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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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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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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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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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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五章

第二十六章

第二十七章

第二十八章

第二十九章

第三十章

第一章

但凡在英国久居，便会有几道稀奇古怪的信条，让你默默地、渐渐地领会。一条是讲，过去英国的夏天要比现在更长，阳光也更明媚；另一条认为，英格兰足球队若是碰上挪威队，大抵翻不了船；再有一条坚信，英国是个大地盘。最后这条，一不留神就会成为最棘手的一条。

如果你在酒吧里提起，你打算驾车从——比方说吧，从萨里到康沃尔(这样一段距离，大多数美国人为了买一个墨西哥面豆卷，都会乐意开车前往)，那么你身边的人就会鼓起腮帮子，彼此心照不宣地对望一眼，再嘘出一口气来，像是在说“哦，瞧，这可有点离谱了”。然后，他们就会投入一场热火朝天、拖泥带水的讨论，商量到底哪种方案更好：是沿着A30公路过斯托克桥，再上A303公路到伊尔切斯特呢？还是取道A361公路，途经谢普顿马利到格拉斯通伯里？但要不了几分钟，这场对话就会偏离方向，一头扎进一堆细节里，把你这个老外晾在一边，你就只有晕头转向、暗自纳闷的份。

“沃明斯特外的那个路边停车带你知道吧？就是那个有断了手柄的砂石箱子的地方。”有人会这么说，“你肯定知道的，就是刚巧开过通往小布丁的那个岔道口，不过还没到B6029迷你环形路的地方。”

此时此刻，你会发觉，这群人里头，只有你没在拼命点头。

“喏，从那里再开四分之一英里，路过第一个路口别乱拐，到第二个再左转，你就会进入一条两边有灌木篱的车道。那灌木篱多半都是山楂，不过也掺着点榛果。好吧，假如你沿着那条路经过水库开到铁路桥下边，然后往右来个急转弯，就到了‘乡野农夫’……”

“一家挺不错的小酒馆，”有人会插嘴——不晓得为什么，这个人通常会是个穿着宽松羊毛衫的家伙，“他们能给你一品脱上好的‘老头酱’[1]……”

“……沿着煤渣道开，穿过军队靶场，绕过水泥厂后门，一路往下开上B3689号羊粪小道。这样走能省三四分钟，还能避开‘大摇摆’那边的铁路交叉口。”

“当然啦，除非你是打克鲁肯那边来。”另一位会满腹经纶地补上一句，“喏，假使你是打克鲁肯那边过来……”

在一座酒吧里，只要跟两三个人说起英国境内随便哪两个地方，他们就能乐滋滋地打发掉大把大把的时间。大家普遍认为，不管你要去哪里，差不多都行得通，只不过在周五下午三点和周一上午十点，你得小心翼翼地避开奥克汉普顿、伦敦北环和塞文桥西向路，再有就是如果逢上“银行假”[2]你便哪儿都不该去。

“我嘛，一到‘银行假’，我就连走到街角那个商店的兴致都没啦!”某个待在边上的小个子会神气活现地尖叫起来，似乎多年来，就因为老待在斯泰恩斯小镇的家里，他精明地躲开了“苏格兰角”的那个臭名昭著的交通瓶颈[3]。

到头来，等到“二级高速公路有多么难缠”“哪里是逆向车流集中的路段”“哪里能买到上好的熏肉三明治”这些问题统统经过透彻的讨论，透彻到你的耳朵都快听出血来之后，这帮人里总算有一位朝你转过脸，懒洋洋地就着一口啤酒问你打算几时动身。但凡出现这样的局面，你可千万不能实话实说，拙嘴笨舌地讲：“哦，我不知道啊。我估摸着，十点左右吧……”因为这样一来，他们一个个都将会跳起来。

“十点啊？”有一位会一边讲，一边拼命把脑袋往后仰到几乎要从肩膀上掉下来，“上午十点吗？”他会做个鬼脸，“好吧，这完全由你自己看着办，理所当然嘛。不过呢，个人以为，如果是我，打算明天三点以前抵达康沃尔，那么我昨天就出发了。”

“昨天？”另一位会一边讲，一边咯咯地嗤笑这份不合时宜的乐观，“考林，我想你是忘了，这礼拜北威尔特和西萨默塞特的学校可要放期中假了。斯温顿和沃明斯特之间的那一段路能活活要了你的命。不行，你上上个礼拜二就该动身啦!”

“还有哇，本周末‘小水滴’那边会有场‘大西地区蒸汽机车及拖拉机比赛’，”房间对角会有个家伙补上几句，踱着步子过来跟你们扎堆，因为散布糟糕的路况车讯素来是件赏心乐事，“到时候会有三十七万五千辆车统统挤在厄普顿杜普顿那边的‘小厨子’交叉环形路上。那地方，有一回我们堵在‘攻方尾后卫’[4]的位置上，花了十一天才杀出停车场。不行，你待在娘胎里的时候就该动身啦!或者你最好在自己还是条精子的时候就出发。可即便如此，你一旦开到博德明之外，你就找不到停车位了。”

我年轻那会儿，曾经把这些骇人听闻的警告全都谨记在心。我回到家里，重新设好闹钟，四点钟就把全家人喊醒。他们个个怨声载道、惊慌失措，不到五点就被我赶进车里上了路。到头来，等我们抵达“新码头”，正好赶得及吃早饭。大约又挨了七个小时，度假园区才允许咱们租了个破破烂烂的小屋。最要命的是，我之所以同意到那里去，是因为我还以为那个镇子叫“努基(Noonkie)”，我原本想到那里去收集明信片来着。

事实上，英国人有一种全然是自家独享的距离感。最显而易见的是，他们都以为，不列颠是一座孤岛，兀立于一片空旷的绿色大海中。当然啦，英国人都有某种抽象的概念，晓得附近有一块幅员辽阔的大陆叫欧洲，而且有必要时不时地到那里去转转，要么杀杀德国佬的气焰，要么晒晒太阳度个假。可是，英国人说欧洲在“附近”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意义——比如，类似于迪士尼乐园的意义。假如你对于世界地理的概念是让英国的报纸和电视全盘灌输的，那么你就会断定，美国的位置肯定跟爱尔兰差不多，法德两国大抵位于亚速尔群岛一带，澳大利亚在中东地区占了块炎热的地盘，而所有其他的主权国家，要么神秘莫测(好比布隆迪、萨尔瓦多、蒙古和不丹)，要么遥不可及。你只须想想，英国腾出了多少英亩的新闻版面，奉送给美国犄角旮旯的人物——什么奥利弗·诺斯[5]啦，洛瑞娜·鲍比特[6]啦，还有O.J.辛普森[7]啦——再把随便哪一年关于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奥地利、瑞士、希腊、葡萄牙以及西班牙的新闻报道统统加起来，两者一对比，你就会明白我的意思了。真是疯啦。

我记得，当年我刚搬到英格兰南海岸的伯恩茅斯，随手拨弄汽车收音机的旋钮，发现它能收到的法国频道竟是如此之多时，不禁大吃一惊；待我查完地图，发现我此刻离瑟堡要比离伦敦更近时，同样惊诧莫名。第二天，我上班的时候把这事跟同事们一提，他们大半都不肯相信。哪怕我亮出张地图来指给他们看，他们也只是将信将疑地皱起眉头，说什么“哦，是啊，没准儿就严格的物理意义而言，是离那边近一点”，就好像我的说法是在斤斤计较。而但凡你一头扎进英吉利海峡的周边地区，就非得采用一整套全新的距离观不可。即便到现在，当我发觉只要花上一丁点时间——你连配咖啡的那个小牛奶包的口都还来不及撕开，更来不及让牛奶把你和邻座的那一位洒得浑身湿透(那些个小玩意儿居然能装下这么多牛奶，真够吓人的，不是吗？)——你就已经到了巴黎或者布鲁塞尔，身边人个个都像伊夫·蒙当和让娜·莫罗[8]，我就会惊得目瞪口呆。

我说了这么多，其实就是想拐弯抹角地解释，以下所述究竟是何种情状：四十四岁的我，在一个明亮澄澈的秋日午后，站在法国加来港一个脏兮兮的海滩上，凝视着英吉利海峡对面那块隆起于海平线之上的岩层——阳光下我可以清清楚楚地看见那就是多佛港的白色崖石——那一刻，我心里油然而生的，正是同样的惊诧。

我之所以到加来港，是因为正要启程踏上一趟郑重其事的环英旅行。我想从我当初隔着海望到它第一眼的地方起步，再一次进入这个国家。在英国待了将近二十年之后，我们两口子决定搬回美国住一阵子，如此，孩子得以体味异国人生百态，夫人得以享有一周七夜都能到店内“血拼”直至十点的机会。近来读报得知，根据一项盖洛普调查数据显示，有370万美国人相信他们迟早有一天会被外星人绑架，所以，明摆着嘛，我国的人民需要我。不过我打定主意，非得看英国最后一眼不可——算是趟环岛告别之旅吧，二十年来，这个绿意盎然、可亲可爱的岛一直是我的家。

我知道，以某种理论意义衡量，英国距此地不过二十英里之遥，可我还是不太相信，此刻我居然能站在这里，在这片阳光普照的法国海岸上，实实在在地望见它。事实上，我的疑心病实在是太重了，只好当场拉住一个正在默思冥想、苦苦跋涉的过路人问个究竟。

“敢问，这位先生，”我搬出自己压箱底的法语问道，“英国是在那边吗？”

他从自己的思路里钻出来，抬头朝我指的方向看了看，深邃而忧郁地点了点头，像是在说“唉，可不是吗”，然后继续跋涉。

“哦，妙不可言。”我嘴上嘀嘀咕咕，心里浮想联翩。通常，电视上若要表现这样的白日梦，就会来点音乐，把画面弄得晃晃悠悠。

我想起二十多年前初见英国的情形。当时，我先是坐一架冰岛航空的飞机从纽约登陆卢森堡，三天后半是步行半是搭便车地来到加来港。然后，在1973年3月的一个雾蒙蒙的夜晚，我搭上从加来港出发的午夜轮渡抵达多佛港。那可是我头一回离开家，头一回体味真正的孤独，所以莫名其妙地亢奋不已，忽而惊叹，忽而惶惑，忽而颤抖，种种情绪都争先恐后地要占上风。

有二十分钟光景，多佛港站头上沸反盈天。这头轿车卡车势如潮涌，那厢海关差役恪尽职守，人人都忙着赶路去伦敦。随后，突然间，一切归于沉寂。我漫步在睡意正浓、雾气迷蒙的昏暗街头，活像是置身于系列片《牛头犬德拉蒙德》[9]的某个场景里。心怀一丝淡淡的惶惑，浑身打着一阵阵无可名状的冷战，将一个英国小镇独揽入怀。这滋味实在绝妙。

有一件事叫人发慌，那天晚上好像所有的饭店和招待所都统统关了门。我一路走到火车站，寻思着能赶上去伦敦的班车，可那车站也是黑灯瞎火、大门紧闭。我正站在那里不晓得如何是好时，却发现马路对面一家招待所楼上的窗户里闪着电视的灰光。万岁!我想，好歹有人醒着。于是我一边急忙穿过马路，一边打好腹稿，准备跟那个慈眉善目的老板客气一番，为自己的迟来而道歉，满以为会晤谈甚欢，末了老板娘(由玛格丽特·拉瑟福德[10]扮演)登场，不管我怎样有气无力、假模假式地推托说不便叨扰，她还是催我赶快坐到厨房里的桌子跟前去——“我一句话也不想听啦。小伙子，你就坐下吧。哦，走了这么长的路你肯定百分之百地饿惨啦，可怜的人儿”——然后就拿给我一份夹着厚片烤牛肉的三明治、一点土豆沙拉，保不齐还有一两瓶啤酒呢。

通往招待所的人行道漆黑一片。我心里怀着一腔渴望，脚下却对英式门廊的路不大习惯，在一级楼梯上绊了一跤，脸直直地砸在门上，撞上半打空奶瓶，立时哐啷哐啷地响起来，震耳欲聋。楼上的窗户几乎紧接着就打开了。

“谁啊？”有人尖着嗓子问道。

我后退一步，一边揉着鼻子，一边抬眼凝视一个戴着发卷的侧影——此人长得跟玛格丽特·拉瑟福德浑不相干。

“你好，我想找间房。”我说。

“我们关门啦。”

“哦。”可是我的晚餐怎么办啊？

“试试‘丘吉尔’吧。在前面。”

“在什么前面啊？”我刚发问，那扇窗就已经“砰”的一声关上了。

“丘吉尔”富丽堂皇，灯火通明，看起来热情好客。透过一扇窗户，我能瞧见酒吧里有人西装笔挺，看上去温文尔雅，活像诺埃尔·考沃德[11]的戏里出现的人物。我在阴影中踌躇，就我这阶层，就我这身打扮，跟这么一栋楼是格格不入的。而且，不管怎么说吧，我口袋里那几个寒碜的子儿，显然付不起这笔开销。就在昨天，我刚刚把一沓厚得出奇的花花绿绿的法郎交给一位目光如炬的饭店老板买单，换来的不过是在一张疙疙瘩瘩的床铺睡上一晚，吃到一盘稀奇古怪的名叫“猎手”的玩意儿，里面包含着杂七杂八的小动物的骨头，其中有不少我还得用一大块餐巾偷偷包起来扔掉。付完账后我下定决心，从今以后开支用度务必慎之又慎。于是我老大不情愿地转过身，离开“丘吉尔”那诱人的温暖，步履艰难地投入黑夜。

沿着海滨大道再往前一段，矗立着一座棚屋。棚屋四壁洞开，但好歹有个屋顶，于是我认定能栖身此地对我已是上上大吉。我拿背囊当枕头，躺下来，将外套紧紧裹在自己身上。长凳上覆了层板条，硬邦邦的，还敲着圆头大螺钉，想舒舒服服地躺着根本不可能——毫无疑问，他们这是存心的。地势低处，海水冲刷着海岸，我躺着听了好久好久，到底还是渐渐坠进了长夜。这一夜梦与梦夹缠连缀，我觉得自己置身于北极的冰原，有个目光如炬的法国人手持一枚弹弓、一袋螺钉，身怀百发百中之绝技，不依不饶地照着我的屁股和大腿一顿猛揍，就因为我偷了一块亚麻餐巾，裹满汤汤水水的吃食，搁在我住的饭店房间里那张梳妆台抽屉深处。约莫三点，我气喘吁吁地醒转来，浑身都给冻僵了，直打冷战。雾已退去。空气凝滞而清澈，天上星汉灿烂，防波堤远端的灯塔上有道光束在海面上来回扫，一切无不动人心魄，而我实在冷得无心玩赏。我抖抖索索地在背囊里猛搜，大小物件，但凡有一丁点用以取暖的可能，都让我给挖掘出来了——一件法兰绒衬衫，两件套头毛衣，一条备用牛仔裤。我拿几双羊毛袜当手套用，将一条法兰绒拳击短裤裹在头上，权当是走投无路了，只好靠这个让脑袋瓜子暖一暖。然后我重重地往长凳上一倒，视死如归，直等死神来甜甜一吻。不期然，我倒是睡着了。

冷不防鸣响一声雾哨，把我再度惊醒，弄得我差点从那根窄窄的栖木上跌下来。我坐起身，心里好不凄惨，不过那股子冷劲倒是略有缓解。天欲破晓，整个世界都沐浴在那不知来自何方的乳色光晕里。水面上，海鸥滑翔而过，声声不绝。再远处，越过防波石堤，一艘灯光明亮的大渡轮气宇轩昂地开拔出海。我在那里坐了一会儿。瞧我这么个小伙子，心上的压力多，心里的主意少。船上的雾哨又遽然响起哀鸣，声音从水上飘过，又激得那烦人的海鸥兴奋起来。我脱下用袜子充当的手套，看看表，正是早晨五点五十五分。我看着渐行渐远的渡轮，心里琢磨，这个钟点会有人出发吗？这个钟点我要到哪里去？我拿起背囊，沿着海滨大道蹒跚而行——好歹也能增加点血液循环。

此刻的“丘吉尔”正在安安稳稳地酣睡，我在它附近遇见一个正在遛狗的老头。那狗跟发了疯似的，但凡见到一块垂直表面就要撑起来撒泡尿。这么一来，它简直不是在走，而是一路给人拽着，靠三条腿往前挪。待我走到他身边，那人点点头道了声早安。“天没准会好起来。”他一边宣告，一边满怀期待地凝视着宛若一堆湿毛巾的天空。我问他哪里会不会有家餐馆开着门，他知道有个地儿离这里不远，就给我指了指方向：“那是肯特郡最棒的公路餐馆啦!”

“公路餐馆？”我犹犹豫豫地念叨着，发觉他的狗正在拼命打主意弄湿我的腿，不由往后退了两步。

“卡车司机很喜欢的。他们向来都晓得哪里是最好的去处，不是吗？”他和蔼地笑了笑，然后略略压低嗓音，朝我斜靠过来，那架势像是要跟我分享一则机密，“你进去以前，该会把那条短裤从头上脱下来吧。”

我一抓脑门——“啊!”——红着脸把那条早已忘却的拳击短裤摘下来。还没等我想好该怎么自圆其说，那人就又打量起天空来。

“肯定是要放晴了。”他认定，然后继续拽着他的狗到处寻找竖直的东西。我看着他们走开，然后转过身，沿着大道往前走。此时天上洒下了点点雨水。

餐厅很出色，生机勃勃，热气腾腾，温暖惬意。我吃了一大盘鸡蛋、豆子、烤面包、熏肉、香肠，外加一碟面包配上油汪汪的麦淇淋，还有两杯茶，总共二十二便士。饭一吃完，顿感自己焕然一新。我叼着牙签，打着饱嗝，在大街小巷上闲逛，看着多佛港醒过来。说句实话，白昼的来临也并没有让多佛港的面貌脱胎换骨，可我喜欢。我喜欢这小小的格局，喜欢惬意的空气，喜欢人人都念叨“早上好!”“你好啊!”以及“天气真糟，不过也许会好起来!”的样子，还喜欢那种感觉：大体上开开心心、井井有条、波澜不惊的岁月悠长不息，今朝无非又是这样一天罢了。整个多佛港，没人会有什么特别的理由记住1973年3月21日，除了我和几个屈指可数的在今天出生的孩子，没准儿还有个遛着狗的老头，因为他在半路上撞见了用短裤包头的小伙子。

我不晓得，在英国，从什么时间开始到饭店要房间会显得比较得体，所以我想还是到了上午九十点钟再说吧。既然手头有时间，我就彻彻底底地搜罗了一番，觅一个模样招人喜欢、虽然清静却也好客而且还不太贵的客栈，等钟敲过十点，就出现在这一家经过本人精心挑选的饭店门口——这回我特意小心从事，没去惊动那些牛奶瓶。这是个小饭店，但其实是家客栈，说白了也就是个寄宿公寓。

饭店的名字我是记不得了，但那老板娘我记得。此人名唤古宾斯太太，中老年光景，让人望而生畏。她先是带我看了一间房，接着领我把各类设施看了一通，然后把好多好多住在此地必须遵守的错综复杂的规矩概括了一下——早餐何时供应，洗澡怎么打开热水器；一天里哪几个小时我非离开饭店不可，在哪个转瞬即逝的时间段里才能获准洗澡(怪了，这两段时间似乎正好冲突)；但凡我打算在晚上十点以后接个电话或者在外面不回来，那得提前多久告诉她；还有该怎么冲马桶，怎么用马桶刷，卧室废纸篓里只准扔什么质地的垃圾，而哪些东西非得小心翼翼地送到外头的垃圾箱里不可；在每个入口应该到哪里、用怎样的方式擦擦鞋底；如何操作卧室里那三条铁杆组成的电热取暖器，什么时候才准打开(基本上，那得等到冰川期才行)。这些规矩我都是头一回听到，弄得我大惑不解。在我的故乡，若跑到一家汽车旅馆要间房，只要待上十个小时，肆意糟蹋一番，没准还恢复不了原状，然后在翌日清晨扬长而去即可。可跑到这里，就像参军一样。

“在这里至少必须待满五个晚上，”古宾斯太太接着往下讲，“每晚一英镑，其中包含整套英式早餐。”

“五个晚上啊？”我一边说一边小声喘气。我本来只打算住一晚的。如果要我在多佛港挨上五天，我该如何是好？

古宾斯太太挑起一边眉毛：“你想再多住一段？”

“不是，”我说，“不是。其实……”

“那就好，因为本周末我们会接待一批来自苏格兰的退休人士，那样就不大方便让你留下了。事实上，是根本不可能。”她横挑鼻子竖挑眼地打量着我，活像是打量一块地毯上的污渍，心里盘算着还能想点什么办法好让我的日子再难过一点。她还真有办法。“我现在要出去一会儿，所以，我能否请你在一刻钟以后腾出你的房间？”

我又摸不着头脑了。“不好意思，你是说想让我离开？我可是刚到这里啊。”

“按照这房子的规矩，你可以在四点回来。”她本来已经拔腿要走，却又转身回来，“哦，请你好自为之，每天晚上把counterpane[12]撤掉。我们碰上过几回counterpane被玷污的不幸事件。但凡你把counterpane给弄坏了，我就只能让你赔钱了。毫无疑问，这点你能理解的。”

我麻木地点点头。她撂下这句话便走了。我站在那里，心里不知所措，身上疲惫不堪，而我的家在千里之外。我刚刚在露天挨过一个晚上，那股子浑身不自在的劲儿让我几欲发狂。我的肌肉酸痛，先前因为在螺钉上睡过，所以浑身布满凹痕，而我的皮肤被英法两国的尘土沾染得微微起了一层油。当时我之所以还能苦苦支撑到此地，就是因为心里存着这么个想头：不一会儿我就能把身子泡进热气腾腾、舒心舒肺的洗澡水里，然后压在胖鼓鼓的枕头上，缩在软绵绵的羽绒被下，深深沉沉、太太平平、甜甜美美地睡上十四个小时。

我站在那里，心里慢慢意识到，噩梦远远没有告终，它还只是刚刚开始。此时房门突然打开，古宾斯太太大步流星地穿过房间，走到便池上方的那盏荧光灯下。她刚才教过我怎么开灯才算正确——“没必要拽哦，轻轻拉一下就足够啦”——她显然记得自己还没关灯。此刻她关灯的那个动作在我看来就是狠命地拽了一下，然后她将信将疑地把我和房间最后巡视了一番，再度离开。

直到吃准她已经走远之后，我才静静地锁上门，拉好窗帘，往便池里撒了泡尿。我从背囊里搜出一本书，靠着门站了好久，在这个形影相吊的房间里，把那些整洁而陌生的物件看了个遍。

“counterpane他妈的是什么玩意儿？”我闷闷不乐地轻声质问，然后不声不响地走了。

在1973年的春天，英国是一个多么不一样的地方啊!当时1英镑相当于2.46美元，约莫比现在多1美元。当时人均税后周薪刚过30英镑。一袋土豆片5便士，一杯软饮料8便士，一支唇膏45便士，一包巧克力饼干12便士，一只熨斗4.5英镑，一只电热水壶7英镑，一台黑白电视机60英镑，一台彩色电视机300英镑，在外面吃饭平均每餐花销是1英镑。一张纽约到伦敦的定期航班机票，冬天卖87.45英镑，夏天卖124.95英镑。你花65英镑，就可以参加“库克金翼假日旅行”，在加纳利群岛住8个晚上，付93英镑就能住15个晚上。我之所以知道这些，是因为此番来英国之前，我查到了1973年3月20日——我抵达多佛港当天的那一期《泰晤士报》，那张报纸上有一整版政府广告，大致列出这些商品目前的价格，以及征收某种充满活力的名叫VAT(增值税)的新税种之后，物价将会受到怎样的影响，此项税种将在大约一周后推出。广告的中心思想是，征收VAT之后，虽然某些商品的价格会上涨，但也会有一些将随之下跌(哈!)。除此之外，我自己那些日渐萎缩的脑细胞好歹也记得，当时寄张航空明信片要花4便士，喝一品脱啤酒要花13便士，买一本企鹅出版社的平装本要30便士。英国币制实行十进制[13]刚巧过了两年，可是人们还是忙着在脑瓜里换算——“老天爷啊，这玩意儿差不多要6先令呢!”——而且你还得知道，一枚旧的6便士硬币其实相当于2.5个新便士，而1几尼等于1.05英镑。

那一周的新闻标题，有许多时至今日还会动不动就出现，并且数量多得惊人：法航交通管制人员罢工、白皮书呼吁与阿尔斯特[14]权力共享、核研究实验室行将关闭、暴风雨摧毁铁路设施，还有那些永远能派上用场的老生常谈的板球报道，什么“英格兰队溃不成军”(这回是输给巴基斯坦)。不过，1973年那一周的情形，我如今只记得一鳞半爪，而那些新闻标题最醒目的特点就是——居然出了那么多产业界的乱子!英国煤气公司遭罢工威胁、两千公务员闹罢工、《每日镜报》伦敦版停刊、克莱斯勒罢工后万名员工遭解雇、工会拟于五一采取极端行动、一万两千名小学生因教师罢工被迫放假——这些竟然都是短短一个礼拜里闹出来的事儿。那一年后来还闹出了石油危机和希思政府倒台(但是直到次年1月才举行大选)。那年年末前，汽油供应实行配给制，全国各地的加油站都排起了半英里长的队。通货膨胀率攀升至28%，卫生纸、糖、电力、煤炭以及其他很多东西都短缺得厉害。全国有一半人都在罢工，剩下那一半人一个礼拜只要上三天班。人们在百货商店里的点点烛光中选购圣诞礼物，而且根据政府的命令，他们只能黯然神伤地看着电视屏幕在十点档新闻后就转成一片空白。那一年，英国加入了欧洲共同体市场，还跟冰岛打了一仗，就为了——现在看起来简直难以置信——鳕鱼(虽说这一仗打得气不壮、手发软，但那阵势就好比“把那些白花花的鱼放下来，要不咱们没准就要你的好看”)。

简而言之，那是英国现代历史上最卓尔不群的年份之一。当然啦，在多佛港3月里的那个淫雨霏霏的早晨，我并不知道这一点。其实我当时什么都不知道，不过站在这样的立足点上倒是出奇地好。展现在我眼前的一切都是崭新的、神奇的、动人心弦的，那股劲儿你根本想象不出来。英国到处都是我闻所未闻的字眼——五花熏咸肉(streaky bacon)、马桶盖发型(short back and sides)、贝利沙人行横道指示灯[15](Belisha beacon)、餐巾(serviettes)、傍晚茶(high tea)[16]、卷筒冰激凌(ice cream cornet)。什么Scone(烤圆饼)、Pastry(酥皮糕点)、Towcester(透斯特镇[17])、Slough(泥沼镇[18])，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念。我以前从来没听说过泰斯科超市[19]、珀斯郡或者登宾郡[20]、地区廉租房[21]、墨坎比和怀斯[22]、铁路路堑[23]、圣诞神筒[24]、银行假、“海滨石”棒棒糖、送奶卡车[25]、干线电话[26]、苏格兰蛋[27]、莫里斯小车[28]、罂粟花义卖日[29]。据我所知，一辆车但凡在背后贴上带“L”的初学者字牌，那么开车的那位就好比得了麻风病[30]。那会儿我意识到自己如此无知，真是兴奋得容光焕发。哪怕做笔最简单的买卖，我都觉得神秘兮兮。我在报摊上看到有人要买二十包“6号”，结果拿到了一堆香烟，于是揣测了好久，估摸在报摊上随便买样什么东西都跟叫中国菜外卖一样，得按着号码来。我在一家酒吧里枯坐了半小时才回过味来，原来你得自己去点单，而后来在一家茶室里我如法炮制，却被告知请安坐如仪。

那茶室里的女士管我叫“亲爱的”。各家店铺里的女士也一律管我叫“亲爱的”，而那里的男士多半喊我“伙计”。我在这里还没待满十二个小时，他们已经爱上了我。而且这里每个人的吃相都跟我一样。这真让人激动。多少年了，我母亲一直对我失望透顶，因为我是个左撇子，并且客客气气而斩钉截铁地拒绝以美式吃相进餐——先以左手握叉，按住食物以供切割，再将叉换至右手，戳起食物送入口中。那姿势看起来拖泥带水。如今到了此地，突然间整个国家的吃相都与我一模一样了。而且这里的人们开车都是靠左呢!此地实在是天堂。这一天尚未过去一半，我已经明白，这就是我想待的地方。

长长的一天里，我一直在漫无目的、开开心心地沿着居民区和商业区的街道转悠，在车站和街角偷听几句旁人的闲话，兴致勃勃地瞅瞅肉店、鱼店、蔬果店的橱窗，看看街头草草贴上的传单和建筑计划申请，闷声不响地吸收知识。我登上城堡欣赏景致，看渡轮往来穿梭，毕恭毕敬地眺望白色的山崖和“高尔古城”，黄昏时分又心血来潮地看了场电影。我之所以动心，不仅是因为可以待在一个温暖干燥的地方，还因为那张海报上勾勒了一列衣衫单薄、搔首弄姿的女人。

“要包厢还是前排座？”[31]卖票的小姐问。

“不是啊，我要看的是《城郊换妻》。”我回答的口气既有点困惑不解，又有点鬼鬼祟祟。

影院里，又一片新大陆在我眼前展开。我平生头一遭看到了影院广告，看到了用英国口音朗读的电影预告片，看到了英国电影审查委员会开具的证明(“本片由哈立克爵士评定为适合成人观看，他对本片颇为喜爱”)，并略感快意地发现，英国的电影院里允许吸烟，去他的什么火灾危险吧!那电影本身也提供了丰富的社交及语汇方面的信息，还提供了让我开心的机会，让我那双热烘烘的脚歇一歇，同时观赏迷人的年轻女子在一起嬉戏玩乐。那些在我听来全然陌生的字眼包括“销魂周末(dirty weekend)”、洗手间(loo)、换工寄宿女生(au pair)、半独立式联体房(semidetached house)、“男同志(shirt-lifter)”以及“速干速决(a swift shag against cooker)”[32]。后来证明，这些词儿都派得上各种各样的用场。在中场休息时——中场休息又是个让我兴奋的新事物——我平生第一次吃到了“奇亚奥拉”(一种温暖的、橘子口味的润喉糖，总之你只有成为一个英国人才能体会到它提神醒脑的妙处)。卖糖给我的是一个百无聊赖的年轻女子，她有个绝活，一边把客人挑的物件从被灯光罩住的托盘里划拉出来，一边找钱，眼光却还盯着四五百米之外子虚乌有的某一点。看完电影后我到电影映前广告里推荐的一家小小的意大利餐馆里用餐，待夜色在多佛港悄悄蔓延时，心满意足地回到客栈。总体而言，这一天过得舒心惬意，启迪良多。

我本打算早早上床，可是还没走到房间里就发觉有扇门上标着“房客休闲室”，一时好奇，便探头进去。这客厅挺大，搁着几把安乐椅和一张长沙发，全都盖着上过浆的罩子；有只书柜，里面略有几盒拼图，一点儿平装书；一张临时搁在那里的桌子上摆着几本早就被人翻烂的杂志，外加一台大彩电。我打开电视，一边等着它启动，一边拿杂志稍作浏览。全都是女性杂志，可这些杂志跟我的母亲和姐姐看的那些杂志全然不同。她们看的杂志，上面登的文章都跟什么云雨之欢、个人欲念有关。那些文章的标题都是类似于《食之有道，滚滚高潮》《办公室里做爱如何打开局面》《塔希提岛：翻云覆雨新热点》以及《“热带雨林”日渐萎缩，究竟能否助“性”》。而英国的杂志就传达了比较得体的渴望。它们的标题，好比是《自己动手织两件套》《零敲碎打，省钱妙方》《织个顶级肥皂盒》，还有什么《夏天到啦——该做蛋黄酱啦!》。

等电视机启动完成了，又有个房客跑进来，手里拿着一碗热气腾腾的水和一条毛巾。他一看到我就惊叫一声“啊”，然后往窗口的椅子上一坐。此人是个瘦子，红脸儿，一来就弄得一屋子都是油膏味。看他的面相，就是那种心里头老打着龌龊的黄色念头的家伙——你的体育老师会警告你，但凡你手淫得太离谱，临了就会落到这步田地(简而言之，这人长得就跟你的体育老师差不多)。我拿不准，不过我简直可以发誓，当日下午我在看《城郊换妻》的地方就瞅见这么一位在买一包水果口香糖。他偷偷摸摸地瞥了我一眼，没准跟我想到了一处，于是用毛巾捂住脸，埋到那只碗里去。那个晚上接下来的大半时间，他都低着头没怎么动弹。

过了几分钟，有个秃头的中年人——我猜，是卖鞋的推销员——进来，对我说“你好!”，对脑袋上捂着毛巾的那位说“晚上好，理查德”，然后在我身边的椅子上坐下来。不一会儿我们这里又多了个拄着拐棍的老年人，瘸着一条腿，脾气火暴。他朝我们大伙儿阴阴地看了一眼，点点头，算是打个最最轻描淡写的招呼，整个人重重地往椅子上一砸。接下来的二十分钟，他就坐在椅子上将那条腿移过来动过去，活像是在调整一件死沉死沉的家具。我估摸，这些房客都是常住在这里的。

一出名叫《我的邻居是黑佬》的情景喜剧开演了。我估计它其实并不叫这个名字，后者只是涵盖了主旨而已——在“隔壁住了个黑人”的概念里，藏着丰富的喜剧元素。那出戏里尽是些这样的台词：“老天爷，格兰，你碗橱里窝着个有色人种!”“哦，这黑咕隆咚的地儿我看不见他呀，我怎么可能看得见啊？”这节目真是弱智得叫人绝望。那个秃头的家伙在我身边笑得直抹眼泪，毛巾底下偶尔还传来几声乐不可支的哼哼唧唧。可是我发觉那个瘸腿男人压根儿就没笑，他只是瞪大眼睛盯着我，像是在拼命回想过去到底碰到过什么邪恶的勾当是跟我有关的。每回我往那边看，他那双眼睛都铆在我身上，真叫人心里发毛。

屏幕上倏然间星星点点，那是要插播几个广告的标志。那秃顶男人趁机盘问了我一通，口气虽然和蔼可亲，思路却磕磕绊绊，叫人好不困惑。他问我是什么人，怎么会闯进他们的生活里来。他发觉我是美国人，顿时兴高采烈。“我老是想亲眼瞧一瞧美利坚，”他说，“你们那边有没有伍尔沃思[33]百货公司啊？”

“啊，其实，‘伍尔沃思’本来就是美国的公司啊。”

“不会吧!”他说，“你听见了吗，上校？‘伍尔沃斯’是美国的公司哦。”上校——就是那个愁容满面的瘸腿男人——看起来对他的这份机灵劲儿不为所动。

“那么玉米片呢？”

“请您再说一遍？”

“你们美国有没有玉米片啊？”

“哦，实际上玉米片也是打美国来的呀。”

“怎么可能嘛!”

我有气无力地笑了笑，心里巴不得我那双腿能把自己给撑起来，带我从那里逃出去。可是，说来也奇了，那会儿我的下半身愣是动弹不得。

“真想不到!你们既然连玉米片都有，你为啥还要到英国来呢？”

我盯着他，想弄明白这个问题是不是在开玩笑，然后只好结结巴巴、不情不愿、简明扼要地冲着他把自己的简历背了一通。可是没过多久，我发觉那节目又开始了，他连装着听下去都不乐意，于是我的陈述自动缩水，把接下来的时间统统用来承受饱含在上校目光里的怒火。

节目演完，我刚想从椅子上抬起屁股，热情洋溢地跟这个乐呵呵的三人组告别，门却打开了。进来的是古宾斯太太，她手里端着一盘子茶，外加一盘我认定应该叫作“花色茶点”的饼干。屋里人顿时欢腾起来，一个个都摩拳擦掌，嘴里说：“哦，妙啊!”英国人无论长幼、不分贵贱，只要发觉自己马上就能喝到一杯热腾腾的饮料，就会满心欢喜。时至今日，对这一点我仍然记忆犹新。

“今晚的‘鸟类天地’好看吗，上校？”古宾斯太太一边问，一边递给上校一杯茶和一块饼干。

“这可没法说，”上校狡黠地说，“这电视嘛……”他用别有深意的目光照着我的脑袋就是一个耳刮子，“给转到另一个频道去了。”古宾斯太太立时就施以同情，也朝我恨恨地瞥了一眼。我觉得这两位想必是有一腿。

“‘鸟类天地’可是上校最中意的节目。”她冲着我说，那口气可真是恨之入骨了，说话间还递给我一杯茶，外加一块硬不拉叽、白不呲咧的饼干。

我嘴里咕哝了几句道歉的话，可怜巴巴的。

“今晚的节目是讲角嘴海雀的。”红脸的家伙脱口而出，神情颇为自得。

古宾斯太太盯着他看了好一会儿，似乎因为发觉他居然也有话语权而大吃一惊。“角嘴海雀!”她一边说，一边冲我做出一副更叫人胆寒的表情，仿佛在质问，怎么有人胆敢如此缺乏基本教养，“上校可喜欢角嘴海雀了。是不是啊，阿瑟？”他们俩肯定有一腿。

“我是很喜欢呢。”上校一边说，一边闷闷不乐地咬一块巧克力夹心饼。

我好不羞愧，一面啜着茶，一面小口小口地咬我那块饼干。我以前还从来没喝过加牛奶的茶，也从来没尝过这般坚如磐石、寡淡无味的饼干。说起那味道呀，你会乐意把这玩意儿塞给金丝雀，好让它把自个儿的那张嘴磨磨尖。不一会儿，那秃顶的家伙凑过来斜倚在我身边，神秘兮兮地说：“你可不能怪罪上校。自打他丢了那条腿以后，人就不一样啦。”

“哦，那我但愿他能马上把腿给找回来。”我答道，大着胆子在话里头加了点嘲讽。那个秃顶的家伙一听这话，狂笑不已。片刻之间我胆战心惊，以为他要把我这句俏皮话去跟上校和古宾斯太太分享，不过到头来他只是向我伸出一只肉嘟嘟的手，然后自报家门。他的名字现在我早已忘记，不过那应该是一个只有英国人会起的名字——什么考林·克拉普斯普雷啦，伯特拉姆·潘蒂希尔德啦，反正是诸如此类的稀罕名字。我滑头滑脑地笑了笑，以为他肯定是在跟我闹着玩儿，就说：“你开玩笑吧？”

“根本就不是玩笑，”他冷冰冰地答道，“怎么着，你觉得很好笑吗？”

“只是，这名字有点儿……不同寻常。”

“呃，你也许会这么想。”他一边说，一边转而去注意上校和古宾斯太太的一举一动。此时此刻，我终于明白，毫无疑问，我在多佛港一辈子都不会有朋友了。

在接下来的两天里，古宾斯太太毫不留情地迫害我。至于别人，我猜，替她搜罗了证据。她怪我出门时不关屋里的灯，怪我用完马桶后没把盖子放好，怪我拿走了上校的热水——直到他先是嘎吱嘎吱地转门把手，再在走廊里发出愤愤不平的声音时，我才晓得，原来他有自己的专用热水——还怪我连着两天叫了全套的英式早餐，偏偏两次都没吃烤番茄。

“我瞧见你又把烤番茄给剩下来了。”到了第二回，她开了口。我不太清楚该怎么回话，因为这确乎是不容辩驳的事实，于是我只好皱皱眉头，跟她一样瞪大眼睛盯着这令人作呕的玩意儿发呆。说实话，一连两天我都弄不清这到底是什么东西。

“我能不能提个要求，”她说，声调沉重，仿佛积压着年深岁久的愤怒与痛苦，“从今往后，但凡你不想在早餐里吃到烤番茄，你能不能行行好，先告诉我一声？”

我窘迫不安地看着她离去。“我还以为那是一团血块呢!”我真想冲着她背后嚷嚷，不过，当然啦，我什么也没说，只是轻手轻脚地潜出屋子，面对其他房客得意洋洋的微笑。

此后，只要有可能，我就待在外头不回来。我跑到图书馆，从一本词典里查“counterpane”，这样至少在这个“考点”上我不至于失分(结果我发现这词儿原来是“床罩”的意思，不由大吃一惊：一连三天我都在跟窗子较劲)。只要回到那房子里，我就尽量闷声不响，但求默默无闻。就连在我那张咯吱作响的床上翻个身，我都不敢粗声大气。然而，不管我如何殚精竭虑，似乎总是注定要惹人生气。到了第三天下午，就在我悄没声儿地溜进房子时，古宾斯太太在走廊里将我半路拦截，手里拿着一只空烟盒，质问是不是我把它塞进了水蜡树篱。这下我方才明白，为什么那些明明没犯事的人一到警察局就会在那些天马行空的认罪书上签字。当天晚上，我偷偷地草草洗了把澡，洗完以后忘了关上热水，还在放水孔周围留下几绺头发，于是罪加一等。第二天早上，最后一场羞辱终于来临。古宾斯太太一言不发，大步流星地把我押到马桶边，指给我看一小坨没冲走的大便。于是我们达成协议，我应该吃完早餐以后就走人。

我赶上一辆快车奔赴伦敦，从此再没回过多佛港。

[1]　原文为Old Toejam，酒名。本书注释若未有特别说明，均为译者注。

[2]　均为国定假期，因为在这些日子里银行一律关门，所以得名。英格兰与威尔士(苏格兰略有不同)规定的“银行假”共有八天：元旦，耶稣受难节，复活节后的周一，5月的第一个以及最后一个周一，8月最后一个周一，圣诞节及其次日。

[3]　斯泰恩斯小镇在不列颠岛南边，而苏格兰在不列颠岛北边。

[4]　橄榄球术语，指在并列争球时，进攻方中处于最末尾的位置。这里是比喻他们堵在车阵末尾。

[5]　里根时代的一位海军上校，负责国家安全方面的实权人物。

[6]　美国一桩著名的阉夫案的当事人。

[7]　美国橄榄球明星，因有杀妻嫌疑但最终逃脱刑罚而震惊全美。

[8]　均为法国著名影星。

[9]　美国20世纪30年代著名的探案系列片。男主角德拉蒙德的绰号叫“牛头犬”。

[10]　已故著名英国女演员，作品包括《香港女伯爵》等。

[11]　英国划时代的剧作家。

[12]　作者当时不知counterpane是何意，故此处用原文。

[13]　在旧币制中，1英镑=20先令，1先令=12便士(pence)， 1几尼=21先令。1971年起，英国采用新币制，废除几尼、先令和旧便士，统一实行十进制，规定1英镑=100便士(penny)。

[14]　原为爱尔兰一地区，今为北爱尔兰及爱尔兰共和国所分割，历来是政治纷争的焦点。

[15]　发琥珀色频闪光，以1934年采用这种灯标的英国交通大臣的姓命名。这里提到的几个词儿均为地道的英式说法，译者在此亦附上原文供读者对照。

[16]　正餐的花名——原注。下午五六点钟时吃的茶点，常伴有肉食、糕饼等，往往足以果腹，因此作者将其形容为“正餐的花名”。

[17]　北安普敦郡的一个镇子——原注。

[18]　伯克郡的一个镇子——原注。

[19]　Tesco，英国最大最成功的连锁超市集团——原注。该超市引进到中国后定名为“乐购”。

[20]　Perthshire为苏格兰原郡名，Denbighshire为威尔士原郡名，现都已废除——原注。

[21]　Council house，(英国市、镇、郡等)地方当局营造的简易住宅，租金低廉——原注。

[22]　艾里克·墨坎比(Morecambe and Wise， 1926—1984)和厄尼·怀斯(Ernie Wise， 1925—1999)，英国家喻户晓的喜剧拍档——原注。

[23]　Railway cuttings，指铁路线碰到山坡或障碍物时断开处筑的路堤——原注。

[24]　Christmas cracker，一种圆柱形的圣诞节玩具，外面裹以具有喜庆意味的装饰品，用力拽之应发出如爆竹般的清脆轻响，不过实际上往往拉不响。按照传统，每个圣诞神筒都含有一条谜语、一顶派对纸帽、一样小塑料玩具或者小饰品，到头来这些玩意儿往往会伤害家用洗衣机——原注。

[25]　Milk float，即将牛奶送到家家户户的电动卡车——原注。

[26]　Trunk call，英国人对于长途电话的特殊叫法——原注。

[27]　Scotch eggs，将煮熟的蛋裹上面包粉油炸而成。口味不像听上去那么糟糕——原注。

[28]　Morris Minor，一种曾广受欢迎的英产汽车，20世纪70年代停产——原注。

[29]　Poppy Day，这是所谓“铭记日”(每年11月11日前的那个周日)的通俗说法，因为那天几乎每个人都会在领口上别一朵人造罂粟花，以纪念两次世界大战中的死难者——原注。

[30]　麻风病人的英语是leper，首字母恰巧也是l，故作者有此调侃说法，形容这类新手叫人避之唯恐不及。

[31]　原文是Circle or stalls。作者误以为这两个词分别是电影片名，故有下文之答。

[32]　“销魂周末”指与情人共度的周末，“男同志”指男同性恋，“速干速决”指草草做爱。因原文表达巧妙而隐晦，故译者刻意在译文中尽力接近，不直接译出其真实用意。

[33]　伍尔沃斯(1852—1919)，美国商人，在全国经营千余家五分一角的百货连锁零售商店，为近代“五分一角”零售商店的创始人，后成立伍尔沃斯公司。

第二章

此刻，我人在加来港，打算二十三年来头一回重访多佛港。明天我会赶早班轮渡出发，开始一场旨在系统勘察大不列颠的重大旅程，好比将该国之公众面目与隐私部位细细翻检、一一看来。不过，今天我尚且还能无忧无虑、自由散漫。眼下我没什么事可干，怎么开心怎么来。

加来港是个好玩的地方，此地之所以存在，纯粹是为了让英国人穿上田径运动装以后，能有个去处。此地因为在战争期间被炸弹重创，后来便落到了战后城市规划人士的手中，结果，它看上去就像是1957年水泥博览会之后留下的什么玩意儿。一批数量惊人的建筑，特别是在郁郁寡欢的中央广场“阅兵场”[1]一带的那些建筑，看上去活像是按着超市包装袋(特别是“雅各奶油饼干”的包装袋)的样子做出来的。有几幢房子居然造到了街面上——这向来是20世纪50年代的规划者们的显著手笔，他们的脑瓜都让那些关于混凝土的奇思妙想给砸坏了。市中心的主建筑群里有一栋——简直毋庸置疑——你可以说它是假日酒店，也可以讲它是玉米片盒子的东西。

不过我也无所谓。阳光温煦可人，天气宛似小阳春，此地在法国境内，而我正值长途旅行伊始，又晕陶陶地瞻望着接下来好几个礼拜明明无所事事，却还能称其为工作的时间——快意每每由此而生，此番我照例深陷其中。

我发现在加来港街头，没什么人长得像伊夫·蒙当或者让娜·莫罗乃至那位讨人喜欢的菲利普·努瓦雷，不禁大失所望。这是因为在那里的人统统都是穿着运动装的英国佬。瞧他们那模样，似乎个个都应该在脖子上挂只哨子、手里抱只足球才对。但事实并非如此，他们都拎着沉甸甸的手提袋，里面装着叮当作响的瓶子、叫人作呕的奶酪。他们自己也不太明白为什么要买这些奶酪，更不晓得在搭上四点钟的轮渡回家之前该如何打发时间。他们打你身边经过时，你能听见他们闷闷不乐地絮絮低语：“花60法郎就买这么一袋该死的山羊奶酪？哦，她可不会为了这玩意儿感激你。”瞧他们那样子，个个都恨不能立马喝一杯茶，吃点真正算得上食品的东西。我不禁突发奇想，若是在此处摆个卖汉堡包的小摊，保准能发笔小财。你可以管它叫“加来堡”。

有一点是非说不可的：除了买买东西、悄没声儿地嚼嚼舌头，在加来港真的是没多少事情可以做。城市酒店外面好歹有尊著名的罗丹像，城里有家唯一的博物馆名叫Musee des Beaux-Arts et de la Dentelle(如果我没把那点法语给扔光的话，那么这个词儿的意思就是“美丽的艺术加牙齿博物馆”[2])。可是眼下这家博物馆关着门，而到城市酒店又得长途跋涉——反正罗丹雕像哪张明信片上都有。到头来，我就跟别人一样，在纪念品商店里四处窥探。在加来港，这类商店要多少有多少。

我从来都没弄明白，为什么法国人一炮制起俗气的宗教纪念品来就特别有天分。在“阅兵场”转角的某个阴郁的店子里，我就找到了一件让我中意的：一尊圣母玛利亚的塑料模型。双臂款款动人的圣母玛利亚，立在一个用海贝壳、小海星、干海藻做的蕾丝状枝条以及一只擦得锃亮的龙虾爪子搭成的洞穴里。粘在圣母的后脑勺上的光环，是用一只塑料窗帘环做的。此外，在那只龙虾爪子上，这玩意儿的天才设计师还用优雅的字体写上了“加来港”的字样。说来奇妙，这字儿看上去真是分外喜庆。我颇为踌躇，因为它价格不菲，可那商店里的小姐演示给我看，这玩意儿若是插上电源，就会像黑池游乐场里的游园车那样闪闪发光。这样一来，我心里就只剩下一个问题：买一个到底够不够？“很漂亮吧？”[3]她发觉我居然打算拿出现金把这东西给买回去，就惊讶地轻声嘀咕了一句，然后急急忙忙地把东西包好，让我付了账。直到此时我方才恢复理智，心中大喝一声：“哎，我这是在哪里啊？劳驾，我面前这个俗气的法国狗屁玩意儿到底是什么啊？”

“很漂亮吧!”她不停地用这话安抚我，仿佛怕把我那欲梦还醒的状态给惊扰了似的。我想她自打上回卖掉一盏“圣母玛利亚贝壳备用灯”后，到现在应该有好一阵子了。反正，后来那店门刚刚在我身后关上，我就清清楚楚地听到了一声欢呼。

事后，为了庆祝庆祝，我跑到一条充斥着“加斯东·帕潘”之类不知其名的名人的街道上，走进一家大众咖啡馆，叫了一杯咖啡。一进室内，我便觉得加来港似乎平添了许多叫人赏心悦目的高卢风味。人们互致问候时两边脸颊都要亲一亲，身边缭绕着高卢人和吉卜赛人吐出的蓝色烟雾。房间那一头有一位举止优雅的黑衣女子，看上去让人匪夷所思地作如是联想：好比让娜·莫罗要在一部名叫“寂寥生活”[4]的电影里拍一场葬礼戏，开拍之前她先飞快地抽支烟，再来点佩诺茴香酒。我给家里写了张明信片，品完我的咖啡，此后直至黄昏的那几个小时里，我一直在友好而徒劳地朝那位忙得四脚朝天的侍者招手，巴望着能把他哄回我桌边，把我那点为数不多的账给结掉。

我在马路对面的一家小馆子里用餐，没花几个钱，感觉却好得叫人咋舌。我可得替法国人说句公道话——他们也能做炸薯条!然后我到一家酒吧里喝了两瓶时代啤酒，在那里接待我的是一位系着屠夫围裙、长得活像菲利普·努瓦雷的伙计。末了，我早早回到我那简朴的饭店房间，把我那盏圣母贝壳灯赏玩了一会儿，就爬上床。那一整晚，耳边尽是楼下那条街上的汽车横冲直撞的声音。

翌晨，我早早地吃完早饭，跟杰拉尔·德帕迪约[5]——哦，好歹有个惊喜——结完账，然后迈步走向又一个充满希望的日子。我手里攥着买轮渡票时附送的一张又小又潦草的地图，动身寻找轮渡站。从地图上看，轮渡站离得很近，就在市中心，可是，实际上它却在两英里之外，在一片让人迷惘的荒地的最远端。那荒地上有炼油厂、废旧工厂，还有好几英亩的开阔地，这里戳几根旧梁子，那边码几堆参差不齐的水泥块。我发觉自己只能从铁丝网上那一只只破洞里钻过去，在那些锈迹斑斑、窗玻璃破碎的火车车厢之间小心翼翼地行走。在加来，我不晓得别人是怎么去轮渡站的，反正有一点我能认定：以前可从来没有人沿着这条路去过轮渡站。一路上，我一边走，一边躁动不安地意识到——说得准确点，那感觉真是既哀怨又惊恐——眼看着开船的时间愈来愈近，可那轮渡站虽说总好像近在眼前，实际上却一直远在天边。

最后，我左躲右闪地穿过一条忙忙碌碌的分车道高速公路，爬上一座河堤，终于气喘吁吁地抵达站头。我终究还是迟到了，而且模样看上去活像刚从一场矿难中劫后余生。有位看起来喜欢发号施令且痛经症状泛滥的女人把我赶上一辆穿梭巴士。一路上，我清点了一下自己的财物，发觉我那钟爱的昂贵的圣母玛利亚已然脱落了她那道光环，贝壳也在陆续往下掉，不由暗自沮丧。

上得船来，我挥汗如雨，多少有点儿惴惴不安。我得坦白，我可不是一个好水手。我一踏上明轮船就要犯晕。我坐的这艘是Ro-Ro式轮渡(想来是“翻来滚去”的缩写)[6]，而且我把自己的性命托付给了这么一家公司——在记得关闭船首舱门这件事上，他们的记录远远称不上无懈可击。而忘记关船首舱门，就类似于你穿着鞋子就钻进了浴缸。反正这些事儿都让我愈发难以释怀。

船里塞满了人，统统都是英国人。在头一刻钟里，我到处闲逛，寻思他们为什么不用弄得身上邋里邋遢也到得了这里，然后我飞快地挤进乱作一团、满目皆是运动装的免税商店，再忙不迭地杀出来，随即在餐厅附近遛了一圈，手里托个盘子，眼巴巴地望望那贵得离谱的价钱，再把托盘放回去(拿盘子都得排队呢)。接着，我想在成群结队、沸反盈天的小孩里觅一个座位，结果就给一路逼到微风拂面的甲板上。那里有两百七十四个嘴唇冷得发紫、头发迎风起舞的人正拼命想让自己相信，此处阳光灿烂，因而他们不可能挨冻受凉。风鼓起我们穿在身上的连帽大衣，声声呼啸有如枪响，吹得那甲板上的小孩子连奔带跑，除此之外，还掀翻了一塑料杯茶水，恰巧泼在一位丰满的女士的大腿上。人人看在眼里，无不涌起一丝窃喜。

没过多久，多佛港的白色山崖就从海里升起，开始向我们悄然靠近。接着，似乎就那么一眨眼工夫，我们就驶入了多佛港，船头笨笨地拱进码头。一个空洞的声音指挥步行的旅客集中到“阳光休息室”旁边的ZX-2号甲板的右舷出口点——好像这话对大伙儿能起什么作用似的——于是我们统统开始迷迷糊糊地长途跋涉，压根儿就是各行其是地在船上探险。我们沿着楼梯上上下下，穿过自助餐厅和贵宾休息室，在储藏室进进出出，穿过一间厨房，那里面挤满了埋头苦干的东印度水手，再从另一个角度穿过自助餐厅走回来。末了，也不晓得是怎么回事，终于走下船来，全身都笼罩在英格兰那充满善意、水雾迷蒙的阳光中。

此刻，时隔多年之后，我心心念念地想再见到多佛。我沿着海滨大道向市中心挺进，路上经过一番侦察，居然找到了多年前我睡过的那个凉棚，不由喜上心头，轻轻喊了一嗓子。如今那凉棚顶上又刷了约莫十一道绿油漆，不过除此之外，与昔日毫无二致。无独有偶，那面朝大海望到的风景也同昔日毫无二致，只是海水要比我上次看到的更蓝，更晶莹透亮。然而，再要说到别的物事，看起来可就大不相同了。我记得那里本来有一排优雅的乔治王时代的房子，如今却成了一个庞大而突兀的砖房公寓区。往西的主干道唐沃尔街要比我记忆里更宽，那车水马龙的架势也显得更咄咄逼人。另外，如今有一条人行地道通往中心商业区，而后者本身，我也已经认不出来了。

那条最繁华的购物大道如今已经成了步行街，市集广场则变成了某种露天市场，铺满花色面砖，老一套的铸铁饰品亦随处可见。整个市中心挤满了忙碌、宽阔、旨在疏导交通的道路——我记得以前可没有这些路，这看上去很不舒服。如今还有一座大楼是专为旅客服务的，名叫“白崖体验”。我按着这名字揣摩，估计在这楼里，你能发现当一块八亿岁的石灰石会是什么感觉。反正我现在什么都认不出来啦!英国的城镇有一点比较麻烦的是，它们个个都长得无从分辨。它们都有布兹药房，都有W.H.史密斯书店，也都有玛莎百货。说实在的，你跑到哪里都差不多。

我步履蹒跚、心不在焉地在大街小巷里穿行，想到这个在我记忆里如此难以磨灭的地方竟然显得这样陌生，不禁郁郁寡欢起来。后来，当我第三次嘟嘟囔囔地穿过中心城区，在一条我发誓以前根本就没走过的巷子里，我突然撞上了那家电影院。虽说电影院已被刷了厚厚一层花里胡哨的漆，可终究我还是认得出，这就是当年放《城郊换妻》的场子。顷刻间，一切都变得明明白白。既然有了一个固定的参照点，我就能确凿知晓自己到底身处何方。我胸有成竹、大步流星地往北走了五百码[7]，接着往西——现在即便把我的眼睛蒙上我也不怕啦——然后就发觉自己正好来到了古宾斯太太的门前。如今那仍然是一家旅馆，看上去没怎么变，就我记忆所及，也就是门前的花园里多砌了几个停车位，多竖了块塑料招牌，宣告屋内既有彩色电视，又有成套的卫浴设备。我有心敲门，可似乎也没什么意思。那位凶神恶煞的古宾斯太太想必早就不在了——或是退休，或是作古，也没准她在南部海岸上随处可见的养老院里挑了一家，到那里颐养天年。英国的家庭旅社如今跨进了新时代，旅社里有配套齐全的浴室和咖啡烹煮设备，客人还能把比萨饼叫到房间里吃，她能受得了才怪。

但凡她住进哪家养老院——这当然是我的第一选择——我真是希望那里的服务生既富于同情心，也不乏洞察力，若是她滴滴答答地弄湿了马桶坐垫，或者吃不完早饭，或者动不动就茫然无助、百无聊赖，就能时不时地骂她一顿。这样一来，她就好比回到了自己的家，实在是很有好处呢。

一念及此，喜从中来，我顿时就把多佛港抛到了脑后，漫步走上福克斯通路，向火车站迈进。在那里，我买了张票，搭下一班车到伦敦去。

[1]　原文为法语。

[2]　原法文的意思是“美术及花边织物博物馆”，作者在此处将法文中的“美术”混淆成“美丽的艺术”，将“花边织物”误读成“牙齿”(Dentelle与英文中的dental一词相近)。

[3]　原文为法语。

[4]　原文为La Vie Drearieuse，最末一个词是作者用英语dreary(寂寥)加法语阴性形容词变位以后生造出来的。在这部子虚乌有的电影名里，作者再次拿自己三脚猫式的法语开了个玩笑。

[5]　法国著名男影星，此处指结账处的人相貌酷似德帕迪约。

[6]　Ro-Ro其实是roll-on-roll-off的缩写，意为“滚装滚卸、开上开下”，指汽车可以开上开下。但作者故意把它说成是roll-on-roll-over的缩写，这样就成了“翻来滚去”，令人产生船容易倾覆的联想。

[7]　英美制长度单位，1码等于0.914米。

第三章

我的上帝，伦敦可真大呀，不是吗？就好像你刚刚离开多佛港，二十分钟以后就进了伦敦，然后便是没完没了的、一英里一英里全是无边无际的灰蒙蒙的郊区，成排成排矮矮胖胖的砖房蜿蜒绵长。从火车上看，它们多少有点千篇一律，就好比它们统统都是从一种硕大无比的造香肠的机器里硬挤出来的。我总会费一番思量，在这么一大片地形复杂、样式单一的地盘上，那好几百万的居民每天晚上到底怎么才能找到回家的路。

反正我肯定是找不到的。在我看来，伦敦始终是一个规模庞大且让人兴奋的谜。我在伦敦市内或周边地区居住过也工作过，统共八年，在电视上看当地新闻，读晚报，漫步于大街小巷，去参加婚礼和退休派对，要不就是傻头傻脑地跑到那些占地广阔的拆车场去淘便宜货。即便如此，我还是发觉伦敦尚有大片大片的地方我非但没有见识过，而且还闻所未闻。每每翻阅《标准晚报》或是跟一个熟人闲聊，冷不防遭遇某个二十一年来我根本就没注意到的地名，我总会大惊失色。“我们刚在‘钨石楠’附近的‘劳碌区’买了一小块地皮。”有人说。于是我心想，这地儿我根本听也没听说过呢，怎么可能有这样的事啊？

我在我那个压得扁坨坨的背包里塞过一本《伦敦指南》，那是一部勾勒市内街道的大众地图册。此刻，我本来确信包里还有半条“火星”巧克力，就伸手摸索了一通。不料巧克力没找到，却突然摸到了这本书。我把书抽出来，随手挑了几页看起来特繁复的翻看，看到遍布书页的区域、村落，时而还有业已被吞并的小城。我发誓，这些名字我在上回查阅时压根就没见过。当我发现这一点时，照例又是惊讶又是窃喜——达登山、普拉希特、陷阱溪、福尔威十字口、埃尔桑恩高地、海安姆山、莱斯奈斯荒原、灯塔树荒原、贝尔绿地、康健谷。康健谷？这样的地名我先前怎么就没注意呢？问题在于，我很清楚，但凡下回我再看，又会瞧见别样的地名了——什么“火腿杆”啦，“东结巴”啦，“氡荒原”啦，“阉牛群”之类的。

那本指南委实是部顶顶好玩的书。它谨小慎微地替每座板球场、污水处理厂、被人遗忘的坟墓和郊外每条蜿蜒曲折的死巷加以定位并做好标记，在最渺小、最不起眼的空间里塞进最密集的地名。我翻到索引，当时也实在穷极无聊，便在那几页流连忘返。我算了算，伦敦城里的街名共计45,867个(可能略有误差)，其中包括不下21条“格鲁切斯特路”(外加大把大把以“格鲁切斯特”命名的新月形区域、广场、大道和死巷)， 111条“车站路”或与此类似的地名，35个“卡文迪许”，66个“奥查德”，74个“维多利亚”， 159个“教堂”，25条“大道路”，35条“大道”。诸如此类，花样繁多，不计其数。尽管如此，真正听起来特别好玩的地名倒是少得惊人——什么“冷风吹巷子”啦，“猛一瞥绿地”啦，“火腿帘死巷”啦，什么“仙人掌大道”啦，“疯子巷”啦，“屁股街”啦，把叫人过目难忘的地名全列出来，基本上也就这些了。有一回我在书上看到，在伊丽莎白一世时代，这城里某地有过一条“摸摸阴道巷”，不过后来显然就没了踪影。我花了半个小时，用这法子自娱自乐了一把。一想到我跑进了这样一个大都市，而其中错综复杂的机关，又叫人眼花缭乱、茫然无知，不由喜从中来。喜上加喜的是，当我将书塞回包里时，我又找到了那条吃了一半的“火星”巧克力。巧克力的上半截缠在一条细细软软的麻布里——虽说这没让巧克力愈添美味，但好歹让它的分量重了不少。

维多利亚车站熙来攘往，司空见惯的各色人等一应俱全：一脸迷茫的旅客，四处游击的黄牛和醉得不省人事的酒鬼。我走出车站的当口，先后有三个人问我有没有闲钱可以施舍——“没有，不过谢谢你来问我!”——这种事情要是搁在二十年前不可能发生。那会儿的伦敦，非但沿街乞讨还是个新生事物，而且即便有，他们也总会讲一个好听的故事，比如说丢了个钱包，现在又急需两英镑赶到梅德斯通给一个小妹妹捐骨髓。现如今就不同啦，他们直截了当地管你要钱。节奏倒是快了，可也没原来那么好玩了。

我拦了辆出租车直奔港湾街的哈兹利特旅店。我之所以喜欢哈兹利特，是因为这家旅店故意要弄得不显山不露水——既没有招牌，也没有一块金属板之类的东西可以泄露其功用——这样一来，比起你的出租车司机来，你可就显得得天独厚了。现在我可得说一句，毫无疑问，伦敦的出租车司机是天底下最棒的。他们行事既靠谱，也安全，还老实，一般也总是和和气气、彬彬有礼。他们把车子里里外外都整饬得纤尘不染，为了能让你正好在目的地的前门下车，他们哪怕要费天大的事也在所不惜。不过他们有两件事儿实在古怪。第一，他们沿直线行驶不会超过两百英尺。这一点我从来搞不明白，反正不管你人在哪里、路况如何，每隔两百英尺，他们脑瓜里就会有个小铃铛响起来，便猛地拐进一条小路。另外，等你抵达你的饭店或者火车站或者你要去的随便什么地方，他们都喜欢载着你在周围兜上一圈，好让你在下车前从各个角度把这里打量一番。

他们的另一个显著特点——这也是我喜欢去哈兹利特的原因：如果要他们承认，他们其实并不知晓某个他们自以为应该知晓的地方(比如一家旅店)，那他们可受不了。我觉得这一点真够可爱的。想成为一名伦敦的出租车司机，你一定得达到堪称“广知博闻”的地步。说白了，就是得知道每一条街，每一家医院，每一家饭店，每一个警察局，每一座板球场，每一座公墓，以及这个大得惊人、乱得惊人的城市里每一处有名的地标。要修炼到这个境界得花上好多年，也难怪“的哥”们对自己的成就洋洋得意。如果要他们承认，伦敦市中心居然有一家他们压根就没听说过的饭店，那真的会要了他们的命。所以那司机就只能四处打探。他先是漫无方向地开了一两个街区，然后从后视镜里瞥你一眼，捏着嗓子小心翼翼地说：“哈兹利特呀……是柯增街上那家吗？就是‘蓝狮’对面的？”可一旦觉察到你的嘴唇上开始现出一抹略含异议的微笑，他就赶忙改口道，“不对，等等，我当成‘黑兹伯里’啦，没错，‘黑兹伯里’。你是要去‘哈兹利特’，对吧？”然后他会胡乱挑个方向瞎开一阵子，“是在‘羊倌矮树丛’的这一边吧，对吗？”他又押了个宝。

等你告诉他那家旅店就在港湾街上，他又会讲：“对呀，就是那一家。可不就是那一家嘛。这家我知道，挺摩登的地方，有好多好多玻璃的。”

“说真格的，那是一幢18世纪的砖楼。”

“没错的啦。这个我知道。”于是他立马就来了个戏剧性的掉头，害得一个骑自行车的路人撞上一根灯柱(不过没什么大碍，因为他配好了“自行车裤腿夹”，头上还戴着那种让人生厌的气流头盔，看上去仿佛就是巴不得你把他揍趴下似的)。“哦，你总是让我想到‘黑兹伯里’。”司机又补了一句，嘎嘎嘎地笑起来，仿佛在说，能让你把这两个地方搞搞清楚，你有多走运啊。他笑完就从斯特兰德街拐到一条小路上，那条路要么叫“化脓巷”，要么叫“括约肌路”，反正这地儿就跟伦敦那么多别的物事一样，都是你以前从来就没有注意过的。

哈兹利特是一家上好的旅店，可是它之所以让我中意，恰恰是因为它行事风格不像家旅店。它也很有些年头了，店里的雇员个个和蔼可亲——这在一家大城市的旅店里总归是件新鲜事——不过他们总有办法让你产生那么一点依稀的印象，觉得他们已经有好长时间不干这一行了。你跟他们讲，你预订过房间，现在要求入住，他们就会露出一副惊恐万状的表情，开始不知所措地在几个抽屉里乱翻一气，寻找预订登记卡和房间钥匙。这一幕实在够迷人的。而那些个替房间保洁的讨人喜欢的姑娘——我得说，那些房间一直都是一尘不染、无比舒适的——能做到精通英语的似乎很少。于是，一旦你向她们要一块肥皂之类的玩意儿，你就会看到她们先是仔细观察你的嘴巴，然后，一般情况下，她们过一阵子就会踌躇满志地回转来，手里拿着一盆植物或者一只便桶或者某种显然不是肥皂的东西。此地真是妙不可言，别处我才不想去呢。

此地之所以叫“哈兹利特”，是因为这里曾经住过那位散文大家，所有卧室的名字，要么是他相好的兄弟，要么是他泡过的妞，反正诸如此类吧。我得承认，对于这位老兄，我脑瓜里存的卡片只有一鳞半爪、寥寥数笔。卡片上是这么写的：

姓哈兹利特(Hazlitt，是这么拼的吗？)，名威廉(？)，英格兰(也没准是苏格兰？)散文家。生活年代：反正是在1900年以前吧。最有名的著作：不知道。清辞丽句、警言妙语：不清楚。其他实用资讯：他的房子如今成了一家旅店。

跟往常一样，我往脑瓜里存了张卡片，打算什么时候多读点哈兹利特的东西，好弥补我的知识缺陷，并且同往常一样，我马上就把这个打算抛到了脑后。我把我的背囊往床上一搁，从里面抽出一个小笔记本和一支钢笔，满怀一腔好奇外加孩子气十足的热情冲上了街。

我觉得伦敦真让人兴奋。虽然我实在不想附和那位讨厌的老东西塞缪尔·约翰逊，而且他那句名言既浮夸又弱智——“但凡谁厌倦了伦敦，他便厌倦了人生”。就昏庸程度而言，这句评语仅次于“让笑容成为你的雨伞”，但我对此着实无从辩驳。我在乡下生活了七年，一直住在那种一头死牛都能引来一群活人的地方，相形之下，伦敦就显得格外炫目。

我一直都弄不明白，为什么伦敦人就看不出他们住在这世上最美妙的城市里。如果你来问我，那么我说它要比巴黎漂亮得多，有趣得多，除了纽约之外，别处也不如它那么生机勃勃——即便是纽约，在好多至关重要的方面也是没法跟伦敦比肩的。伦敦的历史更长，公园更美，新闻业更活跃也更丰富，街上出行更安全，比起世界上其他大城市来，这里的居民也更有礼貌。

比起我所知晓的其他城市，伦敦有更多惬意的细节，你不妨管它们叫“不期而遇的款待”：赏心悦目的红色邮箱；在十字路口真的会停下车来让你先过马路的司机；那些可爱的被人遗忘的教堂，名字妙不可言，比如“衣橱区之圣安德鲁教堂”和“瘸子门圣吉尔斯教堂”；冷不防撞上的静谧所在，比如“林肯律师园区”和“红狮广场”；维多利亚时代不知其名的人物雕像，宽袍大袖，饶有趣味；黑色出租车；双层巴士；乐于助人的警察；彬彬有礼的告示；但凡你跌一跤或者手里的购物袋撒在地上，就会有人停下来帮你；哪里都有长凳。还有哪个大城市会费神在房子外边挂上蓝牌子，告诉你这是某某名人的故居，或者警告你走下人行道时要往左右两边看看呢？让我来告诉你吧，这是绝无仅有的。

若是抛开希思罗机场，抛开天气，抛开建筑大师理查德·塞弗特那皮包骨头的手染指过的每一幢房子，伦敦几乎是完美无缺的。哦，既然话说到这个分上，那我们或许也能让大英博物馆的职员们别把自己的车乱七八糟地停在前院里，索性把那里改得像花园一样，然后把白金汉宫门外的临时防撞路障撤掉，因为这些玩意儿看起来显得那么杂乱无章，那么没品位，跟关在里面的那位可怜的女王陛下的尊荣一点儿都不相称。还有，当然啦，得把自然历史博物馆恢复到昔日风貌，就是得回到他们胡乱整治前的样子(特别是那些将20世纪50年代以来就在家居用品上横行霸道的小虫子一一陈列的展示架，他们一定得恢复)；还有，必须马上取消所有博物馆的门票，再把“里昂斯拐角屋”餐厅弄回来，不过这回得让他们供应点你乐意吃的东西；最后，不过也是最最关键的一点，得把英国电信公司的董事会成员赶出门去，亲自把他们以前卖到天涯海角、如今已沦为淋浴房和花园棚的红色电话亭一个个找出来，再让他们统统回收，然后就把他们统统解雇——不，干脆杀掉拉倒。那时节，伦敦可就真的要再度辉煌啦。

多年以来，这还是我第一次无所事事地跑到伦敦来。我只觉得自己身处异乡。在这么个浩大、庞杂的都市机体中，我并没有什么任务要完成，一念及此，顿时略感亢奋。我在索霍区和莱切斯特广场一带漫步；到查令十字街的书店里稍事逗留，把那些书按着我的心意挪了挪位置；漫无目的地穿过布鲁姆斯伯里以及伦敦大学校区；最后穿过格雷酒馆街抵达《泰晤士报》大楼旧址——此地现在是一家企业的办公楼，公司名头我闻所未闻。我只觉得一阵怀旧情愫涌上心头，能体会如此情怀的，也唯有那些铭记往昔之人：记得当年那滚烫的金属排字版、吵吵闹闹的排字房，记得每礼拜只上二十五个小时的班却能拿到可观的薪水——这真叫人没事偷着乐。

我1981年开始到《泰晤士报》上班，当时的情形，说得客气点，就是人浮于事、效率低下的现象已经到了骇人听闻的地步。我那时担任助理编辑，或称案头编辑。我所在的五人小组个个都得挨到下午两点半左右才晃悠进来，然后花大半个下午的时间，一边看晚报，一边喝茶，一边等记者们攻克每天要面对的挑战。他们先得吃上三个小时的午餐，享用完几瓶既体面又美味的Chateauneuf-duPape(教皇新堡红酒)，再挣扎着找到回来的路。他们刚刚在办公桌前坐定，就忙着杜撰报销账单的理由，接着跟他们的股票经纪人在电话里窃窃私语一通，说几条吃脆皮焦糖蛋奶布丁时听来的小道消息。等这些都干完了，他们才敷衍出一页纸的文章来，然后立马口干舌燥，一头扎进对街的蓝狮酒馆里。大约五点半，我们这些助理编辑会对着几张纸评头论足一番，历时一个小时左右，然后伸开胳膊套进外衣，就打道回府。这活儿显得如此惬意，根本就不像一份工作。头一个月末，我有个同事手把手教我，如何在一张报销单上填好天马行空的花销，然后径直拿到三楼，在一扇小窗前换来约莫一百英镑的现钞。我们每年有六个礼拜的假期，只要合法生育就有三个礼拜的陪产假，每隔四年还有一个月的公休假。那会儿的舰队街是多么美妙的世界啊!我身为其中一员，又是何等兴奋啊!

唉，这等好事岂能长久？没过几个月，鲁伯特·默多克接管了《泰晤士报》。于是，没过几天，大楼里到处都是神秘莫测、皮肤黝黑、穿白色短袖衬衫的澳大利亚人，他们拿着文件夹神出鬼没，那架势就像是在替别人量身定做棺材似的。有那么个段子——我猜有可能是真事——说就在这些官员里头，有一位踱着步子走进四楼的某间屋子，发现那里挤满了多年来无所事事的闲人，而且他们无法令人信服地替自己正名，于是那当官的大手一挥，就把他们统统炒了鱿鱼。只有一个走运的家伙除外，他当时正巧溜出去买彩票。等他回来，屋里已经空无一人。此后整整两年，他都一个人坐在屋里，稀里糊涂地猜他的同事们到底出了什么事。

在我们部门，这场增效运动没那么伤筋动骨。我上班的那个编辑小组被并进了更大的商业新闻部，那就意味着我不仅得上夜班，每天上班时间接近八小时，而且我们的开销也会被无情削减。不过最最糟糕的还是我被迫常常要跟电报室的文斯打交道。

文斯可是个臭名远扬的主。但凡他还算是个人，那他不费吹灰之力，就可以成为天底下最可怕的人。我不太清楚他到底是什么来头，只晓得此人身高五英尺六英寸，从头到脚都是一股子刁钻狠毒的劲儿，裹在一袭邋里邋遢的T恤衫里。有条比较可信的谣传，说他不是正儿八经生出来的，而是在娘胎里长成人形以后直接蹦出来的，紧接着就蹿进了下水道。文斯手头那几件又少又轻、通常情况下可以忽略不计的活儿里，有一件就是晚上把来自华尔街的报告送到我们这里。每天晚上我都得过去，费尽心机把报告从他那里骗过来。通常，我总是在嗡嗡作响且是因为疏于管理而乱成一团的电报室里，看见他懒洋洋地躺在一张从楼上的主管办公室里劫来的皮沙发上，而他那双鞋尖沾着血迹的“马丁大夫”鞋就扔在他面前的书桌上，鞋边——有时候真的就垫在鞋底下——是一大盒敞开的比萨饼。

每天晚上我都要在那扇敞开的门上犹犹豫豫地敲几下，然后彬彬有礼地问他有没有看到华尔街报告，并且指出现在已经是十一点一刻，而我们早在十点半就应该拿到这报告了。从他身边的这一大堆机器里，总有一团团纸连滚带爬地冒出来，根本没人打理。他有没有可能从这里头把那份报告给找出来呢？

“我不晓得你有——没有注意到，”文斯会说，“我在吃比萨呢。”

对付文斯，每个人的招数都不一样。有人试着吓唬他，有人试着贿赂他，有人试着用交情笼络他，我就干脆求他。

“求求你啦，文斯，你就不能替我找找吗，好不好啊？你连一秒钟都用不了，可这样我的日子就好过多啦。”

“去你的。”

“求求你了，文斯。我得养家糊口啊，可是就因为华尔街报告总是迟到，他们威胁我要我卷铺盖呢。”

“去你的。”

“好吧，那么，要不你就跟我讲讲它在哪里，我自己去拿？”

“这里什么——什么玩意儿你都不准碰，这个你总清楚吧。”电报室隶属于某个协会，后者有个神秘兮兮的缩写名字，叫什么NATSOPA[1]。而这个NATSOPA为了将下属报业的层层梯队牢牢地攥在手里，采取的措施之一就是对技术机密守口如瓶，比如该怎么从一台机器上把纸给撕下来。据我回忆，文斯曾经到伊斯特本上过六个礼拜的课。这一上就把他折腾得心力交瘁。至于新闻记者，压根儿就别想摸到那门道。

末了，等我的哀求愈来愈轻，渐渐地变成某种无助的呻吟后，文斯就会重重地叹一口气，把一瓤比萨饼往面孔上胡乱一塞，然后走到门前来。他会把脸探过来，直别别地对着我的脸，僵持整整半分钟。这一刻总是最叫人毛骨悚然的。他嘴里哈出来的气闻上去血腥而野蛮，他那双眼睛闪闪发光，就跟一只耗子似的。“你他妈的真叫我心烦!”他把这话讲出来的时候，喉咙里发出低低的号叫，湿漉漉的比萨渣喷得我满脸都是。然后，他可能会把华尔街报告拿出来，也可能会凶巴巴地回到自己的办公桌前。你永远也预料不到究竟会是哪一种。

有一回，那天晚上的情形特别糟，我就把文斯倔头倔脑的嘴脸向夜班编辑大卫·霍普金斯汇报。他这个人，一旦打定主意拉破脸，也是个让人害怕的角色。他的鼻子呼哧呼哧地喘着粗气，跑过去打算把事情摆平，而且还当真跨进了电报室——这一跨，就等于把原先划好的分界线狠狠地嘲笑了一番，真可谓勇气非凡。过了几分钟，他跑出来，满脸通红，忙着擦下巴上的比萨饼碎屑，看上去整个儿成了另一个人。他平心静气地告诉我，文斯马上就会把华尔街报告拿过来，不过，也许，现在这个节骨眼上，还是别叨扰他为妙。末了，我发现，最最简单的办法，还是到《金融时报》的头版上把收盘价给弄过来。

如果说20世纪80年代的舰队街处于失控状态，那压根儿就没把当时那种规模、那个程度给形容出来。全国印刷联合会决定每张报纸需要多少人(成千上百)，在经济衰退时又有多少人必须下岗(一个也没有)，再相应地开账单给管理部门，管理部门雇用或解雇他们自己的印刷工人。说实话，通常他们就连到底雇了多少印刷工人都不清楚。我眼前有一条1985年12月的新闻，说“审计员发现《每日电讯报》有三百印刷工冗余”。也就是说，《每日电讯报》一直在向三百名根本就不在那里干活的人支付薪水。印刷工人的薪酬是按照一种古老的计件体系计算的，这体系错综复杂，颇有拜占庭遗风，以至于舰队街上的每一间排字房都有一本像电话黄页那样厚的计件手册。除了丰厚的薪水之外，印刷工人还能拿到特殊津贴——有时候计算到一便士的小数点后八位——其理由包括：操作尺寸不规则的型号，处理经过多处编辑加工的稿件，用英语之外的语种排字，还有那些末尾有空格的段落。假如有什么活儿是包给外面完成的——比如，广告文稿就是在大楼外面排的——他们就会因为没有干这份活儿得到补偿。在每个礼拜末尾，会有一位资深的“全国印刷联合会”的人把这些额外补贴全加起来，再加上一点儿唾手可得的名目叫什么“随机额外辛苦费”，发一张账单给管理层。结果，好多资深印刷工，虽然技术一点儿也不比你在任何小街上的印刷铺子里找到的工人高明，但享受的薪酬却能排进全英国总收入最高的那2%里。真是疯了!显然，这样是无法持久的。

结局来得猝不及防。鲁伯特·默多克和他的爪牙们悄无声息地在伦敦东部沃平地区新开垦的荒地上，准备好了一套新的编辑人马和生产设备。1986年1月24日，《泰晤士报》管理层突然将那些最好斗的协会中的5250名成员炒了鱿鱼。当天晚上，编辑人员统统被叫到楼上的一间会议室里，只见编辑查理·威尔逊爬上一张办公桌，将这番改革公之于众。威尔逊是个叫人心惊胆战的苏格兰佬，从里到外都是默多克的人。他对我们说：“我们要把你们送到沃平去!你们这些软不拉叽的英格兰娘娘腔，要是你们活儿能干得特卖力，要是你们不把我惹火，那么没准儿，我还能给你们留条活命，不至于把你们杀了塞到圣诞节的布丁里去。你们还有意见吗？”反正就是诸如此类的话。

四百个宛若惊弓之鸟的记者从屋里跌跌撞撞地跑出来，慷慨激昂、叽叽喳喳地聒噪着，努力想让自己心平气和地接受这样一桩事实：他们将要卷入工作生涯中最大的一出戏。而此时，我却茕茕独立，只有一个念头洋溢着光辉让我沐浴其中——我再也不用跟文斯一起工作啦!

[1]　全名National Society of Operative Printers and Assistants，即全国印刷工人协会，1975年起改名为“National Society of Operative Printers Graphiical and Media Personnel”。

第四章

自从1986年夏天我离开沃平以后，就再没有回去过，此刻真是巴不得再看一眼。我事先安排好要和我的一个同事兼老友在沃平见面，就径直到“大法官巷道”去搭地铁。我可真喜欢坐地铁啊。一头钻进地球的肠子，去赶一班火车，此事委实有些超现实的味道。那里是个自成一格的小世界，诡异的风、奇特的气候体系、叫人毛骨悚然的声响和油腻腻的气味都自成一格。哪怕你已深入地下、茫无头绪，此时即便有一列面目黝黑的下班矿工从身边经过也不足为奇，但在你脚下更深处的某条不知其名的线路上，总会有一节列车颤颤巍巍、隆隆作响地穿过。而这一切，又运转得如此井然有序、静默无声：所有这些成千上万的人，在台阶上、自动扶梯上熙来攘往，在拥挤的车厢门口上上下下，摇着脑袋潜入黑暗，始终一言不发，活脱脱就是电影《暗夜僵尸》里跑出来的人物。

我站在伦敦又一件新兴的文明事物底下，那玩意儿名叫电子公告牌，专用来宣告下一班到黑诺尔特的列车将在四分钟后抵达。而此刻我正聚精会神地琢磨文明事物里最了不起的成就——伦敦地铁图。这真是个尽善尽美的宝贝啊，1931年创造了这宝贝的英雄如今已被人遗忘，他的名字叫哈里·贝克。这位失业的制图员意识到，一旦你深入地下，究竟处在什么位置其实并不重要。贝克发现——这是多么天才的灵机一动呀——只要将站点按正确的顺序逐一标出，换乘中转站亦得以清晰描绘，那么他就可以任意扭曲比例(实际上可以完全抛开)。他使得他的这张地铁图如同电路图一般既精确又有序，这样一来也就创造了一个全新的、想象中的伦敦，与地上伦敦那杂乱无章的地理形态几乎没什么瓜葛。

这里有一套好玩的把戏，你可以在来自纽芬兰或者林肯郡的人身上试试。把他们带到“银行站”，要他们自己想办法去市长官邸。依靠贝克发明的地铁图——哪怕从纽芬兰来的人也一看就懂——他们会踌躇满志地登上地铁中央线，坐到利物浦街换乘环城线，往东再坐五站。最后，当他们终于抵达市长官邸，从地底下冒出来，这才发觉，他们还是回到了同一条街，离刚才待的地方不过二百英尺远，而在你跟他们分别之后的那段时间里，你已经吃完了一顿丰盛的早餐，还买了一点东西。然后再把他们带到大波特兰街，叫他们在摄政公园跟你碰头(没错，故伎重演啦!)，然后去寺庙站，指挥他们到阿尔维奇集合。这该多好玩啊!等你受够了他们，就告诉他们到伯朗普顿路站等你。这一站在1947年就关了，所以你再也不用见他们啦!

地铁旅行最大的好处，就是你永远没法真正地看见你头顶上的地方。你得想象它们。在别的城市里，地铁站名平凡得叫人生厌：莱克星顿大道，波士达默广场，南三大街。在伦敦，情形截然相反，那些站名一入耳，你便仿如置身于茫茫林海，不由得心生向往：斯坦福小溪、吞汉姆绿地、彩虹布朗利、梅达谷、德雷顿园。头顶上哪里是一座城啊，分明就是简·奥斯丁的小说。你能轻而易举地想象，自己正在来回穿梭的地方，上面有一座一半都陷在神话里的城市，正处于尚未工业化的黄金时代。“瑞士小屋”不再是一个车水马龙的十字路口，它摇身一变，成了大橡树林深处的姜饼屋，那树林的名字就叫作“圣约翰林”；“白垩农场”则成了大片开阔的田野，那些兴高采烈、身穿棕色工作衫的农民就在那里收割用白垩土[1]培植的庄稼；“黑修士”里应该挤满了头戴僧帽、高唱圣歌的僧侣；“牛津马戏场”得有个大帐篷；“犬吠”则该有块危险的地盘，里头成群结队的野狗泛滥成灾；“‘他们穿’树林”是个居民区，住着胡格诺派[2]的那些任劳任怨的纺织工；“白城”既有围墙也有塔楼，用最最炫目的象牙砌成，应该是个极乐世界；至于“荷兰公园”嘛，自然到处都是风车啦。

这些小小的幻想叫你神思恍惚，但问题是，这样一来，一旦你从地底下钻出来，任凭什么景象，都容易叫你大失所望。此刻我从“塔山”站里钻出来，发现此地既无塔亦无山。在附近的“皇家造币厂街”上，居然已经没有了“皇家造币厂”[3](我总是宁可把它想象成裹在绿色锡纸里一块好大好大的巧克力)，因为后者目前已迁往别处，在其原址上竖起了一栋镶满烟色玻璃的大楼。在伦敦这个吵吵嚷嚷的角落里，许多曾经矗立过的建筑，如今都被一扫而光，取而代之的都是镶满烟色玻璃的大楼。距离我上次离开这里不过八年光景，然而，现在要不是有伦敦桥和伦敦塔这类固定不变的地点作为参照，这一带我几乎就认不出来了。

我沿着那条吵得叫人发狂的名叫“高速公路”的街道一路往前走，所有这些新玩意儿都让我暗自兴奋。我仿佛置身于一场丑陋建筑大赛的会场中央。在以往十年里，有一大半的时间内，建筑师们个个都跑到这块地盘来，说：“你们觉得这样很糟糕吧？那你们等着瞧吧，看看我能做点什么!”于是，在所有呆头呆脑的新办公楼之上，又傲然矗立起全伦敦最丑陋的庞然大物——新闻国际多功能大厦，看上去活像是咱们这个星球的中央空调机。

我上回看见它还是在1986年，当时它孤苦伶仃地站在那里，周围有好几英亩都是人迹罕至的仓库和处处泥坑的荒地。我记得，当时的“高速公路”还是一条颇为清静的快车道。如今重型卡车从上面碾过，震得人行道直摇晃，还替空气染上一抹病态的淡蓝。新闻国际大楼里安置了《泰晤士报》《星期日泰晤士报》《太阳报》《天下新闻》和《Today》，至今依然围着凶神恶煞的防护墙和电子门，只是现在又多了一个新花样——戒备森严的接待中心，那阵势会让你觉得，即便是存放钚元素的地方也不过如此了。天知道他们打算防备怎样的恐怖事件，反正肯定是野心勃勃的那种。我还从来没见过比这更固若金汤的大楼呢。

我到保安室窗口通报，然后在门外等着我同事被叫下来。这一幕戏里最古怪的就是此时此刻的氛围是何等安详宁谧，而烙在我脑海里的记忆却充满了示威人群、骑在马上的警察、火冒三丈的纠察队员。因为在1986年那个漫长的冬季，那场伦敦有史以来规模最大，也最为暴力的产业纠纷就是在这里展开的。有那么几个晚上，数千人潮与警察激烈鏖战，长达数小时之久。

我突然想起，虽说我曾在这栋庞大而丑陋的楼里干过几个月的差事，却从来没有好好打量打量沃平地区本身。于是我突然就很想看看它。恰巧我同事也不在楼里，我就转而到附近去实地勘察一番。

当年在产业纠纷期间，默多克旗下的员工如果在沃平地区闲逛，可不是什么明智之举，那样做实在很危险。此地的酒吧和咖啡馆里铺天盖地都是闷闷不乐的印刷工人和跑来声援的支持者代表——不晓得为什么，那些苏格兰矿工最叫人胆寒——他们巴不得拿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记者开刀，把他的胳膊呀、腿呀什么的卸下来，到晚上游行的时候当火把使。有一个记者在一个离沃平不远的酒吧里遭遇一伙原先当过印刷工的人，他们抄起一只玻璃杯就砸在他脸上。我记得那记者差点送了命，要不就是——至少他那天晚上过得很糟糕。

当时的局势如此危险，尤其是那些举行大规模示威游行的夜晚，所以警方经常要到下半夜才允许我们从大楼里出来。我们从来都弄不清楚什么时候才能被放出来，所以只能把我们的汽车统统排成一溜，在瑟瑟寒意中一个小时一个小时地等下去。通常，总要到凌晨一点之后，等到大部分喧嚷的人群要么给打回去，要么给拖进监狱，要么因为忍不了饥挨不了冻只能回家，那些门才会被咣当一声打开，新闻国际大楼的一列卡车浩浩荡荡地沿着斜坡呼啸而下，径直驶上“高速公路”。一上那条路他们就会迎来一阵“枪林弹雨”，尽是些砖块啊防护栏杆啊，都是那些“硕果仅存”的暴徒砸过来的。与此同时，我们其余人等就遵照指挥，被护送着匆匆驶过沃平的后街小巷，直到与厂区拉开一段安全距离才解散。

有好几个晚上，这办法都挺管用。不过，有一天夜里，正当酒吧陆续关门时，我们被送上了路。我们沿着一条又暗又窄的街往前行驶，冷不防，一群人从黑影里冒出来，跑到马路上，或以脚踹门，或手里抄起什么东西来就一通猛挥。我前方玻璃爆裂声四起，大呼小叫的声音狂放不羁，听来让人心惊肉跳。最让我惊恐万状且挥之不去的画面，是在我前方约相距六个车位的地方，有个人——那家伙来自“海外编辑部”，个头矮小、生性挑剔，时至今日我还恨不得能把他拖在一辆多用途越野车后面驶过粗糙的路面——跑下车想瞧瞧自己的车坏成了什么样，就好像他以为没准儿轮胎碾过了一颗钉子。这么一来，我们这些跟在他后面的车统统停了下来。我记得当时自己气急败坏、垂头丧气地看着他努力把一道松开的边条压回原位，然后猛一回头，发现我的车窗边贴着一张怒火中烧的脸——那是一个白种人，一头卷卷的长发绺迎风飞舞，身穿军队里弃之不用的夹克衫——诸般景象，无不呈现一种如梦似幻的奇异色彩。真是莫名其妙啊，我心想，一个素昧平生的人，居然打算把我拖出汽车揍个稀巴烂，只为了什么印刷工人的福利。而这些工人，他非但压根儿就没见过面，而且他多半会被这些工人瞧不起，看成一个邋里邋遢的嬉皮士。更何况，他们肯定不会让他加入他们自己的工会。

正当一切剑拔弩张之际，前方五十码，那个“海外编辑部”的准白痴却在慢吞吞地绕着他的标致车兜圈子，怀着深谋远虑的想法对它评头论足，就像是要买一辆二手车一样。时不时地，他还停下来，满腹狐疑地看看那些雨点般落在他身后汽车上的砖头和拳头，似乎这只是某种天文奇观罢了。末了，他终于钻回自己的汽车，查看了一下后视镜，确认他的报纸还搁在身边的座椅上没动，接着打开转弯指示灯，又看了一眼后视镜，这才开车上路——我的命也总算保住了。

六天之后，我在《独立报》找到了一份工作。

鉴于以上原因，如今能穿行在沃平区那些昏昏欲睡的街道上而无性命之虞，委实是件振奋人心的事。我向来都不肯接受那个荒诞不经的念头，说什么伦敦本质上是个陈列了许多小村落的收藏馆，不过沃平的的确确像个村庄，这一点真叫我又惊又喜。此地的商店小巧玲珑、花样繁多，街名也都惬意动人：桂皮街、水人路、酸醋街、牛奶院。政务委员会的房产看上去温暖而宜人，而那些隐约可见的仓库几乎统统经过了漂漂亮亮的翻新改造，成了公寓。当我看见那些房子比原先更为光鲜的红色镶边，想到这些当年曾傲然屹立的仓库里如今住满了名叫“塞莱娜”和“贾斯泼”的笨瓜，我就本能地发起抖来。不过，有一点不能不说，显然这些房子给邻近地区带来了些许繁荣，也使得老仓库免于遭受更悲惨的命运。

在沃平老堤道边，我看看眼前的河水[4]，试图在没有一丁点儿把握的基础上想象，在18、19世纪，当这些老城区挤满了工人，码头上高高堆起一桶桶香料和调料(周围许多街道因此而得名)时，究竟是何种景象。近至1960年，有十万人在码头上工作或靠码头维生，而当时伦敦港也仍是世界上最繁忙的港口之一。但到了1981年，伦敦所有的码头均被关闭。此时从沃平看河景，河水安详宁静，波澜不兴，一如康斯特布尔[5]的风景图。我盯着河水看了约莫半个小时，只看见有一艘船驶过。然后我一转身，开始长途跋涉，回哈兹利特旅店。

[1]　由微生物遗骸经过数百万年积聚而形成的一种松软的石灰岩，在农业、医药等领域都具有极高的利用价值。世界上最好的天然白垩土即产于英格兰，在那里，每年生产500多万吨的白垩土。

[2]　指法国新教徒。

[3]　原文为Royal Mint。其中，mint一词在英文里，既能解释为造币厂，也有“薄荷”的意思，故作者在下文中会作如是联想。

[4]　指泰晤士河。

[5]　康斯特布尔(1776—1837)，英国风景画家，追求真实再现英国农村的自然景色，对后来法国风景画的革新有重要影响。

第五章

我又在伦敦多待了几天，基本无所事事。我在一家报纸图书馆里做了点调查研究，花了大半个下午的时间在“大理石拱门”一带的人行地道那错综复杂的迷宫里杀出一条路，还买了一点东西，看了几个朋友。

但凡我向谁透露我打算搭乘公共交通工具展开环英之旅，对方就会讲：“天哪，你真勇敢!”可我从来就没想过要靠别的办法。英国人真够走运的，能拥有一个相对良好的公共交通系统(那是相对于将来保守党完成整套建设之后的情形而言的)。我以为，趁现在还没变，我们就应该更为尽情地享受一番。除此之外，如今在英国开车可是件单调乏味的活儿，路上实在堵了太多的车，几乎是我刚到这个国家时的两倍。那年头人们其实压根儿就不怎么开车，他们只是把车停在车道上，每隔一个礼拜左右把车擦擦亮而已。约莫一年两次，他们会“把车弄出去”——他们就是这么措辞的，就好像这本身就是个天大的行动——消磨消磨时光，要么到东格林斯特德看看亲戚，要么到类似于布莱顿或者伊斯特本的地方去玩一趟。除了擦擦亮以外，车也就派这点用场而已。

时至今日，不管是什么人到哪里去干什么事，一律开车前往——这一点我可真不理解，因为在英国开车，那可真是无论哪方面都没有一丁点儿乐趣可言的。想想那些司空见惯的所谓多层停车场吧。你得开车兜上几百年，再耗个地老天荒，才能躲进一个只比普通汽车正好宽两英寸的空间。然后，因为你正巧停在一根柱子边上，你就只能从座椅上爬过去，先让屁股从客位边的车门挤出去，在此过程中把你汽车侧面的灰尘，统统蹭到你那件从玛莎百货买来的崭新的时髦夹克衫的后背上。然后你就要走上一段距离，四处寻觅，才能找到停车收费机。这玩意儿既不找零，也不接受1976年以后发行的硬币，你还得等排在前头的一个老家伙磨蹭，他喜欢先把机器上所有的说明全看一遍，然后才开始行动，努力把钱从出票槽和维修钥匙孔里塞进去。

最终，你拿到一张票，准备把它粘在你的挡风玻璃内侧。经过一番长途跋涉，你回到自己车里，你老婆劈头就是一句：“你到哪里去了啊？”你不理会她，挤过那根柱子，让夹克衫前面也沾上一层堪与后背媲美的灰，临了却发现车门只能打开三英寸，所以你根本就够不到挡风玻璃，只好把票子往仪表板那边一扔(结果票子飞到车里的地面上，可你老婆没注意，于是你骂了句“他妈的”，然后锁上车门)，再一路挤回去。于是你老婆发现，她好不容易花了那么多时间帮你梳洗打扮，结果你却成了一个邋遢鬼，她一边用两只手拍拍打打地替你掸灰，一边说：“说老实话，我真是哪里都不能带你去。”

这仅仅是个开始。你一边轻声争辩，一边还得想法从这个既潮湿又邋遢的地方突围。要么必须通过一扇没有做过标记的门，进入一个古怪的房间，后者看上去就像是将地牢和便池合二为一；要么就得挨上两个小时，等天底下被用得最滥、看上去也最靠不住的电梯，这部电梯只能装两个人，而里头已经有了两个人——一个是面无表情的男人，另一个是他老婆，正在一边替他从玛莎百货买来的夹克衫掸灰，一边扯着嗓子呱啦呱啦地数落他。

值得注意的是，如此这般的桩桩件件都是故意——请注意这一点，故意——设计的机关，好让你的生活被苦恼所淹没。无论是那小小的、只能以四十六度角开进来的停车位(为什么这些车位的角度就不能错开？)，还是那精心安置、怎么碍事怎么来的柱子，抑或是那又暗又窄角度又刁钻、弄得你老是撞上路沿的坡道，乃至那位置遥远且故意叫人不知所措的停车收费机(你总不能告诉我，一台能辨别出所有外国硬币且一律拒收的机器，居然会不懂得怎么找零？)——这一切，全都是设计好的，就为了让它们成为你成年之后最灰心丧气的经历。你知不知道——此事鲜为人知，不过绝对是真的——每回他们落成一个新的多层停车场，市长大人和市长太太都会在楼梯间里撒上一泡郑重其事的尿？千真万确呢!

而在整个驾驶过程中，这只是个微不足道的部分。开车尚有其他形形色色的烦恼，比如高速公路上那些在你前面急转弯的“全国快递”的司机；比如长达八英里次第排列的交通锥标，只为了让一台起重机上的几个伙计换一只灯泡；比如忙忙碌碌的环形交叉路口的交通灯，弄得你每回前进都没法超过二十英尺；比如那所谓的高速公路服务区，你得花四英镑二十便士才能换一份“迷你壶装咖啡”，外加一份烤土豆，里头撒着容量相当于一个喷嚏打出来的切达干酪，逛那里的商店也毫无意义，因为男性杂志全给塑封了，而你又不需要什么《魏伦·詹宁斯高速公路热门金曲》唱片；比如那些开拖车的白痴，就在你挨近他们的时候突然从岔路上杀出来；再比如，某个开着莫里斯迷你车的家伙，以时速十一英里驶过湖区，车后摆开三英里长的车阵，显然这是因为他向来喜欢领头游行。除此之外，还有其他种种挑战，考验你的耐心够不够好，心智是否健全，其标准几乎超越你的极限。汽车这玩意儿，又丑又脏，会把人心底里最糟糕的本性给引出来。它们在每一条路边胡乱扎堆，把古色古香的集市广场变成乱七八糟的金属丛林，还滋生出什么加油站、二手车市场、Kwik-Fit公司的“排气装置及消声器中心”，以及其他叫人提不起精气神的霉菌。这些玩意儿真是既可怕又可恶，这次旅行，我根本就不想跟它们沾上边。再说了，我老婆也不肯让我开车。

于是，在一个灰蒙蒙的周六下午，接近傍晚时分，我坐上一列又长又空的火车奔赴温莎。我高高地坐在一节空车厢里的座位上，借着愈来愈暗淡的日光看着火车滑过一栋栋办公楼，驶入大片居民区的密林：既有廉租公寓楼，也有沃克斯霍尔及克拉普汉姆一带蜿蜒曲折的联体排屋。到了特威克汉姆，我终于发现火车如此之长又如此之空到底所为何来了。只见月台上挤满了小男孩和大男人，个个都穿戴着暖和的衣裳和围脖，手里拿着亮晃晃的节目单和小包包，茶水瓶从包里探出头来。显然，这是一队从特威克汉姆球场上过来的橄榄球迷。他们上车时颇为耐心，不曾推推搡搡，若是撞上了别人，或是不慎侵犯了别人的地盘，就会说声抱歉。他们这种为他人着想的精神发自本能。对此，我不仅心生感佩，而且突然想到，这在英国是件多么寻常又多么容易被人忽略的事儿啊!几乎每个人都是去温莎的——我估计那里的停车场一定已经筹划停当，要不就凭温莎本身，哪能容得下这么多橄榄球迷啊？他们在检票围栏前耐心地挤在一起，有个亚洲男人一边飞快地收票子，一边冲着每个擦身而过的人念叨“谢谢你”。他其实并没有时间检票——你就是把玉米片盒子顶上的那片纸递给他也没什么要紧——可他的的确确向每个人神采奕奕地行了个礼，而他们也都反过来向他道谢，感激他不用检票一律放行。这真是个秩序井然且一团和气的小小奇迹，但凡是换作别处，该有人站在箱子上冲着人们汪汪叫了，吆喝大家排成一列，甭推推搡搡的。

温莎的街道被雨水冲刷得闪闪发亮，街上光线暗淡、冬意盎然，一派反季景象，但街上仍旧挤满了成群结队的游客。我在主街的城堡旅馆里要了间房——这是那种乱得离谱的旅馆，你若是想抵达自己的房间，就非得启程展开波澜壮阔的长途跋涉，迈过一连串蜿蜒曲折的走廊和防火门。我得先爬一段楼梯，再往前走几步，然后沿着另一道楼梯拾级而下，这样才能抵达远处那排厢房，而我的房间就是其中最远的那一间。不过那个房间委实不错，而且我估计从这里到雷丁市方便得很，只要我下定决心，从窗口爬出去。

我卸下背囊，匆匆忙忙地沿着先前过来的路折回去，急着想在商店打烊之前看一点儿温莎的景象。我对温莎很熟，因为当年我们住在弗吉尼亚沃特那边时常到那里去买东西。于是，我以领主自居，大步流星地徜徉其间，留心经过这许多年，哪些商店已然易主——答案是大部分。俊秀的市政厅边上，矗立着“市场十字口大楼”。这幢楼斜着身子，看起来岌岌可危，你会忍不住疑心，当初之所以这么造，是不是故意为了成全一个远景，好取悦那些带着照相机的日本观光客。现在那里成了一家三明治酒吧，不过，和大多数分布在这一带的漂亮的、纵横交错的鹅卵石街道上的商店一样，这家酒吧也是花样百出，通常都跟观光客搭得上边。上一回我来此地时它们大多都在卖长脚的蛋杯，现在它们的经营特色似乎是那种可爱得略显造作的陶制小农舍和小城堡。只有“温莎丛林”——一家有本事从薰衣草里发掘滚滚财源的公司，其机关算尽超出了我的想象——还在那里卖肥皂和花露水。在豌豆荚街上，玛莎百货已经扩张了店面，哈密克书店和罗兰爱思家居换了店址，至于那两家分别叫“金蛋”和“懦夫”的饭馆，则不出所料，早已销踪匿影(不过我承认，我挺喜欢那家老派的“懦夫”，他们对于美式食品之成分的判断颇为古怪，就好比他们的食谱是从一份被人断章取义的电报里取材，经过编辑加工后出炉的)。不过，当我发觉全英国最好玩的百货商店丹尼尔仍然没挪窝时，不由得满心欢喜。

丹尼尔实在是个绝佳妙处。对于一家英格兰乡下的百货商店，你能指望它有多少特点，丹尼尔就有多少——矮矮的天花板，店里面积狭小、微不足道的各个分部，用一条条电工胶布贴好的久经磨损的地毯。这里还总让人产生这样一种感觉：这块地盘以前约有十一家商铺和住家占领过，而其地势高低均略有不同。不过，它所出售的货品门类是顶顶出奇的：短裤松紧带和衣领扣，纽扣和锯齿剪刀，六件一组的波特梅里恩瓷器，耄耋老者们的服装专架，相当数量的成卷地毯——地毯上的图案是你得拼命把眼睛揉花以后才看得见的那种——还有丢了一只把手的五斗柜，至于那衣橱，当你试探着关上某扇橱门，十五秒之后它又会安安静静、晃晃悠悠地自动打开。

第二天我早起，实施清晨洗漱工程时略感兴奋，因为眼前可是个大日子啊。我准备徒步穿过温莎大公园。这是个顶顶漂亮的公园，占地四十平方英里以上，每一丝神秘的森林气息都与其古色古香的质地水乳交融：深邃的原始林地，矮林密布的溪谷，蜿蜒曲折的人行路和跑马道，正式和非正式的花园，还有一面绵长的、勾魂摄魄的湖。四周如诗如画地散布着农场、林地农舍、被人遗忘的雕塑，住满了园林工人的整整一个村落，以及女王每次结束海外之旅后带回来的、没有别处可搁的物件——方尖碑，图腾柱，还有其他来自英联邦遥远边陲的用来表情致谢的古怪礼物。

彼时，公园地下有石油的消息尚未传开，所以我还没有意识到自己应该将一切都细细赏玩，以免下一回再跑来，此地看上去已宛若俄克拉荷马油田。此时此刻，谢天谢地，温莎大公园仍然寂寂无名，这一点真让我一头雾水，因为它的位置就在伦敦边沿，而且在一块如此尊贵显赫的开阔地上。我记得报纸上只有一回提到过这座公园，那还是在几年前，菲利普亲王莫名其妙地对一条栽满古橡树的林荫道心生嫌恶，就命令女王陛下的伐木工把橡树从此地移走了。

我估计，这是因为橡树枝妨碍他骑马时穿上那种“加四寸”灯笼裤[1]——无论你管它叫什么，反正就是那种弹力十足、古意盎然的奇巧玩意儿。他很喜欢穿着它到处闲逛，从公园里穿行。你常会看到他和别的皇室成员坐着各种花色的车子从公园里飞驶而过，为的是去赶一场马球比赛或者到女王之母的私家宫院“皇家小屋”里做礼拜。实际上，因为普罗大众是不准在公园里的马路上开车的，所以但凡有那么一点儿车辆驶过，则十有八九是皇室人马。有一回，在“节礼日”[2]当天，我正在慢悠悠地溜达，全然是一派慈父心态，身边的孩子骑在锃亮的新自行车上。渐渐地，我的第六感意识到自己挡了身后一辆车的道，便转过身去，发现开车的居然是戴安娜王妃。我急忙拉着孩子让开路，她朝我一笑，立时化开了我的心。自此以后，我就再没对这亲切可人的姑娘说过一句坏话，也不管那些人怎么逼我——他们觉得她脑子有点问题，因为她每年要花两万八千英镑买健身连体装，还时不时地打电话给那些挺括的军人，电话里又暴躁又任性(我们谁没有干过这事儿啊？我的回答根本不容置疑)。

我迈开大步，沿着那条名副其实的“长道”，从温莎堡底层一直走到“雪坡”顶上的乔治三世的骑马雕像——当地人称之为“铜马”。我靠着雕像基座歇了歇脚，将号称全英格兰最秀美的景观之一看了个饱：三英里之外，“长道”之尽头，温莎堡巍然盘踞；城堡脚下栖着小镇，再过去则是伊顿公学、雾蒙蒙的泰晤士河谷以及矮矮的齐尔特恩丘陵。鹿群如画，在脚下某处空旷辽阔之地食草牧茵；在那条长长的大道上，就在我的八字脚勾勒的三角区域里，清晨早起散步的人已经开始三三两两地点缀其间。我看着飞机从希思罗机场起飞，在地平线上找到“巴特西发电厂”和“邮局塔楼”依稀可辨的轮廓。我记得，当我发现在这里，离得这么远也能看见伦敦时，我兴奋得要命。我相信，这里是唯一能看得见伦敦中心的地方。当年，亨利八世曾骑马到这山顶，听伦敦塔上传来的炮声，宣告安妮·博林[3]人头落地，不过我现在只能听见飞机斜着身子转弯、即将着陆时发出的嗡嗡声，还有一只长着一身乱毛的大狗叫人心惊肉跳的狂吠——它是突然从我肘边蹿出来的，而狗的主人沿着一道斜坡跟在后面。那狗想送我一大堆唾液样本，不过我拒绝了。

于是我掉转方向，穿过公园，走过“皇家小屋”所在的地盘——女王和玛格丽特的少女时代就是在这栋粉红色的乔治王时代的房子里度过的。然后我穿过周围的树林和田野，来到我在这公园里最喜欢的角落——史密斯草坪。这肯定是全英国最美的草坪，既平坦又绿得毫无瑕疵，且规模壮观。那里几乎一个人影都看不见，只有举行马球比赛时例外。我花了大半个小时才穿过整个草坪，不过，其中一段时间我走开去仔细打量一尊立在草坪外围的孤零零惨兮兮的雕像——结果发现这雕像是艾尔伯特亲王[4]。然后，我又用了一个小时穿过山谷花园，一路找到弗吉尼亚沃特湖，看那湖水在秋日清晨的空气中云蒸雾煮。这湖真是件讨喜的作品，其创作者坎伯兰公爵[5]用这种多少有点古怪的方式，庆贺自己在库勒登战场上把那些苏格兰人打得要么动弹不得，要么玩命抽搐。而这湖洋溢着唯有人工景致才能呈现的诗情画意和浪漫气息，冷不防，四周的树木和一座长长的颇具装饰性的石桥就会完美无瑕地勾勒出种种景致。在最远的那一头甚至还有一堆仿制的罗马遗迹，对面就是贝尔弗德雷堡垒，爱德华八世就是在那里发布他那著名的退位广播的——从此他就可以自由自在地跟戈培尔一起钓鱼，跟那个一脸尖酸的女人辛普森结婚啦。[6]

我之所以提起这件事，是因为目前这个国家似乎正在开始一场异曲同工的君主制危机。我得说，我开始看不懂英国人对于皇室的态度了。多年来——我在此是否能说句大实话——我一直觉得他们呆头呆脑得叫人难以忍受，魅力只不过比辛普森夫人强那么一丁点儿，可是在英国，人人都对他们顶礼膜拜。现在，拜一个小小奇迹所赐，他们终于开始做点弹眼落睛、飘忽不定的事儿了，终于开始让《天下新闻》发挥特长了——总而言之，他们终于开始变得好玩了——而此时全国民众突然说“好恐怖啊，我们把他们赶走算啦”。单单是那一周，我就曾经张大着嘴巴看到某电视节目上，四根英国知识界的顶梁柱围坐一堂，讨论本国是否应该略过查尔斯王子，直接跳到年少的威廉王子。查尔斯和戴安娜为人都不大成熟，且不说将信心一股脑儿寄托在他们的基因产物上是否明智，我且慷慨地称其为动人之举。反正，在我看来，这样做根本就没有抓住关键问题。既然你准备接受世袭特权，那么，毫无疑问，你就得照单全收，也甭管那可怜的家伙没准有多么呆头呆脑，他挑选情妇的品味又是多么稀奇古怪。

在这个问题上，我把自己的观点漂漂亮亮地塞进了一首出自我本人手笔的歌，歌名叫《我是那个跟妮尔·格温上过床的家伙的长子的长子的长子的长子》[7]，只要能收到3.5英镑，外加50便士的包装邮寄费，我将很乐意把附有封套的唱片寄给你。

在此之前，你就只能想象我一边哼着这欢快的调子，一边沿着A30公路，潇洒地在车辆的呼啸声中穿行，然后顺着基督城路来到宁谧安详、郁郁葱葱的弗吉尼亚沃特村。

[1]　即高尔夫灯笼裤，之所以叫Plus-four，乃是因为它比一般短裤长四英寸。

[2]　英国及部分英联邦国家的法定假日，在圣诞节的次日，如遇周日则推迟一天，按俗这天应向雇员、仆人、邮递员等赠送匣装礼物。

[3]　安妮·博林(1507？—1536)，亨利八世的第二任妻子，因通奸罪被处死。

[4]　艾尔伯特亲王(1819—1861)，英维多利亚女王的丈夫，实际上也充当着女王私人秘书和首席机要顾问的角色。

[5]　坎伯兰公爵(1721—1765)，即英王乔治二世之子威廉·奧古斯塔斯，曾作为英国陆军元帅镇压过苏格兰人的起义，以性情凶残闻名，绰号“屠夫”。

[6]　爱德华八世就是那位“不爱江山爱美人”的退位英王，现任女王的伯父。他退位后被封为温莎公爵，娶离过婚的美国女人辛普森为妻。现有大量资料表明，他在二战期间持鲜明的亲德立场，而戈培尔是当时的德国宣传部长，故作者有“与戈培尔一起钓鱼”之说，暗含讥讽。

[7]　美国有个与比尔·布莱森同名同姓的乡村音乐人，在乐队里既担任贝斯手，又创作过大量出名的歌曲。因此作者会开这个“出自我本人手笔”的玩笑。但这个歌名显然是杜撰，其中提到的妮尔·格温(1650—1687)是英王查尔斯二世的多位情妇里最出名的一个。作者借用这个典故暗示现任王储查尔斯的丑闻在皇室历史上早已屡见不鲜，没必要引起民众的大惊小怪。

第六章

第一眼看见弗吉尼亚沃特，是在1973年8月的最后一天，一个分外燠热的下午。彼时离我当初抵达多佛港，又过去了五个月光景。那年夏天我都在跟一位名叫斯蒂芬·卡兹的人结伴四处旅游，他是在4月跟我在巴黎接上头的，约莫十天前我终于在伊斯坦布尔满怀感激地将他送走。我很累，在公路上颠得烦不胜烦，不过好歹回到了英国，我还是很开心。我刚从一列自伦敦发出的列车上下来，立时就着了迷。弗吉尼亚沃特村看上去既整洁又诱人。村里布满了懒洋洋的将近黄昏时的阴影，外加一片青葱翠绿，绿得叫人受不了，只有那些刚刚从不毛之地来的人才懂得欣赏。火车站后面矗立着霍洛威疗养院的哥特式塔楼，它就在紧靠车站的一个貌似公园的广场上，由砖块和山墙组成，像块纪念碑似的。

两个我在故乡就认识的女孩在那家疗养院里工作，她们替我在她们那一层楼里找了个睡觉的地儿，还让我有机会敲打敲打她们那个积了五个月尘垢的浴缸。我本来打算第二天到希思罗机场赶一班飞机回家。我应该在两周以后恢复我那没精打采的大学学业。可是，在一家喜气洋洋的、名唤“玫瑰与皇冠”的酒吧里灌下几杯啤酒之后，她们给我提了个醒，说那个医院一直在找杂役工，而我的母语既然是英文，自然稳操胜券。第二天，我脑袋昏昏沉沉，也无从深思熟虑，就发觉自己已经在一边填表格、一边被告知要在早上七点到“图客”病房的护士长那边报到。第二天早上，有个面目和蔼、智商却只有孩童水准的小个子男人被派来带我到仓库里去拿一套沉甸甸的钥匙，还有一大摞叠得整整齐齐、摇摇欲坠的医院服装——两套灰衣服、衬衫，一条领带，几件实验室专用白大褂(他们琢磨着让我干什么呢？)——然后领着我到马路对面的男工寓所，那里有个白发苍苍的干瘪老太太将我带到一个如同斯巴达军营般简朴严苛的房间里。老太太的神情举止让我缅怀起我的老朋友古宾斯太太，她用同样的腔调冲着我连珠炮似的指手画脚，其命令包括：每周一次将脏床单换成干净的，哪些时段供应热水，取暖器该怎么操作。至于别的杂事儿，内容实在太多，她讲得又飞快，我记不住。不过我听到她提到了床罩，这一点让我挺骄傲。熟门熟路啦，我想。

我写了一封信给爸妈，告诉他们别等我吃晚饭了，然后又花了几个小时开开心心地试穿我的新衣裳，在镜子前面摆几款贝蒂·格雷伯[1]的造型，再在窗台上把我那少得可怜的平装书排成一溜，又蹿出门到邮局走一遭，在村子里东张西望，在一个名叫“都铎玫瑰”的小地方吃饭，最后跑进一家名叫“特洛特斯沃斯”的酒吧。那里的氛围是如此惬意，而别的娱乐方式又是如此匮乏，以至于我喝啤酒时——我得坦白——颇为放纵。我回新寓所时，沿路经过好几个灌木丛，还有一根叫人难忘的不依不饶的灯柱。

翌晨，我晚醒了十五分钟，睡眼惺忪地找到医院。在一场换班的混战中，我问到了去“图客”病房的路，然后顶着一头乱发，经过一番左躲右闪，抵达病房时迟到了十分钟。护士长刚到中年，是个挺友善的家伙，他热情相迎，跟我讲了讲茶和饼干在哪里便没了踪影。后来我几乎再没见过他。“图客”病房里都是些长期住院的男病人，个个精神错乱，不过状态都被控制住了。谢天谢地，他们似乎完全能照顾自己。他们自己从一辆带轮子的推车上拿早饭，自己剃胡子，自己勉勉强强地铺床叠被。当我暂时跑到员工厕所里忙着找抗酸剂却遍寻不见时，他们便静悄悄地离开。等我再出来，病房里只剩下了我一个人，弄得我既困惑又害怕。我迷惘地在休息室、厨房和寝室里转悠，打开病房门，只见一条空荡荡的走廊尽头，有一扇门开着，从那里出去就是外面的世界。恰在此时，病房办公室的电话响起来。

“你是谁啊？”有个声音在吼。

我积攒起足够开口的力气，一边自报家门，一边透过办公室的窗往外窥视，指望能看见图客病房的三十三个病人从一棵树冲到另一棵，不顾一切地追求他们的自由。

“我是史密森。”电话那头说。史密森是护理部主任，络腮胡子铁桶胸，是个叫人心惊胆战的人物，前天有人在我跟前提到过他。“你就是那个新来的小子，对吗？”

“对，先生。”

“那里俏丽吗？”

“哦，实际上那里很安静。”我眨了眨眼睛，好不困惑，心里琢磨这个英国人说话怎么转折得如此古怪。

“不是，我是说约翰·乔利，那个护士长——他在吗？”[2]

“哦。他走了。”

“他有没有说过几时回来？”

“没说过，先生。”

“一切都有条不紊吗？”

“呃，实际上……”我清清嗓子，“病人好像逃跑了，先生。”

“他们怎么了？”

“逃跑了，先生。我刚去过厕所，等我出来的时候……”

“他们应该是到病房外头去了，小子。他们会去干点零碎的园艺活，再不就是接受职业疗法[3]。反正他们每天早上都会走开的。”

“哦，这个真得感谢基督。”

“你说什么来着？”

“我说这个得感谢上帝，先生。”

“对，确实如此。”他挂上电话。

上午剩下的时间我都独自绕着病房闲逛，瞄瞄抽屉，看看衣柜，瞧瞧床底，翻翻储物柜，拼命琢磨该怎么用一堆松松散散的叶子和一只过滤网筛泡茶。等我拿得准自己的体力可以胜任时，便在连通病房之间的擦得锃亮的走廊上，展开一场只有我一个人参加的世界滑步锦标赛——场边还有人窃窃低语，发表满含敬意的评论。时间挨到一点半，还是没有人叫我去吃午饭，我只好自行解散，跑到员工餐厅里，一个人对付一盘豆子、薯片，外加一种神秘兮兮的玩意儿——后来我才认出那是斯潘牌罐头碎肉。我一边吃，一边注意到，史密森先生和他的几个同事坐在房间另一头的一张桌边热烈讨论，言谈甚欢。不晓得为什么，他时不时地朝我的方向投来乐滋滋的一瞥。

再回到病房时，我发觉有几个病人已经在我走开时回来了。他们一个上午费尽了力气，要么斜靠在一根耙子上，要么把“罗威套管”挨个数好放进箱子里，如今大半都颓然跌坐在休息室的椅子上。只有一个衣冠楚楚、伶牙俐齿的家伙除外，他一身斜纹软呢装，正在看电视上的一场板球比赛。他邀请我跟他一起看，等他发现我原来是个美国佬时，立马就跟我解释起这项体育界最最让人犯迷糊的运动来。我以为他也是一名员工——可能是午后替神秘的“俏丽”先生代班来的，也没准是一个来拜访的心理医师，直到他正在跟我详细解说旋转保龄球错综复杂的机理时，突然转过身来，亲热地随口说了句：“你知道，我有原子弹。”

“你说什么？”我答道，但思绪还纠缠在其他球类上。

“波顿高地。1947年。政府实验。统统是绝密。你一定得守口如瓶。”

“啊……当然。”

“苏联人在通缉我。”

“哦……啊？”

“所以我才会到这里来，隐姓埋名。”他意味深长地弹弹鼻子，朝我们周围那些打瞌睡的人挑剔地看了一眼，“其实这里也不是个糟糕的地方。到处都是疯子，这是理所当然的啦。肯定都是些神经错乱、可怜巴巴的人。不过他们每到礼拜三会做一种很好吃的果酱卷布丁。现在上场的是乔奥夫·伯伊考特。好漂亮的动作。本森传来的球他不费吹灰之力就能接，你就瞧好吧。”

一旦你跟“图客”病房里的大多数病人熟络了，就会发现他们都是这副样子——表面上头脑清楚，可是暗地里却疯得像一条热昏了头的狗。通过疯子的眼睛渐渐地熟悉一个国家，实在是一段好玩的经历。并且，恕我直言，这也为我在英国的生活打下了特别有用的基础。

我在英国的第一段长住时光，就是这样度过的。晚上我去酒吧，白天则主管一个空荡荡的病房。每天下午四点左右，会有一位穿着粉红色连身工作服的西班牙女人登场，手里推着一部咔嗒咔嗒响个不停的茶水车，病人们顿时闻风而动，去拿一杯茶和一片黄色的蛋糕。有时候那位神秘莫测的“俏丽”先生会顺便到这里来发点药，或者再订购一批饼干。不过除此之外总是鸦雀无声。渐渐地，我对板球也能算略知一二了，而我那滑步技术已经到了成就卓著的地步。

我渐渐发现，这家医院自成一方天地，实际上可以自给自足。它有自己的木工房，有自己的电工、管道工和油漆匠，还有自己的公共汽车和公车司机。它有一间台球室、一座羽毛球场、一座游泳池、一家专卖化妆品和糖果的小铺子、一家小教堂、一座板球场和一个社交俱乐部，一位脚病医师、一位发型师、几个厨房、一间缝纫室，还有一个洗衣房。每周一次在一个类似于舞厅的房间里放电影，它甚至还有自己的太平间。所有的园艺活儿都由病人完成，他们都不用尖锐的工具，照样把园子里整饬得完美无瑕。那里有点像替疯子开的乡村俱乐部。我很喜欢。

有一天，就在“俏丽”先生某次周期性来访时——我一直都不清楚他不在的时候到底在干吗——我被打发到邻近的一个名叫“佛罗伦萨夜莺”的病房里去借一瓶氯丙嗪药水，好让病人俯首帖耳。员工们都知道，“佛罗”是个既古怪又阴郁的地方，到处都是精神错乱程度要严重得多的病人，他们要么到处乱跑，要么坐在高背椅子上不停地摇晃。当班护士带着一串响得刺耳的钥匙跑开去找氯丙嗪时，我瞪大双眼盯着那群喋喋不休的人，暗自庆幸我早就戒了烈性毒品。房间另一头，有个年轻漂亮的护士，浑身洋溢澄澈而温暖的善意，以取之不竭的精力和怜惜照顾这些无依无靠的可怜虫——把他们领到一张椅子跟前，用温言软语点亮他们一天的时光，抹去他们下巴上滴滴答答的口水——于是我想，这正是我需要的那种人。

十六个月之后，我们在当地的教堂里结婚。此刻我走在基督堂路上，脚踩在薄如纸片的树叶上，头顶上是一排高大的树枝，嘴里哼着《妮尔·格温》的最后八小节，正好从那个教堂边经过。基督堂路两边的大房子一如往昔，只不过每家每户都添了一只安全箱和那种晚上无缘无故大放光明的泛光灯。

弗吉尼亚沃特是一个饶有趣味的所在。这里的大多数房子都是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建成的，有两排短短的购物步行街，而步行街四周密布着私家街道，蜿蜒着穿过或绕过著名的温特沃思高尔夫球场。树林中零星散布的房子通常是名人宅邸，观其风格，或可称之为“卖弄英国本土风情”式：屋顶的线条热热闹闹，挤满了山形墙和烦琐的烟囱管帽，宽敞而多姿的游廊，尺寸古怪的窗户，至少有一个夺人视线的壁炉腔，还有绵延几英亩爬上一座整洁的小门廊的玫瑰花。初次相见，我觉得宛若走进了1937年的《家园》杂志。

然而，当年使得弗吉尼亚沃特别具风韵的原因——我说这话可是真心实意的——乃是那里到处都有疯子在漫步。因为大多数病人都在疗养院里住过好多年，常常一待就是几十个春秋。无论他们的思维有多么混乱，步态是多么犹疑，也不管他们如何频繁地嘟嘟囔囔、喃喃自语，突然摆出低声下气的姿态，或者表现出其他一百种征象，标榜自己可以舒舒服服地出门吃午餐——总之，这些人里头，大多数是可以放心地让他们到村里逛逛的，而且他们自己也能找到回来的路。每天你都能指望找到几个叫人眼前一亮的疯子，要么去买无花果或糖果，要么去喝一杯茶，要么只是安安静静地跟稀薄的空气较劲。如是，便造就了全英格兰最特别的社区之一——在这里，富翁和疯子融为一炉、和平共处。店主和当地人对此都甘之如饴，即便看到有个头发乱蓬蓬、穿着睡衣的人站在面包店角落里冲着墙壁上的某一点高谈阔论，或者坐在“都铎玫瑰”店角的一张桌前，眼珠子乱转，满脸堆笑，往杂菜通心粉汤里扔方糖，他们似乎也并不觉得有什么异样。这一幕——我这么说还是发自内心的——可真是叫人暖意上心头。

疗养院里的病人一共五百名左右，其中有个了不起的白痴智者名叫哈里。哈里的脑瓜也就相当于一个心不在焉的小孩子，可是只要你报个日子，甭管是以前的、现在的还是将来的，他立马就能告诉你那天是礼拜几。我们曾经对照着一本万年历考过他，他愣是一点儿错都没犯。你可以问他1935年12月的第三个礼拜六或者2017年7月的第二个礼拜三，他的反应比哪台电脑都快。更厉害的是——虽然这景象当时看来只觉得无聊——他每天有好几次会凑到员工跟前，用一种怪怪的、低低的声调问他们，这家医院是不是会在1980年关门。根据他那份洋洋大观的病历，他自从1950年左右(当时还是个小伙子)抵达此地以来，一直深受这个问题的困扰。问题是，霍洛威是个规模大、地位高的机构，压根儿就没有出台过什么要它关门的计划。事实上，这种情形一直持续到1980年初那个狂风暴雨之夜。当时哈里被硬送上了床，因为他异乎寻常的狂躁不安——他已经一连好几个礼拜越来越顽固地追问那个问题了——一道闪电击中后面的山形墙，引起一场冲天大火，横扫阁楼和几个病房，使得整幢房子一下子就没法再住了。

如果可怜的哈里当时是被人用皮带绑在床上继而葬身火海，那么这故事就越发好看了。然而事实却被叙述的精彩程度打了折扣，所有的病人都得以安全撤离，被扔到了屋外的暴雨之夜里。不过我乐意想象哈里站在草坪上，肩上裹着一条毯子，翩翩起舞的火焰照亮了他的脸，他歪着嘴巴挤出一个诡异的、欢天喜地的微笑，观赏着这场他耐心等待了三十年的大火。

病人们都被转移到与这条马路相邻且位于切特西的一所常规医院里的一处专用侧楼，不过他们很快就被剥夺了自由，因为他们有个倒霉的习惯，弄得病房里劫难频生，让神志正常的病人惶惶不可终日。与此同时，那个疗养院也在悄无声息地分崩离析。那些窗户不是被钉上了木板，就是被砸碎，而直通马路的那个豪华的入口被一扇实墩墩的金属门堵住了，那扇门的顶上还镶着尖锐的金属丝。20世纪80年代初，我在伦敦工作时曾在弗吉尼亚沃特住过五年，间或路过此地时会停下脚步，窥视墙内庭院凄冷、满目苍凉的景象。一家家开发商怀抱着野心勃勃的计划先后接盘，想把这里改造成一个办公园区、会议中心或者行政官员和企业主管们云集的高级住宅区。他们造了几座活动房，竖起几块措辞严厉的牌子，警告路人，此地有警犬巡视。假如那牌子上的图示都可以相信的话，那么这些狗几乎是失控的，不过，那里再也没有采取过比这更积极的措施。十多年来，这座美妙而古老的医院——或许算得上是现存的十几座最优美的维多利亚建筑之一——就只是兀自盘踞在那里，坍塌湮灭，荒疏颓败，因而我以为如今的景象也差不多依然如故。事实上，我还一直在演练几句阿谀奉承的说辞，想求那看门人让我走上车道飞快地看一眼，因为从马路上是看不清建筑本身的。

所以你不妨想象一下，当我登上一道缓坡，发现一个崭新的引人注目的入口就嵌在围墙上，一块大招牌欢迎我进入弗吉尼亚公园，而且就在以前并不知晓的疗养院大楼侧通道的旁边，居然造起了一大窝新潮的高级住宅时，我是多么惊讶啊。我目瞪口呆，跌跌撞撞地走上一条新铺了沥青的路。沿路的房子都是那么簇新簇新的，窗子上还贴着标签，院子里还满是泥浆。其中有一幢房子被整饬成样板房，那天恰逢礼拜天，来看房的人络绎不绝。在屋里，我找到一本亮闪闪的手册，印满了建筑师画的图，画面上尽是些身材苗条、表情愉悦的人，或是绕着漂亮的房子散步，或是在我当年陪着一干浑身抽搐的疯子看电影的房间里聆听一支室内管弦乐队演奏，或是到嵌在哥特式大厅地面上的下沉式泳池里劈波斩浪——我以前曾在那里打过羽毛球，然后结结巴巴地向那个“佛罗伦萨夜莺”里的护士提出邀约——就长远考虑，你是否可能匀出时间来，嫁给我？按照配在图边的那篇辞藻华丽的散文的说法，“弗吉尼亚公园”的居民可以选择的范围包括几打独立式高级住宅、零星分布的市区新式住宅及公寓，外加疗养院大楼经修复后划出的二十三幢公寓房，后者如今取了个神秘兮兮的名字，叫“克罗斯兰屋”。此地的地图上随处可见稀奇古怪的名字——什么“克诺利马厩”啦，“小教堂广场”啦，“露天市场”啦，都跟它的昔日风貌扯不上多少关系。我寻思，但凡能管这些地方叫“前脑叶白质切除广场”或者“电休克庭院”，那该是多么妥帖啊!这些房子35万英镑起售。

我又走回到室外，想看看我花35万英镑能买到什么，答案是一块丁点大的地皮上一座虽然小家败气但装潢华丽的房子，屋外的风景饶有趣味，正对着一座19世纪的精神病院。我可没法说这是我梦寐以求的地方。所有的房子都用红砖砌成，有老式壁炉腔、艳俗不堪的饰边，还有些别的向维多利亚时代致敬的小花样。有一款房子有个俗气的名称叫“D形房”，竟然有个装饰塔。结果，它们看上去活像是疗养院下的小崽子。你几乎可以想象，如果时间给得充裕，它们个个都能长成疗养院。这么个玩意儿，就其所能发挥的作用而言，效果还真是出奇地好。新房子并未显得与老疗养院的背景格格不入，而且，至少——这种事儿当然不会发生在十多年前——那幢伟岸的老房子，连同它带给我和那一代代疯得有趣的人的欢乐记忆，都得以保存。我向那些开发商脱帽致敬，然后抽身离去。

我本来打算一路逛到我的老房子去，但还得走一英里才能到，我的脚又直发酸。于是，我直奔斯特劳德路，穿过昔日的医院社交俱乐部所在的地方——如今那里已经成了一幢奇丑无比的宅子，穿过那几幢零散分布的、曾经聚居过护理人员及院内职工的大楼。我跟自己赌一百英镑，下回要是再从这条路经过，这些房子肯定也没了，取而代之的是拥有双层车库的大房子。

我徒步走两英里去埃格姆，到一位讨人喜欢的女士家里去做客。她名叫比兰太太，除了怀有一腔无私的善意，她还是我的丈母娘。她匆匆冲进厨房，那番迷人的忙忙乱乱的劲头是所有上了一定年纪的英国女士招待不速之客时都会有的。与此同时，我就一边靠着炉火暖暖脚指头，一边暗自思量(这些天我的思维一直都处在这种状态)，除了付钱借宿以外，这里可是我第一次拜访的英国住家。好多年前，某个周日下午，我太太把我作为她的情郎带到这里，当时我们就排排坐，紧绷绷地挤在这个暖烘烘的休闲室里，看《正中靶心》《两代游戏》之类的电视节目。在我看来，它们都饶有趣味地缺乏高级娱乐价值。当时，这可是我的一段崭新的经历。自从1958年左右，除了在圣诞节有那么尴尬的几个小时以外，我就没有在所谓社交场合上见过我的家人，所以当我发觉自己置身于如此暖意融融的家庭氛围时，实在是觉得惬意而新奇。时至今日，在这一点上我还是很欣赏英国人，虽然我得承认，当我后来听说《正中靶心》和《两代游戏》即将停播时，颇有一阵狂喜涌上心头。

我的丈母娘——我该叫“妈咪”的——出来时端了一托盘吃的。那阵势，让我好一阵疑惑，还以为她错把我当成了一队伐木工人。我先是狼吞虎咽了一堆可口的冒着热气的玩意儿——我觉得那东西像是用可以吃的材料打造的烟水晶山峦，然后一屁股瘫坐下来，手里端着咖啡，胃里撑得开开心心、满满登登。而这一路吃下来，我们还同时天南海北地无所不谈——比如孩子啦，我们即将迁往美国的计划啦，我的工作啦，她新近的寡居生活啦。时至深夜——所谓深夜，是指像我们这样时间观念落伍的人——她再度进入忙忙碌碌的状态，把屋子里每个角落都弄出好多听来颇为勤勉的声响，然后才宣告客房已准备妥帖。映入我眼帘的是一张整洁漂亮的折叠床，还配好了热水瓶。我三下五除二洗漱完毕，就满怀感激地爬上了床，心里还直犯疑：怎么但凡是到了奶奶家、外婆家或者丈母娘家，床总是如此舒适可人？不一会儿，我就跌进了睡乡。

[1]　贝蒂·格雷伯(1916—1973)美国女明星。

[2]　这里引起作者误解的是Jolly一词，既可解释为“快乐、高兴”，又可以作为姓氏。为了显示其语音相同，译者用了个与“乔利”同音的形容词“俏丽”。

[3]　指一种使肉体或精神疾病患者进行某种脑力或体力活动，以帮助康复和适应生活和生产技能要求的治疗方法。

第七章

下一站去伯恩茅斯，南海岸最壮丽的旅游胜地。下午五点半，我在疾风大雨中抵达。夜色沉坠，街上到处都是嗖嗖行驶的汽车，车头灯在亮闪闪的“雨弹”中扫来扫去。20世纪70年代期间，我在伯恩茅斯住过两年，以为自己对那里应该是了如指掌的，不料车站那一带已经过大面积重建，新造了马路和办公楼，还有那种星罗棋布、叫人直犯迷糊的人行地道，逼得你每隔几分钟就要像只囊鼠一样从地底下钻出来，看看自己到底在哪里。

“东崖”是高高地栖在一片黑色大海上的中型饭店区，等我赶到那里时，身上已经湿透，嘴里咕咕哝哝。关于伯恩茅斯，有一点得提一提，此地饭店的选择之多，肯定会把你宠坏。附近街区的每条马路边都有好多熠熠闪光、宾至如归的宫殿，我在一条小路上挑了一家，也没什么旁的缘由，只不过因为我很喜欢它的招牌——粉红色霓虹灯打出优雅的大写字母，在薄薄斜斜的雨丝中闪闪烁烁、勾魂摄魄。我走进门，甩掉身上的雨水，只瞥一眼便看得出这是个好去处——干净、雅致而老派，根据墙上的一块告示得知，价格也挺诱人，住一晚外加早餐才二十六英镑，而屋里的暖意劈头盖脸地涌来，弄得眼镜片上直冒热气，还逼得你一阵阵打喷嚏。我从袖子上拧出好几盎司水，然后要了个单人房，准备住两晚。

“外面在下雨吗？”我一边连着打喷嚏一边填登记卡，间或停下来用手臂背面抹去脸上的水，接待处的姑娘就趁这时候轻快地问我。

“没下雨，我的船沉啦，最后七英里我只能游过来。”

“哦，是吗？”她继续说，那口气简直让我猜疑，她压根儿就没留心我在说什么，“你今晚跟我们一道吃饭吗，先生？”她瞥了一眼我那张被水弄脏的卡，“布莱尔克里姆先生？”

我思忖还可以有另一种选择——在倾盆大雨中苦苦跋涉——最后还是觉得住下来好。此外，从她那喜气洋洋的榆木脑袋到我被水洇湿的潦草笔迹之间，随时都有机会让他们把我的饭钱算到别的房间去。于是我说我就在这里吃饭吧，然后拿了把钥匙，一路滴滴答答地寻到自己的房间。

自从1973年以来，在英国发生深刻变化的事物有成千上万，就其变化的幅度而言，极少有能跟常规英国旅馆匹敌的。如今你的房间里能有一台彩色电视机，一套咖啡具——托盘上还附赠一小袋味道还算过得去的饼干，一间配有松软毛巾的私人浴室，一小篮彩虹色的棉球，一列装着洗发水、沐浴露和保湿润肤液的小袋子或者小塑料瓶子。我的房间里居然还有一盏妥帖的床头灯，外加两只软软的枕头。我可高兴啦!我在浴缸里放了好多水，把沐浴露和保湿润肤液一股脑儿倒进去(别害怕，我仔细研究过了，可以向你保证，它们的成分都一样)，然后，当一串狂欢的肥皂泡缓缓升到浴缸顶上三英尺左右的位置时，我回到房间里，轻松自如地将孤身旅行者自顾自的那一套习惯一一实施：小心翼翼地打开我那只背囊，把湿漉漉的衣服晾在取暖器上，再把干净的衣服搁在床上——那股一丝不苟的劲头，就好像我正要出发去参加我的第一场高中舞会——然后我把一只旅行时钟和闲读的材料搁在床头桌上，将灯光调到经过一番深思熟虑之后确定的舒适惬意的水准，最后踌躇满志地拿起一本书，打算在那种除了简·曼斯菲尔德的电影以外颇为鲜见的丰厚奢华的泡沫里好好打几个滚。

浴罢，我穿上干净衣裳，身上散逸着一股子叫人着迷的玫瑰油的味道，出现在宽敞而空旷的餐厅里。我被人带到一张桌前，桌上排着一溜装备——一只酒杯里塞了一团折成花朵状的红色纸巾，不锈钢的盐瓶、胡椒瓶搁在一只不锈钢小船上，一只盘子上堆着精心塑成的齿轮状黄油，一只细颈瓶里插着一支假百合花——我立马就明白了，这里的食物稀松平常，不过会训练有素地将它们摆弄得花团锦簇再端出来。我蒙上双眼，数到四，然后伸出右手，心里很清楚会落到正在一旁徘徊的服务生送来的一篮棍子面包上——请允许我如是说，我把时间掐得如此娴熟。服务生不仅对此颇为感叹，而且因此确信无疑：他在对付的这位旅客可是位行家里手，不管是奶油蔬菜汤，还是将蔬菜配上层层套叠的勺子端上来，抑或明明是几圈硬邦邦的生牛皮，偏偏要冠之以“金牌猪肉”之美名，凡此种种，都骗不过我。

又有三位食客驾到——一对圆圆胖胖的父母加上一个身量更肥硕的十多岁的儿子。那侍应生经过一番深思熟虑，让他们坐在一个恰到好处的位置上，我既不需要伸长脖子，也不需要重摆椅子，就能将他们看得真切。看别人吃东西总是很有意思，不过最最有意思的还是看着一桌胖子狼吞虎咽。说来奇怪，即便是最贪得无厌、最饕餮成性的胖子——在我前面的三位显然可以获得饕餮冠军的头衔——吃起饭来的样子似乎也并不怎么开心。看上去，他们只是在尽一项旷日持久的义务，务必保持自己的那个大块头。只要眼前堆着吃的东西，他们就低下头风卷残云，上菜间隔时便交抱双臂，瞪大眼睛慌慌张张地在房间里四处打量，那副模样，就好像跟同桌而坐的人素不相识一样。不过，只要推来一部甜点车，一切都为之改观。他们开始兴高采烈地唧唧咕咕，刹那间，房间里他们那个小小的角落就充满了欢声笑语。今晚的情形就是如此。我的餐友将眼前的粮草大肆清扫，速度领先我半道菜。让我忍不住惊恐的是，光是他们几个就把甜点车上的泡芙夹心酥球和黑森林蛋糕给分光了。我发觉，那个男孩子两种都拿了双份，真是头贪吃的肥猪!

轮到我时，可以挑的品种只剩下一丁点儿湿答答的蛋糕，一块蛋白甜饼——我知道但凡我用勺子碰碰，这玩意儿就会像只派对上的纸花炮那样炸开——要不就是在约莫一打看起来还算凑合的黄油硬糖浆布丁里挑一个，每只布丁上面还顶着一小片稀奇古怪的黄色脆皮奶油团。我闷闷不乐地挑了一只黄油硬糖浆布丁。那水桶似的一家三口蹒跚着从我桌边走过，个个下巴上都闪着巧克力的光泽，他们冲着我彬彬有礼、脑满肠肥地微笑，我报之以坚若硬壳的眼神，向他们示意：以后再也甭对我来这一套。我猜他们是心领神会了。翌晨，进早餐时，他们挑了张我视线之外的桌子，果汁车推来时也对我退避三舍。

伯恩茅斯是个很美妙的地方。首先，那里有海，若是全球变暖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这里倒是能与人方便，只不过眼前我还看不出这海有多大用处。其次，这里有曲径通幽的公园，总称“享乐花园”，把市中心干脆利落地分成两半，为逛商店的顾客提供了一处宁谧的绿地，这样他们从市中心的一头跋涉到另一头时，可以在那里歇歇脚——话说回来，当然啦，若不是有这些公园，也就不会有什么长途跋涉。人生就是这么回事。

以前，这些公园在地图上给标成“上享乐花园”和“下享乐花园”，可是某些议员或者别的什么心怀善意的势力发觉，把“下”和“享乐”如此亲密无间地拼在一起，会产生意味深长的不良暗示，于是，经过一番游说，成功地把“下”字从名号上移走，现在就只有“上享乐花园”和光秃秃的“享乐花园”。这样一来，那些喜欢从字眼上寻求快感的性变态就被放逐到了海滩上，他们一定对此满怀感激，因为他们大可以靠着防波堤将自己摩挲一番。反正不管怎么说吧，伯恩茅斯就是这样一种地方——对于一点小毛病，总是摆出一副绅士派头，且颇为自豪。

对于这座小城经过精心培育的温文尔雅的名声，我早有所闻，所以我在1977年搬去时暗自猜测，此地该是某种英国版的巴特埃姆斯或者巴登巴登[1]——修剪得一丝不苟的公园，配备管弦乐团的棕榈庭院，漂亮张扬的饭店，里面有戴着白手套的男人把铜器擦得亮锃锃，穿着貂皮衣、胸脯鼓鼓囊囊的年长女士在遛那些个你看了恨不得踢上几脚的小狗仔(你知道，这可不是因为心狠，只是出于一种简单而真诚的愿望，想瞧瞧你能让它们飞多远)。不幸的是，我只能宣告，上述各项，一一落空。公园倒是挺诱人的，可是那里没有目迷五色的豪华赌场，也没有富丽堂皇的温泉娱乐馆，他们只搭了个小演奏台，周日间或会有个把鱼龙混杂的管乐队上台，穿衣打扮宛若巴士售票员。公园里还有些小小的“勃起”的木头装置——鉴于“下享乐花园”这层渊源，但愿你能原谅我如此措辞——桩子上点缀着五彩玻璃罐，里头都点着一根蜡烛。有人向我保证，这些蜡烛有时候会在宁静的夏夜里点燃，构成闪闪发亮的图案，什么蝴蝶啦，仙女啦，还有其他神奇的景象，保准能一连几个小时提供健康的夜间娱乐。这事我可说不准，因为我从来就没看到它们点亮过。而且由于资金短缺，再加上年轻人为了取乐，总是会把罐子从架子上拽下来往各自的脚上砸，这情形愈演愈烈。没过多久，那些装置就只好被拆掉拿走了。

乍一看，城里大体上与先前并无二致，但事实上，“时代进步”的痕迹和市议会发挥的作用无处不在。横贯市中心的主干道基督堂路已经完全成了步行街，街上还点缀着一幢古怪的玻璃和钢管造成的大厦，看上去就像是替巨人定做的巴士候车亭。两条购物拱廊街经过一番浓妆艳抹，如今那里有一家麦当劳、一家水石书店和一家迪伦斯书店，还有一两栋别的建筑。只是相比之下，与我的个人趣味并非如此密切相关。反正，总体而言，东西是比以前少了。“比尔斯百货”关掉了它那个出色的图书部，“丁格尔斯百货”任性地取消了它的食品厅，而“比尔森斯”——也是一家百货商店——整个就给一锅端啦。一家名叫“国际商场”的小超市同样销踪匿影，更叫人黯然神伤的是，还有个雅致小巧的面包房，连同天底下最棒的糖霜甜甜圈也都没了。唉，唉。至于增加的好处嘛，就是如今路上纤尘不染。要知道，想当年我在这里的时候，基督堂路可是一只露天的垃圾桶。

里士满山上那个业已失踪的面包房所在的转角附近，矗立着《伯恩茅斯回声晚报》那些华美的、略带点装饰艺术风格的办公楼。我曾经作为助理编辑在那里干过两年，我待的那个房间简直就像是从狄更斯的小说里直接搬来的：文件堆在凌乱不堪的架子上，昏暗的灯光，两排弓着背坐在办公桌前的人，所有这一切都浸淫在一种不祥的、叫人心力交瘁的沉默中，唯一的声音是焦躁的铅笔在沙沙作响。另外，墙上挂钟的分针每走一格，就会发出一种虽然柔和却听得见回音的闷闷的声响。此刻我隔着一条马路，抬头凝望昔日办公室的窗户，身子不由微微打战。

婚后，我和太太回美国住过两年，在那里完成了大学学业，因此我在《伯恩茅斯回声晚报》的工作非但是我在英国得到的第一份真正的工作，也是我成年后打的第一份正儿八经的工。在那里工作的整整两年，每时每刻我都觉得自己不过是个年方十四的孩子，却要假模假式地装扮成大人。毫无疑问，这是因为几乎其他所有的助理编辑年纪都老得足以当我的爹，只有坐在另一头的、形容枯槁的那两位除外——因为他们的年纪，已经老得足以当上述那些人的爹了。

我坐在两位善良而博学的男人身边，他们一个叫杰克·斯特雷，另一个叫奥斯丁·布鲁克斯。他们俩花了两年时间，耐心地跟我解说“尚未裁决”是什么意思；根据英国法律规定，“拿走一辆汽车”和“偷走一辆汽车”之间有怎样重大的区别；还有，为了防备“诽谤中伤他人”的罪名，永远不能说某嫌疑犯遭到“质疑”或者“审问”，得说他是“协助警方调查”。为了我的安全起见，委托我编辑加工的报道，大半来自两家主要的女性俱乐部——“城市女性协会”和“女性学会”。我们每天都收到成堆成堆的这些个玩意儿，看上去都像是用同一种花体字写的，说的都是一样叫人无知无觉的事儿：“波克斯堂的阿瑟·斯莫特先生示范精彩纷呈的动物手影艺术表演”“伊芙琳·斯塔布斯太太以迷人风趣之谈吐演说其最近接受的子宫切除术以飨嘉宾”“斯鲁普太太因最近不幸被其獒犬‘王子’所伤，无法按原定计划就如何管理爱犬发表演说，好在斯梅斯维克太太挺身而出，顶替出场，绘声绘色叙述其担任葬礼风琴师之经历”。她们个个都会整页整页地滔滔不绝，什么感谢词啦，吁请筹款啦，长篇大论地唠叨什么成功的义卖会和咖啡早餐会啦，还会巨细靡遗地列出某某人提供了某某点心某某饮料，这些东西又是多么讨人喜欢。我可从来没有挨过比这更漫长的日子。

我记得，那里的窗子只能借助一根长长的棍子才能打开。每天早晨我们到办公室以后约莫十分钟，有个老得简直握不住铅笔的助理编辑就开始折腾他那把椅子，拼命想让椅子离桌子远一点。他要磨上一个小时才能从椅子上站起来，再花一个小时才能蹒跚着脚步走到窗前，用棍子千方百计把窗子打开，最后用一个小时把棍子斜靠在墙上，蹒跚着走回办公桌前。一等他重新坐定，坐在他对面的男人就“噌”地站起身，大步流星，用棍子“砰”的一声关上窗，然后一脸挑衅地回到自己的座位上。每每此时，那位老伙计就闷声不响、坚忍不拔地从折腾椅子开始，把整个过程重来一遍。就这样，两年时间里，这样的事情周而复始，日日不辍，四季如常。

我还从来没见过他们俩有谁干过一丁点活。年长的那位当然干不了啦，谁让他每天绝大部分时间不是在往窗前走，就是从窗前走过来呢。另一个家伙大半时间都坐着，一边吸一支没点着的烟斗，一边瞪大眼睛傻笑着盯住我。每回我们大眼瞪小眼的时候，他都会跟我提几个云山雾罩的问题，个个跟美国有关。“跟我说说吧，”他说，“我看到哪里说米奇·鲁尼跟艾娃·加德纳[2]结了婚却从来没有圆过房，这是真的吗？”要不就是：“我常常纳闷呢，没准你能告诉我，我见过类似的说法，讲夏威夷的努阿努阿鸟只吃粉红壳的软体动物，可是白壳的软体动物其实数量更多，营养价值也并不差，这是为什么呢？”

我正被“城市女性协会”和“女性学会”发来的报道弄得一头雾水，只好看看他，开口问了句：“什么？”

“我猜，你总听说过努阿努阿鸟吧？”

“哦，没。”

他挑起一根眉毛。“真的吗？真够特别的。”说罢，他接着抽自己的烟斗。

那是个到处都莫名其妙的地方。编辑大人是位隐士，吃饭要打发秘书给他送进去，自己几乎就不怎么出门。在那里待了这许久，我只见过他两回，一次是他面试我，只用了三分钟，而且似乎弄得他好不自在；另一次，他打开了那扇将他的房间与我们的房间连通的门，这事委实非同小可，我们都齐刷刷地抬眼凝视。就连那老家伙，本来在不停地往窗口蹒跚，此刻也停下了脚步。编辑的惊诧在脸上骤然僵冷，瞪大眼睛盯住我们。显然，当他发现自己办公室里有一扇门的另一边居然有整整一屋子的助理编辑时，他吓得目瞪口呆。有一小会儿，他看上去似乎有话要讲，可后来到底还是一言不发地退了回去，再关上身后的门。那是我最后一次见到他。六个礼拜之后，我在伦敦找到了一份工作。

伯恩茅斯还有一样也变了，那便是所有的小咖啡馆都不见了。过去，每隔三四扇门就有一家，里头摆着气喘吁吁的浓缩咖啡机和黏糊糊的桌子。我不知道如今去度假的人都到哪里去喝咖啡——哦，我知道了，到“阳光海岸”去——可是这样一来，为了喝到一杯还算凑合的咖啡提提神，我就只能一路走到“三角地”。那个地方很远，当地的巴士在接受预订的间歇就在那里休息。

后来，我心里盘算着想出去走走，就赶上一辆公车到附近的基督堂城去，打算走回来。我在一辆黄色双层巴士的顶层前排得了个位子。乘上双层巴士的顶层，实在是件赏心乐事。抬头你能看到外面房屋楼上的窗户，低头你能瞥见车站上人们的头顶(等他们过一会儿从楼梯上来，你就能心领神会地看他们一眼，好像在说“我刚刚看到你头顶啦”)，若是巴士飞速转过街角或者环形交叉路，你还会被一种大难临头的感觉刺激得浑身战栗。如是，你看世界便有了一个全然新鲜的视角。通常，从巴士顶层看，城区是会显得更秀气一点，不过哪里都比不上伯恩茅斯更明显。若是取街道为视平线，这里基本上就跟英国其他小城没什么两样——好多建屋互助会的办公楼，好多连锁商店，统统都配着大片平板玻璃窗——但是一上楼，你就会突然发觉，你正置身于英国瑰丽的维多利亚风格社区之一。其实，大约1850年之前，伯恩茅斯压根都不存在呢——当时它只是位于基督堂城与普尔之间的两三座农场——后来，它实实在在地繁荣起来，匆匆建成了码头和散步道，以及绵延数英里长的华丽砖房，既有办公楼，又有敦厚而堂皇的住家，这些房子大多数都配着精心雕琢的角楼和其他繁复热闹的饰物。通常，这些玩意儿也只有巴士乘客和擦玻璃窗的清洁工才看得真切。

维多利亚时代的荣光实在是极少惠及地面，这一点真够可惜的。不过，但凡你把平板玻璃全拿走，把底层的建筑都弄得跟楼上的房子一模一样，我们也许就看不见每一家“斯凯奇利干洗店”“利兹永久建屋互助会”和“布兹药方”里面的景象了，那该是多么惨重的损失啊。想想看，如果从“斯凯奇利”门前经过，却看不到成排成排用塑料袋装的衣服、各色各样破破烂烂的地毯清洗器以及某位女士在柜台边上用一只回形针慢悠悠地剔牙，那么生活会变得何等无聊啊。天，简直没法想象。

我一路坐巴士直到终点站——那是基督堂城里一家新开的名叫“塞恩斯伯里”的大超市的停车场，然后沿着阡陌纵横的立交桥寻到陡崖路。接着我又往前走了半英里，在一条小路的尽头看到“陡崖城堡”赫然矗立，当年这里曾是百货巨子高顿·塞尔弗里奇的宅邸，如今已成一片废墟。

塞尔弗里奇是个很有意思的家伙，他给我们大家都上了一堂颇有教益的道德课。这个美国人早年供职于芝加哥的马歇尔·菲尔德百货公司，1906年搬到英国，打算在伦敦打造全欧洲最大的百货商场。彼时英国人只当他是个疯子，尤其是听说他准备把商场造在牛津街上，远离骑士桥和肯辛顿的商业区的时候。然而，凭着辛勤劳作和那股子全情投入的劲头，他终究还是成功了。有好多年，塞尔弗里奇都堪称正派人士之楷模。他过日子严于律己，晚上早早就寝，工作不知疲倦。他喝好多好多牛奶，从来不到处拈花惹草。然而，1918年他太太去世，他从婚姻的樊笼中脱身，一下子就冲昏了头。他勾搭上一双美籍匈牙利裔的俏妞——歌舞圈里管她们俩叫“多丽姐妹”，然后一头扎进温柔乡。他一手挽住一个多丽，在欧洲的各大赌场流连忘返，赌至昏天，输到黑地。他夜夜在外面觥筹交错，将大把大把的钱傻呵呵地扔在赛马和汽车上，买下“陡崖城堡”，还制订计划要在附近的亨吉斯特伯里海德造一处有两百五十个房间的产业园区。十年弹指一挥间，他赛马输掉了八百万美元，失去了塞尔弗里奇公司的控制权，失去了自己的城堡和在伦敦的房产，失去了自己的赛马和劳斯莱斯汽车，最后只能独自栖身于普特尼的一座小公寓里，出门得坐公交车。他死在1947年5月8日，彼时已一文不名，且完全被人遗忘。当然啦，话说回来，他到底跟一对双胞胎姐妹颠鸾倒凤、欲仙欲死了一场，这可是关键。

时至今日，“陡崖城堡”那气宇轩昂的哥特式外壳依然在一群平房中鹤立鸡群，这景象委实刺眼，只有城堡背面例外——在那里，周边地带一路往下延伸，穿过一个公共停车场，直奔大海。我倒挺乐意知道，这房子是怎么会处于如此岌岌可危、荒凉破败的境地的，可是，在这庄重而忧郁的氛围中，附近空无一人，停车场里也没有汽车。

我踩着摇摇晃晃的木头台阶一路走到海滩上。夜里雨就停了，可是看看天，还是一副山雨欲来的架势。一阵疾风吹来，扬起我的头发和衣服，激得海上恶狠狠地翻起了泡沫。除了惊涛拍岸，我什么都听不见。我被风以险峻的角度斜抵着，在海滩上艰难跋涉，姿态宛若用肩膀扛起一辆汽车上山去。一路上，我从呈新月状排列的一长溜海滩小屋前经过，它们的式样如出一辙，只是油漆的深浅明暗各有不同。大多数房子在冬天里都关着门，但是这条路走到大约四分之三的地方时，有一家却开着，那模样活像是只魔术师的匣子。屋里有个小小的门廊，门廊上一男一女都坐在花园椅上，用足够在北极抵挡严寒的厚衣服裹住身体，大腿上还盖着毯子，承受冷风侵袭，那风似乎随时都有把他们掀个后空翻的危险。男人正竭力想读一份报纸，但风却执著地将报纸往他脸上卷。

他们俩看上去都兴高采烈——即便不是真的那么高兴，至少也挺满足，就好像这里是塞舌尔群岛，此刻他们正在款款低首的棕榈树下畅饮杜松子酒，而不是坐在一阵阵英格兰的疾风中冻得半死。他们之所以心满意足，是因为他们拥有一小份面朝大海的房产。毫无疑问，这样的机会有一长溜人排队等候呢，况且——这才是他们如此开心的真正秘诀——只要他们乐意，随时可以退回到小屋里，挨冻受冷的程度就能略微减轻点。他们可以泡上一杯茶，如果特别乐意放肆一下的话，还能吃一块巧克力消化饼干。吃罢茶点，他们可以花半个小时开开心心地收拾东西，再关好门窗。人生在世，他们只需要这么一点点，就能让自己进入几近狂喜的境界。

英国人的魅力之一，就是他们对于自己的美德无知无觉，不过，他们最最无知无觉的，还是自己过得有多么开心。你听我这么讲也许会笑，但他们真的是地球上最开心的人，千真万确。随便挑两个正在聊天的英国人观察一下，看看他们听到别人讲个笑话、逗个乐子的时候，需要多久便能够嘿嘿一笑或者哈哈大笑。时间不会超过几秒钟。有一回，我从敦刻尔克去布鲁塞尔，跟我同坐一个车厢包间的是两个说法语的生意人，明摆着，他们不是老朋友就是老同事。整个旅途上，他们聊得很热络，可是一连两个小时里，他们谁也没露出一丁点笑意来。同样的情形，你可以在德国人或者瑞士人或者西班牙人甚或意大利人身上想象，但英国人嘛——休想啦。

要取悦英国人真是容易啊。这一点最不寻常了。事实上，他们巴不得乐趣都是那种微不足道的。正因为如此，所以他们有那么多点心——什么茶糕啦，烤饼啦，松饼啦，岩皮饼啦，奶油茶饼啦，水果什鲁斯伯里啦——口味都处理得那么小心翼翼。天底下也只有他们才会认为，在布丁或者蛋糕上加果酱和葡萄干是桩惊心动魄的事。如果给他们一点儿真正诱人的东西——一片奶油蛋糕，或者从一盒花式巧克力里头挑一种——他们几乎百分之百地会踌躇一下，开始担心这样做是不是没名堂，会不会很过分，就好像，但凡开心的程度刚刚跨过了及格线，就多少有点儿不得体了。

“哦，我真不应该呢。”他们说。

“哦，拿去吧。”你赶紧给他们打打气。

“呃，那就拿个小的吧。”他们一边说，一边飞快地拿走一块小的，然后脸上掠过的神色就像是刚刚做了什么魔鬼附体的邪门事儿。这一切，跟美国人的思维完全背道而驰。在美国人看来，人生在世的唯一目标、肉身存活的恒久证据，就是要竭尽所能，把口腹之乐或多或少、马不停蹄地塞进嘴里去。越快越好、多多益善地满足欲望，是与生俱来的权利。难不成有人叫你做个深呼吸，你也来一句“哦，我真不应该”吗？

以下事实曾让我颇感困惑：一则，英国人对于享乐的态度委实古怪；二则，他们那种孜孜不倦、冥顽不化的乐观主义精神，会让他们在境遇最不济的时候将语气转得昂扬起来——“不准再嘟嘟囔囔地抱怨啦!”“会有变化的!”“你本来可能搞得更糟呢!”“虽然不怎么好，可好歹又便宜又讨人喜欢嘛!”“呃，真不错呢!”但是，渐渐地，我被他们的思维方式同而化之，从此以后便空前地快乐。我记得，有一次我坐在乏味的海滨散步道上的一家咖啡馆里，屋子冷冰冰，衣服湿淋淋，眼前端来一杯茶、一块茶糕，我居然当即脱口而出：“哇，真棒!”这下我心里明白了，变化已悄然开始。不久以后，我渐渐地将所有的行为——在饭店里多要些吐司，在玛莎百货里买羊毛成分高的袜子，明明只需要一条长裤结果却拿了两条——都看成某种胆大妄为、近乎违法的勾当。我的人生就此丰富多彩起来。

此刻，我跟小屋里那乐呵呵的一对相视而笑，然后沿着海滩向前跋涉到缪德福德。那是一个小村落，坐落在一片沙滩岬角上。岬角一侧是大海，另一侧则是基督堂码头的那一大片芦苇荡，望得见对面基督堂城古老而宏伟的小修道院，景致颇为秀美。缪德福德当年曾是走私犯的避难所，可如今它只不过是个破破烂烂的小广场，里头有一些商店，还有一家沃尔沃汽车的代理商。周围的一圈房子，都有个洋洋得意的跟航海扯得上关系的名字：盐滩、豪富、晕船。

我穿过缪德福德，经过一条长长的、乱糟糟的路——两边尽是些修车行、看上去脏兮兮的商店和半死不活的酒吧，继续往前进入基督堂，再经过塔克顿、南伯恩和博斯库姆回到伯恩茅斯。这些地方大多数都没有因为时移世变而得到什么好处。基督堂和南伯恩的商业区看上去都像是给锁进了一个缓慢的、邋遢的螺旋形下降的模式里。位于斯托尔河岸上、塔克顿桥附近的一间当年颇为可爱的酒吧如今让出了自己的草坪，给一个大停车场腾出了空间。如今那里叫什么“酿酒人菲尔”，是惠特布莱德集团[3]旗下的一个分支。这玩意儿很糟糕，不过，它显然很时髦，真叫人沮丧。只有博斯库姆似乎略有点长进。过去，横贯此地的主街难看得足以让你咋舌，到处都是被风吹来的垃圾，俗里俗气的小商店，而那些腔调淡漠、不露温情的超级市场和百货公司，则一律挤在维多利亚风格的门面里。现在，这些街道都有一部分变成了时髦的步行街。“皇家拱廊”是一座建于19世纪的商业中心，如今被优雅而精致地整修一新，拱廊里分布着好多古玩店，比起以前那些将皮肤弄成古铜色的沙龙和寝具中心来，古玩店的看头要大得多。

从“陡崖”到伯恩茅斯要经过长途跋涉，总计约十英里。等我抵达东越崖车道，踏上进城的最后一段路上，我每天放松取乐的时段已经过去很久。我停下脚步，斜靠在一道白色的围栏上，将景色尽收眼底。风已停，在傍晚昏黄的夜色中，普尔湾——指伯恩茅斯的海域——真叫人着迷：分崩欲碎的山崖和宽阔的金色海滩，勾勒出一条长长的、宏伟的弧线，从脚下的怀特岛一直延伸到隐约透出些许紫色的波倍克山。在我眼前，伯恩茅斯和普尔湾的灯光在渐渐聚拢的暮色中闪闪烁烁、满含诱惑。脚下远远的地方，伯恩茅斯的两个码头看上去喜气洋洋、华丽时髦。遥远的海上，过往船上的灯光在黄昏暮色中熠熠闪光。整个世界，或者至少这个小小的角落，看起来真是个安详的好地方，置身于此真是莫大的幸福。

在这趟旅程里，我一想到要离开这个温暖而惬意的小岛，就会时不时地暗自惊恐。说真的，我这段短短的旅行确实叫人忧伤，有点像绕着深爱的家园久久徘徊，看它最后一眼。我真的喜欢这里，很喜欢。只要一家店老板做出一个友善的手势，或者在一家乡村酒吧的壁炉旁坐上个位子，又或者看到这样的景色，我都会忍不住寻思，我是不是正在犯一个严重的错误，会不会误入歧途。

所以，但凡你曾在那个温煦的傍晚，正巧在伯恩茅斯的崖顶上散步，那你或许会和一个人到中年的美国男子擦身而过，他心事重重，嘴里念念有词:“想想冬天一连几个月雨总下个没完。想想17.5%的增值税。想想礼拜六往你的车里装垃圾，满得几乎要溢出来，然后开车去倒，结果却发现那里关了门。想想BBC一直莫名其妙、坚定不移地喜欢重播《警花拍档》[4]。再想想……”

[1]　巴特埃姆斯和巴登巴登都是德国的旅游胜地。

[2]　都是名噪一时的好莱坞明星。米奇·鲁尼是童星出身，一度创造全美票房神话，据说就连米老鼠的名字都是迪士尼受这位明星的启发才定下来的；艾娃·加德纳则是划时代的银幕性感女神，是米奇的第一任妻子，这段婚姻仅历时一年便告终。

[3]　英国著名企业，专营餐饮、旅游等服务行业，旗下收罗多个品牌。

[4]　Cagney & Lacey， 1982年至1988年在美国CBS热播的电视剧，讲述纽约警局两位女警的工作生活。

第八章

我坐着一辆硕大的红色双层巴士去往索尔兹伯里，巴士沿着乡间公路摇头晃脑地蜿蜒行驶，一路上穿过悬在头上的树枝，发出咔嗒咔嗒的声响，让人深感兴奋。我很喜欢索尔兹伯里。它那个尺寸对一个小镇来说刚刚好——大到足够容纳电影院和书店，小到足以让你感觉到态度友善、适宜居住。

我小心翼翼地穿过广场上一个熙熙攘攘的集市，努力想象英国人对这些玩意儿到底有什么看法。它们看上去总是俗丽得叫人沮丧：倒扣的柳条箱，踩得乌糟糟的生菜叶子，还有用夹子别在一起的脏兮兮的塑料雨篷。在法国的市场里，装着闪闪发亮的橄榄、樱桃以及圆片山羊乳酪的柳条篮子一律排得整齐利落，你就在这里头挑挑拣拣；而在英国，你却得从搁啤酒的塑料箱子里买茶巾和熨烫板遮盖布。英国市场向来能让我心情郁闷，对它横挑鼻子竖挑眼。

此刻，我步行穿过繁忙的购物街，发觉次第跳到我眼前的尽是些毫无吸引力的玩意儿——“汉堡王”“普朗塔冲印”“超级药房”，还有主街上所有其他各式各样充满敌意的商店，橱窗上全都乱七八糟地贴着特价销售的布告，硬挤在周围的建筑中，甚至全不理会后者都是怎样的风格、建造于什么年代。在市中心，一个本应该赏心悦目的角落，矗立着一座小楼，占据其中的是一家名叫“伦波丽”的旅行社。楼上是半木结构，有股子不事张扬的尊贵气；楼下，特大号平板玻璃上贴着手写的通告，发布去特内里费岛[1]和马拉加[2]的廉价航班的消息，夹在平板玻璃之间的外墙上铺着瓷砖——居然是瓷砖——色彩斑斓的小方块镶嵌在一起，看上去就好像是从某个英国列车上的厕所里回收来的。真糟糕啊!我站在它跟前，拼命想象是什么样的建筑师、公司设计师和城市规划师凑在一起，能容忍这么一栋优雅的、建于17世纪的木结构建筑被糟践到这般田地，但我想象不出来。要命的是，比起许多别的临街立面来，这里也并不见得有多么不堪。

我有时候会突发奇想，觉得英国人继承的遗产实在是多到了于己不利的地步。在一个什么东西都多得叫人咋舌的国度里，你动不动就会把它看成是某种取之不竭的资源。想想这些数字吧：445,000幢古建筑或历史建筑，12,000座中世纪教堂，150万英亩公共用地，12万英里步行街及公用道路，60万已知具有考古价值的旧址。单单我所在的约克郡村里，17世纪的建筑就几乎肯定要比整个北美洲都多，而那仅仅是一个自在惬意的、人口不满一百的无名小村。把这里的数字乘上全英国其他大小村庄的数字，你就能发现这一大堆古代住家、谷仓、教堂、畜栏、城墙、桥梁以及其他建筑多得简直不计其数。这些东西不管在哪里都是那么多，你轻易就能相信，随手就可以大把大把地弄走——这里一副半木结构的门面，那里几扇乔治王时代风格的窗户，还有好几百码古时候的围栏或者干砌石古墙——弄走以后照样还剩下好多。事实上，这个国家正被渐渐蚕食，九死一生。

在如此敏感的环境中，规划管理竟是这样漫不经心，这真让我大吃一惊。即便是在保护区里，房子的主人也能将所有原先的门窗拆除，在屋顶铺上西班牙庄园风格的瓦片，在房屋立面铺上人造石覆层，拆毁花园围墙，在草坪上铺石板，再添上一道夹板做的门廊。即便如此，如果以法律的尺度来衡量，仍然可以认定，他们一直在坚持将该地区经过精心保养的风格延续下去。说真格的，也只有一件事是他干不成的，就是把房子整个掀掉——不过，就算是真拆了，恐怕大体上也是一件合法的赏心乐事。1992年，雷丁郡的一家开发公司拆毁了列在保护区内的五幢建筑，他们被告上法庭，结果统共罚了675英镑。

尽管近年来英国将保护意识渲染得有那么点轰轰烈烈的意思，但全国的房主们仍然能对自己住的房子为所欲为。农场主依然飞快地造起铁皮大屋子，英国电信公司依然能三下五除二搬走红色电话亭，代之以不锈钢淋浴间，石油公司照样能在每座前院里竖起硕大的平板天棚，商人也照样能染指建筑学意义上最敏感的结构，把他们那种像塑料一样假模假式的企业风格强加在上面。事实上，有一件小事你还做得到——压制你的习惯。我可以很骄傲地告诉你，我已经有很多年没有走进一家“博姿”了。他们的大专卖店开在剑桥、切尔顿汉姆、约克以及其他我随时可能加入名单的地方，如果不把这些地方的门面全部恢复，我就不会进他们的门。还有，但凡我能在家里附近二十英里内找到一家加油站没有装着迎风飘扬的顶棚，我情愿淋成个落汤鸡。

我得说句公道话，索尔兹伯里对自己的看护，比起大多数其他城镇来，其实要好得多。事实上，就因为此地处处迷人，所以才使得那些莫名其妙的亵渎显得如此不堪忍受。此外，看起来，此地的情形也在渐渐改善。当地政府最近坚持要一家电影院老板将一幢位于市中心的16世纪的建筑立面保留下来，我还注意到有两个地方的发展商确实在整饬那些在黑暗的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里惨遭劫掠的建筑，勤勤恳恳、仔仔细细地恢复其原貌。有一家发展商的董事会还夸耀说，这样的事情他们无论多少，总会持之以恒。但愿他们永远财源广进。

对于索尔兹伯里，也许我什么都能宽宥，只要它别把“大教堂庭院”搞得一团糟就成。毫无疑问，在我心目中，索尔兹伯里大教堂是全英格兰最最美丽的建筑，而教堂周围的庭院则是最美的空间，每块石头、每堵墙、每丛灌木都恰到好处，仿佛七百年间每个触碰过它的人都只是给它增光添彩。我甚至愿意在庭院的长椅上安家——现在我就坐在一张长椅上，开开心心地凝视着教堂、草坪和庄严肃穆的房子彼此错落有致。我本可以再待一会儿的，天上偏偏开始淫雨霏霏，于是我只能站起身，四下里看看。我先去索尔兹伯里博物馆，巴望着服务台后面能有个好心人，答应在我参观博物馆和大教堂的时候寄存一下背囊(还真有这么一位，上帝保佑他)。索尔兹伯里博物馆真是卓尔不群。我本不打算久留，但那里到处都是夺人眼球的罗马小零碎、老照片和“昔日塞勒姆[3]”的小模型，诸如此类，对于这些玩意儿我向来都如饥似渴。

我对巨石阵陈列馆特别感兴趣，因为我明天要到那里去，所以我全神贯注地把所有的指示标签全看了一遍。我晓得这不用我再费什么唇舌，但史前巨石阵实在是个难以置信的成就。单单拉动每块砂岩漂砾，就得耗费五百人力，在周围冲来撞去地定位滚轴，又得再加一百人。你且稍稍琢磨一会儿。你能想象试着说服六百个人帮你拽着一根五十吨重的石头穿过乡间，一气儿走上十八英里，接着奋力将它固定成垂直形态，然后说，“好吧，伙计!像这样再来二十次，外加几根过梁，没准儿再从威尔士弄几十根上好的青石来，再以后嘛，咱们就能开派对啦!”我告诉你，史前巨石阵的“幕后策划”不管是哪位仁兄，总之他是个能妖言惑众的高手。

我从博物馆出发，一路逛过宽阔的草坪，来到大教堂。若是你从没到那里去过——这真是场悲剧，那我现在就得警告你，索尔兹伯里已经成为英国大教堂里最钻进钱眼里的那一座啦。以前，我一般对威吓游客募集资金的教会机构颇不以为然，但后来我遇上了牛津圣母玛利亚大学教堂——那是英国参观人数最多的教区教堂——的牧师，且得知其每年三十万的游客只在捐款箱里投进区区八千英镑，从此以后我对这个问题就圆融通达得多了。我想说，这些都是尊贵显赫的机构，值得我们满怀感激地支持一把。不过，我得说，比起我所谓的“深思熟虑的募集”而言，索尔兹伯里的做法委实更进了一步。

首先，你得经过一个风格跟电影院相似的售票亭，那里会怂恿你“自愿”付出2.5英镑购买入场券。一进门，你就会频繁受到骚扰，他们变本加厉地打你口袋的主意。要你掏出钱来，听听录音信息，或者摩挲摩挲铜器，以表示对“索尔兹伯里大教堂少女唱诗班”和“索尔兹伯里大教堂之友”的支持，还要为恢复某个叫作“艾森豪威尔之旗”的玩意儿出力。那是一面严重褪色且破破烂烂的星条旗，以前挂在“威尔顿屋”的艾森豪威尔司令部里。我留下了十便士，外加一张纸条：“可是，起先你们怎么会让它变成这副样子呢？”我在售票亭和礼品店之间统共数到九种类型各个不同的捐款箱，如果再加上那个卖许愿蜡烛的，就有十个啦。除此之外，你若是要从教堂中殿挤过去，几乎非得撞上一面垂直展示图，或是介绍教堂里的神职人员(那上面有张大伙儿笑容可掬的集体照，弄得这里活像汉堡王)，或是讨论教堂的海外义工事务，或者就是些玻璃盒，陈列剖面模型，展示大教堂是如何建造起来的——这些模型引人入胜，我向你保证，但是肯定更适合摆在庭院对面的博物馆里。这里真是毫无章法。我真怀疑，还要挨上多长时间，才能爬上一辆电动车，呼啸着展开索尔兹伯里大教堂之旅，再去见识见识“活力电动型”的石匠和“塔克修士”那样的僧侣？我猜得用上五年吧。

之后，我从索尔兹伯里博物馆的那个好心人那边取回了自己的背囊，吃力地走到中央旅行办事处，把一张错综复杂的日程计划拿给站柜台的小伙子看。我打算穿过威尔特郡和多塞特，从巨石阵到艾弗伯里再到拉考克、斯托海德花园，也许再去一趟舍波恩。我问他能不能告诉我，如果想三天内把这些地方挨个看一遍，需要坐哪些巴士。他看着我，那眼神仿佛把我看成一个危险的怪人，然后说：“你以前有没有坐巴士旅游过？”

我向他保证我干过这样的事，在1973年。

“哦，我想你会发觉，从那以后，事情有了一点变化。”他说。

他递给我一份纤薄的单页广告，上面列出自索尔兹伯里到西向站点的巴士发车时间时刻表，并且帮我标明与巨石阵之旅相关的那个不起眼的区域。我本来指望搭清晨的早班巴士到巨石阵，这样下午就能到艾弗伯里去，但我很快明白过来，这压根儿就不可能。去巨石阵的头班车要到上午十一点左右才会开。我难以置信地哼了一声。

“我相信你会发现，本地的出租车能把你带到巨石阵去，并在那里等候你，然后再把你带回来，大概需要花二十英镑。”他提议道，“我们这里的许多美国游客对于这样的安排非常满意。”

我跟他解释，虽说我严格意义上说是个美国人，但我在英国已经住得够久了，久到足以认真看好自己的钞票；还有，虽然我还没有到每回都得从一个紧巴巴的小钱袋里掏硬币的地步，但我也不会情愿跟二十英镑道别，换来任何我既无法带回家、此后也不能用上好几年的好处或服务。我躲进附近一家咖啡馆，手里拿着一沓巴士时刻表，再从背囊里取出一本特意为这趟旅程买的沉甸甸的《大不列颠铁路旅客时刻表》，针对在韦塞克斯郡古迹区域游览时能搭乘的公交旅游模式，开始漫长的综合性研究。

让我略感惊讶的是，许多重要地区根本就没有铁路设施——仅举三例，马尔伯勒、戴维奇兹和埃姆斯伯里。各种巴士时刻表似乎在任何意义上都毫不相干。开往拉考克这类地方的巴士班次少得叫人悲伤，而且通常会让回程时间显得多少有些仓促，你要么待十四分钟以后就得回来，要么就得等上七个小时。这一切都叫人沮丧。

我郁郁不乐地皱起眉头，走到当地报社，去找彼得·布莱克洛克的办公桌。他是我在《泰晤士报》认识的一个老朋友，如今在索尔兹伯里工作。他曾经一不小心向我提起，如果我打索尔兹伯里经过，他和他太太琼很乐意接待我。几天前，我给他留过一句话，说我会在哪天四点半拜访他的办公室，可他肯定没收到那张纸条，因为当我在四点二十九分抵达时，他正在贴着后窗开溜。当然啦，我是开个玩笑!他正忽闪着眼睛等我呢，而且举手投足间，处处让我感到他和圣徒一般的琼等不及要我吃他们的东西，喝他们的酒，把他们给客人准备的床弄得一团糟，再用我那久负盛名、生气勃勃的“鼻音交响曲七小时版”陪他们过夜。他们真够悲天悯人的。

翌晨，我和彼得走进城区，一路上他将当地的地标一一指出——莎剧《皆大欢喜》的首演地，一座特罗洛普在《巴塞特郡纪事》中提到的桥——然后我们在报社门口作别。还剩下两个小时要打发，我就漫无目的地四处晃荡，到商店里瞄两眼，喝几杯咖啡，最后抵达巴士站时，那里已经有一群人在等十点五十五分去巨石阵的班车了。巴士直到十一点以后才到，接着司机又用了将近二十分钟发票子，因为这里有很多外国旅客，他们——这些可怜虫——好像没几个人能弄明白，他们必须先把钱递过去，拿到一张小纸片以后才能占到一个位子。我花了3.95英镑买好巴士回程票，又用2.8英镑换来巨石阵景点的门票。“我能不能问问您，对2.65英镑一本的导游手册感不感兴趣？”售票女郎问我，随即得到我一声干笑。

我上回去巨石阵是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打那以后，情形已经变了。他们造了一座时髦的新式礼品店兼咖啡吧，但是仍然没有解说中心，这实在叫人没法理解。无论如何，这不过就是全欧洲最重要的史前纪念物罢了，不过就是全英国游客人数最多的风景点罢了，所以，显而易见，傻乎乎地砸下大把大把的真金白银，就为了让它变得更好玩、更有益，实在没什么意思。很有可能，你再也不能像以前那样，径直跑到石头跟前，在上面涂抹什么“我爱丹尼斯”之类的词儿啦。如今，一条谨小慎微的绳子把你拦开，跟那硕大的巨石阵相隔一大段距离。这样做确实令局面大为改观。那意味着，这些沉思冥想的石头不至于断送在成群结队的一日游旅客手里，它们可以不受侵扰，独享非凡荣光。

虽然巨石阵如此让人难忘，但在你抵达大约十一分钟以后，你会发觉自己的迷恋在某时某刻到达顶峰，然后，你就只能再花四十分钟绕着那圈围绳眼巴巴地看着石头，态度彬彬有礼，心里既不乐意成为那辆巴士上头一个离开的，又很想把到此一游所花销的2.8英镑给赚回来。末了，我逛回礼品店，看看图书和纪念品，再用一只塑料杯子喝上一杯咖啡，然后逛回巴士站，等下午一点十分去索尔兹伯里的班车。我把等候时间分成两半，一半琢磨为什么他们就不能提供几张长椅，另一半寻思我到底下一步到哪里去。

[1]　西班牙岛屿，位于北大西洋东部，是加纳利群岛中最大的岛屿。

[2]　西班牙南部港口城市。

[3]　索尔兹伯里教区的古罗马名。

第九章

在成千上万件我从来没办法弄清楚的事情里头，有一桩特别突出。这个问题是，到底是什么人，头一个站在一堆沙子跟前说：“你知道，我打赌，但凡我们弄点这玩意儿，加点碳酸钾一道搅和搅和，再加加热，我们就能鼓捣出一种虽硬实却透明的物质。我们可以把它叫作玻璃。”你尽管说我愚不可及好了，反正哪怕你把我弄到海边，站到天荒地老，我还是不会灵光一闪，动脑筋把沙子做成窗子。

对于让沙子摇身一变成为玻璃和混凝土之类有用物件的本事，我虽然无比钦佩，但我对它的自然形态并不怎么痴迷。对我而言，那基本上就是一道横在停车场和海水之间的满含敌意的屏障。沙子打在你的脸上，吹进你的三明治里，吞噬掉类似汽车钥匙和硬币这样要紧的东西。在炎热的国度，它会烫伤你的脚，让你哇哇乱叫，用一种让身材更好的人直发笑的方式跳进水里去。一旦你身上湿淋淋的，它又会像灰泥一样黏上来，哪怕用一根消防龙头都浇不走。可是——怪就怪在这里——等你往海滩浴巾上一站，或者爬上一辆汽车，或者从一条新近刚吸过尘的地毯上走过，这些沙子立马就掉光了。

此后有好几天，每次脱下鞋子，你就会把成堆成堆惊人而诡异的、总也不见少的沙子踩到地板上，而每回剥掉袜子，周围地带喷溅到的沙子就更多了。沙子与你不离不弃的时间比好多传染病更长久。狗儿们还会把沙子当厕所用。别，你还是让沙子离我越远越好。

不过，为了斯塔德兰海滩，我准备破一次例。此刻我就站在那里，而昨天我还在索尔兹伯里的巴士上经历过一场漂亮的头脑风暴。当时我把自己的记忆库存整个挖掘了一遍，这才想起多年前，我曾对自己做过一个小小的承诺：有朝一日，我要沿着多塞特海滩上的小路散步，那条路绵延一百英里，穿越英格兰南海岸某些最壮丽的景色。此时此刻，在这个九月里阳光明媚的清晨，我来到这里，刚下“沙岸”渡轮，就攥住一根当年在普尔一时冲动下给自己买的多节手杖，绕着这段华丽旖旎的“极品海滩”，迈开了步子。

今天真是个出行的好日子。海水正蓝，海面上点点光斑，款款摇曳，天空中堆满了飘浮的云朵，如床单一般雪白，而在我身后，“沙岸”的房屋和饭店看上去光彩照人，在澄澈的空气中，简直是一派地中海气象。我的心松弛而愉悦，转过身沿着水边湿漉漉、紧绷绷的沙地，向斯塔德兰村及村后那诱人的葱绿的山峦走去。海滩上有一大半地盘都是专为裸体主义者留的，这一点总能为在此地散步的人平添乐趣，但今天，在长达三英里勾魂摄魄的海滩上，愣是一个人都看不到。我面前只有如处女般无邪的沙滩，我身后只剩下自己的脚印。

斯塔德兰村是个很小巧的地方，散布在树丛间，有一座诺曼底式教堂，亦有几处依傍着海湾的好景致。我绕着村子边沿走，再朝汉德法斯特岬方向上山。在半山腰上，我遇见一对男女，正遛着两只弄不清血统背景的大黑狗。两只狗在高高的草丛中调皮地嬉戏玩闹，然而，一如往常，它们一跟我照面，肌肉就拉紧，两只眼睛就直冒红光，门牙冷不防长长一英寸，立马就变成了嗜血成性的野兽。刹那间，它们就蹿到我跟前，凶巴巴地一通狂叫，争先恐后地盯着腱子肉，亮出一口可怕的黄牙，直奔我发抖的脚踝咬过来。

“你能不能让你的动物们别碰我!”我嚷嚷的声音听起来匪夷所思，活像米老鼠的女朋友米妮。

狗主人没精打采地逛过来，开始收拢拴狗带。他头上戴着一顶傻头傻脑、沾沾自喜的平顶帽——艾伯特和克斯特罗[1]穿着高尔夫球短裤的时候就会戴这样的帽子。

“都是你的手杖，”他兴师问罪，“它们不喜欢手杖。”

“什么，它们只欺负残疾人吗？”

“它们就是不喜欢手杖。”

“哦，如此说来，你那笨头笨脑的老婆就该走在前头，手里举着块牌子，上面写好：小心!看见手杖就发疯的狗儿驾到啦。”你可能看得出来，当时我是有点恼了。

“听着，靓仔，没必要把矛头对准人吧。”

“你的狗无缘无故就袭击我。如果你管不了它们，就不该养狗。还有，别管我叫什么靓仔!小毛孩。”

我们站在那里，彼此怒目而视。一时间，看上去我们没准真会打起来，最后用一种很不得体的样子在泥浆里翻来滚去。我拼命压抑心里的强烈冲动，没探出手去，把他那顶花里胡哨的帽子从他脑袋上掀下来。不过，紧接着，一只狗又冲着我的脚踝袭来，我沿着上山的方向退了几步。我站在山坡上，像个披头散发的疯子那样冲着他们挥舞手杖。“而且你的帽子也很傻!”他们火冒三丈地往山下走去时，我冲着他们直嚷。嚷完以后，我整平自己的上衣，让五官恢复原状，这才继续上路。老实讲，没辙。

汉德法斯特岬是一座草木茂盛的山崖，陡然垂直下降约莫两百英尺，直抵浪花翻涌不息的海面。须得兼备别样的勇气和傻气，才能爬上山崖边看一看。再过去兀然矗立着两个孤零零的石灰石尖顶，名叫“老哈里”和“老哈里的老婆”，都是史前曾将多塞特和怀特岛连接在一起的狭长陆地残留下的遗迹。怀特岛在十八英里之外，与此地隔湾对望，只能透过厚厚一层充满海腥气的迷雾看个大概。翻过岬角，路陡直地向巴拉德丘陵延伸，这段路对我这样肥头肥脑、笨手笨脚的老家伙来说，实在是件费力的活儿，不过换来的景致倒真是不虚此行，堪称叹为观止，就像站上了世界之巅一样。在周围几英里范围内，多塞特的山峦连绵起伏，宛若一张刚刚铺上床、犹自震荡不息的床单。乡间小路在蓊蓊郁郁的灌木树篱间蜿蜒，山坡上漂漂亮亮地点缀着林地、农场和远远望去犹如乳色斑点的绵羊。远处，海面明亮而宽广，海水一片银蓝，一直延伸到矗立在滚滚云海中的山峦。在我脚下极低处，那个名叫斯旺内奇的小景区依傍着一个马蹄形海湾边沿的岩岬，挤作一团。而在我身后，则是斯塔德兰、普尔港的那些筑于沼泽地的公寓以及褐海岛，再后面是一片无边无际、雾霭迷蒙的精耕农田。真是美得无法言喻。

我来到一张石椅边。这椅子被人如此周到地运到高高的山巅，只为了让我这样精疲力竭的徒步游客享个福——在英国，像这样充满善意的小举动你能碰上多少回啊!这一点实在了不起——然后我拿出一张比例尺为1∶25,000的英国地形测量局标准地图，寻找多塞特的这个角落。通常，任何没在某个地方用箭头标好“你所在位置”的地图，都会让我浑身不自在，但是英国地形测量局标准地图一向自成体系。在我的祖国，绘制地图的人会把任何比派克斯峰(举个例子)更小的地貌都排除在外，因此，1∶25,000的英国地形测量局系列地图上翔实丰富的细节常会让我深受感动。他们把地表上每一条褶皱，每一方草皮，每一个谷仓，每一块里程碑，每一台风力水泵，每一座古墓荒冢，都画在地图上。他们会区分沙坑和沙砾坑，也会辨别装在铁塔上的电线和拉在电杆上的电线。眼前的这一张居然把我此刻坐着的这张石椅都标了出来。能看着一张地图就知晓我的屁股被安置在了多少平方米的地方，实在让我大吃一惊。

我慢悠悠地细细察看，发觉由此向西约莫1英里的地方，耸立着一座具有历史意义的方尖碑。我诧异怎么会有人在如此偏僻、如此富有挑战性的地方树一块纪念碑，便沿着山顶走过去看看。在我记忆里，这可是我走过的最长的1英里。我穿过草地，穿过成群动不动就要受惊的绵羊，走过台阶，迈进大门。末了，我终于来到一块貌不惊人、一点儿都不起眼的花岗岩方尖碑跟前。碑上那些历经风雨侵蚀的铭文揭示，1887年，多塞特水利局曾在此地通过一条水管。哦，妙啊，我想。我噘起嘴唇，又查了一遍地图，这回发现稍稍再走远一丁点，有个地方名叫“巨人之墓”。于是我想，嚯，听起来有点意思。

于是我一步一挪地过去看个究竟。你瞧，麻烦就在这里，下一条等高线再过去一丁点，永远有某个诱人的地标。你可能要花上一辈子，才能从“石圈”走到“罗马人定居点(遗址)”，再到修道院废墟。然而，即便它们集中在一小块地盘里，你也只能看见一鳞半爪，更有甚者，就像我一样，压根就找不到某个地标。我根本就没找到“巨人之墓”。我以为那里已近在咫尺，却又吃不准究竟在哪。这些英国地形测量局的地图有一个毛病，有时候它们或许给你提供了太多的细节。既然有那么多适用的地貌可供挑选，那么，不管你想到哪里去，你都会轻易认定，自己差不多已经到了。你看见一个小树林，便摸摸自己的下巴，心想：哦，啊，瞧啊，那一定就是“淌鼻涕树林”啦；也就是说，那个模样稀奇古怪的小山包几乎肯定就是“跳跳小矮人长岭”嘛；这样一来，远处山上的那个地方一定就是“绝望农场”了。于是，你踌躇满志地向前进发，直到撞见某个显然出乎意外的地貌，好比在朴次茅斯那样的，这才意识到，你已经有点迷失方向了。

于是，我花了一个安安静静、挥汗如雨而又大惑不解的下午，迈着沉重的步子穿过多塞特一个面积广阔、荒疏已久但绿意盎然、风景秀美的角落，寻觅一条通往斯旺内奇的内陆路径。我越是闷头往前走，那些小路就变得越发模糊不清。到了下午三四点，我发觉自己越来越频繁地从铁丝网下面爬过去，头上顶着背囊蹚小溪，拼命将一条腿从捕熊陷阱里挣脱出去，还不时跌倒，恨不得此刻能身在别处。偶尔，我会停下小憩片刻，努力分辨我的地图和周围的地貌到底有没有一丁点儿合拍的地方。然后我就会站起身，顺带着从屁股上抹掉一块刚才粘上的牛屎，然后噘起嘴，向一个全新的方向进发。借助于这些办法，我在傍晚时分终于——这多少也出乎我自己的意料——抵达考夫城堡，走痛了一双脚，滚来了一身泥，四肢上下还装点着一道道饶有趣味的晒干了的血迹。

为了庆祝我好歹撞上好运，终于弄清楚了自己到底在哪里，我去了城里最好的饭店。那是一座位于主街的伊丽莎白时代的庄园，名叫“莫顿宅邸”。看起来，那里实在是个赏心悦目的好地方，我的精神头一下子就提了起来。再说了，那里也能让我住一宿。

“打老远来的？”接待处的姑娘一边填登记卡一边问道。出门在外的头条准则，毫无疑问，就是随口要撒弥天大谎。

“从布劳肯赫斯特来。”我说，心血来潮地提了个从这里往东相距三十英里的小镇。

“老天爷，那里可远啦!”

我摆出一副不加掩饰的大男子气概，吸吸鼻子道：“对呀，没错儿，我有一张好地图呢。”

“那你明天要赶到哪里去呀？”

“卡迪夫。”

“天啊!走着去吗？”

“我向来都不用别的办法。”我拎起背囊，拿上房间钥匙，用“天下第一男子汉”的腔调朝她眨眨眼。我猜想，但凡我比现在年轻个二十岁，长相也比现在强好多倍，鼻子尖上也没粘上那么一大坨牛粪，那么这个眼神一准能让她神魂颠倒。

我用了二十分钟，把一大块白毛巾弄得黑乎乎，然后匆匆出门，想赶在一切打烊之前看看这个村庄。考夫城堡是个广受欢迎、美丽宜人的地方，有一群石头小屋，俯临其上的则是高高的、凹凸不平的城墙。这城墙属于风景如画、游人如织的城堡——人人都像玛格丽特公主那样，热爱这些废墟。在热热闹闹且小巧宜人的“国家信托茶室”里，我给自己点了一壶茶、一块蛋糕，然后匆匆走进隔壁的城堡入口。门票要2.9英镑，我觉得拿这个钱换一堆碎石头有点过分，而且那里再过十分钟就要关门了，可我到底还是买了一张票，因为我不晓得要到什么时候才能再来一次。这座城堡当年曾是南英格兰最壮美的城堡之一，后来在英国内战中几乎完全被反皇派拆毁，然后镇上的人又将剩下的大半都瓜分了——环绕着城堡的那个村庄，大部分都是用城堡上拆下来的石头造的——因此，如今除了几块断壁残垣以外，还真没多少可观之处。不过，城堡附近的山谷一带，景致倒真是养眼。渐渐暗淡的夕阳在山坡上投下长长的影子，似有层夜雾，乍起于重重山谷间。

我在饭店里洗了个长长的热水澡，然后，我开开心心地发觉自己已经累得精疲力竭，打定主意要用“莫顿宅邸”提供的种种享乐设施，让自己心满意足。我在酒吧里喝了几杯，然后被叫到餐厅里。那里另外还有八个食客，全都满头银丝，衣着讲究，几乎缄默不语。为什么英国人一到旅馆餐厅里就那么安静呢？屋中一点儿声响都没有，只听得见餐具在悄声碰撞，再不就是两秒钟压低了嗓子的交谈，比如：

“明天总该放晴了。”

“哦？那敢情好。”

“嗯。”

然后鸦雀无声。

要不就是：

“汤不错。”

“对呀。”

然后鸦雀无声。

鉴于旅馆本身的性质，我本来以为菜单上的名目不外乎温莎红浓汤、烤牛肉、约克郡布丁什么的，不过，毫无疑问，如今旅馆业的方方面面都有了改善。如今的菜单花团锦簇，写满了你在十年前的英国菜单上看不到的漂亮字眼——纤薄瘦肉片、鞑靼沙司、杜克塞勒侯爵酱[2]、果蔬酱、香烤三味[3]——而且用一种奇特而夸张的文字来书写，那些大写字母个个古灵精怪。我就点了菜单上说的“加利亚瓜加坎布里亚风干火腿(呈扇形排列)佐以什锦绿蔬沙拉”，后面一道是“白兰地火焰黑胡椒菲利牛排，淋奶油”，这些词念在口中，简直就跟吃进嘴里一样心旷神怡。

这种崭新的谈话方式，以及跟侍者说起这些菜名时带来的巨大的乐趣，让我深深着迷。我请他到屋里的水龙头放点新鲜清亮的水，务必要将它“原汁原味”地盛在一只圆柱形的玻璃杯里。等他拿着面包卷走过来，我又求他给我上“刚刚从烤箱里钳出来的缀满罂粟子的圆白面包”。我对这一套越来越热络，正打算开口要一条呈扇形折叠、盖在大腿上的餐巾——要刚刚洗好、带着一股子淡淡的“柠檬洗液”的香味，把原来从我大腿上滑落、目前斜躺在我脚下水平地面上的餐巾替换掉——恰在此时，他递给我一张标着“甜点菜单”的卡片，我这才意识到，我们又回到了一丝不苟的英语世界。

英国的食客有一点很滑稽，他们可以任凭你用什么故弄玄虚的“杜克塞勒侯爵酱”、华而不实的“纤薄瘦肉”把他们弄得眼花缭乱，不过千万别把他们的布丁给糟蹋了。这一点也正与我不谋而合。所有的甜点条目都有好听的英国名字，摆明了就是那种又甜又黏的东西。我叫了黏答答的太妃布丁，味道真是太棒了。待我吃完，侍者请我躲到休息室里去，等在那里的有刚烘焙好的咖啡，外加大厨特选的薄荷华夫饼。我拿出一枚“皇家造币厂”精心打造的小铜镚儿搁在桌上，憋住一小股从肠胃里喷薄欲出的气体，悄然告退。

既然我先前是从海滩小路上走丢的，那么我次日早晨的首要任务就是寻找回到原地的路。我离开考夫城堡，拖着笨重的步子攀上一座陡峭的山，去往附近的金斯顿村。这又是一个晴朗明媚的日子，从金斯顿村眺望考夫城堡那一带的景致委实叫人难忘——倏忽间，那里就变得遥远而渺小。

我加快脚步，沿着一条谢天谢地还算平坦的小路走了两英里，穿过树林，绕过一道僻静而倾斜的山谷顶部，在人迹罕至且异峰凸起的豪斯陶特崖与那条海滩小路重逢。那景色再次让我瞠目结舌：山若鲸背，白色山崖明艳动人，小小海湾点缀其间，隐匿的海滩被无边无垠的蓝色海水层层荡涤。通往拉尔沃斯的路我一目了然，那是我当日的目的地，离此地向西约莫十英里。那里尽是些让人胆战心惊的鲸背山。

我沿着山路爬上陡峭的山，再从上面下来。此时不过上午十点，却已热得反了季。大多数多塞特海岸的山峦都不超过几百英尺，可它们既陡峭，数量又不少，我很快就汗流浃背，气喘吁吁，口干舌燥。我卸下背囊，赫然发现我居然把当初在普尔买的新水瓶兢兢业业地装满水以后落在了饭店里，不由哀叹一声。若论把口渴的感觉推向登峰造极，最最立竿见影的办法，就是你发觉自己根本没带什么可以喝的。我一步一挨地往前走，抱着一星半点在基莫里基找到一家酒吧或者咖啡馆的希望。可是，当我沿着那美丽的海湾高处的小路向基莫里基渐渐靠近时，我却能看出，那里实在太小，根本就没戏。

我拿出自己的双筒望远镜，大老远地审视这座村庄，发觉停车场边上有座某种类型的活动房。没准儿会有一家底下带轮子的茶室呢？我沿着小路匆匆往前走，经过一座不幸被人忽视的石塔——那是在一个更有雄才胆略的时代里建于南海岸一带的傻头傻脑的瞭望塔之一——然后沿着一条陡峭的山路来到海滩上。这一段距离耗掉了我大半个小时。我十指交握，沿着海滩走到活动房跟前。那是“国家信托理事会”的一个咨询中心，没开门。

我做了个痛苦的鬼脸。我的喉咙就像一张砂纸。从这里不管到哪里都得走上好几英里，而且周围空无一人。恰在此时，像是出现了某种奇迹似的，一部卖冰激凌的小车从山坡上下来，一路上都叮叮当当地响着曲子——英国的冰激凌车一向都会奏这样的音乐，好吸引孩子的注意，然后在停车场边上刹住车。我心烦意乱地等了十分钟，看着那独揽大权的小伙子不慌不忙地打开各种各样的盖子，把里头的东西翻出来。窗子刚刚推开，我就问他有什么可以喝的，他好一通东翻西找，最后宣告有六个塑料瓶装的“熊猫可乐”。我一股脑儿全买下来，躲进车边上的阴影里，发疯似的拿起一瓶旋开塑料盖子，将那救命的玩意儿灌进我的食道。

喏，我可不想让你有片刻猜疑，以为熊猫可乐有哪里比不上可口可乐、百事可乐、胡椒医生可乐、七喜、雪碧或者好多其他莫名其妙地广受欢迎的调味饮品，也不想让你以为把热烘烘的软饮料喝下去会产生那么一丁点儿怪怪的感觉，可是，我刚刚买来的这种饮料确实有什么地方怪得叫你不自在。我喝了一瓶又一瓶，直到胃撑得紧绷绷，一肚子水直晃荡，可我还是不能说这玩意儿切实有效地让我振作起来。我叹了口气，把剩下那两瓶塞进背囊，好防备以后再出现“糖水危机”，然后继续上路。

基莫里基过去几英里，在一座奇崛陡峭的山的另一面，坐落着名叫“泰纳汉姆”的小村，或者应称之为“泰纳汉姆废墟”。1943年，英国军队命令泰纳汉姆的居民撤退，因为他们打算在周围山区做投弹练习。他们向村民们庄严保证，等希特勒完蛋了他们就能重返家园。五十一年过去了，他们仍然在等待。请原谅我有失尊敬的口吻，不过我觉得这事儿真够丢人的，并不仅仅因为这样给村民带来极大不便(尤其是那些没准儿忘了把订好的牛奶取消掉的人)，而且也让我这样可怜的家伙很不自在——我原本指望穿过炮弹射程的小路都是开放的，可事实上那里只是偶尔开放。当天倒正好开放着——我出发之前慎重核实过——于是，我得以漫步爬上陡峭的山。走出基莫里基以后再翻过山，看一看那两条长满草的街道，街上的房子没有屋顶，泰纳汉姆剩下的遗迹几乎就只有这些了。我上次来是在20世纪70年代晚期，当时泰纳汉姆颇为荒凉，杂草丛生，几乎无人知晓——一个不折不扣的“幽灵小城”。如今多塞特郡的议会把那里变成了一个旅游胜地。那里造起了一座大停车场，还把学校和教堂修复成小型博物馆。这简直就是在暗示，废弃泰纳汉姆已成定局。

我知道军队总需要一块地盘玩枪弄炮，但是他们一定可以找到一个看起来不那么敏感的新地方去轰炸吧——比如利兹。怪就怪在我从山坡上看不见一点儿劫后余生的迹象。出于战略需要，周围散布着硕大的编过号码的红靶子，可它们一律完璧无瑕，与周围的景色毫无二致。也许军队发射的是神经毒气弹之类的玩意儿吧，谁说得准啊？反正我肯定说不准，因为我刚把自己死拉活拽上一座要命的斜坡，通往高耸于沃巴洛海湾上方的林斯山峰顶，这番挑战把我本来已渐渐消失的体力消耗殆尽。这里的景色真是妙不可言——我能遥望来时路，看见数英里之外的普尔港——但一个残酷的发现让我触目惊心：脚下的小路马上就要陡直落到海平面，然后再度攀上侧面一座更让人敬畏的山。我用熊猫可乐给自己加把劲，然后继续前行。

邻近有座山名叫宾登山，委实是个庞然大物。它非但高高插入较低的对流层，而且紧接着又展现出壮丽宏伟、上下起伏的山脊，那连绵的气势似乎永无尽头。等到西拉尔沃斯那座零散分布的村落映入眼帘，我就开始一段长长的、磕磕绊绊的下山路。我的两条腿似乎能够朝几个新的方向直打弯，而且还能感到水泡从脚趾间生生不息地冒出来。我抵达拉尔沃斯时，活像惊险片里某个从沙漠里走出来的人，神志不清地踉跄而行，全身汗水淋漓，嘴里念念有词，鼻子里咕嘟咕嘟地冒出熊猫可乐的小泡泡。

不过，我至少已经克服了此行最具有挑战性的一段路，好歹回到了文明世界，置身于英国最赏心悦目的小型海滨胜地之一。情况只会愈变愈好。

[1]　美国著名的喜剧电影组合，即所谓的“双傻”。

[2]　一种调味酱，其中包含葱、欧芹、洋葱以及蘑菇。

[3]　用鸡、虾、鱼，加入大量作料，在鼓形容器内烘烤。

第十章

多年前，有一回，我老婆的一个亲戚，估摸着我们总有一天会传宗接代，就送给我们一箱子从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的“瓢虫童书”。那尽是些“出门晒太阳”和“海边大晴天”之类的书名。书里有画工精细、色彩明丽的插图，勾勒出一个繁荣昌盛、心满意足且一尘不染的英国。太阳总是金光灿灿，店主总是笑容可掬，孩子们总是穿着新熨好的衣裳，他们的快乐与幸福来自种种天真纯洁的消遣——坐一辆巴士去商店，在公园的池塘里漂起一艘船模，跟一位和蔼可亲的警察聊天。

我最喜欢的一本书是《岛上历险记》。其实在这书里几乎找不到什么惊天动地的历险——我记得，最高潮的部分不过是找到一只吸在岩石上的海星——不过我很喜欢它，就因为那些插图(出自才华横溢且备受怀念的J.H.温格菲尔德之手)，描绘一座到处都是岩石海湾的岛屿，背后的远景一望便知是在英国，但那气候又分明是地中海式的，而且画面整洁宜人，看不见“自动付费显示”的停车场、宾果[1]游乐馆以及那种俗不可耐的游乐中心。在这些插图里，商业活动仅限于模样古怪的蛋糕店和茶室。

这本书对我产生了莫名的影响，有好些年我一直同意带全家到英国的海滨去度假，满以为有朝一日我们总会找到那个神奇的地方——那里终日阳光普照，海水如同坐浴盆里的水一般温暖，商业病毒亦不为人所知。

等我们终于开始生儿育女，这才发现他们根本就不喜欢这些书，因为书里的人物除了光顾宠物店或者观赏一位渔夫替他的船刷油漆，就再也做不出什么更有意思的事了。我努力解释，说这些都是为了在英国生活奠定坚实的基础，可他们不听，宁可兴致勃勃地看托普西和蒂姆[2]那对叫人生厌的小笨瓜，这可真叫我沮丧。

我之所以提到这一点，是因为这些年里，在我们去过的所有海滨小景点里，拉尔沃斯似乎跟我脑海里浮现的理想画面最为接近。那里小巧宜人，还有一种引人入胜的老派风范。那里的小商店出售的海滨用品会让人想起一个更为纯真的年代——木头帆船，挂在柱子上的玩具渔网，装在长长的网线袋里的五彩斑斓的沙滩充气球——而那些屈指可数的饭店里总是挤满了乐呵呵的旅客，正在享用一杯奶茶。村脚那几乎呈圆形凹陷的海湾美丽绝伦，湾中散布着岩石和巨砾，可以让孩子们爬上爬下，其间还点缀着浅浅的小池子，可以在那里抓小螃蟹。言而总之，那里实在是个惬意的去处。

可是，当我在饭店里洗完一把澡，出门找点东西喝，还想来一顿酣畅淋漓、舒心合意的晚餐时，却发现拉尔沃斯已不复记忆中的风貌。想想看，当时我该多么惊讶啊。如今那里最显著的特征是一座巨大而丑陋的停车场——这个我以前可一点儿都不记得，还有直通海湾的那条街道两边的商店、酒吧和宾馆，看起来邋里邋遢，一副穷酸相。我径直走进一家大酒吧，几乎一进门就后悔了。酒吧里洋溢着一股子泼出的啤酒散发开的酸腐味，闻来令人作呕，而且店里到处都是亮晃晃的水果榨汁机。我几乎是那里唯一的顾客，可是差不多每张桌上都堆满了空空的酒杯、烟头满到快要溢出来的烟灰缸、薯片包装袋以及其他乱糟糟的零碎。我的玻璃杯黏答答，啤酒暖烘烘。我一股脑儿喝光，再去试试邻近的另一家，结果后者的邋遢度只略显逊色，而舒适度却未占上风，非但装修破败、音乐嘈杂，而且对于我的慷慨惠顾多少有点缺乏热情。也真难怪啊(我可是怀着满腔热情这样说的)，如今有那么多酒吧生意越来越清淡。

我泄了气，掉转枪头，走进附近一家饭馆。我和太太以前在这里吃过蟹肉沙拉，一边吃一边把自个儿想象成上流人士。如今这里的情形也变了。菜单面向低端市场，其名目堕落到挪威海蜇虾、薯片、青豆之类的水准，饭菜的味道也实在乏善可陈。不过真正让人难忘的是服务。我还从来没有在哪家饭馆里见过这样既富丽堂皇又愚不可及的景象。那里人山人海，但只消一会儿工夫就能确定，根本没有一伙人是开开心心的。基本上，从厨房里端出来的每盘菜，不是多了些没点过的东西，就是少了些点过的玩意儿。有人枯坐百年，菜迟迟不来；有人眨眼之间，各道菜点就几乎一并上全(当然啦，没有人抱怨)。我点了一道杯装明虾沙拉，一等就是半个小时，上来一看，有几只明虾还处于冰冻状态。我把它给退回去，自此之后再也没见它回来。四十分钟以后，一位女侍应生登场，端着一盘薯片、青豆配鲽鱼，愣是找不到有谁要，我就揽了下来，虽说我先前点的明明是鳕鱼。用餐完毕，我照着菜单自己算了算账，扣掉一点儿冰冻明虾的钱，然后留下钞票，翩然离去。

然后我回到了自己的宾馆，那是个郁郁寡欢、悲悲切切的地方，床单是尼龙做的，取暖器也冷冰冰的。我爬上床，在一盏七瓦灯泡下看书，真心诚意地立下一道小小的誓言：但凡有三寸气在，我就再也不会回到拉尔沃斯来。

第二天早晨我醒来，但见风卷起大片大片的雨帘，倾泻在层层山峦。我用罢早餐，结完账，在前厅走廊上挣扎良久，才把防雨外套绷到身上。说来滑稽，平日穿衣多半波澜不惊，可是，只要你叫我套上一条雨裤，那情势就好像没人搀扶我就站不起来一样。我用了整整二十分钟，才撞上墙和家具，接着又跌倒在盆栽上。随即，凭借一股子惊天动地的爆发力，我单腿跳了十五英尺，最后将自己的脖子缠到了一根螺旋形楼梯中柱上。

末了，待我全副武装完毕，朝墙上的一面全身镜瞥了一眼，赫然发现，我看上去活脱脱就是一只硕大的蓝色安全套。于是，我穿着这套行头，每走一步都响起一阵恼人的尼龙窸窸窣窣的声响，拿起背囊和手杖，向山区进发。我走上“汉伯里陶特”，经过“德尔门”和一个山路陡峭的谷地——其名魅人，唤作“痒臀”，然后走到一条呈“之”字形陡直上行的泥泞山路上，直奔一座云笼雾罩的高地而去，那里名叫“斯威尔顶”。天气叫人生畏，雨水催人发狂。

如果你乐意，且容我扯开两句。若以两只手的十根指头在头顶上敲敲打打，看看多久以后，或是你自己不堪忍受，或是身边的每个人都睁大眼睛瞪着你。不管是哪一种情形，你都会巴不得赶快停下来。现在，再想想，如果那些敲敲打打的不是手指，而是雨点不停地打在你的雨帽上，而你束手无策。更要命的是，你的一副眼镜是两块碰上水汽就完蛋的圆圈，而你的脚步还在一条被雨水打得湿淋淋的山路上不停打滑，但凡一失足就会坠下高山，落到一块海滩边的岩石上——那一摔，就会让你形同一小块粘在一片岩石上的污迹，宛若面包上的果酱。我一边想象着新闻标题“美国作家正欲归国之际坠崖殒命”，一边迈着沉重的步伐慢慢往前走，眼睛像玛古先生[3]一样斜着，心里老生出不祥之兆来。

从拉尔沃斯到韦茅斯有十二英里路。在《海滨王国》(The Kingdom by the Sea)中，保罗·梭罗[4]给读者一种印象，仿佛你可以在海边轻轻松松、大摇大摆地走路，而且仍然能匀出时间来喝喝奶茶，奚落奚落当地的土包子，可是我相信他碰上的天气比我好。我走这段路花了大半天。从斯威尔顶再往前，谢天谢地，总算是走在了虽然高却比较平坦的山崖上。山崖高高地悬在一片苍凉灰白的大海上，然而每一步还是岌岌可危，只能走得很慢很慢。在灵斯代德海湾，山势猛地陡直向下落到海滩上。我借着一阵往下冲的泥浆滑到山底的海湾，当中暂停的间歇只够我的小肚子磕在几块大石头上，外带开展了几次对于树枝弹力的测试。滑到山底以后，我拉开地图，用手指充当卡钳，测算出我只不过前进了五英里，但大半个上午已经过去。这样可怜巴巴的进展让我皱起了眉头，只好把地图塞进口袋，气哼哼地继续跋涉。

这一天剩下的时间都是迈着重重的步子，沿着低矮而湿滑的山坡无聊跋涉。山脚下海浪拍岸，声声入耳。雨势渐弱，变成阴险的毛毛细雨——那种别具风格的英国式毛毛雨，在空中萦回不去，渐渐蚕食人们的精气神儿。约莫下午一点钟，缭绕在海湾那道长长的弧线上的薄雾中，韦茅斯的轮廓渐渐浮现出来，我不由轻声欢呼起来。然而，那里看起来如此切近，其实却是个残忍的骗局。我用了将近两个小时才走到那座小城的郊区，又花了一个小时才沿着无边无际的海滨人行道走到市中心，而此时我已经筋疲力尽，走路都一瘸一拐了。我在海滨的一家小饭店里订了一个小房间，脚上蹬着靴子，身上那副安全套似的行头也没顾上脱，就这样栽到床上躺了好久。直到我攒起足够的力气，才换上一眼看去不至于那么搞笑的衣服，然后略略洗刷了一把，往城里去。

我对韦茅斯的喜爱程度，远远超过自己的预想。这里有两点特别出名：1348年，黑死病就是从这里开始传入英国的，而到了1789年，这里又成为全世界第一处海滨旅游胜地。彼时，那位招人烦的疯子国王乔治三世开风气之先，头一个到这里来洗海水浴。时至今日，这座小城努力维持乔治时代的优雅氛围，而且大体上也几乎算是做到了。然而，就像大多数海滨胜地一样，至少就观光事业而言，这里弥漫着些许日薄西山的意味。乔治及其随从住过的格劳切斯特饭店(当时那还是座私宅)最近停了业，如今的韦茅斯连一家体面的大饭店都没了。这在一座老牌海滨城市里，可真是一个悲惨的疏漏。不过，有一点我乐于宣告，这里确实有很多上好的酒吧，还有一家出色的饭馆——佩里餐厅，它们都坐落在海滨港口区。这个区新近刚翻修过，海面上渔船起伏摇摆，空气里飘逸着一种踌躇满志的航海气息，让你简直巴望能看见大力水手波派和布鲁多从街角慢悠悠地大步走来。我吃了从普尔港运来的“当地贻贝”——在一连辛辛苦苦地走了三天之后，当我发现在这里仍然可以把普尔叫作“当地”时，真是大吃一惊——还有一条值得称颂的海鲈鱼，然后就躲进酒吧。那种酒吧非但光线很暗，而且天花板很低，让你觉得自己应该穿一件宽宽大大的阿伦牌套头衫、戴一顶船长帽才般配。我自得其乐，一直喝到双脚不再觉得痛为止。

韦茅斯以西，绵延着五十英里长的莱姆湾。紧挨着韦茅斯西侧的地方没什么特别之处——简直毫无记忆的必要，我就打了辆出租车直奔阿伯茨伯里，开始沿着切瑟尔海滩走半程。我不知道沿着切瑟尔海滩走到韦茅斯尽头会是什么情形，不过，在我走过的这一段里，有好多蚕豆形的小鹅卵石形成的大沙滩。经过阵阵海浪千秋万代的洗礼，这些鹅卵石一律光滑无比，简直没法在上面走路。因为你每走一步，沙子都会埋到你的脚踝上方。海岸散步道的地基要更坚实些，紧挨着海滩后方，但是你走在上面就看不见堆满石头的沙丘。你只能听见海的声音，浪涛在沙丘的另一边拍打着堤岸，携卷起海边不计其数的鹅卵石彼此碰来撞去。这段路走得无聊至极，不一会儿，脚上的水泡就开始一跳一跳地痛。待我在午后一两点抵达西海湾时，我已经打算好好坐下来弄点东西吃了。

西海湾是个古怪的小地方，一副杂乱无章的做派，铺展在一片布满了沙丘的土地上。它多少有点淘金小镇的腔调，仿佛是匆忙之间草草建成的，看起来穷困潦倒、灰头土脸，而且有点几经风雨、分崩离析的样子。我四处转悠，想找个地方吃东西，正巧撞上一栋无从言喻的建筑，名叫“河畔咖啡馆”。我打开门，发觉自己立时置身于绝非俗流的背景中。这里挤得水泄不通，空气里满满的全是刺耳的伦敦式闲聊，所有的顾客看上去都像是刚从“拉尔夫·劳伦”的时装广告里走出来似的。他们都把套头衫闲闲地搭在肩膀上，将墨镜架在头顶上，就好比从富勒姆或者切尔西[5]那里奇迹般地取下一小块来，吹到多塞特海边这个被上帝遗忘的角落。

毋庸置疑，我还从来没有在伦敦以外的哪家餐馆里见识过这等节奏。男女侍应生左冲右突，努力满足那些似乎永无穷尽的需求，务必让顾客填饱肚子，而最最紧要的，是让他们有酒喝。这一点真是不寻常，弄得我一阵心血来潮。通常我不是个对午餐太热心的人，然而，此刻那些食物闻起来如此诱人，周围的气氛又是那么特别，弄得我点菜的气派活像个“大胃王”。我第一道菜叫了干贝龙虾羹，然后是一道精美的海鲈鱼片配青豆外加一大堆薯片，以两杯葡萄酒佐餐，末了是咖啡和一大片奶酪蛋糕。店主是个活泼和善的男人，名叫阿瑟·华生，从这张桌子逛到那张桌子，甚至还过来招呼我。他告诉我，区区十年前，这里还只是一家传统的海滨咖啡馆，只做点烤肉午餐、汉堡包和薯片的生意，渐渐地，它开始引进新鲜鱼类以及更有噱头的食物，这才意识到需求甚广。如今，每逢用餐时间，此地就人满为患，而且刚刚被《美食指南》评为“多塞特年度最佳餐厅”。不过，这里仍然卖汉堡包，每道菜也都配上薯片，我觉得这真是挺了不起的。

三点以后，当我走出“河畔餐厅”时，除了脑袋瓜子觉得有点轻飘飘以外，身上别的地方都沉甸甸的。我在长凳上坐下来，铺开地图，鼻子里不由懊丧地哼了一声。因为我发觉自己离莱姆里吉斯还有十英里远，而横在我们之间的还有高达六百二十六英尺的“金冠”，那是南海岸最高的山脉。我脚上的水泡开始抽搐，双腿发痛，肚子胀得离谱，天上又飘起了绵绵细雨。

我坐在那里的当口，一辆巴士开始启动。我站起身，把脑袋探进敞开的车门。“是往西去的吗？”我对司机说。他点点头。我一时来了劲头，笨手笨脚地爬上车，买了张票，然后在车厢尾部找了个位子坐下来。我一向有句口头禅：徒步旅行若想获得成功，其秘诀就在于，你得知道什么时候该停下来。

[1]　一种赌博游戏。

[2]　某系列儿童绘本的两个主人公。

[3]　美国著名卡通人物，因为近视眼闹出很多笑话。

[4]　美国当代著名旅游作家和小说家，生于1941年。

[5]　均为大伦敦内的富裕地区。

第十一章

我在莱姆里吉斯过了夜，第二天整个上午就在城里闲逛，然后赶上一辆巴士到阿克斯明斯特，再坐火车到埃克塞特。我原先根本没想到这段路居然会耗掉那么长时间。等我从埃克塞特中央车站里走出来时，日光已渐渐消退，迎接我的是一场虽然不大却颇为恼人的雨。

我在城里踱来逛去，细细窥探街上的旅店，可在我看来，它们都显得太豪华了一点。最后我只能跑到“中央旅游办事处”，一丝远离家园的失落感不禁涌上心头。为什么要跑到这里来，我自己也吃不大准。我浏览了成堆成堆的宣传单，什么夏尔马中心、爱畜动物园、猎鹰中心、小型马中心、铁路模型、蝴蝶农场，还有叫作——很遗憾，我没开玩笑——“嫩枝眨眼”农场和刺猬医院的地方。这些地方看起来都没法满足我的休闲需求。几乎所有的宣传单都狗屁不通，叫人看了气不打一处来，尤其是牵涉到标点符号——我有时候寻思，但凡我再看到一张旅游宣传单上写着漏掉单引号的“英国最佳”或者“不列颠最大”，我就非跑过去，把那里付之一炬不可——此外，它们能拿出来的材料，也实在少得可怜。几乎张张单子都拉出一长溜特色景点，再加上类似于“免费停车场”“礼品店兼茶室”以及必不可少的“冒险游乐场”(然后傻乎乎地附上照片，告诉你那不过是一副攀登架和几只装了弹簧的塑料动物罢了)。这样的地方有谁会去呢？反正我肯定说不上来。

柜台上有块告示，说在办事处可以订房间，于是我就问那位热心的女士，她是不是能确保我住宿无虞。她直截了当地问我打算出多少钱。这个问题向来都让我挺尴尬的，而且说实在的，这种问法真不像是英国人的做派。经过一轮磨人的唇枪舌剑，我们终于达成共识，我的需求给归入了堪称“价廉物美”的那一类。碰巧皇家马车饭店正在推特价房，每晚二十五英镑，只要你不偷他们的毛巾就行。我听了欢呼雀跃，因为先前打那饭店门前经过时，我觉得那里看起来好极了——一座乔治王时代的大白房子，坐落在大教堂广场上。事实也果然如此。那里的房间刚刚装修过，而且面积大得足够举办旅馆房间奥运会——用垃圾桶打篮球，用家具玩障碍赛，用胳膊吊住浴室门，算准时间“噌”地跳上床去，还有其他旅途独行侠常年钟爱的花样。我做了一套简短而有力的练习，然后冲了个淋浴，换好衣服，饿着肚子上街去。

埃克塞特不是个容易叫人迷恋的地方。它在战争期间受到全面轰炸，从而给了本城的先人们一个好机会，将此处的大部分钢筋水泥建筑推倒重来，而他们也热情澎湃地抓住了机会。此时六点刚过一会儿，但市中心实际上已经一片死寂。在昏暗的街灯下，我四处逡巡，瞄瞄商店橱窗，念念那些你在英国随处可见的替乡下报纸宣传的古怪的海报——按行话该叫“招贴”。对于这些玩意儿我有种莫名其妙的热爱，因为它们向来是非此即彼：要么让外地人看了摸不着头脑(信箱强奸犯再度出击，比乌拉飞返家园)，要么就是无聊至极，让你没法想象到底有什么人居然会以为它们能刺激销量(议会猛烈抨击垃圾箱条款，电话亭破坏分子故伎重演)。我最喜欢的一条是——这可是真的，那是多年前我在汉默尔汉姆普斯代德亲眼看到的：女人，时年八十一，去世。

也许我根本就没挑对路，但是，似乎在埃克塞特市中心根本找不到什么餐馆。我不过就是想找家过得去的，招牌上没有什么“菲尔”“素食”或者“铜壶”之类的连锁名号。可是，我一路逛下去，街上愣是没有什么餐馆。然后我又撞上了几条恐怖的疏导路(缓解交通高峰之用)，不仅有庞大的环形交叉道，还有错综复杂的人行交叉道，这样的设计明摆着就不是让你靠步行通过的，除非你匀得出至少六个小时。最后，我正巧走上一条顺山势起伏的街道，那里有几家还算凑合的餐馆。我信步撞进一家中国餐馆，一想到要试着用筷子给自己喂饭，我就觉得餐馆里满是不祥之兆。一个如此大智大慧的民族，连纸啊，火药啊，风筝呀之类管用的物件都发明得出来，还拥有绵延三千年以上的高贵历史，怎么就想不明白呢？一对打毛线的针根本就没法把食物给夹起来嘛——天底下是不是只有我一个人会这样想？整整一个小时，我都在迷惑不解地对着米饭一通瞎戳，要不就是把酱汁滴到台布上，或者是优雅地夹起肉片往嘴里塞，结果却发觉它们神秘地消失了，哪里都找不到。等我吃完，整张桌子看上去活脱脱就是一场暴力争端的焦点地带。我付了账，溜出门，回到饭店，看了会儿电视，从套头衫和长裤的边边褶褶里搜出了颇为丰盛的剩菜，拿它们当点心吃。

第二天早晨，我早早起床，跑出门到城里四处看看。整个埃克塞特被锁在一团雾气迷蒙的昏暗中，但大教堂广场倒是显得格外俊秀，而大教堂本身——这个发现让我很难忘——居然在早晨八点就已经开放了。我在教堂后排坐了一会儿，聆听唱诗班的晨练，真是美妙绝伦。然后我一路逛到旧码头区，看看在那里会有什么发现。那里如今被整饬得颇有艺术气息，开了几家商店和博物馆。不过，在今天的这个钟点——也没准是在今年的这段时间，它们统统关着门，周围空无一人。

等我回到主街上，商店已经开始营业。我住的特价房费用里不含早餐，所以此时此刻我还没吃过早饭，饿得要死要活，便开始到处找小馆子。可是，真怪了，埃克塞特似乎连这个都缺。末了，我走进玛莎百货，去买块三明治。

虽然那百货店才开门，可食品区里已经熙来攘往，收银台前排起了长龙。我排上了一列队伍，前头有八个顾客，个个都是女人，而且个个都会做一件神秘的事儿：轮到她们付账的时候，她们都会摆出一副大吃一惊的样子。多年来，这事儿一直让我摸不着头脑。这些女人明明一直站在那里，眼瞅着那些物件的价钱被一个个敲进收银机，可当收银小姐说“亲爱的，四英镑二十便士”或者诸如此类的话时，她们的脸色会突然一变，就好像这样的事还是头一遭碰上似的。她们会说声“哦”，然后在手提包里惊慌失措地乱搜一气，寻找皮夹子或者支票簿，就好像从来没人跟她们讲过，这样的事情有可能发生。

诚然，男人的短处不胜枚举，好比喜欢在厨房水槽里洗油腻腻的大件器械，或者忘记门在刚刚漆过三十秒钟之后也还是湿的，不过，就付账这件事情而言，他们大体上表现还算不错。还排着队的时候，他们就开始清点钱包，算计有多少硬币。一旦收银员报完账，说时迟那时快，他们当即奉上数目合宜的现钞，递完了手也不缩回来，等着接找零，也不管要等多久，不管可能会出点什么岔子(好比收银机的滚轴)，他们的样子看起来会有多傻。然后——请注意——他们一边把找头装进口袋，一边走开去，决不会认为此时正是找找车钥匙、理理攒了六个月的收据好算个总数的大好时机。

既然我们已经说到这段颇为大胆的男权主义插曲，那么我就不妨问问，为什么女人向来不从底部开始挤牙膏？还老是想打发别人来换灯泡？对于那些靠人类的感官显然无法敏锐感知的东西，她们怎么能够闻到或者听到呢？你在另一间房里，用一根手指头在新烤好的蛋糕上蘸蘸糖霜，她们怎么会知道？哦，最最要紧的是，但凡你在洗手间里消磨的时间超过四分钟，她们怎么就会如此躁动不安？这最后一条是存在我心里的又一个不解之谜，一个与我亲密无间的女人会定期跟我展开一场如下所述的超现实对话：

“你在那里做什么呢？”(说此话时拔尖了调门)

“我在刷水壶外头的脏东西呢。你以为我在这里干什么？”

“你都已经在那里待了半个小时了。你在看书吗？”

“没有哇。”

“你在看书，不是吗？我能听见翻书的声音。”

“实话实说，我没在看。”这话的意思是，就在一分钟以前我还在看书，不过，当然啦，现在我在跟你说话，亲爱的。

“你是不是把钥匙孔给遮起来啦？我什么都看不见了。”

“你可别告诉我，你又是两手着地，又是双膝跪地，就为了透过钥匙孔看着你老公如何在自家的卫生间里开展清肠运动。拜托啦。”

“你现在就给我出来。你已经在里头待了快三刻钟，就为了看书。”

等她撤退以后，你就坐在那里琢磨，刚才这一切是真的发生过吗？还是我逛进了一场达达主义画展？然后，你摇摇脑袋，又接着看你的杂志。

尽管如此，有一点不能不说，女人很懂得怎么对付小孩，怎么收拾呕吐之后的残局，怎么处理刚刚漆过的门——即便一扇门漆完之后已经晾足了三个月，她们碰的时候还是会缩手缩脚，好像老怀疑油漆会沾到她们身上似的。鉴于这些优点大大弥补了缺憾，我就冲着排在前头的那一队慌慌张张的女士慈祥地微笑，直到轮到我来向排在后面的人示范，该如何把这样的事做好。不过，说实在话，我想她们肯定没学会。

我在大街上吃三明治，然后回到饭店里，把自己的东西收拾收拾，再结好账，然后迈步回到室外，心里琢磨：现在干什么呢？我信步走回火车站，看了看闪闪烁烁的电子屏幕，上面在发布到站及发车时间。我想搭一列火车去普利茅斯或者潘赞斯，可是下一班要过两个小时才会来。不过，有一班开往巴恩斯特布尔的列车倒是马上就要开了。我突然灵机一动，也可以先到那里去嘛，然后坐巴士沿着风光旖旎的德文北岸直到汤顿或者迈恩海德。一路上，我还可以在林顿或林茅斯停一停，还可以去波洛克和邓斯特——都是又漂亮又好玩的小地方。这看起来真是个绝妙的主意。

我跟售票窗口的人说要买一张去巴恩斯特布尔的单程票。他告诉我单程卖8.8镑，不过他可以卖价值4.4镑的双程票给我。

“您不愿意跟我讲讲这算什么逻辑吧，是吗？”我问。

“但凡我解释得了，我就跟您说啦，先生。”他回答时的那股子坦率劲，真值得夸奖两句。

我拿起自己的背囊和车票，跑到月台边，坐在一张长椅上，看车站上的鸽子打发时间。它们真是天底下最最大惊小怪也最最笨头笨脑的动物了。我没法想象，还有谁的日子会比它们过得更悠闲却也更没劲。如果想当一只鸽子，务必做到以下几条：(1)漫无目的地四处走走，啄一啄烟屁股和其他不顺眼的玩意儿；(2)被哪个沿着月台走的人吓一跳，飞到一根横梁上；(3)拉泡屎；(4)上述动作重来一遍。

月台上的电子屏幕坏了，我又听不懂广播里都在发布些什么消息——我花了好久好久，才弄明白“艾克泽玛”其实就是“艾克茅斯”——这样一来，每回有列车开过来，我都只能站起身问个究竟。因为某些无法以理性解释的原因，英国铁路局总是把目的地标在火车正前方。假如乘客是站在铁轨上候车，这样写倒是能予人方便。然而，对于从两边上车的人而言，这样也许就不尽如人意了。大多数其他乘客显然都没听到广播，因为当开往巴恩斯特布尔的车终于驾到时，我们有六七个人都在一名英国铁路局的职员旁耐心地排起队来，问他这是不是一列开往巴恩斯特布尔的火车。

为了那些不熟悉英国生活的人着想，我应该解释一下，这里头颇有一套繁文缛节。即便你已经听到列车员告诉排在你前头的那位，这就是一列开往巴恩斯特布尔的火车，你也还是只能说：“请问，这是开往巴恩斯特布尔的火车吗？”等他确认在你右侧三英尺处那硕大的直线形物体毫无疑问就是开往巴恩斯特布尔的火车时，你必须一边朝它指一指，一边说：“就是这一列吗？”然后，等你登上火车，你得再额外冲着车厢里问一句：“请问，这是开往巴恩斯特布尔的火车吗？”大多数人都会说他们认为就是这班，只有一个拎着大包小包的人除外，他的脸上会掠过惊慌失措的表情，拿起东西匆匆下车。

他留下的位子你可不该错过，因为通常你总能在那里发现他落下的一份报纸和一条尚未啃过的巧克力，没准还有一双上好的羊皮手套呢。

当我随着火车徐徐滑离埃克塞特中央车站时，面对的也正是这样的情形。一个肩挑手提着大包小包的男人在我车窗边一边小跑，嘴里一边在表情达意，但隔着厚厚的玻璃我破译不了，只能接管了我的新财产——一份《每日电讯》，一块“奇巧”巧克力。不过，很不幸，没有手套。火车咔嗒咔嗒地穿出埃克塞特郊区，进入郁郁葱葱的德文郡乡间。我所乘坐的是所谓的“塔卡线”——这跟“水獭塔卡”的故事[1]有关，这故事显然是在附近的什么地方写的。这里山峦起伏，美不胜收，而且那种绿简直到了铺张奢华的地步。你简直有理由认定，英国的主要工业就是生产叶绿素。我们隆隆驶过树木葱茏的山峦和零星分布的农场，而沿路经过的教堂都有方塔，弄得它们看起来就像是一张硕大的棋盘上剩下的几枚棋子。火车的运动向来都会在我心里诱发某种欢天喜地的亢奋情绪，这次也很快就让我陷入了这种状态，因此对沿途掠过的村庄的名字就只是知道个大概——针尖村、西结巴村、胶木村、火腿脚踝村。

花了一个半小时以上，才走完了三十八英里，抵达巴恩斯特布尔。我在那里下车，走过水流湍急的“石弹河”上的一座长桥，径直进城去。我在四周逛了半小时，穿过窄窄的购物街和一个有通风顶棚遮盖的大市场，里头只是零零星星站着些兜售手工艺品的人。我发觉此地没什么必要逗留，倒也颇感满意。巴恩斯特布尔以前是个重要的铁路枢纽，连接三个站点，可是现在只剩下了一个，承担寥寥无几的前往埃克塞特的转运业务，还有一个俯瞰河水的巴士站。我走进巴士站，透过一扇敞开的门，看到两个女人坐在一个办公室里，用古怪的当地口音一起聊天。

我问她们，到沿海岸往东约三十英里处的迈恩黑德，该坐什么巴士。她们看着我，那表情就好像我是在打听去火地岛该怎么转车似的。

“哦，这个季节里你是去不成迈恩黑德的，去不成。”有一位这么说。

“那么林顿和林茅斯呢？”

她们对我的幼稚嗤之以鼻。这可是在英国!这可是在1994年啊!

“波洛克呢？”

嗤之以鼻。

“邓斯特呢？”

嗤之以鼻。

她们能提出的最佳建议，就是我应该坐一辆巴士去拜德福德，再看看我是不是能赶上另一辆去别处。“他们可能开通了一条从拜德福德开往斯佳利罗恩的线路，没准儿，没准儿，没准儿的噢——不过也可能还没通呢。”

“像您二位这样的，那里还有吗？”我真想这么说，到底没出口。除此之外，她们所能提的建议只有一条：搭一辆向西行驶的巴士。嚯!但是那似乎没什么意义，因为我从那里出发，哪里也去不了，而且无论如何，我可不愿意就凭一句心血来潮的话——看似如此——就搭上整个晚上的时间。我谢过她们，转身离去。

我站在外面，好一阵踌躇，拼命寻思下一步该怎么做。我所有精心安排的计划都被搅和得乱七八糟。我躲进一家饭店，它有个古怪的名字——“皇家及澳洲鳞鲉饭店”，我跟一个沉默寡言且毫无魅力可言的女侍者点了一份金枪鱼三明治和一杯咖啡，然后在我的背囊里搜出时刻表。我发现在接下来的二十三分钟里，我得吃完三明治、喝完咖啡，然后蹒跚着步子赶一英里路，搭上回埃克塞特的火车，从那里我可以重新上路。

三明治一到，我就把它几乎整个儿塞进嘴里吞了下去，然后咽下两口咖啡，在桌上扔下点钞票，就向车站飞奔而去，心里唯恐错过那班火车，只好在巴恩斯特布尔过夜。结果我好歹还是赶上了。我一到埃克塞特，就径直冲向电子屏幕，心里打定主意要赶上下一趟火车，不管去哪里。

于是，我发觉自己被攥在了命运的手中，奔赴那个小小的海滨胜地——滨海韦斯顿。

[1]　亨利·威廉姆所著的童话，初版出版于1927年，曾被拍成电影。

第十二章

依我看，有三个理由，使得我们永远都只能快乐。

首先，你出生了。这本身就是个了不起的成就。你知不知道，令尊每次射精(老实讲，这事他常干)，都能生产大约两千五百万条精子——多到每两天左右就能制造全英国的人口？你若要出生，不仅得在屈指可数的几批理论上享有成功机会的精子中争得一席之地——这本身就是个艰巨的任务——而且你接下来还得跟大约两千四百九十九万九千九百九十九个扭扭摆摆着前行的对手赛跑。大伙儿都在往令堂阴道的那条英吉利海峡冲刺，争着第一个在肥沃的卵子布伦港[1]上岸。毫无疑问，生而为人乃是你一生中最卓尔不群的成就了。不妨想一想，你本来完全可能成为一条扁形虫的。

其次，你还活着。在漫漫无涯的时间长河里，有那么转瞬即逝的片刻，你获得了奇迹般的生存特权，而在其余的千秋万代里你都没有。没过多久，你就再也不能重来一次了。此时此刻，在这个永远不可能再现的瞬间，你能坐在这里，或是看这本书，或是吃点糖果，或是梦想着和那传说中的妙人儿如胶似漆，或是狐疑地闻闻自己的腋窝。反正不管你在做什么吧，只要你还活着，就委实是件美妙得叫人难以置信的事啦。

再次，你有好多东西可以吃。你生活在和平年代，而且如今那首《老橡树上的黄丝带》再也不会霸着排行榜冠军不动啦。

但凡你心里揣着这些念头，你就永远都不会真的郁郁寡欢。不过，为了公允起见，我必须指出，如果在一个周二的雨夜，你发觉自己一个人待在滨海韦斯顿时，或许你就离郁郁寡欢不远了。

等我迈步走出埃克塞特车站、一头扎进城里时，才刚过六点，可是整个韦斯顿似乎已经成了一派室内景象，躲进了拉起的窗帘背后。街道上空荡荡、黑乎乎，漫天漫地都是斜斜的雨线。我穿过一条混凝土购物区，然后走上狂风大作的海滨行步道。沿路的大多数饭店都黑着灯，显然是冬季打烊，而硕果仅存的几家开门营业的看上去也不怎么诱人。我走了一英里左右，来到行步道尽头一连三座灯火通明的建筑，随意挑了一个名叫“白桦林”的地方。那里陈设颇为简单，不过挺干净，价钱也公道。你完全可能碰到更糟糕的地方，我反正碰到过。

我把自己草草拾掇了一通，然后漫步回到城里，想找个吃晚饭的地儿，再看看还有没有别的什么可以解闷的花样。我有种古怪的感觉，仿佛觉得自己以前来过这里，可实际上我显然没来过。我对韦斯顿唯一的感性认识是，约翰·克里斯[2]曾告诉我(我可不是在拉大旗作虎皮——当年我确实替一家报纸采访过他，写过文章；顺便提一句，他是个又活泼又和善的家伙)，他和父母在韦斯顿的一所公寓里住过，还说等他们搬走以后，杰弗里·阿切尔[3]和他的父母搬了进来。我觉得这事儿挺不寻常的。想想看，当年这两个男孩子曾经穿着短裤互相问好，而后来，其中一位就成了个这么牛的大人物。毫无疑问，韦斯顿之所以让我有亲切感，乃是因为它看上去实在跟别处没什么两样。它也有布兹药房，有玛莎百货，有迪克森斯电器，有W.H.史密斯书店，别的老一套也统统有。在某种麻木的痛楚中，我意识到，这里根本没有一件东西是我以前没有见识过千百万次的。

我走进一家名叫“大不列颠酒馆”的酒吧，那里虽然实际上并没有什么敌意，但也显得不怎么友好。我在那里喝了几杯闷酒，又到一家中国餐馆里吃了饭。倒不是因为我特别喜欢中国菜，实在是因为在那里我只能找到这一家是开着门的，我是唯一的顾客。当我闷声不响地把饭粒和汤汁撒满桌布时，响起了几声雷，不一会儿，天空就裂开了——我是说真的裂开啦。我以前几乎没见过英国下过这么大的雨。雨水哗啦哗啦地打在街上，就像是撒下一大堆钢珠子，几分钟以后，餐馆的窗户就完全被雨水打糊了，就好像有谁拎起高压水龙头往上面浇似的。我到自己的饭店还要走上一长段路，就拼命把吃饭时间拉得老长，指望天气能好转，结果却事与愿违。末了，我别无他法，只能举步走向门外的雨夜中。

我站在隔壁的一家商店的雨篷下，纳闷该怎么办。雨发疯似的抽打在雨篷上，汇成阵阵激流直冲入下水道中。整条路上，雨水从绵长的下水道两侧涌出来，用一种断断续续但永无穷尽的节奏跌落到人行道上。我闭上双眼，那声音听上去就仿佛我正置身于一场规模庞大、无比疯狂的踢踏舞大赛中。我拽起上衣蒙住脑袋，蹚着水出门，一头扎进瓢泼大雨中，疾步穿过马路，跑到头一个光线明亮且开着门的地方，我就下意识地冲进去避雨——那是一家游乐中心。我用一条花色丝质大手帕擦了擦眼镜，然后定了定神。游乐中心的面积很大，屋里摆满了一闪一闪、频频震动的游戏机，有些还奏着电子音乐，或者发出不屈不挠的轰隆轰隆的噪音。不过，除了一位管理人员叼着根耷拉下来的香烟、拿着本杂志坐在柜台边上以外，此地空无一人，所以这情形看上去阴气森森，就好像这些机器在自得其乐一样。

除了那种像起重机一样的玩意儿——给你三个百万分之一秒，尽力用一只机械臂抓起长毛绒玩具，而那些控制键跟“起重机”的动作其实合不上拍——以外，我压根儿就对游乐中心一无所知。通常，我连硬币该往哪里塞、塞进去以后又该怎么让游戏开始都弄不明白。但凡拜某种奇迹所赐，我克服了这两大障碍，我也总是无法辨认游戏已然开始。我会白白耗掉几秒钟时间，摸索遥远的退币孔，寻找一个标着“开始”两个字的按键。然后，我会有三十秒钟大惑不解，沉浸在某种惊慌失措的紊乱状态中，却一丁点儿都没意识到到底发生了什么事，直到我的孩子嚷起来：“你把莱娅公主给炸开花啦，你这个大笨瓜!”然后，那机器就会说：“游戏结束。”

此刻我的情形差不多就是这样。出于某种我不可能提供理性解释的原因，我把五十便士塞进一台名叫“杀手跆拳师”或者“把你该死的脑瓜踢开花”或者诸如此类的机器，然后花了约莫一分钟时间，又是敲打一个红色按钮，又是摇晃一根操纵杆。而我游戏里的人物，一个肌肉发达的金发小子朝布帘子徒劳无功地踢了几脚，又漫无目标地扔了几只魔盘，结果遭到一组肌肉同样发达但看上去穷凶极恶的东方人的袭击，被他们不停地往地毯上摔。

我过了莫名其妙的一个小时，恍恍惚惚地四处闲逛，把钱喂进机器，玩那些我跟不上节奏的游戏。我把赛车开进干草堆，用激光把盟友的部队消灭殆尽，还无意中帮着变种的僵尸对一个小孩子极尽欺凌。最后，我终于用光了钞票，迈步出门，投入黑夜。须臾间我发觉雨势已略有减缓，街上发起了大水，明摆着是有条下水道堵塞了。当一辆红色的“福特嘉年华”像往常那样贴着路沿飞速驶过水塘时，几乎把其中所有的水都溅到了我身上。

我站在那里喘着粗气骂骂咧咧，那辆车放慢了速度，三个几乎理了平头的脑袋从车窗里探出来，嬉皮笑脸地嚷了几句发音类似于“那呀，那呀”的问候词，然后飞速离去。我阴沉着脸，沿着散步道蹚水回去，每一步都咯吱作响，身子冷得瑟瑟发抖。我并不打算把这段快乐的历史笼上愁云惨雾，不过前不久我得过一次严重的肺炎，刚刚痊愈。我不能说我病得差点死掉，可那病已经足以让我大白天也只能看电视了，我当然不想让那副情形重来一遍。为了再给我添一份羞辱，那辆“福特嘉年华”又打我身边经过，溅起凯旋的水花，车里那几位巴不得找点乐子的家伙故意放慢车速，再赏我几声得意洋洋的“那呀，那呀”，然后加速冲入黑夜。随之而去的是一声尖厉的呼啸，片刻间那车处于失控状态，左摇右摆地蜿蜒滑行，只可惜这顿折腾还是没让他们撞死在哪根电线杆上。

待我抵达我那个遥远的饭店时，只觉得浑身发冷，分外凄凉。如果你愿意，不妨想象一下，当我发现总台附近的区域有一半都黑灯瞎火的，且大门也上了锁时，我该有多么惊恐万状啊!我看看表，看在上帝的分上，现在才九点啊!这镇子算是什么路数？有两个门铃，我都试了试，都没有回音。我用自己的房门钥匙在大门上试了试，当然没能奏效。我又去试门铃，手在上面按了好几分钟，心里的怒火越烧越旺。可这些举动都没法让我如愿，于是我就照着那扇玻璃门敲起来，先用掌心拍，再捏起拳头打，最后干脆抄起一只结实的靴子一通猛砸，就跟发了疯似的。回过头来想想，我相信，当时没准儿我还弄得整条安安静静的街道都回荡着大喊大叫的声响。

末了，饭店老板在某个地窖的楼梯口露了面，看上去一脸惊讶。“真对不起，先生。”他一边让我进门，一边轻声说，“你在那里待了好久吗？”

呃，想到当时我对这个可怜的人儿吼得有多凶，我就要脸红。我说了离谱的字眼。我指责他和他镇上的人智力低下、缺乏魅力，其程度严重得让人震惊。我告诉他，我刚刚在这个荒凉的垃圾景点度过了平生最无聊的夜晚，被一车智商总和比弱智还低十个点的小伙子溅成了落汤鸡，接下来穿着湿衣服走了一英里路，而眼下又花了将近半小时冻得瑟瑟发抖，只因为在这个该死的夜晚，九点钟就被锁在了自己的饭店门外。

“我可以给你提个醒儿!”我继续尖着嗓门往下说，“就在两个小时以前，你跟我道别，看着我走出门去，消失在这条街上。你是不是以为我不会回来了？你是不是以为我会睡在一个公园里，早上才回来拿自己的东西？或者，这只是因为你是个不折不扣的白痴？请你告诉我，因为我很想知道。”

面对我的一顿臭骂，老板抖抖索索、唯唯诺诺，他的双手颤颤巍巍，嘴里的道歉绵绵不绝。他说要给我一托盘的茶和三明治，要把我的湿衣服烘干、熨平，还要把我护送到自己的房间，亲自打开我的取暖器。反正他什么都肯做，就差没跪倒在我的脚边，求我一刀结果了他。他还苦苦哀求我允许他给我带一盘子热腾腾的食品来。

“我什么都不想要，只想回到自己的房间，一分钟一分钟地数过去，直到能从这他妈的垃圾场里走出去!”我嚷道，也许那口气显得太戏剧化了，但效果不错，然后我大步流星地走上二楼，在走廊里激动而疲惫地走了好几分钟，这才发觉我压根儿就不晓得哪间房是我的。钥匙上没有标明房间号。

我回到总台附近，那里再次处于半明半灭的状态中，于是我把头探向地下室门口。“不好意思，”我小声说，“你能不能告诉我，我该进哪间房？”

“二十七号，先生。”黑暗中传来一个声音。

我一动不动地站了一会儿。“谢谢你。”我说。

“别客气，先生。”那声音说，“晚安。”

我皱皱眉头，清清嗓子。“谢谢你。”我又说，然后躲进了自己的房间。一夜无话。

翌晨，我来到洒满阳光的餐厅，而正如我先前担心的那样，那老板正等着接待我。此刻我身上又干爽又暖和，休息得也很充分，想到昨晚那顿发作，我觉得很不舒服。

“早上好，先生!”他说得轻描淡写，就好像什么事也没发生过，然后把我带到一张看得见漂亮海景的靠窗的桌边。“您是一夜睡到天亮的吧，是吗？”

我被他的友善吓了一大跳：“哦，对。对，确实如此。”

“好!太棒了!推车上有果汁和麦片。您请自便。我能不能给您送全套的英式早餐来，先生？”

这番我受之有愧的礼遇委实叫我坐立不安。我的下巴垂到胸口，鬼鬼祟祟地咕哝了一句：“喏，您瞧，对我昨晚说的那些话，我很抱歉。我当时有点冲动。”

“一点儿关系都没有，先生。”

“真的，我，呃，非常抱歉。说实在话，我有点不好意思啦。”

“把这事儿给忘了吧，先生。那么——全套的英式早餐，好吗？”

“好吧。”

“太好了，先生!”

我在别处还从来没有碰上过如此优厚如此友善的服务，也从来没有如此自惭形秽过。他很快就拿来了我的食物，喋喋不休地扯两句天气，说今天肯定会是个多么多么晴朗的日子啊。我真不明白他为什么如此宽容。渐渐地，我才意识到我当时的形象有多么古怪——一个背着背囊的中年男人，没什么显而易见的理由，偏要在非旺季里来到一个像滨海韦斯顿这样的地方，撞进他开的饭店，为了芝麻绿豆点大的不方便就捶胸顿足、大吼大叫。他准是以为我疯了，也许是哪个从精神病院里逃出来的病人，而他那样做是接近我的最安全的办法。要么就是这个原因，要么他就是个善良得要命的家伙。不管是哪种情形，我在此都要向他致敬。

在早晨的阳光下，滨海韦斯顿美得惊人。在海湾那边，一座名叫“平岛”的小岛沐浴在澄澈清新的空气里，小岛后面矗立着威尔士郁郁葱葱的山峦，绵延十二英里横亘于水面。即便是我昨晚鄙夷过的那些饭店，如今看起来，那丑陋的程度也减去了一半。

我走到车站，搭上一列火车去切普斯托，再乘一部巴士去默恩茅斯，路上穿过著名的瓦伊谷。这谷地与多年前留在我记忆里的画面一般美丽——幽暗的树林，蜿蜒的河流，陡峭的斜坡上孤零零的白色农舍——但是那些融入其中的村庄却全无魅力到了让人吃惊的地步，看上去充斥其间的多半是加油站、带有大型停车场的酒吧和礼品店。我探头望向窗外，想找到廷特恩修道院，此地之所以出名，当然是因为华兹华斯那首广为人知的诗《湖区之外我也可能让人乏味》。结果我大失所望，因为我发现那个修道院并非如我记忆中那样傲然屹立于乡间，而是湮没在一个压根儿就没什么记忆价值的村庄边沿。

不过，默恩茅斯看上去是个优雅而秀气的小城，有条呈斜坡状绵延的主街和一座宏伟的市政厅。市政厅前矗立着一尊查尔斯·斯蒂沃德·罗尔斯的雕像，此人是兰格托克爵士夫妇的儿子，根据铭文所言，他是“热气球、汽车及航空业先驱，1910年7月在伯恩茅斯死于飞机失事”。他的雕像手里攥着一只早期的双翼飞机模型，可是看起来倒是很像正要把飞机砸个稀巴烂的金刚。教堂街上的默恩茅斯书店在橱窗里搁了本我写的书，所以，当然咯，就为了这个也值得提一笔啦。

我心里寻思着等天气转好了还要多走点路，所以也没有多逗留。我在一家面包店买了块馅饼，在通往瓦伊谷的路上边吃边走。我从镇上那座秀气的石桥上走过，上了条河边的小路，然后一路往北沿着威尔士河岸走。在头四十分钟里，与我相伴的是A40公路上川流不息的车辆驶过的声响，但在一个名叫“金匠林”的地方，河流一个急拐偏离公路，倏忽间，我就置身于另一个无比静谧的世界。鸟儿在树上啁啾吟唱，而那些看不见的小生灵，一等我挨近就跳进水里，发出清脆的响动。那条河，波光粼粼，缓缓流动，由周围秋叶烂漫的山峦勾勒出轮廓，真是美极了，而这景象唯我独享。又走了一两英里，我停下脚步，仔细研究地图，发觉在一座邻近的山上有个地方名叫“亚瑟王之穴”。嚯，这我可不能放过。于是我满怀热情，迈着沉重的步子爬上山去，在凡是有可能的地方四处寻找，时不时地停下来，一边挠头，一边查地图。我在大石头和倾倒的树木上攀来爬去，折腾了约莫一个小时，末了，居然真的找到了那个洞穴，这可真让我有点儿惊讶。那里实在没什么可看的——不过是大自然在石灰崖表面上凿出的一处浅浅的空间罢了——但还是有那么点快感在我心里油然而生，因为我觉得自己是多年来此地的头一位访客。不管怎么说，近期造访通常会留下的痕迹——比如信手涂鸦和丢下的啤酒罐——这里都找不到，这一点即便不是举世无双，至少在整个英国称得上独一无二。

时间不等人，于是我决定从山上的树林间抄条近道过去，可我一时疏忽，没注意到我此刻正站在一组颇为密集的等高线的最高处。因此，稍后我就发觉，我在以一种完全不由自主的架势，从一座几乎垂直的山坡上俯冲下去。一路上，我张开双臂，在树林间大步跳跃，那副怪模怪样让人不禁缅怀起《西区故事》[4]里的乔治·查金思。不过，当然啦，这里是威尔士，而且乔治·查金思当年也不会吓得如此屁滚尿流。最后，在打过几个滚翻之后，在经过一次划时代的八十码腹部着地滑行之后，我终于在一处叫人头晕眼花的悬崖边沿停了下来。眼前的景象叫人目瞪口呆，一百英尺之下就是水光潋滟的瓦伊谷。我把视线又拉回到自己突然动弹不得的身体上，发现先前我的左脚甚为侥幸地被一棵小树苗给钩住了。但凡这里没有这棵小树苗，我就不会停在这里。

我嘴里咕哝了一句“感谢您啊我的上帝”，一边拼死拼活地站起身，一边把我身上的小树枝和腐叶土掸掉，然后费力地爬回山上，回到那条被我如此任性地弃之不用的小路上。等我抵达河岸时，已经又过了一个小时。接下来一个小时左右，我长途跋涉，走到西蒙兹雅特，那是一片宽敞的树木丛生的断崖，也算是个挺出名的风景点，位于一座叫人望而生畏的山的顶端，站在那里往各个方向看，都能望到远处的景致。置身于此，实在叫人心醉神驰，视线如同安在了一架滑翔机上，次第掠过蜿蜒的河流和完美无瑕得像一阕田园牧歌般的风景：那些起伏的田野、茂密的林地以及一直延伸到远方的那幽暗的山峦。

“不错啊，”我说，“真不错呢。”一边说，我一边纳闷能不能在附近找到个地儿喝杯咖啡，也许还能换条长裤。

[1]　Boulogne，法国北部港市，作者在这里照应前文的“英吉利海峡”。

[2]　英国喜剧界大师级的演员和编剧，1939年10月27日生于英格兰，代表作包括《一条叫旺达的鱼》《哈利·波特》系列影片、《007》系列影片等。

[3]　英国当代小说家及政治家，生于1940年，曾出版多部畅销小说，并在保守党内担任要职，其政治生涯终结于一场诉讼，阿切尔因伪证罪被判入狱。作者后文所说的“大人物”应是指阿切尔。

[4]　美国街头音乐歌舞片的经典之作，1961年问世，获奥斯卡十项大奖，后面提到的演员乔治·查金思亦凭其中角色获得最佳男配角奖。

第十三章

有那么几件事，你要么得是个英国人，要么至少比我年长，要么就上述两个条件兼备，才可能甘之如饴：噪音爵士乐，只钻了一个洞的盐瓶，“马麦脱”酸酵母(这是一种可以吃的酵母精，看上去就像是用一种工业润滑剂的配料鼓捣出来的)，格雷切·菲尔兹[1]唱《萨丽》，乔治·弗姆比[2]做任何事，旧货义卖会，用你自己切开的面包做三明治，正宗的奶茶，水煮卷心菜，坚信居室用电的布线问题是个适合聊天的好题目，蒸汽火车，用一台煤气烤架做的吐司，认为跟你的配偶一道去选墙纸能顺理成章地构成“快乐一日游”，用某种非葡萄的物质酿的酒，没有取暖设备的卧室和浴室，在海滩上竖起挡风墙(天，拜托，但凡你需要一面挡风墙，那干吗要到那里去呢？)，还有板球。说不定，还有一两件，我此刻一时没想到呢。

我并不是说这些玩意儿很糟糕或者很烦人或者误入歧途什么的，只不过它们的整体价值和魅力我无从领会罢了。在这个类别里，我也愿意暂时把“牛津”加上去。

这么说吧，我对这所大学及其长达八百年孜孜不倦的知识苦役怀着最大的敬意，但是我得承认，我完全不明白这样做究竟目的何在，毕竟如今的英国已经再也不需要那种能用拉丁文讲双关语的殖民官员了。我是想说，当你目送着所有这些导师和学生大步流星地从你身边经过，个个都全神贯注地深入探讨“莱布尼兹-克拉克论战”[3]或者“后康德主义美学”时，你心里会琢磨：真够赏心悦目的，不过，或许，在一个失业人口多达三百万且最近的伟大发明得追溯到喷气发动机的国度里，这样做是不是略微有点儿任性呢？昨晚的“十点档新闻”里刚刚播过一条新闻，说“三星公司”正在泰恩赛德造一座新工厂，将提供八百个工作机会给那些乐意穿上橙色连衫裤工作服且每天早晨肯用半个小时打打太极拳的人。你尽管说我是个冥顽不化的乡巴佬好了，反正在我看来——而且我是出于友情才提出此项观点的——但凡一个国家的工业实力已经跌落到需要依赖韩国的公司为其提供未来经济保障的地步，那么，它也许就应该调整一下教育重心，也许还应该费点儿心思琢磨琢磨，到了2010年左右能靠什么来供应餐桌。

我记得，多年前有一回我看《大学挑战赛》的国际版特别节目——在美国，这个节目名叫《学院季后赛》——由一支英国学生队对垒一支美国学生队。那支英国队赢得实在太轻松，以至于整个比赛过程都笼罩在一种尴尬的静默中。这头的英国人一个接一个地抛出正确答案，那边的美国佬却只有皱紧眉头、坐立不安、冥思苦想(这个你从他们的眼神里就看得出来)的份儿——那该死的“转世轮回”是什么意思？最后的比分类似于12,000∶1，而这个结果也让那几个英国人大为窘迫，显得可怜巴巴，因为最让英国人深感不安的事情，就是让别人看见自己在某一方面特别出色了。不过，问题在于：我一丁点儿也不怀疑，如果你一路跟踪参赛选手的轨迹，看看他们后来的发展，你就会发现，那些美国人个个都靠买卖证券或者开一家公司赚来85万年薪，而那些英国人却在研究16世纪“下西里西亚”[4]的合唱音乐的音调特征，身上还穿着打了洞的套头衫。

不过，甭担心。牛津自从中世纪以来就卓尔不群，而我也拿得准，哪怕等它变成“牛津大学(英国索尼)有限公司”之后，它也还是会卓尔不群。务必说明一点，这所大学如今已变得越来越有商业头脑。就在我去造访之时，他们刚刚打完了一场成功的募款战役，历时5年，筹资3.4亿英镑。这事不但让人大开眼界，而且也让他们终于领悟了企业赞助的好处。如果你仔细查看这所大学的办学计划，就会发现其中到处都提及诸如此类的玩意儿：什么“全新碎麦(未添加糖或盐)东方哲学教授”啦，“哈里斯地毯数千品种每日低价现货供应商业管理学院”啦。

这类企业赞助的事情似乎在近年来已经悄无声息地渗进了英国人的日常生活。如今你能看到“佳能联盟”“可口可乐杯”“恒备赛马会”和“大使世界台球锦标赛”。要不了多久，我们就会拥有“凯洛格特色馅饼皇太后”“三菱公司尊荣推介之摄政公园”和“三星城”(即前纽卡斯尔市)之类的名堂了。

不过我已经跑题了。我对牛津的怨言与募集资金毫无干系，跟它教育学生的方法也全无瓜葛。我对牛津的怨言是：它有那么多地方实在是难看。不妨跟我沿着默顿街走上一遭，我来指给你看看，我说的是什么意思。当我们漫步走过基督堂学院背后，请留心圣体学院那刻意营造的宁静氛围，请留心拥有七百年历史的默顿学院散逸着的甜美光芒，请留心我们的身心正沉醉于一座建筑学宝库——这是世界上历史建筑最为密集的区域，请留心默顿街为我们展现了一幅不容置疑的宜人画卷：鳞次栉比的山墙建筑，精心锻造的铁门，建于17世纪至18世纪的雅致居所。有几栋房子的立面，已经被草率地加上了电线(但凡是别的思维更有条理一点的民族，会把这种玩意儿放到室内去)。不过，这也不打紧。毕竟，这些东西不大容易引人注意。可是，在路之尽头那个避无可避还令人讨厌的东西又是什么呢？那是个变电站吗，还是精神病友们设计的中途客栈？不，那是默顿学院的学监宿舍，是个在20世纪60年代草草建成的没头没脑的小毒瘤，偷偷混进了一条原本大体上可以算是完美无瑕的街道。

现在跟我回到凯波尔街吧，那是一条被人遗忘的巷子，湮没在默顿街和主街之间那些纵横错杂、风景如画的小路中。凯波尔街的最东端是一个迷你广场。毫无疑问，那里亟需一座小喷泉、一片树阴，也许还需要几张长椅，但是到头来我们只找到一大堆乱七八糟的两三辆并排停靠的车子。再去看看奥丽尔广场，那里停着一堆更邋遢的废车。接下来再沿着一条名叫“玉米市场”的街道(路上你就甭看风景了，这里真是太丑了)往前走，经过布罗德街和“圣吉尔斯”(这回汽车乱得更离谱了)，最后让我们筋疲力尽、萎靡不振地停下脚步，就停在那坨肆无忌惮的混凝土丑八怪外面，那是这所大学位于威灵顿广场上的行政办公楼。得了吧，别在这里逗留。让我们回头再顺着玉米市场回去，穿过克莱恩顿购物中心那幅糟糕而单调的画面——天花板压得低低的，灯光打得暗暗的；然后再走上皇后街，经过同样乏善可陈的“西门购物中心”和“中央图书馆”——后者的那几扇窗户，没心没肺地瞪大了眼睛看着路人；再来到牛津郡议会厅，在这个特大号脓包门前歇歇脚。我们可以穿过圣艾比斯区再往前，经过地方法院那栋粗野得登峰造极的庭院，沿着荒凉的“奥克斯彭斯路”向前走，那里有个“轮胎及排气装置中心”，还有可怜巴巴的全无风景可言的溜冰场和停车场，接着走到“公园角街”上，扑面而来的是一片忙忙碌碌、邋里邋遢的景象。不过，我想，为了保险起见，我们还是在郡议会厅大楼就停下来吧，让我们疲惫不堪的双腿解放解放。

其实，对于上述这些，我也并不觉得有多么困扰，问题是，但凡你在牛津跟什么人说话，对方总是认为此地是天底下最最漂亮的城市之一，还会扯出一通涉及精心保护、适宜居住的话来。我知道，会有那么一些时刻，牛津美得无可言喻。基督堂草坪、拉德克利夫广场、学院方场、凯特街和特尔街，皇后巷以及大部分的主街，植物园、波特草坪、大学公园、克莱恩顿院，整个的北牛津——一切都很美。这里集合了全世界最棒的书店，有一些顶级酒吧，此外，与其他所有同等规模的城市相比，这里拥有最精彩的博物馆。这里有一个无与伦比的室内市场，有谢尔顿尼亚剧院，有伯德里安图书馆，散落在四处的景致足以将你的心融化开。

不过，也有好多东西错得那么离谱。怎么会这样呢？这是个挺严重的问题。那些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的城市规划者、建筑师和学院实权人物到底中了什么邪？你知道吗，曾经有人正儿八经地提议过把一个名叫“杰利科(Jericho)”的优雅的工匠聚居区拆毁，然后开出一条疏导路斜穿过基督堂草坪!这些出主意的人非但误入歧途，而且简直疯狂得应该绳之以法。然而，类似行径却在降低程度之后，在整个城里被反复实施。只要看看默顿学院的学监宿舍就知道了——而那里还根本算不上城里最糟糕的建筑呢。它居然能够建成，这本身需要让多少不太可能的事儿同时发生啊。首先，得有个建筑师把它给设计出来，他得在一座浸淫于建筑传统长达八百年的城里信步游走，然后殚精竭虑地构思出这么一个玩意儿，看上去活脱脱就是一台长了窗子的烤面包机。其次，默顿得出动一个委员会，里头的人个个都接受过良好的教育，他们得向自己对子孙后代肩负的责任致以最非凡的侮慢，对自己说：“你瞧，自打1264年以后，我们一直都在炮制漂亮的建筑，这回就换换口味吧，弄个难看的。”再次，规划当局还得发话：“好啊，干吗不呢？反正别的地方烂得多啦。”最后，整个城市的学生、导师、店主、办公室职员、牛津维护信托基金会的成员统统得默许，一个屁也不放。把这种情形乘以，好比说，乘以两百、三百或者四百，就构成了今日之牛津。你现在还能告诉我，这是全世界最美丽、保存得最完好的城市之一吗？恐怕不能了吧。人们用粗鄙不堪的冷漠和叫人扼腕的无能来对待这座美丽的城市。这种情形已经持续得太久了，每一个在牛津居住的人都应该感到一点羞耻。

我的天!瞧我这通发泄!让我们轻松一下，去看看几样好东西。比如阿什莫里恩博物馆。那是个多么了不起的机构啊。它是这个叫地球的星球上最古老的公共博物馆，当然也是最好的博物馆之一。为什么那里总是如此空旷？我在那里耗掉了一个长长的上午，彬彬有礼地细细审视那些古老的文物。此地唯我独享，除我之外只有一队学校里的孩子，只能时不时地看见他们在房间之间飞奔穿梭，稍后又会有个看上去饱受折磨的老师追过来。然后，我一路闲逛着走到皮特河和大学博物馆，这两者模样古怪，一副“欢迎回到19世纪70年代”的架势，看起来赏心悦目。我在黑井书店和迪伦斯书店里左寻右觅，在巴里奥尔学院和基督堂学院里东张西望，在大学公园和基督堂草坪上优哉游哉，再往外逛到杰利科，在北牛津那些不事张扬、俊秀挺拔的楼宇间徜徉。

或许，对于可怜的老牛津，我太刻薄了。我是说，那里基本上是一个出色的地方，有烟雾缭绕的酒馆，有书店，还有儒雅博学的气场，只要你的眼睛单单盯住那些好东西，绝对别到玉米市场街或者乔治街附近溜达就行了。我特别喜欢这里的夜，当车水马龙的声响消失得足够彻底时，你就用不着戴氧气面罩啦，主街上触目皆是那些不晓得怎么会如此流行的烤肉摊，这些玩意儿对我没什么诱惑力(怎么会有人吃那种看上去这么神秘的玩意儿，就好像是从死人的腿上切下来似的)，可它们周围确实笼罩着某种孤傲诡异的光芒。我喜欢蜿蜒在高墙之间的僻静小巷里的幽暗。在那里，你简直觉得自己会给开膛手杰克[5]或者没准儿哪个烤肉批发商用叉子戳起来大卸八块。我喜欢在“圣吉尔斯”漫步，兀自沉浸在布朗餐厅那忙忙碌碌、觥筹交错的气氛中——那是一个既美妙又友善的所在，没准儿在整个英国，唯独在那里，你既能吃上一种顶级的恺撒沙拉，又不必坐着忍受震耳欲聋的音乐，置身于一大堆仿制的“66号公路路牌”[6]之间。顶顶要紧的是，我喜欢在那些酒馆里喝几杯。在那里，你大可以持书而坐，也不至于被人当成一个社会异端；在那里，你大可以与开怀大笑、生气勃勃的年轻人为伍，一时想入非非，仿佛昔日重来——那时节，你也曾精力旺盛，肚子上也没长什么赘肉，也曾认定，性这玩意儿，可不单单是一个讨人喜欢的可以躺下来歇一歇的机会。

先前我在订饭店时一时性急，说我会连住三晚。结果，还没挨到第三日中午，我已经开始有一点坐立不安了，于是我决定到萨顿考特尼走一走。没旁的理由，只因为乔治·奥威尔[7]葬在那里，而且看起来距离也算恰到好处。我顺着河边的草地走出城去，走到北新斯基村，然后继续往前向野猪山进发，途中穿过的一块名字很古怪的地盘——我吃不大准，好像叫“奇尔斯威尔谷”或者“快乐谷”。前一晚下过雨，沉甸甸的黏土粘在我的靴子上，弄得我举步维艰。没过多久，我攒起的烂泥体积已经是我双脚的两倍。再往前走一点，路上覆满了沙砾，或许原本这样做是为了便于行走，可实际上那些沙砾粘到了我那满是泥泞的靴子上，弄得我就像是在脚上拖着两只特大号的醋栗圆面包走来走去。攀到野猪山顶，我停下来玩味眼前的景致——正是这里，使得马休·阿诺德[8]写下了那些常常被人引用的句子，跟什么“做梦的塔尖”有关，如今，这里也被那些高歌猛进的高压电线塔无情地破坏了(说到电线塔，牛津郡拥有的数量之多，远胜于我所知道的其他郡县)——然后用一根棍子把烂泥从我的靴子上刮下来。

野猪山颇有些招人喜欢的大房子，不过我想我可没法开开心心地在那里定居。我注意到有三条车道上都竖起牌子，上面写着：不准掉头。你倒说给我听听，你得是怎样的小气鬼，对你自家的一亩三分地又得有怎样可笑的占有欲，才会竖起这样一块牌子啊？让几个迷了路或者开错方向的人在你的车道边缘掉个头，到底可能产生怎样的伤害呢？但凡开上这样的车道，不管有没有必要，我总是故意掉个头，而且我鼓励你只要有机会也跟我学一把。将你的喇叭连按两三下，务必让那屋主看到你，这一向就是个好主意。

我从森宁威尔出发，沿着一条僻静的小路抵达阿宾登。阿宾登拥有我所见过的最漂亮的廉租房——大片大片的草坪，整洁雅致的房子——还有小巧而堂皇、造型颇为奇特的市政厅，高高地矗立在石柱基座上，就好像有人指望此地会遭遇四十年一遇的洪水似的，不过对于阿宾顿，我也只打算说这些了。那里有最最骇人听闻的商业区，我后来发现，当初为了打造这片区域，拆毁了好多中世纪的房屋，而且有某种冥顽不化的、誓将周边地区变得丑陋不堪的信念贯彻始终。

萨顿考特尼看上去比我根据地图记忆的要远好多。不过，这段路走得很开心，时不时地能看到泰晤士河景，而那里也确实值得一去，因为那实在是个迷人的地方，有几处雅致的住家，有三个看上去颇为宜人的酒吧，还有一小片绿地，其中树着一块战争纪念碑，一旁的墓地里非但埋葬着乔治·奥威尔，而且长眠着H.H.阿斯奎斯首相。你尽管说我是个不可救药的艾奥瓦州的乡下小子好了，反正我只要想到在这小小的英伦三岛上，居然如此密密麻麻地铺满了丰功伟绩时，就会禁不住感动。单单是在一片乡村墓地上，你就能找到两位世界级大人物的坟冢，这有多么了不起啊。他们两位但凡能匀一个到我们艾奥瓦来，都会让我们自豪——事实上，哪怕是“非凡马切斯特”或者那个发明了交通锥标的家伙，或者多半不管是谁，都会让我们自豪。

我走进墓园，找到了奥威尔的墓。那里栽着三丛凌乱的玫瑰花，有只玻璃罐子里还插着几朵假花，罐子后面立着一块素朴的石头，铭文简洁扼要：

埃里克·阿瑟·布莱尔[9]长眠于此

生于1903年6月25日

卒于1950年1月21日

这个调调不怎么感伤吧？附近就是赫伯特·亨利·阿斯奎斯的墓。这是那种形似茶叶罐的墓，已经渐渐陷进地里，情势颇叫人担忧。他的铭文同样言简意赅：

牛津及阿斯奎斯伯爵

1908年4月至1916年担任英格兰首相

生于1852年9月12日

卒于1928年2月15日

有没有发现这里头有什么地方不对劲？我打赌，但凡你是个苏格兰人或者威尔士人，就能窥见端倪。这块地方整个儿都有点怪。我的意思是，这个墓园里明明有一位著名作家的坟冢，却弄得像是无名之辈，似乎葬在这里的是个叫花子，而另一位，显然他已被子孙后代完全忘记他到底是哪国的首相，而且那座墓看上去真的岌岌可危，仿佛随时都要被地球吞没似的。阿斯奎斯隔壁躺着“于1950年4月29日入睡”的鲁本·勒弗里奇，附近还有一座坟由两个男人分而享之：“塞缪尔·刘易斯，1881—1930”和“阿伦·斯雷特，1924—1993”。这是个多么迷人的小社会啊——在这里，两个男人合穴而葬，还有人在“入睡”的时候就被活埋。

于是，转念一想，我认为英国人把奥威尔和阿斯奎斯都留下来也不妨事，我们艾奥瓦人只要能得到那个被人活埋的家伙，也就心满意足啦。

[1]　格雷切·菲尔兹(1898—1979)，影歌双栖女明星。

[2]　乔治·弗姆比(1904—1961)，英国著名喜剧演员及歌星。

[3]　莱布尼兹(1646—1716)，德国近代哲学家、科学家。克拉克(1675—1729)，英国哲学家。二者之间曾以书信展开一场著名的论战。

[4]　中欧东部一地区。

[5]　指1888年8月至11月间在伦敦东区至少杀死7名妓女而始终逍遥法外的杀人犯。

[6]　美国历史上著名的交通要道，被美国人视为“母亲之路”，对美国的经济和文化影响至深，因而这条路上的路牌被大量仿制成纪念品。

[7]　乔治·奥威尔(1903—1950)，英国著名作家、新闻记者，以反乌托邦政治讽刺小说《一九八四》和《动物农庄》闻名。

[8]　马休·阿诺德(1822—1888)，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的诗人和评论家，主要著作有抒情诗集《多佛海滩》等。

[9]　乔治·奥威尔的原名。

第十四章

我把自己的原则搁在一边，租了辆车开三天。呃，我也是没办法。我想去看看科茨沃尔德，可没过多久我就意识到，除非你自己能有动力机车，否则就看不到科茨沃尔德。早在1933年，J.B.普雷茨列就在《英伦之旅》中提到，即便在那个黄金时代(要知道，当时英国铁路系统几乎深入到该国每个角落，就连那些豪华古宅里有时候都有自己的专用车站)，也只有一条铁路穿过科茨沃尔德。现在连这个都没啦，只有一条百无一用的沿着边缘开的线路。

于是我在牛津租了辆车，每回当我发现自己要掌控重达两吨的陌生的金属时，都会因为滚滚袭来的无穷可能性而头晕眼花，这回启程时也不例外。凭我跟租来的汽车打交道的经验，通常，在一座城里，只有当它们有机会跟大半地区都道了别之后，才会让你离城而去。我的这一辆就载着我走上了一段长长的征程，穿过博特利和欣克西，再驶上一段怀旧之路，途经考利的罗佛汽车厂那分布凌乱的厂房，然后往外开，穿过乌鸫草原。接下来，它载着我连续两次绕过一个环形交叉路，让我像沿着行星轨道转悠的宇宙飞船一样，又给扔回到城里去。对此我束手无策，这大半是因为我正全神贯注地试着让后面挡风玻璃上的雨刷停下来——而那雨刷似乎自有主张，与此同时，我还在琢磨怎样才能把一大团不透明的冒着泡泡的洗涤液从前面的挡风玻璃上弄掉。可是，不管我按哪个钮、摇哪支柄，那玩意儿就是汇成水流一股股冒出来，弄得视线模模糊糊。

至少我因此得到一个机会，看到了位于考利的那栋鲜为人知却又魅力十足的马铃薯营销理事会大楼，当我发觉自己迷路迷得七荤八素时，我就把车开进这栋楼的停车场，好掉个头。这栋楼是个20世纪60年代打造的实墩墩的庞然大物，楼高四层，面积大得——据我猜测——足以安置四五百个工人。我在汽车仪表板上的百宝箱里找到了一本车主使用手册，从上面撕下几页纸，跑到车外头去揩揩车窗，不料赫然发觉自己被“马铃薯营销理事会总部”那摄人心魄的肃穆劲儿夺去了视线。这栋楼的规模委实骇人，看在上帝的分上，推销马铃薯到底需要多少人啊？那里头肯定有几扇门上标着“爱德华国王部”和“非一般‘顶层浇头’分部”，身穿白衬衫的人围坐在长桌边，某个手里揣着活动挂图的家伙正在热情洋溢地简述针对彭特兰乡绅制定的秋季营销战略。他们是生活在一个多么奇特、多么封闭的天地里啊!想想看，把你整个工作生涯都奉献给那些可以吃的块茎，一旦别人的薯片和“复水马铃薯”销量位居第二，或者一旦“玛利斯派珀”马铃薯图表呈直线下降态势时，就会辗转难眠。想想他们的鸡尾酒会吧。想想就不堪忍受啦。

我回到车里，花了点时间试着摆弄那些控制开关，心里想，对于这些玩意儿，我有多么讨厌啊。有些人生来就跟汽车投缘，而有些人不是。就是这么简单。我想到车就头疼，说到车也头疼。当你弄到一辆新车，走进一家酒吧时，那一幕让人特别难受，因为总有人会开口盘问你。这事我最害怕了，因为我连问题都听不懂。

“看见你买了部新车啦，”他们会说，“开起来感觉如何？”

我已经蒙了。“呃，就像开一辆汽车嘛。天，你从来没进过一辆汽车吗？”

然后，他们开始连珠炮似的朝你发问：“你的车耗一加仑[1]汽油能开多少里程？引擎有多少升？扭矩是多少？有双高架凸轮或者双桶交流发电机附带汽化器吗？”我这辈子都没法理解，为什么有人会想搞清楚一台机器的方方面面。对于别的玩意儿，你可不会产生这样的兴趣。我都等了好几年啦，看有没有谁在酒吧里跟我讲他刚买了台新冰箱，然后我就能说：“哦，真的吗？那个宝贝疙瘩装了几加仑的氟利昂？它的BTU[2]级别是多少？它冷不冷啊？”

这辆车有一溜常规的开关装置，每一个开关都配着一个存心要让你搞不清路数的符号。真是的，碰上一个标着Ф的开关，你该怎么理解？谁又能想明白，一个长方形，看上去活像一台信号接收不良的电视机，居然代表后窗加热器？在这块仪表板中央，有两个大小相等的圆盘，有一个显然是标示速度的，可另外一个就让我完全摸不着头脑。圆盘上有两根指针，一根行进得极其缓慢，另一根似乎压根儿就没动过。我盯着它看了许久，终于恍然大悟——这可是千真万确的哦——原来这是一只钟。

等我找到路驶往牛津以北十英里的伍德斯托克时，已经精疲力竭，此时车子一头撞上了路沿，停下不动了，不由让我兴高采烈。接下来几个小时，我都将这玩意儿弃之不顾。我得说我很喜欢伍德斯托克。它那些乔治王时代的房子有一种踌躇满志、近乎王者风范的气度；那里的酒吧数量众多且温暖惬意，那里的商店饶有趣味且变化多端，门面一律保存完好。城里没有一块黄铜不是熠熠闪光的。邮局有一块老式的黑银双色招牌，比起他们现在用的那块红黄招牌来，要古朴典雅得多啦，就连巴克莱银行也好歹抵挡住了用一大堆水蓝色塑料把建筑门面遮掉的冲动。

主街上熙熙攘攘，沃尔沃汽车左闪右避，那些悠闲随意的顾客胳膊上挎着用酒椰叶编的篮子。我沿着一家家店子慢慢溜达，时不时地停下脚步向橱窗里张望，从那些傲气十足的石头房子门前经过，然后冷不防就撞上了“布莱尼姆宫及公园”的入口。在一扇气宇轩昂的拱门下面有一个售票亭，还挂着一块招牌，写着成人入场收费6.9英镑。不过，定睛细看，发现这里头包含游览皇宫、蝶屋、迷你火车、冒险游乐场，外加其他纷繁芜杂的文娱设施。再往下看，牌子上标明，单单进入此地要花九十便士。我也许一不小心就会上当，不过，如果没有像样的理由，谁也甭想从我这里拿走九十便士。我有一张可靠的英国地形测量局的地图，看得出这里是有公共通行权的，于是我脸上挂着一丝冷笑，大步流星地穿门而入，一只手就按在钱包上。售票亭里的人挺知趣，决定不来找我的麻烦。

一穿过大门，眼前的变化非但猝不及防，而且令人咋舌。在门这边，你还在一座熙熙攘攘的小镇里，到了门那边，你就置身于一处世外桃源。那种画面，仿佛非得安排几个庚斯博罗[3]笔下的人物漫步其中，才显得圆满似的。我的眼前铺展开两千英亩巧夺天工的景致——茁壮的栗树和优雅的枫树，如同台球桌面一般的草坪，一面颇具装饰性的湖被一座气宇轩昂的桥分成两半，而在此地的正中央，就是布莱尼姆宫那一堆不朽的巴洛克建筑。真够美妙的。

我沿着场子里蜿蜒的道路走，一路上先是经过皇宫和热热闹闹的游客停车场，再绕着“开心园”的外围前进。我稍后还要再回来看看，不过此刻我正穿过公园向布拉登街另一边的出口走去。布拉登是个无以名状的小地方，路过的卡车重重地压在它身上，弄得它瑟瑟发抖，不过，位于此地正中心的墓园埋葬着温斯顿·丘吉尔。天上下起雨来，而此时又得沿着一条繁忙的马路长途跋涉，弄得我不禁怀疑，是不是犯得上费那么大的劲儿。然而，我一到墓园，就庆幸自己还好来了。这墓园既讨人欢喜，又不失宁谧，丘吉尔的墓亦是如此不事张扬，以至于在众多歪歪斜斜的墓碑间，我颇费了一番周折才找到。来参观的唯有我一个。丘吉尔与克莱米[4]合葬在一小块简朴的、似乎早已被人遗忘的地盘里，这一点真让我深受感动，难以忘怀。在我所来自的国家里，哪怕是最最无名、顶顶不济的总统，也会在归天之后享有一座纪念图书馆——即便是赫伯特·胡佛，远在艾奥瓦的玉米田里，还有一块看上去活像是世贸组织总部的地盘呢——而英国20世纪最伟大的政治家，可资凭吊的，却只有议会广场上的一尊不起眼的雕塑和这方朴朴素素的墓地。想到这一点，真是颇为叹服。如此值得赞颂的克己之风，让我深为动容。

我按原路折回布莱尼姆，在“开心园”和其他户外游乐设施附近勘察了一番。所谓的“开心园”，显然是“拿你的钞票真开心”的简称，因为它的大半精力，似乎都用在帮着游客尽量把钞票多打发掉一点上，要么用在一家礼品店兼茶室里，要么花在购买布莱尼姆庄园锯木厂生产的花园门、长椅和其他类似物件上。有几十个人在周围开开心心地闲逛，他们为了看那些在任何园艺用品商店里都能免费观赏的物件，花了6.9英镑，可他们看起来并没有因此而耿耿于怀。我离开那些花园，举步朝皇宫方向往回走，一路上顺便将迷你蒸汽火车细细打量了一番。火车在横穿过场地一角的一段绝对不算长的铁轨上行驶。在一场冷冰冰、灰蒙蒙的细雨中，眼瞅着五十个英国人蹲在一部小小的火车上，巴巴地等着让车载着开上两百码远，而且他们还颇能自得其乐，这一幕我可不会轻易忘记。

我沿着一条铺着石子儿的小路走到皇宫门前，走过范布勒那座奢侈华丽的桥，向那根硕大的、自负得荒唐的柱子走过去，那是马尔伯勒一世公爵[5]在一座俯瞰皇宫和湖面的山顶上造起来的。这真是最最非同寻常的庞然大物了，不仅仅因为它高高大大、令人难忘，还因为，从至少一百扇皇宫的窗户里望出去，这玩意儿都是最最扎眼刺目的。我直纳闷，到底是什么样的人，竟然会在他自家的场子里替自己竖起一根一百英尺高的柱子？这跟亲爱的老维尼[6]的那座朴素的坟，形成了多么鲜明的对比啊。

或许我的头脑有点简单，不过我老是觉得布莱尼姆宫的规模和马尔伯勒本人的成就莫名其妙地不成比例。我可以理解，在一阵狂喜中，一个心怀感激的民族也许会奖赏他——比如，送他到加那利群岛上度假两周，没准还可以送他一套餐具或者一只咖啡壶。可我这辈子也弄不懂，怎么单单在那些闻所未闻的小地方——什么奥德纳尔德、马尔普拉凯特——零星打了几场胜仗，就能让人认定，应该把一栋欧洲名宅和一个公爵头衔，授予这位自我放纵的老厌物。更让我觉得匪夷所思的是，将近三百年之后，这位公爵的继承人居然能用迷你火车和巨型城堡把这个场子弄得乌七八糟，坐收门票，非但不劳而获，还能名利双收。这一切就因为某个远祖碰巧有那么点儿还算凑合的打胜仗的本事。在我看来，这样的安排实在古怪得紧。

我记得，有一回我读到，马尔伯勒十世公爵某次到自家的一个闺女那里去做客，在楼顶上大惊失色，嚷嚷自己的牙刷没好好冒泡。原来，以往一直都是他的贴身男仆替他把牙膏挤在牙刷上的，所以公爵不晓得牙具是不会自己冒出泡泡来的。我还是就此打住吧。

我站在那里，一边将景色尽收眼底，一边暗自沉吟，琢磨所谓的长子继承制真是件奇怪的事。恰在此时，一个衣着讲究、胯下骑一匹枣红马的年轻女郎跃过来，几乎跟我擦身而过。我根本不晓得她是谁，可她看上去既有钱又有权。我冲着她微微一笑，类似于公开场合向陌生人习惯性展开的那种笑容。她瞪大眼睛漠然地盯了我一眼，就好像我身份低微，根本没资格让她冲着我笑一笑似的。于是我狠狠瞪了她一眼。然后，我回到自己的车里，向前驶去。

我用两天时间，驾车穿过科茨沃尔德，却压根儿也不喜欢它——并不是因为科茨沃尔德不讨人喜欢，而是因为车子不讨人喜欢。在一辆运动的车里，你与世隔绝，节奏完全乱了套。我已经习惯了用步行的速度或者至少是用英国火车的速度运动，而通常，理所当然地，这两者几乎就是一回事。因此，在“碎石子儿”“屠夫”和“水上女佣”[7]这些杂七杂八的地方来回穿梭了一整天之后，我终于把车往百老汇的一家停车场里一丢，步行上路，顿有如释重负之感。

我上次看到百老汇是在数年前的一个八月的下午。那一回，堵车顽疾频频发作，各色游客络绎不绝，简直就是场噩梦。不过，眼下并非旅游旺季，此地看起来静悄悄的，似乎已被人淡忘，主街上简直空无一人。这里真是个漂亮得匪夷所思的地方，尖尖的屋顶，竖框的窗户，姿态各异的山形墙，还有整齐洁净的小花园。那种金色的科茨沃德石有点儿特别——它先是吸收阳光，随即将阳光反射出去的方式，使得百老汇这样的村落，哪怕在最最阴沉的日子里，都像是沐浴在永恒的柔美光泽中。事实上，今天阳光灿烂、晴朗明媚，空气中还洋溢着浓浓秋意，清爽宜人，天地间因而散逸着某种美好而洁净的、仿佛刚刚洗过的感觉。沿着主街走上一半路，我找到一个路标，指示科茨沃德路——一条长长的小路，然后我沿着一条老建筑之间的小路走下去。我顺着一条窄窄的路，穿过一片阳光下的草坪，再沿着长长的斜坡向上往百老汇塔楼走去，那是矗立在村子高处的一个傻头傻脑的庞然大物。从塔顶俯瞰广阔的伊夫舍姆山谷，从这样的角度看，眼前的景致总是美妙绝伦的，这次也不例外——缓缓起伏的梯田绵延到远方依稀可见的树木葱茏的山丘。在英国，那些看起来像小人书插图似的风景，终究还是比我所见识过的其他国家要更多些——在这样一个高度拥挤且工业观念浓重的小岛上，这一点真是难能可贵。尽管如此，我还是忍不住琢磨，但凡是十年，或者没准儿二十年前，这里的景色也许更有田园风味，更弥足珍贵。

在一片如此永恒、如此迷人的风景里，如此惬意地浸淫于古老的往昔，轻易就能忘记：要失去这一切有多么容易。展现在我眼前的画面里包含着高压电线塔，零星分布的居民区，还有远方那些在阳光下熠熠生辉的“现金结算式”大卖场。更要命的是，那些稠密的、精心编织的灌木树篱网已经明显地露出了磨损和断裂的迹象，就像是被好事之徒的手指拉散的烛芯纱盘花床单上的图案。在原本显得毫无特色的田野上，疯长的树篱被扔得这里一摊，那里一堆，一筹莫展，孤立无援。

从1945年到1985年间，英国流失了九万六千英里的树篱，这个长度足够绕着地球转上四圈。政府所采取的农村政策是如此混乱，以至于在二十四年时间里，农民可以手持一张许可证种植树篱，再拿出另一张许可证来把它们挖光。从1984年到1990年间，尽管政府撤走了用于捣毁树篱的资金，还是有五万三千英里陆续流失了。你常会听到这种说法(我之所以知道，是因为我有一回花了三天时间出席一场与树篱有关的研讨会，而我之所以去做这样的事，是为了让自己的孩子穿得起锐步鞋)，说什么灌木树篱其实是一种暂时性的地貌特征，是“围篱运动”的遗迹，若是试图挽救树篱，只不过是人为阻碍了乡间自然景物的演化罢了。事实上，在英国，这种论调日渐抬头，说不管保护什么种群，都是无事生非、倒行逆施，是一种对进步的阻挠。就在我写的当口，眼前就有一段引自一位地位显赫的房地产开发商帕隆伯爵士的话，他认为所谓的“继承传统”，其一整套似是而非的概念里“携带着重重的负担，那是对于一个并不存在的黄金时代的怀旧情愫在作怪，即便那个时代果真存在过，这种情愫也有可能使得发明创新为之泯灭”。这话说得真够昏庸的，让我的心都碎了。但凡你沿着这条思路想下去，就会得出一个合乎逻辑的结论，该去把史前巨石阵和伦敦塔都拆掉拉倒。除了这一点荒诞不经外，事实上，许多树篱已经有了相当悠久的历史。据我所知，在剑桥郡有片特别可爱的树篱叫“朱迪斯树篱”，它比索尔兹伯里大教堂和约克大教堂的年岁更老。说真的，在英国，除了少数几栋建筑外，别的都不如这片树篱年深岁久，而在它的生存和毁灭之间，却没有一条法令可以抵挡。假如道路需要拓宽，或者房主们认定他们宁可让自己的房子被栅栏墙和铁丝网团团围住，那么，只消几个小时，绵延了九百年的活生生的历史就会被推土机铲除殆尽。这样子真是疯了。英国至少有一半的树篱在圈地运动之前就出现了，或许有五分之一可以追溯到盎格鲁-萨克逊时代。不管怎么说，之所以要拯救树篱，并不是因为它们已经存在了许久许久，而是因为它们能显而易见、确凿无疑地使此地的风景锦上添花。它们是使得英国之所以为英国的关键因素。它们若是没了，那这里就成了尖塔林立的印第安纳州。

有时候我真是想不通。英国人明明坐拥着或许堪称天底下最最秀丽、最最富于园林气息、最最安详美好的乡间景致，那是历经多少个世纪不知疲倦、发自天性的改造之后的产物，可是有时候，英国人似乎对此视若无睹，这一点真让人激愤。再过半个世代光景，它们多半就要永远消逝了。我们在这里可不是要讨论什么“对于一个并不存在的黄金时代的怀旧情愫”。我们在讨论某种绿意盎然、生机勃勃、美得无与伦比的东西。所以，但凡再有什么人跟我说“你知道，树篱其实不是一种古代地貌”，那我真有可能会照着他的鼻子一拳头砸过去。伏尔泰那句名言我深以为然：“先生，对你的说法我也许不敢苟同，但我将誓死捍卫你当一个十足浑蛋的权利。”可是，总会碰上某些时候，非得画条线分清是非对错不可吧。

我沿着一条栽满树木的小道走向三英里外的斯诺希尔。树叶金灿灿、红彤彤，天空碧蓝而辽阔，间或有正在迁徙的候鸟排成人字缓缓飞过。这真是个适合外出远足的日子——是那种会让你挺起胸膛、用保罗·罗比森[8]的嗓门高唱“齐普——啊——迪——嘟——达”的天气。斯诺希尔在阳光下打着盹儿，一堆石头小房子围拢在一片绿茵茵的斜坡旁。我买了一张进斯诺希尔庄园的门票，如今这座庄园归“国民托管组织”管，但在1919年至1956年间，它曾是一位名叫查尔斯·韦德的怪人的居所。此人穷其一生，攒了一大堆漫无主题的什锦杂碎，有些是上好的，有些就跟垃圾差不多——翼琴、显微镜、佛兰德斯挂毯、鼻烟盒、地图和六分仪，日本武士的甲胄、前轮大后轮小的古自行车[9]，应有尽有——直到他把整个房子都撑得满满当当，自己一点儿空间都没有为止。晚年，他开开心心地住在这栋房子边上的屋子里。如今，那里也跟主宅一样，按着他去世当日的情形，保存得完好无损。我在那里玩得很尽兴。之后，等日头西沉，天地间充满了长长的影子和一丝隐隐约约、勾魂摄魄的秋日里焚烧林木的味道。当我走了一长段路回到车里时，又成了一个快乐的男人。

我在塞伦塞斯特过夜，次日，先是欢欢喜喜地在小小的科里涅姆博物馆扫了一眼——那里的藏品很出色，却莫名其妙地鲜为人知，有罗马镶嵌画、古钱币外加其他手工艺品——然后开车到温奇康姆去实地看看真货[10]。你瞧，在温奇康姆高处的一座山上，有一个人迹罕至的地方，如此特别又如此美妙，以至于我简直犹豫该不该提一笔。那些为数不多的、闯进科茨沃尔德的这个宁静角落的游客，多半只要在苏德雷城堡转上一圈，或者到远处著名的贝拉斯山的长岭上走上一遭，通常也就心满意足了。可是我径直走上了一条草坡上的小路，那条路名叫“盐道”。如此命名，是因为早在中世纪，这条路是用来运盐的。一路穿过开阔的乡间散步，实在是叫人心旷神怡，能远远地望见线条清晰明朗的山谷，似乎看不见一辆车，也听不见一把锯子的声响。

小路伸展到一个名叫科尔山的地方，陡然坠入一座分外繁茂的树林里。此地幽暗深邃，给人颇为原始的感觉，地上荆棘丛生，几乎难以穿越。我知道，我此行的目的地就在这里——就是在地图上标作“罗马别墅(遗址)”的地方。在约莫半个小时里，我用手杖披荆斩棘，一直走到一座古墙的基石跟前。这里乏善可陈——没准儿是一个老猪圈的遗迹——不过，再往前走几英尺，小路两边各有一整溜矮墙，几乎全掩藏在野生的常青藤里。小路本身铺着石板，石板上覆着一层形如地毯的湿漉漉的落叶。于是我知道，我已经置身于别墅之中了。在遗址的其中一间房里，地板上小心翼翼地盖着塑胶肥料袋，四角都压着石块。我来这里就是为了看这个的。有个朋友跟我讲过这个，可我压根儿就不怎么相信。因为压在那些袋子底下的是实实在在的一整块罗马镶嵌画，约莫五平方英尺，图案精巧雅致，除了边沿略有一点儿断裂以外，保存得完好无损。

我没法跟你说清楚当时的感受是如何奇特，那一刻我站在一座早已被人遗忘的森林里，在那遥不可及的过去，这里曾是一个罗马人的家，我置身于其中，盯着一块至少是一千六百年前铺在此处的镶嵌画出神，彼时这里还是一片阳光普照的开阔地，就连围绕在它身边的这片古树林，也是要到很久以后才成长起来的。在博物馆里看这些玩意儿是一回事，到铺设实地去一眼看到它则完全是另一回事。我不明白，它怎么会没被搜罗起来，弄到类似于科里涅姆博物馆的地方去。我猜那是一个挺严重的疏忽。可是，能有机会看见它，真让我感激涕零。我在那块石头上坐了许久，又是惊叹又是钦佩地发呆。我不知道究竟是哪一个念头更让我动心，是因为想到那些穿着托加袍的人曾经站在这块地板上用他们的母语拉丁文聊过天呢，还是因为它居然仍保留在这里，在这片蔓草丛生的地方，完美无瑕，丝毫不受惊扰。

这话也许听起来有点傻头傻脑，不过，生平头一次，我恍然大悟。原来这些年里我曾凝视过的所有那些罗马的古玩奇珍，它们之所以被创造出来，并不是为了总有一天要在博物馆里终老的。既然那幅镶嵌画还待在原来的位置，既然它没有被人截下来塞进某栋现代建筑里，那么，显而易见地，令人欣慰地，它就仍然是一片地板，而不仅仅是一件趣味盎然的手工艺品。这玩意儿是为了让人在上面走动的，是为了给人使用的。毋庸置疑，它一定感受过罗马人的凉鞋懒懒走过时造成的摩擦。它似乎缭绕着某种奇特的魔力，让我暗自兴奋莫名。

过了好久，我站起身，把所有的肥料袋一丝不苟地放回去，再用石头压压好。我拾起手杖，又将我干的活儿检查了一番，确信一切就位以后，才转过身，开始披荆斩棘、长途跋涉，回到那个属于20世纪的莫名其妙而又粗心大意的地方。

又及：数月之后，本书的英国版付梓，有个对当地颇为熟稔的人写信告诉我，那幅镶嵌画根本就不是罗马的，只是维多利亚时代的复制品罢了，要命。

[1]　英美制容量单位，英制1加仑约等于4.546升，美制1加仑约等于3.785升。

[2]　英国热量单位。

[3]　英国肖像画家、风景画家。

[4]　丘吉尔之妻。

[5]　马尔伯勒(1650—1722)，英国将领，在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中统率英荷联军击败法王路易十四。

[6]　指丘吉尔。作者将其名“温斯顿”故意昵称作“维尼”，其拼法与卡通动物“维尼熊”相同，以达成喜剧效果。

[7]　对于本书中提及的众多小地名的译法，一般根据音译原则处理，但考虑到本书的总体风格，对于某些字面意义具有一定幽默感的地名，译者采取了意译，这里的“碎石子儿”“屠夫”和“水上女佣”三个地名都属于这种情况。

[8]　保罗·罗比森(1898—1976)，美国杰出的运动员、演员、歌手、文化学者、作家及政治活动家，由于其多方面的成就和备受争议的政治主张，广受瞩目。

[9]　通行于1870年至1890年。

[10]　应指后文所提到的自然景物及与真实环境水乳交融的历史遗迹，这是相对于前文中人工意味浓重的“手工艺品”而言的。

第十五章

我把我那辆租来的车还到牛津，打定主意直奔米尔顿·凯恩斯。我之所以选那里作为目的地，是因为我飞快地扫了一眼公路图，以为坐火车到那里根本不费吹灰之力。事实上，这就是英国铁路系统特别古怪的地方。我非得先辛辛苦苦地回到伦敦，再搭上一班地铁，坐到尤斯顿站，最后乘一列火车到米尔顿·凯恩斯——为了在两座相隔约三十英里的城市之间旅行，你可能总共得赶一百二十英里路。

这趟路既费钱，又耗时间，弄得我多少有点儿恼火。尤其是因为从尤斯顿开出的火车挤得很，我坐在上面，脸儿冲着一个在轻轻抱怨的女人和她十岁大的儿子，后者一直晃荡着一双腿，踢在我的胫骨上，还一边用一双猪仔眼瞪着我，一边挖鼻孔、吃鼻涕。说也奇怪，这一幕还真是让人挪不开视线。他似乎把自己的鼻子当成了横在面孔正中的某种零食售卖机。我想专心致志地看书，却发觉自己的视线总是不由自主地抬起来，每回都看见他在得意洋洋地盯着我，手指忙活个不停。这情形可真让人作呕。因此当火车最后抵达米尔顿·凯恩斯时，我终于能从行李架上把帆布背囊一把拽下来，从他脑袋上绕过，然后扬长而去，心里真是乐不可支。

米尔顿·凯恩斯(Milton Keynes)，这个词儿跟“牛仔裤”(jeans)押韵，是在战后那段短暂而激昂的时期里兴建的三十二座“新城”之一。彼时，至少在那些从事工程技术的人看来，“社会工程”还不是一个不吉利的词儿。在一个盛气凌人、繁荣富强、欣欣向荣、生机勃勃的英国，这些模范社区将位于最前沿——在新闻片镜头里，当时那些英国人似乎正在努力再现1939年纽约世博会的风貌，并扩展成全国性的规模——而米尔顿·凯恩斯在许多层面都是这场运动的精髓。

我并没有立马就讨厌米尔顿·凯恩斯，我想你对这地方最大的期望也不过如此。你踏出车站，迎面就是一片开阔的广场，有三面围着装了反光玻璃的大楼，你立时就觉得空间如此宽敞——在英国的城镇里，这样的感觉几乎绝无仅有。这座城市本身矗立在通往一座小山的斜坡上。小山在半英里开外，对面就是错综交缠的人行地道，俯瞰一大片开阔地，一半是停车场，一半是那些模样古怪的栽在新城市里的树，看上去似乎永远都长不大。

在许多方面，米尔顿·凯恩斯的情形都比我所见过的新城市要优越得多。地道里的墙面上贴着磨光的花岗岩，大部分都没有涂鸦，地上也没有那种永远黑乎乎的小水坑，而后者，似乎成了其他经过规划的社区的一项设计特色了。这城市本身就是一锅古怪的、掺和了多种风格的大杂烩。几条主干道中心岛边沿的绿化带上没有草坪，但绿树成荫，隐隐透着法兰西气韵。而边缘地带那些整饬得漂漂亮亮的轻工业园区，看起来颇具德国风味。至于棋盘式街道布局及替街道编号的做法，就让我回想起美国啦。建筑一律是毫无特色的那种，你随便在哪个国际机场附近都找得到。简而言之，这座城市样样都像，就是不像英国。

最怪的是，附近既没有商店，也没有人。我穿过市中心走了一段，踱上这条街，走下那条道，穿过树阴下连接两条路的小街。明明所有停车场都是满满的，办公楼上洞开的窗户背后也有活人的迹象，可是几乎没有看到路过的车辆。远处，长得永无尽头的马路上，顶多只有一两个行人晃过。我知道城里有一个大型商场，因为我先前在书里看到过，可是我连个可以问路的人都找不到。可恼的是，看起来几乎所有的建筑都跟商场挺像。我不停地发现外观相似的候选对象，便跑过去窥探究竟，结果却发现，它们只不过是某家保险公司或者类似机构的总部罢了。

末了，我沿着往城外的方向逛了一段路，逛进了一处住宅区。那片地无边无际，里头整齐洁净、千篇一律的黄砖房，街道蜿蜒曲折，人行道两边栽着从来都长不大的树，可周围还是空无一人。从一座小山的顶上，我发现大约四分之三英里之外有一大片蓝屋顶，便寻思那里没准儿就是商场，于是径直而去。原本看着挺顺眼的人行道开始变得越来越可气。它们懒洋洋地穿过被湮没的路堑。这些路堑一律设计得美观雅致，却传达着那么一种感觉：不急着把你带到任何地方去。显然，那些道路设计师把这件活儿当成了一道二维习题。它们统统沿着迂回曲折、看上去漫无目的的路线展开，画在纸上想必赏心悦目，却没考虑到：那些在房子和商店之间长途跋涉的人们，多半喜欢沿着一条合理的路线直奔主题。一旦在看不见地标的半地下世界里迷了路，那感觉就更糟糕了。我发觉自己老是得爬上地面，就为了看看自己到底身在何处，却每每发觉，此地跟我想去的地方毫不相干。

最后，在某次咕咕哝哝地爬上地面之后，我发觉我身边是一条繁忙的双车道，对面正巧就是我已经找了一个小时的那片蓝屋顶。我能看到得克萨斯家居、一家麦当劳以及其他类似地方的招牌。可是，当我回到人行地道里，又盘算不出该怎么过去了。那些小路往各个方向分叉，纷纷隐没在漂亮的弯道上，细细打量，走哪一条都不见得肯定能有一点儿回报。最后我选了一条上坡路，一直走到与街面水平，至少在那里，我能看出自己到底在哪里，然后一路走回火车站。现在看起来，火车站离居民区实在远得不像话。显然，只有不折不扣的白痴才会以为米尔顿·凯恩斯是什么徒步者的天堂。怪不得我走了整整一个上午，一个人都没碰上。

抵达车站时，我的疲劳远远超过走那段距离本该达到的程度，气喘吁吁地想喝杯咖啡。火车站外面贴着一张城区地图，先前走在路上的时候我可没注意到，现在我细细研究了一番，急着想知道那该死的购物中心在哪里。原来，先前我在市中心勘查的时候，离那购物中心只有一百英尺左右，可当时我愣是浑然不觉。

我叹了口气，莫名其妙地下定决心，非要看一眼那个地方不可，于是我径直穿过人行地道，经过一段空旷的地面，最后回到死气沉沉的办公楼群的中心地带，一边走，一边寻思：一个从事城市规划的老兄，要建立一座模范社区，眼前搁着白纸一张，面对近乎无限的可能性，却居然会决定让购物中心与火车站相隔一英里远，这真是一件了不起的杰作。

简直难以置信，购物中心的设计甚至比它周围的市中心区域还要糟糕。毫无疑问，那些购物中心的设计师不管在哪里碰头，这玩意儿肯定都是个笑柄。它大得要命——超过一百万平方英尺——所有已经存在和将要出现的连锁店，这里无一遗漏。可是，购物中心里光线不好，一点儿都不讨人喜欢，造在两条笔直的、毫无特色可言、至少长达半英里的平行大道旁。除非因为我精神错乱所以看漏了——我想不是这么回事——否则那里是真的没有小吃街，没有中心集合点，没多少地方可以坐下来，没有一丁点儿匠心独运之处好让你对此地稍微产生点好感的。那感觉就好像置身于全世界最大的公共汽车站似的。厕所少得可怜，又很难找，厕所里挤得就跟球赛中场休息时的情形一个样。

我在我所能想象的最最邋遢的麦当劳里喝了一杯咖啡，前面那几位用过我这张桌子的吃客留下了成堆的垃圾，我在其中清出一块地盘，坐下来，摊开我的列车时刻表，对着路线图一起看，当我发现眼前的选择只有两条——要么回伦敦去，要么继续向拉格比、考文垂或者伯明翰进发——心里不由被一阵沮丧猛地刺痛了。这些地方我都不想去。我在牛津扔下租来的车，直奔火车站，脑袋瓜里装着简单的计划，打算从牛津到剑桥，中途在米尔顿·凯恩斯吃顿午餐，稍事休息——这一切似乎不是短短几个小时以前的事，而是发生在几天前。

时间悄然流逝。那是某个遥远的、几乎已被遗忘的人生片段：在约克郡溪谷的一座房子里，我坐在厨房里的一张桌前打好了如意算盘——只消六个礼拜，顶多七个礼拜吧，我就能舒舒服服地把整个国家跑遍。如意算盘里包含着不少白日梦，几乎哪里都能一网打尽——海峡群岛、兰迪、谢特兰，此外还包括几乎每一座城市。我读过约翰·西拉比的《游遍英伦》，他只用了八个礼拜，就从全岛最南端徒步走到苏格兰最北端的约翰奥格罗茨。当然啦，但凡借助一种迅捷的现代公共交通系统，我可以在六七个礼拜里看遍大半个英国。然而，此时此刻，我人在这里，预定的时间差不多已经用掉了一半，可我连英格兰中部都没看完。

于是，在黯然神伤中，我收拾好行囊，走上漫漫长路，先回到车站，再搭上一列去伦敦的火车。实际上，我得从伦敦出发，从头来过。我不晓得该往哪里去，只好采取我惯常的做法。白金汉郡那些连绵起伏的农田刚刚经过秋收，空空旷旷，当火车从其间穿行而过时，我摊开一张地图，顿时就被那些地名搞得晕头转向。在我看来，在英国生活，这是最最深奥、最最持久的乐趣之一。

在英国生活，几乎处处都会被某种取名的天分所打动。随便挑一个类别，看看他们都是怎么命名的：从监狱(苦艾丛、陌路)到酒吧(猫咪与小提琴、羊羔与旗帜)，到野花(针脚麦芽汁、女士蓬子菜、跳蚤毒药、发烧菊)，到足球队的名字(谢菲尔德星期三、阿斯顿庄园[1]、南方皇后)，一下子就把你弄得神魂颠倒。不过，毋庸置疑，英国人取地名的天分，是其他领域望尘莫及的。英国境内三万个地名中，我猜，总有一半是在哪个方面要么引人注目，要么饶有趣味的。有些村庄听起来似乎是在掩藏一个古老的、说不定见不得人的秘密(老公波斯沃斯、内结白霜、白衣女郎阿斯顿)，而有些村庄听起来就像是从一部19世纪的小说里走出来的人物(布拉德福德·佩孚雷尔、康普顿·瓦伦斯、兰顿·赫林、伍顿·菲茨派恩)。有些村庄念起来像化肥(速长)，像鞋类除臭剂(爽足)，像口气清新剂(薄荷)，像狗粮(狗仔宝)，像马桶清洁剂(便盆通、卫生孔)，像皮肤病(白皮疹、踝灼伤)，甚至像一种苏格兰污点脱涂剂(黑污净)。有些村子的态度颇有问题(大发雷霆、笑话乞丐、吵架)，而有些村子里出的事儿莫名其妙(跳跳肉、假发扭扭、哭哭闹闹屋)。有无数村庄的名字倏忽间唤起这样的画面：慵懒的夏日午后，蝴蝶在草丛间飞舞(间歇河[2]神父、维斯顿催眠野地、西德尔村万圣、伊顿小妞)。最登峰造极的，是几乎不计其数的村子，名字都蠢得可爱——“闲扯得好”“小滚得对”“大嚼特嚼”“木材库泥浆”“舔尖尖”“迷路村”“远方伯格尼”“下面来一拳”，还有那个绝对无与伦比的“把我埋到那里去”。

有一个无关紧要且极少有人注意的特点：这些名字魅人的地方爱扎堆，这现象是多么频繁啊。比方说，仅在南剑桥那一块弹丸之地，你就能找到“炸掉诺顿”“干草垛真糟糕”“恶人撞翻”“丑八怪”，还有那灵感四溢、叫人难忘的“炮弹大便”。我心里生出一股冲动，想立马就到那里去，去闻闻“炮弹大便”在哪里，还想弄清楚诺顿怎么会爆炸、干草垛怎么会糟糕。不过，当我浏览地图时，我的视线撞到了某块地表上横穿过的一行地名——那个名字念起来余音袅袅、蛊惑人心，唤作“魔鬼堤”。我以前从来没听说过这块地方，不过它听起来让人满怀期望。这下我感觉好多了。

于是，次日上午近午时分，在剑桥郡外一个名叫“抵达”的小村里，那个在偏僻小路上步履蹒跚地寻找“魔鬼堤”起点的家伙，正是鄙人。那是个阴气森森、叫人毛骨悚然的日子。空中雾气蒙蒙，能见度趋近于无。冷不防，从一片黏黏稠稠的灰色中，堤岸耸然立起，简直吓了我一跳，于是我便爬上了堤。这真是一处诡秘而阴郁的高地，尤其在旅游淡季里，看浓雾笼罩中的堤岸，特点就更明显了。“魔鬼堤”建于大约一千三百年前，也就是那段黑暗时代[3]中最黑暗的日子。这条土堤绵长、笔直，比周围地面高出六十英尺，位于“抵达”村与“迪顿戈林”之间，长达七点五英里。令人失望的是，没人知道为什么它名叫“魔鬼堤”。这个名字直到16世纪才有记载。它屹立在平坦的沼泽地里，虽散发着某种叫人胆寒、显而易见的古意，却也让人感到奇蠢无比。要造这么个玩意儿显然需要花大把的力气，可是，根本用不着劳烦什么战术天才，谁都能轻而易举地意识到，但凡要率军进犯，只要绕过去就万事大吉，而敌人们也统统是这么做的。于是，没过多久，“魔鬼堤”就压根儿派不上什么用场了，顶多只能给那些沼泽地里的人瞧瞧，待在六十英尺高的地方是什么感觉。

话说回来，在长满草的堤岸顶上闲逛，还是件颇为轻松的事儿，何况在这个阴冷的早晨，整个堤顶也只有我一个人。直到走了将近一半路程时，我才开始看到别人，多半都是在“新市场石楠丛”那宽阔的草地上训练他们的狗，透过神秘兮兮的雾，他们看起来都鬼气森森。这条堤正好穿过“新市场赛马场”(虽然我什么玩意儿也没看见，可我觉得那里还是挺顺眼的)，接下来再穿过一片看上去欣欣向荣的牧马场。雾渐渐转薄，透过纤瘦枯槁的树枝，我瞥见一连串大型种马场，每一个都包含白色围栏的小牧场，一幢大房子，还有散乱分布、装饰花哨的马厩，马厩上既有圆屋顶，又有风向标，弄得它们看上去神秘兮兮，活像是一座现代化的“泰斯科”超市。虽说沿着这样一条特征鲜明的路线慢悠悠地逛逛挺自在的，不过，多少也有点儿无聊。我一连走了几个小时，谁也没碰上，那堤岸在“迪顿戈林”外的一片田野里戛然而止，而我就仿佛横遭遗弃，怀着某种急转直下、没着没落的惆怅，站在那里。当时刚过下午两点，我还一点儿都不累。我知道“迪顿戈林”没有火车站，不过我估计我可以坐一辆巴士去剑桥，果然，在当地的巴士站点上，我发现确实可以这样做——假如我能等两天的话。就这样，我顺着一条熙来攘往的马路跋涉了四英里，抵达“新市场”，在附近随便走走看看，然后搭一班火车直奔剑桥。

在乡间长途步行，有个始终不变的乐趣(尤其是在旅游淡季里)，你会有那么个念头，相信到头来你会在一家暖和的旅馆里找到一间房，在炽热的炉火跟前一连喝上几杯饮料，然后美美地大吃一顿，那些丰盛的菜色都是这一整天的激烈运动和新鲜空气授予你的特权。问题是，我抵达剑桥时，整个人神清气爽，也不觉得负担沉重，因此也就不配享受什么特权。更糟糕的是，我先前以为走这趟路会比眼下的实际情况要艰难，而且以为会到得很晚，所以就在大学盾章饭店里订好了房间，满心期待那里会有炽热的炉火、丰盛的菜肴，还散发着大学高年级师生休息室特有的氛围。到头来，我却暗自沮丧地发现，这是一幢漫天要价的现代化建筑，而我那个光线昏暗的房间，也跟我那本旅游手册上的描述南辕北辙，这可真叫人黯然神伤。

我没精打采地打量着这座城市。我知道剑桥是个很雅致的城市，也是个怪名字成堆的好地方——光是“耶稣绿”和“基督碎片”就够绝的了——但那天我对它就是提不起兴趣。中央市场邋里邋遢、乱作一团，而周围似乎三三两两地挤着一大堆让人气馁的钢筋水泥建筑，而且所有这一切都被一场忧郁的细雨给湿透了。临了，我只能钻进一家二手书店，东翻翻西看看。我并没有什么特别的书要找，但正巧撞到一本书讲的是塞尔弗里奇百货[4]的历史，还配着插图，便迫不及待地把它从书架上抽出来，指望能看到书里讲讲陡崖城堡怎么会破败到被人弃置不顾的地步，如果再能讲点塞尔弗里奇和放荡成性的多丽姐妹之间的那档子风流韵事，那就更好啦。

唉，这一本似乎是塞尔弗里奇逸事的净化版。我只找到有一处顺便提到多丽姐妹，暗示她们俩只不过是一对天真的流浪儿罢了，塞尔弗里奇对她们俩的关切有如慈父。至于塞尔弗里奇从原本的方端正直骤然堕落，书里几乎就没说起，对陡崖城堡更是只字不提。于是我把书放回去，心里明白，不晓得为什么，今天甭管做什么，都会大失所望。我走进一间空荡荡的酒吧，喝了一品脱[5]啤酒，又在一间印度餐厅里吃了一顿稀松平常的晚饭，然后在雨中孤零零地漫步。最后，我躲进自己的房间，发觉电视节目乏善可陈，并且意识到我把自己的手杖落在了“新市场”里头。

我拿着一本书上床，却发觉床头灯的灯泡不翼而飞——不是灯丝烧坏了，是灯泡不见了。这样一来，晚上剩下的那几个小时，我就呆呆地躺在床上看电视上重播的《警花拍档》，半是出于好奇，想弄明白这套古老的节目到底有什么魅力，能让BBC一台的头儿如此难以自拔(唯一可能的答案：莎伦·格莱丝的胸脯)，半是因为这部戏可靠的催眠效果。我戴着眼镜睡着了，醒来时也不晓得到底几点，只见电视屏幕上乱糟糟、闹哄哄地飞舞着雪花。我起床想关掉电视，却重重地踩在一个硬邦邦的东西上，然后居然耍了个好玩的把戏，用脑袋关掉了电视机。我很好奇，想弄明白自己是怎么做到的，万一以后我决定在派对上露一手，还能派上用场。结果我发觉原来刚才挡了我道的玩意儿就是我自己的手杖，它根本就不在什么“新市场”上，而是在地板上，横在一张椅子和一条床腿之间。

哦，好歹还是有一件好事的，我一边寻思，一边用两条宛如海象牙的卫生纸往鼻孔里一塞，堵住突然流下来的鼻血，然后精疲力尽地爬回到床上。

[1]　通常音译作“阿斯顿维拉”，此处为了突出作者想要强调的取名的妙处，将“维拉”(villa)意译作“庄园”。

[2]　指冬季多雨时节才有水流而夏季干涸的河。

[3]　指中世纪。

[4]　相关叙述详见第七章。

[5]　英美制容量单位，英制1品脱约等于568.26毫升。

第十六章

没有什么比安静而坚定地特立独行更能让英国人乐在其中了：他们往茶里加奶；沿着马路的反方向行驶[1]；把Cholmondeley称作“查姆利”[2]，把Belvoir念作“比弗”[3]；女王生于四月，偏偏在六月为她庆生；王宫守卫扣着顶熊皮高帽，不知怎么搞的，私下里让人感觉是把裹着毛皮的垃圾桶戴到了头上。

英国人生活的方方面面，从板球运动规则到议会运作程序，几乎都建立在某种特殊体系之上，绝对能把外国人弄得满头雾水(当然这也是此体系的总体目标)。不过有这么一方面特立独行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以至于大多数英国人自己都不明就里。我所说的就是那古老而又复杂、尊荣而又毫无意义的人称“贵族体系”的东西。

有些英国人被称作“某爵爷”，另一些的头衔则是“某勋爵”，还有些人叫作“某伯爵”或者“某子爵”。如果你总是被这些头衔弄糊涂的话，别担心，我就是来帮你一把的。不过，我也要警告你：就像那些扎根英国好几百年的其他一些传统文化一样，这可是一门超级复杂的学问。

其复杂程度究竟如何呢？有关“贵族体系”的权威论著《贵族名鉴全书》(The Complete Peerage)足足有厚厚九大卷。参考书《德布雷礼仪大全》(Debrett’s Correct Form)，讲的是应该如何称呼贵族以及餐桌座次礼仪等等，便洋洋洒洒写了满满422页。这学问又晦涩到了什么程度呢？整个体系的运作据说只有英国纹章院贵族体系总部那屈指可数的几个人能称得上是真正的行家。那里的纹章官们个个顶着华丽耀眼的头衔，如“首席赤龙属官”“嘉德勋位纹章官”，还有“首席蓝斗篷属官”，掌管着礼节、头衔继承以及贵族仪态等事务。

有一个问题正日益复杂化，那就是即使某人被称作“勋爵”“子爵”或者“侯爵”，那并不一定意味着他本人就是一名贵族。有些贵族(不是所有的)的亲眷根据惯例可以使用那些所谓的“礼节性头衔”。你在贵族等级中爬得越高，使用礼节性头衔就更自由。举个例子，伦斯特公爵的长子可以称自己为“可尔代尔侯爵”，不过他其实并非侯爵，也就是说他不得进入贵族家系也无法享用贵族特权——不过这头衔可以随他使用。那么这位伪侯爵的儿子可以自称“奥法利伯爵”，他的儿子可以享用“伦斯特子爵”的头衔。如果这条队伍中有人亡故，那么每一个人都可以晋升一级，和棒球比赛当中的“晋级”(work-up)有异曲同工之妙。

更为复杂的是，许多英国贵族几个世纪以来一个人就累积了多个头衔。比福特公爵、沃斯特侯爵、博特科爵爷、沃斯特伯爵以及赫伯特·德·赫伯特爵爷其实就是同一个人。大多数贵族也有名字，我们姑且称为“平民之名”，有些人的名字其惊世骇俗程度同他们的头衔不相上下。比如玛斯林及费拉德子爵，这头衔就够气势磅礴的了，他还得意地给自己起了个绝对拗口的名字：约翰·克洛特沃斯·塔尔博特·福斯特·怀特-梅尔维尔·思科芬顿。在英国如今共有四万个贵族头衔仍在使用，可是实际上的贵族人数不及四万的十分之一——大概不足1200人，或者说英国总人口的0.2%还不到吧。

受封贵族的一个首要好处就是晋身上议院成员之列，上议院素来有“伦敦最佳俱乐部”之称。不过，只有一小部分贵族真的履行其职，原因当然是上议院只有区区250张席位，而且大部分议员很少开口说话。其中保持沉默之冠的恐怕要数沃德格雷夫伯爵，他1936年就取得了议席，可是直到1957年才挪动金身发了个言。上议院议员们可以豁免担任陪审员的义务，但不得在全国大选中投票，被绞死时获准使用丝质绳索而非麻绳。不过英国早在40年前就已废除死刑，这条规定就流于空谈了。

真正的贵族阶层当然是由女王及其直系和旁系亲属组成，包括三个皇族公爵：肯特、格洛斯特和康沃尔开始，接下来按级别高低排列，分别是2位大主教、25位非皇族公爵、27位侯爵、162位伯爵及女伯爵、99位子爵、24位主教、880位男爵及女男爵。退一步说，这些人组成了一个绑得紧紧的小圈子，互相通婚不仅仅是普遍现象，在高一点的级别当中，简直就是规范法则。所有25位非皇族公爵们要么是血亲，要么有姻亲关系。其中有5位就是天性活泼、爱玩爱闹的查理二世与众多情妇的直系后代。

就威望及尊贵来说，公爵们自成一体，与众不同。公爵的头衔往往要如实称呼完整，而比他更低的那些爵位头衔则有时可以统称为“爵爷”。因此“巴思侯爵”有时候也称作“巴思爵爷”，而对于公爵来说，这种头衔变称是绝对不可以的。

只有很少几种贵族头衔可以由女性后代继承，但大多数都不行。假设德文郡公爵没能生出男性继承人，这个头衔就无法流传下去。每年大约有四到五个贵族头衔消失，按照这个速度，我们可以计算出到2175年，世袭贵族阶层就会成为明日黄花。我期待至极呢。

提到这个话题是因为第二天一早，我得首先小心地清理掉肥大鼻孔里的污垢，然后办手续离开剑桥酒店，出发去沃克索普做一次高贵的研究，至少字面上看是如此——探寻英国历史上最为非同寻常也最古怪特别的贵族之一——波特兰公爵五世的祖传大宅。

于是我乘上了一趟开往彼得伯勒的火车，然后转乘另一趟火车沿主干铁路北行。前晚做了一个与电视剧《警花拍档》有关的梦，十分令人不安，梦里又发现自己自从1975年开始就没有填过美国的纳税申报单(他们威胁说要让那个在片头字幕里大发雷霆的家伙把我带走。天蒙蒙亮的时候我被噩梦惊醒，气喘吁吁，你可以想象我的床单都成什么样子了)，当然没怎么休息好，因此非常盼望只有火车旅行才能享受到的安静与舒心。

可是上车坐定却发现背后坐了个“手机族”，心里不免颇为沮丧。这种人渐渐已成公害，难道不是吗？我后面这个还特别令人讨厌，因为他嗓门特大还自我陶醉，不时地说些白痴言论，那些电话完全毫无意义。

“哈啰，我是克莱夫，我乘十点零七分的火车，预计十三点整能到达总部。有关潘特兰乡绅一事我需要一份详细报告。你说什么？不，我已经出了闹市区到马里斯派伯斯了。听着，居然有人愿意雇用我这样的废物，你能想出哪怕一个原因吗？什么？因为我是那种拿着个手机就开心得像在粪便里打滚的猪一样的人？嘿，这个主意有点意思。”沉默了几分钟后，他又开始了：“哈啰，亲爱的。我在十点零七分的火车上，下午五点钟就能回家。是的，就跟平时晚上一样。没什么别的原因打电话找你，就是告诉你我有了这个手机，我简直就是个彻头彻尾的大草包。到了唐卡斯特我没事再电话你哦。”接着，又来了：“我是克莱夫。是的，我还在十点零七分的火车上，可是在格兰瑟姆有个道岔出了点问题，我想估计到达时间会调整到十三点零二分而不是前面预报的十三点整。如果菲尔打电话来，麻烦你告诉他我仍然是个彻头彻尾的大草包，好吗？”就这样他滔滔不绝了整个上午。

我盯着车窗外面，渴望早点到达雷特福德，下火车换乘汽车去沃克索普。雷特福德向来寂寂无名，对我来说一直像谜一般。有七年的时间里，每次我从约克郡家中乘火车去伦敦都会经过这里。它是东海岸线上的主要站点。在我手头的那张英国铁路路线图上，雷特福德是用大写字母标注出来的，字体级别和利物浦、莱斯特、诺丁汉、格拉斯哥以及其他英国主要城市一样，不过我还是对它一无所知。实际上，从火车上第一次看见那座孤零零的火车站之前，我都不相信从前曾听说过这么一个地方。不光如此，我还从来没有遇上去过雷特福德或者对这地方略知一二的人。我的《汽车协会英国城镇指南》中囊括了你想得出来的每一个无名小镇，并对其详加描述，不惜溢美之词，比如基里缪尔、纳茨福德、普雷斯顿潘斯、斯沃德林科特、艾伦桥、顿斯、福弗尔、威格敦等[4]，可是对于雷特福德，该书却无情而又神秘地只字不提。好了，现在就是参观这个地方的时候了。

于是出发两小时后，我发现自己急不可待地同许多乘客一道独自在雷特福德下车了，在蒙蒙雨雾中向小镇中心走去。我开心地告诉大家，雷特福德是个令人愉悦的迷人小镇，即使此刻乌云当头，令人压抑，许多声名远扬的小镇都会让人感觉沉闷无聊，但雷特福德却不会。小镇中央是一座漂亮的大型市集广场，四周全是高贵典雅的乔治时代建筑，风景如画。主教堂旁边立着一尊沉甸甸的黑色大炮，旁边有一块金属铭牌，上书：1855年缴获于塞瓦斯托波尔[5]。我想，这大概是当地人首创精神的非凡体现吧——毕竟你不是每天都能发现一座英国诺丁汉市集小镇曾猛烈袭击一座克里米亚半岛的防御工事，然后捧着战利品回家的——这里的商店看上去生意兴隆，整洁有序。不能说我感觉像是在度假，不过我很高兴我终于亲眼看见了这个地方，而且还这么精致美丽惹人喜爱。

我在一家小店里喝了杯咖啡，再乘上一趟巴士去沃克索普。沃克索普和雷特福德大小相近，节奏相似(顺便说一句，前者在《汽车协会英国城镇指南》上还占有一席之地)。这两个小镇明显曾经竞争过巴塞特罗区自治会总部所在地，而沃克索普明显输了，因为自治会总部就坐落在这里。可以想见这些总部大楼有多么丑陋，多么与周围环境格格不入，不过小镇的其他地方看上去相当舒服，看起来比较低调的样子。

沃克索普还是一片名为“公爵领地”的区域的非官方首府所在地。五个历史上的公爵封地——纽卡斯尔、波特兰、金斯顿、利兹和诺福克——在英国内陆北部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小角落里互相之间相距不过二十英里，尽管利兹和波特兰公爵的头衔没能流传至今，其他几位公爵我想也大都离开领地了吧(据西蒙·温切斯特在《高贵爵位》一书中记载，纽卡斯尔公爵如今住在汉普郡的一座朴素宅子里。我坚信如此结局一定让他懊悔自己从前没有投资于庞大的城堡和迷你蒸汽火车)。

我的目标是维尔贝克修道院——波特兰公爵家族故居，据说是英格兰最为雄伟精致的老房子之一。自从1954年开始波特兰家族就搬离了这里，大概和纽卡斯尔公爵一样缺乏先见之明，没有投资于冒险乐园和爱畜动物园吧。W.J.C.斯各特·本廷克即波特兰公爵五世(1800—1879)一直是我心目中的英雄人物。老W.J.C.(我喜欢这么称呼他)是史上最了不起的隐士，竭尽全力不择手段地避免与人进行任何形式的接触。他住在自己那堂皇大宅的一个小角落里，在房间门上镶嵌了一只特制的便条盒，通过传递纸条与仆人们交流，一日三餐均通过一条小型铁轨从厨房直接运抵餐厅。偶尔难得与仆人不期而遇，他就保持纹丝不动，仆人们也按照指令从他身边走过，就当旁边立着的是一件家具一样。那些违背此指令的仆人被罚在公爵的私人溜冰场里滑冰，直到精疲力竭。当年参观者可以尽情浏览豪宅和庭院，公爵开出的条件是“只要你们行行好不要来看我就成”。

这位公爵还动用他那可观的继承财产修建了一座地下豪宅，至于原因只能众说纷纭了。开工高峰期，他雇用了一万五千名工人。建成的时候，这座地下豪宅除了许多房间以外，还包括一间近二百五十英尺长的图书馆和英格兰最大的舞厅，同时可容纳两千人——对于一个从来不请客的人来说，居然建这么个舞厅也是奇怪至极。宅子里的众多房间均由纵横交错的地道和秘密通道互相连接，这些通道一直蔓延到附近的乡村地区。这一切看起来就像是——借用一位传记作家的话来说，“他是在为核大战未雨绸缪”。如果公爵大人一定要去伦敦一趟，他会把自己封闭在马车车厢里，马车穿过一条一英里半的地道开到离沃克索普火车站不远的地方，载上一节特制的平板货车，开往首都。到达伦敦以后，马车车厢仍然封闭着一路开到他在伦敦的住处——哈考特大宅。

这位公爵过世以后，他的后人们发现地上豪宅的所有房间都空空如也，没有任何家具，只在中间的一间屋子里装有公爵的盥洗台。主厅更是奇怪，连地板都没有装。大多数房间被涂成粉红色，楼上公爵住的那间房间从地板到天花板堆满了几百只绿色的盒子，每个盒子里都装了一绺深棕色的假发。简而言之，这个奇人真是太值得研究了。

我漫步走出沃克索普小镇，来到了克伦博花园边上，这花园为国民托管组织[6]所有。我发现自己找到了通向维尔贝克修道院的路，大概有三四英里远。在泥泞的林间小路中行走，感觉道路颇长。根据路牌指示，我走的这条路名叫“罗宾汉道”，可是这树林感觉不像是罗宾汉出没的舍伍德森林，基本上就是个无边无际的针叶树种植园，一个种树的农场而已，而且异常安静沉闷，令人毛骨悚然。这种场景让你觉得有可能脚下会绊到一具枯叶掩盖着的尸体，这是我最害怕的事情了，因为警察会找我问话，我立马就会成为犯罪嫌疑人，因为很不幸的是，我没法回答“十月三号星期三下午四点你在哪里”这类问题。我可以想象自己坐在没有窗户的审讯室里，对警察说：“让我想想，我大概是在牛津吧，或者是在多赛特郡的海岸边。天哪，我真的想不起来了。”接下来你知道我会在苦艾丛监狱里缝制邮政麻袋了。

四周越来越古怪，一阵冷风忽而从树顶而起，群树乱舞，摇摆折腰。可是那风却不朝下吹，因此地面的一切纹丝不动，颇为诡异。接着，我路过了一个相当陡峭的砂岩山谷，里面的树根长相怪异，像葡萄藤一样在山谷表面蜿蜒盘曲。透过这些树根，可以看到山谷表面上很仔细地印刻着几百个标志，有姓名日期还偶尔看到交织在一起的心形图案。这些日期跨度相当大：1861年、1947年、1962年、1990年。这地方够古怪的了，要么是颇负盛名的情人谷，要么就是相濡以沫多年的老夫老妻们常来的地方。

再往前走一点，我就来到了一座孤零零的门房跟前，门房屋顶上都是枪眼。再远处有一大片开阔的空地，种满了粗短的冬小麦。再远一点，透过一层树木，隐约可见一大片多角的绿铜屋顶，那就是维尔贝克修道院吧，或者至少我希望如此。我沿着小路围着泥泞广阔的麦田绕了一圈，花了近三刻钟才找到一条铺好的乡间小路，可是我敢肯定我找对了地方。这条小路途经一座芦苇丛生的狭长之湖，据我那可信的英国地形测量局地图显示，这个湖是方圆几英里内唯一的水体。我沿着小路走了大约一英里，路的尽头就是一个气势恢宏的入口，旁边一个指示牌上写着“私人住宅，闲人免入”，可是前面到底有什么却找不到任何指示说明。

我站了一会儿，因为没法做决定而焦虑不安(如果我也有机会封爵，我想要的爵位名称就是“优柔寡断之焦虑爵爷”)，最后，我决定沿着车行道走进去一点探险一番——能看到我大老远赶来看的房子一眼就行。于是我谨慎前行，只见花园经过精细打理，想必代价不菲，但是却用一排排树木细心遮挡。我又往前走，大约几百码以后，树木渐稀，视野开阔，出现大片草地。可是竟然有人在上军事训练课，有爬行网和高脚木桩这些东西。这地方到底是干什么的呢？再远一点靠近湖边还有一块铺设过的空地，很是奇怪，有点像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一片停车场。哦，我突然想起来了，这一定就是传说中那位公爵的私人溜冰场，不免高兴得叫出声来。反正我现在已经深入花园内部，估计没人听到。我继续大步流星地走到大宅跟前，这豪宅虽气势雄伟却毫无个性，甚是怪异，而且整修改建增加了一些部分，简直是画蛇添足。宅子后面远远地可见一片板球场，附带有精致的凉亭。四面无人，只见一片停车场上泊着几辆车。很明显这里是某个学院机构，大概是什么IBM公司的培训中心之类吧，可是为什么连名字都找不到呢？我正要继续向前看看豪宅的窗户里面究竟有什么，突然一扇门打开了，出来一位穿制服的男人，大步走向我，脸色凝重。他走近我的时候，我看见他的外套上标有“MOD保安”字样。MOD就是“国防部”。哦，天哪!

“哈啰!”我一边傻笑一边跟他打招呼。

“先生，您知道您闯入了政府不动产吗？”

我犹豫了一会儿，不知道到底应该做出一副来自美国艾奥瓦州的傻帽游客的样子(“你是说这里不是汉普顿宫？该死，我刚付了出租车司机175镑”)，还是坦白实情。最后我还是毕恭毕敬地小声老实交代了，我告诉他我对于波特兰公爵五世一直着迷不已，多年来的夙愿就是一睹他的豪宅风采，这一路过来完全无法抵抗偷看一眼的诱惑。这么做看来是对的，因为很明显这位保安对于老公爵也十分喜爱。他一路小心地护送我来到门口，一直保持一副严肃凛然的样子，可是似乎他暗地里非常高兴能遇上同好。他告诉我湖边那块铺设好的空地就是传说中的溜冰场，还指给我看地下通道的出口在哪里，好像到处都是。他告诉我这些通道仍然很坚固，不过现在只作为储藏之用。但是那间庞大的舞厅和其他一些地下建筑仍在使用，改建成了健身房。国防部花了100万英镑才将那座舞厅重整一新。

“那么现在这里到底是什么地方？”我问他。

“培训中心，先生。”他只说了这几个字，不过我们也来到了大门口车道的尽头，他一直目送我走远。我又返回去穿过那一大片麦田，走出田地的时候回头看了看维尔贝克修道院从树林顶端冒出来的屋顶，非常高兴地得知国防部已将地下通道和地下建筑修整维护，只是这么特别的地方居然完全不对公众开放，未免有些遗憾啊。毕竟，英国贵族阶层中并非每天都能出个W.J.C.斯各特·本廷克这般举世无双、千年难遇、神经错乱的异人。不过，话说回来，政府部门已经尽力而为了。

回味着这点感悟，我转身又开始返回沃克索普的长途跋涉了。

[1]　英国的机动车辆均靠马路左侧行驶，与世界上大部分地区相反。

[2]　Cholmondeley为英国柴郡一地名，按照拼写规则发音应该类似“考尔蒙得利”，但其实际发音却为“查姆利”，故作者引以为怪。

[3]　Belvoir为英国莱斯特郡一地名，来自法文，故应读作“贝尔弗瓦”，但实际发音却为“比弗”。此类不照读音规则发音的地名词语在英国还有不少，如Leicester(莱斯特)等等。

[4]　Kirriemuir、Knutsford、Prestonpans、Swadlincote、Bridge of Allan、Duns、Forfar以及Wigtown分别为这些小镇的英文原称。

[5]　Sevastopol，乌克兰克里米亚半岛港口城市，毗邻黑海，重要海军基地。

[6]　National Trust，英国保护名胜古迹的私人组织。

第十七章

我在林肯镇度过了一个愉快的夜晚，晚餐后漫步于陡坡般起伏的古老街道上，在那座宏伟大教堂以及两座哥特式尖塔前赞叹其夜幕中的庄严，急切地盼望着能在第二天清早再睹其风采。我喜欢林肯小镇，一部分是因为它美丽精致、古风犹存，不过更多的是因为它远离尘嚣令人愉悦。H.V.莫顿在《寻访莫伦》一书中将林肯镇喻为“一座内陆的圣米迦勒峰[1]矗立在广袤的林肯郡平原上”，这比喻甚是恰当。如果你去查看地图，会发现林肯镇就位于离诺丁汉和谢菲尔德几英里远的公路边，可是这小镇给人的感觉却像是与世隔绝的桃花源，让我喜爱得很。

就在我来小镇一游前不久，《独立报》上刊登了一篇有趣的报道，是关于林肯镇大教堂的枢机主教长和他的财务主管之间旷日持久的争吵。事情大致是这样的：六年前，那名财务主管和他的妻子、女儿还有一位亲友带着大教堂珍藏的《大宪章》[2]原稿远赴澳大利亚，进行为期六个月的筹款募捐活动。可是这次活动完全是赔本买卖，损失超过了五十万英镑——相当大的一笔钱啊。你想想看，四个人和一张羊皮纸就花了这么多!还好，澳大利亚政府发了善心，慷慨解囊，报销了大半，可大教堂仍然背上了五万六千镑的债务，结果枢机主教长将事情透露给了媒体，在全体教士大会上引起公愤和惶恐。林肯镇主教立即展开调查，勒令全体教士辞职，但遭到了拒绝。现在的情况是每个人都互相之间甚为恼火，这一状况已持续了六年之久。

因此，当我第二天早晨步入这座美轮美奂的林肯大教堂时，我就希望能听到赞美诗的清唱绕梁不绝，还能看到修士们在耳堂里摔跤搏斗的热闹场面(当然，这不太可能)。可是，四周却寂静无声，令人失望。不过，能身处这样一座恢宏的宗教建筑中却不受熙熙攘攘的旅行团打搅，可谓幸事一件。想想那些如潮水般涌至索尔兹伯里、约克、坎特伯雷、巴斯和其他英格兰著名教堂的游人吧，林肯镇相对而言人迹罕至，简直就是个小小的奇迹。你很难再想出一个地方拥有同样辉煌的建筑却鲜为人知——达勒姆也许算是一个吧。

整个教堂中殿摆满了一排排包垫的金属椅子，让我十分诧异。为什么这些大教堂里不能放木质长椅呢？我去过的英国大教堂全是这个样子：稀稀拉拉的一排排金属椅子，可以叠放也可以折起来。可是为什么呢？难道他们会把椅子清理开大跳谷仓舞或是搞点别的什么活动？不论出于什么原因，这种金属椅子看起来总是很廉价，且与周遭高耸的穹顶、精美的彩色拼花玻璃以及哥特式窗花格十分格格不入。生活在如今这个处心积虑节省成本到了登峰造极地步的年代，实在令人心痛。不过，需要指出的一点是：无孔不入的现代简约风格的确反衬出中世纪的石匠、玻璃匠和木雕艺人们的精湛技艺，他们将技艺展现得多么毫不吝惜，用材是多么铺张啊!

我本想多逗留一会儿，无奈日程安排太紧，下午三点以前，我得赶到布拉德福德去观赏最令人激动的绝世奇观。要知道，每个月的第一个星期六，皮彻维尔影院(即电影、摄影、三维巨幕电影还有什么别的博物馆)将上映原始的未剪辑版的《这就是全景电影》。目前全世界只有这一个地方能让你看到这电影历史上的杰作，而今天正好是本月的第一个周六。

我无法告诉你我是多么盼望这个机会。一路上我都担心不已，生怕错过了开往唐卡斯特的联运列车，然后我又开始焦虑，又怕错过了利兹的那一趟。可是，事实上我到达布拉德福德后发现时间还很宽裕——还有差不多三小时，这让我有点害怕得发抖，因为，身在布拉德福德到底要如何打发这三小时呢？

布拉德福德生来就甘居世界上所有其他地方之下，这一角色它扮演得非常出色。此次出游我从来就没见过哪座城市比它更加赤裸裸地荒凉颓败了。一路所见全是空荡荡的商店，橱窗全都封死，在略为热闹的地方，如哈德斯菲尔德和浦德西，商店橱窗里铺天盖地地贴着破烂的流行音乐会海报。写字楼挂满了“招租”的牌子，我没见过哪座城市比它更糟。市中心至少有三分之一的商店空空如也，其余的大部分似乎也奄奄一息。我的游览结束后不久，市里的大百货商店拉克姆即将宣布停业关门。城里过去曾有的活跃气氛大多早已转入室内，集中到一家毫无个性的购物中心——安戴尔中心(顺便提个问，为什么英国60%的购物中心都叫作“安戴尔中心”呢？至今没有人给我答案)。不过布拉德福德基本上是陷入危险的衰落之中，没有回头路了。

这里曾经是维多利亚式建筑最辉煌的集中地之一，不过你现在很难想象这一点。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大批精美的老建筑被拆除殆尽，腾出空间来开辟宽阔的新马路以及建造棱角分明的写字楼，每扇窗户下还镶着漆面胶合板。这座城市里的一切几乎都因为好心办坏事的城市规划者们而受苦受难。许多繁忙的街道上的人行斑马线是要分几个阶段才能顺利通过的——第一个阶段是到达马路中央的行人岛，然后与陌生人一道经历漫长等待，再抓紧有限的四秒钟冲刺到对面去。这样一来，就连出门买点东西都让人疲惫不堪，尤其是要对角线穿越马路的时候，你得等四组红绿灯闪过才能穿越不过五十码的净距离。更为糟糕的是，在许多内侧主辅道边，运气不好的行人们总是被挤入一条接一条的地下通道，任凭风吹雨打，险恶异常。这些通道连接处的圆形大广场，虽为露天敞开式，却总是阴暗遮蔽，而且排水十分不畅。我听说有一处地方下大暴雨的时候还淹死过一个人。

我曾经对这种愚蠢荒唐的城市规划琢磨过很久，这一点不会让你惊讶吧。有一次我从家里附近的图书馆里找到了一本书，名为《布拉德福德——明日规划》，大概是这么个名字。书是20世纪50年代末或者60年代初出版的，里面全是黑白的建筑图，描绘的是灯光闪烁的步行街区，满是朝气蓬勃、步履自信并有点类似火柴棍一样的人物，还有那种如今正向我头顶倾压过来的写字楼。突然间我茅塞顿开，终于领悟了那些规划者想要做什么。我是认真的。他们当年其实以为自己在建造一个新世界、一个全新的不列颠。过去那些森然压抑、被煤烟熏黑的老房子和狭窄的街道将被拆除干净，取而代之的是阳光广场和耀眼的摩登写字楼、图书馆、学校和医院，它们全都由铺上明亮瓷砖的地下人行通道连接起来，这样行人就能与来往车辆完全隔绝开来，安全无比。所有这些图片看上去是那么光明、干净而且有趣，图片上甚至还画着推着推车的妇女们在那些下沉式露天圆形广场上停下来聊天。但我们现在看到的，却是空空如也的城市——写字楼群的外墙剥落，路断人稀，经济一片萧条。也许不改造城市这种情况仍然会发生，不过保留年久失修的老房子和老城区至少会比剩下一个破败不堪的新城要好。

如今布拉德福德市政当局采取了一个让人又好笑又好气的举措，拼命将那几幢残存的老房子打造成观光热点。其实就是市中心外围一座小山坡上逃过推土机碾压的寥寥数条窄街，那里还保留着三四十幢引人注目的大仓库(说它们是仓库还不太恰当)。这些房子大多建于1860年到1874年，属于颇为神气的新古典主义风格，看起来更像是商业银行而不是羊毛打包库房。整个街区名为“小德意志”(这么叫是因为德国人有段时间曾主宰羊毛贸易行当)。像这样的街区从前曾经有好多，整个布拉德福德市中心区直到20世纪50年代几乎全是仓库、磨坊、银行以及大大小小专门经营羊毛剪收、分类以及贸易的商行。可是后来，也不知道为什么，羊毛生意逐渐外流。我想有可能还是司空见惯的原因：过度自信以及缺乏投资导致了恐慌性撤离。不论如何，磨坊搬走了，办公楼暗了，曾经熙熙攘攘的羊毛交易所(即羊毛贸易商的中心市场)也变得尘垢累累。现在你恐怕怎么也想象不出布拉德福德昔日的辉煌吧。

城中一度繁荣鼎盛的羊毛交易区，如贝尔蒙德西、奇普塞德、庄园坊和阳光桥如今只残存“小德意志”那几幢灰暗的建筑物了。即使是这样一片前途光明的小小区域目前仍是满目萧条，看不到希望的样子。我来到之时，三分之二的建筑上爬满了脚手架，剩下的三分之一上面挂着“招租”的牌子。那些修葺一新的房子看起来漂亮精致，不过永远是空着的样子，还有二三十幢正在整修，完成后它们将在熠熠灯光下一起继续空下去。

我在想，如果政府下令所有人员撤离米尔顿·凯恩斯[3]，将所有的保险公司和其他商业机构迁入布拉德福德这样的地方，为其注入活力恢复元气，那该有多好啊。然后米尔顿·凯恩斯就会变成如今的“小德意志”区这副样子，空空荡荡的，方便人们在其中漫步遐想。当然，这一切永远不会成真，政府也绝不会下达这样的命令。不过，就算要通过市场运作也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因为公司都喜欢庞大的摩登写字楼，附有众多停车位，而且没人想住在布拉德福德，怎么能怪他们呢？即使奇迹出现，那些漂亮的老房子真的找到了租客，“小德意志”也不过是一座奄奄一息的城市中心保留着原始风貌的一小块飞地而已。

当然，布拉德福德也并非毫无魅力。建于1914年的阿兰布拉剧院，建筑风格大胆奔放，带有光塔和尖塔，已被精心而奢侈地翻修一新，是欣赏哑剧的顶级场所(顺便说一下，哑剧是英国的圣诞传统之一，也是我极其钟爱的活动。这次出游回去后不久，我就要回去欣赏比利·皮尔斯主演的《阿拉丁》。好笑吧？我笑得口水都把椅子浸透了)。那家电影、摄影、三维巨幕电影还有什么的博物馆(我从来都记不住它确切的名字)总算给这城市的一角带来了些许好客的鲜活气息。过去要找点乐子，只能去一家老旧的室内溜冰场。现在这里还有几家不错的酒吧，我现在就走进了一家名为“曼维尔武器”的酒吧，叫了一瓶啤酒配上一碗辣椒。这家酒吧在布拉德福德颇为出名，因为20世纪70年代臭名昭著的罪犯“约克郡开膛手”曾在此出没。不过，现在它的名气应该是来自那美味无双的辣椒吧。

接下来还有一小时要打发，我就走进了旁边的电视、摄影和什么东西的博物馆。我挺喜欢这里，一是因为它完全免费，二是因为在这样偏远的地方还建有博物馆，的确值得称赞。我浏览了一下各种各样的陈列室，然后惊讶地看着大群观众出高价等候观赏两点钟的三维巨幕电影。我以前看过这种电影，坦白地说我无法欣赏其动人之处。我知道银幕很大，视觉效果从理论上说也的确惊人，可是电影情节却总是沉闷得让人不敢相信：有关人类征服了“这个”以及完成了“那个”使命，还有闷死人的解说词。最近这部令大家蜂拥而至的片子名为《太空使命》，其实傻子都看得出来大家只不过是想过一把坐过山车的瘾，体验一下从空中一跃而下胃里翻江倒海的刺激感觉罢了。

全景电影公司40年前就深谙此道，其广告攻势就是以一段与死神叫板的过山车旅程为主打。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观看《这就是全景电影》是1956年和家人一起去芝加哥旅行的时候。这部电影自1952年就开始公映了，不过是在大城市里受追捧，在艾奥瓦州这样的小地方看不到。它就这么年复一年地放映着，可以说等到我们家去看的时候，大部分身穿时髦工装裤的观众应该已是味同嚼蜡了吧。我对当时的印象很模糊(1956年夏天我才4岁)，但却很喜欢，现在我简直等不及了。

于是，我赶紧走出这座包括赛璐路在内的各类事物“博物馆”，穿过大街找到皮彻维尔影院最近的入口。可是，还有半小时才开演，我只得在凄风冷雨中苦站15分钟才等到开门。我买了张票，点了大厅正中的位置(要留出足够的空间来呕吐)，然后找到位置就坐了。这电影院还真不错：长毛绒的椅子，巨型球幕前面还有天鹅绒幕布。一开始似乎这场电影将为我一人放映，后来观众们鱼贯而入。开场前两分钟，整个影院已是座无虚席。

两点整，室内暗了下来，幕布张开了大约15英尺，没有全开，露出的那一小块银幕上开始放映序幕：洛威尔·托马斯[4]端坐在书房里，里面堆满了周游世界的各种工具。整个布景一看就很假。这是在提醒我们将要看到多么令人惊奇的场景。要想理解这一段序幕，必须结合历史来看。20世纪50年代，电视机声称要把好莱坞清扫出局，全景电影正是为了应对电视的挑战在绝望中应运而生的。因此，这一段黑白序幕制作成电视屏幕的四方形大小，很明显是想暗示观众们最近已习惯接受的屏幕是多么窄小而乏味啊。序幕完后是一段简明电影艺术史，毫无生趣，然后托马斯告诉我们将身体靠拢座椅，欣赏旷世奇景。说完他就消失了，华丽的交响乐旋律从各个角落里传出，幕布不停地拉开再拉开，露出了一幅奇大无比的幕。突然之间我们身处一个色彩弥漫的世界，坐上了长岛[5]的过山车。天啊，真过瘾!

我犹如置身于天堂，那种三维效果绝对超乎你想象，如此简单而古老的投影系统居然能创造出这样的效果。感觉真的就像是坐过山车，不过有一点不一样：这是架1951年的过山车，爬升到顶点俯瞰下面的停车场，全是斯蒂庞克和迪索托这样的老爷车；过山车呼啸而过，两旁的人群都身着宽大的裤子和宽松的彩色衬衫。这哪里是看电影，简直就是时空旅行。

我是认真的，三维的魔力加上立体音响再加上耀眼锐利的图像，真的就像是被时间机器抛回到40年前。对于我来说尤为逼真，因为1951年的夏天，这部电影刚上映时，我还蜷缩在母亲的肚子里，以惊人的速度猛增体重，直到35年后我戒烟时，这样的体重增速才得以重现。这样的世界就是我即将降生之地，看上去是多么欢欣喜悦，多么前途光明啊!

我好像从来没有度过这么开心的三个小时。我们走遍了全世界，因为《这就是全景电影》这部片其实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电影，而是一部旅行纪录片，目的是为了以最好的效果展示我们这个时代的奇景。我们乘着贡多拉[6]滑过威尼斯，码头上那些身穿宽大裤子和宽松彩色衬衫的人目送我们远去；在美泉宫[7]里聆听维也纳童声合唱团的天籁之音；在爱丁堡古堡里欣赏军团文身；在米兰的拉斯卡拉歌剧院观看《阿依达》的长篇片段(有点闷)；最后是乘飞机飞越整个美洲大陆。我们在尼亚加拉大瀑布上空翱翔，这地方我以前夏天去过，那里有一座座观景塔和国际连锁酒店，再加上人满为患，简直是个噩梦；可是电影里的大瀑布景区绿树郁郁葱葱，房屋小巧精致，停车场也很空旷，完全是另一种模样。我们还参观了佛罗里达州的“柏树乐园”，里面有两位年轻的滑水手名叫奇普和贝蒂的为我们举行了专场表演，我们低空飞越了中美洲波浪起伏的农田，然后在堪萨斯城降落。接着我们掠过落基山脉，深入大峡谷底部惊叹其庞大宏伟，再穿过“锡安国家公园”令人望而生畏的扭曲峡谷，飞机疾速向内侧倾斜，擦过一丛丛露出地表的岩石。洛威尔·托马斯严肃却骄傲地告诉大家，这样的电影特效还从来没有人尝试去超越过，整个这一段配上神气活现的立体声版本《天佑美国》，由摩门教塔伯纳可合唱团演唱。一开始是轻声哼唱，渐渐就扯开嗓子，拉到最强，一副“让我们狠揍德国佬一顿”的气势。欢乐和骄傲的泪水在我的双眼里打转，我竭尽全力才制止自己不要爬上座椅大叫：“女士们，先生们，这就是我的祖国!”

接着电影就结束了，人们拖着步子走出影院。暮色渐沉，下起小雨，布拉德福德仍是萧条一片，这让我从心底里感到震惊。我站在J.B.普里斯特利[8]的青铜像旁——他就是布拉德福德人——盯着面前这个萧条无望的城市，在想：是啊，我准备回家了。

不过，我转念一想，之前还是再来份咖喱吧。

[1]　St. Michael’s Mount，英国康沃尔郡西部海中小岛屿，因15世纪建造的圣米迦勒教堂而得名，有天然海堤与陆地连接，退潮时可步行往返。

[2]　大宪章英文为The Great Charter，是英国于1215年订立的宪法，用来限制英国国王的绝对权力。

[3]　Milton Keynes，位于英格兰中南部，牛津东北面。为缓解伦敦的人口压力建于1967年。

[4]　洛威尔·托马斯(1892—1981)，美国著名作家、节目主持人以及旅行家。

[5]　Long Island，美国纽约市东南的一个狭长岛屿。

[6]　威尼斯特有的尖舟。

[7]　Schonbrum，建于1696年至1700年，位于奥地利首都维也纳。昔日奥匈帝国皇帝的夏日行宫，中欧最宏伟豪华的巴洛克宫殿。

[8]　J.B.普里斯特利(1894—1984)，英国作家，广播节目主持人，生于布拉德福德。

第十八章

前面列举布拉德福德的闪光点时，我忘了提咖喱屋，这种疏忽实不应该。布拉德福德也许失去了羊毛生意，可它得到的是上千家风味绝佳的印度餐馆。在我个人看来这样的得失十分合理，因为我实在用不上大捆大捆的羊毛，可是不管你塞给我多少印度菜，我都能吃得下。

我听说布拉德福德历史最悠久的咖喱屋，当然也是口味最佳、价格最低的，名叫“克什米尔”，就在阿兰布拉剧院的北面。这里二楼有家漂亮的餐馆，桌布雪白，餐具锃亮，侍者彬彬有礼，服务周到。不过咖喱的狂热追捧者们得去地下室，坐在长条形塑料贴面桌边和陌生人一起拼桌用餐。这里的风味绝对纯正到家，根本连餐具都没有准备，你直接用大块大块的印度面包和脏手抓起东西塞进嘴里就行。我只花了三英镑就享受了一顿佳肴，浓醇味美，辣得我的五脏六腑嗞嗞作响。

大快朵颐之后，我肚儿溜圆，胃里咕噜咕噜翻腾，就像是电影里疯狂科学家正在加热的大口量杯。我走出餐厅，踏入布拉德福德的夜色中，一边琢磨着该做些什么。现在是周六傍晚六点多，可是这地方已经死气沉沉了。

我突然意识到我的家和亲爱的家人们就在山的那头，这让我有点难过。出于某种原因，我总认为旅途中半途而废返回家中简直就是作弊。不过后来我又想：见鬼，我孤苦伶仃，冷得哆嗦，才不愿意在离家二十英里的旅馆里过夜呢。于是我走到佛斯特广场车站，乘了一辆咯吱作响、空空如也的火车到达斯基普顿，再换出租车到约克郡山谷小村里的我的家。我让司机在路边将我放下，这样我就能悄悄走到门口。

夜幕之中回到温暖舒适的家是多么令人愉快啊。窗子里透出“欢迎回家”的暖暖灯光，让你知道这就是你的家，家人们就在里面。我走上门前车道，从厨房窗外向里面张望：妻子孩子们都在，围坐在餐桌前玩“大富翁”游戏。上帝保佑他们身心健康，我盯着他们看了很久，完全沉浸在爱怜和羡慕之中，感觉就像《生活多美好》[1]里的吉米·斯图尔特[2]偷窥自己的生活一样，然后我就推门进去了。

现在，我再写下去，就会变成像电影《华生一家》[3]里面的一段那样，因此我决心引开你的注意力，暂时别去想约克郡山谷中我家厨房里欢快而感人的团聚一幕。让我给你讲述一个真实而又无关的故事吧。

20世纪80年代初，我利用闲暇时间撰写了不少文章，主要是为航空杂志写稿。我突然想到要写一篇有关惊人巧合的文章，于是先发了一封询问信给其中一家杂志表达了我的真实兴趣，如果发表的话请他们承诺付给我500英镑，这样一笔钱我真的很想轻松得来。可是，等我开始写的时候，我才意识到尽管我掌握了许多有关巧合与可能性的科学研究信息，我却缺乏足够的巧合实例让文章生动有力，而且还要凑满1500字。因此我又写了封信给那家杂志说我交不出稿了，然后把信件留在打字机上准备第二天发出去。接着我梳妆打扮，开车去《泰晤士报》上班了。

那个时候，《泰晤士报》那和蔼可亲的文学编辑菲利普·霍华德每年总是为员工们举办几次图书特卖会，因为他的办公室常常被铺天盖地的书籍塞满，连办公桌都被淹没了。这些特卖会很令人激动，因为基本上算是白送：精装本25便士，简装本10便士。他将售书所得如数捐给“肝硬化基金会”或者其他一些深得传媒业者人心的慈善机构。那天我到了报社，看见电梯旁一纸通知：下午4点图书特卖。那时是3点55分，于是我把外套扔在桌上拔腿冲进文学编辑部，那里已经挤满了各色人等。我钻入这一片混战中，第一眼看到的书居然是本简装版的《惊人的真实巧合》。这难道不算是一桩惊人的真实巧合吗？更诡异的还在后面，我打开书一看第一桩巧合中的主人公就姓“布莱森”[4]。

这个故事我在酒吧里讲了很多年，每次我讲完，听故事的人便若有所思地点点头，然后对同伴说：“我突然想起来到巴恩斯利还有一条路，不用走M62公路。你知道盖斯利的‘乐食者’环形枢纽吗？如果你在那边第二个出口……”

无论如何，我在家待了三天，沉浸在家庭生活的混乱中，像小狗一样开心——和小孩子们一起嬉闹，滥施爱心，跟着我太太从一间屋子到另一间。我清空了背包，查看了邮件，像主人一般在花园里踱来踱去，每天早晨体会着在自家床上醒来的幸福。

我无法面对即将又一次离别家人，于是我决定多住一阵，再出门游玩几天。于是，第三天早上，我开车搭上好友兼邻居戴维·库克，一位和蔼可亲且颇有天赋的艺术家，一起去他的家乡索尔泰尔和宾利散步。换个方式结伴出游感觉真不错，用土生土长的当地人眼光看看这个约克郡的小角落也颇为有趣。

我从未去过索尔泰尔，这地方美得让我吃惊。它是一座模范工业城，由某位工厂主泰特斯·索尔特于1851年到1876年间建成。如今要理解老泰特斯这个人恐怕有点难。他就是19世纪所盛产的那种乏味实业家，滴酒不沾、自以为是、敬畏上帝。他不仅仅雇用员工，还想占有他们。他的工厂雇工都要住在他修建的房子里，在他的教堂里祈祷，不折不扣地遵循他的规矩。他不允许镇上有一家酒吧，还给公园强加了一系列苛刻的禁令：不得喧哗、抽烟、游戏以及进行其他不合礼节的活动，因此公园变得一点儿也不好玩了。工人们可以在河中泛舟，但是河上不得同时出现四艘以上的船。不论工人们喜不喜欢这些规定，他们都得被迫远离酒精、勤劳苦干且忍气吞声。

但从另一方面来讲，索尔特在社会福利方面表现出几分难得的开明。他的工人们与同时代其他地方的产业工人相比，享受到了更加清洁、更加健康也更加舒适的生活环境，这一点毋庸置疑。

尽管自那以后整个小城被不断扩张的利兹-布拉德福德城市圈所吞没，可当小城建立起来的时候，坐落在干净而开阔的乡间原野上的索尔泰尔与布拉德福德乱糟糟脏兮兮的市中心大相径庭。19世纪50年代布拉德福德市里的妓院比教堂还多，连一寸带盖的阴沟都没有。而索尔特的工人们从阴暗肮脏的“背靠背”排屋里(之所以这么叫是因为每一排房子都与前一排完全一样且紧贴其后背，中间没有留出空间)，搬到通风良好又宽敞的独立小屋，每家前后都有小院，独立供给煤气，至少有两间卧室。在那个时候看来，简直就是伊甸园了。

索尔特还在能俯瞰连通利物浦运河与利兹城的艾尔河畔一块山坡上修筑了一幢庞大的棉纺厂名为“产业宫殿”。在那个年代这是欧洲最大的工厂，横亘9英亩，仿威尼斯的圣方济会荣耀圣母教堂，按精美的意大利钟楼式样装饰。他还修建了公园、教堂、“进行对话、娱乐和教育”的场所、医院、学校以及850座整洁干净的石头房子和四方网格状的鹅卵石街道群，大多数都以索尔特的太太和11个孩子的名字命名。那座“进行对话、娱乐和教育”的场所可能是这些大手笔中最引人注目的了，建造的初衷是为了引导工人们远离酗酒的危险，里面有体育馆、实验室、台球室、图书馆、阅览室还有报告演奏厅。之前从来没有人给体力劳动工人们这么奢侈的机会去提高自己，许多人也就牢牢地抓住了这样的机会。詹姆斯·沃丁顿就从还是文盲的拣羊毛工一跃成为语言学领域的世界级权威以及大不列颠及爱尔兰语音学会的领袖人物。

如今的索尔泰尔奇迹般的保存完好，只不过那座工厂早已停止生产布匹，那些房屋也归私人拥有。工厂厂房里有一层楼永久展出戴维·霍克尼[5]的作品，他就是布拉德福德人。其余楼层改造成零售商店，专卖名师设计的高档服装，精致时髦的家居用品、书籍以及艺术明信片。在布拉德福德大都市为人遗忘的角落里找到这样一座“雅痞天堂”，真是一个奇迹，而且生意还不错。

戴维·库克和我不紧不慢地兜了一圈。我从来都没怎么注意过戴维·霍克尼，不过我要说的是：这孩子画得不赖。然后我们就到从前工人们居住的独屋所在的街道上漫步，这些小屋十分温馨、整齐且都保存完好。小镇公园门前是一片起伏的小树林，然后是开阔的公共绿地，就是通常人们去遛狗的那种地方，看上去从来都没有人打理，像块野地，其实一个世纪以前这里是一座颇为成功的席普利·格伦游乐场，也是世界上最早的游乐场。

那时候的游乐项目之一就是“空中贡多拉”，过山车的前身，宣传标语是“全世界最大、最狂野、最陡峭的滑行之旅”。我曾经看过相关照片：淑女们撑着阳伞，留着小胡子的绅士们衣领挺括。他们的确看上去非常兴奋，特别是乘坐这趟“滑行之旅”，沿着陡峭可怕的危险“山峰”急驰而下四分之一英里。1900年的某一天，满满一车穿着时髦的乘客正沿着滑道爬升，准备来个惊心动魄的“跳水”，没想到缆绳滑脱，所有的人失去控制被抛了出去，摔到地面，死状颇惨也惊世骇俗，于是席普利·格伦游乐场也宣告终止。如今原址仅存的惊险项目就是那老牛拉破车的“格伦小火车”，小心而又平静地穿越附近的小斜坡，自1895年开始就一直如此。不过，我们在野草丛中还发现了从前“空中贡多拉”滑道的一段残轨，着实有点吓人。

这一整片区域就是并不那么遥远的过去残留下来的“考古”遗迹。离此一英里，一条藤蔓丛生的小路上，就是米尔恩堡原址，由小泰特斯·索尔特修建的一座装饰精美的石头宫殿。那是1870年，索尔特家族的财产似乎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可是，难道他们不懂一句老话吗？福兮祸所伏。到了1893年，整个纺织业突然萧条下来，索尔特家族产业铺得太开，十分危险。一夜之间整个家族就失去了公司控股权，他们不得不在惊愕与羞愧中变卖房屋、厂房以及相关联的股份。后来的一连串事情就变得怪异凶险起来：米尔恩堡的历任拥有者全都毫无例外地遭遇奇怪的厄运。一位无意中被高尔夫球棒打了一下，竟然因伤势恶化成坏疽一命呜呼了。另一位则是回家撞见自己年轻的新娘与生意合伙人在卧室床上赤裸大战，他用枪打死了合伙人，抑或是把两个都打死了，众说纷纭，最后他当然是把卧室砸了个稀烂，便找了个地方悬梁自尽了。

之后不久，这座宅子的名声就传开了，拥有它的人肯定要倒大霉。有人搬进去后就会突然搬出来，面如死灰，伤势惨重。1930年房子最后一次上市交易，却找不到买家，就空了20年，直到1950年被拆毁。如今的遗址上藤蔓丛生，野草茂盛，你走过都不会猜到英格兰北部最精致的豪宅之一曾矗立于此。不过，如果你像我们这样在深深的杂草中四处探寻的话，还能发现从前温室的一块地板，黑白瓷砖拼成整齐的图案。很奇怪，这让我想起在温什科姆[6]看到过的古罗马马赛克图案，两者同样令人惊叹。

试想一个世纪之前，小泰特斯·索尔特曾站在这座辉煌的豪宅中，俯瞰整个艾尔河谷，远处就是索尔特家族的工厂，铿锵之声渐远，蒸腾的雾气冲天，再远一点是世界羊毛业最富庶的中心。而这一切现在竟然全部烟消云散了。我在想，如果老泰特斯今天看到家族财富付诸东流，他那昔日繁忙的工厂如今摆满了时尚的镀铬家居用品和屁股发亮的赤裸男泳者画像，他究竟会怎么想？

我们俩在这孤峰上驻足良久，这里你能看到远处的艾尔谷，拥挤的房舍沿着陡峭的山坡一直往上爬到荒凉的高地山岗。我又开始琢磨这些房子里的人都是做什么的，每次我站在北方的山坡上总喜欢思考这样的问题。整个艾尔谷上上下下曾经有几十家工厂，光宾利一地就有十来家，现在全部搬迁拆除，腾出空间来建造超级市场或是改造成文化传统中心、公寓大楼以及大型商场。宾利最后仅存的纺织工厂“法国工厂”也于一两年前关闭，如今窗户玻璃残缺，凄然孑立。

搬来英国北方有许多事情让我惊讶，其中之一便是发现自己仿佛身处异国他乡，也许是因为北方的环境给人的感觉吧。这里多见开阔的高地荒原和广袤的蓝天，到处是干砌石墙，阴郁的工厂小镇，还有山谷地区和湖区那温馨的石屋小村落。当然，这里特别的口音和迥异的措辞还有令人耳目一新的直白言语(有时坦率得让人害怕)也是原因之一。此外，还因为英国南北方的人们实在大相径庭，有时对对方的地理无知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当年我在伦敦报业供职的时候，听到有人发问：“哈利法克斯[7]是在西约克郡还是在南约克郡？”再看一桌子人眉头紧皱，眼神茫然。等我搬到北方，告诉当地人我以前住在温莎附近的萨里，我看到的也是同样一副表情——有点紧张、毫无把握，似乎很怕我说“请你在地图上把这个地方指给我看看吧”。

不过，大多数情况下，北方和南方最大的差别在于人们对于经济衰败和逝去的荣光有种超乎寻常的敏感，特别是开车经过普雷斯顿[8]或布莱克本[9]这样的地方，或者是站在我所在的小山顶上的时候。如果在布里斯托[10]和沃什湾[11]之间画一条斜线，整个英国就一分为二，两边人口大约都是2700万。1980年到1985年间，南边有103,600人失业，而北边则有1,032,000人失业，几乎是前者的10倍。如今，北方的工厂仍在继续关闭，每天晚上这里的电视新闻里至少有一半都在讲工厂关门。于是我又提出疑问：那些房子里的人都是做什么的呢？或者更为尖锐地问：他们的下一代又该做什么呢？

我们走出这块地方，沿着通往艾尔德威克[12]的另一条道路前行。经过一座庞大而装饰奢华的门楼，戴维沮丧地轻叹了一声：“我从前有个朋友住在这里。”如今这大宅已破败不堪，窗户和走廊都用砖封了起来，如此精致的建筑就这样白白荒废了。旁边一个老式带围墙的花园也因无人打理而杂草丛生。

戴维指着马路对过的一幢房子，那是著名天文学家弗雷德·霍伊尔从小生长的地方。在其自传中，霍伊尔曾回忆他从前看着戴白手套的仆人们在米尔恩堡进进出出的景象，对于那高墙之内发生的种种丑闻和悲剧只字不提，颇为神秘。这本自传是我花三英镑在旧书店里淘来的，当然期望前几章里尽是枪战和夜半惊魂的描写，你能想象我有多失望吧。再往前走一点，我们经过了一大片郡建公寓楼，丑陋不堪，地处偏远而且规划布局凌乱奇怪，尽管所有的楼房都建在开阔的山坡上，却没有一家看得到风景。戴维告诉我，这些楼房曾赢得多个建筑奖项。

我们沿着一道弯曲的斜坡漫步走入宾利，戴维一路上告诉我2世纪40年代到50年代他在此地度过的童年岁月。他所描绘的是一幅诱人景象：看电影(周三去露天剧场，周五去爱神木影院)、捧着报纸包的炸鱼薯条大快朵颐、从收音机里欣赏《迪克·巴顿》[13]0和《聪明绝顶》[14]，下午商店便关门，邮局二次投递，人们骑车出行，还有那没完没了的夏日，简直就是神奇的世外桃源。他所描述的宾利自信又繁盛，就像是自豪而强大的帝国心脏中的一颗小齿轮：工厂繁忙有序，活跃的市中心全是剧院、茶室和有趣的商店，与我们如今身处的邋遢、老旧而喧闹的地方完全不相符。“爱神木”和露天影院多年前就歇业了。露天剧院从前曾被伍尔沃斯公司收购，不过那也是很早以前的事了。如今的宾利没有一家电影院或者什么别的去处让人有想进去的冲动，市中心耸立的是布拉德福德宾利建筑协会大厦，令人望而生厌。这幢大楼不仅自身糟糕透顶，毫不协调，更让人绝望的是它与周围的环境格格不入。宾利市中心就夹在大楼与肮脏不堪的20世纪60年代兴建的砖石建筑商业区之间，其独特的风格已全然尽毁，无可挽回。因此，发现宾利市中心之外仍然是个不错的去处，真是让人又惊又喜。

我们路过了一所学校和一座高尔夫球场，来到一个叫作“贝克福德农场”的地方，那是一座漂亮的石屋小村，坐落在一条汩汩小溪旁边的高地上。布拉德福德主干道离此不过几百码，不过，这里俨然是一个与世隔绝多年、不闻机器轰鸣的桃花源。我们顺着一条蜿蜒的河边小路信步走在阳光之下，小路格外迷人。戴维告诉我这里曾经有一座油脂加工厂，空气难闻至极，小河的水也经常呈现恐怖的铁锈色和乳白色，上面还浮着一层泡沫状的污物。当时流传着可怕的传闻说如果把手放进这样的水里，整块皮就会剥落。如今，这河里碧波泛起水花，一派健康的样子，整个村子也完全未被时间或者工业改变过。从前的工厂早已被洗刷一新，内部整改成为时髦的公寓楼群。我们向北走到一个叫“五道梁”的地方，连接利兹和利物浦的运河在这里向上爬过五道陡坡，差不多有一百英尺，正对着“法国工厂”那如刀锋削过的平直地盘上破碎的窗户。我们想想也差不多把宾利看了个遍，就走进了一家气氛热烈的“老白马”酒吧，开怀畅饮啤酒，可算是了了我俩一路过来的心愿一桩。

第二天，我和我太太一起去哈罗盖特镇上购物，其实是她在购物，我去镇上兜了一圈。在我看来，购物实在不适合男女一起去做，因为男人们想做的无非是去买把诸如钻头之类轰鸣作响的东西，然后回家把玩；而女人至少要把那地方卖的所有东西都看过一遍，或者抚摸过至少1500种不同的面料以后才行，否则难以芳心大悦。对于女人在商店里喜欢摸这摸那如强迫症似的古怪冲动，难道没有人和我一样对此迷惑不解？我曾多次看到我太太特意跑到二十或三十码开外去摸什么东西——马海毛绒衫啦，天鹅绒床罩啦什么的。

“你喜欢那东西？”我惊讶地问，因为我知道这种东西她应该从来就不喜欢。她便像看一个疯子一般看着我。

“那个？”她说，“不，那东西太可怕了。”

“那你为什么——”我每次都想说，“为什么特意跑过去摸一把？”不过，当然，正如所有“久经考验”的丈夫一样，我学会了在太太购物时保持沉默，因为不论你说什么“我饿了”“我看腻了”“我的脚酸死了”“是的，你穿这个也很不错”“那就两个都买吧”“噢，天杀的”“你能不能回家啊”“季风？又来了？天杀的”“那你为什么特意跑过去摸一把”之类的话都毫无用处，于是我啥也不说。

这一天，我太太买鞋的兴味甚浓，也就是花上数小时让那个身穿廉价西装的可怜虫给她拿来无数盒看上去大同小异的鞋子试穿，然后决定一双也不买，于是我便明智地决定一早就全身而退，看看这座小镇。为了表明我对太太的热爱，我先带她去“贝蒂饼屋”喝咖啡吃蛋糕(那里的价格一定会让你“大出血”)。在店里她给我下了一条如往常一样精确至极的指示：“三点钟在伍尔沃斯门口见。不过，听着——别去弄那个——听好，如果拉赛尔和布罗姆利都没有我要的鞋子，我就去拉维尔。那样的话就三点一刻在玛可斯的冷冻食品区见，我要么在汉密克的烹饪书区要么在儿童读物区，或者我在‘布兹’玩玩吐司机，实际上我还是去拉赛尔和布罗姆利再试穿一遍那些看上去差不多的鞋子吧。那样的话我们就在门口见，三点二十七分以前哦，你记住了吧？”

“记住了。”才怪。

“别让我久等啊。”

“当然不会。”你做梦吧。

然后她吻了我一下就走了。我喝完了咖啡，体会了一把这精致小店里典雅而古典的气氛：这里的女招待们还戴着百褶帽，黑色连衣裙外面罩着白围裙。这样的地方真应该多一点，我觉得。尽管这里一玻璃壶咖啡和一块甜甜的小圆面包价格不菲，可你花的每分钱都值得，而且一坐可以一整天。这里如此惬意，我正有此打算呢，不过我想还是应该去镇上转转，于是就付了账来到购物商场一带，看看哈罗盖特镇的新店——维多利亚花园购物中心。这名字有点好玩，因为开发商将其建在维多利亚花园原址上，所以其实它应该更名为“被此购物中心毁掉的美丽公共小花园”。

我原本对这些并不在意，不过开发商还拆毁了英国最后一座漂亮公厕，就位于前面提到的花园里面。那是一座珍贵的地下小宝藏：瓷砖精打细磨，黄铜闪闪发光，男厕所美得令人惊叹，据说女厕那边也一样。本来我也不太在意这个的，可是这座新的购物中心糟糕得令人心碎，集各种建筑风格于一身，惨不忍睹——有点像巴斯的新月酒店加上水晶宫再加上麦当劳餐厅的屋顶的味道，顶上还有一圈栏杆，装饰着真人大小的塑像，有男人、女人和小孩。我实在没有勇气去揣度设计者的用意，天知道这代表了什么——我想这可能是某种人物陈列堂，可是看上去这效果仿佛是不同年龄层次的几十名市民要集体自杀。

购物中心靠车站广场的一边就是精致小巧的维多利亚花园和漂亮小公厕的原址，如今这里修建了一座露天的圆形台阶广场，我想是供人们在约克郡每年难得的大晴天里坐下休息的吧。马路上远离地面建造了一座荒唐透顶的封闭式人行天桥，将购物中心和对面的停车场连接起来，同样是那种格鲁吉亚式、意大利式或鬼知道什么式的混合风格。

前面我曾对英国处理自己建筑遗产的方式做出过评论，你也许会愚蠢地认为我对这种混搭风格热衷不已。天哪，完全不对。如果“混合集成风格”的意思是一幢建筑物多少注意到周边的环境，多少努力去配合隔壁的屋顶线条，与邻居的窗户及门的尺寸和位置互相呼应之类的话，那么我是喜欢的。不过如果“混合集成风格”意味着我面前这一堆滑稽可笑的迪士尼乐园版本之“快活老英伦”的话，那么谢谢你，我可不要。

我想你大可与我辩论，我敢说维多利亚花园的建筑师肯定会这么做。他会辩称至少他花了心思将传统建筑的风格注入小镇风貌之中，而且至少也比旁边那座克奥普百货公司欢天喜地进驻的玻璃塑料大盒子要不那么有碍观瞻得多吧(那座建筑，容我插句嘴，丑陋得登峰造极)。可是，其实在我看来这两幢大楼是五十步笑百步，不过就呆滞保守、缺乏想象力这方面来说，维多利亚花园不如那可恶的“克奥普”大楼。(不过，容我再补充一点，这两者要是和枫树大厦比较起来是小巫见大巫。那座建于20世纪60年代的高楼，简直就是个脑残恶作剧，一整条布满平淡无味的维多利亚式建筑的长街中央突然冒出十几层的一座高楼。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情呢？)

那么英国这样可怜的破败小镇到底该怎么办，如果我不让密斯·凡德罗[15]或者华特·迪士尼来插手的话？我希望我能有答案。此外，我希望建筑师们明白，他们当然有办法造出时髦新潮、具有前瞻性的建筑而又不破坏其周边的整体氛围，大部分其他欧洲国家就是这么做的(法国是个例外，很令人好奇)。那么为什么这里的建筑一团糟呢？

不过，抱怨了这么一大堆也够了。哈罗盖特镇其实是个相当精致的小镇，与其他许多地方相比，盲目开发的“伤痕”少很多。这里有一片面积215英亩的公园式公共绿地，周围簇拥着坚固而颇有人气的住宅，是英国最大最便宜的绿地之一，再加上精致的老饭店、舒适的商业区和雅致整洁的氛围。简而言之，这就是你随处可见的典型美丽小镇，以一种令人愉悦的英国方式让我想起了巴登巴登，当然这并不令人意外，因为它从前也是个非常成功的温泉度假小镇。我在“皇家泵房博物馆”里拿到的一份小册子上说，直到1926年，这里的温泉每天仍然喷出两万六千杯硫黄水。如果你想喝的话，这水还能喝得到。水龙头上的一纸告示提示说这硫黄水对肠胃气胀有特效，这种承诺相当误导人。我当时差点猛喝一口，突然意识到告示的意思其实是“硫黄水能预防肠胃气胀”，多么奇怪啊!

我在泵房博物馆里转了一圈出来，路过老天鹅饭店——就是当年轰动一时的阿加莎·克里斯蒂[16]出走躲藏的地方。她当年发现丈夫竟然是个玩弄女性的禽兽后愤而出走。然后我漫步向北到蒙皮利尔街，那条小街美不胜收，全是售卖昂贵古董的店铺。我仔细瞻仰了七十五英尺高的战争纪念碑，然后就开始漫无目的地舒适闲逛，一边想要是能住在俯瞰公园的大宅子里该有多好，从自家大门漫步出去就可以购物了。

你绝对无法想象如此繁盛而雅致的哈罗盖特镇居然和布拉德福德或者博尔顿这样的地方同处一个地区，当然这是英国北方的另一面——像哈罗盖特和伊尔克利这样欣欣向荣的地方，甚至比南方的同等城镇还要高雅、富庶。如果你问我的看法，这一点让英国北方显得更有趣了。

最后，暮色渐临，我走回商业街中心，一边挠头一边又害怕又恐慌，完全不知道何时何地与我亲爱的太太碰头。我呆立在那里，脸上的表情就像斯坦·劳莱[17]回头发现他一直在找的那架钢琴正沿着陡峭的山脊往下滑，奥利[18]就趴在上面，两腿不停地扭动。然后我太太居然奇迹般地走了过来。

“哈啰，亲爱的!”她的声音明快，“我得承认我真没想到你在这里等我。”

“噢，天哪，对我要有点信心嘛。我早就到了。”

接着我们手挽手走入了冬日的夕阳之中。

[1]　又名《风云人物》， 1946年出品的美国电影，讲述的是圣诞夜上帝派遣天使来拯救一个绝望中欲自杀的青年男子的故事。

[2]　原名詹姆斯·斯图尔特(1908—1997)，美国著名电影及戏剧演员，曾获奥斯卡奖，代表作有《费城故事》《后窗》等。

[3]　1972年到1981年在美国热播的电视剧，讲述的是三代同堂的十一口人在大萧条和二战时期酸甜苦辣的家庭故事。

[4]　本书作者就姓“布莱森”。

[5]　戴维·霍克尼(1937—)英国艺术家，20世纪60年代英国波普艺术运动中的重要代表人物。

[6]　英格兰西南部一小镇。

[7]　英格兰东北部城市，位于曼彻斯特东北面，属西约克郡。

[8]　英格兰西北部港口城市，位于利物浦东北偏北方向。

[9]　英格兰西北部城市，位于曼彻斯特西北偏北方向。

[10]　英格兰西南部港口城市，重要贸易中心。

[11]　The Wash，英国东部诺福克郡与林肯郡之间的海湾。

[12]　Eldwick，英国约克郡布拉德福德市的一个小村庄，靠近宾利市。

[13]　Dick Barton， 1946年至1951年英国广播公司播出的侦探系列广播节目。

[14]　Top of the Form， 1948年至1986年英国广播公司播出的智力竞赛问答节目。

[15]　密斯·凡德罗(1886—1969)，德国建筑大师，20世纪中期世界最著名的四位现代派建筑大师之一，倡导“少即是多”的设计哲学。

[16]　阿加莎·克里斯蒂(1890—1976)，英国著名女侦探小说家，著有八十余部侦探小说及戏剧，代表作有《东方快车谋杀案》《尼罗河上的惨案》等。

[17]　斯坦·劳莱(1890—1965)，英国著名喜剧演员，一生共拍摄一百余部滑稽长短片，大部分为无声片。

[18]　即奥利弗·哈代(1892—1957)，美国著名喜剧演员，与斯坦·劳莱是老搭档。

第十九章

我乘火车去了利兹，然后再换乘另一列去了曼彻斯特，这旅途漫长却不失趣味。火车在深深的山谷中穿行，悬崖峭壁看上去神秘而可怕，和我家附近一带有点相似，不同的是这些山谷中密密麻麻地点缀着古老的工厂厂房以及拥簇成团的被煤烟熏黑的小村庄。那些古老的工厂似乎可分为三类：(1)废弃闲置，窗户破损还挂着“出让”的牌子；(2)尸骨无存——只剩一片寸草不生的空地；(3)改建成非厂房性质的建筑，如邮局仓库或者水管供给库这一类。我一路上至少经过了上百家这类旧厂房，直到我们进入了曼彻斯特市郊，才看到第一座似乎还在从事生产的厂房。

我出发的时候就不早了，因此当我从曼彻斯特的皮卡迪里火车站钻出来的时候，已是下午四点，暮色开始降临。街道被雨水冲刷后闪闪发亮，车辆来往繁忙，路人行色匆匆，这一切都让曼彻斯特颇具魅力非凡的大都市的感觉。我大概是完全疯了，居然预订了皮卡迪里这家高级酒店的客房，房间在第十一层，可感觉就像是在第八十六层，窗户景观也让人感觉“一览众山小”。如果这时我太太在家里突然发怒，爬上我家房顶，我在这窗边就能看到她。曼彻斯特似乎无边无际，鹅黄的街灯铺展开来，看不到尽头，大街上满是爬行的车辆。

我摆弄了一会儿电视，“没收”了房间里的纸笔和备用肥皂，把一条长裤放进了长裤熨烫机中——付了这么大一笔费用，我决心要把它赚回来——即使我知道熨好以后，我的长裤会在最最奇怪的地方打皱起褶子。(这是我的问题还是这些机器本来就是功能与名称完全相反？)做完这些，我就出门转转，找个地方吃晚饭。

英国的餐馆饭店和我之间似乎存在一种反比关系，也就是说它的数量越多，我就越难找到一家勉强能满足我最低标准的饭店。我就想找一家背街上的意大利小餐馆，那种桌上铺着格子台布，放着几瓶基安蒂酒，还有蜡烛，整个儿洋溢着20世纪50年代精致感觉的地方，可是现在却极难找到。我走了好长一段路，只看到那些提供塑料菜单和令人倒胃口的食物的全国连锁店，要么就是酒店餐厅，菜肴描述得天花乱坠，却烹饪过度，让人失望，三道菜就花掉你17.95英镑。最后我来到了唐人街，街口的标志性建筑就是一座色彩缤纷的巨型拱门，让人一见倾心。这里有好多家餐馆，夹杂在大型写字楼之中。只是，这里给我的感觉一点都不像踏进东方世界的一角。大一点、看上去好一点的餐馆全都挤满人，于是我只能找个楼上的馆子坐下，那地方装修破败，东西难吃，服务生更是冷漠至极。

饭后，我开始在曼彻斯特阴冷潮湿、灯光昏暗的街头漫无目的地散步(不记得还去过哪个城市的夜晚比这里更黑暗了)。我也没法准确地说我去了哪里，因为曼彻斯特的街道对我来说似乎全都一模一样。我感觉仿佛自己从来不曾接近或远离过某个特定目标，只是在都市地狱之中游走。

最后，我来到了一座黑乎乎的庞然大物边上：安戴尔购物中心(这名字又来了)。这座建筑物是多么令人愕然的一个错误啊!当然，在曼彻斯特这样一个终年多雨的地方，这里一定生意不错，因为能在室内购物，风雨无阻，而且如果要买东西的话，在城里就买得到总比去城外要好。可是黄昏六点刚过，这座购物中心就变成占地二十五英亩的路障，门窗紧锁。任何人想要步行穿过市中心，都不得不望“楼”兴叹。上次我来这里的时候里面还在装修，现在从窗外可以看到内部已经打扮停当，看上去仍然还不错，可是外墙上贴着那种糟糕透顶的瓷砖，整个建筑简直就像世界上最大的男厕所，而且我走过加农街的时候，的确看到留着平头满是文身的三个小青年对着它的外墙随地小便。他们根本就没看我一眼，可我突然意识到天色渐晚，街上空空荡荡，几乎没有像我这样面容可敬的正派人士行走。于是我决定返回酒店，以免夜深人静时其他醉酒之徒把我当成公厕泄个痛快。

第二天一早我就醒了，踏上“小雨润如酥”的街道，决定让这城市给我留下点深刻的印象。要知道，对于曼彻斯特，我的问题在于完全没有印象，一点儿也没有。其他那些英国著名城市总有点东西让人难以忘怀，比如某种核心主题永远铭刻在我心里：纽卡斯尔以桥著称；利物浦则是利物大楼和码头；爱丁堡的城堡举世无双；格拉斯哥拥有面积奇大的凯文格罗夫公园和查尔斯·雷龙·麦金托什[1]设计的建筑；就连伯明翰都有大公牛环形中心广场，虽然以难看而闻名。可是曼彻斯特对于我来说永远是一片空白——一座城市连着一座机场。提起曼彻斯特，涌入我脑海里的是对曼联队模糊不清的印象、艺术家L.S.洛瑞[2]、准备启动的有轨电车(因为在苏黎世[3]或者别的什么地方有轨电车运行得很好)，还有哈勒乐团、历史悠久的《曼彻斯特卫报》[4](其实多年前就已搬离曼彻斯特了)，此外还有每四年一次不屈不挠的努力想赢得下届夏季奥运会举办权，包括花费4亿英镑建造赛车馆或者2.5亿英镑建造一座乒乓球综合馆的庞大计划，或者是营建其他一些对这个日益衰落的工业城市之未来至关重要的宏伟建筑。

除了L.S.洛瑞，我无法再说出另一位出自曼彻斯特，也为曼彻斯特本地人所熟知的伟人(和这个城市的罗马名字有点关系)。市政厅门外矗立着不少雕像，很明显，这座城市在辉煌时光中曾经孕育过一些值得一提的人物，不过从雕像们穿着的19世纪双排扣大衣礼服以及羊排状络腮胡子上同样能清晰地看出，要么这座城市已经不再出名人了，要么就是它已经不再为名人立雕像了。我围着雕像群看了看，一个名字也不熟悉。

如果说我至今还对这个城市印象模糊的话，也不完全是我的错。曼彻斯特似乎本来就面貌不清。本地的官方口号是“今天打造明日之城”，可实际上对于自己在世界上的定位，曼彻斯特的确存在两种想法。在凯瑟菲尔德区，工人们如今正快速创造着“昨日之城”：将老式砖砌高架路和仓库刷洗干净，在码头区重新铺设鹅卵石路，给老式拱形人行天桥涂上鲜亮的新外衣，还将一大批各类老式长凳、护柱和街灯柱安装在城区各处。等这一切布置停当，你就能看到19世纪的曼彻斯特究竟是什么模样——或者说加上那些酒吧、铸铁垃圾箱、历史遗迹游览路线指示牌，以及吉梅克斯展览中心[5]的老曼彻斯特到底是什么样子。可是在萨福德码头区，城市规划者们又完全改弦易辙，尽其所能地将过去的痕迹完全抹去，在昔日繁忙兴盛的曼彻斯特运河码头原址上，制造出了一个迷你的达拉斯城[6]。这地方简直是举世无双——现代风格的玻璃幕墙写字楼挤成一堆，和商务精英公寓楼一起在茫茫都市中兀然挺立，看上去全都空空荡荡。

在曼彻斯特有一样东西是你踏破铁鞋无觅处却得来全不费工夫的，那就是绵延不断而又紧凑拥挤的“加冕典礼街”。我应该解释一下，《加冕典礼街》是一部连续播放好几年的电视肥皂剧，不管是谁不论从何种意义上看都会喜欢它。该剧讲述的是在大曼彻斯特一条典型的工人聚居的砖砌排屋街上的众生百态。我听说这样的街道以前有许多，可现在你走上几英里都难得见到一幢这样的排屋，这要归功于该市在城市翻新方面做出的不懈努力。不过这也没关系，你可以去格拉纳达影视旅游城去参观剧中真正的加冕典礼街。我现在正在路上呢。格拉纳达是英国主要的几家独立电视网之一，从好莱坞的环球电影城那里借鉴经验，摇身一变成为了旅游景点。我等待这个机会已经好几年了，因为坦率地讲，这样的主意简直荒谬透顶。

来到影视城我发现游人如织，感觉十分惊诧。离游园大门尚有一段路程，马路两边就出现了奇大无比的停车场。现在是上午九点五十分，这里已全部停满车。从北部城市沃金顿、达令顿、米德尔斯堡、唐卡斯特、威克菲尔德开来的大巴放下来一拨一拨头发银白的老人，渐渐汇成人流。从小轿车上下来的则是一车车全家老小，每个人的脸上都洋溢着幸福，看上去和善可亲。

大门口排起了一条三到四人宽长达一百五十码的人龙，我排了进去，一边盘算着这到底算不算是个错误。不过，十点整进门闸机开启，人流迅速涌入，几分钟工夫，我也进去了。让我深感意外的是，这里的确不错。之前我以为不过是沿着《加冕典礼街》的外景转转然后敷衍了事地带着游客参观一下就好了。其实，格拉纳达公司将这里设计成了一座游乐园，效果相当出色。这里有那种高科技视听动感电影(Motionmaster)，座椅会倾斜抖动，观众可以真切地感觉到被抛到空中或甩下悬崖的惊险刺激。还有一间影院提供塑料眼镜观赏三维效果的喜剧片，讲的是一群蹩脚画家和设计师的故事。此外，还有颇具娱乐性的音效展示，以及恐怖但招人喜欢的化妆特效展示，还有在仿造的下议院中举行的一场让人捧腹的生动辩论表演，出演的是一群青年演员。难能可贵的是，这乐园里的所有项目并非徒具光鲜的外表，其实蕴藏了真正的智慧。

我虽已客居英伦二十年，仍常常为英式幽默的质量深深折服，尤其是在最不可能发现幽默的地方——在别的国家绝不可能幽默得起来的地方。在英国，幽默就是露天市场小摊贩们的叫卖声，就是街头艺术家们的拿手绝活——那种玩抛接火把或者骑独轮车的，能拿自己、拿观众开玩笑一口气说个不停的；幽默也是圣诞节的哑剧表演、酒吧里的寻常对话以及在孤单冷清的地方偶遇有趣的陌生人。

我记得多年前有一次去滑铁卢火车站，发现那里乱成一团，原来北面的克拉普汉姆枢纽站起火，火车营运中断。接下来的一个多小时里，几百名旅客以超乎寻常的耐心一直静候在那里，盯着空白的指示公告牌。偶尔有流言传来说有列火车在七站台即将出发，人群里便小小地骚动了一下，每个人都拖着疲惫的双腿朝那边走去，走到门口却又听到新的流言传来说火车实际上是在十六站台或者二站台出发。最后，大家将火车站的所有站台几乎一一走过，坐上不知开向何方的一列列火车。我发现自己乘上了一辆火车的最后一节挂车，据说马上开往里士满。车厢里除了我还有另一名乘客：一位西装革履的男士，坐在一堆邮包上。他有一丛浓密的红胡子，浓到你可以割下来填满一个靠垫，脸上一副极其厌世的表情，一望即知他属于那种老早就放弃了回家希望的人。

“你等了很长时间吗？”我问他。

他若有所思地叹了一口气：“这么说吧，我到这个火车站的时候胡子是刮得干干净净的。”

我太欣赏这幽默了。

这之前几个月，我和全家人一起去欧洲的迪士尼乐园。从技术层面来讲，迪士尼简直让人目瞪口呆，它在单个大型游戏上投入的钱足以让眼前这个格拉纳达影视乐园寒酸得像小山村里组织的业余游乐会。可是如今，我坐在格拉纳达乐园里欣赏冒牌下院辩论表演所带来的无边乐趣，突然发现迪士尼乐园从来不曾给人如此真心的快乐。这种英国人独有的智慧，特别是那种不动声色、挖苦反讽而又轻描淡写的智慧，是迪士尼乐园那些身心健康且严肃得可怕的想象创意师们所完全不能理解的，而且我认为他们很不幸地明白这一点。如果迪士尼乐园也安排一个“下议院辩论”表演，肯定是认真诚挚、矫揉造作且好强得可怕，三分钟内一定结束；议会里的两派人士对于“取胜”都非常在意，哪怕只表现出一点点好胜心。而这里的辩论进行了半小时，许多桥段都是即兴而发，完全看不出哪一方会取胜。这表演全为让人开心，精彩绝伦、聪明绝顶，我简直有点受不了。我知道，英国人的幽默比其他任何事情都令我留恋回味。

整个格拉纳达影视城唯一不幽默的地方就是《加冕典礼街》的摄影棚，不过这是因为对于数以百万计的参观者来说，来此地瞻仰是近乎宗教的一种行为。《加冕典礼街》是我的大爱，因为这是我在英国的电视里看到的第一拨节目之一。当然，我完全不知道这个电视剧在讲什么，可是我就是很奇怪地被它所吸引。我的故乡美国的电视剧全是讲那些冷酷无情的大富大贵者，身披1500美元一套的西装，位居摩天大楼顶层的办公室里，扮演主要角色的男女演员们在演技和发型之间通常更在意后者。而英国的这部精彩剧集则是有关居住在北方一条无名小街的普通百姓，他们讲话的口音我几乎听不懂，但他们演什么都不过火。在第一拨插播广告开始之前，我已经无可救药地沉迷进去了。

可后来我就在残酷逼迫下去舰队街的报社上起了夜班，每晚收看此剧的习惯也就改变了。如今当《加冕典礼街》播放之时，我根本就被我太太勒令待在卧室之外，因为我已经完全和复杂的感情主线脱节，一边看一边不停地问：“厄尼主教哪儿去了？这人是谁呢？狄德丽不是和雷·兰顿在一起吗？伦到哪里去了？斯坦·奥格登居然死了？”一分钟工夫我就发现我被赶出了卧室。不过我现在发现你可以多年不看《加冕典礼街》，但仍可以在该片的露天布景里徜徉享受，因为这街道上的一砖一瓦就是电视剧里的场景，这里就是真正的拍摄地。顺便提一下，格拉纳达公司几乎每个周一都闭园休息就是为了拍摄此剧——这布景感觉上很像一条真正的街道，房屋坚固，真砖真瓦造的。不过就像所有其他游客一样，当我透过窗户和窗帘的缝隙向室内偷窥的时候，发现其实这些房子不过徒具外壳，里面除了电线和木匠用的锯木架以外别无他物(室内的所有场景都是在背后的公司大楼里拍摄的)。在外景街的一端我发现了几幢现代风格的住宅，十分疑惑，而且让我不快的是街头报摊比从前要漂亮整齐得多。不过漫步在这熟悉而又神圣的地方，我仍然感觉神秘无比。身边一群群游客满怀虔诚地匆匆从街上走过，辨认剧中的大门，从花边窗帘的缝隙里偷窥。为了澄清对剧情的疑惑，我拦住了一位友善的小个子女士，她的头发漂染成蓝色，戴了顶透明的雨帽，似乎是用面包包装纸自制的。她不仅告诉了我现在这些房子分别是谁住的，还告诉了我很早以前住的是谁，这样我就能完全跟上剧情的发展了。很快我就发现自己被一大群蓝色头发的小个子女士包围了，七嘴八舌地回答我在震惊之下提出的问题(狄德丽和一个玩具男孩搞到一起去了？不可能!)，并且以郑重的点头向我确认这些事实。在这条著名的街道上散步简直是让人深感震撼的经历，不过走到尽头转过街角，我发现自己突然(我都想用“无情地”这个词了)被推入一条19世纪的伦敦老街，原来这里是《福尔摩斯》的外景地。这种突兀的变化完全让人不知所措，我这才意识到所有这一切不过是精心编织的虚幻罢了。

我本来想在影视城里玩上一小时左右，到目前为止我还没参加影视城环游，也没去《加冕典礼街》的礼品店。可是我一看手表，才惊惶地发现已是午后一点。于是我略带恐慌地撤离此地，向遥远处的酒店赶去，生怕酒店多算了我一天房费，或者把我的长裤给熨过头了。

结果三刻钟以后，我发现自己背着沉重的行囊站在皮卡迪里花园的路边，完全不知道下一步该何去何从。我模模糊糊地觉得想去英格兰中部，因为英国这片高贵而又颇具挑战性的地区以前我只是走马观花了一趟而已。可是正当我站在那儿的时候，一辆褪色的红色双层大巴停在了我的面前，目的地是威根，然后我原先的念头一下子烟消云散。巧的是我的背后口袋里正好有一本乔治·奥威尔的《通往威根码头之路》，于是我毫不迟疑地把这个当成了一种启示。

我买了张去威根的单程票，座位是二楼后排中间那个。威根离曼彻斯特不过五六英里，可路上也要花去几乎一下午时间。一路上车子颠簸摇晃着穿过无数街道，这些地方看上去永远都不会改变个性，也永远不具备个性。两边全都是整齐的小小排屋，有四分之一的房子里开的都是理发店，间或有几个汽车加油站和砖石结构的商业区，千篇一律的是超市、银行、音像品租赁店、馅饼豆子商店和彩票投注站。我们穿过了埃克勒斯和沃斯利，还有一片时髦得令人惊讶的地方，然后还路过布思顿、蒂德斯利、阿瑟顿、海恩德利等我闻所未闻的地方。[7]巴士停靠十分频繁，似乎每二十英尺就有一站，每一站都有大量的人上上下下，这些人看上去全都贫穷疲惫，我怀疑比实际年龄大二十岁的样子。乘客几乎清一色都是中年妇女，留着鬼斧神工的发型，像老烟枪一样笑得都能咳出痰来。偶尔也有几位老头，戴着低顶圆帽，穿着玛莎百货买来的暗褐沙拉链紧身夹克。不过所有的乘客都无一例外地友善可亲、喜气洋洋，彼此之间相处开心，他们互称对方为“亲爱的”或“爱人”。

最不可思议的——也许是最寻常普通的吧，要看你如何看待了——就是一路上这些连绵不绝的小小排屋是如此干净整洁，呵护备至。这些房子虽然简陋朴实，有点临时代用的味道，可是每级台阶都一尘不染，每扇窗子都闪闪发亮，每片窗台都涂着耀眼的新漆。我拿出那本《通往威根码头之路》读了起来，在另一个世界里迷失了自我，那个世界就是我经过的这些小社区所在的区域，可是与我抬眼向外张望所见的大相径庭。

我们不要忘记，奥威尔是在伊顿公学[8]受教育成长的，在他眼中劳动阶层就像我们眼中的西太平洋雅浦岛人一样，都是一种奇特却有趣的人类学现象。在《通往威根码头之路》一书中，他记录了自己童年时代经历的恐慌事件，其中之一就是自己身处一帮工人之中，而且还要与他们轮流分享一瓶酒。说实话，自从读到这段开始，我便对老乔治·奥威尔心生怀疑。很明显他把20世纪30年代的工人阶层刻画得肮脏恶心，可是实际上我所知的每一桩证据都表明那时候大多数工人都极其讲究干净整洁。我的岳父大人就是在极度贫困的环境里成长的，以前常说起最最可怕的穷苦日子——你也知道，父亲死于工厂事故，抛下三十七个子女，除了苔藓汤和一片屋顶泥瓦，没有茶点可吃，只有每个周末他们可以拿一个孩子换一便士的烂萝卜这一类的故事——而他的岳父，来自约克郡，以前常说起更加可怕的故事，诸如单脚跳上四十七英里路去上学，因为他只有一只靴子，靠不新鲜的小圆面包和发臭的三明治勉强果腹。不过他们全都会得出同一个结论：“我们总是十分干净，房子里也一尘不染。”应该说他们是你可以想象得到的擦洗得最干净的人了，他们那数不清的兄弟姐妹以及朋友亲戚也是如此。

碰巧之前不久，我遇到过作家兼剧作家威利斯·霍尔(他还是位非常和善的人)，不知怎么我们就谈到了这个话题。霍尔在利兹长大，家境贫困，他也毫不犹豫地肯定自己家的房子虽然家徒四壁、老旧不堪，但绝对没有一块肮脏的地方。他告诉我：“战后我母亲分配到了另一套房子，她离家前花了整整一天时间将老房子从头到尾全部擦洗了一遍，直到闪亮如新，即使她知道这房子明天就要被拆掉了。她就是忍受不了把房子这么脏兮兮地留下。而且我向你保证，周围邻居没有一个人会对这种做法表示不解。”

尽管乔治·奥威尔表示出对大众的同情，可是读他的书你会觉得大众是永远不可能在智力上有所长进的。然而，单单利兹这一个穷地方就涌现出整整一代卓著人物：作家威利斯·霍尔、基斯·沃特豪斯，还有演员彼得·奥图。同时萨尔福德这样的穷人区，就我所知，产生过阿利斯泰尔·[9]克1(很难想象他是在贫苦家庭里长大的吧)，还有艺术家哈罗德·莱利，我相信在英国各地还有许多类似的例子。

翻过了一座绵延的小山丘，我们进入了威根小城。乔治·奥威尔笔下那肮脏得令人害怕的地方在我眼里竟然如此干净整洁、面貌完好，着实让我吃惊。最后我下了车，重新呼吸到新鲜空气，便出发去找那座著名的码头。威根码头这座标志性建筑十分醒目，可是奥威尔当年在这里待了几天以后居然得出码头已被拆除的结论，我们有必要再次对老乔治的报道水平持谨慎态度(保罗·瑟鲁在《海边王国》里亦是如此)。如果是我弄错了，请纠正，可是难道你不觉得奥威尔在这里待了几天写了本书叫作《通往威根码头之路》却从来不曾想过问问当地人这码头是否还在，这事十分奇怪吗？

不管怎样，现在没人会错过这码头，因为几乎每个街角都有铸铁指示牌引导方向。这码头当年其实不过是利兹-利物浦运河旁一座老旧的煤矿工棚，如今已(不可避免地)修葺一新，成为旅游景点，集博物馆、礼品店、快餐厅、酒吧于一体。那家酒吧的名字暗含一点讽刺意味，叫“奥威尔”。可惜的是，码头周五关闭，我只得安慰自己围着它走走，从博物馆的窗外窥视一下里面的展品，看上去颇具娱乐性。街对面的庞然大物几乎和码头一样醒目，那是一家仍从事生产的工厂。红色砖墙高不可攀，高一点的地方镌刻着“特伦奇菲尔德工厂”几个大字。这工厂如今属于科陶德纺织品公司，现在算是稀罕的东西，也成了观光胜地。工厂外面有指示牌告诉游客到哪里去集中参观，以及工厂商店和快餐店在哪里。对我来说，排队去参观人们制作毛巾或者别的什么东西，这主意有点怪，不过这地方好像周五也不对公众开放，快餐店的门也紧锁着，于是我漫步到市中心，路程有点远却也值得。那里的商店一派繁忙兴旺，有很多公共长椅供无法积极投身于身边的经济活动之人休息一下。才华横溢的设计师设法将一条新的购物长廊融入到原有建筑物的材质之中，将出口处的玻璃雨篷与四周建筑物的屋檐搭配起来，其手段简单却聪明高效。结果是出口处晶莹现代，但都和谐地融入到周边环境之中——正是我在本书里写了好几页赞美的那一种风格。如果这种建筑在英国只出现一次的话，那应该是在为贫困所困扰的威根小城，想起这个我就很开心。

为了庆祝一下，我准备去“科林西娅咖喱店”吃点小点心喝点茶。那地方广为宣传的特色之一就是“乔治土豆烤箱”。我问柜台里的那个女孩这是什么，她看着我好像我很怪异似的。

“就是烤土豆什么的呀!”她说。

废话，当然啰!我走了一会儿找到地方坐下，把我的茶和小面包端放在桌上。“哦，太可爱了!”我对着邻桌一位美丽的女士傻笑了一下，感觉自己的这一天过得十分快乐，然后就出发找车站去了。

[1]　查尔斯·雷龙·麦金托什(1868—1928)，苏格兰建筑师、设计师、水彩画家。19世纪末期英国“新艺术运动”代表人物。

[2]　L.S.洛瑞(1887—1976)，英国画家，以描绘20世纪早期英格兰北方工业城市的生活场景而著称。

[3]　瑞士最大城市，位于瑞士东北部。

[4]　即《卫报》。1821年《卫报》创刊于曼彻斯特城，起初名为《曼彻斯特卫报》(Manchester Guardian)， 1959年后改名为《卫报》(The Guardian)。1964年，《卫报》总部迁至伦敦。

[5]　G-Mex Exhibition Center，曼彻斯特中央会议中心的前身。

[6]　美国得克萨斯州东北部城市。

[7]　Eccles、Worsely、Boothstown、Tyldesley、Atherton、Hindley分别为这些车站的英文原称。

[8]　Eton College，英格兰最大最有名望的寄宿学校，专门培养英国上层社会的政界人物。

[9]　阿利斯泰尔·库克(1908—2004)，著名记者及播音员，生于英国，后加入美国籍。

第二十章

我乘火车去利物浦，到了那里发现当地人正在“欢度”垃圾节。市民们从繁忙的生活中抽出时间来把冰激凌包装纸、空烟盒还有塑料购物袋扔得满街都是。原本毫无生气、无人理睬的城市一下子热闹起来。各式垃圾在草丛里欢快起舞，为人行道和下水道点缀了色彩和质感。想想看，在世界上其他地方人们可是把垃圾扔进垃圾袋哦。

又是一阵头脑严重发热，我之前竟在阿德尔斐酒店预订了房间。以前到利物浦来我曾在街上注意过这家酒店，看上去颇有旧式的辉煌气势，我十分想去探究一番。此外，这里看上去很高档，我不知道我的长裤是否还能承受熨烫机的再一次折磨。因此，当我办理入住的时候，惊讶而愉悦地发现居然能享受周末特惠房价，这样就能省下钱来去利物浦特有的上好酒吧里好好地吃喝一顿了。

于是，很快我发现自己像每一位初来乍到的游客一样，来到精彩纷呈的爱乐酒馆一带，拿着一瓶啤酒，在周五晚上欢快熙攘的人群中挤来挤去。“小爱”这地方(如果你去过两次就可以这么称呼了)对于我这样的人来说其实有点太拥挤了，没地方坐也没地方站。于是我喝下那瓶啤酒，对于我这个年纪来说，正好就尿急了，因为这世上没有其他比“爱乐”那装饰精美的男士洗手间更美妙的小解之所了，然后我就出门找个清静一点的地方。

最后我走进一家名为“葡萄藤”的地方，内部装饰得几乎和“爱乐”一样富丽堂皇，却安静得多，除我之外只有三个人，这让我有点想不通。酒吧四壁全饰以精雕细琢的实木板材，大概出自格林宁·吉本斯[1]的某位模仿者之手，天花吊顶则比饰板还要精细。我坐在里面边喝啤酒边品味这奢华的环境时，有人捧着一只塑料罐子走了进来，罐子上的商标被粗暴地撕得七零八落，他走到我跟前让我为残疾儿童捐款。

“哪些残疾儿童？”我问他。

“就是那些坐轮椅之类的。”

“我的意思是你所代表的是什么组织。”

“是……呃，那个……呃，残疾儿童组织之类的。”

“好吧，只要完全合法就行。”我说着就给了他20便士，这就是我热爱利物浦的原因。林立的工厂也许早夷为平地，人们无活可干，这城市也许很可悲地将自己的命运与足球绑在一起，可是利物浦人仍然个性鲜明，敢为人先，而且从不拿赢取下届奥运会主办权这类愚蠢的豪言壮语来烦人。

“葡萄藤”酒吧这地方太妙了，我又喝了两瓶啤酒，才意识到该塞点什么东西到肚子里了，否则我就会黄汤冲脑，最后在大街上踉踉跄跄，撞得鼻青脸肿，还大声高唱“麦克里大妈”。到门外，酒吧所在的小山丘突然不知怎么的变得又陡峭又累人，后来略带着醉意我才猛然发觉，刚才我已经走下山坡了可现在我又在往上爬，所有的东西看上去似乎都不一样了。走了没多久我发现自己站在一家希腊饭馆跟前，摇摇晃晃地查看菜单。我不是那种狂爱希腊菜的人，要知道这并非对希腊精致的烹饪艺术不敬，可是我总觉得如果我真好那一口的话，其实可以自己弄片叶子来煮煮。眼前这家餐馆空无一人，凄惨得很，老板娘过来跟我搭讪，眼神中满是恳求，于是我就不由自主地走了进去。哦，那顿饭棒极了，虽然我完全不知道自己吃了些什么，可菜肴丰盛美味，服务殷勤周到，像是伺候王子一样。最后我愚蠢地灌下许多杯啤酒，把胃里的食物全冲了下去。晚餐吃完付了账单，我留下了一笔可观的小费，足以让店主一家全都跑到厨房门口来一睹这位豪客的尊容。然后我就开始穿上外套，可是有一只袖子似乎神秘失踪，怎么套都套不上。我想恐怕我是喝醉了吧。接着我就踉踉跄跄地踏出饭店，呼吸着新鲜空气，突然感觉恶心想吐，走都走不动了。

过量饮酒注意事项第二条就是千万不要在陡坡上喝酒(第一条当然是千万别突然喜欢上比霍斯·卡特赖特[2]块头更大的女人)。我走下这山坡，一路感觉这双腿已不属于我，像是挥舞的绳索一样在我身前跳跃。山坡脚下阿德尔斐酒店的招牌闪烁，向我示意，忽而近在咫尺，忽而又远在天边，不知道在玩什么有趣的小把戏，简直就像是反拿望远镜看东西一样。再加上我的头离那两条疯狂跳跃的腿足有七八码的距离，这一效果就更加震撼了。我无助地跟着两条腿疾行，也不知什么奇迹出现，它们居然载我到了坡底，安全地带我穿过马路，爬上阿德尔斐酒店门前的楼梯，走了进去。为了庆祝我平安返回，在酒店的旋转大门里我转了一整圈，又回到外面的新鲜空气之中，然后又扑回去，突然之间被甩入酒店高敞华丽的大堂。一时间我竟不知身在何处，然后才慢慢发觉夜班服务员正默默地注视着我，这才尽可能摆出得体的样子，明白乘电梯我是不可能搞定的，便走向宏伟的楼梯，尽了很大努力却不知怎么扑倒在台阶上，这样子怪异得像是把电影给倒过来放。最后我所记得的就是我跳将起来，向周围伸长脖子看我的一张张面孔宣称“我没事”，然后开始迷失在酒店永无止境的如迷宫般编号的走廊里，寻找我的房间。

给你一条建议，别去乘默西河轮渡，除非你准备让格里与和平制造者乐队的那首著名歌曲在你脑海里萦绕十多天之久。上船的时候放这首歌，下船的时候还是这首歌，上下船之间很长一段时间仍然是这首歌。第二天一早我登上了轮渡，以为乘船在水上观光能够缓解一下昨晚那可怕的宿醉，可是到处都逃脱不了《轮渡穿越默西河》(Ferry Cross the Mersey)的歌声，这让我更加头疼欲裂。除开这一点，平心而论，乘默西河轮渡吹吹风，度过一个上午还是很惬意的，有点像澳大利亚悉尼港巡游，可是却没有悉尼美景。

等他们停止播放《轮渡穿越默西河》的时候，就开始播放一段音轨，讲解从甲板上望去河岸两边的著名风景，可是那音响效果糟糕透顶，百分之八十的讲解词很快就被风吹得七零八落。我所能抓住的就是一些只言片语，如“三百万”“世界上最大”，可是这到底是在讲炼油厂产量还是酒鬼的数量，鬼才知道。不过，其大意是这里曾经是座伟大的城市，如今只是利物浦。

别误会我，我其实特别钟爱利物浦这地方，也许它是我最喜欢的英国城市。不过，这里给人感觉就是昔日的遗迹要多于明日的希望。靠在甲板栏杆上向远处静悄悄的河岸边放眼望去，很难让人相信不久之前那里热闹非凡的场面。再往前追溯两百年，利物浦所自豪的黄金岁月：码头绵延数十英里，造船厂的直接或间接雇工达上万人。从非洲及美国弗吉尼亚州运来的烟草、南太平洋来的棕榈油、智利的铜、印度的黄麻以及你能想得出的任何商品都从这里经过，再运到别的地方加工成消费品。当然，同样具有重要意义的是：近千万人从这里启航去新大陆开辟新生活，吸引他们的是铺满了金子的街道以及积累大量私人财富这类传说故事，或者是像我的祖辈们那样，为今后一百五十年不受鱼雷威胁以及在艾奥瓦州铲雪这种可笑未来的诱惑而背井离乡。

利物浦当年是大英帝国第三大富庶城市，百万富翁的数量仅次于伦敦和格拉斯哥。1880年之前，利物浦上缴的利税超过了伯明翰、布里斯托、利兹和谢菲尔德的总和，人口却只有这几个城市总人口的一半。卡纳德和白星轮船公司总部就设在利物浦，还有其他数不清的轮船公司，如蓝漏斗、班克、海岸、太平洋蒸汽、麦克安德鲁斯、大登普斯特、布思等，如今都早已湮没在历史之中了。那时候在利物浦从事航运的公司比如今这里的船只还要多。现在看上去，这里的岸边除了格里·马斯登[3]那鬼魅般的颤声歌唱以外什么都没有。

利物浦的衰落只在短短二十年间。1966年利物浦仍然是仅次于伦敦的英国第二大港口，可是到了1985年，它的排名掉到很低，结果比提兹港、哈特尔普尔、格里姆斯比和伊明赫姆的规模还要小，还要冷清。不过在利物浦的黄金时代，它确实独一无二。海上贸易带给它的不仅仅是财富和就业机会，还塑造了大都市的气息，这是世界上其他地方几乎无可比拟的。如今的利物浦还保留了当年的些许气势，置身利物浦街头，你仍会感觉到一个不同凡响的地方。

我从轮渡漫步到阿尔伯特船坞，曾经有人计划将这里的水疏干改建成一座停车场。有时候，在这个贫穷老迈的地方还能留下点什么真的算是奇迹了。不过现在船坞上所有建筑物都焕然一新，改造得很有品位：老仓库改成了办公楼、公寓和餐厅，出没的都是那些手提箱里装着手机的人。这片区域还包括塔特美术馆的分馆以及默西河畔海事博物馆。如此旧城改造堪称典范，利物浦市当然也自豪不已。

我很中意这座默西河畔海事博物馆，不仅仅因为展品出色，还因为参观者能强烈地感受到利物浦这座昔日的雄伟港口究竟面貌如何。是啊，当时的世界机器轰鸣生产繁荣，工厂企业气势宏伟，如今这一切都似乎荡然无存。我是多么喜欢住在那样一个年代啊!走到岸边可见巨大的货轮在装卸大捆大捆的棉花纤维以及沉沉的粗麻袋装的咖啡和香料，每次出航都会聚集成百上千人——有水手，有码头工人，还有一群群激动万分的乘客。如今你走到岸边，只能看到遍地堆放着砖红色的破旧集装箱，还有一位孤独的工人坐在起重机里把它们挪来挪去。

从前，大海蕴藏着无数种浪漫，这座海事博物馆则将其一一捕捉下来。楼上的一间展厅里摆满了超大型船舶模型，尤其令我着迷。这种规格的模型以前一定是用来装饰董事会议室的。天哪，简直令人叹为观止，虽然只不过是模型而已。利物浦所生产的知名船只全部在这里——泰坦尼克号、罗马皇帝号、RMS皇家号(被充当战争赔偿之前叫作“俾斯麦”号)，以及那妙不可言的TSS沃邦号——宽阔的甲板由打磨光亮的枫木制成，还有造型新奇的烟囱。据模型标签介绍，此船为“利物浦、巴西及普莱特河汽轮航运有限公司拥有”。读着这几个词，我不禁感慨这世上恐怕再也不会有这么美的东西了吧，心头不免作痛。普里斯特利[4]曾将这些船只称作现代世界最伟大的杰作，堪与古典时代的大教堂相媲美，他说得一点也没错。想想我的有生之年不可能有机会戴上巴拿马帽、穿上白色西服大步跨过跳板走下船去找一家天花板上装着吊扇的酒吧小憩，我就害怕。生活有时候如此不公，多么令人丧气!

我花了两小时在博物馆里闲逛，仔细观察每一项展品，本来很乐意多待一会儿，可是酒店退房的时间快到了，于是我满怀遗憾地离开，回到利物浦城精致的维多利亚时代的大街上，返回了酒店收拾好行李结了账。

我很想去阳光港看看，那是1888年由威廉·利华[5]修建给他的制皂工人居住的模范小区，我就想看看它和索尔泰尔相比有什么不同。于是我到利物浦中心车站去乘火车。车行至石渡，我们接到通知，由于前方施工，剩下的路程要转乘大巴。这样也行，反正我不赶时间，而且乘汽车还能看到更多风景。汽车沿着威莱尔半岛开了一段，然后司机就宣布到达阳光港了。下车的就我一个，最令人震惊的是很明显这里并非阳光港。我拍着汽车前门等着司机开门。

“对不起，”我说，“可是这里看起来不像是阳光港!”

“那是因为这里是贝宾顿。”他回答，“这是我能开到的离阳光港最近的地方了。那里有座桥太低，车过不去。”

“噢。”

“那阳光港的具体位置在哪里呢？”等我问出来的时候，回答我的只是一团青烟。我只好把背包背上肩，选了一条路出发了。我希望这条路是对的。当然如果我走了另一条路，这条路肯定就是对的，走了一段以后却发现它不知把我领向何方，或者说至少不像是去阳光港。等了一会儿，一位头戴平顶帽的老人摇摇晃晃地走过来，我便问他能否指条去阳光港的路。

“阳光港!”他吼叫起来，好像整个世界都跟他一样变聋了似的，并且似乎暗示想去这个地方真他妈愚蠢，“你需要布士!”

“巴士？”我有点诧异，“那到底还有多远？”

“我是说你需要布士!”他更加激动了。

“我知道，可是到底走哪条路呢？”

他用一根枯瘦的手指戳了戳我肩膀下面一块柔软的地方：“你需要的是布士!”

“我知道。”你这个啰里啰唆、又老又聋的家伙，我提高嗓门想与他抗衡，“我想知道走哪条路!”

他看着我，似乎我蠢得无法理喻。“他妈的布士!你需要他妈的布士!”然后他拖着双脚走开了，下巴还不停地颤动着。

“谢谢你。早死早超生吧!”我对着他的背影喊道，揉了揉肩膀。

折回贝宾顿后我在一家商店里问清了方向，其实我一开始就应该这么做。结果顺着刚才那条路下去，钻过一座铁路桥再经过一个道口就是阳光港了。也许是反过来吧，我也不知道，因为这时下起了倾盆大雨，我把头拼命缩进脖子里，也没看清路上如何。

走了大概半英里终于到达目的地，可以说这湿淋淋的一路上每一步都值得。阳光港可爱至极，小巧精致，如同花园一般，比索尔泰尔簇拥成团的石头小屋更加让人欢喜。这里有大片开放的绿地，一座酒吧，还有漂亮的小房子半掩在摇曳的绿荫后面。此时一个人也没有，所有的地方都关着门，包括商店、酒吧、古迹中心和利华夫人艺术馆。我一路历尽艰辛而来，吃了闭门羹，不免觉得十分扫兴。不过，既来之则安之，我便沿着雨水冲刷的街道缓缓行进。看到这里还有一家工厂大概还在生产肥皂，我有点吃惊，然后才意识到雨中周六各处关门，阳光港所有能看的一切都已被我看尽。于是我只得步行回到刚才无意中发现的车站，在滂沱大雨中等了一小时一刻钟才等到一辆开往胡顿的汽车，这地方比它的名字还要无趣。

胡顿贡献给全世界的，不仅是一个有点荒谬的名字，还有英国最肮脏破旧的火车站，搞得我都想喷嚏几下以示抗议了。站台边的候车室陋如工棚，还在不停地滴水，不过也没关系，反正我已经浑身湿透了。仿佛等了一辈子那么久之后，我终于和其他六个人一道乘上了开往切斯特的火车，到那里再转车去兰迪德诺。

到兰迪德诺的那班火车很空，我很满意，找了个四人桌前的位置坐下，想象很快就能入住一家上好的酒店或者宾馆，泡个热水澡，再去奢侈地下个馆子，心中颇为自得。我看了一会儿沿途的风景，便拿出自己那本保罗·瑟鲁的《海边王国》读了起来，想看看书中有没有对这一带风物的描写，我可以窃取过来。如同往常一样，我惊讶地发现作者当年驰骋在这条铁路上时，一路上都在与同行乘客交谈甚欢。他怎么找得到人讲话呢？且不论我这节车厢乘客寥寥，就算有人我也不知道在英国应该如何与陌生人搭讪。在美国很简单，你只须伸出一只手说：“我叫布莱森，去年你赚了多少钱？”然后你们的谈话就会一直不停地进行下去。

可是在英格兰——现在是在威尔士，搭讪是件难事，至少对我来说如此。我每次在列车上尝试与人交谈无一不沦为灾难，好一点儿的也让我抱憾终身。一般情况下，我搭讪的对象脑子都严重不正常，要么是喃喃自语然后便绝望地啜泣，久久不止；要么就是“霍兹布罗灰泥公司”的销售代表，将我礼节性的关注误以为是兴趣，郑重承诺下次到约克郡山谷区来一定到我家估个价；要么就是把他的直肠癌手术详尽地向你描绘，然后让你猜他的直肠造口袋放在哪里(“猜不出了吧？喏，就在我的胳膊下面，来捏一捏”)；要么就是拉你去入大卫教派[6]或者去做上万种我一点都不感冒的事情的人。过了很长一段时间，我才逐渐领悟到愿意在火车上和你聊天的基本上绝对是那种你完全不感兴趣的人。于是这段时间我乘火车时都沉默寡言，与简·莫里斯及保罗·瑟鲁这类话多的作家进行精神上的对话交流。

接下来，极具讽刺意义的事儿发生了。我正坐在位置上埋头读书，一个身穿连帽外套的家伙窸窸窣窣地走过我身边，瞟了一眼我手里的书，叫了起来：“啊哈，梭罗这家伙[7]!”我抬头一看，这人在我对面坐了下来，看上去六十出头，白发蓬乱，欢闹而浓密的眉毛尽数向上，形成一个个小尖顶，像是掼蛋白奶的尖顶一样，仿佛有人抓住他的眉毛把他拎起来。“我不知道他乘的是哪种火车。”他开口了。

“您的意思是？”我小心翼翼地回答。

“梭罗。”他朝着我手上的书点了点头，“完全不知道他乘过火车，也许他乘过但从未对外人提起吧。”说完便开怀大笑，得意无比，又重复了一遍。之后便双手抱膝对我微笑，仿佛是要努力回忆起上一次我和他一起如此开心的场景。

我勉强点了一下头，对他的妙语表示肯定，然后继续埋头看书，希望他能正确理解我的姿态，礼貌地滚开。可是他却越过桌子，用一根挑衅的手指把我的书按下——即使在我心情最好的时候这一动作也极其烦人。“你知道他的那本《伟大的铁路》什么的吗？横穿亚洲的，你知道吗？”

我点了点头。

“你知道他在那本书里写乘‘德里特快号’从拉合尔[8]到伊斯兰堡[9]，却从未提到过蒸汽机的原理吗？”

似乎他在期待我的评论，于是我说：“没开玩笑吧？”

“从未提到过，你能想象吗？一本讲铁路的书不提蒸汽机，这叫什么书？”

“你喜欢火车吧？”我突然冒出一句，马上就后悔了。

然后就是我把书摊开放在膝盖上，听着世界上最无趣的人滔滔不绝。我实际上没怎么听他讲话，却发现自己全神贯注于他那飞扬的眉毛，并且发现他的鼻毛也同样浓密茂盛，似乎用“神奇生发水”给泡过一样。他不仅是一位铁路迷，讲起话来也如火车一样长得望不到尽头，情况更危险了。

“这辆火车，”他还停不下来，“是大都会-开默自封闭式车厢，在斯温顿工厂制造，我猜大概是产于1986年7月到8月间，或者是1988年9月底吧。最开始我认为它不可能是斯温顿1986年至1988年间生产的，因为坐椅背后的十字缝合法很独特，不过我接下来发现侧板上的波纹铆钉，然后就想，天哪，这辆车居然是混合型的。这世上本来没有太多绝对的事情，不过‘大都会-开默’的波纹铆钉是不会说谎的。那么，你的家在哪里呢？”

我过了一小会儿才意识到他提了个问题。“呃，斯基普顿。”我半真半假地回答他。

“你们那儿有‘费伯麦克基中拱甲板’机车。”他说的大概是这么个东西，反正对我来说全都毫无意义，“我住在塞文河畔的厄普顿……”

“塞文河大潮。”我条件反射地说出当地塞文河潮水的名字，其实心里想的是另一层意思。

“是啊，潮水就从我门前过。”他看着我，略有点不快，似乎怪我把他从主要论题上岔开了，“我们这里是惠而浦2-46涡轮轴再加上阿伯特-考斯特罗水平推进器。2-46很好分辨，因为它们运转起来从接缝里发出的是‘啪吐西—啪吐西’的声音，而不是‘咔吐克—咔吐克’的声音，每次你绝对能听得出来。我敢打赌这些你完全不知道。”

最后，我为这个人感到难过。他的妻子两年前过世了——我猜是自杀——此后他就开始乘火车围着英国跑，数座椅上的铆钉，记录金属铭牌的数目以及其他所有的东西。这些可怜人儿靠这个打发时间，直到最后上帝让他们长眠。我近来读过一篇报道，英国心理学学会的一位发言人将“火车迷”称为自闭症的一种，名叫“阿斯伯格综合征”。

他在普雷斯塔廷下车了，据说一辆法歌-格莱维十二吨混合机车一早会经过那里。火车开动的时候我对着窗外跟他挥了挥手，开始尽情享受突然来临的宁静。我倾听着火车在车轨上疾驰的声音，像是在说“阿斯伯格综合征—阿斯伯格综合征”。离兰迪德诺还有最后四十分钟，我全拿来数了铆钉。

[1]　格林宁·吉本斯(1648—1721)，出生于荷兰，后移居英国，木雕艺术大师。

[2]　20世纪60年代热播的美国电视剧《伯南扎的牛仔》(Bonaza)里的人物之一，体形庞大。

[3]　格里·马斯登，“格里与和平制造者”乐队主唱，1942年出生于利物浦。

[4]　即第十七章末尾提到的英国作家，广播节目主持人。

[5]　威廉·利华(1851—1925)，英国实业家、慈善家，1886年创办“利华兄弟”肥皂厂起家，后发展成为联合利华公司。

[6]　1934年成立于美国洛杉矶的邪教组织，宣扬世界末日，于1993年被歼灭。

[7]　此人将作者手里那本书的作者瑟鲁(Theroux)念成了梭罗(Thoreau)。

[8]　巴基斯坦城市。

[9]　巴基斯坦首都。

第二十一章

从火车上看北威尔士就像度假地狱：一望无际的房车停车场在狂风肆虐的孤独荒原上铺展开来，铁路线旁是狭窄的双向车行道，过去便是无穷无尽的湿沙海湾，点缀着险恶的石灰坑洞，再远处便是一抹大海。对我来说，这种度假方式实在是古怪——在孤零零的荒原上睡在铁盒子般的房车里，忍受英国的恶劣天气。每天早晨跟几百人一道从长相类似的铁盒子里走出来翻过铁路和公路，穿过遍布石灰坑的沙滩，就为了在远处充满利物浦流过来的粪便的海边光着脚玩玩水。我没法想象个中细节，不过这种玩法完全不能吸引我。

没多久，房车停车场突然变得稀稀拉拉，科尔温湾的风景一下子秀丽壮观起来。火车向北疾转了一下，没几分钟就到兰迪德诺了。

这小镇的确精巧而美丽，建于宽阔的海湾之上，临海是一大片严谨却典雅的19世纪风格的旅馆，在夕阳的余晖中让我不禁想起排成长队的维多利亚时代的保姆。19世纪中期，兰迪德诺被刻意打造成旅游胜地，因此独具精致的怀旧风情。19世纪60年代刘易斯·卡罗尔[1]曾带着小爱丽丝·利德尔[2]在这海边散步，给她讲白兔和抽水烟的毛毛虫的故事，时不时地找她借衬裤来擦他滚烫的额头，也许还给她拍了几张无伤大雅的裸照。我想卡罗尔如果仍然在世，大概不会觉得这周围变化了多少吧，除了如今旅馆里普遍用电照明以外。艾丽丝当然也140岁了，对他这个拮据而古怪的数学家来说也不那么具有吸引力了吧。

令我迷惑不解的是，小城里挤满了来度周末的老人家。四面八方开来的汽车就停在背街街上，我打听的每家旅馆全部客满，每家餐厅里都是爆满，简直是人山人海!银发老人们一边喝汤一边交谈甚欢，天知道一年中这种惨淡时节是什么风把他们吹到威尔士的海边来的。

沿着海边再往前走有一批旅舍，房子大大的，从外观上难分彼此，只有几家的窗户上挂出“客房待租”的招牌。总共有八九家可供我选择。这种情况总让我惶恐不安，因为我天生就是不善选择的人，每选必错。我太太就能观察一番后立即从一排旅舍中选出最好的来——房东是位银发老寡妇，性情温和，喜爱小孩，床单雪白，浴室里洁具瓷砖闪闪发光。而我选的肯定糟糕透顶——店主贪得无厌，嘴里叼着烟，咳得惊天动地让人不由得琢磨他到底把痰吐到哪里去了。而今晚，我有种不祥的预感，我仍会重蹈覆辙。

所有的旅舍都打出招牌，展示各自的舒适设施——彩电、迎客礼盘、中央供暖，还有羞答答的讳饰语“所有房间设备俱全”，意指独立卫生间。有一家提供卫星电视和长裤熨烫机，另一家则用特殊的活泼斜体字自豪地宣称：新近更新的壁炉执照。这可是我在含早餐的家庭旅馆里从未指望过的。这些招牌让我的不安和不祥的预感越发深重。面对这么多种选择，我怎么可能做出明智的决定呢？从前那个年代你顶多只希望房间里有个洗漱池就好了，一切也容易许多。

我选了一家外表看上去还不错的。他家的招牌上承诺房间里有彩电和咖啡机，这也差不多正是我所需要的。这几天我都在外面，现在又正逢周六晚上。可是，我刚一踏进门便嗅到陈年石膏发出的霉味，我就知道我选错了。正想转身逃跑之际，房东从里屋转出来，不冷不热地来了一句“有什么问题吗”，成功阻止了我撤离。和房东简短交谈了一下，我发现单人间加早餐居然要价19.5英镑，简直就是敲竹杠。让我在这个鬼地方待一晚上被人敲诈一笔绝对没门，于是我说“那好吧”，便签字入住了。唉!说“不”怎么就这么难呢？

房间果然不出我所料。阴冷沉闷，家具都是胶合板制成的，地毯肮脏污秽，天花板上那些神秘的污渍让人怀疑楼上是否有具尸体没人发觉。刺骨的寒风从安装错位的下拉窗缝里钻了进来。我走过去想拉上窗帘，毫不意外地发现得用力猛扯，然后帘子会动一动，但绝不会在中间闭合起来。有个托盘上放着煮咖啡的用品，可是那些杯子——让我说得好听点儿吧——实在令人恶心，咖啡匙也粘在托盘上。浴室里远远地吊着一盏拉绳开关的灯，光线昏暗，地面的瓷砖全都翘了起来，陈年污垢积聚在每个角落和缝隙之中。我瞅瞅浴缸和洗脸池中一圈黄色污渍，终于明白房东是如何处理他咳出的痰了。洗澡是绝对不可能了，于是我捧起冷水洗了洗脸，拿起质地有如麦屑的毛巾擦擦干，开心地走了出去。

我沿着滨海大街漫步了一小时，胃口也差不多开了。空气凛冽却无风，周围一个人也没有，可是酒店大堂和餐厅里仍有许多银发老人开心地摇头晃脑。也许他们是来参加帕金森病大会的吧。我几乎走完了步行街全程，享受着深秋冰凉的空气和整洁的美景：左边的酒店发出柔光，右边是墨色的大海翻滚不停，空茫无际；大小奥姆的远近岬角上散落着点点灯光。

这时我突然发现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所有其他的酒店和旅舍看上去都明显比我选的那一间要好得多。这些店家的名字无一例外地都借用了别处的地名——温德米尔[3]、斯特拉福德[4]、克洛韦利[5]、德比[6]、圣基尔达[7]，甚至连多伦多[8]都有。似乎这些房东害怕提醒游客们记起自己是在威尔士，怕把他们吓坏了一样。只有一家的招牌上写着威尔士语的“膳宿”，暗示我其实身在异乡，至少就文字上来讲如此。

我在莫斯汀街上一家不知什么风格的小餐馆吃了顿简餐。因为头脑十分清醒，不愿意就这么回到那肮脏的旅馆房间，就开始去找酒吧。出人意料的是，兰迪德诺这个旅游胜地竟然鲜有寻欢作乐的场所。我走了一段路才找到一家，不过看上去有点缺乏亲和力，里面就是典型的小镇酒吧的模样——紫红色天鹅绒装饰，空气污浊，烟雾缭绕。生意好得不得了，客人几乎全是年轻人。我找了个位置坐下，想想自己可以偷听身边的人谈话，一杯酒下肚的时候就会有人注意到我吧，可是如意算盘却落了空。里面音乐太响，噪声太杂，身边人说什么根本听不清，我的位置也离收银员太近。人来人往，偶有一名侍者匆匆走过，也没注意到我手中的空酒杯和我这张乞求注意的脸。

于是我就坐在那里看着，要得到啤酒的时候就喝一点，我在这种情况下经常这么做。令我十分感兴趣的是，客人喝完一杯啤酒，就会把空杯子交还给酒保，杯子里还残留着一行泡沫(底部留有金黄色的残渣)，然后这个杯子被小心翼翼地充满啤酒，稍稍溢出来一点。于是那多余的泡沫，随着肉眼不可见的大堆细菌、唾液还有食物残渣就会从杯子里冲出来，落在塑料托盘上。接着，酒保会小心地(我都想用“科学地”这个词了)用透明塑料管将残液输回地窖的大桶里。那些肉眼难辨的杂质就会漂浮混合起来，如同金鱼缸里的污物，等待着被召唤回到某人的玻璃杯中。如果我想喝稀释的酒渣和别人的漱口水的话，我宁可选择一个舒适欢乐的环境，坐在温莎椅上，烤着壁炉里的火。不过这只是幻梦罢了，我突然发觉再也不想喝啤酒了。有时候在这种情况下也常发生这样的事，于是我从吧台旁的位置起身，早早回到了海边的旅舍房间。

第二天一早，我一踏出旅馆大门，就走入了一个色彩尽失的世界：天空低沉，从海岸边望去，大海浩渺，毫无生气，颜色灰暗。我走着走着，雨就下了起来，点点滴滴打在海面上。我刚到火车站，雨就下大了。兰迪德诺火车站周日关门(威尔士最大的度假胜地周日居然没有火车可乘，这事太荒谬太让人难过，不想细说了)，但十一点整火车站门口有一趟大巴前往布雷瑙菲斯廷尼格[9]。候车的地方没有凳子也没有雨篷，无法避雨。如果最近你经常乘坐英国的公共交通工具四处旅游的话，你很快就会感觉像被主流社会抛弃的边缘阶层，如残疾人或者失业人员，因为你遇到的每个人基本上都想让你走开。我现在就有点这种感觉——可是我富有、健康而且英俊得不得了呢!如果你一辈子贫穷、残疾或者出于其他原因无法全身心地投入到整个国家贪婪追逐财富的竞争大潮去，会是什么感觉呢？

近二十年来，价值体系的彻底颠倒在我看来简直不可思议。从前在英国处处皆有一种无须言传的高雅风度，在生活中，在上班的时候，在交税时，在赶汽车时，大家都克己复礼，表现得谦和高尚，似乎这么做就是在为传承这种高雅风尚做点小小的贡献一样。那时候整个社会充满关爱及善意，人人享受医疗保健，公共交通完善，电视节目有内涵深度，社会福利遍及每一位成员，如此种种。我常为身为其中一分子感到骄傲。可是如今，不管你做什么，最后总是负罪感深重。去乡间散散步，就会有人指责是你使得国家公园更拥挤了，脆弱的山丘小道风化得更严重了，你真是罪无可恕。想乘卧铺车去苏格兰高地或者周日乘支线列车或大巴从兰迪德诺到布雷瑙，你就会觉得自己奸诈而变态，因为你知道这样的服务其维护成本必然极其庞大。开自己的车去兜兜风，找份工作，找个地方安居，你所做的一切都占据了宝贵的空间和时间。至于你需要医疗保险——天哪，你怎么这么无理自私？(“史密斯先生，我们能够治疗你脚趾甲内嵌，可是这势必意味着某个孩子不能使用呼吸机。”)

我害怕去想国营格温尼德交通公司在这样一个阴湿的周日早上把我运送到布雷瑙菲斯廷尼格要花掉多少钱，因为车上就我一个人。车到贝特西学校，上来一位年轻女士，但她很快在一个名字有趣的地方——“旁蒂潘(Pont-y-Pant)”下车了。这趟旅行我一直盼望能看到斯诺登峰[10]及其周围环境的些许丰姿，可是很快下起了倾盆大雨，车窗上全是脏兮兮的雨水溅落成的水珠串，什么都看不见——除了大片枯瘦呈铁锈色的蕨类植物以外，间或还有几只一动不动、全身湿透、满脸不开心的绵羊。雨越来越大，打在车窗上竟然像鹅卵石那般嘭嘭作响，大巴在疾风之下两边摇晃得厉害，简直像是在怒海惊涛中乘船一样。汽车如老牛拉破车一般在蜿蜒的山路上艰难地行进，雨刷疯狂地来回摆动，先是冲上了云中平顶，然后开始急转直下，像失控一样奔驰在陡峭的小路上，路面上全是无数被雨水冲洗得发亮的碎石板，最后终于到达了布雷瑙菲斯廷尼格。这里曾经是威尔士石板矿业的中心，如今废弃的石板碎块堆得满地都是，几乎看不到地面的原样，整片地貌显得古怪而诡异，这与我在英国其他地方所见的风光完全不同。这片不似人间风景的中央便是布雷瑙村，村子本身就像一片石板堆——或许只是在滂沱大雨里看上去如此吧。

在镇中心靠近著名的布雷瑙菲斯廷尼格火车站附近，大巴把我放了下来。这条火车线路，如今已由私人爱好者经营，我很想乘火车沿这条线穿越云雾缭绕的山脉到波斯马多格去。火车站台开放，可是候车室、洗手间和售票大厅的每扇门全都锁起来，四周一个人也没有。我看了一眼挂在墙上的冬季运营时刻表，沮丧地发现我刚刚错过了一趟火车，真的就只差那么一点。迷惑之中我从口袋里掏出揉得皱巴巴的汽车时刻表，更加沮丧地发现，那趟大巴本就是计划中到达时刚好错过的中午从布雷瑙出发的火车。我仔细查看了一下列车时刻表，下一趟火车要四小时以后才出发，下一趟抵达布雷瑙的大巴也正好紧随其后才到达。怎么可能发生这种事呢？说得更直白一点，在这个鸟不生蛋、雨水泛滥的地方如何打发这四个小时呢？待在站台上是不可能的，天气寒冷，大雨又倾盆而下，缩在站台最里面的角落都没法躲避。

于是我一边嘟嘟嚷嚷地发泄着对格温尼德交通公司、布雷瑙菲斯廷尼格火车公司、英国的坏天气以及我自己的疯狂愚蠢行为的不满，一边开始向小镇里走去。今天是星期天，我在威尔士，街道上没有一家商店开门，狭窄的小路上也没有一个行人。我走着走着也没发现一家酒店或是旅舍。我突然想到，这种天气恐怕火车根本就停运了，果真如此的话，我可就真的被困在这里了。我浑身湿透，冷得发抖，情绪无比低落。在镇子的远端我找到了一家小餐馆，名叫“卖饭翁”，居然奇迹般的开着门。我赶紧走进室内那好客的温暖之中，脱下湿透的外套和毛衣，把头发揉得根根竖起，挑了个靠近电暖器的位置坐下。小店里就我一位顾客，我点了咖啡叫了点吃的，享受着屋子里的温暖干燥，背景音乐是纳·金·科尔[11]吟唱的一首欢快的歌曲。我看着门外雨水冲刷着小路，告诉自己二十年后还会记得这一天。

如果说那天我在布雷瑙领会到了什么的话，那就是不论你多么努力，一杯咖啡加一份奶酪煎蛋卷是无法混过四个小时的。我吃得很慢很慢，又叫了第二杯咖啡，可是我这样细嚼慢咽也只撑过了一小时，很明显现在我要么走人要么付房租住下。于是我极不情愿地收拾起自己的东西。在收银台那儿我将自己的悲惨遭遇讲给和善的店主夫妇听，他们都发出富有同情心的“噢，亲爱的”之类的感叹。心地善良的人们通常在面对别人的困苦境地时都会这么做。

“他应该去石板矿。”老板娘对老板说。

“是的，他应该去石板矿看看。”老板表示赞同，转头对我说，“你应该去石板矿看看。”他重复一遍，似乎怕我错过了他们刚才的交谈一样。

“噢，那里到底有什么呢？”我问他们，尽力不使自己听上去疑虑重重。

“老矿坑，有专人导游。”

“蛮有趣的。”老板娘说。

“是啊，蛮有趣的。”老板说，“不过，得走好长一段路呢。”他补充了一句。

“周日不开门。”老板娘开口了，“非旅游季节。”她又解释了一下。

“当然，如果你不喜欢这种天气走远路的话，你可以乘的士去。”老板说。

我看了他一眼，问：“的士？”他刚才说的是“的士”吗？这样的奇迹简直让人不敢相信。“你们布雷瑙真的有的士？”

“噢，当然了。”老板那口气仿佛在谈论布雷瑙更为著名的风景名胜一样，“需要我帮你叫一辆载你去矿坑吗？”

“呃……”我搜肠刮肚找合适的词，我可不想让自己显得那么不懂感激。这对夫妇多好的人啊，不过今天下午浑身湿漉漉地去参观什么石板矿简直就像去看直肠科医生一样“有趣”。“你觉得的士愿意载我去波斯马多格吗？”我完全不知道那儿有多远，也不敢抱任何希望。

“当然了。”老板回答我，然后帮我叫了辆车，接着我就在店主夫妇的齐声祝福声中与他们告别，踏上了出租车，感觉像是海难幸存者终于遇救到达安全地带一样。看着布雷瑙在我身后渐渐远去，我简直无法形容自己当时的高兴劲儿。

的士司机是位友善的小伙子，在开往波斯马多格二十分钟的路程中，他告诉我许多有关林恩半岛的重要经济学以及社会学数据。最令人惊讶的是这座半岛周日全面禁酒，从波斯马多格到阿伯达，一杯烈性酒你都休想得到。我都不知道在英国居然还有如此操行正直的地方。不过只要离开了布雷瑙，别的我才不管呢。

波斯马多格坐落于海边，大雨仍然倾泻如注，整个小镇看上去灰暗而毫无特色，满眼都是湿漉漉的鹅卵石灰泥和黑石子。我冒着小雨仔细察看了一下当地为数不多的几家旅馆——在兰迪德诺那令人沮丧的旅舍里待了一晚上，我特别想要舒舒服服地奢侈一把，于是我选择了一家名为“皇家运动员”的旅馆。房间整洁，大小合适，不能说非常出色吧，也符合我的要求，我煮了杯咖啡，等水开的时候，顺便换一下湿衣裳，然后坐在床角就着浓郁奶香的茶点饼干享受咖啡，看了一出名为Pobol Y Cwm的威尔士语肥皂剧。虽然我根本不知道在演什么，仍然十分喜欢。不过，我可以自信地说这部戏的表演和制作都比瑞典、挪威或者澳大利亚的任何一部要好，至少剧中某人关门的时候墙壁不会震动。看着这群人明明身处典型的英国式环境之中，比如习惯喝茶，穿着玛莎百货的羊毛衫，却说着“火星语”，真是一种怪异的体验。偶尔我还颇有兴致地发现他们冒出几个英文单词——“嗨，你好!”“那好”“好吧”——也许威尔士语里没有对应的词吧。有一幕两人相遇的精彩场景中，一个人说“Wlch ylch bsy cwm(肮脏的周末，看你那样子)”，我太喜欢了。威尔士语里居然没有专门的词语表示本周五和下周一之间的那两天，太可爱了。

我喝完咖啡回到街上。雨已经暂歇，可路上到处都是积水的大坑，看来排水系统还无法应付如此豪雨。如果我说错了，敬请指教，可是人人都会认为英国的排水科技早就应该十分成熟了吧。无论如何，马路上的车辆勇敢地冲过这些水洼，掀起重重水帘溅到旁边的房屋和商店外面。我想起自己在韦斯顿应付积水坑的惨痛经历，便小心翼翼地沿着大街向北走去。

我在游客中心探寻了一番，拿了一本小册子，里面说波斯马多格建于19世纪早期，是一位叫作亚历山大·马度克斯的人为了运输布雷瑙的石板而建的港口。到19世纪晚期，每年约有1000艘船只驶入此港，运走116,000吨威尔士特产石板。我在码头附近兜了一圈，顺着一条背街穿过了港口区的小型船厂以及其他靠海吃饭的商铺，走上一片小山坡上的住宅区，再从另一边走下来，就到了宁静的博西盖斯特村。这个漂亮的小村庄坐落于一处马蹄形的海湾旁，从砖石结构的别墅中可以远眺哈勒奇角以及更远处的特里马度格海湾的绝美风景。在村子中央可以俯瞰整个海湾的地方有间小邮局，外面支起蓝色的凉棚，垂下的凉棚上挂着“糖果”和“冰品”的招牌，旁边还有一家咖啡店，名叫“海景咖啡”。这块地方简直像是整个儿从《海岛历险记》(Adventures on the Island)里照搬过来一样，我立即被深深吸引了。

我沿着一条杂草丛生的小径往上走，来到一处岬角。即使云层压得很低，前方格拉斯林港湾和斯诺登峰的风景仍然恢宏大气。疾风呼啸而过，掀起下方的海水以狂暴之势拍打着岸边的岩石。不过，至少现在不下雨了，空气清新微甜，是海边特有的气息。眼看天色渐暗，我害怕落入下面的惊涛巨石中，于是返程回去。到了镇上我发现原先还开着门的寥寥几家店铺也已关门，只剩下一小团昏暗的微光在渐沉的暮色中闪烁着。我走近一看，原来是著名的布雷瑙斯廷尼格铁路的南方总站及运营中心。

我很想看看这家之前让我郁闷不已的公司的神经中枢究竟如何，于是我走了进去。五点钟已敲过很久，这个车站的书店竟然还开着，有许多人在静静地翻看着书籍，我也走进去转了一圈。这书店真不错，密密麻麻地排放着满架的书籍、杂志，还出售随身个人用品。书籍的名称都是诸如《温尼翁山谷及莫达克海湾铁路概况》或者《信号箱百科全书》之类，还有一套几卷本的丛书，名为《铁路事故》，里面一页页的全是火车出轨、相撞等灾难的照片。对于火车迷们来说，这就是一部凶杀纪实电影。对于那些追求更加形象刺激的顾客，书店里还有几十部录像片。我随意拿出一部，名叫《1993杭斯利蒸汽火车拉力赛》，盒子上有张黑体字标签，声称“50分钟的蒸汽机车动作场面!”，下面还有一张标签写着“警告：本影片包含斯特罗克0-6-0重量级机车与GWR蚱蜢机车交合的清晰场面”。实际上，后面那条是我编的，不过让我深感震惊的是，我发现身边所有的人都完全沉浸在自我世界里，全都屏息凝视，全神贯注地翻看书本。这样的场面你只有在色情用品商店里才看得到。而我突然间疑惑起来，这种狂迷火车的癖好是不是有另外一个层面的意义是我从来都不曾想过的呢？

售票大厅上的一块金属铭牌告诉我，布雷瑙菲斯廷尼格铁路公司于1832年组建，是世界上仍在运营的最古老的铁路公司。此外，我还得知火车协会拥有6000名活跃会员，这个数字不论从哪方面看都让我惊愕万分。尽管今天最后一班车早已发出，售票亭里还有一个人，于是我走过去平静地质问他布雷瑙的汽车和火车运营为何缺乏协调规划。因为我十分客气，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发起火来，似乎我批评了他太太一样。他暴躁地回答我：“如果格温尼德交通公司想让乘客赶上布雷瑙正午那班火车的话，他们自己应该早一点发车嘛。”

“可是，其实，”我坚持己见，“你们也可以让火车晚开几分钟啊。”

他瞪着我，似乎我极其嚣张无礼，然后说：“为什么非得我们这么做呢？”

你看，你跟这些火车狂热分子说什么道理都说不通。他们蛮不讲理，吵架谩骂，动不动就发火，还常常留着一小撮状如牙刷毛的胡子，让人心烦，就像眼前这位，让你恨不得伸出两根手指，插进他的眼睛。此外，多亏我刚才在书店里进行了一番新闻记者似的探查，我们可以有把握地得出初步结论：这帮人在看蒸汽机画面的时候一定在做什么变态举动。为他们自己也好为了整个社会也好，应该把他们关进监狱。

我想过要以公民身份当场逮捕他们——“我以女王之名将你逮捕，因为你在火车时刻问题上顽固不化，令人恼火；也因为你留的那一小撮胡子让人看不顺眼，心烦意乱”——可是我又觉得应宽大为怀，就放他一马吧，瞪他一眼就算了，以示警告：这辈子我是绝不会再和他们家的铁路有任何瓜葛了。我想他理解我的意思。

[1]　刘易斯·卡罗尔(1832—1898)，英国作家、数学家、逻辑学家及摄影家。代表作有《爱丽丝漫游奇境记》。

[2]　牛津教长的女儿，《爱丽丝漫游奇境记》中爱丽丝的原型人物。

[3]　英格兰坎布里亚郡一小镇，靠近著名度假胜地温德米尔湖。

[4]　英格兰格洛斯特郡一小镇，著名旅游景点，莎士比亚的故乡。

[5]　Clovelly，英格兰德文郡北部一海边小镇，著名度假胜地。

[6]　英格兰中部，诺丁汉以西的一座城市。

[7]　苏格兰西海岸以外，北大西洋中的群岛。

[8]　加拿大安大略省首府和最大城市。

[9]　Blaenau Ffestiniog，威尔士地区一个历史悠久的采矿小镇——编者注。

[10]　威尔士最高山峰，海拔1085米，位于威尔士西北部。

[11]　纳·金·科尔(1919—1965)，又译纳金高，美国著名爵士乐歌手、作曲家及钢琴家。

第二十二章

早晨，我动身前往波斯马多格火车站——不是那把火车当儿戏的布雷瑙菲斯廷尼格车站，是真正的英国铁路公司所属车站。站台上有几个人站着，全都小心地避开彼此视线，我相信他们每个人每天早上站的都是同一个位置。我对此很确信，因为我站在那里自顾自的时候，一位西装革履的男士走了过来，发现我占据了站台上原属于他的一平方英尺。他先是吃惊，而后恼怒，最后他选定了一个离我几英尺的地方，用一种近似仇恨的眼神看着我。我想，有时候在英国结下仇家是多么容易啊，你只用站错地方或者在别人家车道上开车掉头(这家主人浑身上下写满了“不许掉头”)，或者是在火车上一时疏忽坐了人家的位置，这些人就会静悄悄地恨你一辈子，至死方休。终于，一辆两节车厢的“斯普林特火车”进站了，我们鱼贯而上。“斯普林特”真的是最让人不适、最具实用性，也最不讨人喜欢的火车了：座椅包的硬边；总是同时有热风和冷风一起吹来，十分神秘；照明灯非常刺眼，最要命的是其内部装饰极其可憎，橙色条纹加上令人绝望的活泼盾形图案。为什么会有人觉得火车乘客喜欢置身于大片橙色之中呢，尤其是一大清早？我十分想念刚到英国时坐过的那种老式火车，没有走道，全是由一系列设备齐全独门独户的包厢构成。每间包厢里都有一对舒适的长条形软椅，一头一扇门，不过不能通向隔壁包厢。每次你登上列车，心里是既不安又兴奋——有点像电视里的游戏节目，参赛选手说“我选三号门”的那个时刻，因为你完全不知道包厢门里会有什么。在如此之小的空间里与完全陌生的另一个人同乘，感觉亲密而又随意，令人愉悦。你必定会对他们有所了解——他们阅读的品位，忍受沉闷的能力，睡觉是否张着嘴——也许他们最亲近的熟人也不见得知道这些，然后他们到站下车，你们再也不会碰面。

有时候令人惊讶的场面会不期而至。我记得有一次乘火车，包厢里一位身穿风衣看上去很腼腆的小伙子竟然大吐特吐起来，把周围三个人全都吓呆了，也包括他自己吧。那时正值流感高发之际，他居然在下一站跌跌撞撞地下了车，剩下我们三个继续默不作声地撑到傍晚，紧绷着脸，蜷缩着脚趾，摆出一副英国人特别擅长的冷静姿态，假装啥事都没发生。仔细想想，也许再也没有那种列车也好，不过我实在讨厌橙色的盾形图案。

火车沿着海岸行驶，穿过了宽阔的海湾和崎岖的山丘，一旁是灰暗而广袤的卡迪根湾。铁路沿线的城镇名称听上去就像猫在呕吐毛球的声音一样：利温格里尔(Llywyngril)、莫发毛达克(Morfa Mawddach)、兰德克温(Llandecwyn)、迪夫林阿杜威(Dyffryn Ardudwy)。在彭林都德拉思(Penrhyndeudraeth)站，涌上来大大小小穿着校服的孩子，满满一车。我还以为他们会尖叫、抽烟，把东西扔来扔去，可实际上他们举止颇为有礼，每个人都如此。孩子们全部在哈勒奇下车，车厢里顿时空了下来，静悄悄的，静得我都能听见身后一对夫妇用威尔士语交谈了，这让我很开心。到了巴莫思，火车又穿过了另一处宽广的海湾，驶上一条摇摇晃晃的木质栈道。我曾经在哪儿看到说这条栈道已经封路很多年了，直到不久以前火车开到巴莫思就是终点。在如今这样拮据的经济条件下，英国铁路部门还能筹措到资金，拨出人手，修复栈道疏通线路，也算是种奇迹了。不过我敢打赌，十年之后我再来这里，这条通往波斯马多格几乎为人遗忘的铁路线就会转手到火车迷们手里，就像布鲁瑙菲斯廷尼格铁路一样，然后有一个留着让人心烦的小胡子的人过来告诉我没法在什鲁斯伯里转汽车，因为铁路运营的时间不支持。

出发3小时，走了105英里之后还有机会在什鲁斯伯里换车，我十分高兴。我原本打算向北继续我的伟大旅程，朝约翰奥格罗茨进发，可是我在车站里却听到站台广播说去拉德洛的火车就要出发了，于是冲动之下便跳了上去。多年以来我一直听说拉德洛是个好地方，而我又突然想到这大概是我去探访一下的最后机会了吧。因此，20多分钟后，我在拉德洛孤单的站台上下了车，穿过一条长长的斜坡进入城里。

拉德洛的确是座迷人又宜人的小城，坐落在提姆河边的一座小山丘顶上，这里你想要的一应俱全——书店、电影院、外观极具吸引力的茶室和糕点店，几家自称“家庭肉铺”的商店(我一直很想进去问问“宰了我全家要多少钱”)、一家老式的伍尔沃斯超市，还有一堆寻常的药店、酒吧、男装店等，全都排列得整整齐齐，与周围环境十分谐调。拉德洛市民协会颇费心思地在许多房屋上挂上铭牌，告诉大家谁曾经住过这里。布罗德街上一家老式的马车旅馆名叫“天使”，墙上就挂了这样一块铭牌，只是如今这旅馆已被木板封死，我希望只是暂时的。牌子上介绍说，著名的“极光马车”曾经在二十七小时内跑完从伦敦到这里一百多英里的路程。看来我们如今进步神速，今天英国铁路公司的火车大概只用一半的时间就能做到。

在附近我偶然发现一个组织名为“拉德洛及区域猫咪保护联盟”，这让我产生了兴趣。我不明白究竟拉德洛人对猫做了些什么，以至于要设立这样一个特殊的保护机构。也许我看问题的方向有误，可是除了放火烧猫或者抓起猫来扔我，我完全想不出有什么恶劣行径会催生这样一个慈善机构保护猫咪的权益。在英国，除了他们对于天气预报的准确性坚信不疑以及全民都爱用“底部”(bottom)这个词开玩笑[1]以外，没什么别的事情比起他们对小动物的态度更让我觉得自己完全是个局外人了。你知道吗？英国皇家动物保护协会居然比全国儿童保护协会早成立六十年，而且后者还是前者的支会(是啊，很明显英国王室很高兴与动物保护联系在一起，而不是保护儿童)。你知道吗？1994年英国曾投票赞成欧盟的一项指令，为经过运输的动物安排法定休息时间，却投票反对给工厂工人安排相似的法定休息时间。

可是，即使在这样古怪的大环境下，我仍然觉得专门成立一个完整的机构并提供充足的资金，就只为保证拉德洛及其区域中猫咪的福利及安全，太不可思议了。我觉得有趣的是，这个协会很奇怪地给自己定下了权限范围——它只对拉德洛及其区域中猫咪的安全和福利感兴趣。那么如果协会某成员发现有人恰好在此边界之外欺负猫咪，该怎么办呢？他们会听之任之地耸耸肩说“不在我们的执法权限之内”吗？谁能给个说法呢？肯定不是我，因为我走到他们那间景观优美的办公室准备咨询一下这个问题时，发现门关着。很明显工作人员外出吃午饭去了，我希望你不要曲解了我的话。

我也正想吃午饭呢，于是穿过马路，走进一家名为“橄榄枝”的沙拉吧小餐厅。这里环境十分舒适，我一进门就独霸了一张四人大桌，作招人鄙视状。还好餐厅里空荡荡的，我又在和背包以及一只托盘进行“大战”，手忙脚乱，看到第一张空桌子就落座了。可我刚坐下没多久，食客们就从四面八方蜂拥而至。然后就在我吃午餐那段短暂的时间里，我可以感受到其他顾客的冷峻眼光。他们从收银台结账之后发现我独个儿占据了显然不是为单个用餐者设计的地方，不得不端着托盘走到不那么受欢迎的楼上就餐，很明显他们不太情愿。于是我坐在那里想不引人注意地尽快吃完。坐在旁边第二张桌子前的一个男人走过来，用尖锐的语调问我某张椅子是否有人坐，还不等我回答便自行搬走了。我匆忙扒完午饭，羞愧地偷偷溜了出去。

回到火车站我买了一张下一班去什鲁斯伯里和曼彻斯特皮卡迪里的车票。由于线路某处机械故障，火车晚点了四十分钟，拥挤不堪，乘客们脾气都很暴躁。我找到了位置，却得赶走原先坐在那里的一桌人，他们十分不情愿地离开，还用鄙视的眼光看我——又结下一道梁子!今天怎么会这么糟糕!我挤进窄小的座位里，穿着外套，车厢里暖气开得太大，背包还搁在膝盖上。我隐约想去布莱克浦，可是我连手指头都无法动弹一下，更不要说拿出列车时刻表看看应该在哪里换车了。于是我就只能这么坐着，相信我能够在曼彻斯特赶上继续前行的火车。

英国铁路公司今天真倒霉，出站才爬行了一英里左右，火车就莫名其妙地停下来了，让我们等了好久。终于有个声音告诉我们由于前方线路故障，本次列车将以斯多克波特为终点站，引起哀叹声一片。最后大概过了二十分钟，火车摇摇晃晃地开动了，艰难地越过绿油油的乡间原野，每停一站都会有个声音出来为延误道歉并且再三宣布火车终点改在斯托克波特。最后，晚点九十分钟以后，火车终于到达终点。我原以为每个人都会下车，可是大家动也不动，我也跟着他们按兵不动，只有一位日本乘客老老实实地下了车，然后郁闷地看着火车继续前行开往曼彻斯特，把他一个人抛在站台上，也没有人给他解释一下。

到了曼彻斯特我发现需要换车去普里斯顿，于是看了看电子屏幕，可是那上面只有终点站的信息，没有中间站。我只得走过去加入问询处的队伍，有一名英国铁路公司的雇员回答旅客的各种问题。很不幸英国没有一个火车站的名字叫“滚开”，因为很明显他想告诉大家的就是这个词。他告诉我去13号站台，于是我就去了，可是这里最多只有11号站台，我回过头去找那个人说找不到13号站台，结果是13号站台得先上某个秘密楼梯，穿过天桥才能到，似乎专为失踪列车而设。站台上有一群旅客傻站着，一脸迷茫愁苦，就像“巨蟒小组”[2]电影里牛奶工人那幅素描画的一样。最终我们被送往3号站台，火车也来了，当然还是一辆两节车厢的“斯普林特”，七百多人一如既往地挤上了车。

那天早晨离开波斯马多格十四小时以后，我终于到达了布莱克浦，疲惫不堪，披头散发，饥肠辘辘，满怀悲愤。这里无论如何都不是我特别想来的地方。

[1]　这个词除了“底部”还有“屁股”的意思，因而人们喜欢拿它来开玩笑。

[2]　Monty Python， 20世纪70年代风靡全球的英国六人喜剧团体，制作了多部经典电影，如《巨蟒与圣杯》等。

第二十三章

布莱克浦每年吸引的游客比希腊一国还要多，旅游饭店床位超过整个葡萄牙的总和。这里人均炸鱼薯条的消费量居全球之最(一天光土豆就要吃掉40英亩的产量)。全欧洲过山车的密集度之冠也非它莫属。欧陆第二大最受欢迎的旅游景点，占地42英亩的欢乐海滩就坐落于此。每年有650万游客到此一游，人数仅次于去梵蒂冈的观光客。每周五、周六晚上这里的厕所数量比地球上任何一个地方都多——有的地方把厕所称作“门口”。

不论你对布莱克浦有什么看法，它的旅游业总是一派繁荣景象——就算不是非常好也相当成功。在过去的20年里，选择传统的海边度假方式的英国人数量下降了1/5，而布莱克浦的游客数量反而增长了37%，还把旅游业打造成了每年产值2.5亿英镑的产业——这样的成就不容小视啊。想想英国糟糕的天气吧，还有布莱克浦这地方又丑又脏、交通不便，大海就像开放式厕所，旅游景点几乎全是廉价而又土里土气的东西，让人害怕。

我刚参观完“光明博览会”，这场著名的(在英国很出名)露天灯光展览是布莱克浦每年秋季主办的节目，目的是为了将旅游季节延长。我常常读到也听到相关消息，也很想亲眼目睹一下。于是，在一条背街上一家简朴的旅舍安顿好以后，我便满怀期待地来到海边现场。一看之下，我想说的就是布莱克浦的灯光展其实没什么，并不精彩绝伦。当然了，想要看的东西有天终于看到，确实会有失望的可能。不过，用失望来形容这“灯光展”似乎还不够。我原以为会有激光灯扫向空中，频闪灯在云朵上投下花纹图案，以及其他令人惊叹的灯光特效。正好相反，现场只有一辆辆老式电车扮成火箭船或者圣诞饼干的模样轰隆而行，然后是路灯上挂着毫不起眼的圣诞装饰绵延几英里。对于没有见识过电力的人来说，其场面绝对震撼，不过也许并不见得吧。整个灯光展俗不可耐，而且规模如此庞大，让人觉得别扭，正如布莱克浦这个地方一样。

和“光明博览会”一样无聊得让人惊讶的就是来观景的人群了。海边的车一辆接着一辆，每辆缓慢驶过的车里都有稚气未脱的脸蛋贴在车窗上；宽敞的步行街上全是快活徜徉的人流，间或有小贩售卖发光项链和手镯以及其他一些短命的小玩意儿，生意竟然好得不得了。我在哪里曾经读到过：到布莱克浦旅游的人有半数左右至少来看过十次灯光展。鬼知道这些人看中了这里的什么。我沿着步行街走了一英里左右，完全无法理解其魅力所在——想必你也已经发觉了，我本来就是热爱恶俗景点的人。也许我只是长途跋涉从波斯马多格赶来太疲倦了吧，可我就是无法燃起对灯展的热情。我漫步穿过灯火通明的购物中心，又打探了一下“宾果游戏房”，可是这种人人为之兴奋的节日气氛怎么也打动不了我。最终，我筋疲力尽，感觉流落在异国他乡，便找了家街边海鲜餐馆吃了份黑斑鳕鱼、一点薯条和碗豆。我找服务生要鞑靼酱[1]的时候，别人又当我是伦敦来的娘娘腔。最后，我早早地歇息了。

第二天一早我便起床，想再睹一下布莱克浦的别样风采。这里的白天让我更加喜欢，步行大街上摆起一个个精致的洋葱顶铸铁小屋子，兜售牛轧糖、硬糖和其他一些黏糊糊的东西。昨天晚上黑乎乎的，我竟然没注意到。此刻的海滩广阔，空无一人，竟然让人觉得十分欢喜。布莱克浦的海滩长七英里，最令人好奇的是实际上这个海滩是不存在的。这不是我瞎编，20世纪80年代，欧共体颁布了各项有关海上排污标准的法令，结果几乎所有的英国海边小镇全都离最低标准相差十万八千里。绝大部分像布莱克浦一样的海边度假胜地，连测粪仪或者是别的什么测量仪，都被撑爆了。这个大问题呈报给了当时的撒切尔内阁。可是政府不愿意拨款来改善英国的海滩，因为富人们都去穆斯提克[2]和巴巴多斯这样完美的海滩度假。于是政府出台了一项政策，明确认定布莱顿、布莱克浦、斯卡伯罗以及其他几个著名的英国海滨城市并没有严格意义上的海滩。这事确实怪异，我完全无法理解，可我发誓这绝对是真的。鬼知道当时的政策是如何定义这里的万顷黄沙的，难道叫“中级排污缓冲带”？不过话说回来，污染问题却在没有花财政部一分钱也没有实际解决措施的情况下“自行消失”了。这种结果在现政府看来当然是相当重要的一点，而且是唯一重要的一点。

好了，政治讽刺到此为止!我们离开这里赶去莫勒坎贝看看吧，那也是兰开夏郡海岸边的一处度假胜地。接下来我就乘上一串咣啷作响的斯普林特火车到了那里，因为我想找个地方与布莱克浦形成鲜明对比，也可能更多是出于我对莫勒坎贝的喜爱吧，我完全不知道为什么，可就是喜欢。

放眼望去，很难相信不算太久以前莫勒坎贝还和布莱克浦不相伯仲。实际上，自1880年以来的很长时间里，莫勒坎贝一直是北英格兰首屈一指的海边度假胜地。它率先举办了海边“光明灯展”，开创了英国的先河。这里还诞生了“宾果”游戏、字母硬糖(状如度假地名字的棒棒糖，我不知道是怎么做出来的)，还有传统的海边“螺旋滑道”。在著名的“韦克斯周”[3]假期中，整个北部工业城镇一同放假(他们把莫勒坎贝称作“海边的布拉德福德”)，成千上万名游客一下子挤满了所有的家庭旅舍和酒店。其巅峰时期曾有两座主线火车站、八座音乐厅、八家电影院、一座水族馆、一座游乐场、一座动物园、一座旋转塔、一座游船花园、一座避暑山庄、一座御冬花园，还有英国当时规模最大的游泳池和两座码头。其中一座中央码头曾是英国最为漂亮精致的码头之一，亭台楼阁，穹顶建筑，美不胜收——就像是浮在莫勒坎贝海湾上的阿拉伯宫殿。

镇上曾有过上千家家庭旅馆为大批游客提供膳宿，但同时也拥有档次更高的酒店满足那些奢侈的客人。“老维克”剧团和“萨德勒维尔斯”歌剧团常常整个季节驻扎在此。爱德华·埃尔加[4]曾在御冬花园里指挥演奏，奈丽·梅尔巴[5]放声高歌。许多酒店都曾聚集于此，堪与欧洲任何一家饭店媲美。“辉煌”和“百老汇”这两家在20世纪初期为富豪主顾提供的洗浴水疗就有十多种，包括针疗、盐水、泡沫、普朗比和威士忌灌洗。

我之所以知道这些是因为我一直在读一本书《失落的度假胜地：莫勒坎贝兴衰史》，作者是当地牧师罗杰·K.宾汉姆。此书不仅文字绝妙(整本书就很特别，可想而知，英国的地方志其实多么精彩啊)，还附有莫勒坎贝黄金时期的各种图片。那时的小镇和我从火车上下来所看见的简直是天壤之别。当时下火车的只有三个人，包括我在内。之后我便漫步在阳光明媚的海洋大道上。那曾经的风华绝代如今已随风而逝，令人扼腕啊。

很难说莫勒坎贝的衰落始于何时，20世纪50年代它还颇受欢迎，1956年这里还有1300家酒店和旅馆，是如今的10倍——可是小镇由盛转衰早就已经开始了。闻名遐迩的中央码头被20世纪30年代的一场大火毁得面目全非，慢慢变作令人难堪的废墟一片。到了1990年市镇当局将其从地图上抹去——假装那一堆延伸到海里占据海滨明显位置的东西并不存在。西区码头同样在1974年冬天被暴风雪扫荡一空，曾经金碧辉煌的阿兰布拉音乐厅于1970年毁于大火，皇家剧院也被拆除干净让位于两年后建成的购物中心。

自20世纪70年代初以来，莫勒坎贝的衰落加剧。当地的地标性建筑物一个接一个地消失——1978年受人喜爱的游泳池没了，1982年御冬花园也不见了，1989年奢侈华丽的“辉煌”饭店也关门了——同时，游客们抛弃了莫勒坎贝，转投布莱克浦和西班牙海滩。据宾汉姆的那本书介绍，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在伦敦只能买下一幢连体别墅的钱就可以在这里买下比如五层楼的格罗夫纳酒店那样曾经辉煌一时的海景大饭店。

如今，莫勒坎贝破落的海滨几乎全是少有顾客光顾的宾果游戏厅、游乐场、“一镑店”，还有折扣服装店——里面卖的衣服又便宜又难看，挂在架子上放在外面都不怕有人会偷。许多商店都空空如也，其余的大部分看上去也撑不了多久。这小镇又一次变成了“海边的布拉德福德”，真是讽刺中的讽刺啊!莫勒坎贝衰落到如此境地，去年夏天海边居然找不到出租躺椅的店家。海滨度假胜地竟然无人愿做出租躺椅的生意，可见有多么萧条啊!

不过，这里也并非一无是处。海滨步行街就十分美丽，维护得也很好，那一望无际的海湾毫无疑问是世界上最美的海湾之一(方圆174平方英里，如果你想知道的话)，绵延至大湖区青翠碧蓝的群山中，全是令人难以忘怀的美景。

如今，莫勒坎贝的鼎盛时期所残留的唯一“遗迹”就是建于1933年的米德兰饭店了。这幢体形庞大的装饰派艺术大楼外观明亮、活泼，以耀眼的白色为基调，宏伟的流线型正立面正对着海滨。1933年正是混凝土建筑大行其道之时，不过当地的建筑公司不懂得如何用混凝土造房子，于是就用阿克灵顿砖加上石膏抹灰，让这房子看上去像是混凝土结构。这一点在我看来十分有趣。如今，饭店的四角有些轻微风化，到处都有斑斑锈迹。原有的内部装饰经过多次粗枝大叶的重新装修大多都散失了，曾经为门廊及公共厅堂增色不少的几尊埃里克·吉尔[6]雕像作品就这么不见了。不过，整座饭店仍然有着磨灭不去的20世纪30年代风韵。

我猜不出如今米德兰饭店的生意从哪里来。我进来喝咖啡的时候晒着太阳俯瞰大海，室内空空的，似乎没有任何其他客人。现在的莫勒坎贝让人感觉到可爱的一处就是不论你去哪里，人们对于你的光临总是满怀感激。我享受到了绝佳的服务和美景，这是在布莱克浦完全无法体会到的。离开的时候我发现空荡荡的餐厅里有一尊巨大的白色石膏美人鱼雕像，是吉尔的作品。我走过去看了看，发现这具价值不菲的雕塑上美人鱼的尾巴居然是用大量透明胶带粘上去的，用它来作为这座小镇的标志倒也恰如其分。

我在一家朴素的海景旅舍要了一间房，店主的热情真的让人受宠若惊，似乎他们忘记了楼上那些空房间都还没人住呢。整个下午我揣着罗杰·宾汉姆的书四处闲逛观景，想要在脑海里还原这小镇的黄金时期。偶尔走进几家茶楼歇脚，那殷勤备至的服务甚至让人觉得有点可悲。

这天阳光温和，游人也不算少，大多数是老年人，徜徉在海滨步行街上，可几乎没看到任何人花钱。没什么别的好做，我便沿着海滨一直走，差点就走到附近的卡恩弗斯村了。然后，我掉头沿着沙滩往回走，正值退潮的时候。我突然想起莫勒坎贝让人觉得奇怪的地方并非是它的衰落而是它居然繁荣鼎盛过。很难想象这样一个地方竟然成为度假胜地：这里的海滩到处都是黏糊糊的稀泥，由于潮水变幻莫测，这片一望无际的海湾经常长时间无水可看。退潮的时候，你都可以步行六英里穿过海湾走到坎布里亚去，不过人们说如果没有向导或者沙地向导，这样做很危险，因为向导们熟知周围的环境。我曾经听某个向导讲过可怕的故事：游览车和马匹想在退潮时穿越海湾却被危险的流沙吞没，再也没有回来。现在还有人走得太远结果被涨起的潮水切断道路围困住——这是我能想象得出的最令人不快的消磨下午时光的办法了。

我现在已经在沙滩上走出几百码远，感觉有些害怕。我仔细观察小虫翻出的泥沙，还有退潮时海水留下的波浪形痕迹，一边留意着“流沙”——其实根本不是沙，而是沙泥，如果你不小心踩进去，它真的会把你吸进去。莫勒坎贝的潮水不是冲过来退回去的，而是如你所想，悄悄从各个角度爬过来。这样更加危险，因为，如果你是那种容易陷入沉思的人，你会很容易发现自己突然被困在漫漫海湾中间一大片不断缩小的沙地上，于是我特别小心不要走太远。

这里还是相当不错——肯定比布莱克浦要好得多。在海底上漫步的感觉真是又古怪又好玩，随时想到自己是在海底三十英尺的地方。我特别喜欢的是“天地一沙鸥”的孤独。如果你来自一个地广人稀的大国，在英国最不适应的事就是出门很难享受自在的孤独。这里没有一个地方可以让你安全地站着撒泡尿，因为随处都有观鸟者的望远镜或者某个婆婆妈妈的散步者在附近兜来兜去。因此，这一刻在沙滩上的片刻孤独简直是奢侈享受。

从远离岸边几百码的地方望去，莫勒坎贝在午后斜阳下非常迷人。我离开沙地，爬上长满苔藓的水泥台阶回到步行街上再看小镇，仍然十分美丽，除了宾果游戏房和新奇商品店以外。海洋大道东线一排旅馆看上去整洁干净，充满甜蜜的希望。我为那些曾满怀期待投资开旅馆的人们感到难过，因为如今他们发现自己被套牢在一个濒死的度假胜地上。衰败始于20世纪50年代，70年代便加剧失控，对于这些可怜人来说完全不可理解，这种情况令人一头雾水，特别是和南面区区二十英里以外、繁荣日盛一日的布莱克浦相比。

莫勒坎贝十分愚蠢却又自然而然地想与布莱克浦一争高下，耗巨资修建了一座海豚馆和一座新的室外游泳池，最近还传出一个乱七八糟的计划——修建一座电视红角“布劳比先生(Mr.Blobby)”的主题乐园。其实，莫勒坎贝的魅力所在，也是它的希望所在，就是保持自我，别跟着布莱克浦亦步亦趋。安静、友善、礼貌就是我喜欢这里的原因。还有，这里的酒吧和咖啡馆有很多空位置，你不会被大摇大摆的年轻人撞下人行道，也不会踩到薯片空袋子和油腻腻的呕吐物一下子滑出很远。

我想，总有一天英国人会重新发现海边的宁静幽远之美，会品味在整洁的海边随意散步、斜倚栏杆，陶醉于景色以及在咖啡馆里看书小憩，还有漫步闲逛的简单之乐。那时候，也许莫勒坎贝又会兴盛起来。如果英国政府在这方面制定政策，采取措施复兴莫勒坎贝这样的地方该多好啊!比如照原样修复码头，重建御冬花园，修缮海边建筑，或者将某政府部门搬到这里，给它一些终年不断的生气，等等。

有了一点启动项目再加上完备的长期发展计划，我相信能吸引愿意开书店、小餐馆、古董店、画廊，甚至西班牙式“塔帕”[7]餐的人吧，还会有古怪的精品酒店的人来做生意。有什么不可能呢？莫勒坎贝可以成为与索萨利托[8]或圣埃弗斯相媲美的英伦北方度假胜地。游客们周末会蜂拥而至，在全新的、精致的海景餐厅里用餐，俯瞰海湾，或者去御冬花园看出戏，听场音乐会。喜欢远足的雅痞们会在这里待上一晚，消除在旁边大湖区游览的疲惫。这一切都合情合理，只不过当然永远不会实现罢了。

[1]　又译为塔塔酱，拌有洋葱片、橄榄、酸菜和刺山果花蕾的蛋黄酱，吃鱼时的酱料。

[2]　Mustique，加勒比海边缘，西印度群岛中的一座私人小岛。

[3]　流行于苏格兰及英格兰部分地区的夏季节日，如今在兰开夏郡仍然盛行。

[4]　爱德华·埃尔加(1857—1934)，英国浪漫主义作曲家。

[5]　奈丽·梅尔巴(1861—1931)，澳大利亚传奇歌剧女高音。

[6]　埃里克·吉尔(Eric Gill， 1882—1940)，英国雕塑家、石雕艺术家、版画复制家及打字机设计师。

[7]　tapas，西班牙语，意为：餐前小吃。

[8]　Sausalito，美国加利福尼亚州西部城市，著名的游船度假胜地。

第二十四章

我有一张皱巴巴的小剪报，总是随身携带自娱自乐。那是我从《西部每日邮报》上剪下来的天气预报一则，原文如下：“天气情况：干燥而温暖，但雨水会带来凉爽空气。”

就这么一个简短的句子便完美地概括了英伦的天气：干燥但多雨，一会儿暖和一会儿凉爽。《西部每日邮报》每天的天气预报都能这么写，就我的经验来看，很少会出错。

对于外国人来说，英国的天气最让人吃惊的就是：这儿似乎没什么天气可言。在别的地方，大自然时常狂暴无常，危险无比——诸如飓风、季风、咆哮的暴风雪、让人逃命的冰雹，这些现象在不列颠群岛几乎完全闻所未闻。我觉得很好。我喜欢一年四季衣着不变，我喜欢夏天睡觉时不用空调也不用纱窗，还不担心昆虫和小飞虫吸你的血或者吃掉你的手脚。我喜欢明白这样一件事：只要我不在二月份穿拖鞋去爬斯诺登峰，我就不会在这个四季如春的国家里因天气原因而死去。

我之所以提到这一点是因为离开莫勒坎贝两天后，我坐在温德米尔湖畔的鲍聂斯镇上一家“老英格兰饭店”餐厅里吃早餐，正好读到《泰晤士报》上一篇有关反季节暴风雪的文章，也就是“冰雪暴”。《泰晤士报》称其“席卷”了东英吉利[1]部分地区，报道称部分地区的积雪“深达两英寸多”，雪堆“足有六英寸高”。看了这则报道，我做了件从未做过的事——拿出笔记本给报纸编辑写信。在信中我和善友好地指出：两英寸的积雪称不上是“冰雪暴”，六英寸的雪也称不上是“雪堆”。我解释说，真正的“冰雪暴”来袭时连大门都没法打开，真正的“雪堆”能把你的汽车埋起来直到春天来临。“天寒地冻”的含义是你去握门把手、邮箱把手等金属物体的时候，手上都会掉下皮肉。不过，后来我把信揉了，因为我发现自己差点就变成了漫画《毕林普上校[2]》中那种自高自大的保守派。我身边就坐满了不少这样的人，正和他们傲慢的太太一起吃着玉米片或喝着粥。没有他们的话，“老英格兰饭店”可能会无以为继。

我之所以到鲍聂斯是因为我有两天时间可以打发，然后再去伦敦会两位友人，周末一起去远足。我极其盼望远足，但要在鲍聂斯再挨过漫长无聊的一天，东瞅瞅西看看等喝下午茶，我就不乐意了。我发现镇上有多得不得了的商店橱窗里摆放着茶巾、彼得兔[3]餐具和花纹图案毛衣。我能逛的仅此而已，一点儿购物的欲望都没有。我也不太确定自己能否在这样一个最富挑战性的度假胜地再闲逛上一天。

到鲍聂斯来多少有些无奈，因为这里是湖泊地区[4]唯一通火车的地方。再说，想想在温德米尔湖畔的静美之中度过两天，沉浸在一座优雅的古老饭店(贵了一点)无边的舒适之中，怎么样也比莫勒坎贝要吸引人得多。可是现在一天过完了，还有一天要挨过去。我已经开始觉得一筹莫展、坐立不安了，就像一个人漫长的疗养期行将结束之时一样。不过，我又乐观地想到那不合时节的两英寸“冰雪暴”刚刚狂暴肆虐了东英吉利，路面交通瘫痪，人们不得不在“极其危险”的雪堆中穿行，有些雪堆居然有脚踝那么高。这样的雪灾竟然慈悲为怀，放过了我所在的这片地方。这里的天气宜人，餐厅窗外的世界在淡淡的冬日暖阳下微微闪光。

我决定乘湖上的汽船到安博塞德去。这样可以打发一小时，还能领略湖上风光，能逃离鲍聂斯这座位置放错了的海滨度假胜地，到一座真正的小镇上去玩玩。前一天我就发现鲍聂斯的商店不超过十八家，能买的只有毛衣、茶巾，其中至少十二家出售的都是彼得兔系列产品，只有一家是肉铺。而安博塞德呢，尽管也有大量迎合大批旅客需要的各类旅游商店，可至少有一家不错的书店和许多户外用品店。不知道为什么，后者极其吸引我——我可以花几个小时浏览各种背包、及膝长袜、指南针、求生口粮等等，然后去另一家把相同的东西再看一遍。于是早餐后我满怀热忱与活力，找到了汽船码头。哎呀，我发现汽船只有夏天才通航，这样的规定太没有眼光了。今天天气如此晴好，而且即便是这个季节，鲍聂斯的游人也不少。于是，我只得退而求其次，穿过三五成群漫步的人们去乘往返于鲍聂斯和三四百码远处对岸之间的小轮渡。轮渡的距离不远，可至少一年四季都通航。

渡口已经有几辆车耐心地在排队等候，还有八到十位远足旅行者，全都身穿羊毛外套背着背包，踏着厚重的冬靴，其中有一位居然穿着短裤——这永远是英国远足旅行者晚期痴呆症的一种表现。英国人所说的远足还是我最近才开始亲身体会的，我还没有到愿意穿上有许多荷包的短裤去远足那个地步，不过我已经喜欢上把裤子束在袜子里了(尽管我还没有找到谁来给我解释一下这样做到底有什么好处，除了让人看上去严肃认真以外)。

我记得初抵英伦之时，在书店闲逛，惊讶地发现店里居然有一整块全是“步行指南”类书籍，这让我感觉有点怪异滑稽。因为在我们美国，从来都不需要书面指导告诉大家如何走路。不过我慢慢地明白了在英国其实有两种“步行”：一种是每天进行的，“11路”载你去酒吧，一切安好，再载你回家；另有一种就是“远足”，需要一本正经地穿上厚重靴子，塑料袋里装好英国地形测量局地图，背包里带上三明治和茶水罐，最高级别就是恶劣天气里穿上卡其布短裤。

多年以来，我目睹这样的远足者费尽艰辛，在潮湿恶劣的天气下攀登云中耸立的大山。我有位老友约翰·普莱斯，生长于英格兰北部，年轻时曾在湖泊地区那些陡峭的山壁上做过许多傻事。他有一次鼓励我加入他和其他几个朋友的队伍，周末去“干草山”上“走走”(这是他的原话)，我当时想“走走”和“干草山”这两个词的组合似乎听上去比较轻松，然后他保证回来后开怀畅饮，于是我便放松了警惕跟着去了。

“你确定不会太辛苦吧？”我问他。

“不会的，就是去走走嘛。”约翰说得斩钉截铁。

当然了，那次绝不是“走走”而已。

我们花了好几个小时爬过大片陡直的山坡，踏过咯吱作响的碎石和一簇簇草丛，绕过高耸入云如城堡般的岩石，终于来到一片悬于半空中的荒凉“冥界”。这里极为偏僻，就像是无人区，连绵羊看见我们都吓了一跳。远处是更加险峻荒僻的山峰，山脚下几千英尺处是状如黑色细带的高速公路，从那里抬头看不到群山之巅。约翰和他的伙伴们以最残酷的方式戏弄我的求生意志：看见我落在后面，他们便在石头地上坐下吸烟、聊天，休息一会儿，可是等我刚赶上他们，筋疲力尽几乎在他们面前跌倒时，他们马上神采奕奕，扔下几句鼓励的话，又大步流星地走开了。于是我只得跌跌撞撞地跟上，完全没有机会歇个脚。我气喘吁吁，浑身疼痛，口吐白沫，意识到自己以前从未做过这么违背天性的事，然后发誓再也不做这样的傻事了。

后来，就在我差点就地倒下需要叫个担架的时候，我们一行来到了最后一个坡顶。我突然发现自己神奇地置身于地球之巅，站在悬于空中的一片平地上，四面是绵绵不绝如大洋一般的群山。我从未看过及得上这个一半美的景致。“天哪!”我突然间口齿伶俐起来，发现自己完全沉醉其中了。自从那时候开始，只要他们叫我，我都会再来，从不抱怨，也开始把裤子塞进袜子里，简直等不及第二天到来。

轮渡靠岸，我们走上了甲板。和煦的阳光下，温德米尔湖看起来宁静而迷人。难得的是此刻没有一艘游船打搅它如镜的湖面。要说温德米尔湖很受驾船者的喜爱，未免也太轻描淡写了。登记在册在湖上行驶的船就有一万四千艘，让我再重复一遍，一万四千艘。热闹的夏日里，任何时候湖上都会有一千六百多艘动力船，有很多以时速四十英里飞驰，后面还拖着滑水的人。此外，还有成千上万种无须登记就能下水的东西，如轻舟、帆船、风浪板、独木舟、橡皮艇、皮筏，各种游船和我此刻搭乘的咯吱作响的轮渡。这些船只、皮筏、帆板都在寻觅一大片容身的水域。如果八月的某个周日你在湖岸上看见滑水者在挤满轻舟浮板的水面上飞速穿行，你不吃惊得瞠目结舌、害怕得双手抱头才怪。

一年多以前，我在湖泊地区住了几个星期为《国家地理》杂志写稿。那段时间里令人颇为激动的一段经历就是早晨搭乘国家公园的游艇一览湖景。为了让我知道高速动力的船只在如此拥挤的湖面上疾驰有多么危险，公园管理员把游艇驶入湖中央，告诉我千万抓紧了——我轻轻一笑：听着，我开摩托车可是时速九十英里呢!接着他发动了引擘。这么说吧!四十英里时速行船和四十英里时速开车完全是两码事。船一发动，那速度就把我甩到后面的椅子上，我拼命用两手紧紧抓住椅子保命。船像离膛的子弹一样在湖面跃动，我很少被吓成这样。即使并非旺季的宁静早晨，温德米尔湖也同样危机四伏。我们的游艇急驰在湖中小岛之间，不时迅速躲过前方突然显现的岬角，就像在游乐场乘“疯狂老鼠”。想想看我们要和其他一千六百艘同样横冲直撞的船只共用同一片水域，而那些开船的人大多都是城里来的大腹便便的弱智，毫无动力船驾驶经验，再加上水面还漂浮着一些乱七八糟的木船和皮船等等，湖上没有陈尸大片简直就是奇迹。

那段经历教会了我两件事：其一，在无顶棚的船上呕吐物的蒸发速度为每小时四十英里；其二，温德米尔湖非常袖珍。这里我们就要切入重点了。英国这地方尽管地形多样，历史辉煌永恒，却什么都要小一号。这里没有一处自然风光能在世界上数一数二——没有阿尔卑斯山那样壮美的山脉，没有令人惊艳的峡谷，连一条奔腾不息的大河都没有。英国人自己也许会认为泰晤士河是条重要大动脉，可是放之于全球，只不过是一条颇具挑战性的小溪而已，放在北美，根本连前一百名都进不去，准确一点，大概排名一百零八位，排在名不见经传的斯昆克河、卡斯科奎姆河之后，甚至还不如小小的牛奶河。温德米尔湖长十英里，宽半英里，在英国可以傲视群湖了，可是和美国的苏必利尔湖相比，在前者每十二平方英寸的水面，后者可以提供超过四分之三平方英里的水。在我家乡艾奥瓦州有一座丹格林斯洛湖，部分本地人都从未听说过，就算如此，它也比温德米尔湖要大。英国湖泊地区的总面积也赶不上美国的双子城[5]。

我认为这一切实在是了不起。并不是说这些自然风景面积很小而了不起，我是说这些风景如此袖珍，又坐落在人烟如此稠密的不列颠岛上，还如此美丽，堪称伟大的造化!

你知道吗？要想让美国达到与英国相同的人口密度，得把伊利诺伊、宾夕法尼亚、马萨诸塞、明尼苏达、密歇根、科罗拉多以及得克萨斯诸州的所有人口全塞进艾奥瓦州才行。湖泊地区有两千万居民，一天之内就能来回一趟，每年还有一千二百万游客，相当于英国人口的四分之一来这里旅行。难怪夏日周末乘船去安博塞德要花上两小时，你都可以一条船一条船这么踩着穿越温德米尔湖了。

即使是最拥挤的时候，湖泊地区也比那些幅员辽阔的国家里的许多知名景点要迷人得多。只要远离人群——远离鲍聂斯、霍克希德、克什威克，远离那些茶巾、茶室、茶壶以及没完没了的比阿特丽克斯·波特[6]牌个人随身用品——湖区仍然有许多纯粹完美的风景。这时，轮渡缓缓靠岸，我们一拥而出。我发现那一瞬间码头变得热闹非凡，一堆汽车开下船，另一堆又上了船；那八九个远足者朝各个方向散开了。突然间一切又迅速复归宁静，我沿着湖边一条漂亮的林间小路拐入内陆，朝尼尔索雷走去。

尼尔索雷最负盛名的就是“山顶小屋”，那位无处不在的波特小姐就是在这间屋子里绘就可爱的水彩画，写出那伤感故事的。一年之中大部分时间，从四面八方过来的游客简直泛滥成灾，村子里很多地方都改建成大型停车场了，但掩蔽得很好。茶室打出的价格招牌上甚至还有日文，天哪!其实这里只不过是个村落罢了(你知道“村子”和“村落”有什么区别吗？其实很简单，前者是人们向往的地方，后者是莎翁名剧)。不过，这村子外围小巧精致，未曾遭到破坏：绿草茵茵如同伊甸园，蜿蜒的石板墙和林地灌木丛将其环绕，湛蓝的天幕下是低矮的白色农庄依傍着迷人的山丘。即使尼尔索雷本身也有种精心打造的诱人魅力，是那些成群结队参观名人故居的游客所无法领会的。“山顶小屋”声名如此大噪，国民托管组织都不再为其做广告了，游客们仍是络绎不绝。我到那儿的时候，交头接耳的白发老人们正从两辆大巴上走下，主停车场已经差不多满满当当了。

去年我来过“山顶小屋”，所以这次我从屋子旁边绕了过去，沿着一条僻静小路往上爬，来到一座小湖边，或者说是高地上的一座水潭吧。波特小姐年老的时候定期到小湖中驾舟泛游——不知她是锻炼身体还是自我折磨——不过小湖十分可爱，看上去人迹罕至的样子。我强烈地感觉到自己是多年来第一个爬上来的游客。小路的另一边，一位农夫正在修补一截垮掉的围墙。我站在那儿看了他一会儿，谨慎地保持距离，因为如果有什么事同修补石墙一样抚慰心灵的话(我是有足以自傲的经验哦)，那就是看着别人补墙。这些古旧的石墙是风景中多么特别的点缀啊。我记得搬家到北方之后不久，有一次出门散步，偶遇隔壁农夫在偏僻的小山丘上重修一道石墙。时值一月，寒雨纷飞，最让人不解的是不知道他修这石墙有什么必要。石墙两边的土地都是他的，何况围墙上有一扇门终年敞开着，似乎这石墙没有什么真正的功能。我驻足观望了一会儿，最后问他为什么凄风冷雨地还站在外面修墙。他用约克郡农夫独有的专门对付南方来的菜鸟和白痴的痛苦表情看了看我：“当然是因为墙倒了呗。”从这件事情当中我领会到：第一，绝对不要对约克郡农夫提出任何无法用“如果你不介意的话，就来一杯泰特利啤酒吧”来回答的问题；第二，英伦的自然风光美丽永恒得无法用言语形容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农夫们出于各种各样的目的，一直在辛勤维护。

当然，这和钱也没有多大关系。政府每年花在国家公园上的钱平摊到每个人身上还不及一份报纸的价钱。政府在全部10个国家公园里投入的总和还不及在皇家歌剧院一家的投入。整个英国公认最美丽也最需环保的湖泊地区国家公园，年度预算是240万英镑，和伦敦一所大型中学的预算差不多。就这么点经费，国家公园得用来进行日常管理，经营10个信息中心，支付127名全职员工及40名暑期兼职员工的工资，维护并更换设备及车辆，投入经费美化风景，开展教育项目，还要担当地区规划的职责，也就是对于公园范围内所有的规划发展进行评估并做出裁决。在一丝不苟的精心维护下，湖泊地区才能如此美丽迷人，有益身心。这一切都归功于其中辛勤工作的人们，在这里安居的人们以及共享这片优美风景的人们。近来我读到一则报道：半数以上接受采访的英国人想不起任何一件自己国家足以引以为豪的事情。我想他们可以为这个而自豪。

我在温德米尔湖和科尼斯顿湖之间精致而又自在的风景中畅游了数小时，想继续流连下去，无奈天下起了雨。看上去一时间停不了，颇为扫兴，我出门的装备中又完全没有为下雨做准备，真是够蠢。不管怎么样，我开始饥肠辘辘了，于是回头到轮渡码头返回了鲍聂斯。

一小时以后，我吃了份高价金枪鱼三明治，被敲了竹杠，回到了“老英格兰饭店”，隔着大玻璃窗对着雨中湖水发呆。我感觉无聊透顶又无精打采，阴雨天待在这种奢华的地方通常都会有这种特别的感觉。为了打发剩下的一小时，我到饭店住客休息室里去看能否搞到一壶咖啡。休息室里散坐着上了年纪的老军官和他们的太太，漫不经心地读着《每日电讯报》。这些老上校个头都不高，身材滚圆，穿着花呢外套，留着精心梳理过的银发，举止粗鲁，铁石心肠，走起路来有点一瘸一拐的。他们的太太涂着鲜艳的口红和厚厚的粉，像才从棺材里爬出来一样。我发现其中有一位太太友好地与我打招呼，想要攀谈几句，我未免吃了一惊，浑身不自在起来。她顶着银色头发，口红涂得一塌糊涂，好像是地震时化的妆一样。在这种情况下，我总是要过一会儿才明白原来自己现在是一位外表看上去颇值得尊敬的中年男士，不是那个刚从香蕉船上下来的年轻乡巴佬了。

我们的交谈照例是从这鬼天气开始的，当这位女士发现我是美国人之后，她突然转移话题讲起她和阿瑟——我想这个阿瑟就是此刻在她身边羞怯微笑的那个呆子吧——近来去加利福尼亚访友的经历，然后就慢慢变成了有关美国人缺点的老生常谈。我从来就不明白人们这么做的时候到底是怎么想的。他们认为我会欣赏他们的坦率，还是忘记了我就是美国人？人们在我面前讲起移民问题时也是如此。

“你不觉得美国人太冒失了吗？”那位女士吸了吸鼻子，啜了一口茶，“你只不过和一位陌生人谈了五分钟，他们就把你当朋友了。我在恩齐诺就遇到一个，大概是退休邮政工人之类的吧，问了我的地址还保证说下次到英国一定来我家拜访。你能想象得出吗？我这辈子都没怎么碰到这个人。”她又啜了口茶，沉思了一会儿，“他的皮带扣可真古怪，全是银色的，上面还有小小的宝石。”

“美国人吃的东西我也搞不懂。”她丈夫坐起来了一点，开始自言自语。不过，很明显他这种男人从来都只说故事开头的第一句话。

“哦，对了，吃的东西!”他太太叫了起来，抓住了要点，“美国人对吃的东西的态度实在是奇怪。”

“怎么个怪法呢，他们喜欢美味食物有问题吗？”我挤出一丝微笑追问道。

“哦，不，亲爱的，是分量。美国人吃东西的分量绝对让人讨厌。”

“我有一次吃牛排……”她先生干笑几声又开口了。

“还有他们把英语给糟蹋的!他们根本就不会说‘女王英语’[7]。”

等等，美国人吃东西的分量还有系彩色皮带扣的友善男人，你们想怎么说都可以，可是说到美国英语请注意了。“为什么美国人非得说‘女王英语’呢？”我语气冷冷地问，“毕竟你们的女王又不是他们的女王。”

“可是他们都用的什么词啊，还有他们的口音。阿瑟，你很不喜欢的那个词是什么？”

“Normalcy。”阿瑟回答，“我有一次碰到一个人……”

“可是normalcy根本不是美国英语，”我说，“这本来就是英国人创造的。”

“哦，亲爱的，我觉得不是。”这女人斩钉截铁，愚蠢至极，还露出屈尊的笑容，“不是，我肯定不是英国人创造的。”

“1722年……”我随口编了个谎话。不过基本事实没有错，normalcy的确是英国英语，我只是不记得细节罢了，“……丹尼尔·笛福[8]在《摩尔·弗兰德斯》里……”我灵光闪现继续补充道。作为生活在英国的美国人，我经常听到的一种说法就是美国将成为英语的坟墓。人们向我表达这种情绪的频繁程度简直让人吃惊，通常是在晚宴上，某人有点喝多了，但也有时候是像这位一样半痴呆还涂厚粉的干瘪老太婆。有时候你会对这种事情失去耐心，于是我告诉她——我告诉他们夫妻俩，因为她丈夫看上去又要插嘴了——不管他们喜不喜欢，美国人创造的词汇大大地丰富了英国英语，有些词他们每天都得用，其中之一就是moron(傻瓜)。我对他们露齿一笑，喝光了咖啡，带点傲慢地起身告辞，然后去给《泰晤士报》编辑再写一封信。

第二天上午十一点，约翰·普莱斯驾车带着大好人戴维·帕特里奇来到我下榻的饭店门口，我当时正在门口等他们。到了鲍聂斯镇我不让他们停下来喝杯咖啡，因为我不愿意再忍受这地方了。我让他一直开到巴森斯韦特附近的一家旅馆，普莱斯事先已经预订好了房间。我们放下行李，喝了咖啡，让厨房准备三份午餐打包，穿上时髦的远足行头，开始向大朗戴尔山谷进发。

尽管天气阴沉，行将入冬，山谷周边的停车场和路边还是全塞满了车。放眼望去，随处都是人，要么是打开车厢捞出远足装备，要么就是打开车门坐在里面换上暖和的袜子和坚实的靴子。我们也把袜子加上，然后偶遇了一队稀稀拉拉的远足者，全都背着背包裹着及膝的羊毛长袜，接着就向那座郁郁葱葱的班德山丘进发了。我们的目标是那座传奇山峰“落虹顶”，海拔2960英尺，在湖泊地区诸山中排行第六。在我们前面的行人宛如缓慢移动而间距恰好的彩色小点，一直延伸到天边那宏伟的山峰中，最后消失于云端。如同往常一样，我发现居然有这么多人都觉得在11月末潮湿阴冷的周日费力爬山极其有趣，不免暗自惊叹。

我们越过地势较低的草坡，来到更为荒凉的地方，在石块和碎石堆之间穿梭，终于爬上距谷底约1000英尺的片片浮云之中。那景致简直是摄人心魄——大朗戴尔诸峰参差不齐耸立在对面，挤挨着靠在远处狭窄的山谷后方，山谷中饰有小块石墙环绕的田地，西面便是一大片棕色群峰，半截湮没在云雾之中。

我们往前走着，天气越来越糟糕，空气中全是舞动的小冰粒，打在皮肤上如同刀割。快到“三间舍”的时候，天气变得狰狞起来，浓雾弥漫，冻雨纷纷，狂风在山坡上肆虐，我们只能以极其缓慢的速度行进。在大雾中能见度只有几码，有那么一两次我们连路都看不清了，这给我敲起了警钟，我才不想死在这里呢——别的不说，我还有14,700英里的常旅客飞行旅程没用过呢。突然，在我们前面的一片阴暗之中出现了一个让人心惊胆战的橙色雪人。再凑近一点，原来是一件高科技远足外套，里面裹着一个人。

“冷啊!”那一大团东西很简明扼要。

约翰和戴维问他是否远道而来。

“布利塔恩，还好。”布利塔恩可是在遥遥十英里之外呢。

“那边天气？”约翰也言简意赅，我才意识到远足者们都是用极简体的语言交谈。

“手膝并用。”那人回答。

他们心领神会地互相点点头。

“这里很快也会是了。”

他们又点点头。

“哦，得走了。”那人似乎无法忍受整天闲扯，很快隐没在浓稠如汤汁的白雾之中。我目送他远去，转身想建议同伴们也许可以考虑撤回山谷，窝在温暖的客栈里吃着热腾腾的佳肴，就着冰凉的啤酒。可是我发现他们两人已经消失在前方三十英尺的迷雾之中了。

“哎，等等我!”我大叫着匆忙赶上。

一路登顶顺顺利利，我数了数我们前面有三十三人，全都在被大雾染白的石堆之间围成一团团，手捧三明治和热水瓶，猛翻地图。然后我就尝试着想象我应该如何向外国人解释这个场景——三十多个英国人冒着冰风暴在山顶野餐。我马上意识到你根本无法解释。我们走到一块岩石边，一对夫妇好心地将背包挪开腾出点野餐的位置给我们。我们坐下，顶着刺骨寒风在棕色背包里掏来掏去，再用冻得麻木的手指剥开水煮蛋的壳，喝着温热的汽水，咬两口压扁了的奶酪酸菜三明治，目不转睛地盯着我们花了三小时才穿越的茫茫大雾，什么都看不见。然后我就想(很严肃地哦)：天哪，我太喜爱这个国家了!

[1]　即英格兰东部地区，英吉利为英格兰的拉丁名称。

[2]　Colonel Blimp，英国漫画家大卫·洛于20世纪30年代创作的漫画人物，后成为自高自大、强硬易怒的保守派人物的代名词。

[3]　英国儿童文学作家比阿特丽克斯·波特于20世纪初创作的卡通人物。

[4]　英格兰西北部的一个风景区，包括坎布里亚山脉和大约15个湖，因19世纪华兹华斯等湖畔诗人而闻名于世。

[5]　指美国明尼苏达州的两座城市：明尼阿波利斯和圣保罗，因地理位置非常接近而得名。

[6]　比阿特丽克斯·波特(1866—1943)，英国作家、水彩画家及环保主义者，著有多部儿童文学作品，彼得兔的创作者。

[7]　Queen’s English，即标准英语。

[8]　丹尼尔·笛福(1661—1731)，英国小说家，被誉为“英国小说之父”，代表作有《鲁滨孙漂流记》及《摩尔·弗兰德斯》等。

第二十五章

取道约克去纽卡斯尔的路上，我又在冲动之下做了件傻事。我在达勒姆下了车，打算花上一小时左右去当地的大教堂转转，没料到我马上就无可救药地爱上了这里。达勒姆这地方太棒了，简直是座完美小城!我一直在疑惑，为什么从来没有人跟我说起过呢？当然了，我早就听说这里有一座建于诺曼时代的精美大教堂，可是从来没想到这小城简直是美轮美奂。我简直不敢相信二十年来居然从来没有人告诉我：“你从来没去过达勒姆？天哪，兄弟，你一定要去看看!来，开我的车吧。”星期天的报纸上连篇累牍的游记讲的都是在约克、坎特伯雷[1]、诺里奇[2]、巴斯，甚至还有林肯度周末的经历，我从来都不记得有哪一篇是关于达勒姆的。我问过朋友们达勒姆的情况，却发现几乎没人来过这里。因此，我可以这么说：“如果你还没有来过达勒姆，请马上动身，就开我的车吧，这地方棒极了!”

达勒姆大教堂由红棕色石材建成，巍然矗立在威尔河那懒洋洋的河湾边，毫无疑问当属这座城市的荣光。这座教堂的方方面面都堪称完美——不光是环境和工艺，同样引人注意的还有其运作管理方式。首先，这里没人啰啰唆唆地找你要钱，没有什么“自愿的”入场费，教堂外只是挂了一块措辞谨慎的牌子，告诉公众每年教堂的维护费用需要70万英镑，现在东侧的翻修需耗资40万英镑，如果游客们能予以经济上的支援，多少不论，教堂都会非常感谢。教堂内部除了两个不起眼的募捐箱以外别无其他，没有吵闹的杂音，没有唠叨的告示，没有讨厌的布告牌也没有愚蠢的艾森豪威尔之旗[3]，没有任何东西打搅殿堂内那难以言喻的宏伟庄严。我去参观的时机太完美了：万丈阳光从彩色玻璃窗里斜射进来，照亮了坚实的巨柱及其华丽的雕饰，在地面撒满了漂浮的彩色小颗粒。这里还有木制的长椅呢。

我对宗教建筑完全不在行。不过在我看来，这座教堂里唱诗班那边的窗子至少和约克那座更加出名的教堂不相上下，而且在这里你至少能欣赏到窗子的全貌，因为没有耳堂的遮挡。另一头的彩色玻璃窗还要精致得多，提到这个我就忍不住唠唠叨叨，因为它实在太美了。我在那里驻足欣赏，周围只有十来个游客，一名教堂司事走过，热情地朝我打了个招呼。这种友好的态度让我着迷，也为自己置身于如此完美之境而沉醉，于是我毫不犹豫地为达勒姆投上一票，这里的大教堂当数英伦之最。

欣赏完眼前美景，我把身上的硬币全都投进了募捐箱，然后以最快的速度浏览了一下老城区——和大教堂一样古色古香、完美无瑕。最后我回到火车站，一面是记忆犹新，一面是痛苦难过：这么个小小的国家竟然有无数值得一看的风景，而我竟愚蠢地认为自己花上短短七个星期的时间就能看个大半。

我乘了一辆城际列车去纽卡斯尔，再换慢车到北面18英里外的佩格斯伍德。一下车便是艳阳高照，完全没有冬天的感觉，我沿着一条笔直的路步行了一两英里抵达阿兴顿。

阿兴顿一直自称为世界上最大的采矿村，不过现在这里已经没有采矿业了。2.3万人的地方还算不上是个村镇。这里最为出名的是培养了许多足球明星，如杰基·查尔顿、鲍比·查尔顿、杰基·米尔博恩以及其他40多位一线球星。对于一座规模不大的村子来说，可谓产量惊人。可是这里吸引我的却是另外一样东西——曾经名噪一时、如今却默默无闻的矿工画家们。

1934年，一位达勒姆大学的学者兼艺术家罗伯特·莱昂来这里进行指导，成立一家名为“阿兴顿小组”的绘画俱乐部，成员几乎清一色全是从未画过画的矿工，很多人则是连真正的油画都未曾见到过。会员们每周一晚上在一个小木屋里聚会，每个人都表现出令人惊讶的绘画天赋。《卫报》的一位批评家(很明显完全不了解足球)后来评论道：“他们将阿兴顿的名声传播到灰黑色矿山之外。”特别是20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这些矿工画家引起了广泛关注，经常成为全国性报纸和艺术杂志所报道的焦点，还时常在伦敦及其他大城市举办作品展。我朋友戴维·库克有一本《观察家报》艺术批评家威廉·费弗撰写的画册书，名为《矿工画家》，他曾经给我看过。书中的插图非常吸引人，但始终让我难以忘却的是这样的照片：身材魁梧的矿工们西装革履，领带笔挺地挤在一间小木屋里，全神贯注地弯腰在画架和画板上作画。

阿兴顿和我原来想象的完全不同。从那本书中的黑白照片上来看，这个小村子杂乱无章，开发过度，四周垃圾如山，三座煤矿冒出的黑烟将其重重围住，被煤烟染黑的小雨终年不断，村子里的街巷总是污浊泥泞。可是如今我所看到的却是繁忙的现代化景象：空气清新干净，甚至还有一片商业区，挂满了迎风飘动的小旗，种满了细长的小树，还有颇为气派的砖砌大门坐落在翻整过的地块上。小镇的主街车站大街，被巧妙地改建成步行街，两边商店的生意还不错。很明显，阿兴顿并不富裕，大部分商店都是走平价路线，橱窗上贴了“减价”“折扣”等直白的承诺，可是至少这里还是一派繁荣景象，不像别的地方那样死气沉沉，比如说布拉德福德。

我走进市政厅打听曾经辉煌一时的小木屋在哪里，然后就沿着伍德霍恩路一直走，寻找藏在联合大楼背后的小木屋。应该说“阿兴顿小组”当年声名大噪，其实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批评家们心怀善意却值得批判的居高临下式家长制作风。读一读当年该小组在伦敦以及巴斯举办画展时报端的评论就知道，批评家们和美学家们将阿兴顿的艺术家视为“约翰逊博士的表演狗”[4]——他们所惊叹的不是矿工们的绘画水平，而是矿工们居然会画画。

然而，阿兴顿画家们数量虽少，所代表的却是在如同阿兴顿这样的地方人们想要提升自我的一种渴求，这些地方能够念到中学的人已经算是幸运的了。在今天看来，二战前阿兴顿的生活虽然如此丰富，人们如此热衷于抓住机会，不可谓不令人惊讶。那时候镇上有个颇以为荣的学社常年举办演讲、音乐会和夜班授课，此外还有歌剧社、戏剧社、工人教育协会、矿工福利会加上工作室以及更多的讲堂，更有“园艺俱乐部”“自行车俱乐部”“体育俱乐部”和其他许多类似团体，数不胜数。各类工人俱乐部在鼎盛时期曾达到二十二个，提供图书馆及阅览室。镇上还曾有一家生意兴隆的剧院、一家舞厅、五家电影院和一家名叫“和谐厅”的音乐厅。20世纪20年代，纽卡斯尔的“巴赫合唱团”曾于周日下午在音乐厅进行表演，吸引了两千名观众。你要知道，这可是在一个偏远荒凉、素来贫穷的采矿小镇哦。

接下来，这些了不起的俱乐部团体纷纷解散了，包括戏剧社、歌剧社、阅览室以及演讲厅，就连五家电影院也悄悄地关门大吉。如今阿兴顿最活跃的消遣场所是一家闹哄哄的游乐场，里面全是游戏机和游手好闲、无精打采的年轻人，我去联合大楼的路上刚好路过这里。到了大楼，发现背后是一大片路面未铺的停车场，四周由低矮的零星建筑所环绕：一家建材店、一家男童子军营，还有一幢涂满明亮绿漆的木结构退伍军人协会。从威廉·费弗的书里我了解到，“阿兴顿小组”的小木屋就在“退伍军人协会”旁边，可究竟是哪一边却无从知晓。

阿兴顿小组是坚持到最后的几家社团之一，经历了缓慢而痛苦的衰落过程。整个20世纪50年代，其成员锐减。老成员慢慢地过世，年轻人认为穿西装打领带提着画箱四处招摇简直荒谬可笑。倒闭前最后几年只剩下两名成员——奥利弗·奇尔伯恩和杰克·哈里森，仍然每周一晚上聚会。1982年夏天，他们接到通知说小木屋的租金将从20便士一年上涨到14英镑一年。作者费弗说：“还要加上每季度7英镑的电费，实在让人无法承担。”1983年11月，阿兴顿小组还来不及庆祝15周年纪念，就因为凑不齐每年42英镑的运营费用而解散了，小木屋也被拆毁。

如今这里已经没什么可看了，只有停车场。可是当年矿工们的画作全都完好地保存在伍德霍恩路上距此地一英里的煤矿博物馆里。我一路走到博物馆，经过了一排排从前矿工们居住的小屋。老煤矿依旧是原来的样子，砖石建筑仍然保存完好，吊在空中的旧转轮就像是怪异的游乐场摩天轮一样。锈迹斑斑的铁轨仍然盘绕在地上。可现在一切都是静悄悄的，铁路上的编组场已经改为整洁的绿地，似乎只有我一个参观者。

伍德霍恩旧煤矿于1981年倒闭，它还差7年就满百岁了，曾经一度是诺森伯兰郡两百大矿之一，在全国也能排进前三千名。20世纪20年代是煤矿业的鼎盛时期，全英有120万煤矿工人；而现在呢，全国只剩下16座煤矿还在开工，矿工数目也下降了98%。

所有这些给人感觉有些伤感，不过，等你走进博物馆就会感叹采矿工作是多么艰辛残酷，也造成了一代又一代人在贫困中难以脱身。难怪这里培养出了那么多足球明星，因为几十年来这里的人们除了踢足球别无其他出路。

英国人最擅长于建造超小型博物馆和稀奇古怪的博物馆，这一家也不例外。馆中精巧的陈列向我们展示了井下矿工的作业以及地面上村子里的生活。我对于过去矿场的生活有多么艰难完全一无所知。20世纪以来，每年有1000名矿工死于矿井，每座矿井也至少会发生一次传说中的矿难——伍德霍恩的矿难发生于1916年，由于监管玩忽职守，30名矿工死于爆炸；煤矿主遭到严厉警告，被勒令坚决杜绝类似灾难再次发生，否则下次他们会遭到“真正的”责难——直到1847年，竟然还有年仅四岁的幼童做旷工。你相信吗？每天在矿井里工作十小时以上。1911年还有十岁左右的童工被赶去把守矿井风门，猫在漆黑一片的狭小空间里，等煤车通过的时候开关通风门。每个童工从凌晨三点一直干到下午四点，每周工作六天，这些都还算是比较轻松的工作呢。

天知道这些矿工哪儿来的时间和精力离开矿井去听演讲，看音乐会，参加绘画俱乐部，但大多数人都这么做了。博物馆里一间灯火通明的房间里挂着30~40幅阿兴顿小组成员的画作。他们当时物资匮乏，很多作品都是用一种很原始的乳状液体涂画在纸张、卡片或者纤维板上，几乎没有用帆布作画的。如果说“阿兴顿小组”能培养出未来的丁托列托[5]，或者是霍克尼[6]，也未免太误导人了，不过这些作品却生动地记载了50年来采矿小村的风土人情。几乎所有的作品描绘的都是当地的场景，如《周六晚间俱乐部》和《惠比特犬》，也有描绘井下场面的。在煤矿博物馆里观看这些作品而不是在纽卡斯尔或布莱顿的美术馆里，更为这些绘画增添了光彩。这一天里我第二次被深深地打动和吸引住了。

快要离开的时候，我注意到一块标牌上记录着煤矿主的名字。这些矿工们在矿井里流血流汗所养活的主人不是别人，正是我们的老朋友W.J.C.斯各特·本廷克，波特兰公爵五世。我又一次想到，英国可真是个小地方啊。

要知道这就是英国的荣耀所在，一面是小巧玲珑、亲密无间，一面又是各种事件和趣味层出不穷。我总是对这样的英国充满仰慕之情：你可以漫步穿越牛津这样的小镇，短短几百码里就能经过克里斯托弗·雷恩[7]故居、哈雷[8]发现彗星的原址、波义耳[9]揭开第一定律的地方、罗杰·班尼斯特[10]头一次四分钟不到跑完一英里的小径、刘易斯·卡罗尔漫步的草地，等等；你还可以站在温莎的斯诺山顶，一眼就能把温莎城堡、伊顿公学的操场、格雷[11]撰写《墓园挽歌》的墓园，还有《温莎的风流娘儿们》[12]的首演地尽收眼底。地球上还有哪个地方能像这样呢，如此有限的空间却浓缩了几百年来层出不穷的辉煌成就？

我回到佩格斯伍德，还迷失在仰慕之情当中，搭上一列火车去纽卡斯尔，找了家酒吧度过了一个心绪宁静的夜晚。我在回音环绕的街道上漫步到夜深，带着喜爱和尊敬之情细细观察一路上的雕塑和建筑。一天结束之时，我有了一个小小的想法，记录下来与大家分享：

这样一个令人惊叹的国度处处皆是天才的杰作，人类潜能的每个领域都得到了探索和挑战，还将一丝不苟地继续下去，这个国家在工业、商业和艺术上都取得了诸多惊世骇俗的成就。可是这样一个地方，等我回到酒店打开电视机怎么会又在播放《警花拍档》呢？

[1]　英格兰东南部一城市，以建于11世纪至16世纪的坎特伯雷大教堂而闻名。

[2]　英格兰东部伦敦东北面一城市。

[3]　作者在前文第八章提过。美国前总统艾森豪威尔于1944年赠予英国皇家海军“大胆”号(HMS Undaunted)的一面旗帜，上面绣有四颗星及其亲笔签名，现保存于苏格兰艾尔郡的卡尔岑古堡中。

[4]　此典故出自18世纪英国大文豪塞缪尔·约翰逊，即约翰逊博士。他有一次看见一位妇人带着一只能用后面两条腿走路的狗散步，便有感而发：其实这狗模仿人走路走得并不好，不过大家都为它叫好，只是因为惊诧于狗居然也能只用两条腿走路罢了。

[5]　丁托列托(1518—1594)，意大利画家，以宗教、神话、历史为主题，代表作有《圣乔治和龙》。

[6]　霍克尼(1937—)，即大卫·霍克尼，英国画家，20世纪60年代英国波普艺术运动的重要人物。

[7]　克里斯托弗·雷恩(1632—1723)，英国建筑师，曾设计过五十多座伦敦的教堂，其中最负盛名的是圣保罗大教堂。其代表作还包括剑桥大学三一学院图书馆等。

[8]　埃德蒙·哈雷(1656—1742)，英国天文学家，1705年运用牛顿定律准确预测了一颗彗星的周期，该彗星即以他命名。

[9]　罗伯特·波义耳(1627—1691)，爱尔兰裔英籍物理学家、化学家，1662年提出波义耳定律。

[10]　罗杰·班尼斯特(1929—2018)，英国赛跑运动员，1954年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在4分钟内跑完1英里的人。

[11]　托马斯·格雷(1716—1771)，英国诗人，浪漫主义诗歌的代表人物。

[12]　莎士比亚著名喜剧。

第二十六章

某个空气清爽昏暗的十一月黄昏，我乘火车提前抵达了爱丁堡，还有哪个地方比此时此刻的爱丁堡更加美丽迷人呢？从威弗利火车站熙熙攘攘的地下钻出来就是这座光荣之城的中心所在，真是令人开心。我多年未到过爱丁堡了，有点忘记这里是多么迷人了。每座纪念碑都打上了金色的灯光，显得诡异而庄严。古堡和苏格兰银行总部矗立在山丘之上，山脚下是巴尔莫罗酒店和沃尔特·司各特爵士[1]纪念碑。一天行将结束，城里各处都是忙碌景象：汽车飞驰过王子大街上的商店，下班族在人行道上行色匆匆，急着回家吃羊杂碎布丁，喝鸡肉韭菜汤，吹几段风笛音乐，或者是做点苏格兰人太阳落山之后喜欢做的事情。

我早就在古苏格兰酒店订好了房间，也是冲动之下想奢侈一把，而且我只住一晚。这建筑非常精致，富于爱丁堡特色。于是我沿着王子大街一路向酒店走去，经过了状如哥特式火箭船的司各特纪念碑，突然惊喜地发现自己和一大群人一起在欣赏山崖上古堡华灯初上的黄昏美景。

爱丁堡和威尔士比起来更像是异国他乡，这一点令人惊奇。建筑物都细瘦高挑，完全不是英格兰风格；货币也不太一样，甚至连空气和光线都感觉有种难以形容的北方味道。每家书店橱窗里全是有关苏格兰的书或者是苏格兰作家写的书，当然口音也很不一样。我一路走着，感觉仿佛把英格兰远远地抛在后面，经过某个熟悉的店家我还会惊讶一把：哦，看哪，他们这里也有“玛莎百货”呢。仿佛我是在雷克雅未克[2]或者斯塔万格[3]，没料到会发现英国的东西一样。这点很是新鲜。

我在老苏格兰饭店登记入住，把行李扔在房间里，便很快回到大街上，渴望呼吸新鲜空气，去接纳爱丁堡的一切。我沿着一条细长弯曲的后山小径来到了古堡，可是到晚上大门已经关闭，于是我又漫步下山来到皇家英里大道，没什么行人，非常富有苏格兰情调。我把许多旅游用品商店的橱窗一个个细细打量过来，消磨时间，一边回想苏格兰人贡献给世界的诸多杰作：苏格兰裙、风笛、苏格兰便帽、燕麦罐头、饰有菱形图案的亮黄色套头毛衣以及袋装的羊杂碎布丁。除了苏格兰人，这些几乎没有谁需要吧。

请让我坦率地表明一点：我对于苏格兰及其两颊如樱桃般红润的聪慧人民充满无限的喜爱和景仰。你知道吗？按人均计算，苏格兰的大学生人数位居欧洲各国之冠，它所培育出的知名人物简直和它那小小的面积不成比例。随便举几个：罗伯特·路易斯·史蒂文森[4]、詹姆斯·瓦特[5]、罗伯特·彭斯[6]、沃尔特·司各特、阿瑟·柯南·道尔[7]、J.M.巴里[8]、亚当·斯密[9]、亚历山大·格拉汉姆·贝尔[10]、托马斯·特尔福德[11]、开尔文爵士[12]、约翰·洛吉·贝尔[13]，还有查尔斯·雷尼·麦金托什[14]等等。还有像威士忌、雨衣、套鞋、自行车脚踏板、电话、柏油碎石路面、青霉素以及对大麻活性成分的理解都是苏格兰贡献给全世界的。如果没有这些东西，我们的生活会是多么无助啊!因此，我要说：谢谢你，苏格兰，请不要介意你们的足球队近来似乎无缘本届世界杯。

皇家英里大道走到尽头就是圣十字架宫的入口。我掉头往回走，沿着一条条黑暗但干净的小巷子回到了市中心，最后我来到圣安德鲁广场上一家风格特异的酒吧，名字叫作“瓷砖”——十分贴切，因为里面从地板到天花板全部密密实实地贴上了精巧而厚重的维多利亚式瓷砖，给人感觉像是在阿尔伯特亲王[15]的厕所里喝酒一样，倒也并不一定让人觉得不快。不管怎样，这酒吧里一定是有什么东西很吸引我，因为我傻乎乎地灌下许多啤酒，出来一看发现周围的餐馆几乎全都打烊了。于是我只得跌跌撞撞地回到酒店，对值夜班的员工们眨了眨眼，就爬上床睡觉了。

第二天一早醒来，我饥肠辘辘、轻松敏捷，头脑前所未有地清醒。我走到酒店餐厅门口，一位身穿黑色西装的男人问我：“想吃早餐吗？”

“福思河流入福思湾吗？[16]”我跟他开了个玩笑，用胳膊顶了顶他胸口。他带我入座，我饿得发慌，于是菜单也不看了，直接让那人给我上全餐，也不管里面都有些什么。我背靠在椅子上开心而悠闲地浏览菜单，突然发现早餐全餐居然标价14.5英镑!我连忙抓住经过身边的一名侍者。

“对不起，”我说，“菜单上的早餐怎么要14.5英镑？”

“就是这个价格，先生。”

我突然感觉到昨晚的宿醉猛敲我的头骨两侧。“你的意思是，我花了一大笔钱付房费，还要再付14.5英镑就吃个煎蛋和燕麦饼？”

他承认情况基本如此，于是我赶紧取消点单，改来一杯咖啡。唉，也太贵了!

也许是这件突如其来的小事破坏了我一早的美好情绪，也许是一出门便是毛毛细雨，反正我气急败坏。白天的爱丁堡风景不及头天夜晚里的一半，人们撑着伞在街上吃力地走着，汽车开过小水坑发出阵阵噪音，听上去暴躁而又不耐烦。乔治大街是“新城”(爱丁堡中心不那么古老的区域，这个名字比较误导人)的核心，风貌怡人，就是有点潮湿，到处是雕塑和方方正正的广场，只是太多乔治时代的建筑被现代化的商店门面糟蹋得面目全非。从我住的酒店出门拐弯便是一家办公用品商店，18世纪的门面上安装着厚玻璃窗，这种做法简直就是犯罪，周边的几条街上这种类似情况随处可见。

我四处转悠，想找个地方吃早饭，最后来到了王子大街，这里也和昨晚大相径庭。昨晚四周都是匆忙下班回家的行人，整条街道充满活力，十分诱人，简直让人心情激动。可是现在光天化日之下，完全是片灰暗且无精打采的样子。我沿街走着，想找家咖啡馆或者小饭馆，可是除了几家脏兮兮的羊毛折扣店以外，就是随处可见的连锁店，如博姿、利特伍滋[17]、维珍唱片、玛莎百货、汉堡王、麦当劳这些。在我看来，爱丁堡市中心所缺少的就是一处受人喜爱且历史悠久的咖啡馆或者是一家古老的茶室，里面有报纸，有盆栽植物，也许还有一位胖胖的小妇人弹奏一架巨型钢琴。最后我急不可耐，只得走进人山人海的麦当劳。等了许久，慢慢地跟着队伍往前挪，让我更加心烦意乱，最后点了一杯咖啡加一份鸡蛋麦芬。

“请问您还需要一份苹果三角酥吗？”一位年轻的男侍者问我。

我看了他一会儿。“对不起，”我说，“我看上去像是脑残的样子吗？”

“您说什么？”

“如果我错了，请你纠正，可是我没要苹果三角酥，对吧？”

“嗯，没有。”

“那么我看上去像是那种脑子有问题想要苹果三角酥还不知道点的人吗？”

“不是，只是我们的规矩是对每位顾客都要这么问问。”

“好吧，我不要苹果三角酥，这就是为什么我没点这东西。你还想知道我不想要别的什么吗？”

“我们的规矩是对每位顾客都这么问问。”

“你还记得我点的是什么吗？”

他迷惑地盯着收银机：“嗯，一个鸡蛋麦芬加一杯咖啡。”

“你觉得我今天早上是吃早饭呢，还是继续跟你聊下去呢？”

“哦，呃，对，我就给您拿来。”

“谢谢你。”

唉，真烦!

接下来，烦躁稍退，走出麦当劳，我发现雨下大了。我快步跃过马路，冲动之下，跳进苏格兰皇家学院避雨。这是一幢颇为宏伟的仿希腊式建筑，柱子之间扯着小旗，有点像德国国会大厦前的岗哨。我花了1.5英镑买了张票，像狗狗一样把身上的雨水抖落，慢慢走了进去。学院正在举办秋季画展，也许是冬季画展或者是年度画展，我也不确定，因为没看到任何标牌，所有的画都编上了号，你可以再掏2英镑买本小册子，了解这个展览的名字。这让我觉得恼火，因为我刚付了1.5英镑(国民托管组织也这么做，把花园里的每株植物每棵树都编上号，这样你就得掏钱买一份目录册，这就是我不会把自己的财产捐给它的原因之一)。苏格兰皇家学院的画展遍布许多房间，主要分四大类：(1)海滩上的船只；(2)苏格兰高地上孤零零的农舍；(3)只穿内衣的女孩子在洗手间里梳妆打扮；(4)法国街道即景，至少有一家商店招牌上写着“面包店”或者“杂货店”，因此观众可能把背景误认为是卡诺斯蒂[18]或者特鲁恩[19]。

有许多画作真的非常出色，我发现有些作品上贴着红色圆形标记，马上就意识到这些画是出售的，而且突然产生一股奇怪的冲动，想要掏钱买一幅。于是我向前台桌边的一位女士走去，问她：“对不起，第125号多少钱？”她在目录册里查一查，告诉我一个数目，比我心里的出价要高出好几百英镑，于是我又走开，过一会儿再过来问：“对不起，第47号多少钱？”有一趟，我发现一幅特别中意的画，一位名叫柯林·帕克的画家画的索尔韦海湾。前台那位女士查了查价格，告诉我是125英镑。这个价格正合我意，我准备当场买下，就算让我一路扛到约翰奥格罗茨去我都心甘情愿。可是她立刻发现看错了行，卖125英镑的是幅3英寸见方的小画，柯林·帕克那幅画要贵得多，于是我又走开了。最后，我的腿开始发酸，就尝试了一个新的策略，问前台小姐有没有50镑以下的东西，回答是没有，我只得离开。虽然画没有买成，可是目录册的那两块钱算是赚回来了。

接着我去了苏格兰国家美术馆，这地方我更喜欢，不仅仅是因为它完全免费。美术馆藏在皇家苏格兰学院背后，外表看上去不起眼，可是里面却富丽堂皇，颇有19世纪的皇家风范：红色厚羊毛毡铺就的墙壁，悬挂着华丽镶边的巨幅画作，随处可见赤裸仙子的雕像和镶金银边的家具，让人感觉宛若漫步在维多利亚女王的香闺之中。这些画作不仅艺术精湛，还附有标签告诉观众其历史背景及人物事件的来龙去脉，我认为这种做法值得大力推荐，实际上应该各处强制推广执行。

我满怀感激地读着这些说明文字，非常高兴了解到的一点一滴，比如说伦勃朗[20]之所以在自画像里看上去如此郁闷就是因为他刚被宣告破产等等，可是在美术馆的某间沙龙里我注意到一位男子带着一个约莫13岁的小男孩，似乎根本不需要看这些标签说明。

我想，他们就是王太后称之为“下层阶层”的成员吧，他们身上的每一处都无声地道出了贫穷与物资匮乏——吃得差、收入低、牙齿糟糕、前景黯淡，甚至连衣服都没洗干净——可是那男子却满怀喜爱又熟悉地描述着每幅图画，让人心头温暖。那男孩也全神贯注地倾听他说的每个字。“这是戈雅[21]的晚期作品。你看，”那男人轻声说着，“他的笔法掌控得多好，完全不同于他最早期的作品。还记得我告诉过你戈雅直到三十岁才画出第一幅杰作吗？喏，这就是一幅杰作。”要知道，这个男人不是在炫耀他的知识，而是在分享。

我在英国经常被这类事情所震撼。背景平平的人经常表现出极其优秀的教养，让人颇感神秘。那些外貌普通的人会告诉你某种植物的拉丁文名称或者竟然是研究古代色雷斯[22]政治的专家，抑或是精通格兰纳姆[23]的灌溉技术。毕竟，这个国家最受瞩目的电视智力问答节目，如《大智大略》(Mastermind)的最终大奖通常都由出租车司机或者火车司机这样的人拿走，要知道那些问题可不是一般难啊。我不知道这究竟是让人深深震撼还是让人惊骇万分——也就是说，究竟是这个国家连火车司机都知道丁托列托和莱布尼茨[24]，还是在这个国家懂得丁托列托和莱布尼茨的人最终只能去做火车司机？我所知道的是，这样的事情在英国比别处多见。

接下来我爬上陡坡去看城堡，感觉对那地方十分熟悉，颇为诡异。因为我从未来过这里，因此也想不出为什么感觉似曾相识。然后我想起来在布拉德福德看过的《这就是全景电影》一片里有一段就是爱丁堡古堡前的军团演习。城堡这一带就和电影里一模一样，除了季节更替再加上老天爷仁慈，没了那些昂首阔步的苏格兰军团以外。可是自1951年以后有一样东西发生了巨变，那就是城堡脚下的王子大街。

1951年那会儿，王子大街仍然在全世界数一数二，这条优雅从容的大道北端的两边全是坚固而庄重的维多利亚时代和爱德华时代的大楼，俨然一派自信荣耀的帝国风范：北不列颠商业保险公司、华丽古典的新俱乐部大楼、老威弗利饭店。可是后来，这些建筑一座接一座地被推倒了，绝大部分被灰暗的混凝土碉堡所取代。王子大街的东头就是圣詹姆斯广场，原来是一大片公共绿地，四周密密麻麻全是19世纪的公寓大楼。可后来大楼全被拆除，建起了一片建筑史上最为矮胖丑陋的购物酒店综合区。如今，王子大街的昔日荣光还残留下来的只有零星几幢建筑，如巴尔莫罗酒店和司各特纪念碑，还有詹纳斯百货公司门面的一部分。

后来，我回到家中，发现自己那本《汽车协会英国城镇指南》里有一幢艺术家绘制的爱丁堡市中心鸟瞰图，其中王子大街从头至尾两边全都是精致的古老建筑，其他一些英国城市如诺里齐、牛津、坎特伯雷和斯特拉福德在许多艺术家印象中也是这个样子。要知道，你不能拆毁那些精致的老房子，然后再假装它们仍然还在那儿，可是英国近三十年来就是这么做的，而拆毁的也不仅仅是房子。

发完这通牢骚，我出发去找真正的美味佳肴了。

[1]　沃尔特·司各特(1771—1832)，苏格兰历史小说家及诗人，蜚声世界，代表作有《艾凡赫》等。

[2]　冰岛首都。

[3]　挪威西南部港口城市。

[4]　罗伯特·路易斯·史蒂文森(1850—1894)，苏格兰小说家、散文家及诗人，代表作有《金银岛》《化身博士》等。

[5]　詹姆斯·瓦特(1736—1819)，苏格兰工程师和发明家，对蒸汽机做出了基础性的改进，使之发展成现代的高压蒸汽机，1769年获得专利。

[6]　罗伯特·彭斯(1759—1796)，苏格兰著名诗人，用苏格兰方言写就许多诗歌。

[7]　阿瑟·柯南·道尔(1859—1930)，苏格兰作家，福尔摩斯侦探系列小说的创作者。

[8]　J.M.巴里(1860—1937)，苏格兰作家，代表作有戏剧《小飞侠彼得·潘》。

[9]　亚当·斯密(1723—1790)，苏格兰政治经济学家和哲学家，古典自由市场经济理论的奠基人，著有《国富论》。

[10]　亚历山大·格拉汉姆·贝尔(1847—1922)，苏格兰裔美籍科学家，电话发明者。

[11]　托马斯·特尔福德(1757—1834)，苏格兰建筑师、工程师及路桥运河建造者。

[12]　尔文(1824—1907)，苏格兰物理学家及数学家，创立开尔文温标。

[13]　约翰·洛吉·贝尔德(1888—1946)，苏格兰工程师，电视之父。

[14]　查尔斯·雷尼·麦金托什（1868—1928），苏格兰建筑师，其“新艺术”派设计理念强调优雅、合理，影响深远。

[15]　阿尔伯特亲王(1819—1861)，维多利亚女王的丈夫。

[16]　俏皮话，意为：那还用问。

[17]　Littlewoods， 1923年成立于英国利物浦的零售与足球博彩业公司，经合并重组后更名为Shop Direct。

[18]　Carnoustie，苏格兰东部小镇，以高尔夫球场而著称。

[19]　Troon，苏格兰西南部港口城市。

[20]　伦勃朗(1609—1669)，荷兰画家。

[21]　戈雅(1746—1828)，西班牙画家。

[22]　巴尔干半岛东南部，爱琴海北部一古国，今分属希腊及土耳其两国。

[23]　法国南部普罗旺斯省的一座古罗马小城。

[24]　丁托列托(1518—1594)， 16世纪意大利威尼斯画派著名画家。莱布尼茨(1646—1716)，德国哲学家及博学者，与笛卡尔和斯宾诺莎并称17世纪三大理性主义者。

第二十七章

让我们谈点振奋人心的事情，就说说约翰·法洛斯吧。1987年的一天，法洛斯在伦敦一家银行的窗口前排队等候办事。这时，一名叫道格拉斯·巴思的劫匪抢到他前面，挥舞着手枪，威逼出纳员交出钱来。法洛斯义愤填膺，喝令巴思“滚开，去队伍后面排队”。队伍里的其他人也纷纷点头表示赞同。劫匪完全没料到这段插曲，只得灰溜溜地空手走出银行，不一会儿就被逮捕了。

提到这个故事是为了说明英国人特有的一种高尚品质，那就是与生俱来的礼貌风度。如有违背，必然会招致危险。对他人的尊重与无声的体谅在英国人的生活中是基本的法则，这在日常对话里比比皆是。几乎每个英国人碰到陌生人都会用上这样的表达：“十分抱歉，可是……”然后再提出请求，“能告诉我去布赖顿怎么走吗？”“帮我找件合身的衬衫好吗？”“能将您的巨足从我脚上挪开吗？”一旦要求得到满足，他们会无一例外地给你一个略带迟疑及歉意的笑容，再次表示抱歉，占用了你的时间，恳求原谅，并且一不小心又把他们的脚放在你的巨足即将踏上的地方。

似乎是为了证明我的观点，第二天早晨我从老苏格兰饭店退房的时候，我发现排在前面的一位女士一脸无助地对前台接待说：“十分抱歉，可是我房间里的电视好像怎么都打不开。”她竟然特地跑下楼来向工作人员道歉，就因为饭店的电视机出问题了。除了在英国，还有哪里会发生这样的事呢？

而这一切都是那么的自然而然出于本能。我还记得初到英国不久的时候，有一天去火车站发现十几个售票窗口只开了两个(可能我得解释一下，英国的规矩是银行、邮局、火车站不论有多少个窗口都只开两个，高峰时段再加开一个)，两个窗口前都有人。如果是在别的国家，会发生如下两种情况：要么就是两个窗口前挤满人，争着抢先办自己的事；要么就是排两条队伍，每个人都神色郁闷，认为另外一队速度更快。

可是在英国，等候买票的顾客早就自觉地拿出更加合理而又聪明的办法：他们在距两个窗口几英尺开外的地方只排一条队伍，哪个窗口空了，前面第一名顾客便上前购票，队伍随即跟上。这方法太公平太民主了，而且令人不可思议的是没有人命令他们这么做，也没有人给他们暗示，他们就这么做了。

现在的情况也比较类似，那位搞不定房间电视的女士已经道完歉(我得说一下，那位前台接待以超乎寻常的优雅风度接受了她的道歉，甚至还暗示如果她房间里还有什么东西出了问题，请她千万不要自责)，前台接待便招呼我和另一位在排队的绅士：“下一位是谁？”那位绅士便和我礼让一番“您先请”“不，您先请”“哦，还是您先来吧”“您太客气了”。这一番温文的礼节的确暖人心脾。

于是，抵达爱丁堡的第二个早晨，我心情愉悦地走出了饭店，与天地和谐融为一体。刚才那场温文尔雅的邂逅让我如沐春风，觉得阳光格外耀眼，整个城市面貌也焕然一新。今天的乔治大街和皇后大街看上去格外迷人，石头路面在阳光下闪耀，昨天那种潮湿、阴郁和黑暗如今完全涤荡一空。远处的福斯河入海口泛着粼粼波光，小公园和广场绿树成荫，生气勃勃。我登上小山丘来到“旧城”俯瞰全城，惊讶地发现整个爱丁堡完全变了样。王子大街上的现代建筑仍然像道伤疤，令人遗憾；可是，后面的小山丘上缀满了时髦的屋顶和尖塔，给城市增添了别样的美丽。这是我前一天完全没有看到过的。

整个上午我就像观光客一样四处转悠，去了圣吉尔斯大教堂，看了圣十架字宫，爬上了卡尔顿山，最后取了背包回到车站。爱丁堡之行终于没成为遗憾，我非常开心，又可以继续上路了。

乘火车旅行是多么惬意啊!火车隆隆驶出爱丁堡，进入宁静的郊区，爬上福斯桥(天哪，这座桥多么雄伟!我突然明白为什么苏格兰人谈起它都激动不已了)，我立刻昏昏欲睡。火车上空荡荡的，内部装饰极为豪华时髦，以宁静的蓝色和灰色为主调，和我前几天乘过的斯普林特列车形成了鲜明对比，也让人彻底放松，很快我的眼皮越来越重，脖子也越来越软。不一会儿，我的头就耷拉在胸口，开始沉静而安稳地制造几加仑口水——全都是没什么用场的。

有些人根本就应该禁止在火车上睡觉，或者应该仔细盖上防水布才允许他们睡觉，恐怕我就属于此列。也不知睡了多久，我在一阵叫春似的鼾声中双手狂挥乱舞着醒来，一抬头发现自己已经淹没在从胡子到皮带的一大片口水“汪洋”之中，身边有三个人好奇而冷静地注视着我。不过，这次还好，不像平时那样，醒来发现一群小孩子瞠目结舌地盯着我这个口水怪兽，然后惊叫着四处逃窜。

我避开身边的观众，小心地用外套袖子擦拭着口水，专心看起风景来。火车正行驶在一望无际的平原上，大片的农田一直延伸到远处的山丘脚下，胜在宁静之美。天空灰暗沉重，似乎承受不了自身的重量就要垮下来一样。火车不时停靠在某个死气沉沉的小镇上，车站也空无一人，叫什么莱迪班克、库帕、卢查斯之类的，最后终于来到活跃一点的邓迪、阿布罗斯和蒙特罗斯。离开爱丁堡三小时后，火车在黄昏的微光中驶入了阿伯丁。

我热切地将脸庞贴在车窗玻璃上张望。以前我从未到过阿伯丁，也没有熟人朋友来过，对于这座城市我几乎一无所知，只知道这里以“北海石油工业”为主，并且自豪地宣称自己为“花岗岩之城”。在我看来这里遥远而富有异国情调，似乎永远难以企及，于是我十分渴望一睹其风采。

我事先预订好的那家酒店在我那本导游书(这厚砖头后来一把火烧了)上描述得十分温馨，可实际上是家位置偏僻、乱敲竹杠且糟糕透顶的地方。我的房间又小又暗，家具陈旧。那张像是从牢房里搬出来的小床上只堆了一床薄毯和一只单薄的枕头，就连墙纸都要拼命逃离那潮湿的墙壁。看得出来，这酒店曾经想好好发展一下，在床边安装了灯光、收音机、电视机和闹钟的综合控制系统，可是现在全都坏了，成了摆设，闹钟的旋钮一碰就掉了下来。我只得长叹一声把行李堆在床上，回到阿伯丁黑暗的街道上找一个不错的地方吃点喝点。

这么多年来我领悟的一个道理就是：你对一个地方的印象一定而且必然受到达路线的影响。如果从满目绿意的里士满、巴恩斯和普特尼这样的郊区进入伦敦，又在肯辛顿花园或者格林公园这样的地方下车，你肯定以为伦敦是一处无边无际的精致桃源。可是若换作从索斯安德、朗福德以及利物浦街火车站进入伦敦，你的印象会截然不同。因此，也许是我从酒店出来走错了路吧，走了差不多三小时，转过了好几条街，仍然没有发现阿伯丁有什么可爱之处，除了个别偶尔能引人注意的小景点之外，比如地标性古建筑“默卡特十字”附近的步行街区，看上去颇有趣味的小博物馆“约翰·敦斯之屋”，还有几处宏伟的大学建筑。可是不论我从市中心穿过几次，似乎只看到一座大而无当、金光闪闪的新建购物中心，要绕过这幢建筑不知道有多么讨厌(我有好几次都嘟囔着在送货区的死胡同里或者是堆满纸箱的货场里迷路)!市中心有一条长得望不到尽头的大街，两旁的商店完全和我这六个星期走过的每个城市所看到的一模一样。这一片毫无个性，说它是哪儿都行，可以是小曼彻斯特，也可以是利兹的某一部分。我想找到一个地方可以停下来双手叉腰地感叹“啊，这就是阿伯丁了”，却始终未果。也许还是因为季节不对吧，我以前在报纸上看到阿伯丁曾九次赢得“英国花园城市”桂冠，可是我既没看到花园也没发现绿地。最重要的是，我丝毫没有身处花岗岩打造的富裕傲人之城的感觉。

更为糟糕的是，我找不到一个吃饭的地方。我本想找点新鲜的地方，不是这一路上吃过一百遍的那种地方，比如泰国餐馆、墨西哥餐馆、印尼餐馆或者哪怕是苏格兰餐馆也行，可是到处都是中国馆子和印度饭馆，都是在背街上的那种二楼餐厅，楼梯看上去像举行过摩托车拉力赛。我可不敢冒险去爬那可怕的楼梯进入未知领域。其实我知道楼上都有些什么：灯光昏暗，接待区有个软垫装饰的吧台，吱吱嘎嘎的亚洲音乐，桌上摆放着一杯杯啤酒和不锈钢温碟器。我无法面对这样的地方。最后我站在街角，迫不得已玩起了“点兵点将”的游戏，点了家印度餐馆，里面的东西从各方面都和我前几个星期吃的每顿印度菜一模一样，甚至连饭后饱嗝的回味也完全相同，最后我心情黯淡又烦躁地回到了酒店。

第二天早上，我在城里逛了一圈，诚心诚意想要让自己更喜欢这里，可惜事与愿违啊!其实，并不是阿伯丁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只是它平淡无奇得过头了点。我到那家新建的购物中心里转了转，再到周围的街上兜了兜，所有的地方都不出彩，让人过目便忘。后来我意识到问题并不出在阿伯丁，而是出在现代英国的特性上。英国的城镇就像是一沓纸牌，没完没了地洗过重发——同样的牌只是顺序不同罢了。如果我是从另一个国家初到阿伯丁，可能会觉得这里欣欣向荣又独具特色。这里的确繁华而又干净，有书店、影院还有一所大学，应该说应有尽有了。我丝毫不怀疑这里是个宜居之地，只不过它太千篇一律了。不过这是座英国城市，你还想要它如何呢？

一旦有了这样的想法，我就开始喜欢阿伯丁了。虽然不能说我喜欢得恨不得立即搬过来定居，可是既然在哪里都有同样的商店、图书馆、休闲中心，同样的酒吧、电视节目、电话亭、邮局、交通灯、公园长椅、斑马线，同样的海洋气息，甚至就连吃完印度菜后打的饱嗝都回味相同，我为什么偏偏要选这里呢？奇怪的是，昨晚让阿伯丁变得沉闷无趣的每样东西，现在都让这座城市显得舒适温馨，可是我仍然丝毫不觉得自己身处花岗岩之城中。从酒店里拿上行李回到火车站继续向北走的时候，我也不留一点遗憾。

这列火车还是很干净也没什么人，内饰的蓝色和灰色也更加让人放松。列车只有两节车厢，可是仍然有手推车服务，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让人难过的是那位负责手推车的年轻乘务员尽职尽责得有点过头了，凭他那崭新的制服我猜他刚开始工作不久，仍然觉得端茶送水、卖巧克力饼干、找零钱乐趣无穷。可是整列火车只有三名乘客，长度不过六十码，他三分钟就来回一趟。那架推车发出的金属噪音虽不至于让我不断点头致意，却让我口水直淌，颇为尴尬。

火车驶过了一片令人愉悦却无甚亮点的风景。从前我来过苏格兰高地，不过都是风景更为激动人心、更加富于变化的西海岸。这一带的风景相形之下更为恬静：圆圆的小山丘，一望无际的农场，偶然还能瞥到空旷的钢灰色大海，却也令人心旷神怡。一路平平静静，就是在奈恩看到一架大飞机起飞并在空中翻出各种惊险动作，忽而垂直冲上云霄，然后缓慢翻转过来，直扑地面，在紧急关头再一把拉高拔起。我猜大概是皇家空军的什么试飞基地吧，不过猜想飞机被疯子劫持了更有意思。很快，让大家目瞪口呆的事发生了：那架飞机开始朝我们的火车直冲下来，真的是朝火车冲下来，似乎那个飞行员发现了我们，觉得带我们一起飞会很好玩吧。飞机越来越大也越来越近，我紧张地四下看看，发现没人和我一起分享这一刻。最后，飞机差不多都撑满整个车窗了，火车却突然驶入一座山洞，飞机也不见了。我从手推车上买了一杯咖啡和一袋饼干，平定一下情绪，等待抵达因弗尼斯。

我立即喜欢上了因弗尼斯，这个小镇绝不会赢得什么选美比赛，但却无比可人。这里有一座名为“斯卡拉”的老式小电影院，风貌犹存的拱廊市场，山丘上有一座装饰繁复却可爱的19世纪沙石古堡，还有漂亮的沿河步行街。我特别喜欢那座灯光昏暗的拱廊市场，这条带顶棚的大街似乎永远停留在1953年：理发厅门口还有旋转圆柱的标志，里面张贴的发型海报似乎还是《雷鸟神机队》[1]里的人物发型。我还发现一家整人道具商店，卖的东西既有用又有趣，全都是我很多年都未曾见过的：什么喷嚏粉啊，塑胶呕吐物啊(在火车上占位置效果极佳)，还有让牙齿变黑的口香糖啊之类的。可惜商店大门紧闭，我记住地方以便明早过来采购。

因弗尼斯最值得称道的是那条异常秀美的聂斯河。河水碧绿宁静，沿岸绿树倒垂。河岸一边是一座座大宅和整洁的小公园，还有那座古老的沙石城堡(如今是地区法院所在地)，另一边是尖顶老饭店，更多的大房子还有一座宏伟的大教堂，沉稳如同巴黎圣母院一般坐落在河边一片宽阔的草地上。我随便找了家酒店登记入住，立即开始趁着黄昏的薄霭徜徉起来。河岸两边全是优美的步行大道，细心地安放了许多长椅，暮色渐沉时来散散步实在令人惬意。

沿河两边的那些豪宅几乎全都是建于仆从制度的那个时代。我在想，维多利亚时代末期，因弗尼斯怎么会有如此巨大的财富呢？如今又是谁在出资维护这些漂亮的老宅呢？离城堡不远有一大片空地，我想开发商会称之为“黄金地段”吧，那里矗立着一座特别大气华美的豪宅，屋顶线条蜿蜒复杂，还有无数角楼尖塔点缀其上。这房子宽敞宏伟得令人叹奇，里面都可以骑自行车的那种。可是如今却被木板封上，无人居住，挂牌出售。我无法想象这么可爱的宅子如今却沦落到如此凄凉的地步。我走着走着，沉浸在美梦之中：以极其便宜的价格买下这房子，整修一新，坐拥这迷人之河旁边的大片土地，从此快乐地生活着。想着想着我突然意识到，如果我告诉家人我们不搬去购物天堂般的美国，看着一百多个频道的电视，吃着如婴儿脑袋大小的汉堡包，而是搬去潮湿的苏格兰北部，他们必定极力反对，这才作别了白日梦。

不管怎样，我很遗憾地说自己永远也无法定居在因弗尼斯，就因为中央大桥旁边立着两幢丑得不能再丑的摩登写字楼，把商务区糟蹋到无可挽救的地步。我返回市中心的路上走近这两幢楼细看，惊讶不已地意识到两座单调无聊的建筑就可以轻而易举地毁掉整座城市。这两座建筑不论是规模还是材料，形状或者设计全都与周围环境格格不入，用丑陋和笨重来形容都不为过。规划也极其失败，围着大楼走上两圈都找不到主入口在哪儿。稍大的那幢大楼里临河的那一面本来可以是家观景餐厅或者平台，至少也可以是看得见风景的商店或者办公室，可是下面的步行街却被一大片货运区占去了不少，还有架高的金属门。在英国最为美丽的河流旁边居然有这样丑陋的建筑，简直糟糕到无法用言语形容的地步。

不久前我去过塔斯马尼亚[2]的霍巴特，喜来登连锁集团在那可爱的海边建起了一幢平庸得吓人的酒店。有人告诉我这位设计师从未到现场来看过，于是将酒店餐厅设在背面，用餐的人无法欣赏到港口的美景。那个时候我想，这可是我听说过的最脑残的建筑设计了。我不敢想象因弗尼斯这两幢大楼是否也出自那位建筑师之手。这世界上如果有两位这么“出色”的建筑师，该是多么可怕的事啊!不过，他明显是为同一家公司服务的。

英国有好几幢建筑都让我非常愿意去炸掉为快，比如哈罗盖特镇的“枫树大楼”，伦敦的希尔顿酒店，利兹的邮局大楼，还有英国电信公司所有的大楼，但要我选出最想首先炸掉的，我会毫不犹豫地选眼前这两座。

最重要的是，你猜得出这两堆稀烂的建筑物是谁在使用吗？大一点儿的是“苏格兰高地企业局”地区总部所在地，另一座是“因弗尼斯及奈恩企业局”办公楼。这两家机构的职责就是维护并提升英国这块可爱而重要的地区的迷人风貌及安乐环境。

[1]　Thunderbirds， 1942年出品的美国电影，讲述美国空军“雷鸟号”的故事。

[2]　澳大利亚东南面一岛屿。

第二十八章

第二天一早，我本来安排了不少事情：去银行，买塑胶呕吐物，看看这里的艺术馆，有时间的话再去可爱的聂斯河畔散散步。可是我起晚了，根本没时间去做，只有手忙脚乱地穿上衣服，退房，满头大汗地赶到火车站。去因弗尼斯以北的火车班次很少，到瑟索和威克的火车一天也只有三班。所以，可迟到不起啊。

结果还好，火车仍在等待，一边发出轰鸣声，然后准点开出，因弗尼斯郊外的连绵圆丘和冷冽平静的比尤利河湾渐行渐远。很快，火车就开始飞速驰骋起来。这列车上的乘客比较多，仍然有手推车服务——感谢英国铁路公司——可是没人买推车里的东西，因为乘客们几乎全是退休老人，自带食品饮料。

我买了一份炭火鸡肉三明治和一杯咖啡。如今的变化是多大啊!我还记得从前在英国火车上买三明治吃的时候总会担心今后一辈子恐怕都得靠呼吸机来维持生命。不过，话说回来，那时候想买还买不到，因为餐车总是关着门。而现在火车在苏格兰高地上奔驰，我可以坐在位置上吃着炭火鸡肉三明治，喝着味道不错的咖啡，全都由一位友好而英俊的小伙子直接送到我手里。

给你看一个有趣的数据，有点无聊但我非提不可。欧洲各国每年每人在铁路上的消费情况为：比利时和德国是30美元，法国46美元，瑞士是75美元以上，而英国人均只有区区7.5美元还不到。在欧盟国家中，除了希腊和爱尔兰，英国在铁路改善方面的人均支出是最少的，连葡萄牙都比英国多。不过，尽管国民支援严重不足，英国火车上的服务从各方面来说还是相当出色。现在，火车更加干净，乘务员更加耐心也更乐于助人了。售票员也老是把“请”和“谢谢”挂在嘴边。老天保佑他们，你才能享受美食。

于是我吃完炭火鸡肉三明治，喝完咖啡，心满意足，一边打着嗝一边看着过道对面的一对银发老夫妇来打发时间。他们从行李里掏出小塑料盒装的猪肉馅饼和水煮蛋，拎出热水壶，旋开盖子，摸出小盐罐和胡椒罐。多有意思啊，是吧？你给一对老年夫妇一只帆布旅行袋，一堆大大小小的特百惠盒子，一个热水壶，然后他们就能摆弄着自娱自乐几个小时。整个过程中他们精准有序，沉默不语，似乎已经为这种“仪式”准备了多年一样。等一切瓶瓶罐罐摆放妥当，他们就开始斯斯文文地吃上十来分钟，随后又静静地将一切收拾好，再花掉一上午余下的时间。他们看上去非常幸福。

看着这对老人，我心头一热，想起了我母亲，因为她就是特百惠的忠实顾客。我妈妈并不在火车上野餐，因为她住的那个地方已经不开客运火车了，可是她非常热衷于把各种零散的食物放进不同尺寸的盒子里，然后在冰箱里排放整齐。似乎妈妈们都有这种古怪的爱好。一旦你离家独立，她们便欢天喜地地把你从童年开始直至青少年时代珍藏的“宝贝”全部扔掉——比如你那珍贵的棒球卡系列，一整套1966年至1975年的《花花公子》杂志，还有你的高中毕业纪念册——但若是给妈妈们半个桃子或者一匙吃剩的碗豆，她们都会放进特百惠盒子里，塞进冰箱深处永久珍藏。

就这么着我打发掉去瑟索的漫长旅途。一路上窗外越来越偏僻荒凉，树木渐稀，天气转冷。山坡上爬满了欧石楠，像岩石上的苔藓，羊群稀稀拉拉，火车经过的时候便吓得四处逃窜。火车时不时经过点缀着房舍农场的蜿蜒峡谷，远远看去浪漫美丽，可近看却荒凉难过。大部分农舍都很小，到处锈迹斑斑——铁皮栅、铁皮鸡窝、铁皮篱笆，一看便是经年风吹雨打的。我们似乎进入了一片奇怪的区域，这里什么东西都舍不得扔掉，也是远离尘嚣的一个标志：每座农场上都堆放着无数废弃的东西，似乎主人认为总有一天他会用上那132根烂了一半的篱笆桩，或者是一吨碎砖，又或是一辆1964年的福特苏地亚的车架吧。

离开因弗尼斯两小时后，我们到达了一个叫戈尔斯皮的地方。这座城镇很大，有许多政府建造的大型社区，还有许多灰色洗石平房群排列在蜿蜒的街道两旁——这种房子活像公厕，可是苏格兰人偏偏就喜欢。整个城里看不到工厂或者工作场所的迹象。我不禁疑惑起来，戈尔斯皮这么多房子里住的这么多人都是靠什么谋生呢？接着火车停靠在了布罗拉，面积也不小，有海滨却无海港，至少我没看到，同样也没有工厂。那么，这些偏远城镇的居民到底做些什么来养活自己呢？

之后，沿途风景越来越荒凉，既没有农场也没有牲畜。火车在茫茫无际的苏格兰荒原上奔驰着，似乎要永远这么下去了。然后，在漫无边际的虚无之中，我们抵达了一个叫福西纳德的地方，只有两幢房子和一个火车站，还有一家大得出奇的旅馆。多么怪异的一个失落世界啊!又走过了漫漫长路，我们才到达瑟索，英国本土最北的城市，铁路也到此终止。我走出小小的火车站，腿脚都有点不稳，沿着长长的主街向市中心走去。

我完全不知道这地方是什么样子，可是第一印象还不错。小城整洁有序，安逸舒适，比我想象的要小很多，也低调很多。城里有几家小旅馆。我选了潘特兰酒店下榻，这里很不错，就是静寂无声，像是世界末日的那种。我接过可亲的前台递过来的钥匙，沿着曲里拐弯的诡异楼梯，走了很长一段把行李拖到房间，就出门四处转转了。

据该市历史记载，瑟索曾经经历过的大事就是1834年当地名流约翰·辛克莱爵士在这里发明了“统计学”这一名词，尽管自那以后，这件事的影响力就大大降低了。辛克莱爵士没创造新词的时候，曾对小城进行过广泛改建，捐造了一座朴实巴洛克风格的漂亮图书馆以及一座中间有小公园的小广场。如今，广场周围是一片面积适中的商业区，全是实用友善的小商店：日用杂货店、肉店、红酒铺、女装店、酒家、银行数间以及美发店无数(为什么偏僻的小镇上总有那么多美发店呢？)。简而言之，你理想中社区能够提供的这里应有尽有。这里还有小型的老式伍尔沃斯百货商店，可是除了这家店和银行以外，几乎所有店家都是本地独有的，让人对瑟索小城备感亲切贴心，有一种真正的自给自足的感觉，我很欣赏。

我在商业区兜了一阵，然后顺着些背街小巷走到海边，只见一大片空荡荡的停车场中间孤零零地只有一座鱼类仓库，海滩宽敞却空无一人，海浪雷鸣般地拍击着海岸。这里空气很清新，海边特有的劲风阵阵扑来，整个世界沐浴在超凡脱俗的北方之光中，大海也被洒上了一种奇异的光亮，所有的东西都呈现出特别的淡淡蓝色，也更增添了我远离家园的孤独。

海滩的远端是一座幽灵般的古塔，应该是某座古堡的残迹，我便想过去探个究竟。可是路上横着一条满是岩石的小溪，我得往回走一段才能过桥，然后在一条垃圾遍地的泥泞小路上谨慎而行才终于到达。城堡古塔已经荒废，下部的窗户和门都被用砖头封死，旁边张贴着告示说海边小路因水土流失严重已经封闭。我在这一小片岬角站立良久，远眺海面，然后再向城里折返，盘算着做点什么好。

接下来的三天我要在瑟索小住，可我还不知道该如何打发这么长一段时间。嗅着海边的空气，感受着完全的荒凉孤寂，我突然暗自惊恐起来，发现自己孤零零地立于世界之角，无人交谈，唯一能看看的就是一座已经封死的古塔。我循原路返回市中心，找不到别的有趣的事情可做，只得又去看了一圈商店橱窗。接着，在一家蔬果店门口，发生了一件事——这件事在我离家进行长途旅行时早晚都会发生，也是我非常害怕的事。

我开始问自己一些无法回答的问题。

长时间独自旅行会以不同的方式对人产生影响。发现自己身处异乡，脑子又不够用，也没什么特别的原因要到这里来，会让人觉得相当不自在，最终会导致发疯。我常常在别人身上看到这种状况：有些独行侠开始自言自语，静悄悄地嘟囔着，以为别人听不到。另一些则是拼命想找陌生人陪伴，在商店柜台或者旅馆前台找别人搭讪，谈到该结束的时候仍然滔滔不绝，惹人讨厌。还有人变成了偏执的观光狂，手持导游手册，单枪匹马地从一个景点赶到另一个景点，什么都想看。而我的症状则是“问题泻不停”，而且问的都是自己无法回答的问题。比如我现在站在瑟索小镇的一家蔬果店门口，盯着昏暗的室内，大脑一片茫然，噘着嘴，莫名其妙地问我自己：为什么人们把这东西叫作“葡萄柚”呢？我立即明白我又“发病”了。

说真的，这个问题不算糟糕，我问的是为什么人们称这种东西为“葡萄柚”。我不知道你怎么想，但是如果有人给我看一种怪异的水果：颜色明黄，大小如炮弹，味道酸酸的，我觉得我才不会说：嗯，这东西和葡萄有点像。

可问题是，一旦这样的问题冒出来，就大有一发不可收拾之势。再过去两家是卖毛衣的商店，我的问题又来了：为什么英国人把毛衣叫“套头毛衣(jumpers)”呢？这问题反反复复困扰我很多年了，特别是在瑟索这样孤单冷清的地方，我是诚心诚意想知道答案啊。如果你是英国人，毛衣真的会让你想要“跳起来”吗？英国人早上穿毛衣的时候真的会这么想吗：嗯，现在我整天都会暖和了，在一个不见得处处都有中央空调的国家里，这可不是小事一桩，而且如果有人要让我去跳跳的话，我这衣服十分合适啊。

于是我就没完没了地提问，一路走过大街小巷，问题如流星雨般向我袭来。为什么英国人把运牛奶的卡车叫作“牛奶浮车(milk float)”呢，这些车根本不会浮起来啊？为什么说“付账(Foot a bill)”的时候用“脚(foot)”而不用“头(head)”呢？为什么说“流鼻涕(The nose is running)”的时候要说“鼻子在跑”呢？干脆说“鼻子在滑”好了。谁是第一个吃牡蛎的人？怎么会有人想到龙涎香是香水的绝佳固定剂呢？

一旦发病，凭我多年的经验，一定要有什么特别的东西让我分心才能摆脱这种孤独的折磨。幸运的是，瑟索小镇就有这么一样东西。在一条背街上，我突然发现一家别致的小餐馆，名叫“喷泉小筑”。这里提供三种完全不同风格的大餐：中国菜、印度菜和欧洲菜。看来这小镇容不下三家分开的餐馆，干脆全部合一，各类菜式都做。这种理念立即吸引了我，于是我走了进去，一位年轻漂亮的女招待引我入座，给我一份厚厚的菜单。从菜单首页就可以看出这三类菜肴全是由一名苏格兰厨师烹制的，于是我仔细搜寻，想找“酸甜燕麦饼”和“羊杂咖喱肉”，可是菜单里的菜式都太传统了。最后我选了中国菜，然后靠着椅背，享受这无忧无虑的一刻。

菜上来了，味道嘛，我得承认，就像是苏格兰厨子烧的中国菜，并不是说烧得不好，只是比较奇怪，和我以前吃过的中国菜不一样。我越吃越喜欢，至少这味道另辟蹊径，而且我的旅程到了这里，想要的就是一顿美餐啊。

吃完出门，感觉好多了。既然没什么可做，我就散步到“鱼类仓库”附近去呼吸点晚间的新鲜空气。黑暗中我独自伫立，聆听海浪拍岸，盯着头顶上星光灿烂的苍穹，心里觉得一阵满足，又冒出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们快乐的时候，要说“头在脚跟上(heal over heels)”呢？本来我们的头就是在脚跟之上的嘛!于是我知道，该是睡觉的时候了。

第二天一早，我便被闹钟吵醒，极不情愿地起了床，因为那会儿我正在做美梦呢。我梦见我拥有一座位置偏远但面积颇大的岛屿——绝不是像这一带苏格兰海岸边的小小离岛，应邀上岛来的人全是我精心挑选过的(比如那个发明圣诞树带状彩灯的人，一个灯泡坏掉，整个彩灯报废；还有希思罗机场维护自动扶梯的人；还有任何一位编写过个人电脑用户手册的人)，给他们发放极少量的求生口粮，让他们四散开来，我再带着狂吠的猎犬将他们一一捕捉。可是闹钟一响，提醒了我今天可是令人激动的大好日子，我就要出发去约翰奥格罗茨了。

多年来我一直听人说起这地方，却完全不知道它是什么样子，总觉得它极富异国情调，一直想去看看。于是我满怀期待地在潘特兰饭店用完早餐，整个餐厅只有我一个人。九点整，我准时赶到当地福特经销商威廉·邓内特那里，早几天前我和他电话联系过要租一辆车，因为这个季节要去约翰奥格茨只能自驾车前往。

汽车展厅里，威廉过了一会儿才想起我们事先的约定。“哦，你就是那位从南方来的。”他终于想起来了。这话让我颇为困惑，称约克郡为“南方”的确不太常见。

“对于这里来说，其他地方都算是南方吧？”我问他。

“是啊。当然了，我想就是这样。”他回答，仿佛我刚发现什么难得的深奥问题。

他为人很友好——瑟索镇上的每个人都很友好——他一边处理那厚厚一叠文书，帮我办理租车手续，我们一边亲切友好地谈起了这座处于文明世界边缘的小镇生活。他告诉我从这里开车去伦敦要十六个小时，一般不会有人去尝试。对大多数人而言，离此地向南四小时车程的因弗尼斯便是已知世界的最南端了。

这似乎是好几个月来我第一次和人交谈，于是我连珠炮似的提出了很多问题。瑟索镇上的居民都是做什么的？为什么那座城堡被人遗弃了？这镇上买沙发、看电影的地方都在哪儿？有没有哪里能吃到非苏格兰厨子烧的中国菜？除了这里少得可怜的娱乐之外，还有哪里能够纵情享乐一番呢？

从他的回答里，我才知道整个小镇所倚赖的经济支柱就是不远处的敦雷核电站。那座海边城堡原本保存完好，美丽迷人，可是其主人古怪，任由它荒废下去。因弗尼斯那里有不少的乐趣可找。听了这个回答，我当时一定是把惊诧写在了脸上，因为他随即笑笑，一本正经地说：“是啊，那里有家玛莎百货。”

然后他带我去展厅外，引我坐上一辆福特“宝藏”(或者是别的什么名字，我对车名不太在行)的驾驶座，飞快地给我讲解了一下各类操纵杆和仪表板上各种按钮的功能。然后便站在那里，脸上的微笑都紧张得僵硬了。因为我打开了各种控制开关，座椅突然弹离了我的背，后盖“砰”的一声弹开，雨刷像是应付暴雨一般疯狂地摆动。接着，汽车发出一阵令人担心的齿轮磨合声，震动了几下，只见我从车库里开辟出一条颇为颠簸的新路，便启程上路了。

瑟索小镇实在是太小，不一会儿我就驶到了开阔的高速公路上，心情愉悦地向约翰奥格罗茨进发。沿途几乎没有风景可看，只有冬日里惨白的草田如波浪般起伏，一直绵延到波涛翻滚的大海，以及更远处模糊的奥克尼群岛，可是开阔空旷的感觉令人兴奋。多年来我头一次握着方向盘竟然感觉比较安全，因为一路上实在没有什么可撞的。

到了苏格兰的北端，你绝对会感觉处于铺天盖地的荒野边缘。整个凯思内斯郡只有2.7万名居民，而面积比大多数英国的郡还要大。其中的一半人口居住在两个镇上：瑟索和威克，没人住在约翰奥格罗茨，因为约翰奥格罗茨连个社区都算不上，只是停车购买明信片和冰激凌的地方。

这地方是以杨·德·格鲁特命名的，这位荷兰人曾在15世纪经营过从这里到另一个地方(如果他有点头脑的话应该是阿姆斯特丹吧)的渡船业务。很明显，单程票他卖四便士，这里的人会告诉你后来四便士就有了个名字叫“格罗特”。不过，这种故事编得很不成功。格鲁特改名叫格罗特应该是根据这种硬币的名称来的，而不是这硬币以这个人的名字命名，这还比较可能。可是，谁在乎这个呢？

如今的约翰奥格罗茨有一片开阔的停车场，一座小港口，一幢孤零零的白色饭店，几座冰激凌售卖亭，三四家卖明信片、毛衣和歌手汤米·司各特音像制品的商店。我原以为这里会有一块著名的手指形公告牌告诉大家此地离悉尼和洛杉矶有多远，可是却遍寻不见——也许旅游旺季过后便把它收了起来，以防像我这样的观光客把它带走留作纪念。这些商店只有一家开着门，我进去一看，惊讶地发现居然有三位中年女服务员在工作——似乎太多了一点，因为方圆四百英里就我这么一个游客。这几名女士十分开心活泼，以绝妙的苏格兰高地口音热情地招呼我，如此一本正经又如此悦耳动听。我打开几件毛衣看看，以便离开以后她们有点事情可做。我又观看了一段汤米·司各特在不同的海边岬角上迎风高唱轻快的苏格兰小调的录像带，惊讶得嘴都合不拢。然后我买了几张明信片，和服务员们聊了几句天气，交谈结束之后我还逗留了很长时间，弄得彼此都有点尴尬。最后我回到狂风四起的停车场，才发现约翰奥格罗茨已经几乎没啥可看的了。

我在港口边兜了兜，用手搭成望远镜透过那座小小博物馆的窗子向里面张望。博物馆要到春天才开。整个潘特兰海口到斯特罗马再到霍伊老人石礁的风景绝美，我欣赏良久再回到车里。约翰奥格罗茨在许多人眼里是不列颠本岛最北的地方，其实不是。最北端应该是一个叫“邓尼特角”的地方，沿着附近一条单行车道下去五六英里即是，于是我驱车前往。这里比起约翰奥格罗茨来说，可看的东西更少，不过这里有一座无人看守的雄伟灯塔和无敌海景，给人天涯海角远离尘嚣的美好感觉。

我站在狂风呼啸的小丘上，许久凝望着眼前的风景，期待某种深刻的启示悄悄袭来，毕竟这是我一路旅程的终点。我有点想乘个渡船到附近的离岛上去，一路循着海中零星的礁石小岛北上抵达远处的设得兰群岛，可是时间不够也没什么必要。不论设得兰岛有何等荒凉的如幻魅力，也终究是英国的一部分，同样的商店，同样的电视节目，穿着从玛莎百货买来的同样的羊毛衫的同样的人。我并不觉得这些会令人沮丧，恰恰相反，我只是现在不觉得迫切想去看看罢了。下次去还会是那个样子。

我还要开着福特车去一个地方。瑟索小城以南六七英里有座村子叫作哈尔科克，二战时举世闻名，但现在逐渐为人们所遗忘。那时，英国军队极其不愿驻扎在这里，因为地处偏僻，百姓非常不友善。当时流传于士兵中的一首歌是这么唱的：

这个他妈的小镇真他妈讨厌；

没他妈的电车，没他妈的巴士；

可怜的我们没他妈的人理睬；

就在这个他妈的哈尔科克。

没他妈的运动，没他妈的游戏；

没他妈的乐子，没他妈的美女；

连他妈的名字都不肯告诉你；

就在这个他妈的哈尔科克。

……

这首歌还有洋洋洒洒十段之多，主旨情感不变。肯定有读者会问我怎么知道的，回答是我事先做了功课。而且，不，这不是汤米·司各特的歌。现在我沿着孤零零的B874号公路向哈尔科克驶去。这地方真没什么可看的，只有一条不知通向何方的马路、两三条街道、一家肉店、一家建材店、两家酒吧、一家小小的杂货店，市政厅里还有一座战争纪念馆。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哈尔科克从前比起如今这副茫茫荒原中一座孤岛的可怕模样要好得多，不过战争纪念碑上却有一战中阵亡的63名军人(其中有9人叫辛克莱、5人叫萨瑟兰)，还有二战中牺牲的18名将士的名字。

从村子口向远处眺望便是无边无际的草原，没有哪里看得出有军营的遗址，实际上除了茫茫草原，什么东西都没有。我走进那家小杂货店想探个究竟。这家店真是奇怪：室内如大栅，灯光昏暗，空空如也，只在靠门边放着两排金属货架，也是空荡荡的，只有零星散落的几盒燕麦粥、洗涤剂等等杂七杂八的东西。收银台旁有个人，我前面有个老头买了几样小东西，于是我向他们问起二战军营的事。

“噢，是啊，”店主说，“很大一座战俘营呢。战争结束的时候我们这里关押了1.4万名德军战俘，我这儿有本书讲的就是这个。”这小店里货物如此贫乏，可是收银台旁居然还有一堆图文并茂的书名为《战时凯思内斯》，着实让我小小地吃惊了一把。店主递给我一本翻翻，里面的图片倒是寻常：房舍被炸毁；酒吧里人们站着，迷惑不解地挠着头，或者以灾难照片里人们特有的白痴笑容看着镜头——似乎在想，这下我们可是要上《图片邮报》啦!我没有发现任何百无聊赖的士兵在哈尔科克的照片，书后索引里也没提到这个小村子的名字。这样一本书居然胆敢标价15.95英镑。

“这书不错吧。”店主怂恿我买，“物有所值哦。”

“战争期间我们这里关押了1.4万名德军战俘。”我前面那老头的声音像聋子说话一样如雷贯耳。

我想不出有什么技巧可以套问出哈尔科克那糟糕的名声是如何得来的。“我想英军士兵当时一定很孤单吧。”我只好如此试探。

“哦，不会，我想不会。”店主反对我的意见，“喏，这条路下去就是瑟索，如果腻了还可以去威克。那时候还有舞会呢。”他有点含糊其词地补充了一句，然后示意我手里的书，“物有所值哦。”

“那过去的军事基地还有遗址吗？”

“哦，建筑物当然是都没了，可是如果你出门向后，”他比了个恰当的方向，“你还看得到当时的地基。”说完他便沉默了一小会儿，又开口了，“那这本书你要吗？”

“哦……嗯，我回头来买。”我撒了个谎把书还给他。

“物有所值哦。”店主说。

“1.4万名德军战俘，那时候!”我离开的时候那老头又大叫一声。

我在周围的乡间徒步转了转，再开车兜了两圈，可还是没看到战俘营的遗迹。慢慢地我明白了其实看不看无关紧要，于是我驾车回到瑟索，把车还给那位经销商，这位友善的老兄明显很吃惊的样子，因为那时才下午两点刚过。

“你确定再没有别的地方想去转转吗？”他说，“你租了一天，这样有点可惜。”

“还有哪里可去呢？”我问。

他想了一会儿。“嗯，的确没什么了。”看上去有点尴尬。

“没关系，”我说，“我看了不少风景。”从最广义的意义上来说，的确如此。

第二十九章

来说说为什么在瑟索我总是在潘特兰饭店入住吧。就在我打算离开瑟索的前一天晚上，我请办理离店手续的那位和善的女士在第二天清晨五点打电话叫醒我，因为我要赶开往南方的那班火车。她当时是这么回答我的——如果读者您还没有坐下的话也许您应该坐下听我讲——她说：“您需要现煮的早餐吗？”

我以为她有点呆，于是我回答：“对不起，我说的是清晨五点，我五点半就离开。明白吗？五点半，一大早。”

“是的，亲爱的，您需要现煮的早餐吗？”

“清早五点半也有？”

“房费里包括的。”

天哪!这家可爱的小饭店真的第二天天还没亮五点一刻的时候给我弄来一大盘煎炸食物和一壶热咖啡。于是，我离开饭店的时候胖了一小圈，心情也愉快得很，摇晃着在黑暗中走向火车站，又遇上了那天早晨的第二场惊喜：车站里全是女士，像过节一样快活地站在月台上，一边愉快地聊着天，嘴里吐出的水汽充满了周围凛冽而黑暗的空中。她们耐心地等待守卫抽完烟，打开车厢门。

我问其中一位女士这是怎么回事，她告诉我她们全是去因弗尼斯购物的，每周六都如此。她们一路乘四小时火车，去采购玛莎百货的短内裤、塑胶呕吐物以及瑟索没有而因弗尼斯才有的东西，杂七杂八还真不少呢，然后再赶下午六点的火车回家。到家也正好是睡觉时间了。

于是火车驶入了雾蒙蒙的清晨，我们一车人温馨地挤在两节车厢里，兴奋而又满怀期待。因弗尼斯是终点站，我们全部下车，女士们去购物，我则去赶十点三十五分到格拉斯哥的火车。目送她们远去，我惊讶地发现自己竟然颇为羡慕她们。天还没亮就爬起来去因弗尼斯这样的地方购物，然后晚上十点再回家，真是非同寻常。不过，话说回来，我还从来没见过如此开心的购物者呢。

发往格拉斯哥的小火车几乎空无一人，一路上的乡间美景青翠怡人。火车经过一连串美丽的小镇——阿维莫、皮特洛齐、珀斯还有格伦伊戈[1]，著名的高尔夫球场之家。小火车站也整洁干净，可惜如今被木板封住了。最后，距离我清早起床八小时后，火车抵达了格拉斯哥。乘了这么长时间的火车，走出皇后大街车站发现自己仍然在苏格兰，感觉有点怪。

至少，我还没有大吃一惊。我记得1973年来格拉斯哥时，也是在这个火车站下车，望着眼前这座被煤烟熏得漆黑而令人窒息的城市我深感震惊。我还从来没见过哪座城市如此压抑肮脏，每样东西都黑乎乎的，毫无生趣，就连当地的口音听上去就像从铁渣和砂砾里冒出来的一样。圣蒙戈大教堂也是黑黢黢的，就算是从马路对面看过去也像是平面剪纸。那时候没有游客到这里来，一个都没有。我那本《遨游》欧洲旅行指南提都没提格拉斯哥。

接下来的几十年里，格拉斯哥经历了闪亮而著名的转变过程。市中心的几十幢老建筑以喷砂清洁后再仔细磨光，使花岗岩表面再度闪耀一新。20世纪80年代的繁荣时期又建起了几十幢新大楼——单是这些新写字楼的价值就超过10亿英镑。这里还有一座全世界最好的美术馆之一——布雷尔收藏馆，以及王子广场购物中心，后者是这座城市最具智慧的旧城改造项目之一。一座昔日荒废的庭院如今成为空间紧凑，采光通风良好的城市中心购物广场。突然间，人们从四面八方来到这里，满心欢喜地发现这座城市密布着精彩的博物馆、活跃的酒吧、世界一流的交响乐团、七十多座公园，比同类欧洲城市胜出许多。1990年，格拉斯哥被誉为“欧洲文化名城”，没有遭到一个人嘲笑。从未见过一座城市的名声经历过如此剧烈而又骤然的转变，并且，在我看来，没有哪座城市更符合这个美名了。

我认为这座城市的多种“宝藏”中，最熠熠生光的要数举世无双的布雷尔收藏馆了。我办好酒店入住就打了辆车赶到那里，路程还挺远。

“恁用朗戎？”出租车向波拉克公园疾驰而去，司机问我。

“对不起，听不懂。”我不会说格拉斯哥方言。

“恁达麻范？”

我讨厌格拉斯哥人跟我说话，我又听不懂。“很抱歉，”我胡乱编了个理由，“我的耳朵有点背。”

“哎，伊奈敦朗戎。”他又说话了，我猜他的意思是“我要绕你一大圈，用我那双具有威慑力的眼睛在镜子里时常盯着你，让你猜测我是否会把你带到废弃的仓库，把你暴打一顿抢你的钱”。不过他没再说什么，平安地把我送到了目的地。

布雷尔收藏馆以威廉·布雷尔爵士命名，这位当地的航运大亨1944年将其私人艺术收藏全部捐赠给格拉斯哥，希望藏品能存放在市郊乡间，因为他担心城市里的空气污染会毁坏艺术品——有一定道理。对于这么一大堆从天而降的奢侈财富，市议会无法决定该如何处置，令人惊讶的是他们什么都没做。接下来的39年里，某些真正精美绝伦的艺术品就在仓库的箱子里沉睡，几乎为人们所淡忘。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期，犹豫不决了近40年之后，市里才邀请天才建筑师巴里·盖森设计了一幢整齐而内敛的收藏馆。整座建筑以森林为背景，房间通风良好，中世纪的走廊、横木等细节，融建筑艺术与布雷尔的收藏精品之美于一体。1983年正式开放，引起广泛赞誉。

布雷尔并不算富可敌国，可是天哪，他的眼光可真犀利。收藏馆里只有4000件展品，可是全都是世界各地汇集而来——美索不达米亚、埃及、希腊和罗马——而且几乎每一件(除了彩釉卖花女瓷偶以外，那一定是他头脑发热时买下的)都震撼人心。我在多间展厅里徜徉，度过了一个漫长而欢快的下午。如同平时参观艺术藏品时一样，我假装自己应邀前来，可以挑一件最喜欢的东西回家，作为苏格兰人民认同我的良好人品而赠送给我的礼物。历经痛苦的抉择，最后我选中公元前五世纪西西里岛制造的珀尔塞福涅[2]头像。这件珍品完美无瑕，如同昨日刚刚制成，令人叹为观止，放在电视机顶上简直是绝妙的装饰品。黄昏将近，我才走出收藏馆，欢天喜地地到波拉克公园郁郁葱葱的美景里散步。

由于天气温和，我决定一路走回市中心，尽管没有随身携带地图，而且也不知道格拉斯哥市中心远在何处。我不知道是格拉斯哥本来就适宜散步，还是我的运气不错，这一路上所遇到的都是令人难忘的惊喜：凯尔文格罗夫公园和植物园绿意盎然，尼克洛波利斯公墓令人赞叹，一排排装饰精美的墓碑望不到尽头。我满怀希望地走在宽阔的圣安德鲁斯大道上，发现自己走进了一处豪宅区，房舍沿着一座迷人的公园而建，园中还有一座小湖。最后我经过“苏格兰街公学”，校舍建筑里有独特的楼梯井，美丽气派，我猜是查尔斯·雷尼·麦金托什的创意之一。接着很快就来到一个比较脏乱的地方，但并非无趣，我最后断定那一定是从前臭名昭著的戈博区。后来我便迷了路。

我能够时不时地看见克莱德河，可是却不知道怎么走到河边去，更关键的是要到河对岸去。我在几条黑黑的小巷里穿行，发现自己走进了死胡同，四周都是没有窗户的仓库和车库，门上写着“请勿停车，有车出入”的告示。我又转了好几个弯，却似乎离闹市越来越远。最后撞进一条小街，街角处有一家酒吧，我想喝上一口休息一会儿，就走了进去。里面很黑，也很破旧，只有两名顾客并肩坐在吧台前闷头喝酒，吧台后却空无一人。我挑了个吧台最远端的位置坐下，等了一会儿，没人过来。我用手指在吧台上轻敲，嘴里鼓着气，嘴唇噘出各种形状，就像你在等待的时候那样。我用大拇指的指甲去清理其他指甲，嘴里鼓着更多气，可还是没人过来。最后我发现吧台前有个人看着我。

“还育胡麻都？”他说。

“对不起，您说什么？”我回答。

“他还敦阿蒙宁。”他抬头示意了一下后面一间房。

“噢，哦。”我说着，聪明地点点头，似乎起到解释的作用了。

我发现那两个人都在看着我。

“育乎和扑？”第一个人问我。

“不好意思，您是说？”

“育乎和扑？”他重复了一遍，似乎略带醉意。

我轻轻地带有歉意地微笑了一下，向他们解释我是英语国家来的。

“育海五月？”那人继续问我，“如果育进多马东。”

“东图他们克罗六月。”他的同伴补充道，“我们匙子。”

“哦，啊。”我又若有所思地点点头，把下嘴唇努出来一点，似乎他们说的我都清楚。就在这时，酒保出现了，救了我一把。他看上去不太高兴，在抹布上擦手。

“他妈的多他妈的多。”他对那两人咕哝了一句，然后用疲惫的口气对我说，“阿黑努。”我不知道这是个问句还是个陈述句。

“请来一品脱‘天内特’啤酒。”我怀着希望告诉他。

他发出不耐烦的声音，似乎我在回避他的问题：“还有内胡麻都？”

“不好意思，您是说？”

“阿黑努。”第一位顾客明显以翻译自居。

我张大嘴巴站了一会儿，努力要想象他们究竟说的是什么，不知道我发了什么疯要到这么个鬼地方的酒吧里面来，最后还是平静地说：“我要一品脱‘天内特’啤酒。”

酒保重重地叹了一口气，给了我一杯酒。一分钟过后，我意识到他们刚才告诉我的是：如果点啤酒的话，这里是世界上最糟糕的地方，因为你只会得到一杯温热的肥皂水，还是从水龙头里不情愿地流出来的，而且你应该趁着还能动赶快逃命。我呷了两口这有趣的混合物，假装要去洗手间，从边门溜了出去。

就这样我又回到了克莱德河南岸昏暗的街道上，想要找到返回已知世界的路。如今的戈博区早已改头换面，整修一新，还吸引那些大胆的雅痞入住边上时髦的公寓新大楼，因此几乎无法想象原先这里是什么样子。战后格拉斯哥做了一件非同寻常的事，在郊区建造了大量漂亮的新大楼，将市中心贫民窟的数万居民转移过去，可是却忘了建设配套的基础设施。单单“伊斯特住宅小区”就接纳了4万居民，等他们入住时髦的新楼后，却发现虽有室内独立卫生间却没有电影院，没有商店，没有银行，没有酒吧，没有学校，没有工作，没有医疗中心，没有医生。因此，每次他们需要点什么，比如喝一杯啊，上班啊，或者看病啊，他们都得乘车进城。在这种情况下，再加上诸如电梯总是出现故障这样的事情(为什么这么多国家之中，偏偏英国的电梯和自动扶梯问题特别多呢？我认为有些人该杀头，真的)，这些新大楼的居民怨声载道，这里又沦为了新的贫民窟。结果格拉斯哥市的住房问题之恶劣位居发达国家城市之首，格拉斯哥市议会还是欧洲最大的地主，所拥有的160,000幢房屋和公寓是该市总住宅量的一半。据议会自己估算，需要花费30亿英镑才能使这些住宅品质达标，还不包括建造新房的费用，只是让现有住宅适宜居住。目前，格拉斯哥市的所有住房预算是一年1亿英镑。

最后，我终于找到过河的路，又回到了灯火通明的市中心。我看了看乔治广场，在我眼里这是英国最漂亮的广场，市政厅装饰精美考究，还有一本正经的维多利亚时代建筑。然后我沿着坡道走上沙其霍尔街，想起了我最中意的格拉斯哥笑话(也是我唯一的一个格拉斯哥笑话)，并不算很棒，可是我喜欢。说一名警察在沙其霍尔街和达尔豪西街的街口抓住了一名小偷，拎着他的头发把他拽到一百码以外的玫瑰街进行笔录。

“喂，干吗这样呢？”小偷揉着头，委屈地问。

“因为我会写‘玫瑰街’这几个字，你这小毛贼。”警察回答。

这就是格拉斯哥的独特之处，既有新兴的繁华与精致，在每件事情之中又隐隐让人感觉粗犷与威胁，颇让我觉得怪异而兴奋。你可以像我现在这样周五晚上在街上散步，永远也不知道转过街角是会撞上一群西装笔挺的时尚人士，还是一堆游手好闲的流氓太保。这些人很可能一时兴起就朝你进攻，把他们的名字缩写刻在你的额头上，给格拉斯哥又添些许风味。

[1]　Aviemore、Pitlochry、Perth以及Gleneagles分别为这些小镇的英文原称。

[2]　希腊神话中宙斯之女，被冥王劫持娶作冥后。

第三十章

我在格拉斯哥又待了一天，并不是我想这么做，因为今天是星期天，没有火车开到卡莱尔[1]以南让我回家。塞特尔[2]-卡莱尔的火车营运在冬季暂停，因为据说无此需求。英国铁路公司从来就没想过，无此需求的原因就在于火车停驶。于是，我在格拉斯哥冬日的街道上漫步了许久。我走得很远，去瞻仰了那些博物馆、植物园和尼克洛波利斯公墓，可是我真心向往的还是回家。

第二天一早，我终于踏上了八点十分从格拉斯哥中央火车站开往卡莱尔及其他地方的火车，兴奋得有点发疯。在卡莱尔车站快餐厅里喝了杯咖啡提神，便赶上十一点四十分开往塞特尔的火车。

塞特尔至卡莱尔线恐怕是世界上最著名的偏僻线路了，英国铁路公司多年来一直想关闭这段运营，理由是入不敷出。“任何事物凡入不敷出就应该关闭”这种荒谬的主意大概是撒切尔夫人执政所留传下来最顽固的影响吧，就连许多自由主义者也将其奉为圭臬。可是，哪怕你只花一毫微秒的时间想一想，大部分有价值的事物一开始确实是入不敷出的，这是清楚无误的事实。如果遵循那种荒谬的逻辑，哪怕只是一点点，你就得把交通灯、学校、下水道、国家公园、博物馆、大学、老年人等许多东西关闭消灭掉。那么，究竟是为什么像铁路那样有用的东西——一般来说也比老年人要讨人喜欢得多，也肯定没有抱怨连天、喋喋不休的倾向——一定要有经济价值才能保住生存空间呢？这种想法必须得立即抛弃才对。

话虽这么说，无可否认的是塞特尔-卡莱尔线一直是愚蠢到登峰造极的典范。1870年米德兰铁路公司总经理詹姆斯·阿尔波特突发奇想要建造一条贯穿英格兰北部的主线。当时东海岸线和西海岸线已经存在，因此他决定取道中间，即使两头都不着村不着店，一路上啥也没有。整条线路耗资300万英镑，如今听起来不算多，可是折合成现在的币值价值高达48.7万兆英镑，简直是天文数字。无论如何，这一举动足够向所有懂点铁路知识的人证明阿尔波特完全疯了，事实也的确如此。

由于这条线路要穿越奔宁山脉中极其荒凉而人迹罕至的地方，阿尔波特手下的工程师们必须使用各种代价高昂的手段策略才能将铁路建成，比如说修了20座高架桥和14座隧道。要知道，这条线路可不是什么怪异的慢速窄轨铁路，上面行驶的可是19世纪的“子弹列车”，能够载着乘客们疾速驰骋在约克郡山区之中——这大概是有人为之神往却没什么人真正想去做的事情吧。

因此从一开始这条线路就亏损，可是谁在乎呢？这条神奇的铁路从各方面看都令人叹为观止，还创造了19世纪铁路工程史上的奇迹，而且我也很享受这段长71.75英里、耗时1小时40分钟的旅程。即使你住得离塞特尔很近，也不可能时常找得出理由乘这趟火车。于是我坐在位置上，脸靠近窗户，渴望看到沿线著名的地标——全长2300码的布利莫尔隧道，全国海拔最高的登特火车站，长1/4英里高104英尺、有24道优雅拱柱的壮丽的里波尔海角高架桥。在这些地标与地标之间，我就欣赏沿途风景，它们不仅举世无双、美丽绝伦，而且以特别妖娆的声音诱惑着我。

我想每个人都会发现某个地方风景特别迷人，无法用言语来形容。在我心目中，约克郡山谷区就是如此。那些山峰无论是轮廓还是体量都令我喜爱得如痴如醉。我曾经在自己村子的小酒吧里说过：要想真正欣赏山谷区的绝美风景，你一定得在像艾奥瓦州那样一马平川的地方度过生命中的头20年(有人当时回答我说：如果真是如此的话，很遗憾我生命中的头20年没有在扫帚橱里度过，不然，我会更加懂得欣赏山谷的美)。可是我觉得这么说是有道理的。我钟情于高岗间瞬息万变的强烈对比，绵延百里的风景中蕴含着质朴之美；谷底田园青葱，生机盎然，时有小溪穿流其间，还有整洁的小村庄和农场点缀。驾车前往山谷区任何一个地方都会发现步移景易，这两种催人入眠的美景总是时常交替出现在眼前。

山谷区之中自古便老死不相往来——绝大多数山路在陡峭的险峰之间蜿蜒伸展，漫无尽头，最后居然是死路一条——却有一种自给自足的安逸氛围，让我颇为动心。还记得当我们刚搬进小山谷马尔汉姆谷安居的时候，一天早晨，我家门外的路上有辆车翻车了。只听一声惊人的巨响和金属刮擦的噪声，原来是司机驾车撞上了路边的草坪，再冲上田边的围墙，这样就翻车了。我冲到车前发现是邻家农妇，她整个人被安全带绑着倒悬在驾驶室里，头上有个伤口慢慢流出鲜血，嘴里还在喃喃自语，含混不清地说她要去看牙医，这下子去不了了。我正在旁边跳来跳去，叫个不停，只见两名农夫开着一辆“路虎”越野车过来了，不紧不慢地下了车，似乎他们对于这个场景已经演练多年。他们轻柔地将农妇从车里抬出来，让她坐在路边石头上歇一会儿，然后再把车翻转过来。一个人护送农妇回家喝茶压惊，让他太太帮忙处理伤口，另一个人把锯木屑撒在路面油渍上，指挥一下交通，路面立即通畅，然后对我眨了眨眼，爬进他的“路虎”驾车离去了。整个事件处理过程不到五分钟，既没叫警察又没叫救护车，连医生都没有惊动。大约一个小时之后，又来了一位农夫开着拖车把小车拖走，于是一切都像是什么都没发生一样。你看，这个世界的确非同寻常吧。

山谷区的人们行事也有另一套规矩。首先，人们会直冲进你家来。有时候他们敲一下门，喊一声：“哈啰!”再把头伸进来看看，可是他们经常略去这一步，长驱直入。有时候你独自在厨房水槽边自言自语，还不时地抬起一条腿自在地放个屁，却转身突然发现餐桌上冒出一沓新邮件。这可是不一般的经历啊!我无法数得清有多少次听到有人进门并且大喊“哈啰!有人在家吗”，而我只穿了一条内裤不得不飞奔进餐具室躲起来，大气都不敢出。接下来的几分钟你可以听见他们在厨房里走动，阅读冰箱上的留言条，举起信件对着灯光看，然后走到餐具室门外小声地说：“我就拿六个鸡蛋，比尔，好吗？”

当年我向伦敦的朋友及同事宣布将要搬去约克郡农村居住的时候，没料到相当多的人毫不掩饰其惊诧，对我说：“约克郡？什么，跟约克郡的人住在一起？太……有意思了。”或者是同等效果的什么话。

我从来就不理解为什么约克郡的人会落得自私小气、吝啬冷漠的恶名。我一向觉得他们正派高尚、心胸开阔，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缺点，约克郡的人最能够帮你这个忙了。的确，他们不会热情关爱得让你透不过气来，如果你来自一个喜爱社交的热闹地方，比如说世界上任何其他地方，你确实得花点工夫适应这里。我来自美国中西部，在那里如果有新人搬进村庄或小镇，每个人都会到你家来欢迎你，似乎这一天是全社区历史上最开心的一天，每个人都会送给你一块馅饼。你会收到苹果派、樱桃派还有巧克力奶油派。中西部有人每半年搬一次家就是为了免费馅饼。

而在约克郡这种事是绝不可能的。不过，渐渐地，一点一点地，你会在这里的人们心目中占据一小块角落。他们开始接纳你，开车从你家门前经过时会朝你挥手致意，我称其为“马尔汉姆谷式挥手”。这一天就会成为任何新人生命中令人激动的日子。要想学会“马尔汉姆谷式挥手”，先想象你正紧握方向盘，然后将右手食指慢慢伸展开来，有点像不由自主的小小痉挛，就是这样了。虽然看上去不起眼，可是却胜过千言万语，相信我，我会十分怀念的。

这一路上我沉浸在遐想中出神，突然间发现火车正驶入塞特尔车站，我太太在站台上向我挥手。就这么着，我的旅程结束了。我有点迷糊，赶快跳下火车，就像半夜里被紧急情况惊醒一样。感觉似乎这完全不像是终点嘛，也太急促、太突然了。

我们开车“越顶”回家，当地俗话就是这么说的。一路上六英里，景致美得让人难以形容。先是向上爬，驶入环绕科克比谷如《呼啸山庄》[3]般荒芜凛冽的荒原，视野可以延伸到很远，接着往下开进宛若世外桃源般宁静而庄严的马尔汉姆谷，我在这里安家有七年了。下山驶到半路，我让我太太在田地大门旁停车，全世界我最钟爱的景致就是这里，我下车去看看风景。这里能俯瞰整个马尔汉姆山谷的全景：青翠的田园温暖地隐匿在雄伟的山丘之下，笔直的干砌石墙不可思议地爬上了一个陡峭的斜坡。三座簇拥着的小村庄，精致小巧的学校校舍只有两间教室，还有老教堂(建于1590年，比哥伦布到达美洲还早两年。我每次都这样向美国游客解释，没有人不惊叹的)和我们村酒吧的屋顶。整片村子中心被浓荫掩映的就是我家那美丽的老式石屋，它的历史比我的家乡美国还要长。

凝望着这片宁静美丽的山谷，我差点就要落泪，而这只不过是英国这片魅力无穷的小小岛国中非常微小的一部分。就在那么一瞬间，我突然明白我喜欢英国的什么了——其实，就是它的全部，它的一点一滴，不论好坏。那些老教堂、乡间小巷、英国人的口头禅“不得牢骚”以及“非常抱歉，但是”；我的胳膊不小心撞了人，别人还向我道歉；玻璃瓶装的牛奶、吐司上放的豆子、六月间堆干草、海边码头、英国地形测量局地图、茶和烤面饼、夏日暴雨和冬日烟雾弥漫的黄昏——每一点，每一滴。

这是个多么神奇的地方啊!疯狂到了极致，当然也可爱到了极点。毕竟有哪个国家能够想得出“图钉贝克(Tooting Bec)”以及“费力渥勒普(Farleigh Wallop)”这样的地名，能发明出板球这种运动呢？还有哪个国家拥有宪法形式上的政府体系却没有成文的宪法，还把私立学校称作“公学”呢？有哪个国家会要求法官头上顶着“小拖把”，怪里怪气的，还让上议院议长坐在叫作“羊毛袋(Woolsack)”的东西上呢？还有哪个国家的战争英烈临死前的遗愿就是得到名叫“哈代(Hardy)”的家伙的一吻(“请求你，哈代，吻我的唇吧，请用你的舌尖”)[4]而整个国家都引以为豪呢？有哪个国家还能为我们贡献威廉·莎士比亚、猪肉派、克里斯托弗·雷恩、温莎大公园、索尔斯伯里大教堂、双层巴士还有巧克力消化饼呢？还有哪里能看到我眼前的这片风景呢？当然只有这里。

所有这一切都在瞬间涌入我的脑海。我从前曾经说过，现在要再说一遍：我喜欢这里，这种欢喜之情溢于言表。然后我转身返回车里，确切无疑地知道我还会回来的。

[1]　Carlisle，英格兰西北部城市，坎布里亚郡首府。

[2]　Settle，英格兰北约克郡一小镇。

[3]　英国19世纪女作家艾米莉·勃朗特的代表作，以苏格兰荒原为背景。

[4]　疑为托马斯·爱德华·劳伦斯(1888—1935)，即“阿拉伯的劳伦斯”，英国战争英雄，为20世纪初阿拉伯人民反抗土耳其的独立运动做出卓著贡献。他与哈代及萧伯纳等著名作家是好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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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of Contents

目录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第六章

第七章

第八章

第九章

第十章

第十一章

第十二章

第十三章

第十四章

第十五章

第十六章

第十七章

第十八章

第十九章

第二十章

第二十一章

第二十二章

第二十三章

第二十四章

第二十五章

第二十六章

第二十七章

第二十八章

第二十九章

第三十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