太清楚，但他肯定不是法西斯分子。今后二十年不会有人再谈论解构主义，她说，但勒·柯布西耶将会继续存在。

后来我们聊到毕业设计。我跟索妮娅讲我本来想再次从头开始时，她吃惊地注视我。我向她讲了我的新想法。结构是由路径得出的，如同植物那样生长，房间不仅是墙壁之间的空当，而是空气组成的肌体，由光与影组成的雕塑。我说话时有一种感觉，最近几周内我做的设计并不赖。如今我已稳获毕业文凭，它自然也丧失了意义。索妮娅问我有无兴趣与她共同参加托儿所的设计竞赛。我感到无比惊讶，因为几天前她还驳斥了我的建议，对于建筑学的观点我们有本质的不同。你相信我们能组成一个良好的团队吗？你犯了比我更有趣的错误，索妮娅说着笑了。

中午我们抵达了山口。我们停下车，吃了些面包。然后躺在太阳底下，直到索妮娅说，我们得继续上路。我问要不要替换她，她摇摇头，也许之后吧，她并不怎么累。我没有对此不悦，因为我算不上经验丰富的驾驶员，我很享受懒懒地坐在索妮娅身边，眺望车窗外一闪而过的风景。

不知怎么我们聊到了吕迪格。我问索妮娅为何与他分手。他要跟我分手的。我说我不明白，男生怎么能放弃像你这样的女孩呢。索妮娅迅速地朝我一瞥，嘲讽地一笑。这话你跟他说去呀！

她说，他俩上文理中学时就好上了，他们成长的地方相距只有几公里。吕迪格因为她的缘故才选择了建筑学。他实际上可以学其他专业。你了解他，他能力很强，但却没有什么作为。

索妮娅在读大学之初就在学生合租套房里租了一个房间，而吕迪格每天从博森豪芬乘车来城里。我们度过了一段美好的时光，但他一直住父母家，这让我很烦躁。但他母亲和蔼可亲，我说。对，她是这样，他父亲也如此，但吕迪格无法顶住他父母的要求而达到自己的目的。有一天我向他发出了最后通牒。他选择了家庭。索妮娅笑了。她完全能够想象吕迪格不想结婚，他对女人的确不感兴趣。你认为他具有同性恋倾向吗？不，索妮娅说，他对男人也不感兴趣。那到底为什么呢？她耸耸肩。我也不知道，她说。她不能指责吕迪格，十七岁时，她高兴能找到一位什么都不催她的男友。我沉默不语。写论文时也同样如此，索妮娅说，这也许更妨碍我。他简直没活力，他在毕业答辩上折戟也属正常。现在他还可以再当一年大学生。他在毕业论文上没有下什么功夫，我一点也不奇怪。

我们离开了山区，驶过广阔的平原。越靠近米兰，车流量就越密集。索妮娅没有再说话，她必须全神贯注。然后再次经过乡村，道路又变得顺畅起来。你对女孩子有何期待呢？她问。我没有期待。我要是恋爱了，那就必须接受她实际的样子。索妮娅笑了，我是一位没有希望的浪漫主义者。因此女生必须理性地挑选男生。你这么做了吗？我问。她保持了一会儿平静，然后说，我当然这么做了。

空气变得混浊起来，汽车里非常闷热。我们打开车窗，收听广播，然后是磁带。我不时请求索妮娅接替她驾车，但她每次都摇摇头，说她能行。有两三次她到高速公路的服务区停车，事先并没有问我。我们喝了一些灌在暖瓶里的热咖啡，上了趟厕所，继续前行。

下午过半我们驾车来到海边，之后在法国愉快地行驶了一个多小时。现在我们离目的地已经不远了，索妮娅说道。

驱车十二小时，我们在傍晚八点左右抵达马赛。待我们找到索妮娅朋友居住的房子时又耗费了半小时。这幢楼房距离老港口不远，但此地是一团混乱的单行道街区，我们无尽地绕圈子，按照指示牌前行，这些牌子用法语标着“市中心”，另一块则是“所有路线”的字样。这岂不是更好吗，我说，无论往哪个方向只有一条路。索妮娅没有吱声，她看上去异常疲惫。

我们终于找到了这幢房子，一幢五层楼的青年风格的楼房，房屋外立面肮脏不堪，不远处有一座免费的停车场。索妮娅关掉发动机，坐着没有动弹。她此刻有点精疲力竭。我可以把你扛上去吗？她说，安特耶住在五楼。

我拎着行李和旅行袋上楼梯，索妮娅走在我前面。我听到两位好友在楼上互相问候的声音。我一踏上楼梯的平台，索妮娅便介绍道，这是亚历山大，这是安特耶。阿历克斯，我说，把手递给女画家。她穿着一条七分裤、一件无袖上衣。头发是索妮娅那样的金黄色。她的手小巧而有力，年龄肯定比我们大很多，我猜大约四十岁。

那么是你说服了他吗？她边说，边调皮地一笑。安特耶！索妮娅假装生气地喊起来，然后笑着说我们仅仅是同学而已，这点我已经跟你说过了。安特耶说，我们应该先进去，她准备了一些吃的。她领先穿过昏暗的走廊。由外边看这幢建筑显得颓败不堪，但房子状态良好，房间高大、明亮，铺有嘎嘎作响的旧镶木地板。墙壁上挂满油画，可以看到上面画有动物：长尾猴、鸟类、有蹄类哺乳动物、啮齿类动物。总有些元素似乎与其不协调，这些动物令人毛骨悚然，似乎在观察我们，伏击我们。安特耶带我们来到阳台上，煤油灯和蜡烛照射下的桌子上摆着面包、奶酪、干火腿、橄榄和一大碗绿色的沙拉。

我们共进晚餐，喝酒，聊天。十一点钟安特耶问我们要不要出去，索妮娅说她累得够呛。你可以选择，安特耶说，要么你与你可爱的同学睡在客房里，要么你与我共睡大床。索妮娅看上去有些羞怯，我在她那儿还从来没有看到过这样的表情，非常动人。犹豫片刻之后她说，我睡到你那儿去。这正是我担心的，安特耶说，来，我带你看看房间。两个女人消失了。我坐在阳台上没有动弹，朝下注视着街道，高分贝的喧闹声从楼下传来。一辆货车停在马路中央，有个小车驾驶员探身车窗之外，大声咒骂正在静静地卸下大箱子，堆放在人行道上的货车司机。

索妮娅祝你晚安，安特耶回来时说。能给我一支烟吗？我问这房子里的画作是否全都出自她的手笔。有些东西与之不协调。来，安特耶说，猛吸了几口烟，摁灭余下的香烟。她在我前边走入起居室，打开灯。你仔细瞧瞧。我又产生了被窥伺的感觉，我费了些工夫来弄清原因。这些动物长着人的眼睛。我给你看些新作，安特耶说。她领我来到走廊尽头的一个大房间。大块纸板盖在镶木地板上，墙壁上悬挂着几幅深色的油画，在昏暗的光线下几乎看不清画了些什么内容。安特耶穿过房间，弯下腰，点亮一盏放在三脚架上的建筑用照明灯，特别刺眼，我瞬时感觉眼花缭乱。然后我看清了这些画作上神秘的生物，一个长有鱼头的男人，双手之间握着一个巨大的生殖器；一头公牛与一头奶牛交尾，两者却顶着人的脑袋；生有人类生殖器的两条狗，互相舔舐。按照透视法来看，诸如颓败的钢筋混凝土建筑、空荡荡的街区以及一处灰色的工业区等城市景象组成了这些油画的背景。这些油画，色调深暗，具有某些大师的风范。那幅画有两条狗的油画尚未完工，背景刚刚用碳条在底色上打了草图。我不知道我该如何评价。我当然不觉得这些画有多么美，它们比其他房间的小幅油画来说更让人不安，但是又无可争辩地充满力量，有些刺激。我觉得它们并非真正适合安特耶，她在与人交谈时显得更传统，正如她与索妮娅谈论衣服、出行以及慕尼黑和马赛那样。安特耶似乎对我的意见并不感兴趣。欢迎光临动物园，她面露嘲讽之色说道。她再次拔掉了电灯插座，漆黑一片，但却是另一番黑暗，现在，我知道她隐藏了哪些令人生畏的内容。我们返回阳台。安特耶斟满了葡萄酒杯，毫不掩饰地打量我。这份安静让我不舒服，我有一种必须说话的感觉。它们令人不安。是啊，安特耶说。这不是什么证明，听上去比她期待我继续说的更令人鼓舞。我感觉好似在经受一场考试。创作了《人间乐园》⁽¹⁶⁾的画家是哪一位？让我想想。别费劲了。索妮娅也不喜欢它们。也许你们太年轻，太需要呵护了。她问我是哪种动物。我考虑了片刻，实在想不出来。一只鸟？我建议。所有人都这么说。安特耶摇摇头。羚羊。这更像索妮娅，我说。安特耶撇了一下嘴。不，索妮娅被驯化了。绵羊或者豚鼠，对，豚鼠。我笑了。你一点儿也不可爱。我最好是一条狗，安特耶说，一条丧家之犬，这听上去不怎么舒服。我内心寻思伊沃娜是哪种动物。或许也是一条狗，我想，但伊沃娜没有被驯化，在她安静与耐心的外表下似乎隐藏着某些野性，一种果敢，像她这样的人我很少遇见过。

你怎么会喜欢豚鼠呢？安特耶问。我们只是一块儿求学，我说，也许我们一道参加过比赛。索妮娅想从你那儿得到更多，但是你没有注意到吗？我摇摇头，她没时间花在这种关系上。你接受了她说的这些吗？安特耶问，脸上露出的笑容意味深长。我不相信她爱上了我。我也不相信，安特耶说，你不该对她有过多的要求。

我们继续喝酒，聊天。好像跟安特耶开玩笑会让我不安。她男友住在慕尼黑，她说，这正合她的意。她忍受不了一个男人总围绕在左右，这会干扰她的工作。你肯定想结婚，组建一个家庭，对吗？我说，我不知道。如果你想结婚，索妮娅是理想的女人。她漂亮、知性、有教养，她是一位良友。我说，这还不够。我不相信你是为了伟大的爱情而生，安特耶说，此外我也不是。

安特耶谈及她曾经历过的一段刻骨铭心的爱情，她二十岁时爱上了一位比她年长十五岁的男人。格奥尔格是安特耶就读的艺术学院的教授。他住在汉堡，每隔几周去一趟慕尼黑，检查他学生的作品。他有一位妻子和四个孩子，这点他马上告诉了安特耶。最初他们的关系的确远非绯闻。

然后我慢慢成为他的情人，安特耶说，他带我参加展览会开幕式，把重要的人物介绍给我，协助我得到一家画廊。她是唯一在毕业前就拥有画廊的高校学生。她喜欢扮演这位知名画家的情人，格奥尔格也善待她，带她出入高档饭店，送她礼物。

毕业之后安特耶掉进了窟窿，她无法应对新生的自由，变得六神无主。她像一个疯子那样工作，但却没有取得任何进展。格奥尔格是她与艺术场所的最后联系。他一到慕尼黑，她就重新振作几天，与他一块儿参观画廊，通宵达旦地欢庆。但是他又有了新学生，年轻的天才与她相比更能赋予他灵感。他与我在一起只剩下性交，她说。格奥尔格越频繁地回避她，她越强烈地依赖他。她在艺术上没有任何进展，完全把精力花在嫉妒上。

他有一位天赋极高的女学生，安特耶说道。我相信他们之间并没有任何瓜葛，但我就是想不清楚。我在学院等候他，当他与他班上同学一道去喝咖啡，我就在后面跟踪他。我在他旁边的桌子入座，让他能看见我。然后我无休无止地给他写长信，丢脸的信，我只希望他抛弃她。有时我咄咄逼人，有时又低三下四，有时两者兼而有之。他在汉堡时，我往他家里打电话，直到他更换电话号码。他威胁我，要把我干掉。我为爱发狂，对此我难以言表。我甚至出现了身体上的症状，偏头痛，腹部痉挛。我有一次发现他与一位女生参加画展的开幕式，我之后呕吐了整整一夜。早上四点我就往他下榻的酒店打电话，夜班门卫当然不会替我转接。我确信格奥尔格与别人在一起。我从来没有想到他也许只在睡觉。

我现在可能会取笑这样的行为，安特耶说，但是我当时却几乎难以自制。当一切都过去之后，我发誓再也不能如此恋爱了。这是一种爱情的劣等形式，尽管不少长篇小说往往强调其反面。当有教养的人行为如同疯子，这是既丢脸又是缺乏成熟的标志。她斟满我俩的酒杯。这是人人都喜欢听的故事，但是当你自己设身处地，只希望故事尽早结束。她问我对索妮娅有何不满？没有。她喜欢你，安特耶说。她打电话给我，说你们要来，她在我面前兴奋地谈起你。我问过她，你们有没有同居。她说没有，还没有。

我喝干了杯中的酒，说我累了，要去睡觉。来，安特耶说，拽着我的胳膊。她的声音非常悦耳，但她的行动却让我发现她喝醉了。她领我看了一眼客房和浴室。到她卧室前她把手指放到唇边，握住我的手。她轻轻地打开门，引我来到床边。我看到索妮娅已经睡着了。我在观察她时，奇特的景象出现了。她的面部特征似乎发生了变化，我觉得，好像看到了一位老妇的脸，她将来总有一天要成为这样。安特耶弯下身，吻了一下她的额头，说道：晚安，我的小豚鼠。

次日早晨我走进厨房，索妮娅与安特耶已经坐在那儿，喝着咖啡。她俩默不作声，面带微笑注视着我。我确信她们谈论过我。安特耶站起来，给我取来一杯咖啡。索妮娅说，我是一个贪睡的人。

早餐过后，我们前往“阳光之城”，参观了这幢真正颓败的建筑。索妮娅给我指明每处细节，慢慢地挪步，蹑手蹑脚地走过昏暗的走廊，我们仿佛身处教堂之中。她正确无疑，恰好是现在，我在建筑中移动时，才能注意到其质量。房间与楼梯间都异乎寻常地狭小，而且尽管楼房高达十八层，但通过矗立在上方的混凝土支柱显得特别轻巧。这是勒·柯布西耶按照模度理论⁽¹⁷⁾，他自己发明的比例系统建造的第一幢建筑，索妮娅说。我恍惚回忆起我们读大学时曾经讨论过这个话题。索妮娅给我看了看她旅行指南上的一幅画，一个强有力的、无性别的生物，大手，小脑袋，一个窟窿替代肚脐眼。这个怪物也住在这儿？我问。这位理想房屋的理想居民。

我们乘电梯来到屋顶平台。上面热浪逼人，我坐在屋顶建筑的阴影下，阅读旅游指南，索妮娅此时则开始探查周边的环境。

我们乘公交车返回城里。索妮娅的眼睛闪烁着喜悦的光芒，热情洋溢地谈论着居住单元。她向我讲述时的神情，仿佛我刚才并没有与她在一起。这座建筑令我印象深刻，但我产生了反驳索妮娅的兴致。诚实点吧，难道你真要住在那儿？她马上回答，难道你不想住吗？我不知道，居住机器，只有这个词吗？人们也可以称为养鸡笼。个性可以通过居民体现，索妮娅说。这幢房屋仅仅是一只容器。我的批评似乎激怒了她，她脸颊有点潮红，这挺适合她。我们去海边吗？我问。也许以后吧，她说，我首先要做点笔记。

安特耶出门去了。她吃早饭时说傍晚回来。我们吃了一些冰箱里的小玩意。然后索妮娅走入安特耶的卧室，我坐在起居室内，翻阅着几本搁在沙发上的动物画册。在《布雷姆⁽¹⁸⁾的动物生活》一书中我读到了有关豚鼠的文章。布雷姆写道：豚鼠知足，无害，脾气好，易饲养。只要喂它们东西吃，就都很满足。另一方面，豚鼠不但忠实，而且对任何善待它们的人都友好。

待在房子里很热，通过敞开的阳台门才有一缕清风吹入，与之相伴的还有街上的噪声，听上去特别近。我在沙发上伸展四肢，想象着与索妮娅居住在“阳光之城”的情形。我们有两个孩子，一个女孩，一个男孩。我们一块儿吃早餐，带孩子去“城内”的托儿所，去我们的工作室，我们在里面为社会居住项目工作。这是一间位于内城的明亮宽敞的工作室，宽大的办公桌，上面摆着计划书和“居住机器”的白色纸板模型。然后我们去建筑工地。索妮娅身穿米色裤子和亚麻布上衣，头戴白色塑料安全帽，看上去非常漂亮。大型的红色塔吊矗立其间，但似乎没有人在工作。天空湛蓝，远处可以看到大海，我们知道海水那一侧是非洲大陆。这是一部五六十年代法国电影的场景，我们的全部生活就是一部纯粹由全景组成的电影，日光下宽敞的房间，人们在这些房间活动，所有都显得特别具有美感，非常冷静与智慧。

我起身来到走廊上。小心翼翼地敲了敲安特耶房间的门，轻声地问，索妮娅？她没有回答。房门虚掩着，我走进去，索妮娅躺在床上睡着了。一只胳膊举过头放在枕头上。腋下有一小块深色的汗斑，这是一幅完美图画上的唯一瑕疵，我用手指抚过这块斑点，别的接触我可不敢。在写字台上放着禄莱牌相机。我拿起相机，开始给索妮娅拍照。照相机的成像毛玻璃上的图像左右侧颠倒，我需要一些时间，才习惯了我的每次移动都是反向呈现的。我慢慢地绕床而过，发现了完美的瞬间，我走近，又再次离开，按了几下快门，有一次，当我靠得很近时，索妮娅因为快门按钮的响声皱了皱额头，我相信，她会醒来的，但她面部表情又放松了，我继续拍照。然后拍完了胶卷，我取出胶卷，粘住它，放到索妮娅早晨曝光过的胶卷之中。当我正想离开这间房子时，索妮娅迷迷糊糊地喊着我的名字。我转过身，返回她身边。我得睡一会儿，她说。我说，我也想打个盹。

索妮娅说，不管我去不去，她都要拿胶卷去冲洗。我们下楼走入大街旁的照片冲印店，然后到老港口的一家小餐馆喝了一杯开胃酒。

次日索妮娅想参观伊夫堡⁽¹⁹⁾，安特耶说，有几班船开往那些小岛，在那儿可以畅快地游泳。我们带上泳具，买了三明治，在照片冲印店取回冲好的照片。

小船从老港口出发。尽管时间尚早，但码头上却挤满了游泳的客人。船离开港口时，与小渔船交汇，紧接着遇见一艘大船，也许是来自科西嘉或者北非。阳光、咸味以及船舶让我回忆起与家人度过的夏季，我有了一点点当时的感觉：失落，同时又满怀希望。

船到了伊夫堡，只有几位乘客下船，大多数人都继续前往游泳岛。这座堡垒因其雄伟的姿态和简洁的形式立刻吸引了我。它由一处正方形的中心建筑和拐角上的三座高大塔楼组成。城堡建于五百年前，最初用作监狱。中心建筑内有一处狭窄的内庭，庭院内有一口吸水井，还有几条长廊，由此可以进入囚室。囚室内阴沉昏暗，只有一点点光线穿过狭窄的、位置较低的射击孔。围墙不少于四米厚，索妮娅说，并开始在她素描本上速写。我竭力设想囚犯被囚禁此处的样子。由此我产生了与其遭到囚禁，倒不如说获得了安全与保护的感觉。

在城堡的顶部，炫目的阳光把锐利的黑色阴影投射到微红色的岩石上。眺望远方可以看到城市，但是越过陆地就是现在这种雾蒙蒙的样子，只能看到建筑物的剪影。一小时过后我们乘小艇登上了游泳岛。满目皆是晒成棕褐色皮肤的年轻人，他们穿着塑料拖鞋，除了游泳衣裤并无其他衣物遮挡。索妮娅在他们身旁一下子僵硬起来，缺乏自信，有些不自在。

船驶往弗留利群岛⁽²⁰⁾的第一座岛屿弗留利岛。一辆小车正在码头上等候，接驳泳客去海滩，但索妮娅想去参观港口一处高地上的德国人要塞废墟。我们攀上乱石密布的小路。热浪简直难以忍受。爬到上方时，我已浑身湿透，脱掉了T恤衫。索妮娅好像没有感觉到热浪，看上去依旧清新自然。保罗·维希留⁽²¹⁾比较了这些掩体与坟墓，她在经过这处废墟时说道。他说，似乎人们自愿埋葬在坟墓里，以防止死亡。我们登上了最高处，在地平线上出现了一系列混凝土十字架。我们走到近前，看到此处并非士兵的墓地，而是一些支柱，以前肯定用来支撑某类物体，一座屋顶或者炮塔之类的东西。然而这些十字架还是赋予该地某种病态的特征。索妮娅说，维希留把这些碉堡称作没有宗教的堡垒。

下山的路上她问我信不信教。我的回答她不甚满意，她认为我的观点太混乱，太不够严肃。对此一定要有明确的建议。她相信人，相信人类与进步。你是摩登时代的孩子，我说，索妮娅笑了，说她明白这是恭维。我想起了我在陈列柜读到的一句勒·柯布西耶的话：一切都有所不同，一切都是新的，一切都是美丽的。我考虑了片刻，我可以相信这点。

山脚下的小浴场简直让我们没有落脚之处，我们在不远的地方发现了一处海湾，人不太多。岩石有棱有角，我们不得不花上一些工夫寻找到一块足以铺开我们垫子的地方。这里风平浪静，空气中弥漫着一股轻微的腐烂气味。大约五十米开外停泊着两艘游艇，船舷上看不到人。我穿上游泳裤，索妮娅一屁股坐到地上，没有脱衣服。你不下水吗？我问道。她摇摇头，她更喜欢在游泳池里游泳，害怕海里的海带、海胆以及其他生物。

我得爬到岩石之上，才能跳水。我觉得这个季节海水特别凉。我游出几米开外，转过身，但见索妮娅从她包里拿出装有照片的信封。我游到游艇旁，绕着它们游了一个来回。索妮娅一如既往地坐在那儿，眺望大海。当我最终躺倒在她身旁的浴巾上时，她拿起放在她怀里的照片，一言不发地递给我。我擦干我的手，翻阅照片，阳光之城、其他的建筑以及内城的照片。然后是索妮娅睡觉时我给她拍的照片。照片比我想象的要逊色，但索妮娅看上去依然异常美丽，仿佛一尊雕塑。我朝她转过身。她躺下，闭上眼睛，那样子她仿佛想校准这些照片，但她的举止又有些紧张。她两腿蜷曲，膝盖压紧，显得非常年轻。我感觉她在等待我吻她，不管怎样，假如我那么做了，似乎也不会让她意外。她用胳膊搂紧我的脖子，把我拽到她怀里。

返回港口的路上我们手拉手，一语未发。有时候我会停下来，把索妮娅扳转到我眼前，我吻她。我处在一种轻松的节日气氛中。对索妮娅我想了很多，她对我也考虑了不少。我们不是因为心血来潮才互相亲吻的，我从第一刻开始就明白亲吻是我们同时的决定。在回去的船上索妮娅问我有何计划，想知道我有无在海外实习或者之后想不想建立事务所和组建家庭。我们轻声地交谈，但首先是认真的态度，只有在这种年龄人们才能如此谈论生活。除了幸福、信任，也许还有自豪之外，我没有感觉到了不起的爱情。

在房门口索妮娅再次吻了我。短暂的，结束性的一吻，如同告诉我她想在安特耶跟前隐瞒我们的关系。可到了晚上我们却暴露了秘密。我们再次坐在阳台上吃晚饭，在那里谈论建筑和马赛。索妮娅说，她并非为勒·柯布西耶才来这里。她打算找一个实习职位，她已经抄录了几家她感兴趣的事务所地址，她想到这些地方走走。倘若你不反对，她说完，握住了我的手。安特耶眉毛一耸，自负地一笑。那好吧！起码我现在又可以单独享受我自己的床了，她说。她注视着索妮娅。或者还是不行？没有人吱声。我相信，即使安特耶本人也对这份安静感到尴尬。或许索妮娅与我已太过熟悉以致突然宣布成为情侣显得唐突。在游泳时我经常当她面换衣服，但我一想到要与她同床共枕，还是觉得有些害羞。而她似乎没有感觉到异样。只是用轻轻的、不自信的声音说，如果安特耶不介意，她愿意与之共睡一个房间。她站起来，吻了我，快速地吻在嘴上，然后快步走入房间。过了一会儿，她还没有回来，我也跟了进去。我在安特耶的房间找到了她。她坐在床沿，泪流满面。我坐在她身旁，抱住她，问她有什么问题。我太幸福了，她说，但是我感到难为情。在我面前？不！傻瓜，不是在你面前，而是在安特耶面前。我非常确信，她在我面前也感到难为情，甚至是她独处的时候。这无关紧要。我说，我们想有多少时间就有多少时间。

早上索妮娅像往常一样，我走入厨房时她正在煮咖啡。我拦腰抱住她，她亲吻我，好像我俩是多年的情侣，然后她转身离开，从冰箱里取出牛奶和黄油。今天我去走访一家建筑师事务所，她兴致勃勃地说，你要一杯橙汁吗？我问她是否该首先打个电话约一下，但她摇摇头。最好是这样，当人们见过求职者之后，就难以摆脱他。你以为你的美貌能征服他们吗？她用责备的目光扫了我一眼。太卑鄙了，相貌不能给我带来任何东西。我说，可能会更糟糕。我把手放在她肩头，把她拉到怀里。现在她也抱住我，真正开始吻我。她问我有没有睡好。我说我梦见了你。必须承认这不是真的。

索妮娅一整天走遍了全城的建筑师事务所。我陪她转悠，在附近找一家小餐馆等候，喝咖啡，看书，直到她再次出现。她摇摇头，站在门前又掏出她的清单，画掉地址，在地图上寻找下一家。那么多次的拒绝看来并未损害她的自尊，她韧性十足，这个优点我在大学时代就发现了。当我对批评激烈地反应，偷偷骂教授是蠢货时，她却在聚精会神地听讲，试图下一回把作业做得更好。

我们整天都在路上，我由喝咖啡改成了喝保乐牌烈酒，停止了阅读，把目光转移到咖啡馆的客人身上。就在这时，我看见索妮娅从半小时前消失的房子里走出来。一位相貌英俊的中年男子替她拉开门，两人相继走到街上。我在柜台付了账，跟在他们身后，但是在我赶上他们之前，那位男子拉开了一辆白色旅行轿车的车门，让索妮娅先上车。我四处寻找出租车。当然远近都没有人迹。我无助地站了一会儿，最后动身返回安特耶的住处。

安特耶坐在客厅内看书。她问我把索妮娅撂到了哪儿。她跟一个男人上了汽车，车子开走了。这是一个良好的开端，安特耶说，你想喝薄荷茶吗？茶我刚刚沏好。

在厨房我问安特耶，她是怎么认识索妮娅的？她是索妮娅父母的朋友，安特耶说，索妮娅小时候就认识她。她当时就这样吗？安特耶点点头。她有些早熟，非常认真。她从小就具有让别人尊敬的能力。其实大家总按照她说的做，只是时常都没有意识到。她似乎总在考虑他人。人们压根都没想到，这也是她的优点。有一位教授把我介绍给索妮娅父母，当时他们参加了某次画展的开幕式。当时我因为意外怀孕麻烦缠身，索妮娅父亲帮助过我。之后，他多年无偿地治疗我，我送了他几幅画表示感谢，但我相信他收下这些画只是为了给我一种感觉：我并不欠他什么。他绝对不会挂出其中的任何一幅，也许他妻子也反对。他是有教养的人，安特耶说，你认识他吗？只不过匆匆打了个照面。在一次学期论文展示会上。索妮娅把我介绍给她父母，但当时她与吕迪格是一对。安特耶笑了，她和吕迪格也来过我这儿。那时我在罗马马西莫别墅。这家伙属于另一种类型。你觉得此人怎样？安特耶耸耸肩。啊哟！她说，我也不知道，他在某些方面很特别，一个疯狂的家伙。我和他，我们在罗马饮酒狂欢，干荒唐事。索妮娅整天都在追逐文化纪念碑，晚上很早就睡觉了。我问是什么时候。去年。安特耶注视着我，笑着说，当时没发生什么事。你该不会是在想那事吧？不，他不是那样的人。我们只是简单地相聚。然而我当时就有感觉，他们两人不会维持太久。

她说她非常喜欢索妮娅，因为她父母的缘故，但是她有时过于严肃。我插了一句，费尔第曾经说过，索妮娅是他认识的最无幽默感的人，在公共场合从来都不苟言笑。当时我反驳了他，我同时也反驳安特耶，也许两人都是正确的。

索妮娅一小时过后回来了。她问我去了哪儿，她还返回咖啡馆找过我。她非常激动，因为我的消失而生我的气，但是我也气急败坏。我看见你和一个男人乘车离去，我说，你起码得跟我说一声吧！要么你是因为我而难为情？我站在那儿好像被人遗忘了，没人接应。索妮娅拥抱并亲吻了我。你这个小可怜，那个男的叫阿尔伯特，我可以到他那儿实习。那么你们应该喝几杯庆祝一番，我说道，依然有些恼怒。他领我查看了一处建筑工地，他反正要去那儿，就带上了我。我也许不知道竟耽误了那么久。

索妮娅或许问心有愧，至少当天晚上对我特别温柔。我们这次去了一家马赛老港附近的小餐馆，那里，诚如安特耶所说有马赛最好的鲜鱼供应。我们比往常喝了更多的葡萄酒，为一切举杯畅饮，为索妮娅的职位，为未来，为建筑学，为索妮娅和我。之后我们走进一家俱乐部，里面声音嘈杂，我们大多数时间都坐着，难以置信地大笑，摇头晃脑。安特耶发现了一位朋友，她打手势邀请他到我们的桌旁坐下。她比之前笑得更多，把这个男人的手放在她大腿上，一再屈身靠近他，冲他耳朵大喊大叫，他似乎觉得这些话非常好玩。大约一小时之后我们离开俱乐部。在外面，安特耶向我们介绍了这名男子，说他是摄影师。两人决定去另一家酒馆。索妮娅说她累了，我也没有兴趣一同前往。我心里寻思，安特耶是否想和摄影师偷偷溜掉，把房子留给我们，起码我听到她很晚才回到家中。

我在楼梯上亲吻了索妮娅，然后我俩在过道上热吻。她有点喝醉了，我们在亲吻时，她一再忍俊不禁。她的手不得安静，快速地抚摩我的脖子、肩膀、头发，直到脊背。我俩比亢奋更激动。我没能解开索妮娅的腰带。她神经质地笑着说要去一趟浴室。她用钥匙锁上门，我听到了冲厕所的声音、刷牙声，但当她最终走出来时仍穿着衣服。我必须快一点，我说完溜进了厕所。

索妮娅躺在我的床上，被子拉到脖颈处。她把衣服放在椅子上。我开始脱衣服，她这时熄了灯。我不得不在黑暗之中在房间里摸索，脚撞到了放着她衣裙的椅子，椅子扑通一声跌倒。我骂骂咧咧地钻到床上。喂，索妮娅用嬉笑的声调说，朝我伸出双手，仿佛要把我推开。我说我想观察观察她，朝她弯下身子，打开床头柜灯，但她抱住我脖子，开始亲吻我。我抚摩她的身体。她穿着内衣。我企图脱掉她的内裤，她紧紧地攥住我的手，问我有无避孕套。你不吃药片吗？我问。不，她低声说，安特耶肯定有，我说着，起身，没有走开。在黑暗之中我被躺倒在地板上的椅子绊了个踉跄。我没找到，在浴室和她卧室都没有找到避孕套。我回到索妮娅身边。这次我打开了屋顶灯。她眯起眼睛，移开目光。没有，我说，再次钻进被子。我会小心的，非常确定。索妮娅说，她这样可能有风险，问我能不能到夜间药店买些来。我第一次亲吻她时，她就这样僵硬地躺在海滩上。我开始抚摩她的头发。她说，去买吧，快点回来。然而当我半小时后带着避孕套回来时，灯光已经熄灭，索妮娅也睡着了。

次日早晨我们很早就醒来了。我也不知道谁先醒的。我们一声不吭地开始彼此抚摩，其情形好像是我们还在半睡之中我们的身体就在互相摸索。索妮娅亲吻我，她舌头深入我嘴中，舌头似乎非常大，我尝到了她睡觉的味道。她脱掉内衣，躺在我身上。我知道我对她的重量和温暖吃惊不已。我们缓慢地运动，两头充满肉欲的困倦野兽，都想融为一体。

我们整个上午都躺在床上，做爱，几乎没说一句话。有一次，安特耶敲敲门，探进脑袋，问我们打不打算吃早饭。我们否认了，她又一言不发地离开。其间索妮娅请我给她倒一杯水。我立马穿上内裤。在走廊上遇到了摄影师，我们互相打了个招呼。这种情况我不再感到痛苦，正相反我觉得满足。你们终于起床了？安特耶在厨房里喊。我没有回答，再次回到客房。索妮娅已经穿好衣服，拉上百叶窗，朝窗户外面张望。我走到她身后，抱住她。她从我手里接过杯子，慢慢地把水喝掉。

我们在马赛度过的日子也许是我们俩最幸福的时光。我们手拉手在城里散步，参观旧建筑，在建筑工地驻足，跟踪工作进度。中午太阳直晒，大树的阴影犹如阳光照射下的大海中的小岛，我们逃避到那儿。当热浪实在无法忍受时，我们便返回安特耶的住处，索妮娅作画，我阅读或者翻看安特耶各种题材的旧画集。

我相信安特耶有点嫉妒，不管怎样她几次尖锐地批评了我们这对年轻情侣，而且说，倘若我们无时无刻地在此游荡与调情，她可能什么活都干不了。她秋季还有一个展览，但不满意去年完成的作品。晚上我与索妮娅早早上床，她就拎着半瓶葡萄酒坐在阳台上。索妮娅第一个洗澡，然后躺在被单下面等候我，我们彼此亲吻，拥抱。然后她熄了灯，我们睡在了一起。我早上醒来时，她已穿好了睡衣裤，我拥抱她时，她站起来，说她不想整天在床上浪费时间。我觉得她似乎想躲避我，似乎夜晚的享乐让她深感尴尬。她走进浴室，再次出来时，刚刚淋浴完毕，穿好了衣服。我仍然躺在床上，她坐在我旁边，有时候会听任我再次将她拉到被子下面，但是她挡住我的手，只是匆匆吻了我几下，微笑着说我是一条懒汉，这样下去我会一事无成。

住在这儿不好吗？她有一次问。好啊，我说，为了讨她的欢心，或者因为我此刻真相信了，忘记了我几乎不会说法语，不可能在此找到一份体面的工作。我没有去想慕尼黑，没有想未来，我感觉时间好像静止了，好像只有大海、城市与热浪。当海风吹来，我想起了非洲。我正在翻阅一本有关卡拉哈里沙漠⁽²²⁾的图册，我独自闭目想象。眼前浮现出广阔的平原，生活在上面的动物，成群的动物，在草原上迁徙，快速前行，没有目标。它们一路小跑，疾驰，吃草。它们穿过广袤的草原，循着某一条看不见的小路，自古以来总有一条同样的小路。它们走向一处水潭边，一片草场。它们消失在远方，风吹散了它们的踪迹。

有一次，我为了一件小事与安特耶发生了争执。我把两只弄脏的咖啡杯放在了水槽里，她抱怨我们像住酒店那样对待她的家。她不是清洁工，跟在我们后面收拾。索妮娅感到震惊，尽管这压根不是她的错。我们很快与安特耶达成了妥协，但是气氛已不比从前。两天之后我们便动身回家了。

我们吃完早餐，安特耶才刚刚起床。我替她煮了咖啡。索妮娅说，她要去城里购物。安特耶请索妮娅带上她，她得去一趟画廊，此外还想办几件事。我问她累不累。不累，她明确地表示，站着喝咖啡。

索菲想看一部电影。下不为例，索妮娅说道，尽管这与例外完全不是一回事。索妮娅在孩子教育上态度鲜明，虽然她必须不断做出妥协，但她尚未准备背弃她的理想。索菲的教育就这样是“例外”的排列组合。索菲学会了对付这些。她的每次请求都以这句话结束：下不为例。而且由于索妮娅和我常常加班，也许还有一些愧疚，因为我们没有足够的时间照料索菲，她也很少遭到禁止。但是你要给马蒂尔达喂食，清空它的粪便，索妮娅说。为什么非要我那么做呢，索菲悲叹道。因为你想养猫啊，索妮娅说，那么你就应该照顾它。

两个女人出门去了。我帮助索菲把一盘DVD放入播放器，然后走进花园。雾气已经消散，太阳露出了笑脸，但空气依然寒冷。花园里有几处苗床，夏天我们在上面种了些生菜和其他蔬菜，但今年雨水过多，几乎没有任何收成，由于兴味索然我们荒废了这座花园。番茄得了可怕的枯萎病，果实变成了黑色，轻轻一碰就跌落下来，摔得稀烂。几株微小的甘蓝叶球茎也几乎埋没在茂盛的杂草中，我牵引到木架上的黄瓜藤因受到粉霉病的侵害而干枯。我把所有这些都扯下来，扔到生物垃圾桶里。我想翻掘苗床，但土壤已经冻结。我开始把树叶扒成一堆，这些叶子从邻居家一棵枫树上飘落到了我家小小的草地及房前的空地上。索菲不知何时从房子里走出来，观察了一会儿，然后又不见了。临近十二点安特耶与索妮娅拎着满满的购物袋回来。半小时之后索妮娅喊我吃中饭。

饭后我们各自穿好大衣，坐在室外喝咖啡。索妮娅与安特耶谈起她实习的时光。安特耶说，自索妮娅上次去过之后，马赛发生了不少变化，这座城市比过去得到了更多的整修，但多少也变得无聊。这对我来说倒没问题，她说，我已经不再是二十多岁的人啦。索妮娅说她当时曾竭力适应，倘若安特耶不给她介绍人认识，那么她也许会独自待六个月。你总是有访客，安特耶说。这不是事实，索妮娅说，除了工作我没有别的事可干。尽管如此，这也许是她一生之中最美妙的时光。阿尔伯特允许一切都由她做主，她学到了很多东西。你还想得起这个来看你的傻乎乎的小伙子吗？安特耶说。那个成天关注奶牛乳房的家伙，雅科布？我问。他不是来看我的，索妮娅说，他只是突然冒出来的。他毕竟住在我们这儿，安特耶说。你肯定发现他非常可怕，我说。他给我写过几封信，索妮娅说。地址是他从我父母那儿问来的。他只给他们打过一个电话，宣称是老朋友，他们没理由不相信他。

雅科布给索妮娅写了几封杂乱无章的长信，她并没有回复。随后，在春天，也就是索妮娅要返回慕尼黑前夕，他去了马赛，按响了安特耶的门铃。

我让他走入屋子，安特耶说。我并不知道他与索妮娅几乎不怎么熟悉。晚上索妮娅回到家里，也备感吃惊。为什么你们没有马上把他扔到门外去呢？我问。他不是那种令人讨厌的客人，安特耶说，此外他还为我们做饭。

雅科布从他村子的屠户那里弄来了特色白肠，还有椒盐脆饼和一小圆桶他们家乡酿酒厂出品的啤酒。索妮娅笑了，安特耶邀请了几位朋友，他们欢度了一次真正的啤酒节，在马赛市中心。我们教法国人唱德国歌曲，安特耶说道。《塔劳的安欣》⁽²³⁾，你知道吗？她开始哼出旋律，索妮娅则唱起了歌词：

倘若你要与我分离，

你生活的地方，人们几乎都不认识太阳；

我要跟随你经过森林、大海，

钢铁、地牢与敌军。

德意志歌曲，安特耶笑着说，之后我们当然无法把他扫地出门。

雅科布在女人堆里生活了一个礼拜。他每天晚上为她们做饭，向她们讲述古怪可笑的故事。他说什么话都能让我们发笑，安特耶说。在他的村里肯定生活着纯粹的疯子。他不总是这样，索妮娅说。他非常严肃地企图让我皈依天主教。我们彻夜讨论。你从没有跟我说起过此事，我说。你也没有把所有的事都告诉我啊，索妮娅说。安特耶向我投来一道恼怒的目光。我们沉默了。然后索妮娅讲到雅科布有天晚上向她表白爱情。当真？我说，不禁笑起来。这一点儿都不好笑，索妮娅说。我告诉他我要与你结婚，他哭了。但他随后又表现出了绅士派头。直到如今我每次过生日，他都给我寄贺卡。此外，我们偶尔发发电子邮件。雅科布仍旧孑然一身，她说。他是兽医，住在巴伐利亚森林他父母的房子里。我们遇到麻烦那会儿，她常常与他通电话，他也帮了她很多。他建议我留在你身边，她说，为了索菲。他非常敬重婚姻制度与家庭。我想反驳，但当我瞧见索妮娅的表情时，只说了一声，我去散散步。

我穿过村庄往下朝湖畔走去。到学院公园，我在湖边坐下。我坐在一棵树的阴影下，抬头凝望湖水。一艘蒸汽船从眼前驶过，这是一趟特殊的航程，航线早在一个月前就取消了。甲板上没有人迹，但在涂色的玻璃窗后边，我看到了模糊的人影。

我与索妮娅的婚礼也是在船上举行的。她父亲支付了所有的费用。大约八十多位来宾参加了婚礼，索妮娅娘家的许多家庭、朋友以及与她和她父母沾亲带故的来宾。我更喜欢把客人限制在较小的范围内，索妮娅却说我们如若不举办一次真正的庆典，她父母会非常失望的。我说，这毕竟是咱俩的婚礼。我们差一点为此吵起来。索妮娅反驳我，一场婚礼就是一次社交机会，她说，而且应该就是其本来的样子。我若不是新郎，我也觉得这次婚庆非常漂亮。一切都安排得井井有条，餐饮上乘，演讲风趣，机会恰当。只有我爸爸讲话有些令人难堪。他不习惯在众人面前演讲，有点害羞。尽管如此，他还是觉得有义务说几句话。他没做任何准备，离题万里。当我瞥见索妮娅家人那些自鸣得意的同情目光时，我猛然间恨死他们了。然后我发现我爸爸终于结束了演讲，旋即传来一阵热烈的鼓掌声。索妮娅拥抱了他，她母亲显然激动地走到他身边，与他碰杯。我当晚喝了很多，待我与索妮娅终于可以与客人告别，返回酒店的结婚套房时，我们都感觉异常疲倦，立刻倒在了床上。可是我仍然无法入睡，我听到室外众人庆祝的声响与笑声，伤感不已。我躺在这张撑着华盖与心形枕头的古怪婚床上，除了想与朋友们待在一起之外，没有别的愿望。

几道较大的水波拍打在湖岸上，湖水随后又复归平静。雅科布在我们婚礼的几周前向索妮娅表达爱情，这种感觉颇为奇特。那年春天我常常跟她通话，讨论婚庆和结婚旅行的事宜，但她从来没有提及雅科布的来访。我问自己索妮娅面对他会产生何种感觉。我仍能清晰地回想起她在吕迪格家的除夕夜聚会之后骂过他。就是那天晚上我向她求婚。雅科布运气不好，他来得太迟了。也许他比我当时更爱她。也许她因此而选择了我。

从马赛返回慕尼黑，我们同样花了一整天时间。阿尔卑斯山的北边天气易变。天空乌云密布，阴雨绵绵。

索妮娅在奥林匹克村附近让我下车。她跟我走下车来，但是当我想亲吻她时，她却显得难为情。我们去喝点什么吧？我问。她说她已精疲力竭，想马上回家。那么我们何时才能见面呢？我不知道，索妮娅说，我近来事情很多。最后我们还是约好星期六会面。

索妮娅把我撂在了地铁站。我在小吃摊买了一杯咖啡。雨停了，潮湿的行车道上，下班的车流发出的噪声如同看不见的房间包围了我。我散步来到网球场，那里要安静些。经过长途跋涉，我想到外面待一会儿，但我也疲惫不堪，所有的座椅又被雨水淋湿了，咖啡也凉了，我把剩下的大半杯咖啡扔进了垃圾桶。我庆幸终于得以独处。在回忆之中我感觉过去的日子似乎比当时经历时更真切。好像我现在才刚刚明白索妮娅与我是一对情侣。我真想找一个人谈起此事，为了让自己确信，但我不知道与哪些人讨论。最后，我走入单层平房，给我父母打电话。我跟母亲讲起这次旅行，但没有提及索妮娅，母亲好像似听非听，因为她背后的电视机仍在响着。

两天之后我给索妮娅打电话，商谈我们会面的时间与地点，她说，她已经和室友比吉特约好去看电影。她们想看《雨人》⁽²⁴⁾。我说我还以为我俩能单独约会呢。她一块儿来，妨碍了你吗？索妮娅问。

看完电影之后，我们三人走入一家酒馆喝葡萄酒，为达斯汀·霍夫曼发生了争论。我不喜欢此人，但两位女生却认为他演得棒极了。对电影本身我们也意见相左。我说，我觉得费解，索妮娅怎么会被这号廉价的庸俗电影欺骗。她受了侮辱。整晚对我像陌生人，我们意见分歧没有好处。我想亲吻她，她却把头扭转过去。我想握住她的手，她则把手抽回去。她非常急迫地说，她要去睡觉，她感觉累了。我陪两位女孩回公寓，我希望留在索妮娅那儿过夜，但她在楼前坚决与我道别，弄得我什么都不敢说。我给你打电话，她补充道。

几天过后，她来看我。天气又再度好转，我们在奥林匹克村附近的露天啤酒馆内吃了饭，然后到公园散步。我们久久地坐在湖边，讨论索妮娅设计的竞赛稿。她不再问我是否愿意参加，对此我无所谓。这项目我不感兴趣，索妮娅的想法对我来说过于实际，我没有仔细听她介绍，而是目送着那些女性慢跑者，她们单独一人或者成群结队地从我身旁跑过，我的思绪游移到别处。索妮娅停顿了一下，我问她，我们到底算不算情侣。我们当然是，她惊讶地回答。我重提周六那天晚上她对我冷淡的态度。她说她累了。此外，与她共租房子的女友还不知道我们之间的关系。那么你为我感到难为情了？啊，什么？索妮娅反问，恼怒地摇摇头。

她当晚随我来到我租住的平顶小屋，我们开始做爱，但是我感到她想取悦于我。楼梯间上的床不太稳，嘎嘎作响，索妮娅最终忍不住问我是否确定这张床吃得消。你考虑过你邻居们也在家里吗？不管怎么样，我说，我常常得听惯他们发出的声响。但索妮娅一想到有人能听见我们的声音便难以自制，她有些痉挛，紧紧抓住我。别那么猛，她说，不然我们会摔到地上去的。她心不在焉地吻了我几下，然后说她要回家，明天早上她还有一个不容错过的约会。

我们定期见面。索妮娅邀请我去她住处，告诉比吉特和汤雅我们相爱了。她采用了正式的方式，我觉得她好像把我介绍给了她父母。即便如此，我真没有觉得索妮娅是我的女友。虽然如今她允许我在她那儿过夜，但是当我俩做爱时，我还是感觉到了她的拘束。连最小的声响都会让她吓一跳。我们现在的行为不是犯罪，我说。这点你还不明白，索妮娅辩解道。

九月份我开始实习。索妮娅的实习十月份开始。她递交了竞赛稿之后，我们还剩下几天空闲就乘车去斯图加特，参观那里的白院聚落⁽²⁵⁾。索妮娅读大学时曾去那儿做了一趟学术旅行，但我当时手头紧就没有去。她像一位导游那样领我到处转悠，谈到立体几何的基本图形，以及花纹的缺失充当了精神力量的符号。我感觉这些建筑物表面上没有吸引力，它们在其质朴的功能上我认为没有特定时代的特征。居住不仅仅意味着吃饭、睡觉与阅读报纸，我说。住房起先是一处避难所，它必须能够预防各种天气，抵御阳光、敌人和野兽。索妮娅笑了，然后说，那么我干脆立刻搬进山洞里吧。

我们在一家简易旅馆过夜。楼梯间设有一台自动饮料售卖机，我们买了两瓶啤酒回房。走廊地板盖着地毡，但房间里却铺设了地毯，窗户上悬挂着厚厚的窗帘，散发着烟味。我们俩坐在床上紧挨在一起，喝啤酒。索妮娅忽然笑了。我问她出了什么事。她说这里如此破败，让人哭笑不得。最后她拉上窗帘。这天夜里我们做爱了。索妮娅比在慕尼黑大大放开，也许是对环境的厌恶给她造成了放松的效果。我之后站在窗户边抽烟，她走到我身旁，夺过我手中的香烟吸了一口。你抽烟的样子，非常漂亮，我说，一把将她拦腰抱住。吻我。每年最多抽一次，她说着依偎到我身上。

索妮娅坚持付房钱，她父亲在她毕业时给了她一笔钱。但肯定不是叫你用在谈情说爱上的，我说。他到底知不知道我是你男朋友？索妮娅犹豫了片刻，我发现这话题让她觉得不舒服。我与我父母谈及索妮娅，也只是顺带提到，他们没问别的问题。

然后我开始了实习，从此也变成没有时间的人。事务所位于郊外，我晚上很少在九点甚至十点前下班。下班后我也累得不想出门。索妮娅每天都给我打电话，但只能在周末见到我，她好像也无所谓。

到了月底我必须搬出奥林匹克村租住的房子。比吉特和汤雅同意我暂时入住索妮娅的房间。在我能帮索妮娅一把之前，她早已把她的物品搬回了父母家，清扫了我要住的房间。我没有带太多的东西：一块有两个支架的桌板、一把椅子、一块床垫和几纸板箱的图书与唱片。其他东西我留给了下一位租房者。吕迪格和索妮娅来帮我搬家，我们随后一块儿去吃饭，饭后索妮娅和吕迪格返回施塔恩贝格湖畔。我提议她在我这儿过夜，但是她想在德国的最后几天待在父母那儿。出发前的当晚我们再次相见，索妮娅心烦意乱地想立刻回家。我们分别时没有给对方任何承诺。勇敢点，索妮娅上车时只说了一句。你也一样，我说。我向她挥手致意，直到她消失在下一个拐角。

我们非常般配，所有人都这么说，但是我俩也许清楚，半年之内将会发生很多事情。索妮娅说过她可能无法定夺。她完全处于开始阶段。也许她会留在马赛或者接受某个地方提供的职位。她有兴趣到一家大型建筑师事务所工作，伦敦或者纽约。我们走着瞧，我说。也许分开一段时间对我们都有利，索妮娅说，我们春天再聚的时候会更好。

索妮娅每周给我写信，很有规律，与其说是出于需要，倒不如说是出于职责。她写道，她一切都好，询问我何时去看她。我回信说我现在万事缠身，无法随便离开慕尼黑。也许节假日可以。然后她要待在施塔恩贝格湖畔的父母那儿，她答道。我有一种印象，她似乎不介意这样的异地恋。她可以借此冷淡别的男人，全身心投入工作之中。她写道，她的上司是一位天才。她总是直呼其名，似乎他们是老朋友。没过多久她又写道，我们，我们在建造一家托儿所。我们参加了一次会议中心的设计竞赛。我们的建筑应当符合人类所有的官能，它们要被人们看见，触摸，闻到，感知。我抗拒着诱惑，询问她这通废话代表什么意思。也许我仅仅是嫉妒。我实习的这家事务所专门承接没有想象力的办公楼设计。公司的哲学是用户即上帝，或者钱不会发臭。索妮娅在一封信中引用了赫尔曼·黑塞的话。为了产生可能，必须一再尝试不可能。我想象着她与阿尔伯特在海边散步，密斯托拉风⁽²⁶⁾吹乱了她的头发，她让她上司的所有官能都得到了满足。她敬佩地注目他，他引用赫尔曼·黑塞的警句。魔力饱含在每次开始之中。我喜欢嫉妒，尽管我确定索妮娅对我忠贞不渝，她严肃地看待我们之间的关系，也许比我更严肃。我们偶尔通电话时，我们便开始制订计划，讨论建立自己的事务所，待我们以后积累了经验就这么干。但是我收集不到经验，我的工作首先是建造模型，制订工厂计划。我有好几个月坐在一间没有窗户的办公室内，总在画相同的楼梯间。尽管我繁忙异常，我还是感觉无聊。无聊有一种诱人的刺激。我偷偷地享受不用承担责任、没有目标的生活。我没有四下寻找一个更好的职位，没有订阅竞赛资料，不去阅读专业杂志。取而代之，我在业余时间里埋头阅读去世作家的书。我阅读埃德加·爱伦·坡、艾兴多夫、米尔恰·伊利亚德⁽²⁷⁾、詹巴蒂斯塔·维柯⁽²⁸⁾，我觉得真实存在于这些文本之中。真实无法得到确证，但是我在直观上理解了。阅读阿尔多·罗西时我遇到了布雷⁽²⁹⁾，一位古典主义的建筑师，法国大革命前刚刚设计好了伤感的大型建筑，可是没有一项得以实施。我被他处理光的方式所吸引，在图纸上没有任何显而易见的东西，而像物质那样发挥着作用。看上去好像建筑物在对抗光的流动，对抗时间的流动。

我在笔记本上记满了混乱的想法以及没有明确目的的大型设施的草图，档案，纪念碑，要塞，一半埋在地下、几乎没有窗户的建筑，光线只像一个符号那样射进来。

我在一封给索妮娅的信中引用了阿尔多·罗西的话，我觉得每个夏天都是最后的夏天，她讥讽地回信给我，她觉得每个夏天都是第一个夏天。她不喜欢罗西的忧郁和回溯过去。她相信这个世界可以用建筑来改变。假如我来设计，所有伟大的作品都会实现。她嘲讽我，称这只是对缺少工作激情的借口。

我们的住房位于一条狭窄街道的出租房三楼。索妮娅在此居住期间，我一直喜欢待在这里。但自从她搬出去之后，置身于房内我总感觉不对劲。房子的轮廓有些不协调，缺少日光照射。我的房间狭长，相对来说过高。我把桌子放在窗户边，然而我工作时还是同样感觉遭受了流放与胁持。我们唯一的供暖设备是起居室内的燃油炉，我要想关上门，寻求点宁静，房间便立刻冷起来。我在家时，大多躺在房间一角的床垫上，阅读或者独自打盹。

与比吉特和汤雅共处一个屋檐下产生了不少困难。索妮娅说服了她俩接纳我，但这两人实际上并不想有男生住在这套房子内。对比吉特而言，她眼下正在准备第二次国家考试，我早就感觉到她嫉妒我，但是当我跟索妮娅谈及此事时，她只是笑笑，摇摇头说，比吉特有两个姊妹，她只是不太习惯早上在浴室门口撞见一个男人。汤雅是另一位同租房子的女生，在博格豪森的医院里当助理医生。起初我们相处还不错，但是她一再挑起毒品及儿童教育方面的讨论，贩卖铁杆的保守主义观点，我根本无法相信她会这么做。她现在常常每周一次参加会议与培训，每次回来，都带来一个新题目：女权主义、反暴力教育或者同性恋，她认为同性恋要完全为世界灭亡负责。索妮娅离开没有多久，汤雅就开始不停地议论艾滋病，养成荒谬的洁癖。在浴室和厨房内她都放着一瓶从医院里弄来的消毒喷剂。每个人在冰箱里都分到了自己的抽屉，食品不再允许共有。然后汤雅开始带人在起居室过夜，那些人试图用他们的观点说服我和比吉特。原来，他们全都是一个“知人善任”的可疑协会的成员。比吉特与他们争论，而我却退回自己的房间，示威性地打开电视机，把音量调到极高，使之无法进行理性的讨论。合租公寓里的气氛愈来愈差，但我并没有全力去寻找房子。

我大多数同学都已离开了慕尼黑，费尔第在柏林找到了工作，吕迪格去南美旅行了几个月，他从布宜诺斯艾利斯和巴西利亚给我寄来明信片。我嫉妒他旅行本身要少于他旅行中释放的能量。我觉得我变成了城里面最后一个人。我只能这样解释，因此在十月末我又开始约会伊沃娜。

非常简单。我在办公室说我与牙医约好了会诊时间。在关门之前去了一下书店。就像我第一来访那样，伊沃娜从后边房间走出来。她默然地站在柜台之后，整理圣像画册和穿插着风景照片及圣经箴言的小册子。她身穿米色紧身裤与民俗图案的衬衫。我感到她在观察我，但当我回头一看，她却垂下眼帘。我产生了强烈的欲望与她做爱，就在这些基督教的俗气的艺术图书、修身和生活协助的图书中间。你一个人吗？我问。她固执地沉默。我掀起窗帘，扫了一眼后边的房间，尽管窗帘朝上拉开，但此刻房间内却朦朦胧胧。窗户开向一个狭窄的后院，只有中午时分光线才能照射进来。在房间中央放着两张橡木制成的坚固写字台，墙壁旁放着满是纸板箱的书架和成堆的封有塑料薄膜的图书。到处弥漫着灰尘、纸张、汗水及蜡烛的味道。我坐到其中的一张桌子上，伊沃娜跟在我身后，站在过道上。我说，过来。她说，五分钟后就关门。书店门口门铃叮当一响，伊沃娜便消失了。我听到她在说话，肯定是波兰语，我一句都听不懂。我透过门帘的缝隙看见一位与伊沃娜年龄相仿的漂亮的金发女子。两个人手拉手，金发女子面带微笑劝说伊沃娜，她摇摇头，似乎想解释什么。我再次坐到这张写字台上，等候着。稍顷我再次听到门铃声，还有钥匙在锁里的旋转声。

我预料伊沃娜可能会指责我，因为我们最近一次约会发生的事情或者由于我那么久没有露面，但她站在我前面，仅仅一臂之遥，一直在发愣。我起身，朝她迈了一步，拥抱她。她没有反抗，只是暂时地挣脱开来，关灯，拉上窗帘。

我脱掉她的裤子和内裤，亲吻和抚摩她。她呻吟着，头来回扭动。似乎在自己享乐，但对我来说反正都一样。我脱掉衣服，我们躺倒在坚硬的地板上，伊沃娜也抚摩与亲吻我。只有我企图进入她体内时，她才抵抗，不允许这么做。当我最终从她身上离开时，她用波兰语嘀咕着什么。我没有问什么意思，我自己能够想象，我不愿意听。别走，她说。我有很多事要做，我说。你想吃饭吗？她问。我说，我没时间，站起来。你还来吗？来！我说完，便离开了。

我再次回到办公室，为了处理几件事情。我的上司已经下班。八点钟我给索妮娅打电话，她不在家。两小时后，当我终于完工后，又试了一次。索妮娅接了电话，我问她是否非常忙。但我没有嫉妒，而是耐心地听她讲述一个她正在参与的新项目。然后我谈到我的工作。索妮娅说，她好久没有那么好心情听我讲了。的确，我特别兴高采烈，开着玩笑，说我想念她。我也一样，索妮娅说。我们圣诞节再见。我很惊讶自己居然没有内疚感，正相反我已经好久没有感觉到与索妮娅紧密相连了。

几天之后当我再度出现在书店的伊沃娜身旁时，她求我去大学生宿舍找她。这是很少几次当中的一次，她请求我那么做。

从那时起我只去她的住处见她。她的房间如同儿童或者老妇人的房间。到处堆满了破烂货，这是对一种不曾经历过的生活的伪装回忆。床上方挂有一个小小的耶稣受难塑料像，墙壁上挂满明信片和镶框的《圣经》格言。床上遍布各类型号的颜色古怪的长毛绒动物玩具，好像是在火车站售货店里购买的。地板上堆着女性小说，宗教入门指导和波兰文画报。其中还有随意摆放的衣服、袜子、剪下来的食谱、廉价的时髦首饰。贫穷，杂乱和那种美学上的缺失似乎强化了我的欲望。那儿没有任何东西妨碍我，能让我联想起我的生活、我的世界。好像我在这个房间里变成了另一个人，好像我成为伊沃娜无序收藏中的一件物品，既受保护又遭忽视。

何时适合我，何时我能行，我就冒出来。伊沃娜每天晚上都在那儿，她除了等待我似乎无所事事。大多数情况下，电视机都开在那儿，当她要关掉电视时，我说，不要。我们脱掉衣服，在某部俗不可耐的电影声带的伴随下亲吻，互相拥抱。在电影结束前，我大多再次离开。我从来不在她那儿过夜，因为害怕，汤雅和比吉特可能会告诉索妮娅。此外，我也无法想象在伊沃娜身边醒来，只有当我激动不已时，我才能忍受她的相伴。

我与伊沃娜第三或者第四次约会是柏林墙倒塌后的那天。我大半夜都坐在电视机前，当晚去她那儿时，已非常疲乏。我问她对事件的看法。她耸耸肩。我说我也不确定德国统一有无意义，我还列举了利弊，好像德国未来是由我决定的。伊沃娜神色默然地听着，似乎这一切都与她无关。她好像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没有察觉她周边发生的事件。

我注意到伊沃娜力图把自己打扮得漂亮起来。她开始涂脂抹粉，做发型，注意她的外衣。她若打扮过分，我便说我不喜欢，她也就停了下来。我若全然接受她，对她外表感兴趣，进而评头论足，她好像视之为爱情的证明。有时候她向我展示两条裙子，问哪一条你感觉更漂亮？我指指其中的一条，尽管她穿什么我都无所谓，然后她到浴室换上这条裙子，我跟在她身后，观察她，她还在穿内衣时，我就把她拽回房间，拽到床上。即使她要上厕所，我有时也跟在她后面，她的羞耻感刺激了我，直到她完全丧失了羞耻感，接受了我的摆布，对我言听计从。直到发生了这件事情。

倘若我有时待的时间更长，伊沃娜就开始说话。她在深奥的故事上有取之不尽的源泉，这些故事有琴斯托霍瓦⁽³⁰⁾的贞女或者圣人在凡人生活中产生了奇迹。这类故事从失落的钥匙串开始，到实现了孩子的愿望或者治愈疾病结束。她匆匆地讲述，因此没有注视我，此情此景仿佛她在自言自语，说着没完没了的老一套。这些时刻我总算明白了，她是一位多么可怕的孤单之人。有时候她说起了她崇敬的教皇，在她眼里教皇犹如一位圣徒。我若对教皇提出批评，她便沉默不语，等着我把话讲完，再从刚才的停顿之处继续讲下去。她似乎根本没有在听我的话。

我们的约会按照固定的模式，从不超过一小时，有时仅仅持续半小时。伊沃娜并非精致的情人，她没有经验，没有想象力。她用手触摸我时，要么迟疑，要么太粗枝大叶，我触摸她，她也几乎没反应，或者她在为我表演。她一直萦回在我脑际的是她完美的献身。她无私的爱，似乎凑巧就是这种爱，不可抗拒地吸引了我，我几乎还没得到满足，又再度把我撞开。然后我需要伤害她，似乎只有这样我才能摆脱她。

你以为圣父会同意你做的一切吗？我有一次问她，你以为，仅仅因为我们没有做爱，这就不算罪恶。我指责她过分的虔诚。她不理解这句话的含义，我不得不给她解释一番。

我不知道我该如何对我的行为致歉，也不知道我当时怎样在自己面前辩白。我只知道我越来越依赖伊沃娜，我相信我拥有控制她的力量的同时，她控制我的力量却愈来愈强。当我整日没来，因为在办公室事务繁忙或者没兴趣去看她时，她从来不向我提任何要求，她也没有感觉受到伤害。有时我跟伊沃娜提及别的女人，想刺伤她，但她能忍受，当我夸奖其他女子的美貌、幽默与睿智时，她面无表情地倾听。也许她不知道她拥有控制我的力量。也许她把我的痴迷当作了爱情。

同租公寓房的状况变得难以忍受。我们只用粘在冰箱上的小纸条交流。汤雅制订了一项计划，何人何时做何种家务，我和比吉特故意视而不见。整套公寓房内弥漫着消毒水的味道，时常感觉到冰冷彻骨，因为汤雅背着我们关掉了暖气，她解释说，这样起码病源菌不会快速生长。她的客人们滞留的时间越来越长，开始干涉我们的事务。我从父母那儿过周末后回到公寓，我床上的床单给取了下来。我质问汤雅，她说，有一位朋友在我房间里过夜，我不会特别反对吧？我默默地站在一旁，她同时往我的床上喷消毒剂，重新铺好床铺。从即日起，我离开房间时都锁门，最后终于开始专心寻找别的住处。

找到一处合适的房子可不容易。我挣三千马克，一个实习生有这样的收入真不赖，但是大的突变我无法用钱来搞定。我关注所有可能的公寓，但没能做出决定。随着时光流逝，看房也让我乐此不疲，反正这些房子我不会考虑。我对房东说，我是建筑师，他们毕恭毕敬地接待我，而且浪费了不少时间。有些公寓还住着人，参观别人布置房间有多大的差异，几件物品能揭开他们多少的老底，这些都非常吸引人。然而被房客拉着到处走，观看塞满了破烂货的壁柜，走入餐具到处乱放、外窗台摆着干白菜的厨房，我还是感觉有些尴尬。有位租户甚至把浴室给锁上了。房产管家领我转了一圈，敲敲锁闭的浴室门，但租户不吭声。我们不得不通知他解除租约，房管说，我向您保证，他到年底就得搬出去，不然我们就会报警。

最后我终于在施瓦宾格一幢老房子的顶楼找到一套三居室的小户公寓房，一眼就相中了它。这套房未经修缮，只有一只老式油炉，但户型不错，房间明亮，散发着舒适与惬意，这些在现代化房屋中很难发现。我当晚就通知了比吉特。她想到她必须与汤雅及她那些疯狂的朋友留下来，似乎很不高兴。她说，倘若她一人能负担得起房租，她真想明天就搬出去。

节假日越来越近。我的许多朋友都计划与家人共度圣诞节，告知他们的来访打算。费尔第与爱丽丝要来，吕迪格从他旅行的最后一站圣保罗写信来，甚至兽医雅科布也打来电话。他在斯图加特找到了一个助理职位，称马上就来慕尼黑，在回巴伐利亚森林之前，问我有无兴趣与他喝啤酒。索妮娅要最后才回来，她总是忙得不可开交，订了圣诞前夕早晨的机票。

我约了雅科布，与他会面之前我去了伊沃娜那儿。我们俩并排坐在床上，穿着衣服，我心血来潮地问她有无兴趣一块儿去喝啤酒。我不知道什么玩意进入内心。这是冒险，我应该预料到雅科布过完节会碰到索妮娅。也许出于同样的冲动这件事就发生了，人们要由此展示他们的伤疤，荒谬地为他们的伤残而自豪。

从头一天晚上开始我就没与伊沃娜在公共场合出现过。想象到见熟人感觉既可怕，又诱惑。不管我走得快或慢，伊沃娜总在我身后保持两步的距离。在公交车上她没有入座，而是站在我旁边。我们到站时，我一声不吭地下车，环顾四周，看看她有无跟上我。

我与雅科布在一家我们大学时代从未去过的餐馆见面，这家位于内城的自制啤酒馆饱受游客的喜爱。伊沃娜坐到一把靠墙的椅子上，我犹豫片刻坐到她身旁。雅科布迟到了一刻钟，他向我伸出手，我介绍了两人认识。我说伊沃娜来自波兰。我观察雅科布的眼神，但没有看出任何反应。他仅仅微笑了一下，向伊沃娜伸出手，然后开始谈论他的博士论文，内容涉及牛乳房的某种病变。注视这个农民气质的家伙喝啤酒，听他讲我压根不知道的非常复杂的诊断方法，的确让人啧啧称奇。他问及我的工作。我的回答只有三言两语。然后他就开始问伊沃娜做什么。伊沃娜说她在一家书店上班。他问她来自波兰的哪座城市，为何要来德国，她有没有打算返回自己的祖国，现在东边已经开放了。伊沃娜说她不知道。我一直都在等待雅科布评论，他能向我投来一道目光，但他只与伊沃娜聊天，似乎这才是这个世界上最自然而然的事，他甚至还说了几句波兰语，这还是他从在他父母村庄工作的外籍工人那儿学来的，“左”、“右”、“当心”和“邮票”。

当我聆听两人无忧无虑地聊天时，奇怪地产生了一种嫉妒。我不担心雅科布把伊沃娜从我手里抢走，但我感觉到他们之间的信任，一种融洽，我自己都无法解释。雅科布在伊沃娜面前也不特别殷勤，他只是极为正常地对待她。在他面前伊沃娜似乎感觉良好，与之相应，我与她共处时，她却显得既笨拙又拘束。我开始在桌子下面抚摩伊沃娜大腿内侧，她略微地从我身边挪开，但我没有停止，我几乎不想费力在雅科布面前掩饰。这有些孩子气，但我无法停下来，直到雅科布某一刻站起来，微笑着说他不想打扰我们过久。

我们在大街上告别之际，他问我是否有索妮娅，这位与我一块儿上大学的金发美女的消息。我马上明白索妮娅才是他想来见我的原因。她在马赛，我说。你跟她有联系吗？当然，我说，点点头。我就此看看伊沃娜，但她已转过身，正朝另一个方向张望。也许他过了圣诞节会再到城里来，他说，他在他父母那儿很快就会无聊。我们四个人聚一下，如何？我说，他有我的电话号码，如果来慕尼黑，就通知一声。

几天之后我约费尔第和爱丽丝吃中饭。爱丽丝已怀有身孕，两人准备春季结婚。费尔第说他打算创建自己的事务所，他想在东部寻找他的幸福，那里会有很多活干，一个建筑师的黄金国。他认识了几位举足轻重的大人物。他点燃一支香烟，爱丽丝抱怨起来，他脸上露出顺从的表情，又再次掐灭了香烟。他发福了，他点了一份猪肘子，爱丽丝认为他不该吃那么多脂肪，拧拧他肚子。她不断地在他身上吹毛求疵。他似乎对此无所谓，正相反，他显得特别满意，好像这才是他一直期待的。爱丽丝问我除夕是否参加吕迪格的聚会。吕迪格邀请了我和索妮娅，但是我要等到与她商量之后才能答应。我说我们可能会去。

爱丽丝上洗手间时，费尔第问起了伊沃娜。他与雅科布通了电话，这家伙告诉他，他与我们俩见过面。他的微笑暗含另一层意思。他根本不相信我会是那种人。但是，谢天谢地，我为什么不去找一个更漂亮的情人呢？谁说她是我情人？费尔第笑了。他无法相信伊沃娜会有什么用。坦诚地讲，他从来也无法相信她适合于此。但是，也许她隐瞒了她的天赋？爱丽丝从洗手间回来，说她感觉恶心，要提前回去，他们俩就动身离去。

当晚我去了伊沃娜那儿。我命令她脱掉衣服，我在一旁观察。她脱得一丝不挂之后，躺在床上，如同病人躺在检查床上。我在床边待了一会儿，朝下打量着她，问她何时回波兰。她想用被子把自己盖住，但我一把把被子扯掉。她说她不想回波兰，然后回望我，好像我应该为此高兴。我说我不会再到你这来了，我有女朋友。何时开始的？我说从夏天起我就和索妮娅是一对恋人了。在我之前吗？在你之后，我说。这似乎让她满意。我第一次在她眼里看到了反抗的意味，她好像想说我才是第一个，我有优先权。但她什么话都没有说。我们俩不合适，我说，为了安慰她，这点你肯定也意识到了。我俩的兴趣迥异，你来自另一个国家，另一个世界。这可能对你来说好像不重要，但是日久天长这些背景对我们的关系就相当重要。跟我的朋友们在一起你会感觉不舒服。你想跟他们谈什么话题呢？你理解这些吗？伊沃娜从头至尾都顽固地沉默不语。当我说完之后，她才用一种微弱的，但又坚定的声音说，我爱你。但我不爱你，我说。

我离开之前，伊沃娜把一只包裹塞到我手里，外面包着礼品包装纸，我回家才打开来。这是一件她亲自编织的、布满丑陋几何图案的套头毛线衫。

几天过后我的新房东打电话给我。他让人把墙壁粉刷过了，称只要我愿意，马上就可以搬进去。费尔第帮我搬家，开车陪我去宜家，买了一张床和一只书架，还有一块补丁地毯和一组所谓的厨房套件。我们花了一晚上组装家具。

费尔第讲起爱丽丝。他好像对婚姻生活热情高涨。狩猎已经过去了，我笑道。这正好是你说的。大学生活从未真正成为他的事务，他说，尽管他享受其中，他始终渴望自己能够安排生活，挣钱，拍板。这肯定不是意味着要盲目地度日。

做这个没乐趣，他说，把两块似乎可以装在一起的木质部件高高举起。如果不缺螺丝，我说，但总是会缺一颗螺丝。费尔第认为，这是调节的活，继续组装。待这张床装好之后，他说道，你瞧，一颗螺丝都不缺。

布置房间让我乐趣盎然，让我摆脱了苦思冥想。我在一家废品商店发现了一张樱桃木的旧桌子，四把合适的、带编织座位与靠背的椅子。我安装了灯具，在墙壁上贴了几张招贴画，整理了我的图书。在索妮娅抵达前的那天，整间房子布置得温馨迷人。桌子上摆着鲜花，冰箱里放满食物，我甚至还挂出了我的铭牌。

我迄今一直相当注意尽量少添置物品，为了能够机动、独立。而如今我买来越来越多的物品，这些却让我产生更多的乐趣。我在房间里走来走去，用手抚摩这些新物品，拿起所有未曾使用过的东西，它们犹如对新生活的承诺。我开灯熄灯，从书架上抽出新书，放上一张唱片。卧室里放着伊沃娜送给我的套头毛线衫。我穿上它，非常合身，但上面的图案却是对眼睛的侮辱。我合计着该不该立刻把它扔掉，但我决定不了，又把它放在起居室内的一把椅子背上。

次日早晨我驱车去机场接索妮娅。将近三个多月我们未曾见面。飞机降落之前，我就提前到了，只得长久地等候，直到索妮娅走出海关。尽管我桌子上摆有她的照片，她的出现还是让我深感意外，就像每次见到她的那种感觉。她头发剪短了，身穿一件蓝白色水手毛线衫。她皮肤晒成了棕色，她弹性的、笔直的步态刺激着其他的乘客。她一看到我，便喜形于色，放下行李，快步朝我走来，不知所措地站在我跟前，直到我把她揽入怀中，亲吻。

回城的路上索妮娅只谈她的工作。她说她在飞机上画了画，要给我看她的素描。她在过去的三个月里学了很多东西，这马上就显现出来，她的素描更可靠，线条刚劲有力。总之，索妮娅让我感到她成熟多了。她说话的语速比往常更快，频频大笑，出租车一停，她在我掏出钱包之前抢先付了车费。

房间似乎让她颇为满意。她敲敲墙壁，打开窗户，试了试马桶的冲水系统。怎么样？我问。可以接受，她说。我们并肩站在浴室里，在镜中打量自己。漂亮公寓里的漂亮情侣，索妮娅说完，便笑起来。我朝她转过身，亲吻她，不由得想到这对漂亮情侣如何在镜前亲吻，这种想象，比亲吻本身更让我激动。我用手抓住索妮娅的短发，摩挲着她剃得干干净净的脖颈。你看上去像个男孩子。她笑了，问我是否现在不喜欢她了。我走到她身后，把手放在她的乳房上，说，幸运的是还有几处不同。当我企图脱下她的羊毛衫时，她朝我转过身，再次吻了一口，说现在不要。我感觉到，在她棕色的皮肤下她脸红了。来，她说，我们得马上出发，我爸妈还等着呢。

大学时代我曾应邀去索妮娅家做客，但那时她父母不在家或者仅仅与我们打了个照面。也许他们压根都想不起我是何许人。自从我与索妮娅成为情侣，我就没有再见过他们，相应地有些拘束。索妮娅母亲在门口迎接我们，她在索妮娅脸颊上吻了一下，向我伸出手，用我的姓称呼我。索妮娅说叫他亚历山大。我说就叫阿历克斯吧。我们脱外套的同时，她母亲又再度消失在厨房里。索妮娅的父亲正在起居室装扮一棵巨大的圣诞树。啊哟，你们来了，他说着，向我们俩伸出手。你们想喝点什么？他显得非常放松，即便这样我还是感到有些不对劲。索妮娅说她想带我参观一下她家的房子。

房子建造于七十年代。墙壁粗粗地粉刷，天花板很高，在上面楼层倾斜，装饰着木头。楼梯间朝起居室方向敞开，这是唯一的大房间，铺了深色的地砖，有一个敞开的壁炉。索妮娅领我看了她以前住过的房间，还有正在美国读书的妹妹卡拉的房间，她第一次过节不想回家。你睡在这儿，索妮娅说，指了指这张窄窄的床。我吃惊地瞅了她一眼，没有说话。她垂下眼帘，再次把我带到楼下。

她父母站在楼梯旁，充满期待地望着我们。在圣诞树下摆有几件礼物。索妮娅父亲递给我们每人一杯香槟酒，我们互相碰杯。谈话缓慢地进行，我们谈到了安特耶。我自己心里嘀咕，这些人拿安特耶的绘画当话题能扯出什么。当卡拉从美国打来了电话，气氛才变得有些自然起来。三人围坐在电话机旁，每个人都与不在场的亲人简短地交谈。加利福尼亚的天气真不错，在棕榈树下庆祝圣诞节简直疯狂极了，美国人非常热心。大家都说完“圣诞快乐”之后，电话交谈才结束。我是唯一没有去过美国的人，但还是加入了谈话，只为了得到别人的纠正。索妮娅父亲说我的美国图像是完全错误的，我做出反驳。要是索妮娅母亲不把话题扯开，也许还会发生争论。

晚上全是些我不明白的仪式。索妮娅的父母不信教，但是庆典完全按照精确规定的计划进行。点燃圣诞树旁的蜡烛，索妮娅的母亲播放了一张俗气的美国圣诞歌曲唱片，关了灯。我们在软垫上坐了一会儿，注视着圣诞树。然后再次开灯，打开礼物。索妮娅的行为如同小孩，让我难过，她父母给我买了一台丑陋的艾列西牌咖啡机。新租的房子派得上用场，索妮娅母亲说，设计来自阿尔多·罗西，索妮娅告诉我您认为他的作品有价值。索妮娅递给我一只非常轻的包裹。这是我的礼物，她说，然后在一旁观察着我拆开包裹。这是一个单户住宅的纸板模型，非常细致的手工活。房屋前站着两个小人，一男一女。将来总有一天，索妮娅说。我想亲吻她的嘴唇，但她把头一扭，我亲到了她脸颊上。这是计划，她递给我一只钉着这幢房屋的草图及粗略计划的黑色文件夹。索妮娅父亲说，你们必须为此付出大量的艰辛，直到你们能够承受得起。

刚吃完饭索妮娅就说她累了。当我也想起来离开时，她却说我要是喜欢可以留下。大约过了两个小时，我才终于摆脱了索妮娅的父亲。他以一种不舒服的教训人的口吻，表达了他并不独特的看法，仿佛这是大智慧。甚至当我谈及建筑学，他也知之甚多。在他口若悬河之时我起身说我想去睡觉。我走上楼梯，在儿童房门口迟疑了一下。索妮娅父亲跟着我走上楼梯，用冰冷的微笑向我指指通往卡拉房间的门。

圣诞节早晨我们一道乘车去加兴⁽³¹⁾我父母那儿。又是一轮礼物互赠和聚餐。我好久没有看见父母，期待他们会向我提很多问题，但是他们只谈及邻居及秋日的假期，还有花园，二十多年来话题全都相同。

晚上我们很迟才返回我俩的住处，立刻上床睡觉。我想亲吻索妮娅，她却说她得再次适应我。不急，我说，身子转到了另一侧。

接下来的几天天气非常寒冷，但是阳光灿烂。我们穿着厚厚的衣服到市里散步，会朋友，泡咖啡馆。索妮娅告诉她所有的男女朋友，她过节后就回来了。相同的故事我不得不听了六七遍，和着大量的牛奶咖啡灌下去。

我们见了比吉特，她告诉我，汤雅完全精神失常。她的洁癖增加了病态的特征，在厨房里，她戴着硅胶手套，如果事先没有擦拭过，连门把手都不碰。她不停地在唠叨基督的人道价值，写大量的信炮轰报纸，强烈要求对毒品和一些艾滋病防治措施采取强硬的政策。我们不是凑巧有一间房子空着吗？索妮娅探询地看着我。不行，我说，抱歉。回家的路上她问我，为什么反对。她不喜欢我。这仅仅是你的想象。另外，我没兴趣在一套共租公寓里生活。那你想怎么住？索妮娅问我，也许她在等我问她从马赛回来后想不想与我同住。但是我错过了机会。

我们俩都待在家里时，索妮娅工作，我看书，享受着与她共处的感觉。有时我去找她，站在工作室门口，她问有什么事，我说，没事，我只想看看她还在不在。她吃惊地笑笑。我当然在了，这很好，我随后说，再次回到起居室，继续阅读。

吃晚饭时我再次抱怨起我的工作。那你为何不去找一份别的工作呢？索妮娅说。到国外工作会对你有好处。我说我没有兴趣，我不抱任何指望。她皱了皱眉头说，她也不知道她是否回慕尼黑。这儿的一切如此糟糕，无处不在的老式建筑令她感到沮丧。那么我们为何不去某个大兴土木的地方呢？德国东部或者美国。我说，我的英语很烂。到那儿可以学习呀！倘若你想学法语，我们就能定居马赛。那里到处都在搞建设，城市充满了活力。我不知道，我说，耸耸肩。索妮娅不再说什么了，但是第一次，自打我们开始相恋之后，我感觉可能会失去她，觉得既轻松又恐惧。

索妮娅自然地在公寓里活动，而当我们上床时，她又那么害羞。她从来不当着我的面脱衣服，当我光着身子爬到被子下面靠近她时，她转过身，说起其他的事情，直到我丧失了与她做爱的乐趣。我问到底出了什么状况，她再次说，她首先得再度适应我。一派胡言，我说。她说，你好像显得非常遥远。我问她怎么会具有这种想法，但她只说抱紧我。

除夕我们乘车去博森霍芬⁽³²⁾参加吕迪格的聚会。从火车站到吕迪格父母家的途中，索妮娅说她想住在这儿，不是现在而是将来，等她有了小孩和自己的事务所。我们一定要在湖边找一块地，我说，房子由你来设计。索妮娅没有再说下去。此外，她想在马赛拥有一套住宅。那么她想每年有一半时间在这儿，一半时间在那儿。美妙的计划，我说。这就要创造机会，必须尝试不可能的机会，索妮娅说。过了一会儿我才想起这句话的出处。我说这是一条愚笨的生活准则。但是我得承认与索妮娅住在此地的设想也正合我意。我看见自己站在一扇大窗户前面，手握葡萄酒杯眺望湖面，索妮娅站在我身旁，神态慵懒，我们讨论正在实施的项目。我们会拥有一艘摩托艇，我说。在地中海拥有一艘游艇，索妮娅说。

吕迪格母亲打开门，衷心地欢迎我们。她带我们走入起居室后，旋即就消失了。吕迪格和雅科布站在窗户边，正在轻声地交谈。这正是我刚才想象索妮娅与我共处的一幕。吕迪格转过身，朝我们走过来，问候我们。

房间中央摆着一张铺了桌布的大桌子，装饰着彩色纸带。我看了一眼桌上的小卡片，大多数名字我都认得，我把你们分开，吕迪格说，不会影响到你们吧？索妮娅与雅科布站在窗户旁，我走到两人跟前，把胳膊放在索妮娅肩膀上。雅科布扮了一个鬼脸。他用两周前跟我讲过的同样语汇向索妮娅谈起他的博士论文。他问索妮娅是否知道巴伐利亚森林。她摇摇头，他说他想开车带她兜一圈，看看这地方。门铃响了一下，随后费尔第与爱丽丝出现了，从楼上走下来了一位我不认识的女孩。

几乎跟上次夏日节相同的一群人，但气氛比上次更正式。所有人都穿着得体，准备了礼物。我们几个人站那儿，啜饮香槟酒，非常严肃地谈论我们的工作与计划。我有一点感觉似乎我们在扮演成人的角色。

我和这位从楼上下来的年轻女孩交谈。她是少有的独处的女孩之一，自称来自瑞士。我说，瑞士我还从来没有去过。来自莱茵河谷，她笑着说，问我知不知道那地方在哪儿。

她只是暂住在吕迪格处，想申请就读艺术学院。年轻的女孩给人留下印象像单纯的村姑，她脸蛋红扑扑的，身穿一件手工编织的套头毛线衫，一条非洲式样的宽大灯笼裤。我问她喜欢哪门艺术，她耸耸肩，所有可能的艺术，眼下她正在考虑面包。你在考虑面包是什么意思？做面包，她说。面包是什么意思？做面包，我说。对，她说，做面包。她父亲是面包师，她叫艾斯贝特。

他当然没有可能，索妮娅在出租车里说，就像他对我讲的废话那样。他到底跟你说了些什么？我问。雅科布向我讲到了奶牛的乳房，她说，民族服装。他跟所有人都认真地说，民族服装是女性身体理想的服装。为此他上下打量她一通，似乎想立刻帮她脱掉衣服。我说，嫁给巴伐利亚森林的兽医为妻真不赖。索妮娅扮了个鬼脸。你可以给他生八个小孩；他给奶牛授精的时候，你可以拍摄下来；你还要照顾他年迈的双亲。这家伙在想些什么，她特别生气地说。他显然爱上了你，我说，这不是他的责任。也不是我的责任，她说，我总是让这些疯狂的家伙费神。起码一个富翁或者类似这样的人爱上我该有多好啊！你不是有我嘛，我说。她沉吟了很久，我瞅着她，她脑袋里正琢磨着怎样提问。然后她深深吸了一口气，露出怀疑的神色，你还经常跟那个波兰女孩约会吗？我只是偶尔见她。她织的那件丑陋的羊毛衫不就搁在房子里吗？我点点头。倘若有什么事情，你应该告诉我，对吧？我沉默了，然后我缓慢地说，是有些事情。你怎么看？我说，我们俩相爱之前，这事就开始了。开始了什么？索妮娅问道。你在说什么？

出租车司机似乎对我们的谈话并不感兴趣。他打开收音机，收听冷漠的电声音乐，尽管我们说话声音很轻。我完全能轻易地搪塞过去，我毕竟没有跟伊沃娜睡过觉。但我没那么做。我说我有过一次绯闻，我自己也无法解释清楚。我已经了断了，我说，一切都过去了。也许我此刻真以为，我愿意相信这点。与伊沃娜纠缠不清是一件大蠢事，实在不值得拿来与索妮娅的关系冒险。索妮娅似乎没有明白我在说什么。她像对陌生人那样瞅着我。我从来没见过她哭泣，这不是美好的形象。她的脸蛋似乎融化了，嘴巴变了形，她也丧失了所有的镇静。我试图拽她胳膊，但她马上从我手中挣脱，目光移到窗外。她说的话，我听不懂。你说什么？我问。为什么？我不知道。她形象不佳，她无聊透顶，没有教养。我简直不知道。

自从索妮娅回到这座城市之后，我们这天晚上第一次做爱。她事先没有去卫生间，便走进了卧室。我跟在她身后，见她笨拙地脱掉衣服。她有些伤心，我这时才发现她也许喝多了。她坐在床上，一直吊着肩膀，头发散乱。她朝我转过身，我发现她眼里泪光闪烁。她后背靠在我身上，我发现她的体味与往常不同，因为她没有像其他夜晚那样淋浴。她身体更软，更放松，非常温暖，有些黏黏的。过了一会儿，她转过身，抱住我，开始吻我，快速而神经质，吻遍了我的脸。

深夜我们精疲力竭地并排躺倒在床上，没有接触。我问索妮娅，想不想嫁给我。想，她温柔地说，而且没有表现出特别的意外与激动。那么我们明天谈谈此事。

倘若那天夜晚我们没有做爱，我也许不会向她求婚，她也就像来的时候那样，也许会离去，丧失信心，不做决断。她也许会留在马赛，或者去英国、美国。事后我有时寻思，如果我们俩没有完婚，那么会如何发展，但是索妮娅从来都不抱怨她的命运，即使在最艰难的岁月里，当一切都仿佛彻底绝望了。她那天夜里就下定决心，也许更早，而且她会坚持她的决定，承担其后果。

我起身沿湖边散步，安特耶当时宣称激情是一种劣等的爱情形式，这种说法是否正确，激情不会持久并非没有道理。把我与索妮娅联系起来的远多于一次短促的陶醉。毕竟我们彼此经受了十八年的考验。也许我们的关系之所以正常运转，是因为我们从来没有真正靠近过。尽管我无法确定我能否再回到一种我愿意徒劳地为一切冒险的情境之中。

我回到家。索妮娅与安特耶仍然坐在露台上聊天。索妮娅说，她俩今晚去电影院，想看《窃听风暴》。这部影片我们一家已经看过，但安特耶没看过，索妮娅说。不管怎样你都得留在家里，照顾索菲。我不明白索妮娅觉得这部影片好在哪里。我们一道看片时，索妮娅感动得哭了。我们观看《辛德勒的名单》时，我也发现了此类举止，当时我百思不得其解。

我坐到她们的桌子旁边，尽管我发现妨碍了她们。你们总在聊逝去的时光？一个不会枯竭的话题，安特耶说。索妮娅刚刚跟我讲了她首次把你带回家时她家里人的反应。这是1989年圣诞节前夕，我说。这点我十分清楚，我们还争论了柏林墙的倒塌。你当时明确反对，安特耶说。我没有明确反对，我说，我只是反对马上统一。我相信我们大多数人当时希望让民主德国自救，而且西部也会发生些变化。索妮娅的父亲跟我谈起了他的战争经历。但这些压根与此没有任何关联啊，索妮娅说，战时我爸爸还是一个孩子。此外，她父母还向我提了所有可能涉及我家庭的问题，我说。他们没有问我父亲的收入多少简直是一个奇迹。吕迪格也许更容易在他们那儿过关。安特耶笑了。索妮娅刚才也说到这一点。他们认为你有点缺乏教养，索妮娅说，我爸爸相信你是一位社会主义者。今天他还这么认为，我说。在巴伐利亚州不需要太多证据就容易被当成社会主义者。我倒是觉得他们认为我不够出色，他们希望自己的女儿最好能与他们圈内的男孩子结婚。

阿历克斯不得不在我妹妹房间过夜，索妮娅笑了。你有没有悄悄地爬到他那儿去呢？安特耶问。我去了吗？索妮娅问。没有，我说。你一到父母那儿，行为就像一个小姑娘。索妮娅抗议道，她也许太累了。安特耶说她还能清楚地回忆起索妮娅圣诞节过后回到马赛，告诉她，她想结婚。我把目光移到索妮娅身上。她若有所思地皱皱眉头。距现在很久了，她叹了一口气站起来，坐在户外我感觉慢慢冷起来。

索妮娅和安特耶六点钟出门，电影放映之前她们想在城里吃些东西。我把索菲最喜爱的食品——一只冷冻比萨饼放进烤炉。我们吃饭时，马蒂尔达坐在我身旁，悲哀地“喵喵”叫起来。它跳到我怀里，我抓住它，再次把它放在地板上。你有没有喂它吃饭？我问。索菲没有回答。你听见我说话没有？索菲怒视着我，说马蒂尔达今晚没有饭吃，它把屎拉到了她床上，这是对它的惩罚。我竭力向索菲解释不该像对待人类那样对待猫，但是她装聋作哑。我生气了，说如果她今天不喂马蒂尔达，那么今天晚上她也甭想吃晚饭。我把她盘子移开，索菲气呼呼地站起来，跑上楼去。我吃完饭，对索菲的行为还是怒气难消。然后我给这只猫喂了些食物，上楼去找索菲，但是她对我的敲门没有反应，我也没有兴趣让步。一小时过后我再去看她，她没脱衣服躺在床上睡着了。

我走到屋顶阁楼，寻找索妮娅过去送给我的模型，这幢她专为我俩设计的房子。我确信，模型搁在一只装有我学习资料的箱子里，但是我花了很长时间才找到它。它与计划书一道放在一只鞋子包装箱里。这个模型比我记忆中的要小得多。纸板已经泛黄，有几处连接点的胶水脱落了，代表我与索妮娅的两个小人也掉下来，我在纸板箱内才找到它们。这是两个塑料小人，任何一家模型商店都能买到。我看着这些计划书与草图，仍然能强烈地意识到勒·柯布西耶的影响。这幢房子的平面布置相对较小，但有三层和一个屋顶平台。房间的布局宽敞，光线透过房屋正面射入，最上层则是通过顶灯照明。我可以想象住在这幢房子里的情形，我自问它是否能改变我们的生活。我们眼下居住的这套房子要舒适惬意得多，但是它狭窄的楼梯间和双坡屋顶又显得有些小家子气。这幢房子方方面面都是传统的，体现了谦逊与不事张扬，也许适合我，但肯定与索妮娅不般配。她曾经说过，荒谬的是我们成天忙于建造新房子，但却买不起其中的一幢居住。而且我们造房给他们住的人却不知道评价质量。我把模型拿到起居室内，放在了餐具柜上。

索妮娅和安特耶午夜才回来，安特耶没有被电影打动，但是索妮娅却再次流下了热泪。我沏了茶，两个女人则喝葡萄酒。也许她们已经在城里喝过，不管怎样她们都说得太多，太快了，不容我插话。她们谈论给她们留下印象的电影，没有涉及其他内容。安特耶进攻，索妮娅自卫，她有这本事。她好像精神状况不怎么好，好像在为什么事烦恼。过了一会儿，索妮娅站起来说，她得去睡觉。走向房门的途中她发现了这个模型，她把模型拿在手中，转身面向我们，欲言又止。她嘴巴半张，站了一会儿，用一个不太优雅的动作把模型放回去，快速地离开房间。

安特耶舒服地坐在沙发上，把头往后一靠，目光冷漠地打量我。这些跟我有什么关系呢？她终于说。我问她什么意思，但她挥手拒绝。倘若我没有把你们撮合在一起，你们照样会恋爱，她说。你们喜欢做什么是你们自己的事。毕竟你们是自由的人。

我心里在盘算索妮娅跟她谈到了什么，她们俩触及了哪些话题。听上去如此奇特，但我们之间完全不能妥协的事情就是关于伊沃娜。她开始就知道想要的东西和走的路。因此她并非非常幸福，安特耶说。谁知道呢，我说。你还没有把这个故事跟我讲完呢，她说。我不知道我有无把故事讲完，我说，我可以继续讲。安特耶倒了一杯葡萄酒，充满期待地凝视我。

我向她讲起我在索妮娅实习期间开始与伊沃娜约会的情况。这个我知道，安特耶说，索妮娅跟我说过了。我孤单一人，我说，所有朋友都离开了这座城市，在办公室里干活的都是一群傻瓜，我与两个疯狂的女人共住一套出租公寓。我相信让索妮娅感觉最糟糕的一定是这个波兰女人，安特耶说，她不理解。她至今也不理解。她爱我，我说，她一如既往地爱我。好像这么回答能让我从所有的问题中解脱出来。你在马赛时就曾对我说过，我不该对索妮娅有太多的期待。而我可以要求伊沃娜干很多事情。我要求她越多，她越爱我。那你为什么之后问索妮娅是否愿意嫁给你呢？安特耶问。我不知道，我说，也许这份责任我忍受不了。安特耶大声叹了口气。我与伊沃娜分开之后，我多年没有她的音信，我说，我不能说我思念她。这是一段艰难的岁月。我们开设了一家建筑师事务所，接受每个可以得到的合同，维修、小工程，既没有钱也没有名。此外，我们参加所有可能的建筑竞赛，与两百多家事务所竞争。我们每周工作八十小时，实际上除了工作之外什么都干不了。但那不是一段糟糕的时光。我们知道我们的愿望是什么。我们还住在施瓦宾格的三居室公寓内，我把其中一间改成了办公室。有时我们整天都不离屋，我们睡不好，常常累得半死。索妮娅的父母想帮助我们，但我们不想要。然后我们赢得了凯姆尼茨的校舍设计竞赛。我们的设计赢得了一些轰动，很快就获得了大量的合同。我们可以雇用第一批员工，搬入较大的办公场所。索妮娅是事务所具有创造性的人物。她完成了大多数的设计，我同时负责实施与行政。我很少去想念伊沃娜，在收到她的一封信之前，我还以为她早已回到了波兰。

这封信来得真不是时候，我正被诸事缠身：一项工程马上就要竣工；一位业主为了保质期问题不断地给我打电话；我必须准备一次设计竞赛研讨会。索妮娅一周来都待在家里，她患了偏头痛，躺在床上，到晚上才能起来一会儿，我回到家里，她跟我吃点东西，然后再次躺下。

来信从中午开始就搁在我写字台上，直到晚上我才拆开来看。此信没有写寄件人，收信人的地址是用手写的，笨拙的字体我不认识。我从信封里抽出两页纸，看到了伊沃娜的签名，一种不祥的感觉油然而生。秘书已经下班了，我只得自己去厨房，煮了一杯咖啡。然后，我坐在写字台旁开始阅读。

亲爱的亚历山大，也许您还能想起我。经历了这些事情之后，伊沃娜用“您”来称呼我，我感觉很荒谬。我当然能记起她是何人。我有时在问自己，她变成了什么人，但是我从来没有尝试弄清此事。她写道，她每天都在想我，想念那段我们共度的美好时光，她常常给我写信，请求我再次露面，但她获悉我已经结婚，不想打扰我。我一定有很多事情要做，她在报纸上读到了我的动态，为认识我而感到自豪。

一种荒谬的想法在我脑际盘桓，伊沃娜想敲诈我。但她没有任何手段可以用来向我施压。索妮娅知道这段绯闻，从我跟她谈到此事的那天晚上起，我就再也没有见过伊沃娜，干脆再也不去她那儿了，她亦没有打过电话来。我对她不怎么好，但算不上犯罪。

我接着读，她给我写信是因为她面临困境。她在德国居留一直属于非法，一直靠打黑工挣取极其微薄的工资艰难度日。打扫卫生，照看小孩，有时为波兰基督教出版社干点翻译之类的活。伊沃娜写道，这些钱不管怎么还算够用，她甚至还可以用来资助父母，他们在东欧剧变之后生活非常不易，但是几个月前她生病了，一种下腹的疾病。她从来都没有医疗保险，到目前为止还算健康。只是眼下可能产生的费用超出了她的支付能力。她向上帝请求建议，然后有一天晚上，我以慈善者的身份出现在她梦中。但是她犹豫了很久才求我帮助。万一我无法支持她，她也不会再继续麻烦我。我对她没有任何义务，她会把任何的救助视为无私的行动，尽快归还我一切。

这封信表述有些琐碎，我确信有人帮助伊沃娜写信，尽管在其描述中可明显感觉到混合了低三下四与不知羞耻，我过去在她身上就曾发现过。我看见她的面目浮现在眼前，这种忠诚的表情，由于兴奋与生气让我印象深刻。伊沃娜签下了她的姓和名。下面还有她在佩尔拉赫⁽³³⁾的地址和电话号码。我把信笺塞入信封，关掉电脑，回家。索妮娅梦想的湖景房我们买不起。作为替代我们住到了图钦格⁽³⁴⁾北端的一幢连体别墅内。索妮娅的一位姨妈去世后，留给她一笔钱，我们才买得起这幢房子。我们第一次看房时，走入一间斜屋顶的小房，索妮娅说它可用来当儿童房。我没有说什么，我们仅仅谈及几处可能的改建。但是当天晚上索妮娅再次跟我谈及这个话题。她说她能生孩子的时间不太多了，超过三十五岁生孩子有麻烦。我们客观地讨论了生孩子的利弊，最终决定索妮娅停用药丸。

经过数年的规划与设计，凯姆尼茨的建筑工程终于得以开工。我在城里租了一个房间，常常一礼拜都不回家。只有遇到索妮娅受孕期，无论如何我也要回慕尼黑。

尽管或者也许正因为美貌，索妮娅相当受拘束。她无法专心奉献，有几次我发现，我们在做爱时，她好像在观察自己，好像毫无忧虑地保持着镇静。我们开始按照她的排卵期安排我们哪天晚上做爱，最初积极影响了我们的性生活。那些夜晚索妮娅显得神经过敏，她脸有些微红，倒翻饮料，跌落东西。她久久地待在浴室里，然后穿着丝绸睡衣从里面出来，走到我面前坐在沙发上，我觉得她好像是在引诱我，引起我情欲。我们有时在沙发上做爱，我觉得索妮娅似乎也激情勃发，起码有一刻忘乎所以。而当她发现没有怀孕时，我必须一再抗拒这种挫败感，也在这种游戏中丧失了乐趣。

比吉特在大学时代曾与索妮娅同租过一套房子，最近开设了一家诊所。她是索妮娅的妇科医生，进行了所有可能的检查，推荐我们去看专家门诊。医学上都正常，她最终建议索妮娅减少工作。但这个我们负担不起。会顺利的，比吉特说，别老去想它，自然就会来的。

看过医生之后我们三人去了一家酒馆。我们谈到汤雅。比吉特在我搬走之后，与她共住了两年。汤雅的洁癖有一天减轻了，但另一方面她变得越来越疯狂。她订购了德意志民族主义的刊物，比吉特说，代表极端保守主义。我谁都不敢邀请，倘若他们看见我与这号人同住，我自己也会羞愧不已。她变成了一位真正的跟踪狂。最后她嫁给了一个瑞士人，此人同样参加了协会，她也是其中的成员，后来与丈夫一道搬去了瑞士。

当初我们是那么愉快，索妮娅说，你知道吧？我们怎么一块儿做饭的？她总有些拘束，比吉特说。她极其严肃地看待一切，对所有事务都有理论与观点。不管怎样她无法忍受危险。像所有的信徒那样，我说。索妮娅说，这么说真卑鄙。不是最差的人加入了分裂教派，比吉特说。是缺少某些东西的寻找者，哪一天没有缺陷就无法生活。然后他们心系某一位上师⁽³⁵⁾或者一种飘浮在空气中的东西。某一种赋予他们安全的东西。一层关系也会给你带来安全感，索妮娅说。钱也会带来安全感，比吉特说。我说，我的目标是经受危险。比吉特笑了。不放弃富裕的人，只能表面上选择自由。这句话是哪个人说的，我问。比吉特耸耸肩。出自我本人？无从得知。肯定是一位圣人，她说。

事务所比我们梦想的运转更顺利，我们雇用了更多的员工，但是我们的工作并没有减少。不可能把一切都计划在内，比吉特说。我们有时间，索妮娅说，如果没有必要，那么就不必如此。我知道她这段时间多么希望怀上一个孩子，我感到愧疚我无法帮助她。我们不再谈论这个话题，只是索妮娅偶尔还在嘀咕，她又到了排卵期，然后我对自己的兴趣索然向她表示抱歉。我们搬入这幢房子之后，把斜屋顶下的房间用作储藏室，但索妮娅从未放弃称其为儿童房。

伊沃娜信寄到的那天，我破例没有驾车进城。一大早我就把车开到了维修车间，叫人安装夏季轮胎，然后我去乘轻轨。那天天气不错，下班后我徒步去火车站，心里惦记着伊沃娜。我一想到她始终住在慕尼黑，就感觉不舒服。将近七年我没有见过她，这段时间我竟然没有在大街、公交车或者商店里凑巧碰见她本人。我如果见到她，肯定马上就能认出她。也许她在观察我，就像当年在露天啤酒馆那样。我猛地站住，迅疾转身。一个紧贴着我走路的男人，轻轻擦到了我，骂道，蠢货！没有任何伊沃娜的踪影。

我打算向索妮娅谈及此封信，向她咨询建议，但当我回到家时，却见到她依然头痛不已，便决定暂时不说。她只会产生不必要的忧虑或者失望。我会给伊沃娜打电话，若是无法避免就与她见面，借钱给她，前提是数额不要太高。这样事情就能得到解决。

索妮娅说她感觉好些了，明天肯定能上班。她甚至还烧了些吃的。我得马上打一个电话，我说，说完走入我们布置成办公室的地下室。

我关上门，拨打了佩尔拉赫的电话。电话那头传来一个男人的声音。我找伊沃娜。他说，等一会儿。我听到了声响，开门声和压低的嘀咕声。然后是一阵宁静。我知道，伊沃娜在电话机旁。我收到了你的信，我说。我不想……伊沃娜说。什么？请求您的帮助。又一阵沉寂。我要看看，我能做什么，我说，我没有在钱堆里打滚。伊沃娜沉默了。帮不了忙，我想我也务必要见见她。我问我们能否见面。那个男子再次来到电话机旁，说伊沃娜生病了，如果我想来看她，一定要过来。他的声音听上去心不在焉，但我庆幸伊沃娜好像有人照顾。我问电话那头的是哪位？哈特迈尔，他说，一位朋友。

次日下午我去看望伊沃娜。我跟索妮娅说，我有一次会谈，她点点头，说她今天要工作时间长一些，她生病期间积下了很多活。

伊沃娜住在一套出租房内，这是毫无特征的居民区的一部分。整幢大楼建造于六十年代，直接矗立在街边，在楼房中央有一块种着几棵树的绿地和一处废弃的游戏场。房屋外立面脏兮兮的，入口旁边喷涂着模糊不清的图案，但是这幢楼房的状态不错。我摁下门铃，过了一会儿一位敦实的矮个子男人走下楼梯，替我打开门。哈特迈尔，他说，朝我伸出手。我们正在等您。我看了看表，仅仅迟到了几分钟。他带我来到四楼一间过分拥挤的小房子内。他敲了敲门，走了进去。我站在过道上，听到他用虚假而显得友善的声音说，他得走了。你确定你能对付得了？然后他又出现在走廊上，替我拉开门。您走进去时，请注意门会在你身后关上。

我走进卧室。窗帘已经拉上。过了好一会儿，我才在暮色中认出伊沃娜。她坐在窗户旁边的沙发椅上。但是房间里塞满了东西，空气中弥漫着难闻的气味，非常热。我走到伊沃娜跟前，把手伸到她面前。在这些我们没有相见的数年里她发生了变化。面部浮肿，头发稀疏。她穿着一件丑陋的棉絮衬垫的晨服，颜色不确定，穿着白色短袜的双脚套在塑料拖鞋里。尽管她只比我大两岁，可看上去就像老太婆。

我曾经熟悉她身体的每一细部。她沉甸甸的，有些松弛的乳房，她脖颈上的赘肉，她的肚脐，她背部零星的黑色茸毛与众多的胎痣。我知道她的嗅觉，她的味觉，知道她身体对触摸的反应，哪些运动它特有，哪些运动感觉吃力，但是当我看见伊沃娜坐在那儿，我意识到我对她一无所知，她让我感到完全陌生。

看来她非常坦率，非常轻松地谈到手术。她月经期间流血量巨大，腹部痉挛由来已久。医生发现了肌瘤，无害的肿瘤，医生放弃开设常年处方，建议她切除子宫。一次常规手术，她说，切除通过阴道，而不用在肚子上切口。从她口中听到这些医学术语令人诧异。她谈及她的身体，似乎在谈论有毛病的机器。她不惧怕手术，她说，只是她以后不能再生孩子让她深感悲哀。对于三十八岁的人来说生孩子反正也太晚了，我想，但没有说话。

你和某一个男人住在一起吗？我问。哈特迈尔只是朋友，她说。她感冒了，待在家里。所以他才过来稍稍看她一下。她问我要不要喝茶，我跟她走进厨房，看她烧开水，从橱柜里取出茶叶袋。她的动作有些卖弄风情，我找不到其他的表达方式。也许除了医生与她父亲之外，我是唯一见过她裸露身子的男人，我想。我突然产生了一种强烈的渴望脱光她身上的衣服。我从后面走到她跟前，解开她的晨服，让其滑落在地上。她下面只穿了一件薄薄的短睡衣，也许她当时穿的是同一件衣服。我一下子把她的睡衣从头捋下来，脱掉她的内裤。她朝我转过身，脸上没有任何表情。

我确定伊沃娜还没有跟别的男人上过床，她急促的呼吸与兴奋没有关系，而是出于恐惧。我知道我犯了一个无法补偿的错误，但是我因为快乐而麻木。我把她拉到床上，她躺下来，我躺倒在她身上。我再次发现伊沃娜的身体似乎过着一种私生活，裸露在外如同从她个人身上分离出来，反应出乎意料，拥有其无声的语言。伊沃娜闭上眼睛，她的面部看上去如同一位睡梦中人，她的身体却醒着，对每一次触摸、每一道目光几乎都有反应，伴随着一种晃动，战栗，一种鼓劲或者一种放松，同时既让我激动亦让我反感。

五点钟我给在事务所的索妮娅打电话，谎称我得迟些回家，会谈耗时比估计长。然后我回到卧室，伊沃娜一丝不挂地躺在床上，她的体位有些不知羞耻。我躺在她身上，她再次闭上眼睛。

我最终从她那儿离开已接近七点。她待在浴室里，我坐在小厨房的一只小凳子上，感觉如释重负。我听到楼上房间里传来噪声，不由得想起住在这儿的人们，一大群人早晨塞满了列车，晚上坐在电视机前消磨他们的时光，他们有一天因为繁重的工作以及无望的努力而疾病缠身。生者与死者的营地，阿尔多·罗西曾经这么称呼城市，其中只剩下了若干的符号，难以辨认地提示着曾栖居在这里的人们。我对这些没有面孔的大众有点小小的恐惧，我们为他们建造房屋。我不由得想起一处居民区竣工时的封顶庆典。他们是如何懒洋洋地蹲在一起，近乎倨傲却又宽容地注视我们，投资者、工人和建筑师们。或者当我多年之后再访这些居民区，见到这些楼房被占据——阳台上晾晒的衣服，门口随意停放的自行车，与任何一种风景设计抵触的花圃——我随后就会感觉到气愤少于恐惧，同时还有繁茂的生活面前的一种魅力，它抽取了我们的计划，从此生长出与之相连的楼房的有关的回忆，形成一个不可分离的整体。然后我明白了这句话，当一幢建筑物被拆除或者坍塌成了废墟，它才算完蛋了。

有一次，我听到索妮娅竭力向校舍主管解释为何自行车柱不能扩大。她提到了比例、形式与美感。他不解地瞅着索妮娅，说孩子们必须在某个地方停放他们的自行车。索妮娅求助地望望我，但我仅仅耸耸肩，说校舍主管是正确的。她生气地摇摇头，没再说一句话就走掉了。

伊沃娜从浴室里出来。她显得有些疲倦。我说我得走了。在门口我问她手术费需要多少。大约四千马克，她说。花这么一点儿，我感觉意外。我把这笔钱借给你，我说，你一旦有钱，就还给我，我顺便把钱给你带来。她说她白天在家，晚上去做清洁工。别忘了关门。我不由得笑了。她说哈特迈尔先生只是对她有一番好意。

从那时起我又开始定期去见伊沃娜。我对她的感觉已与七年前迥然不同。我无法断言我对她产生了兴趣，但我适应了她，觉得不再像过去那样具有攻击性。我喝她的草药茶，尽管我不喜欢茶，我容忍了她无聊的故事。有时候我给她讲一些事，某些事务所的逸闻，她偶尔在听，但没有表现出兴趣或关心。始终如此，仅仅是身体上与我的联系，在燥热过头的房间里我们共度懒散的时光，互相黏结，爬到对方怀中，每个人都为自己。有一次我上了趟厕所，伊沃娜睡着了。我观察她枯萎的身体与面部，因为睡觉放松而显得不再美丽，我自问我到这儿来干什么，为何无法放弃她。她醒来时，凝视我的眼睛，我就像发了毒瘾那样再次抚摩她，抓住她，进入她体内。

我问她，她在我们这些未曾谋面的岁月里到底干了些什么。她似乎没有理解我的提问。她在工作。还有呢？你会过朋友吗？你去旅行了吗？你有何种嗜好？有时候她去参加波兰布道团仪式，她说，她有一位表妹也住在慕尼黑，但几乎见不到她。她一年去一趟波兹南，回家看看。

与七年前相比，宗教在她生活中发挥了更大的作用。她定期去做弥撒，还加入了一个诵读《圣经》的圈子。在那里认识了哈特迈尔。她常常讲起他。他是白铁匠，有个儿子自己开公司，自他妻子几年前去世后，他便把生命献给了教会。我有一次问伊沃娜是否跟他有染。我们并排躺在床上，她握住我的手，像孩子攥住母亲的手那样。我朝她弯下身子，问道，哈特迈尔是你的情人吗？承认吧！她惊讶的同时又失望地注视我，也许是因为我怀疑她的忠诚。哈特迈尔先生不是这号人。不像我这样？布鲁诺常常来看她，伊沃娜说。他说他对她有一种巨大的亲近感，但她告诉他，她已寄希望于别人。我费了些时间才明白她的所指。我本来应该告诉她，我对她没有想法，我不会为她而抛弃索妮娅。为了与一位除了性爱之外跟我没有任何关联的女人，放弃一切的想法似乎非常荒谬。但我知道我无法改变伊沃娜固执的想法，那我就保持沉默吧。我相信她对此深信不疑。上帝导引我们道路，拥有涉及她与我的计划。倘若她相信，上帝就会帮助她。这对我都一样。我站在窗台边，凝望着屋外孤零零的游戏场。雨已经下了好几天，草地上形成了大摊的积水。对面房子的阳台上有一只巨大的鸟笼，被一块缀满花边的布，也许是一块旧帷幕所覆盖。我打开窗户，可以听见滴水声、水流声以及小型飞机低沉的轰鸣。已经是晚春时节，但又可能像秋天。我朝伊沃娜转过身，问，她七年来真的没有与任何一个男人有过什么故事吗？假如我不露面，情况会怎么样呢？伊沃娜没有回答。

我总是白天来看伊沃娜，最初我假借开会，但索妮娅了解我的计划，我不得不考虑别的方案。几年前我就开始背部疼痛，现在我嚷嚷着要有所行动予以缓解。我是一家健身俱乐部的成员，这样每周就可以与伊沃娜待上一到两个小时，而不会引起索妮娅的怀疑。

第二次见面我带给伊沃娜做手术的钱，但没有问她是否想做手术。她又开始工作了，白天在几家私宅做清洁。她的工作时间不固定，最近常常回绝我，因为有一位雇主急需她干活。当她再次提到本周没时间见我，必须上班时，我说这钱我来付给她。她没有回答。我说这钱我付给你，你要多少？我预料她会对我生气，但她仅仅说一次清洁她每小时可以挣十马克。我给你二十马克，我说。这是一个恶毒的玩笑，但是此后每次道别我都给她这笔钱。我不是去妓女那儿，这种为性事付钱的想法会伤害我。但给伊沃娜钱是另外一码事。这不是为了性服务付费。伊沃娜属于我，我关心她是为了不辜负我的占有权。然后我也不知道什么玩意儿进入了我内心，我开始命令她，说个价，你要做这事或者那事，五十马克。也许这是一种侮辱我的方式。假如这让伊沃娜感到委屈，但她并没有表现出来，她什么事情都做，无所谓我付给她多少，神情冷漠地拿了钱，从来都不数。

我们现在每周两天上午在固定时间见面。伊沃娜大多数情况下都足不出户，穿着晨服等候我。她给我斟上草药茶，直到我送了她一台咖啡机。我站着喝一杯浓咖啡，伊沃娜则坐在餐桌旁，充满疑惑地瞅着我。然后我对她说我想好的决定，我走进卧室、起居室或者浴室。

这个夏季雨水奇多，城市常常笼罩在一种湿热的雾气中，如同待在暖房里。我与伊沃娜紧紧相拥，躺在床上，一种巨大的懒散攫住了我，我们汗湿的身体仿佛交错长成了一种多肢体的生物，宛如置身于一股混浊的水流中的水生植物缓慢地活动。有时我会处在一种半梦半醒状态，直到约定的时间过去，伊沃娜把我从睡梦中唤醒。她在我耳畔轻声嘀咕道，你应该走了。我站起来，走入雨中，才再次慢慢地回到自身。

我曾期待有一天讨厌伊沃娜，从而彻底摆脱她，尽管我与她的性行为兴趣越来越低，有时候仅仅交谈一下，并没有做爱，然而我还是摆脱不了她。不是内在的兴趣把我与她联系起来，而是一种我孩提时代就不再体验到的感觉，一种安全与自由的混合体。我与她共处，时光似乎停滞，但恰恰是这些时刻获得了其分量。我与索妮娅建造某些尚未完工的建筑物。我们要建造一幢房子，生个孩子，招聘人员，购买第二辆汽车。一个目标我们尚没有实现，下一个又冒出来，我们不得安生。相反，伊沃娜好像没有这种氛围。她没有约好时间，她的生活简单，有规律。她早晨起床，吃早饭，上班。这天算不算好日子，或者坏日子，取决于小事情，取决于天气，面包房或者她打扫卫生的家庭的友好问候，一位女友的电话，下班之后她俩相约去喝点什么或者去看电影。我去那里，花一个小时参与这种生活，忘记了一切：交付期的压力，我的抱负，建筑工地的麻烦。性生活也获得了另一种特征。我不想让伊沃娜生孩子，我一次都不用满足她的愿望。她，没有任何期待，不提任何要求便接受了我。

她阅读低级趣味的小说，看电视剧就可以满足她对更美好生活的渴望，这些作品无一例外都有美满的结局。我寻思着每当她合上书，关掉电视机时的感觉。但我仍然能回忆起小时候在深夜和阴雨绵绵的下午读完一个故事时的这种感觉。这种清醒，这种感觉，所有一切能够更清楚地洞察，还有时间，比叙述的时间更缓慢地流淌。我屏住呼吸，倾听，当然知道什么都不可能听见，什么都没有发生，什么都不可能发生。我处于安全地带，我躺在床上，在思绪中再次回到现在属于我的故事，不会有结尾，它在发展，成为一个自己的世界。在我开始建造自己的和失去所有别的世界之前，这是我过去住过的许多世界中的一个。

其实我与伊沃娜的关系从开始起除掉一段故事什么都没有，一个平行的世界，听从我的意志，我何时想去，就可以前往；我何时厌倦，就可以离开。

也许我与伊沃娜的关系仅仅是一段故事，我多次发现她几乎不谈自己。她也不打听我的生活。我有时仅从她的表达中发现她对我活动的社会阶层评价甚低，正如她似乎也藐视她自己的环境。好像除了我们之间秘密的约会之外，没有其他东西适合她。

我可以理解伊沃娜的感受。我在一种其实不属于我的环境中活动，只是与她相反，出于胆怯和投机我才与这种环境妥协。索妮娅父母那里享乐般的家庭庆祝会，听音乐会，看戏，抽雪茄，谈论汽车与高尔夫等男人交际的场所完全属于另一个世界。其实我怀念我孩提时代小市民的环境以及明确的规则与简单的感觉。这些人虽然头脑简单，目光短浅，但我觉得他们好像更坦诚，更真实。假如我在父母那边，我就不必想象，也不必努力追求比我现在生活得更好。他们的爱慕是把我当成人，而不是把我的成绩当成建筑师。此外，他们比索妮娅父母更体谅别人的情绪。有事情不对，他们马上就会注意到。他们的道德想象偏向狭隘，但他们理解人性的弱点，准备原谅一切。我确定他们喜欢伊沃娜，他们愿意把她当作他们其中的一员。对于索妮娅他们不愿真情相待，尽管他们没有当着我的面承认这一点。我有几次差一点跟我母亲谈起伊沃娜。我确信她会理解我，尽管她肯定会反对我的态度。也许我做得不对，因为我担心她的建议，因为我知道她会说什么。

在与索妮娅结婚的七年里，我曾经与一位办公室女助理和一位女邻居有过两次短暂的绯闻，后者的孩子我们曾经照看过。索妮娅也有过一次私通。我们一块儿挺过了这些婚外情，尽管并非没有留下伤疤，但还是经受住了考验，此后也许维持着更好的或者起码更稳定的关系。但与伊沃娜的关系我不可能向索妮娅坦白。它似乎发生在另一个世界，那里奉行的法律不同于我们。我不想向索妮娅解释我的态度，我自己也几乎无法解释清楚。

有一次我问伊沃娜她有无想过哪一天返回家乡。她说，不会，她必须待在这里。我没有问原因。但我承认我松了一口气。

哈特迈尔联系我的时候，距我上次见伊沃娜大概过去了六个月。他往我办公室打电话，我压根不知道电话那头是谁。当他提起我们是在伊沃娜处认识的，我才想起他是何人。他问我们能否见面。我问有什么事情，但他更喜欢单独见面与我交谈。我不情愿地约他在伊沃娜住的公寓附近一家咖啡馆见面。那儿人不太多，他说话的腔调好像正在策划一个阴谋。

时光流转，现在已是十一月，雨下了好几天。中午时分雨停了下来。天气也可开始转冷，可以嗅到一股雪花的味道。我在前往咖啡馆的途中，天色渐暗，透过宽大的窗玻璃我看到哈特迈尔坐在一杯几乎喝干净的啤酒前。他是唯一的客人，正与服务生交谈。

我走到他跟前，他站起来，礼貌地向我伸出手。我点了些饮品，我们像两名棋手那样相对而坐。哈特迈尔抿了一口啤酒，默默地注视我，直到我问出什么事了。伊沃娜，他说。他露出一种自鸣得意的神情，引起了我的怀疑。这点我想到了，我说。他再次沉默，然后他说，这件事有点棘手，他不想侮辱我，但他认为我对待伊沃娜的态度不妥。我寻思着他掌握了多少内容。我不打算向他吐露心声，为了赢得时间便问道，他如何看待这件事情。她爱您，他深深地叹了口气。我耸耸肩。全心全意，他补充道。她像雅各等拉结，等候了您七年。我只能模糊地回忆起那段历史，但我知道雅各七年之后得到的不是意中人。利亚，哈特迈尔说。然后他得再次等上七年。我不明白他想说什么。她是否等候了您一年或者七年、十四年，没有区别。如同爱情之于拯救者那样，它不会随着等待而减弱，正相反。伊沃娜感觉怎样是她的事，我说。而您呢？我说我不相信这与他有什么关联。我也许不知道，哈特迈尔说，伊沃娜为我付出了巨大的牺牲。她违背了禁止婚外性关系的信仰，居然和一位已婚男子保持着这种关系。也许对我来说这点难以理解，但某种意义上伊沃娜为我奉献了她内心的幸福。她是一个自由的人，我说。但是上帝看见利亚更少得到爱，敞开了其母亲般的胸怀，哈特迈尔说。我马上明白他想跟我交谈的原因。他沉默不语，我觉得我好像在他脸上看到了一丝克制的胜利。他似乎在等待我说话。我难以描述我的感受，我愤怒了，我血脉贲张，胃里感到难过。但同时又觉得异常镇静与放松。我想与索妮娅交谈，她会对此满不在乎，也许她会离开我，但一切在此刻似乎显得并不重要。

伊沃娜怀孕了，哈特迈尔说。我知道，我不乐意看到他的胜利。他吃惊地盯着我。您不能对她抱任何指望。他没有继续往下说。我对她没有指望，我说。他说，也许是一宗罪。我无所谓是一宗罪或者不是。我不指望她会堕胎。

哈特迈尔陪我去见伊沃娜。尽管他个头比我矮，但我却几乎跟不上他的步伐，他快速地穿过大街。我感觉比起刚才更加寒气逼人，也许我只是因为激动和无所适从才觉得寒冷更甚。我竖起大衣领，在哈特迈尔身后奔跑。他来到伊沃娜租住的楼房前面站住，他说他不会陪我上去。他按响了门铃，过了一会儿我听到对讲机里传来一阵走路的沙沙声。哈特迈尔弯腰，用一种隐藏着某种阴谋的声调说，他来了。马上便听到门禁嗡的一声，非常响，我不由得吓了一跳。哈特迈尔推开门，把手递给我，向我点点头，好像是要给予我勇气。

伊沃娜面带天真的微笑迎候我。我觉得她看上去宛若新娘。我们坐在小房间内。伊沃娜沏了茶，斟了两杯。我快速地抿了一口，烫了一下嘴。哈特迈尔告诉我，你怀孕了，我说。她点点头。这点我可没预料到。她充满期待地看着我，有些害怕。我说我知道堕胎不适合她，当然我会承认这个孩子，竭尽所能帮助他。但独自把孩子养大对她来说并非易事。她脸上呈现出惊恐之色。她肯定把一切看重了，以为我会为她离开索妮娅。还有不同的选项，我说，对孩子来讲在正常的环境中成长当然更好，而不是在她那儿，她在这个国家仍然属于非法居留。我会跟我妻子谈及此事，毕竟这也是我的孩子。伊沃娜沉默了，她没有喝茶。我让她好好考虑一下，时间还多着呢。

与哈特迈尔谈话期间我就有这种想法。当然也许对索妮娅来说接受我情人的孩子是一种苛求。另一方面她也是理性的女人，这个方案对她而言是最佳的选择。我们曾经谈过好几次领养孩子的可行性。

我有充分的时间，伊沃娜才怀孕四个月，当然她总还有可能失去这个孩子，所有的兴奋亦可能纯属枉然。我继续去看望她，与她做爱，观察她隆起的肚子。她比先前更沉默，既不谈怀孕状况也不说孩子一旦出生之后如何打算。她仅仅有时候在叹息，画着十字，好像感觉疼痛。有一次我到厨房里取一杯水，看到桌子上搁着一张超声波照片，黑色背景前一个屈身的白色小生物，但是我无法想象这是我的孩子。

我与索妮娅的谈话一再推后，最后决心过完节之后向她坦白。我们在她父母那儿过了圣诞节，之后驱车到阿尔卑斯山去休养几天。这家旅馆是费尔第和爱丽丝向我们推荐的，一座位于加尔米施⁽³⁶⁾附近孤零零山谷之中的城堡建筑。他们同样要来这里度几天假，我们好久没见面了。我的印象是索妮娅比我更盼望此次重逢。我们早上去了一趟事务所，办了若干杂事，比原计划晚回慕尼黑。途中费尔第打我手机，我把手机递给了索妮娅，他俩交谈起来。她笑了几次，说明天见。两人比原计划迟来一天，她说，费尔第显然比我们事情更多。这正合我意，我说。

我们晚饭之前抵达了目的地，在听到通知吃饭的锣声前，还有空回房间。餐厅里聚集了许多家庭，孩子们身穿漂亮的服装，笔直地坐在他们的椅子上，轻声地与家长们交谈。当有孩子来到附近时，索妮娅便露出了我常常观察到的表情，混合着欣喜与淡淡的悲哀。两周前是她最近一次排卵，我在厨房日历上注意到画在日期上的小红点，但是我那天晚上回来太迟，索妮娅早已睡着了。我考虑过是否叫醒她，但随后又打消了这个念头。

我起先在旅馆里感觉并不舒服，而索妮娅好像很喜欢这儿。属于她娘家的社会阶层的人士才来此相聚。客人们明显隐藏了其富有的状况，彬彬有礼地对待服务生，反而显得居高临下。所有的人似乎都在演戏，观察自己与别人。这些受过良好教育的上流社会人士，除了饭后匆忙去大厅听室内乐之外，并无其他可能度过这个夜晚。正像索妮娅所说，她也不想错过音乐会。别这样，我说，我得呼吸呼吸新鲜空气，否则会在此窒息的。她用一种惊异的目光审视我，仿佛一下子看到了深渊，但她随后马上做出了让步，说她有点头痛，也许是高山反应吧，散散步对她肯定有益。

室外非常寒冷，据说夜晚将要下雪，此刻天空依旧晴朗，但见群星闪烁，天边悬挂着一弯残月。索妮娅开始谈及我们眼下做的工程。我们正在度假，我说，忘了工作吧。我考虑了很久怎样向她坦白。我非常干脆地说，我有了一个孩子。索妮娅显得异常冷静，她心里肯定五味杂陈，没有一种感觉能占上风。她知道我有一个情人，事实上她似乎比伊沃娜要少受伤害，这个波兰女人，正如她口头常常念叨的。我惊讶不已，她马上就产生了同样的想法，这个想法我也有过。她使用了我在伊沃娜面前用过的相同的表达，毕竟这也是你的孩子。

我问她有没有问题。她说她唯一的条件是不想认识这个波兰女人。倘若她要见孩子呢？这是你的事，她说，她想回家。现在？我问。我无法开车，我喝了太多的葡萄酒。我没喝酒，索妮娅说。她本来也不想让我一道同行。她需要时间思考一下。你可以让你的波兰女友来。她的声音听上去与其说苦涩倒不如说冰冷。索妮娅不想改变她的决定，最后我把汽车钥匙交给她，帮她抬上行李，我请求她回到家后，给我打电话。

两小时过后她打电话过来。我抄起一瓶葡萄酒回到房间，躺在床上看电视。电话铃响起来时，我按了静音键。索妮娅说她顺利回到家里。然后她沉默了，但我发现她想说话。在电话里与我交谈，她感觉好像轻松了许多。她说她在途中想过了。

我们花了两个多小时讨论我们之间的关系，我们的婚外情，我们的期待与愿望。索妮娅哭了，不知何时我也哭了。我还从未感觉到她如此贴近。我们将会感觉到这个孩子，她说，对不对？我们像对待我们自己的孩子那样把她养大。你盼望那么做吗？她沉吟了片刻，然后说，她不清楚。但她相信可以。你会成为一名出色的母亲，我说。她承诺明天再上山，我们还有好多事要谈。睡个好觉，我说，我爱你。

次日索妮娅又返回酒店，下了一夜的雪，公路的最后一段尚未清理。她不得不在山谷里等待，跟在扫雪车后面爬行。待她终于抵达宾馆时，我们好似久别重逢互相问候。然后我们在雪地上散步，再次谈论了所有的事情。我们尽情享受着昨夜达成的和解，一再提到我们做错了什么，哪些事我们可以做得更好，我们的生活应该怎样安排，而且我们做了爱。我们的言语成了咒语，只要我们充分地保证，似乎一切都会按照我们的意愿发生。我们过得不好吗？索妮娅问。对，我说，一切都会好的。而且此刻我确实相信了。似乎在这个一夜之间变成闪亮而纯净的表面的风景面前才有可能。

费尔第和爱丽丝下午才到。我和索妮娅吃完午饭之后躺了一会儿，我俩昨晚都没有睡好。四点钟电话铃响了，是费尔第打来的，我们相约半小时后到楼下餐厅见面。

我马上发现到山上来见两人是一个错误。他的旅程耗费了五个半小时，我们握手之前，费尔第就吹起了牛。他发福了，掉了好多头发，尽管他所有时间都在滔滔不绝，欢笑不已，我还是摆脱不了哪些地方不对劲的感觉。爱丽丝比七年前苗条不少，她因为忧虑显得有些憔悴，情绪高涨，又疲倦不堪。她也说了一箩筐话。她总是专门与天才人物见面，欣赏叹为观止的音乐会与艺术展览。柏林是一座比慕尼黑更有趣的城市，她说，她一回到巴伐利亚，冰冷的恐惧便向她袭来。我问她是否仍在拉大提琴。她说，等孩子们大一些，她想再度开始。她有两个女儿，他俩在途中把孩子们寄放到费尔第的父母家，这两个孩子，爱丽丝要使人相信，非常聪慧，具有超高的音乐天赋。费尔第与爱丽丝交替地讲起小家伙们的故事，她们的笑话，她们说过的思想深刻的话。过了一会儿爱丽丝问，我们想不想要孩子。我不知道我该如何回答，但索妮娅马上接过话茬，迄今还没有如愿。你多大了？三十三。那么你们还有时间，爱丽丝说。早生孩子让她深感高兴。费尔第把一只手放在她肩头，身子远远地伏在桌子上，仿佛要向我们泄露秘密。生女孩是我们遇到的最幸运的事。不要孩子简直无法想象，爱丽丝说，这是一笔难以置信的横财。优先权在发生变化，费尔第说，有些事情会丧失其重要性。我不想在柏林养育孩子，索妮娅说。

爱丽丝要做一次按摩。费尔第问我有无兴趣晚饭前去蒸桑拿。我看了一眼索妮娅，她说她没兴趣，但是我尽管放心去。她反正还想干点活。

你一贯保持着匀称的体形，费尔第在更衣室说，他用手掌拍拍肚皮，我长了一些赘肉，爱丽丝能烧一手好菜。

只有我们两人在蒸桑拿。费尔第问我业务如何，我说我们无法抱怨。柏林是福地，他说，倘若你工作卓有成效，就能挣大钱。他的建筑师事务所专门负责商业房的建设，也许这是最紧迫的项目，但获利丰厚。他的客户考虑欠妥，他说，这些建筑物必须在三年内分期偿还，如今没有人进一步规划。好的设计很重要，他说，但是最重要的是按期完工和不超过预算的成本。

他谈到了一种新型合同，在设计开始之前价格就确定了。假如有人想压缩成本，便可获得很大赢利。这个神奇的术语叫作担保最高价格，他说罢，起身去倒水。

我们蒸完第一遍休息时他夸奖索妮娅的体形也保持得不错。但他曾经认为索妮娅一无是处，太矜持，太镇定。我怎么看爱丽丝呢？我给不出答案。她床上的功夫总是一流，费尔第说。然后他谈到一名女记者，不久前刚刚采访过他，之后跟他一块儿去吃饭。在享用餐后小吃时她说，我们坐在这儿有什么劲，来我家，让我们做爱吧。他朗声大笑。这就是如今的女孩子。他从床上坐起来，如同一位精神病人那样前后晃动，他身上所有的一切，他说话与运动的方式都包含着某种被驱使、不平静的内容，让我陡生反感。蒸好第二遍桑拿之后，我说我足够了，我们晚饭见。

我没有返回房间，而是来到户外。我站在酒店外的黑暗之中，点燃一支小雪茄，我问自己，我与费尔第的区别到底在哪儿。我也被驱使，也许比他更甚。他与女记者睡觉，好像什么也没有发生，两人欢度几小时就是一切。感觉不赖，⁽³⁷⁾费尔第说。如果有人的行为像一头猪猡，那就是我本人。然而我还是觉得比起费尔第的外遇，我与伊沃娜的关系应该更少受指责。我感觉伊沃娜的爱以及她的激情似乎也鼓励了我，赋予我们的关系一种严肃性，而费尔第的不忠并不具备这点。

你们有没有吕迪格的消息？费尔第吃饭时问。我摇摇头，索妮娅则说，她偶尔跟他通通电话，这点让我备感惊奇。他如今在干什么呢？他目前在瑞士一家智囊团工作，索妮娅说，但是他到底做什么她也不清楚。某类私密性的未来或者明天的居住模式的趋势研究。这适合他，费尔第说，只要不用上班。

我之后与索妮娅躺在床上，问她为何从不告诉我她与吕迪格依旧保持着来往。我是最后一个可能妒忌的人，她说。我不是妒忌，我只是奇怪，毕竟他也是我的朋友。我有印象，你不喜欢他，索妮娅说。我当然喜欢他。吕迪格过得不轻松，索妮娅说。他爱上了一位瑞士籍的学艺术的女大学生。也许你能想起来，那次除夕夜聚会她也在场。那位专注烤面包的女狂人？不知道，索妮娅说，那天晚上我没有跟她交谈。艾斯贝特，我说，大概叫这个名字。

吕迪格在南美旅行途中结识了艾斯贝特，长时间与她一块儿到处旅行，之后把她带回了慕尼黑。她申请过艺术学院的学籍，但没有被录取，之后便返回了瑞士。吕迪格跟她去了瑞士，搬到乡间农舍的艺术家共租房内。全是这号人，索妮娅说，他们不知道想干什么，整天吸食大麻，自称为艺术家，但未做成任何事情。我也不知道吕迪格在这种生活中找到了什么。他压根没有为获取毕业证书付出过努力。作为替代他尝试了艺术，与艾斯贝特待在一起，在公共空间创立了某一个社会批判机构，完全靠他父母的资助生活。

这段时间他给我写了几封信，索妮娅说，疯狂的信，他好像非常快乐。我给他回信，警告他，但他没有接受我的质疑，只是回信说他的生活如何棒，他如何自由，如何无拘无束。

不知何时艾斯贝特开始享受硬性毒品。吕迪格给她钱，以期阻止她采用别的方式得到它。她答应过他停止吸食，然后失踪了几天。当她再次出现时，已经吸饱了海洛因。就是苏黎世那家公园，生活着成百上千的吸毒者，索妮娅说。我点点头，我能想起报纸上的照片。吕迪格不知何时放弃了，索妮娅说，我相信，他明白他无法帮助她。他自己找了一套房子，在这家智囊团找了一份工作，但是他迄今为止也没有离开她。她一再出现在他眼前，管他要钱。我相信，我希望，他一个子儿都不会给她。我无法想象这类女人身上有什么东西吸引他，这种没有责任与目标的生活。这点我可以想象，但我没有说话。

我们在山上待了两天，长时间散步，蒸桑拿，在室内泳池游泳。我慢慢习惯了周边的环境，感觉不像当初那样束手束脚，连费尔第也平静了不少，开始谈论除了挣钱与成功之外的话题。随着时间的推移，索妮娅与爱丽丝也相处得更为融洽。我们在一次散步时，索妮娅甚至开始谈及收养孩子的问题，然而没有触及细节。你们不能生孩子吗？爱丽丝问。索妮娅说，我们也不知道，医学检查都正常。你跟爱丽丝上床，而且，嘣的一声，她马上就怀孕了，费尔第说。我问自己，他是否真心希望要孩子。爱丽丝始终想生孩子，当初我跟她相恋时，她就一再地谈及此事。我打算问问他，但我没有那么做。他能够说什么呢。在另一个场景中他曾说过，房子可以设计，但生活不行。索妮娅反驳他，但他也许正确，他的哲学并不赖。

新年里我去见伊沃娜，与她商谈孩子的事情。我不得不向索妮娅做出承诺，一次性了断与伊沃娜的关系。我下定决心坚持住。你一定要明白，我与索妮娅结婚七年了，我爱她。伊沃娜一语不发，我不由得想起她在我们相处之初对我说过的话，她爱我。她的现状再次让我不舒服，但我强迫自己表现得友善些。你没有考虑过吗？我问。她说，布鲁诺承诺过帮助她。我也会帮助你，我说，不管你想不想留下这孩子。这关系到你是否乐于见到我们的孩子在安全的环境中无忧无虑地成长。你现在工作耗时甚多，几乎没时间照看孩子。

这期间我还走访了青少年福利局，那里的女经办人告诉我，抚养权自动归母亲所有，但是我们如若签署一份共同抚养权声明，母亲又表示同意，孩子可跟我生活。不过，母亲拥有抚养孩子的权利。更可靠的办法是收养，这样母亲就出局了，女经办人说。

我问心有愧，从伊沃娜身边抱走孩子，但我确信对所有人来说这都是最佳的选择。我向她解释这种方法，伊沃娜不再多说了。她固执地坐在那儿，目光聚焦在她脚上。我说她得下决心，越早越好。我暂时不想再来看她。她一旦知道怎么做，就应该给我打电话。

我没有向索妮娅谈及伊沃娜的优柔寡断。我不想让她觉得不安。我确信伊沃娜最终会同意，一切都将圆满收场。索妮娅开始用她通常的效率为收养孩子做准备。她寻找托儿所，阅读教育入门，在青少年福利局了解收养的流程。我们开始布置斜屋顶下的小房间，索妮娅最初就把它设计为小孩房。我们买来摇篮、婴儿车和中性颜色的服装。我忘了问伊沃娜孩子是男孩或女孩，我不想给她打电话。假如是男孩，就叫埃里克，若是女孩，就叫索菲。

二月底伊沃娜仍然没有消息，我便打电话给哈特迈尔，说我想与他见面。我邀请他到我家，希望我们的生活状况给他留下好印象。我只对索妮娅说，哈特迈尔是伊沃娜的一位朋友，他想来看看孩子安置的地方。

晚饭后他过来。我替他打开门。索妮娅站在我身后。她多数情况下都穿裤子，但是当晚她却穿了一条朴素的蓝色连衣裙，由此显得非常美丽且有点脆弱。我看到哈特迈尔的眼睛里流露出感动的神情。他表现有些拘束，动作缺乏自信，说话时还带点口吃。他坐下来时，我们所有的人都沉默了一会儿，好像在等待什么。我问哈特迈尔想不想喝点东西。他想喝水，索妮娅走进厨房，他似乎轻松了许多，急忙说，伊沃娜提前出现分娩前的阵痛，肯定要待产了。但是教区里有人定期看望她，帮助她做家务。我说我不可能去看望伊沃娜来影响她的决定。索妮娅端着一只大腹玻璃瓶和三只水杯再次进来。另外，如果我们不见面，也许对两人都更好，我说道。这对我妻子来说不啻是一种过分要求。索妮娅把水杯倒满，站在我身后。我向她转过身，拿起她的手放在我手上。她强颜欢笑。哈特迈尔表情严肃地点点头。

哈特迈尔待了两个小时。最初他更倾向于拒绝，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他开始松动，事情首先取决于索妮娅，我对她说，我们还得协调若干组织方面的事宜。当她注意到还没有做出任何决定时，惊恐地朝我瞥了一眼，但没有让别人察觉。

哈特迈尔离开后我关上门，转身面向索妮娅。我想拥抱她，但她却后退一步，怨恨地瞅着我。假如她反对，你该怎么办呢？我说我百分之百确定，我们可以得到这个孩子。索妮娅说，她还没有决定呢。她会听哈特迈尔的意见，我说。我不想激怒你。这时索妮娅冲我大喊，自打我们认识以来，这是头一回，我不该把她当成傻瓜那样对待。她很快又再度恢复平静，用沙哑的声音说道，倘若我依旧相信我们之间的关系，我一定要对她诚实。尽管困难不少，但她不是小孩子，她能够承受真相，但是她受不了我对她不诚实。我说我保证做到。然后我们打开一瓶普罗赛柯葡萄酒，为了与哈特迈尔商谈顺利干杯。他答应了在伊沃娜跟前替我们说话。我们主要讨论了家庭的完整性，最后还有钱。我甚至给他看了我们事务所的年度结算报告以及建筑物的照片。我们讨论了建筑行业，答应他下一个设计项目让他儿子的公司投标。

假如您离婚了，孩子该怎么办呢？他问道。我惯坏了亚历山大，索妮娅说，我保证，这种情况不会发生。我点点头，我对此也深信不疑，尽管我感觉索妮娅与我都在演戏。哈特迈尔认为，我们所有的人都摆脱不了罪恶，这不禁让我心生疑问，他犯下了哪些罪恶。

周末我们在一种欣快与担心的交织中度过。礼拜一哈特迈尔往事务所打电话，说伊沃娜已经同意由别人收养这个孩子。她就没有坚持探望权？我问道。这点我尽量劝她放弃，他说，开始对她来说肯定困难，但长久来看，这样会更好，尤其对孩子来说。从他的声音里我听出来他站在了我一方，尽管这对我有好处，但我还是挺生气。他受到了我们中产阶级富足生活条件的诱惑，背叛了伊沃娜，这个清洁工、非法移民。

晚上我们庆祝了一番。我们来到一家价格昂贵的饭店用餐，平时我们只邀请客户来这里。我承诺的我会认真对待，我说。索妮娅满腹狐疑地审视我。我要对你保持忠诚。索妮娅不耐烦地点点头，好像她根本不想听。自打我们有望得到一个孩子之后，我到处看到的都是孩子。她说，我觉得全城都是母亲推着婴儿车还有婴儿。这点自然正常，我说，另外，她是一个女孩。

我们此刻才告知自己的父母，我们告诉他们我们想收养一个孩子，但没有提到这孩子是我的。此外，我们没有向任何人说起收养一事。伊沃娜在生育之后花了八周时间再次通盘考虑了此事。在没有完全确定能否留住这个孩子之前，我们不想向任何人透露秘密。

索菲四月十七日降生。此前哈特迈尔打电话告诉我，伊沃娜对交接过程有她自己的设想。她想生孩子的时候由我在场陪伴，我给孩子清洗之后，再交给她，让她抱一会儿。然后她再交给我，而且是单独把孩子交付给我。她之后就不想再看见孩子了。她买了一件婴儿连体衣，孩子可以马上穿，还有一串镶有金质十字架的小项链。我觉得这套程序既装腔作势又令人毛骨悚然，但我不知道如何做才算更好，就应承下来。我问谁支付住院费，伊沃娜作为非法人员在移民局那边有没有问题。哈特迈尔说移民局至少在生育之后可以容忍她三个月，之后还要再看。谁承担费用尚不清楚，也许是社会福利局。我说我当然愿意承担这笔费用。

孩子出生的当天我接到医院打来的电话，一切都很顺利，我赶到时，索菲已经出生，清洗完毕被护士抱走了。伊沃娜躺在她的房间内。她最大的忧虑似乎是她的交接仪式被彻底搞乱了。把我带入病房的护士拒绝把孩子抱回来。孩子出生之后需要休养，她说着，充满敌意地打量我。我说我可以稍后再来。

下午我返回医院。婴儿躺在一辆罩着有机玻璃的婴儿车内，车子就搁在伊沃娜床边。伊沃娜瞥了孩子一眼，这眼神我无法解释。我想把孩子从车内抱出来，但她说不要。我必须从她胳膊上接过孩子。她把床背调高，按了一下铃铛，这次走进来另一名护士，十分和蔼，应伊沃娜的请求把孩子放到她胳膊上。伊沃娜等护士再次走开后，一言不发地把索菲递给我。

我第一次把自己的孩子抱入怀中，感觉非常奇特。索菲很轻，脸蛋红扑扑的，有点像小鸟的脸。我忽然想起伊沃娜的面孔，想到索菲有了她的基因，但我之后又羞愧不已。不管怎样，所有的孩子都很难看，我在想。尤其是从第一刻开始我就觉得索菲好比一个完全独立的人，一个生命，我和伊沃娜是她生物学上的父母，但是除此之外她与我们俩关联甚少。我觉得我该说几句话，我会好好照顾她，我说，我保证。

索菲开始啼哭。她怎么啦？我问。伊沃娜没有回应，也许为了告诉我，从今往后我要对孩子负责。我来到走廊上，寻找护士。她举起索菲，闻了闻她的屁股。您是第一次？她问。我点点头。她说道，她会帮我包尿布。我们给索菲换好尿布之后，护士把索菲放在一张小床上。我回到伊沃娜的病房，但她已经不在那儿了。住院办公室有人对我说，她正在体检，她说过了我可以把孩子带走。护士长面露愠色地说了这些话。

一位女助产士走过来，跟我解释了许多遍，大多数话我很快就忘记了，她递给我一只放有不同类型的婴儿护理用品和奶粉的纸盒。

在驱车回家的路上我不由得想起了伊沃娜，我自问她对索菲的感觉到底怎样。我确信我们找到了最佳方案，但是我担心伊沃娜可能会认为我夺走了她的孩子。我很想与她讨论此事，我想她能宽恕我，但这未免要求过多。

索菲在途中没有吭声。我停车时，发现她睡着了。我把她从汽车的婴儿座位上举起来，抱她回家。索妮娅肯定听到了汽车声响，她打开门，走了出来，看了一眼孩子之后，在我前面走上楼梯进入婴儿房。她无计可施地站在一旁。瞧，我说，这是我们的孩子。索妮娅走到近前，询问是否一切顺利。一切都好，我说。索妮娅盘腿端坐在我旁边，开始哭泣。过了一会儿，她问，我们现在该怎么办？我不知道，等她醒来吧。索妮娅第一次端详这个孩子。她用手指拂过索菲的手背和黑头发，我小时候就梦想着有一头黑发，像一个印第安人。像“丽日”，我说。不，索妮娅说，我想成为“温尼托”⁽³⁸⁾，而不是那个姑娘。她盯着我，问我索菲将给我们的生活带来哪些变化。我不知道。来，她说，我们先喝一杯咖啡。

我们坐在那儿喝咖啡的时候，索菲开始啼哭，我朝楼上跑去，似乎不想浪费任何一秒钟。把她抱下来吧，索妮娅冲我喊，她肯定是饿了。我抱着索菲来到楼下，她已经准备好一瓶奶，用手背试试温度，然后坐到沙发上。把她递给我，她说罢，解开上衣，露出了一只乳房。索菲的脑袋来回寻找，直到把索妮娅的乳头叼在口中，开始贪婪地吸吮。我看了一眼索妮娅，但她把注意力全都放在孩子身上。当索菲把脑袋从乳房上挪开后，她用瓶口对准孩子的嘴巴。现在她才抬眼看看我。她肯定注意到了我疑惑的目光。她说她到专家那儿咨询过，了解到养母也能喂养孩子。大多数情况下奶不够用，但是即便如此还是值得这么做。就那么简单吗？我做过准备，索妮娅说。几个月来她每天都按摩乳房，而从未跟我说起。这种设想有些令人惊讶，并且自以为是。这虽然荒唐，但是我一时感觉索妮娅似乎想把孩子从我手中夺走。第二天，她一直把索菲抱在胸前，直到我问这会不会慢慢不够用。索妮娅说这样对哺乳非常重要。我不喜欢她说起她的身体仿佛那是一台机器，但是这点我在女人身上经常发现。看索妮娅哺乳我永远不习惯。她似乎却享受其中。我评头论足，她便说，你只是嫉妒。她一直坚持这么做，直到索菲一岁大。

索菲暂时得与我们睡一个房间。我们把婴儿床直接放在床边，因为害怕她醒来时我们听不见。当索菲夜里啼哭时，索妮娅自然把她揽入怀中，抱着她走开。我翻转身子，很快又进入梦乡。

第二天上午我再次去医院看望伊沃娜。她一言未发，我亦没有多言语。我没有提及索菲，只是问她感觉如何，什么时候可以回家，她需要的东西是否都有。当我向她提出给予经济补偿时，她摇摇头，朝墙壁侧过身。之后哈特迈尔捧着一小束鲜花过来，我就走掉了。

安特耶默默地凝视我。过了一会儿，她说，她考虑过了，也许不会更糟糕。有那么麻烦吗？我问。你究竟想起了什么？你也应该设身处地为她想一想。她爱上了一个她可利用的男人，正好也合适他，他为此给了她钱。然后她怀孕了，希望这个男人与她组建一个家庭，取而代之他从她手中夺走了孩子，她一无所有。我说，我最近在一部电影里听到一句话，让我明白了：你是你爱的东西，不是爱你的人。这点我要考虑一下，安特耶说。她把葡萄酒杯斟满，然后说，这句话听上去非常具有普遍性。我对此又能说什么呢？伊沃娜的生活幸福并不取决于我。一个人，他恋爱了，总归赢了，无所谓他的爱情是否成真。这是愚笨。安特耶说。这可能意味着没有成真的爱情与实现的爱情相比并不缺少幸福。我就那么认为，我说，我仅仅认为不去爱比不被爱更糟。听上去你有点想为自己开脱罪责。我当然不想这样做，我说，我的责任同样是不依赖伊沃娜，正如她的爱情不依赖我那样。这对我来说太理论化了，安特耶说。事实上你漠视了她。她皱皱眉头，露出怀疑的神情。然而我有这种感觉，你在这个故事中根本没有真正发挥过作用。虽然你没有造成全部的损失，但不管怎样都涉及伊沃娜。关系到了伊沃娜与索妮娅。也关系到了索菲，我说道。与索菲有关我早就知道了，安特耶说。大致如此。索妮娅在你们三年前的危机中就对我说过。索菲是你情人的孩子，但的确不能这么称呼。

其实一切都很完美，我说，我在索妮娅身上没有任何无法得到的东西。我的生活正是我期待的。然后我再次见到伊沃娜，好像她对我拥有控制力。我知道我造成了何种伤害，我几乎没有机会哪一天不被索妮娅逮着。但我别无选择，我不能干别的。安特耶说，我做这事就简单多了。她相信自由意志。你没有经历过你做的一些事，尽管你知道是错误的，我说。这也属于自由意志。安特耶耸耸肩。小时候也许这样。

我问自己在索妮娅心中伊沃娜具有何种形象。她俩从未谋面，我也从没向索妮娅提到过片言只语。也许她接受了伊沃娜在某些方面比她有优势，更淫乐，或者更有激情或者始终存在着某些东西。我不由得笑了。安特耶问我在想什么。我告诉她这个念头。你想去见与索妮娅私通的男人吗？她问。她曾跟一位老同学有过婚外情，我仅仅匆匆见过他，我说，但那时她喝醉了。对她来说这种事仅仅是一次道歉，而对我来说只会更麻烦。我想知道谁来过，直到她告诉了我，之后我情愿不去了解。有一段时间我完全成了偏执狂。她每次离开办公室，我都以为她去他那儿了。安特耶皱皱额头，说只要索妮娅不认识伊沃娜，她就能表现得伊沃娜好像不存在。伊沃娜对她而言是一个词。倘若索妮娅碰到它，这个词就获得了表情，不管她美丽或者丑陋。

安特耶问索菲是否知道她生母是谁。她还不知道她是被人收养的孩子，我说，如果按照索妮娅的意见，索菲也不应该知情。你瞧，安特耶说，但你们总有一天得告诉她。我问她，索妮娅感觉如何。你怎么不自己去问她？我问过她，她一再说她不错。安特耶脸上露出一丝笑容。这当然是你想听的，不对吗？她问我到底有没有爱过索妮娅。要是人们能非常简单地说出来该多好啊，我说，然后站起来。我不由得想起了我们的婚礼及我们的承诺。承诺，我当时就不相信。我摇摇头，我不知道。你爱伊沃娜吗？安特耶问。我必须马上睡觉，我说。如果你想听，我明天继续讲。剩下的内容我多多少少知道些，安特耶说。我还见过一次伊沃娜，我说。安特耶眉毛一扬，瞧——她站起来，说她也要去睡觉，明天又是一天。你还需要什么吗？我问。安特耶摇摇头。晚安。我坐着没有动弹，我还不太累。我问自己安特耶到底对不对，我是否应该告诉索菲，索妮娅并不是她的生母。假如我希望伊沃娜能感受到她孩子的某些东西，我在这方面没有困扰。但她似乎对索菲没有感情。也许她本身就没有这种可能。

索菲出生后又过去了好几年，我始终没有得到伊沃娜的任何音信。最初我还偶尔致电哈特迈尔，打听伊沃娜的情况，但是过了一些时候，他说，伊沃娜再也不参加《圣经》圈的活动，他与她也失去了联系。他说，她成为我们所有人的负担。所有涉及这个孩子以及她的顽固不化。伊沃娜不愿意弄明白她犯下了哪些可怕的错误，因为有人劝过她别再出现了。别的东西落入芒刺中，他说，芒刺长出，令人窒息。

我曾期待索菲过生日时伊沃娜能够现身，送一件礼物或者哪怕道一声祝福。我们没有获得任何信息，我随后尝试给她打电话，但她的号码已经失效，我就没有继续费劲找她。也许她返回了波兰，我想，这对于我们所有的人都是最好的消息。

我们过了很久才习惯索菲。别的父母考虑生孩子有九个月的时间。我们则相反，即使索菲来到了我们身边，我们仍然无法确定能否留住她。只有八周之后我们获得了伊沃娜的放弃声明书，才敢把索菲视为自己的孩子，从而融入到她的生活之中。

最初的陌生感也只是缓慢消退。我有时候几乎忘记了我们现在有了一个孩子。当我晚上回到家里，遇见她与头六个月负责照顾她的保姆在一起，感觉异常惊喜。索妮娅常常在我之后下班，她的新角色似乎使她比我付出更多的辛劳。即使这种变化让她感觉如此吃力，她也从不谈起，不让索菲也有所察觉。正相反她对索菲体贴入微，几乎有些过分地呵护。她不断地把她拽到胸前。而且索菲手里拿的东西，索妮娅都视为一种危险，有毒的颜料、尖锐的棱边、可能被吞下肚的小部件。你要事先想想她身上有可能发生意外，她说。她不会出事的，我说。

有时候我久久地观察索菲，寻觅索菲与伊沃娜或者我的相似之处，但我什么都没有发现。她跟你长得一样，我对索妮娅说。她笑了，说她不像任何人，她没有可比性。然后，我发现她正仔细观察索菲。我寻思她在想什么。

六个月后，我们白天把索菲送入托儿所。我第一次送她进去时深感歉疚，觉得似乎将她遗弃在荒野。但她好像喜欢与其他小孩待在一起，晚上我把她抱在怀里，她却不想回家，开始哭闹。

索菲是一个安静、平和的孩子，几乎不制造任何麻烦。她胃口不错，长得很快，索妮娅有时候说，她会长胖的，我们应该注意她的营养。索菲很早就开始长时间自己玩耍。有时候我还观察到索菲躺在一块地板的垫子上，神情恍惚地观察某一件物品或者不知疲倦地重复相同的手势，竭力抓取身旁的毛绒玩具。后来她以母亲般的献身精神照顾玩具娃娃。喂娃娃吃饭，让它们躺倒睡觉，就寝前跟娃娃讲述天晓得从哪儿听来的费解的故事。我询问她时，她却沉默不语。她不算充满敌意的孩子，但性格始终非常内向，似乎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有时我获得这样的印象，我为她付出的爱得不到任何反馈，我的感情如同物质消失在黑洞里。

索菲在所有方面都比其他孩子要迟，她花了好长时间才学会跑步，两岁时还不会说一句话。比吉特，索妮娅的妇科医生，索菲的教母说，这没有其他含义，最重要的是她身体健康。索妮娅似乎有些失望，尽管她从来不承认。她想让比吉特做检查，但是比吉特拒绝了。给她一些时间吧，她有自己的速度。

比吉特与索妮娅商定的就诊时间始终安排在她们下班之前，我们随后大多去餐馆吃饭。比吉特有一回说，汤雅写信来。她给瑞士籍丈夫生了三个孩子，与许多家庭同住在博登湖畔的一个偏远村庄的居家集体中。他们自己照顾自己，在家里给孩子们上课。她想与我和好如初，比吉特说。

显然该协会这期间放弃了德意志民族的思想，如今正在对付伊斯兰教的威胁及其战争。汤雅写道，如果她在自家的小花园内都没有达成和睦，她亦无法赞成世界和平，她请求比吉特的宽恕。

比吉特笑了。他们可能还会致力于支持首字母小写或者反对动物实验的活动，这些人没有变。还有呢，索妮娅问，你原谅她了吗？根本没有什么需要原谅的，比吉特说。她送给我几期他们协会出版的杂志。上面的内容最初听起来似乎没有错误，但是仔细阅读，又会发现这是一种独裁的观点、自然疗法与世界阴谋理论的混合体。你们知道，纽约世贸中心是被美国政府炸上天的吗？假如对世界的解释就该如此简单！索妮娅认为比吉特应该写信给汤雅，这又花不了她什么。但是比吉特摇摇头。不，她说，我想不掺和此事。大家不该支持这种疯狂的体系。

我常常听说女人在收养孩子后怀孕的案例，我暗地里也期待我们能有两个孩子。有一天我与索妮娅谈及此事，她说她已经上了节育环，我惊愕不已，问她我们能否至少商谈一下此事。你当然不是那个得挺着一个大肚子走来走去的人，索妮娅说，再说我们已经有了一个孩子。我说，假如索菲有一个弟弟或者妹妹，岂不是更好。但索妮娅说，我们也许没有太多时间花在他们身上。她好像不理解我的兴奋。总之，自从索菲与我们一道生活，索妮娅让我感觉产生了距离感。她常常情绪不佳，对我吹毛求疵，再不像过去那样爱开玩笑，而且有些神经过敏，这点我过去从来没有在她身上发现过。家庭生活似乎也让她感到无聊。我们星期天去散步，之后三人坐在咖啡馆，常常会产生一种难堪的宁静。然后索菲站起来，开始在店里到处乱跑，直到索妮娅把她叫回来，说你能不能安静地坐一会儿。她默默地喝完咖啡，起身。我们现在可以走了吗？

外面暮色降临。索菲拽住我俩的手，交替地牵引我们向前，让我们拖着走。索妮娅一再被激怒，停下来说，你现在给我停下来。索菲好像压根没有听见，依然我行我素，直到索妮娅松开她的手，气咻咻地跑到我们前面大步前行。到了家，她马上消失在工作室内，直到我喊她吃晚饭才再次出现。随后她心情又略有好转，说她还是做了些事。别对索菲那么苛求，我说。我不是苛求，索妮娅说，她非常清楚怎么气我。

吃晚饭时，索菲不停地偷眼看索妮娅，她皱着鼻子，目光有些焦虑。饭后她自己玩，但一直待在索妮娅附近，直到索妮娅问她，她们需不需要讲和。

索妮娅的父母比往常更频繁地来访。他们溺爱索菲，每次都给她带来贵重的礼物，但是他们没有浪费任何机会回忆索妮娅小时候是如何光彩照人。索妮娅的父亲阅读了所有可能得到的有关孩子收养方面的书籍，变成了激烈的反对者。尤其是一位前神父的文章让他迷恋，此人接受了继续教育培训成为心理治疗师。他强调，养父母永远不可能代替亲生父母，根本不该去尝试。被收养的孩子有权知道谁是他的亲生父母，而且应该了解他们凭什么拒绝他，只有这样他才能摆脱其身世，与养父母建立一种良好的关系。

索妮娅的父亲坐在沙发上，双腿叉开。他一个个审视大家，似乎马上有非常重要的事情宣布。然后他盯着我说，让别人照料孩子，彻底放弃收养会更好。我站起来说，这是愚蠢的。索菲不必知道她是被收养的。索妮娅父亲说，不告诉孩子收养这件事常常会导致可怕的结果。孩子反正迟早会发现某些事情与事实不符。楚尔韦默就是这种情况，我们能否回忆起来呢。他现在弯下身子，凝视着索妮娅。一个谋杀犯和强奸犯。

迪特·楚尔韦默几年前在轰动一时的逃跑后遭逮捕，他的名字出现在所有报纸上。他是一名德国女子与波兰籍强制工人的孩子，出生之后马上就被抛弃，索妮娅的父亲讲道。他十一岁时发现了生母的一封信：好好照顾我的宝贝。但是他养父母拒绝告诉他亲生父母的情况。从此以后他就开始走下坡路，抵触所有教育的努力，十二岁时抢劫了一个十五岁女孩。剩下的故事你们都知道，索妮娅父亲说。

我不由得笑了。你以为索菲会变成一个大杀人犯吗？你有什么建议，我们该怎么办呢？把她赶走吗？索妮娅也认为她父亲有点过分。她站起来走到我身边。她父亲显得非常平静，再次把身子往后一靠。我们非常清楚，他们多么爱我们的小索菲，尊重我们的决定。他仅仅认为我们应该尽早告诉她真相，给她机会认识她亲生父母。索妮娅的父母不知道索菲是我的孩子，我们只告诉他们，这是匿名收养，我们不知道她父母是谁。她五岁了，我说。

抛弃孩子是对生活和自然法则的攻击，索妮娅父亲引用了他崇拜的心理治疗师的话，同意孩子由人收养某种程度上相当于堕胎，这孩子在他的生命中丧失了空间。亲生父母常常为他们孩子的死亡感到歉疚，因此有自杀的危险。曾经出现过这样的案例，父母对孩子感到愧疚，从而自杀身亡。

我真想给他一巴掌。有充分的理由同意自己的孩子由他人收养，我说，有些人不像你们那样生活优越。这是我第一次为伊沃娜申辩。贫穷不能为感情上的麻木不仁道歉，索妮娅的父亲反诘。索菲走进来，他把孩子抱到膝盖上，好像要在我们面前保护她似的。如果这里有人在感情上麻木不仁，那么就是你们目光短浅，我继续说，你们以及你们体面的生活，我倒要瞧瞧，你们每月仅凭一千马克该如何度日。索妮娅的父亲非常平静。他们并非生来就如同现在那样富有。与我相反，他恰恰知道贫穷意味着什么，真正的贫穷，战后人们不知道明天吃什么，下一步该怎么办。这个早就不能再给你权利批判他人，我说。他心平气和地微笑着说，我从你这个社会主义者身上还从未发现过这点。我说，我现在还得打几个电话，接着便走入地下室的办公室。

他本质上鄙视我，我想，事实在于我没能让他女儿怀孕，使他的基因得以延续。他对待索妮娅的妹妹卡拉的孩子们的态度不同于对待索菲，没有更多的慈爱，甚至更为严格。但是他严肃地对待他们，向他们挑战，对他们充满更多的期待。相反他对索菲表现得近乎怜悯的宽恕。这只是因为她是最小的孩子，索妮娅说，因为她是一个女孩。你替他辩护，我说。至少从此以后收养这个话题成了禁忌。

我虽然驳斥了索妮娅父亲，但这次谈话还是产生了效果。我越来越惊讶，伊沃娜没有半点音信。她一定得知道，我并不想扣留她孩子，倘若她偶尔——而且找个借口——与索菲共度一个下午，我也不会反对。我越想这件事，越感觉她没良心。我一提到伊沃娜，索妮娅便一语不发。而对于其他话题我们都能比以往更充分地讨论。我们的关系也许变得更注重实际，但是通过共同的责任又获得了一种新品质。索菲是这个我们彼此拥有的挑战性项目。因此她不再是一位困难的孩子。她有自己强烈的意志，但不像其他孩子用哭闹与抗拒贯彻其意志。我们提醒她应当顺从我们，但她仅仅无声地注视我们，做她想做的事，我们几乎回避不了。其实我们非常高兴，她无须我们太过集中注意力，当人们只是让她安静，对她不做太多要求时，她就满意了。

索菲入学不是完全没有困难。幼儿园老师说，索菲在情感上还不够成熟。索妮娅气愤地做出回应，她几天之后把施瓦宾格的华德福学校⁽³⁹⁾的相关资料带回家。我未受这种想法的鼓舞。我从鲁道夫·斯坦纳那里了解到的这点内容让我生疑，他的建筑学观点，我认为，委婉的表述就是愚笨。有人称之为陶醉的乡村教师，一种名称，我感觉非常贴切。学校的教学计划也说服不了我。在几何学上他们讲授北欧的编织带图案，我说，你知道这是什么东西吗？索妮娅摇摇头。肯定是什么有伤风化的东西，音语舞⁽⁴⁰⁾，我读道，把语言形式转化为运动。我审视了索妮娅一番。这仅仅是开始，她说。另外，这是一家全日制学校，他们采用生态种植的产品烹调食物。

我们带索菲参观了这所学校，她好像到那儿马上就感觉舒服。一位高年级女生引导我们走过教学楼，给我们展示了所有的一切。她穿的T恤衫上写着：我随我名字的字母起舞⁽⁴¹⁾。我瞥了瞥索妮娅，冷冷一笑。她向我打手势，让我闭嘴。

我这期间更全面地了解了鲁道夫·斯坦纳，给学校领导提出了几个批评性的问题，但他避而不答，我有一种感觉，他自己要与这位大师的古怪建议保持一种健康的距离。最后我们抱着试试看的心理决定把索菲送入这所学校。

事务所运转良好。我们专注于校舍与社会住房的建设，合同不断。索妮娅与我的组合，怎么来说都是一个出色的团队。工作分工日趋明显，多年来我放弃了设计。有时候我会取出自己的旧作，这些设计是大学时代所为，还有我们创建建筑师事务所时的竞赛作品。大多数作品我都认为非常平庸。但在这些设计中，我还能体验到当时置身于其中的情绪，坚决果断，我借此尝试着走新路。当时我不敬畏任何事，也不觉得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在各种工作限制下介入其中一种真实，一种新鲜感，我们如今的设计再也没有这种味道。我理解诸如布雷这样的建筑师，他们随便什么时候都可完全转移到画图上来，没有野心，甚至不理会他们的作品不会变成现实。只有在设计与草图的虚构世界里人才是自由和随心所欲的。我开始晚上画图，大多数都是巨大的内室，具有戏剧性的光影效果，神圣的建筑物与迷宫、地下设施的内部大厅。我没有给索妮娅看这些草图，她肯定会认为我疯了，就是我本人也没有把这些作品真当回事。

我感到心满意足。我喜欢驱车前往建筑工地，与工匠、专业设计人员讨论，查看我们的计划如何实现。索妮娅有时说她希望更大胆的委托人，但我相信她大体上也心满意足。受到限制的手段与有限的规定似乎能激发她的创造性。我不相信她成为明星建筑师事务所的职员会更快乐。我们有几名女实习生实现了跻身于国外设计事务所。海克，一名来自北德、非常有天赋的女大学生，在我们这里实习，毕业之后去了伦敦的诺曼·福斯特建筑师事务所。她再次来看我们时，只谈她的工作。她独自生活在一间狭小的陋室内，在事务所之外没有关系，几乎没有朋友。但在海克讲述的同时，索妮娅的眼睛开始发光，她提了许多问题，想彻底弄明白所有的东西。这听上去如同一位尼姑的生活，我评论道。海克笑了。对呀，在某种程度上这就是如此。别这样说，不然会不吉利的！

在此期间我招聘了二十多人，不久前搬入新房子里，这些房子是按照我们的设想改建的旧厂房。开业时我送给索妮娅镶有镜框的勒·柯布西耶警句：“一切都有所不同，一切都是新的，一切都是美丽的。”她把镜框挂在她写字台之上，说一切都应该像它本来那样。

危机在我们这里出现比其他事务所晚，但最终还是慢慢地降临了。我与我的团队几乎跟不上工作的节奏，但是却再也无法获得新合同。最初，这样的减负我们挺欢迎的，索妮娅说，她终于有时间深思熟虑、看书、参加创意竞赛了。但是工资与租金必须支付。我试图让索妮娅无后顾之忧，然而她还是无法不关注公司的状况。我们不得不解雇员工，我请求索妮娅召集解雇对话，这些人都是她的部下，在员工之中她比我更受欢迎。第一批写字台被搬走了，一部分办公室也转租了出去，一种压抑的情绪蔓延开来。我注意到我们背后常常有人窃窃私语。我的秘书告诉我大家讨论的内容。他们认为索妮娅和我给自己支付的工资过高，爱好十分奢靡的生活。您也这样认为吗？当然不是，她说，我看到了你们多么废寝忘食地工作。我们召开了一次员工会议，把数字摆在桌面上。随后，背后的议论沉寂了，但氛围却没有一点改善，越来越糟。

危局亦损害了我们的健康。索妮娅得了皮疹，她抱怨了好几个礼拜。在经历了多年的平静之后，我的背脊再度出现问题。我更频繁地画图至深夜。早上我吃力地起床，经过事务所一天的工作之后，又变得精疲力竭。

六月初天气已经非常炎热。我整天都待在建筑工地，然后与业主去露天啤酒馆。我坐在没有靠背的长条凳上饱受背痛煎熬。露天啤酒馆坐满了穿着轻薄衣衫的漂亮年轻人，他们还想从这里出发转移到别的饭馆、电影院或者剧院。我很久都没有真正外出过，突然感觉到错过了什么。我思念简单的大学生活。放弃与一位妙龄女郎共处，我不得不与一位学校后勤部门的代表坐在这儿讨论防火规定和逃生通道。我真无聊，酒喝得既快又多。当我终于可以摆脱这位业主时，却已经喝多了。我把汽车停在城区，乘坐轻轨回家。索妮娅已经醒了，坐在起居室。她把书移开，开始谈起索菲和她同学之间的问题。我说，我累了。她抱怨所有的事都缠着她。我没有力气争论。我说周末再谈这件事，说完便躺倒在床上。

深更半夜我因为可怕的牙痛醒过来，看了看闹钟，才刚过三点。我服用了一片阿司匹林，坐在起居室的电视机前，观看一次脱口秀的复播。节目里，人类以最原始的方式互相袭击。我不知道节目名称叫什么，但仍然能回忆起这些可恶的、因气愤而失真的面孔，我思忖着当我们的痛苦、厌恶或者淫荡与日俱增时，文明的层面又是多么单薄，多么容易迅速地被撕碎。我反感地关掉电视机，在厨房里倒了一杯水。阿司匹林完全没有效用，但冷水起码暂时减轻了疼痛。我坐在沙发上，一口接一口喝水，等待黎明的到来。

我的牙医说，一处牙根发炎，他得给我用根管治疗，外加桩冠修复。他抽取了我的牙神经，并在牙里填塞了临时填充物。他想在一个月内观察事态发展，开了一剂更强力的止痛药，疼痛逐渐减弱，但这个临时的牙却带来一种持续的刺激。我一再用舌头去舔它，让我觉得它非常大。想到将要失去一颗牙齿，我深感沮丧；虽然这牙微不足道，但对于我却像是一个死亡象征。

在返回事务所的途中秘书打电话给我，报告建筑工地出了问题。房屋立面施工方订购了一种错误的型钢，如今却坚称是我们的过错，导致建筑结构不够稳定。我打发她打电话问静力学家。是不是我不在场就什么都搞不定，最终什么事都来找我，我为何要雇二十名员工呢。是十四人，她气呼呼地反驳，挂掉了电话。

接下来几天我情绪更差，产生了一种受到威胁的不确定感。我晚上喝葡萄酒让自己镇静，但这种不确定感依然如影随形。索妮娅正忙于竞赛稿件，她必须在几天之内交出计划，所以长时间待在办公室，这对她来说并不稀奇。但是这次，我产生了被抛弃、被击垮的感觉。索菲肯定察觉到了这种恶劣的情绪。她不停地要求见她母亲，固执而恶劣地回应我跟她讲的所有道理。我试图据理力争，但这样只能让事情变得更麻烦。我一旦怒火中烧，她就开始哭叫，像小孩子那样在地上打滚。我竭尽所能威胁她，但却没有力度付诸实施。有时候我差一点要动手揍她。她一旦上了床，我便感到愧疚，为我表示拒绝感到害羞。

大约就是这段时间，我又开始与伊沃娜交往。这是初夏时节温暖的一天。索妮娅还待在事务所，我到学校接回索菲，给她做晚饭，管她上床睡觉。然后我坐在房前的小平台上，抽上一支小雪茄。电台播报今晚要下雨。空气闷热，山峦之上的云团呈现出暗黑的暴雨色，不时地电闪雷鸣。湖岸边风暴警报灯不停地闪烁，尽管仍然风平浪静。然后是第一阵狂风，门砰的一声响。女邻居从房子里冲出来，收起躺在草丛中的玩具，再次从我眼前消失。

索菲走出来，说她害怕暴风雨，睡不着觉。我把她带进屋内，送到床上。我向她道晚安时，她问，你想再到外面去吗？不去，我承诺道。

房子内的空气也很沉闷，极其安静。我看了一会儿电视，再次走入索菲房间，她已经睡着了，手脚乱动踢开被子。她的一只胳膊搂着无数只毛绒玩具中的一只。我再次给她盖好被子，返回起居室。

我还没有累得要睡觉，但却没有力气阅读与画图。我想起来，索妮娅曾问我要我们几年前一道看过的展览会目录。我开始寻找，但却没有找到，也许目录放在了办公室。在摆放艺术画册的书架最底层有些索妮娅的老照片。我们相恋之初她曾给我看过这些照片，她小时候的照片，远房亲戚的照片以及她不再联系、从不提起的朋友们的照片。那情形好像是这些照片贴在相册上已经完成了其部分历史。之后还出现了几本相册，我们结婚和索菲幼时拍摄的照片。最近她很少拍照，而且这些照片都放在抽屉里的冲印店信封内。我怀疑我们当时怎么会贴照片到相册上去，这些照片拍摄机会太偶然了。我翻看婚礼相册，然后是马赛旅行的相册，纯粹是中等规格的建筑物照片。照片上几乎不见一人。我回想当时我与索妮娅共同走过这座城市，她拍照，我站在建筑物前故意激怒她。走开，她微笑着说，到慕尼黑我可以随时拍你。但是她没有拍，在相册后面夹的照片是她睡觉时我给她拍的。她没把这些照片贴上去，虽然这是那么多次旅行当中唯一有回忆价值的照片。我问自己我当时爱不爱索妮娅。但是她在照片上显得那么美丽，这个问题似乎完全多余。

我看了看表，十点整。我从书架上抽出最后一本相册。第一页写着“大学学习”几个字。我不确定我有无看过这些照片。照片是在聚会、学术旅行和毕业庆典时抓拍的。拍摄这些照片没有用禄莱牌相机，而是小规格的相机。打了闪光灯，脸部显得扁平，背景昏暗。大多数照片都出自我们与索妮娅相恋之前。我们在不同的团体内活动，有些人我不认识，另外一些人我仅仅见过。我已经认不出拍照的餐馆了。有些照片可以看见索妮娅与吕迪格，他们在一起跳舞或者用夸张的姿势拥抱，冲着拍照人发笑。索妮娅显得非常年轻，她脸上甚至流露出顽皮的神情，而如今在她身上再也看不到了，我不敢相信她身上还有这种特征。我有点嫉妒她，有点嫉妒吕迪格曾经赢得了她的爱情。大学时代很少有快乐留在我的记忆之中。我不得不打工挣钱，到了夜晚我们常常坐在酒馆里，谈论政治、建筑学的社会责任，而放弃了像其他人那样庆祝。然而有一次聚会我还能真切地回想起来。这是大学的最后一年，临近考试，相册的标题是“春天的苏醒”，这也是聚会的口号。里面是几张大学生身穿奇装异服的照片，他们变换排位挤在照相机前，也许意识到马上就要散伙。我看到自己站在费尔第与吕迪格之间，面露惊奇的神色，还有一次我和费尔第及一名我已忘了名字的同学在一起。而且就在那儿，伊沃娜站在我身后的人群之中。我马上就知道，是她，尽管她的脸在照片上几乎认不出来。我从她的姿态，吊着的肩膀以及垂到眼睛前的头发认出了她。她独自站在那儿，看上去仿佛在人声的喧闹之中为她形成了一个缺口，好像所有人都被她略微挪开。她眼睛里闪烁着红点。我有一种感觉，她在观察我。

索菲早醒了，她走入我们的卧室，弄得我们不得安宁，直到我从床上起来。我对索妮娅说，她还可以安静地躺一会儿。别太迟叫我，她说，然后转过身子。索菲好像忘记了昨日的不快。马蒂尔达跑过来时，她抱起这只猫，抚摩、亲吻它。我想向她道歉，说我反应过激，不该命令她没吃晚饭就上床睡觉。但是，在我们吵过架后，她一如既往表现得亲近与友好，让我无言以对，只能享受这种和平的氛围。来，我们去买面包，我说，穿得暖和些。

早上雾气蒙蒙，非常寒冷，连我们的呼气都凝成一体，在雾里感觉好像化入一团更大的呼出来的气体之中。索菲拉着我的手，她很少这么做，我们一块儿下山前往此地唯一的面包店。回家的路上索菲问我喜不喜欢雾。喜欢，我说。你呢？我也喜欢。她问我想不想搬到马赛去住。你怎么会这样想呢？她说，妈妈问过她想不想到那儿去生活。我说，马赛是一座美丽的城市，但我不想到那儿生活。我也不想去，索菲说。你顺着我心意说的。没有，她说。我们只不过口味相同。

我们回到家里，索妮娅已经起床，在厨房准备早餐。我坐在餐桌旁观察她切面包，从冰箱里取出香肠和奶酪，搁在盘子上。她煮蛋，泡咖啡。她让索菲铺好餐桌，问我是否要一杯鲜榨的橙汁。你怎么啦？瞧你那样子，好像见了鬼。我说我有些累。我昨天晚上跟安特耶聊了太久，弄得我睡不着觉。就连索妮娅看上去也没有睡踏实。她快速地转过身，我心里寻思她是否知道我们谈话的内容。我考虑过了艺术展开幕式后安特耶问我的问题：我爱不爱索妮娅。我也问自己索妮娅爱不爱我。她把我们的关系与我们共同建造的一幢房子做了比较，有些东西不是在这一幢或者那一幢房子里，而是由我们的共同意志形成的。在这幢房子里有许多房间，她说过，餐厅、卧室、小孩房，以及共同记忆的存储地。什么东西与地下室有关呢，我问，但她仅仅一笑。

你去瞧一下安特耶吧！索妮娅请求道。我们不让她再睡了吗？我问。但是索妮娅说，安特耶如若不想落单，她肯定想和我们一道吃早餐。我不相信，她特别在乎孤独，我说。你别弄错了，索妮娅说，没有人喜欢孤独。我走下楼，敲了敲客房门。唉！安特耶应声道，我走进去。她躺在地板上，穿着套裤和内衣，正在做仰卧起坐。她的体形不像六十多岁的人。我说，早餐做好了。她把胳膊伸给我，我帮她站起来。我马上就来，她有点气喘吁吁地说，我只需快速地洗个澡。我问她是否每天都练体操。我有一位小男友，她微笑中夹杂着嘲讽的神情说，所以我得保持体形。就像年轻人那样？他岁数比我小一半，她说罢，眉毛一挑，一个野性的年轻人。还有呢？你爱他吗？安特耶笑了。你这个问题让我生气，什么？假如我跟他在一起，我就爱他。但是只要他不在跟前，我就不想他。他简单、善良，正如我一直期待的那样。他也这么认为吗？我问。安特耶笑了。我相信，他属于另一代人。我们开诚布公些吧。安特耶的微笑暗含某些悲伤。总有一天他会嫌弃我，去找另一个情人。只要能持续多久，我就享受多久。她若有所思，然后说，我们笑得太多了，你知道。她用手支撑成十字，挺起胸部。一种条件反射，我伸手抚摩她剪过的短发。你现在给我出去，她说，不然我会成为一位善于嫉妒的妻子的负担。

这天大雾没有消散的迹象，我们便久久地坐在早餐桌旁。索菲待在她房间里做作业。你有什么打算？索妮娅问。我问她们是否在我面前才不吱声，索妮娅点点头。旧日的回忆。我不相信她。她是最后一个钟情于往事的人。我去办公室，说着走下楼梯。

通往客房的门敞开在那儿，我在前面站住，两个女人的低声细语，从楼上传下来。我随即走入客房。安特耶的旅行包完全打开放在地板上。印有航班号和慕尼黑机场缩写的标签还粘在拎包带上。旅行包旁边粗心地摆着她的套裤和一本破烂的西默农⁽⁴²⁾侦探小说《蓝色的房子》。我手伸进旅行袋，把最上面的衣服往两侧一拨，露出了蕾丝内衣及一只马赛免税商店封口的透明塑料袋，里面放着一瓶瑞典伏特加、一只手机充电器。在旅行袋最下面是一册素描本，我抽出素描本，翻开来，空空如也。

安特耶的日用品小包放在客卫里，被瓶瓶罐罐塞得鼓鼓囊囊的。我看了产品的名称：护手霜，香粉，焦油香波，抗敏感牙膏，隐形眼镜药水，阿司匹林和抗胃灼痛的药片。

我走到客房窗户边，高高拉起卷帘式百叶窗，朝外凝望，雾气比前几天更浓了。我觉得所有一切都近在眼前。我有一种感觉，好像此刻一切皆有可能，好像我走出这幢房子，再也无法回来。这是一种感觉，既让人不安，也让人得以解脱。

我穿上大衣，来到户外。昨天打扫过的房前空地又飘满了黄叶。我沿大街行走，慢慢失去了目标。我想起来我上一次产生这种放任自由的危险感觉，那是与伊沃娜共度的头一夜后的早晨，我伫立在大学生宿舍前，鸟儿大声鸣唱，我有了这种感觉，非常清醒。我的生命就在我手中。我觉得，我好像数年来穿行于一条隧道，现在终于走了出来，站在广阔的原野之上，能往任何一个方向前进。

大街延伸到一处车辆掉头的场地。那里有一块大草坪，草坪之上，一道电篱笆后面几头奶牛正在吃草。大牲口在雾中冒着热气。我站到篱笆前，一头奶牛正抬起头，瞥了我一眼。这头奶牛迈步走到我跟前，若有所思，然后继续吃草。从远处可以听到有人吹奏树叶的声音，教堂的钟敲了十下。

我听到身后的脚步声，转过身。是安特耶，她走到我跟前，目光落到奶牛身上。画奶牛可不简单，过了一会儿她说，尤其是尾部。我问，索妮娅在哪儿。安特耶没有作答。你不是想把你的故事讲完吗。来吧，我说，转过身，我更喜欢走路时讲。安特耶挽住我胳膊，我们沿着街道往市中心方向走去。我跟她讲了危机的开始。这是第一次，我们的事务所不见起色。也许是这一点让我气馁。其实之前事务所就困难重重，但我们始终有一个目标，我们总有一天能够实现。三年前我就有了第一次感觉，只能越变越糟。也许正因为如此我才又想念伊沃娜。我凑巧在索妮娅的一本相册上看到了她的身影，一张聚会照，在照片上只能看到她小小的一部分。

我拿出钱包，抽出照片递给安特耶。因此我有了目标。我一定要找到伊沃娜。我不知道我有多大希望。

查寻伊沃娜的住处颇费周折。她的名字没有登在电话簿上，波兰领事馆有人跟我说，伊沃娜如若没有通报过，也就没办法继续帮我。在她过去住过的房屋管理处，人们也不知道她的名字，也许她当时是从转租人那里租的房。最后我给波兰外交使团打电话，接电话的女士让我去一趟。

外交使团位于一座不起眼的建筑内。我按响了门铃，一位五十岁左右慈眉善目的女士打开门。我做了自我介绍，她也报出她的姓名，这个名字我马上就忘记了。她带我走入她的办公室。户外明晃晃的六月阳光十分炫目，但办公室却光线朦胧，尽管房间非常高大。女士坐在书桌旁，指指一把椅子，外形如同旧货市场的展品。我运气不错，她说，今天早上较为安静。我打听了她的工作，她讲述了她的同乡们在德国遇到的问题：屈指可数的可笑的工资，超长的工作时间以及权力的滥用。这座城市生活着那么多波兰人，我一无所知。也许一万人左右吧，女士说，没有人确知。现在人则更多，我说。人们会看到，她说。她不相信加入欧盟会有多大的改善。打黑工的女子不会自报家门，以免她们菲薄的收入支付社会公共福利税。大多数人都想非法居留在这个国家。

我已编好了一个故事，但我感觉该女士富有同情心，又如此善解人意，便决定告诉她真相。我向她解释了最必要的信息，她认真倾听。对于我的所作所为，我一点也不自豪，我最后说。我期待她此时说，这个对孩子来说是最好不过的选择，但是她仅仅点点头。这也许对孩子是最好的办法，我说。这点可说不好，她说。无论如何我想联系伊沃娜，告诉她，索菲生活得不错，给她机会去看望孩子。为什么是现在呢？我说不出口。我希望，不仅是安慰她的良心，这位女士说着，走到一只大号的灰色铁皮文件柜旁，打开一只抽屉。她姓什么？我把索菲的出生证明递给她。

过了一会儿，她从目录册中抽出一本薄薄的文件夹，翻开来。三年前她曾经来过这儿。她需要钱做手术。但是我们没有经费，我们只能提出建议。我们让她去找一位医生，此人免费接诊那些没有居留许可的病人。

她的文件上留下了地址，她说，但她不知道该地址有没有用。伊沃娜没有注明电话号码。因此她犹豫了片刻，在一张纸条上写下了地址，递给了我。

我当天就按照这个地址驱车到佩尔拉赫寻找一处租赁房。我发现了一座停车场，由此可以观察建筑物的入口。我等了一会儿，然后往事务所打电话，推掉了两个定在下午的会面。秘书问我之后是否回来。我说我也不知道。

大街上几乎空无一人。尽管这幢房子外形非常巨大，包括五十套公寓房，但是没人出来，亦没人进去。车内越来越热，大约半小时后我从车上下来，来到建筑物的大门旁。按钮下小牌子上全标着外国人的名字，我没有找到伊沃娜。

我等待着。过了些时间从楼房里走出一位老年妇女。我向她打听伊沃娜，她看都没看我一眼，摇头便走了。之后一位胖胖的少妇推着婴儿车沿街走到这幢公寓楼门口。她好像也没有听说过伊沃娜的名字，吃力地考虑了良久，然后说地下室里有波兰女子居住。她推开门，让我进去。我瞥了一眼婴儿车，车内空空如也。年轻女子指指这扇门，在我按响门铃后她一直站在我旁边，她的目光与其说是怀疑，倒不如说是好奇。一位五十岁左右的娇小女士打开门，陪同我的胖少妇说，这位先生正在找人。伊沃娜住这儿吗？我问。她去上班了，娇小的女士带着浓重的口音答道。她套着一件日本和服式样的晨服，尽管时间已过了下午两点钟。我可以进来吗？我问。我是她的朋友，不想在楼梯间谈天。胖少妇无声地走向楼梯，我在她背后道了声谢谢！

穿晨服的女士让我走进屋内，然后在我身后关上门。她晚上才回家，她说着从我身边挤过去。我非常确定她知道我是何人。她走过昏暗的长长走廊，从一扇虚掩着的门旁边经过，门后面传来声音。我费了点工夫才发现声音源自一台电视机。走廊尽头有一间收拾整洁的厨房。窗户敞开，面向楼房后面，我听到小孩的啼哭声以及不远处一台割草机的噪声。穿晨服的女士略带喘息地坐到一把椅子上，随即又再次站起来，问我要不要喝点什么。一杯水吧，我说。她倒了两杯自来水，从桌子下面搬出一只小板凳，然后再次叹着气坐下。

她说她叫爱娃，与伊沃娜及一位女友同住在这儿，伊沃娜是她表姐。她当时在基督教书店为她找了一份工作，我曾在里面遇见过她。我们在露天啤酒馆相识，我说，这距现在已过去了十五年。她始终是一个冥顽不化的人，爱娃笑着说道。我问她怎么会这么认为。我警告过我表姐，她说，男人到处都一样。

爱娃与伊沃娜截然不同。我压根不会想到这两人竟然是亲戚关系。她身材娇小，一头金黄色头发，年轻时肯定是一个美人坯子，即使现在看上去也不赖。她说她与德国人结了婚。德国人喜欢波兰女孩，我们比德国女人更感性，更有气质。我们从不尝试当男人。

我的手机响了，我没看显示就关掉了手机。我问伊沃娜的情况怎样。爱娃说她不好。她娘家不知怎么获悉了她怀孕的事——不是从她这儿，她发誓，她犹豫之中似乎在寻找合适的表达——便驱逐了伊沃娜。我点点头。伊沃娜总往家里寄钱，但除此之外便没有其他联系。她八年多都没有回家。她假如没有我，爱娃说，都不知道她父亲已经离开了人世。

伊沃娜的健康状况不佳。她患了肿瘤，本来早就应该做手术，但她不想做。我说我给过伊沃娜手术费。爱娃耸耸肩，也许她把钱寄回了家。好像就她而言，唯一的目标就是尽量往家里寄钱。几乎一半的亲戚要靠她的钱过活，但他们却都不喜欢她。她工作，爱娃说，她像疯子那样工作。她整日照顾一位卧病在床的老妇，晚上打扫办公室的卫生。

我们沉默了。过了一会儿，爱娃说，伊沃娜仅仅希望我有一天能回到她身边。她用满腹狐疑的目光打量我，好像在说：您不会是疯了吧。我摇摇头。我对她说，她真愚蠢。爱娃说，但她不听我的。您应该跟她讲讲。我跟她说过了。爱娃摊开手。如果她什么都听不进，也就不能有何作为。人们总不能强迫男人们去爱吧。

伊沃娜每次在她表妹面前谈到我时都说，亚历山大是她丈夫。这是爱娃从伊沃娜那儿听到的一切。爱娃曾想撮合伊沃娜与另一个男人结合，她总是重复相同的话，我已经有丈夫了。

您跟我来，她说着带我径直走入厨房对面的房间。这屋子比伊沃娜过去的房间塞得更满。窗帘拉着，尽管里面非常温暖，一切都笼罩在红色光晕之中。爱娃打开小写字台最上边的一只抽屉，抽出一本厚厚的相册，打开来。第一页用娟秀的字体写着“亚历山大”。我的名字下方画了横线，用花的卷须装饰，看上去好像是小孩画的。下面用胶带粘着一束头发。我根本想不起来何时给过伊沃娜一束头发。下面几页贴有我的照片，包括用某种方式把我与伊沃娜联系起来的东西与地方。我认出了我们约会的露天啤酒馆，伊沃娜为我编织的套头羊毛衫，书店的后室，我的照片并不是她拍的。有两三张是她求我送给她的，有一张出自我们学业结束时出版的《毕业报》，有几张来自建筑学杂志和报纸，所属的文章伊沃娜并没有贴上去，她也没在相册上写什么内容。有一张照片我记得非常清楚。照片展示了我与索妮娅参加一所我们几年前建造的学校新房的封顶庆典。我们带上索菲参加了庆典，她也在照片上，尽管我不喜欢这么做。伊沃娜仅仅粘贴了照片的一部分，上面可以看到我，而索菲与索妮娅被她剪掉了。有几页是画报，广告册上的几对情侣，他们坐在湖畔的夕阳下；手拉手走过绿色的草地；一名女子和一位男士身穿睡衣，面对面在刷牙。在最后一页是图钦格以及我们房子的照片，这些我没有看见过，爱娃说，肯定是她不久前贴的。这是您的房子吗？我点点头。

我们坐在厨房里，爱娃向我讲起伊沃娜的家庭。她母亲是教师，父亲是一名爆破专家。他很多时间都在国外——世界各地的建筑工地上度过。社会主义国家，爱娃微笑地补充了一句。

伊沃娜是独生女，她父母生她时已经三十五岁左右了。两人都虔信宗教，但是他们对其信仰没有大肆吹嘘，以免影响他们的前程。伊沃娜是他们的宝贝，他们娇惯她，溺爱她。我知道我有多么羡慕她，爱娃说，她拥有非常多的玩具，奇异的娃娃，这些玩具都是她父亲从非洲和高加索带回来的。我们到她家玩时，每次都发生争吵。没有人能允许碰她的玩具。倘若有人踏入伊沃娜的房间，她就会歇斯底里地爆发。在学校伊沃娜是一个问题学生。她不是那种糟糕的学生，但却性格怪僻。就爱娃所知她从来都没有亲密的朋友。她言语极少，同时又固执己见。因此她还接受了长期的治疗。就是这点她也嫉妒伊沃娜，她受到了如此多的关注。她身上总是出事。她常常生病，患有混乱的、持续的病痛，经常缺课。

您知道那个早晨醒来变成甲虫的男人的故事吗？爱娃问。我点点头。她有时候觉得，她说，伊沃娜就像一种陌生的、没有感觉的生物，在她父母那边筑巢。他们为了她付出了一切，但是她对他们来说某种程度上也是陌生的。其情形就如同她置身于一副甲壳之中，没有人能够进入。

我问伊沃娜是否当时就信教了。并非如此，爱娃说，她这方面特别自私。她犹豫了片刻，但是，有一段时间她说过要去教堂，但也许只是一种疯狂。她肯定想过，她是一个圣女，绝对肯定不可能是修女。

当伊沃娜长到像其他女孩与男孩幽会的年纪，她却更多地退却了。她的身体提前发育，十二岁时乳房已发育成熟。伊沃娜的父母十分害怕她与男孩子交往。她不知道他们叮嘱过伊沃娜什么话，爱娃说。一旦有男孩子出现，她确实都逃避了。

爱娃明亮的蓝眼睛上下打量我。也许她心里在问，我在她表姐身上到底发现了什么奇特之处，为何我要与她交往，为什么她又与我交往。

学校毕业之后伊沃娜最初无所事事。爱娃搬到华沙开始接受护士培训，她仅仅过节时才回波兹南，之后在家庭聚会上见过伊沃娜，但是她几乎没有与伊沃娜交谈过。爱娃结识了第一位固定男友之后，几乎完全中断了与伊沃娜家庭的联系。当她获悉伊沃娜在书店做学徒时，她已去了德国。伊沃娜结束学徒期，爱娃设法替她在德国谋到一个职位。伊沃娜父亲丢掉工作不久便患了病，伊沃娜的母亲曾经向她求助。他投身于工会工作，爱娃说，这是波兰度过的艰难岁月。我知道，我说，尽管我只能模糊地回忆起曾经发生过的事件。爱娃说，她为伊沃娜安排好了一切：工作、住房，到火车站接伊沃娜，给她介绍人认识，其他的波兰女孩，之后还有男生，知书达礼、寻找伴侣的男士。伊沃娜自然接受了这些，但是她从来没有为爱娃做过任何事情，也许她们就是如此不同，彼此无话可说。

伊沃娜来到德国时，爱娃已经嫁人。她有一次邀请表姐到她家做客，伊沃娜表现得如此沉默寡言，致使那天晚上都成了一种折磨。之后她们几乎没有见过面。爱娃偶尔打电话去大学生公寓，了解伊沃娜的情况，有时候她们一道去看电影或者参加波兰外交使团的活动。

我还能十分清楚地回忆起她有一天说到她交了男朋友。我几乎不敢相信。我常常寻思，她怎么能落到您手里。这事情到底是怎样发生的？我觉得这纯属偶然，我说。她肯定在哪个地方看到过我，跟踪我。您也相信这点吗？一见钟情？爱娃摇摇头。太疯狂了，这可能会发生在十四岁的少女身上，但不会出现在一名成年女性身上。她阅读量太大了，错误的书籍。您是她第一位男友。我不是她男朋友，我说。在我结婚之前，我们约会过几次。然后我们有好些年头没有见过面。有一次她又联系我，因为需要钱做手术。爱娃满腹狐疑地瞅着我。我说，我无法解释我为何与她交往。事情就这么简单发生了。我觉得她对我拥有控制力，我说，通过她的存在。爱娃微笑着说，我无须道歉。男人就是那么简单。她当时就问过伊沃娜，她说的这个男友是否真正存在。伊沃娜从来没有讲过更确切的内容，甚至连名字她都不想泄露。

她怀上了孩子，我才相信她的话。她给我打电话。我问她是否跟孩子父亲在一起，是否与他结婚了。她避而不答。要求我不许向任何人谈起。我心里在问，她为什么给我讲这件事。

爱娃随后再次去医院看望她表妹，但伊沃娜告诉她，她不喜欢有人探访。生完孩子之后她再次出现在爱娃面前，好像什么事都未发生过。我向她打听孩子的情况，她盯着我的眼神让我害怕。索菲与我们生活在一起，我说，她很好。爱娃点点头，这点她之后也发现了。爱娃首先往最坏之处打算，她当然不能说出来，但她相信伊沃娜什么事都做得出。小时候，伊沃娜得到一只猫，爱娃说，一只甜美的小猫，她带上猫到处逛。但是小猫长大了，更独立了，伊沃娜想与它玩耍，小猫却跑掉了。有一年夏天整天不见猫的踪影。随后是吃力的搜寻过程，但这只猫再也未露面。几个月之后，天气转凉，必须再次供暖时，有一位租客在放置煤炭的地窖里发现了这只饿死的猫。也许它从窗户爬入了地窖，无法出去了呢？我问。地窖压根没有窗户，爱娃说。肯定有人把它锁在了里面，我确信元凶就是伊沃娜。尽管伊沃娜当时号啕大哭，为她的猫举行了像模像样的葬礼。

爱娃站起来，给两只杯子倒满水。像方才那样她再度坐下来，说道，孩子由你们抚养，肯定会更好。伊沃娜根本没有时间照管孩子。我拿出自己的钱包，给她看插在钱包里的索菲的照片，她仅仅瞄了一眼。

伊沃娜没有钱，一旦孩子出生，她那些虔诚的朋友宁肯抛弃她。她做了一个蔑视的手势。突然之间，爱娃又有了再度联系的价值，尽管那时她的日子也不好过，她刚离了婚。

爱娃又一次帮助伊沃娜找工作。之后她们搬进了这套公寓房，为了省钱，她与同在一家医院工作的马尔戈拉扎塔同租。但她与伊沃娜的关系并没有因此而更亲密。相反，自从她们住在一起之后，伊沃娜更是划清了界限。除了那些她为其工作的主顾，她似乎不与其他任何人接触。

我与马尔戈拉扎塔常常一块儿做饭，但伊沃娜几乎都是孤身一人。她一回家，就钻进她的房间，或者把自己锁在浴室里几小时。几年来都是如此。爱娃轻轻拍拍额头，说这里某个地方有毛病。您肯定认为我不喜欢她，但这不是真的。我替她感到难过，但我无法帮她。没人可以帮她。

爱娃得上班了。我问她要不要捎她一段路，她感谢地接受了。我在等她的时候，看了一下手机，想知道谁给我打的电话。电话是索妮娅打来的。

我为爱娃拉开车门，她说，漂亮的汽车。我说车是租来的。我丈夫有一辆奥迪100，她充满自豪地说。她说她如果不告诉伊沃娜我曾来过这儿也许会更好，不然她只会激动。我问我能否替伊沃娜做点什么。让她安静些吧，爱娃说。如果她需要做手术的费用呢？爱娃说，不是钱的问题，伊沃娜不想做手术，因为她不再可能生孩子了。我推算了一下。她已经四十六岁了，爱娃说，不可能再生育。

我想，伊沃娜把她的生命都耗费在了我身上。十五年来她跟随在一具幻想、一种不可能的爱情后面。您不必自责，爱娃说，她好像猜透了我的心思，这些与您无关。十五年来她热恋过。她笑了。您看看我吧，我有一个丈夫，但是我难道真就过得好吗？

到了，她说。我停下车，她从车上下来，屈身告别。我能给您打电话吗？我问。她从口袋里拿出一个笔记本，写了几笔，把纸条递给我。这是我的手机号码。我想给她我的名片，她摇摇头说，如果您想知道她的情况，就给我打电话吧！

我目送她快步走向通往医院大门的台阶。上方有一位男士替她打开门。她向他转过身，说了几句话，我一下子看见她灿烂的笑容。

我坐在停在医院门口的汽车内，观察人们进进出出。医务人员、病人以及病人的亲属。刚刚得知活不了多久的人，其他的刚刚治愈、起码暂时康复的人。我不由得想起了索菲。不久前她问我，人们为何要去医院。我说我也不知道，她用教师般的口吻反诘道，人们到那儿去是照看动物。对，也许吧，我说，为什么不是呢。就是如此，索菲满怀着一位七岁女孩的自信说道。我自问要换了伊沃娜该如何回答这个问题。她失去了人们可以失去的一切，但她知道她为何在那儿。她有目标，即使全然没有意义。也许爱娃的话正确无疑，也许伊沃娜比我们更幸福。

我给索妮娅打电话，但却被转接到她的语音信箱上。事务所的人告诉我，她已经回家了。她在到处找我，女秘书说，我应该马上给家里打电话。

索妮娅拿起电话机。我说我没有听到她的电话。她打断了我，我们破产了，赶紧回家。索菲怎么样？比吉特到学校去接她了，索妮娅说，她稍后会送索菲过来。

回家途中我感觉如释重负。几年来我总有预感，我们有一天会遇到麻烦。我感觉到了威胁，却找不到真正的原因。现在焦急的心情终于得以释放，某些东西要发生变化，无论向好或者变坏。但当我从汽车上下来，这种轻松感马上便荡然无存了。我充满忧虑地问自己，我们如何才能从这件事情中再次摆脱出来。

我们的税务顾问莱希纳坐在餐桌旁的几沓纸面前。索妮娅站在房屋正面的一侧，由此可走入花园。我一踏进房间，她立刻朝我转过身，面色忧虑且紧张，若有所思。我产生了跟她做爱的兴致。走到她跟前，在她面颊上亲吻了一下，把胳膊放在她肩头，但她挣脱了我的拥抱。

银行取消了给我们提供的信贷，她说，我不知道情况已经这样糟糕。我说，我不想让她担忧。假如我们能得到哈勒这单合同，也许能渡过难关。索妮娅问，我们需要多久才能知道消息。莱希纳站起来，手里攥着最近的年度决算。早就可以预见，流动资金仅仅是问题的最小部分。我们固定成本过高，员工数量过大。社会保险费用三个月前就交不出了，他说。如果不对您实施惩罚程序，您肯定会高兴的。事务所呢？索妮娅问，这意味着我们必须关门吗？如果我们提出破产申请，将会有一位管理人介入，莱希纳说，他将决定后续的行为。毫无疑问应该终止现行的项目，解雇员工，出售家具。企业清算未必能带来更多的收入，我们只有几件办公家具及电脑。管理人可能会让事务所继续惨淡经营，这意味着长达三年之久的奴隶般的工作。

索妮娅走到桌子前，坐到一把椅子上。她毫无选择地把几张纸片攥在手中，匆匆看了一眼，又扔了回去。我不明白，她说，我不明白，没人跟我谈过这些事。

莱希纳沉默了片刻，然后说，还有一个问题。他有意识地停顿了一下。我们要用我们的私人财产做担保。索妮娅悲叹了一声。我们应该建立一家有限责任公司，我说。我知道，她说，我有过错。这与过错无关，我说。他将竭尽所能，让我们暂时能够留在房子里，莱希纳说。迟早都会进行强制性拍卖，但是这可能需要一到两年。我们确信需要那么长时间。那么我们马上就可以开枪自杀了，索妮娅说。莱希纳似乎没有听到这些话。最好的办法就是您尽快去找一份工作吧。您应该把这点当作机会。机会有什么用呢？索妮娅问。

莱希纳走后，我们沉默了良久。索妮娅坐在沙发上，喝掉第二杯杜松子酒。我不安地踱来踱去，翻阅着桌子上的文件，无法确知我在寻找什么。然后我紧挨着索妮娅坐到沙发上。她突然站起来，抄起电话，拨着号码，同时走入厨房，在身后关上移门。不久我听到她在说话。她在说法语，她的话我不明白。

我走到露台上抽烟。几分钟过后索妮娅走出来。她说她跟阿尔伯特谈过了。他那儿有一份工作给她，算不上什么大不了的活，但起码有事可做。我惊讶地注视她。莱希纳说过了，我们得找一份工作，她说，我觉得眼下这儿反正没什么事。此外，我也没有兴趣通过竞争谋取一个职位。你怎么会这样想呢？我问。那我怎么办？你把你的项目做完，她说，然后我们再视情况而定。那么索菲呢？索妮娅考虑了片刻。她留在这儿是最佳的方案。换到法国学校她肯定有麻烦。谁负责照顾她呢？你也许要辛苦点了，索妮娅生气地说，我没兴趣做这件事。我们破产了。我们失去了我们的公司、我们养老金的大部分，房子还要拍卖。我说她不应该把目前的情况戏剧化。你以及你那种该死的乐观态度，她尖刻地说，假如你早有忧患意识，我们也不会面临破产。你总在说，我不应用这些数字来烦你，索妮娅叹了一口气。她得给她父母打电话，怎么都得把目前的情况向他们坦白。这几乎比竞争者的幸灾乐祸更糟糕。她走到我跟前，拥抱我，把她的头枕在我胸前。一切有那么糟糕吗，我们到底能做什么？我不知道，我说。只需半年，她说。阿尔伯特正在建造一座兵营，需要有人帮助实施。我问她是否当时就跟他有瓜葛。这已经过去了十五年。这是你最大的忧虑吗？你还能想起来你有没有跟他睡过觉吗？我说。没有，我没跟他睡过觉，索妮娅说。我不介意你们睡过，我说。我没有跟他睡过觉，索妮娅又说了一遍。你想要书面证明吗？

九点钟比吉特送索菲回来。她们在麦当劳吃了饭，这是索菲的头一遭。索妮娅一再拒绝带她去。当索菲兴奋地跟我们讲起这些时，比吉特挑衅性地报以微笑。你非得这么做吗？索妮娅问，但她心不在焉。现在你赶紧出去，穿上你的睡衣裤。索菲出去后，我问比吉特，你想喝什么。我想喝一点这个，她指指我手中的啤酒。那么情况怎么样？有听说的那么糟糕吗？索妮娅说，更糟。我可以给你些什么，帮你一把吗？比吉特问。索妮娅摇摇头，她说她去送索菲上床，然后消失在楼上。

我向比吉特聊起事务所的近况。她仔细地听完后，提了几个精确的问题，好像一定得做出精确的诊断。但当我疑惑地注视她时，她却耸耸肩。你是正确的，我说，人总会生病。但是一旦没有人再想建造更多的房子。情况又会好转，比吉特说。当然会再度恢复。问题只是到那时候我们的事务所还能不能存在。如果不存在，你们干脆从头开始吧。只是钱的问题。我们住在公寓里的时候，我总有这种感觉，你不喜欢我，我说。比吉特眉毛一挑，考虑了片刻，然后说，是的，我确实不喜欢你！为什么呢？我问。我认为你配不上索妮娅。也许我是妒忌。男人们总围着她嗡嗡转，最初是吕迪格，他出局之后，然后是你，我不知道还有谁。之后你想搬到我们这儿住。只要回到我们女孩子中间，一切都会更好。也许我真的配不上索妮娅，我说。你不必承担所有的责任，比吉特说，你们不是唯一有问题的人。没有我也许索妮娅会更有出息，我说。她想去国外，到一家大型事务所工作。她知道她为什么与你交往，比吉特说。

我站在窗户边，眺望远方。天空中还剩下最后一抹暮色，但风景已经变暗。倘若有人站在外面，我不可能看到他，我想，即使他只有几米远。我想象伊沃娜如何绕着我们的房子蹑手蹑脚地前行拍照。我们没有安装轻质透明窗帘，有人在暗中监视我们没有困难。

索妮娅没有再走下楼。比吉特准备离开时，我想上楼去叫索妮娅下来，但比吉特说，随她去吧，她肯定已经躺下了。我送她到门口，彼此告别。会好的，她说道，向我挥手示意。我已精疲力竭，但我知道我无法入睡。直至凌晨，我仍然坐在起居室内，思考着哪些地方失败了，我做错了什么，我如何能避免破产，我想到了事务所的解散，我不得不对雇员说起此事，同事们知道，债主也许会指责我们。我打开一瓶葡萄酒，喝得越多，思想就越含糊不清。我对索妮娅感到失望。当然她没有错，她也许在慕尼黑找不到工作。我必须留在这儿，因为我在下巴伐利亚还有一幢校舍正在建造中。尽管我觉得她的逃避卑鄙无耻。我准备承担一切后果，她却远远离去，前往地中海边与她的阿尔伯特建造兵营，谁知道去干什么。我的思绪无尽地打转，眼睛因疲劳几乎合上。但我因为担心这天将要来到，无法下决心上床睡觉。

后续的几个月是我人生中最难熬的日子。我只有通过每天完成必要的工作而不去想第二天，才艰难地挺过来。索妮娅在我们谈话两周之后去了马赛。公司处于临时监管之中，每隔两天一名女管理人都会过来，万事她都想知道。她一开始就召集员工会议，向我明确我在企业里无权发表意见。她坐在我写字台旁边，在我的文件里翻来翻去，开始解雇人员，另外就是尽其所能降低成本。每件小事我都得向她请求。至少她想竭尽所能使事务所不致关门大吉，尽管如此气氛简直糟糕透顶。总有雇员站在咖啡机旁低声交谈，当我从旁边经过时便马上噤声。我感觉到我身后他们的目光与敌意，好像建筑业的不景气全是我的责任。

女管理人竭力想让我高兴。在美国，破产算不上有损名誉的事，相反，它证明这个人敢于冒险。我们不在美国，我说。她说，我必须竭尽全力获取合同，想尽一切办法挣钱，哪怕我们坐牢。我给费尔第打电话，我好久没有他的消息了。管他要活干让我觉得难堪。他说，对不起，他无法帮我。如果他自己能渡过眼下的难关就算是幸运了。到我们这儿来玩吧，我们可以认识一下你们的小家伙。我问爱丽丝怎么样。我们聊了一会儿，但是没有产生旧时的信任感，我的请求摆在了我们俩之间，我感觉如同遭到了遗弃。我们道别时，费尔第用一种假装的清醒说道，甭泄气。

女管理人宣布废除我原有的汽车租赁合同，然后给我换了辆再小一点的车，一辆白色的欧宝雅特。也许这情形最糟糕。不是说我多么介意汽车，但是每当我把欧宝雅特停在她的奔驰车旁时，便意识到自己的不中用。

她一走，我就坐在写字台旁，尽管感觉自己像个冒名顶替的。在事务所我忍受不了太久。一有可能，我便驱车到我在菲尔斯海姆⁽⁴³⁾的建筑工地。但是在那儿我也发现我的露面只会造成干扰，妨碍建筑工人的工作。我常常四点钟就去酒吧，消磨时光，直到能去学校接索菲。我们默默地驾车回家。我做好晚饭，送她上床，然后专心一些小事情，直到深夜。我睡五六个钟头，淋浴，叫醒索菲，送她上学，去事务所上班，这时女管理人已经在等候我了。

竞争的恶意保持在一定的限度内。有些人水已淹到了脖子，他们谨防匆忙地做出判断。整个行业正在受难，所有人都在抱怨，许多事务所都在我们之前解雇了人。索妮娅自然正确，慕尼黑没有适合她的工作。她在马赛与安特耶住在一起，每隔几天打来电话，但这些电话持续时间都不长。她不想听到事务所的任何消息，我们也没有更多的话可聊。每当索菲从我手里夺过听筒要与她母亲说几句话时，我甚感欣慰。

一个月后，索妮娅花了一个小长假来看我们。这是八月初，天气不错。风景处在一种平和与饱满的氛围中。晚夏树木的绿色呈现出深浅的层次，湖水的颜色也变深了。我们沿着湖畔散步，观察帆影点点和漂亮的老别墅。从某个地方飘来了烤肉的香味。我们在湖畔餐厅看菜单。索妮娅说，自从引入了欧元，所有的东西都贵了一倍，我们更喜欢在家里吃饭。

回家途中，索菲开始哭闹。自索妮娅回来之后，她几乎没有跟她母亲说过话，散步时也不想把手递给她。与索妮娅相比，她一开始就保持着与我更亲密的关系，长期的分离并没有使这种情况好转。

次日早晨索妮娅变得神经过敏，因为芝麻大点的事都会大声吼叫。中午我们喝了葡萄酒，下午索妮娅感觉疲惫需要休息，由于索菲发出了响声，索妮娅便斥责她。我试图与她探讨未来，她也指责起我来，言语之间充满挖苦。尽管她晒成了棕褐色，还是显得无精打采，她的面部也变得更加冷酷，显现出不太美妙的特征。我们整天争吵，夜里我们上下重叠地躺倒在床上，比以往更狂热地做爱，但性生活也隐含着某些绝望，好像我们想试图挽救什么。停下来，索妮娅说，你弄痛我了。我躺下来，我们并排躺着，喘息不已，汗水淋淋。索妮娅说我变了。我没有问她为何这么认为。自打我们相恋之后，我第一次在她面前感到害羞。

这几个月里我常常思念伊沃娜。我后半夜踏上露台开始抽烟，想象着她站在黑暗之中，手拿照相机，观察我，监视我。这种想象让我不快，同时让我愤怒。我想象我如何把她带进来，质问她。她固执地沉默不语，竭力把照相机藏在背后。然后我把她脱个精光，我们在沙发上做爱或者在我与索妮娅的床上交欢。随后我在黑暗之中打发她走，没有跟她说一句话。

有一次，我拨打了爱娃的手机，但在她接听之前，我又再次挂断。我不想再次聆听伊沃娜童年的故事，她的家庭或者她没有我相伴的生活。一切都让我觉得无聊，就像伊沃娜拿她的圣人传奇和电视电影让我觉得无聊一样，她有时候对我复述这些故事，仿佛是她自己经历过的。我想象着与她相处，不是那种对朋友或者情人的渴望，而是一种近乎痛苦的要求，某些无法控制与残酷的东西。在这些夜晚我驱车前往慕尼黑，把车子停在伊沃娜租住的公寓楼前，在车里坐一个小时，在混乱中期待着她能感觉到我的存在，走出来见我。她当然没有出来，不知何时我醒来又驱车返回。

有一次，我游逛回来，索菲醒了。我一踏入家门，就听到她号啕大哭。她长时间无法平静，我因为激动而精疲力竭，弄得我最终训斥她，威胁她倘若再不停下来，我就要再次离开。我每时每刻都感觉到我仿佛抽身站在自己的身旁，观察自己，因为自己的冷酷而感到作呕。但别无选择，而且这些只会平添我的怒气以及对自己的恶心感。

我们的建筑工地出现了工期问题，也许是我的计划过于乐观，也许是建筑工人的责任。在建筑工程例会上我催促他们，用缴纳违约金威胁他们。其间所有的人都知道事务所面临的窘境。我责骂他们，他们就避开我的目光，在他们的纸张上涂鸦。七月份气候非常潮湿，导致工期的延迟。八月份天气转好，建筑施工终于得以继续。但是当月中旬白铁匠的工头从脚手架上掉下来，摔成了重伤。我赶到了建筑工地时，他已经被运走。工人们四处站立，议论纷纷。没有人能向我解释发生的情况，所有人都听到了喊叫声，然后是跌落声。脚手架没问题，这马上得到了检测。他情况怎么样，我问。他们说他还可以讲话。救援人员把他放到担架上运走了。这肯定没什么大事，我说。我又说，假如他们都这样站着，也于事无补。他们充满敌意地瞅了我一眼，又去干活了。次日我们获悉白铁匠摔坏了四节脊椎，脊椎的骨髓没有伤及，但至少得休息两个月。起码在目前的局势下找人替代不成问题。

我开始酗酒。我延长午休时间，喝啤酒，有时候还喝葡萄酒，直到感到疲劳，不再能思考工作。我知道这是干蠢事，但酒精可以让我放松。我喝完酒时，感觉好像绝望减弱了，我的心境清晰了许多。下班之后我继续饮酒。有一次，我开车拉着索菲回家，忽略了红绿灯，差点与另一辆汽车相撞。之后我白天不敢再喝了，但晚上灌下去更多的酒精。很快，没有酒我就无法入睡。

吕迪格在这期间打来一次电话，他想跟索妮娅谈谈，有人告诉他，索妮娅不在，他就接通了我的电话。索妮娅在马赛，我说。吕迪格说，他到了慕尼黑，我们能否一块儿喝啤酒。其实我没有兴趣去见其他人，但是我早就想问问他索妮娅的过去，便应承下来。

我们约好去一家露天啤酒馆，但我们见面时，户外已非常寒冷，便只好走入一家酒馆。酒馆内空荡荡的，空气中弥漫着一种恶心的气味，一种冰凉的烟气和清洁剂的混合物，但吕迪格似乎没有察觉，坐到最先见到的一张桌子旁。他看上去精神不错，轻松自如。他听说了我们的困境，他确实从我的外表看出了我处境不佳，但他却不动声色，谈及他已经习惯了的瑞士以及他在苏黎世附近的研究所，高高地位于湖岸边。是一处小小的天堂，他说。我问都没有问，他便开始聊起他的工作。他说到自发的网络和生活的企业家，人类，相对于他们的生活应该拥有一种企业家的基本态度，他们反复地询问自己，我的强项，我的爱好，我的先决条件是什么，我喜欢什么，我要去哪儿，如何去那儿？未来在于其中，在于自主创业的失业人员。如果自主创业的失业人员破产，该怎么办呢，我问。当然有失败者，吕迪格说。看上去如此，我们将长期走向一个新阶级社会，其中三分之二的人口必须干更多的活，来承担在新劳动市场找不到工作的三分之一人口的社会开支。我说，这听上去并不非常美妙！别对我的任务做出评判，吕迪格喜形于色地说。

此外，我问，你的情况怎样，你仍然跟艾斯贝特在一起吗？吕迪格眉头一皱，好像在思考。没有，然后他说，一切都彻底过去了。他好久都没有听到她的任何消息。我曾经在你组织的一次聚会上见过她，我说，现在回想一下我觉得她当时有点稀里糊涂。当时她有一项与面包有关的项目。吕迪格笑了。她父亲是面包师，这对她产生了影响。有很长一段时间，她用嚼碎的面包揉捏出人物造型，看上去如同我们小时候做的咸面团。她的悲剧在于她的作品言之无物。即便你有上千个主意，也帮不了她什么忙。

他摇摇头，好像连他自己也不相信当时怎么会爱上艾斯贝特。他还没有找到一位理想的女子。也许你要求过高吧，我说。理想的女人根本就不存在。她们要么过于年轻，他说，要么离异或者拉扯着孩子。我长期与一位女教师同居，她有两个可爱的小姑娘，但是我想要自己的孩子，她说她不想再经受怀孕的折磨。未婚男子的甜蜜生活，我说。啊，什么，吕迪格说，我非常厌恶不停地努力寻找。我希望简单地坐在家里，能看足球赛就心满意足了。

我点第三升啤酒时，吕迪格还在喝第一升。交谈之中我打断了他的话，称我得上一趟厕所。洗手时我在镜中审视自己，发现我的样子还过得去，不是孬种、酒鬼，只是有点疲倦。我有点倒霉。但总有一天我会摆脱困境的，我毕竟还很年轻，一切皆有可能。

回到桌子边，我们俩默默地相对坐了一会儿。酒馆里的客人逐渐增多，吕迪格用脑袋点了点房角，那里只有一位女子坐着，埋头于书中。你知道吗，我们如何撕开了那个波兰女生的防线，他说。那儿又有一位候选人。当时你到底跟她有没有一腿啊？

我没有回答。我在考虑如何开口。最后我问吕迪格，他是否相信索妮娅爱我。他吃惊地注视我。你怎么这样想呢？她是否爱我。当然，吕迪格说。那么你们当时为何分手呢？我问。吕迪格笑了一下。不知道，这是很久以前的事了。你们两人谁先提出分手的？我相信，是我，吕迪格慢慢地说。怎么能离开一位如此完美的女孩呢？吕迪格的目光此刻充满着忧虑。你们出问题了吗？我指的不是公司的问题。你爱过她吗？我问。我喜欢她，吕迪格说，她绝对完美，一个了不起的女孩。他高兴地笑起来。你们会再度摆脱困境。你将看到建筑行业再次复苏。

我确信他不想过多地谈论他与索妮娅的关系，也许是出于忠诚，也许，因为他真想不起来了。我说，我得走了。我们大伙儿下一次再见，对吗？吕迪格说。

我们离开酒馆时，吕迪格轻轻地拍拍我肩膀。瞧，他低声说。有个男的正站在看书的女子桌旁。他想跟她攀谈，她害羞地微笑。吕迪格从我身边走过，替我拉开门。他说，又一段故事开始了。

这次见面之前我把索菲托付给了岳父母。我摁响门铃时刚过十点钟。索妮娅母亲认为我应该把索菲留在他们那儿过夜。我说我还是想带她回家。你不觉得我们该让孩子睡觉吗？我抱她上车，我说，她可以继续睡。你喝过酒了吧。喝得不多，我说，喝得不多。索妮娅父亲从起居室里出来，手里攥着报纸。他也认为我应该把索菲放在他们那儿过夜。他愿意明天开车送她上学。我没有兴趣与他们继续讨论，上楼去接索菲。我把她抱下楼梯时，她处于半醒半睡之中，双手紧紧地搂着我的脖子，脑袋枕在我肩膀上。也不知为什么，我感觉我好像把她从监牢里解救出来。索妮娅的父母站在楼梯旁，神色严峻。我希望你知道你的行为，索妮娅父亲说道。

家里一片狼藉。为了省钱我对清洁工说她不必来了。但我既没有时间也没有精力去操持家务。我常常找不到一件干净的衣服，或者不得不穿上没有熨烫过的衬衫。冷柜里放满了熟菜。索菲认为加热的饭菜并没有什么不好，她喜欢这些玩意儿，学校里的饭菜非常健康，几乎没有肉。她在这段时间变得特别勇敢，当我要工作时，她就安静地与洋娃娃玩耍，自己上床睡觉，没有任何抱怨。我早上醒来，发现她常常躺在我身边。我无须太久就能把她叫醒。有时候我再度入睡，她就会上学迟到，到事务所我也晚了。

我感觉到我的健康状况日益衰退。紧张，酒精和抽烟留下了痕迹。有一次，我早上坐在马桶上，目光落到了裸露的脚丫上。我觉得它们好像属于另一个人，这是老年男子的脚丫，血管透过变得越来越薄的皮肤闪着蓝色。这些还将继续发展，我想，我的健康将不断地恶化，一部分会不听另一部分使唤。我感觉到浑身虚弱，没力气控制自己。与此同时，事务所的状况却没有那么糟。当我听任自己麻痹自我的同时，替我们工作的年轻建筑师们则在尽力获取合同，为几件较小的设计殚精竭虑。如果这样持之以恒，我们就能挺过难关，女管理人说。她说话的神情，好像公司是她的，某种程度上也确实如此。我们必须让债权人相信，我们能够设法完成，她说。我们制订了一套破产计划，您尽力分期偿还一定比例的债务，三年之后您就不欠债了，也就可以从头开始了。我说我不知道我有没有力量。她说，您别无选择。我应该感谢她，而不该因为她的清醒与乐观而憎恨她。

我曾向索菲庄严地承诺过，不再把她单独撂在家里，但是有一天晚上我再次食言。尽管临近九月中旬，但是几天来天气依旧炎热，我感觉到一种罕见的不安，一种无法确定的刺激。我打电话给安特耶，但没人在家，就连索妮娅的手机也没有人接听。我干活，喝酒，每隔半小时就往马赛打一次电话。十一点整，安特耶终于走到电话机旁，她说，索妮娅已经睡了。半小时前你们还没回来呢，她现在却睡了？安特耶说，倘若我坐在玻璃房里，我就不该扔石头。我说我不明白她的意思。那么你自己想想看，明天往索妮娅的办公室打电话吧！晚安。她在我回答之前，挂掉了电话。

我敢肯定索妮娅不在家，她有了一个情人，安特耶在替她打马虎眼。我再次拨通了索妮娅的手机，但回应的只有语音信箱。

我走到房前，点燃一支小雪茄。这是一个温暖的夜晚，我回忆起大学时代的那个夏天，小鸟开始啼鸣，我们一大早还在回家的路上，大家都喝高了，同时头脑却异常清醒，充满期待。这幢房子我感觉如同一座监狱，一间令人窒息的囚室，我被锁在了里面，而室外生命却在涌动，与此同时整个慕尼黑都在享乐，还有我的竞争对手、债权人，甚至我建筑工地的工人。这会持续几个年头，直到这个行业得到整顿。这些年我们不得不靠最低的物质条件生活，可能要搬到一家廉价的公寓里去。

我没有考虑过多就上车开了出去。索菲睡得很香，我也不想离开太久。我的确喝多了，但我有驾车的感觉。车流量不大，我还可以渡过险境。半小时后，我停在了伊沃娜住的楼房前。也许她还在上班，我可以等候，带上她或者随即在汽车后座上与她做爱。然后我可以睡觉，最后再次安然入睡。我打开收音机，收听音乐，抽烟。过了一会儿我打开车窗，关掉收音机，聆听着这座城市，深夜的声响。渐渐地我更清醒了。当我手机铃声响起时，我果断决定返回。这是索妮娅的电话。她怒气冲冲地问我在哪儿。在汽车里，我说。你疯了！谁在照顾索菲呢？她睡了，我说。我说话之际，又闻到了酒气。我说我本来正想开车回家。索妮娅骂我是一个蠢货。你到哪里去厮混了？我问。

我赶到家里，女邻居坐在起居室内。她有我家的钥匙，索妮娅打电话给她，请她在我回来之前照料索菲。她看上去睡眼惺忪，没有太多言语，只是说一切正常。当然一切都很正常，我不知道索妮娅想干什么。女邻居沉默不语。晚安，我说，谢谢。我知道你们遇到了艰难的时刻，她说，但你得尽力控制自己。你得设想一下可能发生的事。我走到门旁边，替她打开门。如果你要聊天，她说。不，我不想聊天。晚安。

次日，索妮娅的母亲往事务所打电话找我，他们很想照料索菲一段时间。索妮娅请求过你吗？她犹豫了一下，然后说这样肯定对我更方便，现在我有太多的事要做。我心里盘算着索妮娅有无把昨晚发生的事情告诉她。她声音听上去非常客观、中立。她要上学，我说。爸爸可以送她去，我岳母说，他很愿意为你们做这件事。我沉默了。你可以随时来看她，她说道。听上去她似乎想从我手里夺走管教权。我一直没有说话。这样肯定对孩子最好。我说，我首先得和索菲谈谈。那么我们今天晚上过来一趟，把她接走，我岳母说。

我问索菲想不想在外公外婆家待几天。岳父母傍晚来的时候，索妮娅母亲说，你爸爸非常非常忙。她又买了一只会尿尿的玩具娃娃送给索菲。她将与索菲驾着小船泛舟湖上，她烤制了一块蛋糕，一块巧克力蛋糕。你不必像对傻瓜那样跟她说话，我说。我向索菲保证，每天都去看她。我感觉自己像个叛徒。

我曾相信倘若没有索菲，一切都会变得更简单，但情况恰恰相反。我现在酗酒更凶，道德明显堕落。下班之后我去岳父母那儿，与索菲玩一会儿，然后再度返回城里，回到办公室继续工作。当我工作不下去时，就踏进一家我确定没有熟人的酒馆。我与所有能谈得上话的人攀谈，聆听几个月前在大街上唯恐避之不及的男人们的生活故事。我常常讲起我的故事，让别人提出廉价的建议。有一位多年前离开家庭的人建议道，干脆偷偷溜掉吧。他从此尽可能干最少的工作，致使他们无法从他身上弄到一分钱。另一个男人告诉我他也娶了一名波兰女子。我没有与她结婚。那么，就和她结婚，他说。我说，我已经结婚了。他做出一个轻蔑的手势。所有女人都一样。有时候女人们与我攀谈，想要我随她们走。如果有一位女子不放弃，我便说道，我不会为性爱付费。那么你为何到这里来，她问，指指我的婚戒。

那段时光是我记忆之中唯一的长夜，一个充斥着混乱的谈话、嘈杂的音乐和哄堂大笑的夜晚。我滔滔不绝，不关心有没有人仔细听我说，故事就像我旁边的男人或者女人那样可以交换。我们凝视同一个方向，握紧我们的杯子，再点了一杯啤酒或者一杯烧酒。我摇摇晃晃地走向灯火通明的洗手间。透过敞开的窗户，一股夜间凉气袭来，我考虑了一会儿，我能够逃脱，攀过这扇窗户，偷偷从我的生命中逃离，如同一部电影里的场景。但是最终我返回了吧台，再次坐下。我旁边的凳子空出来，我几乎想不起方才坐在那儿听我说话的男子。

酒吧的闲逛结束后，我通常会在深夜里驱车前往伊沃娜租住的楼房前，静静地等候，我也不知道在等谁。我觉得我的生命浓缩在这一刻，在这种期待上。曾经发生的、将要发生的事情都与我无关，我神情恍惚地坐在那儿，注目伊沃娜公寓的入口处，默默地等待。

有一次，我在车内睡着了，几名小学生在上学的路上敲击我的车窗玻璃，哄笑着跑开，我这才醒过来。我一想到索菲也可能这样找到我，感觉羞愧异常，但这也无法帮我聚集力量。我当天没有去事务所。我开车回家，躺倒在床上。九点钟女秘书打电话过来，我声称病了，我得马上睡觉。临近黄昏我才头痛欲裂地醒来，喝完一杯啤酒之后，才感觉好一些。我给岳父母打电话，说我今天不来了，我生病了。索妮娅母亲说，没有关系，她认为我不是每天来反而会更好。索菲完全习惯了他们那儿的生活。此后我只到周末才去看她。

我知道我不能再这样生活下去，我会毁掉我的健康、家庭与公司，但是我没有力气做出任何改变。我的堕落是对多年来辛劳的一种最大的安慰。毕竟在我身上再也不能发生什么事情了。我没有任何义务与责任想象我的生活。我会找到一个地方，栖居在一间小屋子里，孤身一人生活。最后我会有时间，沉思与观察的时间。我会变得更平静，我常常觉得我仿佛从外面观察自己，仿佛我与这个人并无共同之处。然后围绕我的一切获得了巨大的美感与安宁。有时候我觉得我似乎在大街上苏醒过来，站在某个地方，观察一所学校的课间操场或者一处建筑工地或者戏剧场景，我不知道我这样站了多久，使劲回想，直到我再次想起我要往哪儿去。

我晚上久久地待在办公室，仅仅为了拖延喝酒时间。我坐在写字台边，在电脑上玩单人棋，直到我的手因为重复的动作而感觉疼痛。我最终出来时已是十一点。当晚有一场德甲比赛，所有的酒馆都挤满了发泄的人群。但是我渴望无聊，我不想要消遣，我的时间似乎对我弥足珍贵。我最终在街角找到了一间小酒吧，这里没有电视机，几乎没什么客人。我坐到一张桌子旁，点了一杯啤酒。抬眼望过去，酒吧里坐着一名壮汉，岁数跟我差不多，他老向我这儿张望。过了一会儿他起身走到我桌旁，手握杯子，问我能否入座。我点点头，他坐在我对面，马上就开始说话。他有一点点口音，也许是个法国人，听上去他的德语是从书本上学来的。他讲话冗长且复杂，使用许多老式的词汇。我感到难以跟上他的故事。一个女人去世了，我没有完全明白，他跟她是一种什么关系，无论如何他把她的死归罪于自己。总而言之，他似乎痴迷于责任。他不止一次问我是否相信没有责任，但在我回答之前，他又滔滔不绝，直到我再也听不进去，只能点头。我考虑过这个问题。我对伊沃娜并不好，但我没有负罪感。如果说哪位有权利指责我，就是索妮娅。我觉得似乎我遇到了一切，但是我对发生的事情没有太多的责任，就像索妮娅或者伊沃娜或者任何其他人。我不是怪物，我并不比其他人更好或更坏。我觉得所有的责任问题对我来说都是荒谬的，因此我注意到这个问题，尽管我没有深思熟虑过，但是在我的生命之中却一向发挥着作用。我觉得我似乎从小开始就感觉有责任，不是为了某种行为或者忽略和希望改变的东西。也许这就是为了做人，从上代遗留下的债务。当我摆脱了这种罪责意识，我就自由了。在我的醉态之中我觉得这种理解犹如巨大的智慧，我的确感觉到如释重负。

人本质上并非坏人，这个法国人说，但是人失去了光芒。他总是谈到他的责任，但是我却觉得他好像在指我。他邀请我喝了一杯烧酒，每当我们喝干酒杯，店主就会走到桌子前，给我们满上。我不知道他是否是听从了一个信号，我只能肯定我喝得太快了，而且比过去多得多。我站起来上厕所，我坐的凳子跌倒在我背后，房间开始在我眼前旋转。法国人在讲话之中停下来，等我回来后又在相同的地方继续下去。他兴高采烈地谈到了最艰难的事，如同一个疯子或者一个什么都不应该再失去的人那样。我喝得越多，就越能更好地跟上他。他的思想似乎有一种令人叹服的逻辑和美。太晚了，他最后说，深深地叹了一口气。总是太晚了，但也无妨。然后他起身，走掉了，留下我在桌子边，在我的黑暗之中。我喊来店主，点了一杯啤酒，但他拒绝为我提供服务。你最好现在回家，他说，我打电话替你叫一辆出租车。倘若我没有那么烂醉如泥，也许还会发生争执，但我只是掏出了钱包，问我欠了多少酒钱。不欠钱，店主说，刚才那位先生已经付了账。我不欠债了，我想到，便忍俊不禁。店主抓住我的胳膊，但是我挣脱他，摇摇晃晃地走向门口。我自由了。

我坐在出租车内，惊奇地发现汽车没有开。之后我才意识到，司机跟我攀谈，问我去哪儿。我疲惫不堪，感到恶心。我看看钱包，看到我几乎没有现金。我不假思索地说出了伊沃娜的地址。

旅程并不长，也许我还打过盹。司机拍拍我肩膀说，我们到了。他静静地等待，与此同时我走向门口，好像在找钥匙。我转过身，看到他走下车，跟在我身后。他问需不需要帮忙。我说马上就会有人来，他可以走了。我问他从哪儿来。波兰，他说。我不由得笑了。往回走了一步，如果他没有抓住我，我会差一点跌倒。他问应该按哪个门铃。我说，一楼，左边。

过了一会儿，爱娃走到门口。就像我第一次来这儿的那天下午一样，她穿着晨服。透过玻璃门她吃惊地打量我，然后似乎认出了我。她打开门，问出租车司机我有无付打的费。他点点头，说了几句波兰语。爱娃轻声地一笑，回答了几句，抓住我胳膊。她关门时，我仍旧可以回忆起清脆的关门声，还有此处的静谧以及楼梯间的凉爽。我觉得恶心，忍不住要呕吐。爱娃始终紧紧地抓住我胳膊，用手抚摩我的脊背。她把我带到房内，带到卫生间，让我坐到马桶上。然后她拿来一只塑料桶，一块抹布，消失了。我一直感到晕乎乎的，但现在脑袋开始变得清醒，我感觉好些了。听到门的响声，喃喃低语，然后爱娃又再次走入浴室，说我可以睡在伊沃娜的房间里。我站起来，用凉水漱口。爱娃从后面走到我跟前，用护士有力的一抓搀住我。我说，我还可以。

房间里只有一盏微弱的床头灯还亮着。伊沃娜垂头站在门边。爱娃把我交给了她，她把我引到床边，帮助我脱掉衣服，让我躺下。这情形有些庆祝性质，近乎仪式化。

我躺在床上，双眼紧闭，但我脑袋里却在翻江倒海，我再次睁开眼睛，凝视天花板，竭力用目光捕捉着某个地方。我听到了不确定的声音，我扭过头，看到伊沃娜来回走动，在清理房间。她把东西推过来又推过去，站住，查看结果，再次开始整理。没有指望，房间里塞满了东西，不可能整理得井井有条。伊沃娜的行动越来越优柔寡断。她手里拿着东西，僵持了一会儿，又再次放回原处。你在干什么？我问。我的声音听上去更沙哑。伊沃娜没有回答。她静静地站了一会儿，背对着我。上床，我说。她脱掉晨服，熄灭了床头灯，躺在我身旁。

我无法长久地入睡，我确信伊沃娜也没睡着，只是那么静静地躺在那儿。我在半梦半醒之中飘浮在某个地方。我看到了伊沃娜，我躺在上方的床上。一幅画如同那些中世纪的墓穴板，我有时在教堂见过，一个男人与一个女人，他们几百年来并排地躺在那儿，双手交叉放在胸前，睁开眼，露出愉快的表情。伊沃娜看上去非常美，我想拥抱她，但是我动弹不得。我醒来时，立刻觉察到伊沃娜也醒着。她躺在那儿，好像整宿都没有动弹。我为发生的这一切感到羞愧，但是我第一次没有能躲避这种冲动。我依偎在她沉重的身体上，把脸埋在她胸前，就像一个孩子。她抚摩我的头发，我们就这样久久地躺在床上，什么话都没有说。

伊沃娜不知何时起了床。她小心翼翼地从我身后挪出来，从椅子上拿起她的衣服，离开房间。我打了一会儿盹，当伊沃娜温柔地触到我肩膀时，我又再度醒来。我走进浴室，她步入厨房。我看看表，七点整。

房间里十分安静。我淋浴后走进厨房，伊沃娜已经把咖啡端上来。她把面包、人造黄油、香肠和切成片的奶酪放在桌子上。她的行动有些胆怯，好像永远也不会终止。我坐在桌子旁，伊沃娜在我对面坐下，我喝完咖啡，又再度站起来。牛奶？她问。我相信这是我昨天晚上来这儿后听到的第一句话。

我不能吃任何东西，但伊沃娜的胃口奇好，还夹了两个面包，包入保鲜膜，放进袋子里。我觉得我们是一对老搭档，彼此那么熟悉，无须再多说什么。伊沃娜说，她得上班去了。我跟在她身后走出房间，走出这幢大楼。天空澄澈明亮，但是不冷。建筑工地远离这幢房子。伊沃娜站在其他候车的乘客旁边。你走吧，她说，但我站在她身旁没有动弹。几分钟过后我看到公共汽车从大街尽头的拐角转弯，朝我们这儿驶来。伊沃娜好像在等我说话，有一会儿我甚至企图拦住她，但我没有那样做。我说我得去取我的汽车，我昨天就让它停着。伊沃娜上车前，在我嘴唇上匆匆地一吻，快速地走开。她在车窗边找到一个座位，我们透过玻璃对视了一会儿。忽然之间我非常确信，爱娃的话千真万确，伊沃娜的生活——贫穷、紧张且窘迫——但比我更幸福。

公共汽车不得不停下来等候，直到再次汇入车流之中。当汽车终于启动时，伊沃娜赶紧举起手，挥了挥，面带微笑，最后离开。

当天下午召开了债权人会议，索妮娅没有参加。她人在马赛，手头有很多活，她觉得她无法做出任何改变。女管理人制订了一项计划。她答应债权人15%的欠债金额。如果我来清算公司，他们连5%都得不到，她说。她的乐观具有某些传染力。尽管整件事令人屈辱。不管这是不是我的过错，毕竟我让这些人付出了很大一笔钱，他们让我感到了他们的愤怒。一位文具交易商尤其强烈地反对破产计划，虽然欠他的款项只是相对很小一部分。我感到很生气，正想反驳，这时女管理人用手按住了我胳膊，嘀咕道，您别说话，他只是想出出气。最后表决，大家均投票赞成接受计划，继续营运公司。

在法院大楼前，我往马赛打电话。索妮娅正在等我的电话。那么，她问，情况怎样？我们可以继续干了，我说。沉寂了一会儿，索妮娅说，她与阿尔伯特谈过了，她十二月中旬回来。你高兴吗？当然啦，我说，时间再长我可能撑不住了，我非常疲倦。

圣诞节前一周，索妮娅回来了。我捧着一束鲜花去机场接她。我们在抵达区的一家餐厅落座，喝咖啡。你知道上次你是怎么来接我的？索妮娅问。我感到意外，当时你太漂亮了，我说。索妮娅垂下眼睛。当她再次凝视我时，我发现她泪光闪闪。你哭了？我问。她说她在马赛的主教教堂为我们点了一支蜡烛。在那座可怕的水边主教教堂里面？索妮娅微笑了一下，点点头。近几个月她常常去那儿，单纯地坐在里面沉思。到了这把年纪你想变得更虔诚吗？来，索妮娅说着，站起来，我们去接索菲吧。

她看见这辆车，不禁笑了。富裕的年代已经过去了。这辆车丝毫不逊色，我说，甚至还有空调呢。索妮娅说，奔驰车的颜色她反正也不喜欢。我们在回家的路上没有聊很多。我只是偶尔望一眼索妮娅，然后她也注视着我，露出微笑。

索妮娅的父母早就在等候我们。走廊里放着装满索菲物品的小行李箱，旁边是一辆崭新的儿童自行车，两到三袋丝绒动物玩具及礼物，这些玩意是索妮娅父母最近几周给索菲买的。索菲坐在起居室内，正在看一部动画片。我们抵达时，她只抬头看了一眼，没有问候我们，然后说她想把电影看完。来，索妮娅父亲说，带着我们走入他的办公室。他神情愉悦，说他要把我们的房子从破产的财产中赎回来。他已经与银行商谈过，谈妥了一个价格。卡拉和索妮娅的母亲都赞同。这意味着什么呢？索妮娅问。解冻土地扣押权，从而不会造成强制拍卖。你们可以留在那儿居住。有一天你们会得到我的钱。他站起来，说他这么做是为了索菲。我们有没有发现，她多么具有音乐天赋，我们一定得让她学习演奏一种乐器。

回家的路上，索菲问我们，假如我们同意，外婆答应给她买一只小猫。索妮娅说，动物不是玩具，人们一旦拥有，就必须关爱它。索菲对这点是否有自信呢？这点我知道，索菲用紧张的声音说道，费丽茜塔也有一只猫。而且还得清理猫砂呢，索妮娅说，匆匆瞥了我一眼。我说，我不觉得这是个好主意。家里整天没人，猫会一直很孤单。它可以到外面去，索菲说。让我们再等等吧，索妮娅说。现在我们才刚到家，让我们再瞧瞧看。索菲生气了，直到我们抵达图钦格，她都没有再说话。

我清扫了房子，换掉了旧玻璃。我们回到家里，我感觉好像走入一套陌生的房子。索妮娅似乎也有类似的感觉。她走入每个房间，四处巡视，打开这边的一扇卷帘百叶窗，查看那边的衣柜。这不由得让我想起一则清洁剂广告，妻子出人预料地旅行归来，丈夫最后一刻用清洁剂打扫房子的卫生。然后两人穿过房子，妻子惊讶地四处查看，意味深长地亲吻丈夫，这份洁净应该归功于“清洁先生”。看上去真不错，索妮娅说，亲吻了我。

索菲花了几天时间才再度与我们熟络起来。最初她常常独自待在她的房间里，我们喊她吃饭，也不出来，并抱怨所有的东西。她坚持地问我们索要猫，我们安慰她，她就开始哭鼻子。我们向她说明情况，尽我们所能，但她没有仔细听，再次回到她的房间，她好像在那里也无事可做，只是独自苦思冥想。我们做过一两次小小的郊游，情况才渐渐好转。她开始谈到了学校，她很喜欢那里。以前我们都是在父母那儿过节，但是今年我们拒绝了一切活动，待在家里。

索菲上床睡觉后，我们才讨论起公司的未来，我们再次对所有的事情做了通盘考虑，合计哪里还可以节省，检查我们的竞赛招标。没有那么轻松，我说。我们能够成功的，索妮娅说，我们别无选择。

头一年如同一场战斗。我们必须为每笔小合同努力，为了达到几年前我们只会取笑的条件而努力工作。但是我们成功地遵守了破产的计划，缴纳答应的分期付款额度。我们参与竞赛，渐渐合同又接进来了，最初是较小的项目，维修工程，索妮娅父亲朋友的度假屋。我们如今只与极少几名员工以及兼职员工合作。我有那么点结婚头几年的感觉了，当时我们还年轻，没有经验，万事都是第一次。与危机前相比我与索妮娅展开了更密切的合作，我们的关系也获得了一种她长久没有的信任感。我们再次常常谈论建筑学、基本的问题，以及我们的工作将要实现的目标。一切似乎都在好转，只是偶尔我有一种感觉，我配不上索妮娅。她有较高的理想与目标，我肯定会令她失望的。她宽容待我，但有时候我注意到她用苛刻的目光审视我。当我随后问她，她在考虑什么，她仅仅笑着摇摇头。

我们把更多的时间花在索菲身上。我们是华德福学校促进委员会的成员，索妮娅自愿承担节日筹备小组的活动，组织年度的春季节日和基督降临节的庆典，我帮助校长设计新的供暖中心。

我停止了酗酒，多年来第一次又开始从事自己的建筑设计。我比过去更敢于冒险，好像我什么都不想失去。我再次翻阅阿尔多·罗西的画册，想起他的一句话，似乎特别适合我现在的处境。寻求改变世界，尽管处在碎片之中，为了忘却我们无法拥有的东西。

我的新设计没有一丁点得以实施，但这却无足轻重，相反，它们阻止了我不得不做出的妥协，允许我完全自由地按照我的想法来设计。很久以来我再次感到自己像真正的建筑师，这也同样影响到我在建筑工地的工作。

索妮娅的风格也发生了变化，她彻底摆脱了她的偶像，找到了她自己的语言。听上去颇具嘲讽意味，我们在成绩卓著之时几乎没有继续发展，一再模仿自己之后，危机好像让我们睁开了眼睛，踏上了崭新的道路。

索妮娅为专业杂志撰写了几篇文章，应邀参加学术会议，最后还获得了德绍应用技术大学的执教委任。然后我们赢得了林茨社会住宅设计项目的竞赛。索妮娅把这个好消息告诉我时，她说，我们再次步入了正轨！

当晚我们庆祝了一番。我们带索菲去了岳父母家，然后到一家上乘的饭店用餐。你觉得我们消费得起吗？索妮娅问。半年之后，我们的行为考察期就会结束，我说，然后我们就不欠债了，就能随心所欲了。我还不敢想，我们能重新开始。你熟悉这种无法转身，必须一再沿相同方向前进的感觉吗？糟糕的是这种设想具有某种诱惑力。死心的人，肯定不会努力，索妮娅说。也许吧，我说，我简直再也看不到出路了。索妮娅摇摇头，放弃始终是一种怯懦。你奋斗过了，尽管最后失败，那也更好。为此我爱你，我说，为你牢不可破的乐观主义。索妮娅似乎没有注意到我声音之中的嘲讽意味。这与乐观主义无关，她说。似乎我的评论伤了她，这是态度问题。

从此他们过上了幸福的生活，安特耶说。来，我说，我们回去吧。索妮娅肯定会好奇我们到哪儿去了。回家的路上安特耶问我有何打算。我没有任何打算，我说。与伊沃娜的关系彻底终结了吗？结束了，我说。安特耶朝我投来怀疑的目光。让我们希望，这对她来说也成为了过去，她说道。

我们回来了，我喊道，随后关好房门。已临近中午。安特耶说，她要马上收拾她的物品。我走入起居室，立刻发现有些异样。索妮娅伫立在窗边。她转过身时，我看到她眼睛通红。我问她是不是饿了，要不要做点吃的。她沉默了。怎么啦，我问。索妮娅目光有些绝望。她走向沙发，再次回到窗边。她背对着我开始说话，那么轻声细语。我几乎没有明白，我显得似乎没有听懂，我不想弄明白。

这是什么意思，你要去马赛？我坐在沙发上，索妮娅坐在我旁边，用手撑着脑袋。我在这儿不幸福，她说。

我们长久地一语不发地并排坐在一起。我有一次试着用胳膊搂住她肩膀，但她那么僵硬，搂抱没有成功，我再次撤回胳膊。我想到了最荒谬的事，想到了我们不得不分掉我们的财产，这幢属于索妮娅父亲的房子，我们的员工会说什么。我想到了所有一切，但是除了精神的困惑和一种既非正面也非负面的恐惧之外，我没有其他感觉。这难道是安特耶的主意？索妮娅似乎对最终能说出这些感到高兴。她说，安特耶对此一无所知。她早就决定了。她在马赛的时候，她就发现她内心深处还藏有多种可能性。这与阿尔伯特有关吗？索妮娅摇摇头。她在这里从来没有感觉到幸福，这不是她的世界。你不是想在湖畔拥有一幢房子吗，我说，你想从这里搬到你爸妈附近，而我更喜欢住在城市里。索妮娅笑了，但是听上去更像在哭。对此我们早就想讨论一下。我有这种感觉，我们最近也许会更好地互相理解，我说。这与此无关，索妮娅说，你不再需要我。

安特耶走过来，说她已经收拾好了行囊。除了她之外是否还有哪一位饿了。索妮娅跳起来，跑向她，拽着她的胳膊走出房间。大约过了十来分钟她又返回，再次坐在我身旁。

我们交谈，尽管没有任何意义。索妮娅早就放弃了我们的关系，与她相关的仅仅是向我说明她的理由，尽可能减少伤害。讨论也局限于这一范围内。我反驳她，也许是出于胆怯，尽管我知道，她是正确的。我与现状妥协，我没有什么可不满足的。但这种满足无法让索妮娅感到满意。可能失败了，她说，但是我起码尝试过。

不知何时安特耶走到楼上，说她饿了，她能否为我们大家做意大利面。我们俩都没有回答，她便很快消失了，过了一会儿又和索菲回来，她抱着她的猫，胆怯地看着我们。我们俩先去吃饭，安特耶假装快乐地说。当我和索妮娅听到房门锁上之后，才继续往下说。

索菲怎么办？我问。总归可以找到办法，索妮娅说。你一定认为我是一个自私自利的怪物。不，我说，我没有这么想。她想去马赛。索妮娅点点头，我知道，她留在你身边也许更好。她犹豫了。我们必须跟她说，我不是她生母。我疑惑地看着索妮娅。她有这种权利，索妮娅说。那么她想认识她母亲，怎么办？我问。或许不会马上这样，索妮娅说。她说过，她一开始就有感觉我们的所作所为都是错误的。但你为何没有反对呢？我问。我担心失去你，索妮娅说。而现在我将失去你，我说。索妮娅摇摇头。她说，我们仍然是好朋友。不会改变很多。她犹豫了片刻。然后她问我是否打算与伊沃娜搬到一块儿去。我相信这是第一次她说出她的名字。不，我说，这已经过去了。我还想补充一句，我从来没有爱过伊沃娜，她根本就不是索妮娅的竞争对手，但我无法确定这是否正确，就没有吭声。谁知道呢，索妮娅说，面带微笑，似乎她根本不相信我。我问她想什么时候走。她说她不急。我们没有争吵，没有别的男人，她反正得首先把一切安排妥当，找一套房子、一份工作。圣诞节我们一块儿过吗？我问，我突然哭了。我没想到你会这样，索妮娅说，用胳膊搂住我肩头，把我拉到她怀里。好了，好了，她说。

我很奇怪，索妮娅没有坚持送安特耶去机场。也许她想趁我离开时与索菲谈谈，或者希望安特耶向我解释她的失败。但安特耶避开了这个话题，只说到其他的事。当我谈及这个话题时，她才勉强作答。她说她并不知道索妮娅想与我分手。相反，她的感觉是我们俩的关系还会变好。我也这么觉得，我说。也许她放弃了斗争，安特耶说。

我向她打听索妮娅在马赛度过的时光。不，安特耶说，索妮娅很少外出。那天晚上，我联系不上她，她独自一人在电影院。倘若她有什么婚外情，安特耶一定会发现。这会对你有所安慰，对吗？这起码是一个理由。我问安特耶，若她处在我的位置上该怎么做。让她走。你觉得，她总有一天会回来吗？安特耶沉默了。那么我也搬到马赛去呢？太晚了，安特耶说。

当我心情沮丧时，不由得想起了我曾遇到过的那位法国男子。太晚了，他也说过，但也无妨。三年前索妮娅就决定离开我，她容忍了我三年，与我一块儿挺过了破产后的行为考察期，她始终明白，当最糟糕的事情过去之后，她就将离开我，开始崭新的生活。我在记忆中搜寻蛛丝马迹，我扪心自问我有无可能发现什么。但索妮娅没有暴露自己，她肯定在这段时光里非常寂寞。

我让安特耶在候机楼前下车。我不跟你进去，有没有关系？我问道。她摇摇头，从汽车后座拿出她的袋子。我目送她迈着果敢的步伐消失在候机楼内。我想象着她到了马赛打上出租车，回家走入一幢空无一人的公寓，她看看冰箱，然后去某家饭店吃饭。再次回到家中，打开电视机，拧开一瓶葡萄酒或者看看最近几天的邮件，也许还要听听电话应答机上的留言。

我想象着索妮娅置身于马赛的一套小型公寓内。她工作了很久，很晚才回家。尽管疲惫不已，但依旧情绪高涨。她再次出门，与一名男子约会。我看到了安特耶当时带回家的摄影师。他紧贴着索妮娅坐在一家俱乐部里，她把手放在他大腿上，冲他耳朵喊话。两人在笑，我觉得他们好像在嘲笑我。你肯定马上就会找到意中人的，索妮娅说，你毕竟也不赖啊。但是我不想找任何人。叫我去酒馆闲逛，与女人约会，从头开始的念头让我厌恶。

我想到了伊沃娜。自从三年前那个夜晚到现在我就再没有见过她。那天晚上我们真正一块儿度过。我没有给爱娃打电话，就连她也没有任何音信。

也许两人依旧住在同一套公寓内，我也可以过去看看她，但这又有什么意义呢？有时候我不由得想起伊沃娜，某种东西让我想起了她，一种气味或者我在街上见到的一位女子，常常我也不知道，什么是这种回忆的起因。然后我在家里取出索妮娅的相册，端详着这张背景上可以看见她的照片，她的不甚清晰、指甲大小的面庞，这张我所拥有的唯一有她形象的照片。而且我希望再次拥有她，如同我过去从来没有，此后也不再拥有过一个人。

我驱车驶入停车场，来到检票大厅。新机场自启用以来我曾经从这儿乘飞机出行过几次，但我第一次发现这幢建筑物的丑陋，似乎没有按照任何人的尺度建造。此时上路的旅客较少，很快便消失在这些空旷的大厅里。他们如同被灯光当场逮住的跳蚤那样神经质地四处乱跑。其状况好像大厅的自我满足，好像他们唯一的目标就是庆祝自己的伟大。

我在一间咖啡厅坐下来，由此可以观赏下面的大厅。邻桌坐着两个带小孩的女人，小孩子在皮垫凳子上来回跳跃，母亲们给他们喂饼干。我听到了女人们的对话。她们显然经常在此会面，她们似乎在这个索然无味的可能是地球上任何一个的地方感觉舒服。也许她们在想，她们在此不会出什么事。

我走向观景台，我曾和索菲去过那儿，但她对飞机没兴趣，还没走到那儿就想离开。在观景台上除了我之外，有一个男人带着两个小孩，他怀疑地审视我，然后再次转身面向孩子们，说她现在走了。其中一个大约十来岁的男孩问，在哪儿？我看不到她。男人指指空中，她飞到那里去了。但是他指的那边除了被乌云遮挡住的天空外，什么也看不见。来，他说，随后几句话我就听不到了。

我下方有几名身穿蓝色工装裤和黄色安全背心的男子正把货物装上一架飞机。我看看表，安特耶的飞机将在半小时后起飞。暮色慢慢降临，飞机滑行跑道上的彩灯开始在冰冷的空气中闪烁。周围弥漫着一股燃烧过的煤油味。所有一切，气味、噪声、越来越微弱的灯光，在我内心深处产生了一种极其强烈的奔逃的向往，我渴望离开，再也不回来，到任何一个地方重新开始，在柏林、奥地利或者瑞士。那是一种恐惧与解放的混合体，每当我与伊沃娜在一起的时候才能感受到，而且只有短短的一瞬。我一点也不开心，但是那么久以来我第一次感觉非常轻松、清醒，仿佛我在经历了长时间昏迷之后终于回到了自身。我背靠在这块有点往外倾斜的玻璃上，抬头仰望我头顶上空旷的天际，这天空以近乎荒谬的方式让我深感异常美丽。

(1) 安德列亚斯·古尔斯基（AndreasGursky，1955—），德国摄影师。他的作品体现了高科技、规模化、快节奏、全球化的世界景观，在庞大的景观中，个体完全被淹没。

(2) 位于德国南部巴伐利亚州首府慕尼黑，系该市最有名的城市生态公园。

(3) 阿尔多·罗西（AldoRossi，1931—1997），国际知名的意大利建筑师，普利兹克奖得主。他喜爱在建筑创作中使用精确简单的几何形体，体现了现代主义的简洁性。

(4) 德语Pollen（意为“花粉过敏”）与Polen（意为“波兰人”）发音相同。

(5) 波兰中西部的一座城市。

(6) 德国慕尼黑市内一条小型人工河，流经英国公园。

(7) 德国慕尼黑的北部区域，曾经是著名的波希米亚主义区域，至今仍拥有许多酒吧、夜总会和餐馆，深受游客和当地居民，尤其是年轻人的欢迎。

(8) 弗兰克·欧恩·盖里（FrankOwenGehry，1929-），美国知名后现代主义及解构主义建筑师，曾获普利兹克奖。

(9) 丹尼尔·李博斯金（DanielLibeskind，1946—），美国建筑师、艺术家。犹太裔，生于波兰。建筑作品遍布世界各地，有柏林犹太博物馆、曼彻斯特帝国战争博物馆、丹佛美术馆、多伦多皇家博物馆等。

(10) 雷姆·库哈斯（RemKoolhaas，1944—），荷兰建筑师，作品有我国中央电视台总部大楼等。

(11) 勒·柯布西耶（LeCorbusier，1887—1965），法国建筑师、城市规划师、作家、画家，是20世纪最重要的建筑师之一，现代建筑运动的激进分子和主将，被称为“现代建筑的旗手”。他和瓦尔特·格罗皮乌斯、密斯·凡·德罗并称为现代建筑派或国际形式建筑派的主要代表。

(12) 邓德尔（Derndl），人名，德语拼写及发音与德国巴伐利亚州、奥地利少女穿的民族服装Dirndl非常相近。

(13) 由意大利作曲家朱塞佩·威尔第作曲、安东尼奥·索玛作词的著名三幕歌剧。

(14) 瑞士格劳宾登州的一座城市，在意大利米兰以北。

(15) 意大利利古里亚海沿岸地区，从摩纳哥一直延伸至拉斯佩齐亚省的卡波考尔沃，海岸线长达330千米。

(16) 又译为《夏娃的创造》、《娱乐之园》，是早期尼德兰派大师耶罗尼米斯·博斯（约1450—1516）的三联画作品。

(17) 又称模数理论。勒·柯布西耶从人体尺度出发，选定下垂手臂、脐、头顶、上伸手臂四个部位为控制点，与地面距离分别为86、113、183、226厘米。这些数值之间存在着两种关系：一是黄金比率关系；另一是上伸出手臂的高恰好是脐高的两倍，即226和113厘米。

(18) 阿尔弗雷德·布雷姆（AlfredBrehm，1829—1884），德国动物学家、作家。

(19) 位于法国马赛港海域伊夫岛上的城堡，因成为大仲马著名小说《基度山恩仇记》中的场景而闻名于世。

(20) 位于地中海的法国群岛，由四座岛屿组成，距离马赛约四公里。

(21) 保罗·维希留（PaulVirilio，1932—），法国哲学家、城市理论家。

(22) 非洲南部的一大平原沙漠，覆盖总面积约900，000平方公里。

(23) 原文为桑比亚—低地德语，系17世纪东普鲁士（今俄罗斯的加里宁格勒州）的一首民歌的名称。

(24) 巴里·莱文森1988年执导的一部电影，由著名演员达斯汀·霍夫曼和汤姆·克鲁斯主演。

(25) 位于德国斯图加特，由密司·凡·得罗于1927年为表示建筑新精神而构筑，部分是用新建筑材料做建筑实验。他们在短短二十一周时间构筑了约二十一栋建筑物，六十三套住房，成就了新时代意义的建筑聚落。

(26) 一种于每年冬季和初春在法国南部、地中海沿岸盛行的干燥寒冷的西北风。

(27) 米尔恰·伊利亚德（MirceaEliade，1907—1986），罗马尼亚裔美国著名宗教史家、哲学家、作家。

(28) 维柯（GiambattistaVico，1668—1744），18世纪意大利著名的语言学家、法学家、历史学家和美学家。

(29) 布雷（étienne-LouisBoullée1728—1799），法国古典主义建筑师。

(30) 波兰南部城市，位于瓦尔塔河流域，在历史上属于德国，一战后改属波兰。

(31) 德国慕尼黑北面的一座城市，位于伊萨尔河河畔。

(32) 德国巴伐利亚州施坦贝尔格湖畔西岸的一座小城。

(33) 德国慕尼黑市南部的一处城区。

(34) 德国巴伐利亚州施坦贝尔格湖畔西面的一个市镇。

(35) 上师（Guru），音译为古鲁、咕噜、俱卢，又译为大师、导师、大士，指在某个领域中，具备深厚知识、经验，可以指导方向的人，这个词经常被当作宗教性的名词来使用。

(36) 德国巴伐利亚州南部阿尔卑斯山麓的一座城市。

(37) 此处原文为英语。

(38) “丽日”和“温尼托”系德国著名作家卡尔·迈（KarlMay1842—1912）系列探险小说中人物。他们都是印第安人，丽日是妹妹，温尼托是哥哥。

(39) 华德福学校是奥地利教育家鲁道夫·斯坦纳（RudolfSteiner，1861—1925）于1919年在德国创立的，现已成为世界上规模最大、发展最快的非宗教独立教育运动。

(40) 音语舞（Eurythmie），源于希腊语，整个词的含义可以理解为“美好形态的流动”，是20世纪发展起来的一门独特的艺术，由华德福教育创始人鲁道夫·斯坦纳指导创立。

(41) 在音语舞之中，每个字母都是一种运动，每个人都可以按照其名字的字母或者任何一个单词的字母组合“起舞”。

(42) 乔治·西默农（GeorgesSimenon，1903—），比利时法语作家，一生中创作过超过四百五十部推理著作，系20世纪最多产的作家之一。

(43) 德国巴伐利亚州的一个市镇。

译后记

《七年》系瑞士当代知名作家彼得·施塔姆（Peter Stamm）2009年创作的一部细致地解剖当代西方社会夫妻与情人关系的长篇小说，该书由德国著名的费舍尔出版社推出之后，马上引起了德语文学批评界的如潮好评。文学评论家马丁·埃贝尔（Martin Ebel）在瑞士《每日导报》刊文，认为“《七年》是对时代的诊断，一部伟大的文学作品；新的‘施塔姆’（“施塔姆”在德语中有“树干”之意）已经长得粗壮结实”。克里斯多夫·施罗德（Christoph Schröder）在德国《法兰克福评论报》指出：“彼得·施塔姆的《七年》是表面之下危机四伏的极具刺激性的故事，施塔姆的第四部长篇小说是他迄今为止的最佳作品。”《法兰克福汇报》刊出桑德拉·克格尔（Sandra Kegel）的评论，她认为《七年》之中“一个人爱了，总能赢，同样，他的爱情实现与否才是迷人的情感实验室的中心思想”。格里特·巴特尔斯（Gerrit Bartels）在德国《每日镜报》的感受则是“阅读时人们不由自主地被这种清晰、毫无矫饰，然而富有弹性的语言所吸引，欲罢不能”。以上的赞誉，自然也使《七年》得到了市场的认可，多次再版，重印。2011年，施塔姆因此书获得阿雷曼文学奖，2012年获得博登湖文学奖。

随后，《七年》的成功又延续到了海外，截至目前为止该书的版权已经出售到十五个国家与地区，在英美读书界亦获得了积极的评价。萨拉·费伊（Sarah Fay）在《纽约时报书评》撰文指出“施塔姆构想了一名已婚男子的世界，里面充满了欲望与现实的冲突”。美国作家罗塞克兰斯·鲍德温（Rosecrans Baldwin）则认为“《七年》充满着张力与惊恐，我阅读时无法停下来而深陷其中。欲望是一条猎狗，我们从来不知道它会给我们带来什么。这的确真实之极”。2013年，彼得·施塔姆连同中国作家阎连科等九位用非英语写作的作家获英国曼布克国际文学奖提名，这是瑞士作家第一次获得该提名。虽然施塔姆最终并未获奖，但是他几乎所有的长篇小说、短篇小说都被译成英语、法语、西班牙语出版，这一事实证明了施塔姆在国际上享有广泛的知名度。

施塔姆几乎所有的长篇小说都涉及当代社会男女之间微妙的情感关系，比如《阿格尼丝》讲述的是一位客居芝加哥的瑞士籍通俗专业图书作者与一位美国女博士生阿格尼丝之间缠绵难解的爱情故事；《如此一天》则描写了一位在巴黎长期工作的瑞士籍德语教师与几位法国女子和他的初恋瑞士女孩之间的爱欲与情感。而《七年》是施塔姆探索现代社会男女关系深层次原因的又一部力作。

乍看《七年》这个标题，很容易使读者联想到这个奇妙数字所喻指的当代社会夫妻关系的现代意义。上世纪五十年代拍摄的由玛丽莲·梦露主演的美国电影《七年之痒》就是对夫妻关系七年之后可能生变的基本描述：情感的疲惫或厌倦使婚姻进入了瓶颈，如果无法选择有效的方法通过这一瓶颈，婚姻就会终结。而施塔姆的《七年》显然不想如此概念化地界定当代社会男女之间的爱情与婚姻关系。尽管《七年》的主人公亚历山大与他知性美丽、出身于市民阶层的妻子索妮娅以及平庸拘谨、非法居留德国的波兰情人伊沃娜之间的关系，和《圣经》之中以色列族长雅各与拉班的女儿拉结和利亚之间的关系存在某些相似之处，但是作者显然想通过这种互文性在不断变异的更宽广的文化与现实空间中拓展当代社会男女之间的关系。

据《旧约全书·创世记》第二十九章记载，雅各喜欢拉班的小女儿拉结，为娶拉结，服侍了拉班七年。但是拉班以当地没有小女儿先结婚的习俗为由，先将大女儿利亚许配给雅各，后来才将拉结许配给雅各，但要求雅各再服侍拉班七年。拉结貌美，利亚貌丑，雅各爱拉结胜过爱利亚。耶和华见利亚失宠，就让她生育，而拉结却生不出孩子。小说在描述伊沃娜怀上亚历山大的孩子之后，她的朋友哈特迈尔约见亚历山大时提及伊沃娜与亚历山大失散了七年，但是强调伊沃娜依然爱着他：

她像雅各等拉结，等候了您七年。我只能模糊地回忆起那段历史，但我知道雅各七年之后得到的不是意中人。利亚，哈特迈尔说。然后他得再次等上七年。我不明白他想说什么。她是否等候了您一年或者七年，十四年，没有区别。

《七年》讲述的男女之间的故事与《旧约全书》雅各与拉结和利亚的互文性，不由得让读者再次思考现代社会之中在各种社会因素的外力干扰下男女之间到底有没有真爱，纯粹的爱情能否让夫妻关系维持长久？彼得·施塔姆并无意就这个问题做出某种社会学范畴的阐释，他通过第一人称叙述者亚历山大的回忆与观察，力图揭示当代人精神生活的细部、内心深处的欲望以及情感的纠结与冲突，让读者在现代语境下对这个古老命题做出无限开放的解读。

那么，《七年》到底有哪些过人之处呢？施塔姆沿用了他一贯的讲故事风格，把事件发生地放在了他的故乡瑞士之外的某个地方。男女主人公生活在德国慕尼黑，时间跨度从1989年至2007年。小说分两个层面交错叙述。层面一，也就是作品的开头，主人公亚历山大、妻子索妮娅与他们的好友安特耶——一位年长他们二十多岁，客居法国马赛的德国女画家——在她的画展开幕式上重逢。之后，安特耶暂住在这个貌似幸福的三口之家。三人聚在一起交谈，不由得回忆起过去的时光。层面二，是亚历山大向安特耶陆续讲述他大学毕业之后十八年来与妻子索妮娅及波兰女子伊沃娜之间颇为曲折的情感故事，这也是小说的主线。

亚历山大读大学时颇有自己的追求，加之人长得英俊潇洒，逐渐成为同学索妮娅心目中的“白马王子”。他们俩由普通朋友成为恋人直至结婚。索妮娅天生丽质，出身良好，学习成绩优异，在同学和教授里都有着很好的人缘，还积极参加社会活动。她热爱法国建筑大师勒·柯布西耶，始终对生活充满着希望，是一位积极向上的阳光女孩。而亚历山大出身小市民家庭，他喜爱的建筑师是阿尔多·罗西，对生活的态度也没有索妮娅积极。两人在大学毕业前相恋，梦想日后事业有成，并在富人居住的德国南部施塔恩贝格湖畔拥有自己的房子。他们结婚的最初几年，确实努力向着梦想进发，他们建立了自己的事务所，事业蒸蒸日上，婚姻生活甜蜜美好，一切都令人羡慕。

但是，在与索妮娅确立恋爱关系之前，亚历山大与波兰女子伊沃娜有过一次一夜情。那次经历给他留下一种过去从来没有从其他女性那里获得过的特殊感受。伊沃娜当面向他表达过爱意，但他从来没有把这份真挚感情放在心上。尽管如此，他内心却总是不由自主地思念伊沃娜。每当他心灵空虚或者遭遇挫折时，就会瞒着索妮娅到伊沃娜那儿寻求性刺激与心灵的慰藉……伊沃娜是索妮娅的反面，她相貌庸常，在德国非法居留，靠打扫卫生和看管小孩的微薄收入过活。但是她本人以及她租住的小房间，每次都让亚历山大彻底地忘却了他渴望功成名就的欲望，让他回到他曾经熟悉的小市民生活之中。虽然每次离开伊沃娜的住处时他都想立刻断绝他们的关系，可是他始终克制不住思念伊沃娜。这种欲望与现实的挣扎，并没有随着时光的流逝而减弱。亚历山大觉得躲在幕后的伊沃娜似乎具有强大的力量，在灵魂深处控制他。

类似这类三角恋的故事无论在以往作家的作品中，还是现实生活中都可谓比比皆是。如果要不落俗套，写出新意，的确需要作者本人独具匠心。《七年》的男女主人公之间的关系被作者放到东欧剧变、欧洲与德国都发生了深刻变化的历史背景下，主人公的命运自然也随着欧洲经济的发展起伏而发生变化。同时，这种情感关系，与现实生活价值追求又是如此抵触。亚历山大与索妮娅可谓郎才女貌，非常般配。但是，他们出身于不同的社会阶层，本质上对生活追求的理念大相径庭。索妮娅来自市民阶层。德国市民阶级（das Bürgertum）形成于18—19世纪，是由律师、医生、工厂主、大商人、高级公务员、教授、牧师等组成的精英阶层，他们虽所处行业各异，但具有相似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小说中一再提到的索妮娅的前男友吕迪格也出自这一阶层，他俩虽然门当户对，可惜却没有两情相悦。索妮娅最后还是选择了来自普通人家的亚历山大，家境的不同为他们今后发生情感的冲突埋下伏笔。他们最初曾经拥有共同的梦想，希望通过自身的努力，过上真正中产阶级的生活。但是，在一系列生活挫折袭来时，两人却表现出了截然不同的态度。当他们的建筑师事务所因为遇到金融危机而形势急转直下时，索妮娅选择了逃避，而亚历山大则留下来收拾残局……

因此，《七年》绝不仅仅是简单意义上的《七年之痒》的德国版，也绝非是一部看后即忘的廉价都市言情剧。作者通过发生在现代社会之中夫妻间复杂的情感需求，多层次、多时空地对这个古老的命题给出了他自己的思考：人的欲望在现实需求的冲突中如何平衡？作者并不想通过《七年》给出明确的答案，而是希望读者在阅读中自己寻找与定位。

彼得·施塔姆，1963年出生在瑞士图尔高州的魏因费尔登，现居瑞士的温特图尔。他早年曾短期学过商业，后来进大学学习英语语言文学、心理学和精神病理学，曾在纽约、巴黎、柏林、伦敦等地居留多年。从1990年开始，施塔姆成为记者和自由作者，为瑞士《新苏黎世报》、《每日导报》、瑞士电台及德国不来梅电台等媒体撰写评论、广播剧、舞台剧本、儿童文学作品。施塔姆是一位非常勤奋的多产作家，除了日常写作之外，经常到欧洲及世界各地旅行，参加他作品的朗诵会及读者见面会。在德语国家作家属于自由职业者，他们没有工资收入，生活十分不易，必须通过创作出优秀的图书以及参加各种读书朗诵会获取收入。

1998年瑞士阿谢出版社出版了施塔姆的首部长篇小说《阿格尼丝》，该书很快成为畅销书，并于1999年获得奥地利萨尔茨堡劳利泽文学奖，奠定了他在德语文学界的地位。此书日后还入选了德语国家中小学生读物，到目前为止翻译成了二十三种文字，是近年来最有国际影响力的德语图书。此后，施塔姆又陆续出版了《恍惚的风景》（2001）、《如此一天》（2006）、《七年》（2009）和《黑夜即白天》（2013）四部长篇小说，均获得很大成功，被翻译成十余种文字，得到全球范围读者的认可。

施塔姆还是一位出色的短篇小说作者，他的短篇小说主要描写瑞士人在世界各地的生活，以独特的视角、奇特的构思，勾勒了全球化对当代瑞士人的生活、情感等方面的多重影响。出版有短篇小说集《薄冰》（1999），《弃园》（2003），《我们飞》（2008），《塞尔吕肯》（2012）等。施塔姆作为瑞士当代文学的重要代表，获得了一系列德语文学奖，如劳利泽文学奖，莱茵高文学奖，瑞士席勒基金会奖，卡尔·海因利希·恩斯特艺术奖，弗里德里希·荷尔德林奖等奖项。

2007年施塔姆首次访华，参加了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并与中国作家毕飞宇在新浪网上进行了文学对话。2006年《世界文学》杂志专门编辑了“施塔姆专辑”，刊发施塔姆的几部短篇代表作。2007年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红桃J——德语新小说选》收录了他的短篇小说《火墙》。2009年《外国文艺》第三期全文刊登了由笔者翻译的《阿格尼丝》。2010年，由笔者翻译的两部长篇小说《阿格尼丝/如此一天》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同年5月施塔姆再次来华，参加上海世博会，在世博会的瑞士馆朗诵了他的作品，之后还专程去上海外国语大学、浙江大学和宁波大学参加他的作品朗诵会。2011年《外国文艺》第五期刊出了他的短篇小说《净土》，2013年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了笔者翻译的施塔姆的童书《寻找家园：18个奇思妙想的家》（又名《我们为什么住在城外》），由德国著名插画家尤塔·鲍尔插图。上海文艺出版社也将在近期推出他的短篇小说集《我们飞》。随着《七年》的出版，这位瑞士作家将越来越多地为中国读者所熟知。

正如萨拉·费伊所说，“彼得·施塔姆的天赋是可以感知的。是什么使得他成为可读且经常想读的作家呢？是他那种能够把当代生活以一系列断裂的片段呈现出来的方式。他笔下的人物从来不能完全确定其定位，只是执着于建立某种平衡的持久努力之中。”作为施塔姆的主要译者，笔者每次翻译他的作品都充满着一种激情与创作的欲望，力求还原作者的这种特质。

《七年》是依照彼得·施塔姆亲自送给笔者的两个版本2009年精装本和2011年口袋本译出。《七年》的语言沿用了作者简洁明了的特殊风格，所有的对话都不用引号，穿插在叙述之中，在翻译与阅读时需要逐步地适应。译者在翻译过程中通过电子邮件向施塔姆咨询了诸多翻译问题。同时，我也惊喜地发现宁波大学德语系的同学们对施塔姆小说有浓厚的阅读兴趣，在此书定稿之前，译者与同学们就《七年》的文本翻译展开了互动与交流，这些都为文学翻译增添了极其美妙的情趣。虽然译者反复修改译稿，力图用中文营造施塔姆独有的叙述表现风格，但是由于时间所限，错漏在所难免，还请各路专家、同仁提出宝贵的意见！

陈巍

2014年1月20日于杭州

The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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