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贤文

四川街上人。年近而立，心智尚嫩。兼备四川大学思想史硕士及瑞典隆德大学亚洲研究硕士头衔，但匮乏常识。编过故事，当过记者，拍过杂志照片，做过平面设计；目前专注教育旅行，幻想年假，却加班到死。

在四川是宅男，在瑞典时爱喝酒，去了日本关注时尚，来北京后变得尖酸刻薄，微博上嬉笑怒骂，其实心地良善，虽有点唠叨，实则很少生气。尽管一无所成，仍勤奋刻苦。自十岁起于书本上环游世界，二十年来一刻不息。所去不足二十国，未来大有可为。知交满天下，既是得意事，也是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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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xianwen@ymail.com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旅行不是一味药：从波罗的海到地中海／李贤文著．—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1

（漫品漫游丛书）

ISBN 978-7-301-20012-4

Ⅰ．旅…　Ⅱ．①李…　Ⅲ．①游记—欧洲　Ⅳ．①K950.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281236号

书　　　名：旅行不是一味药：从波罗的海到地中海

著作责任者：李贤文　著

策 划 编 辑：张亚丽

责 任 编 辑：张亚丽

装 帧 设 计：　yp2010@yahoo.cn

标 准 书 号：ISBN 978-7-301-20012-4/K·0833

出 版 发 行：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205号　100871

网　　　址：http://www.pup.cn　http://www.pup6.cn

电 子 邮 箱：pup_6@163.com

电　　　话：邮购部62752015　发行部62750672

出版部62754962　编辑部62750667

印　刷　者：北京大学印刷厂

经　销　者：新华书店

695mm×1300mm　32开本　9印张　200千字

版　　　次：2012年1月第1版　2012年1月第1次印刷

定　　　价：35.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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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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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UROPE

2008.08.21—2010.01.06　　瑞典（隆德）

2008.12.24—2008.12.25　　克拉科夫

2008.12.25—2008.12.27　　布拉格

2008.12.27—2008.12.29　　维也纳

2008.12.29—2009.01.01　　布达佩斯

2009.06.14—2009.06.16　　罗马

2009.06.16—2009.06.18　　佛罗伦萨

2009.06.18　　　　　　　  比萨、博洛尼亚

2009.06.18—2009.06.21　　威尼斯

2009.06.21—2009.06.22　　米兰

2009.06.22—2009.06.25　　尼斯、摩纳哥

2009.06.25—2009.06.27　　阿维尼翁

2009.06.27—2009.06.30　　巴黎

2009.06.30—2009.07.01　　科隆

2009.07.01—2009.07.03　　慕尼黑

2009.07.03—2009.07.06　　柏林

2009.08.26　　　　　　　  赫尔辛基

2009.08.27　　　　　　　  奥兰群岛

2009.09.14—2009.09.24　　伊瓦尔

2009.09.20　　　　　　　  尼翁

2009.12.14—2009.12.17　　巴塞罗那

2009.12.17—2009.12.20　　马德里

2009.12.19　　　　　　　  萨拉曼卡

2009.12.20—2009.12.23　　里斯本

2009.12.27—2009.12.30　　布拉格

2009.12.28　　　　　　　  捷克克鲁姆洛夫

2010.01.06　　　　　　　  法兰克福

「世界很大很美好！」

这是我站在欧洲大陆的西南边缘罗卡角时，神鬼不知凑到嘴边的一句话。站在罗卡角，想象迪亚士和达伽马从这里扬帆启航时的情景。没人能告诉他们未来会遇见什么，但他们仍然出航了，疾风巨浪。

序言　成为自己的探险家

雪降落的时候，窗外风景像一帧帧黑白映画渐次流动。高架桥上走走停停的小轿车。辽阔的城市如无边无际的积木般堆砌在世界尽头。

每当此时，我总和同事们各自端一杯热茶在手。“北京的冬天，……”闲谈以此开头，以遥远的某个片段、某个人物、某段回忆、某个时刻结尾。

如此再三，直到岁月流变，物是人非。只一年工夫，去年饮茶的同事，如今已无一人在身边。窗外风景同样变幻不定。一朵云，一阵风，去到何处停歇？又何时再起步？

2008年8月末我去瑞典求学。那是我第一次去欧洲，内心不禁有些惴惴，何况真没有多少人对这边缘小国有过一星半点了解。出乎意料的是，一切都过得相当顺利。成绩虽然不算好，但人缘不差。班上同学都友善得出奇，无论中国人或外国人都异常可爱。前后住过两个学生公寓，室友都天真烂漫，让人愉快并难忘。许多身在瑞典隆德发生的有趣故事，我都收在了第一章。当然，更多故事沉在了脑海里。平日咬着笔头却记不起，只在深夜的梦里寂静播放。

2008年年底，虽然因为宿醉错过一场小考，我却收获了一趟寒冷又美妙的旅行。这趟旅行全收在第二章中絮絮叨叨。我先是抵达波兰旧都克拉科夫，在零下十度看过了奥斯维辛集中营；接着乘老派的卧铺火车去了布拉格；第三站是美轮美奂的维也纳，惜与整个东欧气氛相左，此书里略过不讲（但是留下一帧照片吧）；布达佩斯是旅行的最后一站。今日的东欧以完全独特的方式颓然停留在那片苦难的土地上，千言万语却难以准确诉说。克拉科夫与布达佩斯认识的朋友令我难忘。若说第二章我贫乏的旅行里有什么值得夸耀的地方，那便是多姿多彩的人。希望此生仍有机会相见，无论以何种方式。

度过2008年的严冬，北欧的春天分外可爱。在与父母和女朋友筹划夏天的旅行中，时间过得飞快。6月，全家人经哥本哈根飞往意大利，辗转更去了法国与德国。从隆德至巴黎大约三个星期的旅行，构成了第三章的内容。意大利的率性可爱与法国的明媚浪漫，至今令人怀念。旅行中无数少年时代的回忆扑面而来，缤纷落在笔下，以致东拉西扯，行文枝蔓。回望过去，旅行添给我无数刹那的美好。下次与父母同行将会是何时？我不去想。

第四章记叙的是另一段旅行。2009年9月，我的老朋友（同时也是良师）潘迪邀请我去他在日内瓦湖畔的旧居小住，既是放松，也帮他做一些研究。日内瓦湖畔宁静安逸的十来天令我留恋，但更难忘的是和他相处的那些时日。潘迪从不知他已完整地修改了我的世界观，我很感激他。最初正是他告诉我，世界有多大，其实在于自己走过了多少。每个人都可能成为自己的探险家。

2009年夏末，我与朋友去芬兰和波罗的海的小岛徘徊了几天。这趟旅行虽然愉快轻松，不过我再三思量，最终没有放进文中，就像德国的旅程那样。同样没有放进文中的，还有我前后去过六七次的斯德哥尔摩，以及2009年年底我与女朋友的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旅行。慕尼黑、巴塞罗那和里斯本都是我俩入迷的城市。之所以最终没有下笔，原因很多。思绪万千，落笔却无言，算是我最头疼的毛病吧。

“世界很大很美好！”

这是我站在欧洲大陆的西南边缘罗卡角时，神鬼不知凑到嘴边的一句话。站在罗卡角，想象迪亚士和达伽马从这里扬帆启航时的情景。没人告诉他们未来会遇见什么，但他们仍然出航，疾风巨浪。

好望角与新大陆最终成了探险家的墓志铭。

今天，当地球上每一寸土地都早已勘测得仔仔细细以后，新大陆又何在？

在你我尚未亲见的，地图上每一寸阴影里。

成为自己的探险家，就现在……

诸事因缘。换成现在最火的史蒂夫·乔布斯的名句，You have to trust that the dots will somehow connect in your future（相信生命中的点滴将在未来串在一起）。

感谢北京大学出版社的张亚丽女士对本书的尽心尽责。没有她的鼓励和帮助，对于懒惰的我来说，显然整理如此多的文字和照片绝无可能。感谢朋友薛丹姑娘，在我赋闲期间为我牵线搭桥。要知道，完成一本自己的书是我少年时代就燃起的心愿。而你们使我的梦想得以可能。感谢北京的所有朋友。事实上，我虽怀念过往，但北京也温和且美好，使我并不真想穿越回到过去的任何一秒。北京围炉煮酒的场景必将令我终生难忘——这也将是伴随我行走四方却心怀温暖的美好回忆。

瑞典的一年半时光弥足珍贵。再次感谢文中出现和没有出现的所有好友，塞西莉亚、邝、大黄、一丁、微微、思语、小彩、小草、茉莉江、玮玢、肖恩、斯文、玛利亚、伊丹，等等等等……即使他们中的一半人都压根不知我究竟胡言乱语了些什么。回忆那一年半远在天边的时日，仅仅、仅仅是想起你们中任何一人，都令我感觉不再孤单。

感谢旅行中给我提供过沙发，带我找到旅舍、餐厅和卫生间，耐心回答我傻乎乎的问题，以及和我一起哄堂大笑过的人们，是你们让这世界的旅行变得美好。

感谢潘迪、英格利、本，以及两个可爱的孩子，并不仅仅因为你们的故事构成了本书的一章。

感谢老茂和毛懋，也不仅仅因为少年时代的回忆构成了本书的另外不少章节。

感谢我的爸爸、妈妈和女朋友。谢谢爸爸偏执地鼓励我写作。如果不是您曾为我五年级的作文骄傲，我现在或许是个优秀得多的市场经理。不过，有点遗憾，不是吗？

尽管是这样一本不足挂齿的小书，还是要感谢这么多人，以及多得多的朋友和亲人。因为所有的过去，构成了现在的我。在我看来，我正将生命中的点滴串在了一起。

少年时读林清玄的性灵散文，说在最冷的乡村，人们相互间的对话会被冷气冻结。于是有人拿布袋装了冻结的话语，回家拿文火烤化。一时间，低语满屋。

决定去北欧念书那刻，心里咯噔一响，脑海里回放的就是这个故事。做出这个决定的前一年，我的世界地图里还没有这个国家。

今天的北欧仍有一点神秘。《Lonely Planet欧洲》讲瑞典那章，开篇就说，问起路人“瑞典”两字，十个里九个会回答ABBA乐队，最后一个则想起瑞士。

就连爸爸都一直以为他儿子在瑞士读书呢！

于是整个故事，便从此处开启。

初见

巨大的班机降落在空旷的哥本哈根机场。几架涂着斯堪的纳维亚航空（SAS）标识的深蓝色飞机零星停留在候机厅一侧。

这是无数游记惯用的开头，毫无新意。不过，我对北欧的观察，又确是从这一刻开始。或者说，稍早于这一刻。在巴黎换了航班，肤色各异、举止不同的国际乘客作鸟兽散。登上飞机，我的邻座早已坐定。那是一位金发的中年男子，脱下的西装整齐叠在一侧，细条纹白衬衫包裹着他锻炼得与年龄不相称的好身材，考究的穿戴活脱脱一副银行家的派头，正仔细读着《金融时报》。在彬彬有礼向我让了座后，他转头继续关注那则有关华尔街的超长报道。

雪后初霁。一千年来，隆德大教堂始终屹立在此

漫长而惊心动魄的落日。风车、农舍、树林与晚霞

这奇妙的世界有很多事你不得不信。2009年金融危机之前，只有38万人口的小国冰岛，竟然有三分之一的人从事着银行业。我去北欧前，恰恰是全球经济泡沫最浮华的时候，谁也看不到那深埋着的不安定的地火。才三个月，北欧货币普遍暴跌四分之一，冰岛政府更是濒临破产。据《经济学人》报道，多少银行家直接脱下西装，换上防水服就重返了打渔船。不知2008年夏末遇到的这位北欧男子是否安好，有没有“重操旧业”。

不过，北欧过去是、现在仍然是这地球上最富裕的地区。仅以瑞典为例，沃尔沃和Saab汽车，爱立信与伊莱克斯电器，利乐包装、哈苏相机、宜家、H&M以及Absolute伏特加，多少全球品牌耳熟能详。按人口比例计算，瑞典是全世界人均拥有跨国公司最多的国家。闻名世界的科学家诺贝尔、卡尔·林奈、卡尔·威廉·舍勒，大导演英格玛·伯格曼以及演员葛丽泰·嘉宝、英格丽·褒曼，作家如奥古斯特·斯特林堡、阿斯特丽德·林格伦，以及几天前刚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诗人特兰斯特罗默（Tomas Tranströmer）。以这样贫瘠的土地和稀少的人口，产出如此众多国际顶尖品牌和思想、艺术与设计作品，让地球上任何别的一处都值得汗颜。

隆德与X2000

我的目的地是瑞典南部斯戈纳省的隆德市。隆德是瑞典最古老的城市。不过，这座瑞典最古老的城市，却是由丹麦人建起来的。最初，这座城市因一座教堂闻名——自公元1000年起的六个世纪中，隆德始终是北欧天主教的心脏。我最喜爱的博尔赫斯在《关于犹大的三种说法》里，反复提到隆德大主教。17世纪后，这座城市则因一座大学而继续着她无与伦比的盛名，那就是1666年创建的隆德大学。是的，我就是要去隆德大学念书。

历史悠久，造型如城堡的学生事务中心，内部却改造得相当便利

隆德大学最古老的建筑——建成于1584年的哲学院大楼

初秋。隆德大学图书馆

隆德大学（Lunds universitet）是瑞典境内第二古老的大学，稍迟于斯德哥尔摩方向的乌普萨拉大学。大学主楼——目前的哲学院大楼，建于1584年，是北欧历史最悠久的建筑之一。隆德大学一直位于世界顶尖的百所大学之列，环境科学等学科尤其知名。

我离开上海时还是八月底的盛夏，室外酷热难耐，到达隆德时气温却很低，外套都带不来暖意。褐色的波罗的海波涛汹涌，丝毫察觉不出传说中的平静。忽然的小雨细细碎碎撒落，倏地又停止。带着怪物般大小的行李箱来到这座全然陌生的小城，我还记得那天下午忽然降临心头的不安，一时间彷徨不已。

隆德小城中心是色彩缤纷的民居

隆德市区区10万人口，却已是北欧排得上名次的都市。隆德火车站是一间只能称得上“宽敞”的候车厅，外加200米长的月台和沿着月台延伸的商店。可是这样简陋的车站却横着铺开6条铁轨，依次排开4个站台。我早听说欧洲铁路系统极其发达，而北欧更将这种发达推向极致。

穿过小城隆德的几条铁路，出城之后即各奔东西。月台上经常会看见运行在瑞典和丹麦之间的X2000列车，通体白色。瑞典国土狭小，所以即使最快的列车也不用跑上150公里的时速。仅有六节车厢的X2000的上座率通常不足一半。只要没有学生，车厢里一定安安静静。北欧人最怕吵闹，尤其中年人，平时说话都像祷告。

此外，这种列车有几节专门的行李车厢，留出宽敞的空间给旅行的人。我也不时看到戴着头盔，推着自行车上车的年轻人。去年夏天我也曾计划骑车周游斯戈纳省，不过因为听说某些路段的火车太古老而没有行李车厢，只好作罢。

隆德城里，最常见的交通工具还是自行车，不少中年人也每日骑行健身

按照瑞典人的习惯，一般列车员会在行程一半时现身查票。虽然听说非常严厉，但我亲眼看见一次列车员抓住逃票的年轻人，无非要他立即买票而已。同样，我也观摩过一次成功的逃票——远远看见列车员走来，于是起身躲进卫生间。列车上的卫生间宽敞干净，如果你不嫌气氛稍闷，宽敞可比一等座。

我在2009年底曾和女友乘X2000由马尔默北去哥德堡。稀薄短促的日光打进车厢，两侧是白茫茫的稀疏的森林和田野。待在雪色中久了，慢慢地会有些倦怠与麻木。冬季的瑞典人还是向往阳光明媚的欧洲南方，像我这样反其道行之的真是少之又少。

便捷高效的铁路系统

连接丹麦与瑞典、每日来回穿行在厄勒海峡的X2000列车

瑞典人到底有多爱火车？这列退役列车被改造成隆德唯一的青年旅舍

但也不是没有！有一位好运的朋友正巧花50瑞典克朗（约等于45元人民币，相当于两公斤西红柿，或者大半碗意面的价格）买到了去北极圈的打折火车票，而且还是往返的！瑞典铁路局（SJ）不时也搞特价活动，为的是吸引寥寥无几不冬眠的人。不过，我是一次也没抢到过。

他告诉我，一天一夜向着阴霾密布阳光稀少的北极圈驶去，刚开始的兴奋劲儿急速冷却。前后几节车厢也不见几个人。列车在积雪齐腰的终点站停下时，朋友却是恨不得立刻返程。

冬夜与阳光

十二月。瑞典是一艘搁浅的解去索具的船

对着薄暮的天空，它的桅杆锋利

而薄暮比白日，持续得还要长久

——特兰斯特罗默：《尾声》

闭上双眼，瑞典的冬季是黑色的。

记忆里，上午10点左右天才放亮，午后3时就擦黑了。疏懒的沃尔沃大轿车努力放射出柔和的灯光。多多少少的稀薄光柱在暗蓝色的城市中缓慢穿行。我知道，再过一刻钟就该说good evening啦。

冬日。午后三点左右，暮霭即至

我现在还能一闭眼就想起最初那个垂死的冬天里，透过紧闭的窗户望见外面树林的景象。铅色的天空下，墨色的阴沉沉的一望无垠的树林，像一潭死掉了的湖水。没有一点生气，一点也没有。灰色的天空，把明黄染成惨白，把鲜红洗成墨色，草坪变得黯淡无光，海水也黑漆漆一片。哦，《2012》不就该来这儿拍吗？

懒惰的日子里，一不小心，白天就睡过去了。在被寒夜囚困的冬季，在日复一日的暗夜里，瑞典人的脾气变得乖戾暴躁起来。企业会在冬季管理得松一点，要求得少一点，压力小一点。毕竟，北欧三国的自杀率都高得惊人。我听朋友塞西莉亚如是说。

深秋。隆德大学行政大楼

夏天的瑞典人和冬天的瑞典人，是两个民族。我的确感觉到了。冬天的瑞典人，就是那个创造了世界上最高自杀率之一的民族。他们唯有大白天开着所有的灯，点上烛台，为了给这个已经丢掉色彩的漫长冬天徒劳无力地添上一点暖色。而我则每天下午两点，趁着天还亮着，躲进地下自习室，好哄骗自己忘掉天已黑掉的噩梦。

漫长的寒冬有四个月之久。刹那间，春天重返大地。阳光！到处都是阳光！突然之间，（用北岛的话来说）“好像钟停摆——阳光无限”。阳光是北欧大地最稀少的财宝，四月间忽然慷慨地放射出来。蓝得有点儿泛紫的天空下，整个世界都给照得通透可爱。

没有经历过苦寒的严冬，就体会不到春天来临时那份感动。在阿拉斯加客居数十年，1996年殉难的生物摄影师星野道夫说：

如果没有冬天，就不会这么感谢春天的到访、夏天的极昼，还有极北的秋日美景了吧。如果一整年都开着花，人们就不会这么强烈地思念花草。花朵会在积雪融化的同时一起盛开，那是因为在漫长的冬季里，植物们早已在雪地下做好了准备，蓄势待发。我想，人们的心灵也是在黑暗的冬天里，累积了对花朵的满怀思念。

瑞典人就是这样爱阳光爱到不可理喻。只要是晴天，他们真一分钟都不愿躲在屋子里，晒到浑身通红也乐在其中。

有关气候与性格的论述（所谓“环境决定论”，柏拉图、孟德斯鸠和黑格尔都深信不疑），我过去是不太在意的。直到后来渐渐熟悉了英国人的沉闷自负和意大利人的叽叽喳喳之后，我才意识到能经常晒着太阳真是上天赐予的好福气。从另一个角度，我算是理解了古代维京人为什么漂流到不列颠岛还不满意，一定还要去诺曼底甚至更远的意大利南部，然后再也不回来。对于成长在北欧的人来说，阳光真是不可多得的珍贵礼物。不曾见过倒也罢了，一旦拥有便再不肯放手……

四月回暖，草长莺飞，凡草坪上必有晒太阳的少女少男。因为纬度的关系，只要阳光明媚的时候，气温一般都很温暖。体毛稀少如亚洲人，一件薄外套也问题不大。身高体壮如北欧男女者自然更是不在话下。女孩子们普遍只穿着比基尼，上身全裸也不少见。对于男生来说，如果穿了T恤，那一定是因为缺少诱人的胸腹肌肉。

说到晒太阳的瑞典人，我的美国同学伊丹有个逢人便讲的故事。盛夏的一天，他往教学楼走的路上经过大草地。忽然，三个妙龄少女迎面走来。“重要的是，她们都没有穿上衣！真的是什么都没穿！”这位见多识广的美国人顿时石化在路边，大张的嘴巴合不住……

四月始，视阳光如命的瑞典年轻人，就这么放肆潇洒地躺整个春夏

稀稀寥寥的两个人会躺在日光下小睡；有些会从日出看书到日落；多几个人会玩游戏，聊聊天。明媚阳光下，草坪就是瑞典人的海滩。一群穿着比基尼或短裤的少男少女从日出到日落就顾着喝啤酒与打情骂俏。很长一段时间我都惊异瑞典大学生的生活竟能如此悠闲。我好怀念本科时代。

四月起至八月底，瑞典的漫长夏季可谓美好之极。当然，对于想要扑腾进海水的人来说，波罗的海到底是凉了一些，而且缺少沙滩，沿岸景色也谈不上优美。但明媚的日光、超长的白天和凉爽的气温，凑足了不可多得的避暑胜地。

2009年7月底，我与两个朋友乘火车去斯戈纳省东南海岸的约斯塔德消夏。慢吞吞的火车在一路平坦的草场间吃力地驶过。肖恩是我的同班同学，美国人，那年31岁，一头与他爱尔兰血统不大搭称的卷发。强尼，肯尼亚人，36岁，神情和动作都懒懒散散，说话老是带着浓浓的非洲口音，含混不清。几个月前，肖恩在隆德找到一处漂亮的两居室，出租了一间给强尼。

两年后的几乎同一时间，我在马里兰州和肖恩重逢。他载我去地道的美国大排档吃2.5美元的汉堡，一起躺在华盛顿纪念碑下饮可乐，也带新女友见我。他很忙，我也正在工作中。两年前，我们谁都猜不到时间会做出如此安排。

肖恩是又一位传奇人物。高中毕业，他乘着“间隔年”（gap year）去希腊远游，随即决定不回美国念大学。希腊之后，他周游了欧洲，辗转去韩国待了四年。2005年，他去了爱尔兰的都柏林，在那里一边教英语，一边终于念了大学。2008年，他申请到隆德大学的硕士，先是研究印度，后来转到巴基斯坦方向，更是去炮火连天的巴基斯坦待了小半年。毕业之后，他回华盛顿特区做了记者，现在也在做关于美国城市贫困化的研究。

无忧无虑无边无际的盛夏。面朝一个浅浅的小海湾，深色的波罗的海就在海湾之外。没有沙滩，只有碎石铺就的海岸。潮水拍打岩石，激起一阵又一阵泛着泡沫的浪花。我们面朝大海和阳光坐上好多个小时。脚下的野草强劲地生长着，努力在有限的盛夏华丽地绽放。

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南端，宽广平静的河道渐次汇入波罗的海

我们在超市买了食材。瑞典随处可见完备的公共烧烤架，我们只要加入木炭和燃油，就可以等着吃热乎乎的瑞典烧烤了。

傍晚6点，太阳西斜，气温骤降。晚上9点左右，太阳徐徐降落在身后的树林里。10点天空方才黑尽。披两件外套，歪在椅子上看璀璨的星空。瑞典人可不知道，这样的星夜对我来说多么珍贵。从很小的时候起，我都只能靠想象来观察挂满天空的繁星。如今，缀满闪亮星辰的天幕就在咫尺眼前，仿佛伸手就可摘取。

“好好享受吧！”肖恩说，“时间可不长，再过几个小时就天亮啦！”

再过几个小时，海湾左侧就将泛起微红。月球与明星渐渐隐身在不断褪色的蓝色天幕上。海潮在人无法察觉的空隙偷偷来，再悄悄离去。

远处，波罗的海平静依旧。

为了晒太阳？为了喝酒？

有段时间住在一楼，厨房窗外就是大片平坦的草坪。有几位比基尼女郎是我们厨房外的常客，整天眯着眼看书玩电脑，和我们一起度过整个四月。有一次嗅着厨房的味道，其中一位大高个女孩爬起身来。

“闻起来真香啊！”她隔着玻璃窗望着我做的呛炒西兰花，“我最喜欢中国菜了！就是从来没吃过正宗的！”我们就这么有一茬没一茬地聊。她尝了我的菜，“好辣好辣！”

“你们真是爱晒太阳啊！”

“我们要珍惜有太阳的时光啊……你知道四月底有个晒太阳节不？”

“晒太阳节？”这世界真是无奇不有。

“整个城市的人都去中央公园晒太阳呢！你也去吧！”她朝我挤挤眼睛，嫣然一笑。

传统上，欧洲的“沃尔珀哥之夜”（Walpurgis Night）会庆祝四月最后一天，为的是纪念八世纪的女圣徒圣沃尔珀哥（Saint Walpurga），这节日在瑞典被叫作“Valborg”，起源真不是为了晒太阳。

尽管晒太阳节子虚乌有，晒太阳这回事倒是真的。四月开始，隆德几乎每天都是大晴天，好好补偿了一回冬天阴郁到滴水的瑞典人。中旬开始，我便收到不少朋友的邀请，说是那天会在中央公园里野炊豪饮，邀请我加入。当然，也绝不是很正式的邀请，用不着声情并茂地拒绝，“嘿嘿”地答应下来并说“到时候再说”是全世界通行的办法。

“不过，真的全城的人都会去？可是有10万人呢！”

当然不是。只有大学生会去，毕竟中年人既受不了这份吵闹，也受不了被太阳晒出红斑。何况，凡是有工作的人，也都不肯坐在脏兮兮的床单上跟你大声唱歌，把啤酒灌得一脖子都是。瑞典中年人也有自己的方法——在自家庭院燃起烧烤架，邀请几个同事朋友从中午一直吃到日落。即使自家庭院没有烧烤架也无妨，瑞典公共区域里到处可见设备完善的烧烤架，只是样貌略微像垃圾桶而已。

对于爱晒太阳的人来说，这天是晒太阳的日子。但对于爱喝酒的人来说，这天是烂醉如泥的日子。“去年的这一天就是个阴天，但几乎所有人都酩酊大醉，整个城市都摇摇摆摆。不过，去年出了个事故。第二天上午还有很多醉鬼游荡在街上。一辆公车开过来，一个同样喝醉了的女孩被不知道谁突然推到了马路上，结果被公车撞死了。所以今年狂欢的地方被限制到了中央公园，那儿可没有公交车。”

这个悲剧故事丝毫没有改变大学生们对于即将到来的四月节的热情。我收到过不下20条短信提醒：“别忘了带酒！”对于20岁刚出头的孩子们，酒、音乐、性是最重要的启蒙礼物。西方青春期教育的精髓就在这里——你有权力犯错，但你得学会自己承担后果。

到了晚上，隆德总能找出一两个不省人事的醉汉。正因如此，瑞典的酒精管理非常严苛，甚至有点不近人情。这个国家的酒精饮品由国家专卖，价格奇贵不说，整个隆德竟然只有两家酒局。周末不仅不营业，平时也6点就下班了！瑞典人对什么都挺自豪，只是一说到酒精专卖就垂头丧气。“听说中国只要在马路边就能随便买啤酒，5岁也可以”，大个子威廉对我说，“真好！”

两家酒局摆满了叫不出品种的成百上千种酒，从几元一听的5度啤酒到昂贵的红酒，应有尽有。排成长龙的中年男人好不容易抽出点时间，于是整箱整箱的伏特加就像矿泉水一样被搬上汽车。囊中羞涩的学生们放下摩挲良久的威士忌，抬起啤酒箱结账。柜台有时会要你出示身份证来证明已年满20岁。我虽然满脸皱纹，但小心翼翼的瑞典人对外国人（尤其“容颜不老”的东亚人）一向不敢怠慢。所以，想要买酒，钱与护照都是必须的。

因为重税，威廉经常从丹麦走私一两瓶酒回来。有一段时间他每天在哥本哈根打工，回程的背包里必定装着杂志和酒。2009年塞西莉亚的生日那天，他背回来一大瓶4公升包装的红酒。正在踌躇满志时，竟被认出只是苹果酒。我看到他面色登时铁青……这个糗事，两年后都还听到有人在讲。

烧烤是瑞典人的最爱，户外随处可见公共烧烤设备

威廉从丹麦千辛万苦『走私』回来的苹果酒

爱酒，也爱咖啡。夜色中的小城咖啡馆

像我这种贪图简便的人一般在超市买3.5度以下的啤酒。不过，握着3.5度的啤酒，外加又是个子矮小的亚洲男人，难免被高大精壮的北欧大汉嘲笑。喝到开心时，他们会放下礼貌，要求尝一尝我的饮料。这时候我便选择遁地而走，另寻他处。

瑞典人的饮料，白天是咖啡，晚上是酒。作为全球人均咖啡消费量最大的国家，瑞典人喝咖啡之多令人瞠目。“Fika去吧”意即“喝杯咖啡休息一下”，一般每天十回的样子。瑞典咖啡较美国咖啡浓一些，而且较少加牛奶。

四月节的前一天，整个公寓颇有点小兴奋。客厅堆满了各式各样的酒——3.5度的啤酒自然是我的。室友们纷纷相互鼓励第二天一早不可晚起，一向不到9点不起床的我破天荒将闹钟调到7点半。据说，伊达要掌勺给大家做可口的早餐。“这种瑞典北部的煎饼吃过之后，你一天都不会饿，而且喝不醉！”

人山人海的隆德中央公园。在瑞典第一次见到这么多人，真是不可思议

迟到者提着吉他翩然而至。今天是不可多得的表演时机

传说从来信不得。在吃过伊达平凡无奇的草莓酱煎饼之后，我们公寓一行15人背着毯子、零食和满背包的酒，骑着自行车摇摇晃晃，加入了涌向中央公园的学生洪流。对于我来说，这是第一次参与到欧洲的狂欢节传统中去。

阳光真是无比灿烂。并且，真是第一次看到这么多年轻人呢！骑车的，走着的，抬着沙发的，抱着酒箱子的，扛着吉他和拖着音箱的……来到公园门口，要找个空位停自行车已是很难，不时听到有年轻人扯开嗓子骂娘。走进公园，立刻人山人海好像回到了中国。大草坪那里更是早已人满为患，我们根本连坐进去的份都没有。公寓长凯萨姑娘找了外围的一片空地。我们铺上床单，鞋也不脱就坐了上去。

插一句闲话。来瑞典之前，我听说北欧人特别讲究，到处都收拾得一尘不染。后来才知道传言真听不得。他们穿着雪白的袜子直接进厨房，肉末和油渣踩得到处都是，还能直接就蹦床上去。比如说，我的好友邝的公寓有个规矩：凡是洗干净的碗碟必须拿毛巾擦干才放进橱柜。可是我去他的厨房才看到，一横排毛巾全都黑得丢了形状，拿在手里黏糊糊湿哒哒。不过几个瑞典人擦起来仍旧得心应手，没觉得什么不对劲。

瑞典和日本是传闻里两个顶尖讲究的民族。在我看来，瑞典人讲究的是“自然”，自行车可以破在草地上两三年，口香糖吐在马路上反正也会慢慢不见，香烟是有机物，当然随便扔哪儿大自然都是乐意的（脑海里出现室友以无比优雅的姿势将烟屁股弹出一丈来远的景象）……

日本人讲究的却是真正的“纤尘不染”（要知道，东京连垃圾桶都没有——日本人全都把垃圾揣在衣服口袋里！）。不过在刻薄的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鲁丝看来，日本人这么规矩，主要还是怕丢脸（“耻感文化”）。对这种说法我持严肃的保留态度——女朋友正跟两个日本女孩子一起住，讲清洁爱卫生的各种严刑峻法简直可以写一本书！

在床单上坐下接着便是喝酒、聊天和搭讪。和前后左右认识不认识的人编着借口干杯，看见熟人就拉过来介绍一番。“这是理查德，上次在保龄球馆一起尿尿认识的……”大家便都找着理由了似的，“很高兴认识你啊！”“你尝尝我的酒……”“听说上个月的考试你得了‘优’！”“那天我看到你同学欧文啦！”……这一天，所有话头都仿佛是为了喝酒而存在。

在我看来，瑞典人的酒文化算比较苦闷的，平时一杯啤酒可以让两个人聊上三个小时。瑞典人既不像南欧人那么随便（是随便！），也没有美国人那份幽默，加上文化里讨厌浅薄崇尚深刻，恨不得一见中国人就谈民主问题，搞得大家都如坐针毡。曾经有个美国人向我夸张地双手一摊：“瑞典人真是太认真啦——刚刚接到电话，一个瑞典哥们说我昨晚有个事儿说错了。拜托，我从昨天下午就喝醉啦！”

瑞典人的闷远近闻名。瑞典人斯蒂夫向我抱怨说，瑞典看似自由，其实社会规则相当拘束。在瑞典，如果当季流行某款大衣，你不仅可以在街头看见上百人穿着同一款式整齐划一地过街，甚至还会得到一致的白眼：“瞧那个过时的家伙！”因此，瑞典最优秀的学生必然学的是医科，“想唱就唱”的一定是不入流的坏孩子。我问原因何在？他说，这大概因为瑞典社会主义盛行50年，最怕人有丁点不同。这样的瑞典，又让我想起了日本。

言归正传。那天从清早喝到午后，身边的所有人都兴奋得有些过了头。我起身到处转悠，看到在树丛边小解的一批又一批男生。他们很绅士地把可移动的公用卫生间留给了女孩子们。不过，那些卫生间也真够恶心的……

整个公园大概装下了一到两万人，全都集中在中心大草坪附近。大草坪的外围是空旷的树林和零星的草坪，以及一座东亚风格的小桥。走在这里，仿佛感觉不到整个城市的学生都集中在这方圆百米以内。安静空旷，还真是奇妙。

回到人群里，不时碰见熟人。亚洲面孔开心地穿梭在拥挤的人群中。“喝得怎么样？”这是最常听到的一句问话。“好极了！”这是最常听到的一句回答。我粗略算了下，几乎所有认识的人那天都在中央公园。我想起了小时候的灯会——看灯也好，晒太阳也好，喝酒也好，其实都是为了看人。

狂欢节不独是欧洲文明的特产，即便温文尔雅如中国人，也有载歌载舞的传统，比如灯会、龙舟和春晚。区别在于，中国人更喜欢看得精彩，欧洲人则要玩得尽兴。盛大古老如威尼斯狂欢节，亚洲游客只是一边大声喝彩，欧美人则一定会纵身跳进狂欢的海洋，哪管自己会不会那舞步。2011年夏天，我在华盛顿特区的一艘游轮上，亲眼看见整条大船的美国人跟着一对黑人老姐妹的舞步齐刷刷跳进舞池，觉得真是太不可思议。狂欢节是现代文明的条条框框里不得不存在的放松机会，每个周末欧洲各城市的足球联赛便是当代的狂欢节，隆德学生借着晒太阳的名义喝酒撒疯，也是一样。

午后四点，太阳西斜，气温骤降。大家约好晚餐之后某个酒馆继续，然后收拾床垫作鸟兽散，留下满世界的酒瓶和垃圾，甚至不少沙发音箱也都弃之不顾。陆续前来的穿着橙色制服的环卫志愿者（大多都是年轻人呢）接手了公园。整个城市在归途中摇摇摆摆，真跟朋友描述得一模一样！

公寓与群居生活

一套典型的学生公寓：走廊两侧依次排开十来个私人房间，两头则分别是入口与厨房、客厅

学生大多住在一家叫AFB的机构提供的公寓里。这是一家独立的租房机构，虽与大学关系密切，但到底不是学校的部门。AFB掌握着城里成片的公寓楼，往往每个小区都住着数千的学生。城东北的德尔菲（来自“德尔菲神庙”的典故？）小区有着超过20栋公寓楼，城西南的维尔丹顿（瑞典语原意为“野鸭子”）小区则因为大量两居室和三居室的公寓而远近闻名。学生都可以自由选择小区，但大部分时候需要耐心等待。因为地段不一样，环境不一样，公寓之间差价不小。地段不好、没有独立卫浴、又不带家具的公寓可能便宜到月租1500瑞典克朗左右，最贵的三居室能攀上6000瑞典克朗。

简而言之，一套典型的学生公寓由一条细长的走廊，沿着走廊排列的12到15个私人房间，加上走廊尽头的厨房和客厅构成。每个私人房间大概12平米大小，多数带有独立的卫生间和浴室。AFB往往配给一张床，一个大桌子，一把椅子和衣柜。如果什么都不给配，价钱自然会便宜些。

厨房和客厅是整个公寓最重要的区域，是所有人的公共空间之所在。每天午餐和晚餐是室友们聚在一起的时候，聊天和说笑就是全部内容。西方学生自小就习惯了公共生活，住在学生公寓里如鱼得水。很多时候我挺纳闷，按理说中国孩子不该更适应宿舍生活吗，可为什么面对厨房和客厅却那么无所适从呢？

初到隆德时我住在斯巴塔小区。虽说并不在市中心，但距离各个学院都不远，走路3分钟便到我就读的亚洲研究中心，中间只隔着一块从没见人踢球的、小碎石铺成的球场。公寓后面是爱立信研究中心，我们有时大大咧咧去喝那儿的免费咖啡。住在斯巴塔的时候，我常常熬夜苦读。爱学习的人多住这里，因为再晚也能去实验室。

后来我搬去便宜得多、也远得多的位于维尔丹顿的公寓，从此便成了派对动物。室友的平均年龄从23下降到20。公共厨房里再不讨论政治话题，倒是整天《美国偶像》放个不停。室友们经常一起看各种电影。就因为我和另一个德国姑娘，十来个瑞典人被迫全得聆听英语。后来德国姑娘惊人地学会了瑞典语（尽管勉勉强强），我便成了大家唯一的累赘。不过，我装作不知道。

学生公寓的公共客厅：沙发、餐桌与茶几几乎随时都满座

雪夜的维尔丹顿学生公寓，2009年前半年我住在这里

与共同客厅连为一体的厨房，往往由四五组巨大的冰箱隔开

维尔丹顿学生公寓的私人房间

大半年后，女朋友Laura决定放弃工作来瑞典“度假”。可是，长期住在大公寓里是要逮住罚款的。2009年夏天，我终于排到了一间漂亮的三居室。整个屋子都属于我，通透得没话说。我自己置办了价格超过6000瑞典克朗的家具，锅碗瓢盆一应俱全。住在那儿的小半年里，我竟然学会了做很多菜。那也是我长大以来最轻松开心的一段时光。

晚餐派对无疑是群居生活最重要的内容，不过大多轻松随便

不过，小三居难免寂寞，尤其屋子里只剩下一个人时。大公寓也有自己的好，特别是厨房里人声鼎沸、觥筹交错的时候。每次听到说话的声音，我便再也看不下去一行字，一定要去厨房看看怎么回事。窝在厨房的大沙发里犯困、睡着，等着室友给你披上毛毯（虽然偶尔也因此着凉），这才是甜蜜的集体主义生活。

四月起，整个公寓一起晒太阳几乎是每天的功课，不过这毯子确实几乎从未洗过

大公寓里总有几条定律，比如说，几乎每个公寓都住着几个怪人，从不在厨房露面。这怪人只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去做东西吃，听到脚步声便躲回自己的房间。

据我所知，很多中国留学生便是这类怪人，自从搬进公寓便销声匿迹，只在敲门时应一声。2008年冬天，我刚搬去维尔丹顿公寓时，瑞典人都格外好奇。他们说，之前曾有3个中国女孩住过这里，却只有一个跟大家打过寥寥几声招呼。“你是第一个看电视的中国人啊！”

在我看来，中国留学生的所有缺点里，最整齐划一又匪夷所思的，大概就是缺乏基本的社交能力吧。语言障碍并不可怕，我遇见过太多一个一个蹦单词的西班牙人、日本人或是韩国人，但都不像中国人那样被奚落“古怪”。“中国人从不打招呼吗？”“中国人不笑吗？”“中国人只吃零食就能活吗？”

面对这些问题，我都没有答案呢。

不过，我却遇上了例外。维尔丹顿的公寓没有古怪的中国人，却住着两个奇怪的瑞典人，其中一位就住我的斜对门。虽然里面经常会有响动，却从不见有人进出。室友凯勒说他见过那人匆匆一面，是个女生。欧美人凡是说到怪人，无一例外会敲着脑袋，“这儿有问题吧？！”一天深夜，我饥肠辘辘，大半夜在厨房做煎蛋吃。忽然公寓门响。我踱出厨房准备和来者打个招呼，不想迎面撞见那位神秘怪人。其实是个漂亮的瑞典女孩！可她头也不抬便抢进了自己的房间，只一溜烟工夫。第二天我给大家复述，很多人都觉得不可思议。要在14个人的眼皮底下过得悄无声息，这潜伏的工夫得有多好！

另一位是罗伯特先生，住在我的隔壁。我还记得第一次见到他，“你好”之后他一口气问我：“你来瑞典多久了？你觉得瑞典人古怪不？我觉得他们太古怪了，所以我从来不跟他们玩！”

说完这句话之后，他似乎忙着别的事情便拔腿走开了。第二次见到他已是半个月后。罗伯特忽然像拔开了瓶塞的水管般滔滔不绝。他虽慢条斯理但滴水不漏，不容我找到理由脱身。

他爸爸是瑞典人，妈妈是阿尔巴尼亚人；出生在伦敦，瑞典南部长大；比较英俊，不算高大；半年前刚分手；他热爱拉丁舞，最近正在泡舞蹈学校的几位小萝莉……天啊，还不到半个小时，他几乎将自己的经历全坦白了。他讲他的历任女友，讲瑞典人的坏话，讲他的老师和朋友，讲得眉飞色舞。他讲前女友长年骑马锻炼出来的强壮身材，如何令他痴迷难忘。忽然，话锋一转，他又问我带中国女孩回家过夜容不容易？

罗伯特先生，我们才见过两次而已！

他邀请我参观他的卧室，而当时已是差10分钟凌晨1点。他一一介绍了他的小摆设，从油画到闹钟，从笔记本到电冰箱。他花了很长时间介绍他的电冰箱，还一件一件介绍电冰箱里的食品和饮料。又过了半个多小时，我才得以装困逃离。我还真是不知道怎么拒绝人呢！

后来跟另外几个室友说起他，立刻都换上一幅奇妙又意味深长的神情：“罗伯特啊……”我发现大家都避免和他说话，甚至刻意不叫他一起活动。晒太阳节的第二天，他气急败坏地冲进厨房，质问为什么独独自己没有收到通知。几个瑞典人顾左右而言他，假装全没听见。

住在公寓里，就要守很多公寓的规矩。因为毕竟在瑞典人的国家，所以处处都由瑞典人说了算。大多数瑞典人自视甚高，平日里友善和睦，遇到不顺心的事情也爱拿外国人说事（这世界上所有国家莫不如此）。

我还记得第一次发觉气氛异样，便是刚去隆德不到一月，还住在斯巴塔的公寓。有天傍晚，几个瑞典室友忽然逐个敲门，招呼大家厨房开会，面色铁青地声讨外国人不爱干净。还好一位美国室友拒不认错，外国人才没有一齐遭受不白之冤。和一群人住在大公寓里，如果低三下四唯唯诺诺，那么替罪羊的份儿是当定了。欺负人怕是人的天性吧，被欺负是弱者的墓志铭。

还好我一来隆德便认识了瑞典女孩塞西莉亚。她心地尤其善良天真，见我是孤苦伶仃的外国人，对我格外的好，我俩渐渐便成了好朋友，后来还逐渐跟她的朋友也混熟。后来在维尔丹顿的公寓，一帮20出头的瑞典孩子也都乐天率真，因此大家逐渐玩在一起，打球喝酒搞派对，倒是不亦乐乎。其实，规矩无他，瑞典人怎么做，你就怎么做。只是呢，“一起玩”说起容易做起难，每个星期打三次“地球”（Floor Ball），两个月后我终于因体力透支而彻底歇菜。

超市与集市

不管住在哪里，超市总是我的最爱。如果这天无所事事，我就去超市消磨时间。超市是美国人的伟大发明，是消费主义的完美缩影。对我影响至深的书《第三只眼睛看美国》（记得还是爸爸1992年去深圳出差时带回来的）反复讲到美国超市，给我的童年带来了无尽的遐想。

超市让我迷信两点：首先，超市是一座城市物质生活的缩影，超市的物价就是城市的物价；其次，超市浓缩了一座城市里所有的商品，只有在超市存在的，才是真正存在的——因此，超市颠倒了我对现实生活的认知：首先出现了超市，然后围着超市才建起了居住区。每到一个新地方，超市绝对是我“本地体验”的第一站。我在隆德、东京和华盛顿特区的超市里获得的第一手经济情报，绝对比各类统计来得可靠。

迷信超市是典型的现代主义，拒绝超市则渐渐成了思潮。林达写到，美国很多小镇会召开市民会议，决定要不要拒绝沃尔玛修建在郊外。的确，超市也带来很多坏的影响，交通拥堵、商业压力，尤其是对小镇本身的破坏。隆德本身开放、年轻、国际化，似乎看不出这点影响。不过斯戈纳省不少小镇都还保持着传统的商街文化，也算是对超市大一统的经济格局的最后的抵抗吧。大而言之，瑞典本身对全球连锁品牌（尤其麦当劳、沃尔玛、星巴克之类极端消费主义分子）相当敏感，能拒绝就拒绝，除了保护本国的快餐、咖啡文化外，也是怕下一代被美国的标准化产品污染。

不过，刚去隆德时，我还是被大大地震撼了一番！初住进斯巴塔，小区一角是家名叫ICA的超市。超市装帧简洁漂亮，里面商品的价格贵得令人咋舌。鸡胸肉能卖到150克朗一公斤，一小盒寿司的标价是56克朗。我在ICA常常转悠半天，最后只舍得买一盒口香糖。

后来迁去维尔丹顿，距离隆德最大的超市City Gross近在咫尺，脚程只需10分钟。好多人在超市拿1克朗硬币取了手推车，便载了满车东西回家，一两年也懒得还。超市里有ICA从不出售的猪脚和五花肉，价钱可比中国，相当实惠。

比City Gross还讨我们喜欢的是小区边的Netto超市，品种虽然不多，但价格令人吃惊，感觉好像把隆德所有的便宜货搜集在了一起。我最喜欢Netto里6.8克朗1公斤装的牛奶，味道浓郁，比起国内的好太多了。

中国超市里商品都差不多，所以比的只是价格和服务。ICA、City Gross和Netto的商品却大多不尽相同，所以同样的东西，差价能让人瞠目结舌。我听一个朋友说，不少瑞典家庭能坚持几十年都只喝一个牌子的牛奶，所以往往也只去一家超市购物。并且，像Netto这样的便宜货，瑞典人一般是不去的。这大概才是ICA这样的超市存在的理由吧。

不过说到底，超市里的蔬菜还是不便宜；冷冻蔬菜虽然几乎都是10克朗1公斤，营养却又不够。朋友们总结出来，市中心的中东店的价钱是最合算的。所谓“中东店”，便是中东移民开的蔬菜店，一般地段比超市还好，东西也算新鲜，只是铺面狭小，几乎容不得转身。除了蔬菜，中东店也有很多调料卖，虽然包装看起来都相当可疑。遗憾的是，中东店不卖肉类，因为他们可养不起冰柜（隆德的电费大概每度1克朗）。

最新鲜的蔬菜都集中在星期天的集市上。每到星期天，郊外的农民总要去中心广场摆摊出售新鲜瓜果蔬菜。第一次见这情景，令我对标榜科技与设计的瑞典大跌眼镜——活脱脱将19世纪的场景搬到了眼前嘛。长相甜美、穿着时髦的瑞典少女套着粗布围裙坐在一人高的大堆土豆后面，而且她也会手脚麻利地帮你称秤算账，感觉真是微妙极了。夕阳西下，菜农便把货物装回卡车。市场上也会留下大滩垃圾，不过环卫工人早已等候多时，一拥而上七手八脚，广场便又变回了老样子。只有在这时候，科技与设计的瑞典才又回来了——垃圾车就像变形金刚，看起来好高级哦！

隆德的集市，仅在周末和节日才有。平时只是空寂的广场

有次我问我的美国同事凯伦：假设自己是个外国人，什么会是他在美国最吃惊的发现？他皱着眉头想了半天：大概会是周末赶集吧。农民开着卡车，载蔬菜去城市摆摊。这情形我在法国也见过（详见第四章）。北京最时尚的三里屯，也常常会见到载满栗子或苹果的马车。外国人举起相机一阵猛拍，感兴趣的程度仅次于在国贸站看到数万人挤成一团换乘地铁。

生活在瑞典，除了人少以外，最不习惯的大概就是物价了。刚去的小半年里，我的脑筋还没缓过劲儿来，吃什么喝什么都要跟国内的物价换算一番（才去两个月，1瑞典克朗从等于1.16元人民币跌到等于0.86元人民币，暴跌了竟有三分之一！）。算来算去的结果是，不仅数学突飞猛进，我一个月里还瘦了20斤。对于女孩子来说，水果尤其贵得令人心碎。好多人就拿番茄凑合当水果吃了整整两年。在没有发现City Gross和Netto之前，我真是对人生都要绝望了。

我们中心旁边开了个算是学生福利的小馆子（据说因为针对穷学生，所以减了不少税），每天中午门庭若市，一份意大利面要价56克朗。当时我还觉得离谱，后来才认识到：原来整个北欧最实惠的餐厅就开在自家门口，可是当时我没有珍惜……

经济学家曾经发明过一个很形象的概念叫“低水平均衡”，指的就是中国这样的国家——低收入、低消费、低利润、低水平……什么都低，小日子过得也还滋润；显而易见，还有一个“高水平均衡”，说的是瑞典、日本这样的国家，收入高得离谱，但日子过得也紧巴巴，因为消费也高得骇人啊。不过自从房地产泡沫以来，中国的低水平“均衡”算是一去不返了……

对于餐厅这个概念，欧美人有不同的理解。在北京，不少欧美人惊讶地发现中国人竟每天下班后都在外面吃晚饭。起初百思不得其解；后来小心翼翼研究了餐厅的物价后，他们也就再也不回家自己做了。之所以欧美学生个个都是做饭的一把好手，归根结底还是因为餐厅太贵，吃一次真需要架起很大个势——“今儿我大学毕业15年，大家搓一顿去吧！”在他们的字典里，没有“馆子”这个词。而在他们的理解里，中国的“馆子”利润薄得根本没有开的必要，除非是为了体现社会主义优越性。

派对与俱乐部

想要在数万学生中抛头露面，其实一点都不难，只要你舍得办派对。刚去的时候我跟大多数中国学生一样，听见“派对”就觉得好像洪水猛兽；后来我却迷恋派对不能自拔，一直办到北京。我的德国同学斯文和四个朋友租了一套两层大宅，还附带一个地下室和漂亮的大花园。每个周末，他的大宅总是派对不断。深秋的“墨镜派对”，大家都得戴着最潮的墨镜前来报到。我那时没有墨镜，便把眼镜片涂黑凑数。后来的“80年代派对”更是轰动了小小的隆德城，那晚我几乎和上千人打了照面。直到一年后都还听到有路人指着那栋大宅说：“去年这里有个‘80年代派对’好热闹呢！”所有人都力争土得出奇，好几个平时漂亮又入时的同学不惜扮成村姑入席，全场都惊艳。

亚洲人在玩派对上花样不多，但十几个泰国人搞出的泰国菜派对，也让小半个隆德城聊了几天。我的公寓本来也有派对，不少朋友已经就坐，后来竟被电话一一叫走。我虽最终没去，但听说那晚数百人彻夜跳舞high到天明，反复觉得遗憾。这以后，中国人便学办中餐派对，来客也越来越多。参加者总是需要自己带一样菜和饮料，才不致遭到白眼。

我在隆德第一次发觉“人际网络”的真切存在——随意敲开哪一扇大门，总能在人群里找出一两个拐弯抹角的“朋友”，然后顺理成章地挤进这个派对。即使实在没有找到那又怎样？“你总认识阿莱克斯吧？他是我哥们！”管他呢，整个隆德四百多个阿莱克斯，不信你一个都不认识，尤其在Facebook泛滥的时代——你看见那头像有些眼熟，而那个“阿莱克斯”也根本记不得是不是跟你聊过，何况你是一张亚洲面孔呢。

2009年底的万圣节派对上，塞西莉亚和我的打扮

听说facebook在日本完全行不通：上司、亲戚、下属和泛泛之交竟然全在一个“朋友”列表里，排名还不分先后！这在讲究等级的日本简直是大逆不道啊。而且，听说日本人跟中国人在这一点上完全一致：只拿假名说真话。

深夜11点前后，瑞典学生多选择离开公寓，去学生俱乐部放纵最后的两三个小时。学生俱乐部通常在9点前是免费的，深夜之后开始收费，门票从几十克朗到上百不止。即使如此，午夜前后等待进场的人也是排成长龙，有时甚至挤成乱糟糟一团。这时，守门的内部人士便有权决定放谁进去——是漂亮的女士还是他的熟人呢？这就不得而知了。门票竟然是在手臂上盖一个橡皮图章，各种图案都有，和我们小时候玩的一模一样。

宁愿午夜排队买票，也不提前蹲点——之前我一直想不明白，后来才若有所解。非要那么晚去俱乐部，一方面当然是因为那里的舞池更大音乐更劲，另一方面也是要借着酒劲儿碰碰艳遇的运气。瑞典年轻人一夜情极其普遍，但尽量不在熟人（即便并非朋友）间乱来，因此学生俱乐部便成了午夜的最好去处。高大英俊又瘦削的金发帅哥艾里克人见人爱，因此几乎每去便能搂着不同的美人早早离场，惹得另几个瑞典男生心头大为不爽。说到底，20出头的男孩子满脑子几乎就是一个“性”字。经历过青春期的不羁与放纵后，我们才能更加理解人生，理解自己，变得成熟与理智。反思中国，因为过分的性压抑，造成无数人缺乏魅力、了无生趣，有的还性格扭曲。“非诚勿扰”的成功还真是讽刺啊。

斯文家的万圣节派对

就像美国大学里常有这个社那个团，俱乐部制度也是隆德大学流传了数百年的传统。声势最大的“隆德俱乐部”（Lunds Nation）和“卡尔玛俱乐部”（Kalmar Nation）就是早期学生按照原籍的不同结伙办起来的。后来入俱乐部的条件当然不再是“来自何处”，而变成了“信仰什么”。“贝尔金丝佳俱乐部”（Blekingska Nation）离我的公寓很近，据说是左翼社会民主人士的大本营，因此虽然有便宜又方便的美酒，室友们却从来不去。为了图方便，我曾一度加入这个俱乐部，竟然引得几个室友大不高兴。在他们看来，政治立场是开不得玩笑的——“你夏天不还在马尔默俱乐部嘛？”那是自由主义者的根据地——“难道你向左转了？”

加入俱乐部能享受很多“福利”，比如便宜的午餐和酒，还可以打零工。要知道，外国人在瑞典是不能打工的，所以能在俱乐部里挣点小钱，算是得到了组织巨大的恩惠呢！

俱乐部还有专为瑞典学生组织层出不穷的聚会。刚到隆德几天，就碰见大一新生开学典礼，俱乐部大礼堂里数百少男少女衣冠楚楚、闪闪发亮，手里握着高脚杯谈笑风生。我的大学时代怎没有那样美好的传统呢？

伤痕与骄傲

遗憾的是，喝酒节那天我没有等到有人登台演说。可能是时机不对——一般政治活动前后，但凡大集会上总会有人进行演说。这也是西方狂欢节传统的成就之一。这之后大概两个月，瑞典将要进行一次大选。城中心的大小酒馆就像炸开了锅，不管男人女人，只要端着啤酒，吵吵嚷嚷满嘴尽是公民、权利、宪法。

“这次你投票给谁？”我问。

“这一次很关键，因为左派可能将会在二战后第一次倒台。”热心政治的凯勒说。他承认，是啊，不仅是瑞典，北欧的福利国家模式走到穷途末路啦……“太多的移民，瑞典已经不再是瑞典了。好吃懒做的人越来越多，整个国家没有活力。老实说，左派的做法是行不通了，这一次我决定投右派的票。”

不止他，大多年轻人都决定投右派的票。右派赞成更多竞争、小政府、自由主义市场经济和更严厉的移民政策，而左派则主张高福利和大政府。过去，北欧国家曾以“民主社会主义”的大旗引领了世界潮流数十年。不过，这一道路终于渐渐走到了尽头。

“猜猜一个无业的瑞典公民每个月的救济金是多少钱？”

这是经济学教授给我们做瑞典国情讲座时的一道问题。台下乱七八糟什么数都有。一个美国人开玩笑地说，“1000美金？”

“对，1000美金。”当时差不多7000人民币。

后来，每当认识一个因为不确定自己的“理想”而待在家领救济金的瑞典年轻人时，脑海中不自觉地就出现那个美国同学惊恐莫名的面孔。在美国，救济金可远远不是这个数目，而且领上22个月就算到了头；在南部欧洲，这个数字意味着一份过得去的工作；在亚洲大部分国家，1000美金都是体面的薪水。然而在瑞典，你什么都不做，一串身份卡上的编号就值这个数。

“政府负担太重，而年轻人慢慢地变得很懒惰。”教授说。“表面光鲜的瑞典问题很多……”

我在各种派对上见过很多既不读书也不工作的年轻人，他们往往还没想清楚“未来想要什么”就已变老了。我当然赞成每个人都清楚自己“未来想要什么”；但显然，由纳税人无偿供养许多“空想家”，实在有点不公道。

秋日的街巷，金黄的落叶铺满小城

然而，还有其他伤痕。从来到瑞典的第一天起，你就会惊讶于这个久负盛名的金发国家，竟然生活着这么多包着头巾、皮肤黝黑的中东人。因为几十年前的两伊战争，大批战争难民因为国际援助来到瑞典。不过，几十年下来，移民并没有很好地融入瑞典社会。除了少数从事体面工作的移民家庭以外，绝大多数移民仍忙碌在餐饮、清洁、出租车等低附加值的行业中。尽管他们的收入并不比瑞典家庭少，但社会地位却停在谷底不动。久而久之，社会阶层的鸿沟出现。在移民众多的生活区，瑞典家庭慢慢搬走。不少社区学校稀里糊涂地就变成了移民学校。再加上文化或别的原因，移民家庭不停地生育小孩（按照瑞典法律，多生一个小孩会多一份大额补助）。带着四个孩子漫步在街头的中东母亲随处可见。在瑞典第三大城市马尔默，仅占人口总数不足5％的中东移民，竟生育了2010年全部新生儿的四分之一！

我理解瑞典人的担忧——潮水般淹没瑞典的中东移民，大多并不认同瑞典文化，甚至未必会讲瑞典语。按照这种速率下去，不久的将来，瑞典人反而会变成少数民族。“到那时，瑞典便灭亡了！”朋友约尔捏紧拳头大声说。

经济繁荣的时候，很多忧患尚能隐藏；但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受害最严重的大约是这些移民家庭了。我清楚地记得瑞典的犯罪率大幅提高。我有三个同学就被中东青年抢了背包，丢了笔记本和钱包。即使报案，警察也有心无力。习惯了夜不闭户的瑞典警力可是欧洲出了名的迟钝。

每当经济萧条社会动荡时，移民问题总是最抓人眼球。2010年，热炒了很多年的移民政策终于也在讳莫如深的瑞典开始得以认真地讨论。承诺以强有力的方式改善移民问题，右派在年轻人中博得了不少好感。但善良天真，又笃信世界民族大团结的塞西莉亚委屈地说，今年这是第一次她要偷偷摸摸投左派的票，因为她的所有朋友几乎都齐刷刷地“向右转”。

“相信世界大同是我父母那一辈的理想，大概只有老一辈北欧人才会这么愤慨地接收那么多外国人吧。而现在的瑞典年轻人已经不自觉地走向了民族主义。他们高唱着‘瑞典人的瑞典’，要求将移民赶回去……”

赶回去当然不太可能。瑞典可能逐渐关闭输入难民的大门。

不过时至今日，瑞典仍是贡献着最多非政府组织、慈善机构和国际援助的国家之一。瑞典仍是环保主义和世界主义的大本营，是后现代主义的主要发源地之一。瑞典的年轻人仍走在世界大潮前沿。和中国孩子忙着去公司报到实习、兼职打工不同，瑞典的年轻人有全然不同的打算。

瑞典大学的暑假从每年6月开始。一到这时，我的室友们就全不见了。除了跟家人去“夏屋”（summer house）度假以外，越来越多的瑞典学生选择做义工。

义工的首选之一是去欧洲各地的有机农场做农活。瑞典曾是传统的农业社会。每当盛夏，哲学和物理都变得可有可无，土豆的收成才最要紧。20世纪以降，工业化将大量瑞典家庭从农村驱赶到城市，但农忙的传统仍保留着。最近几年欧洲“有机农业运动”盛行，好多孩子宁愿倒贴机票飞往冰岛、丹麦或是法国义务劳动，晒得一身黝黑。我的室友、漂亮可人的20岁瑞典女孩伊达申请了无数次，终于收获了去西班牙一家有机农场“义务”劳动的邀请。白天和一大帮年轻人（几乎来自欧洲各地，但还是以“觉悟”最高的西北欧最多）在广阔的农田里顶着烈日忙活，晚上一起啤酒派对。她的小肚子长起整整一圈，除了两臂和脸庞晒得绯红，根本看不出劳动过。

“我们深信，消费主义的世界秩序是错误的。”凯勒对我说：“过去几十年，瑞典靠汽车、电器等制造业获得了财富。但我们逐渐认识到，美国人说的那套以消费推动生产、驱动利润，反反复复无穷尽也的思路是走不通的。人类不可能通过消费主义达成共同富裕，我们在走上资源枯竭的不归路。瑞典希望能摸索出另一条道路。目前，我们试着从减少消费、发展可再生能源入手……”有机农业的盛行，便是瑞典年轻人绿色梦想身体力行的体现。

走在世界最前头的还有久负盛名的女性主义思想。刚来瑞典时，我听说瑞典男孩子不太受欢迎，因为瑞典女性太强势了。瑞典几乎任何行业的性别比例都趋于均衡。这还只是表面。内在里，男女性平分秋色的思想在瑞典人中根深蒂固。她们不承认歧视，甚至不承认差别。有次我无意当中说：“男生比女生更喜欢地图……”室友波蒂脸色猛然一沉，“你有什么证据说明男人更喜欢某个东西？性别不会造成认识的差异，只有文化和教育会！”

相对于我们一边抱怨说“这是不公平的”的同时，又表示“可这就是社会，没有办法啊”的做法不同，瑞典人更倾向于“既然不公平，那么就改变！”的思路。的确，在这个历史上极其贫瘠、人口稀少的国度，“不改变就等死”的逻辑深深地印在他们的头脑中。

最能说明情况的是曾经发生的故事。18世纪50年代，瑞典化学家卡尔•金勒在完全没有先进仪器的情况下发现了氯、氟、锰、钡、钼、钨、氮和氧，他还发现了氨、甘油和单宁酸，他设计出大规模提取磷的工业办法……不过，他什么荣誉也没有得到。历史压根就把他给忘掉了。

至于原因嘛，大名鼎鼎的《万物简史》的作者比尔•布莱森说：因为他是瑞典人，他不说英语（或者法语和德语）。250年前，那就是瑞典的真实写照。

希望再过半个世纪，当整个世界转向可持续发展、转向有机农业、转向环境主义时，会知道他们行走的路上为何不见荆棘，满是鲜花。曾经，瑞典人在这条边缘道路上努力开拓。历史的主流不信任瑞典人的远见。但是你我都知道，历史的主流，总是落后和愚昧的。

“瑞典自古是个离开就不愿再回来的国家，就像古代的维京人。哪怕一百年前，我们除了土豆都还什么也生长不出，而且一年只能收获一季。瑞典人纷纷去美国做苦工，在纽约修地铁，去内华达挖煤……《一封美国的来信》就是讲这类故事。”塞西莉亚告诉我，“瑞典的成功完完全全是教育的成果。每年政府将18％的财政经费投入教育，教育是瑞典高科技与新思潮的根源。现在，我们仍在享受前人的远见卓识的果实。”

区区900万人口的瑞典是教育立国的鲜活例子。直到今天，这个占世界人口不足600分之一的弹丸小国，还在不知疲倦地思考地球“往何处去”。我相信，世界早晚有一天会感激这番努力。

别离

烧烤派对是秋天最频繁的户外活动，只是落日便要收场

2009年10月初，女朋友Laura辞职来到瑞典。自从全家周游欧洲之后，她便再也没法全心投入工作，于是花了两个月交待了工作，便决心换一种轨道生活。和我一样，来到瑞典时正好错过了最美好的时节，满世界是急风骤雨加上沉闷的阴霾，以为遇见了世界末日。还好同学们办了一场又一场派对，才使单调的小城生活不太憋闷。

这是我们亚洲研究班聚在一起的最后一段时间。大家都知道，一旦去了天涯海角实地调查，便难有齐聚的时候，因此凡是派对都格外积极，在我的大三居室里都聚过好多回，最多一次竟然来了超过30人。

11月底，去东南亚的同学最先离开。很快，去印度和中国的同学也都作别。我们去日本的学生安排在最后，因此空出整个12月无所事事。我和Laura去西班牙和葡萄牙逗留了十天，又迎接交换到伦敦的老同学石女士的造访。我因此第二次去了布拉格。

夏夜，晚霞美好静谧，长达几个钟头。我为了拍一张更好的照片，追至荒郊野外，找不着路

圣诞节前的几天，塞西莉亚就要回故乡哥德堡。知道可能下次再见遥遥无期，她邀请我去她乡下的公寓吃地道的瑞典肉丸。因为考试挂科，她被AFB赶出了学校公寓，被迫住进了乡下一栋百年老宅的最小的房间。她的门前是广阔荒芜的草场和萧索零落的树林，在无边无际的冬夜中，往心头更添几许寒意。那一晚，瑞典肉丸真是美味，但别离的冬夜愁绪也弥漫在心头。

塞西莉亚做的姜饼屋，令我大开眼界

地道的瑞典肉丸是值得铭记终生的美味

肉丸（köttbullar）大概是瑞典的国菜，真是不能错过。如果你认为你在宜家品尝过了正宗的肉丸，那真是大错特错。离开瑞典后，我最牵肠挂肚的，大概就是这个东西啦。我不惜将塞西莉亚的菜谱公之于众，希望有一天在中国也能吃到地道的肉丸。

首先，先将面包用牛奶泡软；葱头去皮洗净，切成碎末，加黄油炒好待用；将牛肉剁成末，放入盆里，加上炒好的葱头末、鸡蛋、面包、盐、牛奶等等，用力搅匀至糊状，最后挤成丸子。按照瑞典的传统做法，肉丸一般是用油慢煎之后，在移到焖锅加汤、酸奶油慢慢焖炖。装盘时配以土豆泥或其他素菜。肉丸香浓酥嫩，美味可口。

不过，我从来嫌自己做起来麻烦，总是从超市的冷冻柜里买一公斤装的速冻肉丸。瑞典学生最常见的做法是一边油煎肉丸，一边煮意面。混在一个碗里，即可开动。

塞西莉亚是我最好的瑞典朋友。我曾在她的那层公寓楼上短暂寄宿过两个星期。一次从阳台乘扶梯下楼，看见她窝在沙发逗一只灰白色的慵懒野猫。她见我看见她，便向我打招呼。

“你好！喜欢猫吗？”

“喜欢呢！你住这里？我住楼上！”

“是嘛？真是太巧了！”

“呃……其实呢，我暂时没分到自己的房间呢。”

“哦！真是太糟了！那么……”她坐起来，双手一摆，“你从哪儿来？”

和她聊天轻松愉快。此后几天，每当经过三楼，我便留心看她是否在阳台。哪知不多久，我竟接到AFB的电话，被告知分到了她那个公寓的一个房间。人生真是巧妙。住在那公寓的时光非常温馨美好。瑞典人大笑聊天，她会专门翻译给我听。有人笑话我的英语口音，她会不高兴地喊那人住嘴。她教我做姜饼积木，为我准备亲手做的漂亮生日蛋糕。她分享我的心事，也告诉我她的全部痛苦和幸福……

我离开隆德不久，她终于搬回公寓。很快，她申请到去阿姆斯特丹大学交换的机会。在我为工作疲于奔命心情低落时，看见她的博客每天都有笑脸，我便打心底笑出声来。两个月前，她说她申请到了去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交换的机会。

“李，我们能在那里见面吗？你说呢……”

两年过去了，每当我回忆瑞典时，我的内心便因为她而充满暖意。她点亮了我内心的大屋中温暖的烛光。

Time flies，and people change. 谁都猜不到将在何时、何地、以何种方式碰见一生的朋友；当然，也猜不到“再会”之后的结局。这就是人生的奇妙之处，虽然更常常令人不胜唏嘘与遗憾。

塞西莉亚亲手做肉丸。此后大家便天各一方

即使搬离第一个公寓，室友仍时常邀我参加派对。阳台上那些回忆永远令我感动

占着地理和廉价航空的便利，我在欧洲的第一趟旅行竟是去东欧。老实说，我完全不期待在那样的天寒地冻里收获多好的旅行，却不断地遇见有趣的人、有趣的故事、有趣的时刻……2008年底在苦寒的东欧，忽然为我打开思考“旅行的意义”的窄门。

第一站是波兰的旧都克拉科夫，受到W先生的热情招待，听来自夏威夷的云游歌手约书亚海阔天空，真是快活的回忆。奥斯维辛是现代文明无法回避之地，是自以为是的人类智慧结出的毒瘤。

搭乘老派的卧铺火车，我从克拉科夫前往布拉格。东欧之所以在我内心占着非同寻常的份量，想来想去，或许还是因为这座城市的那位德语犹太人卡夫卡。少年时代读不懂他的文字，大学时疯狂学他，仿佛每一句都能解读阐释出万千意象。“一天清晨，格里高尔•萨姆沙从不安的睡梦中醒来，发现自己躺在床上，变成了一只巨大的甲虫……”20世纪文学，就是从这一句开始的。

略去奥地利首都维也纳不讲，我乘坐的大巴穿过斯洛伐克首都布拉迪斯拉发，奔最后一站布达佩斯而去。

布达佩斯本只是座颓败冰冷的旧世纪大城。但这城市因犹太小伙子马蒂斯而变得真实鲜活起来。我仍然记得与马蒂斯和他女友盘腿坐在大客厅的地板上对饮，共同庆祝新年来临的情景。对我来说，这些片段比英雄广场的雄伟立柱更真实、更动人……

克拉科夫与奥斯维辛：悲剧与厄运

每年的圣诞假期雷打不动，课程都在节前三四天暂停。2008年12月22日，我就有场东南亚政治课的考试。我已准备好全副行头，考试一结束便飞往东欧旅行。

之所以选择东欧，主要还是因为机票便宜。10月底查到乘Wizz航空从马尔默去波兰第二大城市克拉科夫，十天后再从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返回，两张机票加起来不到350克朗（也就是300人民币）。我大喜过望，匆忙就订了。心里惴惴不安，生怕漏看了什么税款。从马尔默去克拉科夫的机票，机票为零，税费26克朗。剩下的是返程机票的价格。欧洲多的是这种有点亡命的廉价航空，利润薄得心痛，一不留神就倒闭一大片。

21日晚上，室友们聚在厨房举行“再会派对”。澳洲人斯蒂芬结束了一年的交换，转眼就要离开，去波兰、意大利、法国、德国，一个月后再回到隆德。他将在客厅的沙发上凑合两个晚上，就彻底回悉尼去。

他从背包里摸出3瓶1公升装的伏特加放进冰箱。

“明天你不是要赶飞机？”我大吃一惊。

“对啊。所以，我不喝。你们喝。”

丰盛的晚餐后，整个宿舍开始狂醉滥饮。我最后的记忆是仰头望见吊灯，大口吞酒，喉头仿佛被融掉那一瞬。

下一刻睁开双眼时，我已躺在床上。头疼乏力，身上臭不可言。翻身看表，发现已是午后2点，考试即将结束。完了，要挂科了。还要不要去旅行呢？

捂着头，望着窗外。虽才只是午后两点，夜色却已不远。深冬的北欧肃杀得令人心凉。铅灰色的天空阴云密布，整月没有阳光。窗外一星半点绿色都见不着，毫无生命力的痕迹。即使是正午，城市里也都到处开着灯。或许橘色的灯光真能给人温暖。只是这温暖，我一点也感觉不到。

放弃旅行吧，准备重考这门课？可是，我真是迫不及待想要逃离这个好像枯萎的国度。

22日一过，宿舍里立刻空了下来。瑞典人纷纷回家，外国人则抓紧机会游玩去了。厨房安静得好像锅碗瓢盆的仓库。突然听到遥远的脚步声，徘徊一会后，总是朝远处走去。一个人看《美国偶像》，吵吵闹闹。关掉电源，整个世界就好像突然被静音。窗外的沙沙声，没有人，雪地上连脚印都瞧不见。世界好像一幅画，我被困在画里，逃不出去，也没人能进来。

就这么动摇了三天，我终于还是决定逃离已经空掉的大学城，哪怕挂科重修。面对好像没有尽头的寒冬，我选择了夹着尾巴逃离。

Wizz航空是一家匈牙利廉价航空公司，票价往往便宜得令人瞠目结舌，独家运营着几十条在我看来毫无利润可言的路线。马尔默机场设计简陋，甚至找不到一个座位。这座小小的机场只运营Wizz航空的航班，工作量非常之小，经常是傍晚7点，整个机场就下班回家。

马尔默位于隆德以南15公里，贵为瑞典第三大城市，人口却只有区区30万。马尔默人多选择乘火车去哥本哈根机场，单程只要不到30分钟，花费只是60克朗上下，比之去马尔默自己的机场还要快捷便宜。

高效的公共交通和开放的边界不断改变着人类的时空观。读书期间，我有个好朋友每天早上从哥本哈根西郊乘火车一路往东，越过波罗的海来隆德上课，下午再乘火车返回。一路上出境入境、转乘几次，虽不简单，也谈不上辛苦。在伦敦、东京和纽约，每日百万人从遥远的郊外通勤至CBD，已成大都会的特征之一。如今北京、上海也渐如此。但从北京的东五环乘地铁再转公交车去北四环，短短15公里路，苦不堪言。这也难怪，单是北京八通线一号线的工作量，就相当于每天把半个瑞典运去了丹麦再送了回来。

因为没有座位，停机大厅里，年轻人大多在地板上叉开腿随意一坐。北欧的年轻人大多漂亮潇洒，双眼透出自信和天真，破得穿洞的匡威鞋（你要去的是零下20度的波兰，你知道吗？）和一直没洗过的黑色大衣，各种背包扔得满地都是。亚洲人多没这样随便。一对台湾学生排在我身前。女孩子用嗲嗲又字正腔圆的台湾国语一板一眼地对男孩子说着什么。旅行中我碰到过六、七回台湾人，都是彬彬有礼，让人心存好感。

好玩的是，东西方人各有不同的方法区分中国人、日本人和韩国人。在我看来，聚在一起，小声交谈的是日本人，大声说话的是韩国人，东张西望的是中国人。西方人也有自以为是的办法：眼角上翘的是中国人，平着的是日本人，往下耷拉的是韩国人。这办法虽然不靠谱，但西方人却深信不疑。好友黄玮在西班牙旅行，忽然被公园里的幼儿园老师叫住。“你好！你是日本人？中国人？韩国人？”“中国人……”“请向孩子们展示一下你的眼睛好吗？”“可是……”她心里想，我的眼角明摆着不是往上翘的啊！

“大家看见了吗？”老师大声问西班牙小孩子们。

“看见了！”大家齐声回答。

可她的眼角……千真万确是平的。

廉价航空的飞机里也没什么不一样，当然没有免费吃喝（请另外付费！），而且各种出售特别多，一点都不担心把机舱直接做成百货商店。

40分钟后，飞机降落在克拉科夫70公里外的卡托维斯（Katowice）机场。欧洲多的是这样的机场，靠着大城市的名，却离得老远老远。飞机停稳，这个机场今天就算收工啦。安保人员跟着乘客一起收拾撤退，穿着荧光工作服的地勤也都齐刷刷地坐上工程车返回航站楼。航站楼小得可怜，左脚迈进，右脚就迈出了。因为托运行李另外收费，所以好多人也都坚持不托运行李，只有寥寥几人等在窄窄的传送带那儿。

去克拉科夫的机场大巴已坐了一半的人，车票比起机票更是贵出三倍之多。掏钱买票的那一霎那，我对自己说：要努力习惯这世界的荒诞可爱之处。

克拉科夫俨然一副大城市的气派。这座城市始建于公元7世纪，在1038至1596年间是波兰王国的首都。1241年、1259年和1287年，蒙古铁骑三次摧毁了克拉科夫（更多触目惊心的大屠杀，参见法国学者勒内•格鲁塞的《草原帝国》和《蒙古帝国史》。正是从阿提拉，蒙古人到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一系列游牧民族侵袭，造成了欧洲人根深蒂固的“黄祸”恐惧。）。1572年，波兰国王去世。因为没有子女，波兰王权在法国、奥地利等国王手中交接了一阵（欧洲王室的混乱血统一直都是我的噩梦），最终遭到瑞典的侵略。瑞典治下的波兰迁都华沙，克拉科夫由是式微。18世纪始，波兰不断易主于沙皇俄国、奥匈帝国和普鲁士之间。拿破仑皇帝给波兰带来了短暂的光明，但三列强很快碾碎了这点希望。此后三个半世纪，直到一战结束，波兰才再次独立。但仅仅20年，波兰再次遭纳粹德国和苏联瓜分（1939年9月25日，苏联与德国更是举行联合阅兵）。二战期间，数百万波兰人遭到屠杀，二战后，苏联管制新波兰直到东欧剧变。

二战后重建的克拉科夫一直是波兰第二大城市，自称“欧洲的硅谷”，经济相对还挺发达。尽管古典建筑相对陈旧，现代建筑也缺乏设计感，但拐进火车站的商场，四层楼的大商场灯火通明，晃得我睁不开眼。在“小国寡民”的瑞典待久了的我，终于看到了全球品牌——施华洛世奇、Swatch、家乐福！

目前，波兰是前社会主义阵营中经济相对最健康的国家，人均12300美元的国内生产总值也在全球排名靠前。不过，这一数值仅达到了西欧国家平均标准的六成。因此，西欧国家对于全面接受波兰加入欧元区还倍显迟疑（为什么要加入欧元区？君不见希腊、葡萄牙、意大利之祸？）。波兰的人均月收入为1374美元（约8900元人民币），是东欧地区最富裕的国家之一。2006年，波兰全国平均失业率高达13％，但随着西欧国家对波兰人开启就业市场，许多波兰人前往西欧国家从事低薪职业，波兰国内失业率逐渐下降到7％左右。

终于感觉回到了『现代』社会

在商场小转了半个钟头，最让我开心的莫过于不到人民币5块的500毫升瓶装可口可乐。在瑞典同样一瓶可口可乐要卖到10克朗以上。啊！可口可乐久违的滋味！

要知道，甚至在热带雨林也能买到可口可乐，真是不可思议！08年的《经济学人》有篇《快乐指数：非洲与可口可乐》的文章，指出非洲那些消费可口可乐越多的国家经济越繁荣。这还用证明？这不是明摆着的吗？

手机响起，天寒地冻和W先生都在商场外等候着我。他说他刚到，表情羞涩，每次英语说出口前需要想一想。公寓波兰室友听说我要去克拉科夫，热情地把我介绍给她一个朋友。可惜那男孩圣诞期间出远门，于是我便被再转手给这位W先生，说我可以睡在他家的沙发。他们都相当好客可亲，让我满心春风。如果可以的话，我也希望能在北京敞开我的沙发迎接他们。

W先生载我绕过昏黄的旧街。克拉科夫的夜晚零下十度左右，路上很少看到行人，宽阔散漫的街道沿着小河转弯。进入灰暗的老巷，他熟练地插进一列停在路边的小车里。与瑞典大同小异，满街都是十年前的旧款大排量轿车。W先生的Mini Cooper也只有在电影里才能看到。“我爸爸妈妈的车，现在我开。”

他领我走上顶楼。这是那种最典型的五六层高的欧洲公寓，进得两三米高的大门，一侧是宽大的楼梯和窄小的电梯，正前的中央是个庭院，从天空俯瞰的话，整个公寓楼形成一个口字。

“电梯晚上不好用，还是爬楼梯的好。”推开木门，顿时传出橘色的灯光和笑声。

“这是今晚的新客人李。”W先生将我介绍给坐在屋里的两个人。两人起身。一个是长发朋克青年，上下全是漆黑，胸口印着骷髅，W先生自小长大的好友。一个是露出率真微笑的30岁上下男子，“我叫约书亚，夏威夷人。我也是沙发客，住这儿一个星期了。”

重新落座，继续聊天。W先生指着墙角的沙发，“晚上睡那里，是否介意？”

求之不得。

墙面好些地方早已斑驳，四角留下清晰的水清，木地板发出吱咯吱咯的响声，窗户在北风劲吹下发出不结实的响动。这是间正方形的大开间，角落隔开厨房和卫生间。40平米大小的开间里东横西竖摆着两张钢丝床。

W先生一边搔头，一边害羞地坐到自己的钢丝床去。约书亚歇了几口气，接着又开始侃侃而谈。显然，他已经讲了好几天的故事，今天这出紧跟着“上回讲到……”。两个波兰青年全神贯注地听着，眼中满是崇拜。

约书亚究竟讲的什么呢？今天的我早已想不起来了，只记得他表情夸张的脸和上下翻飞的双手。他行走天下，讲得津津有味。这是“秀”文化下培养出的达人，爱秀又能秀。在我看来，“秀”是美国文化的核心体征之一。

因为爱“秀”的文化，所以美国人大多好玩有趣。美国人既以有趣为荣，又不怕浅薄。美国人中深刻的不少，但大多不像欧洲人那样喜欢装深刻。

欧洲人对美国人的爱秀老早就看不惯啦。早在19世纪中叶，在美国旅行的欧洲人就大为光火。史学家丹尼尔•布尔斯廷举例说到，和欧洲为了强调等级制度和安静，刻意把火车车厢分成很多个小隔间不同，美国火车从一开始就是贯通的大车厢。车厢里，全体美国人大声喧哗、唱歌跳舞、随意走动。努力想要正襟危坐保持绅士风度的英国人总是愤怒到不行。

在今天的美国，说一个人“boring”（无趣）真是天大的奚落，“nerd”（书呆子）是个招人恨的称呼，一个典型的nerd，没有朋友，交不到女朋友，躲在派对的角落，站起来滑稽可笑，一张嘴丑态百出。美国人对书呆子的残忍无情到了极致，不管电影还是电视剧，书呆子几乎清一色都是被人嘲弄的对象（最近的《生活大爆炸》造成了美国人的改变吗？没有！）。“你真无聊”等于宣判“GAME OVER”，一点机会都没有。

与此相反，中国人却对老实人情有独钟。从小我就听惯了爸爸妈妈和老师表扬谁谁谁“老实听话”。可是，我们这班孩子长大了，都老实听话吗？你懂的！

W先生与约书亚慵懒地闲在地板上

约书亚弹起吉他，令人陶醉

约书亚海阔天空良久，忽然间竟然闭口了。他摸索出了罐啤酒，咕嘟咕嘟喝下去一半。然后，他从床上拿过一把红色的吉他。

他开始弹吉他。从他拨动琴弦的第一响起，我的大脑随即进入一片空白。分明是坐在一出演奏会的现场，我满脑子都是跃动的音符。所有人都沉浸在了他的民谣里。

一首接着一首。无人说话，整个房间寂静又空灵，空气中飘荡着音乐、音乐、音乐。深情的、温婉的、潇洒的、缠绵的、忧伤的……一首接着一首。约书亚的嘴角有时会忽然浮现出得意的神情，脑袋跟随音调微微转动。

拨动最后一个音符。约书亚放下吉他，喝干啤酒。“睡觉吧！”

朋克青年起身告辞。大家互祝晚安，洗脸关灯。

我却满脑子的动人乐声，无法安眠。

一觉醒来，W先生正在整理雪白的衬衣领子。这是我迄今见着他的最后一面。他回过头，笑着问我：“睡得好吗？”我才发现他其实是个很英俊的青年，黑色短短的卷发，深褐色的眼眸。从昨晚开始，我就没怎么跟他说话，甚至于记不住他的模样。

“去上班吗？”他点点头，“祝你旅行愉快！”转身出了门。

屋子还是冷，窗外是薄薄的晨光。约书亚捂住脸侧身睡在阴影里，看起来刚刚挣扎过一阵的样子。窗外是被时光抹上不均匀的暗黄色的古典造型的公寓楼。街上没有行人，冷冷清清，仿佛大喊一声，空气会像玻璃般崩出裂纹。

我洗漱完毕，走出房门。约书亚仍在熟睡。

克拉科夫的冬日清晨

约书亚是通过一个叫“沙发冲浪”（Couch Surfing）的网站找到W先生的。这个网站来自几个想要背包闯荡天下的年轻人，为首的那位名叫Casey Fenton（又是美国人！）。1999年，Fenton想要从波士顿去冰岛旅行。他过分厚脸皮地直接向1500个随意找到的冰岛大学的学生发了电子邮件，问谁能给他提供免费的住宿。出乎意料的是，超过50个学生答应了他的请求。回到美国后，他和朋友一起开始设计这个网站。2004年，这个网站上线。截至2010年底，超过240多万会员遍布全球。

我刚到瑞典的时候就听朋友说过couch surfing这东西。塞西莉亚曾问我，敢不敢试试？我反问她，你一个女孩子不怕吗？我扪心自问，既不够信任别人，也不够相信自己。要是我像W先生一样，把陌生人留在房间自己去上班了，肯定忐忑整整一天。

出发前，我曾浏览过couch surfing的网站好多次，像布拉格、维也纳这样的大城市都有数千人愿意提供自己的沙发。新年过后又一次偶然再去翻看，发现用户成倍增长，曾经联系过的人早已淹没在层出不穷的生力军中了。

半年后，我终于学着couch surfing，在欧洲的中国留学生论坛上组织了一场暑期换房活动。我说，我在瑞典隆德市有一间不错的小公寓，想要跟别的哪个城市的留学生换公寓住上半个月左右。

应者虽然寥寥，但为数不多的几个人也聊得很开心。一个男孩子是在荷兰海牙，一个男孩子是在米兰。后来虽然因为等哥本哈根一个实习项目哪儿也没去（而且也没有等到！），但我自信这事儿很有尝试的价值。暑期不回国的留学生多得是，既想旅游却又担心住宿的花销。你来瑞典消夏，我去米兰游玩，岂不是两全其美？后来据说有人学着我的方法开始交换，规模似乎还不大。

因为自小教育使然，中国人总是很警惕。我在瑞典时只在午夜锁门，平时听任家门敞开着，从不担心会有危险。后来在东京也是一样，尽是两三层的低矮公寓，也没见哪家刻意装过防盗系统。在那样的环境里，一旦想到劫匪登门入室，顿时觉得荒唐得摇头。“即使真的有，你只要大喊一声不就得了？”瑞典人会这么说。

谢谢W先生提供给我他的沙发。欧洲人虽表现得略微羞涩和高傲，但骨子里的诚恳与善良一次又一次打动着我。没有他的沙发，我在冰天雪地的波兰的第一晚不可能有那么温暖和舒服。

24号是平安夜。西方国家多数景点在12月24、25号两天都会关门。我内心一直惴惴，直到去了克拉科夫，才最终确定奥斯维辛（Oświecim）24号这天不关门。

两个月前，我在想究竟是去格但斯克、华沙还是克拉科夫，抑或一条线玩下来？格但斯克是君特•格拉斯“但泽三部曲”（尤其《铁皮鼓》）的背景城市，与瑞典斯戈纳省隔波罗的海相望。不过因为奥斯维辛，我最终放弃了格但斯克与华沙。

博物馆中展示的囚衣

牢房地面用蜡烛拼成的六芒星

“Arbeit macht frei”

集中营焚化炉遗址。

死亡车站

集中营的牢房。

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官方全称为“奥斯维辛—比克瑙德国纳粹集中和灭绝营（1940—1945年）”。奥斯维辛浓缩了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悲怆、黑暗与残忍。人类历史前后数百年，绝对无法再找到另一个如纳粹德国那样自以为是和丧心病狂的政权。

人类历史上的大屠杀数不胜数，比如13世纪前后蒙古人对东亚（尤其今天的中国南方）与中亚的空前大屠杀。但古代的大屠杀乃是应对失效的战俘与征服地管理而祭出的下下之策。相反，希特勒与他的纳粹政权、顶尖知识圈以及全体德国民众则是经过仔细论证、精心策划后，共同做出这项臭名昭著的“科学”决定——“最终解决”犹太民族。在“科学”的冠冕下，以“科学”的流程与操作，600万犹太人与1000万斯拉夫人化为齑粉。

纳粹德国是“现代主义”的必然产物，是高度发达的人类文明误入歧途的必然恶果。工业化、城市化、民族国家化与国家共产主义是“现代化”的致命伴生物。这一历史性的罪行不得不为“现代主义”和“科学”观念敲响警钟。

“科学”是什么？美国大哲学家托马斯•库恩在其杰作《科学革命的结构》中指出，“科学”的源起、存在、革命与转变未必是以真理为轴心，而也可能是以“利益”为基础。文艺复兴时代，相比于宗教，正是因为有更多人“得利于”科学，科学才流行起来。但同时，如果一大批人都能通过某一学说得利，这种学说便很可能被宣布为“科学”——种族主义便是这样一门“科学”。继宣判了没有“绝对的”历史后，我们也没有“绝对的”科学——科学只是一门新的宗教。

集中营于1940年4月由纳粹德国党卫军领导人希姆莱下令建造。1942年初，在纳粹德国高层通过“犹太人问题最终解决方案”后，犹太人大屠杀在各集中营展开。估计约有110万人在奥斯维辛集中营被杀，超过九成遇害者都是犹太人。

奥斯维辛集中营由奥斯维辛、比克瑙、莫诺维茨3个大型营区和39个小型营地构成。奥斯威辛是最先建立的集中营，负责整个奥斯威辛地区全部集中营的管理工作。早期波兰境内的知识分子、苏联红军战俘和德国境内同性恋者及罪犯，很多在此遇害。

1941年10月，在奥斯维辛集中营不远处开始兴建比克瑙（Birkenau）集中营。比克瑙是最主要的“灭绝营”。但凡论及大屠杀总会出现的那段铁轨（建成于1944年5月），以及铁轨尽头的骇人的火车站，就位于比克瑙集中营的正门。纳粹政权在这里修建了300座木排房、一些行刑场及毒气室。大屠杀开始后，大批囚犯被送至集中营。集中营的医生首先对囚犯以种族、宗教、是否同性恋者等标准分类。他们被刺去头发、消毒、拍照建立档案，并在身上刺上编号藉以确认收容数量（编号达40万之巨）。此后，囚犯的唯一财物便是身上的囚服，其他个人行李财物皆被没收，成为纳粹德国的战争资源。最后，囚犯依人种及性别被分送到不同的收容楼房。大部分的犹太人、妇人、儿童、老人或是被判断为没有价值的人，则会直接送往刑场或是毒气室杀害。

如今的奥斯维辛已经开辟为露天博物馆，犹太囚犯曾经住过的营房、工厂等等，大多改造成陈列室，展出极多的照片和实物。那个臭名昭著的“劳动带来自由”（Arbeit macht frei）的标牌就在那里。“劳动带来自由”是一战后德国政府大力宣传的口号，后来写进集中营，在强迫劳动的同时，也羞辱犹太人不劳而获（德国和欧洲为什么反犹？不仅是德国，整个西方的反犹历史源远流长，详见德国史学家克劳斯·费舍尔的名作《德国反犹史》）。不知何故，奥斯威辛集中营里的“Arbeit macht frei”的“b”字母是上下颠倒的。

走过一个焚化炉，忽然遇见一只灰褐色小猫。它冲我叫了好久。于是我蹲下来，逗了它好一阵。那是那天上午唯一的轻松时刻。我是个胆小的人，看过几个陈列室后，内心怯怯，后面的我便看得匆匆。我搭乘摆渡巴士从奥斯维辛去往比克瑙。尚未停车，那座臭名昭著的火车站便硬生生地停在不远处。

集中营遇到的可爱小猫，暂时缓解了我压抑的情绪

我知道，就是那里了。

很多年前看《辛德勒的名单》，几个小时下来只记得两个镜头。一个是所有人被剥得精光，露出瘦骨嶙峋的前胸和乱蓬蓬的头发，列队走进焚化炉。再一个就是列车顺着铁轨笔直地驶入比克瑙火车站。来到这里，就意味着死亡。1945年1月苏联军队解放奥斯维辛时，只找到7650名幸存者。

铁路上永远都有后人献上的鲜花

如今，这条铁路在我脚下。这座车站在我正前方。

值得庆幸的是，载满囚犯的列车不会再有。今天的德国洗心革面，与过去截然对立；今天的波兰虽然尚不富裕，但再无大战之忧；今天的犹太人虽仍流散各地，但受到各种制度保护，绝无再遭屠戮的可能——前阵子因反犹言论被解聘的Dior设计师约翰•加利亚诺就是再鲜活不过的例子。我想到波兰人W先生，想到德国朋友斯文、丽莎、塞巴斯迪安，想到每天嘻嘻哈哈的美国犹太人伊丹……我无法想象这几位反目仇杀、刀戈相向的荒诞情景。怎么会？怎么会？这群人若在天涯海角相遇，应是坐下痛饮一杯才是。

“让别的民族分割大陆和海洋，而我们德国满足于蓝色的天空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也要求阳光下的地盘。”

让愚昧与狂妄见鬼去吧。

回到克拉科夫城，天色渐渐暗下来。我想着去城里哪个高级餐馆大快朵颐一番。为什么不呢？即使对于我这样一个立志穷游的人，今天也是难得的圣诞节前夜嘛。

结果是，我瞬间石化。天色黑下来，华灯却压根没有初上。号称波兰最繁华的商业街区，一片死寂。昏黄的街灯下，仅有的几家商店也在匆匆收拾当中。各家店铺都用最鲜亮的“圣诞快乐”冷冰冰地冲我摆手说“No”。

我向W先生去了电话。“圣诞节难道不出来玩吗？”

“我在爸爸妈妈家呢。”他说，“前夜不都跟家人一起过吗？”

就跟除夕一样，这样的时候是应该跟家人在一起的。我迷迷糊糊地在黑灯瞎火中转悠了半个小时。忽然，我发现大广场还真有一家餐厅开着门。

提防太贵，我蹑手蹑脚走过门口，想要打探个虚实再进去。真是巧啊，我看见约书亚坐在落地玻璃后，举着啤酒招呼我！

我要了杯热咖啡。在零下十度走了一天，身体就要崩溃。一旦脚冻得快没了知觉，便躲进商店餐馆。不用买什么，只要多站一会儿，等身体恢复了热度就好。城里旅行有这个便利，很多时候倒不觉得太痛苦，即使要去的两个地点距离很长，也可以拆成很多小段慢慢消化。除了……瑞典的一些城市，比如哥德堡，因为店铺寥寥，一长段路之间什么歇脚的地方都没有（只有公寓和公园）以致好几次被冻得差点倒毙。

太热或太冷的天气都不适合旅行，这好像是废话，但我们却偏偏只有这些时候才有假期。现代社会是反旅行的，这肯定。

约书亚抱怨了几分钟波兰这不成熟的商业社会和市场经济。“至少麦当劳不应该关门啊！欧洲的假期太多，福利太好，搞得公共服务支离破碎。”约书亚是个太典型的美国人，走遍世界，也总是戴着美国的卷尺丈量异乡，这儿长了，那儿短了。

“晚上怎么过？”我问。

“没关系。”他从桌下拿出一个大口袋，“我买了好多东西过圣诞。今晚就我一个人在W先生的家里呢。”

我看见他买了冻肉和面包，还有红酒。他掏出一大块面包，“你拿着这个，要是不幸你真没找到餐馆……哈哈！”

我婉言谢绝了他的好意。实在不行，我就去火车站。反正今晚10点我就要乘火车去布拉格。

我们聊起他的故乡夏威夷。他从不说“我是美国人”或“我们美国”，取而代之的则是“我是夏威夷人”和“我们夏威夷”。他没有独立情绪，只是自觉和美国相距甚远。“在我看来，美国人都是游客，沙滩上一躺，酒店里一住，太阳落山，拍屁股走人。我们不是他们中的一员。夏威夷有自己的特性，跟美国不一样。”

大广场上唯一开张的餐厅。约书亚竟然坐在那里

2008年竞选总统期间，一个黑人首次成为了美国的『希望』

夏威夷距离美国本土3700千米（几乎位于美国和日本的正中间），1894年推翻女王统治，1898年被美国兼并，1959年才正式成为美国的一个州。夏威夷的136万居民中，白人仅占24.7％，亚裔却高达38.6％，这在其他州可绝无仅有。

尽管远离美国本土，但约书亚的英语特别清晰标准。“我们的学校教的是最标准的美国英语，所以（在夏威夷受教育的）奥巴马的英语是有史以来最纯正最没有口音的。”

我们聊起冷战，聊起超级大国，聊起种族主义。大选当头，约书亚表示他当然支持奥巴马，并不是因为奥巴马也来自他的故乡。“他的故乡是肯尼亚……像我这样的人，没有故乡的概念。我只是觉得，奥巴马的对手太差劲，实力对比太悬殊。黑人？啊哈，我完全没有意见。”

对于可能产生的第一位黑人总统，我所遇见的所有美国人都表现得很兴奋。“这不是早该发生的事吗？”我记得肖恩这么说。

7点，餐馆打烊。服务员一一走来祝我们圣诞快乐。寥寥几位顾客开心地告辞出门。我向右转，约书亚左转。

“你会去中国旅行吗？”

“我去过香港，转机。”他想了想说，“我肯定会再去。”

我问怎么保持联系，他说facebook上找他的名字，自然能发现。后来果真上facebook键入“约书亚”，弹出的竟是“约书亚音乐”的公共网页，他的帅气头像赫然挂在正中。唉，我把他当朋友，却被骗做了粉丝。哈哈……

运气并未跌到谷底。稍后，我找见一家生意红火的土耳其烤肉店。还好世界多元化，至少穆斯林不过圣诞节。我点了两份烤肉，一份当场管饱，一份打包带上火车吃。

餐厅里都是特征明显的土耳其或中东人。老实说，911之后，我对中东人的好感大降。中东人态度冷漠，所以相互间难免提防。后来听说，中东人其实相当友善。可惜我未曾亲密接触过。

夜晚9点，我转身往火车站走。路灯昏黄，行人稀少，只有汽车时不时出现。论坛上说从克拉科夫去布拉格的卧铺车票相当便宜，可我昨晚买到的价钱却贵上数倍。

月台上有一列红色列车。留着马克思大胡子的列车员老爷子领我到卧铺车厢。他拍拍我的肩膀，示意我上车。和中国的软卧车厢差不多，都是隔成一个一个小包厢。推开小门，简直惊呆了。这活活就是从博物馆送来的火车嘛！

一切都是社会主义东欧风格，好怀旧。我把浑身装备铺开，美美睡了下去。

一位卡夫卡主义者的布拉格

无数人将布拉格视为梦想之城，关键词是“波西米亚”。

你确定了解“波西米亚”的意思？《牛津简洁字典》的定义是：“不受社会习俗约束的人，尤以艺术家或作家为甚”；《美国大学辞典》的定义是：“一个具有艺术或思维倾向的人，他们生活和行动都不受传统行为准则的影响”。

“波希米亚”的概念最初来自捷克波希米亚省。后来，这概念经过19世纪的法国文化界的再创造而暴得大名。作家穆杰（Henri Murger）出版于1845年的短篇故事集《波希米业人的生活情景》造就了这个词的流行。稍后，大剧作家普契尼借题发挥，写就了闻名遐迩的歌剧《波希米亚人》。从此，这个词染上了今天我们熟知的这个意思。

有趣的是，一个半世纪前，在法国人的想像中，以吉普赛人为主的波西米亚人是挑战传统社会的云游艺术家；一百五十年后的今天，吉普赛人却被看成了西欧社会的“蛀虫”。吉普赛人的命运既暗合了东欧的衰落，也嘲笑着人类的荒诞可笑。

我对布拉格的遐想，更多来源于卡夫卡。

1883年，卡夫卡出生于尚属于奥匈帝国统治下的布拉格。他的父亲是一位犹太富商。41年后，卡夫卡死于肺结核（他还有三个妹妹，最终全都不幸死于纳粹集中营）。卡夫卡自幼懦弱，胆小，缺少自信，他爱好文学、戏剧，18岁进入布拉格大学，初习化学、文学，后习法律，获博士学位。毕业后，在保险公司任职。

20岁左右时，他开始发表一些作品。但直到去世，他尚未成为名闻遐迩的大作家。和梵高的画一样，卡夫卡的文字充满跃出纸面的力量与迷一样的光晕。他的小说的血管里流淌着奔涌的鲜红血液，他的文字好像一株向上无限攀延的暗色大树。他充满原创力量的各种文学手法，赋予了20世纪所有文学流派无尽的灵感与养分。在我看来，列夫托尔斯泰与陀思妥耶夫斯基是19世纪文学的集大成者，而卡夫卡则是20世纪文学的奠基人。为什么20世纪文学与之前数百年大不一样且突飞猛进？正是因为卡夫卡。正是卡夫卡标志了文学的20世纪的到来。他的文字就像整个20世纪一样难以捉摸，也令人回味无穷。

卡夫卡出生于布拉格的犹太区，后来搬去黄金巷22号的小房子居住。黄金小巷原本是术士们替君王冶炼黄金的地方，20多间相连的小木屋像彩笔绘出的神秘街道。门牌22号这座小屋通体漆成蓝色。现在那里已经改为卡夫卡书店（这大概是故居最好的命运）。这座小屋逼仄狭窄，堆满了各种语言的卡夫卡的作品。

卡夫卡生活圈子狭小。他曾对一个朋友说：“这里是我就读过的高中，那边的建筑是我就读过的大学，左边一点就是我的办公室。”然后他用手指围成一个小圆圈说：“我的一生就关在这里，在这个小圈圈中。”读到这句，悲戚油然而生。

尽管汗牛充栋的文字想要确定卡夫卡和布拉格的必然联系，但事实上，卡夫卡几乎未曾在自己的文字中展现布拉格的任何角落。卡夫卡终其一生都生活在布拉格主流文化的灰色边缘地带。在当时数十万布拉格人口中，以德语作为母语的人只占十分之一弱，况且卡夫卡还是风雨飘摇的犹太人。他的身世如暗夜中栖身枯木的白猫般耀眼与脆弱。

我在故居买了一册英文的卡夫卡短篇小说。忽然很想读。我找了最近一处咖啡店小坐。在暖气和热咖啡的氤氲里，我跳着重读了我最爱的《在流放地》的一些片段。磕磕巴巴，窗外各种颜色的羽绒服和五彩斑斓的黄金小巷相映成趣。

卡夫卡的蓝色小屋，今天已是书店

军官在上边终于搞完了，他微笑着把各个部分扫视一番，这回把“绘图员”上一直开着的盖子也给扣上，走下梯子，先朝坑里一看，再看看犯人，满意地看到犯人已经把衣服拿了上来，然后走到水桶跟前去洗手。这才发现水脏得令人作呕，心里很不是滋味，因为他现在洗不成手了。最后，他把手插进了沙土里——这样做虽不能让他满意，但也只好凑合了——随即站了起来，开始解军服钮扣。解着解着，原来插在衣领后面的两块女人用的手绢掉到了手里。“这是你的手绢，拿去吧，”他说着把手绢扔给了犯人。然后他又向旅行家解释说：“女士们的赠品。”

我合上书本，窗外是白色的天空。我起身离开半地下的咖啡馆。

黄金小巷里还有一处中世纪骑士博物馆，里面展出很多铠甲和兵器。跟大多数男孩子一样，我也曾喜欢冷兵器时代和暴力文化，但不那么热情。

黄金小巷前面是王宫和圣维特大教堂（St. Vitus Cathedral）。

圣维特大教堂是捷克最大、最重要的一座教堂，也是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加冕教堂。教堂门口总是弯弯曲曲排满了人，为的是进入内部，一窥雄伟的大殿和波希米亚国王的坟墓。迄今为止，仅以建筑本身在我内心中刻下难以磨灭的印象的，除了隆德大教堂、科隆大教堂、巴塞罗那圣家族大教堂之外，就是这座圣维特大教堂。

向下俯视俗世的圣维特大教堂

圣维特大教堂内部。

波西米亚王宫的卫兵

这座教堂始建于925年，400年后扩建为现在的哥特式，但直到1929年才完全竣工。大教堂对后期哥特式风格在中欧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圣维特大教堂建在山巅，正面空间狭窄，因此所有人只有尽力仰望，摄影者甚至必须趴在地面才可能拍摄全景。在经过皇宫狭长的过道后，这座庞然大物忽然屹立眼前，令游客无不饱受震撼，发出惊呼。古人的伟大创造力无不体现在向下俯视的两座巨型塔楼上。教堂遮蔽了全部日光。站在阴影中，我自觉如砖石般渺小。

一年后的同一天，我和女朋友Laura再次来到布拉格。这次天气晴朗，暖和了许多。再次站在大教堂的阴影中，我依旧战栗。大教堂仿若即将俯身对我诉说什么，逼得我不断后退。

与大教堂相连的即是布拉格城堡。这是波希米亚国王、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以及后来共和国时期的政府所在地。布拉格城堡是世界上最大的古城堡，保存着波希米亚王国的王冠。

从城堡沿着陡峭宽阔的石子路往河边走下坡路，半个多小时的脚程后，便看见闻名遐迩的查理大桥。查理大桥跨越伏尔塔瓦河，始建于1357年，完成于15世纪初。直到1841年以前，查理大桥一直是沟通伏尔塔瓦河两岸的唯一桥梁。大桥长516米，宽约10米。桥上安放有30座圣徒雕塑。站在今天的大桥上，流浪艺人与街头画摊也是风景之一，令人想起巴黎的塞纳河两岸，只是没有绿色的小书匣子而已。

查理大桥之所以有名，很大程度上在于布拉格人把聪明劲儿用对了地方。想要和意大利、西班牙和法国的名城争夺游客，把雕塑镶在喷泉上，不如镶在桥上。差异化的策略，放在哪儿都是管用的。

走过查理大桥，顺着美轮美奂的街区，一路直达老城广场。壮丽高大的古典建筑鳞次栉比，显出布拉格非凡的品味。经过社会主义统治过的布拉格虽然式微，到底是欧洲史上有名的大都会。如此气派又秩序井然的宏大街区，只在巴黎、维也纳、米兰等少数传统大都会还能眼见。

繁华街区的尽头汇入拥挤的老城广场。我怀疑这是不是“布拉格广场”的所在地，可我没有找到许愿池。广场周遭建筑风格变化多样，包括哥特式的泰恩教堂、巴洛克风格的圣尼古拉教堂，以及老市政厅及其外墙上巧夺天工的天文钟。

夜色中的查理大桥与东岸塔楼

查理大桥上的每尊雕塑都萦绕着历史的回声

精美卓绝的天文钟

在老市政厅顶端看老城广场与布拉格城

气派典雅的布拉格歌剧院

据说天文钟的设计师、钟表匠Jan Růæe在1490年完成天文钟后，双眼被布拉格的议员们弄瞎，只是为了使这天文钟成为世上独一无二的那一只。后来证实这故事只是个传说，工匠的眼睛虽然保全，却并未阻止布拉格天文钟的举世无双。天文钟在整点会报时，耶稣的12门徒将分别露面。现在，Youtube上可找到天文钟报时的影像，相信国内的视频网站也会有转载。不过当面看到这一场景，你还能听到来自人群的“哟”的呼声。

穿过老城广场，大道被弯弯曲曲的小巷取代。我在一个小店买到了传说中的苦艾酒（Absinthe）预备送人。

19世纪最后十年，享乐主义在法国蔚然成风。人们参加各种狂欢会，追求烂醉与纵欲。苦艾酒因为催欲和致幻，立刻引来艺术家的追捧。苦艾酒在毕加索、梵高和德加等人的画布上频频现身，也在作家笔下摇曳生姿。王尔德发出过“一杯苦艾酒跟一轮落日有何不同”的感叹，海明威在《那片陌生的天地》中也设计了一大段围绕苦艾酒的对话。

很多纪念品店都出售苦艾酒，是否货真价实令我苦恼

不过，由于严重的精神损害，1910年、1912年和1915年，瑞士、美国和法国最终相继禁止销售苦艾酒。欧盟国家的苦艾酒禁令直到1998年才最终解除。

宿醉闯祸后，我看到酒瓶便头疼。那绿晶晶的瓶子虽然好看，却远远没有一杯咖啡对我的胃口。昼色西沉，寒气上升。我躲进一旁的麦当劳，买了两个芝士汉堡和一杯热巧克力。

火药塔与中欧的蓝色天空

桥头的雕塑，布拉格的品味让人留恋

寒冬穷游，麦当劳是救命的朋友。即使在物价仅有瑞典一半的布拉格，肚子饿了也是让人头疼的事。欧洲不像中国，除了快餐店外，没有便宜的“馆子”，只有“餐厅”。即使面对旅行指南再三推荐的餐厅，我也会尽量汉堡咖啡度日。我的策略往往是，在出门后第一家麦当劳买两个芝士汉堡（1欧一个，维也纳除外），吃掉一个，口袋里揣一个。远远看到下一个麦当劳令人魂萦梦绕的招牌时，吃掉兜里那个，然后再进去买两个，如法炮制。欧洲人虽然爱汉堡，但麦当劳仍未必随处可见。运气不妙的时候，走上三四个小时也不一定能碰到一家。

城市旅行，因此55升的背包里并无太多行李，而且每每搁在青年旅舍

我有两个愿望。第一是希望麦当劳能开遍世界所有城市所有角落。既能便宜吃，又能便宜喝，还能解决内急问题（当然，也有不少麦当劳没这么慷慨，它们也能专门雇个戴M帽的小伙子守在厕所门口问你要钱。瑞典的不少麦当劳更是上了锁）的地方哪里去找啊？第二，我希望全世界的麦当劳都能像中国和日本的那样24小时营业。

欧洲和美国的另一个不同，就是对于快餐的根深蒂固的态度。快餐就是美国的命根子，每个城市每个景点，不管你多高档（比如华盛顿特区的里根贸易中心），也都藏着一连串快餐店。美国果然仍是平民主义大行其道，而欧洲到底是崇拜精英的阶级社会。

不过几个小时后，我破例大吃了一顿，因为这天正好是2008年12月25号，圣诞节。前夜的克拉科夫就像宵禁，圣诞的布拉格却灯火辉煌、令人感动。指南上说，有家餐厅价格非常“合理”（多少是合理？），味道也还不错。于是我欣然前往。在奶油白色的桌布上，我点了一份猪排（牛排的价格仍旧相当不客气），一杯啤酒，滋味还真不错，虽然也谈不上有什么特色。大快朵颐的末尾，我为了要不要给小费动摇了好半天（最终还是没给，仗着自己是外乡人，而且他服务真的很不怎么样）。人民币120元左右的总额，到底还在接受范围之内，算是“合理”。

夜色中的布拉格精致美好

布拉格郊区遍布苏式建筑（用许崧的话来说），一看就像『工人新村』

青年旅舍倒是干净又可爱

深夜10点，拖着疲惫的双腿回到青年旅舍。我本想圣诞夜跟一帮年轻人好好热闹一番，哪知14人的大寝室，竟然就我一个人住！谁那么缺德，连暖气都给关掉了？

“果然还在圣诞节啊……”

连厨房都没人的圣诞节夜晚，寂寥冷清。不过，那一晚我睡得相当好。

布达佩斯：命运与抗争

大巴车缓缓绕过平坦的小河，在一望无际微微起伏的平原上渐渐减速。暮霭渐下，车窗外被镀上明亮的深蓝色。狭窄的马路跟随缓和的地形伸向前方尽头。落日已尽，晚霞将褪。寂静无声，唯有马达的震动令我困顿。

醒来时，大巴已停在布达佩斯。

匈牙利的经济在东欧数国中相对较落后，这从布达佩斯的建筑上体现得分明。我到时天已黑尽，青年旅舍所在的小巷子空洞幽深得令人害怕。一个行人都没有，也许是因为零下十五度的原因。看见一处酒馆，深红色的微光从厚实的玻璃透出来，内里却全然无声。

夜色里，布达佩斯萧索的气氛令我大吃一惊

走过两三幢破旧苍老、好像被大火熏黑的老楼，我终于到了青年旅舍标注的地址。在欧洲旅行，找青年旅舍绝对是门技术活。绝大多数青年旅舍都没有醒目的路标，习惯了看着霓虹灯牌认路的中国人得适应很久。每找到一座城市的青年旅舍，我都觉得自己经验值暴涨。

青年旅舍位于一栋古老民居的六层。大楼门厅相当典雅，惜乎暖气不足

推开旅舍厚重的木门，迎面是传统的底楼大厅。这些旧楼大多都还装着非常老派的电梯。只有关上里外的铁门和木门，电梯才会有反应。

旅舍接待是个很可亲的中年妇女，带着几岁的小女儿。她领我去大通铺看床。大通铺间其实摆着5张上下铺，已躺着几个人。我的下铺软乎乎的。虽然被子上有个大大的补丁（仔细看了四五遍，确定不是艺术品），看起来还很干净。我就这样稀里糊涂地睡着了。

那是我在大通铺睡得最好的一回。天亮醒来，刚好八点，屋里上下铺竟差不多空了。旅行的人真勤奋，恨不得每一分钟都两倍使用。一位亚洲姑娘进门，看见我的中文《Lonely Planet东欧》，大喜过望地跟我聊起来。可惜时隔两年半，她的模样我是一丁点都不记得。这不能怪我。我当时可刚刚睁眼，牙都还没刷呢。

我并没有睡过太多次大通铺。布拉格待了三天，最多一晚也就三个人。一对美国加州的璧人儿真是好看得像是从海报里走出来似的，打起呼噜来却是震天价响。西班牙旅行时通铺间人满为患，马德里的两个晚上竟然还遇到一个拉丁女生四五次敲男舍房门找她的男伴的衰事。睡眠不足直接导致我第二天脾气暴躁，审美水平下降。所以说，除非对自己的睡眠质量信心十足，否则慎重尝试大通铺。呼噜和磨牙算是小事，电话、起夜、晚归、敲门也是家常便饭。好歹所有人都消停了，没准还能碰上早上4点要出门赶飞机的。像我睡眠和脾气都好的人也能气得犯浑，混通铺是真的挺不容易。

没有猜错，布达佩斯确实是由多瑙河两岸的布达和佩斯两个城市在1873年合并而成的。1849年著名的赛切尼锁链桥（Szechenyi Lanchid）建成前，布达和佩斯基本上是各自为政的两个城市。1848年革命中，布达佩斯动乱惨重。不过，要求推翻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统治的匈牙利人虽然遭到血腥镇压，却在稍后成立的奥匈帝国获得了很多自治权力。一战完败的奥匈帝国被肢解为许多小国，匈牙利由是失去了多达四分之三的领土。因为这一苛刻的裁决，心存怨念的匈牙利随后与纳粹德国联合。二战后，匈牙利被苏联控制。因为曾与苏联对抗，接近百万匈牙利人遭到拘禁、流放和枪决。

匈牙利90％的人口为马札尔人，祖上带有突厥血统。10世纪前，游牧的马札尔人不断骚扰中欧地区。在被日耳曼人最终击败后，他们转为农居生活，并皈依基督教。马札尔人先说姓，后说名称，最后说身份。这点与东亚极为接近。此外，匈牙利语也带有明显的东方性。

布达佩斯不可不去的景致有布达城堡、英雄广场、国会大厦和塞尼切锁链桥。其余时间，我决定就在城里胡乱闲逛。第二天仍是零下15℃，一出屋子，满心的期盼就给寒风吹得无影无踪。前几天下了雪。雪化得意犹未尽。重返昨晚战战兢兢走进的巷子，再次惊讶于建筑的破旧。布达佩斯与欧洲其他城市的建筑风格差异不大，都是连成片的六层大楼，从头顶看全是一个个张开的“口”字。但富裕如西欧城市，总会把外墙涂得明净漂亮，时不时还添补一些装饰（比如巴塞罗那。上个世纪初，这些六层大楼就像我们今天的楼房一样，简单朴素，线条硬朗。后来现代主义式微，每层的房檐上又补上些浮雕什么的，看起来好像最初就那么设计过似的）。布达佩斯的楼宇倒看得出来都有不少年头，从设计之初便线条柔和繁复，雕塑成群，五花八门。可是，没有一栋建筑重新粉刷过外墙，使得整个社区黑糊糊，好像历经过火灾的样子。

比破旧更糟糕的感觉是萧条。可以看到很多曾经的店铺已关门大吉，有些窗还用木条钉上。好多大门的把手上都积着厚厚灰。路过一个小小的街心花园，秋千锈得不能摇动。这一切就是走上资本主义道路的东欧国家的命运？旁边一面墙壁的涂鸦用英语这么写道：“根据官方数据：匈牙利人均GDP达到19000美元！可你自己相信吗？”

布达佩斯另一个让人瞩目的特色，便是俊男靓女见缝插针地布满整个城市。从没有任何一本指南谈及这一点，难道只是我那天运气太好？布达佩斯不似北欧那样“美丽端庄”，但漂亮得多种多样。北欧帅哥靓女多走英伦范儿，简简单单，一路的金棕发色，小脸高个。布达佩斯可真是什么模样的漂亮孩子都不缺，既能看到金发美女，也能见着带着点拉丁血液的火辣女郎。既有布拉德•皮特那样的英俊男子，也有强尼•戴普那样的野性小子。Wow！

北欧是第一个令我不由自主地赞叹“嘿，帅哥美女真多！”的地方。从哥本哈根机场一出来，一撮撮等候火车的北欧中产阶级男女士像电影里走出似的。个个高挑瘦削，紧紧的衬衣掖进腰身，腿修长得让人绝望。坐进火车，几个同行的朋友叽叽喳喳就帅哥美女聊得开心。一个辣妈推着婴儿车进来，宛如青春少女的脸庞堆满了笑。走出隆德火车站，满目尽是精致的脸庞，瘦长的双腿和白皙的皮肤（恰恰北欧女孩最喜欢短得撩人的热裤）。马路边随意一坐，便是性感诱人的夏日插画。

北欧之外，意大利男人个个英俊性感。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脸庞也精致，可惜身材陡然缩小。斯拉夫人模样出众，女性尤其风韵绰约，可惜又好像都调了闹钟似的准时开始发福，受不了！

匈牙利是我迄今唯一一次Couch Surfing。当初在屏幕上轻轻点了发送键（一封措辞相当客气的求住信），根本没有想过对方会同意。才几天，信箱就收到两封回信。第一封说，“欢迎造访布达佩斯！可惜我28号晚上还在乡下没有回来。不知29号是否嫌弃我家的沙发？”第二封信是他家的地址，google地图截屏下来寄给我，就在城市中心。

冲着人家这么的热心，我怎么好意思说个不字（说不一直就是我的头等难题）？傍晚，我缓缓步行两公里，等在约好的十字路口拐角处的面包店外。几分钟后，他出现了。大概175公分的个子，白净瘦削，花样美男。

“你好，李！这边走。”

他拍了拍我的背包，没有寒暄（更没有要帮我拎包的意思），转身就走。我跟着他，走过两个街区，开门，上顶楼。真是有意思的顶楼，他家门口还带一小块花园，但花园的门被链条锁锁住。进门是狭窄的走道，经过卫生间和厨房后，是高大的客厅，设计成流行的loft造型。他自己在客厅一角搭建了二楼，一条楼梯顺下来。他指指二楼，说那是他和女朋友的卧室（没有墙壁，全开放！）。楼下是客厅，也是他们的工作室。他指指楼下一角，酷酷地说，“晚上我会在那儿给你铺张床。”

这个男孩子名叫马蒂斯（Maytis），犹太人（跟我认识的犹太人完全不像啊！），20岁，脸上不见丁点笑容。他在布达佩斯大学学国际政治军事。他说话时总是戴着一点点嘲讽的神色望着我（也许，这就是托尔斯泰在小说里最常提到的那种“嘲讽的神情”？），好像紧跟着的下一句总是“你确定真是这样？”但他其实一次也没这样问过。我说完后，他总是迟疑一两秒钟，眼睛认真地望着我，然后才说话。我几乎是立刻喜欢上了这个漂亮小男生。

“我们学的政治军事还是苏联时期那些东西，根本就没用。”

我告诉他，中国的大学教育也非常失败。“我们学到的东西完全没有用，不管是就业还是认识世界。比如说，……”

我们就这么有一茬没一茬的聊着。大概9点过的样子，他女朋友回来了。一看就是特别机灵的女孩子，很瘦，眼睛很大。谈不上非常漂亮，但让人过目不忘。她夜校下课，于是回来很晚。

“白天我在家上班”，她指着大工作台上面的各种东西，“我的工作是做珠宝首饰。”

我起身去她的工作台研究起来。电焊枪、小电锯、锤子、榔头一应俱全。“让我想起《人皮客栈》呢！”

他俩终于笑起来。女孩拿出做好的首饰给我看。“几年前，我做的东西还很差，一枚戒指只能卖上千福林（约等于几十块人民币）。那时候我们俩常常去广场边摆地摊。现在有点进展了，卖得也贵了。”（眼见她并没有要送一颗给我的意思，于是我乖乖把捏在手里出了汗的绿松石又放了回去。）

女孩没有读大学，她没有说原因。她目前正在夜校学设计。马蒂斯除了读书之外，也打工挣钱。比起女朋友粗旷的工具，他的行头只是一台文静的台式电脑。“我通过上网打扑克挣钱。我是职业扑克俱乐部的员工。”

哈哈！真是绝妙的职业。他经常被公司派往不同地方参加比赛。“过两个月我要去丹麦的游轮上比赛……比赛方会安排豪华酒店哟。”

真有意思。我又想到自己的20岁，天真草率，努力想要当历史学家，好多年后才发现自己完全不是那块料。自称权威的性格测试说，我是个目标坚定、勇于坚持的人。但我回顾自己的过去十年，与其说没有能够坚持目标，不如说根本没有什么目标。我的人生规划每到一年半载便要变动。尝试过好多东西，绝大多数半途而废。想到这些，心里好伤感。

第二天清早，马蒂斯在厨房做早餐，滋滋煎蛋的声音和香气飘到客厅。女孩挽着蓬松的长发，在日光中颠着脚尖走下木梯。楼梯嘎嘎作响。我起身来到阳台。眼前是清晨的欧洲大都会，仿若从纸面跃了起来，忽然重获生命一般。“凛冽的空气！”我猛吸一口。

我们三人盘腿坐在地上吃了早餐。马蒂斯问我，今天有没有安排吗？

我想了想，说要去看英雄广场、国会大厦。然后没有了。

他想了一会儿，对女朋友说，要不我们仨一起泡温泉怎么样？

“在布达佩斯不可不泡温泉。”马蒂斯目光坚定地说。

马蒂斯于是说起布达佩斯的温泉的掌故。

这里的温泉浴已经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了。从古罗马时代起，人们就开始享受天然温泉。五百年前，同样深谙温泉之道的土耳其人修建了很多温泉，其中一些直到现在还在使用。19世纪30年代，布达佩斯的温泉太过有名，终于获得了“欧洲温泉城”的美誉。

“好啊好啊！”我放下刀叉，拍手应到。

跟着大批帅哥美女从一字不识的地铁站出来，迎面是金碧辉煌的巨大宫殿。我问马蒂斯那庞然大物是什么，为什么之前攻略竟全然没有提到。他满不在乎地回答说，那不就是温泉嘛。

眼前就是著名的赛切尼温泉浴场，整个欧洲最大的温泉浴场。温水来自两口温泉，水温分别是74℃和77℃。这座巴洛克风格的温泉宫殿修建于1913年，当初男女还需分开洗浴。1927年，男女开始共享全部浴池（请穿泳衣）。

进入主殿，穹顶上绘满了壁画，四下也金碧辉煌。我脚下迟疑，脑筋全速运转一整套加减乘除，担心还有没有预算回隆德。买了票，还真是挺贵，记得大概人民币200～300元（超过这个价格，我是不怕扭头便走的）。

温泉相当漂亮，人也真是不少。马蒂斯眯着双眼，露出享受的表情，滔滔不绝地讲各种温泉治病的八卦，听起来像个老中医。老人泡上温泉皮肤紧绷，保持精神，延缓衰老……“所以你看这边好多老人。他们都办了年票，算下来便宜好多。”

皮肤松弛的老大爷们挺着硕大的肚皮，泡在水里手舞足蹈，俨然把温泉当成了派对。我后来听说好多中国商人谈生意都爱去温泉。一起脱得精光，你的万国表我的爱马仕统统束之高阁，还都穿着永远不合身的可笑睡衣。拆除了伪装，一切好说。我老觉得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斯大林误入丘吉尔浴室那经典笑话的灵光再现，虽然我怀疑那故事是假的。

温泉金碧辉煌的穹顶，带着文艺复兴的气派

我们待在露天温泉池数十米高的石柱旁，上面满是浮雕，气势非凡。仰面躺在温暖的池水中，眼望隆冬的灰色天空，稀薄的晨光透过树梢打在额头。好满足……

我这人最喜欢温泉和桑拿。住在隆德时，学生公寓区有一个自己的桑拿房，只要在网上预订，就可以免费桑拿。我与朋友几乎每星期都去最少两次。最初听说瑞典人不分男女，进桑拿房一律脱得精光。后来发现女孩们浴巾紧紧系在胸口，男孩也都穿着泳裤，保守得和中国人没有两样。传言多半信不得。

少年时读《伊豆的舞女》，最念念不忘的其实是男女共浴的温泉。后来“文明开化”（这个必须加引号），男女便“有别”了起来。现在日本只在很少地方能找到共浴的温泉，而且多半戒备森严。我和女朋友在东京以西的名镇箱根，款款移步进入了优雅文静的温泉大厦，却糊里糊涂分别进了男女通道。在露天石砌的温泉池，举目新月松柏，远处更是娟秀的关东平原。这正适合发幽谷之情，诉绵绵衷肠之时，四下却只有埋头喘气搓背的日本大叔和“纹身者不便入内”的黑字招牌，风景煞得要死。

如果“满足感”可以量化的话，普通的“满足感”当然过了就不再想起。若“满足”到一定程度，自己就会提醒自己：小心点，还有半个小时就到头了。于是便希望剩下的每一分钟都过得慢一些，甚或用更多时间来交换也在所不惜。希望未来的人生还能无数次充满感动。世界很大很美，超出人类想象五百万倍。

和马蒂斯小两口从温泉出来，他和女朋友直接乘地铁回家，我则顺路参观不远处的英雄广场。

英雄广场上高高矗立的凯旋柱上站立的是天使长加百利。他的右手举着匈牙利第一个国王圣史蒂芬的王冠，左手则拿着十字架，隐喻圣史蒂芬带领匈牙利皈依天主教。凯旋柱的底部是匈牙利历史上七位祖先的塑像，正是他们带领着最初的马扎尔人来到东欧。位于正面的阿尔帕德是匈牙利民族的创始人。

布达佩斯的地标——英雄广场

史书记载，8世纪强盛的唐朝向西向北进军，迫使游牧中亚数百年的部分突厥人向西迁徙。一个世纪后，缓慢迁徙的突厥人在中亚遭遇并击败了游牧此地的马扎尔人，马扎尔人由是被迫向更远的东欧迁徙。896年，阿尔帕德领导部族进入多瑙河中游一带，并对今天意大利、德国境内的城邦发动了一系列毁灭性的侵袭。907年，阿尔帕德去世，马扎尔人势力不再。955年，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奥托一世重创马扎尔人。后者于是在今天匈牙利境内停留下来，由劫掠游牧转为了农耕生活。

英雄广场的讽刺在于，贵为无人不知的地标，却鲜有人知道这“英雄”指的是谁。我之前问过几位中国朋友，他们都回答我大概是说苏联红军吧。呃……事实上，几乎整个东欧谈起苏联时，都是咬牙切齿，其恨不输纳粹。二战爆发前，斯大林早已伙同希特勒签订过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其后瓜分波兰、入侵芬兰、轰炸波罗的海三国、洗劫中国东北三省……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苏联高压钳制东欧国家，造成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积贫积弱。苏联解体，东欧各国弹冠相庆，视为二次独立。这些都是历史教科书不愿意告诉我们的。但这些，才是真的历史。

古代史上，游牧民族始终是农耕文明最恐怖的敌人。在中国，人口少得出奇的五胡，硬生生碾碎了西晋王朝，占据了今天的整个北方地区，逼着汉人开垦了长江以南，更把当地的原住民逼往深山。隋唐以降，纯种的汉人早已只存在于想象当中。李唐承认有鲜卑人的痕迹，家谱中更是曾出现过“李买提”之类的祖宗。杨贵妃认安禄山当干儿子算是合情合理。宋明之后觉得不可思议，那是因为孤陋寡闻。

两宋以来，因为汉儒文明失陷，北方游牧政权坐大，学者们才提倡女性洁身自好、谨防汉族被“蛮夷”彻底征服。汉唐文明喜好奢华浮夸、放荡潇洒的传统一改变成勤劳谦逊、保守封闭。这种新传统在蒙古征服汉地之后更为明显。这也是位列最低等级的汉人保护自己不被蒙古化的唯一方式。

好在蒙古向西既没有攻陷维也纳，向南没有久占耶路撒冷，向东未能横渡千岛群岛，亚洲很多文明才未完全毁灭。以13世纪蒙古人喜好屠杀的性格和擅长屠杀的本领，中国原本也极可能如古巴比伦、古埃及、古印度一样彻底消失。不过，蒙古大帝国到底是灭亡了。正是在蒙古人的肆虐下，许多今天存留在世的文明开始孕育，比如东斯拉夫人便逐渐在反抗蒙古人的斗争中萌发了“种族”和“国家”意识，由是聚合成现在的俄罗斯人。在我看来，13世纪的蒙古侵略是整个欧亚文明的大洗牌。今天我们所生活的亚洲世界，统一发轫于蒙古时代。

有意思的是，尽管游牧民族每隔一两个世纪就能变着花样彻底清算一次农耕文明，但农耕文明（虽然不是所有）到底还是坚持到了最后。“上帝之鞭”匈奴人阿提拉的后裔改信了基督教，忽必烈和康熙都主动学习了汉字，今天的土耳其人也在为加入欧盟苦苦挣扎，愈发远离自己的东方背景。

游牧民族的历史在三百年前已告一段落。新的历史绽放着，如火如荼。

雄伟威严的国会大厦

壮丽气派的赛切尼锁链桥

经过国会大厦和锁链桥，时间未晚，但天已黑尽。这次旅行多多少少有点时空错乱的感觉，很多时候都在寒夜疾行，感觉颇为艰苦。加上我又是喜欢走路多过坐车的人，常常走到叫苦连天还得咬牙坚持。临到旅行收尾，预算尚未超支，于是开始大手大脚坐起地铁来。天色黑尽，我砍掉最后两个可去可不去的景点，乘了地铁回马蒂斯的寓所。晚上答应了做中国菜，然后过新年。

他的楼下正好有个便宜的小超市，够我买点食材准备准备。我计划做个可乐鸡翅，再做个瑞典肉丸，而他仍在电脑前玩扑克。

可乐鸡翅是我唯一能做的中国菜，除此之外也就能烤点香肠，煮点意面，捏个披萨。听起来也不错，吃起来却很难过。这次也不例外。我在厨房忙活了大半天，又是腌鸡翅又是牛肉丸，最后鸡翅给炖化掉了，肉丸也都不成圆形。还好马蒂斯最终从楼下叫来一张脸盆大的披萨，我们三人才免于度过一个悲催的饥饿的新年。

他取出一瓶白葡萄酒，给大家斟上。

“祝新年愉快！”

我们干杯。

醇酒入喉，一杯复一杯。马蒂斯闲散地坐在地板，双腿放松地岔开。我们聊起很多东西。我说我这趟旅行始于从奥斯维辛。他静默了一小会儿，问我怎么看以色列。我坦白说以色列太好胜，恨不得要这两千年受的罪全在一百年里偿还。他说，不应该吗？

我不知道应该不应该。我只知道人类因为自以为聪明，铸成太多错。硬生生将以色列人插在阿拉伯世界的心脏地区，这难道不是埋下一颗定时炸弹？沧海桑田，物是人非，历史早已改变了世界的形态。执拗地想要重现过往，既是自欺欺人，也是野蛮愚昧。

公元前2000年左右，犹太人的祖先雅各定居今天的以色列地域。由于连年灾荒，公元前13世纪，很多犹太人迁徙到埃及，但最终沦为奴隶。后来，他们在摩西的带领下重回以色列。数百年后，大卫王统一了北方各部族，定都耶路撒冷，建立了第一个以色列王国。然而，公元前722年，亚述国击败以色列，亡国的犹太人被大批流放至外地，这便是犹太人大流散的肇始。

公元前586年，以色列南部的犹太王国也被巴比伦攻占，大批犹太人被迫逃亡。几个世纪后，著名的以色列暴君希律（曾出现在王尔德的《莎乐美》中）死后，罗马帝国接管了这里。此后数百年，犹太人多次爆发起义。132年，罗马镇压了起义并杀害了多达50万犹太人。135年，犹太人被禁止进入耶路撒冷城。之后，罗马帝国逐渐将犹太人全体驱逐出了这一地区。犹太人由是被迫流浪至世界各地。但因恪守宗教与文化，犹太人大多拒绝融入其他文化。

公元638年，穆斯林从拜占廷帝国手中夺取了整个中东地区。从此，西亚与北非变为阿拉伯人的天下。犹太人在此绝迹。

一千多年以来，流亡海外的犹太人一直梦想着返回以色列。18世纪始，“回归”潮开始不断出现，犹太人从奥斯曼帝国和阿拉伯人手中购买以色列地域的土地并且定居。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该地区已有60万犹太居民。

为了补偿在二战中遇难的犹太人，国际社会几乎一边倒地支持犹太人“复国”运动。1947年联合国大会进行表决，以33国赞成（包括美国和苏联）、13国反对、10国弃权通过决议：将巴勒斯坦地区人为地划分为两个国家，犹太人和阿拉伯人分别拥有大约55％和45％的领土。阿拉伯国家联盟表示不接受这一决议，并下令对犹太平民展开为期三天的暴力袭击，继而引发了1948年的以色列独立战争。1948年5月14日，以色列宣布建国。

马蒂斯一边意味深长地啜着酒，一边继续以（托尔斯泰笔下那种）嘲讽的神情望着我。良久，他说，历史都是人为的——将以色列人赶出中东是人为的，将他们驱赶回去也是人为的，“好像重新将一棵树种回沙漠里”。种族灭绝是人为的，抱着愧疚的心理扶持这个先天不足的国家也是人为的。历史是一大群自以为是的政治家七手八脚捏出的沙雕，却离任何一个人的预计都相差甚远。但是，这又怎么样呢？既然历史本来就是这样，以色列人可以做的，不就是争取不被他们捏得更加奇形怪状吗？

我点点头。窗外忽然响起焰火的“轰”的一声。他的女朋友爬起身打开窗户，凛冽的寒风像气锤般砸进暖和的室内。

“以后会去以色列吗？”

“我去过两次。”他起身去柜子里找出一张六芒星国旗，犹豫了一下，最终披在身上。“犹太人就是犹太人。因为跟所有人不同，所以犹太人会一直存在下去。犹太人不会变成德国人，不会变成美国人，也不会变成匈牙利人。犹太人的家在耶路撒冷。”

我想起我的朋友伊丹，一个玩世不恭的美籍犹太人。我想象不出这句话从他嘴里说出的情形。在伊丹那里，好像没有种族，没有历史，没有过往的芥蒂，整个世界都很简单又运转自如。伊丹是个讲笑话的高手，是个乐天好命的人。一个犹太人与另一个犹太人也可以多么不同！

微醺。马蒂斯取出水烟和烟膏。我在瑞典见过室友抽过一次，以为是大麻之类的东西，当时避之不及。马蒂斯取出放在我面前，我竟没有半刻犹豫就伸手接过烟管。不过，不过那晚滋味全然不再记得，真正迷上水烟是我回到瑞典之后的事了。

抽水烟的马蒂斯——像印象派油画的名字。后来我在北京也买过一台水烟，吸过当晚便患了咽炎，怕是北京太过干燥了

“干杯！为了以色列！”

零点，2009年1月1日！我们打开紧闭的通往阳台的门，大声喊出一句。

窗外焰火腾空，五彩斑斓。

第二天清晨，大家都睡得有些糊涂。我起得最早。收拾了被褥和包袱，向懒懒的高高在上还揉着眼睛的那一对儿道了谢谢和再见。马蒂斯说要下来送我，到底被我劝阻了。

推开大门，发现世界雪白。布达佩斯下雪了。

也许是半夜开始的，现在都还继续着，只是不大。地上铺尽了细腻的纯白色。绒毛般的细雪洋洋洒洒地飘落，很是迷幻。

雪花迎风吹到脸上。不觉得冷，只是有些会碰巧吹到眼里。我步行转过两个街口，去到火车站。会有一班火车送我去机场。

雪后的寻常街道。新年的布达佩斯宁静平和

在壮丽的火车站大厅（听说是埃菲尔的设计？）喝了一杯热咖啡后，去月台找到列车。除了一个跟我差不多年纪的白人女孩以外，前后几节车厢都空无一人。我们打了简短的招呼，开始各自读书。

然后“悲剧”就发生了——我们竟然错过了机场！列车将我们两人（只有两个人！）拋在了空无一人的小站，等待反方向的下一班列车。寒冷的下雪天，两条铁轨与百米来长的月台。尽管还有一座候车厅，不过已经上了锁。

开始的半个小时，我们俩还有一搭没一搭地聊天，谁也没太在意，满心以为火车很快就来。她来自美国加州，在布达佩斯看亲戚，这就准备回美国去。她穿着大衣和一双单鞋，在雪面上来回跺脚，踩出大片奇怪的雪痕。

不久，我们俩有点慌了。我去候车厅，发现时刻表写着，最近一班火车竟然是两个半小时以后到站！她浑身洋溢着美国人的乐观精神，想要找户人家开车送我们去机场。可她才朝远处一户人家走了几步，我就看到远处驶来的小黑点。我大声招呼她狂奔回来。可惜列车呼啸而去，月台上的新雪扬起半米来高。

又一辆列车呼啸而过之后，她索性哪里也不去了。我们俩就这么哀怨地望着铁路的一头，时不时交替着咒骂两句。好冷，我心里好怕会被冻死在这儿。火车站的热咖啡早已消耗得一干二净，我好想手里有两个热气腾腾的芝士汉堡。铁路两边是雪白的田野，间或有微微露出屋檐的小房子。

等得无聊，我给她讲我听到的一个真实的故事。瑞典很多中国留学生都知道这个故事。

话说两个中国姑娘刚从斯德哥尔摩下飞机，就坐火车去一个叫林雪坪的城市。两人半道上睡熟了，突然一人听见广播说“林雪坪到了”，想也没想便推醒同伴下了车。下车之后两人冻醒了，才知道哪里是林雪坪啊！当时是晚上11点，下着鹅毛般的大雪，旷野中的车站除了路灯还亮着，其他一片漆黑，候车厅跟我们这里一样也上了锁。

两姑娘一边运动，一边相互鼓励不能就冻死在那儿。气温下降到零下20度，其中一个大哭起来。另一个很坚强，说要是还等不到火车，她们就走路去找最近的人家。原地热身运动又一个小时以后，别说火车，就是汽车也没从旁边经过。虽然四下一点房舍的灯光都没有（还不像我们这里，看都能看到房子，死是死不了的），性格坚毅的那个姑娘还是决定扔下行李，出去找人。两人收拾了一下，带了护照这些小东西，随便选了个方向便埋头开走。才几步路，路灯就没有了，雪也积到了脚踝。性格怯懦的那个姑娘开始思考自己要是第二天被发现冻成冰棍埋在路上，爸爸妈妈接到电话该有多伤心，于是便开始哭。哭啊哭啊……

虽然还谈不上冻死，却吓得我不轻的郊外车站

差点回不了家的美国姑娘

突然，她们看到远处两道白色的光越来越近。是汽车！是辆汽车！她俩迎着汽车跑啊跑，生怕汽车半路忽然拐弯跑掉。汽车在她们面前停下，开车的是一对中年夫妇。她俩钻进温暖的汽车，取了扔在火车站那儿的行李。然后，夫妇带她们俩去了城中心的火车站。最终，她俩得救了。

原地焦灼等待两个小时后，一辆呼啸而来的列车并没有呼啸而去，而是在我们面前停下了。我俩想都没想就爬上了车。就算不去机场，也比冻死在荒郊野外强啊。

车上大包小包。我们问了不少人，终于确认这趟车真的去机场。列车停下，加州女孩扔下一句“再见”便拎着箱子飞奔而去。她的飞机还有20分钟起飞。

这是我充满跌宕起伏的回忆的2009年所遭遇的第一个惊险。所幸，我完全没有耽误航班。

从马尔默机场搭乘公交车回到隆德。自我离开后隆德就没有下新雪，白色路面被踩得灰扑扑的。打开公寓的门，已是傍晚。

饥肠辘辘，我在超市买了一公升的橙汁和半公斤的烤肠。尽管一路上吃了好多麦当劳，回来却还自己做了垃圾食品。煎烤肠，煎肉丸，炒冷冻蔬菜。冷清的宿舍，我独自一人，大快朵颐。

电视里是吵吵闹闹的美国综艺节目。

那天晚上，我凌晨三点才睡。我做了很不好的梦，梦见我的一楼的落地窗外一个独眼瑞典女生（虽然她貌似长得很好看）要我放她进来取暖。我不同意。她于是喋喋不休地向我解释她之所以独眼的原因。

我从梦里惊醒过来。窗外似乎下着雪，悉悉索索的声响。我拉开窗帘。隆德又下雪了。我带着点梦里的小恐惧。开着灯，仔细聆听了一阵室内的动静。

仍旧是细细索索的下雪的声响。

再走去客厅，享受一个人的清净。桌上是室友从欧洲各地寄回的明信片。

“李，我知道你会忘记给大家寄明信片，我就知道！我在老家很开心，驯鹿肉很好吃！新年快乐！凯乐。”明信片的背面是深冬的瑞典森林，静谧又安详。

我意识到，我已从暗夜航程归来，返回了这个温暖的世界。

维也纳精致、干净、美好，给我的感觉很像哥本哈根，却少些严肃，多了些温和与优雅。将维也纳放在东欧之行里，显得不伦不类。挑来选去，这帧照相最像维也纳的面貌，华美机灵，还有些俏皮。虽是寒冬，天色却暖人。这是一根指北的路标

从东欧的旅程归来，北欧的天空并未明净。我在寒冬里又过了四个月，忽然间整个世界明媚可爱、春暖花开。我在与爸爸妈妈通电话时随口说起，不如你们一起来欧洲玩吧，夏天的时候。

说的时候真心实意，真要动手准备却忽然犯了懒。可是地球那头，爸爸妈妈却认真起来。他们曾是年轻的梦想家，只是黯淡的岁月给所有梦想打上了封印。做儿子的，是该帮着父母回到年轻的岁月吧。

赶紧准备材料，忙着订机票、火车票和旅社。于是2009年的6月，我真的在哥本哈根机场见到了他们，也见到了久违了的女友。

这次旅行除首尾两段外，全由火车串联（火车的记忆伴随着我成长）。全家人在瑞典隆德停留了三天后，便先去哥本哈根，继而飞往罗马。从罗马一路向北，经过佛罗伦萨、比萨、博洛尼亚，在威尼斯折道向西，经过米兰进入法国尼斯与摩纳哥，然后向北停留在阿维尼翁与普罗旺斯山谷，之后抵达巴黎。我们在巴黎逗留了匆忙的四天，向北进入德国科隆，随后先是东去慕尼黑，后北往柏林。在柏林最终乘班机返回哥本哈根。回到隆德仅一宿，爸爸妈妈和女朋友便搭乘班机回国。30天下来，我们结结实实在西欧画了宏大的一张弓形。

旅途当中，孩童与少年时代的种种回忆纷至沓来。遥远的意大利与法国在我的成长史上铭刻了不知多少印记。我想，这大概并非我一人的时代记忆吧。目睹罗马的石松和斗兽场，聆听威尼斯的流水声，远眺埃菲尔铁塔与圣母院……我相信，我感受到的，就是每一个同龄人感受到的。

现在回想起来真是幸运。若没有爸妈和女朋友时不时的催逼，以我拖沓的性格，不知能否真的准备好所有签证文件。陪女朋友周游世界的机会未来还有，可陪父母一起旅行的机会真的数不尽吗？我可不愿去想。

还记得我们全家在尼斯郊外的爱姿小镇的半山腰上，目睹湛蓝的地中海自山谷间豁然涌出的那一霎那。（借用雪莱的意象）幸福的暖流如闪电，虽短暂，却明亮……

“大旅行”绝不会迟来

难道没有听说过Grand Tour？

按照字面来看，Grand Tour就是“大旅行”。“大旅行”者，必须走得意义非凡。纵览历史，旅行得惊天动地的人没有几个（大多数掷地有声的旅行家，当年无非走南闯北混口饭吃，比如麦哲伦），过去“旅行的意义”就像今天的爱马仕和玛莎拉蒂，是有钱和有闲人餐桌上的漂亮话题。18世纪下半叶，“我去过……”才是纨绔子弟相互攀比的奢侈品。

起初，Grand Tour确实是有钱有闲阶级的节目。这一传统源起文艺复兴晚期的英格兰。史家爱德华·吉本说，“国外旅行完成了英国绅士的教育。”

为什么首先是英格兰？

我的看法是——首先，比起欧洲大陆，英格兰文化圈似乎有点边缘有点落伍。莎士比亚笔下，没几个像样的故事发生在英格兰——直到18世纪，上流社会还说法语，英语只是市侩腔调。尽管1588年，英格兰以小舢板战胜了西班牙大帆船，但在“世界文明”的大马路上，英格兰始终与欧洲主流若即若离，算是旁门左道（即便今天，英国人都仍说“他们欧洲……”，与欧陆算不上一家人）。因此，英格兰贵族少年想要长大成人，第一关就是周游“世界”。

其次，英格兰算是先富起来的一批国家。炫富是个技术活。起初，英格兰土大款喜欢去希腊拆人家的神庙，把30个世纪之久的立柱安在自己的乡下庄园撑门面。后来，富二代们觉得把自己家山寨得像个神庙实在太没品味，于是开始“大旅行”。看吧，这就是进步。

久而久之互为因果，这两个因素共同造就了“大旅行”的传统。

Grand Tour可不仅仅强调“大”。台湾将之翻译成“壮游”（典出自杜甫的《壮游诗》。诗中杜甫历叙十年游历，开始漂泊时尚壮，停步时已老），因为Grand Tour确有“壮游”或“少年游”的意思。正如《纽约时报》的定义：“大旅行”的首要价值在于令年轻一代接触到古典时代（即古希腊和古罗马）和文艺复兴的遗迹，同时也能接触到欧洲大陆的上流社会。显然，去维也纳听交响乐就算是“大旅行”，去米兰买包就不算。

一趟经典的“大旅行”的主人公，肯定不是堂吉柯德，而应该是贾宝玉那样的翩翩贵公子（他要不是老被锁在大观园里读书，估计就不会那么喜欢林妹妹）。他至少应该有一位博闻强记的导师，如再有一群仆人则更是锦上添花。

这位公子哥可能出发于英格兰的多佛港，首先渡过英吉利海峡到达法国的加来斯（英语中有“从多佛到加来斯”的俗语，起初用来形容路途遥远，现在则是强调脚程近便）。巴黎是“大旅行”的首个重镇。在那里，贵公子要学习法语、舞蹈、击剑，以及法国上流社会的礼节和腔调（法国腔有多么重要，请参见列夫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这之后，少年向南向东翻越阿尔卑斯山区，进入意大利。

意大利是“大旅行”的核心所在。公子哥们需要在文艺复兴的源头佛罗伦萨住上几个月，尽情体会近代艺术的魅力。之后，他们向东北经过比萨、帕多瓦和博洛尼亚，到达威尼斯。不少人应当会专门挑选狂欢节前往，尽情体验“意大利的颓废魅力”。罗马是整个旅程的顶峰。古罗马废墟上怀古伤今，是那个时代的文艺青年的共同记忆。谁不“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泣下”，谁就显得特没文化。那是个文化霸权主义的时代。

希腊因数百年来都处在奥斯曼土耳其的统治下，无法敞开双臂迎接远道而来的客人。因此，西西里岛往往是南方的最后一站。之后，公子哥将前往慕尼黑、柏林、德累斯顿、维也纳、波茨坦、海德堡……最后一站很可能是荷兰。

渐渐的，“大旅行”也不再是英格兰公子哥的专利。年轻女孩子也可以由家中的老处女陪伴旅行，而这一传统最终盛行于欧洲各国各阶层的年轻人中。举例来说，意大利最有名的美男子贾科莫·卡萨诺瓦（Giacomo Casanova）以在欧洲各处的传奇见闻诓骗了一位又一位富豪，也征服了一个又一个名媛。如果有人说你是个卡萨诺瓦，别想歪了，他绝对不是骂你是西门庆，而是称赞你多情如杜牧而见识可比徐霞客。

20世纪，“大旅行”的传统扩及全球。今天的全球偶像，阿根廷人切·格瓦拉（Che Guevara）还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学医的时候，便同好友休学一年，驾驶一辆1939年产的Norton摩托车环游了整个南美洲。他们沿着安第斯山脉，经阿根廷、智利、秘鲁、哥伦比亚，到达委内瑞拉。这次“大旅行”的直接后果是：“我，已不再是我。”

时至今日，“大旅行”已成欧美国家不成文的传统，“间隔年”（gap year）应运而生。许多欧美青少年会选择在高中结束后、或大一到大三之间（就像格瓦拉）停学一年旅行。威廉王子在高中毕业后，到智利参与义工十个月，扛木头、劈木柴、教英语、洗马桶……弟弟哈里王子则利用间隔年游历澳洲与非洲，拍摄了短片《被遗忘的国度》。

但中国传统里，“行万里路”不敌“书中自有黄金屋”，李白少年仗剑游天下的气派，从南宋之后就逐渐绝迹。知识分子的原型从集强健的体魄和智慧于一身的孔子变为两耳不闻窗外事的刘罗锅，实在是荒唐。如果我能送18岁的自己一件礼物，我会选择一年的时间，迈开看世界的脚步，去“大旅行”。

我管2009年这旅行为“grand tour”，既说这旅行遥远又漫长，也承认它对我的“教育”意义。这次旅行，既帮我理解了世界，也帮我理解了旅行本身。当然，所有“理解”，都仍是“在路上”。

可我起初并没有设计出“大旅行”的觉悟。直到身在罗马斗兽场废墟，头一次产生“汤因比曾经也站在过这里耶”的感觉时，我忽然意识到，自己不是正身处“大旅行”之中吗？

一程旅行，将会让自己改变多少呢？你有没有想过？

也许想过，但绝对猜不到，这便是旅行的乐趣。旅行既是向着未知世界的探索，也是向着一知半解的“我”的宣战。“我”究竟了解多少？“我”真的知道吗？“我”还要知道什么？

“认识你自己”。

这是刻在古希腊德尔菲的阿波罗神庙上的箴言。据说古希腊传统解释认为：认识你自己——清楚人只是人，并非诸神。尼采却不同意。他说：“离每个人最远的，就是他自己。”因此，人需要重新认识自己。

认识自己，始于探索世界。“大旅行”是这样的一条路。

我想，Grand Tour的概念，一定会渐渐流行；因为人一生中，绝不能没有“大旅行”。

2009年，我便开始了自己迟来的“大旅行”。

但是，“大旅行”绝不会迟来。

哥本哈根：一笔糊涂账

一笔糊涂账不知何从谈起。

2009年6月10号，爸爸、妈妈和女朋友乘上荷兰皇家航空公司（KLM）的航班先从成都飞往阿姆斯特丹，然后再转往哥本哈根。我提前到达了哥本哈根机场。候机大厅熙熙攘攘，颇为无聊，我在候机厅外漫步等候。六月上旬的哥本哈根凉爽宜人，偶尔还有些朔风野大的意味。坐在冰凉的长椅上等候快要一年没有见面的父母和女友，滋味很是悠长甜蜜。

也许是看惯了长人国的男男女女的缘故，等Laura跑出来时，忽然意识到她竟是那么小的人儿，真是难以置信。她跳到我的身上，轻得好像没有重量。等候在一旁的丹麦老太太望着我们笑。爸爸妈妈推着两只大箱子出来。他们似乎什么都没变，只是银丝添了几许。

第二天上午，我们误打误撞走去隆德小城的郊外。我们在长过小腿的野草中漫步了一个多小时，靠着指南针才返回了公寓。午餐是我最拿手的烤肉、烤鸡翅、三文鱼片和新鲜的瑞典小土豆。爸爸显然很喜欢我做的烤肉，妈妈人生头一次发现新鲜小土豆竟可以那么可口，而Laura则永远吃不够三文鱼。

下午在两百年都没什么变化的市区小逛。闲坐在小咖啡馆，听窗外喧闹声震天价响。问了人才知道，那天正好是瑞典高中生毕业。游行的卡车一辆接着一辆，都装饰得花里胡哨。个别公子哥也会开着敞篷跑车载着女友大出风头。我们朝孩子们挥手，Laura说，他们看起来……真老！

成年了就可以为所欲为，这是所有孩子的逻辑。显然，大人的世界让他们失望了

第三天清早，整个瑞典南部忽然风雨交加。室友凯勒后来说，那天下了超过平时一月的雨量。懒懒的我们在公寓宅了一整天。六月的瑞典南部本来就凉快，一遇暴雨就冷得好像深秋。希望明天哥本哈根晴空万里！

即使夏日，雨后的北欧立刻凉如秋后。那时，最适合什么也不做窝在家里。可我们不愿浪费时间，于是出门走了整天

我订下了哥本哈根机场不远处的一家青年旅舍，两个标准间的花费竟然高达1099丹麦克朗（约合1400元人民币）！直到现在，这都是我自己掏腰包住过的最贵的旅舍，而且还是青年旅舍！丹麦的物价真的超过了我勇敢的想象。

前前后后去过哥本哈根不下十次，但这座大城始终没有给我留下什么深刻的印象。在我看来，哥本哈根实在是有点无趣，精致但……我竟然找不出别的特点来。打个比方来说，哥本哈根就是那种好学生，家境也好，成绩也好，长得好看，爱干净又讲礼貌，可就是有点无聊……说到底，我还是喜欢那些略微有点出格的城市。哥本哈根本身跟巴塞罗那有点类似，但后者因为诞生了高迪这样不世出的天才，立刻焕然新生。

哥本哈根某轻轨车站。拍摄于2008年初冬

哥本哈根火车站。拍摄于2009年初夏

哥本哈根火车站大厅。阳光真是美好又神奇的礼物

哥本哈根并非没有天才，但安徒生并没有拯救这座城市本身的气质。精致但缺乏新意的建筑，礼貌但保守自持的市民，平淡的色彩，昂贵的物价，吹得人站不稳的六月风……感觉都有些拒人于千里之外。哥本哈根天生是缺乏幽默者的王国，是直线条海岸的尽头！对不起，我真的真的想不通为什么安徒生会诞生在这里……真是不搭得难以思议！

北欧最大的游乐园趣伏里，但看着一点都不有趣

从火车站走出来，趣伏里乐园（Tivoli）近在眼前。没有迪斯尼乐园的北欧人只能去这里解闷。每年冬天，听着瑞典同学大喊着“去趣伏里咯”那个兴奋劲儿，我都替他们觉得委屈。就娱乐来说，北欧可是地道的第三世界。除了喝酒撒疯，玩什么都外行。

别出心裁的街头艺术。这一路看了太多有趣的街头表演

经过市政大厅广场，就进入人气最旺的步行街。这条长长的步行街也是闷到极点，餐厅、咖啡馆和小商店各占三分之一，却都没有什么值得浏览的货色。每个小店的东西都大同小异，维京人偶、明信片什么的，再无更多。路边一个卖艺者的打扮很有意思，背着地球扮作大力士。或许有什么神话掌故，我不清楚呢。

经过滨海的直直的长街，我们进入长堤公园（Langelinie），看到有名的吉菲昂喷泉（Gefionspringvandet）。喷泉来源于吉非昂女神的神话：相传古代瑞典有个国王，答应吉菲昂女神可以从瑞典国土上挖出一块土地种在波罗的海上，但限时一昼夜。于是女神就把她的四个儿子化为四条牛，用犁从瑞典挖了一大块土地，并把它移到海上。瑞典国土上于是留下了巨大的维纳恩湖（Vanern），而种在海里的土地形成了哥本哈根所在的西兰岛（Sjælland）。从地图上看，西兰岛和维纳恩湖还真是相似呢。

随后我们信步走近哥本哈根最迷人的雕塑——小美人鱼铜像（Den lille havfrue）。旅行中见过许多震撼心灵的庞然大物，但也有三“小”令人难忘，它们是：白宫、《蒙娜丽莎》以及美人鱼。说他们小，是拿尺寸跟名气相比。方寸之作，而成为一国的象征，一个时代的骄傲，一个城市的灵魂，这才是力量。

冬日的国王新广场。拍摄于2009年深冬

哥本哈根的深冬也有鲜艳的红色，虽只那一点

小美人鱼侧头背对着人群，要在鹅卵石上小心走几步才能看到她凝神远望的脸庞。2008年初冬一个下雪天，我第一次看到小美人鱼的雕塑，即震惊于她的身材娇小。此外，她略显成熟的脸孔和神情给我留下了难以忘记的印象（面孔是临摹当时的王子，身材取自雕塑家的妻子）。

小时候我读安徒生不理解的，是“爱”和“牺牲”。现在我不理解的，也还是“爱”和“牺牲”。安徒生的时代已相当晚近，因此，他的故事确实是专门以孩子为读者的，是名副其实的“童话”。1836年首次发表时，该书标题是《给孩子们讲的童话》（Fairy Tales Told for Children）。但专家从底稿发现，安徒生在故事结尾处做了大量修改。据说小美人鱼原本并未变为气泡；不知何故，出版时，结局变成了今天我们熟知的悲剧。小时候，我怎么也不肯相信美人鱼没有赢得王子的心而化为了气泡。对我来说，“骗人！这哪里是童话？”

寒冬中的小美人鱼。安徒生的故事配上冬日的波罗的海，忽然感到绝望

有趣的是，好像最“经典”的童话故事如白雪公主，或是小红帽，其实原本根本不是童话故事，而是地道的成人民间故事。首先，“儿童”这个概念本来就出现得非常晚近，而专门为儿童写故事更是很晚近的行为。在过去，儿童只是作为尚未成熟的成人来看待的。因此，儿童不仅不应有自己的文学和音乐，还应该加速学习成人世界的内容，以便快快成长。

其次，工业化前的欧洲，生活水平相当落后，狭小的住宅使儿童从小对父母的性行为耳濡目染，而缺乏避孕措施也导致出生率和死亡率出奇的高。今天我们视为色情和暴力的内容，在数百年前则属于“常识”的范畴。只是启蒙运动之后，“道德高尚”的有知识阶层先是发明了“儿童”这个概念，并认识到儿童应享受不同于成人的教育内容，然后不知疲倦地将欧洲民间故事中的情色、暴力内容全部抹去。创作年代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格林兄弟就是这样两位勤勉的人物。

19世纪是西方文明的青春期。前一个世纪的乖戾刚好过去，后一个世纪的狂暴疯癫又尚未到来。19世纪是灵感爆发以至胡思乱想歇斯底里的时代。这一秒是谨慎的逻辑，下一秒是天马行空的梦呓。安徒生就生存在这个迷人的西方文明的青春期。

好友邝目前正在离哥本哈根安徒生故居很近的城市读博士。他告诉我，南部丹麦一望无际的灰色田野让人疲惫不已。整个丹麦都有点灰色，有点沉默，有点闷。安徒生在他狭小偏僻的乡下小屋写着给孩子们读的故事。在他之前，从没有人专门给孩子们写过故事。他心中并无范本，拇指姑娘、豌豆公主、丑小鸭和卖火柴的小女孩却是那样凄美动人……

冰封的湖面与海湾，萧索得有些残酷

我疑惑我未能真正理解安徒生的故事。他的故事带着19世纪浪漫又过分理想主义的气质，寄托着对于飞奔的19世纪的理想与希望。

哥本哈根物价极高（恐怕只输挪威）。这可能因为丹麦本身极尽富有（最近一项数据指出，丹麦人均月收入高居欧洲第二，仅次于瑞士），首都又是历史名城、旅游胜地。城市交通不算便利，但旧城规模不大，徒步不成问题。国王新广场（Kongens Nytorv）一带美轮美奂，景象不输巴黎。

可惜哥本哈根名胜毕竟不多，又多是近代的仿品。丹麦自古以维京海盗出名，不以文化取胜。8世纪后，原本老实本份的维京人突然变得暴戾残忍，远近掠夺农耕社会的财富。维京人先后占领苏格兰、爱尔兰和英格兰地区，并统治这一区域长达两百年之久。维京人向南越过英吉利海峡，在今天法国的诺曼底和意大利南部开拓了殖民地。温暖的南方使他们再无返回阴冷的斯堪的纳维亚的打算。这些“北方来的人”被称为诺曼人。为了劝阻诺曼人不再烧杀掠夺，他们相继受到了各国国王的分封。逐渐的，诺曼人皈依了基督教，放弃了维京认同。1066年，诺曼底公爵、诺曼人威廉（本身也是维京人后裔）征服英格兰。以这事件标志显赫的维京时代的终结，还真是讽刺啊。

几乎与维京时代同时，丹麦逐渐形成统一国家。15世纪，丹麦王国控制着包括今天瑞典、挪威、芬兰、冰岛、格陵兰岛和法罗群岛等在内的辽阔土地。不过也正在这一时期，丹麦与欧洲主流辙轱渐远。文艺复兴、资产阶级革新、启蒙运动、大革命……渐与丹麦不再相干。北欧从此沦为历史配角。

新码头渐成哥本哈根的新景致，岸边尽是咖啡与啤酒

千面罗马

飞机徐徐降落在罗马达芬奇机场（Aeroporto Leonardo da Vinci di Fiumicino）。广播说地面气温25℃。从机舱走出，登时发现闷热远不止此。

认识的两位意大利朋友都留给了我热情有余、自我约束不足的印象；加上不少书都说意大利人爱凑热闹、赶时髦，喜好夸夸其谈。因此，出发前，我对意大利怀有“歧视”。

等候托运行李消耗了我们不少时间。规划散漫随性，是罗马机场留给我的第一印象。紧接着，费解的路标惹得我大为光火。我们在顺着通往火车站的箭头前行了很长一段时间之后，那个箭头却突然消失了。直到意大利人用性感的卷舌音告诉我，那个向上的箭头，意思不是“向前”，而是“二楼”！这需要多么勇敢的想象力啊！

上楼来到火车站，按习惯我们先去咨询中心（标着巨大的“i”）问路。问讯处坐着一位亚裔，一位白人。亚裔的意大利腔英语很不错。他告诉我们，每张火车票11欧。不过，四个人坐小巴士只要45欧，直接送到旅舍，而且可以从他手上直接买票。

我习惯认死理的脑袋又“轰”了一下，心想你这个官方的咨询中心怎么能揽私活儿呢？你会中饱私囊还是浑水摸鱼？

还没想明白，女朋友就买了票。20分钟后，帅帅的司机过来招呼我们登上一辆依维柯。除了我们和司机，其余四位都是宽大的美国人，依维柯立刻显得分外窄小。

达芬奇机场贴近海岸，位于罗马城以西略南大概35公里之遥。对于很多国际大都会来说，35公里算是中规中矩。成田机场距离东京70公里，车票最便宜的也要人民币70块，这有点离谱。有些城市对自己的发展速度过于乐观，有些又过于保守。北京修了巨大无比的T3航站楼后，几乎立刻发现不够用了，于是又开始规划新的机场。在我看来，这是缺脑子的表现。

小巴在路上开了很久。高速公路两旁是墨绿色的田野和裸露的黄褐色的土地。汽车进入罗马城，我在加油站附近看见巨大的黄色麦当劳标志。我也终于看到了中间由绿化带隔开的宽阔的大马路——在我看来，这是大都会的重要标志——以及绿化带中的垃圾。随后我看到了残破的好像烧焦了的墙，和仿佛直接从废车场驶出的小轿车（还不止一辆）。

我们终于来到了一个“正常”的国家，一个像中国一样“正常”的国家。一个“正常”的国家，有好车，也有破车；有宽敞的大马路，也有小巷子；有麦当劳，也有路边摊；有富人，也有穷人。瑞典和丹麦，那太不正常了！人人走起路来都像台球手亨得利，太不正常了！人人都住大别墅，太不正常了！轻轻松松年薪60万还有一个月的年假，太不正常了！

老爹在隆德屏住的那口气，到了罗马终于长舒了出来……

进入市区，罗马风扑面而来，好像走入了《罗马假日》的胶片。独特劲秀的石松站成林荫大道，将棕黄色的房屋和街道圈在其间。阳光斑驳落在街道上。这是一眼就能认出的罗马，这是所有人记忆中和想象中的罗马。我来到了以罗穆路斯命名之城，我来到了凯撒和奥古斯都之城。在漫长的一千年里，这座大城是西方文明的心脏。今天的罗马仍是镌刻在天空的闪亮名字。那刻心跳猛然一阵加速。那是在斯德哥尔摩和哥本哈根、甚至布拉格与布达佩斯都遍寻不着的悸动。因为只有罗马是永恒之城。

依维柯按着我写的地址，在一条小巷里来回兜了几个圈子，无奈之下只能将我们放下。“实在就是这条巷子了，没错。”虽然这么说，但司机也为我们担心，“确实没有看到旅馆啊！”

的确，我们顺着门牌号，压根找不到预订的旅馆，问谁都没用。又过去了10分钟，我终于在灰石墙壁上发现一张四平方厘米大小的贴片：Bavaria B&B。我按下门铃。没有响应。再次按门铃。大概过了10秒，里面有了动静。

看到石松，忽然意识到自己千真万确已来到了罗马

漂亮的落地窗亦是罗马的标志

“你是谁？”“我订了你们的房间。”“你叫什么名字？”“我叫贤文李。”“等一下。”过了大概半分钟。“是的。但是，你看见了，我们这里正在施工。”“是啊。然后呢？”“我会带你们去另外一间旅馆。”“啊！远吗？”“很近，两分钟。”“价钱呢？”“还是这个价钱。”“不会多收我的钱吗？”“不会的。”

大概一分钟后，一个漂亮苗条的年轻女孩子走了出来。她带着我们穿过圣母玛利亚大教堂（Basilica di Santa Maria Maggiore）的广场，再穿过尽头一侧有家“温州餐厅”的巷子，就到了我们的新旅馆（很遗憾，因为不是我亲手预订，名字已经记不住了），位置在Via Domenichino巷子。

我之所以要絮絮叨叨不厌其烦地讲这些细枝末节，无非为了说明两点：第一，意大利人真靠不住，压根就靠不住；第二，年轻的意大利人都漂亮得让人想去死。和北欧人一样，年轻的意大利人大多又瘦又高；但不一样的是，意大利人眼神灵动，表情丰富，骨子里热爱性感，魅力从血液里向外扩散，不像北欧女孩高傲，男孩沉闷。意大利男人个个都是卡萨诺瓦，女人个个都是莫妮卡·贝鲁齐。

整理好了行李，于是去近在咫尺的火车站买三天后去佛罗伦萨的火车票（对缺乏计划的恐惧，算是我的毛病之一）。罗马火车站的嘈杂程度不输中国，奇形怪状的各色人物流连徘徊其中。我们捂紧钱包，加紧两步。售票厅在大厅深处，意大利语柜台门可罗雀，英语柜台却排着长龙。我和Laura也排了进去。队伍最前头两个纤瘦漂亮的美国女孩站在柜台前旁若无人地大声用英语开着玩笑。拿到票转身离开之际，“谢谢你，老屁眼！”其中一个笑嘻嘻地骂道。

那个被称为“老屁眼”的满头白发的老头接待了我们。“你们去哪儿？”他头也不抬，用带着浓重意大利腔的英语一字一顿地说。

“我要买去佛罗伦萨的票，6月17号，下午……”

“Stop”，他扬起手，“慢一点。”

我在瑞典早已查好了火车票的时间班次，无奈意大利铁路系统竟然大多不能提前预订，有些可以提前预订的车票竟然更贵。这票买起相当容易，但我仍被老头“stop”了很多次。票到手时，竟然比我查到的每张贵出了2欧！Laura还想问，我看看身后排出的长龙，拉着她走开了。美国人生气是有道理的，难道没有一个真正会说英语的售票员吗？这可是罗马啊！每年可要接待上千万的外国游客啊！

仅从火车票无法网上预订这点来说，意大利确实不像个西欧国家，一点也不像。

下午的安排是去大斗兽场，出发之前我们必须饱餐一顿。心里没底，于是专门挑了家门面寒酸，连招牌都没有的街头小馆子（餐厅我们根本不考虑了）。走近时我心里嘀咕了好一阵，在成都，这种小店一碗酸辣粉顶破天也就5块钱。再一看门外的桌子坐满了人，心里先踏实了一半。

结果一看菜单就无法淡定了。一个8寸的披萨7到10欧，意大利面也一个价，可乐能卖到3欧，葡萄酒更是攀上7欧！

我望了眼隔桌的一双韩国女生，一人一个大披萨不说，每人再来一杯红酒，桌子中间还摆了一碟沙拉。这样的人才有资格谈笑风生啊！我在心里再骂了一通资本主义，让爸爸妈妈和女朋友点了三个披萨。这200多人民币就出去了，还没有喝的（忍着！）。要知道，披萨在意大利的地位，就跟面条在中国一样。你去正儿八经的餐厅吃刀削面吗？

这物价就是比起瑞典也高出好大一截，或许可与丹麦、挪威一搏。可是意大利人的平均税前月薪是2500欧元（税后则为1400欧元），而丹麦的平均税前月薪高达4000欧元（税后也有2400欧元）！从那一刻起，“意大利人究竟怎么活下来”的这个命题就一直萦绕着我，直到今天都没有全然解答。每次遇见意大利人，ciao之后最想说的一句就是：辛苦了！

天气热、物价高、交通也不方便，好歹罗马的旅游系统经验丰富。街头的旅游咨询中心就可以买到30欧的单人旅游套票，包含三天的交通卡和大多数名胜的门票，实惠得令我心头一热。不过罗马只有纵横两条地铁线（据说因为地下埋着太多古迹，政府迟迟不敢动手），因此其实哪儿也去不了，有点鸡肋。去斗兽场两三公里的路，沿路高大的石松漂亮得让我有些恍惚，于是我们决定走着。

我是爱走路的人。隆德小城里我一般都靠走着来去，至多4、5公里，谈不上远。后来在东京小住，从东池袋到早稻田我也走过许多次，甚至有一次误打误撞走了七、八公里竟到了新宿。走不累是我的优点，根源还是怕花公交钱。到了北京走路立刻见少，全因公交只要4毛钱。人于是唰地就胖起来，几乎听得见充气的声音。

石松（Stone Pine），又叫意大利石松，最早就是因为不断出现在各种古罗马浮雕上而出名的。这是地中海北岸的特产，尤以罗马附近最为著名。看见石松就知身在罗马，这是何等的幸福？音乐家雷斯毕基（Ottorino Respighi）的名作《罗马之松》展现的正是这样的情感。

沿着甬道远远望见不朽的斗兽场（Colosseo）。天色蓝得耀眼，黄土色的斗兽场跟想象中一模一样，真实得甚至有些意外。排队的人很多，但手持套票的人可直接验票入场。我没进去过著名的球场（后来错过了圣西罗令我懊悔不已），但斗兽场比之两千年后的庞大球场丝毫不小。城市是个高度复杂的综合体，并不是把几十万人赶在一处就可以放任不管的。下水道、供暖、排水等等，都需要高度精密的设计和施工（一下暴雨，北京就变海，这特别能说明问题）。一座能容纳数万人狂欢的斗兽场不仅是建筑学上的杰作，也是管理学上的奇迹。想来想去，这件作品由率性懒散的意大利人发明出来，不得不说才是历史的意外（当然，古罗马人和意大利人，又不可同日而语啦）。

忽然抬头，路尽处便是不朽的斗兽场

吉本与汤因比坐下的石阶今何在？

历史雕琢出斗兽场的一尘一土

在斗兽场中涌起的感动令我有些思绪连篇。两个半世纪前，声名已鹊起的27岁英格兰文人爱德华·吉本前往欧洲大陆“大旅行”。他来到罗马斗兽场，坐在风化的台阶上埋头思索。

我无法忘记、也无法表达当我第一次接近并走入这永恒之城时，我内心燃起的强烈感情。一个不眠之夜后，我怀着朝圣的心情走过废墟的每一个角落；罗穆络斯站立，西塞罗演讲、恺撒跌倒的地方，一一呈现在我眼前……

二十年过去，他终于完成那件西方史学无法绕过的不朽巨著《罗马帝国衰亡史》。他的追慕者，我最喜爱的另一位大史学家，英格兰人阿诺德·汤因比，也曾在半个世纪前坐在某一处石阶上。他既缅怀吉本，也站在吉本的肩上思索大历史的演进与文明的兴亡。他的不朽巨制《历史研究》更是重新定义了现代史学。

我找不到他俩各自坐过的台阶，只能坐下等一等灵感。胡乱闪过《历史研究》的一些华丽篇章，古罗马帝国不断变更的辽阔疆界在脑中播放。曾经璀璨耀眼的古典文明，恍然如一抔灰土被时光吹散。

斗兽场是2007年全球一亿网民票选的全球新七大奇迹，由古罗马皇帝韦斯巴芗（Vespasian）修建，公元82年建成。出于为古罗马公民解闷的目的，角斗士在这里表演与猛兽搏斗，直到一方死亡（古罗马人在追求感官刺激上真是后无来者。与此同时，他们还曾大量用铅调酒，据记载口味上佳）。随着国力衰落、边患四起，斗兽表演于6世纪禁止。此后，斗兽场陷于凋敝，逐渐损坏。一千年间，斗兽场的石料不断失窃，因此渐成废墟（跟长城的命运一样）。直到18世纪，罗马教廷才开始进行妥善的维护。

身处斗兽场内部，搜肠刮肚也只能找到“奇迹”这等贫乏的词语。世界伟大又美好，内心满足又感动。

幻想我有一双天空的眼睛，凝神眺望令人心醉的斗兽场……

一路漫步，景色清朗又美好。罗马真是令人装满惬意的城市。

步行来到美轮美奂的四河喷泉。四河喷泉是17世纪大雕塑家贝尼尼（Giovanni Lorenzo Bernini）的代表作之一。他的名作有“被劫持的普洛舍宾娜”、“阿波罗与黛芙妮”、“圣女大德兰的神魂超拔”等，他的“大卫”与米开朗基罗的杰作相映成趣。不过，他最著名的成就，大概是梵蒂冈的圣彼得大广场。

此时，大家的肚子不约而同地饿了。话说在瑞典要想吃得便宜，我会去超市买些面包和火腿，自己动手做三明治。可一路走来，罗马似乎根本找不到超市，真是奇怪。路上问人，大都耸耸肩，表示不知哪里（“ciao！您究竟怎么活下来的啊？”）。好歹看到卖土耳其烤肉的小店，一份kebab（烤肉）只要3.5欧，竟然比瑞典还便宜。大喜过望，每人一份。拿到手里一看，发觉还不如手掌大，顿时感觉被欺骗得厉害。我好希望有哆啦A梦的放大枪！

糊弄了肚皮，往西班牙广场方向走。Laura心里想着那里盛名在外的冰淇淋。我建议走路去，毕竟地图上看起来才指甲盖那么远。爸爸妈妈相信我。可是不留神走到天黑，传说中的西班牙广场还没现身。我固执地不要问路，直到爸爸突然发了火。后来才知，早已走过。

咖啡与阳光，罗马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美好

四河广场上的艺术家们

西班牙广场固然很美，但“美则美矣”，出名则是因为电影《罗马假日》中女神一样的人物奥黛丽·赫本（Audrey Hepburn）。说句不恭敬的话，罗马的不朽与永恒只是在我等书呆子眼里；俗世的光辉，很多时候却是靠动人的演员和奇妙的镜头催发的。一部旷世的电影令一座大城更为闪亮，《罗马假日》便是其一。流行文化对普通人的影响显然大于一切书本或博物馆，这是我深以为然的道理。

奥黛丽·赫本被美国电影学会评为百年女演员第三。但我知道，在中国，她绝对是唯一的唯一话说，东西方的审美差异真是蛮大。很多人眼中，她的脱俗气质真是无人能比。对于这样神一样的人物，人人都只能喜爱。在罗马这样的不朽大城与美丽公主相爱一天，已成为20世纪的全球梦想，带入21世纪的清晨。

精力旺盛的Laura买来冰淇淋，我们人手一只。西班牙广场的扇形阶梯坐满了慕名而来的各国游客，叽叽喳喳说着美好心事。罗马的第一天，Laura就道出旅行美好却短暂。可要知道，旅行正是因为短暂才更美好。罗马假日中的相爱之所以能浪漫完美，因为那只是一日之间。

留下爸爸妈妈在西班牙广场休息，我和Laura一路小跑去当天的最后一站许愿池。Laura安排的路线，我心里是一点数都没有。下了一堆台阶，拐过几个窄巷。她回头望着我，“我迷路了……”。

我俩漫不经心走在墨色斑驳的老巷，脚下的石板路面清脆优雅。灯光与人声从不远的四处汇来，引来空巷微微的共响。“应该是往东，但哪边是东呢？”展开地图，我自言自语。正在这时，眼前忽然开阔，我们已走到小巷尽头，人声鼎沸。我抬头，望见宏伟的许愿池，在狭窄逼仄的楼宇间豁然铺陈开来，如宏大的宫殿从天而降。

如果我可以挑选罗马的一处永久珍藏，那一定是许愿池。因为它是最好的那件礼物，不可思议、美不胜收，只用一刹那便彻底征服了我。我久久站立在巷口，呆呆望着近在咫尺的许愿池。这是一处言语难以描述的美景，因为罗马不惜为这美景造就一出奇遇的剧情。每个人都在不同的路口与许愿池奇遇，为之惊叹，为之感怀。罗马人，你们真幸运……

许愿池是我在罗马最大的惊喜

许愿池原本叫特莱维喷泉（Fontana di Trevi），是罗马城最大的巴洛克风格喷泉。因游客通常会在此地许愿，因此许愿池之名也渐渐传开。许愿池之前，没人猜到喷泉也能设计得如此宏大却有诗意。谱写《罗马之松》的雷斯毕基也谱写过一曲《罗马之泉》，许愿池就是主角之一。

据说背对许愿池投一枚硬币，有一天就能重返罗马。（电影《罗马之恋》（Three Coins In The Fountain）则说，如果投两枚钱币，将会遇到新的爱情；如果投三枚钱币，则会结婚或离婚。）

吝啬的我翻了半天口袋，只找到一枚20分的硬币和一张公车票。因为不想我单独重返罗马，Laura非要一起背对许愿池将硬币扔了进去。至于公车票嘛……罗马，一定会再来的。还有三个月才满27岁的我想。

据说，每天大约有3000欧元之巨的钱币投进许愿池。这笔钱本来用作津贴罗马一间专做穷人生意的超市（我为什么没有找到？）。不过，每天深夜都会有人去许愿池里捞钱。这也算是罗马一景，只是我们无闲得看。

只差一步没来许愿池的爸爸妈妈，此生还会重返罗马吗？他们的荷包里可有的是硬币，却冥冥之中没能派上用场。

梵蒂冈：尚未谢幕的神奇剧

就好像联合国总部坐落在纽约——“今天”的世界之都；天主教廷梵蒂冈命定在罗马——西方文明“昨天”的首都。4世纪时，罗马皇帝君士坦丁在圣彼得殉难处修建君士坦丁教堂。756年，法兰克国王“矮子”丕平把罗马城地域送给教宗（“丕平献土”），天主教廷自此开始拥有实质上的领土，并以此为基础建立了“教皇国”，一度领土广袤达半个意大利之巨。

19世纪以降，分裂的意大利各城邦要求统一的呼声越发高涨，教皇国的领土一再被蚕食。意大利北部的撒丁王国最终兼并罗马城，教皇国被迫收缩至今天的梵蒂冈疆界以内。然而，神权国家梵蒂冈和世俗政权意大利一直矛盾不断，直至1929年墨索里尼与教皇签订条约，意大利承认梵蒂冈为主权国家，问题方才逐渐化解。

还不清楚先有鸡蛋还是先有鸡的年纪，我就知道了这世界上最小的国家梵蒂冈，面积只有0.44平方千米，人口只有800多人。800多人，还没有我们小学大，这怎么可能？

十多年过去，现在的梵蒂冈城内大约有1490名常住居民，除神职人员外，还有著名的瑞士卫队（详见第四章）。另外的数千劳工都不住在梵蒂冈城内，不算梵蒂冈的公民。梵蒂冈的官方语言是拉丁语，但没人会讲。从这里你能猜到，梵蒂冈和某些国家差不多——摆架子、讲姿态、走形式。

圣彼得堡大教堂与圣彼得广场

梵蒂冈的领土差不多由圣彼得广场、圣彼得大教堂、梵蒂冈博物馆和其他一些小建筑构成。文艺复兴鼎盛的16世纪，君士坦丁教堂被改建为今天我们看到的圣彼得大教堂的同时，教皇也在梵蒂冈创建了博物馆，西斯廷礼拜堂就在其中。

听说去梵蒂冈要带护照，还不能穿得过于暴露，热裤和背心就在禁止之列。路上看到很多女生带着纱巾，必要时披在肩上。走过一个红绿灯，迎面窥见高大雄伟的柱廊。向右转，辽阔宏大的圣彼得广场豁然呈现在眼前，以及广场尽头雄伟得无以复加的圣彼得大教堂。

走在圣彼得广场的巨型柱廊下，我忽然想起与我一同长大的好友叶茂。人生的道路无一相似，现在的他已安顿下来，而我仍在人生的某个港口短暂停泊。

面对柱廊，以及和广场尽头倨然俯视着整个悠悠罗马大城的灰白色巨大建筑，我想起16岁时我们一起读但丁的《地狱篇》，一起读布克哈特（Jacob Burckhardt）的那些场景。没有忆起特别的字句，但少年时代的美好却萦绕心头。他热爱并擅长美术，对于文艺复兴的那些杰作，他比我有更深绵的情感。因这缘由，圣彼得大教堂与梵蒂冈在他心中占着无与伦比的地位。他曾给我讲大教堂的结构和设计，虽然都是从书上读来的，却细到纤毫；装着什么，摆着什么，发生过什么事，好像一切都曾发生过在他眼前……合上书，他眯着细细的双眼，“猜究竟什么时候能亲身去一次罗马？”想到这里，不禁心酸。

圣彼得大教堂（Basilica di San Pietro in Vaticano），世界最大的教堂，天主教的教廷所在。教堂之庞大，可容纳超过六万人。相传耶稣的使徒圣彼得即安葬在大殿的祭坛的下方（可以远远参观，但什么也看不到），后来的许多教皇也都安葬于此。大殿早在古罗马的君士坦丁皇帝时代即已修建。1506年，教皇犹利二世决定重建，一个多世纪后的1626年方才完工。拉斐尔、米开朗基罗等大艺术家都曾参与设计。

仰望无数巨匠参与设计的大穹顶

圣彼得大教堂的确藏了许多无上珍宝。不过，对于不信基督的我来说，大教堂的最妙处还在于登顶。登顶是我最爱的项目之一，站在高处俯瞰城市的滋味时常萦绕我心头。我们先乘电梯，然后换环形楼梯爬到教堂肩部，再换楼梯进入穹顶。站在穹顶内部俯瞰百米深的正殿，看见游客如甲虫大小，顿时感觉脚软。不过，因为有一段电梯，圣彼得大教堂中算是轻松，后来的米兰大教堂、巴黎凯旋门与圣母院、科隆大教堂等都艰苦得多。虽然登顶，但爸爸妈妈累得气喘吁吁。于是此后每次都只剩下我跟Laura在楼梯上狂奔，他俩总在地面休息。

站在内殿，仰望大穹顶的光芒

登上大教堂的穹顶，看教堂内部与甲虫大小的游人

广角镜头下的巨大环形楼梯

面朝正东，圣彼得广场与柱廊尽收眼底。笔直的马路好像将罗马城一分为二，两侧的建筑像潮水般劈开。远远眺望辽阔铺陈的罗马城，忽然升起烟波浩淼的感慨。千年古史，正是在眼前波澜壮阔。多少英雄豪杰，俱往矣……

目前全球的天主教信徒越来越少。天主教廷的影响力虽在，却远不可同日而语。十字军东征、宗教战争、丑闻缠身……自文艺复兴始，嘲讽天主教廷就是知识分子每天的必修课。卜迦丘的《十日谈》里收录有丰富的这类故事（第三天第八个是我的最爱）。

从大教堂下来，晴空万里，烈日当头。罗马当天地面温度达到35度，报道说不少人中暑晕倒。我们躲在柱廊下休息片刻，便转向不远的梵蒂冈博物馆。博物馆门前排起惊人的长队，数百人鱼贯静候。长队在梵蒂冈和意大利的隐形边境线上呈W状曲折延伸，那天我们出境入境不止百次。人群安静耐心，模样看起来像大学生的不少。我们像锈在了地上般迟钝地挪着步子。

圣彼得大教堂与广场，多少个世纪令世界魂萦梦绕

梵蒂冈博物馆（Musei Vaticani）珍藏着16世纪以来天主教廷的全部收藏珍品。1506年，在一个葡萄园偶然出土的闻名遐迩的拉奥孔石塑引起了米开朗基罗的注意，他请求教皇儒略二世买下这尊雕塑。教皇照办，并很快在梵蒂冈城向公众进行展示。形成传统之后，这里便开辟出了教皇国自己的博物馆。

梵蒂冈博物馆令人错愕的华美走廊

遗憾的是，阴差阳错，我竟然在博物馆里错过这尊连米开朗基罗都誉为“不可思议”的名作。德国启蒙运动大家莱辛（Gotthold Lessing）还因此创作了那部影响深远的美学著作《拉奥孔》。

博物馆中最为拥挤的房间自然是1481年修建的西斯廷礼拜堂（Cappella Sistina）。这座礼拜堂的穹顶覆以米开朗基罗（Michelangelo）的令人生畏的巨著《创世纪》，墙壁则绘有他的旷世杰作《末日审判》。

1506年，教皇儒略二世命米开朗基罗为该礼拜堂绘制穹顶画。对于自称雕刻家的米开朗基罗来说，虽不太情愿，但仍于1508年动手设计，4年后完成，从脚手架制作到绘制上色，全系一人完成。绘画长40米、宽14米，人物形象共有343个，其中多数比真人还大。翘首仰望，穹顶华丽璀璨胜过星空。米开朗基罗透过笔下人物所散发出的伟大力量，令每个人内心无不嗡嗡作响。

30年后，教皇格肋孟七世再次聘请米开朗基罗在该室绘制壁画《末日审判》，历时9年完成。米开朗基罗取材但丁的《神曲》“地狱篇”，在十几米见方的墙壁绘上400多个人物，场面极尽恢宏。在我看来，《末日审判》即是西方美术史的巅峰，从此这一路数上无人再能超越。

米开朗基罗于1475年生于佛罗伦斯，从小便显示出对雕塑和美术的巨大兴趣。他的作品，无论雕塑还是绘画，总是蕴含着无尽的奔放的力量。他自己脾气暴躁，和达·芬奇与拉斐尔都合不来，时常顶撞他的赞助人。但他在雕塑与绘画上的成就同时攀登到了西方艺术史的巅峰。他以89岁高龄去世，其风格影响了身后三个世纪。

傅雷在《世界美术名作二十讲》中分前后三章专讲米开朗基罗和他的作品，是我读过最好的诠释。穿过礼拜堂后，我与Laura不约而同又绕过博物馆整个一圈，再次回到那里。远远站在画卷下，我们体会着画家透出平面的强烈力量。那种力量形成猛烈的压迫感，使我们微微战栗，内心却充满温暖的感动。这里从此与许愿池一道，成为了罗马城紧紧抓住我的黑洞。

人类文明史上最华美的大厅

有趣的是，《末日审判》揭幕那天，教廷高层无不震惊于壁画中男性角色醒目的性器官。众多教长表示无法容忍如此“淫秽”、“渎神”的作品，但教皇最终勉强决定予以保留。尽管16世纪末教皇克莱孟八世没将壁画毁掉，但遮羞布还是由一个叫伏尔泰拉的画家添上，他也因此得到了“穿短裤的人”的绰号。历史就是这般讽刺，荒淫贪婪的中世纪天主教廷，身兼艺术与科学的天使赞助人和魔鬼破坏者双重身份，有时肃然可敬，有时荒唐可笑。

由于长年的蜡烛熏染等原因，《末日审判》严重变色。1981至1994年间，由日本电视台支援进行了大规模修复工作，不仅还原了原始色彩，还擦去了一部分遮羞布。究竟怎么做到的，我非常好奇。

回到意大利境内，仍在久久回味米开朗基罗，以至拉斐尔的两幅巨著都未太过注意。这算是旅行中常见的“事故”之一——许多蜚声世界的杰作，因为与那些更为不朽的巨著陈列在一起，竟然完全被忽略了。从梵蒂冈大道往河边走，竟然也没有留心圣天使堡，只是随便拍了照片。后来我想，这些建筑只要不放在罗马，任凭何处都早已是旷世的国宝了。

罗马位于意大利中部，自古即是南北分野之地，狭长的南部与北方大不相同。虽从西方文明的渊源之地逐渐沦落到追随者，北方意大利毕竟始终在主流之中，文艺复兴、启蒙运动、资产阶级改革和工业革命一个也没落下，经济发达，文化也与欧美主流形影不离。意大利南方却迥然不同。早期受古希腊影响（“希腊化”）颇深，后来在古罗马治下不久即遭维京人世代占领，逐渐形成特有又顽固的南方文明。譬如18世纪盛行的科西嘉人“君子报仇，十年不晚，直至家族最后一人”的美谈，见诸大仲马和雨果的不少故事（当时的科西嘉岛还属于意大利的热那亚）。1769年，科西嘉岛史上最伟大的人物——拿破仑皇帝降生。早一年的话，他就是十足的意大利人，没理由参加法军、进兵巴黎、进而改写欧洲与世界文明史。

万事机缘巧合。1860年率领红衫军攻占西西里岛及那不勒斯，留下一句“我服从”便翩然隐退，方才成就了意大利最终统一的旷世英豪加里波第，却是出生在尼斯的法国人。历史充满巧合与好意，意大利为法国培养一位皇帝，法国还意大利一个英雄。

不过话说回来，若没有拿破仑，亚平宁半岛能否最终统一，实在也是未知数。半岛上林立的城邦规模都小，因此没有一个强大到能兼并其他各国的地步。恰恰是拿破仑一气摧毁了所有城邦，极大地削弱了所有小国的实力，才给后来北方异军突起的撒丁王国造就了大好局面。若非如此，很难想象庞然大物如威尼斯共和国（虽然当时已是瘦死的骆驼）最终也会颓然受降。

距离意大利统一151年来，南北差距反而越来越大。意大利南方经济与个人收入都不及欧盟平均线的75％，算是贫穷。不过，南方阳光充足、气候炎热，瑰丽的地中海造就了迷人的沙滩和色彩斑斓的许多小镇，使得南方至今仍沉浸在懒散轻松、爱好享乐的古罗马遗风中。这些场景在太多小说中完整保留，在影片《教父》中亦未改变。

佛罗伦萨：翡冷翠的一夜

到达佛罗伦萨时已是傍晚，火车站附近真是出人意料的杂乱，门口不远处即看到一个女人露出白森森的屁股背对车站小便，不知是否喝醉。街头很多吉普赛模样的人，中文也夹杂出现在些许意大利语间。我们倒不害怕，只是想要快点离开。佛罗伦萨曾是多少代人的梦，现在却成了这样！

早已背熟了去旅馆的路线，但还是隐隐担心会出差池。毕竟这里是意大利，什么都不好说。果然，根本找不到那条本应是宽阔笔直的“七月街”。我们在街头转了好几个圈，问了几个人，都摆手说不知道。在这点上，意大利人跟中国人又很像，住上多少年的城市，未必知道对面那条街名叫什么。迎面走来一个黝黑精瘦，穿着白衬衫的小眼睛男人，英语不好，主动问我要去哪里。我给他看街名，他随即带我去找。

这种事在西北欧过于平常，以至于有时我看见拖着行李拿着地图的游客也会主动上前帮忙。不过懒散的意大利人一般不大愿意为陌生人领路。

我们跟着他走过两个街区。他来到一户大门前按电铃，“就是这里了。”没有反应。再按，仍旧没有反应。问我们有没有旅馆的电话，随即掏出自己的手机打了电话。“呃，原来是这样……”他回过头，一脸不好意思地对我们说：“这里确实是旅馆，但接待处在另一条街上。”

意大利人！

前后又折腾了半个小时，他送我们去前台才走。我们非常感谢他，问他名字。他摆摆手，只说自己其实不是意大利人，来自阿尔巴尼亚，接着就离开了。38度的桑拿天，他的白衬衣后背都湿透。

这件事对爸爸触动很大。后来我偷看他的日记。他称这人是“阿尔巴尼亚活雷锋”。“阿尔巴尼亚在哪里？”爸爸有天问我。又一年半以后，我还听到他向朋友说起此事，言语中充满感慨。

我问旅馆老板，为什么接待处不在旅馆那边。他解释说，本来是两个旅馆，合用一个接待处。那为什么那边电铃按不响？他说，本来楼上应该有个人。我问，为什么网站上不写明接待处的地址？老板冲我咧嘴一乐，摆摆手，大概叫我别再问啦。

意大利人！

文艺复兴的摇篮佛罗伦萨，诞生了但丁、达·芬奇、米开朗基罗、马基维利、多纳太罗等众多艺术巨擎的城市。12世纪，弹丸小城佛罗伦萨迎来了美第奇家族长达几个世纪的统治而获得长足的发展。美第奇家族出过几任教皇，在亚平宁半岛拥有巨大的影响力。在14世纪中期欧洲严重的黑死病爆发之前，佛罗伦萨一直是仅次于威尼斯的意大利第二大城市。15世纪期间，佛罗伦萨拥有显赫的制造业和金融业，总收入超过整个英格兰。直到18世纪，法国皇帝拿破仑击败一众城邦王国，佛罗伦萨所在的托斯卡纳公国最终并入意大利，成为一个省。

领主广场上流浪艺人的新花样

以领主广场（Piazza della Signoria）为圆心，佛罗伦萨的老街温柔地舒展开来。领主广场是佛罗伦萨共和国的起源。这里流连徘徊着街头艺人，小提琴声拨动心弦，简直粘着人的双脚无法离开。若我有时间，坐在这百年的石阶聆听整日整夜仍会泛起温暖的感动。日出日落，岁月流光在斑驳的墙面抚过。音乐与美术，建筑与雕塑，河流与日光，小提琴与风声……

1434年，美第奇家族在佛罗伦萨建立起僭主政治。洛伦佐·德·美第奇当政时期，佛罗伦萨就意味着文艺复兴。他和他的继任者乐于赞助伟大的艺术家，达·芬奇、米开朗基罗等名家都受到美第奇家族的恩惠。这些跨越时代的作品收藏在一起，造就了享誉世界的乌菲齐美术馆。

佛罗伦萨的老街景致

这是但丁吟咏过的那座老桥吗？

乌菲齐美术馆兴建始于16世纪中叶，藏品完全来自于美第奇家族。家族的最后一位继承人安娜·玛丽亚·美第奇临终将所有藏品捐赠出来，乌菲齐美术馆得以于1765年正式开放。乌菲齐美术馆的关键词是柔美的波提切利与壮阔的提香。《维纳斯的诞生》果真能令人听到心碎的声音……

米开朗基罗震撼心灵的雕塑《昼夜晨昏》

美术馆外，排队的Laura和我碰到一个高中男生，5岁自重庆移民去美国，同我们一样“大旅行”。没有同伴，每到一座城市便给女朋友寄明信片去。“我觉得这样的礼物最浪漫！”他对我们说，中文仍旧不错。

经过老桥（也就是但丁被放逐时频频回望的那座桥），我们前往老城对面的小山。站在山丘远眺佛罗伦萨老城。这是我脑海中想象过无数次的画面——那雄伟壮丽、整体跃出城市天际线的、庞大得不可一世的圣母百花大教堂。

圣母百花大教堂的“奇迹”穹顶

圣母百花大教堂（Cattedrale di Santa Maria del Fiore）于1296年奠基，1347年由于黑死病的爆发而中断修建。1367年，全民投票决定修建举世无双的巨大穹顶。1418年，佛罗伦萨市政府公开征集大穹顶的设计方案，著名建筑设计师菲利波·布鲁内列斯基胜出。1436年，大教堂建成。一个世纪后，米开朗基罗为圣彼得大教堂设计的穹顶终于超过了圣母百花大教堂的规模。但米开朗基罗却自叹弗如：“我可以建一个比它更大的穹顶，却不可能比它更美。”大教堂始终是建筑学的奇迹，那种超越时代的不可思议之感必须身临其境方能准确体会。

远眺堪为奇迹的佛罗伦萨的天际线，我不禁再次感慨，为什么文艺复兴会诞生于此？

文艺复兴（Rinascimento）从字面意思理解即“再生”，其实是以佛罗伦萨知识分子忽然兴起的对古典文献的重新研读为原点。14世纪的意大利并未统一，仅存松散的城邦国家。佛罗伦萨共和国率先形成早期意义上的公民社会，政权给予公民相当大的自主权，而知识界更拥有巨大的自由和影响力。此外，很重要的契机是，由于奥斯曼土耳其攻陷君士坦丁堡，大批希腊语学者以及古希腊罗马书籍流入意大利。

大诗人彼特拉克（Francesco Petrarca）在偶然重读古罗马大家西塞罗的随笔后发现，古希腊罗马的文学创作远比中世纪的空洞的说教更丰富有力。同时期的佛罗伦萨知识界于是展开重修古典文献的运动。这一运动强调人本主义，反对神本主义，强调开明的政治权力，反对专制独裁，强调世俗生活，反对天主教条凌驾一切之上，等等。这一运动迅速影响周边，随后更带动了整个意大利知识界与欧洲。许多文人为搜集更丰富的古希腊语和拉丁语著作，不惜走遍欧洲的大小图书馆。

我的一位老师是文艺复兴史专家，他告诉我，文艺复兴分为两个阶段，首先是文艺复兴初期，文人知识分子缅怀并重修古典文献的阶段。但很快，“复兴”已不能准确定义第二阶段，因为诸如但丁、米开朗基罗、马基亚维利和伽利略等人的成就，都远远逾越了古典文艺的范畴，超过了古典文艺的高度，达到了至今都无法企及的巅峰。文艺复兴是人类文明史上最浩瀚最丰饶的艺术时期，前无古人，至今亦无来者。

佛罗伦萨举世无双的天际线

晚上在旧城闲荡，远远听到喧闹，以为有狂欢节，便循声而去。

不知名的小广场上，三十来个美国孩子哇哇乱叫，手中啤酒瓶碰得当当响。

“祝你大学生活愉快！”

“去你的XX高中！”

经过的游客无不回头，但都宽容地看看他们，也不停留制止，随他们去。十七八岁的孩子不就该这样吗，谈恋爱、喝酒、无法无天、自以为是……命运自然会抓住时机扇他们的耳光。

50、60年代，美国出现著名的“垮掉的一代”。最终“垮掉的一代”没有垮掉，大家都本分地长大，该做什么做什么。当时痛心疾首的老一代人指出的恶果一个都未出现。

1968年欧洲学生大暴动，中产阶级家庭的富裕孩子高举《毛泽东选集》，宣布要跟工人阶级携手革命，推翻万恶的资本主义。学潮很快消退，孩子们也都迅速接过父母的事业。几十年过去，当初的“闪闪红星”如今坚定无比地捍卫着资本主义阵营。

说真的，我好羡慕他们。从青春期开始，我们的生活只有无休无止的相思和暗无天日的考试，没有乐队，没有酒精，我们被希望像注射了激素的石膏人般学习学习再学习。如果我有机会重新选择我的青春期，我会让这一切滚蛋，我会让我的青春期像啤酒一样泛着雪白泡沫，碰出当当的声响；我会让我的青春期充满值得留恋的记忆（美好的和感伤的），而不是空洞虚伪、愚蠢透顶的说教。

两年后，我偶然翻开日记本，读到25岁那年写的诗：

如果再有一次青春

我一定不虚度在空洞的教室

不听夸夸其谈，不奢谈人类理想

不闭嘴，要放声唱歌，还要学电吉他

去小说发生的城市，住在那里

不等待黎明降临，而是在黑暗里翻腾

把青春烧起来，而不是用来泡酒

爬上高山俯瞰城市，而不是被俯瞰

恋爱到少年最后一天，绝不匆匆长大

旅行，因为地图是用来

指路，而不是装点墙面

只有我经历过的，才是历史

博洛尼亚：挚友、大学与火腿

戴着我的帽子的毛懋君

我一起长大的好友毛懋君久居博洛尼亚。这回我从佛罗伦萨去威尼斯，特地在半路上的博洛尼亚停留几个钟头，为的就是要见她一面。我俩是高中同学，那时打望、八卦、玩乐、忧愁，在糊涂的青葱岁月里我们忙碌不休。大学时我在成都，她去了南京。后来她便来了博洛尼亚，再后来我去了隆德。生命的轨迹变幻莫测。我们虽埋头奔行，却仍带着身后的影子和前方的路标。

人类文明史上第一间解剖室

前后三年没有见面，这在我俩还是头一次。她还是那幅年少轻狂的潇洒神情，让我羡慕。她送了本地产的红酒给我，我则带给她拿不出手的维京人小木偶。

爸爸妈妈偷懒，决定留在她朋友的咖啡店小憩。我和Laura则跟随她去参观声名显赫的博洛尼亚大学。古老的校园遍布整个城市（就像隆德大学），优雅慵懒地随意摆放着许多古老华丽的教学楼。她带我们进入一栋五个世纪之久的老楼，向我们展示世界最早的医学解剖教室。“活在历史中……”尽管建立于1666年，隆德大学与博洛尼亚大学比起来实在太年轻了。

这是因为，建立于1088年的博洛尼亚大学正是世界第一所大学。

中世纪时期，它曾是欧洲最重要的学术中心。1988年，博洛尼亚大学建校九百年之际，欧洲430个知名大学的校长在博洛尼亚大学广场共同签署了欧洲大学宪章，公认博洛尼亚大学为欧洲“大学之母”。目前，符号学大师埃可（Umberto Eco）就在此任教。

印着无数家族徽章的大学走廊

除了大学外，博洛尼亚还有两大名产，分别是香肠和兰博基尼跑车。兰博基尼（以及相距很近的摩德纳（Modena）的法拉利）再次证明，意大利并不完全是个不靠谱的国家。绝世跑车这种东西可不像做菜，多点盐少点盐又不会生病。

博洛尼亚香肠非常著名，以至于“博洛尼亚”这个单词在英文词典里就直接有大香肠的意思。毛懋君带我们转入寻常百姓生活的后街，看到向街边支出的店铺，摆满的鲜肉、香肠、奶酪和蔬菜，恍惚回到中国。系着围裙的大叔和街边闲坐的大妈们热闹地聊着天，天空从高高的两侧屋檐中间投下一尺宽的亮光。得知我一路“虐待”Laura，不给她买好吃的东西，亲爱的毛懋君立马带她去了精致得不忍下口的百年糕点店，还送了我们地道的博洛尼亚香肠。

回到咖啡店。我们又小坐了一会儿，便起身告辞了。下次相见，谁也不知会在何处。世界好大，我们好小，命运如风向扑朔迷离。

博洛尼亚城，中世纪塔楼林立

威尼斯：奇迹的现代命运

水城威尼斯是Laura魂萦梦绕之地，却说不上来由，单纯就是喜欢向往了十几年。火车缓缓驶入威尼斯时，她手里的裙子攥得死死的，紧张得透不过气。

迫近梦想都会令人既兴奋又紧张，甚或带着不明就里的失落感。这三种神情交替出现在她脸上，让我都替她揪心。火车停在车站，Laura一人走在最前。她心里一定希望先我们一步看见这座城市。

威尼斯的举世闻名，不为别的，只因她是唯一。过去她是唯一，现在仍是。她曾风光无限。虽在几百年后凋谢，世人却更爱她饱经沧桑的容颜。你不会将她与任何城市混淆，因为她是那么不同，你只有爱她，或回避她，没有别的选择。再有一千年，威尼斯或将更加衰老下去，但她曾经华丽的容貌与绰约的身姿仍将不朽。身处威尼斯，你无疑将被她过往的繁华与品味所击中。威尼斯是一个（柏拉图所说的）原型——她的影子成就了无数的追随者，但她本身永远是唯一。

百看不厌的威尼斯大运河

威尼斯曾是人类文明史上为数不多的顶级大都会之一，而今人口却已不足30万。这里曾是威尼斯共和国的中心，十字军东征的起点，13至17世纪400年间欧洲最繁华最富庶的大都会。威尼斯鼎盛之时，伦敦、巴黎尚是弹丸之地。

自9世纪起，威尼斯逐步发展为城邦。12世纪时，出于商业考虑，威尼斯共和国控制了向北越过阿尔卑斯山通往德国的商路，占领了亚得里亚海的东岸，后来更进一步操纵了通过爱琴海前往亚洲的全部海路。拜占庭帝国与奥斯曼土耳其数百年的鏖战期间，威尼斯利用位于亚德里亚海顶端的地理优势和强大的海军取得了无可比拟的商业力量，使这座城市变成欧陆与中亚间最重要的贸易中心和欧洲最繁荣的大都会。在全盛时代，威尼斯拥有数千艘商船，整个地中海上几乎全是威尼斯的商船队。

威尼斯命运的跌落源于拜占庭帝国的灭亡，威尼斯直接成为了土耳其帝国的战争前线。接着，1348年、1575年和1630年三次爆发黑死病，直接造成了威尼斯人口的剧减。奥斯曼土耳其继而对东地中海进行封锁，逼迫葡萄牙和西班牙向西向南寻找海路。新航线开辟之后，威尼斯丧失了巨大财富，逐渐失去了海洋帝国的无上影响力。18世纪后，远离大西洋的威尼斯走向没落。

桥上看桥下的风景

尽管如此，18世纪的威尼斯仍是欧洲最优雅的城市。18世纪“大旅行”至此返回，因这里是东方的尽头。整个欧洲的富家子弟都需要前往威尼斯学习上流社会的品味。然而，随着拿破仑于1797年占领威尼斯，威尼斯共和国宣告灭亡。这之后，威尼斯由法国和奥地利易手数次，最终于19世纪后期并入意大利。

到达威尼斯已经傍晚。天虽没有黑尽，华灯已初上。在旅舍里放下背包，我们便决定出门走走。威尼斯大岛上水道纵横，阡陌交错，小巷丛生，完全没有头绪。不过，认清一条宽宽的S型主河，也不像别人说的那么容易迷路。没走几步，疲惫不堪的爸爸妈妈就要求解散，让我们俩爱上哪儿就上哪儿去。

于是我俩飞也似的跑开去。书上说，威尼斯由118个岛屿和400座桥梁组成。我们曾想象有许多凸出水面的岛屿，而岛屿间连着石桥。但威尼斯的迷人之处就在这里——如果你也跟我们一样曾对“水城”有过假想，那你也会跟我们一样，在见到真实的威尼斯时大吃一惊。比如说，在我俩看来，威尼斯更像是被丈宽的水道割裂成数百个小块的一块陆地。

处处惹人逗留的漂亮餐厅

油画般的水中楼群

但威尼斯却又是那么不同，其确定性在亦真亦幻间摇摆不定。这是一座有千百个侧面的城市，每一面都独具韵味。你以为看到斑驳陈旧的灰墙，下一个转角却是精致繁复的宫殿。你以为是荡漾的池水，一步之外却是豁然铺陈到天际的蓝色汪洋。你此刻看到的是幽深的陈巷，而错过的是陈巷中别有的洞天。

初至威尼斯已黄昏，行走间睹见晚霞，漫天尽是彩色

尽管是历经数个世纪的旧城，但威尼斯的每一家店铺都别致优雅。身材高挑的意大利男子端一杯红酒站在餐厅门口，面带盈盈微笑邀你入内。撑船的盛装中年双眼堆满亲切，载着头戴面具的夫人回眸那一笑，倏忽即点开水面远离。暮霭降临，灯光照亮的每一寸影里都是雍容与华贵。醇酒的滋味从砖面与门缝中挤进街巷，路上行走的人悄悄地醉。如果你顺着提琴声则必会迷路，它或许从某个大窗飘散而来，在风中被稀释成散漫的音符。夜色里的威尼斯成了一座灯光、音乐与诗的迷宫。

小提琴是意大利的灵魂

华灯初上，威尼斯是一出传奇

同样是误走误闯，我们神鬼不知地踏上了圣马可广场的砖石。奢华与雅致就像一对反义词，却同时修饰着举世无双的圣马可广场。宽阔的广场四面已坐满了品酒的游客，三面的餐厅都摆上了小小的演出台。钢琴准备就绪，等待小提琴师的出场。

意大利是小提琴的王国。现代小提琴最早就出现于16世纪早期的威尼斯、热那亚等港口，不过据说只有3弦。最初的4弦小提琴则是由16世纪中期著名的制琴师安德雷亚·阿玛蒂（Andrea Amati）应佛罗伦萨的美第奇家族的邀请制作的。而第一位小提琴演奏大师，伟大的小提琴皇帝，也是意大利人尼可罗·帕格尼尼（Niccol ò Paganini）。小提琴是意大利张放的神秘力量，小提琴的弦音是意大利的魂。

东侧的小提琴师登台。他向游客点头致意，随即拉动起欢快的音乐。悦耳明亮的弦乐好像在云中穿梭。一曲终了，掌声雷动。这时，西侧的小提琴师开始演奏。他拉出优美沉郁的旋律，不断挑拨听众的心弦。过往游人踯躅不前，侧耳倾听。我和Laura挑了广场中间一处闲坐，闭上双眼享受每一个音符。

圣马可广场初建于9世纪，本是圣马可大教堂的附属广场。圣马可是《马可福音》的作者，威尼斯人的守护神。相传828年，两个威尼斯商人从埃及亚历山大城将圣马可的遗骨偷运至此并兴建教堂。12世纪，教皇亚历山大三世和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腓特烈一世在威尼斯会面，圣马可广场因此扩建成如今的规模。1797年，拿破仑进占威尼斯，惊讶于圣马可广场的优美富丽，称为“欧洲最美的客厅”和“世界上最美的广场”。

圣马可教堂的华美令人惊叹

圣马可大教堂走几步就是充满着浪漫意味的叹息桥（Bridge of Sighs）。叹息桥是座石砌的全密封的拱桥（这在我真是头一回看到），桥的立面上开有精美的小窗。桥的两端连接法院与监狱，过去是死囚行刑前的必经之路。这桥本身并无一丝浪漫意味，况且在拜伦勋爵之前，这桥甚至没有名字。多亏有名得一塌糊涂的拜伦远赴希腊作战时经过这里，为它作了诗：

我站立于威尼斯的叹息桥上

一侧是宫殿，一侧是牢房

举目眺望，建筑刹那自水中升起

仿如魔术师挥动魔棍引出的奇迹

千年时光以阴暗翅羽将我围拢

垂死的荣光仍向久远的过去微笑

曾记当年，多少个藩邦遥遥仰望

插翅雄师之国的坚石玉宇

威尼斯端坐在百岛之上

乘一局贡多拉是只在威尼斯能享受的奢美。从桥上看船上的人，想起卞之琳的名诗，风景在各自心里

从此，这桥才被叫做了叹息桥。Laura告诉我，威尼斯人传说日落时分，如果恋人在叹息桥下的贡多拉上亲吻对方，爱情便将天长地久。贡多拉是坐不起的，吻倒还吻得起。旁边一对恋人涩涩地问，可以为他们拍张照吗？作为还礼，那姑娘也为我和Laura拍了几张。希望我们都能得到威尼斯的保佑。

1979年的好莱坞早恋电影《情定日落桥》里，13岁的美国女孩和13岁的法国男孩一见钟情，私奔去威尼斯，希望能通过叹息桥下的一吻永不分离。据说这是当年热卖的电影，威尼斯美轮美奂的景致让没见过世面的美国人陶醉不已。

大帅哥强尼戴普和大美人安吉丽娜茱莉合璧的新片《致命伴旅》（The Tourist）再次以威尼斯为舞台，惜乎剧情欠佳，反倒成全威尼斯做了一回主角。《007：大破量子危机》的终篇桥段也发生在威尼斯，邦德先生还因此弄垮了一座水上旧楼。他和乌克兰籍美丽女角坐着贡多拉由大运河悠然驶入的镜头，深深刻在我的脑海。譬如拿破仑锦衣白马君临凯旋门，譬如驾车悠然返回普罗旺斯的山间旧居，再譬如坐在贡多拉船头翩然驶入威尼斯的大运河……人生得意须尽欢，三者得其一足矣。

狂欢节是威尼斯奢靡的过往

诗样的迷宫

亦真亦幻的水道

在广场上待到深夜，直到涨潮的海水湮没教堂的一角。圣马可广场和大教堂是整个威尼斯的最低点。每当亚得里亚海深夜涨潮时，大运河的河水都通过排水沟从圣马可广场的地下涌出，时不时潮水便会淹没广场几次。一群孩子在水中嬉戏扑腾。我提着鞋穿过积水的区域，远远看见爸爸妈妈坐在广场另一角聆听音乐已入了迷。

走在涨潮的圣马可广场

当夜我们四人都被狂风惊醒。关了窗户，瑟瑟发冷。第二天一早，气温骤降，大家瘪嘴穿上无趣的厚实外套，只有痛恨热浪的爸爸最是开心。

我们乘大船先去玻璃岛（Murano）。玻璃岛是真的小岛，四面环水，在威尼斯以北约1.6千米。岛上以工艺卓绝的玻璃制品闻名于世。13世纪末，拥挤的威尼斯担心玻璃厂引发火灾，于是将所有玻璃厂迁往该岛。威尼斯多少个世纪以来都是世界玻璃工艺的王都。不过呢，我们对玻璃制品兴趣索然，快快地转去了彩色岛（Burano）。

彩色岛在威尼斯以外7公里处，乘船要接近一个钟头才能到达。彩色岛没有玻璃岛的历史地位，却有比玻璃岛迷人得多的风景。正巧下船时候，天公作美，阳光爬上云梢，大地回暖，五彩斑斓的彩色岛登时显得可爱无比。岛上的每间房舍都是鲜艳的亮色，蓝、红、黄、绿，明媚可人，无论怎么拍都美不胜收。据说几个世纪以前，当地统治者迷信色彩，不许百姓私自油漆自己的墙壁，必须写信去官府，由官方裁定漆上哪种颜色。听到这故事的后人，必然会心一笑。

彩色岛上的迷人小屋

一登上彩色岛，日光立刻明媚

意大利南部的许多城镇都漆上了五彩颜色，可能是由于地中海地区阳光明媚，不像北方那么灰暗单调，因此居民更有把房屋装点得花枝招展的心思。阳光真是大自然最美好的礼物。来自四川，又在瑞典小住一年半的我，对此真是越来越有体会。

更远的丽都岛（Lido）则是威尼斯电影节的举办圣地，以长长的细腻沙滩吸引着富豪和电影爱好者。可惜当天气温太低，见着海却不敢下水，数千沙滩椅与阳伞落寞地排开，相当遗憾。还有一个多月就是电影节，岛上一片宁静。高大的棕榈树掩映着成片雅致的白色别墅，港口是一望无际收落的帆船桅杆。有钱人真是会享受，爸爸不禁自言自语起来。“那也不一定啊，”我说，“有钱人不也哄抢陆家嘴的汤臣一品吗？”

回到威尼斯，我们一家又去圣马可广场听了免费的音乐会。一路迷醉回了旅舍，耳畔琴声鸣奏不止，几乎带进梦里。

威尼斯不像北京，有一张游玩的名单，长城要去，天坛也不能错过。威尼斯大没有这么多“非去不可”的景致，好像黄金屋不去也罢，总督府远远看看就好。不过她整个城市都好像一个大景，落在景中便挪不开步，横看成岭侧成峰，吸引人不得不一去再去。

广场上喂鸽子的父子俩

就好像旅行指南上绝无标记的无名小广场，我们却能待上两个小时，每个角落都看上一看。就好像任意一条水边的长廊，一站一坐，都是完美的景致。就好像圣马可广场上的鸽子，就好像令人浮想联翩的面具和鹅毛笔商店，就好像角落里忽然点亮的一家咖啡店。威尼斯没有一张标注了旅游点的名单，游玩之后便再无留念。威尼斯处处令人流连忘返。

水影摇曳

再比如说，来回穿梭于里奥多桥（Ponte di Rialto），看大运河两侧的溢彩流光，倏忽就会陶醉。这里是威尼斯的标志性景致之一，我们不知从明信片上预览过多少次，但若真身临其境，仍会惊叹威尼斯的雍容华美和与众不同。

与圣马可广场隔海对望的圣乔治·马焦雷教堂

再比如说，原来威尼斯也是个可以登高远眺的城市，最好的去处就是与圣马可广场隔海对望的圣乔治·马焦雷教堂（Basilica di San Giorgio Maggiore）。教堂在圣乔治·马焦雷岛上，需乘渡轮前往。登上教堂一侧75米高的钟楼，整个主岛尽收眼底。我因此留下了颇为得意的照片。

这样的景致根本说不尽。我们在威尼斯一共待三天，却去了圣马可广场不知多少次。多数时候只是闲坐，却每次都有难以言说的意味。夜晚可以听琴，午后则能够看到可爱的鸽群，夕阳西下时则有涨潮可看，潮汐中满是踏水的孩子与撑杆离开的贡多拉。金碧辉煌的广场一点不令人腻味，这才显出了威尼斯人的格调与趣味。

从圣乔治•马焦雷教堂顶端远眺威尼斯主岛，风云际会

即便是最后一天，我与Laura还赶在离开前跑去圣马可广场小坐片刻。晨曦未尽，广场上鸽群扑腾。不知为何，心里挂满遗憾。威尼斯没有许愿池，不能扔一枚硬币许下重返的期待。下一回故地重游，将是何时呢？

米兰：一座教堂，一座球场

朋友们告诉我，威尼斯值得待上一辈子，米兰则四个小时足矣。调低预期是好事，我应该时时刻刻学着这么做才对。

米兰的镇城之宝是圣母恩宠教堂（Santa Maria delle Grazie）食堂墙面的《最后的晚餐》。1943年，教堂遭英美飞机轰炸，食堂大部分被毁，但是《最后的晚餐》所在的那面墙却安然无恙。因为风化褪色，现在每日限制参观人数，大约每隔半小时只放30人进去，而且还都得提前预约。我们倒是提前预约了，却没有得到批准，只能作罢。有幸观瞻的好友邝献文的评论只有四个字：“太震撼了！”

华美奇幻的米兰大教堂

米兰大教堂的奇光妙影

米兰（Milano）位于伦巴第平原，处在南欧的重要交点上。公元286—402年，罗马失陷游牧民族之手，米兰一度是西罗马帝国的首都。此后千年，米兰一直自成城邦。1796年，拿破仑攻占米兰，并成为法兰西帝国属下意大利王国的首都。意大利统一后，米兰一直是经济最发达的城市。

大米兰区人口超过400万，是欧洲最大的都会与最发达的经济区之一。2008年，米兰城的GDP总值位居欧洲第7，人均GDP产值为4万欧元，超过美国平均值一半；2009年，米兰在欧盟的金融中心里排名第10，经济购买力排名世界第26位。米兰是全球物价第12昂贵的城市。Gucci、Versace、Prada、Armani与D&G的总部都坐落在这里，还有阿尔法罗密欧。这些枯燥的数据都为说明一点，米兰就不是个“典型的”意大利城市，而更像个“典型的”西北欧城市——富有、繁忙、高度工业化……狭小的旧城之外，新建的盒式楼房鳞次栉比，宽敞的柏油马路四通八达，人们行色匆匆，不肯在路上停留一秒。

米兰大教堂自然是这座大都会的地标。意大利人都称这座大教堂为“圆顶”（Duomo），可我实实在在没能看到一点儿圆顶。就空间来说，米兰大教堂是世界第三大教堂。大教堂动工于1386年，历经两个多世纪才完工，甚至达芬奇也曾经手。因此，它混杂了哥特式、新古典式和巴洛克式三种不同时期的建筑风格。大教堂的上半部分为138座哥特式尖塔，下半部则是巴洛克式风格的精美雕塑。有人也称米兰大教堂的风格为“哥特火焰式”。相传这里藏着耶稣受难时的一颗圣钉，运气好会赶上展示。显然，我们没有赶上好运气。

穿梭在雕塑间的明媚光线中

登上教堂顶端，霞光中绚烂繁复的雕饰与塑像令我俩忘乎所以。即使在这样一座因现代化而变得平庸刻板的大都会中，岁月只需汇成空间上的一点，便立刻使它熠熠生辉，与众不同。

教堂前的广场西侧是雍容华贵又气势磅礴的维克托·艾曼纽尔二世（Victor Emmenuel II）购物长廊，其中密布的顶级奢侈品店令人眼花缭乱。不过我对奢侈品兴趣全无（我同意刘瑜的话：奢侈品这东西，既欺负你穷，又欺负你傻）。长廊的小十字路口的地面刻有马赛克拼成的公牛，据说用左脚后跟踩住公牛的要害并顺时针旋转三圈，就能获得超凡的性能力。可怜的公牛的要害于是被踩出了深深的坑（我自然也在千万人后狠狠补上一脚）。

对于意大利人来说，性能力或许是衡量男人的最重要的指标

长廊后门出去就能看到著名的斯卡拉剧院（Teatro alla Scala），威尔第（Verdi）和托斯卡尼尼（Toscanini）就成名于那里。旁边又是一大片奢侈品商店。跟中国一样，奢侈品店铺不远也就是赝品集散地，十几欧的Gucci堆成一摞摞。经过这里，我和Laura跟爸爸妈妈暂时告别。他们回旅馆休息，而我们俩去圣西罗大球场。作为铁杆的AC米兰球迷，圣西罗球场是当然的“圣地”。

可惜，那天不走运得很，因为办地震赈灾演出，圣西罗不开放。我们俩傻乎乎地穿着米兰球衣，围着人山人海的球场绕了小半圈后，悻悻地离开。为此我闷声不言了很久。那件我随身带着穿过半个地球的米兰球衣，为的只是去到圣西罗球场穿啊！

奢华气派的维克托•艾曼纽尔二世购物长廊

不过当天晚上，运气还是小小地补偿了我。重返大教堂，广场大荧幕正播放巴西与意大利的联合会杯比赛。正是我最爱的两只国家队，于是全家陪我席地而坐。广场上稀稀拉拉只有一百来人，与传说中的盛况相去甚远（毕竟只是联合会杯嘛）。角落欢腾着身穿巴西队服的一小撮人，甚至点燃了焰火载歌载舞。巴西很快进球再进球，那堆人更是越发闹腾。“不会打起来吧？”Laura问。她最怕有人打架，随时预备逃之夭夭。

聚在广场与数百号人看球最有意思。足球运动与别的项目不同，激情与耐心、速度与控制同样重要，最像人生。比起别的运动，足球是当之无愧的世界第一运动，而所需又最简。虽然发家史不堪回首，Adidas的广告却意味深长。其中一个讲一位小男孩不知何故收集很多塑料口袋，最后见他从地下刨出一只瘪了的足球，填入塑料袋。初看当时我便哽咽，可惜这样的好广告中国似乎没有播放。联合国为非洲孩子送足球和乐器，因为有运动和音乐，他们才可能远离枪支。坐在米兰大教堂的广场上，尽情体会着足球带来的无边无际的快乐。

AC米兰和国际米兰俱乐部的主场圣西罗大球场

坐在米兰广场，与数百号人一起看球赛

这场景令我一再想起大学时与一众朋友看球的情景。只是当年激情已散去，如何精彩的比赛也不能催我半夜起身坐在电视机前了。比赛终了，意大利人垂头丧气，从地上爬起身直接回家，广场一下子归于寂静。清场那一刻就像人生，无不散之筵席。至此，意大利之行便告终止。任景色多么美好，便已只是回忆的一部分，不复鲜活。旅行的美好，全因为没有那个“replay”键。从头到尾，只此一次。

曾经与我彻夜不眠的朋友们，你们身在何处呢？

一段关于火车的回忆：从意大利进入法兰西

我曾最怕慢吞吞的火车。

4岁那年，揣着狂跳的心和爸爸妈妈跳下铁轨，翻到对面月台。我脑海中不停冒出汽笛声，以及规律的、好像一直尾随着我、想要吞噬我的“喀、喀、喀”的声音。

14岁那年，与妈妈和舅舅水路过三峡至宜昌，再从襄樊搭半路火车返回四川。那是记忆中屈辱的一次经历，以致之后很多年，我对火车都心存恐惧——害怕列车员，害怕像关在铁笼里的猴群般密密麻麻的人。

19岁，和朋友坐13个小时的火车，去见各自的男女朋友。我靠在污秽的厕所外，她坐在肮脏的垃圾桶上，各自在拥挤不堪的地面找一块放脚的空间。一路摇摇晃晃、摇摇晃晃，我们恶心得连话都懒得讲。

2008年大地震，我在成都。5天后，我赶来北京签证。27个小时的列车走走停停、走走停停，被硬生生折腾38个小时。北京西站出口，中年女性检票员看到车票，问我“四川还好吧？”我一时无语凝噎，直到今天都心存感动。

这浅浅的许多年过去，黑色火车头浓烈的煤炭气息远远离我远去，绿皮车厢里甜腻的恶臭也渐渐消散。我重新又爱上了火车。

2009年6月下旬，离开米兰，我们一家取道都灵，前往法国尼斯。火车告别意大利后，向着地中海奔去。

午后阳光刺眼，从车窗斜着铺满小包厢。

铁轨沿着地中海岸缓缓舒展开来。右手是黛色的浅山，左手是镀上银边的地中海。蔚蓝的海水波光粼粼，帆影点点。我们如穿行在画里，不可思议。

小包厢里还坐有一对举止优雅的法国老人。他们不说英语，但频频微笑。

车行不久，不拘小节的爸爸妈妈便在座位上东倒西歪。妈妈一边欣赏窗外风景，一边轻松地将双腿放上爸爸的膝头。

我看到正襟危坐的老夫人不时小觑爸爸和妈妈。四个小时的行程过去，满头银发的她终究坚持不住，犹豫着脱了皮鞋，也将双腿放上了沙发。

老先生羞涩地对我们致以抱歉的一笑，继续坚持挺直着腰板。那是法国绅士的尊严和骄傲。从那一刻起，法兰西不再是抽象的概念——驼色格子西裤、两根背带系紧白色衬衣的法国老先生，在我脑海中从此挥之不去。

我们一起静静地享受着窗外摄人心魄的、烙上法兰西印记的美丽。

对面爸爸睡着了。

我倏忽想起17岁那年，跟着爸爸去西昌旅行。

回程时候，他的朋友送我们到群山间蜗坐的一座小站。

阳光密密织透云朵，水声远远从河谷传来。

火车仍像记忆中那样鸣着长笛，伴着规则的“喀、喀”声。

车厢里旅人三三两两。我们靠着温暖明亮的车窗对外挥手。

齐腰妆点着白云的墨色群山懒懒后退。车窗上雨点的痕迹隐隐约约。

刚步入中年不久的爸爸坐在另一侧。他和朋友打开一瓶瓶啤酒。

香烟的氤氲和呛鼻的味道在被阳光整齐切割成明暗两块的车厢中自在地扩散。

爸爸一会儿躲进阴影里，过一会儿又朝我探出愉快的脸。

一切声响都混为细碎的嗡嗡低语。

窗户映出年轻的我的脸庞。

“这才是最美好的火车旅行。”

我记得，列车向尼斯前行的途中，我自言自语来着。

尼斯与摩纳哥：以地中海之名

我最喜爱的作家博尔赫斯有个短篇《圆盘》，讲一个失去王国的国王，手持奥丁神的圆盘，只有一个面。起了歹心的樵夫杀死了他。圆盘从手中滑落，再也寻不见。

现实中没有单面的圆盘，无论什么事件总能找出对立的效果（虽然“对立”本身只是认识论教给我们的毛糙工具）。欧盟就是这么个东西。就在所有留学生都感慨如今一个申根签证通行数十国的便利时，西欧各国却深受非法移民之害。

比如说，移民管理体制松垮的意大利中部很多小镇已逐渐被非法潜入的中国人、北非人、东欧人填满。曾是众多时尚品牌生产基地的小城Prato已难再见意大利人，中国工厂在那里日以继夜地生产各种贴着“Made in Italy”标签的假货。

再比如说，去年夏天法国萨科奇政府执行的遣返吉普赛人的政策。根据申根条约，拥有罗马尼亚、匈牙利、保加利亚等国籍的吉普赛人本身有权自由移动到欧盟境内任何一国，但法国却将他们的营地捣毁，然后成批成批礼送出境。不过，如果他们选择再次进入法国，法国政府也是束手无策。

还有，如果你去英国第二大城市伯明翰，你会以为是到了南亚次大陆……这是过去奇怪的“全球化”政策的后果。如今，各国为修补这些政策所造成的裂痕绞尽脑汁。

不了解这个命题，也就不了解今日之欧洲。今日之欧洲，从南到北，从西到东，是分是合，已是最热的话题。虽然这是曾爆发过现代种族大屠杀的欧洲，虽然这是对“种族”两字异常敏感的欧洲。

正因为如此，我从12岁开始憧憬的法国，以一幅极端复杂扭曲的形象呈现在我眼前。

从尼斯火车站走出，各色人等尽收眼底——懒散地走来走去的中东人、站在原地东张西望的黑人、热烈交谈着并手舞足蹈的印巴人，以及坐在椅子上冷眼打量这世界的东亚人……

尼斯城大约建造于公元前350年。作为拥有灿烂阳光和棕榈沙滩的天然良港，尼斯一直是各领主想要征服的城市。萨拉森人、法国、神圣罗马帝国、普罗旺斯公国、萨伏伊公国……直到1860年，法国才最终得到了尼斯。

因此，尼斯本就不是一座法国人的城市。虽然说着法语，尼斯却主要由意大利移民构成，城市人口约35万。现在，尼斯越来越多北非和东南亚的移民。欧洲每一座大城的火车站附近，都像是曼哈顿的小意大利或唐人街。

不过，只要远离火车站，城市就能逐渐恢复其原貌。象牙白色的古典风格建筑逐渐增多，街道上往来行走着恣意放射性感的长腿白人女孩。法国人说话都像耳语，带着几分刻意的骄傲，是移民们怎么都学不来的。

我们投宿到盛开着彩色花朵的白色小楼中。这是我们旅行住过最好的一处旅馆，整洁、干净，带有自己的小阳台，可以趴在六楼的栏杆上眺望尼斯的街道，想象眼皮底下走过盛装游行，或有人抱着吉他唱情歌的情形。不过，价钱也是最昂贵的，算下来每人每天高达23欧之多。上下楼遇到一对漂亮学生，帅帅的男生来自香港，英语极好；迷人的女孩子是马来西亚人，没有说话，弯弯的眼眸只顾着笑。他们刚刚从海滩回来。“水很凉，下不了海！”

真是好大一盆凉水。运气可算不上好，六月初的瑞典气温只有十几度，波罗的海一片铅黑色，走在海边都会发抖，别说伸脚试水；意大利闷热无比，可偏偏就在我们去威尼斯丽都岛那天狂风大作，气温骤降，亚得里亚海波涛汹涌；满心期盼着能在尼斯跳进蔚蓝的地中海（何况妩媚的地中海一路上都在热情地引诱我），可是……要知道，尼斯与摩纳哥之后，我们便要远离海岸线，向海滩说再见。

Laura气得原地跺脚，“不行！我一定要去！”

于是我们抱着试试的心态往沙滩走去。沙滩不远，步行大致十分钟就到。远远望去，波澜中还真有几个人在扑腾，沙滩上也横七竖八，我们立刻信心倍增。好多时候，倒不是真的怕冷，而是怕几个冒失的亚洲人太扎眼。

云层阴霾，海水晕成深蓝色，白色的浪花和泡沫一层层向岸边涌来。远远海风袭来，我们四人原地发抖，究竟要不要下水呢？

世界从来不平等。如此美景，有些人唾手可得；另一些人呢，不远万里都还不一定能享受。在维也纳没有完全看到圣斯蒂芬大教堂（半个教堂被罩上了大大的幕布），赶去慕尼黑富森却只看到维修中的新天鹅堡，在横滨没能坐上海滨的摩天轮，到了箱根却没法看到近在咫尺的富士山，身在纽约时代广场却是瓢泼大雨……旅行中的遗憾比比皆是，何况有些地方这一生或许只去一次。

不过，那也没什么。旅行嘛，本来就是这样，就像人生，不能总强求现实和期望一样美好。运气不好的时候，学习逆来顺受。

我们一家终究还是下了水。脚尖在温吞的海水里蘸一蘸，感觉还行。等大半个人浸入水中，立刻冻得哇哇大叫。就算这样，我们还是咬着牙体验了一番传说中如天堂般美好的地中海。

爸爸妈妈一定要来海边，有点还愿的意思。20多年前，我们一家去北京玩，曾在北戴河边拍过好些漂亮的照片。那时的爸爸年轻，对什么都好奇，摆弄着自己的海鸥相机，有间自己的暗室，拍出过好多我至今觉得不可思议的好照片。北戴河的几张就是这样的精品。我们想要照着当年的动作重来一张，无奈一家人都已发福，拍出来实在不好看。相互击水大笑，算是得偿所愿了。

海边有几对情侣，还有几个孩子玩着沙子。海里是时隐时现的冲浪者，偶尔还能远远望见帆船。尼斯的沙滩并不算好，盛名有时是靠时间堆砌起来的。我去过的地方不多，广西北海的银滩不错，越南惠安则海清沙幼，天高云淡，是让人舍不得离开的地方。丽都岛也蛮好，不过据说最好的沙滩早已被有钱人瓜分掉了。

乘坐只要1欧的巴士就去了摩纳哥，让人立马就感觉出法国与意大利的截然不同。

在法国，巴士是在巴士站乘坐的，而巴士也是准点到达的。上车的时候乘客是排队的，每人也都是提前准备好了1欧的硬币捏在手里（有些乘客也用磁卡）。司机会对每个人点头，年轻的乘客都是先往最后面走去，没有座位的人也都安静地站着。而意大利……这就是为什么老有人说，意大利就是欧洲的中国。

由西向东开去，海岸线重又在巴士的右侧缓缓舒展。第二天天气晴朗，阳光明媚。海风鼓鼓地吹进车窗。大路渐渐变窄，最终收为两车道，绕着山谷舒展开去。云朵镶在天空，投在亮晶晶的海面一道浅浅的阴影。路边时不时闪过等车的人，身后站着垂老的房舍。

转眼就到了摩纳哥。

赌城摩纳哥风情绰约，品味精致。我们在蒙特卡罗站下车，迎面就是气派非凡的蒙特卡罗（Monte Carlo）大赌场与漂亮的街心花园。绕过赌场，沿着海岸露台行走很久。这里的地中海又不一样。因为港湾的缘故，海面宁静，没有一丝波澜。远远的大帆船像贴在天空的剪纸。

我忽然想起初到隆德时跟一个来自法国里昂的女孩子聊天。我们聊到海。我问，你喜欢海？

她想了一想，反问我：“那取决于你问的是哪一种海。”

“哪一种海？”什么叫“哪一种海”？海就是海，难不成还有什么不同吗？

“当然不同……”她笑起来明媚如地中海的阳光。

那一刻，我恍然大悟。海确实仿佛有不同的性格。两侧墨色山谷怀抱中的摩纳哥海湾就像端庄的少女，温婉宁静，令人望而陶醉。如繁星般点缀在如镜海面的白色帆影，好像不忍划出道道涟漪。（而波罗的海则无疑像是脾气冷峻的少妇，平静无言，令人敬而远之。大西洋则时时刻刻波涛汹涌，包藏着火一样的情绪。）

我们转头上坡去看摩纳哥的大公府。摩纳哥是近代欧洲由城邦政治改行大国主义后，幸免于难的零星城邦小国之一。1861年，摩纳哥的主权虽得以确认，但受到法国的保护。1919年，摩纳哥与法国的协议，一旦国家元首逝世而没有男性后裔，摩纳哥将并入法国。这一协议竟直到2002年才废除，但法国仍对摩纳哥紧密控制。作为君主立宪制国家，真正握有行政大权的摩纳哥首相却必须是法国人，亲王只能从法国政府提交的候选人中进行选择。

耸立在山头的大公府一点都不气派，站岗的哨兵穿戴也很低调。大公府虽没什么可看，两侧港湾中密密麻麻停泊的白色帆船和游艇倒是令我大开眼界。这个国家比我想象得更大也更富有，层次分明的楼宇在山坡绵延。1865年是摩纳哥由穷致富的转点，那年蒙特卡罗大赌场建成。目前，摩纳哥主要的收入来源之一是旅游业，每年都有许多人被摩纳哥的赌场和舒适气候吸引。也由于政府并不征收个人所得税，摩纳哥吸引了数量可观的富有移民，尤其是欧洲各国的商人。目前，3万多摩纳哥公民中，仅有19％是摩纳哥本地人，而有32％是法国人，20％是意大利人。

摩纳哥的富人海湾

街心花园，身后是蒙特卡罗大赌场

摩纳哥的地中海畔，是否觉得有些失真？至少我是这么觉得

关于蒙特卡罗大赌场，我听到两种说法：一种说赌场大门只为有钱人敞开，服装需要正式得体（看看我的这顶小草帽和运动鞋），会费也不是小数；另一种说门口只需缴10欧元作为会员申请费，便可进去逗留一天。门口香车成列，侍卫也穿得雍容华贵，我不自觉地信了前一种说法，灰溜溜绕过大门便离开了。

2011年威廉王子大婚，英国人兴高采烈，令我一头雾水。在我看来，这个早该被送进博物馆冷藏起来的皇室，直到今天还能唤起英国人遍体鳞伤的没落自豪感，真是有趣得很呢。要说我这人最讨厌的几样东西，阶级社会便是之一。

这便是欧洲与美国的不同。说到底，欧洲还是传统森严的阶级社会，不介意一年的赌徒只有20万人次（连拉斯维加斯一天都赶不上），为的只是给上流社会提供一个享乐的局子而已。普通人望而却步，那是他们求之不得的事情。对于我们这些平民来说，美轮美奂的大赌场只是相片上的一个背景而已。

正准备离开，眼见路的尽头一大支游行示威的队伍，前面有警车缓缓开道。几个警察封锁路口，好让这百来号示威者顺利过街。看不懂法文，也听不懂旁人的解释，依稀猜到大概是罢工。

路遇罢工，我们匆匆走过

罢工是民主国家的特色之一，乔装不来。摩纳哥的近邻法国是个罢工大国，工人阶级隔三差五罢工，为自己也为整个阶层争取权益，这才是社会进步的体现。各个民主国家的罢工都有特色，最有意思的应算日本的“春斗”。“春斗”是“春季争取提高工资的斗争”的简称。1954年起，每年春季，日本都会准时上演罢工剧，各企业也都会按时提高待遇。国内老有学者觉得这是表演作秀，我只看到日本工人阶级的待遇每年都更好。

民主社会，人人都活得有尊严，并非一句空话。这不仅体现在人人都能吃饱穿暖，也体现在人人都能有尊严地追求自己的权利。涨薪并不靠乞讨，而可以光明正大地要求。谴责也不用背地里骂，还可以直接坐到政府门口，竖一个大旗帜，上面写满愤世嫉俗的标语。白宫门前的示威者能一坐30年，背后有美国法律撑腰，同时也需要政府的自信和宽容。

摩纳哥虽然风情绰约，毕竟娇小玲珑。没进去大赌场，也没兴趣去看空置的F1赛道，我们待了半天便决定返程。回尼斯的路上，有个叫爱姿（Eze）的香水小镇备受前人推荐。小镇在法国境内，并非哪款高档香水的大本营，因为悠久的历史而慢慢搏出名声。香水和好酒好菜一样，出名的未必是最好的——欧洲王室祖传的奇异珠宝，没有哪样是蒂凡尼或卡地亚。法国香水的真正渊源之地，其实就在距离爱姿不过50公里外的格拉斯（Grasse）镇上——目前法国八成的香水都产自那里。

小镇有一间博物馆，摆设有提炼香水的设备，和当地香水生产的古迹。我听说有一部电影讲法国的香水起源，为了吸引眼球弄得非常肉欲。事实上，香水工艺起源于古埃及，由古罗马人和阿拉伯人推进，并在文艺复兴时期的法国获得极大发展。香水最初是贵族和有钱人用来遮盖如厕之后所产生的体味的东西（他们难道不用手纸？），现在则成了年轻人不可或缺的必需品。

顺着展品走了一遭，出门是一间专卖香水和精油的玻璃房子。女孩子们立刻忘乎所以，慷慨解囊，男士则有些无所事事，只好东张西望。法国已进入老龄社会，年轻姑娘并不像中国这么一抓一大把。我看到一位亚洲女孩。走近时，她果然对我说中文，笑容可掬。她说不少中国旅行团都会到这里，几乎每人都提着一大口袋香水回去。

爱姿小镇整个盘踞在山间，没有一条平直的道路。石砌的大宅子错落摆在山间，大石块铺就的小路弯弯曲曲。我们拾阶而上，立刻便迷路了。阳光透过层层林荫降落到墙面，形成斑驳的图案。我们沿着尺宽的石阶到处乱闯，左转才见墨色的远山，右转便豁然望见澄清辽阔的地中海。常青藤爬满山墙。敞开的窗里，装满着几个世纪的故事。

爱姿小镇坐山望海，迷人得一塌糊涂

小镇繁华似锦，房舍如梦似幻

“我有一所房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可惜我没有

问我牵肠挂肚之地？那是这里——爱姿小镇。

穿过小镇的巴士还有一个小时才来。我问了路，西装革履两个法国门卫告诉我们：没问题，前面那条小路下山，半个小时就到海岸公路，路边就有巴士。

迎着石阶铺就的小路向下走，一转角，地中海在两山的夹缝中豁然涌出，平静蔚蓝一如童话。地中海真是怎么也看不腻，我听到爸爸妈妈小声的惊呼。我们继续大步朝着海的方向前进，石阶却突然变得越来越陡。终于，忽然间石阶消失，脚下只是泥土踩就的干燥陡坡。难怪这一路上一个人都没见，真是被两个西装男害苦了。我们俩还好，爸爸妈妈都没有穿着运动鞋，步步打滑，走起来叫一个辛苦。好在眼前的大海实在美得无与伦比，我们只好学着望梅止渴。

经过几十个拐弯，竟然路过一个小村庄。称之为村庄都似乎有些不确，俨然只是路边成排的几间貌似废弃的石砌房屋，窗门紧闭，不知是否通水通电。这里像是曾有人住过，后来又搬走的样子，粗砺的石屋在山与海之间恬静地蜗坐着。这里的景色，忽然让我想起海子那首人人传唱的名诗：

从明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

喂马，劈柴，周游世界

从明天起，关心粮食和蔬菜

我有一所房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那个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的地方，无疑就是这里了。

“从明天起，和每一个亲人通信／告诉他们我的幸福”，并且“给每一条河每一座山取一个温暖的名字”……

我多希望那个“明天”就从现在开始。远远望见海畔的公路，忽然倒觉得不舍。最后一段渐渐平坦，我却好希望这短短的山路永远走不完。

盛夏的地中海如梦似幻，怎么也道不清。阳光、群山与海湾一起绘制的画卷，真叫人迷醉。难怪朋友说南法真是让人意志消沉的地方。推窗就见这样的美景，立刻就让你明白了人生的意义绝不在北京国贸那一堆堆报表里。

回去的路上，我们一家人都暗自抱怨老天为何这么不公，没有让自己生为一个南法的农民。

满眼是地中海的澄蓝的港湾。海的色彩深浅有别，宛如童话

普罗旺斯：薰衣草神话

如果给法国贴上三个标签，你会写些什么？我的答案是波尔多的红酒、巴黎和普罗旺斯的薰衣草。我听说普罗旺斯是十年前彼得梅尔的《山居岁月》和《恋恋山城》，而女孩子们一听到普罗旺斯就会为成片紫色薰衣草尖叫不已。

如果当初是我设计的路线，大概会先去马赛看伊夫堡，要不就去里昂或波尔多。不过Laura百折不挠地坚持要去普罗旺斯。也好，我本来就是很和善的人，何况顺道也能去古城阿维尼翁（Avignon）溜达。

波澜壮阔的教皇城

普罗旺斯地区的大城阿维尼翁以曾经的“教皇城”而富有盛名。

13世纪，天主教虽基本征服整个西欧的精神世界，但处在分裂中的各个地区也正在逐渐以民族为根基形成国家。因此，想要更紧密统治土地和人口的国王同正在统治着思想的教皇发生了直接冲突。第一位武力统一今日法国境内土地的国王腓力四世，不仅不想受教皇的钳制，更想征收富裕的神职人员的赋税。于是，这位世俗国王直接向教皇宣战，据说攻入教皇住所，将教皇卜尼法斯八世打死。1305年，在腓力四世的授意下，法国主教当上教皇，即克雷芒五世。这位法国籍教皇害怕远赴罗马遭人报复，于是一生都没有离开法国。4年后，他在小城阿维尼翁建立了新的教皇城。70年后间，共有七位教皇在阿维尼翁执政。这70年间，因天主教教廷完全受制于法国国王，史称“阿维尼翁之囚”。1377年，教皇格列高利十一世最终迁回罗马。

阿维尼翁小城保护得很好，既有惊世骇俗的古典建筑，又有清新宜人的小城风光。阿维尼翁的地标教皇宫（Palais des Papes）动工于1316年，却直到教皇迁回罗马尚未完工。几百年过去，这座庞大的宫殿早已在风砂的侵蚀中褪去了华丽的外表。但或许正因其粗旷的建筑质料和放任铺张的庞大体态，教皇宫仍保留着摄人心魄的雄伟气势。

行走在古城的林荫大道，两侧是喧闹的酒吧与餐厅，Zara、H&M五花八门，以及巨大的家乐福超市。

旅行如此美好，但掏钱和早起赶车却令人无比沮丧。我是个讲究计划的人，但又是个每每计划不周的人。因此，每当看到菜谱上的价钱高于预算，我都会一阵小哆嗦。我自以为习惯了瑞典的物价，结果从罗马下飞机一直哆嗦到威尼斯。

凡是能在超市出现的，价钱都贵不到哪儿去。这是我为数不多的人生信条之一。即使在威尼斯这样的五星旅游胜地，自己做三明治的成本也才不到2欧。这与意大利其他城市动辄10到15欧的人均消费相去甚远。有几次我都抑制不住想要做一个“旅行幸福指数表”的冲动，而超市带给我的幸福感绝对名列前茅。这种幸福感在我看到尼斯的家乐福后陡升。

法国的家乐福绝对不是国内的样子。（我还记得2010年年初到达上海，跟朋友一起逛静安寺的家乐福的噩梦。那兵荒马乱的布局和令人崩溃的聒噪……）尼斯的家乐福洁净整齐又便宜，真是令从意大利过来的我们内心不断涌动着暖意。从那天起，我们就告别了简单的三明治，开始为各种火腿、奶酪（爸爸妈妈原来是那么喜欢吃奶酪）、三文鱼和金枪鱼买单……往往在结账时，法国人都会侧目，惊讶四个小人国来宾竟有如此好的胃口。

阿维尼翁并非尼斯那样的现代化大城。这座城市的大部分建筑都有些年头。事实上，因为妥善的维修和改善，西欧大部分上百年的建筑住起来都相当舒适。我对于阿维尼翁这样的古城里也能开辟出很大一间家乐福表示由衷的感激与喜爱。法国人聪明地将庞大的超市开设在底下一层，只在地面留一个出口，避免了老房子的憋屈。于是，我们一家思前想后，还是决定不吃教皇宫门前的意面和披萨（当然更不吃牛排什么的），还是自己动手做汉堡更实惠。

Laura的心早已飞到薰衣草山谷。令我吃惊不小的是，普多旺斯当地的旅行机构竟然没有薰衣草游览的专门线路。如果选择坐大巴去山谷中的小镇，必须要第二天才有返回的班车。小镇的旅舍据说昂贵无比，一点没有来者皆是客的善意。

如果是欧美人，这时候大概会租个车自己开着去。可惜一来中国的驾照没那么管用，二来我也缺乏面对法文路标的勇气。这一方面，美国人的乐观精神真是让人跌倒。

就在我“大旅行”的几乎同时，美国同学杰弗瑞和女友驾着5000瑞典克朗（大概4600人民币）买来的二手沃尔沃，从隆德开到法国，追着环法自行车赛跑过大半个法国。每到一地，他俩就守在赛道边一边喝啤酒一边看比赛。湖光山色，一醉方休。杰弗瑞那家伙一脸的络腮胡，年纪老大不小，整天不务正业。一晃大家都毕业了，他到今天还没找到工作，据说整天开着辆小破皮卡到处奔波。有次在facebook上遇见，“最近怎样？”“好极了！”还是那幅得意的神情。

美国人对于汽车的依赖究竟到什么程度，还有一个故事可以说明。我的另一个美国同学肖恩收到隆德大学的入学通知书时，人正在爱尔兰首都都柏林。他收拾收拾，借了一辆车，拉着自己的全套家当，从都柏林一直开到隆德，中间光各种渡轮就坐了几天，花了好几千大洋。在隆德安置妥当，他又开着空车回都柏林，还了车，跟朋友一一告别后，再坐了飞机过来。我问他怎么都不嫌麻烦，他半天搞不懂我的“麻烦”指的是什么。

结果，我们联系了当地一个留学生旅行社，由他们驾车带我们周游普罗旺斯的山谷。这帮学生真是聪明，一定也挣了不少钱。这是聪明人应得的一份，没有他们，我们也就看不到薰衣草。

大清早，小张来旅馆接我们。小张跟我差不多岁数，在阿维尼翁待了不少年，学汽车设计。他和朋友既有头脑又有品味，一共设计出了三条线路：一条看薰衣草；一条看向日葵；一条两个都看。普罗旺斯南麓山谷的向日葵也非常有名，尤其在梵高描绘之后。我喜欢的作家许崧在《美国走着瞧》里写过：他相信人人在看到梵高的作品时，内心都会涌起自然而然的感动。他不明白为什么梵高一辈子竟只卖出去一幅画！说老实话，我也不明白。小时候问过爸爸和老师，他们都答不上来。还记得十来岁时第一次看到《星夜》，我站在摊开的画册前久久不能动弹。美术的魔力有时难以言说，第一次看到伦勃朗的《浪子回头》、莫奈的《撑阳伞的女人》、雷诺阿的《女孩侧面像》以及比亚兹莱时，都有那种着魔的感觉。

精神分析学家认为，《星夜》里的蓝色背景表现着阴沉的感觉，粗砺的笔触代表忧愁，火焰般的黑色树木展现出画家的不安之感，而天空的涡状纹理和以月蚀形象出现的月亮体现了梵高躁动不安的情感和迷幻的意象世界。要知道，当时的梵高确实被诊断出精神病，这幅名作正是他在圣雷米的精神病院里画出的。一年后，他便自杀身亡。小时候我常常想，梵高看到的世界是不是与我们看到的完全不同？绽放着星光的夜晚，比起梵高的画卷，是那么的逊色！

梵高出生于荷兰一个艺术品商人家族，因此早年的他也投身于艺术品商人的工作，往返于海牙、伦敦与巴黎之间。经历了英国短暂的教职生涯后，他前往比利时矿区，成为了贫困的传教士矿工。直到27岁，他才开始绘画，在人生的最后十年创作出900多幅油画和1100多幅素描。1886年，也就是他去世的四年前，他在巴黎经受了印象主义的巨大洗礼。从那时起，他大量使用颜色，画风为之一变。1888年，梵高迁往普罗旺斯的小镇阿尔勒斯（Arles）。在他人生的最后的两年里，他的作品最为杰出，风格也最为鲜明。然而，因长期深陷精神病的痛苦中，37岁的梵高最终选择吞枪自尽。

现在的阿尔勒斯还能找到梵高笔下的那些景致，比如明黄色山墙的咖啡馆、比如医院、比如那座吊桥、还有美不胜收的向日葵原野。比起薰衣草，其实我更想看向日葵。不过，Laura不假思索地选择了进入北麓的薰衣草山谷。

小张说，六月底的向日葵正在绽放，但薰衣草却刚刚进入花期，大部分地区还要等一两个星期才盛开。这打击对我们，尤其Laura，来说着实不小。薰衣草是女孩子心里的一个结（虽然没人知道这结是怎么扣上的），必须在普罗旺斯打开才行。在我看来，普罗旺斯的薰衣草类似“钻石恒久远”和“情人节送巧克力”，真是奇妙的市场营销。这仨都把一门生意变成了永恒真理，就连Laura这样从来对大是大非一清二楚的人，都一哭二闹三上吊地非来普罗旺斯不可。

平原上耸立着天马行空的石头大城。隔着山谷站在它的对岸，我思绪万千

小张带我们先去了一个岩洞，景致一般。我了解中国人的安排，最先抛出的线头一定是吊我们胃口用的。半个小时后，我们停在路边。隔着深深的山谷，对面是一座悠然庞大的石头城。

这是当天最大的惊喜。这是在平坦的地面突然耸立的、山一样巨大的岩石，而整座小镇就随意率性地建造在这巨大得夸张的岩石上。所有房屋的材料都直接取自这座岩石，因此被人直接叫做石头城。石头城在还算平坦的这片地区孤单地凸起，像个巨人倨傲地俯视着四周。老实说，我以渺小的姿态站在遥远的对面山头，心里满是不知何来的震颤和感动。未曾期待的景色往往带来莫大的欣喜，这是旅行的美好之一。石头城里的生活是什么样子呢？远远望着那一间间如积木般的小屋，我在对面的世界问着自己。

我们在法国乡间华丽的柏油马路上奔跑了一阵。说华丽一点都不过分——尽管双车道并不宽阔，但平整光滑一如缎面。黝黑的路面在午前明媚的阳光下泛起浅浅的银色光辉。奔跑在路面竟然几乎听不到脚步声，坐在车内更是静谧得令人吃惊。法国的基础设施的水准，着实让我大吃了一惊。

奔跑在普罗旺斯的山间小路

石头城之后，我们看到一片不大的薰衣草原野。原谅我缺乏应有的激情，只能老老实实地说，花开得真不是很热烈，没有photoshop的帮助，都不一定能看出是紫色（倒是一旁的苇草黄得很可爱）。小张说，这是今天要看的第一片薰衣草，因为山势高，所以基本没开。Laura破涕为笑，“还有希望。”

接着是一座红土城。所谓红土城，指这座小镇的所有建筑都是以本地的红土制作的，于是整个小镇也都呈现出火红色。虽然没有见到石头城那样心头一颤，我仍得承认红土城非常的美。但我或许有点排斥这种经过雕琢的美——整个建在山包上的小镇像个精雕细琢的盆景，缺少了那种任意率性，自然而然打动我的东西。

我又想起彼得梅尔多少年前风靡世界的《山居岁月》和《恋恋山城》。老实说，我是真记不得那些故事，只恍惚对普罗旺斯山间石砌的旧宅和淳朴的乡居生活有点印象。也是那样华丽的柏油马路，通往山谷中任意一个小村落。杂草丛生的院墙里，一间石砌的老房子。瑞典没山，英国多云，德国显然有点阳光不足。因此，山居岁月只有放在普罗旺斯最合适。

暂时放下公司的业务，装上一箱子书，搭乘清早的航班，在巴黎降落，转乘高铁到阿维尼翁，再换巴士到山脚，踩在阳光下的柏油马路，缓缓走上山坡，转角推开自己家的院门，拉出躺椅，远望目力所及的青色山坳，再泡上一杯红茶……

想到这里，我忍不住要笑出声。这多多少少不是常人有幸能享受的日子。

我老听朋友说：好想去旅行啊！好想去旅行！问起来，他们并没有什么特别想去的地方，只想要逃避目前的环境。环境是逃避不了的，因为束缚的心是逃避不了的。最近大张旗鼓的新闻说有一对香港夫妻辞去高薪工作，环游世界十个月，闹得写字楼里的小白领们人心惶惶。

“大不了我也辞职环游世界去！”凡说这话的人，一般既没有环游世界的打算，也没有逃离盒子般狭小的生活的勇气。凡是说这话的朋友，我总是劝问：“十个月旅行回来，然后呢？”

然后还要重新过平淡的生活，不是吗？

历尽繁华，最终都是平淡。过不了平淡才最难办。即便是石田裕辅，骑自行车环游世界七年，却也终究逃不脱平淡的命运。

只不过，历经沧桑浮华的平淡和井底之蛙的平淡，确实大相径庭。因此，旅行才不是十个月的功课，而是一生的事业。永久地保持“在路上”的愉悦，才是真正的旅行。

关于人生的感想告一段落，我们来到那座太多次出现在明信片上的小修道院。朴实无华的铅灰色修道院前是一大片初放的薰衣草，浅浅的紫色已然氲开。Laura和妈妈快活得跑来跑去，我则望着那座修道院发呆：住在里面的人每天都过着怎样的生活呢？每天面对门前摄人心魄的美景，他们什么反应呢？

小张带着我们在普罗旺斯山谷间穿行直到日落。若是高空有双眼睛，我们是不是像欢快爬行的甲虫？一路上并未碰到什么车或人，看来普罗旺斯的旺季尚未来到。阳光真是造物主赐给普罗旺斯最美的礼物。因为这看似平凡的阳光，普罗旺斯才最终如此与众不同。有时造就一处名胜的，未必一定是难得的自然条件；就像造就一个成功的人，未必一定要凑足千载难逢的机遇。

阳光，我多么爱阳光。

那座盛开在所有女孩内心的修道院

巴黎：一出被去魅的神话

你可曾听说有一种精神病叫“巴黎综合症”？

我的第一反应是：斯德哥尔摩综合症？脑海里立刻出现的是《这个杀手不太冷》里爱上法国杀手利昂的14岁小箩莉。类似桥段还有《谍影重重》第一部中不慎卷入漩涡的女青年，她情不自禁爱上男主人公的地点也是巴黎（好莱坞导演都是熟用“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老手）。

后来才晓得，巴黎综合症是这么一回事。

作为几乎所有旅行者的梦幻大都会（就像一句美国谚语说的：“美国人死后不去天堂，他们去巴黎。”），巴黎一直是日本人海外旅行的主要目的地。

可是根据日本大使馆的数据，在每年600万左右的日本游客中，大概20个左右产生明显的妄想、幻觉、受迫害、被歧视、缺乏现实感、焦虑，以及生理上的头晕、心动过快、大量出汗等症状。这个症状在1986年最早被发现，但在2004年才由法国精神病学杂志Nervure命名为“巴黎综合症”。他们分析，病症的起因在于，语言障碍、文化差异（法国人直白随性，而日本人严谨保守）、疲惫，但最主要的还是因为脑中的巴黎幻象的破碎——“原来现实的巴黎根本不是我想的那样！崩溃！”

话说，我想起自己也经历过一次并未发生在巴黎的“巴黎综合症”，只是当时尚且不知。16岁那年，好朋友参加夏令营去了欧洲旅行，回来时我便双眼闪着绿光地问他巴黎美吗。

“有什么美的，臭得要命，到处都是狗屎。”

轰！竟然对一个沉耽于雨果、左拉、罗曼罗兰和纪德的少年说出这样的话！我头顶的晴天霹雳持续了好几天。我不记得有没有头晕、心动过快、大量出汗，但是被迫害妄想症是真的出现（“你讨厌巴黎才这么说的！”）。那之后，我厌恶旅行了好一阵，“连巴黎都到处是狗屎，这世界还有别的能去的地儿？”

乘法国高铁TGV离开阿维尼翁，一路风驰电掣，黄色浅原与五颜六色的田野模糊着倒退。爸爸、妈妈和Laura都陷入了短暂的梦乡。我望着窗外，忽然少年时代的想象中的巴黎从窗外像巨大的褐色山脉压倒过来。雨果笔下弯曲的街巷，沙袋堆砌的堡垒，被散弹击破的碎墙，慌乱的脚步声，“愚人之王”摘下面具那一瞬，圣母院“当”的震耳欲聋的钟声，楼道转角的惊鸿一睹……

少年时代，我笔下的小说人物个个都讲法语，谁都得在巴黎待过一阵子。“哦，那几年我在巴黎，每日餐风饮露……”这是我的几位主人公的开场白。每次话没说完，女粉丝已争相投怀送抱。巴黎就是巴黎，光这两个字，故事就已经说出了三分之二。

“故事发生在巴黎……”（哦，在巴黎！一定是浪漫爱情故事，并且有个甜美结局。）

（女主人公：）“我已经买好了去巴黎的机票。”（完了，要分手。你丫没戏了，还不赶紧追？）“那我去巴黎找你！”（故事一定柳暗花明，只要在巴黎。）

在各种世俗文化里，只要场景移去巴黎，故事必定就此峰回路转。两百年来，巴黎始终是一出神话，以不可思议的磁力吸附着所有旅人的双脚。

2010年4月，我联系并采访了因在巴黎吻了一百个男生而暴得大名的台湾女生杨雅晴小姐。雅晴为人相当可爱，照片也非常好看。不过好多人也说，若不是外景地全选在巴黎，浪漫气氛怎么说也会打折。好像埃菲尔铁塔，即使在角落里孤寂地一站，整张照片的气质便脱胎换骨。

自从在阿维尼翁登上火车上那一刻起，我便像重回青春期的少年，满心期待属于自己那份即将降临的人生惊喜。

脑海中忽然跳出大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发明的“去魅”这词。巴黎在我，在任何人都是神话。去走在香榭丽舍大街，去坐在莎士比亚书店，去登一回埃菲尔铁塔……为自己的那座巴黎“去魅”。

可进入真的巴黎，我会否也患上“巴黎综合症”？

“巴黎究竟是不是真臭？”

抵达巴黎那一瞬，脑子里想的竟是这个问题，真是大煞风景。这个问题真真萦绕了我十年。要是巴黎一点都不臭，我一定立刻打电话给那个朋友，穷尽所有粗口。我想。

抵达里昂站。从车厢里走出，踏踏实实踩在巴黎的土地上。没什么不同，从人的外表举止到建筑风格，什么都没什么不同。比较起来，巴黎就跟维也纳给我的第一印象差不多。大都会、风格古典、秩序井然、整洁干净……

“哦”，我们一起倒吸一口气，“这就是巴黎了！”

我们去了火车站的信息中心，里面看不到歪着瘦长身子的意大利青年，倒是摆满了厚厚的各种印刷精美的指南。我排着队，忽然听到身后熟悉的瑞典语。回头看，一个漂亮白皙的瑞典大姑娘和一个长满红色络腮胡的大个子。忽然有种他乡遇故知的感觉（很滑稽），不过我想了想，最终没开口打招呼。本来嘛，瑞典人就算碰见老乡，一般也就五个字：“哦！是嘛？你好！”一个耸肩算是免费附送。

我们的旅舍靠近巴士底广场，如今已是移民的天下。如今欧美很多大都会都面临这个问题，只要有一户移民搬来，就有超过一户本地人搬走。于是乎，经年累月，这里的大多数住户都换成了皮肤黧黑，操着各类腔调的移民家庭。

我们揣着惴惴的心走进这条小街——满是溢出欢声笑语的商店和餐馆。不错，就住这儿吧。旅舍的环境不错，房间宽敞干净，透过百叶窗能看到漂亮的小街。掌柜是位不怎么开心的中东移民，愁眉苦脸地望着电视，也不知有没有真在看。旅舍两侧都是土耳其餐厅。我喜欢烤肉披萨无人可比，每天都吃也不会腻。

巴黎的第一站，我们选择了拉雪兹神父公墓。在维也纳，我也是从公墓开头，只是那是12月底，天气阴霾又冷得出奇，整个中央公墓气氛肃杀。站在一堆古人中间，难免心生悆悆。维也纳人最爱莫扎特（却为什么不在他生前多爱一点？），所以此君的墓碑格外高调，隔得老远就能一眼就认得出。以莫扎特的墓碑为中心，贝多芬、舒伯特、勃拉姆斯和约翰·施特劳斯等大师的墓碑呈扇形展开。享受着这份荣耀，愿莫扎特在天堂不被妒忌。

形成鲜明对比的是，6月底的拉雪兹神父公墓，绿树成荫，阳光明媚，颇有些调皮可爱。造型千奇百怪的墓碑把这里搞成了一场盛会。游客驻足点评，大概人人都突然有了灵感，竞相设计着自己的永久归宿。

两个世纪前，一个城市想要出名，莫如赞助几个大文豪。雨果的很多故事都讲到拉雪兹神父公墓，造就了这里颇旺的人气。21世纪的城市则最好赞助几个电影，《里约大冒险》和《速度与激情5》一出，里约热内卢原本从不在我跟Laura的旅行计划，现在却排名异常靠前。

可惜，我最喜爱的雨果并不在这里。话说，雨果本身在拉雪兹神父公墓给自己预购了墓地，但因他身价太高、名头太大，去世时被作为国宝直接请进了先贤祠。在法国人眼里，先贤祠的无上地位可是平民公墓可以比的？因为雨果的到来，先贤祠特意刻上了这样的辞句：“伟人们，祖国感激你们”。

莫洛亚在《雨果传》里写道：“盛大的送殡队伍护送着维克多·雨果从星形广场来到先贤祠。有两百万法国人跟在灵柩后面……一个国家把以往只保留给君主及将帅的荣誉给予一位诗人，这在人类历史上还是第一次。”

确实是第一次。法国人的浪漫潇洒，在这里展现得彻底——大概也只会发生在以诗与文学为灵魂的法国。法国文学塑造的不仅是法兰西精神，也支撑着整个西方文明的天空。而雨果大约是这片天空真正的太阳。林达在《带一本书去巴黎》里写道：

不是因为有了拿破仑，而是因为有了雨果，巴黎才得救了，法国才得救了。

这话千真万确。

后来我们去先贤祠参观，发现他被关在狭小的石屋里，光线暗淡，环境显然不如公墓健康，而且跟自己不喜欢的左拉同居一室。活着的雨果最喜爱写小人物的生活，看到卖针线的老太婆有口汤喝都会感动得流下眼泪。留在拉雪兹神父公墓跟普通巴黎市民聊天凑局不是很好吗？待在先贤祠，举头伏尔泰低头卢梭，就连我也会觉得憋闷呢。

拉雪兹神父公墓的名字来源于路易十四的虔悔神父。1804年，拿破仑皇帝动员巴黎市政府买下了这个地方并改建为公墓。起初，因为远离市区，拉雪兹神父公墓乏人问津。后来，政府将大作家拉封丹和莫里哀的遗体迁来这里，很快提升了公墓的名气。不久，这里便成了巴黎市内最大的公墓。

巴尔扎克下葬时，雨果曾在这里发表过才华横溢的演讲，高度称赞巴尔扎克对人类文明作出的贡献。此外，葬在这里的还有音乐家比才、画家大卫、德拉克洛瓦、作家普鲁斯特、哲学家圣西门等。

除了这些太著名的法国人外，还有两位更有名的外国人安眠在此，那就是波兰人肖邦和爱尔兰人王尔德。我不太懂音乐，只觉得肖邦的音乐动听。他的墓碑造型古典纯净，就跟他留给世人的印象差不多。他的墓碑前总是摆满了鲜花，也总是围着许多前来凭吊的旅人。

王尔德张放性感的墓碑

与声名高洁的肖邦恰成对比，晚半个世纪的奥斯卡·王尔德则完全不同（也正因此才显得弥足珍贵）。他生前活得荒诞却潇洒，死了也不想伪善修饰。王尔德出生于爱尔兰都柏林一个声明卓越的家庭，20岁后前往伦敦，在文学界与名利场暴得大名。他的戏剧深受欢迎，他本人奇装异服又天马行空，受到伦敦社交界的万千宠爱。然而，王尔德的大胆做派终于给他惹下了麻烦，他被控“男同性恋”（尽管当时还没有这个概念）而获刑两年。势利的伦敦文学界和社交界对他避之唯恐不及，终致他出狱后心灰意懒，迁来巴黎。三年后，王尔德病逝，葬在拉雪兹神父公墓。墓碑按照他在诗集《斯芬克斯》中的意象，雕刻成了一座玲珑又抽象的狮身人面像。

如今，这座墓碑前应是聚集了最多的游客。光怪陆离的狮身人面像盖满了崇拜者的唇印（我好爱这种表达方式），放肆张狂又可爱。站在他的墓碑前不用装出肃穆悲哀的神情，参观者叽叽喳喳。我虽没有特别喜爱王尔德，但能像他那般在死后的一个世纪都享受着崇拜者的眼泪和吻，真是美好又性感的事。

离开拉雪兹神父公墓，我们前去闻名遐迩的蒙马特（Montmartre）高地。巴黎有太多理由美不胜收，蒙马特高地是其中之一。尽管整个巴黎市区平坦一如小腹，但130米高的蒙马特高地却放肆地隆起。整个城区就建在这片小高地上，造型调皮的圣心教堂位于顶端。站在巴黎任何一座拔尖的建筑上，都能望见远方山丘上那座纯白色的秀美教堂。

蒙马特区起源于拿破仑三世（即路易·波拿巴·拿破仑）与大名鼎鼎的巴黎总设计师乔治-欧仁·奥斯曼男爵（Georges-Eugène Haussmann）“建造欧洲最美城市”的雄心勃勃的计划。由于该区地处偏远，所以不必支付税金给巴黎政府，蒙马特很快就成为倍受欢迎的风月场所，以致至今这里还弥漫着红磨坊的回忆。19世纪末，艺术家们纷纷聚集到蒙马特高地，包括达利、莫迪利亚尼、莫奈、维雍、马蒂斯、雷诺阿、毕加索、梵高等。

蒙马特高地的阡陌小道

坐着丁丁当的轻轨上坡，两侧尽是白色的小楼，楼下是小店或咖啡馆，门口坐满了捧一杯咖啡消磨下午的游客。墨镜下的双眼是睁开着还是闭上呢？大家都歪歪斜斜，享受着日光和高地的夏日微风。现代人梦想走进胶片般诗意的街区。捧一小杯咖啡，坐在蒙马特区某个咖啡馆的白色塑料椅上，慵懒的身上盖满斑驳的树荫。说不定就进入了某部相机的取景框，脚边是石铺的上坡小径，身后是兀然耸立的圣心教堂……那一刻，真是美得令人怦然心动。

直到今天还感觉遗憾的，就是明明既有浓情的阳光，又有惬意的咖啡小馆，我却忘记去凑一杯。我是时间仓促的急行军，提着脚步往山顶赶。等下次来巴黎，我一定也在街边坐上半个下午，好生体味巴黎慵懒的午后和浓得化不开的法兰西风情。

不过，你也看到许多黑人站在道路中间使出各种伎俩诱人受骗。他们往往等你走去，便一边问候，一边向你手腕套上彩色绳索。你若是收下，转瞬之间，那边风雨大变，他便开口索要1～10欧不等。白人敢于转身就走，亚洲人却面露难色，不少真的掏出荷包。巴黎警察就在不远，却也听之任之。有人说，黑人已是蒙马特高地的特色之一。不过，尽管黑人遍地，但你看悬在商店门口的无数明信片，从来只见建筑与白人，仿佛这里从没有有色人种存在过一般。艺术来源于现实，又高于现实，此为一例。巴黎“应该”是什么样子，最好去明信片上寻找。

我能说圣心教堂造型调皮可爱吗？我确实这么觉得

蒙马特高地与圣心教堂

圣心教堂（Basilique du Sacré-Cæur）于1893年决议动工，算是教堂家族的后生小辈，说到建造原因，一是为了补偿枪杀巴黎公社社员的罪行，二是纪念普法战争的牺牲者。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圣心教堂方才启用。这里是整个巴黎地理的制高点之一，向南可以轻松俯瞰整个巴黎市区。

蒙马特高地随处都透着浪漫，大抵因为这里起起伏伏的山势和房舍，像人遮遮掩掩的心境，总不能一下子猜透。这里拍摄的电影数不胜数，比如有名的《玫瑰人生》和《红磨坊》。不过，我印象最深的竟是十来岁看过的一部法国电影，喜剧大师路易·德·菲耐斯（Louis de Funfès）为避追赶，带着不明就里的小秘书一路狂奔，躲进轿车。跑得累了的女孩子脱了高跟鞋，将纤长的双腿放上驾驶台，让一对秀气灵动的小脚尽情休息。那是我看过的最美的双脚。法国人爱慕性感的心思，刹那间宣泄得无处不在，揉碎了我少年的心。那一刻起，我知道自己迷迷糊糊地萌动了青春。

欧洲华美的大都会并非只有巴黎一座，为何偏偏巴黎赢得了浪漫的专利？这一直是我颠破不解的谜题。遍索答案，或许还得从历史与文化中去寻找。

法国音乐的成就虽不算鼎盛，但风格鲜明、活泼动人；法国绘画色彩瑰丽、创意超拔；法国文学的成就伟大，尤其浪漫主义作品蔚为大观。总地来说，法国的人文艺术大抵运行在浪漫主义这一路数上，前无古人，后也恐无来者。

说到原因，大概既源于法国气候宜人、阳光明媚、物产丰饶，同时历史悠久，古典主义传统强大，于是造成法国人兼得感情丰富与脚踏实地的优点。欧洲近现代文明发于意大利，壮大于法国，而深入于德国，与各民族性情还是有很大的关系（英国传统基于经验主义，不在这一路数上）。

因此，我们便看到意大利出热情洋溢的但丁与帕格尼尼，德国出洞察古今的歌德与黑格尔，唯有法国既有率真的巴尔扎克，也有冷静的托克维尔。于是，我们便看到过分铺张随性的罗马，以及异常严谨拘泥的柏林。将放肆的激情和保守的科学态度拿捏正好的，恰恰是浪漫的巴黎。因此，“浪漫之都”不啻于赠给巴黎最好的桂冠——兼得激情与涵养，便是巴黎，增之一分太多，减之一分太少。

满眼是浪漫之都。我和Laura坐在圣心教堂数百级的石阶顶端，身后是云淡天蓝。爸爸想要给我们拍一张漂亮的照片，可惜游客如织，我俩像扎进鱼堆的龙虾。那天我跟Laura拼命才露出了肩头及以上。蒙马特区？还在相片下缘以下再40公分，已埋在人海里。

渐次走下台阶，看到一位黑人青年手持吉他，对话筒说：“对我而言，今天是个特别的日子，因为流行乐之王已死”。这句话一入耳，眼前画面登时好像变成黑白。他此后说的话，我便一句也没听清。

流浪歌手说：“the king of pop is dead”

穿过半个蒙马特高地，脑海翻来覆去都是这个画面，甚至今天都不时忆起。想必说的就是“那个人”吧？我猜。但是，这难道是真的？怎么会，怎么会……

直到坐上地铁，看到屏幕里铺天盖地都是一面蒙着白布的担架从公寓搬出的画面。镜头里出现的每个人都嚎啕大哭。果然是真的……“流行乐之王已死”。

脑海里不断浮现十来岁时翻来覆去听迈克尔·杰克逊的歌曲的情景。那时我还小，对于这个世界懵懂无知，依靠单纯的知觉判断什么好听，什么好玩。他的音乐真好听，直到现在也这么觉着。我猜当年约翰·列侬和猫王死去的时刻，整个世界也像这天那样抖了一抖。

Sorry啊，我实在喜欢不起来蓬皮杜中心

我察觉到巴黎小小的异样，似乎感觉出了整座城市的不安。街角上似乎聚集起了更多的人，很多地方都传出相近的音乐，那是迈克尔的歌声。你可能震惊这个人死得如此惊天动地。因为，他是一个真正伟大的音乐家，一个以音乐影响全人类的英雄，一个塑造并重新定义20世纪的美国黑人。

蓬皮杜中心地处交通要冲，所以我们来回经过了好多次。中心一侧的广场上总有闲坐的人，分不清是不是游客。尽管老早就知道蓬皮杜中心的后现代（也有学者称为现代）设计，但第一眼看到时还是误以为正在维修。老实说，后现代设计与流行背道而驰，口味是越来越小众。比如北京的CCTV大裤衩，我跟Laura都觉得气派，但大部分人听到这话是要骂娘的。

学术上的“现代”与“后现代”是一对连学者自己都不怎么拎得清的概念。每个大人物对于这对概念的理解都不一样，却又谁都不愿意妥协，以至于你在任何一本书里总能读到完全不同的解释。于是乎，有关这一对话题的争论至今仍在一个鸡同鸭讲的范畴里，大部分读者更是雾里看花。也罢，根本不去提它们！

蓬皮杜中心缺乏吸引我们的东西。我们面对这丑陋的庞然大物站立良久，寻思这怎么就成了一件惊世骇俗的建筑杰作？消费主义追求差异化的结果，是各种光怪陆离的产品都有了市场。不过，眼光放长远些。现在看起来不搭调的东西，或许几十年后就顺眼了呢。想想埃菲尔铁塔，一百年前也被口水淹没过。

我最爱的莫奈的画——《撑阳伞的女人》。亲眼见到时，我站在原地无法动弹。很多年前郑渊洁有个童话，说有个少年看一幅牧羊女的画出了神，竟然把画看活了。十多年前第一次看这幅画时，我有这种感觉。可惜，画没有活。拜托，不要活

既得益于法国源远流长（其实也就五百年）的艺术传统，也得益于一个又一个热衷赞助艺术的国王，巴黎如今拥有世界最多的顶级艺术藏品。在奥赛美术馆看印象派的杰作真是美好的事。十几岁时疯狂地喜爱莫奈，以为那份沁入心脾的优雅和恬静真能甘洌到永久。现在年纪长大，那份感动渐渐流失。站在我最爱的画作面前，内心却满含惆怅。为什么不是18岁时来到巴黎呢？在我最喜欢雨果与莫奈的年纪，在我的青春像火一般燃烧的年纪。现在读雨果，似乎有些稚气了；现在看莫奈，也有点太过静谧了；现在才来到巴黎，我显然迟到了。

在很多时候，在很多人眼里，卢浮宫就约等于巴黎。

鲁本斯、伦勃朗、汉莫拉比法典、安格尔……就在那里；那太著名的“三位女人”——《蒙娜丽莎》、《胜利女神像》和《断臂的维纳斯》（Venus de Milo），也安静地矗立在那里。

我记得20世纪80年代中期西风东渐的盛期，家里也不知从哪里弄来一尊断臂维纳斯的小石膏像。我问爸爸，为什么这个雕像没有手臂？年轻的爸爸答不上来，只能搪塞我说因为断臂才美。美在哪里呢？爸爸就回答不上来了。几岁的我真真不理解啊，只觉得她面相好凶（长大后觉得她的胸部也不甚美观）。

卢浮宫美轮美奂。怎么说呢，可惜，玻璃金字塔似乎破坏了整体的协调感

那是因为，艺术品无法脱离历史而存在，就好像如果一个画家在2011年的今天画出一幅梵高的《向日葵》，大家只会哄然大笑，表扬说山寨得还不错。《断臂的维纳斯》之所以无与伦比，既因为她是那个古老时代的令人啧舌的原创力的浓缩体现，也因为她没有范本，晴天霹雳般诞生于虚无。每一件流传千古的艺术品都诞生于虚无，前无古人，而后模仿者无数。可是，历史尤其健忘，只能记住开创者和集大成者；历史也极其势利，对千百年来平凡者的蛹动视而不见。说到底，人类历史从来不是一部平等的历史——强者雪泥鸿爪，弱者湮灭无痕。

卢浮宫的华美中庭

从玻璃金字塔仰望天空

据说，1820年这尊石塑在希腊的米洛出土时，维纳斯的双臂还是完整的。她的右臂下垂，左上臂伸过头，握着一只苹果（那三只改写人类历史的苹果中的第一只！）。当时的法国驻米洛领事竟无足够现金购买这尊塑像，只好派人向法国大使要钱。等拿到钱时，这尊塑像已被他人买走。法国人前往抢夺，中途遭遇了半路截杀的英国人。三方一顿混战，维纳斯的双臂不幸折断。这是英国和法国上演过的众多闹剧中的小小一出而已。

卢浮宫的女神——断臂维纳斯

卢浮宫始建于12世纪末，最初是一座城堡。14世纪时法王搬来这里居住，直到路易十四1682年迁往凡尔赛宫。路易十四和路易十五曾两度计划拆除卢浮宫，不过因为耗资巨大而放弃（这充分说明欧洲国王从来就不富裕）。法国大革命时期，卢浮宫被改造成了博物馆。拿破仑每征服一座欧洲城市，都会将艺术珍品仔细保藏并运回巴黎。后来，再经过拿破仑三世的扩建，卢浮宫基本形成今天所见的格局。

博物馆真是神奇的发明。我猜博物馆的起源只是炫耀，跟中国古代的藏书楼差不多，老是吹嘘藏书数十万卷，却从不让人看。历史记载的最早的博物馆位于公元前300年的亚历山大港，其中收藏着亚历山大大帝的战利品，却也是不让外人看的。

文艺复兴时期，欧洲的王室贵族开始于王宫中设陈列室收藏珍品，但亦只开放给贵族参观。第一批公共博物馆兴建于17世纪末的瑞士、英国、意大利等地，但只是有限地对公众开放。比如说，想要参观大英博物馆的游客，必须提出书面申请，再等上两个星期才可能拿到门票。卢浮宫的出现改写了历史——平民历史上首次得以自由参观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那些杰作。

卢浮宫珍藏的木乃伊

几百年来，法兰西民族的灵魂就寄托在《自由引导人民》上

卢浮宫的絮絮叨叨到此为止。宫外那一段塞纳河是巴黎最美的景色之一。岁月的一鳞一爪好像幻化成树荫波纹，流滴在塞纳河水中，也藏身在摇曳的阴影里。几百年来，巴黎从未长久太平——暴动又战乱，战乱又革命，直到20世纪70年代方才平静下来，摇身变成如今这样端庄又雍容的大都会。

走得远远的，回头再一望，卢浮宫那壮丽的褐色轮廓又一次打动了我。我虽然一再觉得贝聿铭的玻璃金字塔设计匠心独运地破坏了卢浮宫的完美，但“接受”本身就是历史主义最自然的态度。我接受，并且一而再地被打动，希望在我不断成长的岁月里能再一次站在这里回望卢浮宫，而那景色也一如今天般波澜壮阔。

埃菲尔铁塔真是神来之笔。

埃菲尔铁塔（Eiffel Tower）是为了庆祝1889年的世博会而建，高300米，设计师是居斯塔夫·埃菲尔。世人惊叹于铁塔的壮美和奇妙，模仿者摩肩接踵，但铁塔从未被超越。铁塔建成的45年后，纽约曼哈顿的克莱斯勒大厦才刷新了这一高度。

铁塔前有一片慷慨的长形草坪，叫做战神广场。踩着草地，迎着铁塔漫步，空气里都弥漫着甜美的味道。巴黎的建筑好像都带着不可思议的表情。盛夏的午后阳光，来自流浪艺人的悠扬的提琴或者手风琴声，软软的草地……朝向铁塔的草地好像一直走不到头，这感觉真美好。

无与伦比的铁塔。怎么拍摄铁塔已是一门经典的摄影课

老远看见弯弯曲曲的长长的队伍，为的是能登上铁塔俯瞰整个令人心旌荡漾的巴黎。看来排到晚上也未必有戏。我们全家站在铁塔下集体默想了一刻钟从天空看巴黎的美景后，潇洒地转身离开了。

没有登上埃菲尔铁塔，我们登上了凯旋门作为补偿。本身登顶凯旋门并不是计划中的安排，但登顶之后却大呼过瘾。凯旋门占着香榭丽舍大街的一头，通往美轮美奂的旧城区；另一头连着商务区的摩天写字楼群。事实上，以凯旋门为圆心，12条大道向四面放射开来，从空中看起来气势磅礴、无比壮观（我脑海中出现的是一个又一个电影镜头）。这又是百年前的奥斯曼爵士男爵瑰丽的创造力和严肃的科学精神相结合的杰作。

不过，对奥斯曼的规划的批评从未间断过。法国不少学者称，奥斯曼为了按照他心目中的“大都会”蓝图再造巴黎，为了修建所谓的林荫大道，拆掉了三分之一的文艺复兴时代乃至更久远的街区。举例来说，圣母院所在的西岱岛，本身就是一座“活的博物馆”，却被改建成一条大路加上一座教堂、一座法院与一个警察局。对于这个说法，我不敢苟同。没有经过这一改造的巴黎，根本就无法成为一个“大都会”。人类文明史上的很多大城，都因为拘泥于旧貌缺乏改造，渐渐退出大都会的舞台，罗马就是显而易见的例子。是要一座活的城市，还是一座陈列馆？真拿今天的巴黎换19世纪的老城，专家们又该嚷嚷了。

背包走巴黎，地铁系统不能不说。没有去过伦敦，也没有机会坐成纽约的地铁，于是只有拿巴黎和东京做比较。就密度而言，巴黎应比东京要便利许多。东京期间，我住在东池袋三丁目，不管是往北去山手线的池袋站，还是往南去地铁的报国寺站，至少都需走上一刻钟的路，更不要说地铁与山手线，以及其他轻轨分属不同公司，每次换乘都要重新购票，贵到咬舌。巴黎地铁建于一百年前（比之伦敦稍晚），但方便得不可思议。据说将人放在巴黎市区的任何一个角落，若朝任一方向行走，500米内必能碰见一个地铁站。虽然地铁站里上上下下，几乎没有自动扶梯，有时换乘的道路又过长，但总的说来，乘坐巴黎的地铁还真是愉快又便利。

巴黎地铁站。纵有千般缺点，却仍便利可爱

站在凯旋门顶远眺商务区。没有奥斯曼，巴黎可能已如罗马，虽不朽，却已凋零

在凯旋门顶眺望铁塔与扩散的巴黎城区

凯旋门破土于1805年。当年，拿破仑皇帝击败俄奥联军，法兰西帝国达到鼎盛。但这座为迎接他再次凯旋而建的“伟大雕塑”却没能等到拿破仑的再次凯旋。拿破仑皇帝之后的两百年，除了欺负远在天边的大清王朝外，法国再也没有打过什么像样的胜仗。

暮色中的凯旋门

凯旋门的正下是一座无名烈士墓，安葬着一位一战阵亡的无名战士，代表着死去的150万法国士兵。每逢重要节庆，都有人装扮成拿破仑时代的战士在此进行庆祝。那是法国最提气的一小段岁月，法国大革命才刚刚改写了世界历史，拿破仑接着重新勾画了欧洲地理。法国人对拿破仑的无限追忆，透着藏不住的落寞。

拿破仑皇帝是法国的最后一次荣耀，但也是永恒的荣耀。不仅如此，他也是现代欧洲的创造者。没有拿破仑，德国与法国很可能都还处于城邦体制中。或者，欧洲大陆已被英国征服？

巴黎的第三天，我们安排给了路易十四的凡尔赛宫。绘画和文学上出现了太多次的凡尔赛宫（尤其是大仲马凭着惊人的想象力描绘的那个浮华堕落的世界），究竟有多金碧辉煌呢？

如果说卢浮宫完美体现着西方文明中高雅、深邃、博学与怀旧的一面，那么凡尔赛就彻底展现了法国品味中好大喜功与流于恶俗的另一面。凡尔赛宫包括凡尔赛宫殿、巨大的园林和几个不那么有名的次要建筑（系路易十四为众多的“正式情妇”而建）。所谓宫殿，无非就是不厌其烦地敷上金粉，镶上花边的大宅院。殿内没有真正的艺术品，挂满了粗制滥造的玻璃制品，颜色不是大红就是大金色，真也俗不可耐。传说中的镜厅也是乏善可陈，缺乏品味。园林中的一草一木都被按照路易十四的口味修剪成各种图案和形状，矫揉造作得令人惊讶（另一个矫揉造作的例子是，路易十四竟然没有在整个主殿修建厕所！）。罗马不是一日建成的，凡尔赛宫却妄想在一夕之间诞生。于是，呈现在我们眼前的，便是这座是17世纪的山寨主题公园。

路易十四的品味，红色、紫色、金色和繁复的图案

凡尔赛宫的花园里是宽阔到奢侈的绿树与草坪。我们在被树荫遮蔽的草坪上吃了带来的午餐，有火腿三明治、三文鱼、煎蛋和香喷喷的奶酪。阳光虽然耀眼，树荫下却清凉舒服。午餐后，我们竟全都着魔似的沉沉睡去。醒来时午后喷泉正巧要启动，我们一家人懒得动弹，闲坐在草地上远远地观瞻。如果是卢浮宫前该有多好！

奢侈宽广的园林

正在补妆的主殿

行至巴黎，这趟旅程已近尾声。等第四天游览了先贤祠与圣母院，我们便要离开巴黎去德国，去科隆看大教堂，去慕尼黑看新天鹅堡，去最后一站柏林。一连疾行了20天，爸爸妈妈想必很累了，因此德国的旅行安排得稀稀松松，权当一边旅行一边休息。

巴黎之后，慕尼黑与柏林都没法让我提起太多劲头来。躺在凡尔赛宫的园林，忽然觉得时间过得真快。几乎是眨眼之间，自少年时代便一直梦想筹划的旅行，竟不知不觉便要在脚下终止了。胸口忽然涌起一阵稀薄的惆怅。回头看到爸爸与妈妈说话正在兴头上，遥指花样叠出的喷泉，皱纹温柔地在脸庞舒展；Laura则凝神远望，前面是一望无际的晴朗天空。

20世纪80年代初降生的我们这一代人，至少还在十几岁上了解灿烂的西方文明，并在20多岁后有机会畅游世界，比起父母先辈不知幸运多少倍。奶奶今年接近90岁的高龄，一生未离开过四川，不知她是否觉得遗憾。爸爸年轻时酷爱读书与艺术，给我讲发生在德国森林的童话，讲巴黎公社与圣彼得堡冰封的海湾。他说，40岁前从未想过能亲眼看看外面的世界。2003年他去了香港，2006年去了澳洲，现在他站在了欧洲的土地上——一切好像梦幻，过去与现在，竟就这样发生了。我偷看他的旅行日记，每页寥寥数语，都刚起了头便煞了尾。爸爸心里一定有很多话说，笔下却一行字也没能写完。

再一次和爸爸妈妈旅行是我的心愿，尤其是在美好的欧洲。我并不是那种把所有心事都与父母分享的乖孩子。但他们的意见，至今仍在我的心里占着异乎寻常的重要地位。直到29岁的今天，我还是不停止同爸爸争论，希望能说服他认同我的世界观，希望能与他分享我对人生的体会。

行走世界是如此美好的事，所以我希望能与我最亲爱的人一起行走。一侧头，就能对他们说：“你看，好美！下半辈子住在这里难道不好吗？”

妈妈和Laura笑靥如花：“好啊！”

爸爸则会板着脸说：“那你就努力啊！”

巴黎的最后一站是圣母院。之所以将圣母院放在末尾，是Laura特地照顾我。她知道圣母院承载了我的太多（白日梦般的）回忆，承载了我的整个少年情怀。对，整个！圣母院是我内心的一间巨大无比的宫殿。15～18岁的所有记忆，我都小心藏好，放在心里的那座圣母院里。啪一声，关了灯。

夜色中的圣母院，那里埋着我们心中的那座宫殿

我又一次想起与我一道长大的朋友老茂，想起那些一起读书的夜晚。圣母院是我们共同的心底的那座宫殿，里面有多少个房间装满了那些美妙的记忆？那面刻着“命运”二字的墙壁，我们不是说要一起去找吗？还有那口大钟，不是说好了要一起听那敲响时轰鸣的一声？

我来了，我真幸福。不知老茂这时能否感觉到？老茂，我替你先来了。

神奇之地，便是雨漏也独一无二

第三天晚上，我们沿着塞纳河散步，看了夜晚的卢浮宫，接着绕来西岱岛，提前看夜色里的圣母院。初看灯光里的圣母院时，她一如我想象的朦朦胧胧。蜜色的柔光将整座建筑托在夜色当中，温暖不语。我们久久地立在圣母院前，看她的塔楼，看她的大钟，看她的每一处雕刻。那时候我只觉得，我来了，我真幸福。

第二天收拾完毕，我们便来了圣母院。时间充裕得很，我们可以悠闲地排着队。爸爸妈妈嫌爬楼梯太累，宁愿在广场上等着我们。登顶的队伍弯弯曲曲在广场上排成几个W，我们随着人流缓缓移动。流浪艺人悦耳的琴声传来。有个人装成19世纪英国绅士的样，跟着来来往往的行人身后，亦步亦趋学人家的动作，末了蹦出来吓人家一跳。把广场当成舞台，把行人当演员，把排队的游客当观众，整个圣母院广场都是笑声。最后他摘下高帽子向每个人讨钱，我与Laura也扔进去1欧的硬币。

站在圣母院的顶端眺望西岱岛与巴黎。这是第一座真正的现代大都会

身后一对印度中年人跟我们聊起来。“在巴黎待多久啊？”

“下午就走。”我回答说。

“时间很紧了，干嘛还排这么久的队？”他们露出疑惑神情。

“从小时候就一直想看圣母院来着，雨果嘛。”

“我也是，没法不来。这是第三次了，跟夫人一起来。”他与身边的妻子相视一笑。

三个小时，终于排到圣母院门前。爬上漫长又狭窄的盘旋石阶，尽头是圣母院的顶部，走廊沿着穹顶绕成一圈。一路上是那些闻名遐迩的怪兽雕塑，几百年来注视着巴黎不断向更远处枝蔓。那只双手托着下巴，仿佛在冥思的小怪兽最为有名，出现在几乎每一部相机里。这些怪兽雕塑，原本只是雨漏罢了，为的是不让雨水侵蚀岩石。随着圣母院的盛名，他们也仿佛获得了生命。在没有游客的夜里，他们会忽然舒展腰身，聊上几句吗？

站在那口大钟前，感觉有些失重。魂萦梦绕之地，就在眼前。接着呢？我想不出来。搜肠刮肚，脑海尽是书中的字句

攀登的终点是钟楼。卡西莫多撞响的那口大钟挂在高空。想要走到近前，需要爬到噶吱作响的木架的顶层。登上顶层，铅色的巨大撞钟距我不足两米以外，甚至细小的纹路也清晰可见。我从木架探出身去，巨钟下是深渊般的高空。无数故事就在这口巨钟下发生，无数历史在它脚下的巴黎演绎。人类即使微小如蝼蚁，但也最终彻底雕饰了时光的旧模样。

这正是我的魂萦梦绕之地。我真的来了。千言万语，汇成心头一声钟响。十几年的回忆，融为氤氲片片。

回忆：两代人的旅行

我的父母分别生于1956与1959年。爸爸下乡当过知青教师，但对北岛主编的《七十年代》里发生的那些故事感觉陌生。后来，他改行做过蹩脚的电工，自学函授大学，最终干起了国有企业的内刊记者。妈妈则在一家国有企业工作了十几年。随着工厂倒闭，妈妈也就赋闲在家了。她曾尝试经营茶馆和饭店，但都业绩不佳。这是两个20世纪50年代生人大相径庭的人生轨迹。

他们的孩子，我，出生于1982年。童年时代的我对“外面”懵懂无知。曾是记者的爸爸去过很多“抽象”的地方，但我不知那些地方意味着什么。有时候他会指着地图上的某个点，若有所思地对我说，“这里很美……”

1987年，异想天开的年轻的爸爸和妈妈带着我坐火车从四川出发去了江苏、浙江和上海。我们坐了两天两夜的火车。在黄浦江的游轮上，我问爸爸，这就是海了吗？因为我记得我看见了海鸥。为了圆我一个看海的梦，爸爸骗我说，是的。

第二年，他们又天马行空地带我去了北京。（现在的我就住在建国路上。每次经过天安门时，我就想起，我唯一去过一次故宫，还是在5岁那年。）我记得刚到北京站那一晚，因为时间太晚，已经没车去招待所。我们有备而来地在广场上睡了一夜。炎炎夏夜，我躺着凉席上，耳边不停是蚊虫的嗡嗡声。年轻的爸爸和妈妈说了一夜的话。

整趟旅行用光了家里的全部积蓄，爸爸口袋里只剩下了最后的50多元钱。他们用这钱买了一只挂钟。这钟走了整整12年。

此后很多年，我都还记得这两次义无反顾的浪漫旅行的很多细节。从那时开始，我慢慢去努力理解旅行的意义。

我脑海中无数次浮现5岁那年躺在北京站的广场上。广场上睡满了人。我望着新鲜的星空，爸爸妈妈说着愉悦的悄悄话。

旅行的意义，就在于与你爱和爱你的人在一起。

“大旅行”并非全然是旅行。

拿我来说，欧洲的一年半时间走走停停，停停走走。东欧、意大利、法国、德国、芬兰、西班牙与葡萄牙……走马灯似的穿过花样百出的景色固然美好，坐看风云流变也是惬意的事。在隆德与大堆朋友笙歌不歇，恍然时光匆匆溜走，令我惊讶。有时突然发现自己尚未成长，便已老去，猛然醒来时心惊胆颤。

每当这时，我常常想起一位朋友潘迪。数年前，我为他的学术研究效力，渐渐成为朋友。他待我温和，无论学术还是人生，都点拨了我许多。我之所以是今日之我，也有他的影响。

09年夏末，潘迪约我去他妈妈位于日内瓦湖畔的半个世纪的老屋作客。与湖水作伴，间或也去瑞士或山区拜访他们的故交，结识了好几位有趣的人物。老实说，虽只待了短短十数日，却成了我过往的旅行里不能不说的一段。旅行有时动若脱兔，比如“大旅行”中的意义非凡惊心动魄；旅行有时静若处子，比如小住法国小镇伊瓦尔，品尝云淡风轻的那些午后……

源起：从成都到瑞典

五年前，我的导师将我介绍给一位来自英国的博士研究生。我满以为将见到一个年纪相仿、臭味相投的青年才俊。初秋，我在川大门口等来了背着厚重书包，强壮但不年轻的潘迪。他说话慢条斯理，开口前总要停顿片刻。后来我才知道，他竟比我父亲还大两岁。

那两年，我为他的调查做中文翻译。我们一起前往边远的盆地西缘，在泥泞的山路上寻找大半个世纪以前茶叶运输工的历史遗痕，和依旧在世的当事人攀谈，给残破的文字材料照相等。虽然与我的思想史方向大异其趣，但我们相处得异常愉快。

“为什么你会对那时候的茶叶运输感兴趣？”

他抿起嘴，从沙发上站起身，走去书房。我听到将书本扔在地板上的声响。他从书房出来，递给我一册打开的《国家地理》杂志。“这是我决定研究中国的最初原因。”

翻开的那一页是一张云南石林的照片。右侧那一页码满了字，角落上是一张小小的照片。

“啊！是你！”

那是一篇对潘迪和他母亲的采访，前后共6、7页。潘迪和他母亲从1977年开始，在昆明待了4年。期间，他们一共教了60个（或许更多）学生“英语世界史”。

“这段经历很重要，因为它彻底改变了我的生活。即使我离开了，但中国和那帮学生一直影响着我……后来，我去了瑞典，在那边待了很多年，也拿到了瑞典国籍。我在香港遇见了我现在的妻子。我们结婚，回到瑞典。我们本来决定就在瑞典待一辈子。”

他的妻子，瑞典人英格利就坐在沙发另一头，她是位作家。

“有一天，英格利对我说，要不我们换个地方生活？我说，好啊，那去中国吧。然后我们就来到了这儿。”

他对四川茶叶爱不释手。于是，他申请了牛津大学的博士研究，想要搞清楚民国时期“藏茶”的奥妙。眨眼之间，他们在成都待了四年。

有一天，他指着照片上他母亲的照片说：“有机会的话，我真希望你能见到我妈妈。你们一定会喜欢对方的。”

是吗？2006年的时候，我答应着，没往心里去。

潘迪出生在黎巴嫩，两岁去了印度尼西亚，至今还记得一些爪哇语。6岁时，他跟随母亲去了美国，在那里一直待到22岁。“所以说，我算是基本合格的美国人。不过，离开后，我就几乎没有再回去过。”

“不过，话说回来，我什么国家的人都不是。尽管世界杯上我为瑞典队加油——因为那是我两个孩子的祖国，仅此而已。我虽努力，却找不到自己的故乡何在。”

2006年，我还远不理解潘迪这话的意思。那是我向往着世界的年纪，恨不能像个浪子那样无拘无束。

天下无巧不成书。

2008年8月底，我刚到隆德。天气阴凉，秋雨往往骤然降落，毫无征兆。我被困在一家二手店。门外哗哗的雨声，像是深秋的成都。我懒散地翻开整齐排列在书架上的旧杂志。突然，竟然发现那一期《国家地理》！翻到那一页，潘迪和他母亲的照片仍在那里，仿佛就在他猛然抬头时，摄影师按下了快门。

晚上，我写给他电子邮件，告诉他世界果然微小而奇妙。他回答我说，要相信更有趣的事还在等着我。

“下一次要发生什么呢？”他问。

未来的每一秒都包含着无限多的可能。然而时间为我们在每一刻都只挑选了唯一一种。经历“这一种”可能，并期待无限多可能的下一秒。这乍听起来是很美好的事。

伊瓦尔

九月的瑞典南部阴凉多雨，天气总是灰沉沉的，仅有的晴天也是阳光稀薄。从日光漫长充足的盛夏转瞬来到淅淅沥沥的初秋，瑞典人立刻垂头丧气。草坪上再没有晒肤色的花样少女，咖啡店外的阳伞无精打采地耷拉着，连超市里的水果都少了生气……

2009年8月底的一天，我从“大旅行”归来已一个多月。有天晚上，忽然接到潘迪的电话。“皮埃尔，九月有时间吗？……我想，我们是不是可以找个地方见面？……你还没有来过瑞士吧？如果你不介意的话……”

当然不介意！

九月的课是“量化分析方法论”，量化分析啊！“新加坡反对党的支持率计算方法……”拜托，安德森老师！让我去瑞士，让我去瑞士！

为了帮潘迪省钱，我查遍了廉价航空，却没有哥本哈根去日内瓦的航班（穷游谁敢去瑞士啊？），只有斯堪的纳维亚航空（SAS）经营这条路线。SAS曾是驰名世界的高端品牌，20世纪50年代因为推出飞往北极圈的航线而声名大振，可惜因高昂的成本风光不再。这次往返日内瓦的机票共计2500瑞典克朗，在欧洲这弹丸之地算是相当昂贵，还竟然不提供午餐！虽然才两个小时的航程，但我又渴又饿，几次睡去又艰苦醒来。坐在我左手的中年微胖秃顶商务人士显然是有备而来的。他西装革履、正襟危坐，一路都在电脑上摆弄Excel表。白领都是钢铁战士伤不起啊！

并非廉价航空却也不提供午餐的“恶劣”做法始于消费主义大行其道的美国，目的就是为了节省开支。虽然有了SAS的教训，我仍然疏忽大意。今年夏天，从纽约飞往洛杉矶的美国航空（AA）航班也不提供任何食物，但航程却是漫长的5个半小时！我决定给28个学生买东西吃，却被告知……航班上的食物竟然不够！我买了仅有的8对三明治和7份鸡肉沙拉。看我饿着肚皮，两位空嫂主动把自己的便当让给我。便当里有令我感动至今的粉色奶酪。真是善良的美国人啊……

日内瓦机场没什么特别之处，只是旧。多次去过硕大无朋吵吵嚷嚷的北京T3之后，欧洲的小机场就像中国餐厅的厨房那样有些见不得世面。从日内瓦下飞机，饿得有点分不清东南西北。机场出口站着潘迪，驼色格子纹休闲西装，两手很自然地垂着（竟然没有拿书），非常20世纪80年代，非常慢摇！

“皮埃尔！你瘦了！我差点没认出来！”

他载着我在日内瓦略显陈旧的街道上缓缓驶过。这就是日内瓦，怎么看也不像是流光溢彩的传奇都市，颜色有些单调。

“说到底，这地区的瑞士人还是更像德国人，”潘迪说，“有点闷，有点古板，讲规则，讲技术。”他朝车窗微微转头，“建筑千篇一律，颜色也都差不多。不过好处是大家都守交通规矩。”他绕过一个街区，转角迎来波光粼粼的日内瓦湖。“那边应该有个大喷”我顺势看去，“不过今天好像没开。”

日内瓦是座典型的欧洲现代大城，但真正称得上是历史遗迹的并不多。历来的设计师品味虽不低，但性情大概都保守，造成这座城市虽古典漂亮，却也缺少点睛之笔。“日内瓦”这名字最初出现在凯撒的《高卢战记》，后来，日内瓦虽是重镇，但也尚未不可或缺。直到16世纪加尔文进行宗教改革，日内瓦摇身成为新教的罗马。1815年，战败后的拿破仑帝国土崩瓦解，几位灰溜溜的列强拿着鹅毛笔重新划分欧洲版图，日内瓦就此并入瑞士。2006年日内瓦当选为全球生活品质第二高城市。对此，我很怀疑。

瑞士以阿尔卑斯山脉和精密仪器闻名，人口770万，人均GDP竟高达67000美元，接近美国的两倍，可谓离谱。不过在现代工业规模化生产之前，瑞士（和北国的瑞典相似）却是欧洲久负盛名的贫苦国家，以盛产矮壮的庄稼汉和忠诚的雇佣兵闻名。如保卫梵蒂冈的瑞士卫队就创立于1506年，虽为外人，但在1527年的“罗马之劫”中，为了保护教皇撤离，瑞士卫队几乎全军覆没，因此博得了“绝对忠诚”的美名，以致保留至今。法国也曾大批雇佣瑞士人组建军队，并每每在大战中表现英勇。瑞士人为外国军队效命的“雇佣兵”传统一直延续到1927年瑞士政府官方禁止后方才逐渐绝迹。这之后，瑞士人才逐渐靠精密工业致富，不用再为外国人卖命。瑞士的崛起，也算是咸鱼翻身的鲜活例子，不逊好多励志大片。

说话间，汽车驶出城市。公路沿着日内瓦湖的南沿修建，左手一直是宽阔的湖面，右手则从整齐规划的住宅楼变成零落的乡间大宅，同时铺开大片缓慢起伏的田野。可能天气不太喜人，我倒还不觉得风景有多迷人。

路过一个个袖珍小镇。所谓小镇，就是公路两侧的几间店铺，转瞬即逝。经过一片树林，我们拐进一条小路，小路尽头是一座造型古朴的城堡。

“这里叫伊瓦尔（Yvoire）。我家在城堡旁边。”潘迪减慢了速度，避开不知哪儿忽然出现的车辆。“不少家庭到这儿来度周末。对了，忘了说，这里是法国，你要准备说法语了。”他朝我挤挤眼睛。

粉色的房子就是潘迪的老屋

伊瓦尔古堡与小镇的鲜艳色彩

汽车停住，倒车，再停住。背后是一栋粉色的三层小楼，墙面爬满常春藤，与周围的房子连在一起。我们下车，走上石梯，推开木门，迎面是一段陡峭的楼梯。

“妈！皮埃尔到了！”

我听到爽朗的笑声和脚步声。本（也就是潘迪的母亲，原名伊丽莎白•本森•鲍兹，但她的朋友们却更愿意亲切地称呼她的中间名的昵称“本”）从二楼尽头大步流星走下。潘迪的母亲再怎么说也该有80岁了吧？没来得及想，她已到面前，气息犹如年轻人。

本身材高大，后背略有些弯曲，因此扶着墙站着。她头发花白，皱纹很深，但牙齿似乎一颗都不缺，这令我大吃一惊。她两颊透着红光，神采飞扬，重重的一掌拍在我的肩上。“欢迎来家里做客！把这里当成家吧，一切随意！”本说话不快，口齿清楚，“你一定饿坏了！”

“晚上吃什么，妈妈？”

本望着我说：“我准备了一道云南菜，哈哈！”她叉着腰大笑起来，好像返老还童一样。

本是英国人，日内瓦大学毕业后去往世界各地教书。她出版过很多本书，其中一本就是关于这个恬静的小镇伊瓦尔。美国教书期间，本结识了一位联合国官员，两人很快结婚。因为联合国机构很多集中在日内瓦，婚后他俩又迁回这里，并在湖畔买下了这栋旧屋。20世纪50年代时，“战败国”法国仍很贫穷，但3000美元对于美国人来说还算小事一桩。美国厨神茱莉亚•查尔德记得最清楚，战后法国的餐厅里坐满了好奇的美国人。几年后，他们加盖了第二层。又过了多少年，他们盖上了第三层。此后，他的父亲每天驾车一小时去日内瓦上班。60年代，潘迪父亲去世。本决定重新出发，前往世界各地教书。

20世纪80年代初，当潘迪的母亲从中国回来后，她决定不再漂泊。每年初夏，她回到这里，在日内瓦湖畔住上半年后，等冬天再回美国去。

“一座老屋有自己的历史与记忆，”本对我说，“老房子会记住一切快乐的东西”（这句话用英语说出来，更美好更亲切）。

话说，我也想要一间自己的老房子（虽然我不希望洗衣机在地下室），然后让它一直在那里。我希望我的书能一直留在房子的某个角落，我的孩子的孩子也能看到他们的爷爷大学时候做的笔记。我也希望我们的笑声能留在房子的某个空间，时不时在回忆里响起。

本竟然准备了汽锅鸡！

铺上桌布，汽锅端上桌，噌噌地往空中喷着热浪。

“这是20多年前我从云南带来的汽锅！”她一手揭开滚烫的锅盖，浓郁的香味立刻弥漫满屋，“我去美国时带着它，然后又带着它来了这里。20多年来，我只用它做汽锅鸡！”

推开家门，眼前便是湖畔的古堡

“云南人说，汽锅不能用洗涤剂洗，”潘迪补充到，“只用热水冲干净就是最好的。”

“20多年来，鸡的味道已经渗透进了汽锅里，随便一煮就是一锅鸡汤！”本乐滋滋地说完，向我宣布：“吃吧！”

果真是不可思议又无法描述的浓郁美味！“好香的花椒味儿！”我大声喊道。

我连喝了三碗鸡汤，吃出一大堆骨头。

本讲起这栋老屋的历史，潘迪时不时补充一点。“潘迪的父亲当时是联合国的外交官。我们都喜欢日内瓦湖的风景，但又买不起城里的公寓，于是和两个朋友约好，各买了一间乡下的老屋。”

“哇，外交官！”在我的想象里，总统可以猥琐土气，外交官却务必气派潇洒。这算是我的古怪陈见吧。

伊瓦尔的湖畔古堡

“今天你看到连在一起的这三套房子，当初就是一起盖的。后来呢，一个朋友早早离开，把房子卖掉。新来的人家这些年总共也没来过几回。另一个朋友现在长住美国，也很少过来。他们的孩子倒是偶尔来打扫打扫这里，住上个把礼拜。”

20世纪“70年代，城里人慢慢觉得紧张无聊，也开始老往乡下跑。伊瓦尔因为有座古堡，所以吸引了很多游客。逐渐地这里修起了酒店、餐馆和码头，更多的人也在这里买块地，盖个房子住下来。久而久之，就成了今天这样子。”潘迪说，短短30年，这栋小屋的价值已涨到20万欧元。

从窗口望出去，夜晚的日内瓦湖星波点点。北岸依稀是瑞士小城尼翁（Nyon），层层叠叠的灯光氲成一片彩色。再远一些，左手是日内瓦（其实完全看不见），后手那小片光芒便是有名的洛桑（Lausanne）。近处窗外，伊瓦尔的餐厅相当热闹。红色的遮阳布从屋檐支得老远，下面尽是大快朵颐的人。

老屋的客厅存放着半个世纪的回忆

“都是些游客。”潘迪说，“那家餐厅，看见了吗？我跟那间餐厅的老板小时候很熟。现在他住在巴黎还是里昂呢……”他朝母亲挤挤眼睛。

本在客厅朝我招手。我走过去，发现这里并不仅是客厅。这是一间接近正方形的巨大房间，东西两侧各开一扇门，连接着厨房和后院。半个房间更像是书房，摆着一张巨大的长形书桌，后面是顶住天花板的书架。后来的几天，我们便都在这巨大的书桌前工作。

“这是当年我和英格利结婚时朋友送的礼物——《大英百科全书》。”潘迪摩挲着横亘三列的墨色硬皮书脊，“当时我的朋友们凑钱买了好多册，但没能买齐，所以后来就每年送上一两册。到今天，竟有这么多本了。”

他抽出一本，翻开，默默读上一小段。“不知道这辈子能不能凑齐呢。《大英百科全书》直到现在还在不知疲倦地出着更新的版本。我在这场比赛中被远远地甩开啦！”

环顾四周，客厅里挂满了他们家人的作品。本的画很漂亮，潘迪的哥哥是小有名气的画家，潘迪的照片也都有趣。窗前摆放着潘迪的父亲从老山沟买来的古董沙发，还有那一座真正的壁炉！“天气如果冷的话，我们就能生火啦，过几天。”他说。

张望间，本抱着一个厚得有些不成体统的硬皮笔记本进屋来。她叫我坐在她身边，翻开笔记本给我看。

“皮埃尔，每年夏天我都在这里住上四五个月。孩子们和朋友们都会来住一些日子，今天是潘迪，明天是他的哥哥，再过几天是别的老朋友，没有几天会寂寞。每次他们来，我都会记下来的的时间和名字。你看我记了厚厚的几十页啦，”她捋起页边，厚厚的纸张哗啦啦流淌过去，“我把你的名字写在这里呢！因为你是我们家里的人啊……”

推开阁楼天窗，眼见古堡与平湖

看着她努力不把“Pierre”几个字母写得歪歪扭扭，我忽然眼角一热。

此刻，潘迪正望着一张照片出神。年轻的潘迪的爸爸提着一大口袋土豆，和青春洋溢的本站在崎岖的山路中间，脚边尽是锋利的碎石，身后是苍茫的山头。

“妈妈，这是哪里来着？”

“阿富汗？”本迟疑了一会儿，扶了扶眼镜，目光从镜片下望向照片，“阿富汗吗？哎哟，我真记不得了……我猜是阿富汗！时间是……1954年？……”

照片上，年轻的本咧嘴畅快地大笑，潘迪的父亲则戴着硬挺挺的巴拿马帽，直着后背，卡其布长裤扎进桶靴，酷到不行！

往返瑞士与法国间的渡轮

潘迪领我参观整个房子。二楼是本的卧室和书房，数千本书堆到天花板，狭窄的楼梯也全变成了书的领土，只能容下两脚的空间。墙壁上挂满了日内瓦湖各个时期的的地图。她爱这个湖，非常非常。

三楼有两个房间，一间给本的孩子们住，一间是留给孩子的孩子们。我的那个房间里摆着两张小床，既是为潘迪的孩子伯顿和艾米准备（他们每年都会来这里住上一阵），也为别的孩子，那些贴在冰箱上的小小的照片上的孩子们。这是阁楼间，斜斜的屋顶上开了一盏天窗，潘迪拿过板凳，使劲打开天窗，半个身子探出去，为我指看不远的城堡。窗外是平静阔达的日内瓦湖。那天刚巧雨后，湖畔挂起一道薄薄的彩虹，以及彩虹下的鹅黄色的斑驳屋脊。

日内瓦湖的落日

瑞士尼翁

谁能告诉我这是这么蔬菜？味道……没什么味道

连续几天都吃到了特别新奇的食物，尤其是两种我根本叫不出名字的蔬菜。饭后，我和潘迪有时散步太远，竟去了旁边的城镇。日内瓦湖畔多的是这些星罗棋布的小镇，美好静谧。小港湾上桅杆林立。本地人大多以旅游业为生。夏天和冬天（因为阿尔卑斯山就在附近）的收入就足够他们享用一整年。

有时我虽然累了，但潘迪还想多看一阵书。于是，我便自己踱步去码头，看各色游客忙忙碌碌，进进出出。眼前是平静的日内瓦湖。有人可以游泳过去吧，我猜。

一顿平常午餐，但我爱死了伊瓦尔的香肠

“年轻时我能游到对岸，直线距离是4.7公里。不过我没力气游回来，要好好歇一歇，要不就坐船回来。”潘迪说。现在每天的渡轮仍旧不少。码头离本的房子才两分钟的脚程。年轻的潘迪曾经无数次打开花园大门，一路小跑后纵身跃入日内瓦湖。他说，日内瓦湖有大鱼，但是没有危险的动物。海蛇，没有，没有。

模样不同凡响，味道却跟西兰花没两样

“对岸的尼翁是个什么样的地方？”我指着唯一能恍惚望见的尼翁城问他。

在我的想象里，瑞士从不是个浪漫的国家，尽管这个国家出产最有名的巧克力。200年前大家还都忙着兵刃相见的时候，瑞士就宣布永久中立，理性冷静得简直有点无趣了。我搜肠刮肚想要找出一位瑞士的作家、艺术家、设计师……无奈我只想到了大名鼎鼎的荣格和皮亚杰，以及更加伟大的德国犹太人爱因斯坦——他求学和成名的大部分时间都居住在这里。可惜这三位，都算不上特别好玩的名人……

一天清晨，我从房间下楼来到客厅。潘迪已沏好一大壶滚热的印度茶。他说，他刚约好了两位朋友，所以明天去对岸的尼翁，后天则去前阿尔卑斯山区转转。

渡轮由南向北穿过日内瓦湖最窄的水域。左右不少私人帆船。我看见水中有人一仰一伏，露出反光的胳膊。

渐渐的，尼翁白色和褐色的建筑从雾霭中清晰起来。四处是飘扬的瑞士十字旗和粉色花朵。

瑞士小城尼翁

比起色彩斑斓的法国小镇来，瑞士尼翁立刻显得平静简洁许多。渡轮靠岸，洁净的城市沿着缓坡徐徐舒展，简单平和的风格令我想起瑞典。真有趣，我可不是个种族决定论者。但明摆着，人种相近的瑞典、德国、奥地利和瑞士，无论那一方面都差得不远。

“应该是文化的作用吧，”潘迪说，“比如说，不同的语言给出了可接受的文化的最基本的范围。比如说，从五岁开始读拉伯雷，法国人性格中崇尚幽默、自由、潇洒的种子就埋下了；五岁时如果读的是歌德，长大后自然而然会有严肃认真的性格养成嘛……”

船行23分钟后靠岸，船票是6.5欧。尼翁小城很是漂亮，不过那天是星期天，除了餐馆，各色商店一律不营业。

走在弯弯曲曲但铺得异常平整的石路上，我们爬到尼翁小山城的半山腰。86岁的本走得缓慢，但还不需要搀扶。推开一扇古旧的老宅大门，里面却是非常现代的住宅。乘电梯上三楼，走廊尽头，一位老太太笑盈盈地等着我们。她虽清瘦，气色却很好，眼里露出慈祥。

这里住着本的两位中国朋友。健谈的是妹妹，86岁；安静的是姐姐，89岁，互相间说着我能勉强听懂的粤语，来自民国的上流家庭。妹妹在20世纪40年代曾为宋庆龄的国际难民组织工作，更为出访中国的英女王做过翻译。姐妹俩50年代迁来欧洲。妹妹在欧洲做了半辈子律师，经历了一场刻骨铭心但无疾而终的恋情后，终生未嫁。几年前，姐妹俩搬来气候宜人的尼翁小城以享天年。

我出身平民，自小受普罗主义熏陶，最不屑于各种“四少”、“二代”。不过那天参观两位老太太陈设简单的屋子，竟止不住从心底“啊”出一声。整个屋子洁净素雅，只在最合适的地方妆上一枚青花瓷瓶，或是一幅尺寸袖珍的工笔，或是一张窄小的案牍。简简单单，却不能不赞叹。

两个卧室门中间挂着一个大镜框，里面贴满了许多照片。老太太在一旁解释，说这是她家人的照片。她的家人多在台湾，偶有在海外，大陆已无故人。她指着一个15岁光景的少女告诉我，这是她哥哥的孙女，台湾出生，现在日内瓦读中学。“你看，这是她踢足球的照片！”老太太眼里露出幸福的笑意，“这是她参加舞会的照片，”我看到那同一个满身泥泞的少女摇身变得甜美性感，“她每个星期都来这里陪我们过周末。”

镜框的右下角，我也找到了认识的面孔——2009年9月刚刚卸任日本首相的麻生太郎的全家福。他们全家都轻松地跪在地上，双手放在膝头，一幅开心的样子。

“您还认识麻生吗？”

老太太平和地一笑，“麻生先生啊……他的夫人是我的好朋友，她的父亲是我父亲的世交。”（麻生的岳父是前首相吉田茂，自民党的创始人。）老太太凑近照片，“麻生先生射箭很棒，好像还参加过奥运会？嘿嘿，老了，什么都不记得了……”她摆摆手，淡然地笑起来，“我姐姐做了午饭，李先生请来餐厅吧……”

我很难想象如此精致的午餐是两位年逾八旬的老太太的杰作。一份清蒸鲈鱼，用薄得似乎透光的白净长碟盛着，置在两个小小的烛台上。两盏精致的小蜡烛徐徐生了火焰，为碟中的菜加着温。碟中的清汤带着奶色，薄薄地攒成平滑的一个椭圆。品味这东西，真是抄袭不来的。

我和潘迪对视了两回，不忍动筷。近旁落地窗外是街对面19世纪的五层老宅，街口的咖啡馆摆出鲜红的阳伞。

“天气真好。”妹妹望着窗外说，“不远的山里天气多变。九月经常下雨。”

老太太的英语非常漂亮，气息平静、语调高雅。她身上究竟有多少故事呢？本和她谈起共同的朋友，潘迪时不时也补充两句。

“去年开始，我眼睛不太好了。”妹妹这么说，“所以很多事情要麻烦姐姐来做。有时候不方便去镇上买菜，还要辛苦别人送上来。”老太太住的这条小街，短短地横在不陡的半山腰。“几年前买这处公寓时，谁都没想到这么快就腿脚不便，只贪图高处风景……”

姐姐话少。妹妹说：“姐姐其实身体也不好。她这些年吃斋念佛。”我望见她在客厅一角供奉的菩萨。窗外的日光斜着从云间照射在水面，远远帆船点点，粼粼波光。

在两位老太太家中又待了一个小时，我们告辞往回走。回到斜斜的石板铺就的小街，一只足球倏的滚落。一个五六岁大小的黑人男孩追着皮球，消失在街道尽头。他穿着瑞士国家足球队红色的队服，一对绿色的长腿袜格外鲜艳。

住在瑞士的中国人，住在法国的吉普赛人，住在纽约的穆斯林……拐过街巷，瑞士国旗迎风飘展。湖水对面就是法国。在这宽阔的日内瓦湖湖面，在湖水的正中间，有一条虚拟的国境线。历史上曾有多少人为将那条看不见摸不着的国境线推进一厘米而家破人亡……这些都值得吗？

“历史的现在是无法评判（Judge）过去的。”潘迪若有所思地回答说。“历史只有在当下才具有意义。”

一年后的夏天，我写信给潘迪，希望能采访两位老人。我相信能从她们那里获得精彩的口述史料。过了几天，潘迪给我回信。“我觉得现在很难。两位姐妹的健康状况忽然变得不好了……”此后便再没了下文。有时我的脑海会突然出现那薄得透光的白瓷长碟和窗外不可思议的静谧湖景。

前阿尔卑斯山区

从伊瓦尔驾车向南，很快便进入了阿尔卑斯山区。阿尔卑斯山脉雄伟宽广，从德国南端一直绵延至意大利境内。我们在新天鹅堡国王湖那里看到的群山便是阿尔卑斯山的余脉，意大利北部的苍翠山色也是一支。显然，德国、法国和意大利都慷慨得很，明明沾着阿尔卑斯的边，却不介意让给瑞士去出名。日内瓦湖以南的一大片漂亮的阿尔卑斯山区，都处在法国的领土上。甚至阿尔卑斯山脉的最高峰勃朗峰，也是位于法国和意大利的边界上，和瑞士一毛钱的关系都没有。

公路左手是宽阔的田野与辽远的日内瓦湖

潘迪带我去见的朋友便住在法国境内的阿尔卑斯山区。路上，我与名声在外的依云小镇（现在是这一带最显赫的城镇，人口一万五千人）擦身而过。潘迪说，伊瓦尔不少人会开着车去依云小镇打水喝。

“今天要见的这位朋友叫迈克，他的妻子叫金。迈克之前在联合国工作，现在没事做。”

联合国……自从我申请联合国的实习机会100多次无一成功后，我就对联合国充满了偏见，逢人就说联合国的有眼无珠。再自从身边的朋友一个又一个申请成功后，我就更加心理不平衡了。直到日本姑娘茉莉江表情严肃地问说：“为什么老纠缠着这么个破单位？世界上好公司多的是，申请了联合国的实习生对你以后找工作压根没用！”一语惊醒梦中人。后来，我逢人就说联合国是这世界上最浪费又最吝啬的官僚组织。拿着那么多钱吃吃喝喝铺张浪费，却从来不给实习生一分钱……好了好了，我抱怨完了。

我以为，我要见到一个西装革履的翩翩绅士。虽然现在已经退役，绅士劲儿应该不减当年。占士邦明明一届武夫，还不是绅士派头装得有模有样？

车行湖畔。很快，座座小山从平原深处耸起。小山将宽阔的田野割裂开来，不少金黄的土地像褶皱的被子铺上缓坡。我们在一大片金黄的麦田旁停留片刻。左手是绰约的日内瓦湖的浅浅港湾，右手则是若隐若现的巨大山脉。

我有看到那座像两颗獠牙一样倒立在天边的门牙山（对，就叫做门牙山）。我也看到更远的雪山。

“那是勃朗峰？”不对，勃朗峰不在那里。那不是雪山，那只是山顶的白石头。

蔚蓝的湖面。帆船点点。金黄的麦田。还有绵延的山峦。恬静的乡间真是好极了。

门牙山过一会儿看不见了。但过一会儿又出现了。

“等下我们就去那里”，潘迪指给我看。

小山渐渐在脚下聚成大山。我们驶进山中。

迈克花枝招展的陆虎越野车

福特车在弯弯曲曲的山间走了20多分钟，路过一间牛棚大小的房舍。那是牛棚吗？而且，我也确实看到奶牛。行车在阿尔卑斯，脑海中时不时出现阿尔卑斯奶糖的广告。好多浑身漆成粉色的奶牛挤出粉色的牛奶，然后酿成粉色的阿尔卑斯奶糖。

平整洁净的柏油大马路变成了还算过得去的土路（原来法国也有土路！）。我们在土路上驶出一刻钟后，停在一个大仓库边，旁边停着一辆漆得像圣诞树一样五颜六色的陆虎越野车。

无论如何，这车跟占士邦的阿斯顿马丁相去好远！顷刻间，主人从仓库后大跨步迈了出来。他头戴一顶大檐帽，穿着一件做旧的皮衣，一把握住潘迪的手。

四个女儿的手印，彩绘于7、8年前在巴基斯坦。从17、8年前开始，迈克和金保持者每两三年生一个女儿的频率

这哪里是西装客占士邦？这明明就是个牛仔！

迈克脸通红，身量不高但是相当壮硕。他伸右手给我，我赶紧握住，感觉他左手跟着就掏出左轮手枪。

“中国先生，你好！”他说完大声笑起来，“欢迎来到阿尔卑斯农场！”

身后，他的夫人金走了出来。她也是通红的脸庞，略微发福的白人中年女性的身材。她穿着宽松的上衣和肥大的裤子，与潘迪和本亲切地拥抱。接着，屋子里跑出一个全身白衫、约摸15岁的胖姑娘。她看见了所有人，一言以蔽之地“hi”了一声，然后光脚跑去了房子的背面。她真的是光脚。土路上稀稀拉拉的草地，车子经常停着的草地已经碾出斑斑黄土。草地里埋着石子和昆虫。中国妈妈们一定会捉那姑娘回来打屁股。

正想到这里，又一个纤纤身影从房间探出头来。一个大约12岁的小女孩羞涩地贴在门口看着客人。她身材纤细，长长细细的腿懒散地并在一起。她的脸好看极了，栗色的长发胡乱扎在脑后，双眼忽闪忽闪。

潘迪从容地拥抱了她，双脚离地那种。“都长得这么高了！”小姑娘一落地就也光着脚撒腿跑开了。跟着跑开的还有一个一般大的黑人姑娘。迈克告诉我们，那是小女儿在日内瓦中学的同学，一位肯尼亚外交官的女儿。

我们把鞋子脱在了门外，跟着迈克进了客厅。客厅不大，像所有自命不凡的家庭那样没有电视。本该放着电视机的地方修了一个壁炉，上面供着一尊木制佛像。佛像两侧还摆着各种宗教纪念品无数枚。要是全世界宗教都能像在他家壁炉上这样和谐存在，世界自然要太平很多。我当时想。

“这里基本上就是我家的各种收藏……”金说。“我们都喜欢买东西，去到哪里都会买好多，这里都快要堆不下。所以我们又买了对面那个仓库。现在正在修整，大概还有两个月才能搬东西进去。不过，现在还不能参观，因为遭透了。”

这时，一个年轻的法国男人来到庭院，在门外低沉地喊了一声。金走到门外和他聊了起来。这人一幅典型的农夫模样，打扮邋遢随意，眼神粗旷率真。迈克转头对我们说，他会帮我们除草。

“明年三月，拿到博士学位了，准备做什么？”迈克问潘迪。

“大概会去日本做老师吧。”潘迪想了一想后回答说。“真有意思，拿到博士学位的时候，别人都快退休了。”

这是我第二次听到潘迪这么说，未免有些为他伤感。我正准备说点什么安慰他。

“这样岂不很好？你准备好了再活一次！我好歹也得在60岁的时候找点什么再活一次。”

“你可以养点奶牛，在你的女儿都不理你之后。”

“他们早就不理我了！”迈克仰头大笑，双手把桌面震得晃动。“金就学你啊，这么大年纪了又重新开始学习。”

金目前正在攻读伦敦大学的远程公共健康硕士学位。学成之后，她说她想去参加非洲的NGO。

而迈克呢？

“目前没有计划，就知道陪着孩子玩……”

真的没有计划吗？迈克是前秘书长安南的几个重要秘书之一，（用潘迪的话来说，）“办公室就在安南的隔壁”。安南退休之后创办了基金会，工作相当地忙碌，而迈克则决定辞职，带着家庭满世界寻觅一个值得托付后半生的理想家园。对于他来说，这也是重要的工作。

“我们俩开着车在阿尔卑斯山区转了三个月，问了不知多少房子，最后终于决定待在这里。”

如果是我的话，或许会选择离日内瓦湖更近一些，最好能直接望见一汪碧蓝的湖水。但迈克更喜欢阿尔卑斯山。

“向南再开一刻钟的车，就可以很畅快地爬山。每个星期我们都爬一次山。”

午餐在库房外进行。

迈克拍了一下我的肩膀。我跟着牛仔来到仓库背面。原来真是一个仓库！

他将建在斜坡的这个仓库辟为两层，正面进去是一楼，是居住的空间，而顺着上坡到背面则直接面对二楼。他们没有装修二楼，还保持着仓库的形式，里面放着各种大件家具，比如，割草机、台球桌等和一张巨大无比的餐桌。

后来我回想起来，总觉得那仓库里还应该停着一辆1962年的雪佛兰，或者双翼滑翔机什么的（一栋大房子里，仓库和楼梯间是我最入迷的部分，阁楼和地下室也令我神往）。我忘记了照相。我记得那里面堆满了各种机器。我有对一切机械莫名其妙的着迷，虽然我用过最大的机器就是洗衣机而已……

我跟迈克将餐桌搬到室外。这是张足够20人同时进餐的巨大餐桌。我们5个人围着餐桌的一角坐下。金放开嗓门叫姑娘们的名字。不一小会儿，三个女孩光着脚丫子从什么地方跑来了。

“干嘛去了？”金问。

“喂奶牛去了。”姐姐回答。

挺近的斜坡上还有一个大屋，不远处稀稀拉拉停着几头奶牛，正悠然自得地啃着青草，铃铛响成一片。金端出一大盘子面包和奶酪，迈克则用大餐刀切给每个人。桌上还有沙拉、炖肉、土豆什么的，非常清淡简单，却带着山间独特的清鲜滋味。

三个姑娘统统盘腿坐下，接过递来的面包，二话不说放进嘴里大嚼起来。她们潇洒粗放的样子，真不像是来自外交官的家庭啊。

迈克和潘迪则继续聊故友旧人。听说威廉去了巴西，听说凯特生了孩子，听说玛丽又嫁人了……八卦不分国籍不分层次，真是人人的最爱。

迈克是一口美国腔的爱尔兰人（而爱尔兰人是出了名的不拘小节），金则是操着一口相当得意的英国腔的加拿大人。两个女儿从了爸爸，满嘴美国味儿。不过对于外交家家庭来说，会说三四门外语岂不是很正常的事情吗？

“下午我们去爬一段山怎么样？”迈克提议说。

潘迪很高兴。金表示会陪着本。我想到竟然可以爬一段传说中的阿尔卑斯山，兴奋得又吃了一根面包。三个姑娘纷纷摇头，宁愿光着脚丫子继续在山坡上乱跑。

结果26岁的我和三个50多岁的中年人，以及86岁的本，还有他们的一只小狗出发了。他们穿得都很徒步，只有我蹬着匡威。

才一顿饭工夫，阴云密布起来，绕着群山的腰间。山峦呈现出一种非同寻常的暗褐色。我猜，这是将要下雨的征兆。

开了一刻钟的车，我们停在一栋漂亮的小修道院边。简朴的教堂修建在一小块草地上。往前则是一片缓坡，通往一个并不险峻的山隘。

淅淅沥沥下起小雨来。不过，我看谁也没有要打退堂鼓的意思。

我面对的是阿尔卑斯山。虽然我实在没好意思说出“我来了。我看见。我征服。”但踩一踩这片许多人神往的山川，多少也能长出一点骄傲。

金搀扶着86岁高龄的本走在斜坡上，迈克和潘迪也健步如飞。每一步下去泥土都潮湿柔软，草茎和着泥巴沾满鞋面。微雨轻细，弥漫天地，山间看起来雾蒙蒙的，相机镜头粘上一层水汽。因为爬山的缘故，身上一点也不觉得冷，但雨水顺着脖子淌进领口，怪不舒服的。

海拔1694米，我在阿尔卑斯山的记录

我们步行了一个半小时。雨越下越大。我的鞋子灌满了泥（回去后，我加入了姑娘们的行列，打起了赤脚）。我们来到海拔1694米的山坡顶部。我望见更远处的白色群峰。美是美矣，可是……

26岁之前的我已将瑞士的山川美景想象过一万多遍。想象中，阿尔卑斯山的每一次露面都峰峦叠嶂、气象万千。我想象翻滚的云海与瑰丽的山色，我想象乱石嶙峋与松涛悦耳……可惜的是，这些都没有出现。我懒散散地踩在松软、湿润、满是草茎的泥巴缓坡上。这种感觉像是来到迟到的筵席，客人虽没有散尽，好吃的却一点都不剩了。

举目远眺，前方是哪座山峰呢？

“我们站在的这里一直以来被称为前阿尔卑斯，也就是阿尔卑斯的入口。”潘迪指着前方看起来几十里远的山峰，“一般所谓攀登阿尔卑斯，都是从那边开始的。”

“你有没有登过……真正的……阿尔卑斯？”我问。

“你在我成都的家里看到的那张照片，就是我在阿尔卑斯的一个山顶照的。”

我记得那张照片。可以看出，当时阳光刺眼，潘迪的脸上留下了很深的阴影。

“我和我哥哥当时爬到那里。我们曾经差点登上勃朗峰。”

勃朗峰，海拔4810米，世界第11高峰。当时我并不知道，就在我逗留前阿尔卑斯山区的4个月前，前奥运滑雪冠军卡琳·鲁比就死在了攀登勃朗峰的路上。

山居景色，可惜那天阴云当空

“下山吧？”迈克整整自己的牛仔帽。他背靠在标着海拔高度的标杆上，双手交叉，一脸肃静。

我们再次向想象中的勃朗峰眺望了长达五分钟后，转身下山。

我知道我所看到的阿尔卑斯绝非真正的阿尔卑斯。但哪里去见真正的阿尔卑斯的美景呢？

我没有想过。

一个星期后，我乘上SAS的返程航班离开日内瓦。机舱空旷得令人意外。零零星星几个乘客霸占了整个机舱的后半截。SAS难怪要亏损……我翻来覆去想着这一出。

起飞后，我无意间往窗外望了一眼。

我从空中看到了语言根本无力描绘的绮丽山色。像被整齐劈开的数不清的黛色山脉薄薄地横亘在遥不可及的地面，气势恢弘得不可思议。

透过飞机窗户看到的、不可思议的阿尔卑斯山脉

我从没见过这样的景色，甚至没有想象过。成百座山峰像露芽的花苞般攒立在云层之上。山头蓝得耀眼，往山腰去则快快褪成了白色，好像瓷盘底面爬起无数高低不一的芽尖。任哪几座山峰组合在一起都花样百出，叫人根本看不腻。我赶紧拿出相机，一刻也不停地按着快门，直到群山终于渐渐没入云中不见。

阿尔卑斯山脉的秀美娟丽，还真是名不虚传。后来无数次看当时拍的相片，无不觉得好像是趴在星辰遥看天堂的奇景。天堂如果真有山川，那或许应该就是这样……

熊熊的壁炉烧起来，这是家的感觉

浑身湿透的我们又待了几个小时才回家。我洗了鞋子，晾在门外。因为淋了雨，潘迪烧了壁炉。这是我平生第一次见到壁炉里升起火焰。屋子很快暖和起来（虽然我们还在九月份）。潘迪从一堆老旧的CD中找出一张莫扎特。伴着舒缓的钢琴声，我们吃着简单的晚餐，很快便热得浑身是汗。洗过的衣服裤子在壁炉前不久就烘干了。

萨伏伊

伊瓦尔位于下萨伏伊省。

传说中的萨伏伊是个有点离经叛道的法国行省。萨伏伊人甚至不觉得自己是法国人，因为萨伏伊有自己的骄傲，那就是这里享乐奢靡的气氛。

当年王尔德和比亚兹莱都爱萨伏伊，因为这里够纵欲，够颓废。不过现在，似乎只有老头子和老太太还保留着当时的遗风。他们把着红酒，懒懒散散地闲坐在离开自己的帆船12米的岸边。年轻人呢？年轻人如果没在大城市，就去了美国。

安静的乡村。小超市除了周末不做生意外，星期三下午也关门。因为星期三这里的学校放假，他们要回家陪孩子。

生活在欧洲，有时真不方便。住在隆德这种小城，买张手机充值卡也要骑自行车，取钱更是要进城才行。当时我安慰自己瑞典是地广人稀，法国和德国应该不同。伊瓦尔立刻就给我上了一课——小镇竟然没有肉店，买肉得去几公里外的另一个小镇。根本一点都不像酒池肉林的萨伏伊嘛！

走出房门，日内瓦湖就在眼前

伊瓦尔小镇餐厅林立

有一天，本邀请我和她一起去邻镇买肉。86岁的老太太开起车来一点不露怯，油门踩到底前不会松。中途好几次，她全神贯注盯着前方，忽然一个急刹车。“哈哈，我眼睛不好，还以为有个人横穿了马路！”

完全就没有人嘛！我把手抓得紧紧的，好几次还是差点给甩上挡风玻璃。5分钟的路，感觉走了一个星期那么久。我大汗淋漓，竟然还晕车了……

“只要天气不错，我每天清早都开车去那边的小镇划船。”本伸手指着远处，车子突然原地打了个踉跄。

那天以后，我便攒足了几百个借口不坐本开的车。

过了几天，肉再次吃尽。肉是不能不买的。在我的一再暗示下，这回由潘迪开车，本坐在后座。小车从小镇倒驶出来，右转驶上弯曲的田间小路。

法国的田间小路相当平整舒适。道路两侧或是小块树林，或是宽阔的麦田。“这片树林里常挖出松露，”潘迪指着一溜烟驶过的一片树林，“挖松露的人会带着小猪来。猪在树林里闻啊闻，如果到一个地方不走了，农户就知道那里准有好东西。”

我喜爱的硬皮面包，国内似乎不多见

车行一刻钟，进入一个挺大的城镇，因为我看到了医院。潘迪在一家面包店前停下，挑了一个脸大的面包，3欧。

我渐渐喜欢上这种外壳硬硬的面包，需要用刀切开蘸各种酱吃，滋味悠长又嚼劲十足。潘迪怕我吃不来面包，最初专门为我煮了米饭。但切开的面包片蘸着他们自己调的酸酸甜甜的酱吃，很是可口。几天下来，我就不要吃米饭了。

将面包放在后座，我们步行去了拐角的集市。星期天是赶集的日子，这也算是欧洲传统。这本应是个冷静小广场，星期天却搭起各种彩色的棚子，卖各种蔬菜和土产。卖的最多的是火腿，贵得要死，一整只火腿竟要价好几千欧元。潘迪拉着一块火腿对我说，“萨伏伊的火腿很有名，配上红酒相当的美味。”那么，我们买一块吧？我心底暗暗鼓劲。哪知他说完这话，竟转身走了。

哪儿出产火腿，哪儿必是美食之乡

发明冷藏肉类的方法之前，欧洲人腌制食物的技术登峰造极。不过说到底，腌制的肉类成本高、费时长、口味也单调，因此早已式微。想起小时候过年，各种腊菜琳琅满目。但各家都要提前几个月准备，不知费多少心思。

法国的家乐福漂亮如同苹果专卖店

再发达的国家，新鲜蔬菜都得放在集市上卖

有几个小棚子卖造型各异的瓜果，有些卖模样夸张的奶酪，还有卖丝袜的、卖衣服的、卖CD的，甚至卖二手货的也来凑热闹。逛了整整一圈，潘迪和本还是没有买足食材，最终只能折去了郊外的家乐福。法国的家乐福窗明几净，货架整齐又宽敞。冷藏柜里排开几十米长的各色奶酪真是让我大开眼界。买不起火腿，带几盒奶酪回去给朋友尝尝吧。

饱餐过后，潘迪伸着懒腰说，今天休息一下吧。他破天荒地收拾了堆成山谷的各类材料。“跟我来。”

我跟着他来到一楼的仓库。之前，我一直以为那里只是个车库。想不到里面别有洞天，各种破铜烂铁跟迈克的收藏有得一拼。我看到30年前的缝纫机，还有四、五个破得快丢了形状的烤箱。美国人喜欢窝在自家的车库里搞研究，汽车沙发坏了都决定先自己修理，实在没救了才送给专门人士。乔布斯不就是在自家车库连第一台Macintosh都做出来了嘛？

他从立着挤在墙壁的几个充气独木舟中取下最小的一个给我。“等下我去游泳。你还是划船吧。你想游泳吗？”

日内瓦湖？！我摇头得像拨浪鼓。泳池里还凑合；日内瓦湖里可能有我害怕的一切——水草、蛇、鲨鱼、恐怖份子、火星人……总之，我不去那儿游泳！

于是，我背着起码30斤沉的独木舟往湖边走去。走到码头，我把瘪瘪的独木舟往水里一扔。

然后呢？难道跳进去？

我小心翼翼地先伸一只脚勾住独木舟，再双手抱着码头的柱子，一点点磨到船上。码头上该没有人为我捏一把汗吧？回过头，几个戴着墨镜的老头子望着我这边。夕阳西下，只有我比水中的鸭子更搞笑。

虽然隔着一层空气，但屁股凉悠悠的。小舟左右摇摆，好像随时要翻过去的架势。水面只有浅浅的波浪，偶尔一茎半星的水草飘过来。我在脑中不自觉地复习游泳的动作——真的没有鲨鱼吧？

扑通一声。我回过头去，潘迪已经在水中了。他轻快地游过了我，一直到城堡那边停在水里。礁石上几只水鸟因他扑腾而起。

我小心翼翼地打着浆。天色阴沉沉的，并不是因为下雨。瑞士那边起伏平缓的山际线像是流淌的油画幕布。山和湖间零落的小镇与城市渐渐华灯初上，湖面也燃起点点星光。

“多少人梦想把后半生托付的地方不就是这里吗？”

我轻轻拨动两侧的湖水。手艺不精，独木舟进了不少水，屁股像是泡在湖中。一串水鸭在我左侧扑腾。

离开的前一天的下午，潘迪忽然“啪”地一声扣下笔记本盖子，“we're done!”（“搞定！”）。他从楼下取出三只酒杯与一瓶香槟。瓶塞“砰”一声弹开，奶色的泡沫喷涌而出。

夕阳正缓缓往湖面沉下。透过香槟，天水都溶成浅浅的金黄色。缤纷的桅杆与帆影藏在杯后。

“既然我们的功课都做好了，那么我们去庆祝一下吧。”

半个小时后，从楼上下来的潘迪换上了西装（还是那一套），说去邻镇的餐厅吃“地道的”法国大餐。老板娘跟潘迪母子是熟交了，见面时用英文说了“好久不见”。本能以法语写作，但听到母语仍是格外高兴。

一共五道菜，有鱼、鹌鹑、土豆泥、奶酪和冰淇淋。20欧的价钱放在法国算是合理，意大利的有汽矿泉水价格令人咋舌。但要我说来，鹌鹑是不是应该味道再浓一些？

日内瓦湖的夕阳

我使用刀叉还不很娴熟，必要时仍是两手更管用，尤其对付鹌鹑。瑞典时见外国学生个个用筷子都轻松自如，觉得好不可思议，后来知道是寿司的功劳。日本国文化输出的力量果然惊人，竟然无人不称赞寿司美味。

从餐厅出来，昏暗的夜空里一抹晕开的月色。忽然想到即将走到最后一日，好像美梦忽然醒来，立刻觉得头重脚轻。

和潘迪与本道了晚安，回到自己的卧室，打开天窗，最后一次探出窗外望一眼平静的日内瓦湖。书桌上是米兰·昆德拉的《生命中无法承受之轻》（The Unbearable Lightness of Being。其实，“being”应译为“存在”或“是”。但若如此，国人更是连书名都不明白啦）。我记得高中时读过一次，大学又读过一次。不过现在读到特雷莎照镜子那一页，仍旧满眼陌生，甚至连这个人物都想不起。不过，还好我记得男主人公叫托马斯。

下个星期，潘迪也要离开伊瓦尔去巴黎会朋友。这之后他就去牛津闭关两个月。干杯时，我祝愿他明年三月拿到博士学位。

事实上，他在牛津并无预计那样顺利，论文并没有最终完成，而是延后了一年，直到2011年的夏天方才通过答辩。

潘迪飞往巴黎后不到一个月，本也返回美国去了，那间湖畔小屋就此空寂下来。2010年初春，我在北京向潘迪去信，问今年本还去日内瓦湖小住吗。他说：“她还这么打算呢，可是直到目前都还没有真正开始准备。今年她感觉没那么轻松。”

2011年春节，我终于又在成都见到了潘迪。他们搬家了，小艾米和小伯顿不用再睡高低床了。英格利竟然在成都开了自己的画展！我们享用了一顿地道的瑞典早餐——麦片、面包加上奶茶。“希望你回成都来，皮埃尔。因为这里是你的家。”英格利对我说。

2011年8月一天，我偶然在facebook上看到英格利更新了相册，标题是《夏天，在伊瓦尔》。我看到了潘迪、英格利和两个孩子，看到了本，还看到了潘迪的两个哥哥和妹妹，以及他们的孩子。“甜蜜的大团聚！”我留言到。

“真的是！皮埃尔，”英格利回复我说，“真希望你也在这里。伊瓦尔的夏天真是棒极了，这你知道的！”

我知道。我也希望能有机会再去伊瓦尔，再住进本的温馨旧宅，再在日内瓦湖上划独木舟，再爬一次前阿尔卑斯的浅山……人生说起来还有许多年，但很多愿望，却是一刻不抓紧都不行。

来到北京后，工作忙得不可开交，生活的圈子忽然变得逼仄不堪、庸庸碌碌，全无当初设想的潇洒自由。只有这时，才又猛然体会到日内瓦湖畔乡居生活的轻松可贵。“虽然不可能，但仍想回到那时……”坐在11楼的办公桌，望着窗外东三环上积木般无限多的轿车，“人生的意义究竟何在呢？”

你何曾意识到那些生命中之“轻”的分量？直到你隔得远远的，明明白白知道你根本触碰不到它时，它才像垮塌的横梁般令人“无法承受”。我想起放在阁楼间那册小说，怕有半个世纪无人翻看了，纸张发黄发脆。那是另一种人生，那种我向往，却几乎无可能复制的人生；那种“轻”得令我“无法承受”的人生。多少次我仿佛身临其中……其实，我只是站在远远的，远远地望着那个世界而已。

后记　旅行不是一味药

2009年圣诞前夕，我与Laura前往西班牙和葡萄牙旅行。抵达最后一站里斯本已是深夜，我俩颇费周折才到旅舍所在的街区。这街区看起来不很太平，每隔几个灯柱，就有一两个黑人挤在一起。你望他，他猛然也抬头望一眼你。我俩浑身一哆嗦，赶紧加快脚步。

敲开旅舍的大门，迎接我们的是个穿着两个唇环、浑身铆钉的白人朋克男，活脱脱一个新纳粹。“跟我上楼吧。”他一转身，露出两肩大大的骷髅刺青。我俩呆若木鸡。换个旅舍？都这么晚了。他不会拿我们做细菌试验吧？我俩几乎同时想起了不堪回首的恐怖电影《人皮客栈》，双腿发软不听使唤。

跟着走上二楼，屋子里热闹的声浪喷涌而出。两个白人女性和一个亚洲男生横七竖八躺在沙发里，一个文质彬彬的白人坐在柜台上打着节拍，屋子中间是一个正在转圈跳舞的小个子黑人。“欢迎！”所有人一起喊出声。

两个单身妈妈来自乌克兰，带着几岁大的孩子正在旅途中，第二天一早就要离开。日本男生当时20岁，买的旅行社“百万环游世界”的套餐（差不多7万人民币，一年内固定班次的机票和火车通票等等，慢悠悠从中国一路来了里斯本，下一站是摩洛哥）。柜台、黑人舞蹈家和朋克男是这家旅舍的三个掌柜。

“我们仨从小一起长大，”黑人长得非常喜感，从头到尾乐个不停，“后来一个去了伦敦，一个去了巴黎，我留在这里。我们满30的时候，商量说，要不大家一起开个青年旅舍吧？这样我们就又在一起了！”

“于是，我们回到里斯本，一起开了这家青年旅舍。”朋克男说。

听到这里，心里忽然微微一震。

一群可爱的人造就一段美好的旅程。里斯本的青年旅舍

朋克男面相虽然凶恶，人其实很温柔，说起话来声音暖暖的。柜台那位非常绅士，从头到尾彬彬有礼。黑哥们性情活泼可爱，只要有音乐，就是有人摁着也会不由自主地扭起来，脸上藏不住天真的笑。怎么也想不通一起长大的三弟兄竟会如此不同啊！

那天我们聊到很晚，CD机里一直放着Bob Marley的音乐。“这是最美好的音乐，”黑哥们说，“在那个世界，一切都平和美好，令人陶醉……”

旅行中，我遇到过和《巴别塔》里菊地凛子的父亲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日本中年人，刚刚辞掉东京的工作环游了半个世界。

“在日本要是辞掉工作的话，岂不是很难再找到好工作吗？”我的问题很直接。

“话是没错。可是从青年时代起就说好要环游世界的，所以……有些事情，最后发现不能不做啊。”

“那回去了还继续住东京？”

“不了。我的老家在北海道。我准备回老家去，可以照顾我的父母亲嘛。”

“哇！北海道哦！那里也是漂亮得不得了啊！做梦都想去啊！”

他跟我一同大笑，露出得意的率真表情。

我们还遇到过英语磕磕巴巴、普通话完全不懂、18岁只身闯荡欧洲的香港小女生（而且她模样看起来只有15岁！我们替她捏一把汗）。粤语和普通话不通，大家只好比手划脚说英语。

“孤身一人，你真的不怕？”

“怕什么呀？”她大笑起来，露出可爱的虎牙，两眼眯成一条缝，“世界会跟着胆子变小啦！”

2010年1月，远别了瑞典残忍的严冬，我去了东京。东京的冬天美好得出人意料。干净得令人动容的天空均匀地释放着温暖柔和的日光，通透得好像整个世界都是粉色透明的一样。坐着列车从涩谷去往横滨，不经意间抬头，忽然透过车窗望见一百多公里外的富士山，像一张巨大的明信片般贴在缓缓后退的地平线上。白的山巅与蓝的身形，美好得令我几乎泣下。

能在寒冬享受到这样的明媚日光，真是幸福啊！

15岁孤身闯荡欧洲的香港小女生，你真勇敢！身后是巴塞罗那青年旅舍的客厅。没有暖气的城市都太冷啦！

听起来，貌似我是个特别容易向美景缴枪投降的人。确实，心里忍不住会想：唉呀，要是我也能一辈子住在这里……可是，我脑子里很清楚，其实自己并不属于这块土地。该干嘛就干嘛，旅行就是旅行。下了飞机，明天该开的会还得照开，该写的报告还得照写，一点也马虎不得。除非……

除非像北海道那位大叔一样，辞掉工作，整个人换一个轨道。如果终于想通了，这也不失为美好的生活。

否则，把旅行当成解脱，会很苦的。下了回程的飞机，整个人就会傻掉，生活一下子失去重心，就像黄粱一梦忽然醒来似的。这不是自己折磨自己吗？

我有几个朋友就是，旅行之后，心就收不回来了，整天人还在办公室，心还留在碧海蓝天。每次我听说了，只能觉得那些旅游杂志真是害人不浅呢。要知道，旅行真不是一味药。

只有少数幸运儿可以将旅行作为生活哦。可是像我们这样的大多数人呢，还是老老实实地工作吧。只要不放弃旅行的梦想和努力，哪天去不是一样的吗？何况，我们还年轻呢！只要……

只要知道自己想要去哪里，而且告诫自己，真的要去！

可以读那什么“人生必去的50个地方”，可是千万别信。那是他们最喜欢的，跟你没有一毛钱的关系啊。我就对维也纳没感觉，我就觉得芬兰索然无味，我就喜欢看高楼大厦（甚至专门冒着零下10度的严寒去法兰克福待上一天），这就是我嘛！

我知道我想要去哪儿。过去知道，现在也知道。

我想要去孟买和果阿。

我想要开车穿越美国。

我想要去乌斯怀亚看《春光乍泻》里那座灯塔。

我想要在里约热内卢乘滑翔伞划过大基督像。

我想要爬珠穆朗玛峰（这个……不容易吧）。

我想要……

人生的清单已经很长。现在我要做的，就是一个一个去实现！

责任编辑：张亚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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