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巴别尔（代译序）

我在莫斯科生活期间，认识了作家伊斯坎德尔（Фaзиль Иcкaндeр）。他是苏联时期最著名的几位大作家之一，曾担任俄罗斯国际笔会副主席，对巴别尔（Иcaaк Бaбeль）的评价较高。他说，以巴别尔的才气和成就而论，可以排在契科夫（Aнтoн Чexoв）和蒲宁（Ивaн Бунин）之后，堪称现代俄罗斯短篇小说的继承者。这是一个史无前例的评价。当然，认同巴别尔是文学大师的，不仅有伊斯坎德尔，还有其他我们耳熟能详的作家，如马雅可夫斯基（Bлaдимир Maякoвcкий）、亨利·巴比塞（Henri Barbusse）、别雷（Aндрeй Бeлый）、罗曼·罗兰（Romain Rolland）、富尔曼诺夫（Дмитрий Фурмaнoв）和托马斯·曼（Thomas Mann），还有巴别尔同时代的很多苏俄作家，他们不仅是巴别尔的同行者，更是其文学成就的见证人。

巴别尔的小说《骑兵军》（《Кoнaрмия》），那个时代被称作短篇小说集，其最重要的特征之一，就是真实记录20世纪人类的灾难，他不逃避现实，而是选择为现实作证，完美地作证，所以，他才是真正的作家。巴别尔曾说，作家在实际写作中，很难触及自己感兴趣的主题。作家也很难做到诚实，因为诚实，就要殉道。巴别尔于1920年出任《红色骑兵报》（《Крacный кaвaлeриcт》）战地记者，笔名柳托夫（Кирилл Bacильeвич Лютoв）。1923年，他描写骑兵军生活的小说问世，遭到原红色骑兵军第一军长布琼尼的严厉训斥。布琼尼给《骑兵军》列出三大罪状：软弱、洁癖和诬陷。巴别尔说，布琼尼骂他的原因，是因为《骑兵军》写得“太诚实了”。后来幸亏有高尔基出面保护，巴别尔才幸免于政治灾难。

《骑兵军》虽以苏俄国内战争为背景，却不刻板和保守地服务于政治和历史，概念化解读主人公。同期的另一名作家法捷耶夫（Aлeкcaндр Фaдeeв）所写的《毁灭》（《Paзгрoм》），其文学成就远远逊色于《骑兵军》。原因在于，《骑兵军》里没有将所谓新旧人道主义的对立，未将阶级仇恨视作最高道德准则，未将知识分子视为苏维埃政权的敌对势力。作者借战地记者——主人公柳托夫之口，通过38个小故事，讲述了俄国知识分子如何靠拢革命，在大革命的洪流中寻找自我及如何与革命群众相融合。

巴别尔是语言大师，他对俄语的贡献是独特的，其小说的语言延续至今，依旧独有，且后继无人，他谙熟敖德萨和尼古拉耶夫地区的方言，他在其小说中尝试这两种语言形式混杂和互动，即使对俄国读者，要理解这一点也有些困难，这需要在敖德萨住上一段时间，最好再学一点敖德萨俚语。这些恰是翻译的软肋，巴别尔强烈的语言谐趣，在无论多么高超的翻译家笔下皆有衰减，译文的局限无可弥补。

《骑兵军》篇篇精彩，字字珠玑，本文篇幅所限，容我略举几例，权作赏析。且看本书首篇《渡过兹布鲁奇河》，开场即描述尼古拉一世用男人白骨堆铺成的公路，此路不仅是从布列斯特到华沙，作者所指整个人类道路皆为死亡和鲜血铺就。进入第二段，情景愈加丰富，由远及近，笔触抒情而细腻，用修道院之静美暗示战争有违自然，破坏生活的和谐与安宁。巴别尔通过递进方式，先展开自然之美，再将人与景的心理疏离凸显其中，最终以“橙色的太阳在天空滚动，犹如一颗砍下的头颅”等意象展现人与景的对立。

作者除了描写色彩，还兼顾气味和声音，如血腥味和死马气味及河水浪涛阵阵等，“声”与“味”撞击着读者的心，小说开篇写得纯净而丰富。通过这个短故事，我们可感觉到巴别尔语言的另一特点：雍容华贵和突然迸发的穿透力。巴别尔灵巧地利用语言优势，在狭小的篇幅展现他的文学天赋，他在高尚之后是渺小、悲剧之后是滑稽，崇高激情与调侃嘲弄为伍，诗情画意与自然主义并行，将欣喜与怀疑、快乐与悲伤相提并论。

《我的第一只鹅》是篇绝妙之文，它用简单的故事，回答了复杂的问题：为什么《骑兵军》的主人公要参加布尔什维克红军？答案很奇特，主人公柳托夫是诗人，他热爱自由，想发现和创造新世界，所以他参加了红军，孰料，革命却改变了诗人。柳托夫为融入革命战士的行列，宁愿放弃自我。巴别尔设计了柳托夫杀鹅的情节，将诗人内心的痛苦、纠结和矛盾展示给读者。在巴别尔的故事中，残酷的厮杀和无情的流血时刻在发生，主人公柳托夫置身于无知、愚昧和粗俗的红军哥萨克士兵中，环境逼迫他要尽快与战士们相结合，别无他路，最终他与战士们坐在一起喝汤，并给他们读报纸上列宁的讲话，任凭那“杀生的鲜血所染红的心低声地哀号”。至此，巴别尔再一次将喜悦与痛苦，崇高激情与调侃嘲弄完美地融合了。

《多尔古绍夫之死》将人道主义冲突推向高峰。柳托夫是具有传统文化价值观的知识分子，他理所当然反对暴力。报务员多尔古绍夫被炮弹开了膛，肠子流到膝盖上，连心脏的搏动都看得见。多尔古绍夫怕被波兰人抓后受辱，让柳托夫开枪将他杀死，柳托夫拒绝了，另一位红军战士阿丰卡·比达，却毫不犹豫地杀死了多尔古绍夫，并怒斥柳托夫虚伪，还差点杀了他。

法捷耶夫的小说《毁灭》也有类似的情节，他对此种牺牲的态度大加褒扬赞美，称之为“新人道主义”和善行。可见，巴别尔的态度与法捷耶夫截然相反。《多尔古绍夫之死》写的是传统价值观与“新人道主义”的激烈冲突。那么，巴别尔和法捷耶夫，谁更接近真正的人道主义？这是一个残酷的提问，至今没有答案。这时，小说笔锋一转，写道，车夫格里休克目睹了一切，却因此对柳托夫产生了好感，送给他“一个皱巴巴的苹果”，聊表敬意。这暖色的一笔，在人道主义争论之外，点染出人类情感的多样性。《多尔古绍夫之死》的最后一段只有两句话：“我接受了格里休克的施舍，怀着忧郁和崇敬的心情吃掉了他的苹果。”巴别尔在其作品后来的几个版本中，删掉了这段，我觉得，他此举是想把人道主义的思考留给读者破题，留给历史公断。我想，《多尔古绍夫之死》的故事发生在反人道的背景之下，柳托夫怎可能会有人道主义的选择？

小说《基大利》表达的是生命的最高价值。作者在文中强调，革命就不可能不开枪。作者在字里行间讽刺和调侃了基大利们的共产国际，实际上也在调侃自己的痛苦，正像他所写：“我在日托米尔城徘徊，寻找一颗胆怯的星星。”他对理想，犹如对这颗怯懦的星星，他自己也不确定，因为星光“时而闪耀，时而消失”，表现了知识分子对革命认识的不确定性。小说主人公一方面对革命欢欣鼓舞，另一方面又为革命所伤害。巴别尔又是在借柳托夫说自己，他渴望和向往自由，渴望看到旧世界毁灭，因为他是诗人，而诗人的心灵是敏感的，繁复而多样的，他不接受任何革命暴力，即使这是辩证的暴力。

《一封家信》是一篇重锤般的作品，直击读者心灵。男孩儿库尔久科夫给母亲写信，寒暄之后，便大谈马驹斯乔帕，用词情真意切，不看下文会错将马驹当人。笔锋陡然一转，描写父杀子、子弑父的过程。在男孩笔下，弑父和骂娘如家常便饭，一个小孩子，都对此见怪不怪了。但故事的精彩之处，还不在于亲人之间的杀戮，而在于未成年的小红军讲述时的冷漠与平淡无奇。在小男孩心中，父亲与兄长之死和马腿生疥疮无异，骨肉残杀与宰头小花猪等同，不过都是些生活琐事而已。

库尔久科夫的价值观很特殊，他觉得兄弟谢苗·季莫菲伊奇是最好的人，理由是“全团都想让他当团长，布琼尼同志下达命令，发给他两匹马，好军服、一挂专用拉东西的大车和一枚红旗勋章”，库尔久科夫深信，只要全心全意地为苏维埃政权献身，未来要啥有啥，所以，谁碍了他的事，他就会毫不留情地砍杀，亲爹老子也不例外，这种价值观支撑着主人公的内心世界，它貌似怪诞，却非常合理。

《一封家信》的写作手法，借用了俄罗斯民间口述文学的形式，向读者展现故事主人公丰富而独特的心理活动。小说的结尾，是作者的点睛之笔——“在外省照相馆简陋的花朵和鸽子的背景墙下，戳着两个年轻人——身材奇大，一副蠢里蠢气，大长脸、凸眼珠，活像在挨训，这就是库尔久科夫家的两兄弟——费德尔和谢苗。”这既是对库尔久科夫家两兄弟形象的描述，也是为新生政权参与者存照：他们四肢发达，不学无术，却勇猛愚忠，擅长以革命名义滥施暴力，这条特性主线，贯穿全书所有主人公。但巴别尔并没有以历史名义审判他们，因为他们生来就没有被赋予道德感。

《寡妇》是巴别尔小说经典篇章之一，其结构的完美无与伦比。小说标题很调侃，别具讽刺意味，团长舍维廖夫处于弥留之际，马车夫廖夫卡却在一旁，大谈他当杂技演员和举重运动员的美好过去，生活中对犹太人的歧视，并当着舍维廖夫的面与他的情妇大行苟且之事。

故事通篇看不到对生的赞美和对死亡的尊重。舍维廖夫给萨什卡的遗言，就是把抢来的战利品留给她和母亲。团长舍维廖夫死后，萨什卡把他的遗嘱忘得精光，马车夫廖夫卡扯住萨什卡的头发，打得她满脸是血。巴别尔笔下这两个人物极令人厌恶，文末，作者将他们的形象推向了极致。

……

掩卷沉思，巴别尔的《骑兵军》到底想告诉我们什么？我想，最重要的就是人与战争的关系。《骑兵军》告诉我们，俄罗斯数世纪的同室操戈和兄弟残杀，不仅仅使俄罗斯付出了生命和鲜血的代价，而且使其丧失了人道主义思想、道德和情感生长的土壤，小说的结尾是开放性的，只有无路的田野和旧国界。那么，未来到底在哪里？这只能由巴别尔自己来回答。而他，也确实回答过了，只不过不是用小说，而是用他的生命。

1982年深秋，我的文学导师，文学翻译家石枕川先生，第一次对我提及苏联作家巴别尔和他的代表作《骑兵军》。那时候，中国苏联文学翻译家们都不熟悉巴别尔，更不会翻译他的作品。石教授对巴别尔评价很高，那时，我读书的大学图书馆里没有巴别尔的俄文原版《骑兵军》，所以，我就听石教授口述巴别尔的人生和《骑兵军》的情节，对我而言，这不啻为高尚的文学享受。石教授见我对巴别尔神往就说，将来若有可能，你不妨翻译《骑兵军》。

1986年，我第一次读到《骑兵军》原文。我记得是在北京师范大学苏联文学研究所的资料柜里，发现了《骑兵军》原文，它竟是一部复印件，而且肯定不是20世纪50年代苏联再版的《骑兵军》复印件，而是苏俄20年代初版的。20世纪80年代中期，就在我拟以复印件做蓝本，准备翻译《骑兵军》的时候，苏联开始再版巴别尔小说，这是苏联自20世纪50年代中期后，又一次重印巴别尔作品。看来，正如作家爱伦堡所说，人们对曾经震撼过他们的作品总是念念不忘。那年，我从报纸上看到一则消息，意大利《欧洲人》杂志所评选出世界100位小说家，巴别尔名列第一。翌年，我开始动笔翻译巴别尔作品。1989年全书脱稿，1992年，经过翻译家王守仁先生亲自推荐，《骑兵军》收入范若丁先生主编的《20世纪外国文学精粹丛书》。24年过去，文化发展出版社慧眼识珠，再版巴别尔的《骑兵军》，这毫无疑问，是对世界文学翻译出版事业的贡献，也使我得以有机会重译巴别尔，并将我在十余年中，从敖德萨、尼古拉耶夫、基辅、莫斯科、圣彼得堡等地，所采集到的巴别尔精神，灌注于新译文，使之更鲜活、更灵动和更具生命力。

我想在新译本面世之际，感谢已经远上天国的翻译家石枕川教授和陈锌教授，他们对我匪面命之，言提其耳，对我的译文曾予以批评和校正。感谢翻译家蓝英年教授数次专门回答我翻译中的疑难问题，并为我讲述巴别尔的生平与创作。感谢董曦阳先生和肖贵平女士对本书所做的策划、编辑等很多既具有创造性也很烦琐的工作。感谢在本书翻译和修改过程中，所有支持过我并为此付出的人。鄙人才疏学浅，谬误在所难免，敬请不吝赐教。

孙　越

2016年春于北京

回忆巴别尔

［苏联］伊·爱伦堡

巴别尔的作品在经过长达20年的停版之后得以问世，使得对这位大作家的名字闻所未闻的青年一代，可以熟悉这几部30年前震撼过我们的书了。

巴别尔初期的一些尚不成熟的短篇小说，发表于1916年。阿·马·高尔基发现了他，高尔基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都满怀爱心关注着他的创作之路。巴别尔广为人知稍晚，是在1924年，当时马雅可夫斯基在《列夫》杂志上发表了年轻作者的几个短篇小说。此后不久《骑兵军》问世。1926年我与伊萨克·艾曼努依洛维奇相识时，他已经尝到了荣誉带来的苦头，在回避那些过于纠缠的崇拜者了。《骑兵军》被译成20种语言，巴别尔的声誉远远超越了国界。1928年罗曼·罗兰曾写信向高尔基谈起他。1935年巴别尔作为苏联代表之一，参加了在巴黎举行的国际笔会。我记得，安利·巴比塞、亨利希·曼、让-利沙尔·布洛克、沃尔格·弗兰京都热情洋溢地会见了巴别尔。对于国内外读者来说，他是当代最引入注目的作家之一。巴别尔不与任何人类似，任何人也无法类似于他。他永远在按自己的方式写自己的东西，他与其他作者的区别，不仅仅在于独特的创作手法，而且在于对世界独特的理解。他是最准确意义上的现实主义者。不久前，我得到一本他1920年的日记——那时巴别尔在第一骑兵军里。年轻的作者在日记本上匆忙地记下了自己的战时印象。《骑兵军》里有个故事《基大利》，其中写了一个旧货商哲学家。有的读者会认为这篇小说是浪漫主义的虚构，但日记解释了《基大利》的出处：1920年7月3日，巴别尔在日托米尔米城遇到了自己这篇小说的主人公并记录下来：“矮小的犹太哲学家。异乎寻常的小铺子——狄更斯，笤帚和金鞋子。他的哲学是：大家都说是在为真理而战，可大家都在抢劫。”

《骑兵军》里的另一篇小说是《军马储备主任》。其中巴别尔甚至没有改换主人公的姓氏。他在1920年7月13日的日记中写道：“军马储备主任济亚科夫真是幅绝妙的画像，带银色镶边的红色制服裤，雕花腰带，斯塔夫罗波尔人，阿波罗般的身材，灰色的短髭，45岁……是个大力士……谈到马……”又过了三天写道：“济亚科夫来过。谈话筒短：凭这马能得一万五千卢布，凭这匹能得二万，如果它站起来，那就是一匹马呀。”现在好像已把这种忠实地再现现实的作品叫“特写”。然而巴别尔的小说常常令我们惊诧不已，有时它们接近幻想小说。他发现了别人忽略的东西，用让人吃惊的声音谈论着。有一类作家总是拉开非凡的架势，描写平平淡淡的东西。还有一类作家，则愿意以平淡的口吻讲述非凡的故事。巴别尔简洁动人地展示出一个人漫长的一生，其中非凡总为平凡所冲淡，如同香精被水稀释，而悲剧性又为习以为常的事物所削弱。在所有的文学体裁中，他独厚短篇小说。他似乎是用探照灯照亮了人类生活的一个小时，有时是一分钟。他总是选择人类最为坦露的那些状态；也许正因为如此，爱的激情与死的主题才在他的作品中如此执拗地反复出现。

他写作非常之慢，对自己十分苛求，他留下了三本薄薄的短篇小说集和两个剧本。除少数例外，他的书都展示震撼过他的两个世界：革命前的敖德萨和第一骑兵军的军旅生活，他曾是骑兵军中的一员。

巴别尔的童年和少年时代是在敖德萨度过的。他眷恋故乡，在革命前夜他写道：“敖德萨有人口众多、贫困和痛苦不堪的犹太人社区，有十分自负的资产阶级和非常黑暗的市杜马。敖德萨春天的夜晚甜蜜而令人困倦，金合欢芳香醉人，黑沉沉的天幕上高悬一轮充满宁静和神奇光辉的月亮……敖德萨有港口，港口里有来自纽卡斯特里、加的夫、马赛和赛伊达港的船；有黑人、英国人、法国人和美国人。敖德萨有过黄金时代，现在正处在富有诗意和带点漠然，又十分无可奈何的衰落时代。”

别尼亚·克里克，这个南方的暴徒、强盗和幻想家，走私贩子的女王柳勃卡·卡扎克，漫不经心和鼠目寸光的怪人和凶悍的骗子，说笑话的能手和想走好运的猎人，是不会诞生在文人的书房里的：他们包围着少年巴别尔。《我的鸽子窝的故事》起初只是一个小男孩的经历，后来，就是一个成熟睿智的大师在叙述了。

革命前，敖德萨被认为是笑话之乡。苏维埃时代为俄罗斯文学奉献了一批天才作家：巴别尔、巴格利茨基、伊里夫、彼得罗夫、卡达耶夫。鲜明、幽默、炽烈、厚重、浓烈的生活体验将他们联系在一起。

《骑兵军》没有对革命的律师辩护，革命也并不需要这样的辩护。《骑兵军》的主人公们有时残忍，有时可笑；他们的身上洋溢着充沛旺盛的、春潮般的活力。然而他们为之奋战献身的事业的正义性渗透在整部书中，尽管无论作者还是书中的主人公都不曾提及这一点。对巴别尔来说，《骑兵军》中的战士们，并非我们在当今文学作品中时常见到的那种公式化的主人公，而是瑕瑜兼备的活生生的人。如果说，20世纪有些作家只见树木不见森林，那么我们看到，一些森林妨碍苏联作家观察树木。《骑兵军》中有激流狂澜和暴风骤雨，同时，其中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面目、自己的情感和自己的语言。高尔基说过，巴别尔“美化”自己的主人公“比果戈理写查理波罗什人更好，更真实”。的确，很难无动于衷地阅读《盐》或者《多尔古绍夫之死》。

那种被老天主教徒们呼之为“肉欲的”、被现代清教徒们称作“兽性的”爱情，巴别尔坦然写来，全无虚伪的扭捏。丘特切夫曾提到的“阴暗朦胧的欲望之火”吸引着巴别尔，因为这种火光永远烛照着人类的本来面目，而不是他的面具。巴别尔对莫泊桑的喜爱不能归结为这位法国作者的创作风格。如果说到巴别尔与外国作家的相似，那更先令人想起20世纪20～30年代的美国作家：海明威、科尔杜埃尔、斯坦贝克。巴别尔像他们一样力求不去叙述一个人，而是展示他，像他们一样避免作者的议论而注重对话。然而，我多少知道，巴别尔对美国文学颇淡漠而是崇拜莫泊桑，并且不止一次地当着我的面，与那些不如他那样喜欢莫泊桑的法国作家展开过热烈的争辩。他之所以看重莫泊桑，是因为莫泊桑展示了爱情的力量，他看重他的率真：“莫泊桑也许一无所知，也许知道一切：赤日炎炎的大道上驶着轰轰隆隆的驿车，驿车上坐着肥胖狡诈的小伙子波里特和一个结结实实、笨手笨脚的村姑。他们在那儿干什么与为什么干，那可是他们的事儿。天热、地热。波里特和村姑大汗淋漓，而驿车在赤日炎炎的大道上轰轰隆隆地驶过。这就是一切。”

虽说巴别尔写过两个剧本，后来还写过长篇小说，但他首先是一个短篇小说大师。他在长篇小说泛滥、语言贬值的时代，更加害怕冗长，他善于用三两页写出似乎需要一本书来写的东西。在他的短篇小说中，对话富于个性，色彩鲜明，因而有时一句话便能揭示一个人的内心面貌。

巴别尔的短篇小说光彩夺目；他像20世纪某些写生画家一样，寻求鲜明的色彩。他不怕出格，在小说《季·格拉索》中，他表露出自己的艺术态度：小说描绘了一位西西里悲剧演员的表演，他藐视常规，令观众折服。早在1915年，巴别尔在初试创作时，就说要在文学中寻找太阳，寻找饱满的色彩。他赞叹果戈理的乌克兰小说，惋惜“彼得堡压倒了波尔塔瓦。阿卡季·阿卡季耶维奇谦虚而又咄咄逼人地排挤了格利茨科……”对于习惯于拘谨羞怯的俄国散文的人来说，巴别尔塑造的形象似乎显得稀奇古怪，如同热带的鸟儿一样。如果论及巴别尔夸张手法的文学家系，那么首先令人想到早期的果戈理。

20世纪30年代初，巴别尔的创作出现了转折：他开始寻找果戈理在乌克兰小说之后所走的道路。他常常说自己过于堆砌辞藻，滥用形象，需要最大限度的朴素。根据那篇佳作《石油》，我们可以猜到他随后所写作品的面貌。1916年，高尔基劝告初始写作的作家好好研究生活，巴别尔七年没有发表一个字，尽管他仍在写。这时，他重又陷入沉默；从1936年起，几乎没有看到他的作品，而他仍然勤耕不辍。他一如既往，对自己十分苛求。他在写长篇和新的短篇小说。

巴别尔死于1941年，享年47岁。

他身材不高，墩墩实实，总是戴一副眼镜，一双富于表情的眼睛透过镜片闪着时而狡黠，时而忧郁的光芒。他身上那种对生活非凡的兴趣令人震惊，他为形形色色、五花八门的事物所吸引。他广交朋友，三教九流都有。他十分难得结交职业作家。他能整点钟地听别人的爱情、走运或倒霉的故事。他喜欢跳跃、奔跑，从马匹旁边经过绝对不会无动于衷。他写自己的战友赫列勃尼科夫：“……我们受到同样情欲的震撼。我们俩把世界看成五月的草地，看成了有女人和马匹走动的草地。”

他谙熟多种外语，够得上一个大学问家，但对他来说，任何时候书本也不会盖过鲜活的生活。1935年，我在报上描绘过巴别尔在巴黎笔会上的发言：“巴别尔不讲本国语，他法语讲得流畅自如又老练，15分钟里他用几个没登过的故事令听众大为开怀。人们笑着，同时明白了，借这些快活的故事说出了我们的人和我们文化的实质：‘这个集体农庄庄员有了粮食、有了房屋，他甚至还有了勋章，但这对他还嫌少，他现在希望诗歌能写写他……’”

巴别尔是个讲故事的高手，可惜的是，没人把他讲的故事记录下来。1938年冬天，在莫斯科时，他常上我家来侃侃而谈；我当时曾想，他能很好地把一切都写下来。命运却另有安排。

他喜欢离群索居，喜欢“愚弄”人。他的生活有时令人想起鼹鼠的行踪。他闭门不出是为了能安静地写作。他在巴黎近郊住过几个月，在一个法国老妇人那儿租了一间房子，这位房东把他当成了凶犯，别尼亚·克里克的同胞兄弟，到了夜里就像对囚犯一样把他锁在屋里，免得他把她杀了。这件事令巴别尔发笑，但他喜欢这个房间，安静，能写作。

他喜欢清静，却度过了颇不清静的一生。作战，戎马倥偬，认识了自己所处时代的全部希望、全部苦难。他接近革命如同看到了自己珍爱的事物的实现，他所秉持的公正、国际主义、人性的崇高理想至死不渝。

“朋友”这个词像所有的词一样，有多种解释。巴别尔懂得什么是友谊，他是个心地磊落的人，从来不出卖朋友。多年里他以自己的友谊支持过我，这是我莫大的幸福。1932年，我写出了长篇小说《第二天》。伊萨克·艾曼努依洛维奇登门来访。如果我无论如何都不能说出这件事，那我将痛苦万分……

巴别尔的小说还将长久流传。这是高尚的艺术。有某种东西使巴别尔与从果戈理到高尔基的所有伟大俄国作家亲近：人道主义、保护人、保护人的欢乐、希望和一个人对短暂而又不会重来的生命的渴望。……他生活在一个既高尚而又十分艰难的时代。他不仅坚信未来，还曾为之而斗争。他20年代一篇出色的小说《卡尔-扬盖里》是这样结束的：“我在这些街道上长大，现在轮到卡尔-扬盖里了，但为我奋斗不像为他那样，事情与我的关系不大了。我自语道：你不会不幸福的，卡尔-扬盖里……你不会不比我幸福……”

巴别尔的读者将怀着谢意回忆起他，他憧憬过他们的幸福，并为之奋斗过。

巴别尔自传

我1894年生于敖德萨的莫尔达万卡，是个犹太商的儿子。由于父亲的坚持，学犹太语、《圣经》和《塔木德》书直到16岁。在家日子难过，因为逼得我从早到晚学很多东西。我就在学校休息。我上的是以尼古拉一世命名的敖德萨商业学校。在学校读书的，有外国商人的儿子、犹太经纪人、波兰显贵和旧教徒的子弟和不少超龄台球迷。课间休息时，我们便跑出去，常常登上港口天桥，或者到希腊咖啡馆去打台球，要么，就是去莫尔达万卡酒馆的酒窖喝便宜的比萨拉比亚葡萄酒。学校之所以令我难以忘怀，还因为那里的法语教师是瓦东先生。他是布列塔尼人，像所有法国人一样，具有文学天赋。他教会了我他的母语，我跟他记熟了法国古典作家，同敖德萨的法国侨民接近，并且从15岁起开始用法语写小说。我写了两年，不过随后又放弃了；我的笔下，农民形象和作者的思考都缺乏光彩，只有对话写得成功。

后来，学校毕业以后，流落到基辅，1915年到了彼得堡。在彼得堡，我十分狼狈，我没有居住权，老躲着警察，栖身于一个穷困潦倒和终日烂醉的跑堂的地窖里。于是，我从1915年起，开始向各个编辑部投稿，但到处都轰我走，所有编辑（已故的伊兹玛依洛夫、波谢和另一些人）都劝我进个什么铺子，但我没听，1916年底，遇见高尔基。于是——我的一切都归功于这次会见，我至今都满怀爱戴与感激之情提到阿列克赛·马克西莫维奇的名字。他在1916年11月的《年鉴》上刊发了我的几篇处女作（因为这几篇小说，按《刑法》1001条我被追究刑事责任），他教给我非凡的、重要的东西，随后，当我的两三篇还过得去的青年试作获得了偶然的成功时（在文学上一无所成，写得一塌糊涂），阿列克赛·马克西莫维奇便打发我到人间去了。

我去人间7年，自1917年至1924年。在这段时间里，我在罗马尼亚前线当过兵，随后在契卡和教育人民委员部供职。1918年在征粮队、在反尤登尼奇的北方军、在第一骑兵军、在敖德萨省委会供职，曾当过敖德萨苏维埃第七印刷厂的出版人，当过彼得堡、梯弗利斯的记者等。到1923年时，我才学会言简意赅地表达自己的思想，那时，我重新开始写作。

因此，我认为我文学工作的开端，是在1924年初，《列夫》杂志第四册刊登了我的《盐》《一封家信》《多尔古绍夫之死》《国王》等小说的时候。

伊·巴别尔

目录

解读巴别尔（代译序）

回忆巴别尔

巴别尔自传

渡过兹布鲁奇河

新城的天主教堂

一封家信

军马储备主任

阿波廖克先生

意大利的太阳

基大利

我的第一只鹅

拉比

通往勃罗德的道路

双马敞篷机枪车学说

多尔古绍夫之死

二旅旅长

萨什卡·耶稣

帕夫利琴科，马特维·罗季奥内奇的一生

科金纳墓地

普利谢巴

一匹马的故事

康金

别列斯捷奇科

盐

夜晚

阿丰卡·比达

在圣瓦伦丁教堂

骑兵连长特隆诺夫

两个伊凡

一匹马的故事续篇

寡妇

扎莫希奇

叛变

切斯尼基村

战斗之后

歌

经师之子

宝马

吻

格里休克

他们原本九人

生死巴别尔（译后记）

插图画家简介

渡过兹布鲁奇河

六师师长报告，沃伦斯基新城今日拂晓拿下。师部从克拉毕夫诺出发。而我们的载重车队便成了吵吵嚷嚷的后卫，稀稀拉拉地走在从布列斯特到华沙——这条尼古拉一世用男人的白骨堆成的公路上。

紫色罂粟花在我们周边的田野怒放，正午的风儿在发黄的麦地里舞动，少女般的荞麦挺立天边，犹如远方修道院的院墙。静静的沃伦河蜿蜒曲折，远离我们，隐入了白桦林珍珠般的雾霭之中，它爬上鲜花盛开的山岗，将疲倦的手儿胡乱地伸进绿草丛中。橙色的太阳在天空滚动，犹如一颗砍下的头颅，温柔之光点燃云缝，晚霞下的军旗飘展在我们头顶。昨日的血腥和死马的味道在傍晚的凉爽中滴落。幽暗的兹布鲁奇河喧哗着，急流险滩处泡沫飞溅的浪头打着旋儿。诸桥已断，于是我们泅渡过河。威严的月亮枕在波浪上。战马蹚进齐胸深的河水，水流哗哗从上百条马腿之间淌下。有人被河水吞没，就大声诅咒圣母娘娘。河水里泡满了一挂挂黑乎乎的大车，河里嘈杂声、口哨声和歌声混作一团，回荡在月光蛇影和闪亮浪谷之上。

深夜，我们到达沃伦斯基新城。我在分到的那所住宅里，遇见一位孕妇和两个红发、细脖的犹太人；第三个犹太人正在睡觉，他蒙着头，靠着墙。在我被分到的那间屋子里，我看到了一些翻过的柜子，地板上有一些女人皮大衣的碎片、人的粪便和珍贵器皿的把柄，那是犹太人一年一度逾越节才用的。

“收拾一下，”我对女人说，“瞧你们过得多邋遢，东家……”

两个犹太人动起来。他们穿着毡鞋，跳着走路，收拾起地下的脏东西，他们像猴子一样无声地蹦跳着，就像杂技场上的日本演员，他们的脖子肿胀，不停地转动着。他们往地板上铺了一条撕破了的绒毛褥子，于是，我便倚墙而卧，挨着第三个睡着的犹太人。胆怯的疲惫聚拢在我的身上。

寂静吞噬了一切，只有月亮用一双青色的手臂搂着它滚圆的、闪亮的、无忧无虑的脑袋在窗外流浪。

我揉着肿胀的双腿，躺在撕破的绒毛褥子上睡去。我梦见了六师师长，他正骑着一匹高大的公马追赶旅长，把两颗子弹射入他的眼睛。子弹射穿了旅长的脑袋，他的两颗眼珠掉在地上。

“干吗把你的旅撤回去？”六师师长萨维茨基冲挂了彩的人喊道，就在这时，我惊醒了，因为孕妇正用手指头摸我的脸。

“先生，”她对我说，“您做梦喊叫，还踢蹬，我给您在那个角落里弄了个铺，因为您碰着我爹了……”

她支起瘦弱的双腿，挺起滚圆的肚子，揭开睡着的人身上的被子。一个死去的老头仰面朝天地躺着，他的喉咙被割开了，脸给劈成两半，他的紫黑的血像铅块一样凝结在大胡子上。

“先生，”犹太女人边抖落绒毛褥子，边说，“波兰人劈死他的时候，他央求他们：‘你们到后院去杀我吧，别让我女儿看见。’可他们还是想怎么干就怎么干，——他死在这间屋里，还惦记着我……现在我想知道，”突然，女人声嘶力竭地说，“我想知道，这个世界哪儿还能找到像我父亲这样的父亲……”

新城的天主教堂

昨天我去找军事委员做汇报，他住在逃跑的天主教教士家。艾丽扎太太，天主教耶稣会教徒的女管家，在厨房接待了我。她给我上了点儿琥珀色的茶水和奶油饼干。她的饼干散发着耶稣蒙难十字架的味儿。阴险的汁液和梵蒂冈芬芳的狂暴也浸在其中。

家旁的教堂里，发了狂的打钟人把钟敲得叮当乱响。这是一个布满了七月星星的夜晚。艾丽扎太太抖动着一头精心梳理的白发，不断地给我添着饼干，我享受着教徒的食品。

波兰老太太称我“先生”，门口笔直地戳着几位愚昧无知的聋子，在阴险的黄昏某处，一个修士的长袍逶迤如蛇。神甫逃跑了，但他却撇下了助手——罗姆阿里德先生。

罗姆阿里德是个鼻音重的阉人，身材硕大，讨好地称我们为“同志”，他那黄色的手指戳着地图，指点着被波兰人摧毁的弧形地带。他历数故乡的创伤，兴奋得连嗓子都哑了。让我们暂时忘记这位无情地出卖过我们、后来被路人枪毙的罗姆阿里德吧。但就在那个夜晚，他那紧身的法衣曾在所有的门帘旁飘动，猛烈地扫过所有的道路，并对所有想喝伏特加的人露出过微笑。就在那个夜晚，法衣的影子却牢牢地覆盖在我头顶。他本会成为主教的——罗姆阿里德先生——如果他不当奸细的话。

我和他同饮着罗姆酒，闻所未闻的喘息，在天主教耶稣会教徒管家的残垣断壁下时隐时现。他曲意奉承的诱惑，令我浑身绵软无力。噢，小小的耶稣蒙难十字架啊，你就是上流社会放浪的交际花的护身符，就是写着罗马教皇训谕的羊皮卷和青色绸布坎肩里腐烂的女人信札一样！……

我由此看你，看到身穿雪青色长袍的不守信修士，看到你的双手肿胀，看到了你那颗心，既温柔又残忍，犹如一颗猫心，我看到了你的上帝那流淌着精液、散发着芬芳的毒素和迷惑着处女的伤口。

我们一边喝着罗姆酒，一边等待军事委员，但他一直也没有从参谋部回来。罗姆阿里德倒在角落里睡着了。他一边睡，一边抽动着，而窗外的花园里，天空黑暗的激情使林荫道不断变幻着色彩。渴望的玫瑰在黑暗里摇动。绿色的闪电在天穹点亮。一具被剥光了衣服的尸体翻倒在斜坡上。月光在死人叉着跷起的双腿上流淌。

这就是波兰，这就是波兰立陶宛公国傲慢之痛！暴力入侵的外族，我抖开修士留在教堂里爬满虱子的褥垫，把神职人员遗弃的一本巨书蒙头盖住，里面写满了对高贵和贤明大国之君约瑟夫·毕苏斯基的赞美。

赤贫之军涌向你古老的城市，噢，波兰，天下奴隶联合起来的歌声，响彻诸城上空，痛苦吧，波兰立陶宛公国啊，痛苦吧，昙花一现的拉吉维尔大公！……

我的军事委员一直就没来。我在参谋部、在花园、在教堂里找他。教堂大门敞开着，我走了进去，面前两颗白花花的头骨，在毁坏的棺椁上熊熊燃烧。我吓得拔腿就往下跑。橡木梯子从那儿直通到祭坛。我看到了很多烛火，在高高的教堂穹顶来回游荡。我看到了手执蜡烛的军事委员、特别处主任和哥萨克们。他们回答了我无力的呼喊，并把我带出了地下室。

那两颗头骨原来是教堂灵柩台上的骨雕，我再也不怕它们了，我们一块继续搜查，之所以搜查，是因为在教士家里找到了一大堆军服。

我们袖口上绣着的马头闪闪发亮，我们彼此低声交谈着，马刺咔咔地响成一片，手里握着火苗飘动的蜂蜡，在回音四起的教堂里转悠着。珠光宝气的圣母们，用老鼠一般的玫瑰色的瞳仁注视着我们行动的道路，火苗在我手指间颤动，团团黑影投在圣彼得、圣福兰西斯克、圣温琴特的圣像上，在他们绯红的双颊上和用洋红色油彩涂出的、卷曲的大胡子上抖动着。

我们转悠着，寻找着。骨制的按钮在我们的手指下面跳了起来，一幅幅被劈成两半的圣像移动了，地下室和长满苔藓的暗洞暴露出来。这座教堂历史悠久，充满秘密。它敞开了闪光的墙壁之中的暗道、壁龛和打开时悄然响起的门扇。

哦，愚笨的教士啊，他在救世主的铁钉上挂满了女教民的乳罩！我们在圣障的中门后面找到了一箱金币，还有用精致的山羊皮口袋装的纸币，以及几只装在巴黎珠宝商套子里的绿宝石戒指。

后来，我们在军事委员的房子里数钱。黄金的柱子，钱币的地毯，阵阵风儿吹动着烛火，艾丽扎太太眼里掠过黑鸦般的疯狂，罗姆阿里德高声大笑，失去理智的打钟人罗巴茨基先生狂敲着大钟，没完没了地响个不停。

“走吧，”我自言自语道，“离开这些被士兵骗得挤眉弄眼的圣母们……”

一封家信

这就是我替我们收发处里的男孩儿库尔久科夫写的一封家信。它是不应该被遗忘的。我为完全保留其本来的面目，不加修饰地把它抄录下来。

“亲爱的妈妈，叶芙多基娅·费得罗芙娜·库尔久科娃：在这封信的开头，我要赶紧告诉您：上帝保佑，我活着，并且很结实。我想听到您也跟我一样。我还要给您鞠个大躬……（下面他罗列了一大堆亲戚、教亲、干亲，我们把它省略，从第二段开始）

“亲爱的妈妈，叶芙多基娅·费得罗芙娜·库尔久科娃，我要赶紧告诉您的是，我眼下在布琼尼同志的红色骑兵军里，您的干亲家尼孔·瓦西里奇也在这儿，如今当上红军英雄啦。他把我弄到他这儿，政治部收发处，我们从那往阵地上分发书报——中央执行委员会的《莫斯科消息报》和家乡的铁面无私的《红色骑兵报》，瞧了它以后，就带着一股子英雄劲头，砍杀低贱的波兰人，我有尼孔·瓦西里奇关照，过得非常好。

“亲爱的妈妈，叶芙多基娅·费得罗芙娜，尽您的能力给我邮点东西来吧。请您把那只小花猪宰了，给我往布琼尼同志的政治部里邮个包裹来，写瓦西里·库尔久科夫收。每天晚上睡觉，我都没得吃，没啥衣服盖，冻得够呛。替我的斯乔帕打一封信来吧，它活着还是死了呢？求您照看照看它，替它给我写封信——它的腿还瘸不瘸？还是已经好了？还有些腿上的疥疮，给它钉掌了没有？我求您，亲爱的妈妈，叶芙多基娅·费得罗芙娜，用肥皂常给它洗洗前腿，肥皂我放在圣像后面了，要是爸爸把肥皂用光了，那您就到克拉斯诺达尔再买一块吧，上帝不会亏待您的。我还要告诉您，这地方太穷，庄户们都躲着我们这些红色的鹰，牵着马钻进树林子里去了，很少看到麦子，麦穗小得很，我们瞧着都好笑。当地人种黑麦，还种咱们那儿的燕麦。这块儿的啤酒花是用木棍儿架起来的，所以长得特别齐，他们用它做自酿酒。

“我急着在这封信的下面两段给您说说爹干的事儿，一年前，他砍死了哥哥费得尔·季莫菲伊奇·库尔久科夫。我们帕弗利钦科的红色骑兵旅攻打罗斯托夫市的时候，我们队伍里发生了叛变。那阵子，爸爸在邓尼金的军队里当连长。有人瞧见了他，说他戴着不少奖章，像旧制度时候一样，因为那次叛变，我们都给抓了俘虏，费得尔·季莫菲伊奇哥哥落在爸爸手里。爸爸就刀割费佳（费得尔的爱称，译注），嘴里还骂道：白眼狼、红狗子、狗娘养的，还骂其他的脏话，一直割到天黑，直到费得尔·季莫菲伊奇断气。我那时写信告诉您，您的费佳的坟头上还没立十字架呢。可爸爸搜出了那封信，骂道：你们都是你娘的孩子，是她的种，浪货的种，你娘的肚子是我搞大的，我以后还要搞，我这辈子算毁啦，我为了真理要把自己的骨肉统统干死，还骂了别的话。我在他那儿受的罪跟救世主耶稣受过的一样。我有幸很快就从爹手里逃了出来，跑回帕弗利钦科同志的部队。

“我们旅奉命到沃龙涅什补充人员，还补充了战马、背包、枪支和应该发给我们的一切，有关沃龙涅什我可以说说，亲爱的妈妈，叶芙多基娅·费得罗芙娜，这是座非常棒的小城，比克拉斯诺达尔大一点，这儿的人长得特别俊，河水清得能洗澡。我们每人每天发两磅面包、半磅肉和不少糖，所以，大家一起床就喝甜茶，吃晚饭的时候也喝甜茶，已经忘掉挨饿是怎么回事了，吃午饭的时候，我就上谢苗·季莫菲伊奇哥哥那儿去吃油煎饼或烤鹅肉，吃完就躺下歇着。那阵子，谢苗·季莫菲伊奇打仗特别勇敢，全团都想让他当团长，布琼尼同志就下达命令，发给他两匹马、新军服、一辆专用拉东西的大车和一枚红旗勋章，我成了他兄弟了。如今，哪个街坊再敢欺负您，谢苗·季莫菲伊奇哥哥就能把他宰了。后来，我们开始追击邓尼金将军，杀了他们几千人，把他们赶到黑海里去了，可是哪儿也找不到爹，谢苗·季莫菲伊奇到处找，搜遍了所有阵地，因为他太想念费佳哥哥了，可是，亲爱的妈妈，您知道爹，知道他性子犟，亏他干得出来——真不要脸，把红胡子染成黑色儿，换了便服躲在迈科普市里，所以，没有一个人知道他就是旧制度下的恶典狱。可是，纸包不住火。您的亲家尼孔·瓦西里奇有一次在别人家里被发现，他们就给谢苗·季莫菲伊奇写了封信。我们骑上马，跑了两百俄里——我、先卡（谢苗的爱称，译注）哥哥和镇上自告奋勇的小伙伴们都骑马去了。

“我们在迈科普市看见了什么？我们看见，后方压根儿就不同情前方，市里到处都在叛变，住满了犹太佬，像旧制度时那样。谢苗·季莫菲伊奇跟犹太佬吵得很凶，那帮人就是不肯把爸爸交出来，还把他关进了监狱，上了锁，还说，托洛茨基同志下了命令，不杀俘虏，他们自己来审判他。别发火，他会得到应有的惩罚。还是谢苗·季莫菲伊奇的话管事，他证明他是团长，还有布琼尼同志发的所有红旗勋章，还吓唬人说，谁再跟他争爸爸的事，不交人，就劈死谁。镇上的弟兄们也这么吓唬他们。谢苗·季莫菲伊奇一抓到爸爸，就用鞭子抽他；还叫全体战士在院子里排成队形。这时，先卡往季莫菲伊·罗焦内奇的胡子上泼了点儿水，颜料就顺着胡子淌了下来。先卡问季莫菲伊·罗焦内奇：

“‘落到我手里，你好受吗，爹？’

“‘不好受，’爹说，‘我不好受。’

“先卡又问：

“‘那费佳呢，他落到您的手里，您刀割他的时候，他好受吗？’

“‘不好受，’爹说，‘费佳不好受。’

“先卡又问：

“‘那您想过没有，爹，您也会不好受？’

“接着，先卡又对大伙说：

“‘我寻思，我要是落到您手里，您也饶不了我。爹，我这就宰了您……’

“这时，季莫菲伊·罗焦内奇便骂开了娘，骂开了圣母，还打先卡的嘴巴，先卡把我支到院子外面去了，所以，亲娘啊，我就没法给您形容他们是怎么杀死爹的了，因为把我支出院子了。

“这以后，我们驻扎在新罗西斯克。我还能说说这个城市，这个城市后头一点儿陆地也没有，都是水，是黑海，我们在那儿一直待到五月，直到我们开往波兰前线，狠狠地教训资产阶级为止……

“您的爱子瓦西里·季莫菲伊奇·库尔丘科夫就此搁笔。妈妈，请照料好斯乔帕，上帝不会亏待您。”

这就是库尔久科夫的信，一个字儿也没改。我写完之后，他拿起这张写满字的纸，贴身揣进了怀里。

“库尔久科夫，”我问男孩道，“你父亲厉害吗？”

“我父亲是条恶狗。”他哭丧着脸说。

“母亲好些吧？”

“母亲还不错。您要是有兴趣，这是我们的全家福……”

他递给我一张撕破的照片。上面有季莫菲伊·库尔久科夫，一位宽肩膀，戴着制式警帽的警察，一把大胡子梳理得很平整，笔直地站在那儿，高高的颧骨，没有表情的淡色眼睛很有神。他身旁的藤椅上坐着一位小个子村妇，上衣没有扎进腰带里，一脸孱弱之光和羞怯之情。在外省照相馆简陋的花朵和鸽子的背景墙下，戳着两个年轻人——身材奇大，蠢里蠢气，大长脸、凸眼珠，活像在挨训，这就是库尔久科夫家的两兄弟——费得尔和谢苗。

军马储备主任

村里一片喧哗。骑兵们正在备粮，换马。骑兵战士们换掉累得半死的劣马，牵走干活的好马。本无可责备。没有战马，便没有军队嘛。

但是，让农民们认识这点可不容易。农民们纠缠不休地聚集在司令部房子外。

他们牵着靠缰绳撑着的、孱弱无力的瘦马。这些丢了吃饭家伙的庄稼汉们，匹夫之勇奔腾于心，但也知道，这种勇气难以持久，于是，他们便赶忙毫无指望地数落首长、上帝和自己的苦命。

参谋长Ж(1)全副武装地站在台阶上。他合上肿胀的眼皮，非常仔细地听着庄稼汉发牢骚。但是，他的认真不比出面强多少。他就像任何一位训练有素、疲劳过度的工作人员一样，善于浮生偷闲，彻底停止大脑工作，我们的参谋长在这片刻怡然停摆的瞬间，启动着那部破机器。

这次他和庄稼汉打交道时亦然。

司令员在他们纷乱、绝望的嘈声催眠曲里，从一旁注视着脑子里那柔软和拥塞的一团，正昭示着思维的清晰与活跃。只要他等到合适的机会，就会一把抓住庄稼汉的最后一滴眼泪，官气十足地臭骂一通，就回参谋部工作去了。

但这回连臭骂都不用了。季亚科夫骑着他那匹枣红色的英国阿拉伯宝马，驰骋到台阶前，过去他当过马戏团的杂技演员，现在是军马储备主任——红皮肤，灰胡子，披着黑斗篷，穿着镶有银裤线的红马裤。

“修道院长的祝福送给诚实的混蛋们，”他边喊边勒住马，喊了一声，便从疾驰的马上跳了下来，就在那一瞬间，一匹被哥萨克们错换来的脱了毛的小马，倒在他的马镫上。

“瞧，长官同志，”有个庄稼汉拍着自己的裤子喊了起来，“瞧您的兄弟给了我们兄弟什么玩意儿……瞧见了吧，给了什么？连它都给征来了……”

“征这匹马，”齐亚科夫说道，一字一句有如千钧重，“征这匹马，尊敬的朋友，你绝对有权到战马储备处领一万五千卢布，要是它欢蹦乱跳的话，闹好了，亲爱的朋友，你在战马储备处还能拿两万卢布呢。可是，可惜这匹马趴下了，那就不行啦。要是马摔倒了，还能站起来，它还算匹马，不过话说回来，要是它连站都站不起来，那它就不算马了。对了，我看这匹马还硬朗，准能站起来……”

“噢，主啊，你可是我仁慈的亲娘啊，”一个庄稼汉摆了摆双手，“这没爹妈的怎么站得起来啊……这个没爹没妈的快死啦……”

“你别瞧不起这马，老兄，”季亚科夫深信不疑回答道，“你简直是在亵渎神灵，老兄。”他灵巧地把他那大力士的匀称身体从马鞍上放下来。他像在舞台上一样，伸了伸绑腿一直打到膝盖的漂亮双腿，满身灰尘，步态灵活地朝奄奄一息的牲口走去。它用那一只突兀的眼睛悲戚地盯着季亚科夫，从他那深红色的手掌上舔去了一道看不见的命令，这匹有气无力的小马立即从这位胡子灰白、血气方刚、本事高强的罗密欧身上感到了神奇的力量。这匹劣马伸着脑袋，费力地蹬动四蹄，它感到了肚子下面那难忍和威严的皮鞭，于是，它慢慢地、小心翼翼地站了起来。于是，众人看到，由飘动的袖子里伸出一只纤细的手，揪住它肮脏的鬃毛，皮鞭呼啸着贴上它渗血的肋部。劣马浑身哆嗦，四蹄支撑着身体，一双忠犬般的、胆怯而迷恋的眼睛紧盯着季亚科夫。

“这么说，还算是匹马，”季亚科夫对那庄稼汉道，然后又说了句软话，“你心疼了吧，好朋友……”

军马储备主任把缰绳扔给传令兵，一步跨了四级台阶，戏服般的斗篷向上一抖，便消失在参谋部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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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Ж，该参谋长俄文名字的首字母。

阿波廖克先生

阿波廖克先生美妙、智慧的生活，就如陈年佳酿令我微醺。在沃伦斯基新城，在这座很快被击溃的城市里，在东倒西歪的残垣断壁之间，命运将一部隐世福音抛到我的脚下。我被纯洁的光轮环绕，发誓以阿波廖克先生为楷模。我将幻想的仇恨的甜蜜，对走狗和人类猪猡的痛苦鄙视和悄然及快慰的复仇之火，奉献给新的誓言。

在逃跑的新城天主教教士家里，墙上圣像高悬。其上题词：“施洗者之死。”我当即断定，约翰圣像是按照我曾经见过的某个人样子画的。

我记得，夏日清晨的寂静，蜘蛛网般地笼罩在笔直的、明亮的墙壁之间。一道笔直阳光映照在圣像基座旁边。阳光中闪亮的尘埃成群飞舞。约翰颀长的身影从蓝幽的壁龛深处冲我劈头落下。黑色的斗篷威严地披在这冷酷无情和瘦骨嶙峋的躯体上。血滴在斗篷的圆纽扣上闪光。约翰的脑袋被人从皮开肉绽的脖子上斜劈了下来，放在一只瓦盘里，士兵用粗大和发黄的手指紧抓着它。死人的脸我看着熟悉。隐秘的预兆使我怦然心动。瓦盘里的死人脑袋，是按照逃跑的教士助手罗姆阿里德先生仿造的。从他那龇牙的嘴里吐出一条小蛇，蛇头呈柔和的粉红色，周身斑斓，更强烈地烘托出斗篷的深色背景。

我惊叹画家的艺术和他那阴郁的构思。更加令我叫绝的是第二天挂在老教士的管家艾丽扎太太双人床上方的双颊绯红的圣母像。两边的画布上，都盖着画法相同的印章。圣母的面孔又肥又胖——这是艾丽扎太太的画像。我这时已经快要揭晓新城圣像的谜底。这个谜把我带进艾丽扎太太的厨房，多少个香气四溢的夜晚，以痴狂画家为首的古老的奴隶制波兰的群影聚集在这里。其中是否包括痴狂的阿波廖克先生，这个让城郊的村庄住满了天使，并把后来改入耶稣教的瘸子亚涅克领入圣徒行列的人？

30年前，他和瞎子戈特弗利德在一个阴暗的夏日来到这儿，两个朋友，阿波廖克和戈特弗利德朝离城两俄里、坐落在罗夫涅公路上的什麦列尔小酒馆走去。阿波廖克右手提着颜料箱，左手牵着双目失明的手风琴家。他们脚上钉了掌的德国皮鞋，发出了平静和充满希望的声音。阿波廖克的细脖子上，系着一条明黄色的围巾，三根巧克力色的羽毛在瞎子的蒂罗尔帽上摇摇晃晃。

来客们把颜料箱和手风琴放在小酒馆的窗台上。画家解开那条其长无比的围巾，它长得就像集市魔术师的魔带。然后，他来到院里，脱个精光，把清凉的水泼在自己粉嘟嘟、干瘦的身体上。什麦列尔的妻子给客人们端来葡萄酒和一盘米馅肉卷。戈特弗利德酒足饭饱之后，便把手风琴架在自己瘦骨嶙岣的膝盖上。他嘘了一口气，脑袋向后仰了仰，便移动起他那枯瘦的手指来。海登堡的歌曲旋律在犹太小酒馆的墙壁上发出回声。阿波廖克也用颤抖的嗓音附和着瞎子的琴声唱了起来。冷眼望去，好像一台管风琴从圣英捷吉尔达教堂搬到了什麦列尔，两个穿着五颜六色棉坎肩和钉了掌的德国皮鞋的缪斯，肩并肩地坐在管风琴上。

客人们一直唱到日落西天，然后，他们把手风琴和颜料箱放进粗麻布袋子，阿波廖克先生给布赖娜——酒馆老板娘深鞠一躬，递给她一张纸。

“仁慈的布赖娜太太，”他说，“请您接受一位流浪画家，一位受了洗礼，耶稣教教名为阿波里纳利亚的教徒为您作的画像，略表我们卑微的敬意，同时也是您乐善好施的证明。如果上帝耶稣能延我寿数，善我技法，我会回来为此画着色。让您的秀发缀满珍珠吧，我们将在您的胸前挂上一串绿宝石项链……”

在一张不大的画纸上，用红铅笔，铅笔的红色柔若黏土，绘出布赖娜太太那张被金铜色卷发簇拥的笑脸。

“那是我的钱哪！”什麦列尔一看到妻子的画像，就大喊起来。他抄起根棍子就去追赶客人。但是什麦列尔追到半路，想起了阿波廖克被冲洗过的粉红色的身体，自家小院里的阳光和幽幽的手风琴声。小酒店主人心头一阵惭愧，便扔下棍子，回家去了。

第二天早晨，阿波廖克向新城的天主教教士，提交了慕尼黑美术学院的毕业证书和12张《圣经》题材作品。这些画是用油彩画在薄薄的柏木片上的。神甫看到桌子上出现了紫红色的法衣、碧绿的原野和被缤纷花朵覆盖着的巴勒斯坦平原。

阿波廖克先生笔下的圣者，整个一群兴高采烈、傻头傻脑的长老，他们红脸白须，也跻身绫罗绸缎和规模宏大的晚会之中。

就在那天，阿波廖克先生得到了为新教堂画圣像的预约。神甫喝了别尼迪克丁酒(1)对画家说过一番话。

“圣母玛丽亚，”他说，“亲爱的阿波利纳里亚先生，您快乐的恩惠将从哪块神奇之地降临到我们头上呢？……”

阿波廖克全心全意地作画，一个月后，新的圣殿便充满了羊群的咩咩之声，黄昏金色的烟霞和奶牛秫秸色的乳头。磨破了皮肤的水牛套着轭具，粉红色脸的牧羊犬在羊群前面奔跑，笔直的棕榈树上悬吊的摇篮，晃动着胖乎乎的婴孩。圣方济各会修士褴褛的棕色法衣围裹着摇篮。一群算命的人，闪亮的秃头，皱纹是血痕般的伤口。算命的人群中，也有教皇利奥十三世那张面带奸笑的老太婆般的面孔，而新城的教士本人，则一手数着中国雕花念珠，用另一只空着的手为复活的耶稣祝福。

阿波廖克五个月像粘在高脚木凳上一样，在高墙边、穹顶上和敞廊里干活。

“您偏爱熟人的脸，亲爱的阿波廖克先生。”有一次，教士从那伙算命的人群中认出了自己，及从被砍了头的约翰认出了罗姆阿里德先生之后，这么说道。老神甫莞尔一笑，将一杯白兰地递给在穹顶下忙碌着的画家。

后来，阿波廖克完成了《最后的晚餐》和《被投石处死的抹大拉的玛利亚》。在一个主日，他将画壁公布于众。教士邀请的名人认出了巴维尔·亚涅克，这个后改入耶稣教的瘸圣徒，认识了玛丽亚·玛格达琳娜——犹太少女艾丽卡、双亲不明的女儿和一大群流浪儿的母亲。名流们要求将这些亵渎神灵的壁画遮起来。教士对他们的威胁予以回击。可阿波廖克没有将画壁遮盖起来。

于是，一场史无前例的战争在以天主教教会庞大的躯体为一方，与另一方，无所顾忌的神像画家之间爆发了。这场战争延续了30年。这件事差点儿将一位性情温和、游手好闲的人，推上新异端创始人的高位。那样他便会成为模糊和狂暴的罗马教会史上，最奇特可笑的战士，成为怀揣两只小白鼠、兜插一大把小画刷、醉意朦胧走四方的人。

“画圣母像，赏15个兹罗提，画圣者之家给25个兹罗提，赏50个兹罗提就能画进带买家全部亲戚的最后的晚餐。买家的仇人可以画成加略人犹大，可这得再加10个兹罗提，”阿波廖克被从建好的教堂里赶出来之后，他这样给附近的教民报价。

他的买家不断。一年后，新城教士那一封封措辞激烈的信函，招来了日托米尔主教委员会，他们在东倒西歪和臭气冲天的农舍里，发现了恐怖的家庭画像，尽管不敬、稚拙，但却富于表现力。一个个将瓦灰色的头发梳成分头的约瑟，一个个涂抹了香膏的耶稣，一个个生育一大堆孩子的村妇玛丽亚两腿大撇着——这些圣像悬挂在红角里，被纸花编成的花环围绕。

“你们还活着他就给你们封圣！”杜布纳和新康斯坦丁教区助理教务主教，朝着包庇阿波廖克的人大吼。“他拿圣像说不清的特点糊弄你们，糊弄你们这些三次犯了罪孽的人，你们秘酿私酒，贪婪放债、制造假秤还贩卖亲生女儿的贞操！”

“神甫大人，”于是，一位脏物收购商和墓地看守，瘸子维托尔德说道，“大慈大悲的上帝认为真理何在，谁能把这个告诉无知的人们？难道说，那些满足了我们自豪感的阿波廖克先生圣像中的真理，还不如您那充满诽谤和老爷式暴怒的废话多吗？”

人群的吼声把助理教务主教吓跑了。郊外的人心威胁着教堂神职人员的安全。应邀顶替阿波廖克的那位画家，也不敢涂掉艾丽卡和瘸子亚涅克。现在仍然可以在新城教堂的侧祭坛上看见他们：雅涅克——圣徒保罗，一个畏首畏尾的瘸子，长着一绺绺黑胡子的乡间另类，而她呢，那位抹大拉的淫荡女子，则显得既孱弱又疯狂，她有着舞者的身段和凹陷的双颊。

与教士的冲突持续了30年。后来哥萨克的洪水把老修道士从他那石筑的、充满焚香气味的巢穴冲跑了，于是阿波廖克——噢，命运真是变幻莫测啊！——则迁进了艾丽扎太太的厨房。于是，我这位匆匆过客，便每天晚上都能喝上他的闲聊酒了。

闲聊什么呢？聊富于浪漫色彩的小贵族阶级年代，聊富于村妇们幻想的狂热，聊画家路加·德尔·拉比奥，聊从伯利恒来的木匠一家。

“我有话要对文书先生说……，”晚饭前，阿波廖克神秘地对我说。

“哦，”我道，“哦，阿波廖克，我听着……”

但是，教堂的差役，罗巴茨基先生，一位冷峻、无知、干瘦且耳大如驴的家伙，就坐在我们近旁。他在我们前面挂上一幅沉默和含有敌意的旧画。

“我有话要对先生说，”阿波廖克小声道，把我拉到一旁去了，“耶稣，玛丽亚的儿子曾经娶了耶路撒冷一位平民姑娘底波拉为妻……”

“噢，这个家伙！”罗巴茨基先生绝望地喊叫道，“这个家伙不会寿终正寝……他会被人给揍死……”

“晚饭以后，”阿波廖克压低声音道，“晚饭以后，如果文书先生愿意听的话……”

我愿意听。阿波廖克故事的开头把我的胃口吊得老高，我在厨房来回踱步，等待着那迫不及待的时刻到来。窗外，夜如黑色巨柱。窗外，葱茏和幽暗的花园凝然不动。月下，通往教堂的小路宛若一条牛奶般闪光的小河蜿蜒流淌。大地覆盖着朦胧的光芒。闪着幽光的果实的项链佩戴在灌木丛上。百合花的气味酒精一般清新而醇厚。这一新鲜的毒素，遏制了炉灶油腻和喧闹的喘息，压抑了厨房里云杉散发的树脂热气。

阿波廖克打着玫瑰色的花结，穿着一条磨破的玫瑰色的裤子，在墙角里不紧不慢地做事，像是一只善意和优雅的动物。他的桌上蹭得满世界都是胶水和油彩。这老头工作时，动作小而频率快，轻微和细碎的沙沙声，从他的角落里传出来。那是老戈特弗利德在用颤抖的手指敲打。瞎子一动不动地坐在油灯昏黄的、油彩般的光影里。他前倾秃头，倾听着他盲人那永无休止的音乐和永远的朋友阿波廖克的喃喃絮语。

“……神甫和福音书作者马可，福音书作者马太跟教士先生说的都不是实话……可是，跟文书先生可以讲实话，他要出50马克，我可以给他画一张蒙福的福兰西斯克，背景是绿树和蓝天的。圣者福兰西斯克完全是圣者。如果文书先生在俄国有未婚妻的话……女人都喜欢蒙福的福兰西斯克，尽管不是所有的女人，先生……”

就这样，在弥散着云杉树气味的角落里，讲起了耶稣和底波拉结婚的故事。阿波廖克说，姑娘本有未婚夫。她的未婚夫是一位年轻的以色列人，是个象牙商。但是底波拉的新婚之夜却被疑惑和眼泪断送了。原来，当她看到朝她的婚床一步步走来的丈夫时，她被吓坏了。一口气正好顶在她的喉头。她把在婚宴上吃的东西都吐了。底波拉蒙上了耻辱，她父亲蒙上了耻辱，她母亲及她的家族都蒙上了耻辱。新郎撇下她，叫来所有的宾客，嘲笑一顿。那时，耶稣将这位渴望丈夫又惧怕丈夫的女人的痛苦看在眼里，便把新婚礼服披到自己身上，内心充满怜悯之情，和躺在一堆脏东西上的底波拉圆了房。完事之后，她便欢天喜地到客人那里去了，像为破处感到自豪的女人那样。只有耶稣站在一旁。致命的汗水从他的身体里淌出，蜜蜂般的悔恨叮咬他的心。在人们不经意间，他走出了婚宴厅，向荒漠之国逃去，向犹太地以东，约翰等着他的地方逃去。于是，底波拉生了第一个孩子……

“孩子在哪儿？”我喊了起来。

“他让教士们给藏起来了，”阿波廖克神态严肃地说道，并把一只枯瘦的、怕冷的手指头指向自己那酒鬼的鼻子。

“画家先生，”蓦地，罗巴茨基叫嚷起来，他从黑暗中站起来，两只灰耳朵往前支楞着，“你胡说八道什么呀？太不可思议啦……”

“是呀，是呀，”阿波廖克缩成一团并抓起戈特福利德，“是呀，是呀，先生……”

他把瞎子揪到门口，但在门槛旁放慢了脚步，用手指招我过去。

“蒙福的福兰西斯克，”他挤挤眼睛，轻声说了一句。“袖子上落着小鸟，鸽子或者是金翅雀，随文书先生的便……”

说完，他便和瞎子，自己永恒的朋友一同消失了。

“噢，真是蠢材！”于是，罗巴茨基，教堂的差役说道。“那人不会寿终正寝……”

罗巴茨基像猫似的大咧开嘴，打了个哈欠。我道别之后，回到自己家，那群被抢得精光的犹太人家睡觉去了。

无家可归的月亮在城里徘徊。我和它结伴而行，聊以温暖我心中那些无法实现的幻想和不成调的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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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译注：一种法国甜酒。

意大利的太阳

昨天我又坐在艾丽扎太太家下房，那被烤得微热的、绿松枝编成的花环下面。我坐在暖烘烘、火势旺和噼啪作响的火炉旁，直到夜深人静，方才回家。平静的兹布鲁奇河在陡崖下泛起玻璃般幽暗的细浪。灵魂充满着难以忍受的幻想，不知在向谁微笑，就像那盲目幸福的娘儿们，又犹如眼前的七月浓雾一样冉冉升腾。

焚毁的城市——残垣断壁，如同老太婆狠狠地抠进土里的小手指似的铁钩——我觉得它仿佛正飘向空中，舒适而缥缈，宛若梦幻。一轮皓月永无穷尽地把它那纯净的光辉洒在城市身上。废墟上蒙了一层霉菌，好似剧院长椅上的大理石花纹。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等待着罗密欧从乌云后面出现，他的肌肤滑如丝缎，正在歌唱爱情，而这时，幕后无精打采的灯光师的手指正按在月亮的开关上。

一条条幽蓝的路从我旁边经过，犹如从无数只乳房里喷出的一股股乳汁。在回家的路上，我心中感到一阵阵的害怕，怕见到我的同屋西多罗夫，怕他那满怀的愁绪，夜夜都如猫爪子似的揪着我。幸运的是，在这个被月光乳汁折磨得痛苦不堪的夜晚，西多罗夫竟没说一句话，他正埋头书堆——在写东西。桌上一支弯曲的蜡烛冒着烟——这是幻想家不祥的篝火。我坐在一旁打瞌睡，睡梦像群小猫围着我蹦蹦跳跳。直到深夜，我才被召唤西多罗夫到司令部去的传令兵吵醒。他们一起走了。我跑到西多罗夫写东西的桌前，翻看他的书。原来那是一本意大利语自学课本，插图画的是罗马广场和罗马市平面图。整个平面图上画着叉叉点点。我那朦胧的醉意一扫而光。我的心蓦地缩紧了，我俯身看着那张写得密密麻麻的纸，把手指骨节掰得咯吧作响，一口气读完了别人的信。西多罗夫，这个悲情杀手，把我粉红色棉絮般的想象撕成了碎片，将我拖到正常人思维的疯狂的走廊上。信是从第二页开始的，我没有勇气去找它的开头：

“……他的一叶肺被打穿，多少有点发疯了，或者如谢尔盖所说的，癫狂了。其实他这个傻瓜，也疯不了。闲话少说，还是让我言归正传吧，我的朋友，维克多丽娅……”

“我们征讨了3个月马赫诺，令人厌倦的欺骗，仅此而已……只有沃林还待在那儿。沃林摇身一变，披上袈裟，从无政府主义者变成了列宁主义者。真可怕。首领对他唯命是从，一边捋着沾满灰尘、硬如网丝的鬈发，并从那一嘴烂牙的牙缝里挤出一串粗野的冷笑。我现在搞不懂，这里是否都是掺着无政府主义的混合粮，我们是否要擦净你们万事如意的鼻子，自封契卡(1)的契卡队员，在自封的首都，由哈里科夫生产。你们那些直率的年轻人们，不喜欢回忆他们无政府主义的青春时代所犯下的罪孽，还从国家智慧的高度嘲笑他们——滚他们的蛋吧……

“后来，我到了莫斯科。我是怎么到莫斯科的？弟兄们因为强征和别的事欺负一个人，我这个没用的出来打抱不平。被人臭揍一顿——活该。伤势一点都不重，可是在莫斯科，唉，维克多丽娅，在莫斯科遇到的不幸吓呆了我。医院的护理员每天端给我一点粥，她们因为崇拜我，就用大托盘把粥端进来，我恨透了应急粥，恨透了计划外供应和计划供应的莫斯科。后来，我在苏维埃碰到了一小撮无政府主义者，他们不是轻浮子弟就是半疯老头。于是，我便带上近期工作计划去了克里姆林宫。那儿的人夸奖了我一顿，假如我能修改计划，他们答应给我副职。但我没修改。后来呢？后来便是前线，骑兵军，散发着血腥味和尸骨味的丘八们。

“救救我吧，维克多丽娅。国家智慧令我疯狂，寂寞沉闷使我陶醉。您不救，我就没办法，只好一死。可谁想让工作人员随便死去呢？您肯定不想，维克多丽娅，永远不能成为妻子的未婚妻。看，我又多愁善感了吧。去他妈的多愁善感吧……

“现在我谈正事儿。我在军队里憋闷得慌。我受伤不能骑马了，就是说我不能打仗了。请您动用您的影响力，维克多丽娅，让他们把我送到意大利去吧。我正在学意大利语，再过两个多月就能对话了。意大利的土地火星遍布。万事俱备。就差两枪了。其中一枪将由我来打响。要把那儿的国王送去见祖宗。这很重要。他们的国王是一位可敬的大叔，他追求名望，同顺从的社会党人合影，是为了把照片登载在畅销杂志上。

“您别在中央委员会，别在外交人民委员部谈论‘开枪’、谈论国王啊。他们肯定会一边夸奖您，一边慢吞吞地说：‘浪漫主义者。’您就直说，他病了，易怒，心烦酗酒，他需要意大利的太阳和香蕉。他是够资格的，也许不够格？算啦，就说去治病好了。要是不行，就把他送到敖德萨的契卡……那儿合适……

“我写得多傻，多不得体，多愚蠢啊，我的朋友维克多丽娅……

“意大利啊，它像妖术一样迷惑了我的心。一想起这个从未见过的国家，我的心中就充满了柔情蜜意，就像想起一个女人的名字，如您的名字一样，维克多丽娅……”

我读完这封信，便躺在我那塌陷和不干净的床上，没有一丝睡意。隔壁，怀孕的犹太女人在嘤嘤哭泣，回应她的是身子瘦长的丈夫呻吟般的嘟哝声。他们在回想被掠走的家什，为这件倒霉事吵架。后来，天快亮的时候，西多罗夫回来了。桌上的蜡烛即将燃尽熄灭。西多罗夫从靴筒里又摸出一个蜡烛头，心事重重地把它按在淌油的烛心上。我们的房间黑暗、阴森，所有的东西都散发着夜间潮湿的臭味儿，唯有那扇洒满月光的窗户闪闪发亮，仿佛是一种摆脱。

他走过来，收起信，我这位焦虑的同屋。他弓着背，坐在桌前，翻开罗马画册。装帧精美、烫着金边的画册，在他那毫无表情的橄榄色面孔前摊开。卡皮托利尼山丘上的齿形废墟和夕阳辉映下的竞技场，在他弓圆的脊背上闪耀。皇室的合影夹在光滑的大开本画页之间。在扯下的一张日历上，印着和蔼、孱弱的国王维克多·埃马努埃莱二世和他的黑发妻子、皇储翁贝托及一群公主的合影。

……那一夜，整宿回荡着悠远和恼人的钟声，潮湿的黑暗中现出一方光亮，西多罗夫死人般的面孔就在其中，它是悬挂在昏黄烛火上一副毫无生命的面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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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契卡，俄文“ЧК”的音译，是全俄肃清反革命及怠工非常委员会的简称。

基大利

每逢礼拜六前夜，回忆的剧痛总是折磨着我。我祖父总是在这些夜晚，用那焦黄的胡子摩挲着伊本·埃兹拉(1)的著作。戴着花边头饰的老太婆则把细溜溜的手指，伸在礼拜六的烛火上算命，并甜蜜地号啕大哭。孩童的心便在这些夜晚飘摇，如同魔力涌浪中的一叶小舟……

我在日托米尔城徘徊，寻找一颗胆怯的星星。在一座古老的犹太教教堂旁，在它那黄色的、冷漠的墙根下，一些上了年纪的犹太人在卖粉笔、群青和烛芯——这些蓄着先知式胡须的犹太人，凹陷的胸前裹着复活节前一个礼拜的褴褛衣衫……

我的面前就是集市和集市之死。一颗肥嘟嘟的灵魂被铲除了。一把把无声的锁头挂在摊位上，花岗岩的桥面空无一人，如死人的秃头。它闪烁片刻，便消失不见——那颗胆怯的星星……

我的运气来得晚，已是日落之前。基大利的小铺子，深藏在一排排关张的货摊中。狄更斯啊，那天夜晚，你的幽影何在？在这家古老的店铺里，你本可看见镀金的皮鞋、船上的绳索、古老的罗盘、鹫鹰的标本、刻有“1810年”日期的温彻斯特来福枪和打碎的铁锅。

老基大利围着自己这堆宝贝，在黄昏玫瑰的光影中踱来踱去——这位个头矮小的店主戴了一副烟色的眼镜，穿了一件拖地的绿色常礼服。他不停地搓着那双白净的手，把瓦灰色的长胡子捻成一小撮一小撮的，他不时地低下头去，倾听着飘过来的无形之声。

这家店铺，就像是一个充满好奇心，又一本正经的孩子的百宝箱，他将来是要当植物学教授的。店铺既有纽扣，也有蝴蝶标本。人们管个头矮小的店主叫基大利。所有人都离开了市场，基大利却留了下来。他在地球仪、头盖骨和花朵标本的迷宫里转悠着，不时地挥挥用鸡毛扎成的彩色毛掸，拂去花朵标本上的灰尘。

我们坐在啤酒桶上。基大利把那缕长胡子卷起又松开。他那顶大礼帽在我们头上晃来晃去，像是一座黑色的钟楼。温暖的空气从我们身旁流过。天空色彩变幻。温柔的血液从天上翻倒的瓶子里流出来，丝丝腐臭包围着我。

“革命，我们可以对它说‘行’，难道我们要对星期六说‘不’吗？”基大利这样扯开话头，并用他那双烟褐色眼睛的丝带缠上了我。“‘行’，我冲着革命喊，‘行’，我冲着它喊，可它却躲着我基大利，送上前来的就是枪啊炮的……”

“太阳照不进闭着的眼睛，”我回答老头道，“但是我们会掰开闭着的眼睛……”

“是波兰人蒙蔽了我的眼睛。”老头声音极微弱地说，“波兰人是恶狗。它掳走犹太人，拔掉他们的胡子，唉，一群疯狗！现在它正在挨揍，这只狗。这可太好啦，这就是革命！后来，有个揍波兰人的人跟我说，‘把你的留声机交出注册吧，基大利……’‘可是我喜欢音乐，先生们。’我对革命说。‘你并不知道，你喜欢什么，基大利，我要向你开枪，那时你才会知道，我不能不开枪，因为我是革命啊……’”

“它不能不开枪，基大利，”我对老头说，“因为它是革命啊……”

“可是波兰人才开枪啊，我亲爱的先生，因为他们是反革命。你们开枪，因为你们是革命。而革命是一件令人快乐的事情。而快乐的事情是不喜欢待在孤儿家里的。好人做好事。革命是好人的好事。好人不杀人。就是说，坏人才闹革命。波兰人也是坏人。谁能告诉基大利，革命在哪儿？反革命又在哪儿？我曾经讲授过《塔木德》(2)，我喜欢拉西(3)的评注和迈蒙尼德(4)的书。日托米尔城里还有其他知书达理的人。您看我们，这些有学问的人，我们一同扑倒在地，放声高喊：我们倒霉啊，甜蜜的革命在哪儿？……”

老头住了口。我们看见了银河旁出现的第一颗星星。

“星期六就要到了，”基大利脸色严肃地说，“犹太人该去教堂了……先生同志，”他说着站起身来，黑塔楼一般的圆顶礼帽在他的头顶上晃动了一下。“您领点儿好人到日托米尔来吧。唉，我们城里好人太少啦，唉，太缺啦！您带点儿好人来吧，我们把所有的留声机都交给他们。我们不是没文化的人。共产国际……我们知道什么是共产国际。我想要好人的共产国际，我想让每颗灵魂都带去注册，并按照第一等级发口粮。就这样，灵魂啊，你请吃吧，享有你的快乐吧。共产国际，先生同志，您不会知道它就这着什吃……”

“就着火药吃，”我对老头说，“还蘸着鲜血……”

于是，它便从幽蓝的黑暗里升上了安乐椅，这青春盎然的礼拜六。

“基大利，”我说，“今天是礼拜五，已经到晚上了。在哪儿能弄到一张犹太蜜饼儿，一杯犹太茶，而且那杯茶里还有不怎么主事的上帝？……”

“找不着，”基大利回答我道，在他的百宝盒上挂了一把锁，“找不着。隔壁就是小酒馆，店家倒是好人，可是那儿没人吃饭，都在哭呢……”

他扣好了绿色常礼服上的三颗骨制纽扣。他用鸡毛掸子把自己上上下下扫了一遍，又往柔软的手心里撩了些水，便走了——这位矮小、孤独和富于幻想的人，头戴黑礼帽，腋下夹着一本厚厚的祈祷书。

礼拜六到了。基大利，这位空想共产国际的始作俑者，到教堂作祷告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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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伊本·埃兹拉（1089～1167），西班牙裔犹太诗人，哲学家，神学家，旅行家，评注《圣经》专家。

(2) 《塔木德》是一本犹太人流传三千三百年的羊皮卷。主要内容为2～5世纪间，犹太教口传律法的汇编，仅次于《圣经》的典籍。

(3) 拉希（1040～1105），生于法国，中世纪著名的犹太教圣经和《塔木德》评注家。

(4) 迈蒙尼德（1135～1204），生于西班牙，犹太哲学家、法学家和医生，中世纪犹太教最杰出的文化名人。

我的第一只鹅

六师师长萨维茨基看见我，便站起身来，他魁伟、健美的身材令我惊讶。他站起身来，深紫色的马裤，歪戴着的紫红色小帽，别在胸前的一大堆勋章，把小屋子隔成两半，就像骑兵军的军旗把天空隔成两半一样。他身上散发出香水味儿和甜爽的肥皂味儿。他的两条长腿，就像发亮的马靴一直紧包到膝盖的姑娘们。

他对我笑了笑，往桌上抽了一鞭子，接过参谋长刚刚口授的命令。这是给伊万·切斯诺科夫下达的命令：命他所属团沿丘贡诺夫——多布雷诺沃德卡方向进发，歼灭接触之敌……

“特将歼敌任务，”师长写起来，涂满了一整张纸，“交给切斯诺科夫负责，直到处以极刑，就地枪决，您，切斯诺科夫同志，跟我同在前线已非一月，所以，对此您将不会怀疑……”

师长在命令上龙飞凤舞地签了个字，将它扔给传令兵，便把那双跳跃着快乐的灰眼睛转向我。

我将调来师部的调令递上。

“你说吧！”他喊了一声，用马鞭子在空中一劈。接着，他读了一遍那份暂时把我调到师部工作的命令。

“执行命令，”师长说道，“执行命令，除了前沿，你想到哪个单位都行。你识字儿吗？”

“我识字儿，”我一边回答，一边羡慕他那钢铁般的身躯和他身上的青春气息，“我是彼得堡大学的法学副博士……”

“嗬，你还是个书生哪，”他笑着喊叫道，“鼻子上还夹着一副眼镜，瞧你那份儿讨厌劲儿……不征求我们意见就把你这号人给派来了，在这儿，冲这副眼镜，就能宰了你。在我们这儿住一阵儿？”

“住一阵儿。”我应了一声，便跟着设营员到村里找住处去。设营员把我的小箱子背在肩上，乡村街道展现在我们面前，环形的黄土街道，看上去像个南瓜，天空垂死的太阳正吐出最后粉红色的气息。

我们走到一幢挂着花环的小屋跟前，设营员收住脚步，突然抱歉地笑着说：

“我们尽找戴眼镜的麻烦，劝不住。再好的人在这儿也得完蛋。您要是搞一个本地的女人，最有味儿的，那战士就对你好啦……”

他背着我的小箱子不知该往哪儿放，走到我跟前来，又很绝望地跑开，跑进头一个院儿。哥萨克们正坐在干草上互相刮脸。

“瞧，战士们在这儿呢，”设营员说，把我的小箱子放到了地上，“根据萨维茨基同志的命令，你们必须把这个人安顿在这儿，不许对他无理，因为这个人念书受过罪……”

设营员的脸涨得通红，头也不回地走了。我举手向哥萨克们敬了个礼。一个披散着亚麻色头发、长着一副漂亮脸庞的小伙子，走到我的小箱子面前，提起来，把它扔到大门外。然后他又把屁股对着我，特别熟练地发出一串下流的声音。

“零零号大炮，”一位岁数较大的哥萨克喊了一句，笑了起来，“向逃兵开炮……”

小伙子的本事并不高明，施展完便走了。我便趴在地上，收拾起从小箱子里散出来的手稿和破衣烂衫。我装好东西，把小箱子提到院子另一头。小屋旁边的砖灶上放了口锅，锅里煮着猪肉，热气腾腾，仿佛遥远乡村故里的炊烟，而这锅肉勾起了我的饥肠辘辘和孤独无助，我把干草铺在摔坏的箱子上当枕头，打算躺在地上读完《真理报》上刊登的列宁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阳光从锯齿般的小山丘后面照到我身上，哥萨克在我的腿边走来走去，那个小伙子没完没了地拿我开心，报上那些我爱不释手的文字，沿着荆棘小路朝我走来，但怎么也走不到。于是，我放下报纸，朝正在台阶上搓线的女房东走去。

“房东，”我说，“我要吃东西。”

老太婆那双半瞎眼睛的凸眼珠抬起看了我一下，又垂下来。

“同志。”她停了一下说，“一提这些事，我就想上吊。”

“操你妈的，”我嘴里骂着，一拳打在老太太胸口，“看我跟你没完……”

我转身看见旁边扔着一把别人的马刀。一只凶巴巴的鹅正在院里散步，悠闲地梳理着羽毛。我追上去，一脚踩住它，鹅头在我的靴子下咔嚓一声断了，鲜血冒了出来。雪白的鹅脖子踩进牲口粪里，死鹅的翅膀还在来回扑腾。

“操你妈的，”我边骂，边用马刀拨弄鹅，“你把它给我烤了，房东。”

老太婆那双半瞎的眼睛和戴着的眼镜闪闪发光，她拎起死鹅，把它裹在围裙里，拿到厨房去了。

“同志，”她停了一下说道，“我真想上吊。”说罢便带上了门。

院里的哥萨克们已经围坐在锅前。他们一动不动地坐着，挺直腰板，活像一群祭司，看都不看鹅一眼。

“这个小伙子跟咱们还合得来，”其中一位议论我说，他挤挤眼睛，舀了一匙汤。

哥萨克们斯文地吃起晚饭来，就像一群彼此客客气气的庄稼汉，我用沙子擦净马刀，走到大门外，又疲惫不堪地回来。月亮像一只廉价的大耳环，悬挂在院子上空。

“兄弟，”哥萨克的头苏罗夫科夫突然对我说道，“在你的鹅烤熟以前，先坐下跟我们一块吃点东西吧……”

他从靴筒里摸出一把备用匙递给我。我们喝光了自熬的汤，吃光了猪肉。

“报上说什么？”长着亚麻色头发的小伙子问，给我腾出一块地儿来。

“列宁在报上写，”我说着掏出《真理报》，“列宁写，我们什么都缺……”

我像个得意的聋子似的，大声给哥萨克念完了列宁讲话。

夜晚将我裹进凉爽的暮色被单中，夜晚将慈母般的手掌按在我滚烫的额头。

我读着报，欣喜若狂，万分激动地捕捉着列宁那直率的讲话中的潜台词。

“真理让每个鼻孔都痒痒，”我念完报，苏罗夫科夫说，“从一堆乱七八糟的东西里面找真理多难，可他就像鸡啄食儿，一啄一个准儿……”

参谋部骑兵连排长苏罗夫科夫这番话说的是列宁，后来，我们便到干草棚里睡觉去了，我们六个人睡在一起，大伙挤成一堆取暖，腿压着腿，顶棚上尽是洞，可漏进星星。

我做了好多梦，还梦见女人，只是那颗为杀生的鲜血染红的心，却一直在低号，在流血。

拉比(1)

“……万物皆有一死。只有母亲永生。当母亲离世，她便给自己留下了任何人也无法玷污的回忆。对母亲的回忆，使我们内心充满了怜悯之情，就像海洋，浩瀚的海洋，注满了分割世界的江河……”

这是格达利说的。他讲这番话的时候，神情严肃。逐渐暗淡的夜晚将他用忧郁的玫瑰色烟霞包裹着。老头儿说：

“哈西德教派(2)狂热的寺宇，门窗都被打掉了，但是，建筑是永恒的，就如母亲的心……哈西德仍流着泪，站在历史风暴的十字路口……”

基大利做完祷告之后，这样说道，他领我去见切尔诺贝利王朝最后一位拉比穆塔雷。

我和基大利顺着主街上行。白色的天主教堂，如一片荞麦田在远处闪光。大炮的轮子不时在墙角后面哼哼几声。两个怀了孕的“一撮毛”(3)女人，走出门来，脖子上的珠串叮当作响，在长椅上坐下来。胆怯的星点燃烧在晚霞橙黄色的碎云之中，宁静，礼拜六的宁静，栖息在日托米尔犹太人区歪歪斜斜的屋顶上。

“就这儿。”基达利小声地说了一句，并给我指了指那幢长方形的、山墙坍塌的房子。

我们走进了屋子——石砌的、空荡的、停尸房一样的房间。拉比穆塔雷坐在桌前，他被一群狂人和骗子围着。他头戴貂皮帽，身穿白长衫，腰系一根绳。拉比闭目而坐，用细瘦的手指，搔弄着草黄色绒毛般的大胡子。

“从哪儿来呀，犹太人？”他抬起眼皮问道。

“从敖德萨来，”我回答说。

“是笃信之城啊，”经师说，“是我们的流亡之星，灾难之水啊！……你是做什么的，犹太人？”

“把奥斯特罗波尔的赫尔撒(4)的奇遇记，改写成诗歌。”

“做大事啊，”经师低声说了句，便又合上了眼皮。“胡狼饥饿就会低嚎，每个笨蛋都会蠢到伤心，只有智者，才会用笑声撕开生活的帷幕……犹太人，你学什么？”

“《圣经》。”

“犹太人，你寻找什么？”

“快乐。”

“穆尔德海教师”，这位哈什教派的长老抖动胡子说，“让这位年轻人入席，让他在这个礼拜六晚上和其他犹太人共进晚餐，让他为自己活着不是死去而高兴，让他在邻居跳舞的时候鼓掌，让他饮酒，如果有人给他倒酒的话……”

穆尔德海教师蹦到我跟前，他是个长着一对鼓眼泡的前宫廷丑角，是个驼背的小老头，个头并不比十岁的孩子高多少。

“哦，我亲爱的年轻人啊！”衣衫褴褛的教师穆尔德海，朝我挤了挤眼睛说道。“我认识敖德萨多少富有的傻瓜，我认识敖德萨多少穷苦的智者！入席吧，年轻人，喝一杯没人会给你斟的酒吧……”

我们大家都坐在一起了——狂人、骗子和凑热闹的人。在角落里，一群宽肩膀的犹太人伏在祈祷书上呻吟，他们既像渔夫又像使徒。身穿绿色常礼服的基大利，靠在墙边打盹，像是一只羽毛斑斓的鸟儿。蓦地，我看见基大利背后的有个青年人，他长着一张斯宾诺沙(5)的面庞，斯宾诺沙般刚毅的额头，也有着一张修士般憔悴的脸。他抽一口烟，哆嗦一下，就像个被捕获后送入监狱的逃犯。衣衫褴褛的穆尔德海悄然绕到他背后，猛地从他嘴里抢下烟卷，跑到我跟前。

“这位是拉比的儿子，叫伊里亚，”穆尔德海声音嘶哑地说道，并将撕裂的眼皮上的那块血淋淋的烂肉凑到我面前，“他是个混账、绝子、逆子……”

穆尔德海冲年轻人挥舞拳头，并朝他脸上啐了一口。

“蒙主赐福，”传来了拉比穆塔雷·勃拉茨拉夫斯基的声音，他用自己那双教士的手掰开了面包，“赐福给我们的以色列的上帝啊，你在大地万民中选定了我们……”

拉比圣化食物，我们在餐桌旁坐了下来。窗外马在嘶鸣，哥萨克在喊叫。战争的荒漠在窗外打着哈欠。拉比的儿子在静默和祈祷时，一根接一根地吸着烟。吃完晚饭，我第一个站起身来。

“我亲爱的年轻人啊，”穆尔德海在我背后嘟哝了一句，并抓住了我的腰带，“如果在这个世界上，除了凶恶的阔佬和赤贫的叫花子，别人都不存在的话，那么圣人该怎么活呢？”

我向老头付过钱便来到了街上。我和基大利分了手，便回到自己住的车站去。在那里，在车站上，在第一骑兵军的宣传列车上，等待着我的，是星星点点闪耀的灯火、电台神秘的闪光、印刷厂机器不知疲倦的转动和那篇《红色骑兵报》尚未完成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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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犹太人中的一个特别阶层，是老师，亦为智者的象征，指接受过正规犹太教育，系统学习过《塔纳赫》《塔木德》等犹太教经典，担任犹太人社团或犹太教教会精神领袖，或在犹太经学院中传授犹太教教义者，主要为学者。

(2) 犹太教的正统派，亦为犹太教最大群体，是当今以色列的国教。

(3) 俄国人对乌克兰人的蔑称。

(4) 赫尔撒（1757～1811），犹太历史人物，以怪异的举止和准确地解答问题而著称。他是犹太口头文学的主要创始人，其口头文学所表现的，包括散居在东欧的犹太人所流传的幽默和笑话。

(5) 斯宾诺莎（1632～1677），荷兰著名犹太哲学家，不承认神是自然创造主，认为自然本身即是神，犹太教会因其背叛教义，将其驱逐出境，后居海牙，终身研究哲学，生活艰苦。

通往勃罗德的道路

我为蜜蜂而悲伤。它们让敌我双方的军队给毁了。沃伦再也不会有蜜蜂了。

我们玷污了蜂巢。我们用硫黄烧它们，用火药炸它们。冒着烟的破布在神圣的蜜蜂共和国里，散发着恶臭。它们在垂死之际，无力地飞着，嗡嗡之声隐约可闻。没有了粮食，靠马刀获取蜂蜜。沃伦再也不会有蜜蜂了。

日常的暴行记录如心脏病一般，时刻让我感到窒息。昨天是勃罗德城下第一场大血战的日子。我们在蓝色的大地迷路了，无论是我，还是阿丰卡·比达，我的朋友，都对此深信不疑。马匹一清早就吃了草料。黑麦高，艳阳照，心灵却无暇顾及这明丽和飞逝的天国，而渴求着不慌不忙的痛苦到来。

“各村的娘儿们常说起蜜蜂和它的可爱之处，”排长，我的朋友开口说道，“人人都说。人们让基督受了委屈，或者根本没这回事，——这事随着时间的推移总会搞清楚的。可是，各村的娘们儿说，十字架上的基督闷得慌。所有蚊子都飞到十字架那儿去折磨他！他用眼睛瞧着这群蚊子，情绪坏极了。可是这群数不清的蚊子却看不见他的眼睛。蜜蜂也围着基督飞来飞去，‘蜇他，’蚊子冲蜜蜂喊道，‘蜇他，听我们的！……’‘我不蜇，’蜜蜂在基督头上扇动着翅膀说，‘我不能蜇，他可是木匠阶级呀……’应该晓得蜜蜂，”阿丰卡，我的排长，要讲完他的话了。“让蜜蜂挨过这场罪吧。我们大概还得为它做点啥呢……”

阿丰卡挥了挥双手，便唱起歌来。这首唱的是一匹小黄马。八名哥萨克——阿丰卡全排的人——给他帮腔。

“小黄马，齐吉德，主人是个酒上尉，杀头之日要大醉。”阿丰卡这样唱着，像琴弦那样拖着腔，唱了下去。“齐吉德，忠马驹，上尉过节好贪心。砍头之日灌五升。喝完四升马凌空，天高路远见真情。人马一起上青空，上尉要喝第五升酒。第五升，留大地。白努力，空哭泣。齐吉德，转耳朵，它把主人来怜惜……”

阿丰卡这样唱着，歌声嘹亮而睡意惺忪。歌声飘荡如烟。我们朝着夕阳走去。它那沸腾之河在农民田野的绣花手巾里流淌。绯红色的寂静。大地猫脊般躺卧着，生长着随风抖动的绒毛般的庄稼。坐落在小山丘上的村庄克列格托夫弯腰驼背。在山口后面等着我们的，是死气沉沉、残垣断壁的勃罗德的幽灵。但是，在克列格托夫村旁，有人劈头盖脸冲我们乱枪打来。两名波兰士兵从一间农舍里向外张望。他们的马拴在木桩上。敌人的一个轻炮兵连正步履轻盈地向小山丘开去。子弹在路上打成一条条直线。

“冲啊！”阿丰卡说。

于是，我们跑步前进。

啊，勃罗德！压抑了激情的木乃伊，向我呼出致命毒气。我感到那流出冰冷泪水的眼眶散发的死亡寒气。就在刹那间，战马颠簸的狂奔，把我带离了你犹太教教堂的凸凹不平的石路……

双马敞篷机枪车学说

从参谋部给我派了个车夫，或用我们的话说，是派了个赶车的。他姓格里休克，39岁。

他当了五年德国人的俘虏，几个月前，他逃跑了，他穿过立陶宛，俄国的西北部，来到了沃伦，他在别廖夫市，被世界上最愚蠢的动员委员会擒获，强制服兵役。那里距格里休克老家克列明涅茨县还有50俄里。他的妻儿们都在克列明涅茨县。他已经有五年零两个月没回过家了。动员委员会让他给我当赶车的，我在那伙哥萨克里已不再被瞧不起了。

我有了双马四轮机枪车和车夫。双马四轮机枪车啊！这个词成为我们习惯建立其上的三角关系基础：砍杀——双马敞篷机枪车——鲜血……

教士和陪审员用的普通轻便四轮马车，由于国内局势激变也派上了用场，它成了具有威慑力和机动能力的战斗工具，它创造崭新的战略和战术，改变了司空见惯的战争面貌，培养了双马四轮机枪车的英雄和天才。马赫诺就是这样的人，他以自己那神秘和狡猾的战略为轴，打造成双马四轮机枪车，这种战略取消了步兵、炮兵甚至骑兵，将300挺机关枪固定在敞篷双马四轮上，取代了笨重不堪的庞然大物。

马赫诺就是这样的人，他像变化多端的大自然。装满干草的大车摆出战斗队形，正在占领一座又一座城市。婚礼队伍行至乡执行委员会门口，便集中火力开火，一位病弱的教士在头顶抖开无政府主义的黑旗，让诸政权交出资产阶级分子、交出无产者、酒和音乐。

双马四轮机枪车军队具有史无前例的机动性。

布琼尼这方面的表现不输于马赫诺。这支军队难以消灭，活捉它想也别想。机枪，架在草垛底下，双马四轮机枪车，赶进农民谷仓，——它们已不再是独立战斗单位。这些保留下来的火力点，只可推测，但不可捉摸，整体上构成不久才建起来的乌克兰村庄——凶残、暴虐、贪婪。马赫诺可让这样一支每个角落里都藏有装备的军队，一小时内进入战斗状态，将其恢复正常则需更短时间。

在我们那儿，在布琼尼的正规骑兵部队里，双马四轮机枪车并不怎么是绝对主导。但是我们所有的机枪队，都只乘四轮马车。按哥萨克人的想象，敞篷四轮马车分两种；一种是移民坐的，一类是陪审员坐的。当然这也不是想象，而是区别，确有其事。

坐在陪审员马车上，坐在并非心灵手巧打造的摇摇晃晃大车上的，是职位卑贱的红鼻子陪审员，一群赶着去验尸和破案的人，睡眼惺忪的陪审员颠簸在库班麦田的平原，而那些移民四轮马车，来自萨马拉及乌拉尔的伏尔加河流域，来自土壤肥沃的德国移民区。

在移民马车橡木制成的宽宽的椅背上，绘着一幅家庭画——一串繁茂的德国红花。坚实的底板用铁条箍着。车轮上装上了让人难忘的板簧。这些板簧上多少代人留下的热量，我都感觉得到，它们正撞击着坑坑洼洼沃伦之路。

我体验到初次拥有的兴奋。我们每天午饭后便去套马。格里休克把马从马厩里牵出来。它们渐渐上了膘。我带着自豪的喜悦，在它们刷净的马肋上发现了幽暗的光泽。我们给战马按摩微肿的腿，给它们剪鬃，给它们套上哥萨克式的马具——一张由数根细皮带编成的杂乱而干硬的网，便一溜烟儿地驰出院子。格里休克侧身坐在驭座上，我坐的地方铺满了彩色的粗麻布和干草，它们散发着芬芳和安详的气味。高大的车轮在白色细沙地上吱嘎作响。一片片盛开的罂粟花装点大地，被摧毁的天主教堂在小山坡闪闪发亮。

路旁的高岗上，在被炮弹炸毁的神龛里，矗立着裸露出浑圆手臂的圣乌尔苏拉(1)咖啡色塑像。细长的旧体字母歪歪扭扭地嵌在三角楣那发黑的金框里……“荣耀属于耶稣和其母……”

一片死气的犹太小镇紧靠贵族的庄园。在砖制教堂的围墙上，闪现出先知先觉的孔雀，它是一碧万顷之中的一个冷漠的幻象。一座犹太教教堂被鳞次栉比的房舍遮挡，被压在贫瘠的大地上，无窗，凸凹，滚圆，活像哈西德教派的帽子。窄肩膀的犹太人愁眉苦脸地戳在十字路口。记忆中闪现南方犹太人的形象，爱生活，大肚汉，像廉价葡萄酒似的冒着泡。这一形象与眼下这些骨骼颀长、粗大的脊背，一把把焦黄的、悲剧式大胡须的痛苦而傲慢神态不可同日而语。在被痛苦地裁剪出来的激情线条里，没有脂肪和热血的涌动。加利西亚和沃伦的犹太人运动难以遏制，是暴风骤雨般和随心所欲的屈辱性的，但是其侮辱的力量暗中极为强大，对地主老爷暗中的蔑视无穷无尽。我注视着他们，理解了这个地区所爆发的事件，理解了包收酒税的《塔木德》经师的故事，放高利贷的拉比的故事，以及被波兰士兵强奸的少女们和因为她们波兰大地主们被枪杀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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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圣乌尔苏拉（？～383）基督教圣徒，殉道者，中世纪西欧国家极为流行的圣徒传说主人公，相传她与一万一千名修女跨越欧洲去罗马朝圣，归途中被匈奴人杀害。

多尔古绍夫之死

战斗帷幕向市里伸展。正午，身披黑毡斗篷的科罗恰耶夫飞也似的从我们身边掠过——他是被撤了职的四师师长，孤身奋战，竭力成仁。他边跑边冲我高喊：

“我们的交通线被突破啦，拉特济维洛夫和勃罗德交火啦！”

他纵马而去——毡斗篷向后飘扬，浑身上下一团黑，连眸子也黑如煤炭。

各骑兵旅在木板一样光滑的平原上重新编队。太阳在血红色的雾霭里落下。伤员们在壕沟里吃东西。女护士们躺在草地上轻声唱歌。阿丰卡的侦察兵们在战场上搜寻尸体和军服。阿丰卡骑马从离我两步远的地方驰过，头也不回地说：

“抽我们的嘴巴了。明摆着嘛。对师长要追责，要撤职。军心要涣散哪……”

波兰人进逼树林，仅据我们三俄里，他们在附近架起了机枪。子弹厉声啸叫。它们的怨声越来越响，令人难以忍受。子弹射在地上，打出一条沟，无可忍受地抖动。团长维佳卡伊琴科正在太阳地里打呼噜，他在睡梦中大喊一声醒了过来。他翻身上马，朝先头骑兵驰去，他的脸皱巴巴的，因为睡姿不适压出了一道道红杠，口袋塞满了李子。

“狗娘养的，”他气哼哼地说，从嘴里吐出几个李子核，“真他妈操蛋。季莫什卡，拔旗！”

“要开拔是怎么着？”季莫什卡从马镫上解下旗子问道，旗上画着一颗星并写着第三国际的字样。

“走着瞧吧，”维佳卡伊琴科道。突然，他粗野地大声喊道：“小妞儿们，上马！各骑兵连，招呼人吧！……”

司号兵们吹响了紧急集合号；各骑兵连排成纵队。这时，从壕沟里爬出一个伤员，他手搭凉棚，对维佳卡伊琴科说：

“塔拉斯·格里高里耶维奇，我是代表。看来，我们要留下了……”

“你们退出战斗……”维佳卡伊琴科叨咕了一句，勒马而立。

“我们希望，塔拉斯·格里高里耶维奇，不退出战斗。”伤员在他身后说。

“少啰唆，”维佳卡伊琴科转过身来说，“别担心，我不会扔下你们。”说罢抖了抖缰绳。

就在这时，响起了我的朋友阿丰卡·比达像娘儿们哭一样的尖细声音：

“塔拉斯·格里高里耶维奇，你起步就跑这么快，还有五里地要赶呢。要是咱的马累坏了，你怎么杀敌呀……没啥可急的。你何必呢……”

“出发！”维佳卡伊琴科连眼皮都没抬，就下了命令。

全团开拔了。

“对师长追责要是真的，”阿丰卡叨咕说，停了一下，“挨顿臭骂不说，那咱的主心骨就没了。肯定的。”

他的眼泪夺眶而出。我惊诧地盯着阿丰卡。他像个陀螺似的打了个转儿，抓着帽子，声音嘶哑地大喊一声，便飞驰而去。

格里休克驾着他的双马四轮机枪车，我，我们两人掉队了，直到天黑之前仍在火墙之间打转。师部不见了，别的部队不收容我们。波兰人冲进了勃罗德市又被反冲击打出来。我们驰近墓地，墓后面跳出一个波兰骑兵侦察班，端起步枪就朝我们打。格里休克赶紧掉头。双马四轮机枪车的四个轮子吱嘎乱响。

“格里休克！”我透过子弹的呼啸声和风声冲他喊。

“胡闹啊，”他悲伤地回答道。

“我们完蛋啦！”我喊道，全身沉浸在死亡的兴奋中，“我们完蛋啦，老爹！”

“娘儿们辛苦图个啥，”他回答得悲悲切切，“干啥要提亲，成家，亲家们干啥要在婚礼上吃吃喝喝……”

天空中玫瑰色的尾巴闪了一下就消失了。银河从繁星中显现。

“我真觉得好笑，”格里休克痛苦地说，用马鞭朝坐在路边上的人指了指，“我觉得好笑，婆娘们忙忙叨叨图个啥……

路边上坐着的人，是报务员多尔古绍夫。他伸开两腿，直勾勾地瞧着我们。

“我说……”我们来到他跟前，他说，“我不行了……明白吗？”

“明白。”格里休克勒住马说。

“你得为我浪费一颗子弹，”多尔古绍夫说。

他靠树坐着。他的两只靴子东一只西一只，他眼睛盯着我，小心翼翼地解开衬衫。他被开了膛，肠子流到膝盖上，连心脏的跳动都看得见。

“要是碰上波兰人，他们会拿我寻开心。这有证件，给我娘写封信，告诉她出了什么事儿……”

“不，”我说，就用马刺踢马。

多尔古绍夫把发青的手掌摊在地上，疑惑地看了看它们。

“你要跑？”他一边说着，一边爬，“你要跑，混蛋……”

我浑身冒冷汗。机枪哒哒响，一阵紧似一阵，发了疯似的扫射。在夕阳的照耀下，头上罩着夕阳光环的阿丰卡·比达朝我们飞驰而来。

“我给了他们一点颜色看，”他快活地喊道，“你们在这儿嚷嚷什么呢？”

我将多尔古绍夫指给他看，便将马车拐一边去。

他们简单说了几句，我没听清说什么。多尔古绍夫把证件递给排长。阿丰卡把它塞进靴筒，朝多尔古绍夫的嘴开了一枪。

“阿丰尼亚，”我苦笑着说，赶车驰到哥萨克跟前，“我可下不了手。”

“你滚开，”他说，面色煞白。“我毙了你！你们这些四眼儿，可怜我们兄弟，就像猫可怜耗子…”

他扣住枪机。

我驾车走开，头也不回，后背感到寒冷和死亡。

“比达，”格里休克在我身后喊，“别犯浑！”就抓住了阿丰卡的手。

“狗奴才，”阿丰卡喊了一声，“他逃不脱我的手心……”

格里休克在拐弯的地方追上了我。阿丰卡不见了。他往另一个方向去了。

“瞧见了吧，格里休克，”我说道，“今天我失去了阿丰尼亚，我最好的朋友……”

格里休克从座位下面掏出一个皱巴巴的苹果。

“吃吧，”他对我说，“请吃吧。”

我接受了格里休克的施舍，怀着忧郁和崇敬的心情吃掉了他的苹果。

二旅旅长

布琼尼穿了一条镶着银边的红色马裤站在一棵树旁。第二旅旅长刚阵亡。军长指派科列斯尼科夫接替他的位置。

一小时之前，科列斯尼科夫还是个团长。一星期之前，科列斯尼科夫只是个骑兵连长。

新上任的旅长被布琼尼召见。军长站在树旁等他。科列斯尼科夫和他的政委阿尔马佐夫一起来了。

“坏蛋把我们逼着挺紧，”集团军军长带着他那迷人的微笑说道。“要么赢要么死，没别的路。懂了吗？”

“懂了。”科列斯尼科夫鼓了鼓眼睛回答道。

“你要是逃跑——我就毙了你。”军长说，他笑了一下，把眼睛转向特务处处长。

“遵命。”特别处处长说。

“滚一边去，轮子！”旁边有个哥萨克高喊一声。

布琼尼用力地以脚后跟儿为轴心转过身来，向新任旅长敬了个礼。旅长也把五个红红的年轻的手指伸向硬帽檐，满身大汗地沿着翻耕过的田野走了。战马在一百俄丈外的地方等他。他低着头，用让人难以忍受的缓慢动作，迈动他那双弯弯的长腿吃力而行。他的头上残阳如血，如梦似幻，犹如死神临近。

蓦地，在伸展的大地上，在被毁坏的、黄色的、光秃秃的田野里，我们看到了科列斯尼科夫瘦长的后背，晃动的手臂和压在灰军帽下的耷拉着的脑袋。

传令兵给他牵来了马。

他跨上马鞍，头也不回地朝骑兵旅驰去。各骑兵连都在大道旁，在勃罗德的路边等他。

我们听到了裹在风中的微弱的“乌拉”声。

我举起望远镜，看到了骑在马上的旅长在弥漫的尘埃烟柱里，穿来穿去。

“科列斯尼科夫把骑兵旅带起来了，”坐在我们头顶大树上的瞭望兵说。

“好，”布琼尼回答道，他抽了支烟，闭上了眼睛。

“乌拉”声停了。炮声息了。一颗多余的榴霰弹在树林上空开花。我们听到死寂般的砍杀。

“不赖的小伙子，”军长说着站起身来。“他在争取荣誉。他应该能争取到。”

布琼尼命牵来战马，朝战场驰去。军部紧随其后。

那天晚上，我在波兰人被消灭一小时后，见到了科列斯尼科夫。他走在全旅前头，一个人，骑在一匹土黄色的公马上打盹儿。他的右手吊着绷带。离他十步远，一位哥萨克骑兵举着一面展开的旗子。打头的骑兵连懒洋洋地哼着下流小调。整个骑兵旅风卷烟尘，望不到头，就如乡下人赶集的大车队。队尾的乐队疲倦地演奏着。

当天晚上，我在科列斯尼科夫的宿营地，看见了鞑靼可汗威严的冷漠，并领教了英名赫赫的克尼卡、为所欲为的巴甫利钦科和可爱迷人的萨维茨基的本领。

萨什卡·耶稣

萨什卡是他的名字，而人们管他叫“耶稣”，是因为他很和善。他原是镇上村里的牧童，从14岁染上了脏病以后，就没干过重活。事情是这样的：

塔拉坎内奇，萨什卡的继父到格罗兹尼市去过冬，加入了那儿的劳动组合。这个由梁赞庄稼汉组建的劳动组合挺红火。塔拉坎内奇替他们干木匠活，收入渐渐增多了。他的活干不过来，便写信叫孩子来打下手：冬天镇子上没有萨什卡也不要紧。萨什卡在继父那儿干了一个礼拜的活。礼拜六到了，他们收了工，便坐下喝茶。已经到了10月，空气清爽。他们打开窗户烧开了第二个茶炊。一个要饭的女人在窗根儿底下转来转去，她敲了一下窗棂，说道：

“你们好哇，外乡庄稼人，你们瞧瞧我的模样儿。”

“啥模样？”塔拉坎内奇说，“进来吧，残废。”

要饭的女人在墙外忙活起来，然后翻墙进屋。她来到桌前，深鞠了一躬。塔拉坎内奇一把抓住她的三角头巾，把它扔到一旁，并且拢了拢头发。要饭女人的头发是灰褐色的，打了绺并且落满了灰尘。

“瞧你，可真是个挑眼的男人，身板儿真没说的，”她说道，“你去耍杂技准是把好手……您可别嫌我老，”她低声说了一句，便赶紧爬到铺上了。

塔拉坎内奇跟她躺到一块儿。要饭的女人歪仰着脑袋咯咯笑。

“雨点儿落到老太婆身上，”她笑着说，“一亩地打200普特……”

她说完这句话，看见了萨什卡，正在桌旁喝茶，不敢抬眼看上帝的世界。

“是你的小子吗？”她问塔拉坎内奇道。

“就算是吧，”塔拉坎内奇回答道，“老婆带来的。”

“瞧这孩子，眼珠都瞪出来了，”娘儿们说，“嘿，过来。”

萨什卡一近她的身——便染上了脏病。可那个时候谁也没想到会得脏病。塔拉坎内奇从午饭里给了要饭女人几根骨头，还给了她一枚五戈比的银币，闪光锃亮的。

“用沙子蹭蹭，信上帝的娘儿们，”塔拉坎内奇说，“它还能更亮呢。黑夜里你把它借给上帝，这五戈比呀，能代替月亮发光……”

残疾女人系上头巾，拿起骨头，走了。可过了两个星期，两个男人的病就发作了。脏病让他们受够了罪，他们用草药治疗，挺过了一冬。开春便回到镇上干自己的农活去了。

镇子距铁路10俄里。塔拉坎内奇和萨什卡穿过一片片田野。4月的土地还潮乎乎的。黑土坑洼里闪烁着绿宝石。绿芽在地上绣出一行行精巧的针脚。土地里散发出酸味儿，就像黎明时士兵老婆身上的味道。一群牲畜从土岗上奔跑下来，马驹在湛蓝的天边嬉戏。

塔拉坎内奇和萨什卡穿过难以辨认的小道。

“塔拉坎内奇，让我回村放牲口吧。”萨什卡说。

“为啥？”

“我受不了啦，放牲口多痛快。”

“我不答应。”塔拉坎内奇说。

“让我去吧，看在上帝的分上，塔拉坎内奇，”萨什卡又央求了一遍，“圣人都是放牲口的。”

“圣徒萨什卡，”后爹哈哈大笑起来，“从圣母娘娘身上传染上了梅毒……”

他们在红桥那儿拐了个弯儿，走过小树林，牧场，便看到镇上教堂的十字架。

娘儿们还在菜园子里松土，而哥萨克们散坐在丁香花下，喝酒，唱歌。离塔拉坎内奇家只剩下半里地了。

“上帝保佑，平安无事，”他说，画了个十字。

他们走到小屋前，往小窗子里瞧。屋里一个人也没有。萨什卡的母亲正在牛棚里挤奶。两个男人蹑手蹑脚地走了过去。塔拉坎内奇笑着在老婆背后大声喊道：

“莫佳，夫人阁下，招呼客人们吃晚饭吧……”

老婆转过身来，浑身哆嗦，跑出牛棚，在院子里打转。然后，她又跑回原地，扑在塔拉坎内奇胸前抽泣起来。

“瞧你这蠢样儿，真讨厌，”塔拉坎内奇说，轻轻把她推开。“让我瞧瞧孩子们……”

“孩子们从家里走了，”老婆说，脸色煞白，又在院子里跑起来，跌倒在地上。“啊呀，阿廖申卡，”她狂叫起来，“我们的孩子走到前面啦……”

塔拉坎内奇挥了一下手，便找邻居去了。邻居说，上个礼拜，伤寒病打发他的一儿一女见上帝去了。莫佳给他写了封信，他大概没来得及收到。塔拉坎内奇回到家里，他的老婆正在生炉子。

“你全都解脱啦，莫佳，”塔拉坎内奇说，“真该把你撕烂。”

他在桌前坐下。伤心起来——一直伤心到睡觉的时候，他吃了肉，喝了酒，什么活儿也不干。他伏在桌子上打呼噜，醒了，又接着打。莫佳给自己和丈夫铺好了床，又给萨什卡在一旁搭了个铺。她吹了灯，便和丈夫上了床。萨什卡在墙角的干草上翻来覆去，他大睁着眼睛，没有睡，仿佛在梦中看见了小屋，映在窗上的星星、桌子边和母亲床下的马具。无法抵御的梦境攫住了他，他沉浸在幻想中，为似真似幻的梦境而感到高兴。他仿佛觉得，从天上垂下两根用粗线绞成的银光闪闪的绳子，绳头两段拴住一辆用粉红色木头做成的雕花摇篮。它在高空来回摇晃着，上不着天，下不着地，两根绳子也跟着晃动和闪光。萨什卡躺在摇篮里，轻风拂遍全身。风儿如音乐般鸣响，它从田野吹来，彩虹映照着尚未成熟的庄稼。

萨什卡为似真似幻的梦境感到高兴，他闭上眼睛，不看母亲床下的马具。后来，他听到莫佳铺上的喘息声，便想到是塔拉坎内奇在折腾母亲。

“塔拉坎内奇，”他大声说道，“找你有事儿。”

“半夜三更有什么事儿？”塔拉坎内奇气哼哼地回答。“睡你的吧，混蛋……”

“我发誓，有事儿，”萨什卡回答道，“上院儿里说去。”

在院子里，顶着不灭的星光，萨什卡对继父说：

“别害我妈，塔拉坎内奇，你有病。”

“你知道我的脾气吧？”塔拉坎内奇问。

“你的脾气我知道，可你瞧见我妈的身子吗？她的大腿干净，奶子也干净。你别害她，塔拉坎内奇。我们有病。”

“善人，”继父回答说，“给我滚远点儿。给，20戈比，睡一夜觉，明天你就清醒了……”

“我要20戈比也没有用，”萨什卡嘟哝道，“让我到村里放牲口吧。”

“这我可不答应。”塔拉坎内奇说。

“让我放牲口去吧，”萨什卡低声道，“要不，我就把我们的事告诉我妈。她那么干净的身子凭啥要遭罪……”

塔拉坎内奇转身到棚子里，拎出一把斧头。

“圣人，”他低声道，“那就拉倒吧，我要活劈了你，萨什卡……”

“你不会为了娘们劈死我，”孩子俯身对继父说，声音轻得刚能听见，“你可怜我，让我放牲口去吧……”

“就他妈依你啦，”塔拉坎内奇道，扔下斧子，“放牲口去吧。”

他又回到小屋跟老婆睡觉去了。

第二天一早，萨什卡就到哥萨克们那儿去当雇工了，并从那时候起，他一直在村里放牲口。他老实得在那一片儿都出了名，镇上的人便给他送了个绰号“萨什卡·耶稣”，应征入伍之前，他一直在村里放牧。上了岁数的老庄稼，假若不开心，便到牧场找他聊聊，婆娘们忍受不了男人们的疯狂，便跑到萨什卡这来清醒一下，并不在乎他跟她们调情和他身上的那个病。战争爆发的头一年，萨什卡便应征入伍了。他打了四年仗，又回到镇上，白军正在那儿为非作歹。他受人鼓动到了普拉托夫斯基镇，那儿有一支打白军的队伍。由司务长出身的谢苗·米哈伊洛维奇·布琼尼指挥，——他身边有三兄弟：叶缅里扬、鲁基扬和杰尼斯。萨什卡到普拉托夫斯基镇去了，那儿决定了他的命运。他在布琼尼的团里，在他的旅里、师里和第一骑兵军里干过。他解救过英雄城市察里津，并曾和伏罗希洛夫的第十军会师，还曾在沃龙涅什城下、卡斯托尔城下和顿涅茨河上的将军桥旁作战。萨什卡在波兰战争中当了辎重兵，他负过伤，所以被列为残障军人。

这就是故事的来龙去脉。不久前，我还结识了萨什卡·耶稣，就把我的小箱子放到了他的大车上。我们常常一起迎接朝霞，伴送落日。当任性的战斗愿望把我们结合到一起的时候，——傍晚，我们常常坐在闪闪发光的土台上，要么便在树林里用熏黑的军用饭盒煮茶喝，或者并排睡在收割过的田野里，把饥饿的战马拴在腿上。

帕夫利琴科，马特维·罗季奥内奇的一生

乡亲们，同志们，我的亲兄弟们！为了人类，你们也该了解一下红军将军马特维·帕夫利琴科的一生。他曾是个放牛娃，那位将军，在利金诺庄园，给尼基金斯基老爷放牲口，没成年以前，给他放猪，成年后，马久什卡(1)便开始放牛了。谁知道他呢——也许他要是生在澳大利亚，我们的马特维，亲爱的罗季奥内奇，没准儿啊，朋友们，马久什卡的本事大得能放养大象呢，可惜的是，在我们斯塔弗罗波尔省哪儿找大象去呀。我坦率地跟您说吧，在我们辽阔的斯塔弗罗波尔地区，没有比水牛再大的动物了。可这穷小子，他觉得放水牛没劲，俄国人不爱折腾水牛，我们这些没爹没妈的就爱折腾马，在田埂上把它折磨得灵魂出窍……

于是，我便放了牛，母牛从四面八方围着我，牛奶直接滋到我身上，我就像切开的奶子浑身腥臭，弄得小公牛犊——长着灰毛的小公牛犊都围着我打转。我在身边的田野里躺下，到处听得见小草的沙沙声，我的头顶是一望无际的苍穹，它就像拉开了排键的手风琴，而斯塔弗罗波尔省的天空啊，弟兄们，简直蓝极了。我就这样放牲口，闷得慌，就着风儿吹笛子，直到一个老人过来跟我说话：

“去吧，”他说，“马特维，去找娜斯佳吧。”

“老人家，”我说，“您这是拿我开心吧？……”

“去吧，”他说，“她乐意。”

于是，我去了。

“娜斯佳！”我叫了一声，血都快凝住了，“娜斯佳，您不会是耍我吧？”

可是，她不听我说，撇下我就跑了，拼命跑，我也跟她一块儿跑，我们一直跑到牧场上，快要累死了，脸涨得通红，上气不接下气。

“马特维，”这时娜斯佳对我说，“三个礼拜以前，正是打鱼的好时候，渔夫们都往岸边走，您也跟他们往那儿走，耷拉着个脑袋。您干吗耷拉脑袋呢？马特维，您有什么心事吧，告诉我呀……”

我回答她道：

“娜斯佳，”我回答道，“我没什么好跟您说的，我的脑袋又不是猎枪，上面没安准星儿，也没安瞄准器，可我的心您是知道的，娜斯佳，它什么也没装，也许让牛奶泡透了，真糟糕，我浑身都是奶臊味儿……”

我看得出来，娜斯佳听我说话时很紧张。

“我发誓，”她哈哈大笑起来，扯着嗓子大笑，笑得整个草原都听得见，仿佛敲鼓一般。“我发誓，您准跟小姐们眉来眼去的……”

于是，说了一阵子蠢话，我跟她很快就成婚了。我开始跟娜斯佳一块过日子了，尽可能地过好，而我们也会过得好。整夜我们俩都热得要命，冬天我们也热得要命，热得整宿都光着身子，恨不得从对方身上撕下一层皮来。日子过得痛快极了，直到那位老人第二次来找我。

“马特维，”他道，“老爷把你老婆浑身上下都摸了，他把她搞上手了，老爷……”

可我却说：“不会。”

“不会，”我道，“请您原谅我，老人家，要不我当场就把您揍死。”

那位老人乖乖地走了，而我那天却用两条腿走了20俄里的路，我那两条腿那天走了一大段路，晚上出现在我的风流老爷尼基金斯基的利金诺庄园。他坐在上房里，这个老东西，正在鼓捣三副马鞍子：一副英国的、一副龙骑兵的和一副哥萨克的，而我出现在他门口，就像牛蒡草一样长在那儿，整整戳了一个钟头，一点反应也没有。后来，他瞥了我一眼。

“你想干什么？”他说。

“想算账。”

“你要整我？”

“我没整你，但我想。”

这时，他的眼睛转到一旁，从大道转到小巷，把几块红毡鞍垫铺在地上，它们比沙皇的旗子还要红，他站在上面，这个老家伙，摆出一副要开打的架势。

“随你的便吧，”他对我说，拉开架式，“我把你们的娘，那些正教基督徒们全玩遍了，你可以算账，不过，我的朋友马久什卡，你多少也欠我一点吧？”

“嘿嘿，”我回答说，“您可真会逗乐，真的，天打雷劈我，真会逗乐，我也许还得跟你讨回我的工钱……”

“工钱？”这时，我的老爷跳了起来，把我推倒，用脚踹我，使劲抽我嘴巴。“给你工钱？你忘记牛轭了吗？去年你套牛把牛轭弄坏了，我的牛轭呢？”

“我赔你牛轭，”我回答我的老爷，用坦诚的眼睛盯着他，我低三下四地跪在他面前，“我赔你牛轭，可你别逼得太紧。老人家，宽限我几天吧…”

怎么着，哥们，你们是斯塔弗罗波尔的人，我的乡亲们，同志们，我的亲兄弟们，老爷等我赔钱等了五年，这五年我音讯全无，直到1918年到我这失踪的人家里来做客，它骑着精神抖擞的马儿，骑着戈巴尔达马来啦。它带来一辆大车和所有的歌。啊，我的爱啊，1918年！难道咱俩能不再狂欢一次吗，我的小心肝，1918年……我们唱尽你的歌，喝干你的酒，将你的真理做成决议，可你只给我们剩下一帮文书。唉，我的小心肝啊，那些日子里在库班驰骋的，隔着一步之遥送了将军命的，可不是那帮文书。那时，马特维·罗季奥内奇倒在普利库姆斯克城下的血泊里，马特维·罗季奥内奇距利金诺庄园只有五俄里。于是，我，马特维便到那儿去了，一个人，没带部队，和和气气地走进了上房。土地局的人坐在那儿，尼基金斯基在给他们上茶，毕恭毕敬，但一见我，立刻脸变，可我还是在他面前脱下羊皮帽。

“你们好，”我对大家说，“你们好，老爷，你是把我当客人呢，还是想怎么着？”

“我们会心平气和，以礼相待。”有人立刻回答我说，从说话口气看，他是个土地测量员，“我们会心平气和，以礼相待，可你，帕弗利钦科同志，看来是从很远的地方骑马来的，浑身上下脏得要命，我们土地局的人，看着你这样子就害怕，你怎么会这样？”

“这是因为，”我回答道，“你们土地局的人冷血，因为我的腮帮子一直烧了5年，在战壕里烧，在娘儿们面前烧，到了末日审判的时候还得烧，末日审判的时候”，我边说，边看着尼基金斯基，好像很开心似的，他的眼睛没了，脸中间只剩下了两个圆球，就像额头下面嵌了两个球，他瞪着水晶球瞧着我，似乎也开心，实则很吓人。

“马久什卡，”他对我说，“我们是老相识了，可我太太娜杰日达·瓦西里耶芙娜因为最近发生的事，丧失了理智，她过去待你可不错呀，娜杰日达·瓦西里耶芙娜，马久什卡，你不是也最敬重她吗，难道你不想在她死前看她一眼吗？”

“行，”我说，跟着他走进另一间屋子，在那儿他开始用手碰我，先碰我的左手，后碰右手。

“马久什卡，”他问道，“我的命运握在你手里吗？”

“不，”我道，“你少说这种话，上帝远离了我们：我们的命苦，我们的命贱，别说这种话，你要是愿意，就听听列宁在信里说的……”

“写给我的？给尼基金斯基的？”

“给你的，”我掏出一本命令汇编，翻到一张空白页读起来，尽管我大字不识一个。“以人民的名义，”我念道，“为了开创未来光明的生活，命令帕弗利钦科，马特维·罗季奥内奇可酌情剥夺各色人等的生命……瞧，这就是列宁给你写的信……”

他冲我喊道：不！

“不，”他说，“马久什卡，就算我们的生活完蛋了，功德等于圣徒的俄罗斯帝国之血不值钱，可是，你要多少血，你就能要多少，我临死时的目光，你反正也会忘记，倒不如让我带你去看一块板砖更好吧？”

“看看吧，”我说，“也许更好。”

于是，我和他又穿过几间房子，下到酒窖里，他推开一块砖头，从砖头后面取出一只手饰匣。里面装的有宝石戒指，匣子里还有项链、勋章和其他的珍珠圣像。他把匣子扔给我，就待在那里。

“归你啦，”他说，“拿着尼基金斯基的圣物滚吧，马特维，回到你普利库姆斯克的老巢去吧……”

我猛地抓住他的身子，掐他的喉咙，揪他的头发。

“我挨的耳光怎么了结，”我说，“我挨的耳光怎么办，兄弟？……”

于是，他不由自主地大笑起来，但没有挣脱我。

“昧良心的，”他说，没有挣扎，“我像对俄罗斯帝国军官那样对你说话，可你们。下流的东西，是吃狼奶长大的，朝我开枪吧，狗娘养的……”

但是我没向他开枪，我该给他的绝不是一枪，我把他拖到客厅里。娜杰日达·瓦西里耶芙娜彻底疯了，她一会坐着，一会拿着出鞘的军刀，照着镜子，在大厅里走来走去。我把尼基金斯基拖到客厅里的时候，娜杰日达·瓦西里耶芙娜立即跑到圈椅上坐下来，她戴着一顶插着羽毛的天鹅绒皇冠，动作麻利地坐到圈椅上，举刀向我致敬。于是，我便把尼基金斯基，我的老爷踩在脚下。我踹了他一个小时或者一个多小时，在这段时间里，我完全领悟了活着的意义。“开枪，”我这样说道，“只能让人解脱，开枪是宽恕他，而对卑鄙地让自己轻松的人，开枪不触及灵魂，如果人有灵魂并能表现出来的话。我有时不知道爱惜自己，常常脚踹敌人一个小时或者更久，我很想知道我们的生活是个什么样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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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马特维的爱称。

科金纳墓地

墓地位于一座犹太小镇。在野草齐腰的沃伦省的田野里蕴藏着亚述国(1)及东方神秘的阴燃。磨光的灰石头上镌刻着300年前的书信。花岗岩上雕刻纹路粗糙的浮雕。画面上的鱼群及母绵羊群聚在一颗死人头上方。一群头戴皮帽的拉比。他们系着瘦窄的腰带。没有眼睛的面孔下面，起伏的岩石纹路勾勒出卷曲的胡须。在一旁，在被雷电击倒的橡树下，是被博格丹·赫麦尔尼茨基(2)的哥萨克所杀害的阿兹里尔拉比之墓。四代人同葬在简陋如下人之屋的墓穴，墓碑，长满绿色苔藓的墓碑，则正以贝都英人(3)的祈祷方式在为他们歌唱：

“阿兹里尔啊，亚拿尼亚之子，耶和华的双唇。

“伊里亚啊，阿兹里尔之子，与遗忘搏斗的大脑。

“沃尔夫啊，伊里亚之子，19年春天从托拉犹太律法绑架的亲王。

“犹大啊，沃尔夫之子，克拉科夫及布拉格的拉比。

“啊，死神，啊，贪婪之徒，啊，贪得无厌的窃贼，你为何不怜悯我们，哪怕只有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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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古代西亚奴隶制国家，位于底格里斯河中游。

(2) 17世纪中期，乌克兰东扎波罗热军队的统帅。

(3) 游牧的阿拉伯人，主要分布在西亚和北非的沙漠和荒原，属欧罗巴人种地中海类型。

普利谢巴

我朝师部所在地列什纽夫进发。像过去一样，跟我同行的仍是普利谢巴——一位年轻的库班人，胡搅蛮缠的下流坯，被清退的共产党员，后来捣腾破烂的家伙，无忧无虑的梅毒患者，从容不迫的骗子。他穿了件大红的薄呢切尔克斯卡(1)，绒毛长耳风帽已经歪到后背去了。他一路上都在讲他的身世……

普利谢巴一年前逃离了白军。他们为了报复，抓他父母去当人质，并在反间谍机构杀了他们。财产也让邻居抢劫一空。白军从库班被赶走后，普利谢巴回到了故乡小镇。

那是清晨，天刚亮，庄稼人的睡梦还在酸臭的闷热中喘息。普利谢巴雇了一挂公家的大车，满镇上找自家的留声机、装格瓦斯的、带盖的罐子和母亲的绣花方巾。他走上街头，身披黑毡斗篷，腰挂月牙刀，大车不紧不慢地跟走着。普利谢巴挨个找邻居，身后拖出一条由他的鞋底踩出的血迹。在这位哥萨克找到了母亲的东西或是父亲烟袋的屋子里，留下了被钉死的老太婆们、吊死在水井上的狗和涂满牲口粪便的圣像。镇上的人抽着烟斗，阴郁地注视着他走过的路。年轻的哥萨克们坐在草地上，数着数。数字不断扩大，全镇一片死寂。普利谢巴干完事，回到自家空空荡荡的屋里。他把从小熟悉的、打坏的家具摆好，便差人打酒去。他把小屋的门一锁，喝了两天两夜，边喝边哭，用军刀劈砍桌子。

第三天夜里，全镇都看到普利谢巴家冒了烟。他被燎伤，衣衫破烂，踉踉跄跄，他从牛棚里牵出母牛，把左轮手枪塞进它的嘴里开了枪。大地在他的身下腾起浓烟，火焰的蓝圈儿从烟窗里冒出来又飘散了，被遗弃的牛犊在棚子里哀号着。火光熊熊犹如复活节。普利谢巴解开马缰，蹬上马鞍，把他的一绺头发抛入火中，便消失无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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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高加索山民和哥萨克人常穿的束腰无领的袍子。

一匹马的故事

我们师长萨维茨基，有一次，把第一骑兵连连长赫列勃尼科夫的白色公马抢走了。那是一匹宝马，只是膘肥了点，我总觉得笨。赫列勃尼科夫被强换了师长那匹血统不次、移步匀称的黑母马。可他虐待这匹母马，特想报仇，等待着时机，他最终等到了。

萨维茨基7月间吃了几次败仗之后，被撤了职，降为预备军官，赫列勃尼科夫给军部写了份要求还马的报告。参谋长在他的报告上作了批示：“请将公马物归原主。”赫列勃尼科夫欣喜若狂，跑了100俄里，去找那时住在拉德泽维洛沃城的萨维茨基。拉德泽维洛沃被毁得面目全非，像个衣衫褴褛的讨饭女。被撤职的师长独自住在那里，各级司令部的马屁精们再也不认他了。各级司令部的马屁精们，奴颜婢膝地在集团军长的笑靥里钓得烧鸡，背对着战功赫赫的师长。

他撤职后，像彼得大帝似的，身洒香水，和哥萨克女人巴甫拉住在一起。她是他从犹太军需官手里，连同20匹良种马一起抢来的，我们都觉得那20匹马是他自己的私产。他院子里的太阳很毒，阳光刺得人睁不开眼，马驹在他院子里使劲儿吸奶头，饲马员汗流浃背地在褪色的风车上筛燕麦。赫列勃尼科夫被真理刺伤，复仇攫心，径直朝栅栏圈着的小院子走去。

“您认识我本人吗？”他问躺在干草上的萨维茨基。

“我好像见过你，”萨维茨基回答道，打了个哈欠。

“那么请接收参谋长批示吧，”赫列勃尼科夫语气强硬地说，“我请求您，预备队的同志，用正儿八经的眼光看着我……”

“行啊，”萨维茨基用和解的口吻嘟哝了一声，接过文件，读了老半天。然后，他突然叫了一声在屋檐下的阴凉里梳头的哥萨克女人。

“巴甫拉，”他说，“托上帝的福，你早上梳头梳到现在了，你还是把茶炊端出来吧……”

哥萨克女人放下梳子，用手攥住头发，撩到背后。

“康斯垣丁·瓦西里耶维奇，今天整日老找碴儿，”她的脸上挂着懒散和命令式的讪笑，“一会儿要这个，一会儿要那个……”

她朝师长走去，穿着高跟鞋，胸峰挺得老高，奶子抖动得像袋子里装着的两只小动物。

“整天找碴儿。”女人又说了一遍，笑眯眯地替师长扣上胸前衬衣的扣子。

“我一会儿要这个，一会儿要那个。”师长笑了起来，站起身子，搂着巴甫拉靠过来的肩膀，突然把他那张死灰的面孔转向赫列勃尼科夫。

“我还活着，赫列勃尼科夫，”他搂着哥萨克女人说，“我的腿还能走路，还能骑马，我的手也还够得着你，我的炮还暖烘烘地贴在我身上……”

他掏出贴身别在肚皮上的手枪，逼近第一骑兵连连长。

赫列勃尼科夫脚跟儿旋动，向后转身，马刺叮当乱响，就如传送紧急命令的传令兵，走出院子，为了找到参谋长又跑了100俄里，但参谋长把赫列勃尼科夫轰走了。

“军官同志，你的事情已经解决了，”参谋长说，“那匹公马已经还给你了，没有你已经够烦的啦……”

他不再听赫列勃尼科夫说话，终于把跑来的军官赶回第一骑兵连。赫列勃尼科夫整整一个礼拜未归队。这时我们又被驱赶到杜宾森林的宿营地，我们在那儿安营扎寨，日子过得蛮不错。赫列勃尼科夫归队了，我记得是在星期天早晨，12日。他跟我要了十几张纸，还有墨水。哥萨克们给他把树墩刨平，他把左轮手枪和纸放到树墩上，一直写到天黑，糟踏了不少纸。

“简直就是卡尔·马克思，”天傍黑时，骑兵连政委问他，“写啥呢，你他妈咋地啦？”

“我对照誓言写思想汇报呢。”赫列勃尼科夫说着，把一份退出布尔什维克共产党的申请交给政委。

他在这份申请中写道，“共产党是为了欢乐和坚定的真理而建立的，它同样应该关注小事情。现在，我要说一说白马的事，那匹马是我从一伙特别反动的农民手里抢的，马瘦得要死，很多同志放肆地嘲笑它的样子，可我忍受了恶毒的嘲笑，为了共同的事业咬紧牙关，把马调养得合我的意，因为，同志们，我特喜欢白马，我把从帝国主义战争和国内战争中所剩下来的有限精力都花在它身上了，这样的马能够感觉到我的手，我也能感到它们虽不说话却需要什么，可我不需要不公正地换给我的黑母马，我感觉不了它，受不了它，所有同志都可以证明，骑着它差点出事。可是，党却不能根据批示，把我最心爱的东西还我，因此，我也没辙，只好含泪写下这份申请，尽管战士有泪不轻弹，可我的眼泪还是止不住，泪水刺疼我的心，刺得心流血直流……”

这就是赫列勃尼科夫申请里写的，还有不少别的话，因为他整整写了一天，所以申请书很长。我和政委费劲地看了一个小时左右，才完全弄清它的意思。

“真是个蠢货，”政委说，把申请书撕碎，“晚饭后来找我，我跟你谈话。”

“我用不着跟你谈，”赫列勃尼科夫浑身哆嗦着说，“你耍我，政委。”

他站在那儿，垂着两只贴着裤缝的手，浑身颤抖，一动不动，眼珠乱转，好像在琢磨从哪条路逃跑似的。政委径直走到他跟前，但没拦住他。赫列勃尼科夫奋力一挣扎，狂逃而去。

“你耍我！”他狂号起来，爬上树墩，扯衣服，抓胸脯。

“打呀，萨维茨基，”他喊了一声，跌倒在地，“你枪毙了我呀！”

我们把他抱进帐篷里，哥萨克们也来帮忙。我们替他烧了茶，给他卷了烟。他抽着烟，浑身抖作一团。我们的指挥官直到晚上才平静下来。他再也没有提起过那份荒唐的申请书，但一个礼拜之后到罗弗诺去了，他经医学委员会检查后，被作为六次负伤的残废军人复员了。

我们就这样失去了赫列勃尼科夫。我为此难过，因为赫列勃尼科夫像我一样性格温和。骑兵连只有他有茶炊。我们在暂时平静的日子一起喝热茶。他谈起女人淋漓尽致，我听得又害羞又快活。我想，这是因为我们受到同样情欲的震撼。我们俩都把世界看成5月的草地，看成女人和马匹行走的草地。

康金

我们在白采尔科夫城把波兰小贵族阶级歼灭了。我们把他们歼灭得干净彻底，连树都打折了。我大清早擦破了块皮儿，但全无大碍，一切正常。我记得，白天向夜晚俯身。旅长把我给拉下了，跟在身边的无产者，总共就五个哥萨克。四下里人们搂在一起肉搏，就像牧师抱着老婆，我慢慢地淌血，我的马在前头撒尿……

我和斯比利卡·扎布特远远地驰出树林，抬头望去——算术派上了用场……300俄丈之内，绝不会再远，不知那搅起烟尘的是司令部，还是辎重队。是司令部固然好，要是辎重队就更好。小伙子们的军服已破烂不堪，瘦小的衬衫也影响他们的性成熟。

“扎布特，”我对斯比利卡说，“妈的，是这，是那，无所谓，你就像报名发言那样说，这跑的是他们的司令部……”

“司令部是个自由自在的玩意儿，”斯比利卡说，“只不过咱们是两个人，他们是八个……”

“快追，斯比利卡，”我说，“反正我会把他们的法衣弄脏……我们会为酸黄瓜和世界革命而死……”

于是我们直追而去。他们有八把马刀。我们转着圈把两个彻底结果了。我看见第三个家伙正被斯比利卡带进杜霍宁的司令部检查证件。于是，我瞄上了当头的。这家伙长了一头红发，挂着金表链。我把他逼进小村。村里到处是苹果树和樱桃树。当头的坐骑矫健如商人的闺女，但已精疲力竭。于是，这位将军老爷甩掉缰绳，用毛瑟枪冲我瞄准，并在我的腿上钻了个眼儿。

“好吧，”我心里说，“你逃不出我手心，这就叫你蹬腿……”

我倚住车轮，把两颗子弹射进了那匹马的身体。那匹公马真可怜。小布尔什维克就是匹公马，纯洁的小布尔什维克啊。红毛像硬币，子弹的尾音，腿脚的颤音。我思忖道，我本想活着将马送给列宁，现在没戏了。我杀了这匹马。它扑通一声，像个未婚姑娘似的倒下了，当头的从鞍子上滚下来。他滚向一旁，然后又猛地转过身，在我身上钻了一个窟窿，就是说在对敌作战中我身挂三彩。

“耶稣啊，我想，他大概是想出其不意地干掉我……”

我策马冲到他身旁，见他已经拔出军刀，泪流满面，白花花的眼泪，人类的乳汁啊。

“你送我一枚红旗勋章吧！”我吼道，“投降吧，大军官，趁我还活着！……”

“不能啊，先生，”老家伙回答道，“你会活劈了我……”

蓦地，斯比利卡像树叶落到小草上，出现在我面前。他满身大汗，两眼圆睁。

“瓦夏(1)，”他冲我嚷道，“我干掉了多少，说出来吓死你！你这个将军，穿着刺绣军服，我真想宰了他。”

“滚一边去，”我气冲冲地对扎布特说，“他的刺绣军服，是我用血换来的。”

我用我那匹母马把将军往谷仓那边赶，那里有干草。那里安静、幽暗、凉爽。

“老爷，”我说道，“别不服老了，看在上帝的分上向我投降吧，我和你一起歇会儿，老爷……”

可他靠在墙边儿上，胸脯一起一落地喘着，用一根通红的手指敲打着脑门儿。

“不行，”他说，“你会杀了我，我只向布琼尼交出我的军刀……”

还不如把布琼尼交给他呢。唉，你可真让我为难哪！我看这老家伙宁愿一死了之。

“老爷，”我喊，我哭，我咬牙道，“向无产阶级保证，我本人也是高级首长。你在我身上找不到刺绣军服，可是我有封号呀。我有封号，就是下城……伏尔加河下城的音乐剧滑稽演员、沙龙腹语家(2)……”

我腾空而起。将军双眼如街灯在我面前闪了一下。红色的海洋展现在我面前。委屈似盐水般渗入我的伤口，因为我发现，老家伙并不信我的话。于是，孩子们，我便闭紧嘴巴，收紧肚皮，深吸一口气，遵照古老的方法，按照我们的习惯，战士们的习惯，按照下城的习惯讲起腹语，给这位波兰小贵族讲起了我的腹语。

老头的脸顿时惨白，他捂着胸口，瘫坐在地。

“现在你信不信腹语家瓦西卡(3)，不可战胜的高加索第三旅政委？……”

“政委？”他叫道。

“政委。”我说。

“共产党员？”他嚷道。

“共产党员。”我回答。

“在我临死的时候，”他喊道，“在我只剩最后一口气的时候，告诉我，我的哥萨克朋友，你真是共产党员还是在胡扯？”

“是共产党员。”我说。

我的这位老爷子一屁股坐在地上，吻了香袋，然后把军刀撅成两段，并在自己的双眼里点亮了两盏油灯，两盏闪烁在黑暗草原上的油灯。

“对不起，”他说，“我不能向共产党员投降，”并和我握手致意，“对不起，”他说，“你像士兵那样砍了我吧……”

这个永远带着滑稽色彩的故事，是某高加索旅政委，三次红旗勋章获得者康金，在休息地给我们讲的。

“瓦西卡，你和那位老爷怎么谈妥的？”

“你能跟他谈妥吗？……他高傲极了。我还向他鞠了躬，可他死活不肯。我们就从他那儿拿走了所有的文件，拿走了毛瑟枪、他的马鞍子，现在我还用着呢。后来我发现，我在淌血，越淌越多，可怕的瞌睡向我袭来，靴筒灌满了鲜血，顾不上他了……”

“就是说，把那老家伙从轻发落啦？”

“罪过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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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瓦西里的爱称。

(2) 一种不动嘴唇而讲话的技巧，听起来是由腹内或者别的地方说出来的。

(3) 瓦西里的爱称。

别列斯捷奇科

我们从霍亭市向别列斯捷奇科市转移。战士们在高高的马鞍上打盹。歌声稀稀拉拉，如即将干涸的溪流。令人毛骨悚然的尸体翻倒在千年古墓里；身穿白衬衫的庄稼汉们在我们前面绞着帽子。师长巴甫利钦科的毡斗篷像一面阴郁的旗帜，飘动在指挥部上方。他的长耳风帽搭在斗篷上，弯弯的马刀佩在腰间。

我们走过哥萨克人的墓地和博格丹·赫麦尔尼茨基的塔楼。从墓碑后面走出一位手提扳都拉(1)的老人，他用孩童般的嗓子歌唱着哥萨克往日的光荣。我们默默地倾听着歌声，然后打开军旗，伴着震天动地的行军脚步声冲进了别列斯捷奇科。居民们都放下了用铁条做的护窗板，于是，寂静，至高无上的寂静，便登上了这个小城市的王位。

我被分配在红发寡妇家住，她是一位风流寡妇。我在路边洗了洗，便上了街。柱杆上贴着通知，师政委维诺格拉多夫，晚上将宣读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会议的报告。在我的窗下，几个哥萨克以间谍罪名，杀死了一个长着银胡须的犹太老人。

老头尖叫，挣扎。于是，机枪队的一个卷毛便将他的脑袋夹在腋下。犹太老人不吱声了，劈开了双腿。卷毛的右手抽出匕首，小心翼翼地切割老头，生怕溅了血。然后，他敲了敲一扇紧闭的窗户。

“要是谁有兴趣，”他说，“就出来收尸吧。这可随便啊！”

哥萨克们拐过了墙角。我跟在他们后面，逛起别列斯捷奇科来。城里主要是犹太人，俄罗斯族的皮革工人远住郊区。他们过日子爱干净，住在装有绿色百叶窗的白色房子里。小市民不喝伏特加，只喝啤酒和蜂蜜，在院子里种烟叶，并用长长的、弯弯的烟袋抽烟，就像加利西亚农民那样。

接连三代精力旺盛和聪明能干的人，在他们心中激发了执着不息的勤劳品德，而俄罗斯人只有在不生虱子、不悲观失望和不酩酊大醉的时候，这一特点才偶有闪现。

生活习俗在别列斯捷奇科已不复存在，但在教区仍根深蒂固。300年前的幼芽又在沃伦古老、温热的腐植土上萌生新绿。犹太人又在这里用鱼饵线拴住了俄罗斯庄稼汉、波兰老爷、捷克移民和罗兹工厂。这是一群走私者、国境线上的好汉，几乎永远是为信仰而战。哈西德教派总是把终日乱忙的居民，诸如小酒店主人、叫卖小贩及经纪人等，置于令人窒息的控制之下。男孩们仍是身穿长袍，踏着百年古道去上哈西德教会小学，而老太婆则一如既往地把新娘子拖到萨迪克(2)那里，苦苦祈祷多子多福。

这里的犹太人住着宽敞的房子，用油漆涂成白色或是浅蓝色。这种建筑形式的传统缺陷已经延续上百年。房屋是两层，有时是三层。棚内终年不见阳光。这些阴暗至极的板棚取代了我们的院子。隐秘的过道通向地窖或马厩。战争期间，这些地下避难所可以帮你躲过子弹和抢劫。日积月累，这里堆积了人造垃圾和牲口粪便。恶臭及酸臭，又平添了避难所里的难受和恐怖。

别列斯捷奇科至今仍散发臭气，人人身上都散发着烂鲱鱼味儿。这个小城臭气熏天，等待新时代的到来，边境不幸事件的褪了色的告示，取代了来来往往的人们，遍及城市各处。日暮时，它们让我厌烦了，我便踱到市外，登上山岗，走进了拉齐波尔斯基伯爵兄弟荒废的城堡，不久前他们还是别列斯捷奇科的统治者。

落日的宁静让城堡的小草浸染幽蓝。水塘上空升起绿如蜥蜴的月亮。我透过窗户看得到拉齐波尔斯基伯爵兄弟的领地——草场和啤酒花种植场，它们像是正覆盖着黄昏的波纹绸缎。

90岁的、神经失常的伯爵夫人和儿子原来住在城堡里。她对儿子大为光火，因为儿子没有给这个正在断种的家族留下一男半女，庄稼汉们还告诉我，伯爵夫人还用马鞭抽过儿子呢。

城堡下的广场上正在集会。农民、犹太人和郊区的皮革工人都来了。维诺格拉多夫激昂的声音和他马刺的声音在他们头顶震响。他正在宣讲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内容，而我却沿着围墙散步，墙上一群鼓着眼睛的女神(3)正跳着古老的环舞。然后，我来到墙角，在踏脏的地板上，我捡到一封泛黄的信笺。上面的笔迹已然褪色，写道：

“别列斯捷奇科，1820年。保罗，我亲爱的，据说，拿破仑皇帝死了，此乃真事？分娩亦轻松，我们的小英雄即将满7周……”(4)

城堡下，政委的话仍未停息。他竭力说服那些大惑不解的小市民和被抢得精光的犹太人：

“你们就是政权。这儿一切都属于你们。贵族地主没了。我这就搞革命委员会选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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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乌克兰的一种弹拨乐器。

(2) 哈西德教会的教师。

(3) 希腊神话中山林水泽女神的雕像。

(4) 原著此处用法文写成。

盐

“亲爱的编辑同志。我想给您说说那些有害的女人多么不自觉。人们寄希望于您，因为您跑遍按照指示打下来的国内战争的各个战场，没有错过偏见深重的小站法斯托夫，它就在某个偏远国家，在鲜为人知的地方，我在那儿当然喝过私酿啤酒——只是沾湿胡子，没有灌进嘴里。关于上边讲的车站，说来话长，不过，就像我们那儿俗话所说：咸吃萝卜淡操心。所以，我就给您讲讲我的亲眼所见吧。

“七天前，一个宁静、美好的夜晚，那时我们骑兵军那辆屡建战功的列车装满了战士，停在那里。大家急切地想干一番共同事业，并要奔向别尔吉切夫去。可是我们发现，列车不启动。我们的‘卡弗利尔号’(1)并没有生火，战士们开始怀疑，交头接耳，干吗抛锚不走呢？抛锚不走确实对我们的共同事业意义重大，因为来了那些背袋贩子(2)，这些狠毒的敌人，其中还有不可估量的女人力量，她们以流氓嘴脸和铁路当局打交道。这些狠毒的敌人，她们大胆地抓住扶手，飞快地在车厢顶棚上跑过，踏得乱响，震得心烦，每个人手里都攥一袋人尽皆知的盐，每袋足有五普特重。但是背袋贩子的好景不长。战士们主动从车厢里爬出来，这让铁路工人受尽屈辱的当局得以喘息。只有一群女人拎着口袋待在路边。战士们动了恻隐之心，让一些女人进了保暖货车，而另一些人没让进。我们第二排的车厢里也来了两个姑娘，响头遍铃的时候，一个抱孩子的体面女人说：

“‘可爱的哥萨克兄弟们，你们让我上车吧，我在这场战争里，抱着吃奶的孩子，在所有火车站吃尽了苦头，现在我想去找我丈夫，可就是因为铁路我走不了，哥萨克兄弟们，难道你们就不能可怜我一回？’

“‘要我说啊，女人，’我对她说，‘排里怎么定，你的命就怎么定。’我回到排里，告诉他们，‘体面的女人想搭车到指定地点找丈夫，她手里确实抱了个孩子，你们意下如何——让不让她上车？’

“‘让她上，’小伙子们喊道，‘跟过我们以后，她就不想要丈夫啦！……’

“‘别呀，’我客客气气地对弟兄们说；‘我给你们鞠躬了，全排战士们，但听到你们说这么肮脏的话，真让我震惊。你们想想吧，全排战士们，想想你们的生活和你们曾经也是你们母亲怀里的孩子，这么说话就不应该了吧……’

“于是，哥萨克们交头接耳了一阵。他们开始把那个女人放进车厢，她便感恩戴德地爬了进来。每个哥萨克都被我的真理所刺激，安顿着女人，争先恐后地说：

“‘请坐吧，女人，坐到这个角落里来吧，像所有的母亲那样哄孩子吧，谁也不会在这角落里碰您，像您所希望的那样，平平安安地去找您丈夫吧，我们想您会有良心，您会把我们的接班人抚养大，因为，青黄不接啊。女人，我们看到了不幸啊，不管是现役军人还是超役军人，都是饥寒交迫啊。您坐这儿，女人，不用担心……’

“列车在打第三遍铃的时候，开动了。可爱的夜晚帷幕般地拉开。帷幕上挂满星星灯碗。战士们想起了库班的夜晚和绿莹莹的库班的星星。小枕木如鸟儿飞过，而车轮则哐当当哐当当地响个不停……

“随着时间的推移，夜晚从岗位上取代，红色的鼓手们在他们红色的军鼓上奏响朝霞，于是，哥萨克们来到我身边，看到我坐着没睡，一脸忧愁。

“‘巴尔马绍夫’，哥萨克们对我说，‘你干吗这么发愁，坐这儿不睡觉？’

“‘我给你们请安，战士们，抱歉，请允许我和那个女公民说几句话……’

“我摇摇晃晃地从铺位上站起来，睡意像独狼躲避一群恶狗那样从铺位上逃掉，我走到她跟前，从她手里抱过孩子，扯掉孩子身上的布片，看见里头包着整整一普特盐。

“‘好乖的孩子呀，同志们，不吃奶，不尿裤子，也不吵人睡觉……’

“‘请你们原谅，亲爱的哥萨克弟兄，’女人冷冷地打断我们的谈话，‘骗人的不是我，骗人的是我遭的罪啊……’

“‘巴尔马绍夫原谅你遭的罪，’我回答女人说，‘你遭的罪对巴尔马绍夫还是值得的，巴尔马绍夫什么价买什么价卖。女人，你看看哥萨克们，他们把你奉为共和国劳动人民的母亲。你看看那两个姑娘，现在还在哭，这一夜她们受了多少罪啊。你再看看我们库班麦子地里的老婆们，老爷们不在家的时候，她们耗尽了女人的气力，男人们也打着光棍，他们因为人性本恶，强奸生活里遇到的姑娘……可他们碰都没有碰你，尽管你是个坏女人，干了你也活该。你再看看俄罗斯，遍体鳞伤……’

“可她却对我说：

“‘我的盐我说了算，我不怕真理。您没有替俄罗斯着想，您在拯救列宁和托洛茨基的犹太佬……’

“‘现在说的不是什么犹太佬、坏女人。犹太佬跟这儿没关系。听着，列宁我不想说，而托洛茨基，是塔姆波夫省省长英勇无畏的儿子，虽然还有另外一种称呼，他要替劳动阶级打抱不平。列宁和托洛茨基拉着我们，就像拉着一群被判了刑的苦役犯，走向生活的自由之路，而您，卑鄙无耻的女人，比那个挥着快刀，骑在价值千金的马上威胁我们的白匪将军还要坏……那个白军将军，人们可以从条条大道上看到他，劳动人民可以想方设法地干掉他，可像你们这样的人数也数不尽，抱着不吃也不跑的假孩子，人们看不见你们，就像看不见跳蚤，你们就在那儿咬啊，咬啊，咬啊……’

“我得承认，我从行驶列车上把她扔到了路基下边，可是，她就像个极其粗鲁的女人，坐了一会儿，拍了拍裙子，又去走她那无耻之路了。我看到这个女人居然平安无事，看到她周围遍体鳞伤的俄罗斯，颗粒无收的农民和被侮辱的少女，还有许多开往前线，只有很少能归来的同志们，我真想跳下车去，要么自杀，要么杀了她。但是哥萨克们可怜我，他们说：

“‘给她一枪。’

“我从车厢壁上摘下忠实的步枪，从劳动的土地和共和国的脸上洗刷了耻辱。

“我们——第二排的战士们给你们鞠躬，亲爱的编辑同志，给你们鞠躬，亲爱的编辑部的同志们，我们对待叛徒要毫不留情，因为他们想把我们推入深渊，让河水倒流，让尸体和枯草铺满俄罗斯的土地。

“代表二排所有战士——尼基塔·巴尔马绍夫，革命战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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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帝俄海军波罗的海舰队的驱逐舰，后起义参加红军，此为作者对军列的戏称。

(2) 苏俄国内战争时期，从乡下沿铁路线倒卖粮盐的小贩。

夜晚

啊，俄国共产党党章！你铺设了一条高速轨道，穿越俄国编年史酸腐的泥浆。你把梁赞耶稣们三颗充满激情的单身汉的心，变成了《红色骑兵报》的同事，你之所以要改变他们，是为了让他们每天都能编出一张无所畏惧的报纸，里面充满了勇敢精神和粗俗的欢乐。

卡林有白内障，斯林金患肺结核，塞切夫害肠粘连，他们穿行于后方贫瘠的尘土中，透过退役的年轻哥萨克、充当波兰语翻译的预备队骗子、从莫斯科派到我们政治部列车劳军的姑娘的队伍，抑制了报纸的反叛和怒火。

只有半夜才编好报纸，——接在骑兵军身下的达纳炸药导火索。外省太阳的斜眼灯之光在天空熄灭，印刷厂的灯火四处飞散，飘移不定，如机器的情欲。半夜时分，卡林走出车厢，以便忍受对我们列车洗衣妇伊琳娜那无法排遣爱的噬啮之颤。

“上一回，”肩膀消瘦，脸色苍白，双目失明的卡林说，“伊琳娜，上一回，我们去调查枪杀血腥的尼古拉(1)枪杀案，他是被叶卡捷林堡无产者处死的。现在我们来谈另外一些暴君，他们都死得罪有应得。彼得三世(2)妻子的情人奥尔洛夫，掐死了他。保罗一世(3)让宫里的人和亲儿子给活劈了。尼古拉一世(4)服毒自尽，他儿子3月1日夭折，孙子醉酒而亡……伊琳娜这些事你都该知道……”

卡林向洗衣妇抬起充满爱恋的病眼，卡林在死去的帝王墓穴里不知疲倦地扒拉着。他的背稍驼，披着一身戳在上面的月光，像是一个粗鲁的好挑眼的人，印刷机在他身旁轰响，电台闪动着纯净的灯光。伊琳娜在厨师瓦西里的肩膀上摩挲着，倾听着低沉而荒唐的爱情絮语，她的头顶，在天空黑色的水藻里，群星蹒跚而行，洗衣妇打着瞌睡，浮肿的嘴唇祈祷着并睁大眼睛望着卡林。

大脸盘儿的瓦西里在伊琳娜身旁打着哈欠，他像所有厨师一样鄙视人类。厨师，他们成天和死畜口肉、活人食欲打交道，因此，厨师打听的事与这两样无关。瓦西里如是。他的裤子褪得很低，向卡林打听各国国王的皇室费和公主的嫁妆，而后又打着哈欠说：

“半夜啦，阿里沙(5)，”他说，“明儿大伙还有一整天哪。捻跳蚤去吧……”

他们关上了厨房的门，只剩下卡林自己，孤零零地和月亮在一起，它戳在那儿，像个粗鲁的好挑眼儿的人……我戴着眼镜，脖子上长着疖子，腿上缠着绷带，迎着月亮坐在睡着的水塘边的斜坡上。眼翳闪亮的卡林走来时，我正用杂乱的诗情画意的脑子煮熬阶级斗争的粥。

“卡林，”我说，我被自艾自怜和孤独情绪压垮了，“我病了，看来，我的末日到了，我在咱们骑兵军里活得太累了……”

“您真没出息，”卡林回答说，他枯瘦的手腕上的表指着半夜一点，“您真没出息，我们命中注定得忍受你们这些没出息的家伙……我们正在给你们剥掉坚果的外皮儿。用不了多久，你们就能看到光秃秃的果仁。那时候，你们连鼻眼儿里都会伸出手指头，用优美的散文赞颂新生活，可眼下，您就安静地坐着吧，没出息的家伙，别冲我们唉声叹气。”

他又朝我身边挪了挪，为我理好从疥疮伤口垂下来的绷带，并把头垂到鸡胸上。夜晚安慰着忧郁的我们，轻风像母亲的裙裾拂遍了我们全身，坡下的小草闪动着清新和湿润的光。

列车印刷厂轰鸣的机器，声音沙哑地响了一阵便沉寂了，晨曦画出了大地边缘的轮廓，厨房的门吱呀一声便敞开了。四只脚跟儿肥厚的黑脚伸到了凉爽之中，我们看到了伊琳娜可爱的小腿肚和瓦西里长着弯曲而污黑的长指甲的大脚趾。

“瓦西廖克(6)，”那娘们嗲声嗲气地小声说道，“从我铺上下去，讨厌……”

但是瓦西里只是动了动脚跟，贴得更紧了。

于是，卡林说：“骑兵军是我们党中央委员会变的社会戏法儿。革命的曲线把脑袋里装满偏见的哥萨克的逃民抛到前列，可是党中央又因势利导，用铁篦子梳理他们……”

卡林于是又谈了第一骑兵军的政治教育。他讲了很久，声音低沉，思路清晰。他眼翳上的眼皮直打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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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尼古拉是俄国罗曼诺夫王朝最后一位沙皇。1918年，尼古拉二世家族在叶卡捷林堡市被布尔什维克秘密警察赶到地下室处决。

(2) 彼得三世生于1782年，俄国皇帝，原本为德意志人，彼得大帝的外孙。

(3) 保罗一世是俄国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之子，生于1754年。1769年，保罗继位，史称保罗一世。1801年3月，保罗一世被谋杀于米哈伊洛夫城堡。

(4) 尼古拉一世，俄国皇帝，保罗一世皇帝第三子，生于1796年。他执政后，镇压了著名的十二月党人起义，加强了对自由思想钳制，设立了秘密警察第三厅，1830年又镇压了波兰起义。他主张不与贵族利益发生冲突的农奴制改革。1855年，他在俄土战争即将战败时突然去世。

(5) 伊琳娜的爱称。

(6) 瓦西里的爱称。

阿丰卡·比达

我们在列什纽夫城下打拼。敌人骑兵的壁垒无处不在。波兰人战略巩固的弹簧，带着凶险的哨音崩开。我们被挤了出去，我们后脊梁上头一次感到了侧翼打击和后方突破的致命刺痛，那是我们自己曾娴熟使用的利器之叮咬。

步兵在列什纽夫城下摆开战场。白皮肤、打赤脚的沃伦庄稼汉，趴在挖得弯弯曲曲的壕坑边上。征召农民步兵，是为组建骑兵军步兵预备队。农民们都心甘情愿。他们打得特别卖力。庄稼汉那种野性的凶猛，连布琼尼的战士都吃惊。他们对波兰地主的仇恨是一种无形的，但却是优质材料铸成的武器。

战争的第二阶段，狂呼不再对敌人的想象力产生效力的时候，骑兵冲击隐藏在战壕中敌人已不再可能，自己组建的步兵即会给骑兵军带来大益。但我们穷透了。每三位庄稼汉发一杆枪和不能用的子弹。这个想法只得放弃，这支真正的人民义勇军只好解散回家。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列什纽夫城下的战斗。兵勇们趴在距小镇三俄里的战壕里。微微驼背的戴眼镜的年轻人在他们战壕前走来走去。他腰上挎着把马刀。他跳着往前走，一脸的不满神色，好像他的皮靴夹脚似的。这位农民长官是他们选出来并受爱戴的，是个眼睛高度近视的犹太小伙子，有着一张塔木德学究式的憔悴而专注的面孔。他在战斗中表现出谨慎的勇敢和类似于幻想家的心不在焉的冷酷。

正是七月漫长白昼的两点多钟。酷热虹霓的蛛丝在空气中闪光。盛装和编成辫子的马鬃的带子在绵延的丘陵后面闪现。小伙子发出准备战斗的信号。庄稼汉们便“啪嗒啪嗒”地拖着树皮鞋，各就各位准备战斗。可是信号发错了。原来走上列什纽夫公路的，是马斯拉克(1)手下花花绿绿的骑兵连。他们那些瘦削不堪但却精神抖擞的战马迈着大步。套在镀金旗杆上，天鹅绒流苏下垂，飘扬在火红色尘柱里的华贵旗帜猎猎招展。骑手们挂着一脸威严和粗鲁的冷漠神情策马而行。头发蓬乱的小兵们从坑里爬出来，注视着这股缓慢行进的队伍那富于弹性的优雅动作，嘴巴都合不上了。

旅长马斯拉克走在全团前头，骑在一匹腿叉得很开的草原驽马上，他全身流淌酒鬼之血和油腻腐汁。他的肚子犹如一只大猫躺在镶银的鞍桥上。马斯拉克看到兵勇，兴奋得涨红了脸，把排长阿丰卡·比达叫到跟前。小排长因为酷似他爹，所以我们给他起了个外号叫“马赫诺”。他们——指挥官和阿丰卡嘀咕了一会。排长就朝第一骑兵连连长转过身，俯身小声命令道：“前进！”哥萨克们便以排为单位策马快跑起来。他们激起了马的烈性，朝战壕狂奔而去，兵勇们就在战壕里兴高采烈地欣赏。

“准备战斗！”阿丰卡那凄凉而又遥远的声音响了起来。

马斯拉克声音嘶哑，咳嗽着，享受着，拨马一旁，哥萨克们发动了冲击。可怜的兵勇本想逃走，但为时已晚。哥萨克们的鞭子已经抽在他们破烂不堪的长袍子上。骑手们在战场上左突右冲，以非同寻常的技巧转动着手里的短皮鞭。

“你们开什么玩笑？”我冲阿丰卡吼道。

“逗个乐儿嘛！”他回答我说，在鞍上一扭身从灌木丛里拎出个躲藏的小伙子。

“逗个乐儿嘛！”他喊了一句，摆弄着已经晕过去的小伙子。

威严的马斯拉克心软了，他挥了挥自己那只肥胖的手，恶作剧就结束了。

“兵勇们，当心别吃亏！”阿丰卡喊道，并目空一切地挺直了他孱弱的身体，“去逮跳蚤吧，兵勇们……”

哥萨克们彼此说笑着，排成队列。兵勇们不见了踪影。战壕空空荡荡。只有那个微微驼背的犹太人仍站在原地，透过眼镜专注而傲慢地注视着这伙哥萨克。

列什纽夫方向的枪声没有停息过。波兰人包围了我们。用望远镜可以看到骑兵侦察兵形单影只的身影。他们从小镇子里奔出来，便翻身下马，像不倒翁似的。马斯拉克组建了骑兵连并将它部署在公路两旁。列什纽夫头顶展现了明亮的天空，难以名状的旷漠，就如平时危险来临时刻那样。一个犹太人仰着脑袋忧愁而使劲地吹响一只金属哨儿。挨了鞭子的兵勇们又回到他们的位置上。

子弹密集地朝我们这个方向飞来。旅部处于机枪射程之内。我们朝树林奔去并开始从灌木丛中挤过去，右侧就是公路。被子弹打断的树枝在我们头顶噼啪乱响。当我们穿过灌木丛的时候，哥萨克已经不在原来的地方。他们已经奉师长的命令撤往勃罗德了。只有一些庄稼汉从他们的战壕里发出几声零星的枪响，掉队的阿丰卡在追赶自己的排。

他在道边上策马前进，东张西望，嗅着空气。刹那间射击声减弱了。哥萨克想利用这个空隙，便快马加鞭朝前飞奔。突然，一颗子弹击穿了他战马的脖子。阿丰卡又跑了100来步，在这里，在我们的队列里，他的战马前腿一跪，瘫倒在地。

阿丰卡并不急于从脚镫子里把压住的脚抽出来。他蹲下身，用一根铜管般的手指头在伤口里抠弄了一会儿。然后，比达站起身来，用痛苦的目光扫视了下闪亮的地平线。

“永别喽，斯捷班，”他用乡下人的语调说道，离开即将死去的牲口几步，并向它深鞠一躬，“没有你，我怎么回到那个安安静静的小镇子去呢？……那个绣花鞍子，我该从你身上挪到哪儿去呢？永别喽，斯捷班。”他大声地说着车轱辘话，连气都喘不上来了，像被逮住的耗子似的尖叫了一声，便哀号起来。声嘶力竭的哀号直冲我们耳鼓，我们看到了连连鞠躬的阿丰卡，就像教堂里歇斯底里的女人。“哼，我就不信命，”他喊道，把双手从面无人色的脸上拿开，“哼，我要无情地砍杀不齿于人类的波兰佬！一直到死，一直到她圣母娘娘的最后一滴血……当着所有的村民，亲爱的兄弟们，我向你保证，斯捷班……”

阿丰卡将脸伏在马的伤口上，一言不发了。那匹马用力将闪亮的、深凹的紫色眼睛转向主人，倾听着阿丰卡所发出的这嘶哑声音。它在温柔的昏迷之中，将脑袋耷拉到地上，两股鲜血如两条缀满红宝石红轭带，顺着它翻着白肉的胸前流淌。

阿丰卡一动不动地躺在那里。马斯拉克慢悠悠地倒换着两条胖腿走到马跟前，把左轮手枪伸进它的耳朵里，开了一枪。阿丰卡跳了起来，把满是雀斑的脸冲着马斯拉克。

“收拾马具吧，阿法纳西(2)，”马斯拉克和蔼地说，“归队吧……”

我们从小山包上看到，阿丰卡让沉重的马鞍压弯了腰，他面色灰红，像切开的肉，他极其孤独地穿过烟尘滚滚、烈火熊熊的旷野，朝他的骑兵连走去。

晚上，我在辎重队见到了他。他正在大车上睡觉，车上装着他的家当——马刀、弗列奇式军上衣及被打穿了的金币。排长咧着一张歪斜的、死人般的嘴巴，烤熟了似的脑袋如被钉在十字架上，枕在马鞍凹槽里。旁边放着一副死马的马具——哥萨克宝马奇妙而精制的服饰：缀着黑色流苏的胸甲、缀满了彩色宝石的软皮带及镶有银色压花的马笼头。

黑暗越来越浓重地向我们逼近。大车慢吞吞地沿勃罗德道路踯躅而行。质朴无华的繁星在天上的银河里漫游，夜晚的凉爽深处，远方村庄灯火阑珊。副连长奥尔洛夫和长胡子比岑科坐在阿丰卡的大车上，谈论着阿丰卡的遭遇。

“那马是他从家里牵来的，”长胡子比岑科说，“这样的马，你上哪儿找去？”

“马是他朋友。”奥尔洛夫回答道。

“马是他爹，”比岑科叹了口气，“马救了他多少回命。没了马，比达就完蛋啦……”

第二天早晨，比达不见了。勃罗德城下的战斗开始又结束了。损失取代了暂时的胜利，我们经历了师长换人之痛，而阿丰卡却一直没人影儿。只有各村庄里遭劫的报告、阿丰卡打家劫舍的凶恶、贪婪的踪迹，才给我们指明他的下落。

“他找马呢。”人们都这样议论骑兵连排长。在我们东奔西跑的漫漫长夜里，我听了不少不能明说的、残暴的找马故事。

其他部队的战土，在距我们驻扎地几十俄里的地方碰上过阿丰卡。他伏击掉队的波兰骑兵或是到树林里四处搜寻，查找农民藏起来的马群。他放火烧村子，并以藏匿罪为名枪杀波兰村长。残暴的单打独斗，一只孤狼偷袭庞然大物等传闻，时而传到我们耳中。

又过了一个星期。日间的狂暴耗尽了忧伤的阿丰卡的豪勇故事，人们将“马赫诺”遗忘了。后来又听说，他在某地的树林里让加里齐亚的农民乱刀砍死。在我们进攻别列斯捷奇科那天，第一骑兵连的叶麦尔扬·布加克找师长要阿丰卡带毡鞍垫的马鞍。叶麦尔扬想换个新马鞍去参加阅兵式，可他未能如愿。

8月6日，我们攻入别列斯捷奇科。走在我师前头的是新任师长的亚洲别什梅特(3)和红色的卡萨金(4)。廖夫卡，这个狂暴的奴仆，为师长牵着畜牧场的小母马。充满了拖音很长的威慑力口号的军队进行曲，沿着奇巧而贫困的街道飞扬。破败的胡同，枯朽衰颓的椽梁的五彩树林沿着小城伸展。市中心留下岁月的痕迹，朝我们散发着忧郁的腐气。走私者和伪君子都躲藏在他们宽大而阴暗的房子里。只有一位打钟人留托米尔斯基先生，身穿绿色礼服，在天主教堂旁边迎接我们。

我们过了河，深入到小市民镇市。我们快走到天主教教士家的时候，阿丰卡骑着一匹高头大马出现在街拐角。

“向你们致敬。”他嗓音沙哑地吼道，并分开战士，站到队伍里自己的位置上。

马斯拉克望着平淡无奇的远方，头也不回地用沙哑的声音问道：

“从哪儿弄的马？”

“自己的。”阿丰卡回答说，卷了支烟并飞快地用舌头舔了下它。

哥萨克们一个个策马来到他身旁，向他问好。在他那张烧焦的面孔上，左眼变成了恐怖而鲜红的肿块。

第二天早上，比达就去闲逛了。他打坏了圣瓦伦丁(5)的圣骨盒，还想试着弹管风琴。他穿着一件用湖蓝色毛毯裁成的外衣，背上绣着百合花，汗渍渍的额发在那只瞎眼上面梳理得齐刷刷的。

午饭后，他给马备上鞍子并用步枪射击拉茨波尔公爵兄弟城堡钉死的窗户。哥萨克们围着他站了半圈儿……他们抚摸着马尾巴、摩挲着马腿并数着马的牙口。

“是匹宝马。”副排长奥尔洛夫说。

“是匹好马。”长胡子比岑科也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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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即马斯里亚科夫。他曾担任第四师第一旅旅长，是个陋习难改的游击队队员，后来很快背叛了苏维埃政权。

(2) 阿丰卡的大名。

(3) 高加索地区男人穿的外套。

(4) 哥萨克人穿的一种外套。

(5) 圣瓦伦丁修士是罗马天主教教会一位殉道者。

在圣瓦伦丁教堂

昨天晚上，我们师占领了别列斯捷奇科。师部就设在天主教教士图金凯维奇家。在我们部队发起进攻之前，图金凯维奇化装成娘儿们逃出了别列斯捷奇科。我对他有所了解，他在别列斯捷奇科侍奉上帝已经45年了，人还不错。居民们想让我们理解，他们说：连犹太人都喜欢他。图金凯维奇执教期间翻修古教堂。修缮工作在神殿300周年纪念日这天竣工。当时主教也从日托米尔来了。高级教士们身着丝绸长袍在教堂前咏颂经文。教士们大腹便便、神态怡然地站在那里，就像洒满露珠的草坪上的一座座古钟。虔诚的河水从附近的村落涌来。庄稼汉们跪倒在地，吻手，那日天空奇云密布。天国之旗猎猎招展向古教堂致意。主教本人也亲吻了图金凯维奇的额头，并称他为别列斯捷奇科之父——Pater Berestecka(1)。

这个故事是我早晨在师部听说的，那时我正在那里分析前往拉兹霍夫地区的里沃夫的我侦察迂回纵队的情报。我读着文件，背后传令兵的鼾声，诉说着我们遥遥无期的流浪生活。由于缺觉而蔫头搭脑的文书们，一面抄写着给各师的命令，一面吃着黄瓜，打着喷嚏。我直到正午才闲下来，走到窗口，看到了别列斯捷奇科的神殿——宏伟而又洁白。它在并不灼热的阳光下闪耀着光芒，宛如一座瓷塔。正午的闪电在它那光洁的两侧映现。凸起的边棱从古老的绿色拱顶轻盈地垂下。玫瑰红的嵌木在山墙白色石头上锈蚀，教堂顶端的细柱纤如蜡烛。

后来，管风琴声震动了我的耳膜，突然，师部门口出现了一位披散着焦黄头发的老太婆，就像被打断了一条腿的狗似的向前移动着，她转着圈子，贴着地面。她的瞳仁蒙上了一层盲人的白色分泌物，并往外淌着泪。管风琴声时缓时快地向我们飘来。那琴声传送艰难，如泣如诉又拖音绵绵。老太婆用她焦黄的头发擦拭眼泪，坐在地上，开始吻我裹到膝盖下面的皮靴。琴声沉寂片刻，接着又传来低音的哈哈大笑声。我抓住老太婆的一只手四下张望。文书们正在敲着打字机，传令兵们鼾声更甚，他们的马刺切割着沙发丝绒套下面的毡子。老太婆温情脉脉地吻着我的靴子，像抱着个婴儿似的抱着它们。我把她拖到门口，并锁上身后的门。光芒闪烁的天主教堂矗立在我们面前，如舞台布景。它的侧门洞开，波兰军官的坟墓上横七竖八地扔着几具马头骨。

我们跑进院子，穿过幽暗的走廊，来到与祭坛相连的一间方形屋子里。第三十一团的护士萨什卡正在那儿忙活着。她在一堆不知谁丢在地板上的丝绸里翻腾着。绣满鲜花的织锦缎散发着的死亡的香气、腐烂的芬芳钻进她颤动的鼻孔并让她感到瘙痒和窒息。后来，一群哥萨克涌进了房间。他们哈哈大笑着，抓住萨什卡的一只手，猛地将她摔向那堆如小山似的衣料和书本。萨什卡的身子一下子裸露出来，它春情盎然，散发出体臭味儿，犹如刚被宰杀的牛，被撩起的裙子下袒露了她那骑兵连太太结实、挺拔的双腿，于是库尔久科夫，那个傻头傻脑的男孩，便骑到萨什卡的身上，就像骑在鞍子上那样颠着，做出一副欲火焚身的样子。她一把推开他朝门口冲去。我们恰巧在这时穿过祭坛涌进教堂。

这座教堂撒满光辉，到处都是舞动的光线，缕缕新鲜的空气，其凉爽令人惬意。我怎么能忘记那幅挂在右祭坛上的阿波廖克画的圣像呢？在这幅画里，12个面色红润的神甫，摇晃着用带子编织的摇篮，里面躺着胖乎乎的婴儿耶稣。他的脚趾头跷着，身上沁满了清晨灼热的汗珠。圣婴那胖得起了褶子的后背朝下，躺在那儿手挠脚蹬，12位圣徒头戴红衣主教头冠俯身摇篮之上。他们的脸都刮得发青，火红的法衣在肚子上鼓了起来。圣徒们的眼睛里闪烁着睿智、坚定和快乐的光芒，他们嘴角上荡漾着微微笑意，火红和深红的硬疣如五月的萝卜，隆起在双下巴上。

在别列斯捷奇科的这座神殿里，曾保留独立的、迷人的、对人类之子死亡之苦的观点。在这所圣殿内，圣者都是带着意大利歌唱家的神态走向死亡的，刽子手们的黑发如俄尔普斯(2)的胡须闪闪发光。就在圣幛中门上方，我看见了约翰遭亵渎的画像，这出自阿波廖克那纯属异端邪说的和令人狂喜的手笔。在这幅画中，施洗者的英俊之处，就在于那朦朦胧胧，半隐半露之美，国王的情妇们，正是为此而失去了一半她们已失去的贞操和勃然旺盛的生命。

我开始并没有发现圣殿被破坏的痕迹，或是它让我觉得并不严重。毁坏的只是圣瓦伦丁的圣骨盒。圣骨盒下扔着一团团烂棉絮和圣徒几根滑稽可笑的骨头，充其量就是一堆鸡骨头。阿丰卡·比达还在弹风琴。他喝醉了，阿丰卡，他一股野气，浑身是伤。昨天晚上他才牵着一匹从庄稼汉那儿夺来的马归队。阿丰卡固执地想用风琴弹进行曲，有个人用睡意蒙眬的声音劝他道：“别弹啦，阿丰尼亚，我们还是去受罪吧。”可是哥萨克没有住手：阿丰卡的歌儿多着哩。每个音符都是一首歌，而所有的音符都彼此脱节。一支歌，它那浑厚的音调，只延续了片刻旋即转为另外一支……我倾听着，四下环顾着，我觉得破坏的痕迹并不太明显。但是，柳多米尔斯基先生，圣瓦伦丁教堂的打钟人，瞎老婆子的丈夫却不这么认为。

柳多米尔斯基不知从哪儿钻了出来。他迈着均匀的步子，低着脑袋走进教堂。老头并不打算用盖布蒙上被抛出来的圣骨，因为无神品的人不得触碰圣物。打钟人扑倒在青色的石板上，仰起头来，他那蓝色的鼻子翘着，像是死人上方的一面旗帜。青色的鼻子在其上颤抖着，就在这一刹那，祭坛的天鹅绒帷幕摇晃了一下，随即抖动着滑向一边。在暴露的壁龛的深处，在乌云翻滚的天空背景下，一个身穿橙色长衫的大胡子，正在赤脚奔跑着，他有一张撕破的、淌着鲜血的嘴。那时，沙哑的号叫声扯动着我们的耳膜。仇恨追逐着这个穿橙色长衫的人并追上了他。他屈着手臂，准备击打，紫红色的鲜血顺着他的手淌下来。站在我身边的一个哥萨克孩子大叫一声，低下头，拔腿就跑，尽管根本用不着跑，因为壁龛里的塑像只不过是耶稣·基督——我一生所见到的最不寻常的一尊天主塑像。

柳多米尔斯基先生的救主，是位长着一绺绺大胡子、额头上爬满皱纹的卷毛犹太人。他那塌陷的两颊抹着红胭脂，在那双因为疼痛而紧闭的眼睛上方，有两条弯弯细细的红眉毛。

他的嘴被撕烂了，弄得像马的嘴唇，波兰式长衫外面系着一条贵重的腰带，衣服下面一双抽搐着的双脚，是用上了色的细瓷做的，并铆上了银钉。

柳多米尔斯基先生穿着绿色长礼服，站在塑像下面。他将一只干枯的手伸到我们头顶，诅咒我们。哥萨克们都瞪着眼睛，拨开草黄色的额发。圣瓦伦丁教堂的打钟人，用雷鸣般的声音，操着极纯正的拉丁语，宣布将我们革出教门。然后他转过身来，跪倒在地，抱住救主的双腿。

回到师部之后，我给师长写了份报告，汇报当地居民的宗教情感受到侮辱。于是，教堂奉命被关闭，犯错的人受到了纪律处分，移送军事法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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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即别列斯捷奇科之父。

(2) 希腊神话里的音乐之神。

骑兵连长特隆诺夫

中午，我们把我们的骑兵连长特隆诺夫被子弹洞穿的尸体运到索卡尔市。他是早晨打敌机的时候战死的。所有子弹都打在特隆诺夫脸上，他双颊弹痕累累，舌头被打断。我们尽量把死者的脸擦干净，免得他的样子太恐怖，我们把高加索马鞍放在棺材头旁，在一个庄严的地方，市中心紧靠栅栏的地方，给特隆诺夫挖了个墓穴。我们骑兵连骑着马到团部和师军事委员去了。大教堂的钟两点时，我们老掉牙的小炮放了第一炮。它尽三英寸口径之能向阵亡的连长行大礼，我们把棺材抬到挖开的墓穴边。棺盖敞着，正午纯净的太阳映照着瘦长的尸身和他那张塞满了断齿的嘴，还有脚后跟并齐、仿佛操练时穿的、擦得干干净净的靴子。

“战士们！”团长普加乔夫站在墓穴边上，眼望死者说，“同志们！”他浑身颤抖，立正站着说道，“我们现在安葬帕沙·特隆诺夫(1)，世界英雄，我们向帕沙致以最后的敬礼……”

普加乔夫抬起熬得通红的眼睛，仰望天空，大声痛悼第一骑兵军阵亡将士，赞扬了这支用历史铁锤在未来世纪的铁砧上锤打出来的自豪之军。普加乔夫大声念完悼词，紧握着弧形车臣式军刀的刀柄，钉着银马刺的破皮鞋蹭着地。乐队等他讲完话便演奏《国际歌》，哥萨克们开始同帕沙·特隆诺夫告别。全连上马，对天排枪齐鸣，我们那门三英寸口径的小炮又闷声闷气地响了一次，我们派三名哥萨克去弄花圈。他们策马飞奔，疾驰射击，侧身鞍外，表演骑术，并采回一大束红花。普加乔夫把花朵撒在墓旁，我们逐个走近特隆诺夫，同他最后吻别。我站在最后一排，用嘴唇触了触马鞍围着的清明的额头，便进了城，到哥特风格的索卡尔市里去了，那是个笼罩着蓝色的尘埃和无法克制的加里齐忧郁之情的城市。

大广场从公园向左延伸出去，广场上耸立着几座古老的犹太教堂，穿着扯烂长襟的大褂犹太人在这个广场上对骂、互殴。其中一部分人是正统派，他们盛赞阿达西亚学说——来自伯尔兹拉比的教义，为此，温和派的哈西德教教派，古夏京的拉比犹大的门徒们便抨击他们。犹太人对喀巴拉(2)争吵不休，并在争论中提起伊里亚，比利亚的加昂(3)，哈西德派教徒压迫者的名字。

“伊里亚！”他们扭曲着身子喊道，张大长满胡子的嘴。

哈西德派的人忘记了战争和枪炮声，指名道姓地辱骂伊里亚，这个比利亚大司祭的名字，我因特隆诺夫牺牲心情沉重，便也在他们中间推搡，为排遣心中痛苦，也和他们一起扯着嗓子大喊，直到那个一脸死相和身体颀长，犹如堂·吉诃德一样的加里奇人出现在我眼前。

这位加里奇人穿着一件拖到后脚跟的麻布长衫。他这一身打扮好像是去参加葬礼，或是圣餐礼，还牵着一头乱毛蓬松的小母牛，他那庞大的躯干上安着一颗摇摇晃晃的、小小的和洞穿的蛇头；脑袋上扣着一顶乡下草编的宽檐帽并晃动着。可怜的小母牛被牵着跟在加里奇人后面；他神气十足地牵着小牛，滚烫的天光被他绞架般硕长的骨架分割。

他步态庄重地走过广场，拐进一条浓烟令人作呕的斜巷。年老的黑种犹太女人，在烧焦的房屋里，在简陋的厨房里忙成一团，她们都长着大得出奇的乳房。加里奇人从她们身边走过，在小巷尽头被打坏建筑的山墙下收住脚步。

那边，山墙那边，一位吉卜赛铁匠坐在歪歪斜斜的白柱子旁，正在给马钉掌。吉卜赛人用锤子敲着马蹄，不时甩一甩油乎乎的头发，微笑着吹着口哨。几个哥萨克牵着马站在他周围。我的加里奇人走到铁匠跟前，不声不响地递过一打烤土豆，谁也不看又转身往回走。我本想跟他走，因为我知道他是谁，他在这儿，索卡尔市的日子过得怎么样。但一位正等着钉马掌的哥萨克拦住了我。这个哥萨克叫谢里维尔斯托夫。他是当年从马赫诺那边来的，在第三十三高加索团服役。

“留托夫，”他说，跟我握手问好，“你怎么什么人都害啊，魔鬼附体了吧，留托夫，今儿早上你干吗要害死特隆诺夫？”

谢里维斯尔托夫听信了别人的胡说乱语，对我出言不逊，好像今天早晨是我杀死了骑兵连长特隆诺夫似的。谢里维尔斯托夫为此对我百般斥责，当着所有哥萨克的面斥责我，但他说的没一句属实。不错，今儿早晨我是跟特隆诺夫吵过架，因为特隆诺夫没完没了地虐待俘虏，我跟他吵了一架，可是，他死了，帕什卡，世上再也没人审判他了，我是最后一个审判他的人。我们争吵的原因即如此。

今天的俘虏是我们天亮的时候在扎沃塔镇抓到的。他们总共10人。我们抓获他们时，他们只穿着内衣。一堆军服堆在波兰人脚下，这是他们耍的花招，为了不让我们从军服上分出官兵。是他们自己脱掉衣服的，可这一次特隆诺夫非要弄个水落石出。

“军官出列！”他命令道，向俘虏走过去，拔出左轮手枪。

今天早晨特隆诺夫的头部已经负了伤，他的脑袋缠着破布，鲜血从破布里渗出，就像水从草垛滴下。

“军官们，赶快坦白吧！”他重复了一句，并用手枪柄捶打波兰人。

那时从人群里走出一位瘦削的老人，光裸的肩胛骨显得特大，颧骨蜡黄，短髭下垂。

“……这场战争到头啦，”老头以令人费解的兴奋说道，“军官都逃跑啦，这场战争到头啦……”

于是这名波兰人向骑兵连长伸出两只发青的手。

“五根手指头，”他说，摇晃着干瘪的大手悲号起来，“我用这五根手指头养活一家人啊……”

老人哭得上气不接下气，身子摇摇晃晃，激动得眼泪横流，跪倒在特隆诺夫面前，但是特隆诺夫用军刀把他推开了。

“你们这些当官儿的都是混蛋，”骑兵连长说，“你们当官的把衣服都扔在这儿……谁穿上合身，谁就得完蛋，我来试试看……”

说着，骑兵连长从破衣服堆里挑出一顶镶边的军官帽，扣在老头的脑袋上。

“正合适，”特隆诺夫低声道，边向前逼近，边低声嘟囔道，“正合适……”随即便将军刀插进俘虏的喉咙。老头倒下了，两条腿动弹了一下，珊瑚般的鲜血像小溪似的冒着泡沫从他的喉咙里涌出。这时，安德留什卡·沃谢米列托夫(4)悄悄溜到死者跟前，一只耳环和乡下人的圆脖子闪闪发光。安德留什卡解开波兰人的扣子，轻轻地晃了晃他，便开始从死人身上扒裤子。他把裤子扔到自己的马鞍上，又从衣服堆里拣了两件军服，然后，挥动鞭子，离我们而去。在这一瞬间，太阳钻出了云层。阳光刹那间照遍了安德留什卡的马。它快活地奔跑着，它的秃尾巴无忧无虑地摇动着。安德留什卡沿着小路向树林子跑去，我们的辎重车队就停在那树林子里，辎重车的马车夫们发狂了一般，朝沃谢米列托夫又吹口哨，又打手势，仿佛他是哑巴似的。

那哥萨克已经跑到一半的路，但特隆诺夫突然单膝跪地，冲着他的背影声音沙哑地喊道：“安德烈，”骑兵连长望着地说，“安德烈，”他重复了一遍，没从地上抬起眼皮，“我们苏维埃共和国还活着，瓜分它还早了点儿，快把那些破烂儿放下，安德烈。”

可是沃谢米列托夫不仅连头都没回，而且还让马放开哥萨克令人惊叹的小步跑起来，他的马活泼地甩着尾巴，仿佛在同我们挥手告别。

“叛变了。”特隆诺夫嘟囔说，他感到惊讶。“叛变了！”他说道，急忙把卡宾枪抵住肩膀，开了一枪，但慌忙中没有打中。可安德烈这回停了脚步，他冲着我们调过马头，在鞍子上像老娘儿们似的颠了颠，一脸怒气并涨得通红，他的双腿哆嗦着。

“听着，老乡，”他喊道，往这边策马跑来，他听到自己低沉、有力的嗓音马上平静下来，“老乡，我真该把你送到你娘的那个世界去……你抓了10个波兰人就大惊小怪的，我们成百地抓没叫过你……你要是工人的话，那就干好自己的事儿吧……”

安德留什卡把裤子和两件军服从马鞍子上扔下来，鼻子里哼哧一下，离开骑兵连长，过来帮我编制剩余俘虏名单。他在我身边转来转去。鼻子里哼哧得更响了，而他这样添乱让我心烦。俘虏们都大叫着从安德留什卡身边逃开，他追上他们，拦腰抱住他们，就像猎人为了看清黎明时鸟群飞向小河，将一捆芦苇拨开收抱入怀那样。

我忙着审问俘虏，把难听的话都说尽了，勉强登记了8个人，记下了他们的部队番号，武器的型号，又开始审问第9个人。第9个是个青年人，长得就像上等杂技团里表演体操的德国演员。青年人骄傲地挺着德国人的胸脯，留着连鬓胡子，穿着一件针织紧身上衣和一条猎骑兵衬裤。他把高高的胸脯上的两只乳头对着我，将汗湿的、浅色的头发向后掠去，说出他部队的番号。这时安德留什卡一把揪住他的衬裤，厉声问：

“哪儿弄来的裤子？”

“我妈妈做的。”俘虏说，身子摇晃了一下。

“你妈是女工。”安德留什卡说，仔细打量他，用肥厚的手指戳了戳波兰人修得很漂亮的指甲，“你妈是女工，我们兄弟可织不出这些玩意儿……”

他又摸了摸猎骑兵的衬裤，便拉起第九个俘虏，准备把他送回到已经登记过的其他俘虏那里。可就在这一刹那，我看见特隆诺夫从土坡后面爬上来。鲜血从骑兵连长头上像雨水从草垛上流淌，头上缠的布条松开并耷拉下来，他趴着向前爬，他手握卡宾枪。那是一支日本造卡宾枪，上面涂着一层漆，火力很强。帕什卡从二十步开外的地方，把那青年人的脑袋打得粉碎，波兰人的脑浆溅到我手上。这时，特隆诺夫从枪膛里退出弹壳，起身走到我跟前。

“抹掉一名。”他指着名单说。

“抹掉一个！”特隆诺夫重复了一遍，用一根污黑的手指在纸上戳了戳。

“我不抹！”我拼命喊起来，“本来10个，现在剩8个，司令部里才不管你是谁呢，帕什卡……”

“我不抹，”我说道，浑身颤抖，“看来，托洛茨基的命令不是为你写的，帕维尔……”

“司令部里知道我们所过的倒霉生活会照顾的，”特隆诺夫回答道，逼近我，全身的衣服撕得破烂，噪音嘶哑，一副凶神恶煞的样子，但后来他止住了，抬起血污的脑袋仰望着天空，伤心地责备道：

“你就吼吧，吼吧，”他说道，“瞧，那边也有个东西在吼呢……”

骑兵连长指给我们看天上的四个黑点，四架轰炸机在天鹅绒般的耀眼的云朵后面飞行，这是方特列罗少校飞行大队的飞机，巨型装甲轰炸机。

“上马！”各排排长看见飞机便喊起来，迅速带着自己的连队驰进树林，但是，特隆诺夫没带自己的连队走。他留在车站的建筑物旁边，紧贴着山墙不做声。安德留什卡·沃谢米列托夫和两个机枪手，两个穿深红色马裤的赤脚小伙子，站在他身边，惊恐不安。

“打掉螺旋桨，弟兄们，”特隆诺夫对他们说道，鲜血从他脸上淌下来，“我这就给普加乔夫打报告……”

特隆诺夫在一张斜着撕下来的纸上，用粗大的庄稼汉的字体写道：

“今天我要牺牲了，”他写道，“我有义务派两名机枪手尽可能打掉敌机，同时我也把指挥权交给谢苗·戈洛夫排长…”

他把信封好，坐在地上，使劲儿从脚上脱下靴子。

“拿去穿吧，”他说道，把报告和靴子都交给机枪手，“拿去穿吧，靴子还是新的……”

“祝您走运，指挥员，”两个机枪手喃喃地回答他的话；在那里来回倒脚，磨蹭着不走。

“也祝你们走运，”特隆诺夫道，“你们说什么也得干下来，弟兄们。”说罢，他便走到山坡上站房旁边的机枪那儿去了。安德留什卡·沃谢米列托夫，那个捡破烂的人在那儿等他。

“说什么也得干下来，”特隆诺夫对他说道，开始用机枪瞄准飞机。“你怎么样，要跟我在一起干，安德烈？……”

“主耶稣啊，”安德留什卡惊恐地答应道，他抽噎了一声，脸色发白，笑了起来，“主耶稣啊，圣母的旗幡！”

他开始用第二挺机枪瞄准飞机。

飞机在车站上空直上云霄，在高空中吱吱怪叫着，旋即俯冲，画出道道弧线。而太阳在它们泛着黄光的机翼上泻下玫瑰色的光芒。

这时，我们第四骑兵连坐在树林里。我们在那里，在树林里，等着帕什卡·特隆诺夫和美军雷金纳德·方特列罗少校之间实力悬殊的战斗结束。少校和他的三名轰炸手在这次战斗中大显身手。他们俯冲至离地面300米距离，用机枪先扫死了安德留什卡，然后又干掉了特隆诺夫。我们发射的一链链子弹未伤及美国人，飞机飞走了，没有发现躲在树林里的骑兵连队。因此，我们等了半个小时后便出来收尸。安德留什卡·沃谢米列托夫的尸体让他在我们骑兵连里的两个亲戚抬走了，而特隆诺夫，我们战死的连长，我们把他运到哥特风格的索卡尔市，埋葬在那儿一个庄严的地方——市中心公园里的一座花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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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帕维尔的爱称。

(2) 12世纪后建立的犹太教神秘主义体系，正统派犹太教认为是异教及泛神论主张。

(3) 犹太神学院院长。

(4) 安德烈的爱称。

两个伊凡

助祭阿凯耶夫两次临阵脱逃。他因此被遣送莫斯科惩戒团。总司令卡缅涅夫，加米涅夫(1)，谢尔盖·谢尔盖耶维奇前往阵地之前，在莫扎伊依斯克市视察了该团。

“我不需要他们，”总司令说，“把他们送回莫斯科扫茅房去……”

在莫斯科，惩戒团好歹拼凑的一个补充连。助祭便跑到别的连队去了。他到了波兰战场并称在那儿耳朵聋了。包扎队的助理医师巴尔苏茨基为他忙活了一个礼拜，也没有治住他那股子倔劲儿。

“去他的吧，让聋子滚一边去吧，”巴尔苏茨基对卫生员索伊钦科说，“到辎重队弄辆大车来，我们送助祭到罗夫诺去检查……”

索伊钦科到辎重队弄来三辆大车，头一辆车上坐着车夫阿金菲耶夫。

“伊凡，”索伊钦科对他说，“把聋子拉到罗夫诺去。”

“可以拉他去。”阿金菲耶夫答道。

“给我打张收条回来……”

“清楚了，”阿金菲耶夫说，“收条什么理由，他耳聋？……”

“你的蒲席比别人的麦子还金贵，”卫生员索伊钦科说，“这就是全部理由，他是个共济会(2)分子，不是什么聋子…”

“可以拉他去。”阿金菲耶夫重复了一遍，就跟着其他的马车走了。

包扎站共聚集了三辆大车。头一辆大车上坐着被调往后方的女护士，第二辆拉的是一位得了肾炎的哥萨克，伊凡·阿凯耶夫坐在第三辆车上……

一切收拾停当，索伊钦科招呼了一声助理医生。

“我们的共济会分子要走了，”他说，“革命法庭车队凭条子拉他去，现在就出发喽……”

巴尔苏茨基透过小窗户看了一眼，一看见大车，就从房里冲了出来，浑身通红，不戴帽子。

“天哪，你想要他的命啊！”他冲阿金菲耶夫喊道，“得给助祭换个车。”

“你把他换哪儿去，”站在旁边的哥萨克说着笑了起来，“我们的万尼亚(3)都能找着他……”

阿金菲耶夫手执鞭子站在自己的马旁边。他摘下帽子，彬彬有礼地说：

“您好，助理医生同志。”

“你好，朋友，”巴尔苏茨基回答道，“你简直是畜牲。得给助祭换个地方坐……”

“我很想知道，”于是，哥萨克厉声说，他的上嘴唇在闪亮的牙齿上颤抖了一下，便开始蠕动和哆嗦起来，“我很想知道，当敌人想方设法折磨我们的时候，当敌人往死里打我们的时候，当敌人在我们的腿上绑石块，在我们双手缠毒蛇的时候，它对我们合适不合适——临死的时候堵上耳朵，这到底合适不合适呢？”

“万尼亚拥护政委，”科罗特科夫，第一辆大车的车夫喊道，“哈，拥护……”

“什么‘拥护’不‘拥护’的！”巴尔苏茨基咕哝了一声转过身去，“我们都拥护。只是照章办事……”

“可是我们的聋子耳朵听得见。”阿金菲耶夫蓦地打断他的话，在粗胖的手指头里转动着鞭子，嘿嘿笑了起来又冲助祭挤挤眼儿。后者坐在大车上，搭拉着宽厚的肩膀，摇着头。

“得啦，和上帝一起出发吧！”医生无可奈何地喊了一声，“你给我负全责，伊凡……”

“我同意负责。”阿金菲耶夫若有所思地回答道，并鞠了个躬。“坐舒服点儿，”他头也不回地对助祭说，“再坐舒服点儿。”哥萨克重复着，把缰绳握在手里。

几辆大车排成一溜，一辆接一辆地在公路上跑了起来。科罗特科夫跑在前面，阿金菲耶夫跑在第三个，他用口哨吹着歌，挥动着鞭子。就这样，他们跑了15俄里，将近傍晚的时候，他们被突然涌来的潮水般的敌人冲散了。

这天，7月22日，波兰人迅速机动破坏了我军后方，突进科金镇，并俘虏了第十一师的许多战士。第六师的数个骑兵连投入科金地区抗击敌人。部队闪电般机动截断了车队去路，军事法庭车队在战斗风口浪尖上转悠了两天两夜，第三天夜里他们才勉强突围上路，后方各个指挥部正沿着这条路撤退。午夜时分，我在这条路上遇到了他们。

我摆脱绝境后，曾在霍亭城战斗结束时见过他们。在霍亭城战斗中，我的马被打死了。我只得换乘卫生队的敞篷马车。傍晚之前，弄上些伤员来。没事的人被赶下车，我便独自留在一座被炸毁的小农舍旁。夜晚骑着一匹匹活泼灵巧的马儿朝我奔来。大车队的哀号充满了宇宙。道路隐没在尖厉的叫声笼罩着的大地上。群星从夜晚凉爽的肚腩里爬出来，废弃的村庄在地平线下熊熊燃烧。我扛起鞍子，沿着被拆毁的田界走去，在拐弯儿的地方，我尿急停了下来。轻松了之后，我扣上扣子，觉得手上溅了几点儿尿。我点上灯，转过身，看见地上躺着一具淋了我尿的波兰人尸体。一个记事本和比苏斯基(4)的几页告民众书残页扔在尸体旁。波兰人的记事本里记录着零用钱的花销，克拉科夫话剧院的剧目场次及一位名叫玛丽娅-露易莎的女人的生日。我用元帅和总司令比苏斯基的告民众书，从我不相识的兄弟的头骨上擦去臊臭的尿液，然后走了，让沉重的马鞍子压弯了腰。

正在这时，附近什么地方响起了车轮吱吱嘎嘎的声音。

“站住！”我喊道，“谁？”

夜晚骑着一匹匹活泼灵巧的马儿朝我奔来，地平线上喷吐着火舌。

“革命法庭的。”被黑暗所吞食的声音回答道。

我朝前奔去，撞在大车上。

“我的马被打死了，”我大声说，“我的马叫小桂冠……”

没人回答我。我爬上大车，把马鞍子枕在脑袋下面，进入了梦乡，天麻麻亮的时候才醒来，发霉的干草和萍水相逢的旅伴伊凡·阿金菲耶夫的身体焐得我暖烘烘。早晨哥萨克醒得比我晚。

“上帝保佑，这回能看见了，”他说，从小箱子底下抽出左轮手枪，在助祭的耳朵上方开了一枪。后者正襟危坐地在他前面赶马。在他谢顶的脑袋上边飘动着稀疏的灰发。阿金菲耶夫又在他另外一只耳朵上方开了一枪，便把左轮枪插进枪套。

“早晨好，万尼亚！”他对助祭说，呼哧呼哧地穿上鞋，“该让他受点儿罪了吧？”

“伙计，”我喊道，“你要干吗？”

“干什么都不为过，”阿金菲耶夫回答说，伸手把吃的拿了出来，“他跟我装孙子已经三天啦……”

于是，头一辆大车上的科罗特科夫上搭了话儿，我在第三十一团就认识他，他给我讲述了助祭故事的来龙去脉。阿金菲耶夫伸直了耳朵，专心地听着，然后从鞍子下面拿出一条用粗麻布裹着的、粘着干草屑的烤牛腿。

助祭从赶车的位置上朝我们爬过来，用小刀切下半生不熟的发绿的肉，分给我们一人一块。吃完早饭，阿金菲耶夫把牛腿放进袋里扎上，塞到干草下面。

“万尼亚，”他对阿凯耶夫说，“过来把魔鬼赶走。反正该歇脚了，把马都累瘫了……”

他从兜里掏出一只药瓶，塔尔诺夫斯基(5)注射器，并把这些交给助祭。他们下了大车向二十步开外的田野走去。

“护士小姐，”科罗特科夫在头一辆马车上嚷道，“眼睛往远看吧，要不阿金菲耶夫的家伙什儿非把你晃瞎了不可。”

“看我不拿刀阉了你们。”女人嘀咕了一句，转过身去。

于是阿金菲耶夫撩起衬衫。助祭跪在他前面开始注射。然后，他用破布擦了擦针管，对着光看了看。阿金菲耶夫提了裤子，瞧准机会，绕到助祭背后，又贴着他耳朵上边儿开了一枪。

“自己人啊，万尼亚，”他说，一边系着扣子。

助祭把药瓶放在草地上，站起身来。他稀疏的头发竖起来。

“高级法院会审判我的，”他闷声闷气地说，“你就别戏弄我了，伊凡……”

“如今的世道人人皆为法官，”第二辆车的车夫打断他说，他就像个动作麻利的罗锅，“判个死刑，简单之极……”

“那可太好了，”阿凯耶夫说道，并挺直了身子，“你杀了我吧，伊凡……”

“别胡闹，助祭，”我曾认识的科罗特科夫走到他跟前。“你要明白，你和谁一起，换个人早就把你像宰野鸭子那样宰了，让你连叫一声都来不及，他是在弄清你的真相，再教育你，让你还俗……”

“那就更好了，”助祭固执地说：“你杀了我吧，伊凡……”

“你自己把自己杀了吧，混蛋，”阿金菲耶夫回答说，他脸色苍白，话也说不清了，“你给自己挖个坑，自己把自己埋了……”

他两手一挥，扯破了自己的领子，扑倒在地，癫痫病发了。

“啊，你可真是我的小宝贝啊！”他疯喊着并往自己脸上撩沙子，“啊，你真是我痛苦的宝贝儿啊，我是我的苏维埃政权啊……”

“凡(6)，”科罗特科夫温情地把手搭在他的肩头，“别折磨自己了，亲爱的朋友，别难受了。该出发啦，伊凡……”

科罗特科夫喝了口水并把它喷在阿金菲耶夫身上，然后他把他弄到了大车上。助祭又坐在了赶车的位置上，我们便出发了。

我们距维尔巴镇不到两俄里。那天早晨，镇上聚集了数不清的大车。还有第十一、第十四和第四师。犹太人穿着坎肩儿，端着肩膀站在自家的门口儿，像是拔光了毛的鸡。哥萨克们挨家挨户满院子转悠，收集毛巾，吃着没熟的李子。阿金菲耶夫刚一到那儿，便一头钻进干草里埋头大睡，我却从他的大车上拉下被子，想到阴凉地里找地方。但是路两边的田野里满是粪便。一位庄稼人正在一旁看报，他戴着铜边眼镜和基罗尔式帽子，留着大胡子，他遇到了我的目光，便说：

“都管我们叫人，可拉起屎来，连狼都不如。连土地都害臊……”

他转过身，接着透过大眼镜看报。

于是，我便从左边向小树林走去，看到朝我越走越近的助祭。

“你上哪儿去，老乡？”科罗特科夫从头一挂车上冲他喊。

“解手。”助祭叨咕一声，抓起我的手，吻了一下。“您是位谦谦君子，”他小声说，冲我挤眉弄眼儿，浑身哆嗦，大声喘气，“请您在有空的时候，给卡西莫夫城写封信，让我的夫人为我哭泣吧……”

“助祭神甫，”我直截了当地喊道，“您到底是不是聋子？”

“罪过啊，”他说，“罪过啊。”并手搭耳朵。

“阿凯耶夫，您到底是不是聋子？”

“没错，是聋子，”他赶忙说，“三天来，我确实是可以听见的，但是阿金菲耶夫同志开枪损坏了我的听力。他们，阿金菲耶夫同志，肯定会在罗夫诺把我交出去，可是我想，他们要我没什么用……”

助祭跪下来，头朝前在几辆大车之间爬着，披散着教士的蓬乱的头发。而后，他站起身，从马缰绳间钻出来，朝科罗特科夫走去。后者给他倒了些烟丝，他们卷了烟，并靠在一块抽了起来。

“这儿稳当些。”科罗特科夫说，并在自己身边腾出个空来。

助祭在他身旁坐了下来，他们都不说话。

后来，阿金菲耶夫醒了。他从袋子里取出牛腿，用小刀切开发绿的肉，并分给每人一块。一看到这条腐烂的牛腿，我便感到无力和绝望，我把自己的那块肉换给了他。

“再见啦，伙计们，”我道，“祝你们走运……”

“再见……”科罗特科夫说。

我从大车上取下鞍子，边走，边听到了伊凡·阿金菲耶夫没完没了的嘟哝。

“凡，”他对助祭说，“凡，你可倒了大霉啦。你听到我的名字该吓得够呛才对，可你偏上了我的车。你要是想活下去，就别跟我耍滑头，所以，现在我还是要折磨你。凡，我非得折磨你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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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加米涅夫是苏联军事家，1919～1924年间任苏联红军总司令。

(2) 共济会，出现在18世纪的英国，是一种带宗教色彩的兄弟会组织，也是世界上最庞大的秘密组织。

(3) 伊凡的爱称。

(4) 比苏斯基是波兰国家元首和军事独裁者，生于1867年，曾在苏俄内战时期发动肢解俄罗斯的战争。

(5) 塔尔诺夫斯基，是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俄罗斯医学家，是俄国病毒学和皮肤病学创始人。

(6) 伊凡的爱称。

一匹马的故事续篇

4个月之前，我们的前师长萨维茨基，夺走了第一骑兵连连长赫列勃尼科夫的白马。于是，赫列勃尼科夫离开了军队，今天，萨维茨基收到了他的一封信。

赫列勃尼科夫致萨维茨基：

我丝毫也不记恨布琼尼的骑兵军，我理解了在这个部队里受的罪，并将其铭刻在心，胜于神圣之物。我在维捷勃逊纳当县革命委员会主席，那里的劳动群众向您，萨维茨基同志，全世界的英雄，发出无产阶级的召唤：“进行世界革命！”希望那匹白马在您的胯下沿着松软的小路多跑几年，为了人人珍爱的自由和兄弟共和国的福祉，我们在那些共和国里必须严密注视当地政权和乡镇行政机构……

萨维茨基致赫列勃尼科夫：

忠心耿耿的赫列勃尼科夫同志！你给我写的那封信，对共同的事业而言特别值得称赞。特别是你头脑发昏，自己蒙住了自己的眼睛，退出了我们布尔什维克共产党之后。赫列勃尼科夫同志，我们的共产党是由在第一线流血战士们组成的钢铁队伍。钢铁流血的时候，同志，这对你们来说可不是开玩笑的，要么胜利要么死亡。对共同的事业同样如此，我是看不到它繁荣了，因为战斗严酷，两个星期我就调换一次指挥员。我为了给不可战胜的第一骑兵军构筑屏障，用后卫打了13个昼夜，我们处于敌人步兵、炮兵和空军有效的炮火袭击之下。塔尔德阵亡了，卢赫马尼科夫阵亡了，雷科申科阵亡了，古列沃依阵亡了，特龙诺夫阵亡了，我骑的那匹白马也战死了，因此，鉴于军人运气变化无常，你就别指望看到亲爱的师长萨维茨基了，赫列勃尼科夫同志，实话实说吧，我们只能在天堂见面了，可是听说，对老头来说，天上没有天堂，只有花天酒地的妓院，可世俗的淋病已经够多的了，也许，我们见不着面呢。那就永别吧，赫列勃尼科夫同志。

寡妇

团长舍维廖夫在敞篷救护马车上陷入弥留。女人坐在他腿边。被炮击的闪光划破的夜色笼罩着垂死的人。师长的马车夫廖夫卡正在用军用饭盒熬汤。廖夫卡的额发在篝火上方飘动着，被绳索绊住了前蹄的战马在灌木丛中咯吱咯吱地吃草。廖夫卡一边用树枝在饭盒里搅和，一边和直挺挺地躺在马车上的舍维廖夫搭讪着：

“同志啊，我在久姆列克城演过马技，还表演过轻量级的举重呢。当然啦，这个小城对女人来说，可真是没劲透了，那伙年纪轻轻的太太们瞄着我，墙都挤塌喽……列夫·卡夫里雷奇，请您别拒绝照着菜单点些东西吃，请您别心疼无拘无束地流走的时间吧……这样，我就和一位太太下馆子去了。我们要了两份小牛肉，还要了半升酒，我无声地跟她坐在一块儿喝酒……这时候我瞧见，有位先生朝我走了过来，他穿着体面，挺干净，我从他脸色上看到他很惊异，再说他自己也喝醉了……

“‘对不起，’他说，‘顺便问一句，您是哪族人？’

“‘先生，’我问，‘你管得着我是哪族人吗，再说，我正和一位太太在一起。

“……可他说：

“‘您算什么举重运动员，’他说，‘……在法国的比赛中，您这样的人根本上不了场。告诉我，您是哪族人……’

“……不过，我并没有揍他。

“‘我虽并不知您姓甚名谁，干吗非要问我这个，您非得想此刻就闹出人命吗？换句话说，非要让一个人躺在这儿咽气吗？’躺在这儿咽气……”廖夫卡兴高采烈地重复着这句话，把双手伸向天空，让黑夜像光环缠绕着他。不知疲倦的夜，纯净如洗的夜风在歌唱，悦耳地吹拂着，撩着人心。星星像订婚戒指一样，飘浮在黑暗里，它们向廖夫卡坠落，散落在发间，熄灭在他蓬乱的头上。

“廖夫卡，”舍维廖夫忽然翕动着青色的嘴唇嗫嚅道，“过来。还有些金首饰，给萨什卡(1)，”他说，“几个戒指和马具都给她，我们正经过了日子，……我要犒赏她，外衣、衬裤和勇敢勋章都送给住在捷列克的母亲。寄的时候带封信，你在信上就写：‘指挥官向你致意，别哭。房子归你，老太婆，活下去。谁要是敢动你，你就去找布琼尼，就说，我是舍维廖夫他娘……’战马阿勃拉姆卡，送给咱们团，献马追荐我的亡灵……”

“马的事儿我知道了，”廖夫卡嘟哝道，挥了挥手，“萨什卡，”他冲那女人喊道，“他说的话，你都听见了吧？……你当着他的面儿说说，老太太的那些东西你给不给？”

“您母亲的事我管不着。”萨什卡边回答边向灌木丛走去，像个聋子似的不理不睬。

“孤寡老太太那份东西你到底给不给？”廖夫卡追上她，掐着她的喉咙，“当着他的面儿说清楚……”

“我给，放手！”

廖夫卡逼她说完，便从火上取下军用饭盒，开始往垂死的人僵硬的嘴里喂汤。汤水从舍维廖夫嘴里倒流出来，汤匙碰得他亮闪闪的、毫无生气的牙齿咔咔作响，子弹的呼啸声愈加令人心烦，它的啸叫声越来越尖厉地回荡在旷漠的黑夜里。

“在用步枪射击，坏蛋。”廖夫卡说。

“狗奴才，”舍维廖夫回答说，“在用机枪扯开我们的右翼……”

舍维廖夫闭上眼睛，一副很庄严的样子，像躺在台子上的死人，开始用他那双硕大的、蜡黄的耳朵倾听起战斗来。他身边的廖夫卡嚼着煮肉，又是咯吧咯吧地嚼又是喘粗气，吃完肉，廖夫卡舔了舔嘴唇，把萨什卡拉到洼地里。

“萨什(2)，”他哆嗦着说，边打饱嗝，边搓手，“萨什，就像在上帝面前一样，反正有罪没罪都是罪……有生就有死。来吧，萨什，我为你流血都行……他这辈子过完了，萨什卡，上帝可不减寿……”

他们倒在高高的草丛里。慢慢腾腾的月亮从乌云中爬出来，停在萨什卡光裸的膝盖上。

“用步枪在打呢，”舍维廖夫喃喃地说，“看，它追上了十四师……”

廖夫卡在草丛中又哼哼又喘气。云缠雾绕的月亮在天上闲逛，像个乞婆。远处的枪炮声在空气中飘荡。不安的大地上针茅草沙沙作响，八月的星星坠落草丛。

后来，萨什卡又回到原来的地方。她开始给伤者换绷带并举灯查看溃烂的伤口。

“明天你就得走，”萨什卡说，给满身虚汗的舍维廖夫擦洗伤口，“明天你就得走，死神已经到你肠子里头了……”

就在刹那间，多声部的密集的打击倾泻大地。敌联合指挥部新投入战斗的四个旅，向布斯克市发射了第一批炮弹，切断了我军的交通线，烧毁了布格河界标。顺势而起的大火从地平线上冲天而起，一排排炮弹如巨鸟儿从火中飞来。布斯克市起火了。廖夫卡驾着第六师师长摇摇晃晃的马车在林间狂奔，他拉着缰绳，上了漆的车轮在树根上磕磕绊绊。舍维廖夫的救护马车跟在后面，萨什卡专心致志地赶着那几匹冲来冲去的、套在一起的马。

就这样，他们终于来到了设有卫生急救站的树林边。廖夫卡把马卸下来，便去找管理员要马被。他顺着停满大车的树林走去。女卫生员的身体横七竖八地躺在大车下面，胆怯的霞光照在战士的熟羊皮大衣上。睡觉人的靴子扔得东一只西一只，紧闭的眼睛朝着天空，黑洞般的嘴巴歪斜着。

廖夫卡在管理员那儿找到了马被，回到舍维廖夫身边，吻了吻他的额头，便给他蒙头盖上了。这时，萨什卡走到救护马车前。把头巾在下巴上系了个扣，抖了抖连衣裙上的干草。

“巴甫利克，我的耶稣基督。”她侧着身子躺在死者身旁，用她肥胖的身体拥抱了他。

“她伤心啊，”廖夫卡说，“没啥说的，他俩恩恩爱爱地过过。可现在她又得为全连服务喽。够她呛的……”

接着，他继续朝第六高加索师师部所在地布斯克市驶去。

在距城10俄里的地方，叛军同萨维茨基哥萨克的战斗正酣。叛军在投靠了波兰人的雅可夫列夫大尉的指挥下打拼。他们打得很勇猛。师长已经和部队在一起两昼夜了，廖夫卡在师部没找到他，便回到自己的农舍，涮了马，用水冲洗了大车轮子，便到厨房睡觉去了。草棚里堆满了新鲜的干草，气味像香水一样提神，廖夫卡睡够了便坐下来吃饭。女房东给煮好土豆，还浇上酸牛奶。当街上传来送葬的呜咽号声和哒哒的马蹄声时，廖夫卡已经坐在饭桌前了。骑兵连和一对号手及一对军旗手，走过蜿蜒曲折的加利奇人的街道。舍维廖夫的尸体安放在炮架上，覆盖着军旗。萨什卡骑在舍维廖夫的公马上，跟在棺椁后面，后排传来哥萨克的歌声。

骑兵连穿过主要街道，拐向小河。于是廖夫卡光着脚，没戴帽子，朝走过的队伍奔去，并一把抓住骑兵连长的马缰绳。

无论是站在十字路口旁向死去的军官敬礼的师长，还是其师部的人，都没听见廖夫卡和骑兵连长说了些什么。

“几条衬裤……”风送过只言片语，“母亲住在捷列克……”我们听到了廖夫卡断断续续的喊声。骑兵连长没听他说完，便夺回缰绳，并用手指了指萨什卡。那女人摇了摇头便又骑马朝前走了。于是，廖夫卡便蹿上她的马鞍，扯住她的头发，按住她的脑袋，挥拳头猛打她的脸。萨什卡撩起裙子下摆擦了擦血，接着骑马朝前走去。廖夫卡从马上爬下来，甩了一下额发，在大腿上系了一条红围巾。

军号声咽的号手们领着骑兵连朝光带般的布卡河继续前进。

廖夫卡很快便回到我们这儿，他大声喊道，两眼发光：

“我好好收拾了她一顿……她说，需要的话，她会送去的。她还说，她会记住他的忌日。我说，记着，别忘了，狼心狗肺的娘们……你忘了，我们就提醒你，再忘，我们就再提醒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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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萨什卡是舍维廖夫的战地情妇。

(2) 萨什卡、萨什均为亚历山德拉的爱称。

扎莫希奇

师长和师部的人，都躺在距扎莫希奇市三俄里的收割过的田野里。部队准备对该市实施夜袭。军里命令我们夜宿扎英希奇城，所以师长在等胜利的消息。

雨在下。夜风和黑暗掠过浸透的土地。冷漠的乌云湮灭了群星。精疲力竭的战马在黑暗里不时叹口气，摇摇头。没东西喂它们。我把马缰绳拴在腿上，裹上雨衣便躺到积满水的坑里。湿润的大地向我敞开了坟墓般令人快慰的胸怀。战马扯直了缰绳，拽着我的腿。它找到了一小丛草便啃了起来。那时我已经睡着了，梦见了一间堆满干草的棚子，棚上有一个尘土飞扬的、金灿灿的打麦场轰轰作响。麦捆在天空飞舞，七月的白昼变成了夜晚，晚霞的密林倒悬在村庄上面。

我四仰八叉地躺在寂静的床上，干草从脑袋下面抚爱我，使我飘飘欲仙。后来，棚子的门吱嘎一声打开。一位身穿舞会礼服的女人朝我走来。她从胸前的黑色领口掏出乳房，小心翼翼地捧着它们朝我凑了过来，像妈妈喂奶那样。她将她的乳房放在我的乳房上面。一股难以忍受的暖流刺激着我的心灵，一滴滴实实在在的汗水，在我们两人的乳头之间流淌着。

“马尔戈，”我想喊，“大地用它灾难的绳索拖曳我，就像拖曳一条倔狗，但我还是看见了您，马尔戈……”

我想喊出声来，但是我的上下颚突然冻僵了，怎么也张不开。

于是，那女人便避开我，跪倒在地。

“耶稣啊，”她说，“请接受你已故奴仆的灵魂吧……”

她在我的眼皮上压上了两枚磨亮的五戈比的硬币，并把芬芳的干草塞入了洞穴般的嘴里。哀号声徒劳地在我僵直的上下颚间兜着圈子。黯然失色的眸子在铜币下慢慢地转动，我怎么也挣不开双手，于是……我醒了过来。

一个大胡子的庄稼汉站在我面前。他手提一支枪。战马的脊背像一道黑色的横梁截断了天幕。缰绳的紧扣使劲儿勒着我那条跷起的腿。

“睡着啦，老乡？”庄稼汉说，那双黑夜无眠的眼睛闪着笑意，“马把你拖了半俄里……”

我解开缰绳，站起身来。鲜血从被杂草划破的脸颊上淌下来。

距我们两步之遥，就是前沿散兵线。我已能看到扎莫希奇城的烟囱，犹太人区狭窄街道上鬼鬼祟祟的灯光和路灯破碎的了望台。灰色的晨曦犹若氯仿(1)一波波地向我们倾泻。绿莹莹的信号弹升起在波兰人的营地上空。它们在空中颤动了一会儿，便像月光下的玫瑰花似的落下，熄灭。

我在寂静中听到了遥远的、微弱的呻吟声。秘密杀戮的烟雾在我们身边弥漫。

“杀人呢，”我说，“杀谁呢？……”

“波兰人神经过敏，”庄稼汉告诉我说，“波兰人杀犹太佬呢……”

庄稼汉把枪从右手换到左手。他的大胡子歪到一边，他友善地看了我一眼，说：

“散兵线上的这些黑夜长着呢，长得没个头。想找个人聊聊天儿，可上哪儿找去呀？……”

庄稼汉让我跟他对着火抽烟。

“犹太佬把人都得罪光了，”他说，“得罪了我们的人和你们的人。他们战后就剩不了多少了。世界上有多少犹太佬？”

“有一千万。”我回答道，并动手给马戴嚼子。

“到头来，他们至多剩下二万人。”庄稼汉大声叫喊道，拉着我的手，怕我跑了。但我还是爬上马鞍，向着师部方向疾驰而去。

师长正准备出发，传令兵们笔直地站在他面前，他们是在站着睡觉。行色匆匆的各骑兵连爬上湿漉漉的小山岗。

“我们的螺丝帽已经拧紧了。”师长轻声说了一句便出发了。

我们跟在他后面，走在通往西坦涅茨的路上。

雨又下了起来。死耗子从路上漂过。树木像竖起来的赤裸裸的死人，在十字路口摇摇晃晃。

清晨，我们到达了西坦涅茨。我和师部的设营员沃尔科夫在一起。他给我们找到一间村边的空房。

“拿酒，”我冲女房东说，“拿酒，拿肉，拿面包！”女房东坐在地板上，换着手喂那只藏在床底下的小母牛。

“没有，”她冷冷地答道，“我也记不得什么时候有过那些东西了……”

我坐在桌前，解下左轮手枪，便睡着了。过了一刻钟，我睁开眼睛，看到沃尔科夫伏在窗台上。他正给未婚妻写信。

“最最尊敬的瓦丽娅，”他写道，“您还记得我吗？”

我只看了第一行，然后便从口袋里掏出火柴，点燃了地板上的一堆干草。蹿起的火苗炫目，朝我窜将过来。老太婆扑到火上，用胸脯压灭了。

“你这是干什么呀，先生？”老太婆问道，吓得直往后退。

沃尔科夫转过身来，用那双呆滞的眼睛扫了一下老太婆，便又埋头写信了。

“我烧死你，老家伙，”我嘟哝着，把干草撒到她身上，“我要烧了你和你那头偷来的小母牛！”

“可别呀！”女房东大叫一声。她跑进小过道，抱着一罐牛奶和一些面包回来。

我们还没吃到一半，外面便响起了枪声。枪声响了很久。我们都听烦了。我们喝光牛奶，沃尔科夫走到院子里，想看看发生了什么事。

“我给你的马备了鞍子，”他透过小窗口对我说，“我的马给打成筛子啦，算了吧。波兰人在百步外架起了机关枪。”

这样，两个人就剩下一匹马。它勉强把我们驮出了西坦涅茨。我跨在鞍子上，沃尔科夫紧贴在我后面。辎重队的马车也在狂奔，怪叫，陷在了烂泥里。曦光从我们身上透出来，就像氯仿流向野战医院的急救台。

“你结婚了吗，留托夫？”坐在后面的沃尔科夫突然说。

“老婆把我甩了。”我回答道，打了个短短的瞌睡，我梦见，我睡在床上。

沉默。

我们的战马摇摇晃晃。

“再跑两俄里，我们的马就要累死了。”坐在后面的沃尔科夫说。

沉默。

“我们打输了这场战争。”沃尔科夫边嘟囔，边打呼噜。

“是啊。”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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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种麻醉剂，是无色透明液体。

叛变

“侦察员布尔坚科同志。回答您的问题，我持有二四零零号党证，是克拉斯诺达尔党委会发给我尼基塔·巴尔马绍夫的。我的生活履历到1914年之前，可以说就是在家，在父母身边种庄稼，后从种庄稼转入转到了帝国主义者的行列，保卫公民彭加勒(1)和镇压德国革命的刽子手艾伯特-诺斯凯(2)，要知道，这些人睡觉做梦都梦见该如何帮助生我养我的小镇子——圣库班州的伊万镇。小绳头儿就这样吊着，直到列宁和托洛茨基一起拨正了我凶残的刺刀，并给它指明大肠和新肠膜之类的东西。从那时起，我便带着刻在我那把有洞察力的刺刀尖上的号码二四零零了，它感到相当害臊，我也觉得极为可笑，当我现在从您，侦查员布尔坚科同志嘴里，听到不道德的关于某一个闻所未闻的野战医院的捏造之后。我没向这家医院开枪，没有攻击它，这绝对不可能。我们一共有三个伤员，他们是：战士戈洛维岑，战士库斯托夫和我，我们从骨头里面发烧，可并没有发动攻击，只是穿着医院的病号服，站在广场上犹太居民中间哭泣。至于说我们用军官用的那干式左轮手枪打碎的那三块玻璃，说句心里话，这些玻璃安装得并不是地方——毫无必要地安在小储藏室。亚泽因大夫看着我们痛苦不堪地射击，只是站在自己医院的小窗口旁，做出各种各样的笑脸讥讽我们，上边所说的科金地区的犹太百姓可以证明这一点。关于亚泽因大夫，侦察员同志，我还要提供一个材料，我们三个伤员，那就是：战士戈洛维岑、战士库斯托夫和我，刚开始来治疗的时候，他就讽刺我们，他对我们说的开场白就很粗俗：战士们，你们每个人都要洗个盆塘，你们的武器和衣服要立刻扔下，我怕它们会引起接触传染，扔下的东西定要送往我军需仓库去……于是，当战士库斯托夫看到自己面前站着个畜生，而不是人的时候，他便把那条断腿往前挪了一步，质问道，库班锋利的军刀上，除了我们对敌人的革命之外，能有什么传染病，而且他很想知道军需仓库的情况，那里是否确实有党员战士，或者，正相反，有位非党群众。这时，亚泽因大夫显然发现，我们对叛变的情况了如指掌。他转过身去，一言不发地把我们打发回病房，并又做出各种笑脸，我们走着，跛着断腿，晃着断臂，互相搀扶，因为我们三个人都是圣伊凡镇的同乡，我们是，戈洛维岑同志，库斯托夫同志和我，我们是同病相怜的老乡，断腿的，就抓着同伴的手，没胳膊的，就靠在同伴的肩膀上。我们遵命走向病房，满心希望见到是文化娱乐活跃及对事业忠诚的病房。但我们走进病房时看到的情形，您有兴趣知道吗？我们看见几位红军战士，全是步兵，坐在铺好的床上玩跳棋，他们中间还有几个高个子护士，打扮得很顺溜，正站在小窗边调情呢。我们一看到这些，就像让雷打了一样挪不动步子了。

“‘小伙子们，仗打完啦？’我提高嗓门儿对伤员们说。

“‘打完啦。’伤员们回答道，移动着用面包做的棋子。

“‘步兵同志们，还早着呢，’我冲伤员们说，‘离你们打完仗还早着呢，当敌人还用软软的爪子在离小镇子十五俄里的地方转悠，当你还能从《红色骑兵报》上读到我们的国际局势依旧险恶，地平线上乌云满布。’但是我的话像绵羊粪蛋儿从团的战鼓上弹出去似的，从英雄步兵身上弹了回来，而代替这场谈话的是，护士们把我们领到病床旁，又开始磨着要我们交枪，好像我们是一群残兵败将。这样一来，她们搞得库斯托夫非常不安，简直没法儿说，他撕开那留在左肩，留在战土和无产者血淋淋的心脏上面的伤口。看到这个场景，助理护士们静了一下，可她们只静了一小会儿，便接着玩开了她们那套非党群众的侮辱人的把戏，并派心甘情愿的人扯下我们这些困得迷迷糊糊的人和衣服，或者强迫我们参加娱乐活动，穿上女人的连衣裙扮演戏里头的角色，简直不成体统。

“这些助理护士可真不仁慈……她们不止一次为了弄到衣服，给我们下安眠药，所以，我们就轮流休息，睁着一只眼睡觉，就连上茅房撒尿的时候都穿着军装，挎着那干式左轮手枪。就这样折腾了一个礼拜零一天，我们开始说胡话，出现幻觉，终于在成为被告的那天早上，8月4日早晨醒来时，发现自己被换了衣服，像苦役犯似的穿着打着号的大褂躺在那儿，武器不翼而飞，由我们母亲，库班衰弱的老太婆们织的衣服也不见了……我们看见，太阳灿烂，战壕步兵正在对我们做着下流事，三位红色红骑兵饱受凌辱，和步兵在一起的，就是那些昨夜给我们下了安眠药面的助理护土们，她们抖动着年轻的奶子，用碟子给我们端来可可，还往可可里浇牛奶呢！步兵们因为这场旋转木马游戏玩得好开心，把拐杖敲得震天响，还把我们当成宠坏的小妞儿，在腰上又掐又拧，说他们的仗打完了，布琼尼的第一骑兵军。但是，不，卷毛同志们，你们吃得肚大如鼓，半夜响屁如机枪：仗还没打完呢，我们三个人只是装作有事请了个假，走到院子里，又从院子里走了出去，暑热难当，带着全身发青的伤口去找革命委员会主席鲍伊捷尔曼公民，要是没有他，侦察员布尔坚科同志，这场开枪的误会，这件可能发生但实际上并不存在的事就不会出现了，就是说，要是没有这个委员会主席，我们也不至于让他搞得张皇失措啦。虽然我们拿不出关于鲍伊捷尔曼公民确凿的证据，可我们刚一走进革命委员会，我们就注意到一个上了岁数的公民，穿着件皮袄，是个犹太人，坐在桌子后头，他的桌子上摊满了文件，乱七八糟……鲍伊捷尔曼公民的眼睛瞅瞅这儿，瞧瞧那儿，看得出来，他根本搞不懂那些文件，他让文件搞得苦不堪言，更何况，又来了一伙不认识的有功之臣，气势汹汹地上门找鲍伊捷尔曼公民解决粮食问题，再加上这个时候，当地的工作人员又来汇报附近村里的纠纷，还有一些中心普通的工作人员希望在革命委员会快速办理结婚手续……于是，我们扯开嗓门儿讲医院里发生的叛变事件，可是，鲍伊捷尔曼公民只冲我们瞪了瞪眼睛，又东瞅西瞧起来，然后拍着我们的肩膀说，这事轮不到政府管，他怎么也不肯做出指示，只是说，战士同志们，要是你们还爱惜苏维埃政权的话，就请离开这个地方，我们不答应，就是说不同意离开那个地方，我们要求开个身份证，还没拿到手，我们就失去了理智。我们在失去理智的情况下，来到了野战医院对面的广场上，我们在那儿缴了一位单枪匹马的骑警的枪，含泪打碎了上面提到的、那间小储藏室的三块不怎么样的玻璃。雅维因大夫对这件不能容忍的事实，又是装腔作势又是讽刺嘲笑，这件事就发生在库斯托夫四天后即将因病而死的时候！

“库斯托夫同志在自己短暂、鲜红的一生中，时刻担心发生叛变，而叛变就在小窗外朝我们挤眼儿，它正嘲笑蠢头蠢脑的无产者，但是，同志们，无产者本身也知道自己蠢，所以，我们为此而痛苦，灵魂在燃烧，并用烈火撕扯肉体的囚牢……

“我告诉您，侦察员布尔坚科同志，叛变正在小窗外嘲笑我们，叛变正在我们这座房子里走来走去，叛变把鞋子搭在背上，省得把偷光的房子的地板踩得吱吱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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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彭加勒（1869～1934），1920年出任法国总统，奉行军国主义政策，他曾是对苏俄武装干涉的组织者之一。

(2) 艾伯特-诺斯凯（1871～1925），1918年任德国总理时签订军队镇压柏林革命的秘密协定。1919年出任德国总统。

切斯尼基村

第六师集结在切斯尼基村外的树林里，等待攻击信号。但是帕甫利钦科，第六师师长，却因为等第二旅而没有发信号。于是伏罗希洛夫(1)朝师长驰去。他用坐骑的头顶了一下他的胸膛，说：

“太磨蹭，六师长，太磨蹭啦。”

“第二旅，”帕甫利钦科低声道，“奉您的命令正火速赶往事发地。”

“太磨蹭啦，六师长，太磨蹭啦。”伏罗希洛夫说道，并使劲提了一下身上的皮带。

帕甫利钦科从他身旁退后了一步。

“凭良心，”他嚷道并把灰色的手指头掰得嘎巴响，“凭良心，不要催，伏罗希洛夫同志……”

“不要催……”克里姆·伏罗希洛夫咕哝了一声，这位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委员便闭上了眼睛。他骑在马上，他的双眼闭着，他沉默不语，翕动嘴唇。一位脚蹬树皮鞋、头戴圆顶礼帽的哥萨克不解地望着他。跑来跑去的各骑兵连在林子里喧闹着，像是阵风骤起，折断了树枝。伏罗希洛夫用毛瑟枪给坐骑梳理鬃毛。

“军长，”他转身朝布琼尼喊了一声，“给部队战前讲几句吧。你瞧，波兰人就在小山坡上，像幅画儿似的就站在那儿，正笑话你呢……”

确实在望远镜里看得见波兰人。军部的人全上了马，哥萨克们从四面八方朝它涌来。

伊凡·阿金菲耶夫，前革命法庭车夫从我身旁驰过，他的马镫碰了我一下。

“你下部队了，伊凡？”我对他说，“可你连肋骨都没了……”

“我的这些肋骨赚大了……”阿金菲耶夫侧身坐在马上达到。“你去听听人家怎么说吧。”

他往前驰去，径直挤到布琼尼身边。后者浑身打个寒战并低声说：

“孩子们，”布琼尼说，“我们的处境恶劣，得打起精神，孩子们……”

“攻克华沙！”穿树皮鞋、戴圆礼帽的哥萨克，瞪着眼睛，将马刀凌空劈下。

“攻克华沙！”伏罗希洛夫大喊了一声，使战马双蹄腾空并向骑兵连中间冲去。

“战士们和军官们！”他激动地说，“在莫斯科，在古老的首都，前所未有的政权正在斗争。世界上第一个工农政府命令我们，战士们，军官们，进攻敌人，争取胜利。”

“挥刀去战斗……”军长身后的帕甫钦科远远唱起了歌，他那双外翻的、红润的嘴唇，挂着白沫，在队列中闪闪发光。师长的红色卡萨金上衣被扯破了，那张肉脸变了形。他举刀向伏罗希洛夫行礼。

“遵照革命誓言的职责，”第六师师长环顾四周，声音沙哑地说，“我向第一骑兵军革命军事委员会报告：不可战胜的高加索第二旅正火速赶往事发地。”

“行动吧。”伏罗希洛夫说道，挥了挥手。他抖了一下缰绳，布琼尼策马与他并驾齐驱。他们都骑在高头枣红马上，穿着一模一样的军服和镶着银边儿的闪亮马裤。战士们随声呐喊，跟在他们后面前进。惨白的钢刀在秋阳的浓血中闪耀。但是，在等待攻击的时候，我没有从哥萨克的呐喊声中听出齐心合力的感觉来，便向森林走去，走向它的深处，向伙食站走去。

那儿躺着一位说胡话的受伤的红军战士，斯乔普卡·杜普利谢夫，好斗嘴的哥萨克男孩正用铁刷子给一匹叫飓风的纯种公马刷毛，它归师长所有，是罗斯托夫的纪录保持者柳柳莎所生。受伤的战士叽里咕噜地说起舒雅城，说起了没生过牛犊的母牛和什么亚麻的麻絮，而杜普利谢夫则唱起了一支关于养马房和将军胖老婆的歌，掩盖了伤兵那如泣如诉的絮语，他越唱声儿越大，不停地挥动铁梳子，摩挲着马儿。但是萨什卡，身材臃肿的萨什卡，全体骑兵连共有的太太打断了他的歌声。她策马来到男孩跟前，下得马来。

“我们成交吧，怎么样？”萨什卡说。

“滚开，”杜普利谢夫回答道，转过身背朝着她，并开始给飓风的鬃毛编小辫儿。

“你说话算数，斯乔普卡，”萨什卡说，“还是不算数？”

“滚开，”斯乔普卡回答她道，“我说话算数。”

他编完了马鬃的所有小辫，蓦地绝望地朝我喊道：

“请你管管啊，基里尔·瓦西里奇，您管管她，看她怎么欺负我呢。我忍了她整整一个月了，什么都没说。我上哪儿她去哪儿。不管我去哪，她都拦着我：那匹公马给她吧，给她吧。可是师长成天都跟我说：‘到你这儿来，斯乔普卡，要这匹公马的人会有很多，可你四年之内不能把它送给任何人配种……’”

“你不会让它到15岁再送人去配种吧，”萨什卡咕哝着转过身去。“也许，等它到了15岁就什么都没有了，就剩下泡尿，冒个泡了……”

她走向自己那匹母马，紧紧马肚带。打算上马。

她皮鞋上的马刺叮当作响，镂花长袜溅满泥水，粘着草屑，硕大无比的奶子甩到后背上。

“我带来一个卢布，”萨什卡在一旁说，她把上了马刺的皮鞋套入马镫，“我带来了，还得带走。”

那女人掏出两个崭新的50戈比硬币，在手掌里把玩片刻，又把它们揣进怀里。

“我们成交吧，怎么样？”于是，杜普利谢夫眼睛盯着银币地说，把公马牵了过去。

萨什卡选了一片林中空地的缓坡，拴好了母马。

“看来也就你一个人和公马做伴，”她对斯乔普卡说，并开始调弄“飓风”，“只是我这匹小母马是阵地上的，两年都没配了，来吧，我一直想，能找到好种。”

萨什卡把公马调好以后，就将它牵到母马那边。

“这回我们带馅啦，小姑娘，”她轻声说道，吻了吻她那匹母马挂着口水的、长着花纹儿的湿乎乎的嘴唇，摩挲着马头，并开始谛听起林间纷乱的足音。

“第二旅到了，”萨什卡厉声说道，并朝我转过身来。“该走了，留德奇……”

“什么到不到的，”杜普利谢夫喊道，呛了一口，“妖女，把配马的钱留下……”

“钱就在我这儿呢……”萨什卡低声道并翻身跨上母马。

我朝她冲去，我们狂奔起来。我们身后传来杜普利谢夫的哀号和轻轻的一声枪响。

“请你稍微管管！”小哥萨克拼命喊叫着，在树林子里奔跑。

风像一只呆头呆脑的兔子在枝丫间跳跃，第二旅飞也似的穿过加利奇的橡树林，炮击的安详的烟尘升起在大地上，犹如升起在和平的村庄。我们按师长的信号发起了攻击，切斯尼基村外难忘的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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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伏罗希洛夫（1881～1969）。苏联党务和国务活动家、军事家，苏联元帅。苏俄国内战争爆发后，他被托洛茨基任命为第十军军长与马蒙托夫、白军激战。

战斗之后

我和阿金菲耶夫的纠纷，如下所述。

31日，向切斯尼基村发动了攻击。各骑兵连在村外树林集结，晚上六点钟向敌人发动冲击。敌人在三俄里外的高地等我们。我们骑着饱受折磨的战马跑了三俄里，冲上一个高坡，看到一堵由黑色制服和苍白面庞筑成的死墙。这是那些在波兰战争初期就背叛了我们的哥萨克，雅可夫列夫大尉将他们编成了一个旅。大尉把骑手编成了方阵，拔刀出鞘等着我们。他嘴里有颗金牙在闪，黑胡子垂到胸前，如一幅死人身上的圣像。敌人的多挺机枪从二十步开外扫射，我军队伍里伤员坠地。我们踩着他们打击敌人，但方阵纹丝未动，于是我们退逃。

萨温科夫(1)之流取得了对第六师短暂的胜利。他之所以得手，是因为，被进攻方面对进攻方骑兵连的突袭洪流无所畏惧。大尉这次坚守住了阵地，而我们却溃退了，未及用叛徒们可鄙的鲜血染红军刀。

我们全师五千人在山坡上奔驰，身后却无一个追兵。敌人留在了小山岗上。敌人觉得这场胜利不像真的，便不敢追击。所以，我们才得以活命，且毫发无损地下到山谷，第六师政治处主任维诺格拉多夫在那儿等我们。维诺格拉多夫骑在一匹烈马上来回奔跑，并把逃跑的哥萨克们轰回去战斗。

“留托夫，”他看见我，吼道，“给我把战士们带回去，你安的什么心哪！……”

维诺格拉多夫用毛瑟枪的枪柄敲打着摇摇晃晃的公马，厉声喊叫着，召集退兵。我离开他，策马来到不远处骑马经过的吉尔吉斯人古利莫夫身旁。

“往上冲，古利莫夫，”我说，“调转马头……”

“往上掀母马的尾巴吧。”古利莫夫回了句道，四下张望。他贼眉鼠眼地四下张望，开了一枪，燎去了我耳朵上面的头发。

“你自己调马头去吧。”古利莫夫小声嘀咕道，按住我的肩膀，并用另外一只手抽马刀。可马刀却紧卡在刀鞘里，吉尔吉斯人颤抖着，四下张望。他搂住我的肩膀并将脑袋更近贴过来。

“你的马在前头，”他声音轻得几乎听不见，“我跟着你……”他用变了形的马刀刀刃轻轻抵住我的胸脯。死神陡然临近，它压得我感到恶心。我推开吉尔吉斯人那张烫得像太阳底下的石头般的脸，用尽全力，狠狠地抓着、挠着。温热的血在我的指甲下面渗出，弄得它们怪痒痒的，我离开了古利莫夫，气喘吁吁地像是走了远路似的。马儿，我伤痕累累的朋友，哒哒地走着。我纵马而行，头也不回，直到看见第一骑兵连连长沃洛比约夫。沃洛比约夫正在寻找他的那些设营员，还没找到。我和他一起来到切斯尼基村，并和过去革命法庭的车夫阿金菲耶夫一块坐在一个小铺子里。第31高加索团的护士萨什卡从我们身旁走过，两名指挥官在铺子里坐了下来。指挥官们在那儿打盹儿，一声不吭，其中一位受了伤，难以自控地摇着脑袋，眨巴着凸起的眼睛，萨什卡到野战医院讲了他的伤情，然后又牵着马，回到我们这儿来。她的母马犯倔不走，四蹄在烂泥里打滑。

“你升起风帆要去哪儿啊？”沃洛比约夫对护士说。“陪我们坐会儿，萨什……”

“我不，”萨什卡道，打了下马肚子，“我不陪……”

“干嘛这样？”沃洛比约夫笑着喊了起来。“我说你呀，萨什，不想陪男人喝茶了？……”

“不陪你喝茶了，”这娘儿们转过身来，把缰绳扔得远远的。“我改主意了，沃洛比约夫，我不陪你喝茶了，因为我今天看到了你，还有那些英雄们，看到了你们的丑事儿，指挥员……”

“你既然看见了，”沃洛比约夫低声道，“你就该开枪……”

“开枪？！”萨什卡绝望地喊道，并扯掉了袖子上的野战医院袖章。“我用这个开枪吗？”

此时，革命法庭的前车夫阿金菲耶夫朝我们走了过来，我和他还有旧账没算完呢。

“你拿什么开枪呀，萨什卡，”他安慰说，“没人说你有罪，可是我要定那些人的罪，他们打仗的时候晕头转向，忘了往那干式左轮手枪里装子弹……你参加了进攻，”阿金菲耶夫脸抽搐起来，突然冲我喊道，“你参加了进攻，可没装子弹，居心何在？”

“你少胡搅蛮缠的，伊凡，”我对阿金菲耶夫说，但他，这个歪肩膀的人，没有肋条的癫痫病患者并不甘休，并且步步逼近。

“波兰人向你开枪，可你却不回击……”哥萨克一边嘀咕着，一边不停地扭动着那条被打坏的大腿。“到底是咋回事？……”

“波兰人打我，”我厉声答道，“我没打波兰人……”

“这么说，你是莫罗堪教徒(2)？”阿金菲耶夫小声说了一句，向后退去。

“对，我是莫罗堪教徒，”我提高了声音说道，“你想怎么样？”

“我想让你头脑清醒，”伊凡带着野性的快乐喊道，“让你头脑清醒，我有对莫罗堪教徒的法律，上面规定：莫罗堪教徒崇拜上帝，可以消灭他们……”

这个哥萨克一边招呼众人，一边不停地喊着“莫罗堪”。我转身离开他，可他却追上我，追上之后，一拳打在我后背上。

“你没装子弹，”阿金菲耶夫又在我耳边说了一句，声音更小了，并想用两个大拇指撕我的嘴，“你崇拜上帝，叛徒……”

他抓住了我的嘴唇，开始撕扯，我推开这个癫痫病人，打他的脸。阿金菲耶夫侧身倒下，摔在地上，跌出了血。

于是，萨什卡晃着一对乳房走到他身边。这个女人用水给伊万洗了洗，从他嘴里拔出一颗长长的牙齿，它就像秃裸大道上的一棵白桦，在他黑洞般的嘴里摇晃着。

“公鸡只想一件事，”萨什卡说，“怎么往脸上啄，今天这事儿，我真想让人把眼睛给捂上……”

她伤心地说道，并把打伤的阿金菲耶夫领到她那儿去了，而我则慢慢地朝切斯尼基村走去，在烦人的加里奇的雨幕中一走一滑。

村庄漂浮着，膨胀着，血红的黏土从它那寂寞的伤口流淌出来。第一颗星星在我头顶闪了一下便栽到乌云里去了。雨水抽打着白柳，渐渐衰弱无力。夜色群鸟似的升上了天空，黑暗给我戴上了它湿漉漉的花环。我疲倦了，顶着坟墓的桂冠，佝偻向前走去，向命运祈求着最起码的本领——杀人的本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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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萨温科夫（1879～1925），俄罗斯革命者，既反沙皇，亦反苏维埃。1920年，他在波兰华沙组织俄罗斯志愿军协同波兰军队反对苏维埃。1924年在苏联被捕，后死于苏联监狱。

(2) 莫罗堪是精神基督教的一个派别，18世纪后半叶出现在俄国。

歌

在布加吉恰赫村宿营时，我碰到一个凶恨的房东。她是个寡妇，很穷，我砸开了她家储藏室的几把锁，可是没找到一只禽畜。

我只好用计了。有一天我回家很早，黄昏之前就到了，我看见女房东正往尚未熄灭的炉子上盖炉盖儿。小屋里弥漫着一股菜汤味儿。没准儿莱汤里还有肉呢。我闻出汤里的肉味，便把左轮手枪往桌上一放，可那老太婆死不承认。她的脸和黧黑的手指抽搐着，脸也耷拉下来，用恐惧和极度仇恨的目光望着我。可是，什么也救不了她，要不是萨什卡·科尼亚耶夫，或叫萨什卡·耶稣过来打岔，我非用左轮手枪折磨死她不可。

他胳肢窝夹着手风琴走进屋来，他那两条穿着破皮靴的优美的小腿前后摆动着。

“拉会儿歌吧，”他说，抬起他那双充满了湛蓝的、睡意惺忪的冰凌的双眼看了看我。“拉会儿歌吧，”萨什卡说，往长凳上一坐，便拉了个前奏。

这深沉的前奏仿佛来自远方，这位哥萨克中断了前奏，一双蓝眼睛流露着忧伤。他知道怎么叫我开心，他背过脸去，唱起了一首库班的歌。

“田野的星星，”他唱道，“田野的星星悬挂在父亲的小屋上头，我母亲那只忧伤的手……”

我喜欢这首歌，同时体验到净化心灵的欢愉。萨什卡知道这一点，因为我们两个人——他和我，——1919年在顿河支流上的卡佳利尼茨卡镇第一次听到了这首歌。

教会我们唱这首歌的，是一个在禁捕水域偷鱼的猎手。鱼儿在这片禁捕水域产卵，数不清的鸟群在此栖息。河汊里鱼多得没法儿说，可以用勺子舀或者用手抓，如果把船桨放到水里，它就能竖起来走——鱼会叼着桨并把它拖着走。这是我们亲眼所见，我们永远也忘不了卡佳里尼茨卡这片禁捕水域。历朝历代都禁止在此捕鱼，此乃正确的禁令，但是，1919年河汊地区却发生了残酷的战争，所以猎手雅可夫才敢当着我们的面干这种违法营生，他为贿赂我们，送给我们骑兵连的歌手萨什卡·耶稣一架手风琴。他把他自己的歌教会了萨什卡，其中有不少扣人心弦的古老旋律。我们为此宽恕了这个狡猾的猎手，因为我们需要他的歌。当时谁也看不到战争的尽头，只有萨什卡一个人把歌声和泪水洒在我们难熬的征途上，征途上血迹斑斑。歌声就在我们斑斑的血迹上飘扬。在库班和绿林间如此，在乌拉尔和高加索山地如此，今天依然如此。我们需要歌声，谁也不知道战争何时打完，而骑兵连的歌手萨什卡·耶稣，还没长大，离死还远着呢……

就在我被寡妇家的汤蒙骗的那晚，萨什卡用他轻柔的、催眠曲般的歌声消了我的气。

“田野的星星，”他唱道，“田野的星星悬挂在父亲的小屋上头，我母亲那只忧伤的手……”

我挺直了身子躺在墙角发霉的草垫子上，听他唱歌。幻想折断了我的骨头，幻想抖动着我身下的烂草，我透过幻想的暴雨，几乎认不出一只手托着枯腮的老太婆。她垂着被蜇伤的头，背靠墙根儿纹丝不动地站着，直到萨什卡把歌唱完，她没挪地方。萨什卡歌唱完，把手风琴放在一边，像大睡初醒似的打了个哈欠，笑了起来，然后看着寡妇这间空荡荡的房子，拂去凳子上的尘土，把一桶水拎进屋里。

“你瞧，乖孩子，”房东在门上蹭了蹭后背指着我对他说，“刚才你的长官到我这儿来，冲我又骂街，又跺脚，撬开了所有的锁头，还拿枪吓唬我……我可是个妇道人家啊……”

她又在门上蹭了一下，就给儿子盖上羊皮袄。她儿子正在圣像下面的一张铺着破布片的大床上打呼噜。这孩子是个哑巴，脑袋浮肿，头发是亚麻色的，两只脚掌大得像成年人的一样。母亲给他擦净肮脏的鼻子，便转身回到桌子前。

“房东太太啊，”于是，萨什卡对她说，摸了摸她的肩膀，“您要是乐意，我来疼疼您…”

可是老娘们仿佛没听见他的话。

“我什么汤也没见过，”她托着腮说道，“我的汤都走了，人家就知道拿枪逼我，要是碰上个好人，倒是可以跟他亲热亲热，可我现在烦透了，连那事儿都没兴趣……”

她拉长了声儿，愁眉苦脸地发着牢骚，边说，边把哑巴男孩子往墙那边推了推。萨什卡便和她一起躺在铺着破布片的床上，而我却竭力让自己入睡，开始设想各种梦境，以便我能怀着好念头入睡。

经师之子

瓦西里，你还记得日托米尔吗？瓦西里，你还记得捷捷列夫河和那个夜晚吗，当星期六，青春激荡的星期六用鲜红的鞋后跟，踏着晚霞、踩着繁星悄然来临？

纤细的月角在黑色的捷捷列夫河的河水里洗刷它的双箭。滑稽的基大利，第四国际的创始人，领着我们到经师基大利·勃拉茨拉夫斯基拉比那里做晚祷。滑稽的基大利在绛红色的雾霭中晃动着大礼帽上的鸡毛。烛火贪婪的瞳仁在拉比屋里眨巴着。几个宽肩膀的犹太人伏在祈祷书上低声呻吟，而从切尔诺贝利来的拉比，一位上了年纪的小丑，则把揣在破衣袋里的铜币弄得叮当作响……

……瓦西里，你还记得那个夜晚吗？……窗外响起战马的嘶鸣和哥萨克的喊声。战争的荒漠在窗外打哈欠，基大利·勃拉茨拉夫斯基拉比用他那双烂手指抓着祈祷长袍，在东墙下祈祷。然后，柜橱的帘子拉开了，于是，我们在葬礼般悲哀的烛光中，看见卷在绛紫色天鹅绒衬衣和天蓝色绸缎书套里卷着的几捆摩西五经(1)，而经文之上则是伊里亚冷漠、恭顺和美丽的面孔，他是拉比之子，皇朝的最后一位亲王……

瓦西里，十二军的几个团在科维尔城开辟战场已经三天了。城里响起胜利者轻蔑的炮声。我军阵脚大乱，进退维谷。政治部的列车开始沿着死亡的旷野的脊背爬行。于是，巨大而骇人的俄罗斯，难以置信的俄罗斯，就像一群衣虱，用草鞋猛踹车厢的两侧。害着伤寒病的乡巴佬们把土兵的死神常见的驼峰向前推去。他们跳上列车踏板，又被枪托打得纷纷跌落。他们呼哧带喘，挠着痒痒，向前飞去，便不再出声。在12俄里处，我没有土豆了，便把托洛茨基的传单向他们抛去。但只有一人伸出肮脏的、死人般的手接传单。我认出了伊里亚，日托米尔经师的儿子。瓦西里，我立刻就认出了他。我们看到这位丢了裤子、被背囊压成两半的亲王感到异常难过，以致我们违背规章，把他拽进了我们车厢。僵硬、光裸的膝盖，老太婆般的膝盖撞击着踏板上的锈铁。两位穿海魂衫的乳峰高耸的女打字员，拖着垂死之人的颀长、羞人的身子。我们把他放到编辑部犄角里的地板上。穿着红灯笼裤的哥萨克把他掉落的衣服拉好。姑娘们用纯粹母性的罗圈腿抵着地板，麻木地看着他的性器，注视着憔悴不堪的犹太人蔫软的、阴毛卷曲的阳具。而我这个在无数漂泊之夜里曾和他有过一面之交的人，开始把红军战土勃拉茨拉夫斯基散落的东西，放进箱子里。

这儿所有东西都堆在一起了——鼓动员委任书和犹太诗人纪念像。列宁和迈蒙尼德(2)像并排而放。粗糙铁模子浇铸的列宁头像和绣在无光绸布上的迈蒙尼德像放在一起。一缕女人的头发夹在第六届党代会决意文献里，在党的传单空白处，歪歪扭扭地写满了犹太诗词。它们就像忧愁、稀疏的雨点打在我身上——几页《雅歌》(3)和几发左轮手枪子弹。黄昏的忧愁之雨洗涤了我头上的浮尘，我对躺在破垫子上垂死的青年人说：

“4个月以前，星期五晚上，古玩商基大利带我找过您父亲，基大利经师，可那时您不在党，勃拉茨拉夫斯基。”

“我那时已经在党了，”男孩子回答道，抓着自己的胸口，烧得直抽搐。“可是，我不能把母亲抛下……”

“现在呢，伊里亚？”

“她在革命中不过是个插曲，”他嘟哝了一句，安静下来。“轮到了我姓氏的头一个字，字母Б，组织就派我上前线了……”

“您到过科维尔吗，伊里亚？”

“我到过科维尔！”他绝望地喊了起来。“富农们开了战。我得到了一个混编团，可是为时已晚。我的炮兵不够……”

他没到罗夫诺就死去了。他死了，最后一位亲王，死在诗歌、积攒的邮票和包脚布当中。我们把他埋葬在一座被人遗忘的车站上。而我，这个勉强将想象力的风暴置入古老躯体中的人——将我兄弟的最后一口气吸了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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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摩西五经，是指希伯来圣经最初的五部经典，即《创世记》《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申命记》。

(2) 迈蒙尼德（1138～1204），中世纪犹太教最著名的犹太神学家及至今最有影响的犹太哲学家。

(3) 雅歌是《圣经》中的爱情诗歌，乃旧约的一卷书，相传为古代以色列国王之子所罗门所作，共8章，记载了良人与书拉密女的爱情，预表基督与教会的关系。

宝马

我决定下连队。师长一听就皱眉。

“你要往哪儿钻？……你一张嘴，他们就会整死你……”

我坚持己见。这很少见。我选了最具战斗力的师——第六师。我分配在第二十三骑兵团第四骑兵连。连长是布良斯克工厂的钳工巴乌林，论年岁，他还是个毛孩子。于是，他便蓄了胡子唬人。一绺绺烟灰色的胡子在他下巴上打着卷儿。巴乌林在其22年的生涯中，从不知道何为空虚，毫无疑问，这一个千千万万巴乌林所具有的特点，构成革命胜利的重要组成部分。巴乌林刚强，寡言而执拗。他的生活之路已经决定。他对正确选择这条道路从未怀疑。他失去得很少。他会站着睡觉。他睡觉的时候，一只手握着另一只，醒来时亦然，他是睡是醒让人不易察觉。

在巴乌林手下休想讨饶。我的连队生涯从罕见的吉兆开始——给我配发了一匹马。那时，无论马匹储备处，还是农民手里都没有马。天助我也。哥萨克季霍莫洛夫擅自处决了两名被俘的军官。他本奉命将他们押解旅部，军官们本可提供重要情报。季霍莫洛夫没有把他们送到指定地点。开始，他们决定把哥萨克提交革命法庭，后来改了主意。骑兵连长巴乌林实施了比法庭更严酷的惩罚——他没收了季霍莫洛夫那匹绰号宝马的坐骑，把哥萨克本人发配到辎重队。

宝马给我带来的痛苦，几乎超过人类所承受的极限。这匹马是季霍莫洛夫从捷列克老家带来的。它被教会了哥萨克式的奔驰，特殊的哥萨克式狂奔——无情，疯狂又迅猛。宝马的步子跨度大，距离远，很倔强。它就是迈着如此惊人的步子，让我脱队，让我甩下了骑兵连，失去方位感，后来便日夜徘徊，寻找部队，多少次落入敌阵，多少次在沟谷里过夜，多少次误入敌营而遭其追击。我的骑术仅限于德国战争中，在步兵第十五师所属的炮兵营时练就的那两下子。大部分时间我们都是坐在炮弹箱上，很少驾驭马拉炮车。我没机会领教宝马那疯狂而摇晃的狂奔。季霍莫洛夫留下的，是一匹所有恶魔都降临其身的战马。我在这匹公马颀长而干燥的脊背上，抖得像一只口袋。我抽打它的脊背。其上长满烂疮，闪着金属光泽的苍蝇叮得烂疮不愈。一圈圈凝结的黑血块环绕着马肚。宝马一只蹄掌不灵便，开始失蹄受伤，它后腿的第一趾关节肿大，马腿粗如象腿。宝马瘦了。它的眼睛里闪动着饱受折磨的马儿特别的光芒，一种狂躁、倔强的光芒。它再也不让人给它挂鞍子了。

“四眼儿，你把马给废了。”排长说。

哥萨克们当着我的面不言不语，背地里却摩拳擦掌，像一群猛兽。他们看似无精打采，实则居心叵测。甚至连家信都不求我写了……

骑兵军攻下了诺沃格拉德—沃伦斯克市。我们一昼夜得走60俄里甚至80俄里。我们进逼罗夫诺。日间极少休息时间。每夜我都做同一个梦。我骑着宝马飞奔，路旁篝火熊熊。哥萨克们在熬汤。我从他们身边驰过，他们连眼睛都没朝我抬一下。有些人打招呼问好，另一些人连看都不看，他们顾不上我。这说明什么呢？他们的冷漠表明，我的坐骑毫无特别之处，我像所有的人一样策马而行，所以我没什么可看的。我跑着自己的路，幸福充溢心头。我渴求安宁和幸福，所以我才做这个梦。

季霍莫洛夫不见踪影。他在行军队伍边缘的某个地方，在那装满了烂布片的大车队磨磨蹭蹭的队尾偷窥我呢。

有一次，排长对我说：

“帕什卡(1)一直打听追问你是什么人……”

“我碍他什么事儿？”

“看来碍事儿……”

“他恐怕以为我欺负他了吧？”

“难道不是吗，就是欺负了……”

帕什卡的憎恨穿过树林与河流向我走来。我的肌肤感到了它，我提心吊胆。充血的双眼死盯着我前进的路。

“你干吗拿我当敌人？”我问巴乌林。

骑兵连长从我身边走过并打了个哈欠。

“这可不是我的麻烦，”他身子不转地说，“这是你的麻烦……”

宝马的脊背收口之后再度开裂。我在鞍子下边垫了三块毡鞍垫儿，可是已经没法像平常一样骑马了，伤口未愈。一想到我是骑在绽开的伤口上，我就浑身发痒。

我们排有个哥萨克，姓比久科夫，是季霍莫洛夫的老乡，他在捷列克认识帕什卡的父亲。

“帕什卡他爹呀，”有一回比久科夫跟我说，“想骑什么马就骑什么马……是个骑兵，大胖子……他要是到马群去，马上就能挑上一匹马……说骑就骑。他往马跟前一站，两腿一叉，眼睛一瞪……你猜怎么着？……他这么着：拳头一抡，照着马鼻梁上就是一下子——马就完蛋了。你何必呢，卡利斯特拉特(2)，干吗要那牲口的命呢？他说，照我这火爆脾气，我是不骑这马……那马也不想叫我骑，他说，我就想玩命……骑兵嘛，没啥说的。”

就这样，让帕什卡父亲留了一条小命并挑选出来的宝马归了我。以后咋办？我想了许多办法。但战争使我摆脱了种种忧虑。

骑兵军向罗夫诺进攻。该城被攻克。我们在那儿待了两昼夜。最后一天夜里，波兰人又把我们挤了出去。他们打这仗，是想让其退却的部队撤走。机动成功了。暴风骤雨及随着黑色水流而降的夏日惊雷，成了波兰人的掩护。在这场夜战中，最勇敢的战士、塞尔维亚人顿季奇牺牲了。帕什卡也参加了战斗。波兰人向他的大车队发起猛攻。当时地处平原，没有屏障。他将自己的大车队编成只有他明白的战斗队形。罗马人也确实曾这样排兵布阵。帕什卡有一挺机关枪。要知道，那是他偷来藏匿，以防万一的。季霍莫洛夫就是用这挺机枪打退了进攻，拯救了军需品并且还将整个大车队带出重围，除了两辆大车之外，因为那些大车的牲口被打死了。

“你压制战士的晋升。”打完这仗没几天，旅部问巴乌林。

“不错，如果我压制，就是有这个必要……”

“留神，遭报应……”

解除对帕什卡处分的命令并没有宣布，但我们知道他会来。他来的时候，光脚穿着胶布套鞋。他的指头被削掉了，污黑的纱布拖了下来。纱布条犹如长袍似的拖在他身后。帕什卡来到布加季奇村教堂后面的广场上，那里的拴马桩上拴的都是我们的马匹。巴乌林坐在教堂的台阶上，正用木盆烫脚。他的脚趾已溃烂，颜色淡红，像刚开始锻打的红色铁块。一绺少年的草黄色头发粘在巴乌林的额头。太阳烤着教堂的砖瓦。比久科夫在骑兵连长身边站着，往连长嘴里塞了根烟并点着了火。季霍莫洛夫拖着他的长袍向拴马桩走去。他的套鞋啪哒啪哒地响着。宝马伸着长长的脖子，冲主人嘶鸣，它嘶声不大，但却尖利，就像一匹在荒原的马。马背上，脓血在一道道绽开的肉口子旁弯曲地流淌，围成花边。帕什卡在马旁停下。脏污的绷带静静地拖在地上。

“遭这么大罪。”哥萨克声音极小地说道。我走上前去。

“我们和好吧，帕什卡。我很高兴马又回到你身边。我对付不了它……我们和好吧，怎么样？……”

“还没过复活节呢，和什么好，”排长在我背后卷着烟说。他的灯笼裤解开了，古铜色胸脯上的衬衫也敞开着，他坐在教堂台阶上休息。

“互吻三次(3)吧，帕什卡，”比久科夫说道。季霍莫洛夫的老乡，认识卡利斯特拉特——帕什卡父亲的人低声道，“他真心想和你吻三回呢……”

在这些人中我是孤家寡人，我没法得到他们的友情。

帕什卡像是钉在马前了。宝马用力地、自由地喘息着，将脸伸向他。

“遭这么大罪，”哥萨克又说了一遍，猛地朝我转过身来，直截了当地说，“我不会跟你和好。”

他啪哒啪哒地拖着套鞋，沿着铺着石灰的、烤得烫人的小路往回走，脚下的绷带拖扫着乡村广场的尘土。宝马像条狗似地跟在他身后。缰绳在它的脑袋下面摇晃着，长长的脖子垂得很低。巴乌林一直在木盆里烫洗着自己脚上那像烧得微红的、铁块般化脓的伤口。

“你拿我当敌人，”我对他说，“这件事上我哪儿错了？”

骑兵连长抬起头来。

“我可看透你了，”他道，“我把你全看透了……你想活着不要有敌人……你使劲朝这方面努力，不要有敌人……”

“互吻三次吧。”比久科夫嘟哝着，转过身去。

巴乌林的额头上有个烙上去的红印儿。他不停地抽动着两颊。

“你知道，这会怎么样吗？”他呼吸急促地说，“这会很没劲……你还是从我们这滚蛋吧……”

我不得不离开。我转到了第六骑兵连。那儿的情况好多了。无论如何，宝马教会了我季霍莫洛夫式的骑术。几个月过去了。我的梦境成真。哥萨克们不再目送我和我的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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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季霍莫洛夫姓的爱称。

(2) 季霍莫洛夫父亲的姓。

(3) 东正教教民在复活节时，常互吻三次以示祝贺或者冰释前嫌。

吻

8月初，军部派我们到布加济奇去整编。该镇战争之初就被波兰人占领，但它很快就让我们夺回。黎明时分，骑兵旅缓缓开进小镇，我天亮时到达。好住房都给占了，我分到一户小学教师家。在一间低矮的房子里，在一些栽在木桶里的果实累累的柠檬树之间，一个瘫痪老头坐在安乐椅里。他戴着一顶插有羽毛的基罗尔式帽子，灰色的胡子垂到落满了灰尘的胸前。他一边眨巴着眼，一边嘟囔着求我。我洗了把脸，便到旅部去了，夜里才回来。传令兵，从奥伦堡来的哥萨克米什卡·苏罗夫采夫向我报告情况：这家除了瘫痪老头，还有他的女儿叶丽扎维塔·阿列克谢耶芙娜·托米琳娜及五岁的儿子米沙，也姓苏罗夫采夫；女儿自从当军官的丈夫在对德国战争中阵亡后，便一直守寡，表现尚好，但据苏罗夫采夫的情报，她若碰到好人也会以身相许。

“我来张罗。”他说着冲进厨房，把锅碗瓢盆弄得叮当乱响。教师的女儿给他帮忙。苏罗夫采夫做饭的时候，谈起了我的勇敢表现，讲述了我在战斗中如何把两名波兰军官拽下马，苏维埃政权如何尊敬我。托米琳娜拘谨地、小声地回应他。

“你在哪儿睡？”苏罗夫采夫临别时问她，“你靠我们近点儿睡，我们可都是大活人哪……”

他把盛着煎蛋的大煎锅端进屋来放到桌上。

“她应了，”他坐下后说，“只是没说出口……”

蓦地，房中响了断断续续的低语声、沙沙的摩擦声和沉重而谨慎的小跑步声。我们还没来得及把我们这顿战争大餐吃完，拄着拐杖的老头们和裹着头巾的老太婆们便进了屋。小米沙的床被挪到了餐厅，挪到了柠檬树丛里，外祖父的安乐椅旁边。老弱病残的客人是来保护维护叶丽扎维塔·阿列克谢耶荚娜贞操的，他们就像一群遇上了坏天气的母绵羊，扎成一堆儿，堵住门口，整晚都在无声地玩扑克，轻声细语地说出谁得分不够，一有声响就静止不动。我在门后辗转难眠，好不容易挨到黎明。

“我有句话对您说，”在走廊里碰上托米琳娜后，我说，“我有句话对您说，我毕业于法律系，我就是那些所谓知识分子的人……”

她呆呆地立在那儿，垂着手，身上披着的旧式斗篷，如浇铸在她苗条的身体上。她睁大了一双泪光闪烁的碧眼，直勾勾地看着我。

两天以后我们便成了朋友。教师一家，这家人善良又软弱，生活在深深的恐惧和茫然之中。波兰官吏给他们洗脑，说俄罗斯就像罗马帝国那样在硝烟和野蛮中完结了。我给他们讲列宁、席卷着未来风暴的莫斯科以及艺术剧院的时候，孩童般的胆怯的喜悦攫住了他们。每天晚上都有几个22岁的布尔什维克将军到我们家，他们都蓄着蓬如乱草的淡红色胡子。我们抽着莫斯科的烟卷，吃着叶丽扎维塔·阿列克谢耶芙娜用军粮做的晚餐，唱着大学生歌曲。瘫痪老头从安乐椅里转过身来，贪婪地听着歌，基罗尔式的帽子随着我们歌声的节拍晃动着。老头度过了这些急风暴雨般的、始料未及的和朦胧理想的日子，生怕幸福被蒙上阴影，尽量忽略我们在某种程度上对残忍的夸耀，以及我们当时按此解决所有世界问题。

家庭会议上这样决定，打败波兰人后，托米琳娜举家搬迁莫斯科：我们找位名教授给老人治病，叶丽扎维塔·阿列克谢耶芙娜到讲习班深造，而小米什卡，我们就把他送到他母亲曾经学习过的大牧首水塘学校去。我们以为，未来是不容任何人质疑的私有财产，战争是获得幸福疾风暴雨般的准备，幸福本身则是我们性格特点。只有细节还没有敲定，在讨论中，黑夜，浓重的黑夜一个接一个滑过，当蜡烛头的火光，映照在家酿酒不透明的瓶子上时。神采焕发的叶丽扎维塔·阿列克谢耶芙娜，是我们无声的听众。我还从未见过比她更冲动、自我和怯懦的人。每天晚上，有心眼儿的苏罗夫采夫都用还在库班时征来的栅栏式轻便马车，把我俩送到小山上，贡西奥洛夫斯基公爵兄弟的遗宅在晚霞流火中闪光。几匹虽精悍但颀长而健壮的马儿，套着红色缰绳，步调一致地奔跑着；一只无忧无虑的耳环在苏罗夫采夫的耳朵上摇晃着，一座座圆塔，从铺盖了黄花的壕沟里隆起。一道道被毁坏的围墙，在天空中画了一道弯曲的、被红宝石般的鲜血胀满的线条，一丛野蔷薇掩盖了颗颗野浆果，而湛蓝色的台阶，那时一段数位波兰皇帝登临过的、残留的扶梯，在灌木丛中闪着光。有一回，我坐在上面，搂过叶丽扎维塔·阿列克谢耶芙娜的头，亲吻了她。她慢慢地挣脱开，站起身来，双手抓住围墙，朝它低下了头。她一动不动地站着，一道火红的、尘埃飞舞的光线在她那迷人的脑袋旁沸腾，而后，她浑身一颤，仿佛在倾听，托米琳娜抬起了头，她的手指从墙壁收回，脚步慌乱而又迅速——她朝山下跑去。我喊了她一声，但她没答应我。山下，脸蛋通红的苏罗夫采夫，正四仰八叉地躺在栅栏轻便马车里睡觉。夜里，我等别人都睡着后，悄悄来到叶丽扎维塔·阿列克谢耶芙娜的房间。她正读书，那书放得离自己很远：那垂在桌子上的手像是假的。叶丽扎维塔·阿列克谢耶芙娜听到敲门声，转过头，从桌旁站了起来。

“不，”她凝视着我说，“不，我亲爱的。”她用裸露的纤纤长臂拥住我的脸，并热烈地、不间断地、无声地吻我。隔壁房间里的电话铃声使我们彼此分开。旅部副官来的电话。

“我们马上出发，”他对着电话说，“命令传达给旅长……”

我连帽子都没戴就跑了，一边跑一边塞文件。骑士们从各家院子里牵出马，在黑暗中喊叫、狂奔。我们从站在那儿系斗篷的旅长那里得知，波兰人突破了卢布林城下的防线，我们奉命打一场迂回战。两个团一小时后出发。被吵醒的老头从柠檬树叶后不安地注视着我。

“告诉我，您还回来。”他抖动着脑袋，不停地说。

叶丽扎维塔·阿列克谢耶芙娜在麻纱短睡衣外面加了件羊皮短大衣，到街上送我们。看不见的骑兵连在黑暗中狂奔。我在田野的拐弯处回首望去——托米琳娜正俯身把羊皮短大衣给站在她前面的男孩披上，窗台上那盏灯明灭不定的光芒，洒在她那温柔而瘦削的后脑上……

我们没用一天就走了100俄里，同第十四高加索师会师，打退了敌人，便转移了。我们在马鞍上睡觉。在休息地，我们这些困得要命的人，便一头栽倒在地，战马便拉扯着缰绳，在收割过的田野里拖着我们这些睡着的人。入秋了，加利奇的细雨无声地飘洒。我们都成了闷声不语、头发蓬乱的躯体，兜着圈子，绕来绕去，时而钻进波兰人的口袋，时而又从里头爬将出来。我们丧失了时间感。我直到准备在托尔辛教堂过夜都没想到，我们离布加济奇只有十俄里。苏罗夫采夫提醒了我，我们彼此使了个眼色。

“主要是马累垮了，”他快活地说，“要不然我们早到了……”

“不行，”我回答说，“夜里抓瞎……”

于是，我们出发了。我们的马鞍上挂满了小礼品：一大块糖、一件女式红翻毛斗篷和一头才出生两周的活山羊羔。道路穿过摇摇摆摆的、湿漉漉的树林，一颗银灰色的星星在橡树的树冠上迷路。我们没用一小时，便到达了中心地段被烧毁了的小镇子，它已经让货运大车、拉炮马车和断裂的单辕杆所搅起的白如面粉的灰尘吞没了。我连马都没下就敲响了那扇熟悉的窗户，一朵白云在屋中飘起。托米琳娜还穿着那件垂着花边的麻纱短睡衣冲到台阶上。她那滚烫的手抓住了我的手，把我领进了屋。在大屋那一片狼藉的柠檬树上晾着男人的内衣，陌生的人们睡在一张张单人床上，床间没有空隙，像在野战医院里一样。他们伸着肮脏不堪的脚丫子，歪咧着嘴，梦中声音嘶哑地喊叫，还贪婪地、呼呼有声地喘气。房子已经被我军战利品委员会占了，托米琳娜一家给赶到另一间屋子。

“您什么时候带我们离开这儿？”叶丽扎维塔·阿列克谢耶芙娜握紧了我的手，问道。

老头醒了，不停地抖动脑袋。小米沙搂着山羊羔，露出幸福、无声的微笑。苏罗夫采夫撅着嘴站在旁边，不停地抖动着那在哥萨克灯笼裤裤兜里塞得满满当当的硬币和一支串在黄色多股线绳上的哨子。在这间被战利品委员会所占据的屋子里，没地方避人，我便和托米琳娜去了冬天储存土豆和蜂箱的板房。在这里，在这间储藏室里，我看到了一条无法回避的、招致毁灭的路，那就是从贡西奥洛夫斯基公爵兄弟的城堡便已经开始的亲吻之路……

快天亮的时候，苏罗夫采夫来敲我们的门。

“您何时带我们走？”叶丽扎维塔·阿列克谢耶芙娜眼睛看着一旁说。

我沉默片刻，想进屋和老人道别。

“关键是没工夫了，”苏罗夫采夫拦住我的路，“上马吧，我们走……”

他把我推到街上并牵来了马。托米琳娜向我伸出了冰凉的手。她像往常一样昂着头。歇了一夜的马放开了大步。火红的太阳升起在橡树林黝黑的枝杈里。清晨的欢愉充满了我的心灵。

林中出现了空地，我放了马，转身冲苏罗夫采夫喊道：

“本来还可以再待会儿呢……都是你叫得太早……”

“不早啦”，他回答说，用手抚平、拉开那些枝丫上湿漉漉的、撒落下来的花朵，“要不是那个老头，我叫得还早呢……那老头唠唠叨叨的，挺激动，咯咯叫了几声就倒那儿了……我跑到他跟前一看，他已经死了，咽气儿了……”

我们走过了树林，又踏上了无路的翻耕过的田野。苏罗夫采夫一面欠身张望，一面吹口哨，他四处嗅着正确方向，并将它带空气都吸进肚子里去，然后俯下身，策马而奔。

我们准时到达。骑兵连的人都被叫起来。太阳这么晒，说是个热天儿。当天早晨，我们穿越了波兰王国的旧国界。

格里休克

第二次小镇之旅以不愉快而告终。我们去搞饲料，回来已近正午。格里休克的后背在我眼前平和地抖动着。他还没等驶近村子，便细心地把缰绳整齐地叠放在一起，深吸了一口气，从座位上爬下来。他跪着爬到我身边，并横躺在四轮马车上。他呆痴的脑袋摇晃着，马儿们迈步走着，一张犹如裹尸布般的黄布盖在格里休克脸上。

“我没吃食儿呢。”他对我惊恐地喊叫，客气地回应了一声，便忧烦地垂下了眼睑。

这样，我们和这位身子伸得和马车一样长的车夫，一起驶进了村子。

我给他吃了面包和土豆。他无精打采地吃着，一边打盹，一边晃悠。后来他又走到院子中央，伸开两臂，仰面躺倒在地。

“格里休克，你一直不说话，”我上气不接下气地对他说，“苦闷的格里休克，我怎么理解你呢？”

他沉默不语并扭过脸去。只有夜晚，我们抱团取暖的时候，我才知道了他无声故事里的一个章节。

俄国俘虏在北海海岸干加强工事的活计。他们也会临时被驱赶到德国纵深地域野外作业。有位患精神病的单身庄稼汉把格里休克叫了去，他精神病的表现，就是他不说话。他用打骂和挨饿的方式，教会格里休克各种手语。他们在一起沉默而平静地生活了四年。格里休克没有学会语言，因为他从未听见过。他在德国革命后去了俄国。主人送他到村口。他们在大道旁停下脚步。德国人指了指教堂，指了指自己的心口，又指了指地平线上无垠旷漠的蓝天。他将头发蓬乱和神经错乱的脑袋，靠在格里休克的肩膀上。他们就这样无声地拥抱着站在那儿。德国人后来挥挥双手，迈开快速的、孱弱的和踉踉跄跄的步子往回跑，跑向了自己的家。

他们原本九人

9个俘虏死了。我心知肚明。索尔莫沃工人的排长戈洛夫杀死了高个子波兰人的时候，我对司令部首长说：

“排长开的这个头会害了战士们。应该把俘虏送司令部审问。”

司令部首长批准了。我从包里取出铅笔和纸，叫来戈洛夫。

“你从眼镜里看世界。”他说，愤恨地盯着我。

“是从眼镜里看。”我说，“戈洛夫，你从哪儿看世界？”

“我从我们工人不幸的生活里看世界。”他边说边走向一个俘虏，两只手里拿着一件军服，两只袖子晃晃荡荡。军服不合身。袖长仅到胳膊肘。于是，戈洛夫就用手指去摸那俘虏的狙击骑兵长衬裤。

“你是军官？”戈洛夫说，一只手遮住太阳。

“不是。”我听到了明确的回答。

“我兄弟就不穿这个。”戈洛夫嘟囔了一声，就不说话了。他默不作声，浑身哆嗦地看着俘虏，眼睛泛白并睁得很大。

“我妈织的。”俘虏肯定地说。我转身看了他一眼。这是一个腰身纤细的年轻人。黄色的双颊上爬满络腮胡子。

“我妈织的。”他又说了一遍，就垂下了眼睛。

“你妈是女工。”安德留什卡·布拉克(1)，脸蛋绯红，发如丝绸的小哥萨克夸了一句，正是他从要死去的波兰人身上扒下了裤子。这条裤子扔到他的马鞍上，安德留什卡笑着策马驰到戈洛夫跟前，小心翼翼地从他手上取走军服，扔到自己马鞍上搭着的裤子上，轻盈地挥下马鞭，离我们而去。

就在这一瞬间，太阳从乌云里倾泻而出。它绚烂地包裹了安德留什卡的马，它快活地奔跑，秃尾巴无忧无虑地摇摆。戈洛夫困惑不解地望着远去的哥萨克。他转过身来，看到了正在登记俘虏名单的我。然后他又看见了爬满络腮胡子的年轻人。后者正向他抬起傲慢青春的平静的双眼，冲着他的惊慌失措露出微笑。于是，戈洛夫将双手卷成筒状，喊道：我们苏维埃共和国还在，安德烈，瓜分它还早了点儿，放下那些破烂儿。

安德留什卡置之不理。他策马快跑起来，他的小马敏捷地甩着尾巴，仿佛在同我们挥手告别。

“叛变了。”戈洛夫嘟囔道，逐字说出这词，痛苦不堪，僵立原地。他呈跪姿，瞄准，射击，但没打中。安德烈立即调转马头，并向排长迎面驰来。绯红而血气方刚的脸上满是怒容。

“听着，老乡，”他声音宏亮地喊道，突然他对自己有力的嗓音感到愉快，“排长，我真该把你送到你娘的那个世界去。你抓了10个波兰人就大惊小怪，我们成百地抓没叫过你……你要是工人的话，那就干好自己的事儿吧……”

于是，安德留什卡得意地看了一眼我们，便绝尘而去。排长瞟都没瞟他一眼。他一只手捂住额头，鲜血从骑兵连长头上像雨水般淌下。他趴下身子，爬到小溪边，将受伤的满是鲜血的脑袋，伸到即将干枯的水中很久……

9个俘虏死了。我心知肚明。我骑在马上，将认认真真地打了竖格的名单留给他们。第一栏是编号，第二栏是姓名，第三栏是部队番号。共有9个编号。其中第4位是个罗兹(2)的店员，犹太人阿道夫·舒尔梅斯特。他一直用娇生惯养的双手摩挲着我的马和抚摸着我的皮靴。他的一条腿被枪托打伤。从那条腿拖出细细的痕迹，犹如受伤的瘸腿狗，长着麻子的橙黄色的秃头上冒着汗，在太阳下闪着光。

“您是Jude(3)，先生。”他嘟囔着，神经质地抚摸着我的马镫。“你们是Jude。”他高声叫道，吐沫横飞，喜极而抽搐。

“舒尔梅斯特，入列。”我对着犹太人断喝一声，我骤然感到一阵致命的虚弱，我从马鞍上爬下来，喘着气问：“你怎么知道的？”

“犹太人甜蜜的目光。”他高叫一声，单腿蹦着，身后拖出狗一样的细细的痕迹，“您甜蜜的目光，先生。”

我稍微远离他临终前的忐忑不安。我便如震伤之后逐渐清醒。

司令部首长命我处理事务，于是，我策马归队。

机枪如牵在绳子上的牛犊般被拖上小山岗。它们成排地行进，如齐心协力的牲口，平和地发出叮当之声。太阳在它们身上造出无数尘埃的火山口。于是，我在铁器上看到了彩虹。波兰人，爬满络腮胡子的年轻人用乡下人好奇的眼光看着它们。他整个身子前倾并将戈洛夫暴露在我眼前，他正从水沟里往外爬，神情专注且脸色苍白，扛着受伤的脑袋和一支带瞄准镜的步枪。我朝戈洛夫伸出一只手，并喊了一声，但是声音窒息且喉头肿胀。戈洛夫朝俘虏的后脑勺匆匆开了一枪，便一跃而起。惊魂未定的波兰人向他转过身来，像训练时那样转了个圈儿。接着他就像个顺从的女人似的缓慢地向后脑举起双手，轰然倒地，瞬间而亡。

于是，轻松的笑靥和镇静浮现在戈洛夫的脸上。脸色绯红的人轻松地转回来找他。

“他妈不会给我们兄弟织这种内衣。”他狡黠地对我说。

“抹掉一个，就在名单上写8个……”

我把名单交给他，并绝望地喊道：“戈洛夫，你对一切都要负责。”

“我负责。”他用说不出来的正儿八经声音喊道，“不是对你负责，而是对我们索尔莫沃的兄弟负责。自己的兄弟还是分得清的……”。

9个俘虏死了。我心知肚明。我今天一早决定为死者举行祭奠仪式。骑兵军除了我，谁也不会做这件事。分队将休息地设在被摧毁的弗尔瓦尔克(4)。我拿上日记本，走到幸存的花坛。那里生长着水仙花和蓝玫瑰。

我开始记下排里及九个死者的事，但是，吵嚷声，熟悉的吵嚷声立刻打断了我。切尔卡申，司令部听喝的，向蜂箱开战了，面色绯红的奥尔洛夫双手举着冒烟的火把跟在他后面。这些戈洛夫的人都蒙着军大衣。他们眼睛的缝隙在燃烧。数不胜数的蜜蜂击溃了胜利者，便在蜂箱旁相继死去。于是，我撂下了笔。我为我要做太多的祭奠而害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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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安德烈的爱称。

(2) 罗兹位于波兰中部，是波兰第二大城市。

(3) 德语，犹太人之意。

(4) 德语“农庄、庄园”的波兰语方言发音。

生死巴别尔

（译后记）

我30岁以前翻译巴别尔小说《骑兵军》的时候，还没有去过他出生、成长和死去的那些城市，如敖德萨、尼古拉耶夫、基辅以及莫斯科，所以，我不可能读懂他的书，译文亦幼稚可笑。20年后，我旅俄归来，巴别尔的形象才逐渐在我笔下变得清晰和明朗，他本人和他笔下的人物形象，才逐渐丰满和鲜活，栩栩如生地朝我走来。

巴别尔1894年生于南俄港口城市的敖德萨（今属乌克兰），而苏联时期没有一部文学档案能说清他的出生日月。《苏联简明文学百科》表明，巴别尔的出生日期是俄历7月1日，即新历7月13日。直到前不久，研究者才在1918年之前，敖德萨教会记录教民生老病死的手册中，发现用希伯来语记录的巴别尔生日：6月30日。后来我在乌克兰基辅商学院档案馆，看见巴别尔1915年的一份简历手迹，他说他出生于6月30日。

巴别尔在家排行老三，巴别尔的父亲是个犹太商人，经营农业机械，他处心积虑地追求致富，想让巴别尔学农机专业，盼望有朝一日，子承父业。但巴别尔更醉心于对敖德萨港口纷繁生活的观察和体验，他每日混迹盗匪横行的摩尔多瓦万卡工人区，被各种光怪陆离的真人版传说与故事所迷惑，对父亲栽培他经营农机之事兴趣索然。巴别尔除了对犹太人社区，还对音乐感兴趣，他的音乐启蒙老师，是苏俄著名小提琴教育家、苏联人民演员斯托利亚尔斯基（Пётр Стoлярcкий）。巴别尔生来就有语言天赋，他的法语讲得与俄语一样好，他还通晓英语、意地绪语和伊夫利特语，喜爱阅读和擅长文字表达，对写作特别有兴趣。不过，巴别尔的父亲却对此不以为然，他认为巴别尔这些爱好，不足以养家糊口，他强迫巴别尔到敖德萨商业学校学习，巴别尔被迫去学习，他1911年毕业，父亲又强迫他去基辅商学院深造，还协助父亲代理商业订货。

其实，巴别尔根本无心攻读商学，对父亲的买卖更是心不在焉。有一次，父亲派他到基辅一家农机厂办理订货，他不专心看货，却将工厂老板详细揣摩了一番，回到学校不久，他就写了一篇描写农机厂老板的小说。再有，巴别尔年轻时风流倜傥，天生多情，对谈情说爱兴趣盎然，他与农机厂老板女儿格隆范（Евгeния Грoнфaйн）一见钟情，虽然格隆范中学尚未毕业，巴别尔却一腔热血地爱慕她，称她为天使。那时，格隆范还是梦幻少女，心地单纯，酷爱美术和文学，对才华横溢的大学生巴别尔一往情深。但是，农机厂老板，格隆范的父亲不看好巴别尔，觉得他轻浮而毛躁，高傲而不切实际，与他家的门风和理念格格不入，所以，他极力反对女儿与巴别尔交往。

不久，巴别尔上门向格隆范求婚，她父亲一口回绝，巴别尔一气之下，竟将格隆范拉上一架马车，两人竟然私奔到敖德萨。1919年8月9日，巴别尔和格隆范正式结为夫妻。那年，列宁和托洛茨基领导的布尔什维克红军，在巴别尔老家敖德萨发动政变，与白军开战，不久俄国全境战火四起，生灵涂炭，经济崩溃。后来，白军被红军击溃，最终被赶出乌克兰，格隆范父亲的农机厂被布尔什维克没收，俄国强制实施国有化，格隆范父亲的财产也被没收，他流浪基辅街头，整天抱着个小钱匣，东躲西藏，惶惶不可终日，变成了“俄国大革命时期的一只惊弓之鸟”。

年轻的巴别尔也投身革命，他被布尔什维克接纳为红军“契卡”成员，所谓“契卡”，全称是“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人民委员会肃清反革命及怠工非常委员会”的简称，也是苏俄秘密间谍机构的前身。巴别尔成为红军特工后，异常兴奋，因为他“终于可以通过新生的苏维埃政权，洞悉俄国发生的一切：生与死、欢乐与痛苦、爱情与性”。巴别尔参加了“契卡”所有活动。比如，他参与了布尔什维克红军的“征粮队”（Прoдoвoльcтвeнныe oтряды），亲眼目睹红军征粮对乡村实施大规模野蛮抢劫。他觉得，布尔什维克的征粮运动，是残酷的征战、血腥的屠杀和对文明世界的毁灭。巴别尔从新生的无产阶级政权身上，同样窥见到愚昧、冷酷、残暴、肮脏和幻灭，于是，他开始如实地记录发生在身边的故事。巴别尔说，他在写作时，产生了幻觉：死亡如洪水猛兽，狂暴迅猛而至，他和芸芸众生，面对死亡，无路可逃，只能随波逐流，听天由命。巴别尔所记录的感受前所未有，他急欲与人分享，于是他写下了第一批文字，就是他早期的短篇小说作品。

巴别尔于1920年加入布琼尼（Сeмён Будённый）指挥的红军第一骑兵军，他是该军参谋部主办的《红色骑兵报》的随军记者，他随部队在乌克兰西部与波兰军队作战，他亲眼目睹了杀戮和死亡，对他而言，骑兵军每一场战斗都是血与火的洗礼，死亡时刻在他内心引发剧烈骚动和恐怖，那段时间，巴别尔除了写日记之外，还给骑兵军战地报社撰稿以及给各级指挥部誊写公文，所有这些文字，后来均成为巴别尔文学创作的重要素材，有些直接写入短篇小说集《骑兵军》中。

1923～1926年期间，《骑兵军》部分篇章已在一些报纸杂志发表，引起文学界关注。1926年《骑兵军》全书首发，巴别尔让文学界刮目相看，他作为横空出世的苏俄年轻作家，很快成为文坛焦点。巴别尔获得了荣誉，同时也遭人嫉妒，甚至憎恶，昔日红色骑兵军军长布琼尼对《骑兵军》强烈反感，布琼尼认为巴别尔小说诋毁红军骑兵，他愤怒之极，威胁要像剁白菜那样刀劈巴别尔。苏联解体之后，历史学家在莫斯科郊外专门关押苏联政治犯的苏汉诺夫监狱（Суxaнoвcкaя тюрьмa），发现了巴别尔1939年的被捕审讯记录，他辩称：“《骑兵军》一书对我而言，不过源于我自童年与生俱来的恐惧感，它与苏联所发生的一切无关，但是其中确实渲染了国内战争的残酷性，自然主义和色情主义，漠视党的地位。”虽仅寥寥数语，足见巴别尔当时所承受的巨大精神压力。

巴别尔的《骑兵军》出版后，受到苏俄读者的广泛欢迎，其中既有拥戴红军的，也不乏同情白军的。当时苏俄红军领袖托洛茨基（Лeв Tрoцкий）也承认，巴别尔不愧是苏俄最优秀的作家，《骑兵军》对红军和白军的描写都很客观，因为红、白两军内战时，均有犯下烧杀抢掠之恶行。从这点上看，布尔什维克理论家托洛茨基和红色骑兵大老粗布琼尼，在评价巴别尔作品上，确实不在一个层次，托洛茨基还指出，《骑兵军》里的人物刻画和情节展开不粉饰和不歪曲，此一语即点出巴别尔小说的艺术真实性。

苏联时期，最关心和爱护巴别尔的，莫过于苏联“文学之父”高尔基（Maкcим Гoрький）。他在公开场合，毫不掩饰对巴别尔的喜爱，说巴别尔那支笔，抨击社会毫不留情，让人感到难堪和窘迫。巴别尔的第一批小说，就发表在高尔基主编的《编年史》（《Лeтoпиcь》）杂志上，小说发表不久，巴别尔连同《编年史》杂志编辑部被告上法庭，罪名是传播淫秽文学，后来经高尔基多方斡旋，原告撤诉，平息风波。

高尔基在事件之后与巴别尔长谈。高尔基说，尽管他的作品已公开发表，但还很不成熟，什么是文学，巴别尔几乎一无所知。高尔基对巴别尔说：“你到人间去吧。”巴别尔二话没说就走向了社会，做过多种职业，体验过不同人生，眼界逐渐开阔，世面越见越大，阅历也日渐丰富。他数年之后创作的小说，令苏俄文坛刮目相看，当时如日中天的马雅可夫斯基（Bлaдимир Maякoвcкий）、别雷（Aндрeй Бeлый）和富尔曼诺夫（Дмитрий Фурмaнoв）等人对巴比尔的作品极为推崇。致此，巴比尔才算是在俄苏文坛立足，得到广泛的认可。他也因此有了到欧洲考察的机会，他在国外拜会了慕名已久的苏俄流亡作家茨维塔耶娃（Maринa Цвeтaeвa）和列米佐夫（Aлeкceй Peмизoв）等人。

巴别尔蜚声苏俄文坛后，于1926年移居莫斯科，他开始享受苏联知名作家待遇，苏维埃政府在市中心分给他一套很漂亮的住房，供他和他的妻子格隆范居住。初到莫斯科，格隆范沉迷于美术创作，而巴别尔却有了婚外情，他迷上了年轻貌美的舞蹈演员卡舍林娜（Taмaрa Кaширинa），甚至搬去与她同居。格隆范闻讯怒火中烧，巴别尔后来向她赔礼道歉，想言归于好，但格隆范不原谅他，甚至甩手远走巴黎。

巴别尔遭遇婚变，心情郁闷，写作成了他宣泄的方式。那时，他写了整整一个系列的短篇小说，巴别尔为其拟名为《敖德萨的故事》（《Одeccкиe рaccкaзы》）。苏俄著名电影导演爱森斯坦（Сeргeй Эйзeнштeйн）读了其中一篇《本克里克的故事》，爱不释手，想拍成电影，遂嘱巴别尔将其改编成电影剧本，就在剧本杀青之际，爱森斯坦的电影《战舰波将金号》（《Брoнeнoceц Пoтёмкин》）奉命开拍，巴别尔电影被迫导演易主。最后，《本克里克的故事》拍是拍出来了，可却遭到斯大林红人——时任苏共乌克兰第一书记的卡冈诺维奇（Лaзaр Кaгaнoвич）低调处理，理由是，因为故事的作者和影片的主人公均为犹太人，所以大张旗鼓地宣传和放映这部电影，会激化苏联反犹情绪，引发社会动荡。其实，卡冈诺维奇本人就是犹太人，那时由于斯大林给他撑腰，他有恃无恐，四处插手国家事务，苏联上上下下对他倒是真的很反感。《本克里克的故事》有个不详的结局，故事的犹太主人公，最终被苏俄秘密警察枪毙，这似乎也在暗示巴别尔的结局。果然，1941年，巴别尔在莫斯科被苏联秘密警察枪毙。巴别尔死后，这部电影也随即消失，苏联再没有上映过。

再说，巴别尔的小说《骑兵军》发表后翌年，即1927年，巴别尔接受苏俄秘密警察的任务，前往欧洲与西方知识分子建立联系。他对外宣称是去欧洲探亲，因为那时他的妻子格隆范住在巴黎，母亲和姐姐住在比利时，所以，莫斯科没人怀疑他欧洲之行的目的。但是，巴别尔始料未及的是，他此行欧洲，在柏林遇见一位女人，她竟然改变了他的命运。这位女人叫叶甫盖尼娅（Евгeния Грaдун），颇有姿色，且善于交际，她是苏俄外贸官员格拉东的妻子。巴别尔被她的美貌吸引，与之结伴漫游柏林，聊得情投意合，没几天，叶甫盖尼娅就在柏林的一家酒店委身于巴别尔。

叶甫盖尼娅，出身于白俄罗斯戈梅尔地区的一个穷苦家庭，由于家境差，子女多，全家仅靠父亲的一点手艺过活，日子过得紧紧巴巴。叶甫盖尼娅自幼追求奢华，爱慕虚荣，特别喜爱巴黎名牌时装，幻想嫁个富翁，过穷奢极欲的生活，但她的第一个丈夫，仅仅是个钳工，根本无法满足她的奢求，导致她对婚姻不满，平日里招蜂惹蝶，身边总有不少追求者。1917年“十月革命”爆发，她与钳工丈夫离异，嫁给了红军军官格拉东（Aлeкcaндр Грaдун）。婚后，叶甫盖尼娅随丈夫进了首都莫斯科，住上了红军没收白俄达官贵人的豪宅，穿起了法国进口名牌时装，还经常出入上层交际场所，终日与名流为伍，宴会舞场，灯红酒绿。这一切极大地满足了她的虚荣心。叶甫盖尼娅就是在那些场合，认识了马雅可夫斯基和他的情人布里克等名人。

再说，巴别尔与叶甫盖尼娅在柏林邂逅，缠绵数日，巴别尔公务在身，不敢久留，便与之告别，匆匆去了巴黎。在巴黎，妻子格隆范原谅了巴别尔与舞蹈演员卡舍林娜的私情。巴别尔继续与她生活在一起，还将母亲和姐姐从比利时接到巴黎，一个大家庭和谐地生活在一起了，不久，格隆范有了身孕，一年后生下女儿娜塔莎。

巴别尔在法国一直住到1928年10月的一天，他突然打点行装，声称要回莫斯科。原来，巴别尔自从有了女儿之后，家中开销吃紧，虽然流亡法国的苏俄作家欣赏巴别尔的作品，但这并不能改变巴别尔在巴黎靠卖文为生，收入微薄的境地。再者，巴别尔觉得，他若长期侨居国外，国内的读者会逐渐淡忘他。因此，巴别尔思前想后，觉得回国谋生比较可靠和稳妥。但格隆范却不愿意再回到苏联，她带着娜塔莎留在了巴黎，巴别尔只身回到了莫斯科。巴别尔回国后，也曾重返巴黎探望妻女，但是时间一长，他就厌倦了，觉得频繁地奔波在莫斯科和巴黎之间毫无意义。最后，他选择放弃家庭，1929年，他与格隆范办理了离婚手续。

其实，1928年10月，巴别尔在巴黎打点行装上路，并未立即返回苏联，而是转道意大利去完成苏联间谍机构的秘密任务——说服高尔基返回苏联。那时，高尔基住在意大利卡碧岛，巴别尔的到来，使高尔基深感快慰。那时高尔基生活很窘迫，西方停止出版他的作品，没了进项，生活非常窘迫，就在此时，斯大林向他摇橄榄枝，发出请他归国的邀请，高尔基内心暗喜，却碍于面子不便主动回应。苏联间谍机构很清楚高尔基的状况，他们利用高尔基走投无路的窘境和对巴别尔的一贯好感，差遣这位秘密警察作家前来意大利，当面说服高尔基回国。果然，高尔基答应了巴别尔的请求，决定返回苏联。巴别尔欣喜若狂，回国后逢人便说，是他成功劝说伟大的苏联文学之父回归祖国。但是，高尔基回国整个事件的幕后，巴别尔却不见得洞悉，只有高尔基心里最清楚，他其实早该回国了，因为那时他在意大利实在活不下去了，巴别尔登门劝说，只起到了敦促他赶紧顺坡下驴的作用。

1932年，高尔基回国后，对巴别尔一如既往地关照。1933年，他将巴别尔介绍给斯大林认识。不过，他们见面的结果并不好，因为斯大林和巴别尔彼此不欣赏。巴别尔说，他向斯大林讲了俄国著名歌剧演员沙利亚宾（Фeдoр Шaляпин）在巴黎生活的窘况，希望斯大林邀请他回国，斯大林听罢，只淡淡地说了一句：“他回不回国，只有人民可以决定。”这句话，在巴别尔的心中落下巨大阴影。

那年，巴别尔又见到了他在柏林的一夜情——风情万种的叶甫盖尼娅。此时，她已经离开了当国家外贸官员的丈夫，嫁给了苏共高官叶若夫（Hикoлaй Ежoв）。叶若夫1927年被任命为苏共收支委员会的主席，1929年，被任命为苏联人民农业政治委员会代表。他1930年结识斯大林，1934年，当选为苏共中央委员会委员，1936年至1938年，叶若夫成为苏联内务部和国家秘密警察机构的最高领导人。叶若夫出身于圣彼得堡一个工人家庭，只有小学文化程度，还是个酒鬼，身为内务人民委员，却根本不懂得怎么抓间谍，但是，斯大林却赏识他，觉得他的历史清白，因为他不是列宁和托洛茨基派系的人。

在巴别尔眼中，斯大林、莫洛托夫和叶若夫，在苏联20世纪30年代的国家政治生活中，成了党和国家的三驾马车，他们三人站在一起的时候，巴别尔便想起俄国画家沃兹涅佐夫（Bиктoр Bacнeцoв）的那幅著名油画《三勇士》。于是，巴别尔产生了一个想法，即通过与叶甫盖尼娅的关系，结识并且投靠叶若夫，为自己寻得一把政治保护伞。从那时起，巴别尔就开始悄悄构思一部新的长篇小说，他身边的人只隐隐听说，那是“一部以国家高层人物为背景”的反间侦探作品，巴别尔甚至连家人都不点破小说的内容，他觉得作品发表前泄露内容，十分危险，更何况小说的内容涉及国家秘密警察机构。其实，早就有人推测，小说的主人公可能是叶若夫。巴别尔曾对友人说，小说的名字是《罗斯托夫的秘密警察》。总之，1934年，是巴别尔的重要年份，首先，他与相识两年的莫斯科地铁工程师彼洛什科娃（Aнтoнинa Пирoжкoвa）结为伉俪；其次，苏联成立作家协会，巴别尔的靠山高尔基当选主席，巴别尔自然成为苏联作协第一批会员。

再说叶若夫，他虽然出身工农，没有文化，但由于身居高位，身边经常聚集着一批精英，比如苏联著名记者，社会主义劳动英雄戈尔佐夫（Mиxaил Фридлянд），苏联著名战斗机试飞员，苏联英雄契卡洛夫（Baлeрий Чкaлoв）以及知名作家肖洛霍夫（Mиxaил Шoлoxoв）等人，他们也是叶若夫家的常客。巴别尔进入这个圈子后不久，又一次，他亲眼目睹了一件事，让他惶恐不安。苏联秘密警察向叶若夫提交了一卷磁带，里面是他老婆叶甫盖尼娅与作家肖洛霍夫在大都会酒店（Meтрoпoль）215房间幽会的录音。叶若夫听罢，气得大发雷霆，把叶甫盖尼娅痛揍一顿，却不经意间杀鸡给猴看，警告了巴别尔。因为那时，巴别尔一方面在政治上巴结叶若夫，另一方面还与叶甫盖尼娅眉来眼去。叶若夫把叶甫盖尼娅调入很有影响力的《苏联建设》（《СССP нa cтрoйкe》）杂志做编辑，叶甫盖尼娅上任后，又悄悄安排巴别尔在杂志做专栏作家，每个月支付他数额可观的稿酬。

俄罗斯历史学家萨尔诺夫（Бeнeдикт Сaрнoв）说，叶若夫虽然痛恨肖洛霍夫勾引他老婆，却也没有动用职权，整肃这位后来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有人说，叶若夫对他家文艺沙龙的座上宾都网开一面，对巴别尔亦如此。不过，另外一位历史学家彼得罗夫（Hикитa Пeтрoв）却持异议，他说，自从巴别尔跨进叶若夫家大门，其一举一动，就已在苏联秘密警察的严密监控之下。至1939年春季，苏联内务部所掌握的巴别尔材料，已经足够对他下手。比如，他的黑材料中有这样的记载，巴别尔说，“苏共党员的奴性让人感到恐怖，每个知识分子随时都感到蹲监狱的恐怖。这就是苏联国家体制的特点，在苏联这块土地上，有才华的人没有地位和出路。党的文艺政策中，没有文艺探索，没有文艺家的独立性以及表现真实的技巧”。俄罗斯历史学家萨尔诺夫说，巴别尔这番话很有可能是讲给叶若夫夫妇的，因为，这是一番肺腑之言，这样的话，巴别尔只可能对叶若夫说，因为巴别尔视他为最亲近的人。

那么，又是谁，出卖了巴别尔呢？当然只能是叶若夫。俄罗斯历史学家认为，叶若夫这样做，是对巴别尔与自己老婆偷情的报复。其实，巴别尔与叶甫盖尼娅的暧昧关系，早已被叶若夫发现，虽然他嘴上说，巴别尔与叶甫盖尼娅之间是正常交往，显然那只是为了维持面子。但叶若夫被捕后他大力揭发检举巴别尔，说巴别尔和他老婆之间是赤裸裸的间谍行为。由于巴别尔的身份属于苏联秘密警察，所以，内务部对他的侦查周密而系统，1939年，一直在政治上走钢丝的巴别尔，终于被从别列捷尔吉诺作家村带走，成了出卖祖国的嫌疑犯。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公开了苏联最高法院军事法庭审讯巴别尔的记录。巴别尔在法庭上说，他在30年代的最后几年，一直埋头撰写新书，并在1938年年底完成了书稿，根本没有时间和精力从事间谍工作。最后，他还请求法庭给他时间，让他将新书写完。苏联著名作家爱伦堡（Илья Эрeнбург）曾到狱中探望巴别尔，问他：“你为何要接近叶若夫夫妇，是在用生命去冒险还是想跟死亡做游戏呢？”巴别尔莞尔道：“我只想解开一个谜。”

巴别尔所说的这个谜，与他的写作分不开。那时他已经彻底放弃了短篇小说，上面提过，他最后所写的是长篇小说《罗斯托夫的秘密警察》。而写秘密警察，不仅仅要保持一份强烈的好奇心，更需亲身与他们接近，甚至亲近，也许这就是巴别尔为解开谜底，而去做的冒险。巴别尔为了这次冒险，宁愿以生命为代价，苏联老作家伊斯坎德尔告诉我，巴别尔原本可以避开牢狱之灾，更不必惨遭死刑。

1935年，他曾随苏联代表团前往法国参加“世界保卫文化与和平大会”，原本斯大林不同意他出国，但大会主席团点名要见巴别尔和帕斯捷尔纳克（Бoриc Пacтeрнaк）。斯大林无奈，为了维护苏联的面子，被迫同意他们两人前往，此事本身已经从侧面说明了斯大林对巴别尔的态度。巴别尔去了巴黎之后，本也可滞留不归，因为他的前妻、女儿、母亲和姐姐那时都定居在巴黎和比利时，更何况，母亲和姐姐曾经提出了让巴别尔留下的请求，何况那时巴别尔已经红遍欧洲，法国作家罗曼·罗兰（Romain Rolland）、亨利·巴比塞（Henri Barbusse）和德国作家托马斯·曼（Thomas Mann），都极其欣赏巴别尔，假如巴别尔开口移民欧洲，他们也都会帮忙。但是，巴别尔最终也没有开口，他知道，移民欧洲的费用是个天价，他和妻子彼洛什科娃根本负担不起。

1935年，巴别尔在巴黎开完会返回莫斯科，继续在《苏联建设》等媒体撰文，他还做了一期纪念高尔基专刊，歌颂他的文学教父。然而，仅隔一年，1936年，高尔基突然死去，巴别尔哀悼之余，心中愈感悲凉，苏联一场大风暴迟早将临，他最终在劫难逃，因为他失去了高尔基这个保护神。那时，叶若夫家的文化沙龙名人荟萃，正办得红红火火，巴别尔与叶甫盖尼娅的交往更为频繁，他们不仅在家见面，还在野外幽会，直到有一天，斯大林突然闯入了叶若夫家的名人沙龙，事情才急转直下。

叶若夫的同时代人回忆说，斯大林偶尔也会自驾车，或者送叶若夫回家，或者亲自登门拜访。那天，斯大林驾到之时，叶若夫家正歌舞升平，斯大林与大家握手相识，赞美叶甫盖尼娅的美貌，他甚至称叶甫盖尼娅是“红发天使”。有历史学家推断，说斯大林此次微服私访，是因为暗恋叶甫盖尼娅。如此看来，叶若夫家的文化沙龙就愈加复杂了。假如巴别尔接近叶若夫是为了寻找保护伞，那么，他似乎忽略了一点，那就是，苏联时代，官员大都是靠告密起家，靠牺牲别人来保全自己的。比如，叶若夫的前任雅各达（Гeнриx Ягoдa），1934年至1936年曾担任内务人民委员会党中央书记，他在任期间，经斯大林授意公审并枪决了季诺维耶夫、加米涅夫等老布尔什维克，后自己也被指控为人民的敌人、纳粹德国间谍、托洛茨基分子和阴谋篡权者，卷入了反苏同盟大案，结果被送上法庭，定罪枪决。叶若夫每每想起他，便浑身战栗，寝食难安。斯大林的微服私访，更让他意识到大祸临头，生命将尽，遂于1939年9月，与叶甫盖尼娅离婚，并约定永不相见。叶若夫离异后，安排叶甫盖尼娅去南方度假，叶甫盖尼娅在那里突发精神病，服下安眠药（苯巴比妥）自杀身亡，叶若夫连她的葬礼都没有参加。即便如此，叶若夫也没有逃过一劫，他于当年被捕，根据叶若夫临死前的审讯记录，他供认巴别尔和其他文化名人是外国间谍。1940年，叶若夫被执行枪决。

叶若夫入狱后，苏联相继有150万知识分子被捕，其中有一半人被枪决，斯大林的整肃运动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叶若夫家的座上宾戈尔佐夫遭到逮捕和枪毙，战斗机试飞员契卡洛夫也在试飞时神秘地摔死，连妻子叶甫盖尼娅的前夫格拉东，也被处以极刑。

叶若夫遭到清洗之前，巴别尔问他：“假如我被逮捕审讯，该怎么办？”叶若夫说：“你就死扛，什么都不承认。警察对你一点辙都没有。”天真的巴别尔信以为真，后来他被捕入狱，在审讯初期，巴别尔不发一言，拒绝背负莫须有的罪名和交代所谓叛党同谋，但随即遭到了警察的严刑拷打和逼供，受尽折磨，最终还是被迫招供。从1937年1月26日至2月1日，苏联作家在《苏联文学报》上纷纷表态支持大清洗运动，发表了三十多篇效忠声明，论述运动的正确性和必要性，支持党中央消灭一切人民的敌人。巴别尔也被迫在该报发表了署名文章《谎言、背叛和奴颜婢膝》（《Лoжь, прeдaтeльcтвo, cмeрдякoвщинa》）。他在文章中，明确表态支持斯大林对苏联著名党务和国务活动家比亚达科夫（Гeoргий Пятaкoв）的整肃，还致函法国作家安德烈·马尔罗（André Malraux），说苏联开展大清洗对工人阶级是必要的，但却引发了知识分子的误解。历史学家认为，单凭这封信，巴别尔就可能被投入监狱。除此之外，警察在巴别尔家中起获了不少他收藏的作品，它们的作者很多被斯大林定性为“人民公敌”，这也为巴别尔加罪一条：同情被清洗者。

1939年，苏联画家瓦涅齐安（Aрaм Baнeциaн）给巴别尔画了一幅肖像，成了巴别尔留在人间的最后图画。4月，巴别尔在列宁格勒举办了最后一场小说朗诵会。4月15日巴别尔被捕，理由是，他为外国机构从事间谍活动。巴别尔妻子彼洛什科娃回忆说，15日清晨，她住在莫斯科市内，而巴别尔住在郊外别列捷尔金诺作家村，两位带枪的秘密警察先将彼洛什科娃叫醒，带着她驱车赶往作家村，他们上前去叫门，巴别尔没有马上开门，彼洛什科娃知道巴别尔那时在穿衣服，他不会光着身子出来开门。巴别尔开门后，警察走进去搜查，彼洛什科娃随后走进屋来，她见到屋中的气氛很紧张，就对巴别尔莞尔一笑，说：“我还以为你去敖德萨了呢。”这时，两个警察把巴别尔的书稿和书信，装进一只只大口袋里，彼洛什科娃见状，又说：“真可惜，那是我们的家信。”其中一位警察还接茬说：“我们对你们的家信没有异议。”他说得对，因为无论对警察还是巴别尔本人，最重要的不是家信，而是手稿，那时，警察最想要的是巴别尔从事间谍工作的证据，而巴别尔则想保护自己刚刚杀青，还未来得及修改的长篇小说。

根据苏联419号秘密卷宗披露，秘密警察前去搜查巴别尔的住宅，师出有名，内务部怀疑他“参与反苏阴谋恐怖活动和间谍活动”。秘密警察逮捕巴别尔的时候，还没收了他的全部手稿，具体数量是，15个文件袋，11个写满字的本子和7个写满了字的活页夹。

巴别尔再也没有见到他被没收的手稿，而且至今查无下落，历史学家一致认为，那些手稿后来都被秘密警察销毁了，并且没有留下任何销毁手续。关进了监牢的巴别尔更是凄惨，他开始拒不交代自己的所谓罪行，被施以酷刑后，他精神彻底崩溃，竟然胡编乱造，“交代”了间谍组织的全部名单，名单中包括苏联著名作家爱伦堡、戏剧家梅耶荷德（Bceвoлoд Meйeрxoльд）和著名导演爱森斯坦等十余名苏联著名文艺家和社会活动家。巴别尔还被迫承认与托派有关系，在苏联作家、演员和导演中间，曾散布反苏言论以及为法国情报机构充当间谍。审讯记录显示，巴别尔说，他1933年通过作家爱伦堡认识了法国间谍作家安德烈·马尔罗，并向他提供了苏俄空军情报。虽然，巴别尔后来给苏联总检察长写翻供信，坦言他是在重刑逼供下胡编乱造，栽赃名人。尽管如此，戏剧家梅耶霍尔德还是因此锒铛入狱，最后被判处死刑。

巴别尔自1939年5月起，羁押在莫斯科郊外的苏汉诺夫监狱，当年在监狱的地盘上，有一座“圣叶卡捷琳娜”教堂。巴别尔和叶若夫都关在此，仅一墙之隔，先后遭到枪决，这听上去似乎非常讽刺，但却是事实。

1940年1月27日，巴别尔被苏联最高法院军事法庭判处死刑，执行名单由斯大林亲自签属。巴别尔的死刑由内务部行刑队执行，具体执行人是，莫斯科卫戍警长布洛欣及行刑队队员费季索夫和卡里宁。苏联内务部档案记载，行刑地点就在圣叶卡捷琳娜教堂旁边，卫戍警长布洛欣，走上前去，朝巴别尔头部开了一枪，杀死了这位文学天才。巴别尔的遗体葬于莫斯科顿河修道院（Дoнcкoй мoнacтырь）。时隔9天，即1940年2月4日，曾被巴别尔当作政治保护伞的叶若夫，也在同一地点被枪毙，并葬在一个杂乱的大坟场。

至此，巴别尔的好奇心终于画上了一个句号，一个神秘而急促、残忍又无奈的句号，一如他不朽的作品《骑兵军》。

2015年暮春草于莫斯科郊外

2016年初春改毕于北京厂洼

插图画家简介

1．波尔塔维茨（Bиктoр Пoлтaвeц, 1925～2003），苏联乌克兰人民画家。出生于乌克兰扎波罗热州。毕业于乌克兰哈里科夫美术学院。其作品主要为军事题材、图书插画和教材插图等。曾获苏联伟大卫国战争勋章。

2．格列科夫（Mитрoфaн Грeкoв, 1882～1934）是苏联著名军事画家，苏联军事画派创始人。格列科夫1898～1903年在俄国敖德萨美术学校主攻油画，1903～1911年又去美术学院深造，师从俄国艺术巨匠列宾和军事画巨匠鲁勃。格列科夫毕生创作的油画详尽记录了红军将领布琼尼第一骑兵军的战斗生涯，是苏联唯一全面系统描绘国内战争，特别是第一骑兵军战斗生活的画家。1935年，苏联红军总政治部为纪念他，成立了格列科夫军事画室，继承和发展了俄国军事绘画艺术。

3．彼得罗夫（Ивaн Пeтрoв, 1924～1990）苏联乌克兰功勋画家。苏联军事美术创作大师。他的透影画、图书插图、风景画和架上艺术等均享誉苏联。

4．索洛卡（Aркaдий Сoрoкa, 1921～2010）苏联乌克兰功勋艺术家，乌克兰人民艺术家。1921年生于乌克兰维妮萨。1941年毕业于奥德萨国立艺术师范学院。在卫国战争期间曾为斯大林和苏联其他领导人画像，索洛卡创作了大量肖像画、风景画以及儿童题材的作品。他的作品收藏于苏联国立博物馆。

5．布卡依（Bиктoр Бугaй, 1939～）苏联俄罗斯著名画家。生于苏联克拉斯诺达尔市。他爱好美术主要受到他哥哥，苏联著名画家大布卡依的影响。毕业于国立莫斯科苏里科夫美术学院，毕业后常年在美术学校任教。

6．格拉切夫（Mиxaил Грaчёв, 1913～2003），生于苏联鞑靼共和国。曾在列宁格勒美术师范学校学习。毕业后在中学做美术教师。战后在苏联列宁格勒美术学院学习。毕业后担任列宁格勒美术学校校长。其创作主要为架上作品和图书插画。他的作品收藏于俄罗斯、法国、日本、美国和比利时等国的国立和私人博物馆。

7．雷洛夫（Aркaдий Pылoв, 1870～1939）苏联俄罗斯著名风景和插图画家、美术教育家。他是艺术世界协会会员、俄罗斯美术家协会会员、革命俄罗斯艺术家协会会员、列宁格勒美术家协会理事等，还出任全俄艺术学院美术、雕塑和建筑学院教授。1935年当选俄罗斯联邦功勋艺术工作者。

8．戈洛别茨（Пaвeл Гoрoбeц, 1905～1974）苏联乌克兰著名油画家，风景画大师。1926～1932年就读于乌克兰波尔塔瓦美术师范学校，后在哈尔科夫美术学院学习。1926年当选乌克兰美术家协会和苏联美术家协会会员。1963年开始担任波尔塔瓦博物馆馆长。他除风景画之外，还创作了大量革命战争题材作品。他的主要作品收藏于俄罗斯、乌克兰及格鲁吉亚博物馆。

9．克拉夫琴科（Сeргeй Крaвчeнкo, 1914～2001）苏联乌克兰画家，乌克兰功勋艺术家，生于汗热科沃市，毕业于基辅美术学院。他的主要创作方向是架上作品和书籍插图，其绘画题材涉及乌克兰历史和伟大卫国战争等。他还常为儿童读物及学生课本绘制插图，他的肖像画亦很知名。其作品主要收藏于乌克兰和俄罗斯美术馆。

10．莫伊先科（Евceй Moиceeнкo, 1916～1988）苏联著名油画家、插画家和美术教育家。苏联科学院通讯院院士，苏联人民画家，列宁奖金和苏联国家奖金获得者。

Table of Contents

书名页

解读巴别尔（代译序）

回忆巴别尔

巴别尔自传

目录

渡过兹布鲁奇河

新城的天主教堂

一封家信

军马储备主任

阿波廖克先生

意大利的太阳

基大利

我的第一只鹅

拉比

通往勃罗德的道路

双马敞篷机枪车学说

多尔古绍夫之死

二旅旅长

萨什卡·耶稣

帕夫利琴科，马特维·罗季奥内奇的一生

科金纳墓地

普利谢巴

一匹马的故事

康金

别列斯捷奇科

盐

夜晚

阿丰卡·比达

在圣瓦伦丁教堂

骑兵连长特隆诺夫

两个伊凡

一匹马的故事续篇

寡妇

扎莫希奇

叛变

切斯尼基村

战斗之后

歌

经师之子

宝马

吻

格里休克

他们原本九人

生死巴别尔（译后记）

插图画家简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