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是尘埃也是光：面纱下的阿富汗 (你我皆行者系列丛书)
Author: 梁子
Date: 2014-10-31 16:00:00+00:00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你是尘埃也是光：面纱下的阿富汗 / 梁子著. ——北京 : 中信出版社, 2014.11

ISBN 978-7-5086-4750-0

Ⅰ. ①你… Ⅱ. ①梁… Ⅲ. ①游记－作品集－中国－当代 Ⅳ. ①I267.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188699号

你是尘埃也是光——面纱下的阿富汗
著者：梁子
策划推广：中信出版社（China CITIC Press）

出版发行：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4号富盛大厦2座 邮编100029）

（CITIC Publishing Group）

电子书排版：张明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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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是尘埃也是光

——面纱下的阿富汗

梁子 著

中信出版社

目录

上篇

第一章 行走的波尔卡
第二章 弹孔下的爱情
第三章 战乱中的婚姻
第四章 阿富汗可是不好混的

中篇
第五章 寡妇的活法

第六章 神秘的女子理发店

第七章 幸福之家，不幸的代价

下篇
第八章 探秘坎大哈北约基地

第九章 “奢华”的战场生活

第十章 混迹在美国空军部队

后记

谨此

向在阿富汗战场上失去生命的战地记者们，

向当年与我浴血奋战在老山前线的战友们致敬！

上篇

2003年2月，初进阿富汗，我蒙了。

首都喀布尔大街上的电线杆，竟然有许多弹孔，它招谁惹谁了？可怜的家伙从上到下被子弹射得千疮百孔。

这里的外来人似乎都很忙，也貌似都有国际背景：联合国人员、国际记者、各国军人、医疗救援队员、非政府组织工作人员。而我，一个中国女人，没组织也没机构，初来乍到，两眼一抹黑，稀里糊涂就混在了这片热闹非凡的土地上。

冬季的阿富汗，破败又肮脏，寒冷且干燥。

我独自一人漫无边际地游走在喀布尔大街上，街道人烟稀少，两边残垣断壁的土坯房子伤痕累累，像是大地震后的灾难情景。突然擦身而过一辆装满脏兮兮男人的卡车，寒风把车上的人们吹得个个像缩头乌龟。霎时间，车上发出一阵尖叫，满满一车饿狼般的男人炸开了锅地冲我喊叫、招手、吹口哨，卡车载着风中的“狼”连同他们欢叫的余声渐渐远去了。

大街上少见女人，更少见露面容的女人，偶尔出现被蓝色面纱从头到脚包裹着的女人，大都步履匆匆，如精魂般很快消失在人们的视线中。

我对这座带有伤疤的城市满眼的好奇。

这时，右前方蹲着几个男人，有人微笑着朝我招手。

“你们好！”我快步走到他们面前，大大方方地跟他们打招呼。

“哪儿人？”男人们仍然蹲着，其中一人仰着头，用英语问我。

“中国人。”我笑脸相迎。

“啊哈，中国人呀，中国人很好，中国人是朋友。”依然没人起身。

“麻烦问一下，这里离市中心远吗？怎么走？”我打听着。

“不远，不远！向右拐，然后直走就到了。”

我发现指路人蹲在地上，两手却兜着裙裤，旁边还放了一个小塑料桶。我顿时反应过来了，脸红红地赶紧撤了。

这帮家伙蹲这儿大便呢，我居然还上前陪聊，分明是脑子进水了。

尽管孩子们身后的房子已经不能称为真正的家了，但是除了这里，他们又能搬到哪儿去？

2003年初，市场刚刚开放，原本家家需要的地毯，在市场上根本卖不出去。人们连吃饭的钱都没有，谁还有能力买地毯？

2003年，尽管喀布尔动物园里只有两只可怜的瘦得皮包骨的狮子，每天前来参观的人依然络绎不绝。

在街上遇到同行了，着实让我兴奋了好一阵子。于是，花钱照了一张黑白标准像，没想到引来了几十号围观的人。

第一章
行走的波尔卡

阿富汗这个国家，原本我对它没什么感觉。

自从2001年“9·11”那场震撼世界、令人惨不忍睹的恐怖袭击发生后，“塔利班”、“‘基地’组织”、“自杀式爆炸”这些词，把全世界人的目光都引向了阿富汗和躲在这个国家的一个叫本·拉登的人。

这些事本该与我无关，可是随着来自阿富汗的各种恐怖消息越来越多，这个国家开始引起我的注意。

2003年，喀布尔市中心的鸽子随处可见，10年后的今天，这样的景象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为什么要去阿富汗

美国“双子”大厦被撞毁的那一刻，谁要是能当即把那惨烈的一幕与距它万里之遥的阿富汗联系在一起，那真叫牛大发了。

可是，短短一个月之后，阿富汗这个原本不被人关注的小国，居然变得相当热门。它不仅用暴力吸引了几十亿人的眼球，还牢牢拴住了全世界各路高人的心，搅乱了无数专家的大脑。

“基地”组织，也开始对摸不着看不见，却有可能随时发生的灾难提心吊胆了。

接下来，谁都没有想到，名人本·拉登，与牛气哄哄的美国人，搞了一场猫捉老鼠的“游戏”，而一玩儿就是整整10年。

2011年5月，大猫捉到了四处逃窜的老鼠。随之，人们对在阿富汗上演的这一场“游戏”也变得漠然了。时而想起它，时而遗忘它。但它每次出现时，总是会在新闻媒体的头版头条上，不知不觉间这个国家已演变成了“战乱、爆炸、伤亡”的代名词。

从2001年到2014年，这场战争耗了人力耗钱财，愣是把一批批斗志昂扬的勇士，耗成了伤痕累累的残兵。

其实这一切并不是偶然。

看看近30年以来的阿富汗，不管它招谁惹谁了，这个国家始终没走过大运。

1979年，苏联10万大军入侵，把阿富汗打得比炮灰还粉碎，没想到阿富汗人民愣是把吃奶的劲儿都用上了，拼杀了10年，总算把入侵者赶跑了。外人走了，内讧又来了，接下来上演了一场自相残杀的大戏。

1996年塔利班政权上台后，阿富汗真正的黑暗降临了。

为了抵制一切异族文化，塔利班先是把举世闻名、有1 500年历史的巴米扬大佛一夜炸毁；接着规定，全国各地禁止唱歌、跳舞、弹奏乐器；不论电视、广播、电影，只要是带有娱乐性的节目一律禁止；人们不许欢乐，不许疯狂，不许愉悦，连体育运动都不许出现。塔利班认为，这些有伤风化的情绪和行为，严重违背伊斯兰教义。这样的歪曲，活活把真正的穆斯林气个半死，可是不能掌控政权的百姓，谁敢反抗？

2001年12月，塔利班政权终于被美国人拿下，战争停息了，人们也开始了正常的工作与生活，新的执政党上台，塔利班转入了地下，偷鸡摸狗的恐怖袭击一刻也没有消停过。

人们说，经历了20多年战乱的阿富汗，是一个流着血和泪的国家，它留给人民的是一段死亡与恐惧的记忆。有时，它又像一个风烛残年的老人，在跌跌撞撞中残喘着、祈求着、渴望着……

难道这个具有数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真的只剩下这些了吗？

真实的阿富汗究竟是什么样子？

从2003年2月至2013年9月，10年间，我这个没有任何官方背景的自由女摄影师，4次独自进入阿富汗。

即使有战争，人们也要生活；男人打仗，女人怎么个活法？

特别是塔利班执政时期的妇女，遭受着无法想象的戒律禁锢，同为女性，更加促使我了解她们的真实生活，我需要眼见为实。

由此，我便有了第一次出发的理由。

2003年2月中旬，在申请阿富汗签证时，一个小小的“单位证明”把我这个“三无”人员难住了。

对于离不了馕的阿富汗人，街边的烤馕小店生意最红火，全家老少齐上阵做烤馕，但女人是绝不能在这种公共场所露脸的。

阿富汗街景。

出师不利，备受打击。

但天无绝人之路，我终于想到1999年在伊朗认识的大使馆官员路长金。得知他已是中国驻阿富汗大使馆经济商务参赞处参赞时，我着实体验了一把什么叫“喜从天降”。

老路早年毕业于北大，他学波斯语的时候，国内很多人都没听说过这个语种。他长期在伊朗工作，波斯语说得那叫一个地道，除了长相，你恨不得把他当成伊朗人，其实人家是纯北京爷们儿。估计是因为他对伊斯兰文化“吃得很透”，在中国驻阿富汗大使馆被炸毁后修缮和重建的非常时期，商务部特意把他派驻到那里。

电话里，老路一口答应帮我这个忙，末了，这位老兄还没忘记叮嘱几句：“你来了别瞎跑，喀布尔周边到处是地雷，你要是有个三长两短的，我可……算了，跟你说这些也没用，估计也管不住你……”

2月23日，在老路的帮助下，我总算拿到了第一次进入阿富汗的签证。

收拾行李时，考虑到阿富汗的混乱，也许需要随时转移住地，必须轻装。除了应急灯、手电筒、药品、照相器材、电脑、充电器、两件换洗衣服，其他护肤品、食品等一律被我放弃。

两天后，我来到巴基斯坦，由于三天后才有飞往喀布尔的航班，我只好孤零零地在伊斯兰堡游荡了三天。

2003年2月28日，喀布尔机场，尽管事先做好了思想准备，但走下飞机，眼前大面积的废墟，还是让我突然有了一种直奔“枪口”的感觉。

2003年喀布尔市区景象。

2003年在街上看到的典型的一夫多妻制家庭。通常，只有男人带着他的女人们一起出门，女人可不能随意自行出门。

约束妇女的缺德条款

令我费解的是，塔利班政权已被瓦解了，按理说，这里的人民“得解放”了，我却依然看不到“解放区”的新气象。

2001年“9·11”恐怖袭击之后，以美国为首的北约联军，以推翻塔利班政权和清剿本·拉登为由占领了阿富汗，这个国家一下子涌进了大批的国际人士。人人都像救世主，迅速投身到火热的拯救国家、拯救人民的行列中。

不过，阿富汗人民被“拯救”也有一定的道理。

就凭以下塔利班政权统治时期对妇女的“特别”规定，就能证明他们是明显欠扁的统治者：

1. 妇女出门必须穿波尔卡（一种从头到脚的蒙面袍子），如果露出小腿，就要处以鞭刑。

2. 没有父亲、兄弟或丈夫陪同的妇女不得走出家门。

3. 不得同男人拉手。

4. 不得向男性店主购买商品。

5. 不得穿高跟鞋或走路时会发出响声的鞋。

6. 禁止使用化妆品，如果染指甲就要被拔指甲，不服从者要被剁手指。

7. 波尔卡里也不得穿着带有挑逗性的艳丽服装。

8. 不许在公开场合说笑。

9. 不许参加体育运动和俱乐部的活动。

10. 不许在众人面前洗内衣。

11. 不得站在自家阳台上。有女人的家庭，窗户的玻璃都要涂上颜色，以防对外暴露。

12. 不得外出工作，女子学校停办，由专门的宗教人士接管。

13. 通奸者要被石头砸死。

14. 偷盗者要被砍手。

15. 喝酒者要被处以鞭刑。

16. 禁止听音乐，不许拥有和使用电视机，不许玩牌，不许下棋，不许放风筝，不许养鸟。

17. 男人必须留大胡子，所有的人都要穿伊斯兰服装、戴帽子，所有的塔利班人员头上都要缠头巾。

18. 所有的人必须使用伊斯兰教名字。

19. 保留或传阅非伊斯兰教书籍的人要受到处罚。

20. 禁止阅读带有插图的书籍，私人家中也不许保存。

21. 任何人不许在自家墙壁上悬挂画像和照片。

22. 非穆斯林要在自己的衣服上缝一个黄色的布条，以便辨认。

23. 观看演出或体育比赛时不得鼓掌或欢呼，只许高呼“真主至上”。

24. 尽管解除了踢足球的禁令，但天黑之后不许踢球，球员的胳膊和腿不得裸露。

抄写完这24条禁令，我自己都快窒息了。

自从塔利班1996年攻占喀布尔，取得对阿富汗的统治权之后，这些禁令整整实施了5年，之后也一直影响着人们的生活。

自从“救世主”们进入阿富汗之后，这里在不知不觉中，已然成为一块国际化土地，还是略带血腥味儿的国际大舞台，表演者是政府、军队、塔利班，看戏者是全世界人民。

我第一次走进阿富汗，就被这个大舞台所吸引，我不知道自己是出于一种什么心态，总之，我似乎看到了一束光照射在舞台的中央。

波尔卡暗藏私货

2003年，我第一次看到波尔卡时，以为是塔利班缺德，专为欺负女人设计的。后来才知道，这种女性服装已经有些年头了，少说有100年历史，它也是这个世界上最保守的女性服装之一。阿富汗女孩子长到十四五岁，进入青春期后，外出就需要穿上它，双眼被遮在带网眼儿的面罩后面，如同一扇流动的铁窗。

这种服装的面料通常有真丝和化纤的，由于真丝面料比较昂贵，大部分女性选择化纤的，售价为60~100元人民币，不过便宜的化纤面料极不透气，谁穿谁遭罪。

据说，当时设计这种服装时主要考虑的是，这一带风沙漫天、阳光曝晒，女人穿上它可以避沙遮阳。也有人说，早先的君王十分好色，那些被招进宫的美女穿上它避免遭人嫉骂。后来人们发现，这种服装最大的好处是可用来遮挡来自“色男”们的眼神，是女人最好的保护工具。

听阿富汗较为年长的人说，20世纪六七十年代，波尔卡基本被现代服装取代了。但塔利班上台后，不仅把女人的生活打入了深渊，还把穿波尔卡定成一项严规，重新将这身“流动的铁窗”扣在了她们身上。

塔利班时期，女人出门必须穿波尔卡，特别是已婚女人，如果不穿它出门，首先别想过被洗了脑的丈夫那道关。即便女人穿着波尔卡，也绝对不能让面罩滑落，起风时更要注意压住长裙的裙脚。如果脚踝露出超过一英寸，不仅会招来蔑视的眼光，也许还会遭到警察的一顿鞭打。如果你不穿波尔卡出门，那就等着乱石飞舞，砸你个稀巴烂吧。

2002年，阿富汗新政府上台，女人的命运得到了革命性的改观。

2003年，我第一次进入阿富汗，在大使馆老路的带领下，我去了苏哈拉·西迪克的家。

苏哈拉是当时阿富汗的卫生部长，也是一名立下战功的女将军。路上，老路一再提醒我：“苏哈拉将军一直未婚，别提关于家庭的问题。”

这位身经百战的女将军，外表与经历有着极大的反差。

见到快60岁的苏哈拉将军，联想到老路介绍的“她是阿富汗最受人尊敬的腹部外科医生，曾经在喀布尔一家部队医院里工作了20多年，在战乱时她救过无数人的命”，感觉不太像这个女人的经历。

苏哈拉将军皮肤白白的，说话语速缓慢，戴了一副无框眼镜，眉毛文得很精致，搭配着一袭黑衣，显得没那么硬朗。

她出生在塔利班集聚的南部地区坎大哈，是普什图人。

她说从小受父亲的影响，在成长阶段十分注重个人独立，特别是内心要强大，绝不能轻易向男人示弱。她的父亲在坎大哈一带是富有权势的领袖人物，她很崇拜父亲，父亲传输的理念根植在她的骨血里，一直陪伴她走过大半人生路。

1996年塔利班占领喀布尔，把苏哈拉将军从医院外科主任的位置上赶了下来。不久，塔利班发现不利用苏哈拉精湛的外科医术是个错误。几个月后，他们又将苏哈拉带回了医院，她依然在塔利班对女人的禁锢下工作。

后来，许多人都知道，苏哈拉将军终身未婚，原因就是不愿被任何一个男人掌控，包括婚后的那个男人。

为此，苏哈拉成了阿富汗女人中少有的极富个性的人物。

苏哈拉将军是阿富汗最早脱掉波尔卡的女人之一。我问她，脱掉波尔卡最大的感受是什么。她笑了笑对我说：“你最好穿一穿，就知道了。”

尽管苏哈拉将军没有直说，但我很清楚，波尔卡并不只是一件罩袍，它包裹的是阿富汗女人的整个世界。

听了苏哈拉将军的话，咱也打算体验一把波尔卡的魅力，买一件波尔卡，把自己包裹起来，干脆做一个“不要脸”的女人。

我去了大巴扎，找到了专卖店，进去一看，这里的波尔卡有蓝色、绿色、白色、黑色的，可是，在街上却只能看见一种蓝色的，为了显得与众不同，我特意挑选了一件浅灰色的，而且是偏薄一些的布料，合60元人民币。

卖波尔卡的店铺。

我买了波尔卡，然后穿上它在大市场里溜达了不到半个小时，走起路来像个盲人，缩手缩脚的，根本看不清前方的路。闷在不透气的化纤布料里，头顶着燥热的太阳，我差一点儿就窒息了，赶紧就地脱掉，才算把这口气捯过来。真佩服那些天天穿着波尔卡的女人，像我这种走四方、需要大口呼吸的女人，早憋死了。

阿富汗女人的容颜个个如花似玉，可惜这些美丽的“鲜花”都是“私有财产”，外出时都被包裹在这严实的波尔卡里，严禁其他男人分享，连看一眼的资格也没有。

不过，波尔卡也并非一无是处。

1999年10月，塔利班准备以坦克部队强攻盘踞在潘杰希尔谷地的北方联盟部队。女伞兵哈托（Khato）受命乘直升机空降至塔利班设在喀布尔北部的油料补给站，切断塔利班坦克部队的油料补给。哈托趁夜色空降至油库附近的一个村庄，等到清晨，用火箭筒炸毁了油库。当敌人为缉拿袭击者而乱作一团时，哈托套上事先准备好的一件波尔卡，步行50多公里，回到了总部。沿路的哨卡都以为她是当地普通女人，几乎没有盘查她，一件波尔卡使哈托顺利渡过了危难。由于战功显赫，哈托也是阿富汗屈指可数的女将军之一。

其实，这几位最早脱掉波尔卡的女性，都是阿富汗的优秀人物。她们带头勇敢地脱去波尔卡，把自己的心“裸露”在光天化日下，大胆地向前走，带动了不少追随者。很多女人以她们为榜样，支持她们，效仿她们，加快了阿富汗妇女前进的脚步，因此，这些先锋式人物一直备受人们的尊重，按现在的话说，“粉丝”遍布全国。

如果有一天把波尔卡引进中国的大都市，估计会在女白领中疯传。大多数女白领，不化妆是不愿出门的，她们有必要人手备一件。哪天早晨起晚了，也不怕蓬头垢面，套上波尔卡直接冲出家门，地铁、公交、步行任其行，到了单位打了卡再化妆，什么都不耽误。只是夏天不宜，在拥挤的地铁里捂出一身痱子，可就不划算了。

蒙头盖脸挑金饰

阿富汗女人热爱黄金首饰。不论是在首都喀布尔，还是在其他城市，几乎都有“金店一条街”。阿富汗女人在金店“血拼”的场面丝毫不亚于其他国家女人购物时的场景。

记得2003年初，在战后刚刚恢复的喀布尔金店一条街上，一下子开了46家金店，那时金价每克在10美元左右。而所有金饰品都来自伊朗、巴基斯坦、沙特等国家，据说这些伊斯兰国家的设计理念相近，深受阿富汗人的喜爱。因此，这条街迅速成了女人们最热衷游逛的地方。

2003年，女人到金店买首饰，都是这样蒙头盖脸的。相比塔利班执政时期不许露手指，能这样挑选自己喜爱的金饰，已经开放多了。

有趣的是，来此买金饰的女人身后都会跟着她们的男人。

有一天，我刚走进一家金店，正跟老板问价的时候，进来两个身穿波尔卡的女人，尽管蒙着面，但从跟老板打招呼的熟悉程度上看，是老板的熟客。

在柜台前，隔着波尔卡的纱网，估计是看不太清柜台里的金饰，两人不自觉地几乎快把头贴在玻璃板上了，仔细观看柜台里的戒指。这时我才发现，她们身后还有一个男人，显然是两位共同的丈夫。

看见我举着相机在柜台前晃悠，两人并没什么不安，倒是她们的丈夫极其不友好地瞥了我好几眼，但又不好直接轰我，因为他们并不知道我是何许人、从哪个地缝里冒出来的。

听老板说，她们是来给其中一位姐姐的孩子选出嫁时用的金项链、耳环和戒指的。

金饰是阿富汗女人出嫁时的必备品，也是她们的最爱。可是两位蒙头盖脸地选项链、耳环、戒指，不试戴，谈何选呢？

她们先是拿出一枚戒指，然后从遮盖严实的罩袍里缓缓地伸出一只手，我本以为她们从不外露的手会细皮嫩肉的，恰恰相反，手指十分粗糙，看来她们在家没少干粗活儿。

这时我看到老板不仅没有紧盯着柜台前的女顾客，反而像是有意把视线避开了两位女人伸出的手。于是我凑上前问他：“如果你跟她俩聊天，看她们的手指，那个家伙（我指着她们的丈夫）会跟你拼了吧？”

他笑笑说：“现在不像从前了，女人挑戒指，不必担心在男人面前暴露自己的手指会遭到歧视或唾骂了，这在过去可不行。”

“如果她们掀开面纱，试耳环、项链，你会介意吗？”我问他。

“我这里经常有一些年轻女性来买项链，不过，如果她们当着我的面袒露着脖子，我还是觉得不雅观。”他这么说，我还真没想到，原以为此老板英语说得不错，是一个很开明的人，没想到骨子里还是很保守的，看来，他更习惯女人穿着波尔卡来买饰品。

难度较大的是，身穿波尔卡又如何试戴项链呢？万一买回去项链小、脖子粗，根本戴不上可就糟透了，再说了，女人穿金戴银的还都要包裹在袍子里，给谁看呢？

在这方面，阿富汗与中国截然相反，中国人是家里邋遢，家外美丽，丈夫看到自己的女人，都是最不修边幅的一面；而在阿富汗，女人所有的美丽只能留给自己的丈夫，绝不允许展示给其他男人，特别是性感的装扮，一旦暴露给其他男性，绝对会被视为不贞的。

10年前，一个金店每天卖出10条金项链；到了2009年，这个数字翻了两番。尽管目前市场上的金价已经成倍上涨，但购买金饰的人也在不断增加，他们大多数都是家里有亲戚要结婚的——参加婚礼时，最时兴的就是送金饰礼物。在阿富汗，看一个女人是否过上了好日子，她身上堆积的“金山”就是最显著的信号。

说白了，全世界人一个德行，从饰品看钱财，由钱财论贫富，视贫富分贵贱。阿富汗许多人，不论生活是否过得富足，金饰似乎是每个女人的必需品，它也是生活水准和幸福指数的象征。

目前，依然有1/3逛金店的女人身穿波尔卡，她们选金饰时的情景，与10年前没什么两样。不同的是，身边陪伴的人有可能从丈夫换成了女友们，这说明女人在独立性方面得到了一定的解放。事实上，这些依旧身穿波尔卡把自己包裹严实的女人，早已习以为常了，她们不习惯把自己的脸暴露在大庭广众下，她们说，那样有把自己游街示众的感觉。

第二章
弹孔下的爱情

监狱这样的地方，就像是地狱。

特别是女子监狱。“邪恶”、“丑陋”、“肮脏”、“被人鄙视”等标签都贴在了女犯人身上，不论实际情况如何，在普通人眼里，女犯人就等于女坏人。

2003年2月，我第一次进入阿富汗时，听说喀布尔有一座女子监狱。我想，在阿富汗这种女人被禁锢的国家，她们大门不出，二门不迈，连外面的世界都要透过面纱去观看，能犯什么罪？

按常规的罪状，我把能想到的诈骗、偷盗、贩毒、卖淫、情杀都想到了，甚至还有“人体炸弹”。

我猜想，监狱里兴许还有被称为“黑寡妇”的女犯，说不定还能见识见识这些身手不凡、杀人不眨眼的女杀手，看看她们的眼神，究竟与良家妇女有着怎样的不同。说实在的，我还真没亲眼见识过女人杀气十足的眼神，那一定相当阴寒冷艳。

2003年，女子监狱门口，等待探监的两个女人。其实监外女人的生活，未必比监内女人的好。

“幸运”的女子监狱

我明知道女子监狱可不是谁想去就能去得了的地方，像我这种没有官方身份的外国人，想到女监走一趟，几乎是异想天开。

我找到了时任新华社驻喀布尔分社的首席记者老曹，希望能打着他们的名义，进去采访。

显然，我给他出了一个难题，因为我毕竟是慕名而来，与老曹是头一回见面。

“这的确有难度，都是中国人，我尽量帮你这个忙吧。”老曹没有敷衍我，而是特别安排了他们的当地向导努儿（Noor）。

过了两天，努儿带我去了警察局，很快拿到了进入女监的批文。

女监设在喀布尔市警察局内，我和努儿来到一个独立小院，但努儿是男人，被毫不留情地拒在了小院门外，我被监狱长哈丽达（Khalida）女士很客气地请了进去。

“欢迎中国人。”

看上去40多岁的监狱长，一副和蔼可亲的知识女性模样。

眼前的监狱，没设铁窗，没安电网，没砌高墙，连个像样的大门都没有，只有一排土坯房，四周有一圈一人高的土墙。院里的压水机是小院最奢侈的物件。

这时，迎面跑来两个六七岁的女孩儿，活蹦乱跳地追打着玩儿。

“这是你的孩子？”我问监狱长。

“不，不是的！我的孩子已经很大了，这是犯人们的孩子。这里有18个女犯，除了三人没带孩子，其他人都是带着孩子来的。”

话音刚落，我们已经穿过黑黢黢的走廊，走到了第一个监舍的门口。

门没上锁，也没有普通监狱都有的小窗口，它就像一间集体宿舍，我们推门就进。

打开门，屋里十分窄小，挤得满满当当的，每个女人手上都抱着孩子，像个托管所，还伴着一股不透气的奶腥味。

“她们是犯人？”这与我事先想象的差距太大了。

监狱长看了我一眼，点了点头。

没等我仔细打量这间屋子，她已经开始向我一一介绍屋内的女犯了。

“这是……她叫……”

监狱长说话的口气很温和，感觉就像我是公司新人，老板带着我介绍员工的情况。

在这个过程中，屋里的女犯们并没有因为来了外国人而起立或表现出尊重，更没有人给我一丝的微笑。

带着孩子坐牢

这间牢房大约20平方米，有5个女犯，连同4个孩子，共住了9个人。屋里横七竖八摆放了5张床，地上还有垫子，下脚的地方不足一平方米。尽管对外有一扇小窗户，但房子低矮，屋内阳光并不充足。

进门左手处，有一个木架，上面摆着煤油炉和一堆大大小小的锅碗瓢盆。

“她们自己做饭吗？”我问。

“给孩子做吃的是允许的。”监狱长说。

感觉犯人们像是在监狱里过上了小日子。不仅如此，孩子们从屋里到院子跑进跑出，自由自在的。

这里既不像《红岩》里小萝卜头所处的渣滓洞那么阴森，也不像正规监狱那么封闭。我敢说，像这样的女子监狱，全世界找不到相同的。

女犯的孩子们已经非常习惯监狱里的生活了。

幸运的是，她们进了监狱依然能与自己的孩子们在一起，这对于一个母亲来说已经足矣。

监狱里这么宽松？我脸上挂着一个大大的问号。没等我开口，监狱长就解释道：“她们很幸运，赶上好时候啦。”

难道犯罪也分时间和季节？“她们的‘罪行’大致相同，都是为了自己的真爱。”监狱长平静地说。

说到“真爱”与“罪行”，这让我想起了“阴谋与爱情”，难道这些女人都是耍阴谋高手？

监狱长指着一个名叫谢克巴（Shekeba）的女犯向我讲述了她的“犯罪经过”。

1997年，18岁的谢克巴与父母为她相中的男人结婚了，很快生了三个孩子。婚后丈夫对她还算说得过去，但她与婆婆的关系很紧张。婆婆稍有不快就抄家伙打她，最严重的一次，婆婆竟然把她的耳朵咬掉了一块。

有一天，婆婆带来几个陌生的男人，说是家里的客人，让她好好招待。可是那几个男人对她动手动脚的，她好不容易挣脱他们跑了出去，直到晚上才偷偷溜回家，还是没有躲过婆婆和丈夫的一顿毒打。当晚，丈夫就以她不检点为由休了她。

在阿富汗，按照当时的法律，离婚无须任何证明，只要丈夫一句“休妻”的话，这婚就算离了。

第二天，谢克巴和她的孩子们被彻底赶出了家门。

一年后，谢克巴遇到了28岁的铁匠哈利姆（Khalim）。善良的铁匠，不仅娶了谢克巴，还接纳了她的三个孩子。谢克巴本以为这下子可以过上安稳日子了，没承想，2002年10月的一天，前夫突然找上门，要领回三个孩子。谢克巴拒绝了前夫的要求，第二天就被前夫以重婚罪告上了法庭。由于拿不出离婚证明，法官判决谢克巴犯了重婚罪，处以8年监禁，而铁匠也开始了他9个月的铁窗生涯。

监狱长说，谢克巴已经很幸运了，要是在塔利班执政时期，妇女犯重婚罪是要被活埋或被乱石砸死的。

其实，按照伊斯兰教义，谢克巴被前夫休了，就等于离了婚。按理说，她完全可以寻找自己真正的爱情。但是，口述休妻，谢克巴没有凭证，只能自认倒霉。

监狱之所以对这些女犯管理得比较宽松，主要是对她们的“犯罪行为”予以理解，也很同情。

女监共有三间屋子，每间都挤满了女犯和她们的孩子，这里是她们生活和服刑的地方。在我看来，女犯们的日子过得至少比在家伺候丈夫和公婆要轻松许多，每天不仅能跟自己的孩子们在一起，还有同屋的女伴们家长里短地聊聊天。

不过，这里毕竟是监狱，空气中总是弥漫着一股失去自由的压抑感。

贾米拉自从进了监狱，一直这样默默不语地坐着，看着她瘦弱的身体，真让人心疼。

隔壁的一个女监，一进门就看见角落里独自坐着一个女人，看见来了我这个陌生人，立马低下头，掖了掖本已包裹得很严的黑色头巾。见此情景，我特意走到她面前，轻声细语地跟她打了声招呼，微笑着靠近她，可是，不论我怎么表现，她始终埋着头，不肯开口。监狱长说，她自从进监狱以来，情绪一直很低落，总是一个人低头不语，默默地坐在角落里。

看着她把瘦弱的身体，埋在自己痛苦的世界里，我更多地生出一份怜悯之心。

“你叫贾米拉（Jamila）？”我特意俯下身体，用右手轻轻抚摸了一下她单薄的肩膀，问道。

她点了点头，仍然低头不语。

“我叫梁子，是中国人，来这里看看你们，咱俩认识一下吧。”我说。

她还是没言语。

听监狱长说，贾米拉自从结婚后便开始遭丈夫的虐待，白天稍有不是，劈头盖脸就是一通毒打。到了晚上又是整夜地性虐，都快把她折腾得四分五裂了。这样备受煎熬的日子，她忍受了6年。后来，丈夫的朋友了解到这个情况，特别同情她。

有一天，在她再次遭受丈夫毒打后，丈夫的朋友实在不忍她被如此欺辱，终于鼓起勇气，带着她一起出逃了。可是，他们又能逃到哪儿去呢？没过几天，她就被丈夫抓到了，随即被告上了法庭，法院不容分说，即刻判了她重婚罪。于是，她被送进了这座监狱。

或许是对那个男人的思念，或许是一种恐惧，一个多月来，她一直躲在女监的角落，时而默默地流泪，不吃也不喝。可以感觉到，她无法摆脱内心的痛苦，甚至在这间女人和孩子叽叽喳喳吵闹的屋子里，她那孤寂的身躯也是如此不合群。

我真想上前给她一个拥抱，送去一些安慰。当我试图靠近她时，我甚至能够感觉到她的身体在隐隐发颤，她对我的恐惧，一定来源于长期遭受不明不白的毒打。她对外界是如此排斥和恐慌。

面对她，我更多的是无奈。我甚至觉得自己是那么无能，无法靠近一个脆弱的、需要关爱和力量的女人。

走出女子监狱，我看到门口站着两个身穿波尔卡前来探监的妇女，由于当天不是探视日，她俩只好离开了。

两个在风中飘拂的蓝色波尔卡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我的视线里。尽管她们并非身处监狱，但命运之神，能否把真爱降临到她们身上呢？至少，监内的女人，为自己的真爱争取过、拼搏过。

我为这些“女犯”祈祷，但愿她们刑满释放后，能与自己真正相爱的人共度余生。

“偷情”被乱石砸死

相比监狱里“幸运”的女犯们，监外的女人更加不幸。

就在塔利班政权垮台4年后，在阿富汗东北部巴达赫尚省的嘎赞村，发生了一件女人为追求爱情而遭谋杀的惨案。

2001年，21岁的阿米娜（Aminah）与同村的沙拉菲（Shalafi）结婚。新婚不久，丈夫沙拉菲就去了伊朗打工，这一走4年杳无音信。新娘阿米娜陷入了一种度日如年的痛苦等待中，丈夫没有下落，婆家干脆把她赶出了家门。

就在阿米娜陷入极度孤独无助的处境时，同村的一个小伙子给了她许多关爱和帮助，他们渐渐相爱了。

2005年的一天，有人突然告诉阿米娜，她的丈夫沙拉菲就要回来了。此时，阿米娜并没有因为丈夫即将归来而表现出喜悦之情，反倒一脸的不安。

对于阿米娜的表现，一些细心的村民发现后极为不满。

后来，有人发现了她和那个小伙子“有一腿”，愤怒的人们把阿米娜押到了村里的长老面前，当长老质问她事情是否属实时，她大胆地回答：“我已经是他的人了，我爱他，我想和丈夫离婚。”

长老们哪能容忍这些“胡言乱语”，在他们眼中，这完全是大逆不道、伤风败俗的丑陋行径。于是，长老立即召集村里400多个男人共同协商此事，最终大家达成一致意见：用石头砸死阿米娜。

第二天一早，太阳还没升起，阿米娜已经被众男人强行拖出了家门，面对她撕心裂肺的哭喊，父母却爱莫能助，只好眼睁睁地看着女儿在求助声中离他们而去。

凶狠的男人们把阿米娜带到山下的小溪旁，此前，他们已经挖出一个两米长的大坑，男人们捆住了阿米娜的手脚，把她扔了下去，然后用土埋到她的腰间。这时，上百个男人站在大坑上，用石头狠狠地砸向这个孱弱的女子。

阿米娜的头巾很快被鲜血染红了，她那悲惨绝望的哭泣声回荡在整个山谷中。

两个小时以后，这场上百人参与的残忍谋杀才算告终。

令人费解的是，这出惨不忍睹的悲剧竟然发生在“解放后”的现代阿富汗。

我想，任何一个听到这个故事的人，都会感到揪心。一个年轻女子的生命，一个追求真爱的女人，死得比下地狱还要惨烈。不知她在生命的弥留之际，是否为付出这份真爱悔恨过？

她会不会像那些英雄人物宁死不屈、笑对短暂而美好的爱情，我不得而知。毕竟她在这个世上只停留了25年，这份爱的代价过于沉重了。

我常想，我这个中国女人真的挺幸运的，从小生活在一个自由宽松的家庭，没有来自父母与外界对我成长的干涉，出门不用包裹自己，事业不用强求自己，婚姻不用将就自己，只要远离政治，远离物欲，就能随心所欲地生活。

但我相信，总有一天，阿富汗女人会感受到春天来临的。

瓦黑德错失的真爱

瓦黑德是我在阿富汗认识的一个好朋友。

他生于20世纪80年代，成长的记忆里几乎都是战乱和逃难。90年代初，瓦黑德跟随家人一起逃到了邻国巴基斯坦的白沙瓦难民营，与在那里的成千上万的阿富汗难民一起，生活在不属于自己家乡的陌生土地上。在从少年到青年的成长中，唯一给他留下过美好记忆的就是他在难民营里的小伙伴们，特别是一个叫毛萨的小姑娘。

瓦黑德与毛萨一起玩耍，一起欢乐，一起成长，直到90年代末，毛萨的父母相继去世，她成了孤儿，只好去伊朗和哥哥一起生活。从此，瓦黑德与毛萨天各一方，失去了联系。但在他们彼此的心中，已经播下了爱的种子。两人都有着初恋的美好情愫。

2002年初，随着塔利班政权被摧毁，越来越多的阿富汗难民从巴基斯坦返回了家园，瓦黑德也跟随家人回到了喀布尔。

几年下来，瓦黑德一直没有打听到毛萨的消息。此时，已经20多岁的瓦黑德在家人的催促和包办下，只好与别的女人结了婚，他们很快生下了一个女儿。

2009年8月的一天，瓦黑德邀请我去他家吃午饭，饭前，他特意为我展示了他和妻子拍摄的结婚照，很兴奋地向我讲述婚礼当天的热闹场景。我们在他家地毯上席地而坐，瓦黑德不满一岁的女儿就在我们身旁爬来爬去，一瞬间，在我眼前定格了一幅幸福之家的甜蜜画面。

即使有爆炸，人们也要生活。这也是我在阿富汗期望看到的“老婆孩子热炕头”的景象。

瓦黑德和他的女儿。

瓦黑德的母亲、妻子和女儿。

“你在难民营的时候，肯定想不到能过上今天的小日子吧。”我说。

“外人都以为我们这里每天都有爆炸，你看，这日子还不错吧？其实，全家人在一起，我就很知足了。”

他看了一眼女儿，又说：“我只想多挣点儿钱，好好培养她上大学。对了，最好让她去中国的大学学习。”

瓦黑德憧憬着女儿的未来，从他的眼神里，我能够感觉到一个父亲自信的力量。

我俩都坚信，他女儿的未来不是梦。

就在离开瓦黑德家的第二天，我听说喀布尔有一个“女人花园”，是意大利人投资、与阿富汗政府联合创办的，专供女性学习、休闲、交流的场所。此地距离喀布尔市区很近，男人禁止入内，是一片名副其实的女人天地。

我和瓦黑德来到“女人花园”，却被警察拦在了门口。原因很简单：瓦黑德是男人；而我，人能进，相机不准带入。

我们与警察颇费了一番口舌，对于拍摄的事情，他终于同意我们空手进去找负责人协商。

负责人是一个50多岁的女人，面容温和，对中国非常有好感，正是基于这一点，在我们交谈了20分钟之后，她同意了我在园内拍摄的请求。而瓦黑德以翻译的名义，得以随我同行。

瓦黑德特别兴奋：“我可要把握好这个机会，仔细看看这里的大美女们。”

“女人花园”名副其实，里面有草坪、秋千、凉亭、栈桥，还有各种各样的阿富汗女人。

里面有两个培训部，一个是太阳能照明班，另一个是宝石加工班，拍摄完这两个班之后，已经过了午饭时间。听说有一个对内全天开放的食堂，我和瓦黑德直奔食堂。

食堂里居然有素馅饼，看上去很中式，而价格只是外面餐馆的一半。

“女人花园”里的食堂后厨，干净得如同自家厨房。

每当我想起这里的馅饼，就直流口水。

出于对做中式馅饼的好奇，我擅自闯进了厨房。里面有六七个女人正在揉面、包馅，她们看到我拿着相机进门，顿时一阵慌乱，逃的逃，躲的躲。我站在原地，举着相机，尴尬得有些不知所措。我赶紧把瓦黑德招呼进来，女人们看到有男人进来，更是乱了方寸，纷纷逃离了食堂。

“去找食堂的负责人。”我说。

我和瓦黑德刚走出厨房，迎面遇到了一个年轻又现代的女人。此时，他们在过道上相遇，都表现出异常的惊喜，瓦黑德张着嘴，姑娘也瞪大了眼，愣了足有一分钟。

后来我才知道，此人竟然是瓦黑德苦苦寻找了很多年、与他青梅竹马、在巴基斯坦难民营共同成长的初恋女友毛萨！

与失散多年的恋人相逢，在食堂狭小的过道上相遇，尽管两人有难以言表的喜悦，却身处公共场所，只能用充满爱意的眼神久久对视……

当天晚上，他俩相约在喀布尔西边的山顶上见面。

事后听瓦黑德说，毛萨得知他已结婚生子后十分失落，两人抱头痛哭了大半夜。

过了几天，我问瓦黑德：“这事儿你打算怎么处理？”

“已经几天晚上没合眼了，感觉很煎熬。”他耷拉着脑袋，情绪很低落。

我能理解他的处境。

对于家庭，他是女儿的父亲，孩儿她妈的丈夫。特别是这桩婚姻，是他父母一手包办的，父母绝不会允许他舍妻抛女、投奔毛萨的。可是，在他内心深处，毛萨是他今生最爱的女人，没有之一。

这张照片的拍摄是瓦黑德在背后“导演”的。他希望我给毛萨拍照时，他假装不经意地“闯”进画面，为的是与心上人拍一张合影照，他说，毕竟他已为人父了。

“谁都不能把毛萨从我心里夺走，她永远是我最珍爱的女人。失去她，我不知道该怎么过。”瓦黑德满含泪水，极其真挚地对我说。

这样的故事，发生在影视剧里并不鲜见，可是在我眼前活生生地上演，还是头一回。

正在伤脑筋之际，我突然想到，不少穆斯林大佬们都娶了几个漂亮媳妇，瓦黑德怎么不行呢。

“对呀，我们伊斯兰教义，男人是可以娶四个老婆的。”

瓦黑德打算从现在开始拼命工作、挣钱，三年后把毛萨娶到手。

他坚定地说：“今生我只要这两个女人，我发誓，一定给她们一生的幸福。”

第三章
战乱中的婚姻

我的阿富汗哥们儿最得意的是，他们能娶四个老婆。我想，这种好事儿如果放在中国男人身上，还不把他们美死。

估计全世界的男人都一样，谁都想有一个“贤妻良母”，再续一个“霹雳娇娃”，家里还整两个“美娇娥”。试想，如果每个男人娶四个老婆，那这辈子，人们基本上不是正在参加婚礼，就是在去参加婚礼的路上……

婚礼，在阿富汗人的家族里，是绝顶隆重的大事。家族的长者，都把能亲临现场见证这一时刻，作为终生的荣耀。父母把女儿出嫁，看作最自豪的时刻。

可是，在阿富汗这种特殊的地方，参加婚礼也要有足够的勇气。那些瞄上了婚礼的自杀式爆炸袭击者，总是在人们欢天喜地之日，制造出血腥的悲剧。

2012年7月14日，阿富汗北部萨曼甘省的婚礼现场，客人们都已进入婚礼大厅，还有一些亲戚和长者在一楼迎接刚刚到来的客人。突然，混在客人中间的袭击者引爆了背心里的炸弹。

当时一片黑烟，没人知道发生了什么。10分钟之后，人们才看到躺在血泊中的尸体。

这场婚礼还没开始，已经有20人当场丧命，包括新娘的父亲。

尽管爆炸不断，但人们的生老病死、婚丧嫁娶依然在进行着……

看不见男宾的婚礼

2009年8月，我第二次来到阿富汗，从机场接我的是纳斯拉图拉·穆达瑟里（Nasratullah Mudassery），他是个地道的中国迷，别看他从没在中国留过学，却在与中国人做生意的过程中，学了一口流利的中国话。他还特意给自己起了一个中文名字叫“金山”，估计有旺财的意思吧。不仅如此，他还给公司下属通通起了中国名字，诸如“金财”、“金明”、“金虎”、“金马”等等，而这些姓金的，既不会说中文，也没去过中国，但人人都有强烈的愿望：今生一定要到中国走一趟，起码也要对得起自己的中文名字。到喀布尔的第三天，正好是一个周五。听金山说，他公司的金财要给表弟的婚礼当伴郎，顿时让我来了精神。

我询问金财能否带我一起去，被他一口回绝了。

“为什么？”我有些不解。

“一，你不是穆斯林；二，婚礼现场男女是分开的，我没法儿陪你；三，我妈妈是坎大哈人，家里来的亲戚都很保守，她们不会同意的。”他解释说。

“可是我特想看看阿富汗人的婚礼，很想沾沾喜气。求你了！”

他看我带着恳求的眼神，只好说：“梁子，你别急，我和家里商量一下。”

金山（右三）和公司几位姓金的人。除了金山，几位金先生都没到过中国，但中国早已成为他们的梦想之地，这辈子不到中国看看，绝对死不瞑目。瓦黑德（左二）尽管没改姓，但他说，自己也是中国的超级“粉丝”，去过一次乌鲁木齐，觉得那里是真正的人间天堂。

从家里回来，金财总算带来了好消息：“他们同意你参加婚礼，但不能拍照。”

管不了那么多了，走一步算一步吧，拍不成照片，感受一下阿富汗人的婚礼，也能增长增长见识。

上午11点多，我跟着金财来到一家三层楼的“婚礼殿堂”。

在喀布尔，夜晚时分，人们看到的灯火辉煌的建筑，并不是酒店或酒吧，而是专门举办婚礼的“婚礼殿堂”。

车刚刚停下，金财就指着一个黑衣蒙面、抱着孩子的女人说：“这是我老婆，你跟着她。”

金财的老婆从头到脚一袭黑衣，与周围所有女人的装束没什么区别，也看不见脸，我真担心一不留神给跟丢了。

我一步不落地紧跟在“黑衣女”身后，刚进门就被一个收票女人拦住了，她指着另外的门，说着我听不懂的话，但我明白，她一定是把我当成男人了，让我去男人的场子里，因为阿富汗人的婚礼是男女有别的。

我刚要解释，又被验票人一脸歉意地放行了。

我知道是自己的短发、T恤、裤子、素面造成的，这样的打扮，在阿富汗只有在男人堆儿里才会出现。

所有的女人，一律是从头裹到脚的围巾和长裙。我尾随着几个“黑衣女”上到三楼，门口有一面三四米长的大镜子，有几个早到的女人，正毫无顾忌地对着镜子补妆，再回头看看与我一起上来的“黑衣女”们，此时也都相继摘掉了面纱。

金财的老婆更是迫不及待地把手上抱着的孩子往地上一放，从包里掏出化妆品，挤在女人堆儿里，对着镜子聚精会神地开始在脸上忙活着。镜子前的女人们，有补粉的、描眉的、夹睫毛的、涂口红的、整头发的，还有人帮大家往脸上喷保湿水，每个人都往头上喷着大量的发胶，满楼道里都是刺鼻的味儿。看着女人们为打扮自己拥挤在镜子前，我感觉这一刻很像演出的后台，特别是她们脱去黑长袍后，显露的是无袖、无领、紧身、艳丽的各式服装，真是让我大饱眼福。

“黑衣女”顷刻间大变身成“美潮女”，这场面别说男人看了心动，就连我都目瞪口呆。

浓妆美女再搭配上耀眼的配饰，婚礼的场面，绝不亚于选美现场。不同的是，现场来宾年龄跨度很大，有被抱在怀里的婴儿，也有蹦蹦跳跳的学龄前儿童，还有颤颤巍巍的老妪。

这么富有戏剧性和荣誉感，以及超魅力、大欢乐的时刻，全场只有我一个不男不女的外人素面朝天，我恨不得嘴里有一颗镶了金的牙，好歹也算有个亮点吧。

遗憾的是，此时我像一个傻子，目瞪口呆地站在大厅里，不能拍照，也不知该如何与大家交流。

眼前像过电影般，谁都难把街上一袭黑衣的女人，与这些妖艳的美女混为一谈。

这个世界不缺美女，只是她们肯为谁亮相而已。如果所有国家的女人，都像阿富汗女人这样，整个地球岂不是失去了美艳的色彩？

金财的大家族在当地属中等阶层，尽管家庭成员的职业、收入、受教育程度参差不齐，但能看得出，他们有着良好的家庭教养。200多人的大厅里，没有大呼小叫的嘈杂，也没有混乱的争抢。

新郎是这一间足有200人的婚宴厅里唯一的男人。这张合影照不是我拍的，我这个外人，是不允许拍照的。

每一个走进大厅的年轻人，都很自觉地先到奶奶级的老人面前亲吻、拥抱、表达问候。之后，他们就会走到我这位客人面前，很有礼貌地打招呼，让我这个陌生人颇感温暖。

婚礼分男、女两个大餐厅，女宾有20多桌，大约200人，10岁以下的孩子都跟着女宾。所有到现场的女人都浓妆艳抹、花枝招展、落落大方，走近每一个女人，都能闻到一股浓浓的香气，不知道她们抹了多少香粉、喷了几瓶香水。

孩子们也被捯饬得像小明星，虽说没有穿金戴银，但满身的假珠宝就像给孩子身上镶了一圈金边儿。

整个现场一派和谐、欢乐、喜庆的氛围。

这时，我突然想起了就在2009年初，伊拉克曾经发生过婚礼现场遭遇人体炸弹的灾难，上百人伤亡，满场血肉模糊，心里不由得一紧。

我告诉自己，这么喜庆的场面，千万不要胡思乱想，会带来不吉利的事情。

我们等了半个多小时，新郎由姐姐引领着来到女宾大厅，他也是大厅里唯一的男人。这时，全场像遇见明星般的，炸开了锅似的欢呼、祝福。

新郎大约1.78米的个头，不胖不瘦，很帅气，也很绅士，显得有些腼腆，估计是大喜的日子唱主角有些不适应吧。

他向各桌亲人一一问候，各桌的人都与他亲吻、拥抱、送上真诚的祝福。特别是老人，抱着新郎亲个不停，而新郎也幸福地给老人们行礼。

这时，我无意中发现，我们与隔壁的男人区只隔着一层木制挡板。我就从缝隙里往那边看了看，里面的男人正安安静静地低头大吃呢，没人说话，也没人抽烟、喝酒，相比女人区，那边无色彩、无喜气，反倒有些冷清。

男人区大吃了足有20分钟，才开始给女人区上饭菜。

服务员是一水儿的小伙子，用手托着硕大的盘子，非常快速地先为每桌上了四五种炒米饭，有手抓饭，有葡萄干、胡萝卜拌饭，还有鸡蛋炒饭等，硬菜是炖牛肉、炖蹄筋、炸鸡腿、西葫芦炒番茄、土豆炒青椒，还有一大盘哈密瓜、西瓜等水果……

反正不让我拍照，我只能拼命大吃了，恨不得借此机会，把这几天的饭都吃上。

在双方父母的见证下，新郎新娘共同切蛋糕。

没有酒的饭，吃得可真快。半个小时之后，服务员干净利索地撤掉了盘子和桌布。

眼看着饭局已经接近尾声了，却迟迟不见新娘的身影。

又过了半个小时，在新郎的引导下，一身婚纱的新娘与一身西装的新郎，一同走到布置一新的台前，供亲人们拍照。

闪光灯此起彼伏，人们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我被这般情绪感染得实在憋不住，就把相机塞给了金财的老婆，“逼迫”她替我到台前拍几张照片。可她从没用过相机，我快速对她培训了一下，然后把她强行推进了人堆儿里。不过，等她回来我查看相机时才发现，拍了三张，都没拍到脸。我只好再次强化培训，她再次冲进人堆儿里。这次再回来，依然如故。在她反复折腾了四个回合后，总算留住了新娘、新郎的合影。

除了没酒也没司仪之外，阿富汗人的婚礼与中国人的婚礼很相像。中午吃罢宴席，与新娘、新郎合影留念，然后切蛋糕，年轻的女人一起跳转圈舞。人们吃着新人切的蛋糕，婚礼随后在一种轻松、友好、平和的气氛中结束了。

同样是婚礼，男人区除了埋头大吃，不到一个小时就结束“战斗”；而女人区不仅热闹非凡，持续时间至少两三个小时。

要是能把这种“重女轻男”的婚礼场面体现在现实生活中，女人的地位就不那么卑微了。

离婚是男人的权利

在战乱中，阿富汗人更加看重亲情，每个人都把接受各式各样婚礼的邀请，看作一种荣耀。

随着每年参加婚礼的人数增多，不难看出，这些年从四面八方避难回来的阿富汗人，正在成倍地增加。

金财说，他们2002年从巴基斯坦难民营回来时，参加婚礼的人寥寥无几。大家相聚在一起，所议论的话题，基本上都是寻找失散的亲朋好友。

到了2009年，我已经感受到喀布尔逐渐有了很高的人气。再到2013年，已经完全可以用“人满为患”来形容这座城市了。相继而来的便是城市所有的弊端，比如水电的不足、道路的拥堵。

在一片混乱的市区大街上，竟然还看到了年轻的女司机，她们开车时并没有穿波尔卡，估计蒙面驾车视线会受阻，这可是关乎人命的大事。

女司机看上去很“潮”，这种“潮女”照理说应是冲破传统束缚、引领时代潮流、寻找自己真爱的新一代“叛逆女”。

但事情并非那么简单。

金财说，婚姻的事，在阿富汗相当保守，女人很难靠自由恋爱找到自己心仪的人。所有家庭都是父母拿到对方的照片，以相貌是否过关为主，至于人品、性格、脾气、为人等则没那么重要。

父母这关通过了，婚事基本就定下来了。至少，婚前男女双方是不许见面的。

我对金财说：“难道父母不担心照片是PS（Photoshop，图像处理软件）过的？”

“梁子，不会的，这是在作假，会遭报应的。”

好在2009年还没有“美颜相机”，现在任意一款“美颜相机”，不修不改不捯饬，都能把一个50岁的男人拍出20岁的样子，等洞房花烛夜的时候傻眼了，大龅牙、大脑门、塌鼻子、满脸骚疙瘩，你说这洞房入还是不入？

当然，这些只是本人瞎想的，估计人家阿富汗人没这么缺德吧。

其实，传统的阿富汗，包办婚姻看似成功率较高，但真正过得有滋有味的并不多。不过，他们觉得离婚是一种极其不好的现象：一方面，严厉的伊斯兰法律对于出轨的惩罚相当严苛；另一方面，夫妻双方并不真正了解婚姻以外的异性世界，没有太多的比较，很难下决心重新选择伴侣。

常有当地的男性朋友很得意地对我说：“梁子，在阿富汗，女人不敢主动提出离婚，除非她疯了。在农村，女人敢提出离婚，就等于找死。”

“找死？女方提出离婚还会出人命？”没那么严重吧？我心想。

“离了婚的女人很难活下去，连吃饭都解决不了，还能活吗？”

我问朋友：“你们男人看不上老婆，是否可以离婚？”

“当然！离婚是男人的权利，即便不离婚，再娶其他女人也是合法的。”

目前，阿富汗的职业妇女凤毛麟角，通常女人在结婚后，就在经济上完全依附于丈夫，法律上也没有对子女的监护权，所以不到万不得已，女方绝不会提出与丈夫分道扬镳，否则，就会鸡飞蛋打，连孩子都失去了。

别看街上那些貌似现代的美女郎，一旦没有真正属于自己的经济收入，婚后只要男人写下一纸休书，她们随时会变得一无所有。

类似这样的事情，我似乎也得到了一些证实。

2009年，我在街上的一个音像店买CD时，认识了一位名叫苏卡瑞的女孩儿。

结婚才4个月的苏卡瑞，还不满20岁，丈夫在政府部门工作，她的脸上依然透着喜庆。苏卡瑞性格开朗、清新，也很睿智，还能说一些英语。我想，像她这样的新一代阿富汗女性，一定有自己的生存自主权，便特意向她索要了联系方式，想把她当成一个新生代阿富汗女性的实例，再深入地与她接触一番。

第一次给她打电话，接听的是她丈夫，对方一口流利的英语：“你是干什么的？你找她什么事？你们是怎么认识的？”

按理说，能说英语的男人，至少接受过一定教育，他竟然一上来就对我毫不客气地一通盘问。

整个儿一个晕！

幸亏我是女人，否则，一定把苏卡瑞害惨了。

过了几天，我又打了一次电话，接听的仍是他，估计苏卡瑞自己没有手机。

本想着对于我这个中国女人，他多少会留点儿情面，没承想，他又是一通劈头盖脸地质问，末了还跟了一句：“今后请你不要再打电话了，她是我的人，一切要听我的。”

结了婚的女人，就被丈夫牢牢掌控在手，这在阿富汗再正常不过了。塔利班时期，他们说女人能勾引男人、使男人无法专心致志地祈祷，女人是祸水、能搅乱整个社会，从而限制女人的自由。

如今，塔利班政权垮台了这么多年，女性依旧难以从家庭和男人的束缚中逃脱出来。

看来，这根深蒂固的意识，可不是轻易改得了的。

我查阅了资料才发现，在阿富汗居然有87%的妇女遭到过虐待，其中一半是性虐待。还有一大半女孩儿，不满16岁，就会遭遇父母的强行逼婚。

阿富汗妇女，要想真正主宰自己的命运，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谁愿娶我的女儿？”

这个名叫仕林汗（Shilin Khan）的男人，56岁，看上去却像65岁。他的老婆纳吉巴（Najiba），比丈夫更显老。

我至今都不知道自己怎么鬼使神差地走进了他们的家。

2009年8月，我和向导瓦黑德走在喀布尔的巷子里，看见拐角处有一个擦皮鞋的老头儿，独自坐在小凳上，大声向从他身边走过的每一个人吆喝着。我还注意到，这些路人大多穿着凉鞋或拖鞋，唯有穿波尔卡的女人，脚上穿着破旧的单皮鞋，但她们绝不可能把自己的脚袒露给这个男人。

“你为什么不去大街上擦鞋呢？”我上前问他。

“我不能走远，要看着女儿。”他说着指了指身后那扇门。

出于好奇，我推开了那扇门。

这是一个破旧的院子，大约有200平方米，有三家人合住在此。

仕林汗夫妇和5个孩子有两间住房，厕所和院子里的压水机是几家共用的。

院子里看似很平静。

看着仕林汗把每一双皮鞋擦得锃亮，我在想，喀布尔漫天的尘土，出门走上几步，皮鞋就会弄脏，也许正因为此，他才能养家糊口。

仕林汗听说我来自中国，突然面对着我，摊开双手，紧闭双眼，嘴里念叨着：“真主安拉，求求你，保佑我们吧。”好像我是真主，能解救他们似的。可是，我站在那里，一头雾水。

他嘴里不停地说：“炮弹呀……炮弹……”

显然，这是一发炮弹引发的恶果。

“能跟我说说发生了什么吗？”我小心翼翼地问他。

仕林汗转身，从屋里拉出一个20多岁的女孩儿走到我面前。女孩儿面无表情，神情呆滞。

还没等仕林汗开口，女孩儿就撇开他，撒腿就跑。仕林汗顾不上解释，二话没说，又把她从屋里连哄带拽地拉到我面前。

我被仕林汗的举动弄蒙了。他忙说：“这是我的大女儿斯波吉麦（Spojmai），你看看她成什么样子了。”

大女儿斯波吉麦，看上去跟健康人没什么区别。

我发现她的双眼不聚焦，眼神飘忽不定，一副戒备的神情。

没等仕林汗说上几句话，女孩儿又一次挣脱了，跑出去几步，停了下来，回过头冲着我做鬼脸。

我看着她，并向她友好地招着手，她冲我挤挤眼，像小孩儿似的，一脸的坏笑，但笑得很单纯也很可爱。

显然，这女孩儿的脑子出了问题。

仕林汗告诉我，斯波吉麦刚刚过完8岁生日，一天清晨，突然一声震天的巨响，一发炮弹落在了他家门口，炮弹激起的小石块和漫天飞扬的尘土席卷着天空，像是末日来临。

尽管没出人命，但女儿受到了严重的惊吓，接下来是连日的高烧，她头痛欲裂。

那时正是塔利班的天下，女人得病不允许医治，因为她们是邪恶的源泉，会干扰男人的心性，让她们自生自灭，才符合“人类的规律”。

看看这些医院的单据，我知道他们没少为大女儿的病往医院跑。

无奈的仕林汗夫妇，只好让女儿“自生自灭”。

这孩子命硬，烧退了之后，原以为这次的灾难挺过去了。但在后来的日子里，她每天头痛难耐，痛苦不堪，渐渐地变得越来越沉默。

塔利班倒台之后，仕林汗夫妇终于等到了给女儿看病的机会，可是大夫却说，自己看不好这种病，让他们带她去巴基斯坦的医院。

仕林汗仅靠擦皮鞋和刷墙养活一家老小，连饭都吃不饱，哪儿有钱去巴基斯坦啊。他们只好再次陷入了让女儿“自生自灭”的境地。

女儿一天天长大，却成了一个智障人，全家人更多的是无助。

仕林汗长得慈眉善目，白白的胡子，透着老实人的纯朴。仕林汗老婆纳吉巴患有严重的关节炎，到了冬天就走不了路。仕林汗不在家时，她最怕女儿往外跑，担心她找不着回家的路，更担心她遇到坏男人。

幸亏阿富汗女人有波尔卡，有时带女儿外出，给她穿上波尔卡，对她也是一种保护。

这个令新女性们痛恨的波尔卡，竟然成了一把保护伞，穿上它不仅能躲避坏男人的眼光，对有缺陷的女孩儿，也是一个绝好的挡箭牌。

仕林汗的5个孩子，都没有上过学。按理说，阿富汗的教育完全是免费的，但学校统一的校服需要自己花钱。仅仅因为买不起校服，他的孩子们就失去了受教育的机会。

可是仕林汗并不以为然。“大儿子贾姆仕德（Jamshid）已经找到工作啦。”他满足地说。

19岁的大儿子，仗着年轻力壮，在大巴扎当搬运工，完全凭体力挣钱。

16岁的女儿在家里照顾妈妈，给全家人做饭、洗衣服。

仕林汗说，他自己也没上过学，照样结婚生子，养活全家。他对孩子们唯一的要求就是尊重和孝敬长辈，人穷志不穷，全家人能体贴关爱，和睦相处。他坚信，要做到这些，与文化无关。

“孩子们长大，走正道是关键。”他说这话时，像个带兵的领导，语气铿锵有力，完全没有因为孩子们失学，而有一丝的惋惜。

仕林汗为这个家倾注了所有心血，他患有严重的哮喘病，说话时只要语速稍微快一些，就会大喘气。但是，他从没去过医院，因为不想为此花钱。

仕林汗说，现在最让她担心的是大女儿嫁不出去：“要是她能找个好男人，我就能安心了。”

“难道你就没试着给她找一找？哪怕穷点儿，只要人好就行。”我说。

“我和她妈妈已经给她找过两个男人了。第一个小伙子还不错，眼睛有斜视，人家还给了不少聘礼。等办事那天，小伙子一见我女儿，立即反悔了，小日子一天也没过成，留下一纸休书，扬长而去。第二个男人年纪稍大点儿，比我女儿大21岁，他也给了彩礼。他唯一的要求是结婚前从远处看一眼我女儿，结果还是被他看出问题了，不仅毁了约，还把我这个老头子臭骂了一顿，我这老脸都不知道该往哪儿放，但为了女儿，我什么都能忍受。”

说着，仕林汗伤心地流下了眼泪。

尽管我是无意中走进了仕林汗家，但在得知了他的家境后，我想为他们做点儿什么。

也许眼下能做的只有给他们一点儿钱。没想到，仕林汗坚决不要。

他用恳求的口气对我说：“你能把她带到中国去看病吗？听说中国有很多好药，什么病都能看，大巴扎里有一个老板，他老婆7年了都怀不上孩子，去中国看了一次病，回来就给他生了孩子。要是我女儿能治好病，肯定能结婚、生孩子。我们多么希望有一天能参加她的婚礼啊。真有那一天，我们借钱，也要给她办一场体面的婚礼，我这个父亲该多么自豪呀。”

面对仕林汗的恳求，我不知道该怎样回答。显然，我没法把他的女儿带到中国看病，但真的难说一个“不”字，我害怕看到他失望的表情。

我只是干巴巴地站在那里……

阿富汗几十年的战争，军人上阵拼杀，不光流下了鲜血，更多的是给亲人带来了伤痛。仕林汗一家没有直接参战，但在这个伤痕累累的国家，每个家庭多多少少都留下了阴影，他们极度需要从贫困、疾病、混乱中走出来，但这并非靠每天的祈祷就能解决。

大女儿是仕林汗夫妇心中的痛。

其实，仕林汗夫妇很清楚，即便大女儿嫁出去了，也未必能过上真正幸福的生活。

从这张全家人的合影中能够感觉到，这个家庭的日子过得有些沉重。

在仕林汗家里，我看到一面墙被他刷成了天蓝色，很明快，也很清新。

他解释说，这是蓝天和大海的色调，预示着不论他们遭遇多大风浪，都要拥有一颗像天空一般明朗、大海一般宽阔的心。

仕林汗家里的墙上悬挂着一幅《古兰经》经文：

真主是天地的光明，他的光明像一座灯台，那座灯台上有一盏明灯，那盏明灯在一个玻璃罩里，那个玻璃罩仿佛一颗灿烂的明星，用吉祥的橄榄油燃着那盏明灯。它不是东方的，也不是西方的，它的油，即使没有点火也几乎发光。

第四章
阿富汗可是不好混的

2009年的一天，我从网上看到一则消息：“喀布尔出现了酒吧、夜店和应召女郎。”

打死我也不相信，阿富汗这个伊斯兰传统文化深厚，又处在战乱时期的国家，在短短几年内，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6年过去了，我曾在阿富汗相识的朋友们，如今的生活应该得到改善了吧？

我想念她们，真希望能看到她们的变化。

我再次走进阿富汗驻中国大使馆办理签证。

“女性一律不给签证。”签证官毫不客气地把我拒之门外。我激情似火的热情，瞬间被泼了一盆冰水，从头凉到脚。

回家后，翻出6年前我在阿富汗拍摄的照片，足以证明我是为回访她们而去的。

后来，我的诚意终于说服了使馆签证官阿拉古赞先生。

事后我才知道，因为有不少中国女人在阿富汗从事“夜色”行业，目前正在大规模清理。

听到这样的消息，尽管觉得很丢人，但还是有点儿小欣喜，说明如今的阿富汗离战争越来越远了，这让我看到了希望。

在取得了第二次进入阿富汗的签证时，签证官提示我：“要么，一定先去内政部办理一张拍摄许可证；要么，在公共场所千万别拍照。”

自制证件忽悠警察

2009年8月，我从印度新德里飞往喀布尔。

相比6年前只有巴基斯坦航空公司每周两次的航班，这时已经增加了许多航空公司的航线。

走出焕然一新的喀布尔国际机场，我完全没有2003年时初来此地的紧张和陌生感。坐上老朋友金山的车，从机场到市区不过10来分钟，看着窗外街头巷尾的小摊、新建的饭店、琳琅满目的商店，听着音像店的劲歌，感觉像是回到了熟悉的城市，喀布尔已然成为一座名副其实的都市。

我很快入住了一家临街、楼顶还有花园的小旅店。

放下行李，本想四处走走，却被金山拦住，他非常严肃地说：“8月20日就要大选了，现在是最混乱时期，每天都有几十起爆炸，我劝你不要一个人到处乱跑。”

之后的两天，我一边尽快熟悉阔别6年的这座城市，一边联系采访对象。

我没有去内政部办理许可证，因为有朋友说，如果我去了内政部注册，就很可能会被人盯梢。

我只好选择了最拿不上台面的偷拍。

其实，干这种偷偷摸摸的勾当实属无奈，谁让咱干上这个被称为摄影师的行当了呢？既然是摄影师，准确、真实地运用手中相机，记录每一个人、每一件事，就是最基本的准则。而身处阿富汗这样的国家，随意拍摄的行为很有可能让你付出生命的代价。这不是耸人听闻，阿富汗的著名英雄马苏德，2001年就死在冒充叙利亚记者、实际是人体炸弹的摄像机下。

从此，人们对摄像机、摄影机的敏感程度，不亚于从包里直接掏出一枚手榴弹的惊恐程度。

而我偏偏不合时宜，不合场所，貌似还是顶风作案，“流窜”进了阿富汗。

既然来了，不拍，自己这关过不去；拍摄，别人那关也难过；偷拍，心里关、技术关、关关不易。

按照金山的建议，我自制了一个“采访证”，上面用英文写上名字、电话、邮箱地址等，把它挂在脖子上，自己先长了三分底气。我想，这东西能蒙混一次算一次吧。

特别是有一次，我跟着向导瓦黑德，从郊外返回喀布尔，在进入城区的路口，我们的车被三四个荷枪实弹的警察拦住了。他们不仅查看我的护照，还要搜查摄影包，这时瓦黑德悄声对我说：“梁子，快把‘证件’亮给他。”

“对呀，我怎么把‘证件’忘了。”

于是，我面不改色，心跳加快，但理直气壮地把挂在胸前的“采访证”给警察晃了一下。

没想到，他们居然立即放行了。警察的举动令我有些不解。

“警察根本看不懂上面的英文，他肯定以为你是真记者呢。”听瓦黑德这么说，这“采访证”还真给我壮了不少胆。那以后，几次遇到查车、查人时，我都会把“采访证”抛出去亮个相。

没想到，只花了两块钱做的东西，还真管大用了。

不过，坐在车里对付警察可以用“证件”；走在路上，手里提的相机就没处掖藏了。于是，我又买了一件方便遮挡的波尔卡。其实，波尔卡也分季节，冬季较厚的布料能遮风避沙，夏季的波尔卡面料薄一些，相对透点儿气，这次我有意买了一件与2003年不同的。穿上它连头带身子捂得严严实实，谁都看不见我这袍子里究竟提的什么家伙。

8月初的喀布尔，天气燥热，市场更是拥挤不堪，人与人擦肩而过的狐臭气味，即便我隔着波尔卡的“窗纱”都能被熏晕过去。化纤面料的波尔卡把我热得喘不上气，没走几步，浑身大汗淋漓，像蒸着流动的桑拿。

最大的问题是，波尔卡严重遮挡前方视线，眼前的世界，只能透过总长不足10厘米的网眼向外探寻，如同半个盲人。

连我手上提的摄像机也被罩在袍子里，可怎么拍摄啊？起码出门前，该给大罩袍掏个洞。再看看我脚下露出来的专业徒步鞋，哪个阿富汗妇道人家会穿这种鞋去市场采购啊。

我只好把波尔卡就地脱掉，大方地提着摄像机，打开录像开关，假装不经意地穿梭在大市场的行人间——只能如此了。

我想让中国人看看阿富汗人真实的生活状态。即使在有爆炸的地方，老百姓也要生活。身经百战的阿富汗人，不论哪里战乱，有多少人丧生，每天的日子都会照常度过，就像每天清晨太阳照常升起一样，这已成为他们的生活常态。

这需要多么强大的内心，才能平静地面对生活中随时发生的悲剧啊。

每一次面对强悍的阿富汗女人，我就感觉自己又软弱又渺小。战争随时可能摧毁一个家庭的幸福，也同样诋毁着国家的尊严。

有谁会对爆炸不断、满目疮痍、破败不堪的国家感兴趣呢？

遭遇爆炸

你绝对想不到，在阿富汗居然有人争先做“人体炸弹”。这可是一命呜呼的差事！

对此事我是将信将疑的，后来我的朋友金山给我讲了一个阿富汗人都知道的故事：

安拉为去天堂的人预留了72个美丽处女，谁先进入天堂，谁就能与她们会面。曾经有一个弱智，被塔利班的头目忽悠，义无反顾地要求做“人体炸弹”。在一次袭击中，土炸弹失灵了，不仅没炸死要袭击的人，反倒把自己弄得全身重伤。经过医生抢救，他终于苏醒了，以为自己到了天堂，张口的第一句话就是问病床前的女护士：“其他处女在哪儿？”

2009年，喀布尔的大街上已经开始人满为患了。战争过后，许多阿富汗人回到自己的家园，开始了新生活。

2013年，街上十分拥挤和混乱，堵车现象极为严重。

在阿富汗，凡是重要机构，外墙都要层层加固，严防死守。即便如此，爆炸依然不断发生。

探测车辆炸弹，是进入许多地方的第一道关。

这一悲催的故事，足以说明“人体炸弹”并非伊斯兰教倡导的精神。一定是塔利班头目，为鼓动追随者使用的一种忽悠手段。

偏偏真有不少人被成功洗脑，把当“人体炸弹”作为人生的终极目标。

2004年10月，阿富汗有了历史上第一次总统选举，而大选前“人体炸弹”估计就排上队了，那些渴望见到美丽处女的人，一个个等着献身，爆炸似乎成了每天必然发生的事情。特别是在第一次大选前，塔利班曾在坎大哈投票点发出警告，如果发现有人手指上有投过票的“紫色墨水”痕迹，“受到玷污”的手指将会被毫不留情地砍掉。谁还敢冒险去投票？那时，在坎大哈的投票站，投票都开始一个多小时了，也不见一个投票人的身影。

2009年8月，我像是“踩着点儿”赶在阿富汗第二次大选前，独自闯进了这个传说中有“72个美丽处女”之地。

在我到达喀布尔第四天的下午4点多，当时不少人已经下班，匆匆赶往菜店采购。我和瓦黑德也结束了当天的拍摄，正从郊区返回市区。我们刚进入主街，就听到侧前方“轰隆”一声巨响，顿时浓烈的烟尘，飘散在蓝色的天空。

当我们绕道返回饭店后才发现，隔壁的一家报社遭遇了“人体炸弹”袭击，4人身亡。

这一次，爆炸就发生在我的眼前，一时真有点儿蒙。

我决定立即退房，离开这家临街的旅店，这里不是久留之地。

金山则建议我搬到一个相对隐蔽的小院。它是饭店，但没挂牌，也不临街，一堵高墙，一扇大门，还有四五个头戴钢盔、手持钢枪、全副武装的军警，警惕地对进出的车辆和人员逐一仔细盘查。

当然，对我也不例外。

进了小院大门，先是探查车辆是否有爆炸物，然后人包分离过安检，安检过后是手检，除了没有宽衣解带，一切盘查事无巨细。我所有的照相机、摄像机都得打开，电池、充电器、手电筒、移动硬盘、磁带、CF卡、手机、洗漱包、衣袋，连口香糖盒都得查验。天啊！这住的什么店？这么严格的检查，让人感觉像进总统府似的，这里一定是个神秘之地。

反正我没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只要不无理搜身，咱都能坦坦荡荡地接受。

走进高墙，里面是一个两层楼的花园小院。进门右手边是前台，顺利办理入住手续后，我住进了一间大约10平方米的小屋，一张单人床、一张简易桌子、卫生间、热水、空调、电视机，除了CNN（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BBC（英国广播公司）之外，居然还有中国中央电视台英语频道。真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

小院里很安静，白天见不到什么客人。到了晚上，楼下的草坪上摆放着几张圆桌，不一会儿工夫，陆续回来的客人就给坐满了，每桌只有两三个人，没人开怀大笑，也不嘈杂。一眼看去，不少人穿着当地服装，却不像当地人。到了傍晚，在靠东的墙边一角，有人会铺上地毯，人们轮流做穆斯林晚礼拜。

刚搬进小院的几天里，几乎每天晚上我都坐在二楼的露天走道上，装作在记日记，却时不时地观察着楼下草坪上的人们。不知是我的出现引起了他们的警觉，还是因为我是一个中国女人，每桌人都会不时地往我这里瞄上几眼。最后，有人喝多了高谈阔论，也有人招呼我过去就座。

住进了“特工窝子”

第二天晚上，我决定不再坐在楼上“看风景”了。天刚擦黑，我就在楼下找了一张空桌，点了一听嘉士伯啤酒慢慢喝着。不一会儿工夫，我的隔壁邻居从楼上下来，竟然直奔我这桌，彬彬有礼地问了一声：“可以坐吗？”

2009年，我特意穿上自己买的波尔卡，在居住的神秘小院拍了一张留影照。

我点点头，他坐在了我对面。

这是我头一次看到这个男人摘了墨镜后的真面目。平时，他留着一头艺术家式的齐肩卷发，永远戴着墨镜，那派头像一个躲避狗仔队的明星，又像一个神秘莫测的间谍。

不一会儿，又来了一位，但他俩似乎并不是很熟。

“我住他隔壁，也就是你邻居的邻居。我叫巴西勒（Basil），来自意大利。”新来的人还没坐稳，就语速极快、落落大方地介绍起了自己。之后两人像商量好了似的，都点了喜力啤酒。

“我叫阿迪勒（Adil），巴基斯坦人，旅居科威特。你是记者？”显然，他们对我已经有所观察。

“不！我是自由摄影师。”

没想到，我们的闲聊刚开了一个头，他俩就你一言我一语地问了一连串的问题，诸如：我是否已婚，为什么一个人来阿富汗，为谁拍照等。他俩像考官，而我则像个学生一一回答他们的问题。我一直想变被动为主动，但他们的攻势太猛，让我一时无法躲闪。

特别是巴西勒超强势的口吻，令我想起了当年在西非塞拉利昂，与联合国军事观察员的军人们一起喝酒时，只要酒吧靠墙角的桌子被黑人占了，他们就会毫不客气地把10美元往桌上一拍，然后黑人立马换桌。其实对于讲实惠的黑人并不吃亏，提着自己没喝完的酒瓶子换个桌，就能收获10美元，这在当地可算是大票子，偷着乐还来不及呢。

在普通人眼里，但凡干大事的人，都有股牛劲儿。全世界的总统保镖哪有和蔼可亲的？不会耍牛，都没法干这么牛的差事。因此，这位巴西勒如此强势，肯定不是一般的“菜”。

在聊天的过程中，我得知他们两位都是穆斯林，但没留胡子，也没戴白帽，还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他俩之间却用阿拉伯语沟通。

阿迪勒说，他还能说达利语（阿富汗官方语言）。而巴西勒来自意大利，意大利语当然没有问题。

面对我对他俩的直接质疑，他们都说自己是生意人。生意人能如此面容冷峻，眼神警觉，处事放松？我对自己的观察持保留意见。

相比外貌像艺术家的“齐肩卷发”阿迪勒，巴西勒的干练和他喝了酒之后言语中常带脏字的表现，让我怀疑这家伙更像一个从战场下来的军人。

总之，我对他俩的身份表示深度怀疑。

首先是这个神秘莫测的旅店，其次是住在这里的人，除了我，全是男客。每个客人都是单独行动，尽管晚上各桌三三两两地喝酒消遣，但那都是临时拼凑在一起的。

在这里居住的客人，几乎没有西方面孔，也很少有阿富汗当地人。我想，美国人雇用其他国家被他们洗过脑的穆斯林做事，既可靠，又不引人注目，与当地人沟通也很便利。

他们得知我当过15年兵，又独自跑过非洲村落后，似乎对我的身份很感兴趣——也许是起了疑心。因为我的每一个回答都毫无遮掩：军人、军校、战场、非洲、阿富汗，这些无形的标签，在外人看来一定带有特殊的使命。

我们每人喝了四五听啤酒之后，借着酒劲儿，我突然没头没脑地问：“你们究竟是什么人？是不是与CIA（美国中央情报局）有关？”

巴西勒正喝着啤酒，听后差点儿给呛着，哈哈大笑说：“摄影师看电影太多了，想象力真丰富。来来来，干一杯。”就这样把话题岔过去了。

与两个男人喝了两三个小时的酒，我除了知道他们是穆斯林和“生意人”之外，其他一无所知。

隔了一天晚上，我刚回来，就被已经开喝的阿迪勒招呼着下楼。

桌上除了阿迪勒，还有一个做宝石生意的黎巴嫩人，他对阿富汗矿产资源了如指掌，说得头头是道。

我没再打听他的更多信息，权当他说的都是实话，事实上，他们究竟有何公干与我无关，还是单纯地喝酒最开心。

酒后大家道了晚安，回到各自的房间。

我晕晕乎乎的，刚准备睡觉，突然手机传出了短信声，我收到了隔壁阿迪勒发来的信息：“很高兴认识你，你是一位勇敢、智慧、漂亮的中国女性，我为在阿富汗与你相识感到荣幸。”

我回复：“我也很高兴，今晚的啤酒很好喝。”

他又发来：“请问，今晚是你到我的房间，还是我去你那里？”

啊？我蒙了，他不会把我当成同行了吧？

电影里常有那种训练有素，为了窃取机密情报，周旋在各种“高大上”的男人中间，杀人不眨眼，人称“燕子”的女间谍。

我不能跟他这种背景复杂的人有任何瓜葛，可眼下我该怎么回复他呢？

“对不起，我很累，已经睡了，明天见！”都是聪明人，他会明白的。

当天夜里3点多，院外响起了阵阵枪声，我从睡梦中爬起来，悄悄地打开门，由于不明情况，唯恐遭遇流弹，我只好蹲在走道上往枪响的方向看去，院门外有微弱的火光，只持续了片刻，其他什么都看不见。

第二天清晨，前台的赛义夫拉（Saifullah）告诉我，昨晚大门外发生了枪战，他也不知道是否有伤亡。

这一天，看守“小院”大门的几个军警全部换成了新面孔，究竟为什么发生枪战，谁也不知道，但可以肯定，这家“小院”不寻常。

离境要过“九道关”

每次我独自进入阿富汗，都没有官方背景，没有特许证件，只是靠着当地朋友的帮忙，有时硬闯，有时周旋，最多靠着真诚的心，艰难地寻找着拍摄对象，也结交了不少当地朋友，见识了真实的阿富汗妇女的生活。

等这些任务完成，我决定离开这个国家的时候，也是我备感轻松的时刻。每当想到就要回家了，心情格外舒爽，仿佛火锅、饺子、麻辣香锅就在前方向我招手。可是，我没想到，每一次出境都比入境复杂得多，特别是在大选前，那就烦琐透了，喀布尔这个糟糕的机场，严格到不可想象的地步。

最不可理解的是，进入阿富汗比进任何一个国家的手续都简单，不用填写任何入关表格，没人查验健康证，没人跟防贼似的盯着你携带的行李，也没有出现像非洲入关时索取钱财的现象。

“就这么简单？”我向有意去阿富汗的中国朋友说到这些情况时，几乎没人相信，事实上，就这么简单。

然而，这个国家又像“肉包子打狗”，进去容易，出来很难。

记得我第一次从阿富汗出来，那时候机场还没有修复，安检设施也不完善，最烦琐的是工作人员不辞劳苦地恨不得翻箱倒柜，把所有行李从上到下、从里到外，翻查一个底儿掉，凡是可疑的东西，都要一探究竟，直到一再确认不会藏匿炸弹之后，才用一支粗粗的白色粉笔，在包上画上一个大大的“对钩”，这道关才算通过。

当然，脱鞋、解皮带、摘手表、验明正身等一系列程序，一样也少不了。只有老老实实接受检查，才能得到安全保障，这个道理再明白不过了，因此对这样的检查一定要照章遵循，为了自己和他人的安全，必须照做。

可是时隔6年，想离境却变得更加复杂了。

2009年8月，我要乘坐早上9点过5分从喀布尔飞往印度新德里的航班，我特意提前了3个小时前往机场，心想距离机场10分钟的路程，时间肯定绰绰有余。

刚从市区走到通往机场的路口，我就被持枪警察拦住了，从这一道关开始，一步步烦琐的通关检查开始了。

冷峻又严密的第一道关。路旁两侧，一米多高的水泥路障，布阵成S形的道路，车停靠路边，两名持枪警察查验护照、机票，待无问题之后，乘客下车，配合查验后备厢，同时，一名全副武装的警察手持探测仪，绕着车辆环绕一圈，探测爆炸物。

男女有别的第二道关。车停靠在一间简易棚前，乘客提着行李下车，男左女右，分别进入小黑屋，接受搜身检查。行李先过安检，之后还要开箱检查，并接受手检。同时，司机驾车接受炸弹探测仪检查。

让人无奈的第三道关。与送行的朋友来到一个很像中国早期长途车站的大厅，里面混乱不堪。送客的人到此止步，乘机人的行李放在“专人”的手推车里。

“不！我不需要你的推车，我可以自己拉着箱子。”我对“专人”说。

“我必须要帮你推行李，这是机场规定的，免费。”他说。

于是，我跟着他，推着行李（我只有一个小箱子）离开这个既不是候机楼，也不是接机楼的大厅。

无礼索钱的第四道关。穿过二三百米长的空地（估计是防止歹徒冲进机场的缓冲地带）之后，在距机场大楼100多米处的铁栅栏门前，推行李“专人”止步，接受铁栅栏门前警察的查票、盘问，等一切无误之后，“专人”开始在机场大楼的门前索要钱财。

“我为你服务，你付我10美元。”“专人”突然说。

“我没让你服务，你说免费，我不会给你钱。”我厉声对他说。

他纠缠了两下，我径直进入机场大门，昂着头走的。

再过安检的第五道关，走进机场大门，再一次接受机票检查（电子机票一定要提前打印），之后行李再过一次安检。

办理登机手续算是第六道关，好在一切都很正常。

可正当我准备出关时，一个老头儿堵在了门口，他指着移民局的登记卡，对我说：“你的呢？”

我说：“没有！”因为我的确没去移民局办理过任何手续。

他说：“没卡不能通过。”之后，他叫来一个中年男子，男子很强硬地说了与老头儿同样的话，还上下打量我。

我还是说：“没有！”

他说：“交20美元。”

我说：“可以。”同时，他对老头儿使了个眼色。

于是，我跟着中年男子走在通往海关的楼梯上，他说：“现在把钱给我。”

我说：“可以，请给我一张票。”

他说：“你先把钱给我。”

我手里攥着20美元，坚持要先看到票。

我俩停下脚步，在楼梯上僵持了好一阵子。他看我很强硬，便气呼呼地把我又带回了老头儿那儿。

“她要票。”他对老头儿说。

老头儿用三角眼狠狠地瞪着我，就差没把我吃了。我没吭声，也死死地盯着他。

过了一会儿，老头儿给中年男人使了个眼色，那男人把我带到一边说：“你是干什么的？”

我说：“中国的摄影师。”

他说：“今后还来阿富汗吗？”

我说：“当然。”

他说：“你下次来时别忘了去移民局办理登记卡。”

于是，他们眼看一块大肥肉，生生被我拽了回来，但最终还是放了我一马。

出了海关，刚有点儿小得意，没想到又出现了第七关。先是男女分别搜身检查，再是过机器安检。同时，不论男女都得脱鞋、解皮带，之后再打开手提行李包，逐一手检。

过了这道关，本以为可以顺利登机了。没想到登机前，每个乘客还要走到飞机下，面对堆在地上已经办理了托运手续的行李，进行认领和核对行李票。

直到登上飞机舷梯，还要通过最后一道关——男女分别接受手检。

飞机舷梯不足10米，登机却排了足足有15分钟。

两个半小时后，我终于到达印度新德里机场，下飞机的那一刻，空气中弥漫着湿润的气息，再也看不到持枪的警察、军人，以及探测器、检查仪，也不必再被开包、搜身，顿时感觉真的太幸福了！

2013年9月，我的第四次阿富汗之行，入境依旧手续从简，离境永远烦琐不堪。

难道进来的都是好人，在阿富汗混上一圈，出去的都是疑似恐怖袭击者？试想，如果像阿富汗这样的地方没有严格把关，那么诸如MH370航班的失联、爆炸、被劫持……不敢想象。

因此，必须支持阿富汗机场把严格的离境程序进行到底！

如今阿富汗机场已是修建一新，明亮又现代，安检设施齐全，再也不用一堆工作人员瞪着大眼小眼，里三层外三层地乱翻了。

即便如此，我还是很担心塔利班对这个现代化的建筑下黑手。

在此，只有祈求塔利班高抬贵手，千万别惦记着毁掉它呀。

中篇

我实在不能理解，阿富汗女人有那么令人厌恶吗？为什么塔利班对女人的蔑视，已经到了对人性摧残的地步！

塔利班，你真够狠的！难道你不是女人生的吗？

都是些见鬼的规定！

这些规定能把我的肺气炸了，真想替她们破口大骂，心中憋着一团火，可又能烧向谁？

我真佩服这些处在“水深火热”之中的女人，不论是战后的丧夫之痛，还是炮弹爆炸后落下的残疾，甚至是家破人亡的境遇，她们没抱怨，没自弃，没焦虑，没抑郁，她们把一切都忍了，是认命！

同样是女人，我知道自己根本无力改善阿富汗女人的现状，我能做点儿什么呢？

我只想走近她们，了解她们真实的生活和不为人知的内心世界。

我想分担她们的痛苦，分享她们的喜悦，化解她们的积怨，感受她们的坚韧。

这些年，我一直在试图靠近她们……

第五章
寡妇的活法

我和瑞拉相识于2009年8月，前后只有三面之交。我俩之间没有相通的语言，没有相同的志趣，也没有共同的信仰，我们各自生活在完全不同的社会环境中，她对我的一切一无所知。

我们之间唯一的相同点是都是女人，这也是我们相识的缘由。

2009年，我在喀布尔很想寻找一位曾在2002年接受过由WFP提供烤馕培训的寡妇，为的是了解她们这些年的后续生活。

在向导瓦黑德的带领下，我第一次走进了瑞拉家，她接纳了我。我知道接受一个陌生的外国人，又是“不受欢迎”的摄影师，对于一个阿富汗女人，需要多大的勇气。

瑞拉与千千万万因阿富汗战争而失去丈夫的寡妇有着相同的命运。她的丈夫2001年死于塔利班的爆炸中，留下了三个孩子。

然而，不论战争多么惨烈，现实多么混乱，老人和孩子的吃喝拉撒睡，一样都不能少，没有人不想继续活着。

瑞拉的生活又会怎样？

学烤馕为救命

瑞拉从没上过学，2001年失去丈夫之后，40岁的瑞拉想尽快承担起养活公婆、父母以及三个孩子的全部重任。但是，靠什么技能养家糊口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

2002年，她听说了WFP为帮助在战争中失去丈夫的寡妇自食其力，在喀布尔建立了24家烤馕店的消息，她毫不犹豫地报名参加了。

馕是阿富汗人一日三餐离不了的主食，烤馕是个力气活儿，都是男人们干的事儿。

阿富汗20多年的战乱，保守地说，至少有100多万名妇女失去了丈夫。同时，在发起这项救助活动之前，WFP对当时喀布尔160万居民的食品需求做了一项全面的调查，以确保寡妇烤馕店所提供馕的售价只有市场零售价的12％，为的是让穷人都能吃得上饭。

要实施建立寡妇烤馕店的计划，前期需要700名寡妇自愿报名参加培训，尽管这一数字与现实的寡妇人数相差甚远，但也很少有像瑞拉这么快报名参加培训的人。

她们最大的阻碍来自公婆。

按照当地规矩，寡妇并不需要自谋出路，她们可以再婚，婚后就能靠男人养活一家老小——前提是优先嫁给亡夫的兄弟，其次是堂兄弟。具有经济能力的兄弟、堂兄弟要责无旁贷地将丧偶的嫂子或弟媳，连同她的孩子接到家里，否则将受到族人的鄙视，在家族内和社会上也难以立足。

可是，真正改嫁给丈夫兄弟的寡妇，照样深受歧视。特别是在外人眼里，这种被兄弟们共同拥有的女人，如同剩饭般不招人待见。因此，那些谋求自立的寡妇，一边渴望有一个自谋出路的机会，一边还要对付公婆的家规。

一大家子的口粮都在这里。

而没有选择再嫁的寡妇，既要养家，又要遭受公婆的“监管”，她们就比其他女人活得更加艰难。

在阿富汗，每家的家规基本雷同，比如女人不能外出工作，那都是男人们该干的事儿，女人的职责是生儿育女、赡养老人、做饭洗涮、料理家务。总之，女人是自家“财产”，绝不对外。

听说为阻止这700名寡妇学烤馕，他们的家人费尽了心思。有的寡妇只偷学了一天，就被公婆锁进家中，不许出门。还有的正在学习，直接被公婆用棍子像赶羊一样赶回了家。

2003年2月，我第一次走进阿富汗时，听说喀布尔有24家寡妇烤馕店，于是决定去看看。

烤炉前的活儿可不是一般女人能受得了的，繁重、高温还遭受烟熏。不过，只要能养活得了老人和孩子，再苦再累也不在话下。

我原以为烤馕店会建在路边显眼地段，跟着向导绕来绕去，脚下一片泥泞，最后还是被一群孩子嬉笑着引路，总算在一个很深的巷子里找到了它。

烤馕店在一个破旧不堪的小院里，空旷的院子里没有树，也没有建筑，只有一台老式的压水机。西侧角落有一间小小的土坯房，寒风刮来一阵阵尿骚味儿，我断定那是厕所。东侧有一间大一些的土坯房，就是烤馕店。

进屋是一水儿的女人，男人止步。我心想，这么破烂的地方，规矩还真不少，感觉就像进了医院的妇科诊室。

看到我进门，几个女人叽叽喳喳说着达利语，边揉着手里的面团，边议论个不停。

她们听说我是中国人，很是稀奇：“结婚了吧？几个孩子？你多大了？孩子多大了？男孩儿还是女孩儿？”一系列家长里短的问题问个不停。

原来全世界女人都是这么“关心”人的呀。

烤炉边上站着两个主力，她们每人手持一把一米多长的铲子，站在烤炉前，全神贯注地把炉子里的馕不时地翻着面。

每个烤馕店至少能安置15个人就业，她们每人一天可以得到3美元的报酬，而她们烤的馕会卖给那些持有“购粮本”的附近居民。“购粮本”按人口分配，每户每天的粮食是有限额的，持“购粮本”的居民都来自社会最底层。

这时，我看到一个女人进了院子，迫不及待地掀开罩袍的面纱，直奔压水机。大冷天的，她匆匆喝了几口凉水之后，才缓步来到烤馕的屋子。

看见我，她又迅速拉下了头上的面罩，惹得屋里人一阵笑声，显然大家都意识到，她把留着短发的我看成男人了。

烤馕是一项生存技能，学会了它，就不会挨饿。

后来我知道了，她叫拉娜，丈夫死于一场自杀式爆炸，于是她和四个孩子都被丈夫的哥哥“收容”了。起初，嫂子对于她这个“二房”媳妇还算过得去，后来，哥嫂的一个孩子出车祸身亡。从此，她背上了“扫帚星”的罪名，家里只要发生不幸的事，全都怪罪到她身上。

她随时都会遭受欺辱，却无力反抗或离家出走。

“你可以来烤馕店工作，自己挣钱养活孩子。”我说。

“他们会把我的腿打断的，我不敢。”她默默地低声说。

我看到她手里拿的“购粮本”，十几口人，每人每天可以购买3个低价馕，只需花费两块阿富汗尼，不到人民币4角钱。尽管没有大鱼大肉，但至少能够基本保障一个人的口粮。

拉娜说，来这里买馕，是她一天中最愉快的时候，每次来这儿都不想回家，可是一旦回去晚了，就会挨丈夫的骂，甚至要忍受拳打脚踢。

来买馕的只有女人和孩子，个个都很开心，这里也成为女人、孩子最集中也最热闹的地方。

从那时起，我开始关注寡妇，关注她们的烤馕。

当时，尽管瑞拉也是寡妇烤馕店的其中一员，但我们并不相识。

“这样活着很好”

2009年8月初，阿富汗大选前夕，混乱的喀布尔爆炸不断。当朋友瓦黑德把我带到喀布尔郊区一个不知名的村庄时，我突然有了一种逃离爆炸的清静感。

我“躲”进了瑞拉家，她家的小院干净整洁，与外面的气氛如同两个世界。

可是，初次与瑞拉相见，她对我非常戒备，眼睛中散发着警觉的目光，生疏得不敢与我对视。我主动跟她握手，可她有意疏远的肢体动作，令我有些尴尬。

我俩不对等的心智和情绪，有些错位。

“我又不是美军，她为何这么害怕？”尽管我内心犯嘀咕，但表面假装很大度，毕竟我是访客，人家是主人。

为了缓解她的紧张，我并没有立即掏出相机。我在瓦黑德的翻译下，先跟她聊了一会儿。主要是我向她提问，显得我很强势，居高临下地跟她“聊”家常。其实，这样的交流很别扭。

我意识到这种交流不对等，不是我想要的状态。于是，我开始主动“坦白交代”自己的生活。可是，就算我说破大天，她依然眼睛紧盯着地板，貌似脑子处在不转动的定格状态。

很显然，她对陌生人有一种无形的抗拒。

我问瓦黑德：“她为什么会答应让我来呢？是不是没跟她说清楚呀？”

这会儿，我自己倒是有一种“引狼入室”的心虚。

不知瓦黑德跟她说了什么，再后来，不论我说什么，她都点头答应。好在她的态度不像有人用枪顶着后腰逼迫的感觉，她显得不那么积极，但也不抗拒。

我真想尽快把心贴近她，却担心热脸贴一冷屁股。

在确认第二天可以来拍摄之后，我离开了这个小院。

第二天，待我再出现在她家门前时，她就像变了一个人，如同老朋友般给了我一脸灿烂的笑容。

接下来在看她烤馕的5个多小时里，我始终与她步调一致地站在阳光下烤着自己。瑞拉穿着一身黑衣，头上裹了布，外面正值大中午，阳光直射烤炉，站在旁边温度能达到40摄氏度，而且也容易烧伤。她对烤馕的一整套活儿干得非常娴熟。从始至终，没有唠唠叨叨，没有温情面容，没有劳累叹气，她就像一部机器，按部就班地运行着。

她在炉子旁烤，我在太阳下烤，她几次让我躲避阳光，我都坚持陪着她。于是，她接纳了我，眼睛里充满了友善，我非常知足，再后来她执意留我吃饭，我被感动了。

瑞拉自从2005年离开寡妇烤馕店之后，大儿子帮她在院子里砌了一个烤馕的炉子。从此，她开始经营自己的烤馕店。这些年，不论刮风下雨，还是酷暑严寒，瑞拉都会天不亮就起床，烧火、劈柴、揉面、烤馕。

村民为了支持她，每天把烤馕的生面发好，送到她家，由她代烤，她只收取不到外面烤馕店一半的价钱。2009年，市场上每个烤馕卖8块阿富汗尼，而瑞拉只收3块半。这样的合作方式，对村民和瑞拉，两全其美。

烤馕很遭罪，高温的天气，又把自己捂得很严实，在火炉边一待就是几个小时，期间不断有邻居来送面、取馕。有的人看到我的镜头，就像躲瘟疫般迅速闪走；有的人把面送来后，就再没回来取馕。我们都知道，他们是为了躲避我的镜头。后来，只好由瑞拉的小儿子把烤好的馕，一家一家送过去。

我在瑞拉家院子里的拍摄，还有瓦黑德这个男人的出现，在瑞拉家大门外引起了一阵骚动。村民们聚在一起，不知是因为看外国人新鲜，还是对瑞拉配合拍摄不满，倒是验证了全世界都通用的话：“寡妇门前是非多。”

烤馕备受烟熏，瑞拉必须忍耐。蒙上脸的她，一副充满了斗志的神情，让我想起了“圣战者”。

门外人们议论纷纷，门里的瑞拉却很镇定。看来，瑞拉对这一切早就适应了，可以想象，这些年她是如何顶着寡妇的名，一路走过来的。

这一点从她的眼神里完全能读得出来。

烤完馕，我看到瑞拉双眼布满了红血丝，不知是早起缺觉，还是被火烤的，总之，她的辛劳让我有些心疼，但又一想，所有劳动的人们，哪一个不是在辛勤的工作中成长的？

我问她苦不苦，她说自家已经很幸运了，因为公婆还算开明，当初允许她外出学烤馕，否则，她们一家早就喝西北风了。

“我喜欢烤馕，我干这个事儿不觉得累，每天都有邻居来家里，很热闹。这样大家都能吃到新鲜的馕，最重要的是，不用出家门，就能挣到钱，我很开心，这样活着很好。”

的确如此，在我拍摄她烤馕的过程中，大约有七八户送来发好的面，5个多小时的时间，她做了五六十个烤馕，可以挣到100多块阿富汗尼。如果当初她的公婆不许她去寡妇烤馕店学习和工作，也就没有一家人的今天。

瑞拉是开放的，至少她的心是对外敞开的。表面上看，她与其他阿富汗女性没有太大差异，“保守”两个字依旧伴随着她。但是，她能够鼓足勇气接受我的拍摄，已经说明她的包容和大度。因为，从始至终她并没有跟我谈到钱的事，我们之间更没有其他利益，她如此欣然接受我手中的相机，这种勇气从何而来？

拍完她做馕的全部过程之后，她请我吃了午饭。午饭的菜是她女儿做的，馕是最新出炉的，那叫一个香！

午饭是现做的烤馕、焖土豆和凉拌洋葱番茄，很可口。

瑞拉说，她已经完全习惯了穿着波尔卡外出，一旦没穿它，自己就会不知所措。

之后，她穿上波尔卡，打算去药店给婆婆买药。

看到她出门前把自己捂得严严实实，我问她：“穿上波尔卡你不觉得遮挡视线吗？你难道不希望好好看看这座热闹的城市？”

她笑了笑，有些腼腆地说：“已经习惯了。我不想让那些男人们看到我。”

我随着她出了门，一阵风刮来，她的波尔卡下摆被风吹得有些飘逸，蓝色身影很快消失在风沙中，与街上其他当地女人没有两样。

几年来，瑞拉就是靠着每天做几十个馕维持全家的生活，但她把生活打理得井井有条，这些都源自她的勤劳。

自丈夫去世后，瑞拉一直没再嫁人。真正的原因，我不得而知，但至少她要比其他女人生活得更艰辛，也更有自信。

没有眼泪，没有呻吟，没有哀怨，没有放弃，只有坚毅和刚强，这也是我对瑞拉的印象。

“再也干不动了”

2013年9月，与瑞拉分别4年后，我再一次来到瑞拉家。就在我推开那扇熟悉的大门，与她再次相见的那一刻，我非常吃惊。

当年强悍女人的身板和那股豪气的精气神消失了，眼前的瑞拉，脸色暗黄，面容憔悴，像被霜打的茄子——蔫了。

不过，我们重逢拥抱时，还是能感觉到她身体内留存的一股力量。

我们从院子大门往屋里走，短短几米的距离，瑞拉的行动已很困难，我心里升起一阵怜惜之情。

究竟发生了什么？仅仅分别4年，一头“壮牛”就变成了一只“绵羊”。

进屋坐下后，她告诉我，一年前得了脑瘤。

一阵沉默，我们陷入了一种僵局中，似乎时空都凝固了一小会儿，静得有些不自然。

此时，瑞拉的脸上没有表情，眼睛垂着看着地面，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没有什么比听到这个消息更让我无从开口……

“有安拉保佑我，还能见到你，真高兴，我的中国朋友。”

没等我开口，她又说：“我已经做了手术。”

2013年，脑瘤手术后的瑞拉，眼神里透着疲倦，再也找不到昔日的神韵了。

之后，她让小儿子拿出一堆CT片子，对着光线让我看一张张圆形的脑袋。我看不懂，但知道片子里一定显示的是她长的瘤子。

更让人难以接受的是，瑞拉给我看了她头上留下的刀疤，像被狗啃了一口，凹凸不平，形状扭曲。

“我的天呀，做的是开颅手术？”我看着她头上的刀疤，顿时惊了。

这种手术即便在中国或发达国家都不是轻而易举的事，她居然敢在阿富汗做？

“我每天头都很疼，吃止痛药也不管用，真是生不如死。”

像瑞拉这种没钱没势没地位的女人，哪有什么选择余地，只要医生承诺能帮她减轻痛苦，她一定会全力配合。

糟糕的是，瑞拉脑瘤手术后不到10个月又复发了，她说：“我以为把瘤子拿掉，头就不会再疼了，可是没多久，又开始头疼了。”

“烤馕怎么办？”我问她。

她指了指院子里，当年大儿子盘的烤馕炉，已经不复存在了。

“再也干不动了。”她有气无力地说。

我走出去，看了看这个上百平方米的院子，那个我最熟悉的角落，如今是一间简易厕所。看着这些，我满腹伤感。

瑞拉的大儿子已经22岁了，靠在巴扎推车叫卖烤肉补贴家用，至今也没谈上女朋友。18岁的女儿很懂事，初中毕业后在家照顾瑞拉、做饭、打理家务。小儿子14岁，目前还在政府的免费学校上学。

这个50多岁的女人，当年失去丈夫后，为了养活老人和孩子们，耗尽了自己所有的能量，生活刚刚有所好转，脑瘤又来捣乱，难道命运之神也会嫌贫爱富，欺负这个一无所有的女人吗？

面对她的憔悴和无奈，我没有更生动的词汇去安慰她，只好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留下一点儿钱。原本想继续拍摄她近期的生活，但实在不忍心过多打扰她，只好告辞了。

我能做的只是默默地祝福她早日康复！

瑞拉的大半生，也许没有做出什么惊天动地的事情，无非例行一个母亲的职责，为孩子、为这个家付出了极大的艰辛。仅此而已。但事实上，在阿富汗这个女人没有地位的国度，一个女人用她的全部所能，支撑了一个上有老、下有小的大家庭，把生活弄得井井有条，而自己却拼尽了生命的全部，这就是一个平凡母亲的最高境界。

想一想，能与瑞拉再次相见，我已经心满意足了。

这些年来，我拍摄过许多非洲国家的劳动妇女，她们都在万里之外，又有多少机会能与她们再次相见？特别是那些战乱国家的朋友们，她们的身影和质朴的面容，时常在我脑海中出现，可是战乱、疾病、天灾人祸……她们至今活着还是死去，我根本不知道。

我只能发自心底为她们祈福，祈祷天下坚强的女人安康幸福！

2009年，瑞拉一家。

2013年，我再次为瑞拉全家拍摄了一张合影。与4年前对比，小儿子长高了。

第六章
神秘的女子理发店

我经常感慨，做女人真好，尤其是在阿富汗，女人的眼福绝对比男人多出成百上千倍。

记得2013年9月的一个休息日，我在“女人花园”门口等待与毛萨见面的那一个多小时里，看到大批的阿富汗女人扶老携幼排队进入大门，她们随手摘掉面纱，露出美丽真容的那一刻，我的眼前就像过着一张张选美现场的画面。

被掀开的面纱里深藏着浓妆艳抹、血红大嘴的美女们，个个“货真价实”，绝对是一道超靓丽的风景线。我想，这耀眼的景色要是被阿富汗男人们看到，非得引来动乱不可，估计得不到手的，理智者失魂落魄，冲动者也许会动刀动枪。

相比而言，我们这些“露脸”的女人，就显得平淡无奇了。尴尬的是，我这张平坦的“素脸”，让我经常被无情地划到男人堆儿里。

当地的女朋友都劝我捯饬捯饬，可我这张脸的底片已经定型在女汉子面容上，即便把自己捯饬好了，也造不出一个妩媚的美艳女。

遇见卡莱玛

我至今都特别庆幸，要不是2003年我第一次走进卡莱玛的女子理发店，能够被她毫无顾忌地接纳，也就没有我亲眼看到阿富汗女子美丽又夸张妆容的时刻，这一切像是老天有意安排的。

2003年初，许多避难的阿富汗人流亡在外还没有回国，我走在十分萧条的大街上，一间挨着一间女子理发店询问能否进去拍照，遭到七八家拒绝后，原以为我与这种地方彻底无缘了。谁知，就在市中心一个并不宽敞的巷子里，我看到房子上端架了一个展示漂亮女人发型的广告牌，广告牌下是一个用白色花布遮盖着的玻璃门。

我鼓足勇气敲开了门，一个30多岁胖胖的女人出现在我眼前。

“我是中国人，能进去拍张照片吗？”我举着手中的相机，小心翼翼地问。

胖女人摇了摇头。

又被拒绝了，这最后的希望就要破灭了。

没想到，她摇完了头却笑着把我拉了进去。

这是一间只有十二三平方米的屋子，有一张长沙发和两张理发椅，还有一面墙的镜子，其他几面墙上贴满了各种美女的大照片。在我这个外来人手拿相机进门的那一刻，我看到屋里的一个年轻顾客，情绪还是紧张了一下，不过，很快就转入正常了。她正坐在一张椅子上剪头发，而且是长发剪短发，那位女理发师倒是很有礼貌地与我点头打招呼。

不是摇头不让拍摄吗，为什么拉我进来？

我正纳闷着，胖女人指指我的相机，再对着正剪头发的年轻女孩儿，用手做了一个拍摄的姿势，说了一句“咔擦”，之后她和理发师都笑出了声。这下我才明白，她摇头是因为听不懂我说的英语，干脆直接把我拉进来，随便我拍。

这样的结果令我喜出望外，好像天上掉下了大馅饼，即便之前吃了多少闭门羹，也没关系了。

没法交流，只好干拍，我与对方打着哑语，相互挺客气，却又有些尴尬。屋里被遮掩得很严实，不透气也不透亮。

正在这时，一个身穿波尔卡的女人进了屋，同时很自然地掀开罩在头上的面纱。就在这一刻，她扭身看见了我，赶紧放下已经掀开的面纱，很尴尬地低下头躲着我，默默地坐在了沙发上。

显然，我的照相机把她吓着了。

我赶紧收手，笑着对她连连说：“抱歉！抱歉！”

隔着面纱，尽管我看不到她的眼神，但从网眼儿里我能感觉到她对我的敌视。谁知，隔了一两分钟，她居然自己主动脱掉了波尔卡，用英语跟我打起了招呼。

天哪，天上再一次掉馅饼了，我吁出了一口长气。

此人是阿富汗《妇女》杂志的编辑，能说一些英语，有她牵线搭桥，屋里的气氛比先前活跃不少。

她来店里做面部护理，洗面奶糊在她脸上时，她没法张口，洗了脸之后，她又做绞脸，始终难得多说话，我也不好意思过多地打扰她们。

我只简单地问了问她：“塔利班已经垮台了，你们化妆为什么还要躲躲藏藏的？”

她说：“谁能保证他们不会再回来，要是被他们发现，就会被砍了头挂在街上示众。”

看来深重的阴影就像刀疤，一旦落下了，很难恢复原样。

那些仍然不敢脱下波尔卡的女人，一面热切地期待着时尚的到来，一面又不得不远远地谨慎观望着。

我想起了塔利班执政时苛刻的规定，女人别说化妆了，只要被发现涂了指甲油，一律斩断手指。女人穿高跟鞋，也被视为向男人发出的挑逗信号。要是在公开场合暴露出女人的艳丽，那就等着被千刀万剐吧。

这个女子理发店，除了修剪头发，还可以修脸、化妆、涂指甲油等。此时，胖老板给一位化了妆的女人粘贴假睫毛，而她自己那张脸也像明星一样多姿多彩的，一看就知道是模仿墙上的那些明星照。

胖老板很得意地对我说，她的发廊里是阿富汗幸福女人的天地，女人们裹着严实的波尔卡进来，可以尽情地被打造一番。从这里出去的女人，个个都变成了大美女，心情十分愉悦。

她说，这里是一个制造美丽和快乐的地方。当然，这句话是按我自己的理解翻译出来的。

然后，她拿起一个长长的螺丝卷形状的假发，戴在自己头上让我拍照，看着眼前如此夸张又“华丽”的造型，我特想笑，但还是忍住了。她一定觉得这发型特别时尚。

在这间小屋里，不管女人们容颜有多惊艳，出门时依旧把自己裹进大袍子里，捂得严严实实，淹没在大街上，与来时相比，外表上没任何区别，但内心却得到了极大的满足。

2003年，卡莱玛在给顾客化妆。

在她们心目中，钢丝卷发是当时最流行的发型。

透过这间小小理发店，我已经感到了阿富汗女人，正悄然地被世界潮流撞击着，开始向传统生活方式发出挑战。

我有一种莫名的预测，这小店今后一定能火。

藏在地下的美女们

2009年8月，我再一次来到阿富汗，喀布尔已是今非昔比了。大街上人潮汹涌，车辆拥堵不堪。尽管正值大选之前，爆炸层出不穷，但城市发展和人们的穿戴略显新潮，传统理念显然已不再占上风了。

这时，我突然想起了曾经拍摄过的胖老板和那间小小的理发店。只可惜，当时缺少语言交流，既没留名字，也没留地址。

我只好翻出了曾经拍摄的照片，尽管无法确定那家店是否还存在，店主是否已更换，但我还是决定找一找。我跟着朋友瓦黑德，在城里几条街巷挨家挨户询问。巷子里塞满了汽车，店铺嘈杂不堪，我看了一眼这乱哄哄的地方，没有丝毫印象。后来，我俩来到市中心的一栋楼前，瓦黑德对我说：“看见那个挂帘子的小门了吗？那家是目前喀布尔最火的理发店，我们男人进不去，你拿着相片自己进去问问吧。”

掀开纱帘，出现了一道通往地下的楼梯，黑黢黢的，我还在怀疑自己走错了地方，一抬头，却看见了当年那个胖乎乎的女老板。让我意外的是，她居然也在同一时间认出了我。不过，我们毕竟算不上熟人，又不能语言交流，多年未见，还是有些尴尬。

2009年，卡莱玛的理发店就在白车旁一个小门脸儿的地下一层，看上去相当不起眼。

对我的突然出现，胖老板弄不清怎么回事。她赶紧从店里的顾客中找了一位刚从澳大利亚探亲回来的女人，名叫罗琦亚（Rozia）。战乱时期，罗琦亚跟丈夫逃到了澳大利亚，一待就是18年，现在形势有了好转，她带着孩子回来看父母，这次她自告奋勇地当起了我俩的翻译。这时我才知道，胖老板叫卡莱玛（Kalema），是三个孩子的妈妈。

这时的理发店，那叫一个人气火爆，生意红火。然而这种喜庆，很快被我手里提着的摄像机破坏了。女人们看我的目光，像锋利的刀刃，简直有劈了我的架势。

在阿富汗的女子理发店拍摄，如同在中国的女浴池拍摄。在中国人的观念里，女人化妆谈不上是一件多么私密的事；而在阿富汗，拍摄不戴头巾、穿着比较暴露的女人，就是大逆不道。

女人们开始叽叽喳喳地指责我，有的人干脆站出来直接指着我手上的摄像机，还有人想哄我，希望把我赶出去。

我像一条臭虫，不知所措地陷入极度尴尬的境地，其实，我并没有拍摄，只是手里提了这么一个毁我的家伙。

在阿富汗，拍摄女人，特别是拍摄公共场所的女人，比登天还难，我只好灰溜溜地先撤了。

第二天是一个周四，傍晚，我再次来到理发店，接受了前一次的教训，我把机器装在了包里，像其他女顾客一样，进门后直接坐在了沙发上。环顾四周，这间足有40平方米的屋子，挤满了卷发、吹发、做造型的女人，屋内还有一张美容椅，专供人们清洁皮肤和做面膜。

自从面膜被引进理发店，顾客一直不断。

卡莱玛在给新娘做头发。

刚刚完成的新娘妆。

卡莱玛的小女儿还在上学，放学后立即奔到店里，给顾客做头发。

卡莱玛的大女儿是店里的绝对主力，她和妹妹从小在店里长大，对所有的业务了如指掌。

这是2009年从中东流传到阿富汗的穆斯林女人妆容。

除此之外，里面还有两个小间。一间二三十平方米的屋子里，有七八个女人，有人正在打粉底，有的人在等候。另一间是专供重要客人化妆的小屋。

别看这种规模在中国算不上什么，在阿富汗，这绝对是引领都市新潮流的聚集地，能在隐蔽的地下，看见诸多穿着暴露、正在化妆的阿富汗女人，这可是三生有幸。

我由衷地为卡莱玛的成功感到高兴，尽管我的拍摄仍然毫无进展。

三天后的上午11点多，我再次来到了理发店，这回总算没那么拥挤了。也许是卡莱玛有些过意不去，见到我进门，她手里拿了一个托盘，里面放了许多不同的首饰让我挑，有手链、耳环、戒指、项链等。她说我身上什么饰品也不戴，不像一个女人，她要把我打造成华丽的女人。我笑坏了，心想，看看她要怎么把我打扮成她眼中的华丽女人。我先是挑了一个手链，表示留个纪念就行了，她执意说不够，还让我继续挑，我又挑了一条项链。之后，她拼命把我按住，拿起了一个电动微针和一个黑色的盒子。天啊！我一下子从椅子上跳了起来，敢情她要给我文眉文眼线啊。弄成两个熊猫眼，我可怎么回去见我的父老乡亲呀。

为了躲避她那枚小小的文针，我满屋子乱窜，弄得屋里的顾客笑喷了，不知道我们发生了什么事。

后来，我终于找到一个曾经在德国居住过8年的顾客。在她的翻译下，我总算向卡莱玛解释清楚了我为什么不能接受打造的原因，我唯一的愿望是能够拍摄几张照片。

经过再三协商，一个叫马里亚姆（Maryam）的美容师答应让我拍摄她为顾客做面膜的场景，而那个顾客正是帮我翻译的女人，毕竟她接受过欧洲的教育，要比一般女人开明许多。

通过翻译我才知道，卡莱玛16岁开始学习理发。2001至2006年间，为了更好地接受最新的理念，她多次去巴基斯坦、印度、迪拜学习新的造型，还带回来许多专业杂志，介绍的都是当下最时尚的款式和风格。积累到今天，她的店才有了目前的规模。

我翻了翻这些时尚杂志，几乎都是舞台上的明星妆，貌似“妖精”般的浓妆艳抹。这种妆，煞白的脸，赤红的血口，眼角还有蓝色或火红的亮片，眼影比熊猫眼还黑，睫毛长到了眼眉上，性感、夸张、十分耀眼。

不得不承认，阿富汗人与中国人的审美观大不相同。

不过，在这里我也看到一个女人化的妆很淡雅，感觉她的理念很有亚洲风格。

一问才知道，卡莱玛还特意学习了韩式化妆，因为近些年越来越开放，不少知识女性走向中国、韩国、日本等亚洲国家，她们接受了新的理念，特别是在跨国公司工作的女性，已经不喜欢过于浓重的妆容。为了与时俱进，迎合这些舍得在脸上花钱的新女性，卡莱玛也是下了一番功夫的。

终于有人肯“献身”

碰巧的是，这一天我再次见到了从澳大利亚回来的罗琦亚。她陪姐姐来文眉，看我也在这里，知道我肯定是来拍摄的，于是，丝毫没有犹豫，让我拍摄她姐姐文眉。罗琦亚说，在阿富汗文眉比澳大利亚便宜多了，而且比较适合穆斯林的风格。

罗琦亚和她姐姐的“挺身而出”，令我不胜感激。

在她俩“献身”之后，卡莱玛又特许我为她的两个女儿做头发的场景拍照，先是大女儿给按摩师化妆，后是小女儿给姐姐盘头发。总之，这一天，我在店里已经得到了大大的恩惠。

卡莱玛的店里有10名员工，各有分工，已经不需要她亲自动手做头发了，她只化新娘妆。

阿富汗人把参加婚礼看得很重。每个参加婚礼的女人，当天都要提前去理发店化浓妆，穿最漂亮、最耀眼的服装。而新娘要在结婚的当天早上，在姨妈或表姐的陪同下，走进理发店做头发、洁面、化妆、穿婚纱。新郎也会在男人的理发店“拾掇”自己，然后穿戴整齐按照约定的时间来女子理发店接他的女人。

此时已是午后，听说我下午还要采访其他人，卡莱玛怕我饿着，特意给我带了一瓶饮料和一个夹着牛肉的烤馕。看到这些吃的，我又一次感到一种在异国他乡的温暖。虽然我们没有语言交流，但内心的友情和惦念是相通的，这就是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不同信仰的人最本质的情感。其实，不论走到哪里，人类的朴素与善良都是最基本和共同的本性。

几天后，我就要离开喀布尔了，再一次去找卡莱玛告别。我提出想与她拍一张合影，没想到她很痛快地答应了。

之后她问我，会不会再来阿富汗。我没法回答她，因为，这次正赶上阿富汗大选前，每天爆炸不断，对这样一个恐怖分子随处留下印记的国家，并不是想来就能来的。

我只能对她说：“欢迎你有机会去中国看看。”

我变成了“超级女鬼”

从2003年到2013年，我与喀布尔最大的女子理发店店主卡莱玛，已经相识10年了。按理说，10年的交情不算短了，但我们依然陌生，因为我们对彼此的生活一无所知。

2013年9月，当我再次出现在卡莱玛面前时，她并没露出惊讶的表情，好像我是她前几天刚来过的一个顾客，而我却异常激动。

见面后我俩拥抱、寒暄，分别说着听不懂的问候语。但相互间的友善和亲切，彼此都能感受得到。

10年来，我已经跑了数不清的地方，而她依旧守着她的理发店，彼此的生活轨迹是那么不同，但心却始终是相通的。

这次我们见面，原本以为可以畅谈一番了，可是恰恰相反，她的生意相当红火，店里从早到晚人满为患，已经到了拥挤不堪的程度，她也因此成为喀布尔新潮流的一个标志性人物。

店里顾客越多，拍照越困难，不论人们的思想有多前卫，仍然拒绝拍照。

好在对于拍照难，我早已做好了思想准备。

卡莱玛有两个女儿和一个儿子。大女儿已经18岁了，现已成了店里的大拿，特别是化新娘妆，非她莫属。15岁的小女儿别看年龄小，已经是店里做头发的高手。她俩从小长在店里，被理发店的化妆品熏出了一副好手艺。

每次来到卡莱玛的理发店，拍摄都是我唯一的心愿，这次也不例外。鉴于前几次她们对拍摄的警觉，这次我改变了方法，进门后像个间谍，把照相机放在一个不起眼的地方，打开视频，任凭它随意记录——说白了，就是偷拍。

我似乎赶上了一个婚礼旺季，店里从早到晚都在忙活着化新娘妆，而每一个新娘的背后，都有几十个参加婚礼的家庭成员，这些女性都要浓妆艳抹地盛装出席。如果这一天有四五个新娘，加上亲友团，就有几十个人在卡莱玛的理发店等待化妆，这里用“水泄不通”来形容一点儿也不为过。

这家店与我4年前找到它的时候，没太大区别。它紧邻着著名的“宝石街”，为了隐秘起见，开在了地下一层。不同的是，相比2003年我第一次走进她的店时只有十来平方米的小屋，现在至少扩大了两倍。

卡莱玛说，近一年她们新添了一项内容：所有新娘化完妆后，傍晚时，站在店里的一堵墙下等待，墙上画着色彩鲜艳的花，之后，新郎会带着三人摄像小组进来，先是一通拍摄，然后，新郎携新娘，从这间地下理发店里缓缓走出去参加婚礼。

这个程序让我有些费解，店里的那堵墙有何特殊意义？为什么所有新人的生活，都要从这堵墙开始？男人不是禁止进入女子理发店吗？新郎和摄像师从什么时候开始被批准进入了呢？

卡莱玛解释说，起初有一个新郎执意要到理发店里接新娘，自打第一次破坏了规矩，就不断有新郎效仿，渐渐地就变成了今天这种形式。

没想到，阿富汗人也喜欢跟风。

10年前，卡莱玛同意了我进她的理发店拍摄，2009年我再次找到她拍摄了一些店里的画面。这种跨国又漫长的友情，对于生活在两种不同环境中和文化背景下的女人来说，也算是一种缘分吧。

这次我们见面，依旧是没有语言沟通，这也是我俩相识那么久却不了解对方的原因之一。好在店里有一个从加拿大回来探亲的顾客，她叫舒凯里埃（Shukria），她主动充当了我和卡莱玛的翻译。

舒凯里埃对我说：“卡莱玛很纳闷，你为什么对店里女人化妆如此感兴趣？”

我说：“我在街上看到的女人都一个样儿，只有在这里才能看到不同的阿富汗女人。我想把这些拍出来，让中国人看一看，这些女人有多爱美。”

她说：“卡莱玛让我跟你说，你已经来过很多次了，这次你别那么辛苦地拍别人了。你的脸太素，不化妆不好看，她要特意给你化一个阿富汗女人妆。”

听说老板要“打造”我，舒凯里埃比我都兴奋，不仅当翻译，还积极担当摄影师。

“你总是拍别人，这次我把你拍下来。”舒凯里埃因为在加拿大生活了18年，相比保守的阿富汗女人，她显然大方得多，说话间，她已经拿起了我的相机。

我还没准备好，就已经被店里的几个女人，不容分说地按在了椅子上——他们打算对我下手了。

我什么都不想了，任凭她们“打造”吧。

从我脸上打粉底开始，先是僵尸般的惨白，然后是妖魔般的黑眼影、唱戏人的红脸蛋，最后是大大的血盆红嘴，卡莱玛还特意送了我一块黑色围巾，用它盖住我的头发，还一定要我穿上她们特意为我买的绿色长袍。我的天呀！15分钟的工夫，我已经被成功地打造成了一个绝对的穆斯林女人。

我从镜子里看着浓妆艳抹的自己，起初觉得像一个吓人的女鬼，后来，屋里的女人送来无数的赞美之词，我自己又晕了。再仔细看了看自己，短短的时间，我似乎与周边的女人们拉近了不少距离。

在得到大家的一致赞誉后，我的自信也跟上了。

我和卡莱玛模仿那些新人，站在那堵喜庆墙边，拉着手，相互深情地注视着对方，拍了一张照片。

换了当地服装，突然感觉自己扎扎实实地“落地”了，特别是我周围的阿富汗哥们儿，没有谁见了不夸上两句的。

“梁子，今天是你来阿富汗以来最漂亮的，特别是穿戴上阿富汗女人的衣服和头巾，很有女人味儿。”他们都这么说。

我终于知道了，为什么每次参加活动，我都被理所当然地划到男人堆儿里了。

我这才意识到自己过去的固执，在独自行走的十几年里，不论是在非洲还是印度，我都很少穿当地服装，总觉得只要心是通的，这些外在的形式并不重要。我16岁当兵，穿了15年军装，之后，便再也没有在穿衣问题上花过心思。其实，穿当地的服装是对她们的一种认可和尊重。穿上当地服装也是旅行中入乡随俗最直接和尽快融入其中的方式之一。

我把这次化了浓妆的照片发到了微信和微博上，引起了朋友们的一阵“骚动”。

我终于被打造成一个穆斯林女人。

我和卡莱玛“秀恩爱”的拉手照。

当天的浓妆很快就被我洗掉了，但留在我心中短暂的艳丽，是我生命中不可多得的一次体验，阿富汗的美丽深深印在了我的内心。

现如今，越来越多的阿富汗年轻女性，已经脱去了憋闷的传统服装。在阿富汗，敢于大大方方“露脸”的女人，曾经算是一种革新性壮举。如同当年中国清末，男人剪掉大辫子的行为。

迪拜和巴基斯坦刮来的伊斯兰风潮，暗地里引领着现在阿富汗女性的时尚观念。可怜的是，这些“潮人”，只能“潮”在隐秘中，仅供女人之间私下欣赏。不是自家男人，一律禁止盯着看，还要“请勿靠近”。

而那些穿惯了波尔卡的女人，一旦脱掉它出门，竟然有种“自己是光着身子在外面游荡”的感觉，她们很紧张，也很羞涩。

目前在阿富汗，不穿波尔卡已不再会造成对女人的歧视，也不会引发街头的口水谩骂。

只有在农村，结了婚、受丈夫掌控的女人，才不得不穿着波尔卡出门。以至于许多家庭，相互没见过邻居家女主人的真面目，这是很普遍的。

看来我10年前的预言没有错，卡莱玛小小的理发店，就像一个窗口。从这个窗口，我看到了阿富汗女人爱美的心愿，一年又一年得以实现。尽管这次我在这家理发店的拍摄依旧无比艰难，封闭的国度还没有完全开放，但至少，这10年来她们被世界大潮影响着、冲击着，阿富汗女人不仅仅有苦难，她们与全世界女人一样，都有一颗爱美之心。

只有看到了她们的内心世界，才算完整地认识了阿富汗女人。

2009年，女人更喜欢在路边摊淘一些便宜货。

2013年，女人在逛街时即便没有穿着波尔卡，也能感觉她们从容多了，不再像10年前那样神情慌张，神色匆匆了。

第七章
幸福之家，不幸的代价

这些年，我在世界各地，认识了不少坚强的女人，我也特别喜欢和她们交朋友。她们身上散发的力量，能驱赶阴郁的黑暗，她们总是用宽阔的胸怀，接纳艰难的环境。

2009年8月，我在喀布尔，朋友介绍我去了一家员工全是女性的太阳能照明灯组装公司。一进门，我就看见一个肌肤白净、彬彬有礼的女人，她身穿色彩明快的服装，带着愉悦又开朗的面容，与大多数阴沉又戒备的阿富汗女人相比，有一种阳光直射的明媚感。

“欢迎……欢迎！中国人……我很喜欢。”这是她用英语缓慢地对我说的第一句话。

这个太阳能灯组装公司，专为解决女性就业问题而成立。这里组装的太阳能灯，外观与中国老式的煤油灯一样，但经过改良后与传统的煤油灯有着天壤之别。

使用太阳能光源，从此告别了煤油和古老的捻子时代，灯泡在不接电源的情况下，可以神奇地照亮黑暗的角落，这对于长期用电不方便的阿富汗农村来说，绝对是新时代的到来。正因为有需求，这种太阳能灯的市场已经缓慢扩大。

公司赚取不多的利润，用来支付大家的劳动报酬，这些女人的日子也有所改观。

我原以为阿富汗女人聚集的地方，人们会很习惯地亮出一张张苦难的脸，唠唠叨叨地诉说被欺辱的悲情史，以换取外人的同情。

这次，我必须承认自己的想法太狭隘了。

幸福的女人像朵花

我被眼前这位名叫法乌济（Fawzi）、一脸洒脱的女人，小小震撼了一下。

几年前，法乌济专门接受过意大利人组装太阳能灯具的培训，目前已是这家公司绝对的技术骨干。她上过8年学，还当过老师，是一个有文化的知识女性。

第一眼见到法乌济，她的阳光气息让我怎么也想不到，她背负着沉重的家庭负担。

她化着淡妆，身披醒目的粉色披肩，微胖的脸上堆满了笑容，温和中透着平静，一看就是一个幸福得像花一样的女人。

法乌济的丈夫法兹尔·拉赫马尼（Fazil Rahmani）毕业于阿富汗大学，曾经在政府部门工作过多年。

37岁的法乌济有6个孩子，两头儿是女儿，中间有4个儿子。孩子们分别读高中、初中和小学，显然，这是一个注重文化教育的家庭。

“你的生活一定很美满。”我一直坚信，幸福是会刻在脸上的。

“是的，丈夫很体贴我，孩子们也很懂事。”她会心地笑了笑。

遇到一位知性的新女性不容易，而且家庭又这么和睦，我迫不及待地想了解她身后这个幸福的大家庭。

我试探着问法乌济，可否去她家看看。没想到她回答得非常爽快，还说，我将是他们全家接待的第一个外国客人。

于是我们说好，第二天上午9点半在她家见。

第二天，我费了半天劲儿才找到法乌济的家。这里距离市区至少有10公里的路程，交通极其不便，矮小的土坯房连成一片，其中一个不大的院落就是法乌济家。

法乌济的丈夫看着自己花了大价钱买进的鸟，心里直发愁。

此时，法乌济的丈夫和6个孩子都在家，我这才想起，这天是休息日，全家人像过节一样恭候着我的到来，令我兴奋不已。

家里有两间屋子，外屋的墙上挂满了鸟笼子，小鸟叽叽喳喳叫个不停。

我心想，法乌济的丈夫真有雅兴，这种提笼架鸟的日子只有在皇城根儿下的老北京才能看到，敢情在动荡的阿富汗，也有人过着闲情逸致的小日子啊。

尽管我对养鸟是外行，但这十几个笼子里的小鸟看上去都不普通，有淡黄色、翠绿色、红嘴的，一只比一只漂亮。我心想，这么多鸟，真不是普通人家养得起的。

一问才知道，法乌济的丈夫原本在外省的政府部门工作，因为孩子们太小，他难得回来照顾家里，加上自己又有严重的糖尿病，只好辞了职。本想回到喀布尔再找工作，可是这里的失业率很高，他的身体状况又不好，根本找不到工作。

他听说养鸟可以赚钱，于是借钱买了鸟笼子和这些小鸟，打算养大一些之后，再以每只5 000至10 000阿富汗尼卖掉。

2009年，法乌济的大女儿、小女儿和小儿子。

他养上鸟后才意识到，战乱后，普通人连温饱都没有保障，哪儿还有闲钱养鸟。而那些有钱的人，主要精力都投在修缮房屋、重整家业、使生意起死回生上，谁有那份闲心鼓捣这些不起眼的小鸟呢。

法乌济的丈夫，每天面对着这些卖不出去的小鸟心急如焚，搭着时间、精力、金钱去呵护它们的吃喝，还要拖着一身病体，四处寻找买主，每天累个半死。

“真是心力交瘁得快撑不住了，梁子，你如果认识外国人，也帮他找一找买主吧，他要是被愁死，我可就守寡啦……”事到如今，法乌济竟然还能开玩笑，这要是中国的家庭，估计老婆埋怨的口水都能淹他个半死。

一发炮弹，一个脑瘫的孩子

走进里屋，我才知道法乌济的艰难，相比儿子的状况，丈夫养鸟赔钱根本算不上事儿。

屋里地毯上躺着一个男孩儿。

法乌济说：“这是我的老三奥贝德（Obaid）。16年前，我怀他的时候，邻居家落了一发炮弹，剧烈的爆炸声把我震晕了，几分钟后才醒来。之后，我们全家又不得不随着大批的难民逃到巴基斯坦的白沙瓦。那时我挺着肚子，在难民营里吃不好睡不好，营养又不足。生下这个孩子8个月后，发现他站不起来，也不能表达。带他去了医院，大夫说他是个脑瘫儿，没法医治。16年了，他从没有站立和行走过，现在身体已经变形了，连吞咽饭菜都很困难。”

家里留存的炮弹壳。

如果不是亲眼看到这种状况，我无论如何也不能相信，法乌济竟然有如此沉重的家庭负担。患病的丈夫，脑瘫的儿子，还有5个正在成长的孩子，一家8口人的生活，全靠她一个人支撑，这与我事先对她的认识，有了天大的出入。

表面上看，她身上没有一丝艰难与苦难的迹象，这需要多大的承受力和超乎常人的胸襟？

站在奥贝德面前，我难受的不是这个孩子的状况，而是心疼孩子的母亲，她是如何修炼出了这么淡定的心态的？

通常，我们形容一个对待残疾孩子不离不弃的母亲，都会不自觉地给她加上一堆诸如“伟大”、“英雄”、“值得尊敬”的赞誉，这种闪耀着光环的母亲浑身充满了正能量，像钢铁般坚硬。

家里地上永远躺着一个脑瘫孩子，看着都令人难过。

而眼前的法乌济，低调、平静、坦然、柔和，从她身上完全找不出“光辉”、“女汉子”的痕迹。

她没有抱怨命运，也没有豪言壮语或慷慨的誓言。在这个家里，她就是一个妻子和6个孩子的母亲。

“你的家庭令我有些意外。”我不知该说些什么好。

法乌济一副淡定的面孔对我说：“梁子，你想知道我们的‘家规’吗？”

这让我不由想到了许多中国人的家规：孝顺父母，懂得感恩，自食其力，待人真诚，为人谦虚，吃有吃相、坐有坐相，礼貌待客……法乌济的“家规”一定也少不了这些东西吧？

“再艰难，也不许把悲伤、窘迫、哀怨带进这个家。”法乌济铿锵有力地说。

我明白了。她是要把这个国度的悲伤驱赶在外，把欢乐留在家里，这样才能拥有一个幸福之家。

当然，幸福的家庭，并非只是说说那么容易。

关于她的家庭，她说，还要感谢她的脑瘫孩子，是他把孩子们的爱心凝聚在一起。因为奥贝德生活不能自理，孩子们从小就学会了主动照顾他的起居，尽量不让他有心理压力或者不幸的感觉。这些兄弟姐妹以放松的心态，时刻关注着他的一举一动，使这个家人人都有爱，而这份爱又不沉重。

法乌济的一席话，直入我心。

战乱造成了不幸，她却从另一个角度“收获”了全家的幸福。面对胸怀如此宽广的女人，我自愧不如。

法乌济和她的丈夫都是塔吉克族，他们1989年结婚，在塔利班执政时期，由于她丈夫没留胡子，曾经两次遭受塔利班的毒打，差点儿被打死。要不是后来他们逃难到了巴基斯坦，估计他也活不到今天。

2009年，全家合影。

法乌济的父亲是一名军人，在她7岁时，父亲被枪杀了，死时才40岁。在这个家庭，提起当兵的，孩子们会说出一堆诸如“抽烟”、“喝酒”、“蛮横”、“野性”，甚至“杀人”、“放火”等一堆不好的习性。

“孩子们的外祖父是这样的人吗？”我问。

“不是的，我的父亲是一个有学问的人，不过孩子们谁都没见过他们的外祖父。”法乌济说。

我估计孩子们之所以对军人的印象不好，是因为他们一出生，看到的都是战乱的迹象。军人们在战场上破衣烂衫、灰头土脸的样子，与写字楼里西装革履的白领相比，不像土匪，就像乞丐，哪有什么美言。

按理说，家里有个瘫痪在床的病人，多少会显得凌乱，也会有一些气味。可是，在法乌济家我却感受不到任何的脏乱，一切井井有条。

到了中午饭点儿，法乌济全家一再邀请我留下吃一顿便饭，感受一下他们真实的生活。

午饭是一锅没有油腥的炖茄子，搭配的主食是馕。

菜做好后，几个兄弟争着给奥贝德喂饭，他们之间那份血浓于水的亲情，透着善心和质朴，这份最本真的感情，令我很是感动。

法乌济全家为我的到来异常兴奋，因为我是在他们家吃饭的第一个外国客人。我也感到十分荣幸。

大女儿法娜姿（Farndz）19岁了，自从我进门，她就像个跟屁虫，我走到哪儿，她都黏在我身后。我以为她觉得我这个外国女人新鲜，后来我问到她未来的梦想，才理解了这个小跟屁虫。

“我特别想当一名新闻记者，把真实的阿富汗报道出去。”她自信满满地说。

“难道外界对阿富汗的看法不真实吗？”我说。

她反问我：“你是个外国人，来到阿富汗觉得恐怖吗？”

我明白了，外界几乎是“谈阿色变”。事实上，大部分阿富汗当地人，每天过着平静的生活，就像法乌济家，也许他们经历了战乱带来的后遗症，但并非每时每刻都处在异常的生活状态中。

即使有战乱，这里的太阳也会照常升起，吃喝拉撒睡，男人们照样去清真寺做礼拜，一样都没有少。

法乌济的大儿子扎比（Zabi）18岁了，他说：“我未来的理想是当一名建设城市工程师，要是能亲手把这座城市建成像迪拜那样的大都市，我就酷毙了。”

我和他们随意地聊着天，躺在一旁的奥贝德说不了话，但心里什么都明白，他用自己眨眼和微笑的方式表达了对我的欢迎。

法乌济每天早上5点起床，给孩子们做了饭，为奥贝德洗漱，一切收拾妥当后，6点出门。她一路要换乘两次公交车，在喀布尔混乱又拥堵的道路上，至少花费一个半小时，才能到达公司。下班回家后，她还要干一堆的家务活儿。

那些年，丈夫在外地工作，她要外出挣钱，还要抚养6个孩子。每天在公司、孩子和家之间周旋着，这就是法乌济的全部生活。她用母爱撑起了这个多灾多难的家。

“我要是你，真会撑不住的。”说这话时，我皱着眉头。

她反倒轻松地说：“现在孩子们都长大了，他们会接我的班，照顾好奥贝德的，不用我操太多心。相比那些失去丈夫，又找不到工作，还要养活老人和孩子的女人，我已经很知足了。我们全家一直在一起，就是一种幸福。”

“我不能把日子过得那么惨淡”

2013年9月，与法乌济一家分别了4年，当我再次来到喀布尔，第一时间想到的是她们一家，很想尽快知道奥贝德的情况。

算了一下，大女儿已经23岁，早已到了结婚生子的年龄，也许她已经为人妻为人母了。

大儿子的工程师美梦是否已成真？

可是我来到法乌济曾工作过的太阳能照明灯公司后却被告知，这家公司已于两年前解散了，大家都已各找出路，相互失联了。

此时，法乌济像是被淹没在茫茫人海中，没有一点儿线索。我只好把自己在喀布尔的手机号码，留在了答应帮我寻找法乌济的人那里。

一周后，就在我从北部马扎里沙里夫回到喀布尔当天，一个陌生男人打来电话：“是你在找法乌济吗？”

“是的。”

“我是她的儿子，她就在我旁边，请等一下。”

听到法乌济的声音，我激动得有些不知所措。

“奥贝德好吗？你们全家都好吗？我希望明天能去家里看望你和孩子们。”我迫不及待地问她。

“当然当然，我们十分欢迎你再到我家来。我们搬家了，住在城里，明天一定要来，我们等你。”很快，她用短信把地址发过来了。

4年了，喀布尔人的生活发生了不小的变化，建设了公共设施和基础设施，修缮了公路和路灯，还建了中高档小区，供中产阶层使用。

法乌济说她们已经搬家了，这意味着她们离开了过去的土坯房，估计是住进了更好的房子。

第二天，朋友卡迪姆开车带我来到了一个看上去很上档次的小区，小区里只有两栋十几层的高楼。

法乌济家的老四哈菲兹（Hafez）早已在楼下候着了，我一眼就认出了他，当年只有14岁的哈菲兹，如今已长成了大小伙子。见到我，他有些紧张，一直低着头，默不作声地带路。我跟着他上到4楼，终于与法乌济又见面了。

我俩在门口热情相拥，彼此像老朋友问候着，这一刻，时光像是停滞了。分别4年，我们没有任何联系，再见面也不觉有什么生疏。

进门后，我一眼看见躺在地毯上的奥贝德，20岁的他已经成人了，还留了浅色的小胡子。

记得4年前，法乌济对我说过，根据医生的估算，奥贝德的生命不会太长。可眼下看他，气色反而比从前更好了。法乌济说，事实上目前奥贝德的脊椎骨已经严重扭曲了，甚至影响到了他的吞咽和消化功能，对他来说，这样活着很痛苦，我听了心里很不是滋味。

奥贝德已经持续高烧好几天了，当天刚刚有所好转，难道是我给他带来了一些好运吗？

2013年，全家合影，遗憾的是，法乌济的丈夫去巴基斯坦了。

不论儿子长到多大，都离不开法乌济的精心照料。

小女儿已经上学了。我问她是否记得我，她点了点头。

当年的小男孩儿，如今已长成小帅哥了。

令我欣慰的是，4年了，他居然还能认出我。如果他在妈妈的肚子里没有遭受那发炮弹的惊吓，现在一定是一个聪明过人的小帅哥。

看到奥贝德静静地躺在那里，从童年到青年，他那青春年少的时光，只有面对天花板平躺着度过——说平躺其实也不确切，他后背弯曲得很严重，平躺意味着他的身体会被突起的脊椎骨顶起来。

痛苦伴随了他整整20年，从清晨日出，到夜晚来临，他都在想些什么呢？

我看不到奥贝德对自己的人生有什么反应，因为他根本无法表达，即便是他至亲的人，也难以准确地理解他内心深处真正的所思所想。

奥贝德是不幸的，他连死的能力都没有，而他的亲人，所能做的只有用关爱尽量延长他的生命，但不论10年还是20年，他只能这样躺着，一直躺着……不知道他是否想过死亡，也不知道他是否有过恐惧。这样的话题对他很残酷，我只是在内心默默地想想罢了。

这次没有看见法乌济的丈夫，当年那些鸟笼子也都不见了。法乌济说，丈夫的糖尿病越来越严重，这几天带着患有肾病的母亲，去巴基斯坦治病了。

一心想当记者的大女儿法娜姿和大儿子扎比毕业后都如愿以偿了吗？

“一切都不如我们所愿，别说实现理想了，目前我们连工作都没有。”扎比有些沮丧地说。

这个家仿佛一切都回到了零点。八口人的生活，全靠法乌济的收入支撑着。

有一点我很纳闷：法乌济究竟有多少收入，竟然带着全家从郊区的土坯房，鸟枪换炮般住进了现在有三间屋子的高档公寓？

法乌济2011年离开了原来的太阳能照明灯公司，应聘来到了ULARISTAN公司——也是一家太阳能公司，公司规模不算小，在阿富汗的贾拉拉巴德和坎大哈都有分公司。公司老板是一个常驻德国的阿富汗人，他十分欣赏法乌济的工作能力和善良的美德，把她聘为公司驻喀布尔的总经理。

法乌济身上有一股阿富汗女人坚毅的倔强，不管家庭负担多重，她的微笑里永远留存着阳光的暖意，在这个不幸的家，你感受不到悲悲切切的苦意，也看不到愁眉苦脸的表情。

看到弟弟只能这样躺着，哥哥（右）经常感到心酸。

小女儿从小就懂得照顾这个有病的哥哥。

照片上是他们哥儿俩小时候一起拍的，有时会拿出来看一看。

正是因为法乌济从没流露过那种“可怜相”，所以当她的老板有一天获知法乌济的家庭居然有如此沉重的包袱，却从没有在工作中叫苦连天时，他被深深感动了，毅然决然地把自己在喀布尔的住房腾了出来。

“法乌济，你带着孩子们在这套房子里踏踏实实地住吧，直到孩子们长大成人。”老板给了法乌济一个舒适的新家。

全家人的高兴劲儿别提了。在感恩老板的同时，法乌济一直坚定着自己内心的信念：“再艰难，我们也绝不能把日子过得那么惨淡。”

两天以后的休息日，法乌济要特意为我做了一顿阿富汗人的饭菜。

现在对于中国人而言，但凡被请到家里吃饭，关系绝对不一般。按我的理解，眼下我已经成为法乌济“不一般”的朋友了。

法乌济的一句话“我们家的大门永远向你敞开”，让我热血沸腾了一整夜。

妈妈的厨艺

赴家宴是最令人愉悦的事情，何况是在阿富汗。

尽管我是女人，但从小在部队吃食堂，后来又走四方，我这吃不坏的“国际胃”对饭菜的要求极低。我也始终没有修炼成“上得了厅堂，下得了厨房”的好女人，因此我对有一手好厨艺的女人羡慕不已。

再一次来到法乌济家，专为赴宴。相比4年前赶上的炖茄子，这次我可是享受到了贵宾的待遇。

在法乌济家的厨房看她做饭，尽管我们没有太多语言交流，但这种女人和女人之间的家务琐事，彼此是相通的，亲近感胜过了一切赞美之词。

法乌济说，今天她特意为我做一顿阿富汗人的待客饭。

她先是煮了一锅事先撒了盐的米饭，又炒了大半斤白糖，等糖化成糖稀之后，竟然一下浇在了刚蒸熟的米饭上，白米饭顿时被糖稀染成了酱油色。接下来，法乌济又用切好的胡萝卜丝炒红葡萄干，之后一起浇在了米饭上，反复地搅拌，这锅饭就算完成了。

看着这一锅胡萝卜丝、葡萄干混搭着盐和糖稀的米饭，我一脸的不解。法乌济的大儿子特意解释说：“这叫Baring，如果你在餐馆里点Baring，就是这样做的，餐馆里的口味比我妈妈做的差远了，不信你快尝一尝。”

法乌济为我做的米饭别具特色，味道也相当可口。

当天的硬菜是用洋葱、鸡和调料一起炖的，这道菜的鸡，是中国人久违了的真正的柴鸡。

“这鸡肉真香呀。”

听我这么一说，懂事的孩子们几乎都停下不吃了。我很明白，他们想让客人吃好。可是，眼下像我这样的中国人，满腹肥油，早已营养过剩，多吃一块肉都是一种浪费。我尝了一块，忍着口水自觉收手了。

估计再过几年，阿富汗这种不用饲料喂养的鸡，也会越来越少了。

2013年，全家一起吃饭，只可惜爸爸不在家。

法乌济还做了一道用茄子、西红柿、辣椒炒在一起，名叫“Ban jan sia”的菜，看上去像中餐，味道自然相当可口。

细想一下，这些菜我在新疆好像都吃过。但在动荡的阿富汗，特别是在这个全家八口人、只靠法乌济一人挣钱的家，吃到这些大餐，实属不易。

战乱的阿富汗，妈妈的厨艺，完整的大家庭，更多的是一份幸福的温情。

我在法乌济家吃这顿大餐的时候，奥贝德只能默默地躺在旁边。

如果不是罪恶的炮弹，这会儿他已经是一个20岁的壮劳力了。而如今，他只能静静地承受着身体与心理的痛苦。

对于像法乌济这样的普通百姓来说，尽管她拥有足够的勇气面对所发生的不幸，可是连年的战争，一刻也不消停的爆炸事件，已经严重摧毁了人世间最基本的生活需求，甚至颠倒了是非与因果。人们承受的痛苦，已经成为一种必需，这种必需又会带来新的杀戮。

这实在是不公平的人生，但也只能如此。

法乌济并没做出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但她外表柔情，内心刚毅，乐观豁达，聪慧善良，在我心里像一个女神，我十分敬重她。

在阿富汗，一发炮弹引发的不幸，何止法乌济一家遭遇到了，千千万万的家庭有着千万种终生无法愈合的伤痛。

在此，我只能把希望寄托在明天，让善良的阿富汗人不再有伤，更不要再有痛。

下篇

我不是一个追随战争的人。

15年的军旅生涯（特别是1986年，我跟随部队在中越边境老山战场，做了一年战地摄影干事）以及前两次的阿富汗之行，让我对新时期的“国际大战场”，多少有一点儿一探究竟的欲念。

记得20多年前，我们乘坐着满载着前线将士的军列从老山战场凯旋，迎着朝霞，回到阔别一年半的部队所在地。军列刚停稳，就被站台上等候多时的人们包围了，亲人相聚的泪水，战友重逢的话语，鞭炮、锣鼓和众人的欢呼雀跃，一时间小小的火车站沸腾了。

然而，就在我眼前，还有另外一番景象。同样是期盼亲人归来的父亲、母亲、妻子、儿女们，他们怀抱着亲人的骨灰盒，强忍着悲伤。

同样是泪水，一边是激动的团聚，另一边却是悲伤的永别；一边是手持鲜花的亲人，另一边却要接过冰冷的骨灰盒。

就在那一刻，我的耳边不断地回荡着一个熟悉的声音：“假如我回不来和你重逢，你会看到美丽的山花……”

这就是当年我的战友祁振武留下的一支小曲。他把自己永远留在了老山战场，从此，我再也没有听过这段动人的旋律。

军人走上战场，只有两个结果，胜利或失败、生还或死亡。战争可以造就一个钢铁般的人，也可以将人的一切毁灭。

我想，如今我在阿富汗战场看到的将士们一定有着同样的心情。

渴望生命，渴望生活，渴望和平。

这就是我一定要去阿富汗坎大哈北约基地最直接的动力。

尽管当年的老山与如今的阿富汗战场有着天壤之别，但战争终归是生与死的较量，战场是最能体现人性的地方。

第八章
探秘坎大哈北约基地

从2001年10月到2014年，美军派出约6.8万人，加上北约及其他盟国派驻的部队，共计10万大军，在阿富汗的国土上充当着“救世主”。他们愣是把一个小小的阿富汗，整成了“热门”国家。

这里每天军用、民用的各种飞机起起落落，来自世界各地“心怀各事”的人们进进出出，谁都无法知晓，别人在这里停留的真正目的。

2011年5月之前，美军以搜剿本·拉登为首要任务。如今本·拉登已葬于深海之下。三年来，进进出出的人们依然络绎不绝，爆炸事件也从未停息过。

2014年，阿富汗又一次的大选到来了。9月21日，新当选的总统阿什拉夫·纳尼·艾哈迈德扎伊（Ashraf Ghani Ahmadzai），希望能为阿富汗人做主，建设一个真正属于阿富汗人民的国家。

目前，上千名塔利班武装分子在巴基斯坦的神学院接受培训。等外军撤走，他们即刻卷土重来，已为夺取阿富汗政权做好了准备。

一旦内战上演，会不会与当年苏军撤离阿富汗时的情景一样？难道这13年的仗，就算白折腾一场？

在人们眼里，阿富汗一直是一个恐怖国度。这种敏感之地，最不缺的就是各类新闻和那些新闻的制造者。同时，在阿富汗，貌似“有来头儿”的“国际人”应有尽有。明面上能看到的有各国大兵、新闻记者、慈善组织、医疗救援队，暗地里则有来自世界各地的情报人员、神秘间谍等。

各路人马，好比餐桌上的大菜小菜，拼出了一桌阿富汗盛宴。

来的人既是菜品，也是食客，大家各取所需，轮番享用。之后，拍拍屁股，抹嘴就走，谁都不去收拾残局。

最终，还是由阿富汗老百姓，收拾残局。

机场像一座小城市

2009年，我像是跟阿富汗结缘了，8月刚离开，11月又杀回来了，这次是受领了SMG（上海东方传媒集团有限公司）纪实频道《眼界》栏目的拍摄任务。

走出喀布尔国际机场，一切如常，只是冬季寒气袭人。

我立即与北约基地的新闻官联系，被告知马上有飞往坎大哈北约基地的飞机。这真令人意外（原定需在喀布尔等待一天）！于是我打了车，直接赶到北约部队的巴格拉姆机场，它也是北约空军基地总部。

巴格拉姆机场与喀布尔国际机场相隔很近，与开放的国际机场相比，戒备森严的北约机场是一般人难以想象的。进入机场意味着进入北约基地的第一道防线，也是至关重要的第一个关口。

刚刚到达喀布尔，行李车上的那堆纸箱子里装着死沉死沉的防弹背心和钢盔。

机场大门并非想象中的“门”，而是一条两边垒着防护沙袋，如堑壕般的狭窄通道，宽不足两米，足有上百米长。“通道”尽头站着三个全副武装、面容冷峻、严阵以待的北约士兵。

我们走到距士兵至少有50米处，被全副武装的士兵严厉地挥手示意：不许靠近！于是我们站在狭窄的通道里，进退两难，至少等了20分钟，新闻官总算出现了。

彬彬有礼的新闻官，简短地问候一番后，急切地想知道我们是否按要求携带了装备：“清单收到了吧？”

这些让人崩溃的东西！此次之行的负重，远比我在非洲村落里生活所携带的物品多出两倍。

他们规定的物品清单如下：

A　服装与装备（最低要求）

一个背包（能容纳72小时活动所需的物品）

一个行李标签

一个防水背包袋

四件合适的内衣

四双快干袜

四件汗衫

两件棉质长袖汗衫（可以防晒和防虫）

两条棉质长裤（牛仔裤或工作服）

一双登山鞋

一双运动鞋（适合任何地形的跑鞋）

一顶防晒防雨的帽子

一副太阳眼镜

一副护目镜

一件雨披（ Gore-tex材质）

一副手套（保护性的／适合该季节的）

一件合适的夹克衫

一条合适的睡袋

一条睡袋毯／垫子

小号的手电筒（用电池或太阳能的）

一个背挂的水壶

一条防尘手帕（围巾）

一顶凯夫拉头盔

一件防弹背心

一个闹钟（电量充足）

充电转换器（适合当地电压）

所有的装备和衣服必须是中性的且色彩不能鲜艳

B　个人卫生

一把剃须刀（有必要的话）

一把牙刷

一支牙膏

一瓶除体味剂（有必要的话）

一瓶防晒霜

一瓶洗头膏

一块肥皂

两条浴巾（中等大小）

两条毛巾

一包湿巾纸

一个袋子（有拉链）

C　可选项目

三块厕所用肥皂

一盒足干粉

一双拖鞋

这些对我来说可有可无的东西，背在肩上有多受罪，只有自己清楚。我没那么听话，打死也不会背这么累赘的负重。

我们跟随新闻官，在岗哨前验护照、核身份、填表格。由于来之前的申请已经被批准，眼下最重要的是，个人填写的资料要与当初申请的资料绝对相符，这意味着你当初的资料要一切属实，否则，要有超强的大脑记忆功能。

这张卡是进入北约基地的“身份证”，吃饭、洗衣全凭它，有效期一年。

之后，方可进入另一条狭窄的通道，这里是用木板搭建并罩上伪装网的棚子。在一张桌子前，我们需要再次被核查和确认身份，并得到一张印有个人照片的身份卡，把这张卡在机器上刷一下，就等于激活了我们在基地档案里已存的身份。

据新闻官介绍，经过十多年来的反恐作战，基地也在发展，身份卡从纸质更新成卡片，相当于从户口簿换成二代身份证。

巴格拉姆机场硕大，像一座小城市，对于数千名士兵和雇佣军来说，这里就是他们的家，因为这里几乎没有战事，相对安全——不过，它的繁忙是显而易见的。到处堆满了集装箱，临时搭建的住房也不少，感觉更像一个国际运输港。除了每天运送从喀布尔飞往阿富汗各地的北约官兵之外，这里主要负责运输物资、武器弹药、伤亡人员等。最吸引人的是，这里时常出入美国最精锐也是最神秘的海豹突击队队员，每逢他们执行特殊任务，都会从美国飞到这里，再从这里转往阿富汗前线作战地区。

唯一让人扫兴的是，这里禁止拍摄。

机场还专门建了一栋候机楼。能够在此乘机的除了北约军人，还有一些为北约工作以及能进入北约采访、调查的人士。登机时没有机票，而是按事先申请的名单，对照北约基地的身份卡，每人发一张登机卡。前提是，每个人都得身穿防弹背心、头戴钢盔，否则不准登机。

候机楼是通往驻阿富汗各地北约联军的门户，所有进入基地的人、行李、手提物品都要经过严格的安全检查。

检查过后，本以为穿上笨重的防弹衣，头上扣着钢盔，手里还有摄像器材，至少能把行李托运了，减轻一些负重，谁知，根本就没有托运这一说。也就是说，如果连这点儿东西都拿不动，还有什么脸面在基地里混。

眼前似乎人人都身强力壮、膀大腰圆、营养充足，感觉这帮人的身板像钢铸的，一块水泥预制板都压不垮。而对我来说，预制板直接意味着窒息，还谈什么拍摄呀。

我恨死身上穿的这件死沉死沉的防弹背心了，它像三座大山，压得我喘不上气来。

记得临出发时，为了买防弹背心和钢盔，我在北京的大街小巷寻找军品专卖店，腿都快跑断了。这东西价格高不说，咱国产制品真够损的，防不防弹咱没试过，光重量就能压死人。士兵打仗穿上它，恐怕连扛枪的力气都没了。谁说战场上只有中性，没有女性，仅这么一项，女人就别跟男人比，完全不在一个级别上。

我问店主有没有硬纸板做的防弹衣，店主笑着说：“蒙人的事我哪能干？”

可我宁愿被蒙一回。因为我绝不相信，此次阿富汗之行能让我有幸遭遇枪子儿。

一通烦琐的例行检查完毕，我走进候机厅，里面已经坐满了即将飞往前线各地的北约军事人员。广播里通知，当天有两架飞机，分别飞往贾拉拉巴德基地和坎大哈基地。

候机厅里多为各国军人。不同面孔，不同肤色，但全副武装的军人们，身上那种威武的气质，特别是即将奔赴战区的状态，让人仰慕三分——更何况我自己也是从军人的行列中走出来的。

这时，我看到两个身穿便衣的中年男人，他们穿的防弹背心既专业又轻巧。上前一问才知道，是来自西班牙的战地记者，他们多次前往伊拉克战场，这次已是第五次走进阿富汗了。他们简洁的装备和轻松的表情，显然已是身经百战的“老油条”了。一想到世人看到的许多珍贵的战场照片，都是这些人用生命换来的，我立即生出了发自内心的敬佩。

等待登机的过程极为无聊，有人闭目养神，有人嚼口香糖，有人吃零食，有人戴耳机听音乐，如果不是他们身边携带的枪支，你完全感觉不到，他们即将飞往战场的最前线。

想到能够与这些强悍的军人们飞赴战场，我感到热血沸腾，但又对接下来无法预测的环境多了一份担忧。

登机完全按军人的速度，10分钟完全搞定。

与民航客机不同，军用飞机上只有四行竖排座位，分为两组，每排可坐20人。乘客面对面就座，座位很简易，便于临时拆卸。由于空间不大，人挨着人，保险带是小挂钩式的。所有乘客座位只占整个飞机的一半，另一半的空间，堆放着大家的行李和大量随机军事物资。

机上“乘客”面对面就座。

飞机尾部，警戒人员随时监视地面情况。

飞机在空中，所有窗口都有持枪警戒的军人把守，他们始终警觉地向两边的窗外探望，还不时地通过耳机对话，仿佛飞机随时会被击落。据说，从喀布尔飞往坎大哈的空中，飞机将穿越塔利班藏身的山脉，那一带很危险。

与之相反的是，飞机刚起飞，身强力壮的乘客们就个个紧闭双眼，貌似很快进入了梦境。

自从2001年“9·11”恐怖袭击之后，美国对阿富汗开了杀戒。这场战争旷日已久，关注它的人也开始疲惫了。一有新闻出现，一定是爆炸后死了多少人。不论阿富汗怎么改变，“战乱、爆炸、伤亡”一定是人们对它最深刻的印象。一晃这么多年过去了，这场战争究竟改变了什么，又将何去何从，这是我最想了解的，特别是对于当年参加过老山作战的我来说，想亲自感受一下当今的国际战场与当年的老山战场有什么不同。

大约飞了一个多小时，我们终于在强烈的颠簸中降落在了阿富汗南部的坎大哈北约机场。

下飞机后，乘客们在瞬间就不见了踪影，只剩下我们等待接机人的到来。

20分钟后，基地新闻中心的联络官邓肯中尉开着一辆破旧的吉普车终于出现了。他彬彬有礼，30多岁，美国人。没有太多的寒暄，帮我放好行李，坐上车，快速起步。

上车的那一刻，我突然感觉，自己回到了久违的军营。

坐在车上环顾四周，冬季的阿富汗南部，空旷的戈壁，漫天的黄沙，略显孤寂。

路上邓肯中尉简单地介绍了情况：“坎大哈空军基地是北约设在阿富汗最南端，也是最靠近“基地”组织的反恐指挥中心，同时是北约在亚洲最大的空军基地。这里驻扎着20个国家的两万名特种部队的士兵。机场每周起降超过5 000次，平均半分钟就有一架飞机起飞。士兵和物资从这里源源不断地送往交战区，任务相当繁重。”

还没进入基地，我已经看到了满载军需物资的大型运输卡车排起了长龙，正等待着进入基地必经的三道关卡，每一道关卡都有重兵把守。与基地外面的紧张气氛截然不同的是，被铁丝网包裹得严严实实的营地里，完全是另一番景象。

别看新闻中心办公室如此简陋，来到这里的记者们可都不是一般人。

“欢迎来到北约空军基地新闻中心！”

大约过了15分钟，我们到达了新闻中心所在地。

一顶摆放着十几张桌子的军用大帐篷，里面凌乱而有序。别小看这间简陋的办公室，进进出出的可都是来自世界各大媒体的战地记者和现场主持人。适逢奥巴马宣布2010年向阿富汗增兵的消息，于是，CNN、SKY（美国天空电视台）、BBC、NBC（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等各大电视台也分别派人到达了这里。看着那些常在电视新闻中出现的主持人，我心中泛起了阵阵波澜。

对于生活在和平宁静环境中的中国人来说，一提到阿富汗，人们似乎马上联想到恐怖的战争。事实上，即便踏上阿富汗的土地，来到坎大哈的空军基地，你也未必能感受到真正的战场。这里人杂，地方超大，简直就是一个小型社会。各国前来参战的部队都有自己的区域，各部队居住的房屋不同，有帐篷，也有木板房、土坯房、砖房，而各国军人身上的制服也不尽相同，每个人都佩戴着本国的徽章。

空军基地的飞机更是类型繁多，多达200多种，有喷气式飞机、直升机、无人驾驶机、空中加油机、物资运输机等，要是能把这些飞机都尽收眼底，也算是一饱眼福了。

这里还是战争决策要地，包括来自最高层的作战方案。说白了，这是绝顶的要害，也就是绝密之地。

这里还有无数后勤保障仓库，用来支持前方军人吃喝拉撒睡的物资，这些粮草与人的生命化为同等，毕竟飞机大炮是填饱不了肚子的。

这么机密的地方，不可能开放信息，不能与外界畅快地沟通，人们肯定心情憋闷。加上坎大哈气候干燥、风沙肆虐，对于来自发达国家的年轻人的心理承受能力绝对是一种考验。否则，这里就不会出现那么多患有心理疾病的军人了。

眼下，我感受最深的是，这个地方超大、人员复杂、武器精良、设施完善、条件优越的坎大哈基地，还是以美国为首的现代战场。

随便拍照会被报警

基地里相当“事儿妈”，尽管进入基地采访事先已经得到允许，但真正身处其中，却有着严格的规定。所有媒体记者的采访、拍摄，必须在新闻官的陪同下进行，绝不能单独行动。如果想采访士兵，必须将采访内容上报，得到批准后才能采访。

到基地的第二天，路上遇到一位亚洲面孔的士兵，我赶紧追上去问他是不是中国人，他很有礼貌地笑了笑，用中文回答我：“我是韩国人，但我是在台湾上的中学。”

“韩国人怎么会在台湾上学？”听到熟悉的乡音，我激动得凑上去跟他聊了起来。

“我叫刘喜钟，父母都在美国，但他们特喜欢中国，可是不会说中文，就把我送到了台湾上学。高中毕业后我回到了父母身边，在美国上了大学，现在正在读心理学博士。赶上服兵役，没想到直接把我派到了阿富汗战场，已经7个月了，今天是我在阿富汗战场的最后一天，明天就能回美国了。总算熬到头了，我已经很久没说中文了，说得不好，都快忘光了。”

听到这些，我迫不及待地想抓住他“仅剩”的最后半天。

“能跟你随便聊一聊吗？”

他一听要“聊一聊”，突然变得有些警觉，略带紧张地解释说：“士兵不允许随意接受采访，我个人很愿意跟你聊，可我没这个权利。”

我想，还是别为难人家了。我快速写好采访提纲，上报到新闻中心，好说歹说，新闻官终于点头了。

“梁子，这个采访只能进行10分钟。”好在新闻官答应我们之间可以用中文，但必须按照提纲里的内容提问。

“你当时来到阿富汗战场做好心理准备了吗？这里跟你想象的一样吗？”我问。

“没有！我完全没有做好充分的心理准备。这里与我想象的不太一样。”

“为什么？”

“我以为美国拥有世界上最精锐的武器和最强大的军事力量，可是，在这里与塔利班交战，我们最困难的是完全摸不准他们的行动，还有当地老百姓也是他们的人，我们显得很被动，也很孤立，感觉困难重重，每天都提心吊胆，不知道第二天会不会‘挂’在这里。我再也不想回到这个鬼地方了。”

“这里给你印象最深的是什么？”

“是不安定。还有我的战友，他们比我强，他们很勇敢。我觉得自己根本不适合做一名军人，不过，这次的经历，对我的研究很有帮助，我打算回去写一篇关于‘军人在战场上的心理承受力’的论文。我相信一定能写好，因为我是亲历者。”

在采访刘喜钟的过程中，新闻官一直在现场监督着，尽管他听不懂中文，但每进行一项提问，都要给他示意。

说实话，这样的采访还不如不采。我当时心里别提多不痛快了。美国不是号称言论自由吗？狗屁！我感觉自己在这里就像一个被“班长”管制的囚犯，跟探视人说话，被监管着还谈什么“自由”？总感觉他们对中国摄影师有歧视之嫌。我想对待CNN、BBC的战地记者，借他们两个胆，也不敢是这副德行，谁让咱是初来乍到，又在人家的地盘上，只能忍了。

基地里有更多的“要害之地”，可你想要采访，几乎没门儿。

第三天早上4点多，天还没有大亮，为了拍摄悍马巡逻战车出发的镜头，我事先选好了路口，架上三脚架，准备等天色再亮一点儿就开拍。

朦胧的夜色中，不知从哪个方向，快速开来了一辆吉普车，一个急刹车停在了我面前，下来三个全副武装的巡查兵，质问我：“为什么要在这里拍摄？”然后，他们认真地查验起我的护照和基地采访证，弄得我一头雾水。

“没有新闻官陪同，是不允许擅自拍摄的，难道你不知道吗？”巡查兵厉声说道。

“我又没有采访谁，只是拍摄巡逻车而已。”我为自己辩解道。

于是他们警告我：“在基地里擅自拍摄，只有两次被抓获释的机会，第三次会被当即遣送回喀布尔，今后再没有机会进入北约基地。这是你第一次被‘抓获’，尽管你还有一次机会，但我们不希望再以这样的方式跟你相遇，希望你在基地过得愉快。”

愉快个屁呀，咱即便没身份，也是领了证的人，冤死了，整个儿自演了一部“警察与小偷的故事”。

基地里的人，神经就像上了发条，超级敏感。那些大兵，只要看见有外人没在新闻官的陪同下拍照，就会立即报警，而巡查兵接到报案，赶过来的速度比兔子还快。

无奈，我这张亚洲女人的脸，在这里实属罕见，被人家“盯梢”也不足为奇。

看看基地里这些明确的规章制度吧，除了拍照，我可是绝对遵章守法的人。

1. 不要随便饮水，只能喝罐装水。在喝水前，先闻下味道。曾有水被下药的事件。

2. 不能携带食用酒或非法药品。

3. 禁止携带色情制品。

4. 尊重当地居民，不要拍摄当地居民。

5. 除非得到许可，不能在任何地方拍照。

拍了这张照片后，我很快就被人家“擒获”了，咱拍点儿照片比小偷还不易呀。

6. 时刻保证着装合适。

7. 早晚都要穿戴反光背带。

8. 注意警戒隔离区。必须行走在大道上，以防地雷。

9. 开车或行走时，禁止使用手机和MP3（音乐播放器）。

10. 基地最高行驶速度是每小时20公里。

11. 出门必须牢记两人同行的规则，以保证你的生命安全。

12. 对敏感事务有警觉。

痛惜女记者命丧战场

新闻中心的大帐篷里，永远繁忙不止。一顶帐篷，十几张桌子，一进门还摆着6张没有铺盖的行军床。

别小看这6张光板床，睡过它的人可非同一般。这恐怕也是利用率最高、更换的人最频繁的床了。

凡是在此留宿的人，大都是和衣而卧，短暂休整，他们是继续往前沿跟进的各国战地记者，当中有不少人是真正泡在战场中的国际“大腕儿”。

加拿大《卡尔加里先驱报》的女战地记者米歇尔·兰，也是睡过这几张光板床的人。

她一看就是混迹战场的人，不胖不瘦，浑身充满激情和力量，行动敏捷，干练极了，眼神里透着内心的强势。在她看来，这个基地不过是一个大后方，因此有些不屑：“这里像个大后方，下次你再来，跟着我们加拿大巡逻车，一定要去最前沿。”

其实，我们刚到基地就向新闻官申请了跟随巡逻车采访，不知是不是因为欺生，反正人家始终没搭理，之后也没给个痛快的答复。

我问米歇尔去没去过中国，她说，特别想去中国的西藏看看。

“我都34岁了，刚跟男友订了婚，明年夏天我们办完婚礼，可以跟他一起去西藏看看。”

我于是热情地对她说：“太好了！你们去西藏，我一定全程陪同。”

“肯定？”

“当然，肯定！”

我们互留了邮箱和电话号码，说好了第二年夏天北京见，然后我陪她和男友进藏。

万万没想到，与她在新闻中心一别，竟然是永诀。

第二天凌晨，她跟随加拿大部队的巡逻车，去了坎大哈市区。市区很混乱，因为塔利班和当地百姓难以区分，自杀式爆炸随时随处都有可能发生。

后来我从新闻里得知，20多天后，米歇尔跟随的装甲车在坎大哈市区的社区里，拍摄当地人生活现状时，被一枚引爆的炸弹击中。她距离那枚炸弹只有几米，弹片击中了她的身体，当场身亡，同时还有4名加拿大士兵遇难。

没想到，米歇尔的婚礼、西藏以及一切梦想，通通在这次阿富汗之行的战场上戛然而止了。这个世界又缺少了一些出自这位杰出的女战地记者之手的佳作，今后在战场上，再也看不到米歇尔那敏捷的身影了。

她的同行评价她：“米歇尔总是戴着头盔，身穿防弹衣，勇敢地走向加拿大士兵，为收集来自现场的第一手资料献上了年轻的生命，除了为她祈祷，我们还能做什么呢？她是一名真正的战地记者。”

米歇尔是加拿大第一位在阿富汗战场身亡的记者，也是把生命留在阿富汗战场的第7位外国战地记者。

她的音容笑貌，以及幽默风趣、大气不凡的谈吐，深深印刻在了我与她短暂交往的回忆中，与她“擦身而过”的相遇成了我永远的痛，我为她的不幸而惋惜，更为她亲人们的伤感而难过。

我真心敬佩这样的女人，为能在北约基地与她相遇相识感到庆幸。但又感慨人生如此短暂，特别是处在战争环境中，更让人体验到“生命无常”这四个字的冷酷。

还有一位留在阿富汗战场的女记者，也是我很敬佩的人。

2014年4月4日，中国清明节的前一天，阿富汗新一轮大选即将开始。

来自德国的48岁美联社女记者安雅·尼德林豪斯，随阿富汗选举工作组车队，从东部霍斯特省首府霍斯特市前往一处偏远郊区。车队由阿富汗国民卫队和警方护卫，此行目的是分发用于5日总统选举的选票。

尼德林豪斯当时坐在一辆小汽车后排，车内另有一名供职于美联社电视新闻署的自由职业者和一名司机。他们的汽车驶入守卫森严的地区后，一名警官突然走上前来，用手枪向后排射击。

尼德林豪斯当场死亡。

尼德林豪斯是世界著名的战地女记者，在同行眼里，她生机勃勃，英勇无畏，笑起来粗犷豪放，并有“铁娘子”之称。

除了米歇尔、尼德林豪斯这两位战地女记者，没有人能让我更加崇敬了。因为我知道，能把自己生命置之度外的女人，拥有怎样博大的胸怀。

她们的逝去，勾起了我当年在云南老山作战时痛失战友的回忆。

当时我作为一名摄影干事，与另一名摄影干事袁熙和摄像员李斌，同在一个战场。

1987年1月7日这一天，整个老山战场炮声隆隆，战斗打得十分残酷，双方持续了9个小时才停止炮击。

战斗刚打响，袁熙和李斌跟随突击队冲向被敌人占领的高地，一发炮弹击中了李斌，他举起已炸坏的录像机，还没来得及说话，就倒在了血泊中。袁熙看了一眼已牺牲的战友，在弹片如雨的硝烟中，抢拍了第一个将爆破筒塞入敌屯兵洞的镜头，又记录了一名战士舍身掩护战友的瞬间……

一发炮弹在他身边爆炸，强大的气浪把他抛起一米多高，弹片不仅切断了他的双腿，还嵌入了他的腹部。

战士们把他的遗体抬下来的时候，他的双手还紧握着相机，眼睛依然睁着。

此时相机里的胶卷计数窗显示到“30”。

年仅23岁的袁熙和19岁的李斌，与那两位女记者一样，为报道战争而献出了可贵的生命。

这些英勇无畏的战地记者，一直活在我的内心深处，他们给了我勇气和力量，让我对于“尊重生命”有着更加深刻的认识。

我尽量让自己在有限的时光中，拥有宽广、无私、明朗、真诚的心胸，去珍爱亲人，珍视友情，珍惜时光，这也是对短暂生命的一份责任。在离开这个世界时，也不枉在世上停留过、努力过、拥有过。

新闻中心的各路神人

几天后，大帐篷里来了一位颇为高傲的白发老者，此人目光犀利，神情谨慎，气质不凡。

他似乎是这里的常客，与新闻官们都很熟络。而新闻官们对他的态度显得异常暧昧，虽说没有低三下四，但也有求必应。

他到达后，与另一位搭档，很快在新闻中心的大帐篷旁边，架起了卫星设备、布置灯光和背景板等，一通忙活。直到傍晚，天渐渐黑下来，他俩的工作才算告一段落。

“什么？你真的没认出他？”新闻官听说我不知道这老头儿是谁，不由惊呼了一下。

“他是吉姆·梅赛德斯，NBC大名鼎鼎的主持人，也是一名战地记者，哪儿有战争，他主持的节目就出现在现场。”新闻官还算温柔地瞥了我一眼，一副崇拜的神情，外加对我的扫兴，估计心里在埋怨，这中国女人真够孤陋寡闻的。

相比中国电视直播现场声势浩大的规模，著名的吉姆居然只配了一名助手，就与远在美国总部的电视台做卫星连线，还随时能把镜头切换至美国总统奥巴马在西点军校发表演讲的现场。这么重要的现场直播，就两个人，这老头儿真不是一般的牛，难怪新闻官对他如此恭敬。

我不得不佩服战地记者灵敏的“嗅觉”。

就在奥巴马演讲之后，新闻中心很快涌进了大批来自世界各地的记者们，在诸多白人记者中，我还看到一位印度记者。印度毕竟是咱的邻居，我跟这哥们儿一见面，他就主动地招呼上了。

“啊哈！中国人，在这里还真少见。”

“你呢？”

“我也算这里的常客了，你看，咱们办的证件一年有效，我今年已经来三次了。”

我开始有点儿佩服这哥们儿了，至少他挺有勇气的。他看我为他竖起了大拇指，有点儿不好意思地把音量放低：“不！不！我不像他们（指着西方记者），我可从没去过前沿。”

“你来了这么多次，不想去前沿看看吗？待在基地里多没劲。”我说。

“我可不想当炮灰，命要紧。哈哈，命最重要。我不是胆小鬼，我是一个好父亲，我有老婆和三个孩子，我老婆像你这么漂亮。”

这老兄可真会聊天，听得我很开心。不过，我相信他一定是个好当家的，在这种地方，首先想到的还是他的亲人。这兄弟绝对有女人缘，反正他的坦诚和责任心，给我留下了不错的印象。

在新闻中心里，我看到一台电脑，屏保可以自动切换照片，照片是母亲和孩子的生活照，看着特别温馨，我时常凑过去瞄上两眼。

“女人就是女人，是不是想孩子了？”罗伯特中士说，这是他的电脑。

“不是，不是，我没有孩子。不过，我想你一定很想家吧。”我说。

“是的，这是我儿子科林，小家伙才5个月，超级可爱。我妻子每隔半个月就会发一些他的照片和视频给我，不过，这里的网络有管控，很不方便。我还要在这里待8个月，平时没事的时候看看这可爱的小家伙，心情就会放松许多。”

新闻官罗伯特中士把自己孩子的照片作为电脑屏保。

听他这么说，我心里酸酸的。孩子一出生，爸爸就不得不离开他，好端端一个家，被战争弄得妻离子散的。

我完全理解罗伯特中士此时的心情，军人也是人，同样有情感，有爱。战争发生时，人们对家的依恋是最刻骨铭心的。

可是，作为一名军人，自从穿上军装、走上这条道路的那一刻，就要以服从军令为天职，这是我在军校里学习的第一课。那些所谓“不上道”、“溜号儿”的军人，永远不能叫作真正的军人。我想，不论哪个国家的军人，都是如此。

当生命受到极大威胁时，人们才发现，“安宁”这两个字比顶级品牌的奢侈品都贵重成百上千倍。

只有和平才能享受安宁。

从2009年美国增兵以来，阿富汗战场不仅没有消停，反而越来越紧张。2014年，奥巴马总统承诺的撤军计划在逐步实施中，这一轮的阿富汗大选已经结束，阿富汗的未来将会如何？

2013年，就在我离开阿富汗三个月之后的12月27日，下午1点半，我曾经拍摄过的北约军队驻阿富汗军警的训练基地，遭到了汽车炸弹袭击，有三名士兵不幸身亡。

塔利班武装宣称对这起汽车炸弹袭击事件负责。

而过去的2013年，1 319名阿富汗平民因战争死亡，2 533人受伤，其中多数是妇女和儿童。

不知道以上伤亡的人们，是否有人曾经与我擦肩而过？

我的心一直在痛，我不知道这会儿该去骂谁。

多么希望今后不要再有战争，那些视我为亲人的阿富汗朋友，永远不再因爆炸而担惊受怕，让那种提心吊胆的日子见鬼去吧。我衷心希望他们幸福地过好每一天。

在此，为他们奉上我心中的一份祈祷！

第九章
“奢华”的战场生活

记得刚当兵时，在兰州军区陆军疗养院做了4年的电影放映员。那个时候放的电影，只要是国产战争片，永远是“小米加步枪”，讲的都是“土八路”和“洋鬼子”的故事。我想，与我同样的60后，脑海中都烙印下了我军“大蒜”的“土”和敌军“咖啡”的“洋”。

20世纪80年代是“新时期”老山防御作战，“飞机大炮”早已取代了“小米加步枪”。但是，那片战场依旧带有“老八路”的印记。

如今，进入21世纪的国际大战场，军人们的西式生活，究竟有多么“洋气”？他们吃些啥，住啥样的房，平时都干些啥？

看一看就一目了然了。

带枪出入的兵营大食堂

“请记住，不要问这些食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还有它们的成分和供应商。事实上，允许你们拍摄，已经破例了。请不要提出任何问题，即便你们提问题，我也拒绝回答。”

我一再申请，希望能拍摄基地大食堂，两天后，尽管逐级请示被幸运地批准了，但新闻官依然提出了以上严肃的警告，同时紧随在我身后。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粮草例来在战时都是最重要的一部分，基地里的两万多名军人分别在两个大食堂就餐。早餐时段为6点至8点半，午餐是11点半至1点半，晚餐是5点半至8点，过时一概不候。

在这两个食堂，持进入北约基地的身份卡可以免费就餐。伙食的种类、数量、味道一模一样，貌似出自同一厨师之手，全部自助，丰俭由人。

记得我们到基地当天，进大食堂吃第一顿饭之前，就被新闻官告诫：“不要带任何东西进食堂，包括手机、相机、钥匙等。”

可是刚走到食堂门口刷卡时，我发现人人都身背着长枪。

“连手机、相机都不让带，怎么允许带枪？”新闻官看我一脸疑惑，笑着说：“是的，武器是不能离手的。”

“我的武器是相机啊，为什么不能带？”我有点儿矫情地问他。

“准确地说，除了枪，其他一概不能带。”他特意给我秀了一下屁股后面的“家伙”，快把我的嘴气歪了，因为这个得意的动作，勾起了我当年在老山战场上尽显威武的回忆。那个时候，我的腰上也经常挎着“家伙”，只不过那时我还不够资格持有手枪（手枪是首长的专用品），只能别一枚手榴弹，以一个战场主人的身份，混迹在前线的官兵里。而如今在北约战场上，我却被“监控”得像个女贼。

新闻官对中国人有距离感的客套，外加严控的制约，让我急不得恼不得。而他们对于那些西方战地“老油条”记者们，则完全像对待老朋友般随心所欲。

难道是我们来得太晚？这场战争与我们无关，不过是美国与阿富汗的事。也许，因为我们得罪了谁都会显得很尴尬，因此中国主流媒体才不能前往最前沿阵地吧？当然，这只是我的猜想，不去管它，眼下既来之则安之。

这次能够得到在大食堂里拍摄的许可，已经算是新闻官“开恩”了，真不可思议，不就是吃饭吗？弄得神秘兮兮的，至于吗？！

大食堂里一律是高热量的西式自助餐。

每个人刷了卡，自觉领取大托盘和一次性餐具，还有一张餐巾纸，吃完自觉收拾。

没有服务员，厨师多为白人，小工来自马来西亚、泰国和尼泊尔等亚洲国家。

奇怪的是，食堂里悬挂着6个国家的国旗，不知道这6个国家是否与食品有关。我询问新闻官：“这里居住着20个国家的军队，为什么只挂6个国家的国旗？”新闻官对我摆摆手说：“梁子，我们说好的，不提问题，你忘了吗？”

我心想，问一问国旗，跟食品有半毛钱关系？

这意味着，在大食堂拍照，只能用眼，要关闭“耳鼻喉”。

基地两个食堂，各能坐上千人。头一次吃饭，真不知该从哪儿下手。

大食堂里十分安静，也相当干净。在这里吃饭，能看到美国本土的电视新闻节目。

前来就餐的人，人手一杆长枪。

主菜区、蔬菜区、水果区、甜点区、面包区，咖啡、茶水、饮料应有尽有，比五星级酒店的自助餐还丰盛。

为了照顾各国军人的口味，尽管多是西餐，但意式、法式、美式都有。牛排、意面、火鸡、海鲜，一水儿的“高大上”食物，只要你不怕胖，能吃成一个大水缸。（基地里严格禁酒，这也是令许多军人感觉不爽之处。）

大食堂每顿饭的蔬菜、水果、蛋糕、面包、甜点，每样不下20种。关键是这些绿色生鲜，绝不会来自阿富汗本土，特别是菠萝、杧果、香蕉、火龙果、牛油果等，恐怕这些热带水果的名字，当地老百姓听都没听说过。

难怪不让打探食品的来源，要是从采购的环节劫个道，后果可不堪设想。我猜想，这些新鲜的热带水果，十有八九是从印度、泰国、斯里兰卡运来的，西式原料应该是从美国本土空运的。哎呀！我费那劲猜它干啥呢，爱谁谁。

冰箱里的碳酸饮料应有尽有，很符合这些军人的嗜好。

大食堂里人满为患，但十分安静，秩序井然。最有趣的是，身材矮小的女兵，个头与她身背的长枪相差无几，让人看了不由得想：“这些年轻女孩儿为什么要来战场？”

我又想：当年我为什么要去老山战场，现在又为什么来到北约基地？许多事情做了，不一定要问为什么。人生就是如此，没做过的事情体验一把，没去过的地方，溜上一圈，仅此而已。

其实，走进战场的人，都有各自不同的原因，但唯一相同的是，军人必须服从命令。因此，还是把这种幼稚的问题烂到肚子里吧。

看到作战地区有这么奢华的大食堂，人们在此挑肥拣瘦地选择自己的食物，我不由回想起老山作战时，前线驻守在猫耳洞里的战士们，每天的食物都要靠军工战士们，冒着生命危险一点一点往上背。

老山前线的军工战士犹如抗日时期的民兵担架队，专门为一线各阵地运送给养和物资，包括往下抬伤员、传递情报等，每天穿梭在枪林弹雨中。由于敌人对军工路的封锁与破坏，军工战士的伤亡也很大。

我第一次上阵地时，就来到了这些军工战士们中间。战士们背的是大馒头、罐头和水，而我背的是相机。

“记住，不要东张西望，过河、爬山动作尽量利索点儿，别让敌人看出你是女的。还有，路上地雷很多，没人踩过的路千万别走。”一位代理排长似乎不太放心，给我讲了一大堆“规则”。

我只好像个男战士一样，混在出发的军工队伍中，路途泥泞不堪，我跟在队伍中一连摔了两跤，听见后面的战士压低了声音说：“别慌！看着脚下，小心地雷！”已经上气不接下气的我，赶紧爬起来。

好在前方有一片茂密的树丛，战士们让我趁此调整一下体力和情绪，因为前方就是百米“生死线”。那是一片开阔地，没有任何隐蔽物，每个人必须用百米赛跑的速度冲过去，否则将有可能在此被敌人的机枪撂倒。

为了前方战士们的吃喝，军工战士们每天都要在这条布满地雷的丛林小路上往返两趟，如果他们有一天不上山，前方的战友就得饿肚子坚守阵地。

想一想，在我们的老山前线，前沿哨所的战士想填饱肚子还真是一件不易的事情。而眼下北约基地的大食堂里，食品应有尽有。

从大食堂里的食品不难想象，阿富汗战场每天“烧掉”多少银子，而食品与武器相比，不过九牛一毛。

美国牛就牛在，人家能让自己的士兵活在上万公里之外的“小美国”里，除了食品，还有与美国本土同步的电视节目、专门“洗心”的大教堂。

每年7亿美元，像布设地雷般撒向了阿富汗的各个角落。

难怪有人说，这场战争所消耗的财富，足够重新建设一个新兴的小国家了。

火爆的“街边”小店

基地里有一个所谓的商业中心，四周用木材搭建了一些小店，最火爆的是一家比萨店，每时每刻都有人排队等待新出炉的比萨，每次走过那家比萨店，扑面而来的香味让人驻足。这家店之所以如此火爆，是因为大食堂年复一年、日复一日的伙食不变口味，别说长期吃，吃到第三天，就已经开始倒胃口了。于是，我脑子里开始漫无边际地飞舞着麻辣香锅、火锅、烤鱼等，那些诱人的中餐，给人以无限的美好。

这让我想起了在老山前线，尽管食堂并不大，也不奢华，吃的是绝对的中餐，可是一水儿馒头米饭和罐头肉菜，吃久了照样倒胃口。十分悲惨的是，每逢后方大型慰问团前来慰问，为了让远道而来的亲人们吃好喝好，厨师都调走给慰问团做大餐，我们就只能凑合着吃点儿剩馒头之类的。更惨的是，前线条件有限，连我们吃饭坐的板凳也被抽调走了，不过这丝毫不影响我们的斗志。

因此，比萨店火爆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了。

这家比萨店貌似是意大利军人开的，带有浓厚的意式风味，每次路过它，都会让人口水止不住地流淌。而对于意大利士兵来说，这里更是他们每天向往的地方，绝对是他们的最爱。

其实，除了比萨店，赛百味、汉堡店等都很受欢迎。可是，对我们中国人来说，这些食物与大食堂里的东西没太大区别。即便如此，吃小店的口味，也会幸福很多。我在想，如果把中国的面条、饺子、馅饼、火锅弄到基地来，还不把房顶挤破了。如果再来个韩式烧烤，非炸开锅不可。

商业中心还有一个小店，卖货的人长着一副塔利班的面孔。经打听，这家店真的是阿富汗人开的工艺品店。我不由想起了电影里，敌占区的当铺、药店、裁缝店之类的，多数都是地下党的接应点。

这里很像欧洲某小镇的酒吧或咖啡厅，丝毫没有战场的感觉。

什么样的阿富汗人，能深入“虎穴”开店？难道美国人不担心，小小的店连接着塔利班的大部队？毕竟民族情感连着心。

“不是说，基地里绝对没有阿富汗人吗？”看到开店的阿富汗人，我有些纳闷。

“他们是为我们做事的。”新闻官带有一丝得意的口吻。

敢情这里也有“奸细”。不过，我在这里贸然地判定人家是奸细肯定不对，哪一个生意人不想赚钱谋生呢。还是那句当年我们在战场上常说的话：“理解万岁！”

阿富汗人的这家小店，是专门为回国前的军人们开设的礼品店。这些军人毕竟都在阿富汗生活了一年半载，但除了对付“基地”组织，他们的生活似乎与当地的历史文化没发生过任何关系，更不可能真正地、自由自在地在这个国家的土地上行走。

他们出门总是全副武装，手持长枪，戴着墨镜，一副居高临下的势态，没有人愿意主动接近他们。其实，他们的内心如惊弓之鸟般敏感，随时高度戒备自杀式爆炸的袭击。可想而知，这种提心吊胆的日子一点儿也不好过。

记得2013年9月，我和当地朋友开着越野车，从喀布尔去阿富汗西部的马扎里沙里夫。由于路况不好，险情不断，300公里的路程，我们用了9个多小时，即将到达时已是凌晨1点。前方遭遇北约巡逻车队，我们的车距他们足有8丈远，这帮人居然打了一束比探照灯还强的聚光灯，拼命地射向我们的司机。突如其来的强光，差点儿把我们驾车的朋友的眼睛射瞎了。我们立即停车，直到他们的车队消失在夜空里，才继续前进。

我们的车里骂声一片，而面对霸道的北约军人，也只能认
。

在北约基地里，这个小小的礼品店，算是最“有幸”的阿富汗商铺了，谁不想回国时带上一两件具有当地特色的礼品呢。

后来听说，不管这家小店老板的身份多么特殊，他在北约基地里的行动依然受到严格限制。

走进基地里一家美军小商店，真是大开眼界，我敢肯定，在美国大街上绝对买不到的正宗军用品，在这家小店里都出现了。

美国大兵也卖军用装备？这着实令我感到吃惊。商店里的顾客是清一色的军人，试想，如果拿仿制品滥竽充数，老板的脸面岂不是丢尽了？再说，去买个仿制品，对于基地的军人们又有何意义？

那么，这些正宗的美军货就显得格外吸引人了。基地驻扎着来自不同国家的军人，各国的军用品不尽相同，在这里能够购买到正宗的美军货，人们都感到很新鲜。别看小店里的东西不便宜，但每天来来往往的人还真不少，小店这么“吃香”，还因为整个基地里除了咖啡店、赛百味、比萨店，就属它另类。

一个迷彩双肩背包，根据尺寸大小，价格从138到500美元不等，一件普通的纯棉T恤衫70美元，迷彩衬衫95美元，还有帐篷、睡袋等，都卖几百上千美元，一个小小肩章也要10美元。

真觉得太贵了！可是货真价实，买不买随你。

其实我最好奇的是开店的人，谁又能被允许在基地里开这样一个商店，老板怎么能把军用品带到这里卖呢？

只要不外出执行任务，军人们的生活就很悠闲。

这哥们儿估计想家了，他静静地在这里站了很久。

商业中心的“街道”。

可是，去了三次都没见到老板，直到第四次才终于逮着他。胖得快走不动路的老板，居然是一个半黑皮肤的中年男人，他对我的提问显得很谨慎。不论我问他什么，他都淡定地笑着说：“抱歉，我不能回答你的问题。”

我干巴巴地站在那里，无法再接着问了。

小店真的太专业了，美军服装从上到下，从里到外，号码、款式再全不过了，除了背包、帽子、手套、皮夹、手电筒，还有肩章、臂章、徽章等。来小店溜达一圈，打造一个假美军，简直是分分钟的事。

其实，如果仔细观察，会发现小店里卖的军用品与真正的美军装备有着很大差别。开这样的小店一定不仅是为生意，而是显示美军的大气和开放。

人家玩儿的就是这一招，不服，你也开一家。

帐篷大教堂，赎罪与狂欢

周末晚上，基地里的空气当中依旧感受不到丝毫的放松。我路过一顶大帐篷，突然听到里面传出优美的歌声，许多士兵正朝着有歌声的地方聚集。我顺着歌声走到了大帐篷前，门口有几个女兵，态度十分温和，在得到了拍摄的允许后，我径直走了进去。

里面是一个临时搭建的大教堂，神父体魄强健，行动敏捷，是个充满力量的中老年肌肉男。尽管他的面容中透着几分慈祥，却难掩战场上军人那股特有的杀气。

大帐篷里足以容纳好几百人。台上有一群唱诗班的男男女女，身穿遮住了军服的紫色大袍子，正在十分投入地歌唱。

“拥抱我，将你神圣的力量恩赐我……”

唱诗班表情投入，声音专业，让人完全感觉不到帐篷外就是毁灭人性的战场。仔细观察才发现，每个来这里祈祷的人，大袍子下的脚上都穿着军靴，与这个场合十分不协调。台下军人们的座椅旁摆放的长枪，多少有些滑稽。这一定是全世界最特殊、最具有讽刺意味的教堂了。

帐篷里的军人虔诚地跪在台前，十指交叉，低头沉思。

仁慈的牧师在向人们召唤，爱充满人类的真谛、祥和为世界带来的美好、人与人之间不是亲人胜似亲人的友情，是这一世界的主题。然而，明天他们又将身穿防弹衣，头戴钢盔，手持上了膛的冲锋枪，全副武装地走上战场。这就是一边求得上帝的宽恕，一边在战场上经受着血腥的西方军人。

在祈祷的最后一个环节，许多军人从座位上走到了台上，双膝跪地，虔诚地自我忏悔。有人痛哭不止，有人相互拥抱，有人低着头一个劲儿地低语。台上唱诗班越是呐喊着放声歌唱，台下越是疯狂地忏悔：“主啊，我们祈求您的引导，我们聚集在这里，在这片神圣的土地上，请赐予我们力量，帮助我们早点儿结束这场战争，平安回家。”

此时，帐篷里的气氛几乎达到撕心裂肺的程度。战场上的教堂完全是一个供军人们宣泄情感、释放情绪的地方。我不是教徒，但我身处其中，强烈的感染力使我备感振奋。

我特意看了看那个帮助人们赎罪的神父，他也夹杂在人群里，时而嘴里念念有词，时而跪下赎罪，估计神父的罪孽不那么容易被上帝饶恕吧。

帐篷里赎罪的气氛我至今记忆犹新，也让我想起了电影《非诚勿扰》里，葛优在北海道那座小教堂里忏悔的情节。他“罪孽深重”，教堂完全装不下了，以至于神父不得不好言相劝，让他另换一座大教堂接着忏悔。

大教堂里，赎不完的罪孽。

帐篷大教堂和穿着军装的神父。

军人手持《圣经》，地下放着长枪，这样赎罪有用吗？

祈祷临近尾声的时候，唱诗班的音乐换成了明快的爵士乐，转瞬间，祈祷变成了劲舞派对，狂欢的阵势能把帐篷顶掀翻了。

此时已进入午夜，帐篷外来往的军车依然繁忙。帐篷里的狂欢真叫一个痛快，我也放下相机，加入到人们的狂欢中，真想一醉方休，该死的基地，禁哪门子酒呀……

眼前这些军人，明早依旧奔赴前线，能否参加下一次的祈祷仪式谁也无法预料。

没有走进北约基地前，我对于士兵患心理疾病几乎无法理解。战场上轰轰烈烈，世人瞩目，条件优越，哪儿来的那么多心理疾病？

事实上，这些来自发达国家的士兵，每天面对着阿富汗南部沙漠地带的干旱气候，还要忍耐外界资讯的匮乏，长时间生活在没有隐私的空间里。躁动的各种汽车穿梭往来，未知的危险随时会降临，这些都毫无人性地把人们制约在单调的环境中，谁也经不住这番折磨。

这是一个很滑稽的帐篷，事实上，这里原本就是一个滑稽的战场。

更滑稽的是，就在奥巴马宣布对阿富汗增兵几天之后，他竟然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

这真让全世界人无语了。

住进美国女兵宿舍

到达北约基地的当天，我最关心的是自己有没有地方住。像这种战场，军营里不可能设有接待外人的住所。

在询问了新闻官之后，他淡淡地说：“如果你愿意，可以住在美国女兵宿舍。”

我一听，高兴得跳了起来。与美国女兵住在一起，可是我求之不得的。

女兵宿舍是一幢砖结构的房子，这在硕大的军营里算是“奢华”建筑了。

全美女兵共住一个大屋，足有五六百平方米的空间，很像一个临时避难场地，屋里没有窗户，只有两扇大门。

40张上下铺整齐地排列着。除此之外，没有任何其他设施，包括桌椅板凳、衣橱衣柜。这些床没名没姓，谁先到，谁占领。

我的“邻居”们都用床单或大布，把自己的床铺围出一块属于自己的狭小空间，至少她们在床上的一切活动，其他人是看不到的。

女兵们大部分是从其他地区换防过来的，有的在此住半个月，有的则更长一些。但她们并不是同一个部队的，相互之间也并不熟悉。甚至，彼此间连招呼都不打，一个比一个显得跩，只顾把自己的小天地包围好，对其他人和事，几乎连个正眼都不给。

整个女兵宿舍，貌似充满了冷漠和生铁般的敌意，一天下来，听不到欢歌笑语，冰冷的气氛也许来自每个人床头那杆重重的长枪，给人一种不寒而栗的感觉。原想着趁着跟她们住在一起，拉一拉家常、套一套近乎什么的，却连门儿都没有。

对于她们相互之间的冷漠，我真感觉不可思议。

回想当年我在老山战场，在潮湿又阴暗的曼棍洞里与战友住在一起的情景。曼棍洞是一座天然的大溶洞，里面发报声、电话声、电机声此起彼伏，洞外高射机枪、炮弹爆炸声“声声不息”，我们却充满了乐观的情绪，人与人之间相互关怀，甚至连骂人都用带着乡音的幽默腔调。同样是打仗，我们的溶洞里永远透着友善的和谐。

那个时候，我独自居住在用塑料布隔开的“小屋”里，喜欢隔着塑料布与邻居聊天。邻居是文字报道组的，许多稿子的灵感，就来自这种漫不经心的隔布聊天。

为什么坎大哈基地的西方女人，却如此冰冷又戒备？她们是被阿富汗人打怕了，还是打伤了？

我邻床是一个南美部队的女兵，看上去不过20岁，她没有阻止我在宿舍里拍照，已经是莫大友善了。

小女兵名叫莉萨，比较友善地把我引进她的生活空间。她说自己刚服兵役就被派到阿富汗战场了，已经来此4个月，一心盼望着一年期满后回到家乡去。

“你回家想做些什么？”

“穿上我的比基尼，去海边游泳，享受阳光，我还想去滑雪、看电影……不！不！……我最想我的爸爸、妈妈，还有我最贴心的伙伴，她是我姐姐，在大学图书馆工作，那里非常安静……”

莉萨的床上摆放了两个毛绒玩具，显然，女兵脱了军装，依然是个女孩儿。

出于尊重女兵们的隐私，我没好意思在宿舍里仔细拍摄每个角落，那会让我有一种窥视的“罪恶”感。

所有女兵床铺上斜挂着的长枪，是宿舍里的一道风景线，也是个性鲜明的女兵们最大的共同点。由于来自不同的部队，她们的爱好和个人习惯不同，来自北美和南美部队的服装也不尽相同。

刚到的女兵，用行李先抢占床位，然后再去办理相关手续。因为这里只有40张上下床，谁都不愿睡上铺。

女兵到底是女人，刚搬来的女兵，安顿好自己的行李，立即将零食或化妆品摆放在床头，一种女人特有的标志立即显现出来，宿舍里多少有了一些生活气息。

女兵宿舍的流动性很大，每天都能发现新的面孔，每个新人到来时，床上就会堆上满是尘土、捆绑整齐的军用行李包。新人的到来，说明又有新的部队到达。在我居住的一周多时间里，整个宿舍40张上下铺，几乎全部满员。

奇怪的是，有时晚上，这么大的房间里空无一人。而后，人们又陆续悄声归来，直到半夜，来来往往的人们总是不断。她们该是执行夜间任务去了？我这么猜想着，因为，连我自己也总是深夜两点起床。

一边是艰苦的战事，另一边却是美国人的奢华。

尽管美国女兵宿舍只是一间简陋的砖房，但屋顶却有一个气囊式的充气管道。11月已是冬季的阿富汗，室外十分寒冷，可女兵宿舍的温度高达二十三四度，我这种没带厚铺盖的人，夜间睡觉也不会冻着。

卫生间里更是物品繁多，里面分别有10个洗脸池、马桶、淋浴头，24小时都有热水。洗发液、护发素、浴液、卫生纸、卫生巾堆在一个大箱子里，一律随便取用。这些条件，对于生活在尘土飞扬沙漠环境中的人，真是再奢华不过了。相比女兵，男兵宿舍就没这么好的条件了，基地里严重缺水，男兵宿舍经常停水。看来，美国人对女人已经做到了无微不至。

这些小女兵们远离现代生活，来到异国他乡的战场，如果再得不到生活上的关照，我真怀疑今后阿富汗战场能否招得上女兵。

在入住美国女兵宿舍的第一天晚上，我躺在下铺，给几个好友发了一条短信：“怎么都难以想象，昨天我还在北京大都市的家中，今晚居然躺在了与80个女兵共睡的阿富汗坎大哈北约联军基地的军营里。军营之严格，之庞大，之尘土飞扬，简直没法形容。食堂同时有上千人持枪吃饭，24小时热水洗澡，到处悍马、坦克、直升机，还有世界各国大兵的面孔，太令人震撼了。”

以此来描述我对这里的最初印象。

这些年，北约军人频频遭到“友军”袭击。

2009年的一天，一名阿富汗“军人”，找到“友军”部队官员，说是谈合作事宜，见面后没说几句话，便引爆了体内的炸弹。这明摆着是一个披着“军皮”的塔利班。

而随着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北约与阿军的“鱼水情”，这些年，北约部队没少遭遇以假乱真、以真带假的伤亡。谁是敌，谁又是友？作为外军前来侵袭这片土地的人，很难界定真正的敌与友的关系。

2013年8月10日，一名阿富汗警官率领数名部下在南部赫尔曼省邀请三名美军特种部队官兵赴宴“商讨安全问题”。宾主入席后，这名阿富汗警官一声令下，伙同几个部下，向美国人开枪，三名美军官兵全部死亡。

而这位警官并非冒牌货，他是阿富汗警察部队在赫尔曼省桑金地区的负责人。

就在同一天的同一个省，一名阿富汗政府的文职人员，在北约军事基地打死了三名北约士兵。

类似这样的事件，仅2013年就发生了大约30起，至少有39名北约军人死亡，数十人受伤。

这些“内斗”事件被当地人称之为“绿蓝之斗”，绿色为美军军服颜色，蓝色指阿富汗军。

其实仔细想想，阿富汗军人也是阿富汗人，他们的亲人都是手无寸铁的老百姓，当亲人遭到美军的侵犯时，这些阿富汗军人能无动于衷吗？

因此，别看这帮北约军人人高马大、训练有素、装备精良，实际上每天都处在如惊弓之鸟般的戒备中，这样的境遇足以消磨北约军队的士气，也会增加阿富汗政府军和北约部队的相互不信任。

在基地里最常见的场景是，三三两两的军人，身背着长枪，穿着作战服，懒散地吸着烟，喝着咖啡，坐在阳光下聊天。也有人边喝咖啡边用自己的手提电脑打游戏，如不是他们身旁的长枪和身穿的迷彩服，谁也想不到。这里处在战区，这些年轻人，随时可能将自己的生命留在这片国土上，随后，他们的名单会被登载到世界各大报刊上，成为北约第N个在阿富汗战场上牺牲的军人。想到这些情景时，我心里不由得发出一股战栗的寒气。战场真的是最残酷之地，生命在这里显得如此廉价和脆弱，而眼下我也越发能够理解这些军人，他们抓紧时间享受阳光，尽情慵懒，放松身心。

第十章
混迹在美国空军部队

2013年9月3日清晨，我躺在床上，窗外透进了黎明的微光，有一种秋高气爽的感觉。

那天是我的生日，这可是我第一次在阿富汗过生日。想到自己在非洲村落、印度小镇、尼泊尔丛林度过的一个又一个生日，我立即来了情绪。

这次一定要在阿富汗过一个愉快的、令自己难忘的生日。

然而，清晨一声巨响，划破了我的美梦。不远处一座清真寺发生了爆炸，导致20多人受伤，6人死亡。

这悲催的生日，让我一整天心情低落。直到晚上，才与两个朋友整了一瓶伏特加，在三人的痛饮和咒骂中，总算把这“生生死死”的一天熬过了。

本·拉登已被美国海豹突击队六队的人干掉了。人们都以为这下可以大喘一口气，没想到，更加猛烈的恐怖袭击和人体炸弹，接二连三，从未终止过。

击毙了本·拉登，至少美国总统对外有个冠冕堂皇的交代。于是，奥巴马总统承诺，2014年底，将把阿富汗的安全责任全部移交给阿富汗政府安全部队。也就是说，这场十多年的阿富汗战争，终于有了一个结局，但不论谁是真正的赢家，受害的都是那片土地的百姓们。

而此时的坎大哈北约基地，还没到真正宣布撤军的那一天，战争依旧随时袭来，繁忙的军人仍然不堪重负。

大后方也是个“烧钱”的地方

相比北约在南部山区、村庄以及边境区域设置的据点，还有一些更加接近塔利班老巢的前沿阵地。坎大哈北约联军基地，是绝对的大后方。驻守在前线的军人回到这里，都有一种宾至如归的感觉，因为这里像个大本营，一切物资应有尽有。

但就是这么一个地盘庞大、目标复杂、严控防范的大后方，居然也能遭受塔利班的袭击。

2009年11月，就在我们到达基地的几天前，这里刚刚发生了塔利班使用导弹袭击军营的事件，导致三名士兵死亡。塔利班导弹袭击成功，也许连他们自己都没想到。尽管这件事在基地内无人不知，但新闻中心严控这一消息外传出去，特别是拒绝外来记者报道这一事件。

“这已经是过去的事情了，为什么还要保密？”我对新闻官封锁消息既不理解，也很是不满。

“我们大老远来到这里，既然已经获准采访，为什么还总是百般严控，这样为难我们是不是有些过分？”我耷拉着脸，很不爽。

“封锁消息，完全是针对塔利班的，不能让他们知道导弹袭击军营炸毁了营房、炸死了军人，否则他们会接二连三地骚扰，这帮家伙就是这么顽固。”

试想，如果北约基地的老窝被塔利班端了，驻扎在阿富汗的各国军人等于失去了战场的大后方，这样的挫败真能把脸丢尽了，还谈什么安全保障。

感觉这场仗有点儿像“光脚的”与“穿鞋的”进行的一场较量。

坎大哈北约联军基地，像一个中枢，不仅要支援前线各种武器弹药和后勤补给，还是高层军官指挥作战和军事决策之地。

坎大哈基地里的罗马尼亚军营，里面有他们专用的教堂。

基地里有20个国家的军人，他们各自驻守着自己的一片地方。

美国空军部队的飞行指挥部。

这里除了指挥作战、后勤保障，还要负责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协调来自各国的承包商。基地的两万人中，包括军人、建筑工人、工程人员、后勤保障人员等，来自40个不同的国家，完全像一个不同文化、不同肤色、不同语言的小社会。

在这个庞大的、复杂的、奢侈的小社会，所有人在基地里的工作和生活，都与数千万乃至上亿的钞票分不开，大量的银子被源源不断地投入其中，大后方就是一个“烧钱”的地方。

有一个说法让我听了直犯晕：美国每向阿富汗增兵1 000人，将消耗10亿美元。天啊！10亿美元，这可是个天文数字呀。

2009年美国向阿富汗大批增兵，仅这一年的开销就达到300亿美元。这么巨额的钱财，够不够这片战场的开销还难说，那么这钱都哪儿去了？

举例来说，坎大哈最重要的地方之一，是空军起降基地。

这次我就混到了美国空军451部队采访，我从小在空军部队长大，现在能够近距离地跟随飞行员在战场游荡，有一种三生有幸的小激动。

听新闻官说，空军在坎大哈机场有200多架不同类型的飞机，有喷气式飞机、直升机、无人驾驶机、空中加油机、运输机等。

基地每周的单次起降任务超过5 000次，运力相当于英国第二大机场加特维克，绝对是大手笔的作战规模。

美国空军都是夜猫子

我这个自由人，平时一贯睡到自然醒，而进入基地，拍摄空军部队，每天深夜两点起床，跟没睡觉似的，外加寒冷的黑夜，总感觉头昏脑涨的。

每逢冬季，北约都要对塔利班发起新一轮攻势。

深夜两点，我们跟随新闻官来到美国空军451部队第二空勤大队第二机组授命点时，陆地部队在向阿巴边境的纵深推进，目标是消灭塔利班头目和他们的成员，远远近近的枪炮声在空旷的山谷中回荡。

此时空勤人员正在忙碌着，当天的任务是去南部交战区空投物资。

美国常用的C-130运输机，装载量70吨，运输机将飞抵三四个交战区，这些装得满满当当的物资足够在山里执行任务的特种小分队一周的给养。

我是第一次乘坐C-130运输机，在此之前，曾经看到过美国海豹突击队员描写他们进入阿富汗战场时，总是坐着这款运输机。想到自己与海豹突击队员坐着同一款机型，就在登机的那一刻，我还真有些追逐明星足迹的冲动感。

此次飞行机长叫肖恩。这批军用物资主要是食物和药品，将投放到阿巴边境的巴克地区，到时候，佩加索斯部队会在地面接应。肖恩机长说，这批物资本来在两天前就应该空投，这几天那边的战事太激烈了，所以推迟到今天，希望这次空投能够成功。

通常空投物资，飞行员要从深夜一点开始做起飞前的准备。尽管空投的不是人而是物，但风险依然很大，这些物资之所以选择空投，就是因为阿巴地带被塔利班和“基地”组织占据，地面难以运送物资。因此，这些食物和药品，对地面部队至关重要。

运输机上有6名空勤人员，飞机起飞后，除了飞行员、领航员和通讯员，其他人主要承担警戒任务。

机械师吉姆女友送他的卡通娃娃。

在气氛紧张的机舱里，我看见了一只红色的布艺卡通娃娃。

“很有童心嘛。”我心想，看着卡通娃娃绝对能让人的心情放松不少。

机械师吉姆说，这是女朋友送给他的吉祥物。知道我是中国人后，他竟然在飞机上耍了一番功夫熊猫的招式。不过，很快就被机舱左侧的一位观察员制止了。此时，飞机已经接近空投的指定地点，但大家依然被罩在云层里，根本看不见地面的标志物。

肖恩机长一再下降飞机的高度，突然间我看到了一座山头，吓了一跳，感觉飞机低得都快挨到山头了。我心想，怎么还不实施空投，再往低了飞，我真担心小命保不住，这可是我们自己送上门来的。这会儿，也不知道塔利班会猫在哪个山沟沟里。大家的心都悬在了半空，机舱里显得异常安静。

这时，飞机尾部的舱门自动打开了，只觉得一股寒风袭来，新闻官的脸色有些紧张，他示意停止拍摄，并一再耐心地告诉我安全设备的使用方法。

“记住两侧的紧急出口，万一，我是说万一发生状况，从这里……还有这里出去……千万不要慌。”

按我的理解，难道我们随时要从紧急出口跳机？这不是开玩笑吧……

舷窗外，群山的轮廓越来越清晰，很难想象，皑皑白雪下面隐藏着重重杀机，脚下可是塔利班聚集的地方，仿佛无数高射机枪、苏制RPG反坦克火箭弹瞄准着我们。他们完全有可能对这架超低空飞行的运输机开上一炮，说不定也能撞个大运。不知道别人什么心理，反正我的心可是提到嗓子眼儿了。我可不想报销在这片战场上，当不当英雄不重要，生命最珍贵，稍有不测，我的亲人和朋友们哭死都唤不回我这还没活够的小命呀。

这时，只听机长下令：“开始空投！”

整个空投过程5分钟搞定。

这可不是仅有胆量就能干的活儿，而是需要相当高超的飞行技术。这些美国飞行员绝对牛，这会儿给他100个“赞”都认了。

我们返回基地时已经是下午5点多钟，从深夜到下午，这空投看似简单，小心脏可不那么好承受，加上耗尽了人的精气神儿，一点儿也不轻松。

回到基地，在外巡逻的各国军人也陆陆续续返回了，比起在冰天雪地里趴着观察敌情，返回基地真是最幸福的时光。

被铁丝网包裹得严严实实的营地，却完全是另一番景象。

基地里有一片露天灯光场地，晚上很亮堂，这帮老美，不顾一切地一头扎在这里玩儿起了美式橄榄球。旁边的观众更是像白天什么也没发生似的，连连叫好。

有勤快的士兵，在摆放了上千台洗衣机的硕大洗衣房里，吹着口哨，嚼着口香糖，听着耳机里的音乐，漫不经心地清洗衣服。

如果不是随处可见荷枪实弹的士兵，这些生活中的画面，如同美国西部大片，只是牛仔换成了军人。

在新闻官邓肯中尉的带领下，我们来到了用厚水泥板遮挡的士兵宿舍。没有任务的傍晚，空气中充满着安逸的气息，士兵们享受着难得的空闲。我希望在这里采访一下来自美国的士兵，这回被很快允许了。

“我叫奥姆，来自西雅图，是一名中士，服役9年了，一年前从伊拉克战场来到这里，现在在美国陆军斯崔克部队担任重机枪手。我负责保障外出巡逻车辆的安全，每次执行任务回来，我都会通过MSN向家人报平安。我有几个战友在执行任务时殉职了，参加战斗是士兵的职责，就像运动员渴望胜利一样，我们希望这场战争能打赢……”他对着我的DV镜头慷慨激昂地说了一阵。

运载物资与乘客的运输机。

运输机机舱。

“这样行吗？”他问。

我笑了笑。面对这个阳光大男孩儿，我想，如果不是打仗，这会儿他也许正躺在西雅图的海湾，伴着夕阳的余晖，哼着小曲，要多惬意有多惬意。

“很好，谢谢你，祝你在基地里生活愉快。”

我的话音刚落，他立即松弛地笑了笑，一脸羞涩的表情又说：“我不喜欢对着镜头说话，我的样子一定不够酷。”

冬季攻势开始后，大部分兵力都被派往前线，奥姆中士所在的指挥所显得有些空荡。

“你们留守在这里很清闲嘛！”我问他。

“不，不，我们24小时待命，随时准备支援前方，我们巡防区在50公里外的农村，还担负着沿线押运任务，兄弟们经常遭到伏击，这活儿也是要掉脑袋的。”他用右手在自己脖子上抹了一下，笑着说。

“你们有那么坚固的悍马战车，车上又有那么结实的防弹玻璃，就像‘铜墙铁壁’，谁能把它炸开？”

“别小看塔利班的路边炸弹，威力可大了。要不是这头盔和防弹背心，我的脑袋早就被不长眼的弹片给炸开花了。”

接着，他拿着自己沉重的头盔，边擦着上面的灰尘边说：“这可爱的笨家伙，还是能保命的。”

这时，我突然想到，为了轻装，自己在北京的军用品店，还妄想着买一个硬纸板材料的防弹衣，真是对自己的生命太不负责了，这可是真刀真枪的战场啊。想一想，如果真的在此中弹身亡，人家美军收尸时，一看我身上穿的是硬纸板材料的防弹衣，还不知道会怎么恶心中国人呢。这馊主意，亏我也能想得出来。

即便如此，美国已经在阿富汗失去了2 000多条人命了，其中一半的人死于路边炸弹，还真不能小看这些看不见摸不着、貌似无人操控的路边炸弹。

士兵的心同样伤不起

冬季的阿富汗，凌晨时分，天色一片漆黑，沙漠气候早晚寒冷难耐。为了拍摄空军部队，我穿着厚重的防弹背心，头上扣着比尿盆还重的钢盔，走在寂静的营区里，脑中划过一丝的不安。

“如果就在这一时刻，塔利班的导弹再来一下……我不会那么倒霉地‘中奖’吧？”此时的大脑有些混乱。

没上飞机前，没觉得在空中执行任务会遭遇危险。登机后才知道，飞机早已成了塔利班的目标，每次执行特殊任务，必须在夜间。我们也得深夜两点钟爬起来，睡眼惺忪地跟着他们再次登上了美国空军C-130运输机。

这一天的主要任务是往后方运送伤员和病人。

机上有两名飞行员和若干名机组成员，其中包括随机的医生。

在起飞前的准备中，除了布置运送重伤员的“床”之外，在伤员的右侧专门悬挂起美国国旗，表明这位受重伤的士兵来自美国，如果是其他国家的士兵，就会悬挂他本国的国旗，以示对士兵征战的尊重。

运输机有很大的空间，在靠前的一半机舱安置了病人和轻伤员的座位，中部特意搭建了一个担架式的床，以方便移动重伤员。

就在一切布置完毕后，一辆战地救护车，从远处风驰电掣般直接开到了距飞机不足50米的位置。等车门打开后，也许是看到了我的镜头，几位受伤较轻的伤员和病人出现时，面色极为冷寂，神情略显不安，有人甚至低头回避。

从救护车上抬出的伤员，准备送上飞机，回到美国本土救治。

打算转往美国的重伤员，但愿他能顺利康复。

飞机起飞平稳后，大家累得立即进入了梦乡。

接下来是重伤员，一位美国大兵在执行巡逻任务时遭到了塔利班炮击，因为伤势较重，被人们抬上飞机。据医生说，他已经脱离了生命危险，目前身体仍然很虚弱，必须尽快把他送到喀布尔的美军大医院，等身体情况稳定了再送回美国治疗。

这名年轻的伤员直挺挺地躺在飞机的担架上，脸色苍白，十分虚弱，让我想起了当年在老山战场上那些鲜活的年轻生命，突然间，他们的生命就停止了。战场上最残酷的是，生离死别就在一瞬，活着的人心里那种滋味，相当不好受。

面对帅气的伤员，我没有上前安慰他，也没有将冰冷的镜头直对他，我只是站在他的一侧，注视着他，祈祷他挺过这一难关。

“美国政府会以最好的医疗条件为他们医治，也会以最优越的条件对待他们今后的生活，他们是为国家而战的。”医生对我说这话时像是对媒体发布消息，那种冠冕堂皇的口吻，让我听了更不舒服。

我想起了一个叫布鲁斯·弗顿的美国老兵，他在参加“越战”时失去了双腿，在他人生的最后18年，每天坐在两块几乎贴着地的带轱辘的脏木板上，靠手撑地移动着木板车前行。他在曼哈顿一带的几个固定街角，靠乞讨勉强活命。他面前铺着一块硬纸板，上面写道：“我是‘越战’退伍军人，流浪汉，艾滋病人，请帮帮我。”

在即将与这个世界离别之际，他给后人写下一段话：“我只想在离开这个世界之前，告诉所有对军人和战争抱有理想的年轻人，永远不要被别人的理想牵着走，一定要有属于自己的理想，无论它是什么，哪怕是当个水管工，也千万不要将战争作为男人的理想。当生命消失时，一切都是过眼云烟。现代人的洗脑形式名目繁多，但是切记，你的生命至少和政客们的一样值钱，政客们宣扬的那些爱国理念，是他们自己永远也不会去实践的，他们真正关心的是自己能否用战争为筹码去争取总统或参议员的席位，绝不是为了国家的利益，更不是为了你的利益。因为他们只是人，是并不比你我更高尚的什么东西，无数士兵的牺牲，只会给这些人增添荣誉和资历……”

布鲁斯·弗顿因为“越战”失去了双腿，58年短暂的生命，惨淡人生。如果他没有走上战场，也不会成为残疾人，他的人生一定不会如此苦涩。

但愿眼前飞机上这名受伤的士兵，还有阿富汗战场上其他的参战军人，不要像布鲁斯那样悲惨地度过自己的后半生。

死伤问题，一直是阿富汗战场的敏感话题。

20世纪七八十年代，苏联在阿富汗流血9年，超过15 000名苏军士兵丧生。

当时，第一位统一阿富汗部落的巴布尔曾经说：“阿富汗从没被征服过，将来也永远不会被征服，阿富汗人永远不会向任何人投降。”

此时，我真想了解一下眼前与我同飞机的伤兵，让他们谈谈参与这场战争的真实想法。可惜，跟随我们的新闻官却拦住了我：“不允许向伤员提问题。”

在这次运送的士兵当中，还有三位精神疾病患者，你可以从他们呆滞、孤独的眼神中感受到他们在阿富汗战场上，所经受的精神磨难。随机医生说：“我们的士兵患抑郁症、焦虑症、狂躁症、孤独症的不少，尽管各部队都配备了心理医生，但他们还是难以适应战场环境，我们只能送他们回国医治。”

午饭时间，我原以为会在飞机上凑合吃一顿热狗或汉堡之类的，谁知，临时停落的机场里有食堂——这里也被北约占领了。

食堂面积不大，很像欧美国家的餐馆，充足的食物，轻松的音乐，幽雅的环境，清一色的白人，他们似乎与贫瘠的阿富汗扯不上丝毫的关系。

记得我们当年打老山时，将士们住在潮湿阴暗的猫耳洞里，多少战士连足量的水都喝不上，以吃压缩干粮和罐头为主。至今许多战士，包括我自己，提起这两样东西就倒胃口。那种艰苦的环境是常人难以想象的。试想，要是把这帮美国大兵扔在那种环境中，一大半人不焦虑，也得抑郁，至少弄个狂躁症。

其实，我更担心的是患心理疾病的大兵，身体的伤好治，心理的伤绝对难以根治。

我完全能理解这些年轻的美国士兵，成长在美国本土那么好的环境中，哪里经受过这般精神折磨？一旦把他们扔进这片远离国土的战场上，死亡、鲜血、断臂、断腿，这一幕幕真实场景发生在眼前，挺不过去的人只好折磨自己的心了。

我想起中国士兵在战场上的表现，如果不是亲眼看见，真是令人难以置信。

当年，那些只有十八九岁的年轻士兵牺牲在战场。在自己生死攸关的时刻，想的却是牺牲后不为战友添更多的麻烦。一位牺牲时只有17岁的战士，在他留下的遗物旁，放上了两包“大重九”香烟，还压着一张纸条。我拿起来一看，上面写着：“战友：辛苦了！谢谢你为我收拾遗物。请抽烟！”

当时我和其他战友在现场，根本无法抑制内心的悲伤，忍不住放声痛哭。

这个真实的故事，就发生在1986年10月的云南老山战场。这就是中国士兵的情怀。28年过去了，每每想起这一幕，我的眼泪都会抑制不住地默默流下。

战场真是最令人痛心的地方。

“高大上”的战地医院

“我刚刚为一个脚部受伤的士兵做了手术，虽然手术很顺利，但并不代表他已经过了危险期。他脚伤得比较重，失血过多，搞不好还要截肢，这里毕竟是战地医院，条件简陋，等他病情稳定之后，需要尽快回国治疗。”

说话的是外科军医奥尼尔中尉，他刚做完一台前方士兵脚踩地雷被炸伤的手术。

他介绍说，坎大哈基地的战地医院，是受伤士兵到达的第一站，前线的伤兵会通过战地直升机直接送到这里，这里的设备基本能满足各种创伤手术，伤员最初的24小时需要在这里度过，这是他们生命中的“黄金24小时”。

战地医院说是“简陋”，走进去才看到，这里汇集了世界上顶端的战地医疗设备。尽管面积不大，但我们通常概念中大医院的设备，这里都有。特别是更适合战场使用的外伤处理设备，还有使断裂骨头接合的仪器。加上医生对烧伤、擦伤、炸伤的处理经验等，这里也算得上整个坎大哈战场最“高大上”的医院了。当然，并不是每一个伤员都能活着走下医院冰冷的手术台。

医院里有一个帅气的肌肉男，大冷天的，他居然光着上身，半靠在床上。

“你负伤了？”

他看我有些纳闷，解释说：“地面巡逻任务结束后，我们乘直升机返回基地。飞机下降的时候，我正好坐在机舱门口，因为颠簸——真邪了——我怎么就摔了下去，腿断了，太丢人了，还不如人家女兵呢。两天前他们对我说近期别出门，出门会遭灾。可我不能不巡逻呀，这灾真就让我赶上了。”

断腿肌肉男叫马修，是美国海军陆战队第二远征旅的中士。海军陆战队也是美军最精锐的部队，这些队员一个个都是从“魔鬼”训练基地里出来的，没有真才实学，根本混不到里面去。可是在没有战事的情况下，这家伙居然能从飞机门口颠簸出去，听起来太滑稽了。

看他一脸无辜的样子，我特想笑，可是毕竟人家正在经受痛苦，笑绝对使不得。

“躺在床上，心里一定很着急吧？”我问他。

“我很快就回国啦，待在这个鬼地方，我快疯了。”他说。

我怎么忘了人家是美国兵，别看身处阿富汗战场，回到亲人身边那是分分钟的事情。

而我军在战场上，还真没听说，哪个士兵负伤了，可以回家养伤的规定。

奇怪的是，马修中士隔壁的病房，住着一个名叫巴拉卡的阿富汗少女，这太令人不解了。

“战地医院怎么会有当地老百姓？”

巴拉卡的主治大夫安妮说：“巴拉卡是在北约军队与基地分子的交战中被炸伤的，当时伤势很重，现在已经过去快两个月了，伤口已经复原了。遗憾的是，我们尽了一切努力，还是没能保住她的左腿，作为一名医生，我感到非常遗憾。”

经过治疗，巴拉卡的伤口已经愈合了。从她那对扑闪扑闪的大眼睛看去，恐惧依旧伴随着她。

后来我才明白，为了减少地面部队的伤亡，北约部队常在交战区使用飞机投掷炸弹，这肯定增加了无辜平民的伤亡，因此，救治这些阿富汗伤员，增进军民“鱼水情”也是必不可少的项目，更是北约医院的责任，否则，这笔账该算在谁的头上？

在坎大哈以南的交战区，许多像巴拉卡一样的孩子，生活在战争的恐怖阴影下，伤残、死亡每时每刻都在威胁着他们幼小的生命。

事实上，北约士兵由于精神上的摧残，也患上了抑郁、焦虑、躁郁等精神疾病，军人的自杀事件还真不少见。

美国陆军公布了一份美军士兵自杀报告：

2013年1月至4月，美军现役部队、预备役部队、国民警卫队中有161人自杀，陆军自杀人数达109人。

2012年，美军官兵自杀人数349人，比前一年增加48人。同年美军在阿富汗的阵亡人数则是310人。这显示出，美军官兵自杀人数超过在阿富汗的阵亡人数。

现役部队、预备役及国民警卫队中平均每17小时就有1人自杀。

这些是我来北约基地前，无论如何也没想到的，因为，我们在老山战场打仗期间，条件比这里艰苦不知多少倍，从没有听说哪个士兵自杀了。看来，我军的政治思想工作，能做到深入人心、稳定军心，政工干部们没有两下子，是没法在部队待下去的。

面和心不和的美阿飞行员

第一次见到阿富汗飞行员穆罕默德·马萨时，他面容严肃，不苟言笑。他受过良好的教育，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提到这场阿富汗战争，他相当直率地谴责美国政府的一意孤行，言语中没有任何掖着藏着的表达，与他谈话很畅快。

当我问到他对美军的印象时，他不假思索，咬着后槽牙，铿锵有力地对我说：“我恨美国人！”

我顿时有一种，正吃着东西突然被噎住的感觉，一时不知该说什么好。

就在5分钟之前，他还在一脸谦卑地接受着美国空军飞行教官的训练指导，一转身，竟然对我这个陌生的中国人说出了“掏心窝子”的肺腑之言，看来这哥们儿跟中国人很贴心，没拿我当外人。不过，听他这么说，我还是为他捏了一把汗，立即把他拉到一边，示意他小声点儿，要是被美国人听到了，在这种混乱的战场上，随便动一动手指头，做掉他绝对是小菜一碟。

阿富汗飞行员，穆罕默德·马萨。

阿富汗这些年的战事基本没消停，苏军打了10年，美军又接着打。因此阿富汗的老兵多罹患易怒、凶狠、失眠、有暴力倾向，被称为“阿富汗综合征”的精神疾病。

这种综合征像一颗内心的“定时炸弹”，稍有不慎，就会即刻爆炸。不少老兵会用酗酒、吸毒麻醉自己，否则一旦“炸弹”爆炸，也许会产生毁灭性的后果。

穆罕默德·马萨40岁出头，算不上老兵队伍里的一员。可是，骨子里散发出的仇视的民族情绪，似乎与老兵们相差无几。

不同的是，他面前的美国教官是“朋友”，而老兵面对的苏军是敌人。

按常理，美军为培训坎大哈空军飞行员倾注了心血，他们与阿富汗飞行员应该是同志加兄弟的关系，而不是如我亲耳听到的马萨说的话。谁也不会想到，这些年的战争同样给阿富汗军人造成了巨大的阴影。军民“鱼水情”，在阿富汗完全不存在。

马萨跟我说，他甚至怀疑，美军在阿富汗的国土上打击塔利班和“基地”组织，不过是一个幌子，真正的目的是想霸占阿富汗的资源。

说到奥巴马总统2009年底对阿富汗战场增兵时，他愤怒地对我小声说：“他们就是把整个美国搬来，也休想把我们拿下。我们有自己的信仰和传统，也有自己的活法。不管他们出于什么目的，这样打来打去，遭殃的还是我们自己。所以，我讨厌他们在这里指手画脚的。”

马萨把中国人视为相知相交的朋友，无形中拉近了我对阿富汗人的一种心疼感，他们一直在饱受战争的摧残，身上满是伤口，一定痛苦不堪。

看！美国军人与阿富汗军人多么亲密，但在他们内心却是另外一种情感。

刚走下教练机的美国飞行员。

可是，就在同一天的同一个训练场上，美国空军一位上校却慷慨激昂地对着我的镜头说：“阿富汗军队需要我们的帮助，我们也愿意全力帮助他们建立这样一支强大的空军。我们帮助他们训练飞行员，提供武器装备，建立相应的空军运行模式。目前，我们有35位空军教官正在培训300名坎大哈空军人员，不过，目前仅有三架直升机作为训练机，不久将增加到12架。接受训练的阿富汗飞行员，也会增加到1 200人。这是我们一定要做到的，我对此充满了信心。”

我听后，不知该对美军大加赞赏，还是为阿富汗人得到美军的大力“帮助”而庆幸。

我又一次无语了。

目前真正管理整个空军和机场体系的，是一支被称为COMKAF的部队。

COMKAF实际上是基地的守备部队，它由阿富汗的南方兵团组成，包括坎大哈部队、斯崔克部队、佩加索斯部队、北约维和部队、后勤部队（NAMSA ) ，以及承包商管理机构。COMKAF主要负责坎大哈空军基地的各类空中管理，有交通管制、灯塔运行、机场安全、跑道调度、加油、活动梯安全以及未来的发展计划，还负责坎大哈空军基地人员的安全，同时管理每天1 200至1 500名阿富汗人和500辆交通工具的出入。

这绝对是一个庞大又复杂的管理体系，阿军和美军混为一体，但明眼人一看就能看出主次地位。

马萨从17岁开始学习飞行，是目前坎大哈空军最有实力的飞行员之一。由于战争持续不断，他的飞行纪录一直没有变化。这对于一个飞行员来说，是一件很悲催却又无奈的事情。

马萨有两个孩子，妻子是学校的老师，这是一个有文化的家庭。但是，作为一名飞行员，不能在蓝天上翱翔，总觉得憋屈得很，他的苦衷无处诉说，只能忍着，目前还要听老美的摆布，心中当然满是积怨。

“现在美国人培训我们，事实上我们的技术又能比他们差多少？我们因为没有飞机，才导致今天的地步，否则，我不相信阿富汗人都是笨蛋，凭什么让他们指指点点的。”闹了半天，美国人对阿富汗人的培训，阿富汗人并不领情。

可是，阿富汗真是穷到家了，坎大哈空军基地里，有30名阿富汗飞行员，只有三架破旧的教练机，大家只好轮流驾驶。米-8是低视觉的直升机，没有红外探测装备，在执行空中巡逻任务时，只能降低飞行高度实施目测观察。

坎大哈空军基地教官怀特中尉说：“我们这个基地，除了30名阿富汗飞行员，还有300多名阿富汗国防军人，我们要从英语、飞行、步兵战术等，一点一点教给他们，只有这样，他们才能和我们协同作战，打击恐怖分子，将来保卫他们自己的国家。”

不知这些阿富汗军人是否真正需要北约军人的培训，背地里他们就像鸡同鸭讲，而当面，他们也不是同一战壕里的战友关系，情况很是复杂。

我们跟随阿富汗空军巡逻，这是一次常规的空中巡逻任务，飞机上配备的唯一武器就是一挺12.7毫米口径的机枪。

乘坐阿富汗空军的小飞机，舱门前始终架着机枪，严密监视地面的塔利班袭击。

在同马萨乘坐他们的直升机时，从空中看到地上的高山、河谷、“干打垒”的民房，每个村庄附近都有一大片坟场，我想那些墓穴里的人，至少一半都是因战争而丧命的。他们中很多人年富力强，有父母妻儿，却不得不离亲人而去。亲人把他们留在了村口，也留下了生者与死者悲凄的对话。

飞出坎大哈空军基地，下面是一望无际的荒漠戈壁。一个小时后，眼前是连绵起伏的群山，逶迤向北的兴都库什山脉，像一道天然屏障，挡住了印度洋的季风，山脉以东巴基斯坦一侧四季如春，那里山高林密，地处阿富汗和巴基斯坦边境，自然也就成了“基地”组织和塔利班分子绝佳的藏身之地。

在我们的飞行途中，直升机始终敞着门，门口坐着两名阿富汗空军武装人员，机枪手扎吉的家就在附近的村庄里，因为那里时常有塔利班武装分子出没，他已经很多年没有回家了，只能怀揣着亲人的照片，聊慰思乡之情。

扎吉架着机枪，两眼紧盯着地面，子弹已经上膛，随时有可能向地面扫上一梭子。这样的高度已经完全暴露在塔利班的射程之内，这些村镇是塔利班的实际控制区，他们经常用机枪偷袭在他们头顶低空飞行的直升机。在巴基斯坦政府军向阿巴边境增兵的过程中，就曾有运输直升机遭到伏击。其实，飞机在超低空飞行中，很容易被地面击中，要是那天发生不幸，也就没有我的今天了。

午饭时间，马萨带我去了阿富汗空军食堂，与奢华的北约大食堂相比，眼前一盘阿富汗馕、一荤一素一汤，就是这些飞行员的全部食物。这点儿东西，不足北约大食堂的1/20。然而，相比吃不上饭的老百姓，这一馕一汤两菜，已经是令人羡慕的高规格配餐了。

同样是作战，阿富汗官兵连最起码的钢盔都达不到每人一个。我想了想，离开阿富汗战场，我这身沉重的钢盔和防弹背心带回北京也派不上用场，还不如留给他们，也许能在关键时刻救人一命。于是，我决定把这些没用的装备留给马萨，他一脸的惊喜，像是中了大奖，极其兴奋。

防弹衣和钢盔。

“你看我们什么都没有，甚至连一部像样的悍马战车都没有，要是美军像你们中国人这么善良就好了。”马萨说。

其实，面对塔利班，他们这些阿富汗军人也很尴尬。塔利班是本国人，美国大兵是外来人，眼下，他们正在配合外来人歼灭本国人。如果真正有一天，他们与塔利班面对面，同样会吃对方的枪子儿，而在塔利班人眼中，这些阿富汗军人是一帮卖国贼。总之，阿富汗军人就像活在让人难以喘息的夹缝中。

而对于美军来说，得不到真实可靠的情报，也很头疼。

偶尔有村民主动上门向美军提供情报，美军却无法甄别情报的可靠性，如果是中了塔利班的计，损失就惨重了。

“事实上，这帮家伙也为塔利班提供情报，两头要钱。”美军军官不敢轻易断定当地村民究竟站在哪一边。明眼人其实都能感觉得到，很多村民虚报线索，要么为了挣钱，要么为了愚弄美军过个瘾。

最头疼的是，那些住在村庄的塔利班分子无处不在，却又无迹可寻。美军的悍马战车开进了村庄，架上了机枪和大炮，却不能明确谁是敌人，谁又是村民。事实上，他们要打的人就在眼前游荡，一有机会，就会实施爆炸。再精锐的武器也难以招架那些看起来老实巴交的村民，他们出其不意地扔一颗炸弹，就能死伤几个美军。

后来，美军为了区分塔利班与普通民众，竟然想出了一招：给那些下田劳动的真农民佩戴红黄两色的“良民”袖标。可笑的是，袖标正好被与当地农民一个模样的塔利班分子所利用，他们戴上袖标后，反而可以在光天化日之下，大胆地到地里“干农活儿”，实际上埋下了罪恶的炸弹。

其实，美军不可能与阿富汗当地民众皆为兄弟，这种外表顺服、内心不服的关系，像是纸里包着火，一旦火苗大燃，双方都会葬身火海。

2012年3月初，美军在距营地大约500米的莫哈亚村遭到路边炸弹袭击，有士兵受伤。之后，他们运走坦克残骸和伤兵，回到爆炸现场附近的村子，命令所有人走出屋子，还说：“我们的车被炸了……我们至少会干掉你们20人。”

美军在村里，先是非礼一名妇女，撕破了这名妇女的衣服，之后才是大开杀戒，一共屠杀了16名阿富汗平民。

美军与阿富汗军人，究竟是敌人还是朋友，实在难以区分。至少从表面上看，他们的“合作”还是能够达成一致的，他们共同的愿望是消灭“基地”组织，让阿富汗人过上平静的幸福生活，这其中也包括阿富汗军人自己的亲人。

其实，当地老百姓是否幸福，与美国人又有多大的关系？

一位美国军官这样认为：“在阿富汗作战，你根本无法相信他们（阿富汗军人），他们宁愿忍受塔利班的压迫，也不会理解我们对他们保护的用意。只要我们对他们说错了话，哪怕是一个字，他们就会大发牢骚，他们拿塔利班当自己的亲人，简直是荒唐至极。我们越洗脑，他们越浑浊。我想最后的结果一定是，我们灰溜溜地离去，他们依旧如此。这里是他们的家，美国才是我们的家。”

我结束了坎大哈北约基地的采访，乘飞机回到喀布尔巴格拉姆空军基地。听说我还要在喀布尔停留几天，并且已经预订好了旅店，基地新闻官一脸的担心，走出空军基地的大门，他一定要亲眼看到我坐上出租车才肯离去，并且一再叮嘱：“尽量住一个安全的酒店，不要在喀布尔逛街，早日回到中国，千万要多加小心。”

事实上，新闻官有所不知，2009年8月阿富汗大选前，我独自一人混迹在喀布尔，还结交了不少阿富汗朋友，与他们的友情保持至今。我想，他一定忽略了在阿富汗，美国人与中国人有着很大的区别。如果阿美是“同志”，中阿可是绝对的“兄弟”，关系不同，待遇也有所不同。

美国人在阿富汗人的心目中，究竟占据着怎样的位置？一两句话根本说不清。

有人形容美国人对待阿富汗战争就像看待某种癌症，没有人愿意碰，但又不知道如何避免跟它打交道。

而塔利班一名头目曾说，美国要打就来吧，阿富汗没有一座大楼比美国的导弹更昂贵。

也有人说，这场战争不是武器的问题，而是文明与宗教的冲突。

不管怎么说，这场战争应该随着2014年底北约从阿富汗撤军，以及阿富汗新的一轮大选结束，画上一个大大的句号了。我相信，没有一个阿富汗人希望过着在爆炸声中入睡和醒来、睁眼看到的满是流血和哀痛的日子。

我想，在不远的将来，坎大哈北约基地，我还会再去，不是为了采访，而是带着我的朋友们，组成一支轻松愉快的旅游团，为他们切切实实地当一次导游。

也许那个时候的军营大食堂里一无所有，美军女兵宿舍已是空空荡荡，帐篷大教堂也没了声息。

没事儿，有游客们轻松的笑声足矣。

后记

不得不承认，我对阿富汗人的了解，远远比不上对非洲人的认识。在那些非洲的村落里，我一待就是三五个月，吃喝拉撒睡全跟他们在一起，对黑人兄弟姐妹们，到了近乎无所不知的熟悉程度。10年间，我前后去过四次阿富汗，但与阿富汗人的内心，依然有隔山隔水的感觉。在阿富汗，采访女人、接近她们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在公共场合，女人们遮掩着颜面，从面纱缝隙中射出一道道冷峻的目光。她们面对相机的愤怒，丝毫不亚于对一把枪的痛恨，完全让你感受不到友好。

我要顾及来自局势的压力，人们对相机的警觉，情报人员的盘查，还要时刻戒备突如其来的爆炸……时刻揪着心，令人疲惫不堪。

多次遭受了冷眼之后，我只能转入“地下”。

在朋友的帮助下，我一次次走进女人们的家。在家里，我试图用笑脸融化她们，坦诚地贴近她们，搜肠刮肚、想方设法用女人之间的话题“拉拢”她们，总算换来了一点儿回报，这才有了我笔下阿富汗女人们的故事。

事实上，阿富汗不是一个蛮荒之地，阿富汗人也不是毁灭人性的刽子手。几十年来，他们成为一场又一场外来掠夺的亲历者，无奈地活在战争的阴影下，拒绝和畏惧是他们对外来人最直观的表现。

而我，不过是这个世上的一滴水，既不能给予人家甘露，也无法拯救她们曾经枯竭的心。我所能做的只有一件事：用真情实感记录眼前的一切。这也是我撰写这本书的初衷，毕竟不是所有人都能有机会走上阿富汗的土地。

我自认为已经懂得阿富汗女人的心，可是，当我真的坐在电脑前才发现，其实我对她们的内心了解得太肤浅，根本没有揣摩透。我们彼此就像生活在两个世界。

不够充足的物质条件，其实并不是她们生命中最重要的。

我曾经问过阿富汗女人，想要什么样的生活。

答：“丈夫、孩子、一家人在一起，得到安拉的保护，平平静静地过日子就很好。”

我也问过非洲女人，想过什么样的日子。

答：“有很多的钱，生很多的孩子，穿很多漂亮的衣服，得到耶稣的保护。”

我问自己，究竟想要什么。

答：“宠辱不惊，自由快乐，环境清新，食品绿色，亲人健康，心想事成，平安无事。”

对比之下，自认为不物质的我，需求真比她们多。

而那些现代都市的女性们，还想升职加薪、有大房子、好车子、漂亮的容颜、白皙的肌肤、苗条的身段，最好再来一个有身份的老公。

而当这些需求得不到满足之时，抑郁、焦虑、狂躁，便会乘虚而入。

在许多人眼里，我是一个去过很多地方的女人。有人猜测，我的腰包永远是鼓鼓的，买张上万元的国际机票，连眼睛都不眨一下。

其实一个真正热爱行走的人，钱和时间都是自己争取来的。

当年，我是一名少校军官、国家机关杂志的记者。毅然辞职后，“沦落”为一个无身份者时，我经常被人们问道：“在哪个单位高就？”当我回答“我是一个自由职业者”时，对方时常投来不屑的眼神，这样的眼神，就在近期还出现在某些人脸上。正因为如此，不论我独自在外遭遇怎样的困境，绝不会向他们求救，我不愿遭遇尴尬。

那些与我类似的行者在外所经历的冷眼，应该不亚于我。

我很感谢这个社会，国人正在逐步走向宽容和理解。向往自由的心，甚至会让一部分人对自由人充满了羡慕与嫉妒。

做一个自由的行者，周游四方，看似很优哉游哉地生活着。但是，若想以此谋生，至少你要有发现的眼光，要有超级坚强的意志，要有忍饥挨饿的耐性，还要有能抵抗寂寞的心；同时必须舍弃穿金戴银和昂贵的名牌，而升官发财、升职加薪这样的事再也不会跟你有半点儿关系。

然后才是迈开双腿，出发、寻找、发现、记录、归来。

我之所以关注阿富汗女人，是因为不管这个国家有多糟糕，她们都没有坐吃等死，而是努力又艰辛地活着。只有活着，才能拥有未来的一切，哪怕只是一点点希望，也能燃起星星之火。

有时，我甚至在想，阿富汗女人的禁锢，使得她们不知道摇滚，没听过流行音乐，不知道爱马仕，这样也就没有来自物欲的杂念。

相比之下，我们有和平宁静的生活，而一些人会在内心泛起巨大的波澜，一年比一年活得不如意，人们总是跟自己的心过不去。一个不懂得心疼自己心的人，怎么会懂得疼爱他人？

这些年，我一直在关注非洲女人和阿富汗女人，许多人问我，她们之间最大的区别是什么。

非洲女人全身散发着阳光的气息，欢乐得似乎无拘无束。

而阿富汗女人，在战争的阴影下，用强悍的内心，支撑起了沉重而支离破碎的家。

不论是非洲女人，还是阿富汗女人，她们没有呻吟，没有痛骂，也没有过度索取。记录她们平淡的故事，令我有着不平常的获益。

这也是我为什么要记录她们生活的原因。

在此，首先我要感谢《非洲十年》的读者，是他们给了我很大的信心，才能继续完成这本有关阿富汗的书。

我还要真心感谢传统又保守的阿富汗女人，我明白她们需要多大的勇气，才能把自己的形象暴露在我的镜头下。

特别要感谢路长金参赞，也是我多年的兄长，一直以来对我了解伊斯兰文化给予了最大的支持。还有我的好朋友朴锦兰，她是“9·11”恐怖袭击之后，第一个进入阿富汗的中国女性，2003年我第一次去阿富汗时与她相识，11年来，我们一直保持着最友好的关系。金山这位阿富汗朋友，就是她介绍我们相识的。感谢贾丁、张思红，当我第一次决定去阿富汗时，他们是最实际帮助我的人。

阿富汗哥们儿金山，是我多次进入阿富汗最可靠的朋友，他给予我的帮助，我都难以报答。

感谢SMG纪实频道《眼界》栏目，给了我进入坎大哈北约联军基地的机会，我才能够看到北约军人真实的战场生活。

2014年是旅游卫视《行者》栏目创办整整10年，我与这个栏目也合作了10年之久。10年来，正是因为有了这个栏目的平台，才使《非洲十年》、《恒河故事》、《掀开阿富汗女人的面纱》等一部又一部纪录片与广大观众见面，《行者》像亲人一样，给了我10年前行的动力。

感谢奥林巴斯OM-D M5、M1微单相机，使我在2013年9月进入阿富汗时，能够轻松愉快地完成难得的拍摄任务。拥有一台在合适场合、合适时机使用的相机，对一个女摄影师来说非常重要。

感谢好朋友郭晓为和他的安飞龙商贸有限责任公司，一直以来为我提供服装及户外用品。只可惜在坎大哈北约基地，我把那双户外高帮丛林鞋穿得惨不忍睹，后来它又在非洲刚果（金）丛林和南苏丹的沙质地带中，一次又一次派上了大用场。

我还要真诚地感谢我的家人，是他们给了我宽松的空间，是他们强大的支持，我才得以自由自在、无忧无虑一次又一次地行走在路上。

今年我母亲整整80岁了，我用这本书为她献上一份生日礼物，以最真切地报答她生我养我的恩情。

感谢我的军人老父亲，从小培养我刚强的性格，这些年他一直在天上保佑着我的全家。

2014年已进入金秋时节，我从非洲乌干达返回北京，此时正值“埃博拉”病毒风卷非洲大地，我与西非的“亲人”失去了联系，不知道她们现在身体好不好。

从非洲回到北京，在朋友们的烧烤和扎啤的祝福中，我是那么满足，那么幸福。

不躁动，不奢求，不较劲，只求一份平静的心，带着自己的相机，去真实地记录人间真情。

我十分欣赏三毛的一段话：“如果有来生，要做一棵树，站成永恒，没有悲欢的姿势。一半在土里安详，一半在风里飞扬，非常沉默，非常骄傲，从不依靠，从不寻找。”

这也是我的愿望。

活过，爱过，走过，看过，记录过……

其实人生就是这么点事儿。

2014年金秋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