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蒙德·钱德勒典藏版全集（全十册）（傅惟慈等名家翻译，重译经典，雷蒙德·钱德勒著作全收录。）
Author: 雷蒙德·钱德勒
Date: 2018-10-28T16:00:00+00:00
Publisher: 新星出版社

版权信息

书名：雷蒙德·钱德勒——经典名家翻译 典藏全集（全十册）

作者：（美）雷蒙德·钱德勒

出版社：新星出版社

雷蒙德·钱德勒 作品年表

1935~1941 《雨中杀手》（短篇集）
1939　　《长眠不醒》
1940　　《再见，吾爱》
1942　　《高窗》
1943　　《湖底女人》
1949　　《小妹妹》
1950　　《简单的谋杀艺术》（短篇集）
1950　　《找麻烦是我的职业》（短篇集）
1953　　《漫长的告别》
1958　　《重播》

关于钱德勒

阿城

雷蒙德·钱德勒 Raymond Chandler（1888－1959）

我自己当然认定这些文字是应该放到钱德勒的小说之后的。如果你读过侦探小说，便知道我在说什么。

有关侦探小说的文字，有个道德约定，或说是默契，即不可泄露天机。天机泄露，对一般的侦探小说就失去阅读兴趣。天机，也就是答案，是肉身的诱惑，是智力的挑战，是阅读的张力。

不过天机一旦精彩，下一个天机，也就是作者是怎样的一个人，是读者马上想知道的。这是我认定这些文字是应该放到钱德勒的小说之后的原因。现代文论认为作者和作品是应该分开的，即读其文即可，作者怎样，无足论。以作者论其文，或作者论，为昨日旧套。但现代文论恰恰于此忽略了阅读心理的一个微妙机制。这是有意的忽略，因为作者这一因素会破坏现代文论自建的论述逻辑，或不如说，现代文论有其自我保护机制，有洁癖。

但钱德勒是一个例外，因为从上个世纪三十年代以来，不知道钱德勒的小说的读者甚少，更不要说钱德勒小说都翻拍过电影。因此我的这点文字如果被放在前面，亦无不可，天机早已泄露数十年了。我前面的天机说，纯只为照顾心中想象的居然没有读过钱德勒的小说的读者。

雷蒙德·钱德勒（Raymond Thornton Chandler），1888年7月23日生于美国伊利诺州的芝加哥，1959年3月26日逝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拉荷亚（La Jolla）的斯克瑞普斯诊所（Scripps Clinics），死因是酗酒及肺炎。因为他的文稿代理人赫尔加·格林（Helga Greene）与他的秘书琼·弗莱卡丝（Jean Fracasse）兴讼争夺他的遗产，据《钱德勒论文集》的作者弗兰克·麦克桑恩（Frank MacSchane）指出，这导致他的遗体被葬于预留给贫困者的墓地，即南加州圣地艾哥市的希望山公墓（Mount Hope Cemetery）。

钱德勒的父亲是火车工程师，唯酗酒，不知道酗酒遗不遗传，钱德勒成人后亦酗酒。总之钱德勒的父亲遗弃了妻小，钱德勒的母亲带了他移居英国，由钱德勒的做律师的舅舅资助他们。

1900年秋天，12岁的钱德勒考进伦敦的杜维奇学院（Dulwich College）。五年之后，去巴黎学法语。再一年后，去德国学语言。隔年春天回到英国，入英国籍，夏天通过公务员考试，谋得海军的一份工作。这是1907年的事，隔年冬天，钱德勒20岁，他的第一篇诗作The Unknown Love 发表。

不过钱德勒一年后辞职，家人震惊。此后两年内，钱德勒试过新闻业，发表过评介，均不成功。

钱德勒向对他不耐烦的舅舅借了一笔钱，说清将来连本带利偿还。1912年，钱德勒返回美国，最后在洛杉矶落脚，做过穿网球拍线及采摘水果的工作。省吃俭用的日子里，据说他只买过一只烟丝荷包给自己做圣诞礼物。之后他修读簿记函授课程，提前完成课程并找到了一份稳定工作。

他开始参加文人沙龙聚会，听音乐、朗诵诗，结识了钢琴家帕斯卡（Julian Pascal）夫妇。

帕斯卡的妻子西西（Cissy Pascal）“性感、世故、机智、自信，集合了所有年轻男子性幻想的必备特质”。西西当过模特儿，好裸身做家事，虽然自称大钱德勒8岁，但对他有致命的吸引力。

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因英国国籍，钱德勒1917年应征进入加拿大军队，抵达英国利物浦，加入皇家空军，之后被送到法国战场。钱德勒后来写道，不用值班时，有时会喝酒喝到眼前发黑。战前的浪漫主义诗人，因世界大战而酗酒。

1918年停战之后，钱德勒重返洛杉矶。西西已与帕斯卡离异。钱德勒的母亲1913年从英国回到美国，此时她反对儿子的欲望，结果，他们在1924年钱德勒母亲死后不久立即结婚，又结果，36岁的钱德勒发现西西不止大他8岁，而是18岁。

钱德勒曾担任过加利福尼亚州斯格纳希尔市（Signal Hill）的德布利石油财团（Debney Oil Sundicate）的副总裁，但因酗酒、旷工及自杀恐吓而被解雇。

钱德勒开始写廉价小说（pulp fiction）。1933年，第一个短篇《勒索者不开枪》（Blackmailers Don’t Shoot ）被《黑面具》（Black Mask ）杂志发表。

钱德勒曾写信给朋友，说他想要寻找“一种雅俗共赏的手法，既有一般人可以思考的程度，又能写出只有艺术小说才能产生的那种力量。”

他做到了。1939年，钱德勒的第一本小说《长眠不醒》（The Big Sleep ）出版，大卖。加缪、奥登和奥尼尔都赞赏他。

这之后，钱德勒的小说一路成功。到他去世，留有七部长篇。钱德勒创造了一个硬汉性格的小说角色，侦探马洛（Philip Marlowe）。钱德勒之前的侦探小说，是案件引人，侦探则是超人，例如福尔摩斯，而钱德勒笔下的侦探马洛，突出的是性格，案件，则是为了性格的展开。这种硬汉，引领了至今大部分侦探小说的方向。去年，我们熟悉的村上春树翻译了钱德勒的代表作《漫长的告别》（The Long Goodbye ）。《漫长的告别》曾获在世界推理小说界享有极高声誉的爱伦·坡奖。村上版《漫长的告别》首印数为10万册，日本全国1500家书店也闻风办起了“钱德勒读书节”，村上在后记中将《漫长的告别》定义为“准经典小说”，认为钱德勒的作品影响了纯文学。

钱德勒的侦探小说，读者（包括我）会一再阅读它们，全然不管答案早已知道了几十年。

小说成功后，钱德勒做过一阵子好莱坞编剧，与比利·怀尔德（Billy Wilder）一起将詹姆斯·凯恩（James M.Cain）的小说《双重赔偿》（Double Indemnity ）剧本化（1944年）；写作了他唯一的原创剧本《蓝色大丽花》（The Blue Dahlia ，1946）。钱德勒还曾参与了希区柯克的《火车怪客》剧本，不过他认为希区柯克的故事不像真的。

虽然钱德勒不符合好莱坞的要求，并嘲笑电影对自己小说的改编，但是二战后欧洲的导演和后来的美国导演，都受了钱德勒小说的影响，例如黑色电影（Flim Noir）。在欧洲，法国新浪潮电影用黑色电影的框架创作了最好的故事，比如戈达尔（Jean-Luc Godard）的《断了气》（Breathless ，1959）和特吕弗（Francois Truffaut）的《刺杀钢琴师》（Shooting the Piano Player ，1960）。

不过生活中的钱德勒并不顺利，1954年，钱德勒正在写《漫长的告别》（The Long Goodbye ，1954年爱伦·坡奖最佳长篇小说），西西久病后去世，钱德勒再次陷入酗酒。1955年，钱德勒试图自杀。最终，这篇小文开始写过了，上个世纪，1959年，钱德勒逝世。

1955年，钱德勒的作品被收入权威的《美国文库》中，以侦探小说进入经典文学殿堂的，似只有钱德勒。

1995年，美国推理作家协会请出四位当代顶尖名家，票选150年来最佳作者、最佳侦探。结果雷蒙德·钱德勒与他创造的高贵侦探菲利普·马洛拿下双料冠军。

钱德勒因自己的小说而不死。

版权信息

书名：雨中杀手

作者：（美）雷蒙德·钱德勒

译者：夏阳

出版社：新星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7-09-01

ISBN：978-7-5133-2809-8

雷蒙德·钱德勒 作品年表

1935～1941 《雨中杀手》（短篇集）

1939 《长眠不醒》

1940 《再见，吾爱》

1942 《高窗》

1943 《湖底女人》

1949 《小妹妹》

1950 《简单的谋杀艺术》（短篇集）

1950 《找麻烦是我的职业》（短篇集）

1953 《漫长的告别》

1958 《重播》

关于钱德勒

阿城

雷蒙德·钱德勒 Raymond Chandler（1888－1959）

我自己当然认定这些文字是应该放到钱德勒的小说之后的。如果你读过侦探小说，便知道我在说什么。

有关侦探小说的文字，有个道德约定，或说是默契，即不可泄露天机。天机泄露，对一般的侦探小说就失去阅读兴趣。天机，也就是答案，是肉身的诱惑，是智力的挑战，是阅读的张力。

不过天机一旦精彩，下一个天机，也就是作者是怎样的一个人，是读者马上想知道的。这是我认定这些文字是应该放到钱德勒的小说之后的原因。现代文论认为作者和作品是应该分开的，即读其文即可，作者怎样，无足论。以作者论其文，或作者论，为昨日旧套。但现代文论恰恰于此忽略了阅读心理的一个微妙机制。这是有意的忽略，因为作者这一因素会破坏现代文论自建的论述逻辑，或不如说，现代文论有其自我保护机制，有洁癖。

但钱德勒是一个例外，因为从上个世纪三十年代以来，不知道钱德勒的小说的读者甚少，更不要说钱德勒小说都翻拍过电影。因此我的这点文字如果被放在前面，亦无不可，天机早已泄露数十年了。我前面的天机说，纯只为照顾心中想象的居然没有读过钱德勒的小说的读者。

雷蒙德·钱德勒（Raymond Thornton Chandler），1888年7月23日生于美国伊利诺州的芝加哥，1959年3月26日逝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拉荷亚（La Jolla）的斯克瑞普斯诊所（Scripps Clinics），死因是酗酒及肺炎。因为他的文稿代理人赫尔加·格林（Helga Greene）与他的秘书琼·弗莱卡丝（Jean Fracasse）兴讼争夺他的遗产，据《钱德勒论文集》的作者弗兰克·麦克桑恩（Frank MacSchane）指出，这导致他的遗体被葬于预留给贫困者的墓地，即南加州圣地艾哥市的希望山公墓（Mount Hope Cemetery）。

钱德勒的父亲是火车工程师，唯酗酒，不知道酗酒遗不遗传，钱德勒成人后亦酗酒。总之钱德勒的父亲遗弃了妻小，钱德勒的母亲带了他移居英国，由钱德勒的做律师的舅舅资助他们。

1900年秋天，12岁的钱德勒考进伦敦的杜维奇学院（Dulwich College）。五年之后，去巴黎学法语。再一年后，去德国学语言。隔年春天回到英国，入英国籍，夏天通过公务员考试，谋得海军的一份工作。这是1907年的事，隔年冬天，钱德勒20岁，他的第一篇诗作The Unknown Love 发表。

不过钱德勒一年后辞职，家人震惊。此后两年内，钱德勒试过新闻业，发表过评介，均不成功。

钱德勒向对他不耐烦的舅舅借了一笔钱，说清将来连本带利偿还。1912年，钱德勒返回美国，最后在洛杉矶落脚，做过穿网球拍线及采摘水果的工作。省吃俭用的日子里，据说他只买过一只烟丝荷包给自己做圣诞礼物。之后他修读簿记函授课程，提前完成课程并找到了一份稳定工作。

他开始参加文人沙龙聚会，听音乐、朗诵诗，结识了钢琴家帕斯卡（Julian Pascal）夫妇。

帕斯卡的妻子西西（Cissy Pascal）“性感、世故、机智、自信，集合了所有年轻男子性幻想的必备特质”。西西当过模特儿，好裸身做家事，虽然自称大钱德勒8岁，但对他有致命的吸引力。

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因英国国籍，钱德勒1917年应征进入加拿大军队，抵达英国利物浦，加入皇家空军，之后被送到法国战场。钱德勒后来写道，不用值班时，有时会喝酒喝到眼前发黑。战前的浪漫主义诗人，因世界大战而酗酒。

1918年停战之后，钱德勒重返洛杉矶。西西已与帕斯卡离异。钱德勒的母亲1913年从英国回到美国，此时她反对儿子的欲望，结果，他们在1924年钱德勒母亲死后不久立即结婚，又结果，36岁的钱德勒发现西西不止大他8岁，而是18岁。

钱德勒曾担任过加利福尼亚州斯格纳希尔市（Signal Hill）的德布利石油财团（Debney Oil Sundicate）的副总裁，但因酗酒、旷工及自杀恐吓而被解雇。

钱德勒开始写廉价小说（pulp fiction）。1933年，第一个短篇《勒索者不开枪》（Blackmailers Don’t Shoot ）被《黑面具》（Black Mask ）杂志发表。

钱德勒曾写信给朋友，说他想要寻找“一种雅俗共赏的手法，既有一般人可以思考的程度，又能写出只有艺术小说才能产生的那种力量。”

他做到了。1939年，钱德勒的第一本小说《长眠不醒》（The Big Sleep ）出版，大卖。加缪、奥登和奥尼尔都赞赏他。

这之后，钱德勒的小说一路成功。到他去世，留有七部长篇。钱德勒创造了一个硬汉性格的小说角色，侦探马洛（Philip Marlowe）。钱德勒之前的侦探小说，是案件引人，侦探则是超人，例如福尔摩斯，而钱德勒笔下的侦探马洛，突出的是性格，案件，则是为了性格的展开。这种硬汉，引领了至今大部分侦探小说的方向。去年，我们熟悉的村上春树翻译了钱德勒的代表作《漫长的告别》（The Long Goodbye ）。《漫长的告别》曾获在世界推理小说界享有极高声誉的爱伦·坡奖。村上版《漫长的告别》首印数为10万册，日本全国1500家书店也闻风办起了“钱德勒读书节”，村上在后记中将《漫长的告别》定义为“准经典小说”，认为钱德勒的作品影响了纯文学。

钱德勒的侦探小说，读者（包括我）会一再阅读它们，全然不管答案早已知道了几十年。

小说成功后，钱德勒做过一阵子好莱坞编剧，与比利·怀尔德（Billy Wilder）一起将詹姆斯·凯恩（James M.Cain）的小说《双重赔偿》（Double Indemnity ）剧本化（1944年）；写作了他唯一的原创剧本《蓝色大丽花》（The Blue Dahlia ，1946）。钱德勒还曾参与了希区柯克的《火车怪客》剧本，不过他认为希区柯克的故事不像真的。

虽然钱德勒不符合好莱坞的要求，并嘲笑电影对自己小说的改编，但是二战后欧洲的导演和后来的美国导演，都受了钱德勒小说的影响，例如黑色电影（Flim Noir）。在欧洲，法国新浪潮电影用黑色电影的框架创作了最好的故事，比如戈达尔（Jean-Luc Godard）的《断了气》（Breathless ，1959）和特吕弗（Francois Truffaut）的《刺杀钢琴师》（Shooting the Piano Player ，1960）。

不过生活中的钱德勒并不顺利，1954年，钱德勒正在写《漫长的告别》（The Long Goodbye ，1954年爱伦·坡奖最佳长篇小说），西西久病后去世，钱德勒再次陷入酗酒。1955年，钱德勒试图自杀。最终，这篇小文开始写过了，上个世纪，1959年，钱德勒逝世。

1955年，钱德勒的作品被收入权威的《美国文库》中，以侦探小说进入经典文学殿堂的，似只有钱德勒。

1995年，美国推理作家协会请出四位当代顶尖名家，票选150年来最佳作者、最佳侦探。结果雷蒙德·钱德勒与他创造的高贵侦探菲利普·马洛拿下双料冠军。

钱德勒因自己的小说而不死。

雨中杀手

1

我们坐在柏格蓝公寓的一个房间里。我坐在床边，德莱维克坐在安乐椅上。这是我的房间。

雨点猛烈地敲打着窗户。窗户紧闭着，房间里闷热难耐，于是我把小电扇摆在桌上。电扇正对着德莱维克的脸吹，掀起了他浓密的黑发，他的两条眉毛在脸上连成一道粗线，从里头冒出来的几根长毛也被吹得晃晃悠悠。这家伙看起来像个一夜暴富的保镖。

他先是张嘴露出几颗金牙，然后问道：“关于我，你都知道什么？”

他的语气让人不敢怠慢，仿佛稍微有点常识的人都应该对他了解得一清二楚。

“没什么，”我说，“我只知道你没有前科。”

他举起一只毛茸茸的大手，足足瞪了我一分钟。

“你没听懂。一个叫麦基的人介绍我来的，‘紫罗兰’麦基。”

“好。维奥雷兹
[1] 最近怎么样？”“紫罗兰”麦基是警长办公室里负责刑事案件的警官。

他看着自己的大手，眉头紧锁。“不，你还是没听懂。我给你找了个活儿。”

“我最近很少出门，”我说，“精力大不如从前了。”

他假模假式地认真环视了一圈我的房间，看样子平常应该是个不太擅于观察的人。

“可能是钱的问题。”他说。

“有可能。”我说。

他穿了一件系带款式的麂皮风衣。他随手扯开风衣腰带，掏出一只比一捆干草稍小一点儿的钱包，里面横七竖八地塞满钞票。他把钱包往膝上一拍，发出那种鼓鼓囊囊的、悦耳的钞票声。他从钱包里抖搂出一沓钞票，抽出几张来，又把其余的塞回去，然后将钱包随手扔在地上，任其躺着，再把五张百元大钞排得像一手扑克牌似的，压在桌上的风扇底座下。

好辛苦的一场戏，演完他都开始气喘了。

“我就是钱多。”他说。

“看得出来。如果我收下这些钱，需要做什么？”

“你现在懂我的意思了，嗯？”

“有点儿懂了。”

我从衣服内兜里掏出一个信封，对着他大声朗读写在信封背面的一段话。

“德莱维克，安东或东尼，曾经在匹兹堡当过钢铁工人，卡车警卫，一身肌肉。有过一次犯罪入狱纪录。离开匹兹堡后去了西部，在塞古罗的一家牛油果农场记作，赚到钱后买下了农场。塞古罗地区发现石油以后，他一夜暴富。后来他让人骗去不少家财，但也还算有钱。原籍塞尔维亚，身高六尺，体重二百四十磅，有一个女儿，未婚。离开匹兹堡以后没有其他犯罪记录。”

我点燃烟斗。

“老天，”他说，“你从哪儿打听来的？”

“人脉。有什么问题吗？”

他把皮夹从地上捡起来，用两根粗指头在里面翻了一阵，两片厚唇中间舌头微伸。他好不容易翻出一张细长的棕色名片和几张皱皱巴巴的字条，把它们推到我面前。

名片上的烫金字母印得很精致：“哈罗德·哈德威克·斯坦纳先生”，角落里还印着一行小字：“善本及精装书”。名片上没有地址，也没有电话号码。

字条总共有三张，都是写得很简略的欠条，每张一千元，署名是“卡门·德莱维克”，字写得歪七扭八。

我把这几样东西还给他，说：“勒索？”

他慢慢摇了摇头，脸上突然浮现出一种自来到我家还没出现过的温柔表情。

“卡门是我的女儿，这个叫斯坦纳的人总去骚扰我的宝贝儿。她整天去他家，参加派对什么的。他可能和我女儿上过床。我不喜欢这样。”

我点点头。“这些欠条是怎么回事？”

“我一点儿也不在乎钱。她就是跟他玩玩，去他妈的。她是那种别人常说的‘小花痴’。你去叫那个斯坦纳别再来烦我女儿，否则我一拳打断他的脖子，喏？”

他连珠炮似的一口气把这串话讲完，眼睛变得又小又圆，怒气冲天，牙齿咬在一起仿佛要打架似的。

我说：“为什么要我去告诉他？你为什么不自己说呢？”

“我没准儿一怒之下会宰了那个……！”他大叫。

我从兜里掏出一根火柴，戳戳烟斗底部的烟灰，盯着他看了一会儿，心里想到一个主意。

“在我看来，你是不敢去找他。”我对他说。

他突然把两只拳头举过肩膀，紧紧地攥着，手上肌肉突出，青筋暴起，拳头因用力而颤抖。接着他把拳头慢慢放下，认命似的长叹一口气，说：“对，我是不敢去。我不知道该怎么面对她。她身边的男人总在换，每次都找小流氓。前几天我才给一个叫裘·马蒂的小混混五千块钱，让他离她远点儿，她到现在还在生我的气。”

我看着窗外，雨点砸到玻璃上，水花碎裂，然后连成一整片厚厚的水纹往下滑，仿佛一片融化了的凝胶。刚刚入秋，这种雨来得太早了些。

“给钱是解决不了问题的，”我说，“这种钱一辈子都付不完。所以，你是想让我去修理一下这个叫斯坦纳的家伙？”

“你告诉他我会扭断他脖子！”

“没有用，”我说，“我认得斯坦纳。如果有用的话，我愿意替你扭断他的脖子。”

他身体往前倾，抓住我的手，眼神变得很像小孩子，眼眶里浮出两汪灰色的眼泪。

“听着，麦基说你是好人。告诉你一个我从来没告诉过任何人的秘密，从来没有！卡门……她不是我亲生的。她是我在路边捡到的弃婴，当时她身边一个人都没有。这算是我偷来的孩子吧？”

“听起来好像是。”我费了好大力气才把手抽出来，用另一只手搓了搓才又恢复了知觉。这家伙绝对可以一把捏碎一根电线杆。

“从那个时候起，我就不干坏事了。”他很严肃，但脸上仍然带着温柔，“我搬到这里来，努力打拼，看着她慢慢长大。我很爱她。”

我说：“嗯，这是情理之中的事。”

“你没听懂。我想娶她。”

我瞪着他。

“等她长大一点儿，懂事以后，也许她会愿意嫁给我，对吧？”

他的语气好像是在乞求我，仿佛我可以定夺这门婚事似的。

“你问过她的意见吗？”

“我不敢。”他卑微地说。

“你觉得她喜不喜欢那个斯坦纳？”

他点点头：“可是那并不代表什么啊。”

我相信他说的。我从床边站起身，拉开一扇窗，让雨点打在我脸上。

“我们就直说吧。”我关上窗子，坐回床上说，“我可以让斯坦纳再也不去烦你，这件事并不难办，但是我看不出来这样做对你有什么用。”

他又想来抓我的手，不过这次我躲得比较快。

“你耀武扬威地走进来，跟我炫耀你的钞票，”我说，“出门的时候，态度却软了下来。这并不是因为我说了什么，你心里其实早就明白。我可不是多萝西·迪克斯
[2] ，有时候也有点蠢。不过如果你坚持，我可以帮你摆平斯坦纳。”

他笨拙地站起来，手里摇晃着帽子，眼睛盯着我的脚。

“就按你说的，你去把他摆平。反正他配不上她。”

“没准到头来你也会受伤害。”

“没关系，我撑得住。”他说。

他系好外套扣子，把帽子往乱糟糟的头发上一扣，晃晃悠悠地走了出去。他关门的时候很小心，好像刚从病房里走出来似的。

我觉得他简直跟一对跳华尔兹的老鼠一样疯狂，可是我喜欢他。

我把他的钱放在安全的地方，替自己调了一大杯酒，坐在还留有他体温的椅子上。

我搅着酒，心想：不知他对斯坦纳的营生了解多少。

斯坦纳手上有一批珍本或半珍本黄书，并以每天十美元的高价租给特定人群。

2

第二天下了一整日雨。将近傍晚时分，我坐在一辆蓝色克莱斯勒双人敞篷汽车里，车停在林荫大道旁，斜对面是一间门面很窄的店铺，绿色霓虹灯招牌上用花体字写着“H.H.斯坦纳”。

雨一直下，水花溅起的高度能到膝盖，排水沟的水直往外溢，高大的警察穿着如枪筒般闪闪发亮的雨衣，开心地护送穿着丝袜和短筒小橡胶靴的小女生穿越淹水区，还趁机又搂又抱。

雨点砸在克莱斯勒跑车拉起来的车篷上，敲击着绷紧的篷布，雨水从扣眼里往下漏，在我脚下积了一摊水。

我随身装着一个扁酒壶，里面装满威士忌，不时喝上两口让自己保持清醒。

在这种鬼天气里，斯坦纳还照做生意，不过也许这种天气更棒。豪华轿车停在他的店门前，穿着体面的男人冲进店里，冲出来的时候腋下都夹着包裹。当然，他们也有可能只是进去买珍本和精装书。

五点半，一个穿皮夹克、满脸痘的男孩从店里出来，快步冲进旁边的巷子，开了一辆帅气的灰白相间双门跑车过来。接着，斯坦纳走出来，上了车。他身穿一件墨绿色的皮雨衣，叼根插在琥珀烟管里的烟，没戴帽子。距离太远，我看不见他的玻璃眼，但我知道他装了一只。穿皮夹克的小跟班帮他撑伞，陪他穿过人行道，然后把伞合上，递进车里。

斯坦纳沿着林荫大道一路向西开，我尾随其后。经过商业区，到达胡椒谷的时候他右转往北，我隔着一个街区轻松地跟踪他。我很确定他是要回家。

下了胡椒路，他转上一条叫拉文坡道的狭窄水泥弯道，一路往上开，几乎到了坡顶。这条窄路一边是高堤，另一边沿着陡坡建了好几栋类似小木屋的房子，每栋之间间隔很远，屋顶不比路面高多少，房子前部都被灌木丛遮掩。目之所及，只见湿淋淋的树木。

斯坦纳匿身之处的前院种了一块很方正的灌木丛，高度盖过窗户。入口有点像迷宫，从路边看不到房屋正门。他把那辆灰白相间的双门跑车停进一个小车库，锁上车门，撑着伞穿过迷宫，屋里的灯随后亮起。

当他做这些事的时候，我开车经过他家，一直开到坡顶，然后在坡顶调头开回来，停在他家上面那一户人家的门口。那栋房子似乎空着没人住，但外面并没有插租售房屋的牌子。我和我的威士忌扁酒壶商量了一下，继续呆坐在车里。

六点一刻，有灯光蹦上山坡。那时天色已晚。一辆车停在斯坦纳家的灌木丛前面，一个穿雨衣的高挑女孩下了车。借着灌木丛后面透出来的灯光，我看到这是一个黑发女孩，模样可能也挺标致的。

谈话声从雨里飘过来，屋门关上了。我下了克莱斯勒，走下山坡，用一支小手电筒往那辆车里照。暗褐色或咖啡色的帕卡德敞篷车，车名牌写着“卡门·德莱维克，卢森大道三五九六”。我回到自己车上。

一个小时慢慢过去，没有其他车辆上坡或下坡，这片地区似乎非常安静。

突然，一道强烈的白光从斯坦纳的房子里蹿出来，仿佛一道夏日闪电。等夜幕再度笼罩时，一声细长而颤抖的尖叫划破了黑暗，在湿漉漉的树丛间微弱地回荡。回音尚未止息，我就从车里蹿出来，往屋里冲去。

那声尖叫里没有恐惧。反而像是激情过半时的惊叹，还带着一点醉意和一丝茫然的痴意。

我扑进灌木丛间的空隙，用手肘顶开正门前的枝叶，抬高手臂拼命敲门。斯坦纳的屋子里却一片死寂。

就在此刻，就像有人在等待似的，屋子里传出三声连续的枪响，接下来是一声刺耳的长叹，一声轻微的落地声，然后是一阵急促的脚步声在屋后消失。

我企图用肩膀撞门，可是撞击力不够，完全是浪费时间，我像被骡子踢了一脚似的被门的反作用力弹回来。

正门与外面的路由一条像小桥似的窄步道衔接，侧面没有走廊。我没办法立刻爬上窗子。除非能穿过房间，或者从下面另一条小路沿着长木头台阶爬上来，否则我也没法从前门绕到后门。我听到的那一串脚步声就是从那道木台阶上传来的。

屋里的声响刺激了我，我又试了一次，这次是用脚踹门。门锁被撞开了，我冲进屋内踉跄了两步，来到一个幽暗杂乱的大房间，我没心思仔细看房里的东西，径直绕到屋后。

我很确定有人死了。

等我冲到后面走廊的时候，汽车引擎声已经从下面的小路传过来。那辆车疾驶而去，都没开灯。我转回客厅。

3

客厅占据了整个房子的前半部，裸露着横梁的天花板压得很低，墙漆成棕色，挂满了帷幔，矮书架里排满了书。地板上有块粉红色的厚地毯，两盏淡绿灯罩的立灯投射的灯光照耀在地毯上。地毯中央摆了一张大矮桌，和一把铺了鹅黄缎面软垫的黑椅子，桌面上也堆满了书。

墙角处有一块凸起的平台，台子上摆了一把柚木做的高背扶手椅，椅子里铺了一方红色流苏大围巾，一个黑头发的女孩就坐在椅子上。

她坐得很直，双手搁在扶手上，双膝合拢，身体僵直，下巴齐平，两眼圆睁，表情凝固而疯狂，看不见瞳孔。

她看起来仿佛对刚才发生的事毫无意识，可她的姿势却又不像没有意识。她摆的姿势，好像她正在做一件很重要的事，而且做得颇为成功。

她嘴里发出一连串“吃吃吃”的傻笑声，但表情没有变化，嘴唇也没动，好像根本没看见我。

她戴了一对长长的玉坠子耳环，除此之外，赤身裸体。

我把视线从她身上移开，往房间另一头看去。

斯坦纳仰躺在地板上，靠近那块粉红色地毯的边缘，后面是个像根小图腾柱模样的东西。它有个圆圆的开口，里面露出一个照相机镜头，镜头似乎正对着坐在扶手椅里的女孩。

斯坦纳的一只手在宽松的真丝袖子里张开着，旁边是闪光灯设备，电线一直绕到图腾后面。

他足蹬一双白色厚毡底的中式拖鞋，双腿包在黑绸缎睡裤里，上身裹着一件中式刺绣上衣，胸前染满了血迹。他脸上那颗玻璃眼珠闪闪发光，成为他全身上下最具生命力的东西。看起来三发子弹全部命中。

我在屋外看到的亮光是闪光灯的效果，而那半似呆笑的尖叫，则是这位嗑药裸女发出来的。那三声枪响是另一个人对屋内游戏有其他看法的结果评判，开枪之人很可能就是奔下后院台阶的那个。

也难怪他会下此毒手！我想了想，决定先用门链把正门锁上。门链还在，锁已经被我破坏了。

矮桌一端搁了一只红色的漆器浅盘，盘中立着两只紫色的高脚酒杯和一个装着棕色液体的大肚酒瓶。酒杯里泛着乙醚和鸦片的味道，这种混合气味我从来没闻到过，不过跟眼前的景象还真搭调。

我在房间角落一张长椅上找到了女孩的衣服，先捡起一件长袖棕色连衣裙，走到她身边。她身上也泛着乙醚味儿，几英尺之外都可以闻到。

傻笑声还没止住，一小串口水流到她下巴上。我打了她几个耳光，但没用力。我可不想把她从恍惚状态中惊醒，听她尖叫。

“快来，”我欢快地说，“乖，我们穿衣服。”

她说：“去……死……啦！”我没看见她脸上的表情有任何变化。

我又打了她几个耳光，她并不介意，于是我开始动手帮她穿衣服。

她也不介意穿衣服，我让她把手臂抬高，她却把手指张开，故作淘气可爱状，我费了好大工夫才把袖子套上。终于帮她穿好裙子后，我继续帮她穿上丝袜，套上鞋子，然后扶她站起来。

“我们去散步，”我说，“散个小步。”

我扶着她走。她的耳环摩擦着我的胸膛，我们俩活像一对在跳慢板舞却不断打滑的芭蕾舞者。我们经过斯坦纳的尸体，又折回去，她正眼都没瞧一下瘫在地上的斯坦纳和他亮晶晶的玻璃眼珠。

她发现自己没法走路仿佛很开心，很想告诉我，却只能吐出一堆口水泡泡来。我让她靠着沙发，捡起她的内衣，塞进我雨衣的大口袋里，再把她的皮包塞进另一只大口袋中。

我翻了翻斯坦纳的桌面，发现一本记满密码的蓝色小笔记本，看起来挺有意思，顺手也把它塞进口袋里。

然后我试着打开那根图腾，想把照相机里的底片拿出来，但我一时找不到开关。我开始紧张起来，觉得待会儿回来拿底片的时候撞上警察，总比现在被逮个正着容易脱身。

我走回女孩身边，帮她穿上雨衣，顺便四下看看她还有什么东西留在那里，接着把很多也许根本不是我的指纹擦掉，再把德莱维克小姐可能留下的指纹擦掉，打开前门，关掉两盏立灯。

我再一次用左臂揽住她，两个人踉跄着走进雨里，然后跌进她的车中。我实在不想把自己的车子留在那儿，可是没有办法。她的车钥匙就留在车上，我开车下山。

开回卢森大道的路上没发生什么事，卡门停止吐泡泡傻笑，开始打鼾。我想尽各种办法都没能把她靠在我肩上的头推开，能不让她把头枕在我膝盖上就不错了。我不得不慢慢开，而且那段路本来就很远，得一直开到城市西郊的边缘。

德莱维克的家是一栋老式的大砖房，院子很大，外面围了圈围墙。一条灰色车道穿过大铁门，经过花坛和草坪，一直爬上斜坡，抵达一扇两旁各嵌有一面铅板的大门。嵌板后透出微暗的灯光，好像家里没什么人。

我把卡门的头往角落里一塞，把她的东西掏出来扔在座椅上，下了车。

女佣出来应门。她说德莱维克先生不在家，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回来，大概进城了吧。她有一张蜡黄而不失温柔的长脸，长鼻子，没有下巴，湿湿的大眼睛，看起来就像一匹服了一辈子苦役，现在被放养在草地上安享天年的老马。她应该会好好照顾卡门。

我指指她的车，粗声粗气地说：“最好赶快把她送上床。没把她关进牢里算她走运，醉成那样还开车。”

她无奈地对我笑笑，我回头走了。

我在雨里走了五条街，才碰到一栋肯让我进去借用电话的小公寓，然后我又等了二十五分钟，出租车才来接我。等车的时候我开始为我没做完的事担心。

我得把斯坦纳照相机里的底片拿到手。

4

出租车刚刚开过胡椒路，我便在一栋人声鼎沸的房子前付钱下车，然后步行走上拉文坡道，转进斯坦纳家的灌木丛后。

看起来跟之前没什么不一样。我穿过树丛间的空隙，轻轻把门推开，闻到一股香烟味儿。

刚才并没有烟味儿。之前屋内味道虽然很复杂，混杂着浓浓的弹药味，却并没有香烟味。

我把门带上，单膝跪地，憋住气。除了雨点打在屋顶上的声音，听不见任何声响。我试着用小手电筒在地板上照了照，没有人开枪射我。

我直起身子，找到其中一盏立灯的开关，打开了灯。

我注意到的第一件事是墙上的帷幔少了两束，刚才我虽然没数，但空出的地方吸引了我的注意。

我发现原本躺在暗藏照相机的图腾前方的尸体不见了。有人在粉红色地毯旁边，也就是斯坦纳的假眼球刚才盯着的那块地上，新铺了另一块地毯。我不必掀开那块地毯也知道为什么要铺在那里。

我点燃一根香烟，站在幽暗的房间中央想了一会儿，过了半晌才去摆弄图腾里的照相机。这一次我找到了开关，但照相机里面并没有底片。

我的手伸向那张矮桌上的深紫红色电话，却没把听筒抓起来。

我走到客厅一侧的小走廊上，伸头看见一个细心布置过的卧室，它看起来不像男人的卧房，倒像是给女人住的。床上罩着荷叶边的落地床罩，我把床罩拉起来，弯下身子。

斯坦纳不在床底下。他不在这栋房子里，有人把他抬走了。他自己是不可能拔腿走的。

绝不是警方，否则现在他们还会留在屋里。一个半小时前我和卡门才离开。而且要是警方的摄影师和指纹采集人员来过，这里一定会乱成一团。

我走回客厅，用脚把那堆闪光灯装备踢到图腾后面，关掉立灯，离开那栋房子，钻进我那辆被雨水泡得湿透的车，发动引擎。

有人暂时不想让斯坦纳的命案声张出去。我觉得无所谓，正好可以趁机研究研究，怎么在做口供时隐瞒卡门·德莱维克和裸照的事。

十点过后我才回到柏格蓝，找地方停好车，上楼回到我的公寓。我站在花洒下冲了个澡，穿上睡衣，调了一大杯热酒，望了电话几眼。我本来想打电话问德莱维克回家了没有，后来又觉得还是别去烦他，等明天再说。

我装好烟斗，端着热酒坐下，拿出斯坦纳的小蓝本子。虽然写的全是密码，但根据抄录的顺序和页面的排版，可以看出那是本花名册，名单上总共有四百五十多个人。如果这就是斯坦纳的顾客名单，那他就算不用照片去勒索，也等于坐拥金矿了。

名单上任何一个人都有可能是客户，或是凶手。等我把这本小册子交到警方手里，我可一点儿也不羡慕他们要面对的工作。

为了解开这些密码，我喝了太多威士忌。午夜左右我才上床睡觉，梦见一个穿着沾满血迹的中式上衣的男人，追着一个戴着玉坠耳环的裸体女孩到处跑。我想给他们拍照，可照相机里却没有底片。

5

“紫罗兰”麦基一早就打电话来，我还没换衣服，不过已经读了报纸，报纸上没有任何关于斯坦纳的新闻。麦基的声音很愉快，只有没欠别人太多钱，又睡了一场好觉的人才会有那种声音。

“喂，小子你怎么样？”这是他的开场白。

我说我很好，就是脑袋瓜子不听使唤。他心不在焉地笑笑，说话随意起来。

“我介绍了一个叫德莱维克的人去找你，你开始替他干活儿了没有？”

“雨下得太大了。”——如果这也算是个答案的话。

“唉，麻烦似乎特别喜欢找他。有辆登记在他名下的车，昨晚从利都渔港码头浮了上来。”

我什么都没说，只把电话抓得很紧。

“嘿，”麦基继续愉快地说，“一辆崭新的凯迪拉克，被沙子海水全给糟蹋了……噢，还有一件事我忘了说，车里还坐了个人。”

我放慢了呼吸，非常慢，“是德莱维克？”我小声问。

“不是，是个小跟班。我还没跟德莱维克说。事发地就在拱门下面，要不要跟我一块儿去瞧瞧？”

我说：“好。”

“那就快点，我在办公室等你。”麦基说完就挂了。

我刮了胡子，换了衣服，吃了一点点早餐，在半个钟头内抵达县政府大楼。麦基正坐在一张小黄桌后面盯着一面黄墙发呆，桌上除了麦基的帽子和一只脚外，什么都没有。他把脚和帽子都拿下桌子，我们走到停车场，钻进一辆黑色小轿车里。

昨夜雨停了，早晨的天空又蓝又亮，空气新鲜得不得了。如果没什么心事，这样的早晨会让人觉得活着真好，可惜我心事太多。

利都在三十英里以外，前十英里必须经过主干道，麦基花了四十五分钟才开到目的地。四十五分钟后我们停在一座灰泥拱门前面，一段长而黑的码头从拱门后延伸出去。我把脚抽离车底板，和麦基一起下了车。

拱门前挤了一堆车和人，一位骑摩托车的警官正在疏散人群。麦基对着他亮出一颗铜星。我们走上码头，走进一股呛鼻的味道里，就连两天的大雨也没能把它冲走。

“喏，就在拖船上。”麦基说。

一艘扁扁的拖船停泊在码头尽头，一大团有点发绿也有点发银的东西停在舵手室前方的甲板上，周围围了一圈人。

我们走下滑溜溜的阶梯，踏上拖船甲板。

麦基对着一位穿绿卡其制服的代理警官和另一位便衣打了招呼。拖船上的三位工作人员走向舵手室，然后背靠着舵手室盯着我们。

我们瞧着车子。前保险杠撞弯了，一个前车灯和水箱也撞坏了。车身的油漆和镀镍的地方被海沙磨损得很严重，椅垫湿透发黑。除此之外，那辆车的状况其实不算太糟糕。那是辆大家伙，漆成两种颜色——绿色车身，酒红色纹路及镶边。

麦基和我往前座张望。一个生前一定长得不错的黑发瘦男孩瘫在方向盘上，头和身体形成极怪异的角度，脸色发青，下眼睑微微泛光，张开的嘴巴含着海沙，头侧还留着一些海水没冲掉的血渍。

麦基慢慢往回走，喉咙里发出咕噜的声音，开始嚼两粒带有紫罗兰香味的口香糖。他的外号就是这么来的。

“怎么回事？”他平静地问。

穿制服的代理警官指指码头尽头。用扁木桩搭建的肮脏白护栏破了个大洞，木头折断处露出干净的黄色截面。

“从这边下去的，冲击力一定很大。这一带昨晚九点钟雨就停了，木头断掉的截面都是干的，可见是在雨停之后发生的。我们只知道这些。还有，车子掉下去的时候水很深，所以撞击得并不厉害，我看潮水至少半满，也就是雨刚停的时候。有几个男孩今早出来钓鱼，看到它浮在水里。我们找拖船把它吊上来，结果在里面发现了那个死人。”

另一名代理警官在甲板上踮着脚尖走来走去，麦基偏过头来，用他那对小狐狸眼盯着我。我面无表情，什么都没说。

“这小子一定喝得烂醉，”麦基柔声说，“一个人在雨里飙车。八成又是个飙车族。嗯……烂醉。”

“醉酒？别逗了。”那名便衣说，“手刹往下扳了一半，他的头侧面还被敲过。如果你问我，我会说这是一桩谋杀案。”

麦基很有礼貌地看看他，然后再看看穿制服的那位：“你觉得呢？”

“也有可能是自杀。他的脖子断了，头可能是摔下去的时候撞到的，手也可能在无意间把手刹扳下去。不过我个人也觉得像谋杀。”

麦基点点头：“搜过身没？知道他是谁吗？”

两位代理警官看看我，再看看拖船上的工作人员。

“好啦，那件事可以省了，”麦基说，“我知道他是谁。”

一位戴眼镜、满脸倦意、拎个黑手提包的小个子慢吞吞地走过码头，步下滑溜溜的阶梯。他在甲板上挑了一块稍微干净点的地方，把手提包放下，脱掉帽子揉揉后颈，疲惫地笑笑。

“喂，大夫，你的病人在那里，”麦基对他说，“昨天夜里在码头上跳水，我们现在只知道这么多。”

那位法医愁眉苦脸地望着死人，摸了摸头部，稍稍转了几下，又检查了肋骨。他抬起死人一只松软的手，瞪着那几片手指甲看了看，然后把那只手放下，走回去拎起自己的手提包。

“大约死了十二个小时，”他说，“毫无疑问脖子断了。我怀疑肺部根本没有积水。最好尽快把他弄走，免得尸体发僵。其他等我解剖后再告诉你们。”

他点了一圈头，走上阶梯，走回码头。一辆救护车已经在码头前端的拱门旁边倒车就位。

两位代理警官喘着气一起把死人抬出车外，让他平躺在甲板上，放在浮出水面的那辆车旁。

“我们走吧，”麦基对我说，“好戏结束了。”

我们向两位代理警官道别，麦基要他们先不要声张，等他的指示。我们走回码头的另一端，钻进那辆黑色小轿车，朝城里开去。车驶上一条被雨水冲刷得一尘不染的白色公路，路边是连绵起伏、布满苔藓的黄白色沙丘。远处的海平线上有两点白色游艇，看上去仿佛悬浮在空中。

我们俩一言不发地开了几英里，然后麦基才抬高下巴对我说：“有没有什么想法？”

“放轻松，”我说，“我从来没见过那个人。他到底是谁？”

“见鬼，我以为你会告诉我。”

“别激动，维奥雷兹。”我说。

他低吼了一声，耸耸肩，车子差点冲进公路外的沙地里。

“是德莱维克的司机，一个叫卡尔·欧文的小跟班。我怎么知道？一年前我们才把他关进牢里，他带着德莱维克的小骚货女儿跑到亚利桑那的幽玛镇，德莱维克自己追了过去，带回了他们俩，送这个家伙进了局子。后来他女儿发飙了，第二天老爸又冲进城里苦苦哀求要我们放人，说那个小鬼本来想娶她，是她不肯。然后这个小鬼居然又回去替他做事了，一直到现在。你觉得如何？”

“听起来很像德莱维克的作风。”我说。

“没错，不过这个小跟班很可能重蹈了覆辙。”

麦基满头华发，翘下巴，一张小嘴似乎生来就该亲小婴儿似的。我从侧面看他的脸，突然猜到他的意思，笑出声来。

“你认为可能是德莱维克宰了他？”我问。

“怎么不可能？这个小滑头又去招惹那个女孩，德莱维克下手重了点。他这么大个儿，要弄断一个人的脖子容易得很。然后他害怕了，在雨里把汽车开到利都，让车子滑下码头，以为这样就可以毁掉证据，或许他根本没用脑袋想，就是慌了。”

“好像很有道理，”我说，“然后他只要在雨里走三十英里就到家了。”

“好，你继续笑呗。”

“德莱维克杀的，真的，”我说，“他们俩玩跳蛙游戏，结果德莱维克跌在他身上。”

“好，兄弟，早晚有一天你会哭着求我。”

“听着，麦基，”我认真地说，“就算这个小鬼真是被谋杀的——你现在还不能确定——也不像是德莱维克犯的案子。他或许会在一气之下失手杀人，但肯定不会移动尸体，因为对他而言太麻烦了。”

我们在公路上漫无目的地开车兜圈，好让麦基思索这个问题。

“真是个好兄弟，”他抱怨道，“我好不容易想出这么棒的推论，结果被你搞得……真他妈的后悔带你来。去你妈的，我反正还是要去找德莱维克。”

“那是当然，”我同意，“你非去不可。不过那个小鬼绝对不是德莱维克杀的，其实他的心很软，不可能布这种局。”

回城时已经中午了。除了昨晚那杯威士忌，我没吃过任何东西，今天早上又只吃了一点点早餐。我在林荫大道下车，让麦基独自去找德莱维克。

我很想知道卡尔·欧文遭遇了什么事，但我不认为是德莱维克杀了他。

我在吧台上吃了一顿午餐，随便翻翻晚报。我并不期望在报上读到斯坦纳的新闻。果然没有。

吃过午餐，我步行六条街去斯坦纳的店里瞧瞧。

6

这是两家合租的店面，另一半是卖珠宝的。珠宝商是位银发黑眼的犹太大汉，站在店铺门口，手上戴的钻石加起来大概有九克拉。他看着我经过，转进斯坦纳店里，嘴角隐隐浮起一丝心照不宣的微笑。

斯坦纳书店的地板上铺了一层厚厚的蓝色地毯，摆了几张蓝色安乐椅，每张旁边有高脚烟灰缸，几套真皮书衣的书散放在窄茶几上，其他藏书放在玻璃柜里。店里装了一扇单门隔板，隔成前后两个空间。门旁角落摆了张小桌，一名女子坐在一盏有灯罩的台灯后面。

她站起来，婀娜多姿地移步过来，紧致的大腿裹在吸光的黑色紧身连衣裙里。她有着灰金色秀发，绿眼睛，睫毛膏涂得很厚，耳垂上戴着大黑玉耳环，头发在耳环后飘曳，指甲也涂得银光闪闪。

她朝我微笑，在她看来这是在欢迎我，但我觉得那更像是苦笑。

“有什么事吗？”

我把帽檐往下拉，盖住眼睛，烦躁不安地问：“斯坦纳呢？”

“他今天不在。让我为您介绍……”

“我是来卖东西的，”我说，“一样他一直很想要的东西。”

银色的指甲拢了拢一只耳朵后的头发：“噢，你是销售啊……这样吧，你明天再来。”

“他生病了？我可以去他家找他，”我满怀希望地说，“他一定很想看我手上的东西。”

我吓到她了！她花了一分钟才把呼吸调顺，不过开口说话时声调依旧很温柔。

“那……那也没用，他今天出城了。”

我点点头，露出该有的失望，摸摸帽子，正待转身离开，昨天傍晚露面的那个满脸痘痘的小跟班突然从隔间门口探出头，一看到我又马上缩回去，可是我已经瞄到在他身后的地板上堆了几箱书。

后面房间的地上全是小纸箱，敞着口，随意捆扎着。一个穿着崭新的连身工作服的男人正在整理箱子。斯坦纳的藏书要搬家了。

我走出店门，走到街角，再从后面小巷转回来。斯坦纳的书店后面停了一辆后车厢装有铁丝网的黑色小货车。车上没写字，透过铁丝网可以看到里面的纸箱。我站在那儿观察的时候，穿工作服的男人又搬了一箱书抬上车。

我走回林荫大道，往前走了半条街。一个眉清目秀的年轻司机坐在一辆停在路旁的出租车里看杂志。我亮出钞票说：“跟车，走不走？”

他上下打量了我一番，打开车门，把杂志塞到遮光板后面。

“我最在行了，老板。”他高兴地说。

我们转进后面巷口，等在消防栓旁。

小货车里大概装载了一打纸箱，穿着崭新工作服的男人坐到前座，发动引擎，很快开过小巷，在巷尾左转。我的司机沿路跟车。货车驶入加菲路，往北开，再往东，车速很快。加菲路交通拥挤，我的车被远远甩在后面。

我正要提醒司机时，货车突然往北调头，驶出了加菲路。刚刚小货车转弯的那条街叫布列塔尼大街，可是等我们转上这条街的时候，小货车已经不见了。

眉清目秀的年轻司机一路边开边安慰隔着玻璃坐在后排的我。我们以时速四英里的龟速在布列塔尼街上行驶，寻找树丛后面的货车。我拒绝接受他的安慰。

布列塔尼街往东走两个街区，和兰德尔街相交。那是一块地势较高的路面，一栋白色公寓大楼的前门就在兰德尔街上，地下车库的出口却对着地势较低的布列塔尼街。经过那栋楼时，司机刚说那辆货车不可能开远，我便瞄到它停在车库里。

我们绕到那栋公寓的正门前，我下了车，走进大厅。

没有门童。一张桌子被推到墙边，仿佛被遗弃了。桌子上方是一排刻有姓名的镀金信箱。四〇五号公寓的主人叫约瑟夫·马蒂。裘·马蒂不正是曾经和卡门·德莱维克鬼混的小子，然后她老爸给了他五千元，叫他去找别的妞儿玩儿。很可能就是同一个马蒂。

我走下楼梯，推开一扇装有铁丝网和玻璃窗的门，进入光线幽暗的车库。那位穿着崭新工作服的男人正往自动电梯里搬纸箱。

我站在他旁边，点了根烟看他。他不太高兴，可也没说什么。过了一会儿，我说：“小心超载，哥们儿。这部电梯只能载重半吨。这是送哪家的货？”

“马蒂，四〇五的。”说完脸上立马一副后悔的表情。

“不错，”我说，“看着够他读一阵子。”

我走上楼梯，走出公寓大楼，钻回我的出租车里。

我们开回市中心，停在我办公室的大厦前。我给了司机一大笔小费，他塞给我一张脏兮兮的名片。我一进电梯就把它丢进了黄铜痰盂里。

德莱维克正靠在我办公室门外的墙上。

7

雨停之后，天气又晴又暖。德莱维克却还穿着那件系皮带的麂皮雨衣，前面扣子没扣上，里面的外套和背心也是一样。他的领带歪到一只耳朵下面，脸就像一张油灰面具，下半部还乱插了些黑色的胡楂子。

他看起来糟透了。

我打开门，拍拍他肩膀，把他推进去，找张椅子让他坐下。他大声呼吸，一言不发。我从抽屉里拿出一瓶裸麦威士忌，斟满两小杯。他一声不吭就把两杯都干了，然后往椅子里一瘫，猛眨眼睛呻吟了几声，从内兜里掏出一个白色信封，放在桌上，把大毛手压在上面。

“关于卡尔的事，我很遗憾，”我说，“今天早上我和麦基在一起。”

他眼神空洞地盯着我，过了半晌才说：“是啊，卡尔是个好孩子。他的事我没告诉你。”

我等着，看看他手掌下面的信封。他也低头看了信封一眼。

“我必须把它带来给你看。”他喃喃地说，然后慢慢把信封推到我面前。他的手从信封上拿开的时候，仿佛是在放弃生命里一切有价值的东西。两汪泪水从他的眼眶中溢出来，滑下他没刮胡子的双颊。

我拿起那个方信封，看了一眼。收信人是德莱维克，地址是他家里，字用钢笔墨水写得整整齐齐，还贴了限时挂号的邮票。我打开信封，看到里面亮闪闪的照片。

卡门·德莱维克坐在斯坦纳的柚木椅子里，赤身裸体，戴着她的玉坠耳环，眼神比我看到她的时候更狂野。我翻看照片背面，一片空白。我把照片面朝下放在桌上。

“说吧。”我小心地说。

德莱维克用袖子把脸上的泪抹掉，双手平摆在桌面上，瞪着自己的脏指甲。放在桌面上的手指兀自颤抖着。

“有个男人打电话给我，”他死气沉沉地说，“一万块，买他的底片和冲出来的照片。今晚交易。否则他们就要把照片卖给八卦杂志。”

“狮子大开口。”我说，“除非有八卦，不然杂志也没法用这些照片做文章。他们有什么故事可说？”

他缓缓抬起眼皮，仿佛有千斤重似的。“不只这些。那个人说这张照片还牵涉到一个大娄子。如果不赶快付钱，我的小宝贝儿就会坐牢。”

“到底什么事？”我又问了一遍，一面把烟斗填满，“卡门怎么说？”

他摇摇头发蓬乱的大脑袋。“我没问她。我狠不下心。可怜的小宝贝，身上连衣服都没穿……我狠不下心……你还没对斯坦纳采取行动吧？”

“用不着我动手，”我告诉他，“有人抢先了一步。”

他张嘴瞪着我，好像听不懂我的话。显然昨晚的事他一无所知。

“昨晚卡门有没有出门？”我不经意地问。

他还张着大嘴瞪我，想理出个头绪。

“没有，她不舒服。我回家时她还躺在床上。她没有出门……你说斯坦纳……什么意思？”

我伸手去拿酒瓶，替我们每人倒了一杯酒，然后点燃烟斗。

“斯坦纳死了，”我说，“有人受够了他玩的把戏，在他身上射了好几个洞。就在昨晚的大雨里干的。”

“天呐，”他不敢置信地说，“你在现场？”

我摇摇头，“我不在，卡门在。这就是那个男人指的大娄子。不过当然不是她开的枪。”

德莱维克的脸因愤怒而变得赤红。他捏紧拳头，呼吸声变得很粗，脖子上青筋暴起。

“胡扯！她昨天不舒服，根本没出门。我回家时她还躺在床上！”

“你刚才已经说过了，”我说，“不过那不是实情。是我把卡门送回家的。你去问你们家女佣，她只是不好意思说罢了。卡门昨晚待在斯坦纳家里，我在外面监视。房间里有枪声，有人逃走，但我没看清。卡门喝得大醉，也没看清。所以她才会不舒服。”

他试图盯着我的脸，可眼神迷茫、空洞，暗淡无光。他抓住椅子把手，粗大的指关节紧绷，开始泛白。

“她没告诉我，”他低声道，“她没告诉我。我，什么都愿意替她做。”他的声音里没有感情，只剩下绝望后的疲惫。

他把椅子往后推了推。“我得去筹钱，”他说，“一万块，也许可以让那个男人闭嘴。”

然后他就崩溃了。乱蓬蓬的大头伏在桌上，整个身体因为哭泣而颤抖。我站起来，绕过桌子去拍他的肩膀。一直拍着，默不作声。过了好一阵子，他抬起满布泪痕的脸，抓住我的手。

“老天，你是个好人。”他抽泣着说。

“你还不了解我。”

我把手抽出来，塞了一杯酒到他的大手里，帮他举起来一口喝下去。然后把空杯子从他手里拔出来，放回桌上，再回我的位子坐下。

“你得振作起来，”我严厉地对他说，“警方还不知道斯坦纳的事。我送卡门回家以后并没有跟任何人提起。我想帮你和卡门，但这是在冒险，你也得尽一份力。”

他缓慢沉重地点点头，“好，我会照你的话做，全听你的。”

“先去筹钱，”我说，“准备好，等对方打电话来。我心里有数，或许根本不用花到这笔钱。不过现在可不是抖机灵的时候……把钱筹到后就坐在家里等，什么话都别说，其他事交给我。你办得到吗？”

“办得到，”他说，“老天，你真是个好人。”

“别去找卡门谈，”我说，“她对昨晚酒醉后发生的事记得越少，对她越有利。这张照片……”我摸摸摆在桌上的照片背面，“显然有人跟斯坦纳串通一气。我们得把他揪出来，而且越快越好——就算要花一万块钱。”

他慢慢站起来：“这不算什么，只是钱而已。我现在就去找钱，然后回家。你照你的计划行事，全听你的。”

他又来抓我的手，握了握，慢慢步出办公室。我听见走廊里他沉重的脚步声。

我飞快喝了两杯酒，揉了揉脸。

8

我慢慢开着我的克莱斯勒，爬上拉文坡道，朝斯坦纳的房子开去。

阳光下，可以清楚看到陡峭的山坡和那道凶手用来逃跑的木阶梯。下面的那条街窄得像条小巷子，有两栋房子的正门对着它，离斯坦纳家都不近。昨夜雨势那么大，那两户八成没听见枪响。

斯坦纳的房子在午后阳光下显得很静谧，原木屋顶湿漉漉的。对街的树已经开始冒出嫩芽，街上一辆车都没有。

有东西在斯坦纳正门前面的灌木丛里移动。

是卡门·德莱维克。她身上穿着白绿格子外套，没戴帽子。她从院子里走出来，突然止步，瞠目结舌地盯着我，好像根本没听见车声似的。接着，她很快又钻回灌木丛里。我继续往前开，把车停在那栋空屋前。

我下车往回走，突然感觉像在光天化日下做什么危险的事情似的。

等我穿过灌木丛，那女孩正僵着身子静静站在半掩的门外，一只手慢慢伸向嘴巴，开始用牙齿咬着畸形的大拇指，好像这是根多余的手指一样，受惊的眼睛下面有两抹黑紫色的污迹。

我一言不发把她往屋里推，关上门。我们两个人在屋内面面相觑。她慢慢把手放下，挤出一个笑容。然后所有表情突然在她苍白的脸上退去，那张脸的智商看起来还不如一只鞋盒高。

我尽量温柔地说：“别紧张，我是来帮你的。去桌旁那把椅子上坐下，我是你爸爸的朋友。别慌。”

她走到斯坦纳桌旁的黑椅子前面，坐在黄色椅垫上。

在阳光照耀下，那地方看起来有些颓废昏暗，空气中仍弥漫着乙醚的臭味儿。

卡门用发白的舌尖舔舔嘴角，黑眼睛现在看起来不再害怕，只是有点儿愚蠢和吃惊。我用手指滚动香烟，把桌上的书推开，坐在空出来的地方，点燃香烟，慢条斯理地吞云吐雾一番，然后说：“你来这里干什么？”

她揉搓着自己的外套，不吭声。我又问了一遍。

“昨天晚上的事你还记得多少？”

这次她答道：“记得什么？昨晚我生病在家。”她小心翼翼地说，声音很小，也就勉强听得见。

“在那之前，”我说，“在我把你从这里送回家以前。”

她的皮肤从喉咙处开始发红，慢慢蔓延到脸上，眼睛圆睁，“你……是你？”她深深吸了一口气，又开始咬她的畸形大拇指。

“没错，就是我。你还记得多少？”

“你是警察？”

“不是，我说过我是你爸爸的朋友。”

“你不是警察？”

“不是。”

终于听明白我的话了。她长叹一声，“你……你要干什么？”

“是谁杀了他？”

她的肩膀在外套里震了一下，但脸上表情没什么变化，眼神开始变得狡猾起来。

“还……还有谁知道？”

“知道斯坦纳死了？我不知道。不过警方一定不知道，否则他们会派人过来。或许马蒂知道。”

我只是随便试试，没想到她却突然尖叫一声。

“马蒂！”

我们俩都沉默了一会儿。我抽我的烟，她咬她的大拇指。

“别跟我耍滑头，”我说，“是马蒂杀的他？”

她的下巴低了下去：“嗯。”

“为什么要杀他？”

“我……我不知道。”沉闷的声音。

“你最近经常跟他见面？”

她的手突然握紧，“才一两次而已。”

“你知道他住哪里吗？”

“知道！”她啐道。

“怎么了？我还以为你喜欢马蒂。”

“我恨他！”她几乎大叫起来。

“所以你愿意让他来当替罪羊？”我说。

她一脸茫然，我只得解释道：“我是说，你愿意告诉警方是马蒂杀的？”

惊恐的表情突然钻进她的眼睛里。

“如果我把裸照的事解决的话。”我安慰她。

她咯咯傻笑起来。

我突然感觉很恶心。如果她尖叫，或脸色发白，哪怕是昏倒，我都会觉得比较自然。可是她居然在傻笑。

我开始讨厌看到她。光是看着她，我就觉得自己好像变痴呆了。

她继续傻笑，笑声像老鼠一样在屋子里乱窜，而且变得一发不可收拾。我离开桌子，走到她面前，抽了她一耳光。

“就跟昨晚一样。”我说。

傻笑突然停止，她又开始咬大拇指。她好像还是不介意被我打耳光。我又回到桌子边坐下。

“你来找底片——里面有你光身子的照片，对不对？”我跟她说。

她扬起下巴，又低下去。

“太迟了，昨晚我已经来找过，那时候就已经不见了。或许被马蒂拿走了。马蒂的事你没骗我？”

她用力摇头，慢慢离开椅子，她的眼睛很小，眼梢上斜，像牡蛎壳一样。

“我要走了。”语气好像我们刚喝完下午茶似的。

她往门口走，正准备伸手去开门，就看到一辆车子爬上山坡，停在门外。有人从车里出来。

她回过头来望着我，眼里充满恐惧。

门开了，一名男子看着站在房间里的我们。

9

那个人有张马脸，穿套棕色西装，戴顶毡帽，左袖袖口折叠着，用一只黑色大别针将袖口别向一边。

他摘下帽子，用肩膀推上门，笑容可掬地看着卡门。他留着小平头，黑发，棱角分明，西装很合身，人看起来并不凶狠。

“我叫盖·史雷，”他说，“很抱歉这样闯进来，门铃好像坏了。斯坦纳在家吗？”

他根本就没有按门铃。卡门面无表情地看看他，又看看我，再回头看他，然后舔舔嘴唇，什么话都没说。

我说：“斯坦纳不在，史雷先生。我们不知道他去哪里了。”

他点点头，用帽檐碰碰自己长下巴的边缘。

“你们是他朋友？”

“我们顺路来拿一本书，”我说完还他一个微笑，“门半掩着，我们敲了门，走进来，就跟你一样。”

“原来如此，”史雷若有所思地说，“就这么简单。”

我没再开口，卡门也没吱声，只是目不转睛地盯着他的空袖子看。

“来拿书啊？”史雷继续说，听上去话里有话。他想必也清楚斯坦纳的事。

我往门口走。“不过你并没有敲门。”我说。

他笑得有些尴尬：“没错，我应该敲门，抱歉。”

“那我们先走了。”我漫不经心地说，一面抓住卡门的臂膀。

“想留个口信吗？——也许斯坦纳待会儿就回来了？”史雷轻声问。

“不用麻烦了。”

“那太可惜了。”他意味深长地说。

我放开卡门的手臂，慢慢远离她。史雷的一只手还抓着帽子，身子没有动，深陷的眼眶里闪着愉快的光。

我把门打开。

史雷说：“女孩可以先离开，但我想跟你谈谈。”

我盯着他，极力想做出一副不解的表情。

“想骗我，嗯？”史雷很有礼貌地说。

我身边的卡门突然快步冲到门外，过了一会儿便听到她跑下山坡的脚步声。刚才我没看到她的车，估计就停在附近。

我开口说：“干什么？”

“省省吧，”史雷冷冷打断我，“这里不太对劲，我要搞清楚究竟发生了什么。”

他开始漫不经心地在房里转悠——太漫不经心了。他皱着眉，不理我，这令我起疑。我迅速往窗外瞄了一眼，除了灌木丛外露出的车顶之外，什么都没看见。

史雷发现了桌上那个大肚酒瓶和两只紫色的高脚酒杯。他拿起一个杯子闻闻，嘴角浮起一丝邪恶的微笑。

“这个烂皮条。”他沉闷地说。

他看看桌上堆的书，翻了其中一两本，然后绕到矮桌后面，站在那根图腾似的东西前，瞪着它看。然后他的眼睛扫到地板上，扫到铺在斯坦纳横尸处的那块薄地毯。史雷用脚把那块地毯移开，身体突然一僵，往下瞪着看。

表演得真精彩—除非他有个能干我们这行的灵敏鼻子。我不确定他是否在演戏，脑袋里在思考这个问题。

他慢慢屈膝跪下，矮桌把他身子的一部分挡住了。

我掏出腋下的枪，两只手摆在身后，靠着墙。

史雷很快发出一声感叹，噌地起身，扬起胳膊，一把长长的黑色鲁格手枪熟练地滑进他掌心。我没有动。史雷用苍白的长手指握着枪，并没有对准我，也没有特意对准任何东西。

“血！”他平静又冷酷地说，深陷的眼神变得深邃，“地板上有血，藏在地毯下面。流了很多血！”

我对他咧咧嘴。“我也看到了，”我说，“旧血迹，已经干了。”

他一屁股坐到斯坦纳桌旁那把椅子里，用枪钩住电话，往自己面前拉。他皱眉看看电话，再皱眉看看我。

“我们最好叫警察来。”他说。

“可以啊。”

史雷眯起眼睛，眼珠子就跟黑玉一样坚硬。他不喜欢我附和他。他卸下伪装，只剩下一个穿着体面、握着鲁格手枪的硬汉，配上一副随时会开枪的表情。

“你他妈的到底是谁？”他咆哮道。

“私人侦探。我叫什么并不重要，那女孩是我的客户。斯坦纳搞了些把戏想敲诈她，我们一起来找他谈，他不在。”

“就这样走进来吗？”

“没错。不然怎样？你以为是我们杀了斯坦纳，史雷先生？”

他浅浅一笑，没讲话。

“还是你认为斯坦纳开枪杀了别人，跑路了？”我提议道。

“斯坦纳没有杀人，”史雷税，“他没那个狗胆。”

我说：“你在这里没看到别人吧？或许斯坦纳昨晚吃鸡，他喜欢在客厅杀鸡也不一定。”

“我不明白。没明白你的把戏。”

我又咧咧嘴：“你快打电话去找你城里的朋友啊，可惜你一定不会喜欢他们的反应。”

他一动不动地考虑了一会儿，嘴皮翻回到牙齿上。

“为什么不呢？”他终于小心翼翼地问我。

我说：“我认得你，史雷先生。帕里斯那头的阿拉丁俱乐部就是你开的。赌场，霓虹灯，晚礼服，外加自助晚餐。你跟斯坦纳很熟，所以连门都不敲就进来。斯坦纳干那种生意总需要有人保护，那个人可能就是你。”

史雷扣住扳机的手指紧了紧，然后又松开了。他把枪放在桌上，但手指并没有离开，嘴巴突然做出一副怪相。

“有人把斯坦纳给做了，”他轻声说，声音和面部表情好像属于两个人，“今天他没去店里，没接电话，我来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

“很高兴听到斯坦纳不是你杀的。”

那把鲁格突然弹起，对准我的胸口。我说：“把枪放下，史雷。你还搞不清楚状况，别急着开枪，我可没穿防弹内衣，把枪放下。我再告诉你一件事——如果你还不知道的话。今天有人把斯坦纳店里的书搬走了——他用来赚得盆满钵满的那些书。”

史雷再次把枪放回桌上，往后靠去，脸上挤出一个和善的表情。

“我在听。”他说。

“我也认为有人把斯坦纳给做了，”我说，“我认为地上的血就是他的血。斯坦纳店里的书被搬走，就可以解释为什么有人要把他的尸体移走。某人想接手他的生意，在还没把事情安排好之前，不希望尸体被发现。不管是谁干的，本应该把血迹清干净，他却没这么做。”

史雷静静听着，眉峰在苍白的额头上扭成两个尖。我继续说：“为了接管生意把斯坦纳给宰了是很蠢的做法，我怀疑杀人动机并非如此。不过，那个搬书人的肚子里一定有答案，而且斯坦纳店里那个金发妞儿都吓呆了，她心里也有鬼。”

“还有别的线索吗？”史雷平静地问。

“目前没有了。另外一条线索牵涉一桩丑闻。如果我找得到头绪，没准会告诉你，到时候你的打手就可以派上用场了。”

“我看就现在吧。”史雷说完缩回嘴唇，吹了两声很响的口哨。

我跳起来。外面传来开车门的声音，脚步纷至沓来。

我拿出身后的枪，史雷的脸抽搐了一下，伸手去抓他面前的那把鲁格手枪，胡乱在枪柄上摸。

我说：“不要碰！”

他僵直身子站起来，弯着腰，手放在枪上，但没握住枪。我跳过他往过道里跑，转身时看见两个男人冲进屋里。

一个人留着短红发，一张满是皱纹的白脸上眼神闪烁；另一个人长得像只哈巴狗，看起来挺年轻，五官长得不错，可惜鼻子太扁，还有只耳朵瘪得像块大牛排。

两位新来的客人手上都没带枪，停下脚步，在原地干瞪眼。

我站在史雷后方的玄关处，史雷还在对着桌子哈腰，一动也没动。

“哈巴狗”张开嘴巴咆哮了一声，露出又尖又白的牙齿；红头发的男人则吓得微微打战。

史雷不愧是条汉子，他用又稳又低但极清晰的声音说：“伙计们，这家伙杀了斯坦纳，拿下他！”

红头发咬住下嘴唇，往左手臂下面掏东西，但没掏着。我早有准备，一枪打中他的右肩，但心里着实不愿意这么做。枪声在紧闭的室内震耳欲聋，好像整个城市都会听见似的。红头发跌倒在地板上，拼命扭来扭去，好像我打中的是他的肚子一样。

“哈巴狗”没动。大概知道自己的手臂移动速度不够快。史雷一把抓起他的枪，正要往回转身，我上前一步，朝他的耳后猛砸。他往前扑在桌面上，开了一枪，射进一排书里。

史雷没听到我说：“我实在不愿意从背后敲一个独臂人，史雷，我也不是个爱吹牛的人，是你逼我的。”

“哈巴狗”对我咧咧嘴说：“行啊，你想干吗？”

“我想离开这儿，但不想再开枪，否则我也可以在这里等警察过来，对我来说都一样。”

他很认真地考虑了一下，红头发在地上不断呻吟，史雷一动也不动。

“哈巴狗”双手慢慢举高，两只手在颈后合抱，很配合地说：“我不知道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不过我他妈的一点都不想知道你要去哪儿、想怎么去。这里也不是个适合玩枪的地方。你走吧！”

“聪明小子，比你老板识相多了。”

我慢慢把身子挪过矮桌，往那扇打开的门挪过去。哈巴狗面朝我慢慢转身，双手一直放在颈后，脸上带着一个扭曲但和善的笑容。

我侧身奔出门外，飞速穿过灌木丛间的空隙，往山坡上冲。心想肯定会有子弹从后面追过来。然而并没有。

我跳进克莱斯勒，翻过一个山坡，加速离开那个地方。

10

我把车停在兰德尔路那栋公寓大楼前时已经过了五点。几扇窗后已亮起灯光，不同电台的收音机声音乱糟糟地混在一起。我乘电梯上了四楼。四〇五号房在一条长长的走廊尽头，走廊上铺着绿色地毯，护墙被刷成了乳白色。一阵凉爽的风从对着消防梯敞开的门里吹进走廊。

写着“四〇五”的门牌旁有一粒乳白色的小按钮，我按了按。

过了很久，一个男人把门拉开了一道一寸左右的缝。他是个长腿瘦脸的男人，深棕色的脸上有一对深棕色的眼睛。头发很硬，发际线靠后，棕色的额头又大又饱满。那对棕眼毫无表情地打量我。

我说：“斯坦纳？”

他脸上的表情一点都没变。他从门后拿出一根烟，不紧不慢地放进两片棕色嘴唇里。一团烟朝我脸上吐过来，烟雾后传出冷淡且从容的几个字，“你说什么？”

“斯坦纳。哈罗·哈维·斯坦纳。卖书的人。”

男人点点头，慢条斯理地考虑着我说的话，然后看看自己的烟头，说：“我想我认识他。不过他从来不来这里。是谁派你来的？”

我微笑。他不喜欢。我说：“你是马蒂？”

那张棕脸突然凶狠起来。“是又怎样？你是想打架，还是想找乐子？”

我不经意地移动一下左脚，让他没法突然关门。

“你手上有书，”我说，“我手上有顾客名单。咱们谈谈生意如何？”

马蒂的视线没有离开我的脸，他的右手又伸进门后，肩膀跟着动了一下，好像在比手势。他身后传来一个很轻微的声响——非常轻——是窗帘环轻轻滑过窗帘杆的声音。

然后他才把门打开。“有何不可？只要你真的有好东西。”他冷静地说。

我从他身旁走进屋内。这是个敞亮的房间，摆着高级家具，又不冗余。另一头有扇落地窗，透过窗户，可以看到对面山麓已经被夕照染红的石头游廊。落地窗旁有扇紧闭的门，同一面墙比较靠近大门的这一边还有一扇门，门楣上装了一根铜杆，铜杆下的门帘是拉上的。

我在靠墙的一张长椅上坐下，这面墙上没有门。马蒂把门关上，侧身走到一张桌面钉满方图钉的橡木写字桌旁。书桌前边摆了一只镶金边的杉木雪茄盒。马蒂的眼睛盯着我，手却拿起雪茄盒，走到摆了一张安乐椅的矮茶几旁，坐在安乐椅里。

我把帽子放在旁边，打开西装外套的第一颗扣子，对马蒂微微一笑。

“好了，我洗耳恭听。”他说。

他把手里的香烟掐灭，打开雪茄盒盒盖，拿出一根雪茄。

“抽雪茄吗？”他不经意地问，扔了一根过来。

我伸手去接，结果被他耍了。马蒂把另一根雪茄丢回盒里，很利落地掏出了一把枪。

我礼貌地看着那把枪，这是一把警用黑色柯尔特点三八。此刻我哑口无言。

“站起来，”马蒂说，“往前走两步，听话或许还有机会活命。”他的声调刻意装得轻松。

我心里很生气，却只对他咧咧嘴。我说：“今天你是我遇到的第二个以为手里拿了一把枪就天不怕地不怕的人。把枪收起来，咱们谈谈。”

马蒂的眉毛扭在一起，下巴微微往上抬，棕色的眼睛里好像有些烦恼。

我们对视着。我没有盯着从我左边门帘下方露出来的那双尖头黑拖鞋看。

马蒂身上穿了一套藏青色西装，蓝衬衫，黑领带。这一身暗色装扮把他那张棕脸衬得很阴沉。他慢慢低声说：“你别误会，我不是什么狠角色，只不过比较谨慎罢了。我对你一无所知，你很可能是来要我命的。”

“你还不够谨慎，”我说，“搬书那一招简直傻透了。”

他深深地吸了口气，平静地把气吐出来，然后往后靠，跷起长腿，把那把柯尔特搁在膝上。

“你别以为我不敢用它，逼不得已我绝对会开枪。你有什么话要说？”

“叫你那位穿尖头鞋的朋友进来。”我说，“她憋气都憋累了。”

马蒂头也不回地喊道：“进来，艾格尼丝。”

门帘突然拉开，斯坦纳店里那位金发绿眼的女人走进房间。我看见她时并不惊讶，她却一脸愤懑地看着我。

“我就知道你是来找麻烦的，”她愤愤地对我说，“我早告诉裘，叫他小心行事。”

“行啦，”马蒂呵斥道，“裘做事很小心。去把灯打开。万一等会儿需要喂这家伙吃枪子儿，我得看清楚点儿。”

金发女人扭开一座罩着红色方灯罩的落地灯，自己往灯下一张大丝绒椅里坐下，脸上挤出一个痛苦的微笑。她已经精疲力竭了。

我记起刚才接住的雪茄，把它放进嘴里，掏出火柴点燃，马蒂的柯尔特一直稳稳地对着我。

我吐了一口烟，透过烟雾说：“我刚才说的那本顾客名单是用密码记的，所以我还不知道名字，不过大约有五百人。你搬走了十二箱书，就算三百本吧，外借出去的数量大概也有这么多，总共加起来就算五百吧，保守估计的话。如果这本名册上全是熟客，所有的书都可以在这些人之间流动，那就等于有二十五万的租金收入。我们把租金压低一点，就算一美元吧，真正的价钱当然不会这么低，不过就算它一美元吧。这年头这笔数目可真不小，杀一个人的确值得。”

金发女人尖叫起来：“你疯啦，你以为……”

“闭嘴！”马蒂骂道。

金发女人安静下来，把头靠在椅背上，脸上仍是一副痛苦的表情。

“这可不是小混混干的买卖，”我继续说，“你得有自信，而且不能乱了阵脚。我个人觉得敲诈勒索那一招你走错了，所以我建议放弃。”

马蒂的棕眼冷冷盯在我脸上。“你这家伙很有趣，”他慢条斯理地说：“谁找到了这么肥的买卖？”

“你，”我说，“差一点。”

马蒂没有搭话。

“你就为了这点儿油水，杀了斯坦纳，”我说，“就在昨夜那场雨里。那种天气很适合开枪，可惜事发的时候他不是一个人。你要么没看清楚，要么就是太害怕，所以跑掉了。不过你胆子还是够大，又回去把尸体藏起来——以便在命案曝光以前把他的书有条不紊地安置好。”

金发女人惊呼一声，仿佛有人掐住了她的脖子，然后别过脸去，瞪着墙壁。她的银指甲陷进自己的手掌心里，牙齿紧紧咬着下唇。

马蒂的眼睛眨都没眨，一动不动，手里那把柯尔特手枪也没动，棕色的脸仿佛一块木雕。

“妈的，你胆子不小啊。”他最终淡淡地说，“算你运气好，杀死斯坦纳的人不是我。”

我朝他咧咧嘴，没露出任何喜色。“但是到头来可能还是会由你来顶罪。”我说。

马蒂干巴巴地说：“你觉得你能诬陷我？”

“当然。”

“为什么？”

“某人会指认你。”

马蒂开始咒骂：“那个婊子……她真的会……妈的！”

我什么话都没说，让他自己去想。后来他总算慢慢平静下来，把枪放在桌面上，但手并没拿开。

“你不像是个骗子，骗子我见得多了。”他慢吞吞地说，眼睛在薄薄的眼皮下发光：“还没惊动警察，你到底有什么打算？”

我吸了一口雪茄，盯着他握枪的那只手：“斯坦纳照相机里的底片，还有每一张冲出来的照片。马蒂，就是现在，凡事都掌握在你自己手里——因为那是唯一能证明昨晚到底有谁在场的东西。”

马蒂微微偏过头去看金发女人，她的脸还对着墙，指甲还在抠自己的掌心。然后他回头看我。

“你比守夜人的脚还冷，哥们儿。”他对我说。

我摇摇头：“不。如果你再拖延，就太傻了。别人要指认你是凶手再容易不过了，十拿九稳。如果那个女孩不得不说实话，那些照片可就根本没用了。但是她并不想开口。”

“你是私人侦探？”他问。

“嗯。”

“你怎么找到我的？”

“我在跟踪斯坦纳，斯坦纳在搞德莱维克，德莱维克是散财童子。反正你也拿到了你的那份。我追踪那些从斯坦纳店里搬出来的书，一直追到这里。再问问那个女孩，剩下的都很简单。”

“她说杀斯坦纳的是我？”

我点点头，说：“不过她可能记错了。”

马蒂叹了口气。“她恨透我了，”他说，“我揍了她，有人付钱请我这么做。不过即使不拿钱，我也会这么做的。她太神经病了，我可无福消受。”

我说：“把照片拿出来，马蒂。”

他慢慢站起来，低头看着那把柯尔特，把它放进外套口袋里，然后把手慢慢伸进内侧口袋中。

有人在按门铃，一声急似一声。

11

门铃声让马蒂很反感。他咬了咬下唇，眉心拧成一团，整张脸突然变得狰狞起来。

门铃继续响着。

金发女人倏地站起来。神经的紧张让她的脸看起来又老又丑。

马蒂盯着我，一只手拉开书桌前面的一个小抽屉，拿出一把白柄的小型自动手枪，把它递给金发女人。她走到他身边，小心翼翼地接过来，一脸嫌弃。

“坐到那个探子旁边，”他厉声说，“拿枪对着他。他要是想耍滑头，就喂他吃几颗子弹。”

金发女人走过来在长椅上坐下，离我大约三英尺，远离正门。她拿枪对准我的大腿。我实在讨厌她那对紧张兮兮的绿眼珠。

门铃声停了，有人开始急促地在门上猛敲。马蒂走过去开门，他把右手插进外套口袋里，用左手飞快地打开门。

卡门·德莱维克拿一把小手枪指着他的棕脸，把他推进屋内。

马蒂敏捷地往后退。他张开嘴巴，一脸惊恐的表情。他了解卡门。

卡门把门甩上，拿着她的小枪往屋内冲。除了马蒂，她谁都不看，似乎看不见其他人似的。她一脸痴傻的样子。

金发女人全身打战，把枪往上对着卡门。我突然伸手，抓住她的手，大拇指很快把保险扳回原位。那只是一瞬间的事，马蒂和卡门都没注意到，而我已经把枪抢到自己手里了。

金发女人深吸一口气，盯着卡门·德莱维克。卡门用嗑了药的眼神看着马蒂说：“我要我的照片。”

马蒂咽了咽口水，对她挤出一个微笑说：“当然，宝贝，当然。”声音很小，一点都不像他刚才跟我说话时的样子。

卡门看起来几乎和昨晚在斯坦纳家里一样疯狂，只不过这次她可以控制自己的声音和肌肉。她说：“你杀了斯坦纳。”

“等等，卡门！”我大叫。

卡门没有转头。金发女人突然像通了电，低头朝我冲过来，好像要用头撞我。她一口咬住我的右手——那只拿她枪的手。

我又大叫一声，还是没人理我。

马蒂说：“听我说，小姑娘，我没有……”

金发女人放开我的手，用我的血啐了我一脸，然后扑向我的腿，想朝那边继续咬。我用枪管轻轻敲了一下她的头，想站起来。她顺着我的腿往下滑，用两只手臂紧紧抱住我的脚踝，我又跌坐在长椅上。金发女人吓疯了，不知哪来这么大的力气。

马蒂伸出左手去抓卡门的枪，没抓到。那把小枪闷闷地响了一声，但声音不大。一颗子弹飞过马蒂身边，打碎了落地窗上的一块玻璃。

马蒂一动不动地站着，仿佛全身肌肉都不听使唤了。

“弯腰！抓她的脚！你他妈傻啊！”我对着他大喊。

我又对准金发女人头的一侧敲了一下，这次下手重多了，她顺着我的脚往下滑。我把她抖开，往前扑过去。

马蒂和卡门还像两座雕像似的面对面站在那里。

这时，有个很大很重的东西从外面往门上撞。门板立刻从上到下呈对角线裂开。

马蒂这才惊醒。他从口袋里掏出柯尔特手枪，往后一跳。我朝他右肩射了一枪，没打中，我本意也不想伤他太重。外面那个重物又撞了一下门，随之而来的是一阵好像可以震动整栋大楼的坍塌声。

我扔掉小手枪，掏出自己的枪。德莱维克带着那扇被撞烂的门一起冲进来。

他眼神疯狂，醉得丧失了理智，粗胳膊在空中乱抓，眼珠子里全是血丝，嘴里吐沫飞溅。

他根本没看清楚，就往我头上重重地挥了一拳。我向墙边倒去，夹在长椅和被撞烂的门之间。

当我还在拼命晃着脑袋想站稳的时候，马蒂已经开枪了。

有什么东西把德莱维克的外套从背后掀起来。那颗子弹仿佛毫无阻碍地就穿透了他的身体。他踉跄一步，接着马上挺直身躯，像头公牛似的往前冲。

我稳住枪，一枪打穿了马蒂的身体。他颤抖了一下，但手里的枪仍然继续开火。德莱维克冲到我们两人中间，卡门像枯树枝一样被他推到旁边。谁都没办法救谁了。

马蒂的子弹阻止不了德莱维克，任何东西都阻止不了他。就算他死了，他也要抓住马蒂。

他扼住马蒂的喉咙，马蒂把已经打光子弹的枪扔到他脸上，那把枪像个橡皮球似的弹开了。马蒂尖声大叫，德莱维克抓住他的喉咙，把他从地上举了起来。

有那么几秒钟，马蒂的两只棕色的手拼命想抓住巨人的手腕。然后有东西咔嚓一声断了，马蒂双手往下一垂。接着是另一声比较闷的断裂声。在德莱维克放开马蒂的脖子之前，我看到马蒂的脸突然变成了紫黑色。

那一刻，我突然想起，说脖子断掉的人，在死的时候有时会把自己的舌头吞下去。

马蒂跌落在角落里，德莱维克开始往后退。他后退的步伐像个失去平衡、没有办法控制双腿的人。这个庞然大物就这么笨拙地往后退了四步，然后身子往后一倒，双臂张开，面朝上摔在地板上。

血从他嘴里流出来。他的眼睛费力地睁开，仿佛想透过雾蒙蒙的双眼看清世界。

卡门·德莱维克跪倒在他身边哭嚎起来，像只受到惊吓的动物。

外面走廊传来嘈杂的声音，可是没有人出现在被撞开的门口，屋子里有太多不长眼睛的流弹痕迹。

我迅速冲到马蒂身旁，把手伸进他外套内侧口袋里，掏出一个厚厚的方纸袋，里面有块硬硬的东西。我站起来转过身去。

模糊的警笛声穿过哭嚎声，透过夜色传进来，而且越来越响。一个面色苍白的男人小心翼翼地从门口探头进来。我在德莱维克身旁跪下。

他想说话，可是我听不清楚。然后他眼神里紧张的情绪消失了，变得遥远而冷漠，就像在眺望旷野远处的某样东西。

卡门面无表情地说：“他喝醉了。他逼问我要去哪儿。我不知道他会跟踪我。”

“你不会知道的。”我无力地说。

我站起来把纸袋撕开，里面有几张照片和一个底片盒。我把底片盒扔在地上，用脚跟把它踩碎，然后撕碎照片，任由它们从我手里飘落。

“他们会打印出很多你的照片，孩子，”我说，“但不会印这张了。”

“我不知道他会跟踪我。”她重复了一遍，又开始咬她的大拇指。

大楼外的警笛声很响，在发出一声可以刺穿耳膜的嗡嗡长音后戛然而止。我手里的照片也撕完了。

我站在房间中央，纳闷自己为什么要费力做这件事。现在已经无所谓了。

12

盖·史雷的手肘架在伊森探长办公室的核桃木办公桌上，手指无聊地夹着一根香烟，没有看我，说：“多谢你把我抖出来，我也喜欢没事回来探望一下总局的兄弟们。”他挤挤眼角的皱纹，苦笑一下。

我隔着桌子坐在伊森对面。伊森很瘦，灰头发，眼镜搭在鼻梁上，长相、动作、说话的样子都不像个警察。“紫罗兰”麦基和另一位眼神机灵的爱尔兰裔警察格兰诺坐在两把没有扶手的椅子上，背靠着一堵把办公室和外面接待室隔开、上半截嵌了一长溜玻璃的墙。

我对史雷说：“我觉得你发现那摊血迹未免也太快了，或许我错了，我道歉，史雷先生。”

“是啊，好像说句道歉就可以当做什么事也没发生过了。”他站起来，从桌上拿起一根藤手杖和一只手套：“这里没我的事了吧，探长？”

“今晚没你的事了，史雷。”伊森的声音冷酷且充满讽刺。

史雷把手杖弯曲处挂在自己的手腕上，打开门，离开前对每个人都笑笑。他的最后一眼大概停在我的后颈上，但我没看他。

伊森说：“警察局对你故意隐藏命案线索行为的态度，不用我说你也清楚。”

我叹了口气。“枪响之后，”我说，“一个死人躺在地板上；一个嗑了药、光着身子的女孩坐在椅子上，根本搞不清楚发生了什么事；一个当时我们都不可能抓住的凶手；最后再加上个可怜的大老粗，伤透了心，想为心爱的人摆平丑闻。算了，你把这笔账算在我头上好了，我一点都不后悔。”

伊森挥挥手，叫我别絮叨了：“到底是谁杀了斯坦纳？”

“那个金发女人会告诉你。”

“我要你告诉我。”

我耸耸肩：“如果你要我猜的话……是德莱维克的司机，卡尔·欧文。”

伊森并不惊讶。“紫罗兰”麦基大声哼了一声。

“你为什么这样认为？”伊森问我。

“我一度以为是马蒂干的，因为那女孩说是他。不过她说的话什么都不算数。她什么都不知道，抓到机会巴不得在马蒂身上插把刀。而且，她那种女孩脑袋里一旦想到个主意，绝不会轻易放弃。但马蒂的表现不像个凶手，而且像他那么老练的人也不会那样落荒而逃。当时我还没开始敲门，凶手就已经溜走了。”

“我当然也怀疑过史雷，不过那不像史雷的做派。他随身带着两名保镖，他们可不会轻易开溜，让我随便进入犯罪现场。而且，今天下午史雷发现地上那摊血的时候，好像真的吓了一跳。史雷和斯坦纳是一伙的，他监视斯坦纳，却没理由杀他；就算有，也不会当着一个目击证人的面杀。”

“可是卡尔·欧文就会这么做。他以前爱过这个女孩，或许到现在还爱她。他一直有机会监视她，知道她去什么地方，做什么事。他守在斯坦纳家外面，从后面巷子爬上来，看见他们在拍裸照，一时气愤，下手杀了斯坦纳，然后慌了手脚，就跑了。”

“一直跑到利都码头，冲进了海里？”伊森冷冰冰地说，“你忘了欧文那小子头上还有个大包？”

我说：“不，我也没忘记马蒂不知怎么就知道了照相机里有底片的事。因此他才会去斯坦纳家，找出底片，而且还把尸体藏到车库里，让自己有时间办事。”

伊森说：“把艾格尼丝·劳拉带进来，格兰诺。”

格兰诺站起来走到办公室的另一头，消失在门外。

“紫罗兰”麦基说：“哼，你可真够朋友！”

我没看他。伊森揪了几下自己喉结前松垮的皮肤，低头研究自己另一只手的指甲。

格兰诺把那个金发女人带进来。她露在外套领子外面的头发凌乱，耳朵上的那对黑玉耳环已经拿掉了。她看起来很疲倦，但已经不再害怕。她走到史雷刚才坐的那把椅子旁，慢慢坐下，双手在身前合拢，露出银色的指甲。

伊森静静地说：“好了，劳拉小姐，我们现在想听听你的说辞。”

那个女人低头看看自己的手，毫不迟疑地开口，声音镇定，思路清晰。

“我大概在三个月前认识马蒂。他跟我做朋友大概是因为我在斯坦纳店里工作吧。我本来还以为他喜欢我。我把我知道的关于斯坦纳的事统统告诉了他，之前他自己也已经知道了一些。他一直在花卡门·德莱维克她爸爸给他的钱，可是钱花完了，手头很紧，急着想办法捞钱。他觉得斯坦纳应该有合伙人，于是开始注意他身后是不是有不好惹的朋友帮着撑腰。”

“昨天夜里，他把车开到斯坦纳屋子后面的小巷里。他听到枪声，看见那个男孩冲下阶梯，跳进一辆大车里逃走，马蒂就跟在后面追。还没开到海边他就追上了。他把男孩的车撞离公路，男孩拿着枪躲在车里，可是人已经吓坏了。马蒂把他敲昏，搜了他的身，知道了他是谁。等他醒来以后，马蒂假装自己是警察，那个男孩崩溃了，对他全招了。马蒂还没拿定主意该怎么处理时，男孩突然回过神来，把他推出车外，开车跑了。他像个神经病一样开车，马蒂决定不管他，调头回到斯坦纳家。接下来发生的事我想你们已经知道了。马蒂把照片洗出来后，决定用它来赚一笔钱，这样我们就能在警方发现斯坦纳的尸体之前出城。我们本来打算带走一部分斯坦纳的书，到别的城市重新开店。”

艾格尼丝·劳拉说完了。伊森用手指头在桌面上敲敲说：“马蒂什么都告诉你了，对不对？”

“嗯。”

“你确定他没有谋杀那个叫卡尔·欧文的？”

“我当时不在场，不过马蒂的表现不像杀过人。”

伊森点点头：“今天到此为止，劳拉小姐。我们需要把你刚才说的都录成口供，而且我们必须扣留你。”

那女孩站起来，格兰诺带她出去，她没有看任何人一眼。

伊森说：“马蒂不可能知道卡尔·欧文会死掉，他猜到欧文一定会想办法藏起来。等我们抓到欧文，马蒂早就拿着德莱维克的钱逃之夭夭了。这女孩讲的故事挺有道理。”

没有人吭声。过了半晌，伊森对我说：“你犯了一个大错，你不该在还没确定之前，就在那女孩面前提起马蒂的名字，结果平白送掉两条人命。”

我说：“嗯，我是不是应该把这件事重新再来一遍？”

“你不要嘴硬！”

“我不是嘴硬。我是替德莱维克做事，想让他别那么伤心。我不知道那个女孩那么无药可救，也不知道德莱维克会丧失理智。我只想拿到那些照片。我一点儿都不在乎像斯坦纳或马蒂和他女朋友那样的人渣是死是活。我现在还是不在乎。”

“好啦，好啦，”伊森不耐烦地说，“今天晚上这里不需要你了。不过开庭以后我大概会常去找你。”

他站起来，我也站起来，他伸出手。

“不过那样对你绝对是利大于弊。”他硬生生地补了一句。

我跟他握握手，走了出去。麦基跟着我出来，我们一起一言不发地乘电梯下楼。走出大楼之后，麦基绕到我车子的另一边，上了车。

“你那狗窝里还有没有酒？”

“多得是。”我说。

“我们回去喝上一杯。”

我发动引擎，沿着第一大道向西行驶，穿过一个幽长的隧道。出隧道时，麦基说：“小子，下次我再介绍客户给你的时候，绝不会指望你揭发他。”

我们驶过静谧的夜色，开回柏格蓝公寓。我觉得自己精疲力竭，不中用了。

注释

[1] 麦基的名字叫Violets（维奥雷兹），意为紫罗兰。

[2] 多萝西·迪克斯（Dorothy Dix，1861—1951年），美国著名记者和曾经稿酬最高的专栏作家，擅写婚恋家庭类文章。

狗痴

1

一辆银灰色的迪索托轿车停在门口。我绕过那辆车，踏上三级白色台阶，穿过一扇玻璃门，再踏上三级铺着地毯的台阶，按了按墙上的门铃。

突然，屋内传来一阵此起彼伏的狗吠声，仿佛要掀翻屋顶。我任凭这些狗又吼又叫，只顾往里屋看。小办公室里摆放着卷盖式书桌，隔壁是接待室，放了几把厚重的皮椅，墙上挂了三张证书，桌上有几本《爱狗人士》杂志。

有人在屋内制止了狗的狂吠。随后，一扇门打开，走出一位相貌清秀的小个子男人，他穿着黄褐色长袖运动衫，橡胶底皮鞋，八字胡子下挂着热心的微笑。他看了看我周围和脚下，没看到狗，于是更放松地笑起来。

他说：“我很想让它们改掉这个坏毛病，就是没办法，每次门铃一响就开始叫。它们太无聊了，知道门铃响代表有人来了。”

我说：“是啊。”然后把自己的名片递给他。他读了正面，翻过去看看背面，再翻回来看正面。

“私人侦探，”他润了润嘴唇，温和地说，“嗯，我是夏普医生。有什么能帮忙的吗？”

“我在找一只失窃的狗。”

他眼神闪烁，小而薄的嘴巴绷紧，脸慢慢涨红。我说：“我的意思并不是说狗是你偷的，医生。任何人都有可能把偷来的狗送到你这儿来，你也不会怀疑他们是不是狗主人，对吗？”

“我不愿意那样做。”他生硬地说，“什么样的狗？”

“警犬。”

他的脚尖在薄地毯上摩擦，眼睛看着天花板一角，脸上的红色消退，只留下苍白。片刻之后，他说：“我这里只有一只警犬，而且我认识他的主人，所以估计……”

“你不介意我看看它吧。”我打断他的话，边说边抬脚往里面那扇门走去。

夏普医生没有动，鞋尖又蹭了蹭地毯。“我觉得不太方便，”他小声说，“要不你晚点儿再来。”

“现在我很方便。”我伸手去抓门柄。

他挪到接待室对面的书桌前，伸手去抓桌上的电话。

“你不要乱来，否则我……我就报警。”他着急地说。

“那太好了，”我说，“你可以找富尔威德局长，告诉他卡尔马迪
[1] 在你这里，我刚从他的办公室离开。”

夏普医生把手缩回来。我朝他笑笑，手里把玩着香烟。

“走吧，医生，”我说，“别光瞪眼，咱们去看看狗。你配合我，我就告诉你是怎么回事。”

他把上下嘴唇挨个咬了咬，盯着桌上的棕色记事簿，拨弄着边角，然后站起来，穿过房间，打开我面前的门。我们一起穿过狭窄的灰暗走廊。一扇敞开的门后面摆了一张手术台。我们又走了一段路，经过另一扇门，来到一间水泥地面的房间，房间角落里有个炉子，炉边放了一碗水，靠墙摆放着双层厚铁丝网笼子。

猫猫狗狗用充满期待的眼神在铁丝网后注视着我们。一只迷你吉娃娃脖子上系着一条宽羊皮项圈，在一只肥硕的红棕色波斯猫身子下面使劲嗅。一只苏格兰猫百无聊赖地待着。一只杂种狗的一整条腿都没有毛。一只灰色的长毛安哥拉猫。一只雪纳瑞犬。另外还有两只杂种狗和一只敏捷的长鼻子猎狐梗。

它们的鼻子湿漉漉的，眼睛雪亮，都想知道我是何方神圣。

我扫视一遍。“这些都是宠物狗。”我大声说，“我要找的是警犬，灰黑相间，没有杂毛。公狗，九岁，除了尾巴稍微有点短，全身上下都很标致。我说清楚了吗？”

他瞪着我，一脸不悦。“没错，可是……”他支支吾吾地说，“好吧，这边。”

我们走出房间。动物们看起来都很失望，尤其是那只吉娃娃，他奋力地想从铁丝网上方爬出来，差点就成功了。我们从后门走出去，来到盖了两座车库的水泥院子里。其中一个车库是空的，另一个门缝打开一英尺左右，里面一片黑暗，尽头有一只拴在链子上的大狗，它的下巴平放在一床充当狗窝的旧棉被上。

“小心，”夏普说，“它有时很凶。我本来把它关在屋里，可是它把别的狗都吓坏了。”

我走进车库，那只狗开始咆哮。我慢慢靠近它，它把铁链子“哐”的一声拉紧。我说：“嗨，沃斯，握手！”

它把头又放回棉被上，两只耳朵耷拉到前面，身子一动不动。它的眼睛像狼，有黑色的眼圈。接着它用那根弯曲的、短了一截的尾巴慢慢地敲打地板。我说：“握手，小伙子。”边说边把我的手伸过去。我身后靠在门口站着的兽医再一次嘱咐我要小心。这只狗用大爪子撑地站起来，把耳朵甩到脑袋后面，然后抬起左前爪，我握了握。

兽医自言自语道：“这太不可思议了，先生您……您贵姓？”

“卡尔马迪。”我说，“嗯，应该就是它。”

我拍了拍狗脑袋，走到车库外面。

我们走进屋内，回到接待室。我把杂志推到一边，坐在桌角，上下打量着面前的矮个子小兽医。

“好，”我说，“说吧，狗主人叫什么名字，住在哪儿？”

他默不作声地思考片刻，说：“他们姓沃斯，刚从东部搬到这儿，说安顿好了就过来接狗。”

“真有意思。”我说，“狗的名字跟德国伞兵取的一样，主人的名字跟狗取的一样。”

“你觉得我在说谎。”医生着急地说。

“嗯，看你吓成这个样子，也干不了骗人的把戏。我觉得是有人想把这条狗丢掉。我的故事是这样的：两周前，一个名叫伊泽贝尔·斯内尔的女孩从位于圣安吉洛的家中失踪了。她和姑婆住在一起。这位老太太满头银发，脑筋却清楚得很。那个女孩和形迹可疑的朋友来往，经常出入夜总会或赌场这种地方。所以，老太太觉得事有蹊跷，不过没有报警。她一直没有头绪，直到最近女孩的一个朋友在你的店里看到那只狗，并且告诉了老太太。老太太雇我来调查。她的孙侄女当初开着跑车离家出走时，身边就带着那条狗。”

我用脚跟把烟头踩灭，又点燃另一根。夏普医生那张脸白得跟生面团一样，豆大的汗珠挂在他那两道八字胡上，闪闪发光。

我和颜悦色地补充道：“现在警方还没有介入。刚才我提到富尔威德局长，纯属吓唬你。这件事就你知我知，怎么样？”

“你……你想让我怎么做？”医生嗫嚅道说。

“关于那只狗，你还知道什么别的信息吗？”

“知道，”他语速很快地说，“男主人好像很喜欢它，是个真正的爱狗人，那只狗很听他的话。”

“所以他还会联络你吧？”我说，“等他出现时，请你通知我。那个人长什么样？”

“瘦高，黑眼珠，眼神锐利。他老婆也跟他一样，又高又瘦。夫妇俩衣着体面，不多话。”

“那个叫斯内尔的姑娘是个被宠坏的小家伙。”我说，“为什么搞得神神秘秘的？”

他盯着自己的脚没吭声。

“好吧，”我说，“咱们就事论事，你只要跟我合作，就不会有什么麻烦。一言为定？”我伸出手。

“我跟你合作。”他小声说，然后把他潮湿得像条小鱼似的小手握进我手里。我小心翼翼地握了握，生怕捏断他的手。

我告诉他我的住址，然后走到外面阳光灿烂的街上。我走过一条街，来到停车的地方，坐上车，往前开了一小段，在街角停下，停在刚好可以看到夏普医生的前门和迪索托汽车的地方。

在车里坐了大概半个小时后，我望见夏普医生穿着外套走出门，坐进迪索托汽车。他先开到街角，然后拐进他家后院那条巷子里。

我发动车子，从相反的方向朝那条街开过去，然后停在那条巷子尽头一棵树后面。

我停在距离他家三分之一个街区处，听到犬吠声吵闹了一阵子，然后看到那辆迪索托汽车从院子里倒车开出来，朝我的方向驶来。我赶紧把车开到下一个街角。

那辆迪索托汽车一路往南开，在安古洛大道向东转弯。我看到车后座用铁链拴着那只戴着口罩的大警犬，它的头把铁链绷得很紧。

我一路跟着那辆迪索托汽车。

2

卡罗莱纳街位于海滨小城的边缘，街道尽头和一条已经废弃的市内铁道相交，过了铁道便是一大片堆放日本卡车的废车场。街道尽头只有两栋房子，我把车藏在街角第一栋房子后面。这栋房子的院子里杂草丛生，墙边有一丛脏兮兮的高大的红黄马缨丹和金银花。

房子往前有两三块放火烧过的地，焦黑的草坪上几根杂草苟延残喘，再往前有一栋围了铁丝网的破烂水泥色小平房，迪索托汽车就停在房子前面。

车门突然打开。夏普医生从后座拖出戴着口罩的大狗，费劲地把它拉进大门和走道。他走到房门时，一棵酒瓶状的棕榈树正好挡住了我的视线。我把车往后倒，在角落的阴影里转个弯，往前开三个街区，转进一条和卡罗莱纳街平行的街道上。这条街的尽头也和铁道相交，旧铁轨埋在杂草堆里。我沿着一条泥路往前开，准备开回卡罗莱纳街。

那条泥路在一道路堤处突然拐了下去，我看不见路堤后面是什么。开了大概三个街区，我停下车，走到高堤边，往下张望。

那栋围了铁丝网的平房距离我差不多半个街区，迪索托汽车仍然停在大门口。一阵阵狗叫声从午后空气中传过来。我趴下，把肚子贴在杂草丛上监视那栋平房，耐心等待着。

大约过了十五分钟，除了犬吠声之外，什么都没有发生。突然，狗的叫声变得激烈起来。接着有人大叫。然后是一个男人的尖叫声。

我从草丛里蹿出来，冲过铁道，跑到街上。靠近那栋平房时，我听到大狗低沉愤怒的咆哮声，好像在撕扯什么东西。咆哮声中有女人断断续续的说话声，语气中的害怕大于愤怒。

铁丝网围栏后面是一片长满蒲公英和狗牙根的草坪，棕榈树上挂着一个破破烂烂的招牌。树根把路面绷裂了，一道裂缝从碎裂的水泥路面往上翘，顶到了台阶上。

我穿过大门，跨上木质台阶，站在歪歪斜斜的走廊上用力捶门。

狗还在屋里咆哮着，但是人的喊叫声突然停了。没有人应门。

我转动门把，兀自打开了门。屋内弥漫着一股麻药的味道。

屋内地板中央的地毯皱成一团，夏普医生四仰八叉地躺在地毯上，鲜血从他的脖子一侧汩汩涌出，在脑袋周围汇成一团浓稠发亮的血滩。大狗身体前倾，前腿蹲伏，耳朵背在头后，一个被扯烂的口罩挂在它脖子上。狗的喉咙和背上的毛全竖了起来，喉咙深处发出一阵阵低吼。

大狗身后的壁橱门被撞烂了，歪在墙边，地板上有一大块棉花，飘出一阵阵恶心的麻药味儿。

一位穿着印花裙子的漂亮女人握着一把手枪瞄准大狗，但并没有开枪。

她迅速回头看我一眼并转过身来。狗眯着黑眼睛盯着她。我把自己的鲁格手枪拔出来，垂在身侧。

一阵嘎吱作响，一个黑眼珠的高大男人闯进来，他穿着褪色蓝工装服和蓝色工作衬衫，手里举着一把锯短的双管猎枪。他把枪口对准我。

“嘿！你！把枪放下！”他生气地喊。

我刚要张嘴说话，那男人扣扳机的手指突然绷紧。我还没来得及思考，就扣动了扳机。子弹射中了猎枪的枪托，猎枪从那个男人手中被弹飞，掉在地上。大狗往旁边跳开七英尺远，马上又蹲伏下来。

那男人一脸难以置信的表情，把双手高举在空中。

这回我赢定了。我说：“你的枪也放下，小姐。”

她用舌头舔舔嘴唇，慢慢地把手枪放在脚边，然后走离躺在地板上的尸体。

男人说：“他妈的，别对狗开枪，我可以制住它。”

我眨了下眼睛，突然明白了。原来刚才他是怕我对狗开枪，而不是替自己担心。

我把枪放低一点：“刚才怎么回事？”

“他……居然想用麻醉……它可是只警犬！”

我说：“如果有电话，最好赶快叫救护车。夏普医生脖子上被咬了这么大个口子，恐怕撑不了多久。”

那女人惊魂未定地说：“我还以为你是警察。”

我没理她。她沿着墙走到窗边堆满旧报纸的椅子旁边，从地板上捡起电话。

我低头查看夏普医生。他的脖子已经不往外流血了。他的脸大概是我见过的最惨白的。

“别叫救护车了。”我对那女人说，“直接打电话到警察局吧。”

穿工装服的男人把双手放下，单膝跪地轻拍地板，温柔地安抚着大狗。

“乖，好小子，乖！我们都是朋友，好朋友。乖，沃斯。”

狗又咆哮了几声，微微摇动一下臀部。那男人继续对着它说话。狗终于停止咆哮，背上竖起的毛也塌下来了。穿工装服的男人仍在不断轻声细语安抚它。

坐在窗边椅子上的女人把电话放在一边，说：“来了。你可以控制他吧，杰瑞？”

“当然。”那男人说话的时候，眼睛并没有离开那只狗。

现在狗的肚皮贴着地板，嘴巴张开，吐出舌头。舌头上都是口水——混着鲜血的粉红色口水，狗嘴边上的毛也沾满了血。

3

名叫杰瑞的男人说：“嘿，沃斯，嘿！乖小子，现在没事了！没事了。”

狗急促喘气，没有动。那男人站起身，走近它，抚摸狗的一只耳朵。狗儿把头扭向一边，随男人抚摸。男人拍拍它的头，解开被咬烂的口罩，脱了下来。

他拿着那条被扯断的铁链站起来，狗也跟着站起来，很听话地靠在他脚边。男人穿过旋转门，狗紧贴着他的腿一起走到屋后。

房门开合的时候，我稍稍移了下位置。杰瑞也许还有别的枪。我说不上来为什么，但是他那张脸就是让我有点担心，好像曾经在哪儿见过，或者报纸上登过他的照片。

我看着那女人。她是个美丽的棕发女子，三十出头，眉毛修剪得很精致，双手修长柔软，和那一身印刷厂工装裙很不搭。

“这是怎么回事？”我假装漫不经心地问，仿佛这是件无关紧要的事。

她像机关枪一样突然对我说了一串话，好像憋在心里很久了似的。“我们已经在这栋房子里待一个星期了。房子是连带家具一起租的。当时我在厨房，杰瑞在后院，那辆车在我们房子前停下来，然后那个男人就直接走进来，好像他住这儿似的。房门可能刚好没锁。我把内屋门打开一条缝，看到他想把那只狗推进壁橱里。我还闻到了麻药的味道。然后事情就突然失控了。我去拿枪，并让窗外的杰瑞快进来。我刚进屋，然后你也冲进来了。你是谁？”

“你进屋时，狗已经扑上去了？”我说，“它已经把夏普咬死在地板上了？”

“没错。如果这个人就是夏普的话。”

“你和杰瑞不认识他？”

“从来没见过。我们也没见过那只狗。不过杰瑞很爱狗。”

“故事情节最好改一改。”我说，“杰瑞知道那只狗叫沃斯。”

她眯起眼，还嘴硬：“我觉得你听错了。”她的声音性感撩人：“请问你是谁？”

“杰瑞是谁？”我问，“我一定在哪儿见过他，也许是在报纸上？那把锯短的猎枪是从哪儿来的？你们打算让警察看到那把枪吗？”

她咬咬嘴唇，突然站起来，走到掉在地板上的枪旁边。我任凭她把枪捡起来，发现她的手指一直远离扳机。然后她走回靠窗的座位，把猎枪塞到报纸堆下面。

她看着我，阴沉地问：“好吧，你想干什么？”

我慢慢答道：“那只狗是偷来的。它的主人是个女孩，现在失踪了，有人雇我找她。根据夏普的描述，那只狗的主人听起来就像你和杰瑞。夏普说他们姓沃斯，刚从东部搬来。你听过一个叫伊泽贝尔·斯内尔的女孩吗？”

女人平静地说：“没有。”眼睛盯着我的下巴尖。

穿连身工装服的男人从后门走进来。他用蓝衬衫的袖子抹掉脸上的汗，手上没有拿别的枪。他漫不经心地打量我。

我说：“我可以替你们在警方面前说好话，只要你们肯告诉我那个女孩的消息。”

女人噘着嘴盯着我看，男人温柔地微微一笑，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远方传来车轮急转弯时与地面的摩擦声。

“嘿，别紧张。”我连忙说，“夏普吓坏了，他从哪里得到的狗，就想把狗送回哪里。他肯定以为房子里没人。想用麻药制服警犬显然很蠢，但他当时肯定已经吓傻了。”

他们两个人都没说话，只是盯着我瞧。

“好吧。”我走到房间角落里，说，“我觉得你们俩十有八九是亡命之徒。如果一会儿来的人不是警察，我马上开枪。别以为我不敢。”

那女人很平静地说：“随便你。多管闲事的家伙。”

一辆车飞驰而来，在大门口来了个急刹车。我往窗外瞄一眼，看到车顶上的红灯和车身“P.D.”两个大字。两名便衣大汉从车里钻出来，穿过大门，奔上台阶。

先上来那位地猛敲门。“门开着。”我大叫。

大门洞开，两名警察握着枪冲进来。

他们突然停住脚步，看着躺在地上的尸体。然后用枪指着杰瑞和我。一个红脸大汉负责检查我，他穿着不合身的灰西装。

“举起手来。放下枪！”他粗声粗气地大吼。

我把手举起来，但并没有放开我的鲁格手枪。“慢点，”我说，“杀他的是只狗，不是枪。我是从圣安吉洛来的私人侦探，来这里办案的。”

“是吗？”他凑到我身边，拿枪指我肚子，“待会儿我们就知道了。”

他伸手卸下我的枪，闻闻枪口，又拿枪戳我。

“用过吗，兄弟？转过身去。”

“听着……”

“转过去。”

我慢慢转过身。我转身的时候，他把枪塞进侧面口袋里，手伸到屁股后面掏东西。

那个动作应该令我心生警觉，但当时我没有反应过来。我可能没听到警棍挥下来的声音，但实实在在地感受到了。我的脚底突然涌起一大团黑暗，身体不受控制地往下坠……往下坠……往下坠……往下坠……

4

等我醒来时，房间里都是烟。烟雾飘在空气里，汇成条条细线上下飘动，像一串串珠帘。房顶的两扇窗似乎都是敞开的，但烟纹丝不动。我从来没见过这个房间。

我躺着想了一会儿，张开嘴巴、扯着嗓子大喊：“着火啦！”

然后我跌回床上开始大笑。我不喜欢那种笑声，连自己听起来都觉得神经兮兮的。

某处传来一阵脚步声。门口有钥匙转动的声音，门开了，一个穿白色短褂的男人严厉地看着我。我把头微微挪了挪，说：“你可别相信，杰克，我刚才随便说着玩儿的。”

这个男人很精明，脸很小，目光锐利，皱着眉头。我不认识他。

“也许你还想多穿几件束身衣。”他嘲笑道。

“我很好，杰克，”我说，“好得很。我要睡个觉。”

“最好如此。”他吼道。

门关上，钥匙转了一圈，脚步声走远。

我躺着不动，盯着那些烟。现在我明白过来，其实根本没有烟。已经是晚上了，灯光从吊在天花板上的瓷灯罩里射出来，瓷灯罩由三根铁链子拴着，周围有些橙蓝相间的小圆球。就在我看着那些圆球时，它们像舷窗一样依次打开，一个个小人从里面伸出头来。小人像洋娃娃，不过却都是活的人。有一个戴帽子的船长，一个满头金色卷发的女人，还有一个蝴蝶结打歪了的瘦男人一直在重复说：“您的牛排要生的还是半熟，先生？”

我抓住床单的一角，擦干脸上的汗。我坐起来，踩在地板上。我居然光着脚，身上穿着棉绒睡衣睡裤。脚刚放下的时候，我发现双脚毫无知觉，过了一会儿开始刺痛，然后两只脚像针扎似的疼。

这时我才感觉到地板的存在。我紧紧抓住床侧，努力站起来，试着来回走动。

一个声音（大概是我自己）对我说：“你在发酒疯……你在发酒疯……你在发酒疯。”

我看到两扇窗子中间有一张白色的小桌子，桌上摆了一瓶威士忌。我往桌子走过去。半瓶尊尼获加
[2] 。我把酒瓶举起来，对着瓶口喝下一大口，再把瓶子放下。

酒有股怪味儿。当发现味道不对时，我瞥到角落里的洗手池。我马上冲到池子前面，吐得稀里哗啦。

我摸回床上躺下。那一阵呕吐让我十分虚弱，但是，现在我觉得这个房间变得真实起来，不是那么虚幻了。我看到两扇窗上都有铁条，房间内有一把厚重的木椅。除了一张白色桌子和桌上那瓶酒，什么都没有。还有一扇关起来的衣橱门，大概上了锁。

床是医院专用床，两边分别拴有两条皮带，大概在人手腕放下的位置。我知道自己被关在某个监狱病房。

此时，我的左手臂突然开始发抖。我把宽大的袖子卷起来，看到左边上臂有半打针孔，每个针孔周围都有一圈青紫色的瘀痕。

他们给我注射了大量药物，让我安静下来，所以我才会产生幻觉，看到烟和天花板灯里的小人。那瓶下了药的威士忌也许是什么人开的药方。

我又爬下床走路，不停地走。过了一会儿，我喝下一点自来水，拼命控制自己不吐出来，然后再喝一点。这样折腾了大约半小时，我终于可以正常说话了。

衣橱门上了锁，椅子太重，我搬不动。我掀开床单，把床垫往旁边推，下面是网状的弹簧，床头和床尾都用大约九英寸粗的螺旋弹簧固定。我花了半个钟头，使尽吃奶的力气才把其中一根弄松。

我休息了一会儿，又喝了点自来水，然后走到门锁那边。

我扯着嗓子大喊：“失火啦！”喊了好几次。

没等多久，外面走廊就传来脚步声。钥匙插进门里，锁“喀”一声打开，穿白外套、目光锐利的小矮人，愤怒地冲进房内，往床上看。

我用螺旋弹簧对准他的下巴抽过去，等他倒下时，再敲他后脑勺，然后扼住他的喉咙。他拼命挣扎。我用膝盖顶他的脸，膝盖硌得生疼。

他来不及说他的脸疼不疼，就没了声音。我从他右屁股兜里抽出警棍，从里面把房门锁上。钥匙环上还有别的钥匙，其中一把可以打开衣橱，我看到自己的衣服挂在里面。

我慢慢把衣服穿上。十根手指头还不太听话，而且我还在拼命打呵欠。地板上的那个人一动不动。

我把他锁在房内，离开了。

5

宽敞的走廊静悄悄的，铺着木地板，地板中间铺了一条窄地毯，平滑的白橡木扶手曲曲折折，一路延伸到门厅。走廊两侧都是紧闭的老式房门，大而厚重，门内悄无声息。我一直踩在地毯上，只用脚跟使力。

前厅的门开着，后面还有一扇彩色玻璃的内门。我走到那里时电话铃响了。一个男人在一间房门半掩的屋子里接起电话，房间内的灯光透到外面黑暗的大厅里。

我退回去，从门缝里偷窥，看到桌旁有个男人在打电话。我等他把电话放下，便走了进去。

他的脸色苍白，棱角分明，郁郁寡欢。他额头很高，细细的棕色自来卷贴在头皮上。突然看到我，他的手往桌上一个按钮伸过去。

我咧咧嘴，对他喊道：“别动！我也没有别的办法。”我让他看我手里的警棍。

我的笑容像死鱼一样。他的两只苍白的手像生病的蝴蝶在桌子上乱舞，其中一只手慢慢往桌旁一个抽屉移过去。

他努力张张嘴巴，说：“你病得很重，先生，真的很严重。我建议你最好不要……”

我拿警棍朝他那只不安分的手挥了挥，那只手像摸到燃烧的炭火似的缩了回去。我说：“我没生病，只是被注射了一大堆药物，失去了理智。我只想出去。你如果有没下药的威士忌，快给我喝点！”

他无力地挥了挥手。“我是松德斯特兰德医生，”他说，“这里是私人医院，不是监狱。”

“威士忌！”我哑声说，“我休息够了。私人医院，好一出骗人的鬼把戏。威士忌！”

“在药柜里。”他有气无力地说。

“两只手放到头后面去。”

“你一定会后悔的。”他把双手放到头后面。

我从桌子另一边绕到后面，打开他刚才试图打开的抽屉，从里面拿出一把自动手枪。我把警棍收起来，绕回桌子另一边，走到药柜前。柜子里放了一小瓶波本威士忌，三个酒杯，我拿出两个。

我倒了两杯酒，“你先请。”

“我……我不喝酒……滴酒不沾。”他结结巴巴地说，双手还摆在头后面。

我把警棍抽出来，他很快伸出一只手，把其中一杯一饮而尽。我观察着他，酒好像没什么问题。我闻闻自己这杯，仰头喝了一口，不错！我又喝了一杯，然后把酒瓶塞进外衣兜里。

“好。”我说，“是谁把我关进来的？快点老实说，我时间有限。”

“当然是……警察了。”

“哪个警察？”

他缩着肩膀在椅子里坐下，看起来好像生病了似的：“签字作证的是加尔布雷思警官。所有程序都是合法的，我向你保证，他是个警察。”

我说：“什么时候警察可以给精神病做鉴定了？”

他没吭声。

“最先给我注射药物的是谁？”

“我不知道，应该有好几天了。”

我摸摸下巴。“整整两天。”我说，“他们本应该开枪打死我，以除后患。再见。”

“你现在出去，”他弱声说，“他们肯定会立刻逮捕你。”

“我不仅是为了出去。”我说。

我出门时，他的双手还放在头后面。

前门的锁上还挂着一条铁链，但是没有人试图阻止我开门。我穿过一道老式宽走廊，走下两旁栽满花的步道。一只鸟在树上唱歌，街道上有白色的木头栅栏。这栋房子位于二十九街与德斯坎索街交叉路口的街角。

我往东走了四个街区，来到一个公车站旁等车。没有警笛声，也没有巡逻车来抓我。公交车到站了。我坐车来到市中心，找了一家土耳其浴室，洗了桑拿，冲了澡，做了按摩，剃了胡子，最后把剩下的威士忌喝光。

那时我已经可以吃东西了。吃完后，我走进一家陌生的旅馆，用假名登记住宿，当时是十一点半。我一边喝威士忌加水，一边看当地报纸。报上说有一位叫理查·夏普的医生被人发现死在卡罗莱纳街上的一栋空屋内。警方现在仍然十分头痛于没有找到这起谋杀案的线索。

报纸上的日期告诉我，在我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我的生命中有四十八个小时已经被抹去了。

我上床睡觉，做了很多噩梦。每次醒来，总是一身冷汗。那是药物最后残余的副作用。到了早晨，我又是好汉一条了。

6

富尔威德局长是个微微发福的彪形大汉，眼神机警，一头红得有点儿发粉的红发。他梳着小平头，粉红色的头皮在粉红色的头发下闪闪发光。他身穿一套淡黄褐色的法兰绒西装，贴袋和搭缝设计，剪裁独特。

他跟我握手后，把椅子一转，跷起腿。他脚上穿着三四块美金的法国线织袜和胡桃色手工英国硬皮鞋，即使在经济不景气的时代，这双鞋也至少卖十五到十八美元。

我猜他老婆大概很有钱。

“噢，卡尔马迪，”他把我的名片放在玻璃桌面上端详，“来这儿办案？”

“碰到一点小麻烦，”我说，“如果你肯帮忙，一定可以帮我解决。”

他挺起胸膛，举起粉红色的手挥了挥，然后把声调降低了几度。

“麻烦。”他说，“咱们城里的麻烦一向不多。我们是小地方，不过却非常、非常干净。我从西边窗口看出去，能看到太平洋，没有比它更干净的东西了。北边是安古洛大道和山脉。东边是再整齐不过的小商业区。再过去是高级住宅和花园区，跟天堂一样。南边呢，虽然我没有向南的窗户，但如果有的话，可以看到全世界最棒的小型游艇港口，对，就是小游艇港。”

“麻烦是我自己带来的，”我说，“我是说其中一部分，其余的已经有些眉目了。一位住在大城市名叫斯内尔的女孩离家出走，有人在这里看到她的狗。我找到了那条狗，但是扣下那条狗的人，费尽心思想让我闭嘴。”

“是吗？”局长心不在焉地问道，两道眉毛向脑门中间拧着。我分不清楚是我在骗他，还是他在唬我。

“你去把门上的钥匙拧一下。”他说，“你比我年轻嘛。”

我站起来把门锁上，坐回去拿出一根烟。这时局长拿出一个很精致的酒瓶和两只小酒杯，放在桌上，还抓了一把豆蔻籽。

我们一起喝了一杯。他剥开三四粒豆蔻籽，我们一边嚼，一边盯着对方看。

然后他说：“你说吧，我现在洗耳恭听。”

“你有没有听过一个叫农夫圣徒的家伙？”

“我有没有听过？”他拍了一下桌子，豆蔻籽震得在桌上乱蹦，“啊，那家伙的悬赏金是一千美金！银行大盗，不是吗？”

我点点头，希望能不着痕迹地观察他的神情。“他和他妹妹一起作案，她叫戴安娜。他们俩打扮成农民，专抢小镇银行和州立银行，所以才有了这个‘农夫圣徒’的外号。他妹妹也有悬赏金。”

“我倒真想抓住这一对。”他很坚决地表示。

“那你他妈的为什么不抓呢？”我问他。

他虽然没被震到天花板上，却突然张大嘴巴。我还真怕他的下巴会掉到膝盖上。他的眼睛像两粒剥了壳的蛋，往外突出，嘴角上的肥肉挤出来的皱纹里有一道口水印。他像关蒸汽机闸门似的，费力地合拢嘴巴。

演得真好——如果他是在演戏的话。

“你再说一遍。”他轻声说。

我打开随身携带的报纸，指着其中一条新闻。

“你看夏普谋杀案的报道。你们的地方小报也太不专业了，上面写某不知名人士打电话报警，警察赶过去，结果在一间空屋里发现一个死人。想骗谁啊？当时我本人就在屋里，农夫圣徒和他妹妹也在。你的手下赶来时我们都在那里。”

“岂有此理！”他突然大叫，“警察局里有内鬼！”此时此刻，他的脸就跟墙皮一样灰。他又倒了两杯酒，这次手在发抖。

轮到我来剥豆蔻籽了。

他一口把酒喝光，然后伸手抓起桌上那部红褐色电话。我听到他点了加尔布雷思的名字之后，起身去把门锁打开。

等了没多久，不过也足够局长再喝两杯了。现在他的脸色比刚才好看多了。

门开了，那位用警棍把我揍晕的红脸大汉晃着身子走进来。他嘴角叼了一个大烟斗，双手插在兜里，用肩膀顶门，满不在乎地倚在门上。

我说：“嗨，警官。”

他看着我，那眼神好像在说他很想踢我的脸，不过现在不是时候。

“警徽交出来！”胖局长大吼，“警徽拿来！放在桌上！你被开除了！”

加尔布雷思慢慢走到桌前，一只胳膊撑在桌上，他的脸离局长的脸大约一英尺。

“你在发什么脾气？”他低沉地问。

“你让农夫圣徒从你手底下溜走了！”局长大吼，“你，还有那个笨蛋邓肯。让他用猎枪指着你们的肚子，跑了！你死定了！开除！什么也别说了。把警徽给我！”

“谁他妈的是农夫圣徒啊？”加尔布雷思不慌不忙地问，把烟吐在局长脸上。

“他不知道，”局长对着我无奈地说，“他居然不知道！我带出来的手下就是这种笨蛋！”

“你是什么意思，你带出来的？”加尔布雷思漫不经心地说。

胖局长的鼻尖仿佛突然被蜜蜂蜇了一下，他跳起来握紧胖拳头，往加尔布雷思下巴挥了一拳，力道似乎不小。加尔布雷思的头往旁偏了大约半英寸。

“别这样，”他说，“你太拼命了，局里的事怎么办？”他突然瞅了我一眼，再回头看看胖局长，“要不要我告诉他？”

富尔威德看着我，看我对这场戏有什么反应。我张开嘴巴，脸上摆出一副茫然的表情，活像一个在上拉丁文课的傻小子。

“好，你告诉他啊。”他咆哮说，晃了晃他的拳头。

加尔布雷思把一条大粗腿抬上桌角，将烟斗熄灭，伸手去抓威士忌，然后用局长的杯子替自己倒了一杯酒。他擦擦嘴，咧嘴一笑。他咧嘴时，嘴巴整个张开，那一口牙可以让牙医撸起袖子，双手伸进去忙活一整天。

他很平静地说：“我和邓肯冲进那个地方的时候，你昏倒在地。那个瘦家伙拿着木棍骑在你身上，那娘儿们坐在靠窗的椅子上，身边堆了一大堆报纸。然后那个瘦家伙开始胡说八道。这时，突然有只狗在后面乱叫，我们往那个方向看时，那娘儿们就趁机从报纸堆里掏出一把锯短的十二口径猎枪指着我们。还能怎么办？我们只能就范。她的枪绝对能打中我们，我们的枪却可能打不中他们。然后那家伙从口袋里又掏出另一把枪，俩人把我们扭在一起，塞到一个全是麻药味儿的壁橱里，连绳子都没用。过了一会儿，我们听到他们开车走了。等我们挣脱开，屋里只剩下那个死人。所以我们只好跟记者这么说。现在，我们还没得到新消息。这跟你的故事是否吻合？”

“差不多。”我说，“我记得那女人打电话报警了，不过我也有可能搞错。其余部分差不多，反正我被敲昏在地，什么都不知道。”

加尔布雷思狠狠瞪我一眼，局长盯着自己的大拇指。

“我醒来以后，”我说，“发现自己被关在二十九街的一家私人医院里，喝了掺麻醉剂的酒，院长姓松德斯特兰德。我被注射了大量药物，感觉自己就像洛克菲勒随身带的那枚硬币，随时可以打转。”

“那个松德斯特兰德，”加尔布雷思沉重地说，“那家伙一直给我们找麻烦。我们是不是该给他点颜色看看，局长？”

“农夫圣徒把卡尔马迪送进去一事罪证确凿，”富尔威德局长正经八百地说，“所以这中间必有勾结。我赞成。最好带卡尔马迪一起去。你想不想去？”他问我。

“可以吗？”我热心地问。

加尔布雷思看看威士忌酒瓶，小心翼翼地说：“农夫圣徒和他妹妹的赏金各是一千美元，如果我们逮到人，怎么分？”

“你们不用算我的份，”我说，“我领薪水和津贴。”

加尔布雷思又咧嘴笑。他抖抖脚，开心地露齿而笑。

“成！你的车就停在楼下车库里。之前有个日本人打电话来报的案。我们就开你的车去，就咱们俩！”

“我看你应该再带几个帮手。”局长迟疑地说。

“哼！就我和他足够了。他要不是硬汉一条，现在也不会在这儿走来走去。”

“好吧，”局长高兴地说，“我们要先干一杯。”

但他还是有点紧张，他忘了豆蔻！

7

那地方白天看起来还挺怡人。前院的窗下种了一大丛秋海棠，三色堇像块圆地毯似的，铺在一株洋槐下。房子一侧的花架上爬满猩红的蔷薇，一只亮绿色的蜂鸟在爬满车库墙的豌豆花里飞进飞出。

这里看起来像是一对富裕的老夫妇的家，是那种可以让上年纪的人在海边晒太阳晒个够的地方。

加尔布雷思在我车子边吐了口痰，把烟斗里的烟丝倒出来，拉开大门，阔步走过院子，用拇指在干净的铜门铃上使劲按。

我们等着。门上的铁格窗开了，一张蜡黄的脸伸出来盯着我们，头上戴着一顶硬挺的护士帽。

“开门，警察！”大个子咆哮。

一阵铁链响，门闩往后拉，门开了。那位护士有六英尺高，长胳膊，大手掌，正适合做执行酷刑的助手。她的脸上突然有了表情，我看到她在微笑。

“啊，加尔布雷思先生，”她尖声说，声调很高，但嗓音沙哑，“你好吗，加尔布雷思先生？想见医生吗？”

“对，就是现在。”加尔布雷思边说边把她推开。

我们走进大厅。办公室的门关着，加尔布雷思把门踢开。我跟在他后面，护士还在我后面喋喋不休。

那位滴酒不沾的松德斯特兰德医生正喝着从一个酒瓶里倒出来的早餐酒。他稀疏的卷发被汗水浸湿，黏在一起，瘦骨嶙峋的脸上似乎多了好几道昨晚还没出现的皱纹。

他的手立刻从酒瓶上缩回来，扔给我们一个死鱼般的微笑，然后大惊小怪地说：“这算什么？这算什么？我不是交代过……”

“你闭嘴，”加尔布雷思说完，拉了一把椅子在桌旁坐下，“你走开，大姐。”

那护士又念叨了几句才退出去，关上门。松德斯特兰德医生用眼睛上下打量我，一副很不爽的样子。

加尔布雷思把两个手肘都支在桌上，用大拳头撑住自己的腮帮子，像条毒蛇似的直勾勾盯着局促不安的医生。

似乎过了很久，他才几近轻柔地说：“农夫圣徒在哪里？”

医生圆睁着铜铃般的眼睛，喉结在工作服领口上方跳动，胆汁似乎正往那对绿色的眼睛上冲。

“不要拖延时间，”加尔布雷思大吼，“你这家私人医院搞什么勾当我们一清二楚，窝藏逃犯，外加贩毒私娼。不过你想在这位来自大城市的私人侦探头上动土，那可是大错特错了。你那位在大城市里帮你撑腰的后台老板这回可帮不了你的忙。快说，农夫圣徒在哪里？还有那个女孩呢？”

我不禁想起，我从没在加尔布雷思面前提起伊泽贝尔·斯内尔，但他指的女孩就是她。

松德斯特兰德医生的双手啪的一声拍在桌上。过度震惊似乎使他的不安增添了麻木感。

“他们人在哪里？”加尔布雷思又大吼一次。

门开了，大块头护士又冲了进来。“加尔布雷思先生，我们这还有病人啊！请替病人着想，加尔布雷思先生。”

“你少在这儿多管闲事。”加尔布雷思转头对她吼道。

她在门边犹豫地站着。松德斯特兰德医生缓过神来，不过说话声仍是气若游丝，他疲倦地说：“好像你不知道似的。”

这时他一只手突然伸进工作服里，掏出一把亮闪闪的枪。加尔布雷思往旁边一闪，整个人弹出椅外。医生朝他射了两枪，但都没射中。我的手摸着枪，但没把它拔出来。加尔布雷思坐在地板上哈哈大笑，右手从腋下掏出一把鲁格枪，看起来像是我的那把枪。枪响了，只响了一声。

医生脸上的表情没有变化。我没看到子弹射中他哪里。他的头往下，砰的一声敲在桌上，手里的枪跌落在地。他就这么脸朝下趴着，一动也不动了。

加尔布雷思拿枪指着我，从地上爬起来。我又看了那把枪一眼，没错，肯定是我的。

“这真是了解真相的好办法。”我随口说。

“把手放下，侦探。你别跟我耍滑头。”

我放下手。“真有意思，”我说，“我猜，这整场戏演下来，就是为了让医生做替死鬼吧。”

“是他先开枪的，不是吗？”那名护士贴着墙慢慢靠近我。从松德斯特兰德医生采取行动开始，她就没发出一点声音，这时她几乎快走到我身旁了。突然，我看到她右手拳头上的指关节，和手背上的毛，但已经太迟了。

我往旁边闪，但闪得不够快。她结结实实的一拳打得我脑袋像是开了花。我靠着墙爬起来，膝盖肿胀着。我脑子里拼命在提醒右手，不可以拔枪。

等我站直，加尔布雷思正对我狰狞地笑。

“你还是不够聪明，”我说，“你拿着我的鲁格手枪，这样计划就会败露，不是吗？”

“原来你想到啦，侦探。”

护士欢快地说：“天啊，这家伙的下巴跟大象的脚底板一样硬，我手指头都快断了。

加尔布雷思的小眼睛里写着“去死”。“楼上如何？”他问那名护士。

“昨晚都出去了。要不要再试一拳？”

“没必要？他又没拔枪，而且他太强硬了，你对付不了，宝贝。他需要的是线索。”

我说：“你得给这位宝贝每天剃两次毛。”

护士咧咧嘴，把硬挺的护士帽往后一推，一顶金色假发歪挂在她——应该说他——的光头上。他从白色护士服里掏出一把枪。

加尔布雷思说：“这叫自卫，懂吗？你跟医生干上了，他先开枪。你老实点，我和邓肯就会记得你的乖样子。”

我用左手揉揉自己的下巴，“听着，警官。我跟别人一样，不是开不起玩笑的人。你在卡罗莱纳街上那栋房子里敲昏我，我没跟别人说，也没拆穿你。我想你一定有你的理由，时候到了自然会让我知道。现在我可以猜到你的理由是什么了。我猜你知道农夫圣徒在哪里，要不就是能查出他在哪儿。农夫圣徒知道姓斯内尔的女孩在哪里，因为她的狗在他手上。我们俩做个交易，大家合作共赢。”

“我们已经得到好处了，笨蛋。我答应医生带你回来给他玩玩，我派邓肯假扮护士，帮他对付你，但其实他才是我们想对付的人。”

“好，”我说，“那我有什么好处？”

“也许是再多活一阵子。”

我说：“是吗？我不是吓唬你，你回头看看背后墙上那扇小窗。”

加尔布雷思没有动，也没有把视线从我身上移开，一个嘲讽的笑容爬上他嘴角。

那个男扮女装的邓肯却看了一眼——然后大叫一声。

后面那道墙的高处角落里，有一面正方形的彩色玻璃小窗，刚才已被无声无息地打开。我的视线越过加尔布雷思的耳朵，盯着窗口，盯着架在窗沿上那把机枪的黑色枪口，以及枪口后那对黑眼珠子。

上次对狗温言软语的声音说：“把枪放下如何，护士大姐？还有桌旁那位，把手举起来！”

8

大块头警官张大嘴巴喘气，整张脸突然绷紧，一转身，手中的鲁格枪发出沉重的响声。

机枪一阵扫射。我猛地扑向地板。加尔布雷思在桌旁一软，两腿交叉向后倒下，鲜血从他鼻子和嘴里冒出来。

穿着护士制服的警察脸色变得和护士帽一样白。他把枪往外一扔，双手举起，好像在拼命抓天花板。

四周陷入一片诡异的死寂。屋子里弥漫着一股硝烟味儿。农夫圣徒在小窗口处对着下方说话，话是对屋外的某人说的。

有一扇门打开了又关上，走廊上传来一阵跑步声。我们房间的门突然大开，圣徒戴安娜两只手各握一把机枪冲进来。真是个英气逼人的女人，个子高挑，装扮利落，头戴一顶俏皮的黑帽，握枪的双手戴着手套。

我从地上爬起来，双手一直放在显眼的地方。她平静地对着窗口说话，眼睛却没往上看。

“好了，杰瑞，我能搞定他们。”

农夫圣徒的头、肩膀和他的机枪消失在窗口，只留下一片蓝天，和远处一棵大树稀疏的枝丫。

走廊砰的一声响，大概是一双脚从梯子上跳下来的声音。房间内有五座雕像，两座已经倒了。

看这架势还得再死两个人，必须有人采取行动。从农夫圣徒的角度来看，他除了赶尽杀绝，没有别的办法。

这场戏演砸了，因为有人并不是在演戏。我再试了一次。我越过女人的肩膀看过去，脸上挤出一丝笑容，哑声说：“嗨，麦克。来得正是时候。”

我当然骗不了她，不过却把她惹急了。她挺直身体，右手朝我开了一枪。那把枪对女人而言是把大枪，她开了一枪后，另一把枪也跟着射击。我没看到子弹射中哪里，因为我已经朝她扑了过去。

我用肩膀撞她的大腿，她向后仰倒，头撞到门柱上。我毫不留情地敲掉她手腕上的枪，踢上门，抬起手，用钥匙上锁，然后爬回来，以躲避拼命踩我鼻子的高跟鞋。

邓肯叫道：“小心。”然后向掉在地上的枪扑过去。

“想活命就小心窗口。”我对他咆哮。

接着，我躲到桌子后面，从松德斯特兰德医生的尸体下拖出电话，拼命往远离门的方向扯。我躺在地上，抱着电话开始拨号。

戴安娜看到电话，大吃一惊。她尖叫道：“我被困住了，杰瑞！他们把我困住了！”

当我对着懒洋洋的接线员大吼时，机枪开始对着门扫射。

泥漆和碎木满屋飞舞。子弹落在松德斯特兰德医生的尸体上，尸体不断抖动，像是一股寒流把他冻醒了。我丢开电话，抓起戴安娜的枪，开始从门的内侧反击。从一道大裂口中，我看到一片衣服布料，于是对准它开枪。

我看不见邓肯在干什么，后来我知道了。一颗肯定不是从门外飞进来的子弹，直接从戴安娜的下巴穿进脑袋。她又倒下了，再也没起来。

另一颗也不是从门外进来的子弹打翻了我的帽子。我往旁边滚，对着邓肯大叫。他的枪划出一道弧线，枪口瞄准我。他的嘴像野兽似的，龇着牙。我又大叫一声。

四个小红点突然呈对角线出现在邓肯穿着护士制服的胸膛上。在他倒下的瞬间，血就渗开了。

警笛声从远处传来。是我报的警，警车朝我这个方向开来，声音越来越大。

机枪骤然停止。有只脚往门上踹了一下。门抖了抖，但锁并没有松开。我在离锁头很远的地方，朝那只脚又开了四枪。

警笛越来越响。农夫圣徒不得不走。我听到他的脚步声消失在外面的走廊上。一记摔门声，然后是车子在巷尾发动的声音。警笛声越来越近，而汽车驶离的声音越来越远。

我爬到女人面前。她的脸上和头发上全是血，外套前面湿了一片。我摸摸她的脸，她慢慢睁开眼睛，仿佛眼皮有千斤重。

“杰瑞……”她轻声说。

“死了，”我狠心撒了个谎，“伊泽贝尔·斯内尔在哪儿，戴安娜？”

她闭上双眼，泪光闪动。人之将死的眼泪。

“伊泽贝尔在哪儿，戴安娜？”我恳求她，“你就当行善积德，告诉我吧。我不是警察，我是她朋友。告诉我，戴安娜。”

我动之以情，晓之以理。

她那双眼睛勉强睁开一半，低声耳语道：“杰瑞……”然后渐渐地断了气，眼睛也合上了。她的嘴巴又动了一下，最后呼出的字眼听起来好像是“蒙特”。

她就这样死了。

我慢慢站起来。警笛声震耳欲聋。

9

天色已晚，对街那栋办公大楼里陆陆续续亮起了灯。我在富尔威德的办公室里待了一整个下午，把故事重复了二十遍。我所说的，全是真的。

警员进进出出，有研究弹道和采集指纹的，有作笔录的，有记者，有半打大城市来的警官，甚至有一位联合新闻网派来的记者。那名记者直言对拿到的通报很不满意。

胖局长一身大汗，满腹狐疑。他脱了外套，腋窝黑黑的，短短的红发像被烫焦了似的全卷起来。他不确定我到底知道多少，所以也不敢套我的话，只能时而对我大吼大叫，时而对我哭哭啼啼，然后趁休息时设法把我灌醉。

我渐生醉意，但我喜欢这样。

“难道没有人说了什么吗？”他第一百次哀求我。

我又喝了一杯，双手一摊，一脸无辜。“什么都没说，局长，”我像只猫头鹰似的瞪大眼睛说，“要是说了，我一定会告诉你，他们都死得太突然了。”

他捏住自己的下巴，扭了一下。“奇怪！”他瞟我一眼，“地板上躺了四个死人，你却一根毛都没伤到。”

“我是唯一一个，”我说，“趁着没死就躺倒在地板上的人。”

他抓住自己的右耳开始扯。“你才来这里三天，”他说道，“短短三天，我们这里发生的罪案就比你来之前全加起来还多。这不正常啊！我大概是在做噩梦。”

“你不能怪我，局长，”我埋怨说，“我是来找那个女孩的，而且现在还在找她。我可没叫农夫圣徒和他妹妹躲在你城里。我发现了他，也通知了你，可是你的手下却瞒着你。而且，也不是我为了不让松德斯特兰德医生讲话，就把他开枪打死。还有，我到现在也不知道那个假护士为什么会在那里。”

“我也不知道！”富尔威德大吼，“可是，现在这个千疮百孔的烂摊子到了我手上。我现在有机会破案吗？我干脆去钓鱼算了！”

我又喝了一杯，很开心地打了个嗝。“不要这样说嘛，局长，”我宽慰他说，“你曾经在这里成功打击了黑帮，现在还可以再来一次。这件案子只是个小小的意外。”

他在办公室里转了一圈，想在尽头那面墙上捶一个洞，然后往自己的椅子里一瘫。他生气地瞪我一眼，伸手去抓威士忌酒瓶，但没喝。他大概觉得酒进我的胃里会对他更有利。

“我跟你做个交易，”他吼道，“你立刻回圣安吉洛，我就把松德斯特兰德医生死在你枪下这件事给忘了。”

“你对一个需要赚钱糊口的人说这种话，不太好吧，局长？你知道我的枪在哪里啊。”

他黑着脸，用眼睛替我量了量定制棺材的大小。心情平复后，他拍了一下桌子，痛快地说：“你说得对，卡尔马迪。我怎么能这么做呢？你得找到那个女孩儿，对不对？好吧，你这就回旅馆去好好休息，今天晚上我加班，明早我们再见。”

我又喝完了瓶子里剩下的那一小口酒。我觉得好极了。我跟他握了两次手，踉踉跄跄地走出他的办公室，走廊上灯火通明。

我走下市政府的台阶，绕到旁边的警察局车库。我的蓝色克莱斯勒又回来了。我不再装醉，继续沿街向海滨走去，接着沿宽阔的水泥步道走向两个游乐码头和豪华饭店。

日落时分，码头上的灯光开始亮起。最亮的主灯在游艇俱乐部港口防波堤外闪烁，来自一艘抛了锚的小游艇。一个男人站在白色烤肉架后面，边用长叉烤着一串串小香肠，边叫卖着：“饿了吗？各位！这里有上好的热狗！饿了吗？各位！”

我点燃一根烟，站在那儿看海。突然，远处一艘大船亮起灯来。我望着灯光，它们并没有移动。我走到那位卖热狗的男人身旁。

“抛了锚的？”我指着那艘船问他。

他转过身，瞧了瞧，轻蔑地皱皱鼻子。

“妈的，那不是海上赌场嘛。他们叫它‘永不航行之船’，因为它哪里都不去。如果你想受骗上当，就可以上去试试。没错，先生，那就是赫赫有名的‘蒙特西托号’。要不要来根刚出锅的热狗？”

我在他柜台上放了一枚二毛五的硬币。“你留着自己吃吧，”我轻声说，“出租车在哪儿打？”

我身上没带枪，所以，我回旅馆去拿我的备用枪。

戴安娜临死前说过“蒙特”两个字。

也许她最后那口气不够长，没法说完“蒙特西托号”。

回到旅馆后，我躺在床上就睡着了，好像吃了迷魂药似的。醒来时，已经晚上八点。我饿坏了。

从旅馆出来时，有人跟踪我，但没跟住多久。这么干净的小城，警察当然没机会成为高明的跟踪人员。

10

才花了四十美分，就乘坐了老长一段路。用旧快艇改造的水上出租车穿过一片游艇停泊区域，绕过防波堤。海在涨潮，浪打在小艇上。除了那名看起来不好惹的船长之外，小船上只有我和一对如胶似漆的情侣。天一黑，他们就迫不及待地开始亲嘴。

我凝望身后的城市灯火，试着把反胃的晚餐往下咽。岸上的灯光像散落的钻石，串连成一条珠宝手链，装扮着夜晚的橱窗。然后它们在浪尖上晕成一片橘黄色的柔光。水上出租车迎着浪花，像艘冲浪小船似的上下颠簸。夜空里浮着冷雾。

蒙特西托号的舷窗越来越大。水上出租车转了个四十五度角的大弯，利落地歪靠在灯光灿烂的大船吊桥旁。引擎慢慢熄火，在雾中回了一下火。

一个黑眼珠、嘴型像劫匪的男孩穿着贴身蓝色制服夹克，牵着女士的手帮她下艇，又殷切地扫视了她的男伴，把他也送上船。他看我的眼神给了我某种暗示，他有意无意地撞上我的枪套给了我更多暗示。

“不行。”他轻声说，“不能带。”

他朝司机抬抬下巴，船长对准一根缆柱抛下一个短绳套，稍稍转动方向盘，然后跳到吊桥上。他走到我身后。

“不行。”穿制服的男人咕哝说，“不准带家伙上船，先生。抱歉。”

“我的枪从不离身，”我告诉他，“我是私人侦探。我会把枪寄存在柜台的。”

“抱歉，先生，柜台不能寄存枪支。请回吧。”

水上出租车司机勾住我的右手腕。我耸耸肩。

“请上船，”司机在我身后大喊，“我欠你四十美分，先生，咱们走吧。”

我回到小船上。

“好吧，”我对穿制服的人说，“如果你们不想赚我的钱，拉倒。但这是什么狗屁待客之道……”

船往回开，劈开涨潮掀起的海浪，他留给我的最后印象是脸上狡猾的笑容。

回程的时间似乎比较久。我没跟司机说话，他也没跟我说话。等我登上码头的浮梯时，他在我背后嘲讽地说：“哪天等我们生意清淡的时候再来吧，侦探。”

差不多有半打等着上船的客人看着我。我经过他们身边，穿过码头接待室的门，朝连接陆地的台阶走去。

一个穿着脏球鞋、油腻腻长裤和一件破烂蓝背心的红发壮汉从栏杆旁直起身子，不经意地撞了我一下。

我不得不停下脚步。他轻声说：“怎么啦，条子？上不了那艘贼船？”

“我凭什么告诉你？”

“我最擅长聆听。”

“你是谁？”

“叫我红头吧。”

“别挡路，红头，我很忙。”

他悲伤地笑笑，碰碰我左侧，“这样的家伙藏在薄西装里也太鼓了吧，”他说，“你想上船？可以办到，只要你有个好理由。”

“这个理由值多少钱？”我问他。

“五十美元。如果你在我船上流血，还得再加十元。”

我往前走。“少算你二十五块，”他着急地说，“以后你没准还会带朋友来，对吧？”

我又往前走了四步，然后半回过身来说：“成交。”接着继续往前走。

在灯光耀眼的游乐码头脚下，有一座五光十色的探戈舞池，虽然时间还早，舞池里却已挤得水泄不通。我走进去靠墙站着，看着电子指示器上显示的数字，发现一位庄家在柜台下用膝盖比画“中张顺子”的暗号。

一大片蓝色出现在我身旁，我闻到了烟味儿。他的声音轻柔低沉：“要帮忙吗？”

“我在找一个女孩，但我想一个人找。你干什么营生？”我没有看他。

“哪儿有钱去哪儿。我喜欢吃，本来在警察局里当差，可是他们把我踢出来了。”

我喜欢他告诉我这些。“你说的是实话。”我说。眼睛看到庄家用拇指把手里的牌发到错误的数字上，再看到坐在对面的人用拇指把那张牌拿了起来。

我能感觉到红头在咧嘴笑，“你来我们小城以后，我观察你好一阵子了。咱们这么办吧，我有一艘船，可以抄近路，而且我能打开一道卸货舱门。我偶尔会替一个人带货。甲板下的工作人员并不多。你觉得如何？”

我掏出皮夹，从里面抽出一张二十美元和一张五美元钞票，揉成一团塞进一个油腻腻的口袋里。

红头轻声说“谢了”，然后就走开了。我让他先走一段路，再跟上去。即使在人潮里，像他这么高大的人也很好跟踪。

我们经过快艇港口，走过第二道游乐码头。之后，灯光开始减少，人群也稀疏起来。一道短短的黑码头伸进水中，周围停满了船，我的领路人往那个方向走去。

他几乎快走到头了，最后在一段木梯前才停下来。

“我去把船开过来，”他说，“热引擎的时候会很吵。”

“听着，”我急切地说，“我忘了要给一个人打电话。”

“没问题，打吧。”

他带我沿着码头又向前走了一段路，然后跪下来——钥匙链上的钥匙叮当作响——打开了一把挂锁。他除掉外部的伪装，从里面拿出一部电话，对着听筒听。

“还没坏，”他的声音里有笑意，“肯定是哪个贼的。打完别忘了锁上。”

他无声无息地隐入黑暗中。我听着海浪拍打在码头木桩上的声音足足十分钟之久，其间夹杂着海鸥在黑暗里打转时的翅膀声。接着，远处传来马达的轰鸣声，响了好几分钟。噪音突然停止，又过了几分钟，有个东西敲敲木梯脚，低沉的人声从下面传来：“都好了。”

我急忙拿起电话，拨了个号，找富尔威德局长。他已经回家了。我又拨了另一个号码，这回是个女人接的电话，我说我这里是总局，要找局长。

我又等了一会儿，然后听到了胖局长的声音。那声音听起来像是嘴里塞满了烤土豆。

“喂？就不能让我好好吃饭？谁啊？”

“卡尔马迪，局长。农夫圣徒在‘蒙特西托号’上。可惜不在你的管辖范围之内。”

他突然像个疯子似的大吼起来。我直接撂下电话，把电话放回小隔间，上锁，然后爬下木梯去找红头。

他开着那艘黑色的大快艇滑过黑黝黝的水面，排气管没什么噪音，只是船舷旁边一直在冒泡。

从水面看过去，城市灯火再次被晕染成一片柔光。蒙特西托号的舱门再一次变大变亮，丰满起来。

11

轮船面向外海的那一侧没装照明灯。红头把快艇的马达转速调到最低，从轮船突出的船尾底下绕进去，慢慢往油腻腻的钢板靠近。

双层铁门在我们面前高高耸起，门前是一道油腻的铁缆索。快艇轻撞蒙特西托号的老旧船壳，海水在我们脚底轻拍着快艇的底部。前警察红头的庞大身影从我身旁升起，他往黑暗里抛出一条盘绕的绳索，绳子碰到某样东西又弹了回来。红头把它扯紧，在马达罩上突起的地方绕了一圈。

他轻声说：“那船跟赛马跨过越野障碍时跳得一样高，我们得爬上钢板。”

我握住方向盘，把快艇的船头紧贴滑溜溜的大船，红头抓住平贴船侧的一道铁梯，在黑暗里往上爬。他喘着粗气，调整自己身体的角度，鞋在湿漉漉的金属梯上不断打滑。

过了一会儿，上头一阵嘎吱作响，一道微弱的黄光射入雾蒙蒙的夜空。我看见一扇沉重的门的轮廓，以及背着灯光缩头的红头。

我随后也攀上铁梯。真不容易。我气喘吁吁，腰酸背痛。钢板上堆满了木箱和木桶，大老鼠向黑暗角落里四处奔逃。红头把嘴贴到我耳朵旁。

“从这里很容易走到锅炉间的小过道上。他们会开一个辅助炉，用来烧热水和供应发电机，那里会有一个人，我来对付他。楼上的船员可就翻倍了。到了锅炉间，我会指给你看一个没有装格栅的通风口，那里直通甲板。之后就靠你自己了。”

“你在船上一定有亲戚。”我说。

“这你别管。一个人整天在海滩上闲荡，总会认识些人，可能我认识的那群人刚好喜欢捣乱。你很快就会回来吗？”

“我可能会在甲板上引起不小的乱子，”我说，“给。”

我从皮夹里又掏出几张纸钞，往他身上塞。

他摇摇红脑袋：“不，那是回程的船费。”

“我现在就付钱，”我说，“就怕我坐不上了。快把钱收下，免得我哭出来。”

“好吧，谢了，兄弟。你是个好人。”

我们穿过木箱和木桶，那道黄光来自前方一条走道。我们沿着那条道走到一扇窄窄的铁门前，门后便是舱内小走道。我们蹑手蹑脚走进去，走下一道油腻腻的钢梯，听见燃油炉发出的嘶嘶声。我们穿过堆积如山的烙铁，朝嘶嘶声走去。

在角落里，我们看到一个脏兮兮的矮个子意大利人，他穿一件紫色丝衬衫，坐在一张用铁丝缠成的办公椅上，在一个电灯泡底下，戴着银边眼镜看报纸，点读报纸的食指黑乎乎的。

红头轻声说：“嗨，矮子！家里的孩子们都听话吗？”

意大利人张大嘴，手迅速往外伸，红头一拳挥过去，把他掀翻在地。我们把他那件紫衬衫撕成一条条的，用这些布条绑他的手脚，塞他的嘴巴。

“实在不应该揍戴眼镜的人，”红头说，“问题是你爬过通风口的时候，下面的人可以听得一清二楚，上面的人却什么都听不见。”

我说要是我也会出手。然后我们把那五花大绑的意大利佬丢在地板上，找到那个没有格栅的通风口。我和红头握握手，说希望后会有期，然后开始爬通风口里的梯子。

里面又冷又黑，雾蒙蒙的空气直往下灌，往上爬的路似乎很长。三分钟后感觉像过了一个钟头似的——我爬到顶端，小心翼翼地探出头去。吊在轮船甲板吊艇柱上的救生艇若隐若现，其间传出细微的耳语声。我脚下传来重金属音乐的节拍声，头顶上是一盏桅顶大灯。几颗寒星透过桅杆上高悬的细网凝视着我。

我聆听了一阵，没听到警笛声。钻出通风口后，我立刻贴在甲板上。

耳语之人是一对在救生艇下依偎的情侣，他们没理我。我沿着甲板经过三四扇关闭的舱门，其中有两扇的百叶窗后透出些微的灯光。我仔细听，但什么声音也没听到，除了主甲板上客人们欢闹的喧哗。

我躲进一片黑影中，深吸一口气，长吼一声，像一只饥寒交迫的狼放声长嚎，预示着自己要大干一场。

一只警犬用低沉的吠声回应我。女孩在黑暗的甲板上惊叫了一声，男人的声音接着说：“该死的酒鬼怎么还没死光！”

我站直身子，掏出枪，朝狗吠声奔过去。狗吠声来自甲板另一头的某个客舱里。

我把一只耳朵贴上舱门，听见一个男人在安抚狗。狗不再吠叫，但继续低声呜咽了一两声，之后便安静下来。我靠的这扇门突然有钥匙转动的声音。

我迅速闪到一边，单膝撑地。门打开一条缝，一个光滑的脑袋从门后探出来，甲板上的灯光照得这头黑发光泽闪闪。

我站起来，用枪管朝那脑袋砸下去。那男人软软地倒出门外，跌进我臂弯里。我把他拖进客舱，放倒在一张铺好床单的卧铺上。

我关门，上锁。一个双眼圆睁的娇小女孩蜷缩在另一张卧铺上。

“你好，斯内尔小姐，找到你可真不容易啊。你想不想回家？”

农夫圣徒翻个身坐起来，抱着自己的头，一动不动，只是用那双锐利的黑眼睛盯着我。他的嘴角挤出一丝微笑，脾气貌似挺好。

我向客舱内扫了一眼，没看见狗，倒看见一扇门，狗可能就关在里面。我再回头去看那个女孩。

她实在没什么可看的，长得跟大部分的红颜祸水没什么两样。她屈膝蜷缩在睡铺上，一些头发披散下来挡住了一只眼睛。她身穿一件针织裙，以及高尔夫球袜和运动鞋，鞋舌很宽，贴在脚背上。膝盖裸露在裙摆外，干瘪的身材看起来就像女学生。

我在农夫圣徒身上搜了一圈，没发现枪。他对我咧咧嘴。

那女孩举起手，把自己的头发往后拨，看我的眼神仿佛我远在两个街区外似的。然后她吸了口气，开始哭起来。

“我们结婚了。”农夫圣徒轻声说，“她以为你想把我打成筛子。学狼嚎那招还真聪明。”

我什么都没说，专心听着，外面没有杂声。

“你怎么会想到来这里？”农夫圣徒问。

“戴安娜告诉我的，在她临死之前。”我冷酷地说。

他的眼神像受到了伤害：“我不相信。”

“你丢下她一个人跑了，你希望有什么结果？”

“我以为警察不会杀死一个女人，我留在外面还可以跟他们谈条件。是谁干的？”

“富尔威德的手下。他已经被你宰了。”

他把脸别过去，脸上突然浮现出一丝野蛮的神情，然后又消失了。他歪过头，对啜泣的女孩微笑。

“嘿，宝贝儿，我会保护你的。”他回头看我，“如果我就范，你能放她走吗？”

“什么意思，就范？”我嘲讽他。

“我在这艘船上有很多朋友，好戏还没开始呢。”

“你把她拉上船，”我说，“却没办法带她出去。这就是你要付出的代价。”

12

他缓缓点点头，看着两脚之间的地板。女孩暂时止住了哭声，擦了擦脸颊，接着又开始哭起来。

“富尔威德知道我在这里？”农夫圣徒慢慢问道。

“嗯。”

“是你告诉他的？”

“嗯。”

他耸耸肩：“对你来说，这么做没错，只不过，要是我被富尔威德逮住，那就根本没有说话的机会了。如果我能跟地方检察官对话，或许还能使他相信她根本不知道我在干什么。”

“你早就该想到这点。”我严厉地说，“你何必还跑回医院开枪？”

他仰天大笑：“何必？如果你付了某人一万美元保护费，他却摆你一道，绑走你老婆，把她关在疯人院里，还叫你老实点，让你走得越远越好，否则就等海潮把你老婆冲上岸。换做你，你会怎么做？一笑了之？还是拎着家伙去找这个人谈一谈？”

“她并没有被关在医院里。”我说，“你只是杀人杀红了眼。而且，如果你没带着那只狗，狗又没咬死人，你的保护人也不会被吓得出卖你。”

“我喜欢狗。”农夫圣徒平静地说，“我不抢劫的时候其实是个好人。但是，我也有我的忍耐极限。”

我侧耳听，甲板上仍然没有声音。

“听着，”我飞快地说，“船的后门有条小船在等我，如果你配合，我可以在他们发现你老婆之前把她送回家。至于你，我管不了这么多。就算你喜欢狗，我也不会为你做任何事。”

那女孩突然尖声说：

“我不想回家！我不要回家！”

“一年以后你就会感谢我了。”我呵斥道。

“他说得对，宝贝儿，”农夫圣徒说，“你最好跟他走。”

“我不要！”女孩愤怒地尖叫，“我不要！不要！”

外面寂静的甲板上，突然有个东西撞上舱门。一个阴沉的声音叫道：“开门！警察！”

我很快退到门边，眼睛没有离开农夫圣徒。我对着门外的人说：“是富尔威德吗？”

“对，”胖局长在外面咆哮，“卡尔马迪？”

“听着，局长，农夫圣徒在里面，他愿意投降。他还带着那个女孩，就是我跟你讲过的那个。你别动粗，知道吧？”

“好，”局长说，“开门！”

我转动钥匙，迅速跳到舱房的另一头，用背抵住内门，门后那只狗开始来回走动，低声嘶吼。

外面那扇门猛地打开，两个我从没见过的男人举着枪冲进来，胖局长紧跟其后。在他关门的瞬间，我瞄到门外穿着船员制服的人。

两名警员扑到农夫圣徒身上，一顿踢打，给他铐上手铐，然后退到局长身旁。农夫圣徒对他们咧嘴笑笑，下嘴唇挂着血丝。

富尔威德怒视着我，雪茄在他嘴里滚来滚去。似乎没有人对那个女孩感兴趣。

“你可真够意思啊，卡尔马迪。为什么不告诉我他在这儿？”他吼道。

“当时我不知道，”我说，“而且我觉得这里也不在你的辖区之内。”

“去你妈的。我们已经通知联邦调查局，他们正在路上。”

其中一个条子笑了。“不过还要等一会儿，”他粗声粗气地说，“把你的家伙收起来，侦探。”

“有本事你来拿。”我对他说。

他往前走，可是局长挥手叫他退下。另一名警察一直盯着农夫圣徒。

“你怎么找到他的？”富尔威德想知道。

“我可没收他的钱，把他藏起来。”我说。

富尔威德脸上的表情一点也没变，声音懒懒散散。“噢，你暗中进行了调查。”他很温和地说。

我厌恶地说：“你和你的手下真以为我是个笨蛋吗？你所谓的干净的小城，简直臭气熏天。这里是出了名的表面光鲜，实则藏匿通缉犯的贼窝，只要犯人付钱给你，保证不在本地惹是生非，就可以随时跳上快艇，逃到墨西哥去。”

局长很小心地说：“还有吗？”

“有！”我大叫，“这些话我憋了很久，早就想对你说了。是你下令给我注射药物，搞得我不省人事，把我关进疯人院里。那一招行不通以后，你又想出一个圈套，叫加尔布雷思和邓肯用我的枪宰掉你的同伙松德斯特兰德医生，然后再以拒捕为借口宰了我。结果农夫圣徒跑来，坏了你的好事，救了我的命。虽然他是无意的，但还是救了我一命。你一直都知道这个女孩在哪里，她是农夫圣徒的老婆，你扣下她，目的是让农夫圣徒乖乖听你的话。妈的，你猜我为什么要给你通风报信，告诉你他在这里？猜不到了吧？”

刚才想过来抢我枪的那个条子说：“局长，咱们行动要快，那些调查局的……”

富尔威德的下巴在抖，脸色发灰，耳朵往后耷拉，雪茄在他两片肥嘴唇里抽搐。

“等等，”他粗声粗气地对旁边人说，然后面对我，“好，你为什么告诉我这些？”

“为了把你骗到这儿。在这里你没有特权，和亡命徒一样。”我说，“让我看看你有没有胆子在公海上杀人。”

农夫圣徒大笑，一声又长又尖的口哨从他的两排牙齿之间响起。回应口哨声的是野兽般凶猛的咆哮声。我身旁的那扇门像被骡子踢了一脚似的撞开，那头巨大的警犬从敞开的门里往空中一跃，一下就扑到房间另一头，灰色的身体在半空中扭动了一下。有人开了一枪，但没打中。

“吃了他们，沃斯！”农夫圣徒大吼，“活活吃了他们，好小子！”

船舱内枪声大作。狗的咆哮声和厚重的窒息声混在一起。富尔威德和其中一名警员都倒在地上。狗死死咬住富尔威德的咽喉。

女孩尖声大叫，把头埋进枕头里。农夫圣徒的身子软软地滑下睡铺，倒在地上，大股鲜血从他脖子里往外涌。

没有倒下的那名警员往旁边一跳，差点一头栽倒在女孩的床上，待站稳后，朝灰色的狗胡乱开了数枪，但根本没有瞄准。

躺在地上的条子想把狗推开，狗差点把他手咬下来。那个男人狂叫着。甲板上一阵杂乱的脚步声，房间外有人在大叫。什么东西淌到我脸上，很痒。我的头感觉有点怪，但我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击中了我。

手里的枪突然变得又沉又烫。我朝狗开了一枪，心里万般不情愿。狗从富尔威德身上滚下来，我看见一颗流弹正中局长的眉心，简直太巧了。

站着的警察开了一记空枪。他咒骂着，开始拼命装子弹。

我摸摸自己脸上的血，把手举到眼前，血看起来很黑。房间里的灯光似乎越来越暗。

一把亮晃晃的斧子突然劈穿房门，因为门被局长的尸体和他身旁那个不断呻吟的警员堵住了。我盯着那片闪亮的金属，看着它消失，又看着它从另一个地方出现。

接着，所有灯光都慢慢熄灭了，就像戏院里帷幕升起前的那个瞬间。世界完全变黑之前，我觉得头很痛。当时我并不知道，有一颗子弹震碎了我的头盖骨。

两天之后，我在医院里醒来，然后在那儿住了三个星期。农夫圣徒没有活到行刑，但他在死前有足够的时间说完自己的故事。他一定是个擅长说故事的人，因为他们决定让农夫圣徒的太太回家和家人团聚。

陪审团给海滨小城一半的警察都定了罪。市政府大楼里来了很多新面孔，我听说其中一个姓诺加尔的探长是位红头大汉。他老说他欠我二十五美元，但不得不先拿那笔钱去买套新西装，好回局里上班。他还说等他拿到第一个月的薪水就会还我，我说我会努力等到那天。

注释

[1] 卡尔马迪先生（Mr Carmady），钱德勒早期短篇中的私家侦探之一，菲利普·马洛的前身。

[2] Johnnie Walker，又译约翰走路，是世界著名的苏格兰威士忌品牌。

帷幕

1

我第一次见到拉里·巴特勒的时候，他醉倒在沙帝餐厅外一辆二手劳斯莱斯车里。车里还有一个金发女子，只要见过一次，她那双眼睛你就永远不会忘记。我帮她把拉里从驾驶座上劝下来，好让她开车。

我第二次见到他的时候，他没开劳斯莱斯，身边也没带金发女子，没有工作，畏畏缩缩，穿一套皱巴巴的西装。他还记得我，看来酒品不算太差。

我请他喝了很多杯酒，让他感觉好受些，还把身上一半的香烟给了他。从此我们时不时见个面。他的身份总是在变。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开始借给他钱。他长得很帅，身材魁梧，有一对奶牛似的眼睛，眼神里总流露出一种说不出来的天真和诚实。反正干我这行的人，很少能见到这样的眼神。

好笑的是，他在禁酒令废止以前，曾经替一位黑社会大佬贩酒。他一直没混出什么名堂，过了一阵子我们就失去联络了。

后来突然有一天，我收到一张支票，他把所有欠我的钱都还清了，还告诉我现在他在赌场工作，达达尼拉俱乐部。他要我去找他，我知道他又回黑道混了。

我并没有去找他。不过，我打听到那个场子的主人是乔·马沙维，而乔·马沙维的老婆就是那次和拉里·巴特勒一起坐在劳斯莱斯里，长着那对让人过目不忘的眼睛的女人。但我还是没去。

后来，有一天大清早，我的床前站了一个模糊的身影，就站在我和窗户中间。百叶窗已经被拉下，我大概就是被那个声音吵醒的。人影很高大，拿了一把枪。

我翻了个身，揉揉眼睛。

“好吧，”我不悦地说，“裤袋里有十二块钱，手表大概值二十七块，没别的了。”

那身影走到窗边，把百叶窗往上拉了一英寸，瞧了瞧下面的街道。等他转过身来，我认出原来是拉里·巴特勒。

他皱着眉，神色疲惫，胡子没刮，身上还穿着晚宴服，外面套着一件双排扣大衣，领口上插了一枝枯萎的短柄玫瑰。

他坐下，手握枪放在膝上好一会儿，然后才皱着眉把枪放下，仿佛不明白枪怎么会到自己手里似的。

“你得开车送我去柏都，”他说，“我必须得出城。我上了他们的黑名单。”

“好，”我说，“告诉我怎么回事。”

我坐起来，用脚趾蹭了蹭地毯，点燃一根烟。刚刚五点三十分。

“我用一片塑料把你的锁撬开了，”他说，“晚上你偶尔也该把门栓闩上。我不确定你的公寓是哪一间，又不想惊动整栋大楼。”

“下次你可以去查信箱，”我说，“不说这些了。你没喝醉吧？”

“我倒想，可是我得先离开这里。我只是有点不知道该怎么办。现在的我不比从前，不中用了。你在报纸上看到奥玛拉失踪案了吧？”

“嗯。”

“还是听我说吧！如果我一直说话，就不会失控。我想他们应该没跟踪到这里。”

“喝一杯对咱俩都挺好，”我说，“威士忌在那边的桌上。”

他很快倒了两杯酒，递给我一杯。我把睡衣和拖鞋穿上。他喝酒的时候酒杯碰在牙齿上咔咔作响。

他把空酒杯放下，双手合握。

“我以前跟达德·奥玛拉很熟，我们经常一起在港口贩酒，甚至还追过同一个女人，梦娜。她后来嫁给了乔·马沙维。之后，达德娶了一个身价五百万的老婆，就是戴德·温斯洛将军那个离了婚、放荡不羁的女儿。”

“这些我都知道。”我说。

“嗯，你听我接着说。她是在一个地下酒吧里随便勾搭上他的，就跟吃自助餐选菜那样随便。可是他不喜欢那种生活，我猜他大概还经常跟梦娜见面。达德知道了乔·马沙维和赖什·耶格尔做赃车生意，然后他们就把他给做掉了。”

“妈的！”我说，“再来一杯。”

“不，你听我说就行。现在有两个问题：达德死掉的那天晚上，不，应该是报纸把这件事抖搂出来的那天晚上，梦娜·马沙维也失踪了。其实她根本没有失踪，他们把她藏在离约雷托两英里外产橘区的一个小破房子里。隔壁是一个叫阿特·哈克的恶棍开的赃车车库。我查得清清楚楚，我一路跟踪乔到那边的。”

“这件事跟你有什么关系？”我问。

“我现在还喜欢她。我告诉你这么多，是因为以前你待我不薄。如果我哪天死了，或许你可以查出点儿名堂来。他们把她藏起来，是为了让别人觉得达德跟她私奔了。警察当然不傻，失踪案发生后他们去找过乔，可是没找到梦娜。这伙人要想让谁失踪的话，自有一套办法。”

他站起来走到窗边，从百叶窗缝里往外看。

“楼下停了一辆蓝色轿车，我好像在哪儿见过。”他说，“也可能不是，这种车到处都是。”

他又坐下，我没讲话。

“如果要去约雷托城外的车库，我们得从山麓大道往北第一条岔路开下去，你绝对不会走错。那里就只有那么一间车库和它隔壁的一栋房子。再往前走有一个制造氰化物的老工厂。我告诉你这些是因为……”

“这是第一个问题，”我说，“第二个问题呢？”

“以前替赖什·耶格尔开车的那个小混混，两周前跑路了，逃到了东部。他身无分文，我借给了他五十美元。他告诉我达德·奥玛拉失踪的当晚，耶格尔去过温斯洛将军的宅邸。”

我瞪着他，“很有意思，拉里，可是这证明不了什么。我们不是还有个警察局吗？”

“对，还有，昨晚我喝醉了，跟耶格尔说了我知道的事，然后我就把达达尼拉俱乐部的工作给辞了。结果回家的时候，有人在我家外面对我放冷枪。我一路躲到你这里。你现在能不能开车送我去柏都？”

我站起来。现在是五月份，我却觉得冷。拉里·巴特勒看起来也很冷，虽然他穿了大衣。

“没问题，”我说，“不过你先放轻松，过一会儿再走比现在出发安全。你再喝一杯。你其实也不确定奥玛拉是否真是被他们杀的。”

“如果他发现了他们的赃车生意，而梦娜又是乔·马沙维的老婆，那他们肯定得把他宰掉。他们就是那种人！”

我站起来走向浴室，拉里又走到窗边。

“车还停在那儿，”他回过头来说，“你跟我坐在同一辆车里，可能会挨枪子儿。”

“那就太倒霉了。”我说。

“你是个好人，卡尔马迪。马上就要下雨了，我真不愿意死在雨里，你呢？”

“你可真啰唆。”我说完便走进浴室。

那是我对他说的最后一句话。

2

我在刮胡子的时候听到他在外面走动的声音，淋浴时就听不见了。等我出来时，他已经走了。我走到厨房门口往里瞧，他不在。我急忙抓起睡袍，往外面走廊看，他不在。只有一个送牛奶的人拿着金属托盘顺着后面的楼梯下楼，各家紧闭的房门边放着折叠好的新报纸。

“嘿！”我喊那个送奶工，“刚才是不是有个男的走出来，从你旁边经过？”

他靠着墙角转身看我，张开嘴正准备说话。他是个面貌清秀的男孩，牙齿又大又白。那两排漂亮的牙齿我记得很清楚，因为听到枪响时，我正盯着那两排牙看。

枪声从不远也不近的地方传来。就在公寓大楼的后面，车库旁，或小巷里。先是两声快速闷重的枪响，然后是机关枪扫射声，一连五六发，足够让一个壮汉倒下。接着是车子引擎发动的怒吼声和疾驶而去的车轮声。

送牛奶的突然闭上嘴，好像上下牙突然锁死了一般。他瞪着圆眼睛，眼神空洞地盯着我。然后，他小心翼翼把牛奶瓶放在最高一层台阶上，往墙边靠去。

“听起来像枪声。”他说。

这一切都发生在几秒钟之内，感觉却像过了半个钟头。我回房里胡乱把衣服套上，从桌上随便抓了一些零碎东西，冲到外面走廊上。走廊里还是空无一人，这会儿连送牛奶的也不见了。警笛声在附近戛然而止。一个宿醉的秃头头朝门外躺着，打着呼噜。

我从后面的楼梯下了楼。

下面那层走廊有两三个人开门探看发生了什么事。我从后门出去。两排车库面对面地排列在水泥街道上，尽头处有两间挨着，留出一条缝，通到后面小巷里。两个小孩从离这儿三栋房子远的地方跳过栅栏跑过来。

拉里·巴特勒脸朝下趴着，帽子离脑袋足足有一码远。他一只手臂往外伸，一英尺之外有一把黑色的大口径自动手枪。他两脚脚踝交叉，似乎在倒下时扭了一下。他的一侧脸流了很多血，血流进他的金色头发和脖子里，连水泥地上也是血迹斑斑。

两名执勤警察，牛奶车的司机，以及一个穿棕色毛衣和连身背心式工作服的男人跪在他身边。穿工作服的男人是我们公寓的管理员。

我走到他们旁边，跳过栅栏的两个小孩也几乎同时到达。牛奶车司机用怪异紧张的表情看着我。一名警员站直身子，说：“你们俩认识他吗？他还有半边脸。”

警察不是冲着我说的。牛奶车司机摇摇头，不断用眼角瞥我。管理员说：“他不是这里的住户，可能是个访客。不过，这时候来串门也未免太早了点，是吧？”

“他穿的是晚宴服。你对出入这栋廉价公寓的人应该比我清楚。”警察粗声粗气地说，说完掏出一本记事簿。

另一名警察也跟着站起来，摇摇头，往公寓方向走去，旁边跟着管理员。

手拿记事簿的警察对我晃晃大拇指，凶巴巴地说：“除了那两个人，就你来得最快。你有什么话说？”

我看了送奶工一眼。拉里·巴特勒现在可以不担心自己的生计，可我还得赚钱糊口呢。而且，这样的故事讲给巡逻警察听也没用。

“我只是听到枪响，就赶快跑来了。”我说。

警察对这个答案表示满意，牛奶车司机抬头望着阴霾的天空，没作声。

过了一会儿，我回到房间，把衣服穿好。从摆着威士忌的桌上拿起帽子时，我发现威士忌瓶子旁边，一枝小小的、含苞待放的玫瑰正躺在一张字迹潦草的字条上。

上面写着：“你是个好人，可是我想我还是自己一个人上路比较好。如果有机会，请把这枝玫瑰送给梦娜。拉里。”

我把它们放进皮夹里，喝了一杯酒，给自己打气。

3

那天下午大约三点钟，我站在温斯洛将军宅邸的主门厅里，等待管家的回复。那天大部分时间我都没有走进自己的办公室和公寓，也没有遇到任何杀人犯。我迟早得经历，但我想先见见温斯洛将军，他很难见到。

放眼望去，四周全是油画，大部分是肖像画。还有两座雕像，有几副因年代久远而发黑的铠甲伫立在乌木底座上。一个玻璃柜安置在巨大的大理石壁炉上，上面交叉着两面被子弹打烂（或是被虫子咬破）的骑兵队优胜旗。旗子下面是同一个年代的肖像画，画中是一位瘦削、留着黑色络腮胡、精神矍铄的男人，身披可能是墨西哥战役时期的全副戎装。这位应该是温斯洛将军的父亲。将军本人虽然老迈，但不可能老到这种程度。

管家回来了，告诉我温斯洛将军在兰花温室里，请我跟他去。

我们从后厅落地窗走出去，穿过草坪，来到车库后面的一个大玻璃房。管家打开门，等我走进一个像是玄关的地方之后，就把门关上了。那里已经够热了，等他又打开里面的一道门后，简直让人热得受不了。

空气像蒸气，玻璃房里的墙和天花板都在滴水。黯淡的灯光下，热带花卉吐出花蕊绽放着，枝叶蔓生，香味浓郁得直追煮沸的酒精。

清癯年迈、腰板笔直的银发管家走在我前面，为我挡开枝叶。我们走到温室中央的空地上。一大块红色土耳其地毯铺在六角形石板上，地毯中央摆了一张轮椅，轮椅里坐了一个老人，身上披了一条旅行用毛毯，看着我们走过去。

他脸上只有那双眼睛还是活的——深邃、炯炯有神、不可侵犯。脸上其他地方像戴着一副铅灰色的面具：塌陷的太阳穴，尖鼻子，往外翘的耳垂，细得像一道白色裂缝的嘴。他身上裹着一件破旧不堪的红色睡衣，披着那条毛毯，头顶稀稀疏疏地插着几根白头发。

管家说：“将军，这位是卡尔马迪先生。”

老人瞪着我。过了一会儿，他用尖得像泼妇的声音说：“替卡尔马迪先生搬张椅子过来。”

管家拉出一张藤椅。我坐下，把帽子放在地上。管家随即捡了起来。

“白兰地，”将军说，“你喜欢怎么喝白兰地，先生？”

“我都可以。”我说。

他哼了一声。管家走开了。将军用他那双仿佛静止了的眼睛继续盯着我，又哼了一声。

“我从来都是加香槟，”他说，“三分之一杯白兰地，加满香槟，香槟和福吉谷
[1] 一样冰冷，甚至要更冷一些。”

他喉咙里发出一种类似窃笑的声音。

“我可没去过福吉谷，”他说，“我没那么惨。你可以抽烟，先生。”

我谢过他，表示这阵子对抽烟有点厌倦，然后抽出手帕擦了擦脸。

“把大衣脱掉，卡尔马迪先生。达德一向如此。兰花需要高温，就跟病老头一样。”

我脱了大衣，那是我带来的一件雨衣。天像要下雨的样子，拉里·巴特勒说一定会下雨。

“达德是我的女婿，达德·奥玛拉。我相信你就是来告诉我关于他的消息。”

“都是些传闻，”我说，“我并不想谈论他——除非经过您的同意，温斯洛将军。”

他用那双蜥蜴般一动不动的眼睛瞪着我，说：“你是私人侦探。你想赚钱？”

“我是做这行的，”我说，“不过这并不代表我每次呼吸都指望别人付我钱。我只是听到了一些传闻。也许您打算把这件事交给失踪人口调查部门去办。”

“我懂了，”他静静地说，“此事牵涉到丑闻。”

我还没来得及说话，管家就回来了。他把茶点餐车推过丛林，停在我手肘旁，为我调了一杯白兰地加苏打水，然后就退下了。

我啜一口酒。“好像牵扯到一个女人。”我说，“他在认识您女儿之前就认识那个女人了。她现在嫁给了一位黑道人物，似乎……”

“这些我早听说了，”他说，“我一点都不在乎。我只想知道他现在人在哪里，好不好，过得怎么样。”

我瞪大眼睛看他，过了一会儿才开口说：“也许我可以找到那个女人，就算我不找，城里的警察也应该能找到她。我可以提供一些情报。”

他拔着毛毯边上的线头，头挪动了大概一英寸左右，我以为他在点头。然后他慢悠悠地说：“我身体已经这样了，也许不该说太多话，可是有些话我想先讲清楚。我是个瘸子，两条腿不中用了，肚子里也被掏空了一半儿。我吃不了多少东西，也睡得很少。我快烦死自己了，对其他人也是负担。所以，我想念达德。以前他常常花很多时间陪我。为什么？天知道。”

“这个……”我刚准备说话。

“闭嘴。你对我来说是个年轻人，所以我不必客气。达德走的时候没来向我道别，这完全不是他的作风。有一天晚上他开车出去，从此再没人见过他。如果他忍不了我的蠢女儿和她的孽种，想找别的女人，没有关系。他一时糊涂，不跟我道别就离开，现在后悔了，所以一直没跟我联系，也没有关系。你去找他，告诉他我明白，就行了。除非他需要钱。如果缺钱，他要多少都可以。”

他铅灰色的双颊此刻几乎有些发红，黑眼睛仿佛比刚才更亮。他缓缓往后靠，合上眼睛。

我喝了一大口酒说：“假如他现在有麻烦……比如因为那个女人的丈夫乔·马沙维。”

他睁开眼睛，眨了一下。“那不是奥玛拉。”他说，“有麻烦的是别人吧。”

“好吧。我是不是应该把那个女人的去向透露给警方呢？”

“当然不行。他们到现在什么也没做，就让他们继续胡搞吧。你去找他，我付你一千美元，哪怕你不费力气就能找到他。你告诉他，这里一切都好，老头子没事儿，问候他。就行了。”

我没法告诉他。突然之间，我无论如何也没办法告诉他拉里·巴特勒告诉我的话，或者拉里的下场，或者任何有关他的事情。我把酒喝完，站起来穿上大衣，说：“只办一件案子，这笔钱太多了，温斯洛将军。以后我们再谈费用的问题。您能允许我，以我自己的方式代表您吗？”

他摇摇轮椅上的铃。“你只要把我的话带给他。”他说，“我要知道他没事，也要他知道我没事，就这样，除非他缺钱用。现在我要失陪了，我累了。”

他闭上眼睛。我走出花丛，管家拿着我的帽子在门口等我。

我吸了几口冷空气，说：“将军要我去见奥玛拉太太。”

4

整个房间铺满白色地毯，有很多扇窗，象牙白的帷幕从高高的天花板垂坠下来，随意堆在白色地毯上。从窗户望出去，可以看到黑暗的山脚，玻璃窗外的天色也暗沉沉的。还没开始下雨，但大气里有种透不过气的压迫感。

奥玛拉太太伸直双腿坐在法国长椅上，两只脚都没穿拖鞋，却穿着时髦女郎早就不屑一顾的网袜。她很高，肤色暗，有一张闷闷不乐的嘴。她有几分英气，算得上好看。

她说：“还有什么我能为你效劳的吗？全天下的人都知道，都知道！不过我并不认识你，对吧？”

“没错，”我说，“我只不过是个无足轻重的私人侦探。”

她伸手去抓一只我刚才没注意到的酒杯。从她讲话的态度和不穿拖鞋的模样，我很快也会需要喝点酒。她懒洋洋地喝着，手指上的戒指闪着光。

“我在地下酒吧里遇见他，”她捏着嗓子笑了一声，说，“他是个长得很帅的酒贩子，浓浓的卷发，有着爱尔兰男人标志性的笑容。然后我就嫁给他了，因为我太无聊了。至于他，贩酒本来就不是什么干净的生意，谁知道他有没有去找别的乐子。”

她等着我说有，却似乎并不在意我的反应。我只能说：“他失踪那天，你有没有看到他离开？”

“没有，我很少看到他外出或回来。我们之间就是那样。”她又喝了几口酒。

“嗯，”我哼了一声，“你们当然也没吵架。”他们从来不吵架。

“吵架的方式有很多种，卡尔马迪先生。”

“听你这么说，我猜你早就知道那个女人了。”

“很高兴能对一位老私人侦探这么坦白。没错，我知道那个女人。”她把一缕乌黑如墨的头发撩到耳朵后面。

“你在他失踪以前就知道吗？”我很礼貌地问。

“当然。”

“怎么知道的？”

“你倒很直接嘛！通过人脉。我是地下酒吧的常客，难道你不知道？”

“你认识达达尼拉俱乐部的那伙人吗？”

“我去过那儿，”她一点都不震惊，甚至讶异，“其实我曾经在那儿住了将近一个星期，所以才认识了达德·奥玛拉。”

“噢。你父亲结婚结得很晚，对吗？”

我看着她的脸色慢慢变白。我希望激怒她，但是不管用。她笑了笑，脸上又恢复了血色。她拉了拉垂在法国长椅上的铃索。

“是很晚，”她说，“如果这跟你有关的话。”

“跟我无关。”我说。

一位羞怯的女仆走进来，在茶几上调了两杯酒。她给奥玛拉太太一杯，把另一杯放在我旁边。然后她就出去了，短裙下露出两条很漂亮的腿。

奥玛拉太太看着门关上之后说：“这件事使父亲很情绪化，所以，我真希望达德写封信或发个电报什么的。”

我慢慢地说：“他是一位年迈的老人，腿脚也不好，半截身子已经入土。原本还有一丝兴趣能让他眷恋生命，现在这根线也断了，却没人在乎。他很努力表现出一副毫不在乎的样子。我认为那不叫情绪化，我觉得那叫刚毅，令人钦佩。”

“真坚强啊。”她说，眼光就像两把剑，“可是你还没碰你的酒呢。”

“我得走了，”我说，“不过还是谢谢你。”

她伸出一只瘦削的、涂了指甲油的手，我走过去碰了碰。山丘后面突然响起一声闷雷，她整个人跳了起来。一阵疾风冲击着玻璃窗。

我走下一道铺着瓷砖的楼梯，来到门厅，管家从阴影里走出来，为我开门。

往下走是一个个露台，由花坛和进口树木点缀着。露台尽头是带镀金矛尖的铁栏，栏杆后是六英尺高的树篱。一条地势低陷的车道蜿蜒至大门，门边有一栋小木屋。

将军府外面是一片山丘，地势从这里向城市和拉布雷亚旧油田倾斜，那片油田现在有一部分已经被改造成公园，其他部分则是围起来的荒地，里面还伫立着几座钻油的木架塔。温斯洛家族就是靠它们发家，后来迁居至山丘上，既能避开污水坑的臭味，又仍然可以从前院的窗户俯看家族的财富之源。

我沿着草坪之间的台阶，拾级而下。一个大约十到十一岁的小男孩站在台阶上，正朝挂在树上的靶子掷飞镖。他头发乌黑，脸色苍白。我走到他身边。

“你是小奥玛拉？”我问。

他手里抓着四支飞镖，往石头长椅上一靠，眼神如冰冷的石头，冷漠地看着我。真是少年老成。

“我叫戴德·温斯洛·特雷维利安。”他严肃地说。

“噢，那达德·奥玛拉不是你爸爸吗？”

“当然不是，”他的声音里充满鄙夷，“你是谁？”

“我是个侦探，我要去找你的……找奥玛拉先生。”

我的话并没有拉近我俩的距离，看来“侦探”对他来说没什么吸引力。这时候，雷声在山丘周围轰轰作响，像一群大象在拔河似的。我又有了另一个主意。

“我打赌，总共五支飞镖，你绝对不可能在三十英尺之外把其中四支射中靶心。”

他突然来了精神，说：“就用那些个？”

“对。”

“赌什么？”他认真地问。

“啊，一块钱。”

他跑到靶前，把所有飞镖都拔下来，又跑回来，在石椅前站好。

“这儿哪有三十英尺？”

他很不爽地瞪了我一眼，往长椅后面退了几步。我咧嘴一笑，但立刻就笑不出来了。

他的那只小手在扔飞镖时是如此迅速，我根本来不及看。几秒钟内，五支飞镖全部命中靶心。他得意地看着我。

“我的天，你真厉害，特雷维利安少爷。”我清清喉咙，掏出一块钱。

他的小手一把抢过钱，仿佛捕蝇的鳟鱼，转眼间就把钱藏起来了。

“这算什么，”他咯咯笑着说，“你应该到我们车库的靶场来见识见识。要不现在就去？咱们再打个赌？”

我回头往山上看，看到一栋白色的低矮建筑紧贴着山坡一侧。

“好啊，不过今天不行，”我说，“下次我来的时候吧。原来达德·奥玛拉不是你爸爸。如果我把他找到了，你不会介意吧？”

他耸了耸裹在栗色毛衣里瘦削的肩膀。“当然不会，不过，你会比警察还厉害吗？”

“谁知道呢。”我说完便走了。

我沿着砖墙走到草坪尽头，再沿着树篱内侧往大门边的门卫小木屋走去。透过树篱，我可以瞄到外面的街道。快走到小木屋时，我看到了外面那辆蓝色汽车。这是一辆整洁的小车，底盘低，一尘不染，看起来比警车高级，不过大小差不多。小蓝车后面就是我停在胡椒树下的跑车。

我隔着树篱观察那辆蓝色汽车，看到挡风玻璃后的车内有烟在往上飘。我回过头往山上看，那个小男孩已经不见了，大概找地方藏他赢的一块钱去了吧。不过，我觉得一块钱对他而言一定不算什么。

我弯下腰，把我带的一把七点六五口径鲁格手枪从枪套里掏出来，枪口朝下插在左腿袜子里，贴着皮鞋。只要别走得太快，这样走路也无妨。我继续走向大门。

大门一直是锁着的。所有人都需要报上身份才能进来。门房是个身材魁梧的大汉，腋下夹了一把枪。他走出来，让我从大门旁的便道出去。我站在外面，隔着大门铁栏杆跟他聊了一会儿，眼睛一直观察着那辆蓝车。

看起来没事儿。车里坐了两个男人，车子停在大约一百英尺外，车身藏在对面街道高墙的阴影下。那条街很窄，没有人行道。从大门到我的车子并不用走很远。

我有点不自然地走过马路，上了车，迅速从座位下方一个小箱子里掏出备用枪—一把警用柯尔特自动手枪，然后把它塞进我腋下的枪套里，发动引擎。

我慢慢放开刹车，车子开了出去。这时豆大的雨点突然倾盆而下，天空像铅一般黑，然而我还是看到蓝色汽车的轮胎转动起来，从我后面跟上来。

我启动雨刷，很快加速到一小时四十英里。等我开过八条街之后，蓝色汽车打开警笛。这招把我骗了。那是条很安静的街道，一片死寂。我减速往路肩上停靠，蓝车滑到我旁边，我看到后座车窗上架着小型机枪，黑色枪口对准我。

枪口后面是一张瘦脸，眼睛通红，嘴唇紧闭。在雨声、雨刷撞击声和两部汽车引擎的噪音中，有个声音说：“上我们的车。乖乖的，老实点儿。”

他们不是警察。不过现在也无所谓了。我熄火，把车钥匙扔在地板上，踩着脚踏板下了车。坐在后座的人把车门踢开，身子往里面挪，机枪拿得很稳。

我钻进那辆蓝色汽车里。

“好的，路易，搜身。”

司机从座位上下来，绕到我后面。他从我腋下摸出那把柯尔特，在我的屁股口袋、身上其他口袋和皮带周围仔细拍了拍。

“干净了。”他说完又上了前座。

拿机枪的男人伸出左手，从司机手上接过我的柯尔特，把机枪放地板上，用一块棕色小脚垫盖住。然后，他又靠回里面的角落，把柯尔特放在膝盖上，一副轻松得意的样子。

“好，路易，咱们上路吧。”

5

车子漫无目的地缓缓行驶，雨滴敲在车顶上，沿着车窗一侧滑下来。我们绕过蜿蜒的山坡，经过占地数亩的巨贾豪宅，每栋房屋的尖塔顶都躲在遥远模糊的树影后面。

一股呛鼻的烟味儿飘到我鼻子里，红眼珠子说：“他跟你说了什么？”

“够少的了，”我说，“他说梦娜在报纸把那件事抖搂出来之后就出城了，温斯洛那老头儿已经知道了。”

“他不用费神去查，”红眼珠子说，“反正警察都没干。还有呢？”

“他说有人开枪打他，要我开车送他出城，可是最后却一个人跑了，我不知道为什么。”

“别紧张，侦探，”红眼珠子干巴巴地说，“反正这是你最后的活路。”

“真的就是这些。”我说，注视着窗外的倾盆大雨。

“你替那老头儿办事儿？”

“没有，他很吝啬。”

红眼珠子大笑。我感觉藏在鞋里的枪很沉重，很不安分，而且离我很遥远。我说：“关于奥玛拉的情报可能就这么多了。”

前座的家伙偏过头来咆哮道：“你说的那条街在他妈的哪儿啊？”“贝弗利格伦，笨蛋！穆赫兰大道！”

“那里啊！老天！路况特别差！”

“我们用这个爱管闲事的家伙去铺路。”红眼珠子说。

豪宅慢慢稀疏，山丘被矮橡树接管。

“你也不是坏人，”红眼珠子说，“就是跟老头子一样太吝啬。你还不明白吗？我们想知道他说的每一句话，以此来决定是不是该送你一枪。”

“去你妈的，”我说，“反正你不会相信我。”

“你可以试试，我们只是奉命行事，事情办好就可以交差。”

“干你们这行一定很开心吧，”我说，“只要你还活着。”

“你太喜欢讲笑话了。”

“别人早就发现了，那时候你还在少管所呢。我从小就不招人待见。”

红眼珠子放声大笑。他似乎不是个虚张声势的人。

“据我所知，你跟警方没啥瓜葛，今天早上也没有乱说话，对吗？”

“如果我说是，你们现在就可以毙了我。好吧。”

“要不要我们用一千块钱，换你把这整件事都忘了？”

“就连你自己也不会相信会有这种好事吧。”

“不，我们相信。告诉你，我们把这事儿办了，就可以向上面交代。我们的组织很庞大。可是你住在这里，你有诚意，有活儿干，所以，你会跟我们合作的。”

“当然，”我说，“我会跟你们合作。”

“我们从来不会做掉合法市民，”红眼珠子柔声说，“传出去不好听。”

他靠回角落，枪摆在右膝上，手伸进内兜里，掏出一个棕色大皮夹放在膝头，抓出两张纸钞，折起来放在座椅上往我这边推过来，又把皮夹放回口袋。

“这是你的，”他很严肃地说，“不过你要是走漏半点风声，绝对活不过二十四小时。”

我捡起钞票，两张五百元。我把它们塞进背心里。“好，”我说，“不过这样我就不再是合法市民了，对不对？”

“你仔细考虑一下，侦探。”

我们各自朝对方咧咧嘴，就像两条好汉在这个不友善的残酷世界交了交心。然后红眼珠子突然转过头去。

“好，路易，别去穆赫兰大道了，停车。”

车子正开在一段蜿蜒荒凉山路的半山腰，大雨像面灰色的帷幕，罩在山坡上。看不到天空，也分不出地平线。我一眼可以远望四分之一英里，极目所见，我们的车外没有一样活物。

司机把车靠向路边，熄灭引擎。他点燃一根烟，一只胳膊往后搭在椅背上。

他对我微笑，笑得不错，活像一条鳄鱼。

“我们应该为此喝一杯，”红眼珠子说，“真希望我也能这么轻松就赚它个一千块，只要把鼻子跟下巴绑紧就成了。”

“你根本没有下巴。”路易说完继续微笑。

红眼珠子把柯尔特手枪摆在座椅上，从旁边口袋里掏出一个扁酒瓶。看起来像是不错的酒，绿色标签，瓶盖是封死的。他用牙齿把瓶盖咬开，闻闻酒味儿，咂吧着嘴。

“这可不是廉价威士忌，”他说，“这是高层专享的好东西，喝吧。”

他身子往前倾，把酒伸到我面前。我可以抓住他的手腕，但旁边有路易，而且我离左脚踝也太远。

我短促地吸一口气，接过酒瓶凑到唇边，小心翼翼地闻闻。在波本酒特有的焦味后面，还有一股淡淡的、带点水果味的香气。换作别的情况，我绝对不会注意，可不知为什么，我突然记起拉里·巴特勒说过的话，好像是——“约雷托东边，靠近山麓，附近有座制造氰化物的旧工厂。”氰化物，就是它！

我把瓶口放在嘴上时，太阳穴上的筋突然抽紧，我可以感觉到自己的皮肤发麻，覆盖皮肤表面的那层空气突然变冷。我把酒瓶举高，咕咚喝了一大口，酣畅淋漓。大约有半勺左右的酒进了我的嘴巴，直接咽了下去。

我突然猛烈咳嗽起来，弯下腰呕吐。红眼珠子又笑了。

“别告诉我你刚喝一口就想吐吧，兄弟。”

我放下酒瓶，身体弯到座椅底下，猛烈地呕吐，两条腿往左边歪，左腿压在右腿下面，整个人都瘫在腿上，两只手臂往下垂。我拿到枪了。

我从左臂下方向他开枪，几乎连看都没看。他除了将那把柯尔特扫落座椅，几乎没碰到枪。一枪就够了，我听到他倒下来的声音。我往上对着路易的方向又开了一枪。

路易不在座位上。他已经在前座卧倒，一声不发。整辆车和周围的风景，全部静悄悄的，就连暴雨仿佛也在那一瞬间失声。

我仍然没时间去瞅红眼珠子，不过他也没动静。我放下枪，掀起地毯，抄起机枪，左手握住枪柄前端，枪托抵在我压低的肩膀上。路易还是一声不吭。

“听着，路易，”我心平气和地说，“枪在我手上，想尝尝它的厉害吗？”

我一枪打穿了坐垫，路易心里明白这一枪不会有事，只不过在防弹玻璃上留下一个星形记号。又是一阵安静，然后路易粗声说：“我这里有颗手榴弹，你要不要也尝尝？”

“把保险栓拉掉啊，”我说，“咱们同归于尽。”

“妈的！”路易暴躁地说，“他死了吗？我才没有手榴弹！”

那时我才瞧瞧红眼珠子。他往后靠在角落里，看起来好像很舒服。他好像有三只眼睛，其中一只比另外两只还更红一些。从腋下射击还能取得如此成绩，我都快不好意思起来——简直是枪神！

“没错，路易！他死了，”我说，“咱俩怎么办呢？”

现在我可以听到他沉重的呼吸声了，雨声也重新打起节拍。“你给我滚出去，”他咆哮道，“否则我就开枪！”

“你下车，路易，否则我开枪！”

“老天！你不能让我从这里走路回家啊，兄弟。”

“不用走路，路易，我会叫车来接你。”

“老天！我什么都没做，只是开车而已。”

“那我就判你危险驾驶。这种小罪名你可以轻松开脱，你和你的组织都不会有事。快下车，否则我让这把机枪跟你说话。”

门锁响了一声，他的脚重重地踹在踏板上，然后踩下路面。我拿着机枪突然坐起来，路易站在雨中，双手空空，脸上还挂着那个鳄鱼般的微笑。

我越过死人穿着高级皮鞋的脚，从地板上捡起我的柯尔特和鲁格，把十二磅重的机枪放回地板上，从裤兜里掏出手铐，对路易做了个手势。他黑着脸转过身，双手反剪背后。

“你不能把我怎么样！”他抱怨道，“我背后有人。”

我铐上他，然后在他身上搜枪，比他刚才搜我仔细得多。除了留在车上的那一把，他身上还带了一支。

我把红眼珠子拖出车外，让他在湿路面上自己摆姿势。他又开始流血，但人早就死透了。路易满怀怨恨地看着他。

“他是个聪明人，”他说，“跟其他人不一样。他喜欢耍滑头。咳，聪明人！”

我掏出手铐钥匙，打开其中一个环，把他往下拽了拽，和死人的手腕铐在一起。

路易的眼睛瞪得像铜铃，充满恐惧。他脸上的笑容终于不见了。

“老天！”他号叫着，“上帝！老天！你不会就这样走了吧？”

“再见，路易，”我说，“今天早晨你杀掉的那个人是我的朋友。”

“上帝！”路易叫喊着。

我坐进蓝色汽车，发动引擎，开到一个可以调头的地方，再开下山坡，经过他身边。他僵直身子站着，活像一棵被烧焦的树，脸色像雪一样惨白。脚旁那具尸体的一只手往上伸，和路易的手连在一起。路易满眼惊恐，仿佛做了一千个噩梦。

我把他扔在雨里，扬长而去。

那天天色暗得很早，我把蓝车停在离我停车的地方两条街之外。我锁了车，把钥匙扔进油箱过滤器，然后走回自己车上，开回市中心。

我在一个公用电话亭里打电话给刑事组，找一位姓格林内尔的人，很快把事情经过叙述一遍，告诉他路易和蓝色汽车的地点。我说我认为他们是用机枪射死拉里·巴特勒的嫌疑犯，但对达德·奥玛拉却只字未提。

“干得漂亮。”格林内尔怪腔怪调地说，“不过你最好马上来局里一趟，现在大家都在找你，案发一个小时之后那个送牛奶的人打电话进来说了一些话。”

“我一定会去局里报到，”我说，“但我总得吃东西。拜托暂时别在警方电台广播我的名字，我过一会儿就去。”

“你最好快来，小子。我很抱歉，可是你最好快来。”

“好。”我说。

挂上电话，我没在那附近逗留，马上离开了。我现在必须得走，否则就走不成了。

在露天广场附近吃过饭，我立刻动身前往约雷托。

6

八点钟左右，两盏路灯在雨中亮着，一块钢板招牌横跨高速公路，上面写着“欢迎光临约雷托”。

主干道边排列着整齐的住宅和一排密集的商铺。转角处杂货铺的灯光在雾蒙蒙的窗后亮着，小戏院门口停放着一小片汽车，另一个角落有一家银行，门口有一小群人围聚在雨中。那边就是约雷托。我继续往前开，旷野又包围上来。

这里已经超出橘郡的范围，除了荒寂的旷野、绵延不绝的山峦和雨之外，什么都没有。

这一英里不好开，感觉像三英里这么长。然后，我看到一条岔路，路口有一点微弱的灯光，仿佛是从拉上百叶窗的屋里透过来的。就在此刻，我的左前轮胎愤怒地嘶了一声，泄了气！真是淘气！接着，右后轮胎也学坏了。

爆了两个胎，而我只有一个备胎。我抿着嘴，朝岔路上那束微光步行过去。

是那个地方没错。灯光来自修车厂歪斜的天窗。前面的双扇巨门关得很紧，但门缝里透出很强的白光。我用手电筒往上照，招牌上写着“阿特·哈克——汽车修理厂”。

修理厂后面有栋房子，坐落在土路边一片稀疏的树林后。屋内也有灯光，木质门廊前停了一辆双门小跑车。

当务之急是换轮胎。如果他们能换，又不知道我是谁，那就好办。这样湿答答的夜晚可不适合走路。

我关上手电筒，敲了敲门，屋内灯光霎时熄灭。我站在那儿舔自己嘴唇上的雨水，左手拿着手电筒，右手插在外套口袋里。我早就把鲁格手枪插到了腋下。

一个声音从门后传出来，听起来不怎么高兴。

“谁？想干什么？”

“开门，”我说，“我的车在高速公路上爆了两个胎，我只有一个备胎，请帮帮忙。”

“我们打烊了。你再往西走一英里就是约雷托。”

我开始踢门，门里面传出咒骂声。接着，另一个温柔许多的声音说：“耍聪明？开门，阿特。”

门闩吱吱叫了一阵，门往里拉了一半，我打开手电筒，照见一张瘦削的脸。一只手臂立即挥过来，打掉我的手电筒，打我的那只手上有一把枪正对着我。

我蹲下去四处摸索手电筒，身子一直挺直，但并没有拔枪。

“把手电筒关了，先生，否则有人会受伤的。”

手电筒在泥地里亮着，我关上它，拿在手里站起来。修理厂内部的灯再度亮起，照见一个穿连身工作服的高个儿男人。他往后退，仍然拿枪指着我。

“进来把门关上。”我照做。

“你们外面那条街上全是大头钉，”我说，“我还以为你们很想做生意呢。”

“你不知道吗？今天下午约雷托有家银行被抢了。”

“我是外地人。”我想起银行前站在雨中的那群人。

“好，好，反正发生了抢劫案，据说歹徒就藏在山里。你踩到那些大头钉了？”

“应该是吧。”我看看修理厂里的另一个人。

他又矮又壮，棕脸上有对棕色眼睛，神情严肃，穿一件系皮带的棕色雨衣，棕色帽子往上翻折，帽子没淋湿。他双手插在口袋里，看起来好像无所事事。

屋内弥漫着一股硝酸纤维漆的味道。角落里，一辆大车的挡泥板上搁着一把喷漆枪，这是一辆几乎全新的别克，看样子并不需要烤漆。

穿连身工作服的男人把枪塞进衣服侧面垂下来的口袋里，看了棕色男人一眼。棕色男人看着我说：“你从哪儿来的，外地人？”

“西雅图。”我说。

“往西走——去大城市？”他的声音很平和，语气干巴巴的，听着像摩擦旧皮革发出的沙沙声。

“没错。还有多远？”

“差不多五十英里。不过在这种天气开车，可能会感觉更远些。你开了很远的路吧？是从塔霍湖还是隆派恩过来的？”

“我没路过塔霍湖，”我说，“我是从里诺和卡森市过来的。”

“也是一段漫长的路啊。”他的两片棕色嘴唇上闪过一丝微笑。

“去拿千斤顶帮他换轮胎，阿特。”

“嘿，赖什，听着……”穿连身工作服的男人把滚到嘴边的话突然咽了下去，仿佛脖子上被人从左耳到右耳划了一刀似的。

我敢肯定他在发抖。屋内一片死寂，棕色男人纹丝不动，眼神里透露出某种东西。然后他低下眼，仿佛有点不好意思。他的声音依然轻柔干涩，像摩擦声。

“拿两个千斤顶，阿特。他爆了两个胎。”

瘦削的人咽了咽口水，走到角落里穿上外套，戴上帽子。他抓起一把螺旋钳，一把手动千斤顶，再把一座有垫盘的千斤顶往门口推。

“停在公路上是吧？”

“对，如果你太忙的话，可以先用其中一个备胎。”我说。

“他不忙。”棕色男人看着自己的指甲说。

阿特带着工具出去了，门再次关上。我看着那辆别克，没看赖什·耶格尔。我知道他一定就是赖什·耶格尔，那个修理厂里不可能有另一个人也叫赖什。我没看他，因为如果看着他，我便会想到拉里·巴特勒死相难堪的尸体，而且这种情绪必然会写在我的脸上——至少在最初的一刹那。

他也瞧了瞧那辆别克。“随便镀个金。”他漫不经心地说，“车主有钱，司机想赚点外快，明白吧？就是那么回事儿。”

“明白。”我说。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真是漫长的几分钟。好不容易门外传来脚步声。门被推开，灯光打在外面的雨丝上，仿佛一条条银线。阿特黑着脸把两个沾满泥巴的扁轮胎滚进来，用力踢合上门，让其中一个轮胎倒在地上。雨水和新鲜空气唤回了他的狠劲，他凶巴巴地瞪着我。

“西雅图，”他龇着牙说，“西雅图个屁！”

棕色男人点起一根烟，好像没听到似的。阿特脱了外套，把我的轮胎架上轮圈架，恶狠狠地扯出内胎，然后迅速把一块橡皮贴上去。他皱着眉头走到靠近我的墙边，抓起一条打气管，朝内胎里灌气，然后双手举起轮胎往水盆里按下去。

我真是傻瓜，不过他们也的确配合默契。自从阿特带着我的轮胎回来以后，他们谁都没看谁一眼。

阿特把充得硬邦邦的轮胎随意往上一抛，张开双手稳稳接住，然后站在水盆边，气呼呼地检查一番，又不经意迈了一小步，砰的一声摔在我的头和肩膀上。

他噌地跳到我背后，将全身重量压在轮胎上，紧紧抵住我的胸口和双臂。我的手虽然能动，但是离枪太远。

棕色男人从口袋里伸出右手，把叠成圆柱形的五分钱钢镚儿上下丢着玩，脚步轻快地走过来。

我用力往后靠，再猛地把全身重量往前顶。说时迟，那时快，阿特突然松开内胎，从后面迫使我跪倒在地。

我四肢伸开跌向前方，等碰到地面时已经没知觉了。握着一串钢镚儿的拳头在半空中迎上我，时间算得刚好，力量也用得恰到好处，再加上我自己的全身重量。

我像大沙漠里的一把尘土，顿时被打散了。

7

旁边似乎有个女人，坐在灯旁。灯光照在我脸上。我闭上眼睛，想透过睫毛看她。她看起来是一团浅金色，脑袋像一面银制果盘，发着光。

她穿了一套绿色的旅行便装，剪裁很男性化，白色衬衫的领子露在外套的翻领外，一个有棱有角的漆皮包放在脚旁。她正在抽烟，手肘旁那杯酒杯身很高，色泽泛白。

我把眼睛睁开一点说：“嗨，你好。”

她的眼睛和我记忆里一模一样，就是沙帝门外那辆二手劳斯莱斯里的眼睛。非常蓝，柔和而可爱，不是那种混上流社会的拜金女郎会有的眼睛。

“你感觉如何？”她的声音也很温柔动听。

“棒极了，”我说，“只可惜某人在我的下巴上盖了一座加油站。”

“那你希望怎么样呢，卡尔马迪先生？有人送你兰花？”

“你知道我的名字？”

“你睡得很沉，他们有很多时间搜你的口袋。除了把你泡在防腐剂里，他们什么都做过了。”

“喔。”我说。

我可以微微挪动，但不能大动。我的两只手腕都被手铐铐在背后。还真是报应！从手铐上连下一根绳索，绑住我的两个脚踝，绳索继续延伸到长椅后面看不见的地方，大概绑在什么东西上面。这么一来，我一点办法都没有，跟被钉在棺材里没两样。

“现在几点了？”

她偏过头去，透过香烟飘出来的螺旋状烟雾，看了看自己手腕上的表。

“十点十七分。你有约会？”

“这里是不是修理厂旁边的那栋屋子？那两个小子呢，在替我挖坟？”

“你不用在意，卡尔马迪。他们会回来的。”

“除非你有我这副手铐的钥匙，否则你最好分我一点酒喝。”

她腾地站起来，走到我旁边，手里拿着一只琥珀色的酒杯，在我面前弯下腰。她的口气清香，我歪着头大口喝酒。

“但愿他们不会伤害你，”她往后退去，失神地说，“我痛恨杀生。”

“可你却是乔·马沙维的老婆。真可耻。再给我喝点酒。”

她又给我喝了一点。血路终于开始在我僵硬的身体里畅通起来。

“我蛮喜欢你的，”她说，“虽然你的脸的确像块防水垫。”

“快点看个够，”我说，“我的帅样子不会持续很久了。”

她快速地四下张望，似乎在听什么。室内有两扇门，其中一扇半掩着，她往那个方向看去。她的脸色很苍白，但那只是雨声。

她又坐回灯旁。

“你为什么来这里送死？”她慢慢问道，眼睛盯着地板。

地毯由红褐相间的格子拼接而成，壁纸上印着鲜绿色的松树，窗帘是蓝色的。映入眼帘的家具全像是从在公车椅背上贴广告的那种店里买来的。

“我带了一朵玫瑰给你，”我说，“是拉里·巴特勒托我送的。”

她从桌上拿起一样东西，在手里缓缓转着，那正是他留给她的那支短玫瑰。

“我收到了，”她静静地说，“还有一张字条，他们没给我看，也是给我的吗？”

“不，是给我的。是他出门被枪击以前留在我桌上的。”

她的表情瞬间崩溃，就像你在噩梦里看到的那种景象。嘴和眼睛像是三个黑洞，但她并没有发出任何声音。过了半晌，她的脸才又恢复往常美丽平静的线条。

“那件事他们也没告诉我。”她轻声说。

“他被枪击，”我小心地说，“是因为他发现乔和赖什·耶格尔把达德·奥玛拉做了。”

这个消息对她毫无触动。“乔没有对达德·奥玛拉做任何事，”她静静地说，“我已经有两年没见达德了。报纸上说我还在跟他往来，纯属胡说八道。”

“报纸上没写。”我说。

“反正是胡说八道。乔现在在芝加哥，昨天坐飞机去卖货。如果生意谈成，赖什和我随后就会赶去。乔并不是杀人凶手。”

我盯着她。

她的眼神又开始惶恐，“拉里他……他是不是……”

“他死了，”我说，“凶手是职业杀手，用的是机枪。我的意思是他们没有亲自动手。”

一时间她抿着嘴，牙齿紧紧咬着嘴唇。我可以听见她缓慢沉重的呼吸声。然后她把香烟掐灭，站起来。

“不是乔干的！”她激动起来，“我知道不是他干的。他……”她突然住口，怒目逼视我，抓住自己的头发，一把扯掉。原来是顶假发，她原本的头发剪得像个小男孩，染成发黄或者发白的棕色条纹，发根颜色更深些。即便如此，也毫不影响她的美貌。

我笑了笑，“你是来这里换毛的是不是，银色假发？我还以为他们故意把你藏起来，混淆视听，好让大家以为你和达德·奥玛拉私奔了。”

她继续瞪着我，好像一个字都没听到似的。接着她大步走到镜子前把假发戴回头上，整理好，然后转过来面对我。

“乔没有杀任何人，”她重复了一遍，声音低沉而紧绷。“他是个流氓，但不是那种流氓。他跟我一样，对达德·奥玛拉的去向一无所知。”

“他被那个富家小姐搞烦了，跑了。”我呆呆地说。

她现在站得离我很近，白色的手指贴在身侧，在灯下发光，而她的脑袋却几乎隐没在我上方的阴影里。雨点敲打着，我的下巴又胀又烫，下巴骨的神经一跳一跳地痛着。

“这里只有赖什那辆车，”她轻声说，“如果我把绳子割断，你能走到约雷托吗？”

“当然能，可是接下来呢？”

“我从未跟谋杀案纠缠在一起，现在也不想开先例。永远都不想。”

她很快走出房间，回来的时候手上拿了一把菜刀。她把绑住我两个脚踝的绳子割断，扯掉，然后把绳索与手铐连接处割断。中间她停下来一次，竖起耳朵听，但那仍只是雨声。

我转成坐姿，再站起来。我的两腿发麻，不过一会儿就好了。我还能走路，如有需要的话，让我跑都行。

“手铐钥匙在赖什那儿。”她无精打采地说。

“咱们走吧，”我说，“你有枪吗？”

“不，我不走，你走吧。他随时都可能回来，他们只是在把修理厂里的东西搬走。”

我走到她身边，“你放走我以后，还想留在这里？留在这里等那个凶手回来？你疯啦？走吧，假发姑娘，跟我走！”

“不！”

“如果是他杀了奥玛拉，然后又杀了拉里，怎么办？”我说，“肯定是这样。”

“乔从来没杀过任何人。”她几乎要哭出来了。

“如果是耶格尔杀的呢？”

“你在撒谎，卡尔马迪。你想吓唬我！你给我出去！我才不怕赖什，我是他老板的太太。”

“乔·马沙维就是个孬种，”我对她命令道，“像你这种鲜花会插在牛粪上，都是因为那些男人是孬种。咱们快走吧！”

“你给我出去！”她哑声说。

“好。”我离开她身边，走出门去。

她几乎在我前面跑到了门厅，打开前门，往一片漆黑的屋外瞧了瞧，然后摆手叫我往前。

“再见，”她低声耳语，“我希望你能找到达德，我希望你查出是谁杀了拉里，但那绝不会是乔。”

我逼近她，几乎用身体把她抵在了墙上。

“你真是个疯子。银色假发，再见。”

她突然举起双手，放在我脸上。好冷的手，冷得像冰块。然后，她用冰冷的唇在我的唇上吻了一下。

“快走吧。我们后会有期。或许是在天堂吧。”

我走出门外，走下门廊又黑又滑的木质阶梯，穿过碎石地面，走到那片圆草地和稀疏的树林里。我穿过树林，走到路边，向山麓大道的方向进发。雨水用如冰块一样的小指头碰触我的脸，却也冷不过她的手指。

拉上罩篷的三人座跑车还停在原来的位置，车身侧倾，左前方轮轴贴在高速公路铺了柏油的路肩上。我的备胎和另一只被剥下来的轮圈被扔在沟里。

或许他们已经搜过了，但我仍抱着一线希望。我倒退着爬进车里，用头抵住方向盘，把被铐住的双手伸进我藏枪的秘密口袋里。我的手碰到了枪管，它还在！

我钻出车外，把枪转个方向，握住枪柄，检查一遍。

我把枪紧紧贴在背上，尽量别让雨淋着，朝着小屋往回走。

8

我走到一半时，他正好回来。他的灯在公路上来回扫视，差点照到我，我扑进水沟里，把鼻子埋进泥堆中祈祷。

车子嗡嗡驶过。我听到湿轮胎碾过屋前碎石地，停了下来。引擎熄火，车灯灭了，车门甩上。我没听到小屋前门关上的声音，但可以透过树隙瞄到房门打开时露出的一线灯光。

我站起身，继续往前走，来到那辆车旁。这是一辆小型双门跑车，相当老旧了。枪在手铐能允许的最大范围内绕过臀部，垂在我身体一侧。

跑车里是空的，散热器的水还在汩汩作响。我竖起耳朵，却没听到屋里有任何动静。没有人大声讲话，没有人争执，只有雨点咚咚咚敲击在排水沟管道上的声音。

耶格尔在屋里。她把我放走，而耶格尔现在和她一起在屋里。也许她会对他三缄其口，只是站在那儿盯着他。她是他的老板娘，好像这样就可以把耶格尔吓死。

他不会久待，也不会把她一个人留下——不论死活。他会继续赶路，而且带着她一起走。之后她的下场如何，那是另一回事。

我其实只要在外面等他出来就可以了，但我没那么做。

我把枪移到左手上，蹲下来抓起一把碎石子，往前面窗口扔过去。由于使不上力，只有几小颗打在玻璃上。

我奔回小跑车后面，打开车门，看到钥匙孔上插的钥匙。然后我蜷伏在脚踏板上，抓紧车门把。

屋内灯已经熄了，里面没有声音，没有任何反应，耶格尔太谨慎了。

我伸出一只脚，找到启动装置，然后一只手用力往前伸，转动钥匙。车子引擎立刻发动，在滂沱的大雨中嗡嗡作响。

我溜回地上，沿着车身摸到车后面，整个人蹲了下来。

引擎发动的声音吸引了他，他不能让车子跑掉。

黑暗中的一扇窗户往外滑开一英寸，要不是玻璃有些微微反光，根本看不出来它在动。窗内闪起火花，一连三声枪响，小跑车的玻璃应声而碎。

我尖叫一声，让尾音变成一阵无力的呻吟。我干这种事越来越得心应手了。我的呻吟最后以一阵窒息的喘息声结尾。我死了，完蛋了，他射中我了。射得真准，耶格尔！

屋内传来男人的笑声，接着是一片死寂，只剩下雨声和小跑车安静的引擎声。

小屋的门慢慢打开，一个人影出现。她出门走到走廊处，身体僵硬，外套衣领外的白衬衫翻领非常显眼，假发也若隐若现。她像个木头人似的慢慢走下阶梯，我看到缩在她背后的耶格尔。

她踏上碎石地，她说得很慢，不带一点儿感情：“我什么都看不到，赖什。窗子一片雾蒙蒙的。”

她身体弹了一下，仿佛后面有枪在顶她，然后她继续往前走。耶格尔没讲话，慢慢从她肩膀后面钻出来。他先是露出帽子，然后是一部分脸。可是我双手被手铐铐住，无法在这样的情况下开枪。

她突然止步，声音里充满恐惧。

“他在驾驶座上！”她大叫，“倒下了！”

他上当了！他把她推到一边，又连开了几枪，更多碎玻璃四处迸裂。其中一颗子弹打中了我身边的一棵树。一只蟋蟀在某处悲鸣，引擎仍然嗡嗡作响。

他压低身子，蜷缩在黑暗里。他的脸呈一团灰色，枪击的烟雾慢慢散去后，轮廓才清晰起来。那一阵射击让他自己也暂时头晕目眩了一会儿，虽然只有一刹那，但已绰绰有余。

我对他开了四枪，把开火的柯尔特手枪紧紧按在肋骨上。

他试图转身，但枪从他手中滑落，他想在空中抓住它，还没来得及，双手便突然按住肚子，再没放手。他一屁股坐在湿漉漉的碎石地上，沉重的喘息声盖过雨夜里所有其他声音。

我看着他非常缓慢地往一旁倒下，但双手并没有放开自己的肚子，接着喘息声也停止了。

仿佛隔了一个世纪，假发女人才大声呼唤我。她跑到我身边，紧抓住我的臂膀。

“把引擎关掉！”我对她大吼，“快去他口袋里把这副手铐的钥匙找出来！”

“你这个该……该死的傻子，”她结结巴巴地说，“你还回来做什么？”

9

失踪人口调查组组长艾尔·鲁夫在旋转椅里摇晃，凝视着阳光灿烂的窗外。这已经是第二天的事，雨早就停了。

他粗声粗气地说：“你犯了很多错，兄弟。达德·奥玛拉就是私奔了，这些人没有杀掉他。拉里·巴特勒的凶杀案也跟这件事无关。他们在芝加哥逮住了马沙维，他看起来不像做过亏心事的样子。被你用手铐和死人铐在一起的那个小混混，根本不知道雇他们干这票的幕后老板是谁。我的手下盘问得很仔细，他们说的一定是事实。”

“我相信，”我说，“我也在审讯室待了一整个晚上，我能告诉他们的也不多。”

他用疲惫无神的大眼睛慢慢看了我一眼，说：“你杀死耶格尔应该还构不成犯罪，在当时那种情况下，你开枪打死那个拿机枪的人也说得过去。再说我也不是刑事组。我没办法证明这些案件跟奥玛拉有关，除非你能。”

我能，但时机尚未成熟。“我也不能。”我说，然后把烟丝塞进烟斗里点燃。经过一夜无眠，那味道有点苦。

“你烦恼的就是这个？”

“我想知道你为什么没在约雷托找到那个女的。这对你来说应该并不难。”

“我没找到她。本来应该能找到，可就是没找着。还有别的事吗？”

我把烟吹过他的桌面，“我找奥玛拉，是因为将军托付我去找他。我跟他说警方会尽力找到奥玛拉，但是没有用。他有的是钱，可以请人专门来办这件案子，我猜你大概心里有点儿不是滋味吧。”

他一点儿幽默感也没有。“我无所谓，他想浪费钱，那是他乐意。心里不是滋味的人，现在坐在门口写着‘刑事组’的办公室里。”

他把双脚重重地放下，用手肘撑在桌上。

“奥玛拉的衣服里揣着一万五千美元，很大一笔钱。不过对他来说并不稀奇。他可以在老朋友面前把钱亮出来，只不过他们不会相信那是真钞。但他老婆说是。换作别的酒贩子，发了财，可能就会一走了之。但奥玛拉不会这么做，他一直都很有钱。”

他拿起一根雪茄，把雪茄头咬掉，划了根火柴，然后摇了摇一根粗指头，“懂吧？”

我说我懂。

“好。现在，奥玛拉带着一万五千美元玩消失，可是一等钱花光了，他必定得露面。一万五千块不算小数，如果我有这么多，也许也会消失。等到他把钱花光了，我们就能找到他。他没准会去兑支票，也没准会赊账，在一家旅馆或商店里消费信用，或者去邮局收发信件等等。他可能会搬到一座新城市，改头换面，可是他的行为模式不会变，他必须以某种方式重新进入金融体系。一个人不可能到处都有朋友，就算他有很多朋友，他们也不可能永远守口如瓶，对不对？”

“没错，他们不会的。”我说。

“他远走高飞，”鲁夫说，“但身上只有一万五千块，没有行李，没订船票、火车票、机票，没叫出租车或从租车公司叫车。这些我们统统都排查过。他自己那辆车在离他住所十二个街区远的地方被发现，但那并不代表什么。他在自己的地盘上熟人多，可以找人用船把他送到几百英里开外的地方，而且能让那些人装哑巴，对悬赏金视而不见。但那是在这里，他到了外地情况就不同了，新朋友可不会这样对他。”

“所以，你能找到他。”我说。

“等他肚子饿了的时候。”

“那可要等一两年。温斯洛将军可能活不过一年，这件事关系到将军的私人感情。他不像你，到时候，你只不过是退休时增加一份未结案的档案而已。”

“你很重感情啊，兄弟。”他的眼睛动了一下，浓眉也跟着动。他不喜欢我，那天在警察局里没一个人喜欢我。

“我尽力而为。”说完我便站起来，“也许这次我有些过于感情用事了。”

“当然，”鲁夫突然若有所思地说，“温斯洛是个了不起的人物，只要我能帮上忙，你尽管说。”

“你可以查出到底是谁花钱做掉了拉里·巴特勒，”我说，“即使这两件事没有关联。”

“我们会去查，乐意之至，”他哈哈大笑，烟灰弹得满桌都是，“你把能提供线索的人一枪毙了，叫我们去擦屁股，我们真是求之不得啊。”

“那是自卫！”我咆哮道，“我也没办法。”

“当然。你快去忙吧，我忙得很。”

可是我出门的时候，他对我眨了眨那双空洞的大眼睛。

10

金色的朝霞，如洗的蓝天，大雨后的早晨，鸟儿们在温斯洛将军府的树上引吭高歌。

门口的守卫让我从侧门进去。我在行车道上走着，沿着最上一层平台走到那扇巨大的带有浮雕的意大利式大门前。按门铃之前，我往山坡下望，看到那个小男孩坐在他的石椅上，两手撑着脑袋，呆望远方。

我顺着砖道往下走到他身边，“今天不玩飞镖，小伙子？”

他抬起灰色的眼睛看我一眼，眼窝凹陷。

“嗯。你找到他没？”

“你父亲？还没找到。”

他猛地把头别过去，鼻翼愤怒地鼓了鼓。“我告诉过你，他不是我爸爸。你少用那种跟四岁小孩说话的口气跟我说话。我爸爸他在……他在佛罗里达。”

“不管他是谁的爸爸，反正我还没找到他。”我说。

“是谁把你的下巴打烂的？”他瞪着我问。

“噢，是个手里握了一卷五分钱硬币的家伙。”

“五分钱硬币？”

“没错。那比套了铜指环还有用，下次你可以试试，不过别拿我当试验品。”我咧咧嘴。

“你找不到他的，”他恶狠狠地说，目光停留在我下巴上，“我是指我妈妈的丈夫。”

“我跟你打赌我找得到。”

“你赌多少钱？”

“很多钱，多到你裤兜装不下。”

他生气地往砖道边缘的一块红砖上踢了一脚，声音依旧不悦，眼睛里在盘算着什么。

“你想不想赌点别的？我们去射击场。我跟你打赌，十发子弹，我可以命中八个管子。”

我回头看那栋房子。今天似乎没人急着见我。

“好吧，”我说，“不过我们动作要快。走！”

我们从大房子的窗下经过。兰花温室从远处几棵浓密的灌木上方探出来，一个穿着利落的灯芯绒衣服的男人正在车库前方给一辆车抛光。我们穿过车库，走到土坡前那栋白色的矮建筑前。

小男孩把钥匙掏出来，打开门锁，我们走进去。屋内很闷，空气不流通，残存着无烟火药的味道。小男孩咔嗒一声锁上了门上的弹簧锁。

“我先来。”他厉声说。

这地方看起来有点像沙滩上的小型射击场。场子里摆了一张木头桌子，上面架着一把点二二连发步枪，和一把长而细的打靶用手枪。两把枪都仔细上过油，不过都落了一层灰。离木桌约三十英尺远的地方，立起一道看起来很坚固的齐腰高的隔板，横跨屋内两侧。隔板后面简单排列了一些泥管、假鸭子和两块白色的圆形靶子，靶面嵌有黑色圈环，被子弹打得坑坑洼洼。

泥管整齐地排列在中间，隔板上方有一块巨大的天窗，和一排罩灯。

小男孩拉了拉墙上的一根绳索，一层厚帆布罩帘缓缓滑出来，盖住天窗。等他把那些罩灯打开，这地方看起来就真的和海滩上的射击场一模一样了。

他拿起那把点二二步枪，迅速从一盒装点二二短子弹的纸盒里捡出子弹，上了膛。

“赌一块钱，十个管子我射中八个？”

“来吧！”我把钱放在木桌上。

他非常随意地瞄了瞄目标，极其快速地开了枪。他在耍酷。结果，有三个泥管没打中，不过已经很酷了。他把步枪扔在木桌上。

“讨厌！你去重新排泥管。这次不算，我还没准备好。”

“你真是一毛不拔啊？要排你自己去排，这是你的射击场。”

他那张小脸气得通红，说话声音也变尖了，“你去排！我得放松，你懂吗？我得调整调整！”

我对他耸耸肩，然后在木桌上竖起一面旗子，沿着白墙向后走，从矮隔板尽头的缝隙处挤到后面。小男孩在我背后扳动了没上子弹的步枪保险。

“把枪放下！”我回头对他咆哮，“只要前面有人，绝对不可以动枪！”

他放下枪，脸上一副受委屈的表情。

我弯下腰，从地板上一个装满木屑的大木箱里抓出一把泥管，抖掉管子上的黄色木屑，正要直起身子。

我的帽檐刚露出隔板边缘的时候，我停了下来，让帽檐的一角露在外面。我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这么做，可能是本能。

点二二枪清脆地响了一声。一颗子弹砰的射进我脑袋前面的靶里，帽子在我脑袋上晃了一下，好像一只筑窝的黑鸟冲着我的头俯冲掠过。

好小子！他喜欢耍滑头，跟红眼珠子的套路一样。我扔下泥管，抓住自己的帽子，竖直往上举，举到离头顶大约几英寸的地方。枪声再次响起。又有一颗子弹砰的一声射进靶里。

我重重倒向木地板，趴在泥管阵中。

我听见前门打开又关上。然后，什么动静也没有了。罩灯射出的强光鞭笞在我身上，阳光从天窗窗帘的边缘透进来。离我最近的靶面上新增了两道疤痕，我的帽子上多了四个小圆洞，两两面面相觑。

我爬到隔板一头，窥视靶场。小男孩已经走了。我可以看到木桌上那两把枪小小的枪口。

我站起来，沿着墙走回去，关上灯，扭开弹簧锁，走出靶场。温斯洛将军府的司机吹着口哨，还在车库前继续擦他的车。

我把帽子在手里捏扁，绕到房子另一侧，沿墙寻找小男孩。我没找到他，于是我走到前门，按了按门铃。

我说我要见奥玛拉太太，但是没让管家拿走我的帽子。

11

她浑身上下泛着珍珠白色的光，袖口、领口和下摆露出一圈白毛。一辆早餐推车停放在她的椅子旁边。她的手在银制烟灰缸里弹着烟灰。

那位面带羞色的美腿女仆走进来，把餐车推出去，关上高高的白门。我坐了下来。

奥玛拉太太身子往后，靠在椅垫上，看起来很疲倦。她脖子的线条显得傲慢而冷漠。她盯着我，眼光冷淡严肃，写满了厌恶。

“昨天你好像还挺有人性的，”她说，“可惜我看你和其他人并没什么不同，只是个粗人，粗鲁的条子！”

“我来是想问你关于赖什·耶格尔的事。”我说。

她甚至都懒得装出一副高兴的样子：“你为什么觉得应该来问我呢？”

“既然你曾经在达达尼拉俱乐部里住过一星期……”我晃晃手里被捏扁的帽子。

她凝视着自己手中的香烟：“我想我确实见过他，我还记得这个怪姓。”

“他们的名字都那样，那些畜生，”我说，“有个叫拉里·巴特勒的人——我相信你一定在报上读到过，他似乎曾经是达德·奥玛拉的朋友。昨天我没提他的名字，或许那是个错误。”

她的喉咙动了动，轻声说：“我有种预感，你会变得很无礼，我可能必须叫人赶你出去。”

“你还是等我把话说完吧，”我说，“耶格尔的司机——他们除了有个怪姓之外，还都有个司机，那些禽兽——告诉拉里·巴特勒，在奥玛拉失踪的那天晚上，耶格尔曾来过你们家。”

真不愧是将军的女儿。她一动不动，只是僵住，像被冷冻了一般。

我站起来，从她僵硬的手指中拿下那根香烟，在一个白玉烟灰缸里摁灭，小心翼翼地把我的帽子摆在她裹着白丝绸睡衣的膝头上，然后再坐下。

她的眼睛动了一下，往下看那顶帽子。她的脸慢慢涨红，脸颊上那两朵红晕特别明显。她的舌头在和双唇交战。

“我知道这顶帽子不值钱，”我说，“这不是我送你的礼物。不过请你看一看上面的弹孔。”

她的双手突然活了，一把将帽子抢过去，双目冒着火焰。

她打开帽子，看到弹孔，打了个寒战。

“是耶格尔？”她微弱地问道，声音很苍老。

我很缓慢地说：“耶格尔不会用点二二打靶步枪，奥玛拉太太。”

火焰从她双眸熄灭，只剩两个黑洞——比黑洞还空洞。

“你是他母亲，”我说，“你打算怎么办？”

“仁慈的上帝啊！是戴德！他……他开枪打你！”

“两次。”我说。

“但是为什么？……噢，为什么？

“你以为我是个聪明的家伙，奥玛拉太太，一个来自另一个世界的冷眼旁观者。如果真是这样，这件事就容易多了。但我并不是那样的人。难道非得让我告诉你他为什么开枪打我吗？”

她没有说话，只是慢慢点点头。现在她的脸又变成了一张面具。

“我估计他大概控制不了自己。”我说，“首先，他不希望我找到他的继父，而且他是个爱钱的小伙子，虽然这个理由好像无关紧要，但却是他人格的一部分。他跟我打赌，对自己的射击技术信心满满，但是差点就输了一块钱。一块钱看上去是笔小数目，但他就活在一个小世界里。不过最主要的，当然是因为他是个残暴的小杀人狂，生来就喜欢开枪。”

“你胡说！”她突然发飙。但这并不意味着什么，她很快又恢复正常。

“我胡说？我们就别白费力气分析他为什么要开枪打‘我’吧，反正我不是第一个被他打的人，对不对？你当然不知道我在说些什么，你当然不认为他是故意开枪的。”

她没有动，也没说话。我深吸一口气。

“我们来分析一下他为什么要开枪打达德·奥玛拉好了。”我说。

如果我以为她会尖叫，那我可太傻了。坐在兰花温室里的那个老头子遗传给她的绝不只是高个子、黑头发和坚毅的眼神而已。

她抿着嘴，想舔一舔，这举动让她看起来像个受到惊吓的小女孩，但就只有一瞬间。然后，她颧骨的线条重新棱角分明起来，一只手像用铁线操纵的木偶假肢一样往上抬起，抓住脖子周围的白毛，紧紧往前揪，抓到指关节发白得像漂白过后的骨头。她就这么瞪着我。

她并没有动，但我的帽子从她膝头滑到地板上。帽子落地那一刻发出的声响，是我这辈子听过的最响的声音之一。

“钱，”她干哑地说，“你当然是来要钱的！”

“我要多少钱？”

“一万五千美元。”

我僵着脖子点点头，好像一个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的百货公司巡逻警卫。

“这个价钱差不多，应该就是成交的价格，大概也是揣在他口袋里的数目，也是耶格尔把他处理掉拿到的佣金。”

“你真是……聪明得该死，”她充满厌恶地说，“我可以亲手杀死你，那会是一种享受。”

我咧嘴微笑：“没错。聪明，绝情。事情的经过大概是这样的，小男孩用同样的办法在开枪打我的地方打死了奥玛拉。我认为那不是谋杀，他虽然恨他的继父，却还不至于恨到要计划谋杀他的地步。”

“他恨奥玛拉。”她说。

“他们俩进了那间小射击场，奥玛拉死在隔板后的地板上。没人发现他。枪声在这里司空见惯，血也不会流太多，因为是小口径步枪，子弹射进头部。于是，小男孩走出去把门锁上，找个地方躲起来。但过了一阵子，他肯定得说出来，于是他跑来告诉你。你是他母亲，他只会跟你讲。”

“是的，”她吸了一口气，“他的确来告诉我了。”她的眼神对我已经没有恨意了。

“你想过对外宣称那是个意外，本来这样可以行得通。但是有一个问题，那个孩子不正常，你心里有数，将军知道，仆人也知道，而且可能还有别人知道。虽然大家都觉得警方很蠢，但他们对付这类不正常的罪犯却得心应手，因为他们整天与这些人打交道。而且他会跟别人说，说不定还会炫耀一番。”

“你继续。”她说。

“你不会冒这种险，”我说，“你要为你儿子，还有坐在兰花房里的那个老头子着想。你宁愿违法犯罪，也不会去冒那个险。于是你选择了前者，你认识耶格尔，雇他来把尸体处理掉。当然，你还得把那个女孩，梦娜·马沙维，也一起藏起来，让大家以为这是一起失踪案。”

“天黑以后他把达德运走了，用达德自己的车。”她的声音很空洞。

我弯下腰，把帽子从地上捡起来：“仆人那边呢？”

“诺瑞斯知道，那个管家。他是宁死也不会说出去的。”

“喔。现在你知道拉里·巴特勒为什么会被干掉，还有为什么有人请我坐车去兜风了吧？”

“勒索。”她说，“他还没来找我，可是我心里有准备。要多少我都愿意给，他心里明白。”

“他一点一点要，一年一年拿，轻轻松松到手二十五万。我猜乔·马沙维大概并不知情。我知道那个女孩与此事无关。”

她没作声，只盯着我的脸。

“上帝！”我抱怨说，“你为什么不禁止他碰枪呢？”

“他比你想象得更糟糕。这么做只会逼他做出更可怕的事。我……连我自己都有点怕他。”

“把他送走，”我说，“让他离开这里，离开老头子。他还小，只要用适当的方法治疗，可以治好。送他去欧洲，走得远远的，现在就把他送走。如果让将军知道自己的后代是这样的孩子，会要了他的命。”

她拖着沉重的身子站起来，步履沉重地走到窗前，一动不动站在那儿，几乎要隐入厚厚的白色帷幕之中。她的双手垂在身体两侧，也一动不动。过了一会儿，她转身走回来，经过我身边。等走到我背后时，她突然抽泣了一声。只有一声。

“这是个错误。这是我见过的最可怕的错误。但我还是会选择这么做。父亲绝不会这样做，他一定会立刻说出来。但就像你说的，这件事会要他的命。”

“把他送走，”我毫不留情地说，“他现在藏起来了，以为已经杀了我。他像动物一样躲在某个角落里。你现在就去找他，他自己没办法控制自己。”

“我想用钱让你闭嘴，”她还在我身后，“我太可耻了。我并不爱达德·奥玛拉，这也很可耻。我真不知道该怎么谢你。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算了，”我说，“我只不过是个老侦探。你还是把心思用在孩子身上吧。”

“我会的。再会，卡尔马迪先生。”

我们没有握手。我从楼梯走下去，管家照常站在前门等候。除了毕恭毕敬之外，他脸上没有其他表情。

“今天您不需要见将军吗？”

“今天不用了，诺瑞斯。”

我没在屋外看到那个小男孩。走出侧门之后，我钻进租来的福特车里，往山坡下开，途中经过那些老油井。

其中几口油井周围有几个水坑，从路面上看不见它们。坑里积了废水，水面漂浮着发臭的油渣。

这些废水坑大概有十到十二英尺深，或许更深，污水里藏了一些不见天日的东西。也许在其中一个坑里……

我很高兴我把耶格尔给杀了。

回城路上，我在一家酒吧门口停下来，喝了两杯酒。酒精并没有让我好受些。

喝酒只会让我想起那个戴假发的女人。我再也没有见过她。

注释

[1] 福吉谷（Valley Forge），美国的革命圣地，位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州。一七七七年冬，费城陷落，华盛顿率领败兵残将在这里修整，这是整个独立战争里最艰难的时光。华盛顿卧薪尝胆，利用这段时间重新训练了军队，过冬之后，率兵杀出谷来，重新和英军较量，最终赢得了独立战争的胜利。之后，美国政府把这里划为国家历史公园。

试试那个女孩

那个大块头与我无关。不论是过去还是将来，他从来都与我无关，至少是以前。

当时我在中央大道区，相当于洛杉矶的“哈莱雷姆区”，是仅有的几个“混合”街区中的一个，那里有分别招待黑人与白人的店铺。我要找一位名叫汤姆·阿雷斯蒂的矮小希腊理发师，他老婆希望他回家，并且愿意花点小钱雇人找他。这是很好办的差事。汤姆·阿雷斯蒂又不是黑帮混混。

我看到那个大块头站在谢米的店门口。那是一家只欢迎黑人的店，一楼是酒吧，二楼是赌场，不是什么高级场所。他抬头望着霓虹招牌上七零八落的字，一脸痴迷，就像仰望自由女神的新移民，好像历经千辛万苦，跋山涉水，终于来到这里似的。

他不只是个大块头，简直就是个巨人，看起来足足有七英尺高。穿着打扮很新潮，是我见过的大块头里风格最混搭的一个。

栗色打褶裤，灰色粗布外套，扣子像白色的台球，棕色麂皮皮鞋，里面的白色带毛小羊皮翻在外面。他穿着咖啡色衬衫，系黄色领带，胸前别着一朵怒放的红色康乃馨。鲜绿得像面爱尔兰旗子的手帕仔细叠成三个尖角插在上衣口袋里，插在康乃馨正下方，露出一大截在口袋外面。中央大道上打扮成什么样子的人都有，但是他的体积，配上那身打扮，看起来大概就跟天使蛋糕上爬着的蜘蛛一样显眼。

他往前走去，推门进了谢米的店。两扇腰门还没合上，就有个人从里面被丢了出来，摔在污水坑里，发出一记像受伤的老鼠似的叫声。那是个头发梳得油亮，穿一身黑西装的年轻黑人。“巧克力”色，就像加了薄薄一层奶油的咖啡——我是指他脸上的肤色。

到那时为止，一切都不关我的事。我看着那个年轻黑人沿着墙慢慢爬开。接下来没有发生什么事，于是我犯了一个大错。

我沿着人行道走过去，走到可以稍稍推开两扇腰门的地方。我推开一条刚刚够往里面瞄一眼的缝，但已经太明显了。

一只大得可以让我一屁股坐上去的手抓住我的肩膀，把我拎进门内，拉着我上了三级台阶。

一个低沉柔和的声音在我耳边说：“有黑鬼在这里面，兄弟。你能不能想想办法？”

我拼命从他身边挣脱，想站稳脚跟。我身上没带枪，因为找一位矮小的希腊理发师似乎并不需要带枪。

他又一把抓住我的肩膀。

“这里不欢迎你。”我很快说。

“别这么说嘛，兄弟。贝拉以前就在这里上班。小贝拉。”

“你自己上去看。”

他又把我往上提了三级。

“现在我觉得很好，”他说，“我不要别人来烦我。你跟我上去，咱们喝一杯。”

“他们不会招待你的。”我说。

“我有八年没见贝拉了，兄弟。”他柔声说，完全没意识到他快把我的肩膀捏碎了。

“她有六年没写信给我，不过她一定有她的理由。以前她在这里上班，你跟我一起上去吧。”

“好，”我说，“我跟你上去，可是你得让我自己走路，别拎着我。我没事儿，我叫卡尔马迪，我是个成年人，平常自己一个人上厕所，别拎着我。”

“小贝拉以前在这里上班。”他柔声说，根本没听到我刚才说的话。

我们一起走上楼，他放开了我。

吧台后面的角落里摆了一张玩骰子的桌子，还有几张桌子四处散放，几个客人围坐着。一时间，玩骰子的那桌周围那种鼻音浓重的讲话声立时停止，一双双眼睛盯着我们，仿佛盯着异类那样死寂。

一个穿长袖衬衫，胳膊上套着粉色袜带的黑人大汉斜靠在吧台上，他过去肯定是拳击手，大概除了撞上混凝土大桥之外，什么都揍得过。他慢慢从吧台边挪开，朝我们走过来，微微蜷着身体，自然地摆出要打架的姿势。

他把大棕手掌放在大块头花哨的胸膛上，看起来像只图钉。

“白人不准进来，兄弟。这里只招待黑人。抱歉。”

“贝拉在哪里？”大块头用他柔和低沉的嗓音问道，配上他那张大白脸，和一对深不见底的黑眼珠。

黑人没笑：“这里没有贝拉，兄弟。没有酒。没有女人。请你离开。请你离开！”

“把你他妈的手拿开。”大块头说。

那名保镖犯了一个大错，他揍了大块头一拳。我看他肩膀往下一沉，侧身挥出干脆利落的一拳。大块头连躲都没躲。

他摇摇头，抓住保镖的脖子。他的动作真是敏捷。保镖企图用膝盖顶他，大块头把他转过来，往下一折，抓住他背后的皮带，皮带立刻断了。大块头索性用巨大的手掌平抓住保镖的脊梁，将他往外一扔。保镖飞过房间，轰的一声撞上对面那道墙。那声巨响大概连丹佛的人都听见了。保镖软软地沿着墙滑下来，躺在地上一动不动。

“好，”大块头说，“你跟我来喝一杯。”

我们走到吧台前面，酒保急忙擦台面。其他客人三三两两陆续退场，悄悄走到门口，从没铺地毯的楼梯安静地溜走，只发出极轻微的脚步声。

“柠檬威士忌。”大块头说。

我们俩都喝柠檬威士忌。

“你知道贝拉在哪里吗？”大块头一边用舌头舔留在杯口的酒，一边问酒保。

“你说贝拉？”酒吧哼着，“最近我没看到她。好久没看到了，先生。”

“你来这里多久了？”

“差不多一年了，我记得。差不多一年，先生，差不多……”

“这里什么时候改成了黑人的场子？”

“哪里？”

大块头把一只拳头握紧，拳头大概有水桶这么大。

“有五年了，”我打圆场说，“这个人不可能认识叫贝拉的白人女孩。”

大块头看我一眼，好像我才从蛋里孵出来似的。一杯柠檬威士忌并没有让他脾气变好。

“谁他妈的叫你插嘴来着？”

我微笑，一个大大的、友善的微笑：“我是刚才跟你一起进来的那个人，还记得吧？”

他也对我咧嘴一笑，露出两排白牙。“柠檬威士忌，”他对酒保说，“把你裤子里的玩意儿拿出来，好好服务！”

酒保手忙脚乱地一边干活，一边翻白眼嫌弃我们。

这时候场子里空无一人，只剩下我们俩和那名酒保，还有躺在对面墙下的保镖。

保镖呻吟了几声，身体动了动，翻个身，开始贴着墙角慢慢爬，活像只有一只翅膀的苍蝇。大块头看都不看他一眼。

“这里跟以前一点儿都不一样，”他埋怨道，“以前这里有个舞台，有乐队，还有几间很可爱的小房间，你可以在里面找乐子。贝拉会好多花样儿。她红头发，非常可爱。我们本来要结婚了，后来他们把我逮走了。”

我们面前又多了两杯柠檬威士忌。“谁把你逮走了？”我问。

“不然你以为我过去八年在哪里？”

“蹲监狱是吧。”我说。

“没错，”他用根像棒球棍似的大拇指敲敲自己的胸膛，“史蒂夫·斯卡拉，堪萨斯抢劫案就是我干的，四万美金！他们一直追到这儿，才逮住我，我就是他们说的……嘿！”

那名保镖爬到后门那儿，连滚带爬跑了出去。门锁咔一声锁上。

“那扇门通到哪里？”大块头问。

“那……那是蒙哥马利先生的办公室。他是这里的老板。他的办公室在后面……”

“也许他知道。”大块头用那块爱尔兰旗手巾抹抹嘴，然后小心翼翼地折好放回口袋里。

“他最好别耍花样。再来两杯柠檬威士忌。”

他走到骰子桌后面那扇门前，跟门上的锁较劲，然后一块木板便被他扯了下来。他走进去，从身后把门带上。

谢米的店此刻一片死寂，我盯着酒保。

“这个家伙不好惹，”我赶紧说，“他会犯浑，想找老情人。以前这里还是白人场子的时候，她在这里上班。后面有没有枪？”

“我以为你跟他是一伙的。”酒保狐疑地说。

“我没办法，是他把我拖上来的，我可不想被别人从屋里丢出去。”

“嘘。我有霰弹枪。”酒保对我还是存有疑心。

他在吧台后面弯下腰，弓着身体，然后一直保持同样的姿势，眼珠子滴溜溜转着。

后面房间紧闭的门后传来一声闷响，可能是摔门声，也可能是枪声。就那么一声，然后没动静了。

酒保和我等了一会儿，我们心里都在猜测那是什么声音，祈祷它不是我们所想象的声音。

后面那扇门打开，大块头迅速走出来，手里拿了一把柯尔特军用点四五自动手枪。那把枪在他手里简直像把玩具枪。

他扫视屋内，嘴边的笑容有点神经质，看起来的确像是可以独自犯下堪萨斯城大案的人。

他很敏捷地走到我们旁边。这么大的块头，脚步却很轻盈。

“给我站直，黑鬼！”

酒保脸色苍白，慢慢站直，双手高举，手里是空的。

大块头搜了搜我的身，然后准备离开。

“蒙哥马利先生也不知道贝拉在哪里。”他轻声说，“他想用这个玩意儿告诉我。”他摇摇手里的枪，“拜拜了，兄弟们。别忘了你们的鞋！”

然后他一溜烟儿走了，悄无声息地下了楼。

我跳到吧台后面，抓起搁在木板隔层上那把锯短的霰弹枪。我不是想用它来对付史蒂夫·斯卡拉，他不关我的事。我只是不希望酒保拿它来对付我。我走到房间另一端，走进后面那扇门。

那名保镖躺在走廊地板上，手里抓着一把刀，早已不省人事。我把刀子从他手里抽出来，从他身上跨过，推开写着“办公室”的另一扇门。

蒙哥马利先生在里面，坐在一张小桌子后面，旁边是一扇用木板钉死一部分的窗子。他的身体折叠着，像块手帕，也像根铰链。

他右手边的抽屉是打开的，那把枪一定是从里面掏出来的，抽屉底下铺的那张纸上还留有一道枪油的痕迹。

他实在不太聪明，不过以后他也不可能再变聪明了。

在我等候警方来的那段时间里，什么事都没发生。

警察到的时候，酒保和保镖都已经跑了。我一直把自己和蒙哥马利先生和那把霰弹枪锁在房里，以防万一。

负责此案的警察叫海尼，是一个尖下巴、满腹牢骚、动作迟缓的副队长。在总局办公室问我话时，他那两只发黄的手一直交握在膝头上。他的衬衫在领口下方有缝过的痕迹，看起来是个穷酸而诚实的人。

这已经是一个小时后的事了。他们有记录，对史蒂夫·斯卡拉一清二楚，甚至还有一张十年前的老照片。照片里斯卡拉看起来像块法式小面包，没有眉毛。他们唯一不知道的是他现在的去向。

“六英尺六英寸半，”海尼说，“两百六十四磅。这么大的个子跑不了多远，尤其还穿了那身花衣服。他在匆忙之中买不了其他东西。你为什么没拿下他？”

我把照片还给他，哈哈大笑。

海尼伸出一根发黄的长手指无奈地指着我说：“卡尔马迪，有名的私人侦探？堂堂六尺大汉，下巴硬得可以敲碎石头。你为什么不抓住他？”

“我两鬓都开始发白了。”我说，“而且我没带枪。他却有。我去那边办的事不需要用枪。斯卡拉一把就把我拎了起来。有时候我也会变得小鸟依人。”

海尼怒目圆睁。

“得了，”我说，“咱俩吵什么？我见过那个家伙，他可以把一头大象揣在兜里，而且当时我并不知道他会杀人。你们一定可以抓住他。”

“对，”海尼说，“轻而易举。只不过我不想为这种黑人命案浪费时间。没照片，没版面，甚至连寻人启事都登不了三行字。妈的，有一次在哈莱姆区东八十四街死了五个黑人，五个，告诉你！每个人身上都被砍得像鬼画符一样！结果新闻记者连跑都懒得跑一趟。”

“抓他的时候小心点，”我说，“否则他能替你把一队巡逻车都砸烂，到时候你就能上头条了。”

“我可没这命。”海尼嘲讽道，“哎，去他妈的，我已经广播了，现在只有坐等。”

“试试那个女孩。”我说，“她叫贝拉。斯卡拉肯定会去找她，她是他来这里的目的，也是整件事的导火索。你们可以试试找到她。”

“你去找她试试，”海尼说，“我已经二十年没逛过妓院了。”

“难道我像是常客？你愿意付多少钱？”

“老天爷，警察是不请私人侦探的。干嘛使呢？”他拿出一盒烟丝，卷了根烟，烟烧得跟森林大火一样快。隔壁小隔间里，有个男人对着电话筒像个疯狗似的大吼。海尼又卷了一根烟，这次小心多了，他舔舔烟纸，把烟点燃。然后，他又把两只枯干的手交握起来，放在膝盖上。

“考虑考虑出风头的事吧。”我说，“我跟你赌二十五块，我可以在你逮住斯卡拉以前先找到贝拉。”

他考虑了一会儿，仿佛对着烟圈计算自己的银行存款。

“最多十块。”他说，“而且她是我一个人的，不准走漏消息！”

我瞪着他。

“我不赚这种小钱。”我说，“不过，要是我能在一天之内找到她，而且你不能管我用什么方法，那我免费替你服务。我要让你知道，你为什么二十年如一日地只能当副队长。”

他欣赏不了我的幽默感，就跟我很不欣赏他那个妓院笑话一样。不过我们还是握握手，达成协议。

我把自己的老旧三人座克莱斯勒跑车开出警察局停车场，朝中央大道区开去。

谢米的店当然关了。一个一看就知道是便衣的人坐在店前的一辆车里，用一只眼睛读报。我不知道为什么他要蹲守在那里。人们对斯卡拉的事一无所知。

我把车停在街角，走进一家名叫圣苏西的黑人旅馆，菱形的大厅里两排空荡荡的椅子在一条纤维地毯上瞪着彼此，柜台后面有个秃头男人闭着双眼，两手合抱放在台面上打瞌睡。他脖子上系了一条从一八八〇年就开始用的领巾式领带，领带夹上那颗绿石头差不多有烟灰筒那么大。他松垮的下巴就轻轻枕在那颗石头上，两只棕色的手很软、很放松、很干净。

他旁边一个印有凸起金属字样的牌子上写着：“本旅馆受国际联合代理公司保护。”

我等他睁开一只眼睛，然后用手指着那个牌子说：“H.P.D.派来检查的。有什么情况吗？”

H.P.D.是指旅馆保护部，是一家大型代理公司里的一个部门，专门对付开空头支票和从旅馆后门开溜、只留下装满砖头的旧手提箱的那些人。

“麻烦，兄弟，”他带着浓重的鼻音说，“我们这里没有麻烦。”然后他把声音降低了几度说：“我们不收支票。”

我靠着柜台，正对着他那双合抱的手，开始在空无一物、满是划痕的木头台面上旋转一枚两毛五的硬币。

“你听说今天早上在谢米的店里发生的事了吧？”

“老兄，我忘了。”这时他两只眼睛都睁开了，盯着旋转的硬币。

“老板被人干掉了，”我说，“那个叫蒙哥马利的，脖子被拧断了。”

“希望上帝善待他的灵魂。”然后声音又降了几度，说，“你是警察？”

“私人侦探，而且我办的案子十分机密。哪种人能守口如瓶，我一眼就看得出来。”

他上下打量我，然后又把眼睛闭上。我继续转那枚硬币，他忍不住想看。

“是谁干的？”他轻声问，“谁把他给杀了？”

“一个刚出狱的狠角色。因为这个地方不招待白人，把他惹毛了。那家店以前是白人去的，记不记得？”

他没作声。硬币轻轻晃了一圈倒下，静静躺着。

“你说吧，”我说，“我可以念一章《圣经》给你听，或请你喝杯酒，随你挑。”

“兄弟，”他用鼻音哼着，“我喜欢在自己家里读《圣经》。”然后很快用谈生意的口气补充道：“你到柜台后面来。”

我走到柜台后面，从后裤兜拉出一小瓶封口的波本威士忌，从台面下递给他。他很迅速地倒了两小杯，极具行家品酒风范地嗅嗅他自己那一杯，然后一饮而尽。

“你想知道什么？”他问，“这片地方的人行道上的每条裂缝，我都门儿清。可是，我不见得会说。这个酒你算请对人了。”

“谢米的店在变成黑人场子以前是谁在经营？”

他很惊讶地瞪着我：“就是那个叫谢米的人啊，兄弟。”

我叹道：“我真是笨死了！”

“他死了，兄弟。蒙主恩召。一九二九年那年死的。酒精中毒。亏他是开酒吧的。”他又把声音提高几个音阶哼道，“同一年，富人们的财产和房子也都没了，兄弟。”然后他声音又降下来：“我可是一分钱都没少。”

“我看也是。再倒两杯。他还有没有亲人留在附近？”

他又倒了一小杯，把木头塞子紧紧塞上。“两杯够了，还没到午饭时间，”他说，“谢谢你，兄弟，你是个会办事的人。”他清清喉咙，“他有个老婆，”他说，“你可以查电话簿试试看。”

他不肯接受那瓶酒。我把酒放回后兜里。他跟我握了手之后，又合上双手放回柜台上，闭目养神。

这个小插曲对他来说已经结束了。

电话簿上只有一个姓谢米的。维奥莱特·卢·谢米，西五十四街一六四四号。我在电话里投下一枚五分硬币。

电话响了很久，一个迷迷糊糊的声音接起来说：“嗯……什……什么事？”

“谢米太太，您先生以前是不是在中央大道经营一家俱乐部？”

“什……什么？我的老天！我先生已经走了七年啦。你是谁？”

“卡尔马迪探员。我马上过去，这件事很重要。”

“你……你说你是谁？”

那声音很浑浊，有点含混不清。

那是一栋破破烂烂的棕色房子，前面有一块脏兮兮的草坪，一棵看起来很能扛得住风吹雨打的棕榈树周围的草秃了一圈。走廊上摆着一把孤零零的摇椅。

午后的微风把去年就挂在墙壁上还没摘掉的圣诞装饰吹得啪啪作响，院子一侧生了锈的晒衣绳上挂了一排发黄的衣服，似洗未洗、已经干得发硬。

我再往前开一小段路，把车停在对街，再走回来。

门铃坏了，我只好敲门。一个女人一边擤鼻子一边走出来开门。她有一张长长的黄脸，两边挂着杂草般的头发，没有形状的身体包在一件法兰绒晨衣内，晨衣的颜色与式样早已不复辨识，只是用来裹住身体而已。她穿了一双男用拖鞋，露出脚趾头。

我说：“谢米太太？”

“你就是那个……”

“是的，我刚才打电话给你。”

她很疲惫地招呼我进门。“我没有时间打扫房子。”她发着牢骚。

我们在客厅里两张脏兮兮的厚重安乐椅里坐下，面面相觑。这房间里所有东西都是垃圾，只有一台新的小收音机，控制板发出朦胧的反光。

“我就那么一个男人，”她说完笑了起来，“伯特没干什么坏事儿吧？警察很少找我。”

“伯特？”

“伯特·谢米。我先生。”

她又发笑，两只脚还上下踢着。她的傻笑里带着酒意。看来那天我跟酒太有缘了。

“那是个笑话，先生，”她说，“他早死了。我希望上帝那儿有很多廉价的金发妞儿，他活着的时候对金发妞儿永远不嫌多。”

“我心里想的是个红发妞儿。”我说。

“我猜他大概偶尔也会玩玩红头发的吧。”这时我突然觉得她的眼睛好像不那么惺忪了。“我记不清了。是哪个？”

“一个叫贝拉的女孩。我不知道她姓什么。她曾经在中央大道那个俱乐部上过班，我在替她的亲人找她。现在那个地方已经变成黑人场子了，所以都没人听说过她。”

“我从来没去过那个地方，”那女人毫无征兆地发起火来，“我怎么会知道？”

“她是个演员，”我说，“歌手。你真的不认得她吗？”

她又擤擤鼻子，我从来没看过那么脏的手帕。“我感冒了。”

“你知道什么东西治感冒最有效吧？”我说。

她飞快地扫我一眼：“我才刚戒。”

“我可没戒。”

“老天，”她说，“你才不是警察咧。没有哪个警察会送酒给我。”

我把那瓶波本威士忌掏出来，让它立在我膝头上，它几乎还是全满的。女人灰绿色的眼睛立刻扑到酒瓶上，舌头在嘴唇附近打转。

“先生，那是酒，”她叹息，“我不管你是什么人。小心拿着，别打翻了。”

她从椅子上很费劲地站起来，摇摇晃晃地穿过房间，回来时手里拿着两个油腻的厚玻璃杯。

“没调酒的东西，”她说，“就喝你带来的。”她把两个杯子朝我面前递过来。

我替她倒了一大杯，要是我自己喝下去，肯定飘起来。然后我给自己倒了一小杯。她一口把她那杯吞掉，仿佛刚吞了一片阿司匹林，然后眼睛又看向酒瓶。我再替她倒了一杯。她抱着那杯坐回椅子上，眼里浮现出一丝阴郁。

“酒能减轻我的痛苦，”她说，“但我从不知道它是怎么起作用的。我们刚才在谈什么来着？”

“一个叫贝拉的红发女孩。她以前在俱乐部上班，现在你应该记起来了吧？”

“噢！”她喝完第二杯酒。我走过去，把酒瓶立在她旁边的小茶几上。她又倒了一杯。

“坐在你的椅子上别动，别耍花招，”她说，“我想到了。”

她从椅子里站起来，打了个喷嚏，几乎把身上的晨衣都甩掉了。她把晨衣掖回肚皮前，冷冷地瞅我一眼。

“不准偷看！”说完伸出一根手指对我晃了晃，走出客厅，出门时撞上了门框。

屋后开始传出各种撞击声，先是一把椅子好像被踢翻了，然后五斗柜的抽屉往外拉得太猛，摔在地上。我可以听到她东翻西翻，这里敲敲那里打打，加上大声的咒骂。过了一会儿，有阵钥匙慢慢开锁的窸窣声，接着似乎是衣箱盖往上拉的声音。又是一阵东翻西翻、扔东西的声音。一个盘子跌在地上，然后是一阵满意的咯咯笑声。

她回到客厅，手里抱着一个用褪色的粉胶带捆起来的包裹，把它扔在我膝上。

“你看看。照片、新闻剪报。那些拜金女郎可不一定非得靠警方记录才能上报。他们都是俱乐部的人。我对天发誓，这些就是他……唯一留给我的东西。就这些和他的旧衣服。”

她坐下来，伸手又去抓酒瓶。

我把胶带扯开，逐一翻阅那一叠闪亮的照片，这些全是职业摆拍，不都是女人。男人都面相奸诈、妆容怪异、衣着奇特。还有些在加油站里搭篷子表演的踢踏舞者和谐星，大概没几个能混到主街以西的区域。女人们都有漂亮的腿，露起来也丝毫不吝啬。不过她们的脸实在不怎么样，一个个像记账员的旧外套似的，只有一个例外。

她穿着意大利小丑的服装，至少腰部以上是如此。从那顶高高的锥形白帽下散开来的头发想必是红的，她的眼睛里有笑意。我不确定她的脸有没有整过容，我对脸没那么在行。不过那张脸与众不同，它没被粗暴对待过，一定有人曾温柔地对待她。或许是史蒂夫·斯卡拉那样的野兽，可是他一定曾经善待过那张脸。在那双会笑的眼睛里，你看得见希望。

我把其他照片丢下，拿着这张走到四仰八叉坐在椅子里目光呆滞的女人面前，把照片伸到她鼻子下面。

“这个女的，”我说，“她是谁？后来怎么样了？”

她目光呆滞地盯着照片，然后咯咯笑出声。

“那是史蒂夫·斯卡拉的马子。妈的，我忘了她叫什么。”

“贝拉。”我说，“她叫贝拉。”她从两道扭得乱七八糟的茶色眉毛下盯着我，其实她并没有喝得很醉。

“是吗？”她说，“是吗？”

“史蒂夫·斯卡拉又是谁？”我问。

“俱乐部里的保镖。”她又咯咯傻笑，“他在牢里。”

“噢，不，不对，”我说，“他现在就在城里。他出狱了，我认识他。他才刚进城。”

她的脸突然像被打碎的瓷花瓶那样裂开。我立刻猜到是谁把斯卡拉出卖给了本地警察。我大笑！错不了的，因为她心里明白。倘若她不知道这回事儿，她就不会企图隐瞒她认得贝拉的事实。她绝不会忘记贝拉，没有人会忘记她。

她的眼睛又缩回脑袋里，跟我对望片刻，她突然伸手要抢那张照片。

我退后一步，把照片塞进外套内袋里。

“再来一口吧。”我把酒瓶递给她。

她接过去，迟疑了一会，然后慢慢往喉咙里灌下去，眼睛盯着早已褪色的地毯。

“没错，”她像是耳语似地说，“是我出卖了他，可是他一直不知道。他是银行里的存款啊。银行里的存款啊！”

“告诉我那女的在哪里，”我说，“我就不会对斯卡拉说一个字。”

“她就在这里，”她说，“主持广播节目，有一次我还在KLBL电台听到她的播报。可是她改了名字，叫什么我不知道。”

我又有一个预感。“你当然知道，”我说，“你还在敲诈她。谢米没有留下半毛钱给你，你靠什么过日子？你还在敲诈她，因为她从你和斯卡拉那样的人渣堆里爬上枝头做凤凰了，对不对？”

“银行里的存款啊！”她哑声说，“一个月一百美元，和收房租一样稳妥。”

酒瓶此刻又回到地板上。没有人碰它，它却突然往旁边一倒。酒流出来，她没有理会。

“她到底在哪里？”我继续逼问，“叫什么名字？”

“我不知道。我们说好的。凭银行支票取钱。我真的不知道。”

“你不知道才见鬼咧！”我咆哮道，“斯卡拉……”

她从椅子里站起来，对着我尖叫：“出去！你给我滚出去，不然我叫警察了！你给我出去……”

“好，好，”我伸出一只手，“你别激动。我不会告诉斯卡拉的，不要激动。”

她缓缓坐回去，捡起那几乎已经空了的酒瓶。其实现在我大可不必把场面闹僵，我可以用别的法子查出来。

离开的时候，她连瞧都没瞧我一眼。我走进秋天清爽的阳光中，钻进我的车里。我是个乖小孩，努力想跟每个人都融洽相处。没错，我是个大好人！能认清自己感觉太棒了，我是那种会为了赢一场十块钱的赌，跑去拐骗一个落魄的老酒鬼，逼她说出守了一辈子秘密的大好人。

我开到附近一家杂货店前，从电话亭里打电话给海尼。

“听着，”我告诉他，“斯卡拉在谢米的场子里工作过。谢米的老婆现在还活着。斯卡拉可能会去找她，如果他胆子够大的话。”

我把地址告诉了他。他语气很臭地回道：“我们差点就逮到他了。有辆巡逻车跟一位第七大道公交场的巴士司机谈过，对方说他看到一个身材和衣着都符合的大汉，在第三大道和亚历山大街下车。我看他肯定会闯进一间屋主出门度假的空房子，我们马上就可以把他抓住。”

我说那很好。

KLBL电台位于小城和比弗利山庄西区的边缘地带。这是一栋扁平的白墙建筑，角落有一座荷兰风车似的服务站。电台的缩写字母用霓虹灯安在风车的翼板上，不停旋转着。

我走进一楼接待室，接待室有一侧是玻璃墙，展示着一间空荡荡的广播室，里面有个舞台，前面排了些给观众坐的椅子。接待室里坐了几个人，每个人都摆出很有派头的架势。那位金发前台小姐像从超大纸盒里跳出来的一颗可以戳死人的巧克力糖，涂着深紫色的指甲油。

等了半个钟头之后，我进去见到一位名叫大卫·马瑞诺的广播经理。电台台长和日间节目部经理都太忙，没空见我。马瑞诺的办公室装有隔音设备，墙上贴满了名人签名照。

马瑞诺是个英俊的高个子，有点像地中海东部的人，红润的嘴唇很丰满，留着一道修剪整齐的小胡子，水汪汪的棕色大眼睛，黑亮卷发，可能是烫的，也可能是自来卷，双手修长白皙，但是指尖有尼古丁烟碱的痕迹。

趁着他研究我的名片的功夫，我在墙上找寻那位曾经打扮成小丑的女郎。没找到。

“原来是私人侦探啊？我们可以替你效劳吗？”

我把我的小丑女郎照片掏出来，放在那本美丽的棕色记事簿上。看着他那样目不转睛地瞪着照片颇有意思。他脸上变换着各种微妙的表情，没有一种希望被我看到。结论是他认识那张脸，而且对他来说具有某种意义。然后他抬头看我，带着愿意谈交易的表情。

“不是最近拍的，”他说，“不过挺不错。我不知道我们能不能用得上。都是美腿，对吧？”

“至少是八年前照的，”我说，“你打算用来干什么？”

“当然是宣传用了。我们差不多每隔一个月就会登一张在电台专栏上，不过我们这个电台现在仍然规模很小。”

“为什么？”

“你是说你不知道她是谁？”

“我知道她以前是谁。”我说。

“当然是薇薇安·贝琳，是我们这里超级棒棒糖节目里的明星，你知道吗？每周播三次的广播剧，每次半小时。”

“从来没听过，”我说，“我从来不听广播剧。”

他往后靠去，点燃一根香烟，忘了他的镶玻璃边的烟灰缸上还搁了一根没抽完的烟。

“好吧，”他讽刺地说，“别绕弯子了，有话快说，你到底要什么？”

“我想要她的地址。”

“我当然不能给你，而且你在任何电话簿里都绝对找不到。很抱歉。”他开始作势整理桌上的文件，看到另一根没抽完的香烟，觉得自己像个傻子，又坐了回去。

“我现在进退两难，”我说，“必须得找到她，而且要快。我不想勒索任何人。”

他舔舔他那两片非常丰满的红嘴唇。我突然感觉他好像获得了某种快感。

他轻声说：“你是说你知道一些事，可能会伤害到贝琳小姐，也伤害到广播节目？”

“你们随时都可以换角色，不是吗？”

他又舔了几下嘴唇，想摆出一副不好惹的表情：“我好像闻到了什么味。”

“你的胡子烧焦了。”我说。

那虽然不是全世界最棒的俏皮话，不过至少打破了僵局。他笑了，摆了摆手，身体往前倾，突然对我推心置腹起来。

“我们这样谈不对，”他说，“显然你很上道——你看起来像个上道的人——所以我也不耍花样。”他抓起一本真皮装订的便条纸，在上面写了几个字，撕掉那一页递过来。

我念出声：“北弗洛雷斯大道一七三七号。”

“她的地址，”他说，“她没答应，我不能乱给电话号码。如果此事关系到电台的名声，你可要对我讲义气。”

我把那张纸塞进口袋里，考虑了一会儿。他刚才把我骗得团团转，完全不考虑我的面子。我犯了一个错。

“那个节目做得如何？”

“全国联播网让我们试播。节目内容很简单，就叫‘小镇大街’，不过制作得很棒。总有一天会红遍全国的，等着瞧吧。”他用手捋捋自己清秀的眉毛，“顺便告诉你，剧本是贝琳小姐自己写的。”

“噢，”我说，“告诉你桩丑闻，她以前的男朋友坐过牢，现在放了出来，是她以前在中央大道工作时认识的。他现在出狱了，想找她，而且已经杀了一个人。你先别急……”

他的脸并没有变成一张白纸，因为他的肤色不对，不过看起来也够糟了。

“你先别急……”我说，“这个女孩没什么不对，这你应该明白，她没问题。看她的脸就知道了。如果事情全抖出来，或许会有些负面的宣传，不过这其实不算什么，好莱坞有那么多下三烂的故事，还不是都轻描淡写就过去了。”

“但那需要钱啊，”他说，“我们电台哪儿有钱，而且联播网的试播也甭想了。”他的目光游移，令我感到困惑。

“该死！”我说罢往前倾，朝桌面上一捶，“最重要的是要保护她。这个野兽叫史蒂夫·斯卡拉，他很爱她，可以赤手空拳把别人宰了，但绝不会伤害她，不过万一她有男朋友或丈夫……”

“她没结婚。”马瑞诺迅速提示我，眼睛盯着我起起落落的手掌。

“他会把他们的脖子都拧断，这么一来她也有危险。斯卡拉不知道她住哪儿，他现在在躲警察，所以应该不容易找到。你唯一能靠的是警方，不过最好要有点关系，别让警方把消息透露给报社。”

“不成，”他说，“不能找警察。你不是想办这件案子吗？”

“她什么时候上班？”

“明天晚上。她今晚不上节目。”

“我会替你把她藏好，明晚之前，”我说，“如果你要我这么做的话。不过我只能做这么多。”

他再一次捏起我的名片，读了一遍，然后丢进抽屉里。

“快去找到她，”他催促道，“如果她不在家，待在那儿等她回来。我上楼去召开紧急会议，再见。快去吧！”

我站起身。“我要先付你钱吗？”他问。

“不急。”

他点点头，又摆了摆手，伸手去抓电话。

弗洛雷斯大道的住址应该靠近日落大厦，从我现在的位置去那里，需要穿过市中心。交通十分繁忙，还没开过十二个街区，我便意识到从刚才离开电台停车场后，一辆蓝色双门车就一路跟着我。

我假装左转右转了几次，以便确定它真的在跟踪。那辆车里只坐了一个人，不是斯卡拉。驾驶座后的那个人上身足足矮了一英尺，从方向盘后露脸都困难。

我更快速地左转右转了几次，把他给甩了。我不知道那人是谁，在那种情况下也没工夫去猜。

开到弗洛雷斯大道的地址后，我把跑车贴着路肩停下。

青铜大门后有一个漂亮庭院，后面有两排别墅，尖尖的屋顶盖着形状一致的木瓦，看起来有点像旧式英国运动画报里的小茅屋。

草坪修剪得有点过分整齐。走道很宽，长方形的游泳池周边贴着彩色瓷砖，安置了几把石椅。这地方不错。太阳在草坪上投下活泼的阴影，除了几记汽车喇叭声有点响之外，远方日落大道上喧嚣的车流声远远传到这里，不过像是蜜蜂的嗡嗡声。

我手上那个地址指向的是左手边最后一间。没人应门铃。门铃装在前门正中央，不禁令人怀疑电路是怎么走的。我连续按了好几下，然后走回游泳池旁的石椅那里坐下来等。

一个女人快步经过我身边，不像在赶时间，似乎只是习惯疾步行走而已。她是个精瘦的棕发女子，穿着鲜艳的橙色斜呢套装，戴了一顶小黑帽。那顶帽子让她看起来像个穿套装的女魔头。她长着个爱管闲事的鼻子，嘴巴紧抿，手上拎着一串钥匙。

她走到我盯着的那扇门前，打开锁，走了进去。她看起来不像贝拉。

我走回去又按了一次门铃。门立刻打开。那位皮肤黝黑、长着一张尖脸的女人上下打量我，然后说：“找谁？”

“贝琳小姐？薇薇安·贝琳小姐？”

“谁？”语气似乎很吃惊的样子。

“你是KLBL电台的薇薇安·贝琳小姐吗？”我说，“有人告诉我……”

她满脸通红，嘴唇几乎要咬上牙齿了，“如果这是开玩笑的话，可一点也不好笑。”她说完就打算对准我的鼻子把门摔上。

我赶紧说：“是马瑞诺先生叫我来的。”

摔门的动作停止了。门再度敞开，那女人的嘴巴却跟香烟纸一样薄，甚至更薄些。

“我，”她一字一句地说，“就是马瑞诺先生的太太。这里是马瑞诺先生的家。我不知道这个……这个……”

“薇薇安·贝琳小姐。”我说。但她一时接不上话并不是因为她不知道那个名字，而是因为一股隐藏在平静表面下的愤怒。

“这个贝琳小姐，”她继续讲下去，就好像刚才我什么都没说似的，“已经搬进来住了。马瑞诺先生今天一定觉得很开心。”

“太太，你听着，这件事……”

门被摔上了，连走道尽头的游泳池水都被震起了一阵涟漪。我盯着那扇门看了一会儿，又看看别的房子。就算有观众偷看，他们也都躲得很好。我又按了按门铃。

这一次门突然弹开，棕发女人发怒了。“你给我滚开！”她大吼，“你再不滚，我叫人赶你出去。”

“等等！”我喊道，“或许他是在开玩笑，但警察可没心情开。”这句话奏效了。她整个脸部表情缓和下来，还饶有兴趣的样子。

“警察？”她问道。

“没错，这件事很严重，牵涉到一桩谋杀案。我必须找到这位贝琳小姐。你应该了解并不是她……”

棕发女人把我拽进屋里，关上门，背靠在门上喘着气。

“告诉我，”她上气不接下气地说，“告诉我，是不是那个红发妖精牵扯上谋杀案了？”她的嘴巴突然大张，两只眼睛直勾勾看着我。

我很快用一只手捂住她的嘴，“别激动！”我恳求她，“不是你先生，太太！”

“噢，”她挣开我的手，叹了一口气，看起来傻呆呆的，“当然不是。等等……那是谁呢？”

“是个你不认识的人。而且我也不能到处乱说。我要贝琳小姐的地址，你有没有？”

我想不出一个她会有这个地址的理由。不过我要是用力甩甩脑袋，或许能想出来。

“我有，”她说，“我有，我当然有。自以为聪明的那位先生却不知道。他不知道的事情多着哪，他……”

“我现在只需要地址，”我催促道，“而且我在赶时间，马瑞诺太太。以后……”我丢给她一个意味深长的眼神，“我相信我一定会找你好好谈一谈。”

“在希瑟街上，”她说，“我不知道门牌号码，可是我去过。我曾路过那里。那条街很短，大概只有四五户人家，只有一家盖在下坡上。”她说罢又补充道：“那栋房子好像没号码。希瑟街在比奇伍德大道尽头。”

“她有电话吗？”

“当然有，不过没登记。这是当然的，她们那种人都一样，要是我知道的话……”

“对，”我说，“你早就打电话去把她耳朵咬烂了。嗯，非常感谢你，马瑞诺太太。不过这件事是机密，不能走漏风声。”

“噢，那是当然。”

她还想多说几句，但我推开她走出屋子，走过那条铺着石板的小路。我可以感觉到她的视线一直没离开我身上，所以我一直憋着没笑。

那个厚嘴唇的家伙以为自己想出来的这招很聪明。他把闪进脑袋里的第一个地址给了我——他自己家的地址。也许他指望老婆出门不在家，我不知道。反正这主意傻得很，除非……除非是他想争取时间。

我只顾猜测他为什么要争取时间，不免就分了神。我没注意到停在铜门外的那辆蓝色双门轿车，等到车里的人走出来时我才发现。

他手里有一把枪。

他是个大个子，不过比起斯卡拉还差得远。他口中念念有词，伸出左手掌，手心里有样东西闪闪发光。可能是块锡片，也可能是个警徽。

弗洛雷斯大道两旁都停了车，周围至少该有五六个行人，此刻却一个人影也不见——就只有拿枪的大汉和我。

他慢慢靠近，嘴里还不断发出那个烦人的声音。

“抓到你了，”他说，“上我的车，你来开，老实点儿。”他的声音低沉沙哑，公鸭嗓一般。

“就你一个人？”

“没错，不过我有枪，”他叹息道，“你老实点，就不会有事。”

他小心翼翼地绕着我走了一圈。这时我看清楚了那块金属。

“这个徽章很特别，”我说，“你没有权力抓我，就像我没有权力抓你一样。”

“上车，兄弟。乖乖听话，否则今天你的肠子就会流到这条街上。我说了算。”他开始轻轻拍我，“妈的，你连家伙都没带。”

“省省吧！”我咆哮道，“如果我带了家伙，你还能得逞吗？”

我走到他的蓝车前面，坐进驾驶座里。引擎没熄火。他坐到我旁边，用枪顶着我身侧，我们开下山坡。

“往西开到圣莫尼卡，”他哑声说，“然后往上开，沿着峡谷路往日落大道方向走，朝跑马径那边去。”

我把车往西开到圣莫尼卡，经过好莱坞山脚下，接着是一排垃圾场和几家商店。街道越来越宽，过了多亨利街后变成一条林荫大道。我把车往外并线，他制止了我。我往北转上日落大道，再往西开。山坡上的房子开始亮灯了，夕阳里到处是收音机播放的音乐。

我把车速减慢，趁着天还没黑，仔细观察他。虽然刚才在弗洛雷斯大道上他把帽檐压得很低，但我已经瞄到了那对眉毛。不过我还是想确定一下，所以我又看了一眼。没错，就是那对眉毛。

那两道眉毛很平，简直像两道半英寸厚的黑绒毛，又浓又顺地贴在他那张宽脸的眼睛鼻子之上，是连心眉。他的鼻子是个大酒糟鼻，大概是喝了太多啤酒的缘故。

“布勃·麦考德，”我说，“你以前是警察，现在当保镖了。这回该去福尔松蹲监狱了吧。”

“是吗！”他一副被我说中的表情，往后靠进角落里。布勃·麦考德因为一件受贿案在昆廷监狱里服了三年刑。惯犯再次入狱，在我们州就会被关到福尔松监狱。

他把枪摆在左边大腿上，宽厚的后背贴着车门。我漫无目的地开，他似乎也不在意。这时路上车不多，下班高峰刚过，过夜生活的人也还没出笼。

“我可不是来抓你的，”他抱怨说，“我们只是不想惹麻烦。你不能走进像KLBL那样的地方，随便开口敲诈，然后还想像个没事儿人似的走出来。这说不过去。”他头都没转地往窗外吐了一口痰，“继续开，兄弟。”

“敲诈什么？”

“你当然不知道，是不是？你只是个爱管闲事的过路人，不小心把头伸进绳套里，嗯？果然，如他所说，你太天真了。”

“原来你是替马瑞诺做事啊，我知道这一点就够了。当然我早就知道了，从我已经甩掉你，然后你又冒出来之后。”

“甩得漂亮，兄弟……继续开。没错，后来我还得打电话去问他，他刚要出去。”

“我们现在去哪儿？”

“我得看着你到九点半，然后再带你去一个地方。”

“什么地方？”

“现在还没到九点半。嘿，你别睡着了。”

“你怕我睡着，那你自己来开。”

他拿枪用力顶我一下。很痛！我猛地一脚油门，想把他甩回角落里，可他手里还是紧紧抓着那把枪。有人在自家草坪上淘气地叫喊着。

然后我看到一盏红灯在闪，一辆轿车冲了过去。透过那辆车的后车窗，我看见两顶并排的制服帽子。

“你这样拿枪会很累，”我对麦考德说，“反正你也不敢用它。你心肠软，世界上没有比被罢职的警察心肠更软的人了。中看不中用！”

我们离那辆车还不够近，但我得吸引他们的注意力。我如愿了。他往我后脑勺上一敲，一把抓住方向盘，拉起手刹。我们的车擦着地面，刹住了。我头晕脑胀地摇摇头。等我清醒之后，他已经又靠回角落里去了。

“下次，”他沙哑地说，“我会趁着刹车声送你上西天。你可以试试看，兄弟，你尽管试。现在开车吧，把你那些俏皮话留在肚子里。”

我往前开，路的一边是中央的矮树篱，一边是隔着路沿的绿化带。前面那辆警车慢悠悠地开着，那两个警察睡眼惺忪地听着收音机，有一搭没一搭地闲扯。我几乎可以想象他们的谈话内容。

“何况，”麦考德在一旁咆哮，“我才不需要用枪来对付你。我还从来没碰到过一个我赤手空拳搞不定的人呢！”

“今天早上我就碰到一个。”我说。然后跟他聊起史蒂夫·斯卡拉。

前方红灯亮起，那辆警车似乎很不情愿地停了下来。麦考德用左手点燃一根烟，头微微低了下去。

我继续告诉他史蒂夫·斯卡拉与谢米那位保镖的遭遇。

然后我猛踩油门。

我们的车径直往前冲，麦考德挥起手枪指着我，我把方向盘往右一直打到底，大叫：“抓紧！要撞上了！”

我们撞上了那辆巡逻车左后方的挡泥板。那辆车单轮着地，往旁边滑出去，车里传出一阵咒骂。车子边侧滑边发出刺耳的刹车声。左边尾灯碎裂，油箱可能也撞得变形了。

小轿车颓废地坐在路边，惊魂未定地打着哆嗦，仿佛一只受了惊的兔子。

麦考德大概想把我一劈为二。他的枪筒离我的肋骨只有几英寸，但他并非心狠手辣之人，只不过是个坐过牢的潦倒警察，好不容易找到份廉价的工作，接下了这个他并不了解的任务。

他突然打开右车门，跳出车外。

这时，在我这边已经有一个警察下了车，我低头躲进方向盘下面。手电筒的灯光照上我的帽顶。

脚步声逼近，灯光跳到我脸上。

“给我下车！”有个声音在咆哮，“你以为这里是什么，赛车场吗？”

我像只羊羔似的乖乖下了车。麦考德蹲在车后某处，我看不见他。

“吹口气给我闻闻。”

我吹了一口气。

“威士忌，”他说，“我就知道。走，快点！”他用手电筒戳我。

我往前走。

另一名警察试着把我们撞在一起的车撬开。他满口脏话，忙得无暇他顾。

“你走路的样子不像喝醉酒，”抓我的警察说，“怎么回事？刹车坏了？”另一名警察好不容易把两辆车的挡泥板踹开了，这时正爬回驾驶座里。

我摘掉帽子，低下头，“因为吵架，”我说，“我挨揍了，脑袋晕了一会儿。”

麦考德犯了一个错。他听到我这样说时立刻拔腿开跑。他蹿过路面，翻过矮墙，屈着身子跑。我们能听见他踩在草地上的脚步声。

这提醒了我。“抢劫！”我对正问我话的警察叫道，“我本来不敢告诉你！”

“什么？搞什么！”他大叫，一边把枪从枪套里掏出来，“你为什么不早说？”他朝矮墙冲过去，“开车在附近绕圈！我们要抓的就是那个人！”他对警车里的另一个警察大吼。

这时他已翻越矮墙。草地上传来更多脚步声和喘息声。半个街区外有一辆车突然刹车，一个男人钻出车外，但一只脚还踩在脚踏板上。车头灯昏暗，我看不清他的长相。

驾驶巡逻车的警察朝跑马径旁的灌木丛冲过去，怒气冲冲地倒车，转了个圈，刺耳的警笛响起，车子扬长而去。

我跳进麦考德的双门跑车，发动引擎。

远处传来一声枪响，接着又开了两枪，然后有人大叫了一声。警笛在街角戛然而止，过了一会儿又响起来。

我把油门踩到底，驶离现场。警笛还在北边不远处作响，孤独的声音在山间回荡。

我把那辆双门跑车扔在离威尔士半个街区远的地方，在比弗利-威尔夏门前叫了一辆出租车。我知道会有人跟踪我，但那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能多快找到我。

我从好莱坞一家鸡尾酒酒吧打电话给海尼。他还在忙这件案子，一肚子怨气。

“有没有斯卡拉的新消息？”

“听着，”他生气地说，“你是不是去找谢米的遗孀谈过？你现在人在哪里？”

“我是去找过她，”我说，“我现在在芝加哥。”

“你最好快点回来。你去找她干吗？”

“我觉得她可能认识贝拉，果然不出我所料。你想不想提高赌注啊？”

“你别逗我了。她死了。”

“斯卡拉……”我正想开口。

“这就很有意思了。”他哼了哼，“他也去找过她。隔壁有个多管闲事的老邻居看到了。可是她身上一点伤痕都没有，是自然死亡的。我这里一时抽不出身，所以没过去看。”

“我知道你很忙。”我用自以为很沉重的声音说。

“妈的！医生甚至不知道她是怎么死的，至少现在还不知道。”

“吓死的，”我说，“她就是八年前出卖斯卡拉的人。也可能是威士忌惹的祸。”

“是吗？”海尼说，“嗯……反正现在是守株待兔。我们把他赶到了杰拉德，他租了辆车往北逃了。我们联络了郡警和州警围堵，只要他经过里奇，我们就可以在卡斯塔克拦下他。当年是她告发的？你最好来一趟，卡尔马迪。”

“不行，”我说，“比弗利山庄的警察现在也在抓我，驾车肇事逃逸。我也成罪犯了。”

我随便吃了点东西，喝了些咖啡，然后坐出租车到弗洛雷斯大道和圣莫尼卡我停车的地方。

周围什么都没发生。只有小孩在一辆车后面弹一把尤克里里琴。

我开着自己的旧跑车朝希瑟街而去。

希瑟街位于比奇伍德大道最上方，那里像切过一道陡直山坡的伤口。街道沿着山蜿蜒向上，即便在白天，开上坡以后也无法看到半个街区之外的地方。

我要找的那一栋沿着山势往下搭建、欲营造出“攀岩”效果的房子，前门开得比街道低，屋顶上有个阳台，地下室有一两间卧室，车库的设计使停车就像把车开进橄榄油瓶里那样容易。

车库是空的，但是有辆锃亮的大轿车停在屋外，前轮压上路面，停在路肩上。屋内有灯光。

我贴着路肩开，把车停好，然后沿着平整的水泥路走回来。我掏出笔形手电筒往那辆大车里照。车主登记的是大卫·马瑞诺，加州好莱坞弗洛雷斯大道一七三七号。我决定走回车上，把枪从抽屉里拿出来。

我再次经过那辆大车，走下三级粗糙的石阶，看着尖顶拱门下一道窄门边上的门铃。

我没按它，只是看着它。门并没有关紧，昏暗的灯光从一道裂缝里透出来。我把门往前推开一英寸。然后又推开一些，直到门缝宽得足够探头往里面看。

我竖起耳朵听了一阵。我决定进屋正是由于里面一片死寂——类似于爆炸后的宁静。当然也可能我晚餐没吃饱。反正我进去了。

长方形的客厅一直延伸到屋子尽头，但厅并不大，毕竟这是栋小屋子。尽头是几扇落地窗，透过玻璃可以看见外面用金属栏杆围绕的阳台。既然房子建在这么高的山坡上，想必阳台也高出山坡不少。

厅里陈设着精致的台灯，讲究的椅子，高级的桌子，一方杏色的厚地毯，两张舒适的小长椅，一张面对火炉，另一张呈直角摆在火炉右边，象牙白的火炉罩上面有艘迷你的胜利号。铜制小屏风后面堆了柴火，但并没有点燃。

房里有股静谧温暖的感觉，看起来就让人很舒服。矮茶几上摆了一瓶维特威士忌，旁边有酒杯、铜冰桶和夹子。

我把门关回刚才那个样子，站在室内。一片死寂。时间一分一秒过去，收音机座架上那座电子钟发出枯燥的嗡嗡声。山下半公里之外的大街传来模糊的汽车喇叭声，夜间飞机在远处嗡嗡作响，房子下方是一片蟋蟀金属般的鸣叫声。

很快，我便不再孤单了。

马瑞诺太太从落地窗旁的侧门溜进屋内，发出的声音不比一只蝴蝶响。她仍戴着那顶漆黑的帽子，穿着那套橙色的斜呢套装，看起来还是像刚从地狱回来。她手上拿着一只小手套，用它裹住一把枪的枪柄。我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后来也一直没明白。

刚开始她没看见我，等她看见时，似乎也毫不介意。她只是把枪稍稍往上举，沿着小地毯朝我走过来。她的双唇往嘴内缩，我甚至看不见咬着双唇的牙齿。

这时我早已把枪掏出来。我们枪口对着枪口，面对着面。她可能认得我，但我无法从她的表情做出判断。

我说：“你逮住他们了，嗯？”

她微微点点头，“就他一个。”她说。

“把枪放下，这件事对你而言已经结束了。”

她稍稍把枪放低了一些，似乎完全没注意到对准她的那把柯尔特手枪。我把我的枪也放低。

她说：“她不在这里。”

她的语调很平淡，没有抑扬顿挫，不带任何感情。

“贝琳小姐不在这里？”我问。

“嗯。”

“你还记得我吗？”

她仔细看了我一眼，但脸上并没露出任何高兴的表情。

“我就是那个想找贝琳小姐的人，”我说，“是你告诉我地址的，记得吗？可是大卫派了一个保镖，劫持我开车在路上乱兜，他自己却跑来这里谈交易，至于谈什么我就猜不出来了。”

那个棕发女人说：“你根本不是警察。大卫说你是冒牌货。”

我做了一个热情洋溢、略显夸张的手势，不着痕迹地朝她靠近一点，“我不是警察，”我承认，“但我的确当过警察，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之后发生了很多事，对不对？”

“对，”她说，“尤其是对大卫来说，呵，呵。”

那不是笑声，她也并不想笑。那只不过是缓解尴尬的本能反应。

“哈，哈。”我说。我们面面相觑，像两个神经病。

关键问题是，我必须靠近她，近到能夺下她的枪。现在还是离得太远。

“这里除了你还有别人吗？”我问。

“就大卫一个。”

“我猜也是。”这招不太聪明，却让我又往前移了一英尺。

“噢，大卫是在这儿，”她赞同道，“没错。你想见他吗？”

“嗯，如果不是太麻烦的话。”

“嘻，嘻，”她说，“一点都不麻烦，就这样。”

她突然把枪举起来，朝我扣动扳机。她脸上的表情丝毫未变。

枪没响，这让她颇为困惑，不过那种困惑仿佛是在想两个星期前的一件无关紧要的小事。她的眼里已经没有我了。她举起那把枪，小心翼翼地摆弄裹着枪把的手套，然后往枪口里瞄了一眼，但还是没瞄出个所以然，于是又把枪摇了摇。这时，她才再次意识到我的存在。我一直没有动。现在也没有必要动了。

“大概没装子弹。”她说。

“或许子弹都用完了，”我说，“可惜。这种小玩意儿一次只能装七颗。而且我的子弹也装不进去。让我看看我还能帮什么忙？”

她把枪交到我手里，拍拍双手掸去灰尘。她的眼睛里好像没有瞳孔，也可能全是瞳孔，我不敢确定。

枪里没子弹，弹匣空空如也。我闻闻枪管，这把枪自从上次清理上油后就没再发射过子弹。

这就难倒我了。直到上一刻为止，事情看起来都非常简单，我只需要尽量避免更多命案发生即可。但这么一来我前面笃定的事全被推翻了，我实在不知道我们俩在这里干什么。

我把她的手枪塞进侧袋，把自己的枪放回后裤兜，咬着嘴唇等了两分钟，看看有什么动静。没有动静。

尖脸的马瑞诺太太一动不动地站在那儿，目光涣散，仿佛眼睛聚焦在我双眼中央的某一点，有点像正在观赏落日但已喝得烂醉的观光客。

“好吧，”最后我说，“我们去瞧瞧屋子里其他地方，看看怎么回事。”

“你说大卫？”

“嗯，我们可以去看看他。”

“他在卧室里。”她吃吃傻笑，“他在卧室里。”

我抓住她的手臂，帮她转个身。她很听话，像个小孩子。

“不过这是他待的最后一间卧室，”她说，“嘻，嘻。”

“是啊，没错。”我说。

我觉得自己的声音听起来像个侏儒。

大卫·马瑞诺的确死了——毫无疑问。

一盏支座为人体雕塑的白色台灯在一张大床旁边亮着，卧室以绿色和银色为主调。那是房里唯一的一盏灯，灯光静静地照在他脸上。他死了没多久，还没有死尸的难看样儿。

他随意地躺在床上，稍稍侧身，仿佛中弹的时候正好站在床边。一只手臂松垮垮地往外伸，像软绵绵的海带，另一只压在身体下面。睁开的双眼目光呆滞，带着一种近乎得意的表情，嘴唇微张，灯光照在他上排牙齿的边缘上，反射出微光。

刚开始我完全看不见伤口。伤口位置很高，在他脑袋右侧的太阳穴上，而且偏后，耳骨几乎刺入脑部。伤口焦黑，四周满是血污，一条细细的血迹蜿蜒而下，流到脸上时越来越细，颜色越来越深。

“见鬼，这是接触性枪伤，”我对那女人说，“自杀伤口。”

她站在床尾，盯着他头上那堵墙。似乎除了那堵墙之外，她对别的东西都不感兴趣。

我把他还没变僵硬的右手拎起来，闻闻他的虎口。我闻到无烟火药味，但又好像没闻到，最后我也搞不清楚自己到底闻没闻到。当然这并不要紧，做一次石蜡测验就知道了。

我小心翼翼地把那只手放回去，仿佛它是价值连城的易碎品。我沿着床边绕了一圈，趴在地板上，半个身子钻进床底下，骂了一句，再爬起来，把死人翻了个身检查他身下。那里有一个发亮的铜制子弹盒，但没有枪。

看这个情况又像是谋杀。我更喜欢这种解释，他不像是会自杀的那种人。

“看到枪了吗？”我问她。

“没有。”她那张脸和瓷盘一样白。

“姓贝琳的那个女人到哪里去了？你来这里打算干什么？”

她开始咬自己的左手小指头，“老实说，”她说，“我想把他们两个都杀了。”

“然后呢？”我问。

“当然这里一个人都没有。我先打电话给他，他说你是假警察，根本没发生什么谋杀案，你是来敲诈的，只想吓吓我，骗到地址……”她停住，啜泣了一声，跟擤鼻涕差不多，然后她把视线转到天花板的角落上。

她讲话有点仓促，不过倒是很顺畅，像个开杂货铺的印度佬。

“我来是想把他们俩都杀了，”她说，“我不会否认这一点。”

“用一把没装子弹的枪？”

“两天前还不是空的，我看过。肯定是大卫把子弹拿出来了，他一定是心虚。”

“还算说得通，”我说，“然后呢？”

“所以我就来这里了。他太过分了，让你来找我要她的地址。我怎么能咽得下这口气……”

“然后呢？”我说，“我知道你的感受，爱情杂志我也读过。”

“噢，他说他得去见贝琳小姐，是电台的公事，绝不牵涉私人感情，以前不是，以后也绝不会是……”

“我的天，”我说，“这个我也知道，我知道他会跟你胡扯什么。现在有个死人躺在我们面前，我们得采取行动，虽然他只不过是你的丈夫而已。”

“你……”她说。

“对，”我说，“这样也比你刚才讲那些废话好。然后呢？”

“门没关，我走进来。就这样。现在我要走了。你别想拦我。反正你知道我住在哪里，你……”她骂了我几句。

“我们得先联系警方。”我说完，走到门前把门关上，从里面转动钥匙然后再拔出来。接着我走到落地窗前。那女人狠狠瞪着我，但此时我已听不到她在喃喃自语些什么。

床尽头的落地窗通向客厅外的阳台。电话放在床边墙上一个凹洞里，早晨打过哈欠之后便可以伸手抓来话筒，叫人送一盘钻石项链让你试戴。

我在床边坐下，正待伸手去抓电话，一个模糊的声音在玻璃窗外对我说：“等一下！别急！”

虽然隔着玻璃窗，但是那个声音仍然低沉温和。我听过那个声音。那是斯卡拉的声音。

我跟那盏灯在同一水平线上，灯就在我正后方。我从床边扑向地板，伸手去摸后裤兜。

一声枪响，我背后的玻璃碎开了。我实在想不通，刚才斯卡拉并不在阳台上，我已经看过了。

我翻个身，开始贴着地板往落地窗相反的方向匍匐前进。我唯一的生机就是那盏灯。

马瑞诺太太接下来的行动简直太妙了。她从脚上扯下一只高跟拖鞋，开始用鞋跟砸我。我抓住她的脚踝，跟她扭打在一起，她快把我的头给砸烂了。

我把她摔倒在地，可惜为时不久。等我企图爬起来时，斯卡拉已经进到屋里，站在那儿朝我笑。那把点四五手枪拿在他手里很合适。那扇落地窗和窗外上了锁的纱窗，看起来仿佛刚被一头狂暴的大象破窗而入。

“好吧，”我说，“我放弃。”

“这小妞是谁？她真的很喜欢你哦，兄弟。”

我站起身来。那女人早躲到某个角落里去了，我连看都没看她一眼。

“转过去，兄弟，让我搜你的身。”

我还没把枪掏出来，就被他拿走了。我没有提起门钥匙，但钥匙也被他拿走了，他一定在外面偷看了一阵子。他没拿我的车钥匙，看了一眼那把没装子弹的小手枪，又把它扔回我兜里。

“你从哪儿进来的？”我问。

“简单。从阳台下面爬上来，挂在那儿，通过铁窗格子盯着你们。这对一个以前跑马戏的人来说容易得很。你近来可好，兄弟？”

血从我脑门上，一路流到脸上。我掏出一条手帕，把血擦掉，并没有回答他。

“天呐，刚才你坐在床上想抓电话筒，背后还躺了一具尸体，样子实在滑稽。”

“对，太好笑了。”我喊道，“他是她丈夫。”

他瞧了她一眼：“她是他的女人？”

我点点头，然后立刻就后悔了。

“那可真不好受。要是我早知道就好了……可是我没办法，是他自找的。”

“你……”我盯着他正要发话，突然听到身后的女人发出一声怪异的呜咽声。

“还有谁？还有谁？我们到客厅去。我记得那里摆了一瓶很不错的酒。而且你头上需要擦点东西。”

“你疯啦，赖在这儿不走，”我喊道，“外面所有的警察都在找你。你想逃出这个山谷，唯一的办法就是回比奇伍德街，或是翻过那些山——靠脚！”

斯卡拉看着我，很平静地说：“这里不准任何人打电话报警，兄弟。”

斯卡拉看着我到浴室里洗脸，然后贴上创可贴。然后我们一起走回客厅。马瑞诺太太蜷缩在长椅上，目光空洞地盯着没点燃的火炉，一声不吭。

她没有逃走，因为斯卡拉一直没让她离开自己的视线。她表现得很听话，一副无动于衷的样子，仿佛现在她什么都不在乎了。

我从酒瓶里倒出三杯酒，递一杯给那位棕发女子。她伸手接酒杯，略带微笑，当她从长椅上跌到地板上时，脸上还挂着那个微笑。

我把酒杯放下，扶她坐回长椅上，她低下头去。斯卡拉瞪着她，她全身发抖，脸色白得像张纸。

斯卡拉拿着他的酒坐到另一张长椅上，将那把点四五手枪放在身旁。他喝着酒，眼睛盯着那女人，苍白的大脸上流露出一种古怪的表情。

“真不好受，”他说，“不好受。可是那个王八蛋对她不忠。去他妈的。”他伸手要了另一杯酒，一口吞下，在一张与她坐着的长椅呈直角的长椅上坐下。

“原来你是个侦探。”他说。

“你怎么猜到的？”

“露·谢米告诉我有个男人去找过她，听起来就像你。我刚才在外面绕了一圈，看到了你停在外面的那辆破车。我走路没声音。”

“那……现在怎么办？”我问。

他身穿运动服坐在房间里，显得更高大了。谁知道他花了多久时间才置办了那么一身衣服。那些衣服不可能是成衣，因为他身材太高大了。

他叉开双脚在杏色地毯上，神情忧郁地瞪着自己麂皮皮鞋往外翻的小羊皮内里。我从来没见过这么丑的鞋子。

“你来这里干吗？”他粗声问。

“来找贝拉。我猜她可能需要帮忙。而且我跟一个警察打赌，说我能在他找到你之前，先找到贝拉。可惜我现在还没找到她。”

“你一直没看到她，嗯？”

我慢慢地、小心地摇摇头。

他柔声说：“我也是。我来这里好几个小时了，她都没回家，只有那个躺在卧室里的男人跑进来。谢米店里那个经理怎么样了？”

“警察就是为了那件事儿要逮捕你。”

“是吗？为了那样的人？大概吧。我得走了。我本来为了贝拉，想把那具尸体搬走，总不能把他留在这里吓到她。不过我想现在已经没什么用了，那桩命案搞得我束手束脚。”

他看看手肘旁边躺在另一张长椅上的女人。她的脸色仍然白得发青，双眼紧闭，胸口微微起伏。

“如果她不在，”他说，“我大概会把这里收拾干净，把你也解决了。”他碰碰身边那把点四五，“我不是对你有意见，而是完全为了贝拉。可是看现在这个情况……妈的，我怎么能对女人下手呢？”

“真可惜。”我边摸头边怒声说。

他咧嘴笑笑，“我看我开你的破车先走一小段路，把钥匙扔过来。”

我把钥匙丢过去。他捡了起来，放在那把巨大的柯尔特手枪旁。然后他身子稍稍往前倾，伸手到背后一个裤兜里掏出一把枪柄镶了珍珠、大概点二五口径的袖珍手枪，握在掌心里。

“就是这把枪杀的，”他说，“我把租来的那辆车停在下面那条街上，沿着堤岸走上来，绕到房子后面。然后我听到门铃声，这个家伙就站在门口。我人还在下面，他没看见我。结果屋内没人应门，你猜怎么着？这家伙居然有钥匙，他有贝拉家的钥匙！”

他那张大脸变得十分狰狞，躺在长椅上的那个女人呼吸声也变沉重了，我好像还看到她的一片眼皮抖了一下。

“管他呢？”我说，“他能拿到钥匙的方法太多了。他是她工作电台的老板，他可以搜她的包，印个钥匙模型。见鬼，她不用直接把钥匙给他。”

“你说得没错，兄弟。”他粲然一笑，“她当然不用给。他进屋后，我赶快跟进来。他把门关上了，可是我有开门的办法。我开了门之后那门就没法关紧了，你大概也注意到了。他站在这个房间中央，就在那张桌子前面。我看他以前一定来过……”他的脸色又阴沉起来，不过不像刚才那么狰狞——“因为他拉开一个抽屉，伸手进去掏出这个东西。”他将那把镶了珍珠的小枪在他庞大的手掌里掂了掂。

马瑞诺太太的脸上现在出现了因为紧张形成的皱纹。

“所以我过来抓他。他开了一枪，没打中。他一害怕就往卧室里跑。我跟在他后面。然后他又开了一枪，又没打中。你可以在墙上找到那两颗子弹。”

“我会去找的。”我说。

“嗯，然后我就逮住他啦。妈的，那家伙不过是个小白脸。如果她不想要我，没关系。但我要听她亲口对我说，懂吧？我不想听这个油头粉面的东西说出来。所以我不高兴。不过那家伙倒是挺有种的。”

他摸摸下巴。对于他最后一句话，我表示怀疑。

“我说：‘我的女人住在这里，你是怎么回事？’他说：‘你明天再来。今天晚上轮到我。’”

斯卡拉把没拿枪的那只手夸张地摊开：“说这种话？他是活腻歪了，是不是？我想把他手脚都给卸下来，正教训他时，这该死的玩具枪走火了，他身体一软，就跟个……跟个……”他看了女人一眼，剩下的话没说出口。“嗯，他就死了。”

那女人的一片眼皮又跳了一下。我说：“然后呢。”

“我跑了。谁不跑啊？可是我又回来了。我想到贝拉一定会受不了，床上躺具尸体。所以我决定回来把尸体运走，丢到沙漠里，我自己可以找个洞躲一阵子，可惜这个女的跑来，破坏了我的计划。”

那女人一定一直都在伪装。她一点点移动腿和脚，直到把身体扭转到适当的位置，可以靠着长椅的椅背。当她移动的时候，那把镶了珍珠的小枪还摆在斯卡拉的厚手掌上。她像一根弹簧似的弹出长椅，像杂技演员一样腾空而起，扫过斯卡拉的膝头，像只花栗鼠剥坚果一样干净利落地一把抓起那把小枪。

他站起来，嘴里骂骂咧咧。她滚到他脚边，那把柯尔特大枪就在他边上，可是他没碰，也没企图去拿。他弯下腰，想赤手空拳抓住那女人。

在她开枪之前，她大笑一声。

她朝他开了四枪，都打中他下腹。随后枪的撞针清脆地弹了一下，子弹用完了。她把枪扔到他脸上，然后从他脚边翻身滚开。

他从她身上跨过去，但没碰到她。那张苍白的大脸有好一阵子毫无表情，然后慢慢挤出饱受痛苦煎熬的皱纹，仿佛那些皱纹一直存在似的。

他挺直身子，沿着地毯往前门方向走去。我扑向那把柯尔特枪，抓在手里，免得被那女人拿了去。他踏出第四步时，血开始滴在地毯黄线毛上。之后他每跨出一步都会流血。

他走到门边，伸出一只大手支在木门上靠着。然后他摇摇头，转过来。之前按着肚子的那只手在门上留下一道血迹。

他走到离自己最近的椅子上坐下，身体往前倾，双手紧紧捂住自己。血从他指缝间慢慢流出来，像水池子里溢出来的水。

“那些小子弹，”他说，“跟大子弹一样疼，尤其是打进下面。”

那个深色皮肤的女人像个木偶似的走向他。他沉重的眼皮半垂着，眨也不眨地看着她走过来。

当她走得足够近时，她弯下身子往他脸上啐了一口。

他没动，眼睛也没眨。我冲过去，一把将她推到椅子上。我对她可不客气。

“别碰她，”他对我呻吟道，“也许她爱那个家伙。”

这回没人阻止我打电话了。

几个小时之后，我坐在第五大道与威斯顿街交叉口的卢克酒吧里的红色高脚凳上，喝着一杯马提尼，心想那些酒保整天调酒，自己却一杯都不喝，不知道是什么滋味。已经很晚了，过了凌晨一点。斯卡拉住在综合医院的罪犯病房里。贝琳小姐尚未出现，不过警方预料一旦她听说斯卡拉住院，而且不会对她构成威胁，她迟早会露面。

KLBL电台一开始的时候被蒙在鼓里，后来把消息封锁得很彻底。他们将在二十四小时内决定如何发布这个消息。

中午时分的酒吧，几乎客满。过了一会儿，一位意大利裔的棕发女郎——大鼻子，眼神锐利——走过来说：“有位子了，这边请。”

我想像着斯卡拉就坐在我对面。他那双黑眼睛里带着比痛苦还复杂的表情，他有事情要我去做。有一半的时间他想解释清楚到底是什么事，另一半时间他双手捂着肚子，一遍遍说：“别碰她。也许她爱那个家伙。”

我离开酒吧，开车向北经过富兰克林街，再经过比奇伍德街，到达希瑟街。没有警察在那儿盯梢——他们就这么信得过她。

我在下面那条街慢慢开，抬头遥望那道树丛茂密、洒满了月光的山坡路，她的房子从背后看，仿佛三层楼那么高。我可以看见支撑阳台的金属架，看起来好像离地面很高，正常人坐热气球才能够着。但她就是从那儿爬上去的，他总是挑最艰难的路走。

他本来可以逃走，弄点钱，甚至买栋房子住下来。江湖上的人多得很，他们可不会去惹斯卡拉。但是他却选择回来，爬她的阳台，做她的罗密欧，结果肚子里装满子弹——而且还是被一个毫不相干的女人下了毒手。世事永远都是这样。

我绕过一道白得像月光似的弯道，停下车，走完剩下来的上坡路。我身上带了手电筒，但不用它我也看得见那扇门前没站人。我没有从前门进去，也许山上某处有个带夜视镜的偷窥狂正盯着我。

我溜到房子和空车库之间的斜坡后面，找到一扇我够得到的窗户，用帽子包住枪，把玻璃打碎，几乎没发出声响。什么事儿都没发生，只有蟋蟀和青蛙的叫声中断了几秒钟。

我小心翼翼地走进卧室，拉下百叶窗，拉上窗帘，然后才谨慎地用手电筒照了一圈。那一束光照到了一张乱糟糟的床，到处涂沫的采指纹粉，窗台上的烟头，以及地毯上的多处脚印。化妆台上摆了一套银绿色的梳妆用品，衣柜里有三个皮箱。里面还有一个上了锁的制式柜子，看起来很可疑。除了手电筒，我身上还带了不锈钢螺丝刀。我撬开了衣柜。

里面的珠宝不值一千美元，或许连五百都不到，不过对一个混演艺圈的女人来说却意义重大。我把它们又放回原处。

客厅里的窗户都紧闭着，室内弥漫着一股诡异的、令人很不舒服的、残忍的味道。警方已经关照过那瓶酒，给采指纹的人省了不少麻烦。我只好喝自己的。我在角落里捡了一张没滴到血的椅子坐下，喝了一口酒，然后在黑暗里等待。

地下室或某处仿佛有个影子闪了一下，让我不禁又用酒润了润喉咙。五六个街区外有人走到屋外狂吼了一声，然后是摔门声。一片死寂。青蛙又开始叫，接着是蟋蟀，然后收音机上的时钟响起比所有声音加起来都响的声音。

然后我睡着了。

等我醒来时，前窗上的月光已经不见了。一辆车在某处停下。谨慎的脚步声从夜色里传来，走到了前门。钥匙插进锁头里转动。

在打开的门缝里，微弱的夜光衬着一个没戴帽子的脑袋。斜倾的山坡太过阴暗，显示不出别的轮廓。门咔嚓一声关上。

脚步踩在地毯上。我早就把电灯开关拿在手里，用力一扯，室内立时一片光亮。

那女人没有发出任何声音，安静得很，只是用枪口对准我。

我说：“嗨，贝拉。”

为她等待是值得的。

她不高，也不矮。有一双能走路也能跳舞的长腿。即使只在一盏灯的照耀下，她的头发也像夜里的一把火。她的眼角有带着笑意的皱纹，嘴角有时常微笑的痕迹。

她的五官带着阴影，这样的光线角度让脸看起来更美更精致。我看不清她的眼睛，或许蓝得让人心跳，但我看不清。

那把枪看来是点三二，但把手垂直，像毛瑟枪。

过了一会儿，她非常轻柔地说：“我猜你是警察吧。”

她的声音也好听，即使到现在，我还时常会想起。

我说：“咱们坐下来聊聊，这里就我们两个。你以前喝过酒吗？”

她没回答。她低头看看自己手里的枪，微微一笑，摇摇头。

“你不会犯两次错，”我说，“尤其是像你这么聪明的女孩。”

她把枪塞进大衣侧袋里，那是件宽松的阿尔斯特大衣，领口剪裁得像军装。

“你是谁？”

“一个私人侦探罢了。我叫卡尔马迪。想来一口吗？”

我抬高酒瓶。它还没跟我的手长在一块儿，我得握住它。

“我不喝酒。是谁雇你来的？”

“KLBL电台，为了不让你受史蒂夫·斯卡拉骚扰。”

“原来他们知道了，”她说，“他们知道他的事。”

我让那句话慢慢消散，没吭声。

“有谁来过这里？”她尖声问，仍站在房间中央，双手插在大衣口袋里，没戴帽子。

“除了水管工，每个人都来过了。”我说，“跟平常一样，水管工人迟到了。”

“原来你是那种人，”她的鼻子似乎微微往上翘了一点，“爱说无聊的笑话。”

“不，”我说，“其实我不是。我只有在碰到非说不可的情况时才这样。斯卡拉又回来了一次，碰上麻烦，挨了枪子儿，然后被警方逮捕，现在人在医院里，情况很糟。”

她没动：“有多糟？”

“如果动手术，可能可以活命，不过机会并不大，不手术的话，就一点希望都没有了。三颗子弹打进肠子里，一颗打进肝脏。”

她终于动了，想坐下。“别坐那张，”我赶紧说，“坐这里。”

她走到我旁边一张长椅上坐下。灯光在她眸子里跳着舞。我现在看清楚她的眼睛了。舞动的灯光，像灿烂的烟火。

她说：“他为什么要回来？”

“他觉得应该替你整理干净，把尸体移走。斯卡拉是个好人。”

“你这样觉得？”

“小姐，就算全世界都不这么想，我还是这么觉得。”

“让我喝一口你的酒。”她说。

我把酒瓶递给她，滑了一下。“老天，”我说，“你得多学学怎么拿酒瓶。”

她朝通向卧室的侧门看了一眼，然后眼光再转回到我脸上。

“已经送去停尸间了，”我说，“你可以进去看看。”

她立刻站起来走进去，接着又立刻走出来。

“史蒂夫有什么罪名？”她问，“如果他被救过来。”

“今天早上他在中央大道杀了一个黑人。双方多少都算自卫，所以我不敢说。至于马瑞诺那个案子，应该不会判得太重。”

“马瑞诺？”她说。

“是啊，你知道他杀了马瑞诺吧。”

“别傻了，”她说，“大卫·马瑞诺是我杀的。”

“好吧，”我说，“可是史蒂夫不想让别人知道。”

她瞪着我：“你是说史蒂夫专程赶回来顶罪？”

“剧情就是这么演的。我想他本来是想回来把马瑞诺的尸体弄到沙漠里丢掉。谁知道一个女人来了——马瑞诺的太太。”

“哼，”她声调呆板地说，“她以为我是他的情妇，油滑的蠢货。”

“难道你不是？”我问。

“这个问题你最好别再问了，”她说，“虽然我曾经在中央大道上班。”她又走出房间。

皮箱被猛然抽出的声响传进客厅里，我跟着她走进卧室。她正在收拾细软，一副不紧不慢的模样。

“去坐牢可不需要穿那些玩意儿。”我靠在门上对她说。

她还是不理我，“我本来想逃到墨西哥，”她说，“然后去南美。我并不想杀死他。他对我动粗，想拿什么东西敲诈我，所以拿出了枪。然后我们俩又打了起来，枪走火了，之后我就跑了。”

“和斯卡拉说的情节一样，只不过主角换成他，”我说，“妈的，你难道不是故意开枪打那个……”

“不是你想的那样。”她说，“也不是警察想的那样。上次在德州偷钱，我被抓去达哈特监狱关了八个月，我不想再坐牢。而且马瑞诺的女人到处嚷嚷说是我去勾引他，到头来又腻了，把他甩了，这种情况下我可不会杀他惹祸上身。”

“她有的是机会说话，”我低声说，“在我告诉警方她在斯卡拉身上射了四发子弹，还朝他脸上吐口水之后。”

她打了个冷战，脸色突然发白。她不断把东西拿出皮箱，又把它们放进去。

“你真的抢过钱？”

她抬眼看我，然后垂下眼睑，轻声道：“嗯。”

我走到她身边，“身上有没有瘀青或被扯破的衣裳可以呈给警方？”我问。

“没有。”

“可惜。”我说完便一把抓住她。

她的眼睛里先是像要喷出火来，然后便冷得像块黑石头。我扯掉她的大衣，撕破她的内衣，用手指使劲掐她的手臂和脖子，用指关节用力抵着她的嘴，然后气喘吁吁放开她。她踉跄后退，但并没有摔倒。

“我们得等这些瘀痕发黑发紫，”我说，“然后再去市区。”

她开始大笑，然后走到镜子前面看着自己，又开始哭起来。

“你给我出去，我要换衣服！”她大喊，“我会自首。只要能救史蒂夫，我一定会说实话。”

“你闭嘴，换你的衣服吧！”我说。

我走出房间，用力摔门。

我连亲都没亲她一下。我本来可以亲的。我这么蹂躏她之后，她不会介意我再吻她。

接下来整个晚上我们都在路上，先是各开各的车，然后她把车藏进我的车库里，再坐进我的车里。我们沿着海岸线往北，到马里布喝咖啡、吃三明治，然后继续往北开，在圣佛伦德北边的山脊路下吃早餐。

她的脸看起来像是经历了整个艰苦赛季的棒球手套，下唇肿得像根香蕉，手臂和脖子上的瘀青烫得可以煎牛排了。

天刚亮，我们抵达市政府。

警察根本没想过要扣押或调查她。那些口供基本上是他们自己写的。她眼神空洞，心里想着别的事，只在上面签了名。然后有个在KLBL电台工作的男人和他太太来把她接走了。

所以我没有开车送她去旅馆，她也没去看斯卡拉。他被注射了吗啡。

他于当天下午两点三十分死亡。她握着他软绵绵的大手，可是他早已没了知觉。

中国玉

1.三百克拉翡翠

“紫罗兰”麦基来找我的时候，我正在边抽烟斗，边对着办公室门玻璃上我的名字背面做鬼脸。已经整整一星期没生意上门了。

“大侦探生意如何？”紫罗兰问。他是警长办公室的刑事组探员，“有没有到海滩上逛逛？替人做保镖之类的？”

“只要一块钱，我什么都肯干，”我说，“除了谋杀，那种案子我收三块五。”

“我敢打赌你可以做得干净利落。有份差事，约翰
[1] 。”

他递给我名字、地址和电话号码。一个住在凯斯特马拉名叫林德利·保罗的男人，社交界名流，什么都做，就是不工作，独居，有个日本仆人，开辆豪车。警长办公室不觉得他有哪点不对，就是觉得他日子过得太开心了。

凯斯特马拉位于城市边缘，不过一点都不偏僻，二十来栋大小不一的房子吊在山崖边上，好像打个喷嚏就能把它们全震下来砸烂底下海滩上的野餐盒似的。公路边上有个咖啡馆，旁边耸起一座水泥拱形物，其实是座陆桥，陆桥另一边接着一道白色水泥阶梯，像把尺子似的笔直地指向山侧。

昆尼诺街，林德利·保罗先生在电话里告诉我，是从上数第三条街。他说头一次来要想找到他家，最好的办法是步行，因为那儿的街道设计既有趣又复杂，有些人在里面绕了几个小时，还不如鱼饵铁罐里的蚯蚓爬得远。

所以我把我那辆蓝色的旧克莱斯勒停在山脚下，步行上山。那是一个美好的夜晚，我开始爬山时海面上还泛着盈盈波光。但等我到达山顶，这一切就消失不见了，我坐在最高一级台阶上，搓揉自己的小腿肚，等脉搏慢慢降到一百跳上下。之后我把黏在背上的衬衫扯松，走到眼前唯一的一栋屋子前面。

房子不错，不过看起来不像大富人家，一道生锈的楼梯通往前门，车库建在地下，一辆坦克似的大黑车头朝外停在里面，还有一艘流线型、前甲板宽得足够装下三辆车的游艇，也挤在旁边。那游艇看起来比这栋房子还值钱。

在楼梯口来应门的男人穿一套白色法兰绒西装，领子里随意塞了一条紫蓝色的丝巾。他棕色的脖子很柔软，像个胖女人的脖子，眼珠子是淡淡的蓝绿色，五官有点过于浓重不过很英俊，平滑的棕色额头上是三缕层次分明的浓密金发。他个子高我一英寸——六尺一英寸。整个人看起来就像那种会穿白色法兰绒西装、在领口里塞蓝紫色丝巾的男人。

他清清喉咙，往我肩膀后看了一眼说：“什么事？”

“我是你要找的人，‘紫罗兰’麦基推荐的。”

“紫罗兰？老天，多奇怪的外号。嗯……你的名字是……”

他犹豫了一下，我让他去想，直到他再次清了下喉咙，那对蓝绿色的眼睛又盯着我另一个肩膀后几英里外的某处。

“达尔马斯，”我说，“今天下午给你打过电话。”

“噢，请进，达尔马斯先生。你别介意，仆人今晚休假，所以……”他不好意思地往前门望了一眼，仿佛自己用手开门和关门会弄脏手似的。

进了门，我们站在一个三面环绕大客厅的阳台上，阳台比房间高出三阶，我们走下阶梯，林德利用眉毛指指一张粉红色的椅子，我坐下时，心里希望自己别留下任何污渍。

这个房间是那种大家盘坐在地板软垫上，小口啜饮加了大块冰糖的苦艾酒，窃窃私语，或者闲聊的地方。沿着阳台全是书柜，四处还点缀着立在台座上、有棱有角上了釉的雕塑品。屋里摆了几张舒适的沙发椅，几个丝绣枕头随意地倚靠着灯具的底座，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一台红木三角钢琴上摆了一个很高的花瓶，里面只插了一枝黄玫瑰，琴脚下摆了一块桃色中国地毯，毛长得能藏下一只老鼠。

林德利倚在钢琴边，独自点了一根烟。他仰起头，对着高高的天花板吐了一口，这使他的脖子看起来更像女人的脖子。

“这是件小事，”他漫不经心地说，“其实根本不需要麻烦你，不过我还是觉得找个人陪比较好。我想你带了枪吧？”

“带了，”我说，“当然带了。”我盯着他下巴上的酒窝——弹珠掉进去肯定找不到。

“嗯，不过我并不希望你用。我只是去见两个人，跟他们买样东西。我身上会带现钞。”

“多少钱？买什么？”我用自己的火柴点了一根自己的香烟。

“哎，真的……”他的微笑不坏，但我就是不喜欢这个人，哪怕揍他一顿也不心疼。

“这是机密，我是帮一位朋友的忙，实在不想谈细节。”他说。

“那你只是要我跟去帮你拿帽子？”我说。

他的手抖了一下，烟灰掉在他的白西装领上。他很不高兴，皱着眉头往下看，然后轻声对我说——口气很像一位苏丹赐给一位失宠的后宫妃子一根长丝带，建议她去上吊——“我希望你能胜任这份工作。”

“我们都得靠希望才能活下去。”我说。

他瞪着我好一会儿。“我真想揍你鼻子一拳。”他说。

“这才对嘛，”我说，“你自己不强硬就办不了事儿，不过精神可嘉。咱们开始谈正事吧。”

他还在赌气。“我想请的是保镖，”他冷冷地说，“就算我请一位私人秘书，也不会把我的私生活全告诉他。”

“如果他长期替你做事，他就会知道，而且知道得一清二楚。可是我只来打一天零工，必须得告诉我。到底是怎么回事？勒索？”

隔了很久他才说：“不是，是一串翡翠项链，至少值七万五千美元。你听说过翡翠吗？”

“没听过。”

“我们先喝一小杯白兰地，我慢慢告诉你。嗯，应该喝一杯。”

他从钢琴旁边走开，像跳舞的人那样上身完全不动。我按熄香烟，嗅了嗅空气，觉得好像闻到了檀香的味道。林德利拿着一个很漂亮的酒瓶和两个白兰地酒杯回来，在每一杯里倒了一小汤匙的酒，递给我一杯。

我一口就喝光我的酒，等着他把他那一小汤匙酒放在鼻子下转个够，再开口讲话。他花了不少时间才准备好。

他语调愉悦地说：“翡翠是唯一真正值钱的玉石，其他的玉主要都贵在工艺，翡翠则本身就有价值。目前已找不到一处尚未开采的翡翠矿，几乎没有，一般人认为翡翠早在几百年前就被采光了。我的一个朋友就有一串翡翠项链，总共五十一颗玉珠，每颗都一样大，一颗差不多六克拉，搭配完美。前一阵朋友遭遇抢劫，他们只抢走了那串项链，当时我正好和这位女士在一起。对方威胁我们，所以我才不得不冒险去用钱买回来，而没敢报警或通知保险公司。他们要我们等一通电话，两天前我接到了电话，对方要价一万美元，今晚十一点付款。我还不知道地点，不过他们说就在附近，帕里斯山下某处。”

我看看自己的空酒杯，晃了一下。他又替我加了一点酒，我再次一口喝光，然后点了一根烟。这次是他的烟，卷得很整齐的维吉尼亚香烟，烟纸上印有他的姓名缩写。

“珠宝勒索，”我说，“有预谋的犯罪计划，否则他们不可能知道在何时何处下手。这年头戴名贵珠宝的人不多，就算戴，八成都是赝品。仿制这样的玉很困难吗？”

“玉料本身并不难找，”林德利说，“不过工艺就难了，得花一辈子的时间。”

“既然不能仿制，”我说，“就意味着除非降价，否则无法销赃，所以赎金就成了抢匪唯一的收益。我认为他们不会耍诈。你是等到临出门才想起来找保镖吗，林德利先生？你怎么知道他们会允许你带保镖呢？”

“我不知道，”他十分疲惫地说，“但我不想逞能。黑咕隆咚当然希望有人陪我。万一有麻烦，也好有人帮衬。本来我想自己去，后来又想，不如找个人躲在后座，以防万一。”

“以防他们拿了你的钱，却把珠宝调包？我怎么能阻止呢？如果我开枪，而他们给你的是赝品，那你这辈子都别想再看到你的翡翠项链了。跟你接头的人绝对不知道幕后大佬是谁。但要是我不站出来，那还没等你看清他们还给你的是什么，他们就已经跑了。他们也可能到时候什么都不给你，说等确定现金钞票没有记号后，再把东西寄还。你的钱作记号了吗？”

“我的天！没有啊！”

“应该做记号！”我吼道，“现在有种做记号的方法，不用显微镜和紫外线灯就看不出来。不过那需要特殊工具，你得找警察帮忙。好吧，我愿意冒个险。你得付我五十美元。最好现在就给我，以防我们再也回不来。我喜欢摸到钱的感觉。”

他那张英俊的脸孔突然容光焕发。他马上说：“我们再喝一点白兰地吧。”

这次他真倒了满满两杯。

我们坐等电话铃响。我拿到五十块钱，在手里数来数去。

电话铃响了四次，从他的语气来看，对方好像是个女人。我们想等的那通电话直到十点四十分才打来。

2.失去客户

由我开车。或者也可以说，由我握着那辆大黑车的方向盘，任其奔驰。我穿着林德利的浅色运动夹克，戴着他的运动帽，口袋里揣着一百张一百美元面额的钞票。林德利坐在后座，拿着一把银管鲁格手枪。枪很威风，但愿他知道怎么用。这份工作我真是一点也不喜欢。

见面地点约在普里西马峡谷入口的一处山坳里，离他家大概十五分钟车程。林德利说那个地方他很熟，可以很轻松地带我找到。

山路蜿蜒曲折，搞得我晕头转向，突然我们就开到了州际公路上。川流不息的车灯形成两道白光，一直延伸到路两端的尽头。长途大货车都上路了。

我们开往内陆，经过日落大道上的一个服务站。那里很寂寥，好长一段路上全飘着大海草的味道，不过不是很刺鼻。靠近幽暗的山坡时，山艾草的味道变浓了。偶尔远处会有一扇暗黄色的窗从山顶往下偷看我们，也会有车子呼啸而过，白色远光灯会暂时遮住山峦。天上挂着一轮半月，几丝冷雾想把它赶下山。

“这里是贝尔艾尔海滩俱乐部，”林德利说，“下一个峡谷是拉斯普加斯，然后就是普里西马。过下一个坡转弯。”他的声音紧张而微弱，完全失掉了我们在公园大道初见面时的那种腔调。

“把头低下去，”我回头呵斥道，“一路上可能都有人在跟踪我们，这辆车跟爱荷华州野餐会上的一口痰那样显眼。”

车子引擎在我前面低哼着。“这里右转。”他在坡顶上轻声说。

我把车转进一条杂草丛生的宽阔林荫路上，一根根未完工的电灯架立在坑坑洼洼的人行道上。灌木丛从混凝土路后的荒地里蔓延开来。我可以听到树丛后面蟋蟀的叫声以及树蛙的鼓噪声。我们的车就这么安静地开着。

一个街区外有栋房子，黑着灯。这里的居民似乎全都跟他们的鸡同时上床睡觉。混凝土路突然在尽头中断，我们滑下一道土坡，又开下了另一道山坡。一个路障横在土路上，隐约漆成了白色。

我听到身后一阵窸窸窣窣。林德利靠到我椅背上叹口气说：“就是这里，你得下车把那个路障移开，往下开进山坳里。这样做大概是为了防止我们及时撤离，因为我们不得不跟他们的车一起退出来，而他们可以争取逃跑的时间。”

“你闭嘴，低下头，除非听到我大喊，否则别抬头。”我说。

我关掉引擎，坐在那儿听了一阵，蟋蟀和树蛙的叫声都大了一点，我没听到其他的声音。附近没有人移动，否则蟋蟀不会叫得这么肆无忌惮。我摸摸腋下冰冷的枪柄，打开车门，站在车外的硬石灰地上。四周到处都是矮灌木，我可以闻到山艾草的味道，一个军队藏在里面都发现不了。我朝路障走去。

或许这只是试探，看看林德利听不听话。

我伸出手——必须要用两只手——把白色路障的一部分往旁边移开。这不是试探。从十五英尺外的一个灌木丛里，射出一道很粗的手电筒灯光，笔直照在我脸上。

一个尖锐的黑人声音，从光束后的一片黑暗中传来：“我们两个人都带了猎枪，把手举高，我们不想冒险。”

我没吭声，一动不动地站在那儿，手里的路障大概距离路面几英寸。车里的林德利没有作声。没多久我开始无法负担四乘四英尺木桩的重量，手不听使唤，只能把那块路障放下。我慢慢把双手举向空中，整个人被那道光钉得死死的，活像被拍死在墙上的一只苍蝇。我心里没什么特别的想法，隐约觉得似乎该有更好的办法解决这件事。

“很好，”那个似乎带着哭腔的尖细声音说，“就那样不要动，等我走过去。”

那声音在我脑海里产生了一些模糊的回响，但它们并没有特别的意义，我的记忆里有太多这样的回响。不知道林德利在做什么。一个瘦瘦的人影从光束里晃出来，立刻又消失不见，变成我身旁一个窸窣作响的声音，接着声音转到我背后。我仍然高举双手，眼睛在强光下拼命眨。

一根手指轻触我的背，然后是枪口。那个我模糊记得的声音说：“这可能会有点疼。”

一阵咯咯的笑声，和东西挥动的声音。一道白热的强光在我头顶跳了一下，我猛趴在路障上，一边抓一边大叫。我的右手想钻到左腋下。

第二次挥动的声音我没听见，只见那道白光越变越大，直到眼前除了一片令人头痛的白光之外，什么都没有。接下来是一片黑暗，只有一团红色的物体在蠕动，有些像显微镜下的细菌。然后这些红色小东西也不见了，只剩下黑暗与空洞，和一种不断下坠的感觉。

醒来时我模模糊糊看到一颗星星，听见两个小妖精在一顶黑帽子里对话。

“卢里德。”

“什么？”

“卢里德。”

“卢里德是谁？”

“有一次你在审讯室里看到的那个黑人枪手。”

“噢……那个卢里德！”

我翻个身，开始在地上挣扎，好不容易单膝跪起来，呻吟了一声。附近没有人，我自言自语，试图清醒过来。我用手掌撑在地上，稳住身体，仔细聆听，却什么也听不见。我的手一动，干芒刺便扎进我的皮肤里，紫色山艾黏稠的汁液流出来，野蜜蜂就是靠它才能酿蜂蜜。

蜂蜜是甜的，太甜了，让人的胃受不了。我弯下身子，开始呕吐。

过了一会儿，我才把五脏六腑收回原处。除了耳鸣还是什么都听不见。我小心翼翼地爬起来，像个想爬出浴缸的老头子，我的双脚没什么感觉，两腿像橡皮。我摇晃了几下，把脑门上因为呕吐冒的冷汗擦掉，摸摸后脑勺。后脑勺又软又肿，像个被压烂的桃子。每碰一下，一阵痛楚便直接滑到我的脚踝。从小学被踢了第一下屁股以来，我所经历的每一种疼痛都一股脑儿袭来。

我的视线逐渐清晰，可以看见荒野洼地的轮廓了，荒野四周长满了山艾草，仿佛一圈矮墙，一条在月光下模糊不清的泥巴路延伸到另一边。然后我看到了那辆车子。

它离我很近，不超过二十英尺，我刚才只是没朝那个方向看罢了，那是林德利的车，没亮灯。我踉跄着走过去，本能地往左腋下掏枪。当然没枪可掏。那个怪里怪气、声音很耳熟的男人，早就替我收好了。可是我身上还有支小手电筒，我打开后车门往里照。

什么痕迹都没有——没有血，没有被弄烂的椅套，没有一片碎玻璃，没有尸体。车里不像经历过一场搏斗，只是空空如也。钥匙还挂在仪表板上，有人把车开过来丢弃在这里。我用小手电筒照地开始搜查，想找到他。既然车在这里，他一定就在附近。

接着，在一片死寂的夜里，引擎轰鸣声从远处传来。我迅速把手电光熄灭。车灯从灌木丛缝隙里斜斜照过来。我往地上一扑，匍匐到林德利的车子引擎盖后面。

那辆车开到半路便停下来。挡风玻璃一角亮起一束光，从一边移到另一边。灯光熄灭，车子慢慢开下山坡。

到了谷底，它稍稍掉个头，用头灯照这辆黑色轿车。我咬住上唇，却丝毫感觉不到自己在咬，嘴里尝到血的味道。

那辆车又往旁边转了一点，车灯突然熄灭，引擎也熄了火。夜色再一次变得黑暗空洞，没有声响。什么都没发生——没有任何动静，只有远处不断鸣叫的蟋蟀和树蛙。接着是门把转动声，我看到一道亮光，听见脚步声传来，紧接着一束光像一把剑一样砍在我头上。

然后是笑声。女人的笑声，像曼陀林琴弦般紧绷。白色光束往车底下探了探，照到我脚跟。

女孩声音尖锐，说道：“喂，你！把手举起来，爬出来，我看见你了！”

我没动。

她又对我说：“听着，我有三颗子弹可以打中你的脚，另外七颗可以射在你的肚子上，我还有备用弹匣。我换子弹的速度很快。你出不出来？”

“把你的玩具放下！”我咆哮道，“不然我就把它从你手上打飞。”我的声音听起来像另一个人，沙哑而粗重。

“啊，你是条硬汉。”那声音里现在有点颤抖，不过马上又坚定起来：“你出不出来？我数到三。我来给你算算胜率吧——躲在十二个大汽缸底下——还是十六个？脚可会很痛。要是伤到脚踝骨，得好几年才能好利落，有时候……”

我站起身，直视她的手电筒。“我害怕的时候也会变得很啰唆。”我说。

“不……不准动！你是谁？”

“一个不好惹的侦探。怎么了？”

我开始绕过车子朝她逼近，她没有开枪。等走到距离她六英尺的地方我才站住。

“你站在那里不许动！”她很生气地叫道——我已经站住了。

“遵命。刚才你用挡风玻璃上的探照灯在照什么？”

“照一个男人。”

“伤得很重？”

“恐怕已经死了，”她简短地说，“你看起来也半死不活。”

“我被揍晕了，”我说，“我的黑眼圈总是这么来的。”

“真幽默！”她说，“就像停尸间的管理员。”

“我们去看看他，”我粗声粗气地说，“如果你需要安全感，可以拿着你的玩具枪跟在我后面。”

“这辈子我从来没觉得更安全过。”她生气地说，并往后退，让我过去。

我绕过她开来的小车，这是一辆很普通的车，在朦胧的月光下显得整洁可爱、光可鉴人。我听到她的脚步跟在后面，但没理她。在山坡的半道上，我看到了离我几英尺以外他的两只脚。

我用自己的小手电筒照向他，女孩也一起照着。我看清了他整个人。他被扔在一处灌木丛里，面朝上，这种“破布袋”姿势向来只意味着一件事。

女孩没作声，离我远了一些，呼吸很沉重，但手电筒握得很稳，比任何一位老刑警都毫不逊色。他一只手僵硬地摊开，手指弯曲，另一只手压在身体下面，外套皱皱巴巴，卷在一起，仿佛他被丢出去时打了几个滚。那头浓密的金发上黏满血块，在月光下仿佛黑色的鞋油。他的脸上也有血，血里还掺着灰色的东西。我没看到他的帽子。

就在那时，我简直活该挨枪子儿。在此之前，我一直没想起来我身上的钞票。这个念头一闪而过，我马上伸手去摸口袋，看起来一定就像伸手去掏枪。

口袋里空空如也。我把手掏出来，回头看她。

“先生，”她生气又无奈地说，“要不是我看你的脸不像坏人……”

“本来有一万美元现金装在我身上，”我说，“是他的钱，我替他带的，是赎金。我刚才突然想起来了。你是我见过的最淡定的女人。他不是我杀的。”

“我不认为他是你杀的，”她说，“一定有人很恨他，才把他的头砸成那样。”

“我认识他还不够久，”我说，“再用你的手电筒照着他。”

我跪下来搜他的口袋，尽量不挪动他。他有一些零钱和钢镚儿，一个挂了几串钥匙的小皮套，一个普通的钱包，里面有张普通的驾照和几张普通的保险卡，钱包里没有钱。不知为何他们没搜他的裤袋，或许是被灯光吓着了，否则肯定会把他的外套翻个底朝天。我把更多东西放到她手电筒下查看：两条挺括的、白得像雪的手帕；六个夜总会火柴盒；一只装满他的进口烟的银制香烟盒；另外还有一只香烟盒，玳瑁镶银边，两侧各镂有一条盘龙。我把盒盖轻轻拨开，里面的松紧带下压着三根极长的香烟，是俄国烟，滤嘴是空的。我捏捏其中一根，烟摸起来很干，似乎放了很久。

“或许是女人抽的，”我说，“他抽的是另一种。”

“也许是护身符，”身后的女孩说，“以前我认识一个男孩就抽过一次，可以让我看看吗？”

我把烟盒递给她，她用手电筒翻来覆去地照，直到我让她把烟盒放回地上。没有其他东西可看了。她把香烟盒盖好递给我，我把它放回他胸前口袋里。

“就这样了。不管是谁下的手，一定是来不及清理现场。谢谢。”

我毫不在意地站起来，转身夺下她的枪。

“去你的！你干吗动手？”她骂道。

“说！”我说，“你是谁？半夜三更在这种鬼地方开车兜风？”

她假装手被我弄痛，拿手电筒对准那儿仔细地照。

“我对你一直很客气，不是吗？”她埋怨道，“我好奇得快疯了，却没问你一个问题。”

“你很好，”我说，“可是我现在的处境不能不当心。你到底是谁？还有，把手电筒关掉，现在我们不需要灯光了。”

她关掉手电筒，黑暗在我们眼前渐渐变亮，直到我们可以看见灌木丛和死人四仰八叉的轮廓，以及东南方城市发出的光。

“我叫卡萝尔·普莱德，”她说，“住在圣莫尼卡，替一家报纸写专题故事。我晚上睡不着就会开车出来兜风——漫无目的。我对这整个区域了如指掌，看见你的小手电筒在这个地方一闪一闪。天气这么冷，不像是小情侣——如果他们开着手电的话。”

“这我就不知道了，”我说，“我以前从来没用过。你说你还有备用弹匣，这玩意儿你有执照吗？”

我掂掂那把小东西，黑暗中感觉像把点二五的柯尔特自动手枪。在小型手枪中，这款枪平衡性算是不错，很多大汉就死在点二五小枪下。

“我当然有执照，不过备用弹匣是骗人的。”

“你胆子不小，普莱德小姐？还是太太？”

“不是太太……这一带并不危险，附近居民甚至夜不闭户。我猜那些坏人一定看准了这里很清静。”

我调转小枪递给她：“今晚我时运不佳，得小心为上。现在请你好心送我一程到凯斯特马拉，我去那里拿我的车，然后报警。”

“不该有人看着他吗？”

我看看自己手表上的荧光指针。“现在差一刻一点，”我说，“让蟋蟀和星星陪他吧，我们走。”

她把枪塞进皮包里，我们走下山坡，上了她的车。她没开车灯，慢慢把车开上山坡。那辆大黑轿车就像座纪念碑似的立在我们身后。

到了坡顶，我下车把那段白色路障移回原位，拦住路。今晚他安全了，以后的许多个夜晚也会很安全。

女孩一直等到接近第一户人家时才开口，她打开车灯，平静地说：“你脸上有血，某某先生，而且我没碰到过比你更需要喝一杯的人。要不去我家吧，在那里打电话给西洛杉矶警察局？这附近除了一个消防队之外，什么都没有。”

“我叫约翰·达尔马斯，”我说，“我喜欢脸上有血，你不会想跟这种破事有牵连的。我也不想把你牵扯进来。”

她说：“我是个孤儿，一个人住，没关系。”

“只要把车开到海滩边就行，”我说，“之后我就一个人行动。”

但是在抵达凯斯特马拉之前，我们不得不停了一次车。车子一路颠簸，害得我钻进草丛又呕吐了起来。

等开到我停车的地方，也就是山脚下，我和她说晚安，道别。然后坐进我的克莱斯勒，直到她的尾灯消失在视线里。

路旁的咖啡馆还在营业，我本来可以进去喝一杯再打电话。但貌似我半小时后的做法更为明智——神智清醒，脸色发青，脸上带着血迹，走进西洛杉矶警察局。

警察也是人。他们的威士忌和酒吧里的一样好。

3.卢里德

我并没有把事情说清楚。威士忌也很难喝。市凶杀重案组的雷维斯听我说话时，眼睛一直盯着地板。他身后半躺半坐着两个便衣，看起来活像两名保镖。巡逻车小组早已派人出去守护尸体。

雷维斯瘦长脸、五十多岁，皮肤很光滑，一身衣服干净整齐。长裤有两道笔直的褶子，坐下后他会小心翼翼地拉一拉，衬衫和领带都像是全新的，十分钟前才穿上，帽子像是在来上班的路上才买的。

我们坐在圣莫尼卡大道附近的西洛杉矶警察局值班室里，房里只有我们四个人。拘留室里关了几个醉鬼，等着送到市里的醉汉拘留所去法庭提审。在我们谈话过程中不断听到他们发出澳洲土著似的吵闹声。

“我是他的保镖，”我最后说，“圆满完成任务。”

“我要是你就不会这么想，”雷维斯谨慎地说，“任何人都可能遇到这种事。看来他们以为你是林德利，把你揍昏，免得多费口舌，还节省时间。或许他们根本没把东西带来，并不打算这么便宜就出手。等他们发现你不是林德利之后就把气出在了他身上。

“他手上有枪，”我说，“一把很棒的鲁格手枪。不过要是有两把猎枪瞄着你的话，你大概也不会逞英雄。”

“是个黑人吗？”雷维斯说着一边伸手去抓桌上的电话。

“只是黑暗里的一个声音，我不能确定。”

“嗯，不过我们会查出他那个时候在干什么。卢里德，这个名字好熟。”

他拿起听筒，指示总机，“给我接总局，乔……我是雷维斯，在西区办那个抢劫谋杀案。我要一个黑人或黑人混血杀手的资料，名字是卢里德。二十二到二十四岁，皮肤淡棕色，长得挺干净，小个子，大概一百三十磅吧，有只眼睛轻微斜视，我忘了是哪只。这里有些线索，但不是很多，他进出监狱也好多次了，你们一定记得他。我要知道他今晚的动向。给有色人种小组一个小时，然后开始广播他的名字。”

他抱着电话对我眨眨眼：“芝加哥以西，就属我们的黑人警察最出色，只要他人在城里，他们不费吹灰之力就能逮住他。现在我们出去吧？”

我们下楼，上了一辆巡逻车，穿过圣莫尼卡，回到帕里斯。

几小时后，我在寒冷朦胧的清晨回到家中。我刚刚就着威士忌吞下几片阿司匹林，正用滚烫的水洗我的后脑勺，电话铃就响了，是雷维斯。

“我们找到卢里德了，”他说，“在帕萨迪纳那边，还有个叫富恩特的墨西哥人。他们在阿罗约赛克大道上找到的尸体，虽然凶手没有用铲子把他俩埋了，不过也够小心的。”

“继续说，”我差点没把电话筒捏碎，“说重点吧。”

“你猜得没错，他们是在科罗拉多街大桥下被发现的，那两人嘴巴里塞了东西，全身捆了电线，像被砸烂的橙子。刺激吗？”

我沉重地呼吸。“这足以让我睡个好觉了。”我说。

阿罗约赛克大道的人行道就在科罗拉多街大桥正下方七十五英尺左右——有时它被称为“自杀桥”。

“看来你碰上的案子不简单，”雷维斯停顿了一下说，“你怎么看？”

“我初步猜测，这是起抢劫赎金未遂案。两个小混混不知从哪儿听到消息，定好了作案地点，结果被杀了。”

“那得有内应，”雷斯顿说，“你是说这两个人知道珠宝被抢，但东西并不在他们手上。我觉得他们是想瞒着老板连货带钱一起带走，不然就是老板觉得要养的人太多了。”

他道了晚安，祝我有个好梦。为了缓解头疼，我喝了足够多的威士忌。喝得有点太多了。

我很晚才到办公室，行动已经恢复正常，但是身体感觉却差得远。后脑勺上那两块伤口也开始在胶布底下化脓，不比酒保收工前的大脚趾好受。

我办公室里有两个房间总是弥漫着旅馆咖啡厅的味道。小房间是接待室，我从来不锁，让客人可以自己进去等——万一有愿意等候我的客户来访。

卡萝尔·普莱德等在里面，瞅着那张褪色的红色长椅，两把不成套的椅子，一小块地毯，和孩童用的小书桌，上面堆了些上个世纪的杂志。

她穿了一件棕色的宽领斜呢外套，男性化的衬衫，领带，一双好鞋，一顶我猜大概值个二十美元的帽子，不过看起来像是裁缝用一只手和破纸片随便缝的。

“你还能起来？”她说，“真令人安心。我正在想你是不是在床上办公。”

“啧，啧，”我说，“请到我的闺房来吧。”

我把隔壁那个房间的门打开。其实那扇门只要轻轻踢一脚，也能打开。我们走进小套房，红锈色的地毯上有很多污渍；五个绿色的档案柜，其中三个柜子里留下了许多加州天气的痕迹；一份广告商送的月历，图片里的五胞胎在天蓝色的地板上爬来爬去。屋子里摆了几把仿核桃木椅子和书桌，桌面上有划痕，书桌后有一把嘎吱作响的旋转椅。我在旋转椅里坐下，把帽子放在电话上。

之前我没有仔细看她，即使在凯斯特马拉的灯光下也没看清楚。她看起来大约二十六岁，一副没睡好的样子。蓬松的棕发下有张漂亮但疲倦的小脸，额头很窄很高，骄傲的小鼻子，上唇稍稍过长，嘴巴有点过大。如果好好睡觉，那双眼睛可以变得很蓝。她看起来很安静，但不是畏畏缩缩的那种安静；她看起来很聪明，但不是那种好莱坞式的聪明。

“我在早晨出版的晚报上读到了，”她说，“没多少信息量。”

“警方不希望大肆宣扬，想留点东西给早报。”

“不管它。我帮你做了些小小的调查。”她说。

我盯着她，拿起桌上一个扁扁的香烟盒，把烟斗装满。“你搞错了，”我说，“这件案子跟我无关，昨晚算我倒霉，喝掉一整瓶威士忌才入睡。这是警方的案子。”

“我不这么认为，”她说，“至少不全是。而且你拿人钱财就应该替人消灾。你拿了钱吧？”

“五十美元，”我说，“等我知道该退给谁，我就会退钱。我妈妈都觉得我不该收这笔钱。

“我喜欢你，”她说，“你看起来像个差点就会学坏，可是有东西在最后一刻阻止了你的人。你知道那串翡翠项链是谁的吗？”

我猛地坐正。“什么翡翠项链？”我差点没吼出来。我根本没跟她提翡翠项链的事，报纸上也没提。

“你不用自作聪明，我去找那位负责办案的雷维斯副队长谈过。我告诉了他昨晚的经过，我们处得很好。他认为我还有所保留，所以跟我讲了一些事。”

“嗯……那条项链是谁的？”一阵沉默后我问道。

“菲利普·考特尼·普伦德加斯特太太，住在比弗利山庄——至少一年会来住上一阵子。她丈夫拥有大概一百万资产和坏掉的肝脏。普伦德加斯特太太是位黑眼睛的金发女郎，当普伦德加斯特先生在家里服用甘汞的时候，她就出门到处玩。”

“金发妞不喜欢金发男人吧？”我说，“林德利简直像个瑞士土包子。”

“别傻了，你真相信那些电影杂志？这个金发女人很喜欢他，我知道！《年代日报》的社会版编辑告诉我的。那个编辑体重二百磅，留撇小胡子，可是别人叫他‘潇洒格蒂’。”

“项链的事也是他告诉你的？”

“不，是布拉克珠宝公司的经理告诉我的。我跟他说我在写一篇有关稀有珠宝的文章——替《警界公报》写。我是不是比你还幽默？”

我第三次点烟斗，朝后仰时把椅子压得吱吱响，连人带椅险些翻倒。

“这些事雷维斯都知道吗？”我盯着她，却装作不经意。

“他没说，不过他很容易就能查出来，我相信他绝对能，他可不是笨蛋。”

“却被你给骗了，”我说，“他有没有告诉你卢里德和墨西哥小子富恩特的事？”

“没有，他们是谁？”

我告诉了她。“好可怕啊。”她微笑地说。

“你老爸该不会是警察吧？”我起了疑心。

“波莫纳警察局局长，任职十五年。”

我什么都没说。我想起波莫纳那位叫约翰·普莱德的警察局局长四年前被两个小混混开枪打死的事。

过了一会儿我说：“我早就该想到了。好吧，还有什么？”

“我敢说普伦德加斯特太太到现在还没拿回自己的项链，而她那位肝脏不好的丈夫，有本事让各大报纸都对他俩的名字只字不提，而且她需要一位能干的私人侦探，在不制造任何丑闻的情况下，帮她解决这个麻烦。”

“制造丑闻？”

“噢，她像是那种衣柜里有一大箱丑闻的人。”

“我猜你大概跟她吃过早餐了吧？”我说，“平常你都几点起床？”

“没有，我要等到两点才能见到她。我六点起床。”

“我的老天，”我说完便从书桌底层抽屉里拿出一瓶酒，“我的头疼死了。”

“只能喝一杯，”她厉声说，“而且只是因为你昨晚挨揍了。不过我敢说，这种事你一定司空见惯。”

我把酒灌进肚子，轻轻塞上软木塞，然后深吸了一口气。

那女孩在棕色皮包里摸了一阵说：“还有另一件事，不过你最好自己去处理。”

“我真高兴我还能派上用场。”我说。

她把三根长长的俄国烟放在桌上，滚到我这边，脸上并无笑意。

“看看滤嘴里面，”她说，“然后你自己下结论。昨晚我把它们从烟盒里偷了来，里头的玄机值得推敲。”

“而你是警察局局长的女儿。”我说。

她站起来，用皮包把我桌边的烟灰扫了扫，走到门口。

“我还是个女人。现在我得去见另外一位社会版编辑，打听一下考特尼·普伦德加斯特太太的爱情生活，有意思吧？”

办公室的门和我的嘴巴几乎同时闭上。

我捡起其中一根俄国香烟，用手指头捏捏，往中空的滤嘴里瞄。好像有什么东西卷在里面，像是一片纸或一张卡片，反正是跟改善口感没关系的东西。最后我终于用指甲剪的锉刀把它给挑了出来。

的确是张卡片，一张薄薄的、象牙色的名片。上面只印了六个字：

灵媒萨克塞恩

我往另外两根香烟的滤嘴里瞄，发现每根里都有一张相同的名片。这对我而言毫无意义，我从没听说过什么灵媒萨克塞恩。后来我在电话簿里查找，发现西区第七大道上有个姓萨克塞恩的男人，听起来像亚美尼亚人的姓氏，于是我又在分类栏的“东方地毯”下面找，果然有他。但那并不能证明什么。卖东方地毯的人不一定得是灵媒，反倒是灵媒才会去买东方地毯。我有个感觉，这张名片上的萨克塞恩跟东方地毯绝对没有关系。

我大概知道他干的营生，以及客户类型。他名气越大，就越不需要做广告。只要你给他足够的钱和时间，他什么都治得好——从怨妇到蝗灾。无论是面对深受挫折的女人，错综复杂的感情纠葛，没有写信回家的流浪儿，抑或房地产该现在脱手还是再等一年，以及会不会影响声誉之类的问题，他都是专家。就连男人也会去找他，尤其是那种在外一条龙在家一条虫的男人。不过最主要还是女人，有钱的女人，有珠宝的女人，被别人用一根细瘦的手指掐算出命运的女人。

我再次把烟斗填满，在不使劲晃脑袋的情况下抖抖我的思绪。为什么一个男人要带着一个备用的香烟盒，里面装了三根不打算拿来抽的香烟，而香烟里却藏着另一个男人的名字。谁能找到那个名字？

我把酒瓶推到一边，咧嘴笑笑。只要肯花时间加细心，任何人都可以在林德利先生的口袋里搜出这些名片。谁会去做这件事呢？警察。什么时候呢？林德利先生离奇死亡或重伤的时候。

我把帽子从电话上拿下来，打电话找一位叫威廉·比德斯的人，他在保险公司做事——至少他是这么说的——兼职出售从女佣和司机那里贿赂来的未登记电话号码。他要价五美元，我想林德利一定愿意在那五十美元里拨五元出来。

威廉·比德斯有我要的号码，是布兰特伍德高地的号码。

我打电话到警察总局找雷维斯，他说除了没睡好以外一切正常，叫我闭紧嘴巴，不用担心，不过我实在应该告诉他关于那个女孩的事。我说我确实该这么做，不过也许他也有女儿，他总不愿意让自己的女儿被镁光灯摄影机追赶。他说他的确有女儿，还有这个案子看起来对我不利，不过任何人都可能碰上，然后他跟我说再见。

我打电话找“紫罗兰”麦基，想让他哪天洗完牙，还口腔溃疡时跟我吃个午餐。可惜他押送一名囚犯回文图拉了。然后我拨了布兰特伍德高地那位灵媒萨克塞恩的电话号码。

过了一会儿，一个略带外国口音的女声说：“你好。”

“萨克塞恩先生在吗？”

“非常抱歉，萨克塞恩从来不接电话。我是他的秘书，您要留言吗？”

“好的，你有铅笔吗？”

“我当然有铅笔。请说。”

我先报上姓名、住址、职业和电话号码，确定她全都拼对了，然后说：“我想请教萨克塞恩先生关于一位林德利先生的谋杀案，昨晚发生在圣莫尼卡的帕里斯附近。”

“他会很乐意为您效劳，”她的声音非常平静，“不过当然我无法在今天就帮你安排时间。萨克塞恩他很忙，或许明天……”

“下个星期也没关系，”我大方地说，“调查谋杀案本来也没什么好急的，你只要告诉他我给他两个小时时间，然后我就去找警察，把知道的全抖出来。”

一阵沉默。或许我听到一声喘息声，或许那只是线路杂音。然后那个带着外国腔的声音说：“我会告诉他，但我不懂……”

“请赶快，我的宝贝，我会在办公室里等着。”

我挂上电话，用手指摸摸后脑勺，把那三张名片放进皮夹里，突然感觉自己好像可以吃点辛辣的食物了，于是跑出去找吃的。

4.赛肯德·哈维斯特

这个印第安人体味好重。他走进我外面那间小接待室，我听到门响，刚站起来去看是谁进来时就闻到了他的味道。他靠门边站着，活像一尊铜像。虎背熊腰。

除此之外，他打扮得就像个流氓。他穿了一套对他而言过小的棕色西装，帽子至少小了两号，上面全是帽子原来的主人留下来的汗渍，戴在他头上就像屋顶上的风向仪。他的衣领箍得像马项圈那么紧，也是脏兮兮的棕色，领带从领口吊下来，挂在他扣了扣子的外套外面，领带上端被一对夹子固定住，还打了个像豆子般大小的领结。领口上的那段脖子，系了一条看起来像是黑丝带的东西。

他的脸很大很扁，鼻梁很高，大鼻子像船头那么硬。眼睛周围没有睫毛，肩膀又宽又厚。他如果洗个澡，套上一件白睡衣，活脱脱一位邪恶的罗马元老院议员。

他的味道是一种原始人的泥土味儿，很臭，不过不是城市的那种臭味。“哈！”他说，“来，现在就来。”

我朝里面办公室晃晃大拇指，走回去。他迈着沉重的步子跟着我，发出的声音和一只苍蝇一样吵。我在自己的桌后坐下，指指对面的椅子，但他并没有坐，那对小黑眼里充满敌意。

“从哪儿来的？”我想知道。

“呵。我，赛肯德·哈维斯特。好莱坞式印第安人。”

“请坐，哈维斯特先生。”

他喷着粗气，鼻孔变得很宽，它们本来就够做老鼠洞了。

“我叫赛肯德·哈维斯特。不是哈维斯特先生。笨蛋。”

“你想干什么？”

“他说快点去。他说现在就去。他说……”

“别再跟我说你的狗屁拉丁语了，”我说，“我可不是蛇舞大会上的女老师。”

“笨蛋。”他说。

他面带厌恶地把帽子慢慢摘下来，让帽底朝上，用手指在防汗带下一拨，防汗带翘了出来。他从皮革边上取下一个曲别针，凑近我，丢了一张脏兮兮的字条在桌上，很生气地指了指。油腻的头发被那顶过紧的帽子压出了一道褶子。

我打开那张纸，里面有一张名片，写着“灵媒萨克塞恩”。字体细长，印刷精美。我皮夹里还有三张一模一样的名片。

我把玩着空烟斗，瞅着那个印第安人，想从他脸上看出点名堂来。“好，他想干什么？”

“他要你快去。快。”

“笨蛋。”我说。印第安人显然喜欢这种称兄道弟的方式，他几乎咧嘴笑了。“他得预付我一百美元。”我补充道。

“喔？”

“一百美元！铁人。数到一百。没钱，我，不去。懂不？”我开始数数，两个拳头开开合合。

印第安人又丢了一张纸在桌上，我把它打开，里面有张簇新的百元大钞。

“灵媒够厉害，”我说，“我很怕这样聪明的人，不过我还是会去一趟。”

印第安人没把防汗带扯回原处就把帽子戴回头上，看起来比刚才更滑稽。

我从腋下掏出一把枪，可惜不是昨晚那把——我最讨厌丢枪——我上好弹夹，拉上保险栓，然后才把枪送回枪套。

这些动作在印第安人眼里，跟挠脖子没什么区别。

“我有车，”他说，“大车。笨蛋。”

“可惜，”我说，“我现在已经不喜欢大车了。不过我们还是走吧。”

我锁上门，跟他一起出发。印第安人乘电梯时味道实在重，连电梯操作员都注意到了。

那是一辆褐色的无篷式林肯车，不是很新，但保养得很好。它经过一片绿油油的马球场，往前开了一段路之后，那位黑皮肤的外国司机突然把它转进一条细如丝带的白色水泥路，坡度很陡，和林德利家那条路不相上下，不过没那么直。这地方离市中心很远，已经过了韦斯特伍德，位于布伦特伍德高地。我们往上开，经过两处橙园——有钱人的宠物，因为这里并不适合种橙子——还经过些贴着山麓盖得矮矮的、浮雕般的房子。

再往下走就看不见房子了，只见枯焦的山丘和那条水泥丝带，左侧是垂直下坠的无名峡谷，右边则是热气氤氲、焦枯的石灰山坡，边缘不时挂着一些生命力顽强的野花，像不肯上床睡觉的顽皮小孩。

我前方坐着两个人，一个后背枯瘦，棕色脖子，黑头发，头戴鸭舌帽；还有一个宽背上套着棕色西装，衣衫不整，连着印第安人粗壮的脖子和大头，头上戴着那顶还看得见防汗带的帽子。

汽车转而驶上U形路，巨大的车胎在松动的碎石上滚动。褐色林肯冲进一道敞开的大门，爬上一道两旁长满天竺葵的陡坡。车道尽头是一个鹰巢，和一栋用水泥与玻璃建成的别墅。这栋房子像荧光屏一样具有现代感，跟灯塔一般与世隔绝。

车开到尽头转了个弯，停在一面白墙前，墙里嵌了一道黑门。印第安人下车看着我。我也下车，用左臂内侧顶了顶身侧的枪。

白墙内的黑门在无人触碰的情况下缓缓开启，露出一条狭窄的走道，一直延伸到很远，天花板上亮着一只灯泡。

印第安人说：“哼，走吧，进去！”

“你先请，哈维斯特先生。”

他皱着眉头走过去，我跟在他后面，黑门又自己无声无息地关上。专门吓唬客人的玩意儿。窄道尽头有部电梯，我和印第安人挤进去。我们上升的速度很慢，电梯的小马达发出温柔的哼哼声。电梯停住，门毫无声息地打开，周围又亮堂起来。

我走出电梯，它载着印第安人在我背后缓缓下降。我站在一个四面几乎全是玻璃的角楼里，西边的那几面玻璃窗拉上了窗帘，地上的地毯闪着旧波斯地毯那种柔和的光泽，还有一张用手工雕琢的嵌板做成的桌子，嵌板可能来自某个教堂。桌后有个女人正对着我干巴巴地微笑，像朵枯萎的花似的，只要轻轻一碰就会化成粉末。

她有一头乌黑的大波浪头发，黝黑的东方脸孔，耳朵上戴着珍珠，手指上戴着很多廉价的大戒指，包括一颗月光石和一颗方形祖母绿，它们看起来和平价百货公司里卖的手指链一样假。她的手又小又黑，已不再年轻，实在不适合戴戒指。

“噢，达尔马斯先生，你愿意光临真是太……好了。萨克塞恩一定会很高兴。”

“谢谢，”我从皮夹里掏出那张簇新的百元大钞放在桌上，摆在她那双黑得发亮的手前面，她既没看它，也没碰它。“我的一点心意，”我说，“亏你想得周到。”

她慢慢站起来，仍旧保持微笑，嗖地绕到桌子前面。她穿了一件紧得像美人鱼皮的贴身洋装，好身材毕露无遗——如果你喜欢女人腰部以下的尺码比腰部以上大四号的话。

“我带你去。”她说。

她走在前面，领我走到一面窄窄的镶木板墙前，那是这个房间除了电梯通道外唯一不是玻璃的部分。她打开一扇小门，门后露出如丝般光泽的亮光，不像是日光。她的微笑现在比埃及还古老，我再次顶顶枪套，然后才走进去。

小门在我身后无声无息地关上。那是个八角形的房间，四周垂着黑色丝绒，没有窗户，黑色的天花板极高。在黑色的地毯中央，立着一个八角形的白桌子，两侧各摆了一个依照桌子缩小尺寸的凳子，黑帷幕前还放着另一个一模一样的凳子。白桌上摆着一个黑色底座，上面有个大白球，光线就发自这个白球。房间里没有其他东西。

我在那儿站了大概十五秒钟，隐约觉得有人在监视我，这时丝绒帷幕突然分开，一个男人走进房间，直接走到桌子的另一头坐下，坐定以后才抬头看我。

他说：“请在我对面坐下。尽量不要抽烟或乱动。有什么事我可以为你效劳？”

5.灵媒萨克塞恩

他很高，腰杆笔直。我从来没见过一双如此漆黑的眼睛，也没见过这么细密的金发。他可能三十岁，也可能六十岁，不如我看起来更像个亚美尼亚人。他的头发笔直地梳到脑后，就像二十八岁时的约翰·巴里摩尔
[2] 。他像一位舞台上的明星，而我原本以为会看到一个神情猥琐、猛搓双手、又黑又脏的人。

他穿着一套剪裁合体的黑色双排扣西装，白衬衫，黑领带。整个人像本赠书一样整洁。

我咽了一下口水，说：“我不是来算命的，这种玩意儿我清楚得很。”

“是吗？”他彬彬有礼地说，“你都清楚什么？”

“不说也罢。”我说，“我明白你为什么要请那位秘书。客人先看到她，再看到你，惊讶的程度可以再加一等。我不太懂印第安人，不过那不关我的事，我又不是抓骗子的警察。我是为一桩谋杀案来的。”

“印第安人正好天生是灵媒，”萨克塞恩温和地说，“这种人比钻石还稀少，他们也跟钻石一样，通常都要去肮脏的地方才找得到。当然你可能对这种事不感兴趣。至于你说的谋杀案，我从来不读报。”

“别装了，”我说，“你连谁是这个国家的老大都不知道吗？好吧，事情是这样的。”

我把事情的经过一五一十地讲了一遍，包括他的名片，和我是在哪里发现它们的。

他连一块肌肉都没动一下。我不是说他没尖叫或双臂乱甩，或在地上跺脚或咬指甲什么的，我是说他根本动都没动，甚至连眼睛都没眨一下，只是坐在那儿看着我，仿佛国家图书馆门口的一座石狮子。

等我全部讲完，他一语中的：“你没有把那几张名片交给警方，为什么？”

“你说为什么，我就是这样做了。”

“显然我给你的那一百美元远远不够。”

“也有可能，”我说，“不过我还没开始考虑这一点。”

他交叉双臂。那双黑眼睛既可以像自助餐厅里的托盘一样浅，也可以像通往中国的隧道一样深。不论深浅，它们什么信息都没透露。

他说：“如果我说我和这个人只有生意上的接触，交情甚浅，你一定不会相信。”

“我会考虑。”我说。

“我感觉你对我没什么信心，或许林德利先生信任我。那些名片上我的名字旁边还写了别的东西吗？”

“嗯，”我说，“你应该不希望看到。”这招是幼儿园级别的伎俩，电台广播剧里的侦探就常用，他根本就没有理会。

“我们这个行业非常敏感。”他说，“到处都是冒牌货。让我看看其中一张名片。”

“我骗你的，”我说，“上面除了你的名字之外什么都没有。”我掏出皮夹，从里面取出一张名片放在他面前。我把皮夹收起来。他用指甲把名片翻了个身。

“你知道我是怎么想的吗？”我由衷地说，“我猜林德利认为就算警方查不出来是谁做了他，你也能找得出来。这表示他怕某个人。”

萨克塞恩松开双臂，换个手又叉回去。对他而言，这个动作大概等于爬上一个架子，咬掉一个灯泡。

“你并不是这样想的。”他说，“到底要多少，快说。买那三张你在通知警方前从尸体上搜出来的名片和一份签署声明。”

“不错。”我说，“对于一个兄弟是卖地毯的人来说。”

他温和地笑笑，几乎可以说有些和善。“地毯商人里也有诚实的人，”他说，“不过阿瑞斯敏·萨克塞恩不是我兄弟。这个姓在亚美尼亚非常普遍。”

我点点头。

“当然，你觉得我只是另一个骗子。”他补充说。

“那就证明给我看你不是。”

“也许你真正要的不是钱。”他小心地说。

“也许。”

我没看到他动手脚，不过他一定是踩了地板上的开关。黑丝绒帷幕打开，那位印第安人走进房间，他现在看起来既不脏也不滑稽。

他穿着宽松的白长裤和一件绣着黑色图案的白上衣，腰间绑了一条黑腰带，额上系一条黑头带，黑眼睛睡眼惺忪的。他拖着脚步走到帷幕旁的凳子那儿，交叉双臂坐下，下巴抵在胸口。他看起来比刚才更壮，仿佛这身衣服穿在另一套衣服外面。

萨克塞恩将双手放在我们中间的那个白球上面，投射在远处黑天花板上的光线被打乱，交织成奇异的形状和图案，十分微弱，因为天花板是黑色的。印第安人还是低着头，下巴枕在胸前，但眼睛开始慢慢睁开，目不转睛地盯着那双不断挥舞的手。

那双手移动得迅速，优雅，动作复杂，不知饱含何种深意，就像小学生跳希腊舞，也像圣诞树上的装饰彩带被吹落在地板上——随你怎么想。

印第安人的宽下巴靠在他的壮胸膛上，然后缓缓合上那双如同蟾蜍的眼睛。

“不用这些花招我一样可以催眠他，”萨克塞恩柔声说，“这只是作秀而已。”

“嗯。”我盯着他结实精瘦的喉咙。

“现在我们需要一样林德利碰过的东西，”他说，“这张名片就行了。”

他无声无息地站起来，走到印第安人面前，把那张名片塞进印第安人额上的头带里。然后再回来坐下。

他开始用喉音喃喃细语。我听不懂，只好盯着他的喉咙。

印第安人开始讲话。他讲得非常慢、非常吃力，两片嘴皮一动不动，每个字仿佛都像他在烈日下要拖上山的大石头。

“林德利。坏人。跟酋长的女人做爱。酋长很生气。酋长派人偷项链。林德利必须拿回来。坏人杀了他。呃……”

印第安人的头在萨克塞恩击掌的那一刹那往旁边一歪，似乎没有眼睑的黑眼睛突然睁开。萨克塞恩看着我，那张英俊的脸上毫无表情。

“好。”我说，“而且一点都不花哨。”我对印第安人跷跷大拇指：“他坐在你腿上太重了吧？自从歌舞女郎都不穿紧身衣以后，我没看过这么精彩的腹语表演。”

萨克塞恩不露声色地笑了笑。

“我盯着你的喉头肌瞧，”我说，“没关系，我想我懂你的意思。林德利跟某人的老婆不干不净，那个人妒火中烧，把他给杀了。理论上说得通。因为她平常不常戴这条翡翠项链，总得有人知道发生抢劫那晚她是否会佩戴。她先生应该知道。”

“很可能，”萨克塞恩说，“既然你没被杀掉，那也许他们并不打算杀死林德利，只是想揍他一顿而已。”

“对，”我说，“还有另一种可能，我本该早想到的。如果林德利真的害怕某人，想留下信息，那名片上也许真就写了什么——用隐形墨水。”

这招管用！他还在微笑，可是嘴角多了几道皱纹，但容我观察的时间实在太短。

白球里的光突然熄灭，房内顿时一片漆黑，伸手不见五指。我踢翻所坐的凳子，掏出枪，开始往后退。

一阵疾风，带来一股土腥味儿。即使在黑暗里，印第安人对时间和距离的估算都分毫不差，他从我身后猛扑上来，反扣我的双臂。他把我举离地面，我本来可以抬起一只手，对着前面乱枪扫射，但我没那么做，因为没有意义。

印第安人用两只手把我的双臂箍紧在身体两侧，我就好像被一台蒸汽起重机吊住一样，然后他重重地把我放下，抓住我的手腕，反剪到背后，扭在一起。像基石边角一样坚硬的膝盖抵住我的后背，我试图喊叫，可是一口气卡在喉咙里，怎么也叫不出来。

印第安人把我往旁边一摔，我们倒地时，他的双腿钳紧我的腿，让我动弹不得。我重重摔在地上，还承受着他的一部分重量。

枪仍握在我手上，印第安人并不知情，至少他的表现不像是知道的样子。枪就夹在我们中间，我开始转动枪的方向。

灯又亮了。

萨克塞恩站在白桌子旁，倚靠着。他看起来苍老了许多，脸上多了一种我不喜欢的表情。他看上去像是要做他并不喜欢但还是决定去做的事。

“啊，”他柔声说，“隐形字。”

接着帷幕很快分开，那个瘦黑女人冲进房间，手里拿了一块湿漉漉的白布，捂在我脸上，弯下身子用那双黑眼睛瞪我。

印第安人在我身后哼了一声，更用力地反扭我双臂。

我不得不吸入麻药。太多重量压在我身上，我没办法憋住气。那浓郁的甜臭味侵蚀着我。

我昏了过去。

就在我失去神智以前，有人开了两枪。枪声听起来似乎跟我毫无关系。

我又在野外醒来，就跟昨晚一样。这次是大白天，太阳正打算在我右腿上烧出个洞来。我可以看到炎热的蓝天，山峦的棱线，矮橡木丛，从小山丘一侧冒出来的丝兰花，以及更大片炎热的蓝天。

我坐起来，左腿里好像有小针在扎一样，我揉了揉，再揉揉我的胃。麻药的臭味还留在鼻子里，我感觉自己跟个又臭又空的旧油桶一般。

我站起来，但两腿支撑不住。我吐得比昨晚还厉害。身子也抖得更厉害，寒战也打得更多，而且胃比昨晚更痛。我再一次站起来。

从海面一路吹上山坡的微风，让我恢复了一点生气。我缓慢地蹒跚而行，看到留在土地上的车辙，然后看到一个很大的镀锌十字架。它本来是白色的，现在白漆剥落得厉害。底下是个有裂痕的水泥基座，上面有一扇敞开的小门，门内露出一个铜锈开关。

就在这个水泥基座后面，我看到了那双脚。

它们随意地从灌木丛里伸出来，脚上套着硬头皮鞋，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大学男生很爱穿的那种皮鞋。我几百年没见过那种鞋了。

我走过去，把灌木丛拨开，低头看着那个印第安人。

他的大手垂在身侧，软弱无力。少量黏土和野婆罗门参种子夹在他油腻的黑发里，被筛成细纹的阳光浅浅照在他棕色的脸颊上，苍蝇叮着他肚子上一摊浸透的血渍。他的眼睛和我见过的其他眼睛一样——我见过太多了——半睁半闭，但已了无生气。

他又穿着那套上街的滑稽衣服，戴着那顶帽子，防汗带仍是露出来的。但他现在既不可笑，也不讨人厌，只是一具可怜的、根本搞不清楚怎么回事的死尸。

当然是我杀了他。我听见的那两声枪响是从我的枪里发出的。

我翻遍了衣服都没找到那把枪，另外两张萨克塞恩的名片也不见了，其他的东西都还在。我跟着那几条轮胎印走上一条车辙很深的路，一直走到山坡下。汽车在下方远处闪着亮光——阳光照在挡风玻璃和弧形的头灯板上。那儿还有一个服务站和几栋房子，更远处是碧蓝的水面和码头，远远蜿蜒到弗明的海岸线。那天天空烟雾弥漫，我看不见凯特琳娜岛。

我要对付的人似乎特别喜欢在那一带活动。

我走了半小时才走到服务站。我打电话叫出租车，车得从圣莫尼卡开过来。我直接开车回到离办公室三个街区的住处，换了衣服，把最后一把枪放进枪套里，然后在电话机前坐下。

萨克塞恩不在家，没有人接电话。卡萝尔·普莱德也没接电话，我并不指望她在家。她大概正在和考特尼·普伦德加斯特太太共进下午茶吧。但警察总局接了我的电话，雷维斯还在工作，听到我的声音好像不怎么高兴。

“林德利的谋杀案有何进展？”我问。

“我不是告诉你别管了吗？我是认真的。”他的语气很不满。

“你是这么说过，但这件事一直让我很担心，我喜欢把活儿干彻底。我想是她丈夫叫人去干的。”

他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谁的丈夫？”

“当然是那个丢了翡翠项链的女人的丈夫。”

“当然你已经打听过那女人是谁。”

“我不是有意去打听的，”我说，“这事找上了我。”

他又沉默了。这次沉默良久，我可以听到他头顶的扩音机在通知大家注意一辆失窃的车。

接着他流利准确地说：“我想卖你一个点子，侦探，或许你愿意听进去，它可以保你平安。警务部曾经发给你一张执照，警长又颁给你一枚特别的徽章，任何一位执行官只要一不高兴，就可以在一夜之间把那两样东西都收回来，就连我，一个小小的副队长，也可以。当你拿到那张执照和那枚徽章时，你有什么？别回答，让我告诉你。你在社会上就像只蟑螂一样，拿人钱财替人消灾。你只需用你手里剩下的最后一百块，付个押金，租个办公室和一些家具，把屁股搁在椅子上等，一直等到某人牵只狮子进来，让你把头伸进狮子嘴巴里，看它会不会咬人。如果它把你的耳朵咬掉了，你懂不懂我的意思？”

“说得不错。”我说，“我很多年前就说过了。所以你不想破案了？”

“如果我可以信任你，我会告诉你我很想打垮一个狡猾的珠宝抢劫团伙，可是我信不过你。你在哪里——游戏厅？”

“我在床上，”我说，“一直在打电话。”

“那你赶快去洗个热水澡，敷敷脸，然后像个乖小孩一样去睡觉，好不好？”

“不。我宁愿出去杀一个印第安人，纯当练枪法。”

“只有一个印第安人，菜鸟。”

“你可别忘了这句话。”我大吼，然后把电话挂了。

6.醉酒的女人

在去林荫大道的路上我喝了一杯加了白兰地的黑咖啡，我是那里的熟客。那杯咖啡让我像换了个新胃似的，不过脑袋还是旧的那个，而且我仍能闻到自己胡子里的那股麻药味儿。

我爬上楼梯，走进办公室的小接待室里，这次有两个人在里面，卡萝尔·普莱德和一个金发黑眼的女人。这是一个让出家人都想入非非的美人。

卡萝尔·普莱德站起来对我皱着眉头说：“这位是考特尼·普伦德加斯特太太，她已经等了好一阵子，她并不习惯等人。她想雇用你。”

金发女人对我微微一笑，伸出一只戴了手套的手，我碰碰那只手。她大约三十五岁，那双黑眼睛里饱含天真、梦幻般的神情——随你的需要，随你的个性，她都可以提供。我没注意她穿什么衣服，反正是黑白两色，是那种男人买了让她穿上身时，心里明白要是不买她就不会跟他走的衣服。

我打开办公室的门，带领她们二人进去。

桌子一角还摆着半瓶酒。

“让你久等了，请包涵，普伦德加斯特太太，”我说，“我刚出去办了点事。”

“我不懂你为什么得出去，”卡萝尔·普莱德冷冰冰地说，“我看你所需要的东西，不全在你桌上吗？”

我替她们搬了椅子，自己坐下伸手去抓酒瓶，电话却在我左手肘旁响起。

一个陌生的声音不慌不忙地说：“达尔马斯？好。我手上有你的家伙，我猜你一定想拿回去吧？”

“两把都要，我是个穷人。”

“我们只有一把。”那声音机灵地说，“警察也想要的那把。过一会儿我会再打电话给你，你自己好好考虑考虑。”

“谢谢。”我挂上电话，把酒瓶放在地下，朝普伦德加斯特太太笑笑。

“我来讲，”卡萝尔·普莱德说，“普伦德加斯特太太最近感冒，得保护嗓子。”

她偏过头去对金发女人使了个女人以为男人不懂的眼色，跟牙医的电钻一样利。

“嗯……”普伦德加斯特太太挪挪身子，以便可以看到桌子后面，我把酒瓶放在那边的地毯上。

“普伦德加斯特太太很信任我，”卡萝尔·普莱德说，“我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是因为我提醒她有很多令人不快的恶名都是可以避免的。”

我对她皱皱眉，“不会有任何负面新闻。我才跟雷维斯通过电话，他坚守秘密的态度，会让爆炸声听起来像当铺店老板看到一个廉价手表时那样安静。”

“真好笑，”卡萝尔·普莱德说，“对喜欢幼稚笑话的人来说。不过普伦德加斯特太太很想拿回她的翡翠项链——而且希望在普伦德加斯特先生根本不知道项链失窃之前。现在他似乎还不知情。”

“那就不一样了。”我说。（他怎么会不知道！）

普伦德加斯特太太给我一个微笑。“我只喜欢不加冰块的裸麦威士忌。”她说，“我们可不可以……一小杯就好？”

我拿出两个小酒杯，又把那瓶酒放回桌上。卡萝尔·普莱德往后一靠，满脸不屑地点根烟，望着天花板。她还没到美得让人眩晕的地步。而普伦德加斯特太太呢，你只要看一眼就会为之倾倒。

我替两位女士倒了酒，卡萝尔·普莱德碰都没碰她的那一杯。

“不知道你是否清楚，”她冷淡地说，“普伦德加斯特太太住的比弗利山庄在某些地方很特别。他们都有双向无线电通话器，覆盖范围很小，但在那个小范围之内效果却非常好，因为比弗利山庄上有很多需要警方保护的钱财。比较高级的住宅里甚至装有和警察总局直接通话的联络系统，而那些线路全都无法切断。”

普伦德加斯特太太一口就把她的酒喝光，眼睛还盯着酒瓶看。我又替她斟满。

“那算什么，”她红光满面地说，“我们甚至会在保险箱和毛皮大衣橱柜里装照相通信系统，只要家里的佣人一踏进不该去的地方，警察马上就会在三十秒钟内来敲门。很棒吧？”

“的确棒极了，”卡萝尔·普莱德说，“不过只有在比弗利山庄上才这样，一旦出了那个范围——一个人总不能一辈子都待在比弗利山庄上吧——除非你是只蚂蚁——你的珠宝就不那么安全了。所以普伦德加斯特太太用皂石照她的翡翠项链做了一条仿制品。”

我突然坐直了一些。林德利曾经说过，要想仿制翡翠的话非常难——虽然翡翠料本身就很值钱。

普伦德加斯特太太转着她的第二杯酒，不过没转多久，她的微笑变得越来越友善。

“所以去比弗利山庄以外的地区参加宴会时，普伦德加斯特太太通常都会戴那条假项链。普伦德加斯特先生对这方面非常挑剔。”

“而且他的脾气很坏。”普伦德加斯特太太说。

我又替她加了些威士忌，卡萝尔·普莱德看着我倒酒，几乎对我喊道：“可是在抢劫案发生的当晚，她犯了一个错误，戴了那条真的。”

我斜眼看她。

“我知道你在想什么，”她说，“谁会知道她犯错了？林德利先生知道，他们一离开她家他就发现了；当晚他是她的男伴。”

“他……嗯……摸了几下项链，”普伦德加斯特太太叹了一口气，“他可以只凭触觉，判断玉的真假。我听说不少人都能这样。他对珠宝很了解。”

我又往后靠在嘎吱叫的椅背上。“该死！”我气愤地说，“我早就该怀疑他。这帮贼需要一个人脉广的人做卧底，否则怎么知道值钱货出来放风了？他一定去通风报信了，对方就趁这个机会把他给踢开了。”

“浪费了他的本事，是不是？”卡萝尔·普莱德甜美地说。她用一根手指把自己那杯酒往旁边推：“我并不喜欢这玩意儿，普伦德加斯特太太，如果你还想……”

“简直就是貂皮大衣里的蛀虫。”普伦德加斯特太太说罢就把那一杯酒也一饮而尽。

“抢劫是在哪儿发生的？怎么发生的？”我问。

“嗯，这事也有点好笑，”卡萝尔·普莱德抢在普伦德加斯特太太前面说，“当天晚宴结束后——晚宴地点在布兰特伍德高地——林德利先生说他想去特卡罗夜总会。他们俩都坐在他的车子里，当时车正驶过日落大道州际公路。他们在特卡罗夜总会玩了一会儿……”

“外加几杯白兰地。”普伦德加斯特太太咯咯傻笑，伸手去拿酒瓶。她替自己倒酒，有一部分酒的确倒进了杯子里。

“林德利先生开车送她回家，途经圣莫尼卡。”

“走这条路很正常，”我说，“除非你不怕吃土，不然这等于是唯一的路线。”

“没错，不过这也意味着他们得经过一家名叫特里梅因的小旅馆，还有旅馆对街的一个酒吧。普伦德加斯特太太注意到一辆车从酒吧前面开上公路，开始跟踪他们，她很确定后来逼他们往路肩上停的就是那辆车，而且抢劫的人很清楚他们要抢的是什么。整个经过普伦德加斯特太太都记得一清二楚。”

“当然，”普伦德加斯特太太说，“我希望你不会认为我当时醉了吧。这个宝贝酒量好得很。那样的项链可不是每晚都能丢一条的。”

她把第五杯酒倒进喉咙里。

“我根本不知道那些男人长什么……什么样子，”她有点口齿不清地对我说，“林……保罗先生……我叫他林，你知道，事后觉得很不好意思，所以才愿意出面。”

“那一万美元赎金是你的钱？”我问她。

“不然还能是酒保给的吗？一定要在法官变聪明之前拿回这串项链。你去查查那个酒吧如何？”

她在黑白相间的皮包里乱翻，然后丢了一沓钱在桌面上，推过来。我把钞票理好，点了一下，总共是四百六十七美元。好价钱，我把钱放下。

“普伦德加斯特先生，”卡萝尔·普莱德继续说，“就是普伦德加斯特太太口中的‘法官’。他以为被抢走的是赝品，他似乎分不出哪串是真，哪串是假。他也不知道昨天晚上发生的事，只知道林德利被人杀了。”

“他不知道才见鬼！”这次我刺耳地大声说出来。我把钱从桌面推回去：“我相信你觉得自己是被勒索了，普伦德加斯特太太，但是你错了。我认为这件事媒体一直没有报道，是因为警方受到压力。而警方愿意配合，是因为他们真正想抓的是那个珠宝抢劫团伙，杀死林德利的小混混反正已经死了。”

普伦德加斯特太太用那双被酒精滋润之后，显得特别明亮的眼睛直直盯着我。“我完全不知道被勒索这回事。”她现在发“事”的音已经有困难了，“我要我的项链，马上就要。这不是钱的问题，绝对不是。给我倒酒。”

“就在你面前。”她喝到桌子底下去我也不在乎。

卡萝尔·普莱德说：“你不觉得该去那个酒吧看看，看能不能找到什么？”

“看人家吃剩的面包？”我说，“还是看地板上的花生？”

金发女人拿着酒瓶在面前两个酒杯上方晃来晃去，好不容易终于倒了一杯，把它喝了。然后把那叠钞票围着桌子摊开，像小孩玩沙子一样无所顾忌。

我把钱从她手里拿出来，归拢到一块，绕过桌子，把钱放进她皮包里。

“只要我采取行动，一定会让你知道。”我对她说，“我不需要你付钱，普伦德加斯特太太。”

她很高兴，差点又喝一杯，可是她靠自己仅剩的智商考虑了一下，决定站起来往门边走。

我跑得快，没让她用鼻子把门撞开。我扶着她的胳膊替她开门，外面有位穿制服的司机靠在墙上。

“好啦，”司机无精打采地把烟蒂弹到远处，接过她，“咱们走吧，宝贝。我应该打你屁股。妈的，真麻烦。”

她咯咯傻笑，倒在他身上。两人往走廊尽头走去，转个弯，消失在我的视线之外。我走回办公室，坐在我的桌子后面，看着卡萝尔·普莱德。她正在用一条不知从哪里找出来的抹布揩桌子。

“看看你，还有办公室里的酒瓶。”她愤愤不平地说，看我的眼神里有恨意。

“去她的，”我生气地说，“我才不会相信她，我希望她在回家的路上被强暴，还有，去她的酒吧！见鬼。”

“她的道德观与我们无关，约翰·达尔马斯先生。她有的是钱，又不小气。我见过她丈夫，他只不过是个有本签不完支票簿的人干罢了。就算她应该接受惩罚，她也已经把自己惩罚得差不多了。她告诉我她早觉得林德利是个游手好闲的无赖，只要他不纠缠，她就不在乎。”

“这位普伦德加斯特先生是个笨蛋吗？想必如此。”

“又高又瘦又黄，看起来好像他这辈子喝的第一杯牛奶还在胃里发酵，一直反胃到今天一样。”

“林德利没偷她的项链。”

“没有？”

“没有。而且她根本没复制赝品。”

她的眼睛眯起来，颜色变得很深：“我猜这都是灵媒萨克塞恩告诉你的。”

“谁？”

她往前倾了一会儿，又往后靠，然后把身边的皮包拉近一点。

“我懂了，”她慢慢地说，“你不喜欢我搅局。真抱歉，算我多管闲事。我还以为我在帮你。”

“我早告诉你这件案子跟我没关系。回家写你的专题故事去，我不需要别人帮忙。”

“我还以为我们是朋友，”她说，“我以为你喜欢我。”她暗淡、疲惫的双眼瞪了我足有一分钟。

“我得赚钱糊口，跟警察作对可不行。”

她站起来，默默地看着我。然后她打开门走出去。我听到她的脚步声在外面走廊的马赛克地板上渐行渐远。

我一动也不动地坐在原地差不多十五分钟，试着猜想萨克塞恩为什么不杀我。没有一件事说得通。我下楼走到停车场上，钻进我的车里。

7.死里逃生

特里梅因旅馆位于圣莫尼卡的边缘地带，靠近垃圾场。一条城市外环铁路的铁道将那条街一分为二。我刚开上那条路，就碰上一辆两节车厢的火车以每小时四十五英里的速度震耳欲聋地驶过去，简直跟运输机起飞一样吵。我贴着火车加速，开过那一段街，在一家已经倒闭的超市前面的水泥空地上停下来，下车，从墙角回头往后望。

特里梅因旅馆的招牌架在两家空着的店铺中间一扇狭窄的小门上，这是一栋老旧的两层建筑，没有电梯。木头散发着一股煤油味儿，木板窗上全是裂痕，窗帘是油腻腻的棉布蕾丝，床垫里的弹簧能把后背戳穿。我很熟悉像特里梅因旅馆这样的地方。我在这样的地方睡过觉，在里面留守监视过，跟瘦骨嶙峋的老房东太太打过架，挨过枪子儿，以后也许还会从里面被拾出来送往停尸间。在这样的廉价旅馆里，你可以找到廉价妓女，瘾君子和带弹簧刀的人，以及那些你还来不及打招呼，就被他们一枪毙了的流氓地痞。

酒吧在我这一侧的街上，我钻回车里，把枪塞进腰际，走下行人道。

酒吧门前有个霓虹灯招牌上写着“啤酒”两个字。一片往下拉的白色卷帘门挡住前橱窗，这一点都不合常理。这地方只是个临时改造的违章建筑，占用了屋前空地。我打开店门走进去。

酒保正在玩弹球游戏，一个后脑勺上挂顶棕色帽子的男人，坐在高脚凳上读信，酒吧后面的镜子上用白笔写着价目表。

吧台用一块简朴、厚重的木板做成，两端各挂着一把拓荒时期的点四四枪，塞在两个以前的枪手绝对看不上的廉价枪套里。墙上钉了些手写的卡片，提醒客人不能赊账，还有专治宿醉和去除口臭的偏方小广告，以及几张腿不错的美女照片。

这地方看起来好像连保护费都没缴过。

酒保丢下弹球机，走到吧台后面，年龄大概五十多岁，一张臭脸，裤脚绽开，走路的样子像脚上长了鸡眼。坐在凳子上的男人一边读信一边不断发笑，那是一封在粉红色信纸上写绿字的信。

酒保把长满斑点的两只手放在吧台上，面无表情地看着我。我说：“啤酒。”

他慢慢倒酒，用把旧叉子敲敲酒杯。

我小口喝啤酒，左手握着酒杯。过了一会儿，我说：“最近看到卢里德没有？”这样问应该没什么问题，我还没在报纸上读到任何有关卢里德和墨西哥小子富恩特的报道。

酒保面无表情地看着我。他眼睛周围的皮肤就像蜥蜴皮一样长着小颗粒。他终于用沙哑的嗓音低声说：“不认识。”

他的喉头有道很粗的白色疤痕，因为曾经被刀割伤过，所以才会有那样的声音。

读信的男人突然爆笑，用力拍了一下自己的大腿。“我非告诉老穆不可，”他大吼，“简直太他妈的精彩了。”

他下了高脚凳，摇摇摆摆走进后面那堵墙的一扇门后。他体型魁梧，皮肤黝黑，看起来没什么特别。那扇门在他身后关上。

酒保用他沙哑的声音低声说：“卢里德？这个名字有意思。这里进进出出的人很多，很多人的名字我都不知道。你是条子？”

“私人侦探，”我说，“你别介意，我只是进来喝杯啤酒。这个卢里德是个黑人小鬼，棕色皮肤，挺年轻的。”

“也许我见过，不记得了。”

“老穆是谁？”

“他？他是老板，穆斯·马贡。”

他把一条厚毛巾浸到水桶里，折一折，把水拧干，然后两手握紧两头沿着吧台推过来。这可以当成一根两英寸厚、十八英寸长的棒子来使，如果你懂得怎么用，可以把人打到隔壁郡去。

拿着粉红色信笺的男人从后门走进来，还在咯咯笑。他把信塞在外套旁边的口袋里，走到弹球机旁——就在我正后方。我开始感到不安。

我很快把啤酒喝完，站起来离开高脚凳。酒保还没替我买单，只是握着那条拧过的湿毛巾缓缓抹来抹去。

“啤酒不错，”我说，“谢了。”

“回见。”他小声说着，将我的杯子打翻。

我的视线因此被吸引了一秒钟，等再抬起头来的时候，我看到后门已经打开了，一个手里拿着一把大枪的大块头站在门前。

他什么话都没说，只是站在那里。那把枪指着我，枪筒看起来像个隧道口。那男人很壮，皮肤浅黑，一副摔跤选手的体格，看起来很剽悍，而且好像不叫老穆。

谁都没说话。酒保和拿大枪的男人只是盯着我瞧。然后我听到外环铁道上开来一辆火车，又快又吵，时机到了。前橱窗的遮帘拉下来，外面看不见里面，火车经过时声音很大，肯定可以淹没一两声枪声。

火车逼近的声音愈来愈大，我必须得在声音大到足够开枪以前先采取行动。

我翻过吧台。

火车怒吼声中传来模糊的撞击声，我头顶上有东西在嘎嘎响，好像是从墙上发出来的，我一直不知道那到底是什么声音。轰隆隆的声响越来越大，火车呼啸而过。

我撞到酒保的腿部，和他一起摔在肮脏的地板上，他往我脖子上一骑。

我的鼻子撞进一摊走味的啤酒里，一只耳朵贴着很硬的水泥地，头则痛得开始嘶吼。我躺在地上，贴着吧台后一块像铺道板似的板子，左边贴地半侧着身子。我从腰间掏出枪来，很讶异那把枪居然没滑进裤管里卡住。

酒保发出恼怒的声音，热辣辣的东西刺痛了我。那一刻我没听到别的枪声，我没有开枪射酒保，只是把枪管猛地往他身上某个部位一戳。有些人那个地方很敏感，他也是其中之一。

他像只臭苍蝇似的从我身上弹开，他没大喊，不是因为他不想喊。我往旁边一滚，拿枪抵住他的屁眼。“别动！”我对他吼道，“我不想对你动手。”

又有两声枪响。火车已经开远，显然有的人并不在乎。子弹划进木头里，吧台虽然够老够厚重，却还不足以挡住点四五的子弹。酒保在我头顶上叹了一口气，湿热的东西滴到我脸上，“你打中我了。”他低声道，然后开始往下滑，压在我身上。

我及时挣脱出来，挤到吧台尽头最靠近前门的地方往外看。一张戴着棕色帽子的脸就在距离我的脸上方九英寸的地方，处于同一水平线上。

我们互看了不到一秒钟，却仿佛足够让一棵树抽芽长大。其实真的很短暂，我身后的酒保还在半空中挣扎。

这是我最后一把枪，谁也别想拿走。我在和我对望的男人还来不及反应之前，把枪举起来。他没有做出任何动作，只滑向一边，嘴里吐出一团红色的东西。

这声枪响我听到了，响得如同世界末日，响得让我几乎没听见后门砰的关上的声音。我继续沿着吧台末端往前爬，撞到一把掉在地板上的枪。我把帽子沿着木台边缘伸出去一点，没有人开枪。我接着把一只眼睛和一部分脸伸出去。

后门紧闭，门前那块地上空荡荡的。我跪直了身子，竖起耳朵听，又是一记摔门声，车子引擎开始咆哮。

我突然发狂般飞奔穿过房间，撞开门，冲出去。陷阱！他们摔了门，发动引擎，只为诱我上钩。我看见了那只拿着酒瓶往下砸的手。

二十四小时之内，我第三次被敲昏。

这一次我大叫着醒来，鼻子里一股呛人的氨水味。我对着一张脸挥拳，可是却发现使不上力，两只膀子都像四吨重的船锚。我剧烈扭动，拼命呻吟。

眼前那张脸慢慢成形，变成一个穿白制服的男人，是个无趣但心细的急救医生。

“感觉如何？”他咧嘴笑道，“有些人喜欢配药酒喝。”

他拉住我，有东西夹在我肩膀上，针头戳进我肉里。

“小小一针，”他说，“你的脑袋伤得很严重。不能出门。”

他走开了。我转转眼睛，但一片模糊。然后我看到一张女孩的脸，棱角分明，一脸关心，但是没有说话。是卡萝尔·普莱德。

“好吧，”我说，“你跟踪我。”

她微微一笑，走过来，然后手指抚摸着我的脸颊。

“巡逻队的人及时赶到，”她说，“那帮人把你包在地毯里，想用卡车把你运走。”

我的视线有点模糊。一个穿蓝衣服的红脸大汉钻到我面前，手里拿着一把上了保险的枪。有人在远处不知什么地方呻吟。

她说：“他们还包了另外两个人，可是都死了。”

“回家去，”我虚弱地嘟囔，“回家写你的专题故事去。”

“这句话你已经说过了，傻瓜。”她继续抚摸我的脸颊，“我以为你伶牙俐齿，可以说点新鲜的话。”

“都处理好了，”一个新声音尖锐地说：“把这个中弹的家伙转移到可以进行手术的地方，我要他活着。”

雷维斯从一团雾里走近我。他的脸慢慢成形，脸色苍白，神情专注，严厉。那张脸低下来，他大概在我身边坐下了。

“你偏要自作聪明。”他的声音里有点恼火，“好了，说吧。我才不管你的脑袋觉得如何，是你自找的，活该。”

“给我一杯酒。”

模糊的动作，一道强光，酒瓶口碰上我的嘴唇。一股热流流进我喉咙，有些流到了我的下巴上。我把头从酒瓶处挪开。

“谢了。抓到马贡了吗？个子最大的那个？”

“他全身都是子弹，不过还能动。现在正在去市中心的路上。”

“找到印第安人了没？”

“嗯？”他吞了一口口水。

“在灌木丛里。是我开枪打死的，我不是有意的。”

“老天……”

雷维斯又走开了。我脸颊上有指头轻轻摩挲着。

雷维斯走回来坐下。“印第安人又是谁？”他吼道。

“萨克塞恩的保镖。萨克塞恩就是那个灵媒。他……”

“这我们知道，”雷维斯打断我的话，“你已经昏倒一个钟头了。这位小姐已经把名片的事告诉我们。她说都是她的错，可是我不相信。反正一团糟。但已经派了两个人过去。”

“我已经去过了，”我说，“他家。他知道内情，可是我不确定他具体知道什么。他怕我，却没把我干掉。真奇怪。”

“故意的。”雷维斯说，“他想留给穆斯·马贡处理。穆斯·马贡很厉害——直到刚才为止。从这里一直到匹兹堡都有他的犯罪记录……慢点儿喝，这可是临终告解时才能喝的酒，给你真是浪费了。”

瓶口又靠在我嘴唇上。

“听着，”我口齿不清地说，“这个人负责抢劫，萨克塞恩是首脑，林德利负责弄情报。他一定不知道自己哪里惹了他们……”

雷维斯说：“该死。”就在这时电话铃响了，一个声音说：“找你的，副队长。”

雷维斯走开。等他回来时，他没有坐下。

“也许你说得对，”他轻声说，“也许这点你说对了。布兰特伍德高地山顶一栋房子里，一个金发家伙死在椅子上，旁边有个女人在哭。自杀。他旁边的桌上摆了一条翡翠项链。”

“死太多人了。”我说完就昏了过去。

我在救护车上醒来。一开始我以为是自己一个人，后来我感觉到她的手，才知道并不是。我现在什么都看不见，包括光线，是因为绷带。

“医生和司机坐在前面，”她说，“你可以握我的手。我能吻你吗？”

“只要以后别叫我负责就可以。”

她轻轻笑了。“我看你会活下去，”她说，然后吻了我，“你的头发里全是威士忌的味道，你用它洗澡吗？医生说你不能说话。”

“他们用一整瓶酒敲我脑袋。我跟雷维斯提那个印第安人了吗？”

“提了。”

“我有没有告诉他普伦德加斯特太太认为林德利牵涉……”

“你根本没提普伦德加斯特太太的名字。”她接话道。

我没有说话。过了一会儿她说：“这个萨克塞恩，他看起来像是很有女人缘的男人吗？”

“医生说我不能说话。”我说。

8.蛇蝎美人

两个星期之后，我开车到圣莫尼卡。我在医院里住了十天治疗脑震荡，花的是我自己的钱。穆斯·马贡那时候住在市立医院里，他们在他身体里挖出七八个弹头，最后还是把他埋了。

此时那件案子几乎已经结案。报纸喧嚣了一阵，挖出些周边新闻，不过到最后这仍然只是一桩因为尔虞我诈而擦枪走火的珠宝抢劫案。正如警方说的，他们早料到会这样。他们并没有找到其他的珠宝，不过本来也没指望能发现什么。他们推测这帮人一次只干一单，大部分帮忙的都是一拍即合又一拍即散，这样永远只有三个人知道全部内情：穆斯·马贡——后来才知道他原来是亚美尼亚人；萨克塞恩，他利用自己的社会关系打听哪里有合适的珠宝；林德利，由他去筹划，然后通知抢匪何时下手。正如警方所说，他们早该料到。

那天下午天气很好，很暖和。卡萝尔·普莱德住在二十五街一栋漂亮的小红砖房里，外面有一道白篱笆。

她的起居室有块织纹复杂的褐色地毯，几把白色与玫瑰色相间的椅子，黑色大理石壁炉，高脚的铜制木架，嵌在墙里的书架，奶油色的纱帘内层垂着奶油色的粗棉布窗帘。

除了一面全身镜和镜前干净的地板之外，这个房间毫无女人味。

我坐进一张柔软的椅子，头往后靠，小口喝着苏打水加威士忌，眼睛望着她露在高领连衣裙外面的棕色头发。那条裙子让她的脸显得更小，几乎像个小孩。

“我打赌你并非全以写作谋生。”我说。

“我父亲你做警察时从不受贿。”她骂道，“不瞒你说，我们家在普拉亚德雷里还有几栋房子。”

“那里有石油，”我说，“不错。你不用告诉我。所以不要朝我乱吼。”

“你的执照保住了？”

“噢，是啊。”我说，“这个威士忌不错。你一定不想坐老爷车兜风吧？”

“我有什么权利挑车啊？”她问，“洗衣店把你的领子浆得太硬了。”

我对着她眉心中间的那道细纹咧咧嘴。

“我在救护车里吻过你，”她说，“如果你还记得的话，别放在心上。当时我只是觉得你头被打烂了很可怜。”

“我的事业心很强，”我说，“不会在这种事上浪费时间。我们出去兜风吧。我得去比弗利山庄见一个金发女人，我还欠她一份口头报告。”

她站起来盯着我。“噢，姓普伦德加斯特的那个，”她恶毒地说，“装了两条空心木腿的女人。”

“也许是空心的。”我说。

她脸一红，走出房间，然后几乎在三秒钟内又冲进来，身上多了一顶可笑的八角形帽子，前面有粒红纽扣，和一件领子跟袖口都是翻皮的格子外套。“走吧。”她气喘吁吁地说。

普伦德加斯特夫妇住在那种宽阔的、弯弯曲曲的街道上，以房子的大小和它们所代表的财富来看，彼此都挨得太近了些。一位日本园丁正跪在地上修剪大约有几英亩的柔软绿草坪，脸上带着日本园丁惯有的不屑表情。那栋房子有个用英国石板瓦铺的屋顶，一条车道，几棵植得很好的进口树，一株紫茉莉。这里的一切都显得祥和安静。比弗利山庄毕竟是比弗利山庄，连管家都穿着硬领衬衫，操着一口上流社会的英国腔。

他带我们穿过安静的门廊，走进一个暂时无人的房间。房内有几张大沙发椅和几把淡黄色真皮躺椅，围绕着壁炉摆放着。壁炉前是光亮却不打滑的地板，上面铺了一块薄得像丝、旧得像《伊索寓言》时期的地毯。一大盆花放在角落里，另一大盆摆在矮桌上，墙上贴着色彩柔和的羊皮壁纸。安静，舒适，宽敞，怡人，现代和复古极致融合，非常精致的房间。

卡萝尔·普莱德一副嗤之以鼻的表情。

管家打开半扇裹着真皮的门，普伦德加斯特太太走进来。她穿了一身淡蓝色衣服，配着帽子和皮包，俨然一副随时可以出门的样子。淡蓝色的手套轻拍着淡蓝色的大腿。她微笑着，黑眼睛饱含深意，气色极佳，语气里带着一点点优越感。

她朝我们甩出两只手，卡萝尔·普莱德巧妙地躲过她那只，我捏了捏我这只。

“你们能来真是太好了。”她大声说，“能再看到你们俩我真高兴。我嘴巴里现在还有你办公室那瓶威士忌的味道，真可怕，对不对？”

我们全都坐下。

我说：“本来我不需要亲自过来占用你的时间，普伦德加斯特太太。事情进展得很顺利，你也把你的项链找回来了。”

“是啊。那个人真奇怪，他怎么会做那种事呢。我也认识他，你知不知道？”

“萨克塞恩？我想你大概也认识。”我说。

“嗯，还挺熟的。我想必欠你一大笔钱，还有你可怜的脑袋，现在怎么样了？”

卡萝尔·普莱德就坐在我身边。

她从牙缝里轻轻吐出两句话，仿佛在自言自语，又不像在自言自语：“金玉其外，败絮其中。”

我对普伦德加斯特太太笑了笑，她回我一个笑容，上面站了一个小天使。

“你一毛都不欠我，”我说，“只有一件事……”

“怎么可能。我一定要给。不过我们先喝一杯威士忌再说好吗？”她把皮包放在膝头上，往椅子下面按了一下说：“威士忌加苏打水，弗农。”然后粲然一笑：“很可爱吧？连麦克风都看不见。这栋房子里全是这样的小玩意儿。普伦德加斯特先生最喜欢了。这个按钮连接管家的房间。”

卡萝尔·普莱德说：“我敢说连接司机卧房的那个按钮也一定很可爱。”

普伦德加斯特太太没听见。管家端着一个浅盘走进来，上面摆着酒水，他端给每个人一杯，然后走出去。

普伦德加斯特太太将杯子举到嘴边说：“你们真好，没告诉警方我早怀疑林德利。嗯，你懂我的意思。也没跟他们说是我叫你去那个可怕的酒吧。你到底是怎么跟警方解释的？”

“很简单。我跟他们说是林德利告诉我的。当晚他跟你在一起，你还记得吧？”

“不过他并没说，是吧？”我觉得她的眼神有点狡猾。

“他几乎什么都没告诉我，这才是实话。当然他也没告诉我是他在勒索你。”

我意识到卡萝尔·普莱德屏住了呼吸。普伦德加斯特太太仍透过杯口盯着我。她的脸露出那种女妖在林间洗澡被人发现时的惊讶表情，但转瞬即逝。然后她慢慢放下酒杯，打开手提包，从里面掏出一条手绢放进嘴里开始咬。一片死寂。

“这，”她低声说，“这话可奇怪了。”

我冷冷地对她咧嘴一笑：“警方就跟报社一样，普伦德加斯特太太，总是因为一些缘故让他们没法利用所有的线索。但这并不表示他们就是笨蛋，雷维斯就不是。他跟我一样，不认为这个叫萨克塞恩的家伙真就是什么珠宝抢劫团伙的主脑。要对付像穆斯·马贡那样的恶棍，他连五分钟都撑不住，相反他们会肆意欺负他，只为了好玩。然而项链的确在萨克塞恩手上，为什么呢？我想那是他从穆斯·马贡那儿买回来的，用你提供的一万美元赎金。在那之前，你出于某种考虑，买通穆斯·马贡去抢劫项链。”

普伦德加斯特太太的眼皮耷拉下来，眼睛都快闭上了，然后她又抬起眼皮微微一笑——很苍白的微笑。我身边的卡萝尔·普莱德一动也没动。

“有人非要林德利死不可！”我说，“事情非常明显。由于拿不准力道，你可能会用短棍失手把人打死，但你可不会把他的脸打烂。如果你只是想教训教训他，你也绝不会打他的脑袋，因为这样他根本不会觉得疼。如果你只想教训教训他，一定希望他感到疼。”

“这……这，”那位金发女子声音沙哑地问，“关我什么事？”

她的脸像张面具，眼里带着痛苦，仿佛喝了毒蜂蜜一样。她的一只手在皮包里摸索了一阵，然后停下来。

“穆斯·马贡会接那种活儿，”我继续说，“只要给钱，他什么事都干得出来。老穆是亚美尼亚人，所以萨克塞恩或许可以联络上他。萨克塞恩正好是那种碰到美人就发昏、什么事都愿意为她做的男人，甚至愿意去杀另外一个男人，更何况这个男人是他的情敌，而且还是那种专吃软饭，搞不好还会在他和女朋友们快进伊甸园时偷拍照片存档的人。这并不难理解，对不对，普伦德加斯特太太？”

“喝酒吧。”卡萝尔·普莱德冷冷地说，“你说得唾沫横飞，实属废话。其实，根本用不着指着这个女人说她是贱人，她自己心里明白。但她怎么会被勒索？你得要有值得保护的名声，别人才可能勒索你啊。”

“闭嘴！”我呵斥道，“拥有得越少，就越会花大力气去保护。”我看着金发女子的手在皮包里突然动了一下。“省点力气，不用拔枪了，”我告诉她，“我知道他们不会吊死你的，我只是要让你知道，你谁都骗不了。酒吧那个陷阱是你一手安排的，想把我解决掉，因为萨克塞恩吓坏了，是你叫我去送死的！至于其他，现在都过去了。”

但她还是掏出枪，举在淡蓝色的膝盖上，对着我微笑。

卡萝尔·普莱德拿起酒杯扔向她，她往旁边一躲，枪声响起。一颗子弹极有礼貌又安静地钻进贴着羊皮壁纸的墙壁里，声音还没手指滑进手套时响。

房门打开，一个极高极瘦的男人走进房间里。

“对我开枪吧，”他说，“我只不过是你丈夫罢了。”

金发女人看他一眼，有那么几秒钟，我以为她真准备开枪。

可是她只是微微一笑，把枪放回皮包里，伸手去拿自己的那杯酒。“又在偷听？”她冷淡地说，“总有一天你会听到你不喜欢听的事。”

瘦高男人拿出一本真皮封套的支票簿，对我抬高一条眉毛说：“要多少钱能堵住你的嘴，永不提此事？”

我呆呆地瞪着他：“你听到我刚才说的话了？”

“应该是吧，这种天气收听器效果都很好。我相信你刚才在指控我太太跟某人的死亡有关系，不是吗？”

我继续呆望着他。

“你到底想要多少？”他不耐烦地说，“我不会跟你讨价还价，我已经习惯被勒索了。”

“就开一百万吧，”我说，“她刚才还朝我们开枪，再加四万。”

金发女人突然开始狂笑，笑声变成尖叫，最后变成嘶吼。然后她滚到地板上，一边尖叫，一边拼命踢腿。

瘦高男人很快走到她旁边，弯下腰打了她一巴掌，声音清脆得一英里之外都听得见。等他直起身子时，脸色很差，金发女人趴在地板上啜泣。

“我送你们到门口，”他说，“明天你可以到我办公室来。”

“干吗？”我拿起我的帽子，“你在办公室里仍然是个孬种。”

我抓起卡萝尔·普莱德的胳膊，领着她走出房间。我们俩一言不发地离开那栋房子。日本园丁刚刚从草坪上拔起一撮野草，很不屑地把野草举在半空中研究。

我们离开那里，驶向山麓。过了一会儿，比弗利山庄旅馆旁的红灯亮起，我不得不停下车来，坐在那儿双手紧握方向盘。身旁的女孩没有动，也没说话，只是盯着前方。

“我没有得到丝毫快感，”我说，“我没有能教训任何人，没有人会记得这件事。”

“当初她也许并不打算杀人，”她低声说，“她大概只是很生气，有人替她出了个馊主意。像她那样的女人，玩弄男人，玩腻了就想抛弃，男人还拼命想挽留她。或许只是那两个情人——林德利和萨克塞恩——之间的争斗，结果马贡先生玩过头了。”

“是她叫我去那个酒吧的，”我说，“对我来说这就够了。林德利对萨克塞恩早有防备。我知道她打不准……我是指刚才那一枪。”

我一把搂住她，她在发抖。

我们后面来了一辆车，司机拼命按喇叭。我听了一会儿，放开卡萝尔·普莱德，下了车往后走。坐在那辆车方向盘后面的是个大块头。

“这是路口，”他厉声说，“情人道在前面山脚下。再不开走，我帮你推下去。”

“你再按一次喇叭试试，”我挑衅道，“再按一次，然后告诉我你的黑眼圈想长在哪边？”

他从背心口袋里掏出一枚警徽，然后咧嘴一笑，然后我们俩都咧嘴笑了。今天算我倒霉。

我上车调了个头，朝圣莫尼卡的方向开回去。“我们回家去再喝点威士忌，”我说，“喝你的威士忌。”

注释

[1] 此处侦探易名为约翰·达尔马斯（John Dalmas）。

[2] 约翰·巴里摩尔（John Barrymore，1882—1942年），美国著名戏剧和电影演员。

湾城蓝调

1.灰姑娘自杀了

那天一定是星期五，因为隔壁大厦之屋咖啡馆的鱼腥味儿浓得简直像堵墙。其实那是个暖和的春日午后，将近黄昏，而我已经一周没接到案子了。电话铃响起时，我正把脚跟搁在桌面的凹痕里，对着一道阳光晒我的脚踝。我把帽子从电话上拿下来，对着话筒打呵欠。

对方说：“我听到了！你真该觉得丢脸，约翰·达尔马斯。奥斯恩的案子你听说了没？”

电话那头是警长办公室的刑警“紫罗兰”麦基。他是个好人，只有一个坏习惯，老喜欢把棘手的案子推给我，搞得我遍体鳞伤不说，赚的钱连二手束身衣都买不起。

“没听说。”

“靠近海滩，在湾城那儿发生的事。听说上次那个小城选市长又闹了一阵子，不过咱们的警长住那儿，我们不想动粗。据说选举的时候，搞赌场的哥们儿提供了三万美元竞选基金，所以现在一进那儿的餐厅，赌马单和菜单就会一起递上来。”

我又打了一个呵欠。

“我又听到了，”麦基生气地说，“你要是没兴趣，我就算把另一根大拇指的指甲咬了，也不管这档子事儿了。那家伙说他准备花几个钱。”

“哪个家伙？”

“梅森，发现尸体的家伙。”

“什么尸体？”

“奥斯恩的案子你真的一点都不知道？”

“我不是说我不知道吗？”

“你除了猛打呵欠，拼命说‘什么’‘哪个’之外，屁都没做。好吧，我们就让那个可怜家伙被人干掉好了，洛杉矶凶杀重案组会操心这件事，反正他人都来了。”

“这个叫梅森的？谁要做掉他？”

“要是知道，他还花钱请侦探干什么？他没出事以前也是干你这行的，现在连门都不敢出，几个拿枪的人老在骚扰他。”

“你过来吧，”我说，“我的左手都酸了。”

“我在值班。”

“我正打算去杂货店里买瓶陈年威士忌。”

“哎，我马上就到。”麦基说。

他不到半小时就来了，大块头，一张讨喜的脸，银发，下巴上有个酒窝，加上一张用来亲小孩子的樱桃小嘴。他穿着一套熨得笔挺的蓝西装，一双擦得晶亮的方头鞋，胸前挂着一条垂着一根麋鹿牙的金项链，几乎垂到了肚子上。

他小心地坐下，胖子都这样。然后他把威士忌瓶盖扭开，用鼻子仔细嗅嗅，确定我没学外面酒吧那招，用九毛八分钱的烂酒倒在空酒瓶里充数。他给自己倒了一大杯，让第一口酒在自己舌尖上打个转，再用眼睛把我的办公室扫视一遍。

“难怪你没生意，”他说，“这年头一定得有气派！”

“你留点酒给我。”我说，“这个梅森和奥斯恩的案子是怎么回事？”

麦基把酒喝完，又倒了一杯，这回比较客气。他看着我把玩一根香烟。

“一氧化碳自杀，”他说，“一个姓奥斯恩的金发妞儿，是湾城一位医生的太太。那个医生整晚东奔西跑，防止那些喝酒嗑药的电影演员做出荒唐之事。所以那个女的就自己出去玩，自杀那天晚上她去过北边断崖上的万斯·康里德俱乐部，你知道那家吧？”

“嗯。以前那里是个海滩俱乐部，下面就是个很棒的私人海滩，全好莱坞最棒的美腿都在那儿晃来晃去。她是去玩轮盘赌吗？”

“如果我们这里真有赌场的话，”麦基说，“我敢说万斯·康里德俱乐部一定就是其中一家，而且里面肯定有轮盘。就说她是去玩轮盘吧，有人告诉我她和万斯·康里德还有一腿，轮盘只是余兴节目而已。她输了不少钱，不过玩轮盘本来就是要输钱的。那天晚上她把裤子都输了，结果发起疯来胡闹。万斯·康里德把她弄到自己房间里，打电话找医生，结果把她的老公找了来。于是那位医生……”

“等等，”我说，“别告诉我这些细节全是证词。咱们这里又没有赌博集团，就算有，他们也不可能提供这种消息。”

麦基同情地看着我，说：“我老婆的弟弟在那里的一家小报当记者，他们做了些调查。总之，那位医生去了万斯·康里德的俱乐部，在他老婆手臂上扎了一针，让她安静下来，可是他没法马上送她回家，因为他在布兰特伍德高地还有个急诊要处理。所以万斯就派自己的车把她送回家。同时，医生打电话回办公室，叫他的护士去家里照顾他老婆。事情处理完后，万斯·康里德回到赌场，护士把她送上床后也离开了，女佣回去睡觉。那个时候大概是午夜，或刚过午夜吧。

“到了差不多凌晨两点时，这位哈瑞·梅森登场了。他开了一家保安公司，当晚轮到他值班。他在奥斯恩夫妇住的那条街上，听到黑咕隆咚的车库里有引擎声，于是就进去看看。结果发现一个金发女人躺在地上，身上穿着透明的睡衣、拖鞋，头发里全是煤烟味。”

麦基停下来喝了一口酒，又环顾了一圈我的办公室。我看到最后一道阳光从窗台上溜出去，跳进外面小巷黑色的地缝里。

“结果他怎么做的呢？”麦基用块真丝手帕抹抹嘴，“他觉得那女的八成已经死了，虽然很难判断一个尾气中毒的人到底死没死，现在用什么亚甲蓝检测……”

“拜托！”我说，“然后他怎么处理的？”

“他没报警，”麦基严肃地说，“他关掉引擎，熄灭手电筒，拔腿冲回自己几个街区外的家。他从家里打电话找医生。不一会儿，他俩一起回到车库。医生说她死了。他叫梅森从侧门进他家，打电话到当地警察局局长家里。梅森照办，过了一会儿，警察局局长带了两个跟班过来，又过了一会儿，殡仪馆专门抬死人的殡仪员也来了，而且那个家伙正好还是那周的代理法医。他们拖走尸体，化验员抽了血，说血里全是一氧化碳。法医做了报告，女人马上被火化，案子就结了。”

“有什么问题吗？”我问。

麦基喝完第二杯酒，正在考虑要不要喝第三杯。然后他决定先抽一根雪茄。我没有雪茄，他有点不太满意，点了一根自己的。

“我只是一名警察，”他从烟幕后沉着地对我眨眨眼睛，“我怎么知道。我只知道梅森的执照被吊销了，屁滚尿流地逃出城去。”

“该死，”我说，“上一次我去办小城的案子，头盖骨都快被敲碎了。我怎么联络梅森？”

“我把你的电话给了他，他会打电话找你。”

“你对他了解多少？”

“足够多，多到可以把你的姓名透露给他，”麦基说，“当然，万一有什么新发展，我会去调查……”

“对！”我说，“如果有情况我就告诉你，要波本还是裸麦威士忌？”

“去你的，”麦基说，“要苏格兰威士忌。”

“梅森长什么样子？”

“中等身材，挺魁梧的，身高五英尺七英寸，一百七十磅，灰头发。”

他很快又喝了一小杯，然后就离开了。

我坐了一小时，抽了好多根烟。天色暗下来，我的喉咙发干。没有人打电话给我。我起身把灯打开，洗洗手，喝下一小杯酒，然后拧上瓶盖，该吃饭了。

我刚戴上帽子走到门口，就看见快递员在走廊上查找门牌号。他要找的就是我。我签名收下一个用浅黄色薄纸包住的、形状不规则的包裹。我把包裹放在桌上，割断绳子。里面有团包装纸，一个信封，信封里有张字条和一把钥匙。字条上唐突地写道：

警长办公室里一位朋友说我可以信任你。我是个不安分的人，结果惹了祸，现在只想脱身。请在天黑后到靠近第六街的哈佛街坦尼森公寓大厦五二四号。如果我不在家，请用这把钥匙。小心公寓管理员派特·瑞尔，我不信任他。请把这只拖鞋放在安全的地方，不要弄脏。另，他们都叫他紫罗兰，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知道为什么。因为他老嚼紫罗兰味的口香糖。字条上没有签名，内容感觉紧张兮兮的。我把那团包装纸打开，里面是只绿色的高跟丝绒拖鞋，尺码大概是4A号，里子是小山羊皮，鞋内底软垫上用烫金字体印着“弗斯科伊尔”几个字，鞋侧通常该标号码的地方，用洗不掉的墨水写了一个很小的数字：S465，我知道那不是鞋子的尺寸，因为位于好莱坞的这家弗斯科伊尔公司只为私人定制鞋子，同时经营制作舞台用鞋及马靴。

我往后一靠，点燃一根烟，想了一会儿，最后拿起电话簿，查到弗斯科伊尔公司的号码，拨通了电话。铃响了好几声，才有一个快活的声音说：“喂，你好？”

“弗斯科伊尔——本人吗？”我说，“我是质监局的彼得斯。”我没说是哪个质监局。

“噢，弗斯科伊尔先生已经回家了。我们已经打烊了，五点半打烊。我是普林格，这里的会计。有什么事……”

“是的。我们在一堆失窃物里找到一双你们做的鞋子，标示是S—4—6—5，你能指认吗？”

“当然可以。那是个人鞋型号码。您要我帮忙查吗？”

“如果不麻烦的话。”我说。

他马上就回来了：“噢，没错，是利兰·奥斯恩太太的号码，湾城牵牛星街七百三十六号。她的鞋都在我们这里定做。太不幸了。两个月前我们才帮她订制了两双翡翠色的丝绒高跟拖鞋。”

“不幸？为什么不幸？”

“噢，她死了，自杀了。”

“真的？两双高跟拖鞋，嗯？”

“是啊，两双一模一样的，很多人通常都会一次订两双颜色雅致的鞋子，怕万一沾到脏东西什么的，一般都是为了搭配某件晚礼服……”

“好吧，谢谢，你先忙。”说完我就挂了。

我再次把拖鞋拿起来仔细查看了一遍。这只鞋从来没穿过，细皮底上没有任何磨损的痕迹，不知梅森留着它有何意图。我把它放进办公室的保险箱里，出去吃晚饭。

2.免费的谋杀

坦尼森公寓大厦是栋老式的廉价住宅，大概八层楼高，外面砌着红黑色方砖。中厅宽阔，种了些棕榈树，有个水泥做的喷水池和几个毫无新意的花坛。歌德式的大门边上挂着灯笼，里面的大厅铺着红色长毛地毯，很宽敞空旷，只有一只懒洋洋的金丝雀被关在跟个水桶一样大的镀金鸟笼里。这栋公寓大厦看起来像是那种靠保险金度日的寡妇——而且年纪已经不小——住的地方。电梯里没有操作员，停的时候门会自动朝两边打开。

我走在五楼走廊的栗色地毯上，没见到或听到任何人，也没闻到做饭的烟火味，这地方跟图书馆一样安静。五二四号公寓想必紧邻中庭，因为门边就是一扇彩色玻璃窗。我轻轻地敲敲门，没有人应门，于是我用那把扁平钥匙开了门进去，把身后门带上。

房间对面一张壁床背面镶了一面镜子，镜子上有反光。正门同边墙上的两扇窗都关着，暗色的帷幕半合着，可是中庭对面公寓的亮光还是透进来，照着房里沉重、过时的黯淡家具，和两个闪闪发光的球状铜门把。我走到窗边把窗帘完全拉下来，用我的小手电筒照路，走回门边。找到电灯开关后，天花板上突然亮起一圈火红色的烛形灯，把房间弄得像殡仪馆的小厅。我打开一盏红色桌灯，关闭天花板灯，开始扫视房间。

壁床后的小化妆间里有个梳妆台，上面摆了一把沾有灰发的黑梳子，一罐爽身粉，一只手电筒，一条男人用的皱手帕，一本写字用纸，一支台笔，一罐墨水，抽屉里的东西一个皮箱就可以装完。衬衫都是在一家湾城男人服饰店里买的，衣架上挂着一套铁灰色的西装，地板上摆了一双黑色硬皮鞋。浴室里放了一把安全剃须刀，一管剃须霜，几片刀片，一只玻璃杯里插了三支竹制牙刷，还有一些零碎物品。搪瓷马桶水箱上放了一本红封套的书——多尔西
[1] 写的《人之所以为人》，第一百一十六页里夹了一根橡皮筋。我翻开书，开始阅读有关地球、生命及性的演化。就在那个时候，客厅的电话铃响了。

我关掉浴室灯，轻声踏过地毯，走到长椅旁。电话就摆在长椅尽头的茶几上。铃声一直响，窗外有辆车在按喇叭，仿佛在回答它。等到铃响第八声的时候，我耸耸肩，拿起话筒。

“派特？派特·瑞尔？”

我不知道派特·瑞尔平时怎么说话，于是哼了一声。对方的声音又哑又硬，听起来像个狠角色。

“派特？”

“是我。”我说。

一阵沉默。可对方没挂断。那声音接着说：“我是梅森，很抱歉今晚我赶不回去。没办法。你不会介意吧？”

“当然。”我说。

“什么？”

“当然。”

“你他妈的只会讲‘当然’是不是？”

“我是希腊人！”

那声音笑了起来，好像被逗乐了。

我说：“你用什么样的牙刷，梅森？”

“嗯？”

那头传来惊讶而急促的喘气声——现在不高兴了。

“牙刷？就是大家用来刷牙的玩意儿嘛。你用哪种？”

“去你妈的。”

“待会儿楼梯口见。”我说。

那个声音这会儿生气了：“听着，自作聪明的家伙！你别想使诈，我们知道你的名字和电话号码。如果你想多管闲事，我们有地方收拾你，懂吧？梅森已经不住那儿了，哈！哈！”

“你把他给杀了，嗯？”

“是‘我们’把他给杀了。不然你以为我们带他去看电影吗？”

“可惜，”我说，“老板一定不高兴。”

我挂了他的电话，把听筒放回长椅尽头的茶几上，揉揉自己的后脖子。然后从口袋里掏出那把前门钥匙，用手帕擦拭干净，小心地放在桌子上，再站起来走到其中一扇窗前，稍稍把窗帘拉开，从缝隙里看外面的中庭。越过点缀着棕榈树的矩形大厅，对面五楼一个房闻里，一个秃头男人坐在一盏刺眼的灯光下一动不动，看起来不像在暗中监视什么。

我放下窗帘，戴好帽子，走过去把灯关掉，然后把小手电筒放在地上，用手帕在门把上擦拭，很安静地把门打开。

紧扒在门框上的是八根扭曲的手指，除了一根外，其余七根都像蜡似的惨白，手指下吊着一个半死不活的人。

他的眼眶深陷，大约有八分之一英寸深，青蓝色的眼珠，睁得大大的，像在看我，又不是真在看我。灰色粗糙的头发上沾着的血迹已呈紫色。鬓角的一侧已经血肉模糊，血一路流到下巴上。唯一没发白的那根指头，从指尖到第二个指关节处被砸得稀烂，白色的碎骨头从肉糊里戳出来，一些应该是指甲的东西，现在看起来像一小堆碎玻璃。

他穿了一件咖啡色西装，补丁口袋，总共三个，全被扯烂了，歪七扭八悬在衣服上，露出羊驼毛里子。

他的呼吸声显得遥远，像是远处滚在落叶上的足球。他嘴巴大张，像只鱼嘴，鲜血咕噜咕噜从里面冒出来，身后的走廊就像新掘的坟穴一样空洞。

橡胶鞋底的声音突然从走廊尽头的光滑地板上传过来。那人僵硬的手指从门框上滑下去，身体想用两条腿撑起来，可是腿撑不住，像剪刀一样交叉在一起，那副身躯在空中翻转，仿佛溺水者般往我身上扑来。

我咬紧牙关，叉开双脚，从后面接住他，因为他的上半身已经转了半个圈。他简直有两个男人那么重，我往后退了一步，差点没滑倒，接着再退后两步，把他的脚后跟拖进门里。我尽量慢慢地把他侧着身子放下，自己跟着跪在他身旁喘气。一秒钟后我直起身子，走过去把门锁上，再打开天花板上的那盏灯，转向走向电话。

我还没拿起电话他就死了。我听到喉咙里的咕噜声，筋疲力尽的断气声，接着是一片死寂。伸着的那只手扭了一下，手指慢慢张开，形成一个松垮垮的弧形，然后就停住不动了。我走回去摸他的颈动脉，手指拼命往下按，但一点脉搏都摸不到。我从皮夹里拿出一面不锈钢小镜子对准他张开的嘴巴一分钟，等我拿开时，镜面上一点雾气都没有。梅森回家了。

正门外面有人用钥匙开锁，我行动迅速，门打开时我已经进了浴室，手里握着一把枪，眼睛对准浴室的门缝往外瞧。

这个家伙很快就进了门，身手就跟过旋转门的猫一样利落。他先往上看了天花板的灯一眼，接着又往地上看了看，然后他的视线就定格在那里，庞大的身躯动都没动，只是站在那儿盯着地板。

他是个大汉，没系风衣扣子，似乎刚回家或正要出门，一头奶油色的浓密白发，罩着一顶灰色毡帽，黑色的浓眉，一张像政客一样的红脸，嘴巴像是习惯微笑的样子，不过现在没笑。他的脸棱角分明，嘴角上叼了一根抽了一半的雪茄，嘴皮子还微微发出抽烟的吸气声。

他将一大把钥匙放回自己的口袋，不断轻声重复：“老天！老天！”然后他往前跨一步，缓慢而笨拙地在死人旁边跪下，拿几根大肥指头按住死人的脖子，再拿开，摇摇头，慢慢扫视一遍房间。他看了一眼挡住我的浴室房门，但眼神没有变。

“刚死，”他稍微提高音量说，“被打烂了。”

他慢慢站起来，踮着脚前后摇晃。他跟我一样，很不喜欢天花板上的那盏灯，他打开台灯，关掉顶灯，又踮着脚晃了几下，高大的影子爬上尽头那面墙往天花板上游走，停顿片刻，又落了下去。他让雪茄在嘴里转了个圈，从口袋里掏出一根火柴，仔细地把雪茄屁股对准火焰转了转，点燃后把火柴吹熄，把剩下那截放回口袋里，整个过程中，他的视线没有离开死人一秒钟。

他走到一旁，在长沙发一端坐下，沙发里的弹簧不悦地吱吱叫了一会儿。他伸手去抓电话，眼睛还是看着死人。

电话就在他伸手握住的刹那开始响起来，吓了他一跳。他的眼珠子咕噜一转，手肘猛地缩回被风衣包起来的肥胖身体一侧。然后他谨慎地咧咧嘴，拿起话筒，用浑厚圆润的声音答道：“喂……是，我是派特。”

我听到话筒里传来模糊不清、沙哑的说话声，看到派特·瑞尔的脸慢慢血气上冲，直到变成新鲜牛肝色。他用大手野蛮地摇晃话筒。

“是大下巴先生啊！”他大吼，“你给我听着，该死，你知道吗？你们的尸体现在就躺在我的地毯上……他怎么过来的？我哪知道啊？我看就是你把他扔在这里的。我再告诉你一件事，你会为此付出很大代价！听到了吗，很大代价！在我的公寓里没有免费的谋杀。我替你看住人，结果你把他扔到我膝盖上，去你妈的。我要一千，一分也不能少！还有，你给我过来收尸，听到没？”

话筒里的沙哑声又说了一阵。派特·瑞尔听着，眼睛慢慢变得有点惺忪，脸上的绛紫色也退去，接着他比较平静地说：“好，好，我开玩笑的……半个钟头后打到楼下找我。”

他放下电话，站起来，没有往浴室看，也没有往其他地方看。他开始吹口哨，然后挠挠下巴，往门边走了一步，停下来又挠挠下巴。他不知道公寓里有没有别人，而且他没有枪。他又往门边走了一步。大下巴刚才跟他讲了什么，应该是叫他马上离开。他跨出第三步，然后改了主意。

“去他妈的，”他大声说，“那个笨蛋。”他飞快地扫视一遍公寓：“想吓唬我？”

他伸手去抓门链，突然又放下，在尸体旁边跪下来。他毫不费力地把尸体在地毯上滚动了一小段距离，低下头对着尸体头部躺过的地方瞟了一会儿，很不满意地摇摇头，站起来把两手叉到死人腋窝下。他回头望了漆黑的浴室一眼，开始把尸体往我的方向拖，边喘着粗气，边叼着雪茄，一头干净的白发在灯光下闪闪发光。

我跨出浴室时，他依然俯着身子，叉开双腿。或许在最后一秒他听到了我的动静，不过那并不重要。

我已经把枪移到左手，右手握着一根短棒。我对准他的头侧，就在右耳后方，稳稳地抡下去，仿佛那是我最钟爱的一块肉。

派特·瑞尔往前扑倒在他正在拖的死尸上，头就夹在死人两腿中间。他的帽子轻轻滚到一边，身体倒在那里动都没动。我跨过他，开门走了出去。

3.记者先生

我在维斯顿大道找到一个电话亭，打到警长办公室。“紫罗兰”麦基还在那儿，正打算回家。

我说：“你说的那个在湾城小报当记者的亲戚叫什么名字？”

“金凯德。他们都喊他小金凯德，他个子矮。”

“他现在在哪里？”

“他通常都在市政府晃荡，认为自己跟警察一样得值班。你想干什么？”

“我见到梅森了，”我说，“你知道他住哪儿吗？”

“不知道。他只给我打过电话。你觉得他怎么样？”

“我会替他尽力的。今晚你在家吗？”

“不在家还能去哪儿？怎么了？”

我没跟他解释。我上了车，往湾城开，大约九点抵达。警察局就在市政府大楼里面，大概一共五六个房间。我穿过一群风度翩翩、伶牙俐齿的家伙，走进里面亮着一盏灯还有一个柜台的房间。柜台角落有部电话总机，后面站了一个没穿制服的人。

我抬起一只胳膊放在柜台上，那个没穿外套、腋下的枪套看起来像木腿那么大的便衣从一堆文件里抬起眼来说：“嗯？”然后他的头几乎没动，往旁边的痰盂里吐了一口痰。

我说：“我想找小金凯德。”

“他出去吃东西了，我帮他代班。”他不带感情地说。

“谢了，你们这里有会议室吧？”

“有，还有一个厕所呢，要不要参观一下？”

“别生气，”我说，“我没有要冒犯你们的意思。”

他又朝痰盂吐了一口：“会议室在走廊尽头，现在没人。他待会儿就回来了，如果没淹死在酒罐里的话。”

一个骨架瘦小、五官清秀、脸颊粉红、眼神纯真的年轻人慢慢走进来，左手还拿着一个吃了一半的汉堡。他戴了一顶电影里的记者都会戴的帽子——压在他金色的小后脑勺上。他的第一颗衬衫扣子没扣，领带歪在一边，露在外套外面。和电影里的记者唯一不同的地方是他没有喝醉。他随意地说：“有事吗，大哥？”

黑发便衣大汉又朝他的私人痰盂吐了一口说：“听说市长换内裤了，不过那只是谣言。”

小个子年轻人尴尬地笑笑，转过身去。那警察说：“小金凯德，这个人要找你。”

金凯德嚼着汉堡，饶有兴致地看着我。我说：“我是紫罗兰的朋友，有可以谈话的地方吗？”

“我们去会议室。”他说。我们走出去时，黑发警察上下打量我。他看起来好像很想找个人打一架，而且觉得我就是理想对象。

我们沿着走廊走到尽头，转进一个房间，里面摆了一张满目疮痍的长桌，三四把木头椅子，地上堆满了报纸。桌子一头摆了两部电话，四面墙的正中央各挂着一个年代久远的相框，分别镶了华盛顿、林肯、格里利
[2] ，以及一个我不认识的人的画像。金凯德把门关上，往桌子一头坐下，脚一跷，把最后一口汉堡塞进嘴里。

我说：“我叫约翰·达尔马斯，洛杉矶来的私人侦探。我们去阿泰尔街七百三十六号兜兜风，你把你知道的关于奥斯恩案子的事都告诉我，怎么样？还是你想打个电话找麦基，叫他替我们介绍一下。”我把名片推到他面前。

年轻人很快起身离开桌子，看都不看就把那张名片塞进口袋里，在我耳边说：“稍等。”

他蹑手蹑脚地走到格里利的画像旁，把相框掀起来往后面一块方漆上一按。方漆凹下去一块，原来是涂在画布上的。金凯德眉毛一抬看看我，我点点头。他把相框放回去，走回我身边。“窃听器，”他轻声说，“不过我不晓得有没有人在偷听，还管不管用。”

“格里利一定很喜欢。”我说。

“嗯。今晚的班有点无聊，我看我回去算了，反正艾尔·斯宾会替我看着。”他提高音量说。

“那个黑头发的大块头？”

“对啊。”

“他心情不好啊？”

“他被降职了，回头当巡逻员。今晚他本来不用上班，可就是喜欢在这里晃悠，他很难缠，整个警察局联合起来也赶不走他。”

我抬起眉毛看了那个窃听器一眼。“没关系，”金凯德说，“总得给他们抖点料。”

他走到角落里一个脏兮兮的洗手盆旁，就着一小块软绵绵的肥皂洗了手，用裤袋里的手帕把手擦干。他正打算把手帕放回去，门就打开了，一个灰头发、小个子的中年人站在那儿，面无表情地看着我们。

小金凯德说：“晚安，局长，有什么事我可以效劳的吗？”

局长一言不发地盯着我，满脸不快。他有一双海绿色的眼睛，一张倔强紧绷的嘴唇，一个雪貂形状的鼻子，和看上去不怎么健康的皮肤。他个子很小，不像能当警察的料。他微微点头，问道：“你的朋友是谁？”

“他是我姐夫的朋友，洛杉矶来的私人侦探，让我想想……”金凯德着急地乱扒自己的口袋，他连我的名字都没记住。

局长尖声问：“什么？私人侦探？你来这里办什么案子？”

“我没说我是来这里办案的。”我告诉他。

“那好，”他说，“非常好。晚安。”

他打开门，匆匆走出去，砰的一声关上门。

“安德斯局长，大好人！”金凯德大声说，“这样的好人不多见！”他看我的眼神就像只受到惊吓的兔子。

“是啊，”我大声说，“尤其在湾城。”

有那么几秒钟，我以为他会昏倒，但他没有。我们从市政府的大门走出来，上了我的车，驱车离开。

我把车子停在阿泰尔街奥斯恩医生家对面。那天晚上没有风，有点月晕。一股淡淡的、好闻的咸海水和大海草味道从海崖边飘过来。小小的停泊灯标示着游艇俱乐部，三道码头绵延着三道闪烁的灯光。远方海面上有一艘高桅大渔船，几根桅杆之间拉起小灯泡，又从桅杆顶拉到船头及船尾，或许船上的人不只在钓鱼而已。

此处阿泰尔街的一头是条死胡同，被一个高大华丽的镂花铁栏杆截断，里面是栋大宅邸。其他房屋只盖在靠近内陆那一边，建地差不多都有八十到一百平方英尺，间距很大。靠海那边有一条窄窄的人行道，一堵矮墙，后面就是几乎成直角下坠的断崖。

小金凯德缩在前座角落里，红色的香烟头在他一片模糊的小脸前方忽明忽灭。奥斯恩家一片漆黑，只有前门点了一盏小灯，房子是粉刷过的，安了一道铁门，前院围了一道围墙，车库建在墙外。一条水泥小径从车库的边门通到房子的边门。门旁的墙上钉了一块铜牌，我知道上面一定写着：“利兰·奥斯恩医师。”

“好了，”我说，“奥斯恩这件案子到底有哪里不对劲？”

“没什么不对劲，”金凯德慢慢说，“除了你会害我惹麻烦之外。”

“为什么？”

“一定有人透过窃听器听到你提起奥斯恩的地址，所以安德斯局长才会跑进来看你。”

“或许是艾尔·斯宾一眼就看出我是个侦探，跑去通风报信。”

“不，他恨透了局长。他上个星期还他妈的是副队长呢。安德斯不希望任何人搅和奥斯恩这件案子，他不准我们写任何报道。”

“湾城的报界很公正嘛。”

“我们这儿气候好——报界全是跑堂和跟班。”

“好吧，”我说，“你有个姐夫在警长办公室当刑警，洛杉矶所有的报纸，只有一家除外，全都支持警长。而他就住在湾域，可是跟很多人一样，他从来不清理自家院子，所以你害怕了？”

小金凯德把他的香烟丢到窗外，我看着它在空中划了一个小小的弧线，然后掉在窄窄的人行道上，只剩下个小红点。我身体前倾，准备发动引擎。“真抱歉，”我说，“以后我不会再来麻烦你了。”

我挂挡，车子往前爬了几码，金凯德这才前倾把手刹拉起来。“我不是懦夫，”他尖声说，“你想知道什么？”

我熄了火往后靠，双手还摆在方向盘上，“第一件事，为什么梅森的执照会被吊销？他是我的客户。”

“噢，梅森啊。听说他想敲诈奥斯恩医生，而且他们不只吊销了他的执照，还把他赶出了城。有一天晚上两个拿枪的家伙架他上车，逼他马上离城。他跑到总部报警，结果几个街区以外都听得到里面的笑声。不过我觉得那不像是警察干的。”

“你知道哪个人外号叫大下巴吗？”

小金凯德想了一会儿，“不知道，不过市长的司机，一个叫洛伦兹的傻大个儿，他的下巴上面可以摆架钢琴。他以前替万斯·康里德打工，听过万斯·康里德吧？”

“我心里想的就是他，”我说，“所以说，如果万斯·康里德想做掉一个人，特别是在湾城里惹麻烦的人，洛伦兹应该就是最佳人选，因为市长多少可以保护他。”

小金凯德问：“把谁做掉？”他的声音突然变得紧绷而沙哑。

“他们不仅把梅森赶出城，”我告诉他，“还一路跟踪他到洛杉矶的公寓，有个叫大下巴的人把他杀了。梅森肯定做了什么让他们不开心的事。”

“天呀，”小金凯德轻声道，“我一点风声都没听见。”

“洛杉矶警方也不知道——至少在我离开的时候是如此。你认识梅森吗？”

“认识，但不熟。”

“你觉得他可靠吗？”

“还可以。我的天，他被做掉啦？”

“不比其他的私人侦探不可靠，是吧？”我说。

他突然咯咯笑起来，不是因为觉得好笑，而是因为太紧张，受到了惊吓。一辆车从街尾转进来，靠边停下，车灯熄了，但没有人下车。

“奥斯恩医生呢？”我问，“他太太被杀的时候，他人在哪里？”

小金凯德跳起来，“天啊，谁说她是被谋杀的？”他差点岔了气。

“我相信梅森就想这么说，可是他宁愿别人花钱堵他的嘴。不管说不说，他都很不讨人喜欢，而且他把人搞毛了，被喂了条铅管。我猜想是万斯·康里德下的命令，因为他不喜欢别人伸手跟他要钱，除非那是合法的贿赂。不过换个角度看，如果奥斯恩太太是被丈夫谋杀的，而不是因为在万斯·康里德的赌场输了钱自杀，那么对他的赌场来说会强一些，好处并没有大多少，不过总有好处。所以我搞不懂万斯·康里德为什么要把梅森做掉，只因为不希望他把谋杀的事抖出来吗？我猜他大概还说了别的话。”

“你这样猜来猜去有用吗？”小金凯德很有礼貌地问。

“没用，只不过晚上抹面霜的时候让脑袋有点事儿干罢了。还有那个抽血化验的，他叫什么？”

金凯德点起另一根烟，瞧瞧停在街尾那栋大宅邸前的车子。它的车灯又开了，正朝前慢慢挪动。

“他叫格雷勃，”他说，“在医生大楼里有个小办公室，替城里的医生工作。”

“非官方的？”

“对，可是这里的人不用化验室。殡仪馆收尸的人轮流当法医，一人当一个星期，谁管呢？局长爱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

“他为什么要去‘处理’？”

“我猜他可能接到了市长的命令，市长又从替万斯·康里德管赌场的那些兄弟们或者直接从万斯·康里德那里得到‘暗示’。或许万斯·康里德不希望让大老板听到他跟个女的扯不清，对场子造成负面影响。”

“嗯，”我说，“街上那家伙不知道自己住哪里。”

那辆车还在继续往前爬，车灯又熄了，可是车身还在动。

“趁我现在心情好，”小金凯德说，“顺便告诉你，奥斯恩大夫诊所里的护士以前是梅森的太太。她是个专门吃男人的红发女人，长得不怎么样，身材却凹凸有致。”

“我也喜欢有真材实料的女人，”我说，“从这个门钻出去到车后面趴下，动作要快！”

“天啊——”

“照我的话做！”我喊道，“快！”

右边车门咔一声打开，小个子一溜烟就滑了出去，车门又咔一声关上。我听到后车门打开的声音，往后一看，只见一个黑色身影窝在后座地板上。我自己跟着移到右边，打开车门踏上沿着断崖铺的人行道。

这时另外一辆车已经开近了，它的车灯突然大亮，我赶紧避开。灯光往旁边照去，扫过我的车又掉转回来，然后车子一暗，静悄悄地停在对面，是辆黑色的小轿车。一分钟之后，左车门打开，一个大块头下了车，开始往我这头走来。我把腋下的枪塞进皮带里，把外套纽扣扣好，然后绕到自己的车后去迎接他。

看到我的时候他突然停住，身侧的两只手都是空的，嘴里叼根雪茄。“警察，”他简短地说，然后右手慢慢往右臀移动，“今晚夜色不错，嗯？”

“棒极了，”我说，“有点雾，不过我喜欢雾，空气没那么干燥……”

他突然插嘴：“另一个家伙呢？”

“嗯？”

“别耍我，外地佬。我看到你前座右边有个香烟头。”

“那是我，”我说，“我不知道坐在前座右边抽烟犯法。”

“原来是个油嘴滑舌的外地佬。你是什么人，到这里来干什么？”光线透过雾气照在他油腻多肉的脸上。

“我叫欧布莱恩，”我说，“刚从圣马提欧开过来。”

他的手现在已经快摸上右臀了。“让我看看你的驾照。”他走近我，如果我们俩都伸出胳膊，就可以碰到对方。

“我要看看你有什么权力检查我的驾照。”我说。

他的右手突然一动，我已经把枪从皮带里拔出来对准他的肚皮，他的手停在半空中，仿佛被冻在一块冰里。

“没准你想抢劫，”我说，“现在还有人花五毛钱买个假警徽干这种勾当。”

他像石头似的站在那儿，仿佛没在呼吸，然后口齿不清地说：“你的家伙有执照？”

“每天都有，”我说，“把警徽拿出来给我看，我就把枪放下。你不会把警徽戴在屁股上吧？”

他又一动不动地站了一分钟，然后看看街角，仿佛希望看到另一辆车开进来。在我身后，一阵嘶嘶作响的微弱呼吸声从我的车后座里传出来，我不知道那个大块头听见了没有，他自己的呼吸声重得都可以熨衬衫了。

“好了，少来了，”他突然凶巴巴地吼道，“你只不过是个洛杉矶来的九流侦探罢了。”

“我现在升级了，”我说，“变成了三流的。”

“去你妈的。我们可不会让你来这里穷搅和，懂吧。这次我只是警告你而已。”

他一转身，走回他的小轿车旁，把脚放在踏板上，粗脖子慢慢往后转，油腻的皮肤又开始泛光。“赶紧滚，”他说，“免得还要我们动手给你收尸。”

“拜拜，猪头，”我说，“很高兴看到你的窘样。”

他甩上车门，猛踩油门，斜斜地转个圈，不一会儿就消失在街道尽头了。

我赶紧跳上车，隔着一个街区的距离跟了上去。他开上安古洛大道右转，而我往左边拐了个弯。小金凯德从后座爬起来，把下巴搭在我肩膀后的椅背上。

“你知道那是谁吗？”他哑着声说，“那是快枪威姆斯，局长的左右手，他很可能会开枪毙了你。”

“这就像假设滑稽女郎
[3] 长了一个扁鼻头，”我说，“根本就不可能。”

我又兜了几条街，才让他回到前座上。“你的车在哪儿？”我问。

他把皱巴巴的记者帽摘下来，啪一声扔在膝盖上，又戴回去：“就在市政府警察局停车场里。”

“可惜，”我说，“你得搭车去洛杉矶了。没事的话你应该去看看你姐姐，尤其是今天晚上。”

4.红发女人

那条路沿着山脚蜿蜒曲折，一会儿向上，一会儿向下，灯火往西北方向只有零星几点，往南边却密密麻麻连成一片。那三道码头从这边看似乎很遥远，像细铅笔似的灯光躺在一片黑丝绒上。山上有雾，还有野生植物的味道，但山谷与山谷之间的高地却没有雾。

我路过一家小服务站，已经黑灯打烊，然后下坡穿过另一个宽阔的山谷，再上坡开过一栋豪宅——围着电线的栅栏足有半英里长。山脚下散落的房舍越发稀零，空气里的海水味儿越来越浓，我朝左转，经过一栋带白色圆形角楼的房子，开过唯一一段有绵延几英里的吊灯架的公路，来到滨海公路上方一栋巨大灰泥建筑前。灯光沿着一道灰泥粉饰的拱形列柱，从窗后透出，微微照在椭圆形草坪和停放大批车辆的空场上。

这里就是万斯·康里德俱乐部。我不知道自己有何打算，只觉得这地方非来不可。奥斯恩大夫仍在城里不知名的角落里奔波，探视不知名的病人。医师呼叫站说他通常十一点会报到，现在差不多十点十五分。

我找了个空位停下，沿着拱形列柱走过去。一个六英尺六、穿着滑稽歌剧里军队制服的黑人，从屋里推开一扇大门说道：“请出示会员卡，先生。”

我把卷成一团的一美元钞票塞在他大手掌里。巨大的黑色指关节往内一合，就像一个大耙子拖走一堆碎石头。他的另一只手捏起我左肩上的一个线头，在我西装胸前口袋里的丝巾后面留下一个金属标签。

“新的大厅经理不太好说话，”他小声说，“感谢你，先生。”

“他就是混蛋。”我绕过他进屋时这么说。

他们称之为“休息室”的大厅，看起来像米高梅为拍摄一九八〇年百老汇音乐剧搭的夜总会场景。在人造灯光下，这个地方仿佛耗资一百万装潢而成，有一个马球场那么大，长毛地毯差一点就搔到我的脚踝。大厅尽头有道像船舱船梯的楼梯，通往楼上的餐厅入口。一个胖嘟嘟的意大利领班站在通道顶端，脸上挂着职业微笑，腰间绑着一条两英寸厚的缎带，腋下夹了一大沓镀金的菜单。

另有一道悬空的、栏杆上白釉的雪橇滑道般的拱形楼梯，通往二楼的赌场。天花板上有星星在闪烁，酒吧的入口幽暗深邃，一团深紫，犹如记忆中残存的噩梦，连着一个顶端搭了巨大埃及彩色头饰的白色甬道，正前方是一面巨大的圆镜。一位穿绿衣的小姐正在拨弄她泛着金属光芒的金发，她的晚礼服后背开衩之低，足可看见她在该穿内裤的地方贴了一颗美人痣。

一位穿着印满桃花，还绣了几条小黑龙的真丝睡衣的寄物小姐，走上前来拿走我的帽子，对我的穿着打扮皱了皱眉；她的眼睛就好像一双漆皮高跟鞋似的又黑又亮，毫无表情。我给她两毛五，留住我的帽子。一位卖香烟的女郎捧着一个装五磅糖果这么大的盘子走下甬道，她头发上插了几根羽毛，身上的衣服足够躲在一枚三分钱的邮票后面，一条裸露的漂亮长腿贴了金箔，另一条是银色的，脸上带着冷漠不屑的表情，要和这种表情的小姐约会都不知排到哪年哪月了，就算腋下夹了一篮红宝石的印度王公跟她求婚，她也得考虑考虑。

我走进酒吧那团紫色的雾中，酒杯轻撞，角落里的钢琴弹弄着轻柔的和弦，一个脂粉味儿很浓的男高音唱着“我亲爱的小牛仔”，酒保在为客人调配鸡尾酒。我的视线在那一团紫光里逐渐清晰起来，酒吧生意很好，但并不拥挤，某位男士的笑声稍微放肆了点，钢琴师立刻以拇指指甲划过琴键来个埃迪·达钦
[4] 式的波浪音阶，以示不悦。

我看到一张空台子，走过去背靠软墙坐下。灯光变亮，我甚至可以看到那位牛仔歌手，他有一头像是染过的红色鬈发。隔桌的女人也是红头发，她的眼睛又黑又大又饥渴，五官长得有点古怪，除了那张像霓虹灯招牌的嘴，脸上没有化妆。她的服装垫肩太夸张，领口太招摇，外套里的橘红毛衣包着脖子，斜挂在她后脑勺上的罗宾汉帽，插了一根橘黑相间的羽毛。她对我露齿一笑，笑容像乞丐过圣诞节一样敷衍，我没笑回去。

她把手上那杯酒喝完，放在桌面上摇摇。一个穿着帅气夹克的服务员不知从哪里钻出来，站在我面前。

“苏打水加威士忌。”那女人抢着说。她的声音很硬，发音因为醉酒有点不清楚。

服务员用余光瞄了她一眼，继续看着我。我说：“百加得加石榴。”

他走开后，那女人说：“那种酒你喝了会想吐的，大男孩。”

我没看她。“看来你不想玩。”她轻佻地说。我点燃一根烟，对着软绵绵的紫色空气吹了一个烟圈。“你自己玩吧。”那女人说，“好莱坞大道上我每条街都可以钓到成打像你这样的大猩猩。好莱坞，什么鬼，全是些失业的小混混和金发丑八怪，喝醉了连牙都吐掉。”

“有谁提起好莱坞大道了吗？”我问。

“你啊。除了从好莱坞大道来的家伙，没有哪里的男人被女人搭讪还不理的。”

附近桌子的一对男女转过头来看我们，男的有点同情地对我咧咧嘴。“你也一样！”那女孩对着他说。

“你没跟我搭讪。”他说。

“本性使然，帅哥。”

服务员端着酒过来，他先上了我那杯。那女人大声说：“我看你八成不习惯伺候女士。”

服务员把她的苏打水威士忌递给她。“非常抱歉，夫人。”他冷冰冰地说。

“没问题。有空过来我帮你修指甲，不过我得先借把锄头来。这杯男朋友付钱。”

服务员看着我。我给他一张钞票，对他耸耸肩。他找了零钱，拿了小费，消失在其他台子之间。

那女人拿起她的酒走到我台子旁。她把手肘架在台子上，两手撑着下巴。“哎哟，蛮大方的呀。”她说，“我不知道这年头还有这种男人。你喜不喜欢我？”

“我还在考虑，”我说，“你小声点，否则他们会把你赶出去。”

“是吗？”她说，“只要我不砸店就没关系。何况，我和他们老板的交情可是这样的。”她把两根手指缠在一起。“等我见到他以后就会这样。”她笑出声来，笑声很放荡。

她喝了一口酒：“我以前见过你吗？”

“到处都见过。”

“你在哪里见过我吗？”

“数不清的地方。”

“没错，”她说，“就这么回事。这年头没一个女人能与众不同。”

“抱着酒瓶并不能让你与众不同。”我说。

“狗屁！我可以告诉你很多响当当的名字，每天晚上都一手抱一瓶酒上床，要是手臂上不扎针，他们就不会停止喊叫。”

“是吗？”我说，“跟电影里的醉鬼一样，嗯？”

“没错。我就替一个专门扎针的人工作过——十元一针。有时可以高到二十五或五十元。”

“这个钱还挺好赚的。”我说。

“如果能持久的话。你觉得会吗？”

“如果有人赶你走，你还可以去棕榈泉嘛。”

“谁要赶谁走啊？”

“我不知道啊，”我说，“我们到底在讲什么？”

她红头发，长得不怎么样，但身材凹凸有致，而且她替一个专门打针的人工作。我舔舔嘴唇。

一个黑人大汉走到酒吧门口，站在那儿，等自己习惯里面的灯光。然后他不慌不忙地开始扫视整个酒吧，视线落到我坐的这一台，他的身子微微前倾，开始朝我们这边走过来。

“噢，”女人说，“保镖来了。你能应付吗？”

我没回答。她用苍白有力的手磨蹭着自己毫无血色的脸颊，斜着眼盯我。钢琴前的男人弹了几个和弦音，开始捏着嗓子哼：“但我们还有梦，不是吗？”

黑人大汉隔着台子把手放在我对面的椅背上，他把视线从女人身上移开，对我微微一笑。她才是他刚才看的人，她才是他穿过酒吧要找的人。不过从现在开始他注意的人是我了。他的头发又黑又滑又亮，下面是冷漠的灰眼珠，眉毛像用眉笔修过一般，嘴型很性感，像演员，鼻子曾经被打断过，不过修整得很好。他说话时嘴唇基本没动。

“好久不见。还是我记性不好呢？”

“我不知道，”我说，“你想记起什么？”

“你的名字，老兄。”

我说：“别费心了，我们从来没见过面。”我把那个小金属标签从胸袋里掏出来，丢在台面上：“这是售票口的乐队队长卖我的票。”我从皮夹里掏出一张名片，也丢在台面上：“这是我的名字、年龄、身高、体重、有没有疤、有没有前科。我是来见万斯·康里德的。”

他没管那标签，把那张名片拿起来看了两遍，翻过来看看背面，再看看前面，用手臂勾住椅背，给我一个苍白的笑容。他没有再看那女孩一眼。他用名片的侧边刮过台面，嘴里发出像小老鼠的啧啧声。女人瞪着天花板，假装打了一个呵欠。

他面无表情地说：“原来你是做这个的，真是抱歉。万斯·康里德先生到北方出差，今天一早就坐飞机离开了。”

女人说：“那我今天下午在日落大道和怀恩街口看到坐在灰色轿车里的人一定是他的替身了。”

他没看她，似笑非笑地说：“万斯·康里德先生并没有灰色的车。”

女人说：“别上他的当，我敢打赌他现在一定就在楼上转轮盘。”

大汉没看她，这比给她一个耳光还有用。我看着她脸色开始发白，慢慢地，最后一直保持惨白。

我说：“他不在是吧。不在就不在吧。谢谢你听我说话，或许我下次再来叨扰。”

“当然欢迎，不过我们这里不欢迎私人侦探，真是抱歉。”

“你再说一次‘真是抱歉’，我就尖叫，要不要试试看。”红发女人说。

黑人大汉随意把我的名片塞进晚宴外套口袋里，把椅子往后推，站了起来。“相信你一定可以理解，”他说，“所以……”

女人咯咯笑着把她那杯酒泼在他脸上。

大汉踉跄着往后退了一步，赶快从口袋里掏出一条浆得挺挺的白手帕。他很快把脸抹干，摇摇头。等他放下手帕时，可以见到他衬衫上有一大片酒渍，就在黑珍珠做的领饰上方，衬衫领更是一塌糊涂。

“真是抱歉，”女人说，“我还以为你是个痰盂。”

他把手放下，牙齿发出阴森的光。“带她出去，”他喉咙里发出声响，“快！”

他转身很快穿过其他台子，用手帕捂住自己的嘴巴。两位穿制服的服务员走过来看着我们，酒吧里每个人都在看我们。

“第一回合，”那女人说，“有点沉闷。两名拳击手都非常谨慎。”

“你想冒险的时候千万别找我。”我说。

她的头一偏，在那诡异的紫光里，她那张惨白的脸似乎离我很近，就连那涂了口红的嘴唇也仿佛在瞬间褪了颜色。她突然抬高一只僵硬得像鸟爪的手捂住自己的嘴巴，然后像得了肺痨似的干咳了几声，抓过我的酒杯，咕噜几声就把我的百加得灌了下去。然后她开始颤抖，伸手去抓自己的皮包，却把它推过桌面。皮包掉到地下打开来，东西散落了一地，一个镀金的香烟盒滑到我的椅子下面，我站起来把椅子推开弯下身去捡。其中一个服务员正好站在我后面。

“我能帮忙吗？”他殷勤地问。

那女人刚喝过的杯子沿着桌边滑落到地上砸碎时，我正弯腰捡起香烟盒，不经意间一瞥，看见盒面上镶着一张手工着色的照片，上面是一个棱角分明的黝黑男人。我把香烟盒放进她皮包里，抓住她的胳膊，刚才发话的那位服务员马上绕过去扶住她的另一只胳膊。她眼神呆滞地看着我们，头摇来摇去，仿佛在做放松颈部的运动。

“我就要昏倒了。”她哑声说，我们拖着她穿过房间。她东倒西歪地跨步，仿佛执意要拖倒我们两人。服务员自言自语地低声诅咒，我们一起步出紫光，走进明亮的大厅。

“女洗手间，”服务员用劲儿挤出这四个字，下巴朝一个像是泰姬陵侧门的入口扬了扬，“里面有个重量级的女服务员，她可以处理任何情况。”

“去他妈的女洗手间，”那女人咬牙切齿地说，“放开我的手。我男朋友可以带我走。”

“他不是你的男朋友，小姐，他根本不认识你。”

“滚！你简直太爱管闲事了，趁我还没失去风度啐你一口之前，还不快滚！”

“好了，”我对他说，“我带她出去冷静一下，她一个人来的？”

“不是才怪。”他说完就走开了。酒吧的领班走出来，下了一半楼梯，站在那儿怒目而视。寄物柜台小姐的表情，就像网球赛场上的裁判一样漠然。

我把我的新朋友推到室外清冷、多雾的空气里，扶着她沿列柱来回走，直到感觉她在我臂弯里能站稳为止。

“你是个好人，”她迟钝地说，“我刚才是摸了老虎的屁股。你是个好人，先生，要不是你我大概不会活着出来。”

“为什么？”

“我本来想到一个赚钱的馊主意。算了！别再提它了！我这辈子想的馊主意太多了。送我一程吧？我是搭出租车来的。”

“当然可以。现在你可以告诉我你的名字了吧。”

“海伦·梅森。”她说。

我没有任何成就感。早就猜到了。

我们走下人行道，穿过停车场时她还需要我扶着。我们走到我的车旁，我打开车门等她上车，她爬了进去，颓然跌坐在角落里，仰头靠在椅垫上。

我关上车门，然后又打开说：“你可不可以告诉我另外一件事？你香烟盒上的男人是谁？我好像在哪里见过他。”

她睁开眼睛。“一个老情人，”她说，“过去的事了。他……”她突然双眼圆睁，张大嘴巴，我刚听见背后一阵窸窣声，就有个硬东西顶住了我的脊梁，一个低沉的声音说：“不要动，兄弟，抢劫！”

我的耳边响起一声轰鸣，我的头就像一大团粉红色的爆竹，在天幕上炸裂开来，散成碎片，缓缓落下，变得苍白，最后熄灭坠入海浪中。无边的黑暗吞噬了我。

5.我的死邻居

我闻到了琴酒的味道，不是像我刚喝过几杯琴酒那样，而是像整个太平洋全是琴酒，我正穿着衣服在里面游泳。我头发里、眉毛上、脸上、下巴上和衬衫上，全是琴酒。我脱了外套，人平躺在地毯上，正仰望胶泥壁炉上的一个相框——有纹路的木框，相片本来想拍得很艺术，灯光打在一张又长又瘦、很不高兴的脸上，费心打灯的结果只是让那张脸显得更长更瘦、更不高兴，扁平而无光泽的头发，简直就像干掉的骷髅头上黏着的油漆。玻璃后的相片一角写了字，可是我看不清楚。

我抬高手臂，按按头，立时感到一阵疼痛一路窜下我的脚跟。我呻吟了一下，马上又变成不满的哼声（干这行得维持最起码的自尊），然后小心翼翼翻个身，看见一张拉下来的壁上单人床的床脚，另一张单人床还贴在墙上没拉下来，木板床底上漆了一堆复杂的花纹。我翻身的时候，一个琴酒酒瓶从我胸膛滚到地板上，瓶子是空的。我想不通一个瓶子怎么能装这么多琴酒。

我把膝盖屈在胸腹下，四肢着地好一会儿，像只吃不完晚餐又舍不得走开的狗在那儿闻。我转转脖子。好痛！我再转转，还是痛！我双脚撑地站起来，发觉自己没穿鞋子。

那地方看起来像间不错的公寓，不太廉价，也不太昂贵，普通的家具，普通的台灯，普通而耐脏的地毯。拉下来的那张床上躺着一个女人，她只穿了一双深色丝袜。身上有很多血迹已经干涸的抓痕，腰间盖了一条厚浴巾，几乎卷成一团。她的眼睛是睁开的。她那一头仿佛带着恨意分开、紧紧往后扎的红发仍旧没变，但她已不再怀抱任何恨意了。

她死了。

她的左侧乳房上有一个像男人巴掌那么大的焦黑洞口，洞口中央有少量鲜血。血从她身侧往下流，但现在都已经凝固了。

我看见长椅上堆了些衣服，大部分都是她的，但我的外套也混在里面。地板上散放着皮鞋，有我的和她的。我如履薄冰似的走过去，把自己的外套捡起来往口袋里摸，我记得的东西全在里面。绑在我身侧的枪套当然已经空了。我把鞋和外套穿上，把空的枪套推到腋下，走到床旁，掀起那条厚浴巾。一把枪从里面掉出来——我的枪。我不由自主地擦掉枪管上的血迹，嗅嗅枪口，然后静静地把枪插回腋下。

沉重的脚步声从外面走廊传来，直到这间公寓门口停下。一阵低声讲话的人声。有人开始敲门，一阵急促的、不耐烦的敲击声。我看看那扇门，不知他们还会敲多久，弹簧锁是不是故意没锁，他们会不会直接开门进来；如果锁上了，而公寓保安又不在楼下，他们得花多少时间找人撬锁开门。我还在想这些问题的时候，一只手试了门锁。是锁上的。

真好笑。我几乎笑出声来。

我跨进另一扇门内，看看浴室里面。两条踏脚地毯放在地板上，一块防滑垫整齐地折放在浴盆一边，上面是块磨砂玻璃窗。我把浴室门轻轻地关上，站在浴盆边，把浴室窗子的下缘往上推。我把头伸出去往下看，差不多六层楼下方的林荫路上一片漆黑。往下望时，我的视线会被两堵短墙阻碍，墙之间的空隙和通风孔差不多宽。窗户都是成对的，都面向两墙之间的空隙。我探出身子，盘算着如果努力试试，应该够得着隔壁那扇窗。我不知道那扇窗有没有上锁，也不知道在他们打开门以前我是否来得及爬出去。

身后关着的浴室门外，敲门声越来越重，也越来越急促。一个声音咆哮说：“快开门，不然我们就踹开了。”

警察的例行公事，纯属吓唬人。他们绝不会破门而入，因为他们弄得到钥匙。如果手上没有消防斧，想把那种门踢开可不是容易的事，而且脚会很疼。

我把窗户下面一半关上，把上面那一半往下推，从毛巾架上抽了一条毛巾，然后我打开浴室门，跟相框里的那张照片打了个照面。在我离开以前，我必须把上面的字看清楚。我走过去仔细瞧，外面的敲门声越发愤怒。题字这样写道：

献上我所有的爱，利兰。

原来奥斯恩是个没出息的孬种。我拿着照片，走回浴室，再一次把门关上，然后把照片塞进浴室衣柜里脏毛巾和床单的最下层。就算他们是能干的警察，也得花点时间才会找到它。不过这里是湾城，或许他们永远都找不到。我不懂为什么我们要来湾城，大概只是因为海伦·梅森很可能住这儿，而浴室窗外的空气散发着海滩的味道。

我手里握着毛巾，把身子挤出上半截窗户，然后侧身，一只手扒着隔壁的窗沿，另一只还紧抓着这一扇窗。我的手刚好够把另一扇窗推上去——如果它没上锁的话。它没锁！我伸出一只脚，朝靠近把手的玻璃用力一踢，玻璃碎裂的声音在一英里外应该都听得见，但远处的敲门声并没有消停。

我用毛巾包住左手，把手臂尽量伸长，伸手穿过玻璃碎掉的洞口，转开把手，然后爬到另一个窗台上，再伸手把原来那扇窗关上。或许他们可以采到指纹，我并不指望能够证明自己从未进过海伦·梅森的公寓，只希望有机会证明自己到底是怎么进去的。

我低头看下面的街道，一个男人正弯腰钻进一辆车里，根本没有抬头往上看。被我敲破窗子的公寓里并没有亮灯，我把窗户往下推，爬了进去，浴盆里有很多碎玻璃。我跳到地板上，把灯打开，捡起浴盆里的碎玻璃，用毛巾包好藏起来。我用这家人的毛巾把我踩过的窗沿及浴盆边缘擦干净，然后掏出枪，打开浴室门。

这间公寓比较大。放眼望去我可以看到两张罩着粉红色床罩的单人床，非常整齐，床上空空如也。卧室外是一间客厅。每扇窗户都紧闭着，室内有股灰尘味儿。我打开一座落地灯，用一根手指沿着一张椅子的椅背划过去，手指上沾满灰尘。房里有台大收音机，一堆落了灰的书，一个装满塑封都没拆的小说的大书架。乌木高吧台上，放着一根虹吸管和一个有酒的玻璃瓶，以及四只杯口朝下的酒杯。我闻了闻那瓶酒，是威士忌，然后喝了一点。那酒让我的头更痛，却让我感觉好受了些。

我没关灯，走回卧室里到处翻。其中一个衣橱里全是男人的衣服，都是定做的，衣服标签上写着“乔治·塔尔博特”。乔治的衣服穿在我身上稍微有点小。我又翻了翻五斗柜，找到一套睡衣，穿上还凑合。衣橱里还有一件浴袍和一双拖鞋。我立刻把自己脱得精光。

等我冲完澡，身上只剩一点点琴酒味儿。这时已听不到任何敲门声和嘈杂声，我知道他们正拿着粉笔和细绳在海伦·梅森的房里忙活。我把塔尔博特先生的睡衣、拖鞋和浴袍穿上，借用塔尔博特先生的古龙水抹了一点在头发上，梳了梳头。我诚心希望塔尔博特先生及夫人在某处玩得愉快，并不急着回家。

我走回客厅，又喝了点塔尔博特先生的威士忌，点燃一根他的香烟，然后转开前门的锁。一个男人在走廊里咳嗽，我把门打开一条缝，从门链后往外看。一个穿制服的男人靠在对面墙上，他个子矮小，金发，目光锐利。他的蓝色长裤烫得笔挺，看起来干净利落。

我打了个呵欠说：“怎么回事儿，警官？”

他瞪我一眼，眼珠子是带金色的棕红色，金发的人很少有那种颜色的眼睛。“隔壁出了点事。你有没有听到什么动静？”他的声音稍稍带着嘲讽。

“那个红头发的？”我说，“呵！还不是带男人回来穷开心。要不要喝点？”

那名警察又审慎地看了看我，然后对着走廊另一头叫道：“嘿，艾尔！”

一个大汉从一扇打开的门里走出来。他高六英尺以上，差不多两百磅，头发又粗又黑，眼眶很深，眼睛里没什么表情。正是我黄昏时在湾城市政府碰到的艾尔·斯宾。

他很快走过来，便衣警察说：“隔壁的。”

斯宾走到我面前，面无表情地直视我。他轻声问：“你叫什么名字？”

“乔治·塔尔博特。”我的声音没变。

“听到什么动静没有？在我们来以前。”

“噢，就是打闹吧。大约在午夜左右。没什么稀奇的。”我用拇指朝死去女人的公寓晃了晃。

“是吗？你跟那个女的熟吗？”

“不熟，我可不想认识她。”

“你不必担心，”斯宾说，“她已经死了。”

他用一只又大又硬的手掌放在我胸膛上把我往公寓门里推。他的手一直没离开我胸部，眼睛却很快往我浴袍的口袋里兜了一圈，又兜回我脸上。等把我推进门内半英尺左右，他偏着头对后面说：“进来把门关上，矮子。”

矮子进来把门关上，两只小眼睛闪着光。“装得还真像，”斯宾随意地说，“拿枪对着他，矮子。”

矮子像道闪电似的把皮带上的枪套打开，掏出一把警用手枪。他舔舔嘴唇。“好小子，”他轻声说，“好小子。”他打开手铐套，把手铐拉出一半：“你怎么知道的，艾尔？”

“知道什么？”斯宾的视线一直没离开我，他小声对我说，“你想干什么？下楼去买份报纸？”

“没错，”矮子说，“他就是凶手，没错！他从浴室窗口爬进来，换上这家主人的衣服。这家人出远门去了，你瞧瞧这房里的灰尘。一扇窗子都没开，里面闷得很。”

斯宾说：“矮子是个讲究科学精神的警察，你别听他的。他总有搞错的一天。”

我说：“他这么厉害，怎么还当警察呢？”

矮子脸一红。斯宾说：“去把他的衣服找出来，矮子，还有他的枪。动作要快！我们要逮人，动作就得快！”

“可是还没人叫你负责这个案子。”矮子说。

“我能有什么损失？”

“那我呢？搞不好我连这身衣服都保不住。”

“冒个险吧，小子，隔壁那个笨蛋连鞋盒里的蛾子都抓不到。”

矮子快步冲进卧室里。斯宾和我一动不动站在原地，但他已把手放了下来，贴着自己的身子。“别告诉我，”他懒洋洋地说，“让我猜就好。”

我们听到矮子故意大声地翻箱倒柜，然后听到他像猎犬闻到一个老鼠洞似的叫了一声。矮子回到客厅里，右手拿着我的枪，左手握着我的皮夹。他用一条手帕拎着手枪的瞄准器。“这把枪开过火，”他说，“而且这个家伙不叫塔尔博特。”

斯宾的头转都没转，脸上的表情也没变。他对我微微一笑，大嘴巴的嘴角微微动了动。

“你别说。”他说，“你别说。”他用一只像铁铲般硬的手把我往后一推：“把衣服穿上，不用打领带了。有好多地方等着我们去拜访！”

6.我把枪拿回来了

我们走到外面走廊上，海伦·梅森的公寓里还有灯光，两个拿着篮子的男人站在门外抽烟，尸体那边传出争执的声音。

我们经过走廊转角，开始往楼下走，一层接着一层，一直走到大厅。有五六个人睁大眼睛站在那儿，三个穿睡衣的女人，一个戴着绿色眼罩、有点像社会版主编的光头男子，另外两个人站在大厅角落的阴影里。另一位穿制服的警察在大门内溜达，低声吹着口哨。我们经过他身旁走了出去，他似乎毫不介意。门外的人行道上也挤了一堆人。

斯宾说：“我们这个小城难得有这么热闹的晚上。”

我们走到一辆没有贴警徽的黑色小轿车旁，斯宾钻到驾驶座，挥手叫我坐在他旁边，矮子上了后座。他早就把手枪放回枪套里了，但枪套并没有扣上，手就放在附近。

斯宾突然加速，我的背撞上椅垫。我们在最近的一个街角两轮着地转了个弯往东行驶。转弯时可以看见对面有辆车顶上装了两个红色警笛的大黑车飞快开过来，只离我们半个街区。

斯宾往窗外吐了一口痰，懒洋洋地说：“那是局长，他大概连自己的葬礼都会迟到。这回我们让他刮目相看。”

后座的矮子很不高兴地说：“对！再让你停职三十天！”

斯宾说：“少说废话，你说不定就能回刑事组。”

“我宁愿吃土。”矮子说。

斯宾疾驶过十条街后才把速度放慢。矮子说：“这不是回警察局的方向。”

斯宾说：“你别傻了！”

他让车子慢慢开，左转进入一条住宅区内安静黑暗的街道，路两旁种了松树，后面是有着方正小花园的方正小房子。他轻轻刹车，让车身滑到路肩上，把引擎关掉，然后一只手臂甩到椅背后，回过头去看那位穿制服的“好眼力”警察。

“你以为杀掉那女人的真是这个家伙，矮子？”

“他的枪开过火！”

“把你口袋里那支大手电筒拿出来照照，看看他的后脑勺！”

矮子喘着粗气，在后座里摸索了一阵子。一声拨弄金属开关的声音，一道由喇叭状大型手电筒发出的令人目眩的光打在我头上，我听到小个子贴在我后面的呼吸声。他伸出手按按我脑袋上的痛处，我叫了一声。手电筒熄了，街道的黑暗又扑进车内。

矮子说：“他好像被揍晕过。”

斯宾毫无表情地说：“那女人也被揍晕了，并不明显，不过事实摆在眼前。她先被敲昏，然后才被脱掉衣服，到处抓过，再挨了一枪。那些抓痕是为了让别人往那种事情上想。凶手是用浴巾包着枪射击她的。没有人听到枪声。是谁报的警，矮子？”

“我哪知道啊？你进办公室以前大概两三分钟吧，有个男人打电话进来。瑞德那时候还在找那个摄影记者。接线员说是个声音很低的男人。”

“好，矮子，如果是你干的，你怎么逃出去？”

“大摇大摆走出去啊，”矮子说，“有什么问题？嘿！”他对我喊道：“你怎么走的？”

我说：“这是我的小秘密。”

斯宾平静地说：“你可不会从通风孔里爬出去，是不是，矮子？也不会砸破玻璃潜入隔壁公寓，假装是住在那里的主人吧？你更不会找警察来，还帮他们逮凶手吧？”

“见鬼！”矮子说，“是这个家伙打的电话？我才不会这么做。”

“凶手也不会这么做，”斯宾说，“最后那件事除外，那通电话是凶手打的。”

“那些性变态什么事都干得出来，”矮子说，“这个人也许是帮凶，另一个家伙想让他做替罪羊，就用木棒把他打晕了。”

斯宾粗暴地笑道：“你好，性变态！”然后用一根像枪管这么硬的指头戳戳我的肋骨：“瞧瞧我们这两个笨蛋，坐在这儿，工作都快丢了。我们嘴皮子说破，而你知道所有真相，却什么都不说。我们连那女人叫什么都不知道。”

“她是我在万斯·康里德俱乐部酒吧里钓到的一个红发女人，”我说，“不，是她钓到我的。”

“她没告诉你名字吗？”

“没有，她什么都没讲。我扶她到外面透口气，她叫我带她离开那里，等我送她上我的车时，有人在后面敲了我一下。我醒来的时候躺在公寓地板上，那女人已经死了。”

斯宾说：“你去万斯·康里德俱乐部的酒吧干什么？”

“去剪头发，”我说，“不然你还去酒吧干吗？这个红头发好像很紧张，又不知道在怕什么，她泼了一杯酒在大厅经理脸上，我觉得她有点可怜。”

“我也觉得红头发有点可怜，”斯宾说，“这个敲昏你的人大概是头大象，可以把你扛上楼去。”

我说：“你被人敲昏过吗？”

“没有，”斯宾说，“你呢，矮子？”

矮子说他也从来没被敲昏过，声音极为不悦。

“好，我告诉你们，”我说，“那就跟醉倒一样。或许我在车里就醒了，那家伙拿了一把枪，我不敢讲话。他可能拿着枪把我和那女人架到楼上，那女人可能认识他。等我进了公寓，他可以再揍我一拳，中间发生的事我可能就记不起来了。”

“以前我听过这种讲法，”斯宾说，“可是我从来不相信。”

“是真的，”我说，“一定是真的。因为我记不得了，而那个男人要是没有人帮他，绝不可能把我扛上来。”

“我就可以，”斯宾说，“我连比你重的人都扛得动。”

“好吧，”我说，“是他把我扛上去的，现在怎么办？”

矮子说：“我不懂他那么大费周章是为什么？”

“把人揍昏算什么大费周章？”斯宾说，“把枪和皮夹给我。”

矮子犹豫了一下，把东西递过来。斯宾漫不经心地嗅嗅枪口，把它塞进口袋里——靠近我的那个口袋。他翻开皮夹，对着仪表灯看了看，然后也收了起来。他这才发动引擎，在街中间调了个头，很快驶回安古洛大道，在那儿往东转，停在一家有块红色霓虹灯招牌的酒铺前。即使已经那么晚了，那家的店门还是大开着。

斯宾偏过头去说：“进去打电话给值班室，矮子。告诉警佐我们握有布莱顿街凶杀案的有力线索，现在要去逮捕嫌犯。叫他跟局长说他可以发脾气了。”

矮子钻出车外，用力把门甩上，本来想说话，结果还是过街进了商店。

斯宾突然往前开，才过一个街口就已经加速到四十迈。到了下条街，车的时速已达五十迈，他在巷子里转来转去，最后在一所学校前面的一棵胡椒树下停下来。

他侧身拉手刹时，我抢回了枪。他干笑了一声，吐了一口痰到窗外。

“好了，”他说，“我是故意放在那个口袋里的。我跟‘紫罗兰’麦基通过电话。那个小记者从洛杉矶打电话给我。他们找到梅森了，现在正在他公寓里忙活呢。”

我靠上角落，离他远一点，把枪松松地架在膝头上。“我们现在不在湾城的管辖范围内了，警官，”我说，“麦基怎么说？”

“他说是他让梅森去找你的，可是他不确定你们联络上了没有。那个公寓管理员——我没听清楚他叫什么名字——正准备把尸体丢到巷子里，结果被两个巡警撞上。麦基说如果你已经和梅森联络过，听了他那边的说词，一定会来这里惹麻烦，搞不好会被人揍晕，醒来的时候发觉自己躺在死尸旁。”

“我没有联络到梅森。”我说。

我可以感觉到斯宾那两道黑色浓眉下的眼睛正盯着我瞧。“可是你已经到这里惹麻烦了。”他说。

我用左手从口袋里掏出一根烟，用仪表板上的打火器点燃，右手不离枪。我说：“我觉得你好像是故意赶来这里，根本没人派你负责这个案子，现在你还带着犯人越过市界。你到底有什么打算？”

“惹了一身麻烦，除非我能破案。”

“我也一样，”我说，“看来，我们最好联手把这三桩谋杀案给破了。”

“三桩？”

“没错，海伦·梅森，她老公，和奥斯恩大夫的老婆。三个人都有关联。”

“我把矮子骗了，”斯宾冷静地说，“因为他是个小个子，局长特别偏爱小个子，矮子可以把过错推到我身上。我们从哪里开始下手？”

“可以先去找一个在医生大楼实验室里上班的叫格雷勃的人。我猜测他在奥斯恩命案中做了假报告。万一警察局通缉你怎么办？”

“他们都用洛杉矶的无线电广播，绝不可能用这种方式通缉自己的警察。”他身子往前倾，发动引擎。

“你可以把皮夹还给我了，”我说，“我也好把这把枪收起来。”他粗鲁地大笑，把皮夹还给我。

7.大下巴

化验员住在第九大道，不是很好的住宅区。他的房子是一栋结构混乱的小平房，周围一大丛灰扑扑的水仙花，小路旁种了几株营养不良的植物，看起来像个辛苦了一辈子却毫无成就的人的工作成果。

斯宾关上车灯，慢慢滑行到屋前，说：“要是需要帮忙就吹口哨。万一警察来了就溜到第十大道上，我会绕过去接你。不过我看他们是不会来的，今晚光是布莱顿街那个女人就够他们忙的了。”

我站在安静的街上，朝左右望望，然后在朦胧的月色下过了街，顺着小径走到屋子前面。前门盖在一个突出来像个房间的棚子前面，和街道成直角。我按了门铃，听到屋内远处响起铃声。没有反应。我又按了两次，然后试试前门，是锁着的。

我穿过走廊，绕到房子的北面，来到盖在后院里的车库前。车库的门上挂着一把弱不禁风的锁。我弯下去用小手电筒往门缝里照。可以看到车轮。我又走回前门，这次很用力地敲门。

前面房间的窗子吱嘎叫了一阵，从顶端被往下拉了差不多一半。窗后的百叶窗跟着拉下来，一个黑影躲在帘后，用浓浊沙哑的声音问道：“谁？”

“格雷勃先生？”

“我是。”

“我想跟你谈谈，事关紧要。”

“我要睡觉，先生。明天再来。”

那声音听起来不像是个医生会有的声音，倒像是我曾经在电话里听过的一个声音，好久以前，在坦尼森公寓大厦里面。

我说：“好，那我去你实验室找你好了，格雷勃先生。方便告诉我地址吗？”

那声音停了一阵，然后说：“你还不快滚，不然我出去揍你一拳！”

“这怎么是谈生意的态度呢，格雷勃先生？”我说，“你真的不能花两分钟跟我谈谈，反正你都起来了。”

“闭嘴。你会吵醒我老婆，她病了。再不走我出去……”

“晚安，格雷勃先生。”我说。

我退到朦胧月色下的人行道上。走到停在对面的黑车时，我说：“需要两个人进去。有个亡命之徒在屋子里，应该是我在电话里听过的那个叫大下巴的家伙。”

“老天！就是杀死梅森的那个家伙？”斯宾挪到前座右边，把头伸出车窗，把一口痰吐在距离大概有八英尺远的消防栓上。我什么都没说。

斯宾说：“如果这个大下巴就是莫斯·洛伦兹的话，那我认得他。我们可以闯进去，或许会找到有力的线索。”

“就跟广播剧里的警察一样。”我说。

“你怕不怕？”

“我？”我说，“我当然怕。车库里停了车子，他可能把格雷勃扣在屋里，还没决定该怎么处置……”

“如果真是洛伦兹，他根本没脑子作任何决定，”斯宾说，“那家伙只会做两件事，开枪和开车。”

“还有拿铁棍打人。”我说，“我是说还有另一个可能，格雷勃可能没开车子出去，这个大下巴……”

斯宾俯身上前去瞄仪表板上的钟：“我猜他八成溜了，不然早该回家了。大概听到风声，溜之大吉了。”

“你到底进不进去？”我打断他的话，“有谁会向他通风报信？”

“一开始收买他的人啊，如果他被收买了。”斯宾打开车门，钻出车外，站在那儿扫视街道。他打开外套，把腋下的枪套扣掰开。“或许我可以吓唬吓唬他，”他说，“你手上别拿任何东西，别插兜里。这是我们唯一的机会。”

我们再次穿过街心，走回步道，上了走廊。斯宾靠在门铃上。

声音又从那扇半开的窗里起毛的暗绿色百叶窗后对我们咆哮。

“什么事？”

“你好，莫斯。”斯宾说。

“嗯？”

“我是艾尔·斯宾，这件事跟我也有关系。”

一片寂静。时间仿佛凝固。然后那个浓浊沙哑的声音说：“跟你一起的人是谁？”

“从洛杉矶来的兄弟，自己人。”

又是一片寂静。然后：“你想干什么？”

“你一个人在里面？”

“还有个娘儿们，她听不见你们。”

“格雷勃呢？”

“对啊，格雷勃呢？你到底想干什么，条子？快说清楚！”

斯宾平静地回答他，就好像正坐在家里收音机旁的安乐椅里似的：“我们的老板是同一个人，莫斯。”

“哈！”大下巴说。

“他们在洛杉矶找到梅森的尸体了，那些大城市里的警察已经把他和奥斯恩老婆那件案子连在一起，我们得赶快行动。大老板跑到北边去制造不在场证明，我们呢？”

那声音说：“胡扯！”可是他的语气里已经有一丝质疑。

“看起来情势不妙啊，”斯宾说，“快点把门打开。你可以看见我们没拿家伙。”

“等我走到门边，你们就有了。”大下巴说。

“你没那么胆小吧。”斯宾不屑地说。

百叶窗窸窣了一阵，似乎有只手刚放开它，窗格被拉了上去。我的手开始掏枪。

斯宾咆哮道：“别蠢了！这家伙是我们的线索，不能伤他。”

屋里传来模糊的脚步声，前门的锁转开，门打开，一个人影站在阴影里，手里拿了一把大型柯尔特自动手枪。大下巴的确是个贴切的外号，他那又大又宽的下巴从脸部突出来，活像火车头前的排障器。他的个子比斯宾还大，大多了。

“有屁快放！”他一边说，一边往后退。

斯宾两手空空，手掌朝外翻，左脚静静往前踏了一步，右腿突然抬起，朝大下巴的下体踢过去。

等我们都把枪掏出来以后，大下巴还在挣扎，他的右手想扣扳机，把枪举高，但疼痛的感觉让他除了弯下腰去大叫之外，什么都做不了。那短暂的挣扎浪费了他宝贵的一秒钟，他既没开枪，也没叫出声来，却已经被我们撂倒了。斯宾敲在他脑袋上，我砸了他的右手腕。我本来想一拳打在他下巴上，那个下巴太吸引我了，可是他的右手腕靠枪最近。枪掉到地上，大下巴突然往我们身上一扑。我们接住他，他的鼻息湿热恶臭，气味扑到我们脸上，然后膝盖一软，他在下，我们在上，一起跌倒在门口地板上。

斯宾喘了一口气挣扎着站起来，关上门。然后他把不断呻吟、陷入半昏迷状态的大下巴翻个身，把他的双手扳到身后，铐上手铐。

我们穿过客厅，左边房间里有微弱的灯光，是桌上一座小台灯发出来的，灯罩上盖了一张报纸。斯宾把报纸掀起来，我们看到了床上的女人。他没杀她。她穿着廉价的薄睡衣，双眼睁得像铜铃，因为极度恐惧而陷入半疯狂状态。嘴巴、手腕、脚踝和膝盖都捆了胶布，耳朵里塞着厚棉花。一阵模糊的咕噜声从贴在她嘴巴外、宽两英寸的胶布后面传出来。斯宾把台灯压低一点，她的脸上有很多斑，头发是染的，黑发根都冒出来了，瘦骨嶙峋的脸显得一副苦命相。

斯宾说：“我是警察，你是格雷勃太太吗？”

那女人抽搐一下，很痛苦地盯着他。我把她耳朵里的棉花抽出来说：“再试试看。”

“你是格雷勃太太吗？”

她点点头。

斯宾抓住贴在她嘴上的胶布的一头，她紧闭双眼，他用力一拉，然后立刻用手按在她嘴上。他弯腰站在那儿，左手拿着撕下来的胶带，冷漠的脸上仿佛不带一丝感情。

“你能做到不尖叫吗？”他说。

女人努力点点头，他把手拿开。“格雷勃人呢？”他问。

他把她身上其余的胶布也撕开。

她吞了吞口水，用一只涂了红指甲油的手扶住自己的额头，摇摇头：“不知道，他一直没回家。”

“那个大猩猩进来的时候讲了什么？”

“他什么都没讲，”她麻木地说，“门铃响后我去开门，他走进来一把抓住我，然后把我捆起来，问我丈夫在哪里，我说我不知道，他打了我几个耳光，可是后来他好像信了我的话。他问我丈夫为什么没把车开走，我说他从来都是走路上班，不开车。然后他就坐在角落里，既没动，也没讲话，连烟都没抽。”

“他有没有用电话？”斯宾问。

“没有。”

“以前你有没有见过他？”

“没有。”

“快穿衣服，”斯宾说，“今晚你得到朋友家过夜。”

她看着他，慢慢从床上坐起来，扒扒头发。然后她张开嘴，斯宾的手按在她嘴上。

“你别急，”他厉声说，“据我们所知，他没出什么事。就算真出了事，我看你心里也有数。”

那女人把他的手推开，站起来绕到床旁一个五斗柜前，从柜里摸出一小瓶威士忌。她把瓶盖打开直接对着瓶口喝。“没错，”她的声音沙哑有力，“你能怎么办？每个大夫都需要打点，又赚不到几个钱。”她又喝了一口。

斯宾说：“我可能会调换血样。”

那女人毫无表情地瞪着他。他看看我，耸耸肩。“也许是致幻药，”他说，“没准是他的第二职业。生意大概也做得不大，瞧瞧他过的日子。”他很不屑地环顾房间：“快穿衣服吧！太太。”

我们走出房间，把门关上。斯宾在大下巴旁边蹲下去。大下巴背部着地半躺在地上，张大嘴巴很有规律地发出呻吟声，既没有完全昏迷，头脑也不是很清楚。斯宾的身影在灯光下显得很神秘，他看着手上的胶带，突然笑出声来，一巴掌把那段胶带贴在大下巴嘴上。

“你说我们能劝他自己走路吗？”他问，“要叫我扛他，我可不乐意。”

“不知道，”我说，“我心里也没底。要走去哪里？”

“去山上有鸟叫的安静地方。”斯宾冷酷地说。

我坐在汽车脚踏板上，膝头间夹着那支喇叭形的大手电筒。手电筒的光不是很亮，不过倒是把斯宾怎么对付大下巴照得清清楚楚。我们的头顶是一座蓄水池，池外的坡地一直延伸到下方的深谷里。半英里外的山顶上有两座别墅，都没开灯，只有月光打在墙上。山上很冷，但空气很清新，天上的星星像一粒粒抛光的铬块。笼罩在雾气里的湾城灯光仿佛远在天际，其实却只隔了十分钟车程。

斯宾没穿外套，他把衬衫袖口卷起来，他的手腕和无毛的手臂在模糊的灯光下显得粗壮有力。他的外套就搁在他和大下巴中间的地上，枪套压在外套上，枪就在里面，枪柄朝向大下巴。外套摆得有点偏，因此在斯宾和大下巴中间，露出了碎石子地面。手枪在大下巴的右方，斯宾的左方。

经过一阵只听得到喘息声的宁静，斯宾说：“再试试！”他语气轻松，好像在跟玩弹球的伙伴讲话。

大下巴满脸是血，我看不见鲜红色，但我用手电筒照了一两次。他两只手都可以自由活动，被踢了一脚的痛苦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现在他大概在苦海的尽头浮沉着。他沙哑地哼了一声，突然用左臀顶住斯宾，右膝跪倒，身子往前扑去抢那把枪。

斯宾朝他的脸踢了一脚。

大下巴往后跌倒在碎石地上，两手在脸上乱抓，凄厉的喊声从他指间射出来。斯宾走上前去踢他的脚踝。大下巴叫了一声。斯宾又退回他在外套和枪后的位置上。大下巴翻滚了几下，双膝跪地，摇着头。大颗深色的液体从他脸上滴到碎石地上。他弯着身子挣扎。

斯宾说：“起来啊，你不是条硬汉吗？你有万斯·康里德在后面撑腰，又有组织在他后面撑腰，或许连安德斯局长都帮着你。我只不过是个微不足道的警察，什么前途都没有。来啊，我们来玩玩！”

大下巴突然纵身朝枪套扑过去，他的手碰到了枪柄，但只是把枪扭了个方向。斯宾用脚跟狠命往他的手上一踹。大下巴大叫。斯宾往后跳开，疲惫地说：“你不是打不过我吧，宝贝？”

我粗声说：“看在老天的份上，你为什么不问他话呢？”

“他不说，”斯宾说，“是条硬汉，不轻易说话。”

“那干脆一枪毙了他算了。”

“不可能。我不是那种警察。嘿，莫斯，这个家伙以为我是那种虐待狂的条子，喜欢拿根铁棒找个头来敲一敲，否则就会闹胀气肚子疼。你可不希望他有这种错觉吧，嗯？我们现在是公平比赛，你比我重二十磅，而且你看枪离谁比较近？”

大下巴喃喃说：“就算我抢到了，你的同伴也会开枪打我。

大下巴慢慢地站起来，好像在爬山一样。他摇晃了一阵，用手把脸上的血抹掉。我觉得头痛，开始反胃。

大下巴突然踢起右腿，仿佛是一瞬间的事，可是斯宾却在空中抓住了那条腿往后退几步，向后一扯。他把那条腿拉紧，不服输的大家伙拼命晃另一条腿，想保持平衡。

斯宾像跟朋友聊天似的说：“我用这招时管用，因为那时候你手里有枪，我没有，你想我一定不敢冒这个险。现在这种情况下，你想用这招就大错特错了。”

他用两只手很快地把那只脚一扭，大下巴的躯体像弹入空中似的往旁边一翻，一侧肩膀和脸往地上一掼，斯宾并没有放手，还抓着那只脚。他继续往旁边扭。大下巴开始在地上打滚，发出野兽股的凄厉叫声，一半声音都埋在碎石砾里。斯宾手下突然用力一绞，大下巴尖叫一声，声音像一打床单一齐被扯裂似的。

斯宾往前一跃，一脚踏在大下巴另一条腿的脚踝上，他用全身重量抵住手里抓住的那只脚，开始将大下巴的双腿劈开。大下巴又想喘气又想喊叫，结果只发出了老狗才会发出的吠声。

斯宾说：“有些人做我现在做的事可以赚大钱，而不是赚个零头。我也应该去赚大钱啊。”

大下巴大喊：“让我起来！我招！我招！”

斯宾继续往外劈开大下巴的两条腿，大下巴突然一瘫，就像一头海象似的昏倒了，斯宾也跟着踉跄了一下，手里那条腿啪啦一声摔在地上。他从口袋里掏出一条手帕，慢慢擦自己的脸和双手。

“没用！”他说，“喝了太多啤酒。表面上看起来挺壮的，大概是那个肥屁股老坐在车上的缘故。”

“而且手里永远都握了枪。”我说。

“一点没错，”斯宾说，“我们可不想伤了他的自尊心。”

他走过去踢大下巴的肋骨。踢三下以后，大下巴哼了一声，原来空洞的眼皮也闪过一丝光。

“起来，”斯宾说，“我不会再打你了。”

大下巴站起来，他花了整整一分钟。他那已经不成形的嘴拼命想张大，我想起了另一个男人的嘴，我对他的怜悯心立时消失。他两手在空中抓了几下，想抓住可以支撑他的东西。

斯宾说：“我的同伴说你手里一没枪就变成废物，我可不想见到像你这么壮的汉子变成废物。我的枪借你用吧。”他朝枪套轻轻一踢，枪套便滑出外套，滑到大下巴的脚旁。大下巴弯下肩膀去看，他的脖子已经弯不下去了。

“我招！”他哼道。

“没有人要你招啊，我要你用手把那把枪捡起来。别逼我再对你动粗，照我的话做。嗯，枪不是在你手里了吗？”

大下巴摇摇晃晃地跪倒，一只手慢慢握上枪柄。斯宾看着他，动都没动。

“这才是乖孩子。现在你有枪了，又是一条硬汉了。现在你可以再去干掉几个女人。把它抽出来。”

大下巴非常缓慢地把枪从枪套里抽出来，仿佛用尽了全身力气。他跪在那儿，让枪在他两腿中间晃荡。

“怎么啦，你不打算杀人了？”斯宾嘲笑他。

大下巴扔下枪，开始哭泣。

“嘿！”斯宾吼道，“把那把枪放回去，我喜欢枪干干净净的，我一向爱干净。”

大下巴在地上摸了一阵子，抓住枪，慢慢把它插回皮枪套里。做完这件事，他已经把仅剩的一点力气都用光了，面朝下啪一声倒在枪套上。

斯宾拉起他的一只臂膀，把他翻个身面朝上，然后把地上的枪套捡起来。他用手把枪柄擦干净，把枪套绑回胸前，再拿起外套，穿上身。

“现在我们可以让他说个够，”他说，“我从不相信你可以让一个不愿开口的人开口说话。有没有烟？”

我用左手从口袋里掏出一盒烟，抖了抖，把烟盒递过去。我打开手电筒，对准突出来的那根烟，照着他伸过来拿烟的手。

“不用了。”他说。他摸出一根火柴把烟点燃，深深吸了一口。我熄灭手电筒。斯宾俯瞰山下的大海、曲折的海岸线和点灯的码头，加了一句：“山上挺好的。”

“太冷，”我说，“夏天也这么冷，我需要喝一杯。”

“我也需要，”斯宾说，“可惜我喝了酒就没办法工作。”

8.打针的人

斯宾把车停在医生大楼前面，抬头看六楼亮着灯的那扇窗。整栋大楼的设计呈辐射状，因此每个办公室都有外凸的部分。

“老天，”斯宾说，“他现在还在办公室里。那家伙八成根本不睡觉。你去瞧瞧前面那辆大黑车。”

我下车走到大厅入口旁、占据了整栋建筑一侧的大药店前面，有一辆黑色的汽车规规矩矩地停在一个车位里，仿佛现在正当午时，而不是凌晨三点。汽车前面的牌照旁有个医生的标志——希波克拉底手杖上交缠的蛇。我打开手电筒往车里照，看到了行医执照上的名字，关掉手电筒，走回斯宾旁边。

“没错，”我说，“你怎么知道那是他的窗口，而且平常夜里他都在干什么？”

“他在准备针筒，”他说，“我观察了那家伙好一阵子，所以我知道。”

“观察他，为什么？”

他看了我一眼，什么都没说。然后他回头看看后座，“你还好吧，兄弟？”

一个像从毯子下面发出来的闷声从后座地板上传来。“他喜欢坐车，”斯宾说，“硬汉都喜欢坐车。好吧，我去把车停在巷子里，然后我们上去。”

他没开车灯，绕过大楼，引擎声掩藏在月光朦胧的暗夜里。对街有一排高大的桉树，围着一个网球场，海草的味道从海边爬上来，弥漫在林荫道上。

斯宾沿着大楼拐角走回来，我们一起朝锁着的大门走过去，敲了敲厚玻璃。大厅尽头有个青铜大信箱，再后面是部开着门的电梯，里面有灯光。一个老头儿从电梯里走出来，沿着过道走到门边，手拿一串钥匙瞅着我们。斯宾把他的警徽举高，老头儿眯着眼睛看了一阵，一言不发把门打开，又在我们进去后把门锁上。他沿着墙走回电梯，重新把凳子上的自制软垫拍拍整整，在嘴里用舌头刮刮假牙，然后说：“你们要做啥？”

他有一张长长的灰脸，就算不说话，也会微微颤。他的裤脚起毛了，黑色鞋子的脚后跟也磨坏了。他穿的蓝色制服外套，就像把马厩罩在一匹马上那么合身。

斯宾说：“奥斯恩大夫在楼上是吧？”

“这没什么可奇怪的。”

“我可不想让你觉得奇怪，”斯宾说，“不然我会穿我的粉红丝袜。”

“对！他在上面。”老头儿没好气地说。

“你最后一次见到格雷勃是什么时候，就是四楼那个化验员？”

“没看到。”

“你什么时候来接班的？”

“七点。”

“好吧。我们去六楼。”

老头儿咻一声关上门，慢慢地把我们往上送，又咻一声打开门，坐在那儿像尊浮木雕像。

斯宾伸手过去把挂在老头儿脖子上的万用钥匙拿下来。

“嘿，你不能这样。”老头子说。

“谁说我不能？”

老头子很生气地摇摇头，什么话都没说。

“你多大年纪了，老头？”斯宾说。

“快六十了。”

“快六十个屁。你都七十好几了，怎么还拿得到电梯员执照？”

老头儿一声不吭，假牙打了几个颤。

“这样好多了，”斯宾说，“把你这张老嘴闭紧。下去吧，老爹。”

我们步出电梯，电梯便安静地在密闭的通道里往下降。斯宾朝走道内看了一眼，甩甩挂在铁圈上的万用钥匙。“听着，”他说，“他的套房在尽头，有四个房间。前面办公室隔成两个接待室，彼此相通。再过去是一条很窄的走廊，就在这堵墙里面，然后是两个小房间，和医生的私人房间。懂吧？”

“嗯，”我说，“你打算怎样，破门而入？”

“自从他老婆死了以后，我观察了他很久。”

“可惜你没注意到他办公室里的红发护上，”我说，“就是今晚死掉的那个。”

他深邃的目光慢慢移向我，脸上面无表情。

“没准儿我早就注意到了，”他说，“我要是有机会的话。”

“见鬼，你说你连她的名字都不知道，”我瞪着他说，“还要我告诉你。”

他想了想：“她穿着白制服和光着身子死在床上的样子，实在不太一样。”

“那是当然。”我还在盯着他瞧。

“好了。现在你去敲医生的办公室门，就是倒数第三扇，趁着他出来应门，我溜进接待室，绕到后面，听听他有什么话说。”

“听起来不错，”我说，“可是我有种不祥的预感。”

我们穿过走道，两旁的门都用很厚的木材做成，接合严密，没有一扇透出灯光。我把耳朵贴上斯宾指的那扇门，里面传出窸窸窣窣的声音。我对守候在走廊尽头的斯宾点点头。他慢慢将万用钥匙插进钥匙孔，我用力敲门，眼角余光瞥见他钻了进去，门又立刻在他身后关上。我又敲了几下门。

门突然打开，一个高个子站在距离我一英尺的地方，吊灯的光照在他淡沙色头发上。他穿着长袖衬衫，手里拿着一个扁扁的皮套子，瘦得像根竿儿。眉毛是暗褐色的，眼神中透露出不快，手漂亮而修长，指头方而不钝，手指甲剪得很短，精心打磨过。

我说：“是奥斯恩大夫吗？”

他点点头，喉结在精瘦的脖子上隐隐滑动。

“这么晚来拜访实在不礼貌，”我说，“可是，要找你实在不容易。我是从洛杉矶来的私人侦探，我有个客户名叫梅森。”

他并没有表现出惊讶，也可能是他习惯隐藏自己的情绪。他的喉结又动了一下，手捏了捏握着的皮套子，他往下看了皮套一眼，仿佛有点困惑，然后往后退了一步。

“我现在没时间跟你谈，”他说，“你明天再来。”

“格雷勃也是这样说的。”

他被吓了一跳。虽然他没有尖叫、跌倒或开始抽搐，但我知道他吓了一跳。“进来吧。”他低沉地说。

等我进去后他便关上门。房里有张似乎是用黑玻璃做成的桌子，铬管弯成的椅子上铺着粗羊毛椅垫。通到隔壁房间的门半掩着，里面漆黑一片，但我可以看见铺在检查台上的白床单，和台底像是脚蹬状的东西。我没有听到任何声音。

一条干净毛巾铺在黑玻璃桌面上，上面摆了差不多一打皮下注射器，都和针头分开。墙上有个电动消毒箱，里面大概也摆了一打针头和注射器。我走过去研究消毒箱，那个瘦得像竹竿的男人走到自己的桌子后面坐下。

“好多针头。”我说完拉了一把椅子在他桌旁坐下。

“你找我有什么事？”声音还是很低沉。

“关于你太太的死，或许我可以帮上一点忙。”我说。

“谢谢，”他平静地说，“什么样的忙？”

“也许我可以告诉你是谁谋杀了她。”

他的嘴咧成一个不自然、诡异的微笑，露出了几颗牙齿。然后他耸耸肩，再开口的时候，声音就跟和人谈天气的时候一样不带感情：“真是非常谢谢你，我还以为她是自杀的。法医和警方似乎也都这么认为，不过一名私人侦探当然……”

“格雷勃就不这么认为。”我这个时候并不特别想讲实话，“那个把你太太的血样和真正一氧化碳中毒的血样调包的化验员。”

他直视我，暗褐色眉毛下的眼睛深邃遥远。“你根本没见到格雷勃，”他的语气里几乎带着自嘲，“我刚好知道他今天中午去东部了，他父亲在俄亥俄州去世。”他站起来走到消毒箱前面，看看表，把开关关上。然后他坐回桌子后面，打开一只扁平的香烟盒，拿了一根放在嘴里，再把盒子往我这边推。我也伸手拿了一根。我看着漆黑的房间，没有再发现别的东西。

“那就怪了，”我说，“他太太不知道，大下巴也不知道。今晚他刚把她五花大绑在床上，自己坐在那儿等格雷勃回家好杀了他。”

奥斯恩医生这时呆视着我。他在桌上到处摸，找火柴，然后打开旁边抽屉，拿出一把小型自动手枪，握在手里，用另一只手丢了一盒火柴过来。

“你并不需要枪，”我说，“我们现在是在谈生意，我会让你明白谈生意是有好处的。”

他把香烟从嘴里拿出来丢在桌上。“我不抽烟，”他说，“这只是所谓的应酬技巧。我很高兴听你说我并不需要枪，不过我宁愿拿着枪，也不希望到时候‘需要’它。现在告诉我，大下巴是谁？在我报警之前，你还有什么重要的话要说？”

“跟你说吧，”我说，“这就是我来的目的。你太太常在万斯的俱乐部赌博，把你用那些小针赚来的钱都输掉了，输得几乎跟赚得一样快。外面还谣传她和万斯·康里德有瓜葛，或许你并不介意，你每天晚上在外面忙活，也不是什么好丈夫。不过你可能很在乎那些钱，因为那都是你冒险赚来的，这个我们待会儿再说。

“你太太死的那天晚上，她在万斯·康里德那儿发了狂，你被派去，在她胳膊上扎了一针，让她安静下来。万斯·康里德送她回家，你打电话给你办公室的护士，海伦·梅森——梅森的前妻，叫她去你家照顾你太太。稍晚梅森发现她死在车下，找到了你，你又去把警察局局长叫来。从此大家对这件案子噤若寒蝉。可是第一个到达命案现场的梅森却掌握了什么把柄。他先想兜售给你，但没成功，因为你虽然话不多，胆子却不小，而且你的好朋友安德斯局长，可能也告诉你那不能构成证据。于是梅森就去找万斯·康里德，他以为万一事情抖出来，让陪审团来审，迟早会牵扯出万斯·康里德的赌场，那他就很被动了，他的后台大老板们肯定会大发雷霆，把他的特权都收回去。

“所以万斯·康里德很不喜欢这个主意，就派一个叫莫斯·洛伦兹的打手，也就是市长现在的司机，以前万斯·康里德的手下，被人称作‘大下巴’的那个人，去解决梅森。梅森的执照被吊销，人也被逐出湾城。不过他也是个有胆子的人，于是他跑到洛杉矶去租了间公寓。可惜公寓大厦管理员把他坑了，具体怎么坑的我不知道，反正洛杉矶的警察会查出来。总之，他出卖了梅森，今晚大下巴就进城把梅森给杀了。”

我闭上嘴，看着那个瘦高男人，他脸上的表情一点没变。他的眼睛眨了几下，手里转着那把枪。办公室里一片沉寂，我专心听隔壁可能传出的声音，却什么也没听见。

“梅森死了？”奥斯恩大夫缓缓问道，“你不会以为我跟那件事有关吧？”他的脸有些微微出汗。

“我不知道啊，”我说，“格雷勃是你的软肋，有人叫他今天赶快离城，赶在梅森被宰之前，也许就是在中午。或许那个人还给了他钱，我看过他住的地方，不像是有额外收入的人住的。”

奥斯恩大夫急切地说：“万斯·康里德，该死！他今天一大早打电话给我，叫我把格雷勃弄出城。是我给他钱叫他走的，可是……”他突然住口，好像在生自己的气，然后低头看那把枪。

“可是你不知道他们在搞什么，我相信你，大夫，我真的相信。把枪放下好不好？

“你说吧，”他紧张地说，“继续讲你的故事。”

“好，”我说，“故事还长着呢。洛杉矶的警察已经找到梅森的尸体，不过他们明天才可能来这里，第一，现在已经太晚了，第二，他们把前因后果都搞懂后，就不会想破案了。万斯·康里德俱乐部在洛杉矶辖区范围之内，我刚才提到的大陪审团喜欢到那儿去玩。他们先逮住莫斯·洛伦兹，莫斯会请求认罪减刑，去昆廷监狱住几年了事。这种案件一向这么安排，法律就这么回事儿。接下来说说我是怎么知道大下巴干的勾当的。是他亲口告诉我们的。有个朋友和我一起去格雷勃家，大下巴蹲在那儿，屋里一片漆黑，格雷勃太太被绑在床上。我们逮住大下巴，把他带到山上修理了一顿，他就招了。我实在替他可怜，谋杀了两个人，一毛钱都没拿到。”

“两个人？”奥斯恩医生不解地问。

“这个我待会儿再讲。现在你清楚自己的处境了吧。再过一会儿你就会告诉我是谁杀了你太太。好笑的是，我不会相信你。”

“我的天！”他低声道，“我的天！”他拿枪指着我，我还来不及闪躲，他又把枪放下了。

“我简直令人惊叹。”我说，“伟大的美国私人侦探，不计报酬。虽然梅森想雇我，但我根本没和他说上话。现在我来告诉你他拿什么勒索你，你太太是怎么被谋杀的，以及为什么杀她的不是你。全凭蛛丝马迹，就像维也纳警方。”

他不觉得好笑。他紧闭双唇，叹了一口气，紧贴着瘦削头骨的淡沙色头发下的那张脸苍老灰白。

“梅森用一只绿色的丝绒拖鞋勒索你。”我说，“鞋子是你太太在好莱坞弗斯科伊尔公司定做的，上面有她的客户号码。那只拖鞋是全新的，从来没穿过。他们替她做了两双一模一样的。这只鞋是梅森发现她的时候从她脚上拿下来的。你知道他在哪里找到她的吗？在车库的地上。她得从房子的侧门走过一段水泥路，才能到车库里，所以她不可能穿那只没有一丝磨损痕迹的鞋走过那段路。由此可知她是被谋杀的。帮她穿上拖鞋的那个人，拿了一只旧鞋，一只新鞋。梅森发现后，就把那只新拖鞋拿走了。当你叫他进门打电话报警时，你自己把旧拖鞋找出来替她穿上。你心里明白梅森偷了那只鞋。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告诉别人。”

他的头往下低了半英寸，微微打了个寒战，但握着枪的手并没有抖。

“她就是这样被谋杀的。格雷勃很危险，因为他可以证明她不是因为一氧化碳中毒致死，她被放在车底以前就已经死了。她死于吗啡过量。我承认这是我的猜测，不过绝对合理，因为唯独用这个办法杀掉她，才能逼你为凶手开脱。而且这个法子很简单，特别是如果凶手可以搞到吗啡，只要在你稍早注射的同一个地方，再注射一针足以致命的剂量就可以了。后来你回家发现她死了，就必须掩盖真相，因为你知道她是怎么死的，又不能让这件事曝光。你干的是买卖吗啡的营生。”

他这时微笑起来。那笑容停在他的嘴角上，仿佛一间老房子天花板角落上的蜘蛛网，他甚至都没意识到自己在笑。“你让我很感兴趣，”他说，“我想我会杀了你，不过你让我很感兴趣。”

我指指消毒箱：“好莱坞附近大概有两打像你这样的医生，专门给人扎针。他们每天晚上揣着装满皮下注射器的皮套跑来跑去，让那些醉鬼和嗑药虫暂时保持镇定。偶尔有病人会上瘾，那个时候麻烦就大了。如果你不去照料那些人，或许他们最后会被关进监狱或疯人院，从而丢掉工作，如果他们有工作的话，而且有些人还身居要职。不过你的工作很危险，因为随时都会碰到个眼红的人，叫联邦调查局来查你，他们一旦开始盘问你的病人，总会碰到一两个话多的。为了保护自己，部分吗啡你靠非法渠道进货，我想万斯·康里德在这方面大概帮了你的忙，所以你只能让他占你老婆的便宜，撒钱给他。”

奥斯恩医生几乎很有礼貌地说：“你讲话不留余地。”

“为什么要留余地？这不过是我们私下谈谈而已，我又拿不出任何证据。梅森顺手牵羊的那只拖鞋可以吓唬人，但到了法庭上却一文不值，而且任何一个辩方律师都可以让像格雷勃那样的人哑口无言。不过说到你的行医执照，要保住它，那可要花大钱了。”

“所以我最好现在给你一些钱，对吗？”他轻声问。

“不用。留着钱替你自己买保险吧。还有一点，坦率地说，你承认是你杀了你太太吗？”

“是的。”他说。简洁，利落，就像我问他有没有烟。

“我知道你会这么回答，”我说，“但你不必这么做。你知道是谁杀了你太太，因为你太太在挥霍另一个人用来消遣的钱。她知道梅森知道的事，所以还想单独去敲万斯·康里德一笔。所以她也被杀了，就在昨天晚上，在布莱顿街，你现在不必再替她顶罪了。我看到你的照片挂在她墙上。‘献上我所有的爱，利兰。’我把它藏起来了。你无须再包庇她。海伦·梅森已经死了。”

枪响的时候，我从椅子里摔了出去。这一次我估计错误，我以为他不会开枪打我，不过我心里一直对此有所怀疑。椅子翻倒，我四脚着地趴在地上，另一个房间里跟着传出枪声。

斯宾从那扇门后走出来，右手拿着一把还在冒烟的枪。“天呀，好险的一枪。”他说完站在那儿咧嘴笑。

我爬起来往桌子对面瞧，奥斯恩医生一动不动地坐在那儿，左手握着右手，微微发抖，他手里没有枪。我沿着地板找，发现枪在桌脚旁边。

“我没打中他，”斯宾说，“只是打掉了他的枪。”

“好极了，”我说，“万一他只打中我的头怎么办？”

斯宾直视我，嘴角的笑容不见了。“说句老实话，这是你逼他的，”他喊道，“那只绿拖鞋的事你瞒着我是什么意思？”

“我当你的跟班当腻了，”我说，“我自己也想当当主角。”

“有多少是真的？”

“拖鞋在梅森手上，这里头大有文章。我的猜测应该都没错。”

奥斯恩医生从椅子上慢慢站起来，斯宾猛然转身拿枪对着他。这个骨瘦如柴的男人缓缓摇摇头，走到墙边靠着。

“是我杀了她，”他有气无力地喃喃自语，“不是海伦杀的，是我杀的。叫警察。”

斯宾的脸部肌肉抽动了一下，弯下腰把那支小手枪捡起来，丢进口袋里。他把自己的警用手枪塞回腋下，在桌后坐下，拉过电话。

“等我升官当刑事组组长吧。”他懒洋洋地说。

9.硬汉

小个子警察局局长脚步轻快地赶来了，帽子挂在后脑勺上，两手插在薄薄的黑色外套口袋里。他的右手在口袋里握了一个东西，又大又重的东西。他身后跟了两个便衣，其中一个是威姆斯，那个跟踪我去阿泰尔街的肥脸大汉。那个被我们在安古洛大道甩掉的矮子，穿着制服跟在最后面。

安德斯局长一进门就停住，不友好地对我笑着说：“听说你在我们小城里玩得很开心嘛。给他戴上手铐，威姆斯。”

肥脸汉子从局长身后绕出来，从左边裤袋里掏出手铐，油腔滑调地对我说：“很高兴再见到你——看你脱裤子！”

斯宾靠在房间门后的墙上，两片嘴皮子玩着一根火柴，不发一言地盯着大家。奥斯恩医生已经回到他的座位上，两手抱着头，盯着光滑的桌面、垫着皮下注射器的毛巾、黑色的小日程表、钢笔座和桌上其他的小玩意。他的脸像石头那样惨白，坐在那儿纹丝不动，让人怀疑他是否还在呼吸。

斯宾说：“你先别忙，局长。这个小伙子在洛杉矶有很多朋友，他们正在办梅森的谋杀案。还有那个记者，他的姐夫是警察，你不知道吧。”

局长的下巴微微一抬。“等等，威姆斯。”局长转向斯宾，“你是说洛杉矶的人已经知道海伦·梅森被谋杀了？”

奥斯恩医生的脸突然抬起来，憔悴干枯。然后他又把脸埋进双手里，这次修长的手指蒙住了整张脸。

斯宾说：“我是说海伦·梅森，今晚——昨晚此时——在洛杉矶被杀害。莫斯·洛伦兹下的手。”

局长一副要把两片薄嘴皮吸进嘴里的样子：“你怎么知道？”

“这名侦探和我一起抓住莫斯。当时他躲在一个名叫格雷勃的人的家里，就是那名处理奥斯恩命案的化验员。莫斯躲在那里，是因为有人想替奥斯恩命案翻案，这样市长就会觉得非同小可，然后捧把鲜花站出来发表演说——如果没人把格雷勃和梅森处理掉的话。梅森夫妇虽然离了婚，却仍同心协力，一起勒索万斯·康里德，所以就上了万斯·康里德的黑名单。”

局长回过头对他的跟班说：“到外面走廊上去等！”

我没见过的那个便衣打开门走出去，威姆斯迟疑了一会儿，也跟着出去了。矮子正伸手去拉门，斯宾却说：“我要矮子留下，矮子是个正派警察，不像那两个最近跟在你屁股后面、专门受贿的人渣。”

矮子放开门，往墙边一靠，偷笑着。局长的脸色通红。“谁派你去管命案了？”他吼道。

“我派我自己去的，局长。电话打进局里一两分钟后，我正好人在那里，就跟瑞德一块儿去了。他还顺便带了矮子，矮子和我当时都已经交班了。”

斯宾咧嘴笑笑，冷峻而慵懒，既不开心，也不得意，只是咧了咧嘴。

局长突然从外套口袋里掏出一把大枪，足足有一英尺长，可是他好像握得很顺手。他紧张地问：“洛伦兹人呢？”

“藏起来了，都替您处理好了。我不得不修理他一下，不过他都招了，对吧，侦探？”

我说：“他哼了几声，像‘是’也像‘不是’，不过出声的时机都对。”

“我就喜欢男人这个样子讲话，”斯宾说，“你实在不必费神去管刑事案件，局长。你手下那几个玩具兵，除了跑到单身女子公寓里吓唬娘儿们之外，什么也不会。现在，你只要把我的职位还给我，再派给我八个人，我就让你瞧瞧什么叫办刑事案。”

局长低头看看他的大枪，再看看奥斯恩医生低垂的头。“所以是他杀了他老婆，”他轻声说，“我早知道有这个可能，但一直不敢相信。”

“你现在也不必相信，”我说，“是海伦·梅森杀的。奥斯恩医生心里明白，他替她顶罪，然后你再包庇他。现在他仍然愿意替她顶罪。对某些人来说，爱情就有这么伟大的力量。你们的小城真了不起，局长，一个女人可以在这里谋杀别人，让她的朋友和警方合伙包庇她，然后再回过头来勒索那些帮她忙的人。”

局长咬咬嘴唇，他的眼神不善，但他还在考虑——使劲考虑。“难怪她被干掉了，”他静静地说，“洛伦兹……”

我说：“你再好好想想。洛伦兹并没有杀海伦·梅森。他说是他杀的，可是斯宾把他吓得完全崩溃了，你叫他承认刺杀了威廉·麦金莱
[5] 他都愿意。”

斯宾从墙旁直起身子。他的两只手懒洋洋地插在外套口袋里，一直没拿出来。他两脚分开，站得很直，一绺黑发露出帽缘。

“什么？”他几乎温柔地说，“你说什么？”

我说：“海伦·梅森不是洛伦兹杀的，有几个理由。作案手法太复杂，他的脑袋应付不了，他顶多一枪毙了她，随便把尸体一扔。第二，他不知道格雷勃已经离城，是奥斯恩医生报的信，而奥斯恩医生又从万斯·康里德那儿听到风声，万斯早跑到北部去制造不在场证明了。如果洛伦兹连这些事都不知道，那他绝不可能知道海伦·梅森的事，尤其是海伦·梅森其实根本没找到万斯·康里德。她在烂醉的时候告诉我她想勒索万斯·康里德，这不会是假话。所以万斯·康里德不会蠢到在她自己的公寓里把她干掉，还派个长得那么显眼的打手去，万一邻居看到他怎么办？到洛杉矶把梅森干掉，那是另外一回事，那儿离家远得很。”

局长紧张地说：“万斯·康里德俱乐部就在洛杉矶啊。”

“就法律上来说，是的，”我承认道，“但它的地理位置和客户分布，全在湾城市郊，属于湾城的一部分，而且这对控制湾城大有好处。”

矮子说：“你怎么对局长这样说话。”

“让他说，”局长说，“好久没人跟我说过这种话了。”

我说：“问斯宾是谁杀了海伦·梅森。”

斯宾厉声笑道：“对，当然是我杀的。”

奥斯恩医生把捂住脸的双手拿开，慢慢转过头去看斯宾。他的脸就跟面无表情的壮汉警察一样死气沉沉。然后他伸手打开右边抽屉，矮子掏出枪来对着他说：“不要动，大夫！”

奥斯恩医生耸耸肩，从抽屉里拿出一个用玻璃瓶塞塞住的广口瓶，他转开瓶塞，把瓶口送到鼻子下面。“这是嗅盐。”他呆呆地说。

矮子松了一口气，把枪放回身侧。局长盯着我，咬自己的嘴唇。斯宾谁都不看，只一个劲儿地咧嘴笑。

我说：“他以为我在开玩笑，你们都以为我在开玩笑，但我没有。他认识海伦，熟到可以送她一个镶了自己照片的烟盒的地步。我发现了那个烟盒。照片很小，用手工修过，不是很清楚，而我只见过斯宾一次。她告诉我那是个旧情人。后来我想到那张照片是谁，可是斯宾刻意隐瞒自己认识她的事实，而且今晚他在很多方面的表现实在不像个警察。他放我一马，陪我到处转，这并非出于好意。他是想在我被送到警察局审讯室之前，先查出我到底知道多少。他把洛伦兹吓得半死，并不是要洛伦兹说实话，而是要他说出自己希望他说的话，包括承认谋杀海伦·梅森，洛伦兹搞不好根本不知道她是谁。

“是谁打电话到警察局报告那桩谋杀案？斯宾！案发后是谁不请自来，擅自去查案？斯宾！谁妒火中烧，把那个女人抓得遍体鳞伤，因为她为了另攀高枝甩了他？斯宾！谁的右手指甲里全是血迹和表皮组织，可以让化验警官忙上好一阵子？斯宾！你们可以仔细看看，我已经看过好几次了。”

局长慢慢地把头转过去，好像装了一个转轴似的。他吹了声口哨，门打开，刚才那两个人又走进来。斯宾没有动，笑容还挂在他嘴角，像被刻上去似的没有任何含义，十分空洞，仿佛永远不会消失。

他平静地说：“我还以为你是我兄弟。你有些想法还真疯狂，侦探。”

局长厉声说：“没道理。如果她真是斯宾杀的，那斯宾就既是陷害你的人，又是替你解围的人，为什么？”

我说：“听着，你可以查出斯宾是不是认得那个女的，两人关系有多亲密；你也可以查出今晚他人都在哪里，让他自己解释；你还可以查出他的指甲里是不是带有过量的血迹和皮肤组织，是不是那个女人的，是不是在他揍洛伦兹之前就留在指甲缝里的，况且他并没有抓伤洛伦兹。有这些证据就足够了，只差口供——但我相信这份口供你是绝对拿不到的。

“至于陷害我，我猜当时斯宾跟踪那女人去了万斯·康里德俱乐部，或者早就知道她打算去那里，所以自己也跟了去。他看到我跟她一起出来，把她扶进我车里，这让他抓狂。他把我敲昏，那女人怕他，不得不帮忙把我扛进她公寓里。这部分我不记得了，我也很希望自己还记得，但我忘了。他们把我弄上楼，吵了一架，斯宾把她打晕，然后杀了她。他一时想到个蠢主意，把现场布置成像强暴杀人的样子，好让我做替死鬼。然后他就跑了，先打电话报警，接着再来办案，正好碰到我走出隔壁公寓，抓住了我。

“这时，他才明白自己干了一件蠢事，他知道我是洛杉矶来的私人侦探，我和小金凯德谈过，而且那个女人大概也告诉他我去找过万斯·康里德。他很容易就猜到我对奥斯恩的案子感兴趣。好！他就来个弄拙成巧，干脆跟我一起办案，一路上帮我的忙，套我的话，替自己再找一个更合适的替死鬼，把海伦·梅森的谋杀案推得一干二净。”

斯宾平静地说：“待会儿我会好好修理这个家伙，局长。”

局长说：“等等，你到底是怎么开始怀疑斯宾的？”

“他指甲里的血迹和皮肤组织，还有他对付洛伦兹的残暴手段。而且那女人告诉我他是她的旧情人，他却刻意说不认得她。妈的我还需要什么？”

斯宾说：“这个！”

他用从奥斯恩医生手里夺来的小手枪从兜里开始射击。这种开枪方法需要经常练习，而警察没有这类训练。子弹从离我头顶一英寸的地方呼啸而过，我跌坐在地上。奥斯恩大夫很快站起来，抬起右手朝斯宾的脸挥过去——正好是他握着棕色广口瓶的那只手。无色的液体泼到斯宾的眼睛上，冒着烟流下他的脸。换了别人此刻一定会惨叫，但是斯宾只是用左手在空中一阵狂抓，藏在他口袋里的枪又响了三声，奥斯恩大夫往桌旁一瘫，倒在地板上。那把枪还在继续响。

房间里其他的人都跪倒在地上，局长抄起大枪往斯宾身上开了两枪，其实一枪就够了。斯宾的身体在空中扭了一下，像个保险柜似的摔在地上。局长爬过去，跪在他身边静静地看着他，然后站起来绕过桌子，弯腰查看奥斯恩医生。

“这个还活着，”他喊道，“快打电话，威姆斯！”

肥脸大汉绕到桌子的另一头，把电话拉过来开始拨号。空气里弥漫着一股硫酸味和肉被烧焦的味道，很难闻。此刻所有的人都站了起来，小个子局长生气地看我一眼。

“他不应该对你开枪，”他说，“你什么也证明不了，我们也不会让你这么做。”我什么都没说。威姆斯把电话放下，又看了奥斯恩大夫一眼。

“我觉得他死了。”他站在桌子后面说。

局长仍盯着我：“你运气不错，达尔马斯先生。我不知道你在赌什么，我希望你有足够的筹码。”

“我现在满意了，”我说，“本来我很希望在我的客户被杀掉以前跟他汇报，但我对他算是仁至义尽了。该死的是我喜欢斯宾，他是条真正的硬汉。”

局长说：“你想知道什么是硬汉，改天来小城当警察局局长。”

我说：“对。你最好叫人用手帕把斯宾的右手包起来，那里有你需要的证据。”

从安古洛大道远处传来一阵警笛声。声音从紧闭的窗外传来，模糊不清，仿佛郊狼在山顶嚎叫。

注释

[1] 乔治·多尔西（George Dorsey，1868-1931年），美国著名人类学家。

[2] 霍勒斯·格里利（Horace Greeley，1811—1872年），美国著名报人、编辑。《纽约论坛报》的创办者。

[3] 指范妮·布莱斯（Fanny Brice，1891—1951年），美国二十世纪和三十世纪五十年代极富影响力的喜剧演员，其经历后被改编为《滑稽女郎》。

[4] 埃迪·达钦（Eddy Duchin，1909—1951年），美国著名钢琴家。

[5] 威廉·麦金莱（William Mckinley，1843—1901年），美国第二十五任总统，一九〇一年在布法罗被无政府主义者刺杀身亡。

湖底女人

1.非失踪人口调查局

“紫罗兰”麦基来找我的那天早晨，我正穿着一双新鞋把脚搭在桌子上。那是个闷热潮湿的八月天，无论怎么擦，脖子也永远是汗津津的。

“你怎么样？”紫罗兰照例是那句开场白，“一星期没生意了吧？有个住在艾维浓大厦里的人，叫霍华德·梅尔顿，找不到他老婆了。他是多来美化妆品公司的地区经理，不知道为什么不愿意报警。老板跟他有点交情，你最好快点去，进门前别忘了脱鞋，那地方很高级。”

“紫罗兰”麦基是警长办公室里的刑事组警官，要不是他成天帮我牵线做慈善，没准我早就能赚钱糊口了。不过这件差事好像不太一样，于是我把双脚放回地上，再一次擦擦脖子上的汗，动身过去看看。

艾维浓大厦位于靠近第六大道的奥利弗街上，前面有一条黑白相间的橡胶人行道。开电梯的女孩身着灰色真丝俄式连衣裙，头上戴着画家防止油彩沾上头发的那种软扁帽。多来美化妆品公司在七楼，面积很大。接待室四面是玻璃墙，里面插了花，铺了波斯地毯，还摆了几座造型奇怪的彩釉陶瓷雕塑。角落里坐了一个素净娇小的金发女郎，一副人畜无害的样子。另一张摆着插花的桌子后面还有位接待员，桌上的牌子上面写着：“范德格拉夫小姐。”她戴着哈罗德·劳埃德那种小圆眼镜，头发全往后梳，额头看起来高得可以堆雪人了。

她说霍华德·梅尔顿先生正在开会，有机会她可以把我的名片递进去，并问我在哪里高就。我说我没有名片，我叫约翰·达尔马斯，是卫斯特先生要我来的。

“卫斯特先生是谁？”她冷淡地问，“梅尔顿先生认识他吗？”

“那我就不知道了，小姐。既然我不认识梅尔顿先生，哪会认得他交的朋友呢？”

“你从事什么性质的行业？”

“私人性质。”

“哦，我懂了。”她在三份文件上签下自己的姓名缩写，才压下想把笔座扔到我脸上的冲动。我走到一张镀铬扶手的蓝色皮椅旁坐下，那张椅子看起来、闻起来和坐起来，都像是理发店里的椅子。

差不多半个小时后，铜栏杆后的一扇门打开，两个男人边笑边倒退着走出来，另一个男人扶着门附和着那两位的笑声。这三人握过手，那两个男人离开了，第三个男人脸上的笑容立刻不见了。他看着范德格拉夫小姐，用老板的语气问道：“有没有电话？”

她整理了一下文件，说：“没有。有一位叫达尔马斯的先生想见您，说是……卫斯特先生介绍的。私人事务。”

“我不认识，”那男人吼道，“我的保险已经多得都付不起了。”然后丢给我一个严厉的眼神，走回房间摔上门。范德格拉夫小姐很遗憾地朝我微微一笑。我点燃一根香烟，换只脚跷腿。过了五分钟，铜栏杆后的那扇门又打开来，他头上戴着帽子，臭着脸说要出去半个小时。

他穿越栏杆开始往入口方向走去，突然一转身，大步走到我面前，低下头看我。他高大魁梧，六英尺二英寸，体格匀称，经常做保养的脸依然掩盖不住纵欲过度的痕迹，眼珠乌黑，透着机灵狡猾。

“你想见我？”

我站起来，掏出皮夹，递给他一张名片。他瞪着那张名片看，用手掌抚摩着，眼神开始若有所思。

“卫斯特先生是谁？”

“你问我？”

他直接冷冷地瞥了我一眼，来了兴趣。“答得好，”他说，“进我办公室谈。”

当我们穿过栏杆，路过那位接待小姐身边时，她气得想一次签三份文件！

栏杆后的办公室狭长、阴暗且安静，却并不凉爽。墙上挂了一张大照片，照片上的人看起来很厉害，一辈子大概奴役过不少人。那位大块头走到一张大约价值八百美金的桌子后面，往后靠在一张垫厚的高背老板椅上。他把雪茄盒推到我面前，我点燃一支，他在一旁用冷酷沉着的眼神看我。

“这件事一定要彻底保密。”他说。

“嗯。”

他又看了一遍我的名片，把它放进一个镀金的皮夹里：“谁派你来的？”

“警长办公室里的一位朋友。”

“我得再多了解你一点。”

我给了他两个人名和电话号码，他抓来电话筒要接线员给他一条线，自己亲自拨号。我提起的那两个人他都联系上了，也向他们证实了我的名字。四分钟之后，他挂上电话，靠回椅子。我们俩都用手帕擦了擦脖子后面。

“看起来不错，”他说，“现在你需要证明一下自己的身份。”

我掏出皮夹给他看我的执照，他似乎颇为满意：“你怎么收费？”

“一天二十五美元，外加实报实销。”

“太贵了。所谓的开销是什么？”

“汽油，偶尔需要贿赂别人的礼金，三餐加上威士忌——大部分是威士忌。”

“你没工作的时候难道就不吃饭？”

“当然吃，不过不会吃得这么好。”

他咧嘴笑笑，笑容就跟他的眼神一样凛冽：“我们应该能合作愉快。”

他打开一个抽屉，拿出一瓶苏格兰威士忌，我们俩喝了一杯。然后他把酒瓶放在地板上，抹抹嘴，点燃一根印有姓名缩写的香烟，享受地吸了一口。“一天十五怎么样，”他说，“现在这么不景气。酒也得少喝。”

“刚才我是在开你玩笑，”我说，“开不起玩笑的人绝对不能信任。”

他又咧嘴笑笑：“成交。不过我有言在先，你得答应我无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找你的警察朋友。”

“只要你没杀人，我这里就没问题。”

他放声大笑：“这倒没有，不过我可不好惹。我需要你去找我太太，查出她人在哪里，在干什么，而且不能让她知道。

“她在十一天前失踪——八月十二日——失踪前她在我们小鹿湖边的木屋里。那个小湖归我和另外两个人所有，距离普马角三英里。你应该知道普马角在哪里吧。”

“在圣贝纳迪诺山区，离圣贝纳迪诺大概四十英里左右。”

“没错，”他把烟灰弹在桌面上，又倾身往前把灰吹掉，“小鹿湖大概只有八分之三英里长，我们为了开发房地产，在上面建了一个小水坝。结果选错了时机。湖滨有四栋木屋。两栋是我的，另外两栋是我两个朋友的，不过这个夏天他们都没去湖边度假。第四栋最靠近湖边，你一到那儿就可以看到。一个叫威廉姆·海恩斯的人和他的老婆住在那里。他是残疾退伍军人，每个月领抚恤金，不用缴房租，帮忙打理那个地方。我太太这个夏天都住在那里，本来打算十二日回城，那个周末城里有社交活动，可是她一直没有出现。”

我点点头。他打开一个上了锁的抽屉，拿出一个信封，从里面掏出一张照片和一封电报，隔着桌子把电报递过来。八月十五日早上九点十八分从德州埃尔帕索发来的，收件人为霍华德·梅尔顿，洛杉矶艾维浓大厦七一五号。上面写道：

我出境去墨西哥离婚，然后和兰斯结婚。祝好运，再见。

茱莉亚

我把那张电报放回桌上。“茱莉亚是我太太的名字。”梅尔顿说。

“兰斯是谁？”

“兰斯洛特·古德温。以前是我的秘书，一年前走了。他赚到一笔钱就辞职了。我们认识多年，用委婉的话说，茱莉亚和他两个人大概彼此爱慕吧。”

“我不介意。”我说。

他把照片也推到桌子这边，这是一张光面的拍立得，上面是一位娇小苗条的金发女子和一位高大精瘦的男子，二十五岁左右，黝黑英俊。那个金发女子的年龄从十八岁到四十岁都有可能，不好猜。她身材不错，而且不吝于展示。女子穿了一件不留任何余地给想象力的游泳衣，男人身着泳裤，两人坐在沙滩上一把直纹太阳伞前面。我把那张照片放在电报上。

“这只是表面现象，”梅尔顿说，“并非全部事实。还要不要再来一杯酒？”他倒了酒，我们俩都喝了，然后他把酒瓶搁在地板上。这时电话铃响起，他讲了一会儿，然后转接内线，交代接线生暂时别把电话接进来。

“目前为止，没有什么问题，”他说，“可是上星期五我在街上碰到兰斯洛特·古德温，他说他已经有好几个月没见过茱莉亚了。我相信他，因为兰斯是个放荡不羁的人，谁也不怕。他不会为那种事对我撒谎，而且他会对这件事守口如瓶。”

“你还有没有想到其他的男人？”

“没有。就算有，我也不认识。我的直觉是茱莉亚可能被逮捕入狱了，不过她设法，可能是贿赂，掩盖了自己的身份。”

“为什么会入狱？”

他犹豫片刻，低声说：“茱莉亚有偷窃癖，虽然不严重，不会随时随地发作，通常都是喝多了才会偷。而且，她这个毛病是有规律的，主要在洛杉矶几家大百货公司里偷，反正我们是会员。她被逮到过几次，都没事，记在账上就行了。到目前为止还没闹出我搞不定的情况。可是如果到了陌生的地方……”他顿了顿，眉头紧皱。“我在多来美公司还得混饭吃。”他说。

“她有记录吗？”

“什么记录？”

“被采过指纹，入过档吗？”

“据我所知没有。”他面露忧色。

“古德温知道她有这个爱好吗？”

“不好说。希望是不知道。他当然从没提起过。”

“我要他的地址。”

“电话簿里有。他在格兰岱尔市附近的切维切斯区有栋小木屋，地方非常隐秘。我觉得兰斯追女人很有一套。”

开局很精彩，当然我没有说出来。我预感赚点小钱的机会好像终于来了：“你太太失踪之后，你去过小鹿湖了吧？”

他显得很诧异：“没有，我没有理由去。在运动俱乐部外面碰到兰斯以前，我一直以为他和茱莉亚在一起，待在某个地方，甚至已经结婚。在墨西哥离婚容易得很。”

“钱呢？她身上钱多不多？”

“我不知道。她自己挺有钱，是她父亲留给她的。我猜她应该可以弄到很多钱吧。”

“明白了。她穿什么样的衣服，你知道吗？”

他摇摇头：“我已经有两个星期没看到她了，通常她都喜欢穿深色的衣服。或许海恩斯可以告诉你。我想他一定知道她失踪的事，不过他嘴巴挺紧的。”梅尔顿挖苦似的笑笑：“她有块八角形的小白金手表，表带造型夸张。是我送她的生日礼物，刻着她的名字。她还有一枚镶了钻石和祖母绿的戒指，一枚白金的结婚戒指，里面刻着：‘霍华德与茱莉亚·梅尔顿1926.7.27’。”

“你觉得这件事跟犯罪无关，对吗？”

“对，”他宽大的颧骨有些发红，“我已经告诉你我的想法了。”

“如果她真被关在监狱里，我该怎么做？只是回来向你报告，然后静观其变？”

“当然。如果她不在监狱，你就监视她等我赶到。无论如何我觉得我可以掌握局面。”

“嗯，你看起来像是有这个能力。你说她是在八月十二日离开小鹿湖的，可是你一直到现在都没有去过。那么你是根据什么推断出她是在那天离开的？难道是从那份电报？”

“好吧，有件事我忘了提。她确实是十二日那天离开的。她晚上从不开车，所以她当天下午先开车下山，在奥林匹亚饭店休息，等候火车。饭店的人一周后打电话给我，告诉我她的车还停在饭店车库，问我需不需要车子，我说等我有时间就会过去拿。”

“好，梅尔顿先生，我想我会先去查查这位叫兰斯洛特·古德温的人，他很可能没有对你说实话。”

他把其他城市的电话簿递给我，我查到兰斯洛特·古德温住在切斯特路三四一六号。我不知道那条路在哪里，不过车上有地图。

我说：“我这就去看看，不过身上最好带点预付金，一百美元如何？”

“五十块应该足够了，”他说罢便掏出镀金的皮夹，给了我两张二十和一张十元钞票，“我需要你签张收据。只是个形式。”

他拿出放在抽屉里的收据本，写下数字，我在上面签了名。我把他给我的两份证物放进口袋里，站起身，和他握了握手。

离开的时候，我觉得他是个严谨的人，尤其是关系到钱的时候。出门时接待小姐狠狠瞪了我一眼，走到电梯口我就把那个眼神给忘了。

2.死寂之屋

我的车停在对街的空地上。我取完车先朝北开向第五大道，再往西转到弗劳尔街，从那儿开进格兰岱尔区，开上格兰岱尔路。这时已近午餐时间，我停下来吃了个三明治。

切维切斯是山脚下一道很深的峡谷，将格兰岱尔与帕萨迪纳隔开。峡谷里林木茂密，主干道以外的街道都显得僻静阴暗。切斯特路就是一条这样幽暗的街道，深入一片红树林当中。古德温的房子在道路尽头，小小的英式小木屋，尖顶，窄窗户，就算有阳光照进来，屋内一定也很暗。那栋屋子盖在山林之中，前门廊种着一棵橡树。在这个小地方寻欢作乐还真不错。

房子侧面的车库紧闭，我沿着一条踏脚石铺成的蜿蜒小径走进院落，按了门铃。屋子深处传出门铃在空屋内回荡的声音。我又按了两次。没有人出来应门。一只知更鸟飞进来，落在那块修剪得整整齐齐的小草坪上，从土里啄出一只小虫，又衔着飞走了。我视线以外的转弯处，有汽车引擎发动的声音。对街有栋全新的房子，屋外堆肥上插了个“出售”的牌子，前面堆了些草籽，除此之外，看不见别的房子。

我又按了一次门铃，然后扣了几下门环，那是个衔在狮子嘴里的环。我离开前门，眯着眼睛往车库门缝里瞧，那里面停了辆车，在暗中隐隐反光。我逛到后院，看见另外两棵橡树，一个垃圾焚烧炉，和一张摆在其中一棵橡树下、周围放了三把椅子的庭园桌。这地方看起来很凉快，我想待着歇脚。我走到后门，后门一半是玻璃做的，装了道弹簧锁。我试着扭动门把，愚蠢的尝试，可是门居然开了。我深吸一口气走了进去。

如果我被这位兰斯洛特·古德温先生逮住，他应该愿意听我的解释，就算他不想听，我也想趁机瞧瞧他家的装修。我总觉得这个人的名字听起来就让我有点不太放心。

后门打开是一道走廊，有扇高而窄的纱窗。纱窗后是另一道没上锁的门，装的也是弹簧锁。门后是厨房，铺了色彩艳俗的地砖，煤气灶是内嵌式的，水槽里堆了很多空瓶子。厨房里有两道合页门，我推开面向前院的那扇，走进一间餐厅，厅里有张餐台，台上有更多酒瓶，不过不是空的。

客厅在我右手边一道拱形的门楣之后。即使在正午时分，厅内也很暗。房间装潢雅致，书柜里摆着非套装书。角落里有部高大的柜式收音机，顶上搁着一杯还残留一半琥珀色液体的酒杯，琥珀色液体里还浮着冰块。收音机低声吟唱，调节器下面的指示灯亮着。收音机明明开着，但音量被调得小得不能再小。

这可有点奇怪。我转个身，往尽头的角落里看了一眼，发现一副更怪的景象。

一个男人坐在一张深陷的椅子里，穿着拖鞋的双脚搭在和椅子配套的脚凳上。他身穿马球衫和奶白色长裤，系条白色皮带，左手舒适地搭在椅子的宽扶手上，右手无力地垂在另一侧扶手外，碰到了厚厚的玫瑰色地毯。他是个精瘦黝黑的英俊男子，四肢修长，身材很好。他的嘴唇微张，露出牙齿，头稍稍偏向一旁，仿佛喝了几杯酒后坐在那儿听音乐，听着听着便睡着了似的。

有一把枪躺在他右手旁的地上。他前额的正中央有一个焦黑的红洞。

血静静地顺着他的下巴尖往下滴，滴在雪白的马球衫上。

整整一分钟——在那种情况下，一分钟好比按摩师做指压那么久——我一动也没动，大气儿都没敢出。我僵在那儿，脑袋空空如也，眼睁睁看着兰斯洛特·古德温先生的血在他下巴尖上慢慢积成一颗颗圆珠，然后漫不经心地滴下去，滴进他雪白马球衫上的那片腥红的、越来越大的湿印里。此刻，仿佛就连血滴的速度都变慢了。后来我终于从地板上抬起一只脚，拔起一条腿，跨出一步，再拖动另一只脚，就像是脚上系了铁链和铁球似的。我穿过那间幽暗而死寂的房间。

我靠近时，他的眼睛闪了一下。我弯下腰去注视那双眼睛，想捕捉它们的视线。但这是不可能的，永远都不可能。它们总是稍稍往旁边斜，或上或下。我碰碰他的脸，还有温度，微微湿润。应该是喝了酒的缘故。他死了还不到二十分钟。

我猛地转身，就像有人拿着短棍想从身后偷袭我似的，可是身后并没有人。四周仍是一片死寂，充斥整个房间，甚至要溢出屋外。一只小鸟在屋外的树上鸣叫，让这片死寂显得更为浓厚，仿佛切下一块，可以涂在面包上。

我开始查看房间里的其他东西。火炉前的地上躺着一个银边的相框，面朝下。我走过去，用手帕包住手，把它翻过来。相框的玻璃呈对角线整齐地裂开，照片里是个淡色头发的苗条女子，脸上挂着一抹危险的笑容。我拿出霍华德·梅尔顿给我的那张照片摆在旁边对比着看，确定就是同一个女人，但她的表情很不一样，不过那张脸倒是非常普通。

我小心翼翼把那张照片拿进一间布置得很漂亮的卧室里，拉开一个高脚柜的抽屉。我把照片从相框里拿出来，用手帕仔细地把相框擦干净，然后塞到几件衬衫下面。虽然不是最聪明的做法，但我也只能想到这么多了。

现在似乎没什么要紧事做。如果有人听到枪响，或者觉得那是枪声，那么值班的警察早就该赶到这里了。我把身上带的那张照片拿到浴室，用小刀割掉外边，然后把碎片冲进马桶。我把这张照片放在胸前口袋里，走回客厅。

尸体左手边的矮茶几上摆了一只空酒杯，上面应该有他的指纹。不过也有可能是别人曾经用这个杯子喝过一口酒，也留下了指纹。那当然会是个女人。她会坐在椅子扶手上，脸上带着甜蜜温柔的笑容，而枪就藏在背后。肯定是女人，因为他不可能在这种完全放松的姿势下由着男人射杀他。我大概可以猜到是哪个女人干的，但是我不喜欢她把自己的照片留在现场地板上，太招摇。

我不能冒险。我把酒杯擦干净，然后做了一件我很不想做的事——我抓住他的手让他再握了一次，然后把酒杯放下。我对那把枪也做了相同的处理。待我把他的手放下时（这次是那只垂下地板的手），他前后摇晃了好几下，仿佛古董钟里的钟摆。接着我走到收音机柜的玻璃前擦拭一番。这么做会让警方觉得她很聪明，是个不一样的女人，如果有别的女人可作参考的话。我又搜集到四个沾了口红印的烟头，口红颜色应该叫“卡门”，金发女人一向爱用。我把这些烟头也带进浴室里，冲走了。然后用毛巾擦擦几样发亮的摆设，再擦擦前门门把，决定就此罢手，我总不能把整栋该死的房子都擦干净。

我站在那儿再看了看兰斯洛特·古德温。血已经不再流了，他下巴尖上的那一滴也滴不下来，那滴血会凝固在原位，变黑变亮，像颗痣似的永远黏在那儿。

我从厨房和后廊出去，沿路擦着门把，然后绕过屋侧，走到街上张望了一番。四周没有人影。收工之前，我跑去再次按了前门门铃，趁机把按钮和门把狠狠擦个干净，这才坐回自己的车上开走。从来这里到现在不过半个小时，我却觉得自己仿佛经历了整个美国内战似的。

在离城市还有三分之一路程的地方，我在亚历山大街角停下，挤进一个百货公司前的电话亭，拨通了霍华德·梅尔顿的电话号码。

一个快活的声音说：“多来美化妆品公司，午安。”

“我找梅尔顿先生。”

“我把你转给他的秘书。”那位坐在角落、人畜无害的小个子金发女子说。

“我是范德格拉夫小姐。”懒洋洋的声音，稍稍提高或降低一点点分贝，就能立刻迷倒你或瞧不起你，“请问是哪位想找梅尔顿先生？”

“约翰·达尔马斯。”

“噢……梅尔顿先生认识你吗？达尔马斯先生？”

“省省吧，”我说，“你去问他，小姐。我如果想见识上流社会的架势，会去邮局卖邮票的窗口排队。”

她深呼吸的声音几乎震破了我的耳膜。

等了一会儿，咔啦一声，接着便是梅尔顿粗声粗气的声音，“喂？我是梅尔顿。什么事？”

“我必须立刻见你。”

“什么意思？”他说道。

“你听清楚了。警察会说现在有新‘进展’。你知道我是谁，对不对？”

“噢……啊，好吧，让我看看日程安排。”

“去你妈的日程安排，”我说，“事态严重。我已经很客气了，没有现在就闯进你办公室里去。”

“去运动俱乐部，十分钟后见，”他简短地说，“到阅览室找我。”

“我可能十分钟赶不过去。”我在他还来不及说话之前就把电话挂了。

结果我二十分钟之后才到。

运动俱乐部的门童熟练地钻进那栋建筑的笼状电梯，然后很快回来对我鞠了个躬，带我上到四楼，把我带进阅览室。

“左手边，先生。”

阅览室的主要用途并非是阅读。一张桃木长桌上堆着一些报纸杂志，靠墙书柜的玻璃后面排列着真皮封面精装书，墙上还挂着该俱乐部创始人的油画，画上有盏灯照着。

不过，这个地方主要是由小小的僻静角落构成，每个角落里都摆了巨大无比的高背安乐椅，老先生们就坐在里面安安静静地打盹儿，每张脸都因为年老和高血压呈绛紫色。

我踮着脚绕到左边，梅尔顿坐在两排书架之间的僻静角落里，背对房间中央。那把椅子的椅背虽然很高，却挡不住他顶着一头黑发的大脑袋。他把另一张椅子拉到身旁，我坐上去朝他使了个眼色。

“小声点，”他说，“这里是给人喝过下午茶打盹的。现在到底是怎么回事？我找你是想减少麻烦，不是找更多的麻烦。”

“知道。”我凑近他说。他身上有鸡尾酒的味道，不过挺好闻：“她把他杀了。”

他把浓眉稍稍往上抬，眼神突然显得有点呆滞，牙关紧咬。然后他缓缓呼吸了几次，一只大手在膝上攥成拳头，眼睛往下瞪着它。

“然后呢？”他的声音小得像粒弹珠。

我扭头往椅背后张望。最靠近我们的那位老头儿正在轻声打鼾，随着每一次呼吸把鼻子里的毛送进送出。

“我去了古德温家。没人应门。我试了试后门，门开了。我走进去。收音机开着，但几乎听不见声音。两只酒杯，里面都有酒。火炉边的地板上有个被摔碎的相框。枪在他右手边的地上。女人用的点二五自动手枪。他坐在那儿，好像没事儿人似的。我把玻璃、枪、门把手都擦干净了，把他的指纹留在该留的地方，然后就离开了。”

梅尔顿张开嘴，然后又合上。他的两排牙磨得嘎吱响，两只拳头都握紧了。然后他用那双严肃的黑眼睛直视我。

“照片。”他低声说。

我从口袋里把照片掏出来给他看，但捏在手上没放。

“茱莉亚。”他的呼吸声像是一种怪异的哭腔，然后手一松。我把照片又塞回口袋里。“然后呢？”他低声问。

“就这样。或许有人看到我了，不过不是在进门或出门的时候。屋后有很多树。那地方非常隐蔽。她有这样一把枪吗？”

他垂下头，用两只手抱着，就这样一动也不动地抱了半晌。然后他抬起头，张开手指包住脸，对着我们面前那堵墙，让声音从指缝里钻出来。

“嗯。不过我从来不知道她会带在身上。我猜他八成是把她给甩了，那个王八蛋。”他的语气一点都不激动。

“不错，”他说，“现在看起来像自杀？”

“很难说。没有嫌疑犯，警方很可能会这么处理。他们会用石蜡测试他的手，证实他是否开过那把枪。这是例行公事，不过有时候不见得奏效。若是找不到嫌犯，他们很可能就会不了了之。但我不明白留下照片的意图。”

“我也不懂，”他还在透过指缝低声说话，“她一定是突然被吓坏了。”

“嗯。你知道我是在玩命吧？如果被逮到，那可是要被吊销执照的。当然也有那么一点可能他真的是自杀，不过他看起来不像那种人。你现在必须跟我合作，梅尔顿。”

他阴沉地笑笑，转过头来看着我，不过手还包在脸上，眼神透过手指缝闪着光。

“你为什么替我毁灭证据？”他平静地问。

“我他妈的知道才怪。我大概一开始就不喜欢他吧——从看到照片时起就不喜欢。你或者她都不值得为这个人受罪。”

“五百块，算是奖金。”他说。

我往后靠，给他一个白眼：“我不是想给你压力。我也算是个硬汉，不过碰到这种情况也会心动。你真的把所有事情都告诉我了吗？”

他很久都没说话。他站起来，环顾室内，把双手插进口袋里，不知拨弄什么叮叮当当的东西，然后又坐下。

“这么说可不对，”他说，“我并没有把这当成勒索，给你钱也不是要封你的口。这点儿钱怎么够？现在经济不景气，大家都辛苦，你冒了额外的险，我想给你额外的补偿。也有可能茱莉亚跟这件事根本没关系，这样照片留在现场的事就说得通了。古德温的女人多如过江之鲫，可是一旦事情闹大，把我给扯进去，总部一定会把我撤掉。我们这行对这种事很敏感，而且近几年生意并不好做，他们巴不得找机会把我拉下马。”

“那是两码事，”我说，“我问你，你是不是把所有的事都告诉我了？”

他盯着地板：“没有，有些事我没讲。本来我觉得并不要紧，现在讲出来又很伤感情。几天前，就是我在市中心碰到古德温之后，银行打电话通知我说有一位兰斯洛特·古德温先生想兑现一张一千美元茱莉亚·梅尔顿开的支票。我说梅尔顿太太人不在城里，不过我跟古德温先生很熟，只要都合规定，他的身份也得到确证，我没有理由不让他兑现。在那样的情况下我不可能多说什么。我想银行后来大概让他兑现了吧，我不知道。”

“我以为古德温有钱。”

梅尔顿不自然地耸耸肩。

“敲诈女人的家伙，嗯？诈取支票，简直愚蠢！我会继续陪你一起玩，梅尔顿。我最讨厌看那些像食尸鬼似的新闻记者到城里乱编故事。不过，只要他们一查到你身上，我就退出——如果我能全身而退。”

他第一次笑了。“我现在就给你那五百块。”他说。

“不急。让我先找到她，等我找到她，我就收下那五百，其他的都一笔勾销。”

“你会发现我是个值得信任的人。”他说。

“我需要一张字条给那个住在小鹿湖的海恩斯，我要进你的木屋看看。唯一可行的办法就是我装作从来没去过切维切斯。”

他点点头，站起来，走到一张桌子前面，回来的时候手里拿了一张俱乐部用的便笺纸。

致小鹿湖威廉姆·海恩斯先生：

亲爱的比尔，请准许持此信者，约翰·达尔马斯先生，视察我的木屋，并尽可能协助他照管该产业。

霍华德·梅尔顿

我把那张字条折起来，和我这几天收集到的东西放在一起。梅尔顿伸出一只手放在我肩上。“我绝对不会忘记这件事的，”他说，“你现在就去？”

“是啊。”

“你觉得会发现什么？”

“没什么。不过，如果不从事发地点开始查起，我岂不太外行了？”

“那是当然。海恩斯是个好人，不过有点粗鲁。他有个漂亮的金发老婆，他是妻管严。祝你好运。”

我们握了握手，他的手黏湿得像条腌鱼。

3.假腿男人

我没用两个小时就到了圣贝纳迪诺。这里的天气居然和洛杉矶一样凉爽，但是不像洛杉矶那么黏湿。我带了一杯咖啡。买了一品脱裸麦威士忌，加满油箱，开始爬坡。一路开到泡沫泉。一直阴霾的天气，这时突然变得干爽晴亮起来，微凉的风从峡谷中吹来。我终于抵达大坝，鸟瞰蔚蓝而平静的普马湖。湖面上有慢慢划行的独木舟，有小船和快艇——嚣张地把水面搅乱。那些花了两块冤枉钱买钓鱼许可证的人，在这余波荡漾的湖水中，恐怕连一毛钱的鱼都钓不到。

公路从水坝处岔成两条路，我驶入前往南岸的那条。路面沿着大块堆叠的花岗岩盘旋而上。高一百英尺的黄松耸入明澈的蓝天，空地上长着鲜绿色的石兰，点缀着过季残败的野鸢尾花，紫色与白色的羽扁豆、喇叭花和火焰草。路面降到与湖面同高，我开始经过一片片营地和一群群穿着短裤的女孩，她们有的骑自行车或者小摩托车，有的在公路上散步，还有人干脆就坐在树下，展示她们的大腿。我看到的肉之多，足够开个牧场。

霍华德·梅尔顿告诉我，开到离普马角还差一英里的红土路时，要转弯驶离湖边。浇了沥青的红土路像条破旧的丝带，延伸至山丘。山坡上散落着一栋栋小木屋。很快，柏油路面就不见了。再开一段，一条窄泥路从右方延伸出去，路口的标志写着“私人道路。通往小鹿湖。闲人勿进”。我继续往里面开，在裸露的巨岩周围绕行，穿过一条小瀑布、黄松林、黑橡树和无边的寂静。一只松鼠坐在树枝上，把新摘下的松果剥成碎片，碎皮像洒五彩碎纸似的飘下树来。它吱吱骂了我几声，用一只爪子愤怒地敲击松果。

窄路在一个巨大的树桩旁突然急转弯，眼前出现一道用五条横木搭成的大门，门上横着另一块告示牌：“私人领地，禁止入内。”

我下了车，打开大门，把车开进去，再下车把门关上。我沿着蜿蜒的小路穿过树丛，又开了两百码左右。眼前突然出现一个椭圆形的小湖，它躺在树林、石堆与野草深处，宛如被卷起的叶子包住的一颗露珠。靠近我这边有一道黄色的混凝土水坝，顶端用绳索拉了条扶手，侧边矗立着一座老旧的风车。风车旁边有一栋小木屋，用没有剥掉树皮的本地木材搭建。屋顶有两根内侧贴着金属薄板的烟囱，其中一根正吐着一缕青烟。不远处传来斧子劈木头的闷击声。

越过湖面，在靠近湖滨的地方有栋大木屋，和两栋稍小一些的木屋，三栋木屋距离很远，如果开车得绕一大段路，而从水坝上可以抄近道过去。水坝对面的最尽头有个看起来像码头的东西，和一个小棚子。棚子上有块扭曲的木牌：“奇客营地。”我不懂这是什么意思，所以沿着小径走到那栋小木屋前，在门上重重敲了几下。

斧头声停了，屋后一个男人嚷了一声，我挑了一块大石头坐下，卷好一根香烟，但没点燃。小木屋的主人手持斧头从屋侧绕到屋前。他个子不高，体型结实，胡子拉碴，棕色的眼睛，目光坚定，蓬松卷发。他身穿一条蓝色牛仔裤，蓝衬衫领子敞开，脖子以下肌肉线条明显。他走起路来好像右脚每次都会往前踢一下，从身体往外划一道浅浅的弧线。他慢慢走到我面前，厚嘴唇上叼着一根香烟，说话时带着城里人的口音。

“什么事？”

“海恩斯先生？”

“没错。”

“我有张便条要给你。”我把便笺掏出来递给他，他把斧头丢到一边，眯着眼睛读那张字条，然后转身走进屋里，出来的时候脸上挂着眼镜，边走边读着。

“噢，”他说，“是老板写的。”他又仔细看了一下：“达尔马斯先生是吧？我是比尔·海恩斯，幸会。”我们握了握手，他的手像把铁锨。

“你想四处瞧瞧，看看梅尔顿的木屋？怎么回事？他不是想卖吧？”

我点了烟，把火柴弹进湖里。“这里有很多东西他用不着。”我说。

“土地还讲得过去，可是木屋……”

“他要我随便看看。他说那栋木屋很漂亮。”

他指了指远处：“就是那栋大的。抛光的红木外墙，做过防水处理，内面用的没去节痂的松木，合成木瓦屋顶，石头地基，还有前后阳台、浴室、淋浴器、厕所，后山上有自己的天然泉水蓄水池。要我说，那真是一栋很棒的木屋。”

我看了看那栋木屋，但更仔细地观察了比尔·海恩斯。他的脸上写满风霜，眼神闪烁，眼睛下面挂着眼袋。

“你现在就想过去吗？我去拿钥匙。”

“开这么久的车我有点累了，这时候要能喝口酒就再好不过了，海恩斯。”

他对此颇感兴趣，却摇摇头说：“很抱歉，达尔马斯先生，我刚喝完一夸脱。”他舔舔厚嘴唇，冲我笑了笑。

“那架风车是干什么用的？”

“电影道具。每隔一段时间就有人来这里拍电影，后头还搭了一个景。《爱在松林里》就是在这里拍的。其他的景都拆了，我听说那部片子票房很差。”

“是吗？你愿不愿意跟我喝一杯？”我把我那一小瓶裸麦威士忌掏出来。

“这我可从来不会拒绝。等一下，我去拿杯子。”

“海恩斯太太不在家？”

他的眼神突然变得很冷淡。“不在。”他缓缓地说，“怎么了？”

“喝酒啊。”

他放松下来，不过还是愣了片刻，然后才转过身去，踢着他那条僵硬的腿走进木屋。等他回来时，手里拿着两只别人用来装高级乳酪的小杯子。我打开酒瓶倒满两杯。我们俩握着自己的酒杯坐下，海恩斯的右腿几乎直直地往前伸，右脚稍稍朝外歪着。

“在法国伤的，”他说完便喝了一口，“假腿老海恩斯。不过它替我弄到一笔抚恤金，而且也不妨碍床上的事。我敬罪恶一杯。”说罢便把酒一饮而尽。

我们把酒杯放下，看着一只冠蓝鸦在一棵大松树的树梢间左蹦右跳，仿佛一个快步跑上楼梯的人。

“这里真凉快，可惜就是寂寞，”海恩斯说，“太他妈的寂寞了。”他用眼角瞄我，他有心事。

“有些人喜欢。”我伸手去拿酒杯。

“我不行。我就是因为这样才喝太多酒。晚上尤其难受。”

我什么话都没说。他把第二杯酒咕噜一口吞下，我把酒瓶递给他。他慢慢喝完第三杯，头歪向一边，不时舔舔嘴唇。

“有意思，你刚才居然会提到海恩斯太太不在家。”

“我只是想说，我们不该这么明目张胆地喝酒。”

“哦。你是梅尔顿的朋友？”

“我们认识，但不是很熟。”

海恩斯望着对面的那栋大木屋。

“那个贱人！”他突然龇牙咧嘴起来，脸也扭曲了。

我盯着他瞧。“害我的贝丽尔跑了，那个臭婊子！”他恨恨地说，“连像这样一条腿的男人都不放过。非要灌醉我，让我忘了家里还有个别的男人求之不得的可爱老婆。”

我等他说完，神经紧绷。

“活该！放那个骚货一个人在这儿。我才不需要住他的木屋，我爱住哪儿住哪儿。我有钱。战争抚恤金！”

“这地方不错，”我说，“再来一杯。”

他喝了酒，却转过头来恶狠狠地盯着我。“这地方烂透了，”他吼道，“老婆跑了，也不知道她在哪里……搞不好跟别的男人在一起。”他握紧铁打似的拳头。

过了一会儿，他慢慢松开拳头，又倒了半满的一杯酒。此刻我那瓶酒看起来已经见底了。他又一口把酒全吞下。

“我他妈的又不认识你，”他咆哮道，“管他呢！我在这里寂寞得要发疯了。我是个笨蛋……不！人非圣贤，是不是？她那个模样，跟贝丽尔一模一样。同样的身材，同样的头发，连走路都像。妈的，简直就是姐妹。就只有那么一点儿不一样……你懂我的意思吧。”他拿斜眼瞄我，醉醺醺的。

我抱以同情。

“我去那边烧垃圾，”他皱着眉头挥挥手臂，“她从后阳台出来，身上穿的睡衣薄得像玻璃纸做的。手里端着两杯酒，猛对我笑，勾引我。‘来一杯吧，比尔。’对，我喝了一坏。我他妈的喝了很多，接下来你也猜到了。”

“很多好男人都逃不过这一关。”

“放她一个人在这里，那个……他好在洛杉矶找乐子。结果贝丽尔就跑了，到这个星期五就要满两个礼拜了。”

我身体一僵，仿佛全身肌肉都在刹那间绷紧了似的。这个星期五满两个礼拜，那就是上周五，八月十二日，茱莉亚·梅尔顿太太启程去埃尔帕索的日子，也是她在山下的奥林匹亚饭店暂作休息的日子。

海恩斯把空酒杯放下，伸手往衬衫口袋里掏，递给我一张皱巴巴的字条。我小心翼翼地展开，字是用铅笔写的：

我宁愿死也不想再跟你住在一起了，你这个负心的王八蛋。

贝丽尔

就这么简单。

“这可不是头一次，”海恩斯粗声笑道，“不过是我头一次被逮到。”他大笑，接着又皱起眉头。我把字条还给他，他塞回口袋里，扣上纽扣。“我告诉你这些干吗？”他对我吼道。

一只冠蓝鸦在数落一只啄木鸟，啄木鸟鹦鹉学舌般用同样的叫声回嘴。

“因为你寂寞，”我说，“不吐不快。再来一杯。这种事我不是没经历过。她离开你的那天下午，你不在家里？”

他把酒瓶夹在双腿之间，闷闷不乐地坐在那儿：“我们吵了一架，我开车到北岸去找一个朋友。我觉得自己连一只跳蚤都不如，需要喝两杯振作一下，就出门了。我喝了一肚子啤酒，回家的时候已经快凌晨两点了。因为这条假腿，我车开得很慢。结果她已经跑了，只留下一张字条。”

“也就是上周五，对吧？到现在一直没有她的消息？”

可能是我计算得太精确了，他疑惑地看我一眼，但眼神很快又黯淡下去。他拿起酒瓶，生气地把酒灌进嘴里，然后对着太阳举高酒瓶，“哎，这瓶马上就喝光了。”他说，“她也跑了。”他猛地用大拇指指向湖对岸。

“也许她们吵了一架。”

“或许她们一起走的。”

他粗声笑道：“这位先生，你不知道我的小贝丽尔，她发起脾气来，简直跟只野猫一样。”

“听起来她们俩都像。海恩斯太太有没有车？那天你不是开走了你们的车吗？”

“我们有两辆福特，我那辆的油门和刹车都装在左边，这样我的那条好腿能使上。她把自己那辆开走了。”

我站起来走到湖边，把烟头丢进水里。湖水呈深蓝色，看起来很深，春天雨水丰沛，水位颇高，有一两处地方的水已经漫上水坝了。

我走回海恩斯身旁，他正把那瓶酒的最后几滴倒进喉咙里。“我得去买点酒，”他咕哝着说，“欠你一小瓶。你自己根本没喝。”

“我有很多酒，”我说，“等你准备好，我就过去看看那栋木屋。”

“现在就可以啊。我们走路绕过去。你不介意我跟你唠叨贝丽尔的事吧？”

“有时候男人总得找个人把心烦的事讲出来，”我说，“我们可以从水坝那儿过去，这样你可以不用走太多路。”

“没关系。我很能走，虽然看起来不怎么样。我已经有一个月没有沿着湖岸转转了。”他起身走进屋里，拿了一串钥匙出来，“咱们走吧。”

我们朝湖尽头的码头和小棚子走过去。有条小路贴着湖水，弯弯曲曲，绕开了巨大粗糙的花岗岩圆石。行车道在远处地势高的地方。海恩斯步伐缓慢，踢着他的右脚。他心情不好，靠多喝酒活在自己的世界里，一路上几乎没开口说话。我们走到码头前，我先走上去，海恩斯跟在我后面，右脚在木板上发出很重的撞击声。我们走到码头尽头那个棚子前，靠着经历风吹日晒而变黑的绿栏杆。

“这里有没有鱼？”我问。

“当然有。虹鳟鱼，黑鲈鱼。我自己不太爱吃鱼，湖里的鱼快闹灾了吧。”

我把身子往前倾，探出头去看底下平静深邃的湖水。下方有个旋涡，一个绿色物体在码头下面移动。海恩斯也靠在我旁边往下看，双眼盯着水底。这道码头很牢固，水底下有一层地板，比码头本身还宽，看起来好像以前湖水水位比现在低很多，下面那层是停靠小船的地方。一条磨得很旧的绳索绑着一艘平底船，在水面上晃荡。

海恩斯突然一把抓住我的胳膊，我差点叫出声来。他的手指就像钢爪一样陷进我的肉里，我回头看他，他正低下头，像只海鸟似的拉长脖子往下瞧，脸突然发白，冷汗在脸上发光。我往水里看去。

在水底地板的边缘，有一个看起来像套在深色袖子里的人手似的东西，从水底的木板中间悠悠地伸出来挥了一下，然后又漂出视线。

海恩斯慢慢直起身，突然醒过神，露出恐惧之色。他一言不发地转身从我身边走开，沿着码头上岸，走到一堆岩石旁边，弯下腰，喘着粗气用力往上搬。他搬动了一块岩石，挺直厚实的背，双手把那块石头抱到齐胸位置。那块石头起码有一百磅重，他却抱着它步履平稳地走回码头，拖着他那条假腿，一直走到栏杆尽头处，把石头高高擎起，举过头顶，站在那儿一动不动，露在蓝衬衫外的脖子上的肌肉鼓胀了起来。突然他嘴里发出一声痛苦的低吼，整个身躯用力往前倾，把那块巨石砸进水里。

石头溅起巨大的水花，把我们俩都淋湿了。它直落水底，砸到深埋在底下的木板上。一波波涟漪不断扩大，水面不断冒着泡泡，水底下模糊传来一声木板碎裂声。涟漪一直传到远处，我们眼底这片水域逐渐澄清，一块腐朽的木板突然浮出水面，然后又沉了下去，慢慢地漂走了。

水深处越来越清晰，水里有东西在移动，它慢慢往上升。一个长长的、黑黑的、扭曲的东西，一边往上浮，一边翻滚，然后冲出水面。我看到了被水泡透的黑色毛衣和一条长裤。我还看到了鞋子，鞋子边露出来的东西浮肿得不成形状。一缕金发在水中漂散开来。

然后那东西开始翻滚，一只手臂在水里摆动着，手臂末端的手完全不成样子。接着脸转向水面，一团浮肿的、软烂的灰肉，没有五官，没有眼睛，没有嘴巴。它曾经是张脸。海恩斯俯瞰那张脸，它的脖子下面闪着几颗曾经属于它的绿石头。海恩斯用右手紧紧抓住栏杆，指关节在粗糙的棕色皮肤下白得像雪。

“贝丽尔！”他的声音似乎从很远的地方传来，穿过一座山丘，穿过茂密树林，才传到我这里。

4.湖底女人

窗上贴着一张巨大的白色卡片，上面用大写字母写着：留下廷奇菲尔德警长。窗后是一个柜台，堆了些落灰的文件夹。玻璃门上用黑漆写着：警察局局长/消防队队长/小城治安官／贸易事务所，请进。

进去之后，我发现这就是一间用松木木板搭建起来的小屋，角落里摆了一个圆肚暖炉，一张堆满纸的书桌，两把硬椅子，还有那个柜台。墙上挂了一张该地区地图、一份月历、一支温度计。书桌旁边的木板上用很大的字迹写满了电话号码。

一个男人坐在桌旁一张古董转椅上，往后靠着，一顶牛仔帽斜挂在后脑勺上，右脚旁边摆了一个大垃圾桶，两只光滑的大手自在地握着放在肚皮上，身上穿了一条用背带吊住的咖啡色长裤，褪色的黄衬衫衬扣子一直扣到肥脖子下面，没打领带。他露出的头发是灰褐色的，除了两鬓有些斑白。左胸上佩戴着一颗星形勋章。他坐着时重心靠左，因为右屁股兜里插了一个皮枪套，里面有把大黑枪。

我靠上柜台，盯着他。他的耳朵很大，灰色眼睛显得很友善，看起来即使有小孩翻他的口袋他都不会生气。

“你是廷奇菲尔德先生？”

“正是。我就代表这里的法律——不过还得看这次选举。有两个不错的家伙跟我竞争，也许他们会赢。”他叹了口气。

“你的辖区包括小鹿湖吗？”

“哪里，小子？”

“小鹿湖，山后面。是你负责吗？”

“没错，应该由我管。我还是代理警长，可惜门上没地方写了。”他瞅了门一眼，眼里并没有不满的神色，“那里列出来的都由我负责。是梅尔顿的产业，对吧？出什么事了吗？”

“有个女人死在湖里了。”

“啊，这样啊。”他两手松开，抬起来挠挠耳朵，然后沉重地站起来。他是个高大而强壮的男人，他的肥胖都能让人心情愉悦。“你说她已经死了？是谁？”

“比尔·海恩斯的太太，贝丽尔。看起来像是自杀。她在水里泡了很久，样子很难看。她是在十天以前离开的，大概就是那个时候发生的事。”

廷奇菲尔德对着垃圾桶弯下腰，把一大团嚼剩的烟草吐了进去。他抿了抿嘴唇，用手背使劲擦了一下。

“你是谁？”

“我叫约翰·达尔马斯，从洛杉矶来的。梅尔顿先生托我带张字条给海恩斯——让他带我看看产业。海恩斯和我徒步绕过湖岸，走上以前电影公司在那儿搭的一座小码头。我们看到水底下有东西，海恩斯丢了一块大石头进去，尸体就浮上来了。样子很难看。”

“海恩斯还在那里？”

“没错。他受到很大的打击，所以我才过来。”

“我不觉得奇怪。”廷奇菲尔德打开书桌里的一个抽屉，拿出满满一小瓶威士忌。他把酒瓶放进衬衫口袋里，再把扣子扣好。“我们去接孟席斯大夫，”他说，“还有保罗·卢米斯。”他冷静地从柜台尽头绕出来，整个情况对他来说还不如一只苍蝇讨厌。

我们走了出去。出门前他调整了一下挂在玻璃上的考勤卡——“下午六点回来”。他把门锁上，钻进一辆装了警笛、两盏探照灯、两盏琥珀色雾灯、一块红白相间防火板的车里，车子两侧还写了许多说明，我都懒得读。

“你在这里等一下，小子，我很快就回来。”

他在街心来个急转弯，上了去往小湖的路，然后在公交车站对面一栋框架建筑前停下来，走了进去。出来时他身边跟了一位瘦高个男子。车子慢慢转个弯驶回来，我开车跟在后面。我们穿过小镇，躲过那些穿热裤的女孩和穿游泳裤的男人，他们大多数上身赤裸，皮肤被晒成棕色。廷奇菲尔德猛按喇叭，但一直没开警笛。因为那么做会引来一串车跟上来。我们驶过灰暗的山丘，在一栋木屋前停下。廷奇菲尔德按按喇叭，大叫一声。一个穿连身工作服的男人开了门。

“上车，保罗。”

穿工作服的男人点点头，钻回木屋里，不一会儿头戴一顶猎人帽走出来。我们开回公路，沿着岔道，来到私家道路上的大门前。穿工作服的男人下车把门打开，等我们驶进去之后又把门关上。

等我们开到湖边时，小木屋的烟囱已经不再冒烟。我们一行人下了车。

孟席斯大夫是个蜡黄脸、瘦骨嶙峋的男人，眼睛突出，手指都被尼古丁染黄了。穿蓝色连身工作服、戴兽皮猎帽的男人大约三十岁，肤色黝黑，身手灵活，看起来一副没吃饱的样子。

我们走到湖畔，朝码头的方向望过去。比尔·海恩斯坐在码头上，全身赤裸，头埋在双手间，身旁多了一样东西。

“我们还可以再开一段路。”廷奇菲尔德说。于是我们又上车，继续开了一段，然后一行人走下码头。

那东西是个女人，面朝下躺在码头上，腋下绑了一截绳索。海恩斯的衣服堆在旁边，他那条木腿也躺在一边，腿上的皮革和金属闪闪发光。廷奇菲尔德一声不吭便从衬衫里掏出那瓶威士忌，打开瓶塞，递给海恩斯。

“喝个痛快，比尔。”他随意地说。空气里弥漫着一股令人作呕的可怕味道，海恩斯似乎浑然不觉，廷奇菲尔德和孟席斯大夫似乎也没注意到。卢米斯从车上拿来一条毯子，往尸体上一盖，然后和我一起往后退去。

海恩斯对着酒瓶喝了几口，抬起头，目光呆滞。他把酒瓶夹在裸露的膝盖和断腿中间，开始讲话。他的声调呆板，眼睛没看任何人或东西，他慢慢地把告诉我的话又全都叙述了一遍。他说我走了以后，他去拿了绳子，脱光衣服，潜到水底把那东西捞了出来。讲完之后他便瞪着眼前的木板，一动不动，像座雕像。

廷奇菲尔德放了块烟草在嘴里，嚼了一会儿，然后他咬紧牙关，蹲下去，小心翼翼地把尸体翻了个身，好像怕它会在手里四分五裂似的。夕阳照在我在水底就注意到的那条绿松石项链上，上面的绿松石手工粗糙，没有光泽，像是皂石一样，用一条镀金链子串在了一起。

廷奇菲尔德挺直厚实的脊背，用一方黄褐色的手帕用力擤了擤鼻子：“你怎么说，大夫？”

孟席斯扯着嗓子，显得很不耐烦：“你他妈的要我说什么？”

“死亡原因和时间。”廷奇菲尔德温和地说。

“你别傻了，吉姆。”医生恶狠狠地说。

“什么都判断不出来，嗯？”

“就那玩意儿？老天！”

廷奇菲尔德叹口气，转向我：“你们第一次看到它是在哪里？”

我照实讲，他听的时候嘴皮子一动不动，目光一片空白，然后又开始嚼烟草。

“这个地方很奇怪，底下没有水流。如果有，应该会冲到水坝那边去。”

比尔·海恩斯单脚站起来，一瘸一拐地跳到他衣服堆旁，把自己的假肢绑上。他穿衣服的动作极慢，有点生硬地在自己湿漉漉的身子上拉扯衬衫。他谁也没看，再次发话。

“她自己跳下去的。肯定是。游到木板底下，呛了水。可能卡住了。一定是这样，没有别的可能。”

“还有一种可能，比尔。”廷奇菲尔德盯着天空慢悠悠地说。

海恩斯在衬衫里一阵乱摸，掏出那张皱巴巴的字条交给廷奇菲尔德。这时大家心照不宣地一起从尸体旁边走开。廷奇菲尔德回头拿了他的威士忌，塞进衬衫里。他走到我们旁边，一遍又一遍地读着那张字条。

“上面没日期。你说这是两个星期以前的事？”

“到这个星期五正好两周。”

“她以前也离家出走过一次，对不对？”

“嗯，”海恩斯没有看他，“两年前。我喝醉了，跟野鸡过了一夜。”他撒野似的笑了起来。

警长平静地把那张字条再读一遍。“这是当时留下来的字条？”他问。

“我懂了，”海恩斯咆哮道，“我懂了。你不必在那儿含沙射影。”

“这张字条看起来有一段时日了。”廷奇菲尔德温和地说。

“我把它揣在衬衫里十天了。”海恩斯大吼，然后又大笑起来。

“什么事情那么好笑，比尔？”

“你有没有试过把一个人拖到六英尺深的水里？”

“从来没有过，比尔。”

“对一个只有一条腿的人来说，我的游泳技术算是不错，但还没好到那个程度！”

廷奇菲尔德叹了口气：“那并不重要，比尔。可以用绳子，可以在她身上绑块石头，甚至绑两块石头，头和脚各一块。等到她被卡进木板之后，可以把绳子割断。这些办法都可以。”

“当然，是我干的，”海恩斯说罢便哈哈大笑起来，“是我杀了贝丽尔。你抓我啊，你他妈……”

“我是打算拘留你，”廷奇菲尔德温和地说，“先进行调查，还不会起诉，比尔。很可能是你，这点不容争辩。但我并没有说一定是你干的，我只是说有可能是你干的。”

海恩斯振作起来的速度就跟他崩溃得一样迅速。

“有没有保险？”廷奇菲尔德盯着天空问。

海恩斯张开嘴巴：“五千块。完了，我死定了。好吧，我们走吧。”

廷奇菲尔德慢慢转过去对卢米斯说：“回木屋里去拿两条毯子过来，保罗。然后我们最好都坐下来喝点威士忌。”

卢米斯转身沿着湖滨小径往海恩斯的木屋走，剩下的人站在原地。海恩斯低头看自己棕色的粗手掌，把两个拳头握得死紧。他不发一言，突然挥出右拳，重重打在自己脸上。

“你——”他刺耳地低声说。

他的鼻子开始流血，身子一软。血往下流到他嘴唇上，又顺着嘴巴淌到下巴尖上，开始往下滴。

那个景象提醒了我一件事，我差点就忘了。

5.金踝链

天黑一小时后，我打电话到霍华德·梅尔顿在比弗利山庄上的家里。电话公司的小木屋办公室离普马角的大街大概有半个街区的距离，几乎听不见射击场里点二二的噪音，也几乎听不见滑雪人联欢会的闹声、时髦跑车的喇叭声和印第安旅馆餐厅里传出的跑调乡村音乐。

接线员找到他之后，叫我进经理办公室去接听。我走进去把门关上，在一张小桌子旁坐下，拿起电话。

“在那儿有什么发现？”梅尔顿问。他的声音带点醉意，大约喝了三杯鸡尾酒。

“没有我预期的发现。不过这里的新发现你一定不会喜欢。想听我直说，还是美化包装一下？”

我听到他在咳嗽，但听不见他房间里任何别的声音。“你直说吧。”他平静地说。

“比尔·海恩斯声称你老婆曾经勾引过他，而且成功了。在她离开那天早上他们一起喝醉了。之后海恩斯和他老婆吵了一架，然后他跑到普马湖北岸又去醉了一场，直到凌晨两点才回家。我现在讲的都是他的原话，你懂吧。”

我等着。最后梅尔顿终于开口说：“我听到了，继续说，达尔马斯。”他的声音平淡得像屋顶上的石砖。

“他回家的时候，两个女人都离开了。他老婆贝丽尔留了一张字条，说她宁愿死掉也不要再跟他这个负心汉住在一起。从那个时候开始他就没再见到她，直到今天。”

梅尔顿又咳了一声，振聋发聩。这时电话线突然传来嗡嗡声，一位接线员插进来，我叫她别打岔。过了一阵，梅尔顿说：“海恩斯跟你这个陌生人讲了这么多？”

“我身上带了酒。他喜欢喝两杯，而且正闷得发慌，需要找个人发泄，酒让他卸除了防线。另外，我刚才说他直到今天才看见他老婆，因为今天她从你那个小湖里被捞了出来。她变成什么样子我让你自己去猜吧。”

“我的老天！”梅尔顿大叫。

“她被夹在电影公司搭的那道码头的水底木板下面。警长吉姆·廷奇菲尔德也在现场，他可不喜欢那副模样。他扣下了海恩斯。我猜他们已经开下山去见圣贝纳迪诺的地方检察官，做验尸报告去了。”

“斯廷奇菲尔德认为是海恩斯杀的？”

“他认为有这个可能，不过他心里也许有别的想法。海恩斯表现得伤心欲绝，不过这个斯廷奇菲尔德可不是笨蛋，他对海恩斯可能比我了解得多。”

“他们搜查海恩斯的小木屋了吗？”

“我在的时候没有，或许后来会吧。”

“我知道了。”现在他听起来很疲倦，似乎有点儿精疲力竭。

“就快选举了，发生这么件案子对郡检方可是个大好机会，”我说，“可是对我们却很不利。如果我必须接受审讯，在庭上发誓，那我就得说出我真正的职业，这意味着我得说出我上山的目的，也就表示会把你给扯进来。”

“我好像已经被扯进去了，”梅尔顿平静地说，“如果我太太……”他突然忍不住咒骂了一句，然后沉默了好长一段时间。电话线路又开始出现杂音，好大一阵噼啪声，估计山间某处落雷，沿着电话线传了过来。

最后我说：“贝丽尔·海恩斯自己有一辆福特，不是比尔那辆。他的车踏板都在左边。贝丽尔那辆车不见了，而且我觉得那张字条看起来也不像遗书。”

“你现在打算怎么做？”

“在这件案子上，我好像总是被别的事情分心。我可能今晚会下山，我可以打电话去你家吗？”

“随时都可以，”他说，“我整晚都会在家，随时都可以打电话给我。我一点都不觉得海恩斯会是那种人。”

“可是你知道你太太有酒瘾，还让她一个人住在山上。”

“我的天，”他继续自说自话，仿佛没听见我说话似的，“居然去找个一条腿的男人……”

“这种话就别再提了，”我吼道，“这件事已经够难看了。再见。”

我挂断电话，走到外面的办公室，把那通电话的费用交给柜台小姐，然后走回大街，钻进我停在杂货店前的车里。那条街充斥着艳俗的霓虹灯、噪音和色彩。在山间干燥的空气中，每一种声音似乎都能传到一英里之外，我甚至可以听见一个街区外人们的谈话声。然后我又下了车，进杂货铺里又买了一小瓶酒，这才开车离去。

等我开到公路上，往小鹿湖岔路拐弯时，我把车停在路旁静静想了一会儿，然后才继续往山上梅尔顿的屋子开去。

这时那道挡在私家道路上的大门已经关上，并且落了锁。我把车停到路旁一堆灌木丛里，翻过那道门，蹑手蹑脚地沿着路边走进去，直到湖面的波光突然在我脚下浮现。海恩斯的小木屋一片漆黑，对岸那几栋木屋在山坡上只像是几抹阴影，水坝边上那具孤零零的老风车，此时看起来滑稽极了。我竖耳倾听，但什么都没听到，山里没有夜间活动的鸟儿。

我继续走到海恩斯的小木屋前，试着推了下门，锁了。我绕到后面，发现后门也上了锁。我像只猫绕着木屋窥探，推推其中一扇纱窗——也锁着。我停下来又竖起耳朵听了一会儿。那扇窗关得不是很紧，木头在那么干的空气里会收缩。我用小刀在两道往内开的窗框之间拨了拨，可是行不通。我靠着墙，望着湖面，掏出酒瓶喝了一口。我喝完觉得自己胆子大了不少，于是把酒瓶放下，捡了一块大石头，朝窗框砸去，同时不砸碎玻璃。然后我双手往窗沿一撑，爬进木屋里。

一束光打在我脸上。

一个平静的声音说：“要是我就会在那里休息一下，小子。你一定累坏了。”

那束光把我钉在墙上好一会儿，接着一个开关咔啦响了一下，一盏灯亮起，手电筒灯光熄灭。廷奇菲尔德稳稳地坐在一张皮椅里，旁边是张桌子，一块有咖啡色穗边的大围巾从桌边垂下来。廷奇菲尔德身上穿着跟下午一样的衣服，但衬衫外加了一件咖啡色的毛料风衣。他的下巴正无声地嚼动着。

“那个电影公司替这里弄了两英里长的电线，”他若有所思地说，“对本地人来说挺好。除了闯空门之外，你打算做什么？”

我找了一张椅子坐下，环视屋内。这个小房间方方正正，摆了张双人床，一张破地毯，几件简单的家具。后方有一道敞开的门，门后可以看到炉灶。

“我本来有个想法，”我说，“可是从目前情况来看，似乎很糟。”

廷奇菲尔德点点头，用双眼仔细观察我，但眼神里并没有恶意，“我听到你的开车声，”他说，“我知道你从那条私家道路往这边走。不过你的脚步倒是轻得很，我都没听到。我对你很好奇。”

“为什么？”

“你左边胳肢窝下面不觉得沉吗，小子？”

我对他咧咧嘴。“我最好还是招了吧。”我说。

“你何必费那么大工夫把那扇窗子砸了？我是个宽容的人。我猜你带的那把六发式左轮手枪应该是合法的吧？”

我把手伸进口袋，掏出我的皮夹放在他厚实的膝头上。他小心翼翼地拿起来，对着灯光研究那张透明塑料膜后面贴有照片的执照，然后把皮夹还给我。

“我早觉得你对比尔·海恩斯有兴趣，”他说，“原来是私人侦探？你掩饰得很好。我也有点怀疑比尔，你想搜查这间木屋？”

“本来是有这个打算。”

“我不反对，不过实在没有必要，我已经彻底翻过一遍了。是谁雇你来的？”

“霍华德·梅尔顿。”

他的嘴巴默默地嚼了一阵：“我可以问他雇你做什么吗？”

“找他太太，她在两星期前跑了。”

廷奇菲尔德把牛仔帽摘下，揉揉灰褐色的头发，然后站起来打开门锁，敞开门。接着他又坐下，静静地看着我。

“他不愿意公开这件事，”我说，“怕受他太太的连累，丢了饭碗。”廷奇菲尔德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我，黄色的灯光将他的一侧脸塑成了铜像。“跟酗酒和比尔·海恩斯那两件事都无关。”我补充道。

“这些都不能解释你为什么想搜比尔的木屋。”他温和地说。

“我就是个好管闲事的家伙。”

他动都没动，有那么一刻，他大概心里在判断我是不是在和他开玩笑，如果是，他又是否该在意。

他终于说：“你会不会对这个感兴趣？”他从风衣口袋里掏出一团用报纸包住的东西，借着灯光在桌面上打开。我走过去，看到报纸里有一条细金链子，上面有把极小的锁。链子已经被剪刀整齐地剪断，但小锁并没有打开。链子很短，不超过四五英寸，锁也很小，没比链子大多少。链子和报纸上都有些白色粉末。

“你猜我是在哪里找到的？”廷奇菲尔德问。

我把手指沾湿，蘸了一些白色粉末，在指间搓了搓。“在一袋面粉里。那边的厨房。这是条足踝链。有些女人一直戴这种东西，从不摘下。把它剪断的人肯定没有钥匙。”

廷奇菲尔德友善地看着我。他往后一靠，用大手掌往一个膝头上一拍，对着松木天花板微微一笑。我卷了一根香烟，再度坐下。

廷奇菲尔德重新把报纸卷好，放回口袋里：“嗯，我想就是这样——除非你还想当着我的面再搜一次。”

“不必了。”我说。

“看来咱俩好像思路不一样。”

“海恩斯太太自己有车，比尔说的。是辆福特。”

“没错。蓝色的双门跑车。就停在下面不远处的路旁，藏在石堆里。”

“听起来不像是蓄意谋杀。”

“我并不认为这是有预谋的。八成是临时起意。她可能是被掐死的，他那双手力气很大。他得想办法把尸体处理掉，那是他能想出来的最好办法。对一个戴假肢的人来说，他处理得还真漂亮。”

“从对车的处理来看更像是自杀，”我说，“计划好的自杀。这样的自杀案例不是没有过，有些人故意布局，来陷害他们仇视的人。她不会开太远，因为她还得走回来。”

廷奇菲尔德说：“比尔也不可能开太远。要他开那辆车一定很不顺手，他用惯了左脚。”

“他在我们发现贝丽尔之前就把那张字条给我看了，”我说，“而且是我先走上码头的。”

“你和我会统一意见的。咱们静观其变。其实比尔心地不错，只不过我觉得这些退伍军人给了自己太多特权。有些家伙不过在前线待了三个星期，就表现得跟受过九次伤一样。比尔对我找到的这条金链子一定有特殊的感情。”

他站起来往门边走，把一口烟草吐到了外面的黑暗中。“我已经是六十二岁的人了，”他回过头来说，“我见过各式各样的人，做各种各样的傻事。我敢说穿着衣服，跳进这么一个冷冰冰的湖里，拼命游到那块木板下面去找死，未免也太滑稽了。话说回来，我把所有秘密都告诉了你，你却什么都没对我说。以前我为了比尔喝醉以后家暴的事儿就口头警告过他好几次，如果陪审团知道这些的话，对他可不太有利。万一贝丽尔以前脚上真的戴了条链子，那他肯定得要去北边新盖好的毒气室体验体验了。你和我干脆回家算了，小子。”

我站起身。

“还有，在公路上别抽烟，”他补充道，“在这里这么做是违法的。”

我把没点燃的那根香烟放回口袋里，步入屋外的夜色中。廷奇菲尔德把灯熄灭，锁上木屋的门，把钥匙揣进衣兜：“你住在哪里，小子？”

“我要下山去圣贝纳迪诺的奥林匹亚饭店。”

“那地方不错，不过气候可比不上我们这里，太热了。”

“我喜欢炎热。”我说。

我们走回路上，廷奇菲尔德往右转：“我的车停在湖尽头。我就在这儿跟你说晚安了，小子。”

“晚安，警长。我觉得不是海恩斯谋杀了她。”

他已经往前走了，并没有回头。“咱们走着瞧吧。”他平静地说。

我走回大门处，翻了过去，找到自己的车，顺着那条途经瀑布的窄路往回开。在和公路相交的路口，我朝西往水坝和峡谷的方向开去。

路上我确定了一件事，如果普马湖附近的居民不继续选廷奇菲尔德当警长，那他们可就大错特错了。

6.梅尔顿加大赌注

等到我开到山脚下，把车停在奥林匹亚饭店前呈对角线分布的停车位时，已经十点半了。我从后备厢中拉出旅行提包，才走了大约四步，就有一位穿着长裤、白衬衫、打黑色领结的黑人门童把行李从我手里抢了过去。

值班的柜台接待员是个糊涂蛋，对我毫无兴趣。我在住客登记卡上签了名。

门童和我搭乘一部四英尺见方的电梯上到二楼，在走廊里转了好几个弯，越走越热。然后他打开一扇门，领我走进一个狭小的房间，里面只有一扇窗，对着一道通风口。

那位门童又高又瘦，脸色发黄，态度冷淡得像一片冻鸡肉，嚼着口香糖。他把我的包放在椅子上，打开窗子，站在那儿看我。他眼睛的颜色就像一杯开水。

“替我们要点姜汁汽水，两个玻璃杯，加上冰块吧。”我说。

“我们？”

“没错，如果你也喝点酒的话。”

“十一点过后我大概可以冒个险。”

“现在是十点三十九分，”我说，“如果我给你一毛钱，你会不会说‘我真感谢你’？”

他咧咧嘴，齿龈咂得啧啧响。

他走出去，没把门关上。我脱掉外套，解开枪套，枪套在我皮肤上压出了一个印子。我摘掉领带，脱下衬衫、背心，在房里踱方步，吹着从门外进来的过堂风，那风有股热铁的味道。房间小得可怜，我侧身挤进浴室，往自己身上淋了些冷水，这才觉得呼吸顺畅了些。这时那位懒洋洋的高个子门童手里端着盘子回来了。他把门关上，我把我的酒瓶拿出来。他调了两杯酒，我们各喝各的。汗从我脖子往下流到脊梁骨上，不过我还是觉得舒服多了。我抱着自己的酒杯坐在床上，看着那位门童。

“你能待多久？”

“干什么？”

“回忆。”

“我的记性最差了。”

“我有钱要花，”我说，“不过我花钱的方式很古怪。”我从外套里掏出皮夹，把钞票一张张铺在床上。

“对不起，”那门童说，“你是警察？”

“私人侦探。”

“那我感兴趣。这种酒可以让我脑袋灵活很多。”

我给他一张一美元钞票：“试试这个。我可以叫你德克萨斯小子吗？”

“你猜得可真准。”他懒洋洋地说，一面把那张钞票利落地塞进裤兜里。

“八月十二日星期五下午你在哪里？”

他喝了一口酒，回忆了一番，很轻柔地摇摇杯里的冰块，又喝了一口。“在这里。四点到十二点的班。”他终于作了回答。

“一位叫乔治·阿特金斯的太太那天在这儿登记入住，她身材娇小苗条，是个漂亮的金发女人。她一直待到晚班火车开车的时候。她把她的车停在饭店车库，我相信现在那辆车还停在这里。我要找给她办登记入住的那个人，找到的话再给你一美元。”我把一美元从床上的钞票堆里抽出来，单独放在一边。

“我真感谢你。”那门童说罢咧嘴一笑。他把酒喝完，走出去，平静地把门带上。我喝完我那杯，又调了一杯。时间一分一秒过去，墙上的电话终于响了。我侧身挤进浴室门和床之间的一个小空间里，拿起话筒。

“是桑尼。今晚八点下班。我想应该找得到他。”

“要等多久？”

“你要他过来？”

“没错。”

“半个小时——如果他在家的话。另一个伙计帮她退的房，叫莱斯，他现在人在这儿。”

“好，带他上来。”

我喝完第二杯酒，觉得在冰块融化以前调好第三杯是不错的选择。敲门声响起时我正在搅那杯酒。我打开门，看见一个红发绿眼、瘦长脸的男人，他长了一张女人似的薄嘴。

“喝点？”

“当然。”他说完便替自己倒了一大杯，又加了一点点姜汁。然后他拿起那杯酒一饮而尽，在两片嘴唇间塞了根香烟，从口袋里摸出一根火柴，还没拿稳就已经把火柴划燃了。他吐出一口烟，用手扇了扇，然后冷淡地看着我。我注意到他口袋上绣的不是号码，而是“领班”两个字。

“谢谢，”我说，“这样就行。”

“嗯？”他的嘴巴很不悦地撇了一下。

“出去吧。”

“你不是想见我吗。”他吼道。

“你是夜班组的领班？”

“正是。”

“我想请你喝杯酒，赏你一块钱。嗯，谢谢你跑一趟。”

他接过一元钞票，站在那儿，一缕烟从鼻孔里飘出来，眼睛瞪得像颗珠子，一副恶狠狠的模样。然后他转个身，快速而僵硬地耸耸肩，无声无息地走出房间。

十分钟之后，又有人来敲门，敲得很轻。开门后，那位瘦高的小子站在门外咧嘴笑。我退开，他轻轻钻进屋里，站到床旁边，嘴角还挂着那个笑容。

“你不喜欢莱斯？”

“对。他满意吗？”

“大概吧。领班就是那个样儿，你也知道，无利不起早。其实你可以叫我莱斯，达尔马斯先生。”

“那么是你给他结的账。”

“如果她的名字叫乔治·阿特金斯太太，那就不是。”

我把茱莉亚的照片从口袋里掏出来拿给他看。他仔细端详了很久。“是长得很像，”他说，“她给了我五毛钱。在这种小镇上，这么多小费足以令人印象深刻。霍华德·梅尔顿太太才是她的名字。现在大家都在谈论她的车。我们这儿的人可能都太无聊了。”

“嗯。她离开这里之后去了哪里？”

“她搭出租车去车站了。你的酒可真好，达尔马斯先生。”

“抱歉，请随便喝。”等他倒完酒之后，我继续问，“还记得别的吗？她有没有访客？”

“没有，先生。不过我记得一件事，大厅里曾有位男士找她说话，是个又高又帅的家伙，她似乎见到他不怎么高兴。”

“噢。”我把口袋里的另一张照片也掏出来给他看，他又仔细端详了一阵子。

“这张看起来不太像她，不过我确信这位就是我提到的那位男士。”

“噢。”

他又把两张照片拿起来，并排摆在一起看，神情有点迷惑：“没错，先生，就是他。”

“你真是乐于助人，”我说，“什么都记起来了，对不对？”

“我不懂你的意思，先生。”

“再来一杯嘛，我欠你四块钱，总共加起来是五块。你的话可不值这些钱。你们这些门童总想贪多。”

他拿起一小杯，用手端正，蜡黄的脸皱起来。“我尽力了，”他严肃地说，然后把酒喝完，轻轻地放下杯子，走到门边，“你可以留着你的臭钱，”他从裤兜里掏出那张一元钞票，扔到地板上，“去你妈的，你……”他轻声说。

他走了出去。

我也把那两张照片并排放在一起，皱着眉头研究。看了许久，脊柱突然感到一阵被冰冷的手指划过的凉意。我曾经有过同样的感觉，但只是短短一瞬间，我就把这种感觉抛在脑后。而这一次它来了就不肯走。

我走到小桌子前面，拿起一个信封，把一张五元钞票放进去封好，然后在外面写了“莱斯”两个字。我穿上衣服，把酒瓶揣在屁股兜里，拎起行李，离开那个房间。

到了楼下大厅，那个红发瘦长脸的门童立刻跑到我跟前，莱斯则待在一根柱子后面，双臂抱在胸前，一言不发。我走到柜台前要结账。

“有什么问题吗，先生？”柜员一脸疑惑。

我付了账，走到外面停车场，然后又转过身走回柜台。我把那个装了五元钞票的信封交给那位前台：“把这个交给那个从德州来的莱斯。他有点生我的气，不过很快就会没事的。”

我在半夜两点开到格兰岱尔，到处找可以打电话的地方，结果找到一个通宵营业的车库。

我把所有零钱都掏出来，拨给接线员，得到了梅尔顿在比弗利山庄的号码。电话终于接通了，他的声音听起来并没有什么睡意。

“很抱歉，这么晚打电话给你，”我说，“不过是你叫我打的。我一路追踪梅尔顿太太留下的线索，追到了圣贝纳迪诺和那里的车站。”

“这个我们已经知道了。”他不高兴地说。

“能确定一下总是比较好。他们已经搜过海恩斯的木屋，没发现什么。如果你认为他知道梅尔顿太太的去向……”

“我不知道我现在应该怎么想，”他尖锐地打断我的话，“我只是在你告诉我那个消息之后，觉得你们应该去搜搜那个地方。你要向我报告的就是这些？”

“不，”我迟疑了一下，“我做了个噩梦。我今天早上梦到切斯特路的那栋房子里，有个女人用的皮包在一把椅子上。那里树荫浓郁，屋里很暗，我忘了把它带走。”

“什么颜色的皮包？”他的声音跟贝壳一样坚硬。

“深蓝色，也可能是黑色。屋里光线太暗了。”

“你最好回去拿。”他说道。

“为什么？”

“我付你五百美元就是让你去做这些事的。”

“就算我收了五百块，我该做的事也有个限度，何况我现在还没拿到钱。”

他骂了几句脏话。“听着，朋友，我欠你很多，可是这件事得靠你，你不能让我失望。”

“现在那栋房子的前院可能围满了警察，也可能还是安静得像墓地一样。不论是哪种情况，我都不喜欢。我受够了那栋房子。”

电话那头的梅尔顿一阵沉默。我深深吸了一口气，继续火上浇油：“还有，我猜你本来就知道你太太在哪里，梅尔顿。古德温那天在圣贝纳迪诺的饭店里碰到她。几天前他拿到一张她的支票。你在街上遇到古德温，间接帮他兑现了那张支票。你本来就知道她在哪儿。我猜你雇用我的目的只是为了收集她留下的线索，确保一切都没问题。”

他那头是更长时间的沉默。等他再开口时，声音变得轻柔起来：“你赢了，达尔马斯。没错，那张支票的确是勒索。可是我并不知道她人在哪里，这件事我没有骗你。至于那个皮包，你一定要去拿回来。你觉得七百五十美元够吗？”

“好多了。我什么时候去拿？”

“今天晚上。你收支票吗？天亮以前我只有八十块现金。”

我迟疑了一下，但面部感觉告诉我，自己正在咧嘴笑。“好吧，”我终于说，“成交。除非那里围了一大堆警察，否则我会把皮包拿出来。”

“现在你在哪里？”他高兴得快要吹口哨了。

“奥苏萨。大概一个小时能到。”我撒了一个谎。

“快点，”他说，“你会发现我是个合作的好伙伴，而且你已经陷得很深了，我的朋友。”

“我早就习惯了。”说完我就挂断了电话。

7.两只替罪羊

我驶回切维切斯大道，一路开到切斯特路，然后熄了车灯拐进去。我迅速转过弯，开向古德温家对面那栋新房子。那栋房子附近没有动静，前面没停车，我看不出任何有人在监视的迹象。我必须冒这个险，就像我以前做过的其他更危险的事那样。

我开进车道，下车把没上锁的车库卷门拉起来，把车停进去，然后再把门拉下来。我蹑足穿过街道，仿佛后面有印第安人追杀似的。我用古德温家后院的那些树作掩护，躲在最大那棵后面，往地下一坐，请自己喝一小口裸麦威士忌。

时间慢慢过去，像死人的脚步。我知道过会儿会有人来，但不知还要等多久。结果，这个人来得比我预料要快得多。

大约十五分钟之后，一辆车从切斯特小径上开进来，我在屋侧的树隙间瞄到了车子的反光。车灯没亮，不错。它就停在附近，车门被轻轻关上。一个人影无声无息地在屋子一角移动。他很娇小，比梅尔顿矮一英尺。梅尔顿不可能这么快就从比弗利山庄开车过来。

那个人影来到后门，打开门，然后便消失在门后更深的一片黑暗里，后门随之无声无息地关上了。我站起身，蹑手蹑脚地穿过湿软的草地，悄悄踏上古德温先生家的阳台，从那儿潜入厨房。我先站在原地不动，竖起耳朵仔细听，没有声音，身后也没有灯光。我从腋下掏出手枪，紧紧夹着枪柄，大气也不敢出。接下来发生了件有意思的事，通往餐厅的双推门底下突然透出一道光。那个人影居然开灯了，真是莽撞！我穿过厨房，把门推开后，就没再管我。灯光从客厅拱门外洒进餐厅。我没多想就朝客厅走去，太大意了。我穿过拱门。

一个声音在我手肘边响起：“把枪放下，继续往前走。”

我看了她一眼。娇小，算得上漂亮。她的枪稳稳地指着我。

“你不太聪明，”她说，“对不对？”

我把手松开，让枪落地，再往前走四步，然后转过身来。

“对。”我说。

那女人没再开口，从我身旁走开，绕了一小圈，没管那把躺在地上的枪。她直到正对着我才停下来。我看看她后面那把摆在角落里和脚凳配套的椅子，白色麂皮拖鞋依然躺在脚凳上，兰斯洛特·古德温先生仍随意地坐在椅子上，左手依旧靠着宽厚的缎面扶手，右手垂向地面，旁边便是那把小枪。最后一滴血凝固在他下巴上，看起来又黑又硬、永不消失。他的脸现在有点像蜡像。

我再看那女人一眼。她穿了一条精致的蓝长裤，双排扣外套，戴一顶往上翘的小帽，头发很长，发梢卷曲，头发染成暗红色，在阴影里微微发着蓝光。匆忙之中涂抹的胭脂擦得太厚了。她用枪指着我的同时，对我微笑，这可不是我见过的最美的笑容。

我说：“晚安，梅尔顿太太。看来你的枪不少呢。”

“坐到你后面那把椅子上，双手合拢放在脖子后面，不准乱动。这很重要，你别大意了。”她一笑，牙齿和牙龈都露了出来。

我照她的指示做。微笑从她脸上退去。虽然这张脸模样不错，此刻却显得格外严肃。“等一下，”她说，“这件事也很重要，或许你猜得到它有多重要吧。”

“这个房间有死亡的气味，”我说，“我猜这也很重要。”

“你乖乖等着。”

“本州已经不再吊死女人了，”我说，“不过两条人命比一条贵，贵很多！差不多贵十五年。你好好考虑。”

她没吭声，笃定地站在那儿，用枪对着我。这把枪比较大，但她显然并不觉得不顺手。她的耳朵忙着聆听远处的动静，几乎没听到我说的话。时间一分一秒过去，我的双臂开始发疼。

他终于来了。另一辆车静悄悄地从街上开进来，停下，车门静静关上。安静了一会儿，接着后门打开。他的脚步声很沉重。他穿过敞开的门，走进点了灯的房间，一声不响地站在那儿，环顾室内，脸上的眉头扭成一团。他先看看坐在椅子上的死人，再看看拿枪的女人，最后才看我。然后他走上前把我的枪捡起来，放进外套口袋里，再静静走到我面前，仿佛不认识我似的，绕到我身后，搜了我的口袋，把那两张照片和那封电报掏出来，这才从我身旁走开，到女人旁边站定。我放下双臂搓揉一番。他们俩一起静静看着我。

最后，他柔声说：“骗人，嗯？我先查了你的电话，发现其实是从格兰岱尔打来的，不是奥苏萨。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那么做，但我就是查了。然后我又打了个电话，对方告诉我这个房间里根本没留下什么皮包。说吧。”

“你要我说什么？”

“为什么要骗我？到底是怎么回事？”他的声音很低沉、很冷酷，但理智的成分多过恶意。女人站在他旁边，握着枪，一动也没动。

“我冒了个险，”我说，“你也冒了个险来这里。我无法确定能否骗成功。这个主意，就是要让你立刻打电话问她关于皮包的事。她会知道根本没有皮包，所以你会明白我在耍花样。你一定会很想知道我在搞什么鬼。你应该有把握我并没有和警方合作，因为我一直知道你的行踪，要抓你一点都不难。我只是想把这位女士从黑暗里引出来而已。万一行不通，那我只好再想别的办法。”

女人哼了一声说：“我倒想知道当初你为什么会雇这个偷偷摸摸的家伙？”

他没理她，只用那双黑石头般的眼睛直勾勾地看着我。我偏过头，冲他快速眨了眨眼睛，他的嘴巴立刻绷紧。女人没看见。她离这边太远了。

“你需要一只替罪羊，梅尔顿，”我说，“而且十万火急。”

他稍稍转身，好让自己略微背对那个女人。他的眼睛差点把我的脸给吃掉。他挑了下眉毛，微微点点头。

他做得很漂亮。他先在脸上摆个笑容，然后转过去面对她说：“咱们离开这里，找个安全的地方谈谈如何？”趁着她专心听他讲话，心里合计着他的提议时，他的一只大手猛地往她手腕一敲。她叫了一声，枪应声落地，然后她踉跄着往后退，握紧两只拳头，啐了他一口。

“拜托，聪明的话就自己坐下。”他干巴巴地说。

他弯下腰捡起她的枪，扔进另一个口袋里。然后他又笑了，这是一个无比自信的微笑。

他彻底忘了一件事，虽然我现在受制于人，却还是差点笑出声来。那女人往他身后的一把椅子上一坐，双手撑着头，若有所思。

“你现在可以告诉我，”梅尔顿开心地说，“我为什么需要一只替罪羊。”

“关于海恩斯的木屋，我在电话里对你撒了一个谎。有位很聪明的老警察，拿着筛子搜过那地方。他在面粉袋里发现一条金脚链，是用剪子剪断的。”

女人怪叫了一声，梅尔顿连看都懒得看她。她眼睛圆睁，认真地盯着我。

“他大概推测出来了，”我说，“也可能没有。他不知道梅尔顿太太在奥林匹亚饭店休息过，也不知道她在那儿遇见古德温。如果他知道，一定会豁然开朗。不过他身上没有照片，不能像我那样拿给那儿的门童看。帮梅尔顿太太退房的那位门童记得她一句话都没交代，就把车子留在那里，他也记得古德温，记得他曾经跟她讲过话。他说她吓了一跳。他不太确定照片上是不是梅尔顿太太，但是认得古德温。”

梅尔顿嘴巴微张，脸不自然地抽搐了一下，牙齿开始打战。女人在他背后无声无息站起来，一寸寸往后退，退进房间没有光的地方。我没看她，梅尔顿似乎也没听到她移动的声音。

我说：“古德温跟踪她进城，她一定是搭巴士，或是租了辆车，因为她把另一辆留在圣贝纳迪诺了。他跟着她来到她的藏身处，但她并不知道。这可不容易，因为她的警惕性一定很高。然后他突然出现，她先是拖了他一段时间，用什么方法我不知道，而且他一定每分每秒都在监视她，因为她一直没能溜开。最后她实在拖不下去了，于是给了他那张支票，那只是预付款而已。他又回来伸手要钱，这次她彻底把他给解决了，就在那张椅子上。你并不知道，否则那天早上绝对不会让我过来。”

梅尔顿苦笑道：“没错，我并不知道。”他说：“难道这就是我需要替罪羊的原因？”

我摇摇头。“你好像故意听不懂，是不是？”我说，“我刚才说古德温认得梅尔顿太太，没什么新鲜的，对不对？古德温凭什么敲诈梅尔顿太太？他什么把柄都没有。他并不是敲诈梅尔顿太太，因为梅尔顿太太死了。她已经死了十一天了。今天她才从小鹿湖底浮上来，穿着贝丽尔·海恩斯的衣服。那才是你需要替罪羊的原因，而且你已经找到了，现在有两个在你掌控之中。”

在房间阴暗处的女人弯下腰捡起一个东西往前冲，边冲边喘着粗气。梅尔顿转过身，双手伸进口袋里掏摸，可是他犹豫得太久，眼睁睁看着她从古德温尸体手边捡起那把枪。这把枪就是他刚才忘记的东西。

“你……”她说。

他仍然不是很害怕，伸出双手，摆出要安抚她的姿势。“好，宝贝，我们照你的方法做。”他柔声说。他的手臂很长，此刻已经可以搂到她。刚才她握枪的时候他试过一次，现在他想再试一次。他快速朝她靠过去，大手一挥。我伸出一只脚，想去绊他的腿。但是我离他太远了。

“我当替罪羊正合适，对不对？”她说罢便往后退，枪响了三声。

他在中弹后还往她身上扑，结果重重落在她身上，两人一起摔向地板。她早应该想到这一点。他们扭打在一起，他庞大的身躯把她压在底下。她哀号一声，朝我伸出一只握枪的手臂，我用力把枪从她手里拍掉，然后抓住他的口袋，掏出我的枪，在离他们远一点的地方坐下来。我的脖子后面感觉一阵冰冷。坐下之后我把枪放在双膝上，就那么等着。

他伸出一只大手，抓住一张长椅的腿。握住木头的手开始泛白，身体弓起来，翻来翻去，女人又开始大叫。然后他往后翻，身体扭曲，手松开了椅子腿。手指慢慢舒展开，整个人瘫在地毯上。一阵临终喉鸣之后，便是一片死寂。

她从他身体下面挣扎着爬出来，站起身拼命喘气，怒目圆睁，像头野兽，然后无声无息地转身就跑。我没有动，任由她跑了。

我走过去，在这个四仰八叉横躺的高大男人身旁弯下腰，伸出一根指头紧紧贴上他颈侧探寻脉搏，耳朵也仔细听着。然后我慢慢直起身子，再仔细听了一会儿。没有警笛声，没有车声，没有声音！只有这房间里的一片死寂。我把枪塞回腋下，把灯熄了，打开前门，沿着院子里的步道走到外面的人行道上。街上毫无动静，一辆大车停在消防栓旁的路肩上，就在古德温家前面的道路尽头。我穿过街道，走到那栋新房子前，把我的车从车库里开出来，关好车库，启程去普马湖。

8.留下警长廷奇菲尔德

那栋木屋矗立在一个低洼处，屋前挡着一片松树林。盖得像座仓库似的大车库旁叠了一堆木柴，车库门朝着清晨的阳光敞开，廷奇菲尔德的车在阳光下闪闪发光。一条防滑小道通往前门，一缕烟从烟囱里往上冒。

廷奇菲尔德打开门，身上穿着老旧的灰色高领毛衣和卡其裤。刚刮过胡子的脸光滑得像个婴儿。

“是你啊，小子，快进来，”他平静地说，“原来你也一早就上工啦，昨晚没下山？”

我从他身边经过，走进木屋，在一张罩着用钩针编织的椅套的波士顿摇椅上坐下。我前后摇晃着，那把椅子发出让人舒服的吱嘎声。

“咖啡刚刚煮好，”廷奇菲尔德和蔼地说，“艾玛会替你加个盘子。你看起来好像累坏了，小子。”

“昨晚我下山了，”我说，“刚刚才开上山。昨天在湖里的不是贝丽尔·海恩斯。”

斯廷奇菲尔德说：“见鬼了。”

“你好像不是很惊讶。”我说道。

“我不容易惊讶，尤其是在还没吃早餐以前。”

“那是茱莉亚·梅尔顿，”我说，“她是被谋杀的，是霍华德·梅尔顿和贝丽尔·海恩斯一起下的手。他们让她穿上贝丽尔的衣服，把她拖到六英尺深的水底，塞到那些木板底下，好让她在水里泡个够，让别人再也认不出来。那两个女人都是金发，身材差不多，长得也很像。比尔说她们俩几乎可以当姐妹了。当然，不是孪生姐妹。”

“她们的确有点像，”廷奇菲尔德严肃地看着我说，然后提高嗓门叫道：“艾玛！”

一位穿印花洋装的粗壮女人打开里面的门走出来，她在过去曾是腰的位置系了一条巨大的围裙，一股咖啡和煎培根的香味夺门而出。

“艾玛，这是从洛杉矶来的私人侦探达尔马斯先生，替他加个盘子，我会把桌子从墙边拉出来一点。他现在又累又饿。”

胖女人对我点头微笑，在桌上摆好刀叉。

我们坐下吃培根、蛋、热松饼，喝大杯的咖啡。廷奇菲尔德一个人吃四人份，他太太却吃得跟鸟一样少，还不停像只鸟似的起来坐下，端更多食物上桌。

等我们终于吃完后，廷奇菲尔德太太收拾好桌子，在厨房里忙活。廷奇菲尔德切下一大块烟草，小心翼翼地塞进嘴里，我又回到那把波士顿摇椅上坐下。

“好了，”他说，“我现在可以听故事了。发现那条金链子以后我一直很不安心，因为它被藏在离湖那么近的地方。可是我这个人脑筋转得很慢，是什么事情让你觉得梅尔顿谋杀了他老婆？”

“因为贝丽尔·海恩斯还活着，只不过把头发染红了。”

我把我的故事一五一十告诉他，事无巨细，毫无隐瞒。他一直等我说完后才开口说话。

“你这次案子可真是办得漂亮，当然，有几次也算你走运，我们都得靠点运气。不过，其实你根本不需要插手，是不是？”

“没错。不过梅尔顿雇我来，把我当傻子耍。我这个人有点固执。”

“你觉得梅尔顿当初为什么要雇你？”

“他必须这么做。这是他计划的一部分，他需要有人正确辨认尸体。也许他希望时间更久一点，想等到尸体下葬，案子了结之后。不过他最后一定得做到这一点，否则就拿不到他老婆的钱。另外一个选择是等过几年，法院就会判定她合法死亡。当尸体得到辨认时，他必须证明自己曾经试图寻找她。如果他老婆真像他说的有偷窃癖，那他就有很好的理由不报警，而找私人侦探。无论如何，他必须采取行动。更何况，他身边还有来自古德温的威胁。本来他可能计划杀掉古德温，让我去顶罪，不过没想到贝丽尔早了一步，否则他绝不会让我去古德温家。

“事后——我也是傻，居然来这里之前没把古德温的死通知格兰岱尔警察局——他可能觉得可以用钱收买我。其实那桩谋杀案本身很简单，但是有一点他可能不知道，或是没想到。她大概是真的爱上了他。她出身卑微，又有个酗酒的老公，这样的女人的确容易为梅尔顿这种男人着迷。

“梅尔顿不可能想到尸体会在昨天就被发现，那纯属意外。但他会一直雇我办案，旁敲侧击，直到我们发现尸体为止。他知道海恩斯一定会变成头号嫌疑人，因为她留下的那张字条听起来并不像遗书。梅尔顿心里明白，自己的老婆和海恩斯在山上一定会搞在一起。

“他和贝丽尔一直在等待最好的时机，等到海恩斯跑到北岸喝个烂醉的那天晚上。贝丽尔一定在什么地方打了个电话给他，这你应该查得出来。他要是拼命开车，可以在三个小时之内开到山上，那时茱莉亚大概还在喝酒。梅尔顿把她敲昏，帮她换上贝丽尔的衣服，把她送进湖里。他人高马大，一个人就可以搞定，不会有什么困难。贝丽尔可能是负责替他把风，看守通往这片小木屋唯一的路，同时让他有机会把那条金链子藏在海恩斯的木屋里。然后他赶回城里，贝丽尔则穿上茱莉亚的衣服，拿了茱莉亚的行李箱，开她的车到圣贝纳迪诺的饭店。

“倒霉的是，她在饭店被古德温撞见，还必须跟他讲话。古德温看到她身上的衣服，用的行李，还有听到饭店的人称呼她梅尔顿太太，一定察觉出事有蹊跷。所以他一路跟踪她进城，接下来的事你都知道了。依我看来，梅尔顿安排她留下这条线索，说明了两点：第一，他打算等一段时间，等到尸体被指认，大家多半会认为那是贝丽尔·海恩斯，因为比尔说它是，而且还能顺理成章地栽赃比尔。

“另一点是，等到指认出尸体其实是茱莉亚·梅尔顿以后，贝丽尔留下来的那条假线索就会让人觉得其实是她和比尔一起下的手，目的是骗取自己的保险金。我觉得梅尔顿把那条金链藏在小木屋里是个大错误，他其实应该把它丢进湖里，找个什么螺丝绑起来，以后再假装无意把它钓上来。把东西藏在海恩斯的木屋里，然后问我是否搜查过他的屋子，实在是有些草率。不过谋杀总会有破绽。”

廷奇菲尔德把烟草送到另一边腮帮子里，走到门口往外吐。他两手背在身后，站在门口。

“他肯定会把所有罪过都推到贝丽尔头上，”他回过头来说，“不会让她有机会说太多话。你有没有想过这点？”

“当然有。等警方开始找她，报纸也开始大肆报道这件案子的时候，他就得做掉贝丽尔，制造自杀的假象。这样或许行得通。”

“你真不应该让那个女杀人犯逃走。还有其他几件你不该做的事，不过这一件比较严重。”

“这到底是谁的案子？”我吼道，“是你的？还是格兰岱尔警察局的？贝丽尔迟早会落网。她已经杀了两个人，下次再出手一定会有闪失。这些凶手的结局都一样。而且，还有很多证据有待发掘，这都是警方的工作，不是我的事。你不是想连任吗？对手不是两个年轻人吗？我专程赶回来可不是来呼吸新鲜空气的。”

他回头有点狡猾地盯着我：“我早就知道，你心里觉得廷奇菲尔德这个老头子心肠软，应该不会让你坐牢。”然后他哈哈大笑，用力拍了一下大腿。“留下警长廷奇菲尔德！”他对着窗外辽阔的山峦大喊一声。“你猜对了。通过这个案子，他们要是不选我，那真是傻子。咱们这就去办公室，打电话叫圣贝纳迪诺的检察官上山吧。”他叹了口气：“那个梅尔顿就是聪明过了头。”他说：“我喜欢头脑简单的人。”

“我也是，”我说，“所以我才会在这里。”

警方在加州至俄勒冈的公路上逮捕了贝丽尔·海恩斯，她开着一辆租来的车，想逃到南边的怀里卡去。公路巡警拦下她做例行的过境水果临检，可是她并不知道，结果掏出另一把枪来。她还带着茱莉亚·梅尔顿的行李，穿着她的衣服，带着她的支票簿，其中九张支票上有根据茱莉亚亲笔签名描摹的签名。古德温兑现的那一张后来也被证明是伪造的。

廷奇菲尔德和郡检察官替我到格兰岱尔警察局说情，不过我还是被他们收拾了一通。从“紫罗兰”麦基那里，我得到一块又大又多汁的桑葚蛋糕；从已过世的霍华德·梅尔顿那里，我得到了他给我的那笔五十美元预付金剩下的零钱。廷奇菲尔德在选举中大获全胜，如愿连任。

山中无恶事

1

信在中午前就寄到了，特快专递，普通信封，寄信人为F.S.莱西，寄出地址是加州普马角。里面附了一张开票人为弗雷德里克·S.莱西的一百美元现金支票。信封里装着一张普通纯白信纸，信上有好几个打错未改、直接重打的字：

亲爱的约翰·埃文斯先生
[1] ：

莱恩·韦斯特林向我推荐你。我的情况紧急，高度机密。谨附劳务费，请务必在周四下午或晚间抵达普马角，入住印第安酋长旅馆，拨二三〇六找我。

祝好

弗雷德·莱西

一个星期没有生意上门，今天是个好兆头。开票银行距离办公室六个街区，我走过去兑了钱，吃完午餐便开车上路。

山谷里很热，到了圣贝纳迪诺更热。车子爬上五千英尺高的地方，我却依旧觉得热，此处高速公路距离普马湖十五英里。七拐八拐的山路我开了四十英里后才凉快下来，不过真正感觉到凉意是在抵达水坝之后，沿着湖南岸行驶，途经一堆堆花岗岩和湖边散落的营地。我在薄暮时分抵达普马角，肚皮空得像条内脏被掏空的鱼。

印第安酋长旅馆位于街角，是一栋棕色建筑，对面是家舞厅。我登记了姓名，把行李提上楼，放进一个四壁空空的房间。地板上铺了一块椭圆形地毯，角落里摆了一张窄双人床，松木墙上挂着一份因为山中夏季干燥而打卷的月历。我洗了脸和手，下楼去吃东西。

大厅旁的餐厅里人满为患。男人都身穿运动服，满嘴酒气，女人们穿着宽松长裤或短裤，手指甲都涂得艳红，指关节却脏兮兮的。一个嘴里叼根雪茄、长了一对八字眉的家伙，在人群中走来走去，一位穿长袖衬衫、个子瘦小、双眼无神的收银员，则拼命想从小收音机里听清楚好莱坞公园的赛马结果，结果收听到的杂音跟土豆泥里的水分一样多。一个五人乡村乐团穿着统一的白外套和紫衬衫，认命地站在黑暗的角落里与酒吧里的嘈杂人声抗争。

我囫囵吞下他们所谓的晚餐套餐，再用一杯白兰地把食物冲下肚。这时天还很亮，但镇上的霓虹灯已经亮起来，到处都是汽车喇叭声、吵闹的人声、台球撞击声、射击场上点二二的爆裂声和点唱机传出的音乐，更远处还埋伏着湖上快艇引擎的轰鸣声。邮局对面的角落有个蓝白箭头，写着“电话”。我沿着一条灰尘漫天的小巷走过去，四周突然安静凉快下来，满是松香的味道。一头戴着皮项圈的母鹿在我眼前慢慢穿过马路。打电话的地方是栋小木屋，角落里有个小隔间，里面有个投币电话。我进去把门关上，投下五分硬币，拨了二三〇六，一个女人接起电话。

我说：“弗雷德·莱西先生在吗？”

“请问您是哪位？”

“我姓埃文斯。”

“莱西先生现在不在。他跟你有约吗？”

我才问她一个问题，她却问了我两个，我可不喜欢这样。我说：“你是莱西太太？”

“对，我是莱西太太。”我觉得她的声音很紧张，不过有些人天生就是这样。

“我有事情找他。”我说，“他什么时候会回来？”

“我不确定，大概今天晚上吧。你有何……”

“你们的木屋在哪里，莱西太太？”

“在……在博赛角，从镇上往西走两英里。你现在在镇上打电话吗？你有……”

“我过一个小时会再打电话来，莱西太太。”说完我挂上电话。我跨出小隔间，对面角落有位穿长裤的黑人女孩坐在小桌前，好像在记账。她抬头看我一眼，笑着说：“你喜欢山里吗？”

我说：“还可以。”

“这里很安静，”她说，“可以放松。”

“嗯。你认识一个叫弗雷德·莱西的人吗？”

“莱西？噢，对了，他们最近才安装了电话。他们买下了鲍尔温木屋，最近才买的，在此之前，这栋房子已经空了两年了。它建在博赛角尽头那块高地上，可以俯瞰湖面，视野开阔。你认识莱西先生？”

“不认识。”说完我就离开了。

那头母鹿挡在小路尽头的栅栏开口处，我企图把它推开，它却不肯移动，我只好绕过栅栏，走回印第安酋长旅馆拿车。

小镇东边的尽头有座加油站，我在那里停车加油，顺便问那位皮肤跟皮革一样硬的服务员博赛角怎么走。

“嗯，”他说，“这个简单，一点都不难走，博赛角很好找。你从这里往下走大概一英里半，经过一座天主教堂和金凯德营地，看到面包店就往右转，然后一直走到威尔顿营地，过了之后走左边第一条路。那是一条土路，不太好走。冬天的时候扫雪车都不去那儿，不过这会儿可不是冬天，是吧？那里你有熟人？”

“没有。”我付钱给他，他转身去找零钱，再回来。

“那里安静得很，”他说，“休息的好地方。你叫什么来着？”

“墨菲。”我说。

“幸会，墨菲先生，”他伸出手想跟我握手，“随时过来，我很高兴能替您服务。这个博赛角嘛，你只要沿着这条路往下一直走……”

“好的。”我说完赶快跑路，留他张着嘴愣在那儿。

现在我知道博赛角怎么走了，于是转个弯往另一条路上开。很可能弗雷德·莱西并不希望我去他的木屋造访。

距离旅馆半个街区外，马路延伸向一个码头，然后继续往东沿着湖边蜿蜒。湖水水位比较低，牛群在春天时还浸没在水里的湿草地上吃草，几位有耐性的游客坐在装有船外马达的小船里钓鲈鱼和青鳃鱼。越过草地约一英里处，一条泥巴路蜿蜒伸入一片长满杜松的陆地。湖岸有座灯火通明的舞亭。这里纬度高，此时的天色依旧和傍晚一样，乐团却已开始演奏音乐，乐声近得仿佛在我口袋里。一个女孩用低哑的喉音唱着《啄木鸟之歌》。我驱车经过，继续往前开，乐声渐远，路面开始颠簸，碎石越来越多。一栋湖滨木屋和我擦身而过，我眼前除了松树和发亮的水面之外，什么都没有。我把车停在凸起的路面边缘，走到一棵根部足足有十二英尺高的巨大断木旁边，背靠着它坐在干燥的地面上，点起我的烟斗。这里远离一切，静悄悄的。远方湖面上有两条船玩着追逐赛，但靠我这一边除了一片在山中暮色里逐渐黯淡的静水之外，什么都没有。我不知道这位弗雷德·莱西是什么人，他到底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如果情况真的那么紧急，他为什么不留在家里，或者交代一声？我纳闷的时间并不久。夜色如此平静，我抽着烟斗，看着湖色天光，也看着一只停在松树树梢上等待天色变黑好唱一首晚安曲的知更鸟。

过了半个小时，我站起来，用脚跟在松软的土里挖了个洞，把烟丝倒进去，拨些土盖上，然后用力踩平。我漫无目的地往湖面走，走到断木的另一头。结果我看到了那只脚。

一只脚上穿着帆布鞋，大约九号。我绕过大树的根部。

另外一只脚也穿着帆布鞋，腿上套着细条纹白裤子，淡绿色带口袋的运动衬衫露在裤子外面，没系扣子的V字领领口处外露出一些胸毛。这是一个头发半秃的中年男人，皮肤晒成古铜色，嘴唇上有条细细的胡子。他的嘴唇有些厚，嘴巴和其他类似状况下的人一样微微张开，露出牙齿。从这张脸看得出来，他平时吃得饱，没烦恼。他的眼睛盯着天空，我抓不住他的视线。

绿色运动衬衫的左半边被血浸透，面积和餐盘一样大。血渍正中央可能有个焦黑的洞，我不能确定，天色已经暗得让人眼花。

我弯下腰，在他衬衫口袋里摸到香烟和火柴，角落里还有两个硬块，应该是钥匙和零钱。我把他稍稍翻个身，去摸臀部。他身体还很软，体温尚存。右侧裤兜被钱包撑得鼓鼓的，我把钱包抽出来，用膝盖抵住他的背部。

钱包里有十二美元和几张卡，让我感兴趣的是他驾照上的照片和名字。我点燃一根火柴，确定自己在暮色中没有看错。

驾照上的名字是弗雷德里克·希尔德·莱西。

2

我把钱包塞回去，站起来，绕了一个圈，仔细观察四周。视线所及的地面和湖面都看不见人影。那样的天色下，谁也看不清楚我在干什么，除非那人就在附近。

我走了几步，看看自己有没有留下脚印。没有。地上铺的一半是几年前就落下来的松针，另一半是腐烂得差不多的朽木。

有把枪躺在四英尺之外，就在断木底下。我没有碰它，弯下腰仔细看看。是一把点二二柯尔特骨柄自动手枪，一半掩埋在已烂成粉状的棕色朽木里，上面爬了很多黑蚂蚁，其中一只正在枪柄上慢慢地爬动。

我直起身，迅速环顾四周，一艘船在视线之外的地方发出引擎空转的轰鸣声，我可以听见节流阀降低速度的闷哼声，可是我看不见它。我开始往停车的方向走，就快要走到车旁时，一个矮小的人影从灌木丛里站起来，从他的眼镜里我看见他手里有东西闪着光。

一个声音嘶哑地吼道：“把手举起来。”

如果拔枪速度够快的话，这时候刚好可以一搏。但是我觉得自己的动作不够快，所以举起双手。

矮小的人影绕过灌木丛走向我，眼镜里会发亮的东西是把枪。枪足够大。他举着枪朝我逼近。

从他黑胡子下面的小嘴里突然露出的金牙闪着光。

“请转过去。”他的声音令人宽心，“你看到躺在地上的人了？”

“听着，”我说，“我是外地人，我……”

“现在就转过去。”那男人冷冷地说。

我转过身去。

枪尖顶上我的背脊。一只手迅速在我身上搜了一遍，停在我腋窝下的手枪上。那个人低哼了一声。手继续往我的臀部转移，我裤兜里皮夹的重量突然消失。真是手法娴熟的扒手，我甚至感觉不到他的动作。

“我现在要检查你的钱包，别动。”枪移开了。

对于手脚利落的人来说，现在就是机会——迅速扑倒，跪着用背贴地翻个跟斗，一眨眼起身，枪已握在手中。手脚利落的人可以像摘假牙一样，一个动作就把这个戴眼镜的小个子制服。可惜，我觉得自己的手脚没有这么利落。

皮夹又放回我的裤兜里，枪管也回到我背脊上。

“嗯，”那声音温柔地说，“你来这里是个错误。”

“兄弟，你说对啦。”我对他说。

“没关系，”那声音说，“现在离开，回家去，五百块。什么也别说，一周后你就能收到五百块钱。”

“很好，”我说，“你有我的地址？”

“真好笑，”那声音笑道，“哈哈！”

有东西突然在我右膝窝猛地一击，我跪倒在地。我的头开始疼起来，感觉自己的脑袋马上要被枪管重击。可是我被他耍了。他反而朝我后脖梗子揍了一拳，这一拳还真是够疼。我的脑袋朝湖边飞出去，再像弹簧一样狠狠弹回脊梁上，发出让人毛骨悚然的咔嚓声。在这个过程中，我不知怎么回事就吃了一嘴松针。

我觉得自己仿佛被关在门窗紧闭没有空气的黑夜里。我的胸口在地上摩擦，有人在我背上放了一吨重的煤，其中一大块压在我的后背中央。我发出一些声音，不过没有用，没人理我。我听到船的马达声越来越大，以及脚踩在松针上发出的窸窸窣窣的声响。接下来是两声低低的抱怨，然后脚步声走远。接着脚步声又走回来，一个操着很重口音的声音开口说话。

“那是什么，查理？”

“没什么，”查理回答，“来抽烟的，没干什么。夏季观光客，哈哈。”

“他看到尸体了？”

“没有。”查理说。我很好奇他为何要撒谎。

“好，我们走吧。”

“噢，可惜，”查理说，“可惜。”我背上的重量被移开，脊梁上的煤块也拿走了。“可惜了，”查理重复，“但是没办法。”

这次他说到做到，用枪猛砸我的脑袋。不信我可以让你摸摸我脑袋上的大包，有好几个呢。

过了一会儿，我爬起来，疼得直哼哼。我一只脚撑在地上，把身体重心放在这只脚上，用手背抹抹脸，再把另一脚踩在地上，爬出那个无形的黑洞。

太阳落山，湖面就在我正前方，被月光染成了银色。我右边是那棵巨大的断木，它唤回了我的记忆。我小心翼翼地靠近，用手指轻轻地摸自己的脑袋，肿了，很软，但没有流血。我停下来，回头找我的帽子，突然想起我把它留在了车上。

我绕到树后方。月光很亮，只有在山里和沙漠中才有这么亮的月光，看报纸都没问题。显然，地上没有尸体，树旁也没有蚂蚁在上面爬来爬去的枪。地面明显被翻整过。

我站在原地屏息凝神，结果除了自己脑袋里往上冲的血流之外，什么也没听见，只感到头痛欲裂。我猛地想起来，伸手掏枪，枪还在；再伸手摸皮夹，皮夹也在。我把皮夹拉出来查看里面的钞票，钞票好像也全都在。

我拖着身子走回车旁。我想回旅馆，喝两杯，然后躺下。我想见这位查理，不过不是现在。现在我只想躺下。我还在长身体，我需要休息。

我上了车，发动引擎，在湿软的土地上调了个头，倒着开上泥巴路，然后一直倒到公路上。一路上没有其他车辆，舞厅里乐声仍然很响，嗓音低哑的歌手这会儿正在唱“我永远不再微笑”。

开上公路后我把车灯打开，驶回镇上。当地警官还待在一栋松木板搭的木屋里，距离小船入水口半个街区的消防队对面。隔着玻璃门，木屋里亮着一盏光秃秃、没灯罩的灯泡。

我把车停在对街上，盯着木屋在车里坐了一会儿。里面有个没戴帽子的男人，坐在一张老式书桌后面的转椅上。我打开车门正要下车，突然停住，把车门关上，踩下油门往前开。

毕竟我还有一百块钱要赚。

3

从镇上出来，我开了两英里路，经过面包店，转上新铺的通向湖边的公路。再经过两个营地后，我看到几个棕色童子军帐篷，帐篷里投射出来一串串亮光，其中一个大帐篷里传出洗碗声。车在公路上沿着水湾蜿蜒行驶一会儿后，开上了一条泥巴岔路。泥巴路上车辙很深，有很多一半插在土里的石子，沿路树林茂密，车子通行有些困难。我路过几栋点着灯的老木屋，建材松木连树皮都没刨掉。小路渐渐往上攀升，四周愈发空旷。开了一段路后，眼前突然出现一栋挂在断崖边缘的大木屋，它俯视着脚下的湖面。木屋顶上有两道烟囱，屋外有一道生锈的栏杆，面朝湖的那侧有条长走廊，和一道通往湖面的阶梯。窗户里透出灯光。我开着车灯，可以看见一棵树上钉着一块木板，上面写着“鲍尔温”。就是这栋，没错。

车库是打开的，里面停了一辆小轿车。我开到前面，停下车，走进车库里摸了摸那辆车的排气管，是冷的。我穿过一道生锈的铁门，沿着两侧铺着碎石的步道走向门廊。我刚到门口，前门就打开了，一位高个子女人站在那里，灯光从她背后洒出来。一只毛茸茸的小狗从她身后冲出来，滚下阶梯，跳起来扑向我的肚子，接着落回地上绕着我转圈，发出高兴的声音。

“趴下，亮亮！”女人叫道，“趴下！她是只小笨狗，是不是？她有一半郊狼血统。”

狗奔回屋里。我说：“你是莱西太太吗？我是埃文斯。一小时前我曾经打电话过来。”

“是我。”她说，“我先生还没回来，我……请进。”她的声音有点模糊，仿佛从雾里传出来似的。

进门后，她在我身后把门关上，站在那儿看着我，然后耸了耸肩坐进一张藤椅里，我也在另一张一模一样的藤椅上坐下。那只狗不知从哪儿钻出来，跳上我膝头，用舌头飞快舔了我鼻子一下又跳下去。这只小狗是灰色的，鼻子很尖，长尾巴像根大羽毛。

房间呈长方形，有很多扇窗，窗帘看起来不太新。壁炉很大，前面铺着印第安地毯，两张长椅用褪了色的印花棉布椅套罩住，其他家具都是藤制的，并不是很舒适。墙上挂了几副鹿角，其中一副有六个杈。

“弗雷德还没回家，”莱西太太重复道，“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耽搁了。”

我点点头。她的脸色苍白，黑发显得有点零乱，穿了一件双排铜扣的猩红色外套，灰色法兰绒长裤，猪皮木底凉鞋，没穿袜子，脖子上挂了一条琥珀项链，头上戴着玫瑰色的旧发带。她大概四十五岁，学习穿衣搭配可能已经太迟了。

“你想跟我先生谈生意？”

“嗯，他写信叫我上山，住进印第安酋长旅馆，打电话给他。”

“噢，印第安酋长旅馆啊，”她似乎欲言又止。她跷起二郎腿，又觉得不妥，把腿放下来，往前靠，一只手撑住长下巴，“你是做什么工作的，埃文斯先生？”

“我是私家侦探。”

“这……这跟那笔钱有关吗？”她立刻问道。

我点点头。这么做似乎很正确，通常这些事都和钱有关。反正和我口袋里那一百块有关。

“果然。”她说，“果然是这回事。想不想喝一杯？”

“很想。”

她走进一个木制小吧台，回来时拿了两杯酒。我们各喝各的，从自己的杯子边缘打量对方。

“印第安酋长旅馆，”她说，“我们刚搬来时在那儿住了两夜，等人清理这栋木屋。我们买下之前这里空了两年，脏死了。”

“肯定是。”我说。

“你说我丈夫写信给你？”她又低头看自己的杯子，“他大概告诉你经过了吧。”

我递给她一根烟。她正打算伸手拿，又摇摇头，把手放在膝头上，双手绞在一起，从头到脚仔细观察了我一遍。

“有些地方他说得不是很清楚。”我说。

她直视我，我也正眼回看她。我慢慢朝杯里吐气，直到杯中蒙上一层雾气。

“其实，我觉得也没必要故作神秘。”她说，“我知道的不少，只是弗雷德不知道罢了。比如那封信，他就不知道我已经看过了。”

“他寄给我的那封信？”

“不是，是从洛杉矶寄来的关于那张十元钞票的报告。”

“你怎么看到的？”我问。

她不怎么开心地笑了笑：“弗雷德一副做贼心虚样子，在女人面前你可绝对不能偷偷摸摸。我在他洗澡的时候偷瞄了一眼。从他口袋里发现的。”

我点点头，又喝了一口酒。我说：“噢。”不算再表达意见，因为我不知道我们在讲什么。“你怎么知道他放在口袋里呢？”我问。

“他才从邮局里领出来，我陪他一起去的，”她又笑了，这次比刚才开心，“我看到里面有张钞票，是从洛杉矶寄来的。我知道他把其中一张寄给他的朋友，那个人是这方面的专家。所以我当然知道这封信是报告，果然就是。”

“看来弗雷德守不住什么秘密，”我说，“信里怎么说？”

她有点脸红：“我不确定是不是该告诉你。我连你到底是不是侦探都不清楚，也不知道你是不是真叫埃文斯。”

“这个问题好解决。”我站起来给她看了我所有的证件。等我再坐下时，那只小狗走过来使劲闻我的裤脚。我弯下腰拍它的头，沾了一手口水。

“信上说那张钞票做得很漂亮，尤其是纸质，简直完美。可是在经过比较之后仍然可以看到登记处有细微的差别。这是什么意思？”

“表示那张钞票不是政府的印钞模型印的。还有别的问题吗？”

“还有。在黑色灯光下——我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可以看出墨水组合的细微差异。不过那封信补充说，肉眼看起来那张假钞几乎没有瑕疵，可以骗过任何银行人员。”

我点点头。事情发展出乎我意料。“那封信是谁写的，莱西太太？”

“签名的是比尔，普通信纸，我不知道是谁。噢，还有一件事，比尔说弗雷德应该立刻把钞票交给联邦调查局人员，因为那张假钞几乎可以乱真，若是大量流入市场，麻烦就大了。当然，弗雷德应该不想这么做，这大概就是他找你来的原因。”

“是啊，他当然不想。”我说。我脑海中突然闪现一道亮光，不过还照不到什么东西，脑中漆黑一片。

她点点头，仿佛我刚说了什么似的。

“弗雷德最近大部分时间都在做什么？”我问。

“打桥牌，打扑克牌，几十年都是这样。几乎每天下午都去运动俱乐部打桥牌，晚上也常打扑克。你应该了解他，他不可能跟假钞的事情扯上关系，但总会有人不相信他真的和这件事没关系。他也赌马，不过只是玩玩而已。他就是靠赌马才赢来那五百块，塞在我的鞋子里当作礼物。我们住在印第安酋长旅馆的时候。”

我真想走到院子里大喊几声，再做做深呼吸，释放压力。但我只能坐在那儿，表现出一副心知肚明的样子，慢慢品我的酒。我把酒喝光，冰块发出寂寞的声响，她起身又帮我倒了一杯。我喝了一口，深深吸口气，接着说：“既然可以乱真，他又怎么知道是假的呢，你懂我的意思吧？”

她的眼睛睁大了一点：“噢……我懂。他本来不知道，可是总共有五十张，全是十元钞票，而且都是新钞，然而他放进鞋子里的时候不是那个样子的。”

也不知道扯头发能不能让我自己舒服一些。我没法思考……我的头太痛了。查理！该死的查理。好吧，查理，过一阵子我会去找你算账。

“听我说，莱西太太，”我说，“他在信上没提鞋子那回事。他是不是经常把钱放在鞋里，还是这笔钱因为是赌马赢来的，比较特别？”

“我说过那是礼物，给我的一个惊喜。等我穿鞋的时候就会发现。”

“噢，”我快把自己的上唇咬下半英寸了，“可是你却没发现？”

“我请女佣把鞋子送到镇上去装个鞋跟，我怎么会发现呢？我没有检查鞋里面，怎么知道弗雷德会在鞋里放东西。”

黑暗里射进一丝光线，很遥远，来得又是如此慢，而且光度微弱，大概只有半只萤火虫那么亮。

我说：“弗雷德不知道女佣把鞋子送到鞋匠那儿去了，然后呢？”

“格特鲁德，那位女佣叫格特鲁德，她说她也没注意到那笔钱。等弗雷德发现后他问过格特鲁德，然后去找鞋匠，鞋匠还没做那只鞋，那卷钞票也还塞在鞋里。弗雷德很高兴，把钱掏出来，塞进裤兜，塞给鞋匠五美元，因为他觉得很走运。”

我把第二杯酒喝完，往后靠。“我懂了。然后弗雷德把那卷钞票拿出来后，发现钱不一样了，全变成了崭新的十元钞票，本来他放的钱大概面额不同，也不都是新钞。”

她看我这么努力分析，有点惊讶。她不知道弗雷德写给我的信到底说了多少。我说：“弗雷德一定觉得这件事很蹊跷。他想到一种可能性，于是把其中一张寄给朋友去检验，结果报告说那是以假乱真的假钞。他在旅馆里还问过哪些人？”

“除了格特鲁德大概没有别人。他不想声张，所以才找你来吧。”

我把香烟熄灭，凝望窗外洒满月光的湖面。一艘高速游艇打着一束白色强光，低声轰鸣着滑过水面驶向远方，消失在被森林遮住的地方。

我回头看莱西太太。她还用那只瘦削的手撑着下巴坐在那儿，眼神似乎很遥远。

“真希望弗雷德赶快回家。”她说。

“他人在哪里？”

“我不知道。他跟一个叫作弗兰克·吕德斯的人出去了，那个人住在湖尽头的林地俱乐部，弗雷德说他有那个俱乐部的股份。我刚才打电话问过吕德斯先生，他说弗雷德不久前才搭他的车去镇上，在邮局下了车。我一直在等弗雷德打电话来，叫我去哪里接他回来。他已经出门好几个钟头了。”

“或许他们在林地俱乐部打扑克牌，也许他去那儿了。”

她点点头：“但他通常都会打电话给我的。”

我盯着地板看了一会儿，尽量抵消心中的罪恶感，然后站起身说：“我先回旅馆了，你可以打电话去那儿找我。我记得我好像见过莱西先生，他是不是个子很大，差不多四十五岁，有点秃头，留个小胡子？”

她送我到门口。“没错，”她说，“那就是弗雷德。”

她把狗关在屋内，一个人站在门外看我发动车子离开。天啊，她看起来真寂寞。

4

敲门声响起时，我正平躺在床上摆弄一根香烟，思考自己为什么要在这个案子里自作聪明。我应了一声，一个穿制服的女孩抱着几条毛巾走进来。她的头发黑里透红，仔细化过妆的脸很好看，腿很长。她道了歉，把毛巾挂在铁架上，然后往门口走，边走边看了我一眼，睫毛一眨一眨的。

我说：“嗨，格特鲁德。”只是随便碰碰运气。

她停住，留着深红色头发的脑袋转过来，嘴角随时准备浮出笑意。

“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

“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有位女佣叫格特鲁德，我想找她谈谈。”

她靠着门框，毛巾搭在手臂上，懒洋洋地说：“是吗？”

“你住在这儿？还是暑假来打工？”我问。

她噘起嘴唇：“山上这么多怪物，我可不想住在这儿。”

“感觉如何？”

她点点头。“我不需要朋友，先生。”她的口气似乎在等别人说服她改变主意。

我看看她，然后说：“说说那捆被人藏在鞋里的钱吧。”

“你是谁？”她冷冰冰地问道。

“我姓埃文斯，洛杉矶来的侦探。”我很睿智地朝她露齿一笑。

她的表情变得有点僵硬，手里紧紧握着毛巾，指甲划过棉布发出轻响。她从门边走进来，坐在靠墙的一把直背椅上。她的眼里充满了烦躁。

“你是警察。”她深吸一口气，“怎么了？”

“难道你不知道？”

“我只知道莱西太太在鞋里塞了些钱，她想装个鞋跟，我把鞋子送去鞋匠那儿，他没有偷那笔钱，我也没偷。她的钱都找回来了，不是吗？”

“你不喜欢警察是吧？我好像认得你的脸哦。”我说。

那张脸突然冷下来：“听着，警官，我有正当职业，我不需要你们帮忙，也不欠任何人一毛钱。”

“当然，”我说，“你把那双鞋从房间里拿出去后，就直接去了鞋匠那里吗？”

她不耐烦地点点头。

“半路没有停下来？”

“我为什么要停下？”

“我又不在场，我不知道啊。”

“我没有，除了跟韦伯先生打了声招呼，说我要替客人出去办件事。”

“韦伯先生是谁？”

“他是经理助理，经常在楼下的餐厅里。”

“长得又高又白的那个人？一直在记赛马的结果？”

她点点头：“就是他。”

“噢。”我擦了根火柴，把那根香烟点燃，隔着烟注视她。“谢谢你。”我说。

她起身把门打开。“我好像不记得见过你。”她回头看我。

“总有几个人是你没见过的。”我说。

她脸一红，站在那儿盯着我。

“你们旅馆都这么晚才换毛巾吗？”我没话找话。

“你很聪明，对吗？”

“我希望给别人留下这种印象。”我谦虚地笑了笑。

“可惜效果并不好。”她的声音突然一沉。

“你拿到鞋子之后，还有谁碰过那双鞋子？”

“我告诉你了，我只跟韦伯说了一声……”她突然停住，考虑了一分钟。“我去帮他倒了杯咖啡，”她说，“我把鞋子留在出纳旁边的桌子上。我怎么知道还有谁碰过这双鞋？而且他们已经把钱找回来了，有什么问题吗？”

“我看得出来你很想让我相信你。谈谈这个韦伯，他在这里工作很久了吗？”

“很久了，”她不怀好意地说，“没一个女孩愿意靠近他，你懂我的意思吧？我在说什么呢？”

“在说韦伯先生。”

“哦，让他去死吧。你懂我的意思吧？”

“你和他有什么过节吗？”

她的脸又红了一阵。“再告诉你一件事，”她说，“你也去死吧。”

“希望我能理解你的意思。”我说。

她打开门走出去，丢给我一个充满愤怒的笑容。

她的脚步声清晰地在走廊里回荡，我没听见她走进别的房间。我看了一下表，已经过了九点半。

一个沉重的脚步声穿过走廊，走进隔壁房间，摔上门，开始脱鞋，扔鞋。重物倒在弹簧床上弹了几下。折腾五分钟后他又起床，两只没穿鞋的脚在地板上踩了几下，接着是瓶子撞上玻璃杯的声响。那男人喝了一杯后再倒回床上，几乎马上开始打鼾。

除了楼下餐厅和酒吧传来一阵阵嘈杂声，这家旅馆和其他建在山中的度假旅馆没什么不同。湖上的船发出快速行驶的轰鸣声，跳舞音乐此起彼伏，汽车经过时猛按喇叭，射击场上点二二的爆裂声不断，小孩在大街上吵闹。

这家旅馆安静得连房间门打开我都没听见。门已经打开一半时我才注意到，一个男人很安静地走进来，半掩上门，又走近几步，站在房间里看着我。他又高又瘦，皮肤很白，安静沉默，眼神里充满威胁。

“好吧，”他说，“让我看看。”

我翻身坐起来，打个呵欠：“看什么？”

“你的东西？”

“什么东西？”

“少装傻。让我们看看你凭什么到处瞎打听？”

“噢，那个啊，”我心虚地笑笑，“我没有，韦伯先生。”

“哦，那很好。”韦伯先生说。他穿过房间，晃荡着胳膊，等他走到距离我三英尺左右时，突然一伸手，一个大巴掌重重打在我脸上。我的头往旁边一歪，后脑勺上的疼痛从四面八方涌来。

“因为这事儿，”我说，“你今晚没去看电影。”

他狰狞地笑着，举着右拳。他出拳之前的架势摆了太久，久到我都可以跑出去买个拳击面具再回来了。我从拳头底下钻过去，用枪往他肚子上一插。他很不爽地哼了一声。我说：“先等我把门关上，我们再坐下谈谈鞋里钞票的事，也有人管它叫调包事件。”

“你去死吧。”他说。

“说得好，”我说，“而且很有创意。”

我往后伸手去摸门把，视线一直没离开他身上。门板在我身后吱吱响了一声，我转过身，就在这时一块又重又硬的大砖头拍在我下巴一侧。我摔了出去，眼冒金星，整个人仿佛坠入了太空。好像过了几千年，后背撞上一个星球才着地。我慢慢睁开眼睛，看到了一双脚。

它们松松垮垮地摊开着，两条腿冲着我，向外张开摆在房间地板上。一只手软趴趴垂下，枪就摆在差点就能够到的地方。我移动其中一只脚，很讶异它居然是我自己的。那只无力的手抽动一下，伸出去抓枪，没抓住。又试了一次，这回终于握住了光滑的枪柄。我把枪举起来，有人在上面挂了五十磅的重量，不过我还是努力把枪举了起来。房里一片死寂，我扫视了一遍，然后直直盯着对面紧闭的门。我试着稍微挪动一下身体，剧痛袭来，头很痛，下巴也跟着痛。我把枪举高一点，然后颓然放下。去死吧。我这么干举着枪是为了什么呀。房内空空如也，来的人都不见了，天花板上的吊灯孤独地亮着。我稍稍转身，又是一阵疼痛。我努力屈腿，单膝跪地。起身时我重重哼了几声，再次抓着枪奋力爬起来。我嘴里有股土腥味儿。

“噢，真糟糕！”我大声说，“太糟糕了！好吧，查理，咱们后会有期。”

我摇晃了一下，仿佛宿醉了三天，慢慢转个身环顾房间。

一个男人以祷告的姿势跪在床前。他穿着一套灰西装，头发是深金色，双腿叉开，身体往前倒在床上，两臂往前伸，头侧着枕在左臂上。

他的样子看起来挺舒服的，好像一点都不在意自己左肩胛骨下露出来的那把猎刀的鹿角刀柄。

我走过去弯腰看他的脸，是韦伯先生的脸。可怜的韦伯先生！刀柄下方一道深色印迹一直染到外套背部。

这并不是红药水。

我找到帽子，小心翼翼地戴上，然后把枪放在手臂下的枪套里，步履蹒跚地朝房门走去。我转动钥匙，关上灯，走出去，回身锁上房门，然后把钥匙丢进口袋里。

我走过安静的走廊，走下通往办公室方向的楼梯。一位看起来行将就木的值班员坐在桌子后面看报纸，看都不看我一眼。我往拱门后的餐厅望了一眼，同一群人还在酒吧里喧哗，同样的乡村乐团仍在角落里表演。叼着雪茄、长了一对八字眉的男人还站在收银机后面。生意好像不错。一对来度假的恋人正在舞池里跳舞，两人都把酒杯举在对方的肩上。

5

我走出大厅往左转，沿着街道往停车的地方走，没走多远就停下来，转身走回旅馆大堂。我走到柜台前问那名值班员：“我可以跟一位名叫格特鲁德的女招待谈谈吗？”

他戴着眼镜，对我若有所思地眨眨眼。

“她九点半交班，已经回家了。”

“她住在哪里？”

他瞪着我，这次没有眨眼睛。

“你是不是有了不该有的想法。”他说。

“我想的和你想的不一样。”

他摸摸下巴，用目光帮我洗了一把脸：“有什么事吗？”

“我是洛杉矶来的侦探，只要大家帮忙，我绝不惹是生非。”

“你最好去问霍姆斯先生，”他说，“他是经理。”

“听着，朋友，这里是个小地方，我只消出去到格特鲁德吃饭喝酒的地方打听打听，随便编个理由，就能问得到。但是你可以帮我节省时间，有的人也许因此就能够得救。”

他耸耸肩说：“给我看看你的证件。你贵姓？”

“埃文斯。”我给他看我的证件。他看完之后又盯着那些证件看了很久，然后把皮夹还给我，开始盯着自己的指尖。

“她好像住在湍流木屋。”他说。

“她姓什么？”

“史密斯，”他说，脸上浮出一个饱经风霜、见怪不怪的微笑，“也可能是施密特。”

我谢过他，走回外面的人行道。走过半个街区后，我走进一家嘈杂的小酒吧喝了一杯。一个三人乐团在酒吧尽头的小舞台上演奏，舞台前有个小舞池，几对目光呆滞的情侣踏着节拍，一个个嘴巴微张，面无表情。

我喝了一杯裸麦威士忌，问酒保湍流木屋怎么走——镇子最东边，往回走半个街区，从加油站旁的路过去。

我拿了车，穿过小镇，找到那条路。一盏淡蓝的霓虹灯亮着一个箭头，指示方向。湍流木屋原来是山坡的一片小木屋，最前面是办公室。我把车停在办公室前。很多人都带着手提收音机，坐在窄走廊上。夜色平静而温暖。办公室有个铃铛。

我摇摇铃，一个穿长裤的女孩走出来，告诉我史密斯小姐和霍夫曼小姐住的木屋在尽头，独处一隅，因为她们睡得晚，喜欢安静。虽然现在是旅游旺季，但她们的木屋——名字叫“盖被子”——那儿仍然很安静，往左边最后一间，很好找。她还问我是不是她们的朋友。

我说我是史密斯小姐的祖父，谢过她后，走上两旁分布着小木屋的山坡，走到后面松林的边缘。那儿后头堆了一溜木柴，空地两边各有一栋小木屋。左边那栋前面停着一辆蓝色双门小汽车，头灯灯光很暗。一位高大的金发女郎正把一个行李箱放进后备厢。她用一条蓝手巾绑住头发，身上穿着蓝毛衣，蓝长裤，反正颜色很深，应该是蓝色的。她身后的木屋里亮着灯，屋顶上挂着一个小牌子“盖被子”。

金发女孩走进屋内，没把后备厢关上，黯淡的灯光从开启的门缝里钻出来。我轻声走上阶梯，走进屋内。

格特鲁德正忙着把衣物塞进床上的行李箱，金发女郎不见踪影，但是我可以听见她从厨房里传来的声音。

我的动作非常轻。格特鲁德用力合上行李箱，提起来往屋外走。直到那一刻她才看到我。她的脸色突然发白，钉在地上一动也不动，行李箱还搁在身边。她张开嘴巴，很快回过头说：“安娜！注意点儿
[2] ！”

厨房的动静戛然而止。格特鲁德和我互相盯着对方。

“要走？”我问。

她舔舔嘴唇：“想拦我，警察？”

“我没有这个意思。你为什么要走？”

“我不喜欢这里。这里海拔太高，让我神经衰弱。”

“这个决定好像有点突然！”

“这样犯法吗？”

“不会。你是怕韦伯吧？”

她没有回答。眼光往我的身后看。那是老招数，我根本不在意。我身后的木门突然关上，我转过身去，发现金发女郎站在我后面，手里拿着一把枪。她若有所思地望着我，面无表情。她个子高大，看起来很强壮。

“怎么回事？”她粗声粗气地说，声音像男人似的。

“洛杉矶来的警察。”格特鲁德回答。

“原来如此，”安娜说，“他想干什么？”

“不知道，”格特鲁德说，“我看他不是真警察，他没那么野。”

“原来如此，”安娜说。她往一旁挪了挪，离开门边，枪口一直指着我。她握枪的样子看起来一点都不紧张。“你想干什么？”她低声问。

“什么都想干。”我说，“你们为什么要逃走？”

“我们已经解释过了，”金发女郎平静地说，“这里海拔太高，格特鲁德不舒服。”

“你们俩都在旅馆工作？”

金发女郎说：“临时的。”

“去他的！”格特鲁德说，“对，我们俩都在旅馆工作，直到今晚为止。现在我们要离开了，你有意见吗？”

“我们在浪费时间，”金发女郎说，“看他有没有枪。”

格特鲁德把行李放下过来搜我的身，她找到枪，我很大方地让她拿走。她站在那儿满脸疑惑地看着那把枪。金发女郎说：“到外面把枪放下，把行李抬上车，先发动车子，等我一下。”

格特鲁德拿起行李，绕过我身边往门口走。

“你哪里也去不了，”我说，“他们会先打电话通知各地，在路上拦下你们。离开这里只有两条路可走，都很容易被封锁。”

金发女郎精致的眉毛稍稍上扬：“他们为什么想拦下我们？”

“对啊，你为什么拿着那把枪？”

“以前我不认识你，”金发女郎说，“现在也不认识。快去，格特鲁德。”

格特鲁德把门打开，回头看我一眼，双唇动了动。“给你一个忠告，侦探，我劝你在还能离开的时候赶快走。”她平静地说。

“你们哪位看到了那把猎刀？”

她们很快对望一眼，再转过来看我。格特鲁德直勾勾地盯着我，不过并不像心里有鬼的样子。“我不管，”她说，“我不知道你在讲什么。”

“好吧，”我说，“我知道刀子不是你插的。再问一个问题：送鞋的那天早晨，你帮韦伯先生倒咖啡倒了多久？”

“你在浪费时间，格特鲁德。”金发女郎不耐烦地说，虽然语调还是慢吞吞的。她看起来不像急性子。

格特鲁德没理她，眼神非常谨慎：“久到足够帮他倒一杯咖啡。”

“咖啡壶就在餐厅里。”

“餐厅里的咖啡不新鲜，我是去厨房倒的。我还帮他烤了一片面包。”

“五分钟？”

她点点头：“差不多。”

“餐厅里除了韦伯之外还有谁？”

她直视着我：“那时我觉得没有其他人，现在我不确定，也许当时有人起晚了，在吃早餐。”

“非常感谢，”我说，“把枪放在走廊上，小心点别弄坏。如果你喜欢，还可以把子弹取出来，我并不打算向任何人开枪。”

她微微一笑，用拿枪的手把门打开走出去。我听到她走下阶梯，然后听到后备厢砰一声关上，继而传来发动机启动的声音，然后是引擎的低吼。

金发女郎走到门边，把门内的钥匙拿出来插进门外。“我也不打算向任何人开枪，”她说，“不过若是不得已，我还是会开枪，请不要逼我。”

她关上门，从外面把门锁上。她的脚步声走下阶梯，车门摔上，引擎开始转动，车子开下坡，车胎在穿过其他木屋时发出轻微的摩擦声，不久就被手提收音机的声音盖过了。

我站在原地环视木屋内部，然后走了一圈。里面一切如常。垃圾箱里有些垃圾，几个咖啡杯没洗，一个小盘子里满是面包屑。没有报纸，没有人在便条纸上留下只言片语。

后门也锁上了。这里离营地很远，被枝繁叶茂的树木掩映在黑暗里。我摇摇门，弯下腰去检查门锁，是普通的门闩锁。我打开一扇窗户，一面纱窗钉在外面的墙上。我走回门边，用肩膀撞了一下，门纹丝不动，我的头却像着了火一样。我摸摸口袋，感到很失望，自己居然连把五分钱的万能钥匙都没带。

我从厨房抽屉里找到开罐器，把纱窗一角撬松，往后折。然后我爬到洗碗槽上，伸手出去摸索外面的门把。钥匙就插在钥匙孔里，我转了一转，把手伸进来，走出门外，然后又折回去把灯关上。我的枪躺在走廊铁栏杆的柱子旁。我把它插进腋下，走下山坡，来到我停车的地方。

6

门边有张木制柜台，角落有个圆肚暖炉，墙上挂着一张区域地图和几张四角卷起来的月历，柜台上摊着几堆文件夹，一支钢笔，一瓶墨水，和被汗渍染黑的牛仔帽。

柜台后面是一张过时的卷式橡木书桌，桌子后面坐了一个男人，他脚旁摆了一个生锈的铜制痰盂。那个男人是个大块头，背靠座椅，两只大手交叉放在肚皮上。他穿了一双咖啡色的旧军鞋，白袜子，泛白的吊裤带吊着已被洗褪色的咖啡色长裤，卡其布衬衫的纽扣一直系到脖子上，灰色的头发两鬓斑白，左胸上别着一枚星星。他坐着的时候身体重量偏向左边屁股，因为他的右裤兜里插了一个咖啡色皮枪套，枪套边缘露出一英寸点四五手枪的枪管。

他的耳朵很大，眼神友善，看起来大概跟只松鼠一样毫无危险，不过却不像松鼠那么紧张。我倚在柜台上看着他，他对我点点头，往垃圾桶倒了大约半品脱的咖啡色饮料。我点起一根烟，四处找地方扔火柴。

“扔地上吧，”他说，“我可以为你效劳吗，小子？”

我把火柴扔在地上，用下巴朝墙上那张地图指了指：“我正在找这个地区的地图，有时候旅游局会免费赠送，不过你这里大概不会。”

“我们没有地图，”那男人说，“几年前印了一大堆，可是都发完了。我听说邮局旁卖照相机的席德·杨店里好像有，他除了开着一家照相馆，还是这里的治安管理员，他把地图发给游客，让他们知道哪里能抽烟，哪里不能。这里很容易发生火灾。我墙上有张地图，你想去哪里，我可以指给你看。我们总是希望能让夏季游客感到宾至如归。”

说罢他慢慢吸口气，又倒了一杯饮料。

“你叫什么？”他问。

“埃文斯。你是这儿的警长？”

“没错。我就是普马角的治安官，兼任圣贝纳迪诺的代理警长。我和席德·杨就代表本地的法律。我叫巴伦，洛杉矶人，在消防队服务了十八年，多年前搬到这里来。这里很安静。你来这做生意？”

我以为他不会这么快又要倒饮料，结果他还真做了。痰盂又震颤了一下。

“生意？”我问。

大块头的一只手从肚皮上移开，用一根手指勾在领子里，想把领口松开。“生意的意思，”他平静地说，“就是说你那把枪是有执照的吧？”

“天！这么明显吗？”

“看你关注什么地方，”他把双脚放下来，“咱们俩最好把事情搞清楚。”

他站起身走到柜台旁。我把皮夹放在柜台上打开，好让他看到执照上的照片。我把洛杉矶警局颁发的持枪执照抽出来，摆在旁边。

他端详了一阵。“我最好对一下号码。”他说。

我把枪抽出来放在他的手边，他举起来核对了号码。“你有三把枪，希望不是三把都带在身上。这把枪不错，小子，不过不如我的枪准。”他把他的那把加农枪抽出来，摆上柜台，这是一把比一个手提箱轻不了多少的拓荒柯尔特。他拿稳枪，突然抛向空中，趁着枪还在空中打转时接住，然后塞回屁股后面，再把我的点三八推到我面前。

“来这儿有何贵干，埃文斯先生？”

“我还不确定。有人打电话给我，但我还没见到他，事关机密。”

他点点头，目光里若有所思，比刚才深沉冷酷了许多。

“我住在印第安酋长旅馆里。”我说。

“我并不想打听隐私，小子，”他说，“这里一向很太平，夏天里偶尔会有人打架闹事或酒醉驾车，不然就是哪个血气方刚的小鬼头驾着摩托车闯进别人的木屋里睡觉或偷点吃的，不过没有真的犯罪事件，在山里能引诱人犯罪的事情还真不多，山里的人都与世无争。”

“没错，”我说，“不过也不尽然。”

他往前靠了一点，直视着我。

“现在你手上就有一桩谋杀案。”我说。

他的表情没什么变化，只是把我的五官再仔细打量了一遍，然后拿起帽子戴在后脑勺上。

“你说什么，小子？”他很平静地问我。

“出了小镇往东走，过了舞亭的那个地方，一个男人被枪杀，躺在一根断木旁，子弹正中心脏。我在那儿抽了半个小时的烟斗才注意到他。

“是吗？”他懒懒地说，“斯皮克角那边？过了斯皮克角客栈。是吧？”

“没错。”我说。

“你过了很久才来告诉我？”他的眼神不再友善。

“我被打昏了，”我说，“隔了好一阵子才恢复过来。”

他点点头：“你跟我现在就开车过去，开你的车。”

“没有用，”我说，“尸体已经被移走了。我发现尸体时，本来想走回车上，结果一个日本杀手从树丛后面跳出来把我打晕。两个男人拖走尸体，然后开船跑了。现在那里已经看不到任何痕迹。”

治安官走出来朝痰盂里吐了一口唾沫，然后又朝炉子上吐了一小口，等了一会儿，仿佛在等暖炉发出滋滋声。可现在是夏天，暖炉没开。他转过身，清清喉咙说：“你最好回家躺一躺。”他摆在身侧的拳头握了握，“我们希望夏天来的访客都玩得很开心。”他两只拳头都握了握，然后往前面的裤兜里一插。

“好吧。”我说。

“我们这里没什么日本杀手，”治安官低声说，“半个日本杀手都没有。”

“我看得出来你不喜欢这个故事，”我说，“换一个吧。不久前一个叫韦伯的男人才在印第安酋长旅馆挨了一刀，就在我的房间里。有个我没看清的人用一块砖把我打昏了，就在我昏迷的时候，这个叫韦伯的人就被杀了。他本来在跟我讲话。韦伯是旅馆的经理。”

“你说这件事是在你的房间里发生的？”

“没错。”

“看来，”巴伦若有所思地说，“你给我们镇上带来不少麻烦。”

“这个故事你也不喜欢？”

他摇摇头：“嗯，这个也不喜欢。除非这次你有尸体。”

“我没带在身边，”我说，“不过我可以跑回去帮你抱来。”

他伸手过来抓住我的双臂，我没见过他这么坚硬的手指。“我真希望你头脑不清楚，小子，”他说，“不过我愿意跟你跑一趟。今晚夜色不错。”

“好啊，”我没有动，“请我来的人叫作弗雷德·莱西，他最近才买了一栋博赛角的木屋，鲍尔温木屋。我在斯皮克角发现的那具尸体口袋里的驾照名字就是弗雷德里克·莱西，还有别的细节，不过我看你不会感兴趣，对不对？”

“你跟我，”治安官说，“现在就开车去旅馆。你有车吗？”

我说有。

“很好，”治安官说，“我们暂时不用它，不过你先把钥匙给我。”

7

长着一对八字眉，嘴里永远叼根雪茄的男人背靠着房门，什么话都没说，而且一副什么都不想说的样子。巴伦警官坐在直背椅上，望着名叫曼济的医生检查尸体。我站在我该站的角落里。那位医生的脸棱角分明，金鱼眼，脸色蜡黄，脸颊上有一块块红色的痘疤，指尖被尼古丁染得焦黄，整个人看起来不太干净。

他把烟吐进尸体的头发里，在床上把尸体翻来翻去，这里戳戳、那里摸摸。他看起来像在表演，好让别人知道自己精于此道。韦伯背上的那把刀已经拔出来了，摆在尸体旁边，那是一把宽刃短刀，通常都插在皮带上的鞘里，护手很宽，一旦插进肉里可以防止血回流到刀把上，但是刀刃上血迹很多。

“西尔斯二四三八号锯木猎刀，”治安官看着它说，“湖滨区至少有上千把，不好不坏。你认为如何，医生？”

医生直起腰，掏出一条手帕，捂着嘴狠命咳了几下，然后看看手帕，悲哀地摇摇头，又点了一根香烟。

“哪方面？”他问。

“死亡原因和时间。”

“刚死不久，”医生说，“不超过两小时，还没开始僵硬。”

“你认为是刀伤致死的吗？”

“你别傻了，吉姆·巴伦。”

“有过先例，”治安官说，“先把人毒死或怎么样，然后再插把刀子进去，混淆视听。”

“真聪明。”医生一脸不满地说，“这附近有很多类似的案例吗？”

“我在这里碰到的唯一一起谋杀案，”治安官平静地说，“是关于住在另一头的米彻姆老爹的，他在希迪峡谷有栋小破房子。邻居有一阵子没看见他，不过那时天气冷，大家以为他在家里猫冬。后来他还是没出现，别人就去敲门，发现他屋子上了锁，大家就以为他出门避寒了。结果下了一场大雪，木屋的屋顶塌了，大伙儿赶过去想把他家的东西搬出来。谁料老爹就坐在自己的床上，后脑勺插了一把斧头。那年夏天他淘到了一点金沙，可能就是因此送了命。我们一直没找到凶手。”

“要我用救护车拉走他吗？”医生用香烟指着床上问。

治安官摇摇头：“算了。穷乡僻壤的，大夫，我看他不介意坐经济舱。”

医生戴上帽子，走到门口，八字眉让到一边。医生把门打开：“要我替葬礼付份子钱的话就通知我一声。”他说完就走出去了。

“怎么这么说话。”治安官说。

八字眉开口道：“我们赶快把他处理了，弄出去，我好回去上班。星期一有个电影外景队要来，我会很忙，我还得找个新出纳，那可不容易。”

“你在哪儿招来韦伯的？”治安官问，“他有没有仇家？”

“我看至少有一个，”八字眉说，“林地俱乐部的弗兰克·吕德斯介绍的他。我只知道他会干出纳的活儿，而且能不出错地开张一万美元的债券，对我来说这样就够了。”

“弗兰克·吕德斯？”治安官说，“就是那个来这儿投资的阔佬？我没见过他。他干什么的？”

“哈！哈！”八字眉笑了。

治安官平静地看着他：“那儿不是唯一一个良好经营扑克牌赌局的地方，霍姆斯先生。”

霍姆斯先生茫然以对。“我得回去工作了，”他说，“你需要人帮忙移动他吗？”

“不需要。我不打算马上移走他，天亮前会移，不过不是现在。没你的事了，霍姆斯先生。”八字眉若有所思地看了他一会儿，然后伸手去抓门把。

我说：“有两位德国女孩在这里上班，霍姆斯先生。是谁雇来的？”

八字眉把雪茄从嘴里抽出来，看了雪茄一眼，再把它放回嘴里，仔细叼回原位，然后说：“关你什么事？”

“她们的名字是安娜·霍夫曼和格特鲁德·史密斯，或施密特，”我说，“她俩在湍流木屋合租了一栋小木屋，今晚刚收拾行李离开，格特鲁德就是替莱西太太拿鞋去找鞋匠的那个女孩。”

八字眉直视着我。

我说：“格特鲁德拿鞋子离开以前在韦伯的柜台前停留了片刻。其中一只鞋子里塞了五百美元，这是莱西先生开的玩笑，藏在那里好让他太太发现意外的惊喜。”

“我第一次听说。”八字眉说。治安官一声也没吭。

“那笔钱没有丢，”我说，“莱西夫妇在鞋匠铺里发现钱还在鞋子里。”

八字眉说：“那真是太好了。”他把门拉开走出去，又从身后顺手带上了。治安官并没有阻止他。

治安官走到房间的角落里，往纸篓里吐了一口，然后掏出一大条卡其布做的手帕裹住刀，插进自己的皮带里。他走过去低头盯着床上的尸体，然后扶正自己的帽子朝门口走去。他把门打开，回头看我。“有点棘手，”他说，“不过或许没有你想象得那么复杂。我们去莱西家吧。”

我走出去，他把门锁上，钥匙丢进自己裤兜里。我们走下楼，穿过大厅，过马路走到停在消防栓旁的一辆脏兮兮的棕褐色汽车旁边。一个皮糙肉厚的年轻人坐在驾驶座上，看起来就像大部分印第安人，有点营养不良，也有点脏。治安官和我钻进后座。他说：“你认识博赛角的鲍尔温木屋吗，安迪？”

“认识。”

“我们去走一趟，”治安官说，“这边停一下。”他抬头看看天，“今晚是满月，”他说，“真漂亮。”

8

那栋木屋和我上次看到它的时候一样，同样的窗户亮着灯光，同样的车停在敞开的双车位车库里，同样的犬吠声在夜色里爆发。

“什么鬼东西？”车速减慢时治安官问道，“听起来像只郊狼。”

“它有一半郊狼的血统。”我说。

司机回过头来问：“吉姆，停在木屋前面？”

“往前开一点，停在那些松树下面。”

车子安静得像一块黑影似的停在路边。我和治安官下了车。“你留在这里，安迪，别让任何人看到你，”治安官说，“我有我的理由。”

我们走回小路，穿过那道锈门。犬吠声又开始响起。有人打开前门，治安官走上阶梯，摘下帽子。

“莱西太太？我是吉姆·巴伦，普马角的治安官，这位是洛杉矶来的埃文斯先生，你应该认识他吧。我们可以进去坐坐吗？”

女人的脸躲在阴影里，完全看不出任何表情。她微微转头看我一眼说：“可以，请进。”声音毫无生气。

我们走进去。女人在我们身后把门带上。一个灰发的大块头正坐在一张安乐椅上，他放开地上的小狗，直起身子。狗儿蹿过来，飞身在治安官肚子上扑了一下，在空中转个身，刚一落地就开始兜着圈儿转。

“这只小狗真可爱。”治安官把衬衫往裤里塞好。

灰发男子笑得很讨人喜欢。他说：“晚安。”一口白牙友善地闪着光。

莱西太太仍穿着猩红色双排扣外套和灰长裤，脸看起来苍老了些，一副更加忧心忡忡的样子。她看着地板说：“这位是林地俱乐部的弗兰克·吕德斯先生。这是巴农先生和……”她突然住口，视线停在我的肩膀后面。“我没听清楚另一位先生的大名。”她说。

“埃文斯，”治安官连看都没看我，“我是巴伦，不是巴农。”他朝吕德斯点点头，我也朝吕德斯点点头，吕德斯对我们俩露齿微笑。他块头很大，身材健美，看起来开朗乐观。大块头弗兰克，大家的朋友。

他说：“我跟弗雷德·莱西是老朋友，顺道来打个招呼。他不在家，我在等一个朋友开车过来接我。”

“幸会，吕德斯先生，”治安官说，“我早听说你把俱乐部买了下来，一直到现在才有机会见面。”

女人慢慢地坐在椅子边上，我也跟着坐下。名叫亮亮的小狗跳到我膝头上，舔了舔右耳朵，马上又钻到我的椅子下趴着。它趴在下面大声喘气，用那根长毛尾巴拍打着地板。

房间里安静了一会儿。窗外的湖面上传来轻微的引擎声，治安官听到了。他的头微微扬起，但是脸上表情没变。

他说：“埃文斯跑来跟我讲了一个奇怪的故事，我想在这儿讲一讲应该没关系，反正吕德斯先生是家里的朋友。”

他盯着莱西太太，没有讲话。她抬起眼睛，但高度还不够跟他对视。她咽了好几下唾沫才点点头，一只手开始在椅子把手上来回摩挲。吕德斯微笑着。

“我希望莱西先生也能在场，”治安官说，“他应该很快就回来了吧？”

女人又点点头。“我想是吧，”她的声音很紧张，“下午他就出去了，我不知道他去了哪里，通常他不会不打招呼就下山，不过以前也不是没有过。没准他有急事。”

“听起来像是急事，”治安官说，“莱西先生好像写了一封信给埃文斯先生，请他立刻赶来，埃文斯先生是洛杉矶的侦探。”

女人不安地挪动一下。“侦探？”她呼吸沉重地问道。

吕德斯爽快地说：“弗雷德无缘无故请侦探干什么？”

“因为那件鞋子里藏钱的事。”治安官说。

吕德斯抬起眉毛，看了莱西太太一眼。莱西太太动动嘴唇，语速飞快地说：“可是我们已经把钱找回来了，巴农先生。那是弗雷德开的一个玩笑，他赌马赢了一点钱，就把钱藏在我鞋里，想给我一个惊喜。我把鞋子连钱一起送去给鞋匠修理，可是等我们去鞋匠铺的时候钱还在鞋里。”

“我姓巴伦，不是巴农，”治安官说，“所以说你的钱一分没少，莱西太太。”

“当然！当然！本来我们想那是旅馆，送鞋去的又是个女佣……哎，我也不知道我们那时怎么想的，反正把钱藏在鞋里很傻。不过钱都找回来了，分文不少。”

“而且是同样的钱？”我问，突然理出一个我不喜欢的头绪。

她没有看我：“当然了，怎么会不一样呢？”

“埃文斯先生的说法却不太一样，”治安官平静地合抱两手放在肚皮上，“有些许差别，和你跟埃文斯先生说的。”

吕德斯的身体突然往前倾，但是脸上还是笑容可掬。我没有动。女人做了一个茫然的手势，手在椅把上不断摩挲。“我……我对埃文斯先生讲……讲了什么？”

治安官慢慢转过头来，严厉地瞪我一眼，再转回去，一只手在肚子上轻拍另一只手。

“我听埃文斯先生说，他稍早曾来拜访过，你跟他讲了钱被调包一事的经过，莱西太太。”

“调包？”她的声音显得出奇的空洞，“埃文斯先生告诉你他今晚来过了？我……我以前从来没见过埃文斯先生。”

我根本懒得看她，吕德斯才是我的目标。我看着吕德斯，就像等待着硬币从老虎机里掉出来那么专心。吕德斯笑了几声，划了一根火柴重新点燃嘴上的烟斗。

治安官闭上眼睛，脸上表情似乎有点悲哀。小狗从我椅子底下钻出来，站在房间中央看着吕德斯，然后它走到角落里，钻进长椅椅套的流苏中。一阵嗅闻声传出来，接着是一阵寂静。

“嗯！真是的。”治安官自言自语，“处理这种案件我没什么经验，我们可不像有些地方手脚这么快，山上日子太平得很，几乎没有犯罪事件。”他做了个鬼脸。

然后他睁开眼睛，“鞋里到底藏了多少钱，莱西太太？”

“五百美元。”她小声回答。

“现在钱呢，莱西太太？”

“大概在弗雷德身上吧。”

“他不是要给你吗，莱西太太？”

“本来是的，”她尖声说，“他本来要给我的，可是我现在不需要，住这里不需要花什么钱。或许以后他会开张支票给我。”

“那这笔钱是可能塞进他的口袋里呢，还是会放在这个屋里，莱西太太？”

她摇摇头：“可能在口袋里吧。我不知道。你想搜查这间屋子吗？”

治安官耸耸肩：“当然不想，我想不需要，莱西太太。就算我找到了也没用，反正没被调包嘛。”

吕德斯说：“你说调包是什么意思，巴伦先生？”

“用假钞调包。”治安官说。

吕德斯平静地笑了笑：“那可真有意思，是吧？普马角会出现假钞？假钞在这里流通的机会不大吧？”

治安官忧伤地朝他点点头：“实在没道理，对不对？”

吕德斯说：“而你唯一的情报来源就是这位埃文斯先生。一个自称是侦探的人？应该是私人侦探吧？”

“我也这么认为。”治安官说。

吕德斯又往前倾一点：“除了埃文斯先生，还有谁能证明是弗雷德·莱西请他来的吗？”

“他一定是听到什么风声，才会来这里吧？”治安官的语调里带着忧虑，“而且他知道莱西太太鞋里藏钱的事。”

“我只不过是问个问题而已。”吕德斯柔声说。

治安官突然转身看我，我脸上的笑容已经僵硬了。旅馆的事发生之后，我就再也没找过莱西的信，我知道现在也不必找了。

“你带着莱西写给你的信吗？”他严厉地问。

我把手伸进外套胸口内袋。巴伦的右手放下去又举起来，举起来时，已经握着那把柯尔特手枪。“你的手枪最好先给我。”他咬牙切齿地说，人跟着站起来。

我拉开外套，他在我面前弯下腰把我的自动手枪从枪套里抽走，气冲冲地瞪了一会儿，然后把它插进自己左边的屁股兜儿里，再坐下轻松地说：“现在找吧。”

吕德斯充满兴趣地望着我，莱西太太双手紧握，不断用力绞着，眼睛只顾盯着自己两只鞋中间的地板。

我把口袋里的东西全掏出来：两封信，一些空白的便条纸，一袋烟斗清洁纸，一条换洗手帕。两封信都不是莱西的那封。我把这些玩意再放回口袋，掏出一根烟放进嘴里，擦了一根火柴放在香烟前，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

“你们俩都赢了。”我说，笑了。

巴伦的脸慢慢涨红，双眼闪着光。他转过头的时候，嘴角动了一下。

吕德斯柔声问：“为什么不顺便检查一下他是否真是个侦探？”

巴伦根本不看他。“这种小事我不在意，”他说，“现在我调查的是一起谋杀案。”

他似乎并没有看吕德斯，也不看莱西太太，他似乎在看天花板的角落。莱西太太打了一个寒战，她的手突然握紧，指关节在灯光下显得又亮又白。她慢慢张开嘴巴，目光往上移动，一声干干的呜咽卡在喉咙里。

吕德斯把烟斗从嘴里拿出来，小心地摆在身旁立式烟灰缸的边上。他收住笑容，嘴形变得很冷酷，什么话都没说。

时间计算得无比完美。巴伦给他们足够的时间来反应，却不给他们任何时间做出调整。他马上就用同样无动于衷的语气说：“一个叫韦伯的男人，是印第安酋长旅馆的出纳，在埃文斯的房里被人用刀捅死。埃文斯当时也在房里，不过事发前被打晕了。所以，他就是我们常常听说、却很少碰见的、所谓的现场目击证人。”

“我并不是，”我说，“是他们把受害人扔在了我脚边。”

女人的头动了一下。她抬起头，第一次正视我的眼睛。她的眼睛深处有丝奇异的光芒，很遥远，充满哀怨。

巴伦慢慢站起来。“我真搞不懂，”他说，“完全搞不懂。不过我想，逮捕这家伙应该没错。”他转向我：“先别跑太快，小子。我总会让别人先跑四十码。”

我没开口。没有任何人开口。

巴伦慢条斯理地说：“恐怕我得请你待在这里等我回来，吕德斯先生。你的朋友若来接你，请你叫他先走。我很乐意待会儿顺路送你到俱乐部。”

吕德斯点点头。巴伦看了壁炉上的钟一眼，十二点差一刻。“像我这样落伍的人实在不适合熬夜。夫人，你觉得莱西先生会不会很快就回来？”

“我……但愿如此。”她做了一个毫无意义的手势，也可能代表着绝望。

巴伦挪动身子去开门，用下巴对我示意。我走到外面走廊上。那只小狗从长椅下钻出来开始呜咽，巴伦低头看它。

“这可真是只好狗，”他说，“听说它有一半郊狼血统。另一半是什么呢？”

“我们不知道。”莱西太太喃喃地说。

“听起来有点像我手上的这件案子。”巴伦说完，跟着我来到走廊上。

9

我们一言不发地走回车上，安迪靠在角落里，嘴里叼着半根已经熄灭的香烟。

我们钻进车里。“往前开大约两百码，”巴伦说，“动静大一点。”

安迪发动车子，让引擎高速转动，用力换挡。车子在月光下往上行驶，转过弯，爬上一个披着月光、树影婆娑的小山丘。

“开到山顶上就调头，换空挡倒回去，但别靠太近，”巴伦说，“别让屋里的人看见，调头前先把灯熄了。”

“好。”安迪说。

他在快到山顶的时候，绕过一棵树调了个头，熄了车灯，开始往山下开，然后把引擎熄了。山坡底有一大丛浓密的灌木，几乎长得和硬木一样高。车在此停下。安迪拉起手刹的动作非常慢，车轮几乎没有出声。

巴伦往后靠上后座。“我们穿过小路，走到水边，”他说，“不准发出任何声音，也不准在月光下走。”

安迪说：“好。”

我们钻出车子，小心翼翼地踩着泥地和铺有松针的路面走，穿过圆木堆后的树林，来到湖边。巴伦在地上坐下，然后趴下，安迪和我照做。巴伦把脸凑到安迪面前。

“听到什么没有？”

安迪说：“八个汽缸，不太润滑。”

我侧耳倾听，似乎听到了什么，但并不能确定。巴伦在暗夜里点点头。“注意木屋里的灯光。”他轻声说。

我们监视着。大约过了五分钟，木屋里的灯光依旧亮着，接着传来一声极微弱的、仿佛是想象出来的关门声和木阶上的脚步声。

“聪明，他们没关灯。”巴伦贴着安迪的耳朵说。

我们又等了一分钟，空转的马达突然爆发出轰鸣声，突突地大声响着。这阵噪音逐渐变成低低的吼声，很快就开始变远变小。一个黑影滑出洒满月光的湖水，画出一道漂亮的弧线，激起一串水珠，消失在视线之外。

巴伦掏出一团烟草咬了一口，很自在地嚼起来，然后朝离他脚四英尺的地方吐了口唾沫。随后他站起身，拍掉身上的松针。安迪和我也站起来。

“我实在不应该嚼烟草，”他说，“感觉都不灵敏了，刚才在木屋里我差点睡着。”他举起拿在左手的柯尔特手枪，换了个手，插进屁股兜儿里。

“怎样？”他看着安迪说。

“是泰德·鲁尼的船，”安迪说，“有两个阀门不灵活，消音管上还有条大裂缝。加速的时候听得最清楚，就像刚才那样。”安迪很少这么多话，不过治安官喜欢。

“你确定吗，安迪？很多船的阀门都不灵活。”

安迪说：“那你问我干吗？”听上去有点儿生气。

“好，安迪，别生气。”

安迪哼了一声。我们穿过小路，又钻进车里，安迪发动引擎往后倒，调了个头说：“车灯？”

巴伦点点头，安迪接着把灯打开。“去哪儿？”

“泰德·鲁尼家，”巴伦平静地说，“而且要快，得开十英里。”

“至少二十分钟。”安迪气呼呼地说，“得穿过整个区。”

车子开上柏油环湖公路，又经过黑漆漆的童子军营地和其他几个营地，然后往左转上大路。一直等我们开过村镇，上了通往斯皮克角的路，巴伦才开口。舞亭里的乐团还演奏得很起劲儿。

“我骗到你了吗？”他问我。

“差不多。”

“我哪里做错了吗？”

“你倒是干得漂亮，”我说，“不过我想吕德斯大概没上钩。”

“那位女士沉不住气，”巴伦说，“吕德斯倒很厉害，既镇静，又有眼光。不过我有些地方得手了，他犯了几个错。”

“我能想得出两个，”我说，“一个是他根本不该出现在那里，另一个是告诉我们有位朋友要来接他，以此向我们解释他为何没开车，但是他原本不需要解释。车库里有辆车，你又不知道那是谁的。还有，不应该让船的引擎一直开着。”

“那可没错，”前座的安迪插话道，“你要是试过发动引擎，你就知道了。”

巴伦说：“来拜访人家，怎么会把车停在别人的车库里呢？又没有下雨。小船可能是别人的，可能有对情侣在里面亲热。我倒不觉得他有什么破绽，就是显得太刻意、太想说服我了。”

他往车外吐了一口，那口唾沫像湿布一样啪的一声甩在了后面的挡泥板上。车子划过洒着月光的夜色，转弯、上坡、下坡，经过浓密的松林和牛群休息的平地。

我说：“他知道我身上没有莱西写给我的那封信，因为是他亲手搜我的身拿走了，就在我旅馆的房间里。把我打晕和杀死韦伯的人都是吕德斯。吕德斯知道莱西已经死了，虽然人不是他杀的。所以他才去挟持莱西太太，她以为丈夫还活着，就在吕德斯手上。”

“你把这个吕德斯说得像个大坏蛋，”巴伦平静地说，“吕德斯为什么要杀掉韦伯？”

“因为所有的麻烦都是韦伯惹出来的。这是个犯罪组织，目的是要散播一大批高仿假钞。一次放出五百美元，每张都是新钞，肯定会令人起疑，连像弗雷德·莱西这样粗心的人都起疑了，这可不是在帮组织的忙。”

“你猜测得很有道理，小子。”车子一个急转弯，治安官用力抓着把手，“可是你没有左右邻居盯着你。我得更小心些，这可是我的后院。我总觉得普马角不像个消化假钞的理想地点。”

“好吧。”我说。

“不过，如果吕德斯真是我要抓的人，可能不太好抓。镇子外有三条路，而且林地俱乐部的东边停了半打飞机。我们这里的夏天一向这么热闹。”

“你好像一点都不担心。”我说。

“山里的治安官不必担心太多，”巴伦平静地说，“没人指望他有脑袋。尤其是像吕德斯先生这样的人。”

那艘船由一根短绳系着，躺在水里左右摆动，和别的泊在水里的船没有两样。一张帆布防雨罩遮盖了大部分船身，随意打了几个结。码头后有一条小路，蜿蜒穿过杜松林，与公路衔接。路的一边有个营地，它的标志是个白色迷你灯塔，其中一栋小木屋里传出乐声，但营地里其他木屋都在沉睡。

我们把车停在公路路肩上，从那里走过去。巴伦手里拿了一个大手电筒，不时左照右照。等我们走到水边，到了通往码头那条路的尽头，他用手电筒照着路面，仔细研究。路面上有几道新鲜的车辙。

“你认为呢？”他问我。

“看起来像轮胎印。”我说。

“你呢，安迪？”巴伦说，“这个人很可爱，可是什么都不告诉我。”

安迪弯下腰去研究印记。“新轮胎，很大。”他边说边往码头上走。走了一段又弯下腰指了指。治安官用手电筒照向他指的地方。“嗯，在这里转的弯，”安迪说，“但又能怎样呢？现在这里到处都是新车。如果是十月份，就有点意思了。这里的居民一次都只买一个便宜的轮胎。这几个全是多功能、全天候适用的高级轮胎。”

“看看船吧。”治安官说。

“看什么？”

“看看是不是刚用过。”巴伦说。

“去他的，”安迪说，“我们不都知道它才开过来吗？”

“希望你的猜测是对的。”巴伦温和地说。

安迪一声不吭地看了他一眼，然后朝地上啐了一口，开始往停车的地方走。大约走了十二英尺之后，他回过头来说：“我不是在猜。”他转过头去继续往前走，没入树林之中。

“他有点敏感，”巴伦说，“不过是个好人。”他走到泊船的地方，弯下身去用手摸摸船侧前方防雨布的下面，然后慢慢走回来，点着头，“安迪说的没错，他永远都是对的。你认为这些痕迹是什么样的轮胎留下来的，埃文斯先生？你看出来什么了吗？”

“凯迪拉克V-12，”我说，“双门跑车，红色真皮座椅，后备厢里放了两个手提箱，仪表板上的钟慢了十二分半。”

他站在原地思索这段话，然后点点大脑袋叹息道：“我希望你能靠这个赚钱。”说完就转身走了。

我们走回车上，安迪已经坐在方向盘后面，正在抽烟，两眼穿过灰蒙蒙的挡风玻璃直视前方。

“鲁尼现在住哪里？”巴伦问。

“他一直住的地方。”安迪说。

“那不是在巴斯康路上吗？”

“我也没说不是。”安迪咆哮道。

“我们去一趟。”治安官钻进车里，我跟在他后面上车。

安迪把车调个头，往回开了一英里，然后又开始转弯。治安官突然叫道：“等等。”

他下了车，用手电筒照着路面，然后回到车上。“好像有线索。码头上的轮胎印不能证明什么，可是同样的轮胎印在这里出现就有意思了，他们如果也开向巴斯康路，那就更有趣了。那边废弃的金矿营地肯定有猫腻。”

车开上岔路，慢慢爬坡。路边有很多大石块，山坡上更多，全在月光下闪着白色光芒。车子引擎咆哮着爬了半英里，然后安迪再次停下来。

“好了，木屋到了。”他说。巴伦下车，拿着手电筒往前走。木屋里没亮灯，他又转回车旁。

“他们来过这里，”他说，“送泰德回家，离开后转上巴斯康路。你认为泰德·鲁尼会干坏事吗，安迪？”

“除非他们付钱。”安迪说。

我钻出车子，巴伦和我一起往木屋走。木屋很小，简陋，用松木原木建造，有条木走廊，铁丝固定住锡制烟囱，屋后的树林边上还有个歪歪斜斜的厕所。黑漆漆的。我们来到走廊上，巴伦用力敲门。没有回应。他转了转门把，门上了锁。我们走下去，绕到屋后，查看窗户，但窗户全都关着。巴伦试了后门，也锁着。他用力捶了几下，回音在树林里兜了一圈，一直绕到山坡上的大石块之间。

“他跟他们走了，”巴伦说，“现在他们应该不敢丢下他一个人，或许只是来让他拿点东西。”

我说：“我不这么认为。他们需要的只是鲁尼的船，那艘船今晚早些时候去斯皮克角接走了弗雷德。莱西的尸体，应该是被绑了重物，沉到湖底了。他们一直等到天黑才做这件事。鲁尼人在船上，拿了钱，结果今晚他们又需要用船。或者他们认为不需要一直带着鲁尼。如果他们在巴斯康山谷里有个小窝，拿来存假钞，一定不希望鲁尼知道。”

“你又在猜测，小子，”治安官温和地说，“而且我没有搜查令。不过搜查一下他的房子应该也没关系。你们等我一下。”

他朝厕所走去。我退后六英尺，往木屋门猛撞过去。门抖了一阵，上半部的木板呈对角线裂开。

治安官在我身后说了声“嘿”，仿佛并不是很在乎。

我又退后六英尺，再撞一次。这次我随门摔进了屋内，双手和膝盖着地，趴在一块闻起来像鱼汤的油布上。我爬起来，往上摸到一个圆柄门锁，转了一下。巴伦紧跟在我后面，嘴里发出啧啧声以表示嫌弃。

厨房里面有张木桌子，脏兮兮的木架上面摆了几个碗，炉灶还传出微微热气。没洗的锅搁在上面散发着臭味。我穿过厨房往前面房间走，转动另一个门锁。房内一边摆了张床，铺着床单，上面有条油腻腻的被子。还有一张桌子，几把木椅，一台固定在墙上的老收音机，一个烟灰缸，里面搁着四根抽过的烟头，地上有一堆八卦杂志。

天花板很低，这样房间的热量就不易散失。角落里有扇木板门可以通到阁楼，下方搭着一把木梯。木箱上有个打开的帆布箱子，上面有水渍，里面塞了些衣服和破烂。

巴伦走过去查看那只箱子：“看来鲁尼准备搬家或出门旅行。那些人过来接他，他还没打包完，可是他已经把西装放进去了。像鲁尼这样的人，只有一套西装，不下山的时候绝对不会穿。”

“现在他人走了，”我说，“可是他在家吃了晚餐，炉子还是温热的。”

治安官满脸疑惑地看了那把木梯一眼。他走过去爬上木梯，用头顶把木板推开，举高手电筒在头上四处照照，然后把木板拉上，爬下木梯。

“他把手提箱藏在上面，”他说，“上面还有个旧皮箱。可以走了吧？”

“我没看到附近有车，”我说，“他一定有车。”

“没错，一辆旧的普利茅斯。熄灯吧。”

他走回厨房，查看了一圈，然后我们把灯熄了，走出木屋。我把身后的门掩上，巴伦则在研究留在花岗岩路面上的车辙，一路跟到屋后一棵大橡木树下。地上有几处黑油渍，表示车子经常停在那儿。

走回来时他摇摇手电筒，朝厕所看了一眼说：“你去找安迪，我得再检查一下他的屋子。”

我没说话，望着他沿着小路走到厕所前，拉起门闩，把门打开。我看到他的手电筒照进去，灯光顿时从破烂的屋顶呈几十道光束钻出来。我沿着木屋走回停车的地方，治安官隔了一会儿才慢慢走回来，站在车边又掏出烟草团咬了一口，开始嚼起来。

“鲁尼在里面，”他说，“头部中两枪。”他钻进车里：“死得透透的，根据现场情况判断，我猜有人急着赶时间。”

10

小路陡升了一段，沿着干枯的河床蜿蜒而上，河床里全是大石块。开到超过湖面高度一千或一千五百英尺之后，路面开始变平坦。我们经过放牛的农舍，路上铺的狭窄轨道让车子颠簸起来。然后开始下坡，一片绵延起伏的牧场出现在眼前，几头牛在上面吃草，月光下伫立着一栋亮着灯的农庄。我们拐弯驶上一条比较宽阔的路，安迪把车停下，巴伦拿着他的大手电筒下了车，慢慢沿着路面寻找踪迹。

“往左转，”他直起腰说，“还好那辆车留下轮胎印之后，没有别的车子经过这里。”他钻回车上。

“左转不通向旧矿坑，”安迪说，“往左是到沃登家，然后就是水坝。”

巴伦安静地坐了一会儿，然后下车用手电筒照了照。他朝右手边的三岔路口发出一声惊叹，然后回到车上，把手电筒啪的关掉。

“右边也要走，”他说，“不过先往左。他们按原路折回了，不过在此之前肯定先去了西边什么地方，我们沿着他们的路线走。”

安迪说：“你确定他们是先往左走，而不是最后往左走？左边可就下高速了。”

“没错，右边的痕迹盖在了左边之上。”巴伦说。

我们往左开。山谷里零星分布的小圆丘上都覆盖着硬灌木，有些已经枯死。这种灌木长到十八或二十英尺高就会死掉，树干上的树皮会自动脱落，在月光下呈现灰白色。

我们开了大约一英里，一条窄路突然通向北边。安迪停下车，巴伦又钻出去用手电筒照，他晃晃大拇指，安迪转个方向让他上车。

“那些人太不小心了。”他说，“真是一点也不小心。不过，他们也想不到安迪光靠耳朵听就能知道他们开的是哪艘船。”

小路钻进一道山谷，两旁树丛很密，一路擦着车身。接着是急转弯，然后车子盘上一道山脊。一栋小木屋出现在眼前，紧靠着山坡，四周都被树木环绕着。

突然，从屋里或者是非常靠近屋子的地方，传出一声长长的嚎叫，然后变成一阵短促的吠叫声，但是吠叫突然又被喝止了。

巴伦才开口说：“熄……”安迪已经把车灯关了，停在路旁。“可能来不及了。”他不动声色地说，“如果有人在放哨，一定看到我们了。”

巴伦下了车：“听起来好像郊狼在叫，安迪。”

“嗯。”

“郊狼离住户这么近，不太可能吧，安迪？”

“不，”安迪说，“灯一熄，郊狼马上就会到木屋附近翻垃圾。”

“也有可能是那只小狗。”巴伦说。

“或是一只母鸡在下蛋。”我说，“我们还在等什么？可以把我的枪还我了吧？我们是想逮人，还是想写侦探小说？”

治安官从左屁股兜儿里掏出枪递给我。“我不着急，”他说，“因为吕德斯不急。如果他想溜，早就溜了。他们急着做掉鲁尼，因为鲁尼知道他们的底细。可是现在鲁尼什么都不知道了，因为他死了，他的屋子上了锁，车子也开走了。如果我们没有撞烂他家后门，他可以待在厕所里一两个星期都不会有人起疑。那些轮胎印好像很打眼，不过那是因为我们知道他们的出发地，他们没有理由担心我们会发现尸体。所以我们从哪儿开始呢？哦，我一点都不急。”

安迪弯身取出一把猎枪，打开左车门下了车。

“那只小狗在里面，”巴伦平静地说，“表示莱西太太也在里面，而且还有人看着她。我看我们最好去瞧瞧，安迪。”

“我希望你觉得害怕，”安迪说，“因为我怕。”

我们穿过树林，离木屋大约二百码。夜色非常安静，连距离这么远我都听得见开窗的声音。我们走了大约五十英尺，安迪在最后，锁了车，然后绕了个大圈抄到右边。

快接近木屋时，屋里毫无动静，也没有灯光。郊狼或小狗亮亮没有再叫唤。

我们逼近木屋，距离不超过二十码，巴伦和我的距离差不多。木屋造得很粗糙，有点像鲁尼的家，不过大一些。后面有个敞开的车库，但里面是空的。木屋前有条用碎石铺成的走道。

木屋里突然传出急促的挣扎声，接着是一声狗吠，马上又被喝止。巴伦立刻平趴在地上，我也照做，但什么事都没发生。

巴伦慢慢起身，开始一步一步往前走，每走一步都停一下。我待在原地没动。巴伦走到屋前的空地，踏上走廊阶梯。他站在那儿，身形高大，柯尔特手枪握在身侧。他的身影和月色极不协调，看起来像是完美的自杀姿势。

什么事都没发生。巴伦走上最高一级阶梯，转身紧贴墙壁。他左边有扇窗户，门在他右边。他换个手拿枪，伸手用枪柄用力敲门，接着立刻又换手握枪，贴回墙上。

小狗在屋里嚎叫，一只握着枪的手从敞开的窗户底下伸出来，左右试探。

距离太远，我不一定能射中，但我必须开枪。自动手枪的爆裂声被猎枪的低吼淹没。那只手一瘫，枪掉到走廊上。手又往外伸出来一些，手指抽搐了几下，开始抓窗沿。接着又缩回窗内。小狗继续嚎叫。巴伦就在门边，正在顶门。安迪和我从不同方向拼命往木屋冲过去。

巴伦把门撞开，一束强光突然倾泄出来，看来屋内有人刚开了一盏灯。

巴伦进屋那一刻，我刚好冲上走廊，安迪就跟在我后面。我们相继冲进客厅。

莱西太太站在房间中央的桌旁，桌上有盏油灯，狗抱在她怀里。一个金发的大块头男子歪坐在窗下，呼吸沉重，一只手胡乱地想抓住那把已经掉到窗外的枪。

莱西太太放开双臂，让小狗跳下地，它立刻飞身一跃，用它的小鼻子撞了一下巴伦的肚皮，把他外套里的衬衫扯出来，然后再跳回地上，围着他绕圈，摇着尾巴，表示它有多么开心。

莱西太太整个人像被冻住一样，脸上的表情比死亡还空洞。地上男人沉重的呼吸声中夹杂着几丝呻吟，他的眼睛迅速张开又闭上，嘴唇嚅动，吐出粉红色的泡泡。

“这只小狗真乖，莱西太太，”巴伦把衬衫塞回去，“不过这个时候带狗不太方便吧。”

他看看地上的金发男人，那人眼睛圆睁，但眼神没有焦距。

“我没对你说实话，”莱西太太语速很快地说，“我是不得已的。我先生的命就靠我了，吕德斯扣住了他，就藏在这附近，但不知道在哪里，不过他说并不远。他现在就去带他过来，我什么都不能做，治安官，我……我很抱歉。”

“我知道你没说实话，莱西太太。”巴伦平静地说。他低头看了自己的柯尔特一眼，把它放回后兜儿里：“我知道原因。但是你先生已经死了，莱西太太。他已经死了一阵子了，埃文斯先生见到了他的尸体。我知道这很难接受，夫人，可是我最好现在就告诉你。”

她没动，好像也没呼吸。然后她缓慢地走到一把椅子旁坐下，把脸埋进两只手掌里。她坐在那儿一动也不动，不发一声。小狗哀号了几声，钻进她的椅子底下。

地上的男人试图坐起身，动作很缓慢、身体不协调，眼神很空洞。巴伦走到他身边弯下腰。

“你伤得很重吗？”

那人用左手压着自己的胸口，血从他的指缝间流下来。他慢慢举起右手，直到右臂僵直，指着天花板的角落。他的嘴唇颤抖了一阵，僵住，然后含混地说：“希特勒万岁！”

他向后倒下，再也没动，喉咙发出一阵咕噜声后，也没了声响。房内一片死寂，连那只狗也不声不响。

“这人一定是纳粹，”治安官说，“你听到他说啥没？”

“嗯。”我说。

我转身走到屋外，走下阶梯，穿过树林，走回车旁。我在脚踏板上坐下，点燃一根火柴，一边抽烟一边思考。

过了一会儿他们全都回来了。巴伦抱着小狗，安迪左手拿着猎枪，年轻的脸上写满震惊。

莱西太太上了车，巴伦把小狗递给她。他看着我说：“在这里抽烟犯法，小子，要离木屋五十英尺以上才行。”

我把香烟扔在灰色的泥地上，用力踩灭，然后钻进前座，坐在安迪旁边。

车子再度发动，我们驶回那条所谓的大路。很久都没有一个人说话。然后，莱西太太用很低的声音说：“吕德斯提到一个词，听起来像是斯洛特，是跟被你们打死的那个人说的，那个人叫寇特。他们都说德语。我懂一点德文，可是他们说得太快，斯洛特听起来不像德语，这对你们有帮助吗？”

“那是附近一个旧矿坑的名字，”巴伦说，“斯洛特矿坑。你知道地方吧，安迪？”

“嗯。那个人是被你打死的，对吧？”

“大概吧。”

“我从来没有杀过人。”安迪说。

“也许是我，”我说，“我对他开了枪。”

“不，”安迪说，“你的位置不够高，不可能射中他胸膛。我够高。”

巴伦说：“带你去那栋木屋的有几个人，莱西太太？这种时候问你问题实在不合适，不过我必须要问问。”

那个毫无生气的声音说：“两个。吕德斯，还有被你们杀掉的那个人，他开的船。”

“他们在途中有没有停下来过，比如说湖的这边？”

“有，他们在湖旁的一个小木屋停下，吕德斯开车，那个叫寇特的男人下车，我们继续往前开。开了一会儿，吕德斯把车停下，寇特开了一辆旧车跟上来。他把那辆车开进几棵柳树后面的山沟里，然后跟我们回来。”

“这样就够了。”巴伦说，“只要抓到吕德斯，我们的工作就完成了，只不过我还搞不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什么都没说。我们驶到那个三岔路口，开上回湖滨的那条路，行驶了四英里左右。

“最好在这儿停一下。剩下的路我们走过去，你留下。”

“不，我不想留在这里。”安迪说。

“你留下，”巴伦的声音突然变得很坚决，“这里有一位女士需要你照顾，今晚你已经杀过人了，我只要你别让这只小狗发出任何声音。”

车子停下来。巴伦和我下了车，小狗呜呜叫了一声就安静下来。我们离开路面，开始穿越一片长着松树、灌木和硬木的平野。我们不发一言地走着，鞋底发出的声响在三十英尺之外，除了印第安人，没人能听见。

11

几分钟后，我们走出树丛，前面是一片开阔的平地。夜幕中悬挂着一片蜘蛛网状的东西，下面堆了几堆废土，一套洗矿箱，一个叠着一个，仿佛一个迷你冷却塔，一根不见尽头的皮带从人工渠通向那里。巴伦把嘴凑到我耳朵边上。

“很多年没人用了，”他说，“已经没有价值了。两个大男人辛苦工作一整天，可能才淘出一分钱这么重的金子。六十年前好多人累死在淘金热里。前面那个冷却机房厚得可以防子弹。我没看见车子，可能停在后面，或是藏起来了。应该是藏起来了。你准备好了吗？”

我点点头。我们穿过那片空旷地，月光亮如白昼，我有点兴奋，就像上了膛的枪一样。巴伦似乎很自在，把柯尔特手枪贴在身侧，大拇指扣在保险上。

冷藏车一侧突然亮起灯，我们猛地趴下。那道灯光从一扇半掩的门里射出来，地上是一块黄色的木板和一支黄色的箭头。月光下有人走动，然后是水泼到地上的声音。我们等了一会儿，才爬起来继续往前走。

假装成印第安人并没有用。他们可能走出那扇门，也可能待在里面，如果出来的话，肯定会看见我们，不论是走，是爬，还是躺着。这片空地上什么也没有，月光又那么亮，一切一览无遗。我们的鞋底有些磨损，脚下的土很硬，这里经常有人走动，土被踩得很实。我们走到一个沙堆旁停下来，我听着自己的呼吸声。我并没有气喘吁吁，巴伦也没有，可我却对自己的呼吸声感兴趣极了。我一向觉得它理所当然，此刻却十分珍惜。我希望还能听很久，但心里也没底。

我并不害怕。我个子高大，手里又有枪。不过，木屋里的那个金发男人不也是个手里有枪的大块头吗？而且他还有一堵墙可以藏身，但我并不害怕，只是想到很多小事情。我想到巴伦的呼吸声似乎太大了点，又想到我如果开口提醒他，说话声岂不是比他的呼吸声更大？我就是这样，老是想些小事儿。

那扇门又打开了。这一次里面没亮灯，一个身材矮小的男人拎着一个似乎很重的手提箱走出来。他提着箱子沿着车边走，嘴里咕哝着。巴伦紧紧抓着我的手臂，轻轻地冲我发出嘘声。

拎手提箱的小个子走到车尾，转过弯去。我想到虽然这个沙堆不高，也许还能掩护我们。而且如果小个子没想到会有客人来，没准也不会注意到我们。我们等他回来，但等了很久也没见其踪影。

一个清晰的声音在我们身后说：“我手里有一把机枪，巴伦先生，请举起双手。只要你有任何其他的动作，我就开枪。”

我很快就举起双手，巴伦稍微迟疑了一下，接着也举了手。我们慢慢转身，弗兰克·吕德斯离我们约四英尺远，一把机枪举在腰间。那把枪的枪口大得像洛杉矶第二大道的隧道口。

吕德斯平静地说：“我还是喜欢你们面朝另一边。等查理从车子那儿回来，就会进去开灯，然后我们再一起进去。”

我们只好面向那辆又长又矮的汽车，吕德斯吹了一声很响的口哨。小个子从车尾角落里出来，停了一下，朝门的方向走。吕德斯大叫：“开灯，查理，我们有客人了。”

小个子安静地走进冷藏车。我听到划火柴的声音，里面亮了。

“现在，二位里面请。”吕德斯说，“别忘了死神紧跟在你们后面，好自为之。”

我们往里走去。

12

“去拿他们的枪，再搜搜看还有没有别的武器，查理。”

我们背靠墙站着，旁边是一张长长的木桌，木桌两边各摆了一张长凳，桌上的盘里摆了一瓶威士忌和两个杯子，一盏防风灯，和一盏农舍常用的老式厚玻璃油灯。两盏灯都燃着，一只小碟里堆满火柴，另一只里满是烟灰和烟头。桌子对面的屋角里有个小暖炉和两张行军床，一张乱糟糟的，另一张被子叠得很整齐。

小个子日本人凑过来，眼镜片闪着光。

“有枪，”他说道，“不太好。”

他卸下我们的枪，顺着桌面推给吕德斯，接着用小手灵活地搜身。巴伦满面通红，可是没吭一声。查理说：“没别的枪，我很满意，两位先生。我觉得今晚夜色不错，你们是在月光下野餐吗？”

巴伦怒哼一声。吕德斯说：“请坐，两位先生，告诉我，我能为二位做些什么。”

我们坐下，吕德斯跟着在对桌坐下。两把枪都摆在他面前，他把机枪也架在桌上，左手稳稳地握着枪身，眼神沉着而凌厉，脸色不再招人喜欢，不过还是一副聪明的样子。

巴伦说：“我得嚼点烟草，保持清醒。”他掏出烟草团，咬下一口，放回身上，然后静静嚼了一会儿，一口吐在地板上。

“把你的地板弄脏了，”他说，“希望你别介意。”

日本人坐在那张整洁的床上，两脚够不到地板。“我不喜欢，”他不满地说，“臭死了。”

巴伦根本不看他，只是平静地说：“你打算杀了我们，溜之大吉，吕德斯先生？”

吕德斯耸耸肩，放下机枪，往墙边靠去。

巴伦说：“你留下了太多痕迹，只除了一样你想不明白，那就是我们怎么知道从哪儿开始跟踪。你没料到，所以才这么大意。可是我们到的时候，你又在等我们，我搞不懂这一点。”

吕德斯说：“因为我们德国人都是宿命论者。当事情进行得太顺利时，比如今天晚上——除了韦伯那个笨蛋——我们就开始起疑心。我对自己说：如果没有留下蛛丝马迹，他们绝不可能在短时间内跟踪我到湖这边来。他们没船，我也没被任何一艘船跟踪，他们一定找不到我，绝对不可能。然后我又对自己说：‘就因为一切迹象都显示他们不可能找到我，所以他们肯定会找到我，所以我得守株待兔。’”

“然后叫查理把一箱箱钞票搬到另一辆车上。”我说。

“什么钞票？”吕德斯似乎没在看我们俩，他似乎在往自己心里看。

我说：“那些你用飞机从墨西哥运来，一张张簇新的十美元钞票。”

吕德斯那时才看我一眼，然后冷漠地说：“我亲爱的朋友，你不是认真的吧？”

“哈！世上最简单不过的道理。边防巡逻队现在没有飞机，不久前虽然有几架巡防机，可是什么也没逮到，所以就被撤掉了。一架飞机从墨西哥境内飞过边境，降落在林地俱乐部，那是吕德斯先生的飞机。吕德斯先生是俱乐部的股东，又住在这里，谁会怀疑？但是吕德斯先生并不想把五十万假钞藏在自己的木屋里，所以他在这里找了一个旧矿坑，把钞票藏在冷藏车里。冷藏车既固若金汤，又一点都不起眼。”

“你让我很感兴趣，”吕德斯平静地说，“请继续。”

我说：“这批钞票几乎可以以假乱真，我们已经做出一个报告，只有犯罪组织才能弄到墨水、纸张和模子。而且这个组织不是普通的诈骗团伙，而是政府组织——纳粹政府。”

日本人跳下床，嘴里啧啧作响。吕德斯面不改色地说：“我还是很感兴趣。”他简洁地说。

“我可不觉得，”巴伦说，“我觉得你越讲越离谱了。”

我继续说：“几年前，俄罗斯人也耍过同样的把戏，在这里洒下一大批假钞，筹钱搞间谍活动，同时还希望搞垮我们的金融机构。纳粹没那么傻，他们只想拿美金去中南美洲活动，但是要用旧钞票，不能用价值十万美元的新钞到银行去开户。治安官一定不明白，为什么你们会选上这种小地方，每个居民都很穷的度假山村。”

“可是像你这样的天才，却不觉得奇怪，对不对？”吕德斯冷笑道。

“其实我也不觉得奇怪，”巴伦说，“我只是不喜欢在我的地盘死那么多人。我很不习惯。”

我说：“你选这个地方，是因为把钱送进来非常容易。美国境内这样理想的地点有上百个，这是其中之一——既没有什么警力，夏天里又有成千上万的陌生人出入，飞机进来也不会遭到检查。不过这不是唯一的理由，最主要是因为这里流通大批钞票很容易，只要幸运之神眷顾你。可惜你并不幸运。你的手下韦伯干了件蠢事，让你从此一路倒霉。你想知道为什么在这里，只要你有足够的人手，就很容易让假钞流通吗？”

“愿闻其详。”吕德斯拍拍机枪的枪身。

“因为每年夏天这几个月，这里人口激增，假期和周末甚至多达两万到五万人，这意味着很多钱从外面进来，很多生意成交。可是这里没有银行，结果就是由旅馆、酒吧和商家准备现金来兑换支票，所以旅游旺季他们的储蓄几乎全是支票，现钞都在市面流通，直到这一季结束为止。”

“我觉得你的理论非常有意思，”吕德斯说，“不过要是由我来主持这个计划，我一定不会在这里放出太多钱，大概放一点就收手。我会先试探市场，看看反应如何。还有一个理由你没想到，因为这里货币流通很迅速，万一被发现是假钞，也很难查出来源。”

“没错，这样做的确比较聪明，”我说，“你很坦诚，不错。”

“对你而言，”吕德斯说，“我坦诚与否，都无关紧要。”

巴伦的身子往前倾：“听着，吕德斯，杀了我们对你一点好处都没有。你仔细想想，我们之间并没有过节。韦伯可能是你杀的，可是在这种地方，要证明这一点还很难。就算你贩假钞，被人逮到了，也不会被判死刑。现在我皮带上正好有两副手铐，我建议你跟你的日本朋友戴上它跟我走。”

日本人查理说：“哈！这人真搞笑。一定是个笨蛋。”

吕德斯轻轻笑道：“你把东西都放上车了，查理？”

“还剩最后一箱。”查理说。

“最好现在就去放，然后发动引擎，查理。”

“听着，这样没用，吕德斯。”巴伦赶紧说，“我还有个带猎枪的手下守在树林里，今晚月色这么亮，你虽然有厉害武器，但要和猎枪较劲，胜算比我和埃文斯想制住你高不了多少。除非你带我们一起走，否则你绝不可能活着出去。他看着我们走进来，他只会等二十分钟，然后就会找人来把你炸出去，那是我的命令。”

吕德斯平静地说：“这份工作很困难，连我们德国人都觉得困难。我很累，我犯了一个错，用了一个笨蛋，干了一件蠢事，他为此杀了一个人，因为那个人知道他干了什么事。不过这也是我的错，不可原谅的错。我的生命已经不重要了。把手提箱拿到车上去，查理。”

查理很快走到他身边。“我不喜欢。”他尖声说，“手提箱这么重，外面有人拿猎枪。送死吗？”

吕德斯慢慢露出一个微笑：“瞎扯，查理。如果他们留了人在外边，早就进来了。所以我才让他们讲这么多话，就是想确定是不是就他们两个。没错，查理，就他们两个。”

查理不爽地说道：“好吧，但我还是不喜欢。”

他走到角落，拎起立在那儿的一个手提箱，那箱子重得他几乎拎不动。他慢慢走到门边，把箱子放下，叹了一口气，把门拉开一条小缝，看看外面。“没看到人，”他说，“可能真的在撒谎。”

吕德斯若有所思地说：“我应该把那个女人和狗也杀了。我太心软了。寇特怎么样了？”

“不知道。”我说，“他在哪里？”

吕德斯瞪我一眼：“站起来，两个人都站起来。”

我站起来，后背发凉。巴伦也站起来，脸色铁灰，两鬓的白发被虚汗弄得闪闪发光。他脸上全是汗，可是下巴还在那儿嚼啊嚼的。

他小声说：“这件差事你赚了多少钱，小子？”

我低声说：“一百美元。已经被我花掉了一些。”

巴伦用同样低的声音说：“我结婚四十年，他们每月付我八十美元，连房子加木柴，不够花。去他的，我也该挣一百美元。”他苦笑一下，吐了一口烟草汁，然后看着吕德斯。“该死的纳粹杂种。”他说。

吕德斯缓缓拿起机枪，嘴唇往后咧，露出牙齿，发出嘶嘶声。然后他又慢慢把机枪放下，把手伸进外套里。他掏出一把鲁格自动手枪，用拇指把保险扳开。他把枪移到左手上，站在那儿静静地看着我们。所有表情逐渐从他脸上退去，面如死灰。他举起手枪，同时右手臂很快僵直地抬高到肩膀的高度。

“希特勒万岁！”他尖声喊。

他很快把枪口放进自己嘴里，扣动扳机。

13

日本人尖叫一声，夺门而出。巴伦和我朝桌上扑过去，抢到自己的手枪。血滴到我手背上，吕德斯靠着墙慢慢往下滑。

巴伦已经奔出门外。我赶到他身后，看见日本人正拼命往山下的一堆树丛方向跑。

巴伦站稳脚跟，把他的柯尔特手枪举起来，又放下去。

“他还不够远，”他说，“我永远都让别人先跑四十码。”

他再度举起柯尔特手枪，身子稍稍一偏，手枪蓄势待发，巴伦微微低头，手臂、肩膀和右眼成一直线。

他保持不动，等了很久，然后手枪怒吼一声，枪声重重往回一震，一缕轻烟在月光下升起又消失。

日本人继续往前跑。巴伦把枪放下，看着他扑进那堆树丛里。

“妈的，”他说，“没打中。”他迅速看我一眼，立刻又看往别处，“可是他跑不远，附近没别的掩体，那双短腿连松果都跳不过去。”

“他有枪，”我说，“放在左边腋下。”

巴伦摇摇头：“不，我注意到枪套是空的，大概被吕德斯拿走了，我觉得吕德斯原本想在他离开前把他干掉。”

车灯在远方出现，一辆汽车绝尘而来。

“吕德斯为什么突然心软了？”

“我想他大概自尊心受伤了吧，”巴伦若有所思地说，“这么一位大组织首脑，居然栽在我们两个小人物手里。”

我们绕到冷藏车后面，一辆全新的跑车停在那儿。巴伦大步走过去把车门打开。路上那辆车已经快开过来了，它转个弯，两道远光灯照在跑车上。巴伦往车里瞪了几秒钟，然后气鼓鼓地摔上车门，往地下吐了一口。

“凯迪拉克V-12，”他说，“红色真皮座椅，后备厢里有几个手提箱。”他又探头进去，打开手电筒：“现在几点？”

“差十二分钟两点。”我说。

“这个钟可没慢十二分半，”巴伦很生气地说，“这点你说错了。”他转过身来面对我，把头顶的帽子往后推。“见鬼，你看到它停在印第安酋长旅馆前对吧？”

“没错。”

“我以为你真是个聪明人呢。”

“没错。”我说。

“小子，下次我要挨枪子儿的时候，你能不能过来陪我？”

车子开到离我们几码的地方停下，小狗开始吠叫。安迪伸出头来叫道：“有没有人受伤？”

巴伦和我走到车旁。车门打开，一只银色的小狗跳出来奔向巴伦。它在大概四英尺之外飞身一跃，跃到半空中，两只前爪往巴伦的肚皮上一按，立刻跳回地上，开始绕着他打转。

巴伦说：“吕德斯在里面自杀了，下面那堆树丛里有个日本小子，我们得把他逼出来，这里还有三四箱假钞得处理。”

他转过头，凝望远方。结实厚重的身影宛如磐石。“这样美好的夜晚，”他说，“却充满了死亡气息。”

注释

[1] 此处侦探更名为约翰·埃文斯（John Evans）。

[2] 原文为德语。

版权信息

书名：长眠不醒

作者：（美）雷蒙德·钱德勒

译者：傅惟慈

出版社：新星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8-06-01

ISBN：978-7-5133-2984-2

雷蒙德·钱德勒 作品年表

1935～1941 《雨中杀手》（短篇集）

1939 《长眠不醒》

1940 《再见，吾爱》

1942 《高窗》

1943 《湖底女人》

1949 《小妹妹》

1950 《简单的谋杀艺术》（短篇集）

1950 《找麻烦是我的职业》（短篇集）

1953 《漫长的告别》

1958 《重播》

关于钱德勒

阿城

雷蒙德·钱德勒 Raymond Chandler（1888－1959）

我自己当然认定这些文字是应该放到钱德勒的小说之后的。如果你读过侦探小说，便知道我在说什么。

有关侦探小说的文字，有个道德约定，或说是默契，即不可泄露天机。天机泄露，对一般的侦探小说就失去阅读兴趣。天机，也就是答案，是肉身的诱惑，是智力的挑战，是阅读的张力。

不过天机一旦精彩，下一个天机，也就是作者是怎样的一个人，是读者马上想知道的。这是我认定这些文字是应该放到钱德勒的小说之后的原因。现代文论认为作者和作品是应该分开的，即读其文即可，作者怎样，无足论。以作者论其文，或作者论，为昨日旧套。但现代文论恰恰于此忽略了阅读心理的一个微妙机制。这是有意的忽略，因为作者这一因素会破坏现代文论自建的论述逻辑，或不如说，现代文论有其自我保护机制，有洁癖。

但钱德勒是一个例外，因为从上个世纪三十年代以来，不知道钱德勒的小说的读者甚少，更不要说钱德勒小说都翻拍过电影。因此我的这点文字如果被放在前面，亦无不可，天机早已泄露数十年了。我前面的天机说，纯只为照顾心中想象的居然没有读过钱德勒的小说的读者。

雷蒙德·钱德勒（Raymond Thornton Chandler），1888年7月23日生于美国伊利诺州的芝加哥，1959年3月26日逝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拉荷亚（La Jolla）的斯克瑞普斯诊所（Scripps Clinics），死因是酗酒及肺炎。因为他的文稿代理人赫尔加·格林（Helga Greene）与他的秘书琼·弗莱卡丝（Jean Fracasse）兴讼争夺他的遗产，据《钱德勒论文集》的作者弗兰克·麦克桑恩（Frank MacSchane）指出，这导致他的遗体被葬于预留给贫困者的墓地，即南加州圣地艾哥市的希望山公墓（Mount Hope Cemetery）。

钱德勒的父亲是火车工程师，唯酗酒，不知道酗酒遗不遗传，钱德勒成人后亦酗酒。总之钱德勒的父亲遗弃了妻小，钱德勒的母亲带了他移居英国，由钱德勒的做律师的舅舅资助他们。

1900年秋天，12岁的钱德勒考进伦敦的杜维奇学院（Dulwich College）。五年之后，去巴黎学法语。再一年后，去德国学语言。隔年春天回到英国，入英国籍，夏天通过公务员考试，谋得海军的一份工作。这是1907年的事，隔年冬天，钱德勒20岁，他的第一篇诗作The Unknown Love 发表。

不过钱德勒一年后辞职，家人震惊。此后两年内，钱德勒试过新闻业，发表过评介，均不成功。

钱德勒向对他不耐烦的舅舅借了一笔钱，说清将来连本带利偿还。1912年，钱德勒返回美国，最后在洛杉矶落脚，做过穿网球拍线及采摘水果的工作。省吃俭用的日子里，据说他只买过一只烟丝荷包给自己做圣诞礼物。之后他修读簿记函授课程，提前完成课程并找到了一份稳定工作。

他开始参加文人沙龙聚会，听音乐、朗诵诗，结识了钢琴家帕斯卡（Julian Pascal）夫妇。

帕斯卡的妻子西西（Cissy Pascal）“性感、世故、机智、自信，集合了所有年轻男子性幻想的必备特质”。西西当过模特儿，好裸身做家事，虽然自称大钱德勒8岁，但对他有致命的吸引力。

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因英国国籍，钱德勒1917年应征进入加拿大军队，抵达英国利物浦，加入皇家空军，之后被送到法国战场。钱德勒后来写道，不用值班时，有时会喝酒喝到眼前发黑。战前的浪漫主义诗人，因世界大战而酗酒。

1918年停战之后，钱德勒重返洛杉矶。西西已与帕斯卡离异。钱德勒的母亲1913年从英国回到美国，此时她反对儿子的欲望，结果，他们在1924年钱德勒母亲死后不久立即结婚，又结果，36岁的钱德勒发现西西不止大他8岁，而是18岁。

钱德勒曾担任过加利福尼亚州斯格纳希尔市（Signal Hill）的德布利石油财团（Debney Oil Sundicate）的副总裁，但因酗酒、旷工及自杀恐吓而被解雇。

钱德勒开始写廉价小说（pulp fiction）。1933年，第一个短篇《勒索者不开枪》（Blackmailers Don’t Shoot ）被《黑面具》（Black Mask ）杂志发表。

钱德勒曾写信给朋友，说他想要寻找“一种雅俗共赏的手法，既有一般人可以思考的程度，又能写出只有艺术小说才能产生的那种力量。”

他做到了。1939年，钱德勒的第一本小说《长眠不醒》（The Big Sleep ）出版，大卖。加缪、奥登和奥尼尔都赞赏他。

这之后，钱德勒的小说一路成功。到他去世，留有七部长篇。钱德勒创造了一个硬汉性格的小说角色，侦探马洛（Philip Marlowe）。钱德勒之前的侦探小说，是案件引人，侦探则是超人，例如福尔摩斯，而钱德勒笔下的侦探马洛，突出的是性格，案件，则是为了性格的展开。这种硬汉，引领了至今大部分侦探小说的方向。去年，我们熟悉的村上春树翻译了钱德勒的代表作《漫长的告别》（The Long Goodbye ）。《漫长的告别》曾获在世界推理小说界享有极高声誉的爱伦·坡奖。村上版《漫长的告别》首印数为10万册，日本全国1500家书店也闻风办起了“钱德勒读书节”，村上在后记中将《漫长的告别》定义为“准经典小说”，认为钱德勒的作品影响了纯文学。

钱德勒的侦探小说，读者（包括我）会一再阅读它们，全然不管答案早已知道了几十年。

小说成功后，钱德勒做过一阵子好莱坞编剧，与比利·怀尔德（Billy Wilder）一起将詹姆斯·凯恩（James M.Cain）的小说《双重赔偿》（Double Indemnity ）剧本化（1944年）；写作了他唯一的原创剧本《蓝色大丽花》（The Blue Dahlia ，1946）。钱德勒还曾参与了希区柯克的《火车怪客》剧本，不过他认为希区柯克的故事不像真的。

虽然钱德勒不符合好莱坞的要求，并嘲笑电影对自己小说的改编，但是二战后欧洲的导演和后来的美国导演，都受了钱德勒小说的影响，例如黑色电影（Flim Noir）。在欧洲，法国新浪潮电影用黑色电影的框架创作了最好的故事，比如戈达尔（Jean-Luc Godard）的《断了气》（Breathless ，1959）和特吕弗（Francois Truffaut）的《刺杀钢琴师》（Shooting the Piano Player ，1960）。

不过生活中的钱德勒并不顺利，1954年，钱德勒正在写《漫长的告别》（The Long Goodbye ，1954年爱伦·坡奖最佳长篇小说），西西久病后去世，钱德勒再次陷入酗酒。1955年，钱德勒试图自杀。最终，这篇小文开始写过了，上个世纪，1959年，钱德勒逝世。

1955年，钱德勒的作品被收入权威的《美国文库》中，以侦探小说进入经典文学殿堂的，似只有钱德勒。

1995年，美国推理作家协会请出四位当代顶尖名家，票选150年来最佳作者、最佳侦探。结果雷蒙德·钱德勒与他创造的高贵侦探菲利普·马洛拿下双料冠军。

钱德勒因自己的小说而不死。

1

十月中旬的一天上午，十一点钟左右，太阳没有露头，几座小山丘前的空旷处雨意很浓。我穿着一身浅蓝色的西装，里面是深蓝色的衬衫，系着领结，口袋里露出一角手帕，脚上是厚底黑皮鞋，带深蓝色花纹的黑色毛线短袜。我显得又干净又利落，脸刮得干干净净，一点儿也没有醉意；至于有谁能够知道这一点，那不关我的事。总而言之，凡是一个衣冠整洁的私人侦探应有的外表，我都具备了：因为我正在拜访一位家资四百万的大富翁。

斯特恩伍德宅邸一进门的大厅有两层楼高。大厅的正门足可以赶进一群印度大象；门上边镶着一块特大号的花玻璃，画的是一个身披黑色甲胄的骑士正在搭救一位被捆在树上的女郎。这位女郎身上什么衣服也没穿，但是头发非常长，帮了她不少忙。骑士为了表现得彬彬有礼，已把他头盔的前檐推上去，他正在摆弄把女郎捆在树上的绳结，但解来解去也解不开。我站在那儿想，如果我住在这所房子里，早晚有一天我会爬上去帮帮他的忙。他做这件事似乎并不太认真。

大厅的后壁有几扇落地玻璃窗，玻璃窗外是一片开阔的碧绿碧绿的草坪，一直通到一座白色的车库。一个皮肤黝黑、身材瘦长、穿着亮闪闪黑皮护胫的年轻司机，正在擦拭一辆红褐色的帕卡德牌
[1] 旅行汽车。车库后面种着几棵装饰庭院的树，像卷毛狗一样修剪得整整齐齐。树后面是一座很大的圆顶暖房。再过去是很多的树，最后面便是那些蜿蜒起伏、轮廓优美的层层叠叠的小山丘了。

大厅东边兀立着一道瓷砖铺地的楼梯，通向楼上一个带铁栏杆的长廊和另一块镶嵌成传奇画的彩色玻璃。沿着大厅四壁摆着很多把红绒椅座的硬背大椅子，看来从来也没有人在上面坐过。西墙正中有一个大壁炉，炉子里什么东西也没有，炉前放着四块大铜片组成的一面炉挡；壁炉台是大理石的，四角装饰着爱神丘比特雕像。炉台上面挂着一张巨大的油画肖像，肖像上面交叉挂着两面带子弹洞的、也许是虫蛀的轻骑兵三角旗，外面罩着玻璃框。肖像是一个穿着墨西哥战争年代的军服、板着身躯的军官。这人生着像煤块一般乌黑的、热情而严峻的眼睛，蓄着整齐的、乌黑的拿破仑三世式的尖胡子，整个神态给人以一种只要能把他团弄住就会大有好处的印象。我猜想这位军官可能是斯特恩伍德将军的祖父，不太可能是将军本人，尽管我也听说过，将军年纪已经很老，膝下却有两个二十来岁、正处于危险年龄的女儿。

当我还在凝视肖像上那双热情乌黑的眼睛时，远处楼梯后面的一扇门打开了。进来的不是管家，而是一个年轻的女孩子。

她二十岁左右，体格瘦小、纤巧，但看上去却很结实。她穿着一条淡蓝色的裤子，非常合身，走路的样子飘飘悠悠，好像两脚并不沾地。她那漂亮而弯曲的黄褐色头发剪得很短，比现今流行的那种发梢卷起的齐肩发式短得多。她的眼睛是灰色的，在看着你的时候一点儿表情也没有。这个女孩子走到我身边，咧开嘴对我笑了笑；我看到她生着食肉动物般的锐利的小牙，白得像柚子瓣，光洁得有如白瓷。在她的两片又薄又紧的嘴唇中间，牙齿在闪闪发亮。她的脸血色不够，看来不很健康。

“嗬，个子挺高啊！”她说。

“我可没想要生得这么高。”我回答。

她的眼睛瞪圆了。她对我的回答感到奇怪。她正在思索。我虽然刚刚同她见面，却一眼就能看出，动脑子对她是一件很麻烦的事。

“还很漂亮。”她又说，“我敢说你知道自己挺漂亮。”

我哼了一声。

“你叫什么名字？”

“莱利，”我说，“道格豪斯
[2] ·莱利。”

“这名字真滑稽。”她咬着嘴唇，把头扭过一点儿，斜着眼睛打量起我来。接着，她垂下了睫毛，一直挨到面颊上，然后又像是拉幕似的把睫毛抬起来。她做这个把戏是有意叫我赏识一下。按照她的意思，我看了这个表演以后理应在地上打滚，仰面朝天把四只爪子跷到半空。

“你是职业拳击家吗？”发现我没有在地上打滚的时候，她问道。

“有点儿区别。我是个私人侦探。”

“你是个——”她气恼地把头向后一扬，头发的光波在这间光线相当暗淡的大厅里闪烁了一下，“你在同我开玩笑。”

“嗯——哼。”

“什么？”

“去吧，”我说，“你听见我说什么了。”

“你什么也没说啊。你真会逗弄人。”她把一个大拇指放在嘴里，开始咬起来。她的大拇指样子有些畸形，像有些人的六指似的又细又扁，缺少上面的一个关节。她一面咬一面慢慢地吮，像婴儿咂弄奶头一样把大拇指在嘴里来回转动。

“你真高得厉害。”她说，接着她不知为什么感到非常高兴，咯咯地笑了起来。随后，她慢慢地、脚不离地地把身子灵活地转过去，两臂瘫软地垂在身子两旁。她只用脚尖着地，身体向我这边倒过来，笔直地跌到我的怀抱里。我不得不把她抱住，否则她的脑壳就会砰的一声磕在镶着棋盘格的地板上。我拦腰把她抱住，她立刻像一摊泥似的靠在我身上。我不得不紧紧抱着她才能不使她摔倒。当她的脑袋贴到我前胸上的时候，她使劲扭动，对我咯咯地笑个不停。

“你真帅，”她笑着说，“我也挺帅。”

我什么也没有说。管家偏偏选择了这样一个时刻从落地窗户里走进来，正好看到我怀里抱着这个丫头。

管家好像对这件事丝毫不以为意。他是个满头银发、又高又瘦的老人，年纪在六十上下。他那双蓝眼睛的眼神要多深邃有多深邃。他的皮肤非常光洁，走动起来肌肉坚实有力。他慢慢地穿过大厅向我们这边走来，女孩子从我身上一跃而起。她飞快地跑到楼梯下面，像只小鹿似的蹿上去。我还没来得及把吸进的一口长气吐出来，她已经跑得无影无踪了。

管家用平板的语调对我说：“将军现在要接见您，马洛先生。”

我把下巴从前胸上抬起来，对他点了点头。“她是谁？”

“卡门·斯特恩伍德小姐，先生。”

“你得叫她戒掉那个坏习惯。她年纪已经不小了。”

管家神情严肃而又很有礼貌地看了我一眼，又重复了一遍他刚才说过的话。

注释

[1] 帕卡德（Packard）汽车是二十世纪中叶最流行的豪华型汽车之一。

[2] 道格豪斯（dog house）是“狗窝”的意思。这里菲利普·马洛是在开玩笑。

2

我们从落地长窗走出大厅，沿着一条光滑的红石板路向前走去；这条路一直绕到草坪最远的一端，把草坪同车库隔开。年轻的司机这时已在擦洗一辆零件镀铬的大型黑色小轿车。红石板路把我们带到暖房的一侧，管家替我打开门，侧身站在旁边。进了门是一间类似前厅的屋子，温度大概同闷炉里差不了多少。他跟在我身后走进来，把通向室外的门关上，接着又打开一扇通向内室的门；我们走了进去。这时才真正让人感到热起来。室内的空气又湿又闷，雾气腾腾，一股开着花的热带植物的甜腻味道扑鼻而来。玻璃墙和玻璃屋顶蒙着厚厚一层水蒸气，大颗的水珠噼噼啪啪地滴落在植物的叶子上。屋子里的灯光是一种很不真实的绿色，好像射进玻璃水槽的光线一样。屋子里到处是巨大的植物，像是一片森林，丑陋而肥厚的叶子同枝干活像死人刚刚洗过的臂膀和手指，发出一阵阵好似在毛毯底下煮烧酒的刺鼻气味。

管家尽力帮助我穿过这些植物，不叫湿沉的叶子打在我的脸上。最后我们走到圆屋顶下面、丛林中间的一块空地上。在这块六角形的空地上铺着一块红色的旧土耳其地毯，地毯上停着一把轮椅，轮椅上，一个年纪很老、眼看就要断气儿的人正在盯着我们。这人眼里的生命的火光早已熄灭，但是却仍然保留着我在大厅壁炉上看到的那幅肖像眼睛的颜色和神采。除了眼睛以外，他的一张脸简直像个铅色的面具；一点儿血色也没有的嘴唇、尖尖的鼻子、凹陷的太阳穴、扇风耳朵，无一不给人以即将糟朽腐烂的感觉。他又长又瘦的身躯——尽管屋子那么闷热——紧紧裹着一块毛毯和一件褪色的红浴衣。像鸟爪似的一双瘦手松松地交叉着，搭在毯子上，指甲是紫色的。几缕枯干的白发贴在头骨上，仿佛光秃秃的岩石上几朵朝不保夕的野花。

管家站在这位老人前面说：“这位就是马洛先生，将军。”

老人点了点头，既没有移动身体也没有说话。他只是一点儿精神也没有地望着我。管家把一把潮湿的藤椅从后面推过来，抵着我的腿，我趁势坐下。管家又把我的帽子一把攫走。

这时，老人像把他的声音从一口深井里提上来似的开口说：“白兰地，诺里斯。你愿意怎么喝白兰地，先生？”

“怎么都成。”我说。

管家从那些可恶的热带植物里穿行出去。将军又同我讲起话来；他说得很慢，非常吝惜自己的气力，就像一个失业的歌舞女郎节约使用自己最后一双好袜子一样。

“过去我喝白兰地喜欢掺香槟酒。香槟像铁匠铺凹地
[1] 一样冰冷，杯子下边三分之一是白兰地。您可以把衣服脱下来，先生。对于一个血管里还有血液在流动的人说来，这里实在太热了。”

我站起来，扒掉外衣，拿出一块手帕，揩了揩脸、脖子和手背。圣路易斯城的十月的天气同这个地方一点儿相同之处也没有。我重新坐下，下意识地想去掏纸烟，但是马上就停了下来。老人注意到我的手势，脸上浮现出一丝笑容。

“你尽管抽吧，先生。我喜欢烟草气味。”

我点着一根纸烟，向他喷了一口；他像小狗嗅耗子洞似的使劲用鼻子闻。他的嘴角因为微笑而微微抽搐了一下。

“你看，事情多么糟，连抽烟这种坏毛病都得找替身给我做。”他一点儿表情也没地说，“坐在你面前的是个享受过荣华富贵、只剩暗淡余生的人，一个双腿瘫痪、下半个肚子只有一半还活着的残废人。我只能吃一点点东西，睡觉的时候同醒着也差不多，简直不能叫睡眠。我似乎只靠着热气活着，像是个刚生出来的蜘蛛。我养兰花只是为了给我需要的热度打掩护。你喜欢不喜欢兰花？”

“不特别喜欢。”我说。

将军把眼睛眯缝起来。“确实是让人作呕的东西。兰花肥肥嫩嫩的太像人肉了。香气是甜腻腻的腐烂味，活像个妓女。”

我张着嘴直勾勾地看着他。笼罩着我们身体的潮湿的热气像是一块包尸布。老人点了点头，好像他的脖子禁不住脑袋的重量似的。这时管家走了进来，从丛林里推来一辆装茶具的手推车。他给我调了一杯加苏打水的白兰地酒，用一块湿手巾把装着冰块的铜缸子裹起来，然后便悄没声地从兰花丛里走出去。丛林那边一扇门打开，又重新关上了。

我一小口一小口地喝着白兰地。老人舔着嘴唇望着我。他上上下下地打量着我，慢慢地抿动着两片嘴唇，好像殡仪馆的工作人员在专心致志地搓弄双手。

“谈谈你自己吧，马洛先生。我想我还是有权利了解一下你的情况吧？”

“当然了，但是我没有许多可说的。我今年三十三岁，上过大学，如果需要的话，我还能说舞文弄墨。我干的这个行业没有多大意思。我给地方检察官怀尔德先生当过探员。他的探长，一个叫伯尼·奥尔斯的人给我打电话，告诉我你要同我见见面。我还没有结婚，因为我不喜欢警察的老婆。”

“你还有一点儿玩世不恭，”老人笑了，“你不喜欢在怀尔德手下工作？”

“我被他开除了，因为我不听话。在这方面我是很有点儿本领的，将军。”

“我自己也是这样的，先生。我很高兴听到这种话。关于我的家庭你知道些什么？”

“我听说您的太太已经去世了，您有两个女儿，都非常漂亮，也都有些野性。一个已经结过三次婚，最后一次嫁给了一个曾经贩卖私酒的人，这人在干这个营生的时候用的名字是鲁斯蒂·里甘。这就是我知道的全部情况，将军。”

“在这些事情当中，你觉得哪件有些特别？”

“也许是鲁斯蒂·里甘的事。但是我本人同贩卖私酒的人一向很合得来。”

他尽量节省力气地淡淡一笑。“好像我也同你一样，我很喜欢鲁斯蒂。一个卷头发、大块头的爱尔兰人，生在克隆梅尔。眼神忧郁，却总是乐呵呵的，笑容像威尔希尔大道一样宽。第一次看见他的时候，他给我的印象可能同你想象中的差不多——一个冒险家，在一个偶然的机会，用天鹅绒外套把自己装扮起来。”

“您一定很喜欢他的，”我说，“您已经学会了使用他这行当的语言了。”

他把两只没有血色的手放在毯子底下。我把烟蒂掐灭，喝光了杯里的酒。

“他是我生命的呼吸——在他还在我身边的时候。他连续几个小时地陪着我，浑身冒汗，像口大猪，一升一升地喝啤酒，给我讲爱尔兰革命的故事。他在爱尔兰革命军里当过军官。他在美国住还是非法的。这场婚姻当然很滑稽，也许夫妻关系还没有延续到一个月。我告诉你的是我的家庭秘密，马洛先生。”

“到我嘴里仍然是秘密，”我说，“他后来怎么样了？”

老人木然地望着我。“一个月以前他走了。突然不见了，谁也没有告诉一声。也没有向我告别。我感到有些受了伤害，但是他不是文明社会培养出来的。有一天他会给我写一封信来的。与此同时，我又在受人敲诈。”

我说：“您是说‘又’受敲诈？”

他把手从毯子下面抽出来，拿着一个棕色信封。“当鲁斯蒂还在这里的时候，不管哪个人想要敲诈我，都是自找倒霉。在他到这里来几个月以前——就是说，大约八九个月以前——我给一个名叫乔·布罗迪的人五千块钱，叫他别再纠缠我的小女儿卡门。”

“啊。”我说。

他把他那稀疏的白眉毛挑了挑。“‘啊’是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也不是。”我说。

他继续瞪着眼睛看着我，半皱着眉头，过了一会儿才开口说：“把这封信拿去，看一看。再给自己倒一杯白兰地。”

我从他的膝头上把信拿过来，又坐了下来。我擦了擦手掌，把信封翻过来。信是寄给“加利福尼亚州西好莱坞区，阿尔塔布里亚克雷桑三七六五号，盖伊·斯特恩伍德将军”的，姓名、地址是用墨水写的倾斜印刷体（工程师都喜欢写这种字体）。信封已经拆开。我从里面抽出来一张棕色名片和三张硬纸片。名片是一种用亚麻制的很薄的棕色纸，印着金字：“阿瑟·格温·盖格先生”，没有住址，只有下边左角上有几个小字：“收售珍版书籍”。我把名片翻过来，看到背面另外写着几行斜体字：“将军阁下：随信附上借条三纸，均系赌债，从法律角度虽无法索取，但仍望阁下以信义为重，如数清偿为荷。A.G.盖格谨启。”

我查看了一下信里面的几张白色硬纸，都是用钢笔填写的期票，日期是上个月——九月的几个不同的日子。“兹向阿瑟·格温·盖格先生借到现款壹仟圆，盖格先生如需用此款，我当随时奉还，并无利息。卡门·斯特恩伍德。”

用钢笔填写的字写得歪七扭八，又是勾又是圈，该画黑点的地方都画的是小圈。我给自己调了另一杯酒，一口口地慢慢喝着，把名片同借条放在一边。

“你的推断？”将军问我道。

“我还没有。这个阿瑟·格温·盖格是什么人？”

“我一点儿也不知道。”

“卡门怎么说？”

“我没有问过她。我不想问。我就是问，她也只是嘬弄着大拇指不说话。”

我说：“我刚才在进门的大厅里碰到她了。她就是做您说的那套动作。她还想坐在我怀里。”

将军脸上的表情一点儿也没有变化。他的两手握在一起，仍然一动不动地放在毯子边上；屋子里的热度把我变成了新英格兰式滚烫的大菜，却似乎一点儿也没有叫他暖和过来。

“我说话应该客气一点儿呢，”我问，“还是有什么说什么？”

“我发现你什么忌讳也没有，马洛先生。”

“她们姐妹俩常常在一起混吗？”

“依我看，不大在一起，她俩各有各的走向地狱的道路。维维安被宠坏了，非常爱挑剔，尽管聪明，心肠却非常狠。卡门还是个孩子，喜欢从活着的苍蝇上揪下翅膀来。两个人的道德观念都不见得比一只猫多。我也没有。斯特恩伍德一家人都没有道德观念。接着问吧。”

“她们俩都受过很好的教育，我想。她们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事。”

“维维安上过贵族女子中学，后来又上大学。卡门上过半打左右风气越来越开化的中学，上到最后，同她刚入学的时候没有什么两样。如果我做父亲的这样说话语气有点儿幸灾乐祸，马洛先生，这是因为我的生命只在旦夕之间，容不下维多利亚式的虚伪了。”他把头靠在椅子背上，闭上眼睛。过了一会儿，他又突然把眼睛睁开。“我想其实用不着再补充这样的话了：一个人活到五十四岁才第一遭当父亲，现在遇到的这些事谁也怨不着。”

我又喝了一口酒，点了点头。他的灰土一般颜色的细瘦的脖颈上有一根脉管在跳动着，坐在我那边看得非常清楚；但是跳得非常慢，简直不像脉搏。一个身体三分之二已经死掉的老人，却仍然固执地相信自己能够活下去。

“你的推论？”他突然说了一句。

“要是我的话，我会给他钱的。”

“为什么？”

“这是一个花不了多少钱就能省却一大堆麻烦的问题。在这件事背后还藏着点儿什么。但是谁也不会叫您心碎，如果您的心还没有破碎的话。非得要不少骗子敲诈您很长时间，您才会有点儿感觉的。”

“我是有自尊心的。”他冷冷地说。

“有人就是要利用您的自尊心。这是最容易的一种愚弄人的方法。或者利用自尊心，或者借助警察。除非您证明这是骗局，盖格是能根据借条索回这笔欠款的。但是他没有硬要，而是把借条寄回给您，而且坦白承认这是赌债。这就给了您自我防卫的权力，即使他还留着借条也无济于事。如果他是个骗子，可以说他是精通此道的；如果他是个老实人，偶然放点儿债，这笔钱是应该给他的。您刚才说给了一个叫乔·布罗迪的五千块线，这个布罗迪是什么人？”

“一个赌棍。我记不清楚了。诺里斯，我的管家，会记得。”

“您的两个女儿自己手头有钱吗，将军？”

“维维安有，但是不多。卡门年龄还小，要等成年以后才能拿到母亲的遗产。我给她俩的零花钱不少。”

我说：“我可以把这个盖格给您打发走，将军，如果您要我做的仅仅是这件事的话。不管他是怎样一个人，干的是什么营生。也许在您付给我的酬劳之外，还要您破费一点儿。当然了，他将来会不会再来捣乱，我不敢保证。给他们一点儿甜头绝对不会叫他对您死心的。您的名字已经记到他们的账本里了。”

“我知道了。”他的宽大、瘦削的肩膀在他的褪了色的红浴衣里耸了耸，“几分钟以前你说应该把钱给他。现在你又说给他钱也不顶事。”

“我的意思是，让他敲一点儿小竹杠可能是一种更便宜的、更省事的解决办法。这就是我的全部看法。”

“我怕我是个性格急躁的人，马洛先生。你的费用是多少？”

“我一天挣二十五块钱，外加必要的开销——如果我走运的话。”

“我知道了。如果要从脊背上去掉瘤子，这个价钱并不高。手术要做得轻巧。我希望你了解这一点。做手术的时候尽量别让病人感到震动。也许瘤子还不止一个，马洛先生。”

我喝干了第二杯酒，把脸和嘴擦了擦。肚子里装上白兰地之后，一点儿也没有感到室内的燠热好受一些。将军对我眨着眼睛，手不断地在扯毯子边。

“如果我认为这人还多多少少讲点儿义气的话，我能不能同他达成一项协议？”

“可以。这件事我已经交到你手里了。我做任何事决不三心二意。”

“我一定把这家伙搜寻出来，”我说，“他会觉得一座大桥在头顶上崩塌下来的。”

“我相信你能做到。对不起，我不能同你多谈了，我累了。”他伸出手去，按了一下安在椅子扶手上的一只电铃，电铃线接着一道黑漆电线，电线沿着那些栽着腐烂发霉的兰花的墨绿色木桶一直蜿蜒到室门。老人闭上眼，又重新睁开瞪了我一下，然后就仰卧在靠垫上。他的眼皮又耷拉下来，不再理会我了。

我站起身，把我的上衣从潮湿的藤椅背上拿起来，穿过一盆盆的兰花走出去。我走出里外两扇屋门，站在室外，深吸了两口十月的清新空气。暖房对面车库前面的司机已经不在了。管家从红石板路向我走来，步伐轻快，脊背挺得很直，像一块熨衣板。我把上衣穿好，站在那里看着他走过来。

他在离我两英尺左右的地方站住，一本正经地说：“在您离开这里以前，里甘太太想见见您，先生。关于费用的事，将军通知我给您开一张支票，您觉得需要多少都可以用支票提取。”

“他是怎么通知你的？”

他愣了一会儿，接着就笑了。“啊，我明白了，先生。当然了，您是侦探。他通过按电铃告诉我的。”

“你给他开支票吗？”

“他给了我这个权力。”

“这个权力不错，你死了以后用不着埋在乱坟岗子里了。现在我不需要钱，谢谢。里甘太太要见我做什么？”

他的一对蓝眼睛笔直地扫了我一眼。“她对您到这里来的目的有些误解，先生。”

“谁把我到这里来的事告诉她了？”

“她的窗户正对着暖房。她看见咱们走进去了。我只好把您的身份告诉了她。”

“我不喜欢这样。”我说。

他的蓝眼睛蒙上了一层寒霜。“您是想告诉我我的职务该是什么吗，先生？”

“没那意思。但是我对猜测你的职务都包括什么范围倒有极大兴趣。”

我们两人你看着我、我看着你地互相凝视了一会儿，接着，他那对蓝眼睛又瞪了我一眼，便转身走开了。

注释

[1] 铁匠铺凹地系美国宾夕法尼亚州斯库尔凯尔河边的一个小镇，一七七七年至一七七八年冬，华盛顿曾率领军队在此露营。

3

这间屋子太大了一些，天花板过高，房门也大得出奇，白色地毯从屋子一边铺到另一边，仿佛阿罗黑德湖上刚刚下了一场雪。屋子里到处是高大的穿衣镜和玻璃摆设。象牙色的家具镶着镀铬的金属装饰，宽大的象牙色窗帘一直垂到雪白的地毯上，离窗玻璃足有一码远。白色的杂物使象牙色显得有些肮脏，而象牙色的家具又把白色衬托得像血液流尽般的惨白。窗户直对着越来越阴沉的小山冈。雨马上就要下起来了。屋子里已经感到窒闷了。

我在一张巨大的软椅边上坐下，看着里甘太太。里甘太太是很有瞧头儿的。她是个挺能惹麻烦的女人。这时她正放平了身子躺在一张式样极为现代化的躺椅上，连拖鞋也没有穿。我瞧着她那两条穿着透明丝袜的腿。她摆放腿的姿势似乎就是为了让人盯着看的；膝盖以下可以看得清清楚楚，有一条还可以往上边看得更远一些。她的膝盖生得很肉头，还带着好像长在面颊上的酒窝，不是那种满是棱角的大骨头。她的小腿很美，脚踝又细又长，优美的、富有旋律的线条完全可以谱一首音乐诗。她的身躯高瘦、强健。她仰卧在躺椅上，头倚在象牙色的缎子靠垫上。她的卷曲的头发是黑色的，从中间分开，眼睛同大厅中肖像上的一样乌黑、灼热。她的嘴很美，下巴也很美；嘴角略微有些下垂，给人以忧郁的感觉，下唇却很丰满。

她正拿着一只酒杯，喝了一口，从酒杯边上冷冷地直望着我。

“原来你是个私人侦探。”她说，“我不知道世界上还有这种人存在，除非在书里面，再不然就是在旅馆里鬼鬼祟祟探听别人闲事的小瘪三，衣服脏得像油包。”

她说的这些话我毫不在意，我把它们当作一阵耳旁风。她把酒杯放在躺椅的扁平扶手上，手指上的绿宝石戒指一闪；接着，她整理了一下头发，慢吞吞地说：“你喜欢我爸爸吗？”

“喜欢。”我说。

“他很喜欢鲁斯蒂。我想你已经知道鲁斯蒂是谁了。”

“嗯——哼。”

“鲁斯蒂有时候很实际、很庸俗，但是他很真实。爸爸觉得他很有味道。鲁斯蒂不该这样不辞而别的。爸爸很伤心，虽然他嘴里不说。也许他对你说了吧？”

“说了一点儿。”

“你大概不是个爱说话的人吧，马洛先生？爸爸想让你找他，对不对？”

在她把话头打住的时候我很有礼貌地凝视着她。“也对也不对。”

“你这不叫回答。你认为能找到他吗？”

“我没有说我想替他找。为什么不到寻找失踪人口的机构去联系一下呢？他们有一个组织，我却只是一个人单干。”

“啊，爸爸不想把警察招进来。”她又从酒杯边上眼也不眨地望着我。过了一会儿，她把酒喝光，按了一下电铃。一个女佣从一扇侧门走进屋子里来。这是一个中年妇女，生着一张温顺的黄色长脸，一只长鼻子，两只好像汪着水似的大眼睛，没有下巴颏儿。她的整个外表像一匹使用多年以后放到牧场去的温驯的老马。里甘太太对她指了指空杯子，她又调了一杯酒，递过去，便离开了屋子。自始至终她一句话也没有说，更没有向我这边望一眼。

当门关好以后，里甘太太说：“好吧，同我说说你准备怎样办这件事吧。”

“他是什么时候溜走的？怎样溜走的？”

“爸爸没同你讲吗？”

我侧着头，对她笑了笑。她的脸唰的一下红了。她的一对炯炯有神的黑眼睛射出愤怒的光芒。“我看不出来你为什么这么遮遮掩掩，什么也不同我讲，”她气呼呼地说，“而且我也不喜欢你的态度。”

“你的态度我也并不欣赏，”我说，“不是我要求来见你的。是你把我找来的。你向我摆阔气，喝苏格兰威士忌酒当午餐，这我都没有意见。向我展览你的大腿也没有什么。你的腿很漂亮，我有缘结识真是三生有幸。你喜欢不喜欢我的态度与我毫不相干。我的态度确实很不好。在冬天的漫漫长夜里，我自己也常常为这个难过。这一切都无所谓，重要的是，你别再浪费时间套问我了。”

她把手里的杯子使劲往椅子扶手上一摔，震得杯里的酒都洒在象牙色靠垫上。她一下子把两脚悠到地上，站在我前面，眼睛里闪着火花，鼻翼胀得大大的。她的嘴张了开来，牙齿闪着亮光。指节在握紧的拳头上白得没有血色。

“没有人跟我这样说过话。”她呼吸急促地说。

我坐在那儿对她微笑。她慢慢地把嘴闭上，低头看了看洒到垫子上的酒。她在躺椅边上坐下，用一只手托着下巴。

“我的上帝，你这个漂亮的大坏蛋！我真该把一辆别克汽车摔到你身上。”

我在大拇指指甲上划了根火柴，没想到这次居然划着了。我向半空中喷着烟，等着下文。

“我讨厌傲慢的人，”她说，“讨厌得要命。”

“你到底害怕什么，里甘太太？”

她的眼睛开始的时候泛着眼白，一会儿就黑起来，直到几乎完全被黑眼珠占据住。她的鼻翼也好像被人捏了一把。

“他不是叫你来办这件事的，”她说话的语调仍然很不自然，听得出来怒气还没有完全平息，“关于鲁斯蒂的事，我是说。是鲁斯蒂的事吗？”

“你还是问他去吧。”

她又冒起火来。“滚出去！他妈的，滚出去！”

我站起来。“坐下！”她一点儿也不客气地说。我坐了下来。我在手掌上啪的一声划了下手指头，等着下文。

“请，”她说，“请坐下。你能够找到鲁斯蒂——如果爸爸要你这样做的话。”

她这一手仍然没发生作用。我点了点头，问道：“他是什么时候走的？”

“一个月以前，一天下午。他开着自己的车就走了，什么话也没有留下。后来他们在一个私人车库里找到了他的车。”

“他们？”

她变得乖巧起来，整个身体好像都放松了。接着她向我做了个媚笑。“这么说来他并没有告诉你这件事啊。”她的声音甚至带着些高兴，倒好像她同我斗智已经战胜了我似的。或许她真的战胜了。

“他告诉了我里甘先生的事。确实说了。但是他找我来不是为这件事。你想盘问我的就是这个吗？”

“他爱告诉你什么就告诉你什么，我一点儿也不关心。”

我又站起来。“那么我就走了。”她没有说什么。我走到我进来的那扇高大的白门前边。我转过头一看，她正用两排牙齿咬嘴唇，就像一只小狗在用牙啃地毯边一样。

我走出她的屋子，从楼梯走到下边的大厅。管家不知道从什么地方冒了出来，手里拿着我的帽子。在他给我开门的时候我把帽子戴到头上。

“你弄错了，”我说，“里甘太太没有想见我。”

他顿了顿满头银发的脑袋，很有礼貌地说：“对不起，先生。我总是把事情弄错。”他在我背后关上了门。

我站在台阶上，一边吸纸烟，一边望着一层比一层低的花坛和修剪得非常整齐的树木，直到最下面围着这座宅邸的一排尖头镀得锃亮的铁栅栏。一条汽车道在两边的挡土墙中间弯弯曲曲地通向打开的大铁门。铁栅栏那一边山坡继续迤逦而下，一直延续好几英里。在这一片低矮地带，模模糊糊地可以看到一些油井的木头井架；斯特恩伍德一家人就是靠这些油井发的财。如今这一带大部分已经开辟成公园，修建得非常整齐；斯特恩伍德将军已经把这块地皮捐献给市政府了。但是也仍然有一小块地方一簇簇的油井在往外喷油，每天可以生产五六桶。斯特恩伍德一家已经移到山上去；他们既闻不到刺鼻的石油味，也闻不到烂泥地的臭气；但是从他们住宅前面的窗户向远处望去，却还可以看到使他们发财致富的这些设施，如果他们想这样做的话。我可不认为他们对这个还有多大兴趣了。

我顺着一条砖路从一层花坛下到另一层，沿着铁栅栏一直走到大门。我的汽车就停在门外街上一株大胡椒树下面。这时远处山丛里已经响起了惊雷，山顶上天空呈现出一片阴沉沉的黑紫色，马上就要下大雨了。已经闻得到空气里一股雨腥气味。在我把汽车开进城以前，首先把可以折叠的帆布篷支了起来。

她的两条腿非常漂亮。这一点我毫不夸张。她和她父亲是两位可敬可爱的市民。父亲可能只是想试验试验我，他让我做的事该属于律师的职权范围。即使专门经售珍版书籍的阿瑟·格温·盖格先生确实是个敲诈犯，这也仍然是律师的事务。除非这件事在表面现象之外，还存在着大量隐情。尽管现在我只能做出粗略的观察，但我还是认为，把这些隐情一一发掘出来会给我很大乐趣的。

我开着车，到了好莱坞公共图书馆，借了一本大厚书——《著名初版书》，做了一点儿浮浅的研究。看了半个钟头，我觉得有食欲去吃午饭了。

4

A.G.盖格的书店是在大马路靠近拉斯帕尔马斯一带路北面的一家有门脸儿的店铺。店门在铺子正中，深进去一段，橱窗安着铜质窗框，后面悬着中国式帘幕，从外面一点儿也看不见书店里面是什么样子。橱窗里摆着各式各样的东方小摆设；因为我平时只积攒没有付清的账单，从不收藏古董，所以我弄不清这些东西值不值钱。店门上镶着一块厚玻璃，里面的光线很暗，我从门外边还是看不清书店的内部。书店一边是这座楼房的入口，另一边是一家闪烁耀眼的珠宝店。珠宝店的老板正站在门口，摇晃着身子，一副百无聊赖的样子。这是个高个子白头发的犹太人，长得很漂亮，穿着一身瘦瘦的黑衣服，右手戴着一只大约有九克拉的钻石戒指。看到我转身走进盖格的书店，他的嘴唇上浮现出一抹会意的笑容。我随手把门轻轻关上，在一块从一面墙铺到另一面墙的又厚又大的蓝色地毯上走进去。屋子里摆着蓝皮子的软椅，椅子旁边立着吸烟用的小台子。光洁的窄条桌子上摆着几套皮面上印着花纹的书籍，夹在书挡中间。墙上玻璃阁子里摆着更多的皮面印花书籍。非常唬人的摆设，兴办企业的阔佬儿会论码地买下来，叫人一本本地贴上“某某人藏书”的书签摆起来的。店铺后面是一道带花纹的木隔扇，中间有一道门，门是关着的。在隔扇和一道面墙构成的一个角落里，一个女人坐在一张小桌后面，桌上摆着一台雕花的木头台灯。

她慢吞吞地站起身，扭扭摆摆地走过来。她穿着一件紧紧裹着身子的黑衣服，在灯光下一点儿也不闪亮。这个女人的腿很长，走路的姿势是我很少在书店里看到的。她的头发是发暗的金黄色，棕眼睛，卷成小圈儿的睫毛，头发从耳朵上面光滑地梳到后脑勺，耳垂上两颗漆黑的宝石像是两颗大纽扣，闪闪发光。她的手指甲染成银灰色。尽管她的服装打扮非常摩登，她说话的调子却不怎么文雅。

她走到我身边，身上散发出的性感足以搅散商人们的一席午宴。她歪着头，伸手理了理一缕有点儿散乱，但又不完全散乱的闪着柔光的头发。她脸上的笑容是试探性的，如果你下一点儿工夫，那笑容完全可能变得很媚人。

“是想找一本什么书吗？”她问道。

我已经把角质镜框的太阳镜戴上了。我把声音提高了一个音阶，让一只小鸟在里面鸣叫。“你们这里会不会凑巧有一八六〇年的《宾虚》
[1] ？”

我已经把角质镜框的太阳镜戴上了。我把声音提高了一个音阶，让一只小鸟在里面鸣叫。“你们这里会不会凑巧有一八六〇年的《宾虚》
[2] ？”

她并没有回答“什么玩意儿”，但是她很想这么回答。她淡淡地笑了笑。“第一版？”

“第三版，”我说，“一百一十六页上有一个印刷错误的那一版。”

“对不起，目前我们没有。”

“那么一八四〇年的《奥丢邦骑士》呢？当然，我要全集。”

“呃——目前也没有。”她像小猫一样使劲儿咕噜了一下。她的笑容现在已经吊在牙齿同眼眉上，正在考虑，如果让它掉下来会不会砸到什么东西。

“你们是卖书的吗？”我继续用我的满有礼貌的假嗓子说。

她上下打量我一下，收敛起脸上的笑容。她的眼神介于平常同严峻之间，身体僵直起来。她把银指甲向玻璃书柜一挥。“你看那里面摆的像是什么——葡萄吗？”她挖苦了我一句。

“噢，这类东西我不感兴趣，你知道。也许上面还带有复制下来的铜版画——彩色的两便士，黑白的一便士。这些不值钱的东西哪儿都买得到。不，对不起。我对这个不感兴趣。”

“我懂了。”她尽量想用千斤顶把笑容再顶到脸上来。她像一个害了腮腺炎的市参议员那么恼火。“或许盖格先生可以——但是他现在出去了。”她的一双眼睛什么也不放过地审视着我。她对于珍版书籍一窍不通，就像我不懂怎么指挥跳蚤在马戏团演戏一样。

“过一会儿他会回来吗？”

“我怕他要很晚才回来。”

“真糟糕。”我说，“唉，真糟糕。我想在你们这儿舒服的椅子上坐一会儿，抽支烟。我下午没有事。除了我要上的三角课以外，没有什么要动脑子想的。”

“可以，”她说，“可——以，当然可以了。”

我放松身体在一张椅子上坐下，用放在烟几上的圆形镍质打火机点着一根纸烟。她仍然站在那里，用牙齿咬着下嘴唇，眼睛里透出迷惘困惑的神情。最后她点了点头，慢慢转过身去，走回角落里自己的小台子边去。她从台灯后面继续盯着我。我把两脚搭起来，打了个哈欠。她的银指甲伸出去，想拿起台子上的电话机话筒，但是并没有碰它。她又把手指放下，在桌子上轻轻地敲起来。

大约有五分钟，室内寂静无声。店门开了，一个生着大鼻子、身躯高大的人轻手轻脚地走进来。他手里拿着一支手杖，脸上带着如饥似渴的表情，一走进来就用力把门关上，大步走到女人坐的那个角落，把一个纸包放在桌上。他从衣袋里掏出一只包着金角的海豹皮钱包，让那个金发女郎看了看里面的什么东西。女人按了一下安在桌子上的电铃。身躯高大的人走到木板隔扇上的小门前边，推开一道缝，侧身溜了进去。

我吸完了第一根纸烟，又点第二根。时间一分钟又一分钟地过得很慢。马路上各种车辆的喇叭声一刻也不停。一辆大红色市际公共汽车呜呜地开过去。交通指挥灯改变信号时响了一阵铃声。金发女郎把头靠在胳膊肘上，用手罩在眼睛上面盯着我。隔扇上的门开了，拿着手杖的高个子走出来。他手里拿着另外一个纸包，样子像一本大书。高个子走到台子前边付款。他出去的时候同走进来的姿势一样，脚后跟着地，张着嘴呼吸，从我身旁走过的时候斜着眼睛使劲盯了我一眼。

我站起身来，向金发女郎掀了掀帽子，跟着那个人走出去。他是向西走的，一边走一边不断抡手杖，在自己的右脚面上划着小弧形。追踪这个人一点儿也不费力。他的外衣是用一块颜色非常花哨的粗呢子做的，肩膀很宽，脖子像根芹菜茎似的伸出来，走路的时候脑袋一摇一晃。我跟在他后面走了一个半街区。过高原路路口的时候，我趁着路口亮着红灯，在他身旁站住，有意让他注意到我。开始他只是向我这个方向随便看了看，但是突然他斜着眼睛盯了我一眼，而且马上把头转过去。换了绿灯以后，我们走过高原路，又继续走了一个街区。他迈开两条长腿，到了转角的时候已经把我甩到二十码之后了。他拐到右边一条街上。这条街是个上坡，他走了大约一百英尺，站在那里，把手杖钩在手臂上，从里面口袋里摸出一个皮质烟盒。他把一根纸烟衔在嘴里，把火柴盒掉在地上，在俯身拾火柴的时候回头看了看。他发现我正在街角看着他，就像屁股上让谁踢了一脚，马上挺直了身子。他甩开两腿趔趔趄趄地往坡上走，一边走一边用手杖橐橐地敲着人行道。他又向左转过去。当我走到他转弯的地方，他在我前边至少有半个街区了。我追他追得呼哧呼哧地直喘气。这是一条两旁栽着树的窄街，一面是挡土墙，一面是三幢花园平房的庭院。

他跑得无影无踪了。我沿着这条街东张西望。走到第二座平房院子前面我发现了一点儿东西。这幢房子名叫“拉巴巴”。院子非常安静，光线朦胧，两边有两排遮满树荫的平房。平房中间的甬路两边种着修剪得又粗又短的意大利柏树，样子活像《阿里巴巴和四十大盗》里的油缸。在第三个“油缸”后面一只花里胡哨的袖子闪动了一下。

我倚在街边一株胡椒树上等待着。远处山谷里雷声又隆隆地响起来。电光在向南奔驰的层层叠叠的乌云里一闪一闪地发亮。几滴雨珠试探性地落下来，在人行道上留下几个镍币大小的湿点。空气像斯特恩伍德将军养兰花的暖房里一样闷浊。

树后边的袖子又露出来，接着是一个大鼻子、一只眼睛和没有戴帽子的黄里带红的头发。这只眼睛在瞪着我。一会儿，它不见了。另一只眼睛又像啄木鸟似的出现在柏树的另一边。五分钟过去了。我已经把他握在掌心里了。像他这样的人都是极其神经质的。我听见树后边划了一根火柴，接着便响起了口哨声。过了一会儿，一个人影从草地上溜到旁边一棵树后边，然后走到甬路上，径直向我走过来。他一面抡着手杖，一面吹口哨，口哨吹得很不是味儿，听得出来他心惊胆战，只是故作镇静。我抬头看着乌云满布的天空。他在离我十英尺远的地方走过去，一眼也不看我。他现在平安了。他已经把那东西藏起来了。

我看着他一直消失在我的视线之外，然后走到拉巴巴中间的甬路上，分开第三棵柏树的树枝。我拿出来一本厚纸包着的书，夹在胳膊底下，离开了这个地方。一路上谁也没有吆喝我把东西放下。

注释

[1] 《宾虚》（Ben Hur）一书的作者是卢·华莱士（1827—1905），一九五九年米高梅公司据此改编拍摄了同名史诗片。

[2] 《宾虚》（Ben Hur）一书的作者是卢·华莱士（1827—1905），一九五九年米高梅公司据此改编拍摄了同名史诗片。

5

回到大马路以后，我走进一家杂货店的电话棚，查到阿瑟·格温·盖格先生的住址。他住在拉弗内，这是月桂谷大道通向山腰的一条横街。我扔了一个镍币，拨了他的电话号码；我这样做纯粹是为了好奇。电话没有人接。我又翻了一下电话簿的分类查号栏，记下了我当时所在地段附近的几家书店。

我去的第一家书店在马路北面，底层面积很大，专卖文具和办公用品，底层与二楼之间有一个夹层房间，摆着不少书。这不像是我要找的地方。我过了马路，向东走了两个街区，到第二家书店去。这一家样子有点儿像了：一间狭长的小店铺，从地板到天花板堆满了书，四五个看闲书的人正在里面消磨时间，用脏手指头往新书的护封上按指印。没有人出面干涉。我一直走到书店的紧里面，走进一道隔扇，找到一位正在桌前阅读一本法律书的皮肤黑黑的女人。

我把皮夹打开，放在桌上，让她看了一眼别在皮夹里的工作证章。她看了看，取下眼镜，身子往椅背上一靠。我把皮夹装起来。她生着一张皮肤紧紧的犹太女人的智慧的面孔。她盯着我，没有说话。

我说：“能不能帮我一点儿忙，一点儿小忙？”

“我不知道。什么事？”她的声音平滑而有些沙哑。

“你知道马路对面有一家盖格开的铺子吗？往西走，离这儿两个街区。”

“可能我从门前走过。”

“那是一家书店，”我说，“不是你们这样的书店。你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

她表示不屑地把嘴角往上一翘，没有说什么。“你看见过盖格吗？”我问。

“对不起。我不认识盖格先生。”

“这么说，你不能告诉我他是什么长相吗？”

她又翘了翘嘴角。“为什么我要告诉你？”

“一点儿理由也没有。要是你不想说，我不能勉强你。”

她往隔扇外面看了看，又把身体靠在椅子上。“你给我看的是警察局长的证章，是不是？”

“警察局长的荣誉代表。那东西纯粹是闹着玩儿，不比一角钱一支的雪茄烟值更多钱。”

“我懂了。”她拿起一包纸烟，摇出了一支，噘起嘴唇把烟叼住。我划着一根火柴，举给她。她谢了谢，又靠在椅背上，透过缭绕的烟雾瞧着我。她小心翼翼地说：

“你想知道他的样子，你不准备同他见面？”

“他不在店里。”我说。

“我想他会去的。他总得到自己的店里去啊。”

“目前我还不想同他直接打交道。”我说。

她又从打开的门往外看了看。我说：“懂得不懂得一点儿关于珍本书的事？”

“你可以考一考我。”

“你们有没有一八六〇年版的《宾虚》，第三版，一百一十六页有一行印重了？”

她把黄皮的法律书往旁边一推，拿出另外一本大书放在桌上，翻了翻，找到她要找的地方，查看了一下。“啥也没有，”她头也不抬地说，“根本没有这一版。”

“不错。”

“你究竟想干什么？”

“盖格书店的那个女人并不知道这个。”

她抬起头来。“我明白了。你使我感兴趣，模模糊糊地感到点儿兴趣。”

“我是个私人侦探，正在侦查一个案子。也许我要求你帮忙的事太多了。但是我觉得这是无所谓的事。”

她吹了一个灰色的、飘飘摇摇的烟圈，用手指头戳了一下。烟圈一缕缕地散开了。她声色不动地继续吸烟。“据我估计，四十岁刚出头。中等身材，有一点儿胖。体重大概有一百六十磅。胖脸，陈查礼
[1] 式的胡子，脖子很粗，肌肉松软。全身肌肉都很松软。衣服很讲究，平常不戴帽子，装作对古董很内行的样子，实际上一窍不通。啊，对了。他的左眼是假的。”

“你可以当一名很能干的警察。”我说。

她把参考书放回桌边的一个书架上，又把面前的法律书打开。“我希望别当警察。”她说，然后把眼镜戴上。

我谢了谢她，走出这家书店。雨已经下起来了。我臂下夹着那本包好的书跑起来。我的汽车停在一条横街上，对着大马路，几乎正对着盖格的书店。还没跑到汽车前面，我身上就已经淋湿了。我连跌带滚地进了汽车，连忙把两边的窗玻璃摇起来，用手帕把纸包擦干。我把纸包打开了。

我当然知道这里面包的是什么。一本很厚的书，装订很讲究，印刷精美，纸张也是上等的。书里面附有不少整页艺术照片。无论照片或文字都非常污秽，不堪入目。书已经不新了。书前扉页上印着日期——借出日期和归还日期。一本专供租赁的书。这是一家出租黄色书的铺子。

我重新把书包好，锁在座位后面的车厢里。一家这样的黑书店，在大马路上公开营业，一定有很有势力的后台。我坐在那里，吸着纸烟的毒雾，听着车外的雨声，琢磨着这件事。

注释

[1] 美国侦探小说家厄尔·德尔·比格斯（1884—1933）创造的华裔夏威夷侦探，蓄着中国式的胡须。

6

雨水已经灌满了阴沟，溢到外面来。马路上积水已经过了膝盖。体格高大的警察穿着油布雨衣像大炮筒子似的闪闪发光；他们正把叽叽咯咯地笑着的女孩子抱过水深难走的地方，他们玩这个游戏玩得很有意思。雨点像击鼓似的敲打着汽车车篷；帆布篷开始漏雨了。脚底下积了一摊水，专门为我准备出一个搁脚的地方。按季节说，这场暴雨下得太早了一些。我费劲地穿上一件军用胶里雨衣，飞快地跑到最近一家杂货店，买了一品脱威士忌。回到汽车里以后，我喝了一大半，为了暖和暖和身体，也为了提高一下情绪。我的汽车在这里停的时间已经过长了，但是警察们正忙着在雨水里抱女孩子，忙着吹哨子，顾不上跟我找麻烦。

虽然下着雨，也可能正因为下雨，盖格书店的生意非常兴隆。一辆辆非常漂亮的汽车在书店前面停下来，衣冠楚楚的顾客走进走出，个个臂下夹着纸包。到这里来的并不都是男人。

四点钟左右，他露面了。一辆奶油色的小轿车停在铺子前面，当他俯身从车里出来，走进铺子里的当儿，我一眼瞥见他的胖脸和陈查礼式的小胡子。他没有戴帽子，穿着一件系着腰带的绿色皮雨衣。从我待的地方我看不到他的玻璃假眼。一个穿着皮夹克的高身量、漂亮的青年人从铺子里走出来，把汽车开到书店后面，又步行走回来。他的乌黑的头发已经淋湿，贴在头皮上了。

又过了一个钟头。天色渐渐黑下来，商店里的灯火在大雨里显得非常暗淡，一点点光亮几乎都被漆黑的街头吞噬进去了。有轨电车像生着气似的叮叮当当地驶过去。大约五点一刻，穿夹克的高个儿小伙子拿着一把雨伞又从铺子里走出来，把停在后面的那辆奶油色的轿车开了回来。当汽车停在书店门口的时候，盖格从里面走出来，小伙子在他头上擎着雨伞。小伙子把伞折叠好，甩了甩，递到车里面，三步两步跑回屋子里去。我开动了马达。

轿车沿着马路向西驶去。我不得不把车头掉到左面。我惹恼了好几辆过路的车，一个电车司机甚至把头伸到车外对我喊了几句很不入耳的话。在我把车开进快车道以前，盖格的轿车已经开出两个街区了。我暗自希望他现在是回家去。我有两三次瞥见了他的汽车，在他转到月桂谷大道上的时候我终于把他追上了。这是一条上坡路，他行驶了一半，车子向左转去，驶上一条湿漉漉的水泥路，我知道这就是拉弗内街。这条街非常狭窄，一边是一道高坡，另一边是三三两两的小房子散建在迤逦向下的山坡上，所以这些房子的房顶高出路面不多。每一所房子前面都有矮树丛的屏障。整个这一带的树木都湿淋淋地不住滴落着水珠。

盖格已经把车灯开开，我却没有开。我加快速度，在一个转弯的地方超到他前面。开过一所房子的时候我看到门牌号数，走到这一街区尽头后便把车转进一条横路去。盖格的车已经停住了。他的车灯从一间车库里斜射出来。他住的这所小房子门前有一个方形树障，正好把前门完全遮住。我看着他打着伞走出车库，穿进门前的树篱。从他的举止看，他并没有猜到自己正被人追踪。住房里的灯亮了。我把车轻轻开到他上首的一所房子前面；这所房子看样子是一所空房，但是外面并没有悬着出租出售的牌子。我把汽车的火熄了，摇下窗玻璃，透一下空气。我从瓶子里喝了几口酒，坐在车里面。我不知道自己在等什么，但是我觉得我应该在那里等着。时间慢吞吞地一分钟一分钟地过去。

有两辆小汽车开上山来，一直往山顶开去。这条街似乎很少有车辆往来。六点钟过后，有更多的明亮的车灯在疾雨里掠过。天已经完全黑了。一辆小汽车滑到盖格的住房前面停住。车灯的钨丝暗下来，熄灭了。车门打开，一个女人走了出来。一个纤小苗条的女人，戴着一顶流浪儿式的便帽，穿着透明的雨衣。她从迷宫似的树篱里走进去。我隐约听到了门铃声。从房门射到雨地里一道亮光，门关上了。一片寂静。

我从汽车存物箱里取出手电筒，走到下面，查看开来的这辆车子。这是一辆褐红色，或者也可以说是深褐色的帕卡德牌硬顶敞篷车。左边的窗玻璃没有摇上去。我伸手摸到了夹着行车执照的塑料套，用手电筒照了一下。车主：卡门·斯特恩伍德；住址：西好莱坞区阿尔塔布里亚克雷桑三七六五号。我又回到自己的汽车里，坐着。车篷上的雨水不断滴落到我的膝头上；我的肚子因为装满了威士忌像着了火一样。再没有汽车开到山上来了。我的汽车面对的这所房子一直没有开灯。要是想在这个地方干点儿坏事，环境倒是非常理想。

七点二十分从盖格的房子里闪出一道耀眼的光亮，很像夏天雷雨时的一道闪电。当黑暗又把一切吞没以后，一声清脆的、不太大的尖叫声从房子里传出来，散失在室外渗透了雨水的树丛里。我跳出汽车；在我还没走到盖格房前时，喊叫的回声已经完全消失了。

在这一声尖叫中并没有恐惧之感。这是觉得有些好玩的惊愕，是喝醉了酒以后的撒疯，是一个白痴的毫无道理的呼叫。这声音让人感到作呕。它使我想到疯人院里穿白衣的男护士、带铁栏杆的窗户、带有系牢手脚的皮带的小硬床。当我从树篱的空隙钻进去，绕过遮掩着大门的方形树障以后，盖格的房子里已经一点儿声音也没有了。大门上的门环是一只衔在狮子嘴里的铁环。我伸出手去，握住了门环。就在这一瞬间，好像有人在等待着信号似的，屋子里砰砰砰地响了三枪。好像有人厉声长叹了一口气。接着扑通一声有一件什么重东西摔在地上。这以后是匆忙的脚步声——有人逃跑了。

门前的马路很窄，把一边的高岸同另一边的房屋连接起来，好像横在峡谷上的一座窄桥。房屋前边没有门廊，没有空地，也没有通到后门的小路。后门门外有几层木头台阶，通到底下的一条窄巷。我完全了解后门的情况，因为我听见木头台阶上一阵咚咚的脚步声，有人跑下去了，接着我听见汽车发动的突突声。很快地汽车就消失在远方了。我好像听见了另外一辆汽车的声音，但是不敢肯定。我前面的房子又像墓穴一样地寂静了。用不着再着急了，已经在屋子里的反正也跑不了了。

我骑在甬路边的树篱上，尽力向挡着轻纱但没有挂着窗帷的落地窗户探过身去，想从纱帘接缝的地方看看里边的情况。我只能看见映在墙上的灯光和书橱的一角。我回到下面的甬路上，从甬路的一头，甚至还退到树篱里几步，向大门冲了过去，用肩膀使劲一撞。我这个行动实在愚蠢透顶。所有加利福尼亚住房装置中唯一无法闯进去的就是正门。我这样做的结果只不过是撞得肩膀酸痛，气得我差点儿发疯。我又爬过树篱，对着落地窗户踢了一脚，我用帽子裹着手把一扇小窗户下面的碎玻璃取出来。这时我已经能把手伸进去，拉开窗户的插销。剩下的事就一点儿不费劲了。窗户上面没有插销。窗钩一推就开。我爬进屋子，把蒙在脸上的纱帘扯开。

屋子里的两个人对我这种破窗而入的方式都没有理会，虽然两个人中已经断了气的只是一个。

7

这是一间很宽的屋子，和这所房子整个宽度相等。天花板非常低，棕色的灰泥墙上装饰着一幅幅中国刺绣，本色的木柱上挂着中国风和日本风的图片。书橱很低，桃红色的地毯非常厚，一只金花鼠可以在里面待一个星期连鼻子也露不出来。地板上东一处西一处扔着许多软垫和丝织品，倒像是任何人在这里居住都得随手拿一件摆弄摆弄不可。屋子里还有一张矮矮的宽大的长沙发，铺着玫瑰色的织锦。沙发上放着几件衣服，一件淡紫色的绸子内裤。一盏很大的雕花灯，下面带着一个底座；另外两盏落地式台灯罩着翡翠色长穗灯伞。一张黑色书桌，四角装饰着奇形怪状的雕像，书桌后面是一把扶手和椅背雕着花的乌木椅，铺着黄色缎子坐垫。屋子里飘散着各种不同的气味，最显著的似乎是没有散尽的刺鼻的火药味和让人恶心的乙醚的香味。

屋子的一头放着一张矮台子，台子上有一把高背的柚木椅。卡门·斯特恩伍德小姐正坐在上面，屁股底下铺着一块带穗的橘红色披巾。她笔直地坐在椅子上，两臂平摆在椅子扶手上，并着两膝，整个姿势很像一位正襟危坐的埃及女神。她的下巴摆得周周正正，光洁的小牙在微微张开的嘴里闪闪发光。石板色的灰眼白几乎把眸子吞没。这是一对疯人的眼睛。她好像一个没有知觉的人，但她的姿势又不像是失去了知觉。她心里似乎认为正在做一件非常重要的事，而且非要把这件事做好不可。她嘴里发出轻微的咯咯笑声，但是这既没有改变她脸上的神情，也没有掣动她的嘴唇。

她耳朵上戴着一对很长的玉耳环。这对耳环非常好看，也许能值几百美元。除了这对耳环，她身上一丝不挂。

她的身体很美，纤小而细腻，肌肉圆实、丰满。她的皮肤在灯光下发着珍珠一样的光泽，两条腿虽然不像里甘夫人的那样叫人看了销魂，但也非常美丽。我上下看了看她，既没感到难为情也没引起任何情欲。她根本没有作为一个裸体女子坐在这间屋子里。她只不过是个服了麻醉药的呆子。在我眼里她永远是个半傻不苶的人。

我把目光从她这里转到盖格身上。盖格仰面朝天躺在地板上，就在中国地毯外缘的穗子边上；在他前面立着一根好像是图腾柱似的竿子。这根竿子上面有一个像鹰头似的东西，一只大圆眼睛是相机的镜头。这个镜头正对着赤身裸体坐在椅子上的女孩子。图腾柱的一边支着一个颜色发黑的闪光灯泡。盖格穿着一双厚毡底的中国式拖鞋，腿上是黑缎子睡裤，上身穿着绣花的中国式褂子，褂子的前襟沾满了鲜血，他的一只玻璃眼睛对我闪着亮光，这是他身上最有生气的东西了。一眼就可以看出，我听到的三枪全部命中。他早已断气了。

闪光灯泡就是刚才我看到的一道白光的来源。那一声疯子似的尖叫是这个吃了麻醉药的赤身女孩对镁光的反应。三发枪是另外一个人的主意，想给这出戏添加一个意外的结局。这就是那个从后门跑掉、钻进汽车、逃之夭夭的人的主意。我对这个人的这种灵感不胜钦佩。

黑色书案的一头摆着一只红漆托盘，托盘上放着几只镶嵌着金丝的细脚酒杯和一只大肚子酒瓶，酒瓶里面盛着棕色的液体。我打开盖子闻了闻。我闻到的是乙醚同另外一种什么东西的气味，可能是鸦片酊。我自己从来没有服用过这种混合剂，但是在盖格家里发现这种东西一点儿也不令人惊奇。

我听着雨点敲打屋顶和北面窗玻璃的声音。除此以外再也没有别的声响了；没有汽车声，没有警笛声，只有雨点滴滴答答地响个不停。我走到长沙发前面，脱下身上的雨衣，抖搂了一下女孩子脱下的衣服，一件淡绿色的半截袖的女衫。我想我是可以帮她把这件衣服穿上的。我决定把内衣内裤递给她叫她自己穿，倒不是因为我如何讲究礼貌，而是我实在不能叫自己给她穿内裤、扣乳罩。我把她的衣服拿到她坐的椅子那边。斯特恩伍德小姐身上也散发着乙醚气味，在几英尺以外的地方都闻得到。她仍然不断发出轻微的叽叽咯咯的声音，下巴上有一小道口水。我在她脸上掴了一掌。她眨了眨眼睛，不再咯咯叫了。我又打了她一下。

“来吧，”我用快活的语调说，“乖着点儿。咱们把衣服穿上。”

她瞅了我一眼，石板似的眼睛像面具上的窟窿一样空洞。“滚——滚——蛋。”她叽咕道。

我又打了她几巴掌。她一点也儿不在乎。她并没有清醒过来。我开始给她穿衣服。她对这个也一点儿不在乎。她让我把她的胳膊举起来，她叉着手指头，好像认为这种姿势很俏皮。我把她的胳膊穿到袖子里，把衣服从她脊背上拉下来，扶着她站起来。她哧哧地笑着，瘫倒在我身上。我把她搁到椅子上，替她把鞋袜穿上。

“来，走两步，”我说，“咱们乖乖地走几步路。”

我们走了几步。一半时间她的耳环在我胸上敲打，一半时间我们两人像跳慢步舞似的一块劈叉。我们走过盖格的尸体又走了回来。我叫她看了看盖格。她觉得盖格的姿势也很俏皮。她哧哧地笑着想把她的看法告诉我，可是只能从嘴里往外冒白沫子。我扶着她走到沙发前面，叫她躺在上面。她打了两个嗝，笑了一阵，便昏昏沉沉地睡着了。我把她的内衣塞在自己口袋里，走到图腾柱后边。照相机还在上面，但是里面装底片的暗盒却已经不见了。我在地板上找了一遍，心想也许在他挨枪击以前已经从照相机里取出来了。暗盒没有找到。我抓住他的冰冷瘫软的手，把他的身体翻过来一些。仍然没有暗盒。我不喜欢事情的这一发展。

我走到这间屋子后面的一间，观察了一下这所房子。右边有一间浴室，另一间屋子的门上着锁，最后面是一间厨房。厨房的窗户被撬开了。窗帘已经不见了，窗钩被拉掉的地方在窗台上露着。后门没有锁上。我没去管它，转身看了一下左边的一间卧室。这间屋子很整洁，让人觉得是细心收拾过的样子，像是女人住的地方。床上铺着带皱边的床单。一张配着三面镜子的梳妆台上摆着香水，旁边还有手帕，一点儿零钱和男人用的刷子，一串钥匙。衣橱里挂着男人的衣服，床单的皱边下面放着一双男人的拖鞋。这是盖格先生的屋子。我把钥匙拿到起居间，打开书案的抽屉。在抽屉紧里面放着一只锁着的铁匣子。我用一把钥匙把它打开。匣子里只有一个蓝皮本，本子里有几页按字母顺序写的索引和一些密码字，字体同斯特恩伍德将军收到的那封敲诈信上的斜体印刷字一模一样。我把皮本子揣在口袋里，把我在铁匣上留下的指纹擦掉，然后锁上书桌，把钥匙装好，把壁炉里取暖的煤气关掉，披上雨衣。我想把斯特恩伍德小姐叫醒，但是一点儿也办不到；我只好给她戴上她那顶便帽，裹上外衣，把她抱到外面她的汽车里。我又走回来把所有的灯熄掉，关好前门，从她的皮包里找到车钥匙，把帕卡德汽车发动。我没有开车灯就把汽车开到山下。车子开到阿尔塔布里亚克雷桑还没有用到十分钟。这十分钟卡门一直在打呼噜，往我脸上喷乙醚的气息。我怎么也不能让她的脑袋不枕着我的肩膀；我能做到的只是不让她滚到我的怀里罢了。

8

从斯特恩伍德公馆侧门的窄条玻璃后面透出暗淡的光线。我把帕卡德车停在楼前的汽车道上，把我口袋里的东西掏出来，扔在车座上。卡门仍然瘫在角落里打鼾。她的帽子已经斜扣到鼻子上，两只手像死人的一样摆在雨衣的皱褶里。我走出汽车，按了按门铃。里面传来慢吞吞的脚步声，好像从无限遥远的地方走过来的一样。门开了，脊背挺直、满头银发的管家从里面望着我。大厅里的灯光照着他的头发，好像他头上顶着一个光环。

他说：“晚安，先生。”他说话很有礼貌，他的目光从我身上看过去，瞅着我身后的帕卡德牌小汽车。

“里甘太太在家吗？”我问。

“不在，先生。”

“我想将军在睡觉吧？”

“是的。吃过晚饭是他最好的休息时间。”

“里甘先生的女佣呢？”

“您是说玛蒂尔达？她在家呢，先生。”

“最好叫她出来一下。这件事需要一个妇女来办。你往车里看一眼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他往车里看了一眼，转身走回来。“我懂了，”他说，“我叫玛蒂尔达去。”

“玛蒂尔达该知道怎样照管她的。”我说。

“我们都尽一切力量照管她。”他说。

“我想你也是有经验的。”我说。

他没有理会我这句话。“好吧，再见，”我说，“我把这件事交给你啦。”

“就这样吧，先生。我可以给您叫一辆车吗？”

“千万不要，”我说，“事实上是，我根本没到这里来过。你看到的这些都是幻觉。”

他笑了一下。他向我点了点头。我转过身去，沿着车道走出大门。

我在被雨水冲打的弯曲街道走了十个街区，树上不断往我身上滴着水珠。我经过巨大宅邸的一个又一个灯火辉煌的窗子，这些住房的庭院都阴森森的，大得出奇。建在远处山坡上的楼房只能模模糊糊地看出房檐、山墙和明亮的窗户，像是森林中的魔宫，非常遥远，可望而不可即。我走到一处汽车服务站。服务站里灯光雪亮（简直是浪费），在这间雾气腾腾的玻璃屋子里一个戴着白帽、穿着深蓝色风衣、百无聊赖的职员正坐在一张凳子上弯着腰看报纸。我已经想迈步进去了，但又继续走了下去。我全身淋得像落汤鸡一样。在这样一个夜晚你就是等得胡子长得老长也未必有出租汽车来。此外，汽车司机永远也忘不了你在这个时间乘过他的汽车。

我大概走了半个多钟头才重新回到盖格的住处；我的脚步一点儿也不慢。附近一个人也没有，街上除了我自己的汽车停在隔壁的门前以外没有别的车辆。我的汽车孤零零地停在雨地里，像一只无主的野狗。我从车里拿出盛黑麦威士忌的酒瓶，把剩下的半瓶酒顺着嗓子倒进去。我爬进汽车，点着一根纸烟。我吸了半根，把剩下的半根扔掉，又从汽车里出来，走到下面盖格的住房前边。我用钥匙把门打开，走进寂静而温暖的黑暗里。我站在那里倾听着落雨的声音，身上不住往下滴答水珠。我摸到一盏灯，把它开亮。

我发现的第一件事是墙上少了几条绣花锦缎。我刚才虽然没有数，但是现在墙上有几块棕色墙皮赤裸裸的非常醒目。我往前走了几步，打开另一盏灯。我看了看图腾柱，看了看图腾柱下面那块中国地毯边上的地方，光秃秃的地板上多了另一块小地毯。刚才这块地毯并没有铺在那里。那里原来躺着的是盖格的尸体。现在盖格的尸体不见了。

这件事使我浑身冰凉。我把嘴唇嘬到牙齿上，斜着眼睛望了一阵图腾柱上的那只玻璃眼珠。我在屋子里到处走了一遍，样样东西都同我第一次进这间屋子一样。盖格既没有在他那张铺着带皱边的床单的床上，也没有在床底下；壁橱里也没有他。他同样也没有在厨房里或浴室里。剩下的只有后厅右边那个锁起来的房间了。盖格的一串钥匙里有一把同这间屋门的锁正好相配。这间屋子使我很感兴趣，但是盖格并没有藏在这里。我所以对这间屋感兴趣是因为它同盖格的卧室截然相反。这是一间陈设非常简单的男性的卧室：光洁发亮的地板上铺着几块印第安民族图案的小地毯，两张直背椅子，一张带木纹的深色写字台，写字台上摆着一套男人用的化妆用具，两只一英尺高的铜烛台上插着黑色蜡烛。一张很窄的硬床铺着棕色印花床单。屋子给人以冷森森的感觉。我把门重新锁起来，用手帕揩拭了一下门把手，回到外间屋子的图腾柱旁边。我跪在地上，歪着头仔细观察从地毯到大门的这一块地。我想我看到了两条平行的小槽，就像脚后跟拖过的痕迹似的。不管这件事是谁干的，这里面肯定大有文章。死者的尸体要比破碎的心沉重得多。

这件事不是警察干的。如果是警察，他们又要用绳子丈量，又要照相，又要用粉末显示指纹，再加上一人嘴里叼着一支五分钱的雪茄，这时正忙得不可开交，一定还留在这里没有走呢。这件事也不是杀害盖格的凶手干的。这个人走得太匆忙了。他一定看到了卡门·斯特恩伍德；他拿不准卡门昏迷的程度，是否一定认不出他来。凶手这时一定正在逃向远处某个地方的路上。我猜不出来这个答案，但是既然有人不只想把盖格谋杀，而且蓄意要移尸灭迹，我也乐得让他这样去做。这至少给我一个机会，叫我再把情况摸一摸，看看在把这里的情况报案的时候，能不能别把卡门·斯特恩伍德牵连进去。我把大门锁上，发动汽车，开回家去。我洗了一个淋浴，换上干衣服，吃了一顿迟到的晚饭。吃完饭以后我坐在自己的房间里，一边喝加上热水的威士忌，一边琢磨盖格的皮本子里的密码。我能有把握的只有一点：这是一个人名住址表，很可能是他的一些顾客。全部名字有四百多个。即使没有敲诈的事（我敢说敲诈是少不了的），这也是一桩大发横财的买卖。名册上的任何一个人都是谋杀盖格的嫌疑人。当这个名册交到警察手里以后，我可不羡慕他们的差事。

我上床的时候肚子里装满了威士忌，因为事情办得不顺手懊丧得要命。我梦见一个穿着血淋淋的中国式褂子的人追一个戴着长耳环的赤身露体的女孩子，而我又在后面追这两个人，想用一架没装胶卷的照相机给他们拍照。

9

第二天早上天晴了，阳光灿烂，阴云已经散尽。我醒来的时候，嘴里好像塞着一只驾驶汽车戴的手套。我喝了两杯咖啡，看了几张晨报。哪一张报也没有登载阿瑟·格温·盖格先生事件的报道。我正在想法弄平我被雨淋湿的外衣上的褶子，电话铃响了起来。打电话的是地方检察官的侦探长伯尼·奥尔斯；这次我给斯特恩伍德将军办事就是他牵的线。

“怎么样，身体好吗？”他说。从讲话的语调听来，他的觉睡得很好，也没有欠别人许多债。

“我昨天酒喝多了。”我说。

“嘿嘿。”他不很在意地笑了两声，接着又用更为随便的、警察惯用的那种故意装作漫不经心的语气说，“见了斯特恩伍德将军了吗？”

“嗯——哼。”

“替他办了点儿事吗？”

“雨下得太大了。”我回答，如果这也算得上回答的话。

“这一家人好像不是出这件事就是出那件事。他们家哪个人的一辆大别克在里多渔轮码头一带掉进海里去了。”

我使劲握住听筒，差点儿要把它攥碎了。我连呼吸也屏住了。

“一点儿不错，”奥尔斯幸灾乐祸地说，“一辆崭新的、漂亮的别克大轿车让沙子和海水弄得一塌糊涂……啊，我差点儿忘了，车里还有一个人呢。”

我慢慢地往外呼气；我的呼吸好像就悬在我的嘴唇上。“是不是里甘？”我问。

“什么？谁？啊，你说的是他们家的大女儿跟他交上朋友、后来又结了婚的那个私酒贩子。我没见过那个人。他能在那地方搞什么名堂？”

“别说废话了。你说有谁能在那地方找乐子？”

“我哪儿知道，老兄。我要去现场看看。要不要同我跑一趟？”

“好吧。”

“那就快一点儿，”他说，“我在办公室里等你。”

我刮了个脸，穿好衣服，随便吃了些早餐，不到一个钟头就到了法院。我乘电梯上了七楼，走到地方检察官下属们办公的一排办公室。奥尔斯的办公室并不比别的房间大，但是他一个人占了一间。办公桌上除了一本记录册、一套廉价的墨水壶和蘸水笔以及他的一顶帽子和一只脚以外，没有别的东西。奥尔斯生得中等身材，淡黄的头发，雪白的眉毛又硬又直。他的目光恬静，牙齿整齐，相貌一点儿也不惊人，但是我凑巧知道他打死过九个人——其中有三个是在这些人已经拿枪对着他的时候，或至少有人认为这些人已经拿枪对着他的时候。

他站起身来，把一扁盒牌子叫“幕间休息”的小雪茄揣在口袋里，嘴里衔着的一支上下摇动着，仰着头仔细打量了我一阵。

“不是里甘，”他说，“我核对过了。里甘是个大个子，同你一般高，比你还重一些。这是一个年轻小伙子。”

我什么也没说。

“里甘为什么溜掉了？”奥尔斯问，“你对这件事感兴趣吗？”

“没什么兴趣。”我说。

“如果一个贩运私酒的人同一位阔小姐结了婚，然后又扔掉他的漂亮太太和几百万家私，不辞而别——这件事连我都得动脑筋想想。我猜想你认为这是他家里的一件秘密，不该随便乱说。”

“嗯——哼。”

“好吧，那你就别说了，孩子。我一点儿也不生气。”他走到桌子这一边，拍了拍口袋，从桌上拿起帽子来。

“我不是在寻找里甘。”我说。

他把门上了锁，我们走到楼下公用汽车停车场，上了一辆蓝色小轿车。我们驶出日落大道，为了闯红灯偶然响几声警报器。这是一个凉爽的早晨，空气里略微有些寒意，刚好使你觉得生活又单纯又美好，假如你心里没压着什么重东西的话。而我的心却很沉重。

奥尔斯全程只用了三刻钟。三刻钟以后，汽车滑行了一段，在一座褪了色的拱门前边停住。我把腿从车厢里迈出来，我们下了车。一条栈桥从拱门伸向海里，桥两边安着二乘四英寸的白柱子栏杆。一小群人正在栈桥的最外端向海里探望；一个乘摩托车的警官在拱门下边拦着另外一些想到栈桥上去的人。公路两旁停着不少汽车，都是些看热闹的人，有男的也有女的。奥尔斯给警官看了看自己的徽章，我们俩走上栈桥，一股刺鼻的鱼腥气味扑鼻而来，一夜大雨并没有使这股腥味有所减退。

“汽车在那儿呢——在那艘电气驳船上。”他用手里的小雪茄指了指远处。

栈桥头上停着一艘低矮的黑色驳船，船上有一个轮机室；这艘驳船看来像是一只拖船。甲板上放着一个什么东西在朝阳下闪闪发光，上边还系着从海里牵引上来的铁链——这是一辆黑色的大轿车。起重机的长臂已经归回原位，平放在甲板上。汽车四边站着好几个人。我们从又湿又滑的台阶走到驳船甲板上。

奥尔斯向一个穿着绿卡其衣服的警官和一个穿便衣的人打了一下招呼。在驳船上工作的三个船员靠在轮机室前面站着，嘴里嚼着烟草。其中一个人正用一块脏浴巾擦拭湿淋淋的头发。这个人多半就是潜到水底用锁链把汽车拴起来的人。

我和奥尔斯看了一下汽车。车前的保险杆已经弯曲，一盏车灯撞碎，另一盏虽然翘起来，玻璃却还完整。散热器的罩子上有个大窟窿，整个车身上油漆和镀镍的地方全都蹭坏了。车内的座位水淋淋的，变成黑色。车胎倒一个也没损坏。

汽车司机仍然卡在方向盘后边，只不过他的脑袋在肩膀上的位置非常不自然。这是一个细条身子、黑头发的小伙子，不久以前样子一定还很漂亮。现在他的脸白里泛青，在垂下的眼皮下面眼珠显得暗淡无神，嘴张着，里面满是沙子。他的前额左角有一块发乌的伤痕，在白色的皮肤上显得非常突出。

奥尔斯向后退了两步，喉咙里发出一个模糊的声音，划了根火柴把嘴上衔着的小雪茄点着。

穿制服的人指了指站在栈桥一头的那些看热闹的人。其中有一个人正在摸弄二乘四英寸的木桩，这个地方被撞了一个很大的缺口。被撞坏的木桩露出干净的黄色木头碴儿，好像新砍断的黄松一样。

“就是从那个地方掉下去的。撞得一定很厉害。这里雨停得很早，晚上九点左右就不下了。从这一点看，车子是雨停了以后掉到海里去的。因为海水比较深，所以汽车撞损得不太厉害。但是多半不是潮水最高的时候，不然车子就滑到更远的地方去了；而且多半是落潮的时候，不然车子就被冲挤到桥桩上了。今天早上人们来钓鱼的时候发现了水里的汽车，我们就找了个驳船把它打捞上来。我们发现汽车里还有一个人。”

穿便服的那个警察用鞋尖刮了一下甲板。奥尔斯斜着眼睛望了我一眼，雪茄在他的嘴里摆动着像一根纸烟。

“是喝醉酒了？”他并没有针对具体哪个人提出这个问题。

刚才用浴巾擦脑袋的人走到船栏前边大声咳了一下，所有的人目光都投到他身上。“沙子都跑到嗓子眼里去了，”他吐了一口说，“没有那位年轻的朋友嘴里那么多——可是也不少。”

穿制服的人说：“也可能是喝醉酒了。一个人开着车在雨地里跑。醉鬼常常干这种事。”

“喝醉了，这才是见鬼呢！”便衣警察说，“手控节油阀开了一半，脑袋外侧有一处击伤。依我看这是谋杀。”

奥尔斯看了看那个拿着浴巾的人，问：“你看是怎么回事，朋友？”

拿浴巾的人看见有人征询他的意见非常高兴。他满脸堆笑地说：“我看是自杀，麦克。这不关我的事，但是你既然问我，我说这是自杀。第一，这人在冲到水里以前汽车在马路上留下一道又深又直的车印，连车胎上的商标都清清楚楚地印下来了。这说明这件事发生在雨停了以后，像警察局长刚才说的那样。其次，汽车撞在栈桥栏杆上干净利落，劲头很猛；不然的话，车就横过来掉不下去了。很可能只翻几个跟头。从这一点看，汽车是开足了马力撞在栏杆上的。因此，节油阀应该比一半开得还大。也许是汽车落水时他的手无意碰了一下；他的头也可能是跌下来的时候撞伤的。”

奥尔斯说：“你很有眼力，朋友。他身上带着什么，搜过了吗？”他转向警察局的代表。警官看了我一眼，又看了看靠在轮机室上的几个船员。“好吧，别管这个了。”奥尔斯说。

一个戴着眼镜、提着一只黑包，身材矮小且面容疲惫的人从码头上走下来。他在甲板上找了一块干净的地方，放下皮包。接着，他摘下帽子，揉了揉后脖子，凝视着海水，好像不知道这是什么地方，也不知道为什么要到这里来似的。

奥尔斯说：“你的买卖来了，医生。昨天晚上从码头上掉下来的。大概在九、十点左右。我们知道的就是这些。”

小个子医生面色阴郁地看了看死人。他摸弄了一下尸体的头部，用一只手来回转动了一下，又仔细地看了看额角上的伤痕，摸了摸尸体的肋骨。他拿起死人的一只瘫软的手，看了看手指甲，又让它从半空掉下来，观察它下落的姿势。他向后退了两步，打开皮包，从里面取出一本印好的检验尸体后填写的表格，夹了一张复写纸开始填写起来。

“脖颈折断显然是致死的原因，”他一边写一边说，“这就是说，他没有喝许多水。一经打捞到水外，尸体很快就会僵硬。最好趁僵硬以前赶快把他弄到汽车外面来。不然就费事了。”

奥尔斯点了点头。“死了多久了，医生？”

“说不清。”

奥尔斯瞪了他一眼，又把嘴里的雪茄取下来，瞪了雪茄一眼。“很高兴认识你，医生。一位验尸官看了五分钟还不能断定人死了多久，真是怪事。”

小个子医生苦笑了一下，把表格簿放回皮包里，把铅笔别在背心上。“如果这个人昨天吃过晚饭，我会告诉你他死的时间——假定我知道他是什么时候吃了饭的话。但是五分钟可不成。”

“他脑袋上的伤是怎么回事——跌落的时候撞的？”

小个子医生又检查了一下伤痕。“我想不是。这是用包起来的凶器打的。他还没死以前皮下就已经出了不少血了。”

“是用包着皮的铅头棍棒打的吗？”

“很可能。”

法医点了点头，从甲板上拿起皮包，沿着台阶走上码头。拱门外边一辆救护车正在倒车，把他接了上去。奥尔斯看了我一眼说：“咱们走吧。真不值得来，是不是？”

我们沿着栈桥走到岸上，登上奥尔斯的汽车。他把汽车转到马路上，顺着有三条快慢车道的公路驶回城去。公路被雨水冲洗得非常干净。车窗外面，覆盖着一层层粉红色地苔的黄白沙砾的小山绵延不绝地从车窗外面飞驰而过。几只海鸥在海面上盘旋着，向浮在波浪上的一件什么东西扑下来。远处有一艘白色游艇好像悬在空中一样。

奥尔斯对我翘了翘下巴，说：“认识不认识这个人？”

“当然认识。斯特恩伍德家的司机。昨天我还看见他在擦洗这辆汽车呢。”

“我不想盘问你，马洛。你只要告诉我一下，你给他们家办的事同这个人有没有关系就成了。”

“没关系。我连这个人的名字都不知道。”

“欧文·泰勒。你猜我是怎么知道的？说来也有趣，大约一年以前，这个家伙因为犯了诱拐妇女罪叫我们给关起来了。据说他是同斯特恩伍德家的二小姐跑到尤马去了。姐姐追上他们，把他们弄了回来，欧文被拘留起来。可是第二天她又亲自到地方检察官那里，替这个司机说情，请求检察官把他放出来。据她说，这个年轻人想同她妹妹结婚，只不过她妹妹没有看到这一点。她妹妹想的只是在酒吧间开怀畅饮一通，再开个酒会。所以我们就把那孩子放了，至于他们是不是还用他当司机，我们就没有那么多闲工夫管了。过了不久，根据例行公事，我们收到了华盛顿寄来的欧文的档案和指纹。这人过去在印第安纳州也作过案——六年前因为抢劫未遂判过六个月徒刑，拘禁在县监狱里，就是迪林杰越狱逃跑的那所监狱。我们把这份材料转给了斯特恩伍德家，但是这家人还是没有把他解雇。你对这件事有什么看法？”

“这家人真是怪，”我说，“昨天晚上的事他们知道了吗？”

“还不知道。我现在得去通知他们一下。”

“别惊动他们的老人了，要是可能的话。”

“为什么？”

“他的操心事已经够多的了，再说他的身体也很不好。”

“你是说里甘的事？”

我皱了皱眉头。“里甘的事我一点儿也不知道，我告诉你。我不是在寻找里甘。据我所知，没有人在为他操心。”

奥尔斯“噢”了一声，便沉思地注视起车窗外的大海来；汽车差一点儿驶离路面。从这时起直到我们开进城里，他几乎没怎么说话。他在好莱坞中国戏院附近叫我下了车，又把车掉回头，向着西面的阿尔塔布里亚克雷桑方向驶去。我在一家便餐馆吃了午饭，看了看当天下午出版的报纸；我没有看到有关盖格的消息。

吃过午饭，我沿着大马路向东走，想再看一眼盖格开的那家书店有什么新情况。

10

身躯瘦削、黑眼睛的珠宝商仍然站在商店门口，站立的姿势也同昨天下午一模一样。当我走进书店的时候，他那副好像把我看透的眼色也同昨天一样。书店里没有任何变化。墙角的小书桌上仍然亮着那盏灯，昨天我见到的那个穿着类似小山羊皮的黑色衣服、头发灰黄的女郎从桌子后面站起来，向我走过来，脸上仍然挂着昨天那副似笑非笑的表情。

“您想——”她刚说了两个字就停住了，银色的指甲在身边一曲一伸地抓挠着。她脸上的笑容非常勉强，简直不像在笑，而是在做怪相；只不过她自己认为是在微笑而已。

“我又来了。”我一面用轻快的语调叽叽喳喳地喊道，一面朝她扬了扬手中的纸烟，“盖格先生今天在家吧？”

“对——对不起，我想没在。他没在家，对不起。等我想想——您是想要……”

我把墨镜摘掉，用它轻轻敲打着左腕的内侧。如果一个人体重一百九十磅而又能表现得一派风流潇洒的样子，那正是我这时努力的目标。

“我上次提到的几本初版书，只不过是装装门面，”我悄没声地说，“我得小心着点儿。我有一些他想要的东西。他早就想要了。”

银色的手指甲梳理了一下一只带着黑耳环的小耳朵上面的浅金色头发。“啊，你是个推销员，”她说，“那好——你可以明天再来。我想明天他会在的。”

“别装蒜了，”我说，“我也是干这行的。”

她的眼睛眯缝起来，直到只剩下一线淡绿色的闪光，就像森林深处树影掩映中的水潭的波影一样。她用指甲掐着手掌心，盯着我，连呼吸也停了下来。

“怎么，盖格先生生病了吗？我可以到他家去找他，”我不耐烦地说，“我可没有时间一趟趟地老跑。”

“你——你——”她的嗓子哽住了。我还以为她马上就要晕倒，一个马趴摔在地上呢。她的整个身体瑟瑟发抖，一张脸就像又酥又脆的馅饼皮一样裂成八瓣。但是她还是把裂开的几部分又重新拼在一起，只不过很费力气，就像纯靠意志力把一件非常沉重的东西举起来一样。她脸上的笑容又回来了，嘴角、眼角都弯曲得很不像样子。

“没有，”她喘了口气说，“他没生病。他不在城里。你去他家——也没有用。你明天——能——再来一次吗？”

我张开嘴，正准备说什么，忽然隔扇上的门开了一英尺宽的一条缝。昨天那个身材颀长、皮肤黝黑、穿着紧身皮上衣的漂亮小伙子往外探了探头。他的脸色苍白，紧抿着嘴唇。他看到了我，连忙把门关上，但就在这一开一关之间，我已经瞥见里间地上摆着几只木箱，箱子里垫着报纸，每只箱子都松松地装着一些书。一个身穿工作服的人正在忙着装箱。盖格先生的一部分财产正在向外转移呢。

门关上以后，我又把墨镜戴上，摸了摸帽檐。“那么就明天再说吧。我很愿意给你一张名片，但是，你也知道，干这行的……”

“我知道，干这一行……”她又打了个哆嗦，涂着唇膏的嘴唇发出一声轻轻咂吮的声音。我走出书店，顺着大马路往西走到一个拐角，再沿着横街向北走，直到转回到书店后门的一条小巷里。一辆车厢圈着铁丝网、但没有任何标记的黑色小卡车正停在书店外面，车尾对着书店的后门。那个身穿崭新的工作服的人在把一只木箱掀到车厢里。我又走回到大马路上，在盖格书店旁边的一个街区上找到一辆出租汽车。这辆汽车停在一个消防龙头旁边。一个愣头愣脑的小伙子正在方向盘后面读一本惊险杂志。我把头探进车窗里，叫他看了看手中的一元钞票：“追一辆车，干不干？”

他上下打量了我一眼。“警察？”

“私人侦探。”

他满脸笑容地说：“我就爱干这个，杰克。”他把杂志插在反光镜后面，让我上了汽车。我们绕到街区后面，停在盖格书店对面的一条巷子里，仍然停在一个消防龙头旁边。

停在盖格书店后面的卡车大概一共装了一打木箱，这时那个穿工作服的人把车厢的铁丝门关好，钩上后挡板，坐到方向盘后面。

“跟着他。”我对司机说。

穿工作服的人发动了马达，往小巷前后看了一眼，很快就把车子向另一个方向开走了。他向左一拐绕出了这条巷子。我们也依法照办。我看到这辆卡车向东转弯，开到福兰克林大街上，就吩咐我的司机叫他靠近一些。他没有，也许没能把车驶近。等我们的汽车开上福兰克林大街，这辆卡车已经把我们甩到两个街区后面了。然后汽车又驶入葡萄树大街，驶过葡萄树大街以后上了西大道。在驶入西大道以前，我们一直看得到前面的卡车。但是这以后却只看到卡车两眼；这条街车辆太多，我的这位愣头愣脑的司机又跟得太远了一些。我正在一点儿不客气地向他指明这一点，远远开在前边的卡车又转弯向北驶去。卡车拐进的这条街叫布里塔尼广场路。等我们的汽车也进了布里塔尼广场路的时候，已经看不见这辆小卡车的影子了。

我的司机隔着车厢里的横玻璃向我说了句什么，叫我不要着急；我们的汽车以每小时四英里的速度缓缓驶上山坡，在每一个矮树丛后面寻找那辆失踪的卡车。两个街区以后，布里塔尼广场路向东弯过去，在一块空地上同兰德尔广场路会合起来。就在这块空地上伫立着一幢白色公寓，前门开在兰德尔广场路上，地下车库对着布里塔尼广场路。在我们的汽车驶过这幢建筑物时，我的愣头愣脑的小司机宽慰我说，卡车不会开得太远；就在这个时候我向楼房下面车库的拱门里看了一眼，正好看到我们追踪的汽车倒进去，后门已经又打开了。

我们把车开到公寓楼的正门，我下了汽车。门厅里一个人也没有，也没有电话台。一张木头书桌靠墙放着，桌子旁边是一个镀金的分格信插。我看了看信插上的姓名。一个名叫约瑟夫·布罗迪的人住在四〇五号房间。斯特恩伍德将军曾经给了一个叫乔
[1] ·布罗迪的人五千元，为不叫他再同卡门鬼混，叫他另外找个女孩子去开心。可能这里住着的就是这位乔·布罗迪。我敢打赌准是这么回事。

我绕过一段短墙，走到铺着花砖的楼梯口和自动电梯的入口处。电梯的顶盖同地板在一个水平面上。电梯升降通道旁边也有一扇门，写着“车房”字样。我打开这扇门，沿着一道狭窄的楼梯走到了地下室。电梯的门开着，那个穿着新工作服的人正气喘吁吁地往里面摞箱子。我在他旁边站定，点了一根纸烟，看着他。他不喜欢我这么看着他。

过了一会儿我说：“别超重啊，伙计。这架电梯只能载半吨重的东西；这些箱子运到哪儿去？”

“布罗迪，四〇五号。”他嘟囔了一句，“你是管理人吗？”

“嗯。看起来可真捞了一大笔。”

他用白眼珠翻了我一眼。“都是装的书，”他没好气地说，“每箱一百磅重，真不轻，我七十五磅就够背的了。”

“留点儿神，别超重。”我说。

他往电梯里装了六只箱子，走进去，关上电梯门。我顺着楼梯走回门厅，走到大街上；那辆出租汽车又把我载回市区我的办公室所在的大楼。我多给了那个小伙子不少钱，他给了我一张折了角的业务名片；这次我把名片带回屋里，没有顺手扔在电梯入口处盛着沙子的陶瓷桶里。

我在七层楼靠后街的一面有一间半房子。前半间一分为二，是我的办公室和接待室。我只在门口写上自己的名字，此外没有写什么；而且只是写在接待室的门上。这一小间屋子的门我总是不上锁，为了万一在我出去的时候有主顾上门，而他又愿意坐下来等着我的话。

真有一个主顾在等着我。

注释

[1] 乔是约瑟夫的昵称。

11

她穿着浅棕色带花点儿的呢子衣服，男式衬衫，系着领结，脚上穿着手工做的便于走路的皮鞋。她的袜子同那天一样薄得像纸，但是今天却没有把两条腿露给我看。她的头发油光漆黑，罩在一顶罗宾汉式的女帽下面。这顶帽子至少要五十美元才买得下来，但看上去无论是谁只要有一张吸墨纸用一只手就可以做一顶。

“啊，你到底起床了。”她说，对着我屋子里的摆设皱了皱鼻子。我这间屋子里摆的是：一张褪了色的红沙发、两把不配对的安乐椅、早需要送到洗衣店去的网格窗帘和一张儿童用的书桌。为了使人感到这间屋子有点儿办公的气氛，桌子上还放着几本很能唬人的杂志。“我还以为你或许是在床上工作，像马塞尔·普鲁斯特似的。”

“谁是普鲁斯特？”我把一根纸烟衔在嘴里，盯着她问。她的脸色有些苍白，神情有些紧张；但是看上去她像个在紧张的气氛下仍然能从容运用智力的人。

“一个法国作家，一个颓废派艺术家。你不会知道的。”

“算了，别提这个人了，”我说，“到我的‘寝宫’里去吧。”

她站起来说：“咱们两个人昨天谈得不太投机。也许我太没有礼貌了。”

“我们两个人都没讲礼貌。”我说。我用钥匙把通往隔壁的门打开，开着门让她走进去。我们走进我这套房子的另外一部分；这里有一张已经有了些年头的红棕色地毯，五个绿色文件箱（三个装满了加利福尼亚气象记录），一份某家公司赠送的月历，上面印着在湛蓝的地板上翻滚着的加拿大五胞胎小女孩。五个女孩都穿着粉红的衣服，生着褐黄色的头发，闪闪发亮的黑色眼睛大得像特号的干梅子。此外屋子里还有三把仿胡桃木的椅子，任何一间办公室都一定会有的一张办公桌、吸墨纸、笔插、烟灰缸和一部电话机。办公桌后面自然也免不了摆着一张吱吱扭扭的转椅。

“你不太注意门面。”她在办公桌的另一面坐下说。

我走到门边塞信孔前边取出六封信、两张明信片和四件商业宣传品。我把帽子扣在电话机上，坐在椅子上。

“平克顿
[1] 也不讲究门面，”我说，“干我们这一行赚不了多少钱，如果办事诚实的话。如果装点起门面来，那就是说，你在赚钱——或者希望赚钱。”

“啊——你诚实吗？”她一边问一边打开自己的提包。她从一个法国制的珐琅烟盒里取出一根纸烟，用一只小打火机点着，把烟盒同打火机放回提包里。她没有把提包扣上。

“我费尽心机想要诚实。”

“那你是怎么干起这不很干净的行当来的？”

“你是怎么同一个私酒贩子结婚的？”

“天哪，咱们别再吵嘴了，好不好？我今天一早上都在给你挂电话。往这里打，往你住处打。”

“关于欧文的事？”

她脸上的肌肉绷紧了。她的声音变得很温柔。“可怜的欧文，”她说，“这么说来你知道这件事了。”

“一个在地方检察官手下干事的人带我到里多去了一次。他以为我可能知道点儿什么内情。实际上他知道得比我还多。他知道欧文想同你妹妹结婚——曾经想过。”

她一言不发地喷着烟，用她那双黑眼睛目不转睛地打量着我。“或许那倒是个好主意，”她语气平静地说，“他爱上了她。在我们这个圈子里这种事还是很少见的。”

“他在警察局里备过案。”

她耸了耸肩膀，不在意地说：“他过去没结交好人。在这个犯罪案件层出不穷的浑蛋国家里警察局的档案就意味着这么一回事。”

“我不想往深里追究这件事。”

她把右手上的手套剥下来，咬着食指的第一个关节，目不转睛地望着我。“我来找你不是为了欧文的事。你还不想告诉我，我父亲找你去究竟是为了什么吗？”

“不得到他的允许，我是不会告诉你的。”

“是关于卡门的事吗？”

“这我也不能说。”我把烟斗装上烟丝，用火柴点着。她看了一会儿我喷出的烟圈儿。这以后她的一只手伸到打开的提包里，取出一个厚纸糊的白信封。她把信封从桌子上扔过来。

“你还是看看这个吧。”她说。

我拿起信封来。收信人姓名地址是用打字机打的：西好莱坞区阿尔塔布里亚克雷桑三七六五号，维维安·里甘夫人收。信是由一个专门递送函件的服务所派人送去的，从邮戳上看，发信时间是上午八时三十五分。我把信封打开，取出一张四又四分之一乘三又四分之一英寸大小的有光纸照片，信封里只装着这张照片。

这是卡门坐在盖格摆在矮台子上的那把高背柚木椅上拍的照片，卡门戴着耳环，像她刚生到这个世界来时那样一丝不挂。她的眼睛比我印象中的还要疯狂。照片背面什么也没写。我把照片放回信封里。

“他们要多少钱？”我问。

“五千块——拿回底版和另外已经冲洗出来的照片。今天晚上这笔买卖就得成交，不然他们就把这个东西送给一份专门揭人隐私的小报去。”

“这个要求他们通过什么途径提出来的？”

“一个女人给我打了一个电话，大约在我接到这个东西半小时之后。”

“揭人隐私的小报纯粹是唬人。遇到这种案子，陪审团用不着退席商讨，当场就会判决。还有别的什么？”

“还得有点儿别的吗？”

“是的。”

她有些困惑不解地看了我一会儿。“是有。那个女人说这张照片还同一件刑事案有关，叫我赶快照他们提出的要求做，不然的话我再同我的小妹妹谈话，中间就得隔着一层铁栏杆了。”

“最好答应他们。”我说，“什么刑事案件？”

“我不知道。”

“卡门现在在什么地方？”

“在家里。她昨天夜里病了。现在还没起床呢，我想。”

“昨天夜里她出去了吗？”

“没有。我不在家，可是家里的用人说她没出去。我到拉斯奥林达斯去了，在埃迪·马尔斯开的柏树俱乐部玩轮盘赌来着，把衬衫都赌光了。”

“这么说你挺喜欢轮盘赌了。那是得把衬衫输光。”

她把腿架起来，又点上一根纸烟。“不错，我喜欢玩轮盘赌。斯特恩伍德一家子没有一个人不喜欢赌博，而且总喜欢赌输。譬如说，玩轮盘赌呀，嫁一个不辞而别的丈夫呀，五十八岁的年纪还参加障碍赛马，结果叫马压在身上，落个终身残废呀，等等。斯特恩伍德一家人有的是钱。用钱买来的都是不兑现的玩意儿。”

“昨天晚上欧文开你的汽车做什么去了？”

“谁也不知道。他没有得到允许就把车开出去了。每逢他休息的日子，我们总让他开一辆车出去。但是昨天晚上并不是他休息的日子。”她撇了一下嘴，“你想——”

“他知道不知道这张裸体照片的事？这我可说不准。我觉得有这个可能。你能马上弄到五千元现款吗？”

“要是不同爸爸讲，或者不向别人借，我弄不到。我也许能从埃迪·马尔斯那里借到。他对我应该大方一些，天晓得。”

“你最好去试一试。说不定有急用。”

她身体往后一靠，把一只胳膊搭在椅背上。“报告警察怎么样？”

“倒是个好主意。但是你不会这样做的。”

“我不会？”

“不会的。你需要保护你的父亲和小妹妹。你不知道警察还会挖掘出什么来。没准儿是一件他们也沉不住气的事。虽然在办理敲诈案件的时候警察总是尽量把事情掩盖起来。”

“你能在这件事上做点儿什么吗？”

“我想也许可以。但是我不能告诉你为什么我要做和怎么做。”

“我喜欢你，”她突然说，“你相信奇迹。你在办公室里有什么喝的吗？”

我打开一个很深的抽屉，取出一个酒瓶和两个小酒杯来。我把杯子斟满，我们对饮起来。她啪的一声扣上提包，把椅子向后移了移。

“我会弄到五千块钱的，”她说，“我一向是埃迪·马尔斯的一个好主顾。此外，还有一个原因他也应该帮我这个忙。你也许还不知道呢。”她朝我笑了笑，那是一种还没有到眉梢就被嘴角忘记掉的笑容。“鲁斯蒂拐跑了的那个女人就是埃迪的金发妻子。”

我一句话也没有说。她紧紧盯着我，又补了一句：“你对这个不感兴趣吗？”

“这会使寻找他的事变得容易一些——如果我在寻找他的话。你认为他同现在这档子事没有什么关系吧？”

她把空杯子推给我。“再给我倒一杯。你这人可真是，从你嘴里什么也套不出来。人家说话，你连耳朵也不竖。”

我把她的小酒杯斟满。“你已经从我这里把你要知道的探听去了——我不是在寻找你的丈夫，这就是你想打听的事。”

她一下子把酒杯放下。她呛了一口——或者给她一个机会装作呛了一口。她缓缓地吁了一口气。

“鲁斯蒂不是坏人。如果他做坏事，也绝不是为了这几个小钱。他身上带着一万五千块钱，全是钞票，‘以备不时之需’，照他的话讲。我同他结婚的时候，他身上就带着这笔钱；他离开我的时候仍然带着。不会的，鲁斯蒂绝对不干这种敲诈勒索的小事儿。”

她拿起信封，站起身来。“好吧，我和你保持联系。”我说，“如果你有什么事要告诉我，可以给我住的公寓大楼打电话，那里的女电话员会把消息转给我的。”

我们向房门走去。她一面用信封敲着自己的手指节，一面说：“你还是觉得不能告诉我爸爸——”

“我得先同他见个面。”

快走到房门口的时候，她站住了，又把照片拿出来看了看。“她的体形很美，是不是？”

“嗯——哼。”

她把身体往我这里靠了靠。“你应该看看我的。”她一本正经地说。

“可以安排一下吗？”

她忽然尖声笑起来，一条腿已经跨出房门，又转回身来冷冷地说：“你真是个冷血动物，我还从来没有遇到过你这样的人呢，马洛。还是我可以叫你菲尔
[2] ？”

“当然可以。”

“你可以叫我维维安。”

“谢谢你，里甘太太。”

“噢，见鬼去吧，马洛。”她走了出去，没有再回头。

我让门关着，站在那里，手一直放在门上。我愣愣地瞅着自己的这只手。我的脸有一点儿发烧。我走回办公桌前面，把威士忌酒放回原处，把两只酒杯刷干净，收进抽屉里。

我从电话机上取下帽子，给地方检察官办公室挂了个电话，找伯尼·奥尔斯接电话。

他已经回到他那鸽子笼里去了。“告诉你，我没有惊动那个老头儿，”他说，“管家说，他自己或者哪个女儿会把这件事告诉他的。这个欧文·泰勒住在车库上面，我检查了一下他的东西。父母都在艾奥瓦州都布克。我给那里的警察局长打了个电话，叫他去问问欧文的双亲打算怎么办。斯特恩伍德一家人会付给他们一笔钱的。”

“是自杀吗？”我问。

“说不准。他没有写下什么来。他是私自把汽车开出去的。昨天晚上除了里甘太太以外别人都在家。里甘太太同一个叫拉里·科布的花花公子到拉斯奥林达斯去了。我查对过。我认识那里一张赌桌上的侍应生。”

“你对那里的豪赌应该管一管。”我说。

“你还不知道咱们这里的黑手党？别那么天真了，马洛。那孩子脑袋上的伤痕叫我很起疑。在这件事情上我想你一定能帮帮我的忙吧？”

我喜欢他这样提出问题来，我可以拒绝他而又不感到自己在说谎。我们互相道了再见，我离开了办公室。我买了三份午后出的报纸，雇了辆出租汽车，坐到法院，把我自己的汽车从停车场里取出来。几份报纸都没有登盖格的事。我又看了看他的蓝皮记事本，但是那上面的密码仍然同昨天晚上一样固执，不肯泄露秘密。

注释

[1] 美国一家历史悠久的私人侦探事务所。

[2] 菲尔是菲利浦的昵称。

12

雨后，拉文特雷斯半条街上的树木绽出了绿油油的嫩叶。在午后澄澈的阳光中，我可以清清楚楚地看到街后面的陡坡和躲在暗中开了三枪的杀人凶手逃走的一段室外楼梯。后门对面沿街有两幢房子。这里面的人可能听到了枪声，也可能没有听到。

盖格的住房前面和整个这一街区上都一点儿动静也没有。房前的箱形树障绿荫荫的一片宁静，房顶上的木瓦仍然湿漉漉的没有晒干。我开着汽车缓缓驶过盖格门前，反复琢磨一件事。昨天晚上我没有搜寻车库。盖格的尸体既已失踪，我也就不想去寻找他了。这样做反而会打乱我的步骤。我想的是：把他的尸体拖到车库，弄上他的汽车，然后再把汽车开到洛杉矶附近上百个荒凉峡谷中的任何一个，尸体就能很容易地处置掉，多少天甚至多少星期也不会被发现。但是这样做要有两个前提：必须要有盖格的车钥匙以及房门、车库的两把钥匙。从这条线索下手就把侦查的范围缩小了许多，特别是当这件事发生的时候我已经把盖格身上的钥匙揣在口袋里了。

我没有机会搜查车库。车库的门上着锁，而且在我把汽车开到车库前面的时候，篱笆后面响起了脚步声。一个身穿白绿相间的方格衣服、金黄的头发上扣着一顶纽扣大小的女帽的女人从篱笆后面踱了出来，睁大了眼睛望着我的汽车，好像她刚才没听到我的汽车开上来似的。接着她把身子一扭，马上又躲回到篱笆后面去了。不用说也知道，这个人是卡门·斯特恩伍德。

我把车开到马路上，停在路边，步行回来。在光天化日之下我这样做似乎太冒险；我把自己完全暴露了出来。我穿到树障后面。她正痴呆呆地倚着紧锁的房门站着，什么话也没说。一只手慢慢地抬到牙齿前边，开始咬起那个畸形的大拇指来。她的眼睛下面有两块紫癜。因为神经紧张，她脸色苍白。

她对我微微一笑，招呼了我一声“嗨”，她的声音又尖又细。“你是——你是——”她话没有说完，又开始咬她的手指了。

“记得我吗？”我说，“我是道格豪斯·莱利，个子长过了头的人。记得吗？”

她点了点头，脸上的肌肉抽搐，笑了一下。

“咱们进去吧，”我说，“我这里有钥匙。太妙了，是不是？”

“什——什么？”

我把她推开，把钥匙插进锁孔，打开门，把她推了进去。我把身后的门关上，站在那里闻了闻。在日光照射下，这间屋子简直可怕极了。挂在墙上的中国式小摆设、地毯、装饰烦琐的台灯、柚木家具、花里胡哨的色彩、图腾杆、装着乙醚和鸦片酊剂的大肚瓶——这一切在阳光照射下叫人作呕，就像闯进一个男同性恋的集会。

卡门和我站在那里对望着。她拼命想叫脸上挂上一个媚人的笑容，可是她脸上的肌肉都非常疲劳，一点儿不听她使唤。她那勉强摆出的笑脸就像水流过沙地似的一点儿也留不住。在她那对呆滞无神的眼睛下面，苍白的皮肤上显出许多小粟粒。她用没有血色的舌头舔着嘴角。她是一个漂亮的、被娇惯坏的、脑子又不很聪明的女孩子，她在邪道上已经走得很远很远，直到现在谁也没有伸手拉她一把。这些有钱的少爷、小姐，叫他们遭罪去吧。我对他们简直厌恶透顶。我用手指捻着一根纸烟，把几本书推在一边，坐在黑色书桌的一头。我把纸烟点着，喷出一缕烟雾，无言地望着面前这个女孩子表演咬大拇指的戏码。卡门站在我前边，就像一个犯了错误的女学生站在校长办公室里一样。

“你到这儿来做什么？”最后我开口问她。

她只顾揪衣服上的线头，一句话也不说。

“昨天晚上的事你还记得多少？”

这次她回答了，眼睛里面现出一丝狡猾的闪亮。“记得什么？我昨天晚上生病了，在家里没出来。”她的声音含含混混，只在嗓子眼里滚动，我刚刚能听得到。

“别撒谎了。”

她的眼睛很快地上下闪动了一下。

“在你回家以前，”我说，“在我把你送回家以前。就在这间屋子里，在那把椅子上——”我指了指椅子，“坐在那个橘黄纱巾上。你当然记得的。”

一层红晕从她脖子底下慢慢泛了上来。这倒是件稀罕事。她居然还懂得害臊。在她那凝滞的、灰色的眼球下面出现了一块白亮。她使劲地咬着大拇指。

“你——是你吗？”她的呼吸急促起来。

“是我。你还记得些什么？”

她含含糊糊地问：“你是警察？”

“不是。我是你父亲的一位朋友。”

“你不是警察？”

“不是。”

她轻轻叹了口气。“你——你要干什么？”

“是谁把他杀死的？”

她的肩膀抽动了一下，但是脸上一点儿也没有惊讶的神色。“还有谁——知道？”

“知道盖格的事？我不知道。起码警察还不知道，不然他们就要在这里扎营了。也许乔·布罗迪知道。”

这句话好像捅了她一刀子，叫她喊出声来：“乔·布罗迪！这个人！”

接着，我们两个又都不说话了。我只顾抽烟，她继续咬手指头。

“看在上帝面上，别耍弄你的小聪明了。”我催促她说，“这件事需要的是一点儿老式的爽直。是布罗迪把他杀了的吗？”

“把谁杀了？”

“噢，他妈的。”我叫道。

她看起来叫我骂痛了，下巴耷拉下一英寸来。“是的，”她一本正经地说，“是乔杀的。”

“为什么要杀他？”

“我不知道。”她摇了摇头，努力叫自己相信她确实不知道为什么。

“最近一些日子，常常和他见面吗？”

她的两只手落下来，骨节绷紧，成了一个个的小白疙瘩。“就见过一两次。我讨厌他。”

“那么你知道他住在哪儿，是不是？”

“知道。”

“你不喜欢他了？”

“我讨厌他。”

“那么你高兴他惹了这个麻烦了？”

她的脸也变得呆滞起来。我的推论太快了，她没能理解。但我还是得这么问她：“你愿意不愿意对警察讲，这件事是布罗迪干的？”我试探了她一下。

她一下子大惊失色。“当然了，我是说假如我不让裸体照片的事抖搂出来的话。”为了宽慰她我又加了一句。

她嘻嘻地笑了起来。她的笑声又叫我有了作呕的感觉。如果她尖叫起来，啼哭起来，或是晕倒了，一头栽倒在地上，事情就好办多了。但她只是嘻嘻地笑起来。突然间，她觉得这件事非常非常有趣。她装成个埃及女神叫人拍了照，照片不知叫谁偷走了，盖格又当着她的面叫人打死了，她被灌得人事不省，对她说来，这一切突然成为一件叫她非常开心的事了，所以她嘻嘻地笑起来。太了不起了。她的笑声越来越大，从一个屋角回荡到另一个屋角，就像许多小老鼠在护壁板后面来回跑动一样。她开始变得歇斯底里起来。我从书桌上跳下来，走到她跟前，在她脸上打了一巴掌。

“同昨天一样，”我说，“咱们俩在一块儿可真是逗乐儿。莱利和斯特恩伍德，两个滑稽演员的副手在寻找一位喜剧演员。”

她不再笑了，但是同昨天—样，对我打了她一个嘴巴毫不介意。说不定所有她的男朋友早晚都得打她的嘴巴。如果他们这样做，我是完全理解的。我又在书桌的角上坐下来。

“你不姓莱利，”她一本正经地说，“你是菲利普·马洛。你是一个私人侦探，维维安告诉我了。她把你的名片给我看了。”她揉了揉我打过的面颊。她对我笑了笑，好像挺愿意同我在一起似的。

“好，你还是什么都记得的。”我说，“你回来找你的照片，你进不了门。对不对？”

她把下巴贴在胸上，上下颠动了一下。她对我发出媚笑。她对我转动秋波。我正在被她引动上钩。马上我就要发出一声快乐的喊叫，请求她同我一起到尤马去。

“照片叫人拿跑了，”我说，“昨天晚上在我送你回家之前，我已经找了。说不定被布罗迪拿去了，布罗迪的事你没有骗我吧？”

她很认真地点了点头。

“这件事就算过去了，”我说，“你不用再去想它了。不要告诉任何人你到这儿来的事，不管是昨天晚上和今天来的事都别说。连维维安也别告诉。干脆把到这儿来的事忘掉。什么事都由莱利替你解决吧。”

“你不叫——”她刚开口说，马上又停住了；她使劲点了点头，同意我给她出的主意，也许是暗自赞赏刚才她脑子里的一个什么想法。她的眼睛眯成一条缝，几乎变成黑色的，像自助食堂里餐盘那么浅。她打定了一个什么主意。“我要回家去了。”她说，就像我们这时正在喝茶似的。

“好吧。”

我没有移动身体。她又向我递了一个媚眼，便向房门走去。她已经把手放在门把手上了，这时我们两人都听见外面有一辆汽车开过来。她望着我，眼睛里出现了两个问号。我耸了耸肩膀。汽车停住了，正好停在这所房子门前。恐惧使她的面孔扭曲了。门外响起了脚步声，门铃响起来。卡门回过头来，从肩膀上盯着我，手使劲攥住门把手；因为害怕样子变得都有些滑稽了。门铃不断地响着。又过了一会儿门铃不响了。一把钥匙在锁孔里转动了一下；卡门一下子从门前跳开，僵立在那里。门嗖的一下打开了。一个人敏捷地走了进来，但马上就站住了。他不出声地盯着我们两个人，神色镇定自若。

13

进来的是个一身灰装的人。除了脚上锃亮的黑皮鞋同灰色缎子领带上的两颗红钻石（非常像轮盘赌格子上的红方块）以外，从上到下全是灰颜色。他穿的衬衫是灰色的，质地柔软、剪裁合体的法兰绒双排扣西装也是灰色的。看见卡门以后，他摘下灰色的帽子，从帽子底下露出的头发也是灰白的，像用网罗筛过的那样细。他的一双灰白浓密的眉毛不知为什么给人一种江湖气。他的下巴很长，鼻子生着一个钩，一对灰色的沉思的眼睛，因为上眼皮耷拉下来遮住眼角，总是带着一种斜睨的样子。

他很有礼貌地站在那里，一只手摸着背后的门，另一只手拿着灰帽子，轻轻拍打着大腿。他的神情很严峻，不是恶汉的那种粗鲁，而是一个久经风霜的骑师的严酷。但他不是骑师，他是埃迪·马尔斯。

他把身后的门关上，把手插在上装带兜罩的口袋里，大拇指搁在口袋外面，在光线朦胧的屋子里闪着亮。他对卡门笑了笑。他的笑容又亲切又随便。卡门舔着嘴唇凝视着他。她脸上的恐怖神情已经消失了。她也回报给他一个微笑。

“原谅我这么随随便便地就闯进来了，”他说，“门铃似乎没引起你们注意。盖格先生在家吗？”

我开口说：“不在。我们也不知道他到什么地方去了。我们发现门没有关，就进来了。”

他点了点头，用帽檐蹭了蹭自己的长下巴。“你们是盖格的朋友，是吧？”

“通过买书认识的。我们到这儿来是为了找一本书。”

“一本书，啊？”这句话他说得很快、很响亮，而且我还觉得有些刁钻，好像盖格的那些书的事他都知道似的。接着他又看了卡门一眼，耸了耸肩膀。

我向门口迈动脚步。“我们走了。”我说，一面拉住卡门的胳膊。她还在盯着埃迪·马尔斯。她挺喜欢他。

“有什么话要我带吗，如果盖格回来的话？”埃迪·马尔斯很客气地问。

“我们不麻烦你了。”

“太糟糕了。”他说，这句话有另一层含义。当我从他身边走过去开门的时候，他灰色的眼睛闪烁了一下，接着就变得严厉起来。他用很随便的语气说：“这个女孩子愿意走可以走。我要同你谈两句话，当兵的。”

我放开了卡门的胳膊，茫然不解地盯着他。“别耍这套了，”他说，“白费事。我外边车上有两个小伙子，我叫他们做什么都成。”

卡门在我身边发出了一个响声，笔直地跑出门去。她的脚步声飞快地消失在山坡下面。我没有看见她的汽车，她一定把车停在底下了。我刚张口说：“你到底要——”

“唉，别废话了，”埃迪叹了一口气，“这里有点儿不对头。我要弄清楚是怎么回事。你要是想叫自己的肚子挨枪子儿，你就拗着我来吧。”

“好吧，好吧，”我说，“算你有能耐。”

“不到必要的时候我是不会叫人难堪的，当兵的。”他不再打量我了。他在屋子里走了一遭，皱着眉，不再理睬我。我从房子正面一扇窗户的破玻璃里往外看了看。篱笆外面露着一辆汽车的车顶。车的马达还在空转着。

埃迪·马尔斯在书案上发现了那只紫色的大肚玻璃瓶和两只镶着细金边的玻璃杯。他先闻了闻玻璃杯，又闻了闻大肚瓶，嫌恶地撇了撇嘴。“这个臭流氓。”他用平板的语调骂了一句。

他把几本书翻了翻，咕哝了一声，转到书案另一边，站在那根带一只照相机镜头的图腾杆前面。他仔细看了看这个器械，最后，目光落在图腾杆前的地面上。他用脚把那块小地毯挑开，很快地蹲在地上，身体马上绷紧了。他的一只膝盖跪在地上。书案把他的身体挡住，我看不清他在做什么。只听到一声惊叫，他又站了起来。他的一只胳膊飞快地在衣襟下面一摸，一支德国鲁格黑色手枪马上出现在手里。他用长长的棕色的手指攥着这把手枪，既没有对我瞄准，也没有瞄准任何东西。

“血，”他说，“地板上有血，在那块地毯下面。好多血。”

“是吗？”我说，显出一副好奇的样子。

他一歪身坐在书桌后的转椅上，把紫红色的电话机往怀里一钩，鲁格手枪换在左手里。他皱着眉头望着电话机，两条浓密的灰眉毛拧在一起，鹰钩鼻子上肌肉耸成一道深沟。“我看咱们得叫警察来。”他说。

我走过去，踢了踢盖住盖格躺过的地方的那块地毯。“血迹是陈的，”我说，“早已干了。”

“那也得叫警察来。”

“当然得叫。”我说。

他的眼睛眯缝起来，温文尔雅的表层从脸上脱落下来，露出来的是一个衣着华丽、手持鲁格枪的硬汉子。他不喜欢我这样随声附和他。

“你到底是什么人，当兵的？”

“我姓马洛，一个私人侦探。”

“从来没有听过你这个人。那个女孩子是谁？”

“我的雇主。盖格想敲她一笔。我同她来想找盖格谈谈这件事。盖格不在家。门没有锁着，我们就进来等他。我是不是已经告诉过你了？”

“真是方便得很，”他说，“你们手里没有钥匙，门却正好没有上锁。”

“一点儿不错。你怎么会有这所房子的钥匙？”

“这关你什么事，当兵的？”

“我可以把它当作我的事。”

他紧闭着嘴狰狞地一笑，把帽子往后脑勺一掀。“我也可以把你的事当作我的事。”

“你不会喜欢这样做的。干我这一行赚不了多少钱。”

“好吧，机灵鬼。这所房子是我的。盖格是我的房客。你对这件事有什么看法？”

“你认识不少这种正派人。”

“我只是把房子租给他们嘛。租房的人还不是三教九流，什么人都有。”他看了看手里的枪，耸了耸肩膀，把它揣在腋下，“对这里发生的事有什么聪明的解释，当兵的？”

“有许许多多解释。有人用枪把盖格打死了。有人被盖格用枪打死，盖格打死人以后逃跑了。也许打死人的是另外两个人。也许盖格主持过什么奇怪的宗教仪式，在那根图腾杆前面杀了什么当祭品。也许他喜欢吃鸡，爱在客厅里宰。”

灰衣服的人阴沉着脸瞪着我。

“我不猜了，”我说，“还是打电话把你城里的朋友们叫来吧。”

“我摸不透你，”他对我龇了龇牙，“我摸不清你在这里耍什么名堂。”

“快点，快把‘雷子’
[1] 叫来吧。你会有个热闹看的。”

他思索了一会儿，身体一点儿也没有动。他的嘴唇又把牙齿盖起来。“我也摸不清你说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他绷着脸说。

“说不定你今天出师不利。我认识你，马尔斯先生。拉斯奥林达斯的柏树俱乐部。阔佬们夜夜在那里豪赌。当地的警察都装在你的口袋里。你还有一个畅通的内线一直通到上边地方检察官那里。换句话说，你有靠山。盖格干的这个买卖也需要有靠山。说不定你看在他是你的房客面上，有时候也照顾照顾他。”

他紧闭着嘴巴，样子非常难看。“你知道盖格干的是什么买卖？”

“租卖淫书的买卖。”

他目不转睛地盯着我，盯了我好长一段时间。“有人对他下手了，”他轻声说，“你准知道点儿内情。今天他没有到书店去。书店的人不知道他上哪儿去了。给他打电话，这里也没有人接。我到这儿来瞧瞧是怎么回事。我在地板上发现了血迹，在地毯下边。我在这里还发现你同一个女孩子。”

“这个故事说得有点儿牵强，”我说，“也许你能找到个乐意的买主，把这个故事推销出去。但是你的故事里还缺少一个情节。今天有人把他的书都从店里转移走了——他出租的那些美妙的书籍。”

他清脆地打了个榧子说：“我应该想到这一点的，当兵的。你似乎知道不少事。你想这是怎么回事？”

“我想，盖格是遭了毒手了。我认为这是他的血。暂时隐匿起尸体是为了把书转移走。有人把他的买卖接了过去，需要一点儿时间重新组织。”

“他们是溜不掉的。”埃迪·马尔斯狠狠地说。

“谁说的？就凭你同外面汽车上的两个打手？咱们这个城市现在越来越大了，埃迪。最近有不少挺有势力的人都在这里安上据点了。这就是城市发展活该受到的惩罚。”

“你他妈的说得太多了。”埃迪·马尔斯说。他露出牙来，吹了两声口哨。外面车门砰的一声响，脚步声匆匆忙忙地跑进树障来。马尔斯又亮出他的鲁格手枪，对着我的胸膛：“把门开开。”

外边门把手响了一阵，一个声音在叫喊什么。我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鲁格手枪的枪口看上去像是二马路地道的入口，但是我还是没有动。我的身体不是防弹的——这个概念我早就应该习惯了。

“你自己去开吧，埃迪。你有什么资格对我发号施令？你要是客气一点儿，也许我还能帮帮你的忙。”

他两腿僵直地从书桌后面走出来，走到房门前边。他一边用眼睛盯着我，一边把门打开。两个人连跌带滚地撞进屋子里，手在胳膊底下忙着摸手枪。一眼就可以看出，一个人是个拳击手，皮肤白白的漂亮的小伙子，因为击拳，鼻梁是歪的，一只耳朵像块小牛排。另外一个人是个细挑个儿，金发，脸上一点儿表情也没有。这个人两只眼睛生得很近，眼睛白惨惨的一点儿神色也没有。

埃迪·马尔斯说：“看看这只鸟身上带着家伙没有。”

金发的家伙亮出一支短把枪来，对我比画着。拳击手侧着身子走过来，小心翼翼地翻我的口袋。我无精打采地把身体转个过儿，像个展览晚礼服的时装模特儿。

“没有枪。”他声音在嗓子眼儿里说。

“看看他是什么人。”

拳击手把一只手伸到我前胸的衣袋里，掏出我的钱夹。他把钱夹打开，查看了一下里面的东西。“姓名是菲利普·马洛。住在富兰克林大街霍巴特阿姆斯。私人侦探执照，徽章，还有一些别的东西。是个私人侦探。”他把钱夹放进我的衣袋里，轻轻打了我的脸一下，转身走开。

“你们走吧。”埃迪·马尔斯说。

两个枪手走出屋子，把门关上。听得见他们又走回汽车里去了。他们把汽车发动，叫马达空转着。

“好吧，说吧。”埃迪·马尔斯呵斥道，两条眉梢直挑到前额上。

“我还不想把我知道的都讲出来。为了抢夺他的买卖把盖格干掉，这样做太不高明了。我不认为是这么一回事，假定盖格真的已经被杀害了的话。我认为书店里的那位金发女郎不知因为什么好像吓掉了魂似的。我猜得到是谁把书弄走的。”

“谁？”

“这是我还不想讲出来的事件之一。我要考虑到我的雇主的利益，你知道。”

埃迪耸了耸鼻子。“那个——”他立刻又把底下的话吞下去了。

“我想你是知道那个女孩子是谁的。”我说。

“谁把书弄走了，当兵的？”

“我还不准备说，埃迪。为什么我要告诉你呢？”

他把鲁格手枪放在桌子上，用手掌拍了拍。“这个，”他说，“而且我还可能叫你说得有点儿代价。”

“这倒是个主意，别让手枪掺和进来。金币的声音我总是听得很清楚。你准备叫几块金币敲出声来？”

“为了什么？”

“你要我做什么啊？”

他砰地把桌子一拍。“你听着，当兵的。我问你一个问题，你就问我另外一个。这样咱们两人永远也谈不拢。我要知道盖格现在在什么地方，我打听这件事有我自己的理由。我不喜欢他干的那个买卖，我也没有保护他。我只是凑巧把这所房子租给了他。我对这件事现在也不怎么喜欢了。我相信不论你知道的是什么，别人也正在研究，而且一大群警察的大皮鞋马上就要在这个地方吱吱扭扭地响起来了。你不会有什么货色的。我猜想，你自己也需要一个靠山。所以你还是快把你知道的说出来吧。”

他猜得很妙，但是我不想叫他知道。我点着一根纸烟，把火柴吹灭，对着图腾杆的玻璃眼睛挥了一下。“你说得对，”我说，“如果盖格真的出了事，我就只能把我知道的给警察倒出来。所以这件事是官方的事，我是没有货可以卖给私人的。如果你允许的话，我就告退了。”

他的脸色变得白惨惨的，样子一时变得又卑鄙又凶狠。他的手向摆着枪的地方动了一下。我用很随便的语气加了一句：“顺便问一句，马尔斯太太最近身体好吗？”

我想我这个玩笑也许开得过火了。他的手哆哆嗦嗦地一下子把手枪拿起来。他脸上的肌肉绷得紧紧的。“滚吧，”他轻声说，“你爱上哪儿就上哪儿，你爱去做什么就做什么，我一点儿也不在乎。只有一点，当兵的，我给你进一句忠言：别把我掺和进去，不然的话，你可真的希望老娘没把你养到人世间来了。”

“没养到人世来我就养到阴间去，”我说，“听说最近那边儿还有个朋友找你来了呢。”

他一动不动地俯在桌子上，眼睛瞪得圆圆的。我走到门前边，打开门，回头望了他一眼。他的目光始终盯着我，但是他的灰色的、瘦削的身体却没有移动。他的眼睛里闪着仇恨的光芒。我走出房子，穿过树障，走到上面坡路我停车的地方。我上了汽车，把汽车掉过头，开过山顶。没有人向我开枪。开过几个街区以后我开进一条岔路，把马达熄掉，坐了几分钟。也没有人尾追我。我把车开回了好莱坞。

注释

[1] 对警察的贬称。

14

我把车停在兰德尔广场那幢公寓大楼门前的时候，正好是差十分五点。有几扇窗户里已经开了电灯，收音机在暮色里大声喧闹。我乘自动电梯到了四楼，穿过一间铺着绿色地毯、镶着象牙色护墙板的过厅。一扇通到太平梯的门挂着门帘，但是没有关上，凉风从门外边一阵阵吹进过厅里来。

四〇五号房门旁边有一个小小的象牙按钮。我按了一下，等了似乎很长很长一段时间。门一点儿声音也没有地开了一条缝，只有一英尺宽。这不是一种正大光明的开门的方法。开门的人是一个长腿长腰宽肩膀的男人，一对深棕色的眼睛生在一张毫无表情的黝黑的脸上；他早就学会不叫自己的脸表现出任何感情了。这个人的头发像是硬鬃毛，生得非常靠后，露出前面黝黑的脑门；冷不丁一看，这里面倒也可能储存着一点儿脑子。他用阴沉的目光冷冷地把我上下打量了一会儿，又细又长的黝黑的手指始终攥着门沿。他站在那里一言不发。

我开口问：“盖格？”

看不出他听了这两个字脸上有什么表情。他从门后取出一根纸烟，叼在嘴里，吸了一小口。烟雾懒洋洋地、傲慢不逊地喷到我的脸上；从烟雾后面传来一个不慌不忙的声音，毫无语调起伏，就像玩费罗纸牌戏
[1] 发牌人在说话一样。

“你说什么？”

“盖格。阿瑟·格温·盖格。那些书的主人。”

长腿汉子不慌不忙地思索了一会儿。他低下眼皮看了看手中的纸烟。另外一只手，一直攥着门沿的那只手，落到门后边我看不到的地方。从他的肩膀看，这只手好像在门后做什么动作似的。

“不认识叫这个名字的人，”他说，“这个人住在这一带吗？”

我笑了笑。他不喜欢我这样笑。他恶狠狠地盯了我一眼。我说：“你是乔·布罗迪吧？”黝黑的面孔绷紧了。“是又怎样？想弄几个钱，伙计，还是来开开心？”

“这么一说，你是乔·布罗迪，”我说，“你不认识一个叫盖格的人。这可有点儿滑稽。”

“是吗？也许你的幽默感同别人的不一样，认为这件事滑稽。我看你还是把你的幽默感拿到别的地方去，向别人去施展吧。”

我往门上一靠，含含糊糊地对他笑了一下。“你有不少书，乔。我有一张那些冤大头的名单。咱们该好好谈一下。”

他的眼睛一直盯住我的脸。他身后的屋子里发出一个轻微的响声，好像一个挂帘子的金属圈在金属棍上轻轻磕碰了一下。他斜着眼睛往里瞥了一眼。他把门开大了一点儿。

“那好吧。如果你认为你手头有点儿东西的话。”他冷冷地说。他把门口让开，我从他身边走进屋里。

这间屋子布置得很舒适，家具都是高级的，但是并不拥挤。后面一道墙上的落地窗户通向一个石头阳台，在暮色中可以遥望远处低矮的山峰。西墙上有两扇门，靠着窗户的一扇关着，离房门不远的地方还有另一扇。后一扇门上挡着一块长毛绒门帘，悬在门梁底下一根金属棍上。

最后我向东墙望去。东墙上没有门，中间靠着墙放着一张坐卧两用长沙发；我就在这张沙发上坐下来。布罗迪关好门，侧着身子走到一张高大的橡木书案后面。这张书案上镶着许多方头钉。书案下层摆着一个带镀金合页的雪松木盒子。他把这个盒子拿到西墙两扇门中间的一把安乐椅前面，在安乐椅上坐下。我把帽子往沙发上一扔，等着他开口。

“好了，我洗耳恭听。”布罗迪说。他打开盛雪茄的木盒，把纸烟头丢在身旁的一只烟灰碟里。他把一支长长的雪茄叼在嘴里。“要雪茄吗？”他从空中扔过来一支。

我伸手接住。布罗迪趁机一下子从雪茄箱里取出一把手枪，瞄准我的鼻子。我看了看这把枪，是一支点三八口径的警用手枪。我一时不想同这件武器发生任何争执。

“挺麻利，是不是？”布罗迪说，“稍微站起来—会儿，往前走两步。这样做你可以呼吸点儿空气。”他用的是电影里硬汉子惯用的那种故意装得十分随便的语气。电影把他们这些人都塑造成一个类型了。

“嘘——”我说，坐在那里一动也不动，“人人拿着把手枪，可惜哪个都没有脑子。在几个钟头里面你是我遇到的第二个人了；你们这些人认为只要一支枪攥在手里，就可以叫全世界的人都跟在你们屁股后头转。还是把枪放下吧，别犯蠢了，乔。”

他的眉毛拧在一起，对我翘着下巴。他的眼睛露出了凶光。

“我遇见的第一个人叫埃迪·马尔斯，”我说，“听过这个名字吗？”

“没有。”布罗迪的手枪仍然瞄住我。

“假如他知道了昨天晚上下雨的时候你在什么地方，他会像赌场里搂筹码的人那样一竿子就把你胡噜掉。”

“我怎么惹着埃迪·马尔斯了？”布罗迪说这句话时神情非常冷漠，可他还是把枪放在膝头上了。

“没怎么惹着。”我说。

我俩你瞪着我、我瞪着你地相持了一会儿。我故意不看左边长毛绒门帘下面露出来的黑色拖鞋鞋尖。

布罗迪语气平和地说：“别误会。我不是蛮不讲理的人，我不过是要小心一点儿。我一点儿也不知道你是什么人，说不定你闯进来要行凶杀人呢。”

“你还不够小心，”我说，“你弄盖格的那些书就一点儿也不高明。”

他慢慢地深吸了一口气，又不出声地吐了出来，然后把身子往后一靠，两条长腿交叠起来，把拿枪的手放在膝头上。

“别打错算盘，在必要的时候我还是会使用这把家伙的，”他说，“把你的故事讲出来吧。”

“让你那位穿尖拖鞋的朋友也出来吧。她在那儿连大气儿都不敢出，怪累得慌的。”

布罗迪喊了一声，眼睛仍然没有离开我的肚子。“出来吧，阿格尼丝。”

门帘往旁边一甩，盖格书店的那个绿眼珠、灰金发、走一步路一摆屁股的女郎走了出来。她狠狠地瞪着我，恨得牙根发痒。她的眼圈发黑，鼻翅好像被人掐了一把。她的样子非常非常不痛快。

“我早就知道你是祸水，”她语中带刺地说，“我告诉乔叫他每走一步路都得小心着点儿。”

“他要小心的不是走路，我看他倒要留神点儿自己的后腰。”我说。

“我猜你认为自己说的话挺滑稽吧。”灰金发的女郎尖声说。

“过去滑稽，”我说，“现在可能不太滑稽了。”

“留着你的俏皮话吧，”布罗迪说，“我老乔一向很小心。把灯打开，我开枪的时候好打得准一点儿，如果到了那个地步的话。”

灰金发的女人拨开一盏四四方方的大落地灯的开关。她在灯旁边一张椅子上坐下，身体直僵僵的，好像皮带扎得太紧了。我把雪茄放在嘴里，把一头咬掉。在我掏火柴点雪茄的时候，布罗迪的科尔特手枪对我加倍关切。我一边吸着雪茄一边说：

“我刚才提的冤大头名册是用密码写的。密码我还没有解出来，但是名字一共有五百多个。据我知道，你有十二箱书，至少弄到了五百本书。还有一些借出去的，但是保险一点儿，就说总共五百本吧。如果这个名册上的主顾目前同书店还都有联系，就说只有一半还有联系吧，你就可以出租十二万五千次书。这些事你的女朋友比我在行。我只不过是估计。咱们把租费尽量说得低一些，但总不会少于一块钱吧。这些货成本很高。就说一块钱租看一本，你也能捞到十二万五千块钱，同时你的资本丝毫也不减少。我是说，盖格的资本并不减少。所以你这个人是值得追踪的。”

灰金发的女人尖声喊叫道：“你发疯了，你这个混账蠢货——”

布罗迪对她龇了龇牙，吼着说：“住嘴，你他妈的少说两句。”

她憋着一肚子怒气把话咽了回去，又伤心又气恼，使劲用银色指甲搔自己的膝盖。

“这行买卖可不是那些笨蛋们干得了的，”我几乎是用亲切的语气对布罗迪说，“一定得像你这样脑筋灵敏的人才成。乔，你得对自己干的事有信心，而且要永远保持着信心。花钱买这种第二手性刺激的人就像找不到客店的有钱老太太似的又紧张又烦躁。我个人认为进行敲诈是大错误，最好是安分守己地只干租赁和买卖图书的事。”

布罗迪的一双深棕色的眼睛上下打量着我；科尔特手枪继续瞄准我足以致命的部位。“你这人真滑稽，”他语调平板地说，“谁干这个买卖了？”

“你呀，”我说，“差不多已经干上了。”

金发女人噎了一口气，气得直揪耳朵。布罗迪什么也没有说，只是愣愣地望着我。

“什么？”金发女人喊叫起来，“你别坐在那儿胡说八道了。盖格先生怎么会在热闹的大街上开那种店？你的脑子有毛病了。”

我很有礼貌地对她笑了笑。“我说的是实话。谁都知道有这样一家铺子。好莱坞这个地方需要这种东西。如果需要有，那么热闹地方正是所有讲求实际的警察要它设立的地方。他们赞成红灯区还不是一个道理？只要他们愿意，就知道把猎物赶到什么地方去。”

“天哪，”金发女人号叫道，“你就看着这个干酪脑瓜坐在那儿侮辱我，什么都不管吗，乔？你手里有枪，他就捏着一支雪茄，你还让他这么胡说八道？”

“我爱听。”布罗迪说，“这家伙有脑子。你还是闭上嘴别言语了，不然的话我就用这个东西打你嘴巴，不叫你张嘴。”他挥了挥手枪，越来越不提防我了。

金发女人倒抽了一口气，把脸转过去，望着墙。布罗迪看着我，狡狯地说：“我是怎么把这份宝贵家当弄到手的，你说说？”

“你把盖格打死弄到的。昨天晚上下雨的时候。绝妙的杀人天气。麻烦的是，你把他干掉的时候还有人在旁边看着。不是你没有发觉——我看这不太可能——就是你看到风声不好，溜掉了。但是你还挺有胆量，居然把底版从照相机里取出来，而且后来还敢跑回去把死尸藏起来，为了在警察发现尸体、进行调查之前先把盖格的书清理走。你的胆子着实不小。”

“呸。”布罗迪满脸鄙夷地说。科尔特手枪在他膝头上晃来晃去，一张黝黑的脸绷得像块干木头。“你这是拿你的小命开玩笑，先生。幸而盖格不是我打死的，否则你还活得了？”

“就算盖格不是你打死的，你也有口难辩，”我幸灾乐祸地说，“这个案子说什么你也跑不了了。”

布罗迪的声音瑟瑟地抖起来：“你要做圈套陷害我吗？”

“一点儿不错。”

“怎么陷害？”

“有人会说是你干的。我刚才告诉你了，有一个证人看见了。别那么头脑简单，认为是我跟你过不去。”

布罗迪一下子爆炸了。“啊，那个小骚丫头！”他喊道，“是她跟我作对，这个该死的！是她跟我作对——一点儿不错！”

我把身子往沙发上一靠，笑嘻嘻地看着他。“妙极了。我还以为你弄到她的裸体照片了呢。”

布罗迪一句话不说。那个金发女人也不说话。我存心让他们仔细琢磨琢磨我的话。过了一会儿，布罗迪的脸色不那么难看了，他好像把这件事想开了，尽管还灰不溜秋的。他把手枪放在椅子旁边一张小桌上，但是他的右手始终在手枪附近。他把雪茄烟的烟灰弹在地毯上，使劲盯着我；他的眼睛眯成了一条缝。

“我猜你觉得我这人脑子迟钝。”他说。

“中常之资，要是想干敲诈这号买卖的话。把照片拿出来吧。”

“什么照片？”

我摇了摇头。“你这样唱就把戏唱错了，乔。假装清白是解决不了问题的。要么你昨天晚上到那地方去了，要么你就是从另外一个到过那地方的人手里拿到的照片。你知道那个女孩子到过那里，因为你让你的女朋友吓唬里甘太太，说这件事牵连着一个刑事案件。你这样做，起码亲眼看见了那里发生的事，要不然就是拿到照片，知道照片是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拍的。放聪明些，还是把事情说出来吧。”

“我需要弄一点儿钱。”布罗迪说，他把头扭过去一点儿，看了看那个绿眼珠、灰金发的女人。现在她的眼睛已经不绿了，金发也只是虚有其表了。她瘫软在那里，像一只刚被宰了的兔子。

“没有钱。”我说。

他脸色阴郁地皱着眉。“你是怎么找到我的？”

我把钱夹拿出来，叫他看了看我的证章。“我正在办理盖格的事，替我的一个主顾。昨天晚上我正在外面，在雨地里。我听见了枪声，从窗户爬进去。谁杀了他我没看见，别的都看见了。”

“你没有对别人讲。”布罗迪冷笑了一声说。

我把钱夹装起来。“没有，”我承认说，“截至目前。给不给我照片？”

“那些书的事呢？”布罗迪说，“我弄不懂。”

“我从盖格的书店追踪到你这儿来。我有一个见证人。”

“那个小流氓？”

“哪个小流氓？”

他又皱了皱眉头。“在书店里干活的那个。装书的卡车一开走，他就溜了。连阿格尼丝也不知道他上哪儿去了。”

“你提供的这个情况很有用，”我对他笑了笑说，“这件事我本来没想通。你们两个人谁到盖格家里去过——在昨天晚上以前？”

“昨天晚上我们谁也没去，”布罗迪气恼地说，“怎么，她说是我把盖格打死的？”

“你要是把照片给我，说不定我可以让她知道，她把事情搞错了。昨天她喝酒喝得多了一点儿。”

布罗迪叹了一口气。“她把我恨透了。我把她甩了。当然了，我得到一笔钱。但就是没有钱，迟早我还是得把她甩掉。她有些癫狂，我这个老实人可侍候不了。”他清了清喉咙，“给我点儿钱怎么样？我穷得一个子儿也没有了。我和阿格尼丝得离开这里。”

“我的雇主可不给钱。”

“听我说——”

“把照片拿出来吧，布罗迪。”

“他妈的，”他骂了一句，“算你胜利了。”他站起来，把科尔特手枪插在侧边的口袋里。他的左手伸到上衣里面。他已经把那东西拿出来，握在手里了。他的脸上显出一副厌恶的表情。就在这个时候，门铃响了起来，而且响个没完没了。

注释

[1] 一种赌博，以能否猜中一摞牌最上一张的点子赌胜负。

15

他不喜欢这铃声。他咬住下嘴唇，眉毛耷拉下来。一张脸变得警觉、奸猾、阴险、毒辣。

门铃继续响个不停。我也不喜欢这铃声。如果来的人凑巧是埃迪·马尔斯同他的伙计，只因为看到我在这里就可能把我干掉。如果是警察，我除了向他们满脸赔笑，答应把我知道的讲出来之外，也帮不了他们什么忙。而如果进来的是布罗迪的几个朋友（假如他有的话），新来的人很可能不像布罗迪这样好对付。

金发女人也不喜欢门铃这么响。她一下子跳了起来，一只手在空中使劲挥动。因为神经紧张，她的脸变得又老又丑。

布罗迪一边盯着我，一边打开书桌上的一只小抽屉，从里面取出一支骨把儿的自动手枪来。他把枪往金发女人这边递过来。金发女人凑过去，哆哆嗦嗦地接了过来。

“坐在他旁边，”布罗迪呵斥着说，“拿枪抵着他，枪口低一些，离门远一点儿。如果他要耍滑，你知道该怎么办。咱们还有办法，宝贝儿。”

“啊，乔。”女人带着哭音说。她走过来，在我身旁坐下，枪口对着我大腿的动脉。我不喜欢她眼睛里惊惧紧张的神色。

门铃不再哼唱了，紧接着是几声急促的敲击声。布罗迪一只手插在口袋里，握着枪，走到门口，用左手把门打开。卡门·斯特恩伍德用一把小手枪抵着他的棕色的薄嘴唇，把他又推回到屋子里。

布罗迪一步步往后退，嘴角抽搐着，脸吓得变了形。卡门随手把门关上，紧逼着布罗迪，既不看我，也不看阿格尼丝。她从牙齿中间微微伸出一点儿舌头来。布罗迪把手从口袋里抽出来，向她做着和解的手势，两条眉毛形成了各种曲线和角度。阿格尼丝把枪掉转过去，向卡门瞄准。我倏地伸出一只手，使劲攥住她握枪的手指，用大拇指去卡保险机。保险机被我卡上了。我继续握着她的手。我同阿格尼丝的这场扭打时间很短，两人都没有出声，布罗迪和卡门谁也没有注意我们。我终于把阿格尼丝的手枪夺了过来。阿格尼丝气喘吁吁，浑身抖个不停。卡门的脸绷得紧紧的，肉皮紧包着骨头，呼吸带着嘶嘶的声响。她语气呆板地说：“我要我的照片，乔。”

布罗迪咽了口唾沫，极力摆出笑脸说：“当然给你，孩子，我当然给你。”他的声音又轻又细，同刚才跟我讲话的声音比起来，就像踏板车同十吨大卡车的差别一样。

卡门说：“你把阿瑟·盖格打死了。我看见你了。我要我的照片。”布罗迪的脸变成绿色的了。

“嘿，等一会儿，卡门。”我喊道。

阿格尼丝一下子又活了过来。她把头一低，在我的右手上狠命咬了一口。我叫唤出声来，把她甩开。

“听我说，孩子，”布罗迪哼哼唧唧地说，“听我说一句——”

金发女人向我啐了一口，扑到我的腿上，想咬我的大腿。我用枪把在她头上打了一下，没有太用力；我想从沙发上站起来。她滚到我的脚下，双臂抱住我的两腿。我一下子又摔到沙发上。因为爱情或是恐惧，也许是因为爱情加上恐惧，这个金发女人力气大得要命；但也许是她生来就有把子力气。

布罗迪想夺过卡门瞄准他的小手枪；这支枪离开他的脸只有一尺远。他没有抓住。手枪发出一声清脆的响声，声音并不很大。一颗子弹射穿了折叠起来的落地窗户的玻璃。布罗迪惨叫了一声，摔倒在地板上。他的两腿把卡门也绊倒了。卡门“咕咚”一声跌在地上，手枪甩到墙角去。布罗迪跪起来，伸手掏口袋。

我又在阿格尼丝头上打了一下，这次不像上次那样客气了。我把她从我的腿上踢开，站了起来。布罗迪看了我一眼。我把阿格尼丝那把自动手枪亮给他看了看。他的手不再掏口袋了。

“耶稣基督！”他带着哭音说，“别叫她把我杀了。”

我开始笑起来。我像个白痴似的笑个不住，简直没法控制自己了。金发的阿格尼丝在地板上坐起来，两手撑着地毯，张着嘴，一缕像金属线似的金发耷拉在右眼上。卡门正手脚并用地在地上爬，嘴里还在发出嘶嘶的声音。她的一把小手枪在墙角护墙板下面闪闪发光。她拼命往手枪那边爬去。

我对布罗迪晃了晃手中的枪，说道：“站着别动。没有人伤害你。”

我从那个在地上爬的女孩子身边绕过去，把墙角的那把枪捡起来。她抬起头来看了我一眼，嘻嘻地笑起来。我把她的枪放在自己的口袋里，拍了拍她的后背。“快起来，小天使。你这么在地上爬简直像只巴儿狗。”

我走到布罗迪身旁，用自动手枪抵住他的肋骨，从他的口袋里把那只科尔特掏出来。现在几把抛头露面的武器都拿在我的手里了。我把几支枪一支一支地放在口袋里，把手伸向布罗迪。

“给我。”

他点了点头，舔着嘴唇，眼色仍然十分恐惧。他从前胸衣袋里掏出一个很厚的信封，递给我。信封里装着一个冲好的底版和五张上光的照片。

“你保证就是这些吗？”

他又点了点头。我把信封放在自己的前胸衣袋里，转过身去。阿格尼丝已经坐回到沙发上，正在梳理头发。她的两只眼睛恶狠狠地像要把卡门吃掉。卡门也站起身来，她伸着手向我走来，一边笑一边嘶嘶地喘气。她的嘴角上挂着一点儿白沫子，小白牙贴着嘴唇，发出闪光。

“可以给我了吗？”她对我说，撒娇地笑了一下。

“我先替你保管吧。你回家去吧。”

“回家？”

我走到门口，往门外看了看。夜晚的凉风习习地吹进过厅，四周寂静无声。没有什么好奇的邻居趴在门口探望。一把小手枪走了火，打碎一扇窗玻璃，但是这种声音大家已经习以为常了。我打开门，拉着门柄，向卡门点点头。卡门走了过来，脸上带着犹豫不定的笑容。

“回家去等着我。”我用抚慰的语气说。她把大拇指放进嘴里。接着，她点点头，从我旁边走过去，走进过厅里。在她挨着我身子的时候，她用手指摸了摸我的脸。“你会照看我的，对吗？”她柔声柔气地说。

“照办！”

“你真帅！”

“你看到的太不算什么了，”我说，“我的右腿上还刺着一个跳舞的巴厘岛女人呢。”

她的眼睛瞪圆了。“顽皮。”她说，伸出一个指头对我摇了摇，接着又低声说，“把手枪给我吧！”

“现在不给。以后我会给你的。我给你送回去。”

她忽然搂住我的脖子，在我嘴上吻了一下。“我喜欢你。”她说，“卡门非常非常喜欢你。”她像个画眉鸟似的跳跳蹦蹦跑出过厅，在楼梯口又转过身来对我挥了挥手，接着就跑下楼梯去了。

我回到布罗迪的房间。

16

我走到折起来的落地窗户前面，查看了一下上部的一扇碎玻璃。卡门的手枪子弹把整扇玻璃击碎了，并不是仅仅射穿一个洞。但是仔细观察，还是可以看到玻璃上的弹孔的。我拉上窗帘，把这扇被打碎玻璃的窗户挡住，然后从衣服口袋里取出卡门的手枪。这是一把特为银行守卫制作的小手枪，点二二口径，凹头子弹。手枪柄是珍珠母的，上面镶着一块银质小圆牌，牌上刻着“欧文赠给卡门”几个字。这个疯姑娘，不论是谁她都要耍弄一番。

我把手枪又装回口袋里，在布罗迪身旁坐下，凝视着他那一双茫茫然的棕色眼睛。一分钟过去了。金发女人正在用一面小镜子给自己化妆。布罗迪摸索了一阵，掏出一根纸烟来，冷不丁地开口说：“满意了吧？”

“到现在为止，还算满意。为什么你要敲诈里甘太太，不向他们家的老头儿张口呢？”

“从老头儿那里已经弄过一笔钱了，大概是六七个月以前。我怕他这次恼火起来，要报告警察。”

“你为什么认为里甘太太不会把这件事告诉他？”

布罗迪认真地思索了一会儿，一边吸纸烟，一边盯着我的脸。最后他说：“你对里甘太太了解吗？”

“同她见过两回面。你对她一定非常了解，不然的话也就不会想用照片从她身上挤出点儿油水来了。”

“这个女人交际很广。我猜想她可能有点儿见不得人的事，不敢叫老头儿知道。我想叫她凑五千块钱不会太费事。”

“这个理由不太站得住，”我说，“但是我就不往下深究了。你手头缺钱花，是不是？”

“一个月以来，我手里一直摇晃着两枚镍币，想叫它们配对儿。”

“你干什么维持生活？”

“开保险行。我在普斯·沃尔格林公司有一间办公室，在圣莫尼卡区的富尔威德大楼。”

“既然你肯告诉我这些，索性就把别的事也谈出来吧。你这间公寓里的那些书是怎么回事？”

他“咯噔”一声咬了一下牙，挥了挥手。他的自信心又逐渐恢复过来。“没在这儿放着。已经存到仓库里去了。”

“你叫一个人把书运到这里，然后你又找一家仓库把书运走，替你存起来，是不是？”

“当然了，难道我叫人直接把书从盖格的书店运走？”

“真聪明，”我佩服地说，“现在你这里还有什么犯法的东西吗？”

他的神情又有些担忧，但是使劲摇了摇头。

“那好吧。”我对他说。我看了一眼坐在对面的阿格尼丝。阿格尼丝已经化妆完毕，正在愣愣地看着墙壁，好像根本没有听见我们的谈话。在一番劳累和惊恐之后，她的面容显得很疲劳，直想打瞌睡。

布罗迪警觉地眨巴了一下眼睛，说：“还有什么？”

“照片你是怎么弄到手的？”

他皱了皱眉头。“我告诉你，你要的东西已经弄到手了，没有费一个大子儿就弄到手了。你干得挺漂亮。现在你还是去向你的主子表功去吧。我现在干干净净。照片的事我什么都不知道。你说是不是，阿格尼丝？”

金发女人睁开眼睛，打量了他一眼；她的目光虽然闪烁不定，但显然对他没有什么好感。“只能说精明一半，”她懒洋洋地从鼻子里出了口气说，“这是我的结论。我还从来没有看见过哪个人精明到底的。从来没见过。”

我对她笑了笑。“那下子没有把你打疼吧？”

“我对挨打已经习惯了。不管是你也好，还是我遇见过的任何人也好，谁的打我都挨。”

我又转过头来对着布罗迪。他正用手指使劲捏纸烟，一边捏一边揉弄。他的手似乎正在发抖，但是他黝黑的面孔却不动声色，毫无表情。

“有一件事咱们必须取得一致的意见，”我说，“比如说，卡门并没到这儿来。这件事很重要。她根本没来。你刚才看见的是幻景。”

“哼！”布罗迪冷笑了一声，“如果你这么说，如果再能——”他伸出手来，手掌朝上，拳曲着手指，大拇指贴着食指和中指轻轻地晃动了两下。

我点了点头。“这好办。可能有一点儿小酬劳。但是数目不会太大，过不了千。好，现在说一说吧，照片是怎么到手的？”

“一个人给我的。”

“嗯——哼。一个你在街上碰见的人。再见面也不会认识了。过去也从来没见过面。”

布罗迪打了个呵欠。“从他口袋里掉出来的。”他咧开嘴一笑。

“嗯——哼。昨天发生那件事的时候你不在现场，有没有证据？”

“当然有。我就在这间屋子。阿格尼丝同我在一起。是不是这么回事，阿格尼丝？”

“我又开始为你感到难过了。”我说。

他的眼睛睁大了，嘴角也耷拉下来，香烟吊在下嘴唇上。

“你自以为非常聪明，实际上蠢得要命，”我对他说，“即使你不在圣昆丁监狱了此一生，将来的日子也好过不了，孤孤单单、凄凄冷冷、熬不到头。”

他的纸烟在嘴唇上抖动了一下，把烟灰都洒在背心上。

“冲你这股聪明劲儿。”我说。

“出去吸口新鲜空气，”他突然吼叫起来，“活动活动。我已经同你耍够嘴皮子了。快滚！”

“OK。”我答应道，站起身来，走到橡木大写字台前边，把他的两支手枪从口袋里掏出来，并排放在吸墨纸旁边。我把两支手枪摆得整整齐齐，枪柄正好是平行线。我从沙发旁边的地板上把帽子捡起来，向门口走去。

布罗迪喊了一句：“喂！”

我转过身来等着。他的纸烟在嘴里上下跳动，像一个底下安着弹簧的小囡囡。“一切都没有问题了，是不是？”他喊道。

“当然了。这是个自由的国家。如果你不愿意待在监狱外面，你有进去的自由。就是说，如果你是这个国家的公民的话。你是不是公民？”

他只是凝视着我，让嘴唇上的纸烟跳来跳去。金发的阿格尼丝慢慢把头转过来，也从同一个高度望着我。两人的目光包含着几乎同样的狡猾、怀疑和闷在心里的怒气。阿格尼丝突然把银色的指甲一抬，揪下一根头发，又狠命一扯，揪成两半。

布罗迪压着嗓子说：“你是不会去找警察的，老兄。如果你是给斯特恩伍德家办事，你是不会去的。关于这一家子我知道的事太多了。好了，你要的照片已经拿到手了，你不要把事情张扬出去，我也答应照办了。快走吧，快去卖你的晚报去吧！”

“你还是打定主意的好，”我说，“你刚才叫我滚蛋，我马上就开步走；你又喊我回来，我马上站住了。现在我又要走了。你是不是打定主意叫我走了？”

“你抓不着我任何小辫子的。”布罗迪说。

“什么小辫子也没有，只有两条人命。不过对于你们这些人来说，这是小意思。”

他跳起来不是一英寸高，而是一英尺高，烟草色的眼珠完全被眼白包围起来，黝黑的脸庞在灯光下呈现出惨绿色。

阿格尼丝像动物似的嚎了一声，一头扎进沙发一端的靠垫底下。我站在那儿，瞧着她两条细长的大腿。

布罗迪慢慢舔了舔嘴唇，说：“坐下，伙计。也许我还有点儿事可以告诉你。你说的两条人命是怎么回事？”

我把身子往门上一靠。“昨天晚上七点半钟你在什么地方来着，乔？”

他的嘴角阴沉沉地耷拉着，眼睛望着地板。“我在盯一个人的梢，一个生意很兴隆的人。我想他也许需要个伙伴。我盯的是盖格。我时不时地盯着他，看看他有什么有权有势的后台。我猜想他有几位朋友，否则他是不会那么明目张胆地干这个买卖的。但是他认识的人不到他家去。去的都是些女人。”

“你盯得还不够紧，”我说，“接着说下去。”

“昨天晚上我又去了，我在盖格的房子下边的马路上。雨下得挺大。我坐在汽车里边，什么也看不见。盖格的房子前边还有一辆车，离他房子不远的坡路上还有一辆。所以我把车停在他的后门。我停车的地方有一辆大型别克轿车。过了一会儿，我走过去查看了一下。行车执照上写的是维维安·里甘。后来什么事也没有发生，我就溜掉了。就是这个。”他挥了挥手里的纸烟，眼睛上下打量了我一下。

“可能是这个情况，”我说，“知道那辆别克现在在什么地方吗？”

“我知道那个干什么？”

“汽车在法院的车库里。这辆车是今天早上从里多码头前边十二英尺深的海底下打捞上来的。车里面有一个死人。他生前脑袋上被人用重物打了一下，汽车头对着码头外面，手动油门拉了下来。”

布罗迪呼吸急促起来，一只脚不安地打着点子。“耶稣基督，哎呀呀，你可不能把这件事安在我的头上。”他声音粗重地说。

“为什么不能？照你刚才的说法，这辆别克大轿车在盖格房子后边停过。里甘太太并没有把它开出去。汽车是里甘太太的司机，一个叫欧文·泰勒的小伙子开出去的。他去找盖格，想找他谈几句话，因为欧文·泰勒同卡门挺热火，他不喜欢盖格同卡门玩的那些把戏。他从后门走进屋子，拿着一根撬棍和一支手枪。他正好看见盖格给脱光衣服的卡门拍照。于是他的手枪砰砰地响起来，手枪往往总是爱这么砰砰响的。盖格一个跟头栽倒在地，欧文马上溜之大吉。但是他在逃走以前，还做了一件事——他把盖格刚才拍的照片底版取走了。这以后你追上了他，把底版抢了过来。如果不是这种情况，底版怎么会到了你手上呢？”

布罗迪舔了舔嘴唇。“不错，”他说，“但这并不等把他干掉了。一点儿不错，我听见了枪声，接着又看见杀人凶手从房后的楼梯咚咚地跑下来，上了汽车，开跑了。我开着车在后面跟着他。他把汽车开到峡谷下面，扭头往西面日落大道驶去。过了贝弗利山他的车冲到马路外面，不得不停下。我走过去，冒充是警察。他手里虽然有枪，可是因为神经紧张，还是叫我打晕了。我翻了一下他的衣服，知道了他是什么人。我把底版拿走，纯粹是出于好奇。我正在琢磨这块底版是怎么回事的时候，他苏醒过来，一下子把我打到车外面。等我站起来的时候，已经看不见他的影子了。这以后我就不知道他到哪儿去了。”

“你怎么知道他打死的是盖格呢？”我问道。

布罗迪耸了耸肩膀。“我推测是，但也许不对。在我把底版冲出来，知道照片是怎么回事以后，我就比较有把握了。今天早晨盖格没到书店去，给他打电话也没人接，我就更有把握了。所以我想，要把他的书弄走，这是个好机会。我想赶快从斯特恩伍德家弄点儿钱，到别处去避避风头。”

我点了点头。“你的话似乎有些道理。也许两个人都不是你杀的。你把盖格的尸体藏在什么地方了？”

他的眉毛往上一挑，接着就咧开嘴笑起来。“没有的事，别胡说了。你想我会回去给他善后吗？不定什么时候几辆警车就会满载着警察开过来。没有的事。”

“反正尸体是叫人藏起来了。”我说。

布罗迪耸了耸肩膀。他的脸上仍然挂着笑容。他不相信我说的话。就在他仍然这样半信半疑的时候，门铃又一次嗡嗡响起来。布罗迪噌的一声站起来，眼睛瞪得滚圆。他看了看书桌上的两支枪。

“好啊，她又回来啦。”他吼叫着说。

“如果她回来，手里也没有枪了，”我安慰他说，“你没有别的朋友吗？”

“也就是一个半个的，”他气呼呼地说，“这种把别人踩在脚底的把戏我已经受够了。”他走到书案前边，把科尔特拿在手里。他用左手握住门柄，扭动了一下，把门打开一英尺宽的—道缝子，把上半身探出去，右手握着枪，紧紧贴在大腿上。

一个声音在门外说：“你是布罗迪？”

布罗迪说了一句什么，我没听清楚。两声枪响好像闷在什么东西里。开枪的时候枪口一定是紧抵着布罗迪的身子。布罗迪往前一倾，倒在门上，砰的一声把门关上了。接着他从门上滑溜下来，两只脚把地毯蹬得耸皱起来。他的左手从门柄上滑下来，胳膊扑通一下落在地上。他的头嵌在门和地板之间，身体不再动弹了，科尔特手枪仍然握在右手里。

我三步并作两步地跳过去，把他的尸体推开一点，打开一点儿门，挤了出去。斜对面，一个女人正探头探脑地往外看。她一脸惊恐的神色，用留着长指甲的手向过道那边指了指。

我飞快地跑过过道，听见咚咚的脚步声正在下楼。我顺着声音追下去。等到我跑到楼下门厅的时候，大门正忽悠悠地自己关回来；奔跑的脚步声已经到了门外人行道上了。在门还没有关上以前，我趁势一推，一下子冲了出去。

一个穿着短皮外衣、没有戴帽子的人影在我面前一晃，穿过停在门前的几辆汽车，斜着往马路对面跑去。这人转回身来，手里闪了两下亮光。两颗子弹沉重地打在我身旁的灰泥墙上。人影继续往前跑，在两辆汽车中一闪，便看不见影子了。

一个人走到我前边，问我说：“什么事？”

“开枪了。”我说。

“耶稣！”跟我打听事的人忙不迭地跑进公寓大楼里。

我沿着人行道很快地走到自己的汽车边，钻进去，把马达发动起来。我把汽车从马路边上开出去，慢慢地往山下驶去。马路对面没有哪辆车发动。我仿佛听到了脚步声，但是我不敢肯定。我顺着下坡的马路走了一个半街区，在一个十字路口把车掉转头，又向回驶去。我隐约听到从人行道上传来的不很响亮的警笛声，接着是慌乱的脚步声。我把汽车停在马路边一排汽车外边，下了车，隐身在两辆汽车中间。我把卡门的小左轮从口袋里掏出来。

脚步声越来越响了，警笛也跟着凑热闹，吹个不停。不一会儿皮短外衣出现在人行道上。我从两辆汽车中间走出来，说：“借个火儿，朋友。”

穿着皮短外衣的小伙子倏地转过身来，右手飞快地往上衣里边伸去。在路灯的照耀下，他的眼睛发着水灵灵的亮光。这对黑色的眼睛是杏仁形的，一张脸白皙漂亮，弯曲的黑头发低低地盖住脑门，带着两个小弯儿。小伙子的确蛮漂亮，他就是我在盖格书店见到的那个人。

他一句话也不说，站在那里望着我，右手搭在皮短外衣的前襟上，但是还没有伸进去。我把左轮手枪握在大腿上。

“你简直叫你的那个皇后迷住心窍了。”我说。

“操你妈！”小伙子低声说，一动不动地站在路边一排汽车和人行道里侧的五英尺高的防土墙之间。

一辆警车从远处鸣着警笛开上山坡来。小伙子听见这声音脑袋侧了一下。我向他跨近了一步，用手枪抵住他的皮上衣。

“跟我走还是到警察局？”我问。

他的头向旁边一闪，倒好像挨了我一记耳光。“你是什么人？”他没好气地说。

“盖格的一个朋友。”

“滚蛋，你这狗娘养的。”

“别看我这把手枪不大，伙计，要是我一枪打进你肚脐眼里，能叫你三个月走不了路。但是最后你还是能走路的，你会走进圣昆丁监狱新修的那间又舒服又漂亮的毒气室去。”

他又说了一句：“操你妈！”他的手想伸进皮外衣里边去，我的手枪更紧地抵住他的肚子。他长叹了一口气，手从皮外衣上放下来，瘫软地垂在身边。他的一副宽肩膀耷拉下来。“你要我干什么？”他小声说。

我把手伸进他的皮外衣，把他的自动手枪掏了出来。“上我的汽车，伙计。”

他从我的身边走过去，我从后面推了他一把。他走上汽车。

“坐在方向盘后边。你开车。”

他侧身坐在方向盘后面，我挨着他坐在车里，对他说：“等一会儿，让警察的巡逻车先过去。他们会以为我们听见警笛声才开到这边来的。等他们开过去，再把汽车掉头，下山回家去。”

我把卡门的左轮收起来，用小伙子的那支自动手枪顶住他的肋骨。我回头向窗外看了看。警笛的哼叫声已经非常大了。马路中间出现了两盏红灯；红灯越来越大，聚成一道红光。警车吼叫着从旁边飞驰过去。

“开车吧！”我说。

小伙子把汽车掉过来，向山下驶去。

“咱们回家吧，”我说，“回拉文特雷斯去。”

他光滑的嘴唇抽搐了一下。他把车飞快地向西区富兰克林大街开去。“你的脑子太简单了，孩子。你叫什么名字？”

“卡洛尔·伦德格林。”他有气无力地说。

“你杀错人了，卡洛尔。你的皇后不是乔·布罗迪打死的。”

他嘴里又迸出三个脏字来，继续开着汽车。

17

拉文特雷斯路边的桉树梢上挂着蒙蒙的白雾，已经消失了一半的满月透过薄雾发出银色光辉。山底下一所房子里的收音机传出吵闹的声响。小伙子把汽车开到盖格住房前的方形树障前面，灭了火，愣愣地向前望着，两手仍然搭在方向盘上。盖格的住房里一点儿亮光也没有。

“房子里有人吗，孩子？”我问他。

“你应该知道有没有。”

“我怎么知道？”

“操你妈。”

“有人就是因为爱说这句话所以才安上了假门牙。”

他肉皮紧绷绷地龇了一下牙，接着一脚踢开汽车门，走下车去。我紧跟着他下了车。他握着的拳头搭在胯骨上，一声不出地从树障上面看着房子。

“好吧，”我说，“你有钥匙，咱们进去吧。”

“谁说我有钥匙？”

“别装蒜了，孩子。那个老相公给了你一把。你在这所房子里有一间挺不错的小屋子，干干净净的男子汉卧室。他有女客的时候就把你轰出去，把屋子锁起来。他跟恺撒一样，在女人面前是丈夫，在男人面前是妻子。像你和他的这种关系你以为我就猜不出来？”

我的自动手枪枪口仍然没离开他，但是他的拳头还是向我抡过来。这一拳正打在我的下巴上。我赶快退了两步，算是没有跌倒，但是却十十足足挨了一下。他这拳打得非常狠，但是不管他的外表怎么样，身子淘虚了，拳头说什么也硬不起来的。

我把手枪往他脚边一扔，说道：“也许你用得着这个。”

他像闪电似的弯下腰去。他的动作非常快，但是我的一拳还是及时打在他的脖子上。他横着摔倒在地上，想要抓到手枪，却没有够着。我把枪捡起来，扔到汽车里。小伙子手脚并用地往我这边爬过来，斜着眼睛望着我，眼睛睁得太大了一些。他咳嗽了两声，摇晃了一下脑袋。

“你不想打架吧，”我说，“这一阵子你的体重减轻得太多了。”

他想打架，他像用弹射器射出去的飞机一样向我扑过来，弯着腰扑向我的两腿。我身子往旁边一侧，紧紧卡住他的脖子。他的两脚拼命蹬着地，终于挣扎起来，腾出两手，狠命往我身上娇嫩的地方打。我把他的身子扭过去，把他托举起一点儿来。我用左手握住自己的右腕用右面的胯骨顶住他；有那么一会儿，我们俩谁也没有能搬动谁。在雾气茫茫的月光下，我们两人好像雕塑在那里，气喘吁吁，四只脚紧抠着地面，像两个奇形怪状的动物。

我这时已经用右胳膊抵住了他的气管，两只胳膊的力量全都用在右臂上。他的两只脚在地上胡乱蹬了一阵，不再喘气了。他已经被我勒得闭过气去，左脚向一边叉开，膝盖变得松软。我继续勒了他一分钟，他瘫软在我的胳膊上，重得我几乎抱不住。我把手松开。他趴在我脚底下，晕了过去。我回到汽车里，从放手套的储物箱里取出一副手铐，把他的手背过去，铐上手铐。我托着他的腋窝，勉强把他拉到篱笆后面，不让过路的人看到。我又上了汽车，把它开到山上一百码远的一个地方，上了锁。

我回来的时候，他还没有苏醒过来。我打开房门，把他拖进去，关上门。我气喘得厉害。我打开一盏灯。他的眼睛眨巴了两下，睁开了，使劲瞪着我。

我弯下腰去，尽量避开他的膝盖，对他说：“老实点儿，不然我就让你吃不了兜着走。你老实躺在这儿，别出气。憋着，憋着，直到你实在憋不住了，你就对自己说，你非喘口气不可了，你的脸已经憋青了，你的眼睛已经努出来了，你非得马上喘气不可。可是你被绑在一把椅子上，你是在圣昆丁监狱里一间干干净净的小毒气室里，等你吸进一口气以后，你就会懊悔不及，不该吸气了。因为你吸进去的不是空气，是氰化钾的烟雾。这就是咱们国家吹嘘的人道主义处决。”

“操你妈。”他轻声叹口气说。

“你还是得老实招认不可，小兄弟，别以为你能挺得过去。我们要你说什么你就得说什么，不叫你说什么你就不能说什么。”

“操你妈。”

“再说一句我就在你脑袋底下垫个枕头。”

他的嘴动了动。我叫他躺在地板上，手腕铐在脊背后面，半边脸塞在地毯底下，露在外面的一只眼睛像野兽似的闪着亮。我又开了一盏灯，走到起居间后面的过道里。盖格的卧室好像没有人进去过。我打开过道对面对着盖格卧室的一扇门，这次这间屋子没有锁着。屋子里昏暗的灯影摇曳着，空中有一股檀香味。柜橱上一只小铜盘里并排留下两堆香灰。屋里的光亮来自两只一英尺高的烛台上的两根黑色大蜡烛。烛台各自立在一张高背椅子上，床两边每边摆一张。

床上躺的是盖格。两条原来悬在起居间的长条挂毯斜搭在身上，构成一个X形十字架，正好把中国式上衣前胸上的血迹遮住。他那两条穿着黑色睡裤的腿在十字架下面直挺挺地伸着，脚上穿着白色厚毡底拖鞋。十字架上面，盖格的两只手臂折回来，交叠着，手掌平贴着两肩，手指拢在一起，伸得整整齐齐。他的嘴巴闭得紧紧的，陈查理式的小胡子看上去像是贴在唇上的假胡子。一只大扁鼻子青一块、紫一块，眼睛闭着，但是闭得不很紧。一只假眼珠闪着微光，好像在向我眨眼。

我没有碰他的身体，我甚至没有走近。他一定已经冷得像冰块，僵硬得像块木板了。

门打开以后，一股冷风吹得蜡烛直流蜡泪。一滴滴的蜡泪顺着烛身淌下来。屋子里的空气非常龌龊，好像不是真的。我急忙退出去，关上屋门，重新回到起居间。小伙子仍然在地上躺着。我静静地站了一会儿，等着警笛的声音。问题都在阿格尼丝什么时候开口和开口谈什么了。如果她谈了盖格的事，警察就可能随时闯到这里来。但是也可能她好几个小时都不开口。她甚至还可能溜掉了。

我低头看了看那小伙子。“想坐起来吗，孩子？”

他闭上眼睛，假装睡觉。我走到书桌前面，把深红色的电话机拿起来，接通了伯尼·奥尔斯的办公室。他在六点钟离开办公室回家去了。我又拨了他家里的电话号码。他在家。

“我是马洛，”我说，“你手下的人今天早上在欧文·泰勒身上发现过一支左轮手枪没有？”

我从听筒里可以听到他清喉咙的声音，我知道他是在故作镇静，不想让我听出来他惊诧的声音。

“有没有，警局档案里会有记载的。”他说。

“如果他们发现了手枪，里面会有三只空弹壳。”

“你怎么会知道？”奥尔斯语气平静地问。

“你不妨到拉文特雷斯七二四四来一趟，月桂谷大道的一条岔路。我可以叫你看到子弹在什么地方。”

“就是这件事吗，啊？”

“就是这个。”

奥尔斯说：“你留神窗户外头，会看到我从拐角那边走过来的。我一直认为你在这件事情上有点儿鬼鬼祟祟。”

“鬼鬼祟祟这个词儿可用得不是地方。”我说。

18

奥尔斯站在那里低头看着这个年轻人。卡洛尔坐在长沙发上，斜身靠着墙。奥尔斯一声不出地望着他，两条淡白色的眉毛弯弯的、一根根地扎扎着，像富勒尔制刷公司免费赠送的两把刷瓜果的小刷子。

他问小伙子说：“你承认打死了布罗迪吗？”

小伙子声音闷哑地回答了他爱说的那三个字。

奥尔斯叹了口气，望望我。我说：“用不着他承认。他的枪已经被我拿过来了。”

奥尔斯说：“要是每次我听见人们对我讲这三个字我能得一块钱，我就发财了。这句话怎么那么有意思？”

“骂人不是为了有意思。”我说。

“你这话我得记住，”奥尔斯说，转过身去，“我已经给怀尔德打过电话了。咱们一起去看看他，把这个小流氓带着。他跟我坐一辆车，你开车跟在后面。万一他在我车里不老实，想动手动脚什么的，也有个照应。”

“你对卧室里那物件喜欢不喜欢？”

“太喜欢了，”奥尔斯说，“小伙子泰勒从码头上摔下去我看是件好事。他把那个老流氓干掉，我真不忍心帮忙把他送进死牢去。”

我回到那间小卧室，把黑蜡烛吹灭，叫它自己去冒烟。当我再回到起居间的时候，奥尔斯已经把那个小伙子弄起来了。小伙子的一双黑色眼睛目光炯炯地看着他，脸色苍白，紧绷绷的像块冷冻的肥羊肉。

“咱们走吧。”奥尔斯拉着他的胳膊说，那姿势就像很不情愿接触他的身体似的。我把所有的灯都关掉，跟在他们后面走出房子。我们上了汽车。在漫长的、弯弯曲曲的山路上，我开车紧紧盯着奥尔斯的汽车后面两个闪闪发亮的尾灯。我真希望这是最后一次到拉文特雷斯去。

地方检察官塔格特·怀尔德住在拉斐特公园和第四大街拐角的地方，他那套白色的住宅差不多和电车库房一样大。房子一边有一座红砖砌成的车棚，前面是一大片绿茵茵的草坪。这种坚固的、老式的房子经常由于城市不断向西扩展而整幢整幢地迁盖到新市区去。怀尔德出身于洛杉矶一个古老的家庭，说不定就可能是生在这幢房子里；不过那时这幢房子一定还坐落在西亚当斯，或者是菲格罗亚，再不然就是在圣詹姆斯公园那一带。

行车道上已经停了两辆车，一辆挺大的私人小汽车和一辆警车。一个穿制服的司机倚在警车的后挡板上，一边抽烟一边赏月。奥尔斯走过去对他说了两句话。司机望了望奥尔斯汽车里的那个小伙子。

我们来到房子跟前，按了按铃。一个把金黄色头发梳得油光发亮的男人开了门，领着我们走进大厅，穿过一间摆满深颜色笨重家具的半地下起居室，走到另一头的一个客厅。他敲敲门，走了进去，替我们把门大开着。我们走进一间嵌着护墙板的书房，书房尽头是一扇敞开的落地式窗子，窗外隐隐约约可以看到夜色中的花园和一片神秘的树影。顺着窗户飘进一股潮湿的泥土和鲜花的香气。墙上悬挂着几张已经褪了色的大油画，屋里安放着几把安乐椅，摆着一些书。在泥土和鲜花的芬芳中还掺和着一种高级雪茄烟味儿。

塔格特·怀尔德坐在办公桌后面。他是个中年人，身体已经开始发胖，那双清澈的蓝眼睛里除了存心做出来的友好表情之外一无所有。一杯咖啡摆在他面前，他那修剪得非常整洁的左手手指上夹着一支带花纹的细雪茄。还有一个人坐在桌子旁边蓝色的皮椅上。这个人面色凶狠、眼光冰冷，浑身瘦得像把草耙子，冷酷得像一个当铺老板。他的一张脸修整得干干净净，好像胡子刮了还不到一个钟头。他穿着一套熨得笔挺的棕色西装，领带上别着一颗黑色的珠子。这个人手指细长，带着些神经质，看上去头脑非常敏捷。他气哼哼地坐在那里，好像憋足了劲儿想和人大吵一架。

奥尔斯拉过一把椅子，坐了下来，说道：“晚上好，克龙耶格尔，这是菲利普·马洛，一个遇着点儿麻烦的私人侦探。”说着还咧嘴笑了笑。

克龙耶格尔看了看我，连头也没点一下。他像是看一张照片似的把我上下打量一遍，然后才微微动了动下巴。怀尔德开口说：“坐下吧，马洛。我正要和克龙耶格尔警长谈点儿事。你当然也知道是怎么回事。现在咱们这儿已经是个大城镇啦。”

我坐下来，点着了一支香烟。奥尔斯看着克龙耶格尔问道：“关于兰德尔广场发生的谋杀案，你们有什么进展吗？”

这个面色凶狠的人把他一个手指头的关节抻得“嘎巴”一响，垂着眼皮说：“一具死尸，身上挨了两颗子弹。还有两支没开过火的枪。在街上我们抓着一个金发姑娘，她正要把别人的一辆车开走。她自己的车就停在旁边，车的型号倒是一样的。她的动作慌里慌张，所以我手下的人就把她扣下了，后来还真从她嘴里挤出点儿油水来。布罗迪挨枪子儿的时候她正好在场。不过她一口咬定说没看见凶手。”

“就这些吗？”奥尔斯问。

克龙耶格尔扬了扬眉梢。“不过才一个小时之前的事，你还想知道多少——难道想要我们把行凶的过程拍个电影吗？”

“也许你能给我们描述一下凶手的样子吧。”奥尔斯说。

“高个子，穿着件皮上衣——你认为这就算是描述，也可以。”

“这个人在外头我的破汽车里，”奥尔斯说，“已经铐起来了。马洛帮你们把他上的铐。这是他的枪。”奥尔斯把那个小伙子的自动手枪从兜里掏出来，放在怀尔德前面的桌子角上。克龙耶格尔瞥了一眼，却没有伸手去拿。

怀尔德咯咯地笑了，他把身子往后一仰，也不把雪茄从嘴边挪开就喷了一口烟，又向前探着身体啜了一口咖啡。他从那身晚礼服的上衣口袋中掏出一条丝手绢，沾了沾嘴唇，又把它塞回口袋里。

“还有几起死亡事件和本案有关。”奥尔斯说，一边用手掐着下巴尖上的肥肉。

看得出来克龙耶格尔震动了一下，从他那阴沉的眼睛里射出两道冷森森的目光来。

奥尔斯问道：“你听说了吗？今天早上从里多码头栈桥外面的海水里捞出一辆小汽车，里面还有一个死鬼。”

克龙耶格尔回答：“没听说。”他的脸色照样还是那么阴阳怪气的。

“汽车里面那个死鬼是一个有钱人家的司机，”奥尔斯说，“前些日子有人想敲这家人的竹杠，因为他们家一个女儿的事。怀尔德先生通过我把马洛先生介绍给那家人。马洛一直闷声不响地在办这件事。”

“我就喜欢那些看见谋杀案也闷声不响的私人侦探，”克龙耶格尔没好气地说，“对这件事你用不着这么他妈的遮遮掩掩。”

“是啊，”奥尔斯说，“这件事我确实用不着这么遮遮掩掩，我也没他妈的那么多机会对哪个警察拿腔作调。我倒是要费不少口舌告诉他们该往哪儿下脚，免得他们崴了自己的脚脖子。”

克龙耶格尔尖尖的鼻子头全都气白了。在安静的屋子里，他的呼吸嘶嘶作响。他故作镇静地说：“你完全没必要告诉我的手下人该往哪儿下脚，老机灵鬼。”

“咱们走着瞧吧，”奥尔斯说，“我刚刚提到的在里多码头淹死的那个司机昨天夜里在你的管辖范围内开枪打死了—个人，一个叫盖格的家伙。盖格在好莱坞大街开了一家租赁淫书的书店。他和现在在我外面汽车里扣着的那个小流氓住在一起，我的意思是和他同居，你明白我的意思吧？”

克龙耶格尔开始直盯着他了。“一听你的话音儿就知道后面得跟着点儿脏事。”他说。

“根据我的经验，大多数警察的故事也不比这个干净多少。”奥尔斯吼了一句，然后朝我转过身。他的眉毛都立了起来。“该你发言了，马洛。把那些事情讲给他听听吧。”

我把事情的始末讲了一遍。

当时，也不知为什么，我有意略去了两件事，一件是卡门去布罗迪家的事，另一件是埃迪·马尔斯下午去找盖格的事。剩下的我倒是和盘托出了。

在我讲话的时候，克龙耶格尔的眼睛一直死死地盯着我的脸，但是目光却毫无表情。我把话说完以后，他好半天一句话也不说。怀尔德也沉默着，只顾一口一口地呷着咖啡，悠闲地喷着雪茄烟。奥尔斯则一直盯着自己的大拇指。

克龙耶格尔慢慢地仰身靠到椅背上，把一只脚脖子搭在另一条腿的膝盖上，用他那瘦削的、颤巍巍的手揉着自己的踝子骨。他把眉头在一张瘦脸上拧得紧紧的，用十二分客气的语调说：

“这样看来，你没有来报告昨天晚上就发生的一起谋杀案，又花了今天一整天到处跟踪，让盖格的这个相好的有机会在今天下午又干掉一个人。”

“是这么回事，”我说，“当时我也挺棘手。没准儿是我做错了，可我要保护我的委托人哪。况且我也没有任何道理想到那个小伙子会跑去把布罗迪给干掉。”

“警察其实可以想到的，马洛。如果昨天夜里你把盖格死的事报了案，那些书就绝不会从书店搬到布罗迪那里。那小流氓也就不会跟踪这些书找到布罗迪，再把他杀死。就算他是气数该尽了吧，他们这种人一般都是这样，可是一条人命毕竟是一条人命啊。”

“对极了，”我说，“不过我看你还是把这些话留一留吧。等下次哪个小偷仅仅因为偷了一条备用轮胎在街上跑就叫你手下那帮家伙开枪打死的时候，你再拿这些话去教训他们吧。”

怀尔德把他两只手啪的一声放在桌子上。“够了，够了，”他喝道，“马洛，你凭什么敢那么肯定说是泰勒这家伙打死盖格的？就算打死盖格的那把枪是从泰勒身上——或者是从他的车里——搜出来的，你也不能因此就断定泰勒是杀人凶手。那支枪可能是往他身上栽赃——说不定就是布罗迪这个真正的凶手干的。”

“从物质环境上看完全可能，”我说，“但从伦理角度考虑这种推断是站不住脚的。这需要太多的巧合。这种做法同布罗迪和他那位姑娘的性格不相符合。从他的动机来看也解释不通。我和布罗迪谈过一阵子。他的确不是什么好人，但他不是杀人犯。他有两把枪，但随身却一把都不带。他一直想方设法要在盖格的这个肮脏的生意里插一手，这事他全都是从那个姑娘那儿听来的。他说他时不时地打探盖格的行踪，想看看他有没有腰杆硬的后台。我相信他说的是实话。假设他为了那些书杀死盖格，而后带着盖格刚给卡门·斯特恩伍德拍的裸体照片溜之大吉，而后又把枪栽在欧文·泰勒的身上，还把他从里多码头推到海里，那这种假设也未免太过分了。但是另一方面，泰勒却有理由——也有机会——杀死盖格。由于嫉妒，他对盖格恨之入骨。他没有经主人同意就私自开出一辆汽车。他当着那个姑娘的面杀死了盖格。这是布罗迪绝对干不出来的，就算他杀过人也干不出这种事来。我想象不出有哪个只想赚钱图利的人会干这种事。但是泰勒却有理由这么干：那些裸体照片就足够气得他去杀掉一个人。”

怀尔德咯咯地笑着，斜瞟了克龙耶格尔一眼。克龙耶格尔哼了一声，清了清喉咙。怀尔德又问：“那为什么要把尸体藏起来？这一点我可想不通。”

我说：“外面那个小伙子没告诉我们，但这肯定是他干的。布罗迪不会在盖格被杀死以后再去那所房子。那个小伙子一定是在我把卡门送回家去的时候溜了回来。像他那样见不得人的人当然害怕警察。很可能他还以为在把财产转移之前先把尸体藏起来是什么高招呢。他把尸体拖出了前门——这可以从地毯上留下的痕迹判断出来——很可能把尸体放进了车库。然后他把屋子里所有属于他的东西全都收拾起来拿到了别的地方。后来，到了深夜，在尸体还没僵硬之前，他突然又心血来潮，觉得这样做对不起死去的朋友。所以他又回去把尸体搬出来放在床上。当然了，这些不过全都是我的臆测罢了。”

怀尔德点了点头。“接着，今天早晨他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回到书店里，可是眼睛却没闲着。而在布罗迪往外搬书的时候，他弄清了书的去向，而且推断出，谁弄到了这些书，谁就是为了搞到书而打死盖格的人。他对布罗迪和那个姑娘的情况掌握得非常多，恐怕连他们自己都意料不到。你说呢，奥尔斯？”

奥尔斯说：“我们会弄清楚的——可惜这帮不了克龙耶格尔的忙。他觉得心里别扭的是，这件事情发生在昨天夜里，而他却是刚刚才听到信儿。”

克龙耶格尔没好气地说：“这件事我想我有办法对付。”他狠狠地瞪了我一眼，目光马上又移开了。

怀尔德挥了一下手中的雪茄，说道：“咱们看看那些物证吧，马洛。”

我把衣服兜翻了个底儿朝天，把我弄到的东西一件件地放在他的桌上：三张纸条，盖格给斯特恩伍德将军的名片，卡门的相片和那个用密码写着通讯录的蓝色笔记本。盖格的钥匙我事先已经给了奥尔斯。

怀尔德看着这些东西，轻轻地喷着雪茄烟。奥尔斯点着了一支他自己的小雪茄，平静地往天花板上吹烟圈儿。克龙耶格尔靠在桌子上查看我给怀尔德的东西。

怀尔德拍了拍签有卡门名字的三张条子，说道：“我估计这些只不过是个试探。如果斯特恩伍德将军出钱，那他一定是害怕发生什么更不妙的事。那样，盖格就会得寸进尺。你知道老头儿害怕什么吗？”他看着我说。

我摇了摇头。

“有关的细节你都讲清楚了吗？”

“几个牵扯到私人的问题我略过去了。以后我也不准备谈，怀尔德先生。”

克龙耶格尔说道：“啊哈！”这一声可真是意味深长。

“为什么呢？”怀尔德平静地问我。

“因为我的雇主有权利受到这种保护，除了面对大陪审团我是不会说的。我有私人侦探的执照。我想‘私人’这个词毕竟是有点儿意义的。好莱坞警察分局管辖下发生了两起凶杀案，两起都破获了，凶手都已经缉捕归案；两案的作案动机都已经查明；凶器也都搞到了。这里面还牵涉到一件敲诈案，没有必要张扬出去。至少当事人的姓名不一定非公开不可。”

“为什么？”怀尔德又问了一句。

“算了吧，”克龙耶格尔冷冰冰地说，“我们很乐意给一名私人侦探当当配角哪。”

我说：“我还可以给你们看一样东西。”我站起来，走出屋子，向我的汽车走去。我从车里拿出盖格店里那本书。那个穿制服的警车司机正站在奥尔斯的汽车旁边。那个小家伙还在汽车里，正斜靠在一个犄角上。

“他说什么了吗？”我问。

“他提了个什么要求，”那个警察啐了口唾沫说，“我没理他的碴儿。”

我又回到房间里去，把书放在怀尔德的桌上，打开包装纸。克龙耶格尔正在使用桌子这边的电话，在我进来的时候，他挂上电话，坐了下来。

怀尔德毫无表情地把书翻了翻，又把它合上，推给克龙耶格尔。克龙耶格尔打开书，看了一两页，赶快合上。他的颧骨上露出两块半元银币大小的红晕。

我说：“看看封底里借书的日期戳吧。”

克龙耶格尔又翻开书看了看。“哦？”

“如果有必要，”我说，“我可以发誓证明这本书是盖格店里的货色。那个金发的阿格尼丝会向你坦白店里面搞的是什么名堂。稍稍有点儿眼力的都看得出来，开那个店不过是为了装装门面。可惜好莱坞的警察却允许这个黑店营业。警察当然自有这样做的理由。我敢说大陪审团一定想知道这种理由是什么。”

怀尔德咧嘴笑了一下说：“大陪审团确实常常问起这个令人尴尬的问题——我看这当然是白费力气——他们想搞清楚为什么现在城市都被管理成这个样子。”

克龙耶格尔一下子站了起来，戴上帽子。“在这里我是一对三，”他怒气冲冲地吼道，“我是刑事部门的警察，就算这个盖格是在经营黄色书刊，这跟我有什么相干？不过我也承认，这事要让报纸嚷嚷出去，对我们分局没什么好处。你们这帮人到底想怎么样？”

怀尔德看看奥尔斯。奥尔斯心平气和地说：“我只不过想把一个犯人移交给你。咱们走吧。”

他站了起来。克龙耶格尔恶狠狠地看了他一眼，便昂首阔步地走出房间。奥尔斯紧跟在他后面也走了出去。门重新关上了。怀尔德敲敲桌子，那双清澈的蓝眼睛凝视着我。

“你应该理解，你这样把事情隐瞒起来，警察对你会有什么想法，”他说，“你最好把全部情况都讲讲——至少是为了存档立案。我看也许能够把这两起杀人案件分别处理，也不叫斯特恩伍德将军的名字卷进去。你知道我为什么没揪掉你一只耳朵吗？”

“不知道。我猜是为了留着把两只耳朵一齐揪掉吧。”

“你这么做到底能得着什么？”

“一天二十五元，外加必要的花销。”

“那也不过是五十元，另外还有一点儿汽油而已。”

“差不多吧。”

他把头歪到一边，用左手的小手指头背儿揉搓着下巴颏。

“你是不是为了这点儿钱就愿意把这地方警察局里的人给惹翻一半儿呢？”

“我不愿意这么干。”我说，“但是我又能怎么样？我也是在办案。我不过是出卖我的一点儿本事来混口饭吃，出卖上帝赐给我的一点点勇气和智慧，出卖我经得住受夹板气的本领，为了保护一个委托人。今天晚上在没有得到将军同意的情况下告诉你们这么多事，我已经违背自己的原则了。至于说到隐瞒嘛，其实你早就知道，我自己也在警察局混过事。在任何一个大城市里，干警察这一行的人一毛钱就能买一打，便宜得要命。如果一个局外人想要隐瞒点儿什么事的话，警察们就会显出一副煞有介事的样子。可是为了照顾他们熟人的情面，为了讨好有权有势的人，他们自己还不是一转过脸也照样这么办。况且我的事还没有了结。我还得继续办我这件案子。如果有必要的话，我还会这么做。”

“假如克龙耶格尔不吊销你的执照的话。”怀尔德又咧开嘴笑了笑，“你刚刚说你有几件私人问题没透露，重要不重要？”

“我还得继续办我的案子。”我说，目光直视他的眼睛。

怀尔德朝我微笑了一下。他常爱露出爱尔兰人那种坦率爽朗的笑容。“让我来告诉你点儿情况吧，孩子。我的父亲是老斯特恩伍德的好朋友。为了让老头儿少伤点儿心，我在自己的职权范围内已经尽了一切力量了——也许还不止这个呢。可是到头来我还是白费力气。他的那两个姑娘早晚得牵连进一件叫人没法儿遮掩过去的事情里不可，尤其是那个黄毛的小丫头。她们实在不该这么到处放荡。不过这事儿也怨老头儿。我估计他一定认识不到如今这个世界是什么样子。另外，既然咱们现在是男子汉对大丈夫式的谈话，我对你也用不着装腔作势。我想另外有一件事我也不妨跟你说说。我敢以一美元对加拿大一毛钱打赌：将军怕他那位过去卖过私酒的女婿多多少少会和这种事情有牵连，他真正希望的倒是你最终证明这些事同里甘没有瓜葛。你觉得我这么想有没有道理？”

“据我所知，里甘似乎不像个诈骗犯。他已经弄到手一个安乐窝，可他又自己走出去了。”

怀尔德哼着鼻子说：“这个窝究竟安乐到什么程度，你我两人都无从判断。如果他是一个有骨气的汉子，他弄到的那个窝就不怎么安乐。将军告诉没告诉你他一直在寻找里甘呢？”

“他对我说希望知道他的下落，也希望知道他平安无事。他挺喜欢里甘，可是里甘没和老头儿打声招呼就跑了，这可伤了老头子的心。”

怀尔德往后一靠，皱起眉头来。“我明白了。”他用完全另一种声调说道。他的手在桌上摸索着，把盖格的蓝色笔记本挪到桌子一边，把其余的东西推给我。“你不妨把这些带走，”他说，“这些对于我是没有用了。”

19

快到十一点钟的时候，我把车子放好，绕到霍巴特阿姆斯前门来。大玻璃门在十点钟就上锁了，我只好掏出我的钥匙。在光秃秃的方形大厅里，一个男人把一张绿版的晚报放到一盆棕榈旁边，又把烟头掐灭在花盆里。他站起来，对我挥了挥帽子，说道：“老板想跟你谈谈。你可让哥们儿等了好一会儿啦，伙计。”

我停住脚观赏着他的塌鼻子和一只像肉饼似的耳朵。

“什么事？”

“你就别管什么事了，只要你别惹麻烦，就什么事也没有。”他的手向没有系扣的上衣扣眼儿那儿摸过去。

“我身上可有警察味儿，”我说，“我已经累得不能讲话，累得不想吃东西，累得连脑子都不能动了。但是，如果你认为我还不至于累到连埃迪·马尔斯的命令都不能服从的话——那就趁我还没把你那只好耳朵打掉之前先把你的家伙亮出来吧。”

“扯淡。你没带着枪。”他死死地盯着我，一对黑色的钢丝般的眉毛锁在一起，嘴角也耷拉下来。

“那会儿没带，没准这会儿带上了，”我对他说，“我倒也不是老那样赤手空拳的。”

他挥了挥左手。“那好吧，你赢了。他没让我动家伙。他马上就会给你来个信儿的。”

“现在可不是时候。”我说。当他从我身旁走过向大门走去时，我慢慢转过身去。他打开门头也没回就出去了，我对自己的傻劲儿感到好笑。我朝着电梯走去，上楼回到了我的房间。我把卡门的小手枪从口袋里掏出来，冲它笑了笑。然后我仔细擦拭了一遍，上了油，把它包在一块法兰绒布里锁了起来。我给自己倒了一杯酒，喝着喝着电话铃就响了。我在放电话的桌边坐下来。

“听说你今天晚上露了一手儿啊。”埃迪·马尔斯的声音说。

“放肆、傲慢、顽固，浑身还长满了刺儿。我能为你出点儿什么力？”

“警察们到那地方去了——你知道那儿是哪儿。你没把我拉扯进去，是吧？”

“我何苦要替你藏着掖着？”

“当兵的，我可是个以善还善、以恶报恶的人哪。”

“仔细听听，我的牙齿都在打战啦。”

他干笑了一声。“你没说我？——真没有说我？”

“没说。可我自己也他妈不清楚为什么没说你的事。我想就算没你这件事也够复杂的了。”

“多谢啦，当兵的。谁把他干掉的？”

“明天看报吧——可能会见报的。”

“我现在就想知道。”

“你想的事都达到了吧？”

“没有。这就是你的回答吗，当兵的？”

“一个你从来没听说过的人把他干掉的。就说到这儿吧。”

“如果你说的是实话，早晚有一天我会还你的人情的。”

“挂上吧，让我睡一会儿觉。”

他又笑了。“你正在找鲁斯蒂·里甘，是吧？”

“不少人看来都这么认为，可惜我没在找他。”

“如果你想找，我可以给你出点儿主意。方便的话到海滨来找我吧，什么时候都行，我很高兴能见到你。”

“没准儿吧。”

“那么再见喽。”电话“咔嚓”一声挂断了。我以巨大的耐心克制着自己，手攥着话筒坐在那里。然后我拨了斯特恩伍德家的号码，听见对面铃声响了四五次，接着管家那殷勤的声音答了话：“这里是斯特恩伍德将军公馆。”

“我是马洛。记得我吗？我是一百年前见过你呢，还是昨天刚见过？”

“当然，马洛先生。我当然记得。”

“里甘太太在家吗？”

“我想她是在的。你要不要——”

我突然改变了主意，打断了他的话头：“不必了，你给她传个话儿。告诉她，照片在我手里，全部照片。一切都没问题了。”

“好……好的……”声音似乎有点儿发颤。“您得到了那些照片，全部照片——一切都没问题了……好，先生。我应该说——非常感谢您，先生。”

五分钟之后，电话又响了起来。这时我已经喝完了酒，酒使我开始觉得可以吃下那顿早已忘得一干二净的晚饭；我走了出去，没理会这响个没完没了的电话。我回来时它还在响着。它断断续续一直响到十二点半。到了十二点半，我关上灯，打开窗户，用一块纸塞住电话铃，上了床。我满肚子都是斯特恩伍德一家的事。

第二天早上，我在吃火腿煎蛋的时候把三份晨报都看了一遍。报上关于这些案子的报道和事实真相差距不远，也就跟火星同土星的距离差不多——报纸上的故事通常都是这样。三份报纸都没把欧文·泰勒——在里多防波堤发现的那辆车里的司机——同“月桂谷怪宅凶杀案”联系起来，也没有一份报纸提到斯特恩伍德、伯尼·奥尔斯或者我的名字。欧文·泰勒只被说成“一个有钱人家的司机”。好莱坞警察分局的克龙耶格尔警长由于侦破了他所辖区域的两件凶杀案而声名大噪。据说凶杀是由于对一家通讯社的财产引起争执而发生的，这家通讯社是一个名叫盖格的人在好莱坞大街上一家书店后面开办的。布罗迪枪杀了盖格，卡洛尔·伦德格林为了复仇又枪杀了布罗迪。警方已经把卡洛尔·伦德格林拘捕归案。他也招供了。此人过去就有犯罪历史——可能是在中学生时代。此外，警方还拘留了一个名叫阿格尼丝·洛泽列的女人作为见证，她是盖格的女秘书。

报道写得真是妙极了，它给人们的印象是这样的：盖格是头天夜里被杀害的，布罗迪大约一小时之后也被打死了。而克龙耶格尔警长在抽一根香烟的工夫里就把两个案子都破获了。泰勒自杀的消息则登在二类新闻的第一版，附有一张停在驳船甲板上的汽车照片。汽车牌照上的号码有意给涂掉了，汽车踏脚板旁边的甲板上摆着一具用白布盖着的尸体。欧文·泰勒近来情绪低沉，健康不佳。他的家在都布克，遗体将用船载回那里去。此事用不着再追究了。

20

失踪人口调查局的格里高利上尉把我的名片放在他前面那张宽大的办公桌上，不住地摆来摆去，直到名片和桌子边形成两条平行线。他歪着脑袋把我的名片研究了一会儿，嘴里还嘟哝了一句什么。他在转椅上转了个身，透过窗户望了望半个街区以外的法院大厦最高一层楼上嵌着铁栏杆的窗户。他长得很魁梧，但眼神却显得很疲惫，举动既迟缓又审慎，活像个守夜人。他的声音呆板，毫无语调，让人觉得他对什么都不感兴趣。

“私人侦探，嗯？”他说，目光全然没在我身上，只是瞅着窗外。一缕青烟从他叼在犬牙上的那支熏得发黑的烟斗中冉冉飘起。“你有什么事？”

“我现在正给斯特恩伍德将军办事，他住在西好莱坞，阿尔塔布里亚克雷桑三七六五号。”

格里高利上尉没把烟斗从嘴里拿开，只从嘴角吐出一缕烟来。“办什么事？”

“和你的工作不太一样，但是我对这件事很有点儿兴趣。我觉得你可以帮帮我的忙。”

“帮你什么忙？”

“斯特恩伍德将军是位有钱人，”我说，“他是本区首席检察官的父亲的一位老朋友。如果他要专门雇个人给他办点儿事情，这绝不代表警察局的意见。这是因为人家有钱，花得起这份开销。”

“你怎么会以为我肯给他服务呢？”

我没回答他这个问题。他又慢吞吞地、笨拙地把身子在转椅上转过来，把两脚平放到铺在地板上的油毡上。他的办公室里有一股多年例行公事的发霉气味。他阴沉沉地盯着我。

“我不打算浪费你的时间，上尉。”说着，我把椅子向后挪了挪——大约挪了四英寸。

他没有动弹，只是用那双无精打采的眼睛继续盯着我。“你认识地方首席检察官？”

“我见过他，我曾经在他手底下干过事。我认识他的侦探长伯尼·奥尔斯，而且相当熟。”

格里高利拿起电话，冲着话筒嘟哝道：“给我接检察官办公室，找奥尔斯。”

他坐在那儿，握着放在支架上的电话机。好一会儿过去了。缕缕烟雾从他烟斗里飘散出来。他的眼神浑浊呆滞，和他的两只手一样，一动也不动。铃声响了，他用左手拿起我的名片。“奥尔斯吗……我是阿尔·格里高利，我在办公室。有一个叫菲利普·马洛的人在我这儿。他的名片上说他是个私人侦探。他想从我这儿打听点儿情况……是吗？他长得什么样……好啦，谢谢。”

他放下电话，把烟斗从嘴里拔出来，用一支大铅笔的铜帽按了按烟斗丝。他的动作是那么小心仔细，一本正经，就好像这也和当天必须干的公事一样重要。他向后一靠，又盯着我看了一会儿。

“你想知道什么呀？”

“想知道一下你们有多少进展，如果确实有的话。”

他琢磨了半天。“里甘吗？”最后他问道。

“是的。”

“你认识他？”

“我从来没见过他。听说他是一个将近四十岁、长得相当漂亮的爱尔兰人，曾经贩卖过私酒，后来和斯特恩伍德将军的大女儿结了婚，两个人不太合得来。人家告诉我说他一个月以前失踪了。”

“斯特恩伍德应该感到庆幸才是，何必倒要雇个私人侦探到处打探呢？”

“将军很喜欢这个人。这种事是常有的。老头儿身体瘫痪了，非常寂寞。里甘过去总是坐在他身旁陪伴他。”

“我们办不到的事，你觉得你又能办到哪些呢？”

“在打听里甘下落这件事上，我可能什么也办不到。但是这里面还牵涉到一个神秘的敲诈案件。我是想证实一下里甘并没有参与进去。要能知道他在哪儿或不在哪儿，恐怕对我是有点儿帮助的。”

“老兄，我倒挺愿意帮忙，但是我并不知道他在哪儿。他已经谢幕退场了，就是这么回事。”

“想瞒住你们什么事恐怕很困难。对不对，上尉？”

“是的——不过也不尽然，我们也可能暂时被瞒住。”他按了按桌边的铃。一个中年女人把脑袋从侧门探了进来。“把有关鲁斯蒂·里甘的卷宗拿来，阿芭。”

门关上了。格里高利上尉和我在更加沉闷的气氛中对看了一会儿。门又开了，那个女人把一沓编着号的绿色卷宗放在桌子上。格里高利上尉点头示意让她出去，然后在他那绽着青筋的鼻子上架上一副挺大的角质眼镜，慢慢翻阅起卷宗里的文件来。我用手指转动着一支香烟。

“他是九月十六日那天出走的，”他说，“唯一重要的线索是那天司机放假，没人看见里甘把车开出去，虽然我们知道他开车出去的时候应该是黄昏了。四天以后我们在日落大道附近的一所非常漂亮的别墅的车库里找到了那辆车。看守车库的人把这事作为一起窃车案报了案，说这辆车不是那里的。那个地方叫作卡萨德奥罗。还有一点我待会儿再告诉你。到底是谁把车放到那儿的，我们没查到一丝一毫的线索。我们在汽车上搞到的指纹全都同警方档案中的旧犯无关。车库里出现的这辆车看不出和什么罪行有联系，虽然有理由怀疑发生过某种犯罪行为。它倒是和另外一件事有关，我这就讲给你听。”

我说：“和埃迪·马尔斯的妻子被列入失踪名单的事情有关吧。”

他显然有些恼火。“是的。我们对房客进行了调查，发现她正好住在那里。她失踪的日子和里甘出走的时间差不多，前后也不过两天。有人看见她和一个有点儿像里甘的人待在一起，但我们没得到确切的证据。警察们搞的名堂，有些也真滑稽：有时候一个老太太可能看见窗户外面跑过一个人去，六个月过去之后她居然能够从一群人中把这个家伙认出来；可是我们有时候给旅馆侍者一张挺清楚的照片，他们却什么也认不出来。”

“认人应该是一个合格的旅馆侍者必须具备的本领。”我说。

“是啊。埃迪·马尔斯和他妻子并没有住在一起，但是据埃迪说，他们的关系倒还融洽。有这么几种可能：第一，里甘手里有一万五千块钱，一直带在身上。据他们对我说那都是现款，绝不会面上一张真票子下面都是烂纸。这可是一大笔钱。有的人就爱在这上面炫耀，在别人看着他时，偏要掏出来显显。里甘可能就是这么个人。不过也说不定他对金钱的事一点儿也不在乎。据他妻子说，他除了食宿和他妻子给的一辆帕卡德120以外，从没花过斯特恩伍德老头儿的一个铜子儿。别忘记了他过去是个发过大财的私酒贩子。”

“我真弄不懂。”我说。

“好啦，我们现在面对着的是一个潜逃出走的人，他的裤兜里有一万五千块现款，而且尽人皆知。所以这件事可能跟钱财有关。我自己要是有一万五，说不定也会潜逃——虽然我有两个上中学的孩子。因此，我们首先想到的是有人为了那些钱整治了他，而且整治得太厉害了，所以只好把他弄到沙漠里去，种到仙人掌底下。可是我对这种推论不太相信。里甘随身带着一把枪，也有摆弄枪的丰富经验。他不只在那帮油头滑脑的酒贩子里混过；据我了解，早在一九二二年——或者随便是哪年吧——一次爱尔兰叛乱中他还指挥过整整一旅人马。像这样一个人对一个抢劫犯来说可不是块好啃的肥肉。再说，他的汽车停在那间车库里，也就使整治他的人——不论是哪个人——都知道他和埃迪·马尔斯的老婆交情很不错。我估计这也许是实情。不过这件事可并不是随便哪一个赌场上的无赖都能知道的。”

“有他的相片吗？”我问。

“有。可是没有她的。这也挺奇怪。这件案子奇怪的地方真不少。你看吧。”他把一张上光的照片从桌上推过来。我看到的是一个爱尔兰人的面孔，神色与其说是快乐不如说是忧郁；与其说是稳健不如说有些拘谨。这张脸不是一个硬汉子可也不是一个任人推来搡去的软骨头。笔直的黑眉毛，下面是突出的颧骨，前额很宽，不显得太高，浓密乌黑的头发，鼻子纤小，嘴挺大。下巴很有线条，可是却小得配不上那张大嘴。脸皮紧绷绷的，是一种遇事果断、盲打莽撞的人的脸形。我把照片递回去。以后要是看到这张脸，我会认出来的。

格里高利上尉磕了磕烟斗，重新装上烟丝，用大拇指按下去。他点燃烟斗，喷着烟，又接着说下去。

“再说，可能有人会知道他爱着埃迪的太太。不仅是埃迪本人而已。奇怪的倒是埃迪怎么知道的。但是他好像不太在乎。我们当时彻底调查过事情发生前后他的行踪。他当然不可能出于嫉妒而干掉里甘。那样干也太引人注目了。”

“那要看他聪明到什么地步，”我说，“他也许正是将计就计呢。”

格里高利上尉摇了摇头。“如果他为人非常精明，连搞一个大赌窟都没人敢过问，他是绝不会干这类事的。我明白你的意思了。你是说因为他觉得我们不会怀疑他干这种蠢事，所以才放手去干。从警方的角度看，你这种推断是错误的。因为这样一来他就引起了我们的密切注意。这对他的买卖是不利的。你也许认为干这种偷偷摸摸的事挺聪明。我没准儿也这么想。可是一般人却不这么认为。他今后的日子就不好过了。我是认为他不可能干这种事的。如果我错了，只要你能证明，我就把我的椅垫儿嚼着吃。但是在你拿出证据之前，我还要坚持埃迪是清白的。对于他这种类型的人来说嫉妒不会是杀人的动机。黑社会的头头儿都是有办大事的头脑的。他们懂得办事要注意策略，绝不会叫私人感情误了正事。所以我认为你的推断不能成立。”

“你认为能成立的是什么呢？”

“这出戏是那个女人和里甘自己演的，别人并没有插手。她过去头发是金黄的，现在就不是这种颜色了。我们没有找到她的汽车，所以他们可能是开这辆车逃走的。我们动手太晚了一点儿，晚了两个星期。除了里甘的那辆汽车以外，我们没有任何其他线索。当然，这种情况我已经习惯了，特别是上流社会的家庭中发生的这类事。而且，凡是经我手办的事，当然我一律严守秘密。”

他把身体往后一靠，那双又大又粗的手掌啪的一声敲了一下椅子扶手。

“当然，我也不是揣起手来什么也不做，”他继续说，“我们已经向各处发出了通知，可是时间还不长，还看不出下文。里甘身上有一万五千块钱，这我们是知道的。那女的身上也有钱，也许是一大堆零钱。可是他们总有一天要花光的。那时里甘就得去兑换一张支票，总免不了会露出点儿蛛丝马迹。他也许要写封信什么的。他们现在多半住在一个陌生的城镇，改了名换了姓，但是一些旧习性是改不掉的。这种习性早晚要在钱财方面重新露头的。”

“那个女的在嫁给埃迪·马尔斯以前是干什么的？”

“是个唱流行歌曲的。”

“你不能搞到一张她从前的相片吗？”

“没办法。埃迪一定有，可是他绝不会撒手的。他不希望别人去打扰他。我不懂他这是什么意思。他在城里有几个朋友，要不然也不会干这么大的买卖了。”他咧开嘴笑了，“我说的这些对你有帮助吗？”

我说：“这两个人你谁也找不着。太平洋离我们太近了。”

“我还是可以跟你打个吃椅垫的赌。我们会找到他的，可能要花一些时间，可能要花一两年时间。”

“斯特恩伍德将军也许活不了这么长。”我说。

“我们已经尽力而为了，老兄。如果他肯出一笔报酬，多花一点儿钱，我们没准儿能搞出个名堂来。这个城市的市政当局收入不少，可是没给我这笔花销。”他的大眼睛盯在我身上，松散的眉毛抖动着，“你当真认为是埃迪把他们俩干掉的？”

我笑了。“不。我不过是开个玩笑。我的想法和你的一样，上尉。里甘和一个女人私奔了。他更喜欢这个女人。他自己的老婆虽然有钱，可是他和她不太合得来，再说，他老婆也还没有把家资弄到手呢。”

“你见过她吧？”

“见过。这个女人你可以同她度一个狂欢的周末，可要是整天泡在一起，那就要叫你倒胃口了。”

他又咧开嘴笑了。我谢了谢他为我浪费的时间和提供的情况，然后就告辞走了。在从市政厅回家的路上，一辆灰色的普利茅斯小轿车尾随着我。我在一条僻静的街上给了它个机会，让它超过我，可是它始终跟在后边。于是我只好把它甩掉。我还有不少正经事要干呢。

21

我没有再走近斯特恩伍德他们家。我回到办公处，坐在转椅上晃悠着两条腿，我很久都没有闲工夫这样做了。风一阵一阵地从窗口吹进来，隔壁旅馆中汽油炉子的煤烟顺风漫进屋子，在办公桌面上滚过去，就像飘拂过一块空地的野苋菜。我在想要不要出去吃饭，在想生活是多么乏味，即使喝一点儿酒生活也可能照样乏味；我又在想，在现在这个钟点一个人去喝酒真是一点儿意思也没有。我正在想这些事，诺里斯来电话了。他用他那非常有礼貌的口吻告诉我说，斯特恩伍德将军身体不太舒服，报纸上的几条新闻都已经读给他听了，斯特恩伍德将军认为我的侦查任务已经结束。

“不错，关于盖格的事已经结束了，”我说，“不过他不是我打死的，我知道。”

“将军也并不认为是您打死的，马洛先生。”

“将军知道里甘太太担心的那些相片的事吗？”

“不知道，先生。他肯定不知道。”

“你知道将军给了我什么吗？”

“知道，先生。我想是三张借条和一张名片。”

“对了。我准备把这些东西都还回去。至于相片嘛，我看最好是让我马上就销毁了的好。”

“很好，先生。里甘太太昨天晚上好几次给您打电话……”

“我出去喝酒了。”我说。

“是了。那是十分必要的，先生，我知道。将军指示我给您寄去一张五百美元的支票。您看够不够？”

“太慷慨了。”我说。

“是不是可以说这件事现在已经了结了？”

“呵，当然了结了，严严实实地封起来了，封得就像定时锁已经锈死了的保险库一样严实。”

“多谢您，先生。我敢说我们大家都认为这件事办得很好。等将军身体稍微好一点儿的时候——也许是明天吧——他要当面向您表示感谢的。”

“好的，”我说，“我还要去喝一点儿他的白兰地，也许还要加点儿香槟。”

“我一定把酒冰得凉凉的。”老仆人说，声音里简直是带着笑意。

事情就是这样了，我们互相道了再见，挂上电话。隔壁咖啡馆的饭香随着煤烟从窗口飘进来，但是并没有引起我的食欲。于是我拿出储备在办公处的酒瓶喝起酒来。至于我的自尊心会有什么感觉，我已经没心思去管了。

我扳着指头计算了一下。鲁斯蒂·里甘放弃了一大笔财产和一个漂亮的老婆，同一个来历不明的金发女人逃跑了，这个女人不管怎么说是和一个名叫埃迪·马尔斯的黑帮头子结了婚的。里甘连句招呼也没打就销声匿迹了，这种做法可能有很多不同的解释。将军为人过于骄傲，从我第一次同他见面时的印象来看，也可以说过于谨慎，所以没告诉我失踪人口调查局已经着手办理这件事。失踪人口调查局这么多日子毫无进展，显然是认为这件事不值得多费脑筋，里甘想要干什么已经干了，别人为他操心是多余的。我同意格里高利上尉的意见，埃迪·马尔斯仅仅因为一个男人和这个女人一起进了城就把两人双双干掉，这种可能性也太小了，他和那个金发女人甚至住都不住在一起。这种事可能叫他很恼火，可是他首先考虑的是自己的买卖。在好莱坞这地方混事，要把牙咬得紧紧的，不然的话，随时都会有金发女人溜进你的嘴里，你整天就都得咀嚼这类事了。当然，要是牵涉到一大笔钱的话，那就该另当别论了。不过一万五千块钱在埃迪·马尔斯眼里可算不上什么，他不是布罗迪那号人，为了万把块钱就绞尽脑汁。

盖格死了，卡门只好再另外找一个不三不四的人去喝外国酒了，我不担心她会有什么烦恼。她需要做的事倒是该找个僻静地方乖乖站五分钟，显出点儿害臊的样子来。我真希望下一个勾搭她的人能够稍微客气点儿，线放得长一些，不要太性急。

里甘太太和埃迪·马尔斯居然熟到能借钱的份儿上。其实这也很自然，如果她常玩轮盘赌，而且是个好输主的话。任何赌窟的老板在必要的时候都乐意借钱给一个好主顾。除此之外，在里甘这件事上他们还另有一层利害关系。里甘是她的丈夫，而且又和埃迪·马尔斯的老婆跑了。

卡洛尔·伦德格林，那个除了骂人的脏字就不会说别的话的青年杀人犯，很久很久都出不了场了，就算他们不把他捆在电椅上。他们不会这么干的，因为他可能承认自己有罪，这样就不必翻来覆去地审讯，也省了他们不少开支。凡是聘请不起大律师的人一般都这么做。阿格尼丝·洛泽列被当作一个人证拘留着。如果卡洛尔承认有罪，他们就用不着她做证了。只要在传讯的时候他服罪，他们也会把她释放的。他们不想在盖格的事上再继续深究。只要不深究，他们就抓不住她什么。

就剩下我了。我隐瞒了一起凶杀案，把证据扣压了二十四小时之久，可是我至今逍遥法外，而且马上还能收到一张五百块钱的支票。我现在最聪明的做法莫过于再去喝一杯酒，把这些个乱七八糟的事统统抛在脑袋后面。

既然这样做是再聪明不过的事，我就给埃迪·马尔斯打了个电话，告诉他晚上我要到拉斯奥林达斯去和他谈谈。这就可以看出我是多么聪明啦。

晚上九点钟左右我到了拉斯奥林达斯。十月的月亮高高地悬在空中，发出一片冷光。等我到达海滨的时候，月亮已经被一片迷蒙的雾气遮住了。柏树俱乐部在拉斯奥林达斯市的尽头，是一座庞大的、结构很不整齐的大楼。这里原先是一个名叫德·卡森的富豪的避暑山庄，后来用作过旅馆。这座建筑物从外表上看年久失修，又大又黑，周围密密层层地长满了被风刮得歪七扭八的蒙特利丝柏树。建筑物的名字也就是因为这些柏树得来的。楼前边是带着旋涡装饰的巨大门廊，四周是角楼，彩色玻璃装饰在大窗户四边。后面是空阔的大马厩。整个大楼给人以阴森破败的印象。埃迪·马尔斯把它买到手以后，让它的外表仍然保持着原来的样子，并没有改建得像米高梅电影公司的外景那样富丽堂皇。我把汽车停在一条悬着噼啪作响的老旧霓虹灯的街道上，沿着一条潮湿的石子路向大门走去。一个身穿双排扣卫兵大衣的守门人把我领进一间昏暗而寂静的门厅，这里，一道弧形的白色橡木楼梯气派威严地通到黑乎乎的楼上。我把帽子和大衣存在更衣室，一边等待着，一边听着从笨重的双扇大门后面传来的乐曲声和嘈杂的人声。这些声音好像是很远很远以外的地方发出来的，同这座大楼本身一点儿也不协调。过了一会儿，那个身材瘦削、生着一张铁青脸的金发男人——他曾经陪着埃迪·马尔斯和那个拳击手去过盖格那里——从楼梯后的一扇门里边走出来，对我淡淡地笑了笑，回身领我走过一个铺着地毯的大厅，来到老板的办公室。

这间办公室是一个方方正正的房间，室内有一个窗口很深的老式月桂木窗户和一座石头砌的壁炉，炉子里懒洋洋地烧着一大块松木，屋子四壁嵌着胡桃木的壁板，壁板上面悬着褪了色的缎子作为护壁毯。天花板很高。屋里有一股冰冷的海水味儿。

埃迪·马尔斯那张没有光泽的深色办公桌不是这个房间原来的家具，不过屋里所有的家具都不是一九〇〇年以后造的。地毯是那种佛罗里达棕红色。角落里摆着一架酒吧间用的收音机，一套塞佛尔瓷茶具放在一个铜盘里，旁边是一把俄式茶壶。我真想知道这是为谁预备的。另一个角落里还有一扇门，门上安着一副定时锁。

埃迪·马尔斯对我客气地笑了笑，同我握过手，用下巴指点着那间安着定时锁的保险库说：“要不是这个玩意儿，在一群抢劫犯中间我的日子也不好过。”他的声音非常得意。“本地的警察每天早上进来看着我打开它。我和他们约好了的。”

“你在电话里好像说你有点儿什么事想告诉我，”我说，“是什么事啊？”

“忙什么？坐下来先喝一杯。”

“我一点儿也不忙。咱们两人要谈的都是正经事。”

“你还是喝一杯吧，准保你喜欢。”说完，他调好了两杯酒，把给我的那杯放在一把红皮椅子旁边，自己叉着腿站在办公桌前面。他把一只手插在深蓝色晚礼服的口袋里，大拇指露在外面，指甲闪闪发光。他穿着晚礼服比穿灰法兰绒衣服显得神情更加严峻一些，不过整个说来还是像一个骑师。我们一边喝酒一边彼此点着头。

“从前来过吗？”他问道。

“在禁赌时期来过。我对赌博向来不感兴趣。”

“对钱不感兴趣，”他笑了笑，“你今天晚上该顺便去看看。你的一位朋友正在外边玩轮盘赌。我听说她今天手气不错。维维安·里甘。”

我一边呷着酒，一边拿起他的一支印着姓名缩写的特制香烟。

“我很欣赏昨天你处理问题的方式，”他说，“我开始遇见你的时候很不痛快，可是后来才看出来你做得对。咱们两人会处得来的。我欠你多少钱？”

“为什么欠我钱？”

“还那么小心谨慎，嗯？我在警察局里有人，什么内幕都知道，否则在这里也待不住。我弄到的情况是事情的真实面目，不是报纸上看到的那些东西。”他冲我露出了他的大白牙。

“你弄到了多少？”我问。

“你说的不是钱吧？”

“我指的是那些消息。”

“哪些消息？”

“你好健忘啊。里甘的消息。”

“噢，那个嘛。”他挥了挥手。在一盏铜灯射向天花板的光束里，他的指甲闪闪发光。“我听说你已经得到这方面的消息了。我觉得我应该给你一点儿报酬，别人对我讲义气，我向来是要报答的。”

“我到这儿来不是向你要钱的。我做的事已经有人给钱了。从你的标准来看，不算很多，不过满过得去了。一次效忠一个主顾，这是我历来的信条。里甘不是你干掉的吧，嗯？”

“不是。你觉得我可能做出这种事吗？”

“我看没有什么不可能的。”

他笑了。“你开玩笑哪。”

我也笑了。“当然，我是开玩笑。我从来没见过里甘，可是我看过他的照片。你手下的那些人真不是办事的人。另外，我们既然谈起这个问题来，我希望你以后不要再派拿枪的伙计到我那里去给我下命令了。说不定我真会歇斯底里起来撂倒一个呢。”

他从玻璃杯后面望着炉火，又把杯子放在办公桌边上，用一条薄麻布手绢抹抹嘴。

“你说得好听，”他说，“不过我敢说你也确实不是好对付的。你对里甘实际上并没有什么兴趣，对不对？”

“对的，就我的职业来讲，我对他没有兴趣，我的雇主没有要求我调查他的事。但是我知道有人很想知道他的下落。”

“她才一点儿也不关心呢。”他说。

“我说的是她父亲。”

他又擦了擦嘴唇，然后又看看手绢，就像想从手绢上找到点儿血迹似的。他把那浓浓的灰眉毛拧在一起，一只手摸弄着久经风霜的鼻子。

“盖格想敲将军的竹杠，”我说，“将军虽然没有坦白说，我也猜到他相当担心这事里面有里甘的份儿。”

埃迪·马尔斯笑了。“喔——嚯。盖格跟谁都来这一手。这全都是他自己的主意。他是从别人那里搞到几张看起来完全合法的借条——我保证是合法的，只是他不敢凭这些借条告状。他把这些条子寄出去，还用花体字签上名字，自己一点儿凭据也不留。如果他抽着一张大牌，觉得有希望把人吓唬住，他就下手；如果没抽着大牌，整个事他就都住手不干了。”

“真是个聪明人，”我说，“这回他确实住手了，不但住了手，而且自己也栽到上面了。这些你都是怎么知道的？”

他不耐烦地耸了耸肩膀。“我倒真希望别人带给我的这些消息我连一半也不知道才好。在我的这个圈子里，打听别人的秘密是最亏本的买卖。如果你要办的仅仅是盖格这件事的话，可以说事情已经了结了。”

“了结了，也给了我一笔钱，把我辞掉了。”

“我对这一点可真遗憾。我希望老斯特恩伍德能够出一笔薪金雇一个你这样的当兵的，好让他那几个女儿留在家里——哪怕一星期叫她们在家待几个晚上也好哇。”

“为什么？”

他的嘴角好像耷拉下来了。“她们到处惹是生非。就说那个黑头发丫头吧，她在我这儿简直叫人没法儿对付。要是她输了钱，就不要命地乱下赌注，结果落到我手里的都是一堆废纸一样的借条儿，打多少折扣也兑现不了。除了每月的零花钱，她手头一个子儿也没有；老头儿遗嘱上的数目到底有多少至今也是个谜。要是她赢了钱，就把我的钱带回家去了。”

“你第二天晚上再把钱捞回来嘛。”我说。

“只能捞回一部分。时间一长，我还是个输家。”

他目光十分恳切地望着我，倒好像他说这些话对我非常重要似的。我很奇怪他为什么要把这些事情告诉我。我打了个哈欠，把酒喝完了，说：

“我想出去见识见识这个地方。”

“好的，去吧。”他指着保险库旁边的一扇门说，“这里能通到赌桌后面的一扇门。”

“我倒想走那些赌鬼们进去的路。”

“行啊，随你的便。我们是朋友，对吧，当兵的？”

“当然了。”我站起身来和他握了握手。

“说不定哪天我真能为你效点儿劳呢，”他说，“这回你想要知道的都从格里高利那儿听到了。”

“这么说你和他也有点儿交情？”

“不是你想象的那种，我们只不过是朋友而已。”

我把他盯了一会儿，然后向刚才我进来的那扇门走去。我打开门，回头看着他。

“你没派什么人开一辆灰色普利茅斯轿车跟踪我吧？”

他的眼睛一下子瞪得老大，显然十分惊讶。“见鬼，没有啊，我派人跟踪你干什么？”

“我也想象不出来。”我说完就走了出来。我觉得他那副吃惊的样子是真实可信的，好像他甚至还显出了几分忧虑，这可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22

这时大约十点半钟，佩着黄绶带的墨西哥小乐队无精打采地演奏完一支花里胡哨的低音伦巴舞曲，可是没有人跟着跳舞。演奏葫芦的人揉搓着可能是有些酸疼的手指尖儿，几乎同时，把一根烟叼在嘴上。另外的四个人动作协调地一同弯下腰去，从椅子底下钩出酒杯，端起来呷了两口，咂着嘴唇。他们的样子好像在说：这是龙舌兰酒。其实很可能只是矿泉水。这种装模作样同他们的音乐一样完全是浪费，没有人看他们。

这间大屋子一度当过舞厅，埃迪·马尔斯只是根据生意上的需要做了一些必要的改建。屋里没有电镀铬的闪光，带棱的檐口后面没有无影灯，墙上没有石英玻璃画，四周也没有用抛光的金属管做的紫罗兰色硬皮子包面儿的椅子。没有一样好莱坞夜总会那种典型现代化的装饰设备。灯光是从笨重的枝形水晶大吊灯中发出来的，板墙上仍然罩着玫瑰红的锦缎，这是为了和镶木地板颜色对称而装饰起来的，只是因为日久天长有些褪色，因为尘土太多而有些灰暗。镶木地板只有在乐队前面的那一小块地方露在外面，像玻璃一样光滑，其他部分都铺着厚厚的、显然非常贵重的深红色地毯。地板是由十几种硬杂木拼嵌的，从缅甸的柚木开始，经过六七种颜色不同的橡木和类似桃花心木一样的红木，颜色由深而浅，直到最后是加利福尼亚山中出产的青白色的野丁香木。拼嵌的图案非常精致，色泽变化也很准确。

这诚然是一间很漂亮的大厅，只不过轮盘赌台代替了那种老式的、优雅的舞蹈。对面的墙根底下摆有三张赌桌。一道道很矮的铜栏杆把它们连在一起。栏杆形成一道栅栏，把收赌钱的人站的地方围了起来。三张桌子都在开赌。不过赌客们大部分挤在中间的赌桌上。从房间这头我倚着酒吧柜台站着的地方可以看到维维安·里甘的黑脑袋紧凑在赌桌上面。我用手转动着摆在桃花心木柜台上的一小杯百加得酒。

酒吧间招待员靠在我身边，看着中间赌台周围那堆衣冠楚楚的人们。“她今天晚上大赢特赢，庄家可输惨了，这个高个儿黑头发的娘儿们。”他说。

“她是什么人？”

“我不知道她姓什么，她经常来这儿。”

“你不知道她姓什么才怪呢。”

“我不过是在这儿打杂，先生，”他一点儿也不在意地说，“她没有人陪着。同她一起来的人喝醉了，被抬到外面汽车里去了。”

“我一会儿送她回家。”

“你当然得送送她。不管怎么说，我祝你走运。要不要我把这杯百加得酒冲淡一些，还是就这样喝？”

“就这样吧，这种酒很不错。”我说。

“我可不喜欢。我宁愿喝治喉炎的药水儿。”

人堆往两边一散，两个穿着晚礼服的男人从里面挤出来。我从空隙处看到维维安的后脖颈和裸露着的肩膀。她穿着一身开口很低的暗绿色天鹅绒衣服，在这种场合下显得过于考究。人群又挤到一处，把她完全挡起来，只剩下一点黑头发。那两个男人走过来，靠着酒吧台子要了苏格兰威士忌加苏打水。其中一个人脸色绯红，情绪很激动，用一块镶黑边的手绢抹着脸。他裤腿两侧的缎子条宽得简直像轮胎印儿。

“我还从来没见过这么好的手气哪，老兄。”他用一种高度兴奋的声音说，“十次连着押红，八胜两和。轮盘赌就是这样，老兄，就是这样！”

“真叫人看着心里发痒，”另外那个人说，“一次就下一千块钱的赌注，她输不了。”这两个人把嘴伸到酒杯里，咕咚咚地很快把酒喝完，又走了回去。

“这些小人物可真没见过世面，”酒吧间侍者慢吞吞地说，“一次一千块钱呵。我有一次在哈瓦那见过一个马脸的家伙——”

中间赌桌上忽然人声嘈杂起来，一个带有外国人腔调的清晰声音盖住了人们的喧哗说道：“请您稍微等一会儿，夫人，本赌台现在收不起您的赌注。马尔斯先生马上就来。”

我放下手里的百加得酒，轻手轻脚走过地毯。小乐队又开始演奏一曲探戈，这回声音奏得挺响，但是没有人跳舞，也根本没有人打算跳。我向紧左边那张赌桌走过去，从零零散散站着的人群中间穿过；这些人有的穿着常礼服，有的全身是晚礼服，有的又穿着运动服装，有的干脆是上班的衣着。左边这张赌台上摊子已经散了，两个管赌台的人站在桌子后边，脑袋凑在一起，眼睛向旁边瞟着。其中一个拿着一个搂钱耙子在空荡荡的下注格子上漫无目的地来回划拉着。他们两人都在盯着维维安·里甘。

维维安·里甘长长的睫毛颤动着，面色白得很不自然。她站在中间的赌桌旁，正对着轮盘，面前是一堆散乱的钞票和筹码。看起来这笔钱数目不少。她用一种冷淡、傲慢、乖戾的语调拉长了声儿对管轮赌的人说：

“我倒要领教领教，你们这地方多么寒酸。赶紧动手把轮子转起来吧，阔庄家。我还要再玩一回，我要把桌子上的钱都押上去。我发现你收钱可够麻利的，可是一到出钱的时候就哼唧起来了。”

管轮赌的人已经见惯了成千上万个耍脾气使性子的赌客。他只冷淡而不失礼貌地笑了笑。那种高傲、神秘、不动声色的态度简直一点儿毛病也挑不出来。他板着面孔说：“本赌台现在收不起您的赌注，夫人。您桌面上已经有一万六千多块钱了。”

“这可都是你的钱哪，”这姑娘挖苦他说，“你不想捞回去吗？”

站在她身边的一个男人想对她说点儿什么，她飞快地把身子转过去对他啐了一口。那个人红着脸躲到人群里。铜栏杆围起的那块地方最里面木板墙上有一扇门，这时打开了，埃迪·马尔斯从里面走出来，脸上带着从容不迫的笑容，双手插在晚礼服上衣的口袋里，两个拇指露在衣袋外头闪闪发光。他好像很喜欢这种姿势。他从收赌人身后慢慢走过来，停在中间赌桌的一角。他慢吞吞地、语气平和而又不像收赌人那么客气地说：

“有什么事吗，里甘太太？”

她猛地朝他扭过脸来，我看见她脸颊上的肌肉一下子绷紧了，好像是精神已经紧张到无法忍受的地步。她没有搭理他。

埃迪·马尔斯不紧不慢地说：“如果您不准备再赌的话，请允许我派个人送您回家。”

维维安的脸唰地红了起来，颧骨显得更加苍白了。接着她怪声怪气地笑起来，狠狠地说：

“再赌一次，埃迪。我要把我的钱全押在红上。我喜欢红，那是鲜血的颜色。”

埃迪·马尔斯淡然一笑，点了点头。他把手伸到上衣的内兜里，掏出一个镶着金角的海豹皮大钱包，满不在乎地顺着桌子扔给那个收赌的人。“拿出同样的数来和她对赌，”他说，“如果没有人反对的话，这一轮儿可就专门为这位女士开啦。”

没有人反对。维维安·里甘弯下腰，恶狠狠地用两手把赢来的钱一股脑儿推到赌盘格子的大红方块上。

收赌人毫不犹豫地俯身在赌台上。他把她的钱和筹码数了数，垛起来，除了几个筹码和几张钞票以外把她的钱整整齐齐码成一小堆，然后用搂钱的耙子把剩下的零头推到赌盘外面。他又打开埃迪·马尔斯的钱包，抽出两沓每张一千元的票子。他拆开其中一沓，数出六张放到没拆的那一沓上，把剩下的四张散票子放回钱包，然后把钱包满不在乎地往旁边一放，好像扔开的是一盒火柴。埃迪·马尔斯也没动那个钱包。除了收赌人以外，看热闹的人全部静静地站着。他用左手摇动轮盘，手腕随意一抖，象牙球便沿着轮子上的槽滑动起来。接着，他两手都抽了回来，在胸前一搭。

维维安的两片嘴唇慢慢地张开，直到她的牙齿被灯光照着，像刀刃一样地闪光。象牙球沿着轮盘的斜面缓缓地滑下去，在数字上面的镀铬棱角上弹跳着。过了好一会儿，随着一声清脆的“咔嗒”声，球不动了。与此同时，轮盘速度也慢下来，带着象牙球一起转。收赌人一直交叉着双臂站在那里纹丝不动，直到轮盘完全停止了转动。

“红胜。”他一本正经地、无动于衷地说。小象牙球停在红二十五号上，离着“零零”有三个号。维维安把头往后一仰，得意扬扬地笑起来。

收赌人举起耙子，慢慢地把那一垛一千块一张的钞票推过赌盘另一头，推到和维维安的赌注一起，再把所有的钱都推到赌盘外面。

埃迪·马尔斯笑着把钱包放进口袋，脚跟一扭，从木板墙上的那扇门走出了这间屋子。

十几个人这一下才透过气儿来，不约而同地向酒吧挤过去。我跟着他们挤出来，在维维安把赢的钱收拾好从赌桌转过身来之前，我已经走到赌厅另一头儿。我走出这间大屋子，来到空空荡荡的门厅里，从管衣帽的姑娘那儿取了我的帽子和大衣，在她的盘子里扔了一个两角五分钱的硬币，走到外面门廊上。看门的人走到我身边问：“要不要我把您的车开过来，先生？”

我说：“我出来遛一遛。”

门廊边上的涡形栏杆都被雾气打湿了。雾气凝成的水珠滴滴答答地从丝柏树上往下滴落。这些丝柏树丛向大海边上的悬崖那边伸展过去，树影越来越淡，渐渐消失在一片朦胧之中。前后左右都只能看到几步远的地方。我顺着门廊的台阶走下来，慢慢穿过树丛，沿着一条依稀可见的小路摸索着，最后我听到了悬崖下面海涛拍岸的声音。四下里一丝光亮也没有。雾气时浓时淡，我一会儿能清晰地看到十几棵树，一会儿树影又变得模模糊糊，再一会儿除了雾气以外什么都看不见了。我往左一拐，沿着另一条小路往回走，这条路能绕到赌客们停车的车库。当我刚刚能看清这座建筑物的轮廓时，忽然停住了脚步。我听到在前面不远的地方有一个人的咳嗽声。

在湿漉漉的草地上，我的脚步没有发出任何声响。那个人又咳嗽了一声，接着，声音被一条手绢——要不就是衣服袖子——给掩住了。趁他正掩住嘴的工夫，我朝他走近了几步。我看见了他——一个紧靠在路旁的隐约可见的身影。我一步跨到一棵树后面蹲下身子。那个人把头扭了过来。按说在他扭头的时候，我是应该能看到他的脸的——那个部位在雾气中应该是一块模糊的白颜色，但是我看到的却是黑乎乎的一团——这个人脸上罩着一副面具。

我在树后面静静地等着。

23

轻盈的脚步声，一个女人的脚步，顺着那条看不清楚的小路走了过来。我面前的这个男人往前探了探身，好像是倚在浓雾上。一开始我完全看不见那个女人，后来我朦朦胧胧地能够看出她的身影了。她那傲慢地昂着脑袋的姿势我很熟悉。那个男人敏捷地走向前去。两个人影混合在雾气中，简直成了这片雾景的一部分。刚一开始是死一般的寂静，接着那个男人开口说：

“这是一支手枪，夫人。老实点儿吧，”雾气里也能听得见声音。“把你的皮包递过来。”

那个女人一声也不吭。我向前迈了一步。突然之间，我看见了那个男人帽檐上雾气凝成的白绒。女的站在那里一动也不动。后来，她的呼吸开始粗重起来，就像一把小锉刀锉在软木头上一样。

“喊吧，”那个男人说，“一喊我就把你撕成两半儿。”

她没有喊叫，也没有动弹。男的动了一下，接着是咯咯两声冷笑。“最好在这儿把事了了。”他说。我听到皮包开关咔的一声响，接着是一阵摸索声。那个人转身朝我这棵树走过来。他走了三四步，又咯咯笑起来。这是一种在我的记忆中几乎忘却的笑声。我从衣兜里掏出一个烟斗，当作一支手枪举在手里。

我轻轻地喊了一声：“嘿！兰尼。”

这个人猛地站住了，开始把手往上抬。我说：“这可不像话。我告诉过你不要干这种事，兰尼。我的手枪对着你呢。”

三个人僵在那里。路边的女人一动不动。我也一动不动，兰尼更是一动也不动。

“把皮包放在你两脚之间，小子，”我吩咐他说，“动作慢点儿，别紧张。”

他弯下腰去。我趁他弯腰的当儿一步跳到他身边。他直起身来，几乎顶到我身上，呼呼地喘着大气儿。他的两只手是空的。

“是不是想跟我说不能这么便宜了我？”我说。我靠在他身上，从他大衣口袋里把他的手枪掏出来。“老是有人向我缴枪，”我对他说，“这些家伙压在我身上，让我走起道儿来都得哈着腰。滚吧。”

我们俩呼出的热气碰在一起，混合起来。我俩像是一堵墙头上走碰了头的两只公猫，怒目相视，目光简直要把对方刺穿。我往后退了一步。

“开路吧，兰尼。别动肝火。你也别张扬，我也不张扬，行吗？”

“行啊。”他沙哑着嗓子说。

雾气把他吞没了。刚开始还听得到隐隐约约的脚步声，后来就完全消失了。我捡起皮包来，在里面摸了一下，向那条小路走去。她还是一动不动地站在那儿。一只没戴手套的手紧紧揪着灰色皮大衣的领口，手上有一个戒指微微闪光。她没戴帽子，那从中间分开的黑头发像是夜色的一部分，她的眼睛也是一样。

“干得漂亮，马洛。你现在成了我的护卫了。”她话音里有一种刺耳的声调。

“有点儿像。这是你的皮包。”

她接过皮包。我说：“你是开车来的吗？”

她笑了。“我是同一个男人来的。你在这儿干什么？”

“埃迪·马尔斯要见我。”

“我还不知道你认识他呢。见你干吗？”

“告诉你也没关系。他以为我正在寻找一个他认为是和他老婆一起私奔了的人。”

“你是在找这个人吗？”

“不是。”

“那你何必来呢？”

“想弄明白他根据什么以为我在寻找一个他认为是和他老婆私奔了的人。”

“你弄明白了吗？”

“没有。”

“你泄露起机密来就像收音机里的广播员。”她说，“我觉得这件事和我没有关系——哪怕这个人就是我丈夫呢。我看你对这件事并不感兴趣。”

“人们一定叫我对这件事感兴趣不可。”

她有点儿不高兴地磕着牙齿。刚才那个拿着手枪、戴着面具的人干的事好像对她一点儿影响也没有。“好吧，带我到车库去，”她说，“我得去找找我的保镖了。”

我们顺着小路走过去，拐过这座建筑物的一角，前头出现了灯光。再拐过一个弯儿，来到一个由原来的破马棚改成的车库。两盏汽灯光把这个地方照得雪亮。这里地面上还铺着砖，以一定的坡度倾斜着向当中一道栅栏延伸过去。一辆辆汽车闪闪发光。一个穿着褐色工作服的男人从一条凳子上站起身走过来。

“我的男朋友还醉得人事不省吗？”维维安满不在乎地问他。

“我怕是这样的，小姐。我给他盖上了一条毯子，把车窗给摇上了。我估计他没什么问题，就是得歇一阵儿。”

我们朝一辆大型凯迪拉克走过去。穿工作服的男人拉开了后面车门。在又宽又长的后座上，一个男人歪歪扭扭地躺在那里，张着嘴在打鼾，一条方格呢的长毯子直盖到下巴上。这个人看上去是个身材魁梧的金发美男子，喝起酒来一定是海量。

“见见拉里·科布先生吧，”维维安说，“科布先生——马洛先生。”

我随便哼哼了两声。

“是科布先生陪我来的，”她说，“真是个好保镖，这位科布先生。照顾我照顾得多周到啊！你应该看看他清醒时的样子，我也应该看看，反正总该有人看看他清醒时是什么样子。我的意思是说，他清醒的时候太少见了。所以，拉里·科布酒醒的时刻——那是一种昙花一现、转瞬即逝，却又让人永远难忘的时刻——完全可以载入史册。”

“是啊。”我说。

“我甚至想过和他结婚呢，”她的声音有些不自然，好像刚才的那场抢劫案引起的震动现在才在她身上显现出来。“那是在偶尔的情况下，当我的脑子里想不起什么高兴事儿的时候。咱们谁都会有这种心情的。一阵子也就过去了。你知道吧，这人钱多得要命。一条游艇，长岛有一座别墅，纽波特有一座别墅，百慕大有一座别墅，说不定全世界到处都有他的别墅——不过和东一瓶西一瓶的苏格兰威士忌酒没什么两样。对于科布先生来讲，一瓶上好的威士忌也总是唾手可得的。”

“是啊，”我说，“他有送自己回家的司机吗？”

“不要老说‘是啊’，这也太俗气了。”她挑起眉毛来看着我。那个穿工作服的人正在使劲儿咬住下嘴唇。“噢，那还用说，他的司机足可以编成一个排。说不定他们每天早晨都对着车库编班操练——扣子闪亮，制服发光，手套白得晃眼——一派西点军校的高雅劲儿。”

“得了，还是说说他的司机到底在哪儿吧。”我说。

“他今天晚上是自己开车来的，”那个穿工作服的人几乎是带着歉意地说，“我可以打电话给他家里，叫他们派个人来接他回去。”

维维安转过身去，对他笑了笑，就好像他刚送给她一副钻石头饰一样。“那就太好了，”她说，“你是不是这就去打电话？我真不希望科布先生就这样断了气——你看他嘴巴张得这么大，要是死了，人家还以为是犯了酒瘾死的。”

穿工作服的男人说：“只要闻一闻，就准知道不是犯酒瘾死的，小姐。”

她打开皮包，抓出一把钞票，塞给他说：“我知道，你会好好照顾他的。”

“哎呀呀，”这家伙的眼睛都瞪圆了，“我一定会的，小姐。”

“我姓里甘，”她用甜甜的声音说，“里甘夫人。你以后说不定会再见到我的。你来这儿时间还不长，是吧？”

“不长，太太。”他的两手紧紧攥着那把钞票，不知该往哪儿放才好。

“你会喜欢这个地方的。”说着，她把我的胳膊挽起来，“咱们坐你的车走吧，马洛。”

“车在外面大街上呢。”

“走走路很好嘛，马洛。我喜欢在雾气里面遛个弯儿。你会遇着许多蛮有意思的人。”

“哦，别瞎说了。”我回答她。

她吊在我的胳膊上开始瑟瑟地发起抖来。在往我的汽车走的一路上她始终紧紧拉着我。到了汽车跟前，她不再发抖了。我开车从大楼阴面的一条弯曲的林荫小路驶过，这条小路通到德·卡森斯大街，那是拉斯奥林达斯的主要街道。我们的汽车在那些老旧的、噼里啪啦乱响的弧光灯底下驶过。开了一会儿，我们经过一座小镇：一幢幢建筑物，死气沉沉的商店，一个加油站——夜班电铃上面亮着一盏灯。最后，我们看见一个还没关门的杂货店。

“你最好喝一杯酒再走。”我说。

她动了动下巴，一个白点儿在车座的角落里闪动了一下。我开车斜穿过马路，在马路边上停了车。“一小杯黑咖啡，掺上一丁点儿黑麦威士忌，准保管用。”我说。

“我可以有两个水手加在一起的酒量，而且我也愿意喝得像水手一样烂醉。”

我给她拉着车门，她紧挨着我走出来，头发擦着我的脸。我们走进了杂货店。我在卖酒的柜台上买了一品脱黑麦威士忌，端到方凳旁边，放在有裂缝的大理石柜台上。

“来两杯咖啡，”我说，“不掺奶，要浓一点儿。别给我们隔年的陈货。”

“你们不能在这儿喝酒。”店员说。他穿着一件洗褪了色的工作服，头发稀拉拉的，目光很诚实，下巴缩着，绝不会在看到墙壁之前叫下巴撞在墙上。

维维安把手伸到皮包里掏出一包香烟，像男人抽烟那样摇出两根。她把香烟朝我递过来。

“在这里喝酒是违法的。”店员又说。

我点着了烟，没有理会他的话。他从一个失去了光泽的镍壶里倒出两杯咖啡放在我们面前。他看了看那瓶黑麦酒，低声嘟哝了一句，最后无可奈何地说：“好吧，你们俩喝的时候我去盯着街上。”

他走过去，站在橱窗后面，背对着我们，耳朵直直地竖着。

“干这种事真叫我心都跳到了嗓子眼上。”我说着，拧开威士忌酒的瓶塞儿，兑在咖啡里，“这个地方的警察真叫厉害。整个禁酒期间埃迪·马尔斯的公馆一直是夜总会，他们派了两个穿警服的人每天晚上站在门厅里看着客人，不许把酒带进来。不管是谁喝酒都得从马尔斯那里买。”

那个店员一下转过身，走回柜台后面，走进玻璃窗户后面的内间去了。

我们慢慢地喝着兑上酒的咖啡。我从咖啡壶后面的镜子里打量着维维安的面孔。这张脸洁净而苍白，非常漂亮可又带着点儿野劲儿。她的嘴唇红得扎眼。

“你的眼神里有股子凶气，”我说，“埃迪·马尔斯究竟抓住你什么了？”

她从镜子里看着我。“我今天晚上在轮盘赌台上赚了他不少——是用我昨天从他那儿借的五千块钱当本钱，而这五千块我根本没有动用。”

“没准儿他心疼了。那个歹徒就是他派的，你说是不是？”

“什么叫歹徒？”

“玩枪弄刀的家伙。”

“你是个歹徒吗？”

“当然了。”我笑着说，“不过严格说起来，所谓歹徒是指没站对地方的人。”

“我常常怀疑到底站在哪边才算真站对了。”

“咱们扯得太远了。埃迪·马尔斯到底抓着你什么了？”

“你是说抓住我什么小辫子吧？”

“就是。”

她把嘴唇一撇。“你应该聪明一点儿，马洛。应该比现在聪明得多。”

“将军怎么样了？我可不想装得像个机灵鬼。”

“不太好。他今天没起床。你至少可以停止审问我吧？”

“我记得有一次我也想这么问问你。将军到底知道多少情况？”

“也许他什么都知道了。”

“诺里斯会告诉他吧？”

“不会。怀尔德，那位地方检察官，到我们家来看过他。你把那些照片都烧了吗？”

“当然了。你还是很为你的小妹妹操心，是吧——时不时地。”

“我觉得唯一要我操心的就是她。从某种角度来说，我也替爸爸操心，尽量把事情瞒着他。”

“他倒没有太多的幻想，”我说，“不过我估计他还是有自尊心的。”

“我们是他的血肉啊，麻烦的地方就在这里。”她从镜子里用那两道深邃的目光盯着我，“我不希望他在对自己的血肉充满蔑视中死去。我们的血液确实很不安分，可并非总是腐败堕落的。”

“现在是吗？”

“我估计你是这么认为的。”

“你的倒不是这样。你不过在演戏而已。”

她的眼睛低了下去。我又抿了几口咖啡，为我们两个人各自点着了一根烟。“这么说你也开枪杀人，”她平静地说，“你是一个杀人犯。”

“我？怎么是杀人犯？”

“报纸和警方编排得挺巧妙。不过我对读到的东西并不是什么都相信的。”

“噢，你以为是我干掉了盖格或者布罗迪——要不就是把两个都给干掉了。”

她什么话也没说。“我用不着那样，”我说，“我猜想那么干对我也不是什么难事，他们两人肯定都想朝我撂两枪的。”

“这恰恰说明你在本质上是个杀人犯，和其他的警察一个样。”

“哦，别胡说了。”

“你是一个阴阴沉沉、闷声不响的人，你对别人的感情不见得比屠夫对他屠宰的牲口多多少。我第一次看见你就知道这一点了。”

“你交的狐朋狗友太多了，不可能了解其他类型的人。”

“那些人和你相比都是软骨头。”

“多谢了，夫人。你自己也不是一块松软的英国蛋糕。”

“咱们离开这个混账地方吧。”

我付了账，把那瓶黑麦酒揣在口袋里，我们一起走了出去。那个店员对我还是没有好感。

我们的车从拉斯奥林达斯开出去，连着经过几个潮湿的滨海小镇。在这些小镇里，低矮的小房子都建在波涛喧嚣的沙滩上，高大的楼房则建在靠后一些的斜坡上。时不时地可以看到一两扇有黄色灯光的窗户，但绝大多数住家都已经熄了灯。一股海草的腥味从海面上飘过来，弥漫在雾气里。汽车轮胎在湿漉漉的混凝土大道上嘎吱嘎吱地响着。整个世界是一片潮湿和空虚。

我们快要到德尔雷时，她才和我说话。这是我们离开杂货店后她第一次开口。她的声音压抑着，好像嗓子里有什么东西在深处跳动。

“从德尔雷滨海俱乐部旁边开下去，我想看看海水。靠左边，第二条马路就是。”

十字路口挂着一盏摇摇晃晃的昏黄的路灯。我掉过车头，顺着一道斜坡滑下去。路的一旁是高高的峭壁，右手就是城际公路。公路那边很远很远的地方是一片散乱的灯光。更远的地方是码头的灯火，天空凝聚着一座城市上方的烟雾。在这个方向，雾气差不多已经散尽了。在城际公路转了个弯儿从峭壁下面伸展出去的地方，我们这条路交叉过去，然后接上一条砖石铺成的滨海大道，大道的一边就是一片开阔寂寥的海滩。有很多汽车停在便道上，面对着大海，车身黑乎乎的。海滨俱乐部的灯光在几百码以外。

我把车靠在路旁刹住，关了前灯，手扶方向盘坐着。海水在弥漫的雾气中汹涌起伏，泛着白沫，几乎一点儿声音也没有，就和一股思潮从意识的边缘上正在努力成形时的情况一样。

“坐过来点儿。”她喘着粗气，含含糊糊地说。

我从方向盘后面移过来，坐到座位中间。她把身体从我旁边移开一点儿，就像是要偷偷向窗外看似的。接着，她一声不响地把身体向后一仰，倒在我怀里。她的脑袋差点儿撞到方向盘上。她的眼睛闭着，面容模模糊糊的。这以后，我看到她睁开眼睛，微微眨动着。即使是在黑暗中，也能看到她眼睛里的闪亮。

“把我抱紧点儿，你这畜生。”她说。

一开始，我用手臂松松地搂着她。她的头发在我脸上有点儿扎得慌。我搂紧了她，把她抱了起来。我慢慢地把她的脸凑近自己的脸。她的睫毛不停地颤动着，就像飞蛾的翅膀。

我飞快地用力吻了她一下，然后是一个紧贴在一起的长长的吻。她的双唇在我嘴唇下面张开，身体在我的怀中摇颤起来。

“杀人犯。”她温柔地说，呼吸直冲到我嘴里。

我把她的身体紧贴在我身上，直到她身体的颤抖几乎使我的身体也抖动起来。我继续吻着她。好长好长时间以后，她把头往后仰着说：“你住在什么地方？”

“霍巴特阿姆斯。肯莫尔附近的富兰克林区。”

“我从来没有去过呢。”

“想去吗？”

“是。”她喘息着。

“埃迪·马尔斯到底抓着你什么了？”

她的身体在我怀里挺直了，呼吸也变得粗重起来，她又把脑袋往后仰着，直到能用两眼盯着我，那双眼睛睁得大大的，眼白就像镶在黑眼珠周围的一道白环。

“原来是这么回事。”她有气无力地、呆板地说。

“就是这么回事。接吻是一件美事，可你父亲并不是雇我来陪你睡觉的。”

“你这个狗杂种。”她冷冷地说，一动也不动。

我冲着她的脸一笑。“别以为我是一根冰柱，”我说，“我既不是瞎子也不是白痴。我和其他人一样，血也是热的。你太容易到手了——过于容易了。埃迪·马尔斯到底抓住你什么了？”

“如果你再说这句话，我就要喊啦。”

“可以，喊吧。”

她猛地从我怀里挣脱开，直起身体，坐到汽车紧里面的角落里。

“男人们往往是因为这种小事就挨了枪子儿的，马洛。”

“男人们实际上往往是无缘无故就挨了枪子儿的。咱们初次见面的时候我就跟你说过我是个侦探。你那个可爱的小脑袋瓜儿应该把这一点好好弄个明白。我这是在工作，不是在做游戏。”

她在皮包里摸了摸，掏出一块手绢来，一口咬住它。她的脑袋从我面前扭过去。手绢撕裂的声音传到我耳朵里。她用牙齿一条又一条地慢慢把手绢撕碎。

“你凭什么以为他抓住我什么了？”她小声说。由于手绢堵着嘴，话音是闷声闷气的。

“他让你赢了一大笔钱，再派一个拿枪的人出去把钱给他弄回去。你倒并不太吃惊。我把钱给你截下来，你连谢也不谢我一声。我觉得整个事情就好像是一场表演。我相信从某个角度上看，这至少是故意表演给我看的——如果我配得上的话。”

“你以为他能想赢就赢，想输就输吗？”

“当然是。如果赌注的输赢一样时，十有八九是这样。”

“还用得着我对你说‘我非常讨厌你’吗，侦探先生？”

“你什么也不欠我的。有人已经给过我钱了。”

她把撕烂了的手绢甩到车窗外边。“你对女人真有礼貌哇。”

“我喜欢吻你。”

“你真冷静得可以。真让我高兴。我是不是该祝贺你，或者祝贺我的父亲呢？”

“我喜欢吻你。”

她的声音变得冷冰冰的，拉得老长。“带我离开这儿吧，如果你真那么好心的话。我敢肯定我是想回家了。”

“你就不愿意做我的一个姐妹吗？”

“假如我有一把刀子，我倒要切开你的喉咙——看看你血管里流的是什么玩意儿。”

“不过是毛毛虫的血而已。”我说。

我发动了汽车，掉过车头往回开，穿过城际公路上了大道，顺着大道开进城里，开到西好莱坞。她一句话也没说。一路上她几乎连动都没动。我开过一道道的大门，来到通往那座大宅邸的车辆进出门厅的下凹车道。她猛地拉开车门，还没等车停稳就跳下了车。她始终没有说话。我看着她在按过门铃之后背着我站在门口。大门开了，诺里斯向外张望了一下。她急急地从他身边冲进门去不见了。大门砰的一声又关了起来，剩下我坐在车里看着。

我从原路往回开，回到我的家里。

24

这次公寓的门厅可是空的。没有拿枪的人在那盆棕榈树底下等着要对我发号施令。我乘着电梯上到我住的那一层楼，顺着走廊往前走，从一扇门后传出收音机的轻柔的音乐声，我的脚步正好和乐曲的节奏合拍。我需要喝一杯酒，简直一分钟也等不了了。进了门，我连灯都没开，就照直向厨房奔去，可是还差三五步没到厨房，我一下子停住了。屋子里有点儿不对劲儿。空气里有一股味儿，一丝香气。窗户上帘幕已经放了下来，街上的灯光从边缝上透进来，给屋里带来一片朦胧的光亮。我一动不动地站在那儿听着。空气里的香气是一股香水味儿，一股浓得发腻的香水味儿。

屋子里没有声响，可以说毫无动静。我的眼睛渐渐在黑暗里适应过来，我看出在我前面的地板上有一样本不该有的东西。我退后两步，用大拇指钩着墙上的电灯开关，啪的一声打开了灯。

活动床已经放了下来。床上发出一阵哧哧的笑声。一个黄头发脑袋压在我的枕头上。两条赤裸裸的胳膊向上弯曲着，双手交叉地垫在后脑勺上。卡门·斯特恩伍德正仰面躺在我的床上对我傻笑。她那黄褐色的鬈发在枕头上铺散着，好像是经过精心细致的安排。那双蓝灰色的眼睛凝视着我，跟平常一样，就像从枪筒后面瞄着我似的。她笑了，那排又小又尖的牙齿闪闪发光。

“我的样子够帅吧？”她问。

我没好气地说：“帅得很，简直像个星期六晚会上的菲律宾人。”

我走过去拉开一盏落地灯，回来把天花板上的灯熄掉，又走到房间那边灯底下的一个小牌桌旁边。棋盘上摆着一局残棋，六步决定胜负。我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就和其他那一大堆解决不了的问题一样。我伸过手去挪了一步马，然后把我的帽子和大衣扯下来随手一扔。床上哧哧的傻笑声一直没停，那声音使我联想到在一所老房子的板墙后面作祟的老鼠。

“我敢说你绝对猜不着我是怎么进来的。”

我抽出一根烟，冷冷地打量着她：“我敢说我猜得着。你是从钥匙孔里钻进来的，就和彼得·潘
[1] 一样。”

“他是谁呀？”

“哦，过去我在弹子房认识的一个人。”

她又哧哧地笑起来，“你也挺帅的，是吧？”

我刚要说：“那个大拇指嘛——”可是她比我还快，用不着我提醒她。她从脑袋底下抽出右手来，马上开始咂弄起大拇指，一边用那圆滚滚的、任性的眼睛看着我。

“我已经脱光了。”她等我抽完一根烟，看了她一会儿之后，才说道。

“老天爷，”我说，“我心里隐隐约约正想这件事呢。我正在琢磨着我想的是什么，马上就要想出来了，却让你开口先说了。你要是不说，我马上也会说：‘我敢打赌你已经全脱光了。’我睡觉的时候可是连胶鞋都不脱，生怕有时候夜里醒过来受良心谴责，得赶快从床上溜走。”

“你真帅。”她像小猫似的把脑袋转了转，接着把左手也从脑袋底下抽出来，抓住被子，像演戏似的停了一下，猛地把被子甩到一边儿。她浑身上下一丝不挂，躺在床上让灯光照着，像一颗闪闪发光的珍珠。今天晚上，斯特恩伍德家的两个姑娘把两筒火药都喷射到我身上来了。

我从下嘴唇边上捏下一丝烟末儿来。

“真美，”我说，“不过我已经全看过了。记得吧？我老是赶上你一丝不挂的时候。”

她又哧哧地笑了几声，把被子重新盖上。“喂，你是怎么进了屋子的？”我问她。

“管公寓的人让我进来的。我把你的名片给他看了。名片是我从维维安那儿偷来的。我跟他说是你叫我到这儿来等你。我可是——我可是够神出鬼没的啦。”她的面孔因为得意而变得亮堂堂的。

“漂亮，”我说，“管公寓的人都这样。现在，我已经知道你怎么进来的了，你该说说准备怎么出去吧。”

她哧哧地笑个不停。“不准备出去——起码要多待一些时间……我喜欢你这里。你真帅。”

“听着，”我用手里的烟卷儿指着她，“别再让我给你穿衣服，我已经腻了。你要给我的我很感谢，可是我领不了这份儿情。道格豪斯·莱利从来没这么坑害过人。我是你的朋友。我不会坑害你的——哪怕你自己乐意叫我坑害也好。你和我只能保持朋友关系，而现在你要做的不是保持友谊的方法。现在，你愿意像一个听话的小姑娘那样把衣服穿起来吗？”

她来回地摇着脑袋。

“听着，”我继续说道，“你并没有把我放在心上，你不过是想让人看看你能放肆到什么地步。可是你用不着在我面前表现。我已经很清楚了。我老是赶上你——”

“把灯关上。”她哧哧地笑着。

我把烟卷儿扔到地板上一脚踩灭。我掏出一块手绢来擦了擦手心。我得再一次叫她打消这种念头。

“我可不是怕邻居，”我对她说，“他们才不在乎呢。不论哪一所公寓里都有不少下流女人钻进来，就是再多那么一两个，这座大楼也不至于就晃悠起来。这是关系到我职业尊严的问题。你应当明白——职业尊严。我现在正为你的父亲工作。他是一个病人，非常脆弱，非常绝望。他相信我不会对他耍什么花招。请你把衣服穿上行吗，卡门？”

“你的名字不是道格豪斯·莱利，”她说，“你叫菲利浦·马洛。你骗不了我。”

我低头看着棋盘。刚才那步马走错了
[2] 。我把它放回原来的地方。那样走赢不了这盘棋。在这局棋里，仗义解决不了问题。

我又抬头看着她。她躺着没动。在白枕头映衬下，面色显得格外苍白。她的两眼又大又黑，可是却像旱季里的空水桶一样空洞洞的。她的一只没有指甲盖儿的小手不安地捏着被子。她的神色中显出一些隐隐约约的忧虑来。不过她还没有搞清楚到底为什么。要让女人们——即使是那些特别高雅的女人——意识到她们的肉体并非是不可抗拒的诱惑，那真是难上加难。

我说：“我想到厨房里去调一杯酒。你来一杯吗？”

“嗯——唔。”那双漆黑、沉静、带着迷茫神情的眼睛阴沉地盯着我，眼色中的疑虑加深了。这种疑虑无声无息地悄悄出现在她的眼里，就像一只猫沿着深深的草丛走向一只小画眉鸟一样。

“如果你在我回来的时候穿好了衣服，就可以得到一杯酒，这行了吧？”

她的两排牙齿分开来，嘴里轻轻发出嘶嘶的声音。她没有理会我的话。我走到厨房里，取出一些苏格兰威士忌和汽水，调了两杯苏打水威士忌，我没有那种真正劲儿大的酒，也不用硝酸甘油或者蒸馏过的烈酒当饮料。当我端着杯子走回来时，她还是没有起身，嘶嘶的声音停止了。她的眼神也平和下来。她的嘴唇做出要对我笑的样子，接着她忽然坐起来，把被子从身上整个一掀，伸出手来。

“给我。”

“穿上以后再说。不穿不给。”

我把两杯酒放在牌桌上，坐下来又点着了一支烟。“穿吧，我不看你。”

我把脸扭过去。可是我觉察到一种突如其来的、刺耳的嘶嘶声，只得警觉地回过头去看她。她光着身子坐在那里，两手撑在床上，嘴张开一条缝，脸色像刚刮过的骨头一样。嘶嘶的声音从她嘴里剧烈地发出来，好像她自己不能控制一样。在她空虚的眼光后面隐藏着另一种神色，那是我在别的女人眼里从来没有看到过的。

然后，她的嘴唇非常缓慢而小心地动了动，就像是弹簧操纵着的假嘴唇。

她用极其下流的话骂了我一句。

这我倒不在乎。我不在乎她骂我什么，也不在乎其他任何人骂我什么。然而这是我住的房间。我把它当作我的一个家。这里面的东西就是我的一切，它们都使我产生某种联想，使我想起过去，想起一个叫作家庭的地方。这里面东西并不多，几本书，几张画，一台收音机，一副棋子，一些旧信，不过如此而已，一点儿也算不了什么。但就是这些东西却占据了我的全部记忆。

我不能容忍她再待在这间屋子里了。她骂我的话只不过使我想到这一切而已。

我克制着说：“我给你三分钟时间穿好衣服出去。如果到时候还不行，我就动用武力——把你扔出去。就让你这个样子，光着屁股。而且我要接着把你的衣服扔到走廊里去。现在——开始吧。”

她的牙齿直打战，嘶嘶声变得更刺耳、更疯狂了。她把脚悠到地板上，一只手从床边的一把椅子上把衣服钩过来。她开始穿衣服。我看着她穿。她用对于一个女人来说显得笨拙、僵硬的手指穿戴着，但是动作一点儿不慢，只用了两分钟多一点儿的时间就穿好了。我给她计算了时间。

她站在床边，一只绿皮包紧紧压在镶着皮边的大衣上。她脑袋上歪戴着一顶显得放荡的绿帽子。她站了一会儿，继续对我嘶嘶叫了一阵，面色仍然像刮过的骨头一样难看。她的眼光既空虚又闪现着狂野的情绪。最后，她快步走到门口，打开门走了出去。她没有说话，也没有回头。我听到电梯开动和沿着机架开下去的声音。

我走到窗前，拉开窗帘，把窗子开得大大的。随着晚风飘进一股不新鲜的甜腻味儿，其中夹杂着汽车废气和都市的气息。我用手钩着酒杯，慢慢地饮着。公寓大门在我的窗下关上了。寂静的人行道上传来脚步声。不远的地方一辆汽车发动起来。汽车冲进了夜色里，离合器咔嗒咔嗒乱响。我走回床边低头看着。她的脑袋枕出的印子还留在枕头上，那个纤小的、堕落的肉体压出的印子也还留在床单上。

我放下空酒杯，狂怒地把床铺扯了个乱七八糟。

注释

[1] 英国作家詹姆斯·巴瑞（1860—1937）同名作品中小男孩的名字。

[2] 在国际象棋里，英文的“马”和“骑士”是一个词。这里暗示对待卡门不能用骑士精神。

25

第二天早晨又下起雨来，灰蒙蒙的雨点斜着飘落下来，就像是飘拂着一副玻璃珠串成的窗帘。我起床的时候觉得懒洋洋的，疲乏得要命，站在那儿看着窗外，嘴里隐约还有一股斯特恩伍德家姐妹们留下的苦涩味。我的生活像稻草人身上的破口袋一样空空洞洞。我走进小厨房，喝了两杯黑咖啡。除了醉酒之外，有些别的东西也能给你留下点儿头疼和懊丧的感觉。我从女人们身上就体验到这一点，女人们叫我恶心。

我刮过脸，洗了个淋浴，穿好衣服，取出雨衣，从楼梯上走下来，站在大门口看着街头。街道对面一百码以外的地方停着一辆灰色普利茅斯牌汽车。这就是昨天企图跟踪我的那辆车，也正是我向埃迪·马尔斯问起过的那辆。也许里面坐的是一个警察——假如哪位警察有这么多闲工夫乐于浪费在尾随着我东跑西奔上的话。也许是哪个在侦探界混事儿的油子，想在别人的案子里插一手，挤进去捞点儿油水。再不然就是哪位不赞同我的夜生活的百慕大主教。

我走到公寓大楼后面，把我的敞篷车从车库里开出来，再绕回前面来，从这辆灰色普利茅斯前面开了过去。车里面独自坐着一个矮个儿男人。他开车跟上了我。在雨天里他的车开得相当不错。他跟我跟得很紧，凡是较短的街区，我驶不到头他就跟上来了；但是他又同我保持着一定的距离，在我们两辆汽车之间总是夹着其他一些车辆。我把车开到大马路上，在我办公室所在的大楼旁边的停车场停下车，走了出来。我的雨衣领子朝上翻着，帽檐压得低低的，雨点还是从帽檐和雨衣领子之间滴进来，凉冰冰地打在我的脸上。那辆普利茅斯停在对面一个消火栓旁边。我走向十字路口，在亮绿灯时穿过了马路，又转回头来在人行道外侧停着的一辆辆汽车旁边往回走。普利茅斯没有开动，也没有人下车。我走到这辆车跟前，从人行道那边猛地拽开车门。

一个矮小的、眼睛亮晶晶的人坐在方向盘后面，身子紧紧贴在角落里。我站在那儿瞅着他，雨点敲打着我的脊背。他的两只眼睛在一团缭绕的香烟后面眯缝着。他的双手不安地拍打着窄边儿的方向盘。

我说：“你能不能下个决心？”

他咽了口唾沫，烟卷儿在他嘴唇上跳动着。“我好像并不认识你。”他压低了声音说。

“我叫马洛，就是你这两天来一直盯着的那个人。”

“我没盯什么人，博士。”

“你没有盯，可是你这辆汽车却老跟着我。可能你控制不住它。你爱怎么说就怎么说吧。我现在要到马路那边的咖啡馆去吃早饭了，我要吃的是橘子汁、火腿蛋、奶酪、蜂蜜、三四杯咖啡，还得要一根牙签。然后我就去我的办公室，办公室就在你正对面的那座大楼七层楼上。如果你有什么烦恼实在忍受不了，可以上来找我，跟我谈谈。我今天没什么事，只是要给机关枪上点儿润滑油。”

我离开了他，任他在那里眨巴眼睛。二十分钟后，我把女清洁工的《爱之夜》扔出我的办公室，拆开一个厚厚的、用工整而秀丽的老式笔法书写的粗纸信封，信封里装的是一张简短的信柬和一大张紫红色的五百元的支票，取款姓名填的是菲利普·马洛，由文森特·诺里斯代表盖伊·布里萨·斯特恩伍德签字。这张支票使这个阴沉的上午变得晴朗了不少。我正要填一张银行存款单时，电铃响了，它告诉我有人走进了我这间又小又窄的接待室。来的不是别人，正是那个从普利茅斯车上下来的小个子。

“好得很。”我说，“进来吧，脱了你的大衣。”

我给他开着门，他小心翼翼地从我旁边钻进来，小心得仿佛是怕我会在他的小屁股上踢一脚似的。我们坐了下来，隔着办公桌面面相觑。他身材确实非常矮小，高度不过五英尺三英寸，体重恐怕超不过一个屠夫的大拇指头。他生着机警明亮的眼睛，努力做出一副严厉的神态，严厉得就像挂在半片硬壳上的牡蛎肉。他穿着一身暗灰色的衣服，上衣钉着双排纽扣。这件衣服肩膀太肥，领子也翻得太大。衣服外面套着一件没有系扣的爱尔兰花呢外衣，上面有一些破旧的斑点，一条花绸领带从衣服里蹿了出来，耷拉在翻领外边，上面溅了许多雨点子。

“也许你认识我吧，”他自我介绍说，“我叫哈里·琼斯。”

我说不认识他。我把一扁盒香烟朝他跟前推过去。他用整洁的瘦指头拈起一根烟来，就像鳟鱼吞苍蝇一样麻利。他用台式打火机点着了烟，又挥了挥手。

“我在这一带混过事儿，”他说，“认识不少人。过去我倒卖过私酒，从怀尼米港把酒运过来。这可不是桩好买卖，老弟。开着一辆探路的小汽车，大腿上放着一把枪，裤子后兜里塞满了一大沓钞票，足够堵塞住一条运煤槽。往往在到达贝弗利山以前就要给四拨警察买路钱。这可不是桩好买卖。”

“可怕。”我说。

他向后仰着身子，从紧抿着的小嘴角朝着天花板上吐烟圈儿。

“可能你不相信我。”他说。

“可能不相信，”我说，“也可能相信，还可能我没这闲工夫拿定主意。你究竟打的是什么鬼算盘？”

“没什么。”他若无其事地说。

“你来来回回追着我已经两天了，”我说，“就像一个小伙子跟在一个姑娘后头可又缺乏最后一点儿勇气似的。可能你是兜售什么保险的。可能你认识一个叫乔·布罗迪的人。这种‘可能’有一大堆，不过我手头也有一大堆自己的事儿要干呢。”

他的眼珠鼓了出来，下巴差点儿掉到大腿上。“耶稣基督！你怎么知道这些事的？”他尖声地问。

“我专门研究别人的心灵。快把你葫芦里的药晃荡晃荡，全倒出来吧。我可没工夫整天陪你。”

他眼睛里的光泽几乎在突然眯起的眼皮下面消失了，沉默了片刻。雨水拼命敲打着这个房间窗户下面公寓楼门厅的柏油平顶。他的眼睛稍稍睁开了一些，又发出光来。他的话里充满了感慨。

“那两天我是想摸摸你的底，真的，”他说，“我弄到点儿东西想脱手——很便宜，几张百元大钞就行。你怎么把我和乔牵扯到一块儿了？”

我拆开一个封信，读了一遍。这是一份研究指纹的函授学校的招生广告，期限六个月，如果我有兴趣参加，学费可以打折扣。我把这封信扔在废纸篓里，又看着这个矮个子。“我的话你别介意，我那不过是在瞎猜。你不是警察，你也不是埃迪·马尔斯那一伙人里的；我昨天晚上问过他了。除了乔·布罗迪的朋友，我看不出来有谁会对我这么感兴趣。”

“耶稣！”他舔了舔下嘴唇说。当我提到埃迪·马尔斯的时候，他的脸变得像张白纸。他的嘴角耷拉下来，烟卷儿还挂在嘴角，像有什么魔力让它长在那儿一样。“噢，你在骗我。”他最后说道，脸上挂着手术室里常常可以看到的那种绝望的笑容。

“好吧。我在骗你。”我打开了另一封信。信中表示愿意每天从华盛顿寄给我一份新闻稿，全都是内部消息——直接从机密部门发出来的。“我估计阿格尼丝已经出来了。”我又加了一句。

“不错。她叫我来的。你感兴趣了？”

“当然啦——她是个金发的美人儿嘛。”

“少开玩笑。那天晚上你在那儿时干得挺漂亮——就是布罗迪送了小命的那天晚上。布罗迪一定知道些和斯特恩伍德家利害攸关的事，要不然他不会孤注一掷给他们家送去那张照片的。”

“嗯——哼，这么说他知道点儿事，他知道什么呢？”

“这就是你该花两百块钱买的东西。”

我又把几封我的崇拜者的来信扔到废纸篓里，重新点燃了一根香烟。

“咱们非出城去不可，”他说，“阿格尼丝是个好姑娘，你不要因为那件事责怪她。这种日子，女孩子们要混口饭吃也真不容易哪。”

“对你来说她的块头儿太大了，”我说，“她能把你压扁，憋死你的。”

“这个笑话可有点儿下流，老弟。”他说，显出一副差点儿就够得上“道貌岸然”的样子，我不由得瞪了他一眼。

我说：“你讲得对。我最近碰到的都是些不对路的人。咱们还是别耍贫嘴，谈正事吧。你准备拿来换钱的是什么呢？”

“你给不给钱吧？”

“那得看它有什么用。”

“如果它能帮助你找到鲁斯蒂·里甘的话。”

“我并没有找鲁斯蒂·里甘。”

“这是你自己说。想不想听吧？”

“往下说吧。如果对我有用，我一定给钱。在我这个圈子里，两百块钱可要买一大堆消息哪。”

“埃迪·马尔斯把里甘干掉了。”他平静地说，把身子向后仰过去，那神气活像刚刚当上了副总统。

我向门口挥了挥手。“我简直都懒得跟你争辩，”我说，“我不想浪费氧气。请便吧，小矮子。”

他往办公桌这边探过身来，嘴角绷出了白道儿。他仔细地把烟头掐灭，掐了一遍又一遍，连看也不看一眼。从一扇门后面传来打字机单调的咔嗒咔嗒的响声，一行又一行地打着，每打一行小铃就叮地响一声。

“我真不骗你。”他说。

“走吧！别给我添麻烦了，我还有正经事儿要干呢。”

“不，你别这样，”他严厉地说，“我没这么容易打发。我到这儿来是想把我知道的告诉你；我正在告诉你。我认识里甘，可是不太熟，也无非是见面打个招呼，说一句：‘伙计，怎么样？’他也许回答我，也许根本不搭理，这要根据他的心情而定。不过他还是个好样的。我一向挺喜欢他。他爱上了一个叫莫娜·格兰特的女歌手。后来她姓了马尔斯的姓。里甘在伤心之下娶了另一个阔娘儿们，这个女人总是在那些赌场、舞厅里出来进去，好像在家就睡不好觉似的。你很了解她，高个儿，黑头发，漂亮得像一匹德比赛马会获胜的大马。可是这种类型的人却会给一个男人增加不少负担。太神经质。里甘不可能跟她合得来，可是，上帝，他跟她们家老头儿的家财大概挺合得来，你说对不对？你多半会这么想的。你会想，这个里甘是个斜眼的大秃鹰，眼光看得挺远，总是看着下一步该飞到哪儿去，对当时落在什么地方一点儿也不太在乎。这是你的想法。我可是觉得他一点儿也不把钱财放在眼里。这句话现在从我嘴里说出来，应该说是很了不起的恭维了。”

这个小矮个儿毕竟还有点儿脑子。没见过世面的土混混儿是想不到这一层的，更不用说能表达出来了。

我说：“这样看来他是逃跑了。”

“也许他打算要逃跑。带着那个娘儿们莫娜。莫娜并没有和埃迪·马尔斯住在一起；她不喜欢他干的那个营生，特别是他的副业，敲诈啦、偷汽车啦、藏匿东部来的那些逃亡犯啦，等等。据说有一天晚上里甘在大庭广众下警告埃迪说，如果埃迪干的这些违法的事把莫娜牵连进去的话，他就要来找他算账。”

“你告诉我的这些事大部分都是有案可查的，哈里，”我说，“你别指望凭着这些从我这里弄钱。”

“我就要说到无案可查的了。于是里甘失踪了。从前我每天下午看见他坐在瓦尔迪斯酒馆那儿喝爱尔兰威士忌，眼睛盯着墙。他不再高谈阔论了。他过去还时不时地下一笔赌注，我老往那儿跑就是为了这个——给普斯·沃尔格林兜揽几笔赛马的赌票。”

“我还以为他是买卖保险的呢。”

“这是他打的幌子。我估计你要是踩到他身上，他也许会卖你一份保险。接着说，到了九月中的时候我就再没见到里甘了。我没有马上就注意到这一点。你知道是怎么回事：一个人在这儿你就看见他，后来他不在了，你也就把他忘了，非到有什么事儿提醒你，你才会想到这个人。提醒我的是，有一次我听人开玩笑说埃迪·马尔斯的女人和鲁斯蒂·里甘私奔了，可是马尔斯一点儿也没有吃醋，倒就像他女人是同里甘结的婚，他只不过当了当男傧相。于是我把这件事告诉了乔·布罗迪。乔马上变得精明起来。”

“他是够精明的。”我说。

“够不上当警察的那种精明，毕竟也很精明。他马上想到可以从这件事里捞一笔。算计出来，假如他能够多少弄到点儿那两只野鸳鸯的消息，也许能敲诈两笔钱——一笔从埃迪·马尔斯那里，一笔从里甘的老婆那里。乔和他们那个家多少有些关系。”

“五千块钱的关系，”我说，“不久以前他敲过他们这么大一笔款子。”

“是吗？”哈里·琼斯显得有些惊讶，“阿格尼丝应当告诉我这件事的。女人就是这样，总想保留起一点儿秘密来。接着说，我和乔一直留心看报纸，可是报纸上什么消息也没有，于是我们明白，一定是老斯特恩伍德将军把事情给遮盖起来了。后来有一天我在瓦尔迪斯酒馆那儿看见了拉什·卡尼诺。知道这个人吗？”

我摇了摇头。

“这是个心狠手毒的家伙。有些人就是这样，要多毒辣有多毒辣。在马尔斯需要他的时候，他就替马尔斯办事——开枪杀人。他可以在两个人喝着酒的当儿开枪把人打死。在马尔斯用不着他的时候，他也不往马尔斯身边凑合。而且他不常待在洛杉矶。当然，他待不待在洛杉矶也许有意义，也许没有意义。可能他们已经知道了里甘的行踪，马尔斯正脸上带着阴笑，不声不响地坐在家里，等着时机。也很可能完全不是这么回事。反正我告诉了乔，乔就盯上了卡尼诺。他很会盯梢。跟我不一样，我干这种事是十足的外行。我把消息告诉了乔。免费赠送。乔一直跟踪卡尼诺到了斯特恩伍德家。卡尼诺在住宅外面停了车，一辆小汽车开到他旁边，里面坐着个女人。他们俩讲了几句话，乔觉得那个女的递过去一点儿什么东西，很可能是钱。那个女的匆匆走了。她就是里甘的老婆。真妙！她认识卡尼诺，卡尼诺认识马尔斯；这样，乔算计着卡尼诺一定知道点儿里甘的事，他自己也从中弄到了些好处。后来卡尼诺不知跑到哪儿去了，乔跟丢了他。第一幕到此结束。”

“这个卡尼诺长得什么样？”

“矮个儿，又粗又壮，棕头发，棕眼睛，常穿一身棕色衣服，戴一顶棕色帽子。就连小山羊皮的雨衣都是棕色的。开一辆棕色的小汽车。卡尼诺先生里里外外全是棕色的。”

“咱们开始第二幕吧。”我说。

“不给我钱，我只能告诉你这么多了。”

“你告诉我的这些事，我看不出有值二百块钱的地方。里甘太太既然在夜总会里认识一个过去卖过私酒的人，还和他结了婚，她当然也会认识其他这样的人。她和埃迪·马尔斯很熟。如果她觉得里甘出了什么事，她当然要找埃迪去讨个主意。而卡尼诺很可能就是埃迪选中来处理有关事项的人。你所知道的就是这些啦？”

“你想掏二百块钱打听埃迪妻子的下落吗？”这个矮个儿平静地问道。

我的耳朵一下子就竖起来了。我紧紧倚在椅子扶手上，差点儿把扶手压断。

“想知道吗，要是她只是一个人的话？”哈里·琼斯用一种轻柔的、几乎可以说是阴险的语气说，“要是她根本就没有和里甘私奔，而是被安置在离洛杉矶四十英里以外的一个隐秘的地方，为的是让警方始终认为她和他是潜逃了——要是我把这些情况告诉你，你肯花两百块钱吗，探子？”

我舔了舔嘴唇，嘴唇又干又咸。“我肯，”我说，“她在哪儿？”

“阿格尼丝发现了她，”他冷冷地说，“只不过是由于一个偶然的机会。她看见她开车出来，就在后面跟踪，发现了她隐藏的地方。阿格尼丝会告诉你这个地方在哪儿——当她把你给的钱拿在手里之后。”

我板起面孔说：“要是你讲给警察听，你什么也不会得到的，哈里。他们警察总局现在有不少刑讯犯人的老手，如果他们在审讯你的时候把你弄死了，他们还有阿格尼丝哪。”

“让他们试试吧，”他说，“我可不是一捏就碎的。”

“阿格尼丝一定知道一些我没有注意到的事情。”

“她是个混混儿，探子先生，我也是个混混儿。我们都是混混儿，所以我们才为了一个小钱儿彼此出卖。好吧！看看你有没有办法叫我说出来。”他伸手把我的烟又钩过去一根，干净利落地夹在嘴唇中间，他那划火柴点烟的方式和我一祥——在大拇指甲上划了两次都没划着，最后还是在鞋上才划着了。他均匀地吐着烟，直勾勾地盯着我。真是一个好笑的小矮子，要在棒球场上，我可以把他一下子从本垒扔到二垒。大人国里的一个侏儒。可是他身上某些地方我倒是挺喜欢。“我到这儿来可没想对你耍什么花招，”他坦然自若地说，“我来是为了做一笔两百块钱的交易。价钱没有涨。我来的目的是为了得个准信儿：你到底做不做这笔交易。可你现在却拿警察来吓唬我，你不觉得脸红吗？”

我说：“这条消息你可以卖两百块钱——可我首先得把两百块钱准备好。”

他站起身来，点了点头，把他那件破旧的爱尔兰呢大衣扯了扯，裹紧了上身。“这就对了。等天黑了再办事更方便一些。同埃迪·马尔斯这类人对着干可得加倍小心。不过人总得要有碗饭吃。赛马赌票的买卖最近一直没什么起色，我想那些大老板们可能已经通知普斯·沃尔格林叫他挪挪地方了。假如你愿意的话，你可以到办公室去一趟，西圣莫尼卡，富尔威德大楼四二八号。你得随身把钱带上，到时候我再带你去见阿格尼丝。”

“你自己不能告诉我吗？我已经见过阿格尼丝了。”

“我答应了她的。”他只简单地说了一句。他扣好大衣，把帽子歪着往脑袋上一戴，点了点头，便慢慢走到门口。他走了出去，脚步声沿着大厅消失了。

我来到银行，把我那五百美元的支票入了户，取出两百块现金。我又走回楼上，坐在椅子里想着哈里·琼斯和他所讲的故事。这件事未免也太巧了，它不像现实中的事情那样错综复杂，倒颇有点儿像一部内容严肃的小说那样直截了当。格里高利上尉早就应该能找到莫娜·马尔斯的——假如她离他的管辖范围那么近的话；或者不如说，假如他真试着找过的话。

我差不多整天都在想这件事。没有人到我办公室来，也没有人打电话找我。雨一直下个不停。

26

七点钟的时候，雨停了一小会儿。可是水沟里的水还是溢了出来。在西圣莫尼卡，路面的积水漫到和马路的边石相齐的地方，连人行道上也漾着薄薄的一层水。一个交通警察穿着浑身发亮的橡胶雨衣，蹚着水从湿淋淋的岗亭里走出来。我的橡胶雨靴在道路上来回打滑，走着走着，我拐了个弯儿，走进富尔威德大楼狭窄的门厅。门厅的紧里边孤零零地亮着一盏灯，照着曾经镀成金色的电梯间，电梯的门开着。一个破烂不堪的橡皮垫子上摆着一只邋里邋遢的痰盂。深黄色的墙壁上挂着一个大玻璃盒，装满了假牙，就像挂在门廊里的一个大闸盒。我甩下帽子上的雨水，看着假牙箱旁边的一块牌子。这块牌子上写着楼内房客姓名和房间号码。很多号码后面写着名字，也有很多没写名儿。不是有大批房间空着就是有大批房客不希望别人知道自己住在这里。用无痛疗法治牙的医生，侦探事务所，生意清淡、等着关张的小商号，函授学校——教你怎么成为一个铁路职员、无线电技师或者电影脚本作家——如果邮政检查员不因为他们漏付邮资而先逼得他们倒闭的话。这是一个肮脏破败的大楼。在这座楼里，陈腐的雪茄烟蒂恐怕是各种气味中最干净的了。

一个老头儿在电梯里的一个东摇西晃的凳子上打盹儿，屁股下面坐着一个破破烂烂的垫子。他张着嘴，脑门上的青筋在昏暗的灯光下闪着光。他穿着一件蓝色制服外套，松松荡荡，身体套在里面就像马拴在马厩里一样。外套下面是裤脚磨破了的灰裤子，脚上是白线袜子和黑皮鞋，一只鞋在大脚趾旁边的地方开了个口子。他坐在凳子上姿势很不舒服，一边打着盹儿，一边等着乘坐电梯的人。大楼里的诡秘气氛叫我悄悄地从他身边走过去。我找到太平门，把它拉开。消防楼道有一个月没有打扫过了，流浪汉在里面睡过觉，吃过饭，丢下满地的食物残屑、油污的烂报纸、零碎的火柴头，还有一个撕碎的空钱包。在一个墙壁上涂写得乱七八糟的阴暗角落里，扔着一个乳白色橡皮的避孕套，没有人理睬。这座大楼可真够齐全的！

我走到四楼，赶忙吸了两口气。大厅里放着同样破烂的皮垫子和肮脏的痰盂，墙壁同样是深黄色的，所有的东西给人以同样肮脏破烂的感觉。我顺着走廊往前走，拐过一个角落，在一扇黑洞洞的磨砂玻璃门上看见了“L.D.沃尔格林——保险公司”的字样。第二扇门、第三扇门（这扇门后面亮着灯）上面也有相同的字样。一扇房间里没有开灯的门上写着“入口”。

在后面有灯光的那扇门上面，开着一个玻璃气窗。哈里·琼斯像鸟叫一样又脆又尖的声音从里面传出来，他正在说：

“卡尼诺……是了，我在什么地方看见过你。当然了。”

我一下呆住了。另一个声音也在说话，是一种低沉的嗡嗡声，就像砖墙后面一台小马达在转动一样。这个声音说：“我想你会记得的。”这个声音听上去给人以阴险狡诈的感觉。

一把椅子在漆布地毯上蹭了一下，接着是脚步声，我头上的气窗砰的一声关上了。磨砂玻璃后面一道人影变得模糊了。

我走回标着沃尔格林名字的三扇门中的第一扇，轻轻推了推，门是锁住的。这扇门在门框里非常松动，显然已经有些年头了。也许是做门的时候用的木头没有干透，现在已经有些收缩。我掏出皮夹，把嵌在驾驶执照上的又厚又硬的透明塑料片扯下来。这是被法律忽略、未受禁止的一种盗窃工具。我戴上手套，轻轻地、像是爱抚似的用身体顶着门，将门把手向着与门框相反的方向使劲儿扭着，然后把塑料片塞进推开的门缝儿，找着了撞锁的斜面。咔嗒一声，像一块冰碎裂时那样清脆地响了一下。我一动不动地贴在门上，像一条鱼懒洋洋地漂在水里，屋里没有什么动静。我扭动门把手，把门向黑暗里推开。进到屋子里，我像开门时一样轻手轻脚地重新把门关上。

街头的灯光透过一扇没有窗帘的窗户照进来，形成一个长方形。这个长方形被一张办公桌的桌角遮黑了一块。桌子上隐隐约约可以看到一台盖着罩子的打字机，接着我看到的是通向隔壁房间的一扇门上的金属把手。这扇门没有锁，我穿过它走进第二间办公室。雨点忽然在紧闭的窗户上敲打起来。我在雨声掩护下走到这间屋子的另一头。通往开灯的办公室的门露着一条缝儿，一道窄窄的扇形光线从缝里照射出来。我正需要这样一个环境。我像猫在壁炉架上行走那样蹑手蹑脚走到门后上着合页的一边，把眼睛对着门缝，可是除了射到木棱上的光线以外，我什么也看不见。

那个嗡嗡的声音正在十分悦耳地说：“当然了，一个人可以轻轻松松地把另一个人干的事情弄砸了，如果他清楚那个人干的是什么事的话。这么说你去见过那个侦探了？哼，这件事你可办错了。埃迪不喜欢这样。那个侦探告诉埃迪说有人开着一辆灰色普利茅斯跟踪他。埃迪自然想要知道这到底是哪位、为什么要这样做。明白了吧？”

哈里·琼斯轻轻笑了笑：“这关他什么事？”

“你这样做有什么好处？”

“你知道我去找那个侦探的目的。我已经告诉你了。为的是布罗迪的那个姑娘。她非离开这儿不成，她的魂儿都快吓没了。她算计着那个侦探可能会给她一些钱。我手头一个子儿都没有。”

嗡嗡的声音继续柔和地说：“什么钱？侦探们是不会随便把钱给窑姐儿的。”

“他有办法搞钱。他认识不少阔家主儿。”哈里·琼斯笑了，笑声虽然不大，却丝毫也没有被吓住的意思。

“别跟我说废话了，小矮子。”嗡嗡的声音变得尖锐刺耳了，就好像马达轴承里进了沙子。

“好的，好的。你知道布罗迪死的情况。那个疯疯癫癫的小伙子干得挺漂亮，可是那天晚上正好这个马洛就在那间屋里。”

“这谁都知道，小矮子。他已经告诉警察局了。”

“哦——还有没告诉的呢。布罗迪想兜售斯特恩伍德家小千金的一张裸体像。马洛知道了。他们正在吵吵这事儿的时候，那个斯特恩伍德的小千金亲自出马——拿着一把手枪。她打了布罗迪一枪，这一枪打飞了，敲碎了一扇窗户。只是这一点侦探并没有告诉警察，而且阿格尼丝也没讲。她算计只要不讲出来，弄张车票到别处还可以照样混。”

“这些事难道跟埃迪就没有关系？”

“你说说有什么关系？”

“这个阿格尼丝在哪儿？”

“说不上。”

“你得告诉我，小矮子。是在这儿，还是在后面那间年轻人正赌小钱儿的房子里？”

“她现在是我的姑娘，卡尼诺。无论有什么事，我也不能让她替我倒霉。”

接着是一阵沉默。我听着雨点敲打窗户的声音。从门缝里飘出一股香烟味儿，我直想咳嗽，只好使劲儿地咬住手绢。

嗡嗡的声音又恢复了和蔼的语调说：“据我所知，这个金发娘儿们只不过是盖格的同伙。我要把这些情况去告诉埃迪。你敲了那个侦探多少钱？”

“两百。”

“到手了吗？”

哈里·琼斯又笑了。“我明天见他。我还是满怀希望的。”

“阿格尼丝在哪儿？”

“听我说——”

“阿格尼丝在哪儿？”

沉默。

“看这个，小矮子。”

我一动也不动。我没带手枪。用不着从门缝看我就知道，这个嗡嗡的声音叫哈里·琼斯看的不外乎是一把手枪。可是我想卡尼诺先生除了把枪亮出来以外，不会有更进一步的举动。我等待着。

“我看着呢。”哈里·琼斯说，他的声音憋在嘴巴里，仿佛没法儿从牙缝里挤出来一样。“而且我看到的也不是什么新鲜玩意儿。快开枪吧，看看对你能有什么好处。”

“对你有好处，你能得到一件芝加哥外套，小矮子。”

沉默。

“阿格尼丝在哪儿？”

哈里·琼斯叹了口气。“好吧，”他有气无力地说，“她在邦克山庭院街二十八号一所公寓里。房间号三〇一。我看我既然是个胆小鬼，也就不必再装什么门面了。”

“确实用不着。你很懂大道理。你和我一块去同她谈谈。我想要知道的是，她会不会把你的底儿兜出来，伙计。如果是你说的这样，万事全休。你可以敲那个侦探一笔，然后爱干什么就干什么。没有什么不痛快吧？”

“没有，”哈里·琼斯说，“没什么不痛快的，卡尼诺。”

“好极了。咱们一言为定。有酒吗？”嗡嗡声开始变得像女招待员的眼睫毛那么虚假，像一颗西瓜子那么圆滑。一个抽屉被拉开了。什么东西在木头上碰撞了一下。一把椅子嘎嘎地响着。接着是鞋底在地板上走动的声音。“为咱们做的这笔买卖祝贺一下吧！”那嗡嗡的声音说。

传来一阵倒酒的咯咯声。“正像女士们常常说的，希望你的貂皮大衣里别生虫子。”

哈里·琼斯轻轻地说：“祝你成功。”

我听到一阵急促的尖声咳嗽，接着是一阵剧烈的干呕，地板上咚的一声，好像掉下来一个杯子。我的手指紧紧揪住了雨衣。

嗡嗡声和蔼地说：“你不至于才喝一杯就不行了吧，伙计？”

哈里·琼斯没有回答。我听到的是一阵急促的喘息声，然后是死一般的沉寂。过了一会儿，一把椅子移动了一下。

“再见了，小矮子。”卡尼诺先生说。脚步声，电灯开关啪的一响，我脚下的光线没有了。一扇门轻轻地打开又关上。脚步声，从容不迫而若无其事地，渐渐消失了。

我把身体挪到门的另一边，把门拉开，向黑暗中张望了一下。借着从窗口射进来的街头的灯光，我隐约可以看见屋子里的情况。一张写字台的桌角微微反着光。桌子后面是一张椅子，椅子上是一个扭曲着的人形。沉闷的空气里弥漫着一股浓烈的气味，有点儿像香水味。我走向那扇通到外面走廊的门口，仔细听了听。我听到远处电梯开动的声音。

我找到了电灯开关。灯光从天花板上三条铜链子吊着的一盏满是灰尘的玻璃灯罩里射下来。哈里·琼斯从办公桌那边望着我，眼睛睁得很大，面孔因为痉挛而扭曲着，皮肤泛着青色。他的一颗黑脑袋歪在一边，身体直挺挺地靠着椅背坐着。

电车铃声好像在很远很远的地方丁零丁零地响了一阵，声音在无数的墙壁之间回荡来回荡去。一个半品脱的威士忌瓶子立在写字台上，盖子已经打开。哈里·琼斯用过的杯子丢在地板上，在桌子脚旁边闪闪发亮。另一只杯子不见了。

我尽量轻轻地用肺尖吸着气，又俯身闻了闻瓶子。除了烈性威士忌的焦味儿之外，瓶子里面还隐隐有另一种气味，像是苦杏仁味儿。哈里·琼斯临死前在他的大衣上呕吐了一片。这些都说明他是氰化物中毒。

我小心翼翼从他身边绕过，把挂在窗框一个挂钩上的电话簿取下来。我撂下电话簿，又拿起听筒，尽量离那个死去的矮个子远远的。我拨了问讯处的号码。对方回答了。

“请问您，庭院大街二十八号三〇一房间的电话号码是多少？”

“请稍等一下。”声音伴着苦杏仁味儿发出来。沉寂了片刻。“文特渥兹二五二八，这个电话号您从格林多渥公寓区可以查到。”

我谢过对方，拨了文特渥兹二五二八号。铃声响了三次，电话通了。从话筒里可以听到吵闹的收音机声；声音被捻小了。一个粗哑的男音说：“哈啰。”

“阿格尼丝在吗？”

“这儿没有叫阿格尼丝的，伙计。你要多少号啊？”

“文特渥兹二五二八。”

“号码对了，没有这个人。太遗憾了吧？”对方咯咯地笑着。

我挂断电话，又拿起电话簿，查到格林多渥公寓。我拨了管理员的号码。我的脑海中浮起一幅图像，仿佛看到卡尼诺先生正冒着大雨飞快地开着汽车去进行另一次会晤——他带去的是死亡。

“格林多渥公寓楼。我是希夫。”

“我是保安调查局沃利斯。你那里有没有一个名叫阿格尼丝·洛泽列的姑娘登记住宿？”

“你说你是哪儿？”

我又对他重复了一遍。

“如果你告诉我你的号码，我可以……”

“别开玩笑，”我气哼哼地说，“我有急事儿。有还是没有这个人？”

“没有。我们这儿没有这么个人。”对方的声音像干面包一样僵硬。

“在你们小客店登记的人有没有一个高个子、金发、灰眼睛的姑娘？”

“我说，我这儿不是小客店——”

“少啰唆，”我用警察的口吻说，“你是不是想要我把刑警队派到那儿、把你那个下流窝儿翻个个儿？我对邦克山的那些公寓住房非常清楚，先生，尤其是那些每个房间都有电话的公寓。”

“嘿，别着急，警官。我愿意合作。这里当然有不少金发女郎。哪儿没有呢？我还没太注意她们的眼睛。你要找的那个是单身吗？”

“单身。要不然就跟着一个小矮个儿，身长五英尺三英寸，体重一百一十磅，这个人长着亮晶晶的黑眼睛，穿着双排扣的暗灰色衣服，爱尔兰呢的大衣，灰帽子。我听说她住在三〇一，可是我往那儿打电话却让人抢白了一通。”

“哦，她不在那儿。三〇一里住的是几个汽车推销员。”

“谢谢。我自己到你那儿去看看。”

“请别惊动这里的房客，好吗？直接到我办公室里来吧？”

“多谢了，希夫先生。”我挂上了电话。

我擦去脸上的汗珠，走到办公室尽头的一个角落，面对着墙，一只手在墙上轻轻地拍打着。我慢慢地转过身，看了看屋子那边矮小的哈里·琼斯，他正坐在椅子上对我做怪相。

“好，你把他耍了，哈里，”我大声说，听着自己的声音都觉得有些奇怪，“你对他说的是假话，而且还像一个绅士一样把氰化物喝了下去。你死得像个中了毒的老鼠，哈里，可是在我看来，你却绝不是一只老鼠。”

我不得不搜查一下他身上。这当然不是件美事儿。他的口袋里没留下任何与阿格尼丝有关的东西，没有一点儿是我需要的，我也不指望会有，可是我不能不证实一下，因为卡尼诺先生也许会回来。卡尼诺先生多半是那种自信心极强的绅士，再回到自己的犯罪现场来看看，他是一点儿也不在乎的。

我关上灯，正准备开门，电话铃声突然刺耳地响起来。我听着铃声，咬紧牙，连下巴上的肌肉都拧成了疙瘩，有些发疼。我把门关上，又打开灯，走过去接电话。

“喂？”

一个女人的声音。“哈里在吗？”

“刚刚出去，阿格尼丝。”

听到叫她的名字，她停了一下，然后慢吞吞地说：“你是谁啊？”

“马洛，给你添过麻烦的人。”

“他在哪儿？”她的声音很不客气。

“我也是来找他，想给他两百块钱叫他告诉我一件事，条件已经讲好了。我带着钱呢。你在什么地方？”

“他没告诉你？”

“没有。”

“也许你最好还是问问他，他在哪儿？”

“我没法儿问他。你知道一个叫卡尼诺的吗？”

她猛地抽了一口气，那声音清楚得就像是她站在我身边一样。

“你想不想要这两百块钱？”我问。

“我——我太需要了，先生。”

“那好。告诉我把钱带到什么地方去。”

“我——我——”她的声音渐渐小下去，但马上又带着焦急和恐惧响起来，“哈里到底在哪儿？”

“吓坏了，跑掉了。你在什么地方等我吧——什么地方都成，我拿着钱呢。”

“我不相信你——关于哈里的那些话。这是个圈套。”

“胡说。我要是想把哈里抓起来，也不用等今天了。根本没有设置圈套的必要。卡尼诺不知怎么知道了点儿哈里的事儿，所以哈里被吓跑了。我不愿意把事情声张出去，你不愿意，哈里也不愿意。”哈里的嘴已经永远闭上了，谁也不会再从他嘴里套出什么了。“你不会认为我是在给埃迪·马尔斯当奸细，是吧，小天使？”

“是……我想不会的。你不会给埃迪办事。我半个钟头后和你见面。到布洛克·威尔希尔大厦旁边，停车场东口。”

“好的。”我说。

我把话筒撂到话机上。杏仁味儿又包围过来，还有那股呕吐物发出的酸臭。已经咽了气的矮个儿静静地坐在椅子上，既没有恐惧，也不会再有什么变化。

我离开了这间办公室。又黑又脏的楼道里一点儿动静也没有。一扇扇磨砂玻璃门后面都没有亮灯。我从消防楼梯走到二楼，从那里看了看电梯间发亮的顶棚。我按了一下开关，电梯摇摇晃晃地开动起来。我从楼梯跑到底层，当我走出大楼时，电梯正在我上面。

雨又下大了。我走进雨地里，大雨点儿迎面抽打在我脸上。一颗雨珠竟然打到我舌头上，我才发现自己的嘴还在张着。我感到下巴一边有些疼痛，这说明我的嘴张得太大，还使劲向后咧着。我在模仿刻画在哈里·琼斯脸上的死亡的痉挛。

27

“把钱给我。”

那辆灰色普利茅斯的发动机突突地响着，雨点噼噼啪啪地敲打着车篷。布洛克大厦顶上的绿色塔楼高高地在我们头上发出一道紫光，在这个黑暗的、湿淋淋的城市里，显得格外恬静和孤寂。她伸出一只戴着黑皮手套的手，我把钞票放在她手里。她俯下身，借着车内仪表板的微弱灯光把钱数了一遍。一个皮包咔的一声打开，又咔的一声合上。她从嘴唇里舒出一口气，朝我这边靠了靠。

“我就要离开这儿了，警察。我准备走了。这笔钱是我的路费，天晓得我是多么需要它。哈里出什么事了？”

“我跟你说过他跑了。卡尼诺不知怎么知道了他的事儿。忘掉哈里吧。我把钱给你了，我需要知道那个消息。”

“你马上就会知道的。我和乔上上星期天开车在伏契尔大街兜风。当时天已经不早，街灯陆续亮起来，像往常一样，这时街上汽车非常多。我们的车超过一辆棕色的小轿车，我看见开车的是个女人。她身边还坐着一个男人，长得又黑又矮。这姑娘满头的金发。我从前见过她。她就是埃迪·马尔斯的老婆。那个男的是卡尼诺。这两个人你只要见过一次以后就哪个也不会忘记。乔开车在前面反着跟踪这辆车。他在这方面很老练。卡尼诺这个看守正带她出来兜风。在里厄利特东面一英里左右的地方有一条岔路拐向山丘地带。路南是一片橘园，路北是一片光秃秃的荒地，像是地狱的后院。紧贴着山脚有一个制造杀虫剂的化工厂。公路边上有一座修理汽车和喷漆的小铺子，是一个叫阿特·赫克的人开的，很可能是走私车辆的转运站。车铺后面有一座木板房，房子后边就是山脚了。这里只有光秃秃的石头露出地面，再就是延伸好几英里的一座杀虫剂工厂。这就是她隐藏的地方。他们开车拐到这条路上，乔在前头也把汽车掉过头来。我们看见他们的汽车拐到开往木板房的岔路上。我们在那儿等了半小时，看着过往的车辆。没有人再从那条路出来。等到天已经完全黑下来，乔偷偷地走过去看了一下。他回来说木板房里有灯光和收音机声，房前停着的就是那辆轿车。我们后来就开回来了。”

她的谈话停下来。我听着汽车行驶在威尔希尔大街上时轮胎发出的沙沙声。我说：“从那时候起他们也许又换了好几个地方了。可是你拿来卖钱的也只能是这个——你也就知道这么多了。你肯定认出来是她吗？”

“只要你见过她一次，第二次就绝不会弄错。再见吧，警察，你该祝我走运才是。我这日子一向不好过啊。”

“那还用说。”我说完，便穿过马路，走回到我的汽车前边。

那辆灰色普利茅斯开动了，加快了速度，飞快地转了个弯儿，向日落广场开去。汽车马达声消失了，金头发的阿格尼丝也随之而永远地销声匿迹了——至少同我再没有什么关系了。已经有三个人死于非命：盖格、布罗迪，还有哈里·琼斯；而这个女人则是冒着大雨，提包里装着我的两百块钱，神不知鬼不觉地开车逃跑了。我踩动汽车的启动器，把车开到市内，吃了一顿晚饭。我饱餐了一顿；在雨地里开四十英里本是件苦差事，何况我还希望再把车开回来呢。

我开车往北，过了河，来到帕萨迪纳。一过帕萨迪纳，我差不多立刻就走进一片橘林里去了。密密的雨点被车灯照着，像是一道白色的瀑布。车窗上的刮雨板简直来不及把雨点刮净，但是，透过大雨和夜幕还是能分辨出路旁整整齐齐的树林。一排排树影在车窗外面无休无尽地向黑暗中退去。

来往车辆带着刺耳的嘶嘶声，溅起大片大片的泥水。公路一个急转弯儿拐进一座小镇，镇上满是低矮的房屋棚舍，铁路支线紧挨着这些小房舍穿过。树林越来越稀，往南伸展过去。道路渐渐高起来，路上有了几分凉意。北面，黑色的山丘起伏着，逐渐逼近。山丘两侧吹来一阵阵冷风。又过了一会儿，半空中隐隐约约出现两点黄色汽灯灯光，中间是一个霓虹灯招牌：“欢迎您到里厄利特来。”

路两旁的木板房离马路很远。露出当中一条宽阔的街道。接着出现了一片店铺；一家杂货店的雾气蒙蒙的窗玻璃里闪着灯光；电影院前面停着一片汽车；拐角上伫立着一幢黑洞洞的银行大楼，建筑物上有一只大钟，俯瞰着人行道。一群人正站在雨里望着银行的窗户，好像是在看什么演出。我把车继续往前开，空旷的原野又包围了我。

命运导演了一切。开出里厄利特镇大约一英里的地方，公路有一个急转弯。大雨捉弄了我，我的汽车拐弯时离路肩太近了，车的右前胎突然嘶的一声跑了气。我还没来得及停车，右后胎很快也瘪了。我猛地把车刹住，汽车一半停在公路上，一半停在路肩上。我走下汽车拿手电照了照，发现两个车胎都一点儿气也没有了。我只有一只备用胎。我看见瘪了的前胎上扎着一颗镀锌的大平头钉。马路边上到处扔着这种大钉子，虽然已经有人把钉子从路当中扫开，可是扫得不够远。

我关上手电，站在那里，一边闻着空气里的雨腥味，一边看着一条岔路上的黄色灯光。那灯光似乎是从一扇天窗中射出来的。这扇天窗可能是一家汽车修理店房顶上的，这家修汽车的店可能是一个叫阿特·赫克的人开的，在它隔壁可能还有一幢木板房。我把下巴缩在衣领里，朝那个方向走去。我马上又走回来，从驾驶操纵杆上解下行车执照，放进我的口袋里，然后弯腰趴到方向盘底下，在一个沉重的盖子后面——我坐在方向盘后面的时候，这个盖子正在我右腿下面——有一个秘密的小箱子。箱子里面有两支枪，一支是埃迪·马尔斯的打手兰尼的，另一支是我自己的。我拿了兰尼的那支，它比我这支使用的次数多得多。我把这支枪枪口朝下塞进内衣口袋，朝岔路走去。

修车铺离公路大约有一百码远。面对公路一边是一道没有窗户的高墙。我用手电在上面很快地晃了一下：“阿特·赫克——汽车修理、喷漆”。我不由得咯咯笑起来，但是哈里·琼斯的面容一下子浮现在我面前，我立刻就不笑了。修车铺的门已经关闭，但是门底下还露着灯光，两扇门之间也漏出一线亮光。我走过这间车库，那座木板房也在那儿。前面两扇窗户里点着灯，遮着窗帘。房子离大路相当远，在一片稀稀落落的树丛后面。一辆汽车停在房前的石子路上。车身很暗，看不太清楚，但肯定是一辆棕色的小轿车，车的主人肯定是卡尼诺。这辆车在木板房窄窄的木头走廊前静悄悄地蜷伏着。

他也许偶然会让她开车出去兜一圈儿，自己坐在她旁边，说不定还要拿着手枪。这个本应该同鲁斯蒂·里甘结婚的姑娘，这个埃迪·马尔斯留不住的姑娘，这个根本没和里甘私奔的姑娘。好一个卡尼诺先生。

我在雨地里又走回修车铺，用手电的把儿敲了敲那扇木头门。出现了片刻的寂静，像闷雷一样的沉重，屋里的灯熄灭了。我站在那儿微笑，舔着嘴唇上的雨水。我又在两扇门中间的地方敲了几下，看着手电照在上面的光圈发笑。这正是我想来的地方。

屋里有人开了腔，语气十分粗暴：“你要干什么？”

“开开门吧。我的车瘪了两个车胎，在公路上抛锚了。我只带了一个备用胎。帮帮忙吧。”

“对不起，先生，我们已经打烊了。西边一英里地就是里厄利特，到那里去看看吧。”

我不喜欢这种回答。我使劲踢门，踢了一下又一下。另一个人的声音传了出来，是一个嗡嗡的声音，像装在墙后面的一架小马达。我就喜欢这个声音，这声音说：“这是个机灵鬼，是吧？把门给他开开，阿特。”

一道门闩嘎吱响了一下，半扇门向里打开了。我的手电在一张瘦削的脸上闪了一下。忽然一件发光的东西砸下来，把手电从我手上敲掉，一支手枪瞄准了我。我弯下腰去把还在湿地上亮着的手电捡起来。

那个粗暴的声音说：“快把你那盏鬼灯关上，朋友。很多人就因为这样打手电吃了大亏呢。”

我关上手电，直起身来。车库里的灯亮了，照出一个穿工作服的瘦高个儿。他从敞开的门口退回去。手里的枪继续瞄着我。

“快进来关上门，陌生人。我们要看看该怎么办。”

我走进去，随手把门关上。我打量着这个瘦高个儿，却没有去看另外那个人，他被一个工作台挡住了，我进来以后他没有再说话。车库里弥漫着一股芳香而又令人作呕的焦木素味儿。

“你没长脑子吧？”瘦子呵斥我说，“今天中午里厄利特一家银行刚发生了抢劫案。”

“对不起。”我说。我想起了我在路上看到的那些站在银行前面看热闹的人。“我可没抢。我不是这地方的人，”

“哦，是这样。”他阴沉沉地说，“有人说作案的是几个小流氓，已经被人包围在这边的小山里了。”

“今天晚上这天气对捉迷藏倒挺合适。”我说，“我估计大路上那些平头钉子也是他们撒的。我的车胎就是叫那些钉子扎的，我想你还巴不得这样呢。”

“你还从来没挨过人家的嘴巴，是不是？”瘦子没好气儿地问我。

“没挨过像你这种瘦人的。”

阴影中的那个嗡嗡的声音说：“别再那么吓唬他了，阿特。人家已经够倒霉的了。你的营生不就是修理汽车吗？”

“谢谢。”我说，仍然没有向他那边看。

“行啊，行啊。”穿工作服的这个人咕噜着。他把枪塞进衣服口袋，咬着一个指关节，阴沉沉地看着我。焦木素味儿像乙醚一样叫人恶心。在角落里的一盏吊灯下，停放着一辆相当新的小汽车，一把喷漆枪放在汽车挡泥板上。

我这时才转过头看了看工作台后边的那个人。他身材矮小粗壮，肩膀又宽又厚，生着一张冷冰冰的脸、一双冷冰冰的黑眼睛。他穿着一身扎皮带的棕色羊皮雨衣，上面雨迹斑斑。一顶棕色帽子吊儿郎当地歪戴在头上。他背靠着工作台站着，从容不迫却又毫无兴趣地打量着我，好像在观察一块冷肉。也许他确实认为人们都不过是肉片儿吧。

他的黑眼珠慢慢地上下动了动，接着他挨个儿地检查了一遍他的指甲盖，又把手指举到灯下，仔细地研究它们；这一套都是好莱坞教给他的。他叼着一根香烟说：

“瘪了两个车胎，嗯？真够呛。我还以为他们已经把钉子扫了呢。”

“我在拐弯儿的时候车打滑了。”

“你是说你没来过这个镇子吗？”

“过路的。想去洛杉矶，离这儿还有多远？”

“四十英里。这种天气显得更远一点儿。从哪儿来呀，陌生人？”

“圣罗莎。”

“路不近哪，是吧？是塔霍、隆派恩那一带吗？”

“不是塔霍。是雷诺和卡森城那一带。”

“那也够远的了。”他嘴角上掠过一丝微笑。

“法律禁止吗？”我问他。

“唔？不禁止，当然不禁止。看来你以为我们爱管闲事。都是因为这里发生了抢劫案的缘故。拿一个千斤顶去把他的轮胎取下来，阿特。”

“我正忙着呢，”瘦子吼着，“我还有事儿要干。我的喷漆活儿还没完呢。再说外面正下雨，你大概也注意到了。”

穿棕衣服的人和颜悦色地说：“空气太潮了，漆是喷不好的。活动活动吧。”

我说：“一个前胎，一个后胎，都在右侧。一个可以用我那个备用胎换，如果你忙的话。”

“拿两个千斤顶去，阿特。”穿棕衣服的人说。

“嘿，听着——”阿特开始大声吵嚷起来。

穿棕衣服的人眼珠一转，用一种柔和沉静的目光盯了阿特一眼，然后又像是害臊似的低下眼皮。他一句话也没说，可是阿特就像被一阵暴风吹动了一样。他走到墙角，取了一件橡胶雨衣套在工作服上，戴了一顶防水帽。他抓起一把管子钳和一个手提式千斤顶，又推着一台带轮的千斤顶向门口走去。

阿特一言不发地走了出去，让门虚掩着。雨水从门缝里吹打进来。穿棕衣服的人慢慢走过去把门关上，又踱回来，往原来的地方一靠。如果我有心的话，这时候我本可以把他整治住的。屋子里只有我们两人。他并不知道我是谁。他漫不经心地看了我一眼，把烟头扔到水泥地板上，看也不看地一脚踩灭。

“我敢打赌，你需要喝一杯，”他说，“让身子里头和外头一样潮乎乎的。”他从身后的工作台上取出一个酒瓶，放在台子边上，又在旁边摆了两个酒杯。他把杯子斟满了酒，举起一只杯子来。

我像个木偶似的走上去接过酒杯。我的脸上还留着雨水的冰凉的感觉，沉浊的空气中弥漫着油漆的气味。

“这个阿特，”棕衣服的人说，“跟所有的修车工人一样，总要拼命地赶上个星期拉下的活儿。到这儿来是生意上的事吗？”

我不使对方觉察地闻了闻酒。气味儿正常。我看着他先喝了一口，才把我的喝了一口。我把酒在嘴里含了一会儿，没有氰化物。我把小酒杯一干而尽，把杯子放在他身边，转身走开来。

“公私兼顾。”我说。我走到那辆挡泥板上放着金属喷漆枪的小轿车旁边。雨点正猛烈地敲打着修车铺的屋顶。阿特这时正在雨地里骂骂咧咧地干活儿呢。

穿棕衣服的人看了看这辆挺大的轿车。“不过是个门面活儿。”他漫不经心地说，因为刚喝了酒，那嗡嗡的话音显得格外柔和，“可是车主很有钱，他的司机也正想赚点儿外快。你是知道这种骗人的行当的。”

我说：“还有一种行当比这个历史更老呢。”我的嘴唇有点儿发干，因为不想说话，我点着了一根烟。我希望我的车胎快些修好。时间无声无息地过去了。棕色衣服的人和我是萍水相逢的两个陌生人，我们隔着一个名叫哈里·琼斯的矮个子死人互相望着，只是棕衣服的人还不知道这一层罢了。

门外传来嘎吱嘎吱的脚步声，门从外边推开了。灯光照亮了外面的雨柱，把它们染成一条条银丝。阿特绷着脸，把两个泥污的车胎滚进来，一脚踹上了门，让一个车胎倒在门口。他气呼呼地看着我，“你真会找支千斤顶的地方。”他吼着。

棕衣服的人笑了起来，从口袋里掏出一个装镍币的金属管，在手掌里上下颠着。

“别发牢骚了，”他干巴巴地说，“快把车胎补好吧。”

“我这不是在补吗？”

“行了，那就别哼哼唧唧了。”

“哼！”阿特剥下橡胶套衣，摘下防水帽，随手往旁边一扔。他把一个车胎抬到一个支撑架上，把外胎狠狠地扒开，掏出内胎，很快地补好。接着，他沉着脸走到我身边的墙角，抓起一支气管，把内胎打足了气。内胎鼓起来以后，他啪的一声把气管嘴儿朝着粉刷过的墙上一扔。

我站在那儿看着卡尼诺颠动着手里的一筒镍币。刚才我那种浑身肌肉收缩的紧张劲儿已经过去了；我扭过头，望着身边这个瘦骨嶙峋的机修工。他把打足了气的内胎往上一抛，又用双手接住，一只手抓住内胎的一边。他带着一脸厌恶的表情检查了一遍，又瞅了一眼墙角里一只盛着脏水的镀锌铁盆，嘴里嘟哝了几句。

他们俩的配合真是太默契了。我竟没有看出任何有特殊含意的暗号、眼色或是手势。瘦子把充了气的内胎举在半空，盯着它。他半侧着身子，飞快地跨了一步，把车胎猛地扣在我的头和肩上。我立刻被一个紧箍儿套住了。

他在我身后跳起来，使劲儿压着车胎。他全身的重量都压在我的胸膛上，叫我的两条胳膊乖乖地贴在身子两侧动弹不得。我的手虽然可以动，但是够不着口袋里的手枪。

穿棕衣服的人几乎是跳跳蹿蹿地从屋子另一边朝我扑过来。手中紧握着那筒镍币。他毫无声音、毫无表情地走到我身边。那一瞬间我正弯下腰想把阿特腾空举起来。

攥着金属棒的沉重的拳头打在我张开的两只手上，就像一块石头穿透了尘雾，似乎把我的手砸穿了。我感到一阵晕眩。灯光跳动着，我眼前的东西开始模糊，但我还没有失去知觉。他又打了我一下。我的脑袋已经没有感觉了。灼亮的灯光变得更加强烈，除了晃得两眼生疼的白光以外，好像什么都不存在了。然后是一片黑暗，其中有什么小红东西像显微镜底下的细菌一样蠕动着。再后连光亮和蠕动的东西也没有了，只剩下黑暗、空虚和一股疾风以后大树倒下般的感觉。

28

离我不远的地方好像有一个女人，她正坐在一盏灯旁边，灯光很亮，她好像是灯光的附属品。另一道灯光刺眼地照在我脸上。于是我又闭上眼睛，想透过眼睫毛观察她。她浑身亮闪闪的，连头发都像一个装水果的银碗一样发光。她穿着一件绿色的线衣，外面翻着宽大的白领，脚上是一双尖尖的光滑的拖鞋。她正在抽烟，一个盛着琥珀色饮料的玻璃杯在她胳膊肘旁边放着，显得又高又白。

我小心地动了动脑袋，感到一阵疼痛，但不像我预想的那么厉害。我被捆扎得紧紧的，像一只绑紧了翅膀准备放到烤箱里去的火鸡。一副手铐把我的双手从身后铐住，上面吊一条绳子，绳子的另一头绑住我的两只脚腕，拴在我躺着的褐色长沙发上，我看不见沙发下面是怎样捆的。我扎动了一下，证明绳子确实捆得很结实。

我停止了这种偷偷摸摸的小动作，再次睁开眼睛，招呼了一声：“喂！”

那个女人把她那凝视着远处山峰般的目光收回来。她小巧而坚实的下巴慢慢地扭了过来。她的两只眼睛好像山中的湖水一样湛蓝。屋顶上，雨点仍然噼噼啪啪地敲打着，但是声音听去非常遥远，仿佛是给另外的人下的一场雨似的。

“你觉得怎么样了？”这是一个悦耳的、银子似的声音，简直可以和她的头发媲美。声音中微微有一种叮叮当当的乐调，和洋娃娃小房子里的钟声差不多。

“好极了，”我说，“不知是哪位在我下巴上盖了一座加油站。”

“你指望什么呢，马洛先生——指望送给你一束兰花吗？”

“一个简陋的松木匣子就够了，”我说，“用不着安铜把手或者银把手，也用不着把我的骨灰撒到蓝色的太平洋上。我倒更喜欢蛆虫。你知道吗？那些蛆虫也都有两性之别，任何一个都可以和另一个谈情说爱。”

“你脑袋有点儿发昏吧。”她瞪了我一眼说。

“请你把我脑袋上的灯光移开些好吗？”她站起来走到沙发后面。灯光消失了。我还从来不知道黑暗也是一种幸福。

“我认为你还不至于那么危险。”她说。她身材偏高，但不是那种细挑个儿；也很苗条，可又不那么干瘦。她又坐回到自己的椅子上。

“看来你知道我的名字了。”

“你睡得挺香。他们有充分时间检查了一下你的口袋。除了没给你上防腐香料之外，该干的他们全都干了。这么说你是个私人侦探？”

“他们就因为这个跟我这么过不去吗？”

她没有言语，手中的纸烟飘浮着一缕轻烟。她的烟卷儿在空中动了动。她的手很小，形状很美，不像现在一般女人的手，一把骨头棒子，和园丁的草耙子差不多。

“几点了？”我问。

透过盘旋缭绕的烟雾，她瞟了一眼自己的手腕：那双手正放在静谧的灯光的边缘上。“十点十七分。你是有什么约会吗？”

“我不会感到吃惊的。这是阿特·赫克汽车修理店旁边的那所房子吧？”

“是的。”

“那两个小伙子在干什么呢——在给我掘墓穴吗？”

“他们有事到别处去了。”

“你是说他们把你一个人留在这儿了？”

她把头又慢慢地转过来，笑了。“你的样子不像那么危险的。”

“我还以为他们把你当作囚犯呢。”

这句话对她似乎没有什么震动，甚至反倒使她有些开心。“你为什么要这样想？”

“我知道你是谁。”

她那双湛蓝色的眼睛发出锐利的光芒，我几乎看得到那光波的闪动，就像刀剑挥舞时的闪光一样。她的嘴抿紧了，但是语调却没有变。

“那我怕你的处境就危险了，而我是讨厌杀人的。”

“你可是埃迪·马尔斯的妻子。你不觉得丢人吗？”

她不喜欢这句话，使劲瞪了我一眼。我笑了笑。“除非你给我把这副手镯打开。不过我倒劝你别那么做。还是给我一口喝的东西吧，我看你放在那儿也不喝。”

她把杯子拿过来，杯子里的泡沫像那些到头来必将落空的希望一样泛了起来。她俯身靠近我，呼吸像小鹿的眼睛一样轻巧。我从杯子里喝了几大口。她把杯子从我唇边拿开，看着几滴酒顺着我的脖子流下去。

她又一次朝我俯下身来。热血开始在我周身回荡，就像一个满怀希望的房客察看一所新居一样。

“你的脸简直成了船帮上的防撞垫了。”她说。

“尽量欣赏欣赏吧，就这样也维持不了多久呢。”

她猛地转过头去倾听着。她的面色刹那间变得十分苍白。然而她听到的只不过是雨水打到墙上的声音。她走到房间的另一头，侧身对着我，微微弯下腰，看着地板。

“你为什么要到这儿来，把脖子搁到刀刃上？”她平静地问，“埃迪也没干什么对不起你的事儿。你完全知道，我要是不出来躲到这里，警察一定会认为是埃迪谋杀了里甘。”

“是他谋杀了里甘。”我说。

她没有任何反应，连站着的姿势也没有改变。她的呼吸变得又急促又粗重。我环视了一下这间屋子。两扇门，开在同一面墙上，一扇半开着。一块红色和棕色交织的方格地毯。窗户上是蓝色窗帘。糊墙纸上画着葱绿的松树。家具看上去像是从一个专门做汽车座椅的地方买来的，非常漂亮，也坚固耐用。她温和地说：“埃迪没把他怎么样。我好几个月不见里甘了。埃迪不是这种人。”

“你不和他睡在同一张床上，也不和他住在同一所房子里。你一个人生活。人们从相片上认出里甘来，他曾经到你住的地方去过。”

“这是谎话。”她冷冷地说。

我努力回忆格里高利上尉是否真的这么说过。我的脑袋昏昏沉沉的，我也不敢肯定自己记得对不对。

“而且这也和你毫不相干哪。”她又说。

“事情从头到尾都和我有关，我是受人雇用来调查这件事的。”

“埃迪不是这种人。”

“噢，你喜欢开赌窟的？”

“只要有人喜欢赌博，就必然有赌博的地方。”

“这不过是替他开脱。只要干过一次犯法的事，就再也没有什么顾忌了。你以为他不过是开开赌场，我却觉得他还是个卖淫书的，一个诈骗犯，一个非法倒卖汽车的掮客，一个遥控杀人的凶手，一个贿赂警察的坏蛋。他认为干什么有利、干什么能赚钱他就干什么。别对我宣扬什么心灵高尚的黑手党吧。心灵高尚的人是当不了黑手党的。”

“他不是杀人犯。”她皱起眉头说。

“不亲手杀人而已。他雇着卡尼诺哪。卡尼诺今天晚上刚杀了一个人，一个没伤害过别人的小人物。这个人只不过是在努力帮助另外一个人罢了。我几乎可以说是亲眼看见他被杀害的。”

她有气无力地笑了笑。

“好吧，”我吼叫着说，“你用不着相信。如果埃迪真是那么个好人，我倒愿意在卡尼诺不在场的情况下同他谈一谈。你知道卡尼诺会干出什么事的——他会首先打掉我的牙齿，再因为我说话不清楚踢破我的肚子。”

她仰着头，若有所思地站在那里，好像在考虑着一件事情。

“我认为白金的头发不时髦了。”我接着说，仅仅是为了让屋子里有声音，为了不让自己听别人讲话。

“这是假发，你这傻瓜。我自己的头发还没有完全长出来。”她举起手，一下子把假发扯开。她原来的头发已经剪得短短的，像一个男孩子似的。她又把假发戴了上去。

“谁给你弄成这样？”

她显出吃惊的样子，“我叫人剪的。怎么了？”

“是啊。为什么要剪短了？”

“为什么，为了向埃迪表明我愿意做他要我做的事情——愿意躲起来。为了表明他用不着叫人看着我。我不会拆他的台。我爱他。”

“天哪，”我呻吟着说，“可是你却让我在你这儿，和你在这间屋里。”

她翻过一只手来，凝视了一会儿，然后猛地走出了房间。回来之后，她手里多了一把菜刀。她俯下身子开始割我身上的绳子。

“手铐的钥匙在卡尼诺身上呢，”她说，“我开不了你的手铐。”

她退后了两步，呼呼地喘着气。她已经把每一个绳结都割断了。

“你这人真有意思，”她说，“一张嘴就知道开玩笑——你自己都到这份儿上了。”

“我一直认为埃迪不是个杀人犯。”

她迅速转过身，又走回到灯旁自己那张椅子上坐下。她把脸埋到双手里。我把两只脚挪到地板上，站起身来。我两腿发僵，摇摇摆摆地走了几步，左脸上的整个神经网都在突突地跳动着。我向前跨了一步：我还能走路，我甚至还能跑——如果非跑不可的话。

“我想你是打算放我走了。”我说。

她脸也不抬地点了点头。

“你最好也和我一起走——如果你还想活下去的话。”

“别浪费时间。他随时都可能回来。”

“给我点根烟。”

我站在她身边，挨着她的膝盖。她一下子站起身来。我们俩的眼睛离着只有几英寸远。

“哈啰，银头发姑娘。”我温柔地说。

她退了两步，绕到椅子后面，从桌上抄起一包香烟，抽出一根，粗鲁地塞到我嘴上。她的手哆嗦着。她打着一个小小的绿皮打火机，举到香烟上。我吸了一口烟，凝视着她的湛蓝色的眼睛。我趁她还没有从我身边走开的时候对她说：

“是一个叫哈里·琼斯的小鸟儿指引我到你这儿来的。这只小鸟常常在酒吧间跳进跳出，兜揽几笔赛马的赌注当零食吃，同时也探听一点儿小道消息。这只小鸟了解到卡尼诺的一些事。他和他的朋友不知道通过什么途径知道了你的下落。他到我这儿来出卖这项情报，因为他知道——他怎么知道的说来话就长了——我正给斯特恩伍德将军办事儿。我得到了他的情报，可是卡尼诺却抓住了这只小鸟。他现在已经是一只死鸟了，羽毛散乱，脑袋耷拉下来，嘴上还凝着一滴血珠。卡尼诺害死了他。当然，埃迪·马尔斯是不会干这种事的，是吧，银发姑娘？他从来没杀过人。他只是雇别人当刽子手。”

“出去！”她声嘶力竭地喊着，“快出去！”

她的手抓着那个绿色的打火机，举在半空，手指抠得紧紧的，指关节一点儿血色也没有。

“不过卡尼诺还不知道我了解了这个情况，”我说，“关于这只小鸟的事。他只知道我在到处乱伸鼻子探听秘密。”

这时，她笑了。她笑的样子极其痛苦，像狂风中的枯树一样瑟瑟发抖。我猜测这笑声中有某种迷惑不解的成分，不完全是惊疑，好像是对已经了解的事物又有了一种新发现，但和原先知道的又配不上。可是我又想，只从她的笑声里，哪儿能推断出她这么多心思呢！

“真有意思，”她像喘不过气似的说，“太有意思了。因为你知道——我还爱着他。女人们——”她又开始大笑起来。

我竖起耳朵听着，脑袋上的神经突突地跳着。我听到的还是唰唰的雨声。“咱们走吧，”我说，“赶快。”

她退后两步，脸沉了下来。“出去，你这个人！出去！你可以走到里厄利特。你走到那儿去不成问题。你可以不告诉别人这里的事——至少一两个小时之内先别说。你起码还欠我这点儿情吧？”

“咱们一起走。”我说，“有枪吗，银发姑娘？”

“你知道我不会走的。你知道的。我求你，求求你快从这儿走吧！”

我走近她身边，几乎挨着她的身体。“你打算把我放走以后还待在这儿？等着那个杀人狂回来好向他道歉？那个家伙杀一个人同拍死一只苍蝇差不多，你要和我一起走，银发姑娘。”

“不。”

“设想一下，”我低声说，“如果你那英俊的丈夫确实杀了里甘呢？或者假如说是卡尼诺背着埃迪把他杀死的呢？只要好好想一想就够了。你把我放走以后，你还能活多久呢？”

“我不怕卡尼诺。毕竟我还是他上司的妻子。”

“埃迪不过也就是一撮玉米粥，”我厉声说，“卡尼诺能拿个小茶匙一勺勺地把他舀着吃掉。他能像猫儿逮金丝鸟一样把埃迪叼在嘴里。一撮玉米粥。像你这样的姑娘爱什么人都成，就是别爱上一个成了玉米粥的男人。”

“出去！”她像是啐了我一口似的说。

“好吧。”我转身离开她，从半开着的门走到外面黑暗的门厅里。这时，她赶上了我，从我身旁跑过去，打开了前门。她悄悄察看了一下外面黑洞洞的雨地，又倾听了一会儿，接着，她示意叫我走出去。

“再见吧，”她低声地说，“祝你一切顺利，但是有一样我得告诉你，埃迪没有杀害鲁斯蒂·里甘。当里甘愿意露面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他正在一个什么地方健康地活着呢。”

我靠在她身上，用我的身体把她压到墙上，嘴唇对着她的脸。我就这样和她说着话。

“我用不着急着走。这一切都是预先安排好了的，每一个细节都排练过，时间连半秒钟都不会错。就像广播节目一样。我完全不必着急。吻吻我吧，银发姑娘。”

在我的嘴唇下面，她的脸像冰一样凉。她抬起双手，捧住我的头，用力吻了吻我的双唇。她的嘴唇也凉得像冰一样。

我走出门来，门无声无息地在我身后关上了。雨点飘进门廊来，可是却不如她的嘴唇那么冰冷。

29

隔壁的汽车修理房里黑洞洞的没有灯光。我走到石子铺砌的汽车道那边，又穿过一片充满积水的草坪。雨水在汽车道上汇成一条条的小渠，汩汩地流进远处一条水沟里。我光着头。我的帽子一定掉在车库里了。卡尼诺没有把它带过去，他没有为这件事操心。他根本没想到我还用得着帽子。我猜想他这时正扬扬得意地一个人驾着汽车在雨地里往回开；他已经把那个老是沉着脸的瘦高个儿阿特和那辆多半是偷来的轿车安放在一个非常保险的地方了。那位银头发姑娘很爱埃迪·马尔斯，她甘愿为他躲起来，连面也不露。卡尼诺回来以后拿得准一定会在原来的地方找到她。她正安安静静地在灯旁坐着，一杯酒原封不动地摆在身边，而我也还是结结实实地绑在长沙发上。他那时就会把她的东西拿到外面的汽车上，再仔仔细细把屋子检查一遍，保证不留下任何犯嫌的痕迹。他会叫她到外面去等着他。她不会听到枪声的。一根包着橡皮的铅头棒打在脑袋上，同样能解决问题。他会告诉她，他暂时把我捆着撂在那儿，过一会儿我就会挣扎开的。他认为她傻里傻气的什么话都会相信。卡尼诺先生真是个可爱的人物哪。

雨衣的前襟没有扣上，我没法系上扣子，因为我的手是反铐着的。雨衣的下摆拍打着我的两条腿，像是一只没有力气的大鸟儿扇着翅膀。我走到公路上。汽车一辆辆地从我身旁驶过，车灯照亮了一大片水波。车胎吱吱的声音消失在远处。我找到我那辆篷子可以翻下来的汽车，它仍然停在原来的地方。两只轮胎都已修好，重新安上，如果需要的话，一发动就可以开走。他们考虑得还真是周到。我爬进车里，侧身俯到方向盘下面，摸索着把储藏箱的皮盖扯开。我把另一支手枪掏出来，藏在外衣下面，转身走回去。我觉得整个天地变得非常小，非常闭塞，黑暗得透不过气来。仿佛是，这个世界只有我和卡尼诺容身其中了。

我刚走了一半路，一辆汽车的车灯就差点儿照在我身上。车灯急遽地往旁边一拐，我忙不迭地从沟沿上滑到下面的水沟里，屏住呼吸缩身在水里。汽车一点儿也没有减低速度，呜的一声驶了过去。我抬起头来，听着汽车轮胎刺耳的声音驶离公路，开到石子铺成的岔道上去。马达熄了火，车灯关掉，车门砰的一声响。我没有听到房门关闭的声音，但是一缕光线透过树丛，似乎是一扇窗户的窗帘拉开了，要不就是客厅里的灯打开了。

我走回到湿漉漉的草坪上，从积水里过去。在我和房子中间停着那辆汽车，我的手枪在我的右侧，我使劲往前扭着右臂，差点把左胳膊拉脱了臼。汽车里的灯已经关了，没有人，还发散着热气。散热器里的水汩汩地流动着，声音很悦耳。我从车门外面往里看了看，车钥匙还挂在仪表盘上。卡尼诺绝对没有想到可能出什么差错。我从汽车后边绕过去，小心翼翼地跨过石子路，走到窗户下边听了一会儿。什么声音也听不见，只有雨点在排水道下面砰砰地敲打金属拐脖的声响。

我继续听着。还是听不到什么大响动，一切都非常安静恬适。他这时也许正在对她咕噜着什么。她也许马上就要告诉他她把我放走了，我已经答应了她，决不泄露他们的行踪。他不会相信我，正像我不会相信他似的。因此他不可能在这里待多久，他马上就会转移，把她带到另一个地方去。我要做的就是在外面等着他出来。

可是我没有那么大耐心等他。我把枪换到左手，弯下腰，抓起一把石子，往窗户上一撒。这一招儿见效不大，只有很少几粒打到窗纱上面的玻璃上。然而这几粒也就足够了，一阵唰唰啦啦的声响就像水堤开了口似的。

我跑回汽车这边，站到脚踏板上。屋子里的灯都关上了，再没有其他动静了。我一动不动地俯身在脚踏板上，等待着。卡尼诺没上这个圈套。这小子太狡猾了。

我站起身来，倒退着缩进汽车里，摸到点火钥匙，把它拧开。我又用脚在下面探了探，寻找启动器，但是这辆车的启动器是安在仪表盘上的。最后我总算摸到了。我用手一拔，启动器接了火，还没有冷却下来的马达立刻发动起来，发出轻柔悦耳的突突声。我从汽车里钻出来，蹲在后轮旁边。

我冷得直发抖，不过我非常清楚卡尼诺是不会喜欢我最后制造的这一声响效果的。他太需要这辆汽车了。一扇黑乎乎的窗户一寸一寸地往下移，如果不是窗玻璃上的闪光在晃动，我是看不出来的。突然间，火光从里面闪了几下，接着是三声迅急的枪响，几乎紧紧连在一起。汽车玻璃马上出现了星光似的裂纹。我发出痛苦的呼叫，叫声渐渐变成凄厉的呻吟。呻吟变成喉咙里的咯咯声，流血已经把我窒息了。我让我的咯咯声令人厌恶地消失下去，最后只剩下张着大嘴咽气的声音。我的表演很出色。我非常得意。卡尼诺也高兴得要命。我听见了他的笑声。那是一种低沉的、瓮声瓮气的笑声，同他讲话时那种猫打呼噜的声音完全不一样。

接下来是片刻的沉寂，只有噼噼啪啪的雨点和汽车马达的轻柔的突突声。这以后，房门一点点地打开了，夜幕上开启了一个更深的黑洞。一个人影出现在黑洞里，动作非常谨慎，恍惚可以看到脖子上有一块白色——是那个女郎的衣领。她四肢僵直地走到门廊上，简直像个木头人。我看到她头上银发的闪光。卡尼诺蜷缩在她身后，不敢多迈一步。他们这幕戏演得太认真了，简直有点儿滑稽。

她走下台阶。现在我可以看到她的苍白的、肌肉发僵的面庞了。她朝着汽车走过来。对卡尼诺来说，她走在前面是个挡箭牌，如果我还能往他脸上啐唾沫的话。她的声音从沙沙的雨声中传过来。她说得很慢，声调很平板：“我什么也看不见，拉什。窗户上的雾气太大了。”

他咕噜了一句什么，女孩子的身体猛地抖动了一下，看来他用手枪在她背后捅了一下儿。她又往前走了几步，已经靠近这辆没有灯光的车子前面了。我这时可以看见她背后的卡尼诺了，可以看见他的帽子，半张脸和一边的肩膀。女孩子突然僵立在那里，尖叫起来。一声尖锐刺耳的叫喊。我像猛地挨了一拳似的浑身震动了一下。

“我看见了，”她喊道，“他在车子那边，车轮旁边，拉什。”

他像只铅桶似的掉到我的陷阱里。他猛地把她往旁边一推，一步蹿到前边，一只手向上一扬。又是三道火光划破黑暗。又是一阵玻璃的破碎声。—颗子弹穿透玻璃打进我旁边的一棵树里，一颗子弹打到什么地方呼啸着弹跳到远处。马达仍然静静地转动着。

他弯着腰，蜷缩在黑暗里。在枪火一阵闪耀后，他的脸似乎又逐渐重现出来，一个没有轮廓的灰块。如果他用的是左轮手枪，子弹该打完了。但也可能没有打完。他一共开了六枪，可是他也许在屋子里又装上了子弹。我希望他的枪里还有子弹。我不愿意他手里拿的是空枪。但也可能他手里是一支自动手枪。

我说：“完了吗？”

他向我扑过来。也许我该像个老派绅士那样表现点儿侠义风度，我给他个机会再叫他开一两枪。但是他的枪还举在手里，我不能再等了。我来不及扮演老派绅士了。我朝他开了四枪，手里的科尔特枪柄一下下敲打着我的肋骨。像是被人踢了一脚似的，他的枪从手上飞了出去。他的两只手往肚子上一捂，我连那拍打的声音都听见了。他就这样直挺挺地一头栽倒在地上，两只大手一直抱着自己的身子。他脸朝下地趴在潮湿的石子路上，一倒下就再也没有发出声音来。

“银头发”同样也没有出声音。她木然站在那里，任凭雨点敲打着身体。我绕过卡尼诺，毫无目的地把他的枪往远处踢了一脚。接着我又跟过去，侧着身子弯腰把枪拾起来。这样，我就紧靠在她身边站着了。她忧郁地、像是自言自语地说：“我——我刚才就想你会跑回来的。”

我说：“咱们不是有个约会吗？我告诉过你一切都已经安排好了。”我像个傻子似的放声笑起来。

她弯下腰去，在他身上摸索了一阵。一会儿，她直起身来，手里拿着一把带细链儿的钥匙。

她有些气恼地说：“你非把他杀了不可吗？”

我一下子不笑了，正像我开始笑时一样突然。她走到我身后，打开了手铐。

“是的，”她温柔地说，“我想你是非把他杀了不可。”

30

是新的一天了，太阳重又照射着大地。

失踪人口调查局的格里高利上尉目光凝滞地望着窗外法院大楼上装着铁槛的窗口；一场雨后，这座建筑物显得洁白而又干净。过了一会儿，他把坐在转椅上的身躯笨重地转过来，用他那烫得生着厚痂的拇指按了按烟斗，面色阴沉地望着我。

“这么说你又捅下娄子了？”

“哦，你听说了。”

“老弟，我整天在这儿坐着，看上去好像没长着脑子似的。可是你要是知道我都听到了些什么，你会吓一跳的。照我看，你把卡尼诺打死倒是件好事儿，可是你也千万别指望办理刑事杀人的警察颁发给你一枚奖章。”

“这些日子左一件右一件凶杀案尽是围着我转，”我说，“但是一直也没有我的份儿。”

他宽容地一笑。“躲在那儿的那个女人是埃迪·马尔斯的老婆，这是谁告诉你的？”

我对他讲了一遍。他仔细听完，打了个哈欠。他用一只盘子似的大手拍了拍镶着金牙的嘴巴。“我猜想你会认为我早就该找到她的。”

“这是合情合理的推论。”

“也许我早就知道了，”他说，“也许我认为如果埃迪和他老婆想玩这么个小花招，我不妨将计就计——起码这一回我要精明一些——叫他们自以为把人们都骗过了。另外，你也许还会认为我是出于某种私人目的才叫埃迪逍遥法外的。”他伸开那只大手，用大拇指捻着食指和中指转。

“不，”我说，“我并不真的认为是这样。即使那天我们在这儿说的话埃迪好像都知道了，我也不这么认为。”

他费了很大力气才把眉毛挑起来，这个招数他好像很久不练已经有些生疏了。他的前额布满了深深的皱纹，等皱纹消失以后，额头上出现了许多白道儿，我看着这些白道儿渐渐变成红色。

“我是个警察，”他说，“一个普普通通的警察。一般说来我也够得上诚实两个字。在这个诚实已经变得不怎么时兴的世界里，像我这样诚实的人实在是很难找到的。这就是我今天早晨找你来的主要原因。但愿你相信我说的是实话。作为一个警察，我愿意看到法律能够战胜邪恶。我愿意看到像埃迪·马尔斯这些衣着华丽的家伙在佛尔萨姆采石场磨坏了他们精心修剪过的手指甲，同那些在贫民窟里长大的穷汉子一起干苦活儿；这些倒霉鬼只做了一个案子就坐了班房，再也没出去过。这就是我希望看到的。你和我对世故人情都知道得太多了，不会认为我希望看到的这些能够成为事实。在咱们这个城市里这是不可能的，在任何别的一个城市，哪怕只有咱们这里的一半大，也是不可能的。在咱们这个富饶美丽的美利坚合众国里的任何一个地方这都是不可能的。咱们根本不是照这个样子治理国家的。”

我什么话也没有说。他把脑袋向后一仰，喷了一口烟，看了看烟斗嘴，继续说：

“但这并不意味着我认为埃迪·马尔斯干掉了里甘，或者他有什么想干掉他的理由，或者他不但有理由而且多半已经把他干掉。我只是推测他可能知道点儿什么，说不定迟早有些事会泄露出来，叫大家都知道。把自己的老婆藏在里厄利特是幼稚可笑的，但这是那些机灵鬼自以为干得非常聪明的幼稚举动。昨天晚上，在地方检察官同他谈完了以后，我把他找来，他什么都承认了。他说他认为卡尼诺是个很可靠的保护人，所以才雇他干事。他不知道，也不想知道卡尼诺有什么嗜好。他不认识哈里·琼斯。他也不认识乔·布罗迪。他当然认识盖格，但是却坚持说不知道盖格开的那桩肮脏买卖。我想这些事你都知道了。”

“是的。”

“你在里厄利特干得挺漂亮，老弟。你没打算隐瞒什么。我们现在对没有鉴定出的子弹都有档案记录。也许有一天你又使用了这支枪。到那时候你可就要倒霉了。”

“我昨天枪打得真够漂亮的。”我说，斜瞟了他一眼。

他磕了磕烟斗，沉思地盯着它。“那个女孩子怎么样了？”他头也不抬地问。

“我不知道。他们没有扣留她。我们把事情都说清楚了，做了记录，一式三份。一份给了怀尔德，一份给了警察局局长办公室，还有一份给了凶杀组。他们把她放了。我后来没有再见到她。真没想到。”

“那姑娘很不错，人们都说。不会干出什么坏事来。”

“是个好姑娘。”我说。

格里高利叹了口气，揉了揉自己的灰色短发。“还有一件事，”他的语调几乎可以说是和蔼的，“你这个人看起来挺不错，只是办起事来有时太不知深浅了。如果你真要帮助斯特恩伍德一家的话——就别再管他家的事了。”

“我想你是对的，上尉。”

“你身体现在怎么样？”

“好极了。”我说，“昨天夜里我被各门各部的老爷训了大半夜，被人呵斥来呵斥去。在这以前，我浑身都湿透了，还叫人打个半死。现在我可是好极了。”

“你希望他们对你怎样呢，老弟？”

“就是这样。”我站起身来，对他笑了笑，拔腿往门口走去。我已经快走到门口了，他突然清了清嗓子，厉声对我说：“我说了半天都是废话吗，啊？你还觉得你能找到里甘？”

我转回身来，盯着他的眼睛。“不，我认为我找不到他了。我连找都不想找了。这合你的心意了吧？”

他缓缓地点了一下头，过了一会儿又耸了耸肩。“真不知道我说这个干什么。祝你好运，马洛。有时间来吧。”

“谢谢了，上尉。”

我走出市政厅，在停车场里找到我的汽车，开回到霍巴特阿姆斯的家中去。我脱下外套，躺在床上，一面凝望着天花板，一面听着外面街上车马的声音。我望着阳光慢慢移过天花板的一角。我想睡一觉，可是一点儿也睡不着。我从床上起来喝了一杯酒——虽然这不是喝酒的时候，又重新躺下。我还是睡不着。我的脑子像钟摆似的滴滴答答地响着。我起身坐在床边上，装了一斗烟，大声说：

“这个老浑蛋肯定知道点儿什么。”

烟斗苦得像碱水。我把它扔在一边，又倒头躺下。我的思绪在记忆的波涛里飘忽不定。在这些回忆里我似乎一遍又一遍地重复做同一件事，到同一个地方去，遇到同样的人，对他们说同样的话，但是每次却又都像是真实的。好像真的发生了这样的事，而且都是第一次。我冒着大雨驾着汽车在公路上疾驰，银头发坐在车角里一句话也不说，因此开到洛杉矶的时候，我俩仿佛又成了素昧平生的人了。我在一家通宵营业的杂货店前面下了车，给伯尼·奥尔斯挂了个电话，告诉他我在里厄利特杀了个人，现在正同埃迪·马尔斯的妻子一起到怀尔德家里去，我杀人的事她全都看见了。我开着汽车沿着被雨水洗刷一新的寂静街道来到拉斐特公园，最后把车停到怀尔德的大木房子前边的车库里。奥尔斯事先已经打了电话说我要来，门灯已经打开了。我走进怀尔德的办公室，他正穿着一件大花睡衣坐在写字台后边，面孔紧绷绷的，一支带花条的雪茄烟一会儿捏在手指里，一会儿送到挂着苦笑的唇边。奥尔斯已经到了，同来的还有警察局局长办公室来的一个头发灰白、体格消瘦的人。这个带着学究气的人，从言谈举止看，与其说是一个警察，倒不如说是个经济学教授。我给他们讲了事情的经过，这些人一声不响地听着。银头发坐在一处灯光照不到的地方，两手交叠着放在膝头上，什么人也不看。电话铃一会儿就响一次。从刑事杀人侦缉处来的两个人好奇地盯着我，倒仿佛我是从巡回马戏团里逃出来的一只怪兽。我又开起汽车来，他们之中有一个坐在我身边；我这次是开向富尔威德大楼去。我们来到那个房间，哈里·琼斯仍然坐在写字台后面的椅子上，他的一张扭曲的脸已经变得僵硬了。屋子里那股又酸又甜的气味还没有散尽。同来的还有一个法医，非常年轻壮实，脖子上生着硬挺挺的红汗毛。一个指纹专家在屋子里转来转去，我告诉他别忘记看一看透气窗上的插销（他果然在那上面找到了卡尼诺的拇指指纹，这是那个穿棕衣服的人留下的唯一指纹，多亏它才证实我的叙述并非虚构）。

我又回到怀尔德的住所，他的秘书已经去另一间屋子用打字机把我的证词打下来，我签上自己的名字。这时候门开了，埃迪·马尔斯走了进来。当他看见银头发的时候，脸上突然现出一副笑容来，说道：“你好啊，亲爱的。”她既没有看他，也没有搭理他。埃迪·马尔斯神采奕奕，穿着一身深颜色的办公服装，苏格兰呢大衣里露出镶边的白围巾。后来他们就走了，所有的人都走了。屋子里只剩下我和怀尔德。怀尔德用冰冷的、愠怒的语气对我说：“这是最后一次了，马洛。下次你再耍什么花招儿，我就把你扔去喂狮子，谁爱伤心就叫他伤心去吧。”

就是这样，我的脑子里一遍又一遍地重演着这些事。我躺在床上望着一块日光慢慢移到下面墙角里去。这时电话铃响了，是诺里斯，斯特恩伍德家的老管家。他的声音仍像往常那样拘谨而遥远。

“是马洛先生吗？我往您的办公室打电话，一直打不通。我只好冒昧地打电话到您家里来。”

“我差不多一整夜都在外面，”我说，“我一直没去办公室。”

“是了，先生。将军今天上午想见见您，马洛先生，如果您觉得方便的话。”

“过半小时左右我就到他那里，”我说，“他身体怎么样？”

“他没有起床，先生，不过身体还可以。”

“那就请他等我一会儿吧。”我说完，把电话挂上。

我刮了脸，换了衣服，向房门走去。突然，我又转回身，拿起卡门的那支珠柄小手枪放进口袋里。外面阳光十分强烈，仿佛跳动着似的。二十分钟后我到了斯特恩伍德家，把车开到侧门的门廊下。这时是十一点十五分。雨后方晴，小鸟在树上像发了疯似的啼叫着，梯形的草坪绿得像爱尔兰国旗。整个这所宅子看上去就像十分钟以前刚刚建成那样整洁。我按了门铃。

自从我第一次按这里的门铃以来，只不过过了五天，可是我却觉得像过了一年似的。

一个女仆替我打开门，领着我穿过侧厅走到主厅，叫我待在那儿，告诉我诺里斯先生马上就下来。主厅和我初来的时候一模一样：壁炉架上的画像仍然瞪着一双乌黑火热的眼睛，花玻璃上的那个骑士仍然在装模作样地假装要解救绑在树上的裸体女郎。

几分钟以后诺里斯露面了。他也一点儿没有变化。一双锐利的蓝眼睛像过去一样深沉，灰里透红的皮肤看上去既健康又安详。他的动作要比他的实际年龄年轻二十岁。相形之下，我倒是一个感觉到岁月重担的人了。

我们走上瓷砖铺的楼梯，转向同维维安的房间相反的方向。每走一步，这幢房子似乎就变得更大、更静了。最后我们走到一扇非常敦实的老式房门前面，这扇门看上去就像是从教堂里移来的一样。诺里斯轻轻把门推开，往里望了望。之后，他把身一闪，我从他身旁走进去，走过大约四分之一英里的地毯以后，来到一张支着华盖的大床旁边。亨利八世很可能就是在这张床上晏驾的。

斯特恩伍德将军半躺半坐地在枕头上靠着。他那没有一丝血色的双手握在一起，放在被单上面。在白被单的映衬下，这双手显得更加灰白。他的一双黑眼睛仍然目光炯炯，但是，除了眼神以外，一张脸却像死人的一样。

“坐下，马洛先生。”他的声音没有什么力气，吐字非常吃力。

我拽过一把椅子，在他身旁坐下。所有的窗户都关得严严的。房子里一点儿阳光也见不到。窗户外面的遮阳挡住了从空中照射进来的任何光线。空气里微微有一股老年人的甜腻味。

他默默地盯着我看了很久。他的一只手动了动，好像要证明一下他的手还能活动似的，接着他又把它搭在另一只上。他有气无力地说：

“我没有请你找过我的女婿，马洛先生。”

“可您是有这个意思的。”

“我并没有提出叫你去找。你自己假定得太多了。我想要做的事，一般我总是提出来的。”

我没有再说什么。

“我已经付过你钱了，”他冷冷地接着说，“钱不钱倒是小事。我只是觉得你辜负了我的信托——当然是无意的了。”

说完这句话，他闭上了眼睛。我说：“您找我来就是为了说这件事吗？”

他又睁开眼，睁得很慢，好像眼皮是铅做的一样。“我看你听我说那句话有些生气吧。”他说。

我摇了摇头。“您有权力支使我，将军。我说什么也不敢僭越您的权力，一丝一毫也不敢。考虑您不得不忍受的一切，您的权力实在并不为过。您可以随便说什么，我绝不会生气的。我倒愿意把钱还给您。这对您是一件无足轻重的小事，但对于我说来，还是很有关系的。”

“有什么关系？”

“这意味着我因为没能把事情办好，拒绝接受报酬。”

“你办事常常办不好吗？”

“有时办不好。谁办事也不能老是顺手。”

“为什么你要去找格里高利上尉呢？”

我把身子往后一靠，一条胳膊搭在椅背上。我仔细看了看他的面孔。我从他的脸上什么也看不出来。我不知道该怎样回答他这个问题——不能给他一个满意的回答。

我说：“我那时候认为，您把盖格的那些借据交给我，主要是为了试验我一下。您有些担心的是，里甘同这件敲诈案会不会有些牵连。我当时对里甘的事一点儿也不了解。直到我同格里高利上尉交谈过以后，我才发现里甘绝不可能是这种人。”

“你说这些话并没有回答我的问题。”

我点了点头。“是的，并没有回答您提出的问题。我觉得我不太愿意承认自己是凭着直觉办事。我上次到您这儿来，在我离开您出了兰花房以后，里甘太太把我叫去了。她似乎认为我被您雇用是为了寻找她丈夫的，而且好像并不喜欢我插手这件事。不过她透露给我，‘他们’已经在一个车库找到里甘的汽车了。她所说的‘他们’只能是指警察。由此看来，警察一定知道了一些情况。如果是这样的话，掌握这一案件材料的部门就该是失踪人口调查局。当然，我不知道您是否已经报过案，或是别的什么人报过案；我也不知道他们找到这辆汽车是通过什么人报告车库里有人扔掉这辆车的。但是我对警察是了解的，我知道如果他们已经知道这么多，他们一定还知道得更多——特别是您的司机凑巧在警察局备过案。我不知道他们还能再挖掘出些什么来。于是我想到了失踪人口调查局。使我更相信自己想得有道理的是怀尔德先生的态度；那天晚上我们在怀尔德家里谈过盖格和别的一些事。有一段时候只有我单独同他在一起，他问我您是不是对我讲过您正在寻找里甘。我说您告诉我您很想知道他现在在什么地方，是不是平安无事。怀尔德把嘴唇一瘪，样子显得很神秘。虽然他没有明说，我却知道得一清二楚，他所说的‘寻找里甘’指的是动用法律机构去寻找这个人。即使这样，在我同格里高利上尉打交道的时候，除了他已经知道的事以外我还是什么也没同他讲。”

“可是你却给了格里高利上尉一个印象，叫他觉得我雇用你是为了叫你寻找里甘的。”

“是的。我想我是给了他这么一个印象——当我确实知道他已经着手处理这个案件的时候。”

他闭上眼睛，眼皮抽搐了几下。他闭着眼睛说：“你认为这样做道德吗？”

“当然了，”我说，“我认为没有什么不道德的。”

老人的眼睛又睁开来。死灰色的面孔令人吃惊地突然射出两道刺人的光芒来。“也许我不理解。”他说。

“也许。失踪人口调查局的头儿不会是嘴不严实的人。要不然他也就不会在那个部门办公了。这个人非常老练聪明。开始的时候，他竭力给我一种假象，让我觉得他对自己的工作早已厌烦，只不过是在那里应付差事。我差点儿被他骗过了。我没有同他玩拆棍儿游戏。我讲了不少蒙哄诈唬的话。我知道在我同警察讲话的时候，不管我说什么，他总会打个折扣的。对于这个警察，我说什么关系都不大。雇我们这行人给您办事可不像雇个擦窗户的临时工，您指给他八扇窗户，对他说：‘就擦这八扇，擦完就完了。’您不知道我办一件事需要前前后后、里里外外怎样倒腾。我得按照我的方式去干。我尽了最大努力维护您家的名誉，也许我不得不违犯几条规定，但是我这样做也完全是为了您的利益。我首先考虑的是当事人，除非这人不够正派。即使遇到这种情况，我也只不过是把事情回绝，以后闭口不谈就算了。再说，您根本没对我说，不要我去找格里高利上尉。”

“那话我也很难说出口的。”他微微一笑说。

“好了，那么我还有什么事做错了？您的用人诺里斯似乎认为，盖格被打发掉以后这件事就了结了。我可不这么看。盖格进行敲诈的那种方式一开始我就觉得大有文章，今天我仍然觉得迷惑不解。我不是夏洛克·福尔摩斯，也不是菲洛·万斯
[1] ，我不指望在警察搜寻过的地方再重新寻找一遍，拾个断了尖的笔头什么的线索，破获整个案件。如果您认为搞侦探这一行的都靠这么干挣钱吃饭，那您就不了解警察是怎么回事了。如果说警察有时候也忽略掉点儿什么，他们忽略的可不是这类东西。我并不是说如果让他们放手干的话，警察经常会漏掉线索。但如果他们漏掉些什么，一般总是某些难于确定、不好下手的事，例如像盖格这种类型的人把借据送来，叫您像个绅士似的偿还欠债之类的事。盖格干的是一桩不清不楚的生意，他随时会受到法律制裁，但是他受到一个有势力的黑社会人物的庇护。警方对他不闻不问，也可以算是某种消极的庇护。为什么他要进行敲诈呢？这是因为他想打探一下，您是否还受到某种压力。如果有，您就会乖乖地把钱掏出来。如果没有，您就不会理睬他，等着他的下一步棋。可是确实有使您感到压力的事。那就是里甘。您担心里甘不是表面那种人，担心他在您身边待了很久，对您很好，只是为了搞清楚以后怎样对您的银行存款耍招数。”

他想开口说话，但被我打断了。“即使如此，您关心的也不是您的钱财。甚至不是您的女儿。您对她们早就不存什么指望了，关键在于您的自尊心仍然很强，您害怕自己对里甘看走了眼，被他耍弄了——您确实喜欢这个人。”

沉默了片刻。最后将军平静地说：“马洛，你说得也实在太多了。你是不是还想解开这个谜啊？”

“不了。我已经放弃了。人家已经给我下警告了。警察认为我干得太没有分寸了。正因为这样，我才决定把钱退给您——因为按照我的标准，我并没把事情办圆满。”

他笑了。“算了，没什么，”他说，“我想再给你一千块钱去寻找鲁斯蒂。用不着把他找回来。甚至连他在什么地方也不必叫我知道。一个人有权选择自己的生活道路。我不会因为他甩了我的女儿而责怪他，连他不辞而别我也不埋怨。也许那只是一时冲动。我要知道的是，他现在平安无事，不管在什么地方。我要从他本人那里知道这一点，如果他凑巧短钱花，我也会满足他的要求的。我的意思说清楚了吗？”

我说：“是的，将军。”

他稍稍歇了一会儿，身体放松，眼睛闭着，眼皮显得乌黑。他的嘴唇紧抿着，没有一点儿血色。他的精力已经耗尽，几乎可以说打了个败仗。过了一会儿他再一次睁开眼睛。竭力想摆出个笑脸来。

“我看我真是个太重感情的老山羊，”他说，“全然不像个军人。我喜欢那个小伙子。看来他对我是一片真心。我想我对自己判断人的能力过于自负了。替我找找他吧，马洛。只要找到他在哪儿就行。”

“我尽力去做吧，”我说，“您现在该休息一会儿了。我唠叨得太多了。”

我很快站起身，走过宽阔的地板，朝房门走去。在我开门之前他又闭上了眼睛，双手无力地垂在被单上。他的样子比死人还像死人。我轻轻把门关上，走过楼上的过厅，下了楼。

注释

[1] 美国侦探小说家S.S.范·达因（真名为威拉德·亨廷顿·莱特，1888—1939）笔下的侦探。

31

管家拿着我的帽子走过来。我把帽子戴上，说：“你觉得他身体怎么样？”

“他还不像看上去那么衰弱。”

“要是真那样，就该准备入土了。里甘这家伙是怎么回事，能招老头子那么喜欢？”

老管家盯着我看了一会儿，但是脸上却奇怪地一点儿表情也没有。“青春的力量，先生，”他说，“还有他那军人的目光。”

“同你的一样。”我说。

“同您的也差不多，先生，如果您允许我这么说的话。”

“过奖了。小姐们今天早上都好吗？”

他很有礼貌地耸了耸肩。

“我也是这么想。”我说。于是他替我打开了门。

我站在外面台阶上，俯视着伸展到远处的一层层的草坪、修剪得整整齐齐的树木和花坛，直到花园尽头的金属栏杆。我看到卡门坐在花园中间一条石凳上，双手捧着头，显得又凄凉又孤单。

我沿着连接一块块草坪的红砖台阶走下去。在她听到我的脚步声时，我已经走到她的跟前了。她跳了起来，像只小猫似的倏地把身子转过来。她身上穿的是我第一次见到她时那件浅蓝色的便服。金黄的头发仍然像那次那样蓬蓬松松地闪着水波。她的面色非常苍白。在她看着我的时候，面颊上泛起了红晕。她的眼睛是蓝灰色的。

“闷得慌了？”我说。

她渐渐露出了笑容，样子有一点儿羞涩，接着很快地点点头。过了一会儿她小声说：“你没生我的气吗？”

“我想是你生我的气了。”

她把大拇指放到嘴里，哧哧地笑起来。“我没生气。”她这么一笑我就不喜欢她了。我向四周看了看。一个靶子挂在三十英尺外的一棵树上，上面戳着几根飞镖。她坐的那条石凳上还放着三四根。

“就有钱的人来讲，你和你姐姐的生活好像都没有什么意思。”我说。

她透过长长的睫毛望着我。这还是那种想使我仰面朝天在地上打滚的目光。我说：“你喜欢投飞镖？”

“嗯——哼。”

“这倒使我想起件事来。”我回头往房子那边望了望，然后往前走了几步，让一棵树遮住房子那边投过来的视线。我从口袋里掏出来她那把珠柄手枪。“我把你的武器带回来了。我已经擦洗干净了，还装上了子弹。听我的话——别随便对人开枪，除非你把枪法练好了。记住了？”

她的面色变得更苍白了，细瘦的拇指也放下来。她看了看我，又看了看我手里的枪。她的眼睛里流露出一种迷醉的神色。“好的。”她说，点了点头。忽然她又开口说：“教我打枪吧。”

“嗯？”

“教我怎样打枪。我喜欢。”

“在这儿？这可是违法的。”

她走到我身边，从我手里把枪拿去，用手握住枪把，然后迅速地塞进衣服里。她好像很怕人看见，还回头看了看。

“我知道在哪儿行，”她诡秘地说，“下面那些老油井那边。”她向山坡下面指了指，“教我吗？”

我盯着她那双蓝灰色的眼睛。但是我在那对眼睛里什么也看不出来；我还不如去看一对瓶子口呢。“好吧。先把枪给我，我得先看看那地方成不成。”

她笑了笑，做了个鬼脸，然后带着一副诡秘顽皮的神态把枪递给我，好像给我的是她的房门钥匙一样。我们从台阶走上去，绕到我的汽车那儿，花园好像变得荒芜了。阳光像是餐馆侍者领班的笑容那么虚假。我们上了汽车。我开着车沿着汽车道驶下去，穿过一道道大门。

“维维安在哪儿呢？”我问道。

“还没起床。”她哧哧地笑着说。

我开车下了山坡，穿过被雨水洗刷一新的寂静的街道，往东面拉布雷亚方向开去，然后又向南转，十分钟后，我们到了她说的那个地方。

“在那里面。”她从窗口探出头去指点着。

这是一条狭窄的土路，比一条小道宽不了多少，像是通向一座山麓农场的入口，一扇五道立柱钉成的大门向后开着，顶在一根立桩上，看样子多少年来从来没有关过。路两边都是高大的桉树，路当中是很深的车辙。过去这条道是走卡车的，现在被阳光照着显得空荡荡的。路上没有什么尘土，最近这场雨下得很大，而且雨停了也没有多久。我沿着车辙开下去。城市车辆的喧嚣声，一下子变得微弱了，给人一种奇异的感觉，仿佛我们已经不在市区，而是在某一处遥远的梦乡里。再往前走是一个矮矮的木井架，井架的活动木梁油迹斑斑，一动不动地竖在一根粗树枝上面。可以看到一根生锈的旧钢缆把这根木梁同另外五六根连在一起。这些梁臂都停在那里没有转动，也许已经有一年没有转动了，这些油井早已不出油了。路边堆着一堆生锈的钢管，一个装卸台歪歪斜斜地立在一边，五六个空油桶胡乱地堆放在地上，阳光照射下，一个飘着一层油垢的废水池发出五彩斑斓的闪光。

“这地方是不是要修建一个公园啊？”我说。

她把下巴一缩，眼睛对我闪了一下。

“该赶快动手啦。这个脏水池的臭味真能把一群山羊都熏死。这就是你说的地方？”

“嗯——哼。喜欢吗？”

“太漂亮了。”我把车停在装卸台旁边。我们下了车。我听了听，街上的噪音在这里听去非常遥远，像是蜜蜂的嗡嗡声。这地方就像墓地一样冷清。即使是在雨后，高大的桉树也像蒙着一层尘土。这种树不管什么时候总是灰尘扑扑的。一条大树枝被风刮断，躺在水池边上，羽毛状的宽大树叶有的浸在水里，轻轻摇曳着。

我绕过水池，向泵房里看了一眼。泵房里还放着一些破旧机器，看不出新近有人动过的样子。泵房外面，一个大木头轮子斜靠在墙上。看来这倒真是个练习射击的地方。

我走回到汽车前边，那女孩子正站在车旁整理头发，她把头发捧在手里，让阳光照射着。“给我。”她说，向我伸出手来。

我拿出手枪，放在她手上。我弯下腰，捡起一个生锈的空罐头盒子。

“小心着点儿，”我说，“五颗子弹都装在枪膛里了。”我先过去把罐头盒子放在那个大木轮中间的方洞里。“看见了吗？”我指着木轮说。她把头一歪，样子非常高兴。“距离大约有三十步。在我走回到你身边以前，先别开枪。懂了吗？”

“懂了。”她哧哧地笑着说。

我走到池子那一头，把罐头盒放在木轮中间。如果她打不中盒子——那是想当然的——她的枪子多半会打在车轮上，子弹绝不会弹跳到远处去。然而，她想打的却不是这个。

我绕过水池，向她身边走回去。当我离她还有十步远、正走在池子旁边的时候，她突然朝我亮出两排锐利的小牙齿，举起枪，嘴里发出嘶嘶的声音。我一下子呆住了。池子里的死水在我背后发出令人作呕的臭气。“站着别动，你这个狗杂种。”她说。

手枪瞄准了我的胸膛。枪在她手里看来拿得很稳。嘶嘶的声音越来越响。她的一张脸绷得紧紧的，像是刚刚刮过的骨头。她的年龄一下子老了很多，邪恶、堕落，像是一只野兽，一只凶狠的野兽。

我对她笑了笑，迈步向她走去。我看见她的纤细的手指扣紧了扳机，指头尖由于用力开始发白。我走到离她六步远的时候，她开枪了。

枪声尖锐地一响，声音空洞，在阳光下听来非常清脆。我没有看见手枪里冒出烟来。我站下来，又对她笑了笑。

她又连续打了两枪。我认为哪枪也不会打不中目标。手枪里一共有五发子弹，她已经打了四发。我朝她冲过去。

我不想让最后一发打在我的脸上。我把身体向旁边一侧。她不慌不忙地朝我开了最后一枪，一点儿也没有惊慌失措。我恍惚感到一股火药的热气扑到我的脸上。

我直起身子来。“哎哟，你真够帅的。”我说。

她的一只举着空枪的手开始剧烈地颤抖起来。手枪啪的一声落在地上。她的嘴唇也抖动起来。接着她的头向左扭过去，嘴里冒出白沫子来。她的呼吸带着哼哼唧唧的声音，身体摇摇晃晃。

在她正要摔倒的时候，我扶住了她。她已经不省人事了。我用双手撬开她的牙齿，把一条卷起的手帕塞进去。我费了好大力气才把这件事办好。我把她举起来，抱进汽车里。然后回身找到手枪，放在口袋里。我爬到驾驶座上，把车倒过来，顺着我来时印着车辙的土路向回开去。汽车开出大门，爬上山坡，向家里驶去。

卡门蜷缩着躺在汽车角落里，一动也不动。直到汽车已经开到院子里的汽车道上，她才苏醒过来。她突然惊恐地睁大了眼睛，一下子坐起来。

“出了什么事了？”她喘着气说。

“没什么。怎么了？”

“哦，是出事了，”她哧哧地笑着说，“我的裤子湿了。”

“谁都是这样。”我说。

她突然猜想到可能要发生的事，像生了病似的呻吟起来。

32

那个目光和蔼、生着一张马脸的女仆把我带进楼上一间灰白两色的狭长起居间里。屋里，象牙色的窗帘有一大截白白浪费地翻卷在地板上，白色地毯从房间一头铺向另一头。这是一间电影明星的闺房，一间充满魅惑力的屋子，但是这里的一切又那么虚假，简直像一条木头假腿。在我进来的时候，屋子里并没有人。房门在我身后轻轻关上了，像是病室的门那样一点儿声音也没有，但又给人以很不自然的感觉。长沙发旁边停着一张带轮的早餐桌，镀银的地方闪闪发光。咖啡杯子里落着烟灰。我坐下来等着。

好像过了很长时间门才又开了；维维安走了进来。她穿着一件牡蛎白色的睡衣，缀着白皮边儿，蓬蓬松松，好像一个孤寂的小岛，夏日的海水在海滨上泛起白色泡沫。

她迈着轻盈的大步从我身边走过去，在长沙发的边上坐下来。她的嘴角上衔着一根香烟，手指甲今天涂成了红铜色，从指甲根一直涂到指甲尖，连健康轮都涂上了。

“看来你这人真是只野兽。”她盯着我，平静地说，“一只凶残的野兽。昨天夜里你杀死了一个人。别管我是怎么听说的，反正我听说了。现在你又到我们家来吓唬我的小妹妹，把她吓晕了。”

我一句话也没说。她有些局促不安，换到一张活动椅子上坐下，把头向后一靠，枕在椅背上贴墙放着的一只白靠垫上。她向半空吐着灰白色的烟圈，望着烟圈往天花板上飘去。烟圈慢慢地一缕缕分散开，刚开始还同空气分辨得开，后来就融化在空气里，什么也看不到了。过了一会儿，她慢慢地垂下眼睛，目光冷峻地打量起我来。

“我不了解你，”她说，“我真庆幸，前天晚上咱们俩有一个头脑保持清醒。我过去找上一个贩卖私酒的就够倒霉的了。看在上帝面上，你倒是说句话啊。”

“她怎么样了？”

“啊，我看她没什么。睡得挺香。她的觉总是很多。你怎么惹她了？”

“我一点儿也没惹她。我会见你父亲以后就从房子里走出来。她正在前边花园里，树上挂着一个靶子，她在投飞镖玩。我走过去同她讲了几句话，因为我还拿着她一件东西——欧文·泰勒过去给她的一支左轮手枪。那天晚上她拿着这支枪到布罗迪那儿去了，就是布罗迪被人打死的那个晚上。我不得不把枪从她手里夺过来。我没有提过这件事，所以也许你还不知道。”

斯特恩伍德一家人特有的黑眼睛睁得很大，茫然盯着我。这回该轮到她一言不发了。

“她把枪拿回来非常高兴，求我教她怎样射击。她要领我去看山下面的那几口老油井，我知道你们家就是靠这些油井发了不少财。于是我们就去了。那地方阴惨惨的叫人毛骨悚然——到处是废铁、烂木头、枯井，还有浮着油垢的废水池。也许是那里的景象叫她受了刺激了。我想你也到过那儿。那地方真叫阴森。”

“嗯——是那样的。”她的声音很小，一点儿力气也没有。

“我们到了那儿以后，我把一个罐头盒放在一个大木轮子里，叫她瞄准。她忽然发起癫来。我看她好像犯了轻微的癫痫症。”

“是啊，”她仍然那样有气无力地说，“她有这个病根儿，隔一段日子就犯一次。你来看我就是这件事吗？”

“我想你还是不愿意告诉我你到底有什么事叫埃迪·马尔斯拿住了吧？”

“什么也没有。你老是问这个，我都有点儿厌腻了。”她冷冷地说。

“你认识一个叫卡尼诺的人吗？”

她皱起两道清秀的黑眉毛，显出一副沉思的样子。“有点儿印象。我好像记得这个名字。”

“埃迪·马尔斯的打手。人们都说这人阴险狠毒。我想他也是。要不是一位女士帮了个小忙，我今天就待在他待的那个地方了——待在停尸房里了。”

“女士们似乎都——”她忽然住了口，脸变得煞白。“我可不愿意拿这种事开玩笑。”她简短地说。

“我不是在开玩笑。如果我说话有些兜圈子，事情就是这么兜着圈子发生的。钩儿套着圈儿，什么都连在一起。盖格和他那别出心裁的小骗术，布罗迪和那些裸体照片，埃迪·马尔斯和他的轮盘赌台，卡尼诺和并没有同鲁斯蒂·里甘私逃的那个女人——所有这些都是联系在一起的。”

“我不了解你说的都是什么。”

“如果你了解的话，你就会知道，大概情况是这样的。盖格把你的妹妹抓住了——这并不太困难——从她那儿弄到几张借条，他想用这些借条敲诈你父亲一笔，用比较文明的方法。盖格背后的靠山是埃迪·马尔斯，马尔斯一方面保护着他，一方面又利用他打前阵。你父亲把我找来，并没有认头还账，这说明你父亲没有被吓唬住。埃迪·马尔斯想要知道的正是这一点，因为他抓住了你一件事，他想知道他是不是能在将军身上也利用一下这个把柄。如果可以，他就能一下子发一笔大财；如果不成，他就只好等着什么时候你分到你那份家产再说。在此期间，他只能从轮盘赌台上刮走你的一些零花钱，胃口不能太大。盖格被欧文·泰勒打死了，那个小伙子爱上你的傻妹妹了，他不喜欢盖格在她身上耍的那些鬼把戏。盖格死不死，对埃迪·马尔斯无所谓。马尔斯进行的一场赌博要隐秘得多，盖格并不知情，布罗迪也完全不了解。可以说，除了你、埃迪和一个叫卡尼诺的光棍儿以外没有一个人知道。你的丈夫失踪了，埃迪知道人们都传说他同里甘之间有点儿过不去的地方，就把自己的妻子藏在里厄利特，叫卡尼诺看着她，让人们觉得她似乎是同里甘一起私奔了。他甚至还把里甘的汽车弄到莫娜·马尔斯过去的住所附近的一个车库里。不过如果这只是为了转移人们的视线，免得人们怀疑你丈夫是埃迪杀死的或是埃迪唆使别人杀死的，他这种手法也未免太愚蠢了一点儿。实际上他一点儿也不愚蠢。他还有另外一个动机。他进行的是一场一百万美元的大赌博。他知道里甘到哪儿去了，也知道为什么他跑到那个地方去了。他不想叫警察被逼得非把里甘的下落调查出来不可。他希望他们对里甘的失踪有一个解释，能够心安理得，不再深究。我的话是不是说得太多，叫你感到厌烦了。”

“你真是把我厌烦死了，”她精疲力竭、有气无力地说，“天呀，你多让人厌烦啊。”

“很抱歉。我绝不是到处乱钻，自作聪明。你父亲今天早晨答应给我一千块钱，叫我去寻找里甘。对我来说，这笔钱真不算少，可是我干不了。”

她的嘴一下子张开了，霎时间呼吸也变得急促重浊起来。“给我一支烟，”她嗓音沙哑地说，“为什么你干不了？”看得出来，她脖子上的一根青筋突突地跳动着。

我递给她一支烟，划着一根火柴，举到她面前。她深深地吸了一口，一点儿一点儿地吐了出来。接着，这支烟好像被忘却了，她一直捏在手里，一口也没有再吸。

“怎么说呢，连失踪人口调查局都找不着，”我说，“不容易呀。他们办不到的，我有什么办法？”

“啊——”她好像松了一口气似的叹了口气。

“这是一个原因。失踪人口调查局认为他是有意自行‘失踪’的，‘幕布落下来了’，这是他们的说法。他们不认为他是被埃迪·马尔斯杀害的。”

“难道有人说他是叫人杀害了吗？”

“我马上就要说这件事。”我说。

有短短的一瞬间，她的面孔好像走了样，眉眼都失去形状，失去控制了。她的嘴做出就要尖叫的模样。不过这一切刹那间便都过去了。斯特恩伍德一家人的血液除了叫他们的眼睛乌黑、做事鲁莽以外，的确还有别的一些优点。

我站起身，从她手指缝里取过那支冒着烟的香烟，在烟灰碟里灭掉，然后把卡门的小手枪从口袋里掏出来，小心翼翼地——有意装得过分小心——放到她那白缎子裹着的膝头上。我把枪摆平，歪着脑袋后退了一步，好像一个布置橱窗的人欣赏自己给模特儿颈上的围巾摆了个新花样似的。

我又重新坐下。她还是动也不动。她的目光一毫米一毫米地往下移，最后落到那支手枪上。

“伤不着人，”我说，“五个弹膛都是空的。她已经打空了。五枪都是对着我打的。”

她脖子上的青筋又突突地跳动起来。她想要说什么，可是发不出声音来。她把话又咽了回去。

“距离不过五六步，”我说，“干得可真叫漂亮，是不是？遗憾的是我装的是空包弹。”我不怀好意地笑了笑。“我有一种预感，她会干出这种事的——如果她有机会的话。”

她好像把自己的声音从很远很远的地方收回来。“你这个人真可怕，”她说，“太可怕了。”

“你说对了。你是她大姐姐。你对这件事准备怎么办呢？”

“你一个字也不能证明。”

“不能证明什么？”

“证明她向你开过枪。你刚才说到油井那儿去就是你们两个人。你说的事没有谁能作证。”

“啊，这个，”我说，“我没有想要证明这件事。我想的是别的——如果那支小手枪上的是实弹的话。”

她的目光好像两个漆黑的深潭，比黑暗更加深邃。

“我想的是里甘失踪的那一天，”我说，“黄昏时候。他带着她到山下面老油井那儿教她射击，把一个罐头盒放在一个地方，叫她对它瞄准。她开枪的时候，他就站在她旁边。可是她没有开枪打罐头盒。她掉转枪口，对他开了枪，正像今天她开枪打我一样，而且也是由于同样的原因。”

她的身体抖动了一下，枪从膝头上滑下来，掉在地板上。这是我生平听到的最大的声响了。她的眼睛直勾勾地望着我。她的声音像是一声拖长的痛苦呻吟。“卡门！……慈悲的上帝啊，卡门！……为了什么？”

“难道非要我告诉你她为什么要向我开枪吗？”

“非告诉我不可。”她的眼神仍然非常可怕，“我想——我想你一定得告诉我。”

“前天晚上我回家以后，发现她待在我的房间里。她骗过了管房子的人，进了我的屋子，等着我。她躺在我的床上——衣服脱光了。我揪着她耳朵把她扔了出去。我猜想里甘也这样对待过她。可是卡门是不允许别人这么对待她的。”

她把嘴唇往回一缩，有意无意地想用舌头去舔，这使她一时间像个吓坏了的孩子。她面颊上的线条变得非常清晰，一只手缓缓抬起来——像一只用线操纵的假手，手指僵直地、一点点地攥住领口上的白皮子，把皮子在喉咙上拽紧。这以后，她只是目光呆滞地坐在那里。

“钱，”她嘶哑地说，“我想你要的是钱。”

“多少钱？”我竭力忍住脸上的讥嘲神气。

“一万五千块钱成不成？”

我点了点头。“这个数目还差不多。他们推算出来的正是这个数目。他叫她打死的时候口袋里就装着这么多钱。你去找埃迪·马尔斯求援，卡尼诺替你把尸体处置掉以后拿到的就是这个数目。但这和埃迪希望有一天能捞到手的比起来，不过是九牛一毛。我说得对不对？”

“你这个狗杂种！”她骂道。

“啊——哈。我是个机灵鬼。我活在这个世界上，既没有感情也不存在什么良心谴责。我想弄到的就是钱。我是这么财迷心窍，所以每天有二十五块钱外加一笔报销费——主要是报销汽油费和威士忌酒钱，我就把脑筋开动起来，如果我还有一点点儿脑筋的话。我拿自己的整个生命前途来冒险，触怒了警察，冒犯了埃迪·马尔斯和他的一帮打手，惹得这些人对我恨之入骨。我整天躲枪子，吃棍子，逢人就说‘非常感谢，如果您再有什么麻烦事，希望还来找我。我给您留下一张名片，也许万一还用得着我’。我干这些事就是为了一天挣二十五块钱——或许还多做一些为了保护一位身心交瘁、病魔缠身的老人血液里还残存的一点儿自尊心，因为我考虑到他的血液不是毒汁，考虑到他的两个小女儿虽然有那么点儿野性子，同如今许多有钱的姑娘差不多，但毕竟还没有堕落，没有成为杀人犯。就因为这个我就成了狗杂种了。没关系，对这件事我一点儿也不在乎。我早就被各式各样的人这么骂过，包括你那位小妹妹。因为我没有跟她上床睡觉。她骂得比这个还难听呢。我从你父亲手里得到了五百块钱，这钱不是我向他要的，他也花得起。他还答应给我一千块叫我去找鲁斯蒂·里甘先生，如果我找得到的话。现在你又要给我一万五千块，我简直成了财主了。一万五千块钱拿到手，我可以买一套房子、一辆新汽车和四季衣服。说不定我还可以到哪儿去度个假，不必再为错过了一个主顾而担心。真是太好啦！可是你给我这笔钱为的是什么呢？是要我继续当我的狗杂种呢，还是得成为一个绅士，就像那天晚上在自己的汽车里醉得人事不省的那个阔少爷那样？”

她像一个石头人一样一句话也不说。

“好了，”我继续用沉重的语气说，“你把她带到别的地方去成不成？带到远处去，带到一个能给她治病的地方。别让她摸到手枪、刀子和烈性饮料。说不定真能把她治好，这种例子过去是有的。”

她站起身，慢慢踱到窗口。乳白色的窗帘下半截松松地摊在她的脚下。她站在乳白色的波浪中，望着窗外，望着远处寂静、幽暗的山麓。她一动不动地站着，几乎同窗帘融合在一起。她的两臂松松地垂在身体两侧，好像木雕泥塑的一样。过了一会儿，她转过身来，向屋子另一端走去，视而不见地从我身旁走过。当她走到我身后时，突然喘了一口气，开口说：

“他就在那个水池里。已经是一副可怕的枯骨了。是我干的。同你说的一样，我去找埃迪·马尔斯了。妹妹回家来把事情告诉了我，像个小孩子一样。她不是个正常的人。我知道警察从她嘴里什么都会套问出来的。过不了多久，用不着别人问她，她自己就会得意扬扬地把这件事讲出来。如果叫父亲知道了，他会立刻叫警察来，把事情和盘托出，然后就在当天夜里咽了气。他死了倒也不是什么太可怕的事，叫我受不了的是他临死以前会怎么想。鲁斯蒂不是个坏人。我虽然没有爱过他，他对我倒是挺不错。但是为了不叫父亲知道这件事，我就顾不上那么多了。这样也好、那样也好，活也好、死也好，对我都无所谓了。”

“于是你就叫你妹妹继续乱搞，”我说，“再招惹别的麻烦。”

“我在争取时间。我这么做就是为了能争取时间。当然，我采取的方法不对头。我甚至认为她可能把这件事忘掉了。我听人说，有这种病的人对发病时候做的事后来就记不起来了。也许她已经忘记了。我早就知道埃迪·马尔斯会狠狠敲我一笔，吸干我的骨髓，可是我不在乎。我那时太需要帮助了，我只能从他这种人那里找到帮助……有很多时候，我自己都不相信会发生了这种事，可是另外有些时候，我就需要喝得酩酊大醉——不管是不是该喝酒的时候。只要赶快醉倒就成了。”

“你要把她带走，”我说，“这倒是要你‘赶快’去做的事。”

她仍然背对着我。这时她的语气变得缓和了。“那你预备怎么做呢？”

“我什么也不做。我这就离开这儿。我给你三天时间。三天之内如果你们走了，那就什么事也没有了。如果还不走，我就把事情抖搂出来。别以为我说话不算数。”

她忽然转过身来。“我真不知道该对你说什么好。也不知道从何说起。”

“行了。就把她带走吧。要保证每时每刻都有人看着她。答应我吗？”

“我答应。埃迪——”

“别管埃迪了。我休息一会儿就去找他。埃迪的事交给我去办吧。”

“他会杀死你的？”

“让他去吧，”我说，“他的最好的打手都没能把我杀死，别的人我也愿意冒冒险。诺里斯知道吗？”

“他绝不会说出去的。”

“我想他也知道。”

我很快离开她，走出房间，沿着瓷砖楼梯下了楼，走到前厅。离开的时候我谁也没看见。这次我发现我的帽子自己摆在那儿。外面，明媚的花园不知怎的给我一种阴森的感觉，好像正有一对凶狠的小眼睛在树丛后面窥视着我，好像阳光中带着一种神秘的色彩。我上了汽车，向山下驶去。

一旦你死去了，躺在哪里又有什么关系呢？是躺在龌龊的水坑里，还是躺在高高伫立于山峰上的大理石宝塔里？你已经死了，你再也不会醒来，这些事你就再也不去计较了。对你说来，是充满油垢的污水，还是轻风习习的空气，完全没有什么两样。你只顾安安稳稳睡你的大觉，再也不去思索你是怎样死的、死在何处这类龌龊的事情。而我现在却是这件龌龊事儿的一部分。远比鲁斯蒂·里甘更大的一部分。但是那位老人，就不必叫他牵扯进来了。就叫他在那张支着华盖的大床上静静地躺着吧，叫他那没有血色的双手搭在被单上等着吧。他的心只不过是短暂模糊的呢喃。他的思绪像尘灰一样飘忽灰暗。过不了多久，他也要像鲁斯蒂·里甘一样，长眠不醒了。

在进城的路上，我在一个酒吧前面停下车，喝了两杯双份威士忌。我的心情一点儿也没有好转过来。这两杯酒只不过使我想起了银头发。这位姑娘我后来再也没见到了。

版权信息

书名：再见，吾爱

作者：（美）雷蒙德·钱德勒

译者：黄蕴

出版社：新星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8-06-01

ISBN：978-7-5133-2984-2

雷蒙德·钱德勒 作品年表

1935～1941 《雨中杀手》（短篇集）

1939 《长眠不醒》

1940 《再见，吾爱》

1942 《高窗》

1943 《湖底女人》

1949 《小妹妹》

1950 《简单的谋杀艺术》（短篇集）

1950 《找麻烦是我的职业》（短篇集）

1953 《漫长的告别》

1958 《重播》

关于钱德勒

阿城

雷蒙德·钱德勒 Raymond Chandler（1888－1959）

我自己当然认定这些文字是应该放到钱德勒的小说之后的。如果你读过侦探小说，便知道我在说什么。

有关侦探小说的文字，有个道德约定，或说是默契，即不可泄露天机。天机泄露，对一般的侦探小说就失去阅读兴趣。天机，也就是答案，是肉身的诱惑，是智力的挑战，是阅读的张力。

不过天机一旦精彩，下一个天机，也就是作者是怎样的一个人，是读者马上想知道的。这是我认定这些文字是应该放到钱德勒的小说之后的原因。现代文论认为作者和作品是应该分开的，即读其文即可，作者怎样，无足论。以作者论其文，或作者论，为昨日旧套。但现代文论恰恰于此忽略了阅读心理的一个微妙机制。这是有意的忽略，因为作者这一因素会破坏现代文论自建的论述逻辑，或不如说，现代文论有其自我保护机制，有洁癖。

但钱德勒是一个例外，因为从上个世纪三十年代以来，不知道钱德勒的小说的读者甚少，更不要说钱德勒小说都翻拍过电影。因此我的这点文字如果被放在前面，亦无不可，天机早已泄露数十年了。我前面的天机说，纯只为照顾心中想象的居然没有读过钱德勒的小说的读者。

雷蒙德·钱德勒（Raymond Thornton Chandler），1888年7月23日生于美国伊利诺州的芝加哥，1959年3月26日逝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拉荷亚（La Jolla）的斯克瑞普斯诊所（Scripps Clinics），死因是酗酒及肺炎。因为他的文稿代理人赫尔加·格林（Helga Greene）与他的秘书琼·弗莱卡丝（Jean Fracasse）兴讼争夺他的遗产，据《钱德勒论文集》的作者弗兰克·麦克桑恩（Frank MacSchane）指出，这导致他的遗体被葬于预留给贫困者的墓地，即南加州圣地艾哥市的希望山公墓（Mount Hope Cemetery）。

钱德勒的父亲是火车工程师，唯酗酒，不知道酗酒遗不遗传，钱德勒成人后亦酗酒。总之钱德勒的父亲遗弃了妻小，钱德勒的母亲带了他移居英国，由钱德勒的做律师的舅舅资助他们。

1900年秋天，12岁的钱德勒考进伦敦的杜维奇学院（Dulwich College）。五年之后，去巴黎学法语。再一年后，去德国学语言。隔年春天回到英国，入英国籍，夏天通过公务员考试，谋得海军的一份工作。这是1907年的事，隔年冬天，钱德勒20岁，他的第一篇诗作The Unknown Love 发表。

不过钱德勒一年后辞职，家人震惊。此后两年内，钱德勒试过新闻业，发表过评介，均不成功。

钱德勒向对他不耐烦的舅舅借了一笔钱，说清将来连本带利偿还。1912年，钱德勒返回美国，最后在洛杉矶落脚，做过穿网球拍线及采摘水果的工作。省吃俭用的日子里，据说他只买过一只烟丝荷包给自己做圣诞礼物。之后他修读簿记函授课程，提前完成课程并找到了一份稳定工作。

他开始参加文人沙龙聚会，听音乐、朗诵诗，结识了钢琴家帕斯卡（Julian Pascal）夫妇。

帕斯卡的妻子西西（Cissy Pascal）“性感、世故、机智、自信，集合了所有年轻男子性幻想的必备特质”。西西当过模特儿，好裸身做家事，虽然自称大钱德勒8岁，但对他有致命的吸引力。

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因英国国籍，钱德勒1917年应征进入加拿大军队，抵达英国利物浦，加入皇家空军，之后被送到法国战场。钱德勒后来写道，不用值班时，有时会喝酒喝到眼前发黑。战前的浪漫主义诗人，因世界大战而酗酒。

1918年停战之后，钱德勒重返洛杉矶。西西已与帕斯卡离异。钱德勒的母亲1913年从英国回到美国，此时她反对儿子的欲望，结果，他们在1924年钱德勒母亲死后不久立即结婚，又结果，36岁的钱德勒发现西西不止大他8岁，而是18岁。

钱德勒曾担任过加利福尼亚州斯格纳希尔市（Signal Hill）的德布利石油财团（Debney Oil Sundicate）的副总裁，但因酗酒、旷工及自杀恐吓而被解雇。

钱德勒开始写廉价小说（pulp fiction）。1933年，第一个短篇《勒索者不开枪》（Blackmailers Don’t Shoot ）被《黑面具》（Black Mask ）杂志发表。

钱德勒曾写信给朋友，说他想要寻找“一种雅俗共赏的手法，既有一般人可以思考的程度，又能写出只有艺术小说才能产生的那种力量。”

他做到了。1939年，钱德勒的第一本小说《长眠不醒》（The Big Sleep ）出版，大卖。加缪、奥登和奥尼尔都赞赏他。

这之后，钱德勒的小说一路成功。到他去世，留有七部长篇。钱德勒创造了一个硬汉性格的小说角色，侦探马洛（Philip Marlowe）。钱德勒之前的侦探小说，是案件引人，侦探则是超人，例如福尔摩斯，而钱德勒笔下的侦探马洛，突出的是性格，案件，则是为了性格的展开。这种硬汉，引领了至今大部分侦探小说的方向。去年，我们熟悉的村上春树翻译了钱德勒的代表作《漫长的告别》（The Long Goodbye ）。《漫长的告别》曾获在世界推理小说界享有极高声誉的爱伦·坡奖。村上版《漫长的告别》首印数为10万册，日本全国1500家书店也闻风办起了“钱德勒读书节”，村上在后记中将《漫长的告别》定义为“准经典小说”，认为钱德勒的作品影响了纯文学。

钱德勒的侦探小说，读者（包括我）会一再阅读它们，全然不管答案早已知道了几十年。

小说成功后，钱德勒做过一阵子好莱坞编剧，与比利·怀尔德（Billy Wilder）一起将詹姆斯·凯恩（James M.Cain）的小说《双重赔偿》（Double Indemnity ）剧本化（1944年）；写作了他唯一的原创剧本《蓝色大丽花》（The Blue Dahlia ，1946）。钱德勒还曾参与了希区柯克的《火车怪客》剧本，不过他认为希区柯克的故事不像真的。

虽然钱德勒不符合好莱坞的要求，并嘲笑电影对自己小说的改编，但是二战后欧洲的导演和后来的美国导演，都受了钱德勒小说的影响，例如黑色电影（Flim Noir）。在欧洲，法国新浪潮电影用黑色电影的框架创作了最好的故事，比如戈达尔（Jean-Luc Godard）的《断了气》（Breathless ，1959）和特吕弗（Francois Truffaut）的《刺杀钢琴师》（Shooting the Piano Player ，1960）。

不过生活中的钱德勒并不顺利，1954年，钱德勒正在写《漫长的告别》（The Long Goodbye ，1954年爱伦·坡奖最佳长篇小说），西西久病后去世，钱德勒再次陷入酗酒。1955年，钱德勒试图自杀。最终，这篇小文开始写过了，上个世纪，1959年，钱德勒逝世。

1955年，钱德勒的作品被收入权威的《美国文库》中，以侦探小说进入经典文学殿堂的，似只有钱德勒。

1995年，美国推理作家协会请出四位当代顶尖名家，票选150年来最佳作者、最佳侦探。结果雷蒙德·钱德勒与他创造的高贵侦探菲利普·马洛拿下双料冠军。

钱德勒因自己的小说而不死。

1

事情发生在中央大道一个鱼龙混杂的街区，那时黑人还没有完全占据那几个街区。那天我刚从一家只有三张椅子的理发店走出来，我的客户说我要找的理发匠迪米特里奥斯·阿莱迪斯可能在那家店工作。我找他不是因为什么了不起的事情，只不过他老婆愿意付点钱找他回家。

我后来一直没找到他，而阿莱迪斯太太也一毛钱都没付给我。

那天天气很热，快三月底了。我站在那家理发店外面，抬头看着二楼一家叫弗洛里安的餐饮娱乐中心伸出来的霓虹灯招牌。旁边有一个男人也和我一样抬头看着，他乐滋滋地紧盯着上面那些灰扑扑的窗户，那模样就像从东欧来的移民初次见到自由女神像一般。他是个十足的大块头，不过六英尺五英寸高，比装啤酒的卡车也宽不了多少。他离我约十英尺远，手臂垂在两旁，巨大的手指夹着被遗忘的雪茄，从指缝间冒出烟雾来。

几个瘦巴巴的黑人在街上走来走去，每个人经过他的身边时都不禁投给他好奇的一瞥。说实在的，他的那身打扮太引人注目了。他头上戴着一顶粗毛博尔萨利诺帽；身上罩着一件做工粗糙的灰白色运动服，上面的白色纽扣颗颗大得有如高尔夫球；里面穿着一件褐色衬衫，系着一条黄色领带；下面是一条打褶的灰色绒裤；脚上穿着一双鳄鱼皮鞋，鞋头开裂了。他胸前的口袋外垂下一方手帕，颜色和领带一般鲜黄。那顶帽子的帽檐上还插着两根彩色羽毛，其实他根本用不着这些修饰。即使是在人们的穿着打扮在世界上算不上最保守的中央大道上，他的那副样子，仍使得他看上去就像趴在白色蛋糕上的一只大蜘蛛。

他的肤色有些苍白，胡子该刮了，他是那种常常需要刮胡子的人。他长着一头黑色鬈发，两道浓眉纠结在大鼻子上面。他的两只耳朵对于他那种身材来说还算小，眼睛有一层灰眼珠特有的雾光。他站在那里一动也不动，活像一尊雕像，好大一会儿才微笑起来。

他慢吞吞地走过人行道，站在通向二楼的对开弹簧门前。他把门推开，面无表情地回头看了街上一眼就进去了。老实说，如果他的块头不是那么大，穿着不是那么招摇的话，我会猜他是去抢劫的。不过瞧瞧他的那身衣服、那顶帽子，还有那个身架骨，不大可能是这样。

门扇咚地弹向街外，又弹回原状，就在它慢慢静止不动时，轰地又被撞开，有个什么东西啪地掠过人行道，摔在路旁停着的两辆车子中间。他落地的时候手脚先着地，发出尖叫声，像一只被困在墙角的老鼠。他慢慢地爬起来，捡回一顶帽子，然后爬回人行道。这是一个瘦弱窄肩的年轻人，棕色皮肤，穿着淡紫色的西装，衣服上还插着一朵康乃馨，有一头梳得油光滑亮的黑发。他张着嘴巴呻吟了一会儿，路人觉得莫名其妙地瞪着他。他又整了整帽子，侧着身子蹭到墙边，然后撇着八字脚静悄悄地离去了。

街上一片沉寂，然后车声又起。我晃晃悠悠踱向那扇门，它现在一动也不动了。这可不关我的事，所以我推开门朝里面望去。

黑暗中，忽然有一只大如椅子的手伸出来，像抓一团泥巴一般抓住我的肩膀。那只大手把我抓进门里，将我拎上一级台阶。我的面前出现了一张大脸，接着，一个深沉而柔和的声音轻轻对我说：“这儿发生谋杀案了，是吗？帮我把那小子捆起来，伙计。”

里面黑得很也静得很，从上面依稀传来人声，但楼梯上只有我们两个人。那大个儿严肃地看着我，那只大手仍钳捏着我的肩膀。

“一个黑人，”他说，“我刚才把他摔出去了，看到了吧？”

他终于松开了我的肩膀，我的骨头倒没碎，可是手臂麻软无力。

“这种地方本来就是这样，”我揉着肩膀说，“你想会有什么？”

“别这么说，伙计，”大个儿轻柔地嘟囔着，活像老虎刚刚吃完一顿大餐，“韦玛以前在这儿工作，小韦玛。”

他又伸手来抓我的肩膀，我努力躲闪，可他快得像只猫。他开始用钢铁一般的手指捏我的肌肉。

“是啊，”他说，“小韦玛，我有八年没见过她了。你说这里变成了黑人的地方？”

我用嘶哑的声音说：“是的。”

他又把我往上拎了两个台阶，我憋足了劲想挣脱。我没带枪，找寻阿莱迪斯这种事根本不需要枪。老实说，我也怀疑带枪对我有没有好处，这大个儿恐怕会将它整个儿吞下去！

“你自己上去看看就知道了。”我说，尽量不露出难受的样子。

他又松开我，那双灰眼睛带着忧伤看着我。“我现在心情很好，”他说，“不能让人惹我生气。走吧，我们俩去喝点东西。”

“他们不会招呼你的。我已经告诉你了这是黑人的地盘。”

“我有八年没见到韦玛了，”他悲伤地低声说，“上次说再见后就有八年没见过她了。她也有六年没给我写信了。她一定有她的理由。她以前在这儿工作，可爱得很。走吧，我们上去，怎么了？”

“好吧，”我喊道，“我跟你上去，别拎着我，我自己会走路。我好着哪，发育也很健全，自己会上厕所，什么都能自己干，别拎着我！”

我们一起往楼上走去，这时他让我自己走了。我的肩膀发疼，脖子后面冒着汗。

2

楼梯顶端又是一扇对开弹簧门，挡住了后面的情形。大个儿用拇指轻轻把门推开，我们走进屋内。屋子是长窄形的，不太干净，不太明亮，而且气氛有些压抑。屋角有一群黑人聚在掷骰子的赌桌边，在圆锥形的灯光下聊天嬉笑。右边靠墙还有一座吧台。此外，屋里摆着一些小圆桌，稀稀落落坐着几个顾客，不管是男是女，清一色是黑人。

赌桌上的声音忽然停止了，上面的灯也一下子熄灭了。屋里倏地静得让人觉得很沉重。一双双眼睛盯着我们，那都是栗色的眼睛，嵌在一张张灰色或黑色的脸庞上。同时，还有一个个脑袋慢慢地转过来，上面的眼睛在一种死一般的沉寂中冷冷地盯着我们。

一个大块头、粗脖子的黑人靠在吧台尾端。他的衬衫袖子上系着粉红色袖箍，宽宽的后背上交叉着粉红色和白色相间的吊裤带，一看就知道是个保镖。他把跷起来的那只脚慢慢放下，缓缓转过身瞪着我们，两脚又轻轻分开，大舌头舔舔嘴唇。他的脸看起来历尽沧桑，似乎除了装缆绳的铁桶，别的东西的击打都禁受过。那脸上这里一块疤，那里一个坑，有的地方肿起来，有的地方呈格子状，有的地方像焊接过似的。我看这张脸是无所畏惧了，只要你想得到的事情，这张脸就一定经历过。

这个人长着一头短短的鬈发，稍稍带点灰白色，一只耳朵连耳垂都不见了。

他的身子又宽又重，双腿粗壮，有点O形腿，这在黑人中不多见。他又舔舔嘴唇，微笑着活动一下身体，然后随意地摆出一副拳击手的架势，低着头、弯着腰朝我们走来。这边，大个儿安安静静地等着他。

这个袖子上系着粉红色袖箍的黑人，将棕色的大手抵在大个儿的胸前。那么大的一个手掌，此刻看起来却像一粒纽扣。大个儿一动也不动。那个保镖温和地笑了笑。

“这儿不招待白人，兄弟，对不起。我们只招待有色人种。”

大个儿那对忧伤的小灰眼睛骨碌扫视了屋里一周，双颊微微发红。“想玩拳击啊，”他喘着粗气，声音也带着怒气提高了。“韦玛在哪里？”他问那个保镖。

保镖收起笑脸，上下打量着大个儿的衣着——他的褐色衬衫和黄色领带，灰白色运动服和上面的白色高尔夫球。他小心地转动着大头颅，从各个角度观察大个儿，然后低头看看那双鳄鱼皮鞋，轻轻笑了起来，觉得很有趣的样子。这时我有点为他感到难过了。

他轻声说：“你是说韦玛吗？这里没有韦玛，兄弟。没有酒，没有女人，什么都没有。滚吧，白人伙计，滚吧！”

“韦玛以前在这儿工作。”大个儿说，语气像是在做梦，似乎只有他一个人在森林中采着紫罗兰一般。我掏出手帕猛擦脖子后面的汗。

保镖突然笑了。“啐！”他说，又回头看了看背后的观众，“韦玛以前在这儿工作，可她现在不在这儿了，她辞职了，呵呵。”

“请你把这只脏手从我的衬衫上拿开。”大个儿说。

保镖皱了皱眉头，他不习惯有人这样对他说话。他把手从大个儿的衬衫上移开，攥起拳头。那拳头又大又紫，简直像个大茄子。他得保住他的工作，保住他的强悍声名，保住他的公众威严。他这么一想，就犯了个大错误。他用力挥出一拳，又快又急，攻向大个儿的腮帮子。屋内响起一片轻轻的惊呼声。

那一拳真不错，肩膀下垂，身体跟着摆动。他出手显然很重，而且看得出是经过训练的。问题是大个儿的头只晃动了不到一英寸的距离。他躲都没躲，硬是挨了一拳，身体轻摇一下，喉咙里发出一声低沉的吼声，然后就掐住了保镖的咽喉。

保镖挣扎着想踢他的下体，可是大个儿一把将他揪离地面转了一圈，他那双俗气的鞋子滑落到粗糙的地板布上。大个儿接着拽着保镖的身体扭向后面，换上右手抓住他的皮带，皮带像屠夫用的绳子一样裂开了。大个儿将巨掌抵住保镖的脊椎骨，把他抡到半空中，然后用手臂旋着他的身体，呼地将他飞掷过整个房间。那边有三个人赶紧跳开，保镖的身体砸到一张桌子上，然后又撞到护壁板上，声音大得恐怕在丹佛市也可以听到。保镖的腿扭了扭，然后他就躺着不动了。

“有些人，”大个儿说，“老是弄不明白什么时候不可以硬来。”他朝我转过身来。“对了，”他说，“我们俩去喝点东西。”

我们走向吧台。这时，其他顾客三三两两无声无息地溜过房间，朝楼梯口走去。他们就像草地上的影子那样安静，溜出去的时候连门都没晃动一下。

我们靠在吧台上。“威士忌鸡尾酒，”大个儿说，“你想喝什么，自己叫。”

“威士忌鸡尾酒。”我说。

我们都要到了一杯威士忌鸡尾酒。

大个儿沿着那个厚厚的矮酒杯的杯壁，面无表情地用舌头啜着里面的威士忌。他神情严肃地看着那个酒保。酒保是个瘦瘦的黑人，穿着一件白色外套，面容忧戚，走起路来好像脚痛似的。

“你知道韦玛在哪儿吗？”

“你说韦玛吗？”酒保带着哭腔说，“我最近没见过她。最近没有，绝没有！”

“你在这儿工作多久了？”

“我算算，”酒保放下毛巾，皱着眉头，掰着指头计算，“大概十个月吧，我想。可能一年，可能——”

“算清楚！”大个儿说。

酒保骨碌转动着眼珠，喉结滚上滚下像一只没有头的小鸡。

“这里变成黑人的地方有多久了？”大个儿粗声问。

“什么？”

大个儿紧握拳头，他手中的那只威士忌酒杯像要化为乌有。

“五年了。”我说，“这家伙不会知道什么叫韦玛的白人女子，这里不会有人知道的。”

大个儿看着我，好像我是刚孵出来的什么东西。威士忌似乎没有缓和他的脾气。

“是哪个浑蛋让你来管闲事的？”他问我。

我咧开嘴，努力撑出一个温暖友善的笑容。“我是跟你一起进来的，记得吗？”

他也朝我咧嘴笑了笑，那笑容很平淡，没有什么意义。“威士忌鸡尾酒，”他对酒保说，“把酒好好调一调，服务周到点。”

酒保慌张地走来走去，黑脸上的眼白转呀转的。我反过身背靠着吧台端详这个房间。房间里现在空荡荡的，只剩下酒保、大个儿和我，还有那个蜷缩在墙边的保镖。保镖开始动了，好像很痛苦也很费力。他慢慢地爬着，那模样就像苍蝇只剩下一只翅膀。他在桌子后面爬动，疲惫得像突然老了几十岁，突然幻灭了似的。我就那样看着他爬动。这边酒保又放下了两杯酒，我把身子转过来。大个儿看了保镖一眼，然后就对他不理不睬了。

“这里什么都变了，”他埋怨道，“以前这里有个小舞台，有乐队，还有一些可以找乐子的小房间。韦玛在这儿唱歌，一头红发，可爱得很。我们本来就要结婚的，结果他们给我设了一个圈套。”

我开始喝第二杯威士忌鸡尾酒，觉得我今天的这次冒险差不多可以结束了。“什么圈套？”我问。

“你想想我说八年不在是去了哪里？”

“去追求女人了？”

他伸出香蕉般大小的拇指戳着自己的胸膛：“到监牢里去啦！我叫马洛伊，别人叫我驼鹿马洛伊，因为我个儿大。知道大弯银行抢劫案吗？我抢了四万元，一个人干的，不错吧？”

“那么，现在可以花那些钱了？”

他锐利地看了我一眼。这时，我们身后有声音传来，是那个保镖挣扎着站起来的声音。他的身子窸窸窣窣晃着，手压在赌桌后面一扇黑色的门的把手上。门开了，他几乎是半摔了进去。接着，门又紧紧关上，锁声咔嚓响起。

“那门通向哪里？”驼鹿马洛伊问。

酒保双眼露出慌张的神色，惶恐地盯着保镖跌进的房间。

“那——那是蒙哥马利先生的办公室，先生。他是老板，他在后面有一间办公室。”

“他也许会知道一些事情，”大个儿说，一口吞下杯里剩下的酒，“他最好也别玩花样，别跟那个家伙一样。”

他迈着轻快的步子，慢慢地、满不在乎地穿过房间，用他那厚实的肩背碰了一下那扇门。门是锁着的。他摇晃着门，一块门板掉了下来。他穿过那扇门，把门关上。

接下来又是一片沉寂。我看着酒保，酒保也看着我，他的眼神变得若有所思。他擦着吧台，一边叹气，一边用右胳膊抵住台面。

我伸手去抓他的胳膊。那胳膊瘦伶伶的，似乎很容易就会被捏碎。我抓住他的胳膊朝他微笑。

“你在下面做什么，小子？”

他舔舔嘴唇，身子朝我的手臂靠过来。他一声不吭，发亮的脸渐渐罩上一层灰暗。

“这家伙可不好惹，”我说，“他如果翻脸不会有慈悲心肠，喝了酒就会这样。他在找他以前认识的女孩，这里以前是白人的地方，明白吗？”

酒保又舔舔嘴唇。

“他离开这儿很久了，”我说，“八年了。他好像不知道八年有多久，我还以为他会觉得那有一辈子那么久。他认为这儿的人应该知道那个女孩在哪儿，明白吗？”

酒保慢慢地说：“我以为你们是同伙。”

“我是身不由己。他在楼下问了我一个问题，然后硬把我拽了上来。我这辈子还没见过他，不过，我可不想被人抓着在房间里撂来撂去。好了，你到底在下面做什么？”

“想拿一支锯短了的猎枪。”酒保说。

“嘿，那可是违法的。”我小声说，“听好，你和我是一起的。还有别的吗？”

“雪茄盒里还有一支左轮手枪，”酒保说，“放开我的手！”

“好的，”我说，“现在移过来，小心点，站一边。现在可不是开火的时候。”

“谁说的，”酒保揶揄地说，疲累的身子倚在我的手臂上，“谁——”

他突然停下来，眼珠转动几下，头猛地一抬。这时，一个沉闷而利落的声音在后面响起，那是从赌桌后的门后传来的。那可能是关门声，但我觉得不是，酒保也觉得不是。

酒保僵住了，惊得口水都流出来了。我仔细地听着，没听到别的声音。我快步走向柜台一端，我实在听得太久了。

后面的门砰的一声开了，驼鹿马洛伊从里面冲出来。突然，他猛地停住，脚像被钉住了一般，灰白的脸上露出笑意。

一支军用柯尔特点四五口径的手枪握在他的那只巨掌中，像玩具一样。

“谁也不许乱来，”他安详地说，“把手放在吧台上。”

我和酒保都把手放到了吧台上。

驼鹿马洛伊扫视了屋内一圈，他脸上的笑容有点僵硬。然后，他轻轻穿过房间，完全是单独抢劫银行的样子，虽然那一身衣着实在不像样。

他来到吧台旁。“举起手来，黑鬼。”他轻声说。酒保高举着双手。大个儿走到我的背后，用左手搜我的身。他呼出的热气吹在我的脖子后面，一会儿后，那热气消失了。

“蒙哥马利先生也不知道韦玛在哪里，”他说，“他想告诉我——用这个。”他用他那硬实的手拍拍那支枪。我慢慢转过身看着他。“对了，”他说，“你们将来会知道我的，也忘不了我的，伙计们。告诉那些人小心一点。”他晃着枪，“好了，再见了，小子们，我得去赶公共汽车了。”

他大剌剌地往楼梯口走去。

“你还没付酒钱。”我说。

他停下脚步，仔细地看着我。

“你说得对，”他说，“不过如果我是你，就不会这么咄咄逼人了。”

他往前迈步，穿过对开弹簧门，走下楼梯。然后，脚步声渐渐远去了。

酒保弯下腰，我跳到吧台后面，将他推到一边。台下架子中的毛巾下面有一支锯短了的猎枪，旁边的一个雪茄盒里还有一支点三八口径的自动手枪。我把两支枪都拿出来，酒保则背靠在吧台后的一排玻璃杯上。

我从吧台一端绕回去，穿过房间，走向赌桌后的那扇破门。门里面是一条L形的过道，黑漆漆的，那个保镖躺在地上不省人事，手中还拿着一把刀。我弯下腰把刀抽走，将它丢在后面的楼梯上。保镖呼哧呼哧地喘着气，手软绵绵的像一堆泥。

我跨过他的身子，推开漆着“办公室”字样的门，那字上的黑漆已经剥落。

在半封死的一扇窗户旁，有一张窄小破旧的办公桌，一个男人的躯体直挺挺地靠在椅子上。那是一张高背椅，男人的头沉甸甸地挂到椅背后去了，这样他的鼻子就正朝着那扇窗户。那头挂着的样子，就像手帕或铰链折过去了一样。

男人右边的抽屉是开着的，里面有一份中间有油渍的报纸，我猜枪是从那儿拿出来的。用枪抵抗原本可能是个好主意，但现在这位蒙哥马利先生脑袋的样子证明这个主意大错特错。

办公桌上有部电话机。我把那支锯短了的猎枪放下，先锁上门，然后开始拨电话给警察局。这样我觉得比较安全，而且蒙哥马利先生好像也不介意。

当巡逻车里的那些小子踏上楼梯时，保镖和酒保早就脚底抹油溜之大吉，全屋只剩下我一个人。

3

一个叫纳尔蒂的人负责调查这个案子。纳尔蒂是个尖下巴的讨厌鬼，双手又长又黄，说话时老将那双手握在膝盖上。他是七十七街分局的一名警官。这时，我们正在一间简陋的房间里谈话。房间内对着的两面墙各抵着一张小书桌，中间只剩一个小通道，窄到同时超过两个人就过不去了。褐色的地板布脏兮兮的，空气中弥漫着雪茄烟头的气味。纳尔蒂的衬衫都磨破了，外套的袖子卷了起来。他这副穷模样倒是显得廉洁正直，不过，光靠这副模样想对付驼鹿马洛伊是行不通的。

他点燃半支雪茄，顺手把火柴棍丢到地板上，地板上早已躺满了火柴棍。他恼恨地说：“黑人凶杀案，又是一桩黑人凶杀案。我在这个警察局待了十八年，经手的都是这些。这种案件报上既不会登照片，也不会发布消息，甚至在寻人栏登上几行字都不可能。”

我什么都没说。他把我的名片拿起来又看了一遍，然后把它丢到一边。

“菲利普·马洛，私家侦探。噢——干那一行的？天哪，你看起来真够厉害。你在那段时间里都做了些什么？”

“哪段时间？”

“马洛伊扭断这家伙的脖子的那段时间。”

“噢，那是在另一个房间里发生的，”我说，“马洛伊可没通知我他要扭断别人的脖子。”

“你在捉弄我，”纳尔蒂怨恨地说，“好吧，尽量捉弄吧。每个人都捉弄我，多一个人又有什么关系？可怜的纳尔蒂，大家都来捉弄他吧，他好欺负，专闹笑话。”

“我并不想捉弄人，”我说，“我说的是实情——事情发生在另一个房间里。”

“当然，”纳尔蒂吐出大团烟雾说，“我去过现场，都用眼睛看到了，对吗？你没带枪吗？”

“那种工作不需要带枪。”

“什么工作？”

“我在找一个抛弃了老婆的理发匠，她以为我可以说服他回家。”

“你是说一个黑人？”

“不，是一个希腊人。”

“好吧，”纳尔蒂说，扑哧吐了口痰到废纸篓中，“好吧。说说看你是怎么遇见大个儿的？”

“我已经告诉过你了，我只是刚好在那里。他把一个黑鬼丢出弗洛里安的门外，而我不幸犯了好奇的毛病，探头去看看那是怎么回事，就被他抓到了二楼。”

“你是说他用枪抵着你上去的？”

“不是，他那时还没有枪，至少他没有露出枪来。他的枪可能是从蒙哥马利那里夺来的。他就那样把我拎了上去，大概是因为我有时很招人喜欢。”

“我可不敢这么说，”纳尔蒂说，“你可不像这么容易能被拎起来的人。”

“好吧，”我说，“何必斗嘴呢？我见过那家伙，你又没见过，他可以把你或我戴在手腕上当饰物。我是等他走了之后才知道他杀了人。我听到一声枪响，但我以为有人因为怕马洛伊，朝他开了一枪，不过马洛伊反过来把他的枪抢走了。”

“那么你为什么会这么认为？”纳尔蒂几乎是温和地问，“他用枪抢劫过银行，不是吗？”

“你看看他的那身穿着，他可不是去那里杀人的，穿成那样不可能是去杀人的。他是去找一个叫韦玛的女孩。那个女孩是他因抢劫银行被抓进去之前的情人，那时在弗洛里安——或者是别的名字，当它还是白人的地方时——工作。马洛伊是在那里被抓住的。你会抓到他的。”

“当然，”纳尔蒂说，“就凭他那块头和那身打扮，他应该很容易能被抓到。”

“他也可能有另一套衣服吧，”我说，“也许有辆车，有个藏身之所，有钱，有朋友。不过我想你会抓到他的。”

纳尔蒂又往废纸篓中吐了口痰。“我抓得到他，”他说，“恐怕等到那时我第三副假牙也装上了。你猜有多少人会参与办理这个案子？告诉你，只有一个！听好，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报纸不会报道这种新闻。有一次，五个黑人在哈林区日落大道东八十四街火并，有一个已经死了，弄得家具上、墙上，甚至天花板上都是血。当我从那屋子里出来时，有个报社的家伙，一个记者，正从门廊上走下去准备上车。他看到我们时做了个鬼脸说：‘噢，见鬼，黑人凶杀案。’他钻进车里就走了，连那大门都没跨进去。”

“也许大个儿还在假释期中，”我说，“你可以找人调查一下。不过，奉劝你执行逮捕时准备充分一点，否则他可能会把你们那些巡逻车拆掉，到那时你们就有机会上报了。”

“到那时我也没有机会办理这个案子了。”纳尔蒂揶揄地说。

他桌上的电话响了。他听着，脸上的笑容显得有些沮丧。他挂了电话，在一个小本子上写着什么，眼睛里闪出一丝微弱的光，就像积满灰尘的走廊尽头的亮光。

“见鬼，他们找到他了。刚才的电话是档案室打来的，他们那儿有他的指纹、照片以及一些别的资料。老天，总算有点头绪了。”他从本子上读着，“老天，这还算是一个人吗？六英尺五英寸半，二百六十四磅，没系领带。老天，这真是要命了。好了，管他的，他们现在把他的名字通知下去了，可能是在一份通缉名单的最后面。现在没有什么可干的，只有等了。”他将雪茄丢到痰盂里。

“你得找找那个女孩，”我说，“叫韦玛的女孩，马洛伊会去找她的。这是事情的起因。找找韦玛吧。”

“你去找吧，”纳尔蒂说，“那些找乐子的地方我已经二十年没去过了。”

我站起来。“好吧。”我一边说一边朝门外走去。

“嘿，等一等，”纳尔蒂说，“我只是开玩笑而已。你不是很忙吧？”

我把香烟在手指间转来转去，站在门口看着他，等着他说下去。

“我是说，你有没有时间去找找那个女孩。你这主意不错，你可能会找到什么线索。你可以便衣行动。”

“我在这里面能得到什么好处？”

他无奈地摊开那双黄手，那个微笑狡猾得像个破旧的捕鼠器。“你以前和我们警察局里的伙计相处不好，别否认这一点，我听说过。下回记得多交几个朋友，这样没有坏处。”

“这会对我有什么好处？”

“听好，”纳尔蒂劝诱我说，“我当然只是个小人物。不过，警察局里的每个人都可能给你带来不少好处。”

“这么说，我是为了你们的爱才应该去做这件事情——还是你打算付点钱？”

“我是不会付钱的，”纳尔蒂说，皱了皱他的黄鼻子，“只不过我需要创造一点业绩，自从上次大整顿后，我的处境一直不太好。我不会忘记你的好处的，伙计，决不会。”

我看了看手表。“好吧，如果我想到了什么线索，我会告诉你的。你拿到照片以后，我会帮你指认的——午餐以后。”我们握了握手，然后我走过黄褐色的门厅，走下楼梯，朝我停在楼前的车走去。

驼鹿马洛伊拿着军用柯尔特手枪离开弗洛里安大概有两个小时了。我在一家杂货店吃了午餐，又买了一品脱波本威士忌，然后向东开车到中央大道，接着又沿着中央大道往北驶去。我的直觉模糊得像人行道上飞舞的热气。

其实，除了好奇心之外，我没有任何其他理由去管这个案子。但说实话，我已经一个月没有生意上门了，这时即使做一份分文不取的工作也算是个改变吧。

4

弗洛里安当然被查封了。一个再明显不过的便衣警察坐在那个餐饮娱乐中心前的一辆车上，用一只眼睛读着报纸。我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要这样浪费时间，这里根本没有人知道驼鹿马洛伊的情况，保镖和酒保也下落不明，街上不会有人知道他们的事情。

我慢慢开车经过弗洛里安，停在街角，看着斜对面交叉口后面的一家黑人旅馆，它叫忘忧旅馆。我下车往回走，穿过交叉口，走进这家旅馆。长条的褐色地毯两旁分别立着一排硬硬的空椅子，面对面像对望一般。前厅暗处有一张桌子，桌后坐着一个光头男人，他闭着双眼，一双褐色的软软的手在桌上平和地握在一起。他正在打盹，或看起来像在打盹。他胸前系着一条爱斯科式领带，看上去像是一八八○年系上去的；领夹上的一颗绿石头只比苹果小一点而已。他松垮的下巴垂在领带上，交握着的双手安详而干净，指甲是修剪过的，一窝窝新月形缀在紫色的指甲上。

他的手肘旁有一块金属招牌，上面写着：“本旅馆的安全由国际统一公司负责”。

当这个安详的褐色皮肤的男人睁开一只眼睛审慎地打量我时，我指着招牌说：“我是H.P.D.派来检查的，有没有什么麻烦？”

所谓H.P.D.，即旅馆保护部门，隶属于一个大机构，是专门追查那些开空头支票的人，以及那些不付账、从后楼梯溜走、留下装满砖头的破箱子的客人的。

“麻烦？老兄，”他用高亢而夸张的声音说，“我们这儿刚好有麻烦。”他随后降低了四五度声音说，“你说你叫什么名字？”

“马洛，菲利普·马洛。”

“好名字，老兄，清脆悦耳。你今天看上去精神不错，”他又降低了声音，“但你不是H.P.D.的人，我好几年没见过那儿来的人了。”他摊开双手，懒懒地指着那块招牌，“老兄，那块牌子是二手货，我买来充门面的。”

“好吧。”我说。我靠着柜台，拿出一枚五毛钱的硬币，让它在那斑痕累累的空柜台上旋转。

“弗洛里安今天早上发生的事情听说了吗？”

“我忘了，老兄。”他的双眼这时睁得大大的，瞪着旋转的硬币发出的亮光。

“那里的老板被干掉了，”我说，“就是那个叫蒙哥马利的人。有人扭断了他的脖子。”

“愿上帝接纳他的灵魂，老兄。”他又低声说话了，“警察？”

“私家侦探——需要保密的行业。不管什么人，我一看就知道他会不会保守秘密。”

他打量着我，然后闭上眼睛想了一会儿。他把眼睛再小心睁开时，仍盯着旋转的硬币不放，似乎克制不住自己去看它的欲望。

“谁干的？”他轻声问，“谁把山姆干掉了？”

“一个刚从监狱里出来的厉害角色，看到那里不再是白人的地方就气坏了。那里以前好像是属于白人的，也许你还记得？”

他没答话。那个硬币乒里乓啷地扑倒，静静的不动了。

“你想怎样？”我说，“你想让我为你读一章《圣经》，还是请你喝一杯？你挑吧。”

“老兄，我是那种只在家人旁边读《圣经》的人。”他的眼睛明亮，眼神稳定，像青蛙一般。

“你大概刚刚吃过午餐了吧。”我说。

“午餐，”他说，“是像我这种身材和脾气的人省掉的事。”他又降低声音，“到这儿来吧。”

我绕了过去，从口袋中把那瓶波本威士忌拿出来放在桌上，然后又走回桌前。他弯下腰研究那瓶酒，看来很满意。

“老兄，这酒根本买不了什么，”他说，“不过我愿意陪你喝一杯。”

他打开瓶塞，放了两只小玻璃杯在桌上，一声不吭地把两只杯子倒得满满的。他举起一杯，仔细闻了闻，翘着小手指将酒一咕噜倒进喉咙。

他品尝了一会儿，想了一会儿，终于点头说：“这酒不错，老兄，我能为你做些什么？这条街上大大小小没有一条裂缝我不知道的。真的，这酒是好酒。”他又倒满一杯。

我把发生在弗洛里安的事情从头到尾说了一遍。他严肃地看着我，摇了摇那颗大光头。

“山姆那地方原本还真是块净土，”他说，“一个月没有人在那儿动刀动枪了。”

“六年还是八年以前，弗洛里安还是白人的地方时，叫什么名字？”

“老兄，你不看看那块招牌挂得那么高。”

我点点头。“我就猜到原来可能也是同一个名字，不然马洛伊会嘀咕的。但那时谁是那儿的老板呢？”

“老兄，你这么问可让我有点惊奇，老板的名字不是写在那儿了吗？弗洛里安呀，迈克·弗洛里安——”

“这位迈克·弗洛里安去哪儿了？”

这个黑人摊开他那双褐色的、软软的手，声音洪亮而且带着哀伤。“他死了，老兄，听从上帝的召唤了。那是一九三四年还是一九三五年的事情，我记不清了。不值得的生命，老兄。我听说他喝酒喝得肾都烂了，死得很惨，可他从此也就解脱了。”他的声音又回复正常，“老天知道那是怎么回事。”

“他家里还有什么人？再倒一杯吧。”

他坚定地塞上瓶塞，把酒推回我这一头。“两杯就够了，老兄——日落之前只喝两杯，谢谢。你说话的方式让人感觉很有尊严……他留下了一个寡妇，名叫杰西。”

“她后来怎么样了？”

“追求知识，就是要问个不停，老兄。她的事情我后来没听说过，你试一下电话簿吧。”

在前厅一个阴暗的角落里有一个电话间，我走进去，关上门，把灯打开。电话簿有链子拴着，残破不堪。我查遍了整本电话簿，就是没有找到弗洛里安的名字。我又走了回来。

“没找到。”我说。

黑人懊悔地弯下腰，端出一本厚厚的城市姓名录，将它一把推到我面前。他闭上眼睛，显得有些不耐烦了。我很快就找到了寡妇杰西·弗洛里安的名字，她住在西五十四街一六四四号。我很奇怪我以前的那些聪明劲儿都跑到哪儿去了。

我抄下地址，把城市姓名录推回去。黑人把它放回原处，和我握了握手，然后双手又交叉握起，和我进来时一模一样。他的眼睛耷拉下来，似乎睡着了。

这件事情对他而言是结束了。我往外走，走到一半又回头看了他一眼。他的眼睛完全闭上了，呼吸均匀，轻声而有规律地打着小呼，那颗光头闪闪发亮。

我从忘忧旅馆走出来，穿过街道回到我的车上。这一切来得太容易了，来得简直不费吹灰之力。

5

西五十四街一六四四号是一栋干巴巴的褐色房子，前面有一块同样干巴巴的草坪。一小块光秃秃的地面的中央，孤零零地立着一棵干硬的棕榈树。门廊上有一张木制摇椅。午后的微风吹着去年猩猩木未修剪的枝叶，它们吧嗒吧嗒地拍打着裂缝累累的灰泥墙。边上的院落里，一根生锈的铁丝上挂着一串黄色的硬挺挺的衣服，它们在轻轻地抖动。

我把车子往前开了四分之一个街区，停在街对面，然后再步行回来。

门铃是坏的，于是我敲了敲纱门的木框。里面传来慢腾腾的脚步声，然后门开了。黑乎乎中站着一个邋遢的女人，她一边开门，一边大声擤着鼻子。她的脸呈灰色，一头乱发分不清是褐色还是金色，发质恹无生气，杂沓不净。她的身体臃肿，裹在毫无形状的绒布浴衣中，那浴衣在颜色和款式上都过时了。她的脚趾肥大，趿着一双磨旧了的棕色男式皮拖鞋。

我说：“你是弗洛里安太太吗？杰西·弗洛里安太太？”

“嗯。”她的声音像病人起床一样从嗓子眼里挣扎出来。

“你就是弗洛里安太太，以前你的丈夫在中央大道上经营过一个餐饮娱乐中心？你的丈夫是迈克·弗洛里安？”

她用拇指拨了一缕头发到她的大耳朵后，眼睛里闪着惊奇的亮光。她声音低沉地嘀咕着，嗓子像被堵住了似的。“什——什么？我的老天，迈克已经死了五年了。你说你是干什么的？”

纱门仍是关着的，挂钩也是搭上的。

“我是个侦探，”我说，“想了解一些情况。”

她久久地瞪着我，然后费力地拿下挂钩，转身朝屋里走去。

“进来吧，我还没时间收拾屋子。”她厌烦地说，“你是警察，对吧？”

我踏进门内，又把纱门的挂钩搭上。门左边的屋角突兀地摆着一台大而美丽的箱形收音机，那是整间屋子里唯一像样的家具。它的簇新，对比出其他东西的破旧肮脏——此外还有一张摇椅，与门廊上的那张一模一样。从一个方形的过道走进去就是饭厅，里面的餐桌污迹斑斑，通往厨房的弹簧门上到处是脏手印，两盏灯的灯罩也破旧得不像样子，简直就像年老色衰的妓女，仍不甘心地炫耀俗艳的色彩。

女人坐进摇椅中，晃着她的拖鞋看着我。我看了看那台收音机，坐到一个小沙发上。她看到了我看收音机的动作，她的表情和声音里露出一种虚假的热情，淡得就像中国人的茶。“那是我唯一的伴侣。”她说，过一会儿又哧哧笑起来，“迈克近来没干什么新的坏事吧？警察不常造访我的。”

她的嗤笑里夹着酒鬼的味道。我往后靠，背部抵到一个硬邦邦的东西。我伸手往后一摸，摸到了一个空的金酒酒瓶。女人又嗤笑起来。

“我只是开个玩笑。”她说，“不过希望老天在他的安息之处多安排些廉价的金发女孩，他在人世老嫌不够。”

“我倒是想到了一个红发女孩。”我说。

“他大概也喜欢几个红发的吧。”她的眼睛现在看起来不那么模糊不清了，“我记不起来了，是哪个特别的红发女孩吗？”

“是的，是一个叫韦玛的女孩。我不知道以前她用什么姓，只知道那一定不是真名。我在替她的父母找她。你们中央大道上那家店现在变成黑人的地方了，虽然店名没改，那儿的人都没听说过她，所以我才想到了你。”

“她的父母这么久才想起她来，要找她。”女人深思着说。

“这里面有点钱的问题，不多。我猜她父母得找到她才能拿到那笔钱。钱使他们记起女儿来了。”

“酒也可以使人恢复记忆。”女人说，“今天有点热，对吧？那么，你是个警察喽。”她那双狡猾的眼睛盯着我，脸上的神情很专注。她那双穿着男式拖鞋的脚也不动了。

我举起那个空的金酒酒瓶摇了摇，把它丢在一旁，然后从臀部口袋里拿出那瓶我和那个旅馆黑人没喝多少的波本威士忌。我把那瓶酒放在膝上，女人的眼睛紧盯着不放，然后狐疑爬满了她的脸。她那样子像小猫一样，只不过不像小猫那么顽皮。

“你不是警察，”她轻声说，“警察不会买那种玩意儿。你到底在玩什么把戏，先生？”

她又开始擤鼻涕。我这一生恐怕还没见过比那更脏的手帕。她的眼睛还盯着酒瓶，怀疑和饥渴彼此在内心交战。最后，酒虫似乎胜利了。酒虫一向不会输的。

“韦玛是个演艺人，是个歌手，你恐怕不认识她吧？我想你大概不常去那种地方。”

她那双海带一样颜色的眼睛仍盯着酒瓶，舌苔很厚的舌头舔了舔嘴唇。

“嗬，那是酒！”她叹了口气，“我才不管你是什么人呢。先生，你可要把它拿稳了，一滴也不能洒。”

她站起来，摇摇晃晃地走出房间，然后带回两只厚而脏的玻璃杯。

“没有别的了，就喝你带来的吧。”她说。

我给她倒了一大杯。我如果喝那么多的话，肯定会醉得像一摊泥。她饥渴地将那杯酒拿过去，一口喝下，像吞阿司匹林一样，然后又盯着酒瓶。我又给她倒了一杯，也给自己倒了一点。她端着那杯酒走到摇椅旁，眼睛比先前暗了很多。

“嗬，这东西真令人舒服。”她边说边坐下，“我们刚才说什么了？”

“说到一个叫韦玛的红发女孩，她以前在你们中央大道的店里工作过。”

“对，”她喝完第二杯酒时，我走到她的身旁，把酒瓶放在一边，她伸手拿了过去，“对，你说你是做什么的？”

我拿出一张名片递给她。她咂嘴咂舌地念着，然后将名片丢在旁边的桌子上，把她的空酒杯压在上面。

“噢，私家侦探。你刚才没说这个，先生。”她开玩笑地用手指指着我数落，“不过，你的酒说明你是好人。为犯罪干杯吧！”她给自己倒了第三杯酒，又一口喝得干干净净。

我坐下来，拿着一根香烟在手指间转来转去，等着她开口。她要么知道些什么，要么什么都不知道。如果知道，她可能告诉我，也可能什么都不说。事情就是这么简单。

“可爱的红发女孩，”她缓慢含糊地说，“是的，我记得她。她会唱歌跳舞，有一双美丽的腿，而且从来不会忘记炫耀。她跑到别的地方去啦！我怎么会知道那些妓女的下落。”

“嗯，我也不觉得你会知道，”我说，“不过我很自然就来问你了，弗洛里安太太。威士忌你请自便——如果不够，我还可以出去再买一些。”

“你一点都没喝。”她突然说。

我端起酒杯，慢慢地喝，假装杯子里酒很多。

“她的父母在哪儿？”她突然问。

“那又有什么关系？”

“好吧，”她冷笑道，“所有的警察都一样。好吧，小子，只要请我喝酒的都是我的朋友。”她又伸手去拿酒瓶，这是第四杯酒了。“我不应该再和你胡扯的，但当我喜欢一个人的时候，就百无禁忌。”她谄笑着说，样子不太招人喜欢，“规矩点待着，别乱动，我想起来了。”

她离开摇椅，打了一个喷嚏，浴衣差点儿滑落下去。她把浴衣往上拉了拉，盖住肚子，冷冷地看着我。

“不许偷看。”她一边说一边走出房间，肩膀还撞到了门框上。

我听到她笨重的脚步声到了屋后。

猩猩木的枝叶仍吧嗒吧嗒地拍打着屋前的墙壁，晒衣绳也不时在风中发出怪声，卖冰淇淋的小贩摇着铃从屋前走过去了。屋子角落里，那台漂亮的大收音机传出舞曲音乐和爱情音乐，声音低沉、柔和，微微发颤，仿佛唱着伤感恋曲的歌手唱出的片段。

然后，从屋后传来不同的磕碰声。先是好像一张椅子翻倒了，一个橱柜的抽屉被拉得太用力而砸到了地板上，还有踉踉跄跄的沉重脚步声，中间夹着咒骂声。然后有开锁声，箱子打开的吱嘎声，接着又是脚步声和砰砰声，好像一个盘子掉到了地上。我从沙发上站起来，溜进饭厅，再穿过短短的过道，躲在一扇开着的门旁偷看。

她摇摇晃晃地站在一只箱子前，伸手在箱内东捡西抓，一会儿后，又愤怒地将额前头发拨到脑袋后面。她一定没想到自己会醉成这样。她弯腰靠在箱子上，稳住自己，又是咳嗽又是叹息。然后，她索性跪下去，将双手探进箱子摸索。

她抖抖索索地拿出一个东西，那是一个厚厚的包裹，它用褪色的粉红色带子捆着。她慢吞吞地、笨拙地解开带子，抽出一个信封，然后把信封塞回箱子右边看不到的地方，再重新用不听使唤的手指将带子捆回去。

我悄悄溜回去，坐到原先的沙发上。那女人呼吸沉重地回到客厅，摇摇晃晃地站在门口，手里拿着那个捆着的包裹。

她得意地笑了，把包裹扔向我，它落在我的脚前。她又摇摇晃晃地走回摇椅，一个踉跄坐下就伸手去拿那瓶威士忌。

我从地上捡起包裹，解开粉红色带子。

“瞧瞧这些东西，”女人嘟囔着，“照片哪，剪报哪。那些妓女只有被警察逮住才上得了报，她们以前都是我们店里的人。这就是那个家伙留给我的——这些东西和他的一堆旧衣服。”

我翻着那些男女职业化摆姿势照的照片。男人都长着狡猾的尖脸，穿着赛马服，或者脸上的妆化得很浓，看样子都是从小城市里来的卖艺人。这些家伙往上爬不了多少，他们活跃在杂耍场，或者在小剧场里表演一些粗鄙肮脏的节目，与法律尺度作拉锯战。有时，他们的表演实在不堪入目了，警察便会突击检查一次，或者闹到法庭去。不久，他们又回来表演了，厚着脸皮微笑，猥亵地卖弄，就像酸臭的汗味一样让人恶心。那些女人多半有双美丽的腿，展现玲珑曲线时可比威尔·海斯
[1] 的尺度松多了。她们的脸都蜡黄无光，暗淡得像会计师的大衣。她们有的是金发，有的是褐发；有的长着牛眼般的大眼睛，眼神呆滞，有的长着机警的小眼睛，暗藏贪婪。其中有一两张脸一看上去就觉得很邪恶。有一两个人可能是红发，不过从照片上看不出来。我随意地翻看，没什么兴趣，又把它们用带子捆好。

“这些人我一个也不认识，”我说，“你为什么要拿这些给我看？”

她从右手发抖地握着的酒瓶后斜眼看过来。“你不是在找韦玛吗？”

“她在这里面吗？”

她的脸上闪过一丝狡猾。“你没有她的照片吗——她的父母没给你吗？”

“没有。”

她看上去有点困惑。每个女孩都会有一两张照片，至少也有一张小时候穿小短裙戴蝴蝶结照的；我应该有她的照片才对。

“我不会再喜欢你了。”那女人几乎是轻轻地说。

我拿着我的酒杯走到她的身旁，将它放在桌上她的酒杯旁。

“趁你还没喝光整瓶酒以前，给我也倒一杯。”

她伸手去拿酒杯，这时，我转身快步穿过门洞、饭厅和过道，奔进拥挤杂乱的卧室。里面的那个箱子仍是打开的，一只盘子躺在地上。叫骂声从身后传来。我伸手径直探入箱子右边，摸到了那个信封，飞快地将它拿出。

等我回到客厅时，她已经离开椅子，但只走了两三步而已。她的眼睛里闪着冰冷暗淡的光，像要杀人似的。

“坐下！”我故意呵斥她，“你这次对付的可不是像驼鹿马洛伊那种头脑简单的傻子。”

这句话像黑夜里射出的子弹，没击中任何东西。她眨了两次眼睛，努力拉动上唇，露出肮脏的牙齿，像兔子般狠狠地斜眼看着我。

“驼鹿？那个驼鹿？他怎么了？”她吞了口气说。

“出来了！”我说，“从监狱里出来了。他现在手里拿着一支点四五口径的手枪在外面乱转。今天上午，他在中央大道上杀了一个黑人，只因为那个黑人不愿意说出韦玛在哪里。现在他正在找那个八年前陷害了他让他进了监狱的人。”

女人的脸变得有些苍白，她举起酒瓶仰面灌酒，有些威士忌沿着下巴流下来。

“那么警察正在找他喽。”她说着笑了起来，“警察，啐！”

这可爱的老女人，我喜欢和她在一起，喜欢把她灌醉。我这人真卑鄙，但是我喜欢我自己。我这一行真是百无禁忌，但连我自己这时也有点作呕。

我打开手中的信封，里面是一张光面照片。这张照片和刚才的那些差不多，但又有些不同，它看上去要好多了。照片中的女孩上半身穿着小丑服，戴着一顶圆锥形的白色帽子，帽子上还有一个黑绒球。她的头发松软散开，颜色较深，可能是红发；她的脸侧着，但看得出眼睛快乐有神。我不是脸部审美专家，所以不能硬说她的脸是天生丽质，但它的确是美丽的，人们会很喜欢它，至少在她们那个圈子里，这张脸很出色。不过，这张脸究竟还是平凡的，它的美丽是完全规格化的，在任何城市的午餐时间，你肯定能在街上找到一打像这样的脸。

照片中她的下半身完全是以她美丽的腿为重点。照片的右下角有一个签名：“你永远的——韦玛·瓦伦托”。

我把照片举在弗洛里安的女人面前，举在她拿不到的地方。她试着扑过来抢，但失败了。

“为什么要把它藏起来？”我问。

她喘着粗气，默不作声。我把照片装回信封，把信封放进口袋。

“为什么要把它藏起来？”我又问她，“这一张和其他的有什么不同？她人在哪里？”

“死了。”那女人说，“她是个好孩子，但她死了。你这警察，滚吧！”

她那黄褐色的乱眉上上下下耸动，接着，她手一松，酒瓶滑落到地毯上，里面的酒淙淙流出。我弯腰去捡那个酒瓶，她竟然想踢我的脸，我赶快跳开老远。

“那也不能说明你为什么要藏起这张照片。”我问她，“她是什么时候死的？怎么死的？”

“我是个又病又老的可怜女人。”她嘟囔着，“离我远点，你这浑蛋！”

我一言不发地看着她，心中也想不出什么特别的话来。过了一会儿，我走过去捡起那个扁扁的酒瓶，把它放在她身旁的小桌上，那里面几乎已经空了。

她低头盯着地毯，角落里的收音机播放着轻快的音乐。外面有一辆车驶过，窗户上有一只苍蝇嗡嗡作响。过了好长一段时间，她开始嚅动嘴唇，对着地板自言自语，那只是一些毫无意义的片段话语。然后，她又笑了起来，头往后仰，继续胡言乱语。接着，她用右手抓起酒瓶，往牙齿间灌，弄出咯咯的响声来。酒瓶空了，她举着它摇一摇，接着将它朝我扔过来。我躲过了，酒瓶朝墙角飞去，在地毯上滚动，然后撞到护壁板上，发出砰的一声。

她又斜眼看着我，接着缓缓闭上眼睛，开始打鼾了。

她可能在演戏，不过我不在乎。突然间，我觉得我受够了，实在是受够了。

我从沙发上拿起我的帽子，走向门口，打开纱门走出去。那台收音机仍在角落里轻响，那个女人仍在椅中轻声打鼾。关门前我又瞥了她一眼，关上门后又悄悄打开，再看了她一眼。

她的眼睛仍是闭着的，但眼皮下有什么东西闪了一下。我走下台阶，沿着有裂缝的小道回到街上。

隔壁家有一扇窗户的窗帘被拉到了一边，一张窄窄的专注的脸贴在玻璃上，是一个白发钩鼻的老女人在偷看。

爱管闲事的人又在探听邻居的事情了，每条街上总有一个像她这样的女人。我向她招招手，那窗帘马上被拉上了。

我回到车上，开回七十七街分局，接着爬楼梯来到二楼纳尔蒂那间散发着难闻气味的小小的办公室。

注释

[1] 威尔·海斯（Will Hays，1879—1954），著名的电影审查官员。

6

纳尔蒂似乎连半英寸都没移动过，他仍颇有耐性地坐在椅子上。但他的烟灰缸里多了两个雪茄烟头，地板上也出现了更多火柴棍。

我在那张空桌子前坐下。纳尔蒂把桌上的一张照片翻到正面递给我，那是警察局的档案照片，正面、侧面都有，下面还有指纹特征。照片里的人的确是驼鹿马洛伊，因为是打强光照的，他的眉毛光秃秃的几乎看不到。

“就是他。”我把照片还给纳尔蒂。

“俄勒冈监狱发来了一份关于他的电报，”纳尔蒂说，“他服刑期满了。事情有了点眉目，我们已经把他圈住了。我们的一个巡警在七路公共汽车线路的终点站向一个售票员调查情况，那个售票员提到一个块头和样子都很像马洛伊的人。他是在第三街和亚历山大街的交叉口下车的，接下来他就会闯入某栋大大的空房子。那一带有很多那种老式房子，离市中心太远，很难租出去。如果他闯进去，我们就可以逮个正着。你刚才干什么去了？”

“他是不是戴着一顶花哨的帽子，外套上的扣子大得像高尔夫球？”

纳尔蒂皱着眉头，双手在膝盖上揉搓。“不，他穿的是蓝色，或者咖啡色西装。”

“你确定他不是穿着一条纱笼？”

“什么？噢，是的，你又捉弄我。我休假时，记得让我笑笑。”

我说：“你们盯住的人不是马洛伊。他不会去乘公共汽车，他有的是钱。你再看看他穿的衣服，他在店里买不到任何现成的衣服，他的衣服都得定做。”

“好吧，捉弄我吧。”纳尔蒂显得有些不高兴，“你都在做什么呢？”

“我在做你该做的事情。弗洛里安以前是白人的地方时也叫同样的名字，我问过一个熟知附近的开旅馆的黑人。因为招牌很贵，所以黑人接手时保留了原来的招牌。原来的老板名叫迈克·弗洛里安，死了几年了，寡妇还在，住在西五十四街一六四四号，名叫杰西·弗洛里安。电话簿上没有她的名字，要查城市姓名录才查得到。”

“那么我该怎么办——和她约会吗？”纳尔蒂问。

“我已经替你做了。我带了一瓶波本威士忌去。她是个可爱的中年太太，脸像一团泥巴。而且我敢说，如果她这几年洗过头发的话，我发誓我会连钢带铁吃了我车子上的备用轮胎。”

“省省那些伶牙俐齿吧。”纳尔蒂说。

“我向弗洛里安太太打听韦玛的下落。你记得吧，纳尔蒂先生，驼鹿马洛伊不是在找红发女郎韦玛吗？我说的让你厌烦了吗，纳尔蒂先生？”

“你为什么这么敏感？”

“你不会明白的。弗洛里安太太说她不记得韦玛了。她的家破烂不堪，可是有一台新的收音机，值七八十块钱吧。”

“你到现在还没说出值得我大叫的消息。”

“弗洛里安太太——杰西——告诉我她的丈夫只给她留下一堆破衣服，还有当年在他们店里工作的人的照片。我拿出酒讨好她，她是那种为了喝到酒可以和你拼命的女人。三四杯下肚后，她就到卧室去翻箱倒柜，找出一堆压在箱底的照片。我偷看到她从中藏起了一张，后来我溜进去抢到了那张照片。”

我从口袋中将那个穿着小丑服的女孩的照片拿出来放在他的桌上。他举起照片瞧着，嘴角抽动了一下。

“可爱，”他说，“真是很可爱。我可以找这么一个女孩试试，呵呵。韦玛·瓦伦托，是吗？这女孩后来去哪儿了？”

“弗洛里安太太说她死了——但这并不能说明她为什么要藏起这张照片。”

“是的。她为什么要把它藏起来呢？”

“她不肯告诉我原因。最后，我告诉她驼鹿被放出来了以后，她好像一下子不喜欢我了。真的很奇怪，不是吗？”

“往下说。”纳尔蒂说。

“没有别的了，我把所有事情都告诉你了，还给了你照片。如果你有这些线索还没法往下查，我再说什么也帮不了忙了。”

“往下查什么？这还不是黑人凶杀案？等我们抓到驼鹿再说吧。见鬼，他有八年没见过这女孩了，除非她去监狱看过他。”

“好吧，”我说，“别忘记他在找她，而且得提防他行凶。还有，他是因为抢劫银行进监狱的，那表示有悬赏金，谁拿到那笔钱了？”

“不知道，”纳尔蒂说，“也许我可以查到。为什么？”

“有人出卖了他，也许他知道是谁。那也是他会花时间办的事。”我站起来，“好了，再见，祝你好运。”

“你就这样把我抛下了？”

我朝门口走去。“我得回家洗澡刷牙修修指甲了。”

“你没生病吧？”

“我只是浑身脏透了，”我说，“非常非常脏。”

“那么，急什么，再待一会儿。”他用拇指钩着背心向后靠，看起来比较像个警察，但仍然缺乏吸引力。

“不急，”我说，“一点都不急，但这里已经没有什么我要做的事情了。很显然，这个韦玛已经死了，如果弗洛里安太太说的是实话——而我也不知道刚才她有什么理由要撒谎。我的兴趣仅此而已。”

“是啊。”纳尔蒂狐疑地说——这是他的习惯。

“反正你们也快要抓到驼鹿马洛伊了，事情差不多解决了，所以我也得赶紧回家，想点挣钱谋生的事情。”

“我们也有可能抓不到那家伙，”纳尔蒂说，“这些家伙有时逃得掉，即使是大块头。”他的眼睛里也充满狐疑，这是他到现在为止第一次眼睛里有表情，“她给了你多少？”

“什么？”

“老太太给你多少钱让你罢手？”

“罢手什么？”

“你现在要罢手的所有事情。”他将两个拇指从袖口那儿拿出来，在背心前面互相抵着，面带微笑。

“噢，简直要命！”我说着走出办公室，留下他一个人在那儿张大了嘴巴。

我走出门一码远后又转回去，悄悄开门往里看。他仍保持着那个坐姿，两个拇指互相抵着，但脸上的笑容不见了，显得很愁闷，他的嘴巴仍是张开的。

他没动也没抬眼，我不知道他有没有听到我的声音。我又关上门走了。

7

他们在那一年的挂历上印上了伦勃朗的画。因为印刷套色不佳，这幅自画像显得脏兮兮的。画里的伦勃朗拿着一个脏兮兮的调色盘，手指也是脏兮兮的。他还戴着一顶黑巾帽，看上去也不怎么干净。他的另一只手拿着一支画笔对空比画，看起来好像谁付他点钱，他就会画上几笔。他的脸看起来上了年纪，露出松弛之态，是对人生嫌恶和酗酒的结果。不过，我喜欢这画里流露出的苦涩的愉悦感，而那双眼睛就像露珠一样晶亮。

下午四点半，我正隔着办公桌看着画中的伦勃朗，电话突然响起，我听到了一个冷酷、骄傲又自我感觉良好的声音。我拿起话筒以后，那声音慢吞吞地问：“你是那个菲利普·马洛，私家侦探？”

“说对了。”

“噢，你是说你是的。有人向我推荐你，说可以信任你保守秘密。我想请你今天晚上七点来我家，我们可以讨论一些事情。我叫林赛·马里奥特，住在蒙特马·维斯塔区的卡布利罗街四二一二号，你知道在哪儿吗？”

“我知道蒙特马·维斯塔区在哪儿，马里奥特先生。”

“噢，好的。卡布利罗街有些难找。这里的街道分布都是有趣却复杂的弯道，我建议你从街头咖啡屋步行上来，这么走的话，卡布利罗街就是上来的第三条街，而我的房子是街上唯一的住宅。七点可以吗？”

“马里奥特先生，请问这桩工作是什么性质？”

“我希望不要在电话上讨论。”

“能不能给点提示？蒙特马·维斯塔区离我这儿并不近。”

“如果你不愿意接这份工作，我很乐意照样付你的路费。你对工作性质有什么特殊要求吗？”

“只要合法都可以。”

那声音突然变得冷冷的：“如果不合法，我不会打电话给你的。”

嗬，听起来像个哈佛毕业的家伙，遣词造句都经过斟酌。我的脚跟发痒，但我囊中羞涩。我声音甜蜜地说：“谢谢你打电话来，马里奥特先生，我会赶到的。”

他挂了电话。我觉得伦勃朗先生正以鄙夷的神色看着我。我从桌子的抽屉中拿出一瓶酒，喝了一杯。一会儿后，伦勃朗先生脸上的鄙夷神色就消失了。

一抹阳光晒过桌角，悄悄地落在地毯上。交通信号灯在大街上明明灭灭，市区内的汽车熙来攘往，隔壁律师办公室传来单调的打字声。电话又一次响起时，我已经在烟斗里装好烟丝点燃了。

这次是纳尔蒂打来的，他的声音含混不清，好像嘴里塞满了食物。“嗯，我想这次我不是太聪明，”知道是我答话后他说，“我错失了机会，马洛伊去找了弗洛里安的女人。”

我紧抓着电话，感觉上唇一阵冰凉。“说吧，我以为你们把他围堵住了呢。”

“那是另一个家伙。马洛伊根本没去那一带。我们接到西五十四街一个喜欢偷窥的老太太的电话报案，她说有两个人去找过弗洛里安的女人。第一个把车停在街对面，很小心的样子，仔细观察了房子很久才进去，大概在里面待了一个小时。他身高六英尺，黑头发，中等结实身材，出来时很安静。”

“大概他的呼吸中还含有酒气。”我说。

“噢，当然。那个人是你，对吧？好了，第二个人就是驼鹿，穿着引人注目，块头大得像栋房子。他也是开车去的，可是老太太没能记下车牌号码，距离太远了。她说，他大概是在你走后一个小时去的。他进去得很快，在里面只待了五分钟。他出来上车以前，掏出一支很大的左轮手枪在手中旋着，我猜老太太就是看到这些才报警的。她倒没听到枪声。”

“这可让她失望了。”我说。

“是啊。你又开玩笑，别忘了提醒我休假时好好笑笑。老太太也漏看了一些情况。巡逻车去了现场，巡警按了门铃，没有人回应，他们便推开没有锁的门进了屋子。没有人死在地上，没有人在家。那个弗洛里安的女人早溜出去了。他们就去敲隔壁老太太的门，她因为没看到弗洛里安的女人出门，气得不得了。他们回来报告情况后，又继续调查这件事情去了。一个小时后，也可能一个半小时后，老太太打电话来说弗洛里安的女人又回家了。他们把电话转给了我，我问她有什么重要的情况没有，她竟然挂了我的电话。”

纳尔蒂停下来喘口气，意思是等我说两句。我一声不吭，一会儿后他只好抱怨了。

“你有什么看法吗？”

“没有。驼鹿当然可能去那里，他一定和弗洛里安太太很熟。他当然不会在那里待很久，他怕警察会去找弗洛里安太太。”

“我想，”纳尔蒂镇定地说，“也许我该过去看看她——查查她到底去了哪里。”

“好主意，”我说，“如果你能找到人帮你把屁股从那张椅子上挪开。”

“什么？噢，又捉弄我。现在这不会有太大的作用了，我想我不用去了。”

“好吧，”我说，“我们就等着吧。”

他笑了。“我们找到马洛伊了，这次可真的找到了。我们在吉拉德路上发现了他的踪迹。他正开着租来的车往北走，在那儿加油时被加油站的小子认出来他就是我们通缉公告中的那个人。他描述的特征和马洛伊的情况都符合，除了马洛伊这次换上了一套黑西装。我们调派了州县两级警察一齐会合。如果他往北开，我们会在凡杜拉公路上抓他。如果他转至山岭公路，一定得经过卡斯塔依克收费站，他要是过站不停，他们会打电话通知前面的警察封锁道路。我们得防备好，不能牺牲任何警察。不错吧？”

“听上去很不错，”我说，“如果这个人的确是马洛伊，如果他也完全如你们所料的行事。”

纳尔蒂清清喉咙：“是的。你打算做点什么——万一有事的话？”

“什么也不做。为什么我得做点什么？”

“你和那弗洛里安的女人相处得很好，也许她还有什么想法。”

“你只要带瓶酒去就可以问出来。”我说。

“你很会对付她，也许你应该多在她身上花点时间。”

“这不是警察的工作吗？”

“当然，不过是你先想起那个女孩那条线索的。”

“那条线索没用了——除非弗洛里安太太在撒谎。”

“女人什么谎都撒得出来——对她们而言，这只是练习而已。”纳尔蒂冷酷地说，“你不是很忙吧？”

“我有工作要做。这是一份有赚头的工作，是在见到你之后接的，对不起。”

“你不管了，是吗？”

“别这么说，我得挣钱谋生哪。”

“好吧，朋友，既然你这么想，那就算了。”

“我不怎么想，”我几乎要喊了，“我只是没有时间替你或任何其他警察跑腿。”

“好吧，去生气吧。”纳尔蒂说着挂断了电话。

我仍对着话筒咆哮：“这城里有一千七百五十个警察，而他们想要我替他们跑腿。”

我把话筒放下，又从抽屉里拿出那瓶酒倒了一杯。

过了一会儿，我下楼到大厅里买了一份晚报。纳尔蒂起码有一件事情说对了，那就是关于蒙哥马利被杀的事件至今报上没登半点儿消息。

我又离开了办公室，我还赶得及吃顿晚餐。

8

天色渐渐暗下来时，我抵达了蒙特马·维斯塔区。水面上依然粼粼发光，长而柔和的波浪徐徐游动，拍打着岸边。波浪上有一群像轰炸机一样排列的鹈鹕在飞翔。一艘孤单的游艇正向湾城的游艇港驶来，远处则是紫灰色的空旷太平洋。

所谓蒙特马·维斯塔区，是指沿着山脊排列下来的几十幢大小形状不同的房子。它们看上去像是颤颤巍巍地挂在山脊上，我感觉如果有人大声打个喷嚏，它们就会被震落到海滩上的食品小贩中间。

海滩上有一条公路穿过一道宽宽的拱门，那其实是一座步行天桥。桥的内侧是一条直通山上的水泥台阶路，路的一边有镀锌的手扶栏杆。拱桥后面就是我的客户所说的街头咖啡屋，里面看起来明亮诱人。但是在外面的条纹凉棚下，几张铁腿瓷面桌子完全是空的，只有一个穿裤子的黑皮肤女人坐在那里。她的面前摆着一瓶啤酒，她一边抽烟一边烦闷地看着大海。一只猎狐狗舒适地靠着铁椅子，我开车经过时，那女人正心不在焉地斥骂那条狗。我决定把车停在咖啡屋的停车场。

我走回拱桥上了台阶。如果你喜欢喘喘粗气，走这条路倒是个不错的选择。得爬二百八十个台阶才上得了卡布利罗街。台阶上满是吹来的风沙，那栏杆湿湿冷冷的像青蛙肚子一样。

我到达上面时，水面的光已经消失，一只伤了一条腿的海鸥在海风中艰难地飞翔。我在湿冷的台阶上坐下来，拍掉鞋面上的风沙，等着我剧烈跳动的心脏慢慢降低跳动频率。当呼吸逐渐恢复正常后，我松松贴在背脊上的衬衫，朝那栋亮着灯光的房子走去，那是这里唯一一栋能在这个距离内将呼喊声传过去的房子。

这是一栋很不错的小房子，前面有一条被盐侵蚀的螺旋形台阶路通到前门，门廊上挂着一盏仿驿车灯的廊灯。车库在一边的地下，车库门被拉上去了。廊灯的灯光模糊地照着车库里的一辆黑色有镀铬边儿的大轿车，车子的散热器盖上有一个胜利女神像，上面系着一条狼尾巴，在徽章的位置上刻着姓名的缩写字母。驾驶座在车子的右边。这车看起来比整栋房子还值钱。

我走上螺旋形台阶路，四处找门铃，但门上只有一个像虎头一样的敲门环。在这傍晚的雾气中，敲门声似乎被吞没了，屋内听起来静悄悄的。我湿透了的衬衫像冰一样敷在背上。寂静中，门轻轻地开了，我的眼前是一个高个儿金发男子，他穿着白色法兰绒西装，围着紫罗兰色缎面围巾。

他的西装翻领上别着一朵矢车菊，他的浅蓝色眼睛在这种对比下显得有些暗淡。他的紫罗兰色围巾松松地围在脖子上，看得出他没系领带，而那个软软的棕色脖子，很像一个粗壮女人的脖子。他有点胖，但很英俊，比我大概高一英寸，约六英尺一英寸高吧。他的金发不知是人工还是天生地分成三个金色的层次，使我想起了那些台阶，因此我对这个发型没什么好感。不管怎样，我是不会喜欢这种发型的。除了这些，他看上去就是会穿白色法兰绒西装，围紫色围巾，衣领上别着一朵矢车菊的那种人。

他轻声清清喉咙，目光越过我的肩膀，直看到后面正在变暗的大海去了。他那冰冷骄傲的声音说：“是——”

“七点钟，”我说，“很准时。”

“噢，是的。让我想想，你的名字是——”他停住，皱着眉头回想，那样子假得像二手车偏要伪装有名牌证明。我让他假装了一会儿，然后说：“菲利普·马洛，和下午一样。”

他朝我很快地皱了一下眉头，好像想起了什么似的，然后退后一步冷冰冰地说：“噢，是的，的确是的。进来吧，马洛，我家里的仆人今天晚上不在。”

他用一根指尖将门打开，仿佛自己开门这件事会弄脏他的手指。

我走过他的身边，闻到了香水味。他关上门。我们穿过门厅走进一个低低的大客厅，那里围着三面铁栏杆，第四面是一个大壁炉和两扇门，壁炉中的火噼啪作响。客厅周围摆满了书柜，还有几个有底座的金属雕像。

我们往下走三级台阶进入客厅，地毯几乎搔着我的脚踝。厅内有架很大的演奏式钢琴，盖子是合上的。厅内一角立着一个高高的银质花瓶，里面孤零零插着一枝黄玫瑰。厅内还有很多漂亮的、柔软的家具，地上有很多软垫，有的有金色垂穗，有的则光秃秃的。这是个不错的房间，如果你不是粗人的话。在另一个幽暗的角落里有一张躺椅，上面铺着花缎布。在这种房间里生活的人，多半是跷着腿小口喝着苦艾酒，彼此高谈阔论，什么正事也不干的。

林赛·马里奥特先生站在钢琴的凹处，他斜倚着琴，嗅嗅黄玫瑰，然后打开一个法国珐琅烟盒，点燃一根长长的带金色过滤嘴的褐色香烟。我在一张粉红色椅子上坐下来，希望自己别弄脏了椅子。我点燃一根骆驼牌香烟，从鼻子中喷出烟雾，眼睛则看着一个发亮的金属雕像。这个雕像有着平滑圆润的曲线，当中有浅浅的皱褶，两旁则多隆起一块。这时，马里奥特也注意到了我在看它。

“有趣的东西，”他一副不经意的模样，“我前两天才买的，是阿斯达·戴尔的《黎明的灵魂》。”

“我还以为是克洛普斯坦因的《屁股上的两个肉瘤》呢。”我说。

林赛·马里奥特的表情像刚吞下了一只蜜蜂，他费了好大的劲儿才让脸色缓和下来。

“你的幽默感很特别。”他说。

“不是特别，”我说，“是不受束缚。”

“是的，”他冷冰冰地说，“是的——当然。毫无疑问……好吧，我要见你，事实上是因为一桩很小的事情，让你大老远跑一趟实在不值得。今天晚上我得去见几个人，并付给他们一笔钱，我想找个人陪我去比较好。你身上带着枪吗？”

“有时候会带。”我说。我看着他那宽厚下巴上的酒窝，它深得可以放下一颗弹珠。

“我不希望你带枪去。办这件事情绝对不需要带枪，这完全是商业性的交易。”

“我很少向人开枪。”我说，“你被人勒索了？”

他皱起眉头。“当然没有，我没有什么好被勒索的。”

“好人也有可能被勒索。我可以说，最容易被勒索的都是好人。”

他晃了晃他的香烟，蓝色的眼睛里露出一丝沉思的表情，但他的嘴唇是微笑的。那种微笑背后看起来像藏着什么圈套。

他又吐出几口烟，头往后仰，这个动作突出了他咽喉部柔软的曲线。他的眼睛慢慢垂下来打量我。

“我要去见这些人——很可能——在一个比较荒凉的地方。我还不知道在哪里，我在等他们打电话来告诉我地点，我得随时准备好出发。大概不会很远，这一点是确知的。”

“这个交易进行有一段日子了？”

“事实上，已经三四天了。”

“你这么晚才想到保镖问题。”

他想了一会儿，弹掉一些烟灰。“不错，我下不了决心。我也许应该自己一个人去，虽然他们没说我不能带别人赴约，不过我也不是什么英雄人物。”

“当然，他们一眼就能认出你？”

“我——我不敢确定。我会带着一大笔不属于我的钱，替朋友办事。当然，如果没有看好这笔钱，那可说不过去。”

我捻熄香烟，靠向粉红色椅背，两个大拇指互相转来转去。“多少钱——还有为什么？”

“嗯，真的——”这时他脸上的笑容很好看，不过我仍然不喜欢，“这个我不能说出来。”

“你只要我跟着去帮你拿帽子？”

他的手颤抖了一下，有些烟灰掉到了他的白色袖口上。他把烟灰拍掉，瞪着袖口上的污迹。

“恐怕我不太欣赏你的态度。”他故意尖声说。

“别人也抱怨过我的态度，”我说，“但抱怨似乎不是很管用。让我们来看看这个工作：你需要一个保镖，但是他不能带枪。你需要人帮忙，但是帮忙的人不能知道要干什么。你要我去冒生命危险，但是我不能知道为什么、做什么、冒什么险。那么，你打算为这些付多少钱呢？”

“我还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他的两颊泛出暗暗的红色。

“那么你是否应该想一想呢？”

他优雅地往前探了探身子，面带微笑说：“你想不想让我在你的鼻子上打一拳？”

我笑着站起来，戴上帽子，踏着地毯往前门走去，但走得并不快。

他的声音从背后清脆地传来：“我付一百元买你几个小时的时间。如果不够的话，请直说。没有什么危险，只是我的朋友被抢走了一些珠宝，我想帮着赎回来。坐下，别这么容易生气。”

我转身朝那张粉红色椅子走去，又坐了下来。

“好吧，”我说，“说说情况吧。”

我们互相瞪了对方至少十秒钟。“你听说过翡翠玉吗？”他慢慢地说，又点燃一根褐色的香烟。

“没有。”

“翡翠是最有价值的玉。其他的玉总是做工值钱，但翡翠是本身就值钱，几百年前，世界上所有知名的翡翠矿藏都被挖尽了。我的一个朋友有一条项链，上面有六十颗翡翠，每颗重六克拉，做工精细，值八九万元。中国政府有一条稍微大一点的，值十二万五千元。几天前的一个晚上，我朋友的这条项链被抢走了，我当时也在场，可无能为力。那天晚上是我开车带着朋友去参加一个晚宴，后来去了卡德侯宫夜总会，又开车送她回家。有辆车子擦撞了我车子左边的挡泥板，然后停下来，我以为对方是要向我道歉，哪知道是个快速利落的抢劫。他们有三四个人，我确切看到的只有两个，但我想另有一个坐在方向盘后，好像我还看到后座上坐着一个人。我的朋友当时戴着那条项链，他们不但抢走了项链，还抢走了两枚戒指、一个手镯。他们当中带头的那个用一个小手电筒不慌不忙地照着抢去的东西看了看，然后还给我们一枚戒指，说这样我们会知道他们是什么样的人物，叫我们跟警察局和保险公司联系前先等他们的电话。我们照他们说的做了。当然，这类事情司空见惯，不声张出去，付一些赎金，还可以保住珠宝，否则你这辈子都休想见到它们了。如果珠宝保了全险，你大概会不在乎，但如果珠宝恰巧是珍贵的收藏品，那你宁愿付赎金。”

我点点头。“而且这条翡翠玉项链不是那种可以随便买到的东西。”

他的手指滑过钢琴光亮的表面，脸上的表情有如做梦一般，看样子光滑的触感让他很有愉悦感。

“的确是的，它无可替代。我那朋友真不应该戴着它出去，但她是那种粗心大意的女人。其他被抢走的珠宝也是好东西，但相比起来就很一般了。”

“嗯，你要付多少赎金？”

“八千元。很便宜了。但我的朋友如果找不到另一件像这样的珠宝，那些家伙也很难让它脱手。这个行业里的人都知道这件珠宝。”

“你的这位朋友——有名字吗？”

“我现在还不能说。”

“你是怎么安排的呢？”

他那双蓝色的眼睛看着我，神色有点惊恐，但我还不是很了解他，那可能只是因为喝酒过度。他拿着香烟的手也有些发抖。

“过去这几天我们一直在电话里谈判——主要是通过我。所有事情都沟通好了，只除了时间和地点。时间会是今天晚上的某个时候。他们随时会打电话给我，告诉我去哪儿会面。他们说不会离这儿很远，我得随时准备出发。我猜他们这样做是为了防止我们作任何安排，我是说，联系警察。”

“嗯，钱上面做了记号没有？你是付现金吧？”

“当然，付现金，二十元一张的纸币。没有做记号，为什么呢？”

“做了记号用黑光就能照出来。没有什么理由——只不过警察会想抓住这些歹徒——如果警察能够得到协助的话。有些钱会让他们抓住一些有不良记录的家伙。”

他皱着眉头沉思说：“对不起，我不懂什么叫‘黑光’。”

“就是紫外线照射，它会在黑暗中让某种含有金属的墨水发光。我可以找人帮你在钱上做记号。”

“恐怕来不及了。”他简短地说。

“这正是我比较担心的一件事情。”

“怎么了？”

“你为什么今天下午才打电话给我？为什么选了我？谁把我介绍给你的？”

他笑了，笑得像个小男孩，不过不是很小的小男孩。“关于这一点，事实上我得坦白，我是从电话簿上随便挑的。你知道，我本来是要独自一个人去的，但今天下午我想为什么不找个人陪我去呢？”

我点燃另一根压扁了的香烟，看着他脖子上的肌肉。“你打算怎么做？”

他摊开双手。“很简单，就是到他们指定的地方去，把一包钱交过去，把翡翠玉项链拿回来。”

“嗯。”

“你好像很喜欢这么说话。”

“怎么说话？”

“嗯。”

“我待在哪里呢——车子后座？”

“我想是这样。车很大，你藏在后面没问题。”

“听好，”我慢慢地说，“你计划今天晚上接到电话通知后，把我藏在你的车里去和对方见面。你身上带着八千元现金，要去赎回价值十或十二倍的翡翠玉项链。恐怕你会拿回一个不准当场打开的袋子——如果拿得到袋子的话。也有可能他们把你的钱抢走，在别处数一数，然后将项链寄还给你——如果他们心肠还好的话。你防止不了他们骗你，我也无法阻止他们骗你。这些家伙都是抢劫犯，十分凶狠，不好对付，说不定还会在你的头上打一棍——不是很重——不过会让他们有足够的时间逃跑。”

“说到这个，事实上，我也有点担心会发生这种事情，”他轻轻地说，眼睛眨动了两下，“所以我想还是有人陪我比较好。”

“他们抢劫时有没有用手电筒照你？”

他摇摇头。

“没关系，在那以后他们有很多机会见到你，或许在那之前他们就把你研究透了。他们会把情况先调查清楚，就像牙医给你镶金牙一样得先检查一番。你常和这位女士一起出去吗？”

“嗯——算常常吧。”他僵硬地说。

“她是有夫之妇？”

“哎，”他急促地说，“能不能不把这位女士牵扯进来？”

“好吧，”我说，“不过我知道得越多，越不容易出错。我不应该接这份工作的，马里奥特，真的不应该。如果对方按规矩办事，你根本不需要我帮忙；如果对方想骗你，我对此也无能为力。”

“我只要你陪着。”他很快地说。

我耸耸肩，摊开双手。“好吧——不过得让我开车，我拿着钱——你躲在车后。我们身高差不多。如果出了问题的话，就实话实说，这样就不会有什么闪失。”

“不行。”他咬着嘴唇说。

“我什么都不用做就能拿到一百元，如果有人脑袋要被敲一记闷棍，就让我去挨吧。”

他皱着眉摇摇头，但过了很长一段时间后，他的脸色又变得清朗了，并且露出了笑容。

“好吧，”他慢吞吞地说，“我看这没多大关系，反正我们会待在一起。来点白兰地吗？”

“嗯。你也可以现在付款，我喜欢摸到钱的感觉。”

他像舞者般轻盈离去，上半身几乎没动。

他出去时电话响了。电话放在通向阳台的一个凹室里。不过那不是我们等着的那个电话，他的声音显得太亲热了。

一会儿后，他拿着一瓶五星马爹利和五张脆乎乎的二十元钞票舞回来了，这个晚上因此而变得很美好——至少到现在为止是这样。

9

屋里非常安静，从远处传来某种声音，像是波涛拍岸，也像汽车呼啸着开过公路，或是风吹过松树林梢。而从远远的下方传来的声音，自然是海浪的声音。我静静地坐在那儿倾听，陷入久久的沉思中。

一个半小时内，电话响了四次，我们等着的那个电话是十点零八分打进来的。马里奥特接电话的时候，声音很低，话语简短。然后，他轻轻地放下话筒，不声不响地站起来，脸拉得老长。这时他已经换了一身黑衣服，一言不发地回到客厅，往一只白兰地酒杯里倒满酒。他举着酒杯对着灯光看了一会儿，脸上带着古怪而不悦的微笑，接着摇晃了一下酒杯，仰头将酒灌下肚子。

“好了，要出发了，马洛，准备好了吗？”

“整晚都准备好了。我们要去哪里？”

“一个叫普瑞斯玛峡谷的地方。”

“我从没听说过这地方。”

“我去找地图。”他找出地图，很快将它铺开，弯下腰查看，灯光照在他金色的头发上一闪一闪的。然后他用手指指了指——那个峡谷是一条山脚公路边许多峡谷中的一个，那条公路和湾城北面的海边高速公路相连，可以通向城里。我只是模模糊糊地知道它在哪里，但说不出具体位置，大概是在滨海路路尾。

“从这里过去绝对不用十二分钟，”马里奥特急促地说，“我们得赶快走了，他们只给我们二十分钟。”

他给了我一件浅色风衣，这会使我成为一个很明显的目标。风衣倒是很合身。我又戴上了自己的帽子。我的腋下有支枪，不过我没告诉他。

我穿衣服的时候，他仍用略微紧张的声音说个不停，手指在那个装有八千元现金的吕宋纸信封上敲来弹去。

“他们说，普瑞斯玛峡谷中有一个类似平地的地方，和公路隔着白色的栅栏，不过还是可以开车进去。那里有一条泥巴路通向一块小小的洼地，我们应该熄灭车灯在那里等待。附近没有住家。”

“我们？”

“嗯，我是说，‘我’——按道理说。”

“噢。”

他把那个吕宋纸信封交给我，我打开往里瞧——的确是钱，一大笔钱。我没数那些钱，重新套上橡皮筋，将它放进风衣的内层口袋。那些钱把信封撑得厚厚的，它几乎把我的肋骨抵进去一块。

我们走到门口，马里奥特关了所有的灯。他小心地打开大门，朝外面的雾气凝视了一会儿。然后，我们走下那条被盐侵蚀的螺旋形台阶路，走到平地和车库旁。

雾气渐浓，这一带到夜晚都是这样。我不得不打开雨刷清一下挡风玻璃。

这辆很大的外国车开起来很舒服，它好像能自动行驶一样，而我握着方向盘只不过是装装样子罢了。

有两分钟的时间，我们在那小山上弯来绕去，之后突然就到了街头咖啡屋旁边。我明白了为什么马里奥特要我爬台阶上山，否则我一定会像无头苍蝇一般，在这些迷宫似的山路中转来转去。

高速公路上，飞驰而过的汽车的灯光在来往两条车道上连成两道光束。那像一粒粒爆米花似的汽车轰隆轰隆地向北滚动，车身上挂满了绿色和黄色的小灯。我们这样开了三分钟后，就在一个很大的加油站旁转进内陆，继续沿着小山陵中弯弯曲曲的路行驶。这时，周围安静多了，空气中甚至有一些寂寞的感觉，还可以闻到山脚海草和山里野生鼠尾草的气味。山上稀疏地缀着一些透着黄色灯光的窗户，仿佛树上挂着的最后几个橘子。车子一部部陆续开过，在路上洒下冷冷的白光，然后又隆隆驶进黑暗中。远处天边，一缕缕雾气似乎在追逐着星星。

马里奥特从黑咕隆咚的后座中向前探着身子说：“右边这些灯光是贝维迪海滩夜总会的，下一个峡谷是拉斯普戈斯峡谷，再下一个峡谷就是普瑞斯玛了。在第二个斜坡顶上向右转。”他的声音显得压抑而紧张。

我一边开车一边嘀咕。“把头压下，”我朝肩后说，“我们可能一路上都被人监视，这辆车可像鹤立鸡群一样显眼。万一他们不喜欢你带来个双胞胎兄弟呢？”

我们在一个峡谷尽头转进一块洼地，接着往斜坡上开，过一会儿又往下开，这么上上下下两趟之后，马里奥特紧张的声音又在我的耳边响起。

“在右边的下一条街上，有一栋有方形塔楼的房子，从它旁边开进去。”

“你没帮他们选这个地方吧？”

“当然没有，”他冷笑着说，“我只是恰巧对这些峡谷很熟悉。”

我将车子右转，经过街角那栋有白色方形塔楼的房子，车灯快速扫射过路牌：滨海路。车子滑进一条宽宽的马路，路两旁是未完工的灯架和杂草丛生的人行道。很显然，哪位房地产商的美梦在这儿破碎了。杂草后面，蟋蟀和牛蛙在黑暗中尽情欢唱。马里奥特车子的引擎就是这么安静，以至于我们什么都听得到。

先前还是一个街区一栋房子，后来便是两个街区一栋房子，再后来就什么房子都没有了。有些房子仍有一两扇窗户隐约透出灯光来，但这里的大部分人都和鸡一样很早就睡了。有一条泥巴路和这条路的路尾相连，天气干燥的时候，泥巴硬得像水泥一样。泥巴路越往后越窄，变成了灌木丛中的一条下坡路。贝维迪海滩夜总会的灯光摇曳在右边的空中，再远处便是粼粼水光了。鼠尾草辛辣的气味弥漫在夜空中。然后，横穿过泥巴路的一排白色栅栏阻拦了我们的行进，这时马里奥特的声音在我的肩后响起。

“这里过不去，”他说，“地方不够大。”

我熄掉那个很安静的引擎，把灯光调弱，坐在那里倾听，但什么动静也没听到。我索性关了车灯走出车外。蟋蟀不叫了，有那么一会儿，寂静是全面的，我甚至听得到山崖下汽车轮胎滑过公路的声音，那起码有一英里远。然后，蟋蟀又一只一只接唱起来，直到那叫声充满整个夜空。

“坐在这儿别动，我到下面看一看。”我朝车子后座低声说。

我摸摸外套里的枪柄，往前直走。其实，灌木丛和白栅栏之间的空地还很大，只是在车里看起来显得比较小。有人砍过这些灌木，泥巴路上也有汽车驶过的痕迹。也许是那些少男少女在这暖和的夜晚开车过去谈情说爱吧。我从白栅栏旁走了过去。路倾斜着而且弯弯曲曲，下面是一片黑暗。我可以听到从远处传来的模糊的海浪声，还可以看到公路上汽车的车灯。我继续往前走。路的尽头是一块被灌木围住的圆形洼地，除了这条路以外，没有别的路通向这里。我站在那里倾听，四周一片宁静。

时间一分一分地过去了，但我仍在等待着什么新的声音。周围仍是一片沉寂，我一个人似乎拥有那整片空荡。

我望着远处那个亮着灯光的海滩夜总会。从它顶层的那些窗户那儿，一个人拿着一副很好的夜间望远镜，或许可以把这里的动静看得很清楚。他从那里可以看到车子开进开出，看到谁从车上下来，下来一个人还是好几个人。坐在黑暗的屋子里，你用一副很好的夜间望远镜能够看到的细节，可能比你想象的多得多。

我转身朝山上走去，灌木丛下的一只蟋蟀突然大叫，把我吓了一大跳。我顺着那条弯弯曲曲的路往回走，经过了白栅栏，还是毫无动静。那辆黑色的车子在一片灰暗中微微发光，那灰暗既不黑，也不发亮。我走向车旁，一只脚踏在驾驶座旁的脚踏板上。

“看样子他们是在试探你，”我尽量压低声音，但是确保马里奥特在后座上听得到，“看你有没有遵守指示。”

后座上小有动静，但他并没有回答。我往前走了走，想看看灌木丛旁是什么。

不管是谁，他轻易而漂亮地在我的后脑勺上敲了一记闷棍。后来，我觉得我当时可能听到了棍子被挥动时的簌簌声。也许我们总会这么觉得——马后炮吧。

10

“四分钟，”有个声音说，“也可能是五或六分钟，他们一定动作又快又轻，他还没来得及喊出声呢。”

我睁开眼睛，模模糊糊地望着一颗寒星。我平躺在地上，觉得很不舒服。

那声音说：“可能更久，可能一共有八分钟。他们一定是躲在灌木丛里，就在车子附近。那家伙胆子很小，他们肯定只照一小束光在他的脸上，他就昏过去了——完全是因为惊吓。娘儿们似的。”

周围一片静寂。我抬起一只膝盖试着站起来，一阵刺痛从背脊直下脚踝。

“然后有一个人躲进车子等着你回来。”那声音说，“另外几个又躲了起来。他们一定猜得到他太胆小不敢自己一个人来，或者他接电话时的声音使他们起疑心了。”

我头昏脑涨，一边用手撑着地面保持平衡，一边听着四周的动静。

“是啊，就是这么回事。”那声音说。

那是我的声音。我在自言自语，是在潜意识里想弄清楚这是怎么回事。

“闭嘴，你这傻瓜。”我说，不再自言自语了。

从远处传来汽车引擎的隆隆声，附近有蟋蟀吱吱的叫声和树蛙拖得很长的咿咿的叫声。我再也不会喜欢这些声音了。

我抬起一只手，想甩掉手上黏黏的鼠尾草汁液，又在外套上擦了擦。这真是一份不错的工作，只为了一百元。我猛地把那只手摸进风衣里层口袋，那个信封自然不见了。我又把手摸进外套的口袋，我的钱包还在。我不知道那一百元还在不在，可能不在了。我感觉有个沉沉的东西抵在我左边的肋骨上，那是枪套里的枪。

不错，他们把枪留给我了，总算有点好的地方——就好像你杀死一个人后，再帮他把眼睛合上。

我摸摸后脑勺。我的帽子还在，我把它拿下来，忍着疼痛摸了摸脑袋。这真是一个好脑袋，我和它在一起很久了。这时它有点软，有点肿，非常非常娇嫩。它被人打了一棍，幸亏帽子起了点作用。这脑袋还能用，至少明年还能用。

我把右手放回地上，又举起左手，转动着手臂直到手表露了出来。我模模糊糊地看到手表上显示的时间是十点五十六分。

那个电话是十点零八分接到的，马里奥特大概说了两分钟的话，之后我们花了大约四分钟出门。你真正在做事情的时候，时间总是过得很慢。我是说，在几分钟内你就可以做很多事情。我是这个意思吗？管他什么意思。好了，很多比我强的人更没意思。好了，我的意思是，出门时应该是十点十五分。这个地方离马里奥特家大概有十二分钟的车程，我们抵达时应该是十点二十七分。我下车走到洼地上，在那儿待了一会儿后回来，然后被人打了一棍，这个过程最多花了八分钟，这时应该是十点三十五分——还得加上我脸朝下摔倒在地上所花的一分钟时间。我说脸朝下，是因为我的下巴擦伤了，而且很疼，感觉上是擦伤的。就这样我知道它擦伤了。不，我根本看不到它。我没必要看到它，那毕竟是我的下巴，我知道它是不是擦伤了。你以为是别的原因？好吧，闭嘴，让我想想。因为……

手表上显示的时间是十点五十六分，那表示我昏过去大概二十分钟。

睡二十分钟，这不过是打个盹。在这段短短的时间里，我搞砸了工作，丢了八千元。唉，为什么不呢？二十分钟里，你可以击沉一艘战舰，打落三四架飞机，执行两个死刑；你可以死去，结婚，被解雇后找到新工作，拔一颗牙，割掉扁桃体。二十分钟里，你甚至可以在早上从床上爬起来，或者晚上在夜总会要到一杯水。

睡二十分钟，那可是一段很长的时间，尤其是在一个寒冷的夜晚，又在户外。我不禁发起抖来。

我还跪在地上，鼠尾草的气味使我感到烦躁。这些黏黏的汁液就是野蜂追逐的蜜糖。蜜是甜的，太甜了。我的胃翻腾起来。我咬紧牙关，硬把冲到喉咙上的东西吞回胃里。我的额头冒着冷汗，都是豆大颗粒，但我仍在发抖。我一条腿先站起来，然后拉起另一条腿，踉跄了一下，感觉自己像个残障的人。

我慢慢地转过身。那辆车已经不见了。泥巴路上空荡荡的，它沿着小山丘延伸到大路那儿，也就是滨海路的路尾。左边那白栅栏仍竖立在黑暗中。在矮矮的灌木丛后的远处夜空中，隐隐约约有亮光，那应该是湾城。右边稍远一点的灯光则是贝维迪夜总会的。

我走到车子停过的地方，掏出带小手电筒的钢笔，用那微弱的光检查地面。土是红色的壤土，在干燥的天气里会变得很硬。不过，现在天气还不算太干燥，空气中还有一些雾气，这些湿气使得地面上可以显现出汽车曾经停过的痕迹，我可以模糊地看到十折纹路轮胎的印迹。我用小手电筒照着这些轮胎印迹，弯着腰仔细地查看，一阵剧痛使我的头昏眩起来。我开始跟着轮胎印迹走，一直往前走了十多英尺，然后向左偏过去一点。但轮胎印迹并没有向左转，而是通向白栅栏左边的缺口，然后就不见了。

我走到栅栏那儿，用小手电筒照着灌木丛，发现有很多刚被折断的枝丫。我穿过那个缺口，向下走到那条弯弯的小路上。这里的土仍然很松软，有更多粗重的轮胎印迹。我继续沿着弯弯曲曲的小路往下走，最后来到那块被灌木丛包围的洼地上。

那辆车就在那儿。即使是在黑夜中，车身的电镀线条和发亮的漆仍微微闪着光，而尾灯的红色反光玻璃也在小手电筒的照射下熠熠发光。车子就在那儿，静静的，没开车灯，门也都是关着的。我慢慢地走过去，每走一步都咬着牙。我打开后车门，用手电筒仔细地照着里面。空的。前座也是空的。车子已经熄火，但车钥匙仍插在锁上。椅套没有被撕破，车窗没有被打破，没有血，没有尸体，一切都干净有序。我关上车门，绕着车子慢慢走，想找出一点线索，却什么都没发现。

这时，一个声音传来，把我吓呆了。

一阵引擎声从上面的灌木丛边传来。我跳了起来，手上的小手电筒熄了，同时手上多了一支枪，这全是自然反应。然后有车前灯在天空中照上照下。从引擎的声音可以听出来那是一辆小车，这种声音在潮湿的空气中显得并不刺耳。

那灯光继续往下照，而且越来越亮。接着，一辆车从那条弯弯曲曲的泥巴路上开下来，走了三分之二时它又停住了。一个聚光灯被打开了，晃到一边照了一会儿，接着又被熄灭了。车子开下了山坡。我把枪从口袋里拿出来，弯着腰躲在马里奥特车子的引擎后面。

一辆颜色和形状都看不太清楚的双人小跑车滑进了那块圆形洼地，转了个弯，这样它的车前灯就将马里奥特的车从车头到车尾照了一遍。我急忙低下头，那灯光就像一把剑一样从我的头顶上扫到空中。那车停了下来，引擎被熄灭了，车前灯也被关了。之后，周围一片沉寂。然后，一个车门被打开了，有一只脚轻轻地踩到地上。这时又是一阵沉寂，连蟋蟀也不叫了。接着，有一道光柱从黑暗中射过来，高出地面只有几英寸。那光柱不停地扫射，我的脚踝根本来不及躲避，它停在了我的脚上。还是沉寂。然后，光柱开始往上照，一直照到车前盖上。

接下来响起一阵笑声。那是一个女孩的笑声，声音像琴弦一样绷得紧紧的。在这种地方听到这样的声音，给人一种很奇怪的感觉。那道白色的光柱又扫向车底，接着定在我的脚上。

这时，一个不太尖的声音说：“好的，你，举起手出来，别玩花样，我的枪瞄准你了。”

我没动。

那光柱晃动了一下，好像是拿着它的手在抖动。它又慢慢地沿着车前盖照了一遍，接着那声音又朝我呵斥起来。

“听好，陌生人。我手上有一支装着十发子弹的自动手枪，我可以直接开枪，而你的双脚没有防护，你怎么赌呢？”

“把枪举好——不然我会把它从你的手中打掉。”我叱骂道，声音听起来像有人正在扯开鸡笼的木条。

“噢——是位硬汉先生。”那声音有些颤抖，不过听起来很舒服，但它很快又强硬起来，“你不出来？我数到三，你自己衡量衡量——这儿有十二发子弹，也许是十六发，你的脚会因此而受伤。脚的骨头总要等很久很久才能复原，有时它们根本不能——”

我慢慢直起身子，看着那手电筒的光柱。

“我害怕的时候也会说很多话。”我说。

“别——待在那儿别动！你是谁？”

我从车子的前面绕过去，朝她走去。当我走到那个苗条的身影前六英尺左右的地方时，我停下来。那手电筒光稳稳地照着我。

“你就站在那儿。”在我停下来以后，那个女孩生气地叫嚷，“你是谁？”

“让我看看你的枪。”

她把枪向前举到光柱中，枪口对着我的腹部。这是一支小手枪，看上去像小型柯尔特自动手枪。

“噢，那个，”我说，“只是个玩具。它甚至连十发子弹都没有。它只有六发子弹，只是一支小手枪，人家用来射蝴蝶的。你拿着它还敢撒谎骗人，真是不知道害羞。”

“你疯了？”

“我？我被劫匪打昏了，现在恐怕有点神志不清。”

“那——那是你的车吗？”

“不是。”

“你是谁？”

“你刚才在上面用灯光照什么？”

“我明白了，你用问题来回答问题，男人都是这样。我在照一个人。”

“是个有波浪形金发的人吗？”

“现在不是了，”她轻轻地说，“他以前可能是。”

这让我心里一惊。不管怎么样，我没料到这一点。“我刚才没看到他，”我僵硬地说，“我一路跟着轮胎印迹到了这里。他伤得重吗？”我向她走近一步。那支小手枪猛地又对准了我，那手电筒光也稳稳地照着我。

“轻松点，”她轻轻地说，“别着急，你的朋友已经死了。”

我有一会儿没说出话来，然后说：“好吧，我们去看看他。”

“我们先站在这儿别动，你得告诉我你是谁，发生了什么事情。”那声音特别脆利，完全没有害怕的意思，而且一副说到做到之势。

“马洛，菲利普·马洛。侦探——私家侦探。”

“原来是做这一行的——如果你没有撒谎，拿出证明来。”

“我得把钱包拿出来。”

“我想不必了。把手举在原处别动。我们暂时不看证明了。说说看这是怎么回事？”

“那人可能还没死。”

“他绝对死了，脑浆都弄到了脸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先生，快点说？”

“我说过了——他可能还没死，我们先去看看他。”我说着又向前走了一步。

“你再动我就在你身上射个洞！”她大声怒骂。

我把另一只脚也向前移了一步。手电筒光跳动了一下，我猜她是往后退了一步。

“你可真敢冒险啊，先生。”她镇定地说，“好吧，你在前面走，我跟在后面。你看起来很虚弱，否则——”

“否则你就开枪了。我被打了一棍，挨了揍总是有黑眼圈的嘛！”

“不错的幽默感——像太平间的管理员。”她几乎带着哭腔说。

我转身躲过那手电筒光，但它马上又照到了我前面的地上。我从那辆小跑车旁走过，那是一辆很普通的车，很干净，在模模糊糊的星光下闪着光。我顺着那条泥巴路继续往上走。我身后的脚步声紧紧地跟着我，那手电筒光照在我的前面替我引路。除了脚步声和那女孩的呼吸声，周围没有别的声音。我没有听到我自己的呼吸声。

11

顺着山坡走到一半时，我往右一看就看到了马里奥特的脚。她晃动了一下手电筒，这样我就看到了他的全身。我刚才下来时就应该看到他的，但我那时正弯着腰用小手电筒查看地上的轮胎印迹，而那亮光也只不过一个硬币大小。

“把手电筒给我。”我一边说一边把手伸向背后。

她一声不吭地把手电筒放到我的手中。我一个膝盖跪在地上，透过衣服可以感觉到冰冷阴湿的寒气。

他仰面朝天躺在灌木丛中，那样子看起来是没救了。他的脸已不成样子，头发上沾满了血，成了黑色。美丽的金色发缕被血和灰色的黏液糊成一团，像粗糙的稀泥。

站在我身后的女子喘着粗气，但她一言不发。我用手电筒照着他的脸，他被打得狼狈不堪。一只手僵硬地伸出来，手指是弯曲的。他的风衣在身体下皱成一团，看样子他倒下时是打过几个滚的。他的两条腿交叉在一起，嘴角流出一道如肮脏汽油的液体。

“替我照着他，”我将手电筒往后递给她，“如果你不感到恶心的话。”

她接过手电筒，默默地举着它，手稳得像一个老练的杀人凶手。我又拿出我的钢笔小手电筒开始检查他的口袋，尽量不移动他。

“你不应该这样做，”她紧张地说，“警察没到之前不应该碰他。”

“不错，”我说，“巡警在刑侦警察没来之前不能碰他，刑侦警察在法医没检验过、摄影师没拍过照、指纹专家没取下指纹之前也不能碰他，你以为那得等多久？至少几个小时。”

“好吧，”她说，“我想你总是对的，你就是那种人。有人一定恨他极了才把他的头打成那样。”

“可能不是因为私人恩怨。”我大声叫道，“有人就是喜欢把别人的头打成那样。”

“好像我什么都不懂一样，我猜猜也不行吗？”她尖刻地说。

我检查了他的衣服。一个裤子口袋里有一些钞票和硬币，另一边的口袋里有一个皮钥匙套，还有一把小刀。他臀部的左边口袋里有一个钱包，里面装有钞票、保险卡、驾照，还有两张收据。外套口袋里有一盒用了不少的火柴，口袋上夹着一支金色铅笔，还有两条薄薄的洁白如雪的麻质手帕。另有一个珐琅烟盒，就是我见过的他曾从那里面拿出有金色过滤嘴的褐色香烟的那一个，那些香烟来自南美洲，是蒙得维的亚
[1] 生产的。在另一个外套里层口袋里，我又找到了一个烟盒。这个烟盒我之前没见过，是丝质绣花的，正反两面各绣有一条龙，外框是很薄的仿玳瑁。我打开烟盒，发现里面有三根超大号的俄国香烟，它们用橡皮筋捆着。我捏捏其中的一根，感觉又老又干又松，烟嘴部分几乎是空的。

“他抽的是另一盒香烟，”我朝肩后说，“这一定是为一位女性朋友准备的。他应该是有很多女性朋友的那种人。”

那女孩弯下腰，呼出来的气息吹在我的脖子上。“你不是认识他吗？”

“我今天晚上才第一次见到他。他雇我当保镖。”

“不怎么样的保镖。”

我没有对她的话作出反应。

“对不起，”她几乎是低语了，“我当然是不了解情况。这些是大麻烟吗？我可以看看吗？”

我把那个绣花烟盒递给她。

“我以前认识的一个家伙就抽这种大麻烟，”她说，“三杯酒、三根大麻烟就可以让他飘飘欲仙。”

“把手电筒拿稳点。”

从后面传来一阵沙沙的声音，然后她又开始说话了。

“对不起。”她把烟盒还给我，我把它放回他的口袋里。所有的东西看来就是这些了，这只能证明他没有被掏光。

我站起来，拿出自己的钱包。那五张二十元的钞票还在。

“高级劫匪，”我说，“他们只要大钱。”

手电筒光这时正照着地面。我将钱包收起来，把我的小手电筒放回口袋，然后出其不意地去抢她手里和手电筒握在一起的那支小手枪。手电筒掉到了地上，但我抢到了枪。她迅速地往后退了一步，我弯腰捡起手电筒。我往她的脸上照了一会儿，然后关掉手电筒。

“你用不着动粗啊。”她说着将双手插入那件肩膀线条夸张的长风衣的口袋里，“我没有把你当成杀人凶手。”

我喜欢她声音里透出来的冷静沉稳，我喜欢她的大胆。我们就这样面对面地站在黑暗里，好一会儿我们两人都没说话。我可以看到灌木丛和天空中的亮光。

我用手电筒照着她的脸，她眨了眨眼睛。这是一张清秀的、干净的、充满活力的脸，骨架匀称，线条和小提琴一样优美，上面的眼睛大大的。这真是一张漂亮的脸。

“你有一头红发，”我说，“像爱尔兰人。”

“而且我姓赖尔登。那又怎样？把手电筒关掉吧。我的头发不是红色，是红褐色。”

我关掉手电筒。“名字是什么呢？”

“安。请别叫我安妮。”

“你在这里做什么？”

“我晚上有时会开车出来转转，我在家里待不住。我一个人住，是孤儿，对这一带很熟悉。我刚才正好经过附近，注意到这洼地上有亮光。我觉得这不太像恋人在谈情说爱，因为天气太凉了，而且谈恋爱根本不需要亮光，不是吗？”

“我从来都不需要。你挺敢冒险的，赖尔登小姐。”

“我刚才也这么说过你。我有枪，我不怕，又没有法律规定说不能到这里来。”

“嗯，但有法律规定说要保护好自己。喏，今天晚上不适合耍嘴皮子。你猜你的枪是有许可证的。”我把她的枪递给她，将枪柄朝着她。

她把枪接过去塞进口袋。“有的人就是很好奇，这很奇怪吗？我也写点东西，是专栏文章。”

“有稿费吗？”

“少得可怜。你在找什么——在他的口袋里？”

“不是什么特别的东西。我就是喜欢到处乱翻。我们原来有八千元是要付一位女士珠宝的赎金的，不过我们被抢劫了。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要杀死他。我觉得他并不是一个有很强抵抗能力的人，我刚才也没听到打斗声。他被攻击的时候，我正在下面的洼地上，他在上面的车里。本来我们是要开车去那洼地的，不过栅栏那儿好像过不去，否则车子会被刮着。所以我下车走了下去。我在下面的时候，他们一定突袭他了。然后有一个人钻进车里等着我，当然，我那时还以为他在车里呢。”

“这说明你也不笨哪。”她说。

“这工作一开始就不对劲，我感觉得到，但我需要钱。现在我得去警察那儿受罪了。你能送我去蒙特马·维斯塔区吗？我的车还在那儿，他住在那儿。”

“当然可以。但是不是应该有个人留在这儿？你可以开我的车——或者我去叫警察。”

我看了看手表，那微微发光的指针显示出现在已经快接近午夜了。

“不用。”

“为什么？”

“我不知道为什么，这只是直觉。我一个人来应付这件事。”

她没说话。我们返回下面的洼地，上了她的那辆小车。她发动引擎后并没有打开车灯。车子绕出来往上开，经过了那道白栅栏。直到行驶了一个街区，她才打开车灯。

我的头很疼，我们俩都没有说话。直到在铺了水泥的路上遇到第一栋房子，她才开口。

“你需要喝一杯。不如先回我家喝一杯？你可以从我家里打电话报警。他们反正得从西洛杉矶赶来，这里除了一个消防站什么都没有。”

“一直往海边开。这是一部我一个人演的独角戏。”

“但这是为什么呢？我不怕他们，我说的话可以帮助你。”

“我不需要帮助。我得想一想，我想一个人待一会儿。”

“我——好吧。”她说。

她一边咕哝，一边将车转到大道上。我们在海边高速公路上的那个加油站旁朝北转，往蒙特马·维斯塔区开去，来到了那个街头咖啡屋前面。咖啡屋里灯火通明，像一艘豪华游轮。那女孩将车停在路旁，我下了车，手还抓着车门。

我从钱包里拿出一张名片递给她。“将来你也许会需要人帮忙，”我说，“到时候可以找我，不过如果是脑力工作就算了。”

她拿着名片轻轻敲着方向盘，然后慢慢地说：“你可以在湾城电话簿中找到我的名字，二十五街八一九号。哪天你可以过来坐坐，奖励奖励我没有多管闲事。我想，你头上挨的那一棍可能到现在还让你头昏脑涨。”

她在公路上将车子轻快地掉了个头。我看着那两个车尾灯逐渐消失在黑暗中。

我走过那座步行天桥，从街头咖啡屋旁走过去，来到停车场，上了我的车。我的面前就有一个酒吧，我的手脚有点不听使唤，不过这一刻较聪明的做法是去西洛杉矶警察局。二十分钟后，我冷得像青蛙、惨绿得像钞票一般走进了警察局。

注释

[1] 蒙得维的亚（Montevideo），乌拉圭的首都。

12

一个半小时后，尸体被移走了，我也把整件事情讲了三四遍。我们——一共四个人——坐在西洛杉矶警察局值班警官的办公室里。整栋大楼很安静，只有看守所里的一个醉汉像澳洲原始森林里的野人一样，不断地发出喊叫声，他在等着参加早晨的审判。

一盏装在玻璃反射镜里的灯射出刺眼的强光，照着摊在桌上的一堆物品，它们都是从林赛·马里奥特的口袋里掏出来的。它们躺在那里，死气沉沉，无家可归，就像它们的主人一样。隔着桌子和我面对面坐着的人名叫兰德尔，是洛杉矶总局刑事组的。他很瘦，沉默寡言，大约五十岁，头上的灰发平滑油顺，样子显得很冷漠。他系着一条带黑点的暗红色领带，那些黑点好像在我的眼前不停地跳着舞。在他的身后，在圆锥形灯光的外面，有两个很像保镖的粗壮的家伙懒洋洋地坐在椅子上，他们分别瞪着我的一只耳朵。

我摸出一根香烟，把它点燃，却又不喜欢它的味道。我坐在那儿看着香烟在指间燃烧，感觉自己好像已经八十岁了，而时光还在加快流逝。

兰德尔冷冷地说：“这事你越说越显得荒谬。这个叫马里奥特的人和劫匪交涉赎金的事情很多日子了，这一点不用怀疑。但最后会面前几个小时，他突然打电话给一个陌生人，要他当他的保镖？”

“不完全是保镖，”我说，“我甚至没有告诉他我身上有支枪。我只是陪他赴约。”

“他从哪里知道你的？”

“他最初说是通过一个我们共同的朋友，后来又说是从电话簿中随便挑的。”

兰德尔伸手在桌上的那堆东西中拨来拨去，然后挑出一张白色卡片，一副嫌脏的样子。他沿着桌面将卡片推到我面前。

“他有你的名片，业务名片。”

我瞥了一眼那张名片，那是从他的钱包里拿出来的，之前是和其他名片放在一起的，不过我在普瑞斯玛峡谷没有仔细查看那些名片。那名片的确是我的，很脏，不像马里奥特这种人会存的。名片的一角有一块污迹。

“当然，”我说，“一有机会我就会发名片，这很自然。”

“马里奥特让你带着钱，”兰德尔说，“八千元呢。他可真能信任人。”

我抽了一口烟，朝天花板吐着烟圈。那强光使我的眼睛很难受，我的后脑勺也痛不堪言。

“现在我身上没有那八千元，”我说，“对不起。”

“不会有的，否则你就不会在这儿了，对吧？”他的脸上现在有一种冷冰冰的鄙夷神色，但看起来像是装出来的。

“为了八千元我可以做很多事情，”我说，“但如果我要用一根棍子杀人，我最多打他两棍——在后脑勺上。”

他微微点点头。他背后的一个家伙朝废纸篓中吐了一口痰。

“这是一个可疑之处。整个作案手法看起来相当外行，但这也许是假象。那些钱不是马里奥特的，是吗？”

“我不知道。我觉得不是，但那只是印象而已。他不愿意告诉我和这件事情有关的那位女士是谁。”

“我们也不了解马里奥特——还不了解。”兰德尔慢慢地说，“我想最起码他有可能自己想偷走那八千元。”

“什么？”我惊奇不已。我的样子可能显得很吃惊，不过兰德尔平静的脸丝毫不受影响。

“你数过那些钱吗？”

“当然没有。他只是把信封给了我。里面有钱，而且很多。他说有八千。他为什么要从我这儿偷走那些钱？我没去他那儿时，钱已经在他手上了。”

兰德尔看着天花板一角，撇着嘴角，耸耸肩。

“我们再回想一下，”他说，“有人抢劫了马里奥特和一位女士，抢走了那串翡翠玉项链和一些别的东西。然后，劫匪愿意让他们用一小笔赎金将珠宝赎回去，那价格和珠宝真正的价值相比简直不值一提。马里奥特去向歹徒支付赎金，他本来是要独自赴约的。我们不知道劫匪对这一点有没有特别的要求，通常在这种情形下，劫匪是很挑剔的，但马里奥特觉得你和他一块儿去会更好。你们俩都以为对方是帮派分子，会按规矩办事。马里奥特很害怕，这很自然。他想让人陪着他，而你就是那个陪他的人。但你对他而言又是一个完全陌生的外人，只是不知道什么人——据他说是一个你们共同的朋友——给了他一张你的名片。在最后一分钟，马里奥特决定由你带着钱出面交涉，他躲在车里。你说这是你的主意，但也许他就是希望你提出这个主意，如果你没提出，他也会提出来的。”

“他最初可不喜欢这个主意。”我说。

兰德尔又耸耸肩。“他假装不喜欢这个主意——但后来又同意了。他接了一个电话后，你们俩就去了他描述的那个地方。这一切都是从马里奥特口中得知的，没有任何一件事情是你自己得知的。你们到达目的地以后，附近好像没有人。你们本来应该开车去那块洼地上的，但那辆车好像从栅栏那儿过不去，这也是真的，事实上那车子的左边被刮得很厉害。所以你下了车，走到那块洼地上，可是什么也没听到看到。你等了几分钟，又回到车旁，这时有人从车里偷袭你。我们可以假设马里奥特想要这笔钱，想以你为牺牲品——他难道不会这样做吗？”

“这假设很了不起。”我说，“马里奥特打了我一棍，拿走了钱，然后觉得很愧疚，就把自己的脑袋打烂了。当然，他先把钱埋在灌木丛下了。”

兰德尔面无表情地看着我。“他当然有个同谋者。按照他们的计划，你们俩都应该被打昏，那个同谋者先把钱抢走。只不过那个同谋者背叛了马里奥特，把他杀死了。他不必杀死你，因为你不认识他。”

我带着仰慕的表情看着他，在一个木制的烟灰缸里拧熄烟头。那个烟灰缸里原本有一层玻璃的，现在不见了。

“这些都符合事实——就我们现在所知道的部分而言，”兰德尔平静地说，“此时此刻这个假设不比其他想法更可笑。”

“不过还有一件事情说不通——有人从车里袭击我，对吧？按道理我会怀疑是马里奥特干的。但是，在他被杀死后，我一点都没这样怀疑过。”

“你被打的方式最能说明问题。”兰德尔说，“你没有告诉马里奥特你带了枪，但他有可能看到你的腋下凸起一块，或者怀疑你有支枪。那样的话，他会在你毫无防备的情况下袭击你，而你也决不会怀疑有人会从车里袭击你。”

“好吧，”我说，“你赢了。这假设不错，那么就让我们假设那钱不是马里奥特的，而他想得到这笔钱，并且有个同谋者。所以他的计划是，我们两人头都肿个大包醒来，钱不翼而飞，我们觉得很倒霉，然后把这事情忘到脑后。整件事情就是这么结束的吗？我是说，马里奥特希望事情这样结束吗？这样结束总得对他也有好处，对吗？”

兰德尔冷漠地笑了。“我自己也不喜欢这个假设，只是推理看看吧。至少它还符合事实，就我们现在所知道的事实来看。”

“我们所知道的事实还不能让我们进行任何推理。”我说，“为什么不假设他说的是实话，而他也许认出了劫匪中的一个？”

“你说你没听到打斗声或喊叫声？”

“没有。但他很可能很快就被掐住了喉咙，或者他们突袭他时，他吓得不敢喊叫。可以假设他们躲在灌木丛中，看着我走下山坡。我走得挺远的，至少有一百英尺。这时他们去检查汽车，看到了马里奥特。有人用枪对着他的脸要他下车——安静地下车，然后把他打倒了，但他说的话，或他的表情，使他们相信他认出了某个人。”

“在黑暗中？”

“是啊，”我说，“一定是这样。有些声音你很难忘记，即使在黑暗中也可以辨听出来。”

兰德尔摇着头说：“如果这是一个偷盗珠宝的团伙，除非被逼无奈，否则他们是不会轻易杀人的。”他突然停下来，眼睛里闪着亮光，慢慢把嘴巴合起来。他想起来了。“抢劫！”他说。

我点点头说：“我想有可能是这样。”

“还有，”他说，“你是怎么来这儿的？”

“开车来的。”

“你的车之前停在哪儿？”

“蒙特马·维斯塔区，就在那个街头咖啡屋旁的停车场里。”

他若有所思地盯着我，他身后的那两个家伙也狐疑地盯着我。看守所里的那个醉汉在用假嗓子唱歌，不过他的破嗓子试了几次都不成功，这让他很沮丧，他开始哭起来。

“我走路到公路上，”我说，“拦了一辆车，那是一个女孩独自一个人开的。她停下来让我上了车，把我带下了山。”

“好厉害的女孩。”兰德尔说，“在深夜里，在人迹稀少的路上，她还敢停车。”

“是啊，有些女孩就是这样。我还不是很了解她，但她看来是不错的人。”我看着他们，知道他们不相信我，我自己也很纳闷我为什么要撒谎。

“她开的是辆小车，”我说，“一辆雪佛兰双人小跑车。我没有记下车牌号码。”

“哈，他没有记下车牌号码！”兰德尔身后的一个家伙说，他又朝废纸篓中吐了口痰。

兰德尔往前探了探身子，仔细地盯着我。“如果你瞒着什么事情不告诉我们，想自己调查这个案子出点风头，你别想打这种主意，马洛。我并不喜欢你的说辞。我让你今天晚上再想一想，明天我可能要正式录口供。我提醒你一点：这是一个警察侦办的凶杀案，我们不需要你帮忙，就算你真的能帮上忙。我们想从你这儿得到的是事实，明白吗？”

“当然。我现在可以回家了吗？我觉得身体不太舒服。”

“你现在可以回家了。”他的眼睛冷冰冰的。

我站起来向门口走去，房间里一片沉默。在我走了四步以后，兰德尔清了清喉咙，漫不经心地说：“噢，还有一件事情，你注意到马里奥特抽的是什么香烟吗？”

我转过身去。“是的，是褐色的香烟，来自南美洲，装在一个法国珐琅烟盒里。”

他探着身子从桌上那堆杂物中推出那个丝质绣花烟盒，然后把它拿到自己面前。

“你之前见过这个吗？”

“当然，刚才不是一直在桌上吗？”

“我是说，今天晚上稍早的时候。”

“我想我见过，”我说，“在某个地方吧。怎么了？”

“你没搜他的身吗？”

“好吧，”我说，“我搜了。我检查了他的口袋，那烟盒就在一个口袋中。对不起，这只是因为我职业性的好奇心。我没有扰乱什么东西。不管怎么说，他是我的客户啊。”

兰德尔用双手拿起那个烟盒把它打开，他坐在那儿看着盒子里面。盒子里面空无一物，那三根香烟不翼而飞了。

我紧咬住牙齿，努力保持着脸上的疲惫神情，这并不容易。

“你看到他从这里面取香烟抽吗？”

“没有。”

他冷冷地点点头。“你现在看到了，这里面是空的，不过它还是被放在了他的口袋里。这里面有一点碎屑，我会让他们化验一下的。我不能确定，但我想这可能是大麻。”

我说：“如果他有大麻的话，今天晚上他可能抽了两根，他需要一点兴奋剂。”

兰德尔小心合上烟盒，把它推开。

“好了，”他说，“别多管闲事了。”

我走了出去。

外面的雾气少了很多，天边的星星亮得像黑色丝绒上人工镶上去的金属星星。我把车开得飞快，我很想喝一杯，但酒吧这时都关门了。

13

我是九点起床的，一连喝了三杯黑咖啡，用冰水冲了一下后脑勺，又读了两份丢到我门口的晨报。在第二版，有一小段提到了驼鹿马洛伊，不过纳尔蒂的名字没上报。没有林赛·马里奥特的消息，除非登在了社交版。

我穿好衣服，吃了两个煮得很嫩的鸡蛋，喝了第四杯咖啡。我站在镜子前面，发现自己还是眼圈发青。我打开门正准备出去时，电话响了。

电话是纳尔蒂打来的，他听起来心情不太好。

“是马洛吗？”

“是的。抓到他了吗？”

“当然，抓到了，”他停顿了一下，接着又咆哮起来，“就在凡杜拉公路上，如我所料。真是要命，真是刺激。那家伙有六英尺六英寸高，块头大得像个水坝。他正开车往旧金山去赶集市，车子是租来的。前座上放了五夸脱烈酒。他一边开车一边喝酒，车速是每小时七十英里。当时那儿只有两个带着枪的县警对付他。”

他停了一会儿，这时我想起了好几句俏皮话，但都不怎么有趣。纳尔蒂接着说：“他先跟警察玩游戏，等到他们累得睡着了，就把车子停在那辆警车旁，把警车里的对讲机扔到水沟里，然后重新打开一瓶酒喝起来，最后他自己也呼呼大睡了。过了一会儿，那两个警察醒过来了，他们用警棍至少敲了他的头十分钟他才醒过来。他开始反抗时，已经被戴上手铐了。事情简单得很。现在他已经被关起来了，罪名是酒醉驾驶、酒醉时躺在车里、攻击执勤的警察、破坏公物、在羁押时企图脱逃、扰乱治安、在公路上停车。好玩吧？”

“你在耍什么把戏？”我问，“你说这么多难道只是自鸣得意？”

“抓错人啦！”纳尔蒂粗鲁地说，“抓到的这个人叫斯托亚诺夫斯基，住在汉默镇，是圣杰克隧道的沙石工人，才下工，有老婆和四个孩子。他的老婆气得要杀人。你那边有马洛伊的消息吗？”

“没有。我的头很疼。”

“你有时间的话——”

“我没有时间，”我说，“不过还是谢谢你。什么时候审讯那个黑鬼？”

“你操心这个干什么？”纳尔蒂讥讽地说，然后挂了电话。

我开车沿着好莱坞大道行驶，将车停在办公大楼旁的停车场，然后爬上楼，打开那间我通常不锁的小接待室的门。我不锁这扇门，是因为万一顾客来找我而我又不在，他们可以进去等待。

安·赖尔登小姐从一本杂志上移开目光看着我并向我微笑。

她穿着一套烟草黄的衣服，里面是一件白色高领羊毛衫。在白天她的头发是很纯的红褐色。她戴着一顶帽子，帽顶只有威士忌酒杯那么大，可是帽檐大到可以装下一个星期要洗的衣服。她把帽子倾斜了四十五度，这样帽檐就斜斜地搭到肩膀部位，看起来很俏皮，大概就是为了俏皮的原因才这样斜戴的吧。

她看起来二十八岁左右。她的前额很窄，显得高了点，看上去不够高贵。鼻子小巧，一副好奇的模样。上唇长了点，整张嘴巴宽了点。眼睛是灰蓝色的，闪着金色的亮光。她笑起来很好看，而且看上去昨天晚上睡得很好。这是一张不错的脸，讨人喜欢的脸。它很漂亮，但又没漂亮到那种程度——你得时时处处提防别人对它的觊觎。

“我不知道你的办公时间，”她说，“所以我在这儿等。我想你的秘书今天不在。”

“我没有秘书。”

我走过小接待室打开里门，并且打开了外门上的电铃。“请到我的私人沉思空间来吧。”

她带着淡淡的檀香味从我的身边走过，站在那儿瞧着眼前的五个绿色文件盒，脏旧的红色地毯，积满尘垢的家具，还有不怎么干净的窗帘。

“我想你需要有个人帮你接电话，”她说，“而且有时得帮你把窗帘送去洗洗。”

“放哪个大假时我会送洗的。坐吧。我可能会忽略一些无关紧要的事情，而且不太勤快。我得省钱。”

“我明白了。”她认真地说，把一个大皮包小心放在玻璃面办公桌的角上。她把身子往后一仰，拿了我一根香烟，我取出一根火柴为她擦火点烟。

她喷出一口烟雾，透过烟雾向我微笑。她的牙齿很漂亮，牙形稍大。

“你大概没想到这么快会见到我。你的头还好吗？”

“糟透了。的确，我没想到。”

“警察对你还好吗？”

“和以前差不多。”

“我没耽误你干正事吧？”

“没有。”

“你不怎么高兴见到我。”

我在烟斗里装上烟丝，伸手去拿火柴。我小心地点燃烟斗，她带着赞赏的神色看着我。抽烟斗的男人是踏实的，她本来对我已经有点失望了。

“我是不想让你卷入这件事情，”我说，“我也说不清这是为什么。不过那已经不是我的事了。昨天晚上我已经受够了罪，我喝了一瓶酒才入睡。现在那已经是警察的事了，他们也警告我少管闲事。”

“你不想让我卷入，”她平静地说，“是因为你以为警察不会相信我半夜只是出于好奇而去那块洼地，你觉得他们会怀疑我有罪，会逼问我，直到我屈服。”

“你怎么知道我是怎么想的？”

“警察也是人哪。”她答非所问。

“他们以前是——我听说。”

“噢，你今天早上还很愤世嫉俗。”她环顾着办公室，看上去很随意，但那目光是审视性的，“你这儿做得不错吗？我是说财务上。我是说，赚很多钱吗——用这种家具？”

我哼了一声。

“或者我不应该多管闲事，不应该问这种不恰当的问题？”

“你愿意试试这样做吗？”

“我们俩都试试吧。告诉我，你昨天晚上为什么要替我掩饰？是因为我的红头发和好身材吗？”

我默不作声。

“让我们来谈谈这个问题吧，”她愉悦地说，“你想知道那条翡翠玉项链是谁的吗？”

我可以感觉到自己的脸僵硬起来。我努力地回想，可是记不起来，然后突然想起来了，我从没跟她提过翡翠玉项链的事。

我又去拿火柴，重新点燃烟斗。“不是很想知道，”我说，“怎么了？”

“因为我知道。”

“嗯。”

“你很想说话的时候会干什么？扭动脚趾吗？”

“好吧，”我咆哮道，“你是来告诉我这件事情的，那就说吧！”

她的蓝眼睛睁得大大的，好一会儿我觉得它们有点湿润了。她咬着下嘴唇，盯着桌子，然后耸耸肩，朝我率真地微笑。

“噢，我知道我是个讨厌的好奇鬼，这是遗传，没办法。我爸以前是警察，他叫克里夫·赖尔登，当了七年湾城的警察局局长，我想这是原因吧。”

“我好像记得他。他后来怎样了？”

“他被解雇了，心都碎了。一群由一个叫莱尔德·布鲁内特的人领头的赌棍，为他们自己选了个市长，然后他们就把我爸调去管档案了。湾城的档案局是个不值一提的小部门，所以我爸辞了职，之后闲散两年就去世了。我妈不久也去世了。我一个人生活有两年了。”

“真对不起。”我说。

她拧熄香烟，那上面没沾上一点唇膏。“我在这儿烦扰你，是想让你知道，我跟警察打交道比较方便。我昨天晚上就应该告诉你这些的。今天早上我查出是谁在侦办这个案子，就去见他了。他起初对你可有点恼火。”

“没关系，”我说，“即使我告诉他全部实情，他还是不会相信我。他只会一味地训斥我。”

她好像觉得有点委屈。我站起来打开另一扇窗户，街上的车声一拥而入。我的心情坏透了，于是我拉开抽屉，拿出那瓶酒给自己倒上一杯。

赖尔登小姐颇为不满地看着我——我不再是踏实可靠的男人了。她没说话。我喝完那杯酒后收起酒瓶，又坐了下去。

“你还没请我喝一杯。”她冷冷地说。

“对不起，现在还不到十一点，你不像那种早上会喝酒的人。”

她的眼角皱起来了。“这是奉承吗？”

“在我的圈子里是的。”

她仔细地思考着我说的话，那话对她没有多大意义。我想了想，那话对我也没有意义。不过，那杯酒使我舒服多了。

她的身子向前倾，戴着手套的手滑过玻璃桌面。“你不会要雇个助手吧？只要偶尔说点好听的话就可以雇到。”

“不需要。”

她点点头。“我就猜你不需要。我还不如直接提供线索，然后赶紧回家。”

我没说话，又点燃烟斗。抽烟斗使人有沉思状，即使你什么也没想。

“首先，我想到那样的项链有可能是博物馆的藏品，而且可能很出名。”她说。

我仍拿着那根还在燃烧的火柴，看着火焰逐渐接近我的手指。然后，我轻轻吹熄火焰，将火柴丢进烟灰缸。我说：

“我从没告诉过你翡翠玉项链的事。”

“你是没有，但兰德尔警官跟我说了。”

“得让人在他的脸上缝个扣子。”

“他认识我爸。我答应过他不说出去的。”

“你现在就跟我说了。”

“这件事你早就知道了，笨蛋。”

她的手突然飞起来要遮住她的嘴巴，但到半途又慢慢放下来，她的眼睛睁得大大的。这副样子装得可真像，不过还是有破绽，因为我对她并非一无所知。

“你确实知道，对吗？”她轻声问。

“我以为那是钻石。可能是一个手镯，一副耳环，一个吊坠，三枚戒指，有一枚戒指还镶了翡翠。”

“你说的一点都不好玩，”她说，“甚至算不上反应快。”

“那是翡翠玉，非常稀有。每颗约六克拉重，共有六十颗，值八万元左右。”

“你有一双漂亮的褐色眼睛，”她说，“还自以为是个硬汉。”

“好吧，那条项链是谁的？你怎么查出来的？”

“很简单。我猜城里最大的珠宝商会知道情况，所以我去布洛克店问了经理。我说我是记者，想写一篇关于珍贵翡翠的文章——你知道那些谎话的。”

“那么，你的红头发和好身材让他相信了你的话？”

她的脸红到腮帮子了。“嗯，不管怎么样，他告诉我了。那条项链是一位阔太太的，她叫卢因·洛克里奇·格雷里太太，住在湾城的峡谷中的一个庄园里。她的丈夫是银行家之类的人，非常有钱，家产至少有两千万，以前在贝弗利山还有一个电台呢。那个电台叫KFDK，格雷里太太以前在那儿工作。他是五年前娶她的，她是个美丽的金发女人。格雷里先生老了，有肝病，天天在家吃药，但格雷里太太天天出去寻欢作乐。”

“这位布洛克店的经理，”我说，“消息可真灵通。”

“噢，情况当然不是全部从他那里打听来的，傻瓜。他只说了项链的事，其他的是从吉迪·格蒂·阿博加斯特那里听来的。”

我拉开抽屉，又把那瓶酒拿出来。

“你不会变成那种酗酒型的侦探吧？”她焦急地问。

“为什么不呢？酗酒型侦探都破得了案，而且毫不费力。继续说吧。”

“吉迪·格蒂是一个报社的社交版编辑，我认识他很多年了。他有两百磅重，留着希特勒式的小胡子。他从他们的档案中找出了关于格雷里的资料，你看。”

她把手伸到她的皮包里，拿出一张照片放在桌上。这是一张五乘三的光面照片。

照片上是个金发女郎，美得足够让大主教将彩色玻璃踢出一个洞来。她穿着黑白颜色的衣服，帽子也是搭配过的。她有点高傲，但不过分。你想拥有的东西，看上去她都拥有。她大约三十岁。

我倒了一杯酒，很快将它灌下肚子。“拿开，我要跳起来了。”

“为什么？我替你拿来的。你想见见她吧？”

我又看看照片，然后把它放到记事簿下面。“今天晚上十一点怎么样？”

“听好，这可不是开玩笑的时候，马洛先生。我打了电话给她，她愿意见你——纯粹为了公事。”

“刚开始可能是因为公事。”

她做了一个不耐烦的手势，于是我停止开玩笑，皱了皱眉头，摆出一副历尽沧桑、久经考验的样子。“她要见我，为什么？”

“当然是因为她的项链。是这样的，我打电话给她，费了好大的劲才和她说上话，当然，但我说上话啦。然后我把跟布洛克店的经理说的那一套又吹嘘了一遍。她听起来像前一天晚上喝了太多的酒，嘟囔着让我和她的秘书谈，但我把她留住了，问她是否有一串翡翠玉项链。过了一会儿她说有。我问她我可不可以看一看，她问我为什么想看。我又说了记者的那一套，但没有作用。我听到她在打哈欠，而且骂着旁边的某个人不应该把我的电话接通。然后我说我是为菲利普·马洛工作的，她说那又怎样呢。那语气就是这样的。”

“真是不可思议。不过所有的社交名媛如今说话都像荡妇了。”

“我不知道，”赖尔登小姐甜甜地说，“也许她们里面的确有荡妇呢。然后我问她有没有直播的电话，她说这和我有什么关系，可笑的是她也没挂断电话。”

“她在想着翡翠玉项链的事情，不知道你在搞什么鬼。而且，她可能已经从兰德尔那里听说了一些情况。”

赖尔登小姐摇摇头。“不是这样的。我后来打了电话给他，他不知道谁是项链的主人，还是我告诉他的。我把这件事情查出来了，他还觉得很惊讶。”

“他很快就会习惯你的方式的，”我说，“他可能必须习惯。然后怎样？”

“所以我就对格雷里太太说：‘你还想找回那串项链吧？’我就是这样问的，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我必须说一些能打动她的话。这话确实起到作用了，她马上就给了我另一个电话号码。我随即打过去说我要见她，她听起来很吃惊。所以我不得不告诉她事情的始末，她不太高兴。但她很奇怪为什么马里奥特没有消息，我想她以为他卷款逃到南方去了。今天下午两点我会和她见面，然后我会向她提到你，告诉她你有多出色多谨慎，会是帮她找回项链的合适人选，等等。她对这些已经很有兴趣了。”

我没说话，只是瞪着她。她好像觉得有点委屈。“怎么了？我做得不对吗？”

“你就不能记住这是警察的案子吗？而且警察已经警告我少管闲事了。”

“格雷里太太有权雇用你，如果她愿意的话。”

“雇用我做什么？”

她不耐烦地开开合合她的皮包。“噢，老天——那样一个女人——那个长相——你难道看不出——”她停下来，咬着嘴唇，“马里奥特是个什么样的人？”

“我几乎不认识他，觉得他有点娘娘腔。我不太喜欢他。”

“他是那种对女人很有吸引力的男人吗？”

“对有些女人会吧，其他女人大概会觉得恶心。”

“嗯，好像他对格雷里太太挺有吸引力的，她和他约会啊。”

“她可能和上百个男人约会。现在恐怕不容易找回那条项链了。”

“为什么？”

我站起来走到办公室的另一端，用手掌拍打墙壁——很用力地拍打。隔壁的打字机停了一会儿，但马上又噼噼啪啪响起来。我往下看着窗外我们这栋楼和曼森豪斯旅馆之间的通道，从那儿的咖啡厅飘来的香味浓得不像话。我回到桌旁，把那瓶酒放回抽屉，关上抽屉又坐了下来。我第八次或第九次点燃我的烟斗，然后透过那只不太干净的杯子，看着赖尔登小姐严肃而又诚实的小脸。

你会喜欢这张脸的。妩媚的金发女郎成千上万，但这种脸才是很耐看的。我朝着它微笑。

“听好，安，杀死马里奥特是个错误，这次抢劫后面的那帮人是不会打算这么做的。我猜那一定是他们带着的哪个吸毒吸昏了头的家伙闯的祸。马里奥特大概做出了什么不恰当的动作，使其中一个家伙把他打倒在地，这一切恐怕发生得太快，大家阻止不了。这是一群有组织的劫匪，对有关珠宝的内情和珠宝女主人的活动清楚得很。他们索取的赎金很少，而且是会按规矩办事的，但现在发生了这种陋巷凶杀案，这完全不符合游戏规则。我的看法是，下手的人早已经死了，脚上捆着大石头沉到太平洋里去了。那串翡翠玉项链可能和他一起沉到海底了，或者他们知道项链的真正价值，把它藏在了哪个隐秘的地方，等过了很久，也许几年吧，才敢让它再露面。如果这帮匪徒声势够壮，那串项链也可能在世界另一端出现。如果他们知道那串项链真正的价值，他们只索要八千元赎金，这数目实在很小。但现在它太难出手。有一件事情我很确定，他们并不是预谋杀人。”

安·赖尔登全神贯注地听着我说话，嘴巴微微张开。

她慢慢地闭上嘴巴，点了一下头。“你太棒了，”她轻轻地说，“但你是个疯子。”

她站起来，拿着她的皮包。“你到底去不去见她？”

“兰德尔也阻止不了我——如果她邀请我的话。”

“好吧，我现在要去见另一个社交版编辑，想多找一些格雷里家的消息，比如，关于她的爱情生活。她有爱情生活，对吗？”

裹在红褐色头发中的那张脸上露出向往的神情。

“谁没有呢？”我讥讽地说。

“我从来没有过，没真正有过。”

我举起手捂住嘴巴。她狠狠地瞪了我一眼，然后朝门口走去。

“你忘了什么东西啦。”我说。

她停下脚步，转过身。“什么？”她的眼睛扫视着办公桌的桌面。

“你清楚得很。”

她走回办公桌旁，热心地将身子探过桌子。“如果他们不打算杀人的话，为什么会杀掉杀马里奥特的人？”

“因为他是那种有时会被警察抓到的人，而且会乖乖招认——一旦他们不供应他毒品的话。我的意思是，他们是不会杀和他们打交道的客户的。”

“你为什么这么肯定那个凶手有毒瘾？”

“我不能确定，只是这么说罢了。大部分小混混儿都有毒瘾。”

“噢，”她直起身子，面带微笑地点点头，“我想你指的是这个。”她一边说一边迅速地从皮包里拿出一个小纸包放在桌上。

我伸手把它拿过来，小心地取下橡皮筋，把纸展开，那三根有过滤嘴的长长的粗壮的俄国香烟露出来了。我一言不发地看着她。

“我知道我不应该把它们拿走，”她几乎呼吸急促地说，“但我知道它们是大麻。过去它们的包装很简单，近来在湾城也出现了这种包装，我见过几次。如果在那个可怜的人死了之后，别人在他的身上还发现有大麻，这对他有点残酷。”

“你应该连烟盒都拿走。”我轻轻地说，“那里面有一些碎屑，而且空烟盒也会让人起疑心。”

“我不能啊——当时你在那里。我——我后来差一点儿就回去拿了，但没有勇气。这给你惹麻烦了？”

“没有。”我撒了一个谎，“为什么会惹麻烦？”

“那太好了。”她充满希望地说。

“你为什么不丢掉它们？”

她想了想，把她的皮包抓到她那边。那顶可笑的宽边帽斜斜地戴在她的头上，几乎遮住了一只眼睛。

“我想这一定是因为我是警察的女儿。”她终于说，“你就是不会轻易丢掉证物的。”她的笑容显得脆弱而又心虚，两颊红红的。我耸耸肩。

“嗯——”那声音悬在半空中，好像密闭房间中的烟雾一般。吐出那个字后，她的嘴巴一直没有合上。我没接她的话，她的脸于是更红了。

“真是对不起，我不应该那么做的。”

我还是没有作出反应。

她快速走出门外。

14

我用手指拨弄着那三根长长的俄国香烟中的一根，然后把它们整整齐齐地排在一起，把椅子摇得吱吱响。你就是不会轻易丢掉证物，所以它们是证物。能证明什么呢？证明有个人偶尔会吸吸大麻，证明有个人喜欢带点异国风味的东西？不过，许多厉害家伙都吸大麻的，还有乐团的人、高中生、放弃美德的好姑娘都吸嘛！这是美国的大麻，在任何地方都可以生长。现在种植大麻是不合法了，在像美国这么大的一个国家，这可不是一般的事情。

我坐在那儿抽着烟斗，听着隔壁噼噼啪啪的打字声，好莱坞大道上交通信号灯转换时发出的砰砰声，还有空气中的飒飒声——像是纸袋被风吹起来沿着人行道滚动的声音。

这些香烟相当粗大，不过很多俄国香烟都是这样的，而且大麻叶是很粗糙的叶子。印第安大麻、美国大麻。证物。老天，那女人戴的是什么帽子？我的头很疼。神经病。

我掏出我的小折刀，打开小而锋利的刀片，这原本不是用来清烟斗的。我拿过来一根烟。警察局的化验师接下来一般会这么做：从中间割开香烟，把里面的填塞物拿到显微镜下检验。也许里面会有什么，也许不会，管他的，化验师是领月薪的。

我将一根香烟从中间割开。香烟的过滤嘴部分很硬，割起来很费劲。好吧，我也是条硬汉，我就是要割开，看你能不能挡住我。

过滤嘴部分出现了闪着光泽的卷起来的薄纸片，纸片这时平整了一些，上面还印有字。我坐得笔直，仔细拨弄着那些纸片，尝试着把它们平铺在桌上，但它们散在桌上滑来滑去。我于是抓起另一根大麻烟，眯着眼往过滤嘴里瞧。然后我采用另一种切割法，先将过滤嘴和烟身切开。纸很薄，你都可以感觉到纸下的东西。接着，我更仔细地将过滤嘴竖着割开，里面露出一张卡片，它是卷着的，完好无缺。

我开心地把卡片撑开。这是一个男人的名片，薄薄的，颜色是接近白色的象牙色，字精细地印在上面。左下角印着一个斯蒂尔伍德高地的电话号码，右下角印着“事先预约”。中间的字字号较大，但仍是娟秀字形：“朱尔斯·阿姆托尔”。底下一行字较小：“心理医生”。

我拿起第三根香烟。这一次我没用刀子割，很艰难地取出了那张卡片。这张卡片和刚才的那张是一模一样的，我又把它放回去。

我看了看手表，把烟斗放进烟灰缸，接着又看了看手表看到底是几点。我用半张纸巾将割开了的两根香烟和割坏了的卡片包在一起，再用半张纸巾将完好无损的那根香烟包起来，接着把两个小包都锁进办公桌。

我坐在那儿看着那张卡片。朱尔斯·阿姆托尔，心理医生，事先预约，斯蒂尔伍德的电话号码，没有地址。三张这样的卡片被卷在三根大麻烟中，装在一个中国或日本的丝质仿玳瑁框的烟盒里。这种烟盒你花上三毛五到七毛五，就可以在任何东方商店买到。那些商店的名字不外乎“胡福生”、“龙生堂”这一类，里面总有个有礼貌的日本人跟你嚼舌根，听你说起阿拉伯之月的香料闻起来很像旧金山的妓院里那些姑娘的气味时，他们总是笑得很殷勤。

所有这些东西全装在一个死人的口袋里，他其实有另一个真正昂贵的烟盒，那里面装着的才是他会抽的香烟。

他一定是忘记它了，但是这没道理啊。也许那不是他的烟盒，也许他是在什么旅馆大厅捡到的，忘了自己还把它放在身上，忘了交还给别人。朱尔斯·阿姆托尔，心理医生。

电话响了，我心不在焉地接起来。对方声音冷冷的，一副自以为是好警察的样子。那是兰德尔，他没朝我吼，他是那种冷冰冰的人。

“你不知道昨天晚上那女孩是谁吗？她是在公路上让你搭便车，你是走到那条公路上的？撒谎的技术很高明啊，马洛。”

“也许你也有个女儿，而你不愿意让新闻记者围着她闪光灯闪个不停。”

“你骗了我。”

“荣幸之至。”

他沉默了一会儿，好像在作什么决定。“那就算了，”他说，“我见过她了。她来我这儿，跟我说了一遍事情的经过。她正好是我认识也尊敬的人的女儿。”

“她把事情告诉了你，”我说，“你也把事情告诉了她。”

“我只说了一点点，”他冷冷地说，“有理由的，也因此我打电话给你。这个案子完全是暗中调查。我们有机会抓获这个珠宝抢劫团伙，我们一定要侦破这个案子。”

“噢，今天早上这就成了个歹徒团伙谋杀案，很好。”

“顺便说一下，那个上面绣着龙的古怪的烟盒中的碎屑是大麻。你确定没见过他从那里拿香烟抽吗？”

“非常确定。我在场的时候，他只从另一个烟盒里拿香烟抽，但我不是时时都在场的。”

“我知道了，就这样吧。记住我昨天晚上跟你说过的，别在这个案件上自做主张。我们只要你保持沉默，不然——”

他停下来，我朝话筒打着哈欠。

“我听到了。”他厉声说，“也许你以为我办不到那种事情，告诉你，我可以。你只要走错一步，我就把你当证人关起来。”

“你是说报界不会知道这个案子？”

“他们会知道这个谋杀案——但不会知道背后的事情。”

“你也不知道。”我说。

“我已经警告你两次了，”他说，“不会有第三次。”

“你说得挺多的，”我说，“对于你这样一个手上有王牌的人来说。”

我这话使他当即挂了电话。好吧，随他去，让他去忙吧。

我在办公室里踱着步子稳定情绪，然后喝了一点酒。我又一次看了看手表，却没看出是什么时间，于是又在桌子后面坐下来。

朱尔斯·阿姆托尔，心理医生，事先预约。只要给他足够的时间和足够的钱，他什么病都能治，从疲惫不堪的丈夫到昆虫的瘟疫。对于治疗失恋、独居女人的心病、不写信回家的浪荡子的乡愁，还有对于诊断“现在就应该卖掉房地产，还是应该再等一年；这会损害我的公众形象，还是会使我显得更多才多艺”这种问题，他是专家。男人们也会偷偷去见他。他们在办公室里呼风唤雨、吼声如雷，实际上内心脆弱无比。不过去找他的多半是女人，有气喘吁吁的胖女人和耗尽精力的瘦女人，有仍怀着梦想的老女人和自以为有恨母恋父情结的年轻女人。这些女人身材不同，长相各异，年龄不等，但她们有一个相同之处——都是有钱女人。对于朱尔斯·阿姆托尔来说，这可和星期四在县医院的情形不同，那些女人会拿着钱排着队等他。那些有钱女人可能付小钱拖拖拉拉，但绝不敢耽误他。

这小子是个骗子，是个吹牛大王，而且在死人身上的大麻烟中卷入他的名片。

这可有趣了。我拿起电话，向接线员询问斯蒂尔伍德高地的电话号码。

15

一个女人接的电话，那声音听起来沙哑干涩，带着外国口音。“喂？”

“请让阿姆托尔先生接电话好吗？”

“噢，不行。对不起，很对不起，阿姆托尔从不接电话。我是他的秘书，我可以替你转达吗？”

“请问你们的地址是什么？我想见他。”

“噢，你想见阿姆托尔，是因为心理咨询的事情吗？他会很高兴的。但他很忙。你想什么时候见他？”

“马上，今天。”

“噢，”那声音很恼恨，“那可不行。下个星期也许可以，我先查一下登记簿。”

“听好，”我说，“别管登记簿了。你手上有笔吗？”

“我当然有笔，我——”

“把这个记下来。我叫菲利普·马洛，我的地址是好莱坞卡翁加大厦六一五室，就在艾佛尔附近的好莱坞大道上，我的电话号码是格伦夫由七五三七。”我特地把每个难念的字都拼给她听，然后等着她记下来。

“好的，马洛先生，我记下了。”

“我要见阿姆托尔先生，是因为一位叫马里奥特的先生的事情。”我又把这个名字拼给她听，“事情很急，关乎生死，我要尽快见到他，尽——快——就是很快的意思，明白吗？”

“你说话很奇怪。”那个外国口音说。

“一点都不奇怪，”我把电话底座抓过来使劲摇晃，“我感觉这样很好，我一直都是这样说话的。这是一件很古怪的事情，阿姆托尔先生肯定会很想见我。我是个私家侦探，我不想在见他之前先去见警察。”

“噢，”那声音冷了下来，就像自助食堂里的饭菜一样，“你是警察——是吗？”

“听着，”我说，“我不是警察，我是私家侦探，秘密的，但这件事情一样很紧急。你给我回电话好吗？你有我的电话号码了，对吧？”

“是的，我有你的电话号码了。马里奥特先生——他生病了吗？”

“嗯，他不能动了，”我说，“这么说，你认识他？”

“不认识。你说事关生死嘛，阿姆托尔治好过很多人——”

“这次他可无能为力了。”我说，“我等着你的电话。”

我挂了电话，赶紧去拿那瓶酒，觉得自己像被绞肉机绞过一样。十分钟后，电话响了。那个外国口音说：“阿姆托尔会在六点见你。”

“很好。在哪儿？”

“他会派车去接你。”

“我自己有车，只要告诉我——”

“他会派车去接你。”那声音冷冰冰地说。然后话筒里传来咔嚓一声，电话被挂断了。

我又看了一次手表，过了午餐时间很久了。刚才喝了那杯酒后，我的胃就开始发热，我一点也不饿。我点燃一根香烟，这香烟有一股水电工手帕的气味。我朝对面的伦勃朗画像点点头，然后拿起帽子出去了。离电梯还有一半路时，一个想法突然蹦出来，没有什么原因，就像砖头突然掉到地上一样。我停下脚步，靠在大理石墙上，转转头上的帽子，突然笑出声来。

一个女孩正从电梯里出来往她的办公室走去。她奇怪地看了我一眼，投过来的就是那种让你的背脊突然发凉的目光。我朝她招招手，然后回到办公室，抓起电话打给一个在地产注册公司做登记册的朋友。

“你可以根据地址找到产权吗？”我问他。

“当然，我们可以交叉查询。什么地址？”

“西五十四街一六四四号。我想了解一下这里的产权状况。”

“我等会儿再给你打电话。你的电话号码是多少？”

他大约三分钟后就打回来了。

“拿出笔来。”他说，“那是梅普尔伍德四区的卡拉迪周边区十一街区的第八号地。根据记录，房主名叫杰西·皮尔斯·弗洛里安，是个寡妇。这栋房子的产权受到了一些限制。”

“什么限制？”

“二期房产税，两项十年期的街道改善基金，一项十年期的下水道估价基金，这些都没有拖欠。她还有一份两千六百元的一手信托契据。”

“你是说那种他们在通知你十分钟后就可以将你的房产卖掉的契据吗？”

“没那么快，但比一般抵押快多了。这里面没有什么不寻常的，不过那笔款项的数额大了点，就那一带而言，除非那是栋新房子。”

“是栋很旧的房子，而且需要修葺了。”我说，“我想花五千元就可以买下它。”

“那就很奇怪了，因为最近这笔贷款是四年前才提供的。”

“好吧，是谁提供的贷款——投资公司吗？”

“不是，是个人行为。那个人叫林赛·马里奥特，单身。这些资料够吗？”

我记不清我对他说了什么，或谢了他什么，那听起来可能只是些字眼罢了。我坐在那里，只是瞪着墙壁。

我的胃突然感觉很舒服了，只觉得饿。我下楼走到曼森豪斯旅馆的咖啡厅，吃了午餐，然后从办公楼旁边的停车场把车开了出来。

我往东南方开去，直奔西五十四街，这次我没带酒。

16

那个街区看起来和前一天差不多，街上空荡荡的，只有一辆运冰卡车、两辆福特车停在车道上，街角尘土飞扬。我把车子慢慢开过一六四四号，这次停得更远，仔细研究着两边的房子。我向那栋房子走去，在它的前面停下来，看着那棵挺立的棕榈树和那块缺水的枯草坪。房子里面好像没人，但可能不是这样，它只是看起来空荡荡的。门廊上那张寂寞的摇椅仍待在昨天的地方。走道上有一份被扔下的报纸，我将它捡起来，在腿上拍打了几下。然后，我看到隔壁房子的窗帘动了一下，那是靠近这房子的一扇前窗。

又是那个爱管闲事的老太太。我打了个哈欠，把帽檐压低。那只尖鼻子几乎在玻璃窗上被压扁了，鼻子上面是白头发；从我这儿看过去，那双眼睛倒很平常。我沿着人行道走着，那双眼睛紧盯着我。我转身朝她的房子走去，爬上木台阶，按了按门铃。

门啪的一声开了，仿佛装了弹簧一样。她是一个又高又老的女人，下巴长得像兔子一样。从近处看，她的眼睛亮得有如死水上的反光。我把帽子取下来。

“你是那位为弗洛里安太太报警的女士吧？”

她冷冷地打量我，没漏掉任何一处，恐怕连我右肩胛骨上长的那颗痣都被她看透了。

“我不说我是，也不说我不是，年轻人。你是谁？”她的声音拉得很高，好像是和很多户人家共用一条电话线练出来的。

“我是个侦探。”

“老天，你为什么不早说？她又干了什么？我可什么都没看见，可我一分钟都没松懈。我要买什么，都是亨利帮我跑的腿。那里没有传出半点声音。”

她取下纱门的挂钩让我进去。过道里有家具上了油的味道，里面摆着一些过时的暗色家具。家具上嵌着格板，角上镶着扇形边儿。我们进入一个前厅，这里所有的家具，只要是钉得上一个按钉的，都盖上了带白色蕾丝花边的棉布罩单。

“我说，我以前见过你吗？”她突然问我，声音带着一丝怀疑，“一定见过，你就是那个男的——”

“是的，我还是个侦探。亨利是谁？”

“噢，他是替我跑腿的一个小黑人。好了，你想知道些什么，年轻人？”她用手拍着洁净的红白相间的围裙，那双亮晶晶的眼睛盯着我。她咯咯咬了两下她的假牙，先做好开口的准备。

“警官们昨天去了弗洛里安太太那里后，有没有来过你这儿？”

“什么警官？”

“穿制服的警官。”我耐心地说。

“是的，他们在这里待了几分钟。他们什么也不知道。”

“请你描述一下那个大块头的样子——就是那个耍枪的人，你就是看到他这样才报警的。”

她分毫不差地描述了他的样子。那个人确实是马洛伊。

“他开的车是什么样的呢？”

“是一辆小车，他几乎很难挤进去。”

“你只知道这些？他可是个谋杀犯哪！”

她的嘴巴张开了，但眼睛里流露出得意的神色。“老天，我希望我能多告诉你一点，年轻人，但我一直不懂车。谋杀，是吗？这城里越来越不安全了。二十二年前我刚搬来时，我们几乎不锁门。现在又是歹徒，又是腐败的警察，还有政客，他们用机关枪杀来杀去，我都听说了。这真是太可耻了，年轻人。”

“是的。你知道弗洛里安太太什么事情吗？”

她那张小嘴皱起来了。“她对邻居不友善，半夜把收音机开得震天价响，还唱歌。她跟谁都不说话。”她的身子往前倾了一点，“我不敢确定，但我想她有酗酒的毛病。”

“她有很多访客吗？”

“完全没有。”

“这些你当然很清楚。你叫——”

“莫里森太太。老天，是啊，我除了看窗户外面也没有别的事情可干。”

“那一定很有趣。弗洛里安太太在这里住很久了吗？”

“我想有十年吧。她曾经有过一个丈夫，看起来也不是好东西，死了。”她停下来想了想，“我猜是正常死亡。”她又加了一句，“我没听到过别的说法。”

“他有没有留下钱给她呢？”

她的眼睛眯起来，下巴也跟着缩了一下。她使劲闻了闻。“你喝酒了？”她冷冷地说。

“我刚刚拔了一颗牙，医生要我喝一点酒。”

“我不沾酒的。”

“酒的确不好，除了药用以外。”我说。

“我连药用酒也不用。”

“你说得对。”我说，“他留给她钱了吗，她的丈夫？”

“我不知道。”她的嘴巴像一颗干梅子一样，又小又瘪。她不再信任我了。

“在警官之后有其他人去过那儿吗？”

“没看到。”

“谢谢你，莫里森太太。我不打扰你了，你很热心，也帮了很大的忙。”

我走出那个房间，打开门。她跟着我，清了清喉咙，又把牙齿咬得咯咯响。

“我应该怎么打电话和你联系？”她问道，语气稍微温和了一些。

“电话号码是大学区四-五○○○，找纳尔蒂警官。她靠什么生活——救济金吗？”

“这里可不是领救济金的区域。”她冷冷地说。

“我敢打赌那件东西曾是苏福尔斯城让人眼红的东西。”我一边说，一边盯着过道里的一个雕花餐具柜。显然饭厅太小，放不下它。柜子的边沿儿带着弯度，到处都雕满花纹，连面连腿都是，前面还绘上了一个装满水果的水果篮。

“是梅森城。”她轻声说，“是的，先生，我们以前的家真不错——乔治和我的家，是那儿最漂亮的家。”

我打开纱门走出去，又一次向她道谢。她现在微笑了，那笑容和她的眼睛一样机敏。

“她在每个月的第一天会收到一封挂号信。”她突然说。

我转过身，等着她往下说。她向我凑过来。“我看到邮差走到她的门口找她签字。每个月的第一天，她会打扮好出门，不到很晚不会回来，半夜又大声唱歌。好几次她唱得太大声，我差点儿打电话给警察。”

我拍了拍老太太瘦瘦的胳膊。

“像你这种人真是千里挑一，莫里森太太。”我说。我戴上帽子，抬了一下帽子向她致意，然后离开了。我在那条小道上走到半途又想起了什么，然后回过头去，发现她仍站在纱门后面，房门在她的身后敞开着。我又朝她走去，踏上台阶。

“明天就是一号了，”我说，“四月一号，愚人节，帮我看看她收到挂号信没有，好吗，莫里森太太？”

那双发亮的眼睛盯着我。她笑了起来——是老女人那种尖声的笑。“愚人节，”她哧哧地说，“也许她不会收到挂号信。”

我走开了，让她在那里继续笑。那笑声像是母鸡在打嗝。

17

我按了隔壁房子的门铃，又敲了门，但没有人回应。纱门并没有搭上挂钩，房门也没有锁，所以我便进去了。

屋子里没有任何变化，连金酒的气味也没有散去。地上仍然没有尸体。昨天弗洛里安太太坐过的椅子旁的小桌上有一只脏兮兮的玻璃杯，收音机被关掉了。我走近那张小沙发，伸手探探椅垫后面，摸到的还是那个空酒瓶，只是现在那旁边又多了一个。

我喊了几声，没人回答我。然后，我隐隐约约听到一声很像呻吟的长长的、缓慢的、痛苦的喘息声。我穿过那扇门，悄悄走进过道。卧室的门是半开的，呻吟声就从门后传来。我探头朝门里张望。

弗洛里安太太正躺在床上。她平躺着，身上的被子被拉到下巴处，被子上结起的一个毛球几乎就在她的嘴里。她的长脸现在蜡黄，十分松弛，像个半死的人。她肮脏的头发散乱在枕头上。她慢慢地睁开眼睛看着我，毫无表情。房间里的味道混合了酒精、脏衣服和睡眠的气味，一缕缕朝鼻孔里钻来，令人作呕。一个廉价的闹钟在油漆剥落的灰白色梳妆台上滴答滴答地发出响声，那声音大得似乎连墙都受到了震动。梳妆台的上面有一面镜子，里面映照着那个女人扭曲的脸。那只她从里面拿出过照片的箱子仍是打开的。

我说：“下午好，弗洛里安太太。你病了吗？”

她嚅动着嘴唇，让上下唇纠缠了一会儿，然后伸出舌头舔舔嘴唇，接着又让下巴动了动。当声音最后出来的时候，活像磨损不堪的老唱片。她的眼睛现在认出我了，但她很不高兴。

“你们抓到他了吗？”

“驼鹿？”

“当然。”

“还没有。我希望很快会抓到他。”

她转动了一下眼珠，然后突然把眼睛睁开，仿佛要挤掉眼前的一层雾气。

“你应该把门锁上的，”我说，“他可能会回来。”

“你以为我怕驼鹿，是吗？”

“我昨天和你谈话时，你看起来很怕他。”

她想了想，思考对她太艰难了。“有酒吗？”

“没有，今天没带酒来，弗洛里安太太。我最近手头有点紧。”

“金酒很便宜，劲儿又大。”

“过一会儿我可能会去买一些。这么说，你不怕马洛伊？”

“我为什么要怕他？”

“好吧，你不怕他。那么你究竟在害怕什么？”

她的眼睛里突然闪起亮光，一会儿后那双眼睛又变得暗淡了。“哎，滚吧！你们这些警察让我屁股都发疼。”

我什么也没说，靠在门框上，放了一根香烟在嘴里。我努力使那根香烟往上翘着去碰我的鼻子，这不太容易。

“警察，”她慢吞吞地说，仿佛自言自语，“永远抓不到那小子。他很厉害，又有钱，还有很多朋友。你们这些警察只是在浪费时间。”

“这只不过是例行公事罢了，”我说，“反正那时他实际上也只是自卫杀人。他会在哪儿呢？”

她暗笑了一下，抓起被子抹了抹嘴巴。

“现在又来这一套了，”她说，“说起软话来了。警察小聪明，你们以为这一套还管用吗？”

“我很喜欢驼鹿。”我说。

她的眼睛里又亮了一下，似乎对我的话有些兴趣。“你认识他？”

“我昨天还和他在一块儿——就是他在中央大道上杀死那个黑鬼的时候。”

她张大嘴巴疯狂地笑起来，笑得连眼泪都流到了脸上，但那声音比掰断一条烤面包的声音大不了多少。

“他是个大块头硬汉，”我说，“不过有时心肠很软。他找韦玛找得很急。”

她垂下眼帘，轻声地说：“我还以为是她父母找她呢。”

“他们也在找她。不过她已经死了，这是你说的。用不着找她了。她是在哪里死的？”

“得州达哈尔市。她那时得了感冒，肺部受了感染，后来就这样死了。”

“你当时在场吗？”

“当然不在，只是听说的。”

“噢，谁告诉你的，弗洛里安太太？”

“哪个舞女吧，我现在记不起她的名字了，也许喝点酒就能想起来。我现在感觉自己像死谷
[1] 。”

“你看上去还有点像一头死驴。”我心里这么想，但没敢说出口。“还有一件事情，”我说，“问完后我可能会去买点金酒。我查过你的房子的产权资料了，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要这么做。”

她的身子在被子下僵住了，像一块木头；连她那半盖在浑浊不清的眼睛上的眼皮也定住不动了，她的呼吸似乎也停止了。

“这房子的信托额可真不小，”我说，“和这一带真正的房价可不大相称。提供那笔贷款的人名叫林赛·马里奥特。”

她的眼睛开始快速地眨动，可是身体其他部分仍一动不动。她直直地瞪着我。

“我以前替他工作过，”她终于说，“我以前在他家当过仆人，他很照顾我。”

我取出嘴里那根并未点燃的香烟，毫无目的地看着它，然后又把它放回嘴里。

“昨天下午我见过你几小时后，马里奥特先生打电话到我的办公室，雇我做一件事情。”

“什么事情？”她的声音现在变得很沙哑了。

我耸耸肩。“我不能告诉你，这是要保密的。我昨天晚上去见他了。”

“你这聪明的浑蛋！”她声音含混地说，她的一只手在被子下动了动。

我看着她没说话。

“警察小聪明。”她讥讽地说。

我伸出一只手在门框上随意地摸索。门框黏糊糊的，光这么碰碰它我就想洗个澡。

“好了，就这样，”我轻快地说，“我只是在猜这些事情是怎么回事。也许什么也不是，巧合罢了，不过看上去好像又有点不寻常的地方。”

“警察小聪明。”她不以为然地说，“你还不是真的警察，只是个低级的侦探。”

“我想是这样。”我说，“好了，再见了，弗洛里安太太。顺便告诉你，明天早上你可能收不到挂号信了。”

她把被子一掀，猛地坐起来，眼睛里冒着怒火。她的右手握着一个亮晃晃的东西，那是一支小型左轮手枪，很旧，磨损得很厉害，不过仍然显得气势逼人。

“说说看是怎么回事，”她声色俱厉地吼叫，“快说！”

我看着那支枪，枪口正对着我，但不太稳。她握着抢的手开始抖动，但眼睛里仍冒着怒火，嘴角流出唾沫来。

“我们俩将来可以合作。”我说。

她的下巴和枪同时垂落下去。我离门口只有几英寸远，当那支枪一直往下垂时，我很快穿过那扇门，跑出了射击范围。

“考虑考虑吧！”我回头喊道。

没有声音传出来，什么声音也没有。

我快速穿过过道，走回饭厅，出了那栋房子。当我沿着那条小道往外走时，我感觉背脊上凉凉的，肌肉绷得紧紧的。

什么事情都没发生。我沿着街道向前走，然后钻进我的车里，飞驰而去。

这是三月的最后一天，像是酷热的夏天了，我开车的时候很想把外套脱下来。我开到七十七街分局前的时候，看到两个巡警正对着一辆车被撞坏了的前翼子板皱眉头。我走进那扇弹簧门，看到一个穿制服的警官坐在栏杆后，他正在查看一份指控登记表。我问他纳尔蒂在不在楼上。他说在吧，问我是不是他的朋友。我说是的。他说好吧，你上去吧。我走上那破楼梯，沿着走廊向前走，然后敲门。有人大声回应我，我就进去了。

他正坐在椅子上剔牙，把脚搭在另一张椅子上。他伸直左胳膊，盯着左手的拇指。那拇指在我看来没什么毛病，但从纳尔蒂沮丧的神情看来，它好像永远没有康复的一天。

他把手放到腿上，把脚放到地上，将目光从拇指那儿移到我身上。他穿着深灰色西装。桌子上有一截压扁了的雪茄烟，等着他用牙签将它捯弄好。

我把另一张椅子上的毛毡椅垫翻了个面，椅垫的带子没有系上。我坐下来，放了一根香烟在嘴里。

“是你啊。”纳尔蒂看着他的牙签，检查它是否被嚼得差不多了。

“有收获吗？”

“你是说马洛伊吗？我已经不调查那个案子了。”

“现在谁在负责那个案子？”

“没人！想知道为什么吗？那小子逃跑了。我们把他的资料输入了电报通讯网，他们已经把这些资料发布下去了。见鬼，他可能早就跑到墨西哥去了。”

“唉，反正他就只杀了一个黑鬼嘛，”我说，“我想那只是一项轻罪。”

“你对这个案子还这么有兴趣？你不是有别的工作要做吗？”他那双颜色很淡的眼睛懒洋洋地扫视了一下我的脸。

“我昨天晚上确实有工作要做，不过没做多久。那张穿着小丑服的女孩的照片还在你这儿吗？”

他的手四处摸索了一下，然后伸到他的记事簿下，把那张照片拿了出来。照片中的人看上去仍然很美丽。我盯着那张脸。

“这其实是我的，”我说，“如果你不存档，我想要回来。”

“我想是应该存档的，”纳尔蒂说，“但我把这件事忘了。好吧，拿去收藏吧，我不存档了。”

我把照片放到胸前口袋里，站了起来。“好了，就这样。”我说，语气过分轻松了点。

“我能感觉到这里面有点小问题。”纳尔蒂冷冷地说。

我盯着桌上的那截雪茄，他追随着我的目光，然后把牙签丢到地上，把雪茄抓起来放进嘴里。

“和这雪茄没关系。”他说。

“只是一些直觉罢了。事情如果有进展，我不会忘了你的。”

“现在不好干活啊，我需要一点突破，老兄。”

“像你这么辛苦工作的人，的确应该有一点突破。”我说。

他往拇指指甲上划了根火柴，因为一擦就着，显得很高兴，然后吸着雪茄喷出的烟雾。

“真幽默！”我走出他的房间时，他悲哀地说。

大厅里很安静，整栋楼都很安静。楼前的那两个巡警还在看着那被撞坏了的前翼子板。我开车往好莱坞驶去。

我走进办公室时电话响了。我趴在桌上拿起话筒：“喂？”

“我是在和菲利普·马洛先生说话吗？”

“是的，我是马洛。”

“这里是格雷里太太的府邸，卢因·洛克里奇·格雷里太太。格雷里太太想在方便的时候尽快见到您。”

“在哪儿？”

“地址是湾城阿斯特大道八六二号。我可以回话说您答应在一个小时之内赶到吗？”

“您是格雷里先生吗？”

“当然不是，先生，我是管家。”

“您听到门铃响时，那就是我啦！”我说。

注释

[1] 死谷（Death Valley），位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东南部，是北美最热、最干燥、最低的陆地。

18

这个地方离大海很近，在这儿能闻到丝丝海的气息，但看不到海水。阿斯特大道是条长而弯的山路，内侧的房子都很漂亮，但峡谷这一边的才真正是豪宅，静悄悄的，都围着十二英尺高的围墙，还有雕花大铁门和观赏性灌木。在那些豪宅里面——如果你能进去的话——仿佛连阳光都很特别，安静得像是特别为上流社会的人装在隔音器具里的。

在那扇半开的门边，有一个上身穿着深蓝色俄式短上衣、下身穿着发亮的黑色马裤、腿上扎着绑腿的男子。他黝黑英俊，宽肩亮发，那顶潇洒的帽子在脸上投下阴影，刚好遮住一只眼睛。他的嘴角上叼着一根香烟，头往一边侧了一点，好像想让鼻子躲避烟雾。他的一只手戴着光滑的黑色长手套，另一只手上空空的，除了中指上戴着一枚大戒指。

我没看到门牌号码，但这里应该是八六二号。我停下车，探身出去问他，他过了很久才回答，因为要把我和我的车先看个仔细。他向我走来，一边还随意地把那只没戴手套的手架在臀部，那是一种想引起注意的随意。

他停在车前几英尺处，又仔细打量我。

“我在找格雷里家的府邸。”我说。

“这里就是，没人在家。”

“有人在等我。”

他点点头，眼睛像水面一样闪着亮光。“你叫什么名字？”

“菲利普·马洛。”

“你在这儿等一下。”他不慌不忙地踱回门边，打开嵌在一根大柱子上的一扇铁门。铁门里面有个电话，他对着话筒简短地说了几句，然后关上门走了回来。

“你有证件吗？”

我让他看了看操纵杆上的驾照。“那不能证明什么，”他说，“我怎么知道这就是你的车？”

我拔出车钥匙，推开车门走出去，离他只有一英尺远。他的气息闻着不错，最起码是喝海格牌酒的。

“你又去酒吧里混了？”我说。

他笑了，眼睛打量着我。我说：“听着，让我给管家打个电话，他听得出我的声音，这样可以吗？还是我得踩着你的身子硬闯进去呢？”

“我只是在这里工作，”他轻轻地说，“如果我不——”他故意没把话说完，继续微笑。

“好小子，”我拍拍他的肩膀说，“是从达特茅斯还是丹尼莫拉
[1] 出来的？”

“哎哟，”他说，“你为什么不早说你是警察呢？”

我们都笑了。他挥挥手，我走进那扇半开的门。里面的车道弯弯曲曲，两旁修剪过的高高的深绿色树篱将车道完全遮挡住了，无论是从房子里还是从街道上都看不到它。透过一扇绿色的门，我看到一个日本园丁正在一大片草地上干活。他从一块天鹅绒般的草地上拔出一根野草，像典型的日本园丁那样朝它露出鄙夷的笑容。然后，那高高的树篱又变得很密实了，前面一百英尺的距离内我什么也看不见。最后，那些树篱围成一个大圆圈，里面停了五六辆车。

其中有一辆是小跑车，有两辆是最新型的双色别克轿车，样子漂亮得使人想立即购买。还有一辆黑色豪华轿车，车上有金属天窗和大得像自行车车轮一样的轮毂盖。另有一辆敞篷车，车篷是拉下的。一条短而宽的水泥车道从这儿一直通向房子侧面的入口。

在左边，离停车位稍远的地方，是一个低洼的花园。花园四角各有一个喷泉。入口处被一扇铸铁门拦住，门中间有一个飞翔的丘比特的雕像。灯柱上都有半身雕像；还有一把石椅子，两旁各蹲了一个鹰头狮身的怪兽的雕像。园中间有一个椭圆形的水池，里面有石造的荷花，一片叶子上还蹲坐着一只石头青蛙。稍远处有一长排玫瑰花，直导向一个像祭坛的地方。祭坛的两边都有树篱挡着，但并未完全挡住，阳光在祭坛台阶上挥洒下像蔓藤一样的图案。更远处的左边还有另一个野生花园，不是很大，墙角附近有个日晷仪，而那面墙则故意做得像一面颓墙似的。花园里到处都是花，好一个繁花似锦。

房子本身倒没什么了不起的地方，比白金汉宫小一点吧，颜色在加州略显发灰，窗户也比克莱斯勒大楼少了一点。

我轻手轻脚地走到侧门旁，按了按门铃，接着听见一阵低沉、柔和如教堂钟声般的铃声。

一个穿着有金色纽扣的条纹背心的男人打开了门，他朝我鞠了个躬，接过我的帽子，就算完成了他的工作。他身后的暗处站着另一个男人，他穿着笔直硬挺的条纹裤、黑色上装、尖领衬衫，系着一条灰色条纹领带。他把他那长着灰白色头发的脑袋微微前倾半英寸，算是致意吧。“马洛先生？麻烦您从这儿走——”

我们走进一个过道。这是一个非常安静的过道，绝对没有苍蝇嗡嗡作响。地上铺了东方式的地毯，两边的墙壁上挂着油画。我们转了个弯，又走进另一条过道。透过一扇落地窗，我可以看到远处亮晶晶的蓝色大海。我忽然吃了一惊，想起那便是太平洋，而这栋房子正是在靠近海边的一个峡谷的边缘。

管家来到一扇门前，里面有人声。他打开门，退开一步让我进去。这是一个很不错的房间，在一个壁炉前围着几张长沙发和躺椅，都是皮制的，浅黄色。在壁炉前那光可鉴人而又不滑溜的地板上，铺着一块薄如蚕丝，老得像伊索的姑妈一样的地毯。在房间的一角，有一大捧正在怒放的鲜花，在一个矮几上摆着另一捧。墙漆成暗暗的羊皮色。这个房间宽敞、舒适、温暖，有一点现代色彩，也有一点古典韵味。有三个人坐在房间里，他们看着我走进来，突然都安静下来。

其中一个是安·赖尔登，看上去和我上午见到她时一样，除了手上多了一杯琥珀色的饮料。另一个是个高瘦忧伤的男人，下巴僵硬，双眼深陷，脸上一片蜡黄，大约六十岁。他穿着黑色西装，别着一朵红色康乃馨，看起来十分温和。

第三个就是那金发美女了。她穿着浅蓝绿色外出服。我没怎么注意她的衣着，这类衣服是专为她这种人设计的，而且她也会去找最合适的设计师。那衣服使她显得特别年轻，也使她那蓝宝石般的眼睛显得更蓝了。她的头发是金色的——是名画的那种金色——蓬松却又不过分。她的身体曲线简直无懈可击。其实她的衣服的式样很简单，只在咽喉处的衣领上镶了钻石扣子。她的手并不小，但有款有型，指甲上涂了鲜艳的紫红色指甲油。她朝我微微一笑。她看起来是很会笑的那种人，但她的眼睛里有一种深思的神色。她的嘴唇显得丰腴性感。

“你能来太好了，”她说，“这位是我的丈夫。亲爱的，替马洛先生调杯酒好吗？”

格雷里先生和我握了握手。他的手冷冷湿湿的，眼睛里透出一丝悲哀。他调了一杯苏格兰威士忌苏打，将它递给了我。

然后，他静静地坐到一个角落里。我喝下半杯酒，朝赖尔登小姐笑了笑。她带着一种心不在焉的神情看着我，好像又发现了一条线索似的。

“你能帮我们一个忙吗？”金发美女慢悠悠地问，眼睛看着她的杯子，“如果能就太令人高兴了。不过，如果还得和那些歹徒纠缠的话，我的这点损失就微不足道了。”

“我其实对这件事情不太清楚。”我说。

“噢，我希望你能帮忙。”她又朝我微微一笑，这使我全身的细胞都受用。

我把剩下的半杯酒喝下去，才觉得心里慢慢平静了。格雷里太太按了按装在皮沙发扶手上的一个电铃装置，召来了一个仆役。她的手指了指那个托盘。他环顾四周，然后调了两杯酒——赖尔登小姐仍拿着刚才的那杯饮料在做样子，而格雷里先生显然是不喝酒的。仆役调完酒后就出去了。

格雷里太太和我各端走一杯酒。她交叉着搭起两条腿，样子显得并不含蓄。

“我不知道我可以帮什么忙，”我说，“我很怀疑，能从哪儿入手呢？”

“你一定可以。”她朝我微笑了一下，“林赛·马里奥特信任你的程度有多少？”

她瞥了一眼旁边的赖尔登小姐，赖尔登小姐并未觉察到，她只是直直地坐着，眼睛凝视着别处。格雷里太太看着她的丈夫说：“亲爱的，你还要费这个心吗？”

格雷里先生站起来，说了几句寒暄话，意思是他很高兴见到我，但他觉得不太舒服，要去休息一会儿，希望我能谅解，等等。他实在太有礼貌了，我简直想扶他出去以示我的感激。

他走了，轻轻地关上门，好像怕吵醒谁似的。格雷里太太盯着门看了好一会儿，然后又摆起笑脸看着我。

“赖尔登小姐当然是你的亲信喽。”

“我没有亲信，格雷里太太。她碰巧知道了这个案子——能让她知道的部分。”

“是的。”她小啜一两口酒，然后一饮而尽，把杯子放在旁边。

“去他妈的文明式喝酒。”她突然说，“我们一起来谈谈这件事情。你在这行中倒是少见的美男子。”

“不怎么干净的行业。”我说。

“我不是这个意思。做这行赚得多吗？我这样问是不是很无礼？”

“赚得不多，倒是有很多烦心事。但也有很多乐趣，偶尔也有一些大案子。”

“一个人怎么会当上私家侦探的？不介意我问东问西吧？请把那小桌子推过来好吗？这样我可以够得到那些酒。”

我站起来，将放着银质大托盘的桌子沿着光亮的地板推到她的身边。她又倒了两杯酒，我第二杯酒还只喝了一半。

“我们这些人大部分以前是做警察的。”我说，“我在地方检察官手下干过一阵，后来被解雇了。”

她甜甜地笑着说：“不会是因为无能，我敢肯定。”

“不是，是因为喜欢顶嘴。你又接到过他们的电话吗？”

“嗯——”她看着安·赖尔登，她的表情说明了她的想法。

安·赖尔登站起来，手里拿着杯子，杯子里的饮料仍然满满的。她走到酒桌前，将杯子放下。“你们谈的时间恐怕不会太短，”她说，“如果会的话——谢谢您和我谈话，格雷里太太。我保证什么也不写，您可以放心。”

“哎呀，你不是要走了吧？”格雷里太太笑着说。

安·赖尔登用牙齿咬着下唇，好一会儿她都保持着这个姿势，好像在想应该把它咬掉呢，还是吐出来，或是就这么咬着。

“对不起，我恐怕得走了。您知道，我不为马洛先生工作，我们只是朋友。再见，格雷里太太。”

金发女子朝着她微笑。“希望你有时间再来玩，随时都可以。”她按了两次电铃，管家出现了，他把门打开了。

赖尔登小姐快步离开，门又关上了。门关了好一会儿，格雷里太太仍面带微笑看着它。“这样好多了，对吗？”她沉默了一会儿后说。

我点点头。“你可能会猜，她如果只是我的一个朋友，为什么知道这么多。”我说，“她是个好奇心很强的女孩。有些事情是她自己查出来的，比如你是谁、那条翡翠玉项链的主人是谁。有些事情她只是碰巧知道了，她昨天晚上刚好路过马里奥特被杀的那块洼地。她当时正开着车四处乱逛，看到那里有灯光，就下去了。”

“噢，”格雷里太太快速举起一个酒杯，做了个鬼脸，“这件事情想起来就可怕。可怜的林赛，他是个坏家伙，坏家伙的朋友也不会是好人，不过那种死法真可怕。”她打了个寒战，眼睛睁得大大的，显得有些暗淡。

“赖尔登小姐没问题，她不会把事情说出去的。她的父亲以前在这儿当了很久的警察局局长。”我说。

“是的，她都告诉我了。你没喝酒。”

“我在用我的方法喝酒。”

“我们俩应该会相处得不错。林赛——马里奥特先生——有没有告诉你抢劫是怎么发生的？”

“发生在这里和卡德侯宫夜总会之间的路上。他没说得很清楚，说对方有三四个人。”

她点点头，那一头金发泛着亮光。“是的。你知道，那次抢劫中有件事情很可笑，他们还给了我一枚戒指，那还是一枚不错的戒指呢。”

“他说了这一点。”

“我其实很少戴那串项链，毕竟那是博物馆收藏品级的精品，大概世上不会有很多类似的珍宝，那是一种稀有的翡翠玉。他们现在把它抢走了，我想他们不会知道那值多少钱，对吗？”

“否则他们会知道你不常戴着它。谁会知道它真正的价值？”

她陷入思考，看着她沉思的感觉实在很好。她的两条腿仍是不怎么含蓄地交叉着搭在一起。

“我想有很多人知道吧。”

“但他们不会知道你那天晚上会戴着它吧？谁会知道呢？”

她耸了耸她那浅蓝色的肩膀，我努力克制住自己的眼睛别乱看。

“我的女佣，但她想偷的话，有太多的机会了，而且我信任她——”

“为什么？”

“我不知道。我就是会信任一些人，我信任你啊！”

“你也信任马里奥特？”

她的表情变得有点严肃，眼睛也变得有点谨慎。“在某些事情上我不信任他，在别的事情上可以信任他，程度不同。”她很会说话，很镇定，又带点嘲讽，但并不显得生硬，用词都很恰当。

“好吧，除了女佣，还有谁会知道这事儿？司机呢？”

她摇摇头。“那天晚上是林赛开的车，开的是他自己的车。乔治当时根本不在。那天是星期四吗？”

“我又不在场。马里奥特告诉我时，只说那是四五天前的事情。如果是星期四的话，和昨天晚上正好隔了一个星期。”

“嗯，是星期四。”她伸手来拿我的酒杯，手指稍微碰到了我的手，感觉很柔软，“乔治星期四晚上休假，例行的，你知道。”她在我的杯子里倒了些苏格兰威士忌，又往里面喷苏打水。那酒就是能让人沉醉其中，结果会令你喝到不能自制。她也给自己调了一杯这样的酒。

“林赛说出我的名字了吗？”她轻轻地问，眼睛里仍然带着一丝谨慎。

“他很小心，没有告诉我。”

“那么，他可能误导了你对时间的看法。让我看看，女佣和司机都被排除在外了，我的意思是从同谋者中被排除了。”

“我还没有排除他们呢。”

“嗯，至少我在试着帮你的忙。”她笑了，“那么还有纽顿，我的管家。那天晚上他可能看到了我的脖子上戴着那串项链。但它垂得很低，我又穿着一件白色狐皮大衣，不，他不可能看到。”

“当时你看上去一定很漂亮。”我说。

“你不会喝醉了吧？”

“我一向都很清醒。”

她仰着头发出一连串笑声。我一生中只见过四个女人做出这个动作时仍显得很美丽，她是其中之一。

“纽顿没问题，”我说，“他这种人不会和坏人来往，不过，这也只是猜测而已。那个仆役呢？”

她回想一下，然后记起来了，摇着头说：“他那天没见到我。”

“有人要求你那天晚上戴那串项链吗？”

她的眼睛马上变得更加谨慎了。“你不是在捉弄我吧？”她说。

她拿起我的酒杯，又一次将它倒满。我没有阻拦她，尽管杯子里的酒还有一英寸高。我欣赏着她脖子的优美线条。

她把两个酒杯都倒满酒，我们又开始喝起来。我说：“我们先弄清楚情况，然后我再告诉你一些事情。先描述一下那天晚上的情形吧。”

她拉起一只袖子，看了看手表。“我应该去——”

“让他等吧。”

听了我这话，她的眼睛突然闪了一下亮光，我喜欢这种眼神。“有些事情显得太坦率了。”她说。

“对我的工作而言这不算坦率。你是说说那天晚上的情形，还是赶我出去，在这两者之中选一种吧。用你那美丽的脑袋想清楚。”

“你最好坐到我的旁边来。”

“这一点我想了很久了，”我说，“确切地说，从你交叉起双腿时就开始想了。”

她把她的衣服往下拉了拉。“这该死的衣服每次都往上缩。”

我坐到那张黄色皮沙发上，坐在她的身旁。

“你是个干活快速利落的人吧？”她轻轻地问。

我没回答。

“你常常做这种事情吗？”她斜眼看着我。

“几乎没做过。我闲下来的时候像个西藏喇嘛。”

“只不过你从不会闲下来。”

“我们得集中点儿精神，”我说，“让我们来谈谈我们脑子里——或我的脑子里——在想着的一个问题。你准备付我多少钱？”

“噢，这的确是个问题。我以为你是要帮我找回项链，或至少尝试着找回。”

“我必须以我自己的方式工作——这种方式。”我将杯子里的酒一饮而尽，杯子几乎立在了我的头上，我甚至还吞进去了几口空气。

“我还要调查一个谋杀案。”我说。

“那跟这件事情完全无关。我是说，那是警察的工作，不是吗？”

“是的——只不过那个可怜的人付了我一百元让我保护他——而我没做到。这让我感到很愧疚，很想哭。我该哭吗？”

“喝一杯吧。”她又给我们俩倒了些威士忌，那酒似乎对她没有任何影响。

“好了，我们说到哪里了？”我说，尽量把酒杯拿稳，不让酒洒出来，“不是女佣，不是司机，不是管家，不是仆役，接下来我们就该自己洗衣服了。抢劫是怎么发生的？你的说法里面可能会有一些马里奥特没讲给我听的细节。”

她身子往前倾，一只手托着下巴，看起来很严肃，却不是那种可笑的严肃。

“我们去参加了一个在布莱特伍德高地举行的聚会，后来林赛提议去夜总会喝酒跳舞，我们就去了。日落大道上有一些工地，脏得很，所以回来的时候林赛就改走桑塔莫尼卡大道，路上经过一个破旅馆，名字叫印地欧，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注意到了这个名字。隔着街道和那个旅馆相对的是个啤酒屋，前面停了一辆车。”

“只有一辆车——在一个啤酒屋前面？”

“对，只有一辆。那是个很低级的地方。嗯，这辆车发动了起来，跟着我们，当然，我一点也没在意这些，没有理由去在意啊！然后，在我们从桑塔莫尼卡大道转到安古诺大道之前，林赛说‘我们走另一条路’，车子就转入了一条弯弯曲曲的住宅区街道。后来，一辆车突然从旁边飞快地开过去，擦撞了我们车子的挡泥板。接着它停在了路边，一个穿着风衣、戴着围巾、帽子压得低低的男人下了车，走过来向我们道歉。他的围巾是白色的，围了好几圈，这引起了我的注意。除了能看得出他很高很瘦，别的就看不清了。他一走近——我后来想起来，他完全没走在我们的车前灯灯光里——”

“那很自然，没有人喜欢往车灯灯光里凑。喝一杯，这回我请客。”

她的身子是向前倾着的，秀丽的眉毛——没有画眉——皱在一起。我调了两杯酒，她继续往下说。

“他一走近林赛坐的那边，就猛地把围巾拉到鼻子上面，拿出一支闪闪发亮的枪对准我们。‘抢劫！’他说，‘安静一点，这样对大家都好。’然后，另一个人从另一边过来了。”

“这还是在贝弗利山呢，”我说，“这是加州警力最集中的四平方英里。”

她耸耸肩。“这种事情还是照样发生。他们让我交出珠宝和皮包，是戴围巾的那个人说的。站在我这边的这个人一句话都没说。我让林赛把那些东西递给了那个人，那个人把我的皮包和一枚戒指还给了我。他让我们最好慢些报警和申请保险赔偿，说他们会和我们做一笔轻松的、愉快的交易，还说这样办事情会容易些。他看起来不慌不忙，说他们可以和保险公司的人拉上关系，不过那就意味着钱会被那些狡猾的律师赚走，而他们并不愿意让事情变成这样。他听上去像是个有些教养的人。”

“这听起来像埃迪的手法，”我说，“可惜他已经在芝加哥被干掉了。”

她耸耸肩。我们继续喝酒，她继续讲下去。

“然后他们走了，我们也回家了。我让林赛别把这件事情声张出去。第二天，我接到了一个电话。我们家有两部电话，一部有分机，另一部是直拨的，在我的卧室里。那个电话我是在直拨电话上接到的。当然，电话号码簿上并没有登记这个电话号码。”

我点点头。“他们只要花上几元钱，就能弄到这个电话号码，都是这么回事。有些电影界人士每个月都要换电话号码。”

我们又喝了一杯酒。

“我让打电话来的人去和林赛谈这件事情，告诉他林赛可以代表我。我说只要他们不是太不近人情，这笔交易就可以做成。他说好。然后他们拖延了一段时间，我猜他们是想看看我们的反应。最后，你知道的，我们同意付八千元，还就一些细节问题沟通好了。”

“你可以认出他们吗？”

“当然不能。”

“兰德尔知道所有这些事情吗？”

“当然。我们还需要往下谈吗？真烦。”她又朝我露出了迷人的微笑。

“他有什么看法吗？”

她打了个哈欠。“有吧，我忘了。”

我坐在那儿拿着空杯子思索着。她把杯子从我的手中拿走，又开始倒酒。

我从她手中把倒满的酒杯拿回来，然后换左手端着它，用右手抓住她的左手。那手又光滑又柔软又温暖，握着很舒服。她捏了捏我的手，手劲不小。这是个结实的女人，可不是一朵纸花。

“我想他有一些看法，”她说，“不过没说出来。”

“任凭什么人对那一堆事儿都会有些看法的。”

她慢慢转过头看着我，然后点点头说：“你不会忽略这些，对吧？”

“你认识他多久了？”

“噢，好几年了。他以前在我丈夫的电台KFDK当播音员，我是在那里认识他的，也是在那里认识我丈夫的。”

“这我知道。但从马里奥特的生活方式看起来，他好像很有钱。我不是说他很富有，而是说他能让自己生活得很舒适。”

“他继承了一笔钱，就辞掉了电台的工作。”

“你是确切知道他继承了一笔钱，还是听他自己说的？”

她耸耸肩，又捏了捏我的手。

“要不就是那不是一大笔钱，而他又花得太快。”我也捏了捏她的手，“他向你借过钱吗？”

“你有点守旧，是吗？”她低头看着被我握住的手。

“我还在工作，而且你的威士忌很好，这让我现在还能保持半清醒状态，否则我一定会喝醉——”

“是的。”她把手从我的手中抽出来揉了揉，“你一定常练手劲——在你空闲的时候。林赛当然是个高级勒索犯，很明显，他靠女人过活。”

“他抓到你什么把柄了吗？”

“我应该告诉你吗？”

“这样做恐怕不太明智。”

她笑了。“我还是要告诉你，不管怎么样。有一次，我在他家喝醉了，昏睡了过去，这种情况很少发生。他趁机拍了一些照片——我的衣服都被掀到了脖子上。”

“那下流坯。”我说，“你手上还有那些照片吗？”

她拍了拍我的手腕，轻轻地说：“你叫什么名字？”

“菲尔，你呢？”

“海伦。吻我！”

她软软地倒在我的膝上。我低下头亲吻着她的脸。她闪动着睫毛，在我的脸上轻啄。我凑近她半张开的灼热嘴唇，她齿间的舌头像条敏捷的蛇。

这时，门突然开了，格雷里先生无声地走进房间，我正抱着她来不及放开。我抬起头看着他，觉得自己像要被掩埋的死人一样浑身冰冷。

靠在我臂弯里的金发女人一动也不动，连嘴唇都没合起来，脸上是半梦幻半嘲讽的表情。

格雷里先生轻轻清了一下喉咙：“对不起，真的！”他又轻轻地走了出去，眼中的悲哀简直深不见底。

我推开她，站起来掏出手帕擦脸。

她保持着原样半躺在沙发上，一只长袜上面露出一大片肌肤。

“是谁？”她声音含糊地问。

“格雷里先生。”

“别管他。”

我从她身边走开，坐到我刚进来时坐的那张椅子上。

过了一会儿，她伸直身子坐起来，定定地看着我。

“没关系，他能理解。他还想怎么样？”

“我想他知道了。”

“唉，我告诉你了没关系，这还不够吗？他有病，去他的——”

“别尖着嗓子，我不喜欢尖嗓子的女人。”

她打开身边的一个皮包，从里面取出一条小手帕擦擦嘴，又在小镜子中端详自己。

“你说对了，”她说，“威士忌喝得太多了。今天晚上在贝维迪夜总会见，十点。”她没朝我看，呼吸很急促。

“那地方好吗？”

“老板是莱尔德·布鲁内特，我和他很熟。”

“噢。”我说。我身上仍然在发凉，而且觉得很不舒服，好像自己刚才扒了一个穷人的口袋一样。

她拿出一支唇膏轻轻涂抹着嘴唇，然后直直地看着我。她把那个小镜子抛过来，我接住后照了照自己的脸。我用手帕擦了擦脸，然后站起来把镜子还给了她。

她往后仰着，慵懒地看着我，脖子几乎全部露在外面。

“怎么了？”

“没事。十点在贝维迪夜总会见。别穿得太正式了，我只有一套晚礼服。在酒吧见面吗？”她点点头，那双眼睛仍然显得很慵懒。

我穿过房间走出去，并没有回头。那个仆役在过道里碰到了我，把我的帽子递给了我，他那张脸像个大石像一样毫无表情。

注释

[1] 都是少年感化院的名字。

19

我沿着弯弯曲曲的车道往外走，那修剪过的高高的树篱的阴影完全把我挡住了。我来到大门口，发现看门的人已经换了。这是一个穿着便装的壮汉，一看就知道是个保镖。他点点头让我出去了。

这时有人朝我按喇叭。赖尔登小姐的小跑车正停在我的车后面。我走过去看着车里的她，她显得很冷淡，表情里还带着嘲讽的意味。

她面带微笑坐在那儿，戴着手套的修长的双手放在方向盘上。

“我等在这儿呢，虽然不关我的事。你觉得她怎么样？”

“我敢打赌她是那种没事就把自己的吊袜带弹得噼啪响的货色。”

“你为什么总是要这么说话呢？”她红着脸不高兴地说，“有时候我真恨男人，老的、年轻的、踢足球的、唱歌剧的、精明的富翁、英俊的小白脸，还有那些和坏蛋差不多的——私家侦探。”

我悲哀地对她笑了笑。“我知道我说话太尖刻了，现在流行这种说话方式。谁告诉你他是小白脸的？”

“你指的是谁？”

“别这么迟钝，马里奥特啊！”

“噢，我猜的。对不起，我不是故意要这么刻薄。你可以随时对她动手动脚，用不着费很大的劲儿，但我敢向你打包票，干这种事情你只是个迟来者。”

阳光底下，弯曲的街道静静地打着瞌睡。一辆漆着非常美丽的图案的卡车无声地停在对面房子的前面，然后又倒车，开上了通往侧门的车道。那卡车一边的车身上漆着几个大字：“湾城婴儿服务”。

安·赖尔登向我凑过来，她的灰蓝色眼睛里露出委屈和不悦的神色，稍微过长的上唇撅着，然后那嘴唇抿了回去紧压着牙齿。她做了一个深呼吸，发出一个尖尖的声音。

“你大概希望我少管闲事，对吧？我就不能比你先有想法？我还以为我帮了点小忙呢。”

“我不需要帮忙。警察不需要我帮忙，我也帮不了格雷里太大。她的说法是某啤酒屋前的一辆车跟踪了他们，那又能说明什么呢？那是桑塔莫尼卡一个低级的地方，而那些人又是高级劫匪，其中有人甚至能一眼就认出翡翠呢。”

“也许是有人通风报信。”

“也不是没有这种可能。”我一边说一边从烟盒里取出一根香烟，“不管怎样这都和我没关系。”

“那个心理医生也和你没关系？”

我装作很茫然地盯着她。“心理医生？”

“老天，”她轻声细语地说，“我还真以为你是个侦探呢。”

“有人想遮住这个案子，把它压下去，”我说，“我得谨慎行事。格雷里的背后是座金山，而在这个城市里谁有钱谁就是法律。你看警察多奇怪，在处理这个案子的时候不收集情况，不在报纸上登消息，不许清清白白的陌生人卷入进来，哪怕他能提供被证明是很重要的细小的线索。除了让我保持沉默和警告我别插手以外，他们什么也不透露，我一点也不喜欢这种情形。”

“你脸上还有些口红印没擦干净。”安·赖尔登说，“我只是提提那个心理医生罢了。好了，再见，很高兴能认识你——从某种程度上说。”

她随即发动了车子，拉起操纵杆，绝尘而去。

我看着她离去。当车子在视野中消失之后，我又朝街对面看过去。从那辆车身上漆着“湾城婴儿服务”这几个字的卡车里下来的那个男人，正从房子的侧门走出来，他的制服雪白坚挺，连我看着都觉得自己感染了那份洁净。他拿着一个纸盒钻进车里，开车走了。

我想他可能刚刚给人换了一块尿布。

我上了我的车，开车前看了看手表，这时已经快五点了。

那苏格兰威士忌酒，像所有的苏格兰威士忌酒一样好，一路陪着我回到好莱坞，这一路我闯了一个又一个红灯。

“她是个好女孩，”我在车里大声告诉自己，“对喜欢好女孩的男人来说。”没人回答我，“但我不是那种男人。”我说，也没人回答我。“十点在贝维迪夜总会。”我说。有人回答道：“啐！”

那好像是我自己的声音。

差一刻六点时我回到了办公室。整栋大楼静悄悄的，隔壁的打字机也停止工作了。我点燃烟斗，坐下来等着。

20

那个印第安人的身上有一股臭味。当门铃响起来的时候，我打开中间的门去看是谁，就马上闻到了飘散在接待室中他身上的肮脏味。他像一尊铜像似的站在开向走廊的门边，上半身异常魁梧，胸膛厚实，看上去就像一个流浪汉。

他穿着一套咖啡色西装，上衣在肩膀处太小，裤腰也显得很紧。他的帽子至少比他头的尺码小两号，上面汗渍斑斑，看起来像是戴着比他更合适的别的人很随意地弄上去的。那顶帽子勉强地架在他头顶最高的地方。他的衣领像马缰一样勒得紧紧的，颜色也是马缰那种脏兮兮的棕色。他的西装被规规矩矩地扣了起来，一条黑色领带却跑到衣服外面来了。至于那领带也不知道是怎么系的，领结勒紧到像豌豆那么小。在那脏衣领上方的粗脖子上，他又系了一条黑色缎带，就好像一个老女人仍费尽心思修饰她的脖子。

他长着一张大扁脸，那个又高又宽的鼻子看起来就像舰艇的舰头一样坚硬。他的眼睛简直没有眼睑，两颊往下耷拉。他的肩膀魁梧如铁匠，两条腿像猩猩一样又短又笨拙，我后来才发现它们只是短而已。

如果他稍微梳洗一下，再换上一身白袍子，倒满像古罗马时代邪恶的元老院议员。

他身上的臭味并不是城市里的那种浊臭，而是一种原始人的泥土味儿。

“嘿，”他说，“快点走，现在就走。”

我走回办公室，朝他勾了一下手指，他跟在后面进来了。他走起路来悄然无声，像苍蝇趴在墙上一样。我坐在桌后的转椅上，把椅子转得吱嘎响，摆出一副很职业化的样子，又向他指了指顾客坐的那张椅子。他没有坐下来，那双小小的黑眼睛不太友善。

“去哪里？”我说。

“嘿，我叫普兰廷第二，我是好莱坞印第安人。”

“请坐，普兰廷先生。”

他冷冷地哼了一声，鼻孔张得很大，那鼻孔本来就大得可以钻进老鼠了。

“我叫普兰廷第二，不是什么普兰廷先生！”

“有什么我能为你效劳的地方？”

他提高嗓门，从胸膛中发出一连串像吟唱一样的洪亮声音。“他说快点来，大白人爸爸说快点来。他让我快用像火一样的大战车带你来。他说——”

“噢，省省你那些蹩脚的拉丁文，”我说，“我又不是参加祭神跳蛇舞的学校女老师。”

“疯子！”那个印第安人说。

我们隔着桌子互相嘲弄了对方好一会儿，在这方面他表现得比我更出色。然后，他表情厌恶地拿下帽子，将它翻转朝上。他的一个手指沿着防汗帽圈转了一下，整个防汗帽圈就露出来了，看上去那真的是一个名副其实的防汗帽圈。他从帽子的边缘处拿下一个回纹夹，取出一个用面巾纸包着的小包，将它丢到桌子上。然后，他用指甲被啃得乱七八糟的手指生气地指了指那个纸包。他的直发顶部这时露出一圈凹纹，那是因为帽子太紧了。

我打开纸包，看到了躺在里面的一张名片。这名片我太熟悉了，那三根俄国香烟的过滤嘴里也有一式一样的三张。

我把玩着烟斗，用力瞪着印第安人，想让他有所屈服，但他镇定得像一面墙。

“好了，他想怎样？”

“他要你快去。现在就去，用火快——”

“疯子！”我说。

那印第安人好像很欢喜我说这话。他慢慢闭上嘴巴，严肃地眨着一只眼睛，然后又几乎要笑了。

“他还得付我一百元作为预聘费。”我加了一句，尽量把一百元说得像五分钱。

“什么？”他疑心又起，语言回归到最基本的英文。

“一百元！”我说，“上面印有人像的钞票，一张一张数到一百张。没钱，我不去，懂吗？”我开始用双手手指数数目。

“嗬，摆起架子来了。”印第安人嘲讽地说。

他又在那顶脏帽子里边找了找，一会儿后又丢出一个纸包在桌上。我把它展开，里面是一张簇新的百元大钞。

印第安人把帽子戴回头上，并没有把帽子的边沿儿卷回去，这样他的样子就显得更加滑稽了。我坐在那儿盯着那张百元大钞，嘴巴张开了。

“心理医生是对的，”我终于说，“我很害怕这么聪明的人。”

“没有那么多时间等。”印第安人用会话的语言说。

我拉开抽屉，拿出一支称为“超级竞赛”的点三八口径的柯尔特自动手枪。去见卢因·洛克里奇·格雷里太太的时候，我没带这支枪。我脱下外套，套上皮枪套，把枪塞进去，然后再穿上外套。

印第安人看着这一切，简直像是看到我挠脖子痒那样无动于衷。

“我有车，”他说，“大车。”

“我不再喜欢大车了，”我说，“我自己有车。”

“你坐我的车！”印第安人要挟地说。

“我坐你的车。”我说。

我锁好办公桌的抽屉，锁上办公室的门，关了门铃开关，照样没有锁接待室的门。

我们一同沿着走廊走向电梯，印第安人身上的肮脏气味连电梯工都注意到了。

21

那辆车子是一辆订制的七人座大轿车，车身是深蓝色，型号是帕卡德最新型，是那种你得戴着你的珍珠项链坐的车。车子停在一个消防栓旁边，开车的是个黑黑的外国人模样的司机，他的脸仿佛是一块被雕刻过的木头。车里套着灰色针织椅套。印第安人要我单独坐后座。我一个人坐在那儿，觉得自己像一具高级死尸，正被一个很有品位的殡仪馆工作人员随意地摆弄。

印第安人坐到了驾驶座旁。车子在道路中央猛地横打方向盘掉头。街对面的一个警察喊了一声“喂”，声音轻得像不是真的在喊，然后他就赶快弯腰假装系鞋带了。

我们朝西驶去，转进日落大道，车子安安静静地向前飞驰。印第安人坐在司机旁边一动也不动，可是他身上的那种气味偶尔还是会飘到后座来。司机看起来则像睡着了似的，不过他飞速超过了大男孩们开着的敞篷跑车，仿佛他们的车子只是被拖着行驶而已。他们一路为他大开绿灯，有些司机总能一路碰到绿灯，一个也不会漏掉。

我们沿着弯曲的日落大道行驶了一两英里，经过了有明星名字招牌的古董店，一些布满钩针花边和古董的橱窗，还有那些拥有知名厨师和聚赌房间，由帮派经营的亮晶晶的夜总会，那些乔治殖民时代的旧式建筑；经过了那些新式摩登建筑，里面的好莱坞皮条客有谈不完的生意；还经过了一家汽车餐厅，里面的小姐都穿着白色丝质上衣，戴着鼓乐队女指挥军帽，臀部以下只有发亮的结穗靴子。我们经过了这一切，转进了贝弗利山的车道。在我们的南面有一片灯光，各种颜色在无雾的夜晚显得异常清晰。我们又经过了北面那些隐在山上的豪宅，开过了整个贝弗利山，进入了弯曲的山间道路。这时，我突然感觉到了夜晚的凉意，还有从海面上吹来的阵阵海风。

下午还挺热的，但这时热气已全部散去了。我们飞快地经过了远处亮着灯的楼群和稍近的一连串灯火通明的豪宅，接着绕着一大片绿色的马球场和它旁边差不多大的一个练习场行驶了一段距离，然后往一个山顶驶去。这是一条陡峭的水泥路，路边有一个橘园，这一定是哪位有钱大爷的喜好，因为这里不是产橘的地方。渐渐地，那些百万富翁亮着灯的豪宅消失了，路也变得更窄了，这里就是斯蒂尔伍德高地。

鼠尾草的气味从峡谷中飘来，使我想起了一个没有月光的夜晚和一个死人。零零星星的灰泥房平平地嵌在山的另一边，活像一个个浮雕。然后就没有房子了，只有黑沉沉的山丘和天空中一两颗早亮的星星，还有那条窄窄的水泥路。水泥路的一边是深深的山谷，那里长满了栎树和常绿灌木。如果你停下车来静静等待，会听到鹌鹑的啼叫。路的另一边是自然形成的土坡，土坡的边缘上蹦出几朵顽强的野花，像不肯去睡觉的顽皮孩子一样。

接着，路又来了个急转弯，车子巨大的车胎刮过松动的石块。然后，车子爬上了一条长长的车道，引擎声也变大了一些。车道两旁长着野生的天竺葵。在这条车道的尽头，在山顶上，立着一栋孤独如灯塔的房子，看上去又像是筑在高山上的一个鹰巢，从里面隐隐约约透出灯光来。这是一栋用灰泥和玻璃砖砌成的房子，原始风格中夹杂着现代韵味，但并不难看。总体来说，一个心理医生在这儿挂牌开业可真不错，没有人会听得到这里的任何喊叫声。

车子在房子旁边停下来。这时，一扇黑门上的一盏灯被打开了，那门嵌在厚厚的墙壁中。那个印第安人嘟囔着爬出车外，打开后车门。司机用电子打火机点燃一根香烟，一阵浓烈的烟草味朝我轻轻地飘过来。我下了车。

我们走到那扇黑门旁，这时，门透着诡异慢慢地自动打开了。门后是通往屋子后面的一条窄窄的过道，玻璃砖墙闪闪发光。

印第安人大声喝道：“嘿，你进去吧，大人物！”

“你先走，普兰廷先生。”

他皱着眉头走了进去，门又在我们身后无声而神秘地关上了，就像它打开时的情形一样。在那条窄窄的过道的尽头，我们挤进一个小电梯。印第安人关上电梯门，按下一个按钮。电梯开始静静地上升，印第安人身上的气味充塞四周，我之前闻到的气味与此相比，简直不值一提。

电梯停下来，门打开了。我走了出去，外面是一个亮着灯光的塔楼房间，白天的最后一丝亮光正在渐渐隐去，显得有些依依不舍。这个房间四面都有窗户，我能看到远处的海水闪着亮光，夜幕在渐渐笼罩山陵。房间里没有窗户的地方是木板墙壁，地上是浅色的老式波斯地毯。房间里有一张会客桌，雕工精美，活像从老教堂里偷来的。桌子后面坐着一个女人，她朝着我微笑，那是一种干巴巴的、暗藏威胁的微笑。

她的头发平滑柔顺，被盘了起来。她的脸黑黑瘦瘦的，没什么神采，有些东方人的特征。她的耳朵上戴着色彩厚重斑斓的宝石耳环，手上戴了好几枚戒指，其中有一枚是月长石戒指，另有一枚是翡翠镶银的。那翡翠可能是真的宝石，但不知怎么的，戴在她的手上就像是从廉价商店里买来的手镯一样假。她的手干枯细瘦，皮肤显得很松弛，并不适合戴戒指。

她开始说话了，声音听起来很熟悉。“噢，马洛先生，你能来真好！阿姆托尔会很高兴的。”

我把印第安人给我的那张一百元钞票放在桌上，然后朝后一看，才发现他已经乘电梯下去了。

“对不起，我不能接受你们的好意。”

“阿姆托尔——想雇用你，不是吗？”她又笑了，嘴唇皱得像卫生纸一样。

“我想先知道那是什么样的工作。”

她点点头，从桌后慢慢站起来。她穿着的那条裙子像美人鱼的皮一样紧紧地裹在身上。她摆动着身子，好像在展示她的好身材——如果你喜欢腰部以下的尺寸忽然大了四号的那种身材的话。

“跟我来。”

她在墙壁的一块镶板上按了一个按钮，一扇门无声地滑开了，门里面是乳白色的亮光。我进去以前，又看了一眼她的微笑，那微笑比埃及古国还要老。门又无声地关上了。

房间里没有半个人影。

房间是八角形的。黑色丝绒布幔从天花板上垂到地上，高高的黑色天花板可能也是丝绒的。在那块没有光泽的黑色地毯中央，有一张白色八角桌，小得只能容得下两双手臂放在上面。桌上还摆着一个装在黑色底座上的乳白色圆球，这便是光源，至于它是如何发光的，我一点也看不出来。桌子的两边各有一张小八角凳，形状和桌子相同，一面墙边也放了一张这样的凳子。整个房间没有窗户，什么也没有，空荡荡的。墙上甚至没有固定灯具的装置，我也没有看到这房间有其他的门。我回头去看进来时的那扇门，竟然也看不出它在哪里。

我在那儿站了大概五十秒钟，模模糊糊觉得自己被人监视着。可能哪里有个窥视孔吧，但我没发现，也没有费事去寻找。我听着自己的呼吸声。屋里安静得很，我几乎听得到气息呼出我的鼻子，那就像窗帘在轻轻地摩挲。

然后，在房间的另一边，一扇隐形的门滑开了，一个男人走了进来，门在他的身后又关上了。他径直走到桌子旁，低垂着头在一张八角凳上坐下来，伸出我一生中仅见的最美的手挥了挥。

“请坐，坐在我的对面。别抽烟也别紧张，尽量放轻松。我能为你做些什么？”

我坐下来，放了一根香烟在嘴里，并没把它点燃，只是让它在嘴唇上转动。我仔细地打量他。他又瘦又高，身子直得像一根钢管。那一头我所见过的最漂亮的白发，就像是从丝绒中抽出来的细纱。他的皮肤细嫩得像玫瑰花瓣。他的年龄很难猜，三十五岁和六十五岁都有可能。他的头发直直地往后梳，侧面美得像大明星巴里摩尔。他的眉毛是乌黑的，和墙、天花板、地板的颜色一样。他的眼睛深不可测，有如梦游者的眼睛迷蒙而深不见底，给人的感觉又好像我曾经读到过的对一口井的描述：那口井在古堡中存在了九百年，你可以丢一粒石子进去，然后等待着，静静倾听。当你快要放弃等待，笑着准备转身离开时，突然，一个微弱的溅水声从井底传来。那声音是如此轻微、遥远，你简直难以相信有这么深的井存在。

他的眼睛就像那口井一样深沉，而且没有表情、没有灵魂，可以看着狮子将人撕裂而不为所动，也可以看着别人在烈日下被钉在木桩上嘶叫、眼皮被割掉而无动于衷。

他穿着一件双排扣黑色西装，剪裁精致得有如艺术家的手笔。他一脸茫然地看着我的手指。

“请别拘束，”他说，“这样我可以集中精力。”

“这样还会使冰块融化，使牛油变软，使猫咪喵喵叫。”我说。

他微微地笑了，那笑容几乎让人难以觉察出来。“我想你大老远跑来这里，不是为了东拉西扯的吧。”

“你好像忘了我是来干什么的。顺便告诉你，我把那一百元还给你的秘书了。或许你能记起来，我来这里，是为了一些香烟，装了大麻的俄国香烟，过滤嘴里卷着你的名片。”

“你希望弄明白那是怎么回事？”

“是啊，应该是我付你一张百元大钞才对。”

“那倒不必。答案很简单，世界上有很多事情我不懂，这就是其中之一。”

有那么一会儿，我几乎相信他了。他的脸平静得像天使的翅膀。

“那么你为什么要送给我一百元——还派个臭烘烘的印第安人和一辆车来接我？还有，那个印第安人身上为什么带着臭味？如果他是在为你工作，你难道不能让他洗个澡吗？”

“他是个自然媒介。他们这种人太稀有了——就像钻石一样。而且，他们也像钻石一样有时是在肮脏的地方被发现的。据我所知，你是个私家侦探吧？”

“是的。”

“我认为你是个很笨的人。你的样子很笨，你选了个笨职业，而你也是为了一个很笨的目的来到了这里。”

“我明白了，”我说，“我就是很笨，你强调几次后，这事儿真的刻骨铭心了。”

“我想我没必要再挽留你了。”

“你没挽留我，”我说，“是我在挽留你。我想知道那些名片为什么会出现在那些香烟里。”

他几乎让人难以觉察地耸耸肩。“谁都可能有我的名片，我也不会把大麻烟给我的朋友，你的问题实在太笨了。”

“不知道这是否能让事情变得明白一点：那些香烟是在一个廉价的中国或日本的仿玳瑁框烟盒中发现的。你见过这种烟盒吗？”

“没有，不记得见过。”

“那么我说得更明白一点吧，这个烟盒放在一个叫林赛·马里奥特的人的口袋里。你听说过他吗？”

他思索着。“是的，我曾经试着治疗过他惧怕摄影机的毛病。他那时想去演电影，不过那是浪费时间，因为电影界并不需要他。”

“这我可以猜到，”我说，“他拍起电影来大概会像伊莎多拉·邓肯
[1] 一样。我还有个大问题要问你，你为什么要送给我一百元？”

“我亲爱的马洛先生，”他冷冷地说，“我可不是傻瓜。我从事的职业很敏感，我是个江湖医生，也就是说，我做的是一般在小圈子里生活的胆小自私的医生不敢做的事情。我随时都处在危险中，要提防像你这种人。我只是在处理危险前估量一下它的程度罢了。”

“我这事只是小事一桩，对吧？”

“小得不能再小了。”他很有礼貌地说，同时用左手做了个奇怪的动作，把我的视线吸引了过去。然后，他把那只手慢慢地放在那张白色的桌子上，眼睛瞧着它。过了一会儿，他再一次抬起那双深不见底的眼睛，盘起双臂。

“你难道没听到——”

“我闻到那股气味了，”我说，“但我现在并没有想着他。”

我向左边转过头去，看到那个印第安人正靠着墙上的黑色丝绒坐在第三张凳子上。

他的身上已经罩上了一件白色的罩衫，坐在那儿一动也不动，双眼紧闭。他的头往前垂着，好像他已经睡了一个小时一样。他那张黑黑的坚实的脸膛上尽是阴影。

我转过头看着阿姆托尔，他的脸上仍带着难以察觉的微笑。

“那可能会吓掉老太太的假牙呢。”我说，“他到底真正是干什么的——平时坐在你的膝盖上唱唱法国歌？”

他不耐烦地做了个手势。“请说重点吧。”

“昨天晚上，马里奥特雇我和他一起出去，目的是到一个一帮歹徒选定的地点去付给他们一笔钱。不过，我在现场被人用棍子敲昏了，醒来时发现马里奥特已经被杀害了。”

阿姆托尔脸上的表情没发生多大变化，他既没有大叫，也没有手足失措。但对他来说，他的反应恐怕已经算是剧烈的了。他把盘着的手臂松开，换了个姿势继续盘着，嘴角露出一丝严肃的表情，然后就像图书馆门外的石狮子般一动也不动了。

“那些香烟是在他的身上找到的。”我说。

他冷冷地看着我。“但我猜不是警察找到的，因为警察还没来过这里。”

“对极了。”

“那一百元，”他轻声说，“简直太小儿科了。”

“那得看你想拿它买什么。”

“你把那些香烟带在身上了吗？”

“带了一根，但它们说明不了什么事情。正如你所说的，任何人都可能有你的名片。我只是奇怪它们为什么会在那里，你有什么想法吗？”

“你认识马里奥特有多深入呢？”他轻轻地问。

“一点也不深入。但我对他有些看法，有些事情太明显了，遮也遮不住。”

阿姆托尔的手指在那张白色的桌子上轻轻地敲着。那个印第安人仍在睡觉，他的下巴垂到了厚实的胸膛上，厚眼皮紧闭着。

“顺便问一下，你见过格雷里太太吗，那位住在湾城的阔太太？”

他心不在焉地点点头。“见过。我矫正过她说话的方式，她原来有点口吃。”

“那你真是成绩斐然，”我说，“她现在话说得和我一样好。”

他并不欣赏这玩笑，他的手指仍在桌子上敲着。我不太喜欢这声音，听上去好像是某种暗号。他停下来，又盘起双臂，身子往后仰。

“这份工作里每个人都认识每个人，我喜欢这一点。”我说，“格雷里太太也认识马里奥特。”

“你是怎么查出来的？”他缓缓地问。

我没有回答。

“你一定会把这件事情报告给警察吧——有关那几根香烟的事情？”

我耸耸肩。

“你可能在猜我为什么不把你踢出去。”阿姆托尔愉快地说，“普兰廷第二可以像折断芹菜一样把你的脖子拧断。我自己也不明白我为什么还让你待在这儿。你好像有些什么想法。我从来都不付勒索费，因为那买不回任何东西——而且我有很多朋友。但是，自然总有点什么事情会使我状况不好。心理学家，性学专家，神经病学家，还有那些手上拿着橡胶锤子、书架上摆着一大堆有关精神病的书籍的卑鄙小人，他们当然都是——医生，而我只是个江湖医生。你的想法是什么？”

我逼视着他，想让他有所收敛，但显然没什么用。我发现自己在舔嘴唇。

他轻轻地耸耸肩。“我不能责怪你不说出你的想法，这事我也要好好想想。也许你比我想象的聪明多了。我也会犯错的，同时——”他往前靠了靠，把双手放在那个乳白色圆球上。

“我认为马里奥特是个专门勒索女人的家伙，”我说，“他还是一个抢劫团伙的眼线。但是，是谁告诉他应该结交什么女人的呢？——这样他就会知道她们的活动，和她们熟络，跟她们谈情说爱，让她们穿金戴银地跑出来，然后偷偷打电话告诉他的同伙在哪里下手。”

“那么，”阿姆托尔小心地说，“这就是你对马里奥特的看法——也是对我的看法。我有点想呕吐了。”

我往前凑了凑，离他的脸不到一英尺远。“你摆脱不了的，不管你怎么遮掩，这个敲诈案也有你的一份儿。这不只是因为名片而已，阿姆托尔。正如你所说的，谁都可能有你的名片。这也不只是因为那些大麻，你大概还不至于沦落到干那种勾当——你不可能那么做。不过，每张名片后面都有一个空白处，在这个空白处，或者有字的地方，有时会写上一些隐形的东西。”

他的脸上露出阴森的笑容，但我几乎没有觉察到。他的手又移到了那个乳白色圆球上。

突然，灯熄了，房间内一片漆黑。

注释

[1] 伊莎多拉·邓肯（Isadora Duncan，1878—1927），美国著名舞蹈家。

22

我把身下的凳子往后一踢，站了起来，想从腋下的枪套里把枪掏出来。但这没有什么用，我的外套扣子是扣上的，而我的动作也太慢了。开枪射人这事儿我一向动作嫌慢。

突然，一阵风拂向面前，我随即闻到了一股难闻的气味。在黑暗中，那个印第安人从我的身后袭击过来，他扭住我的手臂，把我举起来。其实，我这时还是可以掏出枪来胡乱扫射一通，但我在这里孤单无援，这样做没有什么好处。

我放弃了掏枪，伸手去抓他的手腕，但他的皮肤太滑腻，很难抓住。印第安人喘着粗气，将我往地上一摔，我的头都几乎被震掉。这时，他拽住了我的手，我哪里还抓得住他的手。他将我的双手快速扭到身后，用像石头一般坚硬的膝盖抵住我的后背，又揪住我的身体往后弯。我不是市政府大楼，我的身体当然可以弯曲，而他就这么揪着我。

我想大声喊叫，根本没有什么理由。我憋足了劲，喉咙里却气喘吁吁，什么都喊不出来。印第安人将我摔到一边，当我跌落到地上的时候，他又用双腿绞住我的身子，用双手紧紧掐住我的脖子。直到现在我有时深夜醒来，仍觉得他的手好像掐在我的脖子上，仍闻得到他身上的气味，仍记得挣扎中我艰难的呼吸，还有他那滑腻的手指在我的脖子上收紧的感觉。然后，我会从床上爬起来，喝一杯酒，把收音机打开。

我快要昏过去的时候，灯又亮了。我的眼前出现一片红色，其实那是因为我的眼球在充血。我的面前有一张脸在晃动，有一只手在轻柔地触摸我，但另外那两只手仍掐着我的脖子。

有个声音轻轻地说：“让他喘喘气。”

那些手指稍微松开了一点。我挣扎着要摆脱开来，这时，一个闪光的东西在我的下巴上猛敲一下。

那个声音又轻轻地说：“把他扶起来。”

印第安人将我拖到墙边，让我背靠墙站着。我的两个手腕仍被他紧紧地抓着。

“外行。”那个声音轻轻地说，同时那个僵硬、冷酷得像死神一般的闪光的东西又揍了我一下。这次它打在我的脸上，我感觉有暖暖的东西从脸上缓缓流下，我伸出舌头舔了舔，感觉又咸又腥。

一只手伸过来把我的钱包搜走了，又上上下下将我身上的口袋摸了个透。包着香烟的那个纸包被搜了出去，而且被打开了，我模模糊糊觉得它被扔在了我面前的某个地方。

“一共有三根吗？”那个声音温和地问，那个闪光的东西朝我的下巴上又敲了一下。

“三根。”我忍气吞声地呻吟着。

“你刚才说另外两根在哪里？”

“我的办公桌里——在我的办公室。”

那闪光的东西又揍了我一下。“你可能在撒谎——但我可以查出来。”在我的眼前，好像有一串带着古怪的小红灯的钥匙在闪闪发亮。那个声音说：“再把他掐住。”

那钢条一般的手指又掐住了我的脖子。我被迫背对着他，闻着他身上的臭味，抵着他坚硬的腹肌。我伸手抓住他的一根手指使劲地扭。

那个声音轻轻地说：“真是难以相信，他学得挺快的。”

那个闪光的东西又一次出击了，打中了我的下巴，打得它都变形了。

“放开他，他应该驯服了。”那声音说。

那双强悍的手臂松开了，我踉跄着往前跨了一步，费了好大的劲才站稳。阿姆托尔站在我的面前，几乎梦幻般地微笑着。他那娇嫩、漂亮的手上拿着我的枪，对准了我的胸膛。

“我可以教训你，”他用他那轻柔的声音说，“但何必呢？你只不过是卑微世界中的一个卑微小人物，就算在你的身上射个洞，你也还是那种货色，对吗？”他微笑着，那笑容是如此美丽。

我用尽全身力气朝那微笑的脸咚地挥了一拳。

结果还算差强人意，他的身子摇晃了一下，血从他的两个鼻孔中流了出来。他稳住脚步，直起身子，又举起枪。

“坐下吧，孩子，”他轻声说，“我马上会有访客来。我很高兴你打了我，这反而帮了我大忙。”

我摸索着找到那张白色的凳子坐下来，把头垂到那张白色的桌子上，挨着那个乳白色圆球，它现在又发出了柔和的光。我把脸贴在桌面上，看着旁边的圆球。那灯光使我着迷，真是很漂亮的灯光，柔和的灯光。

我的身旁及身后一片死寂。

我猜我就那样睡着了。我将带着血迹的脸贴在桌面上，那个纤瘦美丽的恶魔手里拿着我的枪，面带微笑地看着我。

23

“好了，”那个大块头说，“别再拖拖拉拉了。”

我睁开眼睛坐起来。

“到另一个房间去，伙计。”

我昏昏沉沉地站起来。我们穿过一扇门到了另一个地方，然后我看清楚自己身处哪里了——是那个四面有窗户的接待室。现在外面一片漆黑。

那个戴着一堆戒指在手指上的女人正坐在桌后，她的旁边站着一个男人。

“坐到这边来，伙计。”

他把我推到椅子上。这是一张很漂亮的椅子，直直的，但是很舒服，不过，这时我没有享受的心情。坐在桌后的那个女人正对着一本摊开的记事簿大声读着什么，一个面无表情、年龄偏大、留着灰白色胡子的矮个儿男人正听着她读。

阿姆托尔背对着房间站在一扇窗户旁，怔怔地眺望着远处平静的海平线，目光越过码头灯光，越过世界。他好像很喜欢海。半晌过后，他侧过头看了我一眼。我可以看到他脸上的血已经洗净，但鼻子肿成两倍大，这让我忍不住笑了起来，笑得被打伤的嘴唇裂开了，笑得浑身发疼。

“觉得很好玩吗，伙计？”

我看了看发出这声音、站在我的面前、刚刚推着我过来的这个人。他浑身像吹肿似的起码有两百磅重，牙齿上斑痕点点，声音则像马戏团里招呼客人的小丑一样甜美。我一看就知道他是那种吃生肉的结实、敏捷的大力士，他不会容许别人随便胡闹的。他还是那种晚上绝对不会做祈祷，只会往警棍上吐唾沫的警察。不过，他的眼睛显得很幽默。

他大剌剌地站在我的前面，双腿分开，手上拿着我那被打开了的钱包，用右拇指将钱包的皮革刮得沙沙作响，好像他很喜欢破坏东西似的。如果没有现成的东西可以破坏，小东西也行，否则他便喜欢以脸为对象了。

“私家侦探，对吗，伙计？从大城市来的，对吗？想到这小地方来弄点勒索费，对吗？”

他把帽子戴到脑袋后面，前额上的棕色头发脏兮兮的，由于出汗显得颜色更深了。他那双幽默的眼睛里布满血丝。

我的脖子感觉像被轧路机轧过似的，我伸手摸了摸，那个该死的印第安人的手指像钢条一样厉害。

那个肤色发黑的女人停止了朗读，把记事簿合上了。留着灰白色胡子、年龄偏大的小个子男人点点头，走过来站在和我说话的这个人身后。

“警察吗？”我揉着下巴问。

“你以为我们是什么人，伙计？”

警察式的幽默。小个子的一只眼睛是斜视，看起来像是半瞎的。

“你们不会是洛杉矶的警察，”我看着他说，“光那只眼睛就不可能让他在洛杉矶警察局混下去。”

大块头把我的钱包递给了我。我翻翻里面，发现钱都还在，名片也还在，所有的东西都还在，这让我有些吃惊。

“说说话，伙计，”大块头说，“看能不能使我们喜欢你一点。”

“把我的枪还给我。”

他往前凑了凑，思索着。我看得出来他在思索，而这好像让他很痛苦。“噢，你想要回你的枪，是吧，伙计？”他看了看旁边那留着灰白色小胡子的人。“他想把他的枪要回去。”他告诉他，然后又看着我。“那么你要你的枪干什么，伙计？”

“我想去杀一个印第安人。”

“噢，你想杀一个印第安人，伙计。”

“是的——只杀一个，砰！”

他又看着留着小胡子的人。“这家伙是个硬汉，”他告诉他，“他想去杀一个印第安人。”

“听着，海明威，请不要重复我说过的每句话。”我说。

“我想这家伙疯了，”大块头说，“他刚才叫我海明威，你想他是不是疯了？”

留着小胡子的人咬着一根雪茄默不作声。站在窗户边的那个高瘦的美男子慢慢转过头轻声说：“他有可能情绪还不太稳定。”

“我猜不出他为什么要叫我海明威，”大块头说，“我的名字不是海明威。”

年龄偏大的那个人说：“我没看见枪。”

他们看着阿姆托尔，阿姆托尔说：“枪在里面，在我这里，我拿给你，布兰先生。”

大块头弯下身子，往下蹲了一点儿，气息吹到我的脸上。“你为什么叫我海明威，伙计？”

“有女士在场，不方便说。”

他又直起身子。“你瞧。”他看着留着小胡子的人，后者点点头，然后转身穿过房间。那扇门又滑开了，他走了进去，阿姆托尔跟在他的后面。

接下来是一阵沉默。那个肤色发黑的女人低头看着自己的桌子，皱着眉头。大块头注视着我的右眉，疑惑地慢慢摇着头。

那扇门又打开了，留着小胡子的人回来了，他不知从哪里捡来一顶帽子递给了我，又从他的口袋中掏出我的枪还给我。从枪的重量我就知道子弹都被取出来了。我将枪掖进腋下的枪套，站了起来。

大块头说：“走吧，伙计，离开这儿。我想呼吸一些新鲜空气可以让你清醒点。”

“好吧，海明威。”

“他又来那一套了。”大块头沮丧地说，“因为有女士在场，所以他叫我海明威，你想在他的脑袋里这是不是脏话？”

留着小胡子的人说：“快点。”

大块头抓住我的胳膊，我们朝那个小电梯走去。电梯上来了，我们挤了进去。

24

电梯到达底层之后，我们走了出来，沿着窄窄的过道走出了那扇黑门。外面的空气清凉如水，而且这里位置又高，丝毫不受从海面飘来的雾气的影响。我深深吸了一口气。

大块头仍抓着我的胳膊。外面停着一辆普通的黑色轿车，从车牌看这并非公务车。

大块头打开车子前门，嘴里仍不停地嘀咕：“这可能配不上你的派头，伙计。不过吹点风可能会使你更清醒，你觉得怎么样？我们可不想让你觉得勉强，伙计。”

“那个印第安人在哪里？”

他摇摇头，将我推进车里，我坐到了驾驶座旁边。“噢，是的，那个印第安人，”他说，“你必须用弓和箭去杀他，这是法律规定的。我们让他待在车后面了。”

我看了一下车后面，那里空空如也。

“见鬼，他不在那里，”大块头说，“一定是有人把他弄走了。这年头我们真的不能随便把东西留在没锁的车上。”

“快点！”那个留着小胡子的人说，他坐到了车子后座上。海明威绕到一边上了车，他结实的腹部抵在方向盘上。他发动了车子，接着车子掉了个头，沿着那条两边长着野生天竺葵的车道开下山去。一阵冷风从海面上吹来，天空里的星星是那么遥远、那么沉寂。

车子来到车道的尽头时，就转到了那条水泥山路上，不疾不徐地沿着它行驶。

“你为什么没开车来，伙计？”

“阿姆托尔派车来接我的。”

“为什么呢，伙计？”

“一定是他想见我喽！”

“这家伙还好，”海明威说，“他的脑袋还能思考。”他朝车窗外吐了口痰，将车子转了个弯，让它往下自然滑行。“他说你先前打电话给他，想勒索他，所以他想最好看看和他打交道的是什么样的人——如果有交道可打的话，所以他才派车去接你。”

“因为他知道他会打电话叫他认识的警察来，而我就用不着自己开车回家了。”我说，“很好，海明威。”

“唉，又来那一套了。好吧，他的桌下装有一个录音机，他的秘书记下了全部谈话内容，我们去了以后，秘书把那些内容念给这位布兰先生听了。”

我转过头看了看布兰先生，他正抽着一根雪茄，安详得像穿着拖鞋待在家里一样。他一眼都不看我。

“她是读给他听了，”我说，“但那多半是他们为这种情况准备好的假证据。”

“那么，也许你愿意告诉我们，你去见这个家伙做什么。”海明威礼貌地问。

“你的意思是，假如我不说，我剩下的这半张脸也有危险？”

“噢，我们不是那种人。”他一边说，一边做了个夸张的手势。

“你和阿姆托尔很熟，是吗，海明威？”

“布兰先生和他有点熟。至于我嘛，我只是奉命行事。”

“谁是该死的布兰先生？”

“就是后座上的那位先生。”

“除了坐在后座上以外，他是该死的什么人物啊？”

“噢，天哪，人人都认识布兰先生。”

“好吧！”我说，突然间觉得非常疲倦。

接下来又是一阵沉默。车子转了好几个弯，前面还是弯曲的水泥山路，四周仍是漆黑一片，而我觉得浑身越来越疼了。

大块头说：“现在既然大家都认识了，又没有女士在场，实在不必再讨论你去那里干什么了，倒是海明威这三个字让我很纳闷。”

“这只是一个玩笑，”我说，“一个很老很老的玩笑。”

“这个叫海明威的人到底是谁？”

“一个老是重复同样的话，直到大家相信那话很精彩的家伙。”

“那一定得花好长一段时间。”大块头说，“就私家侦探来说，你的脑子真会胡思乱想。你的牙齿还全是自己的吗？”

“只有几颗是补过的假牙。”

“嗯，你真的算是运气好了，伙计。”

后座上的那个人说：“好了，在下个路口往右转。”

“明白。”

海明威小心地把车子转到一条极窄的山边土路上，沿着那条路开了大约一英里。这时，鼠尾草的气味越来越浓了。

“这里。”后座上的那个人说。

海明威把车子停下，定好刹车，接着从我前面探身过去打开车门。

“好了，伙计，很高兴认识你。别再回来了，最起码别为生意再回来。下车吧。”

“我要从这儿走回家吗？”

后座上的那个人说：“快点。”

“是的，你要从这里走回家，伙计，可以吗？”

“当然可以，我可以利用这些时间想想事情。比如，你们不是洛杉矶的警察，但你们俩之间有一个是警察，也许两个都是。我想你们是湾城的警察，但你们跑出了你们的辖区，我对这一点感到很奇怪。”

“那好像很难证明吧，伙计。”

“晚安，海明威。”

他没有回答，他们俩都没有说话。我开始朝车外走去，一只脚踩在脚踏板上，身子往前倾，头还有点晕眩。

后座上的那个人闪电般地做了个动作，我几乎没有看到，只是感觉到了。我脚下出现了一个深深的黑洞，比夜晚还黑多了。

我跌进了那个黑洞，它似乎深不见底。

25

房间里充满了烟雾。

烟雾悬在半空中，一缕一缕的，直直的，宛如珠帘一般。在远处的一面墙上似乎有两扇打开的窗户，不过烟雾并没有飘动。我从来没见过这个房间，窗户上都装了铁条。

我的脑子昏昏沉沉的，里面一片空白。我觉得自己好像已经沉睡了一年。但那烟雾真的让我很厌烦，我平躺着琢磨这是怎么回事。过了一会儿，我深深地吸了口气，这让我的肺部一阵发疼。

我大声喊道：“失火啦！”

这让我笑了起来。我不知道那有什么好笑的，不过我就是笑了，笑得像个疯子，那笑声我自己听着都觉得讨厌。

一声喊叫便足够了。从外面马上传来沉重的脚步声，接着便是钥匙插进门锁的声音，然后门就被推开了。一个人跳了进来，他将身后的门关上，右手搭在臀部。

这是一个矮矮胖胖的男人，穿着一件白色外套。他的眼睛黑黑的，没什么神采，里面有一种古怪的神情；外眼角上的皮肤有灰色的小泡。

我在硬硬的枕头上转过头来打了个哈欠。

“别在意，这个哈欠是不留心打的。”

他很不高兴地站在那里，右手在右臀上摩挲，脸色是铁青的，眼睛是黑而无神的，皮肤是灰白色的，而那个鼻子简直像个贝壳。

“你是想再尝尝紧身衣的滋味吧。”他讥讽地说。

“我很好，伙计，好得很。我睡了一个长觉，大概还做了个梦。我这是在哪里呀？”

“在你该在的地方。”

“看起来这是个不错的地方，”我说，“人不错，空气也不错。我想我可以再睡一小觉。”

“这样最好不过了。”他吼着。

他出去了，门关上了，锁也锁好了，脚步声渐渐听不到了。

他的到来没有对那些烟雾产生任何影响，我看到它们仍悬在房间当中，满房间都是，像帘子一样，不散去，也不飘动。房间里有空气在流动，我的脸感觉到了，可是那些烟雾硬是纹丝不动，像一千只蜘蛛织出来的灰色的网。我不知道他们是从哪里找来这么多蜘蛛的。

我的身上是棉质法兰绒睡衣，是那种县医院里的病人穿的没有前开襟的套袍，缝线简单稀疏，质料也很粗糙，那领子还一直磨着我的脖子。我的脖子还很疼，我记起一些事情了，伸手去摸脖子上的肌肉，那里痛得要命。只有一个印第安人，砰！好吧，海明威，你不是想当侦探吗？那可以赚大钱。只要上九节简单的课程就可以了。我们会提供证章，如果你多付五毛钱的话，我们还会附赠一副手铐。

我的脖子很疼，可是触摸着它的手指没有任何知觉，它们就像一串香蕉一样。我看着那些手指，它们没什么异样。不好，它们是邮购来的手指，一定是和那个证章、那副手铐，还有那张文凭一道寄来的。

已经是深夜了，窗外一片漆黑。从房间的天花板中央垂下来三根铜链，在它们的末端吊着一个搪瓷灯罩，从那里面发出灯光来。灯罩的边缘围着一圈橙色和蓝色交替的嵌片，我这时盯着它们，已经被烟雾弄得烦不胜烦。就在这时，那些嵌片像舷窗一样打开了，从里面伸出若干人头来，像珠子一样小，但活生生的，又像小洋娃娃的头，也是活生生的。其中有一个男人戴着一顶游艇帽，鼻子像尊尼获加威士忌酒标上的大鼻子；有一个女人长着一头蓬松的金黄色头发，戴着一顶带图案的帽子；还有一个瘦瘦的男人系着一个皱瘪的领结，很像海边小镇的侍者，他张开嘴巴嘲讽地说：“您的牛排要几分熟，先生？”

我紧紧地闭上眼睛，又用力地眨了眨。当我再睁开眼睛时，看到的只不过是吊在三根铜链上的一个骗人的瓷制灯罩。

烟雾仍一动也不动地悬在流动的气流中。我抓起那粗糙床单的一角擦干脸上的汗，而那麻木的手指是在我听了九节简单的课程、预先付了一半学费之后，由函授学校寄给我的。他们的邮购地址是艾奥瓦州锡德城二四六八九二四信箱。

我从床上坐起来，一会儿后才能伸脚去碰地板。我的脚是赤裸的，像针刺般发疼。太太，卖针线纽扣的柜台在左边，大号的安全别针在右边。我的脚开始有知觉了，我站起来，但用劲太猛，我又弯下腰，喘着粗气，扶在床沿边。这时，有个声音似乎从床底传来，一遍又一遍地说：“你被下药了……你被下药了……你被下药了……”

我开始迈开脚步，但摇摇晃晃地像个醉汉。在两扇装着铁条的窗户中间有一张白色搪瓷小桌，桌上摆了一瓶威士忌，看上去还不错，不过只有半瓶了。我走过去。不管怎么样，这世界上还是有很多好人。你可以臭骂报纸，可以在电影院里踢旁边观众的小腿，可以嘲讽那些政客卑鄙无耻、令人失望，但这世界上还是有很多好人。就拿这个把半瓶威士忌留在这里的家伙来说吧，他的胸怀像梅·威斯特
[1] 的屁股一样宽大。

我抓住那个酒瓶，两只半麻木的手都抓上去了。我把它举到嘴边，冷汗直冒，像正在举起旧金山金门大桥一般。

我咕噜灌下一大口酒，然后极其小心地放下酒瓶，用舌头舔了舔我的下唇。

这威士忌的味道很古怪。当我觉得不对劲的时候，我看到墙角有个洗脸槽，赶紧朝它扑了过去，然后开始呕吐，吐得天昏地暗。

时间慢慢地过去了。我摇摇晃晃地抓着洗脸槽的边缘，感觉头晕目眩。我发出了像动物一般的呼救声。

但我熬过去了。我蹒跚着回到床边仰面躺下，气喘吁吁地看着那些烟雾，它们现在不那么清楚了，而且也不真实了，也许它们只是我眼中的障碍物。突然，烟雾都不见了，从天花板下那搪瓷灯具中发出的灯光照着房间内的每样东西都清清楚楚。

我又一次坐起来。在门的附近的墙边有一张厚重的木椅子。此外，在那个穿白色外套的男子出入的门旁还有另一扇门，那可能是个衣橱的门，可能里面还放着我的衣服呢。地上铺着灰色和绿色的方块形地板布，墙壁被粉刷成白色。这是一个相当干净的房间。我身下的这张床是医院用的窄窄的铁床，比一般的床要矮，两边都有厚厚的带环扣的皮带，是用来绑病人的手脚的。

如果我能够逃出去的话，这是个不错的房间。

这时，我全身都有知觉了，头上、脖子上、胳膊上到处都在疼痛。我记不起胳膊上的疼痛是怎么来的。我卷起袖子，困惑地看着我的胳膊，上面密密麻麻都是针孔，针孔上都贴着硬币大小的无色纱布片。

麻醉药，他们给我注射麻醉药让我保持安静！也许还给我注射了镇静剂，想让我开口说话。他们给我注射了太多的麻醉药，幸亏我熬过来了，有些人做得到，有些人不行，这会因人而异。麻醉药啊！

怪不得我会看到那些烟雾，还有灯罩边缘的那些人头，还有那些声音和乱七八糟的思维，还有那铁窗、皮带、麻木的手脚。那瓶威士忌可能只是备用的，他们把它留在那里，好让我喝下去后继续保持昏昏沉沉的状态。

我站起来，差点儿迎面撞到墙壁。我只得又躺下去，慢慢调整我的呼吸。这时，我浑身都有刺疼感，冒着冷汗。我甚至可以感觉到汗滴从额头上慢慢滑下，沿着我的鼻子两侧一直流到嘴角边，我的舌头笨拙地舔着那些汗珠。

我又一次坐起来，把脚放到地上站起来。

“好的，马洛，”我咬着牙说，“你是个硬汉，是个六英尺高的铮铮铁汉。你洗过脸后不穿衣服，净重一百九十磅。你肌肉结实，下巴坚硬。你能挺过去。你被人用棍子打昏两次，脖子差点儿被掐断，下巴又被人用枪托打得不像样。你还浑身被人注射了麻醉药，被弄得神志不清。这一切又算得了什么呢？只不过是家常便饭罢了！现在看看你到底有多坚强，先穿上裤子试试看！”

可是，我又一次在床上躺了下去。

时间又过去了，我不知道过了多久。我没有手表，即使有手表，在这里也没什么用。

我坐了起来，这事儿让人有点烦了。我站起来走了几步，这可不是什么有趣的事，让人心跳得像只紧张的猫。最好躺下去再睡一觉，最好先放松一下。你的状况很不好呢，伙计。好了，海明威，我的确很虚弱，我连一个花瓶都打不碎，连一片指甲都弄不断。

不行，我得继续迈步，我很坚强，我必须离开这儿。

我又一次躺到了床上。

第四次就好点儿了，我已经能在房间里来回走两趟。我走到洗脸槽旁，用水把它冲洗干净，靠在那里用手掬起水来喝。过了一会儿，我又喝了一些水，感觉舒服多了。

我走呀，走呀，走呀。

走了大概半个小时后，我的膝盖开始发抖，但我的头脑越来越清醒。我又开始喝水，喝了很多，喝水的时候我几乎忍不住要朝那洗脸槽大叫。

我走回床边。这是一张可爱的床，它简直是用玫瑰花瓣做成的，是世界上最美的床。这张床是他们从卡洛尔·隆巴德
[2] 那儿弄来的，它对她来说太软了。只要能在这床上再躺两分钟，这辈子也很值得。美丽柔软的床，美好的睡眠，垂着的睫毛，闭着的美丽的眼睛，轻微的呼吸声，周围的黑暗，还有头枕在深陷的枕头上休息的感觉……

我又走了起来。

他们建造了金字塔，然后对它们感到厌烦了，就把它们拆了，用拆下来的大石块做水坝，把水引到阳光灿烂的南方，并且引来了洪水。

我不停地走着，我不能被杂念烦扰。

后来我停了下来，我已经准备好找人谈谈了。

注释

[1] 梅·威斯特（Mae West，1892—1980），美国一位胖胖的性感女明星。

[2] 卡洛尔·隆巴德（Carole Lombard，1908—1942），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好莱坞著名的喜剧女明星。

26

衣橱的门是锁着的，那张椅子对我而言又太重了，这肯定是他们故意安排的。我扯掉床单，把床垫掀到一边。床垫下面是一张结实的弹簧网，每个螺旋弹簧圈是用九英寸长的黑亮的金属卷成的。我开始在其中一根弹簧上下功夫。我从来没干过这么苦的差事，十分钟后我的两根手指都流血了，不过那根弹簧也被拆下来了。我挥动着弹簧，感觉还不错，拿在手上沉甸甸的，挥起来也很顺手。

我做完这些事情后突然看到了那个威士忌酒瓶。其实酒瓶也会很好用，但我把它忘得一干二净了。

我又喝了点水，坐在空空的弹簧网垫上休息了一会儿，然后走到门旁对着门缝大叫：“失火啦，失火啦，失火啦！”

我惬意地等在那里。没过多久，我就听到了他重重的脚步声在外面的走廊上响起，接着听到了钥匙插入门锁转动的声音。

门砰的一下弹开了。我贴着门边的墙壁站着。这次他把一根铁棍拿出来了，那棍子看上去很像样，长约五英寸，裹着咖啡色皮革。他看到那张被剥光的床后，马上转动着眼珠开始四下搜索。

我笑着猛敲他一下，弹簧打到了他的头上。他向前一个踉跄，开始往地上跪下去，这时我紧跟上去又揍了他两下，他呻吟了一声。我从他软绵绵的手中夺下铁棍，他发出哀号声。

我用膝盖抵着他的脸，抵得膝盖发疼。他还来不及告诉我他的脸疼不疼，我就在他的呻吟声中用铁棍把他打昏了。

我从门外面取下钥匙，从房间内反锁上门，然后开始搜他的身。他的身上还有其他钥匙，其中有一把能打开衣橱。我的衣服都挂在衣橱里，我检查了所有的口袋，发现钱包里的钱不见了。我又走回去摸了摸穿白色外套的这个人的口袋。他身上的钱多得不像干这种工作的人应该有的。我拿回我自己的钱，把他拖到床上，用皮带将他的手脚绑上，又塞了至少半码长的床单在他的嘴里。他的鼻子被我打裂了，我在旁边等了好一阵，确信他还能正常呼吸才走开。

我替他感到难过。他只是一个努力工作的小人物，只想着每周能够领到薪水。他也许还有老婆和孩子呢，这真是太糟糕了。他最后只领到一棍，这好像不太公平。我将那瓶下了药的威士忌放在他够得到的地方，假使他的双手不被绑住的话。

我拍了拍他的肩膀，几乎要为他掉眼泪了。

我所有的衣服，甚至枪套和枪都在衣橱里，不过枪里没有子弹。我一边用发抖的手穿衣服，一边不停地打哈欠。

床上的那个人仍昏迷不醒，我把他锁在了房间内。

门外是一条宽宽的安静的走廊，走廊上有三扇紧闭的门，门后面毫无动静。走廊中间铺着酒红色的地毯，也悄然无声。在走廊的尽头有个小弯道；在右边的角落里连着另一条走廊，一直通向一个老式的白色橡木楼梯，那楼梯优雅地通向楼下昏暗的走廊。楼下的走廊尽头是两扇有彩绘玻璃的门，走廊上铺着厚厚的小地毯，从一扇几乎关着的门的门缝中透出一道亮光，不过那里仍然悄然无声。

这是一栋再也不会建成这种样式的老房子。它可能正对着一条安静的街道，前面有花丛，一边是玫瑰花篱，在加州灿烂的阳光下显得典雅、迷人、安静。至于里面怎么回事呢，是没人管的，只要别让他们呼救时喊得太大声就行了。

我本来已伸腿要下楼了，这时突然听到一阵咳嗽声。我吓了一跳，环顾四周，这才发现另一条走廊的尽头有一扇半开的门。我蹑手蹑脚走过去，等在门边，里面的光线照在我的脚上。咳嗽声又起了，好像是从胸腔深处发出的，听起来倒显得平和轻松。这可和我没关系，我应该急着溜出这屋子的，但是我就是好奇谁会在这屋子里半开着门。他可能是个非同一般的人物，是值得脱帽致敬的那种人。我又往门缝凑近一点，听到了翻报纸的声音。

我可以看到房间的一部分了。它布置得像个普通的房间，不像牢房。房间里有一张黑色的书桌，上面放着一顶帽子和一些杂志，窗户上挂着有蕾丝花边的窗帘，地毯也很像样。

床上的弹簧垫子吱嘎作响，躺在上面的肯定是个大块头，就像他的咳嗽声一样。我伸出手用指尖将门推开一两英寸，什么也没发生。我极其缓慢地探着头窥视，这时我可以看到整个房间了，看到了床，床上的人，塞得满满的烟灰缸，散落在床头柜和地毯上的香烟头，还有床上乱塞乱扔的报纸。有一双大手正拿着一大张报纸对着一张超大的脸，那人的头发从那张绿色报纸的上端露了出来。他的头发卷卷的，又浓又密，颜色是近乎黑色的深色，头发下面还露出一道白色的皮肤。这时报纸移了移，我呼吸都屏住了，床上的人并没抬头。

他需要刮胡子了，他是常常需要刮胡子的那种人。我以前见过他，就在中央大道上那个叫弗洛里安的餐饮娱乐中心。我看见他时他穿着张扬的衣服，外衣上的扣子像高尔夫球那么大，手里端着一杯威士忌鸡尾酒。我看见他时他像拿着一个玩具一般拿着一支军用柯尔特手枪，穿过一扇被打破的门，轻轻地走了出去。我还看见他做了一些一辈子也挽回不了的事情。

他又咳嗽了一声，然后大声打着哈欠翻了个身，伸手去床头柜上拿一包皱皱巴巴的香烟。接着，一根香烟被放进了他的嘴里，火柴在他的手上被擦燃了，从他的鼻孔里喷出烟雾来。

“噢！”他说。报纸又被举在他的面前了。

我离开那儿，沿着走廊往回走。驼鹿马洛伊先生似乎状况不错。我走下楼梯。

从一扇关着的门后传来一阵低语声，我以为有人会答话，就站在那儿等了一会儿，却没有听到回应的声音。原来是有人在打电话。我凑到门边听着。那是一个很低沉的声音，纯粹是喃喃声，我什么也听不出来。最后传来了咔的一声挂电话声，之后屋内又是一片宁静。

该走了，该逃得远远的。我推开门轻轻地走进去。

27

这是一间办公室，不大不小，显得很专业。一个玻璃门书柜里摆着厚重的书，一个急救柜立在墙边，一个白色的搪瓷和玻璃消毒柜里有一些正在煮着的针头和针筒。一张宽宽的书桌上放着一本记事簿、一把铜制裁信刀、一个笔筒、一本记事日历，其他就只剩下一双男人的胳膊肘在上面，他坐在那儿将脸埋在手掌中沉思。

从他黄色的手指指缝中，我看到了他如浸了水的沙子般的褐色头发，它们服帖得像画在脑袋上的一样。我又向前走了三步，他一定看到了我的鞋在移动。他抬起头看着我，他那张茶褐色的脸上长着一双深陷的无神的眼睛。他摊开手向后靠，面无表情地盯着我。

然后，他伸手做了个无助而又带有反抗意味的手势。当他收回双手的时候，其中一只手放在很靠近桌角的地方。

我向前又迈了两步，亮出铁棍，这时他的手指仍在偷偷摸摸地向桌角移去。

“那警铃，”我说，“今天晚上帮不了你了，你的那个手下已经被我撂倒了。”

他的眼睛变得迟钝起来。“先生，你的身体状况很不好，非常不好，我觉得你不应该起来走动。”

我说：“右手！”我扬扬手中的铁棍，他的手像受了伤的蛇一样缩回去了。

我绕到桌子后面，咧嘴笑着，自己也不知道有什么好笑的。他的抽屉里当然有支枪。他们这种人总是会在抽屉里藏着一支枪，而掏枪的时候他们又总是会迟一步。我把枪拿出来，是一支点三八口径的自动手枪，标准型的，还不如我的这支好，但我用得着它里面的子弹。抽屉里没有子弹，我开始从他的枪里取出子弹夹。

他几乎不被察觉地动了动，深陷的眼睛露出悲哀的神色。

“也许地毯下还有另一个警铃，”我说，“也许报警信号能传到总部老板的办公室。你最好别动它，我在这一个小时内可是个很强硬的家伙，谁走进那扇门就是走进棺材。”

“地毯下没有警铃。”他说，声音里隐约有一丝外国口音。

我把两支手枪的弹夹都取出来，将它们进行对调。我又从他那支枪的枪膛中取出一颗子弹放到我的枪里，然后把他的枪放到桌上，走到桌子的另一边。

门上有个弹簧锁。我倒退着朝门走去，用后背推了它一下，然后听到门锁发出了咔嚓一声。门上还有个插销，我也把它插好了。

我走回桌旁，坐到一张椅子上。这时我几乎已经用尽了所有的力气。

“威士忌。”我说。

他的手开始移动。

“威士忌。”我又说了一遍。

他朝药柜走去，从里面取出一个扁扁的贴着绿色封贴的瓶子和一只玻璃杯。

“拿两只杯子来。”我说，“我尝过你的威士忌了，差点儿让我撞上了卡特琳娜岛
[1] 。”

他拿出两只小玻璃杯，将瓶子上的封贴拆开，往杯子里倒满酒。

“你先喝。”我说。

他微微一笑，举起一只杯子。

“先生，为你的健康干杯——尽管现在你的身体状况很糟糕。”他一饮而尽，我也一饮而尽。我伸手把瓶子拿到我的近旁，等着酒精在体内发生作用。一会儿后，我的心脏开始剧烈地跳动起来。它终于回头了，回到它正常的位置了。

“我做了个噩梦，”我说，“一个荒唐的梦。我梦见自己被锁在一个钉着铁条的房间里，被绑在床上，全身都被注射了麻醉药。我虚弱无力，昏昏沉沉地睡了一觉，肚子里空空如也，像大病了一场。我是被打昏后送到这儿来的。他们费了那么大的劲儿，我哪里有那么重要。”

他什么也没说，只是看着我，眼睛里有一丝揣测的神色，好像在估算我还能活多久。

“我醒来时房间里全是烟雾，”我说，“那只不过是一种幻觉，是视觉神经受到刺激后的反应，或者是你们这种人会说的别的什么反应。我没有喝醉酒，只是被注射了麻醉药。后来我开始大叫，叫来了一个穿白色外套的恶汉，他拿着一根铁棍。我费了一点时间才从他那里抢下棍子。我拿走了他的钥匙和我自己的衣服，还从他的口袋里拿回了我的钱。我现在就在这里了，痊愈了。你想说点什么呢？”

“我无话可说。”他说。

“你总得说点什么，”我说，“那些话就在你嘴边等着你说出来呢。这个——”我轻轻晃动一下手中的棍子，“会劝你说的，这是我从别人那里借来的。”

“请马上把它还给我。”他脸上带着讨人喜欢的微笑说。那笑容和刽子手在行刑前到你的牢房来量你的身高时的表情差不多——有点友善，有点慈爱，同时又有点小心翼翼。至于你嘛，如果能多活一会儿，你会喜欢那笑容的。

我把铁棍放到他的手掌中——是左手掌。

“现在请把枪给我。”他轻轻地说，“你的身体很虚弱，马洛先生，我认为你必须躺下休息。”

我盯着他。

“我是桑德伯格医生。”他说，“请别再胡闹了。”

他把棍子放到他面前的桌子上，笑容僵硬得像冰冻的鱼，修长的手指像垂死的蝴蝶一样移动。

“请把枪给我。”他又轻轻地说，“我坚持认为——”

“现在是什么时候了，狱官？”

他看上去有点吃惊。我现在戴着手表，可是它已经停了。

“快午夜了，怎么了？”

“今天是星期几？”

“哎呀，先生，当然是星期天晚上。”

我在桌前尽量站稳，努力思索。我把枪举到离他很近的地方，近得他可能会尝试来抢夺。

“已经超过四十八个小时了，怪不得我会这么虚弱。谁带我来这里的？”

他看着我，左手却悄悄靠近手枪。他一定是巧手俱乐部的成员，女孩子们大概会很欣赏。

“别逼我动粗，”我抱怨道，“别逼我舍弃我优雅的礼貌和我完美的英文。只要告诉我我是怎么来这儿的就可以了。”

他倒很有勇气，伸手来抢枪，可惜没抢到。我退后一步坐下，把枪放在膝上。

他面红耳赤，抓起那瓶威士忌给自己倒了一杯酒，一口将它喝下，然后深吸一口气，发起抖来。他并不喜欢酒的味道，有毒瘾的人都是这样的。

“如果你离开这里，你马上就会被抓起来，”他声音尖厉地说，“你是被治安部门的人抓住——”

“他们不会做这种事情。”

这句话使他有点不安，他那张黄脸上的表情发生了一些变化。

“说出来吧，”我说，“是谁把我送来的？为什么？怎么送的？我今天晚上心情很差，想大玩一场。我听到死亡之声了，这个星期我还没开杀戒呢。快说，医生，痛痛快快地说出来吧。”

“你是麻醉药品中毒，”他冷冷地说，“你差点儿死了，我只好给你打了三针强心剂。你大叫大嚷地抵抗，我们只好将你绑起来。”他说得很急，急到有些字眼都含混不清。“你如果这样离开医院的话，是自找麻烦。”

“你说你是个医生——一个医学博士？”

“当然，我说过了，我是桑德伯格医生。”

“麻醉药品中毒是不会使人叫嚷和抵抗的，只会让人昏迷过去。我再给你一次机会。拣重点扼要的说，是谁把我送到你这个可笑的私人医院来的？”

“但是——”

“别再说那些废话了，不然我就把你浸在水里，浸在白葡萄酒里淹死。我希望我也有一大桶白葡萄酒能淹死我自己。莎士比亚说的，他也懂酒啊。来吧，我们再喝一点灵丹妙药吧。”我把他的杯子拿过来，将两只杯子都倒满酒。“说吧，卡洛夫。”

“警察送你来的。”

“什么警察？”

“自然是湾城的警察，”他用那不安分的黄黄的手指转动着酒杯，“我们现在是在湾城。”

“噢，这位警察先生留下大名了吗？”

“我记得有一个警官叫加尔布雷斯，他不是普通的巡警。他和另外一个警官星期五晚上发现你神志不清地在外面游荡。因为当时离这里比较近，他们就把你送过来了。我以为你是个瘾君子，吸毒过量了，但可能我弄错了。”

“这个故事编得不错，我听不出漏洞来，但为什么要把我关在这儿呢？”

他摊开那双不安分的手。“我告诉你好几遍了，你的身体状况很不好，而且现在也是这样，你要我怎么办呢？”

“那么，我一定欠你一些钱喽？”

他耸耸肩。“当然，两百元。”

我把椅子往后推了推。“那我可捞到便宜了，你就试试看这钱是否能拿到！”

“如果你离开这里，”他尖声说，“你会立即被抓起来。”

我从桌上探过身子凑到他脸上说：“不会只是因为我要离开这里吧，卡洛夫。把墙上的保险柜打开。”

他猛地站起来。“太过分了！”

“你不开？”

“我绝对不会开！”

“我手上拿着的可是枪呢。”

他拘谨而又苦涩地微笑。

“这保险箱真大，”我说，“而且很新，这支枪也不是省油的灯。你不想打开它吗？”

他脸上的表情丝毫未变。

“见鬼，”我说，“当你手上有枪时，别人不是应该对你俯首帖耳吗？在这里行不通，是吗？”

他仍在微笑，那微笑里有一种虐待性的快感。我往后闪了一下，几乎快倒下了。

我的双腿在桌边颤抖，他静静地等着，连嘴唇都微微张开了。

我撑着桌子，用力瞪着他有好一会儿，然后咧嘴笑了。他脸上的微笑像一块肮脏的抹布一样掉了下来，额头上出现了大颗大颗的汗珠。

“再见，”我说，“还是让那些比我更厉害的人来对付你吧。”

我倒退着朝门走去，然后开门出去了。

前门并没有锁。房子前面有个带屋顶的门廊。花园里花儿竞相开放，还围着白色的篱笆，篱笆上开着一道小门。这房子是在一个街角。这是一个清凉、潮湿的夜晚，没有月光。

街角的指示牌上写着“德斯康索街”，街边的房子里都亮着灯。我等着听警车的警笛声，却没听到。另一个指示牌上写着“二十三街”。我艰难地迈着步子走到二十五街，又朝八○○街区走去，八一九号是安·赖尔登的家——那将是我的避难所。

我走了好长一段路才发觉自己的手中还拿着枪，不过我还是没听到警笛声。

我继续往前走，外面的空气对我有好处。但威士忌的效力正在慢慢地消失，等它完全消失时，情况就不妙了。沿着这条街种植着杉树，街两边是砖房。这里的景观看上去不像南加州，倒像西雅图的国会山庄。

八一九号房子的灯还亮着。房子前面有一条小小的白色车道，车道边上有一排高高的柏树篱笆。房子前面还有玫瑰花丛。我走上门前那条小道，在按门铃前先静听一会儿，还是没听到警笛声。门铃响了一会儿，从一个你在锁着的门后可以对着外面讲话的电子装置中传出一个声音，带着抱怨的口气。

“请问是谁？”

“马洛。”

她的声音也许是噎住了，也许是那电子装置的原因，总之，她的声音中断了。

门打开了，安·赖尔登小姐穿着浅绿色的便服站在那里看着我。她的眼睛睁得大大的，里面充满了惊恐的神色，她的脸在门廊灯光的照射下突然变得惨白。

“老天，”她喊道，“你简直像哈姆雷特那个变成鬼的爸爸。”

注释

[1] 卡特琳娜岛（Catalina Island），太平洋中的一个岛屿，离洛杉矶很近。

28

她的客厅里铺着咖啡色带图案的地毯，摆着白色和玫瑰色相间的椅子。一个黑色大理石壁炉上镶着高高的铜条和铁条，一些高大的书架被嵌在墙里，拉下来的百叶窗外还有一层米色粗纹窗帘。

这个房间里没有一点女人味，除了那面全身穿衣镜和它前面光可鉴人的地板以外。

我半坐半躺地陷在一张椅子里，把两只脚搭在一个脚凳上。在这之前，我先喝了两杯黑咖啡，又喝了一杯酒，吃了两个水煮蛋和一片烤面包，接着又喝了一些加了白兰地的黑咖啡。这些东西我是在饭厅里扫光的，但我实在记不起饭厅的模样了，这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我现在恢复了体力，头脑几乎很清醒了，胃里也有充实感。

安·赖尔登坐在我的对面，身子向前倾，双手托着她小巧的下巴，蓬松的红褐色头发下那双乌黑的眼睛显得有些迷离。她的头发里斜插着一支铅笔。她的神色显得十分忧虑。我把发生的事情告诉了她一点，但不是全部，尤其省掉了驼鹿马洛伊的部分。

“我以为你喝醉了，”她说，“我以为你除了喝醉决不会来找我，我以为你和那金发女郎出去了，我以为——我也不知道我在想些什么。”

“我敢打赌你不是靠写东西挣来这些的，”我环顾着四周说，“即使你胡思乱想的这套还能混个三毛五毛的。”

“我爸也不是靠搜刮勒索警察得到这些的，”她说，“他才不像现在的这个警察局局长，那个肥胖的笨蛋。”

“这可不关我的事。”我说。

她说：“我们家原来在德尔瑞区有几块地，他们诱骗我爸买下来的时候只不过是不值钱的沙地，结果现在那里都出了石油。”

我点点头，喝了一口手里水晶杯中的好东西，不管那是什么东西，反正喝起来暖呼呼的。

“一个男人可以在你这儿安家呢，”我说，“他马上就可以搬进来，这儿什么都是现成的。”

“如果那个男人是‘那种人’，而且每个人都想找他的话。”她说。

“这里唯一的不足就是不像别人家有管家，这恐怕不合他的胃口。”我说。

她的脸红了。“但是你——你宁愿让人把你的头打破，在你的胳膊上扎满麻醉针针眼，把你的下巴当篮球篮板砸来砸去，天知道这还有完没完。”

我没吭声，实在太累了。

“至少，”她说，“你还知道查查那些香烟的过滤嘴。听你在阿斯特大道上说话的口气，我还以为你把这些都忽略了呢。”

“那些名片也不能证明什么事情。”

她的眼睛锐利地看着我。“那么你坐在这儿只是想告诉我，那个男人找了两个臭警察打了你一顿，又把你关了两天，灌了你一肚子酒，以此警告你以后少管闲事？这件事情已经很明朗了，你完全可以离开它远远的，可是你非要杵在那里，把头伸出去挨棍子揍。”

“这话应该我来说才对，”我说，“这正是我的风格——粗野。你说什么事情已经很明朗了？”

“就是那个举止优雅的心理医生其实是个手段一流的大恶棍。他会选好猎物，对她们又哄又骗，然后指使那些小流氓去抢劫她们的珠宝。”

“你真的这么认为吗？”

她瞪着我。我喝完杯子里的东西，又装出一副很虚弱的样子，可是她一点都不为所动。

“我当然这么认为，”她说，“你还不是一样。”

“我认为事情比这要复杂一点。”

她甜美的笑容里这时夹着刻薄的意味。“对不起，我一时忘了你是个侦探。事情当然要复杂一点，我想简单的案子可能让人不够有面子。”

“事情比这还要复杂。”我说。

“好吧，我洗耳恭听。”

“我也不知道，只是这么认为罢了。我能再讨杯酒喝吗？”

她站起来。“你知道，有时你应该尝尝白水的味道。就是要让你难受一下。”她走过来拿走我的杯子，“这是最后一杯了。”她走出房间，然后传来一阵清脆的冰块碰撞声。我闭上眼睛，倾听着这小小的、无足轻重的声音。我不应该来这儿的。如果他们对我的了解像我猜测的那样，他们可能会找到这里来，那可就麻烦了。

她端着那杯酒回来了。她的手指碰到了我的手，凉凉的，大概是她端着那杯冰凉的酒的缘故。我握着她的手，然后又慢慢不舍地放开了，那感觉就好像在山谷中做了个美梦，却被刺眼的阳光逼得非醒来不可。

她窘红了脸，坐回到椅子上，不太自然地在椅子中调整姿势。

她点燃一根烟，看着我喝酒。

“阿姆托尔是个心狠手辣的家伙，”我说，“但是不知怎么的，我并不认为他是一个珠宝抢劫团伙的头儿。也许我弄错了。不过如果他是主谋，又以为我抓住了他的什么把柄的话，我绝对不会活着走出那家医院。但是他是一个心中有所畏惧的人，直到我向他胡扯隐形墨水的事，他的态度才真正变得强硬起来。”

她平静地看着我说：“有那种事吗？”

我笑了。“如果那些名片上真的有用隐形墨水写的字，我也没看到。”

“把危险的信息这么藏着实在奇怪，不是吗？把它们藏在香烟的过滤嘴里，别人可能永远都不会发现。”

“我的想法是马里奥特在害怕什么。如果他出了意外，那些名片是会被发现的，警察会仔细检查他口袋里的东西。这就是让我感到很困惑的地方。如果阿姆托尔是个坏蛋的话，他不会留下任何东西让人找到的。”

“你是说如果是阿姆托尔谋杀他的话——或派人谋杀他的话，就不会留下证物？但是马里奥特所了解的有关阿姆托尔的情况，可能和这个谋杀案没有直接关系。”

我往后靠着椅背，喝完那杯酒，假装在思索这个问题，然后点点头。

“但是那个珠宝抢劫案和这个谋杀案有关系，而我们又假设阿姆托尔和那个珠宝抢劫案有关系。”

她的眼睛里露出顽皮的神色。“你绝对累坏了，”她说，“想不想上床休息？”

“在这里？”

她的脸红到发根去了，下巴也伸了出来。“我就是这么想的。我又不是小孩子，谁管得了我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做什么。”

我把杯子推到一旁，站了起来。“我难得有正派的一刻。”我说，“如果你不太累的话，能不能开车送我去出租车站？”

“你这个浑蛋！”她生气地说，“你被别人打得皮开肉绽，又被注射了天知道多少种麻醉药，难道回家补个觉大清早起来就又是个侦探好汉了吗？”

“我想迟一点起床。”

“你应该上医院去，你这个浑蛋！”

我身上有些发抖。“听着，”我说，“我今天晚上头脑不太清醒，我觉得我不应该在这儿待得太久。我手上没有可以对付那些家伙的证据，他们又不喜欢我。不管我说什么，都没有法律效力，法律部门在这个城市里又这么腐败。”

“这城市挺不错的，”她严厉地说，呼吸有点急促，“你不能这样下判断——”

“好吧，这城市不错，芝加哥也不错啊，你可以住上很长时间都看不到一架冲锋枪。这确实是个好城市，至少不比洛杉矶坏。但在大城市你只能收买一小块区域，像这种小城市就可以完完全全被收买。这就是不同之处，所以我想赶紧离开。”

她站起来，向我扬起下巴。“你现在就躺到床上去，我还有一间空闲的卧室，你可以马上进去——”

“你保证把你自己的房门锁上吗？”

她满脸通红地咬着嘴唇。“有时我觉得你是个大英雄，”她说，“有时我又觉得你是我所认识的最坏的人。”

“不管我是哪种人，你愿意送我去乘出租车吗？”

“你就待在这儿，”她怒气冲冲地说，“你身体不舒服，虚弱得很。”

“我还没虚弱到不会用脑子的地步。”我装作色迷迷地说。

她一阵风似的跑出客厅，差点儿还摔了一跤。回来时，她加了一件长长的法兰绒大衣在便服外面。她没戴帽子，那头蓬松的红头发看上去和她的脸一样怒气冲冲。她砰地打开一扇侧门，噔噔噔地穿过门走到车道上。接着，车库门被轻声拉上去了，车门被打开后又砰地关上了，引擎发动了，车灯灯光照在客厅的落地窗上。

我从椅子上拿起我的帽子，把两盏灯关上，这时我发现落地窗上装了一把耶鲁弹簧锁。关上房门前我回望了一下，这是个不错的房间，能住在这里穿着拖鞋走来走去也不错。

我关上房门。那辆小车滑到我的身旁，我从它的后面绕过去上了车。

她一路都气鼓鼓的，双唇紧闭，开车的样子就像一个悍妇，径直朝我的公寓驶去。我在公寓门口下车时，她冷冰冰地道了句晚安便掉头绝尘而去，我的钥匙都还没来得及掏出来呢！

公寓大门晚上十一点就关了。我用钥匙开了大门，穿过总是散发着霉味的前厅，再上几个台阶来到电梯口，乘电梯到我的那一层楼。走廊上灯光暗淡，服务部门前摆着一些牛奶瓶子。我隐隐约约还能看到那扇红色安全门，那儿还装着一扇纱门，柔柔的微风透过纱门吹进来，夹杂着一股烹饪味。我终于到家了，到了一个沉睡的世界，这里安全得像熟睡中的猫。

我打开门，倚着门静静地闻着房间里的气味，这样过了好一会儿才把灯打开。空气中飘着家的气味，灰尘和烟草的气味，男人住着而且是长久地住着的世界的气味。

我脱下衣服上了床。我做了好几个噩梦，被吓醒时浑身冷汗淋漓。到了早上，我又是一条好汉。

29

我穿着睡衣坐在床边，想起床又不太情愿。我感觉不太舒服，但没我想象中那么虚弱。如果我是拿固定薪水的上班族，我可能会觉得更难受。我的头很疼，它又涨又发热，另外我口干舌燥，喉咙紧绷，下巴僵硬。不过，这还算不上是最难过的一次。

这是个雾蒙蒙的早晨，还不是很热，但好像很快会变热。我下了床，揉着因呕吐得太厉害而发疼的胸口。我的左脚还好，不觉得疼，所以我不得不用它来大力踢床角。

我还在咒骂，这时听到了敲门声。那人敲得霸气十足，使人很想先把门打开两英寸，砸出去一把湿淋淋的覆盆子果，然后再用力甩上门。

我把门当然多打开了一点，兰德尔警官站在门外。他穿着一套棕色华达呢西装，戴着一顶猪肉馅饼颜色的毡帽。他看起来干净利落、一本正经，眼神中带点邪恶。

他轻轻地推了一下门，我让了一步。他走进来，关上门，然后开始环顾四周。“我找了你两天。”他说，眼睛并没有看我，而是打量着屋内。

“我病了。”

他迈着轻快的步子在房间里走来走去，灰亮的头发泛出光泽。他把帽子夹在腋下，将双手插在口袋里。作为警察来说，他的块头不算大。他把一只手从口袋里拿出来，小心地把帽子放在一堆杂志上。

“你没待在这里。”他说。

“在医院里。”

“哪家医院？”

“一家宠物医院。”

他的脸像被我扇了一巴掌一样抽搐了一下，脸色阴暗下来。

“现在是不是有点太早了——抽那种东西？”

我什么也没说，点燃一根香烟抽了一口，又很快坐到床上去了。

“你这种家伙不可救药了，是吧？”他说，“除非把你关起来。”

“我病了，而且还没喝早上的咖啡，在这种情况下你就别挑毛病吧。”

“我告诉过你别插手管这个案子。”

“你不是上帝，连耶稣也不是。”我又抽了一口烟，身体里的某个部位感觉有点刺痛，但总比没有感觉好。

“你还没弄清楚我能怎么找你麻烦。”

“也许吧。”

“你知道我为什么迟迟不动手找你麻烦吗？”

“知道。”

“为什么？”他把身子向前倾，机警得像一只小猎犬，带着他们这种人迟早会有的冷酷眼神。

“因为你找不到我。”

他的身体往后仰了仰，脚后跟在地上蹭着，他的脸色这时亮了一点。“我以为你会说点别的话，”他说，“如果是那样，我就要打得你满地找牙。”

“什么都拦不住你，不过你可能会受到处罚。”

他喘着粗气，嘴巴微微张开。然后他极其缓慢地从口袋里掏出一包香烟，撕开包装纸，看得出来他的手有点抖。他塞了一根香烟到嘴里，走到放杂志的桌前拿起一盒火柴。他小心地点燃香烟，将火柴丢在烟灰缸里，而不是扔到地上。接着，他抽了一口烟。

“我前几天在电话里已经警告过你了，”他说，“星期四。”

“星期五。”

“对，是星期五。那好像没起作用，我了解原因，但我那时没想到你隐瞒了证据没告诉我们，我当时只不过是就这个案子的情况给了你一些警告。”

“什么证据？”

他一言不发地盯着我。

“来点咖啡吗？”我说，“这会让你变得有点人情味。”

“我不喝。”

“我想喝一点。”我站起来往小厨房走去。

“坐下，”兰德尔阻止我，“我的话还没说完呢。”

我走进小厨房，往水壶里灌了些水，把它放到炉子上去煮。我又从水龙头下连续接了两杯凉水喝下去。然后，我端着第三杯水走回去，站在过道上看着他。他仍待在刚才那个地方，低头看着地板，他口中喷出的浓烟聚在他的身旁，几乎已呈不透明状了。

“格雷里太太让我去见她，这有什么不对？”我问他。

“我说的不是这个。”

“噢，但你刚才说的就是这个。”

“她没让你去，”他抬起眼睛，眼神依然冷酷，而他干瘦的双颊上还带着一些红晕，“是你强迫她见你的，然后用丑闻逼她给你一份工作。”

“真是可笑，我记得我们根本没谈到工作。她的说辞对我毫无意义，我是说，没有什么值得我钻研的意义。整件事情毫无头绪，我想她已经告诉你了。”

“她是告诉我了。那个桑塔莫尼卡的啤酒屋是鱼龙混杂之地，不过这也毫无意义，我在那儿什么也查不出。啤酒屋对面的那家旅馆也不是什么好地方。那儿没有我们要找的人，都是些小流氓。”

“是她告诉你我强迫她的吗？”

他的眼睛微微垂下。“不是。”

我笑了。“来点咖啡吗？”

“我不喝。”

我走回小厨房煮咖啡，等着它一滴一滴滴下。兰德尔这回跟着我走了出来，站在过道上。

“据我所知，这个珠宝抢劫团伙在好莱坞这一带已活动十多年了。”他说，“这次他们做得太过分了，杀了人，我想我知道这是为什么。”

“嗯，如果这是团伙作案而你又破了案，这可是我住在这个城市以来第一个被破获的犯罪团伙谋杀案。我能算得出至少一打以上这样的案子。”

“你这么说实在是太好了，马洛。”

“说错了的话，请指出来。”

“见鬼，”他忽然暴躁地说，“你没说错。以前我们是破了一些案，不过抓到的都是替罪羊，只是一些小流氓在替他们的头目顶罪。”

“对呀。来点咖啡吗？”

“如果我喝的话，你愿意规规矩矩，男子汉对男子汉地谈话吗？不再乱说刻薄话了？”

“我可以试试，不过不能保证时时刻刻都管得住我的嘴巴。”

“没关系。”他挖苦地说。

“你这身西装不错。”

他的脸又红了。“花了二十七块五。”他气冲冲地说。

“噢，天哪，来了个敏感的警察。”我说着回到炉子旁。

“这咖啡闻起来很香，你是怎么煮的？”

我把咖啡倒出来。“法国滴漏式煮法。用的是粗研磨咖啡，没用过滤纸。”我从柜子里拿出糖，又从冰箱里拿出奶精。我们在屋角面对面地坐下。

“你说你病了，待在医院里，那是开玩笑吗？”

“不是。我惹了点小麻烦——在湾城。他们把我关了起来——不是关在监狱里，而是关在一个给人灌酒精和注射麻醉药的私人医院里。”

他的目光变得冷淡起来。“湾城，是吗？你就是喜欢自讨苦吃，是吗，马洛？”

“不是我喜欢这样，而是我刚好撞上了那些麻烦事。不过这次的事情可是前所未有，我被打昏两次，第二次还是被一个警官或一个像警官的人打昏的，他自己也说了他是个警官。他们用我的枪砸我的头，又有一个凶狠的印第安小子差点儿把我掐死。我失去了知觉，被关到那个给人注射麻醉药的医院里，大部分时间都被绑在床上。我拿不出任何证据，除了身上有不少瘀伤，左臂上有很多针孔。”

他死死地盯着桌角。“在湾城。”他缓缓地说。

“那名字听起来像一首歌，在脏浴缸里唱的歌。”

“你到那里去干什么呢？”

“我并没去那里，是那些警察把我带去的。我其实是去见了一个住在斯蒂尔伍德高地的家伙，那是在洛杉矶。”

“一个叫朱尔斯·阿姆托尔的人？”他平静地说，“你为什么要偷走那些香烟？”

我看着我的杯子，心里骂着那个该死的小笨蛋。“这件事看起来很有意思，他——马里奥特——会多带一个香烟盒，里面还有大麻烟。好像是他们在湾城把大麻做成俄国香烟的样子，挖空了过滤嘴什么的。”

他把他的空杯子朝我这边推过来，我往那里面倒满咖啡。他仔细地观察我的脸，一个毛孔也不放过，就像福尔摩斯用放大镜或桑代克用小型显微镜检查一样。

“你应该告诉我的，”他恨恨地说，然后喝了一小口咖啡，用餐巾擦了擦嘴唇，那餐巾是专门提供给公寓房间带镶边的那种，“但香烟不是你偷走的，那个女孩都告诉我了。”

“噢，见鬼，”我说，“这年头这个国家的男人什么都做不了，总有一些女人会多嘴。”

“她喜欢你。”兰德尔说话的语气像电影里礼貌的联邦调查局探员，带点忧伤，又男子气十足，“她的父亲是个因为太正直而丢了饭碗的警察，她没有必要管这件事，但她喜欢你。”

“她是个好女孩，不过不是我喜欢的那种类型。”

“你不喜欢好女孩？”他又点燃一根香烟，用手挥开面前的烟雾。

“我喜欢冷艳迷人、桀骜不驯的女孩。”

“她们会把你榨得身无分文。”兰德尔冷冷地说。

“我还不知道吗？你看看我现在的样子。你觉得我们这次谈话怎么样？”

他笑了，今天破天荒第一次。他可能一天只让自己笑四次，有配额的。

“从你这儿什么也套不出来。”他说。

“我跟你说说我的一个看法，不过你可能早就想到了。这个叫马里奥特的家伙是个专门勒索女人的混混儿，因为格雷里太太几乎已经说出来了。但他绝没有这么简单，他还是那个珠宝抢劫团伙的眼线。他能出入各种社交场所，物色好抢劫对象，然后设下圈套。他会接近那些他能带出去的女人，和她们约会，把她们的底细摸透。就拿上上星期四的这个抢劫案来说吧，这里面有很多漏洞。如果不是马里奥特开车，如果他没有带格雷里太太去夜总会，如果他们没走那条经过啤酒屋的路，整个案子就不会发生。”

“司机也可能开车，”兰德尔理性地说，“但这也改变不了什么，司机是不会为了一个月九十元的薪水让人用枪抵着脸的。但是，马里奥特也不可能在与女人独处时卷入太多抢劫案，否则事情会传开。”

“这种事情的关键点就是它们很少传开，”我说，“因为那些东西常常能以很便宜的价钱赎回来。”

兰德尔仰着身子摇摇头。“你得把故事编好点来说服我。女人什么都爱说。如果事情真像你说的那样，那种圈子里迟早会传出来马里奥特诡计多端，应该对他保持警惕。”

“事情也许就是这样，所以他才被干掉了。”

兰德尔呆呆地凝视着我，手里的汤匙在空杯子中搅动。我拿起壶给他添咖啡，但被他推开了。“继续说下去。”他说。

“他们把他利用完了，他已经没有用处了，而且正如你所说的，开始有传言了。但是这种团伙是不能随便退出不干的，所以，这最后一次抢劫是专门为他设计的——最后一次。你看，他们对这么一件值钱的珠宝索价很低，而且马里奥特是负责联络的人。不管怎样，马里奥特还是害怕了，在最后一刻他还是决定不单独行动。而且他想出了一个伎俩，就是如果他有什么意外，他身上的某件东西就会指向一个人，一个毒辣而又聪明到可以当抢劫团伙的头目的人，一个处于不同寻常的地位、能够得到有钱女人的信息的人。这个伎俩不是很成熟，但确实发生了作用。”

兰德尔摇摇头。“匪徒们会搜他的身，也许还会把他的尸体沉到海里去。”

“不会，他们希望作案手法看起来很业余。他们还想继续作案，说不定他们已经另有眼线了。”我说。

兰德尔还是摇头。“香烟里的东西指证的人不是那种人。他的事业很成功，我查过了。你觉得这个人怎么样？”

他的眼神很茫然，太茫然了。我说：“我觉得他是个极其歹毒的人，而且钱怎么样也不会嫌多，对吧？另外，他的那个骗人职业在任何地方都不会红火很久。他也许会走红一阵，大家都去找他，可是这阵风潮过去后，他的生意也就完蛋了。我是说，如果他真的只是个江湖医生，事情大抵就是这样。就像电影明星一样，他最多走红五年，这大概是他的极限了。但是，你如果给他指几条路，让他利用一下从那些有钱女人那儿得到的信息，他就可以发不少横财。”

“我会更深入地调查他的，”兰德尔还是带着茫然的眼神说，“但我现在对马里奥特更有兴趣——我们从头说起，你是怎么认识他的？”

“他打电话来找我。他是在电话簿上找到我的名字的，至少他是这么说的。”

“可是他有你的名片。”

我假装很吃惊。“是的，我把这个忘了。”

“你有没有想过他为什么挑中了你？我们先不谈你的健忘。”

我从我的咖啡杯上面盯着他，我现在有点喜欢他了。他看起来并不是个简单的货色。

“这才是你今天来这儿的真正原因？”我说。

他点点头。“其他的，你知道，只是闲聊。”他礼貌地笑笑，等着我说话。

我又倒了些咖啡。

兰德尔往前凑了凑，看着那米黄色的桌面。“积灰尘了。”他心不在焉地说，然后挺直身子看着我的眼睛。“也许我应该换个方式来看待这件事，”他说，“比如，我认为也许你对马里奥特的猜测是对的。在他的保险柜里有两万三千元现金。顺便说一下，我们费了好大的劲才找到那个保险柜。此外，他还有一些不错的债券，和一处西五十四街的房产的信托契据。”

他拿起汤匙轻轻敲着咖啡杯的托盘，脸上露出了笑容。“对这感兴趣吗？”他温和地问，“那栋房子是西五十四街一六四四号。”

“很感兴趣。”我声音含糊地说。

“噢，马里奥特的保险柜里还有好几件珠宝，都是很不错的东西，但我觉得那不是他偷来的。那可能是别人送给他的礼物。这一点留给你去琢磨。他不敢卖掉那些珠宝——他心里有鬼。”

我点点头。“他会觉得那像是偷来的。”

“是的。那份信托契据本来也没引起我的注意，我告诉你是怎么回事，就是你们最恨的警察干的那种事。我们调了所有邻近区域的凶杀案件和可疑死亡案件的案卷来查阅，我们应该当天读完，这是规定，就像你没有搜查证不能随便到别人家里搜查，或者没有正当的理由不能搜别人的身一样。但我们违规了，这是不得已。有些案卷我是今天早上查阅的。我就读到了上星期四发生在中央大道上的一个黑人谋杀案的案卷，那上面说疑凶是一个叫驼鹿马洛伊的有前科的厉害角色，而且这个案子有个目击证人。如果那个证人不是你的话，我听凭你处置。”

他的脸上露出了淡淡的笑容，这是他今天第三次笑。“喜欢听吗？”

“我正听着呢。”

“这就是今天早上的事，懂吗？后来我看到了做这份案卷的人的名字。我认识他，他叫纳尔蒂。当时我就明白了这案子肯定是不了了之，纳尔蒂就是那种家伙——好了，你去过克利斯丁这地方吗？”

“去过。”

“嗯，在克利斯丁附近，有个地方有一些用货车车厢改成的小屋子，我自己在那儿也有个小屋子，不过不是用货车车厢改成的。这些货车车厢是用卡车运去的，不管你信不信，它们现在下面都没有轮子了。如果让纳尔蒂到那样的货车车厢里控制刹车，他肯定会干得很好，他就是那种货色。”

“不厚道，”我说，“他可是你的同行。”

“所以我给纳尔蒂打了个电话。他哼哼哈哈了老半天，后来说你提到过一个马洛伊当年的老相好，一个叫韦玛的女孩。他还说你去找过发生了凶杀案的那个娱乐中心以前的白人老板的寡妇。那里原来是白人的地方，马洛伊和那个女孩都在那里工作过。那个寡妇的地址是西五十四街一六四四号，就是马里奥特拥有信托契据的那栋房子。”

“是吗？”

“所以我想这个早上我碰到的巧事太多了，”兰德尔说，“然后我就来这儿了，到现在为止我都对你挺好的。”

“问题是，”我说，“这件事情实际上没有看起来那么复杂。这个叫韦玛的女孩已经死了，这是弗洛里安太太说的。我这里有这个女孩的照片。”

我走进客厅，去外套口袋里找照片。我的手刚刚伸到半空中时，我突然觉得这有些滑稽和没有意义。但是，他们没有拿走照片。我把照片拿出来，走回厨房，将那个姑娘的小丑服照片丢到兰德尔面前，他拿着它仔细地瞧着。

“没见过。”他说，“那张也是她的吗？”

“不是，这是格雷里太太上报的照片，是安·赖尔登弄来的。”

他瞧着它点点头。“我可不敢娶这种女人，除非给我两千万元。”

“还有一些事情我应该告诉你。”我说，“我昨天晚上气得本来想自己一个人到那里去扫平它。那家医院在湾城二十三街和德斯康索街的交叉口，是一个叫桑德伯格的人开的，他说他是个医生。那个地方还是个罪犯窝藏点，我昨天晚上在那儿瞧见了驼鹿马洛伊——在一个房间里。”

兰德尔很平静地坐在那里看着我。“你能确定吗？”

“错不了。他是个大块头，像个巨人，可不是街上的普通人。”

他还是坐在那儿一动也不动地看着我，然后慢慢地从桌后站起来。

“我们去看看这个叫弗洛里安的女人吧。”

“那马洛伊呢？”

他又坐下了。“把整件事情详详细细地说一遍。”我把事情讲述了一遍。他目不转睛地盯着我的脸，他的眼睛甚至一次都没眨动。他微微张开嘴巴喘着气，身子一动也不动，只有手指在桌沿上轻轻敲着。等我说完后他说：“这个桑德伯格医生长什么样儿？”

“像个有毒瘾的人，可能还贩毒。”我尽量仔细地向兰德尔描述他的样子。

他轻轻地走进另一个房间，在电话机前坐下，然后拨了个号码轻声说了一会儿话。当他走回来时，我刚刚煮好一些咖啡，煮熟两个鸡蛋，烤好两片面包并在上面抹了黄油。我坐下来开始吃东西。

兰德尔在我的对面坐下，将下巴支在手上。“我让州政府缉毒小组的一个人去那里看看，他会假称那里有可疑之处，要求查看一下。他可能会收集到一些情况，但不会抓到马洛伊。马洛伊在你昨天晚上离开那里十分钟后就走了，这是千真万确的。”

“为什么不联系湾城的警察？”我在鸡蛋上撒了些盐。

兰德尔没说话。我抬头看了看他，这才发现他满脸通红，显得很不高兴。

“就警察而言，”我说，“你是我见过的最敏感的一个。”

“快吃，我们得走了。”

“我吃完后还得洗澡刮胡子换衣服呢。”

“不能就穿着睡衣去吗？”他挖苦地说。

“那城市已经堕落成这样了？”我说。

“那是莱尔德·布鲁内特的城市，他们说他花了三万元选了个市长。”

“那个家伙就是贝维迪夜总会的老板吗？”

“他还有两艘赌博船呢！”

“可那是在我们县境内。”我说。

他看着自己干净光亮的指甲。“我们先到你的办公室去拿那两根大麻烟，”他说，“如果它们还在的话。”他打了一个响指。“如果你把钥匙给我，在你刮胡子换衣服时我可以先去拿。”

“我们一块儿去，”我说，“恐怕我会有一些信件。”

他点点头。过了一会儿，他又坐下来点燃一根香烟。我刮完胡子换好衣服后，我们开着兰德尔的车出发了。

我的确有一些信件，不值得读的信件。那两根香烟好好地在抽屉里，办公室看上去不像被搜查过。

兰德尔拿着香烟闻了闻烟草的味道，然后将它们放到口袋里。

“他从你这里拿走了一张名片，”他沉思着说，“名片背面不可能有什么东西，所以，他也不在乎另外的两张了。我猜阿姆托尔并不是很害怕——他以为你不过是虚张声势罢了。我们走吧。”

30

那个爱管闲事的老女人将她的鼻子伸出前门，仔细地闻着，好像外面有一朵早早盛开的紫罗兰。她将那条街道前前后后扫视了一番，然后点点她那白发苍苍的头。兰德尔和我都摘下了帽子，在这个地区，这种动作让我们显得特别优雅，简直比得上瓦伦蒂诺
[1] 了。她好像还记得我。

“早上好，莫里森太太，”我说，“我们可以进去说话吗？这位是从总局来的兰德尔警官。”

“天哪，这真的让我手忙脚乱，我还有很多衣服要熨呢。”她说。

“耽误不了几分钟。”

她从门边让开，我们从她的身旁走过，穿过摆着那件从梅森城或别的地方弄来的家具的过道，进入挂着蕾丝花边窗帘的洁净的小客厅。从房子后面飘来一股熨衣服的气味。她小心翼翼地把中间那扇门关上，好像它是薄薄的馅饼皮做成的。

这个早上她系了一条蓝白相间的围裙，眼睛依然敏锐，下巴也没什么变化。

她站在离我一英尺远的地方，将脸凑近，盯着我的眼睛。

“她没收到。”

我摆出一副明白的样子点点头，又看了看兰德尔，兰德尔也朝我点点头。他走到窗户边看了看弗洛里安太太房子的侧面，然后又轻轻地走回来，把帽子夹在腋下，优雅得像大学生演的戏剧里的法国伯爵。

“她没收到。”我说。

“没有，她没收到。星期六是一号，愚人节，嘻！嘻！”她停下来，准备用围裙擦眼睛，却突然记起那围裙是橡胶的，这让她有点沮丧，把嘴唇抿得紧紧的。

“邮差经过时没有往她家门前的路上走去，她冲出来喊住他，他摇摇头就走了。接着她就回屋去了，把门甩得很响，我想恐怕连窗户都被震坏了。她好像气得快要发疯了。”

“肯定是这样。”我说。

这个爱管闲事的老女人对兰德尔尖声说：“把警徽拿出来瞧瞧，年轻人。这个年轻人那天来时满嘴的威士忌气味，我不信任他。”

兰德尔从口袋里拿出一个金蓝相间的证章给她看了一眼。

“看来真的是警察。”她认可了，“好吧，星期天什么事也没发生。她出去了一趟买酒，回来时拿回两个方瓶子。”

“那是金酒，”我说，“从这儿你就可以得出点看法了，好人是不喝金酒的。”

“好人根本不喝酒。”老女人尖刻地说。

“对。”我说，“然后是星期一，就是今天，邮差又来过了，这回她可真的伤心透了。”

“自以为很聪明，是吗，年轻人？都不让别人开口说话。”

“对不起，莫里森太太，这件事情对我们来说很重要——”

“这边这个年轻人好像管不住他的嘴巴。”

“他是个已婚男人，”我说，“在这方面经验丰富。”

她的脸转成青紫色，令我很不愉快地想起发绀病。“滚出去，不然我叫警察了。”

“你面前正站着一名警官，太太，”兰德尔冷冷地说，“不用担心。”

“这倒是。”她说，她脸上的青紫色开始消退，“我不喜欢这个人。”

“我也不喜欢，太太。那么弗洛里安太太今天也没有收到挂号信，是这样吗？”

“没有。”她的声音又尖又急，眼睛显得很机警。她开始急得有些过分地说：“昨天晚上有人去那儿了，我没看到他们，有人带我去看电影了。就在我们刚刚回来时——不，就在他们刚刚开车离开时——有辆车从隔壁开走了，开得很快，而且没开车灯，我没看到车牌号码。”

她那双机警的眼睛锐利地瞥了我一下，我猜不透它们为什么这么机警。我踱到窗户旁，拉开蕾丝花边窗帘，看到一个穿着蓝灰色制服的人正朝这栋房子走来。他背着一个沉沉的皮包，戴着一顶鸭舌帽。

我笑着转过身。

“你跟不上班啦，”我不太客气地对她说，“明年要留级了。”

“这话可不俏皮。”兰德尔冷冷地说。

“看看窗外吧。”

他往窗外看了看，脸色变得严厉起来。他一动也不动地站在那里盯着莫里森太太，等待着什么——等待着一个声音。过了一会儿，那声音出现了。

那是某个东西被推进门前邮箱入口的声音，可能是份广告单，但这次它不是。脚步声从门前小道上离去了，到了街上。兰德尔又走到窗前。邮差没有在弗洛里安太太的房子前停下来，他一直往前走，他那蓝灰色的背部在沉沉的皮包下显得又平又稳。

兰德尔转过头极其礼貌地问道：“这个地方上午要送几次邮件，莫里森太太？”

她装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只有这一次，”她尖声说，“上午一次，下午一次。”

她的目光东闪西躲，兔子似的下巴抖个不停，双手紧紧抓着蓝白色围裙的橡胶褶边。

“上午这一趟刚刚过去。”兰德尔用做梦般的声音说，“挂号信也是普通邮差送的吗？”

“她的挂号信都是特别快递。”她的声音有些沙哑。

“噢，但是星期六邮差在她家门口没有停下来的时候，她冲出屋子和他说话了，而且你也没提特别快递这事儿。”

看他调查案子实在有趣——只要调查的是别人。

她的嘴巴张得大大的，牙齿洁白光亮，那绝对是整晚泡在消毒水中的效果。然后，她突然发出一声尖叫声，把围裙往头上一裹，跑出房间。

他看着她刚刚从那儿跑出去的那扇门，它在一个拱门的一边。他的脸上露出了微笑，那是一个相当疲惫的微笑。

“干得漂亮，而且彬彬有礼。”我说，“下回你来扮黑脸。我不喜欢对老女人扮黑脸，就算她们是爱撒谎的长舌妇。”

他仍在微笑。“老调子了，”他耸耸肩，“警察的差事，啐！她们开始时说的是实话，因为她们的确知道那些事实。但后来事情的进展不够快了，或不够刺激了，她们就开始添油加醋、自编自吹。”

他转了个身，我们走到过道上，从房子后面隐隐传来啜泣声。对于某个颇有耐性、早已死去的男人来说，那声音可能多次让他束手无策。但对于我，那声音只是个老女人的哭声，不会令人感到愉快。

我们轻轻地走出那栋房子，轻轻地关上前门，注意不让纱门发出响声。兰德尔戴上帽子，叹了口气，然后耸耸肩，将他那双保养得很好的手摊得很开。这时，我们仍然可以听到从房子后面传来的低低的啜泣声。

“警察的差事。”兰德尔撇着嘴角轻轻地说。

我们朝隔壁房子走去。弗洛里安太太甚至都没有将她洗好的衣服收进去，它们仍晾在边院的晒衣绳上微微摆动，看上去又黄又硬。我们走上台阶按了门铃，没有人应答；我们敲了敲门，还是没有人应答。

“上次门是没锁上的。”我说。

他小心地用身子挡着，试着去开那扇门，这回门是锁上的。我们从门廊上走下来，从并不和那个爱管闲事的老女人家相邻的那一边绕到房子后面。后面的门廊上有扇带挂钩的纱门。兰德尔敲敲门，也没有人回应。他从两级油漆剥落的木台阶上走下来，沿着一条废弃的杂草丛生的车道来到一个用木头搭起来的车库前。他把车库打开，车库门吱嘎作响。车库里都是一些不值钱的东西，堆着几只破旧的老式皮箱，给人当柴烧都没人要。此外还有生锈的园艺工具、装在纸箱里的破罐子。车库门两边各有一只肥硕的黑寡妇坐镇在它们不齐整的蛛网中，兰德尔捡起一块木头漫不经心地把它们打死了。他关上车库门，沿着那条杂草丛生的车道走出来，从和那爱管闲事的老女人家相邻的那一边回到房子前面。还是没人回应门铃声和敲门声。

他慢吞吞地回到我的身边，转过头看了看街对面。

“后门比较容易开。”他说，“隔壁的那只老母鸡现在大概不敢做什么事了，她撒的谎够多了。”

他回到房子后面，走到木台阶上，将一把小刀利落地伸进门缝挑开挂钩。我们走进那个带纱门的门廊，里面堆满了罐子，有些罐子里全是苍蝇。

“老天，过的是什么日子！”他叫道。

后门很容易开，用一把普通的廉价钥匙就可以打开门锁，但里面还插着插销。

“真是很奇怪，”我说，“她大概溜走了，否则哪儿会把门锁上，她是个粗心大意的邋遢女人。”

“你的帽子比我的旧，”兰德尔一边说一边看着门上的玻璃嵌板，“借我用一下，我想把玻璃推进去。或者，我们的手法应该更利落点？”

“踢吧，这里谁会在乎呢？”

“来吧。”

他退后几步，抬起腿朝门锁部位径直踢去，一声咔嚓的断裂声马上传了出来，门被踢开了几英寸。接着，我们把门推开，从地板布上捡起一片脱落的金属片，礼貌地将它放在硅化木滴水管上，挨着大约九个空的金酒酒瓶。

苍蝇贴着紧闭的厨房窗户嗡嗡地飞，屋子里散发出刺鼻的臭气。兰德尔站在屋子中央，仔细环顾四周。

然后，他走到那扇弹簧门旁，并没有用手碰它，而是用脚尖把它推开，直到它不再弹回来。他轻轻地穿过那扇门。客厅的样子和我记忆中的差不多，只是收音机是关着的。

“这台收音机不错，”兰德尔说，“如果她已经付款了，得花不少钱。瞧瞧，这是什么？”

他一只膝盖跪在地上沿着地毯查看，然后走到收音机旁，用脚碰了碰一根松散的电线，接着一个插头露出来了。他弯下腰仔细观察着收音机前的按钮。

“不错，”他说，“又粗又光滑。你看看这个，他真是聪明绝顶。在光滑的电线上是不会留下指纹的，对吗？”

“插上试试，看收音机还响不响。”

他四处看了看，然后将插头插进一个插座，指示灯马上就亮了。我们等了一会儿，收音机先是咝咝作响，然后轰的一声，一个很大的声音从喇叭里传出来。兰德尔猛地冲到电线旁拔掉插头，那声音戛然而止。

当他站起来时，他的两眼发亮。

我们快速走进卧室。杰西·皮尔斯·弗洛里安太太穿着皱皱巴巴的棉布便服斜躺在床上，头快垂到地上了。床的角柱上有一些深色的黏糊糊的东西，那是苍蝇喜欢的东西。

她已经死了很长时间了。

兰德尔没有碰她。他弯下腰瞧了她好一会儿，然后抬起头看着我，像狼一样朝我龇了一下牙。

“脑浆都弄到脸上了，”他说，“这似乎成了这类案子的标准模式，只是这一次是用手干的。天知道那是怎样的一双手。你看看这脖子上的瘀痕，看看这手指印的大小。”

“你自己去看吧。”我说着转身离开，“可怜的纳尔蒂，这已经不是黑人谋杀案了。”

注释

[1] 瓦伦蒂诺（Rudolph Valentino，1895—1926），好莱坞著名男影星，长相英俊，举止优雅，被称为好莱坞历史上最伟大的荧幕情人。

31

一只身上有粉红色小斑点、头部也是粉红色的黑亮的小甲壳虫，正缓缓地沿着兰德尔的办公桌光滑的桌面爬着。它的触须不时地向四周探触，好像是在探测风向准备起飞。它爬行时有点蹒跚，就像一个背着太多包袱的老太太。另一张桌子旁坐着一个不知道姓名的警探，他正对着一部老式电话机的话筒说话，他的声音像是从隧道里传来的低语声。他说话的时候，眼睛半闭着，那只带着疤痕的大手放在他面前的桌子上，食指和中指间夹着一根点燃了的香烟。

甲壳虫已经爬到兰德尔的办公桌的边缘，但它仍莽莽撞撞地爬着，结果仰面朝天跌到地上，几只细腿无力地在空中蹬着，然后它就开始装死。因为没人理会它，所以过了一会儿那些腿又蹬起来，最后它终于成功地翻过身，慢慢地、毫无目的地朝一个角落爬去。

墙上的警察局喇叭播了一则公告，内容是关于圣佩德罗南面的四十四街上发生的抢劫案。那个匪徒是个穿着深灰色西装、戴着灰色毡帽的中年男子，他最后一次被人发现时正在四十四街往东逃跑，后来躲进两栋房子中间。“接近他时要小心，”播音员说，“嫌疑犯身上带着一支点三二口径的左轮手枪，刚刚抢劫了南圣佩德罗三九六六号一家希腊餐馆的老板。”

咔嗒一声播音员的声音消失了，一会儿后另一个播音员的声音又响起。他念着一份被偷窃的汽车的名单，声音单调缓慢，每一项都要重复两遍。

门开了，兰德尔走进来，手上拿着一沓信纸大小的打印好的文件。他轻快地穿过房间，和我面对面在桌子前面坐下来，并将一些文件推到我的面前。

“在这四份上都签上名字。”他说。

我照他的话做了。

那只粉红色甲壳虫爬到了房间的一角，它的触须又四处探触，想要找一个合适的地点起飞，但好像不太顺利。它沿着墙脚朝另一个角落爬去。我点燃一根烟，坐在老式电话机旁的那个警探猛地站起来走出办公室。

兰德尔仰靠在椅子上，样子和以前一样，还是那么冷酷，那么沉着，一副可以随机应变的模样。

“我要告诉你几件事情，”他说，“这样你就不必再费脑筋，也不会到处去出谋划策了。而且，你可能也不会再插手管这件事情了。”

我等着他继续说下去。

“那个垃圾堆里什么指纹也没有，”他说，“你知道我说的是哪个垃圾堆。那台收音机是因为电线被拔掉而关上的，但可能是她自己把声音开得那么大，很明显，醉鬼都喜欢把收音机的声音开得很大。如果你是戴着手套行凶，故意把收音机的声音调大来掩盖子弹声或别的声音，那么你也可以这样关掉收音机。但结果不是这样，而且那个女人的脖子被拧断了。那个人开始把她的头砸来砸去的时候，她早已断气了。那么，他为什么要砸她的头呢？”

“我正听着呢。”

兰德尔皱着眉头。“他大概不知道他已经把她的脖子拧断了。他在生她的气。”他说，“这只是我的推论。”他苦笑了一下。

我喷出一口烟，又用手把烟从脸前挥开。

“那么，他为什么生她的气？他因为俄勒冈银行抢劫案在弗洛里安餐饮娱乐中心被抓住时，有一大笔悬赏金被领走了。领钱的人是个律师，此人早已经死了。不过弗洛里安夫妇恐怕也分到了一些钱。马洛伊可能怀疑到了这件事情，也许他已经确切知道，也许他只是想逼问实情。”

我点点头。他的分析不无道理。

兰德尔继续说：“他只掐了她的脖子一下，而且他的手指没有滑动。如果我们抓到了他，我们有可能可以用那些指印的大小证明这事儿是他干的。法医说事情应该是昨天晚上发生的，很早的时候，是看电影的那段时间。到现在为止，我们还不能证明马洛伊昨天晚上与那栋房子有关，没有邻居能够证明，不过这太像马洛伊的手法了。”

“对，”我说，“肯定是马洛伊干的。不过他可能没打算杀死她，只是他的力气太大了。”

“那也减轻不了罪行。”兰德尔冷酷地说。

“我想也不会。我只是想说，我认为马洛伊不是杀手型的人物，如果被逼得太急他会杀人，但不会为了乐趣或金钱杀人——而且他不会杀女人。”

“这一点很重要吗？”他干巴巴地问。

“你也许在很多事情中能判断出哪件事情重要，哪件事情不重要，而我不能。”

他的眼睛直直地盯着我。在他盯着我的这一长段时间内，一个警察局播音员又播了一则关于南圣佩德罗希腊餐馆抢劫案的公告。那名嫌疑犯已经被抓获，结果他只是个带着一支水枪的十四岁墨西哥小子。目击证人真可信！

兰德尔等那个播音员停下来后才继续说：“我们今天上午相处得很友好，以后最好也这样。回家躺到床上好好休息吧，你看上去很累。就让我和警察局来管马里奥特谋杀案，还有抓捕驼鹿马洛伊这些事吧。”

“我从马里奥特那儿领过酬劳，”我说，“可是我把事情搞砸了。格雷里太太也雇用了我。你要我怎么做——从此退休，靠身上的肥膘过日子吗？”

他又瞪了我一眼。“我知道，我也是人。他们给你们这帮家伙发了执照，当然是想要你们做点事情，不是光让你们把执照挂在办公室的墙上欣赏而已。不过换个角度来说，任何一个脾气不好的警察来办案都可能让你很难受。”

“只要格雷里夫妇站在我这边，他们就不能把我怎么样。”

他琢磨着我的话，很不情愿地承认我说的多少是个事实，所以他又皱着眉头用手指敲着桌子。

“那么我们就把事情说得明白点吧。”他停顿了一会儿后说，“如果你瞎搅和这个案子，你的麻烦就大了。就算你这次能摆脱麻烦，这一点我可不敢确定，你以后也会慢慢地在这个警察局里结怨树敌，这样你不管做什么事情都会十分困难。”

“每个私家侦探每天都要面对这些——除非他只是个专门办理离婚案件的人。”

“但你不能插手凶杀案。”

“你说了你想说的话，我也听到了。我并没有想着去做整个警察局都做不成的事。如果我有一些小小的、私人的想法，它们也只是那样——小小的、私人的。”

他慢慢地从桌面上趴过来，他修长的手指敲打着桌子，就像猩猩木的枝叶拍打着杰西·弗洛里安太太家前面的墙壁一样。他的灰头发光滑发亮，他冷静的双眼直直地盯着我。

“我们继续说下去，”他说，“看看是否还漏了什么没谈到。阿姆托尔外出旅游了，他的妻子——兼秘书——不知道他去了哪里，或者是不愿意说出来。那个印第安人也失踪了。你要对他们提出控告吗？”

“不，我拿不出证据。”

他看上去好像松了口气。“那位太太说她从没听说过你。至于那两个湾城的警察，如果他们真的是警察，那就超出了我的权限管辖范围。我宁可事情现在变得简单一点。有一点我很确定——阿姆托尔与马里奥特的死无关。香烟中有他的名片，那只是陷害。”

“桑德伯格医生呢？”

他把双手一摊。“整帮人都溜了。地方检察官办公室的人是悄悄去那里调查的，没和湾城警察局打招呼。那栋房子锁上了，里面空空如也。当然，他们还是闯进去了。有人好像曾匆匆忙忙地想把那儿清理干净，不过还是留下了很多指纹。我们大概要花一个星期来分析所掌握的东西。他们现在正在检查一个墙上的保险柜，里面或许会有毒品和其他东西。我猜桑德伯格有前科，不在本地，而是在别处，可能是因为非法给人堕胎、医治枪伤、非法使用毒品等。如果他触犯了联邦法，我们就能得到有力支持。”

“他说他是个医生。”我说。

兰德尔耸耸肩。“他以前可能是，也许从来没被定过罪。现在棕榈泉附近有个医生，他五年前曾被控告在好莱坞贩卖毒品。他确实有罪，但是贿赂帮助了他，他现在依然逍遥自在。还有什么不明白的吗？”

“关于布鲁内特这个人，你都知道些什么——可以告诉我的？”

“布鲁内特是个赌徒，赚得盆溢钵满，而且赚得轻松自在。”

“好吧，”我说着站起来，“这些话听起来很合理，但对于抓获杀马里奥特的那帮抢劫珠宝的家伙没有任何帮助。”

“我不能把所有事情都告诉你，马洛。”

“我不敢奢望。”我说，“顺便提一句，杰西·弗洛里安告诉我——那是在我第二次见她时——她以前在马里奥特家做过佣人，所以他才寄钱给她。这一点有什么证据可以证明吗？”

“是的，他的保险柜里有几封她寄来的感谢信，说的是同一桩事。”他看来快失去耐性了，“现在看在上帝的分上，你赶紧回家少管闲事好吗？”

“他真的很不错，会如此珍惜几封感谢信，对吗？”

他抬起眼睛看着我，视线落在我的头顶，然后眼皮垂下去，把眼球盖住了一半。他那样瞧着我有十秒钟左右，然后微笑了。这一天他可笑了好多次，把一个星期的配额都用光了。

“我有个想法，”他说，“听起来有点荒唐，但也合情合理。马里奥特这一生是个饱受威胁的人，这从他所处的境况可以看出来。像他们这样的无赖都是赌徒，只是程度不同而已，而所有的赌徒都有点迷信。我想杰西·弗洛里安说不定便是马里奥特的福星，他只要照顾好她，就可以躲过一切灾难。”

我转过头寻找那只长着粉红色脑袋的甲壳虫。它已经在这房间里的两个角落作过尝试，现在正艰辛地爬向第三个角落。我走过去，把它抓起来放在手帕里，然后走回桌旁。

“你瞧——”我说，“这个房间在十八层，这只小甲壳虫爬了这么高来到这里，只为了交个朋友，这个朋友就是我。这是我的福星。”我将那只甲壳虫小心地包在手帕里，然后将手帕塞进我的口袋。兰德尔圆睁着双眼，嘴巴嚅动了一下，却什么也没说出来。

“我在想马里奥特又是谁的福星。”我说。

“肯定不是你的，朋友。”他的语气很刻薄，是那种冷酷的刻薄。

“恐怕也不是你的。”我的声音倒显得很平常。我走出那间办公室，关上门。

我乘直达电梯下楼，来到水泉街口，然后从市政府大楼的前廊走出去。我走下几级台阶来到花圃前，把那只小甲壳虫小心地放到灌木丛后。

在乘出租车回家的路上，我一直在想，它到底要花多长时间才能爬回刑事组的办公室。

我把车子从公寓后面的车库里开出来，先在好莱坞吃了顿午餐，然后才往湾城驶去。这天下午，海滩边风和日丽。我从安古诺大道转入第三街，朝市政府的方向驶去。

32

在这么一个繁荣的城市里，这栋市政府大楼着实有些寒碜。一些游手好闲的家伙在一面挡土墙上坐成一排，那墙是用来挡住楼前的一大块草地的，防止上面种着的狗牙草长到街上。这栋楼有三层，顶上还有一座钟楼，在还是嚼烟草吐渣的时代，钟楼上的钟声可能是用来召集志愿消防队队员的。

走过楼前那条满是裂缝的小道，再上几级台阶，就来到了一扇对开大门前。门里面聚集了一群显然是专门在市政府做调停者的人，他们个个脑满肠肥，目光犀利，衣履光鲜，举止粗俗，在那儿闲荡着，等着案子找上门。他们让了一条四英寸宽的路让我挤进去。

里面是一条黑乎乎的长走廊，它上一次被擦洗可能还是麦金利
[1] 总统就职的时候。一个木牌指着警察局问讯处的所在，一个穿制服的警察正在那儿的一个木柜台后打盹，柜台上满是刻痕，一端还装着一个电话接线机。那儿还有另外一个没穿外套的便衣警察，他那两条肥腿就像一个消防栓一样支撑着他的躯干。他从晚报上抬起头，朝离他十英尺远的痰盂吐了口痰，打了个哈欠才说局长办公室在楼上的后面。

二楼比较干净明亮，不过也只是相对于一楼而言。几乎是在走廊的尽头，在朝着海的那一面，有一扇门上写着：“约翰·瓦克斯，警察局局长，请进”。

房间里有一排矮矮的木栏杆，后面坐着一个穿制服的警察，他用三个手指在打字。他接过我的名片，打了个哈欠，说他去看看。然后，他懒洋洋地走进一扇桃花心木门，上面写着“约翰·瓦克斯，警察局局长，私人办公室”。一会儿后他回来了，为我打开了木栏杆上的门。

我走进里面那间办公室并关上门。这个房间清凉宽敞，三面都有窗户。在房间的尽头放着一张办公桌，就像墨索里尼的那张一样。当你不得不踏着那昂贵的蓝色地毯，穿过整个房间走向它时，你就得接受桌子后面那双眼睛的审视。

我走到桌前。桌上有个倾斜的牌子，上面印着几个浮凸的字：“约翰·瓦克斯，警察局局长”。我想现在我应该记住这名字了。我看着坐在桌后的这个人，他的头发上倒没有粘上一块牌子。

他是个大块头，头上的短发是粉红色的，粉红色的头皮从头发中泛出亮光。他那双小而显得贪婪的眼睛像跳蚤一样不停地眨动，眼皮很厚。他穿着一件淡黄褐色的法兰绒西装，里面是咖啡色的衬衫和领带。他的手上戴着一个钻戒，西装的翻领上还别着一枚镶钻别针。前胸口袋外照规矩露出浆得硬挺挺的手帕的三个角，但比标准的三英寸多露出了一点。

他的一只胖胖的手拿着我的名片。他看了一遍名片，又把它翻过来看背面，却发现背面是空白的，所以又把它翻过来看看正面。然后，他把名片放在桌上，用一个猴子形状的青铜镇纸压着，好像怕把名片弄丢一样。

他向我伸出他那粉红色的手，和我握过手后，指了指一张椅子。

“请坐，马洛先生，我们算得上是同行，我能为你做些什么？”

“我碰到了一点小麻烦，局长。如果您愿意，您只要花几分钟就可以帮我解决问题。”

“麻烦，”他轻轻地说，“小麻烦。”

他在椅子里转动了一下身子，跷起一条粗大的腿，若有所思地朝一扇窗外看去。这时，我看到了他脚上手织的棉线袜子和英式翻毛皮鞋，它们看起来像在葡萄酒中浸过一样。把他身上的东西加在一起，除去他钱包里的钱，至少值五百元。我想大概他老婆很有钱。

“麻烦，”他仍然轻轻地说，“在我们这个小城市可不常见，马洛先生。我们这个城市虽然很小，但是非常干净。我朝西面的窗户望出去，就能看到太平洋，没有什么比它更干净的了，不是吗？”他可没提那两艘停在三英里界线外的黄色波涛中的赌博船。

我也没提。“是的，局长。”我说。

他将胸脯往前挺了两英寸。“我从北面的窗户往外望，我能看到繁忙、喧闹的阿古诺大道和美丽的加州小山，前面就是众所皆知的最好的小型商业区；我再从南面的窗户往外望，就是现在我面对的这扇窗户，我能看到世界上最好的小型游艇港口。我这里的东面没有窗户，不然我会看到令你垂涎三尺的住宅区。不对，先生，麻烦是我们这个小城市里并不存在的东西。”

“我是自备麻烦来的，局长，至少其中部分麻烦是我带来的。您这儿有个叫加尔布雷斯的便衣警官吗？”

“怎么了？是的，我想有这么一个人，”他说着把目光收回来，“他怎么了？”

“那么您这儿有没有一个人长得这样，”我向他描述了另外那个沉默寡言、个子矮小、留着小胡子、打了我一棍的男子的模样，“他很可能经常和加尔布雷斯在一起，有人叫他布兰先生，不过那像个假名。”

“恰恰相反，”这个胖胖的警察局局长就像一般的胖人那样生硬地说，“他是我的探长，布兰警官。”

“我能在您的办公室见见他们吗？”

他把我的名片拿起来又看了一遍。然后，他把它放到桌上，摆了摆他那柔软的、皮肤富有光泽的手。

“除非你给我一个比较好的理由。”他温和地说。

“我恐怕做不到，局长。您认识一个叫朱尔斯·阿姆托尔的人吗？他自称是心理医生，住在斯蒂尔伍德高地的一个山顶上。”

“不认识，而且斯蒂尔伍德也不是我们的辖区。”局长说。此时他的眼睛给人的感觉是，他在思考其他事情。

“这就很奇怪了。”我说，“您看，我为了我的一个客户的事情去拜访阿姆托尔先生，阿姆托尔先生却误以为我要勒索他，也许干他这一行的人很容易产生这种想法。他的手下有个凶狠的印第安人保镖，我根本对付不了。这个印第安人把我抓住了，阿姆托尔就用我的枪狠狠揍了我一顿。然后他叫来两个警察，他们碰巧就是加尔布雷斯和布兰先生。这能引起您的兴趣吗？”

瓦克斯局长的手在桌面上非常轻揉地拍着。他的眼睛几乎闭上了，但没有完全闭拢，从那厚眼皮下闪出冷峻的目光，直直地射向我。他静静地坐在那儿，好像在仔细听我说话。然后，他睁开眼睛微笑着。

“那么后来呢？”他问我，那样子好像鹳鸟夜总会的保镖一样礼貌。

“他们搜了我的身，开车把我带走了。在半山腰他们逼着我下车，然后又用警棍把我打昏了。”

他点点头，好像我说的事情极其自然。“这是发生在斯蒂尔伍德高地的事情。”他轻声说。

“是的。”

“你知道我对你有什么看法吗？”他在桌后朝我这边靠了靠，如果他的肚子不是那么大，他可能会靠得更近一些。

“骗子。”我说。

“门在那里。”他一边说一边用左手的小手指指着门。

我没有动，只是盯着他。当他开始生气准备按电铃时，我说：“我们别再犯同样的错误了。你以为我只是个小侦探，却在这儿自不量力地想控告警官。即使这是真的，警官也会小心地把事情办得不留下证据。我没想着要控告谁，不过你有这种想法也很自然。我只想去和阿姆托尔了结此事，可我需要你手下的加尔布雷斯帮忙。我也不需要打扰布兰先生，有加尔布雷斯就够了。另外，我并不是无备而来的，我的背后有重要人物的支持。”

“他们在你的背后多远呢？”局长机警地轻轻一笑。

“阿斯特大道八六二号离这儿有多远？那是卢因·洛克里奇·格雷里夫妇的住所。”

他的脸色刹那间就变了，与刚才判若两人。“格雷里太太碰巧是我的客户。”我说。

“把门锁上，”他说，“你比我年轻。把插销也插上。我们重新开始，好好地谈谈这件事情。你有张诚实的脸，马洛。”

我站起来把门锁上。当我沿着那蓝色的地毯走回桌前时，局长已经拿出一瓶很像样的酒和两只酒杯。他在他的记事簿上撒了一把豆蔻瓜子，将酒杯倒满。

我们开始喝酒，他剥开几粒豆蔻瓜子。我们俩都一言不发地嚼着瓜子仁，彼此盯着对方的眼睛。

“味道真好。”他说，又把酒杯倒满。现在轮到我来剥瓜子了。他把瓜子壳从记事簿上扫到地上，然后微笑着往椅子上一靠。

“现在我们开始谈吧，”他说，“你为格雷里太太做的这件事与阿姆托尔有关吗？”

“有关。不过你最好先查查我说的是否属实。”

“你说得对。”他一边说一边伸手拿起电话，然后从他的背心口袋里拿出一个小本子查找电话号码，“竞选赞助人，”他说着挤了挤眼睛，“市长认为我们应该对他们多多关照。好了，就是这个。”他把小本子收起来，然后开始拨电话。

他和我一样在管家那儿碰到了一点麻烦，这使他的耳根都红了。后来他终于和她说上话了，但他的耳根仍是红的，她一定说了一些尖刻的话。“她想和你说话。”他把电话推向我。

“我是菲利普。”我一边说一边顽皮地朝局长眨眼睛。

电话里传来一声带着怒气的冷笑声。“你和那个大胖子在做什么？”

“我们正在喝酒。”

“你必须和他一起喝吗？”

“现在是的，为了公事。我说，有什么新鲜事吗？我想你知道是什么意思。”

“没有。你知道吗，亲爱的先生，你那天晚上让我白白等了一个小时。我是不是让你觉得，我是能容忍这种事情的女孩？”

“我碰到麻烦了。今天晚上怎样？”

“让我想想——今天晚上——见鬼，今天是星期几？”

“不如我再打电话给你吧，”我说，“我今天晚上恐怕不行。今天是星期五。”

“骗子，”那轻柔的、沙哑的笑声又出现了，“今天是星期一。同样的时间，同样的地点。这次不会让我白等吧？”

“我再打电话给你吧。”

“你最好赴约。”

“我不能确定。我再打电话给你吧。”

“你就这么难邀请？我明白了，也许我是个笨蛋，这么缠着你不放。”

“的确是的。”

“为什么？”

“我是个穷人，但我有自己的原则，而这并不像你想象的那么随便。”

“浑蛋，如果你不赴约的话——”

“我说了我再给你打电话。”

她叹了口气。“所有的男人都一样。”

“所有的女人也都一样——只有少数几个除外。”

她又骂了我一句，然后挂断了电话。局长的眼睛睁得快要暴出来了。

他用颤抖的手将那两只酒杯倒满，把其中一杯推到我面前。

“原来是这么回事。”他沉思着说。

“她的丈夫并不在乎。”我说，“请别小题大做。”

他喝着杯子里的酒，脸上有一丝委屈的神色。他慢慢地、带着沉思的表情开始剥瓜子。我们看着对方的淡蓝色眼睛喝着酒，然后局长将酒瓶和酒杯都收起来，打开对讲机。

“让加尔布雷斯上来，如果他在的话。如果他不在，想办法帮我找到他。”

我站起来打开门锁，然后走回来坐下。没过多久，从门上传来了敲门声。局长喊了一声，海明威就进来了。

他迈着稳稳的步子朝办公桌走来，站在桌子的一头，带着谦卑的表情看着瓦克斯局长。

“认识一下菲利普·马洛先生，”局长亲切地说，“他是从洛杉矶来的私家侦探。”

海明威微微转过身看着我，脸上是一副从未见过我的木然表情。他和我握了手后，又转过身看着局长。

“马洛先生讲了一件非常古怪的事情，”局长说，样子显得很狡猾，就像幕后的黎塞留
[2] ，“是关于一个名叫阿姆托尔的人。他住在斯蒂尔伍德高地，是个巫师一类的人。马洛先生去拜访他时，你和布兰碰巧也在那儿，你们之间发生了一些争执。那些细节我都忘了。”他朝窗外望去，脸上带着那种忘记细节时该有的表情。

“可能弄错了，”海明威说，“我从没见过这个人。”

“这里面确实有个错误。”局长做梦似的说，“很小的事情，但仍然是个错误，马洛先生并不认为这是一件无足轻重的事。”

海明威又看着我，仍然面无表情。

“事实上，他对那个错误没有兴趣，”局长仍是一脸做梦的表情，“但他想去找住在斯蒂尔伍德高地的那个叫阿姆托尔的人。他想找人陪他去，我就想到了你。他想找一个能让他不吃亏的人陪他去。好像那位阿姆托尔先生有个凶狠的印第安人保镖，马洛先生有点怀疑自己一个人去可能控制不了局面。你可以找到那位阿姆托尔先生住的地方吗？”

“可以，”海明威说，“但斯蒂尔伍德高地不在我们的管辖范围之内，局长。这只是帮您的私人朋友一个忙？”

“可以这么说吧。”局长一边说一边看着左手的拇指，“当然，我们不想干任何违法的事。”

“是的，”海明威说，“我们不想那么干。”他咳嗽了一声，“我们什么时候去？”

局长亲切地看着我。“现在就可以，”我说，“如果加尔布雷斯先生觉得方便的话。”

“我奉命行事。”海明威说。

局长又打量了他一番，他的目光扫过他的全身，一英寸也不放过。“布兰警官今天怎么样？”他问道，嘴里还在嚼着一粒瓜子仁。

“很不好，腹腔发炎，”海明威答道，“非常危险。”

局长悲哀地摇摇头，然后抓住椅子扶手站起来，隔着桌子把他那粉红色的手朝我伸过来。

“加尔布雷斯会照应你的，马洛。你可以放心。”

“那么，您实在太客气了，局长，”我说，“真不知道该如何感谢您。”

“啐！这不需要感谢。这么说吧，我永远很高兴能为朋友的朋友效劳。”他朝我挤了挤眼睛，海明威看着他的眼睛琢磨着，表情有些茫然。

我们朝门口走去，局长还不停地说着客套话，几乎把我们送出了办公室。门关上之后，海明威看了看四周，然后盯着我。

“干得不错啊，小子。”他说，“看来我们对你了解得还不够。”

注释

[1] 麦金利（William McKinley，1843—1901），美国第二十五任总统（1897—1901）。

[2] 黎塞留（Cardinal Richelier，1585—1642），法国著名政治家。

33

车子沿着一条安静的住宅区街道无声无息地行驶。弯弯的胡椒树枝丫在空中交错，围成一个绿色的通道，它们几乎碰到了车顶。阳光从上面的枝丫间穿过来，在窄窄的叶片间闪闪烁烁。在街角有一个指示牌，上面写着“十八街”。

海明威开着车，我坐在他的旁边。他开得很慢，脸上布满沉思的神色。

“你告诉了他多少？”他下了决心问道。

“我告诉他，你和布兰去那儿把我带走了，然后在半山腰将我赶出车子，还在我的后脑勺上打了一棍。其他的事情我没告诉他。”

“你没告诉他二十三街和德斯康索街的事情？”

“没有。”

“为什么？”

“我想不告诉他的话，你可能会更愿意和我合作。”

“想得不错。你真的要去斯蒂尔伍德高地？或者那只是个借口？”

“只是个借口。我真正想从你这里知道的是，你们为什么要把我扔到那栋可笑的房子里，又为什么要把我关在那里？”

海明威思索着，他思索得如此费劲，以至于两颊的肌肉在发灰的皮肤下面鼓出一些小硬块。

“那是布兰干的，”他说，“就是那个矮个子。我没想让他打你，也没想让你走路回家，我没有真的这样想。那天我们只是在演戏，因为我们是那个巫师的朋友，有帮他挡麻烦的义务。如果我告诉你有多少人想找他的麻烦，你会大吃一惊。”

“令人难以置信。”我说。

他转过头来，灰眼睛里的眼神冷淡如冰。然后，他又转过头去透过积满尘垢的挡风玻璃往前看，脸上还是沉思的表情。

“那些老警察有时就是会手发痒想用警棍打人，”他说，“他们闲着没事就想打破一个脑袋。老天，我当时真的被吓着了，你像一袋水泥一样倒在地上，我狠狠地骂了布兰一顿。然后我们把你送到桑德伯格医生那儿，因为那儿离得比较近，他又是个不错的家伙，会照顾好你。”

“阿姆托尔知道你们把我送到那儿了吗？”

“绝对不知道。那是我们出的主意。”

“就因为桑德伯格是个不错的家伙，会好好照顾我，而且不会声张。如果我提出控告，这个医生也不会到庭为我作证。不过，我即使提出控告，在这个可爱的小城市也没有多少意义。”

“你要来硬的吗？”海明威沉思着说。

“我倒不会，”我说，“而且你也不会，否则，你可能会丢掉工作。你看看你们局长的眼神也应该知道，我这次是有备而来的。”

“好吧。”海明威说着朝车窗外吐了口痰，“其实我从一开始就没想要为难你，那只是虚张声势罢了。你还想知道什么？”

“布兰真的病了吗？”

海明威点点头，不过他的悲哀神色显得并不真诚。“千真万确。他前天开始肚子疼，昨天就很严重了，他们把他的阑尾割掉了。他还有希望，不过情况不太妙。”

“我们可不希望他就这么牺牲了，”我说，“他那样的家伙在任何警察局都是块料。”

海明威琢磨着我的话，一会儿后又往车窗外吐了口痰。

“好吧，下一个问题。”他叹息道。

“你告诉了我你们把我送到桑德伯格那里的原因，但没有说他为什么要把我关上四十八个小时，而且给我注射了很多麻醉药。”

海明威轻踩刹车把车停在街边，将他的两只大手挨着放在方向盘的下半部分，两个大拇指互相轻轻地搓来搓去。

“我想不出理由。”他的声音听起来很遥远。

“当时我的身上有一些证件可以证明我是私家侦探，”我说，“还有钥匙、钱、两张照片。如果他不大认识你们，可能会觉得我带着头上的伤进入他的房子只是我们耍的一个花招，会怀疑我想借此到他那儿调查情况。但我觉得他和你们很熟，他不会那样猜想。这一点让我很纳闷。”

“别再费脑筋了，伙计。这样你会更安全。”

“原来是这样，”我说，“但我对这不太满意。”

“在这件事情上，你得到了洛杉矶法律部门的支持，是吗？”

“什么事情？”

“关于桑德伯格的事情。”

“倒不尽然。”

“你还是没说是或不是。”

“我并没有那么重要。”我说，“只要他们愿意，洛杉矶法律部门的人，至少他们之间三分之二的人，随时都可以来这里，比如警察局的人和地方检察官手下的人。我有一个在地方检察官办公室工作的朋友，叫伯尼·奥尔斯，是调查组的组长。我以前也在那儿工作。”

“你把这件事情告诉他了吗？”

“没有。我有一个月没和他联系了。”

“你想告诉他吗？”

“除非它妨碍了我办理手上的这个案子。”“私人的案子？”

“是的。”

“好吧，你到底想知道什么？”

“桑德伯格真正是干哪一行的？”

海明威把手从方向盘上拿下来，朝车窗外吐了口痰。“我们现在正在一条漂亮的街道上，对吧？这儿有好房子、好花园、好气候，对吧？你肯定听说过很多坏警察的事情，对吧？”

“偶尔听说过。”我说。

“好吧，你认识几个警察能住在这样漂亮的街道上，房子前面有美丽的草坪和花园？我只认识四五个，他们全是刑事组的家伙，捞足了油水。像我这样的警察，就只能住在穷人区的小房子里。你想看看我住的地方吗？”

“你想说明什么？”

“听好，伙计，”这个大个子严肃地说，“你也许抓到我的小辫子了，但那也没什么用。警察变坏不一定是为了钱——不总是这样，甚至也不经常是这样。他们只是身不由己，奉命行事而已，他们不得不做一堆上面交代的事情。至于那个安坐在豪华办公室，穿着高级西装，呼出好闻的酒气，以为自己嗑两颗瓜子就会吐气如兰的家伙——他也并不能说了算，明白吗？”

“那么，那个市长是个怎样的人？”

“每个市的市长又都是什么样的家伙呢？政客罢了。你以为他是发号施令的人？你疯了。你知道我们这个国家出了什么毛病，小子？”

“我听说现在被冻结的资金太多了。”

“你想诚实本分也不行，”海明威说，“这就是这个国家的毛病。你要是诚实的话，就会生存不下去。你要么同流合污，要么饿肚子。很多浑球以为只要养着一堆联邦调查局的人就够了，九万个穿得干干净净、提着公文包的联邦调查局的人就那么顶用？他们那儿也肮脏得很，和我们这儿一样。你知道我是怎么想的吗？我想我们得把这个行业进行彻底的改革。就拿道德重整运动来说吧，这就有点意义。道德重整运动，这才有意义，小子。”

“如果湾城是道德重整运动的一个实例，我得吃颗阿司匹林。”我说。

“你可能太聪明了，”海明威轻声说，“你也许不这么认为，但你就是这样的。你可能就是太聪明了，就只能这么一直聪明下去而不想其他事情。我呢，我只是个笨警察，只会奉命行事。我家里还有个老婆和两个孩子，大人物叫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布兰也许可以告诉你一些事情，而我呢，我什么都不知道。”

“布兰真的得了阑尾炎？你确定他不是因为自己太卑鄙而举枪自戕？”

“别这样，”海明威将手上上下下拍着方向盘抱怨，“试试往好处想别人。”

“把布兰想得好一点？”

“他也是人——和我们一样，”海明威说，“他有罪——但他也是人。”

“桑德伯格是干哪一行的？”

“好啦，我不是已经告诉你了吗？也许我错了，我还以为你是可以听明白事情的人。”

“你不知道他是干哪一行的。”我说。

海明威掏出手帕擦了擦脸。“朋友，我真不愿意承认这一点，”他说，“不过你应该明白，如果我或布兰知道桑德伯格在从事某种非法勾当，我们就不会把你丢到他那里，或者你也不会活着出来。我自然说的是那种很严重的非法勾当，而不是拿着水晶球给老女人算命的那套小把戏。”

“我认为你们就是不想让我活着出来。”我说，“有一种叫做东莨菪碱的镇静剂，俗称实话剂，有时可以用来让人在不知情的状况下讲出真话。它不一定百用百灵，就像催眠术也常常失灵，但它有时很奏效。我好像被注射了很多这种东西，好让我说出我知道的事情。但桑德伯格只会通过三种途径知道我掌握的情况可能会对他不利——阿姆托尔可能告诉了他，或者驼鹿马洛伊可能告诉了他我去找过杰西·弗洛里安，或者他以为我被丢在那里是警察设的一个圈套。”

海明威沮丧地看着我。“我简直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他说，“驼鹿马洛伊是该死的谁啊？”

“他是个大块头，几天前在中央大道上杀了人。他的名字列在了你们的电讯通报里，如果你肯花时间读的话。说不定你们现在已经把通缉公告发布下去了。”

“那又怎么样？”

“桑德伯格把他藏在他那儿。那天晚上我溜出来的时候，我在那儿看到他了。他当时正躺在床上看报纸。”

“你是怎么出来的？你不是被锁在里面了吗？”

“我用从床垫上拆下来的弹簧把看门的人打昏了。我比较幸运。”

“那个大块头发现你了吗？”

“没有。”

海明威发动车子驶离街边，咧嘴笑着。“我们去看看，”他说，“怪不得，怪不得了，原来桑德伯格在窝藏罪犯。这么说，只要他们愿意出钱，他就会这么做。他那里的环境对于干那种事太理想了，而且还可以赚大钱。”

他加大油门，将车子转过街角。

“见鬼，我还以为他是在贩卖大麻烟呢，”他厌恶地说，“以为他有靠山。见鬼，我想得太小儿科了，那只是小买卖。”

“听说过数字赌博这一行吗？那也是小买卖，如果你只看片面的话。”

海明威将车子急速转过一个街角，摇了摇他的大脑袋。“对，弹珠赌博、宾果
[1] 赌博、赌马都不是大买卖，可是如果把它们加在一起，让一个人来控制，那就是另一回事了。”

“什么人？”

他又是一副面无表情的样子，嘴巴紧闭，我看得出里面的牙齿咬得很紧。我们正在德斯康索街上向东驶去。即使现在是下午，这条街仍然相当安静。当我们快到二十三街时，街道上不那么安静了。两个男人站在一棵棕榈树下，一副讨论研究的样子，好像在琢磨如何移走那棵树。桑德伯格的房子旁停了一辆车，但看上去里面没人。再往下半个街区，有人在查水表。

在白天看来这栋房子是一处令人心旷神怡的景观。房子前面的窗户下有一丛丛茂盛的香水月季，一棵金合欢树下围着一团团盛开的三色堇，一个扇形的篱架上爬满了含苞欲放的鲜红色玫瑰。此外，那里还有一片甜豌豆圃，一只黄绿色的蜂鸟正在里面灵巧地寻找着什么。这房子看起来像是喜欢园艺的有钱老夫妇住的。傍晚的阳光照在这房子上，更给它增添了一层庄严的宁静色彩。

海明威将车子慢慢驶过这栋房子，一丝紧张的微笑牵动着他的嘴角两边，他的鼻翼也在翕动。他在下个街角转弯，从后视镜里看了看，然后加大了油门。

开了三个街区后，他又把车停在街边，然后转过头狠狠瞪了我一眼。

“那是洛杉矶的警察，”他说，“棕榈树旁边的两个家伙中有一个叫唐纳利，我认识他。他们在监视那栋房子。你没把那件事告诉你城里的朋友，是吗？”

“我告诉你了没有。”

“局长会气坏的，”海明威骂着，“他们跑到这儿搞突然袭击，连招呼都不跟我们打一个。”

我一声不吭。

“他们抓到驼鹿马洛伊了吗？”

我摇摇头。“据我所知，到目前为止还没有。”

“你到底知道多少，朋友？”他轻声问道。

“还不够多。阿姆托尔和桑德伯格之间有什么关系吗？”

“据我所知没有。”

“谁在掌控这个城市？”

他默不作声。

“我听说一个叫莱尔德·布鲁内特的赌徒花了三万元选了个市长，我还听说他开了一家叫贝维迪的夜总会，还经营着海面上那两艘赌博船。”

“也许吧。”海明威礼貌地说。

“在哪里可以找到布鲁内特？”

“为什么要问我，小子？”

“如果你在这个城市里没有藏身之地，会逃到哪里去？”

“墨西哥。”

我笑了起来。“好吧，你再帮我个忙行吗？”

“我很乐意。”

“送我回市中心去吧。”

他把车开离街边，熟练地驾驶着它沿着一条僻静阴凉的路往海边驶去。车行驶到了市政府前，转进警察专用停车场。我下了车。

“有时间就来看看我，”海明威说，“那时我可能已经被派去洗痰盂了。”

他伸出他的大手。“没有伤感情吧？”

“道德重整运动。”我一边说一边和他握手。

他咧开嘴开心地笑了。当我正准备离开时，他又把我叫回去，小心地看看四周，然后将嘴巴凑到我的耳朵旁。

“那些赌博船好像在这个城市和这个州的管辖范围之外，”他说，“它们是在巴拿马注册的船只。如果是我——”他突然停下来，这时他那双暗淡的眼睛里有一丝忧虑的神色。

“我明白了，”我说，“我也是这么想的。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要费那么大的劲让你和我想到一起来，可这没有用——一个人没有用。”

他点点头，然后又微笑了。“道德重整运动。”他说。

注释

[1] 宾果（Bingo），一种填写格子的数字游戏。

34

我平躺在一家海滨旅馆的床上，等着天黑下来。这是一间面朝大海的很小的房间。我身下的这张床硬得要命，床垫只不过比铺在它上面的毯子略厚一点而已。有一根弹簧坏了，正顶着我的左后背，我忍受着这不舒服的感觉躺在那儿。

霓虹灯的灯光反射到天花板上，照在那儿一闪一闪的。当整个房间都是嫣红的时候，天就已经够黑了，我就可以出去了。从旅馆外面他们称为高速公路的那条小路上，不时地传来汽车的喇叭声，从我房间的窗户下传来或轻或重的行人的脚步声，还有模糊不清的低语声。透过生锈的纱窗飘进来的空气里，有一股不新鲜的炸油气味。一个能听得很清楚的从远处传来的声音叫喊着：“尝尝吧，各位。尝尝吧，香喷喷的热狗，快来尝尝吧。”

天色渐渐暗下来。我躺在那儿想着一些事情，脑子里的思绪缓缓地、悄悄地浮动着，仿佛它正被一双严厉的、冷酷的眼睛盯着。我想到了一双死鱼般的眼睛瞪着没有月亮的天空，那下面的嘴角流着黏糊糊的黑色的血。我想到了龌龊的老女人，她们被人拽着头撞击床柱，死在她们肮脏的床上。我想到了一个金发男子，他心里害怕却又不知道自己在害怕什么，他敏感地知道有些不对劲，却又太愚蠢而猜不出哪里不对劲。我想到了容易追求到的美丽的有钱女人。我想到了苗条、善良、好奇心很强的独居女孩，她们也可以通过各种方式很容易被追求到。我想到了警察：不清白却也不是完全那么坏的凶狠的警察，如海明威；胖嘟嘟、捞足了油水、说起话来像商会会长的警察，如瓦克斯局长；干瘦、精明、冷酷的警察，如兰德尔，他们又聪明又能干，可是手脚被束缚住，无法干净利落地办案；苦恼的老警察，如纳尔蒂，他们已经放弃努力。我也想到了印第安人、心理医生，还有给人注射麻醉药的医生。

我想到了许许多多的事情。天色更加黑了，嫣红的霓虹灯灯光此时将天花板照得通红。我从床上坐起来，把双脚放到地上，揉了揉脖子。

我站起来，走到房间角落里的水池旁，往脸上浇了些凉水。过了一会儿，我感觉舒服了一点，但只是一点点而已。我需要一杯酒，我需要很多人寿保险，我需要一个假期，我需要一个乡间的家，但我所拥有的只是一件外套、一顶帽子、一支枪。我把衣服穿好，把枪套好，走出了房间。

旅馆里没有电梯，走廊里有股霉味，楼梯的扶手上满是灰尘。我走下楼梯，将钥匙丢在柜台上，告诉他们我要退房。一个左眼皮上长着一颗痣的职员点点头。一个穿着磨破了的制服的墨西哥行李生，从一棵大概是全加州最脏的橡胶植物后走出来准备帮我提行李。我没有任何行李，可他是一个墨西哥人，所以他还是替我开了门，礼貌地朝我微笑。

外面狭窄的街道上散发着难闻的气味，人行道上挤满了脑满肠肥的人。街对面有一家宾果游戏店，里面人声嘈杂；在它的旁边，两个水手和他们的女朋友正从一家照相馆出来，他们大概刚刚拍了几张骑着骆驼的照片。卖热狗的小贩的喊声破空而来，显得异常尖利。一辆蓝色的公共汽车沿着这条街道往一条小小的环形路驶去，一路喇叭按个不停。那条环形路是它们转弯掉头的地方。我朝那个方向走去。

走了一会儿，飘来一阵淡淡的海的气味，不是很浓，但是能让人们想起这里曾经是一片开阔干净的海滩，波浪在这里冲刷，泛起白色的泡沫；海风轻轻地吹拂，空气里不仅仅有炸油和冷汗的气味。

街边的小公共汽车在宽宽的水泥路上缓缓地行使，我跳上车，一直坐到终点站。我坐在一张凳子上，四周安静清凉，一大团褐色海草几乎就在我的脚下。远处那两艘赌博船已亮起灯来。当那辆小公共汽车又开回来时，我上了车，回到了我刚才离开旅馆的那个地方。如果有人跟踪我，那他实在太高明了。我想不会有人跟踪我，在这个“干净”的小城里，犯罪事件少之又少，警察对跟踪这种事应该不在行。

在灯光的照射下，可以看到黑色的码头的轮廓。它一直往前延伸，消失在黑漆漆的夜色和大海中。空气中还有油腥味，但海的气息也夹杂其中。那个卖热狗的人仍在吆喝：“尝尝吧，各位，尝尝吧。香喷喷的热狗，快来尝尝吧。”

我看着这个小贩用一支长长的叉子拨弄白色烤肉架上的香肠。即使还不到季节，他摊子上的生意还是很好，我等了好一阵才等到他稍微清闲一点，可以和他说上话。

“最远的那艘叫什么名字？”我用我的鼻子朝着那个方向示意。

“蒙地切罗号。”他稳稳地瞟了我一眼。

“普通收入的人玩得起吗？”

“怎么玩呢？”

我笑了起来，装出一副不屑的样子。

“热狗哦，”他又开始叫卖，“各位尝尝吧。”然后他又降低了声音，“女人？”

“不是。我想着的是一间清静的房间，有柔和的海风，有上好佳肴，而且没人来打扰我，就像度假一样。”

他走开了一点。“你说的话我一个字也没听到。”他说着又开始叫卖。

他又做了几笔生意。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要在这个人身上耗费时间，可能就因为他的那张脸。一对穿短裤的年轻男女走过来买了热狗又离开了，男的把手搭在女孩的胸部，两人互相吃着对方的热狗。

那个小贩又朝我走近一码，用眼睛上下打量我。“我现在应该吹口哨轻松轻松了，”他说，然后停顿了一下，“你得花费一点。”

“多少？”

“五十元，不能少于这个数，除非你有可利用之处。”

“这座城市以前是个好城市，”我说，“是个可以躲上一阵的城市。”

“我想它现在还是。”他懒洋洋地说，“但你为什么要问我？”

“我也不知道。”我说，然后丢了一张一块钱的钞票在他的台子上，“把它存起来吧，或者继续吹口哨。”

他抓起那张钞票，将它纵向对折一道，横向对折一道，接着又折了好几道，然后把它放在台子上，用中指抵着拇指一弹，钞票折便轻轻打在我的胸前，又无声地落到地上。我弯下腰把它捡起来，很快转了个身，但是没发现我身后有像警察的人。

我靠着那个台子又把钞票放回去。“一般人不会把钱朝我丢过来，”我说，“都是递的，你能不能也那样做？”

他拿起钞票把它展平，又在围裙上擦了擦，然后打开收银箱，把它丢进抽屉。

“大家都说钞票不臭，”他说，“有时我很怀疑。”

我什么都没说。又有一些顾客过来买了热狗走开了。夜晚的空气很快就变凉了。

“要是我就不去皇冠号，”小贩说，“那是专让普通的小角色去的。你看起来像个侦探，不过那是你自己的事。我只是希望你的游泳技术还不错。”

我离开了他，想着自己为什么首先就找了他。那只是直觉。直觉有可能欺骗你。在某个瞬间，你带着满嘴的直觉醒来，不闭上双眼把菜单琢磨透就不能点一杯咖啡，那只是直觉而已。

我四处走走，想看看我身后有没有什么人在跟踪我。然后，我打算找一家没有那么大油味的餐馆。最后我找到了一家前面有紫色霓虹灯招牌的餐馆。在一个芦苇做成的帘子后有一个酒吧，一个棕红色头发的英俊男子俯身坐在一架钢琴前，他一边按着琴键，一边动情地唱着《星光梯子》，但那歌声却缓了半个节拍。

我喝了一杯纯马天尼酒，然后快步穿过帘子来到餐厅。

晚餐才花了八毛五，味道就像被丢弃的邮包。至于那个侍者的模样，他看起来好像随时可以为了两毛五打我一顿，可以为了六毛钱割断我的喉咙，可以为了一块五毛钱再加上税把我装在水泥桶里丢进海里喂鱼。

35

只花两毛五就被载着走了这么长的路程，其实很划得来。这艘水上出租艇是一艘旧艇，只有四分之三的艇身上了油漆、装了玻璃。它载着我们从各种抛锚的游艇间钻出去，又绕过了防浪堤尽头的那块大石头。大浪常出其不意地扑打过来，震得小艇像个软木塞一样漂来荡去。这时还是晚上较早的时候，因此艇上有足够的地方让你呕吐。艇上除了我，另外只有三对情侣和一个驾驶员。那个驾驶员长相彪悍，重心偏在左臀上，因为右臀口袋里有一个黑色的皮革枪套鼓了出来。我们一离开岸边，那三对情侣就开始互相亲吻。

我回头望着湾城的夜景，尽量想忘掉那倒胃口的晚餐。那些分散的灯光越聚越拢，变成夜空这个展示橱窗中的一条宝石手链，然后它又渐渐缩成浅橘色的光点，逐渐消失在海浪的边缘。那是一长排平缓的海浪，没有白色的浪花在跳跃。我坐在艇上觉得很安适，暗自庆幸在吃晚餐时没有喝威士忌。出租艇随着海浪一颠一颠地前进，平稳中带着凶险，好像眼镜蛇在翩翩起舞。空气中带着湿气，这种阴冷是折磨水手们下半生的关节炎的病因。红色霓虹灯勾画出的皇冠号的轮廓在我们的左边慢慢变淡，在灰暗的大海中变得模糊不清，但一会儿后，它又在我们的视野中闪闪烁烁。

我们和那艘船保持了很长一段距离，它远远地看去显得很漂亮。一阵轻微的音乐声从船上越过水面飘来，隐隐约约宛如仙乐。皇冠号在海面上缓缓地漂着，平稳得像拴了四条锚链的码头。上船的阶梯那儿灯火通明，就像戏院的入口。然后，这一切都越来越远，渐渐模糊起来，而另一艘更旧、更小的船在黑夜中露出了它的轮廓，离我们越来越近。它外表不起眼，是一艘远洋货轮改装而成的。船身锈迹斑斑，甲板上的部分被截掉了。甲板上有两根粗短的桅杆，上面装着无线电天线。这艘蒙地切罗号也有灯光，还有音乐从它那儿传到黑漆漆的海面上。这时那三对亲密的情侣停止了拥抱、亲吻，对着这艘船哧哧地笑起来。

出租艇这时来了个大转弯，艇身倾斜到让乘客们心惊胆跳，然后它在登船梯子的麻绳扶手旁停下来。出租艇的引擎在夜晚的雾气中空转着并打着逆火。

驾驶员将艇拴稳在赌博船的登船处。一个眼睛又黑又大、穿着钉了亮晃晃的扣子的蓝色礼服的家伙，展开大而带点邪气的嘴角露出一个微笑，用手拉着船上的女孩帮助她们爬上赌博船。我是最后一个。他随意却利落地打量着我，使我立即醒悟了他是干什么的。然后，他又随意利落地撞到了我的枪套，这使我更确定了。

“不行，”他小声说，“不行。”

他沉着的声音带着沙哑，这明明就是恶魔偏要硬充斯文。他向那个驾驶员点着下巴，驾驶员随即将一个绳圈套住缆柱，将方向盘略微调整一下，然后爬到登船处，站到我的后面。

“小子，不允许带枪，那种东西都不允许带上船，对不起。”穿礼服的人用低沉的声音说。

“我可以把它留在这里，这不过是我衣服上的配件。我有公事要见布鲁内特。”

他似乎觉得我的话有点好笑。“没听说过他，”他微笑着说，“快点走，小子。”

驾驶员抓住了我的右胳膊。

“我要见布鲁内特！”我像个老太太一样疲惫而脆弱地喊叫。

“我们不要争了，”那个长着又大又黑的眼睛的家伙说，“我们现在不在湾城，甚至不在加州，而且老实说，我们甚至不在美国呢！赶紧滚吧！”

“回到艇上去，”驾驶员在后面声色俱厉地吼叫，“我把那两毛五还给你。走啊！”

我回到艇上，那个穿礼服的家伙带着狡猾的微笑看着我。我也盯着他，直到那微笑渐渐消失，脸庞渐渐消失，灯光中只剩下一个黑暗的身影为止。我盯着那身影，腹中突然有一种强烈的饥饿感。回程似乎更长，我和驾驶员都没说话。当我在码头从艇上下来时，他还给了我两毛五。

“下回再来吧，”他疲倦地说，“等我们有空位子的时候。”

六七个等着上船的乘客听到这话都盯着我。我从他们身边走过，穿过浮板上小小的候船室的门，向岸边浅浅的台阶走去。

这时，一个长着红头发的粗壮的人从栏杆上直起身子，漫不经心地撞了我一下。他穿着脏兮兮的球鞋、满是油渍的裤子和破旧的水手毛织衫，脸上还有一条黑道。

我停下脚步。他看上去太高大了，至少比我高三英寸，比我重三十磅，但这时我很想朝某个人的门牙狠狠打一拳，即使我的胳膊僵硬。

街上的光线很暗，而且集中在他的身后。“怎么了，老兄？”他慢条斯理地说，“没在那艘船上摔跟头吧？”

“回去补补你那件衣服吧，”我对他说，“你的肚子都露出来了。”

“这还不是最差的，”他说，“你薄外套下的那支枪也鼓出一大块。”

“这和你有什么关系？”

“老天，一点关系都没有。我只是好奇，不是故意要冒犯你，朋友。”

“好吧，那就滚远点。”

“当然，我只是在这儿歇歇。”

他懒洋洋地笑起来，声音温和，腔调软得和他的大块头实在不相称。这时，我想起了另一个我莫名其妙地喜欢的大汉，他的声音也很轻柔。

“你的方法不对。”他有些沮丧地说，“叫我雷德吧。”

“闪一边去，雷德。人都有犯错误的时候，我不过是失手了。”

他若有所思地这里瞧瞧那里看看，然后把我带到浮板上的棚子下的一个角落里，这里看上去较为僻静。

“你想上蒙地切罗号吗？我能让你上去，只要给我一个理由。”

一些衣着鲜艳、神色欢愉的人从我们身边走过去，我等着他们走远。

“那么这个理由值多少钱？”

“五十元，如果在我的船上流了血，再加十元。”

我准备从他的旁边绕过去。

“二十五元。”他轻轻地说，“如果你和朋友一起回来，只要十五元。”

“我没有朋友。”我说着走开了，他并没有拦住我。

我沿着那条水泥路向右走到一个地方，小电车在那儿来来去去，它们就像婴儿车一样缓缓地行驶，发出轻轻的喇叭声，那声音轻得甚至都不会惊动孕妇。在第一个码头的下面有一个灯光明亮的宾果游戏店，里面早已挤满了人。我走进去靠墙站在几个玩家的后面，这儿还站着许多别的人，都在等位子。

我看着电子显示板上的数字，听着主持人报号码，想看看有没有在里面作弊的枪手，但是没发现，就想转身离开。

我的旁边出现了一个蓝色的、散发着焦油味的高大身影。“是没钱还是舍不得花钱？”那个温软的声音在我的耳边响起。

我又看看他。他有一双你从未亲眼见过但听闻已久的所谓紫罗兰色的眼睛，几乎接近紫色了。它们就像一个女孩，一个可爱的女孩。他的皮肤柔滑如丝，是淡红色的，是永远也晒不黑的那种淡红色，它实在太娇嫩了。他比海明威块头还要大，而且比他年轻很多。他又不像驼鹿马洛伊那么高大，但看上去很灵活。他头发的颜色是泛着金色的红色。但除了那双眼睛以外，他的脸的其他部分看起来完全像个农夫，没有那种不自然的、抢眼的英俊味道。

“干哪一行的？”他问，“侦探？”

“我为什么要告诉你？”我吼着。

“我猜就是这样，”他说，“二十五元太贵了？不能报销？”

“不能。”

他叹了口气。“反正我那也是个馊主意，”他说，“他们会把你碎尸万段。”

“我不会对这感到惊奇。你又是干哪一行的？”

“这里那里打打零工。我以前是警察，他们把我开除了。”

“为什么要告诉我这些？”

他看起来很吃惊。“这都是真的。”

“你说的可能是实话。”

他微微一笑。

“你知道一个叫布鲁内特的人吗？”

那个淡淡的微笑仍挂在他的脸上。三个高叫“宾果”的声音依次响起，他们的效率倒很高。这时，一个长着鹰钩鼻、两颊塌陷、穿着一件皱皱巴巴的外套的高个儿男子走近我们，他也靠在墙上，但没有看我们。雷德凑过去问道：“朋友，想听什么吗？”

高个儿咧嘴笑笑走开了。雷德也笑了，他砰的一下又靠到墙上，使那屋子都轻轻震动了一下。

“我认识一个人，他对付得了你。”我说。

“我希望多一些这种人。”他严肃地说，“大个子花销大，很难找到适合他们块头的东西，吃穿都花费很多，睡觉时连脚也伸不开。这么说吧，你可能觉得这里不是个谈话的好地方，其实不然。这里只要有密探，我都看得出来，其他人只关心那些游戏号码出来没有。我有一艘小艇，上面有个水底旁通管。我是说，我可以借到这样一艘小艇。沿着那条路走下去，那边有一个没有灯光的码头。我知道蒙地切罗号有个运货舱口，我能把它打开。我有时会送货去那儿，甲板下没有多少人。”

“他们有探照灯和守卫员。”我说。

“那没关系。”

我拿出钱包，掏出一张二十元和一张五元的钞票，将它们抵着我的肚子折成一个小块。那双紫色的眼睛似看未看地对着我。

“单程多少钱？”

“我说了十五元。”

“行情涨了。”

一只沾了焦油的手把钞票拿过去。然后，他悄悄地离开了，消失在门外的黑暗中。那个长着鹰钩鼻的男子走到我的左边小声说：“我觉得我认识那个穿水手服的人。他是你的朋友？我见过他。”

我没有搭理他，从墙边直直地走向大门口，然后左转，看着一个高高的头在我前面一百英尺的地方从一个路灯下移到另一个路灯下。几分钟以后，我转到了两个贩卖亭中间的空地上，长着鹰钩鼻的男子又出现了，他看着地面慢慢地迈着步子。我走出来站到他的身旁。

“晚上好，”我说，“我可不可以赌猜你的体重来赚两毛五？”我朝他的身上靠过去，那件皱皱巴巴的外套下果然有支枪。

他面无表情地看着我。“我是不是非得把你抓起来呢，小子？我是被派到这儿维护治安的。”

“谁扰乱了治安？”

“你那个朋友看起来很面熟。”

“那应该是，他是个警察。”

“噢，见鬼，”长着鹰钩鼻的男子颇有耐性地说，“原来是这样。晚安。”

他转身沿着来时的路往回走。那个高高的头现在不见了，不过我一点都不担心。那个家伙没什么让我可担心的。

我继续慢慢地往前走。

36

远离了路灯，远离了小电车的嘟嘟声，远离了炸油和爆玉米花的气味，远离了观看西洋景的尖叫的孩子们和站在他们旁边吆喝的招徕者，远离了一切，这时只剩下海洋的气息，突然映入眼帘的海岸线，还有波浪拍打在鹅卵石上形成的白色泡沫。我几乎独自一人走着，身后一片沉寂，那些璀璨耀眼的灯光也变成了微微发颤的光点。然后，我看见一个没有灯光的码头直直伸向黑暗的大海中。应该就是那个码头，我拐了个弯朝它走过去。

雷德站在码头前面的一个箱子上仰头对我说：“对，你就一直往前走到下海的台阶那儿，我现在去把艇开过来，让它发动起来。”

“海边的警察刚才在跟踪我，就是宾果游戏店里的那个家伙，我不得不停下来和他说了会儿话。”

“那小子叫奥尔森，专门抓小偷的。他也很不错，只不过有时会偷个钱包再栽赃给别人。这种人算好的了，不是吗？”

“恐怕对湾城来说是这样。我们开始吧，我想可能要刮风了，雾被吹散了可不好，虽然不大，对我们可大有帮助。”

“雾不会这么快散去的，应该能持续到让我们躲过探照灯。”雷德说，“那艘船的甲板上配备了好几挺机关枪呢！你到码头前面去，我马上就来。”

他的身影消失在黑暗中。我走到码头最前面，脚底下是滑溜溜的木板，远处有一排肮脏低矮的栏杆，还有一对情侣依偎在一个角落里，不过他们很快就走了，那个男人一边走一边骂。

我听着海浪拍打木桩的声音，这样整整过了十分钟。一只海鸟在黑暗中盘旋，一个灰色翅膀从我的视野中掠过，然后又消失了。高空中有一架飞机在嗡嗡地响。然后，远处传来了引擎转动的声音，那轰鸣声持续不断，就像六辆大卡车的引擎在同时转动。一会儿后，那声音减弱了，然后忽然就停下来了。

时间又过去了几分钟。我回到下海的台阶那儿，像猫踏过湿湿的地板那样小心翼翼地从台阶上走下去。我的视线里出现了一大团黑影，而且我还听到了碰撞声。接着，一个声音说：“好了，上来。”

我上了艇，坐在挡板下面他的旁边。艇在水面上轻快地驶出去，这时它的排气管没有发出声音，但艇身两边被激起的浪花发出噗噗声。慢慢地，湾城的灯光又一次变成一些遥远的亮点，在它们的前面是翻腾的海浪。我又一次看到璀璨的皇冠号滑到了远远的一边，它就像T台上的模特儿一样骄傲炫目。蒙地切罗号的舷窗在我的眼前又一次从黑色的太平洋上显现出来，探照灯的灯光在它周围的海面上稳稳地、缓缓地扫射，就像灯塔上射出来的光束一样。

“我很害怕，”我突然说，“害怕极了。”

雷德减慢艇速，让它随着海浪的起伏上下颠簸着，仿佛底下的水流动不已，艇还停留在原位。他转过脸看着我。

“我害怕死亡和绝望。”我说，“我害怕黑色的海洋。我害怕淹死的人的脸，还有上面有两个空空的眼窝的骷髅头。我害怕死去，害怕不存在，害怕找不到一个叫布鲁内特的人。”

他哧哧地笑起来。“有一会儿我还以为你说的是真的，你说的还真像那么一回事。布鲁内特在什么地方都有可能。他有可能在这其中的任何一艘船上，有可能在他开的夜总会里，有可能在东部，有可能在雷诺赌城，也有可能穿着拖鞋在家呢。你就要找他？”

“我要找一个叫马洛伊的人，他是一个残忍的大块头，因为抢劫银行在牢里待了八年，不久前才从俄勒冈州立监狱出来。他现在正躲在湾城。”我把事情说给他听了，说了一大堆不该说的话，这一定是因为他的那双眼睛。

最后，他想了想，然后慢慢地说了很长一段话。他的话语中好像有一缕一缕的雾气，听上去比实际上显得更有智慧，但可能不是这样。

“你说的有些有道理，”他说，“有些没有，有些我不知道，有些我知道。如果这个桑德伯格专门窝藏犯罪分子，贩卖大麻，派人去抢劫放荡不羁的有钱女人的珠宝，他是有可能和市政府勾结在一起的。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市政府知道他的每一个勾当，也不意味着每个警察都知道这种勾结。可能布兰知道这些事情，那个你叫他海明威的人不知道。布兰的确是个坏家伙，另外那个家伙只不过是个咋呼警察，无所谓坏不坏，堕落或正直，充满勇气或只是笨，他就像我一样，以为当警察是个谋生的正当途径。至于那个心理医生，我弄不清他的情况，他在全世界最好收买的城市湾城弄到了很多保护伞，有必要时就用了。你不会知道像他这种家伙到底想干什么，所以也不会知道他有没有良心，或他害怕什么。也许他也有人性，只是偶尔会打某个顾客的主意，而那些有钱女人比纸娃娃还容易欺骗。所以我的直觉是，你之所以会被关在桑德伯格那儿，只不过是布兰知道桑德伯格如果发现你真正的身份会害怕——而他们告诉桑德伯格的事，可能确实和桑德伯格告诉你的一样，你是在街上头昏脑涨地游荡时被他们发现的——桑德伯格不知道应该拿你怎么办，他既不敢放你走，又不敢打昏你。过了一阵，布兰就会去敲诈他一笔。就是这么一回事，他们碰巧可以利用你，于是就这样做了。布兰可能也知道马洛伊的事情，他不可能不知道。”

我一边听他说话，一边看着慢慢扫过的探照灯灯光，以及右边远处来来去去的出租艇。

“我知道这些家伙是怎么想的，”雷德说，“警察的麻烦并不是他们笨或坏或凶狠，而是他们以为当了警察就比以前多了点什么。过去可能是这样，现在情况可不同了，他们上面有太多的精明人。说到这儿，我们就该谈谈布鲁内特勒。他自己不管这个城市，他一点也不在乎这些。他花了大把钞票选了个市长，然后就没有人去找他的赌博船的麻烦了。如果他想要什么特别的东西，别人就会给他找来。比如，前一阵他有个当律师的朋友因为醉酒开车肇事被抓起来了，布鲁内特就帮他把罪名减轻为过失驾车。就为了办成这件事，他们把警察局的记录都改了，这也是犯罪啊！这样你应该知道是怎么回事了吧。他的勾当是赌博，但是这年头各种勾当都是连结在一起的，所以他也可能贩卖大麻，或者他把这事交给他手下的人去做，而他从中提成。他可能认识也可能不认识桑德伯格，但他不会去抢劫珠宝。你想想那些家伙为了区区八千元要费多大的劲，如果怀疑布鲁内特有份，这真是太可笑了。”

“是啊。”我说，“这里面还有一个人被杀了呢——记得吗？”

“那也不会是他干的，他也不会指使别人去干。如果那是布鲁内特干的，你是不会发现任何尸体的，你永远都不会知道一个人会把什么东西缝在衣服里，为什么要冒这个险呢？瞧，连我都能为你的二十五元做这么多事情，而布鲁内特能花大钱，他还有什么事情办不到呢？”

“他会指示别人去杀人吗？”

雷德想了一会儿。“他可能会，也许还做过这种事，但他不是个凶残的家伙。他们这种人是新型人物，我们不能把他们和以前的强盗流氓相比。他们不再是那些警察局局长在广播里痛骂的恶棍，说他们会杀女人杀小孩，但一见到警察就下跪求饶。他们不应该向公众宣传这一套的。警察和杀手中的确都有胆小怯懦的，可两边都没有多少。至于那些大人物，像布鲁内特——他们可不是靠杀人爬上去的，他们靠的是胆识和头脑——他们也不需要像警察那样得靠人数多。最重要的是，他们是商人，一切所作所为都是为了钱，和其他商人一样。有时有些家伙会挡了他们的路，好吧，把他干掉，但他们在下手前是会盘算好的。见鬼，我为什么要在这儿向你发表演讲？”

“像布鲁内特这种人是不会愿意窝藏马洛伊的，”我说，“在他杀了两个人之后。”

“不会，但除非这里面有金钱以外的因素。你想回去吗？”

“不！”

雷德将手放到方向盘上。小艇加快了速度行驶。“别以为我喜欢这些败类，”他说，“我恨透他们了。”

37

探照灯只不过在离船一百英尺左右的周遭扫来扫去，就像一个苍白的、迷蒙的手指掠过海面，看上去这里面似乎是装样子的成分居多，尤其是在晚上的这个时候。如果有人计划抢劫这样一艘赌博船，就会需要很多帮手，而且会拖到凌晨四点左右动手，因为那时赌客渐渐稀少，只会剩下几个还在努力扳回本钱的输家，而那时船员们也疲惫迟钝了。即使如此，这仍然不是赚钱的好方法，以前有人失败过。

一艘出租艇转了个弯来到登船处，等上面的乘客上船后又开走了。雷德把快艇停在探照灯的扫射范围之外，让引擎空转。如果那些人把探照灯往上照照，纯粹只为好玩，他们会发现我们，不过所幸没有。探照灯懒洋洋地扫射着海面，阴暗的海水在灯光的照射下闪出亮光。小快艇快速穿过探照灯的区域向船靠近，经过了船尾两条锈迹斑斑的巨大锚链。然后，我们小心翼翼地向满是油污的船身靠近，就像旅馆警卫用含蓄的方法把皮条客赶出大厅一样。

我们的头顶上隐隐出现了一扇对开铁门，离我们并不近，而且就算我们够得着，似乎也打不开，它看上去显得太沉了。我们的小快艇不时会碰触到蒙地切罗号的船身。浪涛徐徐拍打着我们脚底的艇身。黑暗中，一个高大的身影在我身边站起来。接着，一盘绳卷被抛向空中，它套住了什么东西后，末端掉下来打在水面上。雷德用一个钩子把绳子钩回来，扯紧，然后将末端绑在引擎罩上。周围雾蒙蒙的，使这一切看起来很虚幻，而空气湿冷得就像消散了的爱情。

雷德凑到我的旁边，呼出的气息搔到我的耳后。“它拴得太高了，如果一阵大风刮来，它可能会脱开。就算这样，我们还是要爬上去。”

“真的等不及了。”我发着抖说。

他把我的手放在方向盘上，按照他的需要调整了小艇的方位和引擎的转速，并让我把住。船身上钉着一个铁梯，它沿着船身形成一个弧度，但梯子的横杠大概和上了油的柱子一样滑。

爬那个梯子恐怕和爬办公大楼的屋檐一样刺激。雷德将手在裤子上使劲擦了擦，伸手抓住绳子，无声地将自己甩出去，用脚钩住铁横杠。他几乎让自己的身子和梯子形成一个直角，使自己能够得到更大的牵引力。

探照灯的灯光现在离我们很远了。灯光照射在海面上，那反光把我的脸照得一清二楚，但什么动静也没有。然后，我的头顶上传来沉重的铰链移动的闷声，一道微弱的、阴森的黄色光线在雾气中闪了一下又消失了。这时，一个运货舱口一半的轮廓显现出来了。那运货舱口不可能是从里面锁着的，我猜不透这是为什么。

从上面传来了一个低语声，它并没有特别的语义。我于是离开方向盘开始往上爬，这真是我这一生中最辛苦的一段行程。我气喘吁吁地爬了上去，来到了一个散发着腐臭味的货舱里。这里散乱地堆放着箱子、桶、绳卷和生锈的铁链，黑暗的角落中有老鼠在吱吱叫。从稍远的一扇窄窄的门那儿射进来一道黄色灯光。

雷德又将他的嘴巴凑近我的耳朵。“我们要偷偷地从这儿去锅炉房，那儿会有一个备用的蒸气发动机，这种船不使用柴油。他们在下面可能会留一个人看管。在上面的那些人能多挣一倍的钱，就是那些发牌的人、守卫、侍者之类的。他们都是以船员的名义签了约上船的。在锅炉房，我会把你带到一个没有栅栏的通风口那儿，它可以通往甲板。一般的人是被禁止上甲板的，不过到了那儿就全靠你自己了——只要你还活着。”

“你在这船上一定有亲戚。”我说。

“还有更好玩的事呢。你很快就会回来吗？”

“我应该从甲板上跳下去。”我拿出钱包，“我觉得这值得多付点钱。拿去吧，把我的尸体当成你自己的那样处理吧。”

“你不再欠我钱了，朋友。”

“我是在付回程的费用，即使我可能用不着。快拿去，免得我哭出来。”

“需要帮手吗？”

“我需要的是巧舌如簧，而现在我的舌头笨得很。”

“把你的钱收回去，”雷德说，“你已经付过回程的钱了。我看你是有点害怕。”他抓住我的手。他的手坚实有力、温暖而又有点潮湿，“我知道你害怕。”他低声说。

“我能克服，”我说，“我有我的方法。”

他带着一个我在那种光线下看不清楚的奇怪表情转过身。我跟着他从那些箱子、桶中间穿过去，迈过那扇门的铁门槛，走进一个长长的、昏暗的、散发着轮船气味的通道。走过那个通道，我们就来到了一个四周带铁栅的平台，那上面滑腻腻的。然后，我们又艰难地走下一段滑溜溜的铁梯。这时，空气中充满了油燃烧时发出的嗞嗞声，压过了一切杂声。我们从一堆堆的废钢烂铁中穿过，朝着发出嗞嗞声的方向走去。

拐了一个弯后，我们看到了一个又矮又脏的意大利人，他穿着紫色的丝质衬衫，坐在一张铁网椅子上，正就着垂下来的一个没有灯罩的灯泡读一份晚报。他的手指漆黑，脸上戴着一副钢丝边眼镜，式样老得像他的祖父那辈人戴的。

雷德无声无息地走到他的身后轻轻说：“嘿，矮子，小子们都好吗？”

那个意大利人猛地张开嘴巴，倒抽了一口凉气，一只手按在他那紫色衬衫的敞口处。雷德一拳打到他的下巴上，牢牢地抓住了他，然后将他轻轻地放倒在地上，接着把他的紫色衬衫撕成长条。

“这可能会比刚才那一拳让他更不舒服，”雷德轻声说，“我这样做，是因为穿过通风口时会在下面发出很大的声音，不过他们在上面听不到。”

他利索地把那个意大利人捆起来，又在他的嘴里塞上布条。然后，他把意大利人的眼镜折叠好，放在安全的地方。接着，我们走到那个没有栅栏的通风口前。我抬头看了看，里面一片漆黑。

“再见了。”我说。

“也许你需要一个帮手？”

我像一只落水狗一样使劲地摇头。“我需要一支海军来帮我。但是，我要么一个人干，要么不干。再见。”

“你要待多久？”他的声音里还是透着忧虑。

“不到一个小时吧。”

他看着我，咬着嘴唇，然后点点头。“有的时候一个人不得不这样干。”他说，“有时间就去那个宾果游戏店玩玩吧。”

他轻轻地往回走，走了四步又回来了。“那个打开了的运货舱口，”他说，“对你可能有用，记住了！”然后，他快速地离开了。

38

一股冷风从上面灌进来，此时我离出口似乎还有很长一段距离。爬了三分钟，我觉得像过了一个小时。终于，我可以小心地将头从一个喇叭形的出口伸出来。附近有一些帆布船，它们像一团团灰色的影子。从黑暗中还传来低语声。探照灯仍然在四周扫射。它被安装在一个更高的地方，可能是在一根粗短的桅杆上的围栅中。那儿可能还有一个拿着机关枪的家伙，他也有可能是拿着一支勃朗宁手枪。我做着的是一件多么危险的工作，所处的又是多么糟糕的环境，我真是应该感谢那个没有将运货舱口锁上的热心人。

远处有音乐声传来，隐隐约约的就像廉价收音机的劣质喇叭发出的声音。我的头顶有个桅灯，再往高处透过层层雾气，我还可以看到几颗寒星。

我爬出通风口，把那支点三八口径的手枪从腋下的枪套中拿出来，用衣袖遮住。我轻轻走了三步，然后停下来仔细倾听，但什么都没听到。低语声停下来了，倒不是因为我的原因。我现在弄清楚了，那声音是从两艘救生艇之间传出来的。在黑夜的雾气中，一些光线神秘地聚集在一起，照到了一挺黑乎乎的、令人心生寒意的机关枪上。它架在一个三脚架上，枪口朝下从一个围栏上伸出来。两个男人站在它的旁边一动也不动，也没有抽烟。一会儿后，他们的低语又开始了，对我而言，那只是一连串听不清楚的喃喃声。

我躲在那儿听了很久。突然，另一个清楚的声音冷不防从我的身后传来。

“对不起，按规定客人不能到甲板上来。”

我慢慢地转过身，盯着他的手，那两只手都是空空的。

我一边往旁边走去一边点头，这时一艘小船的船尾把我们遮挡住了。那个人轻轻地跟着我，他的鞋子踩在湿湿的甲板上，一点声音也没有。

“我想我是迷路了。”我说。

“我想是的，”他的声音显得很年轻，不像是一个老成稳重的人在说话，“但是在升降梯的底端有一扇门，上面有弹簧锁，那可是一把好锁。以前有一个露天楼梯，上面有铁链和铜牌，我们发现一些喜欢到处乱闯的人就从那儿爬上来。”

他讲了一长串话，我不知道他是在向我表示友好，还是在等待什么。我说：“一定是有人把那扇门打开了。”

他在一团阴暗中点点头。可以看得出来，他比我要矮。

“不过你看看我们的情况，如果有人开了门，老板大概会不高兴，但如果没有人替你开门的话，我们就想知道你是怎么上来这里的。这一点我想你应该很清楚。”

“很简单，我们下去和他谈谈吧。”

“你是结伴来的？”

“一些很不错的同伴。”

“你应该和他们待在一起。”

“你知道那是怎么回事——你只要一转头不留心，别人就不客气地把你带来的女孩勾引走了。”

他笑了，然后轻微地点着下巴示意。

我弯下腰往旁边跳开一步，一根棍子嘘的一声在空中滑过。这种棍子在这一带似乎很流行，它们好像全都自动地朝我打过来。一个高个子咒骂着我。

我说：“来吧，尽管做大英雄。”

我故意让手枪上的保险栓发出很大的声音。

不怎么高明的手段有时候倒很管用，高个子不动了，我看得见他手中的棍子在摆动。一直在和我说话的那个人则不慌不忙地思考着什么。

“那没有用，”他严肃地说，“你永远都无法从这艘船上逃走。”

“我想过这一点。我还想过，你一点都不在乎我是否能从这儿逃走。”

我仍在虚张声势。

“你想要什么？”他轻声说。

“我手里有支枪，”我说，“不过它不见得会开火。我想和布鲁内特谈谈。”

“他去圣地亚哥出差了。”

“我可以和他的助理谈。”

“你这家伙真难缠。”这个温和的人说，“我们下去吧。在我们走进那扇门之前，请你把枪收起来。”

“我确定我们要走那扇门时，自然会收起枪。”

他轻轻地笑了。“回到你的岗位上去吧，斯利蒙，这件事情我来处理。”

他慢吞吞地走在我的前面，那高个子则在黑暗中消失了。

“跟我来吧。”

我们一前一后横穿过甲板，走下一个包着黄铜的滑溜溜的梯子，底下有一扇厚厚的门。他把门打开，看了看那把锁，然后微笑着点点头，用手扶着门让我进去。我走进那扇门后，把枪收了起来。

门在我们身后咔嚓关上了。他说：“到目前为止，这还算得上是一个安静的夜晚。”

我们的前面是一个镀金的拱门，门后是一间游乐房，里面的客人不多，和别的游乐房没什么两样。房间一头有一个小玻璃酒吧和几张高脚凳，房间中间有一个通向下面的楼梯，一阵阵音乐声从那儿传来。我听到了轮盘赌的声音。一个男人正在发牌给一个单身客人。整个房间里不到六十个人。那张牌桌上的筹码多得够开银行了，玩牌的客人年龄较大，头发花白，他礼貌地看着发牌的庄家，脸上没有任何其他表情。

两个穿着礼服的男子在拱门那儿踱着步子，他们一言不发，也没有特别盯着什么目标，这其实就是他们应该保持的状态。一会儿后，他们朝我们走过来，而和我在一起的矮个儿则等着他们。他们没走几步，就都把手伸到裤兜里，当然是在拿香烟。

“从现在开始，我们这里得有点秩序了，”矮个儿说，“你不会介意吧。”

“你就是布鲁内特。”我突然说。

他耸耸肩。“当然。”

“你看来并不是那么凶狠。”我说。

“希望如此。”

两个穿礼服的人轻轻地左右围夹着我。

“到这里来，”布鲁内特说，“我们可以轻轻松松地谈谈。”

他打开一扇门，那两个人将我带进去。

这个房间既像一个船舱又不像一个船舱。有两个铜灯架垂在一张深色的桌子上方，桌子不是木制的，可能是塑料的。房间最里边有一张木纹上下双层床，下铺是整理好了的，上铺则堆了一些唱片。一个很大的收音留声机立在墙角。在和床相对的那个角落里，有一个小酒吧。此外，房间里还有一块红色地毯，一张红色皮沙发，盛烟灰的架子，一张上面放了些香烟、一个酒瓶、几只酒杯的小凳子。

“坐吧。”布鲁内特说着绕到桌后。桌上好像有很多公事文件，上面有一列列记账机打出来的数字。他在一张高背老板椅上坐下来，微微前倾着身子打量我，然后又站起来，将大衣、围巾脱下丢在一旁，接着又坐了下去。他拿起一支笔，用它挠着耳垂，他脸上的微笑使他看起来像一只猫。我是喜欢猫的。

他不老也不年轻，不胖也不瘦，因为常在海边而有着健康的肤色。他的头发是栗色的，自然卷曲；前额窄窄的，显得很精明；淡黄色的眼睛里有一丝几乎看不出的威慑力。他的双手很漂亮，不是单纯的细嫩，而是保养得很好。他那身礼服应该是深蓝色的，我说不上，因为看上去颜色显得太深了。另外，我觉得他衣服上的珍珠太大了，可能我是出于嫉妒才这么说的。

他看了我很久才说：“他有支枪。”

那两个温和而不失强悍的家伙中的一个贴近我的后背。他的手上拿着一个东西，那当然不是钓鱼竿。他把我的枪搜去，然后又在我的身上上下摸摸看有没有别的东西。

“您还有别的吩咐吗？”一个声音问。

布鲁内特摇摇头。“现在没有了。”

其中一个家伙把我的自动手枪从桌上推过去。布鲁内特放下笔，拿起一把拆信刀，在他的记事簿上轻轻地旋转着那支枪。

“那么，”他看着我的肩膀后面，“现在我还需要解释怎么做吗？”

其中一个家伙快速离去，关上门，另一个则静静不动，好像不存在一样。这样好大一会儿，房间里一片沉默，我们不时地能听到远处的低语声、低沉的音乐声，还有从下面传来的不易察觉到的沉闷的震颤声。

“喝酒吗？”

“谢谢。”

那个家伙在小酒吧调了两杯酒。他调酒时没有试着把酒杯挡住。然后，他在桌子两边的黑色玻璃推车上各放了一杯酒。

“抽烟吗？”

“谢谢。”

“埃及烟可以吗？”

“当然。”

我们点燃香烟，开始喝酒。那酒好像是上好的苏格兰威士忌。那个调酒的家伙没有喝酒。

“我想要——”我开口了。

“对不起，那不重要，对吧？”

他又像只猫一般温和地微笑，他那双懒洋洋的黄眼睛半闭着。

门开了，另外那个家伙回来了。那个穿着礼服、嘴角带着邪气的守卫跟着他走进来，他瞄了我一眼，脸色陡然惨白。

“他不是从我这儿上来的。”他很快地说，嘴唇卷起来。

“他身上有支枪，”布鲁内特用拆信刀推着枪说，“这支枪！在甲板上，他差点把枪顶在我的背上。”

“老板，他不是从我这儿上来的。”穿礼服的家伙仍是急促地说。

布鲁内特微微抬起他那双黄眼睛，朝着我微笑。“怎样？”

“把他赶出去，”我说，“找个别的地方教训他一顿吧。”

“出租艇上的驾驶员可以替我作证！”穿礼服的家伙大声喊叫。

“五点半后你离开过登船处吗？”

“一分钟都没有，老板。”

“那不是答案，一个大帝国都能在一分钟内崩溃。”

“一秒钟都没有，老板。”

“但他还是有可能离开过。”我笑着说。

穿礼服的家伙像个拳击手般滑到我的面前，他的拳头像鞭子一样击过来，差点打中我的太阳穴。这时，响起了一记沉闷的重击声，他的拳头随即在半空中变软了。他往一旁跌下去，一手抓着桌角，然后蜷曲着身子倒在地上。这次总算轮到我看着别人挨棍子揍，这感觉真不错。

布鲁内特仍朝着我微笑。

“我希望你没有让他蒙冤，”布鲁内特说，“但是我们还是没有解决通往升降扶梯的门的问题。”

“门可能碰巧开了吧。”

“你能想想别的说法吗？”

“这么多人在场我想不出。”

“那我和你单独谈吧。”布鲁内特这么说时，眼睛只盯着我，并没有看别人。

一直待在房间里的那个家伙把穿礼服的人拉起来，拖着他穿过房间。他的伙伴打开里面的一扇门，他们一起走了进去，然后关上门。

“好了，”布鲁内特说，“你是谁？想要什么？”

“我是个私家侦探，想和一个叫驼鹿马洛伊的人谈谈。”

“让我看看你的证件吧。”

我照他说的话做了。他隔着桌子把我的钱包丢回来，他那经常被海风吹着的嘴唇仍呈微笑状，但现在显得有些虚伪。

“我在调查一个谋杀案，”我说，“死者名叫马里奥特，他是上星期四晚上在你的那家贝维迪夜总会附近的山崖上被杀的。这个谋杀案刚好又与另一个谋杀案有关，那个谋杀案中的死者是个女人，凶手是马洛伊，他有抢劫银行的前科，是个十分凶残的家伙。”

他点点头。“我还没问你这些和我有什么关系，我想你会告诉我的。我只想先知道你是怎么上我的船的。”

“我告诉过你了。”

“你说的不是真的，”他温和地说，“你叫马洛，是吗？你说的不是真的，马洛。你心里很清楚。登船处的那个小子没撒谎，我选人是很谨慎的。”

“你在湾城神通广大，”我说，“我不知道大到了什么程度，但应该足够让你随心所欲了。有一个叫桑德伯格的人在湾城经营了一个窝藏罪犯的据点，他在那儿贩卖大麻，做抢劫和窝藏罪犯的勾当。很自然，没有其他勾结网络，他不可能做这些事的。事实上，我认为没有你的帮助，有些事情他干不成。马洛伊本来藏在他那里，后来离开了。他差不多有七英尺高，不容易藏起来，所以我猜想躲在一艘赌博船上对他倒是个好主意。”

“你未免想得太简单了，”布鲁内特轻轻地说，“假如我想窝藏他，为什么要在这儿冒险呢？”他啜了一小口酒。“毕竟我做的是另一种生意，我光顾着让出租船不乱载客人来惹麻烦已经够烦的了。这世界上有很多地方可以让罪犯藏身，只要他有钱。你就不能想想别的好主意吗？”

“我能，但还是算了吧。”

“我帮不上你的忙。你是怎么上船的？”

“我不想说。”

“恐怕我得逼你说了，马洛，”他的牙齿闪着灯架上的灯投射出的亮光，“这我是办得到的。”

“如果我告诉你，你能不能帮我向马洛伊传话？”

“什么话？”

我把我的钱包从桌上拿起来，取出一张名片并把它翻过来，然后将钱包收起，拿起一支铅笔在名片背面写了五个字，接着隔着桌子将它递过去。布鲁内特接过名片看了一下我写的字。“这对我毫无意义。”他说。

“对马洛伊有意义。”

他靠在椅背上看着我。“我猜不透你这个人。你冒着生命危险来这里，只给我一张名片，要我转交给一个我根本不认识的人。这件事情一点道理都没有。”

“如果你不认识他，这件事情就没道理。”

“你为什么不把枪留在岸上，和别人一样干干净净来这里？”

“第一次是忘了。然后我知道那个穿礼服的硬小子绝对不会让我再上船，后来我遇到了一个会走另外一条路的人。”

他的黄眼睛又闪出亮光，微笑着一言不发。

“那个家伙不是坏人，但他在海边消息灵通。你的船上有个运货舱口没有锁，另外，船上有一个通风口的栅栏被拆掉了。想从那儿上来，还得打昏一个人。你最好查查船员名单，布鲁内特。”

他轻轻嚅动着嘴唇，又低头看了看那张名片。“这条船上没有叫马洛伊的人，”他说，“不过如果你说的属实，我会相信你刚才的那番话。”

“去查查就知道了。”

他还在看那张名片。“如果我有办法传话给马洛伊，我一定会，虽然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要费这个劲。”

“去看看那个运货舱口吧。”

他坐在那儿一动也不动。一会儿后，他往前探了探，把枪推给我。

“我所做的事情，”他沉思道，好像独自一人待着，“我掌控着这个城市，花钱选了个市长，收买警察，贩卖大麻，窝藏罪犯，抢劫老女人的珠宝，我真有时间啊。”他短促地笑了几声，“我真有时间啊。”

我伸手把枪拿过来塞进腋下。

布鲁内特站起来。“我不能向你保证任何事情，”他定定地看着我说，“但我相信你。”

“当然。”

“你冒这么大的险就只为了听这点话？”

“是的。”

“好吧——”他做了个没有什么意义的手势，然后从桌子后面伸出手来。

“和一个笨蛋握握手吧。”他轻声说。

我和他握了手。他的手很小，却很坚实，还有点发热。

“你不愿意告诉我你是怎么发现这个运货舱口的？”

“我不能说，但告诉我的人绝不是坏人。”

“我可以让你说出来，”他说，但马上又摇头，“不，我相信了你一次，就再相信你一次。坐下来再喝一杯酒吧。”

他按了按电铃，里面的那扇门开了，那两个温和的家伙中的一个进来了。

“待在这儿。如果他想要，再给他一杯酒。态度好一点。”

那个家伙坐下来，朝我平静地微笑。布鲁内特快步走出办公室。我抽了一根烟，把杯子里的酒喝完。那个家伙又倒了一杯酒给我，我喝完那杯酒，又抽了一根烟。

布鲁内特回来了，在一个角落里洗了手后又在桌后坐下。他向那个家伙点点头，他又静悄悄地出去了。

那双黄眼睛审视着我。“你赢了，马洛。这船上的一百六十四个船员都没能阻止你上来。好吧——”他耸耸肩，“你可以搭出租艇回去，没人会找你麻烦的。至于你的话，我有一些渠道，我会让他们传话的。晚安，也许我应该说声谢谢，谢谢你做了一个演示。”

“晚安。”我说，然后站起来走了出去。

登船处接待客人的现在换成另一个人了。我搭了另一艘出租艇回去，上岸后又去了那个宾果游乐店，在人群中靠在墙上。

几分钟后，雷德过来了，他和我一样靠在墙上。

“很顺利，是吧？”雷德轻声说，同时，那个主持宾果游戏的人在大声地报数字。

“谢谢你。他相信了，看来很担心。”

雷德看看四周，又凑近我的耳朵说：“找到人了吗？”

“没有。但我希望布鲁内特能想办法传话给他。”

雷德转过头看看那些桌子，然后打了个哈欠，挺直身子，从墙根那儿走开了。那个长着鹰钩鼻的男子又进来了，雷德走过去对他说：“还好吗，奥尔森？”雷德从他身边经过时推了他一下，几乎把他推倒。

奥尔森恨恨地看着他走开，然后扶正自己的帽子，朝地上狠狠地吐了口痰。

等他一走，我也离开了那个地方，往停车场我停着车子的车位走去。

我一路开回好莱坞，停好车后回到公寓。

我脱了鞋，穿着袜子在地上走了一会儿，用脚趾蹭着地板，它们不时地还有麻木感。

然后，我在床沿上坐下来，开始估算时间，可根本估算不出来。也许要花几个小时或几天才能找到马洛伊，也许永远找不到，除非他被警察抓到——如果他们抓得到他，而且他还活着的话。

39

我拨通格雷里家在湾城的电话时，大概是十点钟。我原以为那时已经晚了，恐怕找不着她，可结果不是这样。我和女仆、管家纠缠了好一阵，最后终于听到了她的声音。她的声音轻快活泼，一副准备享受一个美好夜晚的状态。

“我答应过要给你打电话的，”我说，“现在有点儿晚，可是我的事情太多了。”

“又想失约？”她的语气冷淡下来。

“也许不会。你的司机这么晚还工作吗？”

“我让他工作到多晚，他就得工作到多晚。”

“顺道来接我行吗？我想我会挤进我的那套礼服的。”

“你真好，”她懒洋洋地说，“但我真的应该去吗？”阿姆托尔的确把她的语调纠正得很不错——如果它们真的需要纠正的话。

“你来吧，我给你看看我的铜版画。”

“就一幅铜版画？”

“我这里就是一个单身公寓。”

“我听说过这种公寓。”她的声音仍旧懒洋洋的，然后腔调变了，“别把自己弄得这么难邀请，你有个不错的身材，先生，别人不知道，我可知道。把地址再告诉我一遍。”

我把地址和房间号码都告诉了她。“大厅的门是锁上的，”我说，“但我会下去，先把门锁打开。”

“好极了，”她说，“这样我就不用带撬门棍去了。”

她挂断了电话，这让我突然有一种奇怪的感觉，好像我刚才是在和一个并不存在的人说话。

我下楼到了大厅，打开门锁，然后回来洗了个澡，穿上睡衣躺到床上。我想我大概可以睡上一个星期。我又很不情愿地从床上爬起来，打开房门的门锁，我刚才忘了。然后，我艰难地走进小厨房，拿出两个酒杯和一瓶存了很久的苏格兰威士忌，这是我特意为高水平的引诱活动准备的。

接着，我又躺到床上。“祈祷吧，”我高声说，“现在只剩下祈祷了。”

我闭上眼睛。房间里似乎有一条船在颠簸，静止不动的空气中好像飘着雾气，还有海风沙沙作响。我闻到了废弃的货舱的腐臭气味，闻到了引擎的气味。然后，我看到一个穿着紫色衬衫、戴着他祖父的眼镜的意大利人在一个没有灯罩的灯泡下读着什么。我在一个通风管道里不停地爬，爬到了喜马拉雅山，来到山顶，却发现四周都是拿着机关枪的人。我又和一个小个子却很有人情味的黄眼睛男子说了话，他可能是个恶棍，也可能比恶棍更坏。我还想到了一个红头发的大个子，他有一双紫罗兰色的眼睛，他可能是我碰到过的最好的人。

我停止思考，一些光点在我紧闭着的眼皮后移动。我跌落在太空中；我是一个从徒劳无益的探险中回来的头号大傻瓜；我是一个价值百元的炸药包，爆炸时却无声无息；我是一只长着粉红色脑袋，正沿着市政府大楼的墙壁往上爬的甲壳虫。

我睡着了。

我醒得非常沉缓，很不情愿。我的眼睛瞪着反射在天花板上的电灯灯光。房间里有什么东西在轻轻移动。

那移动很鬼祟、很安静，却也很沉重。我倾听着，然后慢慢地转头，看到了驼鹿马洛伊。房间里有一些阴影，他就在阴影中移动，像我上次见到他一样无声无息。他的手里有一支油亮的黑色手枪，他的帽子被推到脑袋后面，黑色的鬈发露出来了。他像猎犬般嗅着什么。

他看到我睁开了眼睛，就轻轻走到床边俯视着我。

“我收到你的字条了，”他说，“我来时没有人跟踪，外面没有警察。如果这是个圈套，我们俩都得完蛋。”

我在床上稍稍翻了个身，他迅速地摸摸我的枕头下面。他的脸还是宽宽大大的，脸色苍白，那双深深的眼睛不知怎么的仍显得很温和。他今天晚上穿了一件大衣，还算合身，但肩头部位还是开线了，大概是穿的时候扯破的。那大衣应该是店里最大号的，但对驼鹿马洛伊来说还不够大。

“我希望你能来，”我说，“没有警察知道这事儿，我只是想见见你。”

“继续说吧。”他说。

他从旁边走到桌子前，把枪放在桌上，脱下大衣，然后坐在我那张安乐椅中。椅子吱吱作响，但没有垮掉。他缓缓往后仰，把枪挪到靠近右手的地方。他又从口袋里拿出一包烟，摇出一根放在嘴里，根本没用手碰它，然后擦燃一根火柴，一股浓烈的烟味马上弥漫在房间里。

“你没生病吧？”他说。

“我只是在休息，我今天太累了！”

“门是开的，你在等人吗？”

“一个女人。”

他审慎地看着我。

“也许她不会来，”我说，“如果她来的话，我会找个借口打发她走。”

“什么女人？”

“噢，只是一个女人。如果她来的话，我会让她走的。我宁愿和你说话。”

他的脸上露出淡淡的笑容，几乎没有牵动嘴角。他笨拙地抽着烟，好像香烟太小，他的手指拿着它很不自在。

“你为什么会认为我在蒙地切罗号上？”他问。

“因为一个湾城的警察。这说来话长，里面也有太多猜测的成分。”

“湾城的警察也在找我？”

“你在乎吗？”

他又淡淡地微笑，轻轻地摇摇头。

“你杀了一个女人，”我说，“杰西·弗洛里安。那是个错误。”

他想了一会儿，然后点点头。“我们没必要讨论那件事。”他平静地说。

“不过那很古怪。”我说，“我并不怕你，你不是个杀手。你并不想杀她。另外那个——中央大道上的那个——那可以解释得过去。但抓着一个女人的头用力往床柱上砸，把她的脑浆都砸出来了，这件事情难以理解。”

“你这么说可犯了我的大忌，老兄。”他轻轻地说。

“想想我最近的遭遇，”我说，“我实在没什么可怕的了。你没想杀她，对吧？”

他的眼神显得焦虑不安，头往后仰，摆出一副等着听人说话的样子。

“你应该学习控制你的力气了。”我说。

“太晚了。”他说。

“你想从她那里得到一些信息，”我说，“你抓住她的脖子使劲地摇晃。你抓着她的脑袋往床柱上撞时，她早已经死了。”

他盯着我。

“我还知道你想从她那里得到什么信息。”我说。

“说吧。”

“发现她时，我是和一个警察在一起。我不得不和你划清界限。”

“怎样划清界限？”

“彻底地划清界限。”我说，“但今天晚上排除在外。”

他又盯着我。“好了，你是怎么知道我在蒙地切罗号上的？”他刚才问过我这个问题，但他好像忘了。

“我并不知道。但是，最方便的逃走方法是走水路。借助于他们在湾城的势力，你可以躲到一艘赌博船上。在那里，你在合适的人的帮助下，可以逃得远远的。”

“莱尔德·布鲁内特是个好人，”他呆呆地说，“我听说的。我连见都没见过他。”

“但他把我的话传给你了。”

“嗬，至少有十多个人可以帮他传话，老兄。我们什么时候可以开始做你在名片上写的事？我的直觉告诉我你说的是真话，否则，我也不会来这里冒险。我们要去哪儿？”

他捻熄了香烟，看着我。他的影子隐隐约约出现在墙上，那完全是巨人的影子。他是如此高大，简直让人难以相信他的存在是真实的。

“你是怎么知道是我杀了杰西·弗洛里安的？”他突然问。

“从她脖子上那手指印之间的距离猜出来的。另外，你想从她那儿得到一些消息，你的力气大到可以让你在无意间把人杀死，这些事实也让我想到了你。”

“警察把我当成嫌疑人了？”

“我不知道。”

“我想从她那儿得到什么信息呢？”

“你以为她可能知道韦玛在哪里。”

他默默地点点头，继续盯着我。

“但她不知道，”我说，“韦玛比她聪明多了。”

这时，一阵轻轻的敲门声响起。

马洛伊将身子向前一探，微笑着抓起他的枪。有人在转动门把手，马洛伊慢慢地站起来，弯下身子倾听，然后把目光从门上收回看着我。

我从床上坐起来，把脚放到地上站起来。马洛伊静静地看着我，一动也不动。我走到门边。

“请问是谁？”我把嘴对着门问道。

那正是她的声音。“开门，傻子，我是温莎公爵夫人。”

“等一会儿。”

我回头看看马洛伊，他皱着眉头。我走到他的身边低声说：“这里没有别的门。你到床后面的更衣室里等一会儿，我会打发她走的。”

他一边听一边想着，脸上的表情让人难以琢磨。他现在没什么好在乎的了。他是那种从来不知道什么叫害怕的人，“害怕”这个概念甚至在他巨大的躯体内从来没存在过。他终于点了点头，拿起他的帽子和大衣，一言不发地绕过床进入更衣室。更衣室的门关上了，但还留了一条缝。

我四处看看，看他有没有留下什么痕迹。只有一个烟头，那可以是任何人留下来的。我走到门边把门打开，之前马洛伊进来时把门锁上了。

她半带着微笑站在那里，穿着那件她向我提起过的白色狐毛高领大衣，从耳朵上垂下来的翡翠耳环几乎被埋在白色的柔软皮毛里。她的手上拿着一个小小的晚宴手袋，弯曲着的手指显得很柔软。

她一看到我就收起了笑脸，上下打量着我，目光十分冷淡。

“原来如此，”她冷冷地说，“穿着睡衣向我展示他心爱的铜版画。我真是个笨蛋。”

我侧过身子扶着门。“不是这样的。我正要换衣服，一个警察来了。他刚走。”

“兰德尔吗？”

我点点头。用点头来撒谎也算是撒谎，但这是比较简单的撒谎。她迟疑了一会儿，然后从我的身边走过，一阵喷过香水的皮毛的气味飘过来。

我关上门。她缓缓地穿过房间，茫然地看着墙壁，然后突然转过身来。

“我们把话说清楚，”她说，“我不是那么容易受骗的人，也不喜欢卧室里的浪漫，有一个时期我经历过太多这样的事情。现在我想要的是气氛。”

“你在走之前想不想喝一杯？”我仍靠着门，和她隔着整个房间。

“我要走了吗？”

“你给了我你不想待在这儿的印象。”

“我只是想表明我的一个想法，而要把这一点说明白，我不得不变得粗俗点。我不是那种不加选择的淫荡女人。男人可以追求到我——但我也绝不是随随便便就可以追求到的。好吧，我想喝一杯。”

我走进小厨房，用微微发颤的手调了两杯酒，然后端回来，递给她一杯。

她接过那杯酒尝了尝，目光透过杯子的边缘落在对面的墙上。“我不喜欢男人穿着睡衣来迎接我，”她说，“可笑的是，我喜欢你，很喜欢你，但我可以不理会那一点，就像其他很多时候一样。”

我点点头，喝了一口酒。

“大部分男人都是卑鄙下流的禽兽，”她说，“事实上，如果你问我的话，这整个世界都很肮脏。”

“有钱就可以改善状况。”

“你没钱时会这么想，可实际上钱只会制造新的问题，”她古怪地微笑，“于是你就忘了没钱时你的生活有多艰难。”

她从手袋里拿出一个金色烟盒，我走过去替她擦燃一根火柴。她轻轻吐出一口烟，用半闭着的眼睛看着烟雾。

“坐过来吧。”她突然说。

“我们先谈谈吧。”

“谈什么？噢——我的翡翠玉项链？”

“谈谈谋杀案。”

她脸上的表情丝毫未变。她又吐出一口烟，这一次比较小心，比较缓慢。“这是个很讨厌的话题，我们一定要谈吗？”

我耸耸肩。

“林赛·马里奥特不是圣人，”她说，“但我仍然不想谈这件事。”

她冷冷地看了我很久，然后伸手到她打开的手袋里掏手帕。

“我并不认为他是一个珠宝抢劫团伙的眼线，”我说，“警察假装这么推测，但他们经常这样假装。其实，我甚至不觉得他是个勒索者。这很可笑，不是吗？”

“是吗？”她的声音现在已经非常冷淡。

“嗯，不一定是。”我顺着她的语气说，喝完杯子里的酒，“你能来真好，格雷里太太，但我们俩的想法好像不一样。比如，我甚至不认为马里奥特是被歹徒团伙杀死的，也不认为他去那个山谷是为了赎回一串翡翠玉项链。我甚至觉得那条翡翠玉项链没被抢走。我认为他去那个山谷就是走进了谋杀陷阱，虽然他自以为去那里是要帮助某人杀死别人。但马里奥特实在是个很糟糕的谋杀者。”

她的身体略微往前倾，脸上的笑容显得有点呆滞。这一刻，她虽然没有明显的改变，那种美丽却好像突然消失了。假如时光倒流一百年，她可能是个危险的女人；假如时光倒流二十年，她可能是个大胆的女人；而今天，她只是好莱坞的一个二流角色。

她什么也没说，但她的右手一直在轻轻敲打手袋上的搭扣。

“他是个很糟糕的谋杀者，”我说，“就像莎士比亚《理查三世》里的第二个谋杀者。那个家伙还有一点点良心，但仍想得到那笔钱，后来他根本没去干那件事，因为他下不了决心。这种谋杀者很危险，他们必须被除掉——有时用棍子也可以。”

她笑了。“那么你认为他是要去杀谁呢？”

“我。”

“这真的让人难以置信——会有人这么恨你吗？而且，你还说我的翡翠玉项链没被抢走，你有证据吗？”

“我没说有证据，我只是说我认为事情是那样的。”

“那么，你为什么要像个傻子一样向我谈起这些呢？”

“证据，”我说，“永远是相对的。它是由占绝大多数的可能性构成的，而且要看你怎么理解它。想谋杀我的动机是很小的——只不过因为我想找到一个以前在中央大道上的低级娱乐场所唱歌的歌手，同时，一个从监狱里出来的叫驼鹿马洛伊的罪犯也在找她。也许，我是在帮他找她。显然，我有可能找得到她，否则她就不值得去欺骗马里奥特，对他说必须尽快干掉我。当然，如果不这样说，马里奥特也不会相信。但杀马里奥特有一个更强烈的动机，而他不论是出于虚荣，还是爱情，还是贪心，还是这三者的混合，并没有仔细考虑这一点。他害怕了，并不是为他自己感到害怕，而是害怕那些暴力行为，因为他和它有牵连。不过从另一方面来说，他要守住他的饭碗，所以他只好冒险了。”

我停下来，她点点头说：“很有趣，如果有谁能听懂你这些胡说八道的话。”

“有一个人能听懂。”我说。

我们都盯着对方。这时，她的右手伸进了手袋。我很清楚那里面有什么东西，但不到时候，那东西不会被拿出来。

“别兜圈子了，”我说，“我们单独在这儿，我们之间不管谁说什么都不会对另一方构成威胁。我们打开天窗说亮话吧。一个贫民窟出身的女孩变成了亿万富翁的妻子，她正努力爬升的时候，一个破落的老女人认出了她——她也许因为听到她在电台唱歌，听出了她的声音，之后又去找了她——这个老女人的嘴必须被封住。但她很好打发，所以她只知道一点点事情。但是对付她的那个男人，他每月付给她生活费，拥有她住着的房子的信托契据，任何时候只要她不老实就会把她丢回贫民窟——那个男人才是无所不知。他可难对付了，但那也没关系，只要其他人不知道这些事情就行。谁知有一天，一个叫驼鹿马洛伊的硬汉从监狱里出来了，并开始四处寻找他的旧情人，因为这个家伙爱她，到现在还爱她。这就让这事儿变得好玩了，让它变成了一出好玩的悲剧。这时，有个私家侦探也来搅和。所以，这条关系链的薄弱连接点——马里奥特——就不仅仅是个昂贵的东西了，他变成了一种威胁。他们最后总能找到他，将他撕成碎片。他就是那种人，只要一遇到压力就会屈服，所以他在向别人屈服以前就被干掉了——他是被人用棍子打死的，凶手就是你。”

她的反应是把手从手袋里拿出来，同时那只手上握着一支枪。她微笑着将枪口对准我。

但这不是全局。驼鹿马洛伊从更衣室里走出来，手里握着那支柯尔特点四五口径的手枪，那枪在他的巨掌中还是像个小玩具。

他根本没看我，只是看着卢因·洛克里奇·格雷里太太。他的身体微微前倾，他开始十分温柔地对她说话。

“我就觉得我听出来了那个声音，”他说，“我足足听了那声音八年——靠我的记忆。不过我比较喜欢你的红头发。还好吗，宝贝？好久不见了。”

她将枪口掉转方向。

“滚开，你这浑蛋。”她说。

他猛地停下来，手中的枪掉到了地上。他离她还有两英尺远，他的呼吸变得粗重起来。

“我以前真的没有想过，”他轻轻地说，“我刚才突然明白了，是你向警察出卖我的！是你，小韦玛！”

我扔出一个枕头，但太慢了，她朝他开了五枪。枪声不大，戴手套的声音也不过如此。

紧接着，她掉转枪口朝我开枪，不过枪里没有子弹了。她俯冲向马洛伊掉到地板上的枪，这一次我扔出去的枕头击中目标了。我迅速地绕过床冲过去，趁她还来不及把枕头从脸上扒下来，挥出一拳将她打倒。我捡起那支柯尔特手枪，绕着床走到一边。

他仍是站着的，但身体在摇晃。他的嘴唇松弛下来，双手抚着身体，然后膝盖一软侧身倒在床上。他的脸朝下，粗重的呼吸声充满整个房间。

我拿起电话，这时她站起来了。她的眼睛是死灰色的，像半结冰的水。她急忙往外冲，我并没有阻拦她。她冲出去时把门甩得大开，所以我打完电话后又走过去把门关上。我把他的头稍微移动了一下，免得他窒息而死。他还活着，不过腹部连续挨了五枪，就算是驼鹿马洛伊也活不久了。

我又拿起电话打到兰德尔家里。“马洛伊，”我说，“他在我的公寓里。格雷里太太在他的肚子上打了五枪，我已经通知医院了。她逃走了。”

“你看来是非得露一手不可。”他只说了这一句，然后很快挂断了电话。

我回到床边。马洛伊现在跪在床边，努力想站起来，他的手里抓着一大把床单，脸上汗水直流，眼皮慢慢地眨动，耳垂逐渐变成黑色。

当救护车赶到时，他仍跪在那里努力想站起来，四个男人一起动手才把他抬上担架。

“他还有一点点希望——如果子弹是点二五口径的话，”那个救护医生离开时对我说，“这全得看子弹射在什么部位，不过他还有希望。”

“他不会要那个希望。”我说。

他的确没要，那天晚上他就死了。

40

“你应该举行一个晚宴，”安·赖尔登隔着那块有图案的咖啡色地毯看着我说，“晚宴上有发亮的银质和水晶餐具，干净的亚麻桌布——如果那些举行晚宴的地方还用亚麻桌布的话——有烛光。女人戴着最好的珠宝，男人系着白色的领结，侍者小心地走来走去，手上拿着用布包起来的葡萄酒酒瓶。那些警察穿着租来的礼服浑身不自在，那些嫌疑人脸上带着虚伪的笑容，双手不安地动来动去。而你，就坐在一张长桌子的桌首，脸上露出迷人的微笑，用装出来的英国口音像菲洛·万斯
[1] 一样一点一点地讲述事情的经过。”

“对啊。”我说，“当你这么伶牙俐齿地说个不停的时候，能顺便在我的手里放点什么东西吗？”

她走进厨房，把冰块搅得清脆作响，然后端着两杯高脚杯盛着的酒走回来，又坐了下去。

“你那些女朋友花在酒上的钱恐怕很惊人。”她说着小啜一口酒。

“正当我讲述经过的时候，那个管家突然昏倒了，”我说，“不过他不是凶手，他只是觉得这样比较可爱。”

我又喝了几口酒。“这不是那种故事，”我说，“一点也不轻松，它里面只有黑暗和血腥。”

“那么，她逃跑了？”

我点点头。“到目前为止是这样。在那之后她没回过家，她在哪里一定有个藏身之处可以换衣服乔装打扮。无论如何，她这种人是生活在危险当中的，就像水手一样。她来见我时是独自一个人，没带司机。她是开着一辆小车来的，离我的公寓还有十多个街区的距离就下车了。”

“他们会抓到她的——如果他们真的努力的话。”

“别这样说。地方检察官怀尔德是个正直的人，我以前在他那儿工作过。但是就算他们抓到了她，又能怎样呢？他们要对抗的是两千万元的家产和一张美丽的脸，还有李·法瑞尔或莱南坎普律师。不管是谁，都很难证明是她杀死了马里奥特。他们能拿出来的东西，只是一个对她而言似乎很强烈的谋杀动机和她过去的生活经历——我是说如果他们能把这些查出来。她可能没有前科，不然她不会这么干的。”

“马洛伊呢？如果你早点告诉我他的事情，我马上就会猜到她是谁。顺便问一下，你是怎么知道的？这两张照片上的女人并不是同一个人。”

“是的，我怀疑连弗洛里安太太也不知道照片被掉过包。我把韦玛的照片——就是签了‘韦玛·瓦伦托’这个名字的那张——拿给她看时，她有点吃惊，当时我几乎把照片举到了她的鼻子底下。但她也有可能知道，她可能只是想先将照片藏起来，想以后再把它卖给我。她知道这张是马里奥特掉过包的别的女孩的照片，而这并不会对谁造成伤害。”

“你只是猜测罢了。”

“一定是这样。马里奥特打电话给我，编造那个珠宝抢劫案，绝对是因为我去向弗洛里安太太打听过韦玛的消息。马里奥特之所以被杀，也绝对是因为他是整条关系链中最薄弱的环节。弗洛里安太太甚至不知道韦玛成了卢因·洛克里奇·格雷里太太，她不可能知道。她很容易就被他们收买了。格雷里说他们是在欧洲结婚的，那时她用的是真名。不过，他不愿意说出来他们是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结婚的，也不愿意透露她的真名和她的下落。我想他是真的不知道，不过警察不相信。”

“他为什么不说出来呢？”安·赖尔登将下巴托在交叉着的手指上，眼睛盯着我，眼神忧虑。

“他爱她爱到了不在乎她和谁调情的地步。”

“我希望她在和你调情的时候觉得很开心。”安·赖尔登嘲讽地说。

“她是在引诱、试探我，她有点怕我。她不想杀我，因为杀类似于警察的人并不是件好事情，不过她最后可能必须下手。如果马洛伊没替她省了麻烦的话，她也会向杰西·弗洛里安下手的。”

“我敢打赌，能被一个美丽的金发女子引诱一定很有意思，”安·赖尔登说，“就算有点冒险。我想，做这种事情通常有点冒险。”

我什么也没说。

“我想，她杀了马洛伊，他们也不能把她怎么样，他当时也拿着枪啊。”

“是的，她的权势太大了。”

她那双发亮的眼睛严肃地审视着我。“你认为她是有意要杀死马洛伊吗？”

“她怕他。”我说，“八年前她出卖过他，他好像也知道，但他决不会伤害她，而且他还爱着她。是的，我想她是有意要杀死一切她不得不杀死的人。她还有很多事情要干，但她不可能永远那么干下去。她在我的公寓里朝我开了一枪，但枪里没有子弹了。她其实应该在那个山谷里把我和马里奥特一起干掉的。”

“他爱她，”安轻轻地说，“我是说马洛伊。即使她六年没给他写信，即使她在他待在监狱里的整整八年时间里没去看过他，他也不在乎。即使她为了领取赏金而出卖他，他也不在乎。他一出狱就去买了几件像样的衣服，然后开始找她。而她呢，朝他的肚子开了五枪，把这当作见面礼。他杀了两个人，都是为了爱她。这是怎样的一个世界啊！”

我喝完杯子里的酒，又摆出一副很想喝酒的表情，可是她没理会我。她说：“她可能不得不把自己的过去向格雷里坦白，而他也不在乎。他把她带到别的地方，让她用假名和自己结婚；他卖掉他的电台，以此切断和她的背景有关的所有关系，然后花钱买给她一切能用金钱买到的东西。而她呢，又给了他什么？”

“这很难说，”我摇摇杯底的冰块，但她还是不理睬，“我猜她能给他一种骄傲感。他骄傲于自己这样一个老头还能娶到这么一个年轻貌美、活泼可爱的女孩。他爱她。我们谈这些干什么？这种事情不是司空见惯吗？他不在乎她的过去，也不在乎她做什么、和谁调情。他就是爱她。”

“就像驼鹿马洛伊那样。”安轻轻地说。

“我们去海边玩吧。”

“你还没告诉我布鲁内特的事，还有藏在香烟里的那些名片，还有阿姆托尔、桑德伯格医生，还有那条小线索——你从那上面受了启发，最终破了案。”

“我曾经给过弗洛里安太太一张名片，她当时在那张名片上放了一个湿湿的杯子，而在马里奥特的口袋里有一张类似的名片，那上面有杯子的印迹，但马里奥特不是个邋遢的人。所以，这就是一条线索。你一旦对某件事情产生怀疑，就会很容易发现其他关联，比如，马里奥特拥有弗洛里安太太住着的房子的信托契据，只不过是为了让她老老实实的。至于阿姆托尔，他是个坏家伙。他们后来在纽约的一个旅馆里抓到了他，他们说他是个国际诈骗犯，伦敦警察厅有他的指纹档案，巴黎也有。我也不知道他们究竟是怎样在这短短的一两天时间里查明这些情况的。他们想做事情的时候，效率都相当高。我想，兰德尔一定早就查清楚了这些事情，他只是怕我插手进去扰乱局面。不过，阿姆托尔倒和这些凶杀案没关系，桑德伯格和这些案子也没关系。他们还没找到桑德伯格，他可能有前科，但要抓到他才能确定。至于布鲁内特，你不可能从他这种人身上挖到消息的。他们会把他送到大陪审团面前，而他一定会以宪法权利为由拒绝回答任何问题。他也不用为他的名誉担心。不过，湾城正在进行人事大整顿，警察局局长换了，一半的警探被调去当巡警了。那个帮我上了蒙地切罗号的不错的家伙，他叫雷德·内尔高，又复职了。市长正在努力调整，危机持续下去的话，他每小时都得换裤子喽。”

“你一定得这么形容吗？”

“莎士比亚的风格。我们去兜兜风吧，再喝一杯就走。”

“喝我的这杯吧。”安·赖尔登站起来，将她没有喝过的那杯酒递给我。她站在我的面前，眼睛睁得大大的，有点怯生生的。

“你这么能干，”她说，“这么勇敢，这么果断，收取的报酬却这么少。人人都用棍子敲你的头，掐你的脖子，揍你的下巴，给你注射麻醉药，但你仍旧不屈不挠，并且找准机会出击，直到把他们击败。你为什么这么出色？”

“继续说下去，”我大声地说，“多说点吧。”

安·赖尔登沉思着说：“我希望你吻我，你这个浑蛋。”

注释

[1] 菲洛·万斯（Philo Vance），美国著名侦探小说家范达因（S.S.Van Dine）作品中的人物，是个出色的侦探。

41

他们花了三个月才找到韦玛。他们不相信格雷里不知道她的下落，也不相信他没有帮她逃走。所以，全国的警察和新闻记者找遍了她花上一些钱便可以躲起来的地方。其实，她没有用钱去买藏身之所。他们找到她时才发现她躲起来的地方很容易猜到。

一天晚上，一个拥有惊人记忆力的巴尔的摩的警探逛到了一家夜总会。他一边听一个乐队的演奏，一边盯着一个黑发黑眉的漂亮女歌手。他觉得她的歌声似乎表达了她的真情实感。然后，她脸上的某个部位让他想起了什么，接着他脑子里的思绪越来越清晰了。

他回到警察局，拿出通缉布告一份一份地查看。当他找到了他想要找的那份布告时，他盯着它看了很久。然后，他整了整草帽，回到那个夜总会找了经理。他们来到前台后面的化妆室前。经理敲了敲其中的一扇门，那门没锁。警探把经理推到一边，走了进去，反锁上门。

他一定闻到了大麻味，因为她正在抽大麻，但他当时没在意这些。她坐在三垂面反射镜前，仔细地看着自己的发根和眉毛，这时那眉毛是她自己的。警探微笑着走过去递上那份通缉布告。

她看着布告上的那张脸，花的时间大概和警探在警察局研究它的时间一样长。这时，她一定想到了很多事情。警探坐下以后，跷起腿，点燃一根烟。他的眼力很好，但他过分专业化了。他对女人了解得还不够。

终于，她轻轻地笑了。她说：“你真聪明，警察先生。我以为我的声音会很容易让人记住，以前我的一个朋友听收音机时就认出了我。但我已经和这个乐队合唱一个月了——一个星期上全国联播节目两次呢——也没人认出我来。”

“我从没听过你的声音。”警探仍然微笑着说。

她说：“我看我们很难达成交易了。你知道，如果处理得好，这里面可有不少钱呢。”

“这和我没关系，”警探说，“对不起。”

“那我们走吧。”她说着站起来，拿起她的手提包，从衣架上取下大衣。她拿着大衣走向他，要他帮她穿上。他站起来举着大衣，像个绅士一样。

她转过身，从她的包里拿出一支枪，隔着他举着的那件大衣朝他开了三枪。

他们撞开门时，她的枪里还有两颗子弹。当他们冲到房间的一半时，她开枪了。她把那两颗子弹都用掉了，但第二颗子弹一定是出于某种习惯性的反应被射出的。她在跌倒之前被他们抱住了，但她的头那时已经垂下去了。

“那个警探活到了第二天，”兰德尔说，他在向我讲述这件事情的经过，“他临咽气前说了这些事情，我们才了解了经过。我真的不明白他为什么这么大意，除非他当时的确是想着要和她谈交易，这可能分散了他的注意力。当然，我其实不愿意这么猜测。”

我说他猜得可能没错。

“她往自己的心脏干脆地开了两枪，”兰德尔说，“我听专家们说过那是不可能的，我对这也一直很怀疑。还有一些事情你知道吗？”

“什么事？”

“她杀死那个警探，这实在很愚蠢。想想她那长相和她的钱，还有那些被高价收买的家伙可能会编出来的她遭受迫害的故事，我们永远都不可能定她的罪。一个从低级娱乐场所向上爬的可怜弱女子变成有钱人的太太后，那些知道她的过往的贪婪的人还不放过她，事情就会变成这样。啐，莱南坎普肯定会找来一些卑贱粗俗的老女人，让她们在法庭上哭哭啼啼地承认她们勒索了她很多年，这样你就什么罪也定她不了，法官会相信编出来的那一套的。她聪明的地方是她自己逃跑了，不让格雷里插手。但她被抓住后应该回家，这才是真正的聪明之举。”

“噢，现在你相信她没有让格雷里帮忙？”

他点点头。我说：“你猜她这么做是有某种特殊的原因吗？”

他盯着我。“你怎么说我都相信。”

“她是个凶手，”我说，“马洛伊也是，但他不是那种彻彻底底的大坏蛋。也许那个巴尔的摩的警探并不像材料上说的那么清白，也许她看到了一个机会——不是想逃跑，那时她已厌倦逃跑了——而是想让一生之中唯一一个给了她一次机会的男人轻松下来。”

兰德尔看着我，嘴巴张开了，眼睛里尽是疑惑。

“算了吧，她不杀那个警探也可以做到这一点啊。”他说。

“我不是说她是个圣人或还算是个好姑娘，她绝不是。她除非被逼无奈，否则是不会自杀的。但她这样做，就不用回来面对审判。你想想，在这样一场审判中，谁受到的伤害会最深？谁最承受不起这样一场审判？不管是赢还是输，或是打成平手，谁会为这场戏付出最大的代价？是一个爱得不太聪明，但爱得全心全意的老头。”

兰德尔尖锐地说：“你只是有些伤感罢了。”

“当然，当我说这番话的时候，它们听上去就是这样。不管怎样，我说的可能都是错的。再见，我的那只粉红色小甲壳虫爬回这里了吗？”

他不明白我在说什么。

我乘电梯下了楼，走到市政府大楼前的台阶上。这天天气晴朗清爽，你可以看得很远——但没有韦玛去的地方那么远。

版权信息

书名：高窗

作者：（美）雷蒙德·钱德勒

译者：傅惟慈

出版社：新星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8-06-01

ISBN：978-7-5133-2984-2

雷蒙德·钱德勒 作品年表

1935～1941 《雨中杀手》（短篇集）

1939 《长眠不醒》

1940 《再见，吾爱》

1942 《高窗》

1943 《湖底女人》

1949 《小妹妹》

1950 《简单的谋杀艺术》（短篇集）

1950 《找麻烦是我的职业》（短篇集）

1953 《漫长的告别》

1958 《重播》

关于钱德勒

阿城

雷蒙德·钱德勒 Raymond Chandler（1888－1959）

我自己当然认定这些文字是应该放到钱德勒的小说之后的。如果你读过侦探小说，便知道我在说什么。

有关侦探小说的文字，有个道德约定，或说是默契，即不可泄露天机。天机泄露，对一般的侦探小说就失去阅读兴趣。天机，也就是答案，是肉身的诱惑，是智力的挑战，是阅读的张力。

不过天机一旦精彩，下一个天机，也就是作者是怎样的一个人，是读者马上想知道的。这是我认定这些文字是应该放到钱德勒的小说之后的原因。现代文论认为作者和作品是应该分开的，即读其文即可，作者怎样，无足论。以作者论其文，或作者论，为昨日旧套。但现代文论恰恰于此忽略了阅读心理的一个微妙机制。这是有意的忽略，因为作者这一因素会破坏现代文论自建的论述逻辑，或不如说，现代文论有其自我保护机制，有洁癖。

但钱德勒是一个例外，因为从上个世纪三十年代以来，不知道钱德勒的小说的读者甚少，更不要说钱德勒小说都翻拍过电影。因此我的这点文字如果被放在前面，亦无不可，天机早已泄露数十年了。我前面的天机说，纯只为照顾心中想象的居然没有读过钱德勒的小说的读者。

雷蒙德·钱德勒（Raymond Thornton Chandler），1888年7月23日生于美国伊利诺州的芝加哥，1959年3月26日逝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拉荷亚（La Jolla）的斯克瑞普斯诊所（Scripps Clinics），死因是酗酒及肺炎。因为他的文稿代理人赫尔加·格林（Helga Greene）与他的秘书琼·弗莱卡丝（Jean Fracasse）兴讼争夺他的遗产，据《钱德勒论文集》的作者弗兰克·麦克桑恩（Frank MacSchane）指出，这导致他的遗体被葬于预留给贫困者的墓地，即南加州圣地艾哥市的希望山公墓（Mount Hope Cemetery）。

钱德勒的父亲是火车工程师，唯酗酒，不知道酗酒遗不遗传，钱德勒成人后亦酗酒。总之钱德勒的父亲遗弃了妻小，钱德勒的母亲带了他移居英国，由钱德勒的做律师的舅舅资助他们。

1900年秋天，12岁的钱德勒考进伦敦的杜维奇学院（Dulwich College）。五年之后，去巴黎学法语。再一年后，去德国学语言。隔年春天回到英国，入英国籍，夏天通过公务员考试，谋得海军的一份工作。这是1907年的事，隔年冬天，钱德勒20岁，他的第一篇诗作The Unknown Love发表。

不过钱德勒一年后辞职，家人震惊。此后两年内，钱德勒试过新闻业，发表过评介，均不成功。

钱德勒向对他不耐烦的舅舅借了一笔钱，说清将来连本带利偿还。1912年，钱德勒返回美国，最后在洛杉矶落脚，做过穿网球拍线及采摘水果的工作。省吃俭用的日子里，据说他只买过一只烟丝荷包给自己做圣诞礼物。之后他修读簿记函授课程，提前完成课程并找到了一份稳定工作。

他开始参加文人沙龙聚会，听音乐、朗诵诗，结识了钢琴家帕斯卡（Julian Pascal）夫妇。

帕斯卡的妻子西西（Cissy Pascal）“性感、世故、机智、自信，集合了所有年轻男子性幻想的必备特质”。西西当过模特儿，好裸身做家事，虽然自称大钱德勒8岁，但对他有致命的吸引力。

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因英国国籍，钱德勒1917年应征进入加拿大军队，抵达英国利物浦，加入皇家空军，之后被送到法国战场。钱德勒后来写道，不用值班时，有时会喝酒喝到眼前发黑。战前的浪漫主义诗人，因世界大战而酗酒。

1918年停战之后，钱德勒重返洛杉矶。西西已与帕斯卡离异。钱德勒的母亲1913年从英国回到美国，此时她反对儿子的欲望，结果，他们在1924年钱德勒母亲死后不久立即结婚，又结果，36岁的钱德勒发现西西不止大他8岁，而是18岁。

钱德勒曾担任过加利福尼亚州斯格纳希尔市（Signal Hill）的德布利石油财团（Debney Oil Sundicate）的副总裁，但因酗酒、旷工及自杀恐吓而被解雇。

钱德勒开始写廉价小说（pulp fiction）。1933年，第一个短篇《勒索者不开枪》（Blackmailers Don't Shoot）被《黑面具》（Black Mask）杂志发表。

钱德勒曾写信给朋友，说他想要寻找“一种雅俗共赏的手法，既有一般人可以思考的程度，又能写出只有艺术小说才能产生的那种力量。”

他做到了。1939年，钱德勒的第一本小说《长眠不醒》（The Big Sleep）出版，大卖。加缪、奥登和奥尼尔都赞赏他。

这之后，钱德勒的小说一路成功。到他去世，留有七部长篇。钱德勒创造了一个硬汉性格的小说角色，侦探马洛（Philip Marlowe）。钱德勒之前的侦探小说，是案件引人，侦探则是超人，例如福尔摩斯，而钱德勒笔下的侦探马洛，突出的是性格，案件，则是为了性格的展开。这种硬汉，引领了至今大部分侦探小说的方向。去年，我们熟悉的村上春树翻译了钱德勒的代表作《漫长的告别》（The Long Goodbye）。《漫长的告别》曾获在世界推理小说界享有极高声誉的爱伦·坡奖。村上版《漫长的告别》首印数为10万册，日本全国1500家书店也闻风办起了“钱德勒读书节”，村上在后记中将《漫长的告别》定义为“准经典小说”，认为钱德勒的作品影响了纯文学。

钱德勒的侦探小说，读者（包括我）会一再阅读它们，全然不管答案早已知道了几十年。

小说成功后，钱德勒做过一阵子好莱坞编剧，与比利·怀尔德（Billy Wilder）一起将詹姆斯·凯恩（James M.Cain）的小说《双重赔偿》（Double Indemnity）剧本化（1944年）；写作了他唯一的原创剧本《蓝色大丽花》（The Blue Dahlia，1946）。钱德勒还曾参与了希区柯克的《火车怪客》剧本，不过他认为希区柯克的故事不像真的。

虽然钱德勒不符合好莱坞的要求，并嘲笑电影对自己小说的改编，但是二战后欧洲的导演和后来的美国导演，都受了钱德勒小说的影响，例如黑色电影（Flim Noir）。在欧洲，法国新浪潮电影用黑色电影的框架创作了最好的故事，比如戈达尔（Jean-Luc Godard）的《断了气》（Breathless，1959）和特吕弗（Francois Truffaut）的《刺杀钢琴师》（Shooting the Piano Player，1960）。

不过生活中的钱德勒并不顺利，1954年，钱德勒正在写《漫长的告别》（The Long Goodbye，1954年爱伦·坡奖最佳长篇小说），西西久病后去世，钱德勒再次陷入酗酒。1955年，钱德勒试图自杀。最终，这篇小文开始写过了，上个世纪，1959年，钱德勒逝世。

1955年，钱德勒的作品被收入权威的《美国文库》中，以侦探小说进入经典文学殿堂的，似只有钱德勒。

1995年，美国推理作家协会请出四位当代顶尖名家，票选150年来最佳作者、最佳侦探。结果雷蒙德·钱德勒与他创造的高贵侦探菲利普·马洛拿下双料冠军。

钱德勒因自己的小说而不死。

1

这幢坚实、幽暗、高大的红砖房位于帕萨迪纳市橡山区的德累斯顿大道上，陶瓦屋顶，白石奠基。房子正面底层的窗户窗棂灌着铅，楼上的窗户是简朴的农舍型，但四周却装饰着不少模仿洛可可风格的条纹和花饰。

房子正面的一道矮墙和灌木丛前面是一块半英亩大小、修剪得整整齐齐的绿草坪，缓缓地倾斜到马路边上。草坪中间立着一棵巨大的喜马拉雅杉树，四周芳草环绕，有如碧绿的潮水围着一块巨石。人行道和停车坪都极宽大。停车坪上种着三棵白皮金合欢，也为这幢房子增色不少。这是一个夏天的早晨，没有一丝风，万物宁静，空气里弥漫着夏日气息——一个爽朗美好的夏日。

关于这里的住户，我只知道有一位名叫伊丽莎白·布莱特·默多克的太太和她的一家人住在这幢房子里。而默多克太太正需要找一位干干净净、规规矩矩的私人侦探。比如说，不能大大咧咧地把雪茄烟灰随地乱扔，为了防身可佩戴一把手枪，但不能携带太多，等等。我还知道这位默多克太太现已居孀，丈夫贾斯珀·默多克先生，一位蓄着连鬓胡子的傻佬儿，生前赚过大钱，曾对本地区慷慨施舍。所以每逢他的诞辰和忌日，帕萨迪纳的地方报纸都刊登他的照片。照片下面除了注明这位人物的生卒年月外，还有一句悼念词：“他终生为人服务。”

我把汽车停在马路边上，走过嵌在草坪里的六七块踏脚石，按动倾斜檐顶下砖墙上的门铃。房屋前面从房门到汽车道砌着一道低矮的红砖墙。过道的一头，在一块混凝土浇筑的台子上立着一个彩色的小黑人，白颜色的马裤，绿上衣，红帽子。脚下的基座安着一个拴东西用的大铁环。小黑人面带愁容，看来他已经站在这里等了漫长的时间，却什么也没等来。他感到沮丧了。等着屋子里有谁出来给我开门的时候，我走过去拍了拍小黑人的脑袋。

又过了一会儿，一个仆人装束、愁眉苦脸的中年妇女终于把房门打开，但只开了大概八英寸左右的一条窄缝。一对玻璃球似的眼睛瞪着我，对我打量起来。

“菲利普·马洛。”我说，“来找默多克太太。事先已经约好了。”愁眉苦脸的中年妇女咯咯吱吱地咬了一阵牙，闭上眼，又马上睁开，用一种见棱见角、硬得呛死人的语调说：“哪一位？”

“什么？”

“哪一位默多克太太？”

“伊丽莎白·布莱特·默多克太太。”我说，“我不知道这里有很多位姓默多克的太太。”

“是还有一位呢。”她又呛了我一句，“你有名片吗？”她始终把门缝开得有八英寸左右，把鼻尖和一只像男子汉的手从门缝里伸出来。我掏出皮夹，从里面拿出一张只印着姓名的名片，放在那只男子汉的手里。手同鼻尖缩了回去，门砰的一声迎面关上了。

我猜想也许我不应该走正门，应该从后门按铃。我又走到过道的一头，拍了拍小黑人的脑袋。

“小兄弟，”我说，“现在有我给你做伴了。”

时间一分一分地过去。过了很长一段时间。我拿出一支纸烟叼在嘴里，但是并没有点着。乐呵呵的卖冰淇淋的人赶着蓝白两色小马车走过去，一边用音乐盒演奏《稻草堆里的火鸡》的曲调，一只带金点儿的黑色凤尾大蝴蝶落在一丛紫阳花上，几乎紧挨着我的胳膊肘。蝴蝶慢悠悠地上下扇动了几下翅膀，然后徐徐飞起来，穿过滞重的、带着香味儿的热空气，摇摇晃晃地飞向远处。

房子的前门终于打开了。那张愁眉不展的面孔说：“进来吧！”

我走进屋子，这间正方形的房屋很大，非常阴暗，有一种举行葬礼的小教堂的气氛与气味。凹凸不平的灰墙上悬着壁挂；高高的边窗外面安着有如阳台栏杆似的铁栅栏；沉重的雕花大椅上铺着长毛绒坐垫，靠背上套着花毯，颜色已经发暗的金穗子从椅子两边垂下来。后墙上嵌着一块几乎有网球场一般大小的大花玻璃，下面是几扇挂着门帘的落地窗。总的印象是，这间充满霉气的老屋虽说干净却令人觉得憋闷抑郁，难以忍受。看来谁也没有在这里坐过，甚至不想在这里待着。大理石面的曲腿大桌子、镀金的挂钟、双色大理石的小雕像……屋子里到处是这种无用的摆设，即使花一周时间也无法把它们擦拭干净。投入的钱财确实不少，但全都是浪费。时光如果倒退三十年，在当时那个富裕的、不喜欢议论别人是非的闭塞小城帕萨迪纳，这间屋子应该还是很有气魄的。

我们离开了这间老厅房，走过一段通道。过了一会儿，愁眉苦脸的女人打开一间屋子的房门，示意我走进去。

“马洛先生来了。”她在门外气呼呼地招呼了一句，说完就咬着牙把我扔在那里了。

2

这是一间对着后花园的小屋子，地上铺着棕红色的蹩脚地毯。屋子布置得像一间办公室。屋子里的什物也都是办公室必备的那些物品。一位瘦弱的金黄头发女郎戴着玳瑁架眼镜，正坐在一张打字机台子后面，左边放着一张打字纸。她的两只手放在键盘上，虽然那台打字机并没有装着纸。她看着我走进屋子，就挺起腰板，有些装腔作势，仿佛正在等着别人给自己拍照。她用清亮柔和的语调叫我坐下。

“我是戴维斯小姐，默多克太太的私人秘书，她叫我看看你的几份推荐信。”

“推荐信？”

“当然了。要看看推荐信。怎么，你感到吃惊吗？”

我把帽子放在她的打字桌上，把没有点着的那支纸烟放在帽檐上。“你的意思是说，她叫我到这儿来，事先对我一点儿也不了解？”

她的嘴唇抖动了一下，但连忙把嘴唇咬住。我说不清她被我的话吓住了呢，还是感到气恼。要么就是为了装出一副正正经经、公事公办的神气而显得有些力不从心。但是不管怎么说，她的样子确实不怎么高兴。

“她是从加利福尼亚安存银行一家支行的经理那里，知道你姓名的。但是那位经理本人对你并不了解。”她说。

“你准备好铅笔把我说的记下来吧。”我说。

她拿起一支铅笔，让我看到笔尖是新削的。她准备好好把我的话记录下来。

我开口说：“我的第一位证明人：同一家银行的一位副经理——乔治·S.利克先生。他在总部办公。其次，我还有一位证明人：州参议员休斯顿·奥格尔索普先生。目前他可能在萨克拉门托市，要么就是在洛杉矶市政大楼自己的办公室里。此外，我还可以举出下列几位证明人：德赖弗斯家的小悉德尼·德赖弗斯、地产保险公司大楼的特纳和斯韦恩律师事务所。记下来了吗？”

她记得很快，一点儿也不费力，眼睛并不看我地点着头。阳光在她的金黄色头发上嬉戏。

“经营钻井工具的弗利－克兰兹合作商店的奥利弗·弗利。这家商店在工业区东九路上。此外，如果你还想知道我在警察界一些朋友的话，我可以举出地方检察官伯纳德·奥尔斯和中央凶杀案侦破组的探长卡尔·兰德尔。你是不是认为我举这么多人已经够数了？”

“请你不要笑话我。我只不过是在做别人要我做的事。”

“我看最后两个人你就别往他们那儿打电话了。除非你想让他们知道要我来办的是一件什么性质的案子。”我说，“我没有怪你。今天天气很热，是不是？”

“在帕萨迪纳这个地方，这种天气不算热。”她说。她从桌子上拿起电话簿，开始查询我提到的证人。

在她查找号码一个地方一个地方地往外打电话的时候，我开始仔细地观察这位姑娘。她的肤色苍白，是因为皮肤生来就非常白皙，其实她是一个很健康的姑娘。金黄的头发虽然不怎么光滑，但并不难看。只不过她让头发紧绷绷地贴在窄小的脑壳上，才叫人无法注意到她这头秀发。她的两道眉毛又细又直，颜色比头发浓得多，几乎可以称做褐色。纤嫩的鼻翅像是一个害贫血的病人那样惨白惨白。下巴生得瘦小，过于尖细，令人感到她的性格很不稳定。除了双唇涂了不多的橙红色唇膏外，她没有用任何化妆品。在两片镜片后面闪烁着一对大大的瞳仁。她生着两只很大的湛蓝色的眼睛，眼睛里有一种梦幻色彩。因为眼皮绷得紧，所以这对眼睛有些像东方人，要么就是因为她的整个一张脸肉皮生得紧，所以眼梢也吊上去了。整个说来，这张脸带有某种奇特的、略有些神经质的美，只要好好装扮一下，一定会展示出令人吃惊的魅力的。

她穿的是一件亚麻布连衣裙，袖子很短，身上也没戴任何首饰。两只光光的胳膊上覆盖着一层细毛，有些地方还生着雀斑。

我并没有注意她在电话里说些什么。我只看到她把电话里所听到的速记了下来，手里的铅笔极其灵活地在纸上勾出点点线线。打完电话以后，她把电话簿挂在一个挂钩上，站起身，理了一下亚麻布连衣裙的下摆，开口说“请你稍微等一会儿——”，就向房门走去。

快走到门口的时候，她又走回来，把书桌一头最上面的一只抽屉关紧，她走出屋子，关好屋门。室内再也没什么声息了，只听见窗户外边蜜蜂的嗡鸣声。远处有人正在开动一只真空吸尘器。我从帽子上把那支一直没有点燃的纸烟拿起来，放在嘴里，站起身来。我绕到书桌的另一边，把她特地走回关起来的那只抽屉拉开。

这只抽屉与我毫无关系，我只不过好奇而已。我看到她有一把柯尔特小型自动手枪放在抽屉里，这与我也毫无关系。我把抽屉关上，重又坐下。

她离开了大约四分钟。回来后她打开门，站在门口说：“默多克太太现在准备见你。”

我跟着她又走了一段过道，最后她推开两扇玻璃门中的一扇，身体往旁边一闪。我走进去，玻璃门在我身后关上了。

屋子非常幽暗。最初，除了从室外灌木丛和帘幕间隙处透进来的一些光线外，我看不清屋子里的任何东西。过了一会儿我才分辨出这是一间玻璃暖房，只不过门窗都被室外各种植物的枝叶遮严了。屋子里铺着草席，摆着藤编的家具。窗边有一张很大的曲背藤椅，椅子上摆着堆成小山的靠枕。一个女人正斜倚在靠枕上，手里擎着一只酒杯。在我还没有辨清女人的面目之前，首先闻到的是浓郁的酒香。过了一会儿我的眼睛逐渐习惯了屋子里昏暗的光线，我终于看清了这位妇女的模样。

她生着一张大脸，下巴底下几道肥肉。铅灰色的头发烫得蓬蓬松松的。见棱见角的嘴巴和像含着眼泪似的两只大眼睛。她的脖子上围着蕾丝花边，虽然这样粗的脖子也许只配穿足球运动员的运动衫。她身上穿的是灰色的筒袍，露着两只胳膊，胳膊上斑斑驳驳尽是斑点。她的耳朵上戴着黑玉耳环。在她身旁摆着一张玻璃面矮桌，桌上放着一瓶红葡萄酒。看见我走进来，她一边一口一口喝酒，一边从酒杯边沿上打量我，但却一句话也不说。

我站在她前面。她让我站着，一直等到喝完自己杯里的酒，把杯子放在桌上，重又斟上一杯。然后，她用一块手帕轻拍了几下嘴唇，这才开口说话。她生着一副男中音的喉咙，用这种嗓音说话的人是需要你认真对待的。

“坐下，马洛先生。请不要点烟，我有哮喘病。”

我在一个藤编的摇椅上坐下，把那支一直没有点燃的纸烟塞在上衣口袋里的手帕后面。

“我从来没有同私人侦探打过交道，马洛先生。我对私人侦探一无所知。你的推荐人叫我满意，你的收费标准是多少？”

“办什么事，默多克太太？”

“当然是件需要严格保密的事，同警察局没有关系。如果同警察局有关系，我早就找警察了。”

“我的收费标准是每天二十五元，默多克太太。当然还需要一些额外花销。”

“你要的不少。看来你挺能挣钱的。”她又喝了几口葡萄酒。我在天气炎热的时候不爱喝葡萄酒，但最好还是能有机会谢绝一下别人的邀请。

“挣钱不多。”我说，“当然了，请侦探替您办事花钱可多可少，正像请律师办案、请牙医治牙一样。我不属于什么组织。我一个人干，一段时间只办一个案子，干我这个行当还有风险，有时候风险很大。我不是一年到头总工作，所以我不认为一天二十五元收费太高。”

“我懂了。那你刚才说的额外开销指的是什么？”

“这里那里碰到的一些小事。您从来不会事先知道什么地方要花一点儿钱。”

“但我还是想知道。”她毫不留情地问。

“您会知道的。无论花什么钱我都会清清楚楚地记下来。您可以提出异议，如果您认为花得不是地方的话。”

“你希望拿到多少预聘费？”

“一百块钱就够了。”我说。

“我也是这么想。”她说。她把杯子里的酒喝干，又重新斟满。这次她连嘴唇都来不及擦。

“像您这样有地位的人，默多克太太，其实我不一定要预聘费。”

“马洛先生。”她说，“我这个人很厉害。但是你可别被我吓着。如果你要被我吓坏，你这人对我也就没什么用了。”

我点了点头，等着看这个女人还要做些什么。

她突然笑起来，接着就打了个嗝。这个嗝打得很漂亮，既不有意夸张，又让人知道她对此习以为常。“我有哮喘病。”她满不在乎地说，“喝酒是为了治病。所以我并没有邀请你。”

我把一条腿搭在另一条腿的膝盖上。我希望这对她的哮喘病不会有什么影响。

“金钱并不是最重要的。”她说，“像我这样身份的女人总是被人敲竹杠，我已经习惯了。我希望我付你的钱花得值。情况是这样的，我有一件相当值钱的东西叫人偷走了。我要把它找回来，但只是要拿回东西，不要拘捕任何人。偷东西的贼碰巧是我家庭的一名成员——因为姻亲关系。”

她用自己粗大的手指转动着手里的酒杯，尽管这间幽暗的屋子里光线朦胧，我却看到她的脸上浮现出一丝笑容。“直截了当地说吧，就是我的儿媳妇。”她说，“一个很有魅力的女人——硬得像块橡木板。”

她注视着我，眼睛突然射出一道亮光。

“我的儿子是个十足的傻瓜。”她说，“但是我很喜欢他。一年以前，他办了件蠢事，不经过我同意就结了婚。他办这件事真是愚不可及，因为他还不能自己谋生。除了我给他一点儿钱以外，他手头没有钱。而我对于给钱又不怎么慷慨。他选中的这位女士，或者说，选中了他的这位女士，是一家夜总会的歌星，名叫琳达·康奎斯特
[1] 。这个姓倒同她的性格相符。婚后他们就住在这幢房子里。因为在这所房子里，我不允许任何人和我顶嘴，所以她没同我拌过嘴。虽然如此，我同她彼此一点儿好感也没有。他俩的开销由我支付，我给了他们俩一人一辆轿车，给这位女士足够的钱购置衣服等。她自然发现这里的生活十分沉闷，而且无疑也发现我的儿子毫无情趣。我也知道他这个人毫无情趣。简短地说，一个多星期以前，这位儿媳妇突然不辞而别了，甚至没留下转给她信件的地址。”

她干咳了两下，摸出手帕，擤了一下鼻子。

“她拿走的是一块金币。”老太太接着说，“一块极珍贵的金币，人们叫它布拉舍金元
[2] 。当年这是我丈夫所有收藏品中最珍贵的一件。我自己对这种东西没有兴趣，但他却把这块金币视若拱璧。自从四年前他去世以后，他的收藏我一直完整地保存着。这些东西锁在楼上一间有防火设施的房间里，在几个阻燃的盒子里。他的收藏品我都保了险，我还没有去报失。除非必要，我不想惊动保险公司。这块金币毫无疑问是叫琳达拿走了。听别人说，这块币价值一万多块钱。那是枚样币，并未流通过。”

“这种古钱是很难出手的。”我说。

“也许你说得对，我不知道。直到昨天我才发现这块金币不翼而飞了。我本来也不可能知道失窃的事，因为我从来不去动那些藏品。可是洛杉矶有一个叫莫宁斯塔尔的人打来电话。他自称是钱币商，打听我们是否准备出售布拉舍金币。这个电话碰巧是我儿子接的。他说他不认为家里想出售这枚币，过去从来没有过这种打算。但如果莫宁斯塔尔先生肯另外找个时间再打来电话的话，他可以先跟我商量一下。现在不方便，我正在休息。那个人说他可以再打电话过来。后来我儿子把这件事告诉了戴维斯小姐，戴维斯小姐又告诉了我。我叫她主动给那个币商打电话问问。这引起了我的好奇心。”

她又啜饮了几口葡萄酒，挥动了几下手帕，哼哼一声。

“为什么引起了好奇心？”我没话找话地问。

“如果这个币商稍有些名气，他就会知道我家的这块币是不可能出手的。我丈夫默多克在遗嘱里写得很清楚，在我还活着的时候，他的任何收藏品都不出售，也不出借或典押。这些东西不许任何人拿出这所房子，除非房子受到损害必须搬迁。即使那样，也只有保管人有权利把东西移走。我那死鬼丈夫，”她冷笑着说，“似乎认为，我在他活着的时候，对他那一堆破铜烂铁片应该更感兴趣。”

这一天天气晴朗，室外阳光灿烂，百花盛开，鸟儿在枝头鸣啭。汽车驶过街头时令人感到舒适的轰鸣声，一阵阵从远处传来。而在这间散发着葡萄酒味的幽暗的屋子里，面对着这位愁眉苦脸的女人，我却觉得好像置身于一个幻境中。我上下颠动着架在另一条腿上的脚，听着她絮絮叨叨地说下去。

“我同莫宁斯塔尔先生通了电话。他的全名是艾里沙·莫宁斯塔尔。他的办公室在洛杉矶市商业区第九大街一幢名叫贝尔方特的大楼里。我在电话里告诉他，默多克家的收藏品是不出售的。过去从来没有出售过，而且只要我在世一天，也决不会卖给外人。我还对他说，我很奇怪，他居然不知道这一情况。他在电话里支支吾吾地说了几句什么，接着就问我，能不能允许他看看我家的藏品。我告诉他当然不允许。他冷冷地谢了我一下，就把电话挂断了。这以后，我上楼去查看那些钱币。我已经有一年没有碰那些东西了。那枚金币本来锁在一只防火的盒子里，这次不见了。”

我没说什么。她重又斟上酒，用她粗大的手指在藤椅扶手上敲击着。“我当时怎么想，你大概猜得出来。”

我说：“关于莫宁斯塔尔先生的事，或许我猜得出。有人提出要卖给他这枚金币，他知道，也许猜到了这枚币是从哪儿来的，这一定是一枚非常稀有的钱币。”

“他们称之为没有流通的样币，这东西确实极其稀少。是的，我也是你这个想法。”

“它是怎么被人偷出来的？”我问道。

“这所房子里谁都偷得出来，一点儿也不费劲。我的钥匙就放在皮包里，皮包随身带着，一会儿拿到这儿，一会拿到那儿。只要有心这么做，谁都能把钥匙从皮包里取出来，打开屋门、柜门，在我发觉前，重新把钥匙放回我的皮包。如果是外人，这样做并不容易，但是对家里人来说，这是易如反掌的事。”

“我懂了。您为什么肯定就是您儿媳妇拿的，默多克太太？”

“我并没有任何从严格意义上讲的证据。但这是千真万确的事。我家里有三个女佣，她们都已经在这里干了很多很多年了——早在我同默多克先生结婚前——这是七年前的事——她们就在这里当用人。另外，我们还有一个侍弄花草的园丁，这人从不进屋来。我们家没有汽车司机，我上街不是我儿子就是我的秘书给我开车。金币不是我儿子拿的。第一，因为他不是那种偷母亲东西的傻瓜，再说他会毫不费力地不叫我同币商莫宁斯塔尔直接通话。至于戴维斯小姐嘛，她偷我的金币？就连这么想想都太可笑了。她这个人像老鼠一样胆小。不会是她，马洛先生。琳达即使没有别的原因，为了报复我，也会做出这种事来。她正是这种人。你也知道，在那些夜总会混事儿的都是些什么女人。”

“什么人都有。”我说，“正像其他地方一样。关于失窃的事，我猜想不会是外边的小偷撬锁进来的吧？我想也不会。不会有小偷下这么大工夫只为了拿走一枚贵重钱币。我看最好让我去看看那间屋子。”

她把下巴向我一伸，脖子上的肌肉绷成了一堆硬块。“我已经告诉你了，马洛先生。是我的儿媳莱斯利·默多克太太把布拉舍金币拿走的。”

我瞪着眼睛看她，她也瞪着眼睛看我。她的目光像这幢房子的砖墙一样硬。

“就假定您推测的是事实吧，您要叫我做的究竟是什么，默多克太太？”

“第一，我要把那枚金币弄回来。其次，我要我儿子顺顺当当办了离婚手续。我不要花钱买离婚。我敢说，你是知道这类事该如何安排的。”

她把杯子里的余酒喝光，纵声大笑起来。

“也许我听人说过该怎么办。”我说，“您是说，这位女士没有留下转信地址吗？您的意思是，您对她现在在什么地方一无所知吗？”

“一点儿也不知道。”

“这么说，这个人已经销声匿迹了。说不定您的儿子还知道点儿什么没有告诉您，我需要同他谈谈。”

我面前的这张灰不溜秋的大脸绷成了更多的肉绺。“我儿子什么都不知道。连金币被窃的事他也不知道。我什么也不想告诉他。等时机成熟的时候，我知道如何应付他。在那以前，我不想惊动他。他会一点儿也不走样地照我命令他的那样做。”

“他并不是永远要照您的话做的。”我说。

“他这次结婚，”老妇恶狠狠地说，“是由于一时冲动。事情过去以后，他一直像个绅士般地规规矩矩。我对他非常放心。”

“在加利福尼亚，这种一时冲动怎么说也会延续三整天，默多克太太。”

“年轻人，你还想不想要我聘你办这件事了？”

“我想要，前提是我需要知道所有的事实。另外，我还要得到许可，按照我认为合适的方式去做。如果您设下了许多条条框框，叫我迈不开步，我就不要您赏赐给我的这个差事了。”

她又狂笑起来，“你现在办的是一件必须谨慎对待的家务事，马洛。所以你必须谨慎小心。”

“如果您雇用了我，您就会得到我全部的谨慎和小心。如果我没有足够的慎重，也许您还是别雇我为妙。比如说，我猜想您不想设置一个叫你的儿媳陷于其中的什么圈套吧？我可不想那么慎重。”

她的一张大脸变成煮熟的紫红色的糖萝卜。她本想张开嘴巴对我大喊大叫，可是又克制住自己。她只是举起酒杯，喝了几口她认为那是为了治病才喝的葡萄酒。

“就交给你去办吧。”她冷冷地说，“我真希望我是两年前认识你的，在他同那女人结婚以前。”

我不太明白她说这句话有什么含义，但是我并没有让她解释。她侧着身子，用一把钥匙在一台家用电话机上捅咕了一阵。等到从耳机里传出说话的声音，她对着电话机吼叫了几句。

传来一阵脚步声，那位金黄头发的女郎迈着碎步走进来。她的下巴紧贴着前胸，仿佛有人要抡起胳膊打她似的。

“给这个人开一张两百五十块钱的支票。”老巫婆对她吼道，“你要闭紧嘴巴，别对任何人说这件事。”

小姑娘脸涨得通红，一直红到脖子根上。“您知道我从来不跟别人说您的事，默多克太太。”她呜咽道，“您知道我不会说的。我就是做梦也想不到同别人说——”

她垂着头，转身跑出屋子。在她关门的时候，我抬头看了看她。她的小嘴唇抖动着，可是眼睛里却闪着怒火。

在屋门关上以后，我对那位妇人说：“我需要一张您儿媳的照片，还要知道一些信息。”

“在那张书桌的抽屉里找找。”她伸出一根粗指头指着书桌。手指头上的金戒指在昏暗中闪闪发亮。

我走到一张藤条编的小书桌前面，拉开桌子上唯一一只抽屉。抽屉里正面朝上放着一张照片。我拿出照片。照片上一双幽黑冷峻的眼睛盯视着我。我拿着照片，重新坐下，仔细打量起来。乌黑的头发蓬松着从中间分开，又松松地向后边梳去。露出平实的前额。一张阔嘴，带着副满不在乎的神情，但双唇却富有挑逗性。鼻子大小适中，非常秀美，皮生得很紧，现出骨头的棱角。这张脸的表情似乎缺少点儿什么。过去人们称这种缺陷为没有教养，今天人们叫它什么呢，我就不知道了。这张脸给人的印象是过于精明，年纪虽小却善于自我保护。太多的人总向这张漂亮面孔挤眉弄眼，它已经学会了太多的躲闪这些无谓纠缠的路数。但是在这种精明的背后，却还残存着一个仍然相信圣诞老人的小女孩儿的质朴天真。

我对这帧照片点了点头，把它放在衣袋里。我在思索：只是一张照片，从里面看出来的东西就已经太多了，而且这间屋子的光线还不怎么好。

门开了，穿着亚麻布连衣裙的姑娘拿着一本三联的支票簿和一支自来水笔走进来。她把胳膊垫在支票本底下，叫默多克太太签名。她挺起身，勉强摆出一个笑脸。默多克太太朝我的方向指点了一下，她把支票撕下来，递到我手里。她走到门口，等着还有什么吩咐。默多克太太没有再搭理她，于是她轻手轻脚地走出去，把房门从外边关好。

我在空中扇动了几下支票，把上边的墨水扇干了，然后折起来握在手里。

“关于琳达，您有什么事可以告诉我的？”我问。

“几乎什么也没有。在同我儿子结婚以前，她同一个叫‘魔力’路易斯的姑娘——这些人都给自己起了些漂亮的名字同住一所套房。‘魔力’的职业大概是招待员什么的。她俩都在文图拉林荫大道上一家叫艾德瓦利俱乐部的地方干活儿。我儿子莱斯利对这些地方是一清二楚的。我对琳达的家庭和出身什么也不知道。她有一次说她出生在苏福尔斯附近一个地方。我想她的父母在那里住过。但我对这些事一点儿不感兴趣。我不想打听她的事。”

她说没有兴趣打听，那才是胡说八道呢。我几乎想象得出，她如何追根刨底地用两只手在地上挖掘，想弄出个究竟来。

“您不知道‘魔力’小姐的住址吧？”

“我不知道。”

“您儿子会不会知道？要么戴维斯小姐也许知道？”

“等我儿子回来的时候，我问问。我想他不会知道。你可以自己问戴维斯小姐。我想她一定也不知道。”

“我明白了。您知道不知道琳达还有什么朋友？”

“不知道。”

“有可能您儿子还同她保持着联系——默多克太太。只是没有让您知道。”

她的脸又要开始红涨，我连忙举起手把一副慰抚的笑容抹在脸上。“不管怎么说，”我说，“他跟她结婚已经一年了。关于她的事他总会知道一些。”

“你别把我儿子扯进这件事里来。”她呵斥我说。

我耸了耸肩膀，用双唇发出一声失望的声音。“好吧。我想她把她的那辆车开走了吧？你给她的那辆。”

“一辆一九四○年的铁灰色福特水星，是跑车吧？戴维斯小姐可以告诉你车子的牌号，如果你想知道的话。我不知道她是不是把车开走了。”

“您知不知道她拿走了多少钱，什么衣服，什么首饰？”

“她拿的钱不多。她手里最多也不过有几百块钱。”她鄙夷不屑地把嘴一撇，嘴角上立刻挂上几条很深的皱纹。“当然了，也许她又交上新朋友，那她的钱就多了。”

“有这种可能。”我说，“珠宝首饰呢？”

“一枚价值不高的祖母绿钻石戒指；一块镶嵌着红宝石的浪琴白金手表；一条琥珀项链——那是有一次我犯傻送给她的——项链的扣钩上镶着一个由二十六粒小钻石构成的菱形图案。她当然还有一些别的东西。我对这个从不注意。她的穿着很讲究，但并不显眼。感谢上帝还赐给她一些小小的恩惠。”

她再次把杯子斟满，一边大口大口地喝酒，一边打嗝，这会成为她与人交际时的随堂礼仪的。

“您能告诉我的就是这些吗，默多克太太？”

“怎么，这还不够？”

“还差得远。可是暂时我就算满足了吧。如果我发现钱币不是她偷的，您托我办的这件事就算交差了。是不是这样？”

“咱们再谈谈。”她蛮横地说，“金币毫无疑问是她偷的。我不想叫她就这样溜走。你把我说的这一点好好记在脑子里，年轻人。你喜欢装出一副蛮横无理的样子，我倒希望你真有装扮出的一半蛮横，那就好了。要知道，那些夜总会女郎很可能都交有一些粗暴的朋友呢。”

那张我已经折起来的支票，这时仍然留在我的双膝之间。我把皮夹子拿出来，把支票放进去，站起身，准备从地上拿起帽子。

“我倒愿意他们粗暴。”我说，“粗暴的人头脑都简单，如果有什么值得向您汇报的我就告诉您，默多克太太。我想，我先去找找那位钱币商人。看来他是条线索。”

她等我一直走到房门口才在我背后吼叫着说：“你不怎么喜欢我吧，是不是？”

我一手握住门柄转过身来说：“有人喜欢您吗？”

默多克太太把头往后一仰，咧开嘴哈哈大笑起来。我在她的笑声中打开门，走出屋子。我关上门，把她粗蛮的笑声关在屋子里。我走回这幢房子的大厅，敲了敲秘书小姐半掩着的屋门。我把门推开，探进头去。

她双臂交叠伏在书桌上，头埋在胳膊里，正在抽抽噎噎地啼泣。听见声音，她转过头，看了看我，眼睛里仍然噙着眼泪。我把门关好，走到她身旁，用一条胳膊拢着她瘦弱的肩膀说：“别不高兴。你应当为她感到难过才对。她自认为是个强悍的女人，为了装扮成厉害的样子，累得腰都直不起来了。”

年轻姑娘的身体弹跳了一下，远远躲开我的胳膊，“别碰我。”她呼吸急促地说，“请求你，我从来不让男人碰我。另外，请你也别说默多克太太的坏话。”

姑娘的一张带着泪眼的脸涨得通红。摘掉眼镜以后，她的眼睛是非常可爱的。

我把那支一直拿在手中的纸烟塞到嘴里，点着了。

“我——我不想这么没礼貌。”她抽抽搭搭地说，“只是她太作践我了。我一心想把她的事情办好。”她又抽搭了两下，从书桌的抽屉里拿出一块男人用的大手帕，抖搂开，用它擦着眼睛。我注意到这块手绢垂下来的一只角上用紫线绣着“L.M.”两个缩写字，我盯着它看了一会儿。我把口中的纸烟喷吐在屋子另一角，避开她的头发。“你有什么事吗？”她问。

“我需要莱斯利·默多克太太汽车牌照的号码。”

“号码Z/一一一一，一辆车篷可以翻折的灰色福特水星轿车，一九四○年型的。”

“她可告诉我是辆跑车。”

“跑车是她丈夫莱斯利先生的。车型、颜色相同，都是同一年的产品。琳达没有把她的车开走。”

“哦。你认识不认识一位叫‘魔力’的小姐？”

“我只见过她一面。她同琳达合住一套公寓。那次她到这儿来是跟着一位——一位瓦耶尼先生。”

“瓦耶尼是怎样一个人？”

她的目光垂在桌面上。“我——她只是跟那个人一起来的。我不认识这个人。”

“‘魔力’小姐长得什么样？”

“高个儿、黄头发、很漂亮。非常——非常吸引人。”

“你的意思是说很性感？”

“怎么说呢？”她的脸涨得通红。“是一种规矩女人产生的魅力。我想你懂得我的意思。”

“我知道你要说的意思。”我说，“可是这种话我总是越听越糊涂。”

“我相信你说的真话。”她尖刻地说。

“知道‘魔力’小姐住在哪儿吗？”

她摇了摇头。她小心翼翼地把那块大手帕叠好，放在写字台的抽屉里。就是那只放着手枪的抽屉。

“等这块手帕用脏了以后，你可以再弄一块。”我说。

她把身子往椅背上一靠，两只小手放在桌面上，两只眼睛平望着我。

“我要是你的话，马洛先生，就不会把这种硬汉子的架势摆得太过火。至少别对我摆。”

“是吗？”

“是的。除非主人特别吩咐，我不可能再回答你什么问题了。我在这里的地位叫我不能把很多内情说出去。”

“我不是硬汉。”我说，“只不过男子汉气概重了些。”

她拿起一支铅笔，在拍纸簿上画了个记号。她对我微微一笑，完全平静下来。

“也许我不喜欢男子汉气概重的人。”她说。

“你是个怪人。”我说，“我还从来没遇见过你这样的人呢。再见吧。”

我走出她的办公室，把门关紧。我从空无一人的大客厅向外走，穿过寂静无声、死气沉沉的宽大的起居间。我从正门走出这幢房子。

室外，灿烂的阳光正在草坪上嬉戏。我戴上太阳镜，走到小黑人雕像前面，又拍了拍他的脑袋。

“小兄弟啊，这里比我预料的还要糟。”我对他说。踏脚石上的热气一直穿透我的鞋底，我赶忙钻进汽车，发动马达，把车子从马路边上开走。

我后边有一辆灰色的小汽车也驶离开马路牙子。我并没有注意它，驾车的人戴着一顶黑色卷边圆草帽，帽檐上系着一条花里胡哨的印花帽箍。他跟我一样，也戴着太阳镜。

我驶回城里。大约驶过十几个街区，岔路口的红灯叫我把车停住。我发现那辆灰色汽车仍然尾随着我。我耸了耸肩，为了开个玩笑，我兜了个小圈子。后面的车紧追不舍。我驶进一条两旁密密种着胡椒树的林荫道，陡然把车掉过头，停在马路边上。

灰色汽车在我后面也驶进这条马路，但是那位戴着花帽箍草帽的金发人没有像我一样掉头。他的车一直向前驶去。我把车往回开到阿罗约塞可，接着向好莱坞驶去。我几次回头打量，但没有再发现那辆跟踪我的车。

注释

[1] 瑞士枪械制造公司及其生产的武器品牌名称。

[2] 一七八七年纽约金匠艾普瑞姆·布拉舍铸造了若干美国金元，据说至今全世界仅存六枚，已成为稀世之宝。

3

我在卡浑加大楼六层背面租了两间屋子作为办公室。一间屋子的门总不上锁，如果有委托人找我替他办事，可以在这间屋子里坐着等我。房门上安着蜂鸣器，我在另一间可以独自思索的屋子办公，只要人在，可以随叫随开。

我向这间接待室里望了望。屋子里一个人也没有，只有一股尘土味儿。我又推开一扇窗子，打开接通两间屋子的小门，走进里边的小屋。这间屋子摆着三把硬椅和一把躺椅，一张平面办公桌，五只装档案资料的盒子，其中三只空无一物。此外屋子里还有一份挂历、一张挂在墙上用镜框镶着的营业执照、一部电视机，以及放在木头茶几上的一个洗脸盆和一只衣架。地板上铺着的地毯已经七穿八洞，铺在那里只是为了装样。两扇打开的窗户上挂着纱帘，一会儿飘进，一会儿飘出，活像一个没牙老人睡觉时的两片嘴唇来回噗噜。

这些家当去年就摆在这里。去年以前其实也同样是这一套家伙。一点儿也不漂亮，更谈不到华丽，只不过比搭在海边的帐篷强多了。

我把帽子和上衣挂在衣架上，用冷水洗了把脸，点上一根纸烟，把电话簿摆到办公桌上。电话簿上记载着，艾里沙·莫宁斯塔尔的办公室在西九街四二二号贝尔方特大厦八二四房间。我把这个地址连同电话号码记了下来。正当我伸手去取电话耳机的时候，突然想起还没有按动蜂鸣器打开接待室的房门，我把手伸到办公桌侧面，按动开关。这件事我做的正是时候：有一个人正在推外面那间屋子的屋门。

我把记事簿翻过来放在桌上，走到外间去察看进来的是什么人。我看见一个瘦长身材、满面春风的家伙。他穿的是一身淡蓝色热带纺织品西服，黑白两色漆皮鞋，淡黄色衬衫、丝带，一条大花手帕半露在衣服口袋外边。这人戴着黑白两色猪皮手套，一只手里擎着一支黑色长烟嘴。他正在皱着鼻子审视我的接待室：摆在桌子上的过期的老杂志，破旧的椅子和地毯，以及显示出我赚不了什么大钱的所有寒酸相。

当我打开两间屋子中间的那扇隔断门的时候，他把身体转过来四分之一，用一双带有梦幻色彩的淡蓝色眼睛注视着我，这双眼睛生得离细长的鼻梁比较近。这人的皮肤被阳光晒得红彤彤的，一头淡红头发紧巴巴地梳向后脑勺，露出窄小的头盖骨。他那一道细长上须的颜色比头发还要红。

他随随便便地望了我一眼，显然对我不感兴趣。在徐徐喷出一口烟雾以后，他带着鄙夷的神气从烟雾中对我说：

“你就是马洛？”

我点了点头。

“我有点儿失望。”他说，“我本来认为，会看见一个指甲盖镶着黑边的人呢！”

“到里边来。”我说，“坐下来以后，你有的是时间说俏皮话。”

我开着门等他走进里屋。他慢条斯理地从我身旁踱进来，一路用他一只手的中指往地毯上弹烟灰。他在办公桌前来访者的座位上坐下，脱下右手的手套，同另一只已经脱下的手套叠在一起，放在我的桌子上。他从那支黑色的长烟嘴里把烟头磕出来，用一根火柴把它捅灭。他又在烟嘴里安了一支纸烟，用一根乌木颜色的大火柴把烟卷点着，做完这一切以后，他往椅背上一靠，露出一副对一切感到厌倦的阔公子哥儿的笑容。

“一切都就绪了？”我问，“脉搏、呼吸都正常？要不要在脑袋上敷一块冷毛巾什么的？”

他没有冲我撇嘴，因为自从一进我的办公室他的嘴就一直撇着。“一位私人侦探。”他说，“我还从来没见过私人侦探呢。干这种营生可得做些出格的事，我猜想。扒人家窗户根儿啊，探听别人隐私啊，诸如此类的事。”

“你到这儿来有何贵干？”我问他，“是不是就为了到贫民窟来显摆显摆自己？”

“我姓默多克。也许这个姓对你多少有点儿含义吧？”

“我看你追我追得很紧。”我说，一边开始往我的烟斗里装烟丝。

他盯着我装烟斗，过了一会儿才慢吞吞地说，“我听说我母亲雇了你替她办一件什么事。她给了你一张支票。”

我把烟斗装好，用火柴点着，然后吸了一口烟，靠在椅背上，从我的右肩膀上面对着一扇打开的窗户往外喷烟。我什么也没说。

他把身子往前探了探，一本正经地说：“我知道藏奸耍滑是干你这种营生必备的本领，可刚才我说的话不是瞎猜。是一只小虫子对我讲的，一只花园里的不起眼的小虫，总是叫人踩在脚底下，可它还是活过来了——像我一样。我凑巧跟在你的汽车后面，一直离你不远。这把你的问题解释清楚了吧？”

“是的。”我说，“假定这对我有什么重要意义的话。”

“她雇你去寻找我的老婆，我猜想。”

我哼了一声，叼着烟斗对他笑了笑。

“马洛。”他说，现在他变得更加严肃认真了。“我已经做了最大的努力，可是我还是不喜欢你。”

“那我可要叫喊了。”我说，“要生气痛苦地大喊大叫。”

“请原谅我引用一句人们挂在嘴边上的话：你这种扮演硬汉子的丑剧实在臭气冲天。”

“这句话从你口里说出来，有一股苦涩味。”

他把身子往后一靠，用两只淡蓝色的眼睛打量着我。他在坐椅上不安地扭动身子，想坐得更舒服一点儿。我有时候真应该也学他那样子坐坐那张椅子，说不定我丢了许多主顾，毛病都出在这张椅子上。

“为什么我母亲想要找到琳达？”他问，“她简直对她恨之入骨。我是说我母亲恨琳达恨之入骨，琳达对我母亲可很不错。你对她的印象如何？”

“对你母亲？”

“当然啦。你还没见过琳达呢，是不是？”

“你母亲的这位秘书小姐的工作可快保不住了。她这张嘴怎么把什么都告诉你了？”

他使劲儿摇了摇头。“母亲不会知道的。再说，反正母亲离不开梅尔。她需要有一个人让她呵斥来呵斥去。她可以对梅尔大喊大叫，甚至扇她嘴巴，但是叫她不要却不成。你觉得她怎么样？”

“挺讨人喜欢的——由老派人的眼光来看。”

他皱了皱眉头。“我是问你觉得我母亲怎么样。梅尔只不过是个小丫头片子罢了。”

“你的观察力可把我吓了一跳。”我说。

他显得有些吃惊，几乎忘记用手指甲弹烟灰了。不，没有完全忘记。只不过小心谨慎地不让烟灰弹到烟灰缸里。

“关于我母亲。”他又耐心地提醒我。

“一匹气宇轩昂的老战马。”我说，“心是金子做的，可是那金子埋得很深。”

“可她为什么要找到琳达呢？我弄不明白，而且肯花钱找。我母亲舍不得花钱，从口袋里掏钱比割她的肉还痛。她为什么非要找琳达不可呢？”

“我怎么知道？”我说，“谁说她去找琳达？”

“你不是暗示在办这件事吗？而且梅尔——”

“梅尔太爱幻想了。这是她编造出来的，真见鬼，她往一块男人的手帕里擤鼻子，那块手帕可能是你的。”

他的脸红了，“那太蠢了。你听我说，马洛。请你通情达理一点儿，告诉我这都是怎么一回事。我的钱不多，但是拿出几百块钱给——”

“我真要揍你了。”我说，“我是不应该跟你谈话的，有规定。”

“为什么，请告诉我。”

“别再问我我不知道的事情，我无法回答你，也别问我我知道的事，因为我不会对你说。你这辈子是在哪儿过的？干我这个行当，如果受人委托办一件事，碰到一个人对这件事好奇，就把自己知道的老底儿都抖搂出来，你说这可能吗？”

“这间屋子的火药味太浓了。”他语带讥讽，“干你这种工作，居然不要别人白给的两百块钱！”

我一点儿也不想回应他说的这句话。我从烟灰缸里拿出他用过的半枝乌木火柴看了一会儿。火柴上有两条黄色细道，上边印着几个字：罗斯蒙特·H.理查德，其余的字已经烧掉了。我把火柴折断，叠在一起，扔进废纸篓里。

“我爱我的妻子。”他突然对我说，露出洁白、整齐的一排牙齿。“也许有点儿多愁善感，但我说的是实话。”

“没错儿。隆巴多银行家们的家底儿都很厚。”

他咧开嘴唇，露出两排白牙。他说话的声音一直从牙齿中间迸出来。“她不爱我。我不知道她出于什么特殊原因不喜欢我。我们之间的关系一直很紧张。她习惯过一种节奏快的生活。她在我们家，日子过得很单调。我们没有吵过嘴，琳达是那种冷静的性格。但是她同我结了婚，确实没有享受到什么乐趣。”

“你是不是太谦虚了？”我说。

他的眼睛迸出火星来，但仍旧控制着自己，没有发火。

“这样不好，马洛。你这种刻薄的话太陈旧了。你听我说，你的样子像一个懂规矩的人。我知道我母亲拿出两百五十块钱不是去打水漂，也许不是为了琳达的事。也许她交给你别的什么差事，也许——”他的话音顿了顿，接着盯着我的眼睛，慢吞吞地说出一个名字：“莫尔尼。”

“也许是这么回事。”我快活地说。

他把手套拿起来，用它拍了拍我的办公桌，又重新放下。“我在这件事上确实遇上了一点儿麻烦。”他说，“但是我猜想她并不知情。莫尔尼不会给她打电话的，他答应我不打电话。”

事情容易弄清楚了。我问他：“你拿了他多少钱？”

事情还不可能那么容易弄清楚，他又犯起疑心来。“如果他给我母亲打过电话，他会把这件事说出来。我母亲就会再把它告诉你。”他不太有信心地猜测。

“也许不是莫尔尼的事？”我说。我开始非常想喝几口酒。“也许是调查厨娘同卖冰淇淋的人鬼混、把肚子弄大的事，但如果是莫尔尼的话，你究竟从这家伙手里拿了多少钱？”

“一万二。”他说。他的眼皮垂下来，脸涨得通红。

“这人恐吓过你？”

他点了点头。

“告诉他，要是他闲得发慌，就去玩玩风筝吧，”我说，“莫尔尼是怎样一个人？挺蛮横的？”

他又把头抬起来，摆出一副勇敢的样子。“我想他挺蛮横的。这些人都不讲理。他原来拍电影，总演反派角色。长得蛮漂亮，挺招眼的。他爱追女人。但是你可别胡猜，琳达在那儿只是工作，同别的服务员、乐队的人一样。如果你想找她的话，可不那么容易。”

我挺有礼貌地冷笑了一声。

“为什么不容易找到她？她不会是叫人埋到后院地底下了吧？”

他站起身，一双淡蓝的眼睛里冒着怒火。他站在那儿，身体斜倚在我的办公桌上，右手干净利落地，一下子掏出一把口径大约点二五的自动手枪来。这把小手枪也有一只胡桃木柄，看来同我在梅尔的写字台抽屉里看到的那把像是一对。枪口非常凶险地瞄准我，但是我没有移动身体。

“谁要是敢糟蹋琳达，我就叫他先尝尝子弹的滋味。”他恶狠狠地说。

“这不是件困难的事，但你最好再多预备几支枪，除非你只想装腔作势吓唬吓唬人。”

他把手枪装回到上衣里面的口袋里，瞪了我一眼，拿起手套就向房门走去。

“跟你说话白白浪费了我的时间。”他说，“你就会说俏皮话逗闷子。”

“你别忙着走。”我说，站起身走到办公桌另一边。“你最好别把同我见面的事告诉你母亲。为了那个小姑娘你也不该对她讲。”

他点了点头，“我从你这儿什么消息也没探听出来，这件事当然不值得告诉别人。”

“你说欠下莫尔尼一万两千块钱，这话有没有水分？”

他的目光先是垂着，后来眼皮抬起来，接着又垂下去。他开口说：“不管是谁，要能叫艾里克斯·莫尔尼掏钱包拿出一万两千块钱，一定比我精明得多。”

我这时站得离他很近。我说：“事实是，我不认为你在挂念你的妻子。我猜想她躲在什么地方，你是知道的。她根本就没有离开你，她只是躲开你母亲而已。”

他抬起眼睛，戴上一只手套，什么话也没说。

“说不定她要找一份工作。”我说，“赚够了钱养活你。”

他垂下眼睛望着地板，接着朝右侧了侧身体，那只戴上手套的手握成拳头，在空中飞快地向上画了个弧形。我把身子向旁边一闪，拽住他的手腕，一点儿一点儿地向后推，压在他的胸部。我把整个身体的重量压过去。他的一条腿在地板上向后撤了一步，呼吸开始急促起来。他的手腕很细，被我的手指像个套子似的拽紧。

我们面对面地站着。他像喝醉酒似的呼呼喘着气，张着嘴，嘴唇向后撇着，面颊上出现了好几块红色的小斑点。他想把手腕挣开，但是我紧紧压着他，他不得不又往后退了几步才没有摔倒。我们两人的脸几乎贴在一起。

“你们家的老头儿怎么没给你留下点儿钱？”我讥笑他说，“要么就是你把他留下的钱都挥霍光了？”

他的声音从牙缝里嘶嘶地迸出来。他仍然在努力挣扎，要把我甩脱。“要是你想知道这些与你无关的屁事的话，我倒也可以告诉你。你所谓的老头儿指的大概是贾斯珀·默多克。这人不是我父亲，他不喜欢我，也没有给我留下一分钱。我父亲是一个叫霍拉斯·布莱特的人，他经营失利，把钱都赔光了，自己从办公室的窗户里跳楼自杀了。”

“你这人倒挺容易挤出奶来。”我说，“只不过你的奶汁太稀。刚才我说你老婆赚钱养活你，那话说得不对，我向你道歉。我是有意要气气你。”

我放开他的手，退了回去。他仍然在喘气，他那盯着我的目光充满了怒气，但是说话的调门却低了下来。

“好了，你的目的达到了。如果你已经满足了的话，我也该走了。”

“我刚才替你作了一件好事。”我说，“爱耍枪的人可不应该这么容易就发火，你最好把枪扔掉。”

“我的事用不着你管。”他说，“我也很抱歉，向你抡拳头。但即使打着了你，多半也不重。”

“没什么，用不着道歉。”

他打开门，走了出去。他的脚步声在走廊上越来越远。我又遇到了一个怪家伙。待他的足音完全消失以后，我回到自己的办公桌前面，看了一眼记事簿，拿起电话机听筒来。

4

电话另一端的铃声响了三次以后，一个童音未改的小女孩儿声音透过嘴里嚼着的口香糖迸了出来：“早上好，莫宁斯塔尔先生办公室。”

“老先生在家吗？”

“请问，你是哪位？”

“马洛。”

“他认识不认识你，马洛先生？”

“你问问他愿意不愿意收购美国早期金币。”

“请你等一会儿。”

我等了一会儿，大概正好是从里面办公室唤出一位老人到外间接电话的时间。然后，那边的耳机咔嗒响了一下，一个非常干涩的声音传了过来：“我是莫宁斯塔尔先生。”

“有人告诉我，莫宁斯塔尔先生，你曾经给帕萨迪纳市的默多克太太打过电话，关于一枚钱币的事。”

“关于一枚钱币？”他重复了一句，“真的，怎么样？”

“据我了解，你想把这枚币从默多克的收藏品里买下来。”

“真的？你是谁，先生？”

“菲利普·马洛。私家侦探。我是替默多克太太办事的。”

“真的？”这是他第三次使用“真的”这个词。他清了清喉咙。“你找我想说些什么，马洛先生？”

“谈那枚钱币。”

“但是他们已经告诉我，那枚币不准备出售。”

“我还是想同你谈谈，见面谈谈。”

“你的意思是说她已经改变主意，愿意卖给我了？”

“不是的。”

“既然这样，我恐怕不明白你为什么要找我，马洛先生。咱们谈什么呢？”听得出他已经有了戒心了。

这时我从容不迫地把我袖口里的王牌打了出来。“问题是，莫宁斯塔尔先生。你打电话的时候就已经知道那枚币是不出售的。”

“有意思。”他慢吞吞地说，“你怎么知道？”

“你是干这一行的，这件事你不可能没听说过。默多克先生当年的藏品与他遗孀未去世前不能出让的情况，这在钱币界是有公开记载的。”

他“啊”了一声，沉默了半晌。“三点钟吧。”过了一会儿他说，“三点钟我同你在我的办公室会面，你大概知道我的办公室设在什么地方。你看这么办成不成？”

“我会去的。”我说。

我把耳机挂好，又点上了烟斗。我坐在那儿望着墙壁。因为苦苦思索，脸上的肉皮都开始绷紧起来。当然了，也许肉皮绷紧是出于其他原因。我从衣袋里掏出琳达·默多克的照片，看了一会儿，最后认定这女人的相貌实在非常平庸。我把相片锁在办公桌抽屉里。我从烟灰缸里拿出默多克使过的第二根火柴，仔细观察火柴梗上的小字。这根火柴梗上的字是“优质火柴，W.D.莱特’36”。

我把火柴扔回烟缸里。我自己也纳闷，为什么要查看火柴。难道它能提供什么线索吗？

我把默多克太太的支票从钱包里拿出来，在背面签上名字，又填写了一张存款单和一张提取现金的支票。我从办公桌里拿出我的存款单，把所有这些东西用一根橡皮筋扎好，放进衣袋里。

我发现电话簿里没有登记“魔力”路易斯的电话号码。

我把电话簿分类查询的那一部分摊在桌子上，抄录下六七个有名气的剧院经纪人——他们的名字在电话簿里是用最大号铅字排印的——的电话号码，列了一张表，一个一个地打电话询问。这些人的声音无一例外都极和气，都向我提出许多问题，但是他们谁也不知道，或者不想告诉我“魔力”小姐的情况。

我把写着这些号码的一张纸扔进字纸篓里。我给肯尼·哈斯特打了个电话，这人为《纪事报》撰稿，报道犯罪消息。

我们俩先在电话里逗了会儿闷子，接着我就问他：“关于那个叫艾里克斯·莫尔尼的人你知道些什么？”

“在艾德瓦利开了家豪华的夜总会和赌场，离公路两英里路，靠着小山那边。过去当过蹩脚的电影演员。好像有不少靠山。我从没听说过他在光天化日下，在大庭广众前面开枪杀过人。也没听说他在别的什么时候杀过人。但是我对这事可不敢打赌。”

“是个危险人物？”

“如果需要的话，会很危险。这些家伙都看过电影，知道在夜总会当老板该摆出什么架势。他雇了个有名的人作保镖，那可是个人物。这人叫埃迪·普鲁。身高六英尺五英寸，瘦得像根竿子。一只眼珠不能转动，听说是在战争中打伤的。”

“对于女性来说，莫尔尼是否也具有危险性？”

“你的观点太守旧了，老兄。女人不管它叫危险。”

“你知道不知道一个叫‘魔力’的姑娘。有人说她是个女招待。我听说是个黄头发、高身量的美女。”

“没有。听你的描述我倒想认识一下。”

“别贫了。你还听说过瓦耶尼这个名字吗？”

“没听说过。但是我可以替你问一问格蒂·阿博加斯特，要是你肯过一会儿再给我打个电话的话。所有那些夜总会的阔佬儿他都认识，也认识在夜总会混事儿的流氓。”

“谢谢你，肯尼。我会再给你打电话的。过半小时？”他说半小时足够了。我们各自把电话挂断。我锁上写字间的门，离开我的屋子。

在走廊尽头的墙角里一个黄头发的年轻人背靠墙站着，正在看报。这人穿着棕色西装，戴着可可色草帽，帽子上箍着黄棕两色热带印花布。我走过他前面的时候，他打了个哈欠，把报纸往胳膊底下一掖，挺直了身子。

他跟着我一起走进电梯。看样子这人非常疲劳，眼睛累得都快睁不开了。我走到街上，过了一个街区，走进银行把支票交上，又提取了一点儿钱准备零花。从银行我走到一家名字叫“老虎尾巴”的餐馆，坐在一个矮棚里。我要了一杯马提尼酒和一份三明治，穿棕色西装的家伙在酒吧的另一头儿坐下喝可口可乐，样子极其无聊。他把一摞零钱摆在眼前，仔仔细细地把它们理平。他又要把墨镜戴上了，他以为这样一来，自己就隐形不见了。

我慢条斯理地吃着三明治，有意把时间拉得很长。然后，我走回到酒吧里面的电话间。穿棕色西服的人很快把头侧过来。他把眼镜摘下，用来掩饰这一动作。我拨通了《纪事报》的电话号码。

“有结果啦。”肯尼·哈斯特说，“格蒂·阿博加斯特说，不久以前莫尔尼同你那位金发美女结婚了，那个叫‘魔力’的女人。格蒂不认识瓦耶尼，他说莫尔尼在贝莱尔过去一点儿的地方置了产业，在斯蒂伍德新月大道上，一幢白色的房子，在日落谷北边五个街区。他说这所房子原来是阿瑟·布莱克·波帕姆的产业，这个花花公子从事邮购物品诈骗，被抓住了，财产都赔进去了。他的姓名缩写在大门上还没来得及更换。没准儿卫生纸上也还留着他的姓名缩写呢。格蒂说，他就是这么一个爱摆阔的人。我们知道的大概就这么多了。”

“这就是足够了。非常感谢，肯尼。”

我挂上电话，走出电话间，看到了棕色西服上面和草帽下面那副黑眼镜。这副眼镜一见我就飞快地转向另一边。

我转回身，从一扇转门走进餐馆的厨房，穿过厨房走到门外一条小巷。在小巷里没走几步路就来到停放我那辆汽车的停车场后边。

我发动汽车马达，朝着贝莱尔方向驶去。这次没有灰色小汽车追在我屁股后面了。

5

在驶离贝莱尔俱乐部高尔夫球场一大段路以后，斯蒂伍德新月大道从日落谷北边缓缓地转了一个大弯。这条路两旁耸立着一幢幢小别墅。每幢都有自己的围墙，有的墙高，有的墙矮，有的是带装饰的铁栏杆，有的是多少有些老式的高栅栏。这里没有人行道，因为这一带谁都不步行，就连邮差过来也不走路。

这天下午非常热，但比帕萨迪纳凉快多了。空气里散发着阳光照射下令人倦怠的花草香气。从栅栏和围墙后面传来水唧筒喷射草坪的飒飒声响和割草机在绿油油的草坪上徐徐移动的清晰的嗒嗒声。

我的车向山坡上驶去。我开得很慢，一路寻找大门上的标志。我找的是代表阿瑟·布莱克·波帕姆的A.B.P三个字母。在汽车快驶到山顶的时候，我终于找到了。这三个字刻在一块黑牌上。别墅的大门开着，门内是一条混凝土车道。

这是一幢崭新的白房子，新得扎眼，但相形之下，院子里的花草树木却收拾得不太好。同这一带别的房屋比起来，这幢房子不怎么神气——最多只不过十四五个房间，或许还有一个游泳池。砖砌的围墙并不高，抹砖缝的水泥有意全都滋露到外面。整道墙都刷成白色。墙头上安着一圈不高的黑颜色铁栏杆。门房前面摆着一个银色的大信箱，印着A.P.莫尔尼的名字。

我把汽车停在路边，从院内的汽车道走到这幢房子的旁门。这扇门也是涂着闪亮的白漆，门上也安着一个花玻璃华盖。我扣了扣大铜门环。房子外面，汽车司机正在一旁刷洗一辆凯迪拉克轿车。

门开了。一个穿着白制服、面无笑容的菲律宾人冲我龇了龇牙。我递给他一张名片。

“我找莫尔尼太太。”我说。

他把门关上了。时间一分钟一分钟过去，像我每次找人一样，总要在门外伫立很久。司机冲刷汽车的哗哗水声让人感觉清凉。这位司机是个小个子，穿着马裤，系着绑腿，上身的衬衫汗渍斑斑。他的样子像个虽然长大但模样并未改变的十来岁的骑马师，就连他一边刷洗汽车，一边口中发出嘶嘶声，也像驯马的人在擦洗自己的马匹一样。

一只红颈蜂鸟飞进门旁一簇红色灌木丛里，摇动了几下灌木上的长柄花，又扑棱一下飞得无影无踪。

门开了，菲律宾仆人把名片递给我。我并没有接。

“你有什么事？”

他用干裂的声音问我，仿佛谁在欠着脚走在一堆鸡蛋壳上。

“想见见莫尔尼太太。”

“她不在家。”

“我给你名片的时候，你可不知道她不在家。”

他松开手指，让我的名片飘落到地上。他对我笑了笑，露出满嘴的廉价金牙。

“她告诉我她不在家，我才知道。”

他砰的一声关上门，举止一点儿也不温柔。

我把名片从地上捡起来，从房子的侧面往前走了几步。汽车司机正在这里往凯迪拉克轿车上滋水，又用一块大海绵擦洗车身。这位司机生着红眼眶和谷草似的蓬头发。一根纸烟早已熄灭，却仍然吊在嘴角上。

他斜着眼睛打量了我一眼，看来这人不太愿意专心干活儿。我开口说：

“老板在哪儿呢？”

叼在他嘴角上的纸烟上下颠动，蛇管水枪仍在往车身上滋着水。

“问屋子里的人，伙计。”

“我已经问了。他们把门砰地一关。”

“我真为你伤心，伙计。”

“莫尔尼太太呢？”

“还是那句话，问屋子里的人去。我在这儿只是干活儿。你推销什么东西吗？”

我举起我的名片，让他看清上面的字。这次我给他看的是我的业务名片。他把海绵放在汽车的踏脚板上，把蛇管水枪扔在水泥地上，绕过地面的一摊积水，用挂在车库门边上的一块毛巾擦了擦手。然后，他从裤兜里掏出一根火柴，擦着，歪着头把仍然挂在嘴角上的烟卷点着。

他的一对小狐狸眼睛向四边看了看，转身走到汽车后面。他冲我点了一下头，示意我走近他身边。

“你是不是有一本专供零碎开支的存款折？”他低声问我。

“有一本。折子上存了不少钱。”

“只要五块钱，就能让我的脑子转动起来。”

“我对你不想那么抠门儿。”

“给我十块我会像四只金丝雀似的随着吉他唱歌。”

“我不爱听这种吵吵闹闹的乐队。”我说。

他把头一歪，说：“好了，伙计。咱们还是说英文吧！”

“我不想叫你丢掉这份工作。我只不过想打听一件小事：莫尔尼太太在不在家。这消息最多就值一块钱。”

“别为我的工作担心。我的关系很牢固。”

“跟莫尔尼还是跟别的什么人的关系？”

“你只花一块钱就想知道这么多事？”

“两块。”

他上下打量着我，“你不是替他干事的吧？”

“当然是。”

“你在说瞎话。”

“当然是瞎话。”

“把两块钱给我。”他一点儿不客气地说。

我给了他两块线。

“她正在后院陪一个朋友。”他说，“一个很不错的朋友。女人就应该这样：有一个用不着工作的朋友和一个需要工作的丈夫。你的事齐了？”

“我看早晚有一天你会躺在水沟里，你的事也就齐了。”

“我不会的，伙计。我懂得怎么样跟这些人玩游戏。我这辈子一直在耍弄他们。”

他把我给他的两张一元票子在手掌里捋了捋，往上面吹了口气，横折一道又竖折一道，最后，把折成方块的钱塞在裤子的怀表口袋里。

“你这两块钱花得够值的。”他说，“要是再拿出五块来——”

就在这时候，一条西班牙种的长耳朵大黄狗从凯迪拉克另一边飞快地跑过来。它在湿地上滑了一下，但是没有摔倒。这条狗张牙舞爪地整个扑在我身上，一会儿要舔我的脸，一会儿又趴在地上，绕着我的腿转圈儿。最后它蹲在我的两腿中间，吐着舌头喘气。

我从它身上迈过去，扶着汽车站直身子，一边把手绢掏出来。

一个男人的声音在远处喊：“快回来，希斯克利夫。快回来，希斯克利夫。”接着石头甬道上响起了脚步声。

“这是希斯克利夫。”汽车司机不高兴地说。

“希斯克利夫？”

“对了！他们管这条狗叫希斯克利夫。”

“那不是《呼啸山庄》里的主人公吗？”

“你又跟我逗闷子了，伙计。”他不屑地说，“注意——有人来了。”

他拿起海绵和蛇管水枪，又开始在擦洗汽车了。我离开他，向远处走了几步。长耳朵狗马上跟过来，又往我腿底下钻，差点儿把我绊了个跟头。

“快回来，希斯克利夫。”那个呼唤狗的声音这时更大了，接着一个男人从长着爬蔓蔷薇的棚架底下走出来。

这人身材高大，皮肤黑亮，像涂着一层橄榄油。他的眼睛乌黑发亮，牙齿洁白，留着连鬓胡子。白衬衫的衣袋上绣着姓名缩写字母，下面是白裤、白鞋。细细的手腕上戴着一只金表链的大手表。古铜色的瘦脖子上围着一条黄纱巾。

他发现长耳朵狗正蹲在我的两腿中间，非常不高兴。他用细长的手指打了个榧子，厉声吆喝道：“来，希斯克利夫。快过来！”长耳朵狗喘着粗气，却一点儿也不动。相反地，它更向我的右腿这边挤过来。

“你是什么人？”那人瞪着眼睛问我。

我递给他一张名片。橄榄枝似的手指接了过去。大黄狗从我的两腿中间退出去，绕过汽车车头，一溜烟似的跑走了。

“马洛。”那人念了一下我的名字，“马洛，啊？干什么的？侦探？你到这儿来干什么？”

“想见见莫尔尼太太。”

他上下打量着我，眨动着一双目光炯炯的黑眼睛，细长的睫毛也随之忽闪着。

“不是告诉过你她不在吗？”

“告诉了，可是我不信。你是莫尔尼先生吗？”

“我不是。”

“这位是瓦耶尼先生。”汽车司机说。他的声音拖得很长，在毕恭毕敬的语调后面有意显露对这个人的鄙夷不屑。“瓦耶尼先生是这家人的朋友。”他接着给我介绍说，“总是到这儿来。”

瓦耶尼从我的肩膀上面瞪了汽车司机一眼，眼睛里几乎冒出火来。司机躲到汽车另一边，噗的一声把烟头往地上一啐。

“我已经告诉这个侦探老板不在家了，瓦耶尼先生。”

“我知道了。”

“我告诉他，只有你同莫尔尼太太在一块儿呢。我这么说不错吧？”

瓦耶尼说：“你最好是干你自己的事去。”

司机说：“真他妈的，我怎么就没想起来。”

瓦耶尼说：“快滚开。不然，我可要把你肮脏的小脖子拧断了。”

司机一言不发地看了他一会儿，之后就走进光线朦胧的车库里，开始吹起口哨来。瓦耶尼把他一对迸出怒火的眼睛转到我身上来，气冲冲地说：

“已经跟你说过莫尔尼太太不在家了，可是你不相信，是不是这么回事？换句话说，你对别人告诉你的信息并不满意，是不是？”

“如果必须换种别的说法。”我说，“你可以这么换。”

“我懂了，你能不能对我讲讲，你有什么事要同莫尔尼太太讨论的？”

“最好是我当面同莫尔尼太太谈谈。”

“把话挑明了吧，她不想见你。”

汽车司机这时在汽车后边说：“注意他的右手，伙计。他手里可能拿着刀子呢。”

瓦耶尼的皮肤变成晒干的海藻颜色。他用脚后跟把身体向后一转，憋着气恶狠狠地说，“跟我来吧。”

他走过长满爬蔓蔷薇的棚架下面的一条砖甬道，穿过甬道一头的一扇白门。门那边是一个带围墙的花园，花坛里种着各种时令花草。此外这里还有一个网球场，一块碧绿的草坪和一个砌着瓷砖的小游泳池。池里的水在阳光下闪着粼粼水波。游泳池的另一边有一块铺着石板的空地，摆着蓝色和白色的花园家具：塑料面矮桌，铺着厚垫的带踏脚的躺椅，一把像个小帐篷似的蓝白两色遮阳伞支在头顶。

一个四肢修长、神情慵倦、歌舞班子舞女型的金发女郎，正悠闲地斜卧在其中一张躺椅上，两脚高跷在一只铺着软垫的歇脚架上。女郎身旁摆着一只雾气迷蒙的玻璃杯，玻璃杯旁是装着冰块的银质冰桶和一瓶苏格兰威士忌。我们从草坪上走过来的时候，她懒洋洋地看着我们。从三十英尺以外看，这女人显得很高雅。从十英尺外看，可以看出她的化妆、打扮是有意叫人从三十英尺以外观看的。她的嘴太润，眼睛太蓝，打扮得太艳丽，两道弧形眉毛描得太高，睫毛上的油脂涂得太厚，简直把眼睫毛变成一排小栅栏了。

她穿着白色的宽松便装裤，赤脚穿着蓝白相间的露趾凉鞋，露着猩红的脚趾甲。上身是一件白色绸衣，颈上挂着一串大小不一的绿宝石项链。她的头发一眼就能看出是假发。

她身旁的一张椅子上放着一顶遮阳草帽，帽檐大得像汽车轮胎，帽子上缀着用来系在下巴上的带子。一副超大镜片的绿色太阳镜摆在帽檐上。

瓦耶尼大步走到这个女人前面，吼叫着：“你得把那个红眼眶的混账司机辞掉，马上就把他辞掉。不然的话，不定哪个时候我会把他的脖子拧断。我一碰见他就得听他说一套作践我的话。”

金发女郎轻轻咳嗽了两声，甩着手绢说：“坐下吧，没人欣赏你这种撒娇。你这位朋友是谁？”

瓦耶尼寻找我的名片，最后发现名片正拿在他手里。他把它扔到女郎的怀里。女郎懒洋洋地拾起我的名片，看了一会儿，又上下把我打量了一遍，叹了口气，用手指甲敲着牙齿说：“这人的个子真高，是不是？我想你多半对付不了他吧。”

瓦耶尼恶狠狠地看着我说：“有什么话你就快说吧！”

我说：“我是直接跟她说，还是先跟你说，你再把它翻成英文？”

金发女郎咯咯地笑起来，笑声像一圈圈的涟漪，在空中回荡。她顽皮地吐出舌头，舔着嘴唇。

瓦耶尼坐下来，点了一支金嘴的纸烟。我站在一边望着他们。

最后我开口说：“我在寻找你的一个朋友，莫尔尼太太。我听说一年以前，你曾经同她合租过一套公寓。这个人的姓名是琳达·康奎斯特。”

瓦耶尼眨动着眼皮。他转过头，向游泳池的另一边望去，那只叫希斯克利夫的长耳朵狗正趴在那儿用眼白盯着我们。

瓦耶尼冲它打了个榧子。“过来，希斯克利夫。过来，希斯克利夫。到这儿来。”

金发女郎说：“别吼了。这只狗讨厌你。看在上帝的分上，别老摆出一副自以为了不起的样子。”

瓦耶尼生气地说：“别老这么跟我说话。”

金发女郎笑起来，对他做了个媚眼。

我说：“我在寻找一个叫琳达·康奎斯特的年轻女人，莫尔尼太太。”

金发女郎看着我说：“你告诉我了，我正在回忆，我在过去的半年里没同她见过面。她结婚了。”

“你已经有半年没见到她了？”

“我刚才就是这么说的，大个子。你为什么要打听这个人？”

“我在进行私人调查。”

“调查什么？”

“调查一件需要保守机密的事。”我说。

“听听。”金发女郎乐呵呵地说，“他在作私人调查，调查一件机密事。你听见了吗，鲁？闯到陌生人家里，为了替别人调查机密事！可是你知道不知道人家并不想见你啊？”

“莫尔尼太太，你不知道她现在在什么地方，是不是？”

“我不是说过了吗？”她的声音这时提高了几度。

“你没说。你只说你有六个月没看见她了。六个月没见到，同不知道她在什么地方不是一码事。”

“你说我同她合住过一套公寓，这是谁告诉你的？”她呵斥我说。

“我从不泄露信息的来源，莫尔尼太太。”

“亲爱的，你这个人真挑剔，有资格当舞蹈导演了。我什么事都应该告诉你，你什么事都不该告诉我。”

“咱们俩的地位不同。”我说，“我受人雇用，一切要听命于人。你是位阔太太，没有理由瞒着什么事不说。”

“谁雇你寻找她？”

“她家里人。”

“你这是胡说。她家里没有人。”

“要是你这么熟悉她家里的情况，你一定很了解她。”

“也许我过去了解她，但这并不说明我现在也了解她。”

“好吧。”我说，“你的答案是：你知道，可是不肯说。”

瓦耶尼这时插嘴说：“答案是：我们不欢迎你在这儿。赶快滚开，越快越好。”

我继续看着莫尔尼太太。她冲我挤了挤眼睛，转过头对瓦耶尼说：“别发那么大火儿，亲爱的。你挺有吸引力的，就是骨骼生得脆弱一点儿。你这种身子骨儿不适宜跟人来硬的。我说得对不对，大个儿？”她说的“大个儿”指的是我。

我说：“我没想跟瓦耶尼先生吵架，莫尔尼太太。你认为莫尔尼先生能不能帮助我——愿意不愿意帮助我？”

她摇了摇头，“我怎么知道？你愿意试就试试。要是他不喜欢你，他身边可有一帮人会收拾你。”

“我认为如果你愿意的话，你是可以告诉我的。”

“你怎么酬谢我，叫我情愿替你做这个？”她向我投了一个勾引的目光。

“这儿的人这么多。”我说，“你叫我做什么？”

“你说得也对。”她说。她一边喝着杯子里的酒，一边看着我。

瓦耶尼慢吞吞地站起身，脸色变得煞白。他把一只手伸到衬衫里头，咬着牙说：“趁你现在两条腿还能走道，赶快离开这儿。”

我惊奇地看着他。“你的文雅风度到哪儿去啦？”我问他，“你的衣服这么单薄，我根本不相信你身上会揣着把枪。”

金发女郎又咯咯地笑起来，露出洁白的牙齿。瓦耶尼把右手伸到衬衫里边胳肢窝底下，嘴唇绷得紧紧的，两只黑眼睛同时射出尖锐、冷漠的目光，像一条毒蛇。

“你听见我说的没有？”他对我说，声调几乎带着温柔的成分。“别小看我。我会像划根火柴那样轻而易举地把一颗子弹送进你的胸膛。”

我看了一眼旁边的金发女郎。她正注视着我们，眼睛闪着亮光，张着嘴，露出热烈渴求的神色。

我转过身，一步一步走过花园里的草坪。走到一半的时候，我回头望了望这两个人。瓦耶尼仍然望着我，一只手插在怀里，姿势一点儿也没变。那个女人仍然睁着大眼，张着嘴唇，但是她脸上的表情却由于遮阳伞的掩盖看不太清楚。从远处看，她脸上流露出来的既可能是恐惧，也可能是快乐的预感。

我走过草地，穿过白门和挂满爬蔓蔷薇的棚架。我走到甬道尽头，又转回身走回花园大门，瞧了瞧花园里的这两个人。我不知道那里面有什么可看的。即使看到了什么，我也不知道这跟我有什么关系。

我看到的是，瓦耶尼正趴在金发女郎身上同她接吻。

我摇了摇头，转身走开。

红眼眶的汽车司机仍旧在鼓捣他那辆凯迪拉克。他已经冲洗完毕，现在正用一块大麂皮擦拭玻璃和车身上发亮的金属。我走了过去，站在他身边。

“你是怎么出来的？”他跟我讲话的声音是从嘴角里发出来的。

“惨极了。遍体鳞伤。”我说。

他点了点头，嘴里继续发出饲养员擦洗马匹时的嘶嘶声。

“你得小心着点儿，那个人身上揣着家伙呢。”我说，“也许是假装的。”

司机不屑地笑了笑。“在这么单薄的衣服底下？不会的。”

“这个叫瓦耶尼的家伙是什么人？他是干什么的？”

司机直起身来，把手中的麂皮放在车窗的棱上，在一块毛巾上擦干手。毛巾这时已经在他的腰带上了。

“靠女人吃饭，这是我的猜测。”他说。

“那不是有点儿危险吗——跟眼前这个女人做游戏？”

“我也是这样想。”他同意我的看法，“不同的人对危险有不同的想法。我可没有这种胆子。”

“他住在什么地方？”

“舍尔曼橡树林。女的老到那儿去。早晚有一天会过头儿。”

“你见过一个叫琳达·康奎斯特的女人吗？高个儿，皮肤黑黑的，人挺漂亮，过去当过歌星。”

“你就给了我两块钱，伙计。叫我给你干的事可不少。”

“可以多给一点儿，五块。”

他摇了摇头。“我不知道这个人。至少我不知道这个名字。到这儿来的小姐、太太什么样的都有，大多数都很漂亮。他们没有把我介绍给这些人。”他笑了笑。

我拿出钱夹，取出三张一块钱的票子放在他的湿爪子里，又把我的一张名片加进去。

“我喜欢矮个子的人。”我说，“个子小的人好像胆子大。哪天有工夫到我那儿去坐坐。”

“我也许会去，伙计。谢谢。琳达·康奎斯特，对不对？我会把耳罩摘下来的。”

“再见。”我说，“怎么称呼？”

“他们叫我史夫提
[1] ，我不知道为什么。”

“再见，史夫提。”

“再见。胳肢窝揣着枪——在那么薄的衣服下面，没有的事。”

“我说不准。”我说，“他做了个掏枪的动作。人家雇我可不是叫我跟不认识的人打枪战的。”

“见鬼！他穿的那件衬衫上头就有两个扣子，要从那件衣服下面掏出枪来他得花一个星期时间。”话是这么说，他的声音却带着些担心的调子。

“我看他只不过是装模作样吓唬人罢了。”我说，“你要是听见琳达·康奎斯特这个名字，我是很高兴跟你谈生意的。”

“好吧，伙计。”

我顺着汽车道走出这幢房子。汽车司机一直站在那儿抓挠自己的下巴。

注释

[1] 史夫提的英文为Shify，意指“不说实话的，爱耍诡计的”。

6

我在街道上慢慢开着车，寻找一个泊车位，我想先回一趟办公室，然后再开车进城。

一辆由司机驾驶的帕卡德
[1] 轿车从卖纸烟、雪茄的店铺门前开走了，这地方离我办公室大楼只有三十英尺远。我把自己的车开进这一空位，上了锁，走出驾驶室。这时，我才发现停在我后面的一辆车就是那辆很眼熟的黄色轿车。当然了，也可能不是跟踪过我的那一辆。这种型号、颜色的轿车成千上万，实在太多了。这辆车里没有人。附近也没有那个戴着可可色草帽的人。

我绕到便道上看了看这辆车的驾驶舱。我没看到汽车驾驶证。我在一个信封背面写下这辆车的牌照号码，说不定以后会用得着。我走进办公室大楼。他没有在大楼底层的休息室，也没有站在楼上走廊里。

我走进自己的办公室，看看地板上有没有从门缝里塞进来的信件。我没看到任何信，就从放在这里的酒瓶里给自己倒了几口酒。喝完以后，我走出办公室。我的时间很紧，必须在三点以前赶到城里去。

黄色轿车仍然停在那里，车里仍然没有人。我上了自己的车，发动机器，把车开进马路上的车流里。

在开过日落大道，上了葡萄园街以后，他的车追上了我。我继续向前奔，自己跟自己笑了笑。我纳闷这人刚才藏到什么地方去了。也许坐在他自己汽车后面的那辆车上。这一点我没有想到。

我把车开到第三大道，准备从这条路一直开进城去。黄色汽车一直跟在我后边，保持着半个街区的距离。我把车开到第七大道同格兰特大街交叉的地方，停在橄榄树路路口，下车买了一盒我并不需要的纸烟。然后，沿着第七大道步行向东走。我没有回头看。走到街旁喷泉的时候，我拐进大都会饭店，走到饭店里卖雪茄烟的马蹄形大柜台前面，点着一支纸烟，然后，在休息大厅的一张棕色大皮椅上坐下。

一个穿棕色西服、戴墨镜、头顶上戴我熟悉的那顶草帽的年轻人，也走进饭店的休息大厅。他躲躲闪闪地穿过盆种棕榈，走到卖雪茄烟的柜台前边，买了一包纸烟。他倚着柜台站着，拆开烟盒，锐利的眼睛扫视着大厅。

他转身拿起找给他的零钱，走回来，找了一处背后有柱子的座位坐下。他把帽檐往下拽了拽，挡住太阳镜，嘴上叼着一支没有点着的纸烟闭目养神。

我站起身，走了过去，在他旁边的一张椅子上坐下。我从侧面打量着他。他坐在那里一动也不动。从近处看，我发现这人的一张胖嘟嘟的脸非常年轻，肉皮白里透红，下巴上的黄胡须刮得很不干净。在墨镜的镜片后面，我看见他的眼睫毛正在很快地眨动，放在裤子上的一只手开始抓紧，把裤子握出许多皱褶。他的面颊上有个小肉瘤，就长在右眼皮底下。

我划着一根火柴，擎到他的纸烟下面。“点火吗？”我问。

他吓了一跳，磕磕巴巴地说：“哦——谢谢。”他吸着气，让我把他的烟点着。我摇了一下火柴，把它熄灭，扔在身旁的一个沙桶里。我等着看下面有什么戏。他斜着眼睛看了我几眼，最后开口说：“我以前在什么地方见过你吧？”

“在帕萨迪纳的德累斯顿大道。今天早上。”

看得出来，他的脸比刚才更红了。他叹了口气。

“我一定很讨人厌。”他说。

“让人恶心。”我赞同他的说法。

“也许都是这顶帽子闹的。”他说。

“帽子挺有用。”我说，“但是你并不特别需要它。”

“在这个城市里挣钱真不容易。”他悲哀地说，“办事不能靠双腿走路，坐出租车又会叫你破产。要是自己开车，总有被甩掉的危险。一定要紧紧跟着别人的屁股。”

“紧紧盯人倒没错儿。”我说，“但是你也不能钻进别人的口袋里来。你老这么跟着我有什么事？要么你是在实习，练本领呢？”

“我打算看看你是不是个精明人，值得不值得我同你谈谈。”

“我是个机灵鬼。”我说，“你要错过了同我谈话的机会就太遗憾了。”

他向我们两人的座位背后看看，又向左右两边看看，然后掏出一个猪皮的小夹子来。他从皮夹里拿出一张漂亮的名片，递给我。名片上的字是：乔治·安森·菲利普斯。秘密调查。好莱坞，北威尔克斯路一九二四号，塞内格大楼二一二室。下面是格伦韦尔电讯公司的电话号码。名片左角上有一个小标记：一只睁大的眼睛，长睫毛，挑着眉毛故作惊奇状。

“你不能用这个。”我指着那只眼睛说，“这是平克顿
[2] 的标志。你不能抢人家的生意。”

“叫他们见鬼去吧。”他说，“我做这点儿小买卖他们不在乎。”

我用手指弹了一下他的名片，然后装进衣袋里。

“你要不要我的名片？噢，也许你已经建立了一套我的完整档案了。”

“你的事我都知道。”他说，“那回你办格雷格森那件案子的时候，我是文图拉公司的代表。”

格雷格森是俄克拉荷马城的一个骗子。他的一个受害人跟踪他两年，走遍了整个美国。最后这人被追得神经极为紧张，疑神疑鬼。一个修汽车的人误以为认识他，同他打了个招呼，他竟开枪把这个人打死了。这已是多年以前的事了。

我说：“接着往下说。”

“今天早上我在你的行车执照上看到你的名字我就想起来了。后来你在开车进城的路上把我甩掉，我就到你的办公室去找你。我本想干脆进去同你谈谈，但这违反了我要替当事人保守机密的原则。我这样到处跟着你实在是不得已的事。”

又是一个怪家伙。我在一天内已经遇见三个了。这还不算默多克太太，早晚会发现她也是一个。

我等着他摘下墨镜，擦了擦，又重新戴上。他又向四周看了看，才开口说：

“我想咱俩有可能进行一项交易，把我们两人的消息来源合在一起。我看见了那个走进你办公室的人。我猜想他已聘用了你。”

“你知道那人是谁吗？”

“他就是我在进行侦查的人。”他说。他说话的声调非常平板，听来甚至有点儿沮丧。“我办的这件事一点儿也没有进展。”

“这个人跟你有什么过不去的地方呢？”

“没有。我是替他的老婆办事。”

“办离婚？”

他又贼头贼脑地向四周环顾了一下，才压低了嗓子说：

“那女的是这么说。可是我不太相信。”

“这两个谁都想离婚。”我说，“谁都想在对方身上找个把柄。挺滑稽的，是不是？”

“我办这件事会有什么样的结果，想起来叫我挺不舒服的。有个一只眼睛有毛病的大高个子一直在盯我的梢。我把他甩掉了，没过多久他就又出现了。这人长得非常高，像根电线杆子。”

一个大高个子，一只眼睛有毛病。我吸着纸烟沉思。

“跟你有没有关系？”年轻人有些焦虑地问我。

我摇了摇头，把嘴里的纸烟扔进沙桶里。“从来没见过这样一个人。”我看了看手表，“咱们最好坐在一起好好聊聊这件事。可是现在不成。我有个约会。”

“很高兴这么做。”他说，“一块儿聊聊。”

“就这么办吧。我的办公室，或者我的公寓。要么在你的办公室，或者别的什么地方。”

他用大拇指挠了挠下巴。我发现这人有咬大拇指甲的毛病。

“我住公寓。”最后，他说，“电话簿里没有。你把我的名片给我。”

我把他的名片还给他。他翻过名片，放在手掌里，用一支小小的金属铅笔在反面写了一行字。他写得很慢，一边写一边用舌头舔嘴唇。这时，我发现他看上去比刚才还年轻，甚至连二十岁都不到。但这不可能，因为格雷格森那件案子是六年以前的事了。

他收起笔，又把名片给了我。他在名片背面写的地址是：庭院街一二八号，弗罗伦斯公寓二○四室。

我惊奇地看着他。“是邦克山的庭院街吗？”

他点了点头，脸唰地一下红了。“住处不太理想。”他连忙解释说，“最近一段日子我的运气一直不好，你不介意吧？”

“当然不。我为什么介意？”

我站在那里，伸出一只手。他摇了摇我的手，把它放下。我把手伸进裤袋，在手帕上擦了擦掌心。我这时站得离他很近，清清楚楚地看到他的上嘴唇上冒着汗珠，鼻翼两旁也是汗津津的。屋子里没有那么热。

我开始往外走，但是又转回身靠近他的耳边说：“我遇见的人几乎没有一个不哄骗我的。我只不过想再落实一下：那个女人是不是个金黄头发的高个子，眼光无忧无虑的？”

“我不能管她的眼神叫无忧无虑。”他说。

我继续靠近他的脸说：“这件事也就是我跟你说，你说他们打离婚是不是为了遮人耳目，实际上另外还有点儿事。你说是不是？”

“你说得对。”他轻声说，“另外还有一点我越想越觉得不对头的事。给你这个。”

他从衣袋里拿出一件什么东西放在我的手掌里。一把房门钥匙。

“如果碰巧我不在家，你就用不着在大厅里等了。我有两把钥匙。你想什么时候来？”

“大概四点半钟吧，从现在的情况看。你肯定愿意把钥匙交给我吗？”

“为什么不？咱们俩不是坐在一条船上么？”他说，天真地仰望着我。或者说，在黑眼镜后面，尽量摆出一副天真的神情。

快走出休息大厅之前，我又回头望了望。他仍然极其平静地坐在那里。嘴里叼着已经抽了一半的纸烟，帽檐上的一条棕黄色的帽箍显得特别惹眼。从远处看，这人活像登在《周六晚报》封底的香烟广告。

我同他已经上了一条船了，因此我不能做什么对不起他的事了。真是好极了。我可以拿着他公寓房的门钥匙，可以像在自己家里一样在他屋里走出走进。我可以穿他的拖鞋，喝他的酒，还可以把他屋子里的地毯揭开，数一下他那些藏在下面的千元大钞。我们不是坐上一条船了吗？

注释

[1] 帕卡德（Packard）汽车20世纪中叶最流行的豪华型汽车之一。

[2] 平克顿是美国一家有名的私人侦探事务所。

7

贝尔方特大楼是一幢毫无特色的八层楼房，被挤在另外四座建筑物中间。一边是装着镀铬窗框的大玻璃窗、专售廉价商品、被涂成绿色的商业大厦。另一边是一座带地下室的三层停车场。车辆开进开出，喧闹得像正在给几只狮子投食一样。贝尔方特大楼的过道很脏，活像养鸡的院子。大楼的租户姓名牌镶在一面墙上，中间有不少空缺。我感觉兴趣的只是其中一个，不用看我就已经知道了。在这排牌号对面，斜倚在人造大理石墙面上的是一个广告牌：现有地盘出租，适合经营香烟摊位。如有意租赁，请与三一六室面谈。

大楼装着两部铁笼式的升降机，但似乎只有一座在运转，因为上下楼的人并不多。一个下巴耷拉着、两眼泪汪汪的老头儿，坐在电梯间里的一只木凳上，屁股底下垫着一块折叠起来的粗麻布。看他的样子，好像自从南北战争之后就一直坐在这里了，而且那次内战并没给他带来什么好处。

我上了电梯，告诉他我去八层。老头儿费力地关好电梯门，搬动一个手柄，于是这台老机器一摇一晃地向上爬去。老头儿嘘嘘地喘着气，倒好像他在往上搬运这台电梯似的。

到了我要去的那一层，我走出电梯，从过道往前走。老头儿探出脑袋，手捏着鼻子挤了一下，把鼻涕甩在一个装垃圾的纸盒里。

莫宁斯塔尔的办公间在楼道靠后的一端，对着防火门。他有两间屋子，每间屋子的磨砂玻璃上都刷着黑漆字：莫宁斯塔尔，钱币商。靠里的一间挂着“入口”的牌子。

我扭动门柄，走进一间窄小的屋子。两扇窗，一张破旧的打字桌，几只木柜，柜里摆着一枚枚颜色暗淡的钱币，嵌在斜立的底托上。每枚币下面附有一张打着字的标签。此外，这间屋子还有两只靠墙立着的资料柜。窗户没挂窗帘。颜色灰暗的旧地毯已经破了许多洞。要是不小心的话，很可能就要把你绊个跟头。

绕过资料柜，小打字台后面有一扇木头门通向里面的屋子。门没有关，从门里边传出一些琐细的声响，看来屋里的人并没有专心致志做什么事。果然，莫宁斯塔尔干涩的声音对我喊：“请进。请到里屋来。”

我走进去，里面的这间屋子同外面一样窄小，但是装的东西更多，一只绿颜色的保险柜几乎把半间屋子挡住。保险柜后面，一张桃花心木桌子堵住这间屋子通向过道那扇门。桌子上摆着几本颜色发黄的旧书、一摞旧杂志和不少尘土。后墙的窗户开着，但并没有减轻屋子的霉味。衣架上挂着一顶沾满油污的皮帽。三张带玻璃罩的长脚桌，玻璃罩下面摆着更多的钱币。屋子中间放着一张又沉又大的皮桌面写字台。写字台上除了该有的一些文具外，还有一台罩在玻璃罩下面的珠宝商使用的天平，两只金属柄放大镜。拍纸簿上放着只钟表修理匠用的那种倍数很高的单眼放大镜，旁边扔着一条墨渍斑斑的黄绸手绢。

写字台后面的转椅上坐着一个穿黑灰色西服的老人。西服的领子很高，前襟钉着一大排扣子。有绺白头发一直耷拉到耳朵上，脑门上面是一块灰白色的头顶，像是童山濯濯突露出一块岩石。他的两只耳朵里都长着细绒毛，足捕住一只飞蛾。

老人的黑眼睛眼神锐利。两只眼睛下面悬着紫红色的下眼泡，眼泡上布满皱纹。双颊发着油光，小尖鼻子看来成年累月一直受着酒店熏染。老人脖子上的一副硬领紧紧卡住喉结。这副硬领如果拿去洗涤，哪个像点儿样的洗衣房都不会接活。一根黑领带套在领子上，前面打了个小结，从远处看像是个小老鼠正从鼠洞里往外钻。

老人开口说：“我的助手，那位年轻小姐度假去了。你就是马洛先生吧？”

我点了点头。

“请坐。”他的一只瘦手指了指写字台对面的一把椅子，我在椅子上坐下。“我想你没忘记带着点儿什么证明你的身份吧？”我拿出名片给他。在他看我名片的时候，我闻到一股气味，那是从他身上散发的霉味。

他把我的名片翻过来放在写字台上，交叠双手按在名片上。他的一双锐利的黑眼睛没有漏掉我脸上的每个细节。

“好吧，马洛先生。我能替你做点儿什么？”

“给我讲讲布拉舍金币的事。”

“啊，是这样的。”他说，“布拉舍金币，这是一枚令人感兴趣的钱币。”他把手从桌面上抬起一点儿来，两手手指搭成宝塔尖形状。他的样子像老年的顾问律师在剖析一个复杂问题。“从某个意义上讲，可以说是美国早期钱币中最令人感兴趣、也是最宝贵的钱币。这无疑你是知道的。”

“我对美国早期钱币知道的不多。”

“是吗？”他说，“真是这样？你是想叫我给你讲讲？”

“我就是为这个来的，莫宁斯塔尔先生。”

“这是枚金币。铸造时的价值大概同二十美元金币不相上下，大小很像半美元硬币，几乎一样大。这种币是一七八七年为纽约州制造的。不是造币厂造的。美国直到一七九三年才有造币厂，费城造币厂是第一家。布拉舍金币多半是用币模轧制法制造的，出自私人之手，一个名叫伊弗雷姆·布拉舍的金匠。也有人叫他布拉舍尔。谈到这个金匠的时候，名字是布拉舍尔，可是他做的金币却习惯叫做布拉舍金币。为什么？我也说不清。”

我把一根纸烟放在嘴里，点上火。我认为这可以缓解一下屋子里的霉味。“什么叫币模轧制法？”

“币模正反两面的图案分别雕刻在两个钢模上。当然都是凹雕。把两个钢模镶嵌在铅块里，中间放进金质坯件，然后放在硬币压力机里轧制。轧好以后从模子里取出来，把币边修整光滑，统一重量。这种币不能叫机制币。一七八七年还没有轧制花边的机器。”

“这种方法造币一定非常缓慢。”我说。

他点了点头。“非常慢。此外，由于钢模的表面硬度不够强，随着一枚币一枚币地轧制模子，就开始磨损。因此，必须不断雕刻新模。结果是，钱币上的图案会出现细微变化，这在高倍放大镜下是能看出来的。可以这么说，如果用今天的显微镜进行观察，没有两枚币是一模一样的。我解释清楚了没有？”

“清楚了。”我说，“只不过还有一点，这样的币制造了多少枚？现在是什么价值？”

他把用手指制造的尖塔拆掉，重新把手板平放在桌面上，轻轻地拍打着。

“我不知道究竟做了多少，没有人知道。几百枚，上千枚，也许比一千还多。但是留下来的极少是没有使用过的。用行家的话说，留下来的很少是未流通币。价钱是有差别的，最低要几千元，还有更贵的。今天由于货币贬值的缘故，我可以肯定地说，这样一枚未流通的样币如果落到一个有信誉的币商手里，如果他再能卖出个好价钱的话，少说也能给他带来一万美元，也许比一万还多。当然了，这枚币必须来历清楚。”

我“啊”了一声，表示惊讶。我慢慢地把烟从肺里呼出来，一面用手掌扇动，不叫它飞到写字台对面老人那边去。他看上去不像个抽烟的人。“要是来路不明，币商又卖不出好价钱——能卖多少钱？”

他耸了耸肩膀。“来路不明意味着这枚币不是合法到手的。偷来的，也许是骗来的。当然了，也不一定。珍稀钱币偶然也会在你意想不到的地方突然冒出来。在保存得很好的盒子里，在新英格兰人住的老房子里面一个桌子抽屉里。这样的事不多见，但确实发生过。我就知道有一次，一个旧货商人在修理旧沙发的时候，从沙发的填充物里掉出来一枚非常珍贵的古币。这只沙发在马萨诸塞州费尔里弗的一幢老房子里摆了九十年。谁也不知道这枚币是怎么跑进沙发里去的。但一般说来，多半是偷来的，特别是在咱们这块地方。”

他心不在焉地看了看天花板的一角。我注视着他，他看上去像一个能保守秘密的人——如果这是他自己的秘密的话。

他慢慢地又把目光转到我身上，开口说：“五块钱，请拿出来。”

我又“啊”了一声。

“五块钱，我要你付给我。”

“为什么？”

“别装糊涂了，马洛先生。我给你讲的那些事在公共图书馆里都查得到。特别是福斯戴克的《硬币史》里记得非常详细。你不去图书馆，偏偏要到我这儿听我讲，所以你要付给我五块钱的咨询费。”

“要是我不给呢？”我说。

他把身体往椅背上一靠，合上双眼，嘴角上浮现出淡淡的笑容。“你会给的。”他说。

我把钱付给他。我从钱包里拿出五张一元的票子，站起来，俯身到写字台上。我小心翼翼地把票子摆在他前面，轻轻用手指抚摸着，好像在抚摸一只小猫。

“五块钱，莫宁斯塔尔先生。”我说。

他睁开眼，看了看钞票，笑了。

我说：“现在让咱们谈谈有一个人想卖给你的那枚布拉舍金币吧！”

他的眼睛睁得更大了一点儿。“噢，有人想卖给我布拉舍金币吗？他们干吗要卖给我？”

“他们需要钱。”我说，“他们又不想叫人刨根问底儿。他们知道或者打听到你是做钱币买卖的，而且在你这幢贫民窟似的大楼里什么事情都办得到。他们知道你的办公室在走廊尽头，而你又是个上了年纪的人，不太可能跟他们来硬的——你得考虑自己的身体。”

“他们知道的好像太多了。”莫宁斯塔尔干巴巴地说。

“他们至少知道他们需要知道的，好跟你做这笔买卖。正像咱们也在做买卖一样。这些事都很容易打听出来。”

老头儿把小手指塞进耳朵里，转弄了一阵，掏出一块耳屎，随随便便地把它抹在衣服上。

“只是因为我给默多克太太打过电话，问过她是否肯出售那枚布拉舍金币，你就想象出这么多事来？”

“当然了。她也是这个想法。合情合理。正像我在电话里跟你说的那样，你早就知道那枚币是不出售的。你是吃这行饭的，还能不知道？”

他把头俯下一点儿，脸上虽然没有笑容，但显得很高兴。他觉得我是在恭维他。

“是会有人找你来出售这枚币。”我接着说，“情况有些可疑，你也准备买下来，只要价钱低，你手头又有这笔钱，但是你想弄清楚这枚金币的来源。即使你确切知道它是偷来的，你也会买，只要便宜。”

“噢，我会买？”他好像对我说的有些兴趣，但又不是很感兴趣。

“你当然会——如果你是个有信誉的钱币商人的话。我相信你是的，买下这枚币来，你就保护了钱币的主人或者让给这枚金币保险的公司不致受百分之百的损失。他们会很高兴把你垫付的收购款还给你。这种事过去都是这么办的。”

“照你这么一说，这枚默多克家的布拉舍金币真是偷出来的？”他突然说。

“别引用我的话。”我说，“这是个秘密。”

这次他又想掏鼻孔，但及时控制住了自己。他只从鼻孔里揪断一根鼻毛。他冷不丁地一揪，身子哆嗦了一下。他举着鼻毛看了一会儿，又把目光从那上面转到我脸上。

“你的雇主肯出多少钱把金币赎回去？”

我倚在写字台上对他暧昧地笑了笑。“一千块钱。你是出多少钱买的？”

“我看你这人真够精明的。”他说，他的脸活动起来，肉下巴在前胸上上下颠动，嘴里冒出一阵咯咯的声音，活像公鸡刚刚学会打鸣。

他笑得乐不可支。

过了一会儿，他不笑了。他脸上的皱纹没有了，眼睛睁开，射出锐利狡黠的光亮。

“八百元。”他说。“八百元买了枚未流通的布拉舍样印。”他又咯咯地笑了两声。

“干得不错。金币在你这儿吗？净赚两百。资金马上就周转回来，利润不低，对谁都无风险。”

“不在这间办公室。”他说，“你以为我会那么傻？”他从装怀表的坎肩口袋里掏出一块古老的银表，眯缝着眼睛看了看。“咱们就定在明天上午十一点吧。”他说，“你带着钱来，那枚币或许在这儿，或许不在。如果我对你的行为感觉满意的话，事情会安排好的。”

“就这么办。”我站起身来说，“反正我也得弄钱去。”

“要使用过的旧票子。”他几乎像做梦似的说，“用过的二十元一张的钞票就成了，有一两张五十元的也可以。”

我笑了笑，向门口走去。但半路上我又转回身，走到写字台前。我双手撑在桌面上，靠近他的脸问：“那女人长得什么样子？”

他茫然地望着我。

“那个卖给你金币的女人。”

他的脸色更加茫然。

“好吧。”我说，“不是女的，是她的助手。一个男的，那个男人什么样子？”

他撅起嘴唇，又用手指搭起一座宝塔。“是个中年人，身体魁梧，大概五英尺七英寸高，体重一百七十磅。他告诉我他叫史密斯。他穿着蓝色西装、黑皮鞋，系着绿颜色领带，没戴帽子。西服上衣外边口袋露出一角棕颜色的手绢。黑色头发，夹杂着几根白毛。天灵盖上有一块一美元大小的肉皮没长头发。面颊上一条两英寸长的疤痕。在左边，我想不错，是在左边。”

“观察得够细的。”我说，“左脚上的袜子是不是有个破洞？”

“我忘了叫他脱鞋看看了。”

“你太粗心了。”我说。

老头儿没有再多说什么。我们两人的两双眼睛互相盯着，有点儿好奇，又带着点儿敌意，好像两个新邻居。突然间，他又咯咯地笑起来。

我给他的那张五元钞票仍然摆在桌子上。我伸过手去，一把抓过来。

“你现在用不着这个了。”我说，“咱们现在要做一千元的交易了。”

他的笑声停了。过了一会儿，他耸了耸肩膀。

“上午十一点。”他说，“别耍计谋，马洛先生。别认为我不懂怎样自我防卫。”

“我希望你懂。”我说，“因为你现在玩弄的是炸药包。”

我离开他，穿过外间的办公室。我打开房门，再把它关上。我并没有走出去。过道里本应响起我的脚步声，但我穿的是橡皮跟鞋，走路没有声响。我欠着脚走过铺在地板上的破地毯，躲到通往里屋的门后边，打字桌同半开着的房门中间有一处空隙，我玩的是小孩捉迷藏的游戏，但有些时候这种花招倒也奏效，特别是我刚才同他耍了不少嘴皮子，显示出我如何精明、世故之后。要是我的这个计策失败，我同那个老头儿只能面对面地互相耍贫嘴了。

我的计策奏效了。开始一段时间，里屋什么动静也没有，他只是擤了一次鼻子。接着他又像公鸡打鸣似的一个人咯咯笑了一阵。他清了清嗓子，屁股下的转椅吱呀地一响，接着是脚步声。

他的脑袋从门里探出来，也就从门边伸出两英寸。他向外间打量了一会儿，我站在门后边连大气也不敢出。后来他的脑袋缩了回去，几个肮脏的手指头摸着门边把门往回拉。门关上了，门锁咔嗒响了一声。我开始重新呼吸，连忙把耳朵贴在门板上。

他的转椅又吱呀呀地响了一阵，接着我听见他在拨动电话机。我跳了一步，抓起打字桌上另一部电话机的听筒。电话线的另一端铃声响起来。电话铃响了六次。一个男人在那一端接了电话。

“是弗罗伦斯公寓吗？”

“你找谁？”

“我要跟二○四房间的安森先生讲话。”

“别挂。我去看看他在不在。”

莫宁斯塔尔先生同我都没有挂。电话里传来嘈杂的声音：广播电台正在大声播放一场垒球赛。收音机虽然不在电话机跟前，可是声音却吵闹得很。

过了一会儿，我听见响着回音的脚步声向电话机走近，话筒拿起来咔嗒哒地响了两声。那边的人说：“不在家，要留什么话吗？”

“我过一会儿再打吧。”莫宁斯塔尔先生说。

我立刻把话筒挂上，飞快地跨到门口。我尽量轻轻地把房门打开，走到门外，又轻轻地关上，连门锁挂住的声音也没叫它发出。

我喘着气向过道另一端走去，按动电梯升降开关。在等待电梯的时候，我掏出乔治·安森·菲利普斯在大都会饭店休息大厅里给我的那张名片。我并没有认真地看。其实不用看我也记得那上面的地址是庭院街一二八号弗罗伦斯大楼二○四房间。老旧的电梯慢腾腾地爬上来，像是一辆拉满砂石的笨重卡车。我等着它上来，一面用指甲弹着那张名片。

这时是下午三点五十分。

8

邦克山是老区，一个破败的失落的城区。那里面住的都是些不三不四的人。虽然很久以前这里是有钱人的住宅区，至今街道上仍然矗立着几座哥特式楼房。宽大的门廊，墙头上盖着圆角木瓦，凸出墙外的窗户和纺锤形的塔楼。现在，这些房子都已成为出租房屋，过去屋里打着蜡的木条镶花地板，现在已经快被鞋底磨穿。宽大的楼梯虽然又涂过廉价油漆，也早已变得乌黑，而且积满灰尘。住在高大房间里的房东太太不断同身份可疑的房客吵嘴，门前的走廊上坐着一些无所事事的老人，目光呆滞地向远处望着。他们脚上的皮鞋都已裂了口，面容凄惨，像是打了败仗的老兵。

这些老房子的前后左右有许多不怎么干净的小餐馆、意大利人摆的水果摊、廉价公寓住房的糖果店。糖果店除了卖糖果外，还卖一些比糖果更叫人恶心的东西。这里也有几家低档旅馆，住旅馆的人在登记簿上签的名字多半是史密斯或者琼斯，而旅馆的职员除了给旅客登记、守门外，也兼做拉皮条的差事。

从公寓楼里走出来的女人年纪应该还很轻，可是那张脸已经像隔日啤酒那样陈旧。男人们都把帽檐拉下来遮住半个脸，目光鬼鬼祟祟。走出大门首先卷起手，遮住眼睛向街对面看看，接着再用这只手挡风划着了火柴。这里也有知识界人物，穷困潦倒，因为吸烟太多总在咳咳地咳嗽。警察的面容硬得像花岗岩，眼睛直勾勾地盯着人。吸毒的和贩毒的，毫无特色、也知道自己是毫无出众之处的人。偶尔你也可以在这里碰见个真正有工作的人，但这些人一般都很早就出门了。那时地砖已经裂了口的人行道上还是空的，只有清晨的露水。

我来到这里还不到四点半，但也已差不多了。我把汽车停在庭院街的一头，火车从下面希尔街沿着黄土坡爬上来。这里也是终点。我沿着庭院街往前走，找到了弗罗伦斯公寓楼。这是一幢三层的灰砖楼房。底层低于地面，一排窗户，同人行道是同一高度，外面罩着生了锈的护网。大门镶着一块玻璃，玻璃上涂着的字已经残缺不全。我开门进去，下了三级台阶，来到一间非常非常小的前厅，不用伸胳膊就摸得着左右两边的墙。楼梯口凹进的地方有一部付费电话。一张牌子写着：房管经理，一○六室。前厅的最后边有一扇屏门，门后边一溜摆着四个垃圾桶，一群苍蝇正在上面跳舞。

我走上楼梯，刚才在电话里听到的垒球赛实况广播还没有结束。我一边看门上的号码一边往前走。二○四房在过道右边，播放垒球赛的房间在它的正对面。我敲了敲门，门里没有声音。我又敲了几下，比刚才敲得更响。我背后传来垒球赛场观众的呼喊声。我第二次敲了敲门。我一边在口袋里摸那张乔治·安森·菲利普斯给我的名片，一边从过道尽头一扇窗户里往街上看。

街对面是一家意大利人开的殡仪馆，干净、整齐，白漆门脸一点儿也不显眼。正门上面绿色霓虹灯组成一行小字招牌：皮埃特罗·巴勒莫殡仪馆。一个穿黑衣服的身材高大的男人从门里面走出来，倚着白墙站着。这人长得很漂亮：黝黑的皮肤，秀气的脑瓜，灰黑头发背向脑后。他从衣袋里掏出一个珐琅烟盒，从远处看，不是银的就是白金的。他用两根细长的棕色手指不慌不忙地把烟盒打开，取出一支金嘴纸烟，把烟盒放进口袋，然后用打火机点燃纸烟。打火机同烟盒看来是一套。他把打火机装起来，交叉双臂，眯缝着眼睛茫然向前看着。从他纹丝不动叼在嘴里的纸烟上冒出一缕烟，笔直地从他面孔前面升上去。这缕烟又细又直，很像黎明前从即将熄灭的篝火堆里升上天空的烟柱。

在我背后举行的垒球赛又有一个击球手击中球棒，飞也似的跑出去，我不再注视那个意大利高个子。我把钥匙捅进二○四室的锁孔，走进屋去。

这是一间方方正正的屋子，铺着棕色地毯，家具不多，冷冰冰的让人感到不舒服。我一打开门，就看到迎面靠墙摆着一张床和一面把人照走了样的镜子。镜子里的我活像刚刚同一伙人抽完大麻后偷偷溜回家。另一屋子里有一把桦木安乐椅，一只看上去像沙发椅似的硬邦邦的东西摆在安乐椅旁边。窗前放着一张桌子，桌上有一台灯，安着带褶的灯罩。床两头的墙上各有一个小门。

左边的门通向一间小厨房。厨房有一个假大理石的洗碗池和一只三个火眼的炉具。一只旧冰箱在我开门的时候正好赶上它咔嗒一声启动，开始痛苦不堪地抽搐起来。厨房的案子上留着一个人吃剩的早餐——没有喝完的杯子，一块烧焦的面包和面包渣儿，碟子里一抹已经溶化了的黄油，一把脏刀子和一把发散着夏日粮食的陈谷子气味的咖啡壶。

我绕到床的另一头走进另一扇门。这里有一个存放衣物的小过道，一只橱柜一半嵌在墙里面。橱柜上放着一把梳子，一把沾着几根黄头发的黑刷子，一瓶爽身粉，一只灯罩已经破裂的手电筒，一个拍纸簿，一支钢笔，墨水瓶和吸墨纸，一个玻璃烟灰缸，里面放着香烟、火柴和半打纸烟头儿。

橱柜的几个抽屉加在一起也不比一只手提箱大，里面只装着内衣内裤、袜子和手绢。衣架上挂着一套黑灰色西服，虽然不太新但还穿得出去。橱柜下面地板上塞着一双积满尘土的皮便鞋。

我推了推过道里的洗浴间。浴室的门只开了一英尺就卡住了。我的鼻子抽搐了一下，我感到嘴唇一阵发麻，门后边飘过来的是一股又腥又苦的气味。我把身体倚在门上，门又开了一点儿，但马上就弹了回来，好像门那边有一个人在顶住它似的。我从门缝里探进头去。

浴室太小，他躺在地上伸不直腿。他的两个膝盖跷起来，向一边歪着。他的脑袋挨着里边的墙，没有抬起来，而是紧紧卡在墙角里。他身上的衣服有的地方皱皱着，墨镜有一半已经从上衣的前胸口袋里蹿出来。他的右手平摆在肚子上，左手搁在地板上，手掌向上，手指微微拳着。脑袋右侧，金黄的头发上凝着一块血疙瘩。他的嘴张着，嘴里满是血沫。

门是被他的一条腿顶住的。我用力推了推，侧着身挤进去。我蹲下来，用两个指头摸了摸他的脉搏。他的脉搏早已停止了跳动，皮肤已经冰冷，但这也许是我的感觉，他还不至于一丝热气也没有。我站起身，背靠着门，双手插在裤袋里握着拳头。我闻到屋子里还残留着的火药味。垒球赛还没有结束，只是隔着两扇门声音好像非常遥远。

我站在那里愣愣地看了一会儿。没有什么，马洛。这里没你的事儿。与你毫不相干，你根本不认识这个人。走吧，快点儿走吧。

我把身子站直，拉开门，从小过道走回到起居间。镜子里有一张脸望着我。一张焦虑不安、带着哭相的脸。我赶快把脸转过去。我拿出乔治·安森·菲利普斯给我的钥匙，放在潮湿的手掌里擦了擦，放在桌灯旁边。

我在开门和走出去关门的时候，两边的门柄我都有意用手掌涂抹了一下。垒球赛的道奇队已经以七比三领先，现在第八局已经进行了一半了。一个喝得醉配醺醺的女人正在对面房子里唱《弗兰基和约翰尼》。她的嗓子并不美，威士忌也没有能帮上她的忙。一个男低音对她大声呵斥，叫她住口。但是女的正唱到兴头上，她只顾引吭高歌。然后，屋子响起一阵脚步声。一声巴掌响和一个人大声尖叫。歌声停止了，垒球仍在继续进行。

我在嘴里叼了一支纸烟，点着，走下楼梯。我在底层光线幽暗的前厅里站住，望着那块小牌子：房管经理，一○六室。

我真是个傻瓜，为什么要看这块牌子？我用牙齿叼着纸烟，在这块牌子前面站了半天。最后我转过身，往楼道后边走去。一间房子的门上钉着一块小珐琅牌：房管经理室。我敲响了这扇房门。

9

一把椅子向后一推。嚓啦啦地一阵脚步声。房门开了。

“你是经理？”

“我是。”这是我在电话里听到的那个声音，同莫宁斯塔尔谈话的那个人。

他手里还擎着空酒杯。酒杯非常大，很像有人用来养金鱼的玻璃缸。他生得瘦高个儿，胡萝卜色的短头发盖到脑门上。他的脑袋又长又窄，这样的脑袋瓜常常装满了坑害人的狡诈。橘红的眉毛底下小眼睛灼灼逼人。大耳朵遇见风刮大了可能会扇动起来。长鼻子为的是多打听别人的闲事。整个说来，这是一张干了多年这个行当的脸，知道如何为房客保守秘密，也知道在遇到麻烦的时刻如何保持镇定，像一个早已失掉灵魂的人那样平静、冷静。

他没有穿上装，背心也没有系扣子。他是这幢房子的保安员，套袖上带着金属箍。

我说：“我找安森先生。”

“二——○——四房。”

“他不在房间里。”

“那你要我替你做什么——给你下个蛋？”

“这个主意高明。”我说，“你一定到处下蛋。也许今天是你生日？”

“快走。”他说，“别在这儿磨蹭。”他开始关门，但关了一半又把门打开，对我喊：“出去透透气。到别处去溜达。滚蛋。”在他认为已经把意思表达清楚之后，又准备关门。

我用身子把门顶住。他在门里面往外顶我。我们两人的脸几乎凑在一起。“五块钱。”我说。

五块钱叫他动摇了。他突然把门一开，我踉跄地往前迈了一步，脑袋差点儿撞在他的下巴上。

“进来吧。”他说。

这套公寓的起居间靠墙也有一张折叠床，其他陈设的规格、形式也跟我进去的那间完全相同，就连带褶的纸灯罩和玻璃烟灰缸也一模一样。这间屋子的墙壁涂成蛋黄色，墙角挂着蛛网，就差在墙壁上再画上几只大黑蜘蛛了。

“坐下。”他关好门，开口说。

我坐下来。我们两人互相凝视，目光真诚，像是一对儿推销二手汽车的贩子。

“喝啤酒吗？”他问我。

“谢谢。”

他开了两罐啤酒，把他用过的那只脏杯子倒满，又伸手去取另一只酒杯。我说我不要杯子，就从罐里喝吧。他把另一罐递给我。

“一毛钱。”他说。

我给了他一毛钱。

他把钱放进坎肩的口袋里，继续看着我。过了一会儿，他拉过一把椅子坐在上面，叉着两个瘦骨伶仃的膝盖，两手垂在膝盖中间。

“我对你的五块钱不感兴趣。”他说。

“很好。”我说，“我并没有真想给你五块钱。”

“你挺精明。”他说，“给不给有什么关系？我们这幢公寓楼是个规规矩矩的地方。谁在这儿也玩不了花招。”

“这里还非常安静。”我说，“楼上安静得能听见鸟叫。”

他笑了笑，笑得很勉强。“少跟我讲这些逗笑的话。”他说。

“你像维多利亚女王那样古板？”我问。

“我不懂你说的是什么意思。”

“我不指望发生奇迹。”我说。我同他这样无聊地逗闷子，对我颇有振奋作用。我的情绪不那么沮丧了。

我掏出皮夹，挑出一张名片来。这不是我自己的名片，上面写着：詹姆斯·B.波洛克，平安保险公司，调查员。我在脑子里搜索这位波洛克先生长得什么样，我是在哪儿碰见他的。我想不起来了。我把名片递给对面这个红头发的人。

他看了看片子，用名片的一角搔了搔鼻尖。“你要找的这个人犯事了？”他问道，一对儿小眼睛紧紧盯住我。

“珠宝。”我说，挥了一下手。

他在咀嚼我说的话。在他沉思的时候，我观察他是否显露出不安神色。他并没有。

“这类人偶然住进我们这里来。”他说，“这是无法避免的事。但是这个人可不像，样子挺老实。”

“也许我弄错了。”我说，我给他描绘了一下乔治·安森·菲利普斯活着时候的样子。穿一身棕色西服，爱戴太阳镜，还有他那顶棕黄帽箍的草帽。我挺想知道这顶帽子到哪儿去了。他多半把帽子扔了，太显眼了。他的黄头发也挺引人注意的，但总比那顶帽子强一点儿。

“像不像二○四号的那个人？”

红头发没有马上回答，他还在捉摸该不该跟我说实话。最后他点了点头，小眼睛仔细看着我。他的一只像骨头棒子的瘦手拿着我给他的名片在手上划着，像人用手杖划拉一排铁栏杆。

“我没有看出来这个人不地道。”他说，“可这也不能怪我，流氓骗子什么样的都有。这人在这儿刚住了一个月。要是看着不像好人，我早就不让他住了。”

我绷着脸没有笑出来。“趁他不在家，咱们到他屋子查看一下怎么样？”

他摇了摇头。“巴勒莫先生不喜欢这样。”

“巴勒莫先生？”

“这幢公寓的主人就在街对面开了一家殡仪馆。这座楼，还有好几座楼都是他的。差不多整个这一区都是他的财产。我想你懂得我的意思。”他冲我撇了一下嘴，右眼皮同时眨了一下。“这人可是个大人物，谁都投他的票。”

“不管他现在是在拉活人的选票也好，给死人化妆也好，他爱做什么都成。咱们还是到楼上查看一下那个人的屋子吧。”

“别惹我发脾气。”红头发一口拒绝我。

“你就是发脾气我也不在乎。”我说，“还是去楼上查一下他的房子吧。”我把空啤酒罐向废纸篓扔去，看着它反弹回来，在地板上滚动。

红头发突然站起来，双腿一叉，拍了拍手，用牙齿咬着下嘴唇说：“你说过给我五块钱，是不是？”

“那是几个钟头以前的事了。”我说，“现在我改变主意了，咱们去查他的房间吧！”

“你再说一遍。”他的右手向后胯摸去。

“你要是想掏枪的话，巴勒莫先生可不喜欢。”我说。

“去他妈的巴勒莫。”他吼叫起来。他的声音突然变得非常愤怒，一张脸涨得像块小红布。

“巴勒莫先生要是知道你是这样看他的，可要高兴死了。”我说。

“你听我说。”红头发的手垂下来，探着身，把一张脸尽量凑到我前面，慢吞吞地说，“你听我说。我正坐在屋里喝两杯啤酒，也许三杯，也许五杯，这是我自己的事。我没招谁没惹谁。这么大好的天气，看来晚上也坏不了——突然你闯进来了。”他使劲把手一挥。

“咱们上去搜查一下吧。”我说。

我攥着两只拳头往上一伸，伸到头顶的时候又松开手，尽量把手指头杵过去。他的鼻翅开始抽搐。

“要不是怕把这差事丢了……”他说。

我刚要张嘴打断他的话，他就喊起来：“得了，你别说了。”

他戴上帽子，但是没穿外衣。他打开一只抽屉，从里面拿出一串钥匙，从我身旁走过去，站在门口，用下巴冲我点了点。他仍然满脸怒气。

我们俩走到过道顶头，从设在前厅的楼梯上了楼。垒球赛已经结束。现在从那间屋子传出来的是喧闹的跳舞音乐。红头发从钥匙串里拣出一把，插在二○四房间的钥匙孔里。我们身后那间屋子播放的音乐沸反盈天。但就在这样一片嘈杂的声音里，一个女人突然歇斯底里地尖叫起来。

红头发又从锁孔里拔出钥匙，对我龇了龇牙。他走到过道对面，在那间屋子的门上砰砰地敲起来。他敲得很响，敲了时间很长，最后终于引起屋子里的人注意。门一下子从里面拉开，一个尖嘴猴腮的黄头发女人恶狠狠地看着我们。她穿着大红裤子，一件绿毛衣，一只眼睛红肿，另一只几天前也被打青过，此外脖子上也有掐伤。女人手里拿着一只装着琥珀色液体的高脚杯。

“把声音弄小一点儿，”红头发说，“把人吵死了。以后我不跟你们说了，直接叫警察来。”

女人转过头向肩膀后边尖声喊：“嘿，戴尔！这个人叫你把声音弄低点儿。你要不要收拾他？”

一把椅子吱呀响了一声，收音机立刻变哑巴了。黄头发女人身后冒出来一个目光凶狠的壮汉。这人一把把女人推到一边，把脸凑到我们跟前。这张脸早就该刮刮胡子了。他穿着长裤，皮鞋，上身只穿了件衬衫。

他把脚踩在门槛上，打了个呼哨，从鼻子里哼出声音说：“滚蛋！我刚吃完午饭回来。午饭糟透了。我不想这时候有人到这儿来跟我找碴儿。”这人已经喝得醉醺醺了，可是看样子他早已习惯醉乡的生活了。

红头发说：“你听见我说的了，亨奇先生？把你的收音机声音弄小点儿，别吵得四邻不安，马上照我的话做！”

被称做亨奇的人说：“听我说，小瘪三——”话没说完，他抬起右脚，重重地往红头发的脚上一跺。红头发没等对方的脚踩下来，他的瘦骨伶仃的身子飞快地往后一撤，手里的一串钥匙甩了出去，一直打在二○四房间门上又哐啷啷掉在地板上。他的右手挥了一下，掏出一根铜头皮棍来。

亨奇“呀”了一声，两只大毛手在空中一攥，握成两只拳头，没有目的地挥舞着。

红头发的皮棍打在他头上，屋子里的女人尖叫起来，手里的一杯酒整个泼到她男友脸上。我无法判断她这样做是因为抓到一个不再危险的报复时机呢，还是找错了目标。

亨奇脸上滴答着酒，睁不开眼。他转回身，踉踉跄跄地往屋里跑。几次他都差点儿绊倒，把鼻子磕在一件家具上。墙上的吊床这时正放下来着。他一条腿跪在床前，一只手在枕头底下摸索着。

我喊道：“小心——他在掏枪呢！”

“我能对付。”红头发咬着牙说，一边把他腾出来的右手伸进坎肩内袋里。

亨奇本是跪在床前的，这时他一条腿支着身子站起来。他转回身，右手里拿着一支小黑手枪。他没有握枪柄，而是把枪平摆在手掌里，两眼直勾勾地望着它。

“把枪放下！”红头发一边对他喊，一边走进屋子。

黄头发女人一下子跳到他脊背上，两只长胳膊抱着他脖子，声嘶力竭地叫唤着。红头发趔趄了一下，一边咒骂一边挥动着手里的枪。

“快教训教训他，戴尔！”女人喊道，“好好教训教训他！”

亨奇一手拄着床腿站在地上，双腿打弯。他的右手仍然托着那支黑色手枪，眼睛紧紧盯着它，慢慢立直了身子。他从嗓子眼里发出呜噜呜噜的声音哼叫着：“这不是我那支枪。”

我把红头发手里的枪拿过来，它帮不了他什么忙。我从他身旁绕过去，叫他自己把那个黄发女人从脊梁上甩下来。过道上一扇门砰地响了一声，接着就有脚步声响起来。有人正向我们这边走来。

我喊道：“亨奇，把枪扔了。”

他抬起头看了看我。他的一双感到惊奇的黑眼睛突然清醒了。

“这不是我的那支枪。”他说，依旧将枪平摆在手里。“我的枪是点三二口径的柯尔特。”

我把他托着的枪取过来。他没有想阻止我。他在床上坐下，搓着脑瓜顶，皱着眉头使劲在想什么。“真是见鬼——”他没有把话说完，他摇摇头，哆嗦了一下。

我闻了闻手里的枪。有人用过它。我把弹夹从枪里取出来，从弹夹一侧的小孔数了数里边的子弹。子弹有六颗。加上枪膛里的一颗，一共七颗。这是一支点三二的柯尔特自动手枪，可装八颗子弹，有人用它射击过。如果没有重装的话，应该有一颗子弹从枪里打出去了。

红头发这时已经把那女人从脊梁上弄下去了。他把她扔在一把椅子上，用手擦弄那女人在他脸上抓的一个血道。他的目光很愁惨。

我对他说：“最好去叫警察。有人用这支枪射出过一颗子弹。对面的房里躺着个死人，你也该去看看了。”

亨奇莫名其妙地看着我，低声说：“这不是我的枪，老兄。”

黄头发女人歇斯底里地哭个没完。她咧着大嘴，哭得非常伤心，为了自己的不幸，也为了演戏给人看。红头发一言不发地走出屋子。

10

“子弹从咽喉部位射入，手枪中等口径，使用的是软头子弹。”杰西·布里兹探长判断，“很像这支手枪，子弹也像。”他在手里掂了一下亨奇的那支枪，但亨奇矢口否认这是他原有的那支。“子弹是向上倾斜着打进去的，可能一直打到后边的头骨，现在还卡在里边。这人已经死了两个小时，手和脸已经变冷，但身体还有点儿温暖。还没有出现尸僵。他中弹以前先被坚硬的器物打了一下。可能是枪柄。你们对我的估计有什么看法？”

他屁股底下的一张报纸沙啦啦地响着。他摘下帽子，擦了擦脸和几乎已经光秃的头顶。他头上剩下的一圈淡黄色头发已经被汗水浸湿。他又把帽子戴上，那是一顶平顶巴拿马草帽，被阳光晒得变黄。不是今年新买的，或许也不是去年买的。

布里兹探长是个大块头，肚子鼓鼓着，穿着棕白两色皮鞋，松弛的袜子，黑色细条的白裤子。从他敞开的衬衫领口里可以看到胸口上赤黄色的胸毛。一件肩膀非常宽的天蓝色运动服上衣，大得能当一个小车库。他的年纪大概在五十岁上下。唯一叫人想到他是一名警察的，是他那对努努着的淡蓝色眼睛。他能够非常平静地、眨也不眨地盯住你。他不想对你无礼，但是除了警察以外，谁都会觉得这种凝视对自己是个冒犯。在眼睛下面和双颊、鼻梁之间宽宽地长着一道雀斑，看上去像作战地图上的一块布雷区。

我们都坐在亨奇的房间里，门关着。亨奇已经穿好衬衫，正在系领带，但是他的粗笨的手指头哆哆嗦嗦，总也系不好。那个黄头发女人在床上躺着，头上系着块像头巾似的绿色东西，身旁扔着她的钱包，腿上盖着一件灰上衣。她的嘴微微张着，但脸上已经看不见眼泪了。她好像被发生的事吓着了。

亨奇粗声粗气地说：“如果认为那家伙是叫枕头底下的这支枪打死的，你们这么想也可以，看来有这种可能。但是这支枪可不是我的，不管你们问我什么，我也不会承认那是我的枪。”

“就假定你说的是事实吧。”布里兹说，“那这支枪怎么会在你的枕头下面？是不是有人把你的枪拿走，把这支枪留下了？他是什么时候干的？怎么干的？你的枪是什么样的？”

“我们在三点半钟左右出去吃了点儿东西，就在拐角那家小餐馆。”亨奇说，“你可以去调查。出门的时候我们一定没有锁门。两个人都喝多了。我猜想我们的房间一定吵得厉害，正开着收音机收听垒球比赛。我猜想我们出去的时候把收音机关了，我不敢肯定。你记得吧？”他问那个在床上躺着沉默不语的女人。“你记得吧，亲爱的？”

那个女人既不看他，也不回答他。

“她吓坏了。”亨奇说，“我自己有一支枪，点三二口径的柯尔特，同那支枪的口径一样。但那是一支大肚子枪，一支左轮，不是自动手枪。枪皮上包着的橡皮掉了一块。那是三四年以前一个叫莫理斯的犹太人给我的，我们都在一家酒吧间工作。我的枪没上执照，但是我平常从不带枪。”

布里兹说：“你们这些家伙整天喝得烂醉如泥，枕头底下再搁着把枪，早晚有一天得有人叫枪打死。这你该明白。”

“见鬼了。这个人我们连认识都不认识。”亨奇说。这时他已经把领带系上了，只不过系得东扭西歪。他已经非常清醒，但是不停地打哆嗦。他站起来，从床头拿起一件上衣穿上，又重新坐下。我发现他点烟的时候，手指头抖得厉害。“我们不知道他的姓名。他的事我们什么都不知道。我只是在过道里碰见过他两三次，他从来不跟我打招呼。我想我碰见过这个人，可是我说不准。”

“就是住在你对面的人。”布里兹说，“咱们现在把事情梳理一下。你收听的垒球赛是电台重播的节目，是不是？”

“三点开始。”亨奇说，“从三点到四点半，也许更长一点儿。我们大概是三点半出门的，在外边大概待了一局半的时间，也许两局。二十分到半个小时，不会更长。”

“我猜想他是在你们快走出楼房的时候被打死的。”布里兹说，“收音机的声音会把这么近的枪声盖住。你们的门一定没有锁，也许根本没有关。”

“有可能。”亨奇疲惫不堪地说，“你记得不记得，亲爱的？”床上的那个女人还是拒绝回答，甚至看都不看他。

布里兹说：“你们没有关门，也许没上锁。杀手听见你们走出去。走进你们房间，想把他的枪藏起来。他看见你的床没有吊起来。他走过去把他的枪往枕头底下一塞，可以想象他多么吃惊。发现枕头底下也有一支枪正等着他拿呢。他就把那支带走了。可是话又说回来，要是他想把那支杀了人的枪扔掉，为什么他不把它扔在杀人的地方？为什么他要冒险溜进你的屋子把它扔掉？为什么他的想法这么怪？”

我这时正坐在窗户旁边一张长沙发的角落里，听了布里兹警长的一番高论以后，禁不住也想逞逞能，把我的一点分文不值的看法说出来。我说：“另外一种假设是：在他想到要处置那些杀人凶器的时候，他已经离开菲利普斯的屋子，门也锁上了。假设他杀了人以后吓得要命，等定下神以后，他发现自己正站在过道里，手里还拿着那件凶器。他自然想赶快把它扔掉。那时候，如果亨奇的房门开着，他又听见里面的人已经走出去——”

布里兹瞟了我一眼，咕哝着说：“我不是说没有这种可能。我只是在思考这件事。”他把注意力转回到亨奇身上。“现在要做的是，假如这支枪验证是用来打死安森的，我们就得调查一下你那支枪跑到哪儿去了。在调查的时候，少不得随时要问你同这位年轻的太太一些问题。你懂得我的意思吧？”

亨奇说：“你手下的人不论使用什么手段也不会叫我改变我的口供。”

“我们倒也可以试试。”布里兹温和地说，“我们不妨马上就开始。”

他站起来，转过身，把屁股底下的那张报纸从椅子上划拉到地板上。他已经走到门口，又回过头看着躺在床上的那个女人说：“你没什么吧，小妹妹。要不要给你找一个护士来？”

床上的女人没有回答他。

亨奇说：“我得喝口酒了。我非喝口酒不成了。”

“我看着你的时候你可不能喝。”布里兹说。他走出屋子。

亨奇走到屋子的另一头，把一只酒瓶的瓶口塞在嘴里，咕嘟咕嘟地喝了一大阵。最后他把酒瓶从嘴里拿开，看了看没剩下多少。他走到那个女人跟前。推了一下她的肩膀。

“醒醒，喝一口。”他向她吼叫着说。

女人两眼望着天花板，没有说什么。她好像根本没听见亨奇刚才对她讲的话。

“让她待着吧。”我说，“吓晕了。”

亨奇把瓶子里剩下的酒全部喝光。他把空瓶子小心翼翼地放在地上，又看了一眼他的女友。然后他转过身子，双眉紧皱地看着地板。“上帝啊，我怎么什么也记不清楚了。”他嘟嘟囔囔地说。

布里兹带了一个年轻的便衣警察回到屋子里来。“这是斯潘格勒警官。”他说，“他会带你们走。马上就走，好吗？”

亨奇走到床前摇了摇那女人的肩膀。“起来，亲爱的。咱们得走一趟去。”

女人没有动，只转动了一下眼珠。她痴呆呆地看了他一会儿，最后终于欠起肩膀，一只手撑着身子，把双腿悠到地上。她站起身，右脚在地上跺了跺，好像刚才已经睡麻木了。

“真够你受的——宝贝。可是你知道非这样不可。”亨奇说。

那个女人把一只手放在嘴边，咬了咬小指的关节。她看着亨奇，目光仍旧痴呆呆的。突然，她抡起一只胳膊，啪地打了亨奇一个大耳光。然后，她飞快地走出屋子。

很久很久，亨奇纹丝不动地站在那里。门外边有人在嘈杂地讲话，楼下汽车轰轰地驶来驶去。亨奇最后耸了耸肩膀，转动笨重的身躯，目光有些留恋地扫视了一下他住的这间屋子。他仿佛知道自己不会很快就回来了，也许永远也不会回来了。他一语不发地从那个年轻警官前边走出去。

警官跟在他后边，也离开了这个房间。门关上了。门外的嘈杂声比刚才小多了。这里只剩下布里兹和我。我俩面对面坐着，我瞪着你，你瞪着我。

11

过了一会儿布里兹看我看腻了，从兜里掏出一盒雪茄来。他用小刀把雪茄上的玻璃纸箍割开，修理了一下烟头，开始专心致志地点火。他划着火柴，让雪茄在火焰上转动了一会儿，才把它叼在嘴里。他一手拿着火柴，仔细品味了两口，看雪茄是否按照他所希望的那样点燃。

他以极慢的动作把火柴甩灭，探过身子，把火柴梗放在窗台上。他又望了我一会儿。

“看来咱们俩得在一块儿干一阵子了。”他说。

“太好了。”我说。

“你并不想吧。”他说，“可是咱们是得一块儿干。不是因为我忽然喜欢上你了，因为这是我的工作方法，干什么事都要明明白白，合情合理，安安静静，别像那位女士那样犯歇斯底里的毛病。这类女人活一辈子总是在找麻烦，最后真的碰到麻烦，她就要把什么罪过都推到第一个她能够抓到手的人身上。”

“倒也不一定是这样。”我说，“那个男的把她眼圈都打黑了。她自然不可能那么爱他了。”

“我看得出来，你很了解女人。”布里兹说。

“我对女人了解得并不深。这对我办事有利。”我说，“我对女人并无偏见。”

他点了点头，垂下眼皮查看他的雪茄。他从衣袋里拿出一张纸，读道：“德尔玛尔·B.亨奇，四十五岁，酒吧服务员，现无业。迈贝尔·马斯特斯，二十六岁，舞女。关于这两个人我就知道这么多。我的直觉是，这两人还有不少事需要弄清楚呢。”

“你不认为安森是这个人打死的吧。”我说。

布里兹带着得意的神情看着我。“老兄，我刚刚拿到一件东西。”他从衣服口袋里拿出一张名片，念道：“詹姆斯·B.波洛克，平安保险公司调查员。这是怎么回事？”

“在这个地区可不该用自己的真实名片。”我说，“安森用的也是假名字。”

“这个地区有什么问题？”

“也许没问题。”我说。

“我想知道的是，”布里兹说，“你对那个死鬼知道些什么？”

“我已经告诉你了。”

“再说一遍。这么多人跟我说了这么多事，我的脑子都乱成一团了。”

“我就知道他名片上的姓名和身份：乔治·安森·菲利普斯。他说自己是个私人侦探。我出去吃午饭的时候他正站在我的事务所门外。他跟着我进了城，走进大都会饭店。是我把他引到那个地方的，后来我跟他搭话。他承认在跟踪我。据他说，他是想看看我这个人精明不精明，他自己决定跟我合作干一件事。当然了，这都是胡说八道。多半是他自己还没拿定主意该怎么办，所以等着发生一件什么事再做出决定。他正在办一件案子。据他说，案子有些棘手。他想找个帮手，找个比他更有经验的人一起干。照我看，他这个人没有经验。”

布里兹说：“他找上了你，唯一的原因是六年前你办过文图拉一个案子。当时他作为代表也在文图拉。”

我说：“他是这么说的。”

布里兹平平静静地说：“但是你用不着总是坚持这个说法。你不妨让我们知道另一个版本。”

“我这个版本并不错啊。”我说，“我是说正因为它听起来不令人信服，所以倒可能的确是实情。”

他又不慌不忙地点了点头。

“你调没调查菲利普斯办公的地址？”

他摇了摇头，他还没有去调查。

“我的看法是，你会发现他受人雇用是因为他的头脑简单。人家雇他，叫他用假名租了这间公寓，叫他办一件后来发现自己并不喜欢做的事。他害怕了。他需要一个朋友，需要帮助。他之所以花了这么多时间选中我，而且对我可以说一无所知，这说明他在私人侦探这个圈子里不认识什么人。”

布里兹掏出手绢，擦了擦脑门和脸上的汗。“但这并不能说明，为什么他像个找不着家的小狗似的到处跟着你，为什么他不直接到你的办公室，敲门进去呢？”

“他没有那么做。”我说。

“你能不能解释一下原因？”

“我已经把我想到的唯一理由告诉你了。他犹豫不决要不要找我帮忙。他一直等着发生一件什么事，帮他作出决定。后来是我先跟他说的话。”

布里兹说：“你这个解释太简单了。简单得像小孩儿在编谎话。”

我说：“也许你说得对。”

“于是由于你们两个在休息大厅里简单说了几句，这家伙，这个与你素不相识的人就请你到他的公寓来，而且把钥匙也交给你了。只是因为他想找你谈点儿什么。”

我告诉他的确是这样。

“为什么他不当时就跟你谈呢？”

“我还有个约会。”我说。

“业务上的？”

我点了点头。

“我懂了。你在办什么事？”

我摇了摇头，没有回答他。

“这是件谋杀案。”布里兹说，“你应该把事情说清楚。”我还是摇头。他的脸涨红了，有些气急地说，“你非得说出来不行。”

“对不起，布里兹。”我说，“根据事态目前的发展看，我还不认为有这个必要。”

“你应该知道，我可以把你当做本案的重要人证拘留起来。”他说这话时语气很随便。

“你根据什么？”

“根据你第一个发现了尸体，根据你给了这幢公寓的管理人一张假名片，还有你同死者的关系你解释不清。”

我说：“你准备拘捕我吗？”

他板着脸说：“你有律师吗？”

“我认识几乎所有的律师，但是我没有专门聘用的律师。”

“你在市政府里有没有熟人？”

“没有。我跟三个人见面说过话，但是我想他们不会记得我。”

“你在市长办公室有没有什么关系？”

“你跟我说说那里的情况吧。”我说，“我很想知道。”

“你听我说，伙计。”他认真地说，“你在什么部门总认识几个朋友吧？谁也不能没有朋友。”

“我在警察局里倒是有个朋友，可是我不想把他牵连进来。”

他挑了挑眉毛。“为什么？你知道我需要有人认识你。要是有一个我们了解的警察能替你说几句话，你的事情就好办多了。”

“我跟那个人纯粹是社交。”我说，“我不会骑在他背上。要是我真有了麻烦，对他也没有什么好处。”

“你认识不认识凶杀组的人？”

“有一个叫兰德尔的，”我说，“要是他还在凶杀组工作的话。有一回办一个什么案子，我同他在一起。时间很短。但是这个人不怎么喜欢我。”

布里兹叹了口气，把双脚移到地板上。被他扔到地上的那张报纸刷拉地响了一下。

“你说的都是真话吧，还是你在故意耍小聪明？我是问你，你说你什么重要的人都不认识，这是不是真话？”

“是真话。”我说，“要说我聪明的话，那是我实话实说。”

他把一只长满雀斑的大手放在下巴上用力攥了攥。等他把手拿开的时候，我发现他的面颊上掐出了几个手指头印。

“你为什么还在这儿磨蹭妨碍我的工作？你还不回家去？”他气恼地说。

我站起来，冲他点点头，朝房门走去。布里兹在我背后喊我：“把你住的地方告诉我。”

我把住址告诉了他，他记了下来。“再见。”他冷冷地说，“别到其他地方去，我们需要你的供词——也许今天晚上就要。”

我走了出去，楼梯口站着两个穿警服的警察。对面那间屋子开着，一个取指纹的人正在屋里工作。我在楼下前厅又看见两个警察，站在大门两边。我没有看见那个红头发的管房人。我从前门走到大街上。一辆救护车刚从马路边上开走。马路两边都有一小群人站着看热闹，但不像其他市区爱看热闹的人那么多。

我从人群里挤过去。有一个人拉住胳膊问我：“出什么事啦，伙计？”

我把他的手甩开，没有跟他说话，甚至没有看他一眼。我只顾向我泊着车的地方走去。

12

我是差一刻七点回到我的办公室的。我打开电灯，从地板上捡起从门缝底下塞进来的一张纸。这是绿羽毛快递公司送来的一张通知，告诉我有人寄给我一个小包裹。他们在等我回电，随时都可以把包裹送来。我把通知单放在办公桌上，脱下外衣，打开屋子里的窗户。我从办公桌最里面一个抽屉里拿出一瓶老泰勒威士忌喝了一口，含着它在嘴里咕嘟了一会儿。然后，我攥着酒瓶凉丝丝的瓶颈，琢磨着我要是侦破凶杀案的警察，看惯了横七竖八躺在地板上的尸体，我会有什么感觉。我想我要是在警察局干事，就不用在溜进那间屋子的时候，擦掉留在门把手上的指纹，也用不着费尽心思为雇用我的人打掩护——话说多了会伤害别人，说得太少又伤害了自己。我琢磨了半天，可是还是不喜欢给警察局干事。

我把电话拉过来，看着通知单上写的电话号码，拨通电话。对方说包裹立刻就给我送过来。我说我等着。

楼外边，天色逐渐暗下来，来往奔驰的汽车再不像白天那么喧闹了。从敞开的窗户外面飘进来的一阵小风，略带凉意。不是夜间的凉风，而是白日将尽，灰尘、汽车尾气、从晒烫了的墙壁和人行道上升起的热气……诸多气味的混合。这里面自然也有从远远近近上百个餐馆散发出来的饭菜香。如果一个人的鼻子能像猎狗那样敏锐，还可以闻到从建筑物与好莱坞周边小山上的住宅区飘来的一股公猫身上的骚味。这是一种名叫尤加利的热带树木在炎热夏天散发的气息。

我坐在那里抽烟。十分钟以后响起了敲门声。我打开门，一个戴制服帽的半大的孩子叫我签了名，递给我一个方形小包，窄窄的不过两英寸宽。我给了那孩子一毛钱小费，听见他一路吹着口哨向电梯间走去。

包裹上用蓝墨水写着我的名字、地址，是用又大又细的印刷体写的。我把捆包裹的细绳子割断，打开一个牛皮纸包。纸包里是一个贴着牛皮纸的廉价纸盒，橡皮图章印着“日本制造”字样。日本人开的商店总是用这种盒子盛小工艺品，雕刻的动物啊，小玉器啊，等等。纸盒盖得很紧，一直插进盒子最下面。我把它扯出来，看见盒里面装着不少棉花和软纸。把这些填塞物拿掉以后，我看到的是一枚半美元大小的金币，闪闪发光，好像刚刚从造币厂出来一样。

我看到一面是一只展翅的老鹰，胸前挂着盾牌，左翼上刻着E.B.两个缩写字母。环绕着老鹰的是一圈圆珠，圆珠与币边之间的文字是“合众为一”，图案最下边标着一七八七年。

我把金币放在手心里，翻过来看它的背面。金币很重，很凉，放在手心里叫我的肉皮发潮。背面的图案是山峰后面升起或者落下的太阳，两圈像是橡树叶组成的花饰，还有好几个拉丁字。引我注意的是最下面几个大写字母：布拉舍。

拿在我手里的是那枚布拉舍金元。

纸盒里除了这枚金币以外，没有任何东西。所有的纸上都没写什么字，纸盒外面手写的我的姓名、地址丝毫没有意义。我想不出在我认识的人中间谁用这种字体写字。

我找出一个装烟丝的小皮袋，装进一半烟丝，用软纸把金币裹好，放在烟丝里，再把皮袋整个装满。我拉上皮袋拉锁，把它放进衣服口袋里。我把纸盒、包装纸和绳子装进一只档案柜，上了锁，然后坐在办公桌前给莫宁斯塔尔打电话。电话没人接。我料到那边也不会有人。挂上电话以后，我又在电话簿里查他家里的号码。洛杉矶市内和近郊几个镇市都没有登记他的电话号码。

我从写字台里拿出一副手枪套，在肩上系牢，再把一支点三八口径的柯尔特枪别在枪套里。我戴上帽子，穿好外衣，整理了一下屋子。我刚刚关上灯，拉开房门的时候，电话机丁零零地响了起来。

铃声响得令人心惊，倒不是这部机器有什么问题，而是我的耳朵出了毛病。我站在原地，浑身僵直，嘴角向后抽紧，像是在苦笑。窗外霓虹灯灯光闪烁。室内空气像凝滞般的沉重。外面的门道悄无声息。只有电话铃响个不停。

我走回办公桌前，俯身接电话。只听到对方咔嗒一声挂上电话，之后就是嗡鸣声。我站在黑暗中，一手拿着话筒，一手按住电话的启动键。我不知道自己在等什么。

电话铃又响了。我在嗓子眼里呜噜了一声，把话筒贴在耳朵上，没有说话。

我们两人都沉默着。两人相距不知若干英里，每人都拿着话筒，呼呼喘着气。双方都在倾听，却什么都听不到，甚至听不到对方的呼吸声。

好像过了很长、很长的时间，我听到遥远处一个人的低语声，声音平板、模糊：“你要倒霉了，马洛。”对方的电话又咔嗒响了一声，接着就是电线的嗡鸣声。我也挂上电话，走出办公室。

13

我开着车，从日落大道向西走。我在几个街区胡乱地兜了几个圈子，没发现有别的车跟着我。我把车停在一家药店门口，走进一个电话间。我投进一枚镍币，要话务员接通帕萨迪纳镇的一个号码。她告诉我应该投进多少钱。

“我是菲利普·马洛，请替我找默多克太太。”

接电话的人叫我等一会儿。于是我听到一个文静而又非常清脆的声音说：“是马洛先生吗？默多克太太正在休息。你有什么话要我转达吗？”

“你不该告诉那个人。”

“我不该——告诉谁？”

“告诉那个你用他的手绢抹眼泪的疯子。”

“你怎么敢这么说话？”

“好，那就算了吧。”我说，“请让我跟默多克太太说几句话。我有点儿事得告诉她。”

“好吧，我试试。”文静的声音走远了，我开始等着。我等了很长时间。他们得把她从靠枕上扶起来，得把红葡萄酒瓶从她的骨节僵硬的大手里夺下来，得把电话和听筒放到她手里。最后，我终于听到电话那头清嗓子的声音，像是一列货车正驶过隧道。

“我就是默多克太太。”

“默多克太太，今天早上咱们谈到了您的一件东西。要是见到了的话，您能认得出来吗？我是说，从另外几个和它相同的东西里边您能不能把它挑出来？”

“这个——还有跟它一样的吗？”

“肯定有。据我所知，有好几十，也许有好几百。至少有好几千。当然了，这些东西都在什么地方我是不知道的。”

她咳嗽起来，“我对它知道得不多。我想我辨认不出来。但是在目前情况下——”

“我要跟您谈的正是这个，默多克太太。能否认定那是您的东西需要跟踪它的历史，也就是说，追查到您这里来。这样至少不会弄错。”

“我想是这样的，你为什么跟我谈这个？你知道它在哪儿吗？”

“莫宁斯塔尔承认看见过。他说有人拿到他那儿去想卖给他——这您已经猜到了。他不想买。据他说，卖东西的不是个女人。当然了，他说的不一定是真话。因为他给我详细描述了一下那个卖东西的人的样子，也许是他编造的，也许是他脑子里有这种印象的一个熟人。所以卖金币的人可能是女的。”

“我懂了，现在这已经不重要了。”

“不重要了！”

“是的。你还有别的事想告诉我吗？”

“还有个问题要问您。您知道不知道一个黄头发年轻人，叫乔治·安森·菲利普斯？身体挺壮实，穿一身棕色西服，戴深色帽子，帽箍花里胡哨的。这是今天他的一身穿戴。这人自称是私人侦探。”

“不知道。我怎么会认识这么一个人？”

“我不知道。他跟这件事也有关系。我猜想他就是那个想卖给莫宁斯塔尔东西的人。我刚离开莫宁斯塔尔，那老头儿就给他挂电话。当时我偷偷溜回他的办公室，听见他打电话了。”

“你干什么了？”

“我溜回去了。”

“请你别说笑话了，马洛先生。你还有事吗？”

“还有。我答应给莫宁斯塔尔一千块钱，赎回那——那件东西。他说他花八百块钱可以把它弄到手。”

“请问，你想从哪儿弄到一千块钱呢？”

“哎，我只是说说罢了。莫宁斯塔尔是个老滑头。这件事我只能这么跟他说。再有，说不定您还是肯出这笔钱的。我当然不想勉强您，什么时候您都可以到警察局去报案。但是如果您不想找警察，我那法子也许是您唯一弄回那件东西的办法——花钱赎回来。”

我可能还会这样没完没了地说下去，要不是她发出海豹般的吼叫声把我打断的话。

“这一切现在都没有必要了，马洛先生。我已经决定不再进行这件事了。那枚钱币已经回到我手里来了。”

“请等一会儿，别挂。”我说。

我把话筒放在木板上，打开电话间的门，伸出头，长长吸了一口气——我吸进的是那家杂货店里的混合气味，谁也没有注意看我。穿一件浅蓝色罩衣的杂货店老板隔着柜台正跟人聊天，给他站柜台的小伙子在水池里刷洗玻璃杯，两个穿短衫的姑娘在玩弹球机。一个穿黑衬衫围着淡黄围巾的瘦高个儿翻弄架子上的杂志。这人的样子不像枪手。

我关上电话亭的门，拿起话筒说：“这里有只小耗子，要咬我的脚趾，现在没事了。您说您已经拿回来了？就这么简单？究竟是怎么回事？”

“我希望你不要太失望。”她用十足的男低音说，“情况不太好解释。我也许决定告诉你，也许决定不说。你明天上午可以到我这儿来一趟。既然我不想继续请你调查了，已经预支给你的钱你就留着作为办这件事的酬劳吧。”

“咱们先得把这件事说清楚。”我说，“您真的已经把那枚币要回来了——还是哪个人答应还您，只是口头说一说？”

“当然不是。我累了，所以——”

“等一会儿，默多克太太。事情没有这么简单。这边发生了点儿事。”

“明天早晨再说吧。”她一点儿不客气地把我的话打断，哐啷一声挂断电话。

我走出电话亭，点上一支纸烟。我觉得我的手指头很不灵活。我走进那家杂货店。这时候，店里只剩下老板一个人了。他正在用一把小刀修铅笔，非常专心，皱着眉头。

“你这把小刀可真快。”我告诉他。

他吃惊地抬起头来。玩弹球机的小姑娘看着我，也有些吃惊。我走到柜台后面看了看镜子里的我——我也是一副惊诧莫名的样子。

我在一只高凳上坐下，说：“来一杯双份的威士忌，不加水。”

柜台后面的人说：“对不起，这里不是酒吧，先生。您可以在卖酒的柜台上买一瓶。”

“是的。”我说，“我的意思是说，这里不是。我刚刚差点儿吓掉魂，脑子麻木了。给我来一杯咖啡吧，别太浓。再来一份三明治。算了，我先不吃了。再见。”

我从高凳上下来，向门口走去。屋子里没有一个人说话，静得出奇。那个穿黑衬衫、系着黄领带的人从他手里拿着的《新共和国》杂志上边，斜着眼睛盯着我。

“你不应该看这种软性刊物。看一本有点儿内容的吧。”我对那人说。我说的纯粹是句客气话。

我走出这家商店。背后不知是谁在说：“好莱坞到处都是这样的疯子。”

14

起风了。人们的皮肤有一种干燥的、紧巴巴的感觉。树梢在摇动，街道上挂着的弧光灯晃晃悠悠，投到路面上，形成一块块的阴影。我掉转车头，又向东驶去。

这家经营典当的小店在圣莫尼卡，离威尔克斯不远。这是个老式的小区，被时间的潮水轻轻冲洗着，旧货店的橱窗里摆着所有你能想到的东西：从装在小木盒里、为钓鳟鱼用的整套假蚊钩到可以自由搬动的小管风琴；从折叠的儿童车到带着四英寸镜头的老式人像摄影机；从装在褪了色的丝绒盒里的珍珠母单筒望远镜到当年防卫边境用的点四四口径单发柯尔特手枪——至今仍然有人制造这种手枪模型，西部有些官员为了怀旧很喜欢买一支藏在家里。

我走进这家当铺。一推开店门，装在门上边的铃铛就丁零零地响起来。店堂深处传过来嚓嚓的脚步声，一个人吭地擤了一下鼻子。脚步声走近，一个戴着高顶黑帽子的老犹太人走到柜台后边，从眼镜的厚镜片后面对我笑了笑。

我把装烟丝的小口袋拿出来，从里面取出那枚布拉舍金币放在柜台上。这家店铺的窗玻璃锃光瓦亮，我觉得我好像赤身裸体似的站在柜台前面。这里不像别的当铺那样有木板钉制的小隔间，当东西的人可以把门关起来不让外边看到。

犹太老头拿着金币在手里掂了掂。“金币，是不是？你大概爱收藏金子吧？”他对我挤了挤眼睛说。

“二十五块钱。”我说，“老婆、孩子都没饭吃了。”

“哎呀，这么糟啊！一掂分量就知道是金的。只有黄金和白金才这么重。”他随随便便地在天平上称了一下。“是金的。”他说，“你是说要卖十块钱吗？”

“二十五块。”

“我花二十五块买它干什么？再卖给别人？含金量大概能值十五块。好吧，就给你十五块吧。”

“你的保险柜可靠吗？”

“先生，干我们这行的，保险柜用的都是最牢固的。不用担心。十五块，说定了？”

“给我开票吧。”

他用一支钢笔加上唾沫把当票写好。我告诉他的是我的真实姓名和住址。好莱坞，北布里斯托尔路一六二四号，布里斯托尔公寓。

“你住在那么远的地方，跑到这儿来就为拿这十五块钱。”犹太人替我发愁地说，他撕下给我的一半当票，把钱数给我。

我走到拐角一家杂货店，买了一个信封。我跟店里的人借了支笔，写好地址，把这张当票寄回到我住的地方。

我觉得饿了，肚子好像已经空了。我到葡萄树餐馆吃了点儿东西，之后又开车到城里去。风仍然没有停，空气比刚才更干燥了。方向盘在我的双手下面好像进去了沙子。我的鼻孔也皱巴巴的干得要命。

高层建筑的窗户这里那里已经亮起了灯光。第九大街和希尔路拐角那家镀铬窗框、绿色门面的大服装店一片灯火辉煌。贝尔方特大楼也有几处窗户亮起来，但更多窗户仍然没有开灯。开电梯的老头儿仍然坐在他的折叠凳上，两眼茫然盯视着半空。我问他：“你大概不知道我在哪儿找得到这幢楼房的管理人吧？”

他慢慢转过头，从我肩膀上面向后望过去。“我听说他们在纽约的电梯，唰地一下，就上去了，一眨眼就上到三十层。真是高速度。那是在纽约。”

“让纽约见鬼去吧。”我说，“我还是爱坐咱们这儿的老电梯。”

“开那种高速电梯得手脚麻利的小伙子。”

“别跟你自己过不去了，老爹。在那边干活儿的人只要按按电钮，说一声‘早安，先生’就成了。其余时间他们都从汽车反光镜里欣赏自己漂亮的身影。你现在开这种老玩意儿可得费点儿力气。满意了吧？”

“我一天得干十二个钟头。”他说，“能有这么个活儿干我挺满意。”

“这话可别让工会听见。”

“你知道工会都管什么事？”我摇了摇头。他给我讲了讲。后来他把眼皮垂下来，几乎在平视我的脸。“我在哪儿见过你吧？”

“我在跟你打听管理这幢楼房的人。”我和气地说。

“一年前他把眼镜摔坏了。”老头儿说，“我差点儿笑出声来。真把我乐坏了。”

“是吗？我现在到哪儿才找得到他？”

这次他的眼睛直勾勾地看了我一会儿。

“啊，你是问管楼的头头儿啊！他回家了。他不回家上哪儿去？”

“可不是。多半回家了。也许看电影去了，可是他家住什么地方？他叫什么名字？”

“你找他有事儿？”

“有点儿事。”我的手在裤袋里攥得紧紧的，竭力控制自己不对他大喊大叫。“我要跟他打听这座楼的一个租户家在什么地方。这个人家里的地址在电话簿上查不着。我是说这个人不在办公间的时候住在哪儿。家在哪儿。”我把手从裤子口袋里拿出来，在空中比画着，慢慢地写了“家”这个字。

老头儿说：“哪位租户？”这次他回答得直截了当，把我吓了一跳。

“莫宁斯塔尔先生。”

“他没回家。还在办公间。”

“你敢肯定吗？”

“当然肯定。我一般不太注意谁进谁出。可是这个人跟我一样是个老头儿，所以我有印象。他还没有下楼。”

我走进电梯，告诉他我上八楼。

他费了半天劲儿才把门关好，老电梯吱吱呀呀地升上去。他不再看我了。电梯停了以后，我走出去，他既没跟我说话也没看我。他还是弯腰躬背地坐在垫着粗麻布垫子的木凳上。就是在我转过楼道转角的时候，他的身子也没动。他脸上什么表情也没有。

过道里只有尽头两扇玻璃门里面亮着灯。我在莫宁斯塔尔的办公间门外站住，点着一支烟。我站在那儿听了一会儿，屋子里没有任何动静。我推开那扇写着“请进”两个字的玻璃门，走进那间摆着打字机的小办公间。通往里间屋子的木头门开着一个缝。我走到门前敲了两下，叫了声“莫宁斯塔尔先生”。

没有人回答，寂静无声，连呼吸声也听不到。我觉得我后脖颈子上的汗毛开始竖起来了。我绕过木头门，探头往里一看。天花板上的顶灯正亮堂堂地照着天平的玻璃罩，照着皮面写字台四周一圈打蜡的木框，照着整个硬木写字台，照着一只方头黑皮鞋和露在皮鞋上面的棉纱袜子。

但是这只鞋摆在地板上的角度不对头——鞋尖向上翘着，指着天花板的一角，腿的上半截搁在大保险柜的侧面。我迈步走进屋子，像是走在污泥里。

他的身体蜷曲着，仰面朝天躺着。孤孤零零，一口活气儿也没有了。

保险柜的铁门开着，一串钥匙挂在第二道锁的锁孔上。一只金属抽屉拉开一半，抽屉里没有什么东西。那里面原来可能装着钱。

屋子里其他家具、摆设好像都没变样。

老人的衣服口袋被掏到外面。我没有动他，只是弯下腰，用一只手的手背在他的紫红色的面颊上贴了贴，好像在摸一只青蛙的肚皮。他的前额上有一个伤口，血就是从那里流出来的。这次我没有闻到火药味。从他皮肤的颜色看，他是因为心脏停止跳动死去的，可能出于震骇、恐惧。但即使由于心脏停跳猝死，这仍然是一桩谋杀案。

我让灯继续亮着，擦干净我在门把手上留下的指痕，走了出去。我从防火门走到下面六楼。我一边走一边毫无意识地读着过道里玻璃门上标着的姓名：H.R.蒂格尔，牙科实验室；L.普利德威尼，会计师；达尔顿与李斯，打字服务；E.J.布拉斯柯维茨博士，博士的姓名下面有一行小字：按摩医师。

电梯慢腾腾地爬上来，开电梯的老人没有看我。他的脸同我的脑子一样，一片迷茫。

我从街角的急救站打了个报警电话，我没有告诉对方我的姓名。

15

骨制的红白两色棋子已经列好阵，准备一场厮杀。每次开局前，一颗颗棋子看上去都那么精神抖擞、跃跃欲试而又有些惶恐迷惑。这时，是晚上十点，我已经回到我住的公寓里。我嘴里叼着烟斗，手臂旁边放着一杯酒，脑子里什么也不想，除了那两具被谋杀的尸体和那枚布拉舍金币明明装在我的口袋里而默多克太太却偏偏说已经归还给她——这是一桩疑案。

我打开一本莱比锡出版的软皮封面棋谱，选择了用皇后将军——招数凶狠的一盘棋，先走了一步小卒。就在这时候，门铃响了起来。

我从桌子后边走出来，从橡木写字台上拿起点三八口径的柯尔特，走到门后边。我把枪垂下，放到右腿边。

“谁呀？”

“布里兹。”

我先回到写字台边，放下枪，再走回去把门打开。门口站着布里兹，像任何时候一样高大、懒散，只不过这次样子更加疲倦。跟他一起来的还有那个名叫斯潘格勒的年轻警官。

他们好像不经心地逼着我往后退，一直退回屋里。斯潘格勒走在最后，随手关上门。年轻警官的眼睛在我屋里前后左右扫了一遍，而布里兹那更老练、更严厉的目光却紧紧盯着我的脸。他盯了我很长时间，最后绕到我身后，走到一只作躺椅用的长沙发前面。

“到各处看看去。”他从嘴角吩咐斯潘格勒说。

斯潘格勒从门口走过来，先到这间屋子后边看了看我吃饭的小餐室，又转身走到客厅。浴室的门吱呀呀地响了一下，他继续查看别的角落。

布里兹摘下帽子，擦了擦头发已经脱落的脑顶。远处传来开门关门的声音。那是我的厕所。斯潘格勒走回来。

“没有。”他说。

布里兹点了点头，在沙发上坐下。他把巴拿马草帽放在身旁。

斯潘格勒看见我放在写字台上的手枪，对我说：“我看看可以吗？”

我说：“你们两个人真是无事生非。”

斯潘格勒拿起我的枪，把枪筒放在鼻子前头闻了闻。他把弹夹取出来，把枪膛里的一颗子弹倒出来，压到弹夹里。他把弹夹放在桌上，把枪拿起来对着灯光，叫亮光从枪口一直射进枪膛。他眯缝着一只眼睛使劲往里看。

“就有一点儿灰尘。”他说，“挺干净的。”

“你希望在枪膛里看到什么？”我说，“红宝石？”

他没有理我，对布里兹说：“我看这只枪在过去的二十四小时没有发射过子弹。我敢保证。”

布里兹点了点头，咬着嘴唇，仔细看我脸上有什么表情。斯潘格勒还原枪里的部件，把枪放在一边，自己找张椅子坐下。他把一支纸烟放进嘴里，点着，非常满意地吐着烟圈。

“我们知道得很清楚，子弹不是从点三八口径的长筒枪里射出来的。这种枪的子弹能够击穿墙壁，不会卡在死者的脑骨里。”

“你们这两个家伙在说什么？”我问。

布里兹说：“说我们工作的事，谋杀。你也坐下。别那么紧张，我刚才以为你这屋子里有人说话。也许是旁边一间屋子。”

“也许。”

“你总是把手枪撂在桌子上吗？”

“不在桌子上就在枕头底下。”我说，“要么就挎在胳膊底下。也许在书桌抽屉里。也有些时候，我随手一搁，自己也想不起放在哪儿了。我的回答对你有帮助吗？”

“我们上这儿来可没想跟你玩儿硬的，马洛。”

“太好了。”我说，“你们也就是在我屋子里来回走走，不管我同意还是不同意，翻翻我的东西。你们要是想来硬的的话，还要做什么——把我打倒在地上，踢我的脸？”

“别胡说了。”他对我笑了笑。我也回敬给他一个笑脸。我们三个人都笑了。然后布里兹说：“能用一下你的电话吗？”

我指了指我的电话。他拨了一个号，跟一个叫莫里森的人说：“我是布里兹，我现在的电话是——”他看着写在电话机机座上的电话号码，念给对方听。“——什么时候都成。这个号码是一个姓马洛的人的。当然了，五分钟到十分钟，可以。”

他挂上电话，回到长沙发上。

“我想，你猜不到我们为什么找你吧。”

“我一直在恭候着你们光临呢。”我说。

“谋杀案可不是闹着玩儿的事，马洛。”

“谁说是闹着玩儿？”

“你的态度不是有点儿闹着玩儿吗？”

“我没有意识到。”

他看了斯潘格勒一眼，耸了耸肩膀，接着他又看了看地板。他慢慢抬起眼睛来，把目光转到我身上，好像眼皮非常沉重。我这时候正坐在棋桌前头。

“你常下棋吗？”他看着那些棋子问我道。

“下得不多。偶尔摆一盘，为了想事情。”

“下棋不是两个人的事吗？”

“我是按照记录下来的国际象棋棋谱走的，这些记录有不少已经印成书了。关于棋艺、棋谱，书多得很。这个玩儿法偶然也能帮我解决一些难题——嘿，咱们说下棋干什么？要不要喝点儿什么？”

“现在先不喝。”布里兹说，“我跟兰德尔谈过你了。你这个人他记得很清楚，那是他在办海滨发生的一件什么案子的时候。”布里兹移动了一下地毯上的双脚，好像感觉很累似的。他的一张苍老的脸上面满布皱纹，因为过度疲劳变得灰白。“兰德尔说你是不会杀人的。他说你这人不错，头脑清醒。”

“太感谢他了。”我说。

“他说你会煮咖啡，早上爱睡懒觉。另外你还爱说俏皮话，说起来没完。你说的话我们应该相信，假如我们能找到五个独立的见证人证实的话。”

“他这就是胡说八道了。”我说。

布里兹表示同意地点了点头，仿佛我刚才说的话正是他想叫我说的似的。布里兹这人不爱笑，但他对人也不凶。他只不过是个踏踏实实干工作的大个子警察。斯潘格勒把头靠在椅背上，半闭着眼睛，望着一缕烟从纸烟头上升起来。

“兰德尔说我们对你得提防着点儿。他说你并不像自己认为的那样精明。你是个总碰到麻烦的人。这种人比精明人更叫人头痛。这是他的话，你知道。我看你这人还不错。我喜欢把什么事都摆到桌面上。所以我才把这些话告诉你。”

我说我很感谢他。

电话铃响起来。我看了看布里兹，可是他没有去接的意思。我就把话筒拿过来，放在耳边。我听到一个姑娘的声音，有一点儿耳熟，但是我记不起来是谁了。

“是菲利普·马洛先生吗？”

“是的。”

“马洛先生，我遇到麻烦事了，非常非常麻烦的事。我一定得见你。什么时候我们能见面？”

我说：“你是说今天晚上？你是谁？”

“我叫格拉蒂斯·克兰。我住在朗帕尔特的诺曼底旅馆。你什么时候——”

“你是叫我今天晚上就到你那儿去？”我一边问一边回忆在哪儿听到过这个女人的声音。

“我——”电话咔嗒一声断了。我坐在那儿拿着话筒，皱着眉头看了看布里兹。他的面容非常平静，对我接到的电话一点儿不感兴趣。

“有个姑娘说她遇见麻烦了。”我说，“电话线断了。”我按着电话机的启动键，等着铃声再次响起来。两个警察一语不发，一动不动地坐着。他们过于沉默，过于安静了。

铃声又响起来，我放开启动键说：“你是找布里兹警长吧？”

“是的。”这次是一个男人的声音。他好像有些惊奇。

“好吧，继续演戏吧！”我说，从椅子上站起来走进厨房。我听见布里兹只说了两三句话，就把话筒挂上了。

我从厨房的橱柜里拿出一瓶“四朵玫瑰”威士忌和三只玻璃杯，从冰箱里拿出冰块和一瓶果汁啤酒。我调制了三杯冰威士忌苏打，放在一个托盘上，拿回客厅里。我把托盘放在布里兹坐的沙发前面的一张矮几上。我拿起两杯酒，一杯递给斯潘格勒，一杯拿回到我坐的椅子旁边。

斯潘格勒拿着我给他的酒，不知道该不该喝。他用大拇指和另一个手指掐着下嘴唇，目光转向布里兹，看布里兹是什么态度。

布里兹盯着我看了一会儿。后来他长出了一口气，把矮几上的酒端起来，尝了一口，又叹了一口气。他侧过脸来，摇了摇头，苦笑了一下。当一个人想酒想得要命的时候，你递给他一杯，还调得非常可口，他只要喝上一口，就会像看到一个阳光灿烂、非常幸福的世界一样。布里兹现在脸上的表情正像这样一个喝到酒的人。

“我看你的脑子真快，马洛先生。”他说。他把身体整个靠在沙发上，彻底放松下来。“我看咱们现在可以谈谈正题了。”

“不能按你这种方式谈。”我说。

“什么？”他皱起眉头来。斯潘格勒在椅子上向前探着身子，聚精会神地听我们对话。

“在街上找个不三不四的女人，让她给我打电话信口胡说一套，然后你们就可以说，有人说她听到过我的声音，过去在什么地方。”

“打电话的那个女人叫格拉蒂斯·克兰。”

“她告诉我了。我从来不认识这个人。”

“好吧。”布里兹说，“好吧。”他伸出一只长满雀斑的手来。“从现在起，咱们不再玩弄花招了。我们希望你也规规矩矩的。”

“希望我什么？”

“希望你也别再耍小聪明。比如说，还藏着掖着点儿什么不说。”

“我为什么不能藏着点儿什么不告诉你们，如果我愿意这样做的话？”我问，“我又不从你们那儿领薪水。”

“你又来了，马洛。别跟我们来硬的。”

“我这人不硬，也不会动硬的。我很了解警察。你还是把想说的快点儿说出来吧，别再玩刚才叫人打电话给我那种花招了吧！”

“我们去办一件谋杀案。”布里兹说，“我们得尽快把它弄清楚。尸体是你发现的。他被谋害以前，你同他谈过话。他约你到他公寓去一趟。他给了你他的房门钥匙。你说你并不知道他为什么要找你。我们认为，你如果好好想一想也许会想起来的。”

“换言之，我最初跟你们说的是谎话。”我说。

布里兹显得非常劳累似的笑了笑。“你干这个行当已经很久了，你知道一碰到谁被谋杀了，有牵连的人总想把自己择清了，免不了不说实话。”

“问题在于，什么时候你们才认为我开始不说瞎话了？”

“当你说的话有道理的时候，我们就会满意了。”

我看了看斯潘格勒。他一直向前探着身子，好像准备随时要跳起来似的。我想不出他有什么理由要跳，我想他只不过是非常兴奋。我又转过目光看着布里兹。他可一点儿也没露出兴奋的样子。他像墙上的洞穴似的那么深沉，莫测高深。他的粗大手指正捏着一支雪茄烟，另一只手用一把小刀在切割裹住雪茄的玻璃纸。我看着他把玻璃纸割开，用刀子修了修雪茄烟的烟头，再把刀子收起来。我又看着他划了一根火柴，聚精会神把烟点着。像我第一次看见他点烟那样，让雪茄在火柴冒出的火焰上转了转。直到他吸了一口，认为烟已经完全点好，才甩了甩手里的长柄火柴叫它熄掉，放在矮几的玻璃面上，同那块揉皱的玻璃纸并排放在一起。我猜想他不管什么时候点雪茄，总要经过这一程序，一个细节也不改变。他就是这么一个人，这种人是危险的。他不如一个机警敏感的人那么危险，但比起容易激动的斯潘格勒来，布里兹要危险得多。

“我是今天第一次见到菲利普斯的，过去从没见过他。”我说，“他说他在文图拉见到过我。这话不算数，因为我不记得这件事了。我已经告诉你们，我是怎样跟他会面的。他在跟踪我，于是我干脆迎上前去。他要找我谈话，把钥匙给了我。我来到他住的公寓。因为我敲门以后没有人开门，我就用他的钥匙打开房门，自己走进去了。他跟我说过我可以自己进去，我发现他叫人打死了。后来报了警。在发生了一系列同我毫不相关的事情以后，在亨奇的枕头底下发现了一把枪。有人用它发射过子弹，这些事我都告诉你们了。我说的都是真话。”

布里兹说：“你发现尸体以后到楼下面去找公寓经理，一个叫帕斯摩尔的人。你叫他跟你一起上楼，却没有告诉他你发现了死人。你还给了帕斯摩尔一张假名片，跟他胡诌了一通珠宝的事。”

我点了点头。“跟帕斯摩尔这种人打交道，又是在那种地方，我觉得应该留个心眼儿。我对菲利普斯感兴趣。我琢磨着，要是帕斯摩尔不知道菲利普斯已经叫人谋害，说不定他会泄露出一点儿消息来。但要是叫他知道警察很快就要闯进这幢房子，他就什么也不会告诉我了。我就是留了这么一点儿心眼儿。”

布里兹从他的杯子里喝了一小口酒，又吸了一小口烟，开口说：“我想弄清楚的只有一件事。你告诉我们的每一个细节都可能千真万确，但是你还有可能没跟我们说实话。我不知道你明白不明白我的意思。”

“明白什么？”我问，其实我已经知道他的意思了。

他拍打着膝盖，面色平静地端详着我。他脸上的表情既无敌意，也无怀疑。这只是一个平和稳重的人在尽心做自己的工作。

“我要你明白这个。你在替人办事，我们不知道办什么事。菲利普斯在扮演一个私人侦探的角色。他也接了一个差事。他在跟踪你，如果你不说，我们怎么知道你替人办的事和他替人办的事有没有重合的地方呢？如果你们两人的事相互联系着，我们就不能不把它调查清楚了。我说得对不对？”

“这是看问题的一个角度。”我说，“但这不是看问题的唯一角度，更不是我的角度。”

“你别忘记这是一桩谋杀案，马洛。”

“我没忘记。但是你也别忘记我在这个城市混事儿混了很久，至少十五年了。谋杀的事我见多了。有的案子破了，有的破不了，有的本该能破却成了悬案。也有极少数案件，两三件案子吧，虽然解决了却是错案。有人受了贿把真相隐瞒下来。但是这种事不会不泄露出来或者受到强烈怀疑的。至少人们会在背后议论。这类事虽然不多，但确实发生过。就拿卡塞蒂案件说吧。我想你也会记得……”

布里兹看了看手表，说：“我累了。咱们还是忘掉卡塞蒂案件，接着谈这件菲利普斯的案子吧。”

我摇了摇头。“我是想说明一个问题，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咱们看看卡塞蒂案件就清楚了。卡塞蒂是个很有钱的人，一个百万富翁。他有个儿子，已经成年了。一天晚上，他找人把警察请到他家里。小卡塞蒂仰面倒在地上，满脸是血，太阳穴上有一个枪眼儿。他的秘书死在旁边的浴室里，脑袋顶住浴室通往客厅的另一扇门，左手捏着一支已经着完了的纸烟，一个烟蒂。他捏着烟的手指肉皮都烧焦了。右手边扔着一把手枪。这人也是头部中弹，但不是枪口紧挨着肉皮被打死的，死前这人酗过酒。警察来的时候，人已经死了四个小时了。家庭医生在三个小时以前就来了。布里兹，你对这个案子有什么看法？”

布里兹叹了口气。“酗酒过度，先是杀人，后是自杀。秘书因为发酒疯，把小卡塞蒂打死了。这是我在报纸上读到的。你是要我这么说吗？”

“你在报上是这么读到的。”我说，“可这不是实际情况。更重要的是，你也知道这不是实情，地方检察官也知道。可是地方检察官下面的预审员几个小时以后就被调走，不再审理这个案子了。没有进行尸检。城里的每个记者，警察局凶杀组的每一个警察都知道是小卡塞蒂杀的人。小卡塞蒂喝醉了，撒起酒疯来。秘书想劝住他，根本管不住。后来秘书逃到隔壁房间，还是被卡塞蒂追上打死了。卡塞蒂是枪口紧挨着皮肤打死的，秘书的不是。秘书是个左撇子，被枪打死的时候左手还拿着纸烟。即使不是左撇子，一个人要是用枪杀人也不会先把纸烟换到左手里。谁也不会一边随随便便地拿着根烟一边开枪。枪战片里的枪手可能这样，阔人的秘书却不会这样。在他们把警察找来的四个小时里头，这家人同家庭医生都在干什么呢？他们把什么都安排好了，最后的调查只不过是走个过场。为什么不看看秘书的手上留没留下火药遗痕？因为他们不想叫人知道真实情况。卡塞蒂是个有权势的人。这也是桩谋杀案，不是吗？”

“反正这两个人都死了。”布里兹说，“谁把谁开枪打死了有什么关系？”

“你就没有想想卡塞蒂秘书的家人吗？”我问，“他可能有母亲，或者有妹妹，或者有妻子，也许三者都有。他们都有自尊心，都有信仰，都对死者有很深的感情。可是现在这个叫人杀害了的人却变成酗酒的精神病人了，只因为他的雇主的父亲是个大富翁。你想过这些吗？”

布里兹慢吞吞地拿起酒杯，把酒一口一口慢慢喝光，再慢慢把杯子底朝上地扣在矮几的玻璃面上。斯潘格勒身体僵直地坐在椅子上，瞪着眼，嘴唇半启，仿佛在微笑，可是那笑容已经僵在脸上了。

布里兹说：“把你的要点说清楚。”

我说：“除非你们当警察的不出卖灵魂，你们就收买不了我的灵魂。除非你们在任何时间、任何条件下都可以信赖，永远寻求真实，把每个细节都清清楚楚地调查清楚——除非你们能做到这一点，我就不会违背我的良心行事。我需要尽一切力量保护我的雇主。我需要得到保证，你们不会伤害他，正如你们不让事实真相受到歪曲一样。要是不这样，你们就把我拖到哪个能叫我开口讲话的人那儿去吧！”

布里兹说：“听你说的这些话，你倒像挺有良心的。”

“让良心见鬼吧。”我说，“咱们还是再喝一杯吧。喝过酒以后你们可以同我谈谈那个给我打电话的姑娘是怎么回事。”

布里兹笑了笑：“那个女的住在菲利普斯隔壁。有一天晚上她听见一个男人跟菲利普斯在门口说话。这个女人白天在什么地方当引座员。我们想她可能听到过你说话的声音。这件事就让它过去呢。”

“她听到了什么样的声音？”

“很粗野。她说她不喜欢这个声音。”

“所以你们才想到我了，是不是？”我说。

我拿起三只空酒杯，走进厨房去。

16

等到我走进厨房以后，我已经忘记哪个酒杯是哪个人的了。我把三只杯子都刷了一遍，擦干，又开始调酒。这时斯潘格勒走了进来，站在我的肩膀后面。

“别犯疑。”我说，“今天晚上我没想往酒里放氰化钾。”

“你别跟我们老头儿硬顶。”他在我脖子后头低声说，“他对这个案子已经掌握了不少你认为他还不知道的材料。”

“谢谢你的关照。”我说。

“喂，我倒想多了解一下那个卡塞蒂案件。”他说，“挺有意思的。一定是我进局子前的事了。”

“很久以前了。”我说，“根本没有这么回事，我在开玩笑。”我把调好的酒放在托盘上，拿回房间，分别放到他们两人面前。我把自己的一杯拿到棋桌后边我坐的椅子前头。

“又在演戏。”我说，“你的助手溜进厨房，背着你忠告我说，我跟你打交道得多加小心，因为你知道不少我以为你还不知道的事。他演得很好。他的那张脸又诚实又坦白，一说话就脸红。”

斯潘格勒在椅子上坐下，只沾了一点儿椅子边，脸唰地一下又红了。布里兹若无其事地看着我，脸上毫无表情。

“关于菲利普斯你到底发现了哪些情况？”我问。

“发现了一点儿。”布里兹说，“是的，乔治·安森·菲利普斯活得挺窝囊。他认为自己是个侦探，但是看来他找不到什么人同意他的看法。我跟文图拉的警察局长谈到过他。那个局长说乔治人不坏，就是太善良了点儿。即使再有脑子，也当不了警察。他只是按照别人告诉他的去做的话，他会干得很好。比如说，别人告诉他先迈哪只脚啦，迈几步啦，朝哪个方向走啦，等等。他自己不会发挥。我想你懂得我说的意思。他当警察，是当会抓偷鸡小贼那种警察，还得那个偷鸡小贼逃跑的时候摔个跟头，脑袋碰到柱子上晕过去。不然的话，事情就复杂了，他得先回警察局去向上级请示。简短地说吧，过了一段时间，他把警察局长弄烦了，警察局长就让他开路了。”

布里兹又喝了几口，用他那像个大铲子似的大拇指挠了挠下巴。

“离开警察局以后，乔治在西米镇一家百货商店替一个叫萨特克利夫的人干事。这是一家可以赊购商品的店铺，每位顾客都有一个小账本。乔治把这些账本弄得一塌糊涂。有时候他忘记记账，有时候又把东家欠的货款记到西家的账上。最后萨特克利夫觉得或许乔治另找一件工作更合适，于是乔治就到洛杉矶来了。他弄了一笔钱，不算太多。他就用这笔钱办了一个营业执照，租了一间办公室。我到那里去看过。屋子只能放一张办公桌，这还是同另外一个自称卖圣诞卡的人合租的。这人的名字叫马尔什。乔治要是有主顾来，马尔什就到外边去散一会儿步，把地方让给他。马尔什说他不知道乔治在哪儿睡觉，也没见过有人来聘他办事。但是乔治在报上登过广告，也许这个广告为他招徕过主顾。我猜想乔治是有过一个主顾，因为一个多星期以前，马尔什在办公桌上看见乔治留下一张条子，说他要到别的什么地方去几天。这是马尔什最后听到关于乔治的消息。咱们现在已经知道，乔治是到庭院街来了，用安森的化名租了一套公寓，结果把命送到这儿了。关于乔治我就知道这么多。这人实在太可怜了。”

布里兹没有什么表情地抬头看了看我，又一次把酒杯举到嘴边上。

“他那份广告是怎么写的？”

布里兹放下酒杯，从皮夹里拿出一张薄纸，放在矮桌上。我走过去，拿起纸读了一遍。纸上写的是：

“为什么要烦恼？为什么要怀疑、忧虑？为什么被猜忌弄得六神不安？找一个头脑冷静、行动谨慎、严守机密的侦探咨询一下吧。乔治·安森·菲利普斯，电话：格伦韦尔五九二一。”

我把纸片放在玻璃桌上。

“广告写得不坏，所有商业栏的人事小广告都这样措辞。”布里兹说，“登这种广告的人似乎都不想做大买卖。”

斯潘格勒说：“这是广告部的小姐替他拟的稿子。她说她一边写一边想笑，但是乔治认为措辞非常妙。《纪事报》的广告部设在好莱坞大街。”

“你进行调查真是神速。”我说。

“我们调查取证一般都没有困难。”布里兹说，“只有在你这儿是个例外。”

“关于亨奇有什么材料？”

“没有什么值得一提的。他同那个姑娘一直在喝酒取乐。喝一会儿酒，唱一会儿歌，再打打架，听听收音机，偶然到外头去吃点儿东西，当他们想起来的时候。我猜想他们这样寻欢作乐已经持续了好几天，最后被咱们给打断了。这也好，那个女的两只眼睛已经被打肿了，再下一轮说不定脖子就会被掐断。世界上像亨奇这样的人到处都是——还有那个女的。”

“在亨奇屋子里发现的那支枪呢？他说那不是他的。”我问。

“菲利普斯是被人用这支枪打死的。子弹还没找到，但是我们找到弹壳了，压在他身子底下。我又发射了几颗子弹，鉴定了弹道痕迹和撞针在弹壳上留下的印迹，一切都吻合。”

“你是不是认为这支枪是别人栽赃放在亨奇枕头底下的？”

“当然了。亨奇干吗要打死菲利普斯？他根本不认识他。”

“你怎么知道？”

“我知道。”布里兹说着把双手一摊。“是这么回事。有的事你知道是因为它是黑字写在白纸上。也有些事你知道必然如此，是因为它们合情合理，不可能是另外一种情况。就拿这件事说吧，谁也不会在杀人的时候把收音机的喇叭开得山响，把人们的注意力引过来，而且把凶器一直放在自己枕头底下。那个女的一整天都跟亨奇在一块。亨奇要是杀了人，她不会什么都不知道。她要是猜到点儿什么，准保全都抖搂出来。亨奇在她眼里不算什么，只不过跟她一起鬼混。所以，咱们就不用在亨奇身上多费心机啦。那个杀手听到收音机喧闹的声音，知道这声音能够掩盖住他的枪声。但虽然如此，他还是先把菲利普斯打晕，拉进浴室，关上门之后才开的枪。这个人并没喝醉，他干得很细致，很内行。杀人以后，他走出去，关好浴室的门，收音机这时也停了。亨奇和那个女的出去吃饭。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

“你怎么知道收音机停了呢？”

“别人告诉我的。”布里兹平静地说，“也是住在那幢楼里的人。那些人认为收音机关上以后他们就出去了。楼里并不是安静无声。杀手走出菲利普斯的房间，亨奇的门正开着呢。不然的话，他也不会想到进亨奇的屋子。”

“公寓楼的住户不会把门敞着不关，特别是住在这个地区的公寓楼里。”

“一喝醉酒就什么都不顾了。不再小心谨慎，不能集中精神思考。一个时候脑子就想一件事。门开着没有关，也许是开着条缝，反正是没关紧。于是杀手溜进去把枪放到他的床头。这时他发现床上还有一支枪，于是就把那支枪取走，叫亨奇背上黑锅。”

“你应该调查一下亨奇的枪。”

“亨奇自己的那支？我们会调查的。可是亨奇说他不记得枪的号码了，要是我们能找到的话，就能查清楚了。我看不容易找到。我们自然要仔细调查已经发现的这支。但你也知道，这并不简单。你已经下了不少工夫，以为很快就会弄清楚，但一下子线索断了。一条死胡同。你能否想到你那方面有任何线索对解决当前这个案子能起些作用的？”

“今天我累了。”我说，“脑子已经木了。”

“刚才你的脑子还很好使呢。”布里兹说，“你给我们说的卡塞蒂那个案子。”

我没有说什么。我又装了一袋烟，可是我的烟斗已经发烫，烟丝点不着了。我把烟斗放在桌子边上，让它凉着。

“说老实话，”布里兹慢条斯理地说，“我真不知道拿你怎么办。我看得出来，你并没有故意隐瞒一桩杀人案。可是另一方面，我也看得很清楚，你绝对不会只知道你告诉我们的那么多。”

我还是没有说什么。

布里兹探着身子，把他的雪茄烟烟蒂在烟灰缸里来回捻动，直到把余烬彻底熄灭。他把杯子里的酒喝完，戴上帽子，站起身来。

“你还准备装多久的哑巴？”他问。

“我不知道。”

“我来帮你决定吧。我可以给你个最后期限，明天中午。从现在算起还有十二个多小时。在那以前我还拿不到验尸报告。在此期间，你随时可以找我的助手来谈，把自己择清楚。”

“期限过了呢？”

“期限过了，我就去向凶杀组组长汇报，告诉他我在调查一件谋杀案，一个叫菲利普·马洛的私人侦探隐瞒了我需要知道的情报，我几乎可以肯定他在隐瞒。我猜想他会一分钟也不拖延就把你弄进局子，在你的裤子上烧几个洞。”

我说：“真够厉害的。你没有搜查一下菲利普斯办公桌的抽屉吗？”

“当然搜了，这个年轻人很有条理。办公桌里只有一个类似日记的本子。那里面也没记什么有意义的事，什么他去海滨啊，带着个姑娘去看电影，女的热情不高啊，等等。要么就是记他怎样去办公室里坐着，没有顾客登门。有一次他对洗衣房大发脾气，写了一整页。一般一件事只写三四行。倒有一个特点值得一提，他总是用印刷体记事。”

“印刷体？”

“是的，用钢笔、墨水模仿印刷铅字。不是那种又大又粗的字体，用来掩盖自己真实笔迹的。他的字写得很小、很秀气，看起来他习惯用这种笔体写字，能够写得很快。”

“他给我名片的时候在上面写了几个字，可不是这种字体。”我说。

布里兹想了一会儿，点了点头，“啊，也许可以这样解释。日记簿上没写名字，他用印刷体记事可能只是自己在做游戏。”

“像佩皮斯
[1] 的速记法？”我说。

“什么？”

“一个人用自己发明的速记法写日记，很久以前了。”

布里兹看了一眼斯潘格勒。后者已经站起来，正仰着脖子把杯子里最后两口酒往喉咙里灌。

“咱们该走了。”布里兹说，“这个家伙又来劲了，准备再编一件卡塞蒂案件呢。”

斯潘格勒把酒杯放下，两个人开始往门口走。布里兹的一只手已经握住门柄，又拖着一只脚，侧过身来看着我。

“你认识不认识高个子金发女郎？”

“我得想想，”我说，“希望我能认识几个。多高？”

“就知道挺高，不知道究竟多高。这么说吧，她要是同一个高个儿男人站在一起，也显得高。有一个叫巴勒莫的家伙是庭院街那幢公寓楼的房主。我们到他开的殡仪馆去找他谈过。殡仪馆也是他开的，他说他在三点半钟左右看见过一个黄头发高个子女人从公寓楼里走出来。管房的帕斯摩尔说公寓楼的住户里没有这个高个儿女人。据房主说，这个女人长得挺帅。我觉得他不是胡说，因为这人眼力不错，他还描述过你。他没有看见这个女的走进楼去，只看到她从里边出来，穿着便装裤，运动员上衣，系着头巾。这人的头发是淡黄色的，从头巾里露出来很多。”

“不记得见过这样的人。”我说，“可是我倒刚刚想起一件事来，我把菲利普斯的汽车牌照记在一个信封后边了。也许从他的汽车号牌可以查到他过去住在哪儿。我给你拿。”

他们站在那儿等了我一会儿。我到卧室里从我上衣口袋里把那个信封取来，交给布里兹。布里兹看了看，放在他的钱夹里。

“你就记起来这么一件事，啊？”

“就这一件事。”

“好吧，好吧。”他说，“很好。”

这两个人从过道向电梯间走去，一边走一边摇头。

我关上门，拿起我的几乎还没有沾唇的第二杯酒。酒已经走了味儿了。我把它拿到厨房又从瓶子里加上一点儿。我在厨房里站了一会儿，手里拿着杯子看着窗户外头，尤加利树在暗蓝的天空下摇动着，看来又刮起风来了。树梢抽打着北边的窗户，整个建筑物发出砰砰的声音，听来是两根白瓷绝缘管中间的粗电线正拼命撞击山墙。

我尝了一口酒，我很后悔又白白加上了新威士忌。我把酒倒在洗碗池里，又另外拿了个杯子，喝了几口冰水。

我已经有十二个小时被系牢在一件我自己也没弄清楚的疑案上。我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做。继续叫自己蒙在鼓里，还是把我的委托人捅出去，叫警察找她和她的家里人进行调查？这倒好，找马洛办案，事没办好，倒招来一屋子警察。为什么要烦恼？为什么要怀疑、忧虑？为什么被猜忌弄得六神不安？找一个斜眼、拐子脚、大大咧咧、悠悠忽忽的侦探咨询一下吧！菲利普·马洛在等着你呢。找到他你就把城里最精明的警察都招到家里来啦。快给马洛打个电话，马洛随叫随到。

我这样自我嘲笑一通什么用处也没有。我走回起居间，重新点上烟斗。我吸了一口，觉得自己仍然像吸了一嘴烧焦的橡皮，我把烟斗放下，站在屋子中央，一下一下扯着下嘴唇让它弹着我的牙齿。

电话铃响起来，我拿起话筒，对着它吼了一声。

“是马洛吗？”

这是一声低沉、嘶哑的呼叫，我好像过去听见过这样的声音。

“好吧。”我说，“有话就快说吧！你要找我什么麻烦？”

“也许你的脑子不笨。”那个嘶哑的声音说，“也许你不想失去一个赚钱的机会。”

“赚多少钱？”

“大概五百块吧。”

“太好了。”我说，“怎样为你效劳？”

“见面谈谈吧。”

“什么地方，什么时候，跟谁谈？”

“艾德瓦利俱乐部。莫尔尼。什么时候来都可以。”

“你是谁？”

电话里传出一个哑嗓的咯咯笑声。“在进门的地方就说找埃迪·普鲁好了。”

那边的电话咔嗒一声挂上了。

我把汽车从车库里倒出来，向卡浑加山口开去的时候，已经将近午夜十一点半钟了。

注释

[1] 佩皮斯（Pepys，1633-1703），英国文学家，以用速记写的十年《日记》（1660-1669）闻名。

17

过了卡浑加山口，向北行驶二十公里左右，有一条宽阔的公路转向山脚。但是这条公路很短，经过五个街区后，公路两旁就不再有任何房屋了。这条公路的尽头有一条弧形的沥青路通向地势低洼的峡谷。这里就是艾德瓦利。

第一座小山山脚紧靠大路，有一座不高的瓦顶白房。房子正面有一个门廊和一个泛光灯照亮的牌子，牌子上写着“艾德瓦利巡逻队”几个字。通往山坡的铁门敞开着，但在入口处正中立着一块方形白牌，牌子上的一圈反光灯照亮了一个很大的“停”字。另外一盏灯把牌子前边的一段路照得雪亮。

我把车停住。一个身穿制服、腰上挎着手枪的保安人员看了一下我的车，又看了看挂在一根立柱上的牌子。他走到我的车前说：“晚安。我这里没有你的车号。这是私人车道。找人吗？”

“去俱乐部。”

“哪个俱乐部？”

“艾德瓦利俱乐部。”

“八七七七，我们这里的代号。你是说莫尔尼先生的俱乐部吧？”

“对了。”

“我想你不是会员吧？”

“不是。”

“那我就得先核查一下，先找一个俱乐部的会员或者谷里的住户问清楚。这里面是私人产业，你知道。”

“外人不得闯入，是吗？”

他笑了，“外人闯不进去。”

“我叫菲利普·马洛。”我说，“我来找埃迪·普鲁。”

“普鲁！”

“莫尔尼先生的秘书，要么也许是替他干别的事儿。”

“请等一会儿。”

他走回到白房子门口，跟里面的一个人说了说。屋子里另外一个人接通电话机。这时又开来一辆小轿车，在我的车后面使劲按喇叭。刚才跟我说话的那个人，看了看这辆鸣笛的汽车，挥手叫它进去。这辆车从我身旁绕过，嗖地一下驶入黑夜里。这是一辆车身很长的绿色敞篷轿车，前排座上坐着三个装扮极其时髦的女郎，个个叼着香烟，高高挑起着眉毛，脸上一副什么都不在乎的散漫神色。这辆车转了一个弯就不见了。

穿制服的人走到我的汽车旁边，一只手搭在车门把手上。“好，马洛先生，请你到俱乐部找那边儿管事的人。右边，一英里左右。那边有一个停车场，墙上标着数字。刚才我告诉你的：八七七七。请你到那儿跟他说一下。”

我问：“为什么要跟他说？”

同我讲话的这个年轻人非常沉静，非常有礼貌，也非常坚定。“我们需要知道你究竟把车开到哪儿去。艾德瓦利的保安工作需要做得很严密。”

“要是我不去同那个人接头呢？”

“你别开玩笑，好吗？”他的口气强硬起来。

“不是开玩笑。我只是想问问。”

“我们会派几辆巡逻车找你。”

“你们有多少保安人员。”

“对不起。”他说，“右前方，离这儿一公里左右，马洛先生。”

我看了看他胯骨上挎着的手枪和别在衬衫上的徽章。“他们不是说这是个民主国家吗？”

他向身后望了望，把一口唾沫啐在地上。他把一只手放在我的汽车窗沿上。“也许你还有同伙。”他说，“我过去认识一个约翰·里德
[1] 俱乐部的人，在博伊尔高地那边。”

“达瓦里什
[2] ？”

“革命总是出毛病。”他说，“最后把革命把持到手里的人老不对头儿。”

“有道理。”我说。

“可是话又说回来了。”他说，“比较起来也许住在这一带的那些有钱的流氓和骗子让人觉得更不对头儿。”

“也许有一天你自己也会住到这儿来。”我说。

他又往地上啐了一口。“我不想住到这儿来，就是他们一年给我五万块我也不来。”

“我可不肯给你这么多钱。”我说。

“你会给我的。”他说，“白天晚上给都成。看看给了我钱你会怎么样。”

“好吧，就这么办。”我说。

又一辆轿车从我后面驶来，嘟嘟地按喇叭。我把车开进去。刚走一会儿，一辆黑色的轿车就响着喇叭超过我。轮胎驶过路面发出一片轧碎落叶的沙沙声。

到了峡谷里面风就停了，在月光下，景物投下的阴影像剪纸一样轮廓清晰。转过一个弯以后，整个峡谷显现在我面前。一千幢白房子建筑在山坡上下，一万个灯火辉煌的窗户同星光争相辉映。但星星只是悬在半空，不敢走近，它们似乎对这里的保安措施有点儿发怵。

俱乐部对着车道的一侧是一堵高大的白色墙壁，没有出入口，底层也没有窗户，墙上只有一个用紫色霓虹灯组成的“八七七七”，此外没有任何标志。俱乐部的另一侧，在一排排向下斜射着的电灯下面，停着几排汽车，每辆都停在黑色沥青路上用白线画出的长方格子里。几个服务员穿着整洁的制服在灯光下忙碌着。

车道绕到俱乐部后面。入口处是一个很大的门廊和低垂的金属架玻璃罩。灯光有些朦胧。我从车里走出来，拿到一个写着我的汽车牌号的收据，我把它拿到一个坐在一张小桌前面的穿制服的人前面，把收据交给他。

“菲利普·马洛。”我对他说，“到这里来找人。”

“谢谢你，马洛先生。”他把我的名字和号码写下来，把收据还给我，拿起电话话筒。

一个身穿白亚麻布对襟制服、佩戴金色肩章、戴着宽大金箍帽子的黑人给我打开门。

俱乐部的前厅像是一座上演音乐剧的高级剧院。辉煌的灯光、绚烂的背景、华丽的服饰、喧闹的音乐，全体大明星联袂演出！大厅的四壁在漫射的灯光照射下，好像向高处无限延伸，一直消失到悬在天花板上的闪闪烁烁的星群中，脚底下是软软的、脚踝几乎都能陷进去的厚地毯，后墙有一道大弧形的楼梯，镶着白珐琅的镀铬金属板，阶梯上同样也铺着厚地毯。一个胖胖的领班站在餐厅入口，裤子上缝着两英寸宽的缎带，胳膊底下夹着一摞金色封面的菜单。他站在那里的样子随随便便，脸上的表情可以肌肉不动，在一瞬间，从极有礼貌的微笑化为令人不寒而栗的愤怒。

大厅的左边是酒吧间入口。酒吧间光线朦胧，非常安静。一个侍者在玻璃器皿幽暗的闪光中像个蛾子似的无声地移动着。从女士们的洗手间里走出一个漂亮的高个儿金发女郎，穿着缀着金星的海水般的碧蓝衣服。她一边涂唇膏，一边哼着歌，向一座弧形的通道走去。通道上，另一端正在演奏一首伦巴舞曲。一个长着一张红脸的矮胖男人正在等着她。胳膊上悬着一件白色披肩。看见女郎走来，摆出一副笑脸迎上去，肥胖的手指立刻攥住女郎赤裸的胳膊。

这时，一个穿着桃红色中国旗袍的女招待走过来，接过我的帽子，她对我的衣服显出不以为然的样子。

从楼梯上走下来另一个托着盘子卖纸烟的女郎。她的头发上插着一支鹭鸶羽毛，衣服单薄得掩盖不住一根牙签，一条腿涂成银色，一条腿涂成金色。这个女人满脸不屑的样子像是在被无数人追逐似的。我猜想你要是想同她约会非要在半年以前预约不可。

我走进酒吧，坐在一张皮椅上，身子马上陷进又厚又软的羽毛坐垫里。在这间屋子里，玻璃杯发出轻轻的叮当声，灯光照射出温和的光辉，人们低声耳语，谈爱情，谈百分之十的利润，或者别的什么适合在这样一个环境谈的话题。

一个穿着剪裁得极其讲究的灰色西服的男士，高个儿，相貌英俊，从墙边的一张小台子后边站起来，走到酒吧柜台前边，开始责骂起一个酒吧侍者来。他的嗓门儿又大又清楚，足足骂了两三分钟。他使用了八九个恶毒词句，都不是穿着式样讲究的灰西服、高大漂亮的男士应该说出口的。酒吧里所有的人都不再谈话，一言不发地看着他。他的骂声搅乱了远处传来的舞曲声，好像一把大铲子在破坏洁白的雪地。

酒吧侍者静静地站着，望着这位辱骂他的男人。这个侍者生着卷曲的头发，皮肤洁净，目光拘谨。他一句话也不说。最后那个高个儿把话骂完，大踏步地走出酒馆。除了那个侍者以外，屋子里的人都目送他走出去。

那个挨了一顿骂的侍者从柜台的一端慢慢走到我的座位前。他的眼睛并没有看我，脸色煞白，像一张白纸。过了半天，他才转过脸来说：“什么事，先生？”

“我要找一个叫埃迪·普鲁的人。”

“是吗？”

“他在这儿工作。”我说。

“工作，什么工作？”他说话的声调平平的，语气干干巴巴，干得呛人。

“我听说他是个总跟在老板屁股后边的人。我想你懂得我的意思。”

“噢，埃迪·普鲁啊。”他一边上下嘬弄着两片嘴唇，一边用手指在柜台上画着小圈子。“你贵姓？”

“马洛。”

“马洛。不喝点儿什么？”

“来一杯干马提尼吧。”

“一杯马提尼。干干的。”

“好吧。”

“是用勺子舀，还是用刀叉切着吃？”

“切成丝吧。”我说，“我嚼着吃。”

“在上学的路上吃。”他说，“我要不要把橄榄给你装在袋子里？”

“装在袋子里，用它打我的鼻子。”我说，“要是这样做会使你舒服一点儿的话。”

“谢谢你，先生。”他说，“好吧，一杯干马提尼。”

他转过身向柜台里头走去，但是走了三步以后又走回来，身子俯在柜台上对我说：“我刚才调酒调错了。那位先生在告诉我错在哪里。”

“我听见了。”

“他告诉我什么地方搞错了，老爷们指出别人的错误都是这样说话的。大人物就爱这样指责别人犯的小错。你听见他怎样说了？”

“听见了。”我说。我不知道他这样唠唠叨叨还要说多久。

“他有意叫别人都听到——老爷们爱这样。所以我刚才跟你说话呛了你一顿。”

“我知道。”我说。

他伸出一根手指，沉思地看了一会儿。

“就是这么回事。”他说，“我跟你远日无冤近日无仇的。”

“我长着一对棕色的大眼睛。”我说，“看着和气。”

“谢谢你，老兄。”他说，这回他悄没声息地走开了。

我看着他在柜台的另一头拿起电话说了几句，后来我又看着他用调酒器调酒。等到他拿着我要的酒走回来的时候，他的气已经全消了。

注释

[1] 约翰·里德（1887-1920），美国革命作家，曾参加建立美国共产党。目睹俄国十月革命，撰写了《震撼世界的十月》（1919）。死于苏联。

[2] 达瓦里什，俄语“同志”的意思，暗示这人是共产党员。

18

我端着酒找了一张靠墙的小台子坐下，点了一根纸烟。五分钟过去了。我没有注意到，从乐池那边传来的音乐这时调子已经改变。一个女人正在演唱。这是一个低音歌手，嗓音低沉，非常动听，唱的是一首名叫《黑眼睛》的老歌。伴奏声音很轻，倒好像乐队已经睡着了似的。

歌声停止以后，响起了热烈的掌声，还夹杂着吹口哨的声音。

坐在我旁边桌子上的一个人对他的女伴说，“他们把琳达·康奎斯特弄回来了。我听说她跟帕萨迪纳的一个阔佬儿结了婚，但是又闹翻了。”

这人的女伴说：“嗓音真好，要是你喜欢听这种感伤歌曲的话。”

我准备站起来，但就在这个时候，一个人影落到我的桌子上：一个人站在我前面。

这是一个又高又瘦的家伙，站在那里像个绞架。这人脸上有很多伤疤，右眼凝滞不动，瞳孔前好像遮着什么东西。看起来这只眼睛已经报废了。这个人长得实在太高了，当他把两只手从桌子对面伸过来放在我的椅背上的时候，他不得不把身体俯下来。他就这样站了一会儿，什么也不说，只是打量着我。我坐在那儿把杯子里剩下的一点儿酒喝干，一边听着女低音唱另一首歌。到这里听歌的人似乎喜欢听老旧的歌曲。或许他们在工作的地方总要超前，差不多都累坏了，所以到这个地方寻找一点儿怀旧的情绪。

“我是普鲁。”那人用嘶哑的耳语声说。

“我猜你也是。你想找我谈谈，我也想找你谈谈，我还想找那个唱歌的女人谈谈。”

“咱们走吧。”

酒吧一头的后墙上有一扇锁起来的门。普鲁把门锁打开，用手推着门，示意叫我进去。进门以后，我们登上左边铺着地毯的楼梯，走过一条长长过道，过道上有好几扇门，门都关着。过道尽头有一个用铁丝网罩着的亮晶晶的星星，普鲁敲了一下铁丝网旁边的门，推开门，站在一边叫我进去。

这是一间非常舒适的办公室，但并不大。靠近落地大窗的角落里，有一个放着软垫的座位，一个穿着白色礼服的男子正在窗前向外眺望。这个人的头发已经灰白了。屋子里有一个镀铬大保险柜，几个文件柜，一个安在立架上的地球仪，一个嵌在墙壁里的酒柜，一张每间办公室必备的宽大沉重的写字台和一把高靠背皮椅。

我看了看写字台上的陈设。所有的文具都是黄铜精制的。铜台灯、铜笔架和铅笔托盘，铜框嵌玻璃的烟灰缸，边上立着一只小铜像，一只拆信封用的铜刀，一个铜暖壶摆在黄盘上，吸墨纸的框子和把手同样是铜制的。铜花瓶里插着一束黄铜色的香豌豆花。

看来这里是个黄铜世界。

站在窗前的男人转过身来，让我看到这是一位年近五十的人，灰白色头发生得很密，漂亮的、线条稍嫌粗重的面孔没有什么特色，除了左颊上有一块小疤，看来倒像一个酒窝。我记得这个酒窝。要不是酒窝我就想不起这个人了。很久以前，至少有十年了，我曾经在一部影片里看见过他。影片叫什么名字、内容是什么、他扮演什么角色，我都早已忘记了。但是我还记得这张皮肤黑黑的漂亮面孔和脸上的疤痕。当年他的头发还是乌黑的。

他走到写字台前，坐在椅子上，拿起开启信封的铜刀。他用刀尖抵着另一只手大拇指的指肚，毫无表情地看着我，说：“你就是马洛？”

我点了点头。

“坐下吧。”我在一把椅子上坐下。埃迪·普鲁坐在靠墙的一把椅子上，身体向后倚着，跷着椅子的两条前腿。

“我不喜欢那些跑到别人家里打听事儿的人。”莫尔尼说。我耸了耸肩膀。

“我不喜欢这种人，原因很多。”他说，“不论在什么地方、什么时间我都不喜欢他们。我不喜欢他们找我朋友的麻烦，不喜欢他们纠缠我的老婆。”

我一句话也不说。

“我不喜欢他们跟我的司机打听事儿，对我朋友蛮横无理。”

我一句话也不说。

“简短地说，”他说，“我讨厌这种人。”

“我开始明白你的意思啦。”我说。

他的脸红了，眼睛也闪现出亮光来。“可是从另一方面说，”他说，“目前我可能需要像你这样的人。要是你肯同我合作，对你是有好处的。没准儿可以让你的鼻子别闻来闻去的。”

“对我有什么好处？”我问。

“早晚你会得到点儿好处，这对你的健康有益。”

他把拆信刀放下，拉开写字台的一个柜门，从里面取出一只磨砂玻璃大瓶子来，他从瓶子里倒了一杯什么液体，一仰脖喝下去。然后他把玻璃瓶又放进写字台里。

“干我这一行的。”他说，“不愁雇不到肯替你玩儿命的硬汉。一角钱可以雇一打，还有无数候补的。你干你自己的事，我干我的。只要你别把鼻子伸到我这边来，咱们俩可以相安无事。”他点着了一根纸烟，手有些发抖。

我看了一眼那个跷着椅子腿儿坐在墙边的高个子。这个人一直一动不动地坐在那里，耷拉着两只胳膊，一张充满皱纹的灰脸毫无表情。

“有人跟我提到了一笔钱。”我对莫尔尼说，“干吗提钱？我还知道为什么有人在电话里威胁我。这是你的主意，你觉得这样也许就把我吓唬住了？”

莫尔尼说：“你要这样跟我说话可是找不自在，说不定要给自己的坎肩上弄两粒铅皮纽扣。”

“太有趣了。”我说，“真没想到可怜的马洛坎肩上要添上铅皮纽扣了。”

埃迪·普鲁嗓子眼里发出一声干咳，那也许是他的笑声。

“讲到你要我只管自己的事，别管别人的。”我说，“说不定我的事同你的事有些地方搅和到一块儿去了。不是我的错。”

“最好不是。”莫尔尼说，“怎么会搅和起来了？”他很快地抬起眼皮，但马上又垂下来。

“比如说吧，你手下的这位硬汉给我打电话想吓唬我，后来到了晚上又打了一个电话，说什么让我赚五百块钱。他要我开车到这儿来，说是对我有好处。再比如说，还是这位硬汉，也许是另一个同他样子差不多的人跟踪过我的一个同行，而我的这位同行恰巧就在今天下午叫人打死了。出事地点在邦克山庭院街。”

莫尔尼把纸烟从嘴里拿开，眯缝着眼睛盯视了一会儿燃烧着的烟头。他的每一个动作，每一个姿势都是某部电影中的刻板模式。

“被打死的是个什么人？”

“一个叫菲利普斯的家伙，模样挺年轻的黄头发小伙子。你不会喜欢他的，也是个专门探听别人隐私的家伙。”我把菲利普斯的样子给他描述了一下。

“从来没听说过这么一个人。”莫尔尼说。

“再比如说，”我又接着说，“有人看见一个高个子黄头发女郎从那幢公寓楼里走出去，就在菲利普斯死后不久。这位女郎并不住在那幢楼里。”

“什么高个子黄头发女郎？”他的声音变得不那么平静了，看来他急于把这个女人的事儿打听清楚。

“我也不知道。有人看见她了。看见她的人要是再遇见她是会认出她来的。当然了，这个女人可能同菲利普斯被枪杀毫无关系。”

“菲利普斯也是个私人侦探？”

我点了点头。“我已经说了两遍了。”

“他为什么被打死了？怎么打死的？”

“他在自己的公寓里先被钝器击昏，后来又挨了一枪。我们不知道为什么有人要杀他。要是知道，多半也就能知道是谁把他打死的了。好像就是这么一个情况。”

“你说的‘我们’都指谁？”

“指警察和我。尸体是我发现的，所以我必须留下来把事情解释清楚。”

普鲁让他的椅子前腿静静地落回到地毯上，使劲盯着我。他的那只好眼睛惺惺忪忪的，好像没有睡醒。我不喜欢这种神色。

莫尔尼说：“你告诉警察什么啦？”

我说：“没告诉他们什么。你刚才一开始同我说话的时候，好像已经知道我在找琳达·康奎斯特了。也就是莱斯利·默多克太太。我已经找到她了。她就在你们这儿唱歌呢。我不知道为什么对这件事要保守秘密。我认为你的妻子或者瓦耶尼先生完全可以告诉我，可是他们却没说。”

“我妻子怎么能跟一个不明不白就闯进门的人说这件事？”莫尔尼说。

“她当然有理由不告诉我。”我说，“但现在这已经不重要了。事实是，我见不见康奎斯特小姐也不那么重要了，可是我倒还想同她谈谈。如果你不介意的话。”

“如果我介意呢？”莫尔尼说。

“我想不管怎样，我都要同她谈谈。”我说。我从衣服口袋里掏出一支纸烟，用手指头转动着。我望着他的粗重的黑眉毛。他的眉毛很漂亮，挑着一个大弯儿。

“我刚才问你你都告诉警察什么啦。”他说。

“我尽量不将我知道的事告诉他们。那个叫菲利普斯的人叫我到他住的地方去看他。他向我暗示，他答应替人办一个案子，后来发现他不喜欢做这件事，可是他已经陷了进去，所以找我帮他的忙。等我到他公寓的时候，他已经死了，我把这些事告诉警察了。他们认为我并没有把一切都说出来。也许我真的没有都说出来，在明天中午以前我必须把事情都交代清楚，所以我现在就在弄清这件事。”

“你到这儿来纯粹是浪费时间。”莫尔尼说。

“我还以为是别人叫我来的呢。”

“你爱什么时候回去就什么时候回去。”莫尔尼说，“马上走都可以。但是你也可以替我办一件小事——可以赚五百块钱。不管怎么说，再跟警察局打交道的时候，千万别把埃迪同我扯进去。”

“你叫我替你做什么事？”

“今天早上你到我家去过。你应该猜得到我想要你做什么。”

“我不替人办离婚的事。”我说。

他的脸一下子失去了血色。“我爱我的妻子。”他说，“我们结婚刚刚八个月。我不打算离婚，她是个了不起的女人。一般来说，她很会掐算时间。但是我认为现在同她混在一起的那个人不太对劲儿。”

“怎么不对劲儿？”

“我也说不上来。我要弄清楚的就是这个。”

“咱们还是直说吧。”我说，“你雇用我是要叫我办一件事呢，还是叫我把我正在办的事搁下不管？”

普鲁又在嗓子眼里咯咯地笑了一声。

莫尔尼又给自己斟了一杯白兰地，一仰脖喝下去，他脸上的血色慢慢地恢复过来。他没有回答我的问题。

“还有一件事咱们也得说清楚。”我说，“你不在乎你的妻子同别人厮混，但是你不想叫她同一个叫瓦耶尼的人混在一起。是不是这样？”

“我相信她对我的感情。”他缓慢地说，“但我不相信她的判断力。我可以这样回答你的问题。”

“你是不是想叫我抓到这个叫瓦耶尼的人的小辫子？”

“我想叫你弄清楚他想捣什么鬼。”

“啊，他是在捣鬼吗？”

“我想是的，可我不知道究竟是什么？”

“你认为他在捣鬼，还是希望知道他在捣鬼？”

他盯着我看了一会儿，之后拉开写字台中间的抽屉，取出一张折起来的纸扔给我。我拿起来，把纸打开。这是一张用复写纸拓写的发票。发票上印着商品出售的店名和地址：卡尔一威斯特恩镶补牙齿材料公司。售出的材料是：凯尔牌白硅石三十磅，价款一千五百七十五元，怀特牌阿尔巴石二十五磅，价款七百七十五元及购买这两宗材料应付的税额。购货人姓名是H.R.蒂格尔，并注明购买人将来提货。另外还差着一个“款已付清”的橡皮图章。在这张发票的一个角落上签着L.G.瓦耶尼的名字。

我把这张纸放到写字台上。

“有一天晚上，大概十天以前吧，他到我这儿来。”莫尔尼说，“这张发票从他的衣袋里掉出来。埃迪用他的大脚踩住，瓦耶尼没有发现他丢了东西。”

我看了一眼普鲁，又看了一眼莫尔尼，就把目光收回到我的大拇指上。“你是不是认为这张发货票有什么含义？”

“我想你很精明，会调查出来的。”

我又看了看那张纸，就把它折起来放在口袋里。“我想，它要只是普普通通一张纸，你也不会把它给我的。”我说。

莫尔尼走到他那只靠墙摆着的大保险柜前头，把它打开。等他走回到我跟前的时候，手里拿着五张崭新的百元大钞。他像拿着一副纸牌似的把这五张钞票摊开，平放在我面前桌子上。

“这是你的五百块钱。”他说，“你要是能让瓦耶尼别再纠缠我的老婆，你还能拿到这么多。我不在乎你用什么办法做这件事，也不想知道你怎么做。你只要给我办好这件事就成。”

我用一根手指触了触这几张崭新的钞票，就把它们推了回去。“等我——如果我能办妥的话，你再付钱吧。”我说，“如果你能让我跟康奎斯特女士谈几句话，就算给了我今天晚上的报酬了。”

莫尔尼也没有动那几张钞票。他拿起一只方瓶子，又给自己倒了一杯酒。这回他没有忘记也给我倒了一杯，从桌面上推到我跟前。

“至于刚才讲到的菲利普斯的谋杀案，”我说，“埃迪曾经跟踪过他。你想告诉我为什么要跟踪他吗？”

“不想。”

“像这种案子，麻烦之处在于你想把一件什么事隐瞒下来，可是别人却把它捅了出来。特别是报纸把这件谋杀案披露之后，你说不清都有什么事会被抖搂出来。到那时候，你就要责怪我了。”

他凝视着我，过了半晌才说：“我想不会的。你刚进来的时候，我对你不太客气，可是你表现得挺好。我就冒个险吧。”

“谢谢。”我说，“你能不能告诉我为什么你叫埃迪给我打电话，吓唬我一顿？”

他垂下眼皮，用手指敲着桌子说：“琳达是我的一个老朋友。小默多克今天下午到这儿看她来了。他告诉琳达你在替默多克老太太办一件事。琳达又把这事告诉了我。我不知道你替老太太办什么事。你说你不办离婚案件，所以我想那位老太太雇用你不会是安排他们夫妻离异的事吧。”说到最后一句话的时候，他又把眼睛抬起来，注视着我。

我也注视着他，等着他往下说。

“我大概还算个讲义气的人。”他说，“不愿意看到我的朋友受侦探干扰。”

“默多克是不是欠你些钱？”

他皱了皱眉。“我不想讨论这样的事。”

他把杯子里剩下的一点儿酒喝完，对我点了点头，站起身来。“我去把琳达找来跟你谈谈。你把钱收起来吧。”

他从门里走出去。埃迪·普鲁把身体挺直，从椅子上站起来，对我笑了笑。他的笑容什么意义也没有。他也跟在莫尔尼身后离开了这间屋子。

我又点了一支烟，又读了一遍那张镶补牙齿材料供应点的发票。我似乎朦朦胧胧地想到了点儿什么。我走到窗户前边，望着外面的峡谷。一辆汽车从一座小山后面绕过来驶向一幢带塔楼的玻璃墙房子。汽车的头灯在房子上照射了一下，就转向房子的车库，随即整个峡谷突然暗下来。

现在这里已经变得非常安静、非常凉爽了。演奏舞曲的乐队仿佛在我的脚下，声音非常遥远。我听不清他们在演什么曲子。

琳达·康奎斯特从我身后敞开的房门走进来。她随手把门关上，站在那里看着我。她的目光是冷峻的。

19

她看上去既像那张照片又不太像。她生着一张大嘴，短鼻子，冷峻的、分得很开的眼睛。黑色的头发从中分开，露出一条比较宽的白缝。她上身套着一件白外衣，领子翻起来，双手插在衣服口袋里，嘴里叼着一根纸烟。

她的样子比照片更老一些，眼神更加严峻，她的嘴唇似乎已经忘记怎么微笑了。唱歌的时候，嘴角上自然还挂着笑容，但那是虚伪做作的笑容。下了舞台，她的嘴唇就闭得很紧，总是一副恼怒的样子。

她走到写字台前面，俯身看了看，仿佛在清点桌上的铜器。她看见了那只盛酒的磨砂玻璃瓶，就给自己倒了一杯。一甩腕子就把一杯酒干了。

“你是一个叫马洛的人吧？”她看着我说，一边坐在桌沿上，搭起两条腿来。

我回答说我是一个叫马洛的人。

“像你这种人，”她说，“我敢说我是绝对不会感兴趣的。我看你还是把要说的话说完，赶快走吧。”

“我之所以喜欢这个地方，”我说，“是因为这里的一切都是那种场所的典型。大门口的保安人员，门口的灯光，香烟和女招待，肥胖的、色迷迷、油乎乎的犹太富翁带着一个高大的、满脸不屑神情的漂亮舞女，衣服笔挺、满脸脏话的经理辱骂酒吧侍者，戴着枪的一言不发的保镖，好像从影片里走下来的头发已经斑白的夜总会老板。再加上你，高大、漂亮的歌星，神色傲慢，嗓音沙哑，说话还夹杂着一些黑道上的词汇。”

她说：“是这样吗？”她把纸烟放在两片嘴唇中间，慢慢地吸了一口，接着说，“你还忘了说一个专门探听别人隐私的密探呢！这人跟谁都爱说俏皮话，可惜他的那些陈词滥调别人早都听腻了。”

我说：“你知道我为什么要找你吗？”

“不知道。为什么？”

“她想把那件东西要回来。越快越好。不然的话可就要有麻烦了。”

“我还以为——”她刚说了几个字就把话打住了。我看着她鼓弄着纸烟，掩饰脸上好奇的神色。“她想要回去什么，马洛先生？”

“那块布拉舍金币。”

她抬起头来看着我，点了点头。她好像已经想起来，或者让我看到她已经想起来了。

“噢，那块金币啊。”她说。

“我敢打赌你已经把它忘在脑后了。”我说。

“我没忘。这块币我倒是见过几次。”她说，“你是说，她想拿回去？难道她认为是我把那块金币拿走了？”

“她是那么想的。”

“她真会撒谎。”琳达·康奎斯特说。

“你难道就没有说过瞎话？”我说，“有时候你的记性也不是那么好。她跟我说的不是真话吗？”

“我拿她的那个臭钱干什么？”

“哎，怎么说呢？那块金币挺值钱的。她认为你也许缺钱花。我看这个老太太在钱财方面抠得很紧。”

她撇了一下嘴，笑了笑。“可不是。”她说，“伊丽莎白·默多克太太可不是一个慷慨大方的人。”

“也许你拿走那块币是为了报复，出一口气。”我试探着说。

“也许我应该扇你一个耳刮子。”她在莫尔尼先生的黄铜金鱼缸里把纸烟熄灭，用开信封的铜刀把烟头挑起来，随随便便地往字纸筐里一扔。

“咱们先不谈这个。”我说，“说一件更重要的事吧，你同意不同意同他离婚？”

“能给我两万五千块钱我就离。”她说，眼睛并没有看着我。“我会很高兴跟他分开。”

“你不爱这个人了，是不是？”

“你真叫我伤心，马洛。”

“他还爱着你。”我说，“再说，你已经嫁给他了。”

她懒洋洋地看着我。“先生，你别以为我犯了这个错误就没有付出代价。”她又点着了一根纸烟，“一个姑娘总得活下去呀！生活并不像表面看着那么轻松。姑娘有时候免不了犯错误，嫁给一个不合适的男人，嫁到一个不该委身的家庭，她在那儿找不到她想寻找的东西，也许是安全感，也许是别的什么。”

“所以她跟人结婚不必非有爱情不可。”我说。

“我对生活并不想采取讥笑的态度，马洛。但是我把话说出来会叫你感到吃惊的。很多女人结婚是为了找到一个归宿。特别是在这种灯红酒绿的地方，你碰到的都是一些玩世的乐天派，为了推拒这些追逐你的人，连胳膊上的肌肉都变得酸痛了。”

“你已经有了一个家，可是你又放弃了。”

“需要付出的代价太高，那位整天喝得醉醺醺的老太婆定的条件太苛刻。她是你的雇主，你对这个人的印象如何？”

“我遇到的雇主有的比她更难伺候。”

“你没有看到她怎么对待那个姑娘吗？”

“你是说梅尔？我看到过她对梅尔非常蛮横。”

“不只是蛮横。那个姑娘过去受过惊吓，这个老巫婆就利用她心理上的障碍把她整个握在掌心里。当着别人的面，她对她大喊大叫，可是没人的时候她又抚摸她的头发，在她耳边说一些体贴的话，弄得那个姑娘浑身打哆嗦。”

“我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我说。

“那个姑娘爱上了莱斯利，可是她自己没有意识到，她在感情上的年龄不过是个十一二岁的孩子，早晚有一天那家子会发生一件叫人震惊的事，我很高兴能离开那里。”

我说：“你是个很有脑子的女人，琳达，既坚强又聪明。我想你同莱斯利结婚的时候，一定以为嫁了一座金山吧。”

琳达撇了撇嘴，说：“我以为至少我可以舒舒服服地度一个假期。谁想到连假也没度上。那个女人才有心计呢，马洛。而且极其歹毒。她要你做的和她嘴里说的完全是两套。她一定又在策划一件事呢，你要小心点儿。”

“你说她会不会干出杀人的事来？”

琳达笑起来。

“我不是说笑话。”我说，“真的有两个人被谋害了，至少其中一个与金币的事有瓜葛。”

“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她盯着我说，“你是说出了两件命案？”

我点了点头。

“你告诉莫尔尼了吗？”

“告诉了他一件。”

“你报告警察了吗？”

“报了一件。同一件。”

她的目光在我脸上游移了一阵。我们两人彼此凝视着。她的脸色有些发白，也许是太累了。我觉得她的脸比刚进屋的时候更加惨白。

“你是在编造故事吧？”她的声音是从牙缝里迸出来的。

我笑了笑，对她点了点头。她好像不那么紧张了。

“再说说那枚布拉舍金币。”我说，“你说你没拿，好吧。那离婚的事呢？”

“我离不离婚用不着你管。”

“我同意。好吧，谢谢你能给我这次谈话的机会。你认识不认识一个叫瓦耶尼的人？”

“认识。”她脸上的肌肉绷了起来。“不太熟。他是‘魔力’的一个朋友。”

“一个很亲密的朋友。”我说。

“早晚有一天，他会把自己的小命搭进去。”

我说：“我也听见有人这么暗示过。这个人值得注意。每次一提到他的名字，人们脸上就没有笑容了。”

她盯着我看了一会儿，没有说什么。我想她的脑子可能想到一件什么事，但是即使真的想到了什么，她也没有说出口。她只是平静地说了句：“莫尔尼肯定要把他干掉，要是他还缠着‘魔力’不放的话。”

“你不用担心。‘魔力’一听见什么风声就会躲得远远的，这谁也看得出来。”

“也许就是艾里克斯一个人还蒙在鼓里。”

“瓦耶尼的事与我无关，同我办的这件案子没有关系。他同默多克一家子也没有来往。”

她的一只嘴角往上一挑，开口说：“没来往吗？让我来告诉你吧。其实我没有理由跟你说这个，只不过我这个人就是心直口快，什么事儿都藏不住。瓦耶尼也认识默多克老太太，而且似乎关系不同一般。我没有离开那家人的时候，他只去过一次。但是我知道他常往那儿打电话。有几次正赶上是我接的。每次他都是找梅尔。”

“是吗？这就有点儿怪啦。”我说，“找梅尔？”

她躬下身，把烟头捻灭。这次她还是把烟蒂挑起来扔到字纸篓里。

“我累了。”她突然说，“你走吧。”

我站在那儿打量了她一会儿，脑子里想着种种问题。后来我说：“晚安，谢谢了。祝你好运。”

我走出莫尔尼的这间办公室，让她一个人留在那里。她的两只手插在白上衣口袋里，低着头，眼睛望着地板。

我回到好莱坞已经午夜两点钟了。我把车停放好，回到楼上我的公寓。风这时已经完全停下来，但是空气里仍然带着从沙漠地带刮来的干燥气息。我屋子里的空气像死了一样凝滞着，布里兹的雪茄烟头更增加了几分污浊，我连忙把窗户打开。在脱掉衣服的时候我有意扇了扇。

我把衣袋里的东西一样样掏出来，其中也包括牙齿镶补材料供应公司开的那张发货票。我把电话簿摊到起居间的书桌上，查找蒂格尔这个名字。我记忆中各种混乱的事物变得条理清楚了。蒂格尔的地址是西九街四二二号。贝尔方特大楼就在西九街四二二号。

今天下午我从莫宁斯塔尔的办公室溜出来的时候，首先下到六层，然后才乘电梯离开贝尔方特大楼。当我穿过六楼过道时，看到一张门上写着H.R.蒂格尔牙科实验室几个字。

但是即使是鼎鼎大名的平克顿大侦探也得睡觉，马洛现在比平克顿更缺觉。于是我上了床。

20

这一天帕萨迪纳同头一天一样郁热难耐，德累斯顿路上的那座高大的暗红色老砖房看上去同头一天一样幽暗，立在拴马桩旁边的小黑人也一样忧郁。仍然有一只蝴蝶——看上去很像昨天的那只——落在紫阳花丛上。清晨的空气依旧饱含着花香。给我开门的也还是那个愁眉苦脸的中年婆子。

她带着我走过昨天我已经走了一遍的过道，来到那间没有阳光的暖房。我走进屋子，看到伊丽莎白·默多克太太仍然坐在那张藤编的安乐椅上给自己倒酒喝，那只盛红葡萄酒的酒瓶看上去和昨天的一样，但多半已经是那一只的几代子孙了。

仆人把门关好。我在默多克太太对面的椅子上坐下，把帽子放在地板上，一切程序都同昨天一样。默多克太太冷冷地看了我一眼，说，“怎么样？”

“情况不太妙。”我说，“警察正在我屁股后边追我呢。”

她并没有显露出惊慌的样子，她坐在那里像一大扇牛肉一样死沉沉的。“是吗？”她说，“我还以为你是个挺能干的人呢。”

我没理会她的话。“我昨天上午离开您这里的时候，有一个男的开着一辆小轿车跟在我后面，我不知道这个人在您这儿是做什么的，他又怎么会跑到您这儿来的。我猜想他也许是跟着我来的，但这也不太可能。不管怎么说，我把他甩掉了，可是后来他又出现在我的办公室外面过道里，而且继续跟踪我。于是我索性跟他打了个招呼，叫他给我解释一下为什么一直追着我。他说他知道我是谁，他需要我的帮助。他还请我到他住的地方——邦克山的一幢公寓楼——跟他谈谈。我先到莫宁斯塔尔先生那里谈了谈，后来就去找那个跟踪我的人。我发现他躺在自己浴室的地上，叫人打死了。”

默多克太太喝了一口酒。她的手可能有点儿哆嗦，可是我并没有看清，因为屋子里光线太暗。她清了清喉咙，说：“后来呢？”

“这人的姓名是乔治·安森·菲利普斯。是一个黄头发的年轻人，智商不高，他自称是一个私人侦探。”

“我从来没听说过这个人。”默多克太太冷冷地说，“我也从来没有见过他。我对他一无所知。你是不是认为我雇了他跟踪你？”

“我不知道该怎样解释这件事。他建议我们两个人互相通通气。他给我的印象是，他也在替你们家里的一个人办事。他没有这么说，这只是我的猜想。”

“我们没有雇用他，这一点你不用瞎猜。”老太太的声音像岩石一样不可动摇。

“我不认为您对自己家里的情况真是那么一清二楚的，默多克太太。”

“我知道你跟我儿子打听过我们家里的事——我嘱咐过你别这样做。”她冷冷地说。

“我是问过他几个问题。是他先来找我了解情况的。也可以说企图跟我了解情况。”

“这个问题咱们待会儿再说吧。”她的语气非常严厉。“你再跟我说说你发现被人枪杀了的那个人是怎么回事。你是不是因为这件事才不得不跟警察打交道？”

“可不是嘛。他们想知道为什么这个人跟踪我、我在办一件什么案子、为什么他要跟我碰头、为什么叫我到他的公寓去、为什么我去了。但这些还只不过是事情的一半。”

她喝完了杯子里的葡萄酒，又给自己倒了一杯。

“您的哮喘病好一点儿吗？”我问。

“更厉害了。”她说，“你还是接着说吧。”

“我跟莫宁斯塔尔见面了。我在电话里已经告诉您了，他假装没有那枚布拉舍金币，但是承认有人想把这枚币卖给他。他说他可以把那枚币弄过来。这些我已经都跟您说了。您后来说那枚币已经有人还给您了。金币的事是不是就算了结啦？”

我等着她告诉我点儿什么，比如说，那枚币是怎样回到她手里来的，等等。可是她只是瞪着眼睛从酒杯上边愣愣地看着我。

“我还同莫宁斯塔尔先生口头约定，要做一笔交易：我给他一千块钱，他答应把币给我找来——”

“你没有权力这样做。”她吼叫起来。

我点点头，同意她的看法。

“我也许只是想骗骗他。”我说，“我知道，这也是在骗我自己。不管怎么说，在听到您在电话里告诉我的情况以后，我就准备同他取得联系，告诉他那笔交易已经取消了。我在电话簿上查不到他家里的住址，只有他的办公室的。于是我又到他的办公室去了一次，开电梯的老头儿说他还在办公室，没回家。原来他正仰面朝天躺在地板上，已经咽气了。他的脑袋叫人打了一下，再加上惊吓。他可能死于惊吓。上了岁数的人是很容易死的。也许那个打他的人本没想把他打死。我给急救站打了个匿名电话。”

“你做得聪明。”她说。

“这不叫聪明，只不过我考虑得更周全一点儿罢了。我不想多惹是非。我想您应该能了解。几个小时内接连发生了两起凶杀案，两个人的尸体都是叫我发现的，而且这两个被害人都同一件事有关系，多多少少同那枚布拉舍金币有关系。”

“我不明白。另外一个，那个年轻人也同金币有关？”

“是的，我在电话里不是跟您说过吗？我想我说了。”我皱起眉毛，回忆我到底说过没有。我记得说过。

老太太平静地说：“也可能你说了。我对你在电话里说的话并没有太注意。你知道，金币已经回到我手里来了。我看你现在的样子兴许喝醉了。”

“我没喝醉，我可能被吓坏了。但是没有喝醉，我看您倒是一点儿也不吃惊。”

“你说我该怎么样？”

我深深吸了一口气。“我已经被牵扯到一件凶杀案里边去了——发现了那个年轻人的尸体，报了案。很可能卷入另一件凶杀案里去——发现了一具老头儿的尸体，没有去报案。后面这件事对我来说要严重得多。现在事态的发展情况是，我必须在今天中午以前把我雇主的姓名告诉警察局。”

她仍然安之若素地说：“这可就违背了你要为雇主保密的原则了，我敢说你一定不会把聘用你的人泄露出去吧。”

“我希望您先少喝两口那该死的葡萄酒好不好？您能不能集中注意力首先了解一下我现在的处境？”

我的话叫她有些吃惊。她把杯子往远处推了一点儿——大约推开四英寸左右的距离。

“这个叫菲利普斯的年轻人，”我说，“领了个开办私人侦探所的执照。我怎么会发现他叫人谋害了？这是因为他一直跟踪我，后来我就主动跟他搭话。他请我到他的住所去。等我去了，他已经死了。这些事后来警察都知道了。他们可能相信这都是事实。但是他们不相信菲利普斯和我就这样非常偶然地接上了头。他们认为这里还有更深一层原因，而且非要把这些事弄清楚不可。他们一定要知道我在办什么事，在为谁办事。我说清楚了没有？”

“你会想出个什么办法把自己解脱出来的。”她说，“当然了，我看我又得破费一笔钱了。”

我觉得就像有人捏住了我的鼻子似的。我的嘴干得要命，简直连气也喘不过来了。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再一次向那位坐在我对面的大酒缸诉说我的困境。她好像是银行经理拒绝给客户贷款那样心肠冷漠。

“我现在是为您办事。”我说，“也许办几天，也许办一个星期。可是下星期我就要替另一位雇主办别的事去了。再以后还要再替第三个人办事。因此，我必须和警界保持良好的关系。他们用不着多么喜欢我，但是他们需要知道我并没有对他们讲瞎话耍花招。即使菲利普斯对布拉舍金币的事毫无所知，或者他知道金币的事但他被杀害同金币没有什么关系，我还是得把我所知道有关菲利普斯的事向警察交代清楚。警察也要询问每一个他们必须认真询问的人。您懂不懂我的意思？”

“难道法律没有给你保护雇主的权利吗？”她蛮不讲理地说，“如果没有，人们为什么还要聘用私人侦探啊？”

我站起来，围着我的椅子转了一圈儿，又重新坐下。我向前倾着身子，攥住两个膝盖，用力挤捏，弄得我的手指关节都发白了。

“法律——咱们暂且不给它下定义，默多克太太——是一件有来有往的东西。其实世界上很多事都是这样的，即使我在法律上有权利缄口不言——一句话也不透露，而且侥幸能拖过去了，我干的这个事业也就到头儿了。我将被认为是一个刺儿头，在警察局挂了号。早晚有一天，他们会给我点儿厉害看。您交付给我的这件事我看得很重，默多克太太，但是还没有重得非要我做出重大牺牲不可。我不能为它就叫人抹了我的脖子，流一世界的血。”

她到底还是取过酒杯，把酒喝干了。

“你似乎把整个这件事弄得一塌糊涂。”她说，“你没有找到我的儿媳，也没有找到我的布拉舍金币。可是你倒找到了两个跟我毫无关系的死人。你把一切都安排得这么周密，叫我不得不把我的私事向警察汇报，只为了保护你的无能。我看到的就是这些。要是我说错了，你可以纠正我。”

她又给自己倒了一点儿酒。这次她喝得太快，呛得大声咳嗽起来。她用手哆哆嗦嗦地把酒杯往桌子上一推，洒了一桌面酒。她的身子向前倾着，脸憋得发青。

我连忙跳起来，走过去拍打她那肌肉极其结实的脊背。最后她总算“咻”地号叫了一声，喘过气来，不再咳嗽了。我按了一下她身边传话机上的按钮。等到那边有人回话的时候，我告诉他们立刻给默多克太太拿一杯白水来。

我坐在座位上看着她逐渐缓过劲儿来，最后看到她的呼吸已经平稳，不再喘气的时候，我开口说：“您并不是一个顶有力的女人。您以为自己多么威风，其实您并不是。只不过您身边的人早就被您吓坏，您跟这些人在一起的时间太长罢了。等些时候您就会见到警察了。那些人才是职业上的强人呢。您只是业余玩玩票而已。”

门开了，女仆拿来一罐冰水和一只玻璃杯。她把水和杯子放在桌上就离开了。

我给默多克太太倒了一杯水，放在她手里。“抿着喝，别大口灌。您不会喜欢喝白水的，可是白水不伤身体。”

她抿了两口，接着就喝了大半杯。她把玻璃杯放在桌上后擦了擦嘴。

“想起来真叫我生气。”她喘着气说，“这么多私人侦探，我偏偏找了你这么个人，居然敢在我家里羞辱我。”

“您说这话一点儿用也没有。”我说，“咱们的时间不多了。还是想想跟警察怎么交代吧！”

“我才不在乎警察呢。我根本不把警察当回事儿。你要是把我的姓名告诉他们，我就认为你卑鄙地违反了规章。”

我发现对她讲了这么一大堆话，自己仍然在原地踏步。

“杀了人就讲不到规章了，默多克太太。在审理谋杀案的时候，不允许您装聋作哑。咱们一定得告诉警察您为什么雇用我、雇我做什么事。他们不会让这些事在报上发表，您知道。也就是说，如果他们相信您说的是实话，就不会见报了，但是如果您告诉他们，因为艾里沙·莫宁斯塔尔给您打电话问您是否肯卖给他一枚金币，所以您就雇用我去调查他，他们肯定是不会相信的。谁也不会花钱雇人去调查一位可能的买主。您为什么去调查？”

“调查不调查是我自己的事。”

“不能这么说，您用这种话搪塞不过去。您得让他们看出来，您真的是开诚布公地跟他们谈，什么也没隐瞒，这样他们才能感到满足。您要是还遮遮掩掩，藏着掖着点儿什么，他们是不会放过您的。把事情说清楚，叫他们觉得可信，警察就会高高兴兴地跟您说再见。最叫人感到可信的是真实的故事。您还不同意把真情告诉他们吗？”

“我不同意。”她说，“可是我看现在说不说关系也不大了。你是不是得告诉他们我怀疑过我的儿媳偷了那块币，后来又发现我错了？”

“最好这样。”

“还得告诉他们那枚币已经找回来了？”

“最好这样。”

“你把这些都端出来，叫我这张脸往哪儿搁？”

我耸了耸肩膀。

“你真是个毫无同情心的动物。”她说，“是个冷血动物，一条鱼。我不喜欢你，我真后悔找了你这么一个人。”

“后悔是双方的。”

她伸出一根粗大的手指按了一下通话机上的按钮，对着它叫唤了几声。“梅尔，叫我儿子到我这儿来一趟。我想你也一块来吧。”

她把手指头拿开，交叉着两手放在膝头上，她的眼睛愣愣地望着天花板。

她用平静悲哀的声音说：“币是我儿子拿的，马洛先生。我儿子，我的亲儿子。”

我什么也没说。我们两个对坐着，你看着我，我看着你。过了两三分钟那两个人都来了，默尔多克太太对他们吼叫着，叫他们都坐下。

21

莱斯利·默多克穿着一身淡绿色的便装西服，头发有些潮湿，好像刚刚洗过淋浴。他坐在椅子上，身体蜷缩着，注视着脚上的白麂皮皮鞋，一边转动戴在手指上的戒指。这次他手里没拿那支黑色的长烟嘴，所以让人觉得他有点儿孤单，就连他的胡子好像也比那次在我办公室时更往下耷拉了一点儿。

梅尔·戴维斯的样子却跟头天一模一样。也许她的样子永远也不会变化：黄铜色的头发仍然梳得紧紧的，玳瑁框眼镜仍然又大又空旷，镜片后的目光也还是那么迷茫不安，就连衣服也没换，还是那件上下一体的亚麻布连衣裙。她没戴任何首饰，连耳环也没有。

我有一种奇怪的感觉：似乎再次走入已经经历过的一个场景。

默多克太太喝了一口酒，平静地说：“好吧，儿子，跟马洛先生说说那枚金币的事。恐怕你现在非说不可了。”

默多克抬头看了看我，又把眼睛垂下去。他的嘴角抽搐了一下。最后开口说话的时候，他的声音是平静的，就好像一个人同良心进行了激烈斗争后在坦白自己过失似的。

“正像昨天我在你的办公室说过的那样，我欠了莫尔尼一笔钱。一万两千元。昨天我说了以后又否认了，那不对。我是欠了他钱。我不想叫我母亲知道。莫尔尼逼我还钱，逼得很紧。我想早晚我会把欠账的事跟我母亲说。可我是个懦弱的人，所以总是一天一天地往后拖。有一天下午她睡着了，梅尔也不在家，我就偷偷拿了她的钥匙，把那枚金币取走了。我把金币给了莫尔尼。他同意收下来作为抵押，因为我跟他说得很清楚，如果没有证书证明他是这枚钱币的合法拥有者，这枚币是卖不了一万两千块钱的。”

他停了一会儿，望着我，想知道我对他的话有什么反应。默多克太太也注视着我，她的目光几乎可以说紧紧盯在我的脸上。那个小姑娘张着嘴看着默多克，脸上带着受苦受难的表情。

默多克又接着往下说：“莫尔尼给我写了一张收据，说明这枚金币只是作为抵押由他保存，不经过原来物主认可，他无权出售。这张收据大意就是这样。我也不知道立这样一个字据在法律上是否有效。后来那个叫莫宁斯塔尔的人打电话来问起这枚金币的事，立刻引起了我的怀疑，莫尔尼要么是正在找买主把它卖掉，要么至少打算把它卖掉，先找个懂行的人估一下价。这个电话把我吓坏了。”

他又抬起头来看了看我，做了一个苦相。也许那就是受了惊吓的表情。他掏出一块手绢，擦了擦脑门。他一直把手绢攥在手里。

“梅尔后来把我母亲找私人侦探的事告诉我了——梅尔不应该这么做，可是我母亲已经答应不责骂她了。”他看了看默多克太太，后者正紧闭着嘴，一脸乌云地坐在她的藤椅上。小女孩儿的眼睛仍然没有离开莱斯利的脸，她对自己是否会挨骂似乎不太关心。他接着说：“这时候我就断定她已经发现那枚金币叫人拿走了，她雇你来就是为了调查这件事，我并不相信她要你去寻找琳达。我一直知道琳达在什么地方，我就到你的办公室去探听一下到底是怎么回事。我并没有探听出个究竟来。昨天下午我又去找莫尔尼，把这里发生的事告诉他。开始的时候，他把我嘲笑了一通。但是后来我说，就是我母亲也无法卖掉那枚金币。那样做就违反了贾斯珀·默多克的遗嘱。我还告诉他，要是我跟她说这枚币现在在谁手里，她一定会把警察弄来。莫尔尼听完了我的话，态度就软了。他站起来，走到保险柜前头，把那枚币拿了出来，交到我手里。他一句话也没有说。我把他写的那张收据还给他，他把它撕了。就这样我又把金币拿了回来。我把这一切都告诉我母亲了。”

他的话说完了，又开始擦脸。那个小女孩儿的眼睛也随着他的手上下移动着。

片刻沉寂后，我开口说：“莫尔尼恫吓你没有？”

他摇了摇头。“他说他需要那笔钱，要派用场。他叫我尽快把钱归还他。他倒没有说什么恫吓我的话。这个人很宽容，这是实话。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也没说难听的话。”

“你是在哪儿跟他谈的？”

“在艾德瓦利，他的办公室里。”

“埃迪·普鲁在场吗？”

小姑娘儿的目光离开了他的脸，转到我身上。默多克太太用大粗嗓门问：“谁是埃迪·普鲁？”

“莫尔尼的保镖。”我说，“我昨天一整天没闲着，默多克太太。”我看着她儿子，等着他回答我的问话。

默多克说：“没有。我没看见他。我当然认得埃迪·普鲁。这个人谁见过也不会忘记。昨天他没在那儿。”

我说：“你要说的就是这些吗？”

他看了一眼自己的母亲。默多克太太语气粗暴地说：“怎么？你觉得这还不够？”

“也许。”我说，“现在那枚金币在什么地方呢？”

“你说它会在什么地方？”她气冲冲地说。

我差点儿把我也收到一枚的事告诉她，好让她跳起来。可是我还是忍住了，没有跟她说。我说：“那就不用再说了。”

默多克太太转过来对自己的儿子说：“来，吻你妈妈一下你就走吧！”

他站起身，履行职责似的在老太太的脑门上吻了一下。默多克太太拍了拍他的手。他低着头，走出屋子，轻轻地把门关好。我对梅尔说：“我看你最好叫他把刚才说的口述一遍。你好用打字机打出来，叫他签上名。”

梅尔吃了一惊。老太太又一次粗暴地说：“别说废话，她为什么要这么做？去做你的事吧，梅尔。我叫你来是为了让你也知道这件事的经过。假如以后我再发现你泄露我的私事，我是不会饶你的。”

小姑娘站起来，对她笑了笑。她的眼睛闪着亮。“是的，默多克太太，我以后不敢了。你可以相信我。”

“我希望我能相信你。”老巫婆吼着说，“去吧！”

梅尔脚步轻轻地走出屋子。

默多克太太的眼睛里涌出了两颗大泪珠。泪珠顺着她的面颊往下流，从鼻翅两旁滑到嘴唇上。她忙乱地找到一块手帕，把眼泪擦掉，又用手帕拭了拭眼睛，然后用平静的语调说，“我非常疼爱我这个儿子，马洛先生。他把我的心伤透了。你是不是认为这件事他非得告诉警察不可？”

“我希望他还是别说的好。”我说，“他就是说了也很难叫警察相信这是真话。”

默多克太太的嘴一下子张大了。她的牙齿在朦胧的光线里闪着亮。过了一会儿她又闭上嘴，紧紧抿着嘴唇。她狠狠地看着我。

“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她问。

“就是我说的那个意思。他说的故事不像真的，听起来他是在胡编乱造，情节过于简单了。我不知道是他自己编的呢，还是您教给他让他这么说的。”

“马洛先生，我看你现在是走在薄冰上了。”她警告我说。

我摆了摆头，“咱们都在走薄冰呢。好吧，姑且承认是这么回事。但是莫尔尼决不会承认。如果莫尔尼不承认，这个故事就不能成立，咱们还不是又回到开始出发的地方来啦？依我看，莫尔尼决不会承认与那枚金币有关，他要是承认了，也就逃不脱同那两件凶杀案的瓜葛了。”

“你倒说说，刚才我儿子说的话有哪些地方听着不像真的？”

“莫尔尼是个有钱有势的人。为什么他要让自己牵连到两件谋杀案里，只为了避开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出售一件抵押品？从这个角度看，你儿子说的故事是不能成立的。”

默多克太太瞪着眼睛，什么也没说。我对她笑了笑，因为这是她第一次觉得我说的话有些道理了。

“我找到您的儿媳了，默多克太太。我奇怪的是，您儿子似乎一直在您的控制下，怎么会没告诉过你她去哪儿。”

“我没有问过他。”她声音不高地说。

“她又回到原来的地方去啦，回艾德瓦利俱乐部唱歌去了。我找她谈了一次话，她是个很有主见的姑娘，不太喜欢您。我认为也有可能是她把那枚金币拿走了——部分原因是想报复报复您。不太可能的是莱斯利事前就知道，或者事后发现，才编造了那么一个故事来给她打掩护。莱斯利说他一直很爱她。”

默多克太太笑了。她笑的样子并不好看，什么样的笑容浮现在她那张脸上看着都不舒服，但她还是笑了。

“不错。”她温和地说，“可怜的莱斯利。他会做出这种事情来的。如果那样——”她停顿下来，笑容在她脸上扩散开，最后简直笑得满脸开花了。

“如果那样的话，我那位亲爱的儿媳妇就可能同谋杀案搅在一起了。”

我看着她陶醉到这个想法里，几乎十来分钟她兀自笑个不停。“我看您真的乐坏了。”我说。

她点了点头，笑容仍未消失。她只听到我说这句话的意思，没有注意我刻薄的语调。但是她还是回过味来了。她的脸一绷，紧紧咬住嘴唇，咬牙切齿地说：“我不喜欢你说话的口气。我非常讨厌你的口气。”

“我不责怪您。”我说，“我自己也不喜欢。我什么都不喜欢。我不喜欢这幢房子，不喜欢您，不喜欢这里压抑的气氛……我也不喜欢那个姑娘受气包似的脸、您那宝贝儿子的脸。我不喜欢您让我办的这个案子，你们说的连篇谎话——”

她开始吼叫起来，眼睛冒着怒火，声音里充满仇恨。“滚出去！马上离开我的房子！一分钟也别耽搁！快滚出去！”

我站起身，从地板上拿起帽子。我说：

“我很高兴这样做。”

我对她摆了一个疲劳不堪的笑脸，走到门口，打开门，走出屋子。我轻轻把门关上，僵硬的手指在门柄上握了一会儿，最后轻轻地咔嗒一声把门锁卡住。

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要这样做。

22

我身后响起了细碎的脚步声，有人在喊我的名字。我仍然往前走，一直走到起居室中间才站住脚，转身等她赶上来。她的呼吸急促，眼珠几乎要从镜片后面瞪出来，从高大的玻璃窗外透过来的阳光照射在她黄铜色的头发上，闪着奇特的光辉。

“马洛先生，请你不要走！她需要你，她真的很需要你。”

“真是见鬼了，是她叫我滚蛋的。你今天涂了唇膏，好看多了。”

她抓住我的袖子，又说了一遍：“请不要走！”

“去她的吧。”我说，“叫她跳海去吧。马洛不是那么随便听别人叱喝的人。告诉她跳河也好，上吊也好，没人拉着她。”

我看了看握住我袖子的一只小手，在上面拍了拍，她马上把手缩回去，眼睛里露出惊恐的神色。

“求求你啦，马洛先生。她遇见麻烦啦。她需要你。”

“我也遇见麻烦啦。”我吼叫着，“麻烦已经快没了我的脖子啦。你哭什么？”

“噢，我真的心疼她。我知道她粗暴，蛮不讲理，但是她的心是金子做的。”

“让她的心见鬼去吧。”我说，“我不希望我同她的关系密切到能够叫她交出心来。她是个厚脸皮的撒谎鬼，我已经听够了她的胡编乱造了。她是遇到了麻烦，但是我没有工夫一件一件地了解她的事。”

“噢！如果你能够耐心一些——”

我无意识地随手把胳膊往她肩膀上一搭。这下可把她吓坏了，她一下子跳开了三英尺远，眼睛显露出大惊失色的神情。

我们俩互相凝视了一会儿，两个人的呼吸都很急促。我像通常那样张着嘴，她却使劲咬着嘴唇，小鼻翅微微颤动着，她的一张脸变得毫无血色。

“告诉我。”我不慌不忙地说，“你小时候是不是遇到过什么可怕的事啊？”

她很快地点了点头。

“叫一个男的吓坏了，或者类似的事？”

她又点了点头，用雪白的牙齿咬住下嘴唇。

“从那以后你就一直这样动不动就吓得心惊胆战？”

她没有说什么，只是脸色非常苍白。

“听我说。”我说，“我不会做出任何叫你害怕的事。永远也不会的。”

眼泪在她的眼眶里转动。

“如果我碰到你的身体，”我说，“那就像我碰到椅子、碰到门一样，没有任何意义。懂吗？”

“我懂。”她终于迸出一句话来。她的目光仍然带着恐惧，眼睛里含着眼泪。“我懂。”她又说。

“懂了就好。”我说，“我知道分寸，你不必怕我。咱们现在说说莱斯利吧。我想他的心在别的事情上。你知道他这人不错——我们所谓的不错，是不是？”

“是的。”她说，“很不错。”莱斯利在她眼里是个大好人。在我眼里可不是这样，是一堆鸟粪。

“再说说那个老酒缸。”我说，“她很粗暴，很强硬，自以为啃得动墙壁，咬得碎砖头。她对你呼来喝去，但基本上还算疼爱你，是不是这么回事？”

“是这样，马洛先生。我正想告诉你——”

“当然了。那么你为什么还老记着那件事呢？那个人是不是还在这儿——那个伤害过你的人？”

她把一只手放在嘴里，咬着大拇指的指肚。她的目光从手上瞟过来看着我。

“那个人死了。”最后，她说，“他从——从——一扇窗户里摔出去了。”

我对她挥了一下手，不叫她再说下去。“啊，那个人啊，我听说过。把那件事忘了吧，好不好？”

“我忘不了。”她说，样子非常严肃地摇了摇头。“我没法忘记。默多克太太也总是叫我把它忘了。她总是提起这件事，叫我不要再想它。我就是不能。”

我说：“她要是能把她那张胖嘴闭上，不提这件事，反而好得多。我看她就是怕你忘记。”

我的话叫她感到吃惊，或者说伤害了她。“噢，哪儿有那么简单啊？”她说，“我当过他的秘书。默多克太太曾经是他的妻子。他是她的第一个丈夫。默多克太太自然也忘不了他。她怎么会忘记呢？”

我抓了抓耳朵。看来我管不了这件事了。她站在我面前，什么表情也没有。我唯一能看出来的就是她并没有意识到我在她面前。我只是从某处传来的一个声音，不是一个实体的人。也许只是存在于她脑子里的声音。

后来我又想了个主意，一个奇怪的主意，不一定可行。我问她：“我想知道，你遇见没遇见什么人对你产生过那种影响？一个比其他人对你更重要的人？”

她环顾了一下这间屋子，我的目光也随着她四面看了看。没有人躲在椅子底下，也没有人从窗户或门外边偷着往里看。

“为什么我要告诉你呢？”她低声说。

“你没有必要告诉我。我只是想问问你对这种事的感觉。”

“你要答应我别告诉别人——别告诉任何一个人，连默多克太太也别说。”

“我告诉谁也不会告诉她。”我说，“好吧，我答应你。”

她展开嘴，脸上浮现出一丝笑容，仿佛正要说出一个秘密。但就在这个时候，一切都变了。她的嗓子冻结了，声音哑了。她的上牙和下牙哒哒地敲击着。

我想过去攥她一把，可又不敢去碰她的身体。我们俩僵立在那里，很久，很久，我们一直这样僵直地站着。

后来她转过身跑开了。我听见她的脚步声向大厅那边跑去。我听见一扇门砰的一声关上。

我追在她后边走过大厅，走到那扇关起来的门前，她正在门后抽泣。我站在门外边听着她的抽泣声。

我对她一点儿办法也没有了。我怀疑没人能有办法。

我又回到那间玻璃房子。我敲了敲门，把门推开，探进头去，默多克太太仍然像我离开她的时候那样坐在那里。她好像一直没有改变坐着的姿势。

“是谁把那个姑娘的魂儿也吓跑了？”我问她。

“快离开我这幢房子。”她的胖嘴唇嘟囔着。

我没动。过了一会儿，她嘎嘎地笑起来。“你以为你非常聪明，是不是，马洛先生？”她说。

“我没那么聪明，但也不笨。”我说。

“那你就自己去调查清楚你想知道的那些事吧。”

“费用你付？”

她耸了耸宽大的肩膀。“有可能。这要看情况。我不敢说一定。”

“你什么也没买到。”我说，“我可是还得去向警察交代呢。”

“我什么也没买到。”她说，“我也不需要付钱。除了那枚金币以外。我给过你一点儿钱，能拿回我的金币来也算值了，你现在可以走了。你叫我厌烦了，叫我觉得恶心。”

我把门关上，向外走去。已经听不见门里边的啜泣声。一片寂静。我继续往外走。

我走出这幢房子。站在大门外边倾听着炎热的阳光如何炙烤着发干的草叶。房子后面一辆汽车正在发动。不一会一辆灰色的福特水星从房子的一侧驶过来。驾车的是莱斯利·默多克。他看到我，把车停住。

他下了车，三步两步走到我面前。莱斯利穿得衣冠楚楚，黑头白腰皮鞋，鞋尖擦得锃亮，小黑白格奶油色轧别丁料子衣服，奶油色衬衫，没系领带。上装口袋里露出一条黑白两色手绢，鼻子上架着一副绿色太阳镜。

他站在我旁边，有些羞怯地低声对我说：“我想你把我当做个坏蛋吧？”

“因为你编造了那个金币的故事？”

“是的。”

“你那个故事一点儿也没影响我对你的看法。”

“那么——”

“你要我怎么回答你？”

他耸了一下他那包裹在剪裁得体的上装里的肩膀，做了个祈求的姿势。他的棕红色小胡子让太阳照着闪闪发亮。

“我想我愿意别人喜欢我。”他说。

“真对不起了，默多克。如果说你还有让人喜欢的地方，那就是你对你妻子的一份情义。”

“噢，你认为我刚才说的不是真话？我的意思是说，你认为我说那些话只是为了保护琳达？”

“有这种可能。”

“我懂了。”说着，他从手绢里取出那支黑色的长烟嘴，插进一支纸烟。“好吧，我想你是不喜欢我的。”我看到他的眼睛在绿色的镜片后动了动，好像鱼在很深的池水里游移。

“这个话题没什么意义。”我说，“而且无关紧要。对我们两个都不重要。”

他划了根火柴把烟点着，深吸了一口。“我懂了。”他平静地说，“我提出这个话题太不知趣了。请你原谅。”

他转过身，走回到自己的汽车前头。我看着他上了车，把车开走。我又一次走到那个小黑人前头，在他的脑袋上拍了几次。

“孩子，”我对他说，“这所房子里的人神经都有毛病。只有你是例外。”

23

装在警察局墙上的喇叭箱嗡地响了一声，一个人在说，“KCPL，现在试音。”接着咔嗒响了一下，声音就没有了。

杰西·布里兹伸了个懒腰，打着哈欠说：

“你来晚了几个小时，是不是？”

我说：“是来晚了。可是我给你留了话，告诉你我要晚一点儿。我得到牙科医生那儿去一趟。”

“坐下吧。”

布里兹在这间大办公室的一个角落上有张办公桌，桌子上胡乱摆着各种东西。他侧着身子坐在桌子后边，左边是一扇很高的窗户，右边墙上一人高的地方挂着一份日历，过去的日子已经被一条一条黑粗的铅笔道划去，这样布里兹只要一抬头就可以知道今天的确切日期了。

斯潘格勒坐在办公室一侧一张更小但比较整洁的办公桌后边。桌子上摆着吸墨纸、钢笔架、一个小铜日历和一个用贝壳做的烟灰缸，烟灰缸里堆满了烟灰、火柴杆和烟头。我进去的时候，他正在玩一种投掷标枪的游戏：靠墙立着一个坐垫，他手里攥着一把蘸水钢笔，一支一支地往垫子上投掷，他玩得并不成功，没有一支钢笔插到垫子里去。

这时办公室像所有警察局的房间一样，有一股说不出来的气味，既不污浊，也不干净，叫人感到它同你有着很大的距离，永远不会感觉亲切。即使你把警察局迁到一幢崭新的楼房里，不出三个月，所有的房间也必定散发出这种气息。这里面是否有某种象征意义，我就说不清了。

我记得纽约一个跑法律口的记者曾经这样说过：只要你走进管区警察局的大门，你就走出这个世界，进入一个无法无天的领域。

我坐下来。布里兹取出一支玻璃纸裹着的雪茄烟，开始他一成不变的点烟程序。我在一旁看着，直到他把烟点着，深吸一口，再摇晃着火柴把它熄灭，轻轻放在烟灰缸里。

他招呼自己的助手说：“嗨，斯潘格勒！”

斯潘格勒转过头来，布里兹也转过头。他们两人相对着笑了笑。布里兹用雪茄烟指着我说：“看他怎么流汗吧！”

斯潘格勒为了转过身看我流汗，不得不把腿移过来。我不知道我是不是开始流汗了。

“你们这一对儿可真逗。”我说，“活像一对儿打飞了的高尔夫球。你们是怎么学会这种本事的？”

“少说两句俏皮话吧。”布里兹说，“今天上午够忙的？”

“还可以。”

他还在对我笑。斯潘格勒的脸也堆着笑容。布里兹似乎在品味什么，舍不得把含在嘴里的东西立刻吞下去。

最后，他清了清喉咙，拍了一下他的那张生满雀斑的大脸。他的头更向我这方向转了一点儿，这样，他就可以既看到我又不用脸对脸地对着我。他用一种空洞而模糊的声音说：“亨奇招认了。”

斯潘格勒使劲盯着我的脸。他坐在椅子的前沿上，身子向前探着。他微微张着嘴，笑容满面；我觉得他的笑容有些淫邪。

我说：“你们是怎样逼供的——用大镐？”

“没有。”

他们俩都一句话不说，只是盯着我。

“找了个镇物来。”最后布里兹说。

“找了个什么？”

“一个能镇得住他的人。怎么，你高兴了吧，小伙子？”

“你们是不是就一直这么洋洋得意地坐着，欣赏我怎么高兴？”

“我们喜欢看别人高兴。”布里兹说，“这种机会很难得。”

我叼起一支纸烟，让它在嘴唇上上下跳动。

“我们叫那个人施加了点儿压力。”布里兹说，“那人叫巴勒莫。你想不想知道是怎么回事？”

“想知道。”

“是这样的。亨奇已经喝得烂醉了。我的意思是说，他不是醉在表现上，而是醉到骨子里去了。多少天以来，他就靠着酒活着。不吃饭，不睡觉，不分白天黑夜地喝酒。他已经到了这样一种程度：酒醉不倒他反而能使他保持清醒。酒成了他活在现实世界里的唯一支柱。酗酒的人一到这个地步，你要是把他的酒拿走，他就没法再活下去了。”

我没有说什么。斯潘格勒的脸上仍然摆着一副淫邪的笑容。布里兹敲了敲手里的雪茄，没有烟灰落下来，他就又把烟叼在嘴里，继续说：“老实说，他不是一个精神正常的人。但是我们这里从不审理精神错乱的人，这是非常清楚的。所以我们把他弄进来是按照一个没有精神病病史的人处理的。”

“我还一直以为你们认为他是清白无辜的呢。”

布里兹模棱两可地点了点头。“那是昨天晚上的事。也许我当时那么说是开玩笑。不管怎么说，到了夜里，亨奇不行了。眼看小命就快完了，我们连忙把他弄到医院里给他注射鸦片精。是监狱医生给打的。这件事只有你我两人知道。档案里可不能有这个记载，懂吧？”

“非常清楚。”我说。

他“哼”了一声，似乎对我的回答有些怀疑，但是他的兴趣在于给我讲这件事，所以没有深究我那句话。“就这样，今天早上，亨奇又活过来了。给他打的针还在起作用，这家伙脸色虽然很白，精神却很平静。我们看了看他。怎么样啊，孩子？需要什么吗？想要什么尽管说，我们会给你弄。他们在这儿对你还好吧？你知道这一套台词。”

“我知道。”我说，“这些台词我很熟。”

斯潘格勒叫人不舒服地舔着嘴唇。

“又过了一会儿，他开口了。他只说了一个名字：‘巴勒莫。’巴勒莫是住在街对面的一个人，开了一家殡仪馆。这幢公寓楼也是他的产业。你记得这个人吧？是的，你当然记得。这个人曾经说他看见过一个高个子金发女郎。那是胡扯。这些家伙哪个人都是满脑子金发美女。这个叫巴勒莫的是个重要人物。我叫人打听了一下。据说他既有钱又有势，不是好惹的。我就问亨奇：‘你跟巴勒莫是朋友？’亨奇说：‘你们把他找来吧！’我们后来就给巴勒莫打了个电话。他倒是挺合作的，接着电话就来了。我们跟他的对话大概是这样的：亨奇想见见你，巴勒莫先生。我不知道有什么事。巴勒莫说，这家伙怪可怜的，人还不错。他想见我吗？好吧。让我单独跟他谈谈吧。好吧，我说，我们不跟着你，巴勒莫先生。我们就带着他到了医院的病房。巴勒莫跟亨奇说了一会儿话。究竟说了些什么我们没听到。后来巴勒莫从病房里出来，对我们说：好了，弟兄们，他已经承认了。我可以花钱给他请辩护律师。我挺可怜他的。后来他就走了。”

我没有说什么。沉寂了半晌。墙上的喇叭又响起来，这次是宣读一个什么公报。布里兹支着耳朵听了一会儿，觉得没有什么就不再听了。

“我们带了一个速记员走进病房，亨奇把事情经过一五一十说了出来。原来菲利普斯勾搭过他的女朋友。那还是前天的事。在公寓楼的楼道里，亨奇当时在屋子里，但是什么都看见了。他想出去给菲利普斯点儿颜色看，可是菲利普斯已经回到自己房间，把门关上了。亨奇憋了一肚子火，那个女的刚一进屋他就照着她眼睛打了一拳。他觉得还不解恨，越想这件事越窝火。他决定要报复一下。昨天下午他看见菲利普斯从外边回来，走进自己的公寓。他就对女朋友说，要她到外边去散散步。女的不想出去，亨奇就在她另一只眼睛上打了一拳。她就出去了。亨奇敲了敲菲利普斯的房门，菲利普斯把门开了。亨奇还有点儿奇怪，门这么容易就开了。我告诉他菲利普斯正在等你呢。不管怎么说吧，门开了，亨奇走进去，同菲利普斯争吵起来。菲利普斯吓坏了，拔出枪来。亨利打了他一棍子。菲利普斯倒下了。亨奇还觉得不解恨。他认为这还不算报仇。他就从地上把枪捡起来。这时候他已经醉得很厉害了，一心想好好教训对方一下。再加上这时菲利普斯又挣扎着欠起身来拽他的脚脖子。他的脑子晕乎乎的，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这么干。他就把菲利普斯抱进浴室，用菲利普斯的枪，对着他脑袋来了一家伙。怎么样，你喜欢不喜欢这个故事？”

“挺喜欢的。”我说，“只是我还不明白亨奇跟这个人有什么深仇大恨。”

“谁能知道醉鬼是怎么想的？反正他那时候打架已经打得眼红了，就把事情做绝了。后来他就把枪拿回去，放到枕头底下，又把自己的枪拿出去扔到什么地方。他不告诉我们他是怎么把那支枪处置掉的。也许转给了这一带哪个玩儿枪的家伙。再后来他找到自己的女友，像个没事人儿似的跟她一起出去吃饭。”

“这一招可真叫绝了。”我说，“把枪往自己枕头底下一搁，打死我我也想不出这个妙招来。”

布里兹把身子往椅背上一靠，仰头看着天花板。斯潘格勒把这个精彩故事听完，在椅子上一转身，又拿起钢笔玩起他的投掷游戏来了。

“我们不妨这么分析一下。”布里兹说，“为什么亨奇演了这么出戏呢？他当时醉得可以，但是他还是有脑子的。在人们发现菲利普斯被杀前，他先找到了那支枪，拿出来给别人看，所以当时我们都认为那支枪是别人栽赃——用它杀了人又藏在亨奇的枕头底下。后来我们才看到那具尸体。这样亨奇的故事我们就都信以为真了，合情合理，世界上哪儿有这样的傻子，把凶器搁在枕头底下的？我们都相信是凶手把枪藏在那儿，换了亨奇的枪逃走。假如亨奇扔掉的枪是杀了人的那支，他还能不受猜疑？只有照他现在的做法，才能叫我们不认为他有杀人嫌疑。叫我们都以为他是个醉鬼、白痴……到外边去的时候敞着门，叫人那么容易地栽了赃。”

他等着我的反应，微微张着嘴，叼着烟，擎着一只长满雀斑的胳膊，两只浅蓝眼睛露出些得意神情。

“好了。”我说，“反正他也承认人是他杀的，再讨论这些事关系也不大了。他要不要找人辩护？”

“当然了。我想他会的，巴勒莫没准儿会给他找个律师。我说不准。”

“巴勒莫干吗这么给他使劲？”

“他挺喜欢这个人的，再说巴勒莫有钱有势，做这种事不算什么。”

我说：“我懂了。”我站起身来。斯潘格勒斜着眼睛瞟了我一眼。“那个女人呢？”我问。

“始终闭着嘴，一句话也不说。是个很精明的人。我们拿她也没办法，你又不能跟她较劲。干我们这行的也得讲究行规。我想你不会不知道。”

“她也是个金黄头发的高个子。”我说，“当然，已经不年轻了，但也是那么个类型。巴勒莫对她大概不会感兴趣吧？”

“我从来没有往那方面想。”布里兹说。他想了一会，不以为然地说：“这里头不会有戏的，马洛，那个女人不够档次。”

“好好包装一下，再少喝点儿酒，你就保证没戏了？”我说，“多高的档次用酒精一泡也都没了。你找我还有别的事吗？”

“大概没别的了。”他把雪茄翘起来，盯着我的眼睛说，“倒不是我不想听听你的故事，只不过现在这件事已经有了新发展，我也就没有绝对权力非叫你交代什么不可了。”

“你挺够朋友的，布里兹。”我说，“你也是的，斯潘格勒。祝你们两位工作顺利。”

他俩看着我走出办公室。

我乘电梯下到底层大理石前厅，走出办公楼，把自己的汽车从警察局的停车场里开了出来。

24

皮埃特罗·巴勒莫先生正在一间屋子里坐着。这间屋子如果没摆着一张桃花心木大书案、墙上没有镶在金色镜框里的一副三联圣画和一个巨大的象牙乌木十字架的话，简直就成了维多利亚时代的客厅了。屋子里摆的是一张用马鬃填塞起的沙发椅，桃花心木雕花椅子，椅背上铺着纱罩。灰绿色大理石壁炉架上有一个金箔外壳的台钟，墙角还立着另一口祖父时代的大座钟，钟摆懒洋洋地滴滴答答摆动着。一只玻璃圆罩底下扣着几枝蜡花，摆在一张大理石桌面、弧形桌腿的椭圆桌子上。地毯非常厚，织着很多碎花图案。此外，屋子里还有一架多宝阁，摆着各式各样的小古董：细瓷茶杯、小瓷人、象牙和花梨木雕刻的小玩意、绘花盘子、一套美国早年制造的盐罐、胡椒瓶等等。

这位高大的意大利人生着皮肤油黑，有一头漂亮的铁灰色头发。他看了看我的名片说：“我十二分钟以后还有事。你找我有什么事，马洛先生。”

“我就是昨天发现了街对面那具尸体的人。死者是我的朋友。”

他的两只冷峻的黑眼睛上下打量了我一会儿，开口说：“你告诉卢克的是另一个名字。”

“谁是卢克？”

“替我管理那幢公寓的。”

“我跟陌生人打交道的时候，用不着把底儿都交了，巴勒莫先生。”

“挺好，那你跟我打交道呢？”

“跟你就不同了。你有地位，是个大人物。你昨天看见我了。你向警察描述了我的样子，非常确切，他们说。”

“是的，我的眼力很好。”他一点儿也不露感情地说。

“你昨天还看见了一个金黄头发的高个子女人从那边走出来。”

他又端详了我一阵。“不是昨天。是两三天以前。我昨天告诉警察了。”他用瘦长的手打了个榧子。“这群雷子，呸！”

“你昨天还看见别的什么生面孔没有，巴勒莫先生？”

“这座楼还有个后门，也有人走出走进。二层有个楼梯通向后门。”他看了看手表。

“那就没什么了。”我说，“今天早上你见到亨奇了？”

他抬起眼皮，目光懒懒地在我脸上转了一圈。

“警察把这个也跟你说了，啊？”

“他们告诉我你说服了亨奇，叫他招认了。说亨奇是你的一个朋友。当然了，他们没说他是你的多么要好的朋友。”

“亨奇招认了，啊？”他笑了，脸上突然闪现出亮堂堂的笑容。

“只不过杀人的并不是亨奇。”我说。

“不是他？”

“不是。”

“这就有意思了。说下去，马洛先生！”

“亨奇的交待都是胡说。你叫他这样做显然有你的理由。”

他站起来，走到门口，喊了一声：“托尼。”

他又坐到自己的椅子上。一个身材矮壮、相貌凶悍的汉子走进屋子，看了我一眼就坐在靠墙摆着的一把直背椅子上。

“托尼，这是马洛先生。这是他的名片。”

托尼走过来拿起我的名片，又回到他的椅子上。“你好好看看这个人，托尼。别把他忘了，啊？”

托尼说：“你放心吧，巴勒莫先生。”

巴勒莫说：“你说死者是你的朋友，啊？一个好朋友，啊？”

“是的。”

“真糟糕。可不是，太糟了。我告诉你点儿事。朋友永远是朋友。我跟你说的，你别跟别的人说。别告诉那些混蛋警察，啊？”

“不告诉。”

“你可答应我了，马洛先生。答应了就一定不要忘了，你不会忘记吧？”

“我忘不了。”

“托尼，他现在看见你就不会忘记你了。懂不懂我的意思？”

“我向你保证。你跟我说的只有咱们两人知道。”

“那就好了。OK。我生在一个大家庭里。一大群兄弟姐妹。我有一个兄弟，非常坏。差不多跟托尼一样坏。”

托尼笑了笑。

“好吧。我的这个兄弟就猫在街对面的公寓里，但他得挪个地方了，因为那幢楼的门槛都快让警察踩坏了。这可不好。他们刨根问底地问个不停。这对我的坏兄弟很不好。你明白我的意思吧？”

“是的。”我说，“我明白。”

“好，这个亨奇也不是好东西，但是挺可怜的。就会喝酒，没有工作。付不起房租。我有的是钱。我就说，亨奇，咱们商量商量。你就承认了吧。你喝醉了，已经有两三个礼拜喝得天昏地暗了。你就坐几天班房。我给你请个律师。你再把你招认的事推翻了。你当时说的都是醉话，是骗骗警察的。等法官把你放出来以后你来找我好了。你的事都包在我身上了，怎么样？亨奇答应了，他就招认了。这就是事情的经过。”

我说：“再过两三个星期你的坏兄弟早就走远了，再也找不着他了。警察多半也把菲利普斯谋杀案当做悬案搁置起来了。是不是这么回事？”

“是这样的。”他又笑了。他笑得挺高兴，挺热火，像是死神之吻。

“亨奇的事没有什么可说的了，巴勒莫先生。”我说，“可是我那位朋友的事还不能了结。”

他摇了摇头，又看了看他的手表，我站起身来。托尼也站起身来，他站起来不是想要干什么，只不过站起来比坐着好，出手快得多。

“你们这些人有一个通病。”我说，“干什么事都要把它弄得神秘兮兮的。就是咬一口面包也得先发一个暗号。我要是到警察总局把你刚才说的告诉他们，一定会让他们笑掉大牙。我也会跟着他们笑痛了肚子。”

“托尼可不是个爱笑的人。”巴勒莫说。

“世界上有很多很多不爱笑的人，巴勒莫先生。”我说，“你应该知道。你把他们不少人都安插到什么地方去了。”

“这是我自己的事。”他说，使劲耸了一下肩膀。

“我答应你的事会做到的。”我说，“有一点我不妨说在前头。万一你对我产生怀疑，我劝你别急急忙忙就把我算计成你这家殡仪馆的一宗生意，我在我那一带也算个人物吧。如果事情闹拧了，你没做到我的买卖，做到托尼的了，你可就无利可图了。”

巴勒莫笑了。“说得好。”他说，“托尼。一次葬礼。我有一桩生意做了。就这样吧？”

他站起身，伸出手来。他的手热热火火，也很有力气。

25

在贝尔方特大楼的前厅里，在那个亮着灯的电梯里，我已经见过几次面的那个历史老人仍然一动不动地坐在一把帆布椅子上。我走进电梯，招呼他开到六楼。

电梯摇摇晃晃地行动起来，费尽力气往上爬。它在六楼停住。我走出电梯间，老人探出头来，啐了口唾沫，哑着嗓子说：“出什么事啦？”

我像个机器人似的一下子把整个身子转过来，我瞪着眼睛看着他。

他说：“你今天穿了一身灰。”

“可不是。”’我说。

“看着漂亮。”他说，“你昨天穿了一身蓝，也不错。”

“你还注意到什么了？”我说。

“你昨天去八楼。”他说，“两次。第二次去已经很晚了。下楼的时候你是从六楼上的电梯。你走了没一会儿那些穿蓝制服的人就来了。”

“现在上头还有吗？”

他摇了摇头。他的脸一点儿表情也没有。“我什么也没跟他们说。”他说，“现在再说也晚了。他们得把我这把老骨头折腾得散了架。”

我说：“为什么？”

“为什么我当时没说？我讨厌这些当公差的。你跟我说话挺讲礼貌。很少有人对我客气。见鬼啦，我知道你跟那个人被杀没什么关系。”

“我对不起你。”我说，“非常对不起。”我拿出一张名片递给他。他从衣服口袋里掏出一副金属框老花镜，架在鼻梁上。他举着我的名片。离眼睛足有一英尺远。他看得很慢，一边念一边动着嘴唇。最后他又从眼镜框上边看了我一眼，把名片递给我。

“还是给你吧。”他说，“万一我不小心把它掉了呢？我猜想，你干的这种事一定挺有意思。”

“有意思，也没意思。能问问你贵姓吗？”

“格兰蒂。就叫我波普吧。那个人是谁杀的？”

“我不知道。你注意到有什么人上楼下楼没有？有点儿刺眼的人或者你从来没见过的人？”

“我平常不注意看人。”他说，“我注意到你也是碰巧了。”

“比方说，一个高个子金黄头发女郎，或者一个瘦高的男人，三十四五岁，留着络腮胡子？”

“没有。”

“出事前后，上下楼的人都得坐你的电梯吧。”

他点了点头。“除非他们走消防梯。消防梯通到楼下一条小巷，可是有一扇门用铁拴锁着。要想进楼还是得走正门，可是电梯间后边有一道楼梯通到二楼，可以从二楼再走消防梯。这样上楼就没人看得到了。”

我点了点头。“格兰蒂先生，我不知道一张五元的钞票对你有用没用——这不是贿赂，而是一位好朋友对你表示的一点儿敬意。”

“太用得着了。我就喜欢大胡子林肯。”

我给了他一张五元的票子。那上面果然印着林肯总统的肖像。

他把这张钞票折了两下，塞到衣袋最里头。“你真是太好了。”他说，“我希望你别把我当做一个多么爱占便宜的人。”

我摇了摇头，顺着楼道往前走，一边读着门上的姓名：E.J.布拉斯柯维茨博士，按摩医师；达尔顿与李斯，打字服务；L.普利德威龙，会计师。后面有四扇门没有写姓名。再以后是摩斯邮递公司。又是两扇没有姓名的门。最后我看到了：H.R.蒂格尔，牙科实验室。这间屋子同两层楼上莫宁斯塔尔的办公间位置差不多，只不过屋子的格局不一样。蒂格尔只有一扇门，同下一扇门中间隔着一段墙。

门柄扭不开。我敲了两下，没有人回答。我又用力敲了几下，仍然没有回应。我又走回到电梯间。电梯还在六楼停着。波普·格兰蒂看着我走过来，好像从来没看见过我似的。

“知不知道H.R.蒂格尔是怎样一个人？”我问。

他想了一下。“粗壮，岁数已经不小，衣服邋邋遢遢，黑指甲缝，跟我一样。对了，我今天没看见他来。”

“你说，管房子的能不能让我进他的屋子看看？”

“那个人心眼多。最好别碰这个钉子。”

他慢慢地转过头去，回头看了一眼电梯一侧的板壁。就在他的头上面，挂着一个大铁环，铁环上系着一把钥匙——这幢楼房的万能钥匙。格兰蒂的脑袋又转回来。他站起身说：“我得到厕所去一趟。”

他离开了电梯。等到厕所的门关上以后，我从板壁上取下那把钥匙，走回到蒂格尔的实验室。我把门锁打开，走了进去。

外间屋子没有窗户，布置极其简单。看来房主人在这方面能怎么省钱就怎么省钱。两把椅子，一盏廉价的落地灯，一张桌面满是划痕的木头桌子，上面摆着几本旧画报。门在我身后关上以后，屋子立刻变得漆黑，只有从磨砂玻璃门外透进来的一点儿过道上的灯光。我拉开落地灯上的拉链开关，走到把里面一间屋子隔开的一扇门前头，这上面写着H.R.蒂格尔的名字和私人办公室的字样。这扇门没有上锁。

这是一间方方正正的屋子。两扇窗户都没挂窗帘，窗棂上积满灰尘。一把转椅，两把涂漆的直背木椅，一张平顶办公桌，桌上只摆着吸墨纸架、钢笔架和一个圆形玻璃烟缸，缸里积满烟灰，办公桌抽屉里有些废纸、几个曲别针、橡皮筋、铅笔头、四枚没有用过的两分面值邮票、几张印着字头的信纸、信封和账单。

另外，屋子里还有一个字纸篓，我花了十分钟把纸篓里的废物一一检查了一遍。最后我觉得我已经弄清楚H.R.蒂格尔是干什么的了。他是个牙科技师，替这个城市中一些生意清淡的牙科医生干一些零碎活儿。想象得出，他的主顾都是在哪家商店的二楼上开个简易诊所、没有能力与资金自己制作假牙的医生。他们到蒂格尔这个作坊来，价钱既便宜，还能赊账。

我没有白搜寻，还是找到一件东西——蒂格尔的住址。他住在托伯尔曼大街一三五四B号。这是我在一张交煤气费的收据上发现的。

我伸直腰，把垃圾和碎纸装回字纸篓去。我走到标明“实验室”的屋门前边。这扇门装着耶鲁牌新门锁，我的万能钥匙打不开。我只好不进去了。我关上外屋的落地灯，走出蒂格尔的屋子。

电梯已经到楼下去了。我按了电钮把它叫上来。我斜着身子走进去，没有叫波普·格兰蒂看到我手中的钥匙。我把钥匙偷偷挂在他的头上。钥匙圈丁零地响了一下，格兰蒂脸上露出了笑容。

“他已经走了。”我说，“多半是昨天晚上就远走高飞了，带走了不少东西。他的办公桌已经空了。”

波普·格兰蒂点了点头。“拿走了两只手提箱。要不然我也不太注意。平常他总是提一只手提箱。我猜想他是去给人送货。”

“送什么货？”我这只是随便问问，没话找话。

“给人送那些安上一点儿也不合适的假牙呗！”波普·格兰蒂说。“给我这种穷鬼镶的牙。”

“你不会注意这些的。”我说。这时电梯已经停在楼下，电梯门正在吱吱呀呀地开着。“要是五十英尺以外有一只小蜂鸟，你是不会注意它眼睛是什么颜色的。”

他笑了。“这个人干了什么事了？”

“我这就到他住的地方去看看。”我说，“我估计他已经溜之大吉啦。”

“我倒愿意跟他换换位置。”波普·格兰蒂说。“哪怕他一到旧金山就被抓起来呢，我也愿意跟他调换个位置。”

26

托伯尔曼街是一条尘土飞扬的很宽的马路，在驶过皮克区后的一段路上。一三五四B号是这条马路路南一座黄白色楼房楼上的门牌。另外一个门牌是一三五二B。这座楼房的入口有一个棚廊，楼下两户人家的大门各在棚廊一端，遥遥相对。我按了半天一三五四B的门铃，一直没有动静。我仍然不住手，因为我知道在这种住宅里一定会有一位好奇的邻居从哪扇窗户后边往外窥视，迟早他会出面搭话的。

果然，一三五四A的门开了，一位目光明亮、个子不高的女人站在门里边看着我。她一定刚刚洗完头，卷曲的黑头发上别满了卡子。

“你找蒂格尔先生？”她尖声问道。

“先生、太太都成。”

“他们昨天晚上度假去了。很晚才走的，装了一车东西。叫我告诉送牛奶的和送报的都别送了。他们走得匆匆忙忙，好像是突然决定的。”

“谢谢你。他们开的是什么车？”

“你是他们的朋友吗？”这位邻居显然起了疑心。她没有正面回答我的问题。

“算了，没关系。”我说，“我们只是想把钱要回来。他们开的车早晚我们会弄清楚的。”

女邻居似乎还想跟我说点儿什么，但是我已经回到我的汽车旁边。我上了车，向好莱坞方向驶去。

我的办公室里没有人等我。我打开里面一间屋子的门，开开窗户，坐在椅子上。

又一天已经快到尽头，屋子里空气凝滞、沉闷，外面街上驶向归程的汽车轰轰鸣响。我一个人坐在办公室里，捧着一杯酒，检查这一天寄来的邮件。四张商业广告，两份账单，一张从圣罗莎一家旅馆寄来的漂亮的风景明信片。去年为了办一个案子我曾在这家旅馆住过四天。一个名叫皮博迪的人寄来一封用打字机打的信，自称能根据嫌疑人的笔迹核定该人精神特征，并按照弗洛伊德和荣格的理论说明该人属于哪一类型。这封信里还附寄了一个贴好邮票的信封叫我回信。

我把邮票撕下来，把信封同信扔在字纸篓里。但转而一想，在这个世界上靠弗洛伊德学说混饭吃也不容易。于是我又取出一个新信封写好皮博迪先生的姓名地址，拿出一张一元钞票，夹在一纸白纸里，在纸上写下“这是我最后的捐助，下不为例”。我签了名，把信封好，贴了邮票。我又给自己倒了一杯酒，装好烟斗，坐在椅子上抽烟。没有人进来找我，没有人打电话来，没有任何事情发生，没有人关心我是死了还是踏上一次长途旅程。

街上汽车的吼叫声逐渐平静下来。天空变得暗淡。西方可能布满了红霞。离我住的地方一个街区远的一幢楼的楼顶上，一只霓虹灯过早地闪烁起来。楼下小巷一个咖啡厅的排风扇轰轰隆隆地转动个不停。一辆货车在巷子里装满东西，倒车出去，吼叫着驶上大街。

最后，最后，电话铃响起来。我拿起话筒，听到一个声音说：“是马洛先生吗？我是肖先生，布里斯托尔大楼。”

“肖先生，你好吗？”

“我很好，谢谢，马洛先生。有一位年轻小姐想进你的住所去。我不知道她有什么事。”

“我也不知道，肖先生。不是我请她来的。她告诉你姓名了吗？”

“啊，是的。她姓戴维斯。梅尔·戴维斯小姐。她现在——我怎么说呢？紧张得快歇斯底里啦。”

“让她进去吧。”我很快地说，“我十分钟就回去。她是我的一个主顾的秘书。找我谈一件公事。”

“好吧。我要不要——陪着她坐一会儿？”

“随你便吧。”说完了我就把电话挂断。

盥洗室的门没有关着，经过门口时，我在镜子里看到我的一张肌肉绷紧、神情激动的脸。

27

我扭动钥匙打开房门，肖已经从长沙发上站起身来。肖的个子很高，戴着眼镜。他是个秃脑门，前额高大，所以两只耳朵给人一种要坠下来的感觉。肖总是满脸含笑，对谁都极客气。

那个姑娘正坐在我的棋桌后面的一把安乐椅上。她什么也没做，只是在那里干坐着。

“啊，你来了，马洛先生。”肖叽叽喳喳地说，“可不是，戴维斯小姐跟我刚才谈得很有意思。我告诉她我们家原来是从英国来的。她没有说她祖辈是哪儿的人。”肖一边说一边向门口走去。

“谢谢你替我招待客人，肖先生。”我说。

“别客气。”他又喳喳地说，“千万别客气。我走了。我的晚饭，可能——”

“再一次向你表示感谢。”我说。

肖点了点头，离开我的屋子。房门关上以后，他脸上那副不自然的笑容似乎仍然滞留在我的房间里。

我招呼了一下梅尔。“哈啰。”我说。

她也回答了一句“哈啰”。她的声音很平静，也很严肃。今天她穿了一身浅棕色上衣和裙子，戴着宽檐草帽，帽子上系着棕色天鹅绒帽带，这同她的皮鞋和亚麻布皮包颜色很相称。她的帽子向后扬着，这副时髦的样子对她说来是不寻常的。她没戴眼镜。

如果不看她的脸，梅尔没有任何反常的地方。首先叫人注意的是她的两只眼睛：目光僵直，瞳孔很小，被眼白包在中间。她转动眼珠的时候，直僵僵地极不自然。她的嘴角闭得很紧，上唇中部不断掀起，露出门牙，倒好像被一条无形的线一再牵拉似的。有时上唇掀得过于厉害，于是整个下脸盘就抽搐起来。一阵抽搐过去，她的小嘴巴又紧紧闭住，直到下一次循环。此外，她的脖颈也不太对头。她的脑袋总被脖子往左边拉扯，一直倾斜到四十五度角。之后，整个脖颈一阵颤抖，脑袋才恢复到正常角度。

前边描述的两个反常动作，再加上身体僵直不动，双手紧握，目光呆滞，这一景象叫人看到也会浑身不自在，发根发麻。

在她坐的椅子和放棋盘的小桌前头，是我的书案，我装烟丝的铁盒就摆在书桌上边。我从衣服口袋里掏出烟斗，准备从装烟丝的盒子里抓一把烟丝。我不得不先走到棋桌前头，她随身带的一只手提包也在棋桌上。我走近她身边的时候，她差一点儿跳起来。幸好，她很快又恢复了老样子，甚至还勉强对我笑了笑。

我装好烟斗，划了枝火柴把烟点燃。我摇了摇手中的火柴，把它熄灭，我静静地站在她前面。

“你今天没戴眼镜。”我说。

她回答我的时候声音很平静。“噢，我只是在屋子里的时候才戴，为了阅读。眼镜在我的包里头呢。”

“你现在也是在屋子里。”我说，“你还是戴上吧。”

我随随便便地把她的手提包拿过来。她没有动。她没有看我的动作。她的眼睛一直盯着我的脸。打开提包的时候，我把身体稍微转了转。我把她的眼镜盒取出来，从桌面上出溜给她。

“戴上吧。”我说。

“好吧，我戴上。”她说，“可是我得先把帽子摘下来……”

“好，那就先摘下帽子。”我说。

她摘掉帽子，放在怀里。后来她想起要戴眼镜，可是又把帽子忘了，她拿眼镜的时候，帽子又掉在地上，戴上眼镜她的神情自然多了。

在她做这些事的时候，我从她的提包里取出那支手枪，塞进我裤子的后口袋，我估计她没有看到。前天我曾经在她的写字台右角的抽屉里看到一支核桃木柄、点二五的柯尔特。我想现在我藏起来的还是那一支。

我走到长沙发前头坐下。我开口说：“好了，咱们又见面了，现在干什么？你饿不饿？”

“我到瓦耶尼先生住的地方去了。”她说。

“噢。”

“他住在舍尔曼橡树林，艾斯卡米罗大道的尽头。那条道已经到头了。”

“大概已经到尽头了。”我说了句毫无意义的话，试着喷了个烟圈儿，可是没有成功。我脸颊上的一根神经突突地跳着，好像一根弹簧。我不高兴这根神经这么跳。

“可不是。”她说。声音仍然很平静，可是上嘴唇都仍然一下一下地往上跳，下巴也仍然左右摆动。“那地方静极了。瓦耶尼先生在那儿已经住了三年了。以前他住在好莱坞山，住在钻石街上。那时候他跟一个别的人合住一幢房子。可是他们合不来，瓦耶尼先生说。”

“这是可以理解的。”我说，“你认识瓦耶尼先生多久了？”

“我认识他八年了。我不太了解这个人。只不过每隔一段时间，我就得给他送——送一个小包去。他愿意叫我把包送过去。”

我又试着喷烟圈，还是没喷成。

“当然了。”她说，“我从来没喜欢过他。我害怕他会——我怕他——”

“可是他并没有。”我说。

梅尔的脸第一次表现出正常人的表情——惊讶。

“没有。”她说，“他没有，就是说，他没有真的做出什么来。但是他总是穿着睡衣。”

“随随便便。”我说，“整个下午就那么穿着睡衣游游荡荡。是这样的，有的人就是运气好，用不着操劳就能有钱。”

“那他得知道点儿什么。”她非常严肃地说，“知道一件什么事，别人就得给他钱。默多克太太待我太好了，你说是不是？”

“她待你是挺好的。”我说，“你今天给他带去多少钱？”

“就带了五百。默多克太太说她就节省出这么多钱来。我看那也不都是她省出来的。她说这件事非得结束不可了，不能再这么继续下去了。瓦耶尼先生总是答应说这是最后一次，可是下次他又开始了。”

“他们这些人都是这样的。”我说。

“所以只有一件事好做了。其实这几年我早就知道该这么做了。这都是我的错，而默多克太太对我又那么好，反正我就是做了也不会比我经历的更糟了，不是吗？”

我抬起一只手，使劲揉我的脸颊，我想不叫那根神经再跳动。她没有注意我回答没回答她的问题，只顾说下去。

“所以我就那么干了。”她说，“他穿着睡衣躺在那儿，身边搁着一杯酒，他对我笑。他让我走进他的屋子，他自己根本没有站起来。大门上插着把钥匙，不知是什么人留在那儿的，那是——那是——”她的话在嗓子里卡住了。

“那是开房门的钥匙。”我说，“所以你就自己开门进去了。”

“是的。”她点了点头，脸上几乎露出笑容来。“我发现那也不是什么困难的事儿。我甚至不记得听见什么声响。当然了，肯定响了一声，而且是很大的声音。”

“我想是的。”我说。

“我一直走到他跟前，怕我瞄不准。”她说。

“瓦耶尼先生做什么了？”

“没有做什么。他就是对着我笑，好像是。就是这么回事儿。我不想再回默多克太太那儿去了。不想再给她找麻烦，也给莱斯利找麻烦。”她说莱斯利这个名字的时候，声音非常轻。她停了一会儿，全身轻微地颤抖着。“所以我就到你这儿来了。”她说，“我按了门铃，发现屋子里没人。我就找到管房子的经理，叫他让我进来了。我在这儿等着你。我知道你会告诉我做什么。”

“你在他那儿的时候，你的手都摸什么了？”我问，“你还记得起来吗？我的意思是，除了前门以外还碰到什么地方了？是不是从房门进去，又从房门走出来，什么也没碰？”

她开始思索起来，她的脸不再抽搐了。“啊，我想起了一件东西。”她说，“我把灯熄了。在我离开以前。是一盏灯，灯光向上照着，挺大的电灯泡。我把那盏灯关上了。”

我点了点头，对她笑了笑。马洛笑了，马洛非常高兴。

“这是什么时候——多久以前？”

“噢，就是我到这儿来以前。我是开车来的。我开的是莱斯利·默多克太太的车，你昨天问过我这辆车的事。我忘了告诉你，她离家出走没有把车开走。也许我告诉你了。没有，我记得我没告诉你。”

“咱们算一下。”我说，“开车到我这儿来路上要花半个小时，你在我这儿待了大概有一个小时了。所以你离开瓦耶尼住的地方多半在五点半左右。你说你把灯熄了。”

“是的。”她又点了点头。她非常高兴这件事她记得那么清楚。“我把灯关上了。”

“你要不要喝一口酒？”我问她。

“噢，不喝。”她使劲摇着头，“我从来不喝酒。”

“你不介意我自己喝一杯吧？”

“当然不。我为什么介意？”

我站起来，又仔细端详了她一会儿。她的嘴唇仍然撅着，脑袋仍然向一侧抽搐着，可是已经不那么厉害了。

我不知道她这种情况还要继续多久。也许叫她多说些话可以缓解她的紧张情绪。谁也不知道，一个人受到惊吓以后需要多久神经才能平复下来。

我说：“你的家在什么地方？”

“你问什么？我不是跟默多克太太住在一起吗？在帕萨迪纳。”

“我是问你的老家。你家里人在哪儿？”

“我父母住在威奇塔。”她说，“可是我不回家，从来没回去过。有时候我写一封信，我已经有好多年没看见他们了。”

“你父亲是做什么的？”

“他开了个给小猪小狗治病的医院。他是兽医。我希望我干的事别让他们知道。上一次的事他们也不知道。默多克太太没让任何人知道。”

“也许用不着叫他们知道。”我说，“我去倒一杯酒来。”

我绕过她坐的椅子走进厨房。我把杯里剩的一点儿酒倒掉，给自己调了一杯真正像样的。我把酒杯放下，从裤子口袋里取出那支小手枪来。我看到这支枪上着保险。我闻了闻枪口，取出子弹夹来。枪膛里还有一颗子弹，但这种枪的结构是，一旦子弹夹取出来，枪膛的子弹就不能发射了。我仔细看了看枪膛里那颗子弹，发现它已经卡在弹道上了。看来子弹的尺寸好像大了一号，是点三二口径的。子弹夹里几颗子弹都是点二五的。我把枪上的零件装好，走回起居间去。

我没听到任何声音。那个姑娘身体向前俯着，已经失去知觉了。我把她扶正摘下她的眼镜。我把一块手绢折叠起来，塞到她的嘴里，以防她苏醒过来的时候，咬伤舌头。我走到电话机前，给卡尔·摩斯挂了个电话。

“医生，我是菲利普·马洛。你那儿还有病人吗？”

“差不多看完了。”他说，“我正要走。有事吗？”

“我在家里。”我说，“布里斯托尔公寓楼四○八号，我想你还记得。我这儿有个姑娘晕过去了。我倒是不怕有人晕过去，我害怕她抽起风来。”

“别给她酒喝。”他说，“我马上过去。”

我把电话挂好，在她身旁跪下，开始替她揉太阳穴。她慢慢睁开眼睛，嘴唇又开始往上吊。我把手绢从她嘴里抽出来。她看了看我，开口说：“我到瓦耶尼先生那儿去了。他住在舍尔曼橡树林。我——”

“我把你抬到沙发上躺一会儿好不好？你知道我是谁——马洛。昨天我还去过你那里，问了不少傻问题。”

“哈啰。”她说。

我把她抱起来，她直挺着身体，但是没出声。我把她放在长沙发上，把她的裙子在腿上盖好，又在她头下放了个枕头。我捡起她的帽子，刚才她晕过去的时候把帽子压扁了，我把她的帽子整平，放在桌子上。

在我做这些事的时候，她一直侧着头看着我。

“你去叫警察了吗？”她低声问道。

“还没顾得上。”我说。

她有一点儿吃惊。我不敢说她是不是觉得这对她是一种伤害。

我打开她的手提包，身子转过去，用脊背对着她，把她的那支枪放进去，我顺便检查了一下提包里另外一些东西：几块手绢、一支唇膏、一个银制的红珐琅脂粉盒、一沓手纸、一个钱包，装着一些硬币和几张纸钞。提包里没有纸烟，没有火柴，也没有剧院的门票。

我拉开手提包后面的拉链。这里面装着她的驾驶执照和一沓钞票，十张五十元的大钞。我看了一下，没有一张是全新的，钞票用一根橡皮筋捆着，外面包着一张纸。我把纸打开，读了一下。纸上的字是用打字机打出来的，写着当天的日期。这是一张普通的收据，收款人签名承认收到五百元现款。看来永远不会有人在收据上签字了。我把这笔钱同收据一起放进我的口袋里。我关上手提包，看了看躺在沙发上的姑娘。

她正在看着天花板，脸上的抽搐仍然没有停止。我走进卧室，拿了一块毛毯盖在她身上。

我到厨房去又给自己斟了一杯酒。

28

卡尔·摩斯医生是个高大魁梧的犹太人，眼睛努努着，蓄着希特勒式的上须。这个人性格沉稳冷静，简直像座没有感情的冰山。他把帽子和提包放在一把椅子上，走到沙发前面，目不转睛地观察了一会儿躺在上面的姑娘。

“我是摩斯医生。”最后他开口说，“你觉得怎么样？”

她说：“你不是警察吗？”

摩斯医生俯下身，号了号她的脉搏，接着又站在那儿观察她的呼吸。“你什么地方不舒服，小姐——”

“戴维斯。”我说，“梅尔·戴维斯小姐。”

“没有哪儿不舒服。”她望着医生说，“我——我都弄不清为什么我在这儿躺着。我还以为你是警察呢。你知道，我杀了一个人。”

“谁都可能有这种冲动，这很正常。”他说，“我就杀过十来个人。”

她翘起嘴唇，转过头来望着他。

“你知道，你是不该这么激动的。”他温柔地说，“你觉得身上这根那根神经在跳动，于是你就把它看得非常严重、非常戏剧化了。你是可以自己控制住的，如果你愿意的话。”

“我可以吗？”她低声说。

“如果你愿意的话。”他说，“你不用非忍着不可，顺其自然吧。你是说，身上没有什么不舒服的地方，啊？”

“没有。”她摇了摇头。

摩斯医生拍了拍她的肩膀，走到外间厨房里去。我跟在他后面，他的屁股靠着洗碗池，冷冷地望着我，问：“怎么回事？”

“她是我的一位雇主的女秘书。住在帕萨迪纳的默多克太太。这个女人简直可以说没有人性。大约八年以前，有个男的对梅尔不太老实。我不知道不老实到什么程度。后来——我不是说紧接着那件事以后，后来就在这段时间，这个人从楼上一扇窗户后面摔下去了，或者跳下去了。从那个时候起，她就绝对忍受不了哪个男人再碰到她——我是说无意中接触到她身体，她也受不了。”

“嗯——哼。”他的两只鼓眼睛继续审视着我。“她是不是以为那个人是因为她才跳楼的？”

“我不知道。那人死了以后，默多克太太成了寡妇，后来她又结了婚，第二个丈夫现在也死了。梅尔一直跟着她过。这位老太太对她就像一个粗暴的家长对待淘气的孩子似的。”

“我明白。感情上受到巨大惊吓，无意识地总想逃回到儿童时期。如果默多克太太常常呵斥她，那就更加剧了她这种倾向。把自己当做孩子，寻求大人的庇护。”

“咱们有必要研究心理问题吗？”

他平静地对我笑了笑。“问题在于，这位姑娘显然精神出了问题。一部分是外因诱导，一部分是她自己有意寻求。我的意思是，这样做她可以从中找到乐趣，即使她并未意识到这一点。咱们现在别说这个了，这对当前的情况并不重要。她怎么说杀了个人？”

“有一个住在舍尔曼橡树林的人叫瓦耶尼。这人似乎一直在进行敲诈。梅尔隔三差五就得给他送一笔钱去。她很怕这个人。我见过这个瓦耶尼，是个恶棍。今天下午她又去了，后来她说她把瓦耶尼杀了。”

“为什么杀了他？”

“据她说，她不喜欢那个人对她笑的样子。”

“用什么杀的？”

“她的提包里装着一支枪。但是假如她真的杀了瓦耶尼，也不是用那支枪杀的。枪膛里的子弹口径不对，根本发射不出去，而且我也没闻见火药味。”

“这对我来说太复杂了。”他说，“我只是个医生。你要我来做什么？”

我没理会他的话，接着说我的故事：“还有，她说瓦耶尼屋子里亮着灯。当时是下午五点半钟，夏天晴朗的午后。死者穿着一件睡衣，房门的锁孔里上插着钥匙。他没有站起来给她开门，只是坐在那对她笑。”

摩斯医生点了点头。他叼起一支纸烟，点着。“假如你希望我告诉你，她是不是真的相信自己杀了人，我无法告诉你。但从你给我描述的情况看，那个人多半已经叫人打死了。我说得对不对？”

“我没去看过，老兄。那人已经死了，看来这是无可置疑的事。”

“如果她认为是她把那个人杀了，而不是在做戏——上帝啊，像她这类人真是会演戏！——那就说明，杀人的想法在她脑子里早就存在着。她也许有一种犯罪情结。希望自己受到惩罚，希望为某一真实的或者想象中的犯罪赎罪。我现在再问你一遍：你要我做什么？她没有生病，她不是疯子。”

“她不回帕萨迪纳去了。”

“噢。”摩斯医生惊奇地望着我，“她有家吗？”

“威奇塔有她的家，父亲是兽医。我可以打个电话过去，但是今天晚上她得在我这儿过夜。”

“我没法替你出主意，她是不是挺相信你的，肯在你的公寓过夜？”

“她是自己决定到我这儿来的，所以我想她愿意留在这儿。”

医生捋着自己又黑又粗的短胡须耸了耸肩膀。“那好，我给她开一点儿镇静剂，咱们让她到床上睡一觉。你自己可以在屋子里仔细想想，跟你的良心进行斗争。”

“我得出去。”我说，“我要到那边去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可是我不能叫她一个人待在这儿。再说也不能叫男人伺候她上床睡觉，连医生也不成。所以你应该找个护士来。我可以到别处去睡觉。”

“好吧。”医生说，“我可以在这儿等着护士来。”

他回到起居间给护士登记处打了个电话，后来又给他老婆打了个电话，在他打电话的当儿，梅尔从沙发上坐起来，握着两只手，放在膝头上。

“我不懂为什么亮着灯。”她说，“屋子里一点儿都不黑。不应该开灯啊！”

我说：“你父亲姓名的全称是什么？”

“威尔布·戴维斯医生。你为什么问这个？”

“你要不要吃一点儿东西？”

卡尔·摩斯在电话机旁边对我说：“明天再让她吃东西吧。她还要好好休息一下。”他打完电话，挂上话筒，去拿他的提包。他手里拿着几粒黄色药片和一点儿棉花走过来。他取来一杯水，把药片递给梅尔，对她说：“把这个吃下去。”

“我是不是生病了？”她看着医生说。

“把药吃了，孩子。”

她把药片拿过来放进嘴里，又拿过水杯喝了几口水。

我戴上帽子，走出房间。

在乘电梯下楼的时候，我想起刚才在她的提包里没有看到汽车钥匙，于是我穿过前厅走向布里斯托尔街。很快我就看到她的汽车了。车斜停在离人行道两英尺远的地方，一辆灰色敞篷福特水星，牌照Z/一一一一号。我记得她曾告诉我这是琳达·默多克驾驶的那辆车。

锁孔上悬着一个皮钥匙圈。我上了车，发动引擎。我看了一下，车里的汽油还很多。这辆小车非常轻快，驶过卡浑加山口以后，它已经长出翅膀来了。

29

谁也不知道艾斯卡米罗汽车道经过短短的四个街区，竟要左右转动三个小弯。这条路非常短，每个街区平均只有五幢建筑，嶙峋的石崖几乎伸到街心上空。在这个季节，山上只生着稀疏的鼠尾草。驶过第五个也是最后一个街区，艾斯卡米罗汽车道又干净利落地向左转了个弯，一头撞在山脚下，连哼也没哼出来就气绝身亡了。最后这个街区有三幢房子，两幢面对面矗立着，第三幢在路尽头。瓦耶尼的住房就是这一幢。我汽车的头灯照射出挂在房门上的钥匙。

这是一所英国式平房，屋顶很高，正面是灌铅窗框的窗户，一边有一间车库，车库前边停着一辆拖车。刚刚升起不久的月亮静静地照在不大的草坪上。一棵高大的橡树紧傍着房屋的门廊。室内没有灯光，至少从房子外边看不见任何灯火。

从这幢房子的位置看，到了下午起居间开起灯来也不是不可能的。我的看法是，在这个幽静的地方，也许可以筑造一座爱情巢穴，却不适宜于瓦耶尼这种进行敲诈勒索的人居住。如果有人来找他寻仇，不管做出什么事来也很难叫人发现。

我把车开进院子的汽车道，掉过头来，以便离开的时候更容易些。后来我又想了想，索性把车开到大路上，开到这个街区的入口处。我下了车，走回院子。房子的大门是用厚橡木做的，包着铁皮。门上没有门环，而是有一把暗锁。我按了一下门铃，铃声在室内空洞地响着。我又走到车库前边，用我的钢笔手电筒向里面照了照。我看见一辆小汽车停在里面。房屋的侧面种着几棵橡树，一棵树下面摆着一张小桌和几把椅子。不远的地方有一个烧垃圾用的铁桶。拖车车门锁着，显然里面不会有人。

我推开前门，仍然叫钥匙挂在锁孔上。进来以后，我在墙上摸索了一阵，找着电灯开关，把它打开。室内安在墙上的几对壁灯立刻发出暗淡的光亮。我首先找到梅尔谈到的那盏照顶灯。这盏灯的灯泡安在一只倒着放的瓷灯罩里，可以发出三种不同强度的光亮。我按动按钮，叫它发出最强的光辉。然后又把壁灯熄灭。

这间屋子后墙有一个门，前面有一个弧形拱门，挂着帷幔，帷幔后面是一个很小的厨房。壁炉设在左首墙壁正中，壁炉两边立着书柜。在这间大屋子里摆着不少座椅：一个墙角两边放着两只长沙发，其他地方放着一把金色椅子、一把桃红色和一把棕色椅子。此外还有一把金棕两色花布蒙面的椅子。椅子前头摆着矮脚凳。

我首先看到的是搭在脚凳上穿着黄色睡裤的两条腿，赤裸的脚腕和穿着深绿摩洛哥山羊皮拖鞋的两只脚。再往上看，是一件深绿色睡衣，腰间系着带穗子的腰带。睡衣的衣袋上绣着姓名缩写字母，一块浆洗得笔挺的白手帕从衣袋边上微微露出两角。一截儿黄色的脖子。头歪向一侧，正好对着墙上一面镜子。我转过椅子看了看镜子，镜子里的一张脸果然正在傻笑。

左边的胳膊和手摆在膝头和椅子扶手之间；右胳膊耷拉在椅子外边，手指尖碰到地毯上，也碰到一把口径点三三的小左轮枪。这种枪枪肚很大、枪口很小。脸的右侧靠在椅背上，但是右边的肩膀却沾满棕黑色血液，连袖口和椅子也染着血迹。

我看他脑袋的姿势摆得不自然，多半是哪个敏感的人不愿看到他那血迹斑斑的脸，所以把它扭过去了。

我抬起一只脚轻轻推动了一下压在他脚下的矮凳。他穿着拖鞋的脚后跟直挺着，并没有随着矮凳移动。看来他的身体已经僵硬了。我又弯下腰摸了摸他的脚踝，脚踝是冰冷的。

这人的右胳膊肘旁边是一个小桌，桌上摆着喝了一半的一杯酒，一只烟灰缸里盛满烟灰和烟头。其中有三个烟头沾着猩红的唇膏印。这是金发女郎喜欢涂的唇膏。

另外一把椅子旁边也有一个烟灰缸，烟灰缸里面只有火柴梗，却没有烟头。

屋子里浓烈的香水味抵不住死亡的气息，尽管那气味已经败退，我却仍然能闻得到。

我巡视了一下这幢房子的其他房间，打开电灯，看完了再把灯关掉，两间卧室，一间摆着浅色的木制家具，另一间的家具是红枫叶色的。看来那间浅色的卧室是备用的。一间很漂亮的浴室，镶着紫红瓷砖，浴室里安装着一个玻璃门的淋浴间。厨房非常小，洗碗池里放着不少空酒瓶和使用过的酒杯。酒杯上面的指纹肯定多得惊人。当然，也许都被有心人抹掉了。

我又走回起居间，愣愣地站在屋子中间。我在琢磨，如果我把这具死尸交上去会有什么结果。交上一具尸体，并且说发现莫宁斯塔尔尸体的也是我，然后溜之大吉？马洛真有本事，一连发现三具死尸，死尸都快没到膝盖上了。而且我无法为自己找出任何合情合理、合乎逻辑的解释！只要我一张嘴，我作为一个自由的侦探的生活也就到头了。不管我现在在办什么事、在侦查什么案子，就都无法再继续下去了。

我又走回到那张花布面的椅子前头，咬着牙，攥住那人的一把头发，把他的脑袋从椅背上拉开。我看到子弹是从太阳穴打进去的。从死人的姿势看，有可能是自杀。但是像路易斯·瓦耶尼这样的坏蛋是不会自杀的。不管受到什么威吓，他都觉得自己更有办法，有恃无恐。

我让他的头回到原来的位置，俯下身，在地毯上擦了擦手。弯腰的时候，我看到瓦耶尼身旁的小桌下面露出一幅相框的一角。我绕过去，用手绢垫着手把相框拿出来。

相框的玻璃已经打碎，它是从墙上掉下来的，我还能看到墙上有一枚挂相框的钉子。我想象得出它是怎样掉下来的。某个人站在瓦耶尼右边，甚至是俯身在他右边，这个人一定跟他很熟，所以瓦耶尼竟无防备。这人突然对着他的右太阳穴开了一枪。可能他被瓦耶尼脑袋迸出的血吓坏了，也可能是由于枪的后坐力，他的身体往后一弹，撞在墙上，于是挂在墙上的镜框掉了下来。杀了人的人或者出于小心，或者是吓坏了，他没有动这只镜框。

我仔细看了看。这是一张不大的照片，极其普通。一个穿紧身上装、长裤，袖口上缀着花边的男人正从窗口向外探着身子。他头上戴着一顶插着羽毛的黑天绒圆帽。这种帽子在若干年前曾经流行过一阵。这人可能正在招呼楼下一个什么人。但是照片并没有把楼下的情景照进去。不知道为什么瓦耶尼的房间里要悬挂这么一张普通照片。

我看看四壁还挂着不少幅画，其中有几张很不错的水彩画，也有几张雕版画——这种画现在似乎已经过时了，墙上一共挂了半打左右的多种画片。但为什么挂这张照片——一个人探身窗口的老照片？

我看了看瓦耶尼。在这个问题上他已经帮不了我什么忙了。一个人探身窗外，很久以前的事。

似乎有一件什么事在触动着我的记忆，但它只是很轻很轻地拂动了一下，像是一根羽毛，或者只是一片小雪花，所以最初我不想考虑它，差点儿就把它放过去了。但突然间咔嗒一声，好像错位的齿轮一下子合了槽，我一下子想起来了。很久以前，八年以前，一个人从一扇高窗里探出身去。他的身子探得太远了一点儿，他掉了下去，摔死了。一个叫霍拉斯·布莱特的人。

“瓦耶尼先生，这出戏你可演得太妙了。”

我把照片翻过来，看到上面写着一个一个的日期和一笔一笔款项。日期延续了几乎八年，数目不同，大多数是五百元，少数七百五十元，两次一千元。最后一行是加起来的总数：一万一千一百元。但是最后一笔瓦耶尼先生却没有收到。这笔钱送来的时候他的小命已经上西天了。八年之久，他拿到的并不算多。看来给瓦耶尼先生钱的人一笔一笔也是抠得很紧的。

镜框后背的厚纸板是用放唱片的唱针卡在镜框上的。两只唱针已经掉了。我把背上的纸板取下来，在纸板与照片之间夹着一个信封。信封的口封着，上面没写字。我把信封拆开。里面是两张方形照片和一张底版。照片是一样的：一个人从窗口探出身来，正张着嘴喊什么。这人的手放在窗口的砖墙上。他的肩膀后面露出一个女人的脸。

这个人面孔瘦削，黑头发。相貌照得不够清楚，他身后的女人同样也是模模糊糊的。他的半个身子倚出窗外，正在高声喊叫。

我拿着这张照片仔细观察每个细节。这里面肯定隐藏一点儿奥秘。我看了又看，终于发现了一点儿不对头的地方。原来这个人的两只手虽然和窗口在一条线上，却是平伸到空中的。他的手并没有握住窗框，也没有接触到镶嵌窗框的砖墙。

他不是探出身去，而是正在往下落。

我把相片装回信封，塞进口袋里。我把镜框、玻璃和原来镶嵌在框子里的照片藏在橱柜里一摞毛巾下面。

就在这个时候，一辆汽车开到门前停住了，接着脚步声从甬道上传了过来。

我赶紧躲进挂在拱门上的帷幔后边。

30

有人打开房门又轻轻把它关上。

片刻寂静，接着就是一声惊呼和恐惧的悲号。

之后听到一个男人愤怒地说：“表演得不错，可也不太好。接着来！”

一个女人说：“上帝啊，是路易斯！死了！”

男人说：“也许我错了，可是我还是觉得这人在发臭了。”

“上帝啊，路易斯死了。看在上帝的分儿上，你得想个办法。”

“是的。”我现在听出来这个男人是艾里克斯·莫尔尼。我听见他说：“我是得想个办法。我想我应该叫你去给他做伴，也给你放点儿血。叫你跟他一样断气，浑身冰凉，叫你一样发臭。不用，我不用那么做。你已经发臭了。你同我结婚才八个月就欺骗我，跟这个流氓在一起鬼混。我怎么会跟你这个贱货结婚？”说到后来他已经是在大声吼叫了。

那个女人又悲啼了几声。

“别表演了。”莫尔尼恶狠狠地说，“你想我为什么把你带到这儿来？你谁也骗不了。几个星期以来一直有人盯着你。昨天晚上你又来了。我今天白天已经来了一趟。我什么都看见了。纸烟头上有你的口红，你喝酒的酒杯。我闭上眼睛也能看到你的贱样，坐在那张椅子的扶手上，摸弄着他那脏兮兮的头发，后来在他还跟你甜甜蜜蜜的时候你把一颗子弹打进他的脑袋里。为什么？”

“噢，艾里克斯——亲爱的——别说这些可怕的话了。”

“别再装这种痛不欲生的样子了，我的大明星！”莫尔尼说，“我现在想知道的是，你是怎么干的这件事。你以为我为什么要带你到这儿来？告诉你，你爱怎么样就怎么样，我对你一点儿也不在乎了，我的亲爱的小天使，金黄头发的杀人犯。但是我还在乎我自己，在乎我的名誉和我的事业。我要知道，比如说，你是不是把枪上的指纹擦掉了？”

又是片刻寂静。接着是一记打耳光的声音。女人悲号了一声，好像痛苦得要命。实际上，她是在精神上受了重大打击，但她假装这一耳光打得非常痛。

“告诉我。”莫尔尼说，“别再演戏了。我自己也演过戏。少来这一套吧。你好好说说是怎样干的，别等我揪着你头发，叫你在地上打滚。你先说说，擦掉没擦掉枪上的指纹？”

女人突然笑了起来。她笑得并不自然，但是声音倒挺清脆，但一下子她就不笑了，说：“擦掉了。”

男人问：“你用过的酒杯呢？”

“也擦掉了。”

说话的声音平静而冷酷。“你把他的指纹印上去了？”

“印上去了。”

男人沉思了一会儿。“也许你还骗不过那些人。”他说，“死人的指纹很难印得那么好，骗不过内行人的。你还擦过别的地方吗？”

“没有。噢，艾里克斯。请你别这么残酷，好不好？”

“别再演戏。叫我看看当时的情况：你站在哪儿，怎么拿着枪？”

女人看来没有照他的话做。

“别管指纹。”莫尔尼说，“我会印得更好一点儿，比你干得内行多了。”

女人从门帘外边走过去，我看见她了。她穿着一件浅绿色裙子，一件黄褐色便装上衣，头上包着猩红色头巾，头巾上绘着一条金色小蛇。她的脸上满是泪痕。

“把枪捡起来。”莫尔尼对她吼道，“让我看看。”

她在椅子旁边弯下腰，拿起枪。她用枪瞄了瞄帷幔的开口，又瞄了瞄房门。

莫尔尼站在那里一句话也没说，连身体也没动。

金黄头发女人的手哆嗦起来，手枪在她手里上下颠动，像在跳舞。她的嘴抽搐了一下，拿枪的胳膊垂下来。

“我下不去手。”她气喘吁吁地说，“我应该把你打死，可是我下不去手。”

她把手张开，手枪哐的一声掉在地板上。

莫尔尼的身影很快从帷幔的开口处走过去，他把那个女人一把推开，又用脚把枪踢回到原来的地方。

“你下不去手。”他粗声粗气地说，“啊，你下不去手。你现在看我的。”

他掏出一块手绢，俯身用手绢垫着拿起枪来。他在枪上按了一下，把枪上的小门打开。他把右手伸到衣袋里，捏出一颗子弹。他用手指尖捏着子弹，把它安到子弹夹里。这个动作他一连做了四次，最后把枪上的小门关好，把手枪放在地板上。他把手绢装进衣袋，直起腰来。

“你没法用那支枪打我。”他说，“因为刚才枪里的子弹已经打光了。现在我又把子弹装上了。弹仓的位置也安对了。从里面射出过一颗子弹。枪上有你的指纹。”

女人静静地站着，一言不发地看着他。

“我刚才忘记告诉你了。”他说，“我第一次来的时候已经把手枪擦了一遍，为了能让你的指纹清清楚楚地印在上面。我做事从来都是非常彻底的，懂不懂？”

女人低声说：“你想把我弄进去吗？”

我在帷幔后面只能看到莫尔尼的后背。他穿着一身黑衣服。我猜想他脸上现在一定带着狞笑。

“是的，小天使，我是想把你交给警察。”

“我懂了。”她说，目光平静地盯视着他。她的一张歌女的漂亮脸蛋上突然显出严肃，庄重的神色。

“我是要把你交给他们，小天使。”他一字一顿地说。看来他对现在演的这出戏很感兴趣。“有的人会替我难过，也有的人会嘲笑我，幸灾乐祸。但这无损于我经营的生意。一点儿影响也没有。这对我的买卖反而是件好事。出一档子事会叫它更出名。”

“这么一说，你想利用我增加你的知名度。”她说，“当然了，这样做你也就不必为卷入任何危险担心了。”

“正是这样。”他说，“你说得很对。”

“那你说说，我杀人是什么动机？”她问道。她的声音仍然很平静，仍然带着既严肃又轻蔑的口气。

“我不知道。”他说，“我也管不着。我知道你跟这个人正在策划一件什么事，埃迪尾随着你到城里邦克山的一条街上。你在那个地方同一个穿棕色衣服、黄头发的人会了面。你交给那人一件什么东西。埃迪后来抛下你去跟踪那个人。他看见那个人进了附近一幢公寓楼。他本来还想跟踪他，可是发现有人注意自己，就没有继续往下追。我不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但是有一件事后来我听说了。在那幢公寓楼里有一个名叫菲利普斯的年轻人第二天叫人打死了。你听说了没有，亲爱的？”

金黄头发的女人说：“没听说。我不认识什么叫菲利普斯的。再说，我怎么会耍小孩儿脾气，跑进那个楼里平白无故地拿枪杀人？”

“可是你不是把瓦耶尼打死了吗，亲爱的？”莫尔尼说。

“是的。”女人拖长了声音说，“当然了。咱们不是正在研究我杀人的动机吗？你想出来了吗？”

“这个问题还是留着你跟警察去研究吧。”他没有好气儿地说，“你可以说爱情中的一次争吵，随便你说什么都成。”

“也许。”她说，“他喝醉了的时候有点儿像你。也许这就是我打死他的动机。”

他“啊”了一声，倒吸了一口气。

“比你好看一点儿。”她说，“年轻一点儿，肚子小了点儿。可是他那洋洋得意的笑容跟你没什么两样。”

莫尔尼又“啊”了一声，看样子他被这个女人的话刺痛了。

“这样说成吧？”她故意使自己的语气显得很温柔。

莫尔尼向前走一步，打了她一巴掌。这一掌打在女人脸上，把她一下子撂倒在地上。她坐着没有起来，伸着一条腿，一手捂着脸，用一对蓝眼睛望着他。

“也许你不应该打我。”她说，“也许我现在不配合你了。”

“你不会不跟我配合的。你别无选择。你不会有多大事的。靠着你这个长相。这我知道。可是现在你还得配合我把这出戏演完，小天使。你的指纹在枪上呢。”

她慢慢从地上站起来，一只手仍然捂着脸。

后来她笑了起来。“我那时候就知道他已经死了。”她说，“门上的钥匙是我的，我很愿意到城里去，告诉他们是我把他打死的。可是你别再用你的爪子碰我啦——如果要我照你的故事跟人说的话。是的，我愿意到警察局去。在他们那儿比跟你在一块儿安全多了。”

莫尔尼转过身来。这次我看到了他的脸——他在狞笑，脸上的伤疤在抽搐。他走过帷幔的开口，接着房门开了。金黄头发的女郎在屋子里又站了一会儿，转过头看了看尸体，轻微地颤抖了一下，然后她走出了我的视线。

门关上了。房子外边的甬道上又响起了脚步声。车门打开了又砰的一声关上。接着是马达嘟嘟地响了一阵，汽车便开走了。

31

过了半天我才从隐蔽的地方走出来。我站在起居间里又向屋子各处环顾了一下。我走过去把地上的手枪捡起来，仔细把上面的手印擦干净，又把它放在地上。我从烟灰缸里捡出那三个印着口红的烟头，拿到浴室，扔进马桶用水冲走。然后我找了一下另一只带着那个女人指纹的酒杯。并没有另外一只。我把死人用过的，仍然盛着半杯酒的那只杯子拿到厨房，冲洗以后又用抹布擦干净。

现在我要做的是一件最恶心的事。我跪在那张椅子旁，捡起手枪，把它放到一只悬在半空的僵硬的手上。按在枪上的指纹肯定不会太清楚，但人们会看到那是指纹，但不是“魔力”小姐的指纹。这支枪，枪柄包着带网格的橡胶，而且左下角的橡胶掉了一块。这上面按不上指印。于是我在枪筒右侧按上一个食指指印，在扳机护圈上按上两个手指头，枪身右侧弹夹后边按上大拇指，这已经够了。

我最后又看了一眼这间屋子。

我把落地灯的亮度捻小了一档。尽管如此，那刺目的光亮仍然过于强烈地照射在死人那一张惨白的脸上。我打开房门，抽出钥匙，擦净上面的指印以后，又把它插在锁孔里。最后我把房门关好，走回我停在街区口上的汽车。

我驾车回到好莱坞，锁好车以后从人行道上向我的住所走去。我走过几辆停在楼前的汽车。黑暗中，有人从一辆汽车里低声叫我的名字——一个粗哑的声音。我看到了埃迪·普鲁的那张冷漠无情的长脸。他正坐在一辆小帕卡德的方向盘后面，车里并没有别的人。我倚在他那辆小车的车门上，向车里看着他。

“发现什么线索了吗，大侦探？”

我把点烟的火柴扔在地上，往他的脸上喷了一口烟，我说：“你昨天给我的那张镶补牙齿材料供应站的发票是谁丢的？是瓦耶尼吗？”

“是瓦耶尼。”

“你给我这张发票干什么？让我去调查那个叫蒂格尔的人？”

“这需要你自己动动脑子。”埃迪·普鲁说。

我说：“为什么他口袋里装着这张发票，还让它掉在地上？要真是他不小心掉的，你为什么不还给他？换句话说，你说我不动脑子，那你就动脑子给我解释一下。为什么这么一张治牙材料的发货票引起这么多人的兴趣，还要找侦探来调查？特别是像艾里克斯·莫尔尼这种大人物，他自己说是不喜欢私人侦探的。”

“莫尔尼是个又精明又仔细的人。你知道不知道他们用那些镶牙材料干什么？”

“我已经弄清楚了，他们用阿尔巴石粉制造牙模。这种材料质地很细腻，也很坚硬，做出模子来什么细小的地方都一清二楚。另外那种材料——白硅石石粉，耐热度极高，而且不变形，是用来把包裹起来的蜡模加热溶解的。我说清楚了没有？”

“我看你对他们怎么做金牙知道得真不少。”埃迪·普鲁说。

“我今天花了两个钟头学习这门课程，现在成了专家啦。可是这有什么用？”

他沉默了一会儿，开口说：“你看不看报？”

“偶然翻翻。”

“第九街贝尔方特大楼有一个叫莫宁斯塔尔的老头儿叫人打死了，也许你还不知道这条新闻吧？这个人和H.R.蒂格尔的办公室都在同一幢楼里，他的高两层。你在报上读到了吗？”

我没有回答他。他又凝视了我一会儿，后来就把马达发动起来。

“没有人像你这样没有脑子的。”他轻声说，“真是个笨侦探。晚安吧！”

埃迪的汽车从马路边上驶走，朝着富兰克林方向开去，我望着它消失在远处。

我走回我的住所，用钥匙打开房门，推开一条缝，然后在门上轻轻敲了几下。屋子里响起了脚步声。一个身穿白色护士服、身体健壮的姑娘把门拉开。

“我是马洛。我住在这儿。”

“进来吧，马洛先生。摩斯医生告诉我了。”

我把门轻轻关上，低声问她：“她现在怎么样？”

“睡着了。我来的时候她已经在打盹了。我是雷明顿小姐。她的体温正常，脉搏稍微快一点儿，现在已经逐渐平静下来。我看她的精神不很正常。”

“她发现一个人叫人谋杀了。”我说，“精神就一下子崩溃了。她睡得踏实不踏实？我能不能进去拿点儿东西好到旅馆去？”

“可以。但是你的动作要轻一些，也许不会吵醒她。就是醒了也没关系。”

我走过去在桌子上放了一点儿钱。“屋子里有咖啡、火腿、鸡蛋、面包、番茄汁和别的一些饮料。”我说，“如果你还需要别的，就只能打电话要了。”

“我已经看过你屋子里的储存品了。”她笑着说。

“直到吃早饭凡是需要的都有了。她还要继续待在这儿吗？”

“那要由摩斯医生决定。我想只要她的身体可以，她将立刻回家去。她住的地方比较远，在威奇塔。”

“我想她只要好好儿睡觉就什么事也没有了。”

“可不是。好好儿睡一觉，再换个环境。”雷明顿小姐当然不明白我后半句话的意思。

我往卧室里看了看。他们让她穿上了我的一身睡衣。她差不多是仰面躺着的，一只手伸在被子外面。我的睡衣太长，袖子卷上了一截，从袖口里露出来的一只小手紧紧握着拳头。她的脸色很白，但看来非常平静。我在柜子里翻弄了一阵，拿出几件零用的东西装在一只手提箱里。往外走的时候，我又看了梅尔一眼。她的眼睛睁开了，正仰望着天花板。后来她的目光稍微移动了一些，正好看到我。她的嘴角上浮现出一丝笑容。

“哈啰。”她招呼了一句，声音非常微弱。

“哈啰。”我回应了她，走到床边。我低头看着她，对她笑了笑。

“我挺好的。”她说，“什么问题也没有了。我睡的是你的床吗？”

“没关系。我的床不咬人。”

“我不害怕。”她说。她的一只手向我伸过来，掌心向上。

我把它握住。“我不怕你，我想没有哪个女人怕你，对不对？”

我说：“你这样说是不是想恭维我？”

她的眼睛笑了，接着她神情严肃地说：“我刚才跟你说的是谎话。我——我没有杀人。”

“我知道。我去看过了。把这件事忘了吧，别再想它了。”

“人们总是告诉我，要我忘掉那些不愉快的事。但是怎么忘得了呢？你也这样说。”

“好吧。”我说，“算我白说了。你再睡一会儿好不好？”

她转过头来，直视着我的眼睛，我在床沿上坐下，仍然握着她的一只手。

“警察要来了吧？”她问。

“我怕你要失望了，他们不会来的。”

她皱了皱眉毛。“你一定会想我是个傻瓜吧！”

“嗯——也许。”

她的眼睛里涌上两颗泪珠，从眼角流下面颊。

“默多克太太知道我在哪儿吗？”

“还不知道。我这就去告诉她。”

“你是不是要告诉她——一切发生的事？”

“是要告诉她——为什么不告诉她呢？”

她把头转过去。“她会理解的。”她轻声说，“她知道八年的前我做的那件蠢事。那件非常非常可怕的事。”

“当然了。”我说，“所以她才一直给瓦耶尼钱。”

“噢，天呀！”她说。她从被子底下伸出来另一只手，把我握住的一只手也撤回去，两只手绞在一起。“我希望你没听说过那件事。希望你根本不知道。只有默多克太太一个人知道。我的父母也不知道，我希望你也不知道。”

女护士走到屋门口，严厉地看着我。

“我觉得她不应该这么跟你说话，马洛先生。我觉得你应该离开了。”

“是这么回事，雷明顿小姐，我已经认识这位姑娘两天了。你才刚认识她两个钟头，我知道她这样跟我谈谈对她有好处。”

“你不怕她再——再犯病吗？”护士说，躲着我的目光。

“要是她还要犯病，最好也是趁你在这儿的时候犯，犯一阵子也就好了。你还是到厨房去给自己倒杯酒喝吧。”

“我工作的时候从不喝酒。”她冷冷地说，“再说，我喝了酒别人就闻出来了。”

“你现在是替我工作。凡是我雇用的人都得时不时地喝一盅。再说，你要是好好吃点儿东西，再多吃两块干酪，就不会有人闻见你的酒味了。”

她对我笑了笑，转身走开了。梅尔听着我同护士对话，好像在听一幕严肃剧中插入的一段插科打诨。她不太高兴。

“我想把那件事好好儿跟你说说。”她说，呼吸急促起来，“我——”

我伸过手去放在她紧握的两只手上面。“别说了。我知道。马洛什么都知道——就是不知道怎么样赚钱把日子过舒服一点儿。那件事根本不值一提。你现在再睡一会儿，明天我就带你回威奇塔去——去看你的爸爸、妈妈。默多克太太出钱。”

“什么？她简直太好了。”梅尔惊叫起来，她的眼睛睁大了，灼灼发亮。“她对我总是那么好。”

我从床上站起来。“她是个了不起的女人。”我笑着对她说，“太了不起了。现在我就到她那儿去，我会跟她一边喝茶一边进行一场愉快的谈话。但是你要是不马上睡觉，我以后就不让你对我坦白你还杀了多少人的事。”

“你太可怕了。”她说，“我不喜欢你。”她把头转向一边，把两只胳膊又放进被子里。她闭上了眼睛。

我向房门走去，快到门口的时候，我突然转过头来很快地看了一眼。她正睁着一只眼睛在看我。我冲她笑了笑，她那只眼睛立刻闭上了。

我在起居间把脸上剩下的笑容给了雷明顿小姐，便拿起我的手提箱走出住所。

我开着车向圣莫尼卡大街驶去。那家当铺还没有关门。戴着小圆帽的老犹太人看到我这么快就来赎回金币，好像吃了一惊。我告诉他我们好莱坞的人都是这样，说有钱就又有钱了。

他从保险箱里取出一个信封把它扯开，从里面拿出我的金币和一张单据。他把这枚闪闪发光的钱币摆在手掌上。

“这枚币很值钱，我真舍不得叫你拿回去。”他说，“这枚币制作得真是精细，太漂亮了。”

“含金量一定值二十元。”我说。

他耸了耸肩，对我笑了笑。我把金币放在口袋里，向他道了晚安。

32

月光像白色被单一样铺在房前的草坪上，只有那棵喜马拉雅杉树下面有一小块黑色天鹅绒。从房屋正面看，只有下面两扇窗子和楼上一扇仍然亮着灯光。我走过一块块铺路石，在大门按响了门铃。

这天晚上我没有去看那个小黑人，也没有去拍拍他的小脑袋——我似乎已经失去兴致再开那种小玩笑了。

一个我从来没见过的白头发红脸膛的女人给我开了门。我对她说：“我是菲利普·马洛。我要见见默多克太太，伊丽莎白·默多克太太。”

她脸上显出犹疑不定的神色。“我想她已经上床了。”她说，“我怕你见不着她了。”

“现在刚九点钟啊。”

“默多克太太很早就上床休息。”说着她就开始关门。

这个女人很和善，我不愿意用肩膀使劲撞门，所以我只是用身体把门顶住。

“我是为了戴维斯小姐的事。”我说，“很要紧的事。你能不能跟她说说？”

“我去看看吧。”

我退后一步，让她把门关上。

附近一棵树上有一只反舌鸟正在唱歌。一辆汽车从街上飞驰过去，因为开得太快，所以在拐弯的时候车轮打了滑。一个姑娘的笑声断断续续传来，说不定汽车把她颠出来了。

过了一会儿门开了。那个女人说：“你可以进来。”

我跟在她后面走过巨大空旷的前厅。只有一盏灯开着，光线暗淡，几乎照不到墙对面。这间屋子过于安静，空气也很污浊，我们走到这间大厅的另一头，走上安着雕花栏杆的楼梯。楼上是另一间厅房，厅房尽头有一扇门正开着。

我被女仆让进屋子，屋门在我身后轻轻地关上。这是一间很大的起居室，挂着很多花帷幔，墙上糊着蓝底银花的壁纸，地上铺着蓝地毯。落地窗户开着，窗外是一个阳台，阳台上支着天棚。

默多克太太坐在一张带扶手的软椅上，面前摆着一张小牌桌，她正在一个人玩牌。她穿着一件填充着羽绒的长袍，头发有些凌乱。她左手拿着一摞牌，右手拿起一张放在桌上，又移动了另外一张，然后她才抬起头来，开口说：“怎么样？”

我走到她的牌桌前边，看了看摊到桌上的牌。我知道这是一种叫“坎菲尔德”的游戏。

“梅尔在我的公寓呢。”我说，“她刚才歇斯底里发作。”

她又开始玩牌，并不看我。她说：“什么叫歇斯底里，马洛先生？”

她又移动了一张牌，又很快地移动了两张。

“有人管这个叫狂想症。”我说，“您自己一个人玩牌是不是有时候也偷牌？”

“偷牌就没意思了。”她没好气地说，“但是要一张不偷，总是开不了牌，也没意思。你还是说说梅尔的事吧。她以前可从来没有在外面过过夜，我对这孩子有点儿担心。”

我拖过来矮凳，坐在牌桌另一边她的对面。这张凳子一下子叫我矮了半截，于是我又站起来另取了一把合适的椅子。

“用不着替她担心。”我说，“我请了个大夫，又找了个护士。这会儿她已经睡着了。她到瓦耶尼那儿去了。”

她把手里的牌放下，用一双大手捏着桌沿直瞪瞪地看着我。

“马洛先生。”她说，“咱们俩现在最好把事情说清楚了。首先，我把你找来就是个错误。我叫你来主要是不喜欢叫琳达那个刁婆娘戏耍我，认为我软弱可欺。回想一下，当初我真不应该把这件事提出来。丢了一枚金币我还是可以承受的，但是你这个人我却一点儿也受不了。我还不如不找那东西呢。”

“可是您到底还是找回来了。”

她点了点头，目光仍然停留在我脸上。“是的，我找回来了。你知道是怎么回来的。”

“我不相信那个故事。”

“我也不信。”她平静地说，“那是我那个宝贝儿子自己愿意替琳达受过。他的这种举动太幼稚了。”

我说：“我看您很有本领，把代人受过的人聚拢在自己身边。”

她拿起牌来，把一张黑色十点放在一张红色杰克上头，然后又从旁边一张小桌子上拿起她的红葡萄酒喝了几口。她把酒杯放下，瞪了我一眼。

“我感觉到你又要对我讲一些非常无礼的话了，马洛先生。”

我摇了摇头说：“不是我无礼，只是我喜欢实话实说。金币您拿回来了，警察我给拦住了，没到您这儿来。关于您儿子同琳达离不离婚的事，我没有插手。您儿子一直就知道琳达在什么地方。我觉得她不会成为您的麻烦。她知道她跟您儿子结婚是自己走错了一步。但是假如您还认为您花钱雇我来花得不值——”

她哼了一声，又出了一张牌。她把方块尖放在第一行上头。“梅花尖压在底下了，真是见鬼。我没有办法把它换出来了。”

“您不会趁自己不注意的时候把它偷出来？”我说。

她没理会我给她出的这个主意。她只是平静地说：“再说说梅尔的事吧？就算你已经挖掘出别人家的一些秘密，我劝你也别洋洋自得，马洛先生。”

“我并没有洋洋自得。今天下午您叫梅尔到瓦耶尼那儿去，给他带去了五百块钱。”

“那又怎样？”她又斟了一杯葡萄酒，一口一口地喝着。她的目光从玻璃杯上边瞟过来看着我。

“他是什么时候跟您要这笔钱的？”

“昨天。我今天才从银行里把钱取出来。怎么，出什么事了？”

“瓦耶尼敲诈您已经八年了是不是？因为一九三三年四月二十六号那天发生的一件事？”

一丝惊惧之色在她的目光深处倏地闪了一下，只是在她眼睛的深邃之处。好像是，它已经在那里埋藏了很久，现在只是向外面探了探头。

“梅尔跟我说了几件事。”我说，“您的儿子也告诉了我他父亲是怎么死的。我今天查了查旧报纸和档案记录。是偶然性死亡。街上，他的办公室底下发生了一起车祸。很多人从楼上窗户里往外看。只不过他的身子向窗外探得太远了一点儿。也有谣传说他是自杀的，因为他破产了，另外他还给家里人投了五万块钱人身保险。但是验尸官很讲人情，这种说法就没被深究。”

“还有吗？”她说。她的声音严峻，冷冰冰的。她非常镇静，语声中丝毫也没有流露出惊慌不安。

“梅尔是霍拉斯·布莱特的私人秘书。这个小姑娘性格有点儿怪，太羞怯，没有见过世面，心理上始终没长大。她喜欢把自己看做是剧中人物，对男人抱着陈腐观点……据我猜测是，有一天那个人喝多了，对她不老实起来。她的魂儿险些被吓掉。”

“是吗？”她嘴里冷冷地迸出这两个字，像是用一支枪筒撞了我一下。

“这件事闷在心里，她越想越气，最后竟萌生了杀人报复的心思。就这样，在她得到时机的时候，她就对他下手了。那时候他正从窗户里往外探着身子。我猜得对不对？”

“你把话说得明白一点儿，马洛先生。我不怕你明白说出来。”

“天哪，您还要我怎样把话说明白？她把她的雇主从窗户里推下去了。简单地说吧，把他谋害了。她逃脱了惩罚。您帮助了她。”

她低头看了看自己握着牌的左手。她点了点头，下巴上下颠动了一下。

“瓦耶尼有没有什么证据？”我问，“也许他只是偶然见到了当时发生的事，就咬住您不撒嘴，叫您时不时地给他一笔钱。当然了，这也是因为您太爱梅尔了。”

她仍然稳若泰山直到又出了一张牌才回答我的问题。

“瓦耶尼说到一张照片的事。”她说，“可是我不相信他的话。他不会拍下照片来的。如果真的拍了照片，他迟早会拿给我看的。”

我说：“我想，他不会给你看的。即使那时候他手头真拿着一架相机，那也是碰巧了随随便便地一拍。楼底下当时很乱，我猜他是不敢拿给您看的。从某些方面说，您是个心肠很硬的人。他可能害怕您会想办法把他给整治了。像他这样一个干尽坏事的人是会这么想的。您给了他多少钱？”

“这不用你——”她的话开了个头又停住了，接着耸了耸肩膀。她想了想说：“一万一千一百块钱，不算今天下午送去的五百。”

“哎，您的心肠太好了，默多克太太。从各个方面考虑，可以这样说。”

她摆了一下手，又耸了耸肩。“这都要怪我那个死鬼丈夫。”她说，“他喝醉了，已经不是他自己了。我想他并没有伤害她，但是，像你说的，他把她吓得不知道做什么好了。我也不能太责怪她。这些年来她一直为这件事受罪。”

“需要她亲自把钱送给瓦耶尼吗？”

“她认为这样做是一种赎罪的表现。”

我点了点头。“我想这是她的性格。您后来同贾斯珀·默多克结了婚，您就把梅尔留下了，由您照顾她。还有没有别人知道这件事？”

“没有人知道。只有瓦耶尼。他当然不会再告诉别人。”

“我想也不会。好吧，现在这件事算过去了，瓦耶尼的一条小命已经报销了。”

她慢慢抬起眼皮，瞪着我看了半天，一颗头发灰白的脑袋顶在肩膀上像是小山上的一块巨大岩石。最后，她终于放下手中的纸牌，两手紧紧抠着桌沿，骨节上连血色也没有了。

我说：“我不在家的时候，梅尔到我的公寓去了。她让管房子的人给她开门放她进去。管房的人给我打了个电话，我说可以。我连忙赶回家去。梅尔说她把瓦耶尼开枪打死了。”

默多克太太粗重地喘着气儿。

“她的手提包里有一支枪。天晓得为什么要随身带着枪。我想也许是为了保护自己，怕受男人的欺侮。但是有人——我猜想是莱斯利一早已做了手脚，在枪膛里放了一颗口径不相同的子弹，所以这支枪根本伤不了人。梅尔对我说她把瓦耶尼打死了，说完就晕了过去。我找来一位当医生的朋友。后来我自己到瓦耶尼的住所里去了一趟。他的住房大门上插着钥匙。瓦耶尼坐在椅子上，早就死了，尸体已经冰冷僵硬了。他是在梅尔到他那里去以前就死了，不是梅尔把他打死的。梅尔对我讲的只是她的想象。医生也从医学角度上解释了一下。我现在就不重复他的话烦扰您了，我猜想您是理解梅尔的状态的。”

她说：“是的，我想我理解。现在她怎么样？”

“她躺在床上，在我的公寓里。由一位护士看护着。我给梅尔的父亲挂了一个长途电话。老人希望她回家去，你觉得她可以回去吗？”

默多克太太只是瞪着我。

“梅尔的父亲什么都不知道。”我很快地说下去，“既不知道这次的事，也不知道从前发生过的事。我想我应该送她一趟。现在这好像是我的责任了。我需要瓦耶尼最后一次没拿到手的那五百块钱——作为旅费。”

“除了那五百还要多少？”她粗暴地说。

“别说这个。你知道该怎么办。”

“瓦耶尼是叫谁打死的？”

“看样子像是自杀。右手攥着一把枪。子弹是顶着太阳穴打进去的。我在他屋子里的时候，莫尔尼和他老婆也去了。莫尔尼想把杀人的事栽到他老婆身上。那女人同瓦耶尼关系不正常。所以女的也许认为是她丈夫干的，或者是她丈夫叫人干的。但是从现场看，像是自杀。现在没准儿警察已经去了。我说不准他们会怎样判断这件事。咱们只能等着瞧了。”

“像瓦耶尼这种人，”她严厉地说，“是不会自杀的。”

“这就像是像梅尔这种人不会把人从窗户里推下去一样。您这么说没什么意思。”

我们俩互相凝视了一会儿，各自怀着从一见面就产生的嫌恶。过了一会儿，我把坐着的椅子向后一推，走到屋子里落地窗前面。我掀开窗帘，走到外面阳台上。院子笼罩在寂静温柔的夜色里。白色月光清脆寒冷，像是我们希望得到而遍觅不着的正义。

庭院中远处的树木在月光中投下浓暗的影子。庭院中间有一座小花园，像是园中之园。我看到一座装饰用的闪闪发亮的水池。水池边草坪上有一架网床，一个人正躺在网床上。我往下看的时候，见到纸烟的火亮。

我走回屋子来。默多克太太又开始玩起牌来。我走过去，站在桌子旁边看着。

“您把梅花A抽出来了。”我说。

“我偷了一张牌。”她眼皮不抬地说。

“有一件事我想问问您。”我说，“金币的事至今还没弄清，因为那两件谋杀案。虽然您说金币已经拿回来，所以死没死人似乎也无关紧要了。我想知道的是，默多克家的这枚布拉舍金币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要找人鉴定——找一个像莫宁斯塔尔老头那种人去鉴定？”

她静静地想了一会儿，仍然没有抬头。“有。可能有。金币铸造人的姓名缩E.B.在鹰的左翼上。我听说，这两个字母在别的币上都在右翼上。这是我想到的唯一特征。”

我说：“这就够了。您真把那枚币拿回来了？没骗我？我的意思是说，您不是为了打发我走而编造出来的？”

她很快抬起头，又立刻垂下去。“现在就在那间存放贵重物品的屋子放着呢。你要是找到我儿子，他可以带你去看一看。”

“好吧，我现在就向您道晚安告辞了。请您把梅尔的衣物打点一下，明天早上叫人送到我住的地方去。”

她突然又抬起头来，瞪着我说：“你也未免太专横了，年轻人！”

我说：“把她的衣服打点好，给我送过来，您不需要梅尔了——反正瓦耶尼已经死了。”

我们两人的目光对着，互相凝视了半晌。她的嘴唇上浮现出极不自然的奇怪的笑容。之后，她低下头，右手把左手握着的一摞牌里的头一张抽出来，翻了过来。她使劲看了一会儿，然后把它放在旁边一摞没有拿开的牌上面。她又静静地安心翻了另一张，她的手丝毫也不慌乱，刚才的一番对话只不过像轻风吹拂过石块堆成的防波堤。

我走过屋子，出了房门。我把房门轻轻关上，穿过厅房，走下楼。我穿过楼下大厅，经过日光室和梅尔的小小的办公室，走到连着大厅的沉闷、毫无生气又从不使用的起居间。起居间叫我感觉我待在里面简直像一具涂上防腐香油的尸体。

起居间后壁的落地窗打开了，莱斯利·默多克从外面跨进来。他在我面前站住，凝视着我。

33

他身上的便装皱皱巴巴的，头发蓬乱，嘴上蓄的小红胡须像通常一样似有若无。他双眼下面的暗影好像幽黑的深洞。

他手中正拿着那支黑色的长烟嘴，烟嘴上并无纸烟。他把烟嘴在左手掌上磕了磕。他站在那里表现出一副既不喜欢我，又不想见到我、同我交谈的神情。

“晚安。”他冷冷地说，“要走了吗？”

“马上还不走。我想跟你谈几句话。”

“我不认为咱们两人有什么可谈的。再说，我对同人谈话已经厌倦了。”

“啊，咱们还是有件事要谈谈。一个叫瓦耶尼的人。”

“瓦耶尼？我不怎么熟悉这个人。我跟他见过几面。我知道他的一些情况都不叫我高兴。”

“你比这些知道得还要多。”我说。

他向前走了几步，走到屋子中央，在一把硬邦邦的椅子上坐下。他的身子略微向前探着一点儿，右手托着下巴，目光垂向地面。

“好吧。”他疲倦地说，“你有什么事就说吧。我感觉得到，你又要卖弄你的小聪明啦。逻辑推理呀，直觉认识呀，这些扯淡的话说个没完没了。正像书中描述的那些侦探一样。”

“一点儿不错。把证据一件一件摆出来，拼凑到一起，叫它们组成一幅整整齐齐的图画。如果哪里有欠缺，我还可以从自己裤子后口袋里掏出几件补上去。然后我就进行分析，研究动机和人物。我揭露出的人物跟直到这一黄金时刻以前一般人——也包括我自己——心目中的一个人大不相同。最后，我就要一把揪住那个无人猜疑到的嫌疑人，不顾一切地扑到他身上。”

他抬起了眼皮，脸上几乎浮现出类似微笑的神色。“于是这个被你抓住的人就要面如白纸，口吐白沫，从右耳朵眼里掏出一把手枪。”

我在他身边坐下，拿出一支纸烟。“你说得对。有一天咱们俩不妨玩玩这个游戏。你有没有枪？”

“有一支。身上没带着。这你知道。”

“昨天晚上你到瓦耶尼家里去的时候带着了吧？”

他耸了耸肩膀，露出牙齿来。“昨天晚上我到瓦耶尼家里去过？”

“我想你去过。这是逻辑推理。你吸的是乐富门烟草公司出的弗吉尼亚烟。你吸过的烟掉下的烟灰不松散。瓦耶尼家里的一只烟灰缸里有不少灰颜色的烟灰卷儿，这说明你在他那里至少吸了两支烟。但是烟灰缸里并没有烟蒂。这是因为你习惯用烟嘴吸烟，而烟嘴里留下的香烟头形状不同，所以你把烟头藏起来了。喜不喜欢我的推理？”

“不喜欢。”他的声音很平静，又低着头注视着地板。

“这只不过是一个推理的例子。不太好。因为也许根本就没有烟头，如果有而且又被藏起来的话，也许是因为上面留着口红印儿。只要有一点儿就能推断吸烟的人涂着什么颜色口红。你的妻子吸烟有个习惯，总是把烟头丢在字纸篓里。”

“别把我妻子扯进来。”他冷冷地说。

“你母亲仍然怀疑是琳达把那枚金币拿走了。她觉得你说什么拿金币给艾里克斯·莫尔尼抵债，只不过是为保护琳达而编造的故事。”

“我说了，别把琳达牵扯进来。”他用黑烟嘴笃笃地敲着牙齿，急促的声音像是有人在敲击拍发电报的键盘。

“我也不想把琳达牵扯进来。”我说，“只不过我也不相信你那个故事。我不相信是因为另外一个原因。这个。”我把那枚布拉舍金币从身上取出来，拿在手里，放在他眼睛前面。

他目不转睛地盯着这枚币，他的嘴形僵硬住了。

“今天早上在你说那个故事的时候，这枚币被我放到了圣莫尼卡大街一家店里，为了安全起见。它是一个名叫乔治·菲利普斯的想当侦探的家伙给我寄来的。一个头脑简单的人，只因为判断错误和过分热衷找一件事干所以陷入困境。这人身材矮壮，黄头发，爱穿棕色西装，戴一副墨镜。头上总戴着一顶灰色帽子。他开着沙土颜色的庞帝亚克
[1] ，车很新。昨天早上他在我办公室外面的大厅里转悠，也许你看见过他。他一直在跟踪我，在此之前，或许也跟踪过你。”

他着实吃了一惊，开口说：“他跟踪我做什么？”

我点了一支烟，把火柴扔在一个玉石的烟灰缸里。这个烟灰缸摆在那里还从来没有人用过呢。

“我是说他可能跟踪过你。我不能确定他是不是真这样做过。有可能，他只是在守着这所房子。他看见我从里面出来就把我跟上啦。我不认为他是跟着我到这儿来的。”我手里仍然拿着那块金币。我看了一眼，又扔起来看了看反面。我看到老鹰左边翅膀上的E.B.两个字母缩写。我把这枚币收起来。“他曾经监视过你们这幢房子，可能是因为有人雇用他出售一枚珍稀的金币，要他把那枚币卖给一个叫莫宁斯塔尔的买卖钱币的老头儿。这个老头儿起了疑心，认为这枚币来路不明，就告诉他或者暗示他说，这枚币有可能是偷出来的。顺便一说，他并没有猜对。要是你家那枚布拉舍金币这时候真在楼上，那么菲利普斯被雇用去兜售的那一枚就不是偷出去的，而是一枚伪造的了。”

他的肩膀抖动了一下，好像因为寒冷。但是他的身体并没有动，也没有改变坐着的姿势。

“我怕我得给你讲一个长故事了。”我用温和的语气说，“很对不起。我最好把这个故事好好组织一下。这不是一个美丽的故事，因为这里面有两件谋杀案，甚至是三件。一个叫瓦耶尼的人和另一个叫蒂格尔的，两个人想了个主意。蒂格尔是在贝尔方特大楼里开业的一名牙科技师，莫宁斯塔尔老头儿也在这座楼里。他们想的主意是伪造一枚珍稀值钱的金币。不能过于珍稀无法销售，但又要有一定珍稀度能卖个好价钱。他们用以制造伪币的方法同铸造金牙的技术一模一样。用同样材料、同样器具、同样技巧。就是说，先用一种非常坚硬的名叫阿尔巴的石粉做一个模子，把热蜡浇灌进去做一枚蜡币。蜡币的所有细节都同真币丝毫不差。然后把蜡币用另一种材料，白硅石粉，包裹起来。这种材料可以耐高温，一点儿也不变形。用一根钢针插进蜡币的包裹物，等包裹蜡币的粉末凝结固定以后，再把钢针小心取出。这样，就形成一个细小的通道把蜡币同外面连接起来。这以后，把白硅石模子在火上烤热，模子里的蜡币就溶化开，从孔道里流出来，白硅石粉就形成一个制造金币的空模了。最后一道工序是把白硅石模子卡在安在离心机上的坩埚上，坩埚里熔化的金液就被离心机压射到模子里去。把仍然发烫的白硅石模往冷水里一放，它就解体了。剩下的就是一枚仍然附着一枚金针的金质硬币。把金针去掉，再把铸件在酸性溶液中洗一下，擦拭干净之后，拿到手的就是一枚崭新的布拉舍金币了。这是真金铸造的，同原币毫厘不差。你听清没听清这一制造赝品的过程？”

他点了点头，一只手疲倦不堪地擦了一下脑门。

我接着往下说：“制造赝币的技巧正是牙科技师所具有的。用这种方法伪造流通币没什么好处，即使要制造一般金币也不值得，因为这些复杂工序和材料成本都要花费挺多钱。但是用这种方法伪造一枚值钱的稀有币还是划得来的。他们正是考虑到这一点才决定动手。但是他们需要一枚真品作为原型。所以你就被牵扯进来了。确实是你把家里的布拉舍拿走的，但不是给莫尔尼。你把它拿给了瓦耶尼。我说对了吗？”

他凝视着地板，没有说话。

“别那么紧张。”我说，“在这种情况下，这样做不是什么罪大恶极的事。我猜想，他许愿给你一笔钱，而你正需要钱去还赌债，你家老太太又把钱抠得非常紧。此外，那个人还握着你别的把柄，比拿钱诱惑你更有力量。”

他飞快地抬头看了我一眼，脸色苍白，眼睛流露出恐怖神色。

“这件事你是怎么知道的？”

“我发现的。有的是从别人那里听来的，有的是我调查出来的，有的是猜测。以后我再细细跟你说。接着说刚才的故事。瓦耶尼同他的伙伴既然已经把假币做出来，他们就想试一试能不能卖出去。他们想知道，他们的商品是否经得起一个懂行的人鉴定。瓦耶尼想出个主意。他们要雇一个没有什么脑子的人拿这块币给莫宁斯塔尔老头看一看，看他肯不肯要。他们找到的这位傻瓜蛋恰好是乔治·菲利普斯。因为菲利普斯在报上登过一个小广告，正在揽生意。我猜想最初‘魔力’小姐充当了替瓦耶尼同菲利普斯的接头人。我不认为她参与了这档子制造假币的事。有人看见她给了菲利普斯一个小包。可能包里的东西就是那枚金币。菲利普斯的任务是把它卖出去。但是在他把这枚币拿给莫宁斯塔尔的时候，遇见点儿麻烦。老头儿对该收买什么，特别是收购珍稀品很内行。也许当时他没看出来这枚币是伪造的，还以为这是真品呢——鉴别真伪需要通过各种测验。他看出来这枚币上原铸造者的姓名缩写有点儿特别，猜想这是默多克家收藏的那一枚布拉舍币。于是他给这里打了一个电话，摸一摸情况。这就叫你的老母亲起了疑心。后来她发现家里的那枚不见了，就怀疑是叫琳达拿去了。她不喜欢琳达。她把我雇来是想把那块币弄回来，同时对琳达施加压力叫她同你离婚，不给她任何离婚费。”

“我不想离婚。”默多克急躁地说，“从来就没想过。我母亲没有权力——”他的话没有说完就停住了。他做了个绝望的手势，嗓音也开始发堵了。

“别说了，这我知道。还是接着说我的故事。莫宁斯塔尔老头儿叫菲利普斯害怕得要命。菲利普斯这个人不坏，只不过脑子有点儿迟钝。莫宁斯塔尔把他的电话号码探听了出来。我去找过这个老头儿。他以为我已经离开了他的办公室，其实我没有走。我在他的外间屋子听到他给菲利普斯拨过电话。我告诉莫宁斯塔尔我愿意出一千块钱把这枚币买回来。莫宁斯塔尔同意了。他认为他能够出较低的价钱从菲利普斯那里把这枚币弄到手，赚一笔钱。皆大欢喜。与此同时，菲利普斯正在盯着这幢房子，看看有没有警察出来进去的，结果他没看见警察，却看到了我。他看到我的车，从驾驶证上知道了我的名字。更加凑巧的是，他知道我是谁。

“他跟踪我跟了一段时间，一直拿不定主意是不是同我交谈，请求我的帮助。直到后来我在市内一家饭店里把他堵住，主动同他搭话。他嘟嘟囔囔地告诉我，当年在文图拉办一件什么案子的时候就知道我，当时他在那里的警察局协助办案。他对我说，当前他正陷入一个叫他很不舒服的困境，还说有个一只眼睛有毛病的大高个子一直在跟踪他。他说的这个大高个儿我知道，名叫埃迪·普鲁，是莫尔尼的一名打手。莫尔尼知道他老婆同瓦耶尼关系不正常，就叫人盯梢。埃迪·普鲁发现‘魔力’小姐和菲利普斯在邦克山庭院街离菲利普斯住处不远的地方碰过头，他就跟在菲利普斯后面，直到他觉得对方已经发现有人跟踪才停住脚。菲利普斯确实也发现有个大高个儿跟在自己后面。普鲁，也许是另外一个替莫尔尼干活儿的人或者也发现我走进了庭院街菲利普斯住的公寓，因为后来我接到了一个电话，有个人在电话里威胁了我一通，后来又叫我去莫尔尼的夜总会同莫尔尼见见面。”

我把嘴里的烟头在玉石烟灰缸里掐灭，看了看坐在我对面的那位愁眉苦脸的人，然后接着说下去。我觉得后来发生的事比较难措辞，我的话语声连自己听了也心烦。

“现在该说说你了。当梅尔告诉你你母亲已经雇了一个私人侦探的时候，你显然吓得要命。你猜想到，准是你母亲发现了金币失窃的事。于是你急匆匆地来到我的办公室，想从我口里问个究竟。一开始，你装模作样，话中带刺。可是看得出来，你对你老婆很怀念，为她担心。我不知道你对你发现的一些事是怎么想的，但是我知道你和瓦耶尼有来往。不管怎么说，发现你母亲已经知道金币被人拿走的事以后，你就想尽快把那枚币取回来，随便编造一个借口。你在什么地方同瓦耶尼会了面，他给了你一枚金币。很可能他给了你另一枚仿造的假币，因为真的那枚他舍不得松手。瓦耶尼这时候发现他的造假勾当还没开始就有被识破的危险。莫宁斯塔尔已经给你母亲打了电话，我被雇用侦破这件失窃案。于是瓦耶尼到菲利普斯的公寓去了一趟。他是从后门溜进去的，见到菲利普斯同他摊了牌。他想弄清楚这位私人侦探到底站在哪一边。

“菲利普斯并没告诉他自己已经把那枚赝品用快件寄给我。菲利普斯寄给我的包裹上姓名地址都是用印刷字体写的，这同后来在他办公室找到的一本日记字体一样。我当然不知道菲利普斯同瓦耶尼谈了些什么。我想他多半告诉瓦耶尼他已经发现他受委托办的这件事中间有鬼。他要到警察局去报案，或者去默多克太太家把事情挑明。于是瓦耶尼把枪掏出来，先在他头上砸了一下，后来又冲他开了一枪。他搜了搜菲利普斯的衣服，又搜查了他的住房，没有找到那枚金币。后来他就去了莫宁斯塔尔那里。在莫宁斯塔尔那里也没有找到那枚金币，但是瓦耶尼认为，币肯定在这位币商手里。他用枪柄把老人的脑袋打开了花，打开保险柜搜了一遍。也许从保险柜里拿了点儿钱，也许里面什么也没有。不管怎么说，给人的印象是，莫宁斯塔尔被人入室抢劫，而且送了命。瓦耶尼先生溜回家里，虽然因为没弄回到金币有些懊恼。但对自己这一下午干的活儿还是挺得意的——干净利落地杀了两个人。现在就轮到你了，默多克。”

注释

[1] 庞帝亚克，通用汽车公司出产的一款轿车。

34

默多克神情紧张地看了我一眼，但很快就把目光转到握在手里的黑色烟嘴上。他把烟嘴往衬衫口袋里一装，突然站起身来。他搓了搓两只手掌，又坐到椅子上。从口袋里掏出一条手帕，擦了擦脸。

“为什么转到我？”他问，声音紧张粗哑。

“因为你知道得太多了。也许你知道菲利普斯，也许不知道。这就看你在这件事上陷得多深了。但是莫宁斯塔尔你肯定知道。事情出了岔子，莫宁斯塔尔这个老头子一命呜呼了。瓦耶尼决不会坐在那里等着，抱着你对这件事毫无所闻的希望。他得要你把嘴闭上，闭得紧紧的，但是他要你别把这件事透露倒不必把你除掉。要是把你杀死，他就会犯了一个大错误。因为那样一来，他就不能再把你母亲牢牢抓住了。你家的老太太是个毫无感情只知道抠钱的女人，但如果你受到伤害，她就会像只野猫似的野性发作。她就不再有什么顾忌，任凭事情怎么发展，她就都无所谓了。”

默多克把眼睛抬起来，他好像感到吃惊似的目光变得茫然，但是给人的印象是他已经被我的一番话吓呆了。

“你说什么——我母亲——”

“请你别再装模作样了。”我说，“你们一家人一贯会演戏骗人，我已经厌烦了。梅尔今天傍晚到我公寓来了。现在她还在那里。她去过瓦耶尼的住处，给他带了一笔钱。被敲诈的钱。八年以来，瓦耶尼一直断断续续地这么敲诈。我知道他抓住了什么小辫子。”

默多克坐着没动，两只手紧张僵硬地摆在膝头上，眼珠几乎隐退到深眼窝里。那是一个已经被宣判死刑的人的眼睛。

“梅尔发现瓦耶尼叫人打死了。她到我的公寓来，告诉我她开枪打死了瓦耶尼，咱们现在不必细说她为什么有这种毛病，总把别人谋杀人的事往自己身上揽。我后来到瓦耶尼住的地方去了一趟。他是昨天夜里就断气的，身体已经僵硬，像一个蜡人。右手下边地板上扔着一支枪。这支枪我听人描述过。它原来归一个名叫亨奇的人所有。亨奇就住在菲利普斯住的那幢楼里，在菲利普斯房间的斜对面。不知道什么人把打死菲利普斯的枪同亨奇的调换了。当时亨奇同他的女友两人都已经喝醉，到街上去没有关房门。这支枪到底是不是亨奇的那支，还须要验证，但我认为这是同一支。假如这是亨奇的枪，而瓦耶尼是用它自杀的话，那就说明瓦耶尼是杀害菲利普斯的凶手了。‘魔力’小姐也认为菲利普斯是瓦耶尼杀的，只不过她要从另外角度证明。如果瓦耶尼不是自杀——我也不相信他会自杀——菲利普斯仍然是被他杀害的。当然了，另外还有一种可能，那就是另外一个人先后开枪打死了菲利普斯和瓦耶尼。我觉得这种可能性很小，我有理由相信我的推断正确。”

默多克终于抬起头来。他说：“你不认为有这种可能吗？”他的嗓音突然变得清晰，脸上出现一种新表情：光亮又有些傻气。这是一个性格懦弱的人骄傲自负时的面容。

我说：“我猜想，瓦耶尼是你打死的。”

他的身体一动也不动，光亮的神采仍然滞留在脸上。

“你昨天晚上到他那里去了。是他叫你去的。他对你说，他的处境不妙。如果他犯了事，你同样也跑不了。他是不是说过类似这样的话？”

“是说过。”默多克低声说，“跟你猜想的一模一样。他喝多了点儿，已经醉醺醺的了。他好像觉得自己挺有办法，甚至有些洋洋得意的样子。他说假如那些人把他放进毒气室，他就会拉我进去给他做伴儿。当然了，除此以外，他还说了不少别的。”

“一点儿不错。他不想被判死刑，坐进毒气室。但是他认为你如果能守口如瓶，对你们干的事只字也不泄露，他就不至于落到这样的下场。于是他把他的王牌打出来，你被他揪在手里的辫子。那也就是为什么你屈服于他的要求，把金币偷出来交给他的那条辫子。他可能还答应给你些钱，但首要的是一件关于你父亲和梅尔的事。这件事我知道一些。有一些我弄不清的地方在我同你母亲谈话的时候也听她说了。这是瓦耶尼把你握在手里的第一个把柄，是很厉害的一个，因为它需要你为自己辩解，把自己解脱出来。昨天夜里因为他要你进一步屈从他，就把真情实况说了出来，而且告诉你他有证据。”

他抖动了一下，尽量不使光彩和傲气从脸上消失。

“我向他开了一枪。”他说。他的口气甚至有些洋洋得意。“不管怎么说，她是我母亲。”

“谁也不能把她从你这儿抢走。”

他站起来，高大、挺直。“我走到他身边。他正坐在一把椅子上。我弯下身，用枪对着他的头。他身上穿着的睡袍里也有一把枪。他想把他的枪掏出来，但没来得及。我把他的枪拿过来，把自己的枪放回身上。我用他那支枪的枪口对准他的太阳穴，对他说，如果他不把证据交出来的话，我就开枪打死他。他开始冒汗，结结巴巴地说，他刚才说的是在骗我。我把枪机向后扳了扳，打算吓他一下，叫他更害怕。”

他把话头儿停下来，伸出一只手。开始的时候，他的手在发抖，但在他盯视了一会儿之后，他的手稳定不动了。他垂下胳膊，把手放在身侧，注视着我的眼睛。

“那把枪一定上过润滑油，要么就是扳机太灵活了。砰的一声子弹就射出去了。我的身体往后一弹，撞在墙上，把墙上挂的镜框和照片撞了下来。枪响的时候，由于惊惧，我不由自主地往后一跳。但这也好，死人流出的血并没有迸溅到我身上。我擦干净枪上留下的指纹，把他的手指印印上去，然后把枪放在地板上他垂下的一只手旁边。他马上就断气了。除了一开始脑袋上滋出一些血液以外，后来没有太流血。我把他杀死实在是意外。”

“你怎么把好好一个故事破坏了？”我带着些讥嘲的口吻说，“为什么不老老实实承认这是件干得干净漂亮的谋杀案？”

“事情就是照我说的那样发生的。我当然没办法证实。反正我有过把他打死的想法。我想你该去报告警察局了。”

我站起身，耸了耸肩膀。我觉得非常疲惫，气力都已用尽，一点儿劲头也没有了。因为说话太多，我的喉咙发疼，又因为需要不断使思想就绪，所以头也疼。

“我不懂警察局的事。”我说，“我跟他们那些人不是好朋友。他们总认为我有些事瞒着，没有向他们坦白。老天知道，他们的怀疑还是有道理的。他们有可能追查到你身上。但是假如没人看见你，你又没有留下指纹，或者即使留下指纹而他们想不到你有值得怀疑之处，取走你的指纹验证，他们就永远不会怀疑你。事情的另一面是：他们知道了金币的事，而且又查明是默多克家收藏的那枚布拉舍币，你的处境就危险了。这就要看你怎样对付他们的审问了。”

“要不是为了我母亲。”他说，“什么我也不在乎。本来我就是个一事无成的人。”

“从另一方面讲。”我没有理会他那站不住脚的搪塞话，接着分析瓦耶尼遇害的事。“如果那支枪的扳机确实过于灵活，你要是能找到一位能干的辩护律师，把事情真相如实说明，我不相信陪审团会判你有罪。他们这些人对敲诈犯是恨之入骨的。”

“真是糟糕。”他说，“因为我不能用这个来为自己辩护。我对瓦耶尼进行敲诈的事毫无所知。他只不过告诉我一件能弄到钱的路数，而我又恰好需要钱。”

我哼了一声说：“要是他们需要你把敲诈的事说出来，你还是应该说的。你的老母亲也会要你说。你们两人总得有一个担当责任，不是她就是你。她会把一切都端出来的。”

“太可怕了。”他说，“你这么说真叫人觉得可怕。”

“关于那把枪的事你挺走运。我们认识的人谁都摸过，上面原来的指纹被擦掉以后又有人按上新的，我为了赶时髦甚至把我自己的也按上了。在那个人的手已经僵硬以后，再按出指纹并不容易。但是我还是不得不这样做了。莫尔尼也到死人那里去过，他把他老婆的指纹印上去了。他认为瓦耶尼是他老婆杀的，而他老婆又认为可能是莫尔尼叫人干的。”

默多克瞪着眼睛看着我。我咬了咬嘴唇，我的嘴唇干硬得像块玻璃。

“好吧，我想我现在该走了。”我说。

“你的意思是说，你准备放我一马？”他的语调又开始变得傲慢起来。

“我不想把你弄进去，如果你想知道的是这件事的话。除此以外，我什么都不敢保证。如果我被牵连进去，我就不得不把一切都说出来。我既不是警察，也不是告密者，更不是法庭的审判官。你说瓦耶尼的死是个意外事件。好吧，就假定这是个意外事件吧。我不是现场的见证人。我既不能证明它是，也无法证明它不是。我是你母亲雇来替她干事的。她有权力叫我不向外人泄露你们家庭的秘密。这个权力她可以一直享有，虽然我不喜她。我不喜欢她，我不喜欢你，我不喜欢你们这幢房子。我也不怎么喜欢你妻子。但是我喜欢梅尔。她有些痴呆，心理上有些变态，但是她是个可爱的姑娘。我知道过去八年间她在你们这个可诅咒的家庭里过的是什么日子。我也知道她从来没有把什么人从楼上的高窗里推下去。我说得够清楚了吧？”

默多克嘟嘟囔囔地说了句什么，但是他究竟说的是什么，我没听清楚。

“我明天就带梅尔回她家去。”我说，“我叫你母亲明天早上把她的衣物送到我住的地方。万一她只顾玩牌把这件事忘了，你能不能负责把这件事办好？”

他无言地点了点头。后来他用一种很奇怪的声音低声说：“你要走了——就这样把事情了结了？我没有——我还没有向你说一句感谢的话呢。一个我根本不怎么认识的人，为我冒风险——我不知道该说什么。”

“我要走的路是我一直在走的路。”我说，莞尔一笑，轻快地摆摆手，道声再见。“当然了。我还要衷心祝愿你今后不要再陷入这种尴尬的处境了。晚安！”

我把背转向他，走出房门。我关上门，门锁宁静地咔嗒响了一声。尽管我经历了一系列令人作呕的事，这次告别还是很轻松的。我最后一次走到小黑人旁边，拍了拍他的头。这以后，我就走过长长的草坪和被月光浸透的矮树丛和喜马拉雅杉树，回到我停在街头的汽车旁边。

我把车开回好莱坞，买了一品脱好酒。我走进旅馆房间，坐在床边，一边从瓶子里喝威士忌，一边凝视着我的双脚。

这天晚上，在卧室里喝酒同往常无数夜晚没有什么两样。

等到酒已经喝得够量，脑袋有些晕乎乎不再想事的时候，我脱衣上床。我没有马上入睡，但是过了一会儿，还是进入了梦乡。

35

下午三点钟，我的住房门里边地毯上并排摆着五件行李。一件是我的黄色皮箱，因为不断放在后车厢里磨来蹭去，箱面和箱底都已划了不少道子。两件是乘飞机用的漂亮手提箱，上面都有L.M.两个姓名缩写字母。另一件老旧的仿海象皮的大箱子姓名缩写是M.D.。此外还有一件只花一元四毛九分钱在任何一家杂货店都能买到的盛盥洗用具小包。

卡尔·摩斯医生刚刚走出我的屋子，一边走一边嘟嘟囔囔地骂我耽误了他给人上课讲抑郁症。他身上那股甜丝丝的法蒂玛香水味污染了我屋子里的空气。我思索了一下他刚才说的话。我当时问他的是，梅尔需要过多久才能恢复正常。

“这要看什么是你所理解的正常了。她的神经将永远处于紧张状态，而生物感情却非常低。她老是呼吸着稀薄空气，嗅着皑皑白雪的味道。她会做一名贞洁的修女。对她来说，狭隘闭塞、感情程式化、贞洁严肃的宗教梦境会是很好的解脱。如果照现在这样下去，她多半会成为一个愁眉苦脸的老处女，坐在一家公共图书馆办公桌后面往借出的书籍后面盖日期图章。”

“她不会这么悲惨。”我说。但是摩斯的一张典型犹太人脸上只是现出一副笑容，没有说什么就走出屋子。“再说，你怎么知道那些人都是老处女？”我在他背后说，但这时他已经把门关上，我的辩白纯粹是白费力气。

我点了一支纸烟，走到窗户前面。过了一会儿，梅尔从卧室里出来，站在门前看着我。她的眼圈发黑，一张小脸虽然镇静但面色苍白。除了嘴唇上涂了一点儿口红外，她没有化妆。

“你不妨在面颊上涂点儿胭脂。”我说，“现在这副样子简直像在海上打了一夜鱼的雪姑娘。”

她走回卧室，在脸上抹了点儿红色。再次走出来以后，她看了看地上的行李，轻声说：“莱斯利把他的两只手提箱借给我了。”

我嗯了一声，就又打量起她来了。她的样子挺漂亮，穿着一条宽松的锈色裤子，巴塔牌皮鞋，一件棕白相间的印花外罩，脖子上围着橘黄纱巾。她没有戴眼镜。一双颜色极淡的大眼睛仍然带着些痴呆的神色。但对她说来，这也就是很正常的了。她的头发仍然紧紧向后梳拢着，但这是她的习惯，我无法叫她改变发式。

“我真是给你添了太多麻烦了。”她说，“真是对不起。”

“别胡说了。我已经跟你父亲和母亲通了电话。他们听说你要回去，高兴得要命。过去八年，他们只见过你两回，还以为把你给丢了呢。”

“我也愿意跟他们在一起待些日子。”她看着地毯说，“默多克太太肯让我回去看看，心肠实在太好了。她离不开我，过去总不让我休假。”她移动了一下腿，好像不习惯穿上这种裤子似的，虽然她穿的是自己的裤子，而且以前也有过穿裤子的时候。最后，她把两膝夹紧，搭着手放在膝头上。

“如果咱们还有什么话要谈。”我说，“如果你还有什么话要对我说，现在还都可以说。因为这以后，我就要开车驶过半个美国，身旁还坐着个神经崩溃的人。”

她咬着手上的一个指关节，一边从手的侧面偷偷地看着我。“昨天晚上——”她说了几个字就停下来，脸涨得通红。

“咱们还是吃一点儿治疗精神迷幻的小药吧。”我说，“昨天晚上你对我说你开枪打死瓦耶尼，后来又说瓦耶尼不是你打死的。我知道他不是你打死的。这件事就算了结了。”

她把手指头放下来，目光平视着我。她的神情平静、安详，放在膝头上的两只手也不再紧紧握住了。

“瓦耶尼在你到他那里之前早就死了。你上他那里，去为默多克太太给他送钱去了，对不对？”

“不是为默多克太太，是为我自己。”她说，“虽然钱是默多克太太出的。我欠默多克太太的钱太多了，一世也还不清。当然了，我给她干事不拿工资，但那很难——”

我粗暴地打断了她的话：“她不给你工资是她玩弄的典型花招，只有这样才叫你觉得你欠她太多。叫你觉得这是千真万确的事而不是你的幻想。但是她从你身上弄到了多少？恐怕谁也计算不过来。但是这一切现在都无关紧要了。瓦耶尼因为又干了件违法的事被发现后畏罪自杀了。这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你昨天的举动多少有些像演戏。你在镜子里看到他脸上的令人毛骨悚然的笑容，神经紧张起来。你受到的惊吓与多年前受到过的另一次惊吓搅到一起，于是你那精神不太正常的小脑瓜把它戏剧化了。”

她有些不好意思地看着我，点着一头黄发的脑袋，表示同意我的分析。

“你并没有把霍拉斯·布莱特推到窗户外头。”我说。

她突然把脸一扬，面色立刻变得煞白。“我——我——”她抬起一只手，放在唇边，眼睛充满惊惧地看着我。

“如果摩斯医生刚才不跟我交谈。”我说，“我是不会把这件事说出来的。摩斯医生说，我们不妨现在就把这件事的实情告诉你，这对你不会发生什么影响。我也在想，你仍然在想象是你杀害了霍拉斯·布莱特。你有动机，也有机会。也许有那么极其短暂的一刻，你确实产生过利用这一时机的冲动。但是这样做并不是你的性格。于是在最后一分钟，你并没有下手。但也就是在最后一分钟，你的神经受不住这么大刺激，晕倒了。那个人还是摔了下去，但他不是被你推到窗外去的。”

我把话头止住，停了一刻。我看着她举在嘴边的那只手耷拉下来，同另一只绞在一起。她的两手使劲互相拉扯。

“你被告知把布莱特推出窗外。”我说，“这是别人的精心安排，是另外一个人带着某种声色不动的残暴心理安排的。只有一个女人对待另一个女人才会这么狠毒。现在你看着默多克太太，决不会想到她会心怀妒意。但如果妒忌是杀人动机的话，她确实有这一动机。此外，还有一个诱惑力更大的动机——五万元的保险金。这是事业破产后仅剩下的一笔款项。她对自己的儿子怀有一种极其强烈的奇怪的感情，这在像她这样的女人身上倒也不足为奇。她性格冷酷、忌恨、做事不择手段。她使用你时毫无怜悯和同情心，也像是一笔保险金，用以防备瓦耶尼。你只不过是她的替罪羊。要是你还想从你一直生活于其中的这种苍白黯淡、感情受到压抑的环境中解脱出来，你就必须相信、必须了解我告诉你的这些事。我知道对你来说，这是很难接受的。”

“这完全不可能。”她看着我的脸很快地说，“默多克太太对我一直那么好。当然了，当时发生的事我确实记不太清了——但是你不应该把她说得这么坏。”

我把夹在瓦耶尼镜框后边的那个白信封取出来。信封里装着两张照片和一张底版。我站在她前面，把一张照片放在她膝头上。

“好吧，你看看这个。这是瓦耶尼从街上照下来的。”

她拿起照片看了看。“啊，这不是布莱特先生吗？”她说，“照得不太清楚，是不是？这是默多克太太——当时她还是布莱特太太呢，就站在丈夫身后边。布莱特先生为什么那样张皇失措？”她带着些惊奇不解的样子看了看我。

“如果照片上他看上去张皇失措。”我说，“你就应该再看看几秒钟过后他的样子，当他摔到街心上以后。”

“他后来怎么了？”

“你再看看。”我说，我的声音这时有点儿气急败坏。“这张照片是伊丽莎白·默多克太太把她的第一任丈夫从办公室窗口推出去的时候拍下来的。她丈夫正往窗外掉。你看看他的两只手的位置。他正在因为恐惧而尖声喊叫。女的站在他身后，一脸怒气——也许还因为别的感情，脸色非常难看。你还不懂这是怎么回事吧？这就是几年以来瓦耶尼一直把它当做证据保存起来的东西。默多克一家人都没有见到过这张照片，从来不知道有这样的东西存在。但这个证据确实存在。我昨天夜里发现它纯属偶然，正像当年这样一张照片被拍下来也纯属偶然一样。也许可以说天网恢恢吧！你现在开始明白是怎么回事了吧？”

她又看了看照片，就把它放在一边。“默多克太太一直对我那么好。”她说。

“她用你来做她的替罪羊。”我说，我的声音听着有些紧张，好像舞台经理正在批评一台非常糟糕的戏剧排练。“她是个又精明、又强横的女人，而且很有耐心。她知道自己的复杂心理，她甚至会消费一元钱只为了保住一元钱。她就是这种类型的人。像她这样的人也少有。我想把这张照片拿给她，像是捕杀大象的特大号猎枪似的把照片送给她，但是我那有规矩的教养不允许我这样做。”

“好了。”她说，“这件事就叫它过去吧。”看得出来，我的话等于白说，三句里头她没准儿只听见一句，而且听见的这句她也不相信。“你千万别让默多克太太看到照片。”她说，“她一定受不了。”

我站起身，从她手里把照片拿过来，撕成碎片，顺手扔在字纸篓里。

“我这么做也许有一天你会后悔的。”我对她说。我没有告诉她我还有另外一张和照片的底版。“也许有一天夜里——三个月以后——三年以后，你会半夜醒过来，认识到我告诉你的都是实话。也许那个时候你就想再看看这张照片了。但是当然了，也许我对这件事的分析是错的。也许你发现自己并未真正杀人，会感觉非常失望。这也很好，怎么想都好。现在咱们就下楼去，坐我的车，到威奇塔去看你的父母。我认为你不会再回到默多克太太家了。但是我这样猜测也许又错了。这件事咱们就不多说了。不再议论了。”

“我一点儿钱也没有。”她说。

“你有默多克太太叫你送去的五百块钱，在我口袋里。”

“她待我真是太好了。”她说。

“真叫胡扯。”我说。我走到厨房里，在出发之前，我对着酒瓶喝了几口酒。我的心情并未因此好起来。我直想顺着墙往高处爬，在天花板上咬个窟窿钻出去。

36

我出去了十天，梅尔的父母是一对慈祥稳重、话语不多的人，住在一条绿树成荫的僻静小街上的一幢木框结构房子里。我把他们需要知道的事对他们讲了讲，这两个人都流了泪。他们说，女儿现在回到家里来他们非常高兴，他们会好好照顾她。另外，他们又说了些自责的话，我听着他们讲话并没有插嘴。

离开梅尔父母家的时候，梅尔正围着居家干活的短裙在和面做馅饼。她在裙子上擦着手走到屋门口，同我亲吻了一下，就哭了起来。但是她马上就跑进屋子，叫我一个人站在屋门口。后来她妈妈走出来，满脸笑容地目送我驾车而去。

看着这家人的房子逐渐从我视线中消失，我有一种奇怪的感觉。我好像写了一首诗，写得很好，可是我又把它丢了，以后也永远不会再记起我写的是什么了。

回家以后，我给布里兹警官打了一个电话。我向他打听了菲利普斯被杀一案的调查工作有什么进展，他们费了不少脑筋，也搭着运气好，非常成功地破了案。莫尔尼和他手下的人一直没去警察局报过案，可是另外有人报案说，曾经听到过瓦耶尼住房中响起过枪声。打电话的人没有多说什么立刻就把电话挂断了。鉴定手枪上的指纹费了不少周折，后来还是查到瓦耶尼手上留有火药中硝酸盐的遗痕，这才确定他确是自杀身亡的。后来有一个在刑侦队工作、名叫拉基的警察决定查对一下那支手枪。他发现不久前局里曾发过一个通告，描述过这支枪的形状、特征。原来它就是菲利普斯被杀害后在亨奇住房里发现的那支枪。警察还发现在这支枪扳机侧面，在一般情况下扣扳机时手指接触不到的地方，遗留着没有完全擦掉的半个大拇指指纹。这就更有助于侦破这个案件了。

警察局既已掌握了这么多证据，又有瓦耶尼非常清晰的全部指纹，他们就又到菲利普斯住的公寓楼里，检查了一下菲利普斯和亨奇租住过的两间屋子。他们在亨奇的床上找到了瓦耶尼右手的指纹，又在菲利普斯住房厕所冲水扳手下侧发现瓦耶尼的一个手指指纹。这以后，他们拿着瓦耶尼的照片在这幢公寓的左邻右舍调查，看有没有人见到过这个人。调查的结果是，他曾经到这条小巷里来过两次，在公寓楼旁边一条街上出现过三次。奇怪的一点是，公寓楼里面的住户却没有人见过他，或者承认看见过这样一个人。

现在警察局缺少的只是一件事了：瓦耶尼杀害菲利普斯的动机。潜逃的牙医技师蒂格尔在盐湖城落网有助于解答这一疑案。蒂格尔在那里向一名钱币商人兜售布拉舍金币。钱币商人认定这枚币的确是真品，但猜测那是赃物。当地警察在蒂格尔住的旅馆里找到一打同一式样的金币。蒂格尔不得不把造假币的真实情况向警察交待。他在十二枚币中找出那枚原品；他已经在上面做了一个细微的记号。他不知道真币是瓦耶尼从什么地方弄来的。这件事就这样不明不白地了结了，因为各家报纸对此事都做了详尽报道，如果原币真是从哪家偷的，物主早就会站出来认领了。但是并没有任何人报认自己是失主。关于瓦耶尼非自然死亡的事，既然已经确认他曾经谋杀过人，警察局就没有再做更深的调查。虽然还有一些疑点有待澄清，他们还是以自杀身亡了结了这一案件。

过了一段时间，蒂格尔也被释放了，因为找不到他有任何杀人的嫌疑，他的罪名只不过是意图出售赝品进行欺骗而已。金子是他通过正当途径买的，在联邦惩治造假的法律找不到一条伪造旧币犯法的条文。犹他州拒绝起诉蒂格尔。

警察局从一开始就不相信亨奇的供状。布里兹说，他只是想用亨奇招认杀人的事对我施加压力。如果我有任何证明，知道亨奇不是枪杀菲利普斯的凶手，我都不会隐瞒不说，叫一个清白无辜的人去做替死鬼。但是亨奇的供状虽然被推翻，他还是没有落得一个好下场。警察局查对了一下档案，发现他同一个叫盖斯塔诺·普里斯科的人共同抢劫过五次酒馆，其中一次还枪杀了一个事主。我不知道普里斯科是不是巴勒莫的什么亲戚。警察局也没有抓到这个人。

布里兹把这一切，或者说把一切发生的事告诉我以后，问我对他说的有什么想法。

“有两点我还不清楚。”我说，“为什么蒂格尔要逃走？为什么菲利普斯换了假名搬到庭院街来住？”

“蒂格尔之所以逃走是因为开电梯的人告诉他莫宁斯塔尔叫人打死了，蒂格尔猜测到这件事牵涉到一起什么阴谋。至于菲利普斯改名安森是因为他几乎完全破产，一个金融机构正在追讨他的轿车，他实在走投无路了。像他这样一个挺不错的年轻人，竟卷入一件从一开始他就觉察出来是件非法的勾当中，可见他实在是受了经济窘迫之累。”

我点了点头，认为布里兹的分析可能是正确的。

布里兹把我送到门口，把一只有力的手掌放在我肩膀上，捏了我一把。

“还记得那天晚上你在公寓里给我和斯潘格勒讲的那件卡塞蒂案件吗？”

“记得。”

“你对斯潘格勒说，根本就没有什么卡塞蒂案件。我告诉你确实有过这样一个案件，而且是我经手办的，只不过事主的名字不同而已。”

他把手从我的肩膀拿下来，替我打开门，看着我的脸笑了笑。

“由于卡塞蒂案件，”他说，“也由于卡塞蒂案件引起的我的一些思考，有时候我对一个不值得同情的人也放他一马。像你我这样靠卖力气吃饭的穷汉，从那些阔佬儿的肮脏财富里拿到一点点报酬，我认为倒也是问心无愧的。好吧，祝你好运！”

夜已经深了。我回到家里，换上便服，把棋盘摆好。我给自己调了一杯酒，一边喝酒一边按照象棋大师卡帕布兰卡的棋谱摆一盘棋。这局棋只下了五十九步，严峻、冷酷、简直无懈可击，实在太漂亮了。

摆完这一局棋以后，我站在打开的窗户前面倾听了一会儿夜声，吸了几口夜间的空气。然后，我拿着酒杯走到厨房，把它冲洗干净，倒上一杯冰水。我站在洗水池前一边抿着冰水，一边望着镜中我的脸。

“你和卡帕布兰卡很像啊。”我说。

版权信息

书名：湖底女人

作者：（美）雷蒙德·钱德勒

译者：苏山

出版社：新星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8-06-01

ISBN：978-7-5133-2984-2

雷蒙德·钱德勒 作品年表

1935～1941 《雨中杀手》（短篇集）

1939 《长眠不醒》

1940 《再见，吾爱》

1942 《高窗》

1943 《湖底女人》

1949 《小妹妹》

1950 《简单的谋杀艺术》（短篇集）

1950 《找麻烦是我的职业》（短篇集）

1953 《漫长的告别》

1958 《重播》

关于钱德勒

阿城

雷蒙德·钱德勒 Raymond Chandler（1888－1959）

我自己当然认定这些文字是应该放到钱德勒的小说之后的。如果你读过侦探小说，便知道我在说什么。

有关侦探小说的文字，有个道德约定，或说是默契，即不可泄露天机。天机泄露，对一般的侦探小说就失去阅读兴趣。天机，也就是答案，是肉身的诱惑，是智力的挑战，是阅读的张力。

不过天机一旦精彩，下一个天机，也就是作者是怎样的一个人，是读者马上想知道的。这是我认定这些文字是应该放到钱德勒的小说之后的原因。现代文论认为作者和作品是应该分开的，即读其文即可，作者怎样，无足论。以作者论其文，或作者论，为昨日旧套。但现代文论恰恰于此忽略了阅读心理的一个微妙机制。这是有意的忽略，因为作者这一因素会破坏现代文论自建的论述逻辑，或不如说，现代文论有其自我保护机制，有洁癖。

但钱德勒是一个例外，因为从上个世纪三十年代以来，不知道钱德勒的小说的读者甚少，更不要说钱德勒小说都翻拍过电影。因此我的这点文字如果被放在前面，亦无不可，天机早已泄露数十年了。我前面的天机说，纯只为照顾心中想象的居然没有读过钱德勒的小说的读者。

雷蒙德·钱德勒（Raymond Thornton Chandler），1888年7月23日生于美国伊利诺州的芝加哥，1959年3月26日逝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拉荷亚（La Jolla）的斯克瑞普斯诊所（Scripps Clinics），死因是酗酒及肺炎。因为他的文稿代理人赫尔加·格林（Helga Greene）与他的秘书琼·弗莱卡丝（Jean Fracasse）兴讼争夺他的遗产，据《钱德勒论文集》的作者弗兰克·麦克桑恩（Frank MacSchane）指出，这导致他的遗体被葬于预留给贫困者的墓地，即南加州圣地艾哥市的希望山公墓（Mount Hope Cemetery）。

钱德勒的父亲是火车工程师，唯酗酒，不知道酗酒遗不遗传，钱德勒成人后亦酗酒。总之钱德勒的父亲遗弃了妻小，钱德勒的母亲带了他移居英国，由钱德勒的做律师的舅舅资助他们。

1900年秋天，12岁的钱德勒考进伦敦的杜维奇学院（Dulwich College）。五年之后，去巴黎学法语。再一年后，去德国学语言。隔年春天回到英国，入英国籍，夏天通过公务员考试，谋得海军的一份工作。这是1907年的事，隔年冬天，钱德勒20岁，他的第一篇诗作The Unknown Love发表。

不过钱德勒一年后辞职，家人震惊。此后两年内，钱德勒试过新闻业，发表过评介，均不成功。

钱德勒向对他不耐烦的舅舅借了一笔钱，说清将来连本带利偿还。1912年，钱德勒返回美国，最后在洛杉矶落脚，做过穿网球拍线及采摘水果的工作。省吃俭用的日子里，据说他只买过一只烟丝荷包给自己做圣诞礼物。之后他修读簿记函授课程，提前完成课程并找到了一份稳定工作。

他开始参加文人沙龙聚会，听音乐、朗诵诗，结识了钢琴家帕斯卡（Julian Pascal）夫妇。

帕斯卡的妻子西西（Cissy Pascal）“性感、世故、机智、自信，集合了所有年轻男子性幻想的必备特质”。西西当过模特儿，好裸身做家事，虽然自称大钱德勒8岁，但对他有致命的吸引力。

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因英国国籍，钱德勒1917年应征进入加拿大军队，抵达英国利物浦，加入皇家空军，之后被送到法国战场。钱德勒后来写道，不用值班时，有时会喝酒喝到眼前发黑。战前的浪漫主义诗人，因世界大战而酗酒。

1918年停战之后，钱德勒重返洛杉矶。西西已与帕斯卡离异。钱德勒的母亲1913年从英国回到美国，此时她反对儿子的欲望，结果，他们在1924年钱德勒母亲死后不久立即结婚，又结果，36岁的钱德勒发现西西不止大他8岁，而是18岁。

钱德勒曾担任过加利福尼亚州斯格纳希尔市（Signal Hill）的德布利石油财团（Debney Oil Sundicate）的副总裁，但因酗酒、旷工及自杀恐吓而被解雇。

钱德勒开始写廉价小说（pulp fiction）。1933年，第一个短篇《勒索者不开枪》（Blackmailers Don't Shoot）被《黑面具》（Black Mask）杂志发表。

钱德勒曾写信给朋友，说他想要寻找“一种雅俗共赏的手法，既有一般人可以思考的程度，又能写出只有艺术小说才能产生的那种力量。”

他做到了。1939年，钱德勒的第一本小说《长眠不醒》（The Big Sleep）出版，大卖。加缪、奥登和奥尼尔都赞赏他。

这之后，钱德勒的小说一路成功。到他去世，留有七部长篇。钱德勒创造了一个硬汉性格的小说角色，侦探马洛（Philip Marlowe）。钱德勒之前的侦探小说，是案件引人，侦探则是超人，例如福尔摩斯，而钱德勒笔下的侦探马洛，突出的是性格，案件，则是为了性格的展开。这种硬汉，引领了至今大部分侦探小说的方向。去年，我们熟悉的村上春树翻译了钱德勒的代表作《漫长的告别》（The Long Goodbye）。《漫长的告别》曾获在世界推理小说界享有极高声誉的爱伦·坡奖。村上版《漫长的告别》首印数为10万册，日本全国1500家书店也闻风办起了“钱德勒读书节”，村上在后记中将《漫长的告别》定义为“准经典小说”，认为钱德勒的作品影响了纯文学。

钱德勒的侦探小说，读者（包括我）会一再阅读它们，全然不管答案早已知道了几十年。

小说成功后，钱德勒做过一阵子好莱坞编剧，与比利·怀尔德（Billy Wilder）一起将詹姆斯·凯恩（James M.Cain）的小说《双重赔偿》（Double Indemnity）剧本化（1944年）；写作了他唯一的原创剧本《蓝色大丽花》（The Blue Dahlia，1946）。钱德勒还曾参与了希区柯克的《火车怪客》剧本，不过他认为希区柯克的故事不像真的。

虽然钱德勒不符合好莱坞的要求，并嘲笑电影对自己小说的改编，但是二战后欧洲的导演和后来的美国导演，都受了钱德勒小说的影响，例如黑色电影（Flim Noir）。在欧洲，法国新浪潮电影用黑色电影的框架创作了最好的故事，比如戈达尔（Jean-Luc Godard）的《断了气》（Breathless，1959）和特吕弗（Francois Truffaut）的《刺杀钢琴师》（Shooting the Piano Player，1960）。

不过生活中的钱德勒并不顺利，1954年，钱德勒正在写《漫长的告别》（The Long Goodbye，1954年爱伦·坡奖最佳长篇小说），西西久病后去世，钱德勒再次陷入酗酒。1955年，钱德勒试图自杀。最终，这篇小文开始写过了，上个世纪，1959年，钱德勒逝世。

1955年，钱德勒的作品被收入权威的《美国文库》中，以侦探小说进入经典文学殿堂的，似只有钱德勒。

1995年，美国推理作家协会请出四位当代顶尖名家，票选150年来最佳作者、最佳侦探。结果雷蒙德·钱德勒与他创造的高贵侦探菲利普·马洛拿下双料冠军。

钱德勒因自己的小说而不死。

1

特洛尔大厦一直都坐落在奥列佛街的西边，靠近第六大道的地方。前面的人行道由黑白两色的橡胶砖铺成。现在，他们正把它们挖起来交给市政府。一个没戴帽子、脸色苍白，看起来像大楼管理员的男人，心疼地看着这项工程。

我经过他身边，走过排列着各色专卖店的走廊，走进一个宽敞的黑金色大厅。吉尔兰恩公司在七楼，面朝大街，在包着白金的双层玻璃旋转门后面。接待室装饰着中国地毯，暗银灰色的墙壁，棱角分明而精致的家具，角落里放着有底座的闪亮的几何形雕塑，墙角是个高大的三角形展示柜。在那些层层叠叠的闪光玻璃上，放置着大概是世界上设计最精美的瓶瓶罐罐，装着每个季节、每个场合使用的乳液、蜜粉、香皂、香水。装着香精的瘦长瓶子，仿佛呼一口气就可以把它们吹倒；绑着绒布蝴蝶结的小瓶子，好像在上舞蹈课的小女孩。矮胖的琥珀瓶子里则是植物乳液，像某种稀有而纯净之物。它就在眼睛的高度，放在中间，孤零零地占了很大的位置，标签上是“皇家吉尔兰恩，香水中的香槟”。必然是人人想要的。滴一滴，马上会觉得红色的珍珠像夏天的雨一样落在你身上。

远处角落的电话转接房里，坐着一个身材小巧匀称的金发女郎。她坐在栏杆后，非常安全。与门平行的桌子后是个身材高挑、深色头发的女人，桌上的名签说明她是阿德里安娜·弗罗姆塞特小姐。

她身穿铁灰色套装，里面是深蓝色衬衫，打着淡灰色的男式领带。胸前口袋的手帕挺得可以切面包。她只戴着一条项链，此外没有其他首饰。深色头发中分，松散地垂在肩头。她有着平滑的象牙色皮肤，相当严肃的眉毛，大大的黑眼睛，如果有适当的时机和场合，它们可能会变得温暖起来。

我把名片放在她桌上，是角上没有手枪标志的那款，要求见德雷斯·金斯利先生。她看着名片问：“你预约了吗？”

“没有。”

“没有预约，想见金斯利先生是很困难的。”

对此我无话可说。

“是什么事，马洛先生？”

“私事。”

“哦。金斯利先生认识你吗，马洛先生？”

“不。他大概听过，你可以告诉他我是从姆吉警官那里来的。”

“那金斯利先生认识姆吉警官吗？”

她把我的名片放在一叠才打好的信件旁，往后一靠，一只手用金色铅笔轻轻敲着桌子。

我咧嘴笑笑。电话转接房中的金发女郎竖起她贝壳似的耳朵，轻笑着。她似乎想开个玩笑，但又不太敢，就像屋子里一只不受重视的小猫。

“希望他认识。最好的办法就是问他。”我说。

她飞快地写下三个首字母，大概是为了不把铅笔向我扔过来。她在说话的时候头都没抬。“金斯利先生在开会。有机会我会把你的名片给他。”

我谢过她，过去坐在一张镀铬皮椅上，这椅子坐着比看着舒服得多。时间一点一点过去，四周一片寂静，无人进出。阿德里安娜小姐细致的手指在文件上游移，电话转接房里那只窥伺的小猫，偶尔发出一些声响，并咔啦咔啦地把电话插头插进拔出。

我点燃一支烟，把一个烟灰缸拖到椅子旁。时间静静地过去。我看着这地方，看不出是在做什么生意。也许是几百万的生意，说不定后面房间还有个警长，斜靠着保险柜坐着。

过了半小时，抽了三四支烟后，阿德里安娜小姐身后的门打开了，两个男人笑着后退出来。第三个男人撑住门，一同笑着。他们热烈地握手，两个男人走出办公室，第三个男人忽然收起笑容，好像从来没开口笑过似的。他是个穿灰西装的大个子，一脸严肃。

“有没有电话？”他居高临下地问道。

阿德里安娜小姐柔声答：“有个马洛先生要见你，从姆吉警官那儿来的。是私事。”

“从没听过。”这大个子吼道，拿过名片，看都没看我一眼，就返回了办公室。门自动关上，发出呼哧一声。阿德里安娜小姐朝我甜蜜而无奈地笑了一下，我挑逗地看了她一眼。接着我又点了一支烟，消磨着时间。我越来越喜欢这家吉尔兰恩公司了。

十分钟后，那扇门又打开了，大个子戴着帽子走出来，鼻子里哼着，说要去理发。他像运动员似的大步走过中国地毯，走到离门一半距离时，忽然转身朝向我坐的地方。

“你要见我？”他吼道。

他大约六英尺二英寸，身材结实，石灰色的眼睛闪着冷峻的光，身穿大尺码的灰法兰绒外套，上有石灰白的细纹，很优雅。他的优雅表明他的很难相处。

我起身，“如果你是金斯利先生。”

“你以为我是谁？”

我没说话，递上了另一张名片，有生意头衔的。他夹在手里，不耐烦地看了看。

“谁是姆吉？”他厉声问。

“只是一个我认识的家伙。”

“我不明白。”他说着，回视阿德里安娜小姐。她喜欢他这样，非常喜欢，“还有任何跟他有关的事你愿意透露吗？”

“哦，他们叫他紫罗兰姆吉。因为他嚼紫罗兰味的喉片。他身材高大，银色的头发很柔软，俏皮的小嘴仿佛生来就是要跟婴孩儿亲嘴的。我上一次看到他，他穿着整洁的蓝西装，宽头褐色鞋子，灰色宽边帽，用一支短短的石楠根烟斗抽鸦片。”

“我不喜欢你的态度。”金斯利用一种可以压碎一颗巴西豆的声调说。

“没关系。我没要你喜欢。”

他往后仰，好像我在他鼻子底放了一条死了一星期的鲭鱼。过一会儿他背对着我说：“就给你三分钟，天知道为什么。”

他迅速走过地毯，经过阿德里安娜小姐的桌子，猛拉开门，甩到我脸上。阿德里安娜也很喜欢他这样子，但这时她眼里似乎有一点狡猾的笑意。

2

这是一间典型的私人办公室，狭长、昏暗、安静，屋里有冷气，窗子紧闭，灰色百叶窗半闭着，挡住了七月的骄阳。灰色的窗幔搭配着同色的地毯，角落里有一个黑金色的大保险箱，还有一排低矮的档案盒。墙上一幅巨大的着色照片，上面的老人有着轮廓分明的嘴、络腮胡、翻起的硬领，衣领处的喉结看起来比一般人的下巴还硬。照片下的牌子写着：马修·吉尔兰恩先生，1860—1934。

金斯利在市价约八百美元的办公桌后轻快地走着，然后坐进一张高大的皮椅。他从一只镶铜的桃花心木盒子里取出一根细长的雪茄，修剪，用一个胖墩墩的铜质打火机点燃。他不紧不慢地做着，也不管我的时间。这一切做完了，他往后一靠，吐出几口烟，说：“我是个生意人，不浪费时间。你名片上说你是有执照的侦探。现在证明给我看。”

我拿出皮夹，给他证明。他看看，从桌子上丢回来。装着塑胶套的相片执照掉在地上，他也没道歉。

“我不认识姆吉，我认识彼得森警长。我要求找个可靠的人做一件事，我想就是你。”

“姆吉在警长办公室辖区的好莱坞分局，你可以去查。”

“不需要。我想我能信任你，但是别跟我耍花样。记住，当我雇用一个人，他就是我的人。我交代什么就做什么，嘴巴要闭紧，否则马上滚蛋。明白吗？希望我没有对你太苛刻。”

“这问题我们何不让它留着以后再谈？”我说。

他皱眉，利落地问：“你价钱怎么算？”

“一天二十五块，加上其他花费。车子每英里八分。”

“开玩笑，太贵了。一天就十五块，这已经很多了。车子我照里程付，在合理范围内，但不准乱逛。”

我吐出一团灰色烟雾，用手驱赶着，不说话。他对此似乎有些诧异。

他身体前倾靠着桌子，用雪茄指着我说：“我还没雇用你。但如果我雇了你，这工作绝对保密。不准跟你的警察朋友谈论。明白吗？”

“你到底要做什么，金斯利先生？”

“你在乎吗？你做的反正都是侦探的活儿，不是吗？”

“不完全是，只做正经的。”

他直直地瞪着我，咬着牙。灰色眼睛让人捉摸不透。

“我不接离婚案子。而且对第一次上门的顾客，我收一百块订金。”我说。

“嗯。”他说，声音突然柔和起来，“好的。”

“至于你对我的态度是不是很不客气……大部分的顾客一开始不是哭哭啼啼，就是大吼大叫地表示他才是老板，但通常他们到最后都很理智——只要他们还活着。”

“嗯。”他又开口，语气同样的柔和，继续盯着我说，“你的客户很多都没能活下来吗？”

“只要他们信任我就不会。”

“来根雪茄。”他说。

我接过来，放进口袋。

“我要你去找我太太，她已经失踪一个月了。”

“好，我会找到的。”

他双手拍着桌子，定定地注视我。“我想你会好好干的。”他冷笑，“四年来还没有人跟我这样说过话。”

我一言不发。

“他妈的，我喜欢，非常喜欢。”他一只手抓着他浓密的头发，“她跑掉整整一个月了。从我们山上的木屋，靠近狮角。你知道狮角吗？”

我说我知道。

“我们的木屋离村子三英里，有一部分是私人道路，挨着一个私人的湖泊，叫小鹿湖。有个水坝，是我们三个人建的，用来改善我们那地方的环境。那块地是我跟另外两人的，很大，但还没开发，当然短期内也不会开发。我的朋友都有木屋，我也有。一个叫比尔·切斯的人和他太太免费住在另一幢木屋，看管那地方。他是个残疾退伍军人，有退休金。那里的情况就是这样。我太太五月中旬去的，回来过过两次周末。六月十二日应该来参加一个聚会，但她没出现。从此我再没见过她。”

“你做了些什么？”

“没有，什么也没做。我甚至没上那里去。”他等着，等我问为什么。

我问为什么。

他把椅子往后推了推，打开一个上锁的抽屉，拿出一张折着的纸递给我。我打开，是一张电报。六月十四日早上九点十九分，从埃尔帕索发出，给德雷斯·金斯利，地址是比佛利山卡森大道九六五号，电文是：

到墨西哥离婚。将与克里斯结婚。祝你好运，再见。

克里斯特尔

我把电报放在桌上。他又递给我一张大而清晰的照片，相纸发亮，一男一女坐在海滩上的一把伞下。男人穿短裤，女人似乎穿了一件很暴露的白鲨鱼皮泳装。是个苗条的金发女人，年轻貌美，笑容满面。男人是个深色皮肤的魁梧英俊的小伙子，肩膀宽阔，双腿修长，头发乌亮，牙齿洁白。是个标准的六英尺高的、专门破坏别人家庭的家伙；他的手臂会将身旁的女人揽得紧紧的，脑袋里的一点智慧全表现在脸上。他手拿一副墨镜，朝相机微笑着，笑容轻松而训练有素。

金斯利说：“那是克里斯特尔，那是克里斯。两人想好就好吧，让他们见鬼去！”

我把照片放在电报上。“好，有什么不对劲？”

“那里没有电话，”他说，“她这趟回来我原本也不以为意，事实上，在我接到电报之前，我并未对此事多费脑筋，只是，这封电报让我有一点点惊讶，克里斯特尔和我早在几年前就完了，我们各过各的。她自己有不少钱。从得州一个富有的油田家族企业，她每年大约拿到两万美元。她常常在外面鬼混，克里斯是她的情夫之一。她真要嫁给他，我是有点吃惊，因为那男人根本就是个吃软饭的。但这相片看来挺不错的，是吧？”

“然后呢？”

“两星期过去了，什么都没发生。后来，圣贝纳迪诺的普雷斯科特旅馆的人找到我，说他们车库有辆车没人认领，是登记在克里斯特尔名下的，住址是我家。我让他们把车留着，并寄了张支票过去。这件事也没什么。我猜她在别的州，如果他们是开车去的，应该开的是克里斯的车。前天，我在这边街角的健身俱乐部前碰到克里斯，但他说根本不知道克里斯特尔在哪里。”

金斯利很快地看我一眼，伸手去拿桌上的一瓶酒与两只彩绘玻璃杯。他倒了两杯酒，然后推给我一杯。他举杯迎着光，缓缓地说道：“克里斯说他没跟她走，两个月没见过她了，也没有联络。”

“你相信他的话吗？”

他点点头，皱着眉喝了手中的酒，把酒杯推向一旁。我尝了尝，是苏格兰威士忌，但不是什么好酒。

“也许我不该相信他，”他说，“但这次我相信他，不是因为他值得信任，绝对不是。而是因为他是个狗娘养的杂种，睡朋友的老婆，还得意地到处吹嘘。我想他会先跟我称兄道弟，然后拐跑我老婆，再跟我绝交，让我抬不起头。我了解这些混混儿，尤其是他。他替我们工作了一阵，总是不断地惹麻烦。他控制不了自己，总是跟女同事乱搞。还有这封埃尔帕索来的电报。我已经把这事儿告诉他了，问他这有什么值得撒谎的。”

“也可能是她把他甩了。那想必大大伤了他的自尊——他那种自以为是情圣的自尊。”

金斯利的情绪似乎好了一些，但并不明显。他摇摇头说：“我还是比较相信他。你得证明我是错的。这是我雇用你的理由之一。但还有些很烦人的事，我有份好工作，一份好工作就是一切。我禁不起丑闻。如果我太太跟警方扯上了，我就得马上离开这里。”

“警方？”

“在她的所作所为里，”金斯利沉重地说，“包括偶尔去百货公司偷东西。她一喝多，就会糊里糊涂地做下这种事情。每次发生这种事，我们就得到经理室去面对那种相当难堪的场面。目前为止，我可以让她不被起诉。但是如果这种事发生在没人认识她的陌生城市——”他举起手，啪的一声落在桌上，“那她可能就进监狱了，是不是？”

“她有没有被留过指纹？”

“没有，她从没被逮捕过。”

“我不是这意思。有时候大百货公司会交换条件，你留下指纹，他们就不告你偷窃。这既震慑了企图下手的窃贼，百货公司也建立了有偷窃癖的人的档案。一旦这枚指纹的出现达到一定次数，他们就找你了。”

“据我所知，这种事从没发生过。”他说。

“好，现在我们可以把偷东西的事抛在一旁。如果她被捕，就会被盘查。即使警方让她在记录上用假名，可能仍会联络上你。一旦她入狱了，她也会开始求救。”我用手指敲了敲那张白底蓝格的电报纸，“有一个月了。如果你想的事那时候发生，案子现在也该结了。如果是初犯，她只会被训斥一顿，判个缓刑就出来了。”

他给自己又倒一杯酒，缓和一下焦虑的情绪。“你让我好过多了。”

“还有很多事可能发生。她可能真的跟克里斯跑了，然后分手；也可能和其他男人跑了，电报只是个幌子；还可能她单独跑了或与某个女人一起走了；也许她喝酒喝得太厉害了，正藏在某个私人疗养院治疗；也许被关在一个我们不知道的监狱；也许被谋杀了。”

“我的天，别这么说。”金斯利惊叫。

“为什么不呢？你要想想。对金斯利夫人我有个大致的印象——她年轻漂亮，冲动奔放，爱喝酒，一喝酒就做些危险的事。她秉性风流，可能搭上个陌生人，也许这人是个骗子。我说的这些都合理吧？”

他点头。“你说得都对。”

“她带了多少钱在身上？”

“她喜欢带着足够的钱。她有自己的银行账户，取多少都行。”

“你们有孩子吗？”

“没有。”

“你替她管理过钱吗？”

他摇头。“没什么好管理的，无非是存支票、取钱、花钱。她从没投资过一毛钱。当然她的钱也没给我带来过任何好处，如果这正是你在想的。”他停顿一下，“不要认为我没尝试过。我也是人，看着每年两万美元打水漂，全用来喝酒和花在克里斯之类的男朋友上，真不是滋味。”

“你跟她开户的那家银行关系怎么样？可不可以拿到过去几个月她使用支票的详细记录？”

“他们不告诉我。我试过一次，当时我怀疑她被人敲诈，结果什么也没问到。”

“我们问得到，”我说，“而且必须问到。那就要到失踪人员调查局，你愿不愿意这样做？”

“我不愿意，否则我就不会找你了。”

我点点头，把证物收集起来，放进口袋。“除了现在想到的，我还有一些别的方向。我想先跟克里斯谈谈，然后去小鹿湖一趟，打听些消息。我要克里斯的地址，再写张条子给照看你山上小屋的男人。”

他从书桌抽出一张印有信头的信纸，写了几行字后递给我。

亲爱的比尔，我介绍菲利普·马洛先生给你，他想看看这片地。请带他看我的木屋并全力协助。

你的

德雷斯·金斯利

我把信折好，放进他写好地址的信封，问：“山上其他的木屋情况怎样？”

“现在没有人会去。他们一个是在华盛顿的政府机构做事，另一个在利文沃斯堡，现在都和他们的太太在一起。”

“克里斯的地址。”

他看着我头顶上方的某个地方，说：“在湾城。我能找到房子但不记得住址。弗罗姆塞特小姐可以给你。她不必知道为什么你要这个，也许她以后会知道的。另外，你说要一百美元？”

“现在不用。”我说，“那是你对我嚣张，我才提的。”

他笑了。我站起身，在桌边迟疑地看他。过了一会儿我说：“你没有瞒着什么事没说吧？任何重要的事。”

他看着自己的大拇指。“没有。我很担心，想知道她的下落。我真的非常担心。有任何消息，随时给我电话，白天晚上都行。”

我说会的，和他握了手，便走出了这间狭长阴冷的办公室，阿德里安娜小姐优雅地坐在桌边。

“金斯利先生说你可以给我克里斯的住址。”我看着她的脸说。

她慢腾腾地取出一个褐色的登记住址的皮簿子，翻着，她说话的声音冷冷的，很不自然。“我们有的住址是牵牛星街六二三号，在湾城，电话是湾城一二五二三。克里斯先生已经一年没和我们联络了，可能搬家了。”

我谢过她，向大门走去。在门口我回头一瞥，见她坐得笔直，双手扶着桌子，两眼空洞地瞪着空中。她脸颊上的两片红晕在燃烧，眼神飘忽而苦涩。

看来克里斯对她是个不愉快的记忆。

3

牵牛星街在一个峡谷的末端，处于V字形的边缘。北边是淡蓝的海湾，潮流涌向马里布市，南边，在高速公路上绵延展开的，就是湾城。

这条街不长，只有三四个街区，尽头是一座由高铁丝网围起来的深宅大院。透过金黄的围篱，我看到树、灌木和一些草坪，还有一条蜿蜒的车道，但看不到房子。牵牛星街靠陆地这边的房子都相当大，而且维护得很好。散落在峡谷边稀疏的几间平房却很不起眼。铁丝网围住的短短半个街区内只有两幢房子，隔街相望，小的那幢就是六二三号。

我开着我的克莱斯勒经过它，在街的尽头转了半个圈，调头停在克里斯家旁边的一块空地上。他的房子依地势而建，向下倾斜，上面有一些爬藤植物，前门略微比路面低，屋顶有个平台，卧房在地下室，车库的位置如同台球桌的角袋。一种红色九重葛簌簌拂着前墙，小路上扁平的石头边缘长着韩国苔藓。房子的门很窄，装着铁栅栏，上面是拱开的尖顶。铁栅栏上有个铁门环，我敲了敲。

没有回应。我拉拉旁边的门铃，听到屋内不远处的铃声，等着，仍然毫无回应。我再敲门环，还是没人应。我走回小路，来到车库，拉起门，看到里面停着一辆车子，轮胎边缘有一圈白色。我走回前门。

一辆雅致的凯迪拉克黑色双门小轿车从街对面的车库驶了出来。先倒车，然后转弯，经过克里斯的屋子时慢了下来，一个戴墨镜的瘦男人目光锐利地看着我，似乎我不该到这里来。我狠狠地注视着他，他便开着车走了。

我再走下克里斯家的小路，又敲了敲门环。这次有回应了。一扇小窗打开，我看着铁栅栏里出现的相貌英俊、眼睛明亮的男人。

“吵死人了。”一个声音说。

“是克里斯先生吗？”

他说是，问我有什么事。我从铁栅栏里塞进一张名片，一只棕色的大手接过去。明亮的棕眼睛又出现了，他说：“很抱歉，今天我不想见侦探。”

“我是替德雷斯·金斯利工作的。”

“你们两个都给我见鬼去！”他砰地关上了小窗户。我靠在门边，一只手按门铃，另一只手拿出一根烟，我刚在门框上擦着一根火柴，门猛地开了，一个穿着游泳裤、沙滩鞋，系着白色毛巾浴袍的大个子走了出来。

我的大拇指离开门铃，朝他笑。“怎么了？害怕了？”

“再按一次铃，我就把你扔到马路对面去。”

“别孩子气了，你很清楚我们必须谈谈。”

我从口袋中掏出那份电报，放在他明亮的棕色眼睛前面。他皱着眉头读完，咬咬嘴唇，低声吼道：“看在克里斯特尔的分上，进来吧。”

他打开门，我经过他身边，走进一间昏暗但舒适的房间。室内铺着看起来相当昂贵的杏黄色中国地毯，放着高背椅和几盏白色的柱形灯，一张又长又宽的浅褐色安哥拉羊毛的卧榻上面点缀着深棕色的圆点，带铜罩的壁炉上方有白色的木制台子。铜罩后的壁炉被一大簇熊果花遮住了一部分。那花多处枯黄，但仍很娇艳。一张低矮的核桃木桌，玻璃桌面上放着一瓶维特69
[1] ，茶盘上有几只玻璃杯和一个铜制冰桶。这房间直通屋后，后面是一个拱门，通过它可以看见三扇窄窗和通往下面的楼梯顶端的一段白色扶手。

克里斯重重地关上门，坐在长卧榻上，从银盒里抓出一根烟来，点着，怒气冲冲地看着我。我在他面前坐下，看着他。和那张照片上一样，他确实很英俊，腰身和大腿的线条都很好，栗褐色的眼睛，眼白略微有些发灰，头发较长，发梢微卷，覆盖着太阳穴，棕色肌肤毫无松弛的迹象。他身材真好，对我而言仅此而已，但我明白为什么女人会这么喜欢他了。

“为什么不告诉我们她在哪里？我们迟早都会找到的，如果你说了，我们也就不会来烦你。”

“一个私家侦探还烦不着我。”

“不会吗？私家侦探可以找任何人的麻烦，他们会穷追不舍，对冷落怠慢也习以为常了，人家花钱买他的时间，他就想尽办法来找你的麻烦。”

“听着，”他凑过来，用烟指着我说，“我看了电报，但那是胡扯，我没有和克里斯特尔去埃尔帕索。我已经很久没见过她了，我和她也没有任何联络。我告诉过金斯利。”

“他不信。”

“我为什么要骗他？”他说。

“你骗他了吗？”

“听着，”他急切地说，“你可以这么想，但你不认识克里斯特尔。金斯利根本管不了她，如果他不喜欢克里斯特尔的所作所为，他应该自己想法子。这种霸道的丈夫叫我倒胃口。”

“如果你没跟她去埃尔帕索，她为什么发这封电报？”

“我根本不知道。”

“你可以有更好的解释，”我指着壁炉的熊果花，“这是你在小鹿湖采的吧？”

“这附近的小山上到处都是熊果树。”他傲慢地说。

“但这儿的花不是这样的。”

他笑了。“五月的第三个星期，我去过那里。如果你真要知道，我想你查得出来。那是我最后一次见到她。”

“你没想过和她结婚？”

他吐了口烟，在烟雾中说：“我是想过。她有钱，钱总是有用的。但那样做又太麻烦了。”

我点点头，没有说话，他看着壁炉里的熊果花，往后靠去，又吐了口烟，露出褐色的喉结。过了一会儿，见我仍然不吭声，他开始不安起来，看着我的名片说：“你靠给人打探消息过日子？生意不错吧？”

“没啥好吹嘘的，这儿赚一点，那儿赚一点。”

“全是‘小’钱。”

“克里斯先生，我们不需要吵架。金斯利认为你知道他太太的下落而不说，这即使没什么恶意，至少也有某种动机。”

“那他更喜欢哪一种呢？”这个棕色脸庞的英俊男人嗤之以鼻地说。

“他不在乎，只要得到讯息。他根本不在乎你跟克里斯特尔之间有什么事、去了哪里，她要不要与他离婚。他只想确定克里斯特尔平安无事，没惹上任何麻烦。”

克里斯兴趣来了。“麻烦？什么麻烦？”他说着伸出舌头，仿佛在舔着、品尝着那字眼。

“你大概还不知道他想的是哪种麻烦？”

“告诉我，”他讥讽地请求，“我就爱听那种我不知道的麻烦。”

“真有你的，”我说，“没时间谈正事，却有工夫耍嘴皮子。如果你以为我们会就此不追究你和克里斯特尔一起跑到别的州去，那你可就大错特错了。”

“我得竖起大拇指夸你一下，聪明人。不过你得找到证据，否则说什么都没用。”

“这电报总能说明一些问题。”我固执地说，这话我似乎已说过好几次了。

“那可能是个玩笑。她有很多类似的小把戏，都很蠢，但有些却很恶毒。”

“我看不出这个有什么用意。”

他小心地把烟灰弹在玻璃桌面上，很快地打量了我一眼，随即又看往别处。

“我让她空等，”他慢慢地说，“这大概是她的报复。我应该在周末到那里去，我没去，我——烦她了。”

“哦，”我紧紧地盯着他，“这话我不太信。也许这样说更好：你确实跟克里斯特尔去了埃尔帕索，结果吵了架，然后分手。这样说对吗？”

晒得黝黑的肌肤仍掩不住他的脸红。

“妈的，我说过，我没跟她去过任何地方，哪里也没去过。难道你不记得吗？”

“如果我相信我就会记得。”

他身子往前倾，熄了烟。轻松地站起来，不慌不忙地紧了紧浴袍带子，走向长卧榻的另一头。

“好了，”他干脆地说，“你走吧。我听够你的废话了。你在浪费我和你自己的时间——如果你的时间还有点价值的话。”

我站起身，笑了。“不值很多，但我是被雇用来，就值那么多。你们该不会是在某家百货公司遇到点儿不愉快吧？比如，袜子或珠宝部门。”

他审慎地看着我，皱起眉头，嘴巴一撇。

“我听不懂。”他说，但那声音透露出他在想着什么。

“这就已经够了，”我说，“多谢你听我说话。另外，你现在干哪行——自从离开金斯利之后？”

“这跟你有什么相干？”

“没什么相干。但我也能查得出来。”我说着朝门口走去，没走多远。

“现在我无所事事，”他冷冷地说，“我在等着海军陆战队下任职书。”

“你在那儿应该会干得不错。”

“是的，再见侦探。别再来了，我不会在家的。”

我走到门口，去拉门。海滩的潮气使门与门槛卡得很紧。我拉开门后，回头看看，见他眯着眼站在那里，怒气冲冲的样子。

“我说不定会再来，”我说，“但不只是来和你耍嘴皮子，而是因为我发现了什么，需要找你谈谈。”

“这么说你仍然认为我在撒谎。”他暴躁地说。

“我觉得你有事瞒着我，这种情况我见多了。也许那不关我的事，但如果是，你可能得再把我赶出去一次了。”

“我很荣幸。下次多带个人来开车送你回家。免得你屁股开花，头破血流，自己走不了。”

接着，他莫名其妙地吐了一口唾沫在脚前的地毯上。

这个举动让我很震惊，就像眼看着他虚伪的外衣被剥去，露出狰狞的面目；或者像听到一个很优雅的女人开口说粗话。

“再见，漂亮的大个子。”我说着便走了，他还站在原地。我用力才关上了那扇门，然后走上通向街上的小路。出来后我站在人行道上，看着对面的那幢房子。

注释

[1] 一种苏格兰出产的混合威士忌。

4

那幢房子看上去很宽敞，不过里面不一定很深，玫瑰色的泥墙褪了色，变成了一种轻淡柔和的色彩，配着暗绿色的窗框。屋顶铺着粗圆的绿瓷砖，前门的门框由一种多种颜色混合的瓷砖细工镶嵌，门前是一个小花园，园子前面是一道矮泥墙，墙上的铁栏杆已经被海边潮湿的空气侵蚀。墙外左边的车库可以容下三辆车，有一扇门通向院子，还有一条水泥小路通向房子侧门。

门柱上有一块铜牌，上面写着：“阿尔伯特·S.阿尔莫医生”。

当我站在那儿看着对面的时候，那部我见过的黑色凯迪拉克从街角发着突突的声音转弯驶来。他减速向外一偏，腾出空间转进车库。但发现我的车挡住了路，于是他继续开向路的尽头，在铁栏杆前的空地调头，慢慢驶回，停进车库的第三个空车位。

那个戴墨镜的瘦瘦的男人沿着人行道走向那幢房子，手里提着一个双把手的医药箱。他放慢脚步看看我，我走向我的克莱斯勒。他在房前用钥匙开门时又看了看我。

我钻进了我的克莱斯勒，坐着抽烟，盘算着值不值得雇个人盯着克里斯。最终我决定不这样做，因为根据目前的情况，还不值得这么做。

阿尔莫医生进屋后，靠侧门的一扇低矮的窗户上的帘子动了一下。只见一只瘦手把它拨开，我看见眼镜片的反光。窗帘被拨开有一会儿之后，又合上了。

我从街边看着克里斯的房子，从这个角度能看到他家的门廊接着一道漆过的木制台阶，通向一条倾斜的水泥走道，另一道水泥台阶通向下面的小巷。

我又望向阿尔莫医生的房子，心里想着他是否认识克里斯，和他熟不熟。他们应该认识，因为这个街区只有这两幢房子。但身为医生，他不会告诉我什么克里斯的事。就在我看着的时候，那扇窗帘被整个拉开了。

现在三扇窗户的中间部分没有被窗帘遮蔽，阿尔莫医生站在那后面注视我，瘦瘦的脸上眉头紧锁。我把烟灰弹出车外，他突然转身坐在一张桌子前，双把手箱子放在面前。他僵直地坐着，敲打着箱子旁的桌面，伸手拿电话，碰了一下又放开。接着点了一根烟，使劲地甩着火柴，然后大步走到窗边，继续注视着我。

这可真有趣，因为他是医生。通常，医生是最缺乏好奇心的。在他们当实习医生时，听到的秘密就够他们受用一辈子了。阿尔莫医生似乎觉得我有趣。不止有趣，我似乎让他感到不安了。

我转动钥匙准备发动汽车的时候，克里斯的前门突然打开了。于是我又把手放了下来，靠在坐椅上。克里斯轻快地走上门前的小路，往街上看了一眼，便走进车库。他仍是刚才的穿着，臂上挂着一条粗毛巾与蒸浴用的浴巾。我听见车库的门被打开和车门开关的声音，接着是发动车子的声音。他的车倒着开下陡坡，车尾冒出白色烟雾。那是辆可爱别致的蓝色敞篷车，车篷后折，露出克里斯乌黑的头发，他戴着一副漂亮的墨镜，白色的镜架。敞篷车飞驰而去，在街角处十分漂亮地转了个弯。

我不必跟着他。克里斯一定是去太平洋岸边，躺在阳光下，让女孩子们大饱眼福。

我把注意力转向阿尔莫医生。他正将电话听筒贴着耳朵，但没说话，而是边抽烟边等着。似乎电话里有声音了，他身体前倾地听着，挂断电话，在面前的纸上写下什么，然后取出一本黄页的厚书放在桌上，从中间翻开。他一边做这些，一边朝窗外飞快地看一眼我的克莱斯勒。

他在那本书里找到了他要的东西，俯身去看。我看到烟雾在书页上方缭绕，他记下些什么，推开书，又拿起电话。拨了号之后过了一会儿，便开始快速地说话，一边点头，夹烟的手一边在比画着。

谈话结束，挂上电话，他靠在椅子里若有所思。他瞪着桌子，但每隔半分钟总要往窗外看一眼。他在等着什么，而我就毫无理由地陪着他等。医生总要打很多电话，跟很多人交谈；他们也会向窗外张望，皱眉，显得紧张，他们心中有事、有压力。医生也是人，和我们一样也会忧伤痛苦。

但这家伙的举动令我好奇。我看看表，该吃点东西了，我又点了一根烟，却没离开。

大约五分钟后，一辆绿色轿车转过街角疾驰而来，开进这个街区，在阿尔莫医生的房子前停下，高高的车天线晃动着。车里出来一个土黄色头发的大个子男人，他走到阿尔莫医生的门前，按了门铃，俯身在台阶上划了根火柴。然后他看看四周，隔着马路向我这里望着。

门开了，他走了进去。一只看不见的手拉上了窗帘，遮住了房间。我坐在那里注视着窗帘上被太阳晒出的条纹。时间慢慢地过去。

前门又打开了，大个子漫不经心地走下台阶，出了大门，把烟蒂向远处一弹。他揉了揉头发，耸了耸肩，又捏了捏下巴，斜着穿过马路。他的脚步声在一片寂静中显得悠闲而清晰。阿尔莫医生又拉开窗帘，站在窗边看着。

一只布满斑点的大手出现在我胳膊搭着的车窗上。那是一张皱纹深刻的粗犷的脸，明亮的蓝眼睛目不转睛地盯着我，声调又低又粗。“你在等人吗？”

“我也不知道，你觉得我像吗？”

“我在问你。”

“哦，妈的，这真像是哑剧。”

“什么哑剧？”他的深蓝色眼睛很不友善地瞪了我一眼。

我用烟指了指街对面。“那个神经质家伙和他的电话。大概是从汽车俱乐部查到我名字，再找分类电话簿，又叫来警察。什么事？”

“让我看看你的驾驶执照。”

我瞪了他一眼。“你们动作真是快得跟蜂鸣器一样。你们这些人不出示证件的吗？还是耍耍威风别人就知道你是干什么的了？”

“我要是真耍起威风来，你会知道的。”

我低身转动车钥匙，踩下离合器，引擎开始转动。

“把引擎关了！”他粗暴地说，一只脚踩在车门踏板上。

我熄掉引擎，靠在座位上，看着他。

“他妈的，你真要我把你拖出来扔在路上？”

我取出钱包递给他。他拿出塑封套，看我的驾照，又把套子翻过来，看背面另一个执照的复印件。他轻蔑地把它们放回皮夹，递还给我。我把钱包收起来。他伸手掏出一个蓝金两色的警徽。

“警官德加莫。”声音低沉而粗鲁。

“幸会，警官。”

“少来这套。说说你干吗在这里盯着阿尔莫的房子？”

“我不是像你说的那样来盯阿尔莫的房子，警官。我从没听过阿尔莫医生这个人，我更不知道为什么我要来盯着他。”

他转头啐了一口唾沫，我今天怎么专门遇到这种家伙。

“那你在这儿玩什么把戏？我们不欢迎来这儿偷看的人，这镇上没这种人。”

“真的？”

“没错。快给我说实话。除非你想到局子里去，尝尝审讯室灯光下的滋味。”

我没回答。

他突然问道：“是她的父母雇你的？”

我摇头。

“宝贝儿，上一个家伙来干这事儿，结果被打得挂了彩。”

“挺有意思嘛，”我说，“如果我能猜出是什么事儿的话……他到底做了什么？”

“想敲他一笔。”他细声说。

“这真是太遗憾了，我还真不知道怎么敲他，”我说，“不过他看上去似乎是个很容易敲诈的人。”

“你这么说话可没什么好处。”

“好，这么说吧，我不认识阿尔莫医生，从没听过，我也没兴趣。我是来拜访朋友，看风景的。如果我还干了别的什么，那也不关你的事。如果你不喜欢，最好的办法是到局里去请示一下你的头儿。”

他在踩踏板上的那只脚沉重地移动了一下，脸上露出怀疑的表情。慢慢地问：“你说的是实话？”

“句句实言。”

“妈的，这家伙真是神经病。”他突然说，转头看向那幢房子，“该去看医生。”他干干地笑了，收回踏板上的脚，挠了挠他那金属丝般的硬头发。

“走吧，”他说，“离这片远点儿，免得惹事。”

我再度发动车子，引擎空转时，我问道：“阿尔·诺加德近来好吗？”

他看着我。“你认识阿尔？”

“没错，几年前他和我一起在这里办过一件案子——当时的警察局长是韦克斯。”

“阿尔调去干军警了，我也希望能去。”他苦涩地说。他转身走开，旋即又回过身对我说：“走吧，趁我还没改变主意，快走。”

他步履沉重地穿过马路，又进了阿尔莫医生家的大门。

我一踩离合器，把车开走。回去的路上，各种想法在头脑里转来转去，就像阿尔莫医生神经质的瘦手拉窗帘一样。

回到洛杉矶，我吃了午餐后去办公室，看看有什么信，也打了个电话给金斯利。

“我见到了克里斯，他说了一堆垃圾，不过应该是实话。我试着逼问了他一下，但没有结果。我还是认为他们吵翻了，克里斯想和好，但目前还没有。”

“所以他一定知道克里斯特尔在哪里。”

“可能，但不一定。另外，我在克里斯家的那条街遇见一桩怪事，那里只有两幢房子，另一幢是一个阿尔莫医生住的。”我简短地说明那件怪事。

他沉默了一阵，才说：“是阿尔伯特·S.阿尔莫医生吗？”

“没错。”

“他曾经是克里斯特尔的医生。来过家里几次，当克里斯特尔——嗯，酗酒的时候。我觉得他太急着给克里斯特尔打针了，他太太，我想想，好像出了什么事，噢，对了，她自杀了。”

“什么时候？”

“我不记得了。是很久以前的事，我跟他们没什么交往。你现在打算怎么办？”

我说准备去狮湖，虽然现在出发嫌晚了。

他告诉我时间很充裕，山上的白天要长一个小时。

我说那很好，便挂断了电话。

5

圣贝纳迪诺在午后的阳光下就像被火烤着了一样火烧火燎的，空气热得可以把舌头烫出泡来。我一边喘着粗气一边开车，路上停下去买一品脱饮料，免得没到山上就热晕过去了。接着才又开始延着通向克莱斯特莱恩的崎岖山路长途攀爬。十五英里的路程上升到五千英尺，但还是很热。开了三十英里的山路后，我看到高大的松林，这里的地名叫涌泉。有一家简易商店和一个加油站，但我感觉就像进了乐园一样。此后一路就凉爽了。

狮湖水坝在两头及中间各有一个武装警卫，第一个警卫要我驶过水坝前关上车窗。在距水坝约一百码的地方，一条绳子系着软木浮标，以禁止游艇靠近。除了这些细小的地方之外，战争对狮湖似乎没有什么影响。

人们在蓝色水面上悠闲地划着小船，那些马达游船在嘟嘟作响，快艇则像小孩子一样爱表现自己，它们绕着圈子，所过之处激起一条条泡沫，艇上的女孩尖叫着，手垂在水中拖曳着。在快艇留下的水波中，人们可以看到那些花了两美元买了钓鱼执照的人，正指望着能钓些鱼上来捞回本钱。

经过一段高高的花岗岩层突露的山路后，又降回到一片覆盖着野草的山地，上面长着野鸢尾花、紫色羽扇豆、喇叭花、漏斗草等，还有沙漠中常见的灌木丛。高大的黄松刺向晴朗的蓝空。接着路又陡降至与湖面平行的高度，便来到了一个村落。周围是成群的女孩儿，穿戴着色彩绚丽的宽松裤、凉鞋，戴着束发网、大围巾，露出雪白的小腿。还有的人小心翼翼、摇摇晃晃地骑着自行车，偶尔有一只受了惊吓的小鸟“嗖”地一下飞起来。

离开村庄一英里，公路便接上了一条蜿蜒的通往山里的小路。路边一块粗糙的木牌上写着：“距小鹿湖一点七五英里”。我开上小路，起初一英里的山坡上散落着小木屋，继续向前就没有了。又开了不远，眼前另出现一条很窄的岔道，一块同样粗糙的木牌子上写着：“小鹿湖，私人道路，禁止入内”。

我把克莱斯勒开上小路，小心地缓缓经过巨大的花岗岩和一个小瀑布，穿过迷宫似的黑橡树、铁木、熊果树，一片寂静。一只蓝鸟蹲在枝丫上，一只松鼠生气地用爪子拍打着一颗松果，一只红顶啄木鸟停止啄树，先是用它小而圆的眼睛看着我，然后便闪躲到树干后面，又用另一只眼瞧我……我来到一扇由五根木条钉成的栅栏门前，这里又有个牌子。

我顺着大门旁的路在林中弯绕了几百码，下面是个深深掩映在树林、岩石与野草间的椭圆形小湖，如同蜷曲叶片上的一颗露珠。湖的尽头是个水泥筑成的水坝，上面有一条绳索当扶手，旁边是一个老水车，不远处是一间就地取材、用木头搭建的松林小屋。

湖的对面是一大间俯视湖水的红木屋，从小路走过去有点远，但穿过水坝就比较近了。再远一点还有两座小木屋，彼此分得很开。三间屋子的门都紧闭着，窗帘严合。大点的房子有橘黄色百叶窗，一扇有十二个窗格的窗户面向湖水。

从水坝看过去，在湖对面的尽头隐约有一个小码头和一个圆形的亭子，一个歪歪斜斜的木牌上面漆着白色的大字：“克尔凯尔营地”。我看不出在这样的地方造一个营地有什么意义，因此下车往最近的木屋走去。屋后有人在用斧头砍东西。

我敲敲木屋的门。斧头声停下了，传来一个男人的回应声。我坐在石头上，点了一支烟。凌乱的脚步声从小木屋里传来。一个皮肤粗黑的男人出现了，手里还提着一把斧子。

他个子不高，但很结实，右脚有些跛，走路时一瘸一瘸的，在地上留下浅浅的弧印。他没刮脸，下巴上的胡楂很浓，深蓝色的眼睛，卷曲的灰发盖住了耳朵，看来很久没剪了。他穿着蓝色的粗布裤子，蓝色衬衫的领口露出棕色的粗脖子，嘴角叼着烟。他说话的声调是城里的粗人特有的。

“什么事？”

“是比尔·切斯先生吗？”

“是我。”

我站起身，从口袋里掏出金斯利写的纸条给他。他接过去看了一眼，脚步沉重地进屋，出来时鼻梁上多了一副眼镜。他仔细再三地读那纸条，然后放进衬衫口袋，把扣子扣上。

“幸会，马洛先生。”

我们握手。他的手像锉刀一样粗糙。

“你要看金斯利的木屋？我很乐意带你去。他不会是为了克里斯特尔真的想卖掉吧？”他盯着我，跷着大拇指示意着湖对面。

“有可能，”我说，“在加州什么东西都能卖。”

“真的？那儿就是他的，是红木的，用有很多木节的松木打的隔间，再合成屋顶，石头铺的地基与走廊，还有整套的卫生和沐浴设备。到处是百叶窗、大壁炉，主卧室有暖炉——兄弟，春秋季你如果想住进来肯定用得上，还有瓦斯炉等厨房设备，一切都是最高级的，花了大概八千美元，这样一间山间小屋就得这个价钱。山里还有蓄水池供你用水。”

“那儿有没有电灯和电话？”我问道，其实只是想找点话说。

“电当然有。但没有电话，要装的话得花一大笔钱把线牵来。”

我们互相看看。他的脸庞如被风雨侵蚀过，但看起来却像个酒鬼，皮肤厚粗，血管暴凸，眼睛烁亮。

“现在有人住在那儿吗？”

“没有。金斯利太太几星期前来过，又下山了。不过我猜她随时会回来，先生说了吗？”

我做出惊讶的样子说：“啊，她跟这屋子一起卖吗？”

他先是一脸怒色，突然仰头大笑，笑声像拖拉机回火的声音，打碎了林间的寂静。

“天哪，笑死我了！她跟——”他喘了一口气，然后嘴就像夹子一样闭上了。

“没错，那是间很漂亮的木屋。”他说，审慎地看我。

“那里的床舒服吗？”我问。

他往前凑了凑，微笑着说：“你大概是想让你的脸开花吧。”

我张嘴看着他。“我可没想过。从来没有。”

“我怎么会知道床舒不舒服？”他气冲冲地说，同时稍稍弯下身，以便随时可以狠狠地给我一拳。

“我不知道你为什么会不知道。你也不是非说不可，我自己会发现的。”

“是啊，”他酸溜溜地说，“以为我见到侦探会认不出来？我跟他们在每个州玩你追我打的游戏。滚你的蛋吧，老兄，金斯利也一样。雇个侦探来看我是不是穿他的睡衣？哈！听着，我是有一只脚不听使唤，但我想要的女人——”我伸出一只手，阻止他继续说下去，但愿他不会把我的手揪下来扔到湖里去。

“你错了，”我说，“我不是来调查你的私生活。我从没见过金斯利太太，也是直到今早才见过金斯利。你到底怎么啦？”

他望向别处，用手背恶狠狠地蹭着嘴，然后举高双手握成拳头，又松开，看着手指，它们在颤抖。

“抱歉，马洛先生。昨晚我是在屋顶上过的夜，我喝醉了。我独自在这里一个月了，所以变得开始自言自语。发生了一件事。”

“要不要喝一杯？”

他两眼发光，锐利地瞪着我。“你有？”

我从口袋里掏出那一品脱的麦酒，给他看瓶盖上的绿标签。

“我从来消受不起这个，”他说，“真他妈的消受不起。等等，我去拿杯子，还是你要进屋来？”

“我喜欢外面，喜欢享受这里的风景。”

他甩着那条僵直的腿，进屋取来两只小玻璃杯，坐在我旁边的石头上，身上散发着汗味。

打开瓶盖，我给他倒了一大杯，给自己倒了一点，我们碰了碰杯，便喝起来，他咂着酒，一抹微笑闪现在他的脸上。

“好酒。”他说，“我不懂怎么会自言自语起来。大概是独自在山上待得太久了，变得忧郁。没个伴儿，没有朋友，也没有老婆。”他停顿了一下，有意把脸转到一边，“尤其是没有老婆。”

我始终注视着小湖里的蓝色湖水，在一块突出的岩石下，一尾鱼破水而出，荡起一圈涟漪。一阵清柔微风拂过松林尖，引起一阵潮骚声。

“她丢下我走了，”他缓缓地说，“一个月以前，六月十二日，星期五，我永远记得这一天。”

我愣住了，但没忘记给他的空杯里加酒。六月十二日星期五，正是克里斯特尔该进城参加聚会的日子。

“你不会想听这些的。”他说。但从那双淡蓝色眼睛里可以看出，他很想谈谈这件事，非常明显。

“是不关我的事，但如果让你觉得好受些——”

他使劲地点点头。“你注意过这种事情没有？两个男人在公园椅子上相遇，便开始谈论上帝。而通常人们是不会跟他们最好的朋友谈论上帝的。”

“是的。”

他喝了一口酒，远眺着湖面。“她是个可爱的女孩，就是有时嘴巴太厉害了，但是个好女孩。我跟穆里尔算是一见钟情。一年零三个月之前，我在河滨市的一家酒吧里遇见她。不是那种你指望会遇见穆里尔这种女孩子的酒吧，但事情就这样发生了。我们结了婚。我爱她。我有自知之明，我是个大浑蛋，不该和她在一起。”

我动了一下，让他知道我还在听，但我不敢说话，生怕破坏了这情境。我坐在那里，手中的酒一滴没喝。我喜欢喝酒，但不是在人们把我当成倾诉对象的时候。

他继续感伤地说：“但你知道婚姻是怎么一回事——都一样。没多久，像我这种平凡普通的男人便开始耐不住了，想找其他女人。这也许很浑蛋，但事情就是这样。”

他看着我，我表示听懂了他的意思。

他喝光了第二杯，我把那瓶酒递给他。一只蓝鸟在松树顶的枝丫间跳跃，翅膀一动不动，甚至也不稍停一下维持平衡。

“山里的人大都半疯了，我也是。我在这里不错，不用付房租，每个月有张不错的养老金支票，那是我买战争债券的红利。我娶了个你也会喜欢的金发姑娘，很漂亮，然后我就犯浑了，我不知道是怎么了。总之就是这样。”他用力指着湖那边的红木屋子，那房子在傍晚的天光里转成牛血一般的颜色。“就在前院，”他说，“就在那窗户下面，她对我来说就像一个风骚的小妓女，是一棵不值钱的草。可是老天啊，男人有时候真是太蠢了！”

他喝了第三杯，把酒瓶放在石头上。从衬衣口袋里抽出一支烟，在大拇指的指甲上划着了火柴，很快地喷起烟来。我张嘴呼了一口气，安静得像躲在窗帘后的贼。

“妈的，”他终于说话了，“你会想如果我要找女人，应该离家远一点，至少给自己找一个不同类型的。但是那个小骚货却根本不是这样的，她有像穆里尔一样的金发，一样的身体、重量，一样的类型，连眼睛都几乎是同样颜色的。但是，天啊，她们又那么的不相同。漂亮是漂亮，但不是那么出众，对我而言只是平平。那天早上，我在烧垃圾，和平时一样忙着自己的事情。她从木屋的后门进来，穿着很薄的睡衣，薄得看得见衣服下面的粉红奶头。她用懒洋洋的声音说，‘喝一杯吧，比尔，这么美好的早上别工作得这么累。’我是很想喝一杯，于是到厨房去拿。然后我喝了一杯又一杯，进了屋子，我越靠近她，她就越不断地往卧室看。”

他呼了口气，无奈地扫了我一眼。

“你问我那里的床舒不舒服，我发火了。你没有恶意，是我脑子里的事太多了。没错，我睡过那张床，很舒服。”

他停下不说了，我也没接话，让一切缓缓落下，终归寂静。他侧身拾起酒瓶，瞪着它，似乎心里在跟它对抗。还是酒赢了。他狠狠地灌了一大口，刻意拧紧盖子。然后他拾起一粒石子，扔进湖中。

“那天我从水坝那头回来。”他慢慢地说，声音里已经有了醉意，“飘飘欲仙，觉得这事做得神不知鬼不觉，我们男人在这些小事上总会犯错，不是吗？根本不是神不知鬼不觉，根本不可能。我听着穆里尔跟我讲话，她甚至音量都不提高。她说的关于我的事简直让我难以置信。噢，没错，我现在是彻底地躲过去了。”

“所以她离开了你。”他沉默的时候我说。

“就是那天晚上，我根本没在这里。我觉得实在没脸待下去。我开着我的福特，跟几个像我一样浑的家伙喝得烂醉。但那也没让我好过，大约凌晨四点，我回到家，穆里尔走了，东西也收拾带走了，只在桌子上留下一张便条和她常用的面霜。”

他从破旧皮夹抽出一张折好的纸，递给我。那是一张从笔记本上撕下来的蓝格子纸，上面用铅笔写着：

抱歉，比尔，但我宁愿去死也不愿意再和你一起生活下去了。

穆里尔

我把纸条还他，手指着湖对岸问：“那边怎么样了呢？”

比尔捡起一块扁平石头，想打个水漂到对岸，但石子没跳起来。

“什么也没有发生。当天晚上，她也收拾收拾东西下山了，我再没看见她。我也不想再看到她。整整一个月，穆里尔没给我一点消息，一个字也没有。我完全不知道她在哪儿，也许跟别的男人在一起吧，希望他能比我对她好。”

他站起身，从口袋中掏出钥匙，摇了摇。“你如果要去看金斯利的木屋，现在就可以去。谢谢你听我说这些，还有酒。你拿着。”他拾起酒瓶，把喝剩的还给我。

6

我们走下山坡来到湖岸，走上狭窄的坝顶。比尔扭着他那只不听使唤的脚走在我前面，握着铁柱子间的绳索。水流冲刷着水泥，缓缓地激起一个个旋涡。

“明天一早，我会顺着水车放些水。”他背对着我说，“也就是这个还有点儿用。是一些拍电影的人三年前修建的，他们在这儿拍了一部电影。对面那个小码头是他们建的。他们建的大部分东西都被拆了拖走了，但金斯利请他们留下了码头和水车。多少给这地方一点色彩。”

我随他走上一道厚重的木制台阶，来到金斯利木屋的门廊上，他开了门锁，我们走进一团闷热的空气中。门窗紧闭的房子就会这样，光线滤过百叶窗细长的缝隙，投射在地板上，留下一条条光影。起居室是长方形的，简洁明快，房间里用的是印第安地毯、印花棉布的窗帘、金属包边的家具、普通的硬木地板。房间里有许多灯，角落有一个小吧台和几张圆凳子。屋里整齐干净，不像是有人刚刚匆忙离开。

我们走进卧室，其中两间放着单人床，另一间放着一张大双人床，上面乳白色的床罩上缝着梅子色的装饰图案。比尔说这是主卧室。光亮的木制梳妆台上摆着翠绿色的彩釉和不锈钢的卫浴用品，以及各种化妆品。几瓶冷霜瓶子上印着吉尔兰恩公司的金色波浪状商标。房间有一整面墙是带拉门的衣柜，我拉开一扇向里看去，似乎都是些女性休闲度假时穿的衣服。我翻看时比尔不悦地看着我。我拉上门，又拉开下面一个很深的鞋柜，里面至少有半打的新鞋。我用力关上柜子，直起身来。

比尔直直地站在我面前，昂起下巴，双手骨节毕露地攥紧拳头放在腰侧。

“你干吗看女人的衣服？”他怒气冲冲地问道。

“这个嘛，譬如说金斯利太太离开这里后并没回家，她丈夫从此没见过她，不知道她的下落。”

他松开拳头，手在身子两侧缓缓垂下，从鼻子里哼道：“果然是个侦探。第一印象总是对的。我已经把我自己的事都说了。老兄，我可什么都告诉你了，不是吗？天，我可真够聪明的！”

“我会守口如瓶的。”我说着，绕过他走进厨房。

厨房里有一个绿白两色的炉灶，刷着亮漆的黄松木水槽，设备间有一个自动热水暖炉。紧挨着厨房的是一间舒适的早餐室，这里有很多窗户，还有一套昂贵的塑料早餐用具。架子上放着五颜六色的碟子、玻璃杯和一套锡制的盘子。

处处井然有序，水槽里没有脏杯子或脏碟子，也没有不干净的玻璃杯或空酒瓶，更没有蚂蚁或苍蝇。不管金斯利太太过着怎样荒唐的生活，她倒是没把家里搞得邋遢不堪。

我回到起居室，走到门廊上，等着比尔锁门。当他锁好门时一脸怒容地转向我，我说：“我并没有要你对我掏心掏肺，但我也没想拦着你。金斯利并不知道他老婆对你有所‘表示’，除非还有更多我不知道的事儿。”

“见你的鬼！”他脸上的怒火丝毫未消。

“没问题，我去见鬼。有没有可能你老婆跟金斯利的老婆一起跑了？”

“我听不懂。”

“在你跑去借酒浇愁的时候，她们可能吵了一架，之后又和好、抱头痛哭一场。接着金斯利太太可能带你老婆下山了，她总要有个交通工具上路吧，对不对？”

这想法听起来很荒唐，但他却很认真地听着。

“不，穆里尔不会跟人抱头痛哭，她不是那种人。而且如果她真要找个肩膀哭，也不会去挑那个风骚娘儿们。至于说交通工具，她自己有辆福特。她开不了我的车，因为我这只脚不听使唤，把操控装置做了改动。”

“我只是突然冒出这么个想法。”

“这样的想法如果还有的话，就让它们见鬼去。”

“在十足的陌生人面前，你这样的毫不遮掩，真他妈的令人感动。”

他向我逼进一步。“那又怎么样？”

“嘿，老兄，”我说，“我可是尽量当你是个好人。别这样，行不？”

他重重地吸了一口气，无奈地放开了拳头。

“老兄，今天下午我可是帮了你了。”他叹了口气，“要沿湖边走回去吗？”

“当然，只要你的腿受得了。”

“我走过多少次了。”

我们并肩而行，又像好朋友一样了。大概可以友好地走完这五十码的路程。那条路的宽度仅容一车通过，它处于湖面之上，在岩石间蜿蜒。大约走到一半的地方，看到另一幢在石头地基上建的小木屋。第三幢则在湖的尽头，在远离湖边的一块几乎平坦的土地上。两幢房子都锁着，看来空置已久。

过了一两分钟，比尔说：“那个风骚娘儿们真的跑了？”

“看来是这样。”

“你是真的警察还是只是个私家侦探？”

“只是个私家侦探。”

“她跟男人跑了？”

“我是这样想的。”

“她当然会这样干，一定是的。金斯利应该会猜到。她有很多男朋友。”

“在这里？”

他没有回答。

“其中一个叫克里斯？”

“我怎么知道。”

“这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她从埃尔帕索发电报说要跟克里斯去墨西哥。”我从口袋里搜出那电报给他，他从衬衫里摸索出眼镜看。然后把电报还给我，取下眼镜，眺望蓝色的湖水。

“这是个小证据，反驳你告诉我的一些事。”

他缓缓说道：“克里斯是来过一次。”

“他承认两个月前见过她，也许是在这儿。他称之后再也没见过她。我不知道该不该相信他，没有理由相信，也没有理由不相信。”

“那么，他们现在没在一起？”

“他说没有。”

“我认为她不会为了结婚这种小事而嚷嚷，到佛罗里达度蜜月应该才是她想说的。”他认真说道。

“你就不能给我点儿确切的消息吗？你没见到她或听到什么确实可信的事吗？”

“没有。如果有，我也不一定会告诉你。我是很浑，但还没浑到那种程度。”

“好吧，谢谢你。”

“我不欠你什么。你和天底下每一个该死的侦探都见鬼去！”

“又来了。”我说。

我们走到湖的尽头。我让他独自站在那儿，自己走上那个小码头，倚着尽头的木栏杆看着那圆形的亭子，那只不过是两块墙板支起来的，面朝水坝。上面加了约两英尺的凸檐，卡在墙上像是加了屋顶。比尔走过来，靠在我旁边的木栏上。

“并不是我不感谢你的酒。”

“行了，湖里有鱼吗？”

“有些狡猾的老鳟鱼，没小的。我不常去钓鱼，我不打扰它们。对不起，我刚才又不客气了。”

我笑笑，凭栏俯视深处静止的水，底层呈绿色，有一个旋涡，一个绿色物体迅速地在水中移动着。

比尔说：“那是条老爷爷，看那老家伙的尺寸，长得这么肥，也不知道害臊。”

水底有一块看似平台的东西，我看不出是什么，便问他。

“水坝筑起前那是个上岸的平台，现在水坝把水面提高了，那平台就在六英尺深的地方。”

码头柱子上绑着一条磨损的绳子，上面系着一条平底船，它停在水上几乎不动。空气平和安详，阳光灿烂，有一种城市没有的宁静。我真想在此伫留个几小时，什么也不做，忘掉一切关于德雷斯·金斯利、他老婆以及她男朋友的事。

我身边的人突然猛地一动，比尔说：“看那里！”声如山间的响雷。

他僵硬的手指掐着我的手臂，让我非常生气。他俯身弯出木栏，像一只觅食的水鸟一样向下注视着，脸色煞白。我随他一起向下看没入水中的平台边缘。

水中有个绿色的木架，旁边有个东西慢慢地从暗处晃动着出来，停了一下，在那水底平台下又不见了。

那东西看上去像一只人的手臂。

比尔的身子挺得僵直。他一声不吭地转身，沿着码头一跛一跛地走去，在一堆石头前弯下腰，搬起一块。他沉重的呼吸清晰可闻。他把那块估计足有一百磅的大石头举至胸前，返回码头。他的褐色颈部肌肉暴突，像扯帆的绳子。他牙关紧咬，呼哧呼哧地喘着气。

到达码头边上，他站稳身子，高举石头，停了一下，眼睛向下目测。他口中发出一声含糊不清的痛苦的声音，身体往前倾，抵着颤动的栏杆，把那块大石头投进水里。

水花飞溅，弄了我们一身。石块笔直地落下，砸在水下那块板子的边缘，几乎正是我们先前看到的那东西随波漂荡之处。

湖水翻腾了片刻，水波朝四面扩散荡开，越近中央则越缩小，冒着泡沫。水底传来幽渺的木头碎裂之声，那似乎早该被听到了，却隔了许久才传来。一块古老腐朽的铺板突然伸出水面，锯齿般的一端足足冒出一英尺高，又落下打在水上，漂走了。

水的深处又恢复了平静，有样东西在湖里漂动着，但不是木板。它缓缓浮起，似乎非常不经意地在水中滚动着，接着一个长而黑，并且扭曲的东西轻轻地，不慌不忙地划破水面。我看到一堆浸泡过的黑色毛衣，一件墨黑的皮制紧身背心，一条宽松的裤子。还有鞋子，在鞋子与裤管之间是某种恶心的鼓胀的东西；一把暗金色的头发在水中散开，像是给一根根地梳过，扯直停了一会儿，便又绞成一团。

这东西又翻转了一下，一只手臂摆动着浮出水面，手臂末端是只肿胀的手，畸形的手。然后是脸，果肉似的肿胀成灰白的一团，看不出相貌，没有眼睛，没有嘴巴，像一个灰色的面团，披着人发的噩梦。

在那应该是脖子的地方，有一条沉重的绿宝石项链，一半嵌在肉里。粗大的绿宝石是用某种闪亮的东西连接起来的。

比尔抓着栏杆，骨节处泛出骨白色。

“穆里尔！”他撕心裂肺地叫着，“我的老天爷啊，那是穆里尔！”

他的声音似乎是从很远的地方传出来的，越过山头，穿过寂静的密林，到达这里。

7

木屋的窗子后面，柜台的一端堆着积满灰尘的文件夹，门窗玻璃上有些黑色的字迹，有的已经剥落了。上面写着：“警察局长，消防局长，执法官，商会会长”。较低的角落系着联邦服务局的牌子与红十字会的标志。

我走进去，柜台后面的一个角落里有一个圆肚形的炉灶，另一个角落里有一张可以掀动顶盖的书桌。墙上是一大张蓝色区域地图，图的旁边是块木板，上面有四只钩子，其中一个钩子上挂着一件补了又补的羊毛衣。柜台上的文件夹旁照例摆着一支墨水笔，一本剩下没几页的记事簿和一罐脏污黏稠的墨水。书桌旁的墙上满是电话号码，仿佛小孩子用力写上去的，将永远地保留在那里。

一个男人坐在桌旁的木椅上，他的姿势像滑雪一样，两条腿一前一后定在地板上。男人右脚边靠着一只大得足可塞入一圈消防水龙带的痰盂，一顶汗渍斑斑的牛仔帽被推到脑后，无毛的大手舒适地搭在肚子上，那件咔叽裤由于磨损多年已经变薄了，搭配裤子的衬衫则更旧，纽扣一直紧扣到他胖大的脖子处，没系领带。他的头发是棕褐色的，鬓角处已经花白。右屁股口袋有一个手枪皮套，因此他侧着左边屁股坐着，那把点四五手枪就在后侧，露出半英尺，顶着他厚实的背。他左胸上的徽章有个凹洞。

他有一对大耳朵和一对和善的眼睛，下颌在缓慢地嚼着，使他像只松鼠一样让人放心。我喜欢这家伙的一切。我靠着柜台看着他，他也看着我，点点头，把一大口正嚼着的烟草吐到他右脚边的痰盂里，那恶心的东西掉进水里，发出难听的声音。

我点了根烟，四下寻找烟灰缸。

“就弹地上吧，小子。”这友善的大个子说。

“你是巴顿警长吗？”

“警察局长和代理警长。这一片执法的事情都归我管。但选举要来了，这次有两个不错的家伙跟我竞争，所以我可能会下台。月薪八十块，外加木屋、柴火、电。在这样老旧的小山城里，不算少了。”

“没人要你下台，你还会出一阵子风头。”

“是吗？”他漠然地问，又往痰盂吐了一口。

“就是说，你的管区涵盖了小鹿湖。”

“金斯利的地方，嗯，是的，那里出什么事了吗，小子？”

“湖里有一具女尸。”

这话让他大吃一惊，他交叉搭在肚子上的手松开了，一只手挠了挠耳朵，撑着椅臂站了起来，敏捷地把坐椅踢了回去。一站起来，他变成了一个高大的硬汉，而那种胖只令人觉得可亲可爱。

“是我认识的人吗？”他不安地问。

“穆里尔·切斯，我想你知道她，比尔·切斯的老婆。”

“对，我认识比尔。”他的声音有一点僵硬。

“像是自杀。她留了纸条，看起来她要离开。但也可能是自杀留言。死得很难看，泡在水里太久了，看那样子，大约有一个月。”

他抓抓另一只耳朵。“有什么情况？”他的眼睛巡视我的脸，慢而平静，一点都不急着惊呼。

“一个月前他们夫妻俩吵了一架，比尔跑到湖的北岸去了几小时，他回家时她就不见了。他再没见过她。”

“明白了。你是谁，小子？”

“我叫马洛，从洛杉矶来的，来看那片地。我有金斯利给比尔的条子。他沿湖带着我看，我们去到那个电影人盖的小码头。靠着栏杆看着水里，有个看着像条手臂的东西在那登陆栈板底下晃动。比尔丢下个大岩石，尸体就浮上来了。”

巴顿看着我，一动不动。

“我说警长，我们是不是最好赶过去？那男人一个人在那里，受了很大的刺激，已经要发疯了。”

“他喝了多少酒了？”

“我离开的时候不剩多少了。我有一品脱，说话时几乎喝光了。”

他走到那张可以掀动顶盖的书桌前，打开一个抽屉。他拿出三四瓶酒，迎光举起来，拍着其中一瓶说：“这瓶宝贝差不多是满的，沃农山庄产的
[1] ，应该足够制住他。紧急情况时用的酒，我没有公费买，所以必须这里那里攒一点儿。我自己不喝。我就搞不懂为什么有人把自己陷在酒瓶里出不来。”

他把酒塞进左屁股口袋里，锁上书桌，拉起柜台的活动门盖，把一张卡片夹放在玻璃门后的门框上。我们走出去时，我看到卡片上写着：“大约二十分钟后回来”。

“我先下去找霍利斯大夫，马上回来接你，那是你的车？”

“是的。”

“那我回来时，你就跟上来。”

他进了车子，车上有警笛，两盏红色聚光灯，两盏雾灯，车顶有个新的空袭警报器，后座有三把斧头、两卷沉重绳索与一个灭火器，踏板的框子上有备用的汽油罐、机油罐、水罐，架子上的备胎上又用绳子绑了另一只轮胎。车身上所剩不多的油漆上盖着半英寸厚的尘土。

挡风玻璃的右下角后面有一块用大字书写的白色卡片：“选举人注意！让吉姆·巴顿继续当警长，他上年纪了，没法另找工作了。”

他把车转了个弯，沿着马路开走了，后面扬起一团白色的尘土。

注释

[1] 沃农山庄（Mount Vernon）位于弗吉尼亚州，乔治·华盛顿在这里有一片土地和磨坊，在农庄主管的建议下开设了一个威士忌酒厂。

8

他的车在一幢白色门窗的建筑物前停下，街对面是汽车站。他进了房子，随即与另一个男人一起走了出来。那男人坐进放了斧头、绳索的后座。车子驶回大街，我尾随其后。我们沿着主街，在人流中穿行，人们有的穿着宽松的便裤，有的穿着短裤，有的穿法国水兵装，还有的把T恤在腰部打了个结。有人的膝盖骨节粗大，有人的嘴唇抹得猩红。出了村子，我们驶上一座尘埃滚滚的小山丘，停在一间木屋前，巴顿轻轻按了一下警报，一个穿着褪色蓝工作裤的男人开了门。

“上车，安迪，有公务。”

穿蓝工作裤的男人一声不吭地点了点头，转身走回屋子。出来时戴了顶灰色兽皮猎帽，跳进巴顿正在启动的车子。他大约三十岁，皮肤黝黑，身手灵活，看起来有点儿像当地原住民，面孔有点儿脏，好像没吃饱的样子。

我们驶往小鹿湖，一路上我吃的尘土足够做一炉泥土馅饼了。车子开到那个用五根木条钉成的栅栏门前，巴顿下了车，放我们进去。我们往湖那里开。到水边时巴顿又下了车，走到湖边，沿着湖往小码头那边看。比尔·切斯光着身子坐在码头的地板上，双手抱着头，他身边湿漉漉的木板上直挺挺地放着一件东西。

“我们可以再开过去一点儿。”巴顿说。

两辆车开到湖的尽头，我们四人一起向码头走去，比尔背对着我们。那个医生停下来用手帕捂着嘴，剧烈地咳嗽，然后仔细地看着手帕。他是个瘦削、双眼肿胀的男人，一脸病容。

那具尸体俯卧在木板上，手臂绑着绳子。比尔·切斯的衣服放在一边。他那条不听使唤的腿向前伸直，看上去扁扁的，膝盖处还有伤疤，另一条腿弯曲着，额头抵在上面。我们从他背后走近，他没有动，也没有抬头看。

巴顿从屁股口袋拿出那瓶一品脱的弗侬山，拧开瓶盖，递了过去，“喝吧，比尔。”

空气里有种恐怖的、令人作呕的味道。比尔·切斯、巴顿、医生似乎都没察觉。那个叫安迪的男人从车里拿出一条满是灰尘的褐色毯子，盖在尸体上，然后一言不发地走到一棵松树下，吐了起来。

比尔·切斯灌了一大口酒，把酒瓶放在那只弯曲赤裸的膝盖上。他开始用一种僵硬的声音说话，不看人，似乎也没有专门说给谁听。他谈着那次的争吵以及随后发生的事，没说吵架的原因，也没提到金斯利太太。他说在我离开后，他找了条绳子，脱光衣服，下水把尸体捞起来，拖上岸，放在自己背上，背上码头，他不知道为什么。之后他又下了一次水，当然他也不需要告诉我们为什么。

巴顿塞了一截烟草到嘴里，无声地嚼着。平静的眼睛里毫无表情，然后他咬紧牙关，弯身揭开尸体上的毯子。他小心翻转尸体，好像怕它会碎掉一样，傍晚的阳光照着一部分陷在肿胀的脖子里的大颗的绿宝石项链。那项链雕工粗糙而无光泽，就像肥皂石或假玉，末端是个带着小碎石的鹰状环扣，把链子接在一起。巴顿伸直他那厚实的背，用条黄褐色的手帕擤擤鼻子。

“你怎么看，医生？”

“什么怎么看？”这眼睛肿胀的男人厉声问道。

“死亡的原因与时间。”

“你别他妈的犯傻了，吉姆·巴顿。”

“什么也看不出来，嗯？”

“这还能看出来？我的天哪！”

巴顿叹了口气。“看来是淹死的，”他承认了，“但你不可能每次都分辨得出来。有些案子中的死者，是被刺、被下毒或用别的手法弄死的，然后被泡进水里，造成一种假象。”

“这种案例你在这里碰到过许多吗？”医生不怀好意地问道。

“说实话，我在这里这么多年只遇到过一起谋杀案，”巴顿边说边用眼角打量比尔，“是北岸那边的米查姆老爹。他在西迪峡谷有间木屋，夏天时他在旧水岸那里淘了一阵子金子，然后说他回到贝尔顶的村子了。秋末时人们有一段时间没见到他，然后下了场大雪，他家屋顶被压塌了半边。我们想把它撑起来，猜想老爹已下山过冬，没跟任何人说。结果，我的天哪，老爹根本没下山。他躺在床上，后脑袋上插着一把利斧。我们最终也没查出是谁干的。有人猜可能是因为他藏了一袋夏天淘来的金子，招来了杀身之祸。”

他若有所思地看着安迪。这个戴着兽皮猎帽的男人有点挑衅地说：“我们当然知道是谁干的，盖伊·波普。只不过我们发现米查姆老爹的前九天，盖伊·波普就得肺炎死了。”

“是十一天。”巴顿说。

“是九天。”

“那是六年前的事，安迪，随你怎么说。你怎么知道是盖伊·波普干的？”

“我们在盖伊的小屋里发现大概三盎司混着尘土的小金块儿。盖伊宣称他没啥值钱东西。说他有的金子只值一文钱，时间倒是有一大把。”

“事情就是这样。”巴顿暧昧地朝我笑着说，“这些人总是有不周全的地方，不是吗？不论他有多小心。”

“别说这些警察的废话！”比尔不屑地说，穿上裤子，坐下穿上鞋和衬衫，才站起身，俯身拿起酒瓶喝了个够，又把酒瓶放回木板上。他把毛茸茸的手腕往巴顿面前一伸。

“你们这些人就是这样想事情的，把我铐上不就完事了。”他粗暴地说。

巴顿没理他，走到栏杆边往下看，说：“尸体在这地方，有意思。这里没有水流，如果有的话就是朝水坝方向去的。”

比尔垂下双手喃喃地说：“是她自己干的，你这蠢货。穆里尔水性很好，她潜水游到那块木板下，再把水吸进去，一定是这样的，没有别的可能。”

“我并不这样认为，比尔。”巴顿平静地回答，他的眼神有些让人捉摸不透。

安迪摇摇头，巴顿狡猾地笑着，看着他说：“安迪，你又要较什么劲？”

“我告诉你，是九天，我又算过了。”他固执地说。

医生把手一甩，走开了。他一手抚着头，一手捂着手帕不断咳嗽，然后又很仔细地检视着手帕。

巴顿对我挤挤眼，拍拍栏杆。“让我们开始办这一件吧，安迪。”

“你有没有往水下六英尺深的地方拖过尸体？”

“没有，从来没做过。安迪，不过用绳子不就行了吗？”

安迪耸耸肩。“用了绳子，尸体上会有痕迹。如果你不想暴露，为什么还要这样掩饰？”

巴顿说：“时间问题，也许这家伙还有别的事情要做。”

比尔气冲冲地对他们哼了一声，俯身去拿酒。看着他们严肃的山里人的面孔，我猜不出他们究竟在想什么。

巴顿心不在焉地说：“你说到过什么纸条。”

比尔从皮夹里拿出那张折叠起来的纸片，巴顿接过来慢慢地读着。

“好像没有日期。”巴顿发现。

巴顿阴郁地摇头。“没有，她是一个月前离开的，六月十二日。”

“她之前离开过一次，是吗？”

“是的，”比尔盯着他说，“我喝醉了，跟一个妓女过夜，那是在去年十二月的第一场雪之前。她走了一星期，回来后容光焕发。她说她只是得离开一下，她是跟过去在洛杉矶一块儿工作的女孩子一起。”

“这聚会总该有个名目吧？”巴顿问。

“她从不告诉我，我也从不问。穆里尔做的事我向来不干涉。”

“当然。纸条是那次留下的，比尔？”巴顿平顺地问。

“不是。”

“这纸条看起来有些旧。”巴顿拿着纸条说。

“我带着它一个月了。”比尔怒吼道，“谁告诉你她之前离开过我？”

“我忘了。你知道我们这种地方，没什么事人们不注意的，除非夏天有很多陌生人在的时候。”

有一会儿工夫没人开口，然后巴顿心不在焉地说：“你说她六月十二日离开的？还是你认为她离开了？你刚才说湖对面的人来过？”

比尔看着我，脸色再度阴沉下来。“问这个侦探去——如果他还没有把一切都告诉你。”

巴顿根本没看我，而是看着湖的远方的群山，温和地说：“马洛先生什么也没说，比尔，只告诉我这尸体怎么从水里浮上来，以及她是谁。还有，穆里尔是像你所想的离开了，留下一张你给他看过的纸条。我不觉得这有什么不对的，你觉得呢？”

又一阵沉默，比尔俯视着距他数英尺远的毯子覆盖的尸体。他握紧拳头，一大颗泪滑下脸颊。

“金斯利太太来过，她同一天下山。其他木屋都没人。佩里斯与法尔凯斯两家这一年都没上来过。”

巴顿点点头，没说话。那种无言的气氛中似乎有一些未曾公布的事，但大家都已明了，也就无须去说它。

比尔又蛮横起来。“带我走吧，你们这些狗娘养的！就是我干的！我淹死她。她是我的女人，我爱她。我是浑蛋，一直都是，将来也还是，但我仍然一样爱她。你们大概不会了解，也不用了解。带我走，妈的！”

没有人说话。

比尔低头看着他棕色僵硬的拳头，恶狠狠地挥上来，使尽力气击在自己的脸上。“你这个狗娘养的浑蛋！”他气喘吁吁。

他鼻子慢慢地淌出血来，流到嘴唇上，沿着嘴巴周围到下巴尖，一滴血缓缓地滴在衬衫上。

巴顿镇静地说：“是得带你下山去问话，比尔，你知道。我们并非指控你，但必须跟你谈一谈。”

比尔沉重地问：“我可以去换件衣服吗？”

“当然。安迪你跟他去，顺便看看能找到什么把这东西包一包。”

他们沿湖边的小路走去。医生清清喉咙，远眺湖面，叹了口气。“你打算用我的救护车把这尸体送下山去，是不是，吉姆？”

巴顿摇头。“不，我们这儿是穷地方，医生。这位女士可以搭比救护车更便宜的交通工具。”

医生悻悻地走开了，头也不回地说：“如果要我付丧葬费，通知我。”

“不必了。”巴顿叹道。

9

印第安岬旅社是在新舞厅对面街角的一幢棕色的建筑。我把克莱斯勒停在它前面，到卫生间洗了手和脸，梳掉头发里的松针，然后到连着大厅的餐厅。整个大厅满是穿休闲夹克、呼吐着酒气的男人与指甲鲜红而指节肮脏、正在高声大笑的女人。经理穿着短袖衬衫，嘴里的雪茄被咬得碎烂，看起来是个粗俗的人，他两眼灼灼地巡视着。柜台边有一个白发苍苍的男人，正在调一台发出干扰杂音的小收音机，希望收听到战争的消息。深处的角落里，一个五人组的山地乐团，穿着不合身的白夹克与紫衬衫，在酒吧的喧闹声中，试着让人们听见他们的音乐，之后，便在烟雾与醉言酒语中平静地微笑着。在这怡人的夏季，狮角相当活跃。

我狼吞虎咽地吃着他们称之为便餐的晚饭，饮着白兰地。吃完后来到了大街上，这时天光还亮，但几处的霓虹灯已经亮了。傍晚的街头混合着各种声音，有车喇叭的喧哗、孩童的尖叫、滚地球的嘎嘎声、打靶厅里点二二手枪欢快的爆裂声、点唱机发疯般的演奏声。此外，湖上还传来快艇的咆哮声，它们漫无目的地冲来冲去，像是参加了敢死队。

我的克莱斯勒前面坐着一个身材窕窈、表情严肃、穿着暗色宽松裤的褐发女子，她坐在那里抽烟，跟一个坐在我车门踏板上的农场牛仔聊天。我绕过车子，坐进去。牛仔提了提工作裤，大摇大摆地走开了，那女人却没动。

“我叫帕迪·凯佩尔。”她愉快地说，“白天我经营美容院，晚上在《狮角旗帜报》工作。抱歉坐在你的车子上。”

“没关系。你只是想坐一下还是要我带你一程？”

“你可以往这条路开到下面一点，那里比较安静，马洛先生，如果你肯耽误几分钟跟我聊聊的话。”

“你消息很灵通嘛。”我发动了车子。

我驶过邮局，来到一个角落，那里有个标着“电话”二字的蓝白箭头，指向一条通往湖边的小径。我绕过它，驶过电话局，那是一个前面围着栏杆、有小草坪的木屋，接着又驶过另一间小屋，停在一棵巨大的橡树前，它的枝丫横着延伸盖过了小路，整整有五十英尺长。

“这里可以吧，凯佩尔小姐？”

“应该是凯佩尔太太。但叫我帕迪就可以，大家都这么叫。这里不错。很高兴见到你，马洛先生。你从好莱坞来的，那个罪恶之城。”

她伸出一只棕色的手，我握了握。她的手由于给那些金发胖太太们上发卷而变得像金属钳子一样有力。

“我跟霍利斯医生谈过可怜的穆里尔·切斯，我想你可以告诉我一些细节。我知道是你发现尸体的。”

“是比尔·切斯发现的，我正巧跟他在一起。你跟吉姆·巴顿谈过？”

“还没有，他下山去了，我想吉姆不会告诉我太多。”

“他正忙于选举，而你又是个女记者。”

“吉姆不是政客，马洛先生，而且我不认为我是女记者。我们这份小报纸很不专业。”

“那么你要知道什么？”我给她一根烟，并为她点燃。

“你可以告诉我整个经过。”

“我带着金斯利给的一封信，上山来看看他的产业。比尔带我四处看，跟我聊天，告诉我他老婆已离开他，给我看她留下的字条。我带了一瓶酒，他喝了不少。他非常沮丧，喝了酒话便多了起来，但他很寂寞，说起来就心痛。就是这么回事，我不了解他。回到湖的尽头，我们走上小码头，比尔看见水下的木板底下有只手臂在摇晃，结果是穆里尔·切斯。这就是事情的全部经过。”

“我从霍利斯医生那儿听说，她在水里有一段时间了，腐烂得很厉害。”

“没错，大概有一整个月，他以为她走了，也没理由往别处想，但她实际上是在水里泡着。那纸条是自杀留言。”

“对这点你有任何疑问吗，马洛先生？”

我看着她的侧脸。蓬松的棕发下一双若有所思的黑眼睛注视着我，夜幕开始慢慢降临，阳光的强度也有了些改变。

“对这种案子，我想警方总会有怀疑。”我说。

“你自己呢？”

“我不表示任何意见。”

“那是什么意思？”

我说：“我今天下午才认识比尔，他给我的印象是个脾气暴躁的粗莽汉子。从他自己说的话来看，他不是什么完人。但他似乎很爱他老婆，如果他知道她就在码头下的水里腐烂，我不认为他会在这儿晃荡一个月。白天从他的木屋出来，看着那浅蓝色的湖水，心里明白下面有什么，发生了什么事，而且知道是他自己干的。”

“我也不认为，”帕迪轻轻地说，“谁都不会这么想。但我们知道这种事情发生了，将来还会再发生。你是做房地产生意的吗，马洛先生？”

“不是。”

“那你是做哪一行的，我可以问吗？”

“我最好不说。”

“说不说都行。而且霍利斯医生听到你告诉吉姆·巴顿你的全名，我们办公室有一本洛杉矶的姓名电话簿，这我还没告诉过任何人呢。”

“你真好心。”我说。

“岂止，如果你不愿我告诉别人，我就不说。”

“那得花我多少钱？”

“不用，一毛钱也不用。我不敢宣称自己是个优秀的女记者，不过任何会让吉姆·巴顿难堪的消息我们都不会登。吉姆是个好人。但这事儿压不住的，不是吗？”

“别急着下任何结论。”我说，“我对比尔·切斯没兴趣。”

“对穆里尔·切斯也没有？”

“为什么我要对她有兴趣？”

她小心地把烟熄在烟灰缸里。“随你怎么说，但有件小事你可能会有兴趣，如果你还不知道的话。大约六个星期前，洛杉矶有个叫德·索托的警察来到这里，那是个大老粗，态度恶劣得要命。我们不喜欢他，也就对他不怎么坦白，我指的是我们三个《狮角旗帜报》办公室的人。他带着一张照片，找一个叫米尔德里德·哈维兰德的女人，他说是公事。那是张普通的放大照片，不是警方用的那种照片。他说他得到消息那女人在这里。那照片里的人看起来很像穆里尔·切斯。头发似乎是红色的，发型也跟她在这里时不一样，眉毛修得又细又弯，这些让一个女人变了很多。但看起来仍然很像比尔的老婆。”

我在车门上敲着鼓点，过了一会儿才问：“你们跟他说了什么？”

“我们什么也没告诉他。第一，我们不能确定那照片上的是谁。第二，我们不喜欢他的态度。第三，即使我们确定而且喜欢他的态度，我也不愿意让他去找穆里尔。为什么我们要这么做？每个人总做过一些遗憾的事。以我为例，我结过一次婚，对方是雷德兰大学的古典语言学教授。”她微笑着。

“你自己也是有经历的嘛。”

“当然。但在这里我们都是平常人。”

“这个叫德·索托的家伙见过吉姆·巴顿吗？”

“当然，他一定见过。但吉姆没提过。”

“他有没有给你看他的警徽？”

她想了想才摇摇头。“我不记得他给我们看过。从他的讲话我们觉得他应该是，他的举动完全像个凶悍的城市警察。”

“我看他可不太像。有没有人告诉穆里尔关于这家伙的事？”

她迟疑着，静静地看着挡风玻璃外好一会儿，才转过脸来点点头。

“我告诉她的。其实是多管闲事，对吧？”

“她怎么说的？”

“她什么也没说。她尴尬地笑了笑，好像我跟她恶作剧一样，然后就走开了。但我确实有个印象，她眼睛里有种奇怪的神情，只一闪而过。你对穆里尔还是不感兴趣吗，马洛先生？”

“我为什么要对她有兴趣？今天下午到这儿来之前我从来没听说过她，而且我也从没听过姓哈维兰德的人。要我开车送你回镇上去吗？”

“噢，不用了，谢谢。我走回去，才几步路，已经很麻烦你了。我希望比尔不要惹上什么麻烦，尤其是这么龌龊的麻烦。”

她跨出车，一脚还放在踏板上，然后仰头笑了起来。“他们说我是个不错的美容师，我希望是这样。但作为一名记者，我却很糟糕。晚安。”

我说了晚安，她走进夜色中，我坐着看她走到中心街，转弯消失了。然后我下车，朝电话公司那朴拙的建筑走去。

10

一只带着狗项圈的母鹿慢悠悠横穿过我前面的马路。我拍拍它毛茸茸的脖子，然后走进电话公司。一个穿着宽松裤子的小女孩儿正坐在一张小书桌前看书。她告诉我打到比佛利山的价格，并换给我零钱。电话亭在外面，靠着建筑物前面的墙。

“我希望你喜欢这儿，”她说，“这里很安静，很悠闲。”

我把自己关进电话亭，花九毛钱我可以和金斯利通话五分钟。他在家，电话很快接通了，但满是杂音。

“在上面发现了什么？”他的声音提高了几度，听来又严厉又自信。

“太多了，但没一样是我们想要的。你一个人吗？”

“这重要吗？”

“对我来说无所谓。但我知道我要说什么，你却不知道。”

“呃，那就说吧。”

“我跟比尔·切斯长谈过。他很寂寞，他老婆一个月前离开了他，当时他们吵了架，他出去喝醉了，等他回来时，他老婆已走了。留下字条说宁愿死也不想再跟他一起生活了。”

“我看比尔是喝得太多了。”金斯利的声音从远处传来。

“他回家时，两个女人都不见了。他不知道金斯利太太跑到哪儿去了。克里斯五月来过，之后就再也没上来。克里斯自己也承认。当然，他也许趁比尔出去喝酒时再来，但这不太可能，况且那样的话他们要开两辆车下山。还有，我觉得金斯利太太可能是和穆里尔·切斯一起离开的，虽然穆里尔自己也有一辆车。但这想法实在不怎么样，已被事情的发展推翻了。穆里尔·切斯根本没有离开。她死在你的湖里，今天被捞了上来，我当时在场。”

“我的天！”金斯利听起来非常震惊，“你是说她是自杀淹死的？”

“有可能。她留下的纸条可能是遗书，就像所有自杀者的遗书那样。尸体卡在码头的那块板子下面。当时我们站在码头上看着湖水，比尔注意到水里有一只手臂在动。他把她弄出来。他们逮捕了他。这个可怜的家伙快要崩溃了。”

“我的天！”金斯利又说了一次，“我应该料到他会这样。他是不是看起来——”接线生插话要求再投四角五分钱。我投下两个两角五分的硬币，线路又通了。

“他看起来怎样？”金斯利的声音突然变得非常清楚，“是不是他谋杀了她？”

我说：“很可能。巴顿，这里的警官，似乎对遗书上没有日期表示怀疑。她好像曾经因为某个女人离开过他。巴顿有点怀疑比尔藏起了一张旧字条。总之他们把比尔带去圣贝纳迪诺盘问，尸体也被运下山验尸。”

“那你认为呢？”他慢慢地问。

“呃，是比尔自个儿发现尸体的。他没必要带我在码头那儿逛，这样她很可能待在水底更久，甚至永远。纸条很旧可能是因为比尔把它放在皮夹里带着，不时拿出来看看想想。没写上日期是很平常的。我认为那种字条通常不写日期。人在留纸条时大都匆匆忙忙，不会管是几月几日。”

“尸体一定泡了很久了。现在他们能找出什么？”

“我不知道他们的设备怎么样。但我想他们可以查出她是不是淹死的，是否有施暴的痕迹，那些是不会因为泡水或肢体腐烂而湮灭掉的。如果她喉咙的舌骨断了，就可以断定是被勒死的。最主要的我得告诉他们我为什么要上来这儿，我得接受审讯。”

“这下糟了，”他怒吼道，“这真是太糟了，你打算怎么办？”

“回家路上我会在普雷斯科特旅馆停一下，看能找到什么。你太太跟穆里尔·切斯很亲近吗？”

“大概吧。克里斯特尔绝大部分时候都很随和很好相处。我根本不怎么认识穆里尔·切斯。”

“你知不知道一个叫米尔德里德·哈维兰德的人？”

“谁？”

我又重复一遍这个名字。

“不知道，为什么我应该知道？”

“我每次问你问题，你就反问我。你是没有理由一定认识哈维兰德，尤其是你又和穆里尔·切斯不怎么熟。我明早再给你电话。”

“好吧，”他说，犹豫着，“很抱歉让你蹚这趟浑水。”他加了这句话后又犹豫起来，然后才说晚安，挂了电话。

铃声旋即响起，长途接线员大声告诉我多放了五分钱。我大约说了些我见到这样的洞就想塞之类的话。她不太愿意听。

我踏出电话亭，吸了口新鲜空气。戴着狗项圈的温驯母鹿站在路尽头，围篱边的小沟旁。我试着把它推开，但它只是靠着我，不肯动。我只好跨过围篱回到车子，开回村里。

巴顿的办公室亮着灯，却没有人在。“二十分钟后回来”的牌子仍挂在门上的玻璃后面。我往前走到岸边停船处，又继续往前来到空荡荡的湖滨游泳场边。一些小汽船与快速游艇仍在绸缎般的湖上游荡，细微的黄色光线照着湖面，照出远处斜坡上玩具似的木屋。一颗明亮的孤星在东北方山头上闪烁。一只知更鸟栖息在百尺高的松树尖上，等着天黑后鸣唱晚安曲。

天很快就黑了，它鸣唱着，飞入漫无边际的夜空。我把烟弹进数英尺外平静无波的湖水中，爬上坡回到车内，往回驶向小鹿湖的方向。

11

通往私人小路的门上了锁。我把克莱斯勒停在两棵松树间，从那扇门上爬了过去，然后猫一样轻轻地沿着路边走，直到闪着微光的小湖突然出现在我的脚边。比尔·切斯的木屋黑漆漆的。另一边三间木屋的影子印在苍白突出的花岗岩上。湖水泛着白光流过坝顶，几乎无声地沿坡斜滑到底下的溪流中。我竖起耳朵，听不到任何声音。

比尔·切斯的木屋前门锁住了。我摸索着轻轻绕到后面，发现一把锁挂在那儿。我沿着墙根走，摸到纱窗。窗户都关住了。高一点的一扇没装纱窗，是一扇双层小窗，也上了锁。我站直，再倾听一会儿。没有风，树林寂静，一如树影。

我用刀子从两扇窗户的中间插进去，但窗扣纹丝不动。我靠着墙想了一会儿，灵机一动，拾起一块大石头，猛击两个窗框中间的接合处。一声断裂的声音，窗扣与木框断开了。窗户在黑暗中向里打开。我爬上窗台，慢慢地把一条腿蜷曲着送进去，再翻身，进了屋。我转身仔细倾听，在这样的海拔高度完成这些动作，使我有些气喘。

一道刺眼的手电光照到我的脸上。

一个很平静的声音说：“要是我，就乖乖站着，小子，你一定累坏了。”

那道手电光把我像只被拍烂的苍蝇一样钉在墙上，然后一声开关的咔啦声，桌上的灯亮了，手电筒随即熄灭。巴顿坐在桌边一把褐色的旧椅子上。桌上盖着一块缀着流苏的褐色桌布，垂到他粗大的膝盖上。他穿着与下午一样的衣服，只是多加了一件皮制短上衣，那可能还是克罗佛尔·克利夫兰德
[1] 当第一任总统的时候做的，手上只拿着一只手电筒。他两眼空洞，下巴正有规律地轻轻蠕动着。

“小子，除了破窗而入之外你还想干点什么？”

我拉过一把椅子，跨坐上去，手臂放在椅背上，环视着这间屋子。

“我有个想法，本来觉得挺不错的，不过现在还是算了吧。”

木屋比外表看起来大。我现在所在的是起居室，有几件普通家具，松木地板上铺了一条百衲毯，靠墙有一张圆桌与两把椅子。从一扇敞开的门可以看见一个巨大的黑色烤炉的一角。

巴顿点点头，目光和气地看着我。“我听见车的声音，就知道一定是来这里的。你走路很轻巧嘛，我他妈的一点都没听到。我一直对你有点儿好奇，小子。”

我没说话。

“希望你不介意我叫你小子。我不应该这样随便，但已经养成习惯了，很难改掉。任何没有长长的白胡子和风湿痛的人对我来说都是小子。”

我说随便怎么叫我都可以。我不介意。

他嘿嘿笑了。“洛杉矶电话簿里有那么多私家侦探，但叫马洛的只有一个。”

“你为什么去查？”

“你可以认为是令人讨厌的好奇心，再加上比尔·切斯说你是个侦探什么的，你自己却没告诉我。”

“我本来是想瞒过去不说的，很抱歉冒犯你了。”

“没有，我没那么容易被冒犯。你有证件吗？”

我拿出皮夹给他看。

“你这身材干这行倒是挺不错的。”他满意地说，“不过你的表情却让人捉摸不透，我猜你是来搜查这木屋的吧。”

“是啊。”

“我已经好好搜查过了，从山上回来就直接来到这儿。实际上是在我的小屋里逗留了一会儿才来。但我不会让你搜查这地方的。”他挠挠耳朵，“我是说，我不知道可不可以让你搜，谁雇用你的？”

“金斯利。找他老婆。她一个月前走了。是从这里走的，所以我从这里着手查起。她应该是跟一个男人跑的，但那男人不承认。我想在这里或许能找到什么线索。”

“你找到什么了吗？”

“没有。我们可以肯定她去了圣贝纳迪诺、埃尔帕索，之后线索就断了，但我才刚刚开始调查。”

巴顿起身打开屋门，松树刺鼻的气味涌进屋里，他朝屋外吐了口痰，又坐下，揉着帽子下棕褐色的头发。他总是戴着那顶帽子，因此摘下来时让人看着很不习惯。

“你对比尔·切斯一点都不感兴趣？”

“不，一点也不。”

“我猜你们办了很多离婚案子。依我看这种事儿可不怎么道德。”他说。

我任由他说。

“金斯利不愿意向警方求助找他老婆是吧？”

“非常不愿意，他太了解她了。”

“你所说的话没有一句能解释你为什么要搜比尔·切斯的木屋。”他聪明地说。

“我是个很擅长做‘侦探’的家伙。”

“哼，你可以做更好的事。”

“就算我对比尔·切斯有兴趣，也只是因为他有了麻烦，而且是个挺令人同情的案子——虽然他是个大笨蛋。如果他谋杀了他老婆，这里应该有些相关的东西，如果不是他杀的，也应该有能证明他清白的证据。”

他侧着头，像一只警觉的鸟。“譬如什么东西？”

“衣服、珠宝、卫浴用品，总之是女人要离开，而且不准备再回来时会带走的东西。”

他缓缓向后靠去。“可是她没有离开啊，小子。”

“那东西就应该还在。但如果东西还在，比尔就该早发现她没带走，他应该早就知道她没离开。”

“妈的，不管是哪一种情况，我都不喜欢。”他说。

“如果他杀了她，他应该把她应该随身带走的东西处理掉，表示她真的离开了。”

“你凭什么认为他会这么做，小子？”黄色的灯光把他面孔向光的一侧照成古铜色。

“我知道她自己开一辆福特，如果他真动了手，那我认为他应该把她所有的东西，能烧的就烧，不能烧的就埋在树林子里。把福特沉到湖里也许太冒险，但车子不能烧也不好埋，他开得了这车吗？”

巴顿很讶异。“当然。他虽然右腿膝盖不能弯，不能方便地操控刹车，但他可以用手刹。唯一和比尔那辆福特不同的是，比尔的车刹车踏板是设在左边靠近离合器处，这样他可以用一只脚来管两个踏板。”

我把烟灰弹进一只蓝色的小罐，罐上的金箔标签说明它曾装过一磅橘子蜜。

“如何处理掉车子是他的大问题。不管把它弄到哪里，他都得回来，而且总不愿意被人撞见他回来。再说，如果他只是把车丢在街上，比如说圣贝纳迪诺吧，很快就会被发现并查出车主是谁。他显然不愿这么干。最好的办法就是交给一家生意兴隆的车行，但可能他一家也不认识。所以最可能的情况是藏在步行可以到达的树林里，对他而言那距离不会太远。”

“对一个你声称没有兴趣的家伙，你倒是下了一番工夫研究嘛。”巴顿冷冷地说，“所以你认定车子藏在树林里，然后呢？”

“他得考虑被发现的可能。树林虽然僻静，但巡逻队和伐木工人不时会进进出出，如果车子被发现，穆里尔·切斯的东西最好也能在里头被找到。这会给他一些开脱的解释。这两个解释都不很高明，但至少还说得通。首先，她是被人谋杀的，凶手这样安排，一旦谋杀案被发现，就可以嫁祸于比尔。其次，穆里尔是真的自杀的，一切都布置得让他会受到指责。一种报复性的自杀。”

巴顿冷静地仔细思考这一切。他把门重新上了锁，坐下后又揉揉头发，非常怀疑地盯着我。

“第一种情况也许的确如你所说，”他承认，“但仅仅是个可能而已，我想不出还有谁会下手。那张纸条的事得弄清楚。”

我摇了摇头。“假设比尔早就有这张纸条。假设她没留下只言片语就走了。一个月过去了，都没有她的消息，他或许着急了，很犹豫要不要拿出纸条，如果真发生了什么事对他可能是个保护。他虽然没这么说，但可能心里是这样想的。”

巴顿摇头。看来他不同意这种说法，其实我也不信。他慢慢地说道：“至于你说的另一种情况，那真是疯狂。自杀，把事情安排得某人要被控告谋杀，这根本不符合我对人性的基本理解。”

“那你对人性的认识太简单了。”我说，“因为的确有过类似的案子，而这类案子你几乎可以认定是女人干的。”

“不对，我五十七岁了，看过不少疯狂的人物，但我不同意你的解释。我喜欢的解释是她确实计划离开并且写下字条，但在收拾好东西后被他发现了。他气疯了，就把她干掉。然后他做了我们刚才讨论的所有事情。”

“我从没见过她，”我说，“所以我不知道她会怎么做。比尔说他是一年前在河滨市什么地方遇见她。她说不定有段很长很复杂的历史。她是个怎样的女人？”

“打扮起来是个非常可爱的金发女郎。从某种程度上说，她好像是随随便便就跟了比尔。她是个安静的女人，看起来有点神秘。比尔说她脾气大，但我从没见识过。倒是经常看到他自己发那臭脾气。”

“你觉得她像不像一张照片中一个姓哈维兰德的女人？”

他的下巴停止嚅动，嘴巴紧闭，半晌才又很缓慢地嚅动起来。“妈的，今晚上床前我得很仔细地看看床底下，确定你没躲在那儿，你哪里得来的消息？”

“一个不错的女孩，帕迪·凯佩尔告诉我的。她在报社兼差，采访了我。碰巧提到一个叫德·索托的洛杉矶警察四处给人看那张照片。”

巴顿很响地拍了拍他那粗大的膝盖，弓身向前，严肃地说：“我做错了一件事。那个傻大个儿在把照片给我看之前就已他妈的给几乎全镇的人都看过了，这令我有点生气。是有点像穆里尔，但没办法确定。我问他为什么找这女人。他说是警方的事。我就装糊涂，说自己就是干这行的。他说他接到的指示是找出这女的在什么地方，他只知道这些。他大概故意这样做来压我的。我也做错了，告诉他我不认识任何像那张照片上的人。”

这个冷静的大个子朝着天花板的某个角落微笑了一下，然后目光下降，定定地看着我。“如果你能对这件事守口如瓶，我将非常感谢，马洛先生。你的推测也不错。你有没有去过浣熊湖？”

“从没听过。”

“往后大约一英里，”他说着，大拇指指向肩后，“往西有一条窄窄的小路。你可以开车去，经过树林，再开一英里，往上大约爬五百英尺，就是浣熊湖。那是个很小的地方，人们偶尔会去野餐，但不经常。那条路开车不好走，有两三个小而浅的湖，四周都是芦苇。即使现在，阴凉的地方都还有雪。有几幢老木屋，从我记事以来就倒塌了，还有一幢大而破的房屋架子，大约十年前蒙克莱尔大学用来当过夏令营的营房，但没用多久。这建筑物在湖的后方，是用粗重的木头建的。绕到屋后有一间盥洗室，里面有个生锈的旧锅炉，还有一个大仓库，有扇装了滑轮的推拉门。本来是当车库的，但他们用来放木柴，没人的季节便锁起来。木柴是少数几样人们会偷的东西之一。但偷木柴的人也不会把锁弄坏了再偷。我猜你知道我在仓库发现了什么。”

“我以为你去了圣贝纳迪诺。”

“改主意了。我让比尔坐车下山，把他老婆的尸体放在车后面，这似乎不太合适。于是我派了医生的救护车下山，也叫安迪跟比尔一起走。我想在我把整件案子呈报给警长和法医之前，应该再来看看。”

“穆里尔的车在仓库里？”

“对。车上有两只没上锁的皮箱。里头是衣服，我看收拾得有点匆忙，都是女人的衣服。小子，我想说的是，没有陌生人知道那个地方。”

我同意。他从上衣侧面的口袋拿出一小团揉皱的卫生纸，打开放在他伸平的手掌上。“看看这个。”

我走过去一看，卫生纸上是一条很细的金链子。金链被扯断了，小锁则完好无损。链子长约七英寸，它和卫生纸上都沾有白色粉末。

“猜我是在哪里发现的？”巴顿问。

我拾起链子，试着从断裂处接合，但不吻合。我没表示意见，舔湿手指沾了点粉末尝了尝。“在一个细砂糖罐子里。这是脚链，有的女人从不取下来，就像结婚戒指。不管是谁取下的，他肯定没有钥匙。”

“你能作出什么推断呢？”

“我没看出什么特别的，”我说，“如果说比尔把穆里尔的脚链弄掉，却让那绿色项链留在脖子上，这没有什么意义；如果是穆里尔自己把它弄断然后藏起来以便被人发现，这也没有意义——就算是她搞丢了锁匙。除非她的尸体先被发现，不然不会有人下工夫去找。如果是比尔弄断的，那他会丢到湖里去。但如果是穆里尔想要保存它，不让比尔发现，那她藏匿的地点还能解释得通。”

巴顿有些困惑。“为什么？”

“因为那是女人藏东西的地方。细砂糖是用来做蛋糕糖霜的，男人绝不会看它一眼。你能找得到真是聪明，警长。”

他有点害臊地笑了。“嘿嘿，我打翻了糖罐子，糖粉撒出来。如果不是这样，我想是不会发现的。”他把纸片重新团起来收回到口袋里，像完成一件事情一样站了起来。

“你是要留在这儿还是回镇上，马洛先生？”

“回镇上。除非你要审问我，我看你会的。”

“当然那要看法医怎么说了。如果你肯关上你闯进来的窗子，我就把灯关了，锁上门。”

我照他说的做了，他按亮手电筒，关掉桌灯。我们走出去，他摸摸屋门确定锁牢了。他轻轻关上纱门，看着月光下的湖水。

“我认为比尔不会有意要杀她。”他悲伤地说，“他可以完全无心地掐死一个女孩子。他的手非常有力。一旦他做了，他就得动脑筋掩饰他所做的。这事真让我感到难过，但改变不了事实与可能性。事情简单而自然，简单而自然的事往往是对的。”

我说：“我认为如果真是他干的，他应该会逃跑。我觉得他不可能待在这里忍受一切。”

巴顿朝一丛熊果树黑漆漆的影子吐了口痰，缓缓地说：“他享受政府的抚恤金，跑了就领不到了。而且大多数男人都能忍受他们所必须忍受的，事情真的来了，会毫不回避地迎上去。全世界的男人都一样。好了，晚安。我要再去小码头，在月光下逗留一会儿，感伤感伤。这样美好的夜晚，我们却在思考谋杀。”

他无声地进入黑暗之中，与之融为一体。我站着，直到看不见他才返回大门，攀爬过去。我进了车子，沿着山路往回开，想找个藏身之处。

注释

[1] 克罗佛尔·克利夫兰德（Grover Cleveland，1837-1908），美国第二十二任（1885-1889）及第二十四任（1893-1897）总统。

12

离那扇门三百码的地方有一条窄道，上面落满去年秋季留下的褐色橡树叶，绕过一块圆形花岗岩，路就消失了。我沿着小路往前开，在裸露的石头路上磕磕碰碰地行驶了五六十英尺，绕过一棵树，又掉头面向来时的路。我熄灭车灯、关了引擎，坐在那里等。

过了半小时，没抽烟就觉得时间特别漫长。不久我听见有汽车发动引擎，声音越来越响，白色的车头灯光闪过底下的路。声音渐远渐无，但一缕尘土的干燥气息仍在空气中飘了好一会儿。

我下车，走回那扇门，来到比尔的木屋。这次我用力推开弹簧窗，再度爬进屋，站在屋里，用手电筒照到桌子上的灯。我把灯打开，倾听了一下，没有动静，便进到厨房，打开悬挂在水槽上方的一盏电灯。

烤炉旁的木箱里整齐地堆放着一堆劈好的木柴。水槽里没有脏碟子，炉子上也没有发出异味的锅子。可见无论寂寞与否，比尔·切斯总是把屋子收拾得井然有序。厨房的一扇门开向卧室，那里有一扇很窄的门开向一间小浴室，从簇新的隔音板来看，这里显然是新近加建的。浴室没什么特别的东西。

卧室里有一张双人床，一个松木柜子，上方的墙壁上挂着一面圆镜。还有一张桌子，两把椅子，一个锡制的垃圾桶。床的两侧各有一张椭圆形地毯。墙上钉着比尔从《国家地理》杂志找来的战争地图。梳妆台上铺着饰有红白荷叶边的桌布，看起来有些不伦不类。

我开始查看那些抽屉。一个装着各式各样亮闪闪珠宝饰物的仿皮首饰盒还在那里。还有一些女人经常用于脸、指甲、眉毛的东西，在我看来真是太多了，不过只是我的猜测。柜子抽屉里男女的衣服都有，但都不多。其中有一件比尔的很鲜艳的格子衬衫。在角落里的一叠蓝色卫生纸下我发现了一件醒目的东西。一件镶有蕾丝边的桃色丝质内衣，似乎是全新的。这年头，头脑正常的女人是不会丢下丝质内衣不带走的。

这对比尔·切斯很不利，不知道巴顿怎么想。我回到厨房，搜索水槽旁与上面开放的架子，里面都是家中常用的瓶瓶罐罐。装细砂糖的褐色方盒子撕开了一角。巴顿应该清理过撒出来的糖。糖盒的旁边放着盐、硼砂、苏打粉、玉米粉、黑糖等。可能会有东西藏在其中。

那条脚链少了一截，因此它剩下的两头连不到一块儿。

我闭上眼睛，用手指随意摸索着，摸到苏打粉盒子时停住了。我从木柜后面拿出一张报纸，铺平，倒出苏打粉，用汤匙在里面搅着。粉还真多，但仅仅是一堆粉而已。我把它装回罐子，又用同样的方法试了硼砂，没有。第三次，试玉米粉，细如尘埃，很多，但仍然只是玉米粉而已。

远方的脚步声使我愣了一下。我伸手熄了灯，闪躲回客厅，伸手到桌灯开关。当然太迟了，没有用了。脚步声又响起，很轻，小心翼翼的，让我感到后背发凉。

我左手拿着手电筒，在黑暗中等着。寂静而漫长的两分钟过去了，我连大气儿都不敢出。

不可能是巴顿。他会直接过来打开门让我滚蛋。那小心谨慎的脚步似乎朝这边来了，走几步，停一会儿，再走几步，又停一会儿。我溜到门那边，无声地转动门把手，突然拉开门，手电筒直照出去。

一双亮闪闪的眼睛出现在我的眼前，接着一跃，然后响起蹄子奔跑退回树林的声音。原来不过是一只好奇的鹿。

我关上门，用手电筒照着回到厨房。那一小束圆圆的光照在细砂糖的方盒子上。

我打开灯，把方盒朝下倒在报纸上。

看来巴顿找得不够仔细。偶然发现一样东西他就以为完事儿了，没注意应该还有别的。

一团卫生纸在细白糖粉中露出来了。我抖干净，打开。里头包着一个小小的金心，只有女人的小指甲盖那么大。

我用汤匙把糖装回盒子，放回架子上，把报纸揉成一团丢进炉中。回到客厅，打开桌灯。灯光下，我看到小金心背后刻着细小的字，不用放大镜也能看清楚。

刻的是手写体，内容是：“给米尔德里德，一九三八年六月二十八日，全心全意爱你的阿尔。”

阿尔给米尔德里德。一个叫阿尔的人给米尔德里德的。米尔德里德就是穆里尔·切斯。而穆里尔·切斯已死了——在一个叫德·索托的警察来找过她两个星期之后。

我握着那个金制的心站在那里，心里想着这与我何干。我思索着，却理不出一丝头绪。

我把那个心又用纸包起来，离开木屋，开车回到镇上。

巴顿在他办公室里打电话。门锁着，于是我等在那里。过一会儿他挂上电话，开了门。

我走进去，把卫生纸团放在柜台上，打开。

“你对那罐糖找得不够仔细。”

他看着那金制的心，看看我，走到柜台后，从书桌里拿出一个廉价的放大镜，仔细看着金心的背面。他放下放大镜，皱起眉头看着我。

“我应该料到你会去搜那个木屋的，”他板着脸，粗声粗气地说，“你该不会给我惹麻烦吧，小子？”

“你应该发现链子被剪断的两头接不上。”我告诉他。

他很不高兴地看着我。“小子，我没你那么好的眼力。”他用方而粗的指头捏了捏那颗金心，瞪着我，不说话。

我说：“你认为脚链会引起比尔的嫉妒，我也这样认为——如果他见过。但我打赌他从未见过，而且从没听过阿尔这个人。”

巴顿慢慢地说：“看起来我好像该向这个德·索托说声抱歉，是不是？”

“如果再见到他的话。”

他又两眼空洞地瞪着我，我也直视着他。“先别告诉我，小子。让我自己来猜猜，你有了个全新的想法。”

“是的，比尔没有谋杀他老婆。”

“没有？”

“没有，她是被她过去的某个男人杀的。那家伙失去了她的消息，又找到了，发现她嫁给了另一个男人，非常生气。这家伙知道这个地方——就像很多不住在这里的人一样——知道许多藏车藏衣服的地方，他怀恨在心但又善于掩饰，说服她与他一起离开。当一切准备好，纸条也写了，就勒住了她的脖子，他就是来干掉她的。然后把她沉进湖里，自己一走了之。你觉得这个推断如何？”

“呃，”他想了想说，“你不觉得事情被搞得太复杂了吗？但没有什么事是不可能的，什么都有可能。”

“等你不喜欢这个想法了，再告诉我，我还有别的呢。”

“你他妈的肯定会有的。”自从认识以来这是他第一次笑。

我道过晚安走了出去，让他像个挖树根的农夫一样在那里费神劳心地苦想。

13

大约十一点的时候，我开车到山脚下，把车停在圣贝纳迪诺的普雷斯科特旅馆旁。我从后车厢取出旅行袋，走了几步，一个穿着镶边裤子、白衬衫、打黑领结的服务员便从我手中把袋子接了过去。

值班的柜台人员是一个对我或任何事情都很漠然的蠢货，穿着不成套的白色亚麻西装，打着哈欠把笔递给我，目光看着远方，好像在追忆童年。

给我拎包的服务员和我一起乘电梯上到二楼，绕了个弯，走过好几间房间，越走越热。服务员打开一扇门，带我进入一个小房间，屋里有一扇窗户和一个通风孔。天花板一角的冷气孔大约只有一块女人的手帕那么大，上面系着一根带子，微微飘动着，表示有空气在流通。

这个服务员高而瘦，皮肤发黄，年纪也不小了，态度冷淡得像块冻鸡肉。他嘴里嚼着口香糖，把旅行袋放在椅子上，抬头看了看窗户栏杆，然后才看着我。他的眼睛里有酒的气息。

“我想要个贵一点的房间，这间小得转不过身了。”

“能有房间已经算你运气了。镇上现在挤满了人。”

“去给我们拿点姜汁汽水，还有杯子和冰块。”我说。

“我们？”

“没错，如果你正巧也想喝一杯的话。”

“嗯，好吧，反正已经这么晚了。”

他走了出去。我脱掉外套，摘下领带，又脱掉衬衫和内衣，在排气孔前走着，风带着一股热铁的味道。我走进浴室，浸入那半温的水里。等那个无精打采的高个子服务员拿着托盘回来的时候，我总算能喘上口气来了。他关上门，我拿出一瓶麦酒。他调出两杯酒，我们相互客套地笑了笑，喝了起来。我还没放下杯子，汗已经从我的颈后滑下脊背，一路都要流到袜子上了。但我仍觉得好多了。我坐在床上，看着他。

“你能待多久？”

“干吗？”

“想让你回忆点儿事情。”

“我可是他妈的什么都不想的。”他说。

“我有钱要花，而且是用我独特的方法花掉。”我从背后裤子口袋掏出皮夹，把一张皱巴巴的一元纸币摊在床上。

“抱歉，我想你大概是个警察。”

“别傻了，你什么时候见过警察用自己的钱玩这种游戏。你可以说我是个侦探。”

“这我有兴趣，这些可爱的酒让我的脑筋活跃起来了。”

我给他一张一美元的钞票。“试试。我可以叫你休斯敦来的得州大个子吗？”

“我是从阿马里洛来的。不过这无关紧要。你喜欢我的得州口音吗？我自己很讨厌它，但我发觉别人喜欢听。”

“那就留着吧。你不会因此有什么损失的。”

他笑了，把钱折好，利索地塞入裤子口袋。

“六月十二日星期五，傍晚或者晚上，你在做什么？我说的是那天。”

他啜了一口酒，想着，慢慢地晃动冰块，让酒漱过牙床。“就在这里，六点到十二点的班。”

“有个女人，苗条美丽的金发女人，住进这里，等着去乘开往埃尔帕索的夜车。我想她一定搭了那班火车，因为星期天早上她在埃尔帕索。她开着一辆车来的，登记在克里斯特尔·格雷斯·金斯利的名下，地址是比佛利山卡森大道九六五号。她也许就登记了这个名字，也许用的是别的名字，也有可能她根本就没登记。她的车还在旅馆车库里。我想跟帮她办理登记入住和退房的服务员聊聊。那样你可以再得到一块钱，你想想。”

我又拿起一张一美元钞票，那钱带着像毛毛虫打架般的声音进了他的口袋。

“这能办到。”他平静地说。

他放下杯子，离开房间，关上了门。我喝完酒，又调了一杯，再进到浴室去用温水泡泡身体。墙上的电话响了，我挤进浴室门与床之间的那块小地方接电话。

是那个得州口音。“是桑尼，上星期他值班，另一个我们叫他莱斯的服务员帮她办的退房，他现在就在这儿。”

“好。带他上来，好吗？”

我正尝着第二杯酒，想着再来一杯时，传来敲门声。我开了门，门口的家伙像耗子一样丑，长着一对绿眼和一张紧闭着的、像女孩子一样的嘴。

他跳舞似的扭了进来，带着一丝冷笑看着我。

“喝酒吗？”

“好。”他冷静地说，给自己倒了一大杯，加上一点姜汁汽水，一口气咕嘟咕嘟地喝了下去。他薄薄的小嘴唇中夹了一根烟，从口袋中拿出火柴点燃了。他喷着烟，继续看着我，眼角瞄到床上的钱，但不直视。他的衬衫口袋上绣着“领班”两个字，而不是号码。

“你是莱斯？”

“不是，”他顿了一下，“我们这里不喜欢侦探。我们自己没有，也不想被人家雇用来的侦探打扰。”

“谢谢。没别的事了。”

“啊？”他小嘴不悦地撇了撇。

“滚吧。”

“我以为你要见我。”他哼道。

“你是服务员领班？”

“没错。”

“我想请你喝一杯，也要给你一块钱，”我递给他，“谢谢你上来。”

他收了钱放进口袋，连声谢也没说。他站在那儿，烟从鼻孔喷出来，眯着眼，样子很刻薄。

“我在这儿说话很管用。”他说。

“那也仅限于你的地盘内，”我说，“而且那也没多大。你酒也喝了，赏钱也拿了，现在可以滚了。”

他僵硬地耸耸肩，一声不吭地转身溜了出去。

四分钟后，又有人很轻地敲门。那位高大的服务员笑着走了进来，我绕开他，回到床上坐着。

“你不喜欢莱斯吧？”

“没什么。他还满意吗？”

“我想是吧。你知道领班的样子，他们得摆摆架子。你最好还是叫我莱斯吧，马洛先生。”

“那么是你帮她退房的？”

“不是，那都只是幌子。她没有在柜台登记，但我记得她的车。她赏我一块钱叫我把车停好，还让我在她上火车前替她照看东西。她在这里吃的晚饭。在这个镇上，一块钱是不会被忘记的。那辆车丢在那儿这么久，大家已经在议论了。”

“她看起来什么样子？”

“她是黑白两色的打扮，以白色为主，一顶巴拿马草帽上系着黑白两色的飘带。就像你说的，她是个漂亮的金发女郎。后来她叫了出租车去车站，我帮她把行李提上车。行李上有名字的缩写，但很抱歉我不记得了。”

“我倒高兴你记不得，否则就太完美了。”我说，“再喝。她看起来多大？”

他冲洗另一只杯子，给自己调了一杯好酒。

“现在要判断一个女人的年龄是非常困难的，我看她大约三十吧。”

我从外套口袋掏出克里斯特尔与克里斯的照片，递给他。

他仔细地看着，把照片拿远了看，又凑近了看。

“你不用上法庭作证。”我说。

他点点头。“我可不愿意去。金发女郎都差不多，衣服、光线、化妆的改变都会让她们看起来相像或者不一样。”他看着照片，迟疑着。

“你在想什么？”

“我在想这照片中的男人，他到底跟这事儿有没有关系？”

“接着说。”

“我觉得这家伙在大厅跟她说了话，与她一起吃的晚餐。那是个高大英俊的美男子，身材像个轻量级的拳击手。他跟她一起上的出租车。”

“你确定吗？”

他看着床上的钱。

“好吧，这要多少钱？”我焦急地问。

他身子一僵，放下照片，掏出口袋中那两张折好的钞票，丢在床上。“谢谢你的酒，见你的鬼去吧。”他朝房门口走去。

“喂，坐下，别这么大火气嘛。”我大声说。

他坐下，两眼发直地瞪着我。

“别他妈的这么一副没见过世面的样子，”我说，“我跟旅馆服务员打交道好几年了。如果我碰到的是不使诈不说谎的，那是很不错，但也不能指望肯定会遇到不使诈不说谎的吧。”他慢慢地笑了，很快地点点头。他拾起那照片，从它的上方看着我。

“这照片中的男人照得很清楚，”他说，“比那女人像多了。另外还有一件小事让我记得他。我觉得那女人很不愿意他在大厅公开地来找她。”

我想了想，觉得这并没有太大意义。他也许迟到了，或者上次约会没来。我说：“这个有理由可以解释。你注意到那女人戴的首饰吗？戒指、耳坠，任何看起来醒目或值钱的？”

他说没注意到。

“那她是长发还是短发？直的、波浪状的还是卷的？是天生的金发还是染的？”

他笑了。“哦，最后一点是分辨不出来的，马洛先生。即使是天生的金发，她们也会要它变得更浅。至于其他，我记得是很长很直，是当下女人们喜欢的样式，到下面有点儿卷。但也可能我记错了。”他又看看照片，“她在这里时一直扎着，看不出来。”

“没错。我之所以问你是要确定你没有观察得过于仔细。注意到太多细节和什么也没看到的，都是不可靠的证人。他们几乎大半的话是编造出来的。在当时的情况下，你看到的应该差不多就是这样。非常感谢。”

我还给他那两美元的钞票，另加上一张五元的。他谢了我，喝完酒，轻轻地走了。我喝完酒，又冲了个澡，决定与其睡在这家旅馆还不如回家。我穿上衬衫和外套，拿起旅行袋下了楼。

贼眉鼠眼的领班是大厅里唯一的服务员。我提着旅行袋到柜台，他根本不过来接。那个愚蠢的柜台值班员收了我两美元，但看也没看我一眼。

我说：“两美元在这种下水道般的地方住一晚，我还不如免费找个通风的垃圾桶。”

他打了个哈欠，过了一会儿才意会过来，愉快地说：“到了凌晨三点会很冷的，然后到八九点时就很舒服。”

我抹了一把脖子后摇晃着进到车子里。即使在午夜，车座也是热的。

我在大约两点四十五分回到家，好莱坞凉快得像个冰柜。即使在帕萨迪纳
[1] 也能觉得凉爽。

注释

[1] 帕萨迪纳（Pasadena），大洛杉矶地区的一个卫星城市。

14

我梦见我在冰冷的绿色湖水深处，臂下夹着一具尸体。那尸体长长的金发在我面前漂浮着。一条眼睛凸暴、身体鼓胀、鳞片闪烁的大鱼带着腐味在我身边游来游去，还像个荡妇似的斜着眼睛看我。正当耗尽氧气，憋得快炸的时候，那尸体活过来了，挣脱了我。接着我又与大鱼打斗起来，尸体在水中不断翻滚着，长发在飘舞。

我醒来时嘴里塞满了床单，双手抓着床头的架子，使劲拉扯着。手放松下来才觉得肌肉酸痛。我起身在房间里踱步，点了一根烟，赤足踩在地毯上。抽完烟后我又上床睡了。

再醒来时已经九点了，阳光照在我脸上，房间里很热，我冲澡刮胡子，披上衣服在小厨房里弄早餐，吐司、鸡蛋和咖啡。准备停当时，有人敲门。

我去开门时嘴里还塞着面包。门口是一个身材瘦长、表情严肃、穿深灰色西装的男人。

“我是弗洛伊德·格里尔，刑事局的副队长。”他边说边走进来，伸出一只干燥的手，我握了握。他坐在椅子边，那是他们一贯的“坐”法，帽子在手上转来转去，用着他们惯有的平静眼光看着我。

“我们接到一个从圣贝纳迪诺打来的电话，知道了发生在狮湖的事。有个女人淹死了。尸体发现时，你似乎就在现场。”

我点点头，问：“来点咖啡？”

“不，谢谢，我两个钟头前吃过早餐了。”

我拿着咖啡，面向他在屋子的另一端坐下来。

“他们要我来调查你，”他说，“然后向他们通报一下。”

“当然可以。”

“我们查过了，觉得目前为止你似乎还算清白。这真是太巧了，发现尸体的时候居然正好有你这样一个人在场。”

“我就是这样，”我说，“运气好。”

“所以我想应该来拜访一下。”

“好啊，很高兴认识你，副队长。”

他点了点头，又说：“真是太巧了，你说你是上山办事去的？”

“如果是，”我说，“据我所知，我办的事跟那个淹死的女人毫无关系。”

“但你不能确定？”

“除非你把案子了结了，否则你永远不能确定会生出什么枝节来。对吗？”

“没错。”他又捏着帽子的边沿在手上转着，像个害羞的牛仔，可是他的眼睛里毫无羞涩之意，“我想要明确地知道，是否有任何‘枝节’碰巧跟这个淹死的女人的外遇有关，你可以指引我们一条明路。”

“希望这条‘明路’你们可以信赖。”

他用舌头顶了顶下嘴唇。“我们要的不仅仅是‘希望’。你不想现在说吗？”

“目前我知道的巴顿全知道。”

“巴顿是谁？”

“狮角的警官。”

这严肃的瘦子宽容地笑了笑，摁了一下手指关节，停了一下说：“圣贝纳迪诺的检察官在开庭审理前想跟你谈谈，但没那么快。他们现在正在尸体上采集指纹。我们派了一位技术人员过去。”

“那可比较困难，尸体腐烂得很厉害。”

“已经在进行了。”他说，“纽约有一套系统专门处理从水里捞上来的尸体。他们把手指的皮肤切下，用硝酸处理使之变硬，再做成指纹。做得非常好，效果不错。”

“你认为那个女人在警方有过记录吗？”

“我们通常都会采集尸体的指纹的，这你应该知道。”他说。

我说：“我并不认识那个女人。如果你认为我认识而且我上山去就是为了她，那就错了。”

“可你就是不肯说你为什么上山去。”他固执地追问。

“那你认为我在撒谎喽。”我说。

他那骨头突出的食指转动着帽子。“你错了，马洛先生，我们没认为什么。我们所做的是进行调查，找出真相，这是例行公事。你干这行这么久了，应该明白这一点。”他起身戴上帽子，“如果你要离开镇子，请通知我。谢谢。”

我说我会的，送他走到门口。他低着头，无奈地笑了笑，然后便走了，我看着他懒洋洋地走去按电梯按钮。

我回到小餐室看看还有没有咖啡，还有大约三分之二杯。我加了奶精、糖，端着杯子去打电话。我拨了市区的警察总局找刑事局的格里尔副队长。

一个声音说：“格里尔副队长不在，找其他人行吗？”

“德·索托在吗？”

“谁？”

我重复了一遍。

“他是什么职位，在哪个部门？”

“好像便衣之类的。”

“等一下。”

我等着。过了一会儿，那混浊的男声回来了。“开什么玩笑？我们的名册上没有德·索托。你是谁？”

我挂上电话，喝完咖啡，拨到金斯利的办公室。井井有条且冷静无比的阿德里安娜小姐说他才进来，立刻就帮我把电话接通。

“嘿，”崭新的一天刚开始，他洪亮有力地说，“你在旅馆发现了什么？”

“她去过，还好。克里斯在那里跟她碰面。我没做什么提示，透露消息给我的服务员带他进去的，他们一起吃晚餐，然后乘出租车去火车站。”

“嗯，我该料到他在撒谎，我有印象，当我告诉他那封埃尔帕索打来的电报时，他很惊讶。我记得很清楚。还有没有别的？”

“没有了。今早有个警察来找我，很平常的例行公事，警告我没通知他不准离镇。他想知道我干吗去狮角。我没讲。他根本不知道有巴顿这个人，显然巴顿没告诉别人。”

“巴顿会尽可能地把这件事处理好。你昨晚干吗问我一个名字，哈维兰德什么的？”

我简单地说了一下，关于穆里尔·切斯的车与衣服被发现一事。

“这对比尔不妙。我知道浣熊湖，但我从没想到去用那个老木头仓库，甚至根本不知道有那个仓库。这不但不妙，而且好像是预谋的。”

“我不同意。如果他对那地方非常熟，他根本不必花时间去想一个可以隐藏的地方。走远路对他很困难。”

“也许吧，你现在打算怎么办？”他问。

“当然是再去找克里斯。”

他同意这么做，又说：“这悲剧跟我们不相干，是不是？”

“除非你太太知道些什么。”

他的声音响了起来。“听着，马洛，我理解你们侦探的本能直觉，把发生的事都串在一起，但别让它牵着你走得太远了。世上的事根本不是那样的——至少我认为不是那样的。你最好把切斯家的事丢给警方，把脑筋用在我们金斯利家的事情上。”

“好的。”

“我不是要发号施令。”

我爽快地笑了，说了声再见，就挂上了电话。我穿好衣服，到地下室取车，然后再度驶往湾城。

15

我开车驶过牵牛星街的十字路口，沿着马路开到峡谷尽头，那里有个半圆形的停车场，旁边是一条由白色的防护篱围着的人行道。我在车里待了一会儿，一边远望大海，欣赏着山脚蓝灰色的瀑布冲向海洋，一边在心里盘算着。我在犹豫究竟该对克里斯来软的还是硬的。我判断来软的不至于有损失，如果这样行不通——我看是行不通的，到时自然会做出下一步，大打出手，把家里弄得一片狼藉。

半山腰处，那些房子下面的公路上现在空无一人。再往下的山边街道旁，几个小孩往斜坡上投回飞棒，然后相互推搡嬉笑咒骂着、追逐着。继续往下，是一幢树丛与红砖墙围起来的房子。后院的晾衣绳上有一排洗好的衣物，斜斜的屋顶上两只鸽子点着头昂首阔步地走着。一辆蓝褐两色相间的公共汽车沿着那幢房子前面的马路缓缓地开了过来，停下，从上面小心翼翼地下来一位老人，站稳后，他用那沉重的手杖敲敲地，方才开始爬坡。

空气比昨天还清新。很祥和的早晨。我下了车，沿着牵牛星街向六二三号走去。

屋子正面窗户的百叶窗垂着，整个屋子似乎在沉睡。我从那韩国苔藓上走过，按了门铃，却发现门并没有关好，大门有些下坠，和门框间有一条缝，弹簧闩搭在锁的下沿上。我记得那天我离开时，这门就得用力才能关上。

我轻推了一下门，一声轻微的咔嗒声，门往里开了。屋里昏暗，但有些天光从西面的窗照进来。没人应门。我也不再按铃了，把门再推开点，走了进去。

屋子里有一股寂静温暖的味道，那是接近中午还未开窗所固有的味道。长卧榻旁边圆桌上的一瓶维特69快喝光了，还有一瓶满的静候着。铜制的冰桶底部还有一点水，桌上有两个用过的玻璃杯和半瓶苏打水。

我把门恢复成之前的样子，站在那里听着。如果克里斯不在，我应该趁机搜搜这屋子。我并没有多少对克里斯不利的证据，但所掌握的情况也足以让他不敢去叫警察。

时光在寂静中流淌。只有壁炉上的电子钟单调的滴答，遥远街上的汽车喇叭声，一架飞机飞越峡谷山脚的嗡嗡声，还有厨房冰箱突然启动时的响声。

我朝屋里走去，又停下环顾四周，仔细听了听。除了屋子原有的响动，根本没有人为发出的声音。我沿地毯走向屋后的拱门。

一只戴手套的手出现在拱门边楼梯的白色金属扶手上。它一出现，就停在那里不动了。

接着又开始移动，出现了一顶女人的帽子，然后是她的头。女人静静地走上楼梯，转过拱门，似乎仍没看到我。她是个身材苗条的人，看不出年纪，褐色的头发有些乱，嘴唇上一抹猩红，两颊上有很浓的腮红，眼睛上画了眼影。她身穿一袭斜纹薄呢套装，那顶紫帽子颤巍巍地歪戴在头上，样子十分可怕。

她看见了我，没有停步，脸上也没有一点表情。她缓缓地继续往屋里走，戴着褐色手套的右手垂在身体一侧，握着一支小型自动手枪。

她停了下来，身体向后仰，嘴里发出一声可怕的声音，然后高声而神经质地咯咯笑了起来。她用枪指着我，一步一步地走上前来。

我看着那把枪，但没有叫出声来。

那女人越走越近，用枪指着我的腹部，说：“我只想要我的房租。这房子照顾得很好，没什么东西损坏。他一向都是个小心仔细的好房客，我只是不希望他房租拖欠得太久。”

我在枪口下用一种紧张、不悦的声音有礼貌地问：“他拖欠了多久了？”

“三个月。二百四十块。这样一个设备一应俱全的地方，八十块是很合理的。以前也有拖欠房租的情况，但最后都很顺利地拿到了。他答应我今天早上给我支票，在电话里说的，我是说他答应了今天早上给我的。”

“在电话里，今天早上。”我说。

我不动声色地挪了几步，想的是尽量靠近，找机会把她手上的枪打掉，并趁她回过神来前冲上去制伏她。这种技术我用得不怎么样，但有时候总得试试，现在似乎正是时候。

我向前挪了六英寸，但还不够近。我说：“你是房东？”我直视着枪，心存侥幸，希望她不知道自己正拿枪指着我。

“嗯，当然，我是法尔布鲁克太太。你以为我是谁？”

“大概就是房东吧，你讲到房租的事，但我不知道你的名字。”再靠近八英寸，做得漂亮。要是不成功就太丢人了。

“你又是谁，我可以问问吗？”

“我是为车款的事来的。大门打开了一点点，我就溜了进来。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我板起面孔，就像是财务公司的人来要车子分期付款的样子。比较严肃，但随时可以绽出笑容。

“你是说克里斯的车子分期付款也拖欠了吗？”她焦虑地问。

“拖了些时候，不是很严重。”我平静地说。

可以了，够近了，我的速度也应该够。我只需利落准确地把枪往外扫。我从地毯上迈出脚。

“这把枪挺有意思的。我是在楼梯上发现的，你看它上面都是油渍，对不对？楼梯地毯是很好的灰色绒线织品，很贵的呢。”

她把枪递给我。

我接了过来，手像蛋壳一样僵硬脆弱。她厌恶地嗅嗅握过枪柄的手套，继续用那种既荒唐又合理的腔调说话。我膝盖一软，放松下来。

“当然，对你而言是容易多了，我是指车。必要的话，你可以就把它开走。但要收回一幢带高档家具的房子可不容易，把房客赶走要钱要时间。这容易结怨，而且东西还会被破坏，有时他们是故意的。这地毯是二手的，花了两百多买的，虽然是麻的，但颜色很可爱，对不对？我不说你根本看不出来是麻的二手货。不过这只是废话，东西用了就是二手的了。我是走路来的，替政府省钱。我本来可以乘公共汽车的，但那东西老是朝相反的方向走。”

她说什么我充耳不闻，她的话像是很遥远的细浪，转眼便消失了。那枪倒引起了我的注意。

我打开弹膛，是空的，翻过去看后膛，也是空的。我闻闻枪口，有火药味儿。

我把枪放进口袋。那是一把能装六发子弹的点二五口径自动手枪。里面的子弹射光了，应该就在不久前，但不是在刚才的半小时内。

法尔布鲁克太太很有兴致地问：“这枪用过吗？但愿没有。”

“为什么没有？”我声音平静地问，脑子却在飞快地转着。

“它就扔在楼梯那儿。”她说，“毕竟，人们有些时候还是会用到枪的。”

“一点没错。”我说，“但这也许是因为克里斯先生的口袋破了洞。他不在家，是不是？”

“哎哟，”她摇头，很失望，“这就是他不对了，他答应给我支票我才来的——”

“你是什么时候打电话给他的？”

“嗯，昨天晚上。”她皱起眉头，不喜欢我问这么多。

“他一定是被叫出去了。”

她盯着我那双褐色大眼睛中间的某一点。

“这样，法尔布鲁克太太，”我说，“我们别在这儿瞎扯了，不是我不喜欢跟你聊天。也不是我愿意这么说：你没有开枪杀了他吧，因为他欠你三个月的房租？”

她非常缓慢地在椅子边缘坐下，舌尖舔着猩红嘴唇上的裂痕。“哦，你怎么会有这样可怕的想法，你真是太可恶了。你，刚才不是说这枪没用过吗？”她生气地说。

“枪都会被用，也都装过子弹。但这一把里面没子弹了。”

“哦，那么——”她做了个不耐烦的手势，又闻了闻她那只沾了油渍的手套。

“好吧，算我说错了，开个玩笑而已。克里斯先生出去了，这房子你也找过了。你是房东，所以有钥匙，对不对？”

“我不是故意要闯进来的，”她咬着指头说，“也许我不应该这么做。但我有权利看看我的东西怎么样了。”

“嗯，现在你看过了。你肯定他不在家吗？”

“我可没看冰箱和床底下。”她冷冷地说，“我按门铃他不应，我就在楼梯上喊他，然后到下面的客厅又喊了一下。我甚至偷偷看了卧室。”她不好意思地垂下眼睛，一只手在膝盖上扭着。

“嗯，就这样。”

她高兴地点点头。“对，就是这样了。你刚才说你叫什么？”

“万斯，”我说，“弗罗·万斯。”

“那万斯先生，你是在哪家公司工作？”

“我现在没工作，除非警方又束手无策了。”

她吃了一惊。“可是你刚才说是来追讨车子的分期付款的。”

“那只是兼差，临时的。”

她站起身，直视着我，冷静地说：“这样的话，我想你现在最好立刻离开。”

“如果你不介意，我想先四处看看，说不定你漏掉了什么。”

“没这个必要，这是我的房子，请你离开，我会很感谢的，万斯先生。”

“如果我不走，你是不是得叫个人来赶我走？坐下，法尔布鲁克太太，我只是看看，这把枪有点怪。”

“我说过我发现它躺在楼梯上。我什么都不知道，关于这枪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我这辈子从来没开过枪。”她打开一只蓝色大袋子，抽出手帕擦擦鼻子。

“那是你说的，我不一定相信。”

她伸出左手可怜地指着我，那样子就像《东林怨》
[1] 中那个误入歧途的妻子。

“噢，我真不该进来的，”她哭着说，“这样做真让人讨厌，我知道，克里斯先生会发火的。”

“你不应该让我发现这把枪里没子弹。本来是你掌控全局的。”

她一跺脚。这场面就差这一幕，这下齐了。

“哦，你真是可恶至极的家伙，”她大叫，“你胆敢碰我一根汗毛！你胆敢向前踏一步！我不想再跟你待在这屋子了！你怎么可以这样侮辱人——”

她哽住了，就像根塑料绳忽然从中间啪地断裂。然后低下头，拿起紫色帽子和所有东西，往大门跑。经过我时她伸手想推开我，但距离不够，我没动。她猛地拉开门，一直跑到街上的人行道上。门缓缓合上了，除了关门声之外还听得见她急促的脚步声。

我用指甲敲着牙齿，手指关节顶着下巴，仔细倾听着，周围没有动静。但我手上有一支可以装六发子弹的自动手枪，子弹被射光了。

我大声说：“这房子里很不对劲！”

房子现在是彻底的死寂。我走过杏黄色的地毯，走过通往楼梯的拱门，伫立一会儿，再仔细听着。

我耸耸肩，轻轻地走下了楼梯。

注释

[1] 《东林怨》（East Lynne），英国亨利·伍德夫人的小说，福克斯公司据此拍摄的同名电影曾获一九三一年奥斯卡最佳影片提名。

16

下面一层客厅的两端各有一扇门，中间还有两扇并排的门。其中一扇是亚麻白的衣柜，另一扇锁住了。我走到尽头察看那间空余的卧室，百叶窗紧闭，没人住过的迹象。我折回大厅走到另一头，进入第二间卧室。里面有一张大床，一条牛奶咖啡色的地毯，还有棱角分明的浅色木制家具。化妆台上有一面匣形镜子，镜子上方是一盏长形荧光灯。角落里玻璃面的桌子上立着一只水晶猎肠犬，旁边是一个装香烟的水晶盒。

化妆台上撒得到处是粉。垃圾桶上搭的毛巾上有个深色的唇膏印记。床上的一对枕头并靠着，凹陷的痕迹像是用拳头捶出来的。枕头下露出一条女式手绢的一角。床尾放着一套薄而透明的黑色睡衣。空气中有一股浓重的香气。

我真不知道法尔布鲁克太太看到这一切会怎么想。

我转身看见橱柜门上长镜子中的自己。门被漆成白色，上面装着水晶把手。我用手帕垫着转开门把手往里看。杉木的柜子里满是男人的衣服。有一股很宜人的苏格兰呢的味道。但柜子里并不完全是男人的衣服。

里面有一件女式的黑白套装，大半是白色，下面摆着一双黑白两色的鞋，上面架子上还有一顶有黑白两色饰带的巴拿马帽。另外还有些女人的衣服，但我没细看。

我关上柜子，走出卧房，手里拿着手帕，准备再去拧别的门把手。

亚麻色柜子旁的门是锁着的，应该是浴室。我摇一摇，锁住了。我弯腰去看，门把手中间有一条很短的裂口。这门是从里面按下门把手中间的按钮关上的，那裂口处可以用金属片拨开，万一有人在浴室昏倒了，或小孩子把自己锁起来搞鬼的时候就可以这样做。

钥匙应该是放在亚麻色柜子的上方架子上的，但没有。我用我的小刀片试试，但太细了。我回到卧房，从抽屉里找到一支指甲锉。行了，我打开浴室门。

一件沙色的男人睡衣扔在篮子上，地上有一双平底绿色拖鞋。洗脸盆边有一把刮胡刀和一罐开了盖子的剃须膏。浴室窗户紧闭，空气里有一种异乎寻常的刺鼻味道。

浴室地上尼罗绿的瓷砖上，躺着三颗闪亮的铜质弹壳，霜白的窗格上有一个明显的弹孔。窗户左上方的石灰墙上有两个洞，似乎是被子弹射穿的。

沐浴帘子是白绿两色的防水绸布，用亮闪闪的金属环挂着，现在帘子整个拉上了。我把帘子拉到一边，金属环脆薄的刮擦声听来非常刺耳。

我俯下身一看，顿时感到脖子发软。他就在里面——他没别的地方可去。他就缩在两只发亮的水龙头下面的角落里，金属莲蓬头里的水慢慢地滴在他的胸膛上。

他膝盖缩着，但都松弛了。赤裸胸膛上有两个发乌的枪孔，离心脏非常近，足以致命。血似乎已经被冲干净了。

他的眼睛很明亮，有一种好奇与期待的神情，似乎闻到了早晨咖啡的香味，正想起身而去。

真是干净利落。看来你是刚刮完胡子，脱了衣服要淋浴，正在浴帘旁调水温。后面的门开了，有人走进来，应该是个女人，手里拿着枪。你转身看到那支枪时，她已扣动了扳机。

她有三发没射中。这么短的距离似乎不可能，但事实如此。也许这种事经常发生吧。看来我的见识很不够。

你无路可逃。如果你是那种人并且决心要那样做的话，就可以一跃而起向她扑过去。但你当时正在莲蓬头下，拉着帘子，你无法保持平衡。而且如果你和大多数人一样，也可能惊慌失措。所以除了缩进浴缸里，你无处可逃。

于是就尽可能地往里躲，但浴缸只这么点大，瓷砖墙挡住了你的去路。现在你靠着这最后的墙，已无路可走，生命走到了尽头。然后又是两枪，也可能是三枪，你顺着墙滑下去。眼睛里已没有了恐怖，现在它们只是一双空洞的死人的眼睛。

她伸手关了水，拉好浴帘，关上浴室的门。走出屋子时她把枪丢在楼梯的地毯上，她应该对这把枪感到烦恼，这可能是你的枪。

事情是这样的吗？应该没有别的可能了。

我俯下身去拉他的手臂，像冰块一样冷和硬。我走出浴室，没锁门。不必锁了，那只会给警察增加麻烦。

我走进卧房，拉出枕头下的手绢。那是手工很细致的亚麻手绢，绣着红色的扇形花边，一角有两个红字绣的姓名字母缩写：A.F.。

“阿德里安娜·弗罗姆塞特。”我说着，相当残忍地笑了。

我把手绢抖了抖，想把气味抖掉一点，折好后用卫生纸包着放进口袋。我回到楼上起居室，察看了那张靠墙的书桌，没找到什么令人感兴趣的信件、电话号码或让人生疑的文件。也许有，但我没发现。

我看着电话。它在壁炉旁靠墙的小桌子上，线很长，克里斯可以躺在长卧榻上，漂亮的嘴唇里叼着烟，身边的桌子上放着一大杯饮料，逍遥自在地跟他的女朋友聊个够，谈话美好温馨。轻松、懒洋洋地调情、打趣，不是太含蓄也不是太粗俗地聊天，这正是他的聊天方式。

这些都结束了。我离开电话，向大门走去。我把门锁调好，以便我可以再进去，同时也可以把门关紧。然后我把门拉上，听到锁咔嗒一声，锁住了。我走上人行道，站在阳光下，看着对面阿尔莫医生的房子。

既没有尖叫，也没有人从大门里跑出来，更没有人吹警笛。阳光下的一切安静祥和。没什么好大惊小怪的。只是马洛又发现了一具尸体。他真是精于此道。大家应该叫我“每天发现一宗谋杀案的马洛”。应该派一辆灵车跟着他，以便随时调查他的发现。

他真是个单纯老实的好人。

我走回十字路口，钻进我的克莱斯勒，启动，倒车，离开了那个地方。

17

等了三分钟，健身俱乐部的服务员回来了，向我点头，要我随他进去。我们上到四楼，绕过一个角落，引我到一扇半开的门前。

“先生，请往左转，请轻一些，有的会员在睡觉。”

我进了俱乐部的图书室。玻璃门后陈列着很多书，中间的长桌上摆着杂志，墙上的一盏灯照着俱乐部创办人的肖像。但这里的真正作用似乎是睡觉。敞开的书架把房间隔成许多小间，里面放着极大极柔软的高背皮椅。椅子里有一些老家伙正在安静地打盹，面孔因高血压涨得通红，窄小的鼻孔里发出丝丝的鼾声。

我往前走了几步，轻轻地往左一转，金斯利在屋子顶端的最后一个小隔间里。他把两张椅子并排面向角落放着，其中一张上面露出他那一头黑发的大脑袋。我坐进空着的一张，很快地向他点了个头。

“小声说话，”他说，“这里是用来供午餐后休息的。什么事？我雇用你是来减少麻烦，不是来给我添麻烦的。你让我中断了一个很重要的约会。”

“我知道，”我说着，把脸凑近他，他身上有股好闻的威士忌的味道，“她开枪杀了他。”

他眼皮一跳，脸沉了下来，咬紧了牙。他叹了口气，一只大手在膝盖上搓着。

“说下去。”他很冷静地说，声音很低。

我转头看看椅背后面。离我们最近的老家伙睡得很沉，鼻孔随着呼吸呼哧呼哧的。

“克里斯家没人应门，大门微微开着。但我注意到昨天它是关紧的。我把它推开，房间里很暗，桌上有两只用过的酒杯，整个房子很安静。过了一会儿，从楼梯上走下来了一个黑黑瘦瘦的女人，她自称是房东法尔布鲁克太太。她戴着手套握了把枪，说是在楼梯上发现的。她是用钥匙开门进来的，说是来收拖欠了三个月的房租。我猜她肯定趁机把房子里看了个遍。我从她手里把那枪弄过来，发现不久前才用过，但我没告诉她。她说克里斯不在。我想办法把她给气走了。她说不定会叫警察，但更大的可能是就这样走了，去做些芝麻绿豆的小事，忘掉这一切——除了房租。”

我停了下来。金斯利将脸转向我，下颌肌肉因牙齿紧咬而鼓起，目光焦虑。

“我下了楼。那里有女人过夜的痕迹，卧室有睡衣、化妆品、香水等东西。浴室的门关着，我弄开了，地上有三个弹壳，墙上有两个弹孔，窗户上有一个。克里斯在浴缸里，光着身子，已经死了。”

“我的天！”金斯利低呼，“你的意思是昨晚有个女人跟他过夜，今天早上在浴室里把他给杀了？”

“你认为我想跟你说什么？”我问他。

“你小声点儿！”他怒斥道，“真是太吓人了，为什么是在浴室？”

“你自己小声点儿。”我说，“为什么不是浴室？你想得出还有哪个地方会让男人完全没有防卫？”

他说：“你并不知道是个女人杀了他。我是说，你不能确定，是不是？”

“没错，”我说，“是不确定。有可能是某个人用一把小型手枪，像女人一样随便乱开枪，打光了里面的子弹。浴室处在坡地上，外面一片空旷。在那里开枪，外面应该不容易听到。在那儿过夜的女人可能早就走了——或者根本就没有什么女人。我看到的一切可以是伪造的，也可能就是你开枪打死了他。”

“我为什么要打死他？”他低声说，双手用力地捏着膝盖，“我是个文明人。”

这似乎不值得争辩。我说：“你太太有枪吗？”

他沮丧的脸面向我，有气无力地说：“我的天，你不是真的这么想吧？”

“她有枪吗？”

他支支吾吾地说：“是的，她有，一支小型自动手枪。”

“是你在这里给她买的吗？”

“我——我没买。那是两年前在旧金山的一个宴会上，我从一个醉鬼手上夺来的。他拿着乱晃，以为很好玩。我就没还他。”他用力捏着下巴，手指关节都泛白了，“他大概根本记不得是什么时候、怎么弄丢的，那种醉鬼。”

“干得太好了。你认得那把枪吗？”

他半闭着眼睛想了想，手托着腮帮。我又回头看看椅子背后。一个睡着的老人打了一个响呼噜，差点儿把自己从椅子上震下来。他咳了几声，干瘦的手挠了挠鼻子，从背心口袋里摸出一块金表，眯着眼睛看了看，把表放回去，又继续睡。

我从口袋拿出那把枪放在金斯利手上，他愁苦地瞪着，慢慢地说：“我不知道，看着像，但我不能确定。”

“侧面有一组号码。”

“谁会去记枪的号码。”

“希望你没有，否则我就麻烦了。”

他紧握了一下那把枪，然后把它放在身边的椅子上。

“那个卑鄙下流的东西，”他说，“肯定是他把她给甩了。”

“我就不明白了。你说你是个文明人，这动机对你来说并不足，但对她倒很充分。”

“各人的动机是不一样的，”他弹了一下手指，“女人比男人容易冲动。”

“就像猫比狗更容易冲动。”

“怎么说？”

“我说是，有些女人是比有些男人冲动。如果你要说是你太太干的，我们得找出一个更恰当的动机。”

他转过头来与我对视着，神情非常严肃，嘴唇已被牙齿咬出了印子。

“这件事好像不是开玩笑的，”他说，“我们不能让警方拿到枪。克里斯特尔有许可证，枪也注册了，所以他们会知道号码，即使我不知道。我们不能让警方拿到它。”

“但法尔布鲁克太太知道枪在我这儿。”

他固执地摇摇头。“我们一定得想办法。我知道你在冒险，我不会让你白干的。如果能把这事布置得像是自杀，我会把枪放回去。但依你所说的，这不可能。”

“没错，如果那样的话，他必须是前三枪都没打中自己。但我不能掩盖一桩谋杀案，即使多加个十块钱，枪也得放回去。”

“我想的不止那数目，我想的是五百美元。”

“你究竟想用这笔钱买什么？”

他倾身凑近过来，眼光严肃而暗淡，但并不坚定。“克里斯的家里，除了这把枪之外，还有什么可能证实克里斯特尔最近去过？”

“一件黑白两色的衣服、一顶帽子，正像圣贝纳迪诺的服务员所形容的。可能还有一堆我不知道的东西。肯定会有指纹。你说她没被留过指纹，但那并不表示他们不会拿着她的指纹去比对。家中卧室里到处都会有，小鹿湖的木屋也是，还有她的车。”

“我们得找到她的车——”他说，我打断他。

“那无济于事，这种地方太多了。她用什么牌子的香水？”

他一下子就会意过来。“噢——娇兰，香水中的香槟。”他木然地说，“偶尔也用香奈尔。”

“这种香水是什么味道？”

“一种檀香味儿。”

“卧房是有那种味道，”我说，“闻起来像便宜货，不过我不会判断。”

“便宜货？”他一下受了刺激，“我的天，便宜？我们一盎司卖三十美元呢。”

“哦，闻起来更像是三块钱一加仑。”

他重重地把手放在膝盖上，摇了摇头。“我跟你说说钱的事儿，五百美元，支票我现在就开给你。”

我任由他的话像一根沾了土的羽毛旋转着飘落在地上。身后的一个老家伙颤颤巍巍地站起身，浑身无力地摸索着走了出去。

金斯利阴沉地说：“我雇你保护我远离丑闻，如果我太太需要，你也得保护她。当然，现在看来丑闻已经不可避免了，当然这不是你的错。目前事关我太太的性命，我不相信她枪杀了克里斯，我没有理由这样认为，根本没有，这只是一种感觉。她也许昨晚的确在那里，枪也可能是她的，但这不能证明就是她杀了人。她对这枪可能就跟对别的东西一样漫不经心。谁都可以拿得到。”

“警察可不会费工夫去证明这些。”我说，“如果是我遇见过的警察，他们会去捉拿这一号嫌疑犯，开始侦办。他们看了现场之后，你太太一定是他们想到的头号嫌疑犯。”

他双手合掌，那悲惨的样子颇有戏剧效果。生活中真实的惨剧就像演戏一样。

“我们来讨论一下重点。”我说，“现场的布局乍看之下几乎是太完美了。她留下她的衣服，之前人们看见她穿过，因此可能被追查到。她把枪扔在楼梯上。很难想象她会这么笨。”

“你让我有了一些希望。”金斯利焦虑地说。

“但这都不代表什么。我们是从推测的角度来看的，但那些因为感情或怨恨而犯罪的人，通常是干了就走，什么都不顾。就目前我了解的情况来看，她是个冲动的笨女人。现场看不出有什么有计划的迹象，根本不是预谋的。即使没一件事跟你太太有关，警察也会把她跟克里斯连在一起。他们会调查他的背景、他的朋友、他的女人。她的名字必然会出现在那一串名字中。如此一来，她失踪一个月的事实会让他们兴奋得摩拳擦掌。另外，他们当然要追查这支枪，如果这是她的——”

他猛地伸手去抓身边椅子上的枪。

“不行。”我说，“这把枪一定得给他们。我马洛也许是个聪明人，很喜欢你，但我不会冒这个险，藏匿杀人凶器可是很严重的事。我做的事基本上是以你太太是嫌疑犯为前提的，但一切都太明显了，因此我的假设才会让人觉得是错的。”

他咕哝着松开了枪。我把枪放到他拿不到的地方，但马上我又抓到手中，说：“你的手帕借用一下，我不想用我的，我可能会被搜身。”

他递给我一条熨得很挺的白手帕，我小心地把枪仔细擦干净，放进口袋，把手帕还给他。

“是我的指纹没问题，但我不想有你的。这是我唯一能做的，我回去把枪放归原处，通知警方。你该做什么还做什么，让警察去查吧。至于我为什么会在那儿，以及在那里做什么，迟早会被发现的。最糟糕的是他们找到了她，而且证实了是她杀了他。最好的结果是他们比我先找到她，然后让我费尽心机地去证实她没有杀他。简单地说，就是证实这事是别人干的。你觉得如何？”

他缓缓地点了点头。“好——那五百块照给，如果你能证明克里斯特尔没有杀他。”

“我不指望赚这笔钱，”我说，“你最好能明白。弗罗姆塞特小姐跟克里斯熟不熟？我是说下班之后。”

他的脸抽筋似的一紧，放在腿上的两只手攥成了拳头，愣在那里不说话。

“昨天早上我问她要克里斯的地址，她看起来有点怪。”

他慢慢地叹了口气。

“就像口臭一样，”我说，“一段搞臭了的罗曼史。我这么说是不是太粗俗了？”

他鼻孔翕动，发出粗重的呼吸声。然后舒了口气，平静地说：“她——她跟他相当熟——有段时间。在那方面，她是个任性的女孩儿。我想克里斯对女人而言，很有魅力。”

“我得找她谈谈。”

“为什么？”他简短地问道，脸颊浮起两片红晕。

“你别管。去问每个人各种问题是我的工作。”

“那就去跟她谈吧。”他说，“实际上她也认识阿尔莫一家，认识自杀了的阿尔莫太太，克里斯也认识她。这两者之间会有关联吗？”

“我不知道。你爱她，是不是？”

“如果能够，我明天就娶她。”他生硬地说。

我点点头站起来。再回头看那房间，人几乎走光了。屋子尽头还有几个老家伙在打鼾，剩下的那些柔软坐椅陆续恢复了他们清醒着进来时的原状。

“只有一件事，”我低头看着金斯利，“谋杀案发生后耽搁了些时间才通知警方，警察会很恼火。现在已经耽搁了，而且还得耽搁一些时间。我要再回到那里，假装是今天第一次去。我能装得出来，只要不考虑姓法尔布鲁克的女人。”

“法尔布鲁克？”他似乎不知道我在说谁，“到底是谁？——哦，我想起来了。”

“别去想了。我基本上可以肯定他们不会从她那儿听到什么的。她不是那种会自己找上门跟警方打交道的人。”

“我明白了。”

“千万别搞砸了。他们会问你话，先不告诉你克里斯死了，你知道的情况就到我跟你联络之前。千万别掉进圈套，否则我就得去蹲监狱，什么都别找了。”

“打电话给警方前，你可以先从那屋子打给我。”他合理地说。

“我知道。但我更喜欢的做法是不打。他们首先要做的事就是查谁打了电话。如果我从别处打电话给你，等于承认来这里见过你。”

“我懂了。相信我，我会处理好的。”

我们握了手，我自顾自地走了，他还站在那里。

18

健身俱乐部在对街的一个街角处，离特洛尔大厦只有半个街区。我走过去，往北走到入口处。以前的橡胶人行道已换成玫瑰色的水泥地面。周围有树篱，留出一道窄窄的出入口，这里挤满了吃完午餐回办公室上班的人。

跟上次相比，娇兰公司的接待室更显空旷。角落的电话转接房里仍是那个头发蓬松的金发女郎。她冲我顽皮地一笑，我朝她做了个持枪的动作，食指对着她，其他三只指头朝下握，大拇指上下摆动，就像西部牛仔耍枪一样。她无声而开心地笑了。这可能比她一周内碰到的所有开心事还有趣。

我指着弗罗姆塞特小姐的书桌，金发女郎点点头，接通一条电话线开始说话。门打开了，弗罗姆塞特小姐优雅地走到办公桌前，坐下，用冷淡而探寻的目光看着我。

“什么事，马洛先生？金斯利先生这会儿恐怕不在。”

“我刚从他那里来。我们找个地方谈谈，行吗？”

“谈谈？”

“我要给你看点儿东西。”

“哦，是吗？”她谨慎地打量我。大概不少男人曾经要给她东西看。要是别的时候，我可不想这么做。

“是金斯利先生的事。”

她起身打开门。“那我们不如去他办公室。”

我们进去，她为我拉着门，经过她时我嗅了一下，檀香木的味道。我说：“皇家娇兰——香水中的香槟？”

她微笑，撑着门。“我的薪水够吗？”

“我根本没说到用你的薪水。你不像是得替自己买香水的女孩子。”

“哦，事实上我要花钱的。”她说，“如果你想知道的话，我其实很讨厌在办公室搽香水。他要我搽的。”

我们走进那间长而昏暗的办公室。她在书桌的一端坐下。我还坐我以前坐的位子。我们互相看着。她今天一身褐色打扮，脖子上系着一个打褶的领结。看起来柔和了一些，但还是不热情。

我递给她一根金斯利的烟，她接了过去，用金斯利的打火机点燃，往后一靠。

“我们不要浪费时间兜圈子了，你知道我是谁、在做什么，昨天早上你不知道，那只是因为他喜欢充老大。”

她低头看着放在膝盖上的手，然后抬起眼，有点羞怯地笑了。

“他人不错，”她说，“虽然他总喜欢叫人做些很复杂的事，但最后只是他自己在团团转。但只要你了解那个小荡妇怎样对待他——”她弹弹烟，“我们最好不谈这个。你来找我有什么事？”

“金斯利说你认识阿尔莫大夫一家。”

“我认识阿尔莫太太，见过她几次。”

“在哪里？”

“朋友家，怎么了？”

“克里斯家？”

“你不会是没事找事吧，马洛先生？”

“我不知道你所说的‘没事找事’是什么意思，但我是在就事论事，这不是国际谈判，用不着外交辞令。”

“很好，”她点点头，“是在克里斯家，我以前去过——偶尔。他办过几次鸡尾酒会。”

“那就是说克里斯认识阿尔莫一家——或者说阿尔莫太太。”

她的脸微微泛红。“嗯，他们很熟。”

“他还认识很多女人——也很熟，毫无疑问。金斯利太太也认识阿尔莫太太？”

“嗯，比我熟。她们彼此直呼其名。阿尔莫太太死了，大约一年半前，是自杀的。”

“你对此有什么疑问吗？”

她眉毛挑了挑，我觉得那表情很做作，似乎只是对我的问题做出的机械反应。

“你这样问有什么特别的理由吗？我是说，跟你现在做的事有什么关系吗？”

“我觉得没有，至少我还不清楚有没有关系。昨天我只是在外面看了看阿尔莫大夫的房子，他就叫了警察。他查了我的车牌，知道我是谁。那警察对我可凶呢。他不知道我在干吗，我也没告诉他我去拜访过克里斯。但阿尔莫大夫一定知道。他看见我在克里斯的屋子前面。那为什么他要叫警察呢？为什么那警察又自认聪明地以为想刺探阿尔莫家的一定是匪徒？他又为什么问我是不是她的父母——我想指的是阿尔莫太太的父母——雇我的？如果你能回答我这些问题，我就可以知道是否跟我办的事有关。”

她沉思了一会儿，期间迅速看了我一眼，然后又看向别处。

“我只见过阿尔莫太太两次。”她慢慢地说，“但我可以回答你所有的问题。我最后一次见到她是在克里斯家，另外还有很多人在那儿。大家都喝了不少酒，大声地交谈着。女人都没跟她们的先生在一起，男人也都没跟他们的太太一起。有个姓布朗威尔的家伙——听说是海军——喝得酩酊大醉。他用阿尔莫大夫职业的事跟她开玩笑。意思是阿尔莫大夫是个整晚提着药箱到处打针的医生，让那些参加派对的人宿醉不归，弗罗伦斯·阿尔莫说她不在乎她丈夫的钱是怎么赚的，只要够她用就行了。她也醉了，我可以想象她清醒时也不是个温和的人。当时那里还有个女人，是那种举止轻浮又俗气的女人，笑个不停，整个人在椅子上翻来倒去，露着大腿。她头发是很亮的金发，眼睛很大，婴儿般的蓝色。那个姓布朗威尔的让阿尔莫太太别发愁，这行赚钱很容易。到病人家一趟，十五分钟，就有了十到五十美元的收入。但有件事他很好奇，一个医生怎么会有那么多麻醉药。他问阿尔莫太太是否常在家请黑道老大吃晚饭。她把一杯酒泼在了他脸上。”

我笑了。阿德里安娜没笑，她把烟在金斯利的铜与玻璃制的大烟灰缸里捻熄，然后冷静地看着我。

“做得对。”我说，“谁不会这样干呢？除非那家伙正捏着大拳头要揍人。”

“没错。几星期后，弗罗伦斯·阿尔莫被发现深夜死在车库里。车库门紧闭，汽车引擎发动着。”她轻轻舔舔嘴唇，“是克里斯发现她的。天知道她是凌晨几点回的家，穿着睡衣躺在水泥地上，一条毯子盖住她的头，也罩着车子的排气管。阿尔莫大夫不在家。报纸上除了说她突然去世之外，什么都没报道。消息封锁得很严。”

她把合起的双手举了一下，又缓缓垂下放在腿上。

我说：“那么，有什么不对劲吗？”

“大家都这么认为，不过他们一向都是这样的。过后不久，我听到了一点‘内幕’。我在葡萄树街遇见那个姓布朗威尔的男人，他请我跟他喝一杯。我不喜欢他，但我有半小时的时间要消磨。我们坐在列维酒吧的角落里，他问我记不记得朝他脸上泼酒的宝贝儿。我说记得。接下来我们就开始谈了，我记得很清楚。布朗威尔说，我们的朋友克里斯过得挺好的，即使女朋友用光了，他还可以出卖他自己的美色。我说我不明白。他说可能是我不想明白。阿尔莫大夫太太死的那晚，她在洛·康迪那儿玩轮盘赌，输得精光。她恼怒地说轮盘被动了手脚，大吵大闹。康迪最后把她拖到他的办公室。他联络上阿尔莫大夫，他一会儿就赶了过来，给她打了一针他常用的那玩意儿。然后让康迪送她回家，似乎他有个很紧急的病人。康迪送她回家，阿尔莫大夫诊所的那个护士来了，是大夫让她来的。康迪把她弄上楼，护士照顾她上床休息。康迪回赌场了。所以她应该是被抬上楼的，但就在那天晚上，她起床走下楼，到车库用一氧化碳结束了自己。布朗威尔问我对这事怎么看。

“我说，我什么也不知道。你呢？

“他说：‘我认识这里一家破报纸的记者。没有侦查，也没有验尸；即使做了这些，也都没有下文，这里没有正规的法医。殡仪馆的人轮流当法医，每周一轮。他们当然对政治团体俯首听命。在这样的小镇里，如果真要掩盖这样的事是很容易的。康迪很有钱。他和阿尔莫大夫都不希望让调查结果公布出来。’”

阿德里安娜停下来，似乎在等我接口。我没有开口，她继续说：“我想你知道布朗威尔的意思。”

“当然。阿尔莫大夫把她干掉了，然后他和康迪花钱掩盖。比湾城更干净的小市镇也有人干过这种事。但事情不只是这样而已吧。”

“不。似乎阿尔莫太太的父母雇了个私家侦探，是个提供夜间守卫服务的，那人实际上是那晚继克里斯之后第二个到现场的人。布朗威尔说他应该掌握了什么资料，但没机会用。他后来因为酒后驾驶被捕，还被判了刑。”

我问：“就这样吗？”

她点头。“如果你觉得我记得太清楚了，那是因为我的工作之一就是记住谈话内容。”

“我在想不需要把事情弄得这么复杂。我看不出这跟克里斯有什么关系，就算他是第一个发现尸体的人。跟你扯淡的布朗威尔好像认为有人趁此向阿尔莫大夫勒索。那总该有证据，尤其是法律已经认定你要调查的人与此无关。”

阿德里安娜说：“我也这样想。而且勒索这种见不得人的低级勾当，克里斯是不会干的。我能告诉你的就这些了，马洛先生，我得出去了。”

她准备起身。我说：“还没说完。我有样东西给你看。”

我从口袋中拿出克里斯枕头下那块满是香水味的手绢，摊在她面前的书桌上。

19

她看看手绢，又看看我，从桌上拿起一支铅笔，用有橡皮头的那一端拨弄着那块布片。

“什么味道？”她问，“杀虫剂吗？”

“檀香吧，我猜。”

“廉价的人造香味，说它令人倒胃已经算客气了。干吗给我看这手绢？”她又往后靠，冷冷地瞪着我。

“我在克里斯家里发现的，在他床上的枕头底下，上面有姓名的缩写。”

她用铅笔顶端的橡皮擦拨开它，脸紧绷了起来。她以一种冷静而恼火的声音说：“上面绣了两个字母，正巧是我名字的缩写。你是这个意思吗？”

“没错。他说不定认识半打名字缩写一样的女人。”

“这么说你还是来找我麻烦的？”

“这是你的手绢，对不对？”

她迟疑了一下，伸手到书桌上慢吞吞地拿起一根烟，点燃。慢吞吞摇着火柴，默默地看着火焰沿着火柴棒烧。

“没错，是我的。”她说，“一定是掉在那里的，很久以前的事。我保证我没有塞到枕头底下，这是你想要知道的吗？”

我没说话。她又开口。“他一定是借给了某个女人，一个喜欢这种香水的女人。”

我说：“我想到了一个女人，但跟克里斯不太配。”

她略微卷了卷上唇，很长的上唇，我喜欢。

“我觉得你应该对你心目中的克里斯多做点研究。”她说，“你现在所看到的种种，只不过是巧合。”

“这样说一个死人不太好吧。”

有一会儿，她只是坐着注视着我，好像我什么也没说，而她正等着我张口。然后她喉咙开始一阵缓缓的颤动，接着这种颤动传遍了全身。她双手攥成了拳头，香烟被捏弯了。她低头看了看，猛地一甩手，把烟丢进烟灰缸里。

“他是在浴室里被人开枪打死的，看来似乎是被一个昨晚和他在一起的女人干掉的。他刚刮了胡子。那女人把枪丢在楼梯上，又把这块手绢放在床上。”

她在椅子上稍微动了动，眼睛里一片空茫，脸像雕塑般冷漠。

“所以你指望我能够给你提供线索？”她尖刻地问。

“听着，弗罗姆塞特小姐，我也想把这一切做得高明、巧妙、谁也不得罪，也想如你所愿地把这事好好解决了。但没一个人肯让我这么做——我的雇主、警察、我调查的人。不管我多拼命地想做好，结果总是碰一鼻子灰，好像我要去挖他们的眼珠子。”

她点点头，似乎她刚才根本没听到我说了什么。“他什么时候被枪杀的？”她问，又轻轻地打战。

“我推测是今天早上，他起床后没多久。我说了，他刚刮了胡子，正要淋浴。”

“那应该是相当晚了，我八点半起就一直在这里了。”

“我没认为是你枪杀了他。”

“你人真好，但这是我的手绢，不是吗？虽然那不是我用的香水。但我看警察对香水的质地没什么感觉——对其他事我看也一样。”

“是啊——私家侦探也一样。这让你觉得非常有意思吗？”

“我的天。”她说，手背使劲地抵住嘴。

“他被打了五或六枪，只有两枪射中，倒在莲蓬头下的角落里，相当残忍。看得出下手的人很恨他，要不就是个很冷酷的杀手。”

“他很容易让人恨，也很容易让人发狂地爱。女人——即使是正经的女人——在男人身上也容易犯下可怕的错误。”

“你是说你曾经以为自己爱他，但都过去了，而且你并没有开枪杀他。”

“嗯。”她的声音轻松而单调，像她不喜欢在办公室用的香水，“我想你对发现的那些巧合会慎重处理的。”她苦涩地笑了一下，“死了，这个可怜、自私、下流、英俊但靠不住的男人。死了，成了一具冰冷的尸体，被干掉了。不，马洛先生，我没杀他。”

我等着，让她接受这一切。过一会儿她才平静地问：“金斯利先生知道了吗？”

我点点头。

“警方当然也知道了。”

“还没有。至少不是从我这里。我去找他，大门没关好，我进去了，然后就发现了他。”

她拾起铅笔，再度拨着那手绢。“金斯利先生知道这鬼东西吗？”

“除了你、我和把它放在那里的人，没人知道。”

“谢谢你，也谢谢你对这事的看法。”

“你有一种高雅又高傲的气质，我喜欢，”我说，“但别太过分。你要我怎么想？枕头下拉出这条手巾，闻一闻，拿在手上抖一抖，说：‘嘿，嘿，阿德里安娜·弗罗姆塞特小姐名字的缩写。这么说弗罗姆塞特小姐应该认识克里斯，说不定还很亲密。就像——就像我这下流的脑袋所能想象出来的那种亲密。应该是他妈的非常亲密，但这种低级的人工檀香味弗罗姆塞特小姐是不用的。这手绢是在克里斯的枕头下，然而弗罗姆塞特小姐是从不把手绢放在男人的枕头下的。所以这件事和弗罗姆塞特小姐绝对没关系，这只不过是假象而已’。”

“哦，别说了。”

我笑了。

“你觉得我是怎样的女孩？”她突然问道。

“我现在向你表白已经迟了。”

她脸红了，整张脸都红了，这次红得很好看。“你知道是谁干的？”

“我有些想法，但也仅此而已。我恐怕警方会轻率了事。金斯利太太的一些衣服挂在克里斯的柜子里。一旦他们知道所有的事，包括昨天发生在小鹿湖的事，恐怕他们就要准备逮捕她了。当然首先他们得找到她，但这对他们而言不是难事。”

“克里斯特尔，”她木然地说，“她也有足够的理由杀他。”

“也不一定是这样。可能是完全不同的动机，一些我们根本不知道的，也可能是像阿尔莫大夫那样的人。”

她很快地抬起头，摇了摇。我坚持说：“那是可能的。不利于他的事我们都不知道。他昨天莫名其妙地对一个没什么威胁的人感到紧张。当然，并非有罪的人才会害怕。”

我起身，手指敲打着桌子边，低头看着她。她的脖子很可爱。

她指着手绢，呆呆地问：“这怎么办？”

“如果那是我的，我会把那廉价香水味洗掉。”

“它能说明些问题吧。也许能说明很多问题。”

我笑了。“我不觉得它有什么意义。女人总是把手绢到处乱丢。像克里斯这样的家伙可能收集起来，和檀香袋一起放在抽屉里。有人发现了，抽一条来用。或者他借给别人，为的是欣赏别的女人看到姓名缩写时的反应。我看他是那种无耻的家伙。再见了，弗罗姆塞特小姐，谢谢你跟我谈话。”

我走了一半，又停下问她：“那个给布朗威尔所有消息的记者，你知道他的名字吗？”

她摇摇头。

“那阿尔莫太太父母的名字呢？”

“也不知道。但我说不定能找到，我很乐意试试。”

“怎么找？”

“讣告上通常都印有这些内容，不是吗？洛杉矶的报纸肯定登过讣告。”

“谢谢了。”我手指划过书桌边缘，看着她的侧影，象牙白的肌肤，可爱的黑眼睛，秀发细如丝、又如夜一般的黑。

我走出去，电话转接房的金发女郎期待地看着我，红色的小嘴微张着，似乎想从我这儿再听到什么好玩的事。

但我什么也没做，径直走了出去。

20

克里斯的家门前没有警车，人行道上也没有人。我推开前门，也没闻到香烟或雪茄的味道。窗子上已没有阳光，一只苍蝇在酒杯上悠然地盘桓着。我走到屋子的尽头，靠在通往楼下的扶梯那儿。屋内没被翻动过，寂静无声，除了楼下浴室的水滴滴到死人胸膛上发出的微弱的声音。

我走到电话机前，从电话簿上找到警察局的号码，拨过去，在等待接通时，我从口袋拿出那把自动手枪，放在电话机旁的桌上。

一个男人的声音说：“湾城警局。”

我说：“牵牛星街六二三号发生枪杀案，住这里的叫克里斯的男人死了。”

“牵牛星街六二三号。你是谁？”

“我叫马洛。”

“你现在在房子里吗？”

“对。”

“什么东西都别碰。”

我挂上电话，在长卧榻上坐下，等待着。

不久，远处响起警笛声。那声音有节奏地响着，越来越近，街角传出汽车轮胎与地面尖锐的摩擦声，警笛的声音弱了下来，变成一阵刺耳的鸣叫声，然后便沉寂下来。随后，轮胎磨地声又在门前响起。人行道上传来脚步声，我走到前门，把门打开。

两个穿制服的警察闯进来，警察常见的身材、面孔，多疑的眼睛。其中一个在右耳边的帽子下塞了一朵康乃馨，另一个年纪大一些，有些灰发，样子有些阴沉。他们站在那里机警地看着我，年纪大些的那个简短地问：“在哪里？”

“楼下浴室，浴帘后面。”

“埃迪，你和他留在这里。”

他急匆匆地走进屋内。另一个警察盯着我，从嘴角挤出句话。“别轻举妄动，伙计！”

我回到长卧榻上坐下。他用眼睛扫视着房间。楼梯那儿有声响，是脚步声。他突然看到电话机旁桌子上的枪。他猛冲过去，像足球场上面对前锋的后卫。

他几乎叫喊着说：“这就是凶器吗？”

“我想应该是。这枪有人用过。”

“哈！”他向那把枪扑了过去，冲我龇牙咧嘴地叫喊着，同时用手指解开他的枪套扣子，翻起枪套，抓着那把黑色左轮枪的枪柄。

“你说什么？”他吼道。

“我说有人用过这把枪。”

“很好，”他嘲笑似的说，“真是太好了。”

“恐怕没你想的那么好。”

他后退了几步，很小心地看着我。“你为什么要杀他？”他怒气冲冲地问道。

“我还在想呢。”

“哦，还是个有脑子的呢。”

“我们坐下来等吧，看谁是杀人的家伙。”我说，“我保留我的申诉权。”

“别给我来这套。”

“我没跟你来哪一套。如果是我杀了他，我不会在这里，也不会打电话报警，你也不会发现这把枪。你不用对这案子太费神，十分钟后就没你什么事儿了。”

从眼神看，他似乎受到了伤害。他摘掉帽子，康乃馨掉在地上。他弯腰捡起，夹在手指间捻着，然后就扔到那个壁炉前的网罩后面去了。

“最好别这样，”我说，“他们说不定认为这是条线索，浪费很多时间在上头。”

“妈的。”他俯身过去捡回康乃馨，放回口袋，“你什么都懂，对不对，伙计？”

另一个警察上楼来，铁青着脸。他站在屋子中间，看了一下腕表，在笔记本上记下什么，然后把百叶窗拨到一边，看着窗外。

跟我在一起的警察问：“我可以去看看吗？”

“别去动他，埃迪，没我们的事儿。你打电话给法医了吗？”

“我想凶杀组的人会打的。”

“嗯，没错，韦伯局长会接手，他什么事都喜欢自己来。”他看着我，“你是那个叫马洛的？”

我说我是那个叫马洛的人。

“他是个聪明人，什么都知道。”埃迪说。

年纪较大的那个心不在焉地看着我和埃迪，忽然盯住扔在电话旁桌上的枪，这下可一点也没心不在焉了。

“没错，那就是凶器。”埃迪说，“我没碰。”

另一个点点头。“他们怎么这么慢。先生，你是干什么的？他的朋友吗？”他大拇指指着地下。

“我昨天才第一次见他。我是洛杉矶来的私家侦探。”

“哦。”他目光锐利地看着我，另一位也投来狐疑的目光。

“妈的，这下一切都会被搞得乱七八糟。”

这是他说的第一句有意义的话。我友好地朝他笑笑。

年纪较大的警察又朝窗外看，说：“埃迪，对面是阿尔莫大夫家。”

埃迪走过去看。“没错，你看那门牌，楼下那家伙搞不好就是那个——”

“闭嘴！”较老的警察放下百叶窗，两人转身，有些尴尬地瞪着我。

一辆车沿着街道开过来，停下，车门一响，从人行道上又传来一阵脚步声。较老的警察为两个便衣开门，其中一位我早就认识了。

21

第一个进来的警察中等年纪，脸庞瘦瘦的、带着一副永远疲倦的表情，作为警察他的个子实在太小了。他的鼻子尖尖的，有点向一边歪，似乎被人用胳膊肘撞过。他头上端端正正地戴着一顶蓝色的卷边平顶帽，帽子下露出粉笔白的头发。身穿一套暗褐色套装，手放在夹克口袋里，大拇指露在外面。

他身后便是德加莫，那个大块头警察，土黄色的头发，深蓝色的眼珠，凶狠的脸上刻着很深的皱纹，就是那个不许我待在阿尔莫大夫家门口的家伙。

穿制服的两个人看着小个子，举手碰了碰帽子。

“韦伯局长，尸体在地下室。被射了两枪，先前似乎有几枪没射中。死了有些时候了。这是马洛，洛杉矶来的私家侦探。除此之外我没问他什么。”

“很好。”韦伯局长利落地说。他的声音毫无疑虑，怀疑地看了我一眼，简短地点点头。“我是韦伯局长，这是德加莫警官。我们先看看尸体。”

他向房间里面走去。德加莫看了我一眼，好像从没见过我似的，然后才尾随他而去。他们下了楼，两个巡警中年纪较大的一个也跟着一起去了。有好一会儿，那个叫埃迪的和我相互对看着。

我说：“这房子隔街正对着阿尔莫大夫家，对不对？”

他脸上毫无表情，不过原本从他脸上也看不出什么。“嗯，怎样？”

“没怎样。”

他静下来。声音自底下传来，模糊不清。他竖起耳朵，用友善的口吻说：“你记得那件案子？”

“记得一点儿。”

他笑了。“他们干得真漂亮。包好藏在架子后，浴室柜子的最上层架子。没有椅子是够不着的。”

“是这么干的，我好奇为什么。”

他严肃地看着我。“是有些很好的理由，老兄，别以为没有。你跟这克里斯很熟？”

“不熟。”

“找他是为什么事？”

“我是来调查他的，你认识他？”

他摇头。“不。我只记得他是住这屋子的，那晚发现阿尔莫大夫太太死在车库。”

我说：“克里斯那时可能不住这里。”

“他住这里多久了？”

我说：“我不知道。”

“大约有一年半吧，”埃迪沉思道，“洛杉矶的报纸没报道？”

“在乡镇版有一段。”我有一句没一句地应付着。

他挠了挠耳朵，仔细听着。楼梯那边有脚步声传来。埃迪的脸色立刻一变，离开我，挺起身子。

韦伯局长快速走向电话，拨了号码说话。他握着话筒转头问：“这星期的法医是谁，阿尔？”

“是艾德·加兰德。”大个儿警官面无表情地说道。

韦伯局长对着电话说：“叫艾德·加兰德马上过来，还有叫照相的人也赶过来。”

他放下电话又大声咆哮：“谁动过这把枪？”

我说：“我。”

他转过来，在我面前走来走去，冲我扬起他那小而尖的下巴。他小心地用手帕拿着枪。“难道你不知道在命案现场发现的武器不可以动？”

“当然。但我拿到它时并不知道有命案。我不知道枪被使用过。它躺在楼梯那儿，我想是有人掉的。”

“听起来像真的。”韦伯局长尖酸地说，“你干这行，这种事不少吧？”

“什么事不少？”

他死盯着我不回答。

“想不想听听事情的经过？”

他像只好斗小公鸡，怒视着我。“你应该对我问的问题作出回答。”

我没有说话。韦伯局长转身向那两位穿制服的警察说：“你们可以回到车上，跟调度中心报告了。”

他们敬礼离去，轻轻关上门。韦伯局长直到听见车子开走，才又用阴森冷峻的目光看着我。

“让我看看你的证件。”

我给了他钱包，他搜查起来。德加莫跷着腿坐着，无事地看着天花板，从口袋拿出一根火柴，嚼着末端。韦伯局长把钱包还给我。

“干你们这行的惹的麻烦不少。”

“也不一定。”我说。

他提高了嗓门，他的嗓门一直就很大。“我说你们惹了很多麻烦，就是惹了很多麻烦。但你给我听清楚，在湾城可不是你惹麻烦的地方。”

我没回答。他用食指点着我。“你从大城市来，自以为很厉害很聪明是吧？别操心，我们治得了你。我们是小地方，但该有的都有。可没有什么说关系托人那一套，我们是按规矩办事的，而且动作很快。你不用为我们操心，先生。”

“我不操心。我没什么可操心的。我只想妥妥当当地赚点小钱罢了。”

“别跟我油腔滑调的，”韦伯说，“我可不喜欢这套。”

德加莫将眼光从天花板收回来，注视着食指的指甲。他很不耐烦地说：“我说，头儿，楼下那家伙叫克里斯，他死了。我知道他一点情况，是个专爱追逐女人的家伙。”

“那又如何？”韦伯局长厉声说道，眼睛仍看着我。

“这整个布局没什么意义。”德加莫说，“你知道私家侦探是干什么的，为离婚搜集证据之类的。与其把他吓傻了，还不如听听他到底会说些什么。”

“要是我吓着他了，”韦伯局长道，“我倒是想知道，可我一点也没看出来。”

他走去窗户那儿，把百叶窗转动合上。透进的光线变得很幽缈。他脚跟落地沉重地走回来，一根瘦而结实的指头指着我。“说吧。”

我说：“我为洛杉矶的一个商人做事，他不能公开露面。这是他雇用我的原因。一个月前他太太跑了，不久来了一封电报，证明她是与克里斯一起跑的。但我的雇主几天前在市区遇见克里斯，克里斯否认。我的雇主相信了克里斯的话，开始着急。似乎那女人挺大胆莽撞的。她也许跟一些狐群狗党在一起，也许进牢房去了。我来见克里斯，他否认跟她在一道。我半信半疑，稍后我得到可信的证据，他跟她有一晚待在圣贝纳迪诺的旅馆，据信正是她离开原本待着的山上木屋那晚。有了这些消息我又回头来找克里斯。没人应门，大门没关紧，我进来看看，发现枪，在房子里找找，发现他，就是现在那样。”

韦伯局长冷冷地说：“你无权搜寻这房子。”

“当然没有。但我也不想漏掉这个机会。”

“你替他工作的人叫什么名字？”

“德雷斯·金斯利，”我给他比佛利山的住址，“他在奥利佛的特洛尔大厦管理一家化妆品公司，娇兰公司。”

韦伯局长看着德加莫，德加莫懒懒地记在一个信封上。韦伯局长转向我，说：“还有呢？”

“我上山去过那女人住过的木屋，在一个靠狮角的地方，叫小鹿湖，从圣贝纳迪诺往山里四十六英里。”

我看着德加莫。他正慢悠悠地写着什么，手停下一会儿似乎僵在半空，然后才又落回信封上继续写。

我又接着说：“大约一个月前，金斯利山上房子的管理员和他太太吵了一架，然后大家认为她走掉了。昨天她被发现淹死在湖底。”

韦伯局长闭上眼，两腿抖了抖，他柔和地问：“为什么告诉我们这些？你在暗示有什么关联吗？”

“正巧有点关联。克里斯上过山。我不知道是否真有关联，但我觉得最好提出来。”

德加莫坐得笔直，看着前面的地板。他的脸孔绷紧，看着比往常更凶狠。韦伯局长说：“那女人是淹死的？还是自杀？”

“自杀或被谋杀。她留下一张告别的纸条，但她的丈夫已因涉嫌被逮捕。他叫比尔·切斯，他太太叫穆里尔·切斯。”

“我不想知道这些。”韦伯局长利落地说道，“我们专注于这里所发生的事。”

“这里没事发生。”我说，看着德加莫，“我来了两次。第一次跟克里斯讲了话，毫无所获。第二次我没跟他讲话，也是毫无所获。”

韦伯局长慢慢地说：“我要问你一个问题，你老实回答我。你如果现在不想说，等一下也可以。你知道我一定要知道。我的问题是，你已经察看过这房子，我想一定查得彻底。你看到有什么东西让你觉得金斯利的女人来过这里吗？”

“这不是个好问题，这叫做目击者的结论。”

他阴森地说：“我要的是答案，这不是法庭审问。”

我说：“我的答案是肯定的。楼下柜子里挂的女人的衣服，据我所知是金斯利太太在圣贝纳迪诺与克里斯相会那晚所穿的，虽然与告诉我的人讲的不是绝对吻合。一件黑白两色的衣服，以白色为主，一顶环绕着黑白带子的巴拿马草帽。”

德加莫手指啪地打了一下信封。“你干得很不错嘛。把一个女人扯进这间有谋杀案的房子，这女人又使克里斯跟她一起私奔。长官，我看我们也不用跑太远去找凶手。”

韦伯局长死盯着我，脸上没什么表情，只是十足的警戒状态。他只对德加莫所说的点点头。

我说：“我看你们不是傻蛋。衣柜里的衣服是裁缝师做的，很容易追查。我已经花了一个小时告诉你们了。”

韦伯局长沉静地问：“还有没有？”

在我回答前，门口有一辆车停下，接着又有一辆停下。韦伯局长绕去开门。进来三个人，一个鬈发矮子，一个牛一样的男人，都带着沉重的黑皮箱。他们身后是一个穿深灰西装打黑领带的高瘦男人，眼睛明亮，可脸像扑克牌一样没有表情。

韦伯局长手指指着鬈发男人说：“布松尼，楼下浴室。我要这屋子内所有的指纹，尤其是女人的。这工作很花时间。”

“是工作我就做。”布松尼咕哝一声。他与那牛似的男人走进去，下楼。

韦伯局长对第三个人说话：“加兰德，有具尸体给你。我们下楼去看。你叫车了吗？！”

眼睛明亮的男人点了下头，在另外两个人之后与韦伯局长下楼去了。

德加莫把信封和铅笔放在一旁，漠然地瞪着我。

我说：“我是不是应该谈谈我们昨天讲的——还是要私下和解？”

“随你便，保护市民是我们的责任。”

“既然你这样讲，我想多知道一些阿尔莫家的案子。”

他慢慢地脸红，眼睛露出凶光。“你说你不认识阿尔莫家。”

“昨天我不认识，也对他一无所知。但现在我知道克里斯认识阿尔莫太太，她自杀，克里斯发现她，而且克里斯至少被怀疑勒索过阿尔莫大夫——总之是一种勒索的状况。此外，你们巡逻车里的两个小子似乎对隔街对面就是阿尔莫家的房子这件事很感兴趣，其中一个说那案子干得挺漂亮的，总之是这类的字眼。”

德加莫沉沉地说道：“我会把那两个狗畜生的警徽摘掉。他们只是在耍嘴皮，妈的没脑袋的浑蛋。”

“所以他们说的没啥可信的？”我说。

他看着烟。“什么没啥可信？”

“阿尔莫大夫谋杀了他老婆的说法，然后又费了大工夫遮盖。”

德加莫起身走向我，慢慢地说：“再说一遍。”

我重复了一遍。

他赏了我一记耳光。我的头被抽向一边，脸又热又肿。

他缓缓说道：“再说一遍。”

我重复了一遍。他又一掌打过来，又把我的头抽向另一边。

“再说一遍。”

“不了，事不过三，再说你可能打不着了。”我举起一只手揉搓着脸颊。

他站在那里，弯下腰来看着我，龇牙咧嘴的，像一只长着蓝眼珠的野兽。

“不管什么时候，你要这样跟警察讲话，你就应该知道后果。你再试试，我可就不会只是空手对付你了。”

我咬紧嘴唇，揉搓着脸颊。

“再插手我们的事，你会在巷子里醒来，一群野猫瞪着你。”

我没说话。他走开坐下，呼吸粗重。我不再揉脸，而是伸出手，慢慢把攥紧的手指扳开，让它们舒活一下。

“我会记着，”我说，“这两样都会记住。”

22

傍晚，我回到好莱坞的办公室。整栋大楼的人都走光了，走廊安静无声。门开着，清洁女工带着吸尘器、抹布、掸子在里面忙活着。

我打开我办公室的门，捡起信箱前躺着的一封信，没看就丢在书桌上。我打开窗户，探头望着早早亮起的霓虹灯，闻着隔壁咖啡店抽风机滤出来的温暖的熟食的气息。

我脱下外套，解下领带，坐在书桌上，从抽屉里找出一瓶酒，给自己倒了一杯。没什么帮助。我又喝了一杯，一样的结果。

现在韦伯局长想必见过了金斯利，已经从他那儿知道他对他老婆的忧虑，或者很快可以下结论了。对他们而言，事情很清楚，很无味。两个下流人之间的令人厌恶的风流账，过热的爱情，过量的美酒，过分的亲近，导致了残暴的恨意、杀人致死的冲动和死亡的结局。

我觉得这样有点太简单了。

我拿起信撕开，没贴邮票，上面写着：

马洛先生，弗罗伦斯·阿尔莫的父母是欧斯塔斯·格雷森夫妇，现住南牛津街六四○号罗斯摩尔·阿姆斯大厦。我按电话簿上的号码打去核对过了。

阿德里安娜·弗罗姆塞特上

很优雅的字，正是优雅的手写出来的。我把它丢在一边，又喝了一杯。我开始觉得有点放松。我把东西摊在书桌上，手觉得厚重、发热、无力。我手指划过桌角，揩掉灰尘，出现一道痕迹。我看着手上的灰尘，弹掉；看看手表，看看墙。没东西可看了。

我把酒瓶收起来，走到洗脸池去洗杯子，之后又洗手，还用冷水浸脸。我看着自己的脸。左颊的红潮退去，但仍有点肿。够让我再打起精神。我梳梳头发，检查其中的灰发，发现越来越多。头发下是一张疲惫的脸，我一点也不喜欢。

我回到书桌前又看了一遍阿德里安娜·弗罗姆塞特的信，我把它摊平压在玻璃杯下，闻闻，然后再压压，最后折起放进外套口袋。

我笔直地坐着，一动不动，倾听打开的窗户外的夜趋于寂静。我缓缓地与这夜一道沉静下去。

23

罗斯摩尔·阿姆斯大厦是一堆阴沉的暗红色砖头，围绕着一个巨大院子。楼下的大厅里有长毛绒装饰和盆栽花木，大厅里寂静无声。一只金丝雀无聊地待在一个像狗屋一样大的笼子里，房间里飘荡着一股旧地毯的气味和栀子花腻人的香气。

格雷森家住在北翼前侧的五楼。坐在格雷森夫妇的房间里让人觉得时光倒退了二十年，笨重的家具，蛋状的黄铜门钮，墙上一面镀金框架的巨大镜子，窗前一张大理石面桌子，窗边挂着暗红色的帘幔。空气中有烟草的气味，还有晚餐里烤羊排与芥兰的味道。

格雷森太太是个丰腴的女人，年轻的时候大概有一对清亮的蓝色大眼睛，如今已经没有了光彩，在一副镜片后面显得暗淡无神，还有些往外凸。她有一头卷曲的白发，两只胖胖的脚踝交叉，两只脚正好触到地面。膝上放着一个大针线篮，她正在织袜子。

格雷森是个高个子，弯腰驼背，脸色蜡黄，肩膀高耸，眉毛粗硬，几乎没有下巴。他那张脸，上一半似乎觉得是有正经事要说，但下一半像是在打发你走。他戴着一副双焦眼镜，烦躁地埋头跟手上的那份晚报较劲。我查过电话簿，他是个会计师。现在看上去也完全是一副会计师的样子，手指沾有墨水，敞开的背心口袋里甚至还插着四支铅笔。

他把我的名片仔细研读了七次，然后上下打量我，才慢吞吞地说：“你找我们有什么事，马洛先生？”

“我想了解一个叫克里斯的人。他住在阿尔莫大夫家对面。而你们的女儿曾是阿尔莫大夫太太。那天晚上就是克里斯发现你们的女儿——死了。”

我故意在最后两个字眼上停顿了一下，他们俩像等待捕鸟的猎犬似的挺起身。格雷森看着他妻子，她摇了摇头。

他立刻说：“我们不想再谈这件事，对我们而言，那太悲痛了。”

我等了一下，跟他们一样神色悒郁。“我不怪你这么说，也没有勉强你们的意思。我来只是想和你们找来调查这案子的人谈谈。”

他们又互相看了看，这一次格雷森太太没有摇头。

格雷森问：“为什么？”

“我应该告诉你们一些我的情况。”我告诉他们我被雇来做什么，但没提金斯利的名字。也告诉他们几天前在阿尔莫大夫家外面与德加莫发生的那件事。他们听到这里再度挺起身。

格雷森尖锐地问：“你是说，你既不认识阿尔莫大夫，也根本没找他，但是就因为你在他的房子外面，他就叫了警察？”

“没错。在那里至少有一个钟头。我是说，我的车子。”

“太奇怪了。”格雷森说。

“依我看，他是个非常神经质的人。”我说，“德加莫问我是否是她的父母——他指的是你们的女儿——雇来的。他似乎很缺乏安全感。你们说是不是？”

“对什么的安全感？”他说这句话时根本不看我。他用一支大的金属铅笔末端把烟草塞实了，并再一次将它点燃。

我耸耸肩，没回答。他瞄了我一眼，又看往别处。格雷森太太并不看我，但她的鼻孔翕动着。

“他怎么知道你是谁？”格雷森突然问。

“记下车牌号码，打电话去汽车俱乐部，查目录上的名字。我自己都是这样做的，我从窗户里看他，也大概是这么些动作。”

“所以是有警察为他工作。”格雷森说。

“也不尽然。如果他们当初犯了错误，现在就不想被发现。”

“错误！”他笑得有些尖锐。

“好吧，这事说来确实让人悲痛，但有点新发现应该不是坏事。你们一直认为是他谋杀了她，对不对？所以才雇用了那个私家侦探。”

格雷森太太迅速地抬头一看，又低头卷着另一双补好的袜子。

格雷森默不作声。

我说：“有什么证据吗？还是只是你们不喜欢他？”

“有证据。”格雷森苦涩地说，突然清了清喉咙，好像终于决定要说出来了，“一定有。他告诉我们有，但我们没拿到。证据被警方拿走了。”

“我听说他们逮捕了那个人，判了酒后驾驶。”

“没错。”

“但他从来也没告诉你们他有什么证据吗？”

“没有。”

“这种做法我可不欣赏。”我说，“听起来好像这人没想好，是该用这情报帮你们忙呢，还是用它去跟医生榨点油水。”

格雷森又看看他妻子。她平静地说：“塔利先生倒没给我这种印象。他很安静，也不摆架子，个子小小的。但我知道，谁都有看不准的时候。”

“这么说他姓塔利。这正是我希望你们告诉我的一件事情。”

“还有什么？”格雷森问。

“我怎样能找到塔利——还有你们心里到底在怀疑什么？一定有的，否则你们不会不清楚塔利的来历就雇用他。”

格雷森拘谨地笑了一下，他伸出一根长而发黄的手指摩挲着下巴。

格雷森太太说：“麻醉剂。”

“她说得没错。”格雷森立刻接下去，好像那个字眼为他开了绿灯，“阿尔莫毫无疑问的是个‘麻醉剂医生’，我们的女儿跟我们明确说过，而且是当着他的面。但他对此很反感。”

“格雷森先生，你说的‘麻醉剂医生’是什么意思？”

“意思是他诊疗的对象大部分是由于酗酒或由于放荡而活在精神崩溃边缘的人。他们必须经常使用镇静剂之类的药物。在这些病人的最后阶段，一个有职业道德的医生在疗养院之外是不会对他们进行任何治疗的。但阿尔莫可不，只要有钱赚，只要病人还活着，还有起码的理智，他就会继续用药，即使他们无可救药地上了瘾，他也不在乎。这可是相当有利可图，”他严肃地说，“但依我看对医生而言这也很危险。”

“那是当然的，”我说，“但赚钱多。你认识一个叫康迪的人吗？”

“不认识，但我们知道是谁。弗罗伦斯怀疑他就是阿尔莫麻醉剂的供应者。”

我说：“可能。他自己应该不愿意开太多的处方吧。你们认识克里斯吗？”

“我们知道他是谁，但从没见过。”

“你有没有想过克里斯可能勒索过阿尔莫？”

看来对他而言这可是个新想法。他的手慢慢摸过头顶，又顺着脸滑下来，落到他瘦骨嶙峋的膝盖上。他摇摇头。

“没有，为什么要这样想？”

“他是第一个发现尸体的人。任何塔利觉得不对劲的地方，克里斯也应该看得出来。”

“克里斯是那种人吗？”

“我不知道。他没有什么明显的生活来源，也没有工作。他到处鬼混，尤其是跟女人。”

“有这种可能。”格雷森说，“那种事通常会被处理得很隐秘。”他苦笑，“我在工作上碰到过这些人。没抵押的贷款，长期不清的账目，看起来没有价值的投资——那些不会做这种投资的人却做了。还有一些明显应该划为呆账的项目，但从没有处理过，怕引发纳税人的信心危机。没错，这种事很简单就可以办到的。”

我看着格雷森太太。她的手一直没有停过。她已经补好一打袜子了。格雷森那两只瘦长的脚想必很费袜子。

“那塔利怎么了？被人陷害了吗？”

“我看毫无疑问。他太太非常愤怒。她说他在酒吧跟一个警察喝酒，被下了药。一辆警车就在街对面等着他发动，然后马上被抓。还有，他在牢里接受的审讯是最马虎了事的。”

“那也没有太大意义。那是他被捕后告诉他太太的。他自然会对她这么说。”

“嗯，我其实不愿意把警方想得那么不诚实。”格雷森说，“但有些事就是发生了，谁都知道。”

我说：“关于你女儿的死，如果他们犯了错，他们肯定不想让塔利揭发。那可能会让一些人丢饭碗。如果他们觉得他事实上是要勒索，那么在处理的时候也不会过于谨慎。塔利现在在哪里？总而言之，他是不是有很确切的线索？他是找到了呢，还是知道该从哪里入手去找、要找什么东西？塔利现在在哪儿？”

格雷森道：“我们不知道他在哪里。他被判了六个月，但早已期满了。”

“那他太太呢？”

他看着他太太，她简短地说：“在湾城，西摩街一六一八又二分之一号。欧斯塔斯和我给她送过一点钱。她的生活很困窘。”

我记下地址，往后一靠，说：“今早上有人枪杀了克里斯，在他的浴室里。”

格雷森太太那双短粗的手僵在篮子边。格雷森张着嘴，手上握着烟斗。似乎死者就在眼前，他小心地清了清喉咙，非常缓慢地把那黑色的老烟斗塞回他的牙齿间。

“真是没想到，”他说了一半停顿下来，吐了一口白烟，又接着说，“阿尔莫跟这事有关系吗？”

我说：“我认为和他有关。他住得那么近。警方推测是我客户的太太枪杀了他。等他们找到她，算他们办了一件漂亮的案子。但如果阿尔莫跟这有关联，你们女儿的命案必然会被旧事重提。因此我才会来了解那件事。”

格雷森道：“一个人干了一宗谋杀案，再干第二宗时，犹豫程度便只有第一次的四分之一。”听起来好像他下过一番工夫研究。

“也许吧。那他第一次的动机应该是什么？”

“弗罗伦斯很任性，”他悲伤地说，“是个任性、脾气又坏的孩子。挥霍无度，总是结交一些非常不可靠的朋友，又爱大声说话，到处说个不停，举止还很愚蠢。对阿尔莫这样的男人来说，这种妻子会相当危险。但我不相信这是主要的动机。是不是，莱蒂？”

他看着他太太，但她没看他。她将一根缝针插进一团羊毛线球，不做声。

格雷森叹口气，继续说：“我们有理由相信他跟他诊所的护士有染，弗罗伦斯威胁说要把丑闻公开。他不能让这种事发生，是不是？一个丑闻很容易扯出另一个。”

我说：“他是怎样谋杀的呢？”

“当然是用吗啡。他手上总是有，而且一直在用。他是用吗啡的专家。当她昏迷时，他把她放到车库，启动车子。尸体没有解剖，如果有，大家就会知道那晚他给她打了一针。”

我点点头。他舒适地往后靠，一只手又从头顶滑到脸上，慢慢落在他的膝盖上。似乎他对这一切研究得很透彻。

我看着他们。一对老夫妇安静地坐在那里，命案发生一年半了，他们的心仍然浸在仇恨的毒液里。他们会很乐于看到是阿尔莫枪杀了克里斯，一定的。那会让他们从头到脚兴奋不已。

隔了半晌，我说：“你们相信这些，是因为你们要相信。很有可能她是自杀的，而且被掩饰的部分原因是要保护康迪的赌场，部分是为了避免阿尔莫在听证会上受到质询。”

“胡扯！”格雷森厉声说，“就是他将她谋杀了，她当时在床上睡觉。”

“这你并不能肯定。她可能嗑药有一段时间了，而且大概药瘾越来越大，那样的话，药性并不能持续太久。她可能半夜醒来，一照镜子，看见个恶鬼指着她。这种事是有的。”

“我想你已经占用了我们太多的时间了。”格雷森说。

我起身，谢过他们夫妇，向门口走了一步，又回头对他们说：“你们在塔利被捕后还做过什么吗？”

“找过一位姓里奇的地区助理检察官。”格雷森咕哝着说，“但没有任何结果。他看不出有任何理由可以插手这件事，甚至对牵涉到麻醉剂也不感兴趣。但是康迪的场子在一个月后关了。总算是有点结果。”

“那说不定是湾城警察放的烟幕弹。如果你知道地方，也许可以在另一处找到康迪。他所有的东西都完好无损。”

我再度朝门口走去。格雷森从椅子里站起来，慢慢地跟在我后面，黄黄的脸上一阵发红。

“我并非故意无礼，”他说，“我跟莱蒂不应该总是以自己的方式理解这件事。”

我说：“你们都很有耐心。还有什么人牵涉到这件事而我们没有提到？”

他摇摇头，然后又回头看他太太。她一动不动地握着绷在织补架上的一双袜子，头略微侧向一边，好像在聆听着什么，但并不是在听我们说话。

我说：“我听到的故事是，那天晚上是阿尔莫诊所的护士把阿尔莫太太扶上床的。这护士是不是就是跟他搞在一起的那个？”

格雷森太太忽然开口：“等一等。我们从没见过那女孩。但她的名字很好听。你给我一分钟让我想想。”

我们等了她一下。“好像叫米尔德里德什么的。”她说，咬着牙。

我吸了一口气。“是不是叫米尔德里德·哈维兰德，格雷森太太？”

她高兴地笑了，点头。“没错，是米尔德里德·哈维兰德。你记得吗，欧斯塔斯？”

他不记得。他看着我们，就像一匹进错马厩的马。他打开门，问：“这有什么相关？”

“还有你说塔利是个小个子。”我推开门，“他应该不会是个大嗓门、态度傲慢的彪形大汉吧？”

“不，”格雷森太太说，“塔利先生中等身材，中等年纪，棕色头发，讲话声音很轻。他总是一副忧虑的样子，我是说，他好像总是在担心什么。”

“看起来他是有些事需要担心。”我说。

格雷森伸出他多骨的手与我握了握。我感觉好像是在跟毛巾架握手一样。

“如果你逮到他，”他说，嘴紧紧咬住烟斗，“把账单寄来。我是指如果你逮到姓阿尔莫的。”

我说我知道他指的是阿尔莫。但不会有账单的。

我沿着安静的过道走回去。自动电梯里铺着红色长毛地毯，里面有一种老年人的香水味，像三个寡妇在喝茶。

24

西摩街的那间房子在一幢大屋的后面，是一间小平房。看不见门号，但前面的大屋门边有一块金属板，上面刻着“1618”。门牌后有一抹微弱的灯光。窗子下有一条窄窄的水泥路，通向后面的房子。房子前有一个很小的门廊，上面放着一把椅子。我踏上门廊，按了门铃。

铃声传得并不远。纱门后的前门是开着的，但里头没有灯光。黑暗中有个不耐烦的声音响起，“谁啊？”

我向着黑暗处说：“塔利先生在吗？”

那声音变得平淡无奇。“谁找他？”

“一个朋友。”

坐在黑暗中的这个女人，喉咙里咕哝了一声，也许是为了表示有点兴趣，也许只是要清清嗓子。

“好吧。”她说，“这次是多少钱？”

“我不是来送账单的，塔利夫人。我想你是塔利夫人吧？”

“滚，别烦我。”那声音说道，“塔利先生不在这里。他已经不在这里了，他不会回来了。”

我鼻子抵着纱门，想看清屋内。我只看见家具模糊的轮廓。发出声音的地方可以看到一张卧榻的形状，躺着一个女人。她似乎仰卧着，瞪着天花板，一动不动。

“我病了。”那个声音说，“我的麻烦已经够多了，你走开，别来烦我。”

我说：“我才跟格雷森夫妇谈完话过来的。”

短暂的沉默，但她还是没有动，然后叹了口气。“我从没听说过他们。”

我倚在纱门的门框上，看着通往马路的窄道。街对面有一辆车，停车灯亮着。沿街还有其他的车子。

我说：“你听说过，塔利太太。我是替他们工作的。他们还没有放弃。你呢，难道不想讨点什么回来？”

那声音说：“我只要你别烦我。”

“我想了解点儿情况。”我说，“我一定要知道。完了我就安静地走开；如果不行，恐怕就得惊扰你了。”

那声音说：“又是个警察，嗯？”

“你知道我不是警察，塔利太太。格雷森夫妇是不会跟警察说话的。你可以打电话问他们。”

“我从没听过他们。就算我知道他们，我也没有电话。走吧，警官，我病了。我已经病了一个月了。”

“我叫马洛。菲利普·马洛，是洛杉矶的私家侦探，跟格雷森夫妇谈过了，得到一些消息，但我要跟你丈夫谈谈。”

卧榻上的女人低声笑了一下，声音低微得几乎听不到。“你已经得到一些消息。”她说，“这话听起来很耳熟啊。一点没错，你已经得到一些消息。塔利也曾经有过一些——那是过去的事了。”

我说：“他还可以有，只要找的方向正确。”

她说：“如果得这样的话，你现在就把他的名字忘了吧。”

我靠着门框，只能挠挠下巴。街上有人打开手电筒。不知道为什么，又熄掉了。似乎在我车子附近。

卧榻上苍白模糊的脸动了一下，又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堆头发。女人转脸面向墙。

“我累了。”她说，声音因对着墙而嗡嗡作响，“我真是太累了。走吧，先生，行行好，走吧。”

“钱，会不会对你有点帮助？”

“你没闻到雪茄的味道吗？”

我嗅了嗅，根本闻不到什么雪茄味。“没有。”

“他们来过，待了两个小时。老天，我烦透了。你走吧。”

“听我说，塔利太太——”

她在卧榻上翻了身，模糊的脸再次出现。我似乎可以看见她的眼睛。

“你还是听我说吧。”她说，“我不认识你，我也不想认识你。我无可奉告。就是有，我也不会告诉你。我住在这么个地方，先生，如果你认为这儿还是人住的。但这起码是我可以活下去的地方。我只需要安静。请你离开，不要烦我。”

“让我进去，”我说，“我们可以谈谈这事儿。我想我可以给你——”

她忽然又在卧榻上翻了个身，双脚踩在地上。她的声音里充满了愤怒。

“你要是再不走，”她说，“我就要喊了。给我走！马上！”

“好，好。我走。”我赶紧说道，“我把我的名片插在门上。这样你就会记住我的名字了，也许你会改变主意的。”

我把名片拿出来，插进纱门的缝隙里。我说：“晚安，塔利太太。”

没有回答。她朝屋外看着我，眼睛在黑暗中微微发亮。我走下门廊，沿着狭窄的小路走回街上。

马路对面停着一辆车，它的车灯亮着，引擎在轻轻地响动。在无数条大街有无数个引擎都在轻轻地响着。

我钻进自己的汽车，发动起来。

25

西摩街是一条位于城市荒废地段的南北方向的马路。我向北开去，在下一个拐角处颠簸着压过一条废弃的城市车轨，进入一条堆满垃圾的街道。一些木栅栏的后面有很多旧汽车的残骸，奇形怪状地堆在那里，活像一个现代战场。月光下，那一堆堆生锈的汽车部件显得阴森可怕。屋顶一样高的废铁中间留有通行的小道。

汽车的后视镜中出现了一对车头灯的灯光，而且越来越近。我一边加大油门，一边从口袋里掏出钥匙，打开了车里仪表盘下的小柜子，从里面拿出我那把点三八口径的手枪，放在腿边。

从垃圾场再向前，是一个砖厂。荒地上空耸立着砖窖高高的烟囱，但没有冒烟。砖厂里摆放着一堆堆黑色的砖头，还有一座低矮的木屋，木屋前有一块牌子。整个砖厂空荡荡的，没有动静，也没有灯光。

我后面的车加快速度跟了上来。一阵警笛的低鸣划破了夜晚，它向东划过一座废弃高尔夫球场的边缘，向西掠过那个砖厂。我又加快了一点速度，但无济于事，那辆车很快就追了上来。忽然间，红色的聚光灯照亮了整条街道。

那辆车已经与我平行，并开始从侧面斜插过来。我猛地将车刹住，在那辆警车后面掉转车头，只差半英寸就要擦到它了。我加大油门朝相反的方向开去。听到后面传来猛然换挡和引擎的咆哮，红色聚光灯扫来扫去，几乎笼罩了砖厂方圆几英里的面积。

我无能为力。他们再度从后面很快地追上来。我不知道怎样摆脱。我得回到有住家的地方，人们会跑出来看，也许会记得这一切。

但我做不到。那辆警车再度赶上，和我并列而行，一个粗暴的声音喊道：“靠边停车，不然就开枪了！”

我把车开到路边停下，将那把枪放回小柜，并关上了柜子。警车就停在我车子挡泥板左前方。一个胖子使劲把车门一甩，吼道：“警笛你听不懂是不是？下车！”

我出来，站在车旁，在月光下。那胖子手里有一把枪。

“驾照！”他吼着，声音粗得像镰刀一样。

我拿出来递给他。车里的另一个警察从驾驶座上下来，绕过来拿走我的驾照。他用手电筒一照，看着。

“名字叫马洛。”他说，“妈的，这家伙是个私家侦探。想想吧，库尼。”

库尼说：“是吗？那用不着这个了。”他把枪塞回枪套，扣上皮盖，“这我用小指头就可以处理了，”他说，“我他妈这样就够了。”

另一个说：“车速五十五英里，一定是喝了酒。”

“你去闻闻这家伙。”库尼说。

另一个礼貌地瞟了我一眼，凑过来说。“我可以闻闻你的呼吸吗？私家探子。”

我让他闻了。

“嗯，”他判断，“他走路不晃嘛，这我得承认。”

“这是个凉快的夜，给这个家伙买杯酒吧，多布斯警官。”

“嗯，这是个好主意。”多布斯说。他去车里拿出半品脱装的酒瓶，举起来看看，还有三分之一。“也不剩多少了。”他说着把那瓶酒伸过来，“我们请客，老兄。”

“我不想喝酒。”我说。

“少来这套。”库尼低声道，“你不会是想要我们在你肚子上踢几脚吧。”

我接过酒瓶，打开瓶盖闻了一下。好像是威士忌，纯威士忌。

“你们不能老耍这套把戏。”

库尼说：“时间是八点二十七分，写下来，多布斯警官。”

多布斯走过去靠着车子，记录下来。我举起酒瓶，问库尼：“你一定要我喝？”

“不一定。你可以换成让我给你肚子来几拳。”

我压住喉咙，把酒瓶一倒，灌了一口。就在这时，库尼向前一跃，在我肚子上打了一拳。我嘴里的酒喷了出来，弯下腰喘着气。手中的酒瓶掉在地上。

我俯身拾酒瓶的时候，看见库尼硕大的膝盖正举起朝我脸上压来。我往旁边一闪，直起身，用尽所有力气一拳揍向他的鼻子。他左手捂住脸低吼，右手伸向枪套。多布斯跑向我，手臂向下挥动了一下。他手上的警棍正打在我的左膝后侧，我的腿一下就麻木了，瘫坐在地上。我咬着牙，吐了一口酒。

库尼把手从脸上拿开，满是鲜血。

“老天。”他惊恐万状地叫喊着，“血，我流血了！”他发出一声号叫，一脚向我脸上踢来。

我身体往旁边一转，那一脚落在我的肩膀上，即使这样也够我受的了。

多布斯挡在我们中间，说：“够了，查理。最好别太过火了。”

库尼摇晃着后退两步，坐在警车的车门踏板上，板着脸。他掏出手帕，轻轻按着鼻子。

“你等一下。”他隔着手帕说，“一分钟。”

多布斯说：“行了，差不多了，到此为止吧。”

警棍在他腿侧轻晃着。库尼站起身，摇晃着走上前来。多布斯一只手抵着他的胸口，轻轻把他往回推。库尼想把他的手拨拉到一边。

“我得见血。”他声音嘶哑地说，“我还得见点儿血。”

多布斯厉声说：“你冷静点，什么都别做。我们已经达到目的了。”

库尼转过身，脚步沉重地走到警车的另一边。靠着车子，还捂着手帕在骂骂咧咧。

多布斯对我说：“起来吧，老兄。”

我站起身，揉着膝盖后面。腿部的神经像一只野猴子在乱跳。

“上车，”多布斯说，“上我们的车。”

我走过去，爬进警车内。

多布斯说：“查理，你就开他那辆。”

“我要把它撞成废铁！”库尼吼道。

多布斯拾起地上的威士忌酒瓶，扔到篱笆外。然后钻进车，坐在我旁边。他启动车子，说：“你要付出代价，你不应该出手打他。”

“为什么？”

“他是好人，就是有点大嗓门。”

“但是没意思，”我说，“太没意思了。”

“别对他说这个。”多布斯说，警车开始动了，“会伤他心的。”

库尼进了我的车，猛地关上车门，蛮横地换挡，好像要把它扯烂一样。多布斯斯文地驾驶着，沿着砖厂向北开。

“你会喜欢我们的新监狱。”

“你们要给我安个什么罪名？”

他想了一下，一只手轻轻扶着方向盘，一面从后视镜中看库尼有没有跟上来。

“超速、拒捕、酒后驾驶。”

“你怎么解释我腹部被打、肩膀被踢、在暴力威胁下被迫喝酒，还有在手无寸铁的情况下被用枪恐吓、遭警棍殴打？这几项你打算怎么说呢？”

“算了。”他咬牙切齿地说，“你以为我喜欢干这种事吗？”

“我以为他们把这小镇整顿好了，”我说，“所以善良的百姓晚上可以在街上散步，不用穿防弹衣。”

“他们是整顿了一下。但他们不愿意清理得太干净，那会把黑钱扫走的。”

“最好别这样。你会砸了自己的饭碗的。”

他笑了。“滚他们的蛋，我过两个星期就入伍去了。”

这件事对他来说就算结束了，就像没发生过一样。他已经将这视为例行公事，而且不会有一丝歉意。

26

这座监狱几乎是崭新的。钢门铁墙上刷的船舰灰的油漆仍然散发着簇新的光泽，有两三处喷溅上了烟草汁。屋顶的灯嵌在厚厚的磨砂板里面，罩着一层网罩。牢房里有上下双层睡铺，上层一个男人裹着深灰色毯子，正在打鼾。看来他早早就睡了，闻不到什么酒味，而且是选了上铺以免被打扰，我判断他一定在这里关了很久了。

我坐在下铺。他们搜过我的身，看看有没有枪，但没搜光口袋中所有的东西。我拿出一根烟，揉着膝盖后面那块肿起来的地方，那剧痛直蔓延到脚踝。我吐在外套前襟上的威士忌散发着臭味。我拉起外套往上面喷烟，烟雾上升到天花板上的灯罩处，在那里徘徊着。这里显得很安静，只有另一端，很遥远的某个地方传来女人的尖叫声。我这一端却静谧得如同教堂一样。

尖叫的女人不知在哪里，那声音又细又尖，不像是人发出来的，有点像月光下的狼嗥，但没有那种渐渐上升的音调。过一会儿，那声音就停了。

我抽了两支烟，把烟蒂丢进角落的小马桶里。上铺的男人仍在打鼾。我只能看到他露在毛毯外油油的头发。他是趴着睡的，睡得很熟。可真有他的。

我又在床上坐下。那床是钢条做成的，上面放了一张薄而硬的床垫，两条深灰的毯子相当整齐地叠着。很不错的牢房，位于新市政厅的十二楼。这市政厅也相当不错。湾城是个很不错的地方。住在这里的人这么想。如果我住在这里，大概也会这么想。看见那美丽的蓝色海湾、悬崖、停着游艇的码头、安静的街道，大树下沉思着的老屋，有着鲜绿草坪、铁丝围篱的新房子，房前的车道上植着成排的小树。我认识住在二十五街的一个妞儿，那是条很不错的街，妞儿也是个漂亮妞儿。她喜欢湾城。

她不会想到铁道以南的旧城区里那些住在阴森贫民窟里的墨西哥人和黑人；她也不会想到峭壁以南沿着平坦海岸线玩跳水的人，或者公路两边汗气蒸腾的小舞厅和大麻烟卷，还有在安静的旅馆大厅里从报纸上方探出来的那些狐狸似的面孔；她更不会想到扒手、骗子、歹徒、酒鬼，以及路边的皮条客和妓女。

我走过去靠在门边。走道上连个鬼影子都没有，灯光昏暗，一片安静。这监狱里似乎没什么人气。

我看看手表，九点五十四分。这个时候应该是在家里，换上拖鞋，下盘棋，或者慢慢地喝上一杯冰酒，享受一斗烟，也可以跷起脚坐在那儿，什么也不想，或是看杂志打盹。总之在这个时候，一个人——一个有家的人——应该休息，沉浸在夜晚的空气里，为了明天的工作调整一下脑袋，什么也不做。

一个穿蓝灰色监狱警服的男人，从中间的通道走过来，边走边看着两旁牢房的号码。他在我这间前面停下，打开门锁，恶狠狠地瞪着我。他们自以为应该永远摆着这样一副面孔。老兄，我是警察，很厉害，留神啊，老兄，不然我们会收拾你一顿，让你在地上爬！老兄，说实话吧，别跟我们来这套。老兄，过来，别忘了我们的厉害。对你们这些小流氓，我们想怎么收拾就怎么收拾。

“出来。”他说。

我踏出牢房，他再锁上门，用大拇指示意我跟他走，我们来到一道宽大的铁门前，他打开锁。我们走过后他再锁上，钥匙在钢环上碰出悦耳的响声。过了一会儿，我们又经过一道铁门，这道门外面的漆看着像木头，而里头是钢灰色。

德加莫靠在柜台上，跟当班的警员说话。他蓝色的眼睛转向我。“你还好吧？”

“很好。”

“喜欢我们的监狱吗？”

“很好。”

“韦伯局长想跟你谈谈。”

“很好。”

“你难道就不会说别的词儿？”

“现在不会，”我说，“至少在这里不会。”

“你走路有点跛，”他说，“撞到哪儿了？”

“嗯，警棍。跳上来在我左膝后咬了一口。”

“太不幸了。”德加莫说，眨眨眼，“去拿你的东西吧。”

“我的东西都在这儿了，没被搜走。”

“那很好。”

“没错，”我说，“很好。”

那个值班警察抬起他那毛发蓬松的脑袋看了我们半天，说：“你该去看看库尼那爱尔兰佬的鼻子，如果你想看看什么‘好’东西的话，像往烘饼上抹糖浆一样弄了一脸。”

德加莫漫不经心地问：“怎么了？他跟人打架了？”

“我哪儿知道，”那个警察说，“大概也是那只警棍跳起来咬了他一口。”

“你这值班的警察也他妈的太多嘴了。”德加莫说。

“值班的警察总是他妈的多嘴的，”那个警察说道，“大概就因为这个，才当不上凶杀组的队长。”

“你看到了吧，这是个快乐的大家庭。”德加莫说。

“而且人人都满脸堆笑。”那警员说，“张开双臂欢迎你，但手心里各握着一块石头。”

德加莫朝我把头一扬，我们走了出去。

27

韦伯局长在写字台后面朝我点了一下他那削尖的鼻子，说：“坐。”

我在一张圆背木制扶手椅上坐下来，伸长了左腿，远离坐椅的棱角。这是一间靠角落的办公室，大而整洁。德加莫坐在桌子的另一头，跷着腿，若有所思地抱着脚踝，眼睛看着窗外。

韦伯局长道：“你是自己找麻烦。在住宅区以五十五英里的时速开车，警车已经用警笛、红灯要你停车，你仍企图逃跑。然后使用暴力，还打了警察的脸。”

我不说话。韦伯局长从桌上拿起一根火柴，拦腰折断，往肩后一扔。

“要不就是他们在撒谎——跟以前一样？”他问。

“我没看过报告。也许我是在住宅区开车速度到了五十五英里，”我说，“但还是在这城市的速限之内。那辆警车停在我去拜访的人家外面，我离开时就跟着我，当时我并不知道那是警车。它没有什么理由跟踪我，我很反感这种事。我车是开得快了些，但我只是想开到一个较亮的地区。”

德加莫转向我，目光空洞地注视着我。韦伯局长不耐烦地咬着牙。

他说：“你知道那是警车后，在路中间掉了个头，还是想跑掉。对不对？”

“嗯，要解释的话可能得直言不讳地谈谈。”

“我不怕直言不讳，”韦伯局长说，“我一向都很擅长直言不讳地解释。”

我说：“盯上我的警察先是把车停在塔利太太住的房子前。早在我去之前他们就在那里。塔利以前是私家侦探。我想见他。德加莫知道我为什么要见他。”

德加莫从口袋里掏出一根火柴，静静咬着柔软的一端，面无表情地点点头。韦伯局长没看他。

我说：“德加莫，你是个笨蛋，你做的每件事都很笨，用的也都是笨方法。昨天在阿尔莫的屋子前你刁难我，虽然没什么必要耍威风，但那时你非要耍威风。本来我也没怀疑什么，你却让我起了疑心。你甚至还给了我一些暗示，让我知道如何去满足好奇心。如果你想保护你的朋友，那你只需要把嘴巴闭紧，直到我开始行动。我是不会采取什么行动的，那你也就可以省了这些麻烦。”

韦伯局长说：“这些事跟你在西摩街一二○○区被捕有什么狗屁关系？”

“这跟阿尔莫医师的案子有关。”我说，“塔利调查过这件案子，后来他因为酒后驾驶被捕。”

“我可从来没办过阿尔莫的案子，”韦伯局长厉声说道，“我也不知道是谁下的第一刀去杀恺撒大帝的，你别乱扯了，言归正传，可以吗？”

“我是在谈正题啊。德加莫知道阿尔莫的案子，但他不愿意提。库尼跟多布斯两位警察没有理由跟踪我，除非是因为我拜访了办理阿尔莫案子那个人的老婆。他们开始跟踪我时，我车子的时速不到五十五英里。我之所以想甩掉他们，是因为我想我会因为去了那里而被痛打一顿。是德加莫，他让我这么想的。”

韦伯局长静静看着德加莫。德加莫那双凌厉的蓝眼睛盯着墙壁。

我说：“要不是库尼硬逼我喝酒，又揍了我肚子一拳，让我把酒吐在外套上，我是不会把他的鼻子打扁的。你应该不是头一次听说这种花招吧，局长？”

韦伯局长又折断一根火柴。他往后靠，看着自己小而紧的手指关节。他又看着德加莫，说：“即使你今天当上了警察局长，也得告诉我这是怎么回事。”

德加莫说：“哼，当警察就是要有些‘花招’，开个玩笑。如果开不起玩笑——”

韦伯局长说：“是你派库尼和多布斯去的？”

“嗯，是的，我让他们去。这些私家侦探来到我们这里，把陈芝麻烂谷子都翻腾出来，为的就是他们自己能赚到一笔钱，以后能找到活儿干。这些家伙需要好好地教训一下。”

韦伯局长问：“你是这么想的？”

德加莫答：“正是。”

韦伯局长说：“像你这种人需要什么？我看你现在需要一些新鲜空气。去吸点儿吧，警官。”

德加莫慢慢地张开嘴。“你是要我出去？”

韦伯局长突然倾身向前，他尖锐的小下巴像巡洋舰的舰头一样划过来。“请帮个忙好吗？”

德加莫缓缓起身，颧骨上涌起一股暗红色。他一只手撑着桌面，直视着韦伯局长。空气中有一种令人窒息的宁静。他说：“可以，局长。但这回你错了。”

韦伯局长没搭腔。德加莫走出去，韦伯局长等到门关上了才开口。

“你是不是说，一年半前的阿尔莫案子和今天克里斯家里的枪杀案有关联？还是你在放烟幕弹？因为你确实知道是金斯利的老婆杀了克里斯？”

我说：“在克里斯被杀之前就跟他有关了。这只是初步的推测，也许只是个难解的结，但足够让人想想的了。”

“我对这案子深入的程度比你想的还要深，”韦伯局长冷冷地说，“虽然我没有亲自接触过阿尔莫太太的命案，我也不是首席检察官。即使昨天早上之前你还不认识阿尔莫，你在这一天的时间里也应该听了许多关于他的事。”

我承认这是真的，从阿德里安娜·弗罗姆塞特和格雷森夫妇那里。

“那么你的观点是克里斯可能勒索过阿尔莫？而那可能与谋杀案有关？”

“这不是观点，只是一种可能。如果我忽略了这种可能性，我也别吃这碗饭了。克里斯与阿尔莫之间的关系可能很深很危险，也可能只是泛泛之交，甚至根本就不认识。我很肯定的是他们大概从来没谈过话。但如果阿尔莫案子没什么‘有趣之处’的话，为什么要刁难所有对这案子有兴趣的人？塔利调查这件案子时被陷害酒后驾驶，可能是巧合。就因为我看他的房子阿尔莫就找了警察，还有我还想跟克里斯进行第二次谈话，克里斯就被干掉了。这也可能是巧合。但你两个手下今晚监视塔利的房子，准备我到那里就找我的麻烦，这不会是巧合。”

韦伯局长说：“我向你保证，这件意外不会就此了结。你要起诉吗？”

“生命短暂，我可不想浪费在与警察打官司上。”

他往后缩了缩。“那我们把这件事一笔勾销，就算长点见识吧。据我所知，你被抓起来时并没有登记，你随时可以回家。而且如果我是你，我会把克里斯的案子和任何跟阿尔莫可能有关的一切，留给韦伯局长去处理。”

我说：“还有昨天在靠狮角的山中湖里发现了一具女尸，名叫穆里尔·切斯，你说的‘一切’也包括这个吗？”

他抬了抬眉毛。“你认为这事儿也有关系吗？”

“说穆里尔·切斯你大概不认识，但说哈维兰德你就应该知道了，她曾是阿尔莫诊所的护士。阿尔莫太太死在车库的那晚，是她照顾她上床的。如果事情还有蹊跷，她大概是知道内情，所以事情发生后就被人收买或者恐吓，离开了这里。”

韦伯局长拿起两根火柴，折断，阴森的小眼睛盯着我的脸，不说话。

“这样一来，”我说，“你真是遇上巧合了，整件事中我唯一愿意承认的巧合。因为这个哈维兰德在河滨市一家酒吧遇见一个叫比尔的男人，出于她自己的原因，嫁了给他，然后与他住在小鹿湖。这小鹿湖的女主人与克里斯过从甚密，而克里斯发现了阿尔莫太太的尸体。这就是我说的，真正的巧合。它可能是别的东西，但总的来说太巧了。一切事情跟它似乎有关又似乎无关。”

韦伯局长站起来，到饮水机那儿喝了两杯水。他慢慢地把纸杯捏成一团，丢进饮水机旁褐色的金属垃圾桶里。他走到窗边，眺望海湾。灯火管制尚未开始，码头仍然灯光闪烁。

他踱回到桌子边，坐下，举起手捏捏鼻子。他似乎正在下决心。

他缓缓地说：“我看不出来把一年半前发生的事跟现在这件相提并论到底有什么意义。”

“好吧，”我说，“感谢你给我这么多时间。”我起身离去。

“你的腿是不是很痛？”他看我弯下腰揉腿，便问道。

“是很痛，但好多了。”

他几乎有些温和地说：“警察这一行，是他妈有很多问题。它就像政治，需要最好的人才，却没东西去吸引最好的人才。所以我们用现有的人——然后，就发生这种事。”

“我明白。我一直都明白。但我不抱怨。晚安，韦伯局长。”

“等一等。”他说，“你再坐一下。如果我们要把阿尔莫的案子扯进来，我们得把它挖出来，摊开看个清楚。”

“是应该有人这么做了。”我说着，重新坐了下来。

28

韦伯局长平静地说：“有些人大概会认为我们是骗子。他们想，有个家伙杀了他老婆，然后打电话找到我，说：‘喂，警官，我这里有件小小的谋杀，家里乱哄哄的。而我手上有五百美元，却打发不出去。’我就说：‘好，一切维持原状，我带条毯子马上来。’”

“没这么糟吧。”

“你今晚到塔利家想要做什么？”

“他知道一些弗罗伦斯·阿尔莫死亡的内情。她的父母雇他继续追查，但他从没告诉他们结果。”

“那你认为他会告诉你？”韦伯局长讥讽地问。

“我总得试试。”

“还是因为德加莫刁难你，所以你要报复一下？”

“有可能是其中一小部分原因。”

韦伯局长轻蔑地说：“塔利，那个贼眉鼠眼的勒索者，而且不止一次了，最好就是想办法甩掉他。我告诉你他有什么，一只从弗罗伦斯·阿尔莫脚上偷来的鞋。”

“一只鞋？”

他微微一笑。“就是一只鞋。后来发现藏在他的屋里。那是一只绿色天鹅绒的轻便舞鞋，鞋跟处嵌着几粒小石头。是在好莱坞一个专做舞台用鞋的人那里定做的。你怎么不问问我，这舞鞋有什么重要的？”

“那舞鞋有什么重要呢，局长？”

“她有两双，一模一样，是同时定做的。似乎没什么不寻常。有可能是预备着的，怕磨坏了，或者哪头牛喝醉酒，踩到女士的脚了。”他停下来，笑了一下，“其中一双似乎从没穿过。”

“我理出点头绪了。”我说。

他往后仰，拍着椅子扶手，等待着。

“从屋子侧门到车库是条粗糙的水泥路，非常粗糙。假如她没有走那条路，是被抱去的，抱她的人帮她穿上鞋——那双没有穿过的鞋。”

“还有呢？”

“假如克里斯跑去打电话给医生时塔利注意到了这一点，他因此拿走了那只没穿过的鞋，把它作为弗罗伦斯·阿尔莫被谋杀的证据。”

韦伯局长点点头。“如果他把它留在原地，让警方发现，那就是证据。但他却拿走了，只能证明他是个无耻之徒。”

“有没有替弗罗伦斯·阿尔莫的血液做过一氧化碳测试？”

他把两手平伸放在桌上，看着它们。“做过。”他说，“血液中是有一氧化碳，而且调查此案的警察也没有不同意见。没有暴力的痕迹。他们认为阿尔莫没有谋杀他老婆。他们可能是错的。我认为那次调查做得有点马虎。”

我问：“是谁负责的？”

“你应该知道的。”

“警察到现场的时候，有没有发现一只鞋不见了？”

“警察到的时候，鞋还在。你应该记得，阿尔莫接到克里斯的电话后就回到了家里，之后警察才去的。我们所知道的关于那只失踪鞋子的事，都是从塔利那儿来的。有可能他是从屋子里拿到那只没穿过的鞋子。侧门没锁，女佣在睡觉。关键是他不太可能知道有一只没穿过的鞋可以拿。但我不会因此就把他排除在外。他是个狡猾的坏蛋。但我又没有足够的证据来确定我的怀疑。”

我们坐在那里四目相对，思考着。

韦伯局长慢慢地说：“除非我们能够假设阿尔莫的护士与塔利勾结，图谋敲诈阿尔莫。有理由相信他们会这样做，但有更多的理由相信他们不会这样做。什么理由让你认为淹死在山上的那个女人是这个护士？”

“有两点，单独看都不能说明什么，但连在一起却很能说明问题。有个长相、动作都很像德加莫的粗鲁汉子，几星期前曾上山去，出示哈维兰德的照片，那照片里的人看起来有点像穆里尔·切斯。头发、眉毛都不一样，但是很像。没有人给他帮什么忙。他说他名叫德·索托，是洛杉矶的警察。洛杉矶没有叫德·索托的警察。当穆里尔·切斯听到是他，她吓坏了。如果他就是德加莫，一切就很清楚了。另一个理由是在切斯家木屋里的糖粉盒子里，藏着一条带一颗心的脚链。是在穆里尔·切斯死了、她丈夫被捕后发现的。那颗心背后刻着：‘给米尔德里德，一九三八年六月二十八日，全心全意爱你的阿尔。’”

“也有可能是别的阿尔和哈维兰德。”

“你不是真的这么认为吧，局长。”

他往前凑了凑，手指在空中一点。“你到底想说什么？”

“我的结论是，金斯利的老婆并没有杀克里斯。他的死跟阿尔莫的生意有关，还有哈维兰德，也可能跟阿尔莫有关。金斯利老婆失踪，是因为发生的某些事把她吓坏了。她也许知情，也许不知情，但她没有杀人。如果我能证明这一点，就有五百美元等着我去拿，这值得试一试。”

他点头。“当然。让我了解你的动机，我会帮助你。我们还没找到那个女人，时间也不多了。但我不能叫我的手下去帮你。”

“我听到你管德加莫叫阿尔。但我想的是阿尔莫医师，他的名字就是阿尔伯特。”

韦伯局长看着他的大拇指。“可是他没跟那女人结过婚。德加莫结过。我告诉你，那女人把他搞得服服帖帖的，他身上的很多恶习都是从她那儿来的。”

我坐着一动不动，隔了半晌才说：“我开始看到原先我不知道的东西了。她是怎样的女人？”

“聪明，温和，但不是好女人。对男人有一套，能叫他们跪在她的脚下。如果你说她坏话，德加莫那大傻瓜会马上把你的头拧下来。她跟他离了婚，但对男方而言那并没有结束。”

“他知道她死了吗？”

韦伯局长静坐了一会儿才说：“从他的谈话看，他不知道。但如果那的确是同一个人的话，他怎么会不知道呢？”

“他在山上没找到她——据我们所知。”我起身靠着桌子，“喂，局长，你没有跟我开玩笑吧？”

“没有，绝对没有。有些男人是这样，有些女人就有本事把男人变成那样。如果你以为德加莫上山去找她，是为了要她好看，那你就错了。”

“我从没有那样想，”我说，“如果德加莫对山上很熟的话，倒是有这种可能性。杀死那女人的凶手应该对那里很熟悉。”

“这事就我们两人知道，希望你保密。”

我点头，但不是保证。我再说了句晚安，就离开了。他看着我走出房间，神情有些哀伤。

我的克莱斯勒停在大楼旁的警察局停车场，钥匙插在里面，挡泥板完好无损。库尼没有实现他的恐吓。我开车回到好莱坞，进入公寓大楼已经将近午夜了。

绿白相间的走道空荡荡的，只有一间房里有电话铃在响。那铃声固执地响着，而且我越走近我的房门口，声音就越大。我打开门，是我的电话。

我在黑暗中穿过房间，走到墙边的一张橡木书桌边。我抓起电话之前起码已经响了十下。

我拿起话筒，是金斯利打来的。

他的声音紧张而焦虑。“我的天，你到底跑到哪里去了？我找了你好几个小时。”

“嗯，我回来了。什么事？”

“我有她的消息了。”

我紧握话筒，深吸了口气，又慢慢吐了出来。“说下去。”

“我离你不远。五六分钟内到你那儿，你准备行动。”

他挂上电话。

我站着，手中的话筒仍放在耳朵与电话机之间。然后才慢慢放下。我看着刚才握话筒的手，它僵硬在那里，半张半蜷曲着，仿佛仍然握着那话筒。

29

外面传来半夜小心翼翼的敲门声。我打开门，金斯利人高马大，穿一件奶油色运动外套，立起的高领里是一条黄绿两色的围巾。一顶暗红褐色的帽子低低地盖住额头，帽檐下，他的眼睛像一只受伤动物的眼睛。

阿德里安娜小姐和他在一起。她下身穿着长裤，脚上一双凉鞋，身着深绿色外套，没戴帽子，头发闪着异样的光彩。她戴的耳环是一对小栀子花，一朵叠一朵，每边各有两朵。“皇家娇兰，香水中的香槟”随她一起进入屋内。

我关上门，请他们坐下后，说：“要喝一杯吗？”

阿德里安娜小姐坐在一把有扶手的椅子里，交叠着腿，眼睛在四下寻找香烟。找到了，点燃，姿态非常夸张。然后朝天花板的一角空洞地笑着。

金斯利站在屋子中央，很焦躁。我去厨房调了三杯酒，给了他们两杯。我自己捧着一杯，在棋桌旁的椅子里坐下。

金斯利说：“你干什么去了？你的腿怎么了？”

我说：“警察踢的。湾城警局给的礼物，例行服务。至于我去了哪里——我因为酒后驾驶进了监狱。看看你这副样子，我好像马上又会回去了。”

“我不懂你在说什么。”他简短地说，“我一点也不明白。现在可没心思开玩笑。”

“好，不开玩笑。你听到了些什么？她在哪里？”

他捧着那杯酒坐下，右手指弯曲着伸进外套里，拿出一个长长的信封。

“你得把这个交给她，五百美元。她本来要得更多，但我现在只能凑到这些。我在一家俱乐部用支票兑换的，不容易。她必须要出城去。”

“出城？出哪座城。”

“湾城，她现在在那里的某个地方，我不知道具体是哪里。她会跟你在一个叫孔雀厅的地方碰面。”

我看着阿德里安娜小姐。她仍然盯着天花板的一角，好像她只是坐车出来兜风的。

金斯利把信封一丢，它落到棋桌上。我往里一看，是钱。他的故事也就大半可以成立。我让那有着褐色、纯金色花边的信封躺在光滑的小桌上。

我说：“她为什么不用自己的支票？任何旅馆都会接受兑现的，大部分也会当现金收。是她的银行户头被冻结了还是怎么了？”

“别讲这些，”金斯利语气沉重，“她遇到麻烦了。我不知道她是怎么知道自己有麻烦的，是警方下令逮捕她了，会不会？”

我说我不知道。我根本没有时间去听警察们的无线电广播，我一直忙着和那些活生生的警察打交道。

“她不会冒险去兑现支票。在这之前没问题，但现在不行。”他慢慢抬起眼，用一种我从未见过的空洞眼神盯着我。

“好吧，讨论这些也没用。所以她现在在湾城，你跟她谈过话吗？”

“没有。弗罗姆塞特小姐跟她谈过。她打到办公室，当时我们才下班。但那个警察，韦伯局长，正好和我在一起。弗罗姆塞特小姐当然不会让她说话。她说会再打。没留下任何电话号码。”

我看着阿德里安娜小姐。她将目光从天花板移下，停在我的头顶。她的眼里没任何表情，就像拉上了帘子。

金斯利继续说：“我不想跟她讲话。她也不想跟我讲。我不要见她。我猜是她枪杀克里斯的。韦伯局长对此也颇为肯定。”

“那并不代表什么。他所说的跟他所想的可不一定一致。我觉得她知道警察在追她这事有点不对劲。很久没有人以听警察的短波来取乐了。那么她稍后又打回来了，然后呢？”

“那时差不多是六点半。”金斯利说，“我们必须坐在办公室里等电话。你告诉他。”他把头转向女人。

阿德里安娜小姐说：“我把电话转进金斯利先生的办公室。他坐在我旁边，但不讲话。她要人把钱送到‘孔雀厅’，问谁送去。”

“她听起来害怕吗？”

“一点也不。非常冷静，可以说像冰一样冷静。她把一切都解决了。她知道带钱去的人也许她不认识。她好像知道德雷斯——金斯利先生不会自己送去。”

“叫他德雷斯吧，我猜得出你在说谁。”

她微微一笑。“每个钟头的第一个十五分钟，她会去孔雀厅。我想你是那个要去的人。我向她形容了你，还有你要戴上德雷斯的围巾。我也说了。他在办公室留了些衣物，包括这围巾。这样就很显眼了。”

那条围巾真的很显眼，蛋黄色的底，上面铺着深绿色的腰果形图案。够显眼了，戴上它就像我推着一辆红、白、蓝的手推车进去。

我说：“就一个木头脑袋瓜而言，她做得还可以。”

“没时间开玩笑！”金斯利严厉地说。

“这话你刚才就说过。”我说，“你倒真不客气啊，就认定了我会带钱给一个警方正在捉拿的逃犯。”

他一只手在膝盖上绞扭着，脸上挤出一种不自然的笑。“我承认是有点过分。那么，你觉得怎么样？”

“一旦我们三个把事实摊开了，就变成共犯了。也许对她的丈夫和他守得住秘密的秘书来说，找个理由为自己开脱一下不算过分。但你们要我做的，他们是不会轻易放过的。”

“我会补偿你的，而且如果她没有做什么，我们就不会成为共犯。”

“我是这样想，否则我不会跟你谈下去。还有，如果我发现她干下了谋杀案，我会反过来送她上警察局。”

“她不会跟你讲话的。”他说。

我拿起信封放进口袋。“她会的，如果她要这个。”我看看手表，“如果现在出发，也许可以赶上一点十五分的那个时间。经过这么多个小时，酒吧里的人应该记住她了，这也不错。”

阿德里安娜·弗罗姆塞特说：“她把头发染成了深褐色，这对你会有点帮助。”

“这也不能让我认为她只是个清白无辜的旅客。”我喝完酒，站起来。金斯利咕噜一声喝下他的酒，也站起来，解下脖子上的围巾，交给我。

“你做了什么，怎么会被警方收拾？”

“弗罗姆塞特小姐好心地给我一些线索，我因此去找一个叫塔利的男人，他在办阿尔莫医生的案子。我就进了牢房。他们早盯上了那屋子。塔利是格雷森雇的私家侦探。”我加了这一句，看着这个高大的深肤色女子，“你可以跟他解释这一切。不会有关系的。我没时间干这些了。你们要在这里等吗？”

金斯利摇头。“我们回我那里等你的电话。”

阿德里安娜·弗罗姆塞特起身，打了个哈欠。“不，我累了，德雷斯。我要回家睡觉。”

他清晰有力地说：“你跟我走，你得看着我，不让我发疯。”

“你住哪里，弗罗姆塞特小姐？”我问。

“日落大道，布莱森大厦，七一六号。什么事？”她疑虑地看我一眼。

“哪一天也许我得去找你。”

金斯利的脸色看来像受刺激后的苍白，但仍是一双病兽般的眼睛。我把他的围巾绕在脖子上，到厨房去关灯。我再出来时，他们俩站在门口。金斯利的手环住她的肩，她看来很累很烦。

“当然，我希望——”他开口，很快向前迈出一步，向我伸出一只手来，“你真是个相当稳健的人，马洛。”

“走吧，”我说，“走吧，走远一些。”

他奇怪地看我一眼，两人相携着离开了。

我等着，听到电梯开上来，停住，门打开又关上，然后电梯下降。之后我才出门，走楼梯到地下室的停车场，叫醒我的克莱斯勒。

30

“孔雀厅”是个窄小的临街酒吧，旁边是家礼品店。这家礼品店的窗户上有一盘水晶动物，映着街灯闪闪发光。孔雀厅有一面玻璃砖墙，嵌着一只彩色玻璃孔雀，散发出柔和的光彩。我绕过一面中国屏风进去，巡视吧台，然后坐在一个视线朝外的座位上。琥珀色的灯光，中国红的皮革，卡座附有塑胶桌。有四个大兵围坐一桌一声不响地喝着闷酒，眼睛无神，显然是觉得无趣。他们对面是两个女孩与两个花花公子般的男子，喧哗着。看来没一个是克里斯特尔。

一个有着邪恶眼睛、一张脸像被啃过似的枯瘦侍者，在我面前的桌上放下一张印有孔雀的餐巾与一杯鸡尾酒。我啜一口，看了下那琥珀色表面的钟，才过了十五分。

与两个女孩一起的其中一个男的突然站起，大步走出门。另一个男的说：“你干吗要侮辱人？”

一个女孩细声说：“侮辱他？你可真会说话。他向我提出无理的要求。”

男人抱怨。“那你也不需要侮辱他，不是吗？”

一个大兵突然大笑起来，随即用一只褐色的手把那笑从脸上抹去，大口喝着啤酒。我揉着膝盖窝，仍然肿痛，但麻木感已经消失了。

一个小小的白脸墨西哥男孩，张着大黑眼睛，拿着早报，沿着卡座慌张地走着，希望能在被赶出去前做几笔生意。我买了一份，想看看有没有什么有趣的谋杀案。没有。

我折起报纸，看见一个苗条的褐发女子，穿着黑裤、黄衬衫、长的灰外套，从某处冒出来，经过卡座却不看我。我思忖着她是不是脸熟，还是只是一种我见过千百次的纤瘦体形、冷硬而美的标准脸蛋。她从屏风后的大门走出去。两分钟后，小墨西哥男孩回来，看了酒保一眼，慌张地跑到我面前。

“先生。”他漂亮的大眼哀伤地亮着，做了个招呼的手势，又慌张跑出去。

我喝完酒，跟着他出去。穿灰外套、黄衬衫、黑裤子的女人站在礼品店前，看着窗户。她看我走出来，我过去站在她旁边。

她又看看我。她的脸色苍白疲倦，头发比深褐色更深。她看着远处，对着窗户说话。“请把钱给我。”她的呼气在玻璃上形成雾气。

“我得知道你是谁。”

“你知道我是谁。你带了多少来？”她柔声问。

“五百。”

“那不够。根本不够。快给我。我都快等死了。”

“我们能去哪里谈谈？”

“我们不需要谈，只要把钱给我你就走吧。”

“没那么简单。我冒险来这趟，至少我要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该死的。”她尖刻地说，“他为什么不自己来？我不想和你谈。我只想尽快离开。”

“你不要他亲自来，他知道你甚至不要他接你的电话。”

“没错。”她迅速地说着，点点头。

“但你得跟我谈谈。我不像他那么好对付，不管是对我或者是法律。没有第二条路。我是个私家侦探，我也得保护我自己。”

“哼，他倒是有意思，还找了个私家侦探。”她低声冷笑。

“他在他知道的范围内尽其所能。对他而言，知道要怎样做并不简单。”

“你要谈什么？”

“你，做了什么，去了哪里，想要做什么。这些事。是小事，但很重要。”

她呼出的气喷在橱窗玻璃上形成一片雾，等到雾气消散她才开口。

“我想这样子更好，”她的声音仍然冰冷空洞，“你把钱给我，让我自己把事情解决。”

“不行。”

她又凌厉地瞥了我一眼，不耐烦地耸耸那披着灰外套的肩。

“很好，如果一定要这样的话，我住在第八街向北两个街口，六一八号房，给我十分钟，我宁愿独自走。”

“我有车。”

“我要独自走。”她很快地转身走开。

她走到街角，穿过大路，沿着一排胡椒树走，直到不见了人影。我坐进克莱斯勒，按她说的等了十分钟，然后才发动车子。

那是街角一栋丑陋的灰色公寓。入口的玻璃门与街道平行。我开过街角，看见一个奶白色的玻璃罩上印着“车库”两个字。车库入口在一条隆起的水泥路后，进入一片塑胶味的死寂，车子成排地停着。一个瘦长的黑人从玻璃房走出来，看着我的车驶近。

“只短暂地停一下要多少？我上楼去。”

他斜睨了我一眼。“很晚了，先生。你的车得好好擦干净。一块钱。”

“什么？”

“一块钱。”他板着脸地说。

我下车。他给我一张停车票。我给了他一块钱。不用我问，他就说电梯在玻璃房后，男厕旁边。

我坐到六楼，找到门上的号码，毫无动静，闻得到从走廊尽头吹来的海滩气息。似乎是个相当不错的地方。应该住了一些快乐女郎。这可以说明那瘦长的黑人为什么要拿一块钱。很会看人的，那小家伙。

我来到六一八号房门口，站了一会儿才轻轻敲门。

31

她还是穿着那件灰色上衣，站在门后。我从她身边经过，里面是一间四方形的屋子，墙上挂着两张折叠式单人床，屋里有几件简陋的家具。靠窗的茶几上有一盏台灯，发出昏黄的灯光，窗子是开着的。

她说：“坐下谈谈吧。”

她关上门，坐在房间另一边那张沉甸甸的摇椅上。我则坐在一个厚实的沙发上。沙发的一端是一面深绿色的布帘，看样子应该是通向更衣室和盥洗间的。另一端有一扇关着的门，大概就是厨房了。这个房间大致上就是这样的布局。

那女人两脚交叉，仰靠在摇椅里，一双眼睛从乌亮的长睫毛下看着我。她有细细的眉梢、棕色的头发，脸庞沉静而神秘，不像是个会浪费表情的女人。

“我从别人那儿了解到的你和现在的你不太一样，”我说，“我指的是从金斯利那儿。”

她抿了一下嘴唇，没说话。

我接着说：“从克里斯那儿也是，说明不同的人会说不同的话。”

她说：“我可没时间跟你扯这些。你到底想知道什么？”

“他雇我来找你，”我说，“而我也一直在找你，想必你也知道。”

“对，他办公室的那个心肝儿在电话里跟我说过。她还告诉我你可能是个叫马洛的男人，她跟我提到了围巾。”

我拿掉脖子上的围巾，折好放进口袋，说：“所以我知道一些你的行踪，虽然不多。我知道你在与克里斯碰面的普雷斯科特旅馆丢下你的车子。我还知道你从埃尔帕索发了个电报。你那时候还做了什么事？”

“我要的只是他送来的钱。我做的事跟你不相干。”

我说：“我不跟你争这个，问题是你要不要这笔钱。”

她疲惫地说：“好吧，我们的确去了埃尔帕索。那时候我本来想跟他结婚，所以我发了那个电报，你看到了？”

“是的。”

“但后来我改变了主意，我要他自己回家去，结果他发了通脾气。”

“他真的离开你回家了吗？”

“是啊，为什么不？”

“然后你做了什么？”

“我就去圣塔巴巴拉待了几天，大概有一星期，然后再去帕萨迪纳一个星期，之后去好莱坞，接着来这儿，就这样。”

“你整个行程都是一个人吗？”

她犹豫了一下，说：“是。”

“克里斯没和你在一起——任何一段行程？”

“他回家后就没有。”

“你是怎么想的？”

“什么怎么想的？”她的声音开始有点尖锐。

“去了那么多地方，也没有任何消息，难道你不知道他会着急？”

“哦，你是说我丈夫。”她冷冷地说，“这我倒没怎么想过。他会以为我在墨西哥，不是吗？至于我为什么会这么做，只是为了考虑一些事情。我的生命走到这儿遇上了一个死结，我必须单独到一个地方把头绪理清楚。”

我说：“之前，你在小鹿湖停留了一个月，想理出头个绪，但却毫无结果，是不是？”

她低头看了看自己的鞋，然后又抬头看着我，诚恳地点点头。她卷曲的棕色头发沿脸颊蓬松地落下来。她举起左手将头发往后一拨，用一根手指揉着太阳穴。

“我似乎应该找个新环境。”她说，“不见得要有趣，但要是个完全陌生的地方，一个没有人知道、能让我独自待着的地方。比如说，饭店。”

“你这样过得好吗？”

“不是很好，但我不会回到金斯利那儿，他要我回去吗？”

“我不知道，但你为何来到这里，克里斯住的镇上？”

她轻咬着指关节，看着我。

“我想要再见他一面，他弄得我心里很乱。我不爱他了，可是在某种程度上，我对他还是难以释怀。但我不会嫁给他，这样合理吗？”

“这个部分合理，但离家待在那些寒酸的旅馆则不合理。你一向我行我素，据我所知，已有不少年了。”

“我必须得一个人，去……去把事情想清楚。”她急了起来，又咬着她的手说，“你能不能把钱留下赶快离开？”

“当然，马上。但你先前离开小鹿湖总该有个理由吧？譬如说，跟穆里尔·切斯有关？”

她惊了一下，但这惊惶的表情人人都做得出来。“天哪！这是什么话？那个一副冷脸的小……她跟我有什么关系？”

“我以为你为了比尔·切斯跟她吵了一架。”

“比尔？比尔·切斯？”她似乎更惊讶了，几乎可说是吓坏了。

“比尔声称你勾引他。”

她仰起头，轻轻发出一阵做作的冷笑。“天哪，那个蓬头垢面的酒鬼？”她忽然板起脸来，“发生了什么事？事情怎么越来越离奇？”

“他或许是个酒鬼，”我说，“但警方现在怀疑他是杀人凶手。他太太被发现死在湖里，大概有一个月了。”

她舔了舔嘴唇，然后头歪向一边紧盯着我。房间里异常安静，太平洋潮湿的海风吹拂进房间。

“我并不觉得太意外，”她慢慢地说，“所以说他们两个的结局就是这样了。他们常常吵架。怎么，你觉得这跟我离开有关系吗？”

我点点头。“有可能。”

“根本不可能。”她一个劲儿地摇头，很认真地说，“事情就是我说的这样，没别的了。”

“穆里尔死了，”我说，“死在湖里，这事儿对你没什么好处吧？”

“我几乎不认识她，”她说，“真的，她不喜欢跟人交往，毕竟——”

“我看你并不知道她以前是在阿尔莫诊所做事。”

她现在看起来非常困惑不解。“我从没去过阿尔莫大夫的诊所。”她慢慢地说，“他很久以前来过我家出诊过几次，我——你在说些什么？”

“穆里尔·切斯本名叫米尔德里德·哈维兰德，她在阿尔莫大夫那儿当过护士。”

“这真是个奇怪的巧合，”她惊讶地说，“我知道比尔是在河滨市认识她的。但我根本不知道她是从哪儿冒出来的。哦？是阿尔莫大夫诊所的护士？这并不代表什么，是不是？”

我说：“不，我认为这纯属巧合，就是这么巧。但是你知道我为什么必须跟你谈谈。穆里尔的溺死，你的离开，穆里尔·切斯就是哈维兰德，种种这些都曾经跟阿尔莫大夫和克里斯有牵连，只是牵连的方式不同罢了。当然了，克里斯就住在阿尔莫大夫家对面。克里斯似乎是在别的地方跟穆里尔认识的？”

她轻咬着下唇，想了想后终于开口说：“在山上见到穆里尔时，他表现得不像是以前就见过她。”

我说：“他会故意这样做，他就是这种人。”

她说：“我不认为克里斯跟阿尔莫大夫有什么牵连。他认识阿尔莫大夫的太太，但我觉得他不认识这个医生，所以他可能不认识阿尔莫大夫诊所的护士。”

我说：“好吧，我想这些对我没什么帮助，不过你知道我为什么一定要找你谈，现在钱可以给你了。”

我把包钱的信封拿出来，站起来将它放在她的膝盖上，她动也不动，我又坐下来。

我说：“你这个角色扮演得很好，这是一个内心刻薄怨恨、外表困惑无辜的角色。大家都把你看错了。他们都把你看成是个不懂事、没头脑、爱冲动的小傻瓜，但他们都错了。”

她竖起眉毛瞪着我，一句话也不说，然后嘴角露出一丝笑意。她拿了装钱的信封，在膝盖上轻轻拍了拍，然后就放在她身旁的桌子上。做这些动作时，她的眼睛一刻也没离开过我。

“你扮法尔布鲁克太太这个角色也很成功，”我说，“回头想一想，你的戏演得有点过了，但当时可把我唬住了。那顶紫色帽子戴在金发上应该还不错，但换成散乱的棕发就不像样了。那乱七八糟的妆像个手腕扭伤的人在黑暗中帮你画的。还有当你把枪放在我手上时的样子——我简直呆得像块砖头。”

她低声窃笑，把手插进上衣深深的口袋里，鞋跟敲打着地板。

我问：“可是你到底为什么要回去？大白天冒这种险？”

她平静地说：“所以你认为我杀了克里斯？”

“不是认为，我知道就是这么回事。”

“我为什么回去？这就是你想要知道的吗？”

我说：“我并不真的那么想知道。”

她笑了，尖锐冷峻的笑声。她说：“他拿了我所有的钱，掏空我的皮包，甚至连零钱都拿走了。这就是我要回去的原因。一点也不冒险。我熟知他的习性，回去其实还更安全。比如，把牛奶和报纸拿进去。人们遇到这种情况会惊慌失措，但我不会，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惊惶，保持镇静要安全得多。”

“我明白了，”我说，“所以你是在前一天晚上杀了他。我早该想到这点，虽然这并不重要。他当时正在刮脸。胡子密而且有女朋友的男人通常都把刮胡子这件事放在晚上做，不是吗？”

“是有这样的说法。”她几乎是快活地说，“你想怎样？”

我说：“你是我见过最没人性的小贱妇，要怎么样？当然是把你交给警察。”

“那可不一定，”她几乎是轻快地吐出这几个字，“你知道我为什么给你一把空枪？为什么不呢？我包里还有另外一把，就像这个。”

她的右手从大衣口袋拿出来，用枪指着我。

我笑了。那也许不是世界上最真挚的笑，但好歹还算是笑。

“我从来不喜欢这种场面。”我说，“侦探遇到凶手，凶手用枪指着侦探。凶手把悲伤的故事全部告诉了侦探，为的是最后把他给杀了。这样即使凶手真的打死了侦探，也浪费了太多宝贵的时间。只是凶手从来没能把侦探打死，总是会发生些什么事来阻止这一切，上帝也不喜欢这种场面，他会想法子来破坏它。”

“但是这一次，”她柔和地说，起身，慢慢地从地毯那一边向我走来，“假如我们做得有点不一样，假如我什么也没告诉你，什么也没发生，那我是否就可以杀你？”

“我还是不喜欢这种场面。”

“你好像并不害怕。”她缓缓地舔舔嘴唇，轻巧无声地从地毯上走过来。

“不害怕，”我在撒谎，“现在夜深人静，窗户又开着，枪声会很响。从这儿走到街上有一段很长的路，而且你又不太会用枪。你可能打不中我，你射克里斯就失手过三次。”

“站起来。”她说。

我站起来。

“我这次会靠得很近，不会打不中的。”她用枪抵着我的胸，“就像这样，绝不会射不中，是不是？站直，手举起来，别动。如果你动一下，枪可能会走火的。”

我把手举过肩膀，低头看枪。我觉得舌头发硬，但还能动。

她用左手搜我的身，找不到枪。她把那只手放下来，咬紧嘴唇瞪着我，枪抵着我的胸。“你得转身。”她说，像给人量尺寸的裁缝那样有礼貌。

“你做事总有些小瑕疵。你对枪实在不怎么在行。你离我太近了，还有一点我不想提——但也是老问题了，保险没开，你又忘了。”

于是她得同时做这两件事。后退一大步，用大拇指去弄枪的保险，她的眼光没离开过我的脸。很简单的两件事，只一秒钟就可完成。但她不喜欢由我来告诉她，不喜欢被我的想法驾驭。这种困扰让她分心了。

我伸出右手猛地一拉，把她的脸往我身上拽过来，她的喉咙里发出一声窒息声。我用左手打向她的右手腕，她手中的枪应声飞出去落在地上。她的脸在我的胸前扭动，想要尖叫。

然后她试图踢我，以致原来就站立不稳的身体完全失去了平衡，跌倒在地。她的手伸上来抓我。我抓住她的手腕，扭到她身后。她很有力气，但我可比她强壮得多。因此她不再用力，而是一缩脚，把全身的重量都压在我那只搂着她的手上，我一只手不可能撑住，她的身体往下沉，我也只得跟着弯下身。

我们在那张沙发旁的地毯上发出扭打声和沉重的喘息声，就算下面的地板裂了我也可能听不到。我以为那是窗帘环扯动发出的尖锐声音，我不能确定，也没时间去想。一个人影突然出现在我的左后方，我看不见，只知道有个男人在那里，是个身材高大的人。

此外我就什么都不知道了了，眼前只是金星乱冒，然后是一片黑暗。我甚至不记得自己是否被击中，只有金星与黑暗。我感到一阵恶心，然后就是彻底的黑暗。

32

我闻到杜松子酒的味道。但不像是在寒冷冬天的早晨，我起床前喝四五杯酒后的那种感觉，而像是一头栽进纯杜松子酒的太平洋里一样，我的头发、眉毛、下巴上面和底下都是杜松子酒，衬衫上也是。我身上的味道就像只死蛤蟆。

我平躺在那张长沙发前的地毯上，外套被脱掉了，眼睛正凝视着一幅画。画框是漆了亮光漆的廉价软木制成的。那幅画上画的是一段巨大的高架铁路，这段浅黄色的高架铁路像一道巍峨的拱门，一个黑色的火车头正拉着一列深蓝色的普鲁士列车穿过这道拱门。透过拱门，可以看到一片金黄色的沙滩，上面点缀着伸开四肢躺在那里晒太阳的人和条纹图案的海滩阳伞。三个少女各撑着粉红、淡蓝和草绿色的阳伞迎面走近。沙滩的那头是蜿蜒的海湾，那湛蓝足以使任何一个海湾都望尘莫及。蓝蓝的海水透映着耀眼的阳光，弯弯的白帆点点其间。曲折海岸边的陆地远处有三座小山丘，分别是金黄、土褐和淡紫色。

在画的下方有一行大写的字：从蓝色列车上看法国蔚蓝海岸。

现在说这个真是好时候。

我无力地起身，觉得后脑勺混混沌沌的。突然一阵钻心的疼痛穿过全身，我不禁呻吟了起来，但出于职业上的自尊心，那呻吟变成了一声嘀咕，同时想到应该看看周围。我小心翼翼地转过身来，靠墙的一对折叠床有一张放了下来，另外一张仍然竖在墙上。漆过的木头上俗丽的图案很眼熟。这幅画就挂在长沙发的上方，但我却一直没注意到它。

我翻身时，一瓶方形的杜松子酒从我的胸部滚下来，落到地上。酒瓶是白色透明的，已经空了。怎么看都觉得这个瓶子不像能装下那么多的酒。

我双手撑地跪着，像只吃不完东西、又不肯离开的狗一样用鼻子嗅着。我转一下头，很疼。我又轻轻地转了一下，还是很疼。我慢慢地爬起来，这才发现自己没穿鞋。

我那双鞋很懒散地在墙根处躺着。我吃力地穿上鞋，觉得自己像个老人，正走下最后一段长长的山坡。不过我的牙还在，我用舌头感觉了一下，但没有尝到杜松子酒的味道。

“你会有报应的，”我说，“总有一天会有报应的。但是你不会喜欢这一切。”

那扇开着的窗户旁的桌上有盏灯，一个笨重的绿色沙发。通道门口横挂着一条绿色门帘。千万别背对着那绿色门帘坐着，那样总是凶多吉少，总会有要命的事发生。我曾跟谁说过这些话呢？一位拿着手枪的女人，一个有着清秀的脸庞和深棕色秀发的女人，那头发原来是金色的。

我开始寻找她。她还在那里，躺在那张拉开的单人床上。

她只穿了一双深色的长袜，头发凌乱，脖子上有紫色的淤伤。嘴巴张开，肿胀的舌头吐出嘴外。眼睛鼓胀，眼白已不再是白色的了。

四条深深的抓痕血淋淋地横过她惨白的肚皮。那是充满恨意的指甲抓出来的深深的伤痕。

长椅里乱七八糟地堆着一些衣物，几乎全是她的，我的外套也在里头，我翻出来穿上。我的手在翻那堆衣服时，下面有东西簌簌作响。我掏出来一看，是那个长信封，钱还在里头。我放进口袋。马洛，五百美元，希望没被动过。除此之外似乎没什么可指望的了。

我踮着脚尖轻轻走了几步，弯下身揉了揉膝盖后面，一面揉一面想着到底哪儿更疼，是膝盖还是头。

走廊里传来沉重的脚步声，还有人在低语。脚步声停止了，接着响起重重的擂门声。

我站在那里，斜眼看着那扇门，屏息以待，我在等人开门走进来。门钮被转了一下，门锁着，进不来。又是一阵敲门的声音，然后停止了，接着又是一阵低语声。离去的脚步声走远了。我在想，去找经理拿钥匙开门要多久的时间呢？应该不会太久。

对马洛而言，这点儿时间是不够我从法国蔚蓝海岸回家的。

我走过去拉开绿色的门帘，眼前是一条短短的阴暗过道，它通往浴室。我走进去打开灯，地上有两块垫子，浴缸边上也放着一块脚垫。浴缸的一角有扇鹅卵石花纹的玻璃窗，没有窗帘。我站上浴缸推开窗户，这是六楼。我把头探出窗子，看不到什么，外面一片漆黑，隐约可以看到种着树木的街道。我再侧头看看两旁，竟发现隔壁房间的浴室窗子离这儿不到三英尺，即使是只肥胖的山羊也可以轻松地爬过去。

问题是，一个刚被人打过的私家侦探可否办得到，如果可以，等待他的将会是什么呢？

背后远远地传来模模糊糊的声音，像是警察在喊话：“开门，否则我们冲进去了！”这种喊话只能令我发笑。他们根本不可能用脚去踢门，因为用力把门踢开，脚会很痛的，这些警察大概也只有对他们的脚才这么在意。

我从架子上扯了条毛巾，把窗上的两片玻璃卸下来，慢慢钻出去站在窗台上。我抓住窗框，半个身子荡到隔壁的窗台上，如果隔壁浴室的窗子没锁，我还可以勉强地把它拉开。但它是锁着的。我伸腿去踢窗钩旁的那块玻璃。那声音响得大概连雷诺市都听得到。我用毛巾包裹住左手伸进去打开窗钩。下面街道上有辆车子经过，但并没有人对我喊叫。

我推开那扇被踢破的窗子，爬进去，那块毛巾从手中掉了下去，在黑暗中缓缓飘下，落在两幢公寓之间一片狭长的草地上。

我从窗子爬进了另一间浴室。

33

我爬进一片黑暗中，摸索到一道门，打开，仔细倾听。月光从北边窗户照射进来，照亮了这一间有两张单人床的卧室。房间整理过，床上是空的。不是像隔壁房间那种装在墙上的折叠式的床，这间屋子比较大。我走过床边，经过一道门，来到客厅。这两个房间都门窗紧闭，散发着一股霉味。我摸索着走到一盏灯前，打开。用一根手指摸了一下桌子边缘，有一层薄灰，就像是最干净的房间被封闭后积起的灰尘一样。

房间里有一张桌子、一台收音机、一个书架、一个装满小说的大书柜，书的封套尚在；一个高脚柜上有一只铜盘，盘子里摆着一瓶酒、四只倒扣的玻璃杯。旁边有一个银质的相框，照片里是一对看起来年轻的中年男人与女人，健康的圆脸，充满笑意的眼睛。他们从镜框里看着我，好像一点也不在乎我在这里。

我闻闻酒，是苏格兰威士忌。我喝了一点，头更痛了，但身体其他地方却舒服了些。我打开卧室的灯，把头伸进衣橱，都是男人的衣服，全是定做的，很多。一件大衣口袋上的签条说明它的主人叫H.C.塔尔博特。我在衣柜里翻了翻，找到一件淡蓝色的衬衫，对我有点小。我拿着它走进浴室，把自己脱光了，洗了洗脸和胸前，用一条湿毛巾擦了擦头发，穿上淡蓝色的衬衫。我用了很多这位塔尔博特先生的整型发蜡，也用了他的梳子把头发梳整齐。这时，我已经基本闻不到什么杜松子酒的味道了。

衬衫最上面的扣子扣不上。于是我到衣柜里翻了翻，找了一条深蓝色领带打上。我穿上自己的外套，照照镜子。在这深夜时刻，我看起来简直穿得有点太整齐了，就算对塔尔博特先生这样细心的人来说，也太整齐、太清醒了。

我把头发稍稍弄乱，把领带拉松了点，回头找那瓶威士忌，让自己不要太清醒。我点燃一根塔尔博特先生的烟，希望塔尔博特先生夫妇，不管此刻人在哪里，都比我现在过得好。我也希望能活到有一天能回来拜访他们。

我走到起居室通向走道的门前，把门打开，靠在那儿抽烟。我知道这样可能没用，但总比等着他们从浴室窗子追过来好些。

大厅那头有个人在咳嗽。我探探头，他看到我了，很快地走来。那是个身穿整齐警察制服的男人，短小精悍，红色的头发，赤黄的眼睛。

我打了个哈欠，懒洋洋地问：“出什么事了，警察先生？”

他仔细地盯着我：“你隔壁房间出了点事。你听到什么了吗？”

“我想我听到敲门声，我刚回来。”

“现在才回来有点太晚了。”

“那是你的看法。”我说，“隔壁出事了，嗯？”

“一个女人，你认识吗？”

“见过。”

“哦，你应该来看看……”他双手卡住自己的喉咙，鼓起眼睛，还发出难听的咯咯声，“就像这样，你什么都没听到，嗯？”

“没注意，除了敲门声。”

“哦，你叫什么名字？”

“塔尔博特。”

“等一下，塔尔博特先生。在这里等一下。”

他沿着走廊下去，俯身探进一扇门，灯光从里面泻出来。他说：“警官，隔壁的人来了。”

一个高大的男人走出门，从大厅那头顺着走廊直直地望向我。那人土黄色头发，蓝蓝的眼睛，身材高大——德加莫，真是太妙了。

“他就是住在隔壁的，姓塔尔博特。”那个身材短小的警察忙着介绍说。

德加莫盯着我，但他那锐利的蓝眼睛里一点也看不出以前见过我的表情。他安静地走过来，一只有力的大手抵住我的胸口，把我往屋里推。推到离门口六英尺远的时候，他回头说：“矮子，进来，关上门。”

小个子警察走进来，把门关上。

“装得真像啊。”德加莫懒懒地说，“拿枪对着他，矮子。”

小警察打开枪套，掏出点三八手枪握在手里，像拿了支手电筒。他舔舔嘴唇。

“天哪！”他轻声说，还吹一下口哨，“你怎么知道的，警官？”

“知道什么？”德加莫问他，眼睛仍盯着我的脸，“你觉得现在该做什么，伙计？下楼买份报纸，看上面写她是不是被杀了？”

“啊，天哪！”矮子说，“是个性犯罪杀人凶手，他把那女人的衣服剥光了，用手掐死了她。警官，你怎么这么厉害，一下子就看出来了？”

德加莫没回答。他站着，脚跟前后移动着，脸上像花岗石般僵硬，毫无表情。

矮子突然说：“对，他就是杀人犯，没错！警官你闻闻，这房间有好些日子没打开通风了，看看这书架上的灰尘。壁炉上的钟也停了。他是从——警官，我可不可以检查一下？”

他跑进卧室。我听见他到处走动。德加莫木然地站在那里。

矮子回来说：“是从浴室的窗户进来的，浴缸里有碎玻璃。还有强烈的杜松子酒的味道。你记得那房间，我们进去时闻到的那股杜松子酒的味道吗？这里有件衬衫，警官。好像在杜松子酒里泡过似的。”

他举起衬衫，那酒味立刻散发出来。德加莫看了一眼，大步走上前来，拉开我的上衣，看看我里面穿着的衬衫。

“我知道他干了什么。”矮子说，“他偷了这屋子主人的衬衫。你看出来了，是不是？”

“嗯。”德加莫抓住我胸口的衣服，慢慢地松手。他们说话的语气就好像我是块木头。

“搜搜他身上，矮子。”

矮子摸摸我全身上下，看有没有枪。“没什么东西。”

“我们带他走后门。”德加莫说，“是我们捉到的，如果我们能在姓韦伯的笨蛋来之前完成，里德那家伙就什么都甭想找到。”

矮子疑惑地说：“这案子不是你的。听说你被停职了？”

“如果我被停职，”德加莫说，“那我还有什么好损失的呢？”

“可我会丢饭碗。”

德加莫恼怒地看着矮子。这小警察涨红了脸，他明亮的眼睛显得很不安。

“好吧，矮子，去报告里德吧。”

小警察舔舔嘴唇。“警官，你说怎么干，我就怎么干。我不一定得知道你被停职了。”

“我们把他带下去，就我们两个。”

“好的。”

德加莫用手指顶了顶我的下巴。“性杀手，”他平静地说，“哼，可真吓人。”他浅浅地朝我一笑，凶狠的嘴巴只有嘴角稍稍抽了一下。

34

我们走出六一八号房间，往相反的方向走去。灯光从敞开的门里流泻出来。有两个便衣站在外面抽烟，他们用手圈护着烟，好像有风在吹一样。公寓里传出争吵的声音。

我们绕过走廊的拐角，来到电梯口。德加莫打开电梯旁边防火梯的门，一层层地走下去，我们的脚步声在水泥台阶上回响。到了底层的时候，德加莫停下脚步，手握门钮，仔细倾听。然后回过头来问我：“你有车？”

“在地下停车场。”

“很好。”

我们顺着台阶往下走，来到阴森的地下室。那瘦高的黑人从小办公室出来，我把存车卡交给他。他偷偷看了一眼矮子的警察制服，没说话，指着一部克莱斯勒。

德加莫坐进驾驶座，我坐在他旁边，矮子坐在后面。我们驶上斜坡，驶进夜晚潮湿寒凉的空气里。一辆闪着两盏红灯的大车在几个路口外朝我们开了过来。

德加莫朝窗外啐了一口，把克莱斯勒转向另一个方向。“是韦伯，”他说，“他奔丧又迟了一步。我们真是从他鼻子底下溜过去了，矮子。”

“我不太喜欢这样，警官。真是不太喜欢。”

“打起精神来，小子。你没准儿会回来办凶杀案呢。”

“我宁愿穿这身衣服混口饭吃。”矮子说。他的那点儿勇气很快就消失了。

德加莫飞快地一口气开过十个街区，才放慢了速度，矮子不安地说：“警官，我想你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但这可不是去警察局的路。”

“没错。”德加莫说，“从来都不是，对吗？”

他减慢车速缓缓而行，拐进一条住宅区的街道。那里的小房子都是一模一样的，都坐落在一模一样的小草坪后面。他轻轻踩了刹车，在路边滑行着，最后在街区的中段停了下来。他一只手搭到椅子背后，转头看矮子。

“你觉得是这家伙杀了她？”

“我不知道。”矮子紧张地说。

“有没有手电筒？”

“没有。”

我说：“车子左手边的小柜子里有一支。”

矮子摸索了一阵找出来，打开开关，白色的光束射出来。德加莫说：“看看这家伙的后脑勺。”

光束移动，停下。我听见矮子在我身后的呼吸声，而且脖子上能感觉得到他的气息。什么东西摸到了我后脑勺上的肿包。我哼了一下。手电光随之熄灭了，街上的黑暗再度涌进车里。

矮子说：“警官，我看他可能是被狠狠地打了一棍子。这我就不明白了。”

“那女人也被打了一棍子。”德加莫说，“虽然不是太明显，但的确有个印子。她先是被打晕，然后被剥光衣服，死之前肚子上被狠狠抓了几道，这样伤口才会流血，最后被勒死。整个过程很安静，为什么要这样干？而且那个公寓没有电话，是谁报的案，矮子？”

“见鬼，我怎么会知道？有个人打电话来，说第八街格兰那达公寓六一八号房有个女人被杀了。你进来时，韦伯局长还在找摄影人员。柜台说那人声音很低沉，好像是装的，没留下姓名。”

德加莫说：“那么，如果是你杀了那女人，你要怎么脱身？”

“我会走出去。为什么不？喂，”他突然冲我一吼，“你干吗不这样走出去？”

我没回答。德加莫用平淡的语气说：“矮子，你不会爬出六楼高的浴室窗子，打破另一扇浴室的窗子，从那里爬进一间陌生的、可能有人正在睡觉的公寓里，对吧？你也不会装成是那屋子的主人，也不会浪费那么多时间去报警，对不对？那女人可能在那里躺上一个星期。你不会把这种逃跑的好机会白白浪费掉吧？”

矮子好奇地说：“不会吧。我绝对不会去报警。但你知道这种性罪犯做事总是很古怪，他们和我们正常人不一样。这家伙可能有个帮手，而另一个家伙把他打昏，把他放在那里，让他逃不掉。”

德加莫咕哝着说：“别告诉我最后一点是你自己想出来的。我们坐在这里，知道一切答案的家伙跟我们坐在一起，一句话也没说。”他脑袋一转，盯着我，“你做了什么？”

“我不记得了，头上这一棒打得我脑袋里一片空白。”

德加莫说：“我们会帮你记起来，带你去山上，你可以安静地看星星，回忆一下。你会想起来的。”

矮子说：“警官，别这样，我们干吗不把他带到警察局按规定处理呢？”

德加莫说：“去他的规矩！我喜欢这家伙，我想跟他好好地长谈一下。他只是需要开导开导，矮子，他不过是有点害羞罢了。”

矮子说：“我可不想干这种事儿。”

“那你要干什么？”

“我要回警察局。”

“没人拦着你，小子。你走着回去吗？”

矮子沉默了一会儿，最后说：“好，我走路。”他打开车门，下去走到路边，“你知道我得报告这一切，警官。”

“对。告诉韦伯局长，这是我的请求。下一次他买汉堡时就不必买我那份了。”

“我不懂你在说什么。”他甩上门。德加莫一踩离合器发动了引擎。开出去不到两个街区车速就达到了四十英里。到第三个街区时，已经达到五十英里。到大街上时慢了下来，他向东转，才开始用正常速度往前开。除了几辆夜归的车从两旁滑过，整个世界都躺卧在凌晨寒冷的寂静中。

过了一阵，我们出了市区，德加莫平静地开口：“说说吧，也许我们可以解决这事。”

车子开上一段长长的上坡，然后又驶上了大街，拐过退伍军人医院旁边停车场似的庭院。在夜间海风吹来的雾气中，那些高高的三角枝形电灯笼着一层光环。我开始说话了。

“金斯利今晚到我公寓来，说他太太打电话给他。她急需一些钱。他让我把钱带给她，她知道如何认出我，让我在每一个钟头过十五分时去孔雀厅等。”

德加莫慢慢地说：“她是要逃跑，这说明她干了什么事，譬如谋杀。”他稍微抬起手，又落在方向盘上。

“她打过电话的几个小时后我到了那里。他们告诉我她把头发染成了棕色。她从我身边走出酒吧，我没认出来。我以前从没见过她本人，只见过一张拍得不错的照片，不过仍然不是很像。她叫一个墨西哥小孩进来把我叫出去。她只要钱，不愿意跟我谈话。我却要她告诉我究竟是怎么回事。最后她明白非跟我谈不可，才告诉我她住在哪里。她要我十分钟后再去。”

德加莫说：“需要时间布置陷阱。”

“是有陷阱，但我不确定她也参与了。她不想让我到公寓去，不想谈话。但她明白我在给她钱之前，必须要听她解释。所以，她的不情愿可能是在演戏，让我觉得我控制了状况。她演得不错。总之，我去了。我们谈话，她说的都没什么意义，直到我们谈到克里斯被枪杀。她马上有反应，太快了，说得太合情合理了。我告诉她，我要把她交给警方。”

韦斯特伍德镇在我们的北边溜过去。黑暗中只有一家通宵营业的加油站，还有遥远公寓里的几盏灯。

我说：“于是她拿出了枪。她是真的要朝我开枪，但是她离我太近了，我扭住她的手制伏了她，但就在我们扭成一团时，有个人从绿色帘子后走出来，狠狠地敲了我一棍子，等我醒来，一宗谋杀已经发生了。”

德加莫慢慢地说：“那敲你一棍子的人你看到了没有？”

“没有。但我感觉到、也瞄到一眼，是个男人，很高大。这个放在躺椅上，混在衣服堆里。”我从口袋里拿出金斯利那条黄绿相间的围巾，放在他膝上，“我看见金斯利今晚戴着它。”

德加莫低头看围巾，拿起来凑在灯光下。“这件事你是不可能很快忘记的，”他说，“它自己跳到你的眼前。金斯利，嗯？我真是没想到。然后呢？”

“有人敲门。我脑袋还很晕，意识还不是很清楚，而且有点痛。我浑身被泼了杜松子酒，鞋子和外套被脱掉，我看着、闻着大概都像是一个把女人衣服扯光，然后勒死她的人。所以，我从浴室窗户爬出去，尽可能地把自己清理干净，以后的你都知道了。”

“为什么你不待在你爬进去的那个屋子里？”

“有什么用？即使是湾城的警察也能很快发现我是怎么逃走的。如果我还有点机会，那就是趁被发现之前走出去。如果那里没人认识我，我就有机会离开那幢公寓楼。”

“我可不这样认为，”他说，“不过你这样试试没什么坏处。你对这案子的谋杀动机有什么看法？”

“为什么金斯利要杀她——如果是他干的？这不难理解。她骗他，给他惹了很多麻烦，威胁到他的生意，而且她杀过一个人。此外，她有钱，而金斯利想娶另一个女人。他大概害怕她会花钱洗脱罪名，逍遥法外，嘲笑他。如果她逃跑不成，被判刑，那她的钱他一毛也拿不到，而他得跟她离婚才能摆脱她。有太多的动机可以杀她。还有他看到让我当替罪羊的机会。不是绝对可行，但可以造成困扰和延误。杀人者如果不认为杀人后能逃脱，没几个会下手的。”

德加莫说：“那也可能是另外一个人，一个始终没出现过的人。即使金斯利去找她，仍然可能是另外一个人杀了她。这个人可能也杀了克里斯。”

“如果你喜欢这样想。”

他转过头来。“我并不喜欢。但如果我破了这案子，我就可以复职；如果我破不了，我会被调离。你说我是笨蛋。好，我就是笨蛋，金斯利住在哪儿？我知道怎样让人开口说话。”

“比佛利山，卡森大道九六五号。转向北边的山脚，大约再过五个街区。他家在左边，就在日落大道的下面。我从来没去过，但我知道怎么走。”

他把那条黄绿色相间的围巾还给我。“先放在你口袋里，到时候给他来个措手不及。”

35

那是一栋深色屋顶的两层楼白色房子。皎洁的月光洒在白墙上，像是一层刚涂上的白漆。前面的窗户都装了锻铁栏杆，阶梯式的草坪蜿蜒至门前，房子四周的草地则成放射状向外延伸，门斜装在一堵突出来的墙壁上。所有能看到的窗户都是黑漆漆的。

德加莫下车沿着车道走着，回头看了一眼车库。他走下车道，在房子的转角处消失了。然后我听见车库的门拉起和拉下的声音。不一会儿，他从消失的角落出现，对我摇了摇头，踩过草坪走到门前。他一手按门铃，一手从口袋里掏出一根烟来，衔在嘴里。

他转身背对着门点烟，火柴的火焰将他脸部的棱角照得更加分明。不久，门上方通风扇的灯亮了。窥视窗口被拉了起来。德加莫向应门的人出示警徽。门缓缓地，似乎很不情愿地打开了，他走了进去。

他在屋里大概只待了四五分钟。有几扇窗户的灯亮了一下，随后又熄灭了。然后他离开屋子往车子走来，门上方的灯马上就熄了，这幢房子又和我们刚到的时候一样，处在一片漆黑之中。

他站在车旁抽着烟，眼睛望着这条弯弯曲曲的小路。

德加莫说：“车库里有辆小车，厨子说是她的。没见金斯利的人影。他们说从今早就再没见到他。我也看了所有的房间。看来他们说的是实话。韦伯局长快黄昏时带了个指纹师过来，主卧室里到处都还留着采集指纹留下的白粉，可能正在和我们在克里斯家发现的比对。屋里的人没说韦伯局长来这儿有什么收获。金斯利——他现在会在哪儿呢？”

“任何地方，”我说，“路上、旅馆里，或许正泡着土耳其浴松弛神经。但得先试试他女朋友家，她叫阿德里安娜·弗罗姆塞特，住在日落大道上的布莱森大厦。得穿过市区，在布劳克·威尔什尔附近。”

德加莫钻进驾驶座，问：“她干什么的？”

“金斯利办公室里的大小事都由她管，下班后他身边更少不了她。她可不是花瓶，她有头脑、有气质。”

德加莫说：“这下子她可以大显身手了。”他把车开到威尔什尔，然后向东边驶去。

二十五分钟后我们来到了布莱森大厦，是一座灰泥色的大楼，前院种着高高的椰子树，院子里的灯有些破旧。入口在一个L形的大理石阶上方，经过一道拱门进入大厅。大厅很大，地毯很蓝，四周装饰着阿里巴巴式的大油壶。柜台处有个管理员值夜班，那管理员留了一嘴像是会扎人的小胡子。

德加莫不理会管理员，经过柜台径自向那敞开的电梯走去。电梯旁一个满脸倦容的老人坐在高脚凳上等客人。管理员像个勇敢的自卫队员一样扑过来抓住德加莫的背。

“请等一下，你们找谁？”

德加莫停住脚步，回头不解地看着我，问：“他问我们找谁？”

我说：“没错，但别揍他。他是这么说的。”

德加莫舔舔嘴唇。“我知道，但我常常怀疑别人是怎么用这句话的。”然后他告诉管理员，“喂，老兄，我们要到七一六室，有意见吗？”

“当然有，”管理员冷冰冰地说，“我们不能通报会客了，现在是——”他伸手将手腕下长椭圆形的表面翻上来，很快地看了一下说，“凌晨四点二十三分。”

德加莫说：“我知道这时候你们不通报会客，所以没麻烦你，明白了吗？”说着，他从口袋里掏出一枚警徽，拿在手上，让灯光照亮上面金色与蓝色的彩釉，“警察。”

管理员肩一耸。“很好。希望没什么问题，我还是帮你们通报一下。你们的名字是？”

“德加莫警官和马洛先生。”

“七一六室。阿德里安娜·弗罗姆塞特小姐。等一下。”

他走到玻璃屏风后面。过了好一会儿，我们听到他在打电话，之后他出来向我们点点头。

“阿德里安娜小姐在家，请你们上楼。”

“这话可真让我松了口气。”德加莫说，“你不用麻烦去通知警卫上来了，我对警卫过敏。”

管理员冷冷地一笑，我们进了电梯。

七楼的走廊静悄悄的，阴森的长廊好像没有尽头。我们终于看到一扇门上写着：716，数字外环绕着一圈金箔的小叶子。德加莫按了下门旁的象牙色门铃，屋内的铃声响起。门开了。

阿德里安娜·弗罗姆塞特穿着睡衣，外面罩着一件厚浴袍，脚上踩着一双羽毛高跟拖鞋，蓬松的头发有些乱，脸上是擦过面霜后剩下的一点淡妆。

狭窄的起居室里有好几面漂亮的椭圆形镜子，蓝色的斜纹缎子盖在灰色的古典家具上。这些不太像是一般的公寓家具。她在一张细长的双人沙发上坐下，靠在那里，若无其事地等着我们先开口。

我说：“这位是湾城的德加莫警官。我们在找金斯利，他现在不在家里，我们想你应该知道他的行踪。”

她连看都不看我们，说：“事情很急吗？”

“是的，出事了。”

“出了什么事？”

德加莫粗暴无礼地说：“我们只是要知道金斯利在哪儿。没时间跟你细说。”

她毫无表情地看看他，回头再看着我说：“马洛先生，你最好告诉我。”

我说：“我带了钱去到那里，按约定找到了她。去她公寓跟她谈话。突然有人从窗帘后出现，从背后攻击我。我没看见袭击我的人。醒来后她已被杀害了。”

“被杀死了？”

我说：“被杀死了。”

她闭起那双漂亮的眼睛，收起可爱的嘴角，站起身，耸了一下肩，朝大理石面的小桌子走去，从浮雕小银盒里拿出一根烟点着，空洞的目光停留在桌上。她的手慢慢地将火柴摇熄，但速度越摇越缓，手停了火柴还烧着。她把它丢进烟灰缸，然后转过身来。

她说：“我想我该尖叫或是……但我似乎对这件事一丝感觉也没有。”

德加莫说：“现在我们没兴致体会你的感受。我们只想知道金斯利在什么地方，说不说随你，但别装模作样，请你赶快作个决定。”

她平静地问我：“这位可是湾城的警官？”

我点点头。她摆出迷人又高傲的姿态，缓缓转身走向他。“关于这件案子，请问你是凭哪一条法律在我家里像个无赖似的大呼小叫的？”

德加莫面无表情地看着她。他笑着走过房间，一双长腿叉开坐入一张绒毛椅里。他向我挥着手。

“好吧，你来。反正我一切事务都可以找洛杉矶的那帮小子来协助，只是等到有时间跟他们解释时，已经是下星期二了。”

我说：“弗罗姆塞特小姐，如果你知道他在哪里或是要去哪里，请告诉我们。你知道我们必须找到他。”

她冷静地问：“为什么？”

德加莫笑了起来：“这宝贝儿可真了不起，”他说，“她认为他老婆被干掉了，我们还应该对她保密。”

我对他说：“她可比你想象中的聪明。”他冷静地吸吮着拇指，眼睛则无礼地上下打量着她。

她说：“就是因为非得让他知道这件事吗？”

我从口袋里掏出一条黄绿色相间的围巾，在她眼前抖开。

“这是在她被谋杀的公寓发现的，我想你见过。”

她看看围巾，又看看我，都没什么表示。“马洛先生，你要找的秘密也太多了，看来你还不是一位优秀的侦探。”

我说：“我是在找，希望能找到。至于我是否是个优秀的侦探，这你无从得知。”

德加莫插嘴：“太妙了。你们俩真是对好搭档，只差个特技师跟在后头。但现在——”

她打断他的话，好像他根本不存在。“她是怎么被杀的？”

“她是被掐死的，衣服被剥光，身上有深深的抓痕。”

她镇静地说：“德雷斯不会做这种事。”

德加莫哼了一声。“小姐，没有人知道另一个人会干出什么事的，这点警察可清楚得很。”

她仍不愿瞧他一眼。用平静的语调说：“你是想知道我们离开你的公寓后去了哪里，他是否送我回家——诸如此类的事？”

“是的。”

“假如我们一直在一起，那么他就没时间去海滩那边杀她。对吗？”

我说：“这只是其中一个环节。”

她慢条斯理地说：“他没送我回家，离开你家不到五分钟，我就在好莱坞大道自己拦了辆出租车。之后我再没见到他，我想他是回家去了。”

德加莫说：“通常有两下子的女人，都会极力替男友弄个有力的不在场证明。不过什么样的人都有，不是吗？”

阿德里安娜·弗罗姆塞特对我说：“他很想送我回家，但真的很不顺路，况且我们两个都累了。我实话实说，是因为我知道这案子与他不相干。如果我认为是他干的，我就不会告诉你了。”

我说：“这么说他有充分的时间。”

她摇摇头。“我不知道，我不知道那需要多少时间。至于他去了哪里，我也不知道。那女人也没通过我传达。什么也没对我说。”她深色的眼珠子在我的眼里搜索探寻着，“这就是你要知道的秘密吗？”

我把围巾折起来放进口袋。“我们要知道他现在在哪里。”

她看着我把围巾收入口袋，一直瞪着。“我无可奉告，因为我真的不知道。你说你被偷袭，是说被打晕了吗？”

“没错，有人躲在门帘后袭击我。目前还没查出来是谁干的。当时她拿枪指着我，我忙着夺枪。毫无疑问是她开枪杀了克里斯。”

德加莫突然站起来，咆哮着：“你们说得真热闹。但是都没有用。我们走。”

我说：“等等，我还没完。弗罗姆塞特小姐，假设他有心事，某种深深困扰着他的心事——他今晚看起来就是那样子；再假设他对整件事比我们都清楚——或比我更清楚——而且知道事情将如何发展，这时候他会想去个安静的地方思考该怎么办。他会不会这样？”

我停下不说话，等着她回答，一旁的德加莫已显得不耐烦了。隔了一会儿，她平板地说：“他不会跑掉或躲起来，因为他跑不掉也躲不掉。但他也许需要点时间想想。”

“一个陌生的地方，旅馆，”我回忆着在克里斯特尔公寓听到的故事，“或是一个更僻静的地方。”

我四下看了看，想找电话。

阿德里安娜·弗罗姆塞特说：“卧室里。”她马上明白了我在找什么。

我穿过房间，走进另一扇门，德加莫紧跟着过来。卧室的主色是象牙白和淡玫瑰色。一张没有床尾板的大床，摆着一个被压出凹陷头形的枕头。嵌入式的梳妆柜上方悬着面镜子，梳妆柜上的盥洗用具闪闪发亮。浴室的门没关，里头的瓷砖是深紫红色的。电话就在床边的小桌上。

我坐在床缘上，手轻拍着阿德里安娜·弗罗姆塞特的头曾经睡过的地方，拿起话筒，请接线员帮我接通长途电话，呼叫狮角的巴顿警长。我说明一定要和他本人说话，事关重大。我放回话筒，点了根烟。德加莫双脚叉开站着，横眉竖目地望着我，一脸强悍，毫无倦容，看样子快要发脾气了。他吼道：“现在又要怎样？”

“等着瞧吧。”

“这儿到底谁说了算？”

“是你要我做的——除非你要洛杉矶的警察来做。”

他用拇指擦着火柴，看着它烧起来，然后深深地呼一口气把它吹熄。他丢掉火柴，拿起另一根叼在嘴里咬着。稍后电话响了。

“狮角的电话接通了。”

电话线那端巴顿的声音睡意正浓。“喂，我是狮角的巴顿。”

我说：“我是洛杉矶的马洛，记得吗？”

“当然记得，小子。虽然我还没全醒。”

我说：“帮我一个忙。虽然说不出为什么非得帮我不可。你去或派人去小鹿湖看看金斯利有没有在那里。但别让他看见你。查他的车子有没有在小木屋外面，或是灯有没有亮。看看他有没有睡。然后尽快给我电话。我马上上山来。你可以帮我吗？”

巴顿说：“但如果他要离开，我可没理由拦住他。”

“我现在身边有位湾城的警官想问他有关谋杀案的事。但不是你那件，是另一件。”

电话里有一阵沉寂。巴顿说：“你不是在玩什么把戏吧，小子？”

“不是！尽快给我回电话，顿布里奇二七二二。”

他说：“这大概得半个小时。”

我挂了电话。德加莫笑了。“有什么让你发现了，而我还不知道？”

我从床上站起来。“不是，我只是从他的角度思考。他不是个冷血杀手，之前不管有什么火气，现在也应该熄灭了。我想他会去他所知道的最遥远、最安静的地方——修整一下。几个钟头内，他可能会有所行动。如果你能在他行动前找到他，会对你比较有利。”

德加莫冷冷地说：“除非他一枪轰了自己的脑袋，这种家伙最容易干出那种事来。”

“所以你必须先找到他。”

“没错。”

我们回到起居室。阿德里安娜·弗罗姆塞特从小厨房里探出头来，说她正在煮咖啡，问我们要不要喝一杯。我们围坐在一起喝咖啡，像在火车站给朋友送行。

约莫二十五分钟后，巴顿打电话来。说金斯利的小木屋亮着灯，而且有辆车停在小木屋旁。

36

我们在阿尔罕不拉吃了点早餐，把油箱加满，离开七十号公路，超越了几辆大货车，进入一片绵延起伏的乡间牧场。我开车，德加莫双手插在口袋里，情绪恶劣地坐在一旁。

我看着窗外粗壮的橘子树，像车轮上的辐杆一样从我们身边掠过。我听着轮胎摩擦地面发出的声音。因为缺少睡眠，加上情绪过于激动，我觉得浑身疲惫不堪。

我们到了圣·迪马斯南部那个长长的斜坡，经过这道斜坡，下去就是波蒙那市。这里是多雾地带的末端，半沙漠地区开始的地方。阳光明亮干燥，就像清晨喝的陈年雪利酒。到了正午像火炉一般炎热，夜晚一来，温度像块砖头下落般地骤降。

德加莫嘴里叼着根火柴棒，轻蔑地说：“韦伯昨晚给我个大难堪，他说要和你谈，你们到底谈了些什么？”

我说没什么。他看我一下又往别处看，手伸出窗外挥着。“我不会住在这种鬼地方，请我来都不要。还是早上，空气已经发臭了。”

“我们快到安大略湖了，到时候转上富希尔大道，你会看到连续五英里全世界最好的银桦树。”

我们来到镇中心，继续沿着宽广的大路，朝北往尤斯里德方向开去。德加莫对着那些银桦树不屑一顾。

过了一会儿他说：“淹死在湖里的是我的女人。从案发到现在我一直无法进入办案核心，所有的事都令人气愤。如果让我见到比尔·切斯那家伙——”

“你惹的麻烦够多了。”我说，“竟然让她逃避了杀害阿尔莫太太的罪责。”

我看着窗玻璃的正前方，我知道他正转头盯着我看，但不知他的手在做什么，也不知他脸上是什么表情。很长一段时间后他才开口，咬牙切齿。“你是疯子还是什么？”

“我不是，你也不是，你跟所有熟知这件案子的人一样，非常清楚弗罗伦斯·阿尔莫不是自己下床到车库去的，她是被抬去的，你知道。这就是为什么塔利要偷她的鞋，那双鞋从未在水泥地上走过。你知道阿尔莫在康迪那里曾在他老婆手臂上打了一针，那一针的剂量用得恰到好处。他知道怎么打针，就如同你精通怎么去虐待一个既没钱又没地方睡觉的流浪汉。你知道阿尔莫医生并没有用吗啡谋杀他老婆，如果他想杀掉她，吗啡会是他无计可施时的下下之选。所以你知道凶手另有其人，而阿尔莫医生只是事后把她抱到车库并把她留在那里——技巧性地趁她活着时让她吸入一氧化碳，医学上会判定她是窒息而死。这些你都知道。”

德加莫柔和地说：“兄弟，你怎么让自己活到今天的？”

我说：“那是因为我没掉进太多的陷阱，也没被专门耍威风的家伙给吓着了。只有无耻的家伙才会干出阿尔莫医生做的那种事，也只有心里有鬼、见不得人，自己又害怕得要命的无耻之徒才会做出那种事。技术上而言他的谋杀罪名是成立的，但我认为这不是重点。当然，他可能花了很多时间去证明她昏迷得多么严重，是没法子救的。但事实上是谁杀了她呢？你知道是那女人杀了她。”

德加莫笑了。笑声令人不悦，不仅丝毫没有欢快的气氛，也没有意义。

我们到了富希尔大道，再转往东驶去。我觉得天气还是很凉，但德加莫却在冒汗。因为身上别着枪，所以他无法脱掉外套。

我说：“哈维兰德这女人和阿尔莫有染，他老婆可一清二楚。她威胁过阿尔莫。我是从她父母那儿得知的。哈维兰德这女人对吗啡了如指掌，从哪里可以弄到，该用多少。当她照顾弗罗伦斯·阿尔莫上床后，这房子里就只有她们俩。这对她可是绝佳时机，装个四五克在针筒里，用先前阿尔莫医生用过的针筒打进当时没有意识的弗罗伦斯·阿尔莫体内。她必死无疑，说不定阿尔莫回家前就死了。结果他回来发现她死了，问题变成了他的。他必须想办法解决。没有人会相信毒死他老婆的另有其人。没有人知道这些情况。但是你知道，除非你比我想象中的还傻。你替这女人把事情遮过去了，你还在爱她。你吓得她跑出这座城市，避开危险，到没人找得到的地方，但毕竟让凶手逍遥法外。你被她牵着鼻子走，她这样控制着你，你为什么还要上山去找她？”

他粗声粗气地说：“我怎么知道该上哪里去找？稍微解释一下，不会太麻烦你吧？”

我说：“一点也不。她讨厌比尔·切斯，讨厌他酗酒，讨厌他的脾气和他无聊的生活。但她得有钱才能扭转一切。她认为自己手上有阿尔莫大夫的把柄，所以很安全，于是便写信向阿尔莫大夫要钱。阿尔莫派你去找她谈。她没告诉阿尔莫她目前所使用的名字，住在哪里，或怎么生活这些细节。信上只要写狮角的哈维兰德收，这样她便可收到，她只顾着要钱。但没人用哈维兰德这个名字与她联络，也没人把她和这个名字联系起来。你有的不过是张老照片，和你惯有的恶劣举止，但这些在这儿没有用。”

德加莫暴躁地说：“是谁告诉你她向阿尔莫要钱的？”

“没有人告诉我，我得给发生的事情寻找解释。假设克里斯或金斯利太太知道穆里尔·切斯是谁，并且去告发她，那么你就会知道在哪里可以找到她，也知道她使用什么名字。可是你并不知道这些事。所以说关键就在山上唯一知道她真实身份的人，那就是她自己。因此我认为是她写信给阿尔莫大夫的。”

他终于说：“好吧，算了，现在也没什么意义了，就算我真的是个笨蛋，那也是我的事。碰到相同的事情，我还是会这样做。”

“没关系。”我说，“我也没打算给谁找麻烦，更不会是你。我只是尽可能地把事情告诉你，免得你把不是金斯利犯的谋杀案也算到他头上。如果真是他犯的案子，那当然得找他。”

他问：“你讲了半天为的就是这个？”

“正是。”

他说：“我还以为你讨厌我！”

“我现在不讨厌你了，”我说，“早就过去了。我恨人的时候会很强烈，但不会太久。”

我们经过山坡上辽阔的沙色葡萄园，过了一会儿便到了圣贝纳迪诺，我没停留，穿过这座城市继续往前开。

37

海拔五千英尺的山上，天气还没有开始转暖。我们停下来喝了罐啤酒。当我们回到车里，德加莫从他腋下的枪套里拿出枪来检视。那是一把点三八口径的史密斯韦斯手枪，枪体是点四四的，是把好枪，用起来像点四五的一样令人满意，但有效射程更大。

“你不需要这个，”我说，“他是个很壮的大个儿，但不是那种鲁莽的人。”

他把枪放回去，哼了一声。我们不再交谈，没什么可说的了。车子在陡峭的山壁上围着白色的垣墙绕来绕去，有些地方是用粗重的锁链网着石块砌成的墙。我们经过高大的橡树，再往上走橡树就没那么高了，而松树却越来越高。最后我们来到狮湖尽头的那个水坝上。

我停下车，哨兵把枪背在身上走近车窗。“通过水坝前，请关上车窗。”

我伸手摇上我身后的车窗。德加莫像平时一样亮出警徽。“不必了，老兄，我是警察。”

哨兵面无表情，坚定地注视着他。“请关上车窗。”用着先前同样的腔调。

“神经病。”德加莫说，“你这个当兵的是个神经病。”

“这是命令。”哨兵说，他的下巴肌肉微微地胀起来，灰色的大眼睛瞪着德加莫，“这不是我定的命令，先生，摇上车窗。”

“如果我命令你去跳湖呢？”德加莫冷笑。

哨兵答：“搞不好我会跳，我很容易受惊的。”他皮革般强韧的手拍拍他的来复枪。

德加莫转过头，关上他那边的车窗。我们驶过水坝。中间与另一头各有一个哨兵。第一个哨兵一定用手电筒打了信号。他们监视似的盯着我们，一点也不友善。

我驶过花岗岩石堆，往下经过一片杂草丛生的草地。外面是和前天一样鲜艳的裤子、短裤、大手帕，一样的微风、金色的阳光、晴朗的天空，一样的松针味道，一样的山上夏天的清凉柔和。但那似乎是一百年前的事了，有什么东西在时间里凝固了，像琥珀里的一只苍蝇。

我转向小鹿湖的方向，绕过巨石，经过那哗哗作响的瀑布。通往金斯利的土地的那扇门是开着的，巴顿的车停在路上，朝着湖，从那里是看不到什么的。车内没有人。挡风玻璃上的卡片仍然是：让吉姆·巴顿继续当警长，他上年纪了，没法另找工作了。

紧靠着巴顿车子的是一辆双人座小汽车，车子很破旧，车头朝着相反的方向，车里有一顶猎帽。我把车停在巴顿的车的后面，锁上后从车里下来。安迪从那辆小车中出来，木然地注视着我们。

我说：“这是湾城警局的德加莫警官。”

安迪说：“吉姆就在山脊那边。他在等你，还没吃早餐。”

我们踏上去往山脊的路，而安迪进了车子。路边往下去是个小小的蓝湖。湖那头金斯利的木屋似乎毫无动静。

“这就是那个湖。”我说。

德加莫沉默地往下看着。他的肩膀在猛烈地起伏，只说了句：“让我们去捉那浑蛋。”

我们继续往前走，巴顿从一块岩石后面出来。他仍然是牛仔帽、咔叽布裤子，衬衫扣子直扣到他的粗脖子下面，左胸上的星徽仍有一点凹痕。他的下巴蠕动着，嘴里嚼着。

“真高兴又看到你了。”他说，但却看着德加莫。

他抽出手与德加莫的粗硬手掌握了握。“上次我见到你时你用的是另一个名字。秘密办案吧，我想你会这么说，我也没好好招待你，真是抱歉。我想我早就知道你那张照片上的人是谁了。”

德加莫点点头，没说话。

“如果我当时机警点，找对了方向，会省下很多麻烦。”巴顿说，“搞不好能挽救一条人命。我有些难过，但我又不是那种伤心起来没完没了的人。我想我们先坐下来，你告诉我现在该怎么做。”

德加莫说：“金斯利的老婆昨晚在湾城被杀了，我得跟他谈谈。”

“你怀疑他？”巴顿说。

德加莫咕哝一声。“我还想知道他是怎么干的。”

巴顿揉着脖子，看着湖那头。“他根本没踏出木屋，好像还在睡觉。今天早上，我到木屋四周查看，收音机开着，我还听到好像有人以及瓶子、杯子碰撞的声音。我没有打草惊蛇，这样做对吧？”

“我们现在就过去。”德加莫说。

“你带了枪吗，警官？”

德加莫拍拍他的左臂里侧，巴顿看着我，我摇了摇头，表示我没枪。

巴顿说：“金斯利说不定也有枪。我可不希望这里有枪战，那对我没好处。我们这里不是那种地方，你看起来似乎是个快枪手。”

“我动作是很快，”德加莫说，“如果你是这个意思的话。我要跟这家伙说话。”

巴顿看看德加莫，看看我，又看看德加莫，扭头吐出一口烟草汁。

“我所知道的情况还不足以要我逮他。”他固执地说。

于是，我们坐下来把事情的经过告诉了他。他安静地听着，眼睛眨也不眨。最后他对我说：“你替人工作的方式挺有趣的。我觉得你们根本被误导了。我们过去就会知道。我第一个进去——万一你们的判断是对的，金斯利就会有枪，还会狗急跳墙。我肚子大，目标很明显。”

我们站起来，走上湖边那条长长的路。来到小码头时，我问：“警长，他们对她进行解剖了吗？”

巴顿点点头。“她确实是淹死的。对这一点他们非常肯定。不是先被刀杀死或枪杀或头部先被攻击。她身上有很多伤痕，但实在太多了，也就没意义了。而且那不是一具很完好的、容易解剖的尸体。”

德加莫神色苍白，一副气恼的样子。

“我应该告诉你的，警官。”巴顿温和地说，“这的确有点难以接受。你好像跟那女的很熟。”

德加莫说：“别说了，办我们该办的事。”

我们沿着湖岸走，来到金斯利的木屋。走上粗重的台阶。巴顿很快地走过门廊来到门口，他试了试纱门，没扣上。他把它打开又试着开房门，也没上锁。但他没打开门，握着门钮。德加莫上去拉住纱门，然后巴顿才打开房门，我们进了屋。

金斯利闭着眼睛，仰面躺在一把很深的椅子里，身旁的壁炉是冷的。他旁边的桌子上有一只空杯子和一个几乎空了的威士忌酒瓶。房间里全是威士忌的味道。酒瓶旁的碟子堆满了烟蒂。烟蒂上扔着两个捏扁的空烟盒。

屋子的窗户紧闭，里面很热。金斯利穿着一件毛衣，脸色通红，显得很疲惫，他打着鼾，手垂在椅子的扶手外，指尖触地。

巴顿走到离他只有几英尺的地方，静静地看了他许久，才开口说话。

“金斯利先生。”一种冷静平稳的腔调，“我们得跟你谈一谈。”

38

金斯利抽搐似的动了动，睁开眼睛，转动着眼珠，头却没动。他看看巴顿、德加莫，最后看看我。他的眼睛涩重，但目光锐利有神。他缓缓地坐起来，用手磨搓着两颊。

“我睡着了，”他说，“几个小时前睡着的。大概是醉了，我原本没想醉成这样。”他垂下手。

巴顿说：“这是湾城警察局的警官德加莫。他要跟你谈谈。”

金斯利看了德加莫一眼，目光又移过来注视着我。再开口时，他的声音显得清醒、平静，但却非常疲惫。“你让他们抓到她了？”

我说：“我很想，但我没有。”

金斯利看着德加莫，思考着我的话。巴顿让前门开着。他拉开前面两扇百叶窗，打开窗户。然后在靠近他们的一张椅子上坐下，双手交叉搭在肚子上。德加莫怒视着金斯利。

“你太太死了，金斯利先生。”他粗鲁地说，“如果这对你还是新闻的话。”

金斯利瞪着他，舔了舔嘴唇。

“他还能接受吗？”德加莫说，“把围巾给他看。”

我拿出那条黄绿相间的围巾晃了晃。德加莫用大拇指一指说：“你的？”

金斯利点头。他又舔了舔嘴唇。

“你太不小心了，把它丢在那儿了。”德加莫说。他的呼吸沉重，鼻子紧缩，深深的皱纹从鼻孔拉到嘴角。

金斯利平静地说：“我丢在哪里？”他没怎么看那条围巾，也根本不看我。

“湾城第八街的公寓大楼，六一八号房，记起来了？”

金斯利迟缓地抬起眼看看我。“她住在那里？”他吸了口气。

我点点头。“她不要我去。但除非她跟我讲话，否则我不会给她钱。她承认杀了克里斯。她拿出枪，想用同样的方式对付我。有人从门帘后冒出来，把我打晕，我没看见他，我醒来时她已经死了。”我告诉他她是怎么死的，还有她的死状。我也告诉他我所做的与我所经历的。

他听着，脸上纹丝不动。我讲完了，他指着那条围巾轻轻做了个手势。“那与这个有什么关系？”

“警官认为这是你躲在那个公寓里的证据。”

金斯利想了想，似乎没有马上会意过来。他往后一靠，头枕在椅背上。“继续说，”他终于开口，“我想你知道在说些什么。但我完全不明白。”

德加莫说：“行了，别装傻了，看你能装出什么。你可以从昨晚开始解释，把你的那个女人送回家后，你都做了什么？”

金斯利平静地说：“你是指阿德里安娜·弗罗姆塞特吗？我没送她。她乘出租车回家的。我原想自己回家，但没有，而是来到这里。我想这段旅程、夜里的空气和这里安静的夜晚或许有助于我把事情弄清楚。”

“听听，”德加莫嘲讽地说，“把什么弄清楚？我可以知道吗？”

“把所有烦恼的事弄清楚。”

“哼，把你老婆掐死，还在她肚子上乱抓，这种小事怎么会让你太烦恼呢？”

“嘿，年轻人，不应该这样说话。”巴顿从后面插话，“话不是这样说的，你还没有足够的证据。”

“没有？”德加莫转向他，“这条围巾是什么，胖子？这不是证据？”

“你所说的跟这围巾都没什么关系——我听到的没有一项是。”巴顿平心静气地说，“还有我并不胖，只不过肉多一点而已。”

德加莫轻蔑地调转头去。他手指着金斯利，厉声说：“我想你根本没去湾城。”

“没有。我为什么要去？马洛在处理这件事。而且我不了解你为什么认为围巾是重点。是马洛戴着它的。”

德加莫生了根似的站在那里，非常愤怒。他极其缓慢地转过身，用他那阴险愤怒的目光瞪着我。

“我不明白，”他说，“我真是不明白。是不是有人在跟我开玩笑？是不是你？”

我说：“我只说这围巾就是公寓里的那条，而且那晚稍早些时候我看金斯利戴着，你好像只想知道这些。我大概也说了，后来我戴上这围巾，好让要与我们碰面的女人更容易辨认。”

德加莫后退着离开金斯利，靠在火炉边的墙上。他用左手的大拇指与食指拉着下唇，右手松垂，手指有些弯曲。

我说：“我告诉过你，我见过的金斯利老婆只是一张照片，因此我们两人约定碰面，得有其中一人有把握认出对方才行。既然这样，这一条围巾显然有利于辨识。事实上我以前见过她一次，但当时我并不知道，我没能立刻就认出她。”我转向金斯利，说，“法尔布鲁克太太。”

“我记得你说过法尔布鲁克太太是那房子的房东。”

“她那时是这样说的，我也相信了，为什么不呢？”

德加莫的喉咙发出点声响，眼神有些疯狂。我告诉他关于法尔布鲁克太太的种种，她的紫色帽子、慌张的样子，还有她拿着的没子弹的枪，以及她怎样把枪给了我。

我说完，他小心地问：“我没听到你把这些告诉韦伯局长。”

“没有，我不想承认三小时前我已去过那房子，也不想承认在报警之前，我去跟金斯利说了这件事。”

“这事我得跟你好好算算账。”德加莫冷笑道，“天啊，我真是个大笨蛋。你付了多少钱给这家伙来帮你掩盖谋杀案啊，金斯利？”

金斯利空洞地回答：“他平常的价码。如果他能证明我太太没有谋杀克里斯，另有五百美元。”

“真可惜他赚不到了。”德加莫嘲讽道。

我说：“别傻了，我已经赚到了。”

屋内静了下来。那是一种似乎随时会被一声响雷炸开的寂静。但并没有响雷，寂静持续着，像一堵沉重结实的墙。金斯利在椅子上移动了一下，隔了许久才点点头。

我说：“没有人比你更清楚了，德加莫。”

巴顿的脸就跟一块木头一样毫无表情。他无声地看着德加莫，根本不管金斯利。德加莫注视着我两眼之间的一点，但他的心神似乎根本不在这间房子里，而更像是在眺望远处，譬如峡谷后的远山。

似乎过了很久，德加莫轻声说：“为什么？金斯利老婆的事我一点也不知道。就我所知，我从没见过她——直到昨晚。”

他眼皮下垂，出神地看着我。他确实知道我要说什么，我就说了。

“昨晚你根本没有看到她。因为她已经死了一个多月了，被淹死在小鹿湖里。你看见死在公寓里的女人是哈维兰德，而哈维兰德就是穆里尔·切斯。既然金斯利太太早在克里斯被枪杀前就死了，因此杀克里斯的不可能是金斯利太太。”

金斯利放在椅子扶手上的拳头握紧了，但他没出声，一点声音也没有。

39

又一阵凝重的寂静。巴顿用他那谨慎缓慢的腔调打破沉寂。“这种说法有点叫人捉摸不透，是不是？比尔·切斯会不认得他自己的老婆吗？”

我说：“在水里泡了一个月之后？穿着他老婆的衣服、戴着他老婆的首饰？而且在水里泡过的金发与他老婆的一样，还有一张几乎无法辨认的脸？为什么他要怀疑？她留下的便条可能是表示要自杀。她跑了。他们吵过架。而她的衣服、车子都不见了。在她跑掉的那个月，他没有她的任何消息。他不知道她去了哪里。然后一具穿着穆里尔·切斯衣服的尸体从水底浮上来。一个身高跟她老婆差不多的金发女人。如果有人怀疑这女人是冒牌的，这些不同之处就会被查出来。但没有理由怀疑。克里斯特尔仍然活着，跟克里斯私奔了。她把车丢在圣贝纳迪诺，从埃尔帕索拍了封电报给她丈夫。对比尔·切斯来说，是她毫无问题。他根本不会想到是她，她从哪方面来说都跟她毫无关系，他有什么理由会想到是她呢？”

巴顿说：“我应该想到这一点。但即使想到，我也会很快地排除，太不合常理了。”

“初看之下是的，”我说，“但仅仅是表面而已。如果那尸体一年没从湖里浮上来，或者永远不浮上来，除非人们特意去打捞，穆里尔·切斯就消失了，没有人会再花时间去找她。我们大概再也不会有她的消息。金斯利太太的情况则完全不同，她有钱，有各种关系，还有一个焦急的丈夫。最后，就跟以前一样，会被找出来。但不是很快，除非有人开始怀疑。要真相大白可能得好几个月的时间。也许会到湖里去找，但沿着她的路线寻找，会证实她确实离开了湖，下了山，甚至远在圣贝纳迪诺，火车在那里往东走。那么就永远不会有人来这个湖里找。即使去找了，发现了尸体，也没有什么机会准确地辨认那具尸体。比尔·切斯将因企图谋害妻子被捕。就我了解，他很可能会认罪。这样，湖里的尸体就这样被认定了。克里斯特尔将仍然失踪，成为一个解不开的谜。最后会认为她一定出了什么事，死了。但没人知道是在何时、何地、怎么发生的。要不是克里斯，我们可能没办法现在来谈这些。克里斯是整件事的关键。在克里斯特尔被认为应该离开这里的那晚，他在圣贝纳迪诺的旅馆。他看见了一个女人开着克里斯特尔的车，穿着克里斯特尔的衣服。当然他知道她是谁。但他不需要知道有什么不对劲。他不必知道那是克里斯特尔的衣服，或者那女人把克里斯特尔的车子停在旅馆停车场。他所知道的是他遇见了穆里尔·切斯。剩下的就由穆里尔·切斯掌控。”

我停下来，等着看有谁要说话。巴顿坐着，动也不动，他肥胖无毛的手舒适地抱着肚子。金斯利仰靠在椅子上，眼睛半闭着，一动不动。德加莫靠着火炉边的墙，脸色苍白，表情冷淡，一个城府颇深的硬汉。

我继续说下去。

“如果穆里尔·切斯装扮成克里斯特尔，那就是她谋杀了她，这是显而易见的。好吧，那我们来看看。我们知道她是谁，是怎样的女人。在她遇见比尔·切斯并嫁给他之前，她就杀过人。她以前是阿尔莫诊所的护士兼搭档，她巧妙地谋杀了阿尔莫医生的太太，阿尔莫不得不替她掩饰。此外，她还嫁给了湾城警察局的一个男人，这男人也是愚蠢到帮她掩盖罪名。她对男人有一套，要他们做什么，他们就做什么。我对她的了解还不够多，不明白她是如何做到的，但她的记录可以证明。她对克里斯所做的事也可以证明。显然，谁妨碍了她，她就干掉谁。金斯利太太也妨碍了她。我不是有意要讲这些，但现在没关系了。克里斯特尔也是会驾驭男人的，她找上比尔·切斯，然而比尔·切斯的老婆可不是能够咽得下这口气的人。还有，她烦透了这山上的生活——肯定已经很久了——所以想逃走。但她需要钱。她试过跟阿尔莫医生要，反而让德加莫上来找她。这让她吓坏了。德加莫是那种你永远捉摸不清的家伙。所以，她对他不是很放心，对不对，德加莫？”

德加莫移动了一下。“你时间不多了，”他冷冷地说，“趁现在还能讲，就快讲吧。”

“哈维兰德并不是一定非要克里斯特尔的车子、衣服和证件等不可，但这些对她有用。克里斯特尔手边的钱一定很有帮助，金斯利也说她习惯带一大笔钱在身上。她也必定有些珠宝，可以变卖成现金。这些让杀克里斯特尔变成了一件合理可行的事。讲完了动机，我们来讲方法与机会。

“机会来了，她跟比尔吵了架，他跑去买酒喝。她了解她的比尔，会醉到什么程度，会离开多久。她需要时间，那是基本条件。她必须假设时间够用，否则整件事就泡汤了。她得收拾好自己的衣服，放在自己车里，开到浣熊湖，藏在那里，这些衣服一定得藏起来。她走路回来，杀掉克里斯特尔，给她穿上穆里尔·切斯的衣服，把她沉到湖里。这些都要时间。至于谋杀的方法，我猜想她是把她灌醉，打她的头，然后把她淹死在这木屋的浴缸里。合理而简单。她是护士，知道怎样处理尸体，也会游泳——我们从比尔那儿知道她水性很好。而且一具淹死的尸体是会沉下去的。她要做的只是把它带到她想要的水深的地点。对一个会游泳的女人来说，这并不费劲。她做到了。她穿上克里斯特尔的衣服，把她想要的东西装进行李箱，放进克里斯特尔的车里，离开。然后在圣贝纳迪诺，她碰见她的第一个障碍，克里斯。

“克里斯认出她是穆里尔·切斯。我们没有任何理由或证据怀疑他会认不出她是谁。他在这山上见过她，而这回可能克里斯是在又要上山的路上碰见她。她不希望这事发生。克里斯将会发现木屋上了锁，可能他会去找比尔讲话。而她的计划是比尔绝不能知道她离开了小鹿湖。因此，如果到时候尸体被发现了，他会辨认出来。所以，她马上开始勾引克里斯，那并不太难。关于克里斯，如果我们可以确定一件事，那就是他离不开女人，越多越好。对于像哈维兰德这种聪明的女人，他非常容易上手。她玩弄他，带他远走，去到埃尔帕索，发出一封电报，他完全不知情。最后跟他一起回到湾城，她大概是迫不得已才这样做的。克里斯想要回家，而她不能让他走得太远，那对她太危险了。克里斯一人就可以推翻克里斯特尔确实已离开小鹿湖的迹象。一旦人们开始找寻克里斯特尔，必定会找上克里斯，到这时克里斯的命已是一文不值、危在旦夕了。刚开始他的否认也许不足采信，事实上也真的不足信，一旦他把所有的事说出来，就会被接受，因为也可以被证实。因此她再次出击，于是克里斯就被枪杀在浴室，就在我去找他谈话的那晚。事情大概就是这样。还有就是为什么第二天早上她要回到那屋子，那似乎是谋杀犯经常会做的事。她说克里斯拿走了她的钱，我不相信。我看是她认为克里斯藏了一些积蓄，或者她要冷静地把事情安排得更好，确认一切没有差错，天衣无缝；也可能是如她自己说的，去把报纸牛奶拿进屋子，都有可能。她回去，我发现了她，她演了场戏，把我的嘴巴塞得死死的。”

巴顿说：“是谁杀了她？我想你不会说是金斯利干的吧。”

我看着金斯利，说：“你说你没跟她通电话。那阿德里安娜·弗罗姆塞特呢？她觉得她是在和你太太说话吗？”

金斯利摇头。“我怀疑。想那样骗过她是很难的。她只是说她似乎变了很多，声音很低沉。我没有疑心，直到来到这里。昨晚当我走进这木屋，觉得有点不对劲。太干净、太整齐了，克里斯特尔离开不会是这样的，卧室里会到处是衣服，屋里到处是烟蒂，厨房里到处是酒瓶酒杯，屋里会有没洗的碟子，还会有蚂蚁、苍蝇。我以为是比尔太太清干净的，接着我想到他太太不会这么做。这段日子她忙着跟比尔吵架，而且被杀掉了，或者是自杀了。我头脑很混乱，糊里糊涂地想起这些事，但根本没理出个头绪来。”

巴顿从椅子上站起来，走到外面的门廊上，用手帕擦着嘴，又进屋坐下。因为枪套是在屁股右边，他就向左侧坐着。他若有所思地看着德加莫。德加莫像石头一样靠墙站着，表情僵硬。他的右手仍下垂在侧面，手指弯曲着。

巴顿说：“我还是没听到是谁杀了穆里尔·切斯。你是不准备告诉我们呢？还是需要继续调查？”

我说：“是一个认为穆里尔·切斯该死的人，爱她又恨她。这个人作为警察，太离奇了，他让她带着几宗谋杀案跑掉了；这个人同时也是个不够格的警察，不能把她逮捕归案，让整件事情真相大白。这个人就是德加莫。”

40

德加莫挺起身从墙边走开，阴森地笑着。他右手一个干净利落的动作，把枪握在了手里。他手腕垂着，枪口指着前面的地上。他对我说话，却不看我。

“我看你没有枪，巴顿有枪，但他出手不够快，所以也没有用。也许你有些证据，可以解开最后的谜题。还是你认为那不重要，不值得多操心了？”

我说：“是有点证据，但不是很充分，不过会越来越多的。有人在那公寓的绿色门帘后面站了半个多小时，那种安静只有做过监视行动的警察才办得到。那个人不必先察看我的后脑勺，就知道我曾被人从背后击昏。你告诉过那矮子，记得吗？这个人知道那死掉的女人也曾被打了一棒，虽然外表看不出来，而那时候他也似乎还没好好研究那具尸体，发现那处伤口。这个人把那女人脱光了，他用爪子狠抓她的身体。那女人曾让他像活在地狱，因而他对那女人有种虐待狂似的恨意。现在这个人的指甲里有血、有皮肤屑，分量足够拿去化验。我打赌你不敢让巴顿看你的右手指甲，德加莫。”

德加莫稍稍举起枪，笑了，露出一口白森森的牙。

“那么我是怎么知道到那里去找她的？”他问。

“是阿尔莫见到她——在她离开或进入克里斯的房子时。这让阿尔莫相当紧张，所以，当他见到我在附近晃悠时就打了电话给你。至于你究竟是如何找到那所公寓的，我不知道，但我看那并不困难。你可以藏在阿尔莫的房子里，跟踪她，或者跟踪克里斯。对警察而言，这些是日常的例行工作。”

德加莫点点头，沉默地站了一会儿，思考着。他的脸色狰狞，但蓝色的眼睛里却有一种近乎好奇的光彩。房间里很热，有一种无从挽救的灾难性的凝重气氛。他似乎不像我们那样有所察觉。

“我得离开这里，”他终于开口，“也许不是太远，我是不会允许任何愚蠢的警察伸手碰我的。你们不反对吧？”

巴顿平静地说：“办不到，你知道我得逮捕你，这些还无法证实，但我不能让你走掉。”

“你有个挺好看的大肚子，巴顿。我的枪法也不错，你想要怎么抓住我呢？”

“我一直在想，”巴顿说着，把手伸进帽子里抓他的头发，“我不想肚子上挨一枪，但也不能让你在我的地方撒野。”

我说：“让他走。他出不了这个山区。这是为什么我带他上来的原因。”

巴顿清楚地说：“抓他时也许有人会受伤。那可不成。要是必须有人受伤，就应该是我。”

德加莫笑了。“好孩子，巴顿，看着，我把枪放回枪套，让我们从头开始。这样我也不会输给你。”

他把枪放回手臂下面。两臂垂着，下巴向前伸，注视着。巴顿缓缓地嚼着什么，苍白的眼睛看着德加莫炯炯有神的双眼。

“我坐着，”他抱怨，“怎么样也不可能跟你一样快。但我不喜欢被看成胆小鬼。”他恼怒地看着我，“你干吗把他带到这上面来？这又不是我的事。你看我现在惹上的麻烦。”他听起来有些委屈、困惑，而且相当软弱。

德加莫把头缩回了一点，笑了。他笑的时候，他的右手又很快地去掏枪。

我根本没见到巴顿的动作，只听到屋里砰的一声，是他那支柯尔特自动手枪响了。

德加莫的手臂中枪，弹到一边，那把沉重的史密斯韦特脱手了，飞到他身后的松木墙上。他甩甩麻木的右手，困惑不解地低头去看。

巴顿慢慢站起来，慢慢走过房间，把那左轮枪踢到椅子下面。他悲伤地看着德加莫。德加莫正吸吮着手指渗出的血。

“你给了我机会，”巴顿悲伤地说，“你根本不应该给我机会的，小子，我当枪手的时间比你活的年头都长。”

德加莫点点头，挺直腰背，向门口走去。

“别这样做。”巴顿平静地告诉他。

德加莫继续往前走，走到门口，推开纱门。他回头看着巴顿，脸色非常苍白。

“我要离开这里。你只有一个方法可以阻止我。再见了，胖子。”

巴顿一动不动。

德加莫走出去，沉重的脚步声先是发自门廊，然后是台阶。我到窗口向外看。巴顿仍然不动。德加莫走下台阶，正从小水坝的上面走过。

“他要走过水坝，安迪有没有枪？”

“即使有，他也不会用。他想不出理由为什么要动枪。”

“糟了。”

巴顿叹口气。“他不应该给我那样的机会。让我控制了局面。我得还给他，虽然对他没什么用处了。”

“他是个杀人凶手。”

“他不是那种杀人凶手。你的车锁了？”

我点点头。“安迪从水坝的另一头过来了，德加莫把他拦下来，在跟他说话。”

“他大概会要安迪的车。”巴顿悲哀地说。

“糟了。”我又说，回头看金斯利。他捧着头，瞪着地板。我转向窗户，已看不见德加莫了。安迪在水坝的中间，慢慢地往这边走着，不时地回头看。远处传来车子启动的声音。安迪仰头看看木屋，然后转过身，开始沿水坝往回跑去。

引擎声渐渐弱了，等完全听不见时，巴顿说：“我们最好回办公室，打几个电话。”

金斯利突然起身，去厨房拿出一瓶威士忌，给自己倒了一杯，站着喝下。他挥挥手，沉重地走出去。我听到床垫的弹簧被压扁的声音。

巴顿与我安静地离开了木屋。

41

巴顿刚打完电话，要求封锁公路，狮湖水坝守卫队的队长打了电话过来。我们出发，坐进巴顿的车，安迪开得飞快，沿着湖边的小路经过村落、湖岸，来到水坝尽头。哨兵挥手放行，我们穿过水坝，队长坐在总部小屋旁的吉普车里等着。

那位队长挥挥手，发动吉普车，我们跟着他沿着公路开了几百英尺，来到峡谷边缘，几个士兵探头向下望去。有几辆车停在那里，一群人围在士兵旁边。队长从吉普车里出来，巴顿、安迪和我也下车去找那队长。

“那家伙没有在哨兵前停下来。”队长恼恨地说，“差一点就把他从公路上撞飞了。桥中间的哨兵跳得快才没被撞着，那一头的也是。他们叫那家伙停车，但他继续往前开。”

队长嚼着口香糖，朝峡谷下面看着。

“遇到这种情况按规定得开枪。哨兵开了枪。”他指着峡谷边缘车子摔下去的地方，“他从这里摔下去的。”

几百英尺下的峡谷里，一辆双人座轿车跌在一块巨大的花岗岩上。那车子几乎是四轮朝天倒置在那里，有点倾斜。三个人在下面，他们移动车子以便把什么东西抬出来。

那是一具男人的尸体。

版权信息

书名：小妹妹

作者：( 美) 雷蒙德·钱德勒

译者：巴扬

出版社：新星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8-06-01

ISBN：978-7-5133-2984-2

关于钱德勒

阿城

雷蒙德·钱德勒 Raymond Chandler（1888－1959）

我自己当然认定这些文字是应该放到钱德勒的小说之后的。如果你读过侦探小说，便知道我在说什么。

有关侦探小说的文字，有个道德约定，或说是默契，即不可泄露天机。天机泄露，对一般的侦探小说就失去阅读兴趣。天机，也就是答案，是肉身的诱惑，是智力的挑战，是阅读的张力。

不过天机一旦精彩，下一个天机，也就是作者是怎样的一个人，是读者马上想知道的。这是我认定这些文字是应该放到钱德勒的小说之后的原因。现代文论认为作者和作品是应该分开的，即读其文即可，作者怎样，无足论。以作者论其文，或作者论，为昨日旧套。但现代文论恰恰于此忽略了阅读心理的一个微妙机制。这是有意的忽略，因为作者这一因素会破坏现代文论自建的论述逻辑，或不如说，现代文论有其自我保护机制，有洁癖。

但钱德勒是一个例外，因为从上个世纪三十年代以来，不知道钱德勒的小说的读者甚少，更不要说钱德勒小说都翻拍过电影。因此我的这点文字如果被放在前面，亦无不可，天机早已泄露数十年了。我前面的天机说，纯只为照顾心中想象的居然没有读过钱德勒的小说的读者。

雷蒙德·钱德勒（Raymond Thornton Chandler），1888年7月23日生于美国伊利诺州的芝加哥，1959年3月26日逝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拉荷亚（La Jolla）的斯克瑞普斯诊所（Scripps Clinics），死因是酗酒及肺炎。因为他的文稿代理人赫尔加·格林（Helga Greene）与他的秘书琼·弗莱卡丝（Jean Fracasse）兴讼争夺他的遗产，据《钱德勒论文集》的作者弗兰克·麦克桑恩（Frank MacSchane）指出，这导致他的遗体被葬于预留给贫困者的墓地，即南加州圣地艾哥市的希望山公墓（Mount Hope Cemetery）。

钱德勒的父亲是火车工程师，唯酗酒，不知道酗酒遗不遗传，钱德勒成人后亦酗酒。总之钱德勒的父亲遗弃了妻小，钱德勒的母亲带了他移居英国，由钱德勒的做律师的舅舅资助他们。

1900年秋天，12岁的钱德勒考进伦敦的杜维奇学院（Dulwich College）。五年之后，去巴黎学法语。再一年后，去德国学语言。隔年春天回到英国，入英国籍，夏天通过公务员考试，谋得海军的一份工作。这是1907年的事，隔年冬天，钱德勒20岁，他的第一篇诗作The Unknown Love发表。

不过钱德勒一年后辞职，家人震惊。此后两年内，钱德勒试过新闻业，发表过评介，均不成功。

钱德勒向对他不耐烦的舅舅借了一笔钱，说清将来连本带利偿还。1912年，钱德勒返回美国，最后在洛杉矶落脚，做过穿网球拍线及采摘水果的工作。省吃俭用的日子里，据说他只买过一只烟丝荷包给自己做圣诞礼物。之后他修读簿记函授课程，提前完成课程并找到了一份稳定工作。

他开始参加文人沙龙聚会，听音乐、朗诵诗，结识了钢琴家帕斯卡（Julian Pascal）夫妇。

帕斯卡的妻子西西（Cissy Pascal）“性感、世故、机智、自信，集合了所有年轻男子性幻想的必备特质”。西西当过模特儿，好裸身做家事，虽然自称大钱德勒8岁，但对他有致命的吸引力。

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因英国国籍，钱德勒1917年应征进入加拿大军队，抵达英国利物浦，加入皇家空军，之后被送到法国战场。钱德勒后来写道，不用值班时，有时会喝酒喝到眼前发黑。战前的浪漫主义诗人，因世界大战而酗酒。

1918年停战之后，钱德勒重返洛杉矶。西西已与帕斯卡离异。钱德勒的母亲1913年从英国回到美国，此时她反对儿子的欲望，结果，他们在1924年钱德勒母亲死后不久立即结婚，又结果，36岁的钱德勒发现西西不止大他8岁，而是18岁。

钱德勒曾担任过加利福尼亚州斯格纳希尔市（Signal Hill）的德布利石油财团（Debney Oil Sundicate）的副总裁，但因酗酒、旷工及自杀恐吓而被解雇。

钱德勒开始写廉价小说（pulp fiction）。1933年，第一个短篇《勒索者不开枪》（Blackmailers Don't Shoot）被《黑面具》（Black Mask）杂志发表。

钱德勒曾写信给朋友，说他想要寻找“一种雅俗共赏的手法，既有一般人可以思考的程度，又能写出只有艺术小说才能产生的那种力量。”

他做到了。1939年，钱德勒的第一本小说《长眠不醒》（The Big Sleep）出版，大卖。加缪、奥登和奥尼尔都赞赏他。

这之后，钱德勒的小说一路成功。到他去世，留有七部长篇。钱德勒创造了一个硬汉性格的小说角色，侦探马洛（Philip Marlowe）。钱德勒之前的侦探小说，是案件引人，侦探则是超人，例如福尔摩斯，而钱德勒笔下的侦探马洛，突出的是性格，案件，则是为了性格的展开。这种硬汉，引领了至今大部分侦探小说的方向。去年，我们熟悉的村上春树翻译了钱德勒的代表作《漫长的告别》（The Long Goodbye）。《漫长的告别》曾获在世界推理小说界享有极高声誉的爱伦·坡奖。村上版《漫长的告别》首印数为10万册，日本全国1500家书店也闻风办起了“钱德勒读书节”，村上在后记中将《漫长的告别》定义为“准经典小说”，认为钱德勒的作品影响了纯文学。

钱德勒的侦探小说，读者（包括我）会一再阅读它们，全然不管答案早已知道了几十年。

小说成功后，钱德勒做过一阵子好莱坞编剧，与比利·怀尔德（Billy Wilder）一起将詹姆斯·凯恩（James M.Cain）的小说《双重赔偿》（Double Indemnity）剧本化（1944年）；写作了他唯一的原创剧本《蓝色大丽花》（The Blue Dahlia，1946）。钱德勒还曾参与了希区柯克的《火车怪客》剧本，不过他认为希区柯克的故事不像真的。

虽然钱德勒不符合好莱坞的要求，并嘲笑电影对自己小说的改编，但是二战后欧洲的导演和后来的美国导演，都受了钱德勒小说的影响，例如黑色电影（Flim Noir）。在欧洲，法国新浪潮电影用黑色电影的框架创作了最好的故事，比如戈达尔（Jean-Luc Godard）的《断了气》（Breathless，1959）和特吕弗（Francois Truffaut）的《刺杀钢琴师》（Shooting the Piano Player，1960）。

不过生活中的钱德勒并不顺利，1954年，钱德勒正在写《漫长的告别》（The Long Goodbye，1954年爱伦·坡奖最佳长篇小说），西西久病后去世，钱德勒再次陷入酗酒。1955年，钱德勒试图自杀。最终，这篇小文开始写过了，上个世纪，1959年，钱德勒逝世。

1955年，钱德勒的作品被收入权威的《美国文库》中，以侦探小说进入经典文学殿堂的，似只有钱德勒。

1995年，美国推理作家协会请出四位当代顶尖名家，票选150年来最佳作者、最佳侦探。结果雷蒙德·钱德勒与他创造的高贵侦探菲利普·马洛拿下双料冠军。

钱德勒因自己的小说而不死。

1

在那扇鹅卵石花纹的玻璃门嵌板上，写着几个斑驳脱落的黑字：菲利普·马洛——侦探事务所。这扇看上去寒碜得要命的门，伫立在一条同样寒碜得要命的走廊尽头，只有在那个还会把全瓷砖浴室大言不惭地奉为文明圭臬的年代，这座建筑才兴许有机会获个“簇新”的美誉。这扇门被上了锁，但它隔壁，那扇写着相同字迹的门还没锁。所以您就请进吧——除了我和一只大绿头苍蝇，这儿再没别人。不过，假如你是来自堪萨斯州的曼哈顿——不好意思，那您还是别进来了。

这是个天朗气清的夏日清晨，就如加州早春时节大雾未起那会儿的天气一样。雨已经停了，群山依然一片碧绿青翠，从好莱坞山丘的谷地里，你可以看到高山上卧着晶莹的白雪。皮货店正在为他们的年度促销做着大力宣传，以专推十六岁处女闻名的妓院里生意红火兴旺。而在比弗利山庄，一树树的蓝花楹也已准备含苞怒放。

我已经盯了那只大绿头苍蝇快五分钟，耐心地等待它落下来。但它不愿意落下，它只想扑扇着翅膀翩翩起舞，高歌一段歌剧《丑角》的开场。我手中的苍蝇拍就停在半空，随时准备拍过去。明亮的阳光在书桌一角烙上了一小块光斑，我知道那是它迟早要落下的地方。可当它终于落下的时候，我竟然没在第一时间注意到。嗡嗡声消失了，它现在就落在那里。恰恰在这时，电话忽然响了。

我用左手慢慢地、很有耐性地，一英寸一英寸地去够电话。我小心地慢慢提起话筒，轻声细语地对它说：“请稍等一下，不好意思。”

我把话筒轻轻搁在棕色的便条簿上面。苍蝇仍停在那里，在阳光下闪烁着蓝绿色的光，看上去罪恶深重。我深吸一口气，用力地拍了下去。于是它的残躯就飞过房间，在半空划出一道弧线，然后掉落在地毯上。我走过去，捏起它尚属完好的那只翅膀，把它扔进了垃圾桶。

“感谢久等。”我对话筒说。

“请问是侦探马洛先生吗？”电话那边的声音非常细小、急促，带着小姑娘的腔调。我回答说正是。

“你的服务怎么收费，马洛先生？”

“那看您想要什么样的服务？”

电话里的声音更尖细了一些：“我不能在电话里和你详细说这些。这是——这是非常机密的。我得先了解一下，免得去你的办公室白白浪费时间——”

“一天四十块，外加其他开支。一次性付一笔钱也可以。”

“这太多了，”那个细小的声音说道，“哎呀，大概要花上百美元，但我的薪水很微薄，并且——”

“现在你在什么地方？”

“啊，我在一家杂货店，就在你办公大楼的隔壁。”

“你本来可以省一笔电话费的，乘电梯上来可不收费哦。”

“你——你说什么？”

我把话又重复了一遍。“不妨上来找我一趟，我们当面谈谈，”我补充说，“如果正好帮得上忙，我可以给你出个好主意。”

“但我必须得先了解你才行。”小嗓门非常坚定地说，“这是一件很敏感的事，涉及个人隐私，我不能随随便便就和别人讲。”

“如果真有那么敏感，”我接口说，“那你或许该找个女侦探。”

“老天，我都不知道世上还有女侦探。”对方停顿了一下，“但我不觉得女侦探就能办好这事。你也知道，马洛先生，奥林住的地方鱼龙混杂。至少我认为很复杂。房东是个很讨厌的人，闻上去满身酒气。你喝酒吗，马洛先生？”

“这个，既然你都提到了——”

“我可不愿意雇一个和酒精沾上任何关系的侦探。其实我连抽烟都不赞成。”

“那我剥个橘子行吗？”

我听到尖利的吸气声从电话那头远远传来。“你至少说话时应有点绅士风度。”她说道。

“那你最好去大学俱乐部里试试。”我告诉她，“听说那儿还幸存着几个绅士，但我不敢肯定他们会听凭你指手画脚。”我挂断了电话。

这一步其实走得很对，可惜没做得更彻底些。我就应该锁上房门，赶紧藏到桌子底下去。

2

过了五分钟，我用作接待室的那半边办公室的门铃响了。接着我听到门关上的声音，随后便悄无声息了。那扇隔开我的办公室和接待室的门现在半敞着。我凝神倾听，断定是有人找错了办公室，所以没进来便走开了。但随后又传来了轻轻的敲门声，接下来是故弄玄虚的咳嗽声。我把脚从桌子上放下去，起身朝外面看去。她就在那里。都不用开口说话我就知道她是谁。没人比她看上去更像麦克白夫人了——她的身材瘦小匀称，一头整洁柔顺的棕发，看上去异常拘谨小心的样子，还戴着一副无框眼镜。她身穿一件定做的棕色衣服，肩上背着一个模样非常蠢笨的方形包，让人不禁联想到急于去救治伤员的修女。她柔顺的棕色头发上戴着一顶不相称的大帽子，很像是小孩子从妈妈那里拿来的。她素面朝天，没有化妆，没涂口红，没戴珠宝。那副无框眼镜让她看上去就像个图书管理员。

“就没见过像你这样讲电话的人。”她尖声说，“你真该为自己感到害臊。”

“我的自尊心非常强，可没法表现出害臊的样子。”我回答说，“请进来吧。”我为她开了门，又替她拉过一把椅子。

她坐在了靠椅子边两英尺的位置上。“如果我用你这样的方式同朱格史密斯医生的病人讲话，”她说，“我早就被炒鱿鱼了。他对我和病人说话的态度特别挑剔——就算是对付最难缠的那些，我也得恭恭敬敬的。”

“那老兄最近怎么样？自打我上次从车库房顶摔下来后，我就再没见过他。”

她看上去很惊讶，神情也颇为严肃。“哦，你不可能认识朱格史密斯医生。”

她那稍显贫血的舌尖现在从上下嘴唇间伸出来，仿佛在偷偷找寻着什么，但又什么都没找到。“我认识一位叫乔治·朱格史密斯的医生。”我说，“他住在圣罗莎
[1] 。”

“哦不，我说的这位是阿尔弗雷德·朱格史密斯医生，住在曼哈顿。堪萨斯州的曼哈顿，你知道，不是纽约的曼哈顿。”

“那他们一定不是同一位朱格史密斯医生了。”我说，“另外，你叫什么名字？”

“我还不确定是不是要告诉你。”

“所以你只是来我这儿浏览橱窗，只看不买喽？”

“你这么说也无妨。如果非得把家里的事告诉完全不相识的陌生人，我至少有权利决定，他是否值得我信任。”

“有没有人跟你说过，你是个可爱又狡猾的小东西？”

无框眼镜后面的那双眼睛猝然一亮。“我希望没有。”

我伸手拿过烟斗，开始装烟丝。“‘希望’这个词不准确，”我说，“别再戴着那顶帽子了，给自己找一副彩色镜框的时髦眼镜。你知道，那种斜框的、东方风情的……”

“朱格史密斯医生不会允许的。”她语速飞快地说，紧跟着又问：“你真是这么认为的吗？”说完，她的脸上浮起了轻微的红晕。

我点上烟斗，在桌子后面吞云吐雾起来。她往后躲了躲。

“如果你雇用了我，”我说，“那你可就算找对人了。说的就是我，没错，就是我这个样子。如果你要找个门外汉做这项业务，那你八成就是疯了。我确实挂了你的电话，但你不还是跑来了？所以你确实需要我的帮助。你叫什么？遇上什么麻烦事了？”

她只是盯着我不说话。

“听着，”我接着说，“你来自堪萨斯州的曼哈顿。上一次我背《世界年鉴》时，那地方还只是个离皮托卡不远的小镇，人口大概一万两千左右。你为朱格史密斯医生工作，同时你在寻找一个叫奥林的人。曼哈顿是个小镇，一定是，堪萨斯州只有五六个地方不是那种德性。我现在对你的了解已经足够查出你的祖宗八代了。”

“但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她有些紧张地问道。

“我？”我说道，“我可不愿做，我早就受够人们滔滔不绝地和我絮叨往事。我坐在这里只是因为我没别处可去。我不想工作。我什么都不想要。”

“你的话太多了。”

“确实，”我说，“我是话太多。寂寞的男人就是容易话多，他们不是话太多，就是没话可说。现在，我们能谈正事了吗？你可不像那种需要私家侦探的人，尤其是你不认识的。”

“这我知道，”她平静地说，“奥林一定会暴跳如雷的，妈妈也会大发脾气。我是从电话簿中挑了你的名字——”

“根据什么原则？”我问，“是闭着眼睛、还是睁着眼睛挑的？”

她盯着我看了一会儿，仿佛在打量一个怪物。“七和十三原则。”她平静地说。

“怎么说？”

“马洛这个名字有七个字母，”她说，“而菲利普·马洛有十三个字母。七和十三配在一起——”

“你到底叫什么名字？”我几乎咆哮起来。

“欧法梅·奎斯特。”她眯起了眼睛，好像随时会哭出来。她把名字拼出来给我听。

“我和妈妈一起住，”她继续说，语速越来越快，仿佛我浪费了她的时间似的。“我爸四年前就去世了，他是个医生。我哥哥奥林当时也想成为外科医生，可他学了两年医后就改学工程了。一年前，他离家到湾城的西加州飞机制造公司工作。他之前在威其塔有份好工作。我猜他之所以这么做，只是想去加利福尼亚见识一下。很多人都是这样。”

“几乎所有人都这样，”我说，“另外如果你想继续戴着这副无框眼镜的话，至少要争取和它风格相配。”

她咯咯笑起来，用指尖在书桌上画了一条线，眼眉低垂，看着书桌。“你是说，戴斜框眼镜会让人看上去很有东方风情？”

“啊——哈，现在来谈谈奥林吧。我们说到他到了加州，又说到他去了湾城。我们要为他做什么？”

她想了片刻，皱起了眉头。然后，她仔细打量着我的脸，似乎这样能帮她下定决心。接着，她的话突然连珠炮似的迸出：“这不像奥林的风格，他一向经常给我们写信。在最近六个月里，他只给妈妈写过两封信，给我写过三封。最后一封信是几个月以前收到的。妈妈和我都非常担心。所以我趁休假时出来找他。他以前从来没离开过堪萨斯。”她停了下来。

“你没在做笔记吗？”她问。

我哼了一声。

“我还以为侦探总是在小记事本上做笔记的。”

“玩笑话归我来说，”我说，“你负责讲故事就行。你出来休假，然后呢？”

“我写信告诉奥林，我会来找他，但没收到任何回音。到盐湖城时，我又拍了一封电报给他，还是没有回复。所以我只好亲自到他住的地方去找。路途真是远得要命。我坐大巴车去的。地址是在湾城，爱达荷街四四九号。”

她再次停下，又重复了一遍地址，但我依然没有写下来。我只是静坐在那里，瞧着她的眼镜、她柔顺的棕发、她蠢蠢的小帽子、她没涂颜色的指甲、没擦口红的嘴唇，还有游走在苍白嘴唇间的小舌尖。

“你可能不了解湾城，马洛先生。”

“哈，”我说，“我对湾城的全部了解，就是每次到那儿，我的大脑都得重装一遍。你想让我帮你讲完这个故事吗？”

“什——什么？”她眼睛瞪得那么大，透过眼镜看，活像深海鱼缸里见到的那种圆鼓鼓的鱼眼。

“他搬家了，”我说，“然后你不知道他搬去了哪儿。你担心他正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住在丽晶大酒店顶层的豪华套房里，和一些穿着貂皮大衣、喷着古怪香水的人鬼混？”

“噢，看在上帝的分上！”

“或许是我说得太粗俗了？”我问道。

“请别这样，马洛先生。”她最后终于说，“我从没想过奥林会做这种事。另外，如果奥林听到你这么说的话，你一定不会有好日子过的。他发起脾气来特别可怕。但我知道一定是出了什么事。他住的是一家配有家具的便宜出租屋，我很讨厌那个经理，他真是个可怕的男人。他说奥林几个星期前就搬走了，他既不知道他去了哪儿，也毫不关心。所有他想要的只是一杯他妈的杜松子酒。我真不懂奥林为何非要住这种地方。”

“你刚刚说，一杯他妈的杜松子酒？”我问。

她脸红了。“这是那个经理说的，我只是转述而已。”

“好吧，”我说，“继续说。”

“嗯，我给他工作的地方打了电话，你知道，西加州公司。他们说他已经被解雇了，就像其他很多人一样。这就是他们所知的全部。然后我就去了邮局，询问奥林是否留下什么转信地址。他们说按照规章，无法透露给我任何信息。所以我就把事情的来龙去脉告诉他们，邮局的人听完后才说那好吧，既然我是奥林的妹妹，他就去查查看。他查了以后，回来告诉我没有，奥林没有留下任何的转信地址。所以我就有些害怕起来，怕他可能出了意外，或另有不测。”

“你找警察咨询过这事吗？”

“我不敢问警察。那样的话，奥林永远都不会原谅我。就算在心情好的时候，他也非常难相处。我们家——”她犹豫了一下，眼睛里闪过一些东西，但她竭力掩饰着。她吸了口气，接着说道：“我们家不是那种——“

“听着，”我不耐烦地打断她，“我的意思不是说他可能偷了别人的钱包，我是怕他遇上被车撞了导致记忆丧失，或是伤得太重以至于无法说话之类的事。”

她直视着我，看上去不算太崇拜。“如果发生这样的事，我们会知道的。”她说，“谁都会在口袋里装进身份证明一类的东西。”

“很可能他们残留下的唯一东西就是口袋。”

“你是在吓唬我吗，马洛先生？”

“就算是，显然也没奏效。你就不能想想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她用纤长的食指按着嘴唇，然后小心地用舌尖舔了舔手指。“我要是知道答案，就大可不必来这儿找你了。你要收费多少，才能找到他？”

我过了好一阵才答话：“你的意思是我得单干，不能告诉任何人？”

“是的，我的意思是单干，不告诉任何人。”

“啊哈，那就要看情况而定了，我刚才和你说过收费标准。”

她把两手握成一团，放在桌沿上使劲往下压。她的手势是我见过最乏味单调的。“我还以为你作为侦探，可以马上就找到他，”她说，“我出的钱可能没法超过二十块，我得在这儿买一日三餐、付旅馆的钱，还得买回家的火车票，何况旅馆都贵得要命，火车上的食物又——”

“你住在哪家旅馆？”

“我——我还是不告诉你的好，如果你不介意的话。”

“为什么？”

“我就是不太想说。我非常害怕奥林的脾气。而且，呃，我随时都可以打电话给你，对吗？”

“嗯。不过，你到底在怕什么——除了奥林的暴脾气之外——奎斯特小姐？”我的烟斗已经熄灭，我又划了根火柴，一边点烟一边盯着她。

“抽烟难道不是个很糟糕的习惯吗？”她问道。

“或许是吧，”我说，“不过恐怕二十块是没法让我戒掉的，而且请你不要顾左右而言他。”

“你不能这样和我讲话！”她火冒三丈，“抽烟是个坏毛病。我妈从不准我爸在家抽烟，即使在他中风之后的最后两年也一样。他过去有时候会在嘴里叼个空烟斗坐着，不过我妈也不喜欢这样。我们欠了很多债，她说她没闲钱让他买烟草这种没用的东西。教堂比他更需要钱。”

“我有点儿明白了，”我慢悠悠地说，“像你们这样的家庭，总得养出匹害群之马。”

她霍地站了起来，把那“急救箱”背包的带子往肩头一扯。“我不喜欢你，”她说，“我想我不会雇用你了。如果你在暗示奥林做了什么错事的话，那我可以向你保证，我们家的害群之马绝不是奥林。”

我无动于衷，连眼睛都没眨一下。她一下子转过身，大步走到门口，手都已经放到门把手上，忽然又一下子转身，大步走了回来。她突然哭了出来。看着这一切，我就像一条饱餐过的鱼，面对断了线的鱼饵一样不动声色。她掏出一块小手帕，轻拭着眼角。

“那么我猜，你现在要打电话给警……警察？”她哽咽着声音说，“然后曼哈顿的报……报纸听到这个消息，就会在上面登……登些关于我们的流言蜚语。”

“不要胡思乱想了。好了，别再扰乱我的情绪，让我看看他的照片。”

她匆忙把手帕收起来，从包里掏出另一样东西，隔着书桌递给了我。那是一个信封，很薄，里面可能装着几张照片。我没有打开看。

“说说你印象中的奥林吧。”我说。

她凝神思考起来，这可给了她的眉毛展露风情的机会。“他今年三月时刚满二十八岁。他有一头浅棕色的头发，比我的浅多了，还有一双淡蓝色的眼睛。他的头发是往后梳的。他很高，六英尺多，但体重大概只有一百四十磅，可以说是有点骨瘦如柴。他过去常常留着小八字胡子，但妈妈硬要他剪掉了，她说——”

“不说我也知道，教堂的牧师需要找点东西填充坐垫。”

“不许你这么说我妈妈。”她尖声说道，气得脸色发白。

“噢，少在这儿装模作样。你确实有很多事情我不了解，不过也请你别再假装自己是什么圣洁的复活节百合花了。奥林身上有什么特殊标记没有，比如痣或者疤痕，胸部有《诗篇》
[2] 第二十三篇的纹身之类？犯不着动不动就脸红害羞。”

“你用不着和我大吼大叫的，你为什么不直接看照片？”

“他也许穿着衣服，但毕竟你是他妹妹，应该知道得更清楚。”

“不，他没什么标记，”她的声音发紧，“他左手上有个小疤，是切除粉瘤时弄的。”

“他的习惯呢？他一般做什么取乐——除了不抽烟不喝酒不泡妞之外？”

“咦——你怎么知道这些？”

“你妈妈告诉我的。”

她笑了。但我怀疑那个微笑并非发自内心。她的牙齿洁白，笑容含蓄，这点还不错。

“你这人说话可真逗，”她说，“他兴趣很多，有一台非常昂贵的照相机，喜欢趁人不注意时给人拍照。有时候这样会惹恼别人，不过奥林说人们都应该看看自己真实的模样。”

“只盼他别被迫看到自己真实的模样。”我说，“这是部什么样的相机？”

“那种镜头很高级的小型相机，几乎在任何光线下都能拍照，莱卡牌的。”

我拆开信封，拿出几张小照片，影像非常清晰。“这肯定不是用那种相机拍的。”我说。

“噢，不，这几张是菲利普拍的，菲利普·安德森，他是我约会过一段时间的男孩。”她停下来叹了口气，“估计，我来找你的真正原因大概就是这个，马洛先生。就因为你也叫菲利普。”

我只“嗯”了一声，但心里还真有点模糊的感动。“菲利普·安德森后来怎么样啦？”

“但我们在谈奥林——”

“我知道，”我打断她，“不过菲利普·安德森怎么样了？”

“他还在曼哈顿。”她移开了目光，“妈妈不太喜欢他。我想你也知道是怎么回事。”

“对，”我说，“我知道。想哭你就尽情哭好了。我不会瞧不起你的，我自己也是个心肠特软的懒蛋。”

我看了看那两张照片，其中一张拍的是一个人低头向下看的样子，对我来说没什么用。另一张拍得相当不错，照片里的人瘦高个儿，两眼间距离颇近，薄嘴唇，尖下巴。他的神情和我想象的一个样。如果你一时疏忽忘了擦掉鞋子上的泥巴，他会是那种第一个提醒你的人。

我放下照片，看着欧法梅·奎斯特，试图在她脸上找出一些奥林的影子。但我一无所获，连一丁点“家族相貌”也没找到。当然，这种说法本来也说明不了任何问题，一向都是这样。

“好吧，”我说，“我会去那里看看。但你应该也猜得到发生了什么事情。他跑到一个陌生的城市，正在赚一笔快钱，或许比他一辈子能赚的都多。他接触了从没接触过的人。而且湾城可不是个堪萨斯州曼哈顿那样的小镇——相信我，我非常了解湾城。所以他索性抛家舍业，不想让家人知道。但他将来会有一天浪子回头的。”

她默然不语地注视了我一会儿，然后摇了摇头。“不，奥林不是做这种事的人，马洛先生。”

“每个人都可能是这种人，”我说，“尤其是奥林那样的。他看上去就是个小城镇里信仰圣洁而虔诚的男孩，一直过着妈妈搂脖子、牧师牵着手的生活，离开那里他就会感到寂寞。他赚了些钱，想给自己买点甜蜜和温暖，但不是教堂彩绘玻璃窗上的那种。我并不是对教堂有成见，我的意思是他早已经受够了那些。难道不是吗？”

她默默点了点头。

“所以他开始浪荡，”我继续分析说，“但他不知道该怎么做，浪荡也是需要一些经验的。他就在荡妇和烈酒里找点满足，又觉得自己好像犯下偷了主教的裤子之类的罪恶。不过毕竟，这家伙也快二十九岁了，如果他愿意在烂泥里打滚，那也是他自己的事情。过不了多久他就会把责任推到别人身上的。”

“我真不愿相信你的话，马洛先生，”她慢慢说，“我也不喜欢妈妈——”

“刚才说了二十块。”我插嘴道。

她看上去大吃一惊，“我现在就要付你钱吗？”

“在堪萨斯州曼哈顿付钱一般是什么规矩？”

“在曼哈顿没有私人侦探，我们只有警察。至少，我认为没有。”

她又一次在她的“工具箱”里摸索起来，然后拽出一个红色的零钱包，从中取出几张钞票——全都整齐地分开叠好，三张五块的和五张一块的。除此之外钱包里似乎所剩无几。她拿钱包的姿势好像在刻意向我展示，她的钱包已经空空如也。她把纸币平摊在书桌上，一张张地折叠起来，很慢，很伤心，好像她正在溺死一只最心爱的小猫。

“我会给你开个收据。”我说。

“我不需要收据，马洛先生。”

“我需要。你不愿给我姓名和地址，所以我得有张写有你名字的单据。”

“为什么？”

“为了表明我是你的代理人。”我拿出收据簿，开了一张收据，让她在副本上签字。她一开始并不愿意签。过了一会儿，她很勉强地拿起铅笔，用工整的秘书式字体在副本上横着签下了“欧法梅·奎斯特”的大名。

“还是不写地址吗？”我问道。

“我不太想写。”

“那就随时给我打电话吧。我家的号码也在电话簿上。布里斯托尔公寓，四二八号房间。”

“我不太可能登门拜访你。”她冷冷地说。

“我也还没邀请你，”我说，“如果你愿意，最好四点左右打电话给我。到时候我可能会有些消息，也可能没有。”

她站起来。“我希望妈妈不会认为我做错了，”她一边说，一边用苍白的指甲捏着嘴唇，“我是指到你这里。”

“别再告诉我你妈不喜欢什么东西了，”我说，“略过这些不谈吧。”

“啊，真是的！”

“也别再说‘啊，真是的’了。”

“我认为你这个人很无礼。”她说。

“不，你不这么认为。你认为我很风趣可爱。而我则认为你是个迷人的小骗子。你不会真的以为我是为了二十块钱做这件事的吧，嗯？”

她盯着我，突然眼神骤冷。“那是为了什么？”看我没回答，她又补充了一句，“因为空气中有春天气息了吗？”

我还是没回答。她脸上浮起一丝红晕，然后咯咯地笑起来。

我没敢告诉她，我只是无所事事、闷得慌而已。或许和春天也有点关系。还有，因为她的眼睛里有一些比堪萨斯州曼哈顿更古老的东西。

“我觉得你其实是个很好的人——真的。”她柔声说道，然后便迅速转身，几乎一溜小跑着出了我的办公室。外面走廊里响起了她清脆细碎的脚步声，仿佛爸爸想要吃第二块苹果馅饼时，妈妈轻叩桌沿的声音。然而他已经没钱了，分文不剩，只能坐在堪萨斯州曼哈顿老家门廊上的摇椅里，嘴上叼着一只空空的烟斗。他坐在门廊上摇着，缓慢地，悠哉地——因为有了一次中风以后，你的一切动作都得变得如此缓慢而悠哉。同时，还得静静等待着下一次发作。空空如也的烟斗衔在他的嘴里——没有烟草。在等待之外，他已无事可做。

我把欧法梅·奎斯特那二十块得来不易的辛苦钱装进一个信封里，写上她的名字，扔进了书桌抽屉。我可不想揣着这么一笔“巨款”四处晃荡。

注释

[1] 圣罗莎（SantaRosa），美国加利福尼亚州西部城市。

[2] 《圣经》旧约的一卷书，共一百五十篇，是耶和华真正崇敬者大卫所记录的一辑受感示的诗歌集。

3

或许你早就对湾城这个地方耳熟能详，却对爱达荷街闻所未闻；也可能你对爱达荷了若指掌，却压根没听说过四四九号。四四九号门前的街道早已经破败不堪，脏得像是从灰尘里刨出来的。街对面爬满裂纹的人行道上，弯折扭曲的篱笆围住了一片木材厂。再往前走半个街区，一条锈迹斑驳的铁轨分了岔，分别延伸进两扇高大的木门里，它们被铁链紧锁着，看起来似乎有二十年没被开启过了。那些拿着粉笔的小孩子们在大门和篱笆上写写画画，也不知创作了多少涂鸦。

四四九号的门廊不深，也没有上过油漆。门廊上凌乱地放着五把木头和藤编的椅子，上面不仅缠绕着铁丝，还织入了一股海风的潮气。矮窗上的绿色帘子往下拉了三分之二，看上去千疮百孔、破碎不堪。前门旁边有块很大的告示牌，上面用印刷体写着“已客满”的字样。牌子看上去也有不少年头了，颜色已经褪去，而且落满了苍蝇的粪便。开门进去，一道长廊出现在眼前，走到三分之一的地方有一段楼梯。楼梯的右边是一个窄窄的架子，侧面的链子上挂着一只油性笔。窄架上还有一个按钮，以及一张写着“经理”两字的黑黄色纸片，纸片被三枚互不相同的图钉固定住。对面的墙上有一部公用电话。

我按下门铃，铃声在不远处的某个地方响起，不过没人回应。我又按了一次，还是毫无动静。我蹑手蹑脚地走到另一扇门前，那上面挂着一块黑白相间的金属牌子——“经理”两个字赫然其上。我敲了敲门，然后忍不住又踢了几脚——显然，根本就没人介意我踢了它。

我只好折回来走出房子，下去走到房子的侧面，那里有一条窄小的水泥道通往员工入口。看上去，这才是经理应该居住的地方，房子其余的部分可能都是用来出租的客房。小门廊上有个脏兮兮的垃圾桶，一个木箱子里堆满了酒瓶子。透过纱门能看到房子的后门是敞开的，里头黑漆漆的。我把脸贴在纱门上，往里面张望着。在员工通道旁边有一扇门，通过它我能看到一把笔直的座椅，上面挂了件男士外套。椅子上坐着个男人，他穿着衬衫，戴一顶帽子。看上去是个小个子男人。我看不清他在做什么，但他似乎正坐在一张嵌进墙角的内置式早餐桌旁。

“嘭嘭嘭！”我用力敲着纱门的门框，可是那男人理都不理。我又敲了几下，这次更加用力一些。他终于把椅子往后挪了挪，展露给我一张小小的、苍白的脸，嘴上叼着一根香烟。

“干什么的？”他厉声咆哮道。

“找经理。”

“不在，小子。”

“那你是谁？”

“这关你什么事？”

“我想要个房间。”

“没空房间了，小子。写着那么大的字你看不到吗？”

“不巧，我听说的可不是这样。”我说。

“是吗？”他用指尖弹掉了烟灰，甚至没把烟头从他那干瘪难看的嘴里拿出来，“我去你的吧！”

他又把椅子挪回前面，接着忙自己的事去了。

我走下门廊时故意发出很大的响声，然后又轻手轻脚地走了回来。我小心翼翼地摸摸纱门，发现它是被钩住的。于是我打开了一把折叠小刀，用刀片抬起钩子，缓缓把它拉出钩眼。这个动作弄出了一点细微的声音，但好在厨房那头传来的叮叮当当声要比它大得多。

我走进房子，经过员工通道，穿过房门进了厨房。那个小个子男人太忙了，根本没有注意到我。厨房里有个三炉头的煤气灶，几个堆满油腻腻盘子的架子，一台残坏的冰箱，以及那个内置式的早餐间。早餐间的桌子上铺满了钱，大多数是纸币，但也有硬币，各种币值的都有。小个子男人正在聚精会神地数钱，把它们整理好堆在一起，然后登记在小本子上。他不时地舔舔那只铅笔，全然不顾嘴上还叼着烟。看上去桌上那堆钱怎么也有几百美元了。

“今天收房租？”我亲切地搭讪道。

小个子男人猛地转过身。一时间他笑了笑，什么话都没说。这是一种皮笑肉不笑的笑容。他把那根吸剩下的烟头从嘴里拿出来，扔在地板上，用脚踩了踩，接着，又伸手从口袋里掏出一根新的，塞进脸上那同一个“洞”里，然后开始摸索着找火柴。

“你进来得还真是神不知鬼不觉。”他愉快地说。

因为没找到火柴，他便在椅子上随意转过身，又把手伸进了外套的口袋里。这时，有样东西重重地撞了一下木椅子，在它掉出口袋之前我一把攥住了他的手腕。他不由得向后倒去，外套口袋便向着我露了出来。我猛地把椅子从他的身下抽开。

他一屁股坐到了地板上，头撞到了餐桌的边角。不过即使这样，也没能阻止他朝我的腹股沟踢过来。我拽住他的外套向后一拉，从他刚才摆弄的口袋里抽出一把点三八口径的手枪。

“不必坐在地上了，如果是为了表示友好的话。”我说。

他缓缓起身，装作浑身无力的样子，一只手在领子后面摸索着。突然间银光一闪，他的手臂猛地朝我挥过来。好个斗不败的小公鸡。

我用他的枪横扫过他的下巴，于是再一次，他坐到了地板上。我一脚踩住他握刀的那只手，他痛得脸都拧了起来，但一声没吭。于是我把刀踢到了屋角——这把刀又细又长，锋刃看起来非常尖利。

“你真该为自己感到羞愧，”我说，“竟然对一位只想找个住处的客人刀枪相向。就算这年头世风日下，但你也太过分了。”

他把受伤的手放在两膝间使劲夹着，开始咬牙“咝咝”吸气。下巴上的那一下子看上去并没伤着他。

“好吧，”他说，“好吧，就算我没那么完美。你拿着钱赶紧滚吧，不过别以为我们就会放过你！”

我看着桌上那堆数额不等的纸钞和硬币。“看你带了这么多武器，生意一定是不好做。”我对他说。我穿过厨房走向里面的门，推了推，门没锁。我转身又走回来。

“我会把你的枪放到信箱里，”我说，“下次问清是谁再攻击。”

他还在捏着那只受伤的手，咬着牙轻轻地吸气。他眯起双眼，意味深长地看着我，然后把钱扫进一只破破烂烂的大公文包里，“咔”的一声合上包。接着，他脱下帽子，把它弄平整，然后心满意足地戴在后脑勺上，利落地冲我一笑。

“那把枪你就不用管了，”他说，“这种破铁旧枪满城都是。不过你倒可以把刀子放在克劳森那儿，我可是费了不少的工夫才磨得这么锋利的。”

“也在别人身上磨过？”

“大概吧。”他得意扬扬地对我弹了弹手指头，“说不准我们很快就能再见面了，那会儿我肯定会带个朋友一起。”

“告诉他穿件干净的衬衫，”我说，“顺便也借给你一件。”

“啧啧，”小个子男人骂骂咧咧地说，“就跟刚戴上警徽的人一样，尾巴一下就翘上天了。”

他从我身边走过，经后门廊走下木头台阶。他踢踢踏踏的脚步声在街道上渐行渐远，听上去很像是欧法梅的高跟鞋走在我办公楼走廊上的“咔咔”声。

不知为什么，毫无来由地，我突然有种空落落的感觉，好像刚刚出错了手中的王牌。或许，是因为小个子男人那副软硬不吃的样子——没有哭泣，没有咆哮，只是微笑着，从牙缝里吹着口哨，抖出轻快的声音，还有那种让你没法忘怀的眼神。

我走过去，捡起了那把刀，刀身又长又圆又薄，就像一把被磨得非常光滑的鼠尾锉刀。刀柄和刀镡由质地很轻的塑料制成，仿佛浑然一体。我用手握住刀柄，将刀“唰”地一下向桌上快速甩去，只见刀刃一松便插入了木头中，轻颤摇摆不已。

我倒吸一口冷气，手握住刀柄晃了两晃，用力把刀从桌上拔了出来。这把刀非常古怪，不论是设计还是用途，都让人感到一种莫名的不安。

我打开厨房另一侧的门，拿着手枪和刀走了进去。

这是一间客厅，靠墙的地方放着一张折叠床，床是打开的，上面凌乱不堪。屋里还有一把堆满东西的椅子，扶手上被烧了个洞。一张高大的橡木书桌靠墙放在正面窗户的旁边，书桌上的斜拉门看上去活像一扇老式的地窖门。在这旁边是个长沙发，一个男人躺在上面，他的脚搭在沙发扶手上，套着一双疙疙瘩瘩的灰袜子。他的头和枕头相距足有两英尺远，不过从那褪色的枕套颜色上看，不枕上去倒也未尝是坏事。他上身穿着褪色的衬衫和破旧的灰色毛衣，嘴巴大张着，脸上挂着亮晶晶的汗珠，呼吸声听上去就像是气缸垫漏气的老福特轿车似的。他旁边的茶几上放着个扔满烟蒂的碟子，其中几个烟蒂看上去像是手工卷成的。地板上放了一瓶几乎没怎么喝过的杜松子酒，几个看上去盛过咖啡的杯子——但绝对有些时日了。屋子里充斥着杜松子酒味和恶臭的空气，隐隐约约还有股大麻的气味。

我打开一扇窗户，把头抵在纱窗上，想给肺里送点干净的空气，顺便欣赏下街景。两个小孩沿着木材厂的篱笆骑着自行车，时不时停下来研究研究木篱笆上的“厕所艺术”。除此之外，街区的四周阒寂无物，连只狗的影子都没有。街角处扬起了一阵尘土，似乎刚刚有车经过那里。

我走到桌子前，那里面有本住宿登记簿。我一页页地翻过去，直到看到“奥林·奎斯特”这个名字才停下来，它被写得工整清晰、一丝不苟。“214”这个房间号码是另一个人用铅笔加上去的，但却怎么也说不上是“工整清晰”或“一丝不苟”。我一直翻到登记簿的最后，再没有人登记入住过214号房间。有个叫乔治·W.希克斯倒是曾住过215号。我合上本子扔在桌上，走到沙发那里。那个男人的鼾声已经停止了，嘴巴里也不再吐出泡沫，他把右臂一甩，搭在自己的胸膛上，可能误以为自己正在做演讲呢。我俯下身子，用拇指和食指捏紧他的鼻子，抓起一团他身上的毛衣，塞进了他嘴里。男人不再打鼾，使劲睁开眼睛。他的双眼呆滞无神，布满血丝。他奋力想挣脱我的手。等确定他已经完全清醒时，我放开了他，捡起地板上的那瓶杜松子酒，往旁边的杯子里倒了点儿。我拿着杯子对他晃了晃。

他的手一下伸了过来，那急切的程度不亚于一个母亲扑上去迎接走失的孩子。

我把杯子移开，让他没法够到，问道：“你就是经理？”

他艰难地舔舔嘴唇，说着：“给——给——”

他伸手一抓，想够到杯子。我便把杯子放在他面前的茶几上。他用双手小心翼翼地捧起杯子，猛地把杜松子酒往脸上灌去，然后倍感舒畅地放声大笑起来，把杯子朝我扔来。我费了点力气才接住它，再次把它倒扣在桌子上。这个男人若有所思地上下打量着我，想努力装出一副严厉的面孔，但没成功。

“出什么事儿了？”他粗着嗓门说，语带生气。

“是经理？”

他点点头，差点从沙发上跌下来。“我一定是醉了，”他说，“有那么一丁点儿的小醉。”

“你还不算太差劲，”我说，“你还能喘气。”

他把脚放在地上，迫使自己坐直了身子。他突然感到好笑似的咯咯笑起来，摇摇晃晃地走了三两步，扑通一下双膝跪地，两手撑地，想去啃咬椅子腿。

我只得再一次拖他起来，把他按在那把堆满东西、扶手烧出个洞的椅子上，然后给他灌了一口另外一剂什么药。他喝了下去，一时之间浑身剧烈颤抖，但接着，他的眼神倏地就恢复常态、显得明智而狡黠了。他这种醉鬼，醉醒之间总有种特定的平衡，醉到某一刻就会神志清明、重归现实了。但鬼知道这一刻何时到来，又能维持多久。

“你他妈是谁？”他咆哮道。

“我在找一个叫奥林·奎斯特的人。”

“啊？”

我又重复了一遍。他拿手抹了把脸，简短地说：“搬走了。”

“什么时候搬的？”

他摆摆手，这个动作让他差点从椅子上摔下来。于是他又往相反方向摆摆手，来调整平衡。“给我一杯酒。”他说。

我又倒了杯酒，举到他拿不到的地方。

“给我，”那人急躁地说，“我烦着呢。”

“我想要的只是奥林·奎斯特现在的住址。”

“要求不高嘛。”他调侃着，眼光漫不经心地扫过我手中的杯子。

我把杯子放到地上，拿出我的一张名片递给他。“这或许能帮你集中下注意力。”我对他说。

他眯起眼睛近瞅了名片一眼，发出一声冷笑，把它对折，再对折。接着，他又把名片铺平在手掌上，朝它吐口水，然后就往肩后一扔。

我又递给他一杯杜松子酒。他祝我身体健康，接着一饮而尽，庄严地点了点头，随后又把杯子往肩后一扔。杯子骨碌碌地滚过地面，重重地撞上了墙壁的脚板。这个男人居然嗖地一下站了起来，吓了我一大跳。他用手指着天花板，四指握拳，用牙齿和舌头发出一声尖厉的声音。

“滚开！”他说，“我多的是朋友。”他看了看墙上的电话，又狡诈地看了看我。“有好几个人能收拾你，”他冷笑道。我一声没吭。“不信，嗯哼？”他吼道，突然大发雷霆。我摇摇头。

他走向电话，抓住话筒把它从挂钩上摘下来，按了五个数字。我盯着他——1——3——5——7——2。

拨号码这个动作耗尽了他目前仅有的全部力气，他只能任凭话筒掉落、撞在墙上。他在旁边靠墙坐了下来，把话筒凑近耳朵，冲着墙壁大吼：“我要和医生讲话。”我只是静静地听着。

“文斯！医生！”他生气地大吼着，然后猛摇话筒，一把将它摔到一边。他双手撑地，开始绕着圈子爬行。当再次看到我时，他看上去惊诧而恼火。接着他又摇摇晃晃地站起来，伸手说：“给我一杯！”

我捡起摔落在地的杯子，满上了杜松子酒。他像个醉醺醺的贵妇，很有尊严地接了过去，轻快潇洒地一饮而尽，然后从容不迫地走回沙发躺下，将杯子当作枕头放在头下枕着，立刻就沉入了梦乡。

我把话筒放回挂钩上，又瞟了一眼厨房，我在这个躺在沙发上的男人身上仔细摸索了一下，从他的口袋里掏出几把钥匙，其中之一是把万能钥匙。通向走廊的门上装了一把弹簧锁，我在上面做了些手脚，以便待会儿还能溜进来。我顺着楼梯上了二楼，在中途停下来，在一个信封上写下了“文斯医生，13572”。或许这就是条线索。

我继续向上走，一时间房子里寂然无声。

4

在经理的万能钥匙下，214号房间的门被无声无息地打开了。我推开了门。屋里并非空无一人——一个矮胖、强壮的男人正弯着腰整理床上的一只行李箱，他背对着房门。衬衫、袜子、内裤都一股脑儿地摊在床单上，他一边悠闲而小心地把它们装箱，一边从牙缝里吹出单调的口哨。

听到门链“咔”的一响，他的身体一僵，手飞快地往床上的枕头下摸去。

“请你原谅，”我说，“经理告诉我这屋子没人住。”

他的脑袋光秃秃的，好像一颗西柚。他穿着一条深灰色的法兰绒长裤，两条透明的塑料吊裤带钩在蓝色的衬衫上。他把手从枕头下抽出，举到头上，又放下来。之后他转过身，我看到了他的假发，看上去就像天然的头发一样——顺滑，棕色，没有分发线。他正用被头发盖住的眼睛盯着我。

“或许任何时候你都该敲敲门。”他说。

他的声音浑厚，宽阔的脸上满是谨慎小心的神情，一看就是个见过世面的人。

“为什么我要敲门？如果经理都说了这个房间没人。”

他点点头，表示满意，怒意也从眼神中消失。

我没等他邀请便径直走了进去。一本翻开的色情杂志摊开朝下地放在床上的行李箱旁边，一根躺在绿色玻璃烟灰缸里的雪茄还在冒烟。这间屋子收拾得整齐有序，另外，对整栋房子而言，它还算干净。

“他一定以为你已经搬走了。”我说。我试图表现得像一个好心人，还带着点洞察真相的小聪明。

“再有半个小时就走了。”他说。

“那……好，不介意我随便看看吧？”

他露出一丝苦笑，“来城里还没多久，是不是？”

“为什么这么说？”

“新来的，是不是？”

“为什么这么说？”

“喜欢这家旅店和街坊邻里？”

“算不上，”我回答，“但房间看上去还可以。”

他咧开嘴笑笑，露出一颗烤瓷的假牙，其亮白程度与别的牙齿颇不相称。“你找房子找了多久？”

“才刚开始，”我说，“为什么要问这些？”

“你真让我想发笑。”这人答道，但他并没有笑。“这里的人都不用看房，大家都是不看就抢着要。这座安静的小城到处挤满了人，我只要告诉别人哪里有空房，立刻就能挣到十块钱。”

“太糟糕了，”我说，“一个叫奥林·奎斯特的人跟我提到这个房间，看来这十块钱你是拿不到了。”

“哦？”他的眼睛眨都没眨，脸部肌肉也没丝毫变化。我也可能刚刚是在同一只乌龟讲话。

“别惹我，”这人说，“惹我的人都没好果子吃。”

他拿起绿色玻璃烟灰缸里的雪茄，吐出一缕青烟，隔着烟雾，灰色的眼睛冷冷地盯着我。我掏出一根烟，用它搓了搓下巴。

“惹你的人会有什么下场？”我问他，“你就逼他们拿起你的假发？”

“你给我闭嘴，不许说我的假发。”他恶狠狠地说。

“真是太抱歉了。”我说。

“旅店外头的告示牌上明明写了‘客满’，”这人说，“你为什么还要跑到这儿来找房间？”

“你没听到我提到的那个名字吗？”我说,“奥林·奎斯特。”我还把名字拼出来给他听，即使这并没有让他更开心一点。空气忽然凝固了，死一般的寂静。

他猛地转身，把一叠手帕放进行李箱里。我向他挪近了一点。当他转过身时，他的脸上挂出了一副警戒谨慎的表情。不过其实一开始，他的脸就是那副样子。

“他是你朋友？”他漫不经心地问。

“我们是一块儿长大的。”我说。

“是个挺安静的家伙，”这人轻描淡写地说，“我过去常和他一起消磨时光。他在西加州公司上班，是吗？”

“以前是。”我说。

“哦，辞职了？”

“被解雇了。”

我们继续互相瞪着对方，谁都没得到什么结果。我们俩一生都做过太多类似的事，没法再期待有什么奇迹发生了。

那人把雪茄塞回嘴里，坐在了床边的行李箱旁。我偷偷向箱子里瞄了瞄，看到了一条折叠好的内裤，下面隐约露出了一把自动手枪的枪柄。

“这个叫奎斯特的哥们已经走了十天了，”那人沉思道，“所以，他还以为这屋子是空的，嗯？”

“登记簿上显示是空的。”我说。

他轻蔑地“哼”了一声。“楼下那个醉鬼估计有一个月没看登记簿了。喂——等一下。”他的眼神又变得凌厉起来，一只手漫不经心地移到打开的行李箱上，有意无意地在手枪旁边摸索了一下。等他的手挪开时，那把手枪已经看不到了。

“我一早上都迷迷糊糊的，要不我早该猜到，”他说，“你是个侦探。”

“好吧，就算我是。”

“有何贵干？”

“没什么贵干，只是纳闷你为什么住在这个房间。”

“我是从215号房间搬过来的，这间房子更好。就这么简单，满意了吗？”

“很好。”我一边说，一边用眼睛盯着他的那只手，只要他愿意，那只手随时可以拿起枪。

“什么样的侦探？警察局的？给我看看你的证件。”

我什么话都没说。

“我就不信你没带证件。”

“就算我拿给你看，你这种人也一定会说是假的。这么看来你就是希克斯了。”

他看起来非常惊讶。

“乔治·W.希克斯。”我说道，“是登记簿里写的，住215号房间。你刚刚告诉我你是从215号房间搬来的。”我环顾了一下四周，“如果你这里有块黑板的话，我就能写出来给你看。”

“严格来说，我们没必要互相大呼小叫的。”他说，“当然，我就是希克斯，很高兴认识你。你叫什么？”

他伸出手来，我同他握了握手，但表现得并不像期待已久的时刻终于到来那样激动。

“我叫马洛，”我说，“菲利普·马洛。”

“你知道吗，”希克斯礼貌地说，“你就是个该死的骗子。”

我嘲弄似的冲他一笑。

“你在我这儿嬉皮笑脸的也行不通。小子，你到底是来干什么的？”

我拿出钱包，从中取了一张我的名片，递给他。他若有所思地看看，敲着他的那颗烤瓷假牙。

“他可能去哪里了，但没跟我说。”他沉吟道。

“你的语法，”我说，“就跟你的假发一样奇怪。”

“知道好歹的话，就闭嘴别再提我的假发！”他咆哮道。

“我又不会吃了它。”我说，“我还没饿到饥不择食的地步。”他向我走近了一步，右肩垂了下去，熊熊怒火将他的嘴角拉了下来。

“别打我哦，我上了保险的。”我告诉他。

“他妈的，又是一个神经病。”他耸了耸肩，嘴角又拉回到正常位置。“你到底想干什么？”

“我必须得找到这个叫奥林·奎斯特的人。”我说。

“为什么？”

我没回答。

过了一会儿，他只得说：“好吧，我自己也很小心谨慎，所以才要搬出去。”

“或许你是因为不喜欢大麻的气味？”

“没错，”他的声音空洞，“还有别的原因，奎斯特搬走也是因为这个。洁身自好型——和我一个样。我认为一些坏蛋恐吓过他。”

“原来如此，”我说，“这或许就是他没留下转信地址的原因。不过，他们为什么要恐吓他？”

“你刚才提到了大麻，不是吗？他那种人是会去总部报警的，对吧？”

“在湾城？”我问，“他有必要这么做吗？好的，非常感谢你，希克斯先生。要去很远的地方吗？”

“不远，”他说，“不，不算太远，但也不近。”

“你是干什么勾当的？”

“勾当？”他像是被这话刺伤了。

“当然，你是靠什么过活的？你的不义之财是怎么赚来的？”

“你误会我了，兄弟，我是退休的验光师。”

“那你为什么会有一把点四五口径手枪？”我指指行李箱。

“这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他不高兴地说，“这枪放在我家好几年了。”他又低头看了看名片，“私家侦探，嗯？”他沉吟道，“你主要都做些什么样的事？”

“任何算得上正当的事都做。”我说。

“‘算得上’这个词能引申出很多含义，‘正当’这词也一样。”

我斜睨了他一眼，“你说得太对了，”我表示赞同，“让我们找个安静的下午，好好地引申一下它们的含义。”我伸手把名片从他的指间抽出，放回我的衣袋里。“多谢费时指教。”我说。

我走了出去，关上门，然后把耳朵贴在门外听了一会儿。我也不知道自己指望听到什么，反正我什么都没听到。我有种感觉，他正站在刚才的位置上，看着我走出去的那个地方。我沿着走廊往前走，故意弄出很大的响声，然后在楼梯口站住脚。

一辆轿车从旅店门前经过。不知在什么地方有一扇门关上了。我悄悄地潜回215号房间，用万能钥匙打开了门。我又悄悄地把门关上，锁好，然后默默在里面等待着。

5

还没到两分钟，乔治·W.希克斯就出发上路了。他出门时没有发出一点动静，要不是我一直静候门外，根本就不会知道他已经悄悄出门了。我听到门把手转动时的轻微金属声响，然后是缓慢的脚步声。接着，门被轻轻关上了，脚步声渐行渐远。然后，远处传来了“咯吱咯吱”的轻踩楼梯声，这之后就再没声音了。我等待着他打开前门的声音，但它并没有如期而至。我打开了215号房间的门，再次沿着走廊来到了楼梯口，下面传来了一扇门被小心翼翼打开的声音。我探头向下看，只见希克斯走进了经理室，门在他的身后关上了。我又等着听见说话声，但这次又没有。

我耸耸肩，踱回了215号房间。

看得出来，这房间有人住过。床头柜上放着一个小收音机，没整理过的床下面摆着鞋子。破旧的绿色窗帘被拉上了，窗帘没合上的缝隙处挂着一件旧浴袍，用来遮挡刺眼的阳光。

我把屋里的东西仔细看了一遍，仿佛它们能蕴藏着什么信息一般。然后我退回到走廊，重新把门锁上。接着，我又去拜访了一遍214号房间，它的房门这会儿没上锁。我仔细而耐心地把房间又从头到尾地探寻了一遍，没找到任何与奥林·奎斯特有半点关系的东西。不过我也没指望能找到，这是意料之中的事。虽然没什么理由让我找到它们，不过你总得去看看吧。

于是我走下楼梯，在经理室门外听了听，什么也没听到。我走进去，穿过房间，把万能钥匙放在桌子上。莱斯特·克劳森侧身躺在沙发上，脸朝着墙壁，对世事不闻不问的样子。我翻翻书桌，找到一个旧的记账本，里面记的似乎都是些收的房租和花费支出，除此外没什么别的东西。我又看看登记簿，已经很久没有什么新的登记入住记录，但你只要看看沙发上那人的样子，也就不足为奇了。奥林·奎斯特已经搬走，有人住进了他的房间，房间登记的是希克斯的名字。在厨房数钱的小个子男人是个典型的当地人，他随身携带一刀一枪的这个怪癖，在爱达荷街上同样司空见惯。

我从桌边的挂钩上取下那本小小的湾城电话簿，凭我的直觉，要查出“医生”或者“文斯”、电话号码是“13572”这个人应该并不难。首先，我把登记簿从头至尾翻阅了一遍，其实这件事我应该一开始就做的。登记有奥林·奎斯特的那页被撕掉了。真是个小心谨慎的家伙，乔治·W.希克斯先生，非常小心谨慎。

我合上登记簿，又瞟了一眼莱斯特·克劳森。房间里陈腐的空气、杜松子酒令人作呕的甜味和其他什么奇怪的东西让我不由得皱起了鼻子，我开始回头走向房间门口。当我走到门边，什么东西突然闯入我的脑海：像克劳森这样的酒鬼，通常都应该鼾声如雷，他的呼噜声、鼻息声、哼鸣声等各类声鸣经常是一起凑发、交织起伏的，响亮得足以把他自己的头从沙发上震下来。可他现在半点动静都没有，一条棕色的军毯盖住他的肩膀和下半边脑袋。他看起来非常舒服，非常平静。我俯身看他，军毯和他的后颈之间有个不太自然的突起。我动了动它。莱斯特·克劳森的颈后插着一把正方形的黄色木柄，在木柄的侧面印着几个字——“克拉姆瑟五金公司敬赠”，木柄的位置就在枕骨突起处的下方。

这是一把冰锥的手柄……

我以三十五英里的时速静悄悄地离开了那里。到了城市郊区，我一个青蛙跳就下了车，把自己关进公共电话亭，拨通了警察局的电话。

“湾城警察局，我是穆特。”一个沙哑的声音说。

我说：“爱达荷街第四四九号，在经理室，他的名字是克劳森。”

“嗯？”那声音说，“我们需要做什么？”

“不知道，”我说，“我也搞不清楚是怎么一回事。不过这个男人的名字是莱斯特·克劳森，听清楚了吗？”

“为什么这很重要？”那个沙哑的声音丝毫没有起疑。

“因为验尸官会想知道的。”我说完挂断了电话。

6

我驾车赶回了好莱坞，把自己独自一人锁在办公室里，翻阅着湾城的电话簿。我花了十五分钟，查到了电话号码为“13572”的人是一位叫文森特·拉加蒂的医生，他自称是神经外科专家，在怀俄明街居住和办公。从我的地图上看来，这一带虽算不上最高档的住宅区，但也差不离。我把湾城电话簿锁进书桌，到楼下街角处的小杂货店买了个三明治和一杯咖啡，然后用公共电话亭给这位文森特·拉加蒂医生拨了电话。接电话的是个女人，在费了一番口舌之后，我总算和他本人说上了话。他的声音很不耐烦。他说自己现在非常忙，正在给病人做检查。我就没见过一个医生是不忙的。他认识莱斯特·克劳森吗？他从没听说过这个人。我询问的目的到底何在呢？

“克劳森先生今天早上想打电话给你，”我说，“只是他醉得连话都说不清楚了。”

“可我并不认识克劳森先生。”医生用冷冷的声音回答，但他现在似乎没有那么着急了。

“哦，那好吧，”我说，“只是想确认一下，有人在他的后颈插了一把冰锥。”

一阵寂静。拉加蒂医生的声音现在礼貌得近乎虚伪，“这件事报警了吗？”

“当然，”我说，“不过你大可不必担心——除非那把冰锥是你的。”

他假装没有听到我的话。“请问你是哪位？”他温和地问道。

“我姓希克斯，”我说，“乔治·希克斯。我刚从那里搬出来，我不想和那种事情有什么牵连。我只是因为发现，克劳森想要打电话给你——当然，这是在他死之前，你知道——所以你可能会感兴趣。”

“抱歉，希克斯先生，”拉加蒂医生说，“但我不认识克劳森先生。我从来没听说过他的名字，也从来没和他有过任何联系，我记名字不会出错的。”

“哦，好吧。”我说，“你跟他是不可能再见面了。不过很可能有人想知道，他为什么要打电话给你——除非我忘记去散播这个消息。”

一阵死一般的寂静。拉加蒂医生说：“我对此实在无话可说。”

我说：“我也一样。我可能会再打给你的。不过请别误会，拉加蒂医生，这可不是什么勒索。我只是个受到惊吓的小伙计，需要朋友而已。我只是觉得医生——就像牧师一样——”

“非常乐意为你效劳，”拉加蒂医生说，“需要帮助的话，请尽管开口。”

“谢谢你，医生，”我热情地说，“实在是太谢谢你了。”

我挂断了电话。如果文森特·拉加蒂医生说的是真话，那他现在就应该打电话给湾城警察局，报告这件事。但如果他没报警，就说明他没说真话。搞清楚了这一点或许有用，也或许没用。

7

四点钟时，我桌子上的那部电话响了起来。“你找到奥林了吗，马洛先生？”

“还没呢，你在哪里？”

“噢，我在附近的一个小杂货店——”

“直接上来吧，不要搞得像玛塔·哈瑞
[1] 一样。”我说。

“你从来都不会对别人客气点吗？”她呵斥道。

我挂断电话，灌了一大口老林头威士忌，打起精神应对即将到来的面谈。在我喝得正酣时，听到了她沿走廊而来的轻快脚步声。我走过去打开门。

“从这儿走，别让人看见了。”我说。

她端庄地坐下，等着我开口。

“我能查到的所有东西，”我告诉她，“就是爱达荷街那家破旅馆在兜售大麻。”

“噢，太可怕了。”她说。

“我们的人生总是祸福相依的。”我说，“奥林一定是知道了什么，然后威胁说要报警。”

“你的意思是，”她用小姑娘似的做派说，“他们可能会因此伤害他？”

“嗯，最可能的情况是，他们会先吓唬吓唬他。”

“噢，他们是吓唬不了奥林的，马洛先生，”她斩钉截铁地说，“谁敢惹他，他就会变得凶神恶煞。”

“哦，”我说，“但我们谈的不是一件事。任何人都会被吓倒——只要方法得当。”

她固执地抿抿嘴，“不，马洛先生，他们吓不倒奥林。”

“那好吧，”我说，“就算他们没有恐吓他。设想一下，他们只是砍掉他的一条腿，然后用它猛打他的头，接下来他又会做些什么呢——写信给商业改善局投诉？”

“你在取笑我。”她彬彬有礼地说，声音却冷得跟寄宿学校熬的汤一样。“你一天就只做了这点儿事？只是发现奥林已经搬走了，旅馆那一带街区的环境很差劲？我凭自己也能知道这些。马洛先生，我原以为你是个侦探，应该——”她的声音减弱，忍住了后面的话。

“我做得比这些还多一点。”我说，“我给房东喝了些杜松子酒，翻了翻旅馆的住宿登记簿，和一个叫希克斯的人说了说话——乔治·W.希克斯。他戴了一顶假发。我猜你没见过他。他住在，或者说住过，奥林的房间。所以我想可能——”现在轮到我来小小地故弄一下玄虚，不把后面的话说完了。

她凝视着我，一双暗淡的蓝色眼眸被眼镜片放得更大。她的小嘴坚定地紧闭着。她的双手紧握，放在面前书桌上的方形大皮包上。她的身体僵直、严肃呆板，一副抗拒不满的样子。

“我付了你二十美元，马洛先生，”她冷冷地说，“我很清楚这是一天的工钱，但我并不认为你做完了一天的工作。”

“不错，”我说，“这话不假，但一天还没有结束。而且，你也不用为那二十块钱担心，如果你想要的话可以拿回去，我碰都没碰过。”

我拉开桌子抽屉，从中取出她的钱，从书桌上推过去。她看着钱，但没去碰。她缓缓抬起了眼睛，和我目光相对。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知道你已经尽力了，马洛先生。”

“就我目前掌握的事实来说的话。”

“可是我已经告诉你我所知道的一切了。”

“我并不这么认为。”我说。

“当然，你怎么想我也管不着，”她尖刻地说，“不过，如果我把想知道的事情都知道得一清二楚的话，我就不必跑这儿请你帮忙了吧，你说呢？”

“我没说你已经知道了所有想知道的事。”我回答，“关键问题是，我所想知道的一切还不知道，所以没法为你做事。何况你告诉我的事也说不通。”

“什么事说不通？我跟你说的都是事实。我是奥林的妹妹，我想我非常清楚他的为人。”

“他为西加州公司工作了多久？”

“我和你说过，他到加州来也就是一年前的事，他来了之后立马就找到了工作，因为他离家前就是干这一行的。”

“他多久给家里写一次信？我指的是在他中断通信之前。”

“每周都写，有时更频繁。他总是轮流写给妈妈和我。当然信都是给我们两个人看的。”

“说些什么？”

“你的意思是他信里说些什么？”

“不然你认为我是什么意思？”

“喂，你犯不着总是对我大呼小叫的。他谈到他的工作、公司、那边的人，有时候也谈谈刚看过的演出之类。要不然就是有关加州的事，他也说起过教堂。”

“就没提起过女孩儿？”

“我看奥林对女孩儿没多大兴趣。”

“那他一直住在同一个地方？”

她点点头，看上去很困惑。

“那他有多久没再写信了？”

看来这需要好好想想。她抿着嘴唇，一根手指指尖推着下嘴唇中间。“四个月左右吧。”

“他最后一封信的日期是什么时候？”

“我——我恐怕没法告诉你准确日期，不过就像我说的，三或四个——”

我朝她摆摆手，“信里有没有什么反常的地方？有没有提到什么不该提的，或者没提到什么本该提的事情？”

“呃——没有，看起来就像其他的信一样。”

“你们在这一片地方就没什么朋友或亲戚吗？“

她奇怪地看了我一眼，好像要说点什么，又突然摇摇头：“没有。”

“好，现在我来告诉你哪里不对劲。我就不计较你不告诉我住址这件事了，因为你担心我会突然出现在门前，胳膊底下夹着瓶烈酒前来骚扰你。”

“这样的谈话方式可真不文雅。”她说。

“我说的话就没一句文雅的，我就是个不文雅的人。按照你的标准，一个人不随身携带三本祈祷书就算不得文雅。但让我纳闷的是，你竟然没被吓着，不管是你还是你妈妈。按理说，你们应该被吓得魂飞天外才对。”

她细小的手指紧紧地抱着胸前的皮包，“你是说他发生了什么不测？”她的声音渐渐弱下去，变成了一种悲伤的低语，就像殡仪馆的人在要求家属预付定金一样。

“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但站在你的立场想想——了解奥林的为人，定期收到他寄来的信，但突然有一天来信中断了，我没法想象自己遇见这事怎么还能安安稳稳地等到暑假才跑去打听情况，我没法想象自己怎么还能熟视无睹地走过警察局却不报警，在明明知道他们有寻找走失人口机构的情况下，却去找一个素昧平生的私家侦探帮你大海捞针。我也没法想象你亲爱的年迈的妈妈怎么还能只是安安稳稳地坐在那里，在堪萨斯州的曼哈顿，一周接着一周地帮牧师补袜子。没有奥林的来信，也没有奥林的消息，她对此所做的只是深吸一口气，接着再去补另一条裤子。”

她霍地站起来，“你这个人真讨厌，叫人恶心。”她怒气冲冲地说，“你就是个卑鄙小人。你竟敢说妈妈和我毫不担心奥林，你怎么敢！”

我把那二十美元往她那边又推了推，“你的担心确实值二十块钱，小姐，”我说，“但到底在担心些什么我可不知道。说真的，我也并不是很想知道。请快把这一大沓钞票放回你的皮包吧，就当我们从来没见过面。明天你没准儿会想把这钱再交给另外一个侦探。”

她愤怒地一把将钱塞进皮包，“你的无礼我会记一辈子的，”她咬牙切齿地说，“有生以来，还从没有人对我这么说过话。”

我站起来，在书桌周围悠闲地踱步，“别想太多了，你也许会慢慢喜欢上这一套呢。”

我向前探身，一把摘下了她的眼镜。她退后了半步，差点跌倒。我凭着纯粹的本能，伸出手臂揽住她。她睁大双眼，用手抵住我的胸，想把我推开。我被推了一下，力道比一只猫确实大了那么一点。

“没了眼镜，你这双眼睛可真是大放异彩啊！”我赞叹道。

她放松下来，将头向后仰，朱唇微启。“我猜你对所有的客户都来这套吧。”她柔声细语地说。现在她的手已垂到了两侧，皮包重重撞在我的腿上。她把全部身体都靠在我的手臂上。如果她是想让我放开她的话，那她可就把表达的信号用混了。

“我只是怕你摔倒。”我说。

“我就知道你是个很体贴的人。”她更放松了，头向后仰着，垂下的眼皮微微翕动，唇上那抹似有若无的挑逗性笑容似乎是与生俱来的。“我猜，你大概以为我是故意的。”她说。

“故意什么？”

“摔倒，之类的。”

“这个嘛……”

她忽然用胳膊环住我的脖子，把我拉到她身前。于是我亲吻了她，或者说重重碰了她一下。她把唇瓣紧紧地压在我的嘴唇之上，久久不离，然后很安详、很惬意地在我的怀里蠕动着，接着便依偎在我的身上。她长长地松了口气。

“在堪萨斯州的曼哈顿，这么做你可能会被抓起来的。”她说。

“如果还有任何公正可言，我只要出现在那儿就会被抓。”

她咯咯地笑了起来，用指尖点了我的鼻子一下。“我猜你一定很喜欢随便的女孩子，”她侧头看着我，“至少你不用擦掉口红印。或许下次我会涂上点。”

“或许我们应该坐到地板上去，”我说，“我的胳膊都酸了。”

她又咯咯地笑了，仪态优雅地脱离了我的怀抱，“我猜，你一定认为我被亲过很多次。”她说。

“哪个女孩儿不是这样？”

她点点头，从下往上看了我一眼，睫毛遮住了半只眼睛，“即使是教会办的活动都玩接吻的游戏。”她说。

“不然教会就办不成什么活动了。”

我们互相看着彼此，脸上都没有什么特别的表情。

“好——好吧，”她终于先开口了。我把眼镜还给她。她戴上眼镜，打开皮包，照了照小镜子，在皮包里翻了一会儿，把握着拳头的手伸了出来。

“抱歉，我刚才太小气了。”她一边说着，一边把什么东西塞到我书桌上的便签簿下，然后又对我似有若无地笑了一笑，走向门口，打开了门。

“我会打电话给你的。”她亲昵地说着，然后走了出去，哒，哒，哒，轻快的小碎步如冰雹溅落。

我走过去拿起便签簿，把下面皱皱巴巴的钞票抚平整。那个吻倒是不足一提，不过看上去，我又有机会重获这二十块钱了。

我还没来得及为莱斯特·克劳森先生担心，电话就响了。我漫不经心地接起电话，听到对方的声音很急促，但是浑厚而沉滞，如同嘴里被塞了一团窗帘布，或是谁的一把长长的白胡子。

“你是马洛吗？”对方说。

“说话。”

“你有一个保险箱，马洛？”

我已经一整个下午都彬彬有礼，实在是受够了。“别啰啰嗦嗦，有话快说。”

“我刚问你了一个问题，马洛。”

“我没回答，”我说，“就这么简单。”我一边伸手去摸座机，按下挂机按钮，一边四处摸索找我的香烟。我知道他马上就会再打来的。这种人就是这样，以为自己是个人物就不可一世，非得占了上风才行。当电话再次响起时，我单刀直入。

“如果想谈生意，就提出你的方案。另外，在你付我钱之前，我都该被敬称为‘先生’。”

“别这么急脾气耍性子嘛，哥们儿。我遇到点麻烦，需要帮助。我有样东西，需要藏在安全的地方，只要几天就行，不用太久。为此你也可以快速地挣点小钱。”

“多小？”我问，“又有多快？”

“百元大钞，就在这儿等着，我帮你攥得热乎乎的呢。”

“我听得到它沙沙作响呢，”我说，“你在哪儿等我？”那声音我听过两遍，一遍是他说的时候，一遍是在我脑中回响之时。

“在凡努斯旅馆的332号房间。敲门时记得要两声长两声短，别敲太大声。我快等不及了，你多快能——”

“你想让我保管的是什么东西？”

“你来了就知道。我说过我现在很急。”

“你叫什么？”

“说找332号房间就行了。”

“感谢您费时间来电。”我说，“再见。”

“喂，等一下，笨蛋。不是像你想的什么棘手的东西。不是毒品，不是绿宝石项链，只是它正好对我而言很值钱——对别人来说根本一文不值。”

“宾馆里就有保险箱啊。”

“想要到死都一贫如洗吗，马洛？”

“有何不可？洛克菲勒不也是这样。还是再见吧。”

那声音的腔调变了，不再浑厚滞涩，而是尖锐又迅速地说：“湾城的那些小事儿都怎么样了？”

我没说话，只是等对方接着说。电话里传出模糊的轻笑声：“就知道你会感兴趣的，马洛。332号房间，记着。快来，老兄，别磨蹭。”

电话在我耳边“咔嗒”一声挂断了。我放下电话。一支铅笔莫名其妙地从书桌上滚落下来，笔尖撞在了桌脚上，断了。我捡起笔，慢慢地、小心地把它固定在窗框边上的波士顿削笔刀里，均匀地转动着，把它削得匀称而平滑。我把削好的笔放在桌上的托盘里，然后拍掉手上的铅笔屑。我有的是时间，全世界的时间。我方才什么都没看见，也什么都没听见。

然而这时，更加莫名其名的是，我看见了欧法梅·奎斯特的脸，她没戴眼镜，脸上平滑光泽，擦了精致的妆容，金发高高地盘在前额，中央被一条发辫环住。她一双眼睛含情脉脉，满是诱人之色。现在这些人都得有一双诱人的眼睛。我的脑海中浮现出一个巨大的特写镜头：众目睽睽之下，这张脸正被罗曼奥夫酒吧里一个魁梧强壮的大汉啃咬着。

二十九分后，我到达了凡努斯旅馆。

注释

[1] Mata Hari（1876—1917），一战时期著名的法德两国的双面间谍。

8

曾经，在很久之前，这家旅馆一定分外雅致，但后来却风姿不再。雪茄的余味还萦绕在大厅里，就像天花板上残存的污秽的金漆、长皮椅里松动的弹簧一样留下斑驳的印迹。因年代久远，大理石的柜台已变成了棕黄色。但地毯是新的，看上去硬邦邦的，就和旅馆的前台职员的脸色一样严峻冷漠。我从他面前经过，慢悠悠地踱步到角落的香烟柜台边，拿出两毛五买了一包骆驼牌香烟。柜台后面的女孩披着一头稻草色的头发，长长的脖子，双眼里满是疲倦之色。她把香烟放在我面前，又加了一盒火柴，然后把应该找给我的零钱扔进了写有“社区募捐谢谢你”的投币盒里。

“你希望我这么做，对吧？”她耐心地笑着说，“你愿意把你的零钱捐给那些可怜的、弱势的瘸腿小朋友，对吧？”

“如果我说不呢？”我说。

“那我就把那七分钱掏出来，”女孩说，“不过这会非常麻烦。”她的语音低沉而绵长，似乎泫然欲涕，但又含着爱抚，仿佛一块润湿的浴巾。我在七分钱之上又投进去两毛五。这回她对着我笑开了花，咧开的嘴里露出了更多的扁桃体。

“你是个好人。”她说，“我能看出你是个好人。好多家伙都跑到这儿来找女孩儿调情。想想吧，只要七分钱就能调情。”

“现在是谁在值班？”我问道，没接她的话。

“有两个人。”她的一只手伸向脑后，动作缓慢优雅，好像不仅仅是为了展示她五个涂得血红的指甲。“哈迪先生晚上值班，弗拉克先生白天值班。现在是白天，所以应该是弗拉克先生在值班。”

“我去哪儿能找到他？”

她身子前倾探出柜台，让我闻闻她的头发，用那差不多有半英寸长的指甲指向电梯间。“顺着走廊下去，就在门房旁边。门房很显眼，只有一半的门，上面用金字写着‘门房’。只不过那半扇门有点往后折，所以我估计你会看不见。”

“我会看见的，”我说，“就算脖子被铰链勒住我也能看见，这个弗拉克看上去什么样子？”

“这个，”她说，“他是个矮胖的人，留着小胡子，结实粗壮，就是个子不高。”她的手指沿着柜台懒洋洋地挪动着，最终停在我不用跳起来就触手可碰的地方。“他这个人没什么意思，”她说道，“你找他干什么？”

“公事。”我回答，趁她还没扳住我的脖子来个半后颈式摔跤动作前，我赶紧逃之夭夭。

走到电梯旁边，我回头看了她一眼。她正盯着我的背影，一副困惑不解——或者她可能会形容为——若有所思的样子。

门房在通向水泉街入口的那条走廊的中央，门虚掩着。我在门口四处张望了一下，然后走了进去，把门关上。

一个男人正坐在一张落满灰尘的小书桌旁。除了一个很大的烟灰缸，桌上几乎什么都没有。他又矮又胖，鼻子下头有一撮黑色的浓毛，大概有一英寸长。我在他的对面坐下，放了一张名片到桌子上。

他面无表情地拿起名片，认真读着上面的内容。又翻个面，同样认真地读着背面——只不过背面没东西，根本没的可看。他从烟灰缸里拈起一根抽了一半的雪茄，点火时差点烧到鼻子。

“想发点什么牢骚？”他冲着我低声吼道。

“没牢骚可发。你是弗拉克？”

他懒得回答，只是盯着我看，可能他是想掩饰自己的想法，也可能不是——取决于他到底有没有什么可掩饰的。

“我想打听打听一个客人的情况。”我说。

“叫什么名字？”弗拉克冷冰冰地问。

“我不清楚他在这儿用的什么名字，但他住在332号房间。”

“他来这儿之前用的是什么名字？”弗拉克问。

“我也不清楚。”

“好吧，那他长什么样？”弗拉克现在有点猜疑，他又看了看我的名片，但这也并没能消除他的疑虑。

“目前为止，我还没见过他。”

弗拉克说：“我一定是太累了。我没懂你在说什么。”

“我接到他的一个电话。”我说，“他想见我。”

“我拦着你了吗？”

“听着，弗拉克。干我这行的，有时候难免会跟人结仇，这你应该这道。这人想和我私了些什么事，叫我过来，忘了告诉我名字就挂了电话。保险起见，我想在上楼找他之前先查个清楚。”

弗拉克把雪茄从嘴里拿出来，耐心地说：“我现在精神不济，还是没听懂。我什么都搞不清楚。”

我身体前倾，抵住书桌，一字一句清楚地告诉他：“这件事可能是个圈套，他很可能想引诱我进入房间，干掉我，然后再悄没声地偷偷溜掉。你可不希望在你们旅馆里发生这种事，对吧，弗拉克？”

“就算我不希望，”他说，“你就觉得你自己有那么重要吗？”

“你抽那根烟是因为喜欢，还是觉得看起来很有派头？”

“一周挣四十五块钱，”弗拉克说，“我还能抽什么好烟？”他直勾勾地看着我。

“又不是要你掏钱，”我说，“我们之间也没什么交易。”

他只得无奈地叹了口气，疲惫地站起来走出了房间。我点了根自己的烟，等待着。他很快就回来了，扔在桌上一张住宿登记卡，上面用墨水工整地写着——“G.W.汉布尔顿医生，加州埃尔森特罗城”。柜台登记员在上面还写了点别的，包括房间号码和每天房价。弗拉克用一根手指点了点卡片。他的指甲该修剪了，也可能是需要用指甲刷好好清理一下。

“下午两点四十七分来的。”他说，“也就是说，就是今天。账单上没别的东西，只是一天的租金。没有电话费，什么都没有。怎么样，你满意了吗？”

“他长得什么样子？”

“我没看到他。难道你觉得客人登记入住的时候，我还要站在桌子旁边，一个一个地给他们都拍张照吗？”

“谢谢，”我说，“汉布尔顿医生，埃尔森特罗城。非常感谢。”我把登记卡还给他。

“要是还有什么我可能清楚的事，”我出门时弗拉克说，“别忘了我是在哪儿过活的——当然，要是这也能叫生活的话。”

我点点头，然后走了出去。生活里总有这样的日子，你遇上的每个人都是神经病。于是你看看镜子里的自己，暗自纳闷。

9

332号房间位于大楼后部，就在安全出口附近。通向房间的走廊里有股怪味，是旧地毯和家具油漆混合的气味，夹杂着无数在此过着邋遢生活、不知姓名的房客留下的乌烟瘴气。灭火水龙头下的沙桶里扔满了烟蒂和雪茄头，这是积累了好几天的结果。一扇开着的气窗里传出收音机刺耳的音乐，另一扇窗里则传出一伙人的嬉笑怒骂声，震天响的音量足以把他们自己震死。走廊尽头的332号房间则安静多了。

我根据电话里的指示两声长两声短地敲了敲门。但什么回应都没有。我有一种精疲力竭、垂垂老矣的感觉，就好像我用尽了一辈子的时间，在这家廉价的旅馆里敲着一扇扇无人应答的门。我又敲了一下门，然后便扭动门把手走了进去，一把贴着红色标签的钥匙插在门里侧的钥匙孔中。

眼前是一条短短的过道，右边有个浴室。站在过道上能看到远处一张床的床头，有一个穿着衬衫和长裤的男人躺在床上。

我开口问：“是汉布尔顿医生？”

男人没有回答。我经过浴室的门向他走去。忽然一阵香水味扑面而来。我立即转身，但终究还是迟了一步。一个躲在浴室里的女人正站在那儿。她用毛巾遮住了下半边脸，戴着一副黑色墨镜。一顶阔边草帽的帽檐是有些灰蒙蒙的、翠雀花的蓝色，帽子下面露出了她蓬松的浅金色头发。蓝色的耳坠在幽暗的阴影中若隐若现。墨镜镜框是白色的，两侧装饰着扁平的蝴蝶结。她穿着和帽子颜色相同的裙子，上面罩着一件敞开的外套，是绣花真丝或人造丝的面料。她戴着一双长手套，右手拿着一把自动手枪，有着白色的骨柄，看上去像是点三二口径。

“转过去，双手背后。”透过毛巾她的声音闷闷地传来，就跟那副墨镜一样，对我毫无意义可言。不过这声音不是电话里的那个。我没动。

“别以为我是说着玩的。”她说，“我只给你三秒钟，乖乖地照我说的做。”

“能延长到一分钟吗？我喜欢看着你。”

她威胁性地摇了摇小手枪，“转过去。”她厉声说，“快点。”

“我也喜欢你的声音。”

“那好，”她说，声音骤紧，带着危险的意味，“你要是想玩，那我就陪你玩玩。”

“别忘了你可是个女的。”我说着，转过身把双手高举到肩头。一把枪的枪口抵住了我的后颈。她的呼吸搔痒着我的皮肤，香水则是一种近乎优雅的味道，清淡，不刺鼻。脖子上的枪移开了，余光中一道白光闪过我的眼前。我呻吟一声，向前扑倒，双手与膝盖着地。我迅速往身后一抓，摸到了一只穿着尼龙丝袜的腿，但立马又滑开了。真是可惜，那条腿摸起来很不错。这时我的脑袋上重重地又挨了一下子，疼痛瞬间剥夺了我的这点儿乐趣。我狼狈不堪，发出一声嘶哑的叫喊，然后瘫倒在地。门被打开了。钥匙咔嗒一响。接着门又关上。钥匙转动了一下。随后是一片寂静。

我从地上爬起来，走进浴室，从架子上拿了一块毛巾，用冷水浸湿，擦了擦脑袋。感觉上我应该是被高跟鞋的鞋跟踢伤了，肯定不是枪柄，流了一点血，不是很多。我把毛巾拧干，站在那儿轻抚伤口，心里有点纳闷，为什么我刚才没大喊大叫着去追她。不过我也只是愣愣地干瞪着水盆上方被打开的药柜而已：一罐爽身粉被齐肩撬开，撒得满架子都是；一管牙膏被横腰切开——一定是有人在找什么东西。

于是我返回过道，推了推房门，门被从外面锁上了。我弯下腰，想从锁眼往外看出去，然而门锁的内外部分是一上一下结构的，外锁孔和内锁孔不在同一高度上，错落不一。刚才那个戴白框墨镜的姑娘显然不太熟悉这家旅馆。我扭转弹簧锁，将外锁打开，推开了门。我朝空荡荡的走廊看了看，回来又关上了门。

我向床上的男人走过去，从始至终他一动都没动，原因似乎显而易见。

穿过狭小的过道，朝向两扇窗的房间豁然开阔起来。一束傍晚的夕阳穿透窗户，倾洒在床上，停留在躺着的男人颈下。那里有一块蓝白色的、圆形的东西，在阳光的照射下闪闪发光。他侧躺在枕头上，看上去很放松。上次我和他谈话时，他的名字叫乔治·W.希克斯，现在他叫G.W.汉布尔顿——一样的名字缩写。不过如今这些都没什么意义了，我再也没法和他说话。看不到任何血迹，一滴也没有——这就是专业冰锥杀人杰作的优点之一。

我摸摸他的脖子，还是温热的。当我做这件事的时候，那一束阳光已经从冰锥把手上转移到他的左耳处了。我转过身，细细打量着整个房间。装电话的盒子被人打开了，没有关上。旅馆的《圣经》被扔在一角。桌子被翻过。我走近衣橱查看，里面放着衣服和我之前见过的行李箱，似乎没什么重要的东西。我从地上捡起一顶宽檐帽子，把它放到桌上，然后走进了浴室。我现在最感兴趣的是，用冰锥杀死汉布尔顿医生的人是否已经找到了他们要找的东西——他们的时间很少。

我仔细搜查了浴室。我打开马桶的水箱盖，然后冲水，里面没有东西。我顺着溢水管向下看，也没发现那儿挂着什么一端系着小物件的细线。我搜查了书桌，除了一个旧信封以外空无一物。我把纱窗推开，摸了摸窗棂底下。我捡起地板上的圣经，从头到尾翻阅了一遍。我还检查了三张画的背面，查看了地毯的边缘。地毯是用大头针钉在墙上的，大头钉的凹槽里积聚了一圈灰尘。我趴在地上检查了床底，还是什么都没有。我站到了椅子上，看了看灯罩内部，里面都是灰尘和死飞蛾。我又仔细查看了床，它被铺得很专业，一直没被动过。我摸摸死者头下的枕头，又从衣橱拿出备用枕头检查缝边。什么都没有。

汉布尔顿医生的外套挂在椅背上，我里里外外地搜了一遍，知道这是最不可能找到东西的地方。有人用刀割开了里衬和垫肩部位。我翻出来的东西有火柴，几根雪茄，一副墨镜，一副还没用过的廉价手帕，一张湾城电影院的票根，一把小梳子，一盒没开封的香烟。我把烟盒放到阳光下看看，没有被打开过的痕迹。于是我拆开了烟盒，撕掉包装，掏出里面的东西，但除了香烟，还是什么也没找到。

现在就剩下汉布尔顿医生他本人了。我挪了挪他的身体，手伸进他的裤子口袋，里面有一些散落的零钱，另外还有一条手帕，一小把牙线，一些火柴，一把钥匙，一张折好的汽车时刻表。一个猪皮钱包里放着一沓邮票和目前看到的第二把梳子（这个人可真够爱护他的假发的），三小包白色粉末，七张名片——上面印着“G.W.汉布尔顿，加州埃尔森特罗城塔斯廷大楼，门诊时间：上午九点到十二点，下午两点到四点，其他时间请预约。电话号码：埃尔森特罗城5-0406。”没有机动车驾驶证，没有社会保障卡，没有保险卡，一点能证明真实身份的证件都没有。钱包里还有一百六十四美元的现金。我把钱包放回了原处。

我提起汉布尔顿医生放在书桌上的帽子，检查着帽衬和缎带。帽边缎带上的蝴蝶结被人用刀尖挑开了，留下垂落的丝线，但里面什么东西都没藏，也没有证据显示出拆掉再重新缝上的痕迹。

问题就出在这儿：如果凶手知道他们要找什么的话，那样东西一定能被藏进一本书，一个电话盒子，一管牙膏，或是一个帽衬里。我又走入浴室，再一次查看我的脑袋，它还在渗出一丝丝的血迹。我多用了一些冷水冲洗伤口，然后用纸巾擦干，把纸巾丢进马桶冲掉。我走回房间，站在那儿低头看了汉布尔顿医生一会儿，纳闷他究竟犯了怎样的错误——之前的他看上去可是个相当机警谨慎的家伙。阳光现在已经移到房间另一端，离开了床，照到那个满是灰尘的阴暗角落里。

我忽然忍不住咧嘴笑起来，迅速地弯下腰——带着脸上那还不太合乎时宜的微笑，拉下了汉布尔顿医生的假发，将里面一层翻出来。就是这么简单，假发的里衬上用胶带粘着一张橘黄色的纸片，外面被一层玻璃纸保护着。我扯下橘黄色的纸片，将它由里到外地翻出来，发现这是张写了编号的取货凭证，来自湾城照相馆。我把凭证放进钱包，又小心翼翼地把假发套回那个鸡蛋般光滑的脑袋上。

我离开房间时没有锁门，因为没办法锁上。

经过走廊时，气窗里还在传出刺耳的收音机声，夸张的醉酒狂笑依然回荡在走廊中。

10

在电话那头，湾城照相馆的男人说道：“是的，希克斯先生，我们已经为您准备好了。根据您的底片冲洗出来的，六张放大的上光照片。”

“你们什么时候打烊？”我问。

“哦，大概再过五分钟。我们早上九点就开门了。”

“那我明天早上再去取，谢谢。”

我挂断电话，下意识地把手伸到硬币投币口，摸到一枚别人留下的硬币。我走到午餐柜台，用这钱给自己买了一杯咖啡，然后坐在那儿喝着，听着外面大街上汽车喇叭抱怨的鸣笛声。现在到了回家的时间，汽笛声满街乱叫。一辆辆摩托车飞驰而过，老化了的刹车发出刺耳的摩擦声。外面的人行道上传来阵阵沉闷单调的脚步声。现在只是刚过五点半而已。

我喝掉咖啡，装好烟斗，优哉游哉地走了半个街区，回到了凡努斯旅馆。我走进写字间，把照相馆的橘黄色取货凭证折好，放进了旅馆的专用文具袋，在外面的信封写上我自己的姓名和地址。贴好快递邮票后，我把信封扔进了电梯旁边的信箱里。然后我又一次径直走进了弗拉克的办公室。

我又一次关上他的门，然后坐在了他的对面。弗拉克似乎连半英寸都没挪过地方。他愁眉苦脸地叼着同一根雪茄，眼睛里同样是空洞洞的。

我在他桌子的侧面划了一根火柴，重新点上了我的烟斗。他皱起了眉头。

“汉布尔顿先生的房门没人回应。”我说。

“啊？”弗拉克茫然地看着我。

“住在332号房间的那位，记得吗？他对敲门声没反应。”

“我该做点什么——大惊失色？”弗拉克问。

“我敲了几次门，”我说，“没任何反应。我想他大概在洗澡什么的，但什么声音也听不到。我到别处溜达了一会儿，又去敲了一遍门，还是没反应。”

弗拉克看了一眼别在马甲上的怀表。“我七点钟下班，”他说，“老天，还有整整一小时，或者更久。兄弟，我是不是饿了。”

“像你这么努力工作，”我说，“不饿才怪。你一定得打起精神来，我说的332号房间的事到底有没有让你提起兴趣来？”

“你说他不在，”弗拉克暴躁地说，“那又怎样？他不在能怎样。”

“我没说他不在。我说我敲门他没回应。”

弗拉克探身向前，慢慢地从嘴里取出雪茄的残渣，放进了玻璃烟灰缸里。“继续说，我有点兴趣了。”他说，一副很认真的样子。

“也许你会乐意亲自跑上去看看。”我说，“也许你最近还没见过一流的冰锥杀人杰作。”

弗拉克把两手放在他的椅子扶手上，使劲压着那段木头。“啊，”他痛苦地说，“啊。”他起身拉开了书桌抽屉，从中拿出一把黑色的大手枪，咔的一声弹开枪膛，检查一下里面的子弹。他斜眯着眼睛瞅瞅枪管内侧，啪嗒一声将弹匣回归原位。他解开背心纽扣，将枪塞进腰带。在紧急情况下，没准他一分钟以内就能搞定这些事。他稳稳地戴上帽子，一把拉开了门。

我们静静地走到了三层，穿过走廊。一切都还是老样子。走廊里的声音既没有更大，也没有更小。弗拉克快步走到332号房间，习惯性地敲敲门，然后推了推门。他回头看着我，嘴唇扭作一团。

“你说门没锁。”他抱怨道。

“准确来讲，我没那么说。不过刚才确实没锁。”

“可现在锁了。”弗拉克边说，边从一大串钥匙里挑出一把。他打开门锁，向走廊四下张望了一下，接着慢慢扭动门把手，没弄出一点声响。他把门轻轻推开了几英寸。

他听了听，屋里没传出任何声音。弗拉克后退几步，从他的腰带里掏出黑色手枪。他将钥匙从锁孔里拔出来，猛地一脚踹开房门，然后稳稳地端起手枪，活像警匪片里的邪恶头子。“走！”他从嘴角挤出这个字。

越过他的肩膀，我能看见汉布尔顿医生还像刚才那样躺着，但从门口没法看到冰锥的手柄。弗拉克向前弓着身子，小心翼翼地朝房间里挪动着。到了浴室门口，他将眼睛凑到门缝上，往里面瞄瞄，然后猛地一推门。门撞在浴缸上弹了回来。他走进浴室，又出来，一步一步踏入卧室，一副紧张又谨慎的姿态，绝不给人以可乘之机。

他试了试衣橱的门，把枪端平，然后猛地把门拉开。衣橱里没有可疑的人。

“看看床下面。”我说。

弗拉克轻巧地俯下身，看了看床底。

“你在逗我吗？”弗拉克恶狠狠地说。

“我就爱看你工作的样子。”

他俯身查看死者，研究着那把冰锥。

“有人把那道门锁上了，”他冷笑着说，“除非你撒谎说它没锁。”

我一言不发。

“我猜应该是警察，”他缓缓地说，“看来这事是瞒不住了。”

“这不是你的错，”我对他说，“就算在像样的旅馆，这种事也会发生。”

11

一个红头发的实习医生填好死亡表格，把圆珠笔夹在了他白色夹克的胸前口袋上。他脸上带着淡淡的微笑，啪的一声合上了笔记本。

“据我的诊断，是枕骨下方的脊髓被刺伤了。”他波澜不惊地说，“这个地方脆弱不堪，要是你们知道怎么找到它的话，我想你们也能做到。”

警探克里斯蒂·弗伦奇粗声嘟哝一句：“你以为我是头一回见吗？”

“不，我觉得不是。”实习医生说道，又快速地看了死者最后一眼，然后转身走出了房间。“我会给法医打个电话。”他头也不回地说。门在他身后关上了。

“这种家伙看到尸体就跟看到一盘热腾腾的白菜似的。”克里斯蒂·弗伦奇对着关上的门酸溜溜地说。他的同伴——一个叫弗雷德·贝福斯的警官，正单膝跪在电话盒子旁。他在上面撒上粉末用来采集指纹，然后将多余的粉尘吹掉。他拿出一面小型放大镜，透过它细察着盒子上的一点污渍，然后摇了摇头，从盒子的螺丝钉上取下一样东西，随后站了起来。

“是殡仪馆的灰色棉手套。”他厌恶地说，“批发价大概四分钱一双。这上面留下不少指纹。他们想在电话盒里找到什么东西，是吧？”

“很明显是能藏在里面的东西，”弗伦奇说，“我没指望能找到指纹，这种冰锥杀人案干得相当专业。我们很快就会请专家来查看，现在只是了解下大致情况。”

他将死者的口袋掏空，把里面的东西摊平在床上，陈列在那具一动不动、蜡像一般的尸体旁。弗拉克坐在窗边的一把椅子上，愁眉苦脸地望着窗外。旅馆的经理助理刚刚上楼来过，他也满脸忧心忡忡的神色，一言未发又离开了。我斜靠着浴室的墙壁，玩着自己的手指。

弗拉克突然说话了：“我看用冰锥杀人这事像是女人干的。任何地方都能买得到冰锥，十分钱而已。方便起见，还可以把它藏在长袜里，挂在吊袜带上。

克里斯蒂·弗伦奇立刻瞟了他一眼，一脸不可思议的表情。贝福斯说：“你成日都和什么样的女人混在一起啊，宝贝儿？这年头长丝袜多贵啊，我看女人宁可把锯子塞在短袜里。”

“这我倒是没想到。”弗拉克说。

贝福斯说：“动脑子的事就让我们来做吧，小甜心，这可需要有两下子才行。”

“没必要这样挖苦人吧。”弗拉克说。

贝福斯摘下帽子，鞠了个躬：“就请你别剥夺我们这点小乐趣了，弗拉克先生。”

克里斯蒂·弗伦奇说：“再说了，要是个女人的话，她一定会乱刺一气的，很可能连该刺几下都弄不清楚，很多新手都是这样。但这次作案的是个老手——他一下就刺中了脊椎。还有一件事值得注意——这种作案方式，只有在对方安静的时候才能得手，这说明不只是一个人干的。除非死者当时被下了迷药，或者凶手就是他的朋友。”

我说：“我可想不清楚他这种谨慎的人怎么会被人下迷药，如果他确是给我打电话的那人。”

弗伦奇和贝福斯一起看着我，脸上都带着强忍厌倦的表情。“如果，”弗伦奇说，“你不认识这个家伙——就像你说的——那么总有极小的可能你没法准确辨认出他的声音。我说的应该没超出一般人的理解范围吧？”

“不知道，”我说，“我还没读过你的追捧者们的来信呢。”

弗伦奇听了，嘴边浮起一抹微笑。

“别跟他浪费时间了，”贝福斯告诉弗伦奇，“你这些话就留到‘星期五清晨俱乐部’演讲用吧，那里有几个鼻子发亮的老女人，就爱听人从一些新奇的角度分析谋杀案。”

弗伦奇给自己卷了根烟，在椅背上擦了根火柴点上。他叹了口气。

“这种作案技巧起源自布鲁克林，”他解释到，“桑尼·莫·斯坦的手下非常擅长此道。但他们做得太过火了，就没有一片空地上找不见他们的痕迹。然后他们就到了这儿。看看他们都留下些什么。我真纳闷他们为什么这么干。”

“可能因为我们这儿空地太多了。”贝福斯打趣说。

“不过说来也有意思，”弗伦奇梦呓般地说着，“威皮·莫耶今年二月找人在富兰克林大道上干掉桑尼·莫·斯坦的时候，凶手用的却是一把枪。斯坦一定对此相当不爽。”

“估计这就是为什么在洗掉他的血后，他们在他的脸上发现了那么失望的表情。”

“谁是威皮·莫耶？”弗拉克问道。

“他是组织里位列斯坦之下的第二号人物，”弗伦奇告诉他，“很可能就是他的杰作，不过也可能不是他亲自动的手。”

“为什么？”弗拉克没好气地说。

“你们这些人都不看报纸吗？莫耶现在可是个绅士，结识的都是最上层的人士，他还多了一个名字。再说桑尼·莫·斯坦被害时，我们刚好把莫耶弄进监狱里，因为他赌场作弊。但我们最后没找到证据，倒是给了他一个完美的不在场证明。总之就像我说的，他现在是绅士了，绅士是不会拿着冰锥到处扎人的。他们会雇人去做。”

“你们找到莫耶什么把柄了吗？”我问。

弗兰克目光尖锐地盯着我：“什么意思？”

“我刚好有个想法，但还很不成熟。”我说。

弗伦奇缓缓地打量着我，“就当我们是两个妞儿在闺房里说悄悄话。”他说，“我们还没法证明抓到的人到底是不是莫耶。不过请不要外传，还没什么人知道这消息呢，除了他和他的律师、地方检察官、巡警、市议会，可能还有其他两三百个人。”

他拿死者的空钱包抽了一下自己的大腿，然后坐到床上。他漫不经心地斜靠着死尸的腿，点了根烟，拿它指着我们。

“既然嘴皮子耍够了，那就让我们言归正传，弗雷德。首先，躺在这儿的家伙不算太聪明。他用着G.W.汉布尔顿医生的名字，却在名片上印着埃尔森特罗城的地址和电话号码，只用两分钟就能查出来，根本就没有这样的地址，也根本没有这样的电话号码。一个聪明人不会这么快就露出马脚。其次，这个家伙显然没什么钱。他有十四张一美元的钞票，叠得整整齐齐的，外加两块钱的硬币。他的钥匙环上没有任何的汽车钥匙、保险箱钥匙或是住宅钥匙，只有一把行李箱钥匙和七把耶鲁万能钥匙。我猜，他是想在旅馆干点小偷小摸的事。你说这些钥匙在你们的破旅馆能不能派上用场，弗拉克？”

弗拉克走过去，盯着那些钥匙看。“这里面有两把钥匙，尺寸倒是合适，”他说，“不过光这么看看，我也说不好它们派不派得上用场。如果我要用万能钥匙，必须去办公室拿才行，我随身带的只有普通钥匙，客人外出时才能用。”他从口袋里拿出一把挂在一串长链子上的钥匙，和那些钥匙比对着看。看完他摇了摇头，“不加工的话基本用不上，”他说，“碍事的金属部分太多了。”

弗伦奇把烟灰弹到手掌上，然后像灰尘一样吹掉。弗拉克又坐回到窗边的那把椅子上。

“另外一点，”克里斯蒂·弗伦奇宣布说，“他没有驾照或任何身份证明文件。他的外套全都不是从埃尔森特罗城买的。他有可能是个骗子，而且看他的行头和个性，也不像有本事能开空头支票的人。”

“那是因为你没看到他最有本事的时候。”贝福斯插嘴道。

“而且不管怎么说，他在这家旅馆里也没法大展身手，”弗伦奇继续说，“这里早就臭名昭著了。”

“你等等！”弗拉克开口说话了。

弗伦奇一挥手打断了他的话，“这座城市里的每一家旅馆我都一清二楚，弗拉克，这是我的工作。只要给我五十块钱，我就能在这家旅馆的任何一个房间里组织一场持续一小时的脱衣舞晚会，还能弄成法国范儿。别糊弄我。你过你的日子，我讨我的生活，但别糊弄我。好了，现在说正事。这家伙有样东西不敢放在手边，说明他知道有人正在跟踪他、设法接近他。所以他愿意付给马洛一百块钱，来替他保管这件宝物。但他随身又没带那么多钱，所以他一定是做好了打算，让马洛和他一起赌上一把。那么，那东西一定不是什么棘手的赃物，多半是个半合法的东西。对吧，马洛？”

“你可以去掉‘半’字。”我说。

弗伦奇微微一笑，“所以他那玩意儿一定可以被放平，或者卷起来——装进电话盒、帽边的缎带、《圣经》或者是爽身粉罐子。我们不知道这玩意儿有没有被找到，但可以肯定的是，他们用来找的时间不多，不会多于半个钟头。”

“问题是，刚才那个电话到底是不是汉布尔顿打来的？”我说，“你刚才已经质疑这一点了。”

“不像是有什么别的可能。凶手肯定不会急着让别人找到他，又怎么会让其他人来他的房间？”他转身看着弗拉克，“能查出拜访过他的人有谁吗？”

弗拉克垂头丧气地摇摇头，“上电梯不一定要经过前台。”

贝福斯说：“也许，这就是他投宿在这儿的原因之一吧。除此以外，还有舒服自在的气氛。”

“好吧。”弗伦奇说，“不论谁是杀手，只要知道他的房间号码，他们都可以做到不被质询、来去自如。这就是目前我们所知的全部。对吧，弗雷德？”

贝福斯点点头。

我说：“不只是这些。那副假发不错，不过也就是个假发而已。”

弗伦奇和贝福斯一起迅速转身。弗伦奇伸出手，小心翼翼地取下死者的头发，吹了声口哨。“我还纳闷那个他妈的实习医生在笑什么呢。”他说，“那个混蛋提都没提一句。知道我看见什么了吗，弗雷德？”

“我只看到一个没头发的家伙。”贝福斯回答。

“也许你从不知道他那副样子——他就是麦尔威·马斯顿，以前专门给埃斯·德沃尔跑腿的。”

“嗬，果真是他。”贝福斯轻笑出声。他俯身轻轻拍了拍死者光秃秃的脑袋，“最近过得怎么样，麦尔威？多久没见你我都记不得了。但你一定知道我，老兄。真是一朝做笨蛋，一世是笨蛋。”

没了他的假发，床上那个男人看上去苍老、僵硬而干瘪，死亡让他戴上了黄色的面具，开始将他的脸塑出僵硬的线条。

弗伦奇平静地说：“好吧，我可算是松了一口气，再也不用没日没夜地追踪这家伙了，让他见鬼去吧。”他把假发盖在死者的一只眼睛上，然后从床边站了起来。“这里没你们什么事了。”他对弗拉克和我说。

弗拉克站起身来。

“感谢你们这儿提供的谋杀案，宝贝儿。”贝福斯对他说，“贵旅馆以后还有这种事的话，别忘了我们的服务——即使它不算特别出色，但绝对够快。”

弗拉克走过短小的过道，猛地一拉门出去了。我也跟着他走了出去。在去往电梯的路上，我们彼此默然无言，电梯下行时也是如此。我陪着他走到他小小的办公室门口，跟着他进屋，然后关上了门。他对此好像非常惊讶。

他坐在书桌旁，伸手去拿电话。“我得和助理报告情况。”他说，“你还有什么事吗？”

我卷了一根香烟，用火柴点着，吐出的一口烟雾拂过书桌。“一百五十块。”我说。

弗拉克面无表情的脸上，一双凝神的小眼睛突然圆睁了起来，“这儿可不是开玩笑的地方。”他说。

“都见识过楼上那两个喜剧演员的表演了，我说个笑话又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不过，我现在确实没开玩笑。”我用手指在桌沿上有节奏地敲击着，等待着。

弗拉克的小胡子上方，细小的汗珠从他的嘴唇上渗出来。“我还有事要办，”他说，这回嗓音更沙哑了，“你赶紧给我滚得远远的。”

“你小子可够厉害的啊，”我说，“在我给汉布尔顿医生搜身之时，他的钱包里有一百六十四块钱。他答应给我一百块作为佣金，记得吗？现在，在同一个钱包里，却只剩下十四块。此外，当我第一次离开他的房间时，我确实没锁门，是另有他人把门锁上了。门是你锁的，弗拉克。”

弗拉克紧紧抓着椅子扶手，他的声音像是从深井里飘出来的：“你他妈什么证据都没有。”

“一定要我试试吗？”

他一把从腰带里抽出手枪，放在了面前的桌面上。他低头盯着枪，上面不像有什么他想要的东西。再次抬起头时，他说道：“五五开，怎么样？”他的声音都变了。

我们之间陷入一阵沉默。他掏出破旧的钱包，在里面翻着，然后将一沓钞票甩在桌上，把它们分成两堆，再把其中一堆推到我的面前。

我说：“我要全部，一百五十块钱。”

他缩在椅子里的身子弓了弓，瞅着书桌一角。过了半天，他叹了口气，把两堆钞票拢在一起，然后把它们推到桌上我这一边。

“这钱没让他有好下场。”弗拉克说，“你拿着赶紧滚吧。我会记住你的，伙计。我看见你们这种人就想吐。我怎么知道你有没有拿走他五百块？”

“要是我的话就把钱全拿走，凶手也是这样。为什么还留下十四块？”

“我为什么留下十四块？”弗拉克问道，声音很疲惫，手指在桌沿上无聊地来回动着。我拿起钱数了数，然后又扔回给他。

“因为干你这行的一眼就能看穿他。你知道他至少会带着房租，还有几块零钱。警察也会做出同样的判断。拿走，我不要这钱，我要点儿别的东西。”

他看着我，嘴巴张得老大。

“赶紧把钱收起来，别在这儿碍事。”

他拿起钱塞进钱包里。“什么别的东西？”他的眼睛很小，似乎蕴藏着深思，舌头把下嘴唇顶得凸了出来，“依我看，你讲价可不占什么优势地位。”

“那你的判断可能就出了点小毛病。如果我回到楼上，跟克里斯蒂·弗伦奇和贝福斯坦白说我之前到过那里，还给死人搜过身，我确实免不了被他们骂上几句。但他们会明白，我隐瞒实情其实是种聪明的做法，我实则是为了保护一位幕后客户的权益。我要领教的只是他们的一些冷嘲热讽和愤怒咆哮，但你可就不一样了。”我不再说话，看着他的前额上开始冒出细密的汗珠。他艰难地咽了一下口水，眼睛黯然无神。

“少在这儿夸夸其谈，想谈什么生意就开口。”他说，忽地咧嘴一笑，笑容相当狰狞。“来晚了一步，没法保护她了，是不是？”他一贯带着的那种冷笑又回来了，不过来得很慢，得意扬扬。

我捻灭了香烟，又掏出一根，用一般人为了保全脸面的那套装模作样的动作，慢悠悠地点着烟、扔掉火柴、侧着脸吐出一口烟，然后深深地吸了一口气，仿佛眼前这间小破办公室是座小山丘，正俯视着波光粼粼的海洋——这都是干我这一行的人老掉牙的表演套路。

“好吧，”我说，“我承认是个女的，我承认那家伙死的时候她正好就在房间里——如果这让你感到满意的话。我猜，她是因为受到惊吓才逃之夭夭的。”

“哦，当然，”弗拉克恶毒地说，不屑的冷笑已经在他脸上一展无余，“或许是她一整月都没用冰锥戳人，手有点生了。”

“可她为什么要拿他的钥匙呢？”我自言自语地说，“又为什么要把它留在桌子上？为什么不干脆弃一切于不顾，一走了之？就算她非得锁上门，为什么不把钥匙丢进沙桶里埋起来，或者直接带走扔掉？为什么非要做点和钥匙有关的蠢事，把自己扯进这件案子里？”我的目光向下游走，直直地盯着弗拉克，“除非——当然是，她离开房间时被人盯梢——握着那把钥匙——然后被跟踪到旅馆外。”

“为什么会有人跟踪她？”弗拉克问。

“因为看到她行踪的人立马就能进入房间。他有钥匙。”

弗拉克的眼神闪烁了一下，向上瞟了我一眼，又垂了下去。

“所以他一定看到了她。”我说，“他一定看到她把钥匙留在桌子上，之后溜出了旅馆。他一定至少跟踪到她出了旅馆之后。”

弗拉克嘲弄地说：“你怎么就这么有把握？”

我俯身把电话拿过来。“我最好打电话给克里斯蒂，把话说清楚。”我说，“这事我越想越害怕。没准真的是她杀了人。我可不能替一个杀人凶手打掩护。”

我取下话筒。弗拉克猛地把他潮乎乎的爪子按在我的手上。电话蹦跶一下，掉落在桌上。“放手。”他的声音几乎带了哭腔，“我跟踪她走到一辆停在街边的车前，记下了车牌号。老天，兄弟，你就饶了我吧。”他在口袋里玩命翻找着。“知道我干这份工作能挣几个钱吗？除去买香烟和雪茄就没剩几个钱了。等一下，我想——”他低下头，翻来覆去地倒腾着手上几个脏兮兮的信封，最后找出一个扔给我。“车牌号。”他疲惫地说，“如果这让你满意的话，我甚至可以当作压根不记得上面写着什么。”

我低头看看信封，上面潦草地写着个车牌号，字迹很淡，歪歪扭扭的，像是一个人在街上手拿着纸片匆匆写下的：6N333，加州1947。

“满意了吗？”这是弗拉克的声音，或说是从他嘴里冒出来的声音。我撕下号码，把剩下的信封扔还给他。

“4P327。”我盯着他的眼睛说。他的眼神没有闪烁，也没有嘲弄和隐瞒的痕迹，“但我怎么确定这不是别人的车牌号？”

“你只能信我的话。”

“描述下那车长什么样。”我说。

“凯迪拉克敞篷车。不是很新，车篷敞开着。大概是一九四二年的款式，灰蓝色那种。”

“描述下那女人长什么样。”

“想用你那点儿钱买来不少东西啊，是不是，大侦探？”

“是汉布尔顿医生的钱。”

他瑟缩了一下。“好吧。她金头发，穿着有绣花的白色外套，戴着宽边蓝色草帽和墨镜。大约有五英尺二英寸高。长得像高级时装模特。”

“你能认出她来吗——没戴眼镜的话。”我谨慎地问。

他假装在思考，然后摇摇头，不能。

“车牌号是多少来着，小弗拉克？”我冷不丁地问他。

“哪个车牌？”

我俯身贴近书桌，在他的枪上弹了弹烟灰，又更用力地盯着他的眼睛一会儿。看得出他已投降，他自己似乎也明白这一点。他拿起枪，吹掉上头的烟灰，然后把它放进书桌抽屉。

“走吧，快滚。”他咬牙切齿地说，“告诉警察我搜了尸体，摸走了钱。那又怎样？也许我会丢了饭碗，也许我被丢进监狱。那又怎样？等出来后我还是好汉一条。小弗拉克可从不会为了咖啡和煎饼发愁。别以为戴着个墨镜就能糊弄小弗拉克，我看的电影可多了去了，足以认出那个可爱的小妞。如果你问我，我会说那个宝贝儿将来还长着呢，她前途十分光明——况且谁知道呢——”他洋洋得意地瞟了我一眼，“说不准她以后还需要带个保镖在身旁，替她料理事情，摆脱麻烦。找个熟门熟路、价钱也合适的……怎么了？”

我把头歪向一侧，身子前倾。我在倾听。“我想我听见了一声教堂钟响。”

“这附近可没教堂。”他不屑地说，“是不是你那白金做的大脑袋上裂了个缝儿？”

“只有一声，”我说，“敲得很慢，我想是丧钟。”

弗拉克和我一起听。“我什么都没听到。”他厉声说。

“哦，你是听不到。”我说，“你将是这世界上唯一听不到的人。”

他坐在那里瞪着我，恶毒的小眼睛半眯着，恶毒的小胡子闪闪发亮。他的一只手在书桌上抽动着——一个无意识的动作。

我把他留在那里独自苦想，他的想法大概和他本人一样——矮小，丑陋，惊恐不已。

12

那座公寓楼坐落在多希尼大道上，从山坡上的带状小树林向下走就到了。实际上它是两栋建筑，一前一后，被中间铺了石板的院子松散地连在一起。院子里有座喷泉，拱门前还盖了一间房。前厅有一些信箱和摇铃，十六个当中有三个没写名字——不过那些名字对我来说毫无用处——做工上还需多下点工夫。我推了推门，发现门没锁——看来还需下更多的工夫。

外头停着两辆凯迪拉克——从颜色和车牌号看，都对不上。一个穿马裤的家伙站在街对面，两腿叉开站着，懒洋洋地靠着一辆蓝旗亚的车门。他抽着烟，仰头遥望天上光芒惨淡的群星，它们远在天边，自觉地和好莱坞保持着距离。我沿着陡峭的山路走上大道，经过东边的一个街口，钻进了一个蒸笼般的电话亭，把自己闷得近乎窒息。我拨通了一个名叫皮奥里亚·史密斯的人的电话，他获此称号是因为说话结巴——为何会这样，这个小谜团我暂时还没空搞清楚。

“梅尔斯·韦尔德，”我说，“要她的电话号码。我是马洛。”

“当……当……当然，”他说，“梅……梅……梅尔斯·韦尔德啊，你要她……她……她的电……电……电话号码？”

“多少钱？”

“十……十……十块钱。”他说。

“那就当我没打来吧。”我说

“等……等……等一下！她们这些宝……宝……宝贝儿的电话，我本不该泄露，我只是个跑龙套的，这么做太冒险了。”

我只是等待着，把自己呼出的气又吸了回来。

“按规矩，地址一般都是和电话一起提供。”皮奥里亚抱怨道，忘了结巴。

“只能五块钱，”我说，“地址我已经拿到了，不要跟我讲价钱。别以为在倒卖未登记电话号这一行里，就剩下你这么一个混混儿——”

“等一下。”他疲惫地说，然后去拿自己的小红书宝典。这位的结巴毛病很反常，只有在不兴奋的时候才口吃。他回来后把电话号码告诉我——当然，是个来自豪华住宅区的号码。在好莱坞，如果没有一个豪华住宅区的电话号码，那你就是一个废物。

我把这个由玻璃和钢材制成的牢笼的门打开，放进来一些新鲜空气，然后再次拨通电话。响了两声后，一个嗲嗲的声音慢悠悠地答话了。我关上了门。

“喂——”对方的声音很娇媚。

“请找韦尔德小姐。”

“请问是谁要找韦尔德小姐呢？”

“我这里有几张宣传照，维尔蒂要我今晚转交她。”

“维尔蒂？谁又是维尔蒂呢，阿米哥？”

“工作室的头牌摄影师。”我说，“你连这个都不知道吗？你告诉我公寓在哪儿，我可以直接过来。我离那儿只有几条街远。”

“韦尔德小姐在洗澡呢！”她笑道。我猜她的声音在电话那头一定如银铃般清脆，但在我这边听来却沉闷粗糙，像是谁在刷杯洗碗一般。

“那你一定要把照片带来，我敢肯定她正迫不及待地想看呢！公寓号码是十四。”

“你也会在那儿吗？”

“那当然，一定会的，你为什么要这么问？”

我挂断电话，步履蹒跚地出了电话亭，一头扎进新鲜的空气中。我顺山坡而下，穿马裤的家伙还在蓝旗亚车旁晃荡，但有辆凯迪拉克已经开走了，另有两辆别克敞篷车加入了车队，停在前头。

我按响了十四号公寓的门铃，然后穿过庭院。在那里，一盏光芒熹微的聚光灯下，鲜红的中国金银花正娇艳欲滴。另一盏灯俯照着一方大大的观赏池塘，池中金鱼悠游，荷叶静浮，睡莲在夜色中紧紧蜷缩着花瓣。院中还闲置着几张石椅，草坪上垂着一架秋千。看上去，这个地方本身并不贵，只不过在这年头就没什么便宜东西。那间公寓位于二楼，它的两扇门之一正对着宽敞的楼梯口。

门铃响起，一个穿着马裤的女孩打开了门，她身材高挑，肤色黝黑，“性感”这个词已远不足以称赞她。她的马裤就像她的头发一样，颜色暗黑。她上身穿着一件白色的丝绸衬衫，鲜红色的围巾松松地围在脖颈上，颜色却不如她的香唇鲜活生动。她用一把金色的小镊子夹着一根棕色的香烟，手指间满是珠光宝气，一头黑发从中间向两边分开，雪一般洁白的中分线延伸至头顶，消失在脑后。她闪亮的秀发梳成了两条粗辫子，垂在纤长的古铜色脖颈两侧，上面各扎了个小巧的猩红色蝴蝶结——但她显然已经不是一个小女孩了。

她锐利的目光一眼看向我空空的双手——因为对衣服口袋来说，宣传照实在有点儿大，通常装不进去。

我开口说：“请找韦尔德小姐。”

“你可以把照片交给我。”她声音冷静，腔调长而傲慢，但眼睛可就是另一幅样子了。看来她就跟发型一样让人难搞。

“不好意思，我得亲手交给韦尔德小姐。”

“我告诉你了，她在洗澡。”

“那我就等等。”

“你真的有照片吗，阿米哥？”

“当然啊，怎么了？”

“你的名字是……”她的声音停在最后一个词上，就像突然在风中飘飞的羽毛——飞升，盘旋，猛地冲高，又缓缓飘落；安静的微笑露出邀约之意，缓慢地扯动她的嘴角，像个孩童正试图拾起一片雪花。

“你上一部片子拍得棒极了，冈萨雷斯小姐。”

笑容如闪电般闪过，点亮了她的整个面容。她身体坐直，兴奋地颤动着。“讨厌。”她的脸上容光焕发，说道，“真讨厌，你这个可爱的家伙嘴可真甜，你明明知道那部片子差劲极了。”

“但凡有你的片子，对我来说没一部是差劲的，冈萨雷斯小姐。”

她站在门边，招手唤我进屋。“我们来喝一杯。”她说，“他妈的好好喝一杯。我最爱听甜言蜜语了，不管是真是假。”

我走进去，这会儿就算有把枪抵在我腰上也毫不令人惊奇。她就站在那儿，我不得不推开她的乳房才能进门。她身上散发出的味道，就如同沐浴着月光的泰姬陵一般柔美迷人。她关好门，然后摇曳生姿地扭动着，走向小吧台。

“苏格兰威士忌？还是要调酒？我会调一种很难喝的马丁尼。”她说。

“威士忌就行，谢谢。”

她弄了两杯酒，倒进两只几乎可以插得下雨伞的玻璃杯里。我坐在印花布椅子上，四处打量着。这是间老式的屋子，一座假的烧火壁炉里放着圆木燃烧嘴和大理石壁炉架。墙壁上几处墙皮已经脱落，挂着两张涂抹得相当难看、但色彩艳丽的图画，一看就是廉价货。还有一架古旧的黑色斯坦威钢琴，幸好上面没俗气地摆上一条西班牙方巾。屋里四处散落着一些封面鲜亮、看上去崭新的书。一把双管猎枪立在角落里，枪托雕工很精致，枪管上系着一个白缎带蝴蝶结——好莱坞式的幽默。

穿马裤的黑肤女郎递给我一杯酒，轻巧地坐在了我的椅子的扶手上。“乐意的话，你可以叫我多洛蕾斯。”她说着，举起自己的大酒杯，豪饮了一大口。

“谢谢。”

“那我该怎么称呼你呢？”

我咧嘴笑笑。

“当然了，”她说，“我非常清楚你他妈的就是个大骗子，你的口袋里根本就没有照片。不过我也无意窥探你的隐私。”

“哦？”我使劲啜饮一口，杯里的酒足足下去几英寸。“韦尔德小姐到底在洗什么澡？是要擦老式香皂的、还是加了阿拉伯香料的？”

她晃了晃金色小镊子上夹着的烟头，“没准你是想帮她洗，浴室就在那儿——穿过拱廊右转。很可能门没锁。”

“要是这么容易，那我可不干。”我说。

“呦，”她又冲我娇媚一笑，“你很爱干有挑战性的事啊，那我可要显得难以接近些，是不是？”她从我的椅子扶手上优雅地站了起来，捻灭了香烟，弯下柔腰，令我足以看出她臀部的曲线。

“别费事了，冈萨雷斯小姐。我只是个来办正经事的人，没有想强奸任何人的心思。”

“没有？”她的笑容变得轻柔、慵懒，并且——假如想不到更好的字眼的话——摄人心魂。

“不过我他妈的也正在产生这种念头。”我说。

“你这个狗东西可真有意思。”她说着耸耸肩，然后穿过拱廊，带走了她那半夸脱兑了水的威士忌。我听到她轻敲房门说道：“亲爱的，这儿有个男的，说他从摄影工作室带来几张宣传照片。他是这么说的。”她接着用西班牙语说：“长得不错，人也不错，还端着个相机。”

一个我之前听到过的声音尖声说：“闭嘴，你这个小婊子！我马上出去。”

冈萨雷斯哼着小曲，从拱廊里走回来。她的玻璃杯空了。她再次走向吧台。“啊，你竟然没喝！”她看着我的杯子叫了起来。

“我吃过晚饭了，不管怎样，我的胃只能容下两夸脱的东西。我还懂一点西班牙语哦。”

她甩甩头，“你被吓到了？”她的眼珠滴溜溜地转动着，肩膀如跳扇子舞般晃了晃。

“我可不容易被吓着。”

“不过你听到我说的话了？老天爷，我太抱歉了。”

“我可听懂了哦。”

作为回答，她又为自己倒了一杯威士忌。

“是啊，我很抱歉。”她叹了口气。“我是说我真的很抱歉。有时候我爱较真，有时候我又他妈的什么都不在乎，连我自己都糊涂了。我所有的朋友都说我太过直率。我确实吓了你一跳，是不是？”她又坐到我的椅子扶手上。

“不是这样的，如果我想吓人一跳，我知道该怎么做。”她懒洋洋地把酒杯放到身后，俯身向我靠近。

“不过，我不住这里，”她说，“我住在贝尔西别墅。”

“一个人住？”

她的手优雅地拂过我的鼻尖，我刚回过神来就发现她坐在了我的膝盖上，正拼命想咬我的舌头。“你是个可爱的狗东西。”她说。她的嘴比任何人的都要炽热，两片嘴唇烫得就像干冰。她的舌头使劲顶住我的牙齿，她的眼珠看起来又黑又大，下面露出了眼白。

“我太累了。”她的喃喃低语钻入我的嘴里，“我精疲力尽，累得不得了。”

我感到她的手在我胸前的口袋里摸索着。我用力推开她，但她已抢先拿到我的钱包。她大笑着跳开，啪的一下打开，小蛇一般灵活的手指在里面掏着。

“真高兴你们混熟了。”冷冷的声音从旁边传来，梅尔斯·韦尔德已经站到了拱门下。

她披散着凌乱的头发，也没费神去化妆，只穿着一件睡袍，光着的腿下面穿了一双小小的银绿色拖鞋。她就是旅馆里的那个女孩，只不过这会儿摘掉了墨镜。

冈萨雷斯迅速看了她一眼，合上我的钱包，扔还给我。我接住钱包，收了起来。她慢慢走到书桌旁，拿起一个肩带很长的黑色背包，斜挎着背到肩上，向门口走去。

梅尔斯·韦尔德没动，也没看她——她正看着我，但面无表情。冈萨雷斯打开门看了看外面，关好门又转过身。

“他叫菲利普·马洛，”她对梅尔斯·韦尔德说，“还不错，你觉得呢？”

“没想到你还费心问了他们的名字，”梅尔斯·韦尔德说，“你通常不会浪费时间去了解他们。”

“我明白了，”冈萨雷斯不愠不火地答道，她转身对我微微一笑，“这样骂别人是妓女的方式，真高明，你说是吗？”

梅尔斯·韦尔德一言不发，依然面无表情。

“至少，”冈萨雷斯一边温柔地说，一边再次打开门，“最近我可没和持枪歹徒睡过觉。”

“你确定自己没记错吗？”梅尔斯·韦尔德用几乎一模一样的语气反问道，“宝贝，开门吧，今天是我们丢垃圾的日子。”

冈萨雷斯缓缓回头，直直地看着她，眼里仿佛有一把刀。她的唇齿间发出一丝轻哼，然后猛地拉开房门，门在她身后砰的一声关上了。梅尔斯·韦尔德对这声巨响毫无反应，深蓝色的眼睛依旧如磐石般盯着我。

“现在请你也出去——不过别弄出太大声音。”她说。

我掏出一块手帕，擦掉了脸上的口红印，那颜色看上去就如血色一般无异，新鲜的血色。“这事搁在谁身上都可能发生，”我说，“不是我亲的她，是她主动吻的我。”

她大步走到门口，一把拉开门，“快走，小情人，脚别闲着。”

“我来这里是有正事要做，韦尔德小姐。”

“对，我想象得到。出去，我不认识你，也不想认识你。而且就算我想认识你，你来的日子和时间也不对。”

“良辰美景与美人，三者从来不可兼得。”我说。

“说什么？”她想用下巴示意我赶紧走人，无奈表演得不够好。

“勃朗宁
[1] 说的。我指的是那位诗人，不是自动手枪。不过我敢肯定你更喜欢自动手枪。”

“听着，小子，是要我叫经理来，把你像篮球一样踢下楼吗？”

我走过去，把门关上。她还在坚持做最后一搏，虽然她没有真的踢我，但看得出，她是费了好大力气才强忍住。我试图不声不响地让她从门边挪开，可她一动不动，稳稳地守着自己的领地，一只手仍握着门把手，双眼中燃烧着深蓝色的怒火。

“如果你想离我这么近的话，”我说，“或许你该穿点衣服。”

她收回了手，用力一甩，这一记耳光听上去就和冈萨雷斯小姐摔门的巨响声一样，不过令人感到剧痛——而且让我联想到自己脑后的那个痛处。

“我弄疼你了吗？”

我点点头。

“那很好，”她又扬手扇了我一巴掌，这次更用力。“我看你最好还是吻我。”她喘着气说，眼神清澈、干净而令人迷醉。我不经意地向下一瞥，她的右手正握成一个非常专业的拳头，虽然很小，但也足够揍人了。

“相信我，”我说，“我不吻你的原因只有那么一个——否则就算你随身带着一支黑色小手枪，或者在床头柜上放了一副金属手铐也拦不住我。”

她礼貌性地笑笑。

“我可能碰巧要为你工作，”我说，“而且我可不是看到大腿就紧盯不放的人。”我低头看看她的大腿。我可以看得一清二楚，连同里面的内裤。她拉了拉自己的睡袍，转身摇着头走向了小吧台。

“我自由自在、洁身自好，而且才二十一岁。”她说，“什么招数我都见过——至少我这么觉得。如果我吓不倒你，制不住你，还引诱不了你，那我还有什么招数能让你听我的？”

“嗯——”

“不用告诉我。”她厉声打断我的话，手端着玻璃杯转过身。她喝了口酒，甩了甩蓬松的秀发，露出一抹淡淡的笑容。“钱，当然。我他妈的真蠢，竟然没想到这玩意。”

“钱确实有用。”我说。

她嫌恶地撇撇嘴，但声音却近乎亲切。“多少？”

“噢，刚开始一百块钱应该够了。”

“你可真是廉价，好个廉价的小杂种，是不是？一百块，一百块钱在你的圈子里就算得上有钱了吗，亲爱的？”

“那就两百块好了，然后我就可以退休了。”

“还是廉价，当然要每周结算，要装在一个干净的信封里吗？”

“信封就不必了，我会弄脏它的。”

“不过付了这笔钱，我能得到点什么呢，我迷人的小侦探？我非常清楚你是做什么的，这是当然。”

“你会得到一张收据。谁告诉你我是侦探的？”

她瞪了我几秒钟，又再次开始演戏。“应该是那股怪味吧。”她啜着酒，越过酒杯瞪着我，不屑地轻声一笑。

“我都开始怀疑是你自己写的剧本台词了，”我说，“我还一直纳闷，是哪儿出了问题呢。”

我侧身一躲——有几滴酒溅到我身上，玻璃杯在我身后的墙上哐当一声砸得粉碎，碎片无声掉落一地。

“用完这招，”她异常冷静地说，“我就用尽我所有的女人魅力了。”

我走过去，拿起我的帽子。“我从不认为是你杀了他。”我说，“但要想让我不说出你当时在那儿的事实，总得有个理由吧。给我足够的钱会有点用，能让我站稳立场。再给我足够的信息，让我能心安理得地收下这笔钱就更好了。”

她从烟盒里抽出一根烟，往空中一扔，然后轻松地张开嘴接住，用不知从哪儿冒出来的火柴点上烟。

“我的老天，难道我杀了人吗？”她问道。我的手里还拿着帽子，不知为何这让我感觉自己很蠢。

我戴上帽子，向门口走去。

“我相信你会有足够的交通费回家的。”轻蔑的声音在我身后响起。

我没回答，只是继续走。在我准备开门那一刻，她说：“我还相信冈萨雷斯小姐给了你她的住址和电话号码吧。你可以从她身上得到一切——包括——我是听说的，钱。”

我松开门把手，转身快步走回房里。她站着没动，唇上的微笑也没丝毫变化。

“听着，”我说，“你也许会觉得这事不可思议，不过我是揣着一个奇怪的念头来这儿的——以为你是个需要帮助的小姑娘，又到处找不到可以依靠的人。我本以为你到那家旅馆是为了付什么敲诈勒索的赎金。你独自前往，冒着被人认出来的风险——你还真的被旅馆的门卫认出来了，那家伙的道德水准可能还比不上一张破烂的蜘蛛网可靠。这些都让我误以为你被卷进了好莱坞的什么丑闻泥潭里，随时可能要准备谢幕下台。不过你似乎没陷入什么泥潭。你就好好地站在这儿，把所有你演过的——如果‘演’这个词用对了的话——三流B级片里的老掉牙的三流做派又通通在我眼皮底下演了一遍。”

“住口。”她咬牙切齿地说，“住口，你这个卑鄙的、专爱敲诈勒索的偷窥狂。”

“你并不需要我，”我说，“你不需要任何人。你他妈聪明得可以凭伶牙俐齿把自己从保险柜里救出来。好吧，继续用你的巧舌如簧把自己救出来吧，我不会阻止你的，只是别再说给我听。想到你这么一个外表天真无邪的小姑娘居然有这么多心计，我简直忍不住想大哭一场。你真让我大开眼界，亲爱的，就跟玛格丽特·奥布赖恩
[2] 一样。”

在我伸手开门的时候，她没动，也没吭气。当我去开门的时候，她还是那样。我搞不懂为何，可能我的演讲不够精彩。

我走下楼梯，穿过庭院，出了前门，差一点就撞到一个站在那里点烟的黑眼睛小个子男人身上。

“不好意思，”他平静地说，“我挡了你的道。”

我刚想绕过他，却看到他抬起的右手里攥着一把钥匙。我没来由地伸手一把夺下他手里的钥匙。我看看上面印着的号码——十四号，是梅维斯·韦尔德的公寓。我把钥匙扔到身后的灌木丛里。

“你用不着它，”我说，“门没锁。”

“当然。”他说，脸上露出古怪的笑容，“我真笨。”

“是啊，”我说，“我们俩都笨。所有和那个婊子纠葛不清的人都是笨蛋。”

“我不会这么肯定地说。”他静静地答道，悲伤的小眼睛看着我，没什么特殊的神情。

“你不用勉强，”我说，“我刚刚替你说了。非常抱歉，我给你捡钥匙。”我跑到灌木丛后面，捡起钥匙递给他。

“非常感谢你，”他说，“顺便问一句——”他停下来。我也停下来。“我希望我没有打断一场有意思的拌嘴，”他说，“我最恨扫别人的兴了。没有吧？”他微微一笑，“好，既然我们都认识韦尔德小姐，我就先来自我介绍一下。我叫斯蒂尔格雷夫，我以前在哪儿见过你吗？”

“没有，你从没有在哪儿见过我，斯蒂尔格雷夫先生，”我说，“我叫马洛，菲利普·马洛。我们根本就不可能见过面，而且古怪的是我听都没听说过你，斯蒂尔格雷夫先生。不过我他妈的也不稀罕，就算你叫威皮·莫耶也没用。”我也不懂自己为什么要这么说，这名字会脱口而出的唯一原因是我曾听人提过。他的脸上拂过一种古怪的镇静神情，他安静的黑色眼睛中略过一种古怪的不动声色之意。他从嘴里取出烟头，看了看，弹掉一些烟灰——虽然上面并没什么烟灰可弹，他的目光下垂，说：“威皮·莫耶？真是个古怪的名字。我想我从没听说过。这人是我应该认识的吗？”

“并不是，除非你格外喜欢冰锥。”我说完便离开了他。我走下台阶，穿过马路走向我的车，上车之前回头望了他一眼。他嘴里衔着烟，还站在那里看着我。从这个距离我没法看清他的脸上是否带着什么表情。当我回头望他的时候，他没动，也没做出任何手势，甚至都没转身，只是站在那儿。我钻进车里，飞驰而去。

注释

[1] 指的是罗伯特·勃朗宁（Robert Browning,1812—1889），英国诗人、剧作家。

[2] 好莱坞一九四○年代非常著名的童星。

13

我沿着日落大道向东开，但没有回家。我在拉布雷亚街向左转，然后折向高地公路，之后穿过卡胡恩加关口向下开往万特乐大道，一路经过斯蒂迪奥城、谢尔曼奥克斯城和恩西诺城。旅程一点也不寂寞，那条路永远非常热闹。公子哥们开着福特敞篷汽车，在车流中穿梭往来，几乎就要撞上挡泥板，却又总能幸免。倦容满面的男人们坐在覆满灰尘的小汽车或小轿车里，紧抓着方向盘左右躲闪，向北或向西激流勇进着，赶回家吃晚餐，等待他们的是这样一个夜晚——读读体育版新闻，听听收音机里吵吵嚷嚷的广播，一晚上听着宠坏的熊孩子鬼哭狼嚎，还有蠢笨的老婆喋喋不休的唠叨。

我开车驶过一片五光十色的霓虹灯，它们的后面掩着一个虚虚实实的世界——乌烟瘴气的汉堡店在彩色光线下就像宫殿一般金碧辉煌，环形的汽车餐馆像马戏团一般热火朝天——忙得团团转的餐馆服务员两眼发直，柜台明亮耀眼，厨房里熏天的汗臭味和油腻味几乎可以毒死蛤蟆。巨型双层卡车从威明顿和圣佩德罗轰隆隆地驶向赛普尔韦达大道，然后开上山脊路，在红绿灯处以最低挡速度开始爬坡，发出动物园里狮子吼般的轰隆声。

恩西诺城背后的山坡上，偶尔会有道道亮光透过密林射出来——那里是大荧幕上的明星们的私宅。荧幕明星？啊呸！一群在床上身经百战的情场老手。哎，等等，马洛——你今晚可太不近人情了。

空气越发凉爽，公路渐行渐窄。路上的车辆如此稀少，以至于车灯都令人感到刺眼。沿路粉笔墙边上生长着上等的玫瑰，伴着海边吹来的微风，在夜色中翩翩而动，摇曳生姿。

我在千橡城附近的一个地方吃了餐饭，饭菜差劲但上得挺快。这是喂饱你就赶你出来的地方，生意实在太忙了。您再坐着喝咖啡我们可就招待不过来了，先生，你坐在这儿是妨碍我们挣钱。看见那些站在绳子后面的人没？他们想吃饭，无论如何他们都觉得自己必须吃。老天知道他们干吗非要在这儿吃，在家吃个罐头也比在这儿强。他们只是没法让自己闲下来，就像你。他们非要把车开出去兜兜风，只好让经营餐厅的混混们设下圈套来喂饱他们。又来了，你今晚可太不近人情了——马洛。

我结完账，把车停到一家酒吧旁边，往我胃里的纽约排骨上浇了一杯白兰地。为什么要叫纽约排骨？我琢磨着——切割机床是在底特律被发明出来的啊。我步入夜晚的空气中，在这样的夜晚该选择做些什么，没人知道。但有很多人大概已经努力了，他们会出来溜达溜达。

我抄近道开往奥克斯纳德，又沿着海岸开了回来。巨大的八轮和十六轮卡车一路向北川流不息，全都在车顶闪烁着橘黄色的灯光。右边浩瀚无垠的太平洋吃力地拍打着海岸，海水犹如疲惫蹒跚的清洁女工回家一般漫向岸边。没有月亮，没有喧嚣，海浪几乎无声无息。没有味道，没有大海粗犷、狂野的味道。一片加州的海洋。加州，是百货公司之州，什么东西都最多但没一样是好货。又来了，你今晚可太不近人情了——马洛。

好吧，可我为什么要近人情呢？我本来好好地坐在那间办公室里，玩弄着一只死苍蝇，忽然一下跑到堪萨斯州曼哈顿这个土里土气的小地方，还自己贬到只值二十块钱的身价，就为了替她找到哥哥。听上去他是个讨厌的家伙，但她想找到他。所以我就把这点钱紧紧地贴在胸口，一路跌跌撞撞地赶赴湾城，玩了一通老掉牙的把戏，把自己累得站着就能睡着。途中我还遇见了不错的人——他们有的脖子上插着一把冰锥，有的则没有。于是我离开了，身心俱疲地离开了。随后她走了进来，拿走了我身上的二十块钱，给了我一个亲吻之后又把钱还回来，因为我没有完成一天的工作量。

然后我去见了汉布尔顿医生——一位来自埃尔森特罗城的退休验光师。可是到头来又碰上了那种近来最热门时髦的脖上饰品。我没和警察说，只是搜了搜那家伙的假发套，然后演了一出戏。这是为什么？我这次又是在为谁拼命？一个眼神性感、有着很多房门钥匙的金发妞？一个来自堪萨斯州曼哈顿的小姑娘？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有的事不对劲，而且我又老又疲惫但永远可靠的第六感告诉我，照现在的牌打下去，一定会有人输得精光。这事和我有关系吗？那好，和我有关的事又是什么？我知道吗？或者我曾经知道吗？还是不要说这些了，你今晚太不近人情了，马洛。也许我从不曾近过人情，未来也不会。也许我来自阴间，拿了私营执照在阳间开业。也许最终我们都会变成这样，在这个半阴半阳的荒唐世界里，坏事总在轮番上演，却从没有一件事是对的。

马里布。这里有更多的电影明星，更多粉色和蓝色的浴缸，更多装饰着垂穗的大床，更多的肥皂剧频道，更多林肯房车和凯迪拉克，更多的卷发和墨镜，还有装腔作势的姿态、矫揉造作的声音和濒危灭绝的道德。喂，现在，等一等，可演艺界里也有很多好人啊。你这样的态度不对，马洛，今晚你可太不近人情了。

我人还未到洛杉矶，就先闻到了它的气息。它闻上去有股陈腐而老旧的味道，像一间被关闭了太久的起居室。但五颜六色的灯光会糊弄你。那些灯光真棒，真该为霓虹灯的发明者建一座纪念碑，要有十五层楼高，用坚固的大理石筑造——得了吧，这儿有个家伙还真会异想天开。

于是我去看了场电影，当然其中一定有梅维斯·韦尔德的出场。在这类讲述豪门巨富的电影里，所有人都笑得太多、说得太多了，他们自己也知道这一点。里面的女人一定会走上长长的旋转楼梯去换一身衣服，男人们一定会从昂贵的盒子里掏出讲究的、有着花押字的香烟，用昂贵的打火机来为彼此点上烟。另外，服务生一定是肩膀圆实，因为他要扛着放了酒的托盘，穿过阳台走到一个游泳池前——几乎跟休伦湖一般大，不过要清澈得多。

男主角是个和蔼可亲的三流演员，很有魅力，只不过有点过气。大明星是个脾气暴躁的黑发女郎，有双目中无人的眼睛，有几个特写镜头非常差劲，但让人看出她正拼命装嫩，将自己从四十五岁往回拉，力气大得足够让人折断手腕。梅维斯·韦尔德饰演女二号，是穿上衣服演的戏。她演得还不错，不过还可以再好上十倍。不过她真能演得好上十倍的话，那为了保护大明星，她的一半戏就要被剪掉。这戏好看得像是我看过的走钢丝表演。不过从现在起，她要走的就不再是绷索，而是钢丝。这根钢丝将会非常高，下边也再没有安全保护网。

14

我回到办公室是有原因的，一封装有橘黄色取货凭证的快递信应该已经送达。楼里的大部分窗户都黑着灯，但也有亮着灯的。有其他人在晚上工作，但不是干我这行的。看电梯的人从喉咙里生硬地挤出“你好”两个字，然后开动电梯将我送上楼。走廊上几扇敞开的门里射出灯光，几个清洁女工在打扫着因偷懒而留下的垃圾残余。我经过转角，从吸尘器发出的悲伤的嗡嗡声中走过，走进我的办公室，把窗户打开。我坐在书桌旁什么都没做，甚至什么都没想。没有快递信件。楼里的所有噪声，除了吸尘器发出的嗡嗡声，其余的仿佛都流向街道，融入了川流不息的车流中。然后在走廊里的不知某处，有个男人吹起了歌曲《莉莉·玛莲》的口哨，颇为优雅娴熟。我知道那是谁——是查夜的人在检查各处办公室的门，我拧亮了桌上的台灯，于是他经过我的房门时没来检查。脚步声渐行渐远，随后又响起了一个不一样的声音，那更像是拖步子声。另一间还没锁门的办公室的门铃响起，有可能是快递。我起身去拿，但却不是。

一个穿着天蓝色裤子的胖子正在关门，那副优雅又闲适的样子只有胖子才能做得出来。他不是单独一人，但我首先打量了他。他是个体态宽阔的大块头，既不年轻也不英俊，但看上去久经岁月磨砺。松松垮垮的天蓝色华达呢裤子上面是一件双色休闲外套，样子简直能和斑马相媲美。金丝雀淡黄色的T恤领口大敞着——必须要这样，因为他的脖子得从里面钻出来。他没戴帽子，大脑袋上点缀着不多不少的淡鲑鱼色头发。他的鼻梁被人打断过，不过修补得还不错，但它从来也不是什么值得收藏的上等物件。

和他一起来的那个家伙瘦弱不堪，眼睛通红，不停地吸着鼻子，大概二十岁左右，身高五英尺九英寸，瘦得像根扫把杆。他的鼻子在抽搐，嘴巴在抽搐，看上去很不开心。

大胖子男人和气地笑了。“想必是马洛先生？”

我说：“不然还能是谁？”

“现在谈生意可能是有点晚了。”大胖子说，他摊开双手，几乎挡住了半间办公室。“希望你不会介意。但你手头的生意不会已经排满了吧？”

“别开玩笑了，我现在都要神经衰弱了。”我说，“这位瘾君子是什么人？”

“来吧，艾尔弗雷德。”大胖子对他的同伴说，”别跟个姑娘似的扭扭捏捏的。”

“操他娘的。”艾尔弗雷德对他说。

大胖子转身平静地看着我。“为什么这群小流氓老爱说这种话？这话不好笑，不幽默，也没什么意思。这真是个大难题，这个艾尔弗雷德。我刚帮他戒了毒，你知道，至少暂时戒了。和马洛先生说‘你好’，艾尔弗雷德。”

“操他妈的。”艾尔弗雷德又说。

大胖子叹口气。“我叫托德，”他说，“约瑟夫·P.托德
[1] 。”

我什么话都没说。

“想笑就笑出来吧，”大胖子说，“我都习惯了。这名字已经跟了我一辈子。”他走过来，向我伸出手。我握住。大胖子看着我的眼睛愉快地笑了起来。“好了，艾尔弗雷德。”他说着，头都没回。

艾尔弗雷德做出了一个看似轻微、不足为道的动作，但结果，只见一把自动手枪指向了我。

“小心，艾尔弗雷德。”大胖子说，使劲握住我的手，力气大得能折断一根大树枝，“还不行。”

“操他娘的。”艾尔弗雷德说，拿枪指着我的胸膛。他的手指在扳机上慢慢收紧，我看着它越扣越紧。我知道紧到什么程度，撞针就会被松开。我似乎一副面不改色的样子，因为这种事通常应该发生在那些三流电影的，而不是发生在我身上。

自动手枪的撞针咯吱空响一声，艾尔弗雷德愤怒地嘟囔一声，放下了枪。他又开始抽搐，不过他拿枪的动作可一点儿都不紧张。我真纳闷他戒的是哪门子毒。

大胖子放开了我的手，和气的笑容还挂在他宽大健康的脸上。

他拍拍自己的口袋，“弹匣在我身上，”他说，“艾尔弗雷德最近不太靠谱，这个小杂种刚才很有可能会给你一枪。”

艾尔弗雷德坐在一把椅子上，翘起椅子腿抵住墙，用嘴喘着气。

我的脚跟重新回到地板上。

“我敢说他准吓着你了。”约瑟夫·P.托德说。

我尝到了舌头上的咸味。

“你也没那么强悍嘛。”托德说，肥大的手指戳戳我的肚子。

我躲开那根手指，看着他的眼睛。

“开什么价格？”他的语气几乎是温和的。

“来我的会客厅吧。”我说。

我转过身，穿过一道门，走进了另一间办公室。真是个麻烦事，不过我还是克服了。我一直在冒汗。我绕到桌子后面，站在那里等着。托德先生平静地随我进来，那位瘾君子抽动着身子跟着他。

“你这里没有什么好笑的书吧？”托德问，“那样可以让他安静点。”

“请坐，”我说，“我找找。”

他的手伸向椅子扶手。我拉开抽屉，握住了那把鲁格枪的枪柄。我缓缓地举起枪来，看着艾尔弗雷德。艾尔弗雷德看都没看我一眼，他正在研究天花板的一个角落，试图让眼睛看不到自己的嘴。

“这是我能做的最好笑的事了。”

“你用不着它。”大胖子说，语气温和。

“用不着就好。”我说，声音就像是从别人嘴里发出的，远远地从墙后面传来，我几乎听不到自己说了些什么。“但如果用得着的话，它可就在这儿呢。枪膛都上好了。用我证明给你看吗？”

大胖子看起来真有点紧张。“很抱歉，刚才是个误会，”他说，“我太熟悉艾尔弗雷德了，都没注意到这些事。也许你是对的，或许我是该管管他了。”

“是啊，”我说，“在你今天下午来这儿之前就该管管他。现在可就晚了。”

“等一下，马洛先生。”他的手伸向我，我把鲁格枪挥过去。他迅速缩手，但还是慢了一秒，枪上的瞄准器划破了他的手背。他忙不迭地抓住手，吮吸着伤口。“哎，请别这样！艾尔弗雷德是我的外甥，我姐姐的孩子。我算是在照顾他。他连一只苍蝇都不会打，真的。”

“下次你再来，我会准备一只苍蝇招待他。”我说。

“不要这样嘛，先生。请别这样。我有个很好的小提议——”

“住口。”我说。我非常缓慢地坐下。我的脸在发烧，连把话说清楚都觉得困难。我感到一种微醺的醉意。我慢慢地沙哑着嗓子开口：“我的朋友给我讲过一桩类似的事情。说有个人，就像我一样坐在书桌边上。他有把枪，就同我的一样。另外还有两个男人坐在书桌另一边，就像你和艾尔弗雷德一样。坐在我这边的那个人开始发火，他控制不住自己，他开始发抖，一个字都说不来。他手上只有这把枪。所以他一个字都没说，就从书桌底下开了两枪，刚好打在你肚子所在的地方。”

大胖子的脸变成了浅绿色，想要起身。但他又改了主意，从口袋里掏出一条血红色的手帕，擦擦脸。“你是在电影里看到的吧。”他说。

“没错。”我说，“但拍片子的人告诉了我这个想法的来源，那可不是什么电影里的。”我把鲁格枪放到我面前的书桌上，用听上去更自然一点的声音说：“你用枪可要小心点，托德先生。你从来不知道，拿一把军用手枪对着别人会有多吓人——特别是当这个人都还不知道枪膛里有没有子弹时。我刚才就被弄得紧张了足有一分钟，我午饭后还没打过吗啡呢。”

托德眯起眼睛仔细地审视着我。那个瘾君子站起身走到另一把椅子前，踢了踢它，然后坐了下来，用他油腻腻的头向后抵住墙。但他的鼻子和双手还在不停抽搐着。

“我听说你算是个硬汉。”托德慢慢说道，他的眼睛冷静而机警。

“你听错了。我是个非常敏感的人，一点小事也能让我吓得魂飞魄散。”

“哦，我明白了。”他盯着我，好半天没说一句话。“或许这次是我们做错了。我把手放进口袋你不介意吧？我没带枪。”

“随你的便，”我说，“看你用力拔枪的样子，或许能给我带来最大的享受。”

他皱皱眉头，然后慢悠悠地掏出一个扁平的猪皮钱包，从里面抽出一张崭新的百元大钞。他把钱放在玻璃桌边上，又掏出另一张一样的，然后又一张接一张地接连抽出三张钞票。他把钞票放在书桌上，首尾相连地排成整齐的一行。艾尔弗雷德让他的椅子腿脚着地，然后瞪着钱看，嘴不停抖动。

“五百大洋。”大胖子说道，把钱包折好收起来。我看着他的每一个动作。“不要你做任何事，只要你少管闲事，怎么样？”

我只是看着他。

“你不要去找什么人，”大胖子说，“你也找不到什么人，你也没时间为什么人工作，你什么也没看见，什么也没听见。你什么事都不掺和，就能拿走这五百大洋，怎么样？”

办公室里寂静无声，只有艾尔弗雷德在吸鼻子。大胖子半转过头，“保持安静，艾尔弗雷德！走前我给你打一针。”大胖子又对他说：“要有礼貌。”他又吮吸了一下手背上的伤口。

“有你做榜样的话应该不算难办。”我说。

“操你妈的。”艾尔弗雷德说。

“他词汇量有限，”大胖子对我说，“非常有限。明白了，老兄？”他指指钱。我抚摸着鲁格枪的枪柄。他身体稍微前倾，“放松点好吗？很简单，这是预付金，你什么都不用做就能到手。如果你能保持一段时间，以后还会得到同样数目的钱。很简单，不是吗？”

“我这样什么都不做，是在为谁做事呢？”我问。

“我，约瑟夫·P.托德。”

“你又是干什么的？”

“商务代表，你可以这样称呼我。”

“除此以外我还能怎么称呼你呢？除了我自己能想到的。”

“你也可以称我为，一个想帮人脱离泥潭、不想给人惹麻烦的人。”

“那我又该怎样称呼这个大好人呢？”

约瑟夫·P.托德把五张百元大钞拢到一起，叠得整整齐齐，从书桌上推了过来。“你可以称他为一个想破财消灾的家伙。”他说，“不过他也不介意见点血，如果看上去有必要的话。”

“他冰锥玩得如何？”我问，“看得出来他玩点四五枪很差劲。”

大胖子咬咬下唇，用食指和大拇指一起向外拉扯下唇，轻轻地啮着内唇，就像奶牛在反刍一般。“我们现在没在谈论冰锥。”他终于说，“我们讨论的是如何让你别出差错，不给自己惹上麻烦。如果不出丝毫差错，你只要稳坐泰山就行，自会财源滚滚而来。”

“那个金发妞是谁？”我问。

他想了一想，点了点头。“或许你已经陷得太深了，”他叹口气，“可能现在再谈生意，已经为时过晚。”

过了片刻，他倾身向前，轻声说道：“好吧，我再跟老板商量一下，看看他下一步要怎么做。也许我们还是可以做生意的。在听到我的消息之前，不要擅自动作，怎么样？”

我没理会这些。他把手按在书桌上，慢慢站起来，看着我在记事本上摆弄着枪。

“你可以留着那钱。”他说，“走吧，艾尔弗雷德。”他转身大步走出办公室。

艾尔弗雷德贼眉鼠眼地睥睨着他，转过头来看着桌上的钱。那把大自动手枪又跟变魔法似的跑到了他骨瘦如柴的右手上。他泥鳅一般溜到了书桌旁，枪口一直对着我，然后伸出左手拿钱。钱消失在他的口袋里。他咧开嘴，送给我一个冷酷而空洞的笑容，点点头离开了，显然他一时间没有意识到，我手里也攥着一把枪。

“快走吧，艾尔弗雷德。”大胖子在门外吼道，艾尔弗雷德溜出门走掉了。

外头的门打开又关上。脚步声踱过走廊，随后一切安静下来。我坐在那儿回想着这一切，试图弄明白，这到底是一场纯粹的闹剧，还是一出恐吓的新招数。

过了五分钟，电话铃响了。

一个浑厚、愉快的声音传来：“哦，顺便说一下，马洛先生，你应该知道谢里·巴娄，对吗？”

“不知道。”

“谢里·巴娄，电影公司的，大名鼎鼎的经纪人。你应该找时间拜访他一下。”

我拿着话筒沉默了一会儿，然后问：“他是她的经纪人吗？”

“有可能，”约瑟夫·P.托德说，他停顿了一下，“我想你知道，我们只是跑腿的，马洛先生，就这样，小角色而已。有人想打听你的底细，这似乎是最简单的办法。好了，我说的也不一定对。”

我没回答，他挂断了电话。几乎就在同一时刻，铃声又响了。

一个挑逗性的声音传来：“你没有那么喜欢我，对不对，我的朋友？”

“我当然喜欢你，只是不要一见面就不停地咬我。”

“我现在在贝尔西别墅的家里，我好寂寞哦。”

“打电话给援交所吧。“

“哦，请别这样，这可不是好好说话的方式。这是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我相信，但不关我什么事。”

“那个小贱人——她说了我什么？”她生气地低声说。

“没什么。哦，她可能称呼你为，五百年才出一个的墨西哥穿马裤的骚货，你介意吗？”

这话把她逗笑了，银铃般的笑声咯咯地响了半天。“你总爱说俏皮话啊，是不是？不过你也知道，我那时候不知道你是个侦探，不然我肯定不那么做。”

我本可以告诉她，她大错特错，但我最后只是说：“冈萨雷斯小姐，你刚才说有件事情。如果你没逗我的话，是什么事？”

“你想不想大赚一笔？非常大的一笔。”

“你是说不用挨枪子也能赚钱？“

电话里她深吸一口气，“是的。”她意味深长地说，“这点确实也要考虑。不过你是那么勇敢，那么威武，那么——”

“我早上九点钟会在办公室，冈萨雷斯小姐，那时我会勇敢得更多。现在假如你不介意的话——”

“你要赴约？她漂亮吗？比我漂亮得多吗？”

“我的天啊，”我说，“你脑袋里只能想这么一件事吗？”

“去你的吧，我的宝贝。”她说完，“咔”地将电话挂断。

我关上灯，走了出去。经过走廊一半的时候，我看到一个男人在查看门牌号码，他的手里拿着快递信。所以我不得不再次回到办公室，把信装进保险箱。正在这时，电话铃又响了。

我任由它响着，一整天来，我已经听够了。我毫不在乎。很有可能是那位示巴女王，穿着——或者没穿——她的玻璃纸睡衣打来的——我实在太累，不想管了。我的大脑就像是一桶湿漉漉的沙子，感觉又沉又散乱。

我走到门口时电话铃还在响个不停。我的手已经放到门把上。不行，我非回来不可——直觉比疲惫来得更准确。我拿起了话筒。

欧法梅·奎斯特激动而细小的声音说道：“喂，马洛先生，我找了你好久，我这辈子都没花这么长时间找过谁。我现在感觉非常糟糕，我——”

“早上再打，”我说，“办公室打烊了。”

“求你了，马洛先生——就因为我不小心发了些小脾气。”

“早上再打。”

“但我说了我非见你不可。”她的音调变高了，但还不至于变成嘶吼，“极为重要。”

“啊哈。”

她吸了吸鼻子。“你——你吻过我。”

“我之后还吻了别人呢，还吻得更好。”我说。去他的吧，去他的所有女人。

“奥林联系我了。”她说。

这话让我愣了一下，然后大笑起来。“你这个小骗子，”我说，“再见。”

“但我说的是真的。他打电话给我了，就打到我现在住的地方。”

“好吧。”我说，“那你就不需要侦探了。就算需要，你自己家里就有个比我更厉害的，我都不知道你现在住哪里。”

这之后是一阵短暂的停顿，她在电话里使出浑身解数想要留住我。我没挂电话，至少得给她留点面子吧。

“我曾经写信告诉过他我的住址。”她终于说。

“啊哈。只是他搬了家却没留下转信地址，所以没能收到你的信，记得吗？等我不这么累的时候再打来吧。再见，奎斯特小姐。你也不必告诉我你现在住在哪里，我不为你干活了。”

“很好，马洛先生。我现在打算报警，不过我想你不会喜欢，我认为你根本不会喜欢。”

“为什么？”

“因为这事与谋杀有关。马洛先生。而且‘谋杀’这个词还特别招人厌恶——你也这么觉得吧？”

“立刻过来。”我说，“我等着你。”

我挂断电话，拿出了威士忌。我把一杯酒猛灌进喉咙，那速度可跟“慢”这个字八竿子打不到边。

注释

[1] 英文里Toad是癞蛤蟆的意思，所以让人发笑。

15

她这次来得够快。她的动作轻盈、敏捷、果断，脸上挂着一抹轻浅而灿烂的微笑。她沉稳地放下皮包，坐在顾客的椅子上，继续笑着。

“你真好，一直等着我。”她说，“我敢说你也没吃晚餐吧。”

“说错了，”我说，“我吃过了，正在喝威士忌呢。你不赞成别人喝威士忌吧？”

“当然不赞成。”

“那就太棒了。”我说，“我就是希望你的想法还没变。”我把酒瓶子放到桌上，又给自己倒了一杯。我喝一口酒，越过杯子朝她抛了个媚眼。

“你要是这么喝下去，就根本听不到我讲的话了。”她气呼呼地说。

“关于这个谋杀。”我说，“里面有我认识的人吗？看得出你还没被杀掉。”

“你能别无事生非、只知道吓唬人吗？这不是我的错，是你在电话里不愿相信我，我只能说服你，迫使你相信才行。奥林真的打电话给我了，但他不告诉我他在哪里，在做什么。我也不懂为什么会这样。”

“他希望你能自己找到他，”我说，“他在帮你磨炼性格。”

“这话可一点都不好笑，连机智都算不上。”

“但你得承认挺吓人的，”我说，“谁被杀了？这不会也是个秘密吧。”

她玩弄着自己的皮包——但还不足以掩饰她的尴尬，因为她并没有感到尴尬，却足以逼得我又灌了一杯酒进肚。

“出租公寓里那个可怕的男人被杀了，克——克——我忘了他叫什么。”

“我们一起忘掉他的名字吧。”我说，“这一次，就让我们合作一回。”我把威士忌瓶子扔进抽屉里，然后站起身。“听着，欧法梅，我不问你是怎么知道这事的，也不问奥林是怎么知道的，或者到底他知不知道。但你已经找到他了，当初你雇我也就是为这个。或者可以说，是他找到了你。但不管怎样，反正结果都一样。”

“不一样。”她叫道，“我还没真正找到他，他不愿告诉我他住在哪儿。”

“如果这是什么最后的住处，那我不怪他。”

她紧闭嘴唇，脸上露出厌恶的表情。“其实他什么都不愿意告诉我。”

“只说了谋杀案，”我说，“之类的小事。”

她忽然笑得合不拢嘴。“我是为了吓唬你才那么说的，我并不是说真有谁被杀了，马洛先生。你在电话里听起来非常冷漠疏离，我以为你不愿再帮我。然后……好吧……我只好撒了个谎。”

我深吸几口气，低头看着两只手。我慢慢地把手指伸直，然后站了起来，一句话都没说。

“你生我的气了吗？”她怯怯地问，用指尖在桌上划了个小圆圈。

“我真想扇你一记耳光，”我说，“另外，不要再装出一副天真无辜的样子。不然就不止耳光这么简单了。”

她倒吸一口气，“老天爷，你竟敢这样和我说话！”

“你的这句台词，”我接着说，“说的次数也太多了点。闭上嘴然后从这里滚出去！你以为我很享受冒着死亡威胁替你干活吗？哦——还有这个。”我猛地拉开抽屉，拿出她的二十块钱，扔在她的面前，“把这钱拿走，捐给医院或者研究基金吧，带着它我都精神紧张。”

她的手不自觉地向那钱伸过去，眼镜后面的那双眼睛因为惊讶瞪得老大。“老天，”她边说，边十足优雅地收拾起自己的皮包，“我保证，我真不知道你那么容易被吓到。我以为你很有胆量呢。”

“那都是装的。”我低吼道，绕过桌子。她向后靠在椅子背上，避开了我。“我只对你这种不把指甲留得太长的小姑娘才这么凶，我骨子里可是个软柿子。”我抓住她的手臂，一把拉起她。她的头向后仰着，朱唇轻张。我他妈的今天可真是艳福不浅。

“不过你会帮我找到奥林的，对不对？”她轻声耳语道，“都是谎话，我说的都是谎话，他没给我打电话，我——我什么都不知道。”

“香水，”我吸吸鼻子说，“怎么，我的小宝贝儿，你在耳朵后面涂了香水啦——都是为我吧！”

她点了点小小的下巴，水汪汪的眼睛摄人心魄。“摘掉我的眼镜，”她轻声耳语道，“菲利普，你偶尔喝一点威士忌我不会介意的，真的不介意。”

我们的脸大概相距六英寸。我有点不敢摘下她的眼镜，我怕自己会一拳打上她的鼻子。

“对，”我含含糊糊地说，声音就像奥森·威尔斯
[1] 的嘴里塞满了饼干，“我会帮你找到他，亲爱的，只要他还活着，而且免费，一分钱都不要。我只想问你一件事。”

“什么事，菲利普？”她柔声问，朱唇又张开了些。

“你们家的害群之马到底是谁？”

她像受惊的小鹿一样猛地挣脱我，板起脸来瞪着我。

“你说过你家的害群之马不是奥林，记得吗？你还很奇怪地强调了这一点。而且提到你姐姐莱拉，你立马就岔开话题，好像这件事很招人厌恶一般。”

“我——我不记得说过那些。”她慢慢地说。

“所以我很纳闷，”我说，“你姐姐莱拉在演戏时用什么名字？”

“演戏？”她的声音很含糊，“噢，你是说电影吗？可我从来没说过她演电影啊。我从来没提起过。”

我龇牙咧嘴地冲她大笑。她突然火冒三丈。

“你少管我姐姐莱拉的事，”她啐了我一口，“别拿你的满口脏话说我姐姐。”

“什么脏话？”我问，“还是我该来猜猜看？”

“你满脑子只有酒跟女人的事。”她尖叫道，“我恨你！”然后她一阵风似的奔到门口，一把拽开门跑了出去。实际上，她是一路跑下走廊的。

我走回书桌旁，一屁股坐在椅子上。这个小姑娘非常古怪，真是太古怪了。没过多久，电话铃又响了，这是意料之中的事。电话铃响到第四声的时候，我一手支着脑袋，另一只手去摸话筒，把它胡乱抓起来贴到耳朵上。

“麦金利殡仪馆。”我说。

一个女声传来：“什——什么？”随后放声大笑。一九二一年，这话在警察休息厅里就博得了不少喝彩。真是太机智了，我的玩笑就像蜂鸟的嘴一样尖利。我关上灯，然后回家。

注释

[1] 美国著名的电影演员。

16

第二天早上八点四十五分，我把车停在了离湾城照相馆两个门面的地方。我已经吃过早餐，心情愉悦，正戴着一副太阳镜阅读着当地的报纸。我翻阅了《洛杉矶日报》，可奇怪的是，报纸上只字未提有关凡努斯或其他旅馆的冰锥案事件，就连“城中旅馆发生神秘死亡”之类的标题都没有。《湾城日报》倒还没忙到没时间报道谋杀案的地步，他们把这件大事登在头版，就在肉价旁边。

本地男子遇刺于爱达荷街出租公寓

昨日稍晚时，警方接到一个匿名电话，随后赶赴爱达荷街、西曼斯—兰辛公司的木材场对面案发地。进入未锁的房间后，警方发现四十五岁的莱斯特·克劳森——该出租公寓的经理——死在自己房间的沙发上。克劳森的脖子上插了一把冰锥，经初步检查，法医弗兰克·L.克劳迪宣布，克劳森之前曾酗酒过量，死亡前可能已经失去知觉。警方未发现任何挣扎的迹象。

警探摩西·马格拉尚立刻采取行动，对下班回来的所有房客进行了逐一询问。但目前尚无任何有助于案情进展的信息。法医克劳迪在接受记者访问时表示，克劳森有可能是死于自杀，但根据伤口的位置，这一可能性已被排除。警方查看了公寓楼的住宿登记簿，发现其中一页已被人撕掉。在逐个询问入住访客后，马格拉尚警探表示，曾有一名粗壮的中年棕发男子几次出现在出租公寓的走廊上，但房客都不清楚他的名字与职业。马格拉尚警探仔细检查过所有房间后还指出，最近曾有一名房客搬走，并且行迹仓促。然而由于住宿登记簿遭到毁坏，且这一带地区情况复杂，加之无人能准确描述出该失踪男子的外貌，致使对此人的追踪变得格外困难。

“目前还不清楚克劳森被害的原因，”马格拉尚警探昨天深夜宣称，“但此前，我已对他进行了一段时间的密切观察，也掌握了他很多同伴的情况。这个案子虽然扑朔迷离，但我们一定能解开疑云。”

这篇报道写得不错，恨不得十二次提到马格拉尚的名字，外加照片说明里的两次提及。在第三版刊登的一张照片里，他手握冰锥，皱着眉头若有所思地凝视着它。另有一张爱达荷街四四九号的照片，显然有美化的嫌疑。还有一张照片显示，一具尸体躺在沙发上，被覆上了床单，马格拉尚警探面色凝重，正用手指着它。还有一张特写是市长的，他坐在办公室书桌前，一副恶心的官僚做派，旁边还附上了他就战后犯罪案件问题的讲话——完全满足你对一个市长讲话的期待，其中援引了不少胡佛
[1] 的演讲来凑数，还到处是语病。

差三分钟九点之时，湾城照相馆打开了大门。一个上年纪的黑人开始把人行道上的尘土扫进污水沟。九点整，一个穿戴整齐、戴着眼镜的年轻人打开了大门上的锁。我拿着G.W.汉布尔顿医生藏在假发内侧的橘黄色取货凭证走了进去。

当我将凭证交给他时，这个穿戴整齐的年轻人用怀疑的眼神上下打量我一番，递给我一个信封，里面装着一张小底片和六张放大成底片八倍大的上光照片。他什么也没说，但从他看我的眼神可以推断出，他记得我不是当初给他底片的人。

我走出门坐回车里，研究着到手的猎物。照片上，一个男人和一个金发女郎坐在一家餐厅的圆形雅座里，面前摆着食物。他们抬起头来，似乎是突然发现了异常情况，但在相机按下快门前还没来得及做出应急反应。从光线来看，明显没用闪光灯。

那个女孩是梅维斯·韦尔德。男的个头很小，肤色很黑，面无表情。我不认识他，也没理由认识他。厚厚的皮椅子上印着一对对跳舞的小人，呼应着这家餐厅的名字——舞者。这件事更加令人费解了。因为未得到经理同意就擅自在餐厅里按下快门的人，肯定会被狠狠地踢出去、一路滚到好莱坞大道和葡萄树街。我猜这张照片一定是偷拍的，就像露丝·斯奈德
[2] 坐在电椅上的照片一样。那个人肯定是把小相机用带子吊在大衣领内侧，使镜头刚好能从敞开的衣领里露出来，然后他再往口袋里装一个快门遥控器。要我猜出拍照片的人是谁，这也不算太难。奥林·P.奎斯特先生肯定能又快又稳地完成这一切动作，然后面不改色心不跳地离开那里。

我把照片放进了背心的口袋里，手指碰到了一张皱巴巴的纸片。我拿出来一看，上面写着：“文森特·拉加蒂医生，湾城怀俄明街九六五号。”这就是我先前在电话里与之交谈过的文森特，也可能是莱斯特·克劳森想打电话联系的人。

一位年老的警察沿着停车线来回走动着，用黄色粉笔标出轮胎的位置。他告诉了我怀俄明街的位置，于是我便驾车前往。这是一条横跨城市两端的大街，和商业街离得很远，与两条以数字命名的街道平行。第九六五号是一栋灰白色的木屋，就坐落在街角，门上挂着的一块铜牌写着：“文森特·拉加蒂，医学博士，出诊时间：上午十点到十二点，下午两点半到四点”。

房子看上去还算安静体面。一个女人带着一个满脸不情愿的小男孩走上楼梯。她读了读牌子上的字，又看看别在自己衣领上的怀表，犹豫地咬咬嘴唇。小男孩小心翼翼地瞅瞅四周，然后踢了她的脚踝一脚。她疼得瑟缩一下，但还是耐心地说：“乖，约翰尼，不能这么对待弗恩阿姨哟。”语气很温柔。

她打开门，把那个小跟屁虫也拽了进去。十字路口的斜对角有一栋很大的殖民时期白色建筑，门廊上装了顶棚，却小得和房屋不成比例。前庭的草坪上安装了泛光灯反射镜，一条小路的两侧盛开着蔷薇花。门廊上挂了个大大的黑底银字招牌：“花环安乐屋”。我很纳闷，当拉加蒂医生的目光越过前窗，看到窗外的殡仪馆时会是怎样一种情形——或许会让他变得更加小心翼翼。

我拐过十字路口，开车返回洛杉矶。我回到了办公室，一方面查看信件，顺便把从湾城照相馆得来的猎物锁进老旧的绿色保险柜——除了其中一张。我坐到桌前，拿起放大镜研究着这张照片。照片本身已被照相馆放大，再加上放大镜，细节看得还算清楚。一个又黑又瘦、面无表情的男子坐在梅维斯·韦尔德的旁边，他面前的桌子上摆着一份晚报——《新闻纪事报》。我能看出头条的标题：“轻量级拳击选手在比赛中受伤身亡”。只有在午后或是较晚时间出刊的体育版面，才会起这样的头条标题。我拿起电话，正要拨号时，电话铃声响起。

“是马洛吗？我是洛杉矶警察局的克里斯蒂·弗伦奇。今天早上有什么消息吗？”

“要是你的电报打字机没罢工，你应该也知道。我刚看了份湾城的报纸。”

“对，我们知道那事了。”他漫不经心地说，“听上去像同一个家伙干的，是吧？同样的凶器，同样的作案手段，时间好像也能对上。我希望老天保佑，千万别是桑尼·莫·斯坦那伙人又东山再起了。”

“真是他们的话，那他们的手艺可更精进了。”我说，“我昨天查了查资料，斯坦那伙人以前都把受害者戳得全身是洞，曾经有个受害者身上被捅了一百多个洞。”

“他们可能学乖了。”弗伦奇有些避重就轻地说，好像不太愿意谈这个话题。“我打电话给你是要问有关弗拉克的事情，昨天下午之后你有没有再见到他？”

“没有。”

“他溜走了，没回去工作。旅馆打电话给他的房东太太，说他昨晚卷铺盖离开了，也不知道去了哪儿。”

“我一直没见过他，也没他的消息。”

“那死人身上只有十四块钱，你不觉得有点蹊跷吗？”

“是有点，不过你自己都回答了。”

“我只是随口说说而已。弗拉克也许是被吓跑的，不然就是捞了一笔钱跑了。他也许是因为知道了什么隐情，被付了一笔封口费。要不就是他偷拿了死人的钱，只留下十四块掩人耳目。”

我说：“两种情况都有可能，也没准会同时发生。任是谁那么彻底地搜查屋子，目的应该都不是为了钱。”

“为什么？”

“因为这位汉布尔顿医生打电话给我的时候，我建议他使用旅馆保险柜，但他不感兴趣。”

“他那种人不会雇你来保管钱财的，”弗伦奇说，“他不会雇你帮他保管任何东西。他需要的是保护自己的人，不然就是合伙人——或者就是跑腿的。”

“抱歉，”我说，“我只是复述一遍他对我说的话罢了。”

“你到那儿时他已经死了，”弗伦奇说，不过他的声音有点儿过于故作轻描淡写，“所以你大概来不及把名片给他吧？”

我紧握话筒，迅速回想着我和希克斯在爱达荷街那间出租公寓里的谈话。我想起他两指夹着我的名片，低头看着，然后想起自己从他那儿一把夺回名片——趁他还没抓紧之前。我深吸了一口气，又缓缓吐出。

“来不及，”我说，“另外，请你不要再这样把我吓个半死了。”

“他有一张，老兄，折了两下装在裤子的表袋里。我们上次漏过了。”

“我给过弗拉克一张。”我说，嘴唇僵硬。

空气中一阵沉默，我能听得到周围嘈杂的声音和打字机的噼啪声。终于，弗伦奇生硬地说：“我懂了。再见。”他啪地挂断了电话。

我动作极慢地把话筒放了回去，舒展了一下抽筋的手指。我俯身盯着书桌上摆在我面前的那张照片，它告诉我的全部信息就是上面有两个人，其中一个我认识，他们正在舞者餐厅吃饭。桌子上的那张报纸还能告诉我那天的日期——只能说是，或许。

我随后打电话给《新闻纪事报》，请求转接体育版。四分钟以后，我在便条簿上记下：“里奇·贝洛，受人欢迎的年轻的轻量级选手，由于二月十八日在好莱坞军团体育馆的一场比赛中受伤，于十九日午夜前医治无效死于修女医院。《新闻纪事报》二月二十日午间体育版头条刊载。”

同一个号码，我又拨了一遍，请求转接市区版的肯尼·阿斯特，我们认识很多年了，他之前负责采访犯罪类新闻。聊了大概一分钟后，我问他：“是谁帮你报道的桑尼·莫·斯坦被杀的新闻？”

“陶德·巴罗，他现在跳槽到《洛杉矶邮报》了。怎么了？”

“可以的话，我想要更多有关案子的信息。”

他说可以找资料室的人帮忙查查，然后再打给我。十分钟后他打来电话。“他头部中了两枪，当时人在车里，离富兰克林大道上的贝尔西别墅大概两街区的位置。时间大概是晚上十一点十五分。”

“时间是二月二十日，”我说，“对吗？”

“没错，就是这样。案子没有目击者，没有逮捕人，只按警方惯例讯问过一些赌徒、失业的拳击手和一些惯犯。有什么问题吗？”

“那时候，这家伙是不是有个帮内兄弟也在城里？”

“资料上没提。这人叫什么？”

“威皮·莫耶。我有个警察朋友曾说起一件事，有个好莱坞的有钱人涉案被抓，最后又因为证据不足被放了。”

肯尼说：“等一下。我想起一件事——嗯，那家伙名叫斯蒂尔格雷夫，是舞者餐厅的老板，大概是个赌徒之类的人。人还不错，我见过。那次还闹了笑话。”

“闹了笑话，怎么说？”

“有些捣蛋的家伙跟警察密报说，斯蒂尔格雷夫就是威皮·莫耶。他们就这样关了他十天，等着克利夫兰那边的回复。克利夫兰警察局没理，对斯坦被杀一案，他们没什么要做的。斯蒂尔格雷夫一个星期都待在牢里，和那事一点关系都没有。你的警察朋友是不是廉价杂志看多了。”

“他们都这样，”我说，“所以才说话那么粗鲁。谢谢你，肯尼。”

我们互相道别，然后挂断电话。我坐在椅子上，斜靠着椅背盯着我那张照片看。过了一会儿，我拿起剪刀，剪下了印有头条标题的那部分报纸，把剪开的两部分各自装进不同的信封里，与从便条簿上扯下的纸片一起装入了我的口袋。

我拨通了梅维斯·韦尔德高级住宅区的电话。几声铃响之后，一个女人的声音传来。她的声音显得遥远而正式，我不确定有没有听过。她说：“喂？”

“我是菲利普·马洛，韦尔德小姐在吗？”

“韦尔德小姐今天很晚才回来，你介意留个话吗？”

“事情非常重要。我在哪儿能找到她？”

“抱歉，我不清楚。”

“她的经纪人知道吗？”

“有可能。”

“你真的不是韦尔德小姐吗？”

“韦尔德小姐不在。”她挂断了电话。

我就坐在那里，回味着那个声音，起初我觉得是，之后又觉得不是。我越想越不敢确定。我下楼进了停车场，开车出发。

注释

[1] 埃德加·胡佛（Edgar Hoover，1895-1972），美国联邦调查局第一任局长。

[2] Ruth Snyder（1895—1928），因谋杀丈夫被判死刑。在用电椅处决她时，有位记者偷偷藏了摄像机，于通电时按下快门。这张照片成为历史上最著名的照片之一。

17

舞者餐厅的露台上，几个早到的食客已经在准备吃午餐。二楼房间临街的一面是玻璃，在前方撑出一顶遮阳棚。我继续向前开，拐过弯道后直入斯特里普街，随后把车停在街边。对面是一栋两层楼的方形房子，用玫瑰红色的砖砌筑而成。房子有几扇白色铅制飘窗，前门有道希腊式的门廊，隔着街道看过去，就像是个古色古香的合金门把手。门的上方是一个扇形窗户，上面镶嵌着几个黑色的木刻字：“谢里·巴娄有限公司”。我锁好车，过街向那扇门走去。门是白色的，又高又宽，钥匙孔大得能钻进老鼠。钥匙孔里面才是真正的门锁。我想拉起门环扣门，但他们已经想到了这一层——门环与门是连为一体的，根本起不到敲门的作用。

我拍拍门廊上一根细长的、有凹雕装饰的白色柱子，打开门，直接走进了几乎占据了这栋房子前半部分的一间接待室。这里摆的都是古香古色的深色家具，放着很多把椅子，还有一把铺了类似印花棉布软垫的长椅。窗户上挂着蕾丝花边的窗帘，旁边是与印花棉布家具配套的印花棉布箱子。地上铺了一条花地毯，很多等着要见巴娄先生的人聚在那里。

他们中的一些人看上去欢快、愉悦、满怀着希望，有些人看上去已在此等候多日。有个褐色皮肤的小姑娘正捧着手帕在角落里抽泣，没人注意到她。在从我各个角度好好欣赏了她一番之后，这伙人才意识到，我既不是来这里买东西，也不是来工作的。

一个凶巴巴的红发女人慵懒地坐在一张橡木书桌边，对着一部纯白色的电话讲话。我走过去，她从蓝眼睛中向我射来两道冷冷的、流弹般的目光，然后抬眼看着环绕天花板四周的飞檐。

“不行，”她对着话筒说，“不行，非常抱歉，恐怕没用。我实在非常——非常忙。”她挂断电话，在一张单子上钩掉了什么东西，眼睛又向我射来几道冷光。

“早上好，我想见巴娄先生。”我说，并把我简陋的名片放到她的桌上。她提起名片一角，感到好笑地看了一眼。

“今天？”她友善地询问着，“这个星期？”

“一般都要等多久？”

“有等了六个月的，”她愉悦地问，“不能找别人帮帮忙吗？”

“不能。”

“抱歉，没办法。改天再来好吗？大概感恩节前后。”她穿了条白色羊毛裙，酒红色的真丝衬衫上罩了一件黑色天鹅绒短袖夹外套。她的头发是明媚的落日的颜色。她戴着黄宝石手镯、黄宝石耳环和盾状黄宝石戒指，指甲的颜色和衬衫完全一样。她看上去花费了好几个星期才打扮完自己。

“我一定得见他。”我说。

她又看了一眼我的名片，嫣然一笑。“大家都一样，”她说，“那个——呃——马洛先生，看看这一大群可爱的人，他们可都是两小时前开门时就在这里等了。”

“我的事非常重要。”

“当然，我能问问是如何重要吗？”

“我想兜售一件小丑闻。”

她从一个水晶盒子里掏出一根烟，用水晶打火机点上。“兜售？你的意思是要卖钱——在好莱坞？”

“可能吧。”

“什么小丑闻？别怕，我不会被吓到的。”

“有点不雅，嗯——”我扭头想去看摆在她桌上的名牌。

“海伦·格雷迪，”她说，“好的，不过一点有教养的不雅倒也无妨，你说对吗？”

“我没说有教养。”

她谨慎地向后靠在椅背上，吐出一口烟喷在我的脸上。

“简单来说，就是想敲诈。”她叹口气，“你他妈的还不给我滚蛋，伙计？在我往你身上扔一窝胖警察之前赶快滚。”

我坐在她书桌的一角，在空中抓了两把她喷出来的烟，再吹进她的头发。她怒气冲冲地躲开了，“滚，蠢货。”她的声音尖锐得能刮掉油漆。

“呦，呦，优雅的布林莫尔
[1] 跑哪儿去啦？”

她头也没回，尖着嗓子说：“范恩小姐。”

一个高挑、优雅、褐色皮肤的女孩出现了。她刚刚穿过一道伪饰成彩色玻璃窗的暗门走出来。这个女孩走近后，格雷迪小姐把我的名片递给她说：“斯平克。”

范恩小姐带着名片，穿过彩色玻璃门走进去。

“坐下来，歇歇脚吧，伙计。”格雷迪小姐说，“你没准得在这儿待上一个星期呢。”

我坐在了一把印花棉布扶手椅上，椅背比我的脑袋还高出八英寸，让我顿时感觉自己矮了半截。格雷迪小姐又对我笑了笑，有点不怀好意的意味——然后又俯身去接电话。

我环顾四周，角落里的小姑娘已经停止了哭泣，换上一脸平静淡漠的表情。一个高大英俊的男士优雅地抬起手臂看了看他精致的腕表，然后从容地站起身来。他把一顶珍珠灰的洪堡软毡帽戴在头上，摆出颇为潇洒的角度，检查了一下他的黄色小羊皮手套和银手柄的拐杖，便阴郁地踱步到红头发接待小姐那里。“为了见巴娄先生我已经等了两个小时。”他冷冷地说，好听的声音明显是经过很多训练的结果，“我从来不会为了见谁等上两个钟头。”

“非常抱歉，福蒂斯丘先生，巴娄先生今早实在太忙，没法见你。”

“可惜我没法给他开张支票，”优雅的高个子男士疲惫而轻蔑地说，“大概他只对这个感兴趣。不过既然没法开票给他——”

“等一下，宝贝，”红头发小姐拿起电话，对着话筒说：“什么？除了戈尔德温还有谁这么说？你就不能找个没发疯的人问问吗？……那就再试试看吧。”她砰的一声摔掉电话。那个高个子男士动也没动。

“既然没法开票给他，”他继续说，就像没被打断一样，“我想给他留个简短的口信。”

“请讲，”格雷迪小姐告诉他，“我会想方设法传达给他。”

“转达我的敬意，并告诉他，他是一只臭不要脸的臭猫。”

“改成臭鼬吧，亲爱的，”他说，“他都不知道臭猫是什么。”

“就改成臭鼬吧，奇臭无比的臭鼬。”福蒂斯丘告诉她，“外加一股子硫黄和妓院里最廉价的香水味。”他整了整帽子，瞅瞅自己镜子里的身影。“我告辞了，去他妈的谢里·巴娄公司。”

高个子演员优雅地昂首阔步而去，用他的手杖打开门。

“他怎么了？”我问。

她同情地看看我，“比利·福蒂斯丘吗？他没怎么，他没戏可演，所以每天都来这里照例表演一通，寄希望于有朝一日能被星探发现、欣赏。”

我慢慢合上嘴。你有可能在好莱坞住过很久，但都不一定亲眼见过电影里的场景。

范恩小姐从里门走出来，抬抬下巴朝我示意。我经过她的身边往里走。“这边走，右手第二间。”她目送我走过长廊，来到第二扇门前，门是开着的。我走进去，关上门。

一个胖胖的白发犹太人坐在书桌后面，对我温和地笑着。“你好，”他说，“我叫莫斯·斯平克。你有什么想法，老兄？别那么紧张，抽个烟？”他打开一个类似行李箱的东西，递给我一根烟——足有一英尺长，被装在单独的玻璃管里。

“不了，谢谢。”我说，“我抽卷烟。”

他叹口气。“好吧，来，让我想想，你名叫马洛，嗯？马洛，马洛，我有听说过谁叫马洛吗？”

“大概没有。”我说，“我从没听说过有谁叫斯平克。我要见的人叫巴娄，听上去很像斯平克吗？我要找的不是叫斯平克的人。有句话你知我知——去他的斯平克。”

“你反犹，嗯？”斯平克说。他大度地摆摆手，手上的金丝雀黄钻戒看上去好像黄色的交通信号灯。“别这样，”他说，“坐下来消消气。你不认识我，你也不想认识我。我没发火。在影视圈里，你根本就不能发火。”

“巴娄。”我说。

“理智点，老兄。谢里·巴娄是个大忙人，他一天工作二十个小时还赶不完日程。坐下来和小斯平克聊聊天吧。”

“你在这儿是做什么的？”我问他。

“我负责他的安全，老兄，我得保护他。谢里这样的可不是谁都能见的，我帮他见一些人。我和他是一样的——在某个范围内，你知道。”

“我可能已经超出你的范围了。”我说。

“可能吧。”斯平克和气地表示赞同。他撕掉雪茄铝制包装上的厚胶带，轻轻拿出一根雪茄，仔细端详着。“我不否认，为何不做点什么，证实你的话？那样我们就知道了。从开始到现在你一直在说空话，这种人我们见多了，已经不起作用了。”

我看着他夹起那根看上去很昂贵的雪茄，点上火。“我怎么知道你不会出卖他？”我狡猾地问。

斯平克眯缝着的小眼睛眨了眨，我不敢肯定，但的确看到里面泛出了泪花。“我出卖谢里·巴娄？”他磕磕巴巴地低声说，像在参加一场只花了六百块钱的葬礼。“我？我宁可出卖自己的亲妈。”

“这话说给我听没用。”我说，“我也从没见过你妈。”

斯平克把雪茄放进大小如鸟池一般的烟灰缸里。他挥舞着双臂，面露悲伤之色。“噢，老兄，你说的什么话啊。”他哀叹道，“我爱谢里·巴娄就像爱我自己的父亲，甚至还更多咧。我的父亲——算了，不提了。拜托，老兄，有点人情味吧。让我们彼此信任友好一些，把那件丑闻和斯平克讲讲，如何？”

我从口袋里掏出一个信封，从书桌上扔给他。他从里面抽出一张照片，面色凝重地看着。他把照片放在桌上，抬头看我，低头看照片，又抬头看我。“嗯，”他呆板地说，那种他所说的“彼此信任友好”忽然从他的声音里消失无踪了，“这有什么大不了的？”

“用我告诉你这女的是谁吗？”

“这男的是谁？”斯平克忽然喝问。

我没说话。

“我问你这男的是谁？”斯平克差点怒吼起来，“说，混蛋！说。”

我还是没说话。斯平克缓缓把手伸向电话，锐利而明亮的目光一直盯着我。

“继续啊，打给他们啊，”我说，“打到警察局，找刑事组的克里斯蒂·弗伦奇警探，他这个家伙可不容易被糊弄。”

斯平克把手从电话上挪开，慢慢站起来，拿着照片走了出去。我等待着。外面日落大道上的车流声听起来遥远而陌生，时间仿佛一分一秒安静地渐次落入井中。斯平克刚点的那根雪茄升腾起袅袅烟雾，萦绕在空中，然后被空调的通风口吸了出去。我看着墙上无数的签名照，它们都是签给谢里·巴娄的，还附上了她们永恒的爱。不过既然照片出现在斯平克的办公室，可想而知她们都已成了昨日黄花。

注释

[1] 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的私立女子高等学院，以培养女子高雅的气质为主要特色。菲利普·马洛显然用的是反讽。

18

过了一会儿，斯平克回来了，向我做个手势。我便随他走过长廊，经过一扇双开门，走进一间接待室，有两个秘书坐在那里。经过她们身旁后，又穿过一扇扇装着黑色厚玻璃、雕刻着银色孔雀的双开门。我们一走近，那些门就自动打开了。

我们走下三级铺了地毯的台阶，进入一间办公室——这里的东西一应俱全，只差一个游泳池。办公室有两层楼高，被装有层层书架的阳台四面环绕着。一架用于演奏的斯坦威钢琴放在角落里，屋里还有许多玻璃和白木家具，一张和羽毛球球场一样大小的桌子，以及数不清的椅子、沙发、桌子和一个躺在其中一张沙发上的男人——没穿外套，敞着衬衫，围着一条料子上乘的高级皮毛围巾。这种围巾哪怕漆黑一片，也能靠听它发出的声音辨认出来。那人的眼睛和额头上覆了一块白色毛巾，身边一个灵巧的金发女郎正从装了冰水的银盘里拧干另一块毛巾。

那个男人身材高大挺拔，有着深色的波浪卷发，白色毛巾下面是一张壮实的棕色面容。他一只胳膊垂向地毯，一根香烟夹在两指之间，白烟袅袅升起。

金发女郎熟练地更换了一块毛巾，沙发上的男人哼哼一声。斯平克说：“人在这儿，谢里。名叫马洛。”

沙发上的男人又哼哼了一声。“他想干什么？”

斯平克说：“一句都问不出来。”

沙发上的男人说：“那你带他进来干吗？”

斯平克说：“好吧，你也知道怎么回事，谢里，有时候你得自己上。”

沙发上的男人说：“你刚说他漂亮的名字叫什么来着？”

斯平克向我转过身：“现在你可以告诉我们想要什么了，爽快些，马洛。”

我没说话。

过了一会儿，沙发上的男人缓缓抬起夹着香烟的那只手，慵懒地把香烟放进嘴里，他就像一个衰败城堡里的没落贵族，疲惫不堪地吸了口烟。

“我在跟你说话呢，老兄。”斯平克厉声说。金发女郎又换了一次毛巾，对一切置若罔闻。房间里静谧的氛围如同呛鼻的烟味，令人如坐针毡。“有话快说，混蛋，别磨蹭。”

我拿出一根骆驼香烟，点上，挑张椅子坐下。我伸开手掌仔细看着，大拇指每隔几秒就慢慢抽搐一下。

斯平克的声音愤怒地爆发出来，“谢里可没一天时间陪着你，小子。”

“今天剩下的时间他怎么过？”我听到自己在问，“坐在一张白色缎面沙发上，让人往他的脚趾甲上镀金吗？”

金发女郎猛地转头瞪着我。斯平克的嘴巴张开，眼睛眨了眨。沙发上的男人缓缓将一只手举起，放到覆在眼睛上的毛巾一角。他把毛巾一掀，好让他那只海豹黄的眼睛看清我，然后又把毛巾轻轻放回原处。

“这儿由不得你放肆。”斯平克严厉地吼道。

我站起身说：“我忘了带祈祷书来，这是我头回发现上帝也要靠佣金生活。”

一时之间没人说话。金发女郎又换了一次毛巾。

躺在的沙发上的男人从毛巾下平静地说：“统统给我滚出去，宝贝们。除了我们这位新朋友。”

斯平克眯缝着眼，向我投来一道仇恨的目光。金发女郎默默离开了。

斯平克说：“为何不让我把这家伙直接装在罐头里扔出去算了？”

毛巾下面的声音疲惫地说：“这个问题我想了很久，现在毫无兴趣。出去。”

“是，老板。”斯平克说，不情不愿地退了出去。他在门口停顿一下，愤怒地看我一眼，然后消失了。

沙发上的男人听到关门的声音，然后说：“要多少？”

“你不会想买的。”

他推开脸上的毛巾，扔到一边，然后慢慢坐起身。他穿上地毯上那双鹅卵石花色的翻毛皮鞋，一手覆在前额上。他看上去很疲倦，但不像放荡无度所致。他不知从哪儿摸出一根香烟，点上，然后满面倦容地透过烟雾盯着地板。

“说下去。”他说。

“我不明白你干吗要在我身上浪费精力。”我说，“但我想你应该明白，你什么都买不到，但又不得不买。”

巴娄拿起斯平克放在他身边一张长矮桌上的照片，懒洋洋地伸出一只手，“剪掉的那一角无疑是最为精彩的。”

我从口袋里掏出信封，把剪去的一角递给他，看着他将两部分拼在一起。“用放大镜可以看清头条新闻标题。”我说。

“我书桌上有一个，帮个忙吧。”

我走过去替他拿来放大镜。“你已经习惯什么事都被人伺候吧，巴娄先生。”

“我付钱了。”他透过放大镜研究着那张照片，然后叹了口气。“我好像看过那场拳击赛，他们真的应该多照顾这些孩子。”

“就像照顾你的委托人一样。”我说。

他放下放大镜，往后靠，不为所动地冷冷盯着我。

“这个家伙是舞者餐厅的老板，名叫斯蒂尔格雷夫。那个女孩是我的一个委托人，当然。”他随手指了指一把椅子，“你开价多少，马洛先生？”

“什么东西？”

“所有这些照片和底片——你的杰作。”

“一万。”我看着他的嘴说道。那张嘴笑得很愉快。

“需要再解释解释，对不对？我看到的只是两个人正在公共场所用餐，对我的委托人的声誉可没丝毫影响。我猜这就是你打的主意吧。”

我龇牙一笑。“你什么也买不到，巴娄先生。我可能会用底片另洗一张照片，或者通过照片再做一张底片。如果这照片是什么证据的话，你永远都无法确定它已经被销毁。”

“这可不像勒索者敲诈要钱时说的话啊。”他依旧笑着说。

“我一直不懂为何有人愿意付钱给勒索者，他们其实什么也买不到。可他们还是照样付钱，有时候没完没了地付，到头来还是白搭。”

“眼前的恐惧。”他说，“永远大过未来的恐惧。一个基本的事实是，看戏人的情感永远会战胜理智。如果你看到银幕上的明星处境危险，你心智中的一部分——感性的那部分——会不由地为她担忧，即使你的理智会告诉你：她是银幕上的明星，实际上没有坏事会发生。如果悬疑和威胁战胜不了理智的话，恐怕就没戏剧什么事了。”

我说：“很有道理。”然后向周围喷出几口我的骆驼牌香烟。

他微微眯起眼睛。“至于说能否真买到什么——如果我付了你一笔不小的钱，却没拿到我买的东西，我可得找人好好招呼你一下——把你打成肉酱。等你从医院出来以后，如果还有力气，可以试试报警抓我。”

“我遇到过这种事。”我说，“我是私家侦探，我懂你的意思，和我说这些干吗？”

他大笑起来。他的笑声洪亮、愉悦而轻松。“我只是经纪人，伙计。我始终觉得，商人总会另留一手。但一万块钱我们没法谈，她没这个钱，她至今一星期只能赚一千，不过我承认，她离金库已经不远了。”

“那可会让她的心凉半截。”我指着照片说，“金库没了，装着水底彩灯的游泳池没了，上等貂皮大衣没了，霓虹灯上的名字没了，什么都没了，像尘土一样被吹走了。”

他轻蔑地笑了一下。

“那好，如果我拿给城里警察局，你说会怎样？”我说。

他不再假笑，眯起眼睛，不动声色地问：“他们为什么会感兴趣？”

我站起来。“我看这生意咱们没法做了，巴娄先生。你很忙，我自己出去就行。”

他从沙发上站起来，伸个懒腰，六英尺二英寸的身体全部舒展开来。他是个相当挺拔的男人。

他走过来，贴近我站着，海豹黄的眼睛里闪着亮光。“让我看看你是何方来者，伙计。”

他张开手，我把打开的钱包扔到他手上。他看看我职业资格证上的照片，从钱包里又翻出几样东西来看看，然后把钱包还给我。

“如果你把你那小照片交给警察，又会怎样？”

“首先我会把照片和他们目前办的案子联系到一起——昨天下午凡努斯旅馆发生的那件命案。照片中的女孩是入手点——她不愿和我谈，所以我才来找你谈。”

“她昨晚告诉过我这件事。”他叹了口气。

“告诉了多少？”我问。

“说有一个叫马洛的私家侦探想逼她雇佣他，因为有人看见她出现在城中一家旅馆，不巧离一桩命案发生地很近。”

“多近？”

“她没说。”

他从我身边走开，走向角落里一个高高的圆柱形玻璃罐，从里面的一把马六甲棕榈杖中挑出一根。他开始在地毯上踱来踱去，轻巧地将手杖在右脚边挥舞着。

我再次坐下来，熄灭香烟，深吸一口气。“这种事只有在好莱坞才看得到。”我发着牢骚。

他利落地转身看着我。“你说什么？”

“一个正常人偏偏拿着一根猴棍耍，像逛皮卡迪利大街似的在屋子里走来走去。”

他点点头。“我这毛病是米高梅一个制片人传染的。那是个大好人，我听说。”他停下来，用手杖指着我。“你他妈的太逗了，马洛，真的。你太容易被识破了。你想把我当个铲子，利用我帮你铲掉麻烦？”

“这话说得也有道理。不过我这点麻烦比起你的委托人可能惹上的麻烦，那就是小巫见大巫了——假如我没做那件让我陷入麻烦的事的话。”

他如石柱般僵站片刻，然后扔掉手杖，走到酒柜前，拉开两扇柜门。他往两只大肚酒杯里倒了点东西，端着其中一只递给我，然后又走回去拿了他的那杯。他端着酒坐到沙发上。

“雅玛邑白兰地
[1] ，”他说，“要是了解我，你就该感谢我对你的赏识。这酒是珍品，大部分被德国人搜刮走了，剩下的到了我们美国大兵手里。这杯敬你。”

他举起杯子，闻一闻然后啜饮了一小口。我把我那杯猛灌进喉咙，味道就像上好的法国白兰地。

巴娄满脸震惊。“我的天哪，你得小口啜，不能整杯灌下去。”

“我习惯了。”我说，“抱歉，她还跟你说了吧，如果不找人堵住我的嘴，她就会有大麻烦。”

他点点头。

“她有什么建议吗？”

“我记得她希望下手狠点。所以我就恐吓和贿赂双管齐下。我们街上有家店专门负责保护影视圈的人。显然他们没能吓住你，贿赂的钱也不够多。”

“他们吓得我够呛。”我说，“我他妈的差点就抽出鲁格枪毙了他们。那个瘾君子拿着把点四五枪对着我好好比画了两下。至于说贿赂嘛，不是够不够的问题，而是送上门的方法不太对。”

他又啜了口雅玛邑。他指着面前由两部分拼接在一起的照片。

“我们刚说到你要把这个交给警察，然后呢？”

“我觉得我们没说得那么远，我们只说到她为什么只跟你说，却没和她男朋友讲。他到的时候我刚好离开，他有她房间的钥匙。”

“显然她就是不想说啊。”他皱着眉，低头看着他的雅玛邑酒。

“很好。”我说，“如果那人没有她的房门钥匙就更好了。”

他抬起头来，面色忧愁。“我也这么想。大家都这么想。不过演艺圈就是这个样子——任何演艺行业都这样。如果这些人的生活不过得刺激、混乱，如果他们不保持情绪的极度亢奋——那他们就无法把这些稍纵即逝的情绪录到几英尺长的胶片上，或是呈现在舞台的水晶灯下。”

“我说的不是她的恋爱生活。”我说，“她没必要和通缉犯混在一起。”

“这话没证据，马洛。”

我指着照片，“拍下这个的人已经失踪了，找不到了。他很可能已经死了。另外两个住在同一地址的人也死了。其中一个人死前还想兜售这些照片。她亲自跑到旅馆取照片，杀他的人也是。她没拿到照片，杀手也没拿到。他们不知道去哪儿找。”

“那么你知道？”

“我很走运。我见过他没戴假发的模样。或许这些都算不上我所说的证据，你要反驳也可以。不过何必呢？两个男人已经被杀，或许是三个。她冒了很大风险，为什么呢？她想要那张照片，它值得她去冒险。为什么几次三番这么做？照片上只是两个人在某天共进午餐而已。那天桑尼·莫·斯坦在富兰克林大道上被杀。那天一个叫斯蒂尔格雷夫的人被捕入狱，因为警方获得密报说他就是克利夫兰通缉的威皮·莫耶，警方记录上就这么写的。但照片显示他已经出狱了。在这个特定日期发生的这些事，已经说明了他的真实身份。她很清楚这一点。而直到现在他还有她的公寓钥匙。”

我停住话头，我们实实在在地对视了一阵子。

“你不会真想让警察拿到这些照片吧，嗯？不管是赢、输还是平手，他们都会对她严惩不贷。调查结束后，不论斯蒂尔格雷夫是不是莫耶，或者莫耶到底杀没杀斯坦，还是找人杀了他，或是仅仅碰巧在他被杀的那天溜出了监狱，这些对她而言都没任何差别。如果他侥幸逃过一劫，也总会有人怀疑案件被人为动了手脚。不管怎样她都没法全身而退。到时候，她在公众眼中就是匪徒的女友。想想影视圈的情况，以后她就算彻底退出舞台了。

巴娄沉默片刻，面无表情地盯着我。“这段时间你打算干吗？”他轻声问。

“这就取决于你出的好价钱了，巴娄先生。”

“你到底想要什么？”他的声音现在变得又细又尖。

“我想从她那儿得到一直没得到的东西——让我为她服务的权利——在我认为适度的、不可逾越的范围内。”

“用隐瞒证据作为交换？”他紧绷着声音问。

“如果——那算是证据的话。警察一旦介入，韦尔德小姐一定清名难保。但换我可能就不同了。他们根本懒得去查。他们不那么在乎，但我在乎。”

“为什么？”

“这么说吧，这是我的谋生方式。我也许还有其他动机，但这一个已经足够了。”

“你开价多少？”

“你昨晚寄给我的东西，当时我不肯要，现在我愿意接受。另外附上一封签名信，雇我调查你的客户被人勒索一案。”

我拿起空酒杯起身，走过去把它放在桌上。当我弯腰时，我听到轻微的嘶嘶声。我绕到桌子后面，猛地拽开抽屉——一台钢丝录音机从架子上滑出来，马达还在转动，上好的钢丝正稳稳地从一个线轴走向另一个。我看着桌子对面的巴娄。

“你可以关上机器，把录音带走。”他说，“你不能怪我出此下策。”

我按下倒回按钮，钢丝迅速倒转回去，快得我甚至来不及看清楚，只听见鬼哭狼嚎一般的噪声，就好像几个娘儿们在为了争夺一块丝巾而吵嚷不停。钢丝松懈下来，机器停了。我取下线轴，扔进口袋里。

“你也许还有一卷，”我说，“但我只能豁出去赌一把了。”

“很有自信啊，是不是，马洛？”

“希望如此吧。”

“按一下桌边的按钮好吗？”我按下按钮，黑色玻璃门打开，一个褐色皮肤的女孩拿着速记本走了进来。

巴娄先生看都没看她一眼，开始了口述：“给菲利普·马洛先生的信，写上他的地址。亲爱的马洛先生：本经纪公司即日起雇佣你调查本公司一位委托人遭人勒索的案件，具体细节已经口头告知。你的报酬是每日一百美元，外加五百美元雇佣费。收据附上，请在本信复印件上签收。就这样，艾琳，请马上去办。”

我把地址告知女孩，她走了出去。

我从口袋里拿出录音的钢丝轴，放回抽屉里。

巴娄翘起二郎腿，晃动着脚，盯着那上下抖动的锃亮的鞋尖，手伸到棕色的鬈发里揉揉。

“总有一天，”他说，“我会犯下我这一行里最怕犯的错误。我会发现自己同一个可以信任的人做生意，但我他妈的又过于自作聪明而不太相信他。这东西你最好留着。”他拿出那张照片的两部分残片。

五分钟后我离开了。一扇扇玻璃门在我离它们三英尺远的地方自动打开。我经过两名秘书身旁，沿着走廊走过斯平克办公室敞开的门前——那里一点声响都没有，但我能闻见他的雪茄烟味。在接待室里，依然是同一群人坐在印花棉布椅子上。海伦·格雷迪小姐朝我露出周末夜晚般的甜美笑容，范恩小姐也对我眉开眼笑。

我和老板一起待了四十分钟。我现在光彩照人，就像墙上按摩师的人体图表一样夺目。

注释

[1] 法国顶级白兰地之一。

19

电影厂的警卫坐在装有半圆形玻璃防护罩的书桌前，他放下电话，潦草地在便签本上写了些什么，然后他撕下那张便签，从桌子与玻璃罩之间不足四分之三英寸宽的缝隙中递了出来。他的声音通过玻璃罩里的话筒传出来，带着刺耳的金属声。

“一直走到走廊尽头。”他说，“你能看到院子中央有个喷泉饮水池，乔治·威尔逊会在那儿等你。”

我说：“谢谢。这玻璃是防弹的吗？”

“当然，怎么了？”

“只是有点纳闷，”我说，“从没听过有谁会拿枪杀进电影厂。”

我身后有人窃笑了一声。我转过身，看到一个穿着宽松长裤的女孩，耳后插着一朵红色康乃馨。她正笑得合不拢嘴。

“噢，老兄，要是枪能解决问题就好办了。”

我走到一扇没有门把手的橄榄绿色门前，门嗡嗡地响着，一推就开了。里面是一条橄榄绿色的走廊，两侧墙壁上空空荡荡，尽头处有一扇门——就像一个捕鼠器，即使你进来后发现情况不对，他们依然能来个瓮中捉鳖。尽头的那扇门同样嗡嗡作响。我纳闷警卫是怎么知道我到了门前的。所以我抬起头，发现他的眼睛在一面倾斜的镜子里盯着我，当我的手放到门上，镜子里便什么都照不到了。他们想得可真周全。

外面的小院子里有几条石板小路，鲜花在正午的阳光下争奇斗艳，院中央有一方水池，还有一把大理石座椅——喷泉饮水池就在旁边。一位衣着鲜亮的老人悠闲地坐在大理石座椅上，看着三条棕褐色的斗拳狗将几株秋海棠刨得连根拔起。他聚精会神地看着，面容安详而满足。我走过去时他眼睛都没抬一下。其中的一条斗拳狗——最大的那条，向他走去，在他裤腿旁的石椅上撒了一泡尿。他俯下身，拍拍那狗结实的短毛脑袋。

“你是威尔逊先生吗？”我问。

他抬起头茫然地看着我。中号的那条斗拳狗小跑过去，嗅嗅石椅，也跟着撒了泡尿。

“威尔逊？”他的声音懒洋洋的，有些拖长音，“噢，我不叫威尔逊，我应该叫吗？”

“抱歉。”我走到饮水池前，用水冲了冲脸。当我拿手帕擦脸时，最小的那条狗也对着大理石座椅撒了泡尿，尿履行了它的责任。

那个不叫威尔逊的人满怀爱怜地说：“每次都是一样的顺序，真让我着迷。”

“按顺序干吗？”我问。

“撒尿。”他说，“好像是按长幼顺序来的，非常有秩序。梅西第一个，它是妈妈。然后是迈克，比小宝乔克大一岁。一贯如此，连在我的办公室也这样。”

“在你的办公室？”我说，没人比我看上去更蠢了。

他向我扬了扬花白的眉毛，从嘴里拿出一根棕色的雪茄，咬掉尾部吐进水池里。

“这样可对鱼没啥好处。”

他抬头看看我。“我养的是斗拳狗，去他妈的鱼吧。”

我猜，好莱坞大概就是这个风格。我点燃一根烟，坐到椅子上。“在你的办公室，”我说，“额，每天都有新花样，对不对？”

“在桌角上，每次都这样，把我的秘书们都气疯了。她们说都渗进了地毯里。这年头女人们都怎么了？但我无所谓，反倒挺喜欢的。你要是爱狗，连它们小便都爱看。”

一条狗把一株开得很旺盛的海棠拖到他脚边，他捡起来，扔进水池。

“我想园丁会不高兴。”他又坐了下来说，“不过没事，反正不满意的话他们可以随时——”他止住话头，看着一个穿黄色长裤的苗条女邮递员——她特意绕路经过小院。她迅速瞥了他一眼，左右扭动着臀部走开了。

“你知道我们这行出了点什么问题吗？”他问我。

“没人知道。”我说。

“太多性泛滥，”他说，“在合适的时间地点倒也没什么，不过在我们这儿却多得连卡车都装不下，潮水般泛滥，都淹到脖子了，像捕蝇纸一样令人恶心。”他站起身，“我们这儿也苍蝇泛滥。很高兴认识你，呃——”

“马洛，”我说，“恐怕你不认识我。”

“我谁都不认识。”他说，“记性不好，见了太多人。我叫奥本海默。”

“朱里斯·奥本海默？”

他点点头。“对，来支雪茄。”他掏出一根给我。我晃晃自己的雪茄。他把雪茄丢进水池，皱起眉头。“记性不好，”他悲伤地说，“浪费了五毛钱，不该那么做的。”

“这是你的制片厂？”我问。

他心不在焉地点点头。“该省下那根雪茄的，省了五毛钱，等于得到什么？”

“五毛。”我说，纳闷他脑子里在他妈的想什么。

“干我们这行的可不这样。省五毛钱意味着得多花五块钱记账。”他顿了一下，朝三只狗做个手势。它们停下刨土工程，看着他。“只赚钞票的话，”他说，“很容易。来吧，孩子们，咱们回妓院喽！”他又补充一句。

我脸上大概又挂上了那副愚蠢的表情。他朝小院四周摆摆手。“只要有一千五百家戏院就行，这他妈的比养纯种狗容易多了。电影行业可能是全天下唯一让你犯尽所有错误依然还能赚大钱的行当。”

“也可能是全天下唯一能让三只狗在办公室桌角撒尿的行当。”我说。

“得先有一千五百家戏院才行。”

“所以起家会有那么点困难。”我说。

他得意扬扬。“对，难就难在这儿。”他的目光越过修建整齐的绿色草坪，落在一栋伫立于院子一侧的四层建筑上。“那里的所有办公室，”他说，“我从来不去。总在翻修。那帮人在套房里放的东西让我看了就反胃。他们是全世界最贵的人才，要什么给什么，多少钱随便开口。为什么？毫无道理，就是习惯了。他们做什么，怎么做，全都不重要，只要给我一千五百家戏院就行。”

“你不愿这话被引述吧，奥本海默先生？”

“你是记者？”

“不是。”

“真可惜。我还真他妈希望有人能把这样的生活常识刊登到报上。”他顿了一下，鼻子里哼了一声。“没人登，他们不敢。来吧，孩子们！”

大的那条狗，梅西，跑过来站在他身边。中号那条停下摧残海棠的工作，蹿到梅西身旁。小的那条，乔克，按顺序排好队，突然灵感大发，抬起一条后腿瞄准了奥本海默的裤脚。梅西不经意似的挡下了它。

“看到没？”奥本海默喜笑颜开，“乔克想插队，梅西不会容忍的。”他俯身拍拍梅西的头，它抬头仰慕地望着他。

“自个儿狗的眼睛，”奥本海默喃喃地说，“是全世界最让人难以忘怀的东西。”

他沿着石板小路踱步走向行政大楼，三只狗小跑着静静跟随其后。

“马洛先生？”

我转过身，这才发现一个黄棕色头发的高个子男人已经悄悄站到我的身后，他的鼻子就像坐公共汽车的乘客拉着吊环的胳膊肘。

“我是乔治·威尔逊，很高兴认识你。看来你认识奥本海默先生。”

“刚和他聊了聊天，他教我怎么做电影生意。好像只要有一千五百家戏院就万事大吉了。”

“我在这儿工作了五年，还没跟他说过一句话呢。”

“因为你身上还没被名狗撒过尿。”

“或许是的。是否需要我为你效劳，马洛先生？”

“我想见梅维斯·韦尔德。”

“她在摄影棚。她正拍电影呢。”

“我能到棚里见她一下吗？”

他看上去有点迟疑。“他们给了你什么样的通行证？”

“我猜只是普通的通行证。”我掏出那张纸递给他。他看了一眼。

“巴娄让你来的，他是她的经纪人。我想没问题。十二号摄影棚，要现在过去吗？”

“如果你有时间的话。”

“我是公关人员，这种事就是我的工作。”我们沿着石板小路走向角落里的两栋建筑，中间一条水泥路直通向外景地和摄影棚。

“你去过巴娄的办公室？”威尔逊问。

“刚从那儿来。”

“听说很豪华。我自己也想过干他们那一行，我们这儿只能让人丧气，没什么意思。”

我们经过几个穿制服的警卫，然后拐进了一条夹在两个影棚中间的窄道。一面红色的信号旗飘扬在窄道中央，一扇标着号码“12”的门上亮着红灯，红灯上方不断响着铃声。威尔逊在门边停下，一个靠在倾斜椅背上的警卫朝他点点头，然后用死气沉沉的灰色目光上下打量着我，神情就像飘在池面的浮渣一样。

铃声和旗语停下了，红灯也熄灭了。威尔逊拉开一扇沉重的大门，我经过他的身旁，走了进去。里面还有另一扇门。从阳光下走到那里，感觉眼前骤然漆黑。然后我看到远远的角落里聚焦着一束光线，这个庞大影棚的其他空间仿佛都是空的。

我们朝着那束光线走去。快走到时，地板上好像铺满了黑色的粗电缆线。那里摆着一排排折叠椅，几间移动的化妆室在门上都标注着姓名。我们没从常规的入口进入影棚，所以只能看到木制的背板和两侧的大屏幕，两台背景放映机正在嘶嘶作响。

一个声音喊道：“开拍。”瞬间铃声大作，两个大银幕呈现出浪花涌动的场面。另一个较平静的声音说道：“请注意你的位置，这种小插曲很可能让我们前功尽弃、重新排位。好了，开始。”

威尔逊停下来，碰碰我的手臂。演员的声音不知打哪儿冒了出来，不洪亮也不清晰，是不怎么要紧也没什么意义的低声咕哝。

一个银幕突然一片空白。那个平和的声音语气不改，说：“停。”

铃声又响了，一阵物体挪动声传来。威尔逊和我继续前行，他在我耳边低语说：“如果内德·甘蒙午餐前拍不好这场戏，他准得打断托兰斯的鼻子。”

“噢，是托兰斯在演戏？”迪克·托兰斯是个二流明星——好莱坞里不寻常的一种演员，没人真的想用他，但因找不到更合适的，很多人到头来不得不将就用的那种。

“介意再演一次吗，迪克？”那个平静的声音问道，此时我们已绕过拐角，见识了剧场的真面目——一艘游艇尾部的甲板。现场有两个女孩，三位男士。其中一个中年男人身穿运动服，正斜靠在躺椅上；另一个穿着一身白衣服，长着红头发，看上去像是游艇船长；第三个男人是业余游艇驾驶员，戴着一顶帅气的鸭舌帽，穿着带金色纽扣的蓝色外套，白鞋白裤，散发着盛气凌人的魅力——这是托兰斯。女孩中的一个是深色皮肤的美人，实际年纪比戏里要小——她是苏珊·克劳立；另一个是梅尔斯·韦尔德，她穿着一件湿淋淋的白鲨皮泳衣，显然是刚上船，一个化妆师正在给她的脸部、手臂和金发边缘喷水。

托兰斯没回答。他突然转身瞪着摄像机：“你以为我不记得台词吗？”

一个灰发灰服的男人从阴暗的背景中走入灯光下，他的黑眼睛冒着热焰，但声音却没什么温度。

“那就是你故意篡改台词了。”他说，眼睛直勾勾地盯着托兰斯。

“我只是不习惯在那台动不动就停在一幕中间、由于用光了底片而罢工的背景放映机面前演戏而已。”

“你的抱怨有道理。”内德·甘蒙说，“麻烦在于它只有两百一十二英尺长的底片，这是我的问题。如果你能快点拍完这场戏的话——”

“呵。”托兰斯不屑地哼了一声，“如果我能快点的话，也许我们能说服韦尔德小姐，争取爬上游艇的时间比制造游艇短点。”

梅维斯·韦尔德鄙视地瞥了他一眼。“韦尔德时间把握得很好，”甘蒙说，“表演也恰到火候。”

苏珊·克劳立优雅地耸耸肩。“我觉得她可以再快一点，内德。她的表演不错，但还可以更好。”

“如果再好点的话，亲爱的，”梅维斯·韦尔德温柔地说，“也许有人会说我演过头了。你不会希望类似的事出现在你的片子里吧，嗯？”

托兰斯笑起来，苏珊·克劳立转身瞪着他：“有什么好笑的，十三号先生？”

托兰斯的脸瞬间变得如寒冰般。“再说一遍那名字？”他几乎咬牙切齿地说。

“老天啊，你的意思是你不明白？”苏珊·克劳立一脸惊诧地说，“他们叫你十三号先生，是因为不管你接演什么角色，前面都已经有十二个人推掉它了。”

“原来如此。”托兰斯冷冷地说，之后又忍不住放声大笑。他转向内德·甘蒙说：“好了，内德，现在大家的邪火都已经发完，或许我们能达到你的要求了。”

内德点点头。“没什么比一点火药味更能让人神清气爽。行了，我们开始吧。”

他回到摄影机旁。助理一声“开拍”之后，整场戏一气呵成，没出一点差错。

“停，”甘蒙说，“洗出片子。大家休息吃午餐吧。”

演员们陆续走下粗木楼梯并向威尔逊点点头。梅维斯·韦尔德披上一件浴袍，穿上了沙滩鞋，最后一个走下来。她见到我猛地停下来。威尔逊走上前。

“嗨，乔治。”梅维斯·韦尔德瞪着我说，“找我有事吗？”

“马洛先生想和你说几句话，行吗？”

“马洛先生？”

威尔逊敏锐地看我一眼，“从巴娄的办公室来的，我以为你认识他。”

“可能见过吧。”她仍在瞪着我，“什么事？”

我没说话。

过了片刻，她说：“谢谢你，乔治。最好到我的化妆室去谈，马洛先生。”

她转身绕到剧场较远的那端。一间绿白色交织的化妆室倚墙而立，门上写着“韦尔德小姐”。她在门口转身，谨慎地向四处张望，然后将美丽的蓝眼睛停在我脸上。

“现在说吧，马洛先生。”

“你记得我吧？”

“我想是的。”

“我们是接着上次的说呢——还是洗清前路，重新再来？”

“有人让你来这儿的？谁？为什么？你需要解释一下。”

“我在替你办事，巴娄付了我一笔佣金，收据在他那儿。”

“考虑得真周到啊。但如果我不需要你的效忠呢？不管你的工作是什么。”

“好吧，那就随你的便。”我说着，把舞者餐厅的照片掏出来，递给她。她定定地看了我好一会儿，才垂下目光，去看那张她与斯蒂尔格雷夫坐在雅座里的照片。她一动不动，面色凝重地盯着照片看。然后她非常缓慢地，抬起手来摸摸鬓角处的一绺湿发，几不可查地轻微打着哆嗦。她伸出手拿走照片，目不转睛地盯着。她的眼睛再度抬起来，很慢，很慢。

“什么意思？”她问。

“我有底片和几张照片。它们本该在你手上——如果当初你时间更宽裕一点，并且知道去哪儿搜的话——要不就是他还留着小命能卖给你。”

“我有点冷。”她说，“而且我得吃点午餐。”她把照片还给我。

“你有点冷，得吃点午餐。”我说。

我觉得她脖子上的那条脉搏在跳动，但光线不够好，不足以看清。她虚弱地一笑——贵族的疲惫感。

“我不懂这里的奥妙。”她说。

“你在游艇上待得太久了。你的意思是：就算我认识你，也认识斯蒂尔格雷夫，但这张照片有什么大不了的，值得让人给我套个钻石狗圈？”

“好吧，”她说，“怎么回事？”

“我不知道，”我说，“不过如果全力以赴查出真相才能让你脱掉这副公爵夫人的冷漠样，我会查清楚的。但与此同时，你还是有点冷，你还是得吃点午餐。”

“而且你已经等得太久了，”她静静地说，“你没什么东西可以变卖了，或许除了你的命。”

“我会贱卖掉这条命的，因为爱上了一副墨镜、一顶翠雀花蓝帽子和一个被高跟鞋鞋跟砸出的伤口。”

她好像就要大笑起来，嘴巴动了一下，但她的眼睛里却无丝毫的笑意。

“更别提脸上那三个耳光了，”她说，“再见，马洛先生。你来得太晚了，太晚、太晚了。”

“对我来说——还是对你？”她转身伸手打开了化妆室的门。

“我想，是对我们两人而言。”她快步走进去，留下开着的门。

“进来吧，关上门。”她的声音从化妆室里传来。

我走进去关上门。这里不是精美的、私人定制的明星化妆室，充其量只是能用而已。屋里有一张破沙发、一把安乐椅、一个嵌有镜子和两盏灯的小梳妆台，前面有把直背椅，一个托盘上放着咖啡。

梅维斯·韦尔德伸手将圆形电暖器插上插销，然后拿起毛巾使劲擦着湿漉漉的头发。我坐在沙发上等待着。

“给我根烟。”她把毛巾扔到一边。当我为她点烟时，她的眼睛凑近了我的脸。“你觉得我们在游艇上的即兴演出怎么样？”

“恶意满满。”

“我们都很恶毒。有些人可能比别人笑得开心点，仅此而已。演戏这一行，低俗是难免的，一贯如此。曾有一段时间，演员必须走后门才能进来，大部分人至今还得这样。压力大，时间紧，彼此恨之入骨，时不时陷入令人不爽的小冲突。说的话没什么意思。”

“张牙舞爪而已。”

她抬起手，一个指尖顺着我的脸颊滑下，像滚烫的熨斗一样灼热。“你一般赚多少，马洛？”

“一天四十，还有其他花费。这是我开的价。实际上我只收二十五，更少的也有。”我想起了欧法梅那二十块的破钞票。

她又抬起指尖来那一套，而我还是没有一把抱住她。她从我身边挪开，坐到了椅子上，拉起长袍一角。电暖气把小房间烘得热乎乎的。

“一天二十五。”她困惑地说，“那样可怜孤独的一点小钱。”

“它们非常孤独吗？”

“和灯塔一样孤独。”

她跷起腿，苍白的皮肤在灯下泛着光亮，光芒好像溢满了整个房间。

“所以有问题就问我吧。”她说，无意去遮住她的大腿。

“斯蒂尔格雷夫是什么人？”

“一个我认识很多年的男人，我很喜欢他。他很富有，开了一两家餐厅，至于他是哪里人——那我就不知道了。”

“不过你跟他很熟。”

“为何不干脆问我有没有和他睡过觉？”

“我不问这种问题。”

她大笑起来，弹掉烟灰。“冈萨雷斯小姐应该很乐意告诉你。”

“去她的冈萨雷斯小姐。”

“她很神秘，美丽，热情，而且非常非常善良。”

“而且像邮筒一样来者不拒。去她的冈萨雷斯小姐。说回斯蒂尔格雷夫——他惹没惹过麻烦？”

“谁没惹过？”

“惹了警察。”

她瞪大的眼睛稍显天真了些，她的笑声稍显清脆了些。“别搞笑了，他的身价值好几百万。”

“他怎么弄到手的？”

“我怎么会知道？”

“好吧，你不知道。烟头要烧到你的手指了。”我凑过去，把烟蒂从她指间拿掉。她的手摊开在裸露的大腿上。我用指尖戳戳她的手掌。她躲开我，握紧了拳头。

“不要这样。”她厉声说。

“为什么？我小时候常和女孩这么玩。”

“我知道。”她的呼吸变得急促了些，“这让我觉得自己又变成了非常年轻、天真，还有些淘气的样子。但我很早就已不再年轻和天真了。”

“那你是真的不知道斯蒂尔格雷夫的底细了？”

“我希望你赶快决定，是要逼供还是向我求爱。”

“我从不做这种决定。”我说。

她沉默一会儿后说：“我真的得吃点东西，马洛。我今天下午还得演戏，你不会希望我晕倒在现场吧？”

“只有大明星爱来这一套。”我站起身，“好吧，我这就走，别忘了我是在为你工作。如果我怀疑是你杀了人，我就不可能来帮你了。但你当时确实在那里。你冒了很大风险，因为那里有样东西你非拿到手不可。”

她又从我手里拿走照片，咬着嘴唇盯着它看了一会儿。她抬起眼睛，但头没动。

“不太像是这个。”

“他可是处心积虑地藏好这东西，没让人发现。不过它到底有什么用呢？你和一个叫斯蒂尔格雷夫的人坐在舞者餐厅的雅座里。这没什么吧。”

“什么都没有。”她说。

“所以关键一定是在斯蒂尔格雷夫身上——要不就在那个日期上。”

她又垂下眼帘看了一眼照片。“上面看不出日期。”她急忙说，“就算日期很关键的话。除非剪掉的那部分——”

“哦，在这儿。”我把剪掉的那部分递给她，“不过你得用放大镜看。给斯蒂尔格雷夫瞧瞧，问问他里面有何寓意。或者问问巴娄。”

我抬腿往化妆室门口走去。“别自欺欺人地以为日期可以动手脚。”我转过头说，“斯蒂尔格雷夫可不会这么认为。”

“你不过是在异想天开，马洛。”

“真的吗？”我回头注视着她，没笑。“你真的这么认为？哦不，你没有。你到过那里，那人被谋杀了，而你手上有枪。他是个知名的骗子，而且我在那里找到个宝贝，警察们会很乐意我替他们藏起来，因为那玩意引发的动机多得堪比海水里的盐。只要警察找不到，我就能保住我的执业资格证。只要某人找不到，我的脖子后面就不会插上一把冰锥。你现在还会说我干这一行挣钱太多吗？”

她只是坐在那里，看着我，一只手搭在膝盖上，使劲捏紧，另一只手放在椅子扶手上，手指一根接着一根，不安分地动来动去。

我只需转动门把手走出去就行。但我也不懂为何这件事这么难办到。

20

我办公室外的走廊上还和平日一般人来人往。我开门走进那间静谧的、散发着霉味的小接待室，还是同往常一样感觉自己像是掉进了一口干涸了二十年的枯井——永远没人愿意回到那里。空气中弥漫着陈年灰尘的气味，就像足球比赛的采访一样陈腐乏味。

我打开里门，那里同样是死一般沉闷的空气，同样有灰尘落满胶合板表面，触目所及的是破碎一地的安逸生活梦想。我打开窗户，拧开收音机，里面的声音“轰”地一下大声袭来，等我把音量调回正常时，电话听起来仿佛已经响了一会儿。我摘下扔在电话上的帽子，拿起话筒。

也是她该和我联络的时候了。她冷静清晰的声音说：“这回我是说真的。”

“说下去。”

“我以前撒过谎，但我现在说的是真的。奥林真的和我联络了。”

“说下去。”

“你不相信我，我能从你的声音听出来。”

“你从我的声音可什么都听不出来，我是个侦探。他和你联络了？”

“从湾城打来的电话。”

“稍等。”我把话筒搁在沾满棕色污渍的便条簿上，然后点上我的烟斗。别急。谎言永远是有耐性的。我再次拿起话筒。

“这一套我们之前已经玩过。”我说，“你这种年龄不该如此健忘，我想朱格史密斯对此恐怕不会太高兴。”

“请不要嘲弄我，这件事非常严肃。他收到了我的信，搬家后他去邮局要过他的信件。他知道我待在哪儿，也知道我什么时候到的，所以他打来了电话。他现在和一个认识的医生待在一起，帮他做点事。我告诉过你他念过两年医科。”

“医生有名字吗？”

“有，一个有趣的名字，文森特·拉加蒂医生。”

“稍等一下，有人敲门。”

我小心翼翼地放下话筒，仿佛它很脆弱，仿佛它是玻璃丝做的。我拿出一块手帕，擦擦握住话筒的那只手掌。我起身走到嵌入墙里的衣橱前，看着破碎镜子里自己的脸。没错是我。我看起来很紧张——我的生活节奏太快了。

文森特·拉加蒂医生，怀俄明街九六五号。花环安乐屋的斜对面。角落上的木结构房子。安静的地方。不错的街区。已故克劳森的朋友，有可能。他或许不承认，但还是有可能。

我拿起话筒，克制住声音里的颤抖。“名字怎么拼？”我问。

她拼了出来——很轻易，也很准确。“那不就没事了吗，对不？”我说，“虚惊一场——或者堪萨斯曼哈顿那儿有什么别的说法。”

“不要老拿我开玩笑，奥林麻烦大了，有人——”她的声音抖动了一下，气息变得急促起来，“一些黑帮匪徒正在追捕他。”

“别傻了，欧法梅，湾城没有黑帮匪徒，那都是电影里的场景。拉加蒂医生的电话号码是什么？”

她告诉我号码。没错。我不敢说拼图工作已经大功告成，但它们至少看起来像是同一个图形里的零件了。这就是我一直想要弄清楚的事情。

“请你去那里看看他，帮帮他。他不敢离开那房子。毕竟我付过你钱。”

“我退给你了。”

“可我又拿给了你。”

“你给我的，好像是我不怎么想收下的东西。”

一阵沉默。

“好吧，”我说，“好吧，只要我还抽得出时间我就去。现在我自己都自身难保。”

“为什么？”

“尽说谎话不说真话。我一定会付出代价。我没有一些人那么幸运。”

“但我没撒谎，菲利普。我没撒谎。我急得要发狂了。”

“深呼吸一次，再让我听听你发狂是什么样。”

“他们可能会杀了他。”她平静地说。

“那请问文森特·拉加蒂医生一直在干吗？”

“他什么都不知道，那是当然。求你，求你马上去。我有地址，你稍等一下。”

然后那个小铃铛响了——走廊尽头的那个，声音不大，不过最好你能听到它，不管周围还有什么噪声，总还是听见的好。

“电话簿里应该有他的地址，”我说，“真是巧极了，我恰好有本湾城电话簿。四点左右打电话给我，或者五点，最好五点。”

我咔的迅速挂断电话，起身关掉收音机，广播里说的事我一件也没听到。我再度把窗户关上。我打开书桌抽屉，从里面拿出鲁格枪带在身上，再把帽子扣在头上。出门前我又看了一眼镜子中自己的脸。

我看上去仿佛下定决心要开车跳崖。

21

花环安乐屋内刚办完一场葬礼。一辆灰色的大灵车等候在侧门边。街道两旁挤满了汽车，三辆黑色轿车在文森特·拉加蒂医生诊所的那一侧排成一列，人们正庄严肃穆地从举办葬礼的小教堂次第走出，经过街角坐回车子里。我远远地站在三栋楼开外处观望。车队还没有开动。有三个人搀着一个全身黑衣、脸罩面纱的女人走了出来。他们几乎是把她搬上了一辆黑色豪华轿车内。安乐屋的老板忙碌地穿梭其间，优美的小手势和肢体动作就像肖邦音乐的尾声一般优雅，一张平静的灰脸长得足以在脖子上绕两圈。

业余的抬棺者从侧门旁抬出棺材，由专业人员接过，他们轻松地将棺材推入灵车尾部，就像端着一盘奶油小面包般轻而易举。随后，鲜花就如小山般被堆在了上面。玻璃门关上了，四周的汽车纷纷发动了起来。

几分钟后，车都开走了，只剩下街对面的一辆小轿车。安乐屋的老板一路嗅着蔷薇花，回去清点他的收入。他笑容满面地消失在殖民风格的雅致门廊中，世界又恢复了空荡荡的清静模样。剩下的那辆小轿车依旧一动没动。我发动汽车，掉头转到了那辆车后面。轿车司机穿着蓝色的哔叽外套，戴了一顶帽檐闪闪发光的软鸭舌帽，他正在做晨报上的填字游戏。我往鼻梁上架上一副那种半透明的墨镜，慢悠悠地驶过他身旁，向着拉加蒂医生的诊所开去。他没抬头。当开过他前方几步远时，我摘下墨镜，假装用手帕擦拭镜片，并透过其中一个镜片看向他。他还是没抬头。他应该只是个埋头于填字游戏的人。我把墨镜架回到鼻梁上，朝拉加蒂医生的前门开去。

门牌上写着：“按铃后进入。”我按了门铃，但门不让我进入。我等待着，又按了一次铃。我又等待着。里面静悄悄的。随后门被慢慢地开了个缝，接着一张白色制服之上、瘦削而无表情的脸探出头来看着我。

“抱歉，医生今天什么病都不看。”她对我的墨镜使劲眨眼睛——她不喜欢它们。她的舌头在嘴唇里不耐烦地动来动去。

“我来找一位奎斯特先生，奥林·P.奎斯特。”

“谁？”她的眼睛显出微微震惊的神情。

“奎斯特，Q是Quintessential里的Q，U是Uninhibited里的U，E是Extrasensory里的E，S是Subliminal里的S，T是Toots里的T。
[1] 五个首字母拼在一起就是奎斯特。”

她看着我，仿佛我是个胳膊上挂了条淹死的美人鱼、刚从海底爬上来的人一样。

“抱歉，拉加蒂医生不——”

她被一双我没看见的手推开，一个黑瘦、忧郁的男人站在了半开的门边。

“我是拉加蒂医生，请问有什么事？”

我递给他一张名片。他看看名片，又看看我。他的脸苍白憔悴，有种坐等大难临头的表情。

“我们在电话里聊过——”我说，“关于一个叫克劳森的人。”

“请进来，”他很快地说，“我没印象了，不过请进。”

我走了进去。房间里很昏暗，窗帘紧闭，窗户关着。这里很昏暗，也很冷。

护士退下去，坐在了一张小书桌后面。这是一间很普通的客厅，木制装潢上刷了浅色的油漆，不过照屋子的年头推断，漆原本是深色的。一道方形拱门将餐厅与客厅隔开。屋里还有几把安乐椅和一张摆了几本杂志的桌子。这儿看上去真是名副其实——的确是一间医生诊所的接待室，但在一栋私人住宅里。

这时，护士桌前的电话响起来。她准备伸手去接，又停住了。她瞪着电话。响了一会儿后，铃声停了。

“你刚才说的名字是？”拉加蒂医生温和地问。

“奥林·奎斯特。他妹妹告诉我他在帮你做什么事。我已经找了他好几天。昨晚他打了电话给她，就从这儿打的，她说。”

“这儿没有叫这个名字的人，”拉加蒂医生礼貌地说，“从来没有。”

“你不认识他？”

“我从没听说过他。”

“那我不明白他为什么这么和他妹妹说。”

护士偷偷地擦擦眼睛。她桌上的电话又丁零零地响起来，再次吓了她一跳。“不要接。”拉加蒂医生头也没回地说。

我们一直等着铃声响完。一般这种情况大家都会等。过了一会儿，铃声停了。

“你为什么不回家呢，沃森小姐？这里已经没你的事了。”

“谢谢，医生。”她坐着没动，低头看着书桌。她用力闭上眼睛，又眨眨眼睁开来。她绝望地摇摇头。

拉加蒂医生转身对我说：“不如来我的办公室吧？”

我们穿过一扇通向走廊的门。我像走在鸡蛋上一样如履薄冰。这房子里笼罩着一种不祥的气氛。他打开一扇门，领我走进一间曾经一定是卧室、但如今毫无卧室痕迹的房间。这是间小巧紧凑的医生诊疗室。从一扇打开的门可以望见检验室的一部分，角落里有个消毒器正在运作，里面煮着一大堆针头。

“针头可真不少。”我说，我一向心直口快。

“请坐，马洛先生。”

他走到书桌后面坐下，拿起一把细长的裁信刀。

他悲伤的眼睛平视着我。“不，我不认识什么叫奥林·奎斯特的人，马洛先生。我想破脑袋也不能明白，为什么叫这名字的人会说他在我的房子里。”

“躲避。”我说。

他扬起眉毛，“躲什么？”

“躲那些想往他脖子后面插把冰锥的人，谁让他拿着他的小莱卡相机胡来，别人想保护隐私他却偏要把人家拍下来。或者也可能是别的事情，比如贩了毒又想金盆洗手。我说的不难懂吧？”

“是你之前把警察引到这儿来的。”他冷冷地说。

我没说话。

“是你打电话报告说克劳森死了的。”

我和之前一样不发一言。

“是你打来电话问我认不认识克劳森，我说了我不认识。”

“但你没说真话。“

“我没有义务告诉你任何消息，马洛先生。”

我点点头，拿出一根香烟点上。拉加蒂医生瞥了一眼手表，他在椅子上转过身，关上了消毒器。我看着那些针头。好多。很久以前在湾城，我和一个煮针头的家伙之间有过麻烦。

“这地方哪里特别？”我问，“游艇码头吗？”

他拿起那把很是吓人的裁信刀——银制刀柄上带有裸女造型——刺了一下拇指上鼓起的肉球，一滴暗红的血珠立时渗了出来。他把血珠凑到嘴上轻轻舔掉。“我喜欢血的味道。”他轻声说。

似乎远远传来了前门打开又关上的声音，我们两人都竖耳倾听，仔细听着房前台阶上渐行渐远的脚步声。

“沃森小姐已经回家了，”拉加蒂医生说，“房子里就剩下我们两个。”他琢磨一下这话，又舔了下手指。他小心地把刀放在书桌上的便条簿上。“噢，说起游艇港，”他补充道，“你肯定是想到它与墨西哥很近，大麻轻易就能——”

“我想的已经不是大麻的事了。”我又紧盯着那些针头。他顺着我的视线看去，耸耸肩。

我问：“怎么这么多针头？”

“这关你什么事？”

“没什么事关我的事。”

“但你似乎在等着我回答问题。”

“我只是随便说说，”我说，“我在等着某件事发生。这屋里看来是有事情要发生——角落里有个东西在对我虎视眈眈。”

拉加蒂医生又舔掉了拇指上的一滴血珠。

我仔细盯着他看，但看不清他的灵魂。他安静、忧郁、封闭，生命的所有不幸都显现在他的眼里，但他仍然温文尔雅。

“让我给你讲讲这些针头的故事。”我说。

“请讲。”他再度拿起那把细长的裁信刀。

“停下，”我尖声叫，“它弄得我毛骨悚然，就像看人在充满爱抚地摸一条蛇。”

于是他又轻柔地放下那把刀，露出微笑。“我们似乎在兜圈子。”他暗示我。

“很快就到重点。针头的故事。几年前，一个案子把我带到这儿来，让我认识了一位叫阿尔莫的医生，他住在牵牛星街。他出诊的方式很有趣：晚上带着一大箱子皮下注射器出门——准备都用光——装得满满当当。他治的病也很古怪，酒鬼、有钱的吸毒者——这种人比大家想象得可多得多，生活太过刺激以至无法放松的人、失眠的人——所有无法镇静下来的神经衰弱患者，大家都离不开那些小小的药片和手臂上的针孔，得靠这些熬过去。

“过不了多久，他们的生活就会彻底变成一摊烂泥。于是医生有了红火的生意，阿尔莫就是他们的医生。现在说这话没什么关系，他大约一年前就死了，死于自己的药。”

“所以你认为，我可能继承了他的工作？”

“总会有人这么干。只要有病人，就不愁没医生。”

他看上去比刚才又疲惫了许多。“我看你是个笨蛋，朋友。我不认识阿尔莫医生，也没干你口中所说的那种勾当。至于针头——简而言之——在如今的医学专业里，它必不可少，常常要用来注射普通的药物，比如维生素。而且针头会钝，一旦钝了就会弄痛患者。所以一天下来，有人可能要用到一打以上，没有一针是毒品。”

他缓缓抬起头，用鄙夷的眼神定定地盯着我。

“我可能弄错了，”我说，“昨天我在克劳森的住所闻到大麻味，又看到他拨你的号码——还直呼你的名字，这些都可能导致我下错结论。”

“我确实治疗过毒瘾，”他说，“哪个医生没干过？纯粹是白费力气。”

“有些人能被治好。”

“他们被断绝毒品，受尽折磨之后，最终也能戒掉。但这不叫治好，朋友。这治不好当初让他们染上毒瘾的紧张情绪和情感创伤，只能让他们变得呆滞消沉，成天坐在太阳底下玩弄手指，最终无聊空虚地死去。”

“这种说法太草率了，医生。”

“是你提起了这个话题，我该说的说完了。现在我要另外找个话题。你大概已经注意到这屋子里的诡异气氛和紧张空气——就算你还戴着那副愚蠢的墨镜。现在你可以摘掉了，就算你戴着它也一点不像加里·格兰特
[2] 。”

我摘下墨镜，我早把它忘得一干二净了。

“警察来过这里，马洛先生。一个叫马格拉尚的警探，他正在调查克劳森的死因，他会很乐意和你见面的。要我打电话给他吗？我敢肯定他愿意跑一趟。”

“请便，打给他吧，”我说，“我来这儿，只是为了在自杀路上歇一会儿。”

他的手向电话伸去，但又被裁信刀吸了回来。他再度拿起了刀子——看上去像是忍不住。

“用这东西可以杀人。”我说。

“轻而易举。”他露出一丝笑容。

“刺进颈后一英寸半，就在凸出枕骨的正下方。”

“冰锥效果更佳，”他说，“尤其短的那种，磨得非常锋利，不会折弯。要是没刺中脊椎，也不会造成很大伤害。”

“那需要一点医学常识喽？”我掏出一包破旧的骆驼牌香烟，剥掉玻璃纸拿出一根。

他只是继续笑着，淡淡的、非常悲伤的笑，不是担惊受怕的人表现出的那种笑。“会有帮助，”他轻声说，“不过这种技术，随便一个手巧的人十分钟以内就能学会。”

“奥林·奎斯特学过两年医。”我说。

“我告诉过你，我不认识叫这个名字的人。”

“对，我知道你说过。但我不太相信你。”

他耸耸肩，但目光却一如既往，最后又落到了刀子上。

“我们就像一对甜蜜夫妻，”我说，“就坐在这儿，隔着桌子聊陈年家常，好像世上无事值得挂怀一样，因为天黑前我们两个都要进牢房了。”

他再次扬起眉毛。

我继续说：“你，是因为克劳森认识你，叫得出你的名字，而且没准是最后一个和他说过话的人。我，是因为我干尽了私家侦探不该干的所有事：隐瞒证据，隐瞒信息，发现了尸体却没有摘下帽子、恭恭敬敬地向那些可敬而清廉的湾城警察报案。反正，我是完了，彻彻底底完了。但今天下午的空气中弥漫着狂野的香水味。我好像什么也不在乎。或许我是爱火燃烧。我真的好像什么都不在乎了。”

“你喝酒了。”他慢慢说道。

“不过就是香奈儿5号香水、香吻、白皙美腿上的光泽，还有深蓝色眼睛抛出的诱人邀约，类似这样无害的小玩意罢了。”

他看上去更加悲伤，前所未有的悲伤。“女人是祸水，对吗？”他说。

“克劳森。”

“一个无可救药的酒鬼。你大概知道他们是什么样子。他们喝个不停，不吃东西，然后一点点地因为缺乏维生素而出现幻觉。需要为他们做的只有一件事。”他转头看着那个消毒器，“针头，然后是更多针头。这让我感觉自己很龌龊，我毕业于堂堂巴黎大学，可是却在一个龌龊的小城，在一群龌龊的小人中间行医。”

“为什么？”

“因为多年前发生的一件事——在另一个城市。不要问太多，马洛先生。”

“他能直呼出你的名字。”

“某些阶层的人有这种习惯，演员曾经特别爱这样，无赖也是如此。”

“噢，”我说，“这就是全部原因？”

“全部。”

“所以警察来这里盘问，你担心的不是克劳森，而是害怕一件很久以前发生在另一处地方的事情曝光，也许跟爱有关吧。”

“爱？”他缓缓地把这个词舔到舌尖，仔细品味着，说完后，一丝苦笑留在了嘴边，就像开枪后空气中久久不散的火药味。他耸耸肩，把文件盘后面的一盒香烟从书桌上推到我这边。

“那就不是爱情喽，”我说，“我只是在试着读出你的心事。你手握一张巴黎大学的文凭，却在一个廉价的龌龊小城开了一家廉价的小诊所。我很了解这种事。所以你到底在这儿干吗？你干吗又和克劳森这样的人混在一起？当初发生了什么，医生？是毒品、堕胎？还是因为你在东岸哪个城市当过黑帮的私人医生？”

“比如哪儿？”他微微笑着。

“比如克利夫兰。”

“你想得太远了，朋友。”现在他的声音冷得像冰块一样。

“和地狱一样远。”我说，“但像我这种脑细胞有限的人，习惯于把有限的信息拼凑成形。虽然常常会弄错，不过这是我的职业病。事情是这样的，如果你愿意听的话。”

“我在听。”他再次拿起刀子，轻戳着书桌上的便条簿。

“你认识克劳森，克劳森被人用冰锥手法娴熟地杀死了。他死的时候我就在屋子里，在楼上跟一个叫希克斯的骗子说话。希克斯撕掉了住宿登记簿上的一页——写了奥林·奎斯特名字的那页，然后迅速搬走。那天傍晚时，希克斯在洛杉矶被人用冰锥杀死。他的房间被人搜查过。有个女人曾出现在那里，要从他手里买什么东西，但没能到手。而我有更宽裕的时间搜查，也确实找到了。那么第一种假设：克劳森和希克斯是被同一个人杀的，但不一定出于相同的原因。希克斯被杀是因为他对别人的利益巧取豪夺，最后还要独吞。克劳森被杀是因为他是个胡言乱语的醉鬼，而且有可能知道是谁干掉了希克斯。故事到现在好听吧？”

“我对此一丁点兴趣都没有。”拉加蒂医生说。

“不过你在听，我猜纯粹是因为礼貌。好吧，我找到的究竟是什么东西呢？一张照片，上面是一位电影皇后和一个克利夫兰的前任黑帮头目——也许曾经是——而现在是好莱坞一家餐厅的老板之类的，在某个特殊的日子吃午餐。按理，那天本该是这位克利夫兰前任黑帮头目被抓入狱的日子，而刚好那天，这位头目曾经的同伙在洛杉矶的富兰克林大道被人枪杀身亡。他为什么会入狱？因为有人密报了他的真实身份，不管洛杉矶的警察有多差劲，他们还是在想方设法要把东部来的黑帮头目赶出城去。向警察告密的人是谁？就是被抓进牢里的那家伙。因为他以前的黑帮同伙经常给他找麻烦，非除掉不可，而坐牢可是头等高明的不在场证据。”

“真精彩，”拉加蒂医生疲惫地微笑说，“无比精彩啊。”

“是啊，还有更糟的。警察没法证明他就是曾经的黑帮头目，克利夫兰的警察对他没兴趣，洛杉矶警察就只好放了他。不过他们要是看了那张照片，保准不会放人。照片因此成了重要的勒索工具，首先可以用来敲诈那个黑帮头目一笔——如果他确是其人的话；其次可以拿来敲诈电影皇后，因为她被看见和黑帮头目在公共场合一起用餐。一个好人能靠这张照片发笔小财，而希克斯不够好。下一段。现在第二种假设来了：奥林·奎斯特——我一直在找的那个家伙——拍下了那张照片。照片是用康泰克斯或莱卡牌相机拍的，没有闪光灯，照片中的人也没发现被偷拍。奎斯特有台莱卡相机，他还专门喜欢干这类事。在这件事中，当然，他有另外的商业目的。问题来了，他是怎么得到机会拍照的呢？答案是，电影皇后是他的妹妹，她当然会允许他靠近，和她说话。他失业了，需要钱用。她很可能给了他一些，条件是不要再接近她。她不愿和家人有什么瓜葛。还觉得无比精彩吗，医生？”

他阴郁地瞪着我，“不知道，”他缓缓说道，“好像开始有点道理了，不过你为什么要把这么危险的故事讲给我听？”

他从烟盒里掏出一根烟，又随意丢给我一根。我伸手接住，看了看：埃及烟，椭圆形，挺粗厚，对我的血液略显浓烈了一些。我没点烟，只是把它夹在指间，看着他不高兴的深色眼睛。他给自己点上烟，神情紧张地吸起来。

“现在，我就要把你放进故事里了，”我说，“你说你认识克劳森，是因为工作的缘故。可当我告诉他，我是个侦探，他试图第一时间就打电话给你，只是他醉得太厉害，没法和你讲话。我记下了电话号码，之后告知你他的死讯。如果你光明磊落的话，你就会报警。但你没有，为什么？你认识克劳森，也可能认识他的一些房客，不过我也没证据。第三种假设：你认识希克斯或奥林·奎斯特，或者两人都认识。洛杉矶的警察没法，或者说目前还无法证明那位克利夫兰前任黑帮头目的身份——我们就用他的新名字吧，叫他斯蒂尔格雷夫。不过总得有人证明那张照片是否重要到需要杀人灭口的份上。你在克利夫兰出过诊吗，医生？”

“当然没有。”他的声音像从遥远的地方而来。他的眼神也很遥远。他的嘴张开的幅度只够叼住一根香烟。他一动不动。

我说：“电话局里放了一整房间的电话簿，全国的电话号码都能找到。我查过你的。”

“你曾在克利夫兰闹市区的办公大楼里有一大间套房，”我说，“但现在——却沦落到在一个海边小城偷偷摸摸地执业。你一定曾想过换个名字——不过你没有，为了保住执照。总得有人在幕后为这桩买卖出谋划策，医生。克劳森是个无赖，希克斯是个蠢货，奥林·奎斯特是个专打歪主意的小人。不过他们可以拿来利用。你不能直接联系斯蒂尔格雷夫，不然能不能活到下次刷牙时都是个问题。你只能借助小棋子——那些死不足惜的棋子。怎么样，有点意思了吗？”

他微微一笑，叹口气向后靠在了椅背上。“第四种假设，马洛先生。”他几乎耳语着说，“你是个不折不扣的大傻瓜。”

我笑笑，摸出一根火柴，点上他给的那根粗厚的埃及烟。

“补充一下，”我接着说，“奥林的妹妹打电话和我说，他在你这里。这些论述分开来看说服力不够强，这我承认，不过合起来看，矛头全都指向你。”我悠哉地吞云吐雾。

他盯着我。他的脸似乎在晃动，变得模糊起来，飘向远处又飘回来。我觉得胸口一紧，脑子慢得像试图奔跑的乌龟。

“这是怎么回事？”我听见自己嘟囔道。我把手放在椅子扶手上，想撑着站起来。“我有些傻，是不是？”我说，那根香烟还含在我的嘴里，而我还在吸它。“傻”这个字已不足以形容我，还得发明个新词才行。

我从椅子上起身，双脚好像陷入了两桶水泥里。当我说话时，声音好像是从棉花中传出去的。

我放开椅子扶手，伸手想拿掉烟，却一连几下都没抓到，最后才用手勉强握住它。它摸上去不像一根烟，而像大象的后腿，有着尖利的脚趾，刺伤了我的手。我甩甩手，大象也挪开了它的腿。

我的眼前晃荡着一个模糊但非常庞大的人影，一头驴子一脚踢在我的胸口。我坐在了地板上。

“一点点氰化钾，”一个声音说道，似乎是从跨越大西洋的电话里传来，“不会致命，危险都谈不上，只是让他放松放松……”

我开始挣扎着从地板上站起来。你什么时候也可以试试，不过最好先找人把地板钉牢才行。

脚下的地板转了一个又一个圈子，好一会儿之后才稍微稳住一些。我选了个四十五度角的方向，站定，准备瞄准某个目标走过去。地平线上有个东西，看起来很像拿破仑的陵墓，这个目标就很好。我开始迈步。我的心跳得又快又重，我的肺喘不上气来，就跟刚踢完一场足球赛一样，好像你的肺永远都找不回来了——永远，永远，永远。

然后那东西不再是拿破仑的陵墓了。那是汹涌海浪上的一叶小舟，上面有个人。我曾在哪里见过他。人不错，我们相处得挺好。我朝他走去，然后肩膀撞在了墙上，撞得我天旋地转。我伸出手想抓住点什么，结果除了地毯什么都没有。我是怎么趴到这上面的？问也没用，这是个秘密。每次你问问题时，他们都把地板推到你脸上。那好吧，我趴在地毯上向前爬行。刚才还是用手和膝盖在爬行，现在两者都毫无知觉。我朝着一面深色的木墙爬行——也可能是黑色的大理石墙。拿破仑的陵墓又回来了。我跟拿破仑有什么关系吗？他干吗一直向我展示他的陵墓？

“给我杯水喝。”我说。

我等待着回音。没有回音。也没人说话。也许是我没把话说出口。也许它只是我脑子里的想法，觉得不说也罢。氰化钾。当你正手脚并用想爬出隧道时，说出这一长串词真是有点烦人。不会致命，他说。好吧，只是好玩而已，你就称之为半致命吧。菲利普·马洛，三十八岁，有执照的私家侦探，声名狼藉，于昨晚身背一架大钢琴爬过巴隆纳排水管时被警方逮捕。在大学城警察局接受审讯时，马洛宣称他要把大钢琴送给某位印度王公。当被问道为何靴子上要带马刺时，马洛表示客户的秘密是神圣而不可泄露的。马洛目前仍在关押候审中，拉巴探长表示警方目前无可奉告。被问及钢琴是否音律正常时，拉巴探长宣称他已于三十五分钟内弹奏一曲华尔兹舞曲，并就其所知，钢琴内并未有任何琴弦。他暗示说其中另有他物。一份完整的报告将在十二小时之内公布，拉巴探长突然声称。据坊间谣传，马洛曾试图掩埋一具尸体。

黑暗中，一张脸向我游来。我改变方向，朝那张脸爬去。但现在已是下午接近黄昏之时，日薄西山，天色迅速变黑。那里的脸没了，墙没了，书桌没了。然后地板没了。什么都没了。

甚至我都已经不存在了。

注释

[1] 五个单词的意思分别是“典型的”“杳无人迹的”“超感觉的”“潜意识的”和“酒宴”。

[2] Gary Grant（1904—1986），英国电影演员，一九七○年获得第四十二届奥斯卡终身成就奖。他的代表作有《美人计》《西北偏北》《谜中谜》等。

22

一头有着大黑爪子的黑色大猩猩把它的大黑爪子放到我的脸上，想把我的脸直推到脖子后。我推了回去。在对峙中落到下风总是我的特长。这之后我又发现，它是想阻止我睁开眼睛。

我同样决定睁开眼睛。有人做到了，为什么我不行？我鼓足力气，慢慢地挺直背脊，放松一下大腿和膝盖，把胳膊当作绳索一般来用，然后提起了我有如万斤重的眼皮。

我仰面躺在地板上，看着天花板，我的职业有时会迫使我变成这副姿态。我左右转了转头。我的肺部呼哧呼哧地喘着，我的嘴唇也很干。这里是拉加蒂医生的诊室，同样的椅子，同样的书桌，同样的墙壁和窗户。一种封闭的死寂气氛环绕四周。

我靠着腰腿的力量坐起来，让自己在地板上稳住。我甩甩头，它如飞机螺旋下降般晕眩起来。下降了大约五千英尺后，我停下来，然后开始平稳飞行。我眨眨眼，同样的地板，同样的书桌，同样的墙壁——但拉加蒂医生不见了。

我舔舔嘴唇，嘟囔了一声，没引起任何人的注意。我站起身来。我就好像旋转狂舞的托钵僧一般晕头转向，好像一台报废的洗衣机般虚弱无力，好像獾低垂的肚皮般萎靡在地，好像小山雀般羞怯胆小，好像一位装了假肢的芭蕾演员般离成功遥不可及。

我摸索着走到书桌后面，跌坐在拉加蒂的椅子上，抖着双手翻找他的工具，期待能找到一瓶类似解药的东西。但什么都没找到。我再次站起身，像一头死象般脚步踉跄不稳。我跌跌撞撞地乱找一气，发现了一个亮白珐琅瓷的壁柜，但里面的玩意没一件是我正急需的。最后，感觉像在黑道上的土匪都混够四年了之后，我可怜的手终于抓住了大约六盎司的酒精。我打开瓶盖闻闻，确是酒精——跟标签上写的一样。我现在只需要一个杯子和一些水，这个小要求应该不难满足。我穿过门，走进检验室，空气里还弥漫着熟透了的桃子味的香水芬芳。经过门口时我撞到了门的两侧，于是停下脚重新看看这里。

恰在此时，我听到有脚步声顺着走廊传来。我疲惫地用后背抵在墙上，听着。

很慢，像拖着脚步在走，每两步之间的停顿很长。起初，它们听起来还像是偷偷摸摸的，但之后听起来就只是非常、非常地疲惫，如同一个迟暮老人正费力想在死前走到他的摇椅前——和我一样。然后忽然间，不知为什么，我想到了欧法梅回到家乡堪萨斯曼哈顿的父亲。他手握着那把凉凉的烟斗，沿着长廊缓缓地走向他的摇椅，他想坐下来欣赏一下前院的草坪，抽一口既无须火柴也无须烟草、还不会弄脏客厅地毯的空烟斗。我帮他放好椅子，在门廊尽头、盛开的九重葛花朵影子下扶着他坐下。他抬起头来，没瘫的那边脸面对我，对我说声谢谢。当他仰身向后靠时，指甲划过了摇椅扶手。

指甲划过了什么，但不是椅子扶手。确实有那样的声音，就在附近，检验室通往走廊的那扇门外侧。轻微的划擦声，可能是哪只小猫想要进来。好吧，马洛，你最爱小动物，过去吧，把小猫放进来。我行动起来。我扶着尾端系着拉环、挂着贼棒的干净毛巾的检验床挪动。划擦声现在停下来。可怜的小猫咪，在外面想要进来。我的眼中掉出一滴泪珠，顺着我褶皱的脸颊滑落。我放开检验床，轻松地滑向四码远的门口。心脏在我体内怦怦直跳，肺部还是那种几年没用的感觉。我深吸一口气，握住门把手，打开了门。就在这最后一刻，我突然想伸手找把枪。我产生了这个想法，却也只能想想而已。我这人就喜欢翻来覆去地琢磨一个想法。要拿枪就得松开门把手，这看上去是个大工程。于是取而代之，我扭了扭门把手，房门开了。

四根白蜡般的手指钩住门框，一双八分之一英寸深、淡灰蓝色的眼睛睁得大大的，他看着我，但并没看到我。我们的脸隔了几英尺远，我们的呼吸在半空相汇，我的快而浑浊，他的则像远方传来的低语，还未及变成将死时的喉鸣声。血从他的嘴巴里汩汩地冒出来，流过他的下巴。有样东西将我的目光引到下方。血缓缓地从他的裤子内侧流到鞋子上，然后迅速流淌到地板上——已然汇成了一大摊。

我看不出他是哪里中了枪。他的牙齿咯咯打战，我以为他要开口说话，或是想要说话。不过那是他唯一的声音。他已经停止了呼吸，他的下颌松开了。然后死前的喉鸣响起。这当然不是喉鸣声，当然，什么声音也不像。

橡胶鞋跟在地毯和门槛之间的油毡上磨得吱呀作响，发白的手指从门框上滑落。那人的身体开始滑落，腿已经支撑不住。于是他倒了下去。他的身体在空中翻转，就像在海浪中游泳一样，然后扑向了我。

与此同时他的另一只手臂——我一直没看见那只，通了电般扬起，瞬间向我横扫而来，快得就像无人操控一样。在我伸手去挡之际，他扫过我的左肩，然后滑落下去。我的肩胛之间好像被蜜蜂叮了般刺痛。除了我手握的那瓶酒外，还有个东西也重重掉落在地板上，砰的一声撞到墙角。

我咬紧牙，分开双脚，用手托在他的两个胳肢窝下——他仿佛有五个人那么沉。我退后一步，试图把他撑起来，这感觉就像要撑起一棵倒下的大树一样。我和他一起倒下，他的头撞在地板上，我没办法避免此番景象，我的身体还不听使唤，帮不上忙。我把他稍稍扳直一些，然后离开他身体。我双膝着地爬起来，然后弯下腰仔细听。临死时的声音停止了，一阵长久的沉寂。然后传来一声压抑的叹息，静静的，懒懒的，很从容。又是一阵沉寂。又一声更慢的叹息，疲惫、安详，如同轻轻拂过摇曳玫瑰的夏日微风。

他的面容和隐藏在面容背后的精神都开始发生变化——一件不可思议的事在这永远神秘莫测、令人费解的一刻发生了——变得舒展从容起来，仿佛穿越过往岁月、重返童真时代。那张脸现在浮现出一丝若有若无的微笑，嘴角还顽皮地扬了扬。这一切实在太荒唐了，因为我太他妈清楚不过——但凡我脑子还清醒的话：奥林·P.奎斯特这家伙从来就不是那样的。

远处一阵警笛悲鸣，我保持跪地的姿势侧耳倾听。警笛鸣叫一阵就远去了。我站起身走过去，向侧窗外望去。花环安乐屋门前正在筹备另一场葬礼，街上又挤满了车。人们缓缓地走过小径，经过一丛丛蔷薇花畔。他们走得很慢，男人们还没走到那栋小小的殖民风格建筑时就早早地摘下了帽子。

我放下窗帘，走过去捡起那瓶酒精，用手帕擦干净然后放在一边。我对酒精已经没了兴趣。我再次弯下腰来，两片肩胛骨中间蜂蛰般的刺痛感又提醒了我，还有一样东西得捡起来。这件东西有着圆形的白色木柄，就躺在壁脚板旁边——一把有着不到三英寸长利刃的冰锥。我把它拿到灯下，仔细研究着针尖般尖利的锥头。上面或许沾上了我的一丝血迹，也可能没有。我用手指轻轻按了按针尖，没有出血，但针尖十分尖锐。

我又拿手帕擦了擦冰锥，然后弯下腰把它放到奥林·P.奎斯特的右手掌上。那只手摊在黯淡沉闷的地毯上，白得如蜡一般。这姿势看上去太像是人为做假，于是我用力甩甩他的胳膊，将冰锥从他手中抖落到地板上。我想到要搜他的口袋，但或许一双更无情的手早已把它翻了个底朝天。

突然一阵恐慌向我袭来，我赶忙摸摸口袋。好在东西都没丢，连我腋下的那柄鲁格枪也还在。我把枪取出来嗅嗅——没开过火。其实这不用看也能知道，被鲁格枪打中的话根本走不了几步路。

我走过门槛边那摊殷红色的血，向走廊远处看过去。这屋子里依然一片死寂，仿佛等待着什么发生。血迹一路把我引向一个小书房模样的房间，里面有一张长沙发和一张书桌，几本书和一本医学杂志，以及一个躺着五枚椭圆形烟头的烟灰缸。沙发旁边有个什么东西闪着金属的光芒，原来是枚用过的子弹壳，来自点三二口径自动手枪。我在书桌下又找到一枚。我把它们一起装入口袋。

我走出房间，顺着楼梯上楼。楼上有两间卧室，都有人住过，其中一间的衣服已被清理得一件不剩，一个烟灰缸里搁着更多来自拉加蒂医生的椭圆形烟头。另一间卧室里，放着装有奥林·奎斯特极少衣服的衣柜。他多余的一套西装和一件长外套整齐地挂在衣橱里，他的衬衫、短袜和内衣裤也整齐地叠放在五斗柜抽屉中。在抽屉最底部的衬衫下面，我发现了一台F2镜头的莱卡相机。

所有这些东西我都没动，让它们保持原样。我径直下楼走到了那位死者躺着的房间，他现在对万物都已漠不关心。我出于纯粹习惯的指使，又擦了擦几个门把手，对着前厅的电话犹豫不决，最后还是没碰就离开了。

我现在还能四处走动的事实真是完美地证明拉加蒂医生没有杀任何人。

人们仍在走过街道，沿着小径走向安乐屋门前那小得不成比例的殖民风格的门廊，一架风琴正在室内哀吟。

我绕过屋角，钻进我的车离开了。我开得很慢，同时从肺部深处用力地呼吸，但似乎仍然得不到足够的氧气。

湾城离大海约有四英里远，我在最后一家杂货店前停了车。又到我再打一个匿名电话的时候了。过来收拾吧，伙计们。我是谁？只是个福大命大，能不断帮你们找到尸体的人罢了，而且还很谦虚，连我的大名都不愿提起。

我透过杂货店外侧的大片玻璃看进去。一个戴着斜框眼镜的女孩在翻看杂志，看起来有些形似欧法梅·奎斯特。我的喉咙似乎突然被什么紧紧扼住了。

我松开离合器，继续向前开。她确实有权第一个知道——不管合不合乎法律。而此时的我早已逍遥于法外。

23

我手里拿着钥匙，停步在办公室门口，然后又悄无声息地走到另一扇门前——从来不锁的那扇。我站在门口侧耳倾听。她或许已经在里面等候，一双明眸善睐在斜框眼镜后面熠熠闪光，樱桃小口上嘴唇湿润，正等待着被人亲吻。我即将告诉她一个做梦也想不到的噩耗，而这之后不久，她就会离开，我便永远也不会再见到她。

但我什么声音都没听到。我返身回去打开了另一扇门，捡起地上的信件，进门后扔到书桌上——就没什么内容能让我感觉自己气焰嚣张了些。我丢下信，穿过房间打开了另一扇门的弹簧锁。过了好一会儿，我才把门打开，向外张望。静谧而空旷。一张折起的纸躺在我的脚边，是从门缝塞进来的。我捡起来打开看。

“请打电话到我的公寓，非常紧急，我必须得见你。”署名是D。

我拨通贝尔西别墅的号码，请接冈萨雷斯小姐。请问是谁？稍等片刻，马洛先生。嗡，嗡，嗡……

“喂？”

“今天下午的嗓门有点粗啊？”

“啊，是你，阿米哥。我在你那间有趣的小办公室等了好久，你能来我这儿，和我聊聊吗？”

“不行，我在等一个电话。”

“好吧，那我能过去吗？”

“有什么事？”

“电话上不能说的事，阿米哥。”

“来吧。”

我坐在那儿等待着电话铃响起，但它没响。我向窗外看去，林荫大道上人声鼎沸，隔壁咖啡店的厨房排风管送来蓝碟招牌菜的香味。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我趴坐在书桌旁，手托着下巴，瞪着对面漆成芥末黄色的墙壁，仿佛看见上面出现了一个将死男人的模糊身影，他的手里攥着一把短小的冰锥，锥尖刺得我两肩之间的部位隐隐作痛。好莱坞让无名之辈大放异彩的功夫可真是了得，它能让一个生来注定要为卡车司机熨衬衫的土气乡下姑娘摇身变为光芒万丈的皇后；能让一个注定将来只能揣着午餐盒上班、过度早熟的毛头小子变成眼睛明亮、笑容灿烂、散发着迷人男性魅力的大英雄；能让得州汽车中那些只看得懂连环画中个别字、踩着轮滑送餐的女侍者，一跃成为国际知名的高级娼妓——结婚六次，嫁给六位百万富翁，最后堕落到以勾引一个臭汗淋漓的搬家工人为人生乐趣。而它还能遥控一个像奥林·奎斯特这样来自乡野小镇的混混儿，使他在短短几个月内犯下多起冰锥谋杀案，将他原本单纯的劣根性激发为连环杀手的典型施虐特质。

她花了十多分钟才到。我听到房门打开又关上，便走到接待室，看到她就在那里——一朵典型的美国栀子花。她正拿眼睛盯着我。她的眼睛深邃而幽暗，毫无笑意。

她一袭黑衣，就像那天晚上一样，但这回是量身定做的衣服。她宽大的黑色草帽放荡地斜戴着，白色丝质衬衫的领子折在外套衣领外，深褐色的脖颈柔软灵活，嘴唇有如崭新的消防栓般鲜红。

“我等了好久。”她说，“连午餐都没吃。”

“我吃了，”我说，“氰化物，非常可口。我一直脸色发青，刚刚才好。”

“我今天早上没有心情逗你玩，阿米哥。”

“你不必逗我玩，”我说，“我会自己逗着玩。我刚演了一出好戏，在过道里翻来滚去。我们进去说吧。”

我们走进我常闭门静思的起居室，坐下来。

“你只穿黑衣吗？”我问。

“是啊，这样我脱衣服时才更刺激啊。”

“你非得像个妓女一样说话吗？”

“你可不了解妓女，阿米哥。她们一直都是最可敬的人，当然，最廉价的那种除外。”

“是啊，”我说，“多谢告诉我。你到底有什么要紧事和我说？和你上床可不是什么要紧事，随便哪天都可以。”

“你的心情很糟糕。”

“对，我心情很糟糕。”

她从包里掏出一根棕色的长香烟，小心翼翼地用金色镊子夹好，等着我帮她点烟。我没动手，她只得用一个金色打火机自己点上。

她用黑色长手套握着这玩意，看着我，深邃看不见底的眼睛里毫无笑意。

“你想和我上床吗？”

“大部人都想，不过我们这会儿还是别谈性了，谈正事为好。”

“上床和正事对我而言没什么区别。”她平静地说，“而且你也羞辱不了我，上床是我用来钓傻瓜的手段，有的傻瓜不仅能派上用场，而且很慷慨。但偶尔会有危险人物。”她若有所思地顿了顿。

我说：“如果你是等着我透露某些人的真实身份的话——好吧，我确实知道他是谁。”

“你能证明吗？”

“可能不行，警察都不能。”

“警察，”她鄙夷地说，“他们知道的事不一定都会说，他们能证明的事也不一定都去证明。我猜你知道他今年二月坐了十天牢。”

“知道。”

“你有没有想过，没人保他出来这事很怪？”

“我不知道他们逮捕他的罪名是什么，如果有证人的话——”

“你以为他没法把罪名改成能保释的吗？如果他真想这么做的话。”

“我没想那么多，”我撒谎道，“我又不认识这人。”

“你没和他说过话？”她若无其事地问，不过有点太过若无其事了。

我没作答。

她笑了一下，“昨晚，阿米哥，在梅维斯·韦尔德的公寓外头，我就坐在街对面的一辆车里。”

“我也许偶然撞见过他，就是那家伙吗？”

“你可一点也骗不了我。”

“好吧，那天梅维斯·韦尔德小姐没给我好脸色看，我恼火地走了，然后出门就撞上这个意大利佬，他手上拿着她的公寓钥匙。我一把抢过钥匙，扔进草丛里。然后我又向他道歉，帮他捡回来。他看上去也是个不错的人。”

“很——不错，”她拖长声音说，“他以前也是我男朋友。”

我嘟哝一声。

“这看上去可能挺奇怪的，不过我他妈的对你的恋爱生活真没什么兴趣，冈萨雷斯小姐。在我看来你的恋情占领了挺大一片阵地——从斯坦一路到斯蒂尔格雷夫。”

“斯坦？”她轻声问，“斯坦是谁？”

“今年二月在你的公寓附近遇害的克利夫兰前任黑帮头子，他在那儿也有间公寓。我还以为你可能也见过他呢。”

她发出一阵银铃般的笑声，“阿米哥，我也有不认识的男人，就算在贝尔西公寓也一样。”

“报道称他是在两个街区外的地方被杀的。”我说，“如果发生在正前方就更妙了。当时你看着窗外的话，正好可以目睹一切，还能看到凶手逃走。然后他刚好在一盏路灯下转头，脸被照得清清楚楚，该死，他不就是那个老家伙斯蒂尔格雷夫吗？你看到了他的橡胶鼻，还有顶着几只鸽子的大高帽。”

她没笑。

“你说那样的话就更妙了？”她柔声说。

“那样我们就能捞到更多钱。”

“不过斯蒂尔格雷夫当时在牢里，”她微笑着说，“而且即使不在牢里——即使，打个比方说，我恰好和当时的监狱医生查默有些交情，并且他私下跟我说，他放了斯蒂尔格雷夫外出去看牙医——当然有警卫陪同，不过这个警卫刚好是个明白人——斯坦也恰好在那天被杀了。即使这些都是真的，用这些消息去勒索斯蒂尔格雷夫，不也是非常拙劣的方式吗？”

“我讨厌说大话，”我说，“不过我一点都不怕斯蒂尔格雷夫——就算一打那样的人也没什么可怕的。”

“可是我怕，阿米哥。在这个国家里，目击黑帮内讧的人会处境非常危险。不行，我们不能勒索斯蒂尔格雷夫，我们也不能提起有关斯坦的任何事——不管我认不认识这个人。梅维斯·韦尔德是知名黑帮匪徒的红颜知己，还被人看到在公共场合一同出现，光这事就够受的了。”

“我们得先证明他是个知名黑帮匪徒才行。”我说。

“很难吗？”

“怎么做？”

她失望地撇了撇嘴，“我敢肯定过去几天里你一直在忙这事。”

“为何这么说？”

“我自有道理。”

“管你怎么想，与我无关。”

她把棕色的烟蒂丢进我的烟灰缸。我俯身过去，用铅笔头碾灭了上面的火星。她用裹在手套里的一根手指轻轻摸了下我的手，她的笑容可绝不是要迷醉我的那种。她向后靠，翘起了腿，眼中开始有点点亮光闪烁起舞。距上一次调情可是时候不短了——对她而言。

“‘爱’这个字真是无趣，”她沉吟道，“让我吃惊的是，英语创造了那么多美好的爱情诗，却偏偏选用了这个苍白的字眼来表达爱情。这个字没有生命灵性，没有引人共鸣的力度，让我联想到夏天里穿着绉纱裙的小女孩，带着甜蜜的笑容和羞涩的声音，搞不好还穿了不合身的内衣。”

我没说话。于是她轻松地换了个话题，又谈起公事来。

“梅维斯今后每部片子可以拿到七万五，最终可以涨到十五万。她已经开始平步青云了，而且势不可挡——除非有丑闻的干扰。”

“那就应该有人告诉她斯蒂尔格雷夫是谁，”我说，“不如就你吧？噢，顺便一提，如果我们真掌握了这些证据，对梅维斯敲了竹杠，斯蒂尔格雷夫难道会一直坐视不理？”

“他就一定会知道吗？依我看她不会告诉他的。事实上，依我看他们就快一刀两断了，不过这不关我们的事——假如我们掌握了证据，她也知道我们有证据的话。”

她戴黑色长手套的手移向她的黑色皮包，停下，在桌沿上轻敲着，然后又移回到膝盖上。她没看皮包，我也没看。

我站起身来。“我有可能刚好要为韦尔德小姐尽些责任，你没想过这事吗？”

她只是微笑。

“如果是这样的话，”我说，“难道你他妈的不觉得自己该滚出我的办公室了吗？”

她把手放在椅子扶手上，一边准备起身，一边仍继续微笑着。我趁她还没来得及转身，猛地扯掉她的皮包。她的眼睛冒出怒火，啐了一声。

我打开皮包摸了摸，发现一个看起来十分眼熟的白色信封。我从里面抖出那张拍摄于舞者餐厅的照片——由两部分粘在一起，贴在另一张纸上。

我把皮包合上，从桌上甩给她。

她已经站了起来，咬着嘴唇没说话。

“有意思，”我说，用手指嗒嗒弹了弹照片上的光表层，“假如这不是伪造的话，上面的是斯蒂尔格雷夫吗？”

她银铃般的笑声又如珠玉迸出，“你可真好笑，阿米哥，真的，我都不知道如今还有你这样的人呢。”

“战前的存货，”我说，“我们这种人可是一天比一天稀少了。这东西你是从哪儿弄来的？”

“从梅维斯·韦尔德的化妆间、梅维斯·韦尔德的钱包里拿出来的，在她拍戏的时候。”

“她知道？”

“她不知道。”

“我很好奇她是从哪儿弄来的。”

“从你那儿。”

“胡说八道。”我的眉毛挑起几英寸高，“我能从哪儿弄来呢？”

她戴着长手套的手越过书桌伸过来。她的声音很冷，“请还给我。”

“我会还给梅维斯·韦尔德的。另外，我本来不愿告诉你，冈萨雷斯小姐，但我向来做不了敲诈勒索的事，我缺乏你那样迷人的气质。”

“还给我，”她厉声说，“如果你不——”

她停住了。我等着她把话说完。她柔和的面容上浮现出一抹轻蔑的神色。

“也罢，”她说，“是我看错了人，我本以为你很聪明，现在看来不过是又一个傻瓜侦探。这间破烂的小办公室，”她用戴着黑手套的手指了指，“还有你在这儿过的烂生活——他们真该早点告诉你，你是这样的大白痴。”

“的确。”我说。

她慢慢转身向门口走去。我绕过桌子跟上，她等着我为她开门。

她慢慢地走出去，那做派应该不是在读商学院时学的。

她头也不回地沿着走廊走下去，走路的姿态很美丽。

门撞到充气制动闭门器，然后咔嗒一声轻轻合上，仿佛这花了很长时间。我站在那儿静静看着，就像这辈子从没见过一样。之后我转身走回书桌旁，这时电话铃响了。

我拿起话筒“喂”了一声，是克里斯蒂·弗伦奇。“是马洛吗？我们想请你来警察局一趟。”

“现在？”

“越快越好。”他说完挂上了电话。

我从便条簿底下抽出那张粘好的照片，同其他几样东西一起放进了保险箱。我戴好帽子，关上窗户。没什么好等的了。我看着手表上秒针的绿色针尖，距离五点还有一段时间。秒针一圈接着一圈地不停奔跑，像是个挨家挨户敲门的推销员。表针指向了四点十分，本以为她现在应该会打来电话。我脱下外套，解下肩带枪套，将它和鲁格枪一同锁进书桌抽屉里。警察可不欢迎你带着枪踏进他们的地盘——就算你有带枪的权利。他们希望你毕恭毕敬地走进去，帽子拿在手里，说话小声、富有礼貌，两眼空洞无神。

我又看看表，竖起耳朵听着。今天下午楼里好像很安静，再过须臾就将是一片沉寂，然后带着深灰色拖把的那位女士就会拖着脚步经过走廊，挨个检查转动每扇门的把手。

我又穿上外套，锁上屋内的门，关掉电铃走到走廊上。这时电话铃响了，我冲回屋里的时候差点扯断门上的铰链。没错，是她的声音，但那语调我从未听过——一种冷静平稳的声音，不是平淡、空洞、死气沉沉甚或是小姑娘腔调，只是个我过去不认识但现在认识的女孩的声音。她刚说了不到三个字，我就明白她要说什么了。

“你让我打电话给你，所以我打来了。”她说，“不过你什么都不必和我说，我去过那里了。”

我用两只手握紧了话筒。

“你去过那里了，”我说，“嗯，我知道了，然后呢？”

“我借了一辆车，”她说，“我把车停在街对面，那儿车子太多，你绝对注意不到我。那里还有家殡仪馆。我没有跟踪你，我本想在你出来后跟上去，但我不熟悉那边的街道，就跟丢了。所以我又开了回去。”

“你为什么要回去？”

“我也不清楚。我觉得你走出那房子的时候看上去有点奇怪。或许是因为我的第六感很强烈，因为他是我哥哥。总之我又回去按了门铃，但没人回应。我觉得这也很奇怪，也许是我有些神经过敏或是什么，突然间我就觉得自己非得进去不可。我不知道该怎么进去，但我必须得去。”

“我也碰到过这种事。”我说。声音明明是我的，却好像被人用砂纸磨过。

“我报警说我听到了枪声。”她说，“他们到了之后，一个人跳窗而入，然后开门让另一个进去，过了一会儿也让我进去。然后他们就不肯放我走，我得把所有事统统告诉他们，他是谁，以及听到枪响是我撒的谎，我只是因为担心奥林会出事才这么说。然后我也不得不提到了你。”

“没关系，”我说，“我本想找个机会告诉你，然后尽快报警。”

“你现在的境况很尴尬，是不是？”

“是。”

“他们会不会逮捕你或怎样？”

“有可能。”

“你就任由他躺在地板上死掉，置之不理，你是迫不得已的，我猜。”

“我有我的理由。”我说，“或许听起来不太有说服力，但我确实有我的理由。不过对他而言已经无所谓了。”

“噢，没错，你有你的理由。”她说，“你真聪明，你不管遇到什么事都能找到理由。那好，我猜你总得告诉警察你的理由吧。”

“不一定。”

“噢，会的，你会说的。”那个声音说，里面竟带着一分令人无法解释的愉悦之意，“你当然会说，他们会让你说的。”

“我们不争论这个。”我说，“干我们这行的都要竭尽全力保护客户，有时还得稍微越界，这就是我今天所做的事。我陷入了一个任由他们折腾的境地，不过倒也不全是为你。”

“你任由他死在地上，置之不理。”她说，“至于警察会怎么对付你，我丝毫不关心。如果他们把你关进大牢，我应该会很开心的。我敢说你一定会表现得相当英勇。”

“当然，”我说，“我会永远保持着愉快的微笑。你看到他手里拿着什么了吗？”

“他手里什么都没有。”

“噢，在他的手附近。”

“什么都没有，那里什么都没有。是什么样的东西？”

“没关系。”我说，“没有就好。好了，再见，我现在要去警察局一趟，他们想见我。祝你好运，如果后会无期的话。”

“你最好牢牢抓紧好运气，别放手，”她说，“你大概用得上，我可不想要。”

“我已为你用尽全力了，”我说，“如果一开始，你能多给我点信息的话——”

我还没说完，她就挂断了电话。

我轻轻放回话筒，就像把一个婴儿放回摇篮一样轻柔小心。我掏出手帕擦擦手掌，又走到水槽边洗洗双手和脸。我用冷水使劲冲冲脸，然后拿毛巾用力擦干，盯着镜子里的自己看。

“这下你是真的跳崖了。”我对着那张脸说。

24

房间中央放着一张黄色橡木长桌，桌子四周被香烟烫出了坑洼不平的坑洞。桌子后面是一扇罩着铁丝网的彩绘玻璃窗，窗前坐着弗雷德·贝福斯警探，他的面前杂乱地堆着一摊文件。桌子尾部坐着一个粗壮的男人，他后背靠在椅子上，跷起两条椅子腿，样子和我曾在报纸上看到的一张脸有几分神似。他的下巴长得好像公园的板凳，牙齿咬着一根铅笔头。他看上去是醒着的，还在呼吸，但除此外坐着一动不动。

桌子另一端有两张拉盖书桌，另有一扇窗户。其中一张书桌靠窗而立，一个橘色头发的女人正在桌旁的打字机前敲一份报告；另一张书桌尾部朝窗，克里斯蒂·弗伦奇坐在向后倾斜的旋转椅上，两脚跷在桌角上，眼睛望着窗外。打开的窗户外是警局停车场和一块公告牌，景色颇为壮观。

“坐这里。”贝福斯说，伸手指指。

我坐在他对面的一张没有扶手的直背橡木椅上。椅子算不上新，就算是新的时候也算不上好看。

“这位是湾城警察局的摩西·马格拉尚警官，”贝福斯说，“他跟我们一样不喜欢你。”

摩西·马格拉尚警官从嘴里拿出铅笔，看了看八角形铅笔头上的齿痕，然后看着我。他的眼睛缓缓打量着我全身上下，像在对我进行透视、记录和归纳分析。他什么也没说，把铅笔塞回了嘴里。

贝福斯说：“就算我是个同性恋，在我眼里，你也不比乌龟让人更有‘性’趣。”他半转过身，对在角落里打字的女人说：“米莉。”

她从打字机前转身，拿起速记簿。“名字是菲利普·马洛，”贝福斯说，“末尾有个‘e’，如果你不清楚的话。执业资格证号多少？”

他回头看我，我告诉了他。橘发皇后头也不抬地写着。若说她拥有一张让时钟为之停步的脸庞，对她而言可能是种侮辱——那张脸庞可以让脱缰之马为之停步。

“如果你心情不错，”贝福斯和我说，“你可以从头说起，把昨天漏掉的东西都说出来，不必费心挑选，自然地想到什么说什么。我们有充足的资料，你边说我们边查证。”

“你想让我录口供？”

“非常完整的口供，”贝福斯说，“有意思，是不是？”

“这份口供是自愿的，你们不会逼供？”

“是啊，录口供都这样。”贝福斯咧嘴笑笑。

马格拉尚直勾勾地看了我片刻。橘发皇后又转身打字去了，现在还没她的事——三十年的经验让她精通于把握时间。

马格拉尚从他的口袋里掏出一只笨重、穿旧了的猪皮手套，戴在右手上，弯曲活动一下手指。

“戴它做什么？”贝福斯问他。

“我有时爱咬指甲。”马格拉尚说，“奇怪，只咬右手的指甲。”他抬起冷漠的眼睛瞪着我，“他们告诉我，有些人比其他人自愿主动，”他漫不经心地说，“是和肾脏有点关系。我知道有些不那么自愿的家伙，在变得自愿以后，一连好几个星期，他们都得每隔十五分钟跑去厕所一趟，好像憋不住尿一样。”

“真难以置信。”贝福斯一脸诧异。

“还有些家伙最多只能哑着嗓子低语，”马格拉尚继续说，“就跟专门用脖子接招的拳击手一个下场。”

马格拉尚看着我。看来轮到我了。

“还有那种根本不去厕所的家伙。”我说，“他们太卖力了，坐在这样的椅子上一连三十个钟头，之后他们就倒下来，脾脏破裂或是膀胱爆炸。他们太过于合作了，然后等到早晨庭审之后，牢房里空空如也，你会发现他们死在阴暗的角落里。也许他们该看看医生，但你总不能什么都预料到，是吧，警官？”

“在湾城我们基本什么都预料得到。”他说，“如果需要预料什么的话。”

他的下巴上鼓起一坨坨硬邦邦的肌肉，眼睛里隐隐闪着红色的怒火。

“我可以和你谈一笔很棒的生意，”他瞪着我说，“很棒的。”

“我确信你可以，警官。我在湾城过得非常棒——在我清醒的时候。”

“我会让你清醒很久很久的，宝贝儿。这一点我会强调，这一点我会亲自特别留神。”

克里斯蒂·弗伦奇缓缓地转过头，打了个哈欠。“你们湾城的警察怎么这么强硬？”

贝福斯伸出舌头，舌尖露出来，然后在嘴唇上跑了一圈。

“我们一向强硬。”马格拉尚说，没看他。“我们喜欢强硬，特别是他这种爱开玩笑的家伙，最能让我们强硬起来。”他朝我转过身，“所以你就是打电话报告克劳森案的那个家伙。你用公共电话用得相当来劲，是不是，宝贝儿？”

我一言没发。

“我在和你说话，宝贝儿。”马格拉尚说，“我问了你一个问题，宝贝儿。我如果问一个问题，就要有答案。听懂了吗，宝贝儿？”

“再问下去，你自己就说出答案了。”克里斯蒂·弗伦奇说，“而且你可能不喜欢那个答案，你可能会拿起手套打晕自己，就为了证明你很强硬。”

马格拉尚直起身子，两颊通红。

“我来这儿是为了赢得合作。”他缓缓告诉弗伦奇，“要听讽刺的话，我在家从我老婆那儿听就行。在这里，我不希望有人从我身上找笑料。”

“你会赢得合作的，”弗伦奇说，“只是别总套用那些三十年代电影里的对白。”他把椅子一转，看着我。“让我们把刚才说的话一笔勾销，就当调查现在才开始。你掌握的所有证据我都知道，不过我不作评判。问题是，你是打算自己交代清楚呢，还是作为重要证人被立案扣押？”

“有问题就问吧，”我说，“如果不喜欢我的答案，你可以扣押我。如果你扣押我，我有权去打个电话。”

“没错，”弗伦奇说，“如果我们要扣押你的话。不过没那个必要，我们可以陪你耗时间，可能要花上几天。”

“还可以吃碎牛肉罐头。”贝福斯愉悦地插嘴说。

“严格来说，这样做不合法。”弗伦奇说，“不过我们向来这么做，或许就像你也干了几件不该干的事一样。你敢说你做的事都合法吗？”

“不敢。”

马格拉尚沙哑着嗓子，重重地“哈”了一声。

我看着对面的橘发皇后，她已经回到了速记簿旁，安静而冷漠。

“你有个客户得保护。”弗伦奇说。

“也许吧。”

“你是说你确实有个客户。她把你卖了。”

我一言不发。

“名字叫欧法梅·奎斯特。”弗伦奇说，眼睛盯着我。

“问你的问题吧。”我说。

“爱达荷街上发生了什么？”

“我去那里找她的哥哥。他已经搬走了，据她说，她是专程到加州找他的，她很担心。而那个经理，克劳森，醉得话都说不清楚。我查过住宿登记簿，看到另一个男的已经搬进了奎斯特的房间。我和这个人谈过，但他和我说的话毫无用处。”

弗伦奇伸手四处摸摸，从桌上拿了根铅笔，轻敲着他的牙齿。“后来又见过这个人吗？”

“嗯，我跟他说了我是谁。我下楼回去时，克劳森已经死了，而且有人从登记簿上撕掉了一页——写有奎斯特名字的那页。我就报了警。”

“但你没留在那里。”

“我对克劳森的死毫不知情。”

“但你没留在那里。”弗伦奇又说了一遍。马格拉尚喉咙里发出一声野蛮的吼声，然后把铅笔一扔，甩到房间另一头。我看着铅笔撞到墙上，又掉在地板上，然后躺着不动了。

“没错。”我说。

“在湾城，”马格拉尚说，“我们能因为这个理由宰了你。”

“在湾城你可以因为我戴了条蓝色领带就宰了我。”我说。

他开始起身，贝福斯瞥了他一眼说：“留给克里斯蒂处理吧，总要换人来个第二轮。”

“我们可以因此吊销你的执业资格证。”弗伦奇波澜不惊地说。

“就当我已被吊销了吧，”我说，“反正我从来就不爱干这一行。”

“所以你就回到了办公室，然后呢？”

“我把情况报告给客户。然后有个人打来电话，让我去凡努斯宾馆一趟，他就是在爱达荷和我交谈的那个人，只不过换了个名字。”

“你当时本该告诉我们这个，是不是？”

“如果我告诉你，我就得把所有事统统说出来，这会违背我这一行的原则。”

弗伦奇点点头，敲敲他的铅笔。他缓缓说道：“一桩谋杀案就可以抹杀掉那种原则，两桩谋杀就更不用说了。两桩手法相同的谋杀案之上，又有第三桩。你的情况不妙啊，马洛，你的情况非常不妙。”

“我的客户都这么说，”我说，“经过今天的事情后。”

“今天怎么了？”

“她告诉我，他哥哥从一个叫拉加蒂的医生家里打电话给她，说他有危险，我得赶快过去帮他的忙。于是我奉命赶去，拉加蒂医生和他的护士关闭了诊所，一副受到惊吓的样子。警察到过那里。”我看着马格拉尚。

“又是这家伙打的电话。”马格拉尚怒吼说。

“这次可不是我报的警。”我说。

“好吧，继续说。”弗伦奇停顿了片刻后说。

“拉加蒂否认他认识奥林·奎斯特，他要护士先回家，然后给了我一根下了药的香烟，于是我昏迷了一阵子。等我醒来，屋里只剩我一人。接着我马上又有了伴儿，奥林·奎斯特——或者说是仅剩一口气的他——不断在挠门，我一开门他就倒在地上，死了。他凭着最后一口气还想用冰锥刺我。”我动动肩膀，两肩之间还有点僵硬酸痛的感觉，别的没什么。

弗伦奇使劲盯着马格拉尚，马格拉尚摇摇头，但弗伦奇还是盯着他。贝福斯开始轻吹起口哨，起初我没听出是哪首歌，后来明白过来，是《摩西老人死了》。

弗伦奇转过头，缓缓地说：“在尸体旁边没看到冰锥。”

“它掉落后我就没动。”

马格拉尚说：“看来我又得戴上手套了。”他拉一拉手套，“有人是他妈该死的骗子，但不是我。”

“好了，”弗伦奇说，“好了，别再演戏了。就算那小子手里握了把冰锥，也不见得就是他自己握的。”

“磨尖了，”我说，“很短，从柄到尖只有三英寸，五金店里买来的可不是这个样子。”

“他为什么要刺你？”贝福斯带着讽刺的微笑问，“你是他的朋友，你到那儿就是帮他妹妹保护他的安全啊。”“我只是他眼前的一样东西。”我说，“会动的东西，可能是个人，可能是个会伤害他的人。他和死神近在咫尺。我以前从没见过他，他见没见过我，我不知道。”

“本来可能发展出一段美好的友谊呢，”贝福斯叹口气说，“当然，冰锥是个障碍。”

“他手拿冰锥、打算刺我这件事有可能说明了什么。”

“比如？”

“在那种情况下，人的行动都出自直觉。他没发明新技巧，他刺在我两片肩胛骨中间，有点刺痛，用尽了一个将死之人最后的微弱力气。如果他身体无恙的话，可能会刺在不同的地方，而且刺得更深。”

马格拉尚说：“我们还要和这只猴子周旋多久？你还把他当个人似的跟他说话。现在该用我的方式了。”

“组长不喜欢你那样。”弗伦奇若无其事地说。

“去他妈的组长。”

“组长不喜欢小城警察说去他妈的组长。”弗伦奇说。

马格拉尚牙关紧咬，紧绷的下巴显出发白的线条，眯起的眼睛闪着亮光。他用鼻子深吸一口气。“谢谢你们的合作。”他说着站了起来，“我这就走。”他绕过桌角停在我身边，伸出左手抬起我的下巴。

“再见，宝贝儿。在我的城里见。”

他拿手套扫过我的脸，用手套腕口在我脸上抽了两下，上面的扣子硌得人生疼。我抬起手搓搓下唇。

弗伦奇说：“老天，马格拉尚，你坐下，让这家伙自己说吧。别动手动脚的。”

马格拉尚回头瞪着他说：“你以为你管得了我？”

弗伦奇只是耸耸肩。过了一会儿，马格拉尚用他的大手抹了抹嘴，踱回了他的椅子。

弗伦奇说：“你有什么想法就尽管说吧，马洛。”

“除了其他的勾当外，克劳森可能还贩卖大麻。”我说，“我在他的公寓里闻到了大麻味。我到的时候，一个粗壮的小个子正在厨房数钱。他带了一把枪和一把磨利的圆锉刀，两样东西他都想用在我身上。我从他身上夺下来，他就逃跑了。他应该就是跑腿的。但克劳森当时烂醉到一定地步，让人无法再相信他，帮派组织就看不惯这种人。跑腿的那人以为我是警察，他们那些人可不希望克劳森被逮住，要逼他的口供太容易了。他们闻出警察来到房子附近的那一刻，就是克劳森从世上消失之时。”

弗伦奇看看马格拉尚：“你认为有道理吗？”

“有可能。”马格拉尚不情愿地说。

弗伦奇说：“就算是这样，奥林·奎斯特又是怎么牵扯进来的？”

“任何人都可能吸食大麻。”我说，“如果你觉得无聊、寂寞、抑郁又恰好丢了工作，大麻的吸引力可就大了。不过一旦吸食，你就会精神错乱、冷漠无情。而且大麻对不同的人也有不同影响。有的人变得粗蛮无理，有的人会不顾死活，或许奎斯特是想勒索什么人，威胁要报警。三桩谋杀案很有可能都和贩毒集团有关。”

“那么奎斯特有把锉短的冰锥，这事就说不通了。”贝福斯说。

我说：“照这位马格拉尚警官的说法，他手上没有冰锥，所以大概是我看错了。反正他也有可能只是顺手捡到而已。搞不好冰锥是拉加蒂诊所的必备工具。查到他什么了吗？”

他摇摇头，“目前还没有。”

“他没杀我，可能也没杀别人。”我说，“奎斯特告诉他妹妹——据她说——他在帮拉加蒂做事，不过有些黑帮匪徒要找他的麻烦。”

“这个拉加蒂，”弗伦奇边说边用笔头戳戳便条簿，“关于他你知道些什么？”

“他以前在克利夫兰行医，诊所在市中心，规模很大。他躲到湾城来一定有什么原因。”

“克利夫兰，嗯？”弗伦奇拖长声音说，眼望着天花板的一角。贝福斯低头再看他的报告。马格拉尚说：“没准是帮人堕胎，我已经盯了他好一阵子。”

“哪只眼睛盯的？”贝福斯温和地问。

马格拉尚脸红了。

弗伦奇说：“可能是他没用来盯爱达荷街的那只。”

马格拉尚霍地站起来。“你们他妈的自以为什么都知道吧？你们可能有兴趣愿意了解一下，我们只是小城镇的警察，警力不足，偶尔总得兼职点别的工作。我赞成从毒品的角度切入，兴许还能大大减轻我的工作量。我现在就着手去查。”

他大步流星地走了出去。弗伦奇目送着他离开，贝福斯也一样。门关上后，他们互相对视一眼。

“我打赌他们今晚就会来个突击检查。”贝福斯说。

弗伦奇点点头。

贝福斯说：“他们会先到海滩上抓三四个流浪汉，藏到一家洗衣店楼上的公寓里。突击之后，他们会让这些人排成一队，站着让记者拍照。”

弗伦奇说：“你话太多了，弗雷德。”

贝福斯咧嘴笑笑，没说话。弗伦奇对我说：“要是你的话，你认为他们在凡努斯旅馆里找什么？”

“一整箱毒品的取货单。”

“不错，”弗伦奇说，“再猜猜取货单放在哪里？”

“这我想过。我在湾城碰到希克斯时，他没戴假发——在自己的住所不用戴。但在凡努斯旅馆的床上，他却戴着假发，也许不是他自己戴上的。”

弗伦奇说：“然后呢？”

我说：“在那里面藏一张取货单倒是不赖。”

弗伦奇说：“可以用胶带封住，不错的主意。”

一阵沉默。橘发皇后回到她的打字机前。我看看自己的指甲，它们不像往常一样干净。短暂停顿之后，弗伦奇缓缓地说：“千万别以为你已经洗脱了嫌疑，马洛。再猜猜，为什么拉加蒂医生会跟你提到克利夫兰？”

“我费了点工夫调查他。医生如果想继续执业，不能随意改名换姓。冰锥会让人联想到威皮·莫耶，而威皮·莫耶在克利夫兰出没，桑尼·莫·斯坦也在克利夫兰出没。确实，用冰锥杀人有不同的技法，但冰锥终归是冰锥，你自己也说过这些家伙学乖了，而且这些帮派背后总少不了有个医生帮忙。”

“想得太离谱了，”弗伦奇说，“这些关系拉得太牵强。”

“我要是再拉得合情理些，对我有好处吗？”

“你能吗？”

“我试试看。”

弗伦奇叹了口气。“那个奎斯特小女孩没问题。”他说，“我跟她在堪萨斯的妈妈谈过，她确实是来这里找她哥哥的，也确实雇了你帮忙，还说了你不少好话——在某种程度上。她也确实怀疑她哥哥卷入了什么不良事件里。你接这个案子挣了多少钱？”

“不多。”我说，“我把钱还给了她，她没什么钱。”

“这样你就不用支付个人所得税了。”贝福斯说。

弗伦奇说：“我们就先告一段落，下一步要看地方法院检察官的决定。我很了解恩迪科特，在他决定怎么玩这副牌之前，还得从星期二起再等上一周。”他朝门口打个手势。

我站起身，“我留在城里不走可以吗？”

他们懒得回答这个问题。

我就站在那里看着他们。我两肩之间的冰锥伤口传来干涩的疼痛，伤口边上的肌肉又僵又硬，被马格拉尚的猪皮手套扫过的半边脸和嘴唇一阵阵地刺痛。我好像坠入了无底的深海，眼前一片漆黑不清，我的嘴里泛起了一股咸味。

他们只是坐在那里，转过头看着我。橘发皇后还在噼里啪啦地打字，对她而言，警察们的谈话就像舞蹈团导演眼前跳动的那些大腿一样，令人提不起兴味。他们是经历过艰难的健康男人，平静的脸上写满沧桑。他们的眼睛一如既往，阴沉沉、灰蒙蒙的，像是正在结冰的水。他们的嘴抿得紧紧的，眼角的皱纹生硬而细密，眼神严肃而空洞——谈不上残忍，但离善良也差十万八千里。从成衣店里买来的衣服单调而无品味，一副生活穷困的面貌却又为他们的权力骄傲，他们时刻要别人感受他们的权力，把权力推到你面前看，在手心里翻云覆雨然后咧嘴露出狞笑。他们看着你在其间挣扎打滚，冷酷却没有恶意，残酷却又并不总是无情。你还能期望他们怎样？文明对他们而言毫无意义，他们早就见惯了失败、肮脏、渣滓、畸变和憎恶。

“你还站在那儿干什么？”贝福斯尖声问我，“要我们吐你一脸口水、送你一个大大的亲吻？没有漂亮的话回击了，嗯？太糟糕了。”他的声音降低成嗡嗡的低语。他皱起眉头，拿起书桌上的一根铅笔，手指啪地一用力，将铅笔一折两半。他把两半铅笔放在摊开的手掌上。

“我们就给你这么多时间。”他尖声说道，笑容完全消失不见了。“现在出去，把事情统统搞清楚。你他妈以为我们放你出去是为了什么？马格拉尚给了你台阶下，好好利用吧。”

我抬起手搓搓嘴唇。我嘴里长了太多的牙齿。

贝福斯垂下眼睛看着桌子，拿起一份报告读了起来。克里斯蒂·弗伦奇把椅子转过去，把脚跷到书桌上，眼睛看向窗外的停车场。橘发皇后停止了打字。屋子里突然充满了沉重的寂静，仿佛一块坠落的蛋糕。

我走出去，离开这片寂静，仿佛溯流而上、逆水前行。

25

办公室里又空荡荡的。没有长腿的黑发美女，没有戴着斜框眼镜的小女孩，没有瞪着匪徒眼睛、衣冠整洁的黑道人士。

我坐在书桌后面，眼看着光线渐渐变暗。人们回家的声音已经散去，外面沿街的霓虹灯招牌竞相亮了起来。应该有些事情要做，但我也不知道确切是什么。但不管什么事，做了也是徒劳无功。我整理着书桌，听着走廊上水桶拖过瓷砖地板的刺耳声音。我把文件收进抽屉里，摆正笔筒，拿出一把鸡毛掸子掸了掸窗户，又掸了掸电话。在渐渐幽暗的光线下，电话黑漆漆地闪着光泽。今夜它不会响起，不会再有人打电话给我。现在不会，今晚不会，或许永远都不会。

我把掸子连同上面的灰尘一起收起来，向后靠坐在椅子上。我没吸烟，甚至没思考。我像个隐形人，没有面孔，没有思想，没有个性，甚至连名字也没有。我不想吃东西，甚至不想喝水。我就是日历上昨天的那一页，被撕下来丢进垃圾桶最底部。

然后我拽过电话，拨了梅维斯·韦尔德的号码。电话铃响了又响，不下九次。响得够多了，马洛。我猜没人在家——没人因为你而在家。我挂上了电话。现在你要打给谁？你有个朋友正在哪儿等着听到你的声音吗？不，没人。

就让电话铃响起来吧，拜托了。随便请谁打来电话，再次把我推入人类的种群之中吧。哪怕是警察也行，马格拉尚也行。不需要有谁来喜欢我，我只是想逃离这颗寒冷冰封的孤星。

电话响起来了。

“阿米哥。”她的声音传来，“有麻烦了，大麻烦。她想见你，她很喜欢你，觉得你是个诚实的人。”

“到哪儿去？”我问。其实这不是提问，只是我发出的几个声音。我吸了一口凉凉的烟斗，头支在手上，在电话旁沉思。毕竟是个可以交谈的声音。

“你会来？”

“要我今晚熬夜，伺候一只病鹦鹉我都干。去哪里？”

“我来接你，十五分钟内到你大楼下面。到我们要去的那个地方可不容易。”

“那回来呢？”我问，“还是不必回了？”

不过她已挂断了电话。

坐在楼下小杂货店的餐台前，我还有时间吞下两杯咖啡，吃掉一块奶酪已经融化的三明治——里面夹了两片劣质熏肉，就像枯水池底淤泥里的死鱼。

我疯了。真棒。

26

这是一辆黑色的福特敞篷轿车，轻巧的敞篷合上了。我探头向车里看时，多洛蕾斯·冈萨雷斯顺着皮椅靠到我的身边。

“请你来开吧，阿米哥。我一向不爱开车。”

杂货店的灯光照在她的脸上。她又换了衣服，但依然是一袭黑衣，只有衬衫是火红色的，她穿着的长裤松松垮垮，那件宽松的大衣颇像男士的休闲夹克。

我斜靠着车门，“为什么不是她给我打电话？”

“她没法打，她没你的号码，时间也不够。”

“什么意思？”

“她像是趁人离开房间时，抓紧时间打给我的。”

“她从哪儿打来的？”

“我不知道街名，但我能找到房子，所以才过来接你。请上车吧，我们得快点赶去。”

“好吧，”我说，“不过也可能我不想上车。上了年纪还得了风湿，我现在凡事都很小心。”

“你就爱耍嘴皮子。”她说。

“能耍则耍。”我说，“我是个普通人，只有一颗脑袋——这颗脑袋有时候没准会惨遭不测。这个‘有时候’往往就是这么开始的。”

“今晚你会和我做爱吗？”她柔声说。

“这是个开放式问题，可能没有正确答案。也许不会。”

“保证你不会浪费时间的。我可不是那种假人一样的金发妞儿，皮肤粗糙得能用来划根火柴；也不是那些干过粗活的丫头，一个个手脚粗大、膝盖突起，胸部也很拿不出手。”

“就这半个小时，”我说，“我们先别谈这种事。这玩意很棒，就跟巧克力圣代一样。不过有时候我宁可割喉也不想做。我现在就想割喉。”

我绕过车头，滑到方向盘旁，发动了引擎。

“我们往西走，”她说，“穿过比弗利山庄，一直开。”

我松开离合器，绕过转角，向南往日落大道开去。多洛蕾斯又掏出了她的褐色长香烟。

“你带枪了吗？”她问。

“没有，我带枪干吗？”我的左臂内侧压了压套在肩上的鲁格枪。

“也许不带最好。”她用那把金色小镊子夹住香烟，掏出金色打火机点着，映照在她脸上的火光好像被她深不见底的黑色眼睛吞噬了。

我向西转，开上了日落大道，仿佛将自己陷于三条赛车道中间，赛车司机们既不知所往，也不明其行，只是一味踩足了油门狂奔。

“韦尔德小姐遇到了什么麻烦？”

“我不知道。她只说有麻烦了，她很害怕，需要你在身旁。”

“你应该把故事再编得更好些。”

她没回答。我在交通信号灯前停下，扭过头看她。她正在黑暗里轻轻啜泣。

“我连梅维斯的一根头发都不会伤害，”她说，“我本来也没指望你会相信我。”

“不过话又说回来。”我说，“你不编故事可能更有帮助。”

她又开始从座椅里靠到我这边。

“在你那边坐好，”我说，“我还得开这家伙。”

“你不要我把头靠在你肩上？”

“这种路况就算了。”

我在费尔法克斯路的绿灯前停下，让一个男人先左转，身后的喇叭按得震天响。我再次开动时，紧跟在身后的车子猛地从旁岔出，和我平行而驶。一个穿着运动衫的胖子冲我大喊：“喂，买个吊床睡在马路上算了！”

他向前开，一个猛子蹿到我前头，我只得赶快刹车。

“我以前挺喜欢这个小镇。”我说，说点什么总比生闷气强一点。“很久以前，威尔榭大道两边都是树。比弗利山庄是个乡下小镇。西木区全是光秃秃的山丘和空地，地价相当便宜却没人买。好莱坞是城与城之间的一片木屋子。洛杉矶其实就是一方又大又干燥的阳光地带，房子很丑，也没什么风格，但日子还算舒心惬意，有段时间天气好得让人叫绝。人们以前就睡在外面的走廊上。还有一些自诩知识分子的小群体，称它是美国的雅典呢。倒也没那么好，但也不像现在，成了个充斥着霓虹灯的贫民窟。”

我们开过拉谢纳加大道，驶入斯特里普街。舞者餐厅里灯火通明，露台上挤满了人，停车场像一块爬满了蚂蚁的腐烂水果。

“现在我们有了斯蒂尔格雷夫这样的人物来经营餐厅，有了跟刚才对我破口大骂的胖子一样的家伙们。我们有大把的钱，有神枪手，有抽佣金的工人，有挥霍如流的富翁，有各色黑帮匪徒，分别来自纽约、芝加哥、底特律——还有克利夫兰。我们有这帮人经营的时髦餐厅和夜总会，有他们开的旅馆和公寓，还有一群住在里面的骗子和女劫匪。这里像所有典型的大城市一样，还不如一次性纸杯有自己的个性，奢侈的交易、男同性恋室内装潢师、女同性恋服装设计师……到处充斥着这些不三不四的乌合之众。在五光十色的郊区外，亲爱的老父亲脱掉鞋子，正坐在观景窗前阅读报纸体育版，他因为有个能停三辆车的车库就想当然地认为自己来自上流社会；母亲坐在公主梳妆台前，想用脂粉遮住眼睛底下像行李箱一样鼓出来的眼袋；青少年抱着电话，一个接一个地打给高中女生，她们说着一口蹩脚的英文，化妆盒里都装着避孕药。”

“大城市都一样啊，阿米哥。”

“真正的城市会有些不一样，就像粪便底下总有各自的独特架构。洛杉矶拥有好莱坞，但又嫌弃它。不过它真他妈的该为此感到庆幸，因为没了好莱坞，洛杉矶就只是个邮购城市而已，商品名录里的那些东西你在别处都能买到更好的。”

“你今晚真愤世嫉俗，阿米哥。”

“我惹上了不少麻烦。我现在跟你开车上路的唯一原因就是我的麻烦实在太多，再多一点就掉进冰窟窿了。”

“你犯了什么错吗？”她问道，身体向我靠拢。

“噢，只是收集了几具尸体而已。”我说，“要看怎么想了。警察不喜欢我们这些业余的插手，他们有自己要做的事。”

“他们会把你怎么样？”

“他们可能要把我赶出城去，不过我压根不在乎。别压得我这么紧行不行？我要用这只胳膊换挡。”

她气鼓鼓地挪开。“你这人真难相处。”她说，“在洛斯特峡谷路右转。”

过了一会儿，我们驶过了洛杉矶大学。城里所有的灯现在都亮了起来，如同一张巨大的发光地毯，从山坡一直向南延伸，直到无穷的远方。空中一架飞机嗡嗡作响，两盏信号灯交替闪烁。我在洛斯特峡谷路右转，绕过通往贝莱尔的大门，道路开始蜿蜒上行。这里车辆太多，车前灯愤怒地照射在蜿蜒曲折的白色水泥路上，发出刺眼的强光。微风吹过隘口，空中浮动着野鼠尾草的芳香、桉树的刺鼻味道，还有淡淡的尘土气息。山坡上的窗户里亮着灯光。我们经过一个很大的白色两层楼房，看起来一定花费了不止七万美元，房前有个图案形状的标志，上面醒目地写着：凯恩·泰瑞斯。

“下个路口右转。”多洛蕾斯说。

我右转过去，路变得渐陡渐窄。在墙壁和灌木丛后面全是住房，但你什么都看不清。然后我们来到一个岔路口，一辆亮着红灯的警车停在那里，岔路口右边还停着两辆成垂直角度的车子。一个手电筒在上下晃动着。我放慢车速，和警车并排停在了一起。两个警察正在警车里抽烟，一动没动。

“怎么回事？”

“阿米哥，我什么也不知道。”她的声音有些低沉而退缩，也许是有点害怕，但我不知道她害怕什么。

一个高个子男人——拿着手电筒的那个，绕到车旁照了照我，然后放下手电筒。

“今晚这条路不能走。”他说，“你们要去哪儿？”

我拉起手刹，伸手接过多洛蕾斯从车内储物箱里拿出来的手电筒。我啪地打开手电筒照向这个高个子。他穿着一条看着挺昂贵的裤子，一件口袋上绣了姓名首字母的运动衫，脖子上系了条圆点围巾，戴着一副框架眼镜，一头波浪形黑头发很有光泽。浑身他妈的好莱坞派头。

我说：“为什么不让走，难道你们刚刚立法了？”

“法律就坐在车里，如果你愿意和他谈谈的话。”他的声音里带着轻蔑的腔调。“我们只是附近的居民，我们住在这儿。这边是居民住宅区，我们要保护它不变质。”

一个扛着猎枪的男人从阴影里走出来，站在高个子男人身旁。他把枪夹在左臂弯里，枪口朝下。但他看起来可不像只是拿枪做做样子。

“这我没意见，”我说，“我也没什么别的打算，我们只是要去个地方。”

“什么地方？”高个子男人冷冷地问。

我转头看多洛蕾斯：“什么地方？”

“是山坡上的一栋白房子，很高。”她说。

“你们打算去那儿干吗？”高个子问。

“住里面的人是我的朋友。”她尖酸地说。

他往她的脸上照了照。“你看上去棒极了。”他说，“不过我们不喜欢你的朋友。我们不喜欢这种在住宅区里开赌场的家伙。”

“我一点也不知道这儿有什么赌场。”多洛蕾斯厉声说。

“警察也不知道。”高个子说，“他们都懒得查。你朋友叫什么名字，亲爱的？”

“这与你无关。”多洛蕾斯朝他啐了一口。

“回家织袜子去吧，亲爱的。”高个子说。他转向了我。

“今晚这条路不能走，”他说，“现在你知道为什么了。”

“你以为你说的就算吗？”我问他。

“光凭你可没法让我们改变计划。你应该看看我们缴的税，还有巡逻车里的两只猴崽子——市政厅里还有更多像他们一样的人——当我们要求确保法律实施时，他们就只会坐着发呆。”

我拧开门锁，把车门甩开。他退后几步让我出来。我走到巡逻车前，里面的两个警察懒洋洋地靠在座位上，他们将音响声调小了，只能含糊听到嗡嗡的声音。其中一个警察正颇有节奏地嚼着口香糖。

“让开这条路，让市民过去怎么样？”

“没接到上头命令不行，朋友。我们来这儿只是要维护安定。有人闹事我们才会插手。”

“他们说从那边上去有家赌场。”

“他们是这么说的。”警察回答。

“你不相信他们？”

“想都没想过，朋友。”他说着，朝我身边吐了口口水。

“可我有急事要上那儿。”

他面无表情地看着我，打了个哈欠。

“多谢了，朋友。”我说。

我回车里拿钱包，从中掏出张名片递给高个子。他拿手电筒在上面照照，说：“怎么？”

他关掉手电，静静站着。他的脸在黑暗中渐渐显出苍白的轮廓。

“我有正事要做，对我来说很重要的事。让我过去，或许明天你就不用在这儿挡路了。”

“你真会说大话，朋友。”

“我像是有钱进私人赌场赌上一盘的人吗？”

“她——倒有可能。”他瞟了一眼多洛蕾斯，“她可能是带你来做保镖。”

他转向持猎枪的男人：“你认为呢？”

“碰个运气吧。他们只有两个人，也都没醉。”

高个子又打开手电筒，朝前后晃了晃。一个引擎发动，一辆挡路的车退到了路边。我回到车上发动车子，驶过被空出的窄路，从后视镜里看着那辆挡路的车又开回原位，并打开了远光灯。

“这是从那里进出唯一的路吗？”

“他们以为是，我的朋友。另外还有条路，不过是私人道路，要穿过私家住宅。要走那里，我们还得绕山谷一圈。”

“我们差点过不来。”我说，“不过还不算太糟糕。”

“我就知道你有办法的，阿米哥。”

“什么味儿？”我厌恶地说，“可不是野紫丁香。”

“真是个多疑的人。你都不想吻我吗？”

“你这一套应该用在刚才路口那儿。那位高个子看起来很寂寞，你可以把他拖到灌木丛里。”

她用手背扇了我一个嘴巴。“你这个狗娘养的，”她漫不经心地说，“可以的话，前面路口左转。”

我们爬了个坡，道路突然到了尽头，前方出现了一个周边围着白洗石的黑色大圆环。正前方出现了一面铁丝网，中间有一扇宽大的门，门前挂着告示：“私人道路，不得擅入。”大门敞开着，门柱上一条铁链的尾端吊着一把挂锁。我开车绕过一丛白色夹竹桃，开进了一栋房子的停车场中。房子又长又矮，屋顶铺着瓦，角落里有一个四车位车库，车库正上方是阳台。车库两扇宽大的大门都紧闭着。屋子里没有灯光。一轮高悬的明月照在白色的泥灰墙上，发出幽蓝色的清光。有几扇矮窗的窗帘被拉上了。四只装满垃圾的箱子排成一列摆在台阶下，一个大垃圾桶横倒在地，里面空无一物。还有两只铁鼓，里面有些废纸。

屋子里没听到半点声响，也没有生命的迹象。我停下车，关掉车灯和引擎，只是静静坐着。多洛蕾斯挪到角落里。车座好像在颤动。我伸过手去碰碰她。她在发抖。

“你怎么了？”

“出——出去，求你。”她的牙齿好像在咯咯打战。

“你呢？”

她打开她那侧的车门，跳了出去。我从我这边下车，没关车门，钥匙留在锁孔里。她从车尾绕过来，在她向我走来还没碰到我时，我都能感觉到她的身体在颤抖。她紧紧靠在我身上，腿贴腿，胸贴胸，她的双臂环住了我的脖子。

“我真的太傻了，”她柔声说，“他会为此杀了我的——就像他杀斯坦一样。吻我。”

我吻了她，她的嘴唇又热又干。“他在里面吗？”

“对。”

“还有谁？”

“没别人了——除了梅维斯，他也会杀了她。”

“听着——”

“再吻我一次，我没多久好活了，阿米哥。出卖那样的人——就活不了太久。”

我推开她，但很温柔。

她倒退几步，迅速抬起右手。她的手里现在拿了一把枪。

我看着那枪，上面闪着来自高空明月的幽光。她稳稳地举着枪，手已经不再发抖。

“如果我扣下扳机的话，他可能就会对我推心置腹。”她说。

“下面路上的人会听到枪声的。”

她摇摇头。“不会，中间隔了一座小山。我相信他们听不到的，阿米哥。”

我想，枪应该会在她扣下扳机的那刻跳起来，如果我正好能在恰当的时刻倒地的话——

可我没那么厉害。我没说话。舌头在我的嘴里胀大。

她继续说着，声音柔软而疲惫。“我根本不在意斯坦死掉，我本想亲手杀了他，愉快地杀掉他。那个流氓。死掉没什么，杀人也没什么。不过要把人引上死路——”她顿了一下，好像哽咽了。“阿米哥，我就是喜欢你，也不知道为什么，按理我早已过了这样稀里糊涂的年纪。梅维斯把他从我手中抢走，可我也不想让他杀她，这个世界上多得是有钱男人。”

“他看上去是个挺不错的人。”我说，眼睛依然盯着那把拿枪的手。手现在很稳，毫不颤抖。

她轻蔑地大笑起来，“当然，所以他才是个厉害角色。你以为自己够狠的了，阿米哥，比起斯蒂尔格雷夫你就是个软柿子。”她放低了手枪，现在该是我扑上去的时候。但我还是没那么厉害。

“他杀的人都有一打了，”她说，“每次都带着微笑。我认识他很久了，从克利夫兰就认识他。”

“用冰锥吗？”我问。

“如果我把枪给你，你能帮我杀了他吗？”

“我要是答应的话，你会相信吗？”

“会。”山下不知什么地方传来了车子的声音，但听起来就像火星一样遥远，像巴西丛林里的猴子一样没有意义，对我来说毫无用处。

“必要时我会杀了他。”我舔舔嘴唇说。

我身体微微后倾，膝盖弯曲，随时准备扑过去。

“晚安，阿米哥。我穿黑衣服是因为我美丽又邪恶——还很迷茫。”

她把枪递给我，我接过来。我只是呆站在那里拿着枪。在这个静默的时刻，我们好一会儿都没动。然后她微微一笑，甩甩头，跳进了车里。她发动引擎，砰的一声甩上车门。她让引擎空转着，坐在那儿朝外看着我。现在她的脸上浮起一抹笑容。

“刚才我的表演还不错吧？”她轻声说。

然后车子刷地一下向后倒退，轮胎“嘎吱”一声猛擦过沥青路面。车灯骤然亮起。车子打了个弯，驶过那片夹竹桃花丛，左边的车灯亮起，开上那条私人道路。车灯在树丛间逐渐隐去，车声逐渐遁入拖长音的树蛙声。然后声音消失了，周围一片阒寂。除了疲惫苍老的月亮外，没有一丝光亮。

我拉开弹匣，里面有七颗子弹，后膛里还有一颗。离满膛还少两颗。我嗅嗅枪口，上次清理后开过火。开过两次，也许。

我又把弹匣推回原位，把枪托放在手掌上看。它有着白色的枪柄，点三二口径。

奥林·奎斯特身上中了两枪。我从房间地板上捡起的那两枚弹壳也是点三二口径的。

而那天下午在凡努斯旅馆的三三二号房间，那个用毛巾遮住面容的金发女孩，手里正是拿着一把白色枪柄的点三二指着我。

有时候你的奇思异想未免太多。但有时候，又想得太不够。

27

我蹑手蹑脚地走向车库，试图打开两扇大门中的一扇。门上没有把手，所以肯定是由开关操控的。我用铅笔型小手电筒在门框上照了照，但没找到开关。

我离开车库，潜行到那些垃圾桶旁。木制台阶向上通到一个工作人员入口处，我想它肯定不会为了给我行方便而特意没锁。在门廊下方有另一扇门，这扇门没锁，里面看上去一片漆黑，还传出刺鼻的桉木气味。我进去后关上门，再次打开了小手电筒。在角落里有一段楼梯，旁边有个像是升降运货机的东西。它还没有那么傻，所以不愿意发动起来把我这个大活人送上去。我抬腿走上楼梯。

远处的什么地方传来嗡嗡声。我停住脚步。嗡嗡声停止了。我再次起步。这回嗡嗡声没跟来。我继续上楼，走到一扇没有把手的门前——大门紧闭着——又是一个机关。

不过我这次找到了开关，是一个卡在门框里的椭圆形可移动金属片。已经有太多脏兮兮的手碰过它。我按下开关，门咔嗒一声响，弹簧锁打开了。我动作轻柔地把门推开，堪比年轻的实习医生头一回接生婴儿。

里面是个门厅。透过被窗帘拢住的窗户，月光照亮了炉子的白色一角和上面一口镀铬浅锅。这间厨房大得足够容纳一堂舞蹈课。一道拱门引向茶水间，那里的东西堆到了天花板。还有一个水槽，一台大冰柜靠墙而立，另有不少电动用具，不必实验就可用来调酒。只要选好你要的毒药，按下按钮，四天后你就会在康复中心的橡胶床上醒来了。

茶水间前面是一道弹簧门。弹簧门再往前是一间黑漆漆的餐厅，餐厅尽头有个开口通向一间四壁玻璃的休息室，月光倾泻其间，就像大坝闸口上的洪水般奔流涌动。

一条铺了地毯的过道通向什么别的地方，从另一道公寓拱门可以看到悬空的楼梯向上延伸入更深的黑暗里；但它又闪着微光，好像进入的空间是由玻璃砖和不锈钢筑造的。

最后我走进了一个应该是客厅的地方。屋里拉上了窗帘，非常幽暗，让人觉得这里空间很大。这里的黑暗令人感到沉重压抑，我抽抽鼻子，闻出不久前有人来过，留下的气味久久不散。我屏息倾听，可能正有一只老虎在黑暗中对我虎视眈眈；也没准是个扛着大枪的家伙，因我的闯入而措手不及地站在那儿，轻轻用张开的嘴呼吸着。也或许没什么东西，也没什么人，只是我自己在错误的地方浮想联翩。

我侧身走到墙边，胡乱摸索着电灯开关。总得有个电灯开关，家家户户都得有个电灯开关，通常在进门的右手边。你走进一间黑漆漆的房间，想要点光线，那好，你就会在那个顺手的地方、顺手的高度摸到电灯的开关。这个房间却没有。这是一栋与众不同的房子，他们处理门和灯光的方式非常古怪。这次的机关可能非常炫酷，比如用高八度的音调唱首歌，或是踩动地毯下的某个扁平按钮；或者可能你只需要大喊：“给点光！”麦克风就会接收到信息，把音波震动变成低能量电波，当变压器达到一定电压时，便会触发一个水银按钮。

我今晚有些通灵的能力。我置身于一个黑暗的地方，愿意不惜高昂代价去换取一个同伴。腋下的鲁格枪加上手里的点三二让我顿觉自己厉害起来。马洛小子，来自氰化物峡谷的双枪侠。

我抹平了嘴唇上的褶皱，大喊道：“喂喂，这里有人需要个侦探吗？”

没有回答，甚至连个回音都没有。我的声音坠落于寂静之中，就像疲惫的脑袋陷进了天鹅绒枕头。

然后琥珀色的亮光从环绕这个巨大房间的飞檐后面渐渐升起，那光芒亮起得很慢，仿佛是被剧院里的电阻屏控制的。厚重的杏色窗帘遮住了窗户。

墙壁也是杏色的。远远那端有个侧向一边的吧台，一个略微倾斜的小角伸入了茶水间的一方空间。有个壁龛里摆了些小桌子和配了坐垫的椅子。那里还有几盏落地灯，几张软椅子，几张双人沙发，还有一些客厅通常会有的家具。在地板正中央摆着几张用布盖住的长桌子。

那些挡着我们上山的人倒也不是毫无道理。不过赌场已经关张了。这房间里没有生命。它几乎是空的。但也不完全是空的。

一个穿着淡可可色皮毛外套的金发女郎斜靠着站在一张老爷椅背后，她的手插在外套口袋里。她的头发蓬松凌乱，脸并不是粉笔那样惨白——因为灯光不是白色的。

“就算你喂喂地叫，”她用死气沉沉的声音说，“我还是觉得你来晚了。”

“什么晚了？”

我向她走去，这个动作总是让人愉悦，即便此时，即便在那个过于安静的屋子里。

“你还挺可爱的，”她说，“我本来不觉得你可爱。你能找到办法进来，你——”她的声音戛然而止，把剩下的话咽回喉咙。

“我得喝一杯，”她停顿片刻后说，“不然我会倒下的。”

“外套很好看。”我说。我现在走到了她的身边。我伸出手摸摸她的外套。她没动，嘴一张一合地颤抖着。

“是石貂，”她低声说，“四万美元。租来的，拍电影用。”

“这里也是电影的一幕吗？”我用手指指房间。

“这是所有电影的最后一幕——对我而言。我——我确实得喝一杯。如果我抬脚走路的话……”她清晰的声音变成低语，继而无声。她的眼皮上下跳动着。

“走两步晕倒吧，”我说，“我会第一时间接住你。”

一抹笑容挣扎着浮上她的面庞。她紧闭双唇，费力想站稳脚跟。

“为什么我来晚了？”我问，“什么太晚了？”

“来晚了，没被开枪打死。”

“呸！我一晚上都在等着这个。冈萨雷斯小姐带我来的。”

“我知道。”

我又伸出手摸摸她的皮毛外套，四万元的东西摸上去真是不错，即使是租来的。

“多洛蕾斯会他妈的失望至极。”她说，唇边发白。

“不会的。”

“她想置你于死地——跟她以前对付斯坦一样。”

“或许她原本这么打算，不过后来又改了主意。”

她笑了起来。那是一种非常疲惫的笑容，就像小孩子努力在游戏室的茶话上想努力显得清高傲慢些一样。

“你是怎么拿下这些女孩的？”她低声道，“你他妈是怎么办到的，白马王子？用下了迷药的香烟？不可能是你的穿衣打扮、你的钱或是性格，你一样都没有。你既不年轻也不英俊，你的巅峰时期已经过去了，而你——”

她的语速越来越快，就像失控的马达。到最后她像连珠炮一样喋喋不休。等她停下时，她发出一声元气耗尽的叹息，双膝一软，直直地扑倒在我的怀里。

如果这是演戏的话就实在太精彩了。就算我身上九个口袋都揣着枪，现在也只像生日蛋糕上摆设的九根粉红小蜡烛罢了。

但什么事都没发生。没有凶神恶煞的家伙手握自动手枪、眯眼看着我，没有挂着杀手冷漠微笑的斯蒂尔格雷夫找上我，没有鬼鬼祟祟的脚步声蹑手蹑脚地靠近我。

她靠在我的臂弯里，柔弱无力得如同一条湿毛巾，没有奥林·奎斯特那么重，也没有那么死，却沉得足以让我膝盖隐隐作痛。我把她的头从我胸前推开时，她紧闭着双眼，呼吸微弱无声，张开的嘴唇泛着青色。

我把右手放到她膝下，把她抱到金色的沙发上，让她横卧在上面。我直起身子，走向吧台。吧台角落里有一部电话，但我找不到入口进去拿酒。于是我只好翻过吧台跳进去。我拿到一瓶看上去还不错的酒，上面贴了蓝色和银色的标签，印着五颗星，瓶塞已经被松动过。我把深色而辛辣的白兰地随手倒进不是用来装白兰地的杯子，再拿着酒瓶跳过吧台出来。

她躺着的姿势没变，但已经睁开了眼睛。

“你能握得住杯子吗？”

她能，但需要一点小帮助。她喝了口白兰地，把嘴唇紧紧地抵在杯口上，好像想止住颤抖。我看着她对着杯内缓缓呼吸，杯壁一片水汽。一丝微笑缓缓地浮上她的嘴角。

“今晚很冷。”她说。

她把双腿移开沙发边缘，双脚踏在地上。

“再来点。”她说道，伸出杯子。我把酒倒进去。“你的呢？”

“我不喝，我的情绪已经受够刺激了。”

第二杯酒让她打了个颤。但她嘴上的那抹青色已经褪去，嘴唇也不再如红灯般闪着光，眼角的皱纹也舒展了许多。

“谁刺激你的神经了？”

“哦，好多女人拿胳膊搂着我的脖子，晕倒在我怀里，吻我之类。对于我这种穿着破烂运动鞋、也没有游艇的穷光蛋，这两天真是享尽了艳福。”

“没有游艇，”她说，“那不行。我可是在荣华富贵里长大的。”

“是啊，”我说，“你一出生嘴里就含着凯迪拉克。而且我猜得出在哪儿。”

她眯着眼睛说：“真的？”

“没想到这是个公开的秘密，是不是？”

“我——我”她磕磕绊绊地，打了个无助的手势，“我今晚想不到任何台词。”

“这对白也太炫目了，”我说，“你被吓坏了。”

“我们看上去是不是像一对疯子在讲话？”

“我们可以回复理智。斯蒂尔格雷夫在哪儿？”

她只是看着我。她递过空杯子，我接过来随手放在了什么地方，眼睛始终没有离开她。她的也没离开我。感觉像是度过了非常非常漫长的一分钟。

“他刚才在这里。”她最后开口，说得很慢，仿佛在亲自发明每个字眼。“给我一根烟好吗？”

“真是个老烟摊。”我说。我掏出两根烟，放进嘴里点上，然后身子前倾，往她的两片朱唇中间塞了一根。

“没什么比这更俗套了。”她说，“也许除了蝴蝶之吻以外。”

“做爱是件令人乐不可支的事，”我说，“在你不想回答问题的时候。”

她懒洋洋地吸了口烟，眨眨眼睛，然后抬起手来调一下香烟的位置。过了这么多年，我还是没法把香烟放到女孩正好想要的位置上。

她甩甩头，让柔软蓬松的头发轻覆在脸颊上，然后静静看着这一招有没有重重击中我的要害。她脸上的所有苍白都已褪去，现在双颊泛起红晕。但在她的眼睛里，有些什么东西在观望着，等待着。

“你这人很不错，”在我做出耸人听闻的事情之前，她说，“在你们这一类人里。”

我依然好好地站着。

“不过其实我也不知道你是哪一类人，对吧？”她突然笑起来，一滴眼泪不知从哪儿流了出来，滑过她的脸颊。

“在我看来，不管你是哪一类人，都是个不错的人。”

她慵懒地取下香烟，把手放进嘴里咬着，“我是怎么回事？喝醉了吗？”

“你在拖延时间，”我说，“不过我还不能确定，你是为了等谁到来，还是为了让谁有时间逃跑。不过也有可能是白兰地加上过度惊吓造成的。你是个小女孩，想扑到妈妈的围裙里放声大哭。”

“用不着我妈妈，”她说，“我甚至可以躲进排水管里去哭。”

“好吧，不说这个。所以说了半天，斯蒂尔格雷夫在哪里？”

“不管他在哪儿，你都该感到庆幸。他本来是非要杀了你的。”

“是你要我来这儿的，对不对？你有那么喜欢他吗？”

她吹掉手背上的烟灰，有一丝飘进了我的眼睛。我眨眨眼。

“我肯定很喜欢他，”她说，“曾经。”她把一只手放在膝盖上，伸直手指，研究着上面的指甲。她慢慢抬起眼睛，头没动。“想想可能是一千年前，我遇到这么个安静和善的男人，他懂得在公众面前举止得体，也不会在镇上的每一个小酒馆里摆阔。对，我喜欢过他，非常喜欢。”

她把手放到嘴上，咬着手指关节。随后她把同一只手伸进貂皮外套的口袋里，掏出一把白色手柄的自动手枪，和我身上那把是一对。

“到头来我用这个表达对他的爱。”她说。

我走上前，从她手里接过枪。我闻闻枪口，没错，这两把枪都开过火。

“你不用手帕把它包起来吗，像电影里那样？”

我只是把枪丢进我的另一个口袋，让它沾上些烟草，外加一些种子，它们只在比弗利山庄市政厅东南方的斜坡上生根发芽。也许这能让警察局的化验师忙上一阵子。

28

我咬着嘴角看了她一会儿。她也看着我。我没看到她有什么表情变化。然后我开始用眼睛四处打量着屋子。我掀起长桌上的防尘布，底下是张轮盘赌的布置图，但没有旋转盘。桌子下面也空无一物。

“试试那把有木兰花的椅子。”她说。

她没用眼睛看，所以我只能自己找。让人惊讶的是我竟然花了不少时间。那是一把高背的安乐椅，套着印花棉布套，是那种很早以前你生一堆火然后蜷缩在上面避寒的椅子。

椅子背对着我。我轻轻走过去，速度很缓慢。椅子几乎对着墙。虽说如此，但似乎还是很可笑，我刚才从吧台过来时竟然没发现他。他靠在椅子一角，头向后仰着，他翻领上的康乃馨看起来新鲜得就像卖花女孩刚刚帮他别上去一样。他的眼睛就像这种死法的人通常那样半睁着，盯着天花板一角上的某个点。子弹穿透了他对襟夹克外面的口袋，是知道他心脏位置的人开的枪。

我碰碰他的脸，还是温热的。我抬起他的手，又松手让它掉落，手臂掉落时相当无力，没有一丝生机。我伸手摸摸他颈部的动脉，他身体里已经没有血液在流动，夹克上的血迹也很少。我在手帕上擦干手，又站了一会儿，俯看着他可怜又安静的脸。所有我做过的或没做的，所有错的和对的——全都枉费了。

我走回去坐在她旁边，揉着自己的膝盖骨。

“我还能怎么做？”她问道，“他杀了我的哥哥。”

“你哥也不是好人。”

“他没必要杀他。”

“总得有人动手——还得快。”她的眼睛陡然瞪大。

我说：“难道你就没想过，为什么斯蒂尔格雷夫一直没找我的麻烦，为什么他又让你昨天跑到凡努斯旅馆，而不是亲自去？难道你都没想过，像他那样有资源有经验的人，为什么没有想方设法把那些照片抢来？”

她没回答。

“你知道这些照片的存在有多久了？”我问。

“几个星期，近两个月吧。我收到一封邮件，里面有一张照片——就在我们共进午餐的几天后。”

“在斯坦死后？”

“是的，当然。”她说。

“你想到是斯蒂尔格雷夫杀了斯坦吗？”

“没有，我为什么会想到？直到今晚我才知道。”

“你拿到照片后发生了什么事？”

“我哥哥奥林给我打来电话，说他失业了，穷困潦倒。他需要钱。他没提起照片，没必要。我知道照片是怎么拍的。”

“他怎么会有你的电话号码？”

“你说电话吗？你是怎么得到的？”

“花钱买的。”

“好吧，”她微微摆了下手，“还是报警了结这事吧。”

“等一下，然后发生了什么？寄来了更多照片？”

“一个星期一张。我拿给他看过。”她指指印花棉布椅，“他很不高兴。但我没提起奥林。”

“他肯定知道。他有本事查出来。”

“可能吧。”

“不过没查到奥林藏身的地方，”我说，“不然他不会等那么久。你是什么时候告诉斯蒂尔格雷夫的？”

她从我身上移开视线，手指揉着手臂。“今天。”她的声音听起来很遥远。

“为什么是今天？”

她猛吸一口气。“求你，”她说，“不要问我一堆没用的问题。不要折磨我。你帮不上忙。我本以为你可以——在我给多洛蕾斯打电话时。但现在已经没用了。”

我说：“好吧。有件事你可能不太明白。斯蒂尔格雷夫知道不管拍照的人是谁，他要的都是钱——很多钱。他知道勒索者迟早都会现身，这就是斯蒂尔格雷夫要等待的。他根本不在乎照片，除非因为你。”

“他确实证明了这点。”她疲惫地说。

“以他自己的方式。”

她的声音传入我耳中，带着冰山般的平静。“他杀了我哥哥，是他自己告诉我的。恶人终于露出了真面目。在好莱坞你能遇到各种稀奇古怪的人，对吗——包括我？”

“你以前喜欢他。”我直言不讳。

红晕飞上她的脸颊。

“我谁都不喜欢，”她说，“我喜欢人的时期已经过去了。”她瞟了一眼那把高背椅。“昨晚起我就不再喜欢他了。他向我问起你，问你是什么人之类的。我告诉了他。我跟他说，我不得不承认那人死在床上时，我就在凡努斯旅馆。”

“你本打算告诉警察？”

“我本打算告诉朱里斯·奥本海默。他知道怎么处理这事。”

“就算他不行，他那条狗也可以。”我说。

她没有笑。我也没有。

“如果奥本海默没办法，我的演艺生涯就算完了。”她又漠然补充道，“现在我是什么都完了。”

我掏出一根香烟点上，又给她一根。她不要。我一点也不急，时间对我好像已经失去意义，其他的一切也毫无意义。我感到筋疲力尽。

“你说得太快，我跟不上。”过了一会儿后我说，“当你到达凡努斯旅馆的时候，你不知道斯蒂尔格雷夫就是威皮·莫耶？”

“对。”

“那你去那里做什么？”

“去买回那些照片。”

“这可说不通。照片对当时的你没一点意义，上面只是你和他一起吃午餐而已。”

她注视着我，然后紧紧闭上眼睛，又睁得大大的。“我不想大喊大叫，”她说，“我说了我不——知——道。不过他当时在坐牢，我或多或少猜出来他有些事瞒着没和我说。我知道他做过一些不好的勾当，可能吧。但没想到是杀人。”

我回应一声：“啊哈。”我站起来，再次绕过高背椅。她的目光随着我缓缓移动。我俯身靠近死去的斯蒂尔格雷夫，伸手摸摸他左侧腋下。那儿有把枪插在套子里，我没动。我走回来，再次坐到了她对面。

“摆平这事可要花一大笔钱。”

头一回，她露出了笑容。虽是淡淡的微笑，但确是笑容。“我没有一大笔钱，”她说，“所以没得谈了。”

“奥本海默有。目前看来，你对他来说已经价值百万。”

“他不会冒这个险。太多人想在电影这行里分一杯羹。他会乖乖认栽，六个月后就忘得一干二净。”

“你刚提到你想找他帮忙。”

“我是说如果我陷入泥潭，但没做什么坏事的话，我会找他。但如今我已经做了。”

“巴娄呢？你对他而言也是摇钱树。”

“我现在对谁都一文不值。算了吧，马洛。我知道你是好心，不过我太清楚那些人了。”

“那就交给我吧，”我说，“你找我来真是找对了。”

“太棒了。”她说，“你来摆平，亲爱的。服务都免费。”她的声音现在又变得尖利而短促起来。

我走过去跟她并排坐在长沙发上。我抓住她的手臂，把她的手从皮毛外套口袋里拉出来，然后握住。她的手摸起来冰冷，即使刚才揣在皮毛里。

她扭头直勾勾地看着我，轻轻摇了摇头。“相信我，亲爱的，我不配——就算上床也不配。”

我翻过她的手然后展开手指，她的手指僵硬而抗拒。我逐一把它们展开，抚平她的手掌。

“告诉我为什么你身上有那把枪？”

“那把枪？”

“别花时间想，直接告诉我。你是真想杀死他吗？”

“怎么不是，亲爱的？我本以为他把我当回事。我想是我有些自命不凡了。他骗了我。在这个世界上，斯蒂尔格雷夫不把任何人当回事。而现在梅维斯·韦尔德也不把任何人当回事了。”

她从我身边挣脱，然后宛然一笑。“我真不该给你那把枪。如果杀了你，没准我现在就能脱身了。”

我掏出枪递给她。她接过去，猛地站起来，枪口指着我。那抹疲惫的微笑再次牵动她的嘴唇。她的手指稳稳地搭在扳机上。

“射高些，”我说，“我穿了防弹衣。”

她放下握枪的手，垂到身侧。有那么一会儿她只是站在那里凝望着我。然后她就把枪扔到沙发上。

“我不太喜欢这个剧本，”她说，“台词也不喜欢。不是我的风格——如果你懂我意思。”

她大笑起来，低下头看着地板。她的鞋尖在地毯上前后滑动。“和你聊得很开心，亲爱的。电话在吧台那头。”

“谢谢。你记得多洛蕾斯的号码吗？”

“为何要找多洛蕾斯？”

看我没回答，她便给了我号码。我走向吧台角落拨号。和以往一样的流程。晚上好，贝尔西别墅，请问是谁找冈萨雷斯小姐？请等一下。嘟——嘟，然后出现了一个性感的声音：“喂？”

“我是马洛，你是真想置我于死地啊？”

我好像听到她倒吸一口气。应该没有。其实你从电话里听不到。有时候你以为能听到。

“阿米哥，但我很高兴能听到你的声音，”她说，“我真是太高兴了。”

“你是高兴还是不高兴？”

“我——我不知道。我很难过，也许吧。我非常喜欢你。”

“我在这儿有点小麻烦。”

“他是不是——”一段长久的停顿。用公寓电话，得小心些。“他在那里吗？”

“呃——某种程度上。他在，可也不在。”

我这回真切地听到了她的吸气声，一声长长的吸气声，听上去像吹口哨。

“还有谁在那儿？”

“没别人，只有我和我的家庭作业。我想问你件事，生死攸关。说实话，今晚你给我的那玩意是从哪儿弄来的？”

“怎么了，从他那儿。他给我的。”

“什么时候？”

“今晚早些时候。怎么了？”

“有多早？”

“六点吧，我想。”

“他为什么把枪给你？”

“他让我保管。他总带着枪。”

“为什么要你保管？”

“他没说，阿米哥。他做事情一向如此，不常解释。”

“注意到什么特别的事情没有？他给你的东西？”

“怎么了——没有，我没注意。”

“不，你注意到了。你注意到枪开过火，闻得出火药味。”

“但我没——”

“不，你注意到了，就这样。你很诧异。你不想保管。你没有保管，把枪还给了他。不论怎样你不爱带枪。”

电话那头一阵长久的沉默。她最终开口说：“当然，事情就是这样。不过他为什么要给我枪？我是说，如果像你所说那样。”

“他没有告诉你原因。他只是想借助你藏一把枪，而你正好也没带枪。记得吗？”

“我得这么说吗？”

“对。”

“我这么做会安全吗？”

“你什么时候考虑过安全啊？”

她轻声笑笑。“阿米哥，你太了解我了。”

“晚安。”我说。

“等等，你还没告诉我发生了什么事。”

“我连电话都没给你打过。”

我挂上电话，转过身。

梅维斯·韦尔德站在地板中央注视着我。“你的车在这里？”我问。

“对。”

“那走吧。”

“干什么？”

“只是回家。就这样。”

“你解决不了的。”她柔声细语。

“你是我的客户。”

“我不能拖累你。我杀了他，为什么要把你拖进浑水？”

“别磨蹭。离开的时候走后门，别走多洛蕾斯带我进来的那条路。”

她直直地看着我的眼睛，用紧绷的声音重复了一遍：“但是我杀了他。”

“你说的字我一个也没听见。”

她用牙咬住下嘴唇，狠狠地咬住。她好像无法呼吸，僵硬地站着。我走近她身边，伸出一个手指尖碰碰她的脸颊。我用力按下去，看着白点变红。

“如果你想知道我的动机，”我说，“那和你没半点关系。是我欠了警察。我在这场游戏里给牌做了手脚。他们知道。我知道。我只是给他们一个大展宏图的机会。”

“就跟非得有人为他们创造机会似的。”她说，然后猛地转身离开。我看着她走到拱门，然后等待她回眸相望。但她径直走出，没有回头。过了很久之后我听到呼哧一声，然后是什么重物哐啷作响——车库门被拉开了。有辆车在远处发动，引擎转动一阵，然后停歇一会儿后，又呼哧呼哧响了起来。

当这一切停止后，车声已经非常遥远。我现在什么都听不到。这房间周围的寂静将我厚厚裹住，就像裹在梅维斯·韦尔德的那件貂皮外套里。

我把杯子和白兰地酒瓶拿到吧台，翻爬进去。我在小水槽里洗净杯子，把酒瓶放回架子上。这回我找到了开关按钮，啪的一声打开了位于吧台那端的门。然后我走回了斯蒂尔格雷夫身边。

我拿出多洛蕾斯给我的枪然后擦干净，让他无力的手环住枪柄，握住它然后自然掉落。枪闷声一响掉在地毯上，位置看上去很自然。我不是为了指纹，他很早以前应该就学会不能在枪上留下指纹了。

现在我还剩三把枪。我把他枪套里那把掏了出来，放在吧台底下的架子上，用毛巾包好。鲁格枪我没碰。另一把白色手柄的自动手枪在我手上。我试图确定射中他的子弹是从多远的地方射过去的，一定比能留下焦痕的距离远一点，不过也远不了多少。我站在离他大约三英尺的地方射出了两颗子弹，子弹飞过他身旁，平稳地嵌入墙壁。我把他坐的椅子拖过来面向房间，然后把小型自动手枪放在一张轮盘桌的防尘布上。我摸摸他脖子两侧的肌肉——这里通常最先变硬。我说不出到底开始变硬没有，不过他的皮肤确实变凉了些。

没他妈的多少时间让我乱玩了。

我走向电话，拨下洛杉矶警察局的号码。我请接线员帮我转接克里斯蒂·弗伦奇。刑事组的一个人接了电话，说他已经回家，问我什么事。我说是他正在等的一件私事。他们只好给了我他家的号码，不过很不情愿。倒不是因为他们介意，而是因为他们不喜欢在任何时候给任何人任何东西。

我拨了电话，一个女人接起来，尖声叫他的名字。他的声音听上去悠闲而平静。

“我是马洛，你在做什么？”

“念故事给我的孩子听，他该上床睡觉了。什么事？”

“记得你那天在凡努斯旅馆说过，如果有人能抓到威皮·莫耶的把柄，你就和他交个朋友？”

“是啊。”

“我需要个朋友”

他听起来不太感兴趣。“你抓到他什么了？”

“我假设他另外有个身份，斯蒂尔格雷夫。”

“有太多假设了，小子。就因为我们也有这个想法才把他关进牢里，结果什么金矿也没挖着。”

“你收到过密报，其实这是他自己干的。如此一来，斯坦被干掉的那天夜里，他就能待在你知道的地方。”

“这是你自己瞎编的——还是得到了证据？”他的声音听起来不再那么轻松。

“如果有人从狱医那里得到外出许可溜出去，你查得到吗？”

一阵沉默。我听到了小孩的抱怨声，还有女人和小孩讲话的声音。

“这种事发生过，”弗伦奇语气沉重，“我不清楚。要得到外出许可不算容易，他们还会派警卫看押他。难道他连警卫那一关也打通了？”

“这是我的看法。”

“最好再想想。还有别的吗？”

“我现在斯蒂尔伍德高地，在一栋过去聚众赌博的大房子里，当地居民对此意见很大。”

“我知道这事。斯蒂尔格雷夫在哪儿？”

“他在这儿，就我们俩。”

又一阵沉默。小孩扯着嗓门大叫，我想我听到了一记耳光声。小孩叫得更大声了，弗伦奇也在跟什么人大叫着。

“叫他来接电话。”弗伦奇终于说。

“你今晚脑袋不太灵光，克里斯蒂。你说我为什么打电话给你？”

“哦，”他说，“我太蠢了，告诉我那里的地址。”

“我不知道。不过地点是向上走到斯蒂尔伍德高地塔台路尽头，电话是哈尔达尔九一五○三三。我等你。”

他重复了一遍号码，然后慢条斯理地说：“这回你等着不走了，嗯？”

“总得有这么一次。”

电话咔嗒一声，我挂了。

我回身穿行于屋内，把能找到的灯统统打开，然后步出后门，站在台阶顶端。停车场里有一盏探照灯，我把它打开，然后走下台阶，一路漫步进夹竹桃花丛。私人入口的门像刚才一样敞开着，我关上门，钩好锁链，咔嗒一声挂上锁。我走了回去，步履缓慢，抬头仰望明月，嗅着夜晚的空气，聆听着树蛙和蟋蟀的歌鸣。我走进房子，找到前门，把那里的灯也打开。门前有个很大的停车位，还有一片种了玫瑰花的半圆形草坪。但你必须得绕到房子后面才能离开。

这个地方是条死路——除了有条穿过邻家地盘的车道。我搞不懂谁会住在那儿。透过远远的树林，我能看到一座大房子的灯光。或许是某个好莱坞大腕的家——某些专演满脸口水吻戏或淫秽床戏的戏剧女皇。

我走回屋里，摸摸我刚开过火的那把枪。已经够凉了。而斯蒂尔格雷夫先生看上去已下定决心长眠不醒。

没有警笛声。但终于有一辆车的声音爬上了山坡。我出门去迎接，我和我美丽的梦。

29

他们进来时，依然是那副样子，大摇大摆、强硬、粗鲁，眼睛里闪着警惕的光芒，脸上一副谨慎而充满怀疑的表情。

“好地方，”弗伦奇说，“那家伙在哪儿？”

“在里面。”贝福思没等我回答就抢先说。

他们不慌不忙地走进去，在他面前站定，一脸凝重地低头看着。

“死了，你说是吧？”贝福斯说。好戏开场了。

弗伦奇弯下腰，拇指和食指夹住扳机护环，捡起了躺在地上的那把枪。他往旁边瞟了瞟，努了努下巴。贝福斯把一支铅笔插入枪管，挑起了桌上那把白炳手枪。

“该有指纹的地方都有，我希望。”贝福斯说。他嗅嗅枪管：“噢，没错，这把宝贝用过。你的呢，克里斯蒂？”

“开过火，”弗伦奇说，他又嗅了嗅，“但不是刚才。”他掏出夹在口袋上的手电筒，往枪管里照照，“是几小时以前。”

“在湾城，怀俄明街的一栋房子里。”我说。

他俩的头不约而同地转向我。“你猜的？”弗伦奇缓缓地问。

“对。”

他走到一张罩着桌布的桌子跟前，把枪放在另一把的不远处。“最好立刻写上标签，弗雷德。这两把是一对双胞胎。我们俩都得在标签上签字。”

贝福思点点头，在他的口袋里翻找了一阵。他最后拿出两张系线标签——一种警察向来随身携带的东西。

弗伦奇又走回我这边，“猜谜时间结束，说说你知道的情况。”

“一个我认识的女孩今晚打电话给我，说我的一个客户在这里处境危险——因为他。”我朝着椅子上的死人努了努下巴。“那个女孩和我一起开车上来，我们经过了路障，有很多人都看到了我们俩。她让我在屋后下车，然后就回家了。”

“她总有名字吧？”

“多洛蕾斯·冈萨雷斯，贝尔西别墅，在富兰克林大道。她是拍电影的。”

“喔唷。”贝福斯说，骨碌碌地转着眼睛。

“你的客户是谁？之前提到的那个？”弗伦奇问。

“不是，这是另外一个。”

“她有名字吗？”

“还没有。”

他们盯着我，脸上表情强硬而机警。弗伦奇的下巴几乎是猛地一抽动，两侧现出了肌肉疙瘩。

“新规则，嗯？”他柔声问。

我说：“对外公布事情前总得有个协议。地方检察官会同意这一点的。”

贝福斯说：“你不了解地方检察官，马洛。他对外公布东西，就像我决定吃几颗新鲜嫩豌豆一样，全权做主。”

弗伦奇说：“我们不会给你讨价还价的余地。”

“她没有名字。”我说。

“我们有的是办法查出来，小子。”贝福斯说，“何苦来这一套让大家都不好过？”

“不能对外公布，”我说，“除非正式定罪。”

“你这是在自讨苦吃，马洛。”

“该死的，”我说，“这家伙杀死了奥林·奎斯特，你把枪带回警局，看看跟奎斯特身上的弹孔是不是一样。在为难我之前，你至少能通融我这么一点吧。”

“我连个屁都不想通融你。”弗伦奇说。

我没作声。他看着我，眼里闪着冰冷的恨意。他缓缓动动嘴唇，声音粗重地说：“他拿枪时你在这里？”

“不在。”

“谁在？”

“他在。”我说着看向死掉的斯蒂尔格雷夫。

“还有谁？”

“我不会向你撒谎。”我说，“可我也不会告诉你我不想说的事——除非按照我开的条件行事。我不知道他拿枪时，谁在这儿。”

“你来的时候，谁在这里？”

我没回答。他缓缓转头，对贝福斯说：“给他戴上手铐，反手。”

贝福斯犹豫一下，然后从他左边屁股兜儿里掏出一副铁手铐，朝我走过来。“把你的手背后。”他的声音不太自在。

我照办。他咔地给我戴上了手铐。弗伦奇缓缓走来，在我面前站定。他半闭着眼睛，眼周的皮肤因疲惫而发黑。

“我要做个小小的演讲。”他说，“你一定不爱听。”

我一言未发。

弗伦奇说：“我们的处境是这样的，宝贝儿。我们是警察，所以人人都讨厌我们。知不知道我们的麻烦本就够多了，现在还得对付你；知不知道我们已经受够了那些上层的大人物、市政厅的头子、日班主管、夜班主管、商会那些家伙们的欺负，还有尊贵的市长大人——他那间镶了壁板的办公室面积，足足有我们刑事组所有人工作的烂房间加起来四倍大；知不知道我们去年解决了一百一十四件谋杀案，那三间审案的破屋子里的椅子还不够值班人员同时坐的？我们把生命都耗费在翻腾一堆堆的脏内裤、闻那些腐蚀的臭牙上了。我们爬上黑漆漆的楼梯，突击一群带着枪和一肚子啤酒花的流氓地痞，而且有时候我们连楼梯口都爬不到，我们的妻子就在那天晚上等待着，还有其他无数夜晚她们都在等着我们回家吃饭。我们之后甚至回不了家，就算有时候回到家，也已累得他妈的吃不下、睡不着，甚至看不进报纸报道我们的那些谎话。所以我们睁着眼躺在黑暗里，住在廉价街道的廉价房子里，听着外头的酒鬼们寻欢作乐。就在我们好不容易快睡着的时候，电话铃又响了，我们只能爬起来，开始这没完没了的一切。我们做的事就没一样是对的，从没对过。如果我们拿到犯人口供，他们就说是严刑逼供。还有些卑鄙的律师在法庭上称我们是盖世太保，在我们用错语法的时候就冷嘲热讽。但凡我们出了点小差错，他们就罚我们穿上制服到贫民窟里去，我们把美好的凉爽夏天消磨在从排水沟里捞出醉汉、被妓女叫骂、从穿着灯笼裤的混混手上夺走刀子等破事上。但所有这些还不能让我们足够痛快，我们还得对付你。”

他停下来吸了一口气。他的脸好像因为流汗而有些发亮。他屁股以上的身体前倾着。

“我们还得对付你，”他重复道，“我们还得对付手持执业资格证的骗子们——隐瞒信息不报、围着犄角旮旯捉迷藏、把事情搞得乌烟瘴气让我们团团转。我们还得对付你这家伙——藏匿证据、伪造现场、伪造出白痴都不会上当的计谋。我称你为该死的、下流的、阳奉阴违的偷窥狂，你该不会介意吧，宝贝儿？”

“你希望我介意？”我问他。

他挺直腰杆。“我希望，”他说，“希望他妈个头。”

“你的有些话有道理。”我说，“但不都是。所有私家侦探都得和警察玩游戏，有时候还有点闹不明白游戏规则到底由谁制定。有时候他们没法相信警察，是有理由的。有时候他只是一脚踩进泥潭，还得照着手上的牌一路打下去。其实他真希望能从头来过。他只是希望能继续混口饭吃。”

“你的执业资格证宣告无效，”弗伦奇说，“从现在起。所以你再也不用为这个问题伤脑筋了。”

“要当初发给我执照的委员会发话才作数，其他不算数。”

贝福斯平静地说：“来干正事吧，克里斯蒂。这些以后再说不迟。”

“我就是在办正事。”弗伦奇说，“用我的方式。这小子还没耍嘴皮子呢。我在等他耍，说点好听的俏皮话。别告诉我你的妙语连珠都用完了，马洛。”

“只是你到底想让我说什么？”我问他。

“猜猜。”他说。

“你今晚是头食人兽，”我说，“你想把我一劈两半，不过你得找个由头。你要我提供一个？”

“那可能有帮助。”他咬牙切齿地说。

“我无法想象自己沦落成那德行。”

他舔舔上嘴唇。他的左手松松垮垮地垂在体侧。他的拳头无意识地攥紧又放松。

“放松点，克里斯蒂。”贝福斯说，“别动手。”

弗伦奇没动。贝福斯走过来，站在我们中间。弗伦奇说：“站一边去，弗雷德。”

弗伦奇抡起拳头，狠狠地打在他的下巴尖上。贝福斯向后踉跄两步，把我撞了出去。他膝盖颤抖着，弯下腰咳嗽。然后他保持着弯腰的姿势，缓缓摇摇头，过了一会儿才咕哝一声直起身子。他扭头看向我，微微一笑。

“这是最新的拷问方式。”他说，“警察之间打得屁滚尿流，嫌犯在一旁看得胆战心惊，然后就精神崩溃了。”

他抬起手摸摸下巴，看上去已经肿了。他咧嘴笑着，但眼神还是有些涣散。弗伦奇像生了根般静静地站着不动。

贝福斯掏出一包烟，抖出一根来，把烟盒递给弗伦奇。弗伦奇看看香烟，又看看贝福斯。

“干了十七年，”他说，“连我老婆都恨我。”

他抬起张开的手掌，轻轻地在贝福斯脸上扇了一下。贝福斯还保持着微笑。

弗伦奇问：“刚才我打的人是你吗，弗雷德？”

贝福斯说：“没人打我，克里斯蒂，我想不起有谁。”

弗伦奇说：“拿掉他的手铐，把他带到外面的车子上。他被捕了。必要的话，把他拷到车子的铁栏杆上。”

“好。”贝福斯走到我身后。手铐松开了。“走吧，宝贝儿。”贝福斯说。

我狠狠地瞪着弗伦奇。他却像看一张壁纸一样看着我，他的眼睛似乎就没看到我。

我穿过拱门，走出那栋房子。

30

我从来不知道他的名字，但作为警察来说，他实在太过矮小瘦弱了。但他又确实是个警察，一则是因为他人就待在那儿，一则是因为当他身子探过书桌、伸手抽牌的时候，我看见了他腋下的枪套和一把警用的点三八手枪柄尾端。

他话不多，但开口时声音很悦耳，仿佛柔和的流水。他的明媚笑容能温暖整个房间。

“这牌真棒。”我说，隔着桌上的牌看着他。

我们在玩双人接龙游戏。或者该说是他在玩，我只是坐在那儿，看着他，看着他非常灵巧、非常干净的小手伸向桌面摸一张牌，轻巧地翻过来然后放在别的地方。他做这套动作时，嘴唇微微翘起，吹着没有调子的口哨——一种低柔的口哨声，就像一台对自己还没多大信心和把握的新引擎。

他面露微笑，在一张黑十上面放了张红九牌。

“你业余时间都做些什么？”我问他。

“我经常弹钢琴。”他说，“我有台七英尺长的斯坦威，最常弹莫扎特和巴赫。我有点老派，大多数人觉得挺枯燥的。但我不这么认为。”

“这牌完美。”我说，抽了一张牌放在一旁。

“莫扎特有些曲子的难度能让你大吃一惊。”他说，“但弹得好的话，听起来会觉得如此简单。”

“有谁能弹好？”我问。

“施纳贝尔
[1] 。”

“鲁宾斯坦
[2] 呢？”

他摇摇头。“太沉重，太情绪化了。莫扎特的作品只是音乐，不需要演奏者多加诠释。”

“我猜在向你认罪的人中，一定有不少带着很多类似情绪。”我说，“喜欢这个工作？”

他挪动另一张牌，轻轻弯了弯手指。他的指甲发亮，很干净。能看得出他是个喜欢双手动来动去的人，常常用手做些微小的、不很显眼而没有特殊意义的动作，不过柔滑、流畅、轻盈得如同天鹅绒一般。这些让他赋予别人一种印象：用精细的动作完成精细的事，但并不软弱。莫扎特，没错，我能看得出来。

现在大约是五点半，纱窗外的天空开始渐渐亮起来。角落里拉盖书桌的活动桌面已经合上。房间还是我前一天下午待过的房间。书桌另一端桌面上躺着那根方形的木头铅笔，在湾城的马格拉尚警官掷向墙壁后，有人把它捡起来搁回了原处。克里斯蒂·弗伦奇坐过的平板书桌上洒满了烟灰。一枚旧烟头正好搁在玻璃烟灰缸的边缘处。一只飞蛾绕着那盏垂下灯绳的电灯打转——那种绿白色玻璃灯罩如今在乡下还能见到。

“累了？”他问。

“精疲力竭。”

“你不该把自己卷进这笔糊涂账里。我没看出有什么必要。”

“没必要拿枪杀人？”

他的笑容很温暖。“你没杀过人。”

“你怎么知道？”

“常识——加上陪很多人坐在这儿的经验。”

“我想你一定很喜欢这个工作。”我说。

“这是夜班，这样我就有时间在白天练琴。我已经干这行二十年了，见过不少怪人来了又去。”

他又抽出一张A牌，正好很及时——我们的牌马上就成死局了。

“听过很多认罪的？”

“我不听人认罪，”他说，“我只负责营造氛围。”

“为何要错失最精彩那部分？”

他把身体向后一靠，用牌边轻敲桌边。他的笑容又回来了。“我什么也没错失，我们很早以前就知道你在搞什么名堂。”

“那他们抓我来做什么？”

他不愿意回答这个问题，转头看看墙上的时钟。“我想我们可以吃点东西了。”他站起来，向门口走去。他把门打开一半，和门外的人轻声说了些什么，然后又走回来坐下，看着我们现有的牌局。

“没救了，”他说，“再出三张牌就成死局。重来一局，你觉得如何？”

“我觉得从一开始就别玩最好。我对打牌没兴趣，喜欢下棋。”

他迅速瞥了我一眼。“为什么不早说？我也更喜欢下棋。”

“我现在更想要一杯如罪恶般苦涩的、滚烫的黑咖啡。”

“随时有。但我不能保证这儿的咖啡你喝得惯。”

“拉倒吧，我随便哪里的东西都吃得惯——呃，假如我没杀他，会是谁？”

“这应该就是让他们烦心的事吧。”

“他们应该为他被杀感到高兴才对。”

“他们可能挺高兴，”他说，“但不喜欢他那种死法。”

“可我个人觉得，没有比那种死法更干净利落的方式了。”

他默默地看着我。他把那些牌在两手间拢成一堆，弄好对齐、正面朝上，然后熟练地迅速洗成两摞。牌在他手上像流水一样倾泻而下，快得让人眼花缭乱。

“如果你的枪法也这么快的话……”我开口道。流水般的牌停下了，没见到什么明显的动作，但一把枪已取而代之。他用右手轻轻地握住枪，瞄准了屋内远处的角落。子弹射出，牌又开始流淌起来。

“你在这里真是浪费人才。”我说，“你应该去拉斯维加斯。”

他拿起其中一摞牌，轻松地迅速洗好，切牌，然后给我发了一副黑桃同花大顺。

“我还是和斯坦威待在一起比较保险。”他说。

门开了，一个身着制服的人捧着托盘走进来。

我们吃的是罐装碎牛肉，喝了滚烫但不够浓郁的咖啡。这时天已经大亮。

八点一刻，克里斯蒂·弗伦奇走了进来，他站在那里，帽子戴到脑后，眼睛下面一片乌青。

我把视线从他那里移到桌对面的小个子身上，但他已经不在那儿了，牌也不见了。那里现在什么都没有，除了一把被整齐地推进桌子下面的椅子，以及摞在托盘上的装我们吃食的碟子。有那么一刻我感到毛骨悚然。

只见克里斯蒂·弗伦奇绕过桌子，一把拉出椅子坐下，一手托着下巴。他摘掉帽子，揉了揉头发，然后用阴郁的眼神瞪着我。我又回到了警察镇上。

注释

[1] 阿图尔·施纳贝尔（Artur Schnabel, 1882—1951），美籍奥地利钢琴家、作曲家、音乐教育家。

[2] 阿图尔·鲁宾斯坦（Artur Rubinstein，1887—1982），美籍波兰裔犹太人，著名钢琴演奏家。

31

“地方检察官九点要见你，”他说，“我想之后你就可以回家了——如果他没找你茬的话。抱歉让你一整晚都得坐在那把椅子上。”

“没关系，”我说，“我需要那样锻炼一下。”

“没错，又能说笑了？”他说，忧郁地盯着托盘上的餐碟。

“找到拉加蒂了？”我问他。

“没有。不过他确实是医生。”他的眼睛看向我，“他曾在克利夫兰行医。”

我说：“这么巧，那可不好。”

“什么意思？”

“年少的奎斯特打算敲诈斯蒂尔格雷夫一笔，所以他就碰巧在湾城遇到个可以证明斯蒂尔格雷夫真实身份的家伙。这也太过凑巧了。”

“你是不是忘了一件事？”

“我累得连自己的名字都忘了。什么事？”

“我也是。”弗伦奇说，“总要有人告诉他斯蒂尔格雷夫是谁。拍下那张照片的时候，莫·斯坦还没有被除掉。所以除非有人知道斯蒂尔格雷夫是谁，不然那张照片有什么用呢？”

“我想韦尔德小姐应该知道。”我说，“毕竟奎斯特是她哥哥。”

“你的话说不太通，老兄。”他挤出一丝疲惫的微笑，“难道她会帮她哥哥敲诈她的男朋友和她自己吗？”

“我放弃，或许照片只是误打误撞。他的另一个妹妹——也就是我的客户——说他喜欢趁人不备偷拍照片，人家越没防备越好。就算他多活了几天，你早晚也会因为一点小事把他抓起来。”

“因为杀人。”弗伦奇冷漠地说。

“哦？”

“马格拉尚确实找到了那把冰锥，他只是不愿承认你说对了。”

“肯定还有更多原因。”

“确实，不过这事已经翻篇了。克劳森跟麦尔威·马斯顿都有前科。奎斯特那小子已经死了，他的家人需要体面，他有些品行不佳，又和坏人纠缠不清，但没必要为了证明警方有能力破案而去毁掉他家的名声。”

“你们真是善解人意。斯蒂尔格雷夫呢？”

“这不归我管。”他开始站起身，“黑道头子死于非命，要花多久时间调查？”

“直到从头条新闻撤下。”我说，“不过还涉及调查斯蒂尔格雷夫身份的问题。”

“不用。”

我瞪着他：“你说不用，是什么意思？”

“就是不用。我们已经确定。”他现在站了起来。他用手指梳梳头发，整理一下领带和帽子。从他的嘴角低声挤出几句话：“这话只能私下悄悄说——我们一直都很确定，只是苦于没证据。”

“多谢。”我说，“我会保守秘密。那些枪怎么回事？”

他停下来，低头盯着桌子，然后非常缓慢地抬起眼睛看着我。“两把都是斯蒂尔格雷夫的，此外他还持有携枪许可证，是另外一个郡的郡长办公室发的。别问我为什么。其中一把——”他停顿了一下，然后抬眼看向我头顶上的墙壁，“其中一把杀了奎斯特——杀掉斯坦的也是同一把。”

“哪一把？”

他微微一笑。“如果弹道组的人把两把搞混那就见鬼了，但我们搞不清楚。”他说。

他等着我说些什么。但我无话可说。他打了个手势。

“好吧，就这样吧。你知道这和私人恩怨无关，但我真希望地方检察官能剥了你的皮——一条条细细长长地剥掉。”

他转身走出去。

我也可以离开了，但我只是坐在那里，越过桌子盯着对面的墙壁，就好像已经忘记该怎么起身。过了一会儿门打开了，橘发皇后走了进来。她打开拉盖书桌的活动桌面，从那令人不可思议的头发上摘下帽子，然后把外套挂在光秃秃的墙壁的一个挂钩上。她打开了她身旁的那扇窗户，掀开打字机上的罩子，然后在里面添上纸张。这之后她便看向坐在对面的我。“等人？”

“我在这儿住。”我说，“待了一整晚。”

她定定地看了我片刻。“你昨天下午在这儿，我记得。”

她转向了她的打字机，手指开始在上面飞舞。她身后那扇打开的窗户外传来了车辆蜂拥进停车场的嘈杂车声。天空白亮得刺眼，没有太多烟雾，这将是燥热的一天。

橘发皇后书桌上的电话响起。她以近不可闻的声音对着话筒低语着，然后挂断电话。她再次看向坐在对面的我。

“恩迪科特先生在他的办公室，”她说，“知道路吗？”

“我以前在那儿工作过，尽管不是为他。我被开除了。”

她用一副市政厅专属眼神看着我。有个声音似乎从什么地方传来，但不像是她嘴里发出的：“用湿手套给他脸上重重来一下子。”

我走到她身旁站住，低头看着她的那头橘色头发，发根处有很多都是灰色。

“刚才是谁在说话？”

“是墙。”她说，“它能说话。是那些死人在去地狱的路上经过这里发出的声音。”

我静悄悄地走出房间，轻手轻脚地关上门，确保它没发出任何噪声。

32

你进来后首先要穿过两道旋转门。这两道门里间有个大楼电话内线系统和服务台，那里坐着一位你在全球各地市政厅办公室里都可以看到的那类没有年龄的女性。她们从未年轻过，也永远不会老去；她们没有美貌，没有魅力，没有品位；她们不必取悦任何人；她们也很安全；她们彬彬有礼，却从未真正有过礼貌；她们聪明伶俐、博闻强识，却从未真正生发对任何事物的兴趣。她们是人类中只图基本生存、不求生活质量，没有雄心壮志、只愿安稳度日的典范。

越过这张服务台，你可以看到一间很长的屋子，旁边有一排玻璃隔间一字排开，另一侧是一间等候室，一溜硬椅子面向玻璃隔间摆放着。

大约有一半的椅子上坐着正在等候的人，他们脸上露出苦等多时的气色，外加仍要苦等更久的征兆。这些人大都衣衫褴褛。其中一个是囚犯，穿着一身牛仔服，有警卫陪同。还有个脸色苍白的孩子瘦如麻秆，一双病恹恹的眼睛空洞无神。

在一排玻璃隔间后面有扇门，上面写着“地方检察官休厄尔·恩迪科特”。我敲敲门，走进一间很大、通风很好的拐角房。这是一个很不错的房间，装饰老派复古，屋里有一把老式的黑色皮垫座椅，墙上挂着历届地方检察官和州长的照片。微风吹过四扇窗户上的纱帘，一台风扇在高架上嗡嗡响着，缓慢地转动出无精打采的弧度。

休厄尔·恩迪科特坐在一张深色的书桌后面，注视着我走进来。他指指他对面的椅子。我坐下来。他又高又瘦，皮肤黝黑，有一头蓬松的黑发，手指纤长。

“你是马洛？”他的声音有种南方人柔和的感觉。

我认为他并不是真的需要答案，所以只是等着。

“你现在处境很糟，马洛。看上去你前途惨淡啊。你隐瞒了有用的证据，阻碍了警方侦破谋杀案。这是妨碍司法执法，你可能会因此坐牢。”

“隐瞒什么证据？”我问道。

他拿起书桌上的一张照片，皱起了眉头。我把目光转向屋里的另外两个人，他们在椅子上并排坐着。其中一人是梅维斯·韦尔德，她戴着那副系有白色宽边蝴蝶结的墨镜。我看不见她的眼睛，但我觉得她正在看我。她没笑，安静地在那里正襟危坐。

她的旁边坐了个男人，穿着一身天使风格的浅灰色法兰绒西装，翻领上别着一朵大丽花般大小的康乃馨。他抽着一根印有花押字的香烟，把烟灰弹到地上，却对肘边的烟灰缸视而不见。我从以前看的报纸上见过他的照片——李·法瑞尔，本国最炙手可热的知名律师之一。他的头发花白，但眼睛却年轻有神。他的深褐色皮肤是大量户外运动中暴晒的结果。看上去要和他握手至少得花上一千美元。

恩迪科特向后靠坐，长长的手指轻敲着座椅扶手。他彬彬有礼、颇为尊重地转向梅维斯·韦尔德。

“你和斯蒂尔格雷夫关系如何，韦尔德小姐？”

“很熟悉。他在某些方面很有魅力。我真不敢相信——”她没说完就停住了，耸了耸肩。

“那你愿意出庭作证，宣誓说明这张照片的拍摄时间和地点吗？”他翻过照片，递给她看。

法瑞尔淡漠地说：“等一下。这就是马洛想要隐瞒的证据吗？”

“该由我来问问题。”恩迪科特严厉地说。

法瑞尔微微一笑。“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这张照片什么证据都不算。”

恩迪科特柔声问：“你能回答我的问题吗，韦尔德小姐？”

她平静从容地答道：“不，恩迪科特先生，我无法宣誓说明那张照片的拍摄地点和时间，我根本不知道有人拍下了它。”

“你只要看看照片就知道了。”恩迪科特提醒道。

“我所知道的只是照片上显示的东西。”她说。

我咧嘴笑笑。法瑞尔看着我，眨眨眼睛。恩迪科特从眼角余光捕捉到了我的笑容。“有什么好笑的？”他对我厉声说。

“我整夜没睡。我的脸皮一直在下滑。”我说。

他狠狠地瞪了我一眼，再次转向了梅维斯·韦尔德。

“你能说清楚点吗，韦尔德小姐。”

“我被人偷拍了无数次，恩迪科特先生，在各种各样的地方，和各种各样的人。我在舞者餐厅用过很多次午餐和晚餐，不仅仅是和斯蒂尔格雷夫先生，也和许多其他男人。我不明白你到底要我说什么？”

法瑞尔不慌不忙地说：“如果我没搞错的话，你是希望韦尔德小姐作为你的证人，让这张照片在审判中发挥作用。请问阁下要以什么罪名进行审判呢？”

“这是我的事情。”恩迪科特没好气地说，“昨晚有人枪杀了斯蒂尔格雷夫，有可能是个女人干的——甚至可能就是韦尔德小姐。这么说我很抱歉，不过看上去证据在握。”

梅维斯·韦尔德低头看着她的双手，手指间摆弄着一只白色手套。

“那好，让我们假设有这么一场审判。”法瑞尔说，“这张照片在审判中作为证据出现——如果你能办到的话。但很可惜你办不到，因为韦尔德小姐不会帮你办到，她对这张照片的了解仅仅来自于上面显示的内容——所有人都能看见的内容。如果你想把这张照片派上用场，你就得找到证人出庭宣誓说明照片何时、何地、又是怎样被偷拍的，否则我就会提出反对——假如我恰好就是辩方律师的话。我还可以请来专家，宣誓说这张照片是伪造的。”

“我相信你可以。”恩迪科特冷冰冰地说。

“唯一能用这张照片为你作证的就是拍照的那个人。”法瑞尔继续不慌不忙、从容冷静地说道。“我知道他已经死了，我怀疑这张照片就是他被杀的原因。”

恩迪科特说：“这张照片本身就是清楚的证据，斯蒂尔格雷夫在某天某地并不在牢里，因此他没有斯坦谋杀案的不在场证明。”

法瑞尔说：“这张照片根本没法当作证据，恩迪科特。看在上帝的分上，不用让我和你解释法律了吧，你心里很清楚这一点。放弃这张照片吧，它什么都证明不了。没有报纸敢刊登它，没有一个法官会承认它是证据，因为没有能胜任的证人前来指证。而且如果这就是你所谓的马洛刻意隐瞒的证据，那么从法律角度看，他压根就没有隐瞒。”

“我没考虑要控告斯蒂尔格雷夫谋杀。”恩迪科特冷冰冰地说，“但我有点好奇是谁杀了他。相当精彩的是，警察局对此也很有兴趣。我希望我们共同的兴趣没有冒犯你。”

法瑞尔说：“没有什么事情能冒犯我，这也是我为什么能取得今日成就的原因。你确定斯蒂尔格雷夫是死于谋杀？”

恩迪科特只是瞪着他。法瑞尔从容不迫地说：“据我了解，现场找到两把枪，都是斯蒂尔格雷夫的财产。”

“谁告诉你的？”恩迪科特严厉地说。他皱起眉头，探身向前。

法瑞尔把他的香烟丢进烟灰缸，然后耸了耸肩。“见鬼，这些事情传得很快。其中一把枪杀了奎斯特和斯坦，另一把杀了斯蒂尔格雷夫，是近距离开火。我承认这些家伙通常不会自我了断，不过有时候也可能发生。”

恩迪科特严肃地说：“毋庸置疑，感谢你的建议，不过恰好是错的。”

法瑞尔微微一笑，默然无声。恩迪科特缓缓地转向梅维斯·韦尔德。

“韦尔德小姐，这间办公室——或说至少是现任的负责人，不愿意以对人造成致命冲击作为代价，一意孤行地决定公开发表声明。我的责任是决定将什么人交付法庭审判、在证据充足的情况下以谋杀罪名起诉或定罪。我的责任绝不是因为你运气不好、看人不准而结交了一个昔日无疑曾是犯罪团伙成员的男人——虽然他从未被定罪或是起诉过——就来揭穿这个事实，让你的职业生涯毁于一旦。我认为在照片这件事上你没有对我开诚布公，但目前我还不会公开发布这个消息。问你是否杀了斯蒂尔格雷夫这件事没多大意思，但我必须要问你，你知不知道有谁是——或是可能是杀掉他的凶手。”

法瑞尔迅速插话说：“注意，梅维斯小姐——不仅仅是怀疑而已。”

她正视着恩迪科特说：“不知道。”

他站起身鞠了个躬。“今天就到此为止。感谢各位前来。”

法瑞尔和梅维斯·韦尔德也站了起来。但我没动。法瑞尔问：“你要召开记者会吗？”

“我想这事还是交给你好了，法瑞尔先生。你应付起新闻界向来是得心应手。”

法瑞尔点点头，然后前去打开门，他们就这样离开了。她出门时似乎都没有瞧我一眼，但有个什么东西轻轻拂过我的后颈，或许是偶然的——她的袖子。

恩迪科特注视着门被关上。他看向桌子对面的我。“法瑞尔也是你的律师吗？我忘了问他。”

“我请不起他，所以任人宰割。”

他淡淡一笑。“我让他们耍尽把戏，然后从你身上挽回面子，嗯？”

“我只能悉听尊便。”

“你该不会对自己的办事方式感到很自豪吧，马洛？”

“一步错步步错，之后我只能自饮苦酒了。”

“你难道不觉得应该对法律尽点责任？”

“我会的——如果法律跟你一样。”

他用纤细、苍白的手指理了理他凌乱的黑发。

“对这话我有很多答案。”他说，“不过听起来大同小异。民主就是法律，在我们美国好像还没人想明白这一点。我们把法律当成敌人，举国上下都恨警察。”

“改变这种情况要费很多精力。”我说，“对于两方都一样。”

他探身向前，按响了电铃。“是的。”他平静地说，“没错，不过总得有人开头。感谢你的光临。”

当我走出去时，有个手里捧着厚厚一摞文件的秘书从另一扇门走了进来。

33

我刮了胡子，又吃了第二份早餐，总算不觉得自己像憋在刚生了小猫咪、满是毛屑的猫窝里那么难受了。我走近办公室，打开门锁，扑面而来的是污浊的空气中灰尘的味道。我打开窗户，深吸了两口隔壁咖啡馆传来的烹炸香气，然后在我的书桌前坐下，手指摸了摸桌上的灰尘。我把烟斗里装满烟草，点上烟，随后往后一靠，环顾着整个房间。

“你好。”我说。

我其实是在和办公室里的设备们讲话——三个绿色的档案盒、一块破旧的地毯、我对面的那张顾客专用座椅，还有天花板上的那盏灯——里面的三只死飞蛾至少已在那儿待了六个月；我在和那扇鹅卵石纹路的玻璃门、那件沾满污垢的木制品、书桌上的笔架以及那台非常、非常陈旧的电话讲话；我在和一只鳄鱼身上的鳞片讲话，这只鳄鱼的名字叫作马洛，他是我们蓬勃兴旺的小社区的私家侦探。他不是这个世界上最聪明的人，但雇他却很便宜——他创业时就很便宜，最终他更加便宜。

我的手在底下摸索，拿出那瓶老福瑞斯特酒，放在书桌上。瓶里的酒大概还剩下三分之一。老福瑞斯特，这又是谁送你的，老兄？那可是上等的绿标威士忌，你压根享用不起。准是我的一个客户送的。我也曾有过客户。

这让我想到了她——或许她原本就深扎于我的脑海，而我始终未曾意识到。然后电话铃响了，说曹操曹操到，刚好传来了那个有意思的小声音，听上去一如她初次打来电话之时。

“我正在那个电话亭里，”她说，“如果你那里没别人，我这就上来。”

“啊哈。”

“我猜你很生我的气。”她说。

“我没生任何人的气，只是累了。”

“哦，你就是在生气。”她忐忑不安的小声音说，“但不管怎样我还是要上去，就算你生我的气我也不在乎。”

她挂断电话。我拔出那瓶老福瑞斯特酒的瓶塞，把鼻子凑上去闻了一闻。我打了个哆嗦。没事了，如果闻威士忌哆嗦都不打的话，估计我就完蛋了。

我收起酒瓶，起身打开了间隔门的门锁，然后便听到她轻盈的脚步声沿着走廊而来——那种轻快细碎的脚步声我在哪里都听得出来。我打开房门，她便走向我，含羞地看着我。

全都不见了——那副斜框眼睛、新发型、时髦的小帽子、香水和精心打扮的痕迹。人造珠宝、胭脂口红，还有所有东西，都不见了。她又回到了第一天清晨到来时的模样，同样的棕色定制衣服，同样的方皮包，同样的无框眼镜，同样的拘谨呆板、小家子气的笑容。

“是我，”她说，“我要回家了。”

她跟着我走进了那个我用来独自思考的房间，拘谨地坐了下来，我就像一贯那样一屁股坐定，然后拿眼睛盯着她。

“回到曼哈顿，”我说，“真想不到，他们竟会放你走。”

“兴许我还得回来。”

“你负担得起吗？”

她立马露出一个有点羞涩可爱的笑容。“这不会花我半分钱。”她说，举起手碰了碰那副无框眼镜。“现在我觉得戴这眼镜很怪。”她说，“想换别的款式，但朱格史密斯医生根本不喜欢眼镜。”她把皮包放在桌子上，用指尖在桌面上画了条线。这也很像第一次时的情景。

“我也记不清有没有把你的二十块钱还给你了。”我说，“我们不停地把那堆钱推来推去，弄得我都搞不清了。”

“噢，你还给我了，”她说，“谢谢。”

“你确定？”

“我从来不会在钱的问题上出错。你还好吗？他们没伤到你吧？”

“警察吗？没有。为了对付我，他们可是吃了前所未有的苦头。”

她露出天真而惊讶之状，然后她的眼睛亮了起来。“你一定特别勇敢。”她说。

“只是运气好。”我拿起一根铅笔，摸摸笔尖。笔尖足够尖利——如果谁想用它写点东西的话，但我没写字。我伸手过去，用笔钩住她皮包的带子，把它拉到我这边。

“不要动我的包。”她立刻说道，伸手要拿。

我咧嘴一笑，把包拿得离她更远一些。“好吧，不过这皮包真是又小又可爱，和你很像。”

她身体向后一靠，眼睛里有隐约的不安闪过，但她还是笑了。“你觉得我很可爱吗——菲利普？我其实非常普通啊。”

“我却不这么觉得。”

“你不觉得？”

“当然，我认为你是我见过的最特别的女孩之一。”我挑住皮包的带子，把包放在桌角上。她的眼睛立马也跟了过去，不过她还是舔了舔嘴唇，继续对我保持微笑。

“那我敢打赌，你认识的女孩肯定多得数不清。”她说，“为什么——”她低下头，又用手指在桌上勾勾画画，“为什么你一直没结婚？”

我把可能的答案想了个遍。我又把所有让我喜欢到足以谈婚论嫁的女人想了个遍。不，也不是全部，只是她们中的一些。

“我应该知道答案，”我说，“不过听上去也是陈词滥调了。那些我可能想娶的女人——呃，我不符合她们的条件。其他的也就不是非娶不可了，你只要勾引勾引就行——如果不是因为她们揍了你的话。”

她的脸都红到了暗棕色的头发根。

“你说起这种话来真过分。”

“这招对一些好姑娘也一样适用，”我说，“不是你说的那种，而是我说的。像你自己就不难上钩。”

“请不要这么说话！”

“难道不是吗？”

她低头看着桌子。“我希望你能告诉我，”她缓缓地说道，“奥林到底怎么了？我都被搞糊涂了。”

“我告诉过你他可能入了黑道，在你第一次来这儿的时候，记得吗？”她缓缓点了点头，脸还是红的。

“在一种不正常的家庭生活里，”我说，“这个非常压抑自我的人，又逐渐形成了一种唯我独尊的自大心理——这一点从你给我的那张照片上就能看出来。我不想和你探讨心理学，不过在我看来，他就是那种会彻底失控发狂的家伙——如果他一旦失控的话。而且你的家人又一个个嗜钱如命——只有一个人除外。”

她现在对我露出了笑容，如果她以为我说的是她，那我也没辙。“我有个问题想问问你。”我说，“你的父亲以前结过婚吗？”

她点点头。“结过。”

“那就对了，莱拉和你是同父异母的关系，这样就说得通了。再和我多透露一些吧，毕竟我为你做了不少事，却连一分钱都没拿到。”

“你拿到了钱。”她尖声说，“好大一笔，是莱拉给的。别想让我叫她梅维斯·韦尔德，我才不会这么叫她。”

“你原本不知道我会拿到钱。”

“呃——”她停顿了好久，这期间她的目光又移向了皮包，“但你确实拿到了钱。”

“好吧，那不说这个。你当初为什么不告诉我她是谁？”

“我感到耻辱。妈妈和我都感到耻辱。”

“奥林可不这么觉得。他高兴都来不及。”

“奥林？”她又看了她的皮包一眼，一时间屋里分外安静。我开始对那皮包好奇起来。“不过他来这里已经有一段时间，我想他已经习惯了。”

“拍电影没有那么糟，这是当然。”

“不只是因为那个。”她立刻说道，用牙齿咬住了下嘴唇边，眼里忽然有亮光闪过，随后又慢慢消退。我又划了一根火柴点燃我的烟斗。我实在太累，没力气流露任何情感——就算我有。

“我知道，或者我大概猜得出。不过奥林是怎么知道斯蒂尔格雷夫的事的？连警察都不知道。”

“我——我不知道。”她缓缓地说，谨慎地斟酌她的用词，就像猫小心地踱步在篱笆上一样。“会不会是那个医生？”

“噢，当然。”我说，脸上现出一个大大的温暖笑容，“没准他和奥林成了好朋友，都对锋利的玩意感兴趣。”

她向后靠在椅背上，小脸现在看来瘦瘦的、棱角分明，眼中露出了警觉的神色。

“现在你又变得招人嫌了。”她说，“每隔一阵子你就得来这么一下子。”

“真遗憾，”我说，“要是不招惹人的话，我一定是个人见人爱的角色。包不错。”我一把伸手抓住皮包，把它拽到我面前，然后打开。

她从椅子上站起，急促地呼吸着。

“你别动我的包。”

我透过无框眼镜直视着她的眼睛。“你想回堪萨斯曼哈顿的家，对不对？就今天？车票什么的都准备好了吗？”

她嘴唇动了一下，又慢慢坐了回去。

“好吧，”我说，“我不是要阻止你，我只是好奇你从这笔生意里捞了多少好处？”

她开始哭起来。我打开皮包，往里面摸了一圈，直到碰到一个拉链口袋时才找到点什么。我打开拉链，伸手去掏——里面有一整叠崭新的扁平钞票。我把它们掏出来，啪啪地数了数。十张百元大钞，全都是新的，非常养眼。整整齐齐的一千美元，真是完美的交通费。

我往后一靠，将钞票立起来轻敲着办公桌面。她现在只是安静地坐在那里，用眼泪汪汪的眼睛瞪着我。我从她的皮包里抽出一张手帕，隔着桌子扔给她。她用手帕擦擦眼睛，一双眼睛越过手帕看着我，每隔一会儿，她就从嗓子里发出一声娇滴滴的动人抽泣声。

“是莱拉给我的钱。”她轻声说。

“你开了多大的狮子口？”她只是张开嘴巴，一滴眼泪顺着她的脸颊滑落下去。

“省省吧。”我说。我把那一叠钞票扔回皮包，咔的一声合上，然后从桌面推回给她。“我看你和奥林就是一丘之貉，你们这种人不论做了什么，都能说服自己这么做是对的。他可以敲诈勒索自己的妹妹，然后当几个混混识破了他的诡计、并从他手上抢走照片时，他就偷袭他们，用冰锥刺进他们脖子里，将他们干掉。但或许他都不会为此夜不能寐，兴许还能在当晚呼呼大睡呢。你也有同样的本事。给你钱的不是莱拉，而是斯蒂尔格雷夫，为什么？”

“你血口喷人，”她说，“你下流无耻，竟敢和我说这种话？”

“是谁密报警方说拉加蒂医生认识克劳森的？拉加蒂以为是我干的，但我没干。所以应该是你干的。为什么？为了揭发那个没和你一起分赃的哥哥——因为那时他的诡计已经被识破，正四处藏身不敢露面。我还真想看看他写给家里的那些信件，我敢打赌内容一定非常有料。我能想象到他打着如意算盘，盯着你姐姐的一举一动，一心想用莱卡相机拍下她的宝贵镜头，而好人拉加蒂医生就静静地在幕后等着他可以分得的那杯羹。你当初为什么要雇我？”

“我当初什么也不知道。”她平静地说。她又擦了擦眼睛，然后把手帕收进了皮包，稳定好情绪准备离开。“奥林从来没提过其他人的名字，我连他弄丢了照片都不知道。但我知道他拍了一些照片，很值钱的照片。我来这儿就是为了确认一下。”

“确认什么？”

“确认奥林没有亏待我。他有时候会很卑鄙，可能想要独吞那笔钱。”

“那他前天晚上为何要打电话给你？”

“他很害怕。拉加蒂医生在生他的气。他弄丢了照片，别人把它拿走了。奥林不知道是谁干的，但他很害怕。”

“是我拿走的。照片还在我这里。”我说，“在那个保险柜里。”

她极为缓慢地转过头去看那只保险柜。她的一个手指尖划过嘴唇，面露怀疑之色，然后又转过头来。

“我不相信你。”她说，但眼睛就像猫在窥探老鼠洞一样盯着我。

“那一千块钱咱俩对半分怎么样？照片给你。”

她考虑了一下。“照片本就不是你的，为什么我要付钱给你？”她说着露出笑容，“请把照片给我，求你，菲利普，应该把它们还给莱拉。”

“想要她多少钱？”

她蹙起眉头，一副受伤的样子。

“她现在是我的客户，”我说，“不过出卖她倒也不是个坏生意——如果价钱合理的话。”

“但我不相信你真有照片。”

“好吧。”我起身走向保险箱。片刻后我就拿着信封走了回来，我把信封里的照片和底片倒在我这边的桌面上。她低下头来看着照片，准备伸手去拿。

我将照片拢在一块，只抽出一张让她看。她又伸手来拿，我往后一缩。

“太远了，我看不清。”她抱怨说。

“凑近看是要花钱的。”

“真没想到你是个大骗子。”她颇有自尊地说。

我什么话都没说，再次点上我的烟斗。

“我要报警的话，你就得交给警察。”她说。

“那你可以试试。”

突然间她语速飞快地说：“我不能把我手上的钱给你，真的不行。我们——呃，我妈和我还因为我爸欠着债，房子贷款也没还清，而且——”

“你用什么卖了斯蒂尔格雷夫一千块钱？”

她的嘴巴不自觉地张开，看上去非常丑陋，然后她又闭上嘴唇，紧紧地抿住。我现在看到的是一张紧绷而僵硬的小脸。

“你只有一样东西能卖。”我说，“你知道奥林藏在哪儿。对斯蒂尔格雷夫来说，这个消息绝对值一千美元，原因很简单，这关系到一项证据能不能奏效的问题。不过你也不懂。于是斯蒂尔格雷夫就去那里宰了他，他向你付钱买到了地址。”

“是莱拉告诉他的。”她的声音像是从很远的地方传来。

“莱拉自己也这么说。”我说，“必要的话，莱拉还会昭告全世界，说是她告诉的，就像万不得已时，她昭告全世界说是她杀了斯蒂尔格雷夫一样。莱拉是那种典型的好莱坞宝贝——随性、放纵、不怎么有道德。不过说到做人的根本、为家人两肋插刀，必要时她可是连眼睛都不眨一下。她不是用冰锥杀人的那类人，也不是赚沾血的钱的那类人。”

她脸上的血色消失了，脸苍白得好像冰块。她的嘴唇在打着哆嗦，然后紧紧地抿在一起。她把椅子往后一推，身体向前倾，准备站起来。

“沾血的钱，”我静静地说，“你出卖了自己的哥哥。一千块沾血的钱，我祝你赚得心安理得。”

她从椅子上站起身，向后退了好几步。突然间，她咯咯地笑起来。

“谁能证明？”她几乎是尖叫着说，“还有哪个活人能证明呢？你？你又是谁？一个廉价的下流侦探，一个不值一提的无名小卒。”她发出一阵响亮刺耳的大笑，“我只用二十块钱就把你收买了。”

我手里还捏着那叠照片。我划燃一根火柴，把底片丢进烟灰缸里，看着它燃起火焰。

她瞬间住了嘴，面如死灰，因惊恐而呆若木鸡。接着我开始把照片撕成碎片，对她咧嘴一笑。

“廉价的下流侦探。”我说，“怎么，你说我还能怎么办？我可没有兄弟姐妹可以出卖，所以我只能出卖我的客户喽。”

她僵直着身子站在那里，对我怒目而视。我撕完照片后，把碎片扔进烟灰缸里点燃。

“有件事让我深感遗憾。”我说，“我没法看见你回到堪萨斯曼哈顿与你亲爱的老母亲团聚的场景，没法看到你们为了如何瓜分那一千块钱而大打出手的场面，我敢说那场戏一定特别精彩。”

我用铅笔拨弄着那些碎片，让它们继续燃烧。她慢慢地走过来，一步一步走到书桌旁，眼睛死死盯着那堆燃烧的碎片。

“我可以告诉警察，”她低声说，“我可以告诉他们很多事情。他们会相信我的。”

“我可以告诉他们是谁枪杀了斯蒂尔格雷夫，”我说，“因为我知道谁没有。他们应该会相信我。”

那个小小的脑袋猛地一扬，墨镜镜片上亮光一闪，我看不见那后面的眼睛。

“别担心。”我说，“我没打算那么做。说了对我而言倒没什么，但对有个人来说可就万劫不复了。”

电话铃响了，她跳开一英尺远。我转身接起电话，脸贴在话筒上说：“喂。”

“阿米哥，你还好吗？”

背后有什么声音传来。我转过身，看见门咔嗒一下关上了。现在房间里只剩我一个人。

“你还好吗，阿米哥？”

“我很累，整夜没睡。而且——”

“那个小东西打电话给你了吗？”

“你是说小妹妹？她刚刚还在这里。她现在在回曼哈顿的路上，带着不义之财。”

“不义之财？”

“她出卖她哥哥后，从斯蒂尔格雷夫手里赚来的一笔零花钱。”

一阵沉默。一会儿后她严肃地说道：“你不可能知道这事，阿米哥。”

“我当然知道，就像我知道自己正靠坐在书桌上，手里拿着话筒，就像我知道我听到了你的声音。然后还有件事我不敢百分百地肯定，不过也八九不离十——我知道是谁枪杀了斯蒂尔格雷夫。”

“你和我说这话也太不谨慎了，阿米哥。我不是没有污点的圣人，你可不该过度轻信我。”

“我可能会犯错，不过百分百不是这次。我已经烧掉了所有照片，原本我想卖给欧法梅，但她出的价不够高。”

“你一定是在开玩笑啰，阿米哥。”

“说我吗？开谁的玩笑？”

她铃铛般的笑声从电话里传来。“你愿不愿意带我去吃午餐？”

“有可能。你在家吗？”

“我马上就过来。”

“那我太开心了。”我挂断电话。

好戏演完了。我坐在空荡荡的戏院里，舞台上的帷幕已经落下，上面影影绰绰地投映着影像，但有些演员的面容已开始变得模糊而不真实起来，小妹妹就是其中最著名的一位。过不了几天，我就会忘记她的模样，因为从某个角度看，她是如此的不真实。我想象着她皮包里揣着那叠崭新的一千元钞票，一路回到堪萨斯的曼哈顿、回到她亲爱的老母亲身旁。在有好几个人被害死后，她才最终拿到了这笔钱。不过我想，她应该不会为此而不安太久。我想到她早晨去办公室上班——那个男人叫什么名字来着？噢，对了，朱格史密斯医生——然后在他到达诊所前，她掸掉桌上的灰尘，整理好等候室里的杂志。她会戴上她的无框眼镜，穿上一件朴实无华的裙子。她的脸上没有化妆，对病人的礼貌招待也无可挑剔。

“朱格史密斯医生现在可以见你了，乌希斯太太。”

她会面带微笑打开屋门，乌希斯太太就这样从她的身旁走过，朱格史密斯医生则会穿着一件白色大褂，脖子上挂着听诊器，极为专业地坐在他的桌子后面。一份病例摆在他的眼前，他的笔记本与处方簿也整齐地叠放在一起。朱格史密斯医生无所不知、无所不晓，任谁也别想糊弄他。他对一切都了若指掌，当有人提问时，他早在提问之前就已知道了所有的标准答案，所以提问只是走个形式而已。

在他眼里，他的接待员欧法梅·奎斯特小姐，是一位温婉安静的年轻女士：她在医生的办公室里着装得体，没涂艳红色的指甲油，没有浓妆艳抹，没什么能冒犯老派顾客的地方。一位理想的接待员——奎斯特小姐。

朱格史密斯医生想起她时一定非常得意。是他成就了她，使她成为现在的样子。她正是这位医生想要的产品。

他很有可能至今还没对她献过殷勤。或许在那种小镇里，他们根本不兴这一套。哈哈！我就是在那种小镇上长大的。

我换个姿势，看了看手表，最终还是把那瓶老福瑞斯特酒从抽屉里拿了出来。我凑上鼻子一闻，味道可真棒。我给自己猛倒了一大杯酒，对着灯光举起了杯子。

“来，朱格史密斯医生，”我大声喊道，就好像他正坐在我桌子对面，手里捧着一杯酒一样。“我不太认识你，而你压根不认识我。通常我不赞同随便给陌生人提什么建议，不过我从欧法梅·奎斯特小姐那儿上过一堂短小精悍的课程，所以现在我打算破个例。记着，一旦那个小女孩想找你要什么东西，你得赶快双手呈上，不要拖泥带水，也别抱怨你的什么所得税和各项开支。只要面露笑容，双手把东西奉上就行。别再去讨论这件东西到底属于谁之类的问题，务必要把那个小女孩伺候得开开心心的，这才是最要紧的事。祝你好运，医生，在诊所里可千万别放鱼叉。”

我把酒喝掉一半，等着它暖热我的身体。一旦身子热乎，我就把剩下的喝光，然后收拾好酒瓶。

我倒掉烟斗里冷掉的烟灰，从一个皮质雪茄盒里掏出烟草，重新装进烟斗。这雪茄盒是我的一位崇拜者送来的圣诞礼物，巧的是，这位崇拜者和我有着一样的名字。

我装好烟草后，小心翼翼、不慌不忙地把烟点上，然后出门去，我顺走廊而下，轻松愉快之态有如刚刚打猎归来的英国绅士。

34

贝尔西别墅虽然是栋老旧的房屋，但却经过了翻修。它的大厅看上去本该种满长毛绒的印度橡胶树，实际上却装饰着玻璃砖、飞檐灯、三角玻璃桌，整体氛围给人的感觉就是——装潢师八成刚从疯人院里跑出来吧。别墅的主色是由胆汁绿、亚麻籽膏药棕色、人行道灰还有猴屁股上的蓝色搭配而成，令人心情愉悦舒畅之程度，堪比看到了撕成碎片的嘴唇。

小小的前台现在空无一人，不过它后面的镜子很有可能是透明的，所以我没敢偷偷溜上楼。我按了铃。一个松软的大胖子像从墙后面渗出来一样出现在我面前，对我笑了笑，他嘴唇湿乎乎、软塌塌的，牙齿泛着青白色，眼睛亮得离谱。

“我找冈萨雷斯小姐，”我说，“我叫马洛，她在等我。”

“什么，哦，当然了，”他说着，胖手颤悠悠地抖了抖，“是的，当然，我这就打电话通知她。”他的声音也颤悠悠地抖了抖。他拿起话筒，对着里面嘟哝了几声，然后放下电话。

“是的，马洛先生，冈萨雷斯小姐让你直接上去。四一二号公寓。”他咯咯地笑起来，“不过我想你也知道。”

“我现在知道了，”我说，“顺便问一句，你今年二月在这儿吗？”

“今年二月？今年二月？噢对，今年二月我在这儿。”他把每个字的发音都咬得一清二楚。

“记得斯坦在这房子前面被杀的那个夜晚吗？”

笑容瞬间从那张胖脸上消失了。“你是警察吗？”他的声音现在又尖又细。

“不是。不过不介意的话，我得说你的裤子拉链没拉上。”

他惊慌地赶忙低头，哆哆嗦嗦地把拉链拉上。

“哎，谢谢你，”他说，“谢谢。”他从低矮的前台桌上探过身来，“准确来说，不是在前面，”他说，“差不多是快到下一个转角的地方。”

“他当时住这儿，对吗？”

“咱们还是不说这个的好，不说的好。”他停顿一下，小手指滑过他的下嘴唇。“你问这个干吗？”

“让你多说点话啊。你真该多注意，伙计，我能从你的呼吸里闻出来哦。”

他一下子脸红到脖子根。“如果你是暗示我喝了——”

“只是茶而已，”我说，“而且没用杯子。”

我转身走开了，他静静地没出声。走到电梯门前，我回头望去。他将双手摊平在前台上，站在那儿使劲扭头看我。虽然隔了一段距离，我还是能看得出他在打战。

电梯是自助式的，四楼是冷灰的色调，铺着厚地毯。四一二号公寓旁装了个小的门铃按钮，屋里传来轻柔的叮当声，然后门立马就开了。那双美丽深邃的深褐色眼睛看着我，那片鲜红鲜红的嘴唇对着我嫣然一笑，她穿着黑色的宽松长裤和火红色的衬衫——就和头天晚上一模一样。

“阿米哥。”她柔声说道，张开双臂。我握住她的两个手腕，将它们抵在一起，然后把她的手掌摊开，和她玩了一会儿童的手拍手游戏。她的眼神既慵懒妩媚又激情似火。

我放开她的手腕，用手肘关上房门，然后滑到她身边，就像第一次见面时一样。

“你该给这两个玩意买份保险才对。”我碰了碰其中一个说，它够真，乳头就像红宝石一样坚硬。

她放声大笑，像她一贯那样。我继续往里走，四下打量着这个地方。房间颜色由浅灰和灰蓝色组合而成，不是她的风格，但也挺好看。屋里有座带圆木形瓦斯芯的假壁炉，还有一些椅子、桌子和台灯，不多不少，数量刚刚好。角落里立着一个雅致的小酒柜。

“你挺喜欢我的小公寓吧，阿米哥？”

“不要说小公寓，听起来像妓女的住处。”

我没看她，也不想看她。我坐在长沙发上，拿一只手摩挲着额头。

“睡了四个小时，喝了两杯酒，”我说，“我又有力气和你扯闲篇了。现在我其实没什么精力和你谈正事，但我非谈不可。”

她走过来挨着我坐下。我摇摇头。“坐那边，我是真要谈正事。”

她在对面坐下，严肃的深色眼睛盯着我。“那好吧，阿米哥，你想怎样都行。我是你的女人——至少我很高兴能当你的女人。”

“之前在克利夫兰时你住哪儿？”

“克利夫兰？”她的声音非常轻柔，就像鸽子般喁喁细语，“我说过我在克利夫兰住过吗？”

“你说你是在那儿认识他的。”

她回想了一下，点点头。“我那会儿结了婚，阿米哥。怎么了？”

“那你确实在克利夫兰住过喽？”

“嗯。”她柔声说。

“你是怎么认识斯蒂尔格雷夫的？”

“只是因为在那个年头，大家觉得认识个黑道上的人物很有面子。也算是一种变相的趋炎附势吧，我想。大家都跑到据说他们常出没的地方，如果谁运气够好，没准在哪天晚上——”

“你让他把你弄到手了？”

她爽快地点点头。“应该说，是我钓上了他。他是个非常不错的小个子，真的，人很好。”

“那丈夫呢？——你的丈夫。还是说你早就忘了？”

她笑了。“全世界的街道上都是被抛弃的丈夫。”她说。

“这话倒是真的。你到哪儿都能找到这种人，甚至在湾城也有。”

这话没带来我想要的效果，她礼貌地耸耸肩，“我对此一点也不怀疑。”

“搞不好还是个堂堂巴黎大学的毕业生，搞不好就在某个小得可怜的小城诊所里随便给人看看病，满怀着希望而等待。这么凑巧的事真是太合我胃口了，有种诗一般的感觉。”

礼貌的微笑还停在她可爱的脸庞上。

“我们扯得太远了，”我继续说，“居然离题千里。我们应该缩小一下范围。”

我低头看着手指。我的头很痛。我连我应该表现出的四成水准都没做到。她递给我一个水晶烟盒，我从中抽出一根。她用金色小镊子为自己夹了一根——从另一个盒子里。

“我想试试你抽的这种。”我说。

“但墨西哥烟草太凶了，很多人都受不了。”

“只要是烟草我就没问题。”我说，眼睛注视着她。我终于下定了决心，“好吧，你说得没错，我不会喜欢的。”

“那么，”她小心翼翼地问，“你到底想说什么？”

“楼下那个前台接待员吸大麻。”

她慢慢点了点头，“我警告过他，”她说，“好几次了。”

“阿米哥。”我说。

“什么？”

“你不常说西班牙语对不对？搞不好你都不怎么懂。阿米哥这三个字已经被你用烂了。”

“我想，我们还是不要来昨天下午那一套吧。”她缓缓说道。

“当然不会。但你身上唯一的墨西哥痕迹，就是那么零星几个词，以及你说话时故作小心的样子——给人一种英语不是你的母语的印象，比如你会说‘do not’而不是‘don’t’，诸如此类。”

她没作答，只是悠闲地吸着烟，面带微笑。

“我在警察局里吃了苦头，”我继续说，“显然，韦尔德小姐已经机智地把这事告诉了她的老板——朱里斯·奥本海默——而他也想通了，找来李·法瑞尔为她辩护。据我看，他们并不相信是她杀了斯蒂尔格雷夫。但他们认为我肯定知道是谁干的，所以他们不再喜欢我了。”

“那你知道吗，阿米哥？”

“在电话里已经和你说过，我知道。”

她定定地看了我好久，然后说：“我当时在那儿。”她的声音终于有那么点儿冰冷严肃起来。

“事情非常奇怪，真的。那个小妹妹想要看看私人赌场，她从没见过那种场面，报纸上又刊登过——”

“她一直都待在这儿——和你一起？”

“不在我的公寓，阿米哥。我帮她在这附近另找了一间屋子。”

“怪不得她不愿告诉我，”我说，“但我猜你没能找到时间好好调教她。”

她微微蹙起眉头，拿着香烟的手划过半空。我看着烟雾在死气沉沉的空气中升腾萦绕，似乎在写着什么无法言喻的事。

“别胡言乱语，我刚才说了，她想去看看那房子。所以我给他打了个电话，他让我直接过去。我们到的时候，他已经喝得醉醺醺的——我以前从没见他喝醉过。他大笑着，用胳膊搂住小欧法梅，告诉她，那笔酬金她赚得受之无愧。他说有样东西要送给她，然后就从口袋里掏出一个用什么布裹住的钱夹，递给她。等她打开一看，发现钱夹正中央有个洞，洞上残留着血迹。”

“那可真没风度，”我说，“都不配称之为有个性。”

“你不太了解他这个人。”

“确实。继续。”

“小欧法梅拿着钱夹盯着看了半天，然后又瞪着他，她苍白的脸异常平静。接着她就向他道谢，打开皮包准备把钱夹放进去，当时我就想——这气氛可真有点古怪……”

“此处应有尖叫声，故事马上进入高潮，”我说，“我随时准备晕倒在地。”

“但没想到的是，她从皮包里掏出一把手枪——是他给梅维斯的那把，我想，看起来像同一把——”

“我很清楚它长什么样，”我说，“我也算跟它打过交道。”

“她转过身，一枪打死了他，非常戏剧化。”

她把棕褐色香烟放回嘴里，冲着我笑——一种非常诡异而遥远的笑容，仿佛她在思考什么遥远的事情。

“是你逼她向梅维斯·韦尔德认罪的？”我问。她点了点头。

“我猜，你也知道梅维尔肯定不信你的话吧？”

“我可不想自讨没趣。”

“那一千块钱应该不是你给欧法梅的吧，是吗，亲爱的？让她说出她哥哥的地址？那个小女孩，为了一千块钱可是什么都干得出来。”

“这个问题我不予回答。”她颇有自尊地说。

“当然。所以你昨晚要我匆忙开车过去，其实你知道他已经死了，根本没什么可怕的，你拿枪那么舞弄一通，其实也就是演戏而已。”

“我本不想扮演上帝。”她轻声说，“但当时出了事，我知道你一定会想办法把梅维斯救出泥潭，别的人都没法办到。梅维斯下定决心要背这个黑锅。”

“我最好喝上一杯，”我说，“我快撑不住了。”

她跳起来走到小酒柜前，等再回来时，手里拿了两大杯苏格兰威士忌加水。她递给我一杯，然后眼光越过她的杯子，注视我啜着美酒。味道可真棒。我又多喝了一些。她再次一屁股坐回椅子，伸手拿起金色小镊子。

“我把她赶出了房子，”我终于说道，“我说的是梅维斯。她告诉我是她枪杀了斯蒂尔格雷夫，她拿着那把枪，和你给我的那把是一对双胞胎。你可能没留意，你的那把开过火。”

“我对枪知之甚少。”她柔声说。

“当然。我数过里面的子弹，假设枪膛最初装满的话，应该射了两发。奎斯特是被一把点三二口径自动手枪射中两次死掉的。同样的口径，我在那里捡到了空弹壳。”

“‘那里’是哪儿，阿米哥？”

听上去开始有些刺耳——太多的“阿米哥”了，多得让人受不了。

“当然我没法确定是同一把枪，不过看上去值得一试。反正能够混淆视听，让梅维斯有机会喘口气。所以我就把他身上的枪掉了包，将他那把放到吧台后面。他的枪是黑色的点三八，更像他会携带的——如果他的确带枪的话。就算是方格纹路的枪柄都会留下指纹，更不用说是象牙白的，你不可避免会在左侧留下一大串指纹——斯蒂尔格雷夫绝不可能随身带着那种枪。”

她的眼睛圆睁，空洞而迷惘，“恐怕我没太听懂你在说什么。”

“况且，就算他要杀人的话，也一定杀得干脆利落，并确定人已经断气。但这家伙还爬起来走了几步路。”

她的眼中一瞬间闪过了什么东西，又消失了。

“我真想说他还说了几句话，”我继续说，“不过他没有。他的肺里全是血，他就死在我的脚边。在那里。”

“但‘那里’是哪里？你还没告诉我这件事发生在——”

“我还用说吗？”

她啜了两口杯里的酒，面露微笑，然后放下杯子。我接着说：“小欧法梅把她哥哥的地址告诉斯蒂尔格雷夫的时候，你就在现场。”

“噢，对了，当然。”复原得真不错，又利落又干脆。不过她的微笑看上去更加疲惫了。

“只不过，他没去。”我说。

她的香烟停在半空中。但仅此而已，没别的。烟雾朝她的嘴唇缓缓飘去，她优雅地吞吐了几口。

“问题一直在此，”我说，“我都是不愿相信这个最显而易见的现实。斯蒂尔格雷夫就是威皮·莫耶，这一点确凿无疑，对吗？”

“再确凿不过了，而且有证据证明。”

“斯蒂尔格雷夫那家伙改邪归正后，表现得还不错。然后这个斯坦跑来骚扰他，想分得些好处。我只是推测，不过这样也确实能说通。那好，斯坦就得被干掉。但斯蒂尔格雷夫从来不愿卷进杀人案中——而且他从来没被指控过杀人罪名。克利夫兰的警察是不会跑到这儿来抓他的，因为目前没什么悬而未决的案子，他也没有什么别的嫌疑——除了他曾经和黑帮多少有点瓜葛。不过，他必须得解决掉斯坦。所以他故意让自己蹲进监狱，然后通过贿赂狱医溜出来，等杀掉斯坦之后再马上回到牢里。杀人案曝光之后，不管是谁放他出狱，这个人都得赶紧逃之夭夭，并且毁掉所有能证明他曾出狱的记录，因为警察没准会登门盘问。”

“那是当然，阿米哥。”

我拿眼睛瞟她，等着她说两句玩笑话，不过这次没等到。

“故事目前为止还不错，但我们也不能小看了这家伙。他为什么让警察把他关上十天？答案一，他要给自己制造一个不在场证明；答案二，因为他知道，他就是莫耶这件事迟早要被传开，那么何不现在就去坐牢，索性等消息传开之后一了百了？这样一来，不管是黑帮中哪个家伙在这一带被干掉，他们都不会把斯蒂尔格雷夫卷进来，往他头上乱扣罪名。”

“你喜欢这个答案吗，阿米哥？”

“没错。不妨这样想，为什么他偏偏选择在偷溜出监狱、把斯坦干掉的那天到公众场所吃午餐？而且退一步说，就算他这么做了，为什么奎斯特那小子又偏偏刚好在附近晃荡、拍下了那张照片？那时斯坦还活得好好的，所以照片毫无价值，根本算不上什么证据。有人走运我很高兴，但这个运也未免走得太离谱了。再说，就算斯蒂尔格雷夫不知道他被偷拍，至少也知道奎斯特是个什么货色——绝对知道。奎斯特自从丢了工作后——没准还在那之前，就一直缠着他妹妹索要生活费。斯蒂尔格雷夫有她公寓的钥匙，他一定多少了解她这位哥哥的人品行径。由此看来结论很简单，那就是，如果斯蒂尔格雷夫想杀斯坦的话，随便哪个晚上都行，但绝对不可能是那个晚上——就算他原本曾有过这种打算。”

“现在轮到我来问你是谁杀的。”她礼貌地说。

“这人认识斯坦并且和他走得很近；这人已经知道那照片被拍下来，知道斯蒂尔格雷夫是谁，知道梅维斯·韦尔德马上就要大红大紫，知道她和斯蒂尔格雷夫之间的瓜葛将成为她的污点，更重要的是，知道如果斯坦的死被栽赃到斯蒂尔格雷夫身上的话，这个污点就会变得致命；这人还认识奎斯特，去过梅维斯·韦尔德的公寓并在那儿遇见他，给他吃了甜头，而他又是那种受了这种待遇就连自己姓什么都会忘的小子；这人知道那两把白色骨柄点三二口径手枪都登记在斯蒂尔格雷夫名下，虽然他只是买来送给两个女孩的，如果他自己要带枪的话，那肯定不会去登记，这样就不会被追查到他身上。这人还知道——”

“够了！”她的声音像刀子一样刺进我的耳膜，不过既不是惊吓，也算不上生气。“别再说了，求你！我一分钟也受不了了。你给我立马走人！”

我站起来。她向后一靠，喉咙上的动脉跳了一下。她这么高雅，这么神秘，这么致命，什么都碰不了她——甚至法律都不能。

“你为什么杀掉奎斯特？”我问她。

她站起身，走近我，再次露出笑容。

“有两个原因，阿米哥。他疯得不是一星半点，而且到头来一定会杀了我。还有另外一个原因，绝不是——绝对不是——为了钱。我为的是爱。”

我几乎要对着她的脸大笑起来。但我没有。她极度严肃，真是奇观。

“不管一个女人拥有多少爱人，”她柔声说，“总有那么一个，是不能忍受被别的女人抢走的。斯蒂尔格雷夫就是那一个。”

我说不出话，只是深深凝视着她动人的深色眼睛。“我信你。”我最后终于说。

“吻我，阿米哥。”

“老天啊！”

“我不缺男人，阿米哥。可是我心爱的那个男人已经死了。是我杀了他。那个男人必须由我一人独占。”

“那一刻你等了很久吧。”

“我有的是耐心——只要还有希望办成。”

“噢，你这个疯子！”

她露出一个释然、美丽和无比自然的微笑。“而你他妈的对此束手无策，亲爱的。除非你想干净彻底地毁掉梅维斯·韦尔德。”

“昨晚她已经证明，她心甘情愿毁掉自己。”

“如果她不是在演戏的话，”她目光锐利地看着我，然后大笑起来，“这话很伤人，是不是？你已经爱上她了。”

我缓缓说道：“那样可太蠢了。我可以坐在黑暗里，和她四目相对、紧握双手，不过好景又能维持多久呢？过不了一会儿，她就要飘进仙气渺渺的梦幻世界里，穿金戴银，活在泡沫和虚幻之中，成日和人虚情假意。她就不再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只是音轨里的一个声音、银幕上的一张脸庞。我想要的可不只是那些。”

我缓缓地向门口移去，但没把我的背影留给她，倒不是怕背后挨上一枪。我是觉得她更爱我这样——并且拿我也他妈的毫无办法。

开门的时候，我回头望了她一眼。苗条，暗黑，迷人，面露微笑，浑身上下散发着性感的气息，对任何我能想象得到的世界上的道德和法律，都报以彻底的漠视。

她天生就是个尤物。我静静地走出去。当我关上门时，她异常轻柔的声音飘进了我的耳朵。

“亲爱的——我之前真的非常喜欢你，真可惜。”

我关上了门。

35

大堂的电梯门打开时，有个男人正站在那儿等电梯。他又高又瘦，帽子压得很低，遮住了眼睛。今天很暖和，但他穿了件薄大衣，领子竖起。他的下巴使劲往里缩。

“拉加蒂医生。”我轻声说。

他瞥了我一眼，好像不认识的样子。他走进电梯。电梯开动了。

我走向前台，玩命地猛按电铃。松软的大胖子走了出来，站在那里，松垮垮的嘴唇上挂着痛苦的笑容。他的眼神没刚才那么机灵了。

“给我电话。”

他伸手下去拿，把电话放到前台桌面上。我拨了麦迪逊7911，那边传来声音：“警察局。”这里负责紧急事件。

“贝尔西别墅，好莱坞富兰克林大道和吉拉德大道交叉路口。刑事组弗伦奇跟贝福斯警官想要传唤的文森特·拉加蒂医生刚刚上楼去了四一二号公寓。我是菲利普·马洛，私家侦探。”

“富兰克林大道和吉拉德大道交叉路口。请在那里等候。你有武器吗？”

“有。”

“如果他想走的话，拖住他。”

我挂上电话，抹了抹嘴。那个松软的大胖子靠在桌子上，眼睛周围一片惨白。

他们来得挺快——但还不够快。或许我应该阻止他。或许我预感到了他要做什么，还故意让他放手去干。每当心情低落的时候，我就会尽量找理由解释，但这次事件太复杂了。这整件该死的案子就是这样。每当显而易见应该采取行动时，我到最后都不得不停下来，绞尽脑汁地想搞清楚这样会不会影响到我欠了人情的那个人。

他们破门而入后，看到他坐在沙发上，将她抱在胸前。他的目光黯淡，嘴唇上满是血沫——他咬断了自己的舌头。

在她的左乳下方，我以前见过的那把银柄刀深深地插入了火红色的衬衫，刀柄雕刻成了裸女的形状。多洛蕾斯·冈萨雷斯小姐的眼睛半睁着，她的唇边浮着一抹挑逗的笑容，像幽灵般若隐若现。

“希波克拉底的微笑
[1] ，”救护车上的实习医生说，然后叹了口气，“在她脸上看起来不错。”

他又瞟了一眼对面的拉加蒂医生，从他的面容来推断，他是什么也看不见、什么也听不见了。

“依我看，又是一个破碎的美梦。”实习医生说。他弯下腰，合上了她的眼睛。

注释

[1] 指古希腊名医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公元前460—公元前377）形容的一种人在临死前由于肌肉紧缩造成的力竭笑容。

版权信息

书名：简单的谋杀艺术

作者：（美）雷蒙德·钱德勒

译者：董乐山 石蓝

出版社：新星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8-060-1

ISBN：978-7-5133-2984-2

雷蒙德·钱德勒 作品年表

1935～1941 《雨中杀手》（短篇集）

1939 《长眠不醒》

1940 《再见，吾爱》

1942 《高窗》

1943 《湖底女人》

1949 《小妹妹》

1950 《简单的谋杀艺术》（短篇集）

1950 《找麻烦是我的职业》（短篇集）

1953 《漫长的告别》

1958 《重播》

关于钱德勒

阿城

雷蒙德·钱德勒 Raymond Chandler（1888－1959）

我自己当然认定这些文字是应该放到钱德勒的小说之后的。如果你读过侦探小说，便知道我在说什么。

有关侦探小说的文字，有个道德约定，或说是默契，即不可泄露天机。天机泄露，对一般的侦探小说就失去阅读兴趣。天机，也就是答案，是肉身的诱惑，是智力的挑战，是阅读的张力。

不过天机一旦精彩，下一个天机，也就是作者是怎样的一个人，是读者马上想知道的。这是我认定这些文字是应该放到钱德勒的小说之后的原因。现代文论认为作者和作品是应该分开的，即读其文即可，作者怎样，无足论。以作者论其文，或作者论，为昨日旧套。但现代文论恰恰于此忽略了阅读心理的一个微妙机制。这是有意的忽略，因为作者这一因素会破坏现代文论自建的论述逻辑，或不如说，现代文论有其自我保护机制，有洁癖。

但钱德勒是一个例外，因为从上个世纪三十年代以来，不知道钱德勒的小说的读者甚少，更不要说钱德勒小说都翻拍过电影。因此我的这点文字如果被放在前面，亦无不可，天机早已泄露数十年了。我前面的天机说，纯只为照顾心中想象的居然没有读过钱德勒的小说的读者。

雷蒙德·钱德勒（Raymond Thornton Chandler），1888年7月23日生于美国伊利诺州的芝加哥，1959年3月26日逝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拉荷亚（La Jolla）的斯克瑞普斯诊所（Scripps Clinics），死因是酗酒及肺炎。因为他的文稿代理人赫尔加·格林（Helga Greene）与他的秘书琼·弗莱卡丝（Jean Fracasse）兴讼争夺他的遗产，据《钱德勒论文集》的作者弗兰克·麦克桑恩（Frank MacSchane）指出，这导致他的遗体被葬于预留给贫困者的墓地，即南加州圣地艾哥市的希望山公墓（Mount Hope Cemetery）。

钱德勒的父亲是火车工程师，唯酗酒，不知道酗酒遗不遗传，钱德勒成人后亦酗酒。总之钱德勒的父亲遗弃了妻小，钱德勒的母亲带了他移居英国，由钱德勒的做律师的舅舅资助他们。

1900年秋天，12岁的钱德勒考进伦敦的杜维奇学院（Dulwich College）。五年之后，去巴黎学法语。再一年后，去德国学语言。隔年春天回到英国，入英国籍，夏天通过公务员考试，谋得海军的一份工作。这是1907年的事，隔年冬天，钱德勒20岁，他的第一篇诗作The Unknown Love发表。

不过钱德勒一年后辞职，家人震惊。此后两年内，钱德勒试过新闻业，发表过评介，均不成功。

钱德勒向对他不耐烦的舅舅借了一笔钱，说清将来连本带利偿还。1912年，钱德勒返回美国，最后在洛杉矶落脚，做过穿网球拍线及采摘水果的工作。省吃俭用的日子里，据说他只买过一只烟丝荷包给自己做圣诞礼物。之后他修读簿记函授课程，提前完成课程并找到了一份稳定工作。

他开始参加文人沙龙聚会，听音乐、朗诵诗，结识了钢琴家帕斯卡（Julian Pascal）夫妇。

帕斯卡的妻子西西（Cissy Pascal）“性感、世故、机智、自信，集合了所有年轻男子性幻想的必备特质”。西西当过模特儿，好裸身做家事，虽然自称大钱德勒8岁，但对他有致命的吸引力。

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因英国国籍，钱德勒1917年应征进入加拿大军队，抵达英国利物浦，加入皇家空军，之后被送到法国战场。钱德勒后来写道，不用值班时，有时会喝酒喝到眼前发黑。战前的浪漫主义诗人，因世界大战而酗酒。

1918年停战之后，钱德勒重返洛杉矶。西西已与帕斯卡离异。钱德勒的母亲1913年从英国回到美国，此时她反对儿子的欲望，结果，他们在1924年钱德勒母亲死后不久立即结婚，又结果，36岁的钱德勒发现西西不止大他8岁，而是18岁。

钱德勒曾担任过加利福尼亚州斯格纳希尔市（Signal Hill）的德布利石油财团（Debney Oil Sundicate）的副总裁，但因酗酒、旷工及自杀恐吓而被解雇。

钱德勒开始写廉价小说（pulp fiction）。1933年，第一个短篇《勒索者不开枪》（Blackmailers Don't Shoot）被《黑面具》（Black Mask）杂志发表。

钱德勒曾写信给朋友，说他想要寻找“一种雅俗共赏的手法，既有一般人可以思考的程度，又能写出只有艺术小说才能产生的那种力量。”

他做到了。1939年，钱德勒的第一本小说《长眠不醒》（The Big Sleep）出版，大卖。加缪、奥登和奥尼尔都赞赏他。

这之后，钱德勒的小说一路成功。到他去世，留有七部长篇。钱德勒创造了一个硬汉性格的小说角色，侦探马洛（Philip Marlowe）。钱德勒之前的侦探小说，是案件引人，侦探则是超人，例如福尔摩斯，而钱德勒笔下的侦探马洛，突出的是性格，案件，则是为了性格的展开。这种硬汉，引领了至今大部分侦探小说的方向。去年，我们熟悉的村上春树翻译了钱德勒的代表作《漫长的告别》（The Long Goodbye）。《漫长的告别》曾获在世界推理小说界享有极高声誉的爱伦·坡奖。村上版《漫长的告别》首印数为10万册，日本全国1500家书店也闻风办起了“钱德勒读书节”，村上在后记中将《漫长的告别》定义为“准经典小说”，认为钱德勒的作品影响了纯文学。

钱德勒的侦探小说，读者（包括我）会一再阅读它们，全然不管答案早已知道了几十年。

小说成功后，钱德勒做过一阵子好莱坞编剧，与比利·怀尔德（Billy Wilder）一起将詹姆斯·凯恩（James M.Cain）的小说《双重赔偿》（Double Indemnity）剧本化（1944年）；写作了他唯一的原创剧本《蓝色大丽花》（The Blue Dahlia，1946）。钱德勒还曾参与了希区柯克的《火车怪客》剧本，不过他认为希区柯克的故事不像真的。

虽然钱德勒不符合好莱坞的要求，并嘲笑电影对自己小说的改编，但是二战后欧洲的导演和后来的美国导演，都受了钱德勒小说的影响，例如黑色电影（Flim Noir）。在欧洲，法国新浪潮电影用黑色电影的框架创作了最好的故事，比如戈达尔（Jean-Luc Godard）的《断了气》（Breathless，1959）和特吕弗（Francois Truffaut）的《刺杀钢琴师》（Shooting the Piano Player，1960）。

不过生活中的钱德勒并不顺利，1954年，钱德勒正在写《漫长的告别》（The Long Goodbye，1954年爱伦·坡奖最佳长篇小说），西西久病后去世，钱德勒再次陷入酗酒。1955年，钱德勒试图自杀。最终，这篇小文开始写过了，上个世纪，1959年，钱德勒逝世。

1955年，钱德勒的作品被收入权威的《美国文库》中，以侦探小说进入经典文学殿堂的，似只有钱德勒。

1995年，美国推理作家协会请出四位当代顶尖名家，票选150年来最佳作者、最佳侦探。结果雷蒙德·钱德勒与他创造的高贵侦探菲利普·马洛拿下双料冠军。

钱德勒因自己的小说而不死。

简单的谋杀艺术——论述一则

任何形式的小说，都是想写成现实主义的。从现在的眼光来看，老式的小说装腔作势，矫揉造作，几乎到了滑稽可笑的程度，但当初读到它们的人，并不觉得那样。像菲尔丁
[1] 和斯摩莱特
[2] 那样的作家，在现代意义上之所以能显得是现实主义的，乃是因为他们笔下的人物大部分是一些肆无忌惮的角色，其中有不少人能够抢在警察前头两步。但是简·奥斯丁
[3] 所描绘的以乡绅生活为背景的极其拘谨的人物，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也似乎是够现实的。社会上和感情上的这种虚伪风气，今天仍大量存在。只要再放手加上一些附庸风雅的成分，你就可以大致领略到你所订阅的报纸书评栏的调子和俱乐部里读书小组一本正经、愚昧自满的气氛了。畅销书就是他们这种人制造出来的。所谓的畅销书，其实靠的是宣传推广工作，其基础是一种间接的附庸风雅的心理，有批评界的老手打上的印记做保镖，有某些极有势力的幕后集团的精心爱护、不断浇水。这些集团的本业是推销书籍，但是却希望给你一种他们在推广文化的印象。你只要书款稍许迟付了一些，就可以明白他们的旨趣是何等清高了。

基于种种原因，侦探小说很少能够被宣传推广。它写的往往是谋杀案，因此缺少精神高尚的因素。谋杀是个人意志受挫的表现，因此也是整个人类意志受挫的表现，可能含有大量的社会学意义，事实也确实如此。但是谋杀的事人们早已习以为常，已不是什么新闻了。如果疑案小说多少有些现实主义的成分（实际上很少这样），那么就一定是用一种冷眼看分明的态度写的；否则除了精神变态者以外，谁也不会想去写它或读它。谋杀小说那种不管其他闲事，只管解决自己的难题、解答自己的疑问的风格也是令人沮丧的。剩下来就没有什么可讨论的了，除了它是否写得够精彩、可以算得上是好小说，不过为数五十万的读者反正是不懂这个的。鉴定写作的质量，即使对以此为业的人来说，要在对预约销售量不多加注意的情况下做到这一点，也是够难的。

侦探小说（也许我还是这么叫它为好，因为这一行仍以英国写法为主）必须靠慢慢地渗透才能扩大它的读者面。这种情况的存在，而且以后也会这样顽固地存在，乃是事实。原因何在，值得有心人研究，我则没有这样的耐心。我的论点之中，从来就没有侦探小说是一种重要的有意义的艺术形式这一点。世上没有重要的有意义的艺术形式，有的只是艺术，而且也少得可怜。各国人口的增长丝毫没有带来艺术的增长，所增长的只是可以用来生产和包装艺术替代品的熟练手腕。

尽管如此，即使是最老式的侦探小说，也很难写得好。这门艺术中的好作品比好的严肃小说更是少见。二流作品比大多数传读率高的小说寿命要长，很多根本不应该问世的作品就是不肯去世。它们和公园里的雕像同样经久耐磨，而且同样乏味。

对于所谓有识别力的人来说，这是很讨厌的。他们很不喜欢这样的情况：不久前还是深刻重要的作品，如今被放在他们图书馆里标出“去年畅销书”的专门书架上，除了偶尔有个近视的顾客弯下身子看一眼就匆匆走开以外，没有人会走近它们。而老太太们则在疑案小说书架前你推我挤，想抓到一本书名叫《三重谋杀案》或《平奇波特探长探险记》之类的同一年份的作品。他们也很不喜欢这样的情况：在再版书架上，“真正重要的作品”积上了尘土，而《死亡系上了吊裤带》却印行了五万册，甚至十万册，被摆在全国的报摊上，显然不是为了向大家告别。

老实说，我本人对这种情况也不是很满意。我在不假装正经的时候也写写侦探小说。但是这种长生不老的现象，使得竞争实在有点太激烈。要是高等物理学领域每年有三百篇论文发表，另外还有好几千篇各种形式的论文也已准备就绪，放在那里，有人阅读，那么即使是爱因斯坦也是没有多大用武之地的。

海明威不知在什么地方说过，优秀的作家只同死者竞争。优秀的侦探小说作家（这种人毕竟有几个）则不仅要同所有没有被埋葬的死者，还要同大批大批活着的人竞争。而且，这种竞争几乎是在同等条件下展开的，因为这种写作的特点之一是，吸引读者阅读这种作品的因素，永远不会过时。那个主人公的领带可能有些老式了，那个探长老头儿可能是坐双轮马车而不是警笛嘶鸣的流线型汽车来的，但是他到了现场以后，所做的事仍是像过去那样核对时间，寻找烧焦的纸片，研究是谁踩踏了书房窗户下长得好好的草莓花圃。

但是，我对这件事产生兴趣，是出于一个不那么自私的动机。我觉得，在这种庞大规模的基础之上写作侦探小说，而它们的作者眼前能得到的报酬却如此微薄，他们对批评界的赞誉的需要又几乎是零，这项工作如果还苛求什么才能的话，那是无法办到的。在这个意义上，批评家的瞠目结舌和出版商的推销次货是完全合乎逻辑的。中等水平的侦探小说大概不比中等水平的小说坏，但是你是从来也看不到中等水平的小说的，因为它们得不到出版。而中等水平的——或者更好一些的——侦探小说却可以得到出版。不仅如此，它们还成批地被卖给了外借图书的图书馆，有人阅读。甚至有少数痴迷者，他们按两元钱的正式零售价格购买这些书，因为它们是新书，封面上还有一具死尸的图片。

奇怪的是，这种中等水平、十分平庸而又枯燥无味的小说，完全是不现实的和机械的作品，同那些被称为这门艺术之杰作的作品，并没有太多的不同。只是它们的情节更拖沓一些，对话更平淡一些，人物的刻画更呆板一些，噱弄读者的手法更加明显一些而已，但货色却是一样的。而好小说则跟坏小说截然不同，它写的完全是不一样的事情。好的侦探小说和坏的侦探小说写的却完全是同样的事情，而且写法很相像（这其中有一定的原因，而原因之中又有原因。要找原因，总是有的）。

我认为，写作传统的或典型的或单纯推理的或逻辑推理的侦探小说，其主要的困难是，要写得十全十美，必须具备各种各样的条件，而这些条件不会为一个人同时具备。那个头脑冷静、善于构思的人，不一定能塑造生动的角色，写出尖锐的对白，掌握步步紧扣的节奏，恰到好处地利用所观察到的细节。那个不苟言笑、擅长逻辑推理的人，制造出来的气氛却不比一块绘画板好到哪儿去。那个注重科学的私家侦探尽管有个非常漂亮的新式实验室，但是抱歉的是我记不起他的脸孔来。能够为你写一篇生动如画、丰富多彩的散文的那个家伙，却不屑花工夫去逐个推理无懈可击的作案时不在现场的证据，因为这项工作实在吃力。

冷门知识的大师从心理学上来说是生活在有裙撑的裙子的时代
[4] 。如果你对陶器工艺和埃及针织艺术的基本知识什么都知道，那么你就会对警察一点也不了解。如果你知道白金不到华氏二千八百度左右不会自行熔解，那么你就不会知道二十世纪的人如何做爱。如果你对战前法国滨海胜地的悠闲生活有足够的了解，且把那儿定为你的故事发生的地点，那么你就不会知道两小粒可以一起吞下的安眠药不仅杀不死一个人——甚至不能使他入睡，只要他不想睡的话。

每个侦探小说作家都会犯错误，当然，没有一个对错误有自知之明。柯南·道尔所犯的错误使他有的故事根本不能成立，但是他是个拓荒者，而夏洛克·福尔摩斯毕竟主要意味着一种态度和几十行令人难忘的对白。真正让我泄气的是霍华德·海克拉夫特
[5] 先生（在他的《供解闷的谋杀案》一书中）所定义的侦探小说黄金时代的女士们和先生们。这个时代并不遥远。按照海克拉夫特先生的划分，它始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止于一九三○年左右。实际上，这个时代延续至今。所有已出版的侦探小说中，有三分之二到四分之三的作品仍信奉着这一时代的巨人所创造、所改进、所完善，并且将其作为逻辑推理的问题兜售给世人的公式。

这话说得有些严厉，但不要吃惊。这只是说说而已。我们不妨再看一看这个文学门类中的一部得意之作，一部被公认为掌握了噱弄读者而没有欺骗读者的艺术的杰作。这部作品叫《红房子疑案》，是A.A.米尔恩
[6] 写的，亚历山大·伍尔科特
[7] （真是个爱夸大其词的人）将其誉为“三部空前绝后的最佳疑案小说之一”。这样的赞誉之词轻易是不说出口的。这本书出版于一九二二年，不过没有什么时间性，完全可以拿来在一九三九年七月出版，或者稍加修改，拿来在上星期出版。它一共再版了十三次，用原来的开本印行了大约十六年。以别的作品而论，这种情况很少出现，不管它属于哪种类型。这本书读起来很轻松，像《笨拙》
[8] 杂志一样文笔风趣，行文流畅，给人造成一种错觉，好像作者写起来像表面看上去的那样自如，其实不然。

它讲的是马克·阿勃莱特在他的朋友面前冒充他的弟弟罗伯特的故事。马克是红房子的主人。这是一座典型的英国乡间宅邸，花草遍地，大门口还有一所看门人的小屋。他的秘书鼓励、怂恿他冒充自己的弟弟，因为如果他冒充成功，他的秘书就要下手杀害他。红房子一带的人谁也没有见过罗伯特，他去澳大利亚已有十五年，他们只知道他有不务正业的浪荡公子的名声。有一封罗伯特寄来的信曾经被谈起过（但从来没有被拿出来过），信上说他要来了。马克已作了暗示：这不会是件愉快的事。一天下午，传说中的那个罗伯特来了，向两个佣人表明了自己的身份，被带到了书房里，马克（根据后来传讯时的证词）跟着进去了。接着，罗伯特就被发现躺在地板上死了，脸部有个弹孔，马克当然就此销声匿迹。警察闻讯赶来，怀疑凶手一定是马克，把尸体搬走，进行调查，接着进行传讯。

米尔恩是意识到了一个非常困难的障碍的，他竭力想越过它。既然马克一扮作罗伯特出现，他的秘书就要杀害他，那么冒充的事就必须继续下去，瞒过警察。而且既然红房子一带的人都很熟知马克，伪装就很必要。因此，马克的胡子被剃去了，他的手被弄得很粗糙（根据证词——“不是一个老爷的指甲修剪整齐的手”），用了粗哑的嗓音，做出粗野的举止。

但这还不够。警察要查验尸体、尸体所穿的衣服和口袋里所有的东西，因此这所有的一切都不能使人想到马克头上去。因此，米尔恩想方设法拼命要使人相信这样的动机：马克是个极其自负的表演家，他想把这个角色演得非常彻底，甚至伪装到了袜子和内衣上（秘书把制造厂家的商标都拆了下来），就像一个江湖演员为了演好奥赛罗把全身都涂黑了一样。如果故事能在读者那里得售（销售记录证明一定是得售了），米尔恩估计它就站得住脚了。但是不论这个故事的结构是多么单薄，它是作为逻辑推理问题被提供给读者的。

如果不是逻辑推理问题，那么它就什么都不是了，因为别的什么它都算不上。如果情节牵强，你甚至不能把它当作一部轻松的小说来读，因为它没有故事。如果逻辑推理问题中没有真实情况和能自圆其说的因素，它就不成其为逻辑推理问题。如果逻辑是个错觉，那么就没有东西可以推理。如果冒充身份所必须具备的条件一告诉读者就冒充不成，那么整个事情就是弄虚作假的——不是有意地弄虚作假，因为米尔恩如果知道他会遇到什么困难，他就不会写这个故事了。他所遇到的是一些致命的问题，他连其中一个也没有考虑过。不经意的读者显然也是如此，他们喜欢这个故事，因此愿意相信它。但是不能要求读者都知道生活的现实，作家才是这方面的专家。这位作家所忽略的有下面这几点：

1．验尸官召集陪审团举行正式传讯，但对尸体没有提出法律上合格的身份证明。一般大城市里的验尸官对于一具无法验明身份的尸体也是会举行传讯的，只要这种传讯的记录具有价值或可能具有价值（火灾、惨祸、谋杀的证据，等等）。但这里并不存在这种理由，也没有人认明尸体。有两个证人说，该人自称罗伯特·阿勃莱特。这仅仅是假定，只有在没有出现与此相矛盾的证据的情况下才有效。验明身份是传讯的前提。即使死了以后，一个人也有拥有自己身份的权利。只要以人力办得到，验尸官就要保证实现这种权利，否则就是玩忽职守。

2. 既然马克·阿勃莱特已经失踪，而且有杀人嫌疑，不能为自己辩护，那么就有必要找到他在谋杀案发生前后的动向的证据（还有他身上是否有钱可以逃跑）。然而这种证据都是与谋杀案最相关的人提供的，没有旁证。在没有被证实之前，这就必然是不可信的。

3. 警方通过直接调查，发现罗伯特·阿勃莱特在他家乡的村子里名声不佳。那里一定有人认识他，但没有任何这样的人被带到法庭上接受讯问（故事在这一点上站不住脚）。

4. 警方知道，罗伯特此来有威胁的成分在内。这与谋杀案有关，这一点他们势必知道。但是他们没有设法调查罗伯特在澳大利亚的情况，也没有去弄清楚他在那里名声如何，有什么人缘关系，甚至是不是真的到英国来了，是同谁一起来的（要是他们调查一下，就会早就发现他死了已有三年了）。

5. 警方的医生检查了尸体，发现胡子是刚刚被刮掉的（露出的皮肤未经日晒），粗糙的手是不自然的，而且身体是一个久居寒带、生活优越的有钱人的身体。而罗伯特却是一个粗人，在澳大利亚生活了十五年。医生所得知的情况就是这样，他不可能没有发现尸体的情况与此相矛盾。

6. 衣服来历不明，口袋空空如也，商标都被拆掉了。但是穿着这衣服的人总有个身份。由此完全可以断定，他不是他自称的那个人。但警方对这可疑之处没有采取任何行动，甚至从来没有想到这是可疑的。

7. 有一个人失踪了，他是本地的一位著名人士，太平间里的一具尸体很像他。警方不可能在一开始就排除掉失踪的人就是这个死人的可能性。没有比证明这一点更容易的事了。他们根本没有想到这一点，令人难以置信。这是为了使警察显得是傻瓜笨蛋，好让一个鲁莽冒失的业余侦探拿出一个假的答案来一鸣惊人。

这个案件中的侦探是个漫不经心的业余侦探，一个名叫安东尼·吉林汉的小伙子，目光炯炯，满腔热情，在伦敦有一所舒服的小公寓，气度有点自命不凡。他担任这项工作并不是为了赚钱，但是碰到本地警察忘了带笔记本的情况，他总是会在场为你效劳。英国警察似乎颇能容忍他，他们一贯有这种好脾气。但是我一想到要是他落到我所在的城市的警察手里，我就不寒而栗。

这门艺术中有的是比这还要说不通的例子。在《特伦特的最后一案》
[9] （常常被称为“完美无缺的侦探小说”）中，你得接受这样的前提：一个稍一皱眉就会使华尔街瑟瑟发抖的国际金融巨头，为了把自己的秘书送上绞刑架而策划自己的死亡，而那个秘书被逼得走投无路时竟能保持高贵的缄默，也许是他身上的伊顿学风使然
[10] 。我认识的国际金融巨头很少，但是我想这本小说的作者（如果可能认识的话）所认识的就一定更少了。

另外有一个例子，是弗里曼·威尔斯·克罗夫茨
[11] （他在不太想入非非的时候，是他们中间最稳健的一个）写的，其中的凶手依靠化妆之助，在时间上作千钧一发的安排，采取非常巧妙的躲闪行动，冒充了刚被他杀死的人，因此能在远离作案场所的地方复活出现。多萝西·塞耶斯
[12] 也有一个例子：有一个人深夜在自己的屋子里被谋杀了，谋杀的方法是用一种机械操作的重物把他压死。这种方法之所以能成功，是因为他总是在这个时候打开收音机，总是站在收音机前的同一位置，总是俯身弯腰到这个距离。要是他的位置稍许朝前或错后一些，那么观众就要“退票”了。这就是俗话所说的老天爷帮了忙。一个谋杀犯如果需要老天爷帮这么大的忙，他就一定是选错了行业。

阿加莎·克里斯蒂写过一个故事
[13] ，主角是那个谈话用直译过来的小学生法语的聪明过人的比利时人赫尔克里·波洛先生。在这个故事里，波洛先生像通常那样用他的“小小灰色细胞”
[14] 忙碌一阵子后得出结论，说卧车车厢里没有一个人有可能单独行凶，因此人人都参与其间，把整个过程分解为一系列的简单动作，就像装配一只打蛋器一样。这种类型的故事保证可以使脑筋最灵活的人也拍案叫绝，只有傻瓜才猜得到。

这些作家和他们这一派的其他作家设置过比这好得多的结构。可能在什么地方，有一个真正经得起严密考察，读起来一定很有趣的故事，哪怕不得不翻回到第四十七页，再记清楚那个花匠师傅是在什么时候把赢得头奖的香水月季移栽到花盆里的。这种故事没有什么新鲜的东西，也没有什么陈旧的东西。我提到的一些例子都是英国的，只是因为权威人士（如果够得上被称为权威人士的话）似乎觉得英国作家在这老一套方面略胜一筹，而美国作家（甚至菲洛·凡斯
[15] 的塑造者，而他大概可以算是侦探小说中最愚蠢的角色了）只够得上乙组的水平。

这种典型的侦探小说既没有学到什么东西，也没有忘记什么东西。这是你几乎每个星期都可以从大型的漂亮的杂志中找到的，有生动的插图，对处女的爱情和正当的奢侈品都予以应有的尊重。可能故事进展稍微加快了一些，对白稍微油滑了一些。要的酒更多的是冰镇的代基里鸡尾酒，不再是陈年葡萄酒。衣服是《时尚》式的，室内装饰是《美丽家庭》式的。一切都显得更加时髦了，但不一定更加真实。我们有更多的时间泡在迈阿密海滩的旅馆里和科德海角的避暑胜地，不再到伊丽莎白女王时代的花园里久经风雨吹打的日晷旁散步了。

但是细心圈定一群嫌疑犯的手法，基本上还是相同的。还有，正当波丁顿·波斯尔威特三世的夫人在十五位各色各样的客人面前，以降了半个音阶的嗓音唱《拉克美》的《钟声歌》的高音部分时，竟有人用硬邦邦的白金匕首刺了她一刀，这一妙招是怎么做到的，完全使人无法理解，这基本上也相同。还有，身穿镶着毛皮边的睡衣的天真姑娘半夜里尖声惊叫，大伙儿惊得都在屋里跑进跑出，乱成一团，具体的时间便再也无法被交代清楚了，这基本上也相同。还有，第二天大家都戴着圆顶小礼帽，坐在一起喝新加坡鸡尾酒，个个情绪不好，讲话时刺来刺去，而那个笨蛋警察却爬来爬去在波斯地毯下寻找线索，这基本上也相同。

我个人倒是喜欢英国的写法。它不那么一碰就碎。一般来说，里面的人物成天干的事就是穿衣服、喝酒。背景有真实感，好像契斯凯克宅邸确实存在，不仅仅是镜头中所见。在山坡上有更多的长时间散步。从人物的举止来看，他们不会表现得像是刚通过米高梅影片公司的考试。英国作家也许不是世界上最优秀的作家，但他们至少是最优秀的沉闷作家，无人可以与他们相比。

所有这些故事，都可以用一句很简单的话来概括：从思想上来说，它们谈不上是个难题；从艺术上来说，它们谈不上是小说。它们都是闭门造车的结果，对世界上的事情太无知了。它们要保持诚实，但诚实是一种艺术。蹩脚作家不诚实，但自己并不会意识到这一点。比较好的作家可能不诚实，因为他不知道在什么事情上应该诚实。他以为一个复杂的谋杀案能使懒惰的读者迷惑，一定也能使警方迷惑。他以为懒惰的读者不会去一一详记细节，殊不知警方的本职工作却是不放过细节。

将双脚跷在办公桌上的弟兄们知道，世界上最容易被侦破的谋杀案是有人机关算尽、自以为万无一失而犯下的谋杀案。让他们真正伤脑筋的是案发前两分钟才动念头犯下的谋杀案。但是，如果侦探小说的作者要写这种真正发生的谋杀案，他们就得写一写实际生活的真实气息。由于他们做不到这一点，他们就自称他们所写的就是应该那样写的。这是想当然——他们中间的佼佼者是知道这一点的。

多萝西·塞耶斯在《犯罪选集》第一卷的前言中写道：“它（侦探小说）达不到，而且永远也达不到文学造诣的最高水平。”她在别的地方还表示，这是因为侦探小说是一种“遁世文学”，不是“言志文学”。我不知道什么才算是文学造诣的最高水平；埃斯库罗斯和莎士比亚固然不知道，塞耶斯女士恐怕也不知道。如果其他条件相等（这一点永远都做不到），那么一个比较有力的主题一定会有比较好的成绩。但是有一些写上帝的书非常沉闷，而写怎样不失诚实地谋生的书却相当精彩。关键的问题总是，这是谁写的和他有什么可以拿来写的。

至于“言志文学”和“遁世文学”，这都是批评家的行话，他们爱用这种抽象的字眼，好像其中有具体的含义一样。凡是用活力写的东西都表现了这种活力；没有沉闷的题材，只有沉闷的脑袋。凡是读书的人，都是想从中寻求某种逃避的；关于梦的性质可以有不同的意见，但是梦所产生的逃避效应却是生理需要。所有的人有时都必须从他们隐秘思想的死气沉沉的循环中逃出来。这是有思想的动物的生活内容的一部分，是他们有别于三趾树獭
[16] 的地方之一。后者显然是（不过谁也没有绝对把握）很自得其乐地倒悬在树枝之下，甚至连瓦尔特·李普曼
[17] 的政论也不读。我并不特别鼓吹阅读侦探小说是理想的遁世方法。我只是说，凡是为消遣而读书都属于遁世，不论读的是希腊文，还是数学、天文学、克罗齐
[18] 的美学，还是《被遗忘的人的日记》。否则你在文化上就是假充内行，而在生活艺术上则是个幼稚的孩子。

我觉得多萝西·塞耶斯女士并不是因为这些考虑而尝试作出无用的批评的。

我认为她心中真正感到不安的是，她慢慢地明白，她那种侦探小说已经成了一种枯燥的公式，甚至不能满足它自己的条件。这是二流文学，因为它写的不是可以作为一流文学的素材的东西。如果它开始关乎真实的人（她有这种能力，她笔下的次要人物可以做证），那么为了符合情节要求和矫揉造作的布局，这些真实的人马上就要做不真实的事。他们一做不真实的事，他们自己也就不再真实了。他们变成了木偶、机械的情人、纸糊的恶棍和侦探，什么都很细致讲究，个个都彬彬有礼。

对于这些人物道具，唯一能够感到满意的作家是那种不知现实为何物的作家。多萝西·塞耶斯自己的小说表明，她对这老一套是感到讨厌的。这些小说中具有侦探小说特质的部分是它们最弱的部分，而最出色的部分却是可以删掉而又不影响“逻辑推理”问题的部分。然而她又不能让、也不愿意让她的角色有自己的思想，让他们制造自己的疑案。如果那么做的话，所需要的就是比她自己简单得多和直接得多的头脑了。

《漫长的周末》
[19] 是一部记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十年中英国的社会生活和世态的极其出色的著作。罗伯特·格雷夫斯和阿兰·霍奇在这部著作中也谈到了侦探小说。这两位作家像黄金时代的装饰品一样，是地道的英国人，他们写到的这个时代里的这些侦探小说作家几乎像世界上任何其他作家一样遐迩闻名。他们的各种作品的销量以百万计，被译成十多种文字。就是这些作家固定了形式，确定了规则，成立了著名的侦探小说俱乐部。这个俱乐部是英国疑案小说的庙堂神殿，会员名单中几乎有自柯南·道尔以来的每一位重要的侦探小说作家的名字。

但是格雷夫斯和霍奇认为，在这一整个时期，只有一个一流作家写过侦探小说。那是一位美国作家，名叫达希尔·哈米特
[20] 。不管是不是老派的，格雷夫斯和霍奇绝不是古板守旧的二流作家鉴赏家。他们能够看到世界的潮流，而且能够看到他们那个时代的侦探小说所不能看到的。他们知道有创见和有能力写出真实的小说的作家是不会写出不真实的作品的。

哈米特到底是怎样一个具有独创性的作家，这无关紧要。这一点即使很重要，现在也很难断定。他是他们一派作家中间的一个，也是唯一赢得批评界赏识的一个，不过不是唯一写现实主义疑案小说或作出这类尝试的一个。任何文学运动都是如此，总有一个人被选出来代表整个运动，他标志着该运动的顶峰。哈米特是个一流的表演家，但是他的作品中没有什么东西在海明威的早期长短篇小说中没有出现过。

然而，海明威除了从德莱塞
[21] 、林·拉德纳
[22] 、卡尔·桑德堡
[23] 、舍伍德·安德森
[24] 及他本人那里学习到一些东西以外，很可能从哈米特那里也学习到了一些东西。相当长的一个时期以来，一直有人在做这样的尝试：对小说的语言和素材进行彻底的革命，使之返璞归真。这可能是从诗歌开始的；几乎什么事情都是从诗歌开始的。你甚至可以将其追溯至瓦尔特·惠特曼
[25] 。但是哈米持把这应用到侦探小说上面去了；由于英国式的斯文和美国式的假斯文的重压，这很难推动。

哈米特是否有什么明确的艺术目的，对此我很怀疑。他只不过是想通过写作一些他有第一手材料的东西谋生糊口罢了。有的是他杜撰出来的，所有作家都是如此，但他有事实根据，是按照真实的东西杜撰的。而英国侦探小说作家所知道的唯一的现实乃是苏别顿
[26] 和博格诺里吉斯
[27] 两地的讲话口音。如果他们写到王侯爵爷和威尼斯古花瓶，他们并不是根据自己的切身经验来写的，就像好莱坞的著名人士对于挂在他位于贝莱尔
[28] 的别墅墙上的法国现代派名画，或他当茶几用的齐本德尔
[29] 古董木凳很无知一样。哈米特把谋杀案从威尼斯古花瓶中搬出来，放到了穷街陋巷里，它不用长久地待在那里，但是能够尽可能同艾米莉·波斯特心目中一个有教养的小姐应该怎样啃鸡翅膀的想法离得远一些，这不失为一个好主意。

哈米特从一开始（而且几乎一直到最后）就是为那些对人生抱积极进取态度的人写作的。他们不怕事物的阴暗面，因为他们就生活在那里。暴力并不会使他们害怕，因为暴力就出现在他们所处的街头。哈米特把谋杀案还给了有杀人理由的人，不仅仅是提供一具尸体而已；还给了手头有凶器的人，这种凶器不是手工铸造的决斗手枪、毒箭、热带鱼。他把这些人物如实地形诸笔墨，他们的谈话和思想所用的语言就是他们平常用来谈话和思想的语言。

他有风格，但他的读者不知道，因为他所用的语言一般人认为不可能会如此讲究。他们以为他写的只是一出有血有肉的紧张好戏，所用的语言就是他们自己所说的语言。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确实如此，但远远不仅如此。所有的语言都是从说话开始的，而且是从普通人的说话开始的，但是一发展到成为文学手段，它就只在外表上看上去像说话了。哈米特的风格要说坏就坏在几乎像一页《享乐主义者马利乌斯》
[30] 一样形式化，但要说好就好在几乎什么都能表达。这种风格不是属于哈米特一个人的，也不是属于任何一个人的，这是美国语言（而且也不再是纯粹的美国语言了）。我认为他用这种风格能够表达他本来不知道怎么表达或感到有必要表达的话。在他的手里，这种风格没有什么联想，没有什么回声，除了远远的一座小山以外，唤不起什么形象。

有人说哈米特没有心肠，但是他自己最看重的一部小说却是写朋友之间的义气的。他往往着墨不多、用字简练、感情不外露，但他一次又一次地做了只有最优秀的作家才能做到的事。他写出来的场面似乎是以前从来没有人写过的。

尽管有这种种特点，他并没有破坏正规的侦探小说。没有人能够做到这一点：大规模生产要求有一种可以大规模生产的形式。创作现实主义作品需要太多的才能、太多的知识、太多的意识。哈米特可能在这里把它放松了一些，在那里又使它尖锐了一些。毫无疑问，除了最愚蠢和最浮夸的作家以外，谁都比以前更意识到了他们自己的矫揉造作。他用事实证明了侦探小说的创作可以成为严肃的写作。《马耳他之鹰》可能是，也可能不是一部天才作品，但是能成就这样一部作品的艺术，“依此类推”，没有理由成就不了任何别的作品。一部侦探小说一旦能够写得这么好，只有学究式的人物才会不承认它能写得更好。

哈米特还有一个功劳，他使得写侦探小说成了一件乐事，而不是煞费脑筋搜集琐碎的线索。没有他，很可能就没有像珀西瓦尔·怀尔德
[31] 的《传讯》那样设想巧妙的地域性疑案小说，或者像雷蒙德·波斯特盖特
[32] 的《十二人的判决》那样有力的讽刺作品，或者像肯尼思·费林
[33] 的《思想匕首》那样充满模棱两可的言论的智慧之作，或者像唐纳德·亨德森的《波林先生买报》那样美化凶手的悲喜剧，或者像理查德·塞尔
[34] 的《拉扎勒斯第七号》那样的好莱坞式闹剧。

现实主义的风格很容易被糟蹋：由于草率行事，由于缺少意识，由于不能缩小作家的表达愿望与表达能力之间的距离。现实主义的风格很容易被伪造：残暴并不是力量，俏皮并不是机智，充满刺激的文章可以像平淡的文章一样令人厌倦；跟水性杨花的金发女孩打情骂俏这种场景如果由一个年轻的色鬼来描写，他除了一心只想描写这种打情骂俏以外别无其他目的，他写出来的很可能是非常沉闷的东西。这样的情况已屡见不鲜。因此，如果一部侦探小说里有一个角色开口说了一声“Yeah”，作者就不自觉地成了哈米特的模仿者了。

但是仍旧有不少人认为，哈米特写的根本不是侦探小说，他写出来的只不过是关于穷街陋巷的赤裸裸的纪事，他在其中随便放进了一些疑案的成分，就像在马提尼鸡尾酒中放进一枚橄榄一样。有这种看法的都是一些大惊小怪的老太太（应该说两种性别的人都有，或者说根本没有性别之分，而且几乎各种年龄的人都有），她们喜欢谋杀案带有郁金香的香味，不喜欢有人提醒她们：谋杀是一件无限残忍的事，即使凶手有时候看上去像个花花公子，或者大学教授，或者头发花白、和蔼慈祥的老太太。

也有少数拥护正规的或典型的疑案小说的人被吓怕了，他们认为要是小说中没有提出一个正式的、明确的难题，环绕着它布置好贴有整齐标签的线索，那就谈不上是部侦探小说。例如，他们会指出，在读《马耳他之鹰》时，没有人会关心到底是谁杀了斯佩德的同伙阿切（这是这个故事中唯一正式的难题），因为读者一直在忙着想别的事情。但是在《玻璃钥匙》中，读者不断被提醒，到底是谁杀了泰勒·亨利，造成的效果完全相同——这是一种充满动作、计谋、矛盾的目的和逐步突出人物性格的效果，反正侦探小说要写的也仅此而已，其余的都是在客厅里练习耐心的游戏。

但是在我看来，这一切（加上哈米特）还很不够。写谋杀小说的现实主义作家所描写的世界中，歹徒可能统治城市，甚至国家。在那里，旅馆、公寓、有名的酒楼餐厅的老板是靠开妓院发财的，电影明星可能是盗匪的眼线，大厅里那个彬彬有礼的人可能是掌管彩票生意的老板。在这个世界里，法官藏有一地窖的私酒，却可能会因一个人口袋里有一瓶酒而送他进监牢；你家乡的市长可能会为了到手的钱财而对谋杀案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入夜之后无人敢在街上行走，因为法律和治安是句空话，从来没有得到过执行。在这个世界里，你很可能在光天化日之下见到有人拦路抢劫，明明看清楚了是谁在作案，但是你会马上躲开，混到人群中去，不愿出来告发，因为抢劫的人可能有朋友为他报复，或者警方可能不喜欢你出庭做证。不管怎样，为被告辩护的恶讼师可以在法庭上对你百般侮辱，因为陪审团里都是他们挑选的低能儿。有党派背景的法官对此除了敷衍一下，不会加以干涉。

这个世界可不是一个香气扑鼻的世界，而是你生活其间的世界。有些心如铁石、冷眼旁观的作家就能够从中找到非常有趣，甚至有意思的材料。一个人遭到了杀害并没有什么意思，有意思的是杀他不是为了什么了不起的原因，他的死是我们所谓的社会文明的印记。所有这一切，仍旧不够。

凡是可以称为艺术的东西，其中都有补救赎罪的因素。如果这是“高调悲剧”的话，则可能是纯粹的悲剧。它也可能是怜悯和讽刺，也可能是强人的粗声大笑。但是总得有个人到这些穷街陋巷去——一个自己并不卑鄙，也无污点或者并不胆怯的人。这种故事里的侦探必须是这样的一个人：他是英雄，他是一切。他必须是个完整的人、普通的人，却是一个不平常的人。用一种老掉牙的话来讲，他必须是个重视声誉的人——凭本能出发，从必然出发，不假思索，更不用将其挂在嘴上。他必须是他的世界中最优秀的人，对其他世界来说也是够好的。我对他的私生活并不怎么在意，他既不是个阉人，也不是个圣人；我想他可能会诱奸一位公爵夫人，但是我敢说他不会糟蹋一个处女。他只要在某个方面是重视声誉的人，那么在其他所有方面也是个重视声誉的人。

他相对来说是个穷人，否则他就不会当侦探了。他是个普通人，否则他就不可能走到普通人中间去。他爱惜自己的声誉，否则他就不会知道自己干的是什么工作。他不会无故受人钱财，也不会受了侮辱而不予以应有的报复。他是个孤独的人，他有自尊心，你必须待之以礼，否则下次见到他时就会后悔莫及。他说话同他同时代的人一样，那就是出语辛辣诙谐，富有幽默感，厌恶弄虚作假，蔑视卑鄙小气。

故事就是关于这个人为了寻找隐藏的真相而进行的冒险，如果不是发生在这个擅长冒险的人身上，则也不成其为冒险了。他的知识之广令你吃惊，但这是理应属于他的，因为这属于他所生活的世界。如果有足够多的像他那样的人存在，我想这个世界就会是一个可以过太平日子的地方，但是又不免过于沉闷单调，不值得在那里过日子了。

（董乐山 译）

注释

[1] 菲尔丁（Henry Fielding，1707—1754），英国戏剧家、小说家，著有《汤姆·琼斯》（The History of Tom Jones, a Foundling）、《约瑟夫·安德鲁斯》（The History of the Adventures of Joseph Andrews）等作品。

[2] 斯摩莱特（Tobias Smollett，1721—1771），英国小说家，著有《蓝登记》（The Adventures of Roderick Random）、《汉弗莱·克林克历险记》（The Expedition of Humphrey Clinker）等作品。

[3] 简·奥斯丁（Jane Austin，1775—1817），英国女作家，著有《理智与情感》（Sense and Sensibility）、《傲慢与偏见》（Pride and Prejudice）等作品。

[4] 指十八、十九世纪。

[5] 霍华德·海克拉夫特（Howard Haycraft，1905—1991），美国推理小说评论家，《供解闷的谋杀案》（Murder for Pleasure）是他的代表作。

[6] A.A.米尔恩（A.A.Milne，1882—1996），英国小说家，小熊维尼系列小说的作者。《红房子疑案》（The Red House Mystery）是他写的唯一的侦探小说。

[7] 亚历山大·伍尔科特（Alexander Woollcott，1887—1943），美国戏剧评论家。

[8] 《笨拙》（Punch），英国政治漫画类杂志。

[9] 《特伦特的最后一案》（Trent's Last Case），英国小说家E.C.本特利（E.C.Bentley）的作品。

[10] 伊顿公学（Eton College）是英国最著名的贵族子弟中学。

[11] 弗里曼·威尔斯·克罗夫茨（Freeman Wills Crofts，1879—1957），英国侦探小说作家，被称为“不在场证明大师”。

[12] 多萝西·塞耶斯（Dorothy Sayers，1893—1957），英国女侦探小说作家。

[13] 指《东方快车谋杀案》（Murder On the Orient Express）。

[14] “小小灰色细胞”（little gray cells），指波洛的脑子。

[15] 菲洛·凡斯（Philo Vance），美国侦探小说作家范·达因（S.S. Van Dine）笔下的侦探人物。

[16] 三趾树獭（three-toed sloth），南美洲等地区的一种哺乳动物，栖于森林，行动迟缓。

[17] 瓦尔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n，1889—1974），美国专栏作家、政论家。

[18] 克罗齐（Bendetto Croce，1866—1952），意大利哲学家、历史学家，新黑格尔主义的主要代表之一。

[19] 《漫长的周末》（The Long Weekend），英国诗人、小说家罗伯特·格雷夫斯（Robert Graves）和英国作家阿兰·霍奇（Alan Hodge）所著的一部社会史作品。

[20] 达希尔·哈米特（Dashiell Hammett，1894—1961），硬汉派侦探小说代表作家，著有《马耳他之鹰》（The Maltese Falcon）、《玻璃钥匙》（The Glass Key）等。

[21] 德莱塞（Theadore Dreiser，1871—1945），美国小说家，善于描写日常生活，反映美国人以物质主义为核心的价值观。

[22] 林·拉德纳（Ring Lardner，1885—1933），美国体育新闻记者、幽默作家。为他赢得文学声誉的主要是他的短篇小说，共一百三十篇左右，它们刻画了众多逼真的美国生活场景和人物肖像。

[23] 卡尔·桑德堡（Carl Sandburg，1878—1967），美国诗人、传记作家。

[24] 舍伍德·安德森（Sherwood Anderson，1876—1941），美国作家。

[25] 瓦尔特·惠特曼（Walt Whitman，1819—1892），美国著名诗人。

[26] 苏别顿（Surbiton），英国萨里郡的一个小城。

[27] 博格诺里吉斯（Bognor Regis），英国南部小镇。

[28] 贝莱尔（Bel-Air），好莱坞豪宅区。

[29] 齐本德尔（Thomas Chippendale，1718—1799），英国家具设计师。

[30] 《享乐主义者马利乌斯》（Marius the Epicurean），英国批评家、散文家瓦尔特·佩特（Walter Horatio Pater）的作品。

[31] 珀西瓦尔·怀尔德（Percival Wilde，1887—1953），美国剧作家。

[32] 雷蒙德·波斯特盖特（Raymond Postgate，1896—1971），英国政论家、社会史学家、侦探小说作家。

[33] 肯尼思·费林（Kenneth Fearing，1902—1961），美国诗人、作家。

[34] 理查德·塞尔（Richard Sale，1911—1993），美国剧作家、导演。

西班牙血盟

1

大约翰·马斯特斯块头很大，身体臃肿，长相油滑。青蓝色的下巴光秃滑溜。粗大的手指上，每个关节都是凹窝。褐色的头发从额际直直地被梳到脑后。他穿着酒红色的有明口袋的西装、淡褐色的丝质衬衫，系着酒红色的领带。他唇间又粗又圆的褐色雪茄上，有一圈一圈红色和金色的细线。

他皱皱鼻子，又瞄了一下他的牌，强忍住笑容，说：“继续给我发牌吧，戴夫——可别给我发张‘市政厅’啊！”

一张“4”和一张“2”被亮了出来。戴夫·奥耶隔着桌子严肃地看看这两张牌，又看看自己手上抓的牌。他又高又瘦，长长的脸上颧骨分明，头发是湿漉漉的沙子的颜色。他将一叠牌平放在掌心，慢慢地翻开最上面的那张，将其掷过桌面。那是一张黑桃女王。

大约翰·马斯特斯嘴巴张得老大，不停地晃着雪茄，咯咯地笑了起来。

“给钱吧，戴夫！总算有一次女王做对了。”他兴奋地掀开底牌，是一张“5”。

戴夫·奥耶礼貌地笑笑，一动也没动。一声压抑的电话铃声响起了。他坐在一扇高高的尖顶窗旁，窗户边缘装饰着长长的丝绒帘子，电话就在帘子的后面。他拿出嘴里的香烟，把它小心地搁在牌桌旁小几上的烟灰缸的边缘，伸手到帘子后去拿电话。

他以冷淡、几近呢喃的声音对着话筒说话，然后听对方讲了好一会儿的话。绿色的眼睛里没有一丁点儿变化，狭长的脸上也没有露出一丝情绪的波动。马斯特斯则焦躁不安，用力咬着雪茄。

过了许久，奥耶开口了：“好的，你会有我们的消息的。”他把话筒搁到底座上，把电话放回帘子后面。

他又把香烟拿起来，捏捏耳垂。马斯特斯骂出了声：“搞什么鬼？你怎么了？给我十块钱。”

奥耶冷冷地笑笑，往椅背上一靠，伸手端起饮料啜了一口，又将饮料放下来，咬着香烟说话。他所有的动作都很缓慢、沉着，一副心不在焉的模样。他说：“约翰，我们可是一对聪明人？”

“是啊！这整个城市都归我们了，但这对我打牌可没什么帮助。”

“离选举还有两个月，不是吗，约翰？”

马斯特斯紧绷着脸看着他，从口袋里掏出一支新的雪茄塞进嘴里。

“那又怎么样？”

“如果我们最难缠的对手出了事——我是说现在，那到底是不是好主意？”

“呃？”马斯特斯扬起他那浓密的眉毛，似乎整张脸都得给眉毛施加推力。他想了想，一副心不甘情不愿的样子，“那可糟糕透了——如果他们没有立刻逮到杀人的家伙。该死，选民会猜测是我们干的。”

“约翰，你说的是谋杀哩！”奥耶耐心地说，“我可没提什么谋杀的事。”

马斯特斯放松扬起的眉毛，把从鼻孔里探出来的一根粗硬的黑色鼻毛连根拔起：“那就有屁快放！”奥耶笑了笑，吐了一口烟圈，看着烟圈飘离、分散成缕缕烟雾。

“我刚接了一个电话。”他的声音非常轻柔，“多尼根·马尔死了。”

马斯特斯缓缓地移动，整个身子慢慢地移向牌桌，大半个身子趴在桌面上。身体无法再向前移动时，下巴接着往前凸出，直到下腭的肌肉拉伸得像粗硬的铁丝。

“噢？”他喘着粗气说，“噢？”

奥耶点点头，异常冷静：“你没说错，约翰，确实是谋杀。大概就在半个小时之前，在他的办公室里。不知道是谁干的——现在还不知道。”

马斯特斯幅度很大地耸耸肩，身子往后一靠，带着一种看上去很愚蠢的表情环顾四周，又突然大笑起来。他的笑声如炮声一样，轰隆轰隆地从只有两人坐着的塔楼一般的小房间传到后面极为宽敞的客厅，在深黑色的家具形成的迷宫里回荡。客厅里的立式台灯多得足以照亮一条大街，墙壁上挂着两排镶嵌在巨大的金色画框里的油画。

奥耶静静地坐着。他把香烟慢慢地在烟灰缸里拧灭，直到最后一点火星消失，只留下一层厚厚的污黑的残渍。他挥挥纤细的手指上的烟灰，等待着。

马斯特斯打住笑声，一如爆发出笑声一样突兀，房间里顿时悄然无声。他看起来很疲累，在他的大脸上抹了一把。

“我们必须采取行动，戴夫。”他安静地说，“我差点儿忘了。我们必须赶紧处理这件事情，这是炸药。”

奥耶又把手伸到帘子后面，把电话拿出来，推到对面纸牌散乱的桌上。

“嗯——我们知道应该怎么办，对吗？”他冷静地说。

大约翰·马斯特斯暗淡无光的眼睛里闪现了一丝狡黠的亮光。他舔舔嘴唇，伸出大手抓起电话。

“是的，”他嘟囔道，“我们都知道，戴夫。这个我们怎么会不知道——”

他用粗大的手指拨着号码，那手指差点儿戳不进转盘上的那些孔里。

2

即使在那种时候，多尼根·马尔的脸看起来都很冷静、整洁、从容。他穿着淡灰色的法兰绒西装。头发和西装一样是淡灰色的，全部往后梳。脸显得健康、年轻。前额的皮肤苍白，他站起来时，头发应该就是垂在那儿的；其他部分的皮肤都被晒黑了。

他背靠在一张镶着软垫的蓝色办公椅上。一支熄灭了的雪茄从边缘有一只铜制灰狗的烟灰缸里伸了出来。他的左手挂在椅子的左边，右手松松垮垮地握着一支枪，搁在书桌上。阳光透过他背后的大窗户射进来，修剪整齐的指甲对着阳光闪闪发亮。

血渗到了背心的左半边，使得那一块灰色法兰绒几乎成了黑色。他确实死了，死了有些时候了。

一个肤色黝黑、身材修长、沉默寡言的高个子男人靠着一个褐色的桃花心木文件柜，目不转睛地盯着死者。他的手放在整洁的蓝色哔叽西装的口袋里，一顶草帽歪戴在脑袋上。但是从他的眼睛和紧闭的嘴唇来看，他可一点儿也不显得轻松、闲适。

一个棕黄色头发、身材高大的人正在蓝色的地毯上摸索着。他弯着腰，声音粗重地说：“山姆，没有弹壳。”

肤色黝黑的高个子没有移动，没有开口。另外的这个人站了起来，打了个哈欠，看着椅子上的人。

“该死，真是糟透了。再过两个月就要举行选举了。好家伙，这不是想让某个人难堪吗？”

肤色黝黑的人缓缓地说：“我们一起上的学，以前是死党。我们同时疯狂地爱上了一个女孩。他赢了，可是我们还是好朋友——我们三个。他向来都是好孩子……可能有些聪明过头了。”

棕黄色头发的人绕着房间走着，没碰任何东西。他弯下腰，闻闻桌上的枪，摇摇头，说：“没用过——这一支。”他皱皱鼻子，使劲地吸了吸空气：“有空调设备。顶上有三层楼。还有隔音设备，高级玩意儿。他们告诉我这整栋建筑都是电焊的，没有一个铆钉。听说过吗，山姆？”

肤色黝黑的人缓缓地摇摇头。

“不知道当时助手在哪儿？”棕黄色头发的家伙继续说下去，“像他这种大人物，身边一定不止有一个女孩。”

肤色黝黑的人又摇了摇头：“我猜就那么一个。她出去吃午饭了。他喜欢独来独往，皮特。他和黄鼠狼一样机警，在今后的几年里有可能掌管整个城市。”

棕黄色头发的家伙现在站在书桌后面，几乎靠在死者的肩膀上了。他低头看着一个皮革封底、纸张呈黄色的约会记事本，缓缓地说：“有个叫伊姆利的家伙应该在十二点十五分来这儿。这是本子上记录的唯一的约会。”

他看看腕上那块便宜的手表：“一点半。已经过去很长时间了。伊姆利是谁？……噢，等等！有个助理检察官叫伊姆利，替马斯特斯和奥耶那帮人竞选法官。你猜——”

从门上传来了清晰的敲门声。办公室太长，两人得想一下才能弄明白应该开三扇门中的哪一扇。然后，棕黄色头发的那个走向距离最远的那扇门，回过头说：“大概是法医处的人。把这事透露给你最喜欢的新闻记者，你肯定会被解雇。我没说错吧？”

肤色黝黑的人没有回答。他慢条斯理地移向书桌，身子往前稍微倾斜，轻轻地对死者说话。

“多尼，再见了。放心走吧！我会料理好事情的，我会照顾贝尔的。”

办公室尽头的门被打开了，一个精神抖擞的人拿着一个袋子走进来。他沿着蓝色的地毯快步走到书桌前，把袋子放在桌上。棕黄色头发的人对着一张张探出来的脸砰地把门关上，踱回书桌旁。

精神抖擞的人侧着脑袋查看尸体。“两个洞。”他咕哝着说，“看来像点三二口径的——挺厉害的子弹。接近心脏，但没碰到心脏。他一定很快就死了，前后有一两分钟吧！”

肤色黝黑的人发出了表示厌烦的声音，他走到窗边，背对着房间望向窗外，看着高楼的顶端和淡蓝色的天空。棕黄色头发的人看着法医掀开死者一只眼睛的眼皮。他说：“希望指纹专家会来。我想用一下电话。这个伊姆利——”

肤色黝黑的人微微转过头，脸上带着呆滞的笑容：“用吧！这件事不会成为什么秘密。”

“噢，这我可不敢说。”从法医处来的人说，他弯曲着手腕，用手背去碰死者的脸，“可能不是你想象的那么有该死的政治意味，德拉杰拉。他真是个英俊的死人。”

棕黄色头发的人小心翼翼地用手帕抓起电话，接着又用手帕把话筒拿下、拨号码，将话筒放到耳边。

过了一会儿，他点了一下下巴，说：“我是皮特·马库斯。去把探长叫醒。”他打了个哈欠，继续等候，然后换了一种口气说：“马库斯和德拉杰拉向您报告，探长。我们在多尼根·马尔的办公室。指纹专家、摄影师都还没来……噢？……什么都不要动，等局长来？……好的……对，他在这里。”

肤色黝黑的人转过身，站在电话旁的人向他招招手：“来接电话吧，老西班牙人。”

山姆·德拉杰拉接过话筒，根本不管被小心地包在话筒上的手帕，听着对方讲话。他的脸色变得很难看，只听他平静地说：“我当然认识他——但我没和他睡过觉……这里除了他的秘书，一个女孩子，没有其他的人。她打电话报的警。记事本上有个名字——伊姆利，他们在十二点十五分有个约会。没有，我们什么都没碰过……没有……好的，马上办。”

他慢慢地放下话筒，电话被挂断的声音轻得几乎听不见。他原本停在话筒上的手突然重重地落在身旁。他的声音非常低沉。

“皮特，我被调开了。你负责全场，等候德鲁局长来。谁都不准进来，不管他是白人、黑人还是切罗基印第安人。”

“他们为什么把你调走？”棕黄色头发的人愤愤不平地吼着。

“不知道，是命令。”德拉杰拉语调平淡。

法医处的人停止了填写表格，好奇地看着德拉杰拉，斜睨的眼神非常犀利。

德拉杰拉穿过办公室，从一扇隔间门走了出去。外面是一间较小的办公室，有一部分被隔成了接待室，里面有一组皮沙发和摆着杂志的茶几。接待台内有一张打字桌、一个保险柜、一些文件柜。一个身材娇小、皮肤黝黑的女孩低着头坐在桌旁，将脸埋在手帕里。她的帽子歪斜地戴在头上。她的肩膀不停地颤抖，那重浊的抽泣声就像粗重的喘气声。

德拉杰拉拍拍她的肩膀。她抬头看着他，满脸泪水，嘴巴也变了形。他低头朝她笑笑，和善地说：“你打电话给马尔太太了吗？”

她点点头，没说话，身子因为抽泣又抖动了一下。他又拍拍她的肩膀，在她旁边站了一会儿才走出去。他嘴巴紧闭，黑眼睛里闪着阴冷的光芒。

3

在德尼夫巷弯曲、狭窄的水泥小道远远的尽头，矗立着一栋英国式的大房子。草坪上的草长得相当茂盛，曲折的石径几乎是隐藏在草丛中。前门顶上是山形墙，墙上爬满了常春藤。树木紧紧地环绕着屋子，使它看上去有些幽暗阴森。

德尼夫巷所有的房子都有这种刻意设计出来的不引人注意的风格。但遮掩住车道和车库的高高的树篱都经过细心的修剪，好像法国卷毛狗，而草坪对面一大片金黄和火红的唐菖蒲也没有一丝阴森或神秘的感觉。

德拉杰拉从淡褐色的凯迪拉克敞篷旅行车中走出来。车子的型号很老，又笨又脏，绷得紧紧的帆布盖在车子后部，形成了一个车篷。他戴着亚麻质地的白色帽子、深色眼镜，换掉了蓝色哔叽西装，穿着灰色外出服和一件带拉链的短夹克。

他看起来不太像警察。他在多尼根·马尔的办公室里看起来也不太像警察。他沿着石径慢慢地往前走，碰了碰房子前门上的铜环，没有敲门。他按了按旁边几乎隐藏在常春藤里的门铃。

这是一个漫长的等待过程。天气温暖舒适，蜜蜂在充满生机的草上嗡嗡作响，从远处传来割草机呼呼的响声。

门缓缓地开了，一张黑脸探出来，眼睛盯着他。这是一张长长的悲伤的黑脸，浅紫色的脂粉上泪痕斑斑，她勉强地露出了笑容。一个难过的声音说：“您好，山姆先生。见到您真好。”

德拉杰拉摘下帽子，取下墨镜的手在身旁晃着：“你好，米妮。很抱歉。我得见见马尔太太。”

“当然。快进来，山姆先生。”

女仆闪到一旁。他踏进铺着地砖的阴暗的过道，问道：“还没有记者来吗？”

女孩缓缓地摇摇头。她那双温顺的褐色眼睛显得很茫然，眼神呆滞，这是因为受到惊吓的缘故。

“还没有人来……她刚回来，一句话也没说，只是站在日光浴室里，但那儿没有阳光。”

德拉杰拉点点头，说：“米妮，别对任何人说。他们正想办法捂住这件事情，尤其不想让它上报。”

“啊，一定不会说的，山姆先生。绝不会说的。”

德拉杰拉朝她笑笑，踮着脚尖沿着铺着地砖的过道无声无息地走到房子后面，拐入另一个样子相同的过道，它和进门处的过道形成一个直角。他敲敲一扇门，没有人回应。他转动门把手，走进一个狭长的房间。房间里尽管有许多窗户，但还是很阴暗，因为外面靠近窗户的地方长着树木，枝叶紧贴着玻璃，有些窗户还被长长的印花窗帘遮住了。

房间中央那个身材高挑的女郎没有抬眼看他。她一动也不动地站在那儿，眼睛盯着窗户，身体僵硬，双手在两侧紧握成拳头。

室内所有的光线好像都聚集在了她红褐色的头发上，在她冷艳的脸庞四周形成了柔和的光晕。她穿着剪裁时髦、带有明口袋的蓝色丝绒西服套装。一条蓝边白手帕从胸前的口袋里露出来，叠得很整齐，好像玩世不恭的男子的手帕。

德拉杰拉等候着，让眼睛习惯室内的阴暗。过了一会儿，女郎打破了沉默，声音低沉沙哑。

“呃……他们把他打垮了，山姆。他们终于得手了。他真的这么招人恨吗？”

德拉杰拉轻声说：“他从事的行业很险恶，贝尔。我想他自己虽然尽可能洁身自好，可是树大招风，不可避免地会树立敌人。”

她缓缓转过头，盯着他。光线在她的发际流转，金光在其间闪烁。她的眼睛很有神采，出奇的蓝。她的声音有些颤抖：“山姆，谁杀了他？他们有什么想法吗？”

德拉杰拉慢慢地点点头，坐到一张藤椅上，在双膝之间晃动着帽子和眼镜。

“是的，我们大概知道是谁干的。一个叫伊姆利的人，地方检察官办公室的助理。”

“天啊！”女郎喘着粗气，“这个烂城市到底要变成什么样？”

德拉杰拉用平淡的语调继续说：“是这样的——如果你真的想知道……”

“我当然想知道，山姆。不管我在哪里，他的眼睛就在墙上瞪着我，要我做点儿什么。他对我很好，山姆。我们当然有我们的烦恼，但是……那不算什么。”

德拉杰拉说：“这个伊姆利的靠山是马斯特斯、奥耶那帮人，他想竞选法官。他和他们经常在一起寻欢作乐。他好像在和一个叫斯特拉·拉莫特的夜总会的女人厮混，不知怎么回事，他们在醉得不省人事、浑身光溜溜的时候被拍了照片。多尼拿到了照片，贝尔，就放在他书桌的抽屉里。根据他桌上的记事本上的记录，他和伊姆利在十二点十五分有个约会。我们猜他们吵了一架，伊姆利干掉了他。”

“山姆，你找到那些照片了？”女郎非常平静地问。

他摇摇头，鄙夷地笑笑：“没有。如果我找到了的话，大概会把它们丢掉。德鲁局长发现了照片——就在我被命令停止调查这个案件之后。”

她的头猛地转向他，富有神采的蓝眼睛睁得大大的：“停止调查案件？你——多尼的朋友？”

“是啊！别大惊小怪。贝尔，我是警察，好歹得服从命令。”

她没说话，不再看他。过了一会儿，他说：“我想拿着你们在普马湖度假屋的钥匙上那儿看看，看有没有什么证据。多尼在那儿召开过会议。”

她脸上的表情发生了变化，那几乎是一种鄙夷的神色了。她的声音异常空洞：“我去拿。但你在那儿什么也不会找到。假如你是在帮他们找多尼的劣迹——好让他们替伊姆利这个家伙洗清罪行……”

他露出一个淡淡的笑容，缓缓地摇摇头，眼神显得非常深沉、忧伤。

“傻子，你在讲疯话。如果我要做那种事，我会先把警徽交出去的。”

“是吗？”她从他的身边走过，出了房间。她离开后，他相当安静地坐在那儿，眼神空洞地望着墙壁，一脸委屈的表情。他轻轻地咒骂着，但没出声。

女郎回来了，走到他身旁，朝他伸出手，东西当啷一声掉进他的手掌。

“钥匙，警察。”

德拉杰拉站起身，把钥匙放进口袋，面无表情。贝尔·马尔走到桌旁，用指甲用力刮着一个珐琅盒，接着从里面拿出一根香烟。她背对着他说：“我说过你不会有什么好运气的。你现在只知道他勒索别人，这可太糟糕了。”

德拉杰拉缓缓地吐了口气，站了一会儿，然后转过身。“好了。”他轻声说。他的声音现在已经相当轻松了，好像今天过得不错，好像没有人被杀。

走到门边，他又回过头来：“我回来后再来看你，贝尔，那时你也许心情会好一些。”

她没有搭腔，没有移动，低着头，拿着未点燃的香烟的手僵硬地停在嘴前方。过了一会儿，德拉杰拉继续说下去：“你应该知道我对多尼的感情，我们就像兄弟一样。我——我听说你和他相处得不太好……我很高兴这些闲话错得离谱。但是别怪罪自己了，贝尔。没什么可怪罪的——尤其是在我面前。”

他等了几秒钟，盯着她的后背。她仍然一动也不动，一言不发，他便出去了。

4

一条狭窄、崎岖的小路从高速公路旁分了出去，沿着湖上面的山丘边缘向前延伸。松树林间到处都有度假屋露出屋顶。山腰上有一个棚子，德拉杰拉把灰扑扑的凯迪拉克停在棚下，来到一条狭窄的小径上，向下朝水边走去。

湖水呈深蓝色，但很浅。两三条独木舟漂在湖面上，远方靠近转弯处传来马达嘟嘟的声音。两排茂盛的灌木丛中间的小道上满是松针，他沿着小道往前走，绕过一个树桩，过了一座小小的木桥，来到马尔的度假屋前。

木屋是用劈成两半的原木盖成的，靠湖的一边有个宽敞的门廊，看起来非常孤单、空寂。桥下涌出的泉水在屋旁转了一个弯。门廊的一端连接着一块块大石板，水流在其间穿行而过。春天水位增高时，石板会被淹没。

德拉杰拉走上木头台阶，从口袋里掏出钥匙，打开前门上沉重的锁，然后在门廊上站了一会儿。进屋前，他点燃了一根香烟。远离了城市的喧嚣嘈杂，这儿显得异常宁静、清凉、洁净、舒适。一只山雀停在树桩上，啄着翅膀。远远的湖面上有人在弹四弦琴。他走进了木屋。

他看到了一些积满灰尘的鹿角，一张上面散乱地摊着杂志的粗糙的大桌子，一台装电池的老式收音机，一个箱形留声机，留声机旁散放着一叠唱片。在用石头砌成的壁炉旁有一张桌子，上面放着一些尚未清洗的高脚杯，旁边有半瓶威士忌。一辆车沿着山间小路往上攀爬，停在了不远的某处。德拉杰拉皱着眉头环顾四周，低声说：“车子抛锚了。”他有一种挫败感。这一点儿意义也没有，像多尼根·马尔这样的人是不会把任何重要的东西留在山间小屋里的。

他查看了两间卧室。一间比较简陋，里面的两张床像是临时搭成的；另一间布置得比较讲究，有一张铺好了的床，一件俗气的女式睡衣横摊在床上，看起来不像是贝尔·马尔的。

屋后的小厨房里有一个煤油炉和一个烧柴的炉子。他用另一把钥匙打开后门，踏出和地面相连的门廊。门廊旁有一大堆柴火，砍柴的木桩上有一把双刃斧头。

然后他看见了苍蝇。

屋旁有一条栈道通向下方的木棚。一道阳光穿过树木的枝丫，照在栈道上。阳光中，一大群苍蝇挤在一些褐色的、黏腻的东西上你争我夺，不肯退让一步。德拉杰拉弯下腰，伸出手摸摸黏腻的地方，然后闻闻手指。他一脸惊讶，肌肉紧绷。

在稍远处的阴影里，在木棚的门外，还有一摊比较小的褐色的东西。他很快拿出口袋里的钥匙，找出开启木棚大挂锁的那把，然后用力推开门。

里面有一大堆随意堆放的柴火——都是未劈开的粗粗的原木。德拉杰拉开始把粗大的原木抛到一旁。

在把许多木头挪开之后，他才能伸手抓住两个套着棉线袜子的冰冷僵硬的脚踝，并把死人拖到光线底下。

这是一个瘦瘦的男人，中等个子，穿着剪裁考究的粗纹西装，整洁的鞋子擦得油亮，上面沾上了一些灰尘。他已经没有脸了。确切地说，在可怕的击打下，他已经面目难辨，脑袋裂开，血和脑浆跟稀疏的灰褐色头发和在了一起。

德拉杰拉快速直起身子，走回木屋，来到客厅放着半瓶威士忌的桌子旁。他拔出瓶塞，就着瓶口喝了一口，等了一会儿，又接着喝。

他大声说：“嗬！”威士忌像鞭子一样抽打着他的神经，他不停地发抖。

他回到木棚，再次弯下腰时，听到一辆汽车在某处发动，他的身子一下子僵住了。引擎的声音越来越大，然后又消退了，接着是一片沉寂。德拉杰拉耸耸肩，翻查死者的口袋。空无一物。其中一个原来可能有洗衣店的标签，已经被剪去了。外套里层口袋上的裁缝店标签也被剪去了，只留下一些乱糟糟的缝线。

尸体硬邦邦的，这人可能已经死了二十四个小时了，不会超过这个时间。脸上的血凝固成厚厚的一层，但尚未完全变干。

德拉杰拉在他旁边蹲了一会儿，看着亮晶晶的普马湖和远处一艘独木舟闪闪发光的桨。然后他又走进木棚，想找到一截沾满血迹的粗重的木头，但没有收获。他回到木屋里，来到屋前的门廊上，缓步走到门廊的尽头，眼睛盯着下面的悬崖，然后是泉水里的大石板。

“对了。”他轻声说。

两块石头上聚集了苍蝇——很多的苍蝇，他先前没有注意到。悬崖大约有三十英尺深，如果一个人径直摔下去，足以脑袋开花。

他坐在一块大石头上，抽了几分钟烟，没有挪动。他一脸沉思的表情，黑眼睛显得幽深遥远，嘴角露出冷峻的、稍带讽刺意味的笑容。

最后，他安静地折回屋内，出了后门，把死人拖回木棚，随意地盖上木头，又锁上了木棚和度假屋的门，沿着狭窄、陡峭的小径向山间道路和他的车走去。

当他驾车离开时已经六点半了，可是阳光依然灿烂。

5

一个老旧的商店柜台被放在路边的啤酒屋里当作吧台，吧台前有三张矮矮的凳子。德拉杰拉坐在靠门的那张凳子上，看着空了的啤酒杯内的泡沫。酒保是个皮肤黝黑、穿着罩衫的孩子，眼神羞涩，头发平直，有些口吃。他说：“我——我再——再——给你——你一杯——杯吗，先生？”

德拉杰拉摇摇头，从凳子上站起来。“小子，很糟糕的啤酒，”他沮丧地说，“跟汽车旅馆里的金发女郎一样乏味。”

“波——波特——拉酒——酒厂的，先生。应该是最——最好的。”

“嘿，最差的。你自己喝吧！你有营业执照吗？再见了，小子。”

他走到纱门边，往外看着被灿烂的阳光晒着的公路，公路上的影子拉得很长。远处靠近公路的地方有一处围着白篱笆、铺着碎石的停车场，里面停了两辆车：德拉杰拉的老凯迪拉克和一辆破旧的、灰头土脸的福特车。一个高高瘦瘦的、穿着黄褐色马裤的人正站在凯迪拉克旁打量着车。

德拉杰拉掏出一个大烟斗，从带拉链的烟草袋里拿出烟草将烟斗填了五分满，缓缓地、谨慎地点燃，将火柴弹到角落里。然后，他挺了挺身子，盯着纱门外面。

高高瘦瘦的家伙掀开盖着德拉杰拉车子后部的帆布，将它往后卷起一些，站在那儿低头注视着下方。

德拉杰拉轻轻推开纱门，拖着懒散的步子穿过公路。他的脚跟在碎石上弄出了声响，但那个瘦瘦的家伙并没有转身。德拉杰拉走到了他身旁。

“我注意到你跟在我后面。”他迟疑地说，“玩什么把戏呢？”

那人转过身，一点儿也不慌乱。他长着一张长长的、让人不舒服的脸，眼睛是海草那样的颜色。他的外套敞开着，一只手架在左臀上，外套也被连带地掀到了后面，一个磨损得很厉害的枪柄从腰间的枪套里露了出来——是科尔特型号的。

他上下打量着德拉杰拉，露出一丝邪恶的笑容。

“这是你的车？”

“你以为呢？”

瘦瘦的家伙把外套又往后拉了拉，露出了口袋上的青铜徽章。

“老兄，我是托卢卡县的狩猎管理员。我想这可不是什么猎鹿的季节，更不是猎雌鹿的季节。”

德拉杰拉慢慢垂下眼帘，弯下腰看看被帆布盖着的车子后部。一只幼鹿的尸体躺在一堆破烂的东西上，旁边有一支来复枪。动物那已经没有生机的温驯的眼睛好像正盯着他，眼神里还有一种温和的斥责意味；那纤细的脖子上的血迹已经变干了。

德拉杰拉直起身子，轻轻地说：“真他妈的可爱。”

“有狩猎执照吗？”

“我不打猎的。”德拉杰拉说。

“这对你可没什么帮助。我看到你有一支来复枪。”

“我是警察。”

“噢——警察，是吗？你有警徽吗？”

“我有。”

德拉杰拉伸手探进胸前的口袋，拿出警徽在袖子上擦一擦，放在掌心。瘦削的狩猎管理员瞪着徽章，舔了舔嘴唇。

“刑事警官，嗯？城市警察。”他脸上的表情变得冷淡、疏远起来，“好吧，警官。我们得开着你的这辆破车滑下那个长坡，大概有十英里远。等一下我再搭便车回来。”

德拉杰拉收起徽章，小心翼翼地敲了敲烟斗，把掉出来的烟灰和残渣踩进碎石里，然后把帆布重新展开。

“盗猎？”他神情严肃地问。

“盗猎，警官。”

“走吧！”

他坐到凯迪拉克的方向盘后面。瘦瘦的管理员绕到另一边，上了车，坐在他旁边。德拉杰拉发动车子，掉了个头，开上了公路平滑的水泥路面。远处的山谷一片迷茫，更远处，一些巨大的山峰耸立在天边。德拉杰拉让车子缓缓地滑行着，一副从容不迫的样子。两人都直直地盯着前面，一言不发。

过了很久，德拉杰拉说：“我不知道普马湖一带有鹿。我最远只跑到那里。”

“那旁边有个保护区，警官，”管理员冷静地说，他的眼睛透过灰扑扑的挡风玻璃盯着前面，“是托卢卡县森林的一部分——你不会不知道这个吧？”

德拉杰拉说：“我想我是不知道。我这一辈子还没射杀过一只鹿。警察的工作还没把我锻炼得那么冷酷。”

管理员笑了笑，没说什么。公路穿过了一个凹谷，公路的右边出现了一道峭壁。一些小小的峡谷开始向左边的山丘延伸，有些峡谷中有陡峭的小路半掩在杂草中，路面上有车轮的印迹。

德拉杰拉用力猛打方向盘，突然让车子转向左边，冲入一块满是干草的红壤空地，踩住了刹车。车胎直滑动，车身左摇右晃。随着一声尖厉的叫声，车子像个醉汉似的停下来了。

管理员被狠狠地甩向右边，然后又往前冲向挡风玻璃。他一边咒骂，一边坐直身子，右手从身前横过要去掏枪套里的枪。

德拉杰拉抓住那细瘦而有力的手腕，猛地朝它主人的身体扭去。管理员被晒黑了的脸顿时发白，正在枪套上摸索的左手也放松了。他的声音干涩、沮丧。

“警察，你把事情越弄越糟糕了。我在盐泉接到别人的电话举报，对方描述了你的车的样子，告诉我你在哪里，说车里有只死鹿。我——”

德拉杰拉略略放松了他的手腕，扒开他腰间的枪套，抽出那支科尔特手枪，把它丢出车外。

“滚出去，乡巴佬！去搭你说过的便车吧！怎么了——你没办法靠薪水过日子了吗？你自己在普马湖栽的赃，你他妈的想骗谁？”

管理员缓缓地下了车，一脸茫然地站在地上，下巴松松垮垮的。

“算你厉害。”他喃喃地说，“你会后悔的，警察。我发誓我会去告你一状的。”

德拉杰拉滑过车座，从右边的车门下了车。他站到管理员身边，慢条斯理地说：“老兄，也许我弄错了。也许真的有人向你通风报信，但也许这就是你干的。”

他把雌鹿的尸体从车上拖下来，放在地上，眼睛盯着管理员。这个瘦瘦的男人没有移动，也没有试图把扔在十英尺开外的地上的枪捡回来。他那海草色的眼睛显得呆滞、冷淡。

德拉杰拉回到凯迪拉克上，踩下油门，发动引擎，把车倒回到公路上。管理员仍站在那儿一动也不动。

凯迪拉克一颠一颠地沿着山坡飞快地向前驶去，最终消失在视线之外。等车子走得相当远了，管理员捡起枪，将它放回枪套，又把鹿尸拖到草丛后面，然后回到公路上，向坡顶走去。

6

肯渥西公寓接待处的小姐说：“警官，这个人打了三次电话找你，可是他不肯留下电话号码。一位女士打电话找过你两次，名字和电话号码都没有留下。”

德拉杰拉从她手上接过三张纸条，读着上面的名字“乔伊·基尔”和三个不同的时间。他拿起两封信，碰碰帽子朝接待台后的女孩致意，然后走进自动电梯，乘到四楼。他走入狭窄、安静的走廊，用钥匙打开一扇门。他没有开灯，径直走到宽大的落地窗前，打开窗户，站在那里看着漆黑的夜空、闪烁的霓虹灯、两个街区外欧特嘉大道上明亮刺眼的街灯。

他点燃一根香烟，一动也不动地站在那儿抽了半截，他的脸在黑暗中拉得很长，显得非常困惑。他终于离开窗户边，走进一间小卧室，打开一盏台灯，把衣服脱光，走到淋浴头下冲洗。接着，他拿毛巾擦干身子，穿上干净的内衣，走进小厨房调了杯酒。他啜着酒，又抽了一根香烟，穿好了衣服。他正往身上套枪套时，客厅的电话响了。

打电话的人是贝尔·马尔。她的声音沙哑模糊，好像哭了几个小时一样。

“真高兴找到你了，山姆。我——我不是故意那样说话的。我惊惶失措，又头昏脑涨，心里一团乱麻。你明白的，对吗，山姆？”

“当然，傻瓜。”德拉杰拉说，“别在意了。不管怎样，你那样说也是有道理的。我刚从普马湖回来。我想我去那儿只是自找麻烦。”

“我现在只有你了，山姆。你不会让他们伤害你吧，不会吧？”

“谁？”

“你明知故问。我不是笨蛋，山姆。我知道这是阴谋，一个恶毒的政治阴谋，他们设计好专门用来除掉他的。”

德拉杰拉紧紧抓着话筒，他觉得嘴巴僵硬，不听使唤，好一阵都说不出话来。然后他说：“贝尔，事情可能就像我们看到的那样。为了那些照片发生了争吵。毕竟多尼有权利告诉那种人退出竞选。那不是勒索……你知道他手上有枪。”

“山姆，可以的话，就来看我吧！”她的声音流露出一种往日的情愫，带着渴望。

他轻拍着桌面，又开始犹豫，说：“当然……最近有谁在什么时候去过普马湖？我是说去度假屋。”

“我不知道。我整整一年没去过那儿了。他去……都是独自一人。他可能和别人约好在那儿会面。我不知道。”

他含含糊糊说了一些话，过了一会儿便道了“再见”挂断了电话。他瞪着书桌上方的墙壁，眼睛亮了起来，那是一种冷峻的光芒。他的整张脸都紧绷着，显得坚定不移。

他回到卧室去拿外套和草帽，出门前抓起那三张写着“乔伊·基尔”这个名字的电话便签纸，将它们撕成碎片，在烟灰缸里烧掉。

7

大块头、棕黄色头发的皮特·马库斯侧着身子坐在一张杂乱的办公桌旁。这是一间简陋的办公室，室内有两张这样靠着两面相对的墙壁的办公桌。另一张办公桌干净整洁，桌上有一个带缟玛瑙笔架的吸墨垫，一个黄铜小日历，一个被当作烟灰缸用的鲍鱼壳。

窗边立着一张直背椅，椅背的顶端有一个看起来像箭靶一样的圆圆的枕垫突出来。马库斯左手抓着一把笔，正将它们朝枕垫投去，就像一个墨西哥掷刀人。他一副心不在焉的样子，也没使出多少投掷技巧来。

门开了，德拉杰拉走了进来。他关上门，靠在上面，面无表情地看着马库斯。长着棕黄色头发的人嘎吱转动了一下椅子，又让椅子抵着办公桌倾斜着。他用宽宽的拇指指甲搔搔下巴。

“嘿，西班牙老兄。旅途愉快吗？老板正唠叨着要找你。”

德拉杰拉咕哝了一声，在滑润的棕色的双唇间塞了一根香烟。

“那些照片被找到时，你在马尔的办公室吗，皮特？”

“在啊，但不是我找到的。局长找到的。怎么了？”

“你亲眼看见他找到的吗？”

马库斯盯着他瞧了一会儿，带着几分戒备轻轻地说：“是他找到的，没错，山姆。他没有栽赃——如果你指的是这回事的话。”

德拉杰拉点了点头，耸耸肩：“子弹的事情查得怎么样了？”

“噢，不是点三二的——是点二五的。一枪从背心口袋那儿穿过。铜镍弹头。自动手枪。可是没找到弹壳。”

“伊姆利不会忘记那一点的。”德拉杰拉平静地说，“可是他没带走促使他杀人的照片。”

马库斯砰地把脚放到地板上，身子往前一倾，抬起黄褐色的眉毛往上看。

“你说得有道理。照片给了他动机，但是马尔手里的枪好像是事先被放好的。”

“脑袋不差啊，皮特。”德拉杰拉走到小窗户旁边，站在那儿看着外面。

过了一会儿，马库斯迟疑地说：“你觉得我什么都没干，对吗，西班牙人？”

德拉杰拉慢慢转过身，走到他近旁，低头盯着他。

“别胡思乱想，小子。你是我的搭档，而我被总局认定了是站在马尔那一边的，你也会有嫌疑。你只是在这儿傻坐着，而我则被引到了普马湖，什么好事也没发生，就是有人在我的车子后面放了一只死鹿，让一个狩猎管理员缠住我。”

马库斯缓缓地站起来，两只手在身体两侧握成紧紧的拳头，深灰色的眼睛睁得大大的，大鼻子的鼻孔内壁都是白色的。

“这里没有人会那么出格的，山姆。”

德拉杰拉摇摇头：“我也是这么想的。不过他们可能得到暗示要把我引到那儿去，这样外围的人就可以插手进来了。”

皮特·马库斯又坐下来。他拿起一支圆珠笔，用力朝圆圆的枕垫掷去。笔尖刺进去了，抖了一下，断了，笔掉到了地板上。

“听着，”他粗着嗓子说，没有抬头，“对我而言这是一份工作，仅此而已。混口饭吃。我不像你那样，对警察工作还抱有什么理想。谁再说那个字眼，我就把这他妈的警徽塞进他的屁眼。”

德拉杰拉弯下腰，一拳捶在马库斯的肋骨上：“别在意，警察。我心里有数。回家喝你的酒去吧。”

他打开门，快速走出去，沿着大理石墙面的走廊来到一处宽敞的凹室。里面有三扇门，中间的那扇门上有“刑事组长，请进”这样的字样。德拉杰拉走进一间小接待室，室内有一道普通的栏杆，栏杆后面的警察抬起头，朝里面那扇门偏偏脑袋。德拉杰拉打开栏杆上的门，敲敲里门，然后走了进去。

大办公室里有两个人。刑事组长托德·麦金坐在一张笨重的办公桌后，锐眼看着德拉杰拉走进来。他是个块头很大、肌肉松弛的家伙，长着一张好像永远都不快乐的长脸，一只眼睛看上去有点儿斜视。

坐在桌尾的圆椅上的人衣着考究，皮鞋光亮，戴着珍珠灰的帽子和灰色手套，一根乌木手杖靠在他旁边的另一张椅子上。他长着一头很惹眼的柔软的白发，英俊的脸显然经过精心的保养，因为经常接受按摩而显得红润。他朝着德拉杰拉微笑，笑容显得很愉悦，又带有讽刺意味。他抽着插在长长的琥珀烟嘴里的香烟。

德拉杰拉在麦金对面坐下来，瞄了一眼白头发的家伙，说：“晚上好，局长。”

德鲁局长漫不经心地点点头，没有开口。

麦金将身子往前倾了倾，指甲被咬得又短又钝的手指在光亮的桌面上敲着。他轻轻地说：“兜了一个大圈子才回来报到呀！找到什么了吗？”

德拉杰拉瞪着他，眼睛毫无表情。

“我不是故意的——只是有一只死鹿在我车子的后面。”

麦金的脸上没有任何变化，甚至连一块肌肉都没有动。局长将一根指甲呈粉红色、且被精心修剪过的手指横过喉咙，齿舌并用发出一声听上去很痛苦的声音。

“别在你老板面前耍花招，小子。”

德拉杰拉继续盯着麦金，等待着。麦金缓缓地开口了，语气忧伤：“德拉杰拉，你的记录很好。你祖父是这个县最好的警长之一。可是你今天给它抹黑了，被控违反狩猎法，干涉托卢卡县的官员执法，抗拒逮捕。对此你有什么要说的吗？”

德拉杰拉语调平淡地说：“有正式罪名了吗？”

麦金缓缓地摇摇头：“这是内部投诉。没有正式的控告。我猜是因为缺乏证据吧。”他干笑了一下，一点儿也不显得幽默。

德拉杰拉安静地说：“这样的话，我想你要我缴回警徽了？”

麦金一言不发地点点头。德鲁说：“你反应可真快。”

德拉杰拉拿出警徽在袖子上擦一擦，看了看，将它沿着光滑的桌面推过去。

“好了，老板。”他轻轻地说，“我的血统是西班牙的，纯正的西班牙血统，不是黑人和墨西哥人混血，也不是印第安人和墨西哥人混血。我祖父会用更少的话、更多的火药来处理这种情况，但这并不表示我觉得这件事很奇怪。有人故意陷害我，因为我曾是多尼根·马尔亲密的朋友。你知道，我也知道，对工作而言那不算什么，但是局长和他的政治后台对此可能不敢如此肯定。”

德鲁猛地站起来。“老天，你最好别这样对我说话。”他吼了起来。

德拉杰拉的脸上慢慢露出笑容。他默不作声，也根本不看德鲁。德鲁板着脸又坐了下来，喘着粗气。

过了一会儿，麦金把警徽收进办公桌的中间抽屉，站了起来。

“德拉杰拉，你被停职了。和我保持联络。”他快速穿过中间那扇门，头也不回地出了办公室。

德拉杰拉把椅子往后一推，整整头上的帽子。德鲁清清喉咙，挤出一个表示安抚的笑容，说：“也许我有点儿急躁，这是爱尔兰人的脾气。别伤感情。你得到的教训是我们都需要学习的。能听我说一句忠告吗？”

德拉杰拉站起来，朝他笑笑——这是一个干巴巴的、勉强的微笑，他只是拉动了一下嘴角，脸上的其他部分简直像木头一样僵硬。

“我知道你要说什么，局长。你想让我别管马尔的案子。”

德鲁笑出声来，好像心情又好转了：“不完全是这样。根本没有什么马尔的案子。伊姆利通过他的律师之口承认是他开的枪，宣称是自卫杀人。他明天早上就会来自首。不，我的忠告是别的。回到托卢卡县向那个管理员道歉。就这么简单，你可以试试看。”

德拉杰拉安静地向门厅走去，打开门，然后回过头，突然咧嘴一笑，露出了白牙齿：“我看到恶棍就认得出来，局长。有人已经为他的麻烦买单了。”

他走了出去，德鲁盯着在一声干脆的咔嚓声中被轻轻关上的门。因为愤怒，他红润的脸上此时一片灰暗，肌肉绷得紧紧的。他拿着琥珀烟嘴的手不停地发抖，烟灰落在熨得笔挺的裤子膝盖上。

“老天，”他冷冷地暗自说，“也许你是滑溜的西班牙人，也许和玻璃一样滑溜——但是要在你身上戳个洞可是非常容易。”

他站了起来，满腔的怒气使得他动作迟缓、笨拙。他小心地把裤子上的烟灰拍掉，伸手去拿帽子和拐杖，指甲修饰得很整洁的手指仍在颤抖。

8

纽顿街在第三街和第四街之间，街上尽是廉价的服装店、当铺、摆满老虎机的游乐场、低级旅馆。旅馆前面眼神鬼鬼祟祟的人口中叼着香烟，但这丝毫没有妨碍他们不停地吐出话语，他们的嘴唇甚至都没有动一下。街区中段有一个天篷伸出来，上面挂着一块写有“斯托尔弹子房”这几个字的木牌。台阶从人行道边缘往下延伸，德拉杰拉沿着台阶走下去。

弹子房前面几乎一片漆黑。弹子桌上都盖着布，球杆整齐地排列着。远远的后面，强烈的灯光下人影憧憧，吵闹声、拌嘴声、吆喝声不绝于耳。德拉杰拉朝着灯光走去。

突然，好像得到了什么信号似的，嘈杂声消失了，沉寂中响起了弹子球清脆的碰撞声，主球撞到一个又一个台边发出的沉闷的声音，以及最后一声清晰的撞球声，嘈杂声紧接着又一涌而出。

德拉杰拉停在一张盖着布的弹子桌边，从钱包里拿出一张十元钞票，从口袋里掏出一个涂胶标签，在上面写上“乔伊在哪里”，然后把标签粘在钞票上，将钞票折了四道。他继续朝人群走去，一直挤到桌边。

一个脸色苍白、表情冷漠、棕色的头发被整齐地分向两边的高个子一边给球杆的皮头涂壳粉，一边研究台面上的局势。他弯下腰，强健的、白皙的手指拱成桥状。下赌注时的嘈杂声这时有如石头跌落一样戛然而止。高个子毫不费力地打了一记漂亮的球。

一个坐在高凳子上的脸蛋胖嘟嘟的人拉长了声音喊道：“基尔四十，连续击球得八分。”

高个子又给球杆抹了抹壳粉，一边慵懒地环顾四周。他的目光掠过德拉杰拉时，没有任何暗示的意味。德拉杰拉走近他，说：“恢复正常了，马克斯？我出五块钱赌你的下一球。”

高个子点点头：“好的。”

德拉杰拉把折好的钞票放在桌子边缘，一个身穿条纹衬衫的年轻人伸手去拿。马克斯·基尔看似无意地把他挡住，将钞票塞进背心口袋，语气平淡地说：“赌五块钱。”然后他弯下腰继续击球。

台面上的球路呈十字形，高个子干净利落地打了一记交叉线路球，赢得很多掌声。他把球杆交给穿着条纹衬衫的助手，说：“休息一下。我得去一个地方。”

他走进黑暗中，穿过一扇写着“男用”字眼的门。德拉杰拉点燃一根香烟，打量着周围这些在纽顿街上常见的地痞流氓。马克斯·基尔的对手，另一个脸色苍白、面无表情的高个子，站在记分员旁边，眼睛都不抬地跟他说着话。一个傲慢的、长相俊美的菲律宾人独自一人站在他们旁边，他穿着光鲜的淡褐色西装，叼着棕色的香烟吞云吐雾。

马克斯·基尔回到桌边，伸手拿起球杆，往上面涂上壳粉。接着，他将一只手探入背心口袋，懒洋洋地说：“欠你五块钱，老兄。”他说着将一张折好的钞票递给了德拉杰拉。

他一连击中三球，几乎没停过。记分员说：“基尔四十四，连续击球得十二分。”

有两个人从人群边缘走开，走向入口。德拉杰拉跟在他们后面，从盖着布的弹子桌中间穿过，朝台阶走去。他在那儿停下脚步，打开手里折着的钞票，看了看潦草地写在他的问题下面的地址。然后，他将钞票揉成一团，放入口袋。

突然，有个硬邦邦的东西抵住了他的后背，一个像五弦琴的琴声一样发颤的声音说：“想帮别人脱身，嗯？”

德拉杰拉吸了吸鼻子，变得机警起来。他抬头看着前面两个人脚下的台阶，还有被反射在他们腿上的街灯的灯光。

“好吧。”发颤的声音冷酷地说。

德拉杰拉往旁边一跃，猛地转身，往后甩出像蛇一样的胳膊，接着往下一蹲，抓住一个脚踝。一支挥过来的枪没击中他的头，但在他的肩膀上敲了一下，一阵刺痛顿时传到左手臂。他的耳旁有粗重、急促的喘息声，一个丝毫没有力气的东西敲着他的草帽。他听到了尖细、痛苦的咒骂声。他将那脚踝使劲一扭，接着直起身子。他站在那儿，像猫一样轻巧灵敏，然后用力将那脚踝往外一抛。

穿着浅褐色西装的菲律宾人仰面朝天摔在地板上，一支枪被震了出来。德拉杰拉将枪从一只小小的棕色的手旁踢开，枪滑到了一张桌子下面。菲律宾人平躺在地上动弹不得，翻檐帽还戴在他油腻的头发上。

弹子房后面的弹子球比赛仍在安静地进行。即使有人注意到了扭打声，也不会走过来瞧上一眼的。德拉杰拉从臀部口袋里拔出一根裹着皮革的棍子，弯下腰。菲律宾人紧绷的棕色的脸上露出了畏缩的神情。

“还有很多要学习。站起来，小子。”

德拉杰拉的声音很冷酷，但显得很随意。棕色皮肤的人从地上爬起来，举起手臂，然后将左手偷偷地移向右肩。德拉杰拉轻松地一挥手腕，那只手挨了重重的一棍，缩了回去。棕色皮肤的人发出一声尖叫，就像一只饿坏了的小猫。

德拉杰拉耸耸肩，撇撇嘴唇，露出一个讥讽的微笑。

“抢劫啊？好的，你这杂种，下次再跟你玩！现在我很忙。快滚！”

菲律宾人溜回弹子桌中间，蹲了下去。德拉杰拉把棍子换到左手，右手抓着枪柄。他这样站了一会儿，注视着菲律宾人的眼睛。然后，他转过身，快步走上台阶，消失在街道上。

棕色皮肤的人冲向墙边，趴到桌下找他的枪。

9

乔伊·基尔猛地把门打开，举着一支没有准星的很旧的短枪。他个子矮小，看上去历尽沧桑，紧张的脸上尽是忧虑。他需要刮刮胡子，换件干净的衬衫。从他身后的房间里飘出一股难闻的动物的气味。

他放下枪，苦涩地咧嘴一笑，倒退着走进房间。

“好吧，警察先生。花费宝贵的时间找到这里来了。”

德拉杰拉走进去，关上门，将戴在粗硬的头发上的草帽推到脑袋后面，面无表情地看着乔伊·基尔。他说：“你以为我记得城里每个混混儿的住址？我从马克斯那儿问来的。”

小个子咕哝着说了些什么，走到床边躺下，把枪塞到枕头下，将双手交叉着垫在脑后，朝天花板眨着眼睛。

“身上有百元大钞吗，警察先生？”

德拉杰拉将床前的一把椅子抓过来，骑坐在上面。他拿出烟斗，慢慢地填着烟草，厌恶地看着关着的窗户、床架上剥落的珐琅、凌乱的床单、角落里的洗脸池、洗脸池上方悬挂着的两条肮脏的毛巾、没上漆的五斗柜、五斗柜上的《圣经》和立在《圣经》上的半瓶金酒。

“在躲人吗？”他没有什么兴趣地问道。

“我可抢手了，警察先生。我说的是真的。我手上有好料，值一张百元大钞。”

德拉杰拉缓缓地、表情冷漠地收起烟草袋，将擦燃了的火柴凑近烟斗，徐徐地吐出烟雾——一副令人恼怒的悠闲模样。床上的小个子焦躁起来，斜眼瞧着他。德拉杰拉慢慢地说：“你是个不错的探子，乔伊。我一直都是这样说你的。但是一百块钱对于一个警察来说可是一笔重要的钱。”

“你不会白花的，老兄。如果你对马尔的死因足够在意，想要找对门路的话——”

德拉杰拉的眼神变得非常坚定、冷酷，他的牙齿紧紧地咬着烟斗。他开口时声音显得极其平静、严厉。

“我会好好听你说的，乔伊。如果真的值那个价钱，我会付钱的。不过，你最好别糊弄我。”

小个子翻过身来，用胳膊支着身体：“知道和伊姆利在一起被拍了裸照的那个女孩是谁吗？”

“知道她的名字。”德拉杰拉语调平稳地说，“我还没看到照片。”

“斯特拉·拉莫特是个艺名。真正的名字是斯特拉·基尔。我的妹妹。”

德拉杰拉将手臂在椅背后面交叉起来。“好极了。”他说，“继续说。”

“是她设计陷害他的，警察先生。她为了能从一个斜眼的菲律宾人那儿得到几小包海洛因，设了这个圈套。”

“菲律宾人？”德拉杰拉马上冷酷地从口中吐出这几个字，他脸上的神情此时紧张起来。

“嗯，一个棕色皮肤的小个子。长相英俊，衣着考究，是个毒贩子。该死的家伙，名叫托里波，他们叫他卡林特小子。他在斯特拉的房间对面有个住处。他一直供给她那玩意儿，然后诱使她设下这个圈套。她在伊姆利的酒里下了很重的药，他昏了过去，菲律宾人拍下了那些照片。很聪明，对吧？……结果，就像所有的女人一样，她后悔了，把整件事都告诉了我和马克斯。”

德拉杰拉一言不发地点点头，浑身几乎都僵住了。

小个子机敏地笑笑，露出一颗颗小小的牙齿。

“我该怎么办？只好看紧菲律宾人。我就是因为他才这样躲着藏着的，警察先生。过了一阵，我跟踪他到了戴夫·奥耶在旺多姆的公寓……我猜这能值一百块。”

德拉杰拉缓缓地点了一下头，震落了一点儿烟灰在手掌中，然后轻轻一吹：“还有谁知道这件事？”

“马克斯。如果你知道怎么应付他，他会站在我这边的。他给了斯特拉一些钱，让她离开这个城市走得远远的，因为那些家伙心狠手辣。”

“马克斯不可能知道你跟踪菲律宾人去了哪里，乔伊。”

小个子突然坐起来，双脚晃到地板上，一脸不悦的神情。

“我不是在开玩笑，警察先生。我从来不开玩笑的。”

德拉杰拉轻轻地说：“乔伊，我相信你。我只是想要更多的证据。你认为这是怎么回事？”

小个子哼了一声：“该死，这问题可让我伤脑筋。这个菲律宾人以前可能是为马斯特斯和奥耶卖命的，或者是他拍下照片后，可以和他们谈成什么交易。后来马尔得到了照片。事情很明显，如果不是他们说了这件事，他不会知道他们有照片，也不可能拿到照片。伊姆利以他们为靠山竞选法官。不错，他是他们那边的一个浑蛋，但他到底还是浑蛋，而他恰巧还是个爱喝酒、脾气恶劣的家伙。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事。”

德拉杰拉的眼睛亮了一下，但他脸上的其他部分宛如木雕；他嘴里的烟斗一动也不动，好像插在混凝土里一样。

乔伊·基尔继续说下去，脸上仍旧带着机敏的笑容：“所以他们谈的是一桩大交易。他们把照片给了马尔，但不让马尔知道照片的出处。后来有人向伊姆利通风报信，告诉他谁手上抓着他的把柄，是什么把柄。伊姆利这种人还会干出什么好事？他肯定会出去捕杀猎物，警察先生——而大约翰·马斯特斯和他的同伙就可以等着吃鸭子肉了。”

“或者是鹿肉。”德拉杰拉心不在焉地说。

“你说什么？你看，这值钱吗？”

德拉杰拉伸手掏出钱包，将钱抖出来，数了几张放在膝盖上，然后将它们紧紧地卷起来扔到床上。

“我想找斯特拉谈谈，乔伊，怎么样？”

小个子把钱塞进衬衫口袋，摇摇头：“办不到。你可以找马克斯试试。我想她已经离开这个城市了，我也准备从这儿消失，我恨不得现在就走。因为我说过，那些家伙歹毒得很——而且，也许我的行踪不够隐秘……因为有个家伙在跟踪我。”他站起来，打了个哈欠，又说了一句：“来杯金酒吗？”

德拉杰拉摇摇头，看着小个子走到五斗柜旁拿起那半瓶金酒，往厚厚的玻璃杯里倒了一满杯。他一口气喝完了杯中的酒，开始把酒杯放下。

这时，窗玻璃叮当响了一声，接着是仿佛一只手套轻轻地拍打在什么地方的声音。一小片窗玻璃碎片掉到了地毯边上没上漆的污迹斑斑的木头上，几乎就在乔伊·基尔的脚边。

小个子浑身僵硬地站了两三秒钟，接着，玻璃杯从他手里掉下来，在地板上跳了一下，滚到了墙边。然后，他腿一软，慢慢地侧身躺倒在地上，又慢慢地转过身，仰面朝天。

鲜血开始从他左眼上方的一个洞里缓缓地沿着脸颊往下流。血流的速度加快了，那个洞也变得更大更红。乔伊·基尔的眼睛空洞地看着天花板，好像那些事情再也不会和他有什么关系了。

德拉杰拉静静地从椅子里滑出来，将手和膝盖撑在地上，沿着床边爬动，一直爬到窗户下，从那里伸手探进乔伊·基尔的衬衫内。他的手指在他的心脏部位停了一会儿，然后挪开了。他摇了摇头，又伏下身子，摘下帽子，非常谨慎地抬起头，直到他能够将目光越过窗户低低的一角看出去。

他看着巷子对面的仓库光秃秃的高墙。墙上有不少窗户，位置很高，都是黑漆漆的。德拉杰拉又把头低下，轻轻地说：“大概是消音来复枪。射得真准。”

他又伸出手，有些愧疚地从乔伊的衬衫里掏出那一小卷钞票。他蹲着身子贴着墙壁来到门边，伸手从门上取下钥匙，然后打开门，直起身子快速走出去，从外面把门锁上。

他沿着一条肮脏的走廊向前走，然后走下四段楼梯，来到一个狭窄的大厅。大厅里空无一人，接待台上有一个电铃，那儿也是空荡荡的。德拉杰拉站在临街的玻璃门后，看着街对面的一栋公寓楼，那儿有两个老人坐在摇椅上抽烟，看上去很安详。他的目光在他们身上停了两分钟。

他走了出去，快速地扫视了一下街区的两边，沿着停在街边一辆又一辆的车走到下一个街角。走过两个街区之后，他叫了一辆出租车，回到纽顿街上的斯托尔弹子房。

弹子房内现在到处灯火通明。弹子球咔嗒作响，在桌上旋转、滑动，球手们在烟雾中穿来穿去。德拉杰拉四处张望，看到一个脸蛋胖嘟嘟的人坐在收银机旁的高凳上，就朝他走过去。

“你是斯托尔？”

胖脸的家伙点点头。

“马克斯·基尔去哪儿了？”

“老早就走了。赌注不超过一百块钱，他们觉得玩起来没意思。我想是回家了吧。”

“他住在哪儿？”

胖脸的家伙飞快地瞥了他一眼，就好像一道手指大小的光束闪过一样。

“我怎么知道。”

德拉杰拉抬起一只手探进他放警徽的那个口袋，接着又将手放下来——尽量使动作显得从容不迫。胖脸的家伙咧嘴一笑。

“警察，是吗？好吧，他住在曼斯菲尔德，格兰德往西三个街区。”

10

切法里诺·托里波，那个外形俊朗、穿着剪裁精致的褐色西装的菲律宾人，一边从电报局的柜台上拿起两个一毛和三个一分的硬币，一边朝着等候他的烦躁不安的金发女孩微笑。

“这个立刻就发出去吗，蜜糖？”

她冷冷地瞟了一眼电报内容：“曼斯菲尔德旅馆？二十分钟内赶到——还是省省你的钱吧！”

“好了，蜜糖。”

托里波优雅地踱出电报局。金发女孩用手指戳戳电报，头也不回地对后面的人说：“这家伙肯定是疯了，发电报到三个街区外的一家旅馆。”

切法里诺·托里波沿着水泉街缓步而行，棕色的香烟在他的肩后留下了一道烟雾。他在第四街拐向西边，继续走了三个街区，从一家理发店旁走进曼斯菲尔德的侧门。他踏着大理石台阶走进一楼和二楼之间的大厅，然后从写字间后面走上铺了地毯的台阶到达三楼，接着经过了电梯口，大摇大摆地沿着长长的走廊朝尽头走去，一边看着门上的号码。

走到半路，他又折回电梯处，在一个开放式的小厅里坐下来，那儿有两扇窗户、一张玻璃面桌子和几张椅子。他拿着烟蒂点燃一根新的香烟，往后靠着椅背，倾听着电梯的动静。

只要电梯在那一层楼停下，他就会马上向前探着身子，竖起耳朵去听脚步声。大概过了十分钟，有人朝这边走过来。他站起来，躲到墙角处，那个厅就是从这儿开始延展空间的。他从右边腋下掏出一支轻巧的长枪，将枪换到右手，抓着它贴着左腿边的墙壁。

一个身材矮胖、满脸麻子的菲律宾人穿着旅馆侍者的制服，端着一个托盘沿着走廊走过来。托里波口中发出一声嘶嘶声，举起手枪。矮胖的菲律宾人被吓呆了，嘴巴大张，眼睛鼓鼓地瞪着枪。

托里波说：“小子，哪个房间？”

矮胖的菲律宾人紧张地、讨好地露出了微笑。他凑过来让托里波看了看托盘上的一个黄色信封，上面用铅笔写着“338”这个号码。

“放下来。”托里波镇定地说。

矮胖的菲律宾人将电报放在桌上，眼睛一直盯着那支枪。

“快滚！”托里波说，“你把它放在门下了，明白吗？”

矮胖的菲律宾人低下了他那圆圆的黑脑袋，又紧张地笑笑，快速朝电梯走去。

托里波把枪放进外套口袋，拿出一个用白纸折叠的小包并小心将它打开，然后张开左手，把亮晶晶的白粉倒在拇指和食指形成的凹处，使劲将它吸进鼻子，接着拿出一条火红色的丝质手帕擦擦鼻子。

他静静地站了一会儿，眼神呆滞，褐色的脸上的皮肤好像在高高的颧骨处紧绷起来，齿间的气息声清晰可闻。

他拿起电报走向长廊尽头，在最后一扇门前停下脚步，敲了敲门。

从里面传出了一个回应的声音。他把嘴唇贴近门，说话时声音拔高、语气恭顺。

“先生，电报。”

弹簧床咿呀作响。里面的脚步声沿着地板朝门边靠近了。钥匙转动了一下，门开了。托里波此时已经掏出了枪。门一打开，他就侧着身子一脚钻进门内，臀部优雅地摆动了一下。他将枪口抵在了马克斯·基尔的腹部。

“往后退！”他呵斥了一声，像五弦琴声的声音变得强硬了一些。

马克斯·基尔往后避开枪口，退到床边，当他的腿碰到床时便坐了下来。弹簧咿呀作响，报纸也发出了沙沙声。马克斯·基尔整齐的中分式棕发下那张苍白的脸毫无表情。

托里波轻轻地把门关上，锁上门锁。当那咔嗒声响起时，马克斯·基尔的脸突然像重病的人一样很难看了，嘴唇也开始发抖，而且抖个不停。

托里波语带讥讽，声音依然像琴声一样：“你跟警察说过话了，对吗？再见。”

他手上那支轻巧的枪跳动了一下，接着又跳个不停。一朵小小的白烟从枪口冒出，枪声并不比锤头敲击钉子或手指快速轻敲木头的声音大，它一连响了七次。

马克斯·基尔慢慢地倒在床上，双脚仍踏在地板上，眼神空洞，双唇张开，鲜血从宽松的衬衫前面好几个地方渗出来。他静静地仰面躺在那儿，眼睛盯着天花板，双脚触地，发青的唇边冒着粉红色的泡沫。

托里波把枪换到左手，将它塞到腋下。他侧身挨近床边，站在那里低头看着马克斯·基尔。过了一会儿，粉红色的泡沫不再往外冒了，马克斯·基尔的脸变得很平静——一张死人的空洞的脸。

托里波回到门边打开门，开始倒退着往外走，目光仍然停留在床上。突然，他的背后旋起一阵风。

他的脑袋开始发晕，伸出一只手往上抓。有东西套住了他的头，地板在他眼前奇怪地倾斜着，直朝他的脸冲过来。他不知道地板是什么时候撞上他的脸的。

德拉杰拉把菲律宾人的腿踢进房间，一直踢到门内。他关上门，锁上门锁，径直走向床边，一根裹着皮革的棍子在他的身旁晃动。他在那儿站了很长时间，最后沉着嗓子轻轻地说：“他们在斩草除根。没错——他们在斩草除根。”

他走到菲律宾人旁边，把他翻过来搜查他的口袋——一个鼓鼓囊囊的没有任何证件的钱包、一个镶着石榴石的金色的打火机、一只金色的烟盒、钥匙、一支金色的钢笔、一把金色的小刀、一条火红色的手帕、零钱、两支枪和备用的子弹，还有褐色西装的口袋里的五包海洛因。

他把海洛因粉末撒在地上，站了起来。菲律宾人喘着粗气，闭着眼睛，一边脸颊上的肌肉在抽动。德拉杰拉从口袋里掏出一卷细铁丝，把这个棕色皮肤的家伙的手反绑在背后，接着把他拖到床边，让他靠着床脚坐起来，用铁丝缠住他的脖子，再将铁丝拴在床柱上，又将火红色的手帕绑在铁丝上。

他走进浴室，取来一杯凉水，狠狠地往菲律宾人的脸上浇过去。

托里波的身子抖动了一下，脖子上的铁丝一紧，他的嘴巴猛地张开，眼睛倏地睁开。他张开嘴巴想大声喊叫。

德拉杰拉把缠着那棕色脖子的铁丝往后一拉，叫声就像电源被切断了一样戛然而止，代之而起的是痛苦的呻吟声。口水从托里波的嘴角往下流。

德拉杰拉稍微放松了铁丝，低下头凑近菲律宾人的脑袋，开始朝他轻轻地说话，声音冷淡而又温柔。

“浑小子，你不得不跟我说话，也许不是现在，也许不是很快。但一会儿后，你会跟我说话的。”

菲律宾人怯懦地转动了一下眼珠，啐了一口，然后紧紧地闭上了嘴唇。

德拉杰拉露出一个淡淡的、冷酷的微笑。“算你狠。”他轻声说，然后往后猛地一扯手帕，扯得又紧又狠，缠在喉结上方的铁丝深深地陷进了那棕色脖子的肌肉里。

菲律宾人的腿开始在地板上乱蹬，身体不停地扭动，那张棕色的脸变成了绛紫色，眼睛外凸并因充血而变得通红。

德拉杰拉又松开了铁丝。

菲律宾人急促地吸着气，脑袋下垂，然后又往后靠在床柱上。他浑身都在发抖。

“好……我说。”他喘了一口气。

11

门铃响起的时候，伊罗赫德·图米正小心翼翼地把一张黑色的“10”放在红色的“J”上。然后，他舔舔嘴唇，把所有的牌都放下，扫视四周，最后目光穿过饭厅的拱门落到了这栋小平房的前门上。他缓缓地站起来——是个大块头，长着蓬松的灰头发，鼻子很大。

拱门后面的客厅里，在一盏有一个破旧的红色灯罩的灯下，一个纤瘦的金发女孩正躺在沙发上看杂志。她很漂亮，但是脸色过于苍白，而细细的、高高耸起的眉毛让她看起来好像饱受惊吓。她把杂志放下，双脚踩在地板上，盯着伊罗赫德·图米的双眼突然充满了惊恐的神色。

图米一言不发地挥了一下拇指。女孩站起来，快速穿过拱门，推开一扇弹簧门走进厨房。她缓缓地关上门，没让它发出声响。

门铃又响了，持续的时间更长。图米将穿着白袜子的脚塞进拖鞋，把眼镜架到鼻子上，从旁边的椅子上拿起一支左轮手枪，又从地上捡起一张皱皱巴巴的报纸，将它随意地挡在左手拿着的手枪前面，然后不慌不忙地朝前门走去。

他打开门时打了一个哈欠，装作睡眼惺忪的样子透过眼镜看着站在门廊上的高个子男人。

“好吧，”他疲倦地说，“有话快说。”

德拉杰拉说：“我是警察。我想见斯特拉·拉莫特。”

伊罗赫德·图米伸出粗壮的胳膊，将手架在门框上，身子牢牢地靠着另一边的门框，脸上仍旧是烦躁的表情。

“弄错地方了，警察先生。这里没有女人。”

德拉杰拉说：“让我进去看看。”

图米激动地说：“让你进来——真是见鬼。”

德拉杰拉手法熟练地快速从口袋里掏出了枪，在图米的左手腕上敲了一下，报纸和左轮手枪都掉到了门廊的地板上。图米脸上的表情没有那么不耐烦了。

“老套的手法。”德拉杰拉呵斥道，“我们进去吧。”

图米晃晃左手腕，另一只手从门框上移开，狠狠地挥向德拉杰拉的下巴。德拉杰拉将头往一边偏了四英寸，皱着眉头，唇舌之间发出了一声不满的声音。

图米俯身朝他冲过去。德拉杰拉往旁边一闪，将手枪朝着那长着灰头发的大脑袋砸下去。图米跌了个狗啃泥，身子一半在屋内，一半在门廊上。他咕哝着将双手撑在地上，试着站起来，好像没挨过揍似的。

德拉杰拉把图米的手枪踢开。屋内的弹簧门发出了一声轻响。图米一只膝盖跪着，一只手撑在地上，直起身子。德拉杰拉往发出声响的地方望去，图米趁机朝德拉杰拉的肚子挥了一拳。德拉杰拉吼了一声，又在图米的脑袋上使劲砸了一下。图米摇摇头，怒声说：“你想打倒我，这只是在浪费时间，老兄。”

他往旁边一闪，抓住德拉杰拉的腿，并将它扯离地面。德拉杰拉一屁股坐在门廊的地板上，卡在门口。他的头撞上了门框，撞得他头昏眼花。

纤瘦的金发女孩冲出拱门，手里拿着一支小型自动手枪。她将枪口对准德拉杰拉，愤怒地说：“该死！”

德拉杰拉摇摇头，张口正要说话，图米将他的脚一扭，他痛得喘不过气来。图米咬紧牙关，用力扭着，好像世上只剩下他和这只脚，好像这只脚是他自己的，他爱怎么办就怎么办。

德拉杰拉的头又往后一仰，脸色惨白，疼痛使得他的嘴巴都变形了。他撑起身子，左手抓住图米的头发，用力拽着那颗大脑袋，直到他的下巴朝上，皮肤紧绷。德拉杰拉将科尔特手枪的枪柄朝他的下巴狠狠地砸下去。

图米的身子一软，像烂泥一样瘫成一团，压在他的腿上，将他扑倒在地板上。德拉杰拉动弹不得。他用右手撑着身体，尽量不让图米把自己压成肉饼，但是他无法把拿着枪的右手从地板上移开。金发女孩现在走近了他，她怒目圆睁，脸色苍白。

德拉杰拉疲惫地说：“别做傻子，斯特拉。乔伊——”

金发女孩的脸此时很可怕，瞳孔很小的眼睛异常冷酷，里面闪出怪异的亮光。

“警察！”她几乎是在尖叫，“警察！天啊，我恨透了警察。”

她手上的枪轰地响了，回音填满了整个房间，冲出敞开的前门，传到了街对面高高的木篱笆那儿。

德拉杰拉脑袋的左边被重重地击了一下，那好像是一根木棍。疼痛顿时漫过全身，眼前白光闪烁——亮晃晃的白光充斥着整个世界。接着，四周一片黑暗。他无声无息地倒下，跌进了深不见底的黑暗中。

12

亮光又回来了，他的眼前好像有一团红雾。剧烈的疼痛感折磨着他的脑袋侧面、他的整张脸、他的牙齿。他想动动舌头，可是它又干又麻木。他试图移动双手，可它们好像离他很遥远，根本不是他的手。

然后，他睁开眼睛，红雾消失了。他的眼前有一张脸，一张大脸，凑得很近——一张巨大无比的脸。它肥肥胖胖，下巴光溜发青，一支上面有颜色鲜亮的细线的雪茄叼在咧开的厚嘴唇间。那张脸发出了咯咯的笑声。德拉杰拉再次闭上眼睛，疼痛再次袭来，淹没了他。他昏厥过去。

几秒钟或几年过去了。他又看到了那张脸，耳边响起一个低沉的声音。

“好了，他醒过来了。真是个经得起折腾的家伙。”

那张脸凑得更近了，雪茄的末端闪着樱桃红的亮光。然后，烟雾呛得他开始剧烈地咳嗽起来。他觉得脑袋的侧面快要爆炸了，鲜血顺着颧骨往下流，渗过皮肤，又在脸上已经变干、结成块的血迹上往下流。

“这一顿揍可真让他好受的。”低沉的声音说。

另一个带有爱尔兰口音的声音说了一些肮脏下流的话。那张大脸朝发出那声音的方向转过去，吼了一声。

德拉杰拉这时完全清醒了。他能将房间看得清清楚楚，看到屋里有四个人。那张大脸是大约翰·马斯特斯的。

那个纤瘦的金发女孩窝在沙发的一头，表情呆痴地瞪着地板，她的胳膊僵硬地放在身体两侧，手埋在靠垫之间，根本看不见。

在一扇挂着窗帘的窗户旁边，戴夫·奥耶将瘦长的躯体靠在墙上，他那楔形的脸上是厌烦的神情。德鲁局长坐在沙发的另一头，他的头顶上有一盏磨损得很厉害的灯，他的头发在灯光下泛出银光。他那双蓝色的眼睛非常明亮，眼神专注。

大约翰·马斯特斯的手上有一支亮闪闪的枪。德拉杰拉盯着枪眨了眨眼睛，想站起来。一只强健有力的手朝他的胸膛一推，把他推了回去。一种恶心的感觉漫过他的全身。那个低沉的声音冷酷地说：“省省力气，没用的东西。你玩够了，现在轮到我们了。”

德拉杰拉舔舔嘴唇，说：“给我一杯水。”

戴夫·奥耶从墙边离开，穿过饭厅的拱门，拿来了一杯水，将它凑到德拉杰拉的嘴边。他一口气喝光了杯子里的水。

马斯特斯说：“我们欣赏你的大胆，警察先生，但是你用错地方了。你好像是个不会领会暗示的家伙，这太糟糕了。你就是这样完蛋的，明白吗？”

金发女孩转过头，眼神阴郁地看着德拉杰拉，然后将目光移开了。奥耶回到了墙边。德鲁不安地用手指快速地抚摸着脸的一侧，好像德拉杰拉满是血迹的头让他的脸也发疼。德拉杰拉缓缓地说：“杀了我只不过会让你觉得更痛快，马斯特斯。笨蛋在高兴的时候还是笨蛋。你已经毫无理由地让两个人被杀害了。你甚至不知道你在遮掩什么。”

大个子开始厉声咒骂，举起亮闪闪的枪，然后手又缓缓落下，狠狠地瞪了他一眼。奥耶懒懒地说：“别冲动，约翰。让他把话说完。”

德拉杰拉以同样缓慢、漫不经心的口气说：“坐在那里的那位女士就是被杀死的那两个人的妹妹。她把事情告诉了他们——怎么陷害伊姆利的，谁拍的照片，照片怎么被交到多尼根·马尔的手里的。你们那个可爱的菲律宾浑蛋向我招认了，我已经知道了事情的大概。你们不能确定伊姆利会杀死马尔，也许马尔会杀死伊姆利。不管怎样，都是好结果。只是，假使伊姆利真的杀了马尔，案子必须赶快了结。你就是这时候一头栽进来的，结果还不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就开始遮丑。”

马斯特斯厉声说：“糟透了，警察先生，糟透了。你在浪费我的时间。”

金发女孩转过头看着德拉杰拉，还有马斯特斯的后背，她那双纯真的眼睛里现在涌起了恨意。德拉杰拉微微耸耸肩，继续说：“叫杀手取基尔兄弟的性命，对你们而言是例行公事。阻止我办案，设计陷害我，弄得我停职，对你们而言也是例行公事。你们以为我是拿马尔的钱替他干活。但当你们找不到伊姆利时，事情就变得非同寻常了——这可让你们为难了。”

马斯特斯冷酷的黑眼睛变得又大又空洞，粗壮的脖子也在变大。奥耶从墙边走开几英尺，僵硬地站着。过了一会儿，马斯特斯紧咬牙关，轻轻地说：“说得不错，警察先生。跟我们谈谈那件事。”

德拉杰拉用两根手指的指尖摸摸满是血迹的脸，然后看看手指。他的眼睛宛如无底洞，深不可测。

“伊姆利已经死了，马斯特斯。他在马尔被杀之前就死了。”

房间内悄然无声。没有人移动。德拉杰拉眼前的四个人都惊得僵住了。过了很久，马斯特斯做了一个深呼吸，几乎是耳语道：“说说看，警察先生，快点儿说，不然我就——”

德拉杰拉冷冷地打断了他的话，不带任何感情：“不错，伊姆利去见马尔了。为什么不去呢？他不知道自己被出卖了。只不过他是昨天晚上去见的他，不是今天。伊姆利和他开车去普马湖的度假屋，想以一种友善的方式解决问题——反正就是这个意思。后来，就在那儿，他们吵了起来，伊姆利被杀害了，从门廊的尽头被推了下去。他的脑袋在岩石上撞开了花。他完全死了，躺在马尔的度假屋的木棚里……好了，马尔把他藏好，回到城里。然后，他今天接到一个电话，对方提到伊姆利这个名字，要和他订一个十二点十五分的约会。马尔会怎么办呢？当然是拖延。他打发办公室里的女孩去吃午饭，把枪放在一个他在匆忙之中触手可及的地方。他准备好面对麻烦了。只是来访者玩弄了他，他没用到枪。”

马斯特斯粗暴地说：“见鬼，小子，你只是在空口说白话。你不可能知道所有这些事情。”

他回头看着德鲁，后者脸色阴暗，神情紧张。奥耶离墙壁更远了，站在德鲁旁边。金发女孩一动也不动。

德拉杰拉疲惫地说：“当然，我是在猜测，但是我猜得八九不离十。事情一定就是这样的。马尔身边有枪，可不是毫无防范、缺乏警惕的人，何况他大祸临头。一切都准备好了，他为什么没有开枪呢？因为来访者是个女人。”

他举起手臂，指着金发女孩：“这就是你们的杀手。虽然她陷害了伊姆利，她还是爱他的。她是个吸毒者，吸毒者就是那样的。她伤心后悔，自己去和马尔了断。你们问问她！”

金发女孩迅速站起来，她的右手从靠垫中抽出来，手上握着一支小型自动手枪——那支用来射德拉杰拉的枪。她那双纯真的眼睛显得暗淡、空洞，眼神凝滞。马斯特斯转过身，用亮闪闪的左轮手枪朝她的胳膊砸去。

她在近距离内毫不犹豫地朝他连开了两枪。鲜血从他粗壮的颈侧喷出，流到他的外套前襟上。他摇摇晃晃，亮闪闪的左轮手枪从他手中掉下来，几乎就掉在德拉杰拉的脚边。他往外倒向德拉杰拉身下的椅子后面的墙，伸出一只手想撑在墙上。他的手拍在墙上，随着身子的下跌往下滑。然后，他重重地摔倒在地上，不再动弹了。

德拉杰拉几乎将那支亮闪闪的左轮手枪拿到了手上。

德鲁大叫着站了起来。女孩慢慢地转向奥耶，好像德拉杰拉并不存在。奥耶从腋下掏出鲁格枪，一把推开德鲁。小型自动手枪和鲁格枪同时开火了。前者射偏了，女孩跌坐在沙发上，用左手抓着前胸。她转动了一下眼珠，想重新举起枪。然后，她往一侧倒在靠垫上，左手松开了，从胸前垂下来。鲜血从她的衣服前面喷涌而出。她的眼睛睁开又闭上，接着又睁开了，再也没有闭上。

奥耶将鲁格枪对准德拉杰拉。他的两道眉毛纠结在一起，梳得整齐平顺的沙子颜色的头发紧紧地贴在头皮上，好像画上去的一样。

德拉杰拉朝他开了四枪，速度之快就像机关枪在射击。

刹那间，在奥耶倒下之前，他的脸变得又瘦又空洞，就像一张老人的脸；眼睛像白痴一样茫然。他长长的躯体往后摔倒在地，手上仍握着鲁格枪。双腿压在身躯下，好像根本没有骨头。

因为枪声的响起，空气似乎凝固了，里面有刺鼻的火药味。德拉杰拉慢慢站起来，拿着亮闪闪的左轮手枪走向德鲁。

“局长，你一个人的盛宴。这是你想要的结果吗？”

德鲁缓缓地点了点头，脸色苍白，浑身颤抖。他咽了一口口水，在地板上慢慢地走动，从奥耶双臂伸开的尸体旁经过。他低头看着沙发上的女孩，摇摇头，接着走到马斯特斯旁边，单膝跪下摸摸他，又站起来。

“我想全死了。”

德拉杰拉说：“干得漂亮啊。那个大个子呢？那个彪形大汉？”

“他们让他走开了。我——我想他们不想杀你的，德拉杰拉。”

德拉杰拉微微点点头。他脸上的表情变得柔和起来，那些冷硬的线条也开始消失，没有血迹的那半边脸显得有点儿人情味了。他用手帕抹抹脸，上面立刻染上了鲜红的血迹。他把手帕丢开，用手指轻轻地梳理凌乱的头发，有些发丝因干了的血块纠结在一起。

“见鬼，他们才不会那样呢。”他说。

屋内非常安静，外面也寂然无声。德鲁倾听了一会儿，吸吸鼻子，走向前门往外张望。街道上一片漆黑，悄然无声。他转过身走近德拉杰拉，非常缓慢地挤出一个笑容。

“这真是值得大书特书，”他说，“一个局长必须自己扮演卧底——一个正直的警察按照事先定好的计谋假装被停职去帮助他。”

德拉杰拉面无表情地看着他：“你想那样做吗？”

德鲁的声音现在变得很冷静，脸色恢复了红润：“老兄，为了我们的部门，为了这个城市——还有我们自己，这是唯一行得通的做法。”

德拉杰拉直直地盯着他的眼睛。

13

马库斯停下车，带着羡慕的表情朝掩映在树荫里的大房子咧嘴一笑。

“真不错，”他说，“我希望可以在这里好好休息一阵子。”

德拉杰拉下了车，动作迟缓，好像四肢僵硬、相当疲倦。他没戴帽子，而是将草帽夹在腋下。左边的头发被剃掉了，伤口缝针处包裹着层层绷带。一绺粗硬的黑头发从绷带边缘伸出来，制造出一种滑稽的效果。

他说：“是啊！——可是我不会久留，老兄。等我一下。”

他沿着草丛中的石径往前走。在早晨的阳光下，树木在草地上留下了长长的影子。房子显得非常安静，窗帘都被拉上了，黄铜门环上有个黑色花圈。德拉杰拉没有朝门走去，而是转到窗户下的另一条小径上，从唐菖蒲花圃旁边经过，沿着房子的侧面走过去。

后面有更多的树木、草地、鲜花、阳光和树荫，还有一个种了荷花、蹲着一只大大的石牛蛙的池塘。稍远处有半圈椅子围着瓷面的铁桌子，贝尔·马尔就坐在其中一张椅子上。

她身上的衣服是黑白相间的，款式宽松，红褐色的头发上戴着宽边草帽。她安静地坐在那儿，目光越过草地看向远方。她的脸毫无血色，上面浮着很显眼的脂粉。

她缓缓转过头，木然地笑了笑，指指旁边的椅子。德拉杰拉没有坐下来，他把腋下的草帽拿在手上，用一根手指敲着帽檐，说：“案子结束了。还会有审判、调查、威胁、很多人在新闻里大呼小叫，诸如此类。报纸会大肆宣扬一阵子。但事实上，就记录而言，案子已经结束了。你可以试着忘记它了。”

女郎突然看着他，灵活的蓝眼睛睁得大大的，然后又将目光移开了，越过草地看向远处。

“你的头伤得厉害吗，山姆？”她轻轻地问。

德拉杰拉说：“没有，还好……我是说叫拉莫特的女孩杀了马斯特斯——她还杀了多尼。奥耶杀了她，我杀了奥耶。全都死了，好像连环炮。现在，我想我们只是不知道伊姆利是怎么被杀死的，也无从知道。我想那已经不重要了。”

贝尔没有抬头看他，静静地说：“但是你怎么知道度假屋那儿的人就是伊姆利呢？报纸说——”她突然停下来，浑身战栗不已。

他呆呆地瞪着手里的草帽：“我不知道。我想着是一个女人杀了多尼。湖边的人是伊姆利只是个很好的猜测，因为从外表看那人很像他。”

“你怎么知道是一个女人……杀了多尼？”她的声音显得很平静，近乎耳语。

“我就是知道。”

他走开几步，盯着树林，然后又慢慢转过身走回来，站在她的椅子旁，一脸倦容。

“我们一起度过了很愉快的时光——我们三个人，你、多尼和我。生活对人好像很残忍。一切都消逝了——所有美好的事情。”

她的声音仍然很轻：“也许并不是一切都消逝了，山姆。我们从今以后一定要常见面。”

一个淡淡的笑容浮现在他的嘴角，瞬间又消失了。“这是我第一次设计骗人，”他安静地说，“希望也是最后一次。”

贝尔·马尔的头转动了一下。她的手抓着椅子的扶手，在富有光泽的木头的对比下，显得很苍白。她的整个身体好像都变得僵硬起来。

过了一会儿，德拉杰拉伸手探进口袋，一个闪着金光的东西出现在他的手中，他阴郁地低头看着它。

“警徽拿回来了，”他说，“不像从前那么干净了。我一心想让它纤尘不染，以后我会尽力这样做的。”他把警徽放回口袋。

女郎极为缓慢地站到他面前，抬起下巴，意味深长地盯着他。在脂粉下面，她的脸就像白色的石膏面具。

她说：“老天，山姆——我开始明白了。”

德拉杰拉没看她的脸，而是越过她的肩膀看着远处某个模糊的地方。他开口时声音含糊，显得很遥远。

“当然……我认为下手的是个女人，是因为那是一支小型手枪，就像女人用的。不过并不是仅凭这一点来猜测的。去了木屋之后，我知道多尼已经准备好了应付麻烦，而一个男人在这种情况下要对付他就不是那么容易的事了。但是如果伊姆利得手了，这个圈套可谓完美无缺。马斯特斯和奥耶以为他干成了，叫律师打电话替他承认罪行，并答应他早上会去自首。不知道伊姆利已经死了的人很自然就进了圈套，更何况没有警察会想到一个女人会把弹壳捡起来。

“我听了乔伊·基尔讲述的情况后，以为可能是叫拉莫特的那个女孩干的。但当我在她面前提起这一点时，我就改变看法了。那实在很可耻，她在某种程度上是因此而被杀害的，虽然我觉得她跟那群人混在一起，已经没有什么生路了。”

贝尔·马尔仍在盯着他。微风吹起了她的一缕发丝，除此之外，她站着一动也不动。

他将目光从远处收回，严肃地看了她一眼，又看向了别处，接着从口袋里掏出一小串钥匙，将它丢在桌上。

“直到后来我完全明白过来，才弄清楚那三件让人困惑的事情——本子上写着的东西、多尼手上的枪、不知去向的弹壳。后来我突然明白了，他不是立刻死去的。他有毅力和勇气，坚持到了最后一秒钟——为了保护某个人。本子上的字迹显得歪歪扭扭，那是他事后写上去的，当时他独自一人在那儿，快要死了。他一直在想着伊姆利的事，就写下了他的名字，以搅乱侦查的步调。然后，他从抽屉里拿出枪，握着枪死去了。接下来只剩弹壳的问题了，过些时候，我也弄明白了。

“开枪的距离很近，只隔着桌子。桌子的一头摆着一些书，弹壳掉在了那里，就在桌上，他可以伸手拿到。他不可能是弯腰从地板上将它捡起来的。你的钥匙圈上有一把他办公室的钥匙。我昨天深夜去了那里。我在他的雪茄保湿盒里找到了弹壳。没有人检查过那里。人毕竟只会找他想要找到的东西。”

他停了下来，摸了摸脸。过了一会儿，他又补充道：“多尼已经尽力了——然后才死去。干得很不错——我会让他和这些脱离干系的。”

贝尔·马尔缓缓地张开了嘴，首先冒出来的是某种咕噜声，然后才是话语，清晰的话语。

“山姆，这牵涉的不仅仅是女人而已，而是他要的那种女人。”她颤抖了一下，“我现在就进城去自首。”

德拉杰拉说：“不必了。我说过要让他脱离干系的。城里的人喜欢事情就这样了结。漂亮的政治。整个城市因此而脱离了马斯特斯和奥耶的掌控。德鲁可以风光一阵子，不过他太软弱，这种状况不会持久的。所以，那已经无关紧要了……你不要插手管任何事。你要做的是多尼用最后一口气表明的事情——置身事外。再见。”

他又快速看了一眼她那涂满脂粉的苍白的脸，然后转过身，走过草地，经过有荷花和石牛蛙的池塘，沿着房子侧面向车子走去。

皮特·马库斯把车门推开，德拉杰拉钻进车子坐下来，头靠着椅背陷在车座内，闭上双眼，语气平淡地说：“皮特，慢点儿开，我的头痛得要命。”

马库斯发动车子，转到街上，慢慢折回德尼夫巷，朝城里驶去。掩映在树荫里的屋子消失在他们后面，那儿只有一片高高的树林。

等他们离开很远之后，德拉杰拉才又睁开眼睛。

（石蓝 译）

我在等候

凌晨一点，守夜门卫卡尔关掉了温德米尔旅馆大厅里三盏台灯中的最后一盏。蓝色地毯的颜色暗了一两成，墙壁好像退缩到了遥远的地方，椅子上则躺着一个个慵懒的身影，角落里仿佛充溢着宛若蛛丝一样密集的回忆。

托尼·雷塞克打了个哈欠，将头靠在一边，听着从收音机室传来的隐隐约约的、激昂的音乐。收音机室就在大厅一角阴暗的拱门后面。他皱起了眉头。凌晨一点之后，那原本应该是他的收音机室，里面不应该有人的。那个红发女郎破坏了他的这些夜晚。

眉头又舒展开来，一个淡淡的笑容浮现在他的嘴角。他是个中年人，舒服地坐在那里，身材矮小，脸色苍白，大腹便便，修长纤细的手指交叉在表链上的鹿齿上——那完全是技艺娴熟的艺术家修长纤细的手指，光滑的指甲修剪整齐，第一道指关节灵活轻巧，手指尾端是铲形。真是漂亮的手指。托尼·雷塞克轻轻地揉着它们，安静的海灰色眼睛显得很平和。

他又皱起了眉头，这音乐令他很不悦。他站起来，动作异常优雅，无可挑剔，并没有移动抓着表链的双手。他一会儿轻松、随意地往后靠着，一会儿又四平八稳地站着，纹丝不动，好像站起来的动作完全在意料之中，刚才的姿势变换只是个错觉……

他脚上的鞋泛着亮光。他沿着蓝地毯走到拱门下，音乐声更大了——热辣、粗豪、癫狂，是现场演奏的爵士音乐。声音太大了。红发女郎坐在那里，沉默地盯着大收音机的喇叭，仿佛看见了带着职业性的笑容、汗流浃背的乐队。她的双脚压在身体下面，整个人蜷曲在沙发上。房间里的靠垫似乎都集中到了沙发上。她小心翼翼地窝在里面，好像花匠用纸巾包着的胸花。

她靠在那里，没有转动脑袋，一手握拳搭在桃红色的膝盖上，身上穿着绣着黑色莲花花苞的棱纹丝质睡衣。

“你喜欢古德曼
[1] ，克雷西小姐？”托尼·雷塞克问道。

女郎缓缓地移动着目光，眼神暗淡，但是她眼睛里紫色的亮光几乎可以伤人。它们很大、很深，只是没有思想的痕迹。她的脸显得很古典，但毫无表情。

她没开口。

托尼笑笑，将手放到了体侧，手指一根一根地移动，并且感受着这种移动。“你喜欢古德曼，克雷西小姐？”他温和地重复道。

“还不至于热泪盈眶。”女郎平淡地说。

托尼停住脚步，往后仰了一下，盯着她的眼睛——大大的、深沉的、空洞的眼睛。或者，它们根本不是这样？他弯下腰，关掉了收音机。

“别误会我的意思。”女郎说，“古德曼会赚钱。这个时代，以合法的方式赚钱的男人就值得尊敬。但是我觉得这种爵士音乐就像走了气的啤酒。我喜欢轻柔一点儿的东西。”

“也许你喜欢莫扎特。”托尼说。

“得了，别开我的玩笑。”女郎说。

“我不是在开你的玩笑，克雷西小姐。我想莫扎特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人——托斯卡尼尼
[2] 是这样说的。”

“我以为你是旅馆的侦探。”她将头往后靠到枕头上，眯着的眼睛透过睫毛盯着他。

“放些那个莫扎特的音乐给我听听吧！”她又加了一句。

“太晚了，”托尼叹了口气，“现在收不到。”

她热切地看了他一眼，眼神清澈。“盯上我了，是不是，大侦探？”她笑了起来，几乎没出声，“我做错什么了？”

托尼露出一个顽皮的笑容：“没有，克雷西小姐。你没做错任何事。但是你需要呼吸一些新鲜空气。你来这旅馆已经五天了，一步也没踏出去。何况你住的还是顶楼的房间。”

她又笑了笑：“编个故事给我听吧。我很无聊。”

“以前有个女孩也住在你的套房里。她在旅馆里待了整整一个星期，跟你一样。我是说她根本没出去过。她几乎不跟任何人说话。你猜她后来怎么了？”

女郎严肃地看着他：“她没付账就跳楼了。”

他伸出修长的手，慢慢地转动手掌，同时让手指不停地拍动，好像平缓的海浪在翻转：“嗯——呃，她叫人下来拿账单，然后付了账。之后她告诉门卫半个小时后去拿她的行李箱，后来便从阳台跳了出去。”

女郎将身体向前倾了一点儿，眼神仍然很严肃，一只手放在桃红色的膝盖上：“你说你叫什么名字？”

“托尼·雷塞克。”

“听起来像匈牙利人。”

“是啊，”托尼说，“波兰人。”

“继续说，托尼。”

“所有的顶楼套房都有阳台，克雷西小姐。阳台的围栏对十四层来说太矮了。那是个漆黑的夜晚，乌云密布。”他的手以一种含有终结意味的姿势、告别的姿势垂下去，“没有人看到她跳下去。但是她落地时，那声响好像是很大的手枪走火了。”

“托尼，你在编故事。”她的声音冷淡干脆，近乎耳语。

他仍在顽皮地微笑，安静的海灰色眼睛里的目光好像要抚平她那波浪形的长发。“伊芙·克雷西。”他若有所思地说，“一个等待着光明的名字。”
[3]

“等待着一个身材高大、皮肤黝黑、一无是处的家伙，托尼。你不会想知道原因的。我曾经想嫁给他，我可能还会嫁给他。人一生当中可以犯下许多错误。”她放在膝盖上的手慢慢地张开了，直到手指无法再往后跷，然后它们突然又紧紧地收拢了。虽然光线昏暗，指关节却像磨光了的骨头一样发亮。“我曾经对他玩过低级的把戏，把他推到了很坏的地方——不是故意的。你也不会对这感兴趣的。只是我欠了他一些东西。”

他轻轻地往前挪，打开收音机。温暖的空气里响起了不太清楚的华尔兹音乐。一段俗气的华尔兹音乐，不过还是华尔兹。他把音量调大，沉闷的旋律从音箱里流泻出来。自从维也纳死了，所有的华尔兹都沉闷无比。

女郎把手放在一旁，哼了三四句，然后突然停住，紧紧地闭上了嘴巴。

“伊芙·克雷西，”她说，“曾经身处光明之中。在一家三流夜总会，一个低级的地方。他们抄查了那地方，光明从此消失了。”

他几乎是嘲讽地朝她笑笑：“克雷西小姐，你在的时候那里可不是低级的地方啊……当年老的门卫在旅馆入口处走来走去的时候，管弦乐队总是会演奏华尔兹乐曲。只要有胸前的奖牌，一切都显得很美好。《最后一笑》
[4] 。埃米尔·杰宁斯
[5] 。你不会记得那个吧，克雷西小姐。”

“‘温泉，美丽的温泉’，”她说，“是的，我从来没看过。”

他从她身旁移开三步，转过身去：“我得上楼去查房了。我希望没打扰你。你该上床睡觉了，夜已经很深了。”

俗气的华尔兹音乐停下来了，有个声音开始说话。女郎的声音盖过了收音机的声音：“你刚才真的在想那种事情——阳台的事？”

他点点头。“可能吧，”他轻声说，“不再想了。”

“不会让你有机会想了，托尼。”她的笑容就像一片失去光泽的落叶，“经常过来和我聊聊天吧！红头发的人不会跳楼的，托尼。他们会咬紧牙关——然后再消逝。”

他严肃地看了她一会儿，便沿着地毯走开了。门卫站在通向大厅的拱门那儿。托尼还没朝那个方向看去，不过他知道有人在那里。只要有人靠近他，他向来都会察觉到。他可以听见青草生长的声音，就像《青鸟》
[6] 里的那头驴子。

门卫急切地朝他努努下巴。制服衣领上的那张宽大的脸汗水直流，异常激动。托尼走到他身边，他们一起穿过拱门，朝昏暗的大厅中央走去。

“碰到麻烦了？”托尼疲惫地问。

“外面有个家伙要见你，托尼。他不肯进来。我正在擦门上的玻璃，他走到了我身边。一个高大的家伙。‘叫托尼来！’他说，几乎是咬牙切齿。”

托尼说：“嗯。”他盯着门卫淡蓝色的眼睛，“是谁？”

“阿尔，他说他是阿尔。”

托尼的脸变得像面团一样毫无表情：“好的。”他开始往外走。

门卫扯住他的衣袖：“嘿，托尼，你有敌人？”

托尼礼貌地笑笑，脸仍然显得很平静。

“嘿，托尼。”门卫紧紧地抓着他的衣袖，“街上有一辆黑色的大轿车，另一头有出租车。有一个家伙站在车旁，一只脚踏在踏板上。这个跟我说话的家伙，穿着深色的风衣，裹得紧紧的，领子竖到耳朵处。帽子拉得很低，你根本看不到他的脸。他说‘叫托尼来’时，简直咬牙切齿。你没有什么敌人吗，托尼？”

“只是财务公司的人。”托尼说，“快走开！”

他沿着蓝地毯朝外走去，步履缓慢，显得有些迟疑。走下三级浅浅的台阶后，他来到了门厅处，那儿一边是三个电梯门，另一边是一个接待台。这时只有一个电梯在工作。在敞开的门边，守夜的电梯员交叉着双臂，穿着整洁的、镶有银边的蓝制服静静地站在那里。他是一个瘦削黝黑的墨西哥人，叫哥麦斯，新来的，只能值夜班。

另一边的接待台旁，夜班职员优雅地靠着玫瑰色的大理石台面。这个人身材矮小，衣着整洁，留着一撇略带红色的八字胡，双颊红润，好像涂了胭脂。他盯着托尼，一边用一片指甲戳着胡子。

托尼伸直一根食指指着他，其他三根手指紧紧收进掌心，拇指忽上忽下地弹着食指。职员摸摸另一边的胡子，看起来很烦闷。

托尼继续往前走，经过了已经收摊的黑漆漆的报摊和药房的侧门，向一扇铜框玻璃门走去。在踏出门之前，他先停下来深深地吸了口气。然后，他挺了挺胸，把门推开，走进夜晚阴冷潮湿的空气中。

街上一片漆黑，静悄悄的。两个街区外的威尔榭大道上车声隆隆，但是没有人影，没有异样的情况。左边有两辆出租车，司机并排靠着挡泥板抽着烟。托尼朝另一边走去。那辆黑色大轿车离旅馆大门有三分之一个街区远。车灯的灯光暗了下来。直到他快要走到车子近旁，他才听到引擎轻轻的转动声。

一个高个子出了车子，缓步朝他走来，双手插在深色高领风衣的口袋里。一支香烟在他的嘴边隐隐约约地闪着亮光，就像一颗没有什么光泽的珍珠。

当两人之间的距离只剩下两英尺时，他们都停下了脚步。

高个子说：“嘿，托尼，好久不见！”

“嘿，阿尔，还好吗？”

“好极了。”高个子准备把右手从风衣口袋里掏出来，然后又停住了，轻轻地笑了笑，“我忘了，我想你是不想握手的。”

“那没有任何意义，”托尼说，“握手。猴子也能握手。在打什么主意啊，阿尔？”

“嘿，还是那个刁钻、聪明的胖小子，托尼？”

“我猜的。”托尼眯起眼睛，感觉喉咙发紧。

“喜欢这里的工作？”

“混口饭吃。”

阿尔又轻轻地笑起来：“托尼，你喜欢慢慢来，我喜欢快速利落。所以，既然是混饭吃，你就要保住饭碗。好吧，有个叫伊芙的女孩住在你们这家安静的旅馆里。把她弄出来，要快，就是现在。”

“出了什么事？”

高个子前前后后看了一下街道，坐在后面的车里的一个人轻轻咳了一声：“她勾搭错了对象。这事儿不是针对她本人的，但是她会给你惹来麻烦。托尼，把她弄出来。你大概有一个小时的时间。”

“当然。”托尼没头没脑地说，那话听起来没有任何意义。

阿尔将右手从口袋里掏出来，伸到托尼胸前，懒洋洋地推了他一把：“胖子兄弟，我不会告诉你是为了见鬼的什么事情。只要把她弄出来就行。”

“好的。”托尼的声音没有一点儿起伏。

高个子缩回手去开车门。车门被打开后，他就像一道瘦长的黑影一样准备滑进去。

接着，他停了下来，朝车内的人说了些话，又走出来，回到托尼静静地站着的地方。街上一道昏暗的光线照进他的浅色眼睛里。

“听着，托尼。你向来都不喜欢多管闲事。你是个好伙计，托尼。”

托尼没有搭腔。

阿尔就像一个快速移动的长长的影子似的凑近他，衣领几乎碰到了他的耳朵：“这是麻烦事，托尼。兄弟们不会高兴的，不过我还是告诉你算了。这个克雷西曾经嫁给一个叫约米·拉尔斯的家伙。拉尔斯两三天或一个星期前从昆丁监狱出来了。他因为过失杀人坐了三年牢，是这个女孩把他送进去的。有一天他醉酒驾车撞了一个老人，她当时和他在一起。他不肯停车。她要他去自首，否则就去告发他。他没有去自首，所以警察就去抓他了。”

托尼说：“太糟糕了。”

“没什么大惊小怪的，小子。打听这些事情就是我要干的活儿。这个拉尔斯在监狱里夸口说这个女孩会怎么等着他、原谅他并忘记他的过去，他一出来就要去找她。”

托尼说：“他跟你有什么关系？”他的声音干巴巴的，显得很僵硬，就像厚纸似的。

阿尔笑了起来：“兄弟们想见见他。他在日落大道上的某个赌场管台子，弄出了一套诡计，和另一个家伙拿了老板五万块钱。那个家伙把钱吐出来了，可是我们还要拿回约米手上的两万五千块钱。可没有人付钱让兄弟们忘掉这件事。”

托尼前后扫视了一下黑漆漆的街道。一个出租车司机弹出一个烟蒂，一道长长的弧线从车顶划过。托尼看着烟蒂落下，在人行道上一闪一闪的，一边听着车子引擎轻轻的响声。

“这些麻烦我一点儿都不想惹，”托尼说，“我会把她弄出来的。”

阿尔一边点着头往后退，一边说：“聪明的小子。妈妈近来怎么样？”

“很好。”托尼说。

“跟她说我问候过她。”

“光问候是不够的。”托尼说。

阿尔快速转过身钻进车子。车子懒洋洋地在街心掉了个头，滑回街角。车灯被打开了，灯光扫过一面墙壁。然后，车子转过一个街角消失了，排放出来的废气的味道在空气中迟迟不散，钻进托尼的鼻孔。他转过身走回旅馆，进了大厅，径直朝收音机室走去。

收音机仍在咕噜作响，但是那个女郎已经从收音机前的沙发上消失了。她的身体在靠垫上压出了浅浅的凹槽。托尼伸手摸摸靠垫，还带着暖意。他关掉收音机，站在那里，拇指在身体前面慢慢地转动，手掌平贴着肚子。然后，他回到大厅，朝电梯走去，站在一个装着白色沙子的陶罐旁。守夜职员在接待台一端的玻璃屏风后毫无头绪地忙着什么事情。周围一片沉寂。

电梯间的光线很暗。托尼看了看中间那个电梯的指示器上的指针：十四。

“睡觉去了。”他轻轻地说。

电梯旁的门卫的门打开了，矮小的墨西哥守夜电梯员穿着便服走了出来，他那安静的栗色眼睛瞟了托尼一眼。

“组长，晚安。”

“嗯。”托尼心不在焉地说。

他从背心口袋里拿出一支细长的、有花纹的雪茄，凑到鼻子前闻了闻，然后慢条斯理地打量着雪茄，拿着它在干净的手指间转动着。他发现雪茄上有一道小小的裂痕，皱了皱眉，又将它收起来。

一个似乎很遥远的声音响了起来，电梯指示器上的指针开始在铜制标度盘上缓缓转动。电梯通道内灯光闪烁，照进了下方的黑暗中。电梯停了下来，门开了，卡尔走了出来。

他看到托尼时，目光闪了一下，接着便向他走过去，头侧向一边，粉红色的上唇微微闪着亮光。

“听着，托尼。”

托尼伸出强健灵活的手扣住他的胳膊，拉着他转了个身，快速但看似随意地把他从台阶上推到昏暗的大厅里，然后领着他来到一个角落。他松开了手，觉得喉咙又开始发紧，但自己也不知道这是为什么。

“怎么了？”他阴沉着脸说，“想让我听你说什么？”

门卫伸手探进口袋，掏出一张一元的钞票。“他给了我这个。”他以轻松的口气说，眼睛毫无目标地看向托尼肩后并快速地眨动，“冰块和汽水。”

“别拖拖拉拉的。”托尼低声吼着。

“十四-B的家伙。”门卫说。

“让我闻闻你的气息。”

门卫顺从地凑过去。

“酒精。”托尼厉声说。

“他让我喝了一杯。”

托尼低头看着钞票。“十四-B没有人住，我的名单上没有记录。”他说。

“有啊，有人。”门卫舔舔嘴唇，眼睛睁开又闭上，这样反复了好几次，“一个高大黝黑的家伙。”

“好吧，”托尼生气地说，“好吧！一个高大黝黑的家伙住在十四-B，给了你一块钱和一杯酒。然后呢？”

“腋下有枪。”卡尔一边说一边眨着眼睛。

托尼笑了笑，但他的眼睛就像厚厚的冰块一样闪着冷酷的光芒：“你带克雷西小姐上楼的？”

卡尔摇摇头：“哥麦斯。我看着她上去的。”

“滚吧，”托尼咬着牙说，“还有，别再接受客人给的酒。”

直到卡尔回到电梯旁的小房间里并关上门，他才开始挪动脚步，悄无声息地踏上三级台阶，来到接待台前，看着纹理遍布的玫瑰色大理石台面、缟玛瑙笔架、放在皮革外框内的新的登记卡。他举起一只手，重重地敲在大理石台面上。职员从玻璃屏风后面跳出来，好像金花鼠从洞中钻出来一样。

托尼从胸前口袋里拿出一张薄纸，将它摊在桌上。“这上面没有十四-B。”他厉声说。

职员礼貌地摸摸八字胡：“非常抱歉。他住进来的时候，你一定是出去吃晚饭了。”

“谁？”

“登记的名字是詹姆斯·沃特森，来自圣地亚哥。”职员打了个哈欠。

“他在找人吗？”

职员哈欠还没打完，大张着嘴停住了，盯着托尼的头顶：“噢，是的。他在找一个乐队。怎么了？”

“讲起笑话来又聪明又机灵又风趣，”托尼说，“你大概喜欢这一套。”他在薄纸上写了些什么，然后将它塞回口袋，“我要上楼去查房了。顶楼还有四间套房你没租出去。小子，振作精神。你快撑不住了。”

“我会坚持下去的，”职员懒懒地说，继续打哈欠，“快点儿回来，老小子。我不知道该怎么打发时间呢。”

“你可以把嘴上的红毛剃光。”托尼说着朝对面的电梯走去。

他拉开一扇黑漆漆的电梯门，打开电梯顶上的灯，乘往十四楼。接着，他又把灯熄灭，走出电梯，关上门。除了紧接着的下一层楼，这个中厅比其他的都小。每一面墙上都有一道蓝色的单扇门，有电梯门的那面墙除外。每扇门上都写着一个由数字和字母组成的金色的号码，环绕着金色花环。托尼走到十四-A前，把耳朵贴在门上，但什么也没听到。伊芙·克雷西可能已经上床休息了，也可能在浴室里，或在阳台上。或者，她就坐在房间里离门几英尺的地方，看着墙壁发呆。这样的话，他是不可能听到任何声响的。他又走到十四-B前，竖起耳朵倾听。这次情况有所不同，里面有声音——一个男人在咳嗽。听起来好像只有咳嗽声，没有谈话声。托尼按了按门边用珍珠贝的贝壳制作的门铃按钮。

不慌不忙的脚步声响起来了，一个朝着门说话的又粗又沉的声音传了出来。托尼没有回应，也没发出任何声响。那声音又重复了一遍询问。轻轻地，带着几分恶意，托尼又按了一次门铃。

詹姆斯·沃特森先生，或者圣地亚哥先生，这会儿应该开门探究一下情况了吧。可是他没有开门。门后一阵沉默，宛如冰河的沉寂。托尼再次把耳朵贴到门边，里面毫无动静。

他从链子上取出一把通用钥匙，将它轻轻插进门上的锁孔转动一下，把门往里面推了三英寸，然后拔出钥匙，站在那儿等待。

“好了，”那声音冷冷地说，“进来吧！”

托尼把门推得大开，站在门框里，中厅照进来的灯光打在他背后。那人身材高大，黑头发，白皙的脸棱角分明。他拿着一支枪，看样子是很会玩枪的人。

“进来。”他慢吞吞地说。

托尼走进去，用肩膀把门推上。他的双手放在身体两侧，但并未贴在腿上，灵活的手指弯起来又伸开。一个淡淡的、平和的笑容挂在他的脸上。

“沃特森先生？”

“怎么了？”

“我是这家旅馆的侦探。”

“这可吓坏了我。”

皮肤白皙、说不上英俊还是不英俊的这个高个子缓缓退回房间。房间很大，两边各围着一个矮矮的阳台，敞开的落地窗连接着独用的露天小阳台。每一个顶层房间都有一个这样的阳台。看上去很舒服的沙发和屏风之间，有一个可以在里面燃烧柴火的壁炉。在一张深陷的、舒服的椅子旁有个旅馆的托盘，上面立着一只不太干净的高脚杯。这人朝杯子的方向退去，在它前面站定。那支粗大发亮的枪垂了下去，枪口对着地板。

“这可吓坏了我！”他说，“我才进来这个破地方一个小时，旅馆侦探就来收拾我。好吧，甜心，尽管去检查衣橱和浴室吧！但是她刚刚离开。”

“你还没看到她。”托尼说。

这人仿佛经过漂白的脸上露出了惊讶的神情，他那又粗又沉的声音几乎是在咆哮了：“是吗？我还没看到谁啊？”

“一个叫伊芙·克雷西的女孩。”

这人咽了一口口水，把枪放在桌上的托盘旁边。他坐进椅子，身体僵硬地往后靠，好像腰部患有风湿病的人一样。然后，他又将身子往前倾，双手覆在膝盖上，露出灿烂的笑容：“这么说她来这儿了，嗯？我还没问起她呢！我是个谨慎的人。我还没问呢！”

“她已经来这儿五天了，”托尼说，“在等你。她一分钟都没离开过旅馆。”

这人嚅动了一下嘴唇，脸上的笑容表示他已经明白了其中的因由。“我在北边耽误了一下，”他平静地说，“你知道那是怎么回事。看看老朋友。侦探先生，你好像知道我的很多事情。”

“不错，拉尔斯先生。”

这人猛地站起来，随手抓起枪，又将身子往前倾了倾，把枪放在桌上，瞪着眼睛：“女人太多嘴了。”他的声音含糊不清，好像齿间咬着一个软软的东西，声音就是透过那层东西出来的。

“不是女人说的，拉尔斯先生。”

“噢？”枪在硬硬的木头桌面上滑动，“把话说清楚些，侦探先生。我现在懒得动脑筋。”

“不是女人，是男人。带枪的男人。”

冰河一般的沉默又降临在他们之间。这个人慢慢地挺直身子，脸上顿时变得毫无表情，但是眼睛显得很机警。托尼将身子朝他那边凑了凑。在他看来，托尼矮矮胖胖，一脸和善，表情平和，眼睛如同森林里的水一样纯净。

“他们从来不担心用光汽油——那些兄弟，”约米·拉尔斯舔舔嘴唇说，“早晚都在工作。那家老店从来都不关门。”

“你知道他们是谁了？”托尼轻声说。

“我可以猜九次，有十二次都是对的。”

“爱找麻烦的兄弟。”托尼淡淡地笑着说。

“她在哪里？”约米冷冷地问。

“就在你隔壁。”

这人走到墙边，把枪留在桌上。他站在那儿上下打量着墙壁，然后伸出手抓住阳台栏杆上的铁格子。当他放下手并转过身时，脸上的表情变得柔和了，眼睛里闪起亮光。他朝托尼走去，低头看着他。

“我赚了些钱。”他说，“伊芙寄给我一些钱，我在北边利用关系拿它赚的。现钱，我指的是这个。爱找麻烦的兄弟说的数目是两万五千块。”他阴险地笑笑，“我只有五百块。让他们相信我的话，这会很有趣。我会这么做的。”

“那笔钱怎么样了？”托尼冷冷地问。

“侦探先生，我从来没拿过。你听他们瞎说吧！我是世上唯一相信这件事情的人。我只是个受骗上当的傻瓜。”

“我相信你。”托尼说。

“他们不常杀人，但是相当歹毒。”

“笨蛋。”托尼说，语气突然带上了轻蔑的意味，“带枪的家伙，只是笨蛋。”

约米·拉尔斯伸手拿起杯子一饮而尽，当他放下杯子时，冰块发出了清脆的响声。他拿起枪在掌中把玩，然后枪口朝下将它塞进里面的口袋，眼睛盯着地毯。

“你为什么要告诉我这些事，侦探先生？”

“我想你也许可以让她喘口气，给她安宁。”

“如果我不愿意呢？”

“我想你会的。”托尼说。

约米·拉尔斯默默地点点头：“我能从这儿出去吗？”

“你可以搭员工电梯去车库，然后租一辆车。我可以给你一张名片去找车库的人。”

“你是个奇怪的小个子。”约米·拉尔斯说。

托尼拿出一个很旧的鸵鸟皮钱包，在一张名片上写下一些东西。约米·拉尔斯站在那儿拿着名片看了看，用拇指指甲在名片上弹着。

“我可以带她一起走。”他眯着眼睛说。

“你也可以坐在篮子里兜风。”托尼说，“我说过她来这儿五天了，她已经被跟踪了。一个我认识的家伙来找我，要我把她弄出去。他告诉我是怎么回事，所以我还是把你弄出去好了。”

“他们会喜欢的，”约米·拉尔斯说，“会送你紫罗兰。”

“等我休假的时候，我会为此而热泪盈眶的。”

约米·拉尔斯将手掌翻过来，目光落在上面：“我还是可以看看她——在我走之前。你说就在隔壁？”

托尼扭动了一下脚跟，开始朝门口走去。他头也没回地说：“帅小子，别浪费太多时间。我可能会改变心意。”

这人几乎是温柔地说：“就我所知，你现在可能在暗算我。”

托尼没有回头：“你不得不冒这个险。”

他穿过房间继续朝门口走去，小心地、轻轻地关上门，接着又瞥了一眼十四-A的门，走进黑漆漆的电梯。他来到布草房所在的那一层楼，走出去把抵住员工电梯的门的篮子移走，电梯门悄悄地关上了。他用手扶着门，所以它没有发出声音。走廊远处，客房部办公室的门敞开着，灯光从里面照出来。托尼走回电梯，乘往大厅。

矮小的职员正在玻璃屏风后面审查账目。托尼穿过大厅，走进收音机室。收音机又被打开了，声音轻柔。她在那里，又蜷曲在沙发上。音箱朝着她嗡嗡作响，那声音如此细微，如此低沉，听不出任何字句和意义，仿佛树木发出的沙沙声。她慢慢转过头朝他微笑。

“查完房了？我怎么也睡不着，所以又下来了。可以吗？”

他笑着点点头，在一张绿色的椅子上坐下来，拍拍宽宽的缎面扶手：“当然可以，克雷西小姐。”

“等候是最难熬的事情，不是吗？我希望你能告诉收音机，说它听起来好像一把被折弯了的法国号。”

托尼调了调收音机，没有找到喜欢的节目，又调回了原来的频道。

“现在啤酒屋里的酒鬼是主要的听众。”

她又朝他笑笑。

“我在这里不会打扰你吧，克雷西小姐。”

“我喜欢这样。你是个体贴的小家伙，托尼。”

他直直地盯着地板，心里泛起一圈涟漪。他等着这种感觉消失，但它徘徊了很久才离开。然后，他又往后靠在椅背上，松弛下来，干净的手指抓着表链上的鹿齿。他倾听着，不是听收音机——而是远处某种不确定的声音，可怕的声音。也许是车轮安全地转动，车子离开并驶入一个陌生的夜晚的声音。

“没有一个人是彻底的坏蛋。”他大声说。

女郎懒洋洋地看着他：“不过我看走眼过两三个人。”

他点点头。“是啊！”他审慎地承认道，“我想有些人是那样的。”

女郎打了个哈欠，深沉的紫罗兰色的眼睛半闭着。她缩回靠垫里：“托尼，在那儿坐一会儿吧！也许我可以打个盹。”

“当然。我没事可做了。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要付薪水给我。”

她很快就入睡了，安安静静的，像孩子似的。托尼几乎有十分钟都不大敢喘气，只是看着她，嘴唇微微张开，清澈的眼睛里有平和的向往之情，好像在注视着一座圣坛。

然后，他小心翼翼地站起来，轻轻穿过拱门，朝门厅和接待台走去。他站在接待台前倾听了一会儿，听到钢笔在某处书写的沙沙声。他绕过这个角落朝玻璃隔间内的一排内线电话走去，拿起其中一个话筒，要求夜班话务员转接车库。

电话里的嘀嘀声响了三四次，然后一个孩子气的声音回答道：“温德米尔旅馆，这里是车库。”

“我是托尼·雷塞克。那个我给了他名片、叫沃特森的人走了吗？”

“当然，托尼。快半个小时了。记在你的账上吗？”

“是的，”托尼说，“我的客人。谢谢，再见。”

他挂上电话，挠挠脖子，回到接待台前，一只手拍在台面上。职员从屏风后面飘出来，脸上挂着迎接客人的笑容。他一看到托尼，笑容就消失了。

“就不能让人好好工作吗？”他埋怨道。

“十四-B的员工折扣是多少？”

职员苦闷地瞪着他：“顶楼没有员工折扣。”

“编一个吧！那个家伙已经走了。只在那里待一个小时。”

“噢，噢，”职员轻快地说，“所以这家伙今天晚上没付钱就溜了。”

“五块钱能让你满意吗？”

“你的朋友？”

“不是。只是个醉汉，满脑子发财梦，身上却没几个钱。”

“看来只有这样做了，托尼。他怎么出去的？”

“我带他乘了员工电梯。你睡着了。五块钱，你满意吗？”

“为什么？”

旧旧的鸵鸟皮钱包又被掏出来了，一张卷得细细的五元钞票滑过大理石桌面。“他身上只有这些。”托尼轻松地说。

职员拿起钞票，一脸疑惑：“你是头儿。”他说着耸耸肩。桌上的电话尖声响起来，他拿起话筒听了一会儿，然后把话筒推给托尼：“找你的。”

托尼抓起电话，将它贴到胸前，把嘴巴靠近话筒。那声音很陌生，有种金属的质地，音节毫无特征，无从辨认。

“托尼？托尼·雷塞克？”

“是我。”

“阿尔的口信。要听吗？”

托尼看看职员。“行个方便。”他掩着话筒说。职员朝他笑笑，走开了。“说吧。”托尼对着话筒说。

“我们和待在你那里的一个家伙有点儿小生意要谈。他急忙离开的时候被我们拦下来了。阿尔估计你会放他走，便跟踪了他，把他堵在街边。事情不太妙啊，出了意外。”

托尼紧紧地抓着电话，脑门渗出了汗水，一阵发凉。“继续说，”他说，“我想你还没说完吧！”

“只剩一点点了。那家伙干掉了阿尔。他已经死了。阿尔——阿尔让我跟你说再见。”

托尼紧紧地靠着接待台，嘴巴虽在出声，但那完全不是话语。

“明白了吗？”带着金属质地的声音好像不耐烦了，有点儿厌烦了，“这家伙带着枪，他开了枪。阿尔再也不会打电话给任何人了。”

托尼勉强才能抓稳电话，电话机底座在玫瑰色大理石台面上摇晃。他紧紧地闭上了嘴巴。

那声音说：“就是这么多了，老弟，晚安。”电话咔嚓一声被冷冷地挂断了，宛如石头打在墙上。

托尼小心地放下话筒，生怕弄出声音似的。他看着刚才握紧的左手，掏出一条手帕，轻轻地擦着掌心，然后用另一只手把手指一一扳直，接着又擦擦额头。职员从屏风后面又出来了，盯着他的双眼闪着亮光。

“我星期五不上班。告诉我那个电话号码，怎么样？”

托尼朝职员点点头，露出一个淡淡的、虚弱的笑容。他收起手帕，拍拍装手帕的口袋，然后转过身从接待台旁走开，走下三级台阶，穿过昏暗的大厅和拱门，再次来到收音机室。他轻手轻脚，好像屋内有一个病重的人。他走到先前坐过的那张椅子旁，一寸一寸地低下身子坐进去。女郎仍睡着，一动也不动，保持着一种蜷曲的、放松的姿势——一些女人和所有的猫都是这样的。她的呼吸声几乎听不见，屋内只有收音机模糊的嗡嗡声。

托尼·雷塞克往后靠在椅子上，双手交叉着握在鹿齿上，静静地闭上了眼睛。

（石蓝 译）

注释

[1] 古德曼（Benny Goodman，1909—1986），美国爵士音乐家。

[2] 托斯卡尼尼（Arturo Toscanini，1867—1957），意大利指挥家。

[3] “伊芙”的英文Eve意为“节日前夕”。

[4] 《最后一笑》（The Last Laugh），德国导演茂瑙（F.W.Murnau）拍摄的一部默片，讲述了原本在旅馆大堂负责开门迎送宾客的主角被降职做男厕服务员，闷闷不乐，饮恨而终。

[5] 埃米尔·杰宁斯（Emil Jannings，1884—1950），德国电影与舞台剧演员，默片时代的巨星，第一届奥斯卡影帝得主。《最后一笑》的主角就是他饰演的。

[6] 《青鸟》（The Blue Bird），比利时剧作家、诗人莫里斯·梅特林克（Maurice Maeterlinck）创作的童话剧，曾多次搬上银幕和剧场。

黄裤王

1

卡尔顿旅馆的夜班审计员乔治·米勒是个瘦削结实、短小精悍的人，声音轻柔低沉，好像唱情歌的歌手。当他对着电话交换机的话筒说话时，尽量降低声音，但是他的眼睛很锐利，喷着怒火：“很抱歉，以后不会再发生这种事情了。我马上叫人上去。”

他摘下耳机，将它丢在交换机上，迅速从玻璃屏风后朝门厅走去。此时已是凌晨一点多了，卡尔顿的入住率达到了三分之二。三级浅浅的台阶下的大厅内灯光昏暗，守夜的门卫已经清理完毕。这里显得空荡荡的——宽敞的空间内摆着看上去朦朦胧胧的家具，地上是奢华的地毯，从远处隐隐约约传来收音机的声音。米勒走下台阶，快步走向传出声音的地方。他转了个弯，穿过拱门，看见一个男人舒展着身子惬意地躺在一张淡绿色的长沙发上，全旅馆的靠垫好像都拥在了这个人的身边。他侧身躺着，双眼迷离地听着两码之外的收音机的声音。

米勒咆哮道：“嘿，你！你是这里的私家侦探还是私家猫？”

史蒂夫·格雷斯缓缓转过头盯着米勒。他蓄着黑色长发，大约二十八岁，沉静的眼睛深陷，嘴唇显得相当温柔。他笑着朝收音机伸出一个拇指：“是莱奥帕迪·金，乔治。听听那小号的音色，跟天使的翅膀一样美，真好！”

“好极了！快回去楼上，把他从走廊上弄走！”

史蒂夫·格雷斯满脸惊讶：“什么——又来了？我以为我老早就让那些家伙上床睡觉了。”他将双脚放到地上站起来，看上去至少比米勒高一英尺。

“哼，八一六的房客可没这么说。八一六的房客说他带着两个助手到了走廊上。他穿着黄色缎子短裤，正拿着长号和他的伙计们在即兴演奏爵士乐。一个住在八一一的妓女，昆兰登记入住的，也出来替他们助兴。快上去——史蒂夫，这次可得把事情处理好。”

史蒂夫讽刺地笑笑，说：“反正莱奥帕迪不属于这里。我可以用氯仿麻醉药吗？或者只能用我的警棍？”

他迈开长腿，踏着浅绿色的地毯穿过拱门和大厅，朝唯一亮着灯并在工作的电梯走去。他把门关上，搭乘到八楼。电梯一停，他就踏入走廊。

噪音宛如狂风一般劈头盖脸朝他扑来，连墙壁都在微微发颤。穿着睡袍的客人正满脸怒容地站在五六扇敞开的门边张望。

“好啦，各位，”史蒂夫连忙说，“这绝对是最后一次。别紧张。”

他转过一个墙角，狂热的音乐震得他几乎站不稳。在一扇灯光由里面流泻而出的门的附近，有三个人贴着墙壁站成一排。中间拿着长号的那个有六英尺高，体格强壮，神态优雅，蓄着整齐的八字胡。他的脸涨得通红，双眼在酒精的作用下闪着亮光，身上穿着一条黄色缎子短裤，左腿裤管上用黑线绣着大大的名字的缩写字母——除此以外，他身上别无他物，裸露的皮肤呈棕褐色。

那两个和他在一起的人穿着睡衣，是那种普通的长得不错的乐队小伙子，都喝醉了，但还没到烂醉如泥的程度。一个在疯狂地吹着单簧管，另一个则拿着次中音萨克斯管在发狂。

在他们前面神气十足地晃来晃去的女孩忽而慢行忽而疾走，同时挥着胳膊、高扬着眉毛，将手指使劲向后弯曲，深红色的指甲几乎快碰到胳膊了——她那样子宛若一只搔首弄姿的喜鹊。这个金发女孩随着音乐摇摇摆摆，她的声音沙哑尖厉，毫无节律可言，就像她的眉毛一样不合调，像她的指甲一样尖得刺耳。她穿着高跟拖鞋，黑色睡衣上系着长长的紫色腰带。

史蒂夫猛地停住脚步，用手狠狠地做了一个往下压的动作。“收起来！”他吼道，“装起来！忘了这些吧！把东西拿走，藏起来！表演结束了！滚——现在就滚！”

莱奥帕迪·金将长号从嘴边拿开，大声叫喊：“是旅馆侦探。这可是大排场呢！”

三个醉鬼吹出一串不流畅的音符，所有的墙壁都在颤动。女孩傻乎乎地笑着踢出一脚，一只拖鞋砸到史蒂夫的胸前。他在拖鞋落地之前将它抓住，接着冲向女孩并攫住她的手腕。

“很厉害，嗯？”他咧嘴一笑，“我首先就逮你。”

“揍他！”莱奥帕迪尖叫起来，“打得他满地找牙！使劲踹他的脖子！”

史蒂夫胳膊一挥，一把将女孩抱离地面，用胳膊夹着她拔腿就跑。他就像夹着一个包裹一样轻轻松松地跑着，而她一心想踢他的腿。他笑着瞥了一眼一个有灯光的门道，里面的衣橱下放着一双男式翻毛皮鞋。他继续朝第二个有灯光的门道跑去，冲进去并一脚把门踢上，转身扭动门上的钥匙将门反锁上。当即就有一个拳头捶在门上，他丝毫不加理会。

他把女孩沿着短短的过道往内推，直到经过了浴室门才放手。她急忙从他身边挣脱，背靠在衣橱上，喘着粗气，眼中喷着怒火，一绺湿漉漉的金发垂下来盖住了一只眼睛。她激动地摇着头，龇牙咧嘴。

“小姐，你想被踢出去，是吗？”

“去死吧！”她啐了一口，“金是我的朋友，懂吗？大侦探，你最好别碰我。”

“你跟那帮家伙一起跑江湖吗？”

她又朝他啐了一口。

“你怎么知道他们会来这里？”

另一个女孩头朝墙壁摊手摊脚地横躺在床上，黑头发散乱地盖在苍白的脸上，腿上的睡裤有一道撕裂的口子。她软绵绵地躺在那儿呻吟着。

史蒂夫严厉地说：“噢，噢，好个撕睡衣表演。就在这里躺下睡觉，小姐，乖乖躺下！听着，小家伙们，现在就上床睡觉，安安静静待到明天早上，不然就滚蛋！做个决定吧！”

黑发女孩还在呻吟。金发女孩说：“滚出我的房间，你这该死的侦探！”

她将手伸到背后，扔出一个小镜子。史蒂夫赶紧闪开，镜子摔在墙上，完好无损地落到地上。黑发女孩在床上翻了个身，疲累地说：“别闹了，我病了。”

她闭上眼睛，眼皮在不停地抖动。

金发女孩扭动着臀部穿过房间走向窗前的书桌，在玻璃水杯里给自己倒了半杯威士忌，一咕噜喝了下去，史蒂夫根本来不及阻挡她。她噎得很厉害，杯子一松，手脚一软，倒了下去。

史蒂夫阴沉着脸说：“那玩意儿把你撂倒了吧，小姐。”

女孩蜷曲着身子摇摇头，然后打了一下嗝，抬起涂着深红色指甲油的手去擦嘴。她想站起来，但脚一滑，又侧身跌下，很快就睡过去了。

史蒂夫叹了口气，走过去关上窗户，插上插销。他让黑发女孩翻了个身，将她的手脚摆平，然后抽出压在她身下的被子，在她的头下塞了个枕头。接着，他把金发女孩从地上抱起来丢到床上，替她们把被子盖到下巴处，又打开气窗，将顶灯熄灭。他打开门锁，走出去后又用链子上的通用钥匙从外面把门锁上。

“旅馆生意，”他轻声说，“哼！”

现在走廊上已经空空荡荡了。有灯光照出来的那扇门仍然敞开着，房号是八一五，和女孩子们的房间隔着两扇门。轻柔的长号声从那儿飘出来——但就凌晨一点二十五分而言，它还是不够轻柔。

史蒂夫·格雷斯转身走进房间，用肩膀顶着门把它关上，从浴室门口经过，一直往里面走去。莱奥帕迪·金独自一人待在房间里。

这个乐队指挥撒手撒脚地坐在一张安乐椅上，手肘边摆着一只不太干净的高脚杯。他吹奏长号时让它在空中画了一个紧凑的圆圈，灯光在号身上流转。

史蒂夫点燃一根香烟，吹出一团烟雾，然后透过烟雾凝视着莱奥帕迪，脸上带着怪异的神情——半是崇拜半是藐视。

他轻声说：“熄灯了，黄裤小子。你的号吹得很动听，这长号也不错，但是我们这里用不着。我已经告诉过你一次了。别闹了！把那玩意儿收起来。”

莱奥帕迪顽劣地笑笑，胡乱吹出一些音符，好像魔鬼的笑声。

“去你的！”他冷笑道，“不管何时何地，莱奥帕迪爱怎么做就怎么做，没有人能管得了他，侦探。省点儿力气吧！”

史蒂夫耸耸肩，走近这个皮肤微黑的高个子，耐着性子说：“把你那‘火箭筒’收起来吧，大人物。别人想睡觉了，他们对这种事很挑剔。你在乐队里是大人物，在其他地方不过是个有钱的家伙，恶名昭彰，从这里臭到迈阿密又臭回来。我拿人薪水替人办事。你要是再吹那玩意儿，我保证把它绕在你的脖子上。”

莱奥帕迪放下长号，端起手肘边的酒杯喝了一大口。他顽劣地眨着眼睛，又把长号举到嘴边，吸足一口气用力一吹，那声音震得墙壁颤动起来。接着，他猛地站起来，拿着那乐器朝史蒂夫头上砸下去。

“我从来就不喜欢私家侦探，”他讥讽地说，“他们就像公共厕所一样臭气熏天。”

史蒂夫往后跳开一小步，摇摇头。他斜眼一瞥，一个箭步向前，朝莱奥帕迪挥出一拳。这一拳看似轻松，但莱奥帕迪往后滚过整个房间瘫在床脚边，坐在地板上，右手垂在打开的行李箱里。

有一阵两人都没有动，然后史蒂夫将长号踢开，在一个玻璃盘里拧熄香烟。他的黑眼睛里没什么表情，但他的嘴巴却在微笑，露出了白白的牙齿。

“如果你想找麻烦，我就是从专门制造麻烦的地方出来的人。”

莱奥帕迪笑了，但笑容很淡，有点儿紧张。他的右手从行李箱里抽出来了，手上多了一支枪。他用拇指打开保险，稳稳地举着枪。

“用这个制造点儿麻烦吧。”他说着就开枪了。

密闭的房间里，枪声听起来震耳欲聋。衣橱的镜子碎裂了，玻璃纷飞，一个碎片像剃刀一样划破了史蒂夫的脸颊，鲜血像一根细线似的涌出皮肤。

他一个俯冲，右肩撞到莱奥帕迪赤裸的胸膛上，左手把枪扫到了床下。然后，他敏捷地翻滚到右边，双膝撑地直起了身子。

他声音粗重地厉声说：“你选错对象了，老兄。”

他朝莱奥帕迪扑过去，扯着他的头发使尽全力把他拽起来。莱奥帕迪大叫，打中史蒂夫的下巴两次，但是史蒂夫毫不在乎地笑笑，左手还是揪着乐队指挥乌黑柔顺的长发。然后，他转动左手，手下的那个脑袋也随着扭动，这时，莱奥帕迪的第三拳打中了史蒂夫的肩膀。史蒂夫趁势抓住那手腕使劲一扭，乐队指挥哀号着跪了下去。史蒂夫又抓着他的头发把他拎起来，放开他的手腕，往他的腹部挥了三拳——相当精彩的短拳。当第四拳就要落到他自己的手腕上的时候，史蒂夫松开了那把头发。

莱奥帕迪摸索着瘫在地上，呕吐起来。

史蒂夫走进浴室，从架子上取了一条毛巾并将它丢给莱奥帕迪，然后把打开的行李箱甩到床上，开始把东西往里面丢。

莱奥帕迪抹了一把脸，站起来的时候仍在呕吐。他脸色惨白，左摇右晃，于是赶紧抓住衣橱一端稳住自己。

史蒂夫说：“穿上衣服，莱奥帕迪，不然就这样走出去，反正对我都一样。”

莱奥帕迪就像一个盲人一样扶着墙壁跌跌撞撞走进了浴室。

2

当电梯门打开的时候，米勒正安静地站在接待台后面。他脸色发白，神色惊恐，修剪整齐的黑色八字胡就像上嘴唇上的一块污迹。首先从电梯里出来的是莱奥帕迪，脖子上缠着一条围巾，手臂上胡乱搭着一件薄外套，头上歪戴着一顶帽子。他步履僵硬，有点儿驼背，眼神空洞，脸色是带着惨绿的苍白。

史蒂夫走在他后面，提着一只行李箱。守夜门卫卡尔走在最后面，提着两只行李箱和两个黑色的皮革乐器盒。史蒂夫大步走到接待台前，冷冷地说：“莱奥帕迪先生的账单——如果有的话。他要退房。”

米勒隔着大理石接待台瞪着他：“我——我想没有，史蒂夫——”

“好吧，我想也是。”

莱奥帕迪淡淡地、令人很不舒服地笑了笑，走出了门卫为他打开的镶着铜边的弹簧门。有两辆夜间出租车正等在外面，其中一辆反应过来并开到了天篷下，门卫把行李塞进车里。莱奥帕迪上了车，向前探着身子把头伸出窗外，缓缓地、低沉地说：“我替你难过，侦探。我是说真的。”

史蒂夫退后一步，木然地看着他。出租车沿着街道往前驶去，转过一个街角就不见了。史蒂夫转过身，从口袋里掏出一个两毛五分钱的硬币抛向空中，然后将它接住塞进门卫手中。

“金给的。留下来给孙子看看。”

他走进旅馆，没瞧米勒一眼便踏入电梯，直奔八楼。他沿着走廊往前走，拿出通用钥匙打开莱奥帕迪的房间，又从里面把门锁起来，把床拉离墙边走到床后面。他从地毯上捡起一支点三二口径的自动手枪，将它放进口袋。他的眼睛仍在查看地板找寻弹壳。最后，他发现它就在废纸篓旁边，便伸手去捡，他的腰仍是弯着的，眼睛盯着废纸篓内。他抿紧嘴唇，捡起弹壳并漫不经心地将它放进口袋，然后又将手伸进废纸篓内探寻，掏出了一张碎纸片，上面贴着剪报。接着，他拿起废纸篓，把床推回墙边，将篓子里的东西倒在床上。

从一堆碎纸和火柴棍中，他挑出了一些贴有剪报的纸片，然后拿着它们走到桌前坐下。几分钟后，他像玩拼图似的把碎纸片拼凑在了一起，这时可以看出用杂志上的文字剪贴而成的内容。

莱奥帕迪，星期四晚上——你在沙洛特夜总会登台一天之后，交出一万元，否则别再演出了。

她的哥哥

史蒂夫·格雷斯哼了一声，把所有的碎纸片都装到一只旅馆信封里，并把信封放进外套的里层口袋，然后点燃一根烟。“这家伙倒有胆量，”他说，“我佩服这一点——还有他演奏长号。”

他锁上房门，站在此时已恢复安静的走廊里倾听了一会儿，然后走向那两个女孩的房间。他轻轻地敲了敲门，把耳朵贴在门上。一张椅子嘎吱响了一声，接着有脚步声传到门边。

“什么事？”女孩的声音很冷静，清醒得很，不过不是金发女孩的声音。

“旅馆安全人员。能和你说几句话吗？”

“你正在和我说话啊！”

“让门挡在中间可不好，小姐。”

“你有通用钥匙。请自便。”脚步声离开了。他用通用钥匙打开门锁，轻轻地走进去并关上门。房间里昏暗的光线来自桌上一盏有褶纹灯罩的台灯。金发女孩正在床上打着很响的呼噜，泛着光泽的金发缠在她的一只手上。黑发女孩坐在窗户边的椅子上，像男人一样让两个脚踝交叉成直角，眼睛漠然地瞪着史蒂夫。

他走到她的身边，指着她睡裤上长长的口子轻声说：“你没生病也没醉。这口子很久以前就有了。到底在玩什么花招？想敲诈金吗？”

女孩冷冷地看着他，口中吐着烟雾，什么也没说。

“他已经退房了。”史蒂夫说，“那种事想都不用想了，小姐。”他像鹰一样审视着她，黑色的眼睛紧紧地、严厉地盯着她的脸。

“噢，你们这些私家侦探真让我倒胃口！”女孩突然气呼呼地说。她猛地站起来走进浴室，把门砰地甩上并锁上门锁。

史蒂夫耸耸肩，摸摸处于睡眠中的女孩的脉搏——噗噗跳动的脉搏显得迟缓，这是酒精作用的结果。

“可怜的女孩。”他低声说。

他看到衣橱上放着一个紫色的大手提袋，便随意地将它拎起又放下。他的脸色又变得凝重了——手提袋在玻璃面上发出沉沉的响声，好像里面装了一块铅。他赶紧将它打开，探进一只手。手指碰到了一支冷冰冰的枪。他把袋口拉得更开，往里一瞧，便看见了一支点二五口径的小型自动手枪。这时，一张白纸片吸引了他的目光。他把它拿出来凑到灯下——是一张写了姓名和住址的房租收据。他将纸片塞进口袋，合起袋子。女孩从浴室出来时，他正站在窗户边。

“该死，你还赖在这儿？”她生气地说，“你知道旅馆侦探晚上拿着通用钥匙进入女士的房间有什么后果吗？”

史蒂夫懒洋洋地说：“知道。他们会惹上麻烦，可能还会被枪杀。”

女孩的脸僵住了，可是眼睛却偷偷往一边瞧，瞄着那个紫色的袋子。史蒂夫盯着她问：“在旧金山认识莱奥帕迪的？他来这里混还不到两年。他以前只是文·尤第哥乐队——一个不上道的乐队的号手。”

女孩咬咬嘴唇，从他的身边走过，又在窗户边坐下。她脸色苍白，表情僵硬，声音含糊：“布洛瑟姆干的。躺在床上的就是布洛瑟姆。”

“知道他今天晚上要来这家旅馆？”

“关你什么事？”

“我一点儿都想不到他会来这里，”史蒂夫说，“这是个安静的地方。所以我也想不到有谁会来这里敲诈他。”

“去别的地方弄清楚吧。我要睡觉了。”

史蒂夫说：“晚安，甜心——把门锁好。”

接待台旁站着一个身形瘦削、脸庞干瘪、长着稀疏的金发的男人，他用纤细的手指轻敲着大理石台面。米勒仍然站在接待台后，仍然是脸色苍白、神色惊恐。纤瘦的男子穿着一套深灰色西装，在衣领内围着一条围巾，看起来一副刚起床的模样。他那海青色的眼睛缓缓打量着正从电梯里出来的史蒂夫，等着他走到接待台前并把钥匙扔在台上。

史蒂夫说：“莱奥帕迪的钥匙，乔治。他的房间里有面镜子破了，地毯上有他的晚餐残渣——大部分是威士忌。”他转过身看着瘦削的男人：“彼得斯先生，你要见我？”

“出了什么事，格雷斯？”瘦削的男人将声音憋得很紧，一副准备听人说谎的样子。

“莱奥帕迪和两个助手住在八楼，其余的人住在五楼。住在五楼的那一伙人上床睡觉了。两个明显是妓女的女孩想办法住进了和莱奥帕迪的房间隔着两间房的那个房间。她们想办法联络上他，一伙人便在走廊上制造噪音尽情狂欢。我只好用稍微强硬的手段来制止他们。”

“你的脸上有血。”彼得斯冷冷地说，“擦干净吧。”

史蒂夫用手帕使劲擦着脸颊，那道细长的血迹已经变干了。他说：“我把女孩弄回房间了，那两个助手知道好歹，藏起来了，但是莱奥帕迪认为客人还想听长号声。我威胁说要把长号缠在他的脖子上，他就用那乐器砸我。我用拳头打了他一下，他便拔枪朝我射击。枪在这里。”

他从口袋里掏出那支点三二口径的自动手枪放在接待台上，把弹壳放在旁边。“所以我捶了他一顿，把他赶出去了。”他补充道。

彼得斯用手轻轻敲着大理石台面：“你的老练真是体现得淋漓尽致啊。”

史蒂夫瞪着他。“他朝我开枪，”他平静地重复道，“他拿着枪，就是这支，我可害怕子弹。他没射中，万一他射中了呢？不管怎样，我还是喜欢我的肚子现在的样子。”

彼得斯那黄褐色的眉毛皱了起来，他非常客气地说：“我们这里是按照夜班职员的职位付你薪水的，因为我们不喜欢旅馆侦探这个名称。但是不管是夜班职员还是旅馆侦探，还没有人敢不跟我商量，就把客人赶走的。从来没有发生过这种情况，格雷斯先生。”

史蒂夫说：“老兄，那家伙朝我开枪了。用的是枪，你懂吗？我难道是为了得到某种好处才料理事情的吗？”他的脸色有些发白。

彼得斯说：“还有一点你应该考虑。这家旅馆最大的老板是哈尔西·G.沃尔特斯先生。沃尔特斯先生还经营着沙洛特夜总会，莱奥帕迪·金星期三晚上要在那里登台。所以，格雷斯先生，莱奥帕蒂就是这样才会住到我们旅馆里的。你还能想起别的我应该告诉你的事情吗？”

“对，我被解雇了。”史蒂夫闷闷不乐地说。

“一点儿也没错，格雷斯先生。晚安，格雷斯先生。”

守夜门卫领着瘦削的金发男子朝电梯走去。

史蒂夫盯着米勒。

“大人物沃尔特斯，是吗？”他轻轻地说，“凶狠、聪明的家伙。聪明得不会去想这个烂地方和沙洛特夜总会的顾客是同一类的。是彼得斯让莱奥帕迪住进这里的吗？”

“我猜是吧，史蒂夫。”米勒的声音又小又忧郁。

“那么，他为什么不被安排住在顶楼套房里，有独立的阳台可以跳舞，一天二十八块钱？他为什么住进一个中等价格、人来人往的楼层呢？还有，为什么昆兰让那些女孩离他那么近呢？”

米勒扯扯黑色的八字胡：“我猜是因为吝啬——还有买威士忌时也很小气。至于那些女孩，我就不知道了。”

史蒂夫一掌拍在接待台上：“好了，我被解雇了，只因为我不肯让一个醉鬼把八楼变成舞厅和靶场。疯了！好吧，我会因此而想念这个地方的。”

“我也会想念你的，史蒂夫，”米勒温和地说，“但是有一个星期不会想你。从明天开始我要休一个星期的假。我哥哥在克雷斯特莱恩有个度假屋。”

“我不知道你有哥哥。”史蒂夫心不在焉地说。他的手在大理石台面上张开又握成拳头。

“他很少进城来。块头很大，以前是个拳击手。”

史蒂夫点点头，在接待台前将身子一挺。“好吧，我最好还是熬完这个晚上，”他说，“躺着好好休息。乔治，把枪收起来吧！”

他冷冷地笑着走开了，踏着台阶进入昏暗的大厅，朝收音机室走去。他拍拍浅绿色沙发上的枕头，让它们恢复原状，然后突然伸手探进口袋，掏出他从黑发女孩的紫色手提袋里找到的那张纸片。这是一张一个星期的房租的收据，开给玛丽莲·德洛姆的，地址是库特街一一八号里奇兰德公寓二一一房。

他把收据塞进钱包，站在那里盯着安静的收音机。“史蒂夫，我想你又有一份差事了，”他默默地对自己说，“与这臭气熏天的地方有关的差事。”

他走进房间角落里的一个好像衣橱的电话间，放进一个五分钱的硬币，给一个整夜播放节目的电台打电话。他拨了四次才拨通夜间播音员的电话。

“请再播一次莱奥帕迪·金的《孤独》，好吗？”他请求道。

“有很多人点歌。这一首已经播过两次了。请问你是谁？”

“史蒂夫·格雷斯，卡尔顿旅馆的夜班职员。”

“噢，是个还在工作的头脑清醒的家伙。好吧，老兄，满足你的要求。”

史蒂夫回到沙发上，打开收音机，然后躺下去，双手交叉放在脑袋后面。

十分钟后，金吹奏出的高昂的、优美得令人心醉的长号声从收音机里轻轻地传出来了，低沉时宛如呢喃，高音C后的E令人难以置信地持续了一段时间。

“唉，”音乐结束时，史蒂夫咕哝了一声，“一个能够那样演奏的人——也许我刚才对他太粗暴了。”

3

库特街跨过整座邦克山，很破败，被意大利人、流氓、自称是艺术家的家伙所占据。你在这里什么都可以找到，从潦倒的过气艺术家到潜逃的罪犯，从任何人的夜间情人到县政府的救济对象——他们成天与形容憔悴的女房东互相谩骂。女房东老旧豪华的大房子的门廊带有涡卷装饰，里面是雕花地板，白色橡木、桃花心木、千年胡桃木楼梯。

邦克山曾经是个好地方。这里仍然保留着在美好年代修筑的显得很奇怪的缆索铁路，它们被叫做“天使之翔”，从山丘街沿着黄土坡上上下下蜿蜒。史蒂夫在山顶走出缆车、踏入阳光中已是下午时分，他是唯一的乘客——身材高大，宽肩膀，四肢修长，身穿剪裁合身的蓝西装。

他在库特街往西拐，开始注意门牌号码。他要找的地方和街角只隔着两户人家，就在红砖墙面、挂着金字招牌——上面写着“保罗·佩鲁基尼殡仪馆”——的殡仪馆对面。一个皮肤黝黑的意大利男子穿着礼服站在红砖房挂着门帘的大门前面，抽着雪茄，等着人死。

一一八号是一栋三层木结构公寓楼，它有一扇玻璃门，被一条肮脏的网状帘子遮挡着。走廊上的长条地毯只有十八英寸宽，阴暗的门上漆着的号码模糊不清。在走廊的中间有一个楼梯，黄铜栏杆在昏暗的光线下闪着亮光。

史蒂夫走上楼梯，折回前面。二一一房，玛丽莲·德洛姆小姐的房间，是右边前面的一间。他轻轻地敲了敲门，等了一会儿后又敲了一下。安静的门后毫无动静，走廊上也没有任何声响。在走廊对面的另一扇门后有人在咳嗽，而且咳个不停。

站在昏暗的走廊里，史蒂夫不禁怀疑自己为什么要跑来。德洛姆小姐带着一支枪。莱奥帕迪收到了恐吓信，把信撕碎丢掉了。就在史蒂夫告诉德洛姆小姐莱奥帕迪已经退房后大约一个小时，她也离开了卡尔顿。即使如此，那又怎么样呢？

他拿出一个皮革钥匙环，研究着门上的锁，看起来这锁是会听人讲道理的。他将锁撬开了，轻手轻脚地走进房间并把门关上，不过刚才用来撬锁的小东西不会让门锁锁上。

房间里一片昏暗，因为两扇前窗的窗帘都拉上了。空气中充溢着脂粉味。家具上了一层薄薄的漆，一张折叠床被拉了下来，但床铺是整理好了的，上面有一本杂志，一个装满烟蒂的烟灰缸，半瓶威士忌（瓶子的容量是一品脱）。床边的椅子上有一只玻璃杯。两个枕头被当作靠垫用了，中间还是凹下去的。

五斗柜上有一套中档化妆品用具，其中有一把上面缠着黑色发丝的梳子、一盘修指甲用的工具、很多散溢出来的脂粉。但浴室里什么都没有。床后面的衣橱里有很多衣服，还有两个行李箱。鞋子都是一个尺码的。

史蒂夫站在床边捏捏下巴。“布洛瑟姆，那个爱吐口水的金发女孩不住在这里，”他轻声说，“只有玛丽莲那个穿着破裤子的黑发女孩住在这里。”

他走回五斗柜旁并拉开抽屉。在最底下的抽屉里，在铺在里面的壁纸下有一盒点二五口径的自动手枪的铜镍子弹。他拨弄了一下烟灰缸里的烟蒂，发现上面都有口红印。他又捏捏下巴，然后在面前挥动着手，宛如拿着船桨的划桨手。

“快走吧，”他喃喃地说，“史蒂夫，你在浪费时间。”

他走到门边，伸手握住门把手，突然又回到床边，抓住床脚把床抬起来。

玛丽莲·德洛姆小姐在家。

她侧躺在床下的地板上，修长的腿像剪刀一样张开，好像在跑步。一只拖鞋在脚上，一只掉落了。长袜上露出了吊袜带和肌肤，还有上面印着一朵蓝玫瑰的粉红色的东西。她穿着不太干净的方领短袖裙子，衣领上方的脖子上有一片紫色的瘀痕。

她的脸呈深深的玫红色，眼睛因没有了生气而闪着淡淡的光，嘴巴张得很大，使她的脸看起来比较短。她浑身冷如冰块，但还很柔软——至少已经死了两三个小时，但不超过六个小时。

那个紫色手提袋躺在她身边，袋口和她的嘴巴一样敞开着。史蒂夫没有碰触已经被掏出来扔在地板上的东西，那里没有枪也没有纸片。

他又把床放下来遮住她，然后在房间里四处查看，把他碰触过的东西，还有他记不清是否碰触过的很多地方都擦拭干净。

将耳朵贴在门上听了一会儿动静后，他才走出去。走廊上仍然空荡荡的。对面的门后面，那个人仍在咳嗽。史蒂夫走下楼梯，看了看信箱，然后沿着底层的走廊走到一扇门边。

在这扇门后，有一张椅子在发出单调的吱嘎声。他敲了敲门，一个女人在里面尖着嗓子回应了一声。史蒂夫用手帕握着门把手打开门，走了进去。

屋子中央有一个女人坐在一张老旧的摇椅里，看上去就像没有骨头似的松弛无力、疲惫不堪。脸上一片土色，头发粗硬，脚上是灰色的棉线长袜——典型的邦克山女房东。她像死金鱼一样鼓着眼睛颇有兴趣地看着史蒂夫。

“你是经理吗？”

女人让摇椅停下来，扯着嗓子尖叫：“嘿，杰克，有客人！”话音未落，她又开始摇动椅子了。

从一扇半掩着的里门后面传来了冰箱门被重重关上的声音，一个粗壮的男子拿着一罐啤酒走了进来。他长着一张看上去傻乎乎的像面团一样的脸，光秃秃的脑袋顶上留着一撮头发，脖子和下巴都很粗壮，褐色的小眼睛和女人的一样无神。他需要刮刮胡子——前两天就需要刮胡子了——没有领子的衬衫敞开着，露出毛茸茸的胸膛。深红色的吊裤带上缀着很大的金色扣子。

他把啤酒递给女人，女人从他手中接过啤酒，苦闷地说：“我累死了，脑袋昏昏沉沉的。”

男人说：“是呀，脑袋昏昏沉沉，连走廊也打扫不干净。”

女人怒吼道：“我打扫得干干净净的呀！”她急切地咂着啤酒。

史蒂夫看着那个男人说：“经理？”

“是的，就是我，杰克·斯托亚诺夫。不穿衣服净重两百八十六磅，还很强壮。”

史蒂夫说：“谁住在二一一？”

大块头稍稍弯腰往前凑了凑，弹了一下他的吊裤带，眼神没有变化，肥厚的下巴处的皮肤可能收紧了一些。“一个女孩。”他说。

“一个人？”

“好啊，继续问。”大块头一边说一边伸手拿起放在污渍斑斑的木桌边缘的雪茄。雪茄燃烧得不均匀，闻起来好像有人在门口的擦鞋垫上放了一把火。他狠狠地将雪茄往嘴里一塞，似乎他估摸着嘴巴不肯接受这根雪茄。

“我正在问你。”史蒂夫说。

“去厨房问吧。”大块头懒洋洋地说。

他转过身，扶着门。史蒂夫从他的身边走过去。

大块头将门踢上，那声音盖过了摇椅的吱嘎声。然后，他拉开冰箱门拿出两罐啤酒，打开后递了一罐给史蒂夫。

“侦探？”

史蒂夫喝了几口啤酒后将罐子放在水槽上，从钱包里掏出一张崭新的名片——那天早上刚印的业务名片——递给男人。

男人看了看名片，将它放在水槽上，接着又拿起来看了看。“是他们那种家伙。”他含着啤酒埋怨道，“这次她又惹了什么好事？”

史蒂夫耸耸肩说：“我想跟平常一样，撕睡衣的把戏。只是这次有点儿麻烦。”

“怎么回事？你在管吗？她这次一定演得酣畅淋漓。”

史蒂夫点点头。大块头从嘴里吐出一团烟雾：“你尽管查吧！”

“你不在乎这里出现麻烦事？”

大块头爽朗地笑起来。“你疯了，老兄，”他的语气让人感觉很愉快，“你是私家侦探，不会声张的。因为不声张才算得当。如果真有麻烦事——我也不在乎。尽管查吧，你爱挑哪间房就挑哪间房。警察才不会让杰克·斯托亚诺夫心烦呢。”

史蒂夫瞪着这个人，什么都没说。大块头就着这个话题继续说下去，好像兴趣越来越浓。“何况，”他一边说一边挥舞着雪茄，“我心肠软，从来不拒绝女人的要求，也从来不刁难她们。”他将啤酒喝完并把罐子丢到水槽下的篓子里，然后在前面伸直一只手，大拇指抵着紧邻的两个指头转动，“除非她们有那个东西。”他加了一句。

史蒂夫轻声说：“你的手很大，有可能是你干的。”

“嗯？”他那双眼皮很厚的棕色小眼睛不动了，直直地盯着他。

史蒂夫说：“嗬，你可能是清白的。但光凭你那双大手，警察还是会让你吃不了兜着走的。”

大块头稍微向左边挪了挪，从水槽旁挪开了。他的右手松松地垂在一侧，嘴巴闭得紧紧的，弄得雪茄几乎碰到鼻子了。

“搞什么鬼，嗯？”他吼了起来，“你在打什么主意，老兄？你——”

“住嘴。”史蒂夫慢吞吞地说，“她死了。被人掐死了。就在楼上，在她床下的地板上。我想是上午发生的。是一双大手干的——就像你的手那样。”

大块头快速利落地从臀部那儿掏出一支枪，动作如此之快，仿佛它是长在他手上的，一直都没离开过他的手。

史蒂夫朝枪皱了皱眉，没有移动。大块头上下打量着他，说：“算你厉害。我在圈子里混得够久了，一眼就能看出一个人的斤两。老弟，你够强硬的，但还比不上子弹。快说是怎么回事。”

“我敲了她的门，没人应答。那锁很容易对付。我进了房间，差点儿没发现她，因为床被拉下来了，看上去她之前一直坐在床上看杂志。房间里没有挣扎的痕迹。我正准备离开时，又把床抬起来了——她就在下面。已经死了，斯托亚诺夫先生。把枪收起来。你刚才还说警察不会让你心烦呢。”

大块头喃喃地说：“可以说会，也可以说不会。不管怎样，他们都不会让我快乐。我有时会碰到一个浑球，大部分时候是个荷兰人。先生，你刚才提到我的手——”

史蒂夫摇摇头：“那是吓你的。她的脖子上有指甲印。你的指甲都被你咬得很短，你是清白的。”

大块头并没有看他的手指。他脸色苍白，下唇下面的黑胡楂上渗出了汗珠。当从客厅通往走廊的门上的敲门声传到厨房里时，他仍然保持着身子前倾的姿势，一动也不动。嘎吱摇晃的摇椅停下来了，女人尖着嗓子大叫：“嘿，杰克，有客人！”

大块头伸伸头。“如果房子着火了，那老女人也不会抬起屁股动一动的。”他声音低沉地说。

他走到门边闪了出去，把门锁上了。

史蒂夫快速扫视了一下厨房。水槽后面有一扇小小的、高高的窗户，下面的活页门上放着垃圾桶和袋子。这里没有其他的出入口。他伸手拿起斯托亚诺夫留在滴水板上的名片，将它塞回口袋，然后从左胸口袋里掏出枪口朝下插着的短枪。

枪声在墙后响起时，他不过做了这些动作——枪声显得有点儿模糊，但仍然很大——很紧凑的四声枪声。

史蒂夫退后几步，抬起腿径直朝门踢去。门还是好好的，倒是他自己被震得头顶和臀部发疼。他咒骂着退到房间尽头，用左肩狠狠地撞到门上。这次成功了，他冲进了客厅。脸呈土色的女人前倾着身子坐在摇椅上，脑袋歪往一边，一绺灰褐色的头发垂在瘦削的前额上。

“枪走火了，嗯？”她愚蠢地说，“听起来很近。一定是在巷子里。”

史蒂夫飞蹿过房间，用力把外门拉开，冲进走廊。

大块头仍然站立着，沿着走廊朝通往巷子的纱门走了十几步。他的手抓在墙上，枪掉在脚边。然后，他左膝一弯，跪了下去。

一扇门突然打开了，一个外貌冷酷的女人探出头瞧了瞧，立即又把门砰地关上。门后的收音机顿时被开得震天价响。

大块头稳住左膝直起身子，但裤子内的双腿在瑟瑟发抖，接着他双膝跪下，抓起枪，朝纱门爬去。突然，他脸贴着地面倒下，但还想往那个方向爬，让脸蹭着走廊上窄窄的地毯。

然后，他停止爬动，一动也不动了。他的身体瘫成一团，握着枪的手松开了，枪从手里滚了出来。

史蒂夫冲出纱门来到巷子里。一辆灰色轿车疾驰到了巷子尽头。他停住脚步，稳住自己，把枪举起来，但轿车在巷子尽头一拐不见了。

巷子对面的另一栋公寓楼里有个人探出头来。史蒂夫继续往前跑，对后面的人指指前方。他边跑边把手枪塞回口袋。等他抵达巷子尽头时，灰色轿车已经不见踪影了。史蒂夫绕着巷子的墙壁来到人行道上，他放慢了脚步，然后停了下来。

半个街区外有个人停好车后从车里走出来，穿过人行道进入了一家餐厅。史蒂夫看着他走进去，然后整整帽子，沿着墙壁朝餐厅走去。

他走进餐厅并在柜台前坐下来，点了咖啡。一会儿，警笛响了。

史蒂夫喝完杯中的咖啡，又点了一杯。然后，他点燃一根香烟，走下长长的山坡来到第五街，穿过了整座邦克山，回到了“天使之翔”的底端，从停车场里把他的敞篷车开了出来。

他往西朝他早上才登记入住的小旅馆驶去，远离了佛蒙特。

4

沙洛特夜总会的楼层经理比尔·多克里歪斜着身子站在昏暗的餐厅入口，一边不停地打着哈欠。这是一个生意清淡的时间点，已经过了喝鸡尾酒的时候，吃晚餐又嫌太早，而夜总会真正的生意——高级赌博，则会在更晚的时候才开始。

多克里是个长相英俊的家伙，身穿深蓝色的晚礼服，衣服上插着一朵紫红色的康乃馨；乌黑油亮的头发下的前额有两英寸高，五官俊美（只是线条稍嫌粗糙了一点儿），褐色的眼睛灵活机警，睫毛又长又卷。他老爱垂下睫毛遮住眼睛，这给那些爱惹麻烦的醉鬼制造了一种假象，使得他们时不时地会朝他挥来一拳。

穿着制服的门卫打开了大厅入口的门，史蒂夫走了进来。

多克里说：“嗬，哈！”他用手指轻敲了一下牙齿，身子重心往前移，然后缓缓地穿过大厅去迎接客人。史蒂夫就站在门边，眼睛打量着大厅入口处的乳白色玻璃墙面。柔和的光线从玻璃后射进来，玻璃上刻着帆船、丛林野兽、暹罗宝塔、尤卡坦
[1] 神庙等图案。门的四周镶着镀铬金属框，宛若相框。沙洛特夜总会的一切看上去都很有品味，左边酒吧间的交谈声也不显得嘈杂，而隐隐约约的西班牙背景音乐就像雕扇一样轻柔、细腻。

多克里走上前来，将漂亮的脑袋往前伸了一英寸：“能为你提供什么服务吗？”

“莱奥帕迪·金在吗？”

多克里将脑袋缩了回去，看起来兴趣减少了许多：“乐队指挥？他明天晚上才登台。”

“我想他可能在这里——在排练或是在做别的什么准备工作。”

“他的朋友吗？”

“我认识他。我不是来找工作的，而且我也不是他狂热的迷恋者，如果你是这个意思。”

多克里晃了晃脚跟。他是个乐盲；对他而言，莱奥帕迪并不比一袋花生具有更多的意义。他皮笑肉不笑地说：“刚才他还在酒吧。”他朝酒吧努了努石头一般的方下巴，史蒂夫便向那边走去。

里面客人不是很多，只有客满时的三分之一；环境温暖舒适，光线的明暗度适中。西班牙小乐队待在拱门处，轻柔地演奏着醉人的旋律，与其说那是乐声，不如说更像是回忆。这里没有舞池。吧台很长，前面摆着舒适的凳子。散落摆放的小圆桌彼此靠得不是太近。另有三排椅子倚墙而立。侍者宛如飞蛾一般在桌子间穿梭往来。

史蒂夫看见莱奥帕迪正和一个女郎待在远处的角落里，他两边各有一张空桌子；那女郎美艳动人。

她看起来很高，头发是透过飞扬的尘土看到的灌木燃烧的那种颜色，上面以一种俏皮的角度戴着一顶双角黑色丝绒贝雷帽，两只用圆点花纹布料做成的蝴蝶被长长的银色别针别在帽子上。她穿着酒红色毛料礼服，肩上披着的蓝色狐毛披肩至少有两英尺宽。她那双烟蓝色的大眼睛里尽是烦闷的神色，放在桌上的左手戴着手套，正在缓缓地转动一只小玻璃杯。

莱奥帕迪正探着身子和她面对面地说话。他的肩膀在宽松的乳白色休闲外套下显得非常宽大，垂在棕色的脖子上的头发很显眼。史蒂夫走过去时，莱奥帕迪正在大笑，笑声中充满了自信，还带有嘲讽的意味。

史蒂夫停住脚步，然后挪到旁边一张桌子的后面，这引起了莱奥帕迪的注意。他转过头来，满脸愠怒，然后眼睛睁得大大的，眼神亮了起来。接着，他的整个身体都慢慢转过来了，像个机械玩具一样。

莱奥帕迪把他那双相当美的手放在桌上，每只手旁各有一只威士忌酒杯。他面露微笑，然后把椅子往后一推站起来，伸出一根手指触摸着整齐的胡须，那种优雅显得有些夸张。然后，他拖长了声音、一字一顿地说：“你这该死的浑蛋！”

坐在附近一张桌子旁的一个男人转过头，朝这边皱了皱眉。一个正要走上前来的侍者停住脚步，退到了其他桌子旁。女郎看着史蒂夫，然后将身子往后靠到椅背上，舔舔没戴手套的右手的一根手指，顺顺栗色的眉毛。

史蒂夫站着一动也不动，脸颊突然涨得通红，他轻轻地说：“昨天晚上你落了一些东西在旅馆里。我觉得你应该处理一下这件事情。拿去。”

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张折叠起来的纸，莱奥帕迪仍是微笑着接过那张纸，然后将它展开看了看。这是一张黄色的纸，上面贴着白色的碎纸片。莱奥帕迪将它揉成一团扔在脚下。

他朝史蒂夫跨近一步，抬高音量重复道：“你这该死的浑蛋！”

先前转头朝这边瞅了一眼的男人呼地站起来，转过身，一字一句地说：“我不喜欢别人在我妻子面前讲这种话。”

莱奥帕迪看都不看那个人一眼，说：“你和你妻子见鬼去吧！”

那个人的脸顿时涨成了猪肝色。和他待在一起的女人站起来，抓起皮包和大衣离开了。犹豫了片刻之后，那个男人也跟着走了。在场的每个人都瞪大了眼睛。先前退到桌子间的侍者穿过门厅朝大厅入口处走去，步履飞快。

莱奥帕迪又往前跨了一大步，朝史蒂夫的下巴挥了一拳。史蒂夫转过身子闪过那一拳，往后一退，一只手落在另一张桌子上，打翻了一只杯子。他转过头向坐在桌边的一对夫妇道歉，此时莱奥帕迪迅速往前一跃，打中了他的耳后。

多克里穿过门厅，像剥香蕉皮一样推开两个侍者，张着嘴巴朝酒吧里面走来。

史蒂夫喘着粗气闪开了，他转过身粗声说：“等等，你这笨蛋——不只是这样——还有——”

莱奥帕迪又抢了上来，一拳砸在他的嘴巴上。鲜血从史蒂夫的嘴唇上涌了出来，顺着嘴角往下流，在下巴上一闪一闪的。红发女郎伸手抓起皮包从桌子后面站起来，脸色苍白，怒容满面。

莱奥帕迪突然转身要走开，多克里伸手去阻拦他。莱奥帕迪一把推开他的手，继续迈着步子离开了酒吧。

高个子的红发女郎又把皮包放回桌上，朝地板上扔了一条手帕，同时静静地盯着史蒂夫，并且轻声说：“快把下巴上的血擦掉，免得弄脏了衬衫。”她的嗓音轻柔、沙哑，有点儿发颤。

多克里满脸不悦地走上来，抓住史蒂夫的胳膊并用上了几分力气：“好了，你！我们走！”

史蒂夫双脚像生了根似的站着不动，眼睛盯着那女郎。他半带着微笑掏出手帕轻轻擦了一下嘴唇。多克里无可奈何，只好松手，并用手势招来两个侍者。他们跃到史蒂夫背后，可是并没有碰他。

史蒂夫小心地摸摸嘴唇，看看手帕上的血迹，然后转身朝后面桌子旁的人说：“真是抱歉，我刚才失去平衡差点儿跌倒了。”

一个女孩正在擦拭衣服，她的酒被史蒂夫打翻了，酒液溅到了衣服上。她笑着对他说：“不是你的错。”

两个侍者突然从后面抓住了史蒂夫的胳膊。多克里摇摇头，他们又松手了。多克里冷冷地说：“你打了他？”

“没有。”

“你说了什么话，惹得他打了你？”

“没有。”

坐在角落里的那张桌子旁的女郎弯腰去捡地上的手帕，似乎花了不少时间。她终于捡起了手帕，又缩回角落在桌子后面坐下来，然后冷冷地说：“不错，比尔，这不过是金又一次以好心的方式对待他的支持者。”

多克里说：“嗯？”他转动了一下又粗又硬的脖子上的脑袋，然后咧嘴一笑，又回头盯着史蒂夫。

史蒂夫阴郁地说：“他狠狠地打了我三拳，一拳是从背后打来的。我根本没有回手。你看起来很厉害，是不是也能做到？”

多克里上下打量着他，平心静气地说：“算你赢了。我不能……快滚！”他又厉声朝侍者吼了一句，他们便走开了。多克里嗅嗅他的康乃馨，轻轻地说：“我们这里不允许胡闹。”然后，他又朝女郎笑了笑，走开了，一路上不停地朝那些桌子旁的客人打招呼，最后走出了大厅大门。

史蒂夫轻拍着嘴唇，然后把手帕放进口袋，眼睛搜寻着地板。

红发女郎镇定地说：“我想我有你想要的东西——在我的手帕里。你不坐下来吗？”

她的声音令人难忘，他好像在哪里听过。

他在她对面坐下来，就坐在莱奥帕迪刚才坐过的椅子上。

红发女郎说：“我请客。刚才我和他在一起。”

史蒂夫对侍者说：“可乐加点儿苦艾酒。”

侍者说：“女士呢？”

“白兰地加苏打。白兰地少一点儿。”侍者鞠了一躬就走开了。女郎觉得可笑地说：“可乐加点儿苦艾酒。我就喜欢好莱坞这一点，在这儿可以碰到那么多神经兮兮的人。”

史蒂夫直直地看着她的眼睛轻声说：“我偶尔才喝酒，是那种很容易喝醉的人。”

“我才不相信呢。你认识金很久了吗？”

“昨天晚上才认识的。我和他合不来。”

“我注意到了。”她笑了，笑声低沉。

“小姐，把那张纸给我吧！”

“噢，又是一个没耐心的男人。时间很充裕啊。”包着那张被揉皱了的黄纸的手帕紧紧地握在她戴着手套的手里，她右手的中指抚弄着眉毛，“你没演过电影，对吧？”

“见鬼！没有。”

“我也没有。我呢，太高了，美男子们得踩着高跷才能把我搂进怀里。”

侍者把酒放在他们前面，用餐巾优雅地打了一个手势便走开了。

史蒂夫轻轻地、语气固执地说：“小姐，把那张纸给我吧！”

“我不喜欢‘小姐’这样的称呼，听起来就像警察在跟我说话。”

“我不知道你的名字。”

“我也不知道你的。你是在哪里认识莱奥帕迪的？”

史蒂夫叹了口气。西班牙小乐队现在演奏的是忧伤的曲调，周围的人声已经盖过了音乐声。

史蒂夫侧耳倾听了一会儿，说：“E大调降了半音，很不错的效果。”

女郎瞪着他，一副产生了新的兴趣的样子：“我还没有注意到，而且，我也算得上是个出色的歌手呢。但是，你还没回答我的问题。”

他缓缓地说：“昨天晚上我还是卡尔顿旅馆的侦探。虽然他们称呼我为夜班职员，但我实际上干的是旅馆侦探的工作。莱奥帕迪住在那里，胡闹得太厉害，我把他踢了出来，结果我被解雇了。”

女郎说：“啊，我有点儿明白了。他在称王称霸
[2] ，你在当——如果我猜得没错——循规蹈矩的私家侦探。”

“大概是这样吧！现在请你把——”

“你还是没告诉我你的名字。”

他伸手掏出钱包，取出一张簇新的名片，隔着桌子递过去。她研究着名片，他则啜着饮料。

“好名字，”她缓缓地说，“但住址不好。而且，‘私家调查员’很不好。应该是‘调查’，印得很小，放在左下角。”

“它们都已经够小的了。”史蒂夫笑了笑，“现在请你——”

她忽然把手伸过去，将纸团丢在他手里。

“我当然还没打开看过——我当然也想看看。我希望你能让我多说几句——”她又看了一眼名片，补充说，“史蒂夫。是的，你的办公室应该在日落大道八十区的一栋乔治亚风格或非常现代的大楼里，是套房之类的办公场所。你的着装应该时髦些。是非常时髦，史蒂夫。在这个城市里，不起眼就等于一败涂地。”

他朝她咧嘴一笑，深陷的黑眼睛突然一亮。她把名片放进皮包，拉拉她的毛皮披肩，然后喝下半杯酒：“我得走了。”她朝侍者招招手，付了账。侍者走开后，她站了起来。

史蒂夫突然说：“坐下。”

她疑惑不解地看着他，然后又坐了下去，背靠着墙，目光一直没离开他。史蒂夫将身子探过桌子问道：“你和莱奥帕迪有多熟？”

“如果你想知道的话，和他断断续续交往了很多年。看在老天的分上，请别摆出那种盛气凌人的架势。我最恨霸道的男人。我曾为他唱过歌，但没干多久。你不能只为莱奥帕迪唱歌——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你刚才在和他喝酒啊。”

她轻轻地点点头，耸耸肩：“他明天晚上在这里登台演出。他想说服我再替他唱歌，我说不，但是我也许不得不那样做，唱一两个星期。掌控着沙洛特夜总会的人同时也拿着我的合同——还掌控着我常常去上班的电台。”

“大人物沃尔特斯，”史蒂夫说，“他们说他很难缠，但很正派。我从来没见过他，不过希望能见得上。毕竟我得干活谋生。来——”

他伸出手扔下纸团：“名字是——”

“多洛雷丝·奇奥萨。”

史蒂夫意味深长地反复念着名字：“我喜欢。我也喜欢你的歌声，我常听。你不像大部分大牌人物那样喜欢卖弄。”他的眼睛闪闪发亮。

女郎把纸摊在桌上慢慢地读，面无表情。然后她轻轻地说：“谁撕的？”

“我猜是莱奥帕迪。纸片是我昨天晚上在他的废纸篓里发现的。他走后，我把它们拼凑起来了。那家伙很有胆量——不然就是这种事情司空见惯，他早就不把它们当回事了。”

“或者他认为这只是个恶作剧。”她平静地看着他，然后将纸叠起来递回去。

“或许吧！但是，如果他是我听说的那种人——有人会出手的，而躲在背后的家伙要的不只是把他弄垮。”

多洛雷丝·奇奥萨说：“他就是传闻中的那种人。”

“那么，如果女人要靠近他就不是难事了——对吗——带枪的女人？”

她的目光仍停留在他身上：“是的。假如你问我的话，每个人都会为她叫好的。如果我是你，我会把整件事都忘掉。如果他需要保护——沃尔特斯会比警察提供更多保护；如果他不需要——谁在乎呢？反正我不在乎。我很清楚我是不在乎的。”

“你有些冷酷，奇奥萨小姐——对某些事情。”

她什么都没说，脸色有些发白，表情不止是冷峻。

史蒂夫喝完酒，把椅子往后推了推，抓起帽子站起来：“非常感谢你请我喝东西，奇奥萨小姐。现在我见过你了，我会期待着再听到你唱歌的。”

“见鬼，你怎么突然变得这么一本正经了。”她说。

他笑了笑：“再见了，多洛雷丝。”

“再见，史蒂夫。祝你好运——在侦探行业里。如果我听到什么——”

他转身从桌子间穿过，走出了酒吧。

注释

[1] 尤卡坦（Yucatan），位于中美洲北部、墨西哥东南部的一个半岛，是古玛雅文化的摇篮之一。

[2] 人物莱奥帕迪·金（Leopardi King）的名字“King”有“王”的意思。

5

清凉的秋夜里，好莱坞和洛杉矶的灯光在朝着他眨眼。探照灯的光柱射入晴朗的夜空，好像在搜寻轰炸机。

史蒂夫把敞篷车从车库里开出来，沿着日落大道往东驶去。在日落大道和费尔费克斯的交叉口，他买了一份晚报，并在街边停下车子，开始浏览报纸。报上没有任何关于库特街一一八号的消息。

他又发动了车子，在入住的旅馆附近的小咖啡馆吃了晚餐，然后去看了一场电影。从电影院里出来的时候，他买了一份《论坛报》的家庭版——一份晨报。他们都上报了——是他们两个人。

警方认为可能是杰克·斯托亚诺夫掐死了那个女孩，但是她的身上没有其他受到攻击的痕迹。她被描述为一个速记员，目前失业。报上没有她的照片。斯托亚诺夫的照片好像被警方修饰过。警方在寻找一个斯托亚诺夫被枪杀前和他谈过话的男人。有几个人指称他是个身穿深色西装的高个子男人。这些就是警方得到的——或只能提供的——信息。

史蒂夫苦笑了一下，在咖啡馆前停下脚步，进去喝了一杯睡前咖啡，然后回到自己的房间。这时是十一点差几分。他刚打开门锁，电话就响起来了。

他关上门，站在黑暗中想了想电话放在哪里，然后像暗室中的猫一样朝电话走去，坐到一张安乐椅上，从一个小桌子下的架子上拿出电话。他把话筒贴近耳朵，说：“喂？”

“是史蒂夫吗？”这是一个低沉、沙哑、发颤的声音，透着一丝紧张。

“是的，我是史蒂夫。我听出来了，我知道你是谁。”

话筒里传来一声轻轻的干笑：“你毕竟是侦探。看来我要请你办理营业后的第一个案子了。你能马上到我这里来吗？伦弗鲁二四一二号——是北街，没有南街——离喷泉街只有半个街区。有点儿像别墅区，我家是最后一栋，在后面。”

史蒂夫说：“好的，当然。出了什么事？”

电话里面是一阵沉默。旅馆外的街道上传来了喇叭的嘶鸣声。一辆车转过街角上山时，白色的车灯灯光扫过了天花板。那个低沉的声音相当缓慢地说：“是莱奥帕迪——我没办法摆脱他。他——他在我的房间里晕过去了。”接着，一阵带有金属质地的笑声响了起来，和那嗓音很不协调。

史蒂夫紧紧地抓着电话，他甚至能够感觉到手在发疼。他的牙齿在黑暗中打战。然后，他以冷漠、低沉的声音平静地说：“好吧，你得花二十块钱。”

“当然。赶紧过来。”

他挂上电话，喘着粗气坐在黑漆漆的房间里。他把帽子推到脑袋后面，然后又狠狠地往前一拉，大笑起来：“见鬼，这种女人！”

伦弗鲁二四一二号严格说来不是别墅，而是一排错落着排列的木屋，有六栋，朝向都一样。这样的布局使得没有哪两家的入口是相对的，谁也无法窥探对方的隐私。后面有一面砖墙，砖墙后是一座教堂。这里还有一块长长的、平整的草坪，上面泛着银色的月光。

门在两级台阶之上，两边都挂着灯笼，窥视孔上面有一个铁花格。他敲了门后，铁花格打开了，一个女孩往外看了看。她长着一张鹅蛋脸，嘴形像丘比特的弓，眉毛被修饰得弯弯的，褐色的头发呈波浪状，眼睛宛如两颗新鲜的、亮闪闪的栗子。

史蒂夫把香烟扔到地上，用脚踩了踩：“奇奥萨小姐，她在等我。史蒂夫·格雷斯。”

“奇奥萨小姐已经休息了，先生。”女孩有点儿傲慢地撇撇嘴。

“别骗人了，小姐。我希望你听到我说的话了。”

铁花格砰地关上了。他等候着，皱着眉头看了看街边沐浴在月光下的狭长的草坪。好吧，就是这样了——好吧，在月光下兜兜风赚二十块钱。

门锁咔嚓响了一声，门开了。史蒂夫从女仆身边走进温暖舒适、因为带有印花布装饰而显得老式的房间。灯罩都半新不旧，但灯的数量不少——而且都安置在恰当的地方。在一扇铜框嵌板屏风后面有一个火炉，旁边紧靠着一张沙发，角落里有一台收音机。

女仆生硬地说：“先生，对不起。奇奥萨小姐忘了告诉我。请坐。”她的声音很轻，可能还有些精明谨慎。女仆离开了房间——她穿着短裙、丝袜、四英寸高的细跟鞋。

史蒂夫坐了下来，把帽子放在膝上，皱着眉看着墙壁。一扇弹簧门咿呀响了一声便关上了。他拿出一根香烟在手指间转来转去，然后使劲将它挤压得不成形状，朝火炉栏扔去。

多洛雷丝·奇奥萨朝他走来了。她穿着绿色丝绒居家长袍，系着长长的金边腰带。腰带尾端卷起，好像她准备要抛出一个绳圈。她淡淡地、不太自然地笑了笑，脸看起来好像刚洗过，眼皮有些发蓝而且不停地抖动。

史蒂夫站了起来，看着她迈动脚步时不时从袍子下露出来的绿色羊皮拖鞋。当她走到身边时，他抬起眼睛盯着她的脸，冷冷地说：“嘿！”

她非常沉着地看着他，然后拖长嗓音高声说：“我知道现在很晚了，但是我知道你习惯熬夜。所以我想我们应该谈一谈——为什么不坐下呢？”

她微微侧了一下头，好像在倾听什么。

史蒂夫说：“我从来没在两点以前上床睡觉。没关系。”

她走过去按了一下火炉旁边的一个电铃按钮。一会儿，女仆穿过拱门过来了。

“阿加莎，拿些冰块来。然后你就可以回家了，已经很晚了。”

“是的，小姐。”女孩走开了。

两人之间出现了一种让人窒息的沉默。最终，高个子女郎心不在焉地从盒子里取出一根香烟放在唇间。史蒂夫笨拙地在鞋上擦燃一根火柴。她把香烟尾端伸进火焰中，烟蓝色的眼睛非常镇定地盯着他的黑眼睛。然后，她轻轻地摇了摇头。

女仆拿着一个铜制冰桶回来了。她拉出一张铜制矮几放在沙发前，隔在他们两人之间，然后把冰桶放在上面，接着又在上面摆上苏打水瓶、玻璃杯、汤匙，还有一个三角形的瓶子，看上去里面装着上好的威士忌，外面裹着精致的银色织网，上面还塞着瓶塞。

多洛雷丝·奇奥萨礼貌地说：“能调杯酒吗？”

他调了两杯酒，搅拌了一下酒液，递给她一杯。她啜了一口，摇摇头。“太淡了。”她说。他往杯子里添了些威士忌，又将酒杯递过去。她说：“好多了。”然后，她往后靠在沙发的角落里。

女仆又出现在房间里了，波浪形的褐色头发上戴着一顶迷人的红帽子，身上的灰色外套镶着漂亮的毛皮边，手上的黑色提花手提袋大得足以放进整个冰箱的东西。她说：“晚安，多洛雷丝小姐。”

“晚安，阿加莎。”

女孩走出前门，轻轻地把门关上。街道上响起了咔嗒咔嗒的高跟鞋的声音。远处有一扇车门被打开又关上了，引擎发动了。车声很快就消失了。这是一个安静的社区。

史蒂夫把酒杯放在铜制矮几上，直直地盯着高个子女郎，冷冷地说：“这表示她不会碍事了？”

“对。她自己开车回家。平常她开我的车到工作室接我——如果我去工作室的话，我今天晚上就去了——我不喜欢自己开车。”

“嗯，你在等什么？”

红发女郎定定地盯着火炉栏，还有后面没有点燃的木头，脸颊上的肌肉抽搐了一下。

过了一会儿，她说：“奇怪的是，我竟然打电话找你，而不是沃尔特斯。他比你更能保护我，只是他未必相信我，我想也许你会。我并没有邀请莱奥帕迪来这里。看起来，我们两人恐怕是世界上唯一知道他在这里的人。”

她语气里的某种东西使得史蒂夫坐直了身子。

她从绿色丝绒袍子的前胸口袋里掏出一条亚麻小手帕。手帕掉到了地上，她赶紧将它捡起来，捂着嘴巴。突然，一言不发的她像树叶一样瑟瑟发抖。

史蒂夫立即说：“搞什么鬼——我可以把那个家伙赶出去！昨天晚上我就这样做了——昨天晚上他还拿着枪朝我射击。”

她转过头来，眼睛睁得大大的：“但那不是我的枪。”她的声音毫无生气。

“嗯？当然不是——什么？——”

“今天晚上那是我的枪。”她盯着他说，“你说过一个拿着枪的女人可以很容易接近他。”

他只是死死地瞪着她，脸色此刻唰地变白了，喉咙里发出模糊的咕哝声。

“史蒂夫，他不是喝醉了。”她轻声说，“他死了。穿着黄色的睡衣——在我的床上，手里拿着我的枪。你之前就想过他不仅仅是醉了——是吗，史蒂夫？”

他猛地站起来，然后身子定住了，茫然地盯着她。他舔了舔嘴唇，过了很久话语才从口中吐出来。“我们去看看他。”他压着嗓子说。

6

房间在屋子后面靠左边的地方。女郎从口袋里掏出钥匙打开了门锁。桌上有盏矮矮的灯，百叶窗被拉起来了。史蒂夫一言不发、轻手轻脚地从她身边走进去。

莱奥帕迪，这个高大迷人的男人安静地平躺在床的中间，脸呈蜡色，死相不自然，甚至连他的八字胡看起来都像是假的。半睁开的眼睛像大理石一样无神，好像自始至终就是失明的。他仰面朝天躺在床单上，床罩垂下去盖住了床脚。

金穿着黄色丝质睡衣，是直接套上去的那种，翻领，又薄又宽松，胸口那一块颜色很深，那是因为染上了血迹，就好像吸墨纸吸了墨似的。他光秃秃的棕色脖子上也有一些血。

史蒂夫盯着他语气平淡地说：“穿黄色衣服的王。我曾经读过一本叫这个名字的书。我猜他喜欢黄色。昨天晚上我收拾了一些他的东西，其实他才不怯懦呢。
[1] 像他这种人通常都是——对吗？”

女郎走到角落里，在一张小椅子上坐下来，低头看着地板。这是个不错的房间，和客厅一样舒适。地上铺着奶茶色的绒线地毯，雕花家具有棱有角。五斗柜上立着一面镜子，下面有伸腿的地方，有抽屉，就像书桌一样。房间里还有一面方形镜子，镜子上方安设了一盏朦胧的半圆柱形的灯。角落里摆着一张玻璃茶几，上面趴着一只水晶灰狗，而放在上面的那盏灯的灯罩是史蒂夫在别处见过的鼓状的。

他收回目光，又看看莱奥帕迪，然后轻轻地把他的睡衣往上拉，检查他的伤口。子弹直接射中了心脏，皮肤因烧焦而变色了。血流得并不多。他应该是瞬间毙命的。

他的右手搭在第二个枕头上，手里握着一支小型毛瑟自动手枪。

“这简直是艺术，”史蒂夫指着尸体说，“你瞧，真是杰作。典型的近距离射击。这家伙甚至还把他的睡衣拉起来了。是用毛瑟枪干的。真的是你的枪？”

“是的。”她还在盯着地板，“原来放在客厅的书桌里——没有上子弹，但是子弹也放在那里。我也不知道这是为什么。有人给了我这支枪，但是我连怎么装子弹都不知道。”

史蒂夫笑了笑。她突然抬起眼睛，看见他的笑容时浑身一抖。“我不指望有人会相信我的话。”她说，“我看我们还是报警吧。”

史蒂夫漫不经心地点点头，往嘴里塞进一根香烟，努着嘴唇，让香烟忽上忽下地跳动。他的嘴唇因为莱奥帕迪的拳头至今仍是肿的。他在拇指指甲上擦燃一根火柴，吐出一小口烟雾，轻轻地说：“不用报警，至少现在不用。只管把情况告诉我。”

红发女郎说：“我在KFQC电台唱歌，你知道的。一个星期去三个晚上——上一个十五分钟的卖车节目。今天晚上又轮到我去上班。我和阿加莎回到家时——嗯，快十点半了。走到门口，我想起了家里没有苏打水，便叫她去三个街区外的一家酒水商店买，自己进屋了。房子里有股奇怪的气味，我闻不出是什么。我觉得好像有好几个人进来过。当我走进卧室——他就像现在这样躺在这里。我看见了枪，就赶紧跑过去看了看，然后我就知道自己是万劫不复了。我不知道应该怎么办。即使警察还我清白，以后我不论走到哪里——”

史蒂夫突然说：“他进来这里——是怎么进来的？”

“我不知道。”

“说下去。”

“我把门锁上，换了衣服——仍然让他躺在床上。然后我走进浴室洗澡，想整理一下思绪，如果我还有的话。当我走出房间时我把门锁上并取下了钥匙。阿加莎那时候已经回来了，但我想她没看到我。嗯，我洗完了澡，脑袋清醒了一些。喝了一杯酒后，我就进来打电话给你了。”

她停了下来，舔舔指头，然后用指头顺顺左边的眉梢：“就是这些，史蒂夫——绝对只有这些。”

“佣人都很爱管闲事。这个阿加莎看起来比大部分人更爱管闲事——也许我猜错了。”他走到门边看了看门锁，“我敢打赌这屋子里有三四把钥匙可以打开这扇门。”他走到窗户旁，碰了碰插销，又透过玻璃看着纱窗下面。他侧着头随意地说：“金爱过你吗？”

她的声音尖厉，几乎充满愤怒：“他从来不爱任何女人。两年前在旧金山，我还待在他的乐队里时，就传出过一些关于我们的风言风语。那根本就是胡说八道。在这里，又有人随便向新闻界乱说，替他的登台演出造势。今天下午我对他说我不会善罢甘休的，我不想让任何人把我跟他联系在一起。他的私生活很糟糕，根本就是臭气熏天。圈子内的人都知道这些，何况这也不是个会经常涌现出高尚人物的圈子。”

史蒂夫说：“你的卧室是他唯一不能随意妄为的一间。”

女郎的脸涨红到暗红色的发根里去了。

“听起来真是下流，”他说，“但是我得把事情弄清楚。不过我说的大概也没错，对吗？”

“是吧——我想是吧！不过大概也不止我这一间。”

“现在你去别的房间里待着吧，去喝杯酒吧。”

她站起来，隔着床目光坦率地看着他：“史蒂夫，我没杀他。今天晚上我没让他到这屋子里来。我根本不知道他要来这里，或有什么理由来这里。不管你信不信，但是这件事情有蹊跷。莱奥帕迪是世界上最不可能会毁掉自己生命的人。”

史蒂夫说：“他没有，天使。去喝杯酒吧！他是被谋杀的。这整件事都是个阴谋——想让大人物沃尔特斯掩盖罪行！快出去！”

他静静地站在那里，一动也不动，直到客厅里的声音表明她已经离开了，他才拿出手帕，抽出莱奥帕迪手中的枪小心擦拭，然后把弹匣卸下擦了擦，接着是将子弹一颗一颗地拿出来擦干净，还有枪膛里的那颗。把子弹装回枪里之后，他又将枪放回莱奥帕迪的手里，并拢他的手指，用力把他的食指扣在扳机上。接着，他让莱奥帕迪的手自然地垂在床上。

他在床罩上摸索了一下，找到了射出的弹壳，把它擦拭干净后又放回原处。他将手帕凑近鼻子嗅了嗅，然后绕着床走到衣橱边，打开了衣橱门。

“老兄，差点儿忽略了你的衣服。”他轻声说。

乳白色的粗纹外套正挂在那里的一个钩子上，盖在一条系着蜥蜴皮皮带的深灰色西裤上。一件黄色丝质衬衫和一条酒红色领带在一旁摆动。一条和领带相配的手帕从外套的前胸口袋里蓬松地露出四英寸。下面摆着一双红褐色的羚羊皮运动鞋和没有袜带的袜子。另外，上面有用黑线绣着粗粗的名字缩写字母的黄色缎子短裤也摆在旁边。

史蒂夫小心地在灰色西裤上摸索，拿出了一个皮革钥匙圈。他离开房间后，沿着过道走进了厨房。厨房的门很结实，一把相当不错的弹簧锁上插着一把钥匙。他把钥匙拔出来，拿钥匙圈上的一堆钥匙试开门锁，发现没有一把是合用的，便把原来的那把插回去。他走进客厅，看都没看一眼蜷缩在角落里的沙发上的女郎便打开前门来到屋外，把门关上。他又拿着那些钥匙试开门锁，终于找到了一把合用的。他返回屋里，走进卧室并把钥匙放回灰色西裤的口袋，然后来到客厅。

女郎仍一动也不动地蜷缩在那儿，眼睛盯着他。

他背靠着火炉栏，朝香烟吹了吹：“阿加莎一直和你待在工作室吗？”

她点点头：“我想是吧！这么说，她有一把钥匙。你就是在找那玩意儿，对吗？”

“是的。阿加莎跟着你很久了吗？”

“大概一年。”

“她偷你的东西吗？我是指小东西。”

多洛雷丝·奇奥萨疲累地耸耸肩。“那有什么关系？她们大部分都是这样的。一点点面霜或脂粉、手帕，偶尔是一双丝袜。是的，我想她是从我这里偷东西。她们认为拿走这类东西是理所当然的。”

“好女孩不会这样做的，天使。”

“嗯——时间有些难熬。我是晚上工作，常常很晚才回家。她是化妆师兼女佣。”

“还知道她的其他事情吗？她抽可卡因或大麻吗？喝酒吗？会发狂地笑个不停吗？”

“我不这么认为。史蒂夫，她和这有什么关系？”

“小姐，她把你公寓的钥匙卖给了别人，这是很明显的事。你没给他钥匙，房东也不会给他，但是阿加莎有一把。对吗？”

她的眼神很吃惊，嘴巴微微颤抖，但不太厉害。她的手肘边放着一杯未被碰过的酒，史蒂夫弯下腰喝了一点儿。

她缓缓地说：“我们是在浪费时间，史蒂夫。我们得报警。对这件事谁都无能为力。这下我恐怕不但淑女做不成，连当好人的可能性也没有了。他们会认为这是情人之间的争吵，我开枪杀了他——就是这样了。即使我能向他们证明我没杀他，那么他是在我床上自杀的，我还是毁了。所以，我最好还是下定决心面对现实吧。”

史蒂夫轻声说：“看这里，我妈以前经常这样做。”

他将一根手指放在嘴唇上，然后弯下腰，将同一根手指放在她的嘴唇相同的位置上。他微笑着说：“我们去找沃尔特斯——或者你去。他会挑警察来处理事情的，他挑出来的人不会对着记者整晚乱叫的。他们会像殡仪馆的工人那样静悄悄地过来。沃尔特斯可以处理这件事，我们可以相信这一点。至于我呢，我去拜访阿加莎，因为我要她告诉我买钥匙的人的长相——我得尽快。还有，你叫我来这里，还欠我二十块钱呢，别忘了。”

高个子女郎站起来，面带微笑：“你在开玩笑，真的。你怎么那么确定他是被谋杀的？”

“他穿的不是自己的睡衣。他自己的衣服上面绣有名字的缩写字母。昨天晚上我替他收拾了东西——在我把他踢出卡尔顿之前。天使，换衣服吧——给我阿加莎的住址。”

他走进卧室，用床单盖住莱奥帕迪的尸体。在床单落下之前，他举着床单看了看那张僵硬、蜡黄的脸。

“再见了，”他轻轻地说，“你是个流氓——不过你真的有音乐天赋。”

这栋小木屋坐落在靠近杰斐逊大道的布莱顿街道上。整个街区都是这种小木屋，样子老式，前面有门廊。这一家前面有一条窄窄的水泥小道，在月光下显得比平时更白。

史蒂夫走上台阶，看着宽大的前窗，灯光从窗帘边缘透了出来。他敲了敲门，里面响起了一阵沉缓的脚步声。接着，一个女人开了门，透过关着的纱门看着他——这是一个矮矮胖胖的老女人，灰色的头发干枯鬈曲，走了样的身体裹在晨衣里，脚上套着松松垮垮的拖鞋。一个头顶光秃、双眼迷茫的男人坐在桌旁的藤椅上，将双手搭在膝上，毫无目的地扭着指关节，并没有朝前门看。

史蒂夫说：“我是从奇奥萨小姐那里来的。你是阿加莎的母亲吗？”

女人迟钝地说：“我想是的。可是她不在家，先生。”坐在椅子上的男人不知道从哪里掏出了一条手帕，一边擤鼻涕，一边窃笑。

史蒂夫说：“奇奥萨小姐今天晚上觉得身体不舒服，希望阿加莎能回去陪她过夜。”

眼睛迷茫的男人又开始窃笑，这次声音有些尖厉。女人说：“我们不知道她在哪里，她不回家的。我和她爸爸都在等她回家。可能得等到我们病倒了，她才会回来。”

老人气呼呼地高声说：“她待在外面等着警察抓她。”

“她爸爸的眼睛几乎瞎了，”女人说，“这让他变得有些刻薄。你要进来吗？”

史蒂夫摇摇头，双手转着帽子，好像西部片里腼腆的牛仔：“我得找到她。她会去哪里呢？”

“出去和那些下流坯喝酒了。”爸爸咯咯笑着说，“一群穿着连衫裤、系着丝巾，而不是戴着领结的怪物。如果我看得见，就用皮带把她活活抽死。”他抓着椅子的扶手，手上青筋暴现。然后他开始哭泣，泪水涌出迷茫的眼睛，顺着脸颊从白色的胡楂里往下流。女人走过去，从他握成拳头的手里抽出手帕替他擦眼泪，然后自己又拿着手帕擤鼻涕，走回门口。

“可能在任何地方，”她对史蒂夫说，“这个城市很大，先生。我真的不知道她会在哪里。”

史蒂夫迟缓地说：“我会打电话的。如果她回来了，请你们留住她。你们的电话号码是多少？”

“电话号码是多少？”女人侧着头喊了一句。

“我才不说呢。”爸爸哼了一声。

女人说：“我记起来了，南区二四五四。随时打来都可以，她爸爸跟我都没什么事情可做。”

史蒂夫道过谢后沿着白色的小道回到街上，然后走了半个街区来到他停车的地方。他随意地瞥了一眼街对面，正要钻进车子，忽然停了下来，手还抓在车门上。他松开了手，往旁边移了三步，站在那儿望着对面，双唇紧闭。

这个街区所有的房子都很相似，但是对面有一家前面的窗户上挂着一个写有“房屋招租”的牌子，屋前的一小块草坪上竖着一个房产标记牌。这所房子看起来无人照管，里面也空无一人，但在狭窄的车道上停着一辆干净的黑色双门小车。

史蒂夫低声说：“有好戏了，史蒂夫，加油吧！”

他几乎是迈着优雅的步子穿过宽阔的、灰扑扑的街道，同时将手放进口袋抓着硬邦邦的枪。他来到小车后面，站着倾听了一会儿，然后悄悄地沿着左边的车身移动，又回头瞄了一眼街对面，接着从打开的左边车窗看进去。

那个女孩坐着的姿势好像仍在驾驶着车子，只是她的头斜得有点儿太靠角落了。那顶可爱的红帽子仍在她的头上，镶着毛皮边的灰色大衣仍然裹着她的身体。在月光的照射下，她的嘴巴张得老大，舌头伸了出来，栗色的眼睛瞪着车顶。

史蒂夫没有碰她。他不必碰她或凑近查看，就知道她的脖子上有重重的瘀痕。

“这些家伙对女人心狠手辣。”他咕哝着说。

女孩的黑色提花大手提袋躺在旁边的车座上，袋口张开，就像她的嘴巴一样——也像玛丽莲·德洛姆小姐的嘴巴，还有玛丽莲·德洛姆小姐的紫色手提袋。

“是啊——对女人心狠手辣。”

他退回到车道入口处的一棵矮小的棕榈树下，此时空荡、沉寂的街道宛如关了门的剧院。他一声不响地回到他的车旁，钻进车子离开了。

这一切都没什么好说的。一个女孩深夜独自回家，遭到袭击，在离家只有几栋房子的地方被哪个凶狠的家伙勒死了。事情很简单。第一辆绕着街区巡视的巡逻车——如果那些家伙半醒着——只消瞥到“房屋招租”的招牌，就会过去看看的。史蒂夫猛踩油门，开着车子飞驰而去。

在华盛顿街和菲格罗阿街的交叉口，他走进一家夜间药店，拉上后面一个电话亭的门，投进一枚五分钱的硬币，拨了警察局总局的号码。

他和执勤人员通上了话，说：“警官，把这些记下来，可以吗？布莱顿大道三二○街区，西边，在一栋空房子的车道上。明白了吗？”

“是的。怎么了？”

“有个女人死在车里。”史蒂夫说完便挂上了电话。

注释

[1] 英文“yellow”（黄色）也有“胆怯懦弱”之意。

7

卡尔顿旅馆的日班职员领班兼经理助理昆兰正在值夜班，因为夜班审计员米勒要休一个星期的假。此时已经一点半了，四周一片沉静，昆兰觉得无聊至极，他老早就把该做的每件事都做完了。他从事旅馆行业已经二十年了，没什么难得了他的。

守夜门卫已经做完了清扫工作，此时正待在电梯旁边的小房间里。只有一个电梯亮着灯，开着门，一如往常。大厅已经打扫干净了，灯光都被调暗了。所有的事情都和往常一样井然有序。

昆兰是个非常胖的矮个子，清澈明亮的蛤蟆眼好像保持着一种颇为友善的神情，但其实里面没有任何表情；淡金色的头发稀稀疏疏的；苍白的双手交叉着放在前面接待台的大理石台面上。和接待台相比，他的高度适中，因为他将重心倚靠在上面，看起来一点儿都不像趴在那里。他盯着对面入口处的墙壁，但其实根本没在看。虽然他眼睛睁得老大，但他是半睡着的，不过如果守夜门卫在他后面的门后擦亮一根火柴，他还是会知道，而且会猛地按铃。

面朝街道镶着黄铜边的弹簧门被推开了，史蒂夫·格雷斯走了进来。他的薄外套缠在脖子上，帽子拉得低低的，叼在嘴角的香烟冒着烟雾——一副非常随意、非常自在但不失机警的样子。他缓步踱到接待台前，轻轻敲着台面。

“醒醒！”他低声呵斥了一声。

昆兰抬了抬眼睛，说：“只剩下外围带浴室的房间。但是保证八楼没有人吵闹。哎呀，史蒂夫！你终于被解雇了，而且是因为很荒谬的事情。人生就是如此！”

史蒂夫说：“是啊。你们请到了新的夜班职员了吗？”

“不需要了，史蒂夫。依我看，从来就不需要。”

“只要有像你这样的旅馆老职员把莱奥帕迪那种客人和别人安排住在同一个楼层，你们就会需要的。”

昆兰半闭着眼睛，然后又将眼睛睁得和先前一样大，冷漠地说：“不是我，老兄。但是谁都可能犯错误。米勒其实是个审计员——不是接待人员。”

史蒂夫将身子往后一仰，脸色变得凝重起来。香烟几乎燃烧到烟蒂那儿了。他的眼睛此时宛如黑色的玻璃，脸上露出了一个不老实的笑容。

“那么，为什么莱奥帕迪被安排住在八楼一天八块钱的房间，而不住顶楼一天二十八块钱的套房呢？”

昆兰也朝他笑笑：“老家伙，莱奥帕迪不是由我登记入住的。他之前就预订了房间。我想那正是他想要的，有些人就是不喜欢挥霍钱财。格雷斯先生，还有疑问吗？”

“是的。昨天晚上八一三是空房吗？”

“需要整理，所以是空的。水管有些毛病。还有问题吗？”

“是谁标明需要整理的？”

昆兰明亮而难以揣测的眼睛转了一转，然后因为好奇而定住了。他没有回答问题。

史蒂夫说：“告诉你原因吧！莱奥帕迪住在八一五，有两个女孩住在八一一，中间只隔着八一三。任何人拿着一把通用钥匙就可以进入八一三，并且把通往两间房的门的门闩拔开。那么，如果其他两间房的客人在门后面做同样的事，他们就拥有一个套房了。”

“那又怎样？”昆兰问，“我们亏了八块钱，是吗？这种事在比这里好的旅馆都会发生。”现在他又变得睡眼惺忪了。

史蒂夫说：“米勒可能会那么做。但是，见鬼的是，没道理啊！米勒不是那种家伙。为了一块钱的小费去冒丢掉工作的风险——噢，米勒不是拉皮条的。”

昆兰说：“好啦，警察先生，告诉我你到底有什么心事？”

“住在八一一的一个女孩有枪。莱奥帕迪昨天收到了一封恐吓信——我不知道那是从哪里来的或怎么来的。不过他没有被吓坏，把信撕掉了，所以我才知道这些的——我从他的废纸篓里把碎纸片捡了起来。我想莱奥帕迪的助手都退房了吧。”

“当然。他们搬去诺曼底了。”

“打电话给诺曼底，说要找莱奥帕迪。如果他在那里，他应该在喝酒，说不定还和一群人喝呢！”

“为什么？”昆兰轻声地问。

“因为你是好人。如果莱奥帕迪接了电话——就挂掉电话。”史蒂夫停了下来，用力捏了捏下巴，“如果他出去了，想办法问出他去了哪里。”

昆兰挺直腰杆，意味深长地看着史蒂夫，然后走到玻璃屏风后面。史蒂夫非常安静地站在那里竖着耳朵倾听，一只手撑着腰，另一只手无声地敲着大理石台面。

过了大约三分钟，昆兰回来了，又靠在接待台上，说：“不在那里。他的套房里很热闹——他们给了他一个大的套房——听起来很吵。我和一个还算清醒的家伙讲了话，他说莱奥帕迪大约十点时接到一个电话——是一个女孩的电话。他出去卖弄自己了，那家伙是这么说的，听起来那好像是一个不错的约会。那家伙心情好得很，才告诉了我这些。”

史蒂夫说：“你真是好兄弟。我真恨不得能告诉你其余的事。嗯，我喜欢在这里工作，因为事情不多。”

他朝出口走去，刚把手放在黄铜门把手上，昆兰又叫住了他。史蒂夫转身慢慢踱回来。

昆兰说：“我听说莱奥帕迪朝你开了一枪。我想没有人注意到这个，没有人来报告这件事。而且，我想彼得斯直到看到八一五的镜子，才了解情况。如果你想回来，史蒂夫——”

史蒂夫摇摇头：“谢谢你的关心。”

“听到你遭人枪击，”昆兰补充道，“我想起了一件事情。两年前有一个女孩在八一五开枪自杀了。”

史蒂夫忽然挺直背脊，动作如此急促，几乎跳了起来：“什么女孩？”

昆兰吃了一惊：“我不知道，我不记得她的真名。一个身不由己、受人摆弄的女孩，只想在一张干净的床上死掉——自己一个人。”

史蒂夫伸出手抓住昆兰的胳膊，急切地说：“旅馆资料、剪报，不管报纸上写了什么，都会在里面的。我想看看那些剪报。”

昆兰瞪了他好一会儿，然后说：“不管你在玩什么把戏，小子——你玩得快要惹火烧身了。我是为你好才这么说。不过我自己也无聊透顶，还有一整夜的时间要消磨。”

他伸出手用力按了一下铃。守夜门卫的门打开了，门卫穿过大厅入口走过来，笑着对史蒂夫点点头。

昆兰说：“卡尔，在这里待一会儿。我要去一下彼得斯先生的办公室。”

他从保险箱里取出了钥匙。

8

木屋高高地倚在山边，周围是茂密的松树、橡树、香椿树。屋子盖得很结实，有座石造的烟囱，木制屋顶，稳固地攀着山坡。白天，屋顶是绿色的，侧面是深褐色的，窗框和窗帘是红色的。在山中十月中旬的夜晚，在皎洁的月光下，除了颜色，屋子的轮廓和细节都很清晰。

它坐落在一条小路的尽头，和其他木屋隔着四分之一英里的距离。这是清晨五点，史蒂夫关掉车灯绕着山路将车子驶向这里。确定了要找的木屋是哪一栋后，他立刻停下车钻了出来，无声无息地沿着碎石路、踏在一片野生鸢尾花上行进。

在和小路差不多高的地方，有一个用松木木板盖成的简陋的车库，从这里有一条小径通往木屋的门廊。车库门没有锁上，史蒂夫小心地推开门，摸索着从一辆车子乌黑、巨大的车身旁经过。他摸摸散热器的顶部，那儿还有些温热。他从口袋里掏出小手电筒，上下照了照车身。这是一辆灰色轿车，满是灰尘，油表上标出的数字很低。他熄掉手电筒，小心地关上车库门，在门下塞了一块木头当作门闩，然后沿着小径往木屋走去。

灯光从拉上的红色窗帘后面透出来。门廊很高，上面堆满了松木块，还带着树皮。前门上装着门闩，上面还有一个生锈的门把手。

他迈着正常的步子走上去，从喉咙里发出一声深沉的叹息声，然后举起手敲了敲门。他的手碰了一下外套里层口袋里的枪柄，然后又抽了出来。

一张椅子吱嘎响了一声，接着是有人走过地板的脚步声，然后，一个声音轻轻地回应道：“是谁？”这是米勒的声音。

史蒂夫将嘴凑近木门说：“乔治，是我，史蒂夫。你已经起床了？”

钥匙转动了一下，门开了。乔治·米勒，卡尔顿旅馆干净利落的夜班审计员，现在看起来却不是那么干净利落。他穿着旧裤子和蓝色翻领厚毛衣，脚上是棱纹毛袜和镶着羊毛边的拖鞋，苍白的脸上经过修剪的八字胡就像一道污渍。呈斜坡状的高高的屋顶下，两只灯泡在木梁上的灯座内射出亮光。还有一盏台灯也被打开了，形状是歪向一边的，照在一张皮面软背的莫里斯椅子
[1] 上。火炉里堆着灰烬，柴火在懒洋洋地燃烧，炉门是敞开的。

米勒声音低沉沙哑：“老天，史蒂夫，真高兴见到你。你是怎么找到我们的？进来吧，老朋友。”

史蒂夫走进门内，米勒锁上了门。“这是在城里养成的习惯，”他笑着说，“山里没有人锁什么东西的。坐吧，烤烤脚。晚上这种时候，外面很冷。”

史蒂夫说：“是啊，冷得很。”

他坐在莫里斯椅子上，把帽子和外套都放在后面的实心木桌子的一端。他往前靠了靠，将手凑近炉火取暖。

米勒说：“你到底是怎么找到我们的，史蒂夫？”

史蒂夫没看他，轻轻地说：“不太容易。你昨天晚上告诉我你哥哥在这上面有栋度假木屋——还记得吗？我无事可做，便想着开车过来蹭顿早饭。克雷斯特莱恩那儿的旅馆里的家伙不知道谁在哪里有什么度假木屋，他主要是和过往的路人做生意。我打电话给一个修车厂的人，他也不知道什么米勒的度假木屋。后来我看到街尾有个卖煤炭柴火的地方亮着灯，那儿的一个小个子既是森林管理员，又是副警长，还卖柴火和汽油，当然还做其他一大堆事情。他正在取车要去圣伯纳迪诺买几桶汽油。一个聪明的小个子。我一告诉他你哥哥以前是拳击手，他马上就明白了。所以我就来了。”

米勒摸摸八字胡。木屋后面的某个地方有床的弹簧发出的咿呀声：“当然，他还是用的做拳击手时的名字——加夫·塔利。我去叫他起床，我们可以喝点儿咖啡。我想你和我都一样，习惯晚上工作，睡不着。我一直还没睡觉呢。”

史蒂夫缓缓地将目光移到他身上，然后又移开了。他们后面响起了一个粗大的声音：“加夫起来了。来了什么朋友，乔治？”

史蒂夫随意地站起来，转过身去，不由自主地首先就盯着那个人的手。这双手很大，就干净而言，保持得很好，但是又粗糙又难看，有一个关节损伤得很厉害。他块头很大，头发偏红，在法兰绒睡衣外面披着一件邋遢的浴袍。皮肤粗糙的脸上没什么表情，双颊满是疤痕，眉毛上方和嘴角上也有白条状的疤痕，鼻子又平又大。他的整张脸看上去好像挨过很多拳击手套的揍，只有眼睛稍微有点儿像米勒的。

米勒说：“史蒂夫·格雷斯，旅馆的夜班职员——到昨天晚上为止。”他的笑容看上去似有若无。

加夫·塔利走过来握手。“很高兴认识你。”他说，“我去换衣服，我们再从架子上弄点儿早餐。我睡够了。乔治还没合过眼，可怜的家伙。”

他穿过房间朝他之前从那儿进来的那扇门走去，在那里停住了脚步，靠着一个留声机，大手放在一大叠装在纸袋里的唱片后面。他就那样站着一动也不动。

米勒说：“找工作有什么好运气吗，史蒂夫？或者你还没试试看？”

“有，可以这么说。我想我是个傻瓜，但是我想试试私家侦探这个行业。没什么赚头，除非我有了一些知名度。”他耸耸肩，然后轻轻地说，“莱奥帕迪·金被干掉了。”

米勒的嘴巴突然张得很大，他保持着这个姿势几乎有一分钟——一动也不动，嘴巴张开。加夫·塔利靠在墙上，瞪着眼睛，脸上没有露出任何表情。米勒终于说：“被干掉了？在哪里？别告诉我——”

“不在旅馆，乔治。真糟糕，不是吗？在一个女孩的公寓里。那还是一个好女孩。她没有引诱他去那里。假装自杀的老把戏——只是这一次不会奏效。现在这个女孩是我的客户。”

米勒没有移动，大块头也没有。史蒂夫将肩膀靠在石头炉架上，轻轻地说：“今天下午我去沙洛特俱乐部向莱奥帕迪道歉。这真是个愚蠢的想法，因为我不欠他什么。他和一个女孩一起待在酒吧里。他揍了我三拳就走了。那个女孩不喜欢他的德行，我们相谈甚欢，一起喝了杯酒。后来，今天深夜——昨天深夜——她打电话来，说莱奥帕迪在她那里，说——他喝醉了，她没法摆脱他的纠缠。我只好过去。只是他不是喝醉了，而是死了，死在她的床上，穿着黄色睡衣。”

大块头举起左手往后梳理头发。米勒缓缓地靠向桌子边缘，好像怕边缘太锐利会割伤他。他的嘴唇在黑色的八字胡下扭动。

他声音沙哑地说：“真是下流。”

大块头说：“哎呀，真的应该号啕大哭一顿。”

史蒂夫说：“只是那不是莱奥帕迪的睡衣。他的睡衣上面有名字缩写字母——很大的黑色字母，而且是缎面的，不是丝质的。还有，虽然他手里有一支枪——对了，是那个女孩的枪——但他没有自己对着心脏开枪。这一点警察会查出来的。也许你们兄弟俩没听说过兰德试验——用固体石蜡查出最近谁开过枪谁没有开过枪。这桩凶杀案昨天晚上原本会发生在旅馆里的，在八一五房。结果我把他踢出去了，破坏了别人的好事。那个住在八一一的黑发女孩原本可以杀掉他的，不是吗，乔治？”

米勒说：“我猜是吧——如果我知道你在说些什么的话。”

史蒂夫缓缓地说：“你当然知道我在说些什么，乔治。如果莱奥帕迪·金在八一五被杀掉，那就会成为一种理想的惩罚。因为两年前有个女孩在那间房里开枪自杀了——一个以玛丽·史密斯的名字登记入住的女孩——她平时的名字是伊芙·塔利，真名是伊芙·米勒。”

大块头重重地往留声机上一靠，粗声说：“也许我还没睡醒。这听起来好像是个龌龊的笑话。我们有个叫伊芙的妹妹在卡尔顿开枪自杀，那又怎样？”

史蒂夫不老实地笑了笑，说：“乔治，你告诉我是昆兰让那些女孩住在八一一的。这是你干的。你告诉我莱奥帕迪住进八楼，而不住套房，是因为他吝啬。他一点儿都不吝啬，他只是不在乎住在哪里，只要方便找女伴就行。你发现机会了，乔治，你策划了整件事。你甚至叫彼得斯写信到旧金山的罗利给莱奥帕迪，请他来时住在卡尔顿——说什么沙洛特俱乐部的老板同时是旅馆的老板，好像沃尔特斯这种大人物会在意乐队指挥住在哪里似的。”

米勒的脸变成了死灰色，毫无表情。他的声音都走腔了：“史蒂夫——看在老天的分上，史蒂夫，你在胡说什么？我怎么会——”

“对不起，老弟。我喜欢和你一起工作，我很喜欢你。我想我还是喜欢你。但是我不喜欢掐死女人的人——或陷害女人来掩盖为了报仇而犯下的谋杀案的人。”

他的手挥起来——又停住了。大块头说：“别紧张——看看这个。”

加夫的手从那堆唱片后面露了出来，握着一把科尔特点四五口径的枪。他咬着牙说：“我一直以为私家侦探不过是一群容易被收买的鼠辈。我想我错看你了。你还有些头脑。哼，我敢打赌你还跑出了库特街一一八号呢，对吗？”

史蒂夫的手空空地垂了下来。他直直地瞪着那支很大的科尔特手枪：“不错。我看见了那个女孩——死了——你的手指印留在了她的脖子上。他们会量那些手指印的，兄弟。用同样的手法杀死多洛雷丝·奇奥萨的女佣是个错误。他们会比较两套手指印，会发现你的黑发女神枪手昨天晚上在卡尔顿住过，然后把事情联系起来。有了旅馆提供的资料，他们不会有闪失的。我猜他们最多只需要花两个星期的时间，如果你们逃得快的话，我是说很快。”

米勒舔舔干燥的嘴唇，轻声说：“不用急，史蒂夫，一点儿都不必着急。我们的工作已经做完了，也许用的不是最好的方式、最漂亮的方式，但这本来就不是好事。莱奥帕迪是最坏的流氓。我们很爱我们的妹妹，但他把她变成了一个妓女。她是个天真的孩子，容易上花言巧语的恶棍的当。这个恶棍自己去逍遥快活，把她推给了另一个比他更坏的浑蛋。他把她赶了出去，她的心都碎了，最后自杀了。”

史蒂夫冷酷地说：“是啊——那时候你们都在做什么呢——修指甲吗？”

“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不在旁边。我们花了一些时间才找出原因。”

史蒂夫说：“所以就可以杀死四个人，对吗？至于多洛雷丝·奇奥萨，在莱奥帕迪身上擦脚她都不会愿意——不管是那个时候，或任何时候。但是你们还是要陷害她，用你们那种蹩脚的方式报仇。你真让我恶心，乔治。告诉你这凶狠的哥哥继续玩他的杀人游戏吧！”

大块头咧嘴笑着说：“说够了，乔治。看看他有没有枪——不要走到他后面或前面去，这个神枪手可厉害呢。”

史蒂夫瞪着大块头手中点四五口径的手枪，他的脸跟白骨一样冷峻，嘴唇挂着一丝嘲讽，眼睛又严厉又冷酷。

米勒穿着镶有羊毛边的拖鞋的脚在轻轻地移动。他绕过桌角，靠近史蒂夫，伸手去拍他的口袋，然后倒退几步，用手指着说：“在那里。”

史蒂夫轻声说：“我一定是疯了。乔治，我老早就可以制服你的。”

加夫·塔利大吼一声：“离他远一点儿。”

他稳健地穿过房间，用力地将大大的科尔特手枪顶住史蒂夫的腹部，然后伸出左手把他里层口袋里的侦探专用手枪拿出来，并且狠狠地瞪着他的眼睛。他把史蒂夫的枪递往身后：“拿去，乔治。”

米勒接过枪，又走到大桌子后面，站在远处的角落里。加夫·塔利倒退着从史蒂夫身边走开了。

“聪明的家伙，你完蛋了，”他说，“你心里一定很清楚。要离开山里只有两个办法，而且我们需要时间。你也许没有将事情告诉其他的人吧？”

史蒂夫像石头一样站着，脸色苍白，嘴角似有若无地带着笑意。他盯着大块头的枪，眼神显得有些困惑。

米勒说：“加夫，一定要这样做吗？”他的声音沙哑，语调沉闷，不是平时那种令人愉悦的沙哑。

史蒂夫微微转过头看着米勒：“当然，乔治。你们毕竟是一对下流的恶棍，一对凶残的虐待狂，向倒霉的女人报复。尽是些不入流的把戏。到了现在，你们简直就是冷盘肉——又冷又臭。”

加夫·塔利大笑起来，拇指扣上大大的左轮手枪的扳机，嘲骂道：“祷告吧，小子。”

史蒂夫阴郁地说：“你凭什么以为可以用那玩意儿把我干掉，你这个掐死了别人的凶手，里面没有子弹。最好像对付女人一样把我干掉算了——用你的手。”

大块头沉着脸垂下眼睛，然后纵声狂笑。“老天，而且这上面的灰尘一定有一英尺厚，对吗？”他咯咯笑着说，“看好！”

他把枪口指向地板，用力扣动扳机，撞针发出一声干巴巴的咔嚓声——撞在空空的枪膛上。大块头的脸一阵痉挛。

有那么一瞬间，没有人挪动。然后，加夫缓缓地转动脚跟，看着他的弟弟。他几近温柔地说：“是你，乔治？”

米勒舔舔嘴唇，吞了口口水。他嚅动了好一会儿嘴唇才说出话来。

“是我，加夫。史蒂夫在下面的路口下车时，我正站在窗口，看见了他走进车库。我知道车子还带着热气。加夫，杀的人够多的了。太多了。所以我把你枪里的子弹取出来了。”

米勒的拇指移回侦探专用手枪的扳机上。加夫瞪圆了眼睛，死死地盯着那支短管手枪，然后挥舞着没有子弹的科尔特手枪猛地冲过去。米勒挺直身子，一动也不动，像个老人一样咕哝了一声：“再见了，加夫。”

枪在他那小巧而干净的手里跳了三次，烟雾缓缓地从枪口冒了出来。一块即将烧尽的木头在火炉里崩落。

加夫·塔利脸上带着诡异的微笑，弯腰弓背地站着不动。枪掉在他的脚下。他用那大而厚实的手捂住腹部，缓缓地、含糊地说：“没关系，小子。没关系，我想……我想我……”

他的声音渐渐消失，双腿在身下开始扭动。史蒂夫悄无声息地快速跨出三大步，使劲挥出一拳打在米勒的下巴上。大块头仍是站立的，但身子像一棵树一样在慢慢往下跌。

米勒飞速蹿过房间，撞在尽头的墙上。一只蓝白色的碟子从架子上掉下来摔碎了。枪从他的手中滑开了，史蒂夫往前一跃，站起来时枪已经拿在手上了。米勒蹲伏在地上凝视着他哥哥。

加夫·塔利垂着头往地上倒下去，他伸出双手去撑地，然后静静地俯身倒下了，好像一个疲惫至极的人。他倒下去时没有发出任何声响。

阳光沿着红色窗帘的边缘照进来。那块断裂的木头靠在火炉边上吐烟，其余的炉火已经烧成了一堆灰烬，只剩中间还闪着红光。

史蒂夫声音低沉地说：“你救了我的命，乔治——至少你省下了很多子弹。我敢于冒这个险，因为我只是想找到证据。到桌子这儿来，把整件事都写出来，然后签上名字。”

米勒说：“他死了吗？”

“死了，乔治。你杀了他。把这个也写下来。”

米勒安静地说：“真可笑。当他在楼上的时候，当他可以很容易摔下去的时候，我想自己去了结莱奥帕迪的性命，用我自己的手。只是把他干掉，然后我就坦然面对事实。但是加夫想把事情干得漂亮点。加夫，这个从来没有接受过任何教育、一辈子没有躲闪过一拳的傻小子，偏偏要卖弄技巧。唉，或许就是这样他才挣下了钱财，就像库特街他雇用杰克·斯托亚诺夫替他管理的那栋公寓房。我不知道他是怎么将多洛雷丝·奇奥萨的女佣扯进来的。不过现在这些都不重要了，对吗？”

史蒂夫说：“快写吧！是你假装成女人打电话给莱奥帕迪的，对不对？”

米勒说：“对。我会把这一切都写下来的，史蒂夫。我会签名，然后你放我走——只要一个小时。好吗，史蒂夫？只要一个小时。向老朋友提出这样的要求不算过分吧，史蒂夫？”

米勒笑了笑，这是一个淡淡的、苍凉的微笑。史蒂夫在瘫在地上的大块头旁边蹲下，摸摸他的颈动脉，然后抬起头，说：“死了……是的，你有一个小时的时间，乔治——如果你把事情都写清楚。”

米勒轻轻地走向一张有很多抽屉、桌沿儿都是失去光泽的铜钉的长脚写字桌。他打开桌盖，坐下来，伸手拿起一支钢笔。然后，他扭开墨水瓶的盖子，开始用审计员整洁、清晰的字体书写。

史蒂夫·格雷斯坐在炉火前点燃一根香烟，盯着灰烬，拿着枪的左手搁在膝上。木屋外，小鸟开始歌唱。除了沙沙的写字声，屋内一片沉静。

注释

[1] 莫里斯椅子（Morris chair），由英国工艺美术家威廉·莫里斯（William Morris）设计的一种可调适靠背的椅子。

9

史蒂夫离开木屋时，太阳已经高高地挂在天上了。他把木屋锁上，走下陡峭的小径，沿着狭窄的碎石路来到停车处。车库此时已经空了，那辆灰色轿车不见了。半英里之外，另一栋木屋升起的炊烟袅袅地飘荡在松树和橡树林之上。他发动车子，转了一个弯，经过两栋由冷藏柜改装成的度假屋，上了中间画有白线的主路，然后沿着山坡往克雷斯特莱恩驶去。

他把车停在“世界边缘”旅馆外的大街上，在柜台前喝了杯咖啡，然后把自己关进空荡荡的大厅后面的电话亭。他请长途电话接线员查找洛杉矶的大人物沃尔特斯的电话号码，然后打电话给沙洛特俱乐部的老板。

一个圆润的声音说：“沃尔特斯先生的宅邸。”

“我叫史蒂夫·格雷斯。请让他接电话。”

“请等一下。”咔嗒一声之后，另一个声音响起了，不是那么圆润，冷硬得多，“什么事？”

“史蒂夫·格雷斯。我想和沃尔特斯先生说话。”

“抱歉，我好像不认识你，朋友。你不觉得现在打电话有点儿早吗？你有什么事？”

“他去奇奥萨小姐那里了吗？”

“噢。”对方停顿了一会儿，“那个私家侦探。我明白了。老兄，等一等。”

现在又换了一个声音——懒洋洋的，有那么一丁点儿爱尔兰腔调：“你可以说话了，年轻人。我是沃尔特斯。”

“我是史蒂夫·格雷斯。我就是——”

“那些我都知道了，年轻人。那位女士很好，还有，我想她在楼上睡着了。继续说。”

“我现在在克雷斯特莱恩的箭头坡。两个男人杀死了莱奥帕迪。一个是乔治·米勒——卡尔顿旅馆的夜班审计员，另一个是他哥哥，叫加夫·塔利，以前是拳击手。塔利已经死了，被他弟弟开枪射杀的。米勒逃走了——可是他留下了签了名的认罪书，事情交代得很清楚、很完整。”

沃尔特斯缓缓地说：“年轻人，你要不是办事快速利落——就是真的疯了。最好赶快过来这里。他们为什么要那么做？”

“他们有个妹妹。”

沃尔特斯轻轻地重复道：“他们有个妹妹……这个逃跑了的家伙呢？我们可不想给什么乡下警长或渴望成名的律师留下机会——”

史蒂夫安静地打断了他的话：“我想你不用担心了，沃尔特斯先生。我想我知道他去哪里了。”

他在旅馆里吃了早餐，倒不是因为他饿了，而是因为他太虚弱。他又钻进车子，滑下长长的山坡，从克雷斯特莱恩往圣伯纳迪诺驶去。这是一条路面平整、环绕着深谷险崖的边缘的宽阔的大道，在路况凶险之处有白色围栏防护。

那个地方就在克雷斯特莱恩下面两英里处。道路在山肩处有个急转弯，一些车子停在公路旁边的碎石地上——几辆私家车，一辆公用车，一辆被撞坏的车。白色围栏被撞断了，人们正站在那儿往下看。

八百英尺高的山崖下，只见一辆灰色轿车安静地躺在那儿，像一堆破烂一样躺在清晨的阳光下。

（石蓝 译）

恼人的珍珠

1

这话一点儿也不假，那天早上除了盯着打字机上的一张白纸想要写一封信外，我什么事也没做。还有另一件事一点儿也不假，我每天早上都没有太多事情可做。可是那也不应该成为我不得不出门去追查彭拉多克老太太的珍珠项链的理由啊！——我又不是警察。

打电话给我的是埃伦·麦金托什，情况自然就不同了。“亲爱的，你好吗？”她问道，“忙吗？”

“不好说，”我回答道，“大部分时间不忙吧。我很好。怎么了？”

“我想你不爱我，沃尔特。而且，不管怎样，你都应该找点儿工作做做。你太有钱了。有人偷了彭拉多克太太的珍珠，我要你去找回来。”

“你大概以为是在和警察局通电话吧！”我冷淡地说，“这里是沃尔特·盖奇的家，是盖奇先生在接电话。”

“好吧，你就告诉盖奇先生，说埃伦·麦金托什打电话来说如果他半个小时之内不来这里，就会收到一个挂号包裹，里面装着订婚钻戒。”

“而且，这对我有很多好处。”我说，“我看那头老母牛会再活上五十年的。”

我话还没说完，她已经挂断了电话。我只好把帽子戴上，走下楼，坐进帕卡德车。这是个美丽的四月底的早晨，如果你在乎这类事情的话。彭拉多克太太住在卡龙德莱特公园宽阔安静的街道上。她的房子可能五十年来丝毫未改模样，但是埃伦·麦金托什若是要在这里再住上五十年，我可不会觉得高兴，除非彭拉多克太太去世，不再需要护士了。彭拉多克先生几年前就过世了，没有留下遗嘱，但留下了一堆理不清的财产和一群领养老金的人，他们的名单和寄宿生的手臂一样长。

我按了按前门的门铃，门开了，不是很及时。开门的是个系着佣人围裙的老女人，她的灰头发在头顶盘成一个结。她看着我的眼神好像从来没见过我似的，而且此时也不想见到我。

“请找埃伦·麦金托什小姐。”我说，“沃尔特·盖奇先生来找她。”

她吸了吸鼻子，一言不发地转过身，然后我们往后走过房子内散发着霉味的休息室，来到用玻璃围起来的阳台上，里面满是藤制家具和古埃及坟墓的气味。她走开了，又吸了一下鼻子。

过了一会儿，门又开了，埃伦·麦金托什走了进来。也许你不喜欢这类女孩：身材高挑，头发是蜂蜜的颜色，皮肤宛如水果商为自己偷偷留下的新摘的桃子。如果你不喜欢，我替你感到难过。

“亲爱的，你还是来了，”她叫道，“沃尔特，你真好。请坐，我把事情都告诉你。”

我们都坐了下来。

“彭拉多克太太的珍珠项链被偷了，沃尔特。”

“你在电话里说过了。我的体温还算正常。”

“请你原谅我作出了一个职业性的揣测，它可能不太正常——永久性的。珍珠项链上有四十九颗搭配好了的粉红色珍珠，是彭拉多克先生送给彭拉多克太太的金婚纪念礼物。她最近难得戴着它，除了圣诞节或有一两个非常老的朋友过来吃饭的时候，或感觉身体不错可以坐起来的时候。每年感恩节她都会请人吃饭，请彭拉多克先生留给她的所有领养老金的人和朋友以及老雇员，这时她也会戴那条项链。”

“你的动词时态有些混乱，”我说，“不过意思倒是清楚。继续说下去。”

“好的，沃尔特。”她说，带着有些人会说是俏皮的神态，“珍珠被偷了。是的，我知道我已经告诉你三遍了，但是这其中有一些扑朔迷离的地方。珍珠放在一个皮匣子里，皮匣子放在一个旧保险箱里。保险箱有一半的时间都是开着的；即使关着，照我看，一个身强体壮的男人用手指也可以把它扳开。今天早上我得去那儿拿一份文件，我想看看珍珠，向它们打声招呼——”

“我希望你缠着彭拉多克太太的原因不是想着她会把珍珠留给你，”我没好气地说，“珍珠很适合老人和金发胖子戴，至于高挑窈窕的人——”

“噢，闭嘴，亲爱的，”埃伦打断我的话，“我才不会等着那些珍珠呢——因为它们都是假的。”

我用力地咽了一口口水，瞪着她。“噢，”我往旁边瞥了一眼，“我听说老彭拉多克偶尔会玩从帽子里拉出一些斗鸡眼的兔子的把戏，但是拿一串假珍珠送给自己的妻子当作金婚纪念礼物，太可笑了。”

“噢，别傻了，沃尔特，那时候它们是真的。事实上彭拉多克太太把珍珠卖了，请人做了一件赝品。她的一个老朋友，加莱莫尔珠宝公司的兰辛·加莱莫尔先生替她悄悄地处理了这件事，因为她不想让别人知道。所以我还没报警啊！你会替她找到项链的，对吗，沃尔特？”

“怎么找？她为什么要卖掉项链？”

“因为彭拉多克先生是突然去世的，没有为那些他一向提供资助的人作出任何安排。后来又是经济大萧条，她根本没什么钱。家里的钱只够家用和支付佣人的薪酬。他们都跟随彭拉多克太太很久了，她宁愿饿死也不肯让他们走的。”

“行事确实不同一般，”我说，“我会对她脱帽致敬的。但是我要从哪里开始找呢？再说如果珍珠是假的话，丢了又有什么关系呢？”

“嗯，那些珍珠——我是说赝品——值两百块钱，是特别在捷克制作的，花了几个月的时间。但从那边现在的形势看来，她可能永远无法再叫人做一件那么好的赝品了。她很害怕有人会发现那是假的，或者小偷一旦发现那是赝品，会勒索她。你瞧，亲爱的，我知道是谁偷的。”

我说：“什么？”这是我很少使用的词语，因为我认为那不应该出现在一位绅士的词汇表中。

“沃尔特，是在我们这儿工作了几个月的司机——一个可恶的大坏蛋，名叫亨利·艾歇尔贝格尔。他前天毫无理由地忽然离开了。从来没有人离开过彭拉多克太太。她的上一个司机是个非常老的人，死了。但是亨利·艾歇尔贝格尔什么话都不留下就走了，我相信一定是他偷了珍珠。沃尔特，有一次他想吻我。”

“噢，是吗，”我的腔调变了，“要吻你，嗯？亲爱的，这头大肥猪在哪里？你有什么主意吗？他好像不太可能在街角闲逛，等着我去捶他的鼻子吧！”

埃伦对我垂下了漂亮的睫毛——她每次这样做时，我都会浑身酥软，好像清洁女工脑后的头发。

“他还没逃走。他一定早就知道珍珠是假的，想着可以得心应手地勒索彭拉多克太太。我打了电话给介绍他来这里的介绍所，他已经回去那里了，重新登记了名字要找工作。但他们说透露他的住址会违反他们的规定。”

“为什么不可能是别人拿走了珍珠呢？比如说闯进来的小偷？”

“没有别人了。佣人都没有嫌疑，这屋子每天晚上都跟冰柜一样锁得牢牢的，没有小偷闯进来过的痕迹。而且亨利·艾歇尔贝格尔知道珍珠放在哪里，因为她上次戴过，他看见我把珍珠收在哪里——那一次她请两位非常要好的朋友来吃晚餐，为了纪念彭拉多克先生逝世一周年。”

“那一定是个很不错的聚会。”我说，“好吧，我去介绍所让他们告诉我他的住址。介绍所在哪里？”

“它叫阿达·图梅家政职业介绍所，是东二街二○○号。非常令人不舒服的街区。”

“对亨利·艾歇尔贝格尔来说，恐怕我们的街区才让他浑身不舒服呢！他真的想吻你，嗯？”

“那些珍珠，沃尔特，”埃伦柔声说，“很重要。我真的希望他还没发现那是假的，把它们丢到了大海里。”

“如果他那么做，我就叫他潜水捡回来。”

“他身高六英尺三英寸，非常魁梧，非常强壮，沃尔特，”埃伦羞涩地说，“当然不像你这样英俊。”

“跟我一样高嘛！”我说，“真是荣幸。再见，亲爱的。”

她抓住我的袖子：“沃尔特，还有一件事。我不在意你小打小闹，因为那是有男子气概的表现，但是你不要引起轩然大波，把警察卷进来，知道吗？还有，虽然你也高大强壮，在大学里是右边锋，但你还是有个弱点。请你答应我一滴威士忌都不喝，好吗？”

“艾歇尔贝格尔，”我说，“这才是我想喝的。”

2

地处东二街的阿达·图梅家政职业介绍所不仅名副其实，而且和它所处的环境相配。我不得不在前厅等候片刻，那里的气味很难闻。一个面孔冷漠的中年妇人管理着整个介绍所，她说艾歇尔贝格尔在这里登记了名字要找当司机的工作，她可以安排请他打电话给我，或带他来办公室和我面谈。但是当我在她桌上放了一张十元钞票以表示我心意诚恳，对她的介绍所的人选没有任何偏见时，她便让步了，给了我他的住址，那是在桑塔莫尼卡大道上，靠近叫做雪曼的旧市区。

我没有耽搁时间，马上赶往那里，唯恐艾歇尔贝格尔已经打电话给介绍所，知道我就要去找他。这个地方其实是个寒碜的旅馆，靠近市内电车轨道，入口和一家华人洗衣店相连。旅馆在楼上，楼梯上——有些地方——铺着一片片残破的橡胶垫，用来固定橡胶垫的黄铜条也不成样子，歪歪扭扭的。爬了半截楼梯就闻不到洗衣店的气味了，飘进鼻孔的是煤油、烟蒂、被窝和油腻的纸袋的气味。楼梯顶端的木架子上有一本入住登记簿。最后登记的名字是三个星期前用铅笔写的，看得出写字的手不稳。我由此推断这里的管理一定很松散。

登记簿旁边有一个电铃和一块牌子，牌子上写着“经理”的字样。我按了按电铃，然后站着等候。很快，走廊上有一扇门打开了，传来了拖拖沓沓、不慌不忙的脚步声。那个人穿着破旧的皮拖鞋和说不出颜色的长裤，裤子最上面的两个扣子没扣上，好让肥胖的肚子不那么受束缚。他身上还系着红色的吊裤带，衬衫在腋下那儿比较黑，其他地方也是，那张脸也需要彻底的清洗和修饰了。

他说：“老兄，客满了。”还冷哼了一声。

我说：“我不是在找房间，我在找一个叫艾歇尔贝格尔的人，我听说他住在这里。但根据我的观察，你的登记簿里没有他的名字。说到这个，你当然知道，是违法的。”

“自以为聪明的家伙！”胖子又哼了一声，“就在走廊那头，老兄，二一八。”他晃晃拇指，那拇指的颜色和大小跟烤焦了的马铃薯很接近。

“帮个忙，给我带路吧。”我说。

“哎呀，副州长来了呢！”他说着开始大笑，肚皮都在颤动，小眼睛挤在了黄色的肥肉里，“好吧，老兄，跟我来。”

我们走进后面昏暗的走廊里，来到尽头的一扇木门前。木门上有一扇木制气窗。胖子用肥嘟嘟的手重重地捶了捶门，里面没有动静。

“出去了。”他说。

“发发善心，把门打开吧！”我说，“我想进去等艾歇尔贝格尔。”

“去警察的手提箱里等吧！”胖子骂了起来，“见鬼，你以为你是什么东西，浑蛋！”

这可把我惹恼了。他块头不算小，大约六英尺高，但满脑子都是关于啤酒的回忆。我左右瞧瞧昏暗的走廊，这里看上去空荡荡的。

我一拳打在胖子的肚子上。

他一屁股跌到地板上，打了一个嗝，右膝狠狠地撞上了下巴。他剧烈地咳嗽起来，泪水盈满眼眶。

“哎哟，老兄，”他哀声叫道，“你比我年轻二十岁。这不公平。”

“把门打开，”我说，“我没时间跟你争论。”

“一块钱。”他一边说一边用衬衫擦擦眼睛，“两块钱，不会泄密。”

我从口袋里掏出两块钱，伸手把他拉起来。他把那两块钱折好，拿出一把我花五分钱就可以买到的通用钥匙。

“老兄，你真厉害，”他说，“你在哪里学的？大多数大块头都笨拙得很。”他把锁打开了。

“如果你等一会儿听到了噪音，”我说，“别理会。如果有任何损坏，我会赔偿的。”

他点点头，我走进了房间。他在我背后把门锁上，然后离开了。随后四周一片寂静。

这个小房间又简陋又俗气，里面有一个褐色的五斗柜，上面挂着一面小镜子，还有一张木制直背椅、一张木制摇椅、一张带有剥落的珐琅瓷的单人床。床罩上打满补丁，单扇窗户的窗帘上有苍蝇爬过的痕迹，绿色百叶窗下面的板条不见了。角落里有个洗脸池，旁边挂着两条薄如白纸的毛巾。这里当然没有浴室，没有衣橱。一块暗色花布挂在架子上，就算是衣橱了。在这后面有一套大号灰色西装，如果我穿成衣的话，衣服也应该是这个尺寸，可是我不穿成衣的。地板上有一双黑色翻毛皮鞋，至少是十二号的。这里还有一只便宜的布制行李箱，我当然检查过，因为它没上锁。

我还搜查了床头柜，很惊讶地发现里面的东西都很整洁、干净、得体，但是这里没有多少东西，尤其没有珍珠。我翻遍了房间里其他可能和不可能藏有珍珠的地方，但是没发现什么有趣的物件。

我在床边坐下来，点燃一根香烟，等着。现在我觉得事情很明显，艾歇尔贝格尔不是个大笨蛋就是清白无辜的。这个房间和他留下的痕迹显示出他根本不像是从事偷珍珠项链这一行的人。

脚步声传来时，我已经抽了四根烟，比我平常一天抽的量还要多。脚步声又轻又快，但不属于鬼鬼祟祟的那种。钥匙插进钥匙孔转了一下，门被随意地推开了。一个男人走了进来，眼睛盯着我。

我身高六英尺三英寸，重两百多磅。这个家伙也是个高个子，但好像体重比我轻一些。他穿着蓝色哔叽西装，那衣服除了整洁之外没什么好说的。他的金发浓密鬈曲，脖子和卡通画里的普鲁士下士的很相像，肩膀很宽，双手大而结实，脸看起来饱经风霜。他那双偏绿的小眼睛朝我眨了眨，我当时以为那是邪恶的表现。我当即明白了他不是等闲之辈，但是我不怕他。我和他块头差不多，论强壮也不弱过他，而且，我还有一丝怀疑——他的脑子不见得比我好。

我镇定地从床边站起来，说：“我在找艾歇尔贝格尔。”

“老兄，你是怎么进来的？”这是一个令人愉快的声音，嗓门颇大，但听起来不刺耳。

“这可以等一会儿再解释，”我冷冷地说，“我在找一个叫艾歇尔贝格尔的人。是你吗？”

“哈！”那个人说，“是大胆狂徒，还是喜剧演员？等我松松皮带。”他朝屋内跨了两步，我也朝他迎上去两步。

“我叫沃尔特·盖奇，”我说，“你是艾歇尔贝格尔吗？”

“给我五分钱，”他说，“我再告诉你。”

我没理会他的话。“我是埃伦·麦金托什的未婚夫，”我冷冷地说，“我听说你想吻她。”

他又朝我迈了一步，我也朝他踏出一步。“你是什么意思——想吻？”他冷哼了一声。

我猛地挥出右拳，又狠又准地打中了他的下巴。对我而言，这一拳很结实，可是对他没什么影响。我接着又挥出两记狠狠的短拳，击向他的脖子，第二拳落在了他宽宽的鼻子一侧。他哼了一声，打中了我的太阳穴。

我被打得弯下了腰，感觉自己仿佛将房间抡起来了，在不停地旋转。当房间还在使劲地旋转时，我把它狠狠地挥了出去，自己结结实实地摔倒了，后脑勺撞在地上。这使得我暂时失去了平衡，等我想着如何恢复平衡时，一条湿毛巾开始拍打我的脸。我睁开眼睛，看到了凑到近前的艾歇尔贝格尔的脸，上面带着关切的表情。

“老兄，”他的声音说，“你的肚子跟中国人的茶一样没劲。”

“白兰地！”我用嘶哑的声音说，“发生了什么事？”

“你被地毯上的一个小破洞绊倒了，老兄。你真的要喝酒吗？”

“白兰地。”我又哑着嗓子喊了一声，然后闭上了眼睛。

“我希望你不会让我又动手一次。”他的声音又响了起来。

一扇门被打开又关上了。我静静地躺在那里，免得因移动而产生头晕恶心感。时间慢慢地过去了，就像蒙着长长的灰色面纱。然后，房门又开关了一次。过了一会儿，一个硬硬的东西抵在了我的嘴唇上。我张开嘴巴，酒液流入了我的喉咙。我咳嗽了一下，但是酒液慢慢渗进了血管，立刻又给了我力量。我坐了起来。

“谢谢你，亨利。”我说，“我可以叫你亨利吗？”

“不用付税的，老兄。”

我在他的面前站起来，他好奇地盯着我看。“你看上去还好，老兄。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你病了？”

“去你的，艾歇尔贝格尔！”我说完便使尽浑身的力量朝他的下巴挥了一拳。他摇摇头，眼神有些懊恼。当他还在摇头的时候，我又朝他的脸和下巴挥了三拳。

“你还想玩多久？”他大吼一声，抓起床朝我掷来。

我躲过床脚，但是动作过猛，一时失去了平衡，脑袋把窗户下的护壁板撞进去了四英寸。

一条湿毛巾开始拍打我的脸，我睁开了眼睛。

“听好，小子。你已经挨了两顿揍，脑袋被打得差不多了。也许你应该找一个下手轻一点儿的对象。”

“白兰地。”我哑着嗓子喊了一声。

“你得喝威士忌。”他将一只玻璃杯抵住我的嘴唇，我饥渴地喝着，然后又爬了起来。出乎我的意料之外，床竟然没有移动。我在床上坐下来，艾歇尔贝格尔坐在我的旁边，拍拍我的肩膀。

“你跟我会合得来的，”他说，“我从来没有吻过你的女朋友，虽然这并不表示我不想那样做。让你担心的只有这件事吗？”

他替自己倒了半杯威士忌，这是他刚才出去买的。他若有所思地将酒吞下去。

“不，还有一件事。”我说。

“说吧，可是不准再挥拳头了，你保证？”

我勉强答应了。“你为什么不在彭拉多克太太那儿工作？”我问他。

他的眼睛在乱糟糟的金色眉毛下盯着我，然后他瞧了瞧手里握着的酒瓶：“你说我是个美男子吗？”

“嗯，亨利——”

“别跟我哼哼哈哈耍花腔了。”他动起怒来。

“不，亨利，我不能说你很英俊，但毫无疑问你很阳刚。”

他又倒了半杯威士忌，将杯子递给我。“该你喝了。”他说。我一咕噜将酒喝完，并没有完全意识到自己在干什么。当我停止咳嗽时，亨利从我手里拿走了杯子，又往里面倒了酒。他心神不定地喝下了自己的那份酒，此时酒瓶几乎空了。

“假设你爱上了一个绝色佳人——凭我这种长相。像我这种人，出生于养牛场，在农业大学争强斗胜，说起教育和容貌来只能在计分板上去找。除了鲸鱼和肥公猪——就是你们所说的火车——我跟什么都斗过，而且总是会赢，当然偶尔也会被修理。后来我找了一份工作，每天在我工作的地方时时刻刻都会看到这个可人儿，心里又清楚完全没有指望。你会怎么做，老兄？我嘛，我只好丢掉那份工作不干了。”

“亨利，我想跟你握握手。”我说。

他无精打采地跟我握了手。“所以我走了。”他说，“我还有什么办法呢？”他举起酒瓶，对着光线盯着它看，“老兄，你让我弄来这个，你犯了一个错误。我一开始碰这玩意儿，就喝个没完。你有很多钱吗？”

“当然。”我说，“亨利，如果你想喝威士忌，你就应该喝威士忌。我在好莱坞的富兰克林大道有间不错的公寓，我没有瞧不起你暂时落脚、稍嫌简陋的家的意思，不过我建议我们到我的公寓去疗伤止痛，那里空间比较大，便于伸腿伸手。”我快活地挥挥手。

“嘿，你喝醉了。”亨利那绿色的小眼睛里露出了景仰的神色。

“我还没喝醉，亨利，虽然我已经感觉到威士忌的酒劲了，不过感觉很愉快。你不要介意我说话的方式，那是个人的事，就像你说话掐头去尾简洁明了一样。但是在我们离开之前，还有一件不太重要的小事我想和你谈谈。我接受委托要把彭拉多克太太的珍珠找回去，就我所知，可能是你偷走了。”

“小子，你真是冒了很大的险。”亨利柔声说。

“这是正经事，亨利。打开天窗说亮话是解决问题的最好的方式。那些珍珠是假的，所以我们应该很容易就能达成协议。我对你没有恶意，亨利，而且你替我买了威士忌，我还欠你人情，不过公事得公办。给你五十块钱，你愿意把珍珠还回来，而且此后不再刨根问底吗？”

他愉快地哈哈笑了一下，话语里没有流露出一丝敌意：“原来你以为我偷了一些弹珠，然后坐在这里等着警察跑来抓我？”

“没有通知警察，亨利。而且也许你还不知道那些珍珠是假的。亨利，把酒给我。”

他把瓶里仅剩的大部分酒都倒给了我，我心情好得不得了地将酒喝下去，然后把杯子砸向镜子，不幸没砸中。那个又沉、材质又差的杯子掉在了地板上，但没有打破。艾歇尔贝格尔开心地笑了起来。

“你在笑什么，亨利？”

“没笑什么。”他说，“我只是在想是哪个家伙那么傻——关于那些弹珠的事。”

“你是说你没偷那些珍珠，亨利？”

他又笑了，有些忧郁。“是啊！”他说，“我是说没偷。我应该揍你的，可是谁在乎呢？谁都可以胡思乱想的。不，老兄，我没有偷珍珠。如果那只是个铁环，我不会动任何念头。如果它们看起来就像有一次我在那位老太太的脖子上看到的那样，我肯定不会偷了藏起来，窝在洛杉矶的这种破地方，等着两卡车的警察来修理我。”

我又伸出手和他握手。

“我只需要知道这些。”我高兴地说：“我现在放心了。我们应该去我的公寓，想一想如何找回这些珍珠。亨利，你和我同心协力，我们应该可以克服任何困难的。”

“你不是在开我的玩笑吧，嗯？”

我站起来，戴上帽子——是反着戴的。“不是，亨利。我在给你提供一个工作机会，我知道你需要它。还有，你爱喝多少威士忌都可以。走吧！你现在这个样子还可以开车吗？”

“哈，我又没喝醉。”亨利说，看起来很讶异。

我们离开房间，沿着阴暗的走廊走出去。肥胖的经理突然从模糊的阴影里钻出来站在了我们面前，一边摸着肚皮，一边用那贪婪的、充满期待的小眼睛望着我。“都还好吧？”他问道，嘴里咬着一根因为使用得太久而颜色暗淡的牙签。

“给他一块钱。”亨利说。

“为什么，亨利？”

“噢，我不知道。只管给他一块钱。”

我从口袋里掏出一张一块钱的钞票递给胖子。

“谢谢，老兄。”亨利说着掐住胖子的喉结，轻巧地把他手指间的那张一块钱的钞票拿走了。“这可以买酒，”他又说，“我不喜欢别人乱要钱。”

我们手挽着手走下楼梯，留下经理在那儿使劲地咳嗽想把牙签从食道里咳出来。

3

那天下午五点我头昏脑涨地醒来，发现自己躺在家里的床上——莫雷纳别墅的公寓，地处好莱坞靠近伊瓦尔街的富兰克林大道。我转过头（头很疼痛），看见亨利穿着内衣内裤躺在我身旁，那时我才察觉自己身上也是衣裳单薄。近旁的桌子上立着一瓶几乎是满的黑麦威士忌，瓶子的容量有整整一夸脱。地板上横躺着一个空的同样牌子的酒瓶，还有衣服七零八落地散放在各处，另外，安乐椅的提花布扶手被烧了一个洞。

我极度小心地摸摸自己的身子。肚子又硬又酸痛，下巴的一侧好像有点儿肿胀。另外，我的穿着更是惨不忍睹。我从床边站起来时，一阵刺痛穿过太阳穴，但我毫不在乎地稳步走到桌边抓起那瓶酒，将瓶口对准嘴唇。在连连灌了好几口烈酒后，我忽然觉得好多了，顿时又精神振作、心情舒畅了，而且做好了应付任何冒险行动的准备。我回到床边，用力摇着亨利的肩膀。

“亨利，起来。”我说，“太阳快下山了。知更鸟在叫唤，松鼠在斥骂，牵牛花要合眼睡觉了。”

一如所有准备随时待命的人，艾歇尔贝格尔醒来时紧握着拳头。“搞什么鬼？”他大吼道，“噢，是的。嘿，沃尔特，你感觉怎么样？”

“我觉得好极了。你休息好了吗？”

“当然。”他把光脚晃到地板上，用手指梳理着浓密而凌乱的金发，“我们玩得很开心，一直到你倒下去为止。我也睡了一觉。我从来不会一个人喝酒的。你还好吗？”

“是的，亨利，我真的觉得很好。我们还有工作要做。”

“好极了。”他朝那瓶威士忌走去，从容自在地灌了一大口，然后用手掌摸摸肚子，绿色的眼睛平和地闪着亮光，“我是病人，我得吃药。”他把酒瓶放在桌上，打量着公寓，“哇，我们喝得太快太凶了，我根本没时间好好看看你这个狗窝。沃尔特，你这个小地方真不错。哇，白色的打字机，白色的电话。怎么了，小子——你刚升官，是吗？”

“亨利，那只是一个愚蠢的梦。”我随意地挥了挥手。

亨利走过去，看着我的书桌上并排摆放的打字机和电话，还有镶着银边的整套桌椅——上面都有我的姓名缩写。

“布置得很好，嗯？”亨利转动了一下他那绿色的眼睛盯着我。

“勉强还算可以，亨利。”我谦虚地说。

“嗯，接下来该干什么呢，老兄？你有什么主意，还是我们再继续喝？”

“是的，亨利，我有个主意。有你这样的人帮我，我想事情是可行的。我觉得我们应该——像他们所说的那样——打听一下小道消息，听听谣言在说些什么。一串珍珠被偷了，所有的不法组织马上都会知道。珍珠很难出售，亨利，我在哪本书上看到过，它们不能被切割，而且很容易被专家认出来。那些不法组织肯定在为此事闹腾。找个人替我们送信给恰当的人，告诉他们我们愿意以合理的价钱把东西买回来，这一点应该不是很难做到。”

“说得真不错——对一个喝醉了的家伙而言。”亨利说着伸手去抓酒瓶，“但是你没忘记这些弹珠是假的吧？”

“出于感情的因素，我还是愿意把它们买回来，事情没什么两样。”

亨利喝了几口威士忌，好像很喜欢那种味道，于是又喝了一些。他对我礼貌地摇了摇瓶子。

“那没关系——我想那倒无所谓。但是你所说的那些正在闹腾的不法组织可不会为了一串玻璃珠子闹腾。我是不是扫你的兴了？”

“我在想，亨利，不法组织恐怕会有幽默感，对这件事可能会大肆讥讽，事情传开来会越闹越大。”

“说到这儿，我倒有个想法。”亨利说，“一个混混儿发现彭拉多克太太有一串牡蛎果，值几个钱，便快速利落地偷走了。他跑到同伙那儿对事情大加渲染，结果他们捧腹大笑。我敢说这类事情肯定会在弹子房里流传，被拿来当作茶余饭后的谈资，而且应该会越传越远，越传越离谱。但是这个小偷一定想着赶快把这些珠子脱手，因为这是个烫手的山芋，虽然它只值五分钱外加营业税。沃尔特，他一定知道要赶快脱手才是上策。”

“但是，亨利，”我说，“这里面还有另一个要素。如果这个小偷很笨，事情当然没什么好说的。但如果他还有点儿聪明才智，就有好戏瞧了。彭拉多克太太是个非常骄傲的女人，住在城里的富人区。如果外面有传闻说她戴假的珍珠项链，更糟的是如果报纸登出来这些珍珠正是她自己的丈夫送给她的金婚纪念礼物——唉，亨利，我相信你知道结果会怎么样。”

“小偷都不会很聪明。”他说着揉了揉硬实的下巴，然后举起右拇指若有所思地咬着。他的眼睛扫视着窗户、屋角和地板，眼角的余光打量着我。

“勒索，是吗？”他说，“也许吧，沃尔特。但是坏蛋做事情通常都会有分寸，而且，那个家伙应该会传话过来。还有机会，沃尔特。我是不会在乎把我的金牙当掉，然后再买回来它的一片碎屑的，不过还有机会。你想出什么价码呢？”

“一百块钱应该很多了，但是我愿意出到两百块，那也是赝品真正的价格。”

亨利摇摇头，又喝了一口酒：“行不通。那个家伙不会为这种价码暴露身份的，这不值得他冒险。他会把弹珠扔掉，掩盖自己的罪行。”

“亨利，我们至少得试试看啊。”

“好吧，可是我们应该去哪里？我们的酒又不够了。我看我最好穿上鞋子出去一趟，嗯？”

就在这个时候，好像我没有说出口的祷告应验了，公寓的门上响起了轻轻的、沉闷的敲门声。我打开门，捡起晚报，然后把门关上，一边往房间里走一边打开报纸。我用右手的食指摸着报纸，对艾歇尔贝格尔满怀信心地笑了笑。

“你看，我跟你赌一瓶威士忌，答案就在这份报纸的犯罪版上。”

“哪里有什么犯罪版，”亨利不以为然地说，“这是洛杉矶。我肯定会赢。”

我将报纸翻到第三页，手有些发抖。虽然我在阿达·图梅家政职业介绍所等候时，已经在早报上看到了我要找的东西，我还是不确定会在晚报上有后续的完整报道。但是我对上帝的虔诚得到了奖赏，这则报道没有被删除，还是出现在第三栏的中间，和先前一样。这一段报道很短，标题为“卢·甘德西涉嫌宝石盗窃案”。“亨利，听听这个。”我开始高声朗读。

根据匿名人氏的密报，警方昨天深夜逮捕了水泉街一家有名的酒馆的业主卢·甘德西，并且就近日在本市西区高级住宅区连续发生的宴会抢劫案连夜审讯了他。豪门富户的女客在劫匪枪口的威胁下，据传被抢去价值超过二十万元的珠宝。甘德西深夜才被释放，他拒绝对记者作出说明。他谦虚地说：“我从来不敢随便给警察忠告。”劫案组的威廉·诺尔高组长宣称他对甘德西和抢劫案无关感到很满意，说此项密报纯属私人报复。

我把报纸折起来丢到床上。

“老兄，你赢了。”亨利说着将酒瓶递给了我。我喝了一大口，将酒瓶还给他，“现在怎么办？要盯住这个甘德西，把他抓起来吗？”

“亨利，他也许是个危险人物。你认为我们应付得了吗？”

亨利轻蔑地哼了一声：“嗬，水泉街的一个混混儿，手上戴着假的红宝石的大胖子。带我去见他。我们剥了他的皮，把他的肝脏挖出来。可是我们的酒快要喝完了，我们大概只喝了一品脱。”他对着光线检视酒瓶。

“亨利，我们现在已经喝够了。”

“我们还没醉，对吗？我来了以后只喝了七杯，大概九杯吧！”

“我们当然没醉，亨利，但是你喝的都是大杯的酒。我们还要面对一个艰难的夜晚。我想我们应该刮刮胡子、换衣服。还有，我想我们应该穿晚礼服。我另有一套礼服，你穿起来一定很棒，我们身材差不多。两个如此高大的人一起干一件大事，这当然是个好兆头。亨利，晚礼服会让那些下等人刮目相看的。”

“好极了。”亨利说，“他们会以为我们是替什么大人物干活的混混儿，这个甘德西会吓得把领结都吞下去。”

我们决定依照我的建议去做。我替亨利把衣服摆了出来。他在洗澡和刮胡子的时候，我打了个电话给麦金托什。

“噢，沃尔特，真高兴你打电话来。”她叫道，“有什么发现吗？”

“还没有，亲爱的。”我说，“可是我们有个主意。亨利和我正要出去将它付诸行动。”

“亨利，沃尔特？什么亨利？”

“怎么了？当然是亨利·艾歇尔贝格尔啊，亲爱的。你这么快就忘掉他啦？亨利和我是贴心的好朋友，我们——”

她冷冷地打断了我的话。“你在喝酒吗，沃尔特？”她用听起来非常遥远的声音质问道。

“当然没有，亲爱的。亨利是个禁酒主义者。”

她用力地吸吸鼻子，我可以非常清楚地在电话里听到那声音。停顿了很长时间之后，她才问：“难道亨利没拿走珍珠吗？”

“你说亨利，天使？当然没有。亨利离开那儿是因为他爱上了你。”

“噢，沃尔特，那只猩猩？我敢肯定你喝酒喝得烂醉如泥了。我再也不想和你说话了。再见！”她非常用力地挂断了电话，在我听来那声音很痛苦。

我在椅子上坐下来，手里拿着那瓶威士忌，很纳闷我到底说了什么冒犯或不得体的话。因为我什么都想不起来了，所以玩弄着酒瓶，聊以自慰，一直等到亨利从浴室出来。他穿上我的尖领打褶衬衫，戴上黑领结，看起来风度翩翩。

我们离开公寓时，天色已经变暗了。虽然麦金托什在电话上说的话让我有些沮丧，至少我还是充满希望、满怀信心的。

4

甘德西先生的处所不难找到，至少亨利在水泉街招呼到的第一辆出租车直接就把我们带到了那儿。他的酒馆名叫蓝礁湖，里面浸染着让人不太舒服的蓝光。我和亨利稳步走进去，因为我们在来找甘德西先生之前，就在“加勒比岩洞”吃了一些东西。亨利穿着我的第二件最好的高级晚礼服看起来几乎可称为英俊，他的肩膀上披着一条带流苏的白色围巾，脑袋后面撑着一顶轻便的黑色呢帽（他的头比我的稍微大一些），夏季风衣两边的口袋里各装着一瓶威士忌。

蓝礁湖的吧台前挤满了人，我和亨利便走到后面灯光昏暗的小餐厅里。一个身穿肮脏的晚礼服的人走上来招呼我们，亨利向他打听甘德西在哪儿，他指了指远处角落里独自坐在桌边的一个胖子。我们便朝那个方向走过去。

那个人的前面放着一小杯葡萄酒，他正慢慢地转动手指上的一颗绿宝石，没有抬眼看我们。这张桌子旁边没有其他椅子，亨利将两个胳膊肘靠在桌上。

“你是甘德西？”他说。

即使是这时，那个人也没抬头。他那两道浓密乌黑的眉毛拧到了一起，语气漫不经心：“是的，是我。”

“我们得私下和你谈谈。”亨利告诉他，“找个不会被人干扰的地方吧。”

甘德西现在抬起头了，无精打采的杏仁形状的黑眼睛里满是厌倦的神色。“噢？”他耸耸肩，问道，“是什么事情？”

“和一些珍珠有关。一串有四十九颗珍珠的项链，是搭配好了的，粉红色的。”

“你要卖——还是你想买？”甘德西在发问的时候，开始上下点着下巴，好像被逗乐了。

“想买。”亨利说。

坐在桌旁的这个人安静地勾勾指头，一个高头大马的侍者出现在了他的身旁。他毫无生气地说：“这些人喝醉了，把这些人赶出去。”

侍者抓住了亨利的肩膀。亨利随意地将手一抬，攫住侍者的手用力一扭。侍者的脸在蓝光下变了色，那种颜色我无法形容，但肯定是不健康的。他发出了一声低低的哀号声。亨利松开手，对我说：“在桌上放一张百元大钞。”

我把钱包拿出来，从两张百元钞票中抽出一张。我事先早有准备，在莫雷纳别墅那儿从银行取了钱。甘德西瞪着钞票，对大块头的侍者做了一个手势，后者转身走开了，一路将手紧紧捧在胸前揉搓着。

“干什么？”甘德西问。

“买下五分钟和你单独相处的时间。”

“真好笑。成交。”甘德西把钞票拿起来，将它折得整整齐齐收进背心口袋，然后把双手放到桌上，用力撑起身子，一摇一晃地走开了，看都没看我们一眼。

我和亨利跟随他穿过拥挤的桌子来到餐厅后面，走过嵌在壁板上的一扇门，进入一条阴暗狭窄的走廊。在走廊尽头，甘德西打开一扇门，走进一个灯光明亮的房间，站在那儿替我们把着门，橄榄色的脸上带着严肃的笑容。我先走了进去。

当亨利刚刚从甘德西身旁步入房间，后者以令人惊讶的敏捷身手从衣服里抽出一截闪亮的黑皮短棍，在亨利的脑袋上狠狠敲了一下。亨利往前四肢着地摔倒。甘德西快速关上房门——以他的身材而言，这种动作称得上快速了——然后左手拿着短棍靠在门上。一眨眼间，他的右手上又出现了一支短而重的黑色左轮手枪。

“真好笑。”他礼貌地说，一边自顾自地咕咕笑着。

接下来到底发生了什么，我没看清楚。前一刻，亨利还趴在地上，背对着甘德西。下一刻，或者可能是同一瞬间，有个东西像水里的大鱼一样在空中一跃，只听到甘德西咕哝了一声。接着，我看到亨利满头金发的硬实的脑袋埋在了甘德西的肚皮里，而他的大手则抓着甘德西两个毛茸茸的手腕。然后，亨利挺直了身子，甘德西被架在了空中，试图在亨利的头顶找寻平衡，他大张着嘴巴，脸变成了深紫色。接下来，亨利晃了晃自己的身子，好像无比轻松，而甘德西则重重地摔了下来，背躺在地上，气喘如牛。这时，钥匙在门上转动了一下，亨利背靠着门，左手同时拿着短棍和左轮手枪，热切地摸了摸装着威士忌的口袋。这一切发生得如此之快，我靠在墙边看得头晕恶心。

“是大胆狂徒，还是喜剧演员？等我松松皮带。”亨利慢条斯理地说。

甘德西翻了个身，慢慢地、痛苦地站起来，身子摇摇晃晃的，一只手在脸前上下挥了挥，衣服上沾满了灰尘。

“就是这根棍子。”亨利说着朝我晃了晃那根黑色的短棍，“他用这个打我，对吗？”

“怎么了，亨利，你不知道？”我问道。

“我只是想确定。”亨利说，“没有人可以这样对待姓艾歇尔贝格尔的人。”

“好吧，你们这些小子想要什么？”甘德西突然开口问道，没有一丝意大利口音。

“我告诉过你我们想要什么，胖子。”

“我想我不认识你们。”甘德西说着小心地蹲下身子，坐进破旧的办公桌旁的木椅子里。他摸摸脸和脖子，又碰了碰身上其他几个部位。

“你想错了，甘德西。两天前，一位住在卡龙德莱特公园的女士丢失了一串有四十九颗珍珠的项链。这是小偷干的，不过是件简单的活儿。我们公司有一点儿那串弹珠的保险费。还有，我要拿回刚才你拿走的那一百块钱。”

他走到甘德西面前，甘德西快速从口袋里掏出那张折叠好的钞票递给他。亨利把钞票还给我，我便将它收回了钱包。

“我想我还没听说过那件事。”甘德西小心翼翼地说。

“你用棍子打了我，”亨利说，“所以你给我仔细听着。”

甘德西摇摇头，然后又露出怯懦之色：“我不会掩护小偷，也跟打家劫舍的家伙没什么关系。你们找错人了。”

“听清楚，”亨利用低沉的声音说，“你也许听说了什么事情。”他用右手的两根手指轻轻地在身体前面摇晃着黑色的短棍。那顶稍稍嫌小的帽子仍然挂在他的后脑勺上，尽管有些皱皱巴巴的。

“亨利，”我说，“今天晚上好像都是你在忙。你认为这样公平吗？”

“好吧，你来对付他吧。”亨利说，“这些胖子撞起东西来可俏皮了。”

这时，甘德西的脸色比较自然了，他的眼睛沉稳地盯着我们。“保险公司的家伙，嗯？”他迟疑地问。

“随便你怎么说，胖子。”

“你们问过梅拉克里诺吗？”甘德西问道。

“哈！”亨利又怒吼起来，“大胆狂徒，还是——”可是我立刻打断了他的话。

“等等，亨利，”我说，然后转过头看着甘德西，“这个梅拉克里诺是个人吗？”

甘德西惊讶地转动了一下眼睛：“当然——是个人。你不认识他，嗯？”他那杏仁一样的黑色眼睛里涌起了疑云，但是很快就消失了，就跟它出现时一样。

“打电话给他。”亨利说着指了指破旧的办公桌上的电话。

“电话坏了。”甘德西别有心机地反驳道。

“棍子也坏了，对吗？”亨利说。

甘德西叹了口气，在椅子上转动了一下肥胖的身体，把电话拉到身前。他用沾有墨水的手指拨了一个号码，等候着。过了一会儿，他说：“乔？……是卢。两个保险公司的家伙想处理一桩卡龙德莱特公园的生意……对……不，是弹珠……你连一点儿风声都没听到，嗯？……好吧，乔。”

甘德西把电话放好，又在椅子上扭了扭身子，用那双困乏的眼睛打量着我们：“肥皂泡都没有一个。你们是替哪家保险公司干活的？”

“给他一张名片。”亨利对我说。

我又一次把钱包掏出来，抽出一张名片，那上面除了我的名字，什么都没有。所以我用口袋里的铅笔在名字下面写下：“伊瓦尔街附近的富兰克林大道，莫雷纳别墅公寓”。我把名片给亨利看了看，然后拿给了甘德西。

甘德西看看名片，安静地咬着手指。他的脸色突然一亮，说：“你们最好去见见杰克·劳勒。”

亨利凑过去瞪着他，甘德西的眼睛现在很明亮，没有眨动，没有欺诈之色。

“他是谁？”亨利问道。

“他经营着企鹅俱乐部——在日落大道上——日落大道八六四四号之类的。如果有谁可以查清楚这件事情，非他莫属。”

“谢谢。”亨利安静地说，又瞄了我一眼，“你相信他吗？”

“嗯，亨利，”我说，“我看他没有必要撒谎吧。”

“哈！”甘德西突然大叫起来，“大胆狂徒，还是——”

“闭嘴！”亨利怒吼一声，“那是我的台词。消息可靠，是吗，甘德西？我是说这个杰克·劳勒。”

甘德西精神百倍地点点头：“消息可靠，绝对可靠。杰克·劳勒对任何没被碰过的高级货色都会染指，但要见他不容易。”

“用不着担心那种事。谢谢，甘德西。”

亨利把黑皮短棍丢到房间的角落里，然后打开一直握在左手的左轮手枪的枪膛，把子弹卸下来，接着弯下腰，把枪沿着地板一推，枪滑到桌下不见了。他懒洋洋地把子弹放在手里晃了一会儿，然后让它们掉到地板上。

“再见，甘德西。”他冷冷地说，“少管闲事，如果你不想到床底下去找鼻子的话。”

他打开门，然后我们两人快速走出去，离开了蓝礁湖，一路没有人阻拦我们。

5

我的车停在离街区不远的地方。我们钻进车子，亨利将胳膊搁在方向盘上，心神不定地透过挡风玻璃盯着前面。

“嗯，沃尔特，你是怎么想的？”他终于发问了。

“亨利，如果你想知道我的想法，我想甘德西先生瞎编了一个荒唐的故事来打发我们。而且，我确实认为他不相信我们是保险公司的职员。”

“我也是这么想的，他还胡乱帮忙。”亨利说，“我才不相信有梅拉克里诺或杰克·劳勒这样的人存在。而且，这个甘德西随便拨了个空号，假装胡说一顿。我应该回去把他的手脚拧断。他妈的死胖子。”

“亨利，我们就只能想到这些了，也尽了最大的努力。现在我看我们还是回我的公寓，再想想别的主意。”

“还有，再喝个一醉方休。”亨利说着发动了车子，驶离街边。

“也许我们喝一点儿就可以了，亨利。”

“哼，”亨利怒吼道，“拖延战术！我应该回去，把那个地方砸了。”

他在十字路口停下来——虽然那时交通信号灯停止工作了——举起一瓶威士忌凑近嘴唇。亨利正喝着酒的时候，一辆车从后面驶来，撞上了我们的车，但情况不是很严重。亨利呛了一口酒，放下酒瓶。一些酒液溅到了他的衣服上。

“这个城市越来越拥挤了。”他怒气冲冲地说，“一个人想好好喝口酒都不行，总会有一些聪明的猴子要撞他的胳膊。”

不知后面的车子里是谁，他一直不停地对我们按喇叭，因为我们的车还没往前行驶。亨利猛地把车门打开，下车走到后面。我听到了相当大的声音，更大的那个声音是亨利的。过了一会儿，他回来了，钻进车子往前驶去。

“我应该把他的舌头拔掉，”他说，“可是我又心软。”余下的这段路程，他将车子开得飞快，一路朝好莱坞和莫雷纳别墅驶去。我们上楼走进我的公寓，手上拿着大玻璃杯坐下来。

“我们还有一夸脱半的美酒，”亨利盯着他放在桌上的两个酒瓶，旁边还有其他早已空了的酒瓶，“这些应该够我们想出一个好主意了。”

“如果还不够，亨利，供应处的酒还多得很呢。”我愉快地喝完了杯中的酒。

“你是个不错的家伙。”亨利说，“你为什么说话总是这么奇怪？”

“亨利，我无法改变说话的方式。我父亲和母亲都恪守新英格兰的清教徒传统，我的嘴就是无法自然地说方言，即使我上大学的时候也一样。”

亨利努力想消化这番话，但我看得出来它们重重地沉到他的肚子里了。

我们谈了谈有关甘德西的事情和他的建议的可疑性，这样大概过了半个小时。突然，我书桌上的白色电话相当突然地响了起来。我冲过去接电话，希望打电话的是埃伦，希望她的心情已经变好了。结果那是个男人的声音，而且听起来很陌生。他说起话来干脆利落，带有一种令人不舒服的金属质地。

“你是沃尔特·盖奇？”

“我是盖奇先生。”

“噢，盖奇先生，我听说你在市场上想找些珠宝。”

我紧紧地抓住电话，转过身，从话筒上端对亨利扮了个鬼脸，可是他正情绪不定地在替自己倒一大杯威士忌。

“是的，”我对着话筒说，尽量让声音保持镇定，虽然我兴奋得有些难以自持，“如果你说的珠宝是珍珠的话。”

“老兄，一串有四十九颗珍珠的项链，价钱是五千块。”

“简直荒谬，”我喘了口气，“花五千块钱买那些——”

那个声音粗鲁地打断了我的话：“你听我说，五千，老兄。只要伸出手算算手指，不多不少就是这个数。考虑考虑吧，我再打电话给你。”

电话咔嚓一声被冷冰冰地挂断了。我用发抖的手把话筒放回去了。我浑身都在颤抖，然后回到椅子旁坐下，拿出手帕擦擦脸。

“亨利，”我的声音低沉而紧张，“奏效了，可是事情很奇怪。”

亨利把空酒杯放到地板上。这是我第一次看到他把空酒杯放下，没有再往里面倒酒。他那双绿色的眼睛紧紧地、一动也不动地盯着我。

“怎么了？”他轻声说，“小子，什么奏效了？”他用舌尖慢慢地舔着嘴唇。

“我们在甘德西那里做的事，亨利。刚才打电话来的那个人问我是否正在市场上找珍珠。”

“哇！”亨利嘬起嘴唇，轻轻吹了一声口哨，“那个该死的意大利人毕竟还是有两下子的。”

“可是价钱是五千块钱，亨利。那好像超乎合理的解释。”

“嗯？”亨利鼓着眼睛，眼珠好像快要脱离眼眶似的，“花五千块钱买那个套环？这个家伙疯了。那只值两百块钱，你说的。这个家伙根本就是血吸虫。五千块钱？嗬，五千块钱足够我买一堆假珍珠贴满大象的餐车！”

我看得出来亨利觉得疑惑不解。他默默地将我们的杯子倒满酒，我们从杯子上方盯着对方。“沃尔特，你要怎么办？”在一长段沉默之后，他开口问道。

“亨利，”我坚定地说，“只有一个办法。埃伦是私下对我说起这件事的，这是真的。因为她未经彭拉多克太太的允许就告诉我珍珠的事，我想我应该尊重她对我的这份信任。但是埃伦现在正生我的气，不想跟我说话，因为我喝了大量的威士忌，虽然我的言语和头脑还相当清楚。现在这件事情出现了一个非常奇特的进展，我想，无论如何，应该咨询一些亲朋好友的意见。当然，这个人最好是个有经营大事业的经验的人，除此之外，他要懂珠宝。眼前就有一个这样的人，亨利，明天早上我就去拜访他。”

“哎呀，”亨利说，“这么一长串话，你用九个字就可以说完。这个家伙是谁？”

“他的大名是兰辛·加莱莫尔先生，是地处第七街的加莱莫尔珠宝公司的董事长。他是彭拉多克太太的老朋友——埃伦常常提起他——其实，他就是为她购买赝品珍珠的那个人。”

“可是这个家伙会走漏风声。”亨利表示反对。

“我不这么认为，亨利。我想他不会以任何方式做出令彭拉多克太太尴尬的事。”

亨利耸耸肩。“假货就是假货，”亨利说，“你拿它们搞不出什么名堂的，没有一家珠宝店的老板会有办法。”

“亨利，不管如何，对方要价这么高，其中一定有什么蹊跷。我唯一能想到的原因就是勒索。坦白地说，让我单独处理这件事，这恐怕有些困难，因为我对彭拉多克家族的背景知道得不多。”

“好吧，”亨利叹息着说，“如果你觉得这样做没错，沃尔特，最好就听从你的直觉吧！我最好乘着凉风回家睡觉，这样才能精神饱满地去应付艰难的工作——如果有的话。”

“你不介意在这里过一夜吧，亨利？”

“谢谢，老兄，不过回旅馆也很好。我只要带着这瓶酒让它伴我入睡就行了。早上职业介绍所可能会打电话给我，我得刷刷牙，然后去找工作。还有，我想我最好把这身衣服换了，这样我才能融入普通人中。”

他说着就走进浴室，没过多久就穿着他自己的蓝色哔叽西装出来了。我让他开我的车回去，但他说车子停在他住的地带不安全。不过他倒是同意穿上他之前一直穿着的我的风衣，并小心地把没打开过的那瓶威士忌放进口袋，亲切地跟我握握手。

“等等，亨利。”我说着拿出钱包，抽出一张二十元的钞票递给他。

“搞什么鬼？”他怒声说。

“你暂时失业了，亨利。而且，你今天晚上干得很不错。虽然结果令人迷惑不解，你还是应该得到奖赏，这点儿小意思我还负担得起。”

“那么，谢谢，老兄，”亨利说，“不过这是借用的。”他的声音因激动而有些粗哑，“我早上应该打个电话给你吗？”

“太好了。我还想到了一件事。是否可以请你换个旅馆呢？如果——即使不是因为我的错——警察知道了这件盗窃案，他们恐怕会怀疑你吧？”

“见鬼，他们会一连几个小时折磨我，可是这对他们有什么好处呢？我也不是省油的灯。”

“当然，亨利，这得由你自己决定。”

“对啊。晚安，老兄，别做噩梦。”

他说完就走了，我忽然觉得非常沮丧、非常寂寞。亨利的陪伴对我而言是非常刺激的事情，虽然他说话的方式粗鲁。他是个不折不扣的男子汉。我从他留下的酒瓶里给自己倒了一大杯威士忌，很快但很烦闷地喝了下去。

结果，我产生了不可抗拒的欲望，不顾一切地想和埃伦说话。我走到电话旁，拨了她的号码。等了很久，一个困乏至极的女佣接了电话。但是埃伦一听是我的名字，就拒绝来接电话。这使得我更加沮丧，我把剩下的威士忌全喝完了，几乎没意识到自己在干什么。然后，我躺到床上，很不安稳地睡了一觉。

6

急促的电话铃声惊醒了我，我看见早晨的阳光倾泻进了房间。九点钟了，所有的灯都还亮着。我从床上爬起来，觉得身体有些僵硬、手脚无力，这是因为我还穿着晚礼服。但我是个健康的人，情绪也很稳定，我的感觉并不像我所预料的那样糟糕。我走到电话旁边去接电话。

亨利的声音说：“感觉怎么样，老兄？我几乎是宿醉，脑袋昏昏沉沉的。”

“不算太坏，亨利。”

“介绍所打电话来说了工作的事，我最好过去瞧瞧。办完事情后我应该过去一趟吗？”

“当然，亨利，一定要来。十一点我应该办完昨天晚上跟你提过的那件事回来了。”

“没有再接到电话吗？——你知道的，就是那个家伙。”

“还没有，亨利。”

“没事了，就这样。”他挂断了电话，接着我冲了个冷水澡，刮了胡子，换了衣服——我选了一套庄重的褐色商务西装——在楼下的咖啡厅喝了些咖啡。我还请侍者把公寓里的空酒瓶清理掉了，并对他的辛劳付了一块钱。喝完两杯黑咖啡之后，我觉得自己又恢复了原来精神抖擞的模样，便开车驶往市中心的加莱莫尔珠宝公司，他们那规模庞大、气势不凡的店面就在西七街。

这又是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看上去应该是个幸运的好日子。

兰辛·加莱莫尔先生果然很难见到，所以我不得不告诉他的秘书说事关彭拉多克太太，而且不宜张扬。他一听到这个消息，便立刻让人把我带到一间长长的办公室。加莱莫尔先生正坐在办公室尽头巨大的办公桌后面，他向我伸出一只瘦削的、粉红色的手。

“盖奇先生？我想我们没见过面，是吧？”

“没有。加莱莫尔先生，我想我们没见过面。我是麦金托什小姐的未婚夫——至少到昨天晚上还是。您大概认识她，她是彭拉多克太太的护士。我是来向您请教一件非常微妙的事情的，在我开口之前请您务必保密。”

他大约有七十五岁，又高又瘦，举止得体，看上去保养有方；长着一双冷漠的蓝眼睛，但是笑容很亲切。他打扮得相当年轻，穿着一套灰色法兰绒西装，翻领上别着一朵红色康乃馨。

“我倒是立了一个规矩，就是从不轻言这种承诺，盖奇先生。”他说，“我认为这种要求一般说来都非常不公平。但是如果你让我觉得这件事情真的关系到彭拉多克太太，真正微妙又需要保密，我会破例的。”

“当然，加莱莫尔先生。”我说，并且当即就把整件事都告诉了他，毫无隐瞒，连前一天喝了太多威士忌这种事情也没遗漏。

听了我的叙述之后，他好奇地盯着我，伸出漂亮的手拿起一支老式白色鹅毛笔，用上面的羽毛缓缓地搔着右耳。

“盖奇先生，”他说，“你猜不到他为什么要你花五千块钱赎回那串珍珠？”

“如果您允许我猜测的话，就这件事情如此私密的性质，我大概可以贸然地提出一个解释，加莱莫尔先生。”

他用白色的羽毛绕着左耳打圈，点点头：“说吧，孩子。”

“加莱莫尔先生，珍珠其实是真的。您是彭拉多克太太非常要好的老朋友——也许还是她少年时代的情人。当她把她的珍珠，也就是她的金婚纪念礼物给您去变卖时——因为她迫切需要金钱，想慷慨救济别人——您没有把珍珠卖掉，加莱莫尔先生。您只是假装卖掉了它们。您自己给了她两万块钱，并且把真的珍珠还给了她，假称那是在捷克制作的赝品。”

“孩子，跟你的言谈相比，你的脑子更显聪明。”加莱莫尔先生站起来，走到窗户边，把精致的纱帘拉到一旁，往下看着熙熙攘攘的第七街。他回到桌边坐下来，若有所思地微笑。

“盖奇先生，你猜得几乎是令人难堪的正确。”他叹了口气，“彭拉多克太太是个非常骄傲的女人，否则我只要向她提供两万块钱的无息贷款就行了。我碰巧也是彭拉多克先生财产的管理人之一，我知道根据当时的经济形势和市场行情，除非大量变卖彭拉多克先生产业的主体部分，否则根本没有办法凑足现钱照顾那些亲戚和需要资助的人。所以彭拉多克太太卖了她的珍珠——至少她是这么认为的——但是她坚持不让别人知道。你猜得没错，这不重要，我还承受得起。盖奇先生，我一直没有结婚，是公认的富翁。事实上，那个时候，那些珍珠根本卖不到我给她的一半的钱，或者是它们今天所值的价钱。”

我垂下了眼睛，担心这位仁慈的老绅士会因我的直视而感觉尴尬。

“所以我看我们最好还是接受五千块钱的价钱，孩子。”加莱莫尔先生随即又以轻快的语气补充道，“这个价钱算是相当低了，虽然被窃的珍珠比切割的宝石更难脱手。如果我能仅凭初次见面就信任你的话，你认为自己有能耐处理好这件工作吗？”

“加莱莫尔先生，”我的语气坚定而沉着，“我对您而言是个完全陌生的人，而且只有一个血肉之躯，但是我以对我可敬的逝去的父母的回忆向您保证，我决不会胆怯懦弱。”

“好，好一个血肉之躯，孩子，”加莱莫尔先生和善地说，“而且我也不怕你把钱侵吞掉，我对麦金托什小姐和她的男朋友的了解可能比你预想的要多。还有，那些珍珠是上了保险的，当然是以我的名义，其实我应该让保险公司处理这件事。但你和你古怪的朋友到目前为止好像干得还不错，我相信你们都会尽力的。这个亨利一定是个了不起的人。”

“虽然他有些粗鲁，但我和他已经成了非常亲密的朋友。”

加莱莫尔先生继续把玩了一会儿白色鹅毛笔，然后拿出一本很大的支票簿填写了一张支票，又小心地把墨水吸干，隔着桌子将它递给我。

“如果你拿到了珍珠，我会让保险公司把钱还给我的。”他说，“他们如果喜欢我的生意，不会刁难我的。银行就在街角，我会等着他们打电话来。如果他们没打电话给我，你可能无法兑现支票。小心点，孩子，别受伤。”

他和我再次握了手。我犹豫了一下，说：“加莱莫尔先生，您比任何人都更信任我，当然，除了先父之外。”

“我简直像个大笨蛋那样在行事。”他带着怪异的笑容说，“只要我听到有人像简·奥斯丁的小说那样说话，我就会变笨，但是好久都没碰到这种情形了。”

“谢谢您，先生。我知道我的言语有些造作。请问我能否请您再帮个小忙，先生？”

“什么事，盖奇？”

“麦金托什小姐现在和我有些疏远，我想请您打电话给她，告诉她我今天没喝酒，而且给我指派了一项非常微妙的任务。”

他大笑着说：“乐意之至，沃尔特。就我所知，她是可以信任的。我会告诉她事情的原委的。”

接着我便从他那儿离开了，拿着支票去了银行。出纳员怀疑地打量着我，然后从柜台后面消失了很长一段时间，最后终于点出了一叠百元钞票，满脸不情愿的表情，会让人误以为那原来是他的钱。

我把那叠钞票放进口袋，说：“请给我一卷两毛五分钱的硬币。”

“一卷两毛五分钱的硬币，先生？”他扬起了眉毛。

“没错。我要拿它们付小费。当然，我希望能够将它们包得好好的带回家。”

“噢，我懂了。请付十块钱。”

我接过一卷硬硬的硬币，将它们放进口袋，然后开车回到了好莱坞。

亨利此时在莫雷纳别墅的大厅里等我，正用两只坚实粗糙的手转动着帽子。他脸上的皱纹看起来比前天深了一些，我还注意到他的气息里有威士忌的味道。我们上楼一走进我的公寓，他便急切地看着我。

“运气如何，老兄？”

“亨利，”我说，“在我们进一步开展今天的工作之前，我希望你能明白我没有喝酒。我看你已经沾上酒气了。”

“只喝了一两口，沃尔特。”他有点儿懊悔地说，“我去找的那份工作，在我到达那儿之前就泡汤了。有什么好消息吗？”

我坐下来，点燃一根烟，平静地看着他。“嗯，亨利，我不知道是否应该告诉你这件事。不过经过昨天晚上你对甘德西所做的事情之后，不告诉你显得我很小心眼。”我又犹豫了很长时间，亨利只是瞪着我，捏着他左手臂上的肌肉，“珍珠是真的，亨利。我得到指示要继续开展调查，现在我的口袋里就有五千块现金。”

我简短地告诉了他事情的经过。

他惊讶得难以用笔墨形容。“天啊！”他大叫，嘴巴张得老大，“你是说你从这个加莱莫尔那儿拿了五千块？——就这样拿到钱了？”

“确凿无疑，亨利。”

“老兄，”他诚恳地说，“你有一流人物的派头，又会说别人说不来的话，很多人自然而然就会给你大把的钱。五千块——从一个做大生意的人的口袋里掏出来的——就像这样？啊，谁给我五千块，我就去当猴子的舅舅、蛇的爸爸，去女人国陪酒都可以。”

就在这个时候，好像有人盯着我走进别墅一样，电话又响了，我跳起来去接。

这正是我等待的声音中的一个，但不是我更渴望听到的那个：“今天早上你觉得如何，盖奇？”

“看上去好多了，”我说，“如果我能确保受到公正的对待的话。我准备接受你的条件。”

“你是说你拿到钱了？”

“现在就在我的口袋里。”

那个声音好像缓缓地舒了口气：“你会拿到你的弹珠的——如果我们能拿到那个价钱，盖奇。我们在这一行已经干了很久，不会失信的，否则事情很快就会流传开来，以后就不会有人跟我们玩了。”

“是的，我可以明白。”我说。“继续说你的指示吧。”我冷冷地补充道。

“仔细听好，盖奇。今天晚上八点整，你来太平洋帕利塞德，知道在哪里吗？”

“当然。日落大道西边的马球场附近的小住宅区。”

“不错。日落大道直接通到那儿。那儿有个药店——营业到九点，今天晚上八点整你待在那里等电话。我是指一个人，盖奇。不准有警察或强壮的家伙。那里是荒远的乡村地带，我们如果知道你是一个人的话，会有办法叫你去我们要你去的地方的。都明白了吗？”

“我不全然是个白痴。”我反驳道。

“盖奇，别弄什么假钱来，我们会验钞的。不准带枪。有人会搜查你，我们有足够的人手从各个角度监视你。我们认识你的车子。别耍花招，别自作聪明，别犯错，就没有人会受伤。这是我们做生意的规矩。钞票是什么样子的？”

“都是一百块钱的纸币，”我说，“只有少数是新的。”

“听清楚，八点见。聪明点，盖奇。”

电话在我耳边咔嚓响了一声，我挂上了电话。几乎是同时它又响了起来，这次才是那个声音。

“噢，沃尔特，”埃伦叫道，“我对你太凶了！请原谅我，沃尔特。加莱莫尔先生把事情都告诉我了，我很害怕。”

“没什么好害怕的。”我温柔地对她说，“彭拉多克太太知道吗，亲爱的？”

“不知道，亲爱的。加莱莫尔先生叫我不要告诉她。我现在是在第六街的商店打电话。噢，沃尔特，我真的很害怕。亨利会陪你去吗？”

“恐怕不会，亲爱的。事情都安排好了，他们不允许那样做，我必须单独赴约。”

“噢，沃尔特，吓死我了！我受不了提心吊胆的。”

“没什么好怕的。”我安慰她，“这只是个简单的交易，而且我又不是个侏儒。”

“但是，沃尔特——噢，我会想办法变得勇敢些的，沃尔特。拜托你答应我一件很小的事情，好吗？”

“不喝酒，亲爱的，”我坚定地说，“一滴酒都不沾。”

“噢，沃尔特！”

面对眼下的情形，这种事情令我非常愉快，虽然别人可能毫无兴趣。答应一办完和那些坏蛋会面的事就立即打电话给她之后，我们终于依依不舍地道别了。

我从电话旁转过身，发现亨利正在痛饮先前放在口袋里的一瓶酒。

“亨利！”我尖声大叫。

他从酒瓶上方看着我，眼神散乱而坚定。“听着，老兄，”他的声音低沉而冷硬，“我从你在电话这头所讲的话就可以判断出那是个圈套。你单独一个人去，去那个什么杂草齐人高的地方，他们会狠狠揍你几棍，抢走你的钱，丢下你躺在那里——而弹珠仍然留在他们手里。老兄，不行。我说——行不通的！”最后几句他几乎是吼出来的。

“亨利，这是我的责任，我必须去。”我安静地说。

“哈！”亨利斥骂道，“我说不行。你是个疯子，不过你横竖都是个好人。我说不行。威斯康辛的艾歇尔贝格尔家的亨利·艾歇尔贝格尔——事实上，我还算得上是密尔沃基的艾歇尔贝格尔家的人——说不行，而且他用这两只拳头说话。”他又从酒瓶里灌了一口。

“你如果被酒精麻醉了，对事情当然也没有帮助。”我相当不高兴地告诉他。

他放下酒瓶，皱眉蹙额的脸上满是惊讶的神情。“醉了，沃尔特？”他嚷了起来，“你是说我醉了？姓艾歇尔贝格尔的家伙会喝醉？听着，小子，我们现在时间不多了。要我喝醉大概需要花三个月的时间。等到有一天你有三个月的时间，加上五千加仑的威士忌和一个漏斗，我会很高兴拿出我自己的时间让你看看艾歇尔贝格尔喝醉了到底是什么模样。你不会相信的。小子，到那个时候，这个城市除了留下几根柱子和一堆烂砖外，什么也没有，但在这中间——天啊，如果再跟你混得久一些，我就比较会讲英文了——在这中间，只有平静，大概五十英里之内没有活人，亨利·艾歇尔贝格尔会躺下来对着太阳微笑。沃尔特，喝醉！到时候可不是酒臭味冲天，也不是乡巴佬醉酒。到时候你可以用‘酒醉’这个词，我不会觉得受侮辱的。”

他坐下来继续喝酒。我情绪不定地看着地板，觉得无话可说。

亨利又开口了：“不过那是以后的事了。现在我只是在吃药。就像那些家伙所说的，如果没有一点儿神志不清，我就不成样子了。我就是这样长大的。沃尔特，我要跟你去。这个地方在哪里？”

“靠近海边，亨利，你不能跟我去。如果你一定得喝醉，就喝醉好了，但是你就是不能跟我去。”

“你的车很大，沃尔特。我可以躲在后面，盖条地毯。很容易的。”

“不行，亨利。”

“沃尔特，你是个好人，”亨利说，“我跟你一起去钻这个圈套。沃尔特，闻闻这从酒桶里出来的好东西吧，你看起来有些虚弱。”

我们争辩了一个小时，我的头很疼，开始觉得紧张疲倦。就在那个时候，我犯了一个可能致命的错误。我屈服于亨利的诱惑，啜了一小口威士忌，纯粹是为了疗治的目的。这使得我轻松多了，我于是又喝了一口，是比较大的一口。那天早上我没吃早餐，只喝了咖啡，前一天晚上吃的东西也不多。又一个小时过去了，亨利已经出去买了两瓶威士忌回来，我跟小鸟一样无比欢快。所有的难题此刻都消失了，我发自内心地同意亨利应该躺在我的车后面，躲在地毯下面，陪我赴约。

我们愉快地打发着时间，一直到两点，这时我开始感到有困意，便在床上躺下来，沉沉地跌入了梦乡。

7

等我醒来，天色几乎全暗了。我从床上跳下来，心里一片惊慌，一阵剧痛穿透了太阳穴。所幸才六点半。公寓里只有我单独一人，拉长了的影子在地板上悄悄移动。桌上空的威士忌酒瓶非常令人厌恶。亨利·艾歇尔贝格尔连个影子都不见。一阵直觉的惶恐涌上心头，我为此几乎立即感到了羞耻，便匆匆走到挂在椅背上的西装外套旁，一手探进里层口袋。那叠钞票还在。瞬间的犹疑过后，带着一丝暗藏的愧疚感，我把钞票掏出来，慢慢数了一遍。一张都没少。我把钱放回去，尽量想对自己如此缺乏对他人的信任一笑置之，然后打开一盏灯，走进浴室，轮流冲热水和冷水，直到我的头脑再度恢复相当程度的清醒为止。

在这之后，我正要把干净的内衣套上，门上传来了钥匙转动的声音，艾歇尔贝格尔走进来了，腋下夹着两个带有包装袋的瓶子。他看着我的眼神，在我看来充满了真诚的关爱。

“一个可以像你一样倒头就睡的人是个真正的好家伙，沃尔特，”他带着欣赏的表情说，“我拿了你的钥匙，免得吵醒你。我得去找点儿吃的，再买一些酒。我自己喝了一些，我说过这是违反我的原则的，但是今天是个特殊的日子。不过从现在开始，我们可以放轻松些——我指的是喝酒这件事。在事情结束之前，我们不能有任何闪失。”

他把一瓶酒的包装袋打开，一边说话一边给我倒了一小杯酒。我心怀感激地将酒喝下去，立刻觉得血管里有一股暖流在涌动。

“我敢打赌你一定去摸口袋里的那堆钱了。”亨利笑着对我说。

我觉得自己的脸在发红，但是什么也没说。“好了，老兄，你做得对。不管怎样，你究竟对艾歇尔贝格尔了解多少？我也做过别的事嘛！”他把手伸到背后，从臀部口袋里拔出一支自动短枪，“如果这些家伙想动粗，我有一把值五块钱的铁家伙，这玩意儿可不在乎动粗。姓艾歇尔贝格尔的人开枪时，那些铁家伙难得有不命中目标的时候！”

“亨利，我不喜欢那样。”我严肃地说，“那违反了协议。”

“见鬼的协议。”亨利说，“那些家伙拿到了钱，周围又没有警察，我得去盯着他们交出那些弹珠，否则别想脚底抹油溜得远远的。”

我知道和他争辩只是徒劳无益，便把衣服穿好，准备离开公寓。我们两人各自又喝了一杯酒，然后亨利把一满瓶酒放进口袋，这样才离开。

在沿着走廊走向电梯的途中，他低声解释说：“我租了一辆出租车来跟踪你，以防万一那些家伙和我们有相同的主意。你不妨绕着几个安静的街区走几圈，这样我就可以查出来了。我看他们应该不会在这里跟踪你，大概要等到靠近海边的时候。”

“亨利，干这些你大概要花很多钱吧。”我对他说。我们在等候电梯上来的时候，我从钱包里掏出另外一张二十块钱的钞票递给他，他勉强地接了过去，最后还是将钱折起来放进了口袋。

我听从了亨利的建议，在好莱坞大道北边的几条坡道上开着车上上下下兜了几趟后，很快就听到后面传来了正确无误的出租车喇叭声。我把车停到路边，亨利下了出租车，付了钱给司机后便钻进我的车，坐在我的旁边。

“弄清楚了，”他说，“没人跟踪。我会弯下身子，你最好在哪里停一下，买些吃的，万一我们得和那些流氓来硬的，肚子里装点儿东西还是管用的。”

所以我往西开去，下了坡转到日落大道上，很快便在一家拥挤的汽车餐厅前停下。我们坐在柜台边吃了一顿便餐——煎蛋饼和黑咖啡——然后继续前行。等我们抵达贝弗利山时，亨利又要我在几条住宅区的街道上弯来绕去，他则小心地透过后窗观察外面的情况。

我们对周遭的情况感到满意之后，才开回日落大道，一路平安无事地穿过贝莱尔和威斯特伍德的外围，几乎到了马球场的别墅区。就在这里，在山谷中有一个叫做曼德维尔的峡谷，是一处非常僻静的地方。亨利让我沿着山坡开了一小段路，然后我们停下来，喝了一些放在他口袋里的威士忌，之后他便爬进车子的后面，蜷曲着身体躺下来，把小地毯盖在身上，自动手枪和酒瓶都放在靠近他的手的地方。等他藏好之后，我继续驾车行进。

太平洋帕利塞德的居民好像习惯于很早就寝。等我抵达可以称为商业中心的地段时，除了银行旁边的药店，别的店面都关门了。我把车子停妥，亨利仍然安静地躲在车子后面的地毯下，只是我站在黑暗的人行道上的时候，注意到有轻微的咕噜咕噜喝酒的声音。然后，我走进药店，看到店里的钟显示的时间是八点还差十五分。我买了一包香烟，点燃了一根，在敞开的电话亭旁找准位置站好。

药剂师是个年龄难以猜测、块头结实、脸蛋发红的人，他将小收音机的声音开得很大，正在听什么愚蠢的连续剧。我请他把声音调小些，告诉他我在等一个重要的电话。他照做了，可是态度并不文雅，然后立刻转身去了药店的后面。我看见他透过小玻璃窗不怀好意地看着我。

药店的时钟指着八点差一分的时候，亭子里的电话响了。我匆忙走进去，把门紧紧关上，拿起话筒，有失本色地颤抖了一下。

那是同一个带有金属质地的冷冷的声音：“盖奇？”

“我是盖奇先生。”

“你照我的话做了？”

“对。”我说，“钱在我的口袋里，我一个人来的。”我不喜欢这种睁眼说瞎话的感觉，即使对方是个小偷，但我还是让自己强忍住了那种不悦之感。

“好的，听着，沿着你来时的路往回走三百英尺，在消防站旁边有个加油站，已经关门了，漆成了红绿白的颜色。在那旁边往南走，会发现有一条泥巴路。顺着它走上四分之三英里，会看到一道四乘四英尺的白篱笆横在路上，你可以勉强从左边把车开过去。把车灯调暗，穿过那里，继续走一段下坡路，开到一个长满鼠尾草的谷地上。把车停在那里，熄灭车灯等待。明白吗？”

“一清二楚，”我冷冷地说，“我会遵照你的指示的。”

“还有，老兄，半英里之内没有一栋房子，也没有一个人影。你有十分钟的时间赶到那里。从现在开始，你已经受到监视了。你最好快点儿去，而且是一个人去——不然你就等着看好结果了。来的时候，不准点燃火柴，也不准用手电筒。”

电话被挂断了，我离开了电话亭。我刚刚踏出药店大门，药剂师就冲到收音机前，把声音开得震天价响。我上了车，掉了个头，依照指示沿着日落大道往回开。亨利在车子后面像坟墓一样安静。

我现在非常紧张，亨利则抱着我们带来的所有的威士忌在喝。我很快就到达了消防站，透过前面的窗户能看到四个消防队员在玩纸牌。经过漆成红绿白三色的加油站，我向右转进了泥巴路。尽管我的车在发出安静的声音，一时之间我觉得陷入了沉寂之中，还能够听到四面八方有蟋蟀和树蛙的啼叫声，还有从附近某处水洼传来的某只孤独的牛蛙刺耳的歌声。

泥巴路坑坑洼洼、起伏不平，远处有一扇黄色的窗户。在这漆黑的夜色中，一道隐隐约约的白栅栏像幽灵一样突然横在了路前。我看到了旁边狭窄的缺口，便把车前灯调暗，小心地驶过去，沿着一条短短的颠簸的坡路，来到了那处椭圆形的谷地上，四周都是矮矮的灌木丛，还有到处乱扔的瓶瓶罐罐和废纸。在黑暗里，眼前一片荒凉。我把车停下，熄掉引擎和车灯，双手握着方向盘坐在那里一动也不动。

后面没有传出亨利的咕噜声。我大约等了五分钟，虽然感觉好像过了更久，但是什么动静也没有。周围只有沉静和孤寂，我觉得很不舒服。

最后，后面终于有了轻微的动作声，我回头看见了亨利躲在地毯下的苍白的脸，他正盯着我。

他压着嗓子急促地说：“有什么动静吗，沃尔特？”

我使劲朝他摇摇头，他立刻又用地毯遮住了脸。我又听到了一声轻微的咕噜声。

整整十五分钟过去后，我才敢挪动一下。此时等候的紧张已经让我手脚发麻，所以我打开车门，走到了粗糙的地面上。什么动静也没有。我慢慢地走来走去，双手插在口袋里。又一段时间过去了。现在我已经等了超过半个小时的时间，我的耐性被耗尽了。我走到车子的后窗那儿，轻声朝车内说话。

“亨利，恐怕我们就这样轻易地被别人骗了。我觉得这根本不是一回正经事，只是有人开了一个低级的玩笑，大概和你昨天晚上对待甘德西先生的方式有关。这里根本没有一个人影，而且只有一条进出的路，看起来不像我们预期的会面的地点。”

“狗娘养的！”亨利低声回答道，黑暗的车内又响起了一声咕噜声。在一阵窸窣声之后，他掀掉了地毯。门开了，顶着了我的身体，亨利的头伸了出来，他观察了一下四周的动静。“坐在脚踏板上，”他低声说，“我要出去。他们如果在灌木丛里监视我们，只会看到一颗脑袋。”

我照亨利的话做了，把衣领竖起来，把帽子拉到眼睛上面。亨利像影子似的无声无息地溜出车外，无声无息地关上车门，站在我的前面就目力所及平视前方。我可以看见他手上的枪在微微发光。我们就这样待了十分钟。

亨利开始发火了，对着风跺手跺脚。“被骗了！”他恨恨地大叫道，“沃尔特，你知道是怎么回事吗？”

“不知道，亨利。”

“这只是个试探，就是这样。在来时的路上的某个地方，那些王八蛋已经查过了，看你是不是按规矩办事，然后他们又在药店那里检查。我拿两个白金的自行车车轮跟你打赌，你在那个破地方接的是长途电话。”

“是的，亨利，现在你提起来了，我相信事情就是这样的。”我沮丧地说。

“你看，小子，那些混账东西甚至没有出城。他们舒舒服服地坐在镶着绒毛边的痰盂旁，骗得你团团转。明天这个家伙会再打电话给你，说到目前为止万事顺利，他们只是为了小心起见，然后说明天晚上再去圣费尔南多山谷见面，到时价码又增加到了一万块钱，因为他们应付了这些额外的麻烦。我应该回去找甘德西，把他的脖子扭过来看看左边的大腿。”

“好了，亨利，”我说，“因为你坚持要跟我来，我毕竟还是没有完全遵照他们的话去做。也许他们比你想象的更聪明。所以我想现在我们最好回到城里，希望明天还有机会再试试。你一定要信守承诺，答应不再插手。”

“神经病！”亨利愤怒地说，“没有我，他们欺负你就像猫抓金丝雀一样。你是个心软的好人，沃尔特，可是你知道的答案不及贝比·勒罗伊
[1] 多。这些家伙是小偷，他们手上有一串弹珠，如果处理得小心得当的话，他们可以用它换来两万块钱。他们想将珠宝赶快脱手，能榨出多少钱就榨出多少，是不会客气的。我应该现在就回去找甘德西。在我学会做这些事之前，那个混账还没出生呢！”

“好了，亨利，不要采取强硬的手段。”我说。

“哈，”亨利怒吼起来，“那些家伙让我屁股发疼。”他用左手将酒瓶举到嘴边，猛喝了几口。这时，他的声音低了几个音阶，听起来比较平静了：“喝酒吧，沃尔特，这是一场骗局。”

“亨利，你大概说对了。”我叹了口气，“刚刚过去的半个小时里，我承认我的胃像秋天的落叶一样抖个不停。”

于是我无所顾忌地在他的身边站起来，对着喉咙尽情地灌了几口酒，立刻又振作起来了。我把酒瓶递还给亨利，他小心地将它放在脚踏板上。他站在我的身旁，用宽大的手上下接抛着自动短枪。

“我不需要用工具来对付那帮家伙。见鬼去吧！”他将手臂一扬，手枪便被抛到了灌木丛里，在地上发出了沉闷的响声。他从车子旁走开了，双手叉腰，仰望着夜空。

我走到他身边，在模糊的夜色中看到他转过脸去，一种奇怪的忧伤感这时涌上我的心头。虽然我认识亨利的时间很短，但我已经非常喜欢他了。

“嗯，亨利，”我终于开口了，“下一步怎么办？”

“我想是回家吧，”他缓缓地、悲哀地说，“喝个痛快。”他双手握拳，缓缓地摆动，然后转身面对着我说：“不错，没有别的事可做。回家吧，小子，我们只能这么办了。”

“事情还没结束呢，亨利。”我轻声说。

我把右手从口袋里拿出来——我的手很大——握着一卷那天早上我从银行换来的两毛五分钱的硬币。抓着硬币的手变成了一个很大的拳头。

“晚安，亨利，”我安静地说，同时使出浑身的力量挥出一拳，“你揍了我两下，亨利，”我说，“我还留着这一手硬的呢！”

但是亨利没有听我说话，我握着硬币的拳头精准地打中了他的下巴，他的腿像抽掉了骨头一样，身子则往前直直倒下，手还拂过了我的衣袖。我赶紧闪到一边。

亨利·艾歇尔贝格尔一动也不动地躺在地上，跟橡胶手套一样柔软无力。

我有些伤心地低头看着他，等着他挪动，但是他连一块肌肉也没扯动。他静静地躺着，完全失去了知觉。我把那卷硬币收回口袋，弯着腰搜查他，又像翻动一袋肉一样挪动了一下他的身体。我花了很长时间才找到珍珠，它们缠绕在他左脚袜子里的脚踝上。

“好了，亨利，”我最后一次对他说话了，虽然他听不到，“尽管你是个小偷，你仍然是个君子。今天下午你有十几次机会把钱拿走，什么也不留给我。刚才你手上有枪，也可以把钱抢走，但连那个主意也让你觉得难受。亨利，你把枪扔掉了，我们是一对一，没有援手，没有人干涉，即使那样，你还是犹豫了。事实上，亨利，我想对一个成功的小偷来说，你犹豫得稍微太久了些。但是作为一个有运动精神的人，我对你只有更加尊敬。再见了，亨利，祝你好运。”

我掏出钱包，拿出一张百元钞票，小心地放进我平时看到亨利装钱的口袋，然后回到车上，对着威士忌酒瓶喝了一口酒，又把瓶塞塞紧，将酒瓶放在他的旁边，方便他的右手去拿。

我相信他醒过来时会需要它的。

注释

[1] 贝比·勒罗伊（Baby Leroy，1932—2001），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美国著名的童星。

8

等我回到公寓的家时，已经过了十点。我立刻走到电话旁，打电话给埃伦。“亲爱的，”我叫道，“我拿到珍珠了。”

我听到她在电话那一端深深吸气的声音。“噢，亲爱的，”她又紧张又兴奋，“你没受伤吧？他们没有伤害你吧，亲爱的？他们拿了钱就放你走了？”

“没有什么‘他们’，亲爱的，”我神气地说，“加莱莫尔先生的钱完好无缺。出事的只是亨利。”

“亨利！”她大叫起来，声音非常奇怪，“但是我以为——立刻过来这里，沃尔特·盖奇！来说给我听——”

“埃伦，我有威士忌酒气。”

“亲爱的！我相信你一定是有需要才喝的。立刻过来吧！”

于是我再次出门了，匆匆赶去卡龙德莱特公园，瞬间就已经来到了彭拉多克府邸。埃伦从门廊上跑出来迎接我，我们手握着手在黑暗中轻轻地交谈，因为整栋房子的人都入睡了。我尽可能简单地把事情说了一遍。

“可是，亲爱的，”她终于开口了，“你怎么知道就是亨利呢？我以为亨利是你的朋友。还有电话上的这个声音——”

“亨利是我的朋友，”我有些伤心地说，“他就是这样才毁了。至于电话上的声音，那是小事，很容易安排。亨利离开我几次，就是去安排这件事。有一个细节让我产生了想法。在我给了甘德西我的私人名片——上面写着我的公寓地址——之后，亨利有必要去通知他的同伙说我们已经见过了甘德西，并告诉他我的名字和住址。当然，我想去见不法组织有名的角色，传达我们愿意把珍珠买回来的消息，这是个愚蠢——也许不是那么愚蠢——的想法。但这给了亨利一个机会，让我以为打进来的那个电话是我们和甘德西谈过话并告诉了他我们的困难的结果。但是，既然打到我公寓的第一个电话是发生在亨利有机会通知他的同伙我们和甘德西的会面事宜之前，显而易见其中藏有诡计。

“后来我又想起来，有一辆车从后面撞了我们的车，亨利跑回去骂了那个司机。当然撞车是故意造成的，亨利故意制造了这个机会，他的同伙就在那辆车里。所以亨利一方面假装对他吼叫，一方面又能传达必要的信息。”

“可是，沃尔特，”埃伦有些不耐烦地听着我的这番解释，“那是很小的事啊！我真正想知道的是你怎么判断出是亨利拿了珍珠呢？”

“你告诉我是他拿的。”我说，“你对此很确定。亨利是个很有耐性的角色，他会把珍珠藏起来，根本不怕警察会对他怎么样。他会换个工作，也许过了很久之后才把珍珠拿出来，悄悄地离开这个城市。”

埃伦在黑暗的门廊上不耐烦地摇摇头。“沃尔特，”她急促地说，“你在隐瞒什么事情。除非是你对事情深信不疑，否则你当时才不会用那么残忍的方法揍亨利呢。我太了解你了。”

“哎，亲爱的，”我谦虚地说，“当然还有一个小线索，就是那种聪明人常常会疏忽的愚蠢的细节。你知道，我通常不用正规的公寓电话，因为我不喜欢有推销员之类的人打扰。我用的电话是私人专用的，号码没有登记。但是亨利的同伙拨了这个号码，亨利进出我的公寓够频繁的了。我特意留心没给甘德西先生那个号码，因为我没指望着甘德西先生打电话来，因为我从开始就确信是亨利拿了珍珠，所能做的就是让他把东西从暗处拿出来。”

“噢，亲爱的，”埃伦大叫着用双手环抱着我，“你真勇敢。我真的认为你其实很聪明，虽然方式有些奇特。你相信亨利爱我吗？”

但是我对这个话题毫无兴趣。我把珍珠交还给埃伦保管。这时夜已深沉，我立刻开车赶到兰辛·加莱莫尔先生的府邸，告诉了他事情的经过，并把钱还给了他。

几个月后，我很高兴地收到了一封从夏威夷寄来的信，写在质地非常低劣的纸上。

好吧，老兄，那个星期天你的那一拳就是那笔钱，我没想到你会带去，虽然我当然不会拿走它。但那是结结实实的一拳，整整一个星期，我每次刷牙时都想到你。真可惜，我不得不滚蛋，因为你是个好心的家伙，虽然在某些方面有些糊涂。我真希望现在能和你腻在一起，而不是在这里擦油缸——就在此地这封信要寄到几千里之外给你。还有两件事我想让你知道，两件正当的事。我的确深深迷上了那个高挑的金发美女，这是我离开那个老太太的主要原因。偷珍珠只是一个被美女迷得晕头转向的家伙才想得出来的疯狂的主意。他们把珍珠乱扔在面包盒里简直就是罪恶。我曾在吉布提为一个法国人干过活，知道珍珠和雪球的区别。但是到了紧要关头，只有我们两人在那堆灌木丛里，没有人可以阻挡我，我就是心软，下不了手。告诉那位金发美女，你有我要给她的戒指。

你一如以往真诚的

亨利·艾歇尔贝格尔（化名）

另外：你知道吗，那个负责打电话给你的混混儿想从你塞在我背心口袋里的一百块钱里分去五十块，我只好不客气地揍了他一顿。

你真诚的

亨·艾（化名）

（石蓝 译）

午街取货

1

男人和女孩紧靠在一起缓缓地走着，经过了写着“惊奇旅馆”的镂花招牌。男人穿着紫色西装，平顺柔滑的头发上戴着一顶巴拿马草帽。他迈着外八字脚，走起路来无声无息。

女孩戴着绿色的帽子，穿着短裙、光滑的丝袜、鞋跟高达四英寸半的法式高跟鞋，身上散发出“午夜水仙”的香水味。

到了街角，男人跟女孩贴得更紧了，凑近她的耳朵说了些什么。她从他身旁扭开，咯咯笑了起来。

“斯米勒，如果你要带我回家，一定得去买些酒。”

“下回吧，宝贝。我的钱刚用完。”

女孩的声音变得冷硬了：“帅小子，那么在下一个街区，我就跟你说再见！”

“这真是要我的命，宝贝。”男人回答道。

十字路口的弧光灯的灯光打在他们身上。他们穿过街道，两人的身影分开得很远了。到了街对面，男人抓住女孩的胳膊，但是她扭开了。

“听着，你这个下流的骗子，”她尖叫起来，“放下你的爪子。别在我这儿吹牛。滚开！”

“宝贝，你到底要多少酒呢？”

“很多。”

“我疯啦！我到哪里去弄钱啊？”

“你有手，不是吗？”女孩嘲讽地说，声音不那么尖厉刺耳了。她又靠近了他，“或许你有枪啊，大人物。有枪吗？”

“是的，可是没有子弹。”

“中央大道上的金块可不知道啊。”

“别那样！”身着紫色西装的男人大叫起来，然后打了个响指，挺直身子，“等等，我有了个主意。”

他停下脚步，沿着来时的街道往后看向镂花的旅馆招牌。女孩用一只手套亲昵地拍着他的下巴，他又闻到了手套上的香水味——“午夜水仙”。

男人又打了一个响指，在昏暗的灯光下咧嘴笑起来：“如果那个醉鬼还窝在多克那里——我就去弄点儿钱。等我一会儿，嗯？”

“也许吧！在家里等——如果不用等太久。”

“你住在哪儿，宝贝？”

女孩盯着他，丰满的嘴唇上挂着隐隐约约的微笑，不过又在嘴角消失了。一张报纸从水沟里被微风吹起来缠住了男人的腿，他用力地朝它踢了一下。

“卡利奥佩公寓四-B，是东四十八街二四六号。你要多久才会来？”

男人走前几步靠近她，手伸到背后拍拍臀部。他的声音低沉而令人心生惧意。

“你等着我，宝贝。”

她屏住了气息，点点头：“好的，帅小子，我等你。”

男人沿着开裂的人行道往回走，穿过了十字路口，朝伸到街上的镂花招牌走去。他穿过一扇玻璃门来到一个狭窄的门厅。一排褐色的木椅子被推到石灰墙边，旁边的空间刚好能让人通过走向柜台。一个光头的黑人正趴在柜台上，用手指玩弄着领带上的绿色别针。

身着紫色西装的黑人靠在柜台上，脸上立刻露出了一个冷酷的笑容。他相当年轻，下巴尖而瘦削，窄窄的前额往前突出，眼睛鲜明地流露出流氓的习性。他轻声说：“那个声音沙哑的家伙还在这里吗？昨天晚上掷骰子发财了的那个人。”

光头职员仰头盯着天花板木条上的苍蝇：“没看到他出门，斯米勒。”

“多克，那不是我问的问题。”

“是的，他还在这里。”

“还是醉的？”

“我猜是吧。还没出来过。”

“三四九，对吗？”

“你去过，对吗？你想打听什么？”

“他把我最后能带来好运的钱都榨干了，我得去找他借些钱。”

光头男人紧张起来。斯米勒温和地盯着这个人领带别针上的绿宝石。

“滚远一些吧，斯米勒。没人敢在这里撒野，我们这里可不是中央大道上的小客栈。”

斯米勒非常轻柔地说：“他是我的朋友，多克。他会借给我二十块钱的，你可以分上一半。”

他把手伸出来，掌心向上。职员盯着那只手看了很久，然后心不甘情不愿地点点头，走到落地玻璃屏风后面，缓缓地走回来时眼睛一直盯着临街的门。

他把手伸出来，在那个手掌上方犹豫了一会儿。接到通用钥匙后，手掌合起来，钻进了廉价的紫色西装。

斯米勒脸上突然绽放的笑容带上了冷意。

“留心点儿，多克——我在上面的时候。”

职员说：“去办事吧！有些客人回来得早。”他瞟了一眼墙上绿色的电子钟，时间是七点十五分，“而且墙壁不是太厚。”他补充道。

瘦削的年轻人又抛给他一个转瞬即逝的笑容，点点头，轻轻地走回门厅，消失在阴暗的楼梯间——“惊奇旅馆”没有电梯。

七点过一分的时候，缉毒小组的卧底警探皮特·安格利奇在硬邦邦的床上翻了个身，看看左手腕上便宜的手表。他的脸上有深深的黑眼圈，宽宽的下巴上满是浓密的黑胡楂儿。他穿着廉价的棉质睡衣，光着脚站到地板上，活动了一下肌肉——伸伸懒腰，弯弯僵硬的膝盖，一边咕哝一边用脚趾蹭着地板。

他走到有裂纹的衣橱前，拿起一瓶一品脱的廉价黑麦威士忌喝了一口，然后歪眉皱脸地把木塞塞回瓶口，重重地把酒瓶放下。

“噢，我真是宿醉过了头。”他用沙哑的声音嘟囔着。

他瞪着穿衣镜里的自己，还有下巴上的胡楂儿、喉咙上靠近声带处的粗糙的白色疤痕。他的声音沙哑，这是因为留下这个疤痕的子弹对他的声带下了点儿功夫。那是一种迷人的沙哑，就像蓝调歌手的嗓音。

他脱掉睡衣，赤裸地站在房间中央，用脚趾蹭着地毯上一个大破洞的边缘。他的身形很宽，使得他看起来比实际上矮一些；肩膀斜削，鼻子有些粗大，双颊上的皮肤好像皮革，黑色的短发是鬈曲的，眼神极为坚定，小而紧闭的嘴看上去是心思敏锐之人所有。

他走进阴暗、肮脏的浴室，踏进浴缸，打开淋浴开关。水温温的，不太热。他站在水流下，在身上涂满肥皂，揉搓着身子，然后冲掉泡沫。

他从架子上扯下一条肮脏的毛巾，开始擦拭身体。

从尚未掩紧的浴室门后面传来的轻微的响声让他停住了动作，继而屏住呼吸，竖起耳朵细听，结果再次听到了声响——钥匙咔嚓转动的声音、衣服的窸窣声。安格利奇伸手把门缓缓地拉开。

身着紫色西装、头戴巴拿马草帽的黑人站在衣橱旁边，手里拿着安格利奇的外套。在他面前的衣橱上有两支枪，其中一支是安格利奇老旧的科尔特手枪。房门是关着的，带着牌子的钥匙躺在门边的地毯上，好像是从门锁里掉出来的，又像是被人从门的另一面推出来的。

斯米勒随手把外套扔在地板上，左手拿着一个钱包，右手握着科尔特手枪。他咧嘴一笑。“好吧，白人小子，继续擦干你的身体吧！”他说。

安格利奇拿着毛巾擦身子，直到把全身擦干，然后就赤裸着站在那里，左手拿着湿毛巾。

斯米勒把掏空的钱包放在衣橱上，用左手数着钞票，右手仍然抓着科尔特手枪。

“八十五块，不错。有些是我用来掷骰子的，可是现在我要全部拿走，老兄。别慌张。我和这里的管理人员是老朋友。”

“替我考虑一下吧，斯米勒。”安格利奇粗着嗓子说，“那是我所有的老本了。留下几块钱吧，嗯？”他故意让声音听起来又低沉又沙哑又刺耳，好像喝了酒似的。

斯米勒微微一笑，摇摇窄窄的脑袋：“不行，老兄。我有约会，需要这些钱。”

皮特·安格利奇往前跨了一小步，停下来，怯弱地笑笑。他自己的枪调整方向对准了他。

斯米勒侧着身子朝那瓶黑麦威士忌走去，然后抓起酒瓶。

“这个我也用得着。我的宝贝很想喝酒。好极了。你裤子里的全都是你的了，老兄。够公平的吧？”

皮特·安格利奇跳到一边，大约有四英尺远。斯米勒的脸抽搐了一下，枪掉了个头，威士忌酒瓶滑出他的左手，摔在脚上。他叫喊了一声，使劲往外踢出一脚，脚趾卡在了地毯上撕裂的地方。

安格利奇把湿毛巾的一头径直甩向斯米勒的眼睛。

斯米勒像个醉汉一样摇摇晃晃，痛得惨叫。然后，安格利奇用硬实的左手抓住斯米勒握着枪的那只手的手腕，使劲一扭。他的手往下滑到斯米勒的手上，盖住手枪。枪口往内转向，碰着了斯米勒的身体侧面。

一个坚硬的膝盖狠狠地顶了一下安格利奇的下腹部。他吸了一口气，手指紧紧地扣住了斯米勒扣在扳机上的手指。

手枪发出一声闷响，声音被紫色的衣服捂住了。斯米勒翻了翻白眼，尖尖的下巴变得松垮起来。

安格利奇松开手让他倒在地板上。他站在一边喘着粗气，脸色发青，然后弯下腰在地板上摸索了一下，抓起那瓶掉落的黑麦威士忌，拔开瓶塞，朝喉咙里灌下几口烈酒。

脸上的青色消退了，呼吸平缓下来。他用手背抹去前额的汗水。

他摸摸斯米勒的脉搏——已经没有脉搏了，他死了。安格利奇松开手上的枪，走到门边，往外朝走廊上瞥了一眼——空无一人。一把通用钥匙插在门外面，他把钥匙取下来，从里面把门锁上。

他穿上内衣、袜子、鞋子、破旧的蓝色哔叽西装，绕着皱皱巴巴的衬衫领子系了一条黑领带，然后回到死人旁边，从他口袋里掏出一卷钞票。他往一只便宜的布料行李箱里随便收拾了几件衣服和洗漱用品，将它立在门边。

他撕下一条床单，用一支铅笔将它捅进枪管，把用过的子弹装回去，接着在浴室的地板上用脚跟将空弹壳踩扁，然后把它丢进马桶冲下去。

他从外面把门锁上，走下楼梯来到门厅。

光头职员看到他时目光跳了一下，马上又垂下了眼睛，脸上的皮肤变成灰色。皮特·安格利奇靠在柜台上，张开手掌，两把钥匙叮当落在斑驳的柜台上。职员瞪着钥匙，瑟瑟发抖。

安格利奇用沙哑的声音缓慢地说：“听到了什么奇怪的声音吗？”

职员摇摇头，咽了一口口水。

“黑店，嗯？”安格利奇说。

职员的脑袋痛苦地动了动，脖子在衣领里扭了扭。他的光头在天花板上的灯的照射下泛着幽暗的光。

“太糟糕了。”安格利奇说，“我昨天晚上是用什么名字登记入住的？”

“你没登记。”职员轻声说。

“也许我根本不在这里！”安格利奇温和地说。

“先生，我从来没见过你。”

“你现在也没看见我。你从来不曾见过我——不认识我——对吗，多克？”

职员扭动着脖子，努力想露出一个微笑。

皮特·安格利奇把钱包拿出来，从里面抖出三张一块钱的钞票。

“我是个不喜欢赖账的人，”他缓缓地说，“这是三四九房间的房费——付到早上为止，是有点儿晚。你给了他通用钥匙的年轻人看起来是个睡得很沉的人。”他停了下来，冷冷的眼睛盯着职员的脸，然后意味深长地补充道：“当然，除非他有朋友愿意把他抬出去。”

职员的嘴唇上浮起了泡沫，他结结巴巴地说：“他该不是——不是——”

“对啊，”皮特·安格利奇说，“你还以为是什么呢？”

他拎着行李箱走向临街的大门，踏出门后在镂花招牌下站了一会儿，看着中央大道上刺眼的白花花的灯光。

然后，他转身朝相反的方向走去。街道非常幽暗，非常沉静。他走过了四个木屋遍布的街区才到达午街，这是一个黑人居住区。

沿途他只看到一个人——一个棕色皮肤的女孩，她戴着绿色的帽子，穿着光滑的丝袜、鞋跟高达四英寸半的高跟鞋，在一棵灰扑扑的棕榈树下抽着香烟，并且回头盯着“惊奇旅馆”。

2

便餐车是辆没有轮子的老式自助餐车，停在街尾一家机械店和一栋公寓建筑之间的空地上。车身上有褪色的金色字样：“贝拉·多拉”。皮特·安格利奇踏上车尾的两级铁台阶，走进一股油炸味中。穿着白外套的肥胖的黑人厨师背对着他。低矮的柜台远处有个白人女孩，戴着廉价的褐色绒帽，穿着寒碜的马球装，衣领竖得很高。她啜着咖啡，用左手托着脸颊。车里没有其他人。

皮特·安格利奇放下行李箱，坐在门边的凳子上，说：“嘿，莫普西！”

肥胖的厨师转过黑得发亮的脸，绽出一个笑容，用微蓝的大舌头舔舔厚嘴唇。

“还好吗，老弟？吃什么？”

“炒两个蛋，嫩一点儿；咖啡、吐司，不要马铃薯。”

“大个子怎么吃得这么少？”莫普西抱怨道。

“我才喝醉过。”皮特·安格利奇说。

柜台远处的女孩突然看了他一眼，又看看架子上廉价的闹钟和她手腕上的表。她垂下头，盯着面前的咖啡杯。

肥胖的厨师把鸡蛋打进锅里，加上牛奶，搅拌几下：“要来一杯吗，老弟？”

皮特·安格利奇摇摇头。

“我得开大车，莫普西。”

厨师咧嘴一笑，伸手从柜台下面拿出一个褐色的瓶子，对着酒杯倒了一大杯，然后将杯子放在皮特·安格利奇旁边。

皮特·安格利奇连忙拿起杯子凑近嘴唇，将酒灌下。

“我看我改天再开大车好了。”他放下空酒杯。

女孩起身沿着一排凳子走过来，在柜台上放了一个一毛钱的硬币。肥胖的厨师敲打着收银机，放下一个五分钱的硬币找零钱。皮特·安格利奇随意地盯着女孩——一个衣着寒碜、眼神纯洁的女孩，鬈曲的褐色头发绕着脖子，眉毛被拔得干干净净，重新画上去的眉毛又细又弯。

“没迷路吧，小姐？”他用温和、沙哑的声音问道。

女孩打开手提袋，正要把零钱放进去，但听到他的声音，猛地往后退，手提袋掉到地上，里面的东西撒了一地。她盯着满地的东西，眼睛睁得老大。

皮特·安格利奇单膝跪地，把东西捡进手提袋——一个便宜的粉盒、香烟、上面印有“主宰者俱乐部”金色字样的紫色火柴盒、两条花手帕、一张皱皱巴巴的一元钞票、一些硬币。

他拿着开口合起来的手提袋站起来，将它递给女孩。

“对不起，”他轻声说，“我大概把你吓着了。”

她呼吸急促，一把从他手里抢过手提袋，跑出车外，消失了。

肥胖的厨师看着她跑远，缓缓地说：“那女孩不属于这个糟糕的地方啊！”

他把蛋和吐司放在盘子里，在厚厚的杯子里倒满咖啡，然后将它们摆在皮特·安格利奇面前。

皮特·安格利奇碰碰食物，漫不经心地说：“孤身一人。‘主宰者俱乐部’的火柴，特里默·华尔兹的地盘。你知道的，女孩子落到他手里会有什么结果。”

厨师舔舔嘴唇，伸手到柜台下拿出威士忌酒瓶，给自己倒了一杯，然后在瓶里加进差不多等量的水，又把瓶子放回柜台下面。

“我向来不是个狠毒的人，也不想变得狠毒，”他缓缓地说，“可是我实在是厌烦了那种白人。有一天他一定会挨刀的。”

皮特·安格利奇踢踢他的行李箱。

“是啊！莫普西，替我看着这只箱子。”

他走了出去。

两三辆汽车在清爽的秋夜里驶过，但是人行道上一片幽暗，空空荡荡的。一个守夜的黑人沿着街道缓步而行，查看一排肮脏的小店的大门。街道对面有不少木屋，有一两家很吵闹。

皮特·安格利奇穿过十字路口。在距离便餐车三个街区的地方，他又看见了那个女孩。

她紧紧地靠着一面墙，一动也不动。在她后面不远处，昏黄的灯光从一栋没有电梯的公寓的楼梯射出来。在那后面，有一个小停车场，布告板几乎遮住了停车场的前方。从某个地方射来的幽暗的光线，照在了她的帽子上、她那衣领竖起的寒酸的马球装上、她一侧的脸庞上。他知道那是同一个女孩。

他踏进一户人家的门口，注视着她。有亮光在她抬起的手臂上闪烁，那是一个亮晶晶的物件——一块手表。不远处钟声响了八下，就像一串低沉的音符。

灯光从后面的拐弯处刺入街道。一辆大车缓缓驶入眼帘，车子的车前灯被调暗了。它沿着街道缓缓行驶，玻璃和油漆闪着幽暗的亮光。

皮特·安格利奇站在屋门口冷笑了一下。那是一辆定造的杜森博格车，距离中央大道只有六个街区！听到奔跑的声音——高跟鞋咔嗒咔嗒落在地面的声音，他的身子不禁一僵。

女孩沿着人行道朝他跑来。那辆车离她还太远，灯光无法把她照清楚。皮特·安格利奇踏出屋门口，抓住她的胳膊，把她拉进去。一支枪从他的外套下面悄悄伸出来。

女孩在他的身边喘着粗气。

杜森博格车缓缓驶过了屋门口，车内没有人开枪。穿制服的司机没有放慢车速。

“我办不到。我害怕。”女孩在皮特·安格利奇的耳边喘着气说。然后，她跑开了，沿着人行道跑下去，远离了车子。

皮特·安格利奇盯着杜森博格车远去。此刻，车子行驶在挡住了停车场的布告板对面，几乎是蜗行了。一件东西从左前窗飞出，随着啪的一声清脆的声音落在人行道上。然后，车子无声无息地加快速度，隐入黑暗之中。一个街区之外，车前灯的强光又闪烁起来。

周围没有任何动静。被扔出车窗外的东西躺在人行道的内侧边缘，几乎就在一块布告板下面。

然后，女孩又回来了，一步一顿，显得犹豫不决。皮特·安格利奇盯着她走近，没有作出反应。等她靠近时，他轻声说：“怎么回事？能帮得上忙吗？”

她哽咽了一声，转过身来，好像全然忘记了他的存在。她的头在黑暗中朝他的方向动了动。眼睛跟着移动时，她脸上有一道亮光在晃动。她的下巴上也有一道亮白的东西。她的声音低沉、急促、恐慌。

“你是便餐车里的那个人，我看见你了。”

“说吧。怎么回事？——取赃款吗？”

她的头在黑暗中又朝他上下动了动。

“包裹里是什么东西？”皮特·安格利奇低吼道，“钱吗？”

她的话语很急促：“你替我去拿好吗？噢，求求你。我会很感激的，我会——”

他笑了起来，笑声里有一种低沉的咆哮声：“替你去拿，宝贝？我的生意也需要用钱啊！说吧，到底是怎么回事？快说。”

她想逃开，可是他紧抓着她的胳膊不放。他把枪收起来，放进外套，用双手抓住她。她哽咽着低声说：“如果我没拿到，他会杀了我的。”

皮特·安格利奇非常冷酷、严厉地说：“是谁？特里默·华尔兹吗？”

她惊得开始猛烈挣扎，几乎挣脱了他的手。事情还不止这样呢！人行道上响起了脚步声，布告板前出现了两条黑影。他们没有停下来捡起任何东西。脚步声越来越近，香烟蒂闪闪发亮。

一个声音轻轻地说：“过来这里，甜心。你想换男朋友啊，蜜糖？”

女孩缩到皮特·安格利奇背后。其中一个黑人低声笑起来，挥挥红色的烟蒂。

“见鬼，是个白妞。”另一个连忙说，“我们走吧！”

他们哧哧笑着继续往前走，拐过街角消失了。

“跑吧，”皮特·安格利奇怒斥道，“不知道你现在在什么地方吗？”他的声音严厉而愤怒，“噢，见鬼！待在这里，我去替你拿那该死的赃款。”

他从女孩身边走开，轻手轻脚地沿着公寓往前走，在布告板的边缘停下脚步，眼睛在黑暗中搜寻。他看见了包裹——用深色的质料包着，不大，但能够让人发现。他弯下腰瞧了瞧布告板下面，没有看见任何东西。

他向前走了四步，弯腰捡起包裹，手指碰到了布料和两根粗厚的橡皮筋。他安静地站着细听了一会儿周围的动静。

遥远的车声在一条大街上隆隆地响着。街对面的公寓的一扇玻璃门后亮着一盏灯。一扇窗户是打开的，上面一片漆黑。

他的身后传来了一个女人刺耳的尖叫声。

他的身子一僵，猛地转身，一道亮光射在他的双眼之间。亮光来自街道对面那扇黑漆漆的窗户，白得刺眼，把他的身影直直地投射在布告板上。

他的脸在亮光里侧了侧，眼睛眨了几下，之后没再移动。

水泥路上响起了脚步声，布告板尾端有一道较小的亮光射在他的身体侧面。在那后面，一个轻松的声音说：“连眼睛都别眨一下，老兄。你被警察包围了。”

拿着左轮手枪的人从看板两端挪近。高跟鞋踩在地上的声音渐渐远去。接着，四周一片沉寂。然后，一辆亮着红色聚光灯的车子绕过街角，朝把皮特·安格利奇围在中间的这群人驶来。

声音轻松的人说：“我是安格斯警探。如果你不介意的话，请把包裹给我。如果你把双手放在一起不动——”

随着一声冷冷的咔嚓声，手铐锁住了皮特·安格利奇的手腕。

他仔细地辨听，听到了越来越远的高跟鞋的声音——是跑开的。但是现在他的周围太嘈杂了。

很多屋门打开了，黑人开始涌出房子。

3

约翰·维达里身高六英尺二英寸，在好莱坞拥有极其完美的外形。他皮肤黝黑、五官英俊、气质浪漫，太阳穴那儿有一缕显眼的灰发；宽肩窄臀，拥有英国皇家禁卫军那样的腰部，身上的晚礼服如此贴身，使得他的英气不免引起旁人的嫉妒。

所以，他看着皮特·安格利奇的眼神，让人觉得他好像想对不认识他说声抱歉。皮特·安格利奇的目光扫过他手上的手铐、踩在厚地毯上的破鞋子、墙上高大的自鸣钟。他的脸上有一圈红晕，眼睛明亮。

维达里用迷人、清晰、富有节奏的声音说：“我从来没见过他。”他朝着皮特·安格利奇微笑。

便衣警探安格斯靠在雕花书桌的一端，用一根手指弹着帽檐。其他两名警探站在近旁的墙边。第四名警探坐在一张小桌子上，前面摆着一本速记簿。

安格斯说：“噢，我们只是想你可能认识他。我们没从他身上问出多少事情。”

维达里扬扬眉毛，微微一笑：“这可真的让我很惊讶。”他绕了一圈，将玻璃杯收到托盘里，开始调酒。

“这样的事情是有的。”安格斯说。

“我以为你们有办法。”维达里优雅地说，一边把威士忌倒入杯子。

安格斯盯着一个指甲：“我说他没有告诉我们任何事情，维达里先生，我是指有意义的事情。他说他叫皮特·安格利奇，以前是拳击手，但已经好几年没打拳了。一直到大约一年前，他还是个私家侦探，但现在没有工作。他在一场掷骰子的赌局里赢了一些钱，喝得酩酊大醉，然后到处闲逛。他就这样恰巧去了午街，看见一个包裹从你的车窗里被丢出来，就把它捡了起来。我们可以以非法流浪罪拘留他，不过大概也只能如此。”

“事情可能就是那样吧！”维达里轻声说。他一次拿两个杯子，分两次将威士忌递给四名警探，然后举起自己的那杯，微微点点头，之后才将酒喝下去，此时他的动作极为优雅。“我不认识他。”他又说了一遍，“坦白地说，我觉得他不像想朝我泼硫酸的人。”他摆摆一只手，“所以我恐怕把他带到这里——”

皮特·安格利奇忽然抬起头，盯着维达里，语带嘲讽。

“维达里，这可是天大的赞美。他们通常不会无端浪费四名警察的时间，带着囚犯外出拜访别人的。”

维达里露出一个亲切的笑容。“这里是好莱坞，”他笑着说，“毕竟，我也有些名气。”

“曾经是这样，”皮特·安格利奇说，“你的上一部片子糟糕得让你难以在女士面前提起。”

安格斯的身子一僵。维达里脸色发白，他缓缓地放下酒杯，手垂到身体一侧，快步走到皮特·安格利奇面前。

“那是你个人的意见，”他厉声说，“我警告你——”

皮特·安格利奇朝他皱皱眉头：“听着，大人物。你扔下一千块钱，是因为某个浑蛋向你说了狠话，如果你不那样做，他就会朝你身上泼硫酸。我捡到了钱，但是你那些漂亮的新钞票我可是一张也没拿。所以你才能把它们拿回来，还得到了价值十倍的宣传效果，一毛钱也不用花。我说这倒真的划算。”

安格斯怒声说：“说够了，你这个混混儿。”

“是吗？”皮特·安格利奇嘲讽道，“我以为你想要我说话呢！瞧，我在说话呀！我讨厌胆小鬼。”

维达里气喘如牛，突然挥出拳头砸向皮特·安格利奇的下巴。皮特·安格利奇的头在拳头下扭了一下，眼睛紧闭，然后睁得大大的。他晃晃身子，冷冷地说：“肘部朝上，拇指朝下，维达里。你那样打人，只会打烂你自己的手。”

维达里退后几步，摇摇头，盯着拇指。他脸上的苍白消失了，笑容悄悄回到了上面。

“抱歉，”他懊恼地说，“非常抱歉，我不习惯被人羞辱。警长，既然我不认识这个人，你最好把他带走。别忘了，戴上手铐。没什么风度，对吗？”

“说给你的马球马听吧！”皮特·安格利奇说，“我才不会那么容易受伤呢！”

安格斯走过来，拍拍他的肩膀：“起来，老兄。走吧。你不习惯面对好人，对吗？”

“对，我喜欢流浪汉。”皮特·安格利奇说。

他缓缓站起来，在地毯上拖着脚步。

那两名靠墙而立的警探跟在他两旁，他们一起走过这个巨大的房间，穿过拱门。安格斯和另外那个人跟在后面。他们在一个小门厅里等候电梯上来。

“搞什么鬼？”安格斯气呼呼地说，“跟他动怒？”

皮特·安格利奇笑了笑。“激动，”他说，“只是激动而已。”

电梯上来了，他们一起乘到宽大、安静的切斯特大楼的大厅。两个旅馆侦探趴在大理石接待台的一端，两个职员警觉地站在接待台后面。

皮特·安格利奇像拳击手向观众致意那样举起被铐住的手。“怎么，还没有记者啊？”他讽刺道，“维达里不会喜欢这件事被静悄悄地处理的。”

“继续走，臭小子。”一名警探怒声说，用力扯了一下他的胳膊。

穿过长廊，出了侧门，他们来到一条几乎垂直延伸到树梢上的狭窄的街道上。树梢之后，城市的灯光宛如一条金色的地毯，上面缝着鲜亮的红、绿、蓝、紫等各色针脚。

两辆车子疾驰而来。皮特·安格利奇被推进了第一辆车的后座，安格斯和另外那个人坐在他的两边。车子徐徐驶下斜坡，往东转到水泉街，在夜色里安静地滑行。在水泉街和日落大道的交叉口，车子朝市区内白色的市政厅大楼驶去。到了广场，第一辆车转到洛杉矶街，往南行驶，另一辆车则继续前行。

过了一会儿，皮特·安格利奇垂下嘴角，侧头看着安格斯。

“你要带我去哪里？这不是去总局的路。”

安格斯黝黑、严肃的脸缓缓转向他。过了一会儿，这个大警探往后一靠，对着夜色打了个哈欠，没有作答。

车子沿着洛杉矶街来到第五街，往东朝圣佩德罗驶去，继而又往南行，经过了一个又一个街区，它们或安静，或嘈杂，有的街区有人静静地坐在屋前倾颓的门廊上，有的街区吵吵嚷嚷的小混混儿挤在下等餐馆、杂货店和摆满老虎游戏机的啤酒屋前又叫又闹。

到了圣芭芭拉大道，警车又往东行驶，缓缓地沿着街边开向午街。车子在便餐车后的街角停下来。皮特·安格利奇又板起了脸，但什么也没说。

“好了，”安格斯慢吞吞地说，“把手铐打开。”

坐在皮特·安格利奇另一边的警探从背心里掏出钥匙，打开手铐，愉悦地晃得它叮当乱响，之后才将它放回背后。安格斯推开车门，走出车子。

“出来。”他头也不回地说。

皮特·安格利奇下了车。安格斯走到阴暗处，停下脚步，打了个手势。他伸手探进大衣，掏出一支枪，轻声说：“不得不这么做，否则整个城都知道了。皮尔森是唯一知道你的人。有什么话要说吗？”

皮特·安格利奇把他的枪拿过来，缓缓地摇摇头，背对着停在街边的车把枪塞进外套。

“我猜我们的监视被发现了。”他慢慢地说，“那附近有一个女人在游荡，但这也可能只是凑巧罢了。”

安格斯静静地看了他一会儿，然后点点头，回到车上。车门砰地关上，车子驶离街边，疾驰而去。

皮特·安格利奇沿着圣芭芭拉大道走到中央大道——是中央大道的南端。过了一会儿，一块亮闪闪的招牌进入他的眼帘，上面写着紫色的字：“主宰者俱乐部”。他踏上铺着地毯的宽楼梯，没入嘈杂声和舞曲声中。

4

女孩得侧着身子才能从围着小舞池摆放得很密的桌子间穿过。她的臀部碰到了一个男人的肩膀，他抓住她的手，咧嘴笑起来。她机械性地笑了笑，抽出手，继续往前走。

穿着用茶褐色的金属丝布料剪裁的衣裙，露出光溜的胳膊，棕色的头发垂在脖子上，她这个样子看起来美丽多了——比穿着寒酸的马球装、戴着便宜的呢帽美丽，甚至比穿着高跟鞋、光着大腿、上身穿得少之又少、将陈旧的金色男士礼帽俏皮地斜戴在一只耳朵上美丽。

她的脸小而迷人，显得很浅薄，而且倦容满面。她的眼睛里有种慌乱的神情。周围餐盘碰撞、人声鼎沸，舞池中舞步声不断，乐队只得奏出让人耳膜鼓胀的音乐。女孩缓缓走到安格利奇的桌子前，拉出一张椅子坐下。

“嘿！”她的声音有些颤抖。

皮特·安格利奇把一包香烟推过桌面，看着她抖出一根放进双唇之间。他划燃火柴，她只得从他手里接过火柴点燃香烟。

“喝点儿什么？”

“好的。”

他向头发凌乱、长着杏眼的侍者招招手，点了两杯鸡尾酒。侍者走开了。皮特·安格利奇往后靠着椅背，盯着自己一个粗糙的指尖。

女孩的声音非常轻：“先生，我收到你的条子了。”

“喜欢吗？”他声音里的轻松感显得不自然，眼睛没有看着她。

她的笑声走调了：“我们得讨好顾客。”

皮特·安格利奇看着她背后的乐队台子的角落，一个男人正站在一个小麦克风旁抽烟。他体格魁梧，当主持人嫌太老了，长着一头柔顺的灰头发、大鼻子，脸色发暗，那是经年酒精的作用。他对每个人、每件事情都面带微笑。皮特·安格利奇注视了他一会儿，看着他的眼神扫过的方向。他又以不自然的轻松口气说：“反正你会过来的。”

女孩身子一僵，随后又松弛下来：“你不用侮辱我了，先生。”

他将目光缓缓地移到她身上，随意地上下打量了她一番：“你一文不名，什么也没有，小姐。我经常如此，所以看得出来。何况，你今天晚上替我惹了够多的麻烦。我还欠你一两句难听的话。”

头发凌乱的侍者回来了。他把托盘放在桌布上，用一条脏毛巾擦擦两只玻璃杯的杯底，将它们摆好，然后又走开了。

女孩握着杯子，快速将它举起，深深地喝了一口。她放下杯子时，身体发颤，脸色苍白。

“说些废话吧，”她急促地说，“别只是坐在那里。有人盯着我。”

皮特·安格利奇碰碰他的酒，故意朝着乐队台子的角落微笑。

“是啊，我可以想象得到。把在午街取货的事情说给我听。”

她赶紧伸手抓着他的手臂，尖利的指甲掐入肉里。“不能在这里。”她轻声说，“我不知道你是怎么找到我的，我也不在乎。你看起来像是会帮助女人的男人。我吓坏了。但是别在这里谈。你要怎样，我都照你的话做；你要去哪里，我都同意。只是别在这里。”

皮特·安格利奇从她的手里抽出手臂，又往后一靠，眼神冷漠，但是语气温和。

“我懂了。这是特里默的要求。他在监视这件事吗？”

她连忙点头：“我不用走上三个街区，他就会盯上我。他觉得我做的是个肥差，可是他要是看见你在这里，就不会这么想了。你最好放聪明些。”

皮特·安格利奇啜着酒。“他朝这里来了。”他冷冷地说。

灰头发的主持人在桌子间穿行，不时地点头弯腰招呼客人，但他在向皮特·安格利奇和女孩的桌子走近。女孩盯着皮特·安格利奇脑袋后面的镀金大镜子，脸突然开始扭曲，神情恐慌，嘴唇不由自主地颤抖。

特里默·华尔兹随意地走到桌前，将一只手撑在桌上，并将布满红血丝的大鼻子凑到皮特·安格利奇面前。他的脸上挂着淡淡的、温和的笑容。

“嘿，皮特。自从他们埋葬了麦金利以后，就没有见过你。混得怎么样了？”

“不好不坏，”皮特·安格利奇用沙哑的声音说，“我酒喝得太多了。”

特里默向女孩转过脸，露出一个更加灿烂的笑容。她瞥了他一眼，赶紧移开目光，捏着桌布。

华尔兹的声音又轻又软：“以前认识这位小姐——还是从队伍里挑出来的？”

皮特·安格利奇耸耸肩，一副厌烦的神情：“只是想找人喝一杯，特里默。我点了她，行吗？”

“当然，好极了。”华尔兹拿起一只杯子嗅了嗅，沮丧地摇摇头，“真希望我们能卖好一点儿的东西。五毛钱卖一顿饭，生意没法做。我们找一瓶好点儿的喝吧？去我的房间，怎么样？”

“我们两个人？”皮特·安格利奇轻声问。

“是你们两个人。再过五分钟吧。我得先去转转。”

他捏捏女孩的脸颊，转身走开了。

女孩用低沉的声音缓缓地、绝望地说：“这么说，你叫皮特。你一定是想早死，皮特。我叫特肯·韦尔，很蠢的名字，对吗？”

“我喜欢。”皮特·安格利奇温柔地说。

女孩盯着皮特·安格利奇脖子上的白色疤痕下面的地方，泪水渐渐盈满眼眶。

特里默·华尔兹在桌子之间周旋，不时和客人说上几句话。他挤到远处的墙边，沿着墙走到乐队台子上，眼睛扫视着厅内，直到他看到了皮特·安格利奇。他偏一偏头，退到一个在中间分开的厚布帘后面。

皮特·安格利奇把椅子往后一推，站起来，说：“走吧！”

特肯·韦尔用发抖的手指把香烟拧熄在玻璃烟灰缸里，喝完杯子里的酒，然后站起身。他们往后走到桌子中间，沿着舞池边缘来到乐队台子的侧面。

布帘后面是一个阴暗的走廊，两边都有门。地上铺着破旧的红地毯，墙壁斑痕累累，门上满是裂缝。

“左边最后一扇。”特肯·韦尔低声说。

他们走到那扇门前，皮特·安格利奇举起手敲了敲门。里面传出了特里默·华尔兹回应的声音。皮特·安格利奇盯着门看了一会儿，然后转过头，眯着眼冷冷地看着女孩。他把门推开，向她打了个手势，然后两人走了进去。

房间显得有些压抑。一盏椭圆形的台灯的灯光倾泻在光亮的桌面上，但是破旧的红地毯和外墙上又沉又长的帘子显得暗淡。空气闷热，夹杂着浓烈、甜腻的酒气。

特里默·华尔兹坐在桌后，双手摸着一只托盘。托盘上摆着一个雕花玻璃酒瓶、几只镶着金丝的玻璃杯、一个冰壶、一瓶用来调酒的苏打水。

他满脸笑容，摸摸大鼻子的一侧。

“坐吧，朋友。六十九块钱一瓶的威士忌，五分之一加仑。这是我买进的价钱——批发价。”

皮特·安格利奇关上门，缓缓地打量这个房间，目光扫过长及地面的帘子、未打开的吊灯。他解开大衣最上面的扣子，动作缓慢、随意。

“这里很热。”他轻声说，“帘子后面有窗户吗？”

女孩在华尔兹对面的圆椅上坐下来。他非常温和地朝她笑了笑。

“好主意，”华尔兹说，“你去打开一扇吧，好吗？”

皮特·安格利奇绕过桌子一端，朝帘子走去。到了华尔兹背后时，他将手伸进外套，抓着枪柄。他轻轻地走向红色的帘子。在帘子和墙壁之间的阴影里露出了一双黑色方头鞋的鞋尖，但是很难看清楚。

皮特·安格利奇走到帘子前，伸出左手，猛地将它拉开。

地板上靠墙摆放的鞋子是空的。华尔兹在皮特·安格利奇背后冷笑一声，然后一个粗哑、冰冷的声音说：“把手举起来，小子。”

女孩惊呼一声，但不是尖叫。皮特·安格利奇放下手，缓缓转过身看过去。那个黑人身形硕大无比，像一只猩猩，身上松松垮垮的格子西装使他看起来更显庞大。他是从壁橱的门后面光着脚悄无声息地走出来的。他的右手几乎覆住了整支黑色的大手枪。

特里默·华尔兹的手上也有一支枪——萨维奇手枪。他们两人安静地盯着皮特·安格利奇。皮特·安格利奇把手举在空中，眼神空洞，嘴唇紧闭。

身穿格子西装的黑人大步朝他走来，用大手枪抵着他的胸膛，然后伸手探入他的外套。他的手拿着皮特·安格利奇的枪抽出来，把枪扔到身后的地板上。他漫不经心地把玩着自己的枪，接着突然拿枪柄重重地击向皮特·安格利奇的下巴。

皮特·安格利奇摇晃了一下，舌头尝到了鲜血的咸味。他眨眨眼，声音低沉地说：“大块头，我很久都不会忘记你的。”

黑人笑了笑：“不会太久的，老兄。不会太久。”

他又举起枪击向皮特·安格利奇。眨眼间，他把枪放进口袋，挥出两只巨手，掐住皮特·安格利奇的脖子。

“它们强健的时候，我就喜欢捏一捏它们。”他几近温柔地说。

皮特·安格利奇感觉那又粗又硬的拇指像门把手一样挤压着他脖子上的动脉。他前面的那张脸越来越大，布满阴影，中间的嘴咧开笑着。它在逐渐变暗的光线里摇晃，成了一张不真实的、荒谬的脸。

皮特·安格利奇朝那张脸挥出一拳。拳头绵软无力，像个气球，落到那张脸上时什么感觉也没有。大块头的黑人扭着他转了个圈，用膝盖抵住他的背部，把他的身体往后扳。

有一阵子，除了脑袋里血液涌动的轰轰声，皮特·安格利奇觉得四周一片沉静。然后，他好像听到一个女人在遥远的地方尖叫。在更远处，特里默·华尔兹的声音咕哝道：“别太用力了，鲁夫，别玩过头了。”

一股令人昏眩的黑暗夹着火热的红色淹没了安格利奇的世界。黑暗变得沉寂无声，此刻里面没有任何动静，连血液也凝固了。

黑人把皮特·安格利奇软绵绵的身体放倒在地上，搓着双手往后倒退几步。

“不错，我喜欢捏一捏它们。”他说。

5

身穿格子西装的黑人坐在卧椅的一端，无精打采地拨弄着五弦琴，脸上的神情严肃、平静，还有些感伤。他用光秃秃的手指缓缓地撩动琴弦，头侧向一边，嘴角塞着的一个皱皱巴巴的烟蒂几乎快没入嘴里了。

从他的喉咙深处发出一种嗡嗡的声音——他在唱歌。

壁炉架上廉价的电子时钟显示的时间是十一点三十五分。这是一间小客厅，摆了过多鲜艳的家具。红色落地灯的灯座周围挤满了法国洋娃娃。艳丽的地毯中央有大块的菱形图案。两扇挂着窗帘的窗户之间装着一面镜子。

后面的门半掩着，旁边一扇通往走廊的门是关上的。

皮特·安格利奇平躺在地板上，嘴巴大张，双臂伸展。他的呼吸声像浊重的鼾声，眼睛紧闭，脸在红色的光线下泛着红晕，好像在发热。

黑人放下巨手里的五弦琴，站起来，打了个哈欠，伸伸懒腰。他穿过房间，看了看壁炉架上的日历。

“现在不是八月。”他厌恶地说。

他从日历上撕下一页，卷成一个球，将它丢向皮特·安格利奇的脸。纸球打中了昏迷的人的脸颊，但他没有反应。黑人把烟蒂吐在手上，摊平掌心，用指甲一弹，烟蒂朝纸球落下的方向飞去。

他跨了几步，蹲下身子，用手指摸摸皮特·安格利奇太阳穴瘀青的地方。他压压瘀伤，轻轻地笑了。皮特·安格利奇还是没有反应。

黑人直起身子，若有所思地踢踢昏迷的人的肋骨，踢了一下又一下，没太用力。皮特·安格利奇动了动，咕噜了一声，将头扭向一边。黑人看起来很满意，从他身边走开，回到卧椅前，拿起五弦琴走到通往走廊的门边，让琴倚墙而立。一张小桌子上的报纸上躺着一支枪。他走进半掩着的里门，拿出一个酒瓶，里面的金酒只剩一半了。他用手帕小心擦擦酒瓶，然后把它放在壁炉架上。

“差不多了，老兄，”他大声说，“你醒来的时候也许感觉不太好，也许需要来一杯……嘿，我预感情况会更好。”

他伸手拿起酒瓶，单膝跪地，把酒倒在皮特·安格利奇的嘴巴和下巴上，然后随便洒了一些酒在他的衬衫上。接着，他又擦了一遍酒瓶，将它立在地上，并把瓶塞扔到卧椅下。

“抓紧吧，白人小子，”他轻声说，“指纹从来都不嫌多。”

他抓起上面放着枪的报纸，让枪滑落到地毯上，随后用脚把它推到皮特·安格利奇张开的手无法触及的地方。

他在门边小心观察着这番布局，然后点点头，抓起五弦琴，打开门往外瞧了瞧，接着又回头瞥了一眼。

“再见了，老兄，”他轻声说，“我该出去吹吹风了。你没什么前途可言了，如果有的话，也会吓死你的。”

他关上门，走过走廊，下了楼梯。隐隐约约的收音机的声音从紧闭的门后面传出来。公寓大厅的入口处空无一人。身穿格子西装的黑人溜进大厅阴暗的角落里的电话亭，丢进五分钱，拨了一个号码。

一个粗哑的声音说：“警察局。”

黑人将嘴唇贴近话筒，声音里多了一丝幽怨。

“警察吗？有人在卡利奥佩公寓开枪。东四十八街二四六号，四-B房间。记下了吗？……快点儿来吧，警察先生。”

他哧哧笑着赶紧挂断电话，走下公寓前的台阶，钻进一辆肮脏的小轿车，发动引擎，朝中央大道驶去。他再走一个街区就能到达中央大道时，一辆从中央大道驶来的闪着红色聚光灯的巡逻车呼啸着往东四十八街疾驰而去。

轿车里的黑人哧哧笑着继续前行。巡逻车经过他的身边时，他正用低沉的喉音唱着歌。

门锁咔嚓响起的那一刻，皮特·安格利奇就半睁开了眼睛。他缓缓地转过头，一抹痛苦的笑容出现在脸上，一直停留在那儿。他还在转动脑袋，直到他能看到房间一端和房间中央是空荡的。他拼命地在地板上将脑袋往后仰，想看清房间其他的部分。

他往枪的方向滚动身躯，伸手抓住了它。那是他自己的枪。他坐起来，机械性地弹弹装弹口盖。他脸上的笑容僵住了。枪里有一发子弹被人用掉了，枪管有火药味。

他站起来，压低脑袋悄悄地走向半掩着的里门。到达门边时，他将身子弯得更低，缓缓把门推开。没有动静。他看见一个摆着两张单人床的卧室。床是铺好了的，上面盖着带有金色图案的玫瑰色缎面床单。

有一个人躺在其中一张床上——一个女人。她没有挪动。冷峻、严肃的笑容又回到了皮特·安格利奇的脸上。

他挺直身子，用脚跟踩在地上轻轻走到床边。后面的一扇门通向浴室，里面没有声音。皮特·安格利奇低头盯着床上的黑人女孩。

他屏住呼吸，然后缓缓地舒了口气。这个女孩已经死了。她的眼睛半睁开着，毫无生气；双手软绵绵地摊在身体两侧；腿微微蜷曲，一条腿上光滑的丝袜往下缩，露出了短裙下一片光溜的肌肤。地板上躺着一顶绿色的帽子。她的脚上穿着鞋跟高达四英寸半的法式高跟鞋。房间里飘散着“午夜水仙”的香味。他记得她就是“惊奇旅馆”外面的那个女孩。

她死了有些时候了。左胸下的弹孔处，鲜血已经凝结成块。

皮特·安格利奇回到客厅，抓起金酒酒瓶，一口气喝得干干净净。他站了一会儿，气喘吁吁，脑子在不停地转动。枪松松地挂在他的左手上。他紧绷的嘴唇几乎看不见了。

他的手指在金酒酒瓶上动了动。然后，他把空酒瓶丢到卧椅上，将枪插进腋下的枪套，走到门边，悄悄地踏进走廊。

走廊又长又暗，飘荡着凄冷的空气。楼梯口的墙上悬着一盏昏黄的灯。一扇纱门通向公寓门廊上面的阳台，纱门的一角洒下一片灰色的清冷的月光。

皮特·安格利奇轻轻走下楼梯来到门厅，伸手握住玻璃门的把手。

一道红光落在门上，穿过了玻璃门和挡在前面的肮脏的布帘。

皮特·安格利奇在门板后弯下身子，弓着背沿着墙壁躲到一边。他快速扫视了整个地方，目光停在黑漆漆的电话亭上。

“圈套。”他轻声说，然后躲进电话亭。他猫着身子，没有将门关紧。

门廊上响起了脚步声，接着前门吱嘎一声打开了。脚步声进入门厅，停下了。

一个低沉的声音说：“很安静，是吗？可能是假的。”

另一个声音说：“四－B。不管怎样，我们还是上去看看吧。”

脚步声来到大厅，绕到了后面。他们好像上楼了，接着楼上的走廊里响起了脚步声。

皮特·安格利奇推开电话亭的门，溜向前门。他弯着身子，眯着眼看了看那红光。

巡逻车停在街边，看上去就是一团巨大的黑影。车前灯照着龟裂的人行道。他看不见车内的情形。然后，他叹了口气，打开门，快速走出去——但不算太快——从门廊上走下木台阶。

巡逻车内空无一人，两扇前门敞开着。从街对面投射过来的人影小心地交叠在一起。皮特·安格利奇径直朝巡逻车走去，钻进车内。他悄悄地关上门，发动引擎，换挡前进。

他开过了渐渐聚拢的邻居。在第一个街角，他拐了个弯，关掉了红色聚光灯。然后，他加快车速，在街区间进进出出，远离了中央大道。过了一会儿，他又朝这个方向开过来了。

在靠近街灯、人声和车辆的地方，他在两边都是灰扑扑的树木的街道边停下来，把警车留在那里。

他朝中央大道走去。

6

特里默·华尔兹左手摇晃着听筒，右手的食指沿着上唇边缘滑动，将嘴唇推得变了形，然后手指又慢慢摩擦着牙齿和牙龈。他那双浅薄的、毫无神采的眼睛盯着桌子对面身穿格子西装的大块头黑人。

“美妙极了，”他的声音死气沉沉，“美妙极了。在警察去抓他之前，他就跑了。鲁夫，你干的好差事。”

黑人从唇间取下雪茄烟蒂，用粗大的拇指和食指把它揉得稀烂。

“见鬼，他完全昏过去了。”他怒吼道，“我还没到中央大道，警车就从我旁边过去了。见鬼，他不可能逃掉的。”

“那得由他来告诉我们是怎么回事。”华尔兹有气无力地说。他打开书桌最上层的抽屉，把沉沉的萨维奇手枪拿到前面。

黑人盯着枪，眼睛宛如黑曜岩暗淡无光，嘴唇紧闭，陷成一道深沟。

“那个女孩在我面前耍花招，”他咕哝道，“我欠她子弹。这样好极了。现在，我去收拾那个自以为是的家伙。”

他正要站起来，华尔兹伸出两根手指轻轻摸着枪柄。他摇摇头，黑人又坐了下来。

华尔兹开口了：“鲁夫，他跑掉了。还有，你打电话叫警察去找那个死了的女人，除非他们发现他手上拿着枪——机会大概是千分之一——否则他们没有办法逮捕他。这样一来，你就成了嫌疑人。别忘了，你住在那里。”

黑人笑了笑，呆滞的眼睛一直盯着枪。

他说：“这可让我脚底发冷。不过我的脚很大，不怕冷。我得逃走，是吗？”

华尔兹叹了口气，若有所思地说：“是啊，我看你最好离开这里一阵子。从格伦代尔走，能赶上去旧金山的夜班车。”

黑人阴沉着脸：“不能去旧金山，老板。我在那里掐死过一个女人。不行，老板。”

“你已经有主意了，鲁夫，”华尔兹冷静地说，用一根手指摸摸布满红血丝的鼻子一侧，然后用手掌往后抚顺他的灰头发，“我从你那褐色的大眼睛里能看得一清二楚，省省那份心吧！我会照顾你的。把巷子里的那辆车开出来，我们再想想怎么去格伦代尔。”

黑人眨眨眼，用大手把下巴上的雪茄烟灰抹干净。

“你最好把你那漂亮的大手枪留下，”华尔兹说，“它需要休息。”

鲁夫把手伸到背后，从臀部口袋里掏出枪，用一根手指把它推过光亮的桌面。他的眼睛深处有一丝慵懒的笑意。

“好吧，老板。”他说，仿佛在说梦话。

他穿过房间，打开门走了出去。华尔兹站起来，走到壁橱边，戴上一顶深色呢帽，穿上一件薄风衣，套上一双深色手套。他把萨维奇手枪放进左边的口袋，把鲁夫的枪放进右边的口袋。然后，他走出房间，沿着走廊朝乐队的方向走去。

在走廊尽头，他轻轻掀开布帘往外窥视。乐队正在演奏一支华尔兹舞曲。客人很多，很安静——相对于中央大道的情形而言。华尔兹叹了口气，注视了跳舞的客人一阵子，然后放下布帘。

他沿着走廊往回走，经过了自己的办公室，穿过了一扇通向楼梯的门。楼梯底端有另一扇门通往房子后面阴暗的巷子。

华尔兹轻轻地关上门，靠墙站在黑暗中，听到了引擎发动的声音和推杆发出的轻轻的咔嗒声。巷子的一头是封死的，另一头右转就通到了房子的正面。中央大道的灯光洒在巷子拐弯处的砖墙上，就在等候的车子后面。这是一辆小轿车，即使在黑暗中也显得破旧不堪、满是灰尘。

华尔兹将右手伸入风衣口袋拿出鲁夫的枪，藏在风衣下。他悄悄地走向轿车，绕到右边的车门前，打开车门准备坐进去。

两只巨手从车里伸出来掐住了他的脖子——一双力大无比的手。华尔兹嘴里轻轻地咕噜了一声，然后脑袋往后仰，几乎是昏黑的眼睛探视着天空。

然后，他的右手开始移动，好像和他紧绷的身体、受折磨的脖子、鼓突的眼睛毫无关联。它谨慎地、悄悄地向前挪，直到枪口碰到一块柔软的东西。然后，它小心地炸烂了那个柔软的东西，显得从容不迫，好像只是为了确定那是什么一样。

特里默·华尔兹根本看不见任何东西，几乎没有感觉，没有呼吸。但他的手听从了大脑的指令，仿佛是鲁夫那双恐怖的手无法控制的一股力量。华尔兹的手指挤压着扳机。

掐在他脖子上的手放开了，垂了下去。他倒退几步，几乎摔在地上，肩膀抵在了稍远处的墙上。他缓缓地直起身子，往备受折磨的肺里深深吸进一口气。他开始发抖。

他几乎没有注意到像大猩猩一样的尸体从车内摔出，砰地倒在他脚边的水泥地上。尸体躺在他的脚边，软绵绵的，硕大无比，但再也不能伤人，再也没有分量了。

华尔兹把枪丢在尸体上，轻轻地揉了一会儿脖子。他深深地、难受地、大声地喘着气，舌头在嘴里转动了几下，尝到了血的味道。他的眼睛疲惫地看着巷子上方那一线深蓝色的天空。

过了一会儿，他用沙哑的声音说：“我想到了那一点，鲁夫……你瞧，我想到了。”

他笑了起来，浑身发抖。然后，他理了理风衣的领子，绕过瘫软的尸体，走向车子，熄灭了引擎。他开始沿着巷子往回朝“主宰者俱乐部”的后门走去。

一个男人从车后的阴影里走出来。华尔兹的左手闪入风衣口袋。一个亮闪闪的金属物件出现在他前面，他只得让左手垂落到身体侧面。

皮特·安格利奇说：“特里默，我想那个电话大概会让你出来，我想你大概会走这条路。干得漂亮。”

一会儿后，华尔兹用粗哑的声音说：“他想掐死我。这是自卫。”

“当然。我们俩都脖子酸疼。”

“你想怎么样，皮特？”

“你杀了一个女孩，要我当替罪羊。”

华尔兹忽然大笑起来，几近疯狂。他安静地说：“被逼急了，我就会变得心狠手辣，皮特。你应该知道这一点。你最好别管小特肯·韦尔的事。”

皮特·安格利奇移动了一下枪，灯光在枪管上闪烁。他走到华尔兹面前，用枪顶住他的肚子。

“鲁夫已经死了，”他轻声说，“现在很方便。那个女孩在哪里？”

“关你什么事？”

“别装傻了，我可不笨。你想从约翰·维达里那里榨些钱，结果我碰上了特肯。我想知道前因后果。”

华尔兹静静地站着，肚子贴着枪口。他的手指在手套里扭动。

“好吧，”他迟疑地说，“要花多少钱才能封住你的嘴——而且以后你也不张扬出去？”

“两百块。鲁夫掏光了我的口袋。”

“我能得到什么好处？”华尔兹缓缓地问。

“什么都没有。那个女孩我也要。”

华尔兹非常轻柔地说：“五百块。但你不能要那个女孩。对中央大道上的一个混混儿来说，五百块可是个大数目。做个聪明人，把钱收下，忘了这件事。”

枪口离开了他的肚子。皮特·安格利奇利落地绕着他走了一圈，拍拍他的口袋，掏出了萨维奇手枪，用左手握着枪做了个手势。

“成交。”他勉强地说，“在朋友之间，女人算得了什么呢？把钱给我。”

“得去楼上的办公室拿。”

皮特·安格利奇干笑几声：“别耍花招，特里默。带路。”

他们回到楼上的走廊里。远处布帘后面的乐队正在演奏杜克·艾灵顿
[1] 的一首忧伤、凄凉的曲子。铜管乐器在嘶鸣，小提琴痛苦地哀吟，葫芦笛轻声低喃。华尔兹打开办公室的门，按亮电灯，走到桌子后面坐下。他把帽子推到脑袋后面，面带微笑，用钥匙打开抽屉。

皮特·安格利奇注视着他，伸手到背后把门锁上，沿着墙壁走向壁橱，往里面看了一眼，然后走到华尔兹背后遮住窗户的帘子前。他的枪仍在手上。

他走回桌边。华尔兹推开一叠松散的钞票。

皮特·安格利奇没有理会桌上的钱，他靠着桌子弯下腰。

“这个你留着。把那个女孩交给我，特里默。”

华尔兹摇摇头，笑容仍堆在脸上。

“敲诈维达里一千块钱，特里默——还是一千块钱只是个开头？午街几乎就是你的地盘。你非得恐吓女人替你做这种龌龊事吗？你握住了那个女孩的什么把柄，所以她才对你服服帖帖。”

华尔兹眯起眼睛，指了指那叠钞票。

皮特·安格利奇缓缓地说：“一个穷困、寂寞、被吓坏了的孩子，恐怕就住在廉价的公寓房间里，没有朋友，否则她不会在你这里工作。除了我，根本没有人会在意她。你不会要她卖身吧，特里默？”

“拿着钱快滚。”华尔兹不悦地说，“你知道，在这个地区，那些低贱的人还能怎么样？”

“当然，他们在夜总会里混。”皮特·安格利奇轻轻地说。

他把枪放下，伸手去拿桌上的钱。突然，他的手握成拳头，不经意地往上一扬，肘部随着拳头上抬，然后，拳头猛地转向，精准地落在华尔兹的下巴上。

华尔兹的身子变成了一个松松垮垮的布袋，嘴巴大张，帽子掉到脑袋后面。皮特·安格利奇盯着他咕哝道：“这下我的事就好办了。”

房间里非常安静。乐队的声音隐约可闻，听上去就像收音机的音量被调低了。皮特·安格利奇走到华尔兹背后，将手伸进他的外套，摸摸前胸口袋，拿出了一个钱包。他从钱包里翻出了一些钱、驾驶执照、持枪许可证、几张保险卡。

他把东西放回去，闷闷不乐地盯着桌子，用拇指指甲擦着下巴。他的前面摆着一本发亮的记事簿，最上面的空白纸张上有书写的痕迹。他将它拿到一侧对着灯光，又用铅笔在那上面轻轻涂抹。字迹模模糊糊地显露出来了。当纸上覆盖满了铅笔印儿时，皮特·安格利奇能够读出字迹了：“午街四六二三号，找雷诺”。

他撕下那页纸，将它折好放进口袋，然后拿起手枪走出房间。他扭动了一下钥匙，从外面把房门锁上，之后下了楼梯回到巷子里。

黑人的尸体还像先前那样躺在地上，就在小轿车和黑漆漆的墙之间。巷子内空无一人。皮特·安格利奇蹲下来搜查死人的口袋，找到了一卷钱。他就着火柴微弱的亮光数了数数额，从里面拿出八十七块。他正要把其余的钱放回去，一张碎纸片飘落在地上。它是从一边被撕开的，撕口参差不齐。

安格利奇缩在车子旁边，又擦燃一根火柴，盯着这半张从记事簿上撕下的纸，从撕开的地方看起：“……找雷诺”。

他将牙齿咬得咯咯响，扔掉火柴，轻轻地说：“这样更好。”

他钻进车子，发动引擎，驶离巷子。

注释

[1] 杜克·艾灵顿（Duke Ellington，1899—1974），美国钢琴家、作曲家、乐队领导者。

7

门牌号码写在前门的气窗上，在从气窗后面透出来的灯光里显得模糊不清，那也是从屋子外面能看到的唯一的灯光。这是一栋木造的大房子，地处和警察监视的地方相连的上面一个街区。前窗上的窗帘都拉得严严实实的，嘈杂声从后面传出来——谈话声、笑声、一个黑人女孩拉高了的幽怨的歌声。车子都停靠在街道两边。

一个穿着深色衣服、戴着金边夹鼻眼镜的瘦瘦高高的黑人开了门。在他的身后还有一扇门，是关着的。他就站在两扇门隔成的黑箱子里。

皮特·安格利奇说：“雷诺？”

高个子的黑人点点头，没说话。

“我来找鲁夫留在这儿的那个女孩，是个白人。”

好一会儿，高个子的黑人只是安静地站着不动，打量着皮特·安格利奇的脸。他开口说话时，声音沙哑、懒洋洋的，好像是从别的地方传来的。

“进来吧，把门关上。”

皮特·安格利奇踏进屋内，关上外门。高个子的黑人打开里门——它又厚又沉。这时，嘈杂声、灯光都朝他们涌来。那是紫色的灯光。他穿过里门，走进一个过道。

紫色的光源在一个狭长的客厅里，灯光穿过宽宽的拱门往外流泻。客厅内有沉沉的落地丝绒窗帘、沙发椅和安乐椅。角落里有一个玻璃吧台，一个身穿白外套的黑人待在吧台后面。四对黑人男女散坐在客厅里喝着酒——男人身材匀称，头发柔顺；女孩赤裸着胳膊，腿上套着光滑的长丝袜，眉毛被精心地修过。在柔和的紫色灯光下，这种景象显得不真实。

雷诺蒙眬的眼睛盯着皮特·安格利奇背后，然后，他垂下厚厚的眼帘，疲惫地说：“你是说哪一个？”

拱门后面的黑人都安静地瞪着眼睛。酒保弯下腰，将双手放到吧台下。

皮特·安格利奇缓缓地把手伸入口袋，掏出一张揉皱了的纸。

“这能帮得上忙吗？”

雷诺接过纸片琢磨了一会儿。他无精打采地从背心口袋里拿出一张颜色相同的纸片，把它们凑在一起。他仰起头盯着天花板。

“谁派你来的？”

“特里默。”

“我不喜欢这样。”高个子的黑人说，“他写下了我的名字，我不喜欢这样。这不是聪明的做法。还有，我得查一查你的底细。”

他转过身，踏上一个几乎笔直的长楼梯。皮特·安格利奇跟了上去。客厅里的一个年轻的黑人大笑起来。

雷诺忽然停住脚步，转身走下楼梯，穿过拱门，来到发笑的家伙面前。

“这是正经事。”他疲惫不堪地说，“没有白人来过，听到了吗？”

发笑的年轻人说：“知道了，雷诺。”然后，他举起一个杯壁蒙着雾气的高脚杯。

雷诺又回到楼梯上，一边自言自语。楼上的走廊里有很多紧闭的门。火红色的壁灯将走廊照成了幽暗的粉红色。在走廊尽头，雷诺拿出钥匙，打开一扇门。

他站到一边，简短地说：“把她带走，我这里不安置白人。”

皮特·安格利奇从他身边走进一间卧室。在靠近床的角落里，一盏落地灯射出橘黄色的灯光。床上用品镶着荷叶边，俗气得很。窗户关得紧紧的，空气沉闷，令人作呕。

特肯·韦尔面对着墙侧躺在床上，在轻轻地抽泣。

皮特·安格利奇走到床边，碰碰她。她将身子一扭，往后退缩。然后，她的头猛地转过来，眼睛睁得大大的，嘴巴张开，似乎要尖叫出声。

“嘿，还好吗？”他的声音非常平静、温柔，“我到处找你。”

女孩瞪着他，渐渐地，所有的恐惧都从她的脸上消失了。

8

《新闻报》的摄影师左手高举着闪光灯泡，躬着身子靠近他的照相机。

“好的，微笑，维达里先生，”他说，“悲伤的微笑——让他们喘不过气来的微笑。”

维达里在椅子上转过身子，摆出一个侧面的造型。他朝着头戴红帽子的女郎微笑。当他转过脸面对着照相机时，笑容仍在。

灯光一闪，快门咔嚓一声被按下。

“不坏，维达里先生。还可以更好。”

“我最近的压力太大了。”维达里轻声说。

“当然，脸上被人泼硫酸可不是什么好玩的事。”摄影师说。

头戴红帽子的女郎窃笑起来，然后拿起绣着红色花纹的黑色长手套捂着嘴假装咳嗽。

摄影师把他的东西收拾到一起。他是个上了点儿年纪的人，眼神忧伤，穿着光鲜的蓝色哔叽西装。他摇摇满是灰发的脑袋，理了理帽子。

“是啊，脸上被人泼硫酸可不是好玩的事。”他说，“嗯，我希望明天早上我们的人可以过来见你，维达里先生。”

“很好。”维达里疲倦地说，“只是要告诉他们，在上来之前先在大厅打个电话给我。出去的时候，别忘了喝一杯。”

“我疯了，”摄影师说，“我不喝酒的。”

他把装着照相机的袋子背在肩上，大步走过房间。一个身穿白色外套的矮小的日本人不知从哪里冒了出来，送他出了门，然后走开了。

“脸上被人泼硫酸，”头戴红帽子的女郎说，“哈，哈，哈！那肯定痛极了，如果一个好女孩可以这么说的话。我能喝一杯吗？”

“没有人阻拦你。”维达里怒声说。

“从来没有人能阻拦得了，甜心。”

她扭着腰肢朝上面放着一个方形的中国盘子的桌子走去，调了一杯烈酒。维达里有些心不在焉地说：“明天早上事情就应该结束了。《公报》《新闻论坛》、三家通讯社、《新闻报》。不错！”

“我看这真是个好成绩！”头戴红帽子的女郎说。

维达里朝她皱起眉头，轻声说：“可是没有人被逮捕，除了一个无辜的路人。你不会知道和这次勒索有关的任何事情，对吧，爱玛？”

她的笑容慵懒而冷淡：“我是只为了一千块臭钱才和你在一起的吗？约翰，别像个小孩子一样。我向来都是眼光长远的人。”

维达里站起来，走到雕花木柜子前，用钥匙打开一个小抽屉，拿出一个大大的水晶球。他回到椅子前坐下，身子往前倾，盯着捧在手上的水晶球，眼神非常空洞。

头戴红帽子的女郎越过酒杯边缘注视着他，眼睛睁得大大的，有点儿呆滞。

“天啊，他又要跟亲友通灵了。”她轻声说，然后重重地把酒杯放到托盘里，飘到他的身旁，弯下腰。她的声音温柔、亲切，带着醉意，“约翰，听说过衰退老化的事吗？常常发生在四十多岁的特别邪恶的人身上。他们没事就对着花草和玩具唠叨，剪纸人，玩水晶球……看在上帝的分上，把它收起来！约翰，你还没有这么差劲。”

维达里专心致志地盯着水晶球，缓缓地、深深地吐纳气息。

头戴红帽子的女郎跟他靠得更近了。“约翰，我们去兜风吧！”她亲昵地说，“我喜欢夜晚的空气，它能让我想起美酒。”

“我不想兜风。”维达里含糊地说，“我——我感觉到了一些东西。有事情要发生了。”

女郎忽然弯下腰，打落他手上的水晶球。水晶球砰地摔到地上，在厚地毯上慢慢地滚动。

维达里猛地站起来，脸上的肌肉在抽搐。

“帅小子，我想去兜风。”女郎温柔地说，“夜色很好，而且你有辆好车，所以我想去兜风。”

维达里恨恨地盯着她。渐渐地，笑容又回到了他的脸上，恨意消失了。他伸出手，用两根手指抚摸着她的嘴唇。

“我们当然要去兜风，宝贝。”他温和地说。

他捡起水晶球，将它锁进柜子，然后走进一扇里门。头戴红帽子的女郎打开手提袋，在嘴唇上抹了口红，抿抿双唇，然后对着化妆包的镜子照了照。接着，她拿起浅褐色和红色相间的粗花呢大衣，小心地穿上，把围巾似的领子搭到肩后。

维达里戴着帽子、穿着外套走了出来，外套上披着一条带有流苏的围巾。

他们穿过了房间。

“我们从后门溜出去，”他在门边说，“免得碰到在附近乱晃的记者。”

“怎么了，约翰？”头戴红帽子的女郎嘲弄地扬起眉毛，“大家看见我进来，看见我在这里。你当然不会想让他们认为你的女朋友在这里过夜吧？”

“见鬼！”维达里粗暴地说，用力把门扯开。

房间内响起了清脆的电话铃声。维达里又咒骂了一句，收回放在门上的手。他一直站在那里看着身穿白外套的矮小的日本人进来接电话。

男仆放下话筒，不屑地笑了笑，用双手打了个手势。

“请您来接，我听不懂。”

维达里走回去，拿起话筒，说：“喂？我是约翰·维达里。”他听着对方讲话。

握着电话的手指渐渐地收紧了。他的整张脸紧绷着，变得苍白。他缓缓地、低沉地说：“等一下。”

他把话筒放在一边，将手放在桌上撑着身子。头戴红帽子的女郎走到他后面。

“坏消息，帅小子？你看起来就像一个洗干净了的鸡蛋。”

维达里缓缓转过头瞪着她。“快给我滚出去！”他冷冷地说。

她开始大笑。他挺直身子，跨出一大步，狠狠地打了她一个耳光。

“我说，快给我滚出去！”他用极其冷酷的声音重复道。

她停住笑声，用戴着长手套的手指摸摸嘴唇，眼睛睁得又圆又大，但没有惊骇之色。

“哈，约翰，你就这样将我扫地出门了。”她不敢相信地说，“你真是太好了！当然，我会走的。”

她快速转过身，微微甩了一下头，穿过房间走到门口，挥挥手后出去了。

她挥手时，维达里已经收回了目光。等她一关上门，他就拿起了话筒，阴郁地说：“华尔兹，过来这里——快点儿过来。”

他把话筒放回去，茫然地站了一会儿。之后，他走进里门，一会儿后再出来时，身上没有了帽子和外套，手上握着一支精悍的自动手枪。他把手枪插入晚礼服的里层前胸口袋，枪口朝下。随后他又缓缓地拿起电话，冷漠、坚定地对着话筒说：“如果有一个叫安格利奇先生的人来找我，让他上来。安——格——利——奇。”他把名字拼了出来，然后小心地放下电话，坐进旁边的安乐椅。

他环抱着双臂，坐着等候。

9

身穿白外套的日本男佣打开门，微笑着点点头，礼貌地轻声说：“啊，请进，请进。”

皮特·安格利奇拍拍特肯·韦尔的肩膀，把她推进这个漂亮的长方形房间。在豪华的家具摆设的反衬下，她显得寒酸、凄楚。她的眼睛因为哭泣而红肿，嘴唇松弛。

他们身后的门关上了，矮小的日本人悄悄地走开了。

他们踏上厚地毯——脚步踩在上面几乎毫无声响——一路经过了各种各样静静地亮着的灯，陷入墙壁的书架，摆着石膏像、瓷器、象牙、玉器的架子，镶在蓝色玻璃框里的镜子，附上签名的照片，矮几和躺椅，上面摆着插花的桌子，还看到了更多的书、椅子、地毡，而维达里就远远地坐在一头冷冷地盯着他们，手上端着酒杯。

他随意地移动了一下手，上下打量着女孩。

“啊，是的，警察手上的人又来了。有什么事情需要我帮忙吗？我听说他们弄错了。”

皮特·安格利奇把椅子拉出来一点儿，推着特肯·韦尔坐下，她的动作缓慢、僵硬。她舔舔嘴唇，用近乎痴呆的迷恋的眼神盯着维达里。

维达里的嘴角浮现出一种经过克制的嫌恶的神情，眼睛里充满了戒备。

皮特·安格利奇坐了下来，从口袋里掏出一片口香糖，打开包装纸，将它塞进嘴里。他看起来面容憔悴、疲惫不堪，脸上和脖子上都有黑紫色的瘀伤。他还需要刮刮胡子。

他缓缓地说：“这是韦尔小姐。她就是原本要去拿你的钱的人。”

维达里脸色凝重，拿着香烟的手开始不安地轻敲椅子的扶手。他盯着女孩，但是没说话。她似乎在朝他微笑，然后脸上泛起了红晕。

皮特·安格利奇说：“我经常出入午街那一带，知道谁是有头有脸的人，知道哪种人属于那里、哪种人不属于那里。今天晚上我在午街的便餐车里看见了这个小女孩。她显得很不自在，不时地看看时钟。她不属于那里。她离开后，我就跟踪了她。”

维达里微微点了点头。一截烟灰从香烟头上掉下来，他神色恍惚地低头看了看，又点点头。

“她去了午街。”皮特·安格利奇说，“对于白人女孩来说，那可不是个好地方。我发现她躲在一个屋门口。然后，一辆很大的杜森博格车调暗灯光从街角拐过来了，而且你的钱被丢在了人行道上。她很害怕，叫我去捡。我就去捡了。”

维达里语气平静，根本没有看着女孩：“她看起来不像坏人。你跟警察提起她了吗？大概没有吧，否则你就不会来这里了。”

皮特·安格利奇摇摇头，一边嚼着口香糖：“告诉警察？没有。这是我们的好机会，我们想拿走我们应得的那一份。”

维达里满脸愠怒，然后又变得平静了。他的手停止了敲打扶手，脸色发白，神情阴冷。然后，他把手伸进晚礼服，静静地掏出自动手枪，把它放在膝上，然后微笑着将身子往前倾。

“勒索者通常都非常有趣。”他严肃地说，“你们的那一份是多少——凭什么？”

皮特·安格利奇若有所思地盯着枪。他的下巴在轻松地扭动，牙齿在碾压着口香糖，眼里没有丝毫忧惧之色。

“沉默，”他冷峻地说，“只是沉默。”

维达里突然拿着枪做了一个激烈的手势。“说吧，”他说，“快点儿。我不喜欢沉默。”

皮特·安格利奇点点头，说：“泼硫酸的威胁只是一场梦，根本没人威胁你。勒索的事情是假的，那只是宣传的花招。就是这样。”他往后靠到椅背上。

维达里看着皮特·安格利奇的肩后，开始露出笑容，然后又板起了脸。

特里默·华尔兹从敞开的侧门溜进房间，手上握着萨维奇手枪。他缓缓地沿着地毯悄无声息地走近，皮特·安格利奇和女孩都没有察觉到。

皮特·安格利奇说：“事情从头到尾都是假的，只是一个布局。我猜对了吗？当然没错。但是仔细想想，你们开始时玩得多么轻松——后来却变得多么歹毒，尤其是在我出现以后。这个女孩在‘主宰者俱乐部’替特里默·华尔兹工作，她一文不名，很容易受惊吓。所以华尔兹派她去干这种差事。为什么？因为你们想让她被抓走，那一带已经被监视了。如果她交代出了华尔兹，他可以一笑置之，说栽赃地点离他的地盘很近，根本就是他的势力范围；他的生意又做得不错，而那只是一小笔不起眼的钱；让一个笨女孩去取货，像他这么聪明的人会干这种傻事吗？当然不会。

“警察对他的话会将信将疑。你就会故作姿态，拒绝控告这个女孩。如果她不说出真相，你反正会拒绝控告她，不论如何，你都可以得到极好的宣传效果。你太需要它了，因为你的名气在下滑。等你得到了自己想要的，只要付钱给华尔兹就行了——你以为事情就是这么简单？真是疯了。那里对于好莱坞的角色而言未免太远了些。想知道联邦调查局的人为什么没有插手吗？因为那些家伙会不断地追根究底，直到查出真相为止，到时你就会被控告违法。故事就是如此。地方警察才不管这些呢。他们太熟悉电影的情节了，这种事只会让他们打哈欠睡着。”

华尔兹此时已经走到了房间中央。维达里没有瞧他，只是带着浅浅的微笑看着女孩。

“现在，我们来看看我卷入后事情变得多么恶劣了。”皮特·安格利奇说，“我去‘主宰者俱乐部’找这个女孩谈谈。华尔兹把我们带到他的办公室，一个替他干活的大猩猩差点儿把我掐死。等我醒过来，我在一个公寓房间里，里面有个死了的女人——被枪杀的，而我的枪里少了一颗子弹。枪放在地板上，就在我的旁边，而我满身金酒味。然后，一辆警车拐过街角呼啸而来。还有，这位韦尔小姐被关在午街的妓女窝里。

“为什么会有这些狠毒的事呢？因为华尔兹已经为你安排了一个绝妙的勒索计划，他会榨干你的血，让你比天使的翅膀还白。只要你有一块钱，其中一半都是他的。你付出了代价，还沾沾自喜，维达里。你可以得到宣传，可以得到保护，可是你要怎么付这笔账？”

华尔兹已经走近了——几乎太近了。维达里忽然站起来，用短枪对准皮特·安格利奇的胸膛。他的声音微弱，仿佛老人的声音。他像做梦似的说：“抓住他，华尔兹。我已经被这种事弄得紧张兮兮的了。”

皮特·安格利奇连头都没有回，表情木然。

华尔兹用枪抵住皮特·安格利奇的背，站在那里似笑非笑，眼睛盯着前面的维达里。

“太笨了，皮特。”他冷冷地说，“你今天晚上闹得还不够吗？你早就应该走得远远的——不过我看你就是不能对此事置之不理，对吧？”

维达里往旁边挪了一点儿，叉开双腿。他那英俊的脸上泛出一种怪异的青色，眼睛深处有厌恶的神色。

特肯·韦尔瞪着华尔兹。她的眼神惊恐，眼睛睁得大大的，露出了眼珠四周的眼白。

华尔兹说：“维达里，在这里我拿他没办法，我也不想单独和他一起出去。去拿你的帽子和外套。”

维达里微微点点头，几乎让人看不出。他的眼睛里仍然是厌恶的神色。

“这个女孩呢？”他轻声问。

华尔兹笑着摇摇头，用力用枪戳着皮特·安格利奇的背部。

维达里又往旁边挪了一点儿，再次叉开双腿。枪稳稳地握在他的手上，但没有指着任何特定的目标。

他合上眼睛，将这个姿势保持了一会儿，之后睁大了眼睛，缓缓地、谨慎地说：“事情看起来跟原来计划的一样，而且令人难以置信、无耻卑劣，这些以前经常在好莱坞发生。只是我没想到会伤害别人，甚至杀人。我——我无法继续这样干下去，华尔兹。罢手吧。你最好把枪收起来，离开吧！”

华尔兹摇摇头，露出了诡异、紧张的笑容。他从皮特·安格利奇背后退开一步，将萨维奇手枪稍微往旁边偏了一下。

“你已经拿了牌，”他冷酷地说，“你得玩下去。快走。”

维达里叹了口气，神情落寞。突然之间，他变成了一个孤独、虚弱的老人，不再年轻。

“不，”他轻声说，“我没希望了。所剩的那一点儿名气也不过如此。毕竟，这是我的戏，虽然不怎么高明，好歹还是我的戏。华尔兹，把枪收起来，走吧！”

华尔兹的脸变得阴冷、毫无表情，眼睛也是冷酷无情的，跟杀手一样。他又移动了一下萨维奇手枪。

“去——拿——帽子，维达里。”他一字一顿地说。

“抱歉。”维达里说着便开枪了。

华尔兹的枪同时也吐出了火焰，两个枪声混在了一起。维达里的身子朝左边摇晃了一下，侧了过去。然后，他又挺直了身体。

他平静地看着华尔兹。“生手的好运气。”他一边说，一边等待着。

皮特·安格利奇这时已经拿出了他的科尔特手枪，可是用不着。华尔兹缓缓地侧身倒下了，他的脸颊和布满红血丝的鼻子的一侧压在地毯的绒毛上。他移动了一下左手，想要伸到背后，但他咕噜了一声后便不再动弹了。

皮特·安格利奇把萨维奇手枪从华尔兹瘫软的躯体旁踢开了。

维达里慢吞吞地问：“他死了吗？”

皮特·安格利奇咕哝了一声，没有回答。他看看女孩，她正背靠着放电话的桌子站着，因受到惊吓很自然地用手背捂着嘴。她那样子是如此自然，看上去竟显得可笑。

皮特·安格利奇看着维达里，不以为然地说：“生手的好运气——哼！你要是没射中呢？他只是在吓唬你，让你在这件事里陷得更深，动弹不得。事实上，我是他杀人的不在场证明。”

维达里说：“抱歉……实在很抱歉……”他突然坐了下去，往后仰着头，闭上了眼睛。

“天啊！可是他很英俊，”特肯·韦尔爱慕地说，“而且勇敢。”

维达里将手放在左肩上，用力按住它。鲜血慢慢地从他的指间流出来。特肯·韦尔发出一声压抑的尖叫声。

皮特·安格利奇扫视了一眼房间。身穿白外套的矮小的日本人溜到了房间的另一端，一言不发、畏畏缩缩地靠在墙边。皮特·安格利奇又看看维达里，缓慢地、好像不情愿地说：“韦尔小姐在旧金山有亲人。你可以送她回家，给她一点儿小礼物。那很自然——也很正当。她把华尔兹的事告诉了我，我知道了事情的来龙去脉。我告诉他你很聪明，他就来这里想让你别乱说话。对这种恶棍作恶的事，警察会一笑置之，但他们会捂着嘴笑，毕竟他们也得到了宣传。作假的事就算了。明白吗？”

维达里睁开眼睛，虚弱地说：“你——你处理得很恰当。我不会忘记的。”他的头垂了下去。

“他昏过去了。”女孩大叫道。

“是啊！”皮特·安格利奇说，“给他一个热吻吧，他就会醒过来的……以后你就有一段美好的回忆了……”

他嚼着口香糖走到电话旁，拿起话筒。

（石蓝 译）

聪明反被聪明误

1

基马诺克的门卫身高六英尺二英寸，穿着淡蓝色的制服，白色的手套使得他的手看起来奇大无比。他打开出租车的车门时，动作轻柔得好像老处女抚摸着猫。

约翰·达尔马斯下了车，回头对红头发的司机说：“乔伊，最好到街角去等我。”

司机点点头，把咬在嘴角的牙签往里面推了一下，娴熟地把车子驶离用白线划出来的停车区。达尔马斯穿过洒满阳光的人行道，走进基马诺克清凉、宽大的大厅。厚厚的地毯踩上去毫无声音。行李生抱着双臂站立在一旁。大理石接待台后的两个职员神情严肃。

达尔马斯走到对面的电梯间，踏进一个方格门的电梯，说：“请到顶层。”

顶层的厅小而安静，有三扇门，分别嵌在三面墙上。达尔马斯走向其中的一扇门，按了按门铃。

德里克·瓦尔登开了门。他大约四十五岁，或者更老些，长着浓密的灰头发，英俊的脸因为沉迷于酒色而开始松弛。

他穿着绣有名字缩写字母的休闲长袍，手里握着一满杯威士忌，微微有些醉意。

他低沉着嗓子闷闷不乐地说：“噢，是你，达尔马斯，进来。”

他转身走回公寓，任由门敞开着。达尔马斯把门关上，跟随他走了进去。这是一个天花板很高、呈长方形的房间，一端有一个阳台，左边是一排落地窗，还有一个露台伸向外面。

德里克·瓦尔登在墙边的一张褐色和金色相间的椅子上坐下，将腿交叉着放在脚凳上，低头盯着自己正在摇晃的威士忌。

“什么事？”他问。

达尔马斯有些阴郁地看着他，过了一会儿才说：“我来告诉你我不想为你干活了。”

瓦尔登将威士忌一饮而尽，然后把酒杯放在桌子的一角，四处摸索着寻找香烟，最后把香烟塞入了嘴里，却忘了点燃它。

“是吗？”他的声音含糊不清，但是显得异常冷漠。

达尔马斯从他身边走开，踱到一扇窗户前。窗户是打开的，外面的遮阳篷被风吹得哗哗作响，大道上的车声隐约可闻。

他侧着头说：“调查没有铺开——因为你不想让它铺开。你知道自己为什么会被勒索，可我不知道。‘月食电影公司’关注此事，是因为他们对你的电影投资太大。”

“去他妈的‘月食电影公司’。”瓦尔登轻声地咕哝道。

达尔马斯摇摇头，转过身：“我可不这么想。如果你惹上了公众无法忍受的麻烦，他们赔不起损失，所以要你找我调查。你却丝毫不肯合作，这真是浪费时间。”

瓦尔登以令人不舒服的口吻说：“我在用自己的方法处理这件事，我也没有惹上什么麻烦。我自己会处理好的——等我谈妥了条件……你只要让‘月食电影公司’的人认为调查正在进行就可以了。听清楚了吗？”

达尔马斯踱回房间中间，将一只手撑在桌面上。旁边的烟灰缸里散乱地躺着沾着深红色的口红的烟蒂，他心不在焉地低头看着它们。

“你之前可没有向我说清楚这些，瓦尔登。”他冷冷地说。

“我以为你足够聪明，可以猜得到，”瓦尔登讽刺道。他往旁边侧了侧身子，又在杯子里倒了些威士忌，“喝一杯吗？”

达尔马斯说：“不，谢谢。”

瓦尔登意识到了香烟还含在嘴里，便把它扔到地上，接着喝了一大口酒。“见鬼！”他怒斥道，“你是私家侦探，受雇做点儿没有意义的事。这是个光明正大的活儿——就你们那一行的情况来看。”

达尔马斯说：“这又是一番我不想听的废话。”

瓦尔登突然做了一个粗暴、气愤的动作。他的眼睛亮晶晶的，嘴角下垂，脸色阴沉。他避开了达尔马斯的目光。

达尔马斯说：“我不是在和你作对，但是我也不会支持你。你不是那种我可以替他卖命的家伙。如果你之前在跟我耍花招，我也做了我应该做的。我还会做下去——但不是为了你。我不要你的钱——而且，只要你喜欢，你随时可以叫你的那些跟踪者离我远点儿。”

瓦尔登把脚放到地上，小心地将酒杯放在手肘边的桌上，脸色大变。

“跟踪者？……什么意思？”他吞了口口水，“我没有叫人跟踪你啊！”

达尔马斯盯着他，一会儿后又点点头：“那么，好吧，我就反过来跟踪他，看看下次我能否叫他说出他在替谁干活……我会查清楚的。”

瓦尔登非常平静地说：“如果我是你，我可不会这么做。你——你在和那些可能会变得歹毒无比的人纠缠……我知道自己在说什么。”

“我不会为那种事担心的。”达尔马斯镇定地说，“这些人如果想要你的钱，早就会让你难受。”

他把帽子拿到胸前，眼睛盯着它。瓦尔登脸上淌着亮闪闪的汗珠，眼神惊慌，张开嘴想说什么。

门铃响起来了。

瓦尔登皱起眉头，咒骂了一句。他盯着房间前端，可是没有挪动。

“太多该死的人不打声招呼就跑来这里，”他恼怒地说，“偏偏我的日本男佣今天不上班。”

门铃再度响起，瓦尔登正准备站起来，达尔马斯说：“我去看看，反正我要走了。”

他对瓦尔登点点头，走过房间，打开门。

两个男人拿着枪走进来。其中一支枪用力地戳着达尔马斯的肋骨，持枪的人急促地说：“进去，快点儿。这就是你在报上看到的那种抢劫。”

他皮肤黝黑、外形英俊、面相讨人喜欢，脸像浮雕一样光滑，几乎没有一丝冷酷的表情。他还面带微笑。

他后面的那个人身材矮小，头发是棕黄色的，板着脸。皮肤黝黑的家伙说：“诺蒂，这是瓦尔登的私家侦探。把他带过去，缴了他的枪。”

棕黄色头发的家伙，诺蒂，用短管左轮手枪抵着达尔马斯的肚子，他的伙伴则把门踢上，然后满不在乎地走过房间踱向瓦尔登。

诺蒂从达尔马斯的腋下搜出一支点三八口径的科尔特手枪，然后绕着他走了一圈，拍拍他的口袋。他收起自己的枪，把达尔马斯的枪换到惯用的手上。

“好了，里基奥，这个家伙被搜干净了。”他的声音带着怨气。达尔马斯放下手臂，转过身，回到房间内。他若有所思地看着瓦尔登。瓦尔登往前探着身子，大张着嘴巴，脸上挂着紧张、专注的神情。达尔马斯看着皮肤黝黑的抢劫者，轻声说：“里基奥？”

皮肤黝黑的家伙瞄了他一眼：“甜心，站到桌子旁边去。得由我来说话。”

瓦尔登的喉咙里发出一声粗哑的咕噜声。里基奥站到他面前，愉快地看着他。他用手指勾着扳机环，让枪不停地摇晃。

“你付钱付得太慢了，瓦尔登。太他妈的慢了！所以我们来告诉你一声——是跟踪你的侦探来的。有趣吗？”

达尔马斯严肃、镇静地说：“这个流氓以前是你的保镖，瓦尔登——如果他还叫里基奥的话。”

瓦尔登默默地点点头，舔舔嘴唇。里基奥对达尔马斯怒吼道：“大侦探，别自作聪明，我再警告你一次！”他的眼睛里充满了怒火，然后，他转身看看瓦尔登，又看看他手腕上的表。

“瓦尔登，现在是三点零八分。我想像你这种身份的人应该还有办法从银行弄出一些钱来。我们给你一个小时的时间去凑足一万块。只有一个小时。还有，我们要带你的大侦探一起去安排拿钱的事。”

瓦尔登又点了一下头，依然沉默不语。他把手放在膝上，紧握拳头，直到关节泛白。

里基奥继续说：“我们不啰唆了。如果不是这样，我们的生意就连一只死虫子也不值。你也不要拖泥带水，否则，你的大侦探醒来时就会在一堆土上——只是他不会醒过来了，懂吗？”

达尔马斯不屑地说：“如果他付了钱——我猜你们还会放我走，让我去告发你们喽！”

里基奥看都没看他一眼，平静地说：“那个问题也会有答案的……瓦尔登，一万块，今天付清。另外一万块下个星期天付清。除非我们有什么麻烦……如果有麻烦，我们也不会白吃亏的。”

瓦尔登茫然地将双手一摊，表示让步。“我想我可以把事情安排好。”他连忙说。

“好极了，那么我们走吧！”

里基奥微微点了一下头，把枪收起来。然后，他从口袋里拿出一只棕色羊皮手套，将它戴到右手上，又走过去从棕黄色头发的家伙手上拿走了达尔马斯的枪。他查看了一下枪，将它塞进侧面的口袋，戴手套的手一直在口袋里握着枪。

“走吧！”他将脑袋一偏。

他们走了出去。德里克·瓦尔登阴沉着脸看着他们的背影。

电梯里只有操作员一个人。他们在一楼和二楼之间的夹层出了电梯，穿过一间安静的写字间，经过一扇彩色玻璃窗。窗后亮着灯光，制造出一种阳光闪烁的效果。里基奥落后半步走在达尔马斯的左边，棕黄色头发的家伙挤在他的右边。

他们走下铺着地毯的楼梯，来到两边有豪华的商店的拱廊，从侧门离开了旅馆。街对面停着一辆褐色的小轿车。棕黄色头发的家伙滑进驾驶座，把枪塞在腿下，发动了引擎。里基奥和达尔马斯坐在后面。里基奥慢条斯理地说：“向东开到大道上，诺蒂。我得琢磨一下。”

诺蒂咕哝了一声。“真是要命，”他头也没回地大吼道，“光天化日之下带着这个家伙走过威尔榭大道？”

“开车吧，笨蛋。”

棕黄色头发的家伙又嘀咕了一声，把小轿车驶离街边，一会儿后，放慢车速准备拐弯。一辆空的出租车驶离西边的街角，绕到街区中央，跟在轿车后面。诺蒂往右拐弯，继续前行。出租车也拐弯跟了上来。里基奥往后瞥了一眼，没对它特别留意——威尔榭大道上的车很多。

达尔马斯往后靠在椅背上，沉思着说：“我们下楼时，瓦尔登为什么不打电话通知别人？”

里基奥对他笑笑，将帽子摘下放到腿上，然后把右手从口袋里掏出来，放在帽子下——仍然握着枪。

“侦探，他不想让我们对他动怒。”

“所以他就让两个混混儿带着我兜风？”

里基奥冷冷地说：“不是那种兜风。我们的生意需要你帮忙……还有，我们不是混混儿，懂吗？”

达尔马斯用两根手指摸摸下巴，立刻又堆起笑脸赶紧说：“直接去罗柏森？”

“嗯，我还在考虑。”

“什么脑袋啊！”棕黄色头发的家伙嘲讽地说。

里基奥勉强挤出一个笑脸，露出了整齐的牙齿。前面半个街区的地方，交通信号灯变成了红色。诺蒂加快车速，第一个抵达街口。空的出租车滑到他的左边，但并未和小轿车齐头。里面的司机一头红发，帽子歪向一侧，正咬着牙签愉快地吹着口哨。

达尔马斯抽回双脚，让它们紧靠着坐椅，将重心压在脚上。同时，他的后背紧紧地贴着椅背。高高的交通信号灯变成了绿色，小轿车加速前行，然后又减慢速度等候一辆插入车流的车子快速左转。出租车在左边滑行。红头发的司机趴在方向盘上，突然往右猛打方向盘。街道上随即响起了一个刺耳的摩擦声。出租车的挡泥板撞上了褐色小轿车低矮的挡泥板，卡住了它的左前轮。两辆车纠缠在了一起，停下来了。

愤怒的、不耐烦的喇叭声在后面响成一片。

达尔马斯抡起右拳击向里基奥的下巴，左手则去抓里基奥腿上的枪。当里基奥往车子的角落里瘫倒时，他用力把枪拿开了。里基奥的脑袋不停地晃动，眼睛一眨一眨的。达尔马斯滑到坐椅的另一端，把科尔特手枪塞到腋下。

诺蒂仍是安静地坐在前座上，右手缓缓地伸向腿下。达尔马斯打开车门冲出去，又甩上车门，走了两步后便打开了出租车的车门。他站在出租车旁，注视着棕黄色头发的家伙。

被挡在后面的车子的喇叭疯狂地叫个不停。出租车司机在前面极尽卖弄地拖拉着两辆车，但没有任何效果。牙签在他的嘴里上上下下地跃动。一个戴着琥珀色眼镜的警察骑着摩托车在车辆中穿行而来，焦虑地查看情形，然后朝司机甩甩头。

“上车，往后退。”他说，“去别的地方吵吧——大家需要用这个路口。”

司机笑了笑，绕过车头，钻进车内。他又是打手势，又是叫唤，费了一番劲才将车子倒退回去。棕黄色头发的家伙坐在轿车里木然地看着眼前的场面。达尔马斯坐进出租车，拉上了车门。

警察拿出哨子，吹了两声尖厉的哨声，由东向西挥开双手。褐色小轿车就像一只被警犬追逐的猫似的穿过了十字路口。

出租车紧跟在后面。车子行驶了半个街区后，达尔马斯往前探了探身子，敲敲玻璃隔板。

“让他们跑吧，乔伊。你抓不到他们的，我也不想抓他们……刚才干得真漂亮。”

红头发的司机将下巴凑近隔板，笑着说：“太容易了，老板。下回给我派个难一些的差事做做吧！”

2

五点差二十分的时候，电话铃响了。达尔马斯正躺在床上——在梅利维尔他自己的房间里。他伸手摸索着抓起电话，说：“喂？”

女孩的声音很悦耳，有些紧张：“我是米安·克莱尔。记得吗？”

达尔马斯取出唇间的香烟：“当然，克莱尔小姐。”

“听着，请你务必过去看看德里克·瓦尔登。他好像对什么事情担心极了，烂醉如泥。请你一定要想想办法。”

达尔马斯瞪着天花板，拿着香烟的手在床沿上打着节拍。他慢吞吞地说：“克莱尔小姐，他不接电话，我已经打过一两次了。”

电话另一端是一阵短暂的沉默。然后，那个声音说：“我把钥匙留在门下面了。你最好直接进去看看。”

达尔马斯眯起眼睛，右手的手指不动了。他缓缓地说：“克莱尔小姐，我马上过去。我怎么跟你联络？你会在哪里？”

“我不确定……大概在约翰·苏特罗那里。我们说好要去那里的。”

达尔马斯说：“好的。”听到电话里传来一声咔嚓声后，他才放下话筒，把电话放回床头柜上。他侧着身子坐起来，盯着墙上的一方阳光看了一两分钟。然后，他耸耸肩，站起来，喝完放在电话旁的一杯酒后便戴上帽子，搭乘电梯下了楼，坐进旅馆前面排成一列的出租车中的第二辆。

“还是基马诺克，乔伊。快点儿。”

十五分钟后，他们到达了基马诺克。

下午的舞会刚刚散场，车子从三个路口涌出来，旅馆周围的街道水泄不通。达尔马斯在半个街区外下了车，从一群衣着入时的男男女女身旁经过，走进通向商店拱廊的侧门。他踏着楼梯来到夹层，穿过写字间，走进挤满客人的电梯。他们在抵达顶楼前纷纷出了电梯。

达尔马斯站在瓦尔登的房门前按了两次铃。然后，他弯腰瞧了瞧门底下，那道亮光中有一处被阻断了。他回头看了看电梯的指示灯，然后趴下身子，用小刀的刀刃从门下面挑出一个东西——一把扁平的钥匙。他走进房间……停住脚步……瞪大眼睛……

大房间里充斥着死亡的气息。达尔马斯轻手轻脚地朝里面缓步走去，一边仔细倾听。他那双灰色的眼睛射出冷峻的光芒，紧绷的下巴上那灰白色的线条和晒黑的脸颊形成强烈的对比。

德里克·瓦尔登软绵绵地瘫在褐色和金色相间的椅子上，嘴巴微微张开，右边的太阳穴上有一个发黑的小孔，血像丝带似的从脸上流到颈窝，一直流到柔软的衬衫领子上。他的右手低垂到厚厚的地毯上，握着一把黑色的小型自动手枪。

房间内的阳光开始慢慢隐退。达尔马斯纹丝不动地盯着瓦尔登看了很久。周围一片沉静。微风已停，落地窗外的遮阳篷一动也不动。

达尔马斯从左臀口袋里拿出一双薄薄的小山羊皮手套戴上，跪在瓦尔登旁边的地毯上，轻轻地把枪从他僵硬的手指中抽出。这是一支点三二口径的枪，胡桃木的枪柄被加工成黑色。他把枪翻过来，不禁抿起了嘴巴。注册号码被磨掉了，磨光的地方微微发亮。他把枪放在地毯上，站起来，缓缓走向放在书桌一端一盆插花旁的电话。

他伸手去拿电话，但又迟疑了，然后垂下了手。他在那儿站了一会儿后又转身快步走回去，捡起枪。他拆下弹匣，取出后膛里的弹壳，再把弹壳放回弹匣。随后，他又用左手的两根手指叉着枪管，把触发器往后扯，用力扭动后膛闭锁块，这样就将枪拆开了。他拿着枪柄走到窗前。

枪柄内的号码没有被磨掉。

他快速重组好枪，将空弹壳放进枪膛，把弹匣装回去，并将枪放回瓦尔登僵硬的手上。做完这一切后，他脱下手套，在一个小记事本上写下了号码。

他走出公寓，搭电梯下了楼，离开了旅馆。这时是五点半，大道上的一些车子已经打开了车灯。

3

在苏特罗家开门的金发男人几乎是使尽了全身的力气在拉门。门猛地往后撞到墙上，金发男人跌坐在地上——还抓着门把手。他没好气地说：“天啊，地震！”

达尔马斯低头看着他，一点儿也不觉得好笑。

“米安·克莱尔小姐在这里吗？——还是你不知道？”他问道。

金发男人从地板上站起来，用力甩了一下门，门砰地关上了。他扯着嗓子说：“除了教皇的公猫外，所有的人都在这里——不过他随时会到。”

达尔马斯点点头：“你们应该尽兴地举行一场聚会。”

他从金发男子的身边走进过道，在拱门下转入一间老式的大客厅，里面有摆着瓷器的壁柜和陈旧的家具。七八个人聚在一起，每个人都喝酒喝得满脸通红。

一个穿着短裤和绿色休闲衫的女孩坐在地板上和一个穿着晚礼服的男人在掷骰子。一个戴着夹鼻眼镜的胖子一本正经地对着一个玩具电话说话。他说：“长途电话——苏城——小姐，打起精神吧！”

收音机正在播放《甜蜜的疯狂》。

两对男女在翩翩起舞，不是彼此撞到一起，就是碰到家具。一个长得像阿尔·史密斯
[1] 的人独自一个人在跳舞，手里端着酒杯，一脸漫不经心的表情。一个身材高挑、脸蛋白皙的金发女人从他们之间穿过，朝达尔马斯走来，她杯子里的酒溅了出去。她尖叫道：“亲爱的，真高兴在这里看到你！”

达尔马斯避开她，朝刚刚走进房间、两手各拿一瓶金酒、身着橘黄色衣服的女人走去。她倚着钢琴将酒瓶放到上面，一脸厌烦的神情。达尔马斯走到她身旁，要求见克莱尔小姐。

身穿橘黄色衣服的女人从钢琴上一个打开的盒子里取出一根香烟，无精打采地说：“在外面——院子里。”

达尔马斯说：“谢谢，苏特罗太太。”

她茫然地盯着他。他穿过另一道拱门，走进一间满是藤制家具的幽暗的房间。有一扇门通向围着玻璃的门廊，门廊下的台阶连着一条蜿蜒到阴暗的树林间的小径。达尔马斯沿着小径走到悬崖边缘，在那儿可以眺望灯火阑珊的好莱坞。悬崖边缘有一个石椅子，一个女孩背对着屋子坐在那里。一根香烟的烟头在黑暗中亮着红光。她缓缓转过头，站起来。

她个子矮小，皮肤黝黑，身形纤巧，嘴唇因为涂了唇膏而微微发亮。由于光线太暗，她的脸没法看清楚，但眼神郁郁寡欢。

达尔马斯说：“我的车在外面，克莱尔小姐。或者你也有车？”

“没有。走吧。这里糟透了，而且我不喝金酒的。”

他们折回幽径，从房子的侧面绕出去，穿过一扇格子大门来到人行道上，沿着篱笆走到出租车等候的地方。司机靠在车上，一只脚踩在脚踏板的边缘。他替他们打开了车门。

达尔马斯说：“乔伊，在杂货店前停一下，买包烟。”

“好的。”

乔伊坐到方向盘后，发动了引擎，车子沿着险峻、蜿蜒的山路往下驶去。柏油路面有些潮湿，前面的店铺在车子驶过后还回荡着轮胎的吱吱声。

过了一会儿，达尔马斯说：“你是什么时候离开瓦尔登的？”

女孩没有瞧他，说：“三点左右。”

“克莱尔小姐，将时间往后挪一点儿吧！三点的时候，他还活着——还有别人和他在一起呢！”

女孩发出一个低沉、痛苦的声音，好像在抑制哽咽。然后，她轻轻地说：“我知道……他死了。”她举起戴着手套的双手揉着太阳穴。

达尔马斯说：“好吧，我们不用兜圈子……也许我们不得不——麻烦够多的了！”

她的声音非常缓慢、低沉：“我去的时候，他已经死了。”

达尔马斯点点头，没有看她。出租车继续前行，一会儿后便在拐弯处的杂货店前停下了。司机转过头来，达尔马斯盯着他，可是他的话却是说给女孩听的。

“你应该在电话上把事情说清楚些。我可能为此惹上天大的麻烦，也许我已经身陷麻烦之中了。”

女孩的身子往前一倾，开始往下滑。达尔马斯赶紧伸出手抓住她，把她往后拖向靠垫。她的头歪在肩上，苍白的脸上张开的嘴宛如黑洞。达尔马斯抓住她的肩膀，用另一只手摸摸她的脉搏，阴郁、急促地说：“乔伊，我们快去卡利那里，别管香烟了……这位小姐得喝上一杯——赶快！”

乔伊用力踩下油门，加快了车速。

注释

[1] 阿尔·史密斯（Al Smith，1873—1944），美国第一个被提名为总统候选人的罗马天主教徒。

4

卡利是家小型俱乐部，地处一条夹在运动器材店和流动图书馆之间的通道的尽头。那儿有一扇铸铁门，待在后面的人看上去根本不在乎进去的是什么人。

达尔马斯和女孩坐到一个后面围着绿色布帘的小隔间的硬背椅子上。隔间都被高高的隔板分开了。房间另一边有一个长长的吧台，吧台的一端放着一台很大的自动电唱机。有时候俱乐部里太安静了，酒保便会在机器里放进一个硬币。

侍者在桌上放下两小杯白兰地，米安·克莱尔将她的那杯一饮而尽。她那双郁郁寡欢的眼睛恢复了一点儿神采。她把右手上的长手套拉下，用光秃秃的手指玩弄着手套，眼睛瞪着桌子。过了一会儿，侍者端来了两杯用高脚杯盛着的白兰地。

等他走开后，克莱尔低着头，开始用低沉、清晰的声音说话：“我不是他几打女人中的第一个，也不会是最后一个。可是他也有好的一面。不管你信不信，他没有替我付房租。”

达尔马斯点点头，没有搭腔。女孩继续说下去，还是没看着他：“他是个多面人。清醒的时候，老是铁青着脸；心情好的时候，恶劣透顶；正经的时候，除了是好莱坞最好的艳情片导演，他实在是个不错的家伙。随便三个人加起来都比不过他更有办法拍出精彩的艳情片。”

达尔马斯面无表情地说：“他快要过气了，艳情片也日落西山了。这些他全知道。”

女孩瞥了他一眼，又垂下眼帘，啜了一口白兰地。她从休闲外套的口袋里拿出一条小手帕，擦擦嘴唇。

隔板另一边的人在高声喧哗。

米安·克莱尔说：“我们在阳台上吃的午餐。瓦尔登醉了，还想让自己醉得更厉害。他有心事，焦头烂额。”

达尔马斯微微笑了笑：“也许是在忧心有人要勒索他两万块钱的事——你不知道吗？”

“大概是吧！瓦尔登手头有点儿紧。”

“酒花掉了他很多钱，”达尔马斯冷冷地说，“还有边界上的那条游艇。”

女孩猛地抬起头，阴郁的眼睛里闪着痛苦的亮光。她缓缓地说：“他所有的酒都是在恩森纳达买的，是自己带过来的。因为购买的量太大，所以他不得不小心。”

达尔马斯点点头，嘴角上挂着一个冷冷的笑容。他喝完酒后便往嘴里塞了一根香烟，摸摸口袋想找火柴。桌上的烟灰缸里干干净净的。

“克莱尔小姐，把故事说完。”他说。

“我们回到公寓，他拿出两瓶没开封的酒，说要喝个一醉方休……然后我们吵了一架……我再也无法忍受了，就走了。可是我回到家，又开始担心他。我打电话给他，可是他没接。后来我又回去了……用我的钥匙开的门……他已经死在椅子上了。”

过了一会儿，达尔马斯说：“你为什么不在电话上告诉我这些？”

她将双手合在一起，轻声说：“我害怕极了……有些事情……不对劲。”

达尔马斯把头靠着隔板，半闭着眼睛盯着她。

“那是老套的笑话了，”她说，“我都羞于说出来，瓦尔登是左撇子……我应该知道这种事，对吗？”

“应该有很多人知道——但是其中一个人有可能疏忽这一点。”达尔马斯的语气非常轻柔。

达尔马斯盯着克莱尔的手套，她正用手指扭着它。

“瓦尔登是左撇子，”他缓缓地说，“那表示他不是自杀的，枪在他的右手上。没有挣扎的迹象，太阳穴上的弹孔被烧焦了，看起来子弹是正对着太阳穴射进去的。那表示杀他的人可以随便进出那里并接近他，不然就是他烂醉如泥。这样看来，杀他的人一定有钥匙。”

克莱尔把手套推开，双手握拳。“不用说得更直白了。”她冷冷地说，“我知道警察会认为是我干的。哼——我没有。我爱那个该死的可怜虫。你是怎么想的？”

达尔马斯不带任何感情地说：“克莱尔小姐，你是有嫌疑，他们是会这么想，不是吗？他们也会认为你事后的做法够聪明。”

“那不叫聪明，”她苦涩地说，“只是自作聪明。”

“自作聪明的人杀人！”达尔马斯冷笑起来，“不坏。”他用手指梳理着粗硬的头发，“我想我们不能把罪行归到你头上——也许警察不会知道他是左撇子……除非有人有机会发现。”

他往前探着身子，将双手放在桌沿上，一副准备站起来的模样。他眯着眼睛若有所思地看着她的脸。

“城里有个人可能会帮得上忙。他是个警察，而且是个老家伙，根本不管自己的名声。也许你可以和我一起去见见他，让他听听你的故事。或许他可以把案子拖延几个小时。”

他以询问的目光看着她。她戴上手套，轻声说：“走吧！”

5

当梅利维尔的电梯门关上后，大个子放下举在面前的报纸，打了个哈欠。他缓缓地从角落里的椅子里站起来，懒洋洋地穿过安静、窄小的大厅，挤进一排内线电话隔间的最后一个，朝一个缺口丢进一枚硬币，然后一边念着号码，一边用粗大的食指拨电话。

等了一会儿，他凑近话筒说：“我是丹尼，我在梅利维尔。我们的人刚进来。我在外面失去了他的踪迹，所以到这里等他回来。”

他的声音很沉，有些含糊。他听着电话另一端的声音，点点头，没再多说什么便挂断了电话。他出了隔间，朝电梯走去，中途把烟蒂丢进了装满白沙的彩釉瓷罐。

他走进电梯说了声“十楼”，随后摘下了帽子，那头黑色的直发被汗水弄得湿漉漉的。他长着一张平淡的脸，小眼睛，身上的衣服没有熨过，但并不寒酸。他是为“月食电影公司”工作的侦探。

他在十楼出了电梯，沿着阴暗的走廊前行，在拐过一个弯后敲响了一扇门。门后响起了脚步声。门开了——开门的人是达尔马斯。

大个子走进去，将帽子随意地往床上一扔，自顾自地坐进窗户旁边的安乐椅。

他说：“嘿，小子，我听说你需要帮忙。”

达尔马斯一言不发地盯着他看了一会儿，然后皱着眉头慢吞吞地说：“也许吧——是跟踪的事。我原想找柯林斯干的。我想你太闲散，难以联系上。”

他转过身，走进浴室，拿着两只玻璃杯出来了。他在五斗柜上调了两杯酒，递给大个子一杯。大个子喝完酒后咂咂嘴唇，把杯子放在窗台上，接着从背心口袋里拿出一根又短又粗的雪茄。

“柯林斯不在城里。”他说，“大人物是见我闲得发慌，才给我派了这份差事吧。是跑腿的工作吗？”

“不知道。可能不是。”达尔马斯冷漠地说。

“如果是开车跟踪，我还行。我把小车开来了。”

达尔马斯拿着他的杯子坐在床边，面带笑意盯着大个子。大个子把雪茄头咬断吐了出来，然后弯腰把它捡起，看了看后将它扔出窗外。

“真是一个美好的夜晚。到了这个季节天气还这么暖和。”他说。

达尔马斯缓缓地说：“丹尼，你对德里克·瓦尔登有多了解？”

丹尼看着窗外。夜色有些朦胧，附近一栋建筑物后的红色霓虹灯的灯光映在夜空里，仿佛燃烧的火焰。

他说：“我不知道你所谓的了解指的是什么。我常看到他，知道他是电影界的大富翁。”

“那么，如果我告诉你他死了，你不会感到震惊吧？”达尔马斯平静地说。

丹尼缓缓转过身。雪茄仍未被点燃，在他的大嘴巴里上下跃动。他的兴趣好像被勾起了。

达尔马斯继续说：“事情很奇怪。一帮勒索分子盯上了他，丹尼。看来是他们把他干掉了。他死了——头上有个洞，手上拿着一支枪。这是今天下午发生的事。”

丹尼的小眼睛睁大了一点儿。达尔马斯啜了一口酒，把杯子放在腿上。

“这是他的女朋友发现的。她有他在基马诺克的公寓房间的钥匙。日本男佣没上班，他只有这么一个管家。这个女孩没有告诉任何人这件事情。她离开了那里，然后打电话给我。我过去了……我也没把事情告诉任何人。”

大个子极其缓慢地说：“老天……警察会把你扯进去，把账算到你头上的，兄弟。你摆脱不了那一套的。”

达尔马斯瞪着他，然后把头扭开，瞪着墙上的一幅画，冷冷地说：“我管定了——你得帮我。我们有事情可做了，而且有一个强大的该死的组织在背后盯着我们。这里面有很多好戏。”

“你有什么想法？”丹尼烦闷地问。他看起来很不高兴。

“这个女朋友认为瓦尔登不是自杀的，丹尼。我也是这么想的，而且我有了点儿线索。可是我们得手脚麻利点儿，因为那对警察而言也是好线索。我不指望能够马上查出真相，但有人愿意帮我。”

丹尼说：“嗯，别把事情说得这么玄虚，我脑筋迟钝。”

他擦燃火柴，点燃雪茄，手微微抖了一下。

达尔马斯说：“不是玄虚，是愚蠢。杀死瓦尔登的枪的注册号码被磨掉了。但我把枪拆了，发现里面的号码是完好的。警察局有这个号码，属于特别许可号码。”

“你就直接去查这个号码，他们就告诉了你？”丹尼冷冷地说，“等他们发现瓦尔登死了，追查出枪的事，他们会很高兴你比他们抢先一步喽？”他的喉咙里发出一个不满的声音。

“别紧张，老兄。替我核查的人会保密的，我不用担心。”

“见鬼，你不用担心！像瓦尔登这种人拿着一支被磨掉了号码的枪干什么？那可是滔天大罪。”

达尔马斯喝完杯子里的酒，把空酒杯放到五斗柜上，拿出威士忌酒瓶。丹尼摇摇头，一脸厌恶的表情。

“如果那是他的枪，也许他根本不知道那回事，丹尼。也许那根本就不是他的枪。如果那是杀手的枪，那么这个杀手一定是业余的。职业杀手不会用那种武器。”

大个子缓缓地说：“好吧，关于那支枪，你知道什么了？”

达尔马斯又在床边坐下来，然后从口袋里摸出一包烟，点燃一根，探着身子把火柴丢出窗外：“持枪许可证一年前发给了《新闻纪事》的一名记者，名叫达特·柏万德。这个柏万德四月的时候在拱廊车站被杀掉了。他正准备出城，可是没成功。他们一直没能破案，不过他们怀疑这个柏万德和一些案子有关——例如发生在齐区的林格凶杀案——他大概是想勒索某个大人物，结果反被大人物将了一军，送了性命。”

大个子深深吸了口气，任由雪茄熄灭。达尔马斯说话的时候，一直严肃地注视着他。

“这些我是从威斯特福斯那儿问到的，都登在《新闻纪事》上。”达尔马斯说，“他是我的朋友。事情不止这样。这支枪后来归还给了柏万德的妻子——可能是。她还住在这里——在肯莫尔的北面。她可能可以告诉我她是怎么处置那支枪的……丹尼，她可能也和不法分子有瓜葛。这么一来，她就不会告诉我实情。可是在我和她谈过话后，她可能会采取什么行动，到时我们就知道了，明白吗？”

丹尼又擦燃了一根火柴，将它凑到雪茄的尾端。他粗着嗓子说：“你要我做什么？——等你告诉这个女人关于枪的事情后，我去跟踪她？”

“没错。”

大个子站起来，假装打哈欠。“行。”他咕哝道，“但是为什么不说出瓦尔登的事呢？为什么不让警察来处理？我们这样做只会得罪警察局的人。”

达尔马斯缓缓地说：“非冒这个险不可。我不知道那些勒索分子抓住了瓦尔登的什么把柄；如果事情暴露了，成了全国各大报纸的头版头条，电影公司会遭受惨重的损失。”

丹尼说：“你把瓦尔登说得像是瓦伦蒂诺
[1] 似的。得了吧，那个家伙只是个导演。他们要做的只是在不能发行的片子里将自己的名字去掉。”

“他们可不这么想，”达尔马斯说，“也可能是因为他们还没找你谈过。”

丹尼粗鲁地说：“好吧！要是我，就叫那个女朋友出面，警方要的只是个倒霉鬼。”

他绕到床边拿起帽子，一把将它压在头上。

“好极了，”他没好气地说，“我们最好在警方发现瓦尔登死了之前弄清楚真相，”他用一只手打着手势，沮丧地笑笑，“就像电影里演的一样。”

达尔马斯把威士忌酒瓶放进五斗柜的抽屉，戴上帽子。他打开门，站在旁边等着丹尼走出去，然后熄灭了灯。

这时是九点差十分。

注释

[1] 瓦伦蒂诺（Rudolph Valentino， 1895—1926），好莱坞著名男影星，长相英俊，举止优雅，被称为好莱坞历史上最伟大的荧幕情人。

6

高个子的金发女人的眼睛是偏绿色的，瞳孔很小。她看着达尔马斯不慌不忙地从自己身边走过，用手臂把门推上。

他说：“柏万德太太，我是个侦探——私家侦探，想打听一些你可能知道的消息。”

金发女人说：“我的名字是达尔顿，海伦·达尔顿。别提什么柏万德的事了。”

达尔马斯笑着说：“对不起，我早该知道这些的。”

金发女人耸耸肩，从门边走开了，坐到一张扶手上有香烟烧过的痕迹的椅子边缘处。这是一个带家具出租的公寓房间，到处都摆着从百货公司买来的小饰品。两盏落地灯射出柔和的灯光。地板上放着镶有花边的靠垫，一个灯座旁躺着一个法国洋娃娃。壁炉架上摆着一排低俗的小说，壁炉里燃烧着瓦斯。

达尔马斯挥挥帽子，客气地说：“是关于达特·柏万德以前自己用过的一支枪。这支枪出现在了我手头的案子里。我想追查一下情况——从你拥有它的时候开始。”

海伦·达尔顿挠着手臂，指甲有半英寸长。她敷衍道：“我不明白你在说些什么？”

达尔马斯靠着墙，盯着她。他的语气变得生硬了。

“也许你还记得你曾经嫁给达特·柏万德，还记得他四月的时候被杀了……也许这些事对你来说已经太遥远了？”

金发女人咬着一个指关节，说：“自以为是的家伙，呃？”

“这是万不得已。但是自从我上次手臂上中了枪后，就不敢懈怠。”

海伦·达尔顿忽然坐直了身子，一扫脸上的茫然表情，几乎是抿着嘴唇在说话。

“那支枪搞出什么名堂了？”

“只是杀了一个人罢了。”达尔马斯漫不经心地说。

她瞪了他很久，说：“我破产了，把枪当了，没再把它赎回来。我的丈夫一个星期赚六十块钱，可是没在我身上花过一分钱。我身无分文。”

达尔马斯点点头。“记得那是哪家当铺吗？”他问道，“也许你还留着当票呢。”

“不记得。是在一条大街上，那里有一排当铺。当票也不在了。”

达尔马斯说：“我猜也是那样。”

他缓缓走过房间，看看壁炉架上那些书的书名，然后继续往前走，在一张折叠小书桌前停下了，那上面有一张镶在银色相框里的照片。达尔马斯盯着照片看了一会儿，缓缓地转过身。

“海伦，枪的事情太糟糕了。今天下午被杀掉的是个相当重要的人物。枪外面的注册号码被磨掉了。如果你当了枪，我可以从当铺的人那里查出是哪个枪手把它买走了，只是他那种人不会那样把号码磨掉，他应该知道枪的里面还有一个号码。所以他不是枪手——而且持枪的人不可能从当铺里买这种玩意儿。”

金发女人缓缓站起来，脸颊绯红，手臂僵硬地垂在两旁，呼吸浊重。她缓缓地、生硬地说：“大侦探，别想牵着我的鼻子走。我不想管任何和警察有关的事——而且我有一些好朋友会照应好我。你最好快滚！”

达尔马斯回头盯着桌上的相框，说：“约翰·苏特罗不应该那样在一个女人的公寓里留下踪迹，有人会以为他在骗人。”

金发女人双腿僵硬地走过房间，将相框扔进书桌抽屉，啪地把抽屉关上，然后把臀部靠在书桌上。

“你在胡说，侦探。那不是什么叫做苏特罗的人。快滚，好吗，看在老天的分上！”

达尔马斯露出一个让人不舒服的笑容：“我今天下午看见你在苏特罗家。你喝醉了，记不起来了。”

金发女人动了动，好像要扑上来，可是她停下来了，显得不自在。门上响起了钥匙转动的声音。门开了，一个男人走了进来。他站在门内，非常缓慢地把门推上，右手插在花呢薄风衣的口袋里。他皮肤黝黑，肩膀高耸，脸上棱角分明，鼻子和下巴都尖尖的。

达尔马斯安静地看着他，说：“晚上好，苏特罗议员。”

男人看着达尔马斯身后的女人，并没怎么在意达尔马斯。女人用颤抖的声音说：“这个家伙说他是侦探。他在胡说我以前有一支什么枪。把他赶出去，好吗？”

苏特罗说：“侦探，呃？”

他经过达尔马斯身边时，没有瞧他。金发女人往后退，跌坐在椅子上，脸色苍白，眼神惊恐。苏特罗低头看了她一会儿，然后转过身，从口袋里掏出一支小型自动手枪。枪松松地握在他的手上，指着地板。

他说：“我没有很多时间。”

“我正要走。”达尔马斯走到门边。苏特罗厉声说：“我们先把话说清楚。”

达尔马斯说：“好啊！”

他优雅、从容不迫地挪动着脚步，把门敞开。苏特罗手上的枪猛地往上一抬。达尔马斯说：“别装模作样了。你明明知道自己不可能在这里闹事。”

两个男人互相盯着对方看了很久。然后，苏特罗把枪放进口袋，舔了舔薄嘴唇。达尔马斯说：“达尔顿小姐以前的一支枪最近成了杀人的凶器，可是她已经很久没见过那支枪了。我只是想知道这件事而已。”

苏特罗缓缓地点点头，眼神怪异。

“达尔顿小姐是我太太的朋友，我不希望有人骚扰她。”他冷淡地说。

“没错，你当然不希望如此。”达尔马斯说，“可是一个合法的侦探可以问合法的问题。我不是贸然闯入这里的。”

苏特罗缓缓地打量着他：“好吧，可是得对我的朋友客气点儿。我在这个城市里还有些分量，而且我随时可以让你难堪。”

达尔马斯点点头。他轻轻地走出门，把门关上了，然后又驻足听了一会儿，里面没有他能听得到的声音。他耸耸肩，走过走廊，踏下三级台阶，穿过没有接线总机的小厅。在公寓外面，他前后看了看街道。这是一个公寓住宅区，街上停满了车子。他朝亮着车灯在等候他的出租车走去。

红头发的司机乔伊站在他车前的街边，抽着烟，盯着街对面，显然是在监视停在那儿的一辆左边的车身朝向街边的黑色双门大轿车。看到达尔马斯时，他便把香烟丢掉，迎了上去。

他连忙说：“老板，我看到了那辆大车里的家伙——”

双门大轿车的车门上方闪现了一个发白的火苗。在街对面的两栋建筑物之间，一支枪开火了。乔伊跌靠在达尔马斯身上。轿车突然发动了。达尔马斯往一旁蹲下身子，单膝跪地。司机紧紧地靠着他。他想掏枪，可是来不及了。随着一声尖厉的吱嘎声，轿车绕过了街角。乔伊跌在达尔马斯身旁，滚在人行道上。他的手上下拍打着水泥地面，喉咙深处发出粗哑、痛苦的声音。

又是一声尖厉的轮胎擦过路面的声音。达尔马斯赶紧跃起，将手伸到左腋下。当看到一辆小车猛地刹住、丹尼从车里钻出来时，他松了口气。

达尔马斯在司机身旁弯下腰。借着公寓入口的灯光，他能看到乔伊呢子外套上的鲜血。血还在透过衣服往外渗。乔伊就像将死的鸟儿一样睁开又闭上眼睛。

丹尼说：“跟不上那辆车了。它跑得太快了。”

“去找电话叫救护车，”达尔马斯着急地说，“这孩子满身的……还有，跟紧那个金发女人。”

大个子匆匆回到车上，猛踩油门拐过了街角。某处的一扇窗户打开了，一个人往下面大吼。一些车子停了下来。

达尔马斯躬着身子看着乔伊，喃喃地说：“别紧张，好小子……别紧张，好小子……别紧张。”

7

刑事组的组长叫温卡赛，长着稀疏的金发、蓝眼睛，满脸麻子。他坐在一张转椅上，将双脚搁在打开的抽屉边缘。一部电话紧靠在他的手肘边。房间内散发着灰尘和烟蒂的气味。

一个叫洛纳根的大块头警察站在打开的窗户旁，闷闷不乐地看着外面。他的头发和胡子都是灰白色的。

温卡赛咬着火柴棍，盯着桌子对面的达尔马斯，说：“最好多说一些，因为出租车司机已经无法说话了。你在这个城市运气一向不错，不要把事情搞砸了。”

洛纳根说：“他很顽固，不会说的。”说这话时，他头都没回。

“你少说那么多废话，洛纳根。”温卡赛冷冷地说。

达尔马斯微微一笑，用手掌搓着桌子的侧面，弄出吱吱的响声。

“你要我说什么？”他问道，“天很黑，我没看清楚开枪的人。那辆车是凯迪拉克双门车，没开车灯。我已经告诉过你们这些了，组长。”

“听起来不对劲，”温卡赛嘟囔道，“其中一定有蹊跷。你大概猜得出是谁干的吧，那支枪可是冲着你来的。”

达尔马斯说：“为什么？挨枪的是出租车司机，不是我。他们那种年轻人有可能跟什么歹毒的家伙结下仇怨。”

“像你一样？”洛纳根说这话时，仍旧盯着窗外。

温卡赛朝洛纳根的后背皱了皱眉，耐着性子说：“你还在里面的时候，车子已经在外面了。那个出租车司机待在车外。如果持枪的人想杀他，不必等你出来后才下手。”

达尔马斯摊开手，耸耸肩：“你们这些家伙以为我知道是谁干的？”

“不完全是这样。不过，我们觉得你可以说出几个名字，让我们查查。你去那栋公寓找谁？”

好一会儿，达尔马斯都没有说话。洛纳根从窗边走开，坐在桌子的尾端，晃着双腿，平淡的脸上挂着嘲讽的笑容。

“得了吧，宝贝。”他愉快地说。

达尔马斯把椅子往后倾斜，双手放在口袋里，若有所思地盯着温卡赛，完全无视灰白色头发的警察的存在。

他缓缓地说：“我去替客户办事。你们不能逼我说出那些。”

温卡赛耸耸肩，冷冷地瞪着他，然后把咬在嘴上的火柴棍拿下来，看了看被咬扁的尾端后随手将它一扔。

“我猜你办的事情和枪击有关。”他阴沉地说，“这样的话，被隐瞒的事很快就会露馅，对吗？”

“也许吧！”达尔马斯说，“果真如此的话，事情就好办了。但我应该先和我的客户谈谈。”

温卡赛说：“好吧，你可以拖到早上，然后你把事情交代清楚，明白吗？”

达尔马斯点点头，站起来：“组长，相当公正。”

“私家侦探只知道秘密。”洛纳根粗鲁地说。

达尔马斯向温卡赛点点头，离开了办公室。他走过阴暗的走廊，上了台阶来到大厅。在市政厅外，他踏下一长段水泥台阶，穿过水泉街，那儿停着一辆不太新的蓝色帕卡德跑车。他坐进车内，转过街角，经过第二街的隧道和一个街区后便往西拐了。他一边开车一边盯着后视镜。

到了阿尔瓦拉多，他走进一家杂货店，给他所住的旅馆打了个电话，那儿的职员向他提供了一个电话号码。他拨了那个号码，听到了电话另一端丹尼沉重的声音。丹尼焦急地说：“你去哪儿了？我把那个女人带到我这里了，她喝醉了。快过来，我们好让她说出你想知道的事。”

达尔马斯透过玻璃盯着电话亭外面，没看见什么东西。停顿了一会儿后，他缓缓地说：“金发女人？怎么回事？”

“说来话长，天啊！快来，到时我再告诉你。利夫赛一四五四号。知道怎么走吗？”

“我有地图。我找得到的。”达尔马斯平静地说。

丹尼有些不厌其烦地告诉他路线。解释完毕之后，他说：“赶快。她现在睡着了，但她随时可能醒过来，大叫‘杀人了’。”

达尔马斯说：“丹尼，那对于你不算什么难事……我马上过去。”

他挂断电话，上了车，从车里的一个格子里拿出一瓶波本威士忌。灌了一大口酒后，他才发动车子驶向福克斯山。他在路上停了两次，静静地坐在车里思考，之后又继续前行。

8

道路在比科转入延展在山丘上的两个高尔夫球场之间，并且沿着其中一个被高高的铁丝网围起来的球场的边缘往前延伸。山坡上平房遍布。过了不久，道路向下伸到一个谷地，那儿有一栋单独的平房，和高尔夫球场隔街相望。

达尔马斯将车子驶过平房，停在一棵高大的桉树下。树影投在洒满月光的路面上。他下了车，往回走，踏上通往平房的水泥小径。屋子又大又矮，前面有一排窗户，灌木丛半掩着纱窗。窗内灯光朦胧，被调低了的收音机的声音传到了敞开的窗户外。

一个影子从纱窗前晃过，前门开了。达尔马斯走进处于屋子前面的客厅。一个小灯泡照着屋内，收音机上的指针闪闪发亮。还有一些月光洒了进来。

丹尼脱下外套，挽起袖子，露出壮实的胳膊。

他说：“那个女人还在睡觉。等我把事情告诉你后，我再把她弄醒。”

达尔马斯说：“确定没被跟踪？”

“当然。”丹尼摊开一只大手。

达尔马斯在角落里的藤椅上坐下来，就在收音机和一排窗户的末端之间。他把帽子放在地板上，拿出波本威士忌，不满地看着酒瓶。

“丹尼，去买点儿真正的好酒吧！我累坏了，还没吃晚饭。”

丹尼说：“我还有一些三星马爹利。你等着。”

他走出房间，屋子后面的灯亮了起来。达尔马斯把酒瓶放在帽子旁边，用两根手指揉着前额。他的头很疼。一会儿后，后面的灯熄了，丹尼拿着两只高脚杯回来了。

白兰地的味道清冽、辛辣。丹尼坐在另一张藤椅上。在灯光朦胧的房间里，他看起来块头非常大，而且皮肤发黑。他开始用粗哑的声音缓缓地讲述事情的经过。

“办法听起来很蠢，可是很管用。在警察忙完之后，我把车子停在巷子里，从后门进去了。我知道那个女人住在哪个房间，可是我没看见她。我想我得想个借口，看看她怎么反应。我敲了她的门，可是她没有回应。我能听到她在里面走来走去，一会儿后，我还听到了拨电话的声音。我回到走廊上，想走服务入口，结果那儿的门是开的，我走了进去。门是用螺栓关上的——就是你以为它卡死了，而实际上没有卡死的那种螺栓。”

达尔马斯点点头，说：“丹尼，我知道。”

大个子喝了一口酒，用下唇上下摩擦着杯沿儿，继续说下去。

“她打电话给一个叫盖恩·多内尔的家伙。认识他吗？”

“听说过。”达尔马斯说，“看来，她真的有那种背景。”

“她直呼他的名字，听起来很恼怒。”丹尼说，“所以我才知道这些。多内尔在马里柏萨峡谷大道那儿有个俱乐部——马里柏萨俱乐部。你可以在收音机里听到他手下的乐队的演奏——汉克·芒恩那帮人。”

达尔马斯说：“我听说过，丹尼。”

“好吧，等她挂了电话，我就进去了。她好像吸了毒，摇摇晃晃的，看上去还没弄清楚出了什么事。我四处看了看，发现桌上有一张约翰·苏特罗的照片，就是那个议员。我就以此为借口，说苏特罗要她躲开一阵子，而我是他的手下，是来带她走的。她相信了我的话。真是疯狂。她想带上酒，我说我的车里有一些。她只拿了帽子和外套。”

达尔马斯轻声说：“就这么简单，呃？”

“是啊！”丹尼喝完杯中的酒，把杯子放下，“我让她在车里使劲喝酒，免得她吵吵嚷嚷，然后我们就来这里了。她睡着了。事情就是这样的。你有什么想法？城里的事情很棘手？”

“相当棘手。”达尔马斯说，“那帮家伙不太好骗。”

“瓦尔登的案子有进展吗？”

达尔马斯缓缓地摇摇头。

“我猜那个日本人还没回家，丹尼。”

“要跟那个女人谈谈吗？”

收音机正在播放华尔兹音乐，达尔马斯听了一会儿音乐后才回答。他疲倦地说：“我想那正是我来的目的。”

丹尼站起来，走出房间。在一声开门声后，模糊的说话声传了出来。

达尔马斯从腋下掏出手枪，将它放在椅子上的大腿旁。

金发女人跌跌撞撞地走了进来。她咯咯笑着环顾四周，茫然地摆摆手，然后朝达尔马斯眨眨眼，在摇摇晃晃地站了一会儿后，终于滑进了丹尼之前坐着的椅子。大个子靠着书桌站在她的近旁。

她醉醺醺地说：“我的老朋友，侦探先生。哈，哈，陌生人！买杯酒给女士喝吧！”

达尔马斯面无表情地盯着她，慢吞吞地说：“想起了那支枪的事情吗？你知道，就是苏特罗闯进来时，我们正在谈论的那支……号码被磨掉的那支……杀死德里克·瓦尔登的那支。”

丹尼浑身不自在，突然将手伸向臀部。达尔马斯拿着他的科尔特手枪站起来。丹尼看着枪，停下了手上的动作，随后又放轻松了。女人一动也不动，但是醉意却像落叶似的消失了。她的表情突然变得紧张而冷酷。

达尔马斯镇定地说：“丹尼，把手拿出来，这样对大家都好……现在，你们两个下贱的骗子可以说说，我为什么要来这里了。”

大个子声音低沉地说：“天啊，你怎么啦？你对这个女人提起‘瓦尔登’时，我吓了一跳。”

达尔马斯笑了笑：“没关系，丹尼。也许她从来没听说过他。我们先不管这个。我想我是为了麻烦而来这里的。”

“你疯了！”大个子怒吼道。

达尔马斯微微移动了一下枪，背靠着墙，探着身子，伸出左手把收音机关掉，然后恨恨地说：“丹尼，你被收买了。太容易了。你块头太大，不适合干跟踪的活儿。最近我发现你跟踪了我五六次。今天晚上，你乐意插手这个案子，我就颇为确定……等你告诉我怎么把这个宝贝骗到这里时，我更是他妈的相信了……见鬼，你以为我活了那么多年头会相信那一套？得了吧，丹尼。像个男人，告诉我你在替谁卖命……也许我会放你一马……你在替谁干活？多内尔？苏特罗？或者哪个我不认识的人？为什么要跑到这荒郊野外来？”

女人忽然跳起来朝他扑过去。他用那只空手将她一推，她摔到了地板上，大叫：“你这个大浑蛋，抓住他！抓住他！”

丹尼没有动。“闭嘴，吸毒的臭娘儿们！”达尔马斯厉声骂道，“谁也别想抓谁。这只是朋友之间的谈话。起来，安分点儿！”

金发女人缓缓地站了起来。

昏暗中，丹尼表情僵硬，焦躁地说：“我被收买了，可耻得很。好吧，就是这样。我看腻了一群临时演员想办法偷彼此的口红……如果你喜欢，可以狠狠地揍我一顿。”

他还是没动。达尔马斯缓缓地点点头，重复了一遍：“丹尼，他是谁？你在替谁工作？”

“我不知道。我只是打电话，接受命令，报告情况，诸如此类的事。钱是邮寄给我的。我想收手，可是没机会……我想你没有危险，我也不清楚街上那该死的枪击事件。”

达尔马斯盯着他，慢吞吞地说：“你不是在拖时间吧——把我困在这里——是吗，丹尼？”大个子慢慢地抬起头。屋子里突然变得死寂。一辆车在外面停下来，熄灭了引擎。

一个红色聚光灯照在纱窗顶上。

灯光相当刺眼。达尔马斯蹲下一条腿，轻巧、敏捷地挪到一边更换了位置。沉默之中，丹尼恼怒地说：“老天，警察！”

红色聚光灯透过纱窗照进屋子，在漆着油漆的内墙上洒下一片活泼的颜色。女人咕噜了一声，在她还来不及弯下身子躲过那团红光之时，她的脸被照得通红。达尔马斯看着红光，将头压在末尾一扇窗户的窗台下。在红色的灯光中，灌木丛的叶子都变成了黑色的矛尖。

小径上响起了脚步声。

一个严厉的声音说：“都出来！把手举起来！”

房子内响起了窸窣的移动声。达尔马斯无可奈何地晃了一下枪。随着咔嚓一声，门廊上的灯亮了。过了一会儿，在他们往后躲之前，两个穿着蓝色警察制服的人出现在了门廊的灯光下，其中一个拿着一挺轻型机关枪，另一个拿着弹匣经过特别改装的长管鲁格枪。

屋里响起了鞋子磨蹭地板的声音。丹尼站在门后，打开窥视口。一支枪出现在他的手上，开火了。

一个沉重的东西啪地摔在水泥地上。一个人在灯光下往前晃了一下，接着又往后仰，他的手捂着肚子。一顶硬壳鸭舌帽掉下来，滚落在小径上。

机关枪一阵扫射。达尔马斯靠着护壁板趴在地板上，女人在他后面尖叫。

机关枪从屋子一端扫射到另一端，石灰和木屑纷纷落下。墙上的镜子跌碎在地板上。浓烈的火药味和刺鼻的石灰味夹杂在一起。这一切好像持续了很长时间。有东西掉在达尔马斯的腿上。他紧闭眼睛，将脸贴着地板。

枪声和断裂声停止了。屋子内石灰粉末仍在飘落。一个声音大吼道：“怎么样，朋友？”

另一个稍远一点儿的声音怒骂道：“快点儿——我们走！”

脚步声又响起了，还有拖着步子的声音，接着是更多的脚步声。车子的引擎被发动了。车门砰地被甩上。轮胎在路面上发出尖厉的吱嘎声。引擎声渐渐加大，很快就消失了。

达尔马斯站起来，觉得耳朵里轰隆直响、鼻孔干燥。他把枪从地上捡起来，再从里层口袋里掏出一个小手电筒，将它打开。手电筒微弱的光在飘荡着灰尘的空气里搜寻。金发女人仰面躺在地板上，眼睛大睁，嘴巴扭曲成微笑状。她在哭泣。达尔马斯弯腰看看她，她没有中弹。

他走过房间，看见他的帽子好好地放在椅背被轰掉一半的椅子旁。那瓶波本威士忌就立在帽子旁。他把这两件东西都捡起来。拿着机关枪的家伙只是在腰部以上的高度来来回回扫射屋子，没有压下枪口。达尔马斯继续往前走，来到门边。

丹尼跪在门边。他的身子在摇晃，双手握在一起，血从粗大的手指间涌出。

达尔马斯打开门走出去。小径上有一摊血迹和一些弹壳，没有人影。他站在那里，觉得血在脑袋里汩汩流动，就像小锤子在轻轻敲打。他鼻子周围的皮肤有刺痛感。

他从酒瓶里喝了几口威士忌，转身回到屋内。丹尼已经站起来了。他拿出了一条手帕，在包扎流血的手。他看起来神情恍惚，像喝醉了一样摇摇晃晃。达尔马斯用手电筒照着他的脸。

他说：“很疼吗？”

“还好。手被击中了。”大个子咕噜道。他的手在系手帕时显得很笨拙。

“金发女人被吓坏了。”达尔马斯说，“老兄，她是你的客人。你的朋友真不错。他们想把我们三个人一起干掉。你朝窥视口外开了一枪，让他们慌了神。我想我欠你一个人情，丹尼……那个枪手技术不太好。”

丹尼说：“你要去哪里？”

“你觉得呢？”

丹尼盯着他，缓缓地说：“苏特罗是你要找的人。我完蛋了——完蛋了。他们都应该下地狱！”

达尔马斯又走到门外，沿着小径来到街道上。他坐进车子，没开车灯驶离了那儿。直到转过几个街角，走了一段距离后，他才打开车灯，下了车拍掉身上的尘土。

9

黑色和银色相间的布帘呈V字形从中间被拉开了，门帘后面缭绕着烟雾。乐队的铜管乐器在烟雾中闪闪发亮。空气中充斥着食物、烈酒、香水、脂粉的气味。空荡荡的舞池笼罩在琥珀色的灯光下，看起来比电影明星的浴室防滑垫大不了多少。

接着，乐声响起，灯光变暗。领班侍者踏着铺着地毯的台阶走过来，一边用一支金色的铅笔轻轻敲着裤子上的缎子条纹。他的眼睛细长、毫无神采，金色的头发从瘦削的前额处往后梳。

达尔马斯说：“我想见多内尔先生。”

领班侍者用金色的铅笔敲敲牙齿：“他现在恐怕很忙。叫什么名字？”

“达尔马斯。告诉他我是约翰·苏特罗的一位特别的朋友。”

领班侍者说：“我试试看。”

他走到一面上面有一排按钮和一个电话的木板墙前。他把电话从挂钩上取下来，贴近耳朵，一边隔着杯子盯着达尔马斯，目光就像玩具动物一样毫无表情。

达尔马斯：“我在大厅里等。”

他穿过布帘，缓步走向男用洗手间。他在里面拿出那瓶波本威士忌，喝完瓶里剩下的酒，然后仰着头、叉开双腿站在地板中央。一个身穿白色外套的憔悴的黑人向他挥挥手，焦急地说：“在这里不准喝酒，先生。”

达尔马斯把空酒瓶丢进回收毛巾的容器，从玻璃架上拿下一条干净的毛巾擦擦嘴，然后在洗脸池旁放了一毛钱，走了出去。

里门和外门之间有一个小空间。他靠在外门上，从背心口袋里拿出一支大约四英寸长的小型自动手枪。他用三根手指扣着枪，以帽子作为掩护，然后轻轻晃动着帽子走了出去。

过了一会儿，一个头发平顺、身材高大的菲律宾人走进大厅，四下张望。达尔马斯朝他走过去。领班侍者从布帘后往外看，对菲律宾人点点头。

菲律宾人对达尔马斯说：“先生，这边请。”

他们走进一条安静的长走廊，乐队的声音在他们身后越来越小。在一扇打开的门后有一些被废弃的绿色桌面的桌子。走廊拐了一个直角，灯光从尽头的一个门口射出来。

菲律宾人突然停下脚步，做了一个优雅的、让人眼花的动作。之后，只见他的手上拿着一支黑色的大号自动手枪。他礼貌地将枪口顶着达尔马斯的肋骨。

“先生，得搜你的身。这是规矩。”

达尔马斯静静地站着，举起双手。菲律宾人把他的科尔特手枪拿走了，将它放进自己的口袋。他拍拍达尔马斯其他的口袋，往后退了一步，把自己的枪插进枪套。

达尔马斯放下手臂，让帽子掉在地上。原先藏在帽子里面的小型自动手枪利落地抵住了菲律宾人的肚子。菲律宾人一脸错愕地看着枪。

达尔马斯说：“真是有趣，老兄。我自己动手。”

他把自己的科尔特手枪拿回来，又从菲律宾人的腋下拿走大手枪，把弹匣卸下来，并取出了枪膛里的子弹，然后把枪还给了菲律宾人。

“你还是可以拿着它来吓唬人的。如果你走在我前面，你的老板就不用知道它只能吓唬人了。”

菲律宾人舔舔嘴唇。达尔马斯又从他身上搜出了另一支枪。然后，他们继续沿着走廊往前走，来到那扇半掩着的门前。菲律宾人首先走了进去。

这是一个很大的房间。墙上镶着的嵌板被呈对角线钉着的木条固定住。地上铺着黄色的中国地毯。屋内摆着很多奢华的家具。厚重的门看起来可以隔音，四面没有窗户。房顶上有几个镀金的网格架子，嵌在里面的排气扇嗡嗡作响。房间内有四个人，都默不作声。

达尔马斯在一张皮沙发上坐下来，盯着里基奥，就是那个押着他走出瓦尔登的公寓的英俊家伙。里基奥被绑在一张高背椅上。他的双手被扭到了椅背后，两个手腕被绑在一起。他的眼睛冒着怒火，满脸血迹和瘀伤。他被人用枪柄揍过。棕黄色头发的诺蒂，之前和他一起出现在基马诺克的家伙，这时正坐在角落里的椅子上抽烟。

约翰·苏特罗坐在红色的皮制摇椅上慢慢地摇着椅子，眼睛盯着地板。达尔马斯走进房间时，他没有抬头。

第四个人坐在一张看起来颇为昂贵的办公桌后，柔软的棕色头发中分，嘴唇很薄，红褐色的眼睛里怒气很旺。在达尔马斯坐下来并打量着房间的过程中，他的目光一直停在达尔马斯的身上。然后，他瞥了一眼里基奥，开口了。

“这个浑蛋做得有些过火了。我们一直都在警告他。我想你不会感到遗憾吧！”

达尔马斯干笑两声，并没有显得很高兴：“多内尔，这样很好。另外一个呢？我看他毫发无损。”

“诺蒂没犯错，他只是奉命行事。”多内尔平静地说。他拿起一个长长的锉甲刀，开始修理指甲，“我们之间有些事需要谈谈，所以你才来这里。你看上去安然无恙嘛——只要你的私家侦探事业不扩张得太大。”

达尔马斯稍稍睁大了眼睛，说：“我在听，多内尔。”

苏特罗抬起眼睛，盯着多内尔的后脑勺。多内尔以平静、冷漠的声音继续说下去。

“瓦尔登那里的闹剧和肯莫尔的枪击事件我全知道。如果早知道里基奥会这么疯狂，我会阻止他的。事情已经发生了，我看我应该将它处理好……等我们办完了这里的事情，里基奥先生就会去城里自首的。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里基奥以前替瓦尔登工作，当时好莱坞流行雇保镖。瓦尔登以前都在恩森纳达买酒——就我所知，现在还如此——自己带进来。没有人找他的麻烦。里基奥看到有机可乘，就想携带毒品进来，结果被瓦尔登逮了个正着。他不想惹上丑闻，所以就把里基奥踢走了。里基奥逮住机会要勒索瓦尔登，他抓住的把柄是瓦尔登不够清白，禁受不起联邦调查局的审查。对里基奥而言，瓦尔登不够爽快，所以他就发狂了，决定采取强硬的手段。你和你的司机把他的计划搅乱了，所以他才会对你们开枪。”

多内尔放下锉甲刀，面带微笑。达尔马斯耸耸肩，瞥了一眼菲律宾人，他站在沙发另一端的墙边。

达尔马斯说：“多内尔，我没有你那么大的势力，不过还有能力四处查探。我想这是个有趣的故事，而且没什么漏洞——只要能得到城里的一些配合。但它和现在的事实不能吻合。”

多内尔扬起了眉毛。苏特罗开始上下晃动光亮的鞋尖。

达尔马斯说：“苏特罗先生是怎么插上一脚的呢？”

苏特罗盯着他，停止了晃动，做了一个快速的、不耐烦的动作。多内尔笑着说：“他是瓦尔登的朋友。瓦尔登跟他说过一些事情，而且苏特罗知道里基奥在替我工作。可是作为一位议员，他不想告诉瓦尔登他知道的每件事情。”

达尔马斯阴沉着脸说：“告诉你，多内尔，你的故事哪里出错了。里面的恐惧色彩不够浓。瓦尔登太害怕了，连我在替他工作的时候，他都不敢帮助我……而且，今天下午有人很害怕他，他因此被枪杀了。”

多内尔往前探着身子，眯起眼睛，手在前面的桌上握成拳头。

“瓦尔登——死了？”他的声音轻得几乎听不见。

达尔马斯点点头：“右边太阳穴中弹……点三二口径的枪……看起来像自杀，其实不是。”

苏特罗赶紧抬起一只手捂着脸。棕黄色头发的家伙坐在角落里的椅子上惶惑不安。

达尔马斯说：“想听听诚实的揣测吗，多内尔？……我们姑且说这是揣测……瓦尔登自己陷在贩卖毒品的勾当里——不是他独自一人在干。禁酒法令被废除后，他想洗手不干了。海防队不必花那么多时间监视运输私酒的船只，所以海上走私毒品就不那么容易了。而且，瓦尔登看中了一个很有眼光的女孩，她的价值抵得上贩毒所得的十倍，所以他想脱离贩毒的勾当。”

多内尔舔舔嘴唇说：“什么贩毒的勾当？”

达尔马斯盯着他：“多内尔，你不会了解这种事情，对吗？见鬼，当然不了解，这种事情只有坏家伙才会干，而那些坏家伙不乐意瓦尔登那样罢手。他喝酒喝得太凶——可能开始将事情透露给他的女朋友。他们想让他按照他们的方法罢手——在枪口下。”

多内尔缓缓转过头，盯着被绑在高背椅上的人。他声音非常轻柔地说：“里基奥。”

然后，他站起来，绕过桌子。苏特罗放下捂着脸的手，注视着他，嘴唇颤抖。

多内尔站在里基奥的前面，把手放在他的头上，拽着他的头往椅背上撞。里基奥哀号起来。多内尔低头看着他，面带微笑。

“我脑子变迟钝了。你杀了瓦尔登，你这个畜生！你回去干掉了他。你忘了告诉我们这一部分，宝贝。”

里基奥张开嘴巴，朝多内尔的手上吐出一口鲜血。多内尔的脸开始抽搐，接着将手举在前面退后几步走开了。他拿出手帕将手仔细地擦干净，随手将手帕扔在地板上。

“诺蒂，把你的枪给我。”他轻声说着便朝棕黄色头发的家伙走去。

苏特罗突然张开嘴巴，眼神颓丧。高大的菲律宾人掏出他的自动手枪，好像忘了里面没有子弹。诺蒂从右腋下拿出一支又粗又短的左轮手枪交给多内尔。

多内尔接过枪，转身朝里基奥走去，举起了枪。

达尔马斯说：“里基奥没有杀瓦尔登。”

菲律宾人快步向前，举起枪砸向达尔马斯，击中了他的肩膀。一阵疼痛蔓延到他的整个手臂。他在地上快速翻了个身，掏出科尔特手枪。菲律宾人再度出击，但落空了。

达尔马斯跳起来，闪到一旁，使尽全力用枪管击向菲律宾人的脑袋。菲律宾人哀叫一声，跌坐在地上，翻着白眼。他缓缓地往下跌，手还抓着沙发。

多内尔的脸上没有任何表情，手上握着的左轮手枪一动也不动，长长的上唇挂着汗珠。

达尔马斯说：“里基奥没有杀瓦尔登。瓦尔登是被一支被磨掉了号码的枪杀死的，枪是后来被塞在他手上的。里基奥不会带着被磨掉了号码的枪走上半个街区。”

苏特罗的脸呈死灰色。棕黄色头发的家伙已经从椅子上站起来了，右手在身体一侧摆动。

“继续说。”多内尔心平气和地说。

“追查起来，被磨掉了号码的枪起先是一个叫海伦·达尔顿或柏万德的女人的。”达尔马斯说，“那是她的枪。她告诉我她很久以前就把枪当掉了。我不相信她的话。她是苏特罗的朋友。苏特罗看到我去见她，非常恼怒，竟然用枪指着我。多内尔，你猜得出苏特罗为什么这么恼怒吗？他又是怎么知道我要去见这个女人的呢？”

多内尔说：“说吧，告诉我。”他静静地盯着苏特罗。

达尔马斯朝多内尔走近一步，将拿着科尔特手枪的手放到身体侧面，不带威胁的意味。

“我来告诉你为什么吧！自从我开始为瓦尔登工作，就被人跟踪了——电影公司的一个大块头的笨蛋侦探，我在一英里之外都可以看见他。多内尔，他被收买了。那个杀了瓦尔登的家伙收买了他。他认为一个电影公司的侦探有机会接近我，我就让他玩下去——给了他诱饵，弄清楚他玩的把戏。他的老板是苏特罗。苏特罗杀了瓦尔登——亲手杀的。他耍的其实就是那种把戏——业余的把戏——还自以为聪明。这件事中重要的一点是他自暴其短——设下自杀的圈套，以一支被磨掉了号码的枪作为凶器，凶手以为它不会受到追查，他不知道大部分的枪的里面还有号码。”

多内尔摇晃着左轮手枪，最后停在棕黄色头发的家伙和苏特罗的中间。他没有说话，眼睛里满是沉思和好奇的表情。

达尔马斯把重心换到脚跟上。躺在地板上的菲律宾人的一只手搭在沙发上，指甲在刮着皮革。

“还没说完呢，多内尔。苏特罗跟瓦尔登称兄道弟，可以接近他，近得可以拿枪抵着他的脑袋，扣下扳机。不会有人听到基马诺克顶楼的枪声，更何况点三二口径的枪的声音那么小。所以，他把枪放到瓦尔登的手里，然后离开了。但是他忘了瓦尔登是个左撇子，而且不清楚枪的来源可以被查出来。等到他未料到的事情发生了——他收买的人告诉了他——我去查探了那个女人——他又雇了一帮机枪手，想把我们三个人杀掉灭口……只是这些人办事不老练——就像这出戏里的其他环节一样。”

多内尔缓缓地点点头，盯着苏特罗的肚子，用枪对准了他。

“说来听听，约翰。”他轻声说，“告诉我们，这么大岁数了，你是如何变得这么聪明的——”

棕黄色头发的家伙突然挪动了一下。他闪到桌子后面，同时用右手迅速拔出另一支枪。枪在桌子后面开火了，子弹从桌底射出，击在墙上，在嵌板后面爆出了金属击中物件的声音。

达尔马斯猛地挥动科尔特手枪，朝桌底连开两枪，顿时木屑横飞。棕黄色头发的家伙大叫着急忙从桌后站起来，手上的枪喷射着火苗。多内尔摇晃了一下，同时他的枪也连着射出了两颗子弹，速度非常快。棕黄色头发的家伙又哀叫了一声，鲜血从他的一边脸颊上迸出来。他倒在书桌后，不再动弹了。

多内尔退到墙边。苏特罗站起来，双手捧腹，想要尖叫。

多内尔说：“好了，约翰，轮到你了。”

接着，多内尔突然开始咳嗽。伴随着一阵衣服的窸窣声，他的身子开始往下跌。他弯下腰，丢掉手上的枪，撑着地板继续咳嗽，脸色越来越白。

苏特罗僵硬地站着，双手放在肚子前面，手腕往后折，手指弯曲，眼睛呈死灰色。过了一会儿，他膝盖一软，往后跌在地板上。

多内尔还在轻轻地咳嗽。

达尔马斯快速走到门边，听了一会儿动静，然后打开门往外看了看，很快又把门关上了。

“隔音——效果还真好！”他喃喃地说。

他走回书桌旁，拿起电话，放下科尔特手枪拨了个号码，等了一会儿后说：“请找卡斯卡特局长……要跟他说话……当然，很重要……非常重要。”

他一边等一边用手指敲着桌面，冷峻的眼睛不停地扫视房间。听到一个睡意蒙眬的声音时，他的身子一挺。

“局长，我是达尔马斯。我现在在马里柏萨俱乐部，盖恩·多内尔的办公室。这里出了些麻烦，可是没有人伤得很重……我找到了枪杀德里克·瓦尔登的凶手……是约翰·苏特罗干的……没错，市议员……赶快来，局长……我可不想和别人抢功，你知道的……”

他挂上电话，拿起桌上的科尔特手枪，盯着对面的苏特罗。

“约翰，站起来，”他疲倦地说，“告诉可怜的笨侦探这回要怎么瞒天过海——哼，自以为聪明的家伙！”

10

警察局的橡木大办公桌上方的灯光强得刺眼。达尔马斯盯着沿桌沿儿滑动的手指，然后又在袖子上擦了擦手指。他用手托着下巴，看着桌子后面翻盖办公桌上方的壁钟。房间里别无他人。

墙上的扬声器响了起来：“呼叫七十二街的71W车……到第三街和柏伦多街的交叉口……在杂货店……见一个人……”

门开了，卡斯卡特局长走进来，随手轻轻把门关上。他是个经验老到的人，身材魁梧，丰润的宽脸上有一道整齐的八字胡，指关节粗大。

他在橡木桌和翻盖桌之间坐下来，拨弄着烟灰缸里一支凉凉的烟斗。

达尔马斯抬起头。卡斯卡特说：“苏特罗死了。”

达尔马斯瞪大了眼睛，什么都没说。

“他妻子干的。他想回家一趟。那帮小子把他看得好好的，可是没留意她。他们还来不及阻止，她就干掉了他。”

卡斯卡特的嘴巴一开一合的，他的牙齿又硬又脏。

“她一句话都没说，从身后拿出一支小手枪，朝他开了三枪。一、二、三，就是这样。然后，就像你能想到的那样，她干净利落地在手上掉转枪口，将它递给了那帮小子……她到底为什么要这么做？”

“有认罪书吗？”

卡斯卡特盯着他，把凉凉的烟斗放进嘴里大声地吸着：“他的吗？有——可是不是白纸黑字……你猜她为什么要杀他？”

“她知道金发女人的事。”达尔马斯说，“她认为那是她最后的机会。也许她知道他干的那些勾当。”

局长缓缓地点点头。“当然，”他说，“就是这样的。她认为这是她最后的机会，当然会把那个浑蛋除掉。如果检察官够聪明，会对她以自卫杀人为由起诉。这样的话，她大概会在特克查皮关上十五个月，正好可以静心疗养心里的伤痛。”

达尔马斯在椅子上扭动了一下身子，皱起眉头。

卡斯卡特继续说：“这让大家都松了口气。你不会难堪，政府也没有麻烦了。如果她没有下手，事情可能会闹得满城风雨。她应该领到一份退休金。”

“她应该得到‘月食电影公司’的签约。”达尔马斯说，“当我查出苏特罗的事情时，原以为自己的业绩还会被大肆宣扬呢。我自己差点儿杀了苏特罗——可是他太怯懦了——而且他还是个市议员。”

“想都别想。把它交给警方处理吧。”卡斯卡特咕哝道，“事情看起来就是这样的。我想我们不能把瓦尔登案列为自杀案件，被磨掉了号码的枪是个反证。我们得等着拿到验尸报告和枪支检查报告。石蜡测验的报告应该会显示他根本没有开过枪。另一方面，苏特罗的案子也结束了，不得不曝光的事情也不会造成很大的伤害，对吗？”

达尔马斯拿出一根香烟，在手指间转来转去。他缓缓地点燃香烟，挥挥火柴，直到它熄灭。

“瓦尔登不是什么纯洁的百合花。”他说，“贩卖毒品的事会败坏他的名声——不过公众不会关注太久。我想我们应该满意了，只是还有一些没有解决的疑问。”

“去他的疑问，”卡斯卡特笑了笑，“我看没有什么人能轻松逃脱。你的那个搭档丹尼，他很快就得从这个行业中消失。如果我抓到了那个叫达尔顿的女人，我会把她关到孟德西诺。我们还可以治治多内尔——得等到医院修理了他之后再说。我们还得去料理那帮混混儿。绑架和杀害出租车司机，不管是谁干的，他们都不会招供的。他们还有前途需要考虑，好在出租车司机伤得不太严重。剩下的就是那帮机枪手了。”卡斯卡特打了个哈欠，“那些败类一定是从旧金山来的。我们这里很少有玩机枪的人。”

达尔马斯懒洋洋地坐在椅子上。“你不会想喝一杯吗，局长？”他淡淡地说。

卡斯卡特盯着他，板着脸说：“还有一件事，我要你听清楚。很好，你拆开了那支枪——如果你没有破坏指纹的话。你没有告诉我这些，我想鉴于当时你所处的窘境，我就不计较了。但是如果你搅乱我们的业绩，抢在我们前头，我就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达尔马斯若有所思地朝他笑了笑。“局长，你一向都是对的。”他谦虚地说，“这是一件工作——我只能这么说了。”

卡斯卡特用力搓着脸颊，皱着的眉头舒展开了，咧着嘴笑起来。然后，他弯下腰，拉开一个抽屉，拿出一瓶黑麦酒。他把酒瓶放在桌上，按了按电铃。一个身穿制服的高个子走进房间。

“嘿，小子，”卡斯卡特大声说，“把你从我抽屉里偷走的开瓶器拿过来。”大个子走开一会儿后又回来了。

“我们为什么而干杯呢？”过了两分钟，局长问。

达尔马斯说：“只是喝酒就行了。”

（石蓝 译）

拉齐诺的枪

1

泰德·卡尔马迪喜欢雨——喜欢雨的触感，雨的声音，雨的气息。他从凯迪拉克双门跑车里走出来，在卡龙德莱特的侧门外站了一会儿。蓝色羊皮雨衣高高的领子搔到了他的耳朵。他的手插在口袋里，嘴上叼着一根不太硬挺的香烟。他走进去，经过了理发店、杂货店和香水店——里面陈列着的一排排绚丽精致的香水瓶，好像百老汇歌舞剧演出终场中演员摆出的造型。

他绕过一根有金色条纹的柱子，走进铺着地毯的电梯。

“你好，阿尔伯特。好一场雨。九楼。”

年轻的电梯工穿着浅蓝色和银色相间的制服，身材瘦削，面容疲倦。他朝正在关闭的电梯门抬起戴着白手套的手，说：“什么？卡尔马迪先生，你以为我不知道你要到几楼吗？”

他没看指示灯一眼，便按下了按钮，一会儿后又把门打开了，然后砰地靠在电梯上，闭上了眼睛。

卡尔马迪停下脚步，那双明亮的褐色眼睛迅速瞥了他一眼：“阿尔伯特，怎么了？生病了？”

男孩挤出一个淡淡的笑容：“我轮了两个班。科基病了，在发烧。我想我是没吃饱。”

高大的、褐色眼睛的男人从口袋里摸出一张皱皱巴巴的五元钞票，在男孩的鼻子下弹了一下。男孩睁大了眼睛，挺直了身子。

“哎呀，卡尔马迪先生，我不是故意——”

“别说废话了，阿尔伯特。朋友之间，钱算什么？替我多吃些。”

他走出电梯，沿着走廊往前走，轻轻地说：“傻瓜……”

飞奔过来的男人几乎把他撞倒了。他是从拐弯处突然冲过来的，正朝电梯跑去，撞到了卡尔马迪的肩膀。

“下去！”他拍着正在关闭的电梯门。

卡尔马迪看见了拉得很低的淋湿了的帽子下面那苍白的脸，上面两只空洞的黑眼睛靠得很近，眼底有一种古怪的神色，他曾经见过这种眼神——吸毒的原因。

电梯如铅块一样往下坠落。卡尔马迪站在那里盯着电梯刚才所在的地方看了很久，然后沿着走廊继续往前走，拐过了那个弯。

他看见一个女孩躺在九一四房间的门口，半截身子在走廊上。

她是侧躺着的，穿着光亮的银灰色睡衣，脸颊贴在走廊的地毯上，淡金色的头发浓密、富有光泽、一丝不乱。她非常年轻、漂亮，看起来还没死。

卡尔马迪在她旁边蹲下来，摸摸她的脸颊——还是温的。他把她的头发轻轻拨开，看见了瘀痕。

“被打昏了！”他的嘴唇紧紧地顶着牙齿。

他把她抱起来，经过门厅，走进一个套房的客厅，把她放在瓦斯壁炉前的绒面大沙发上。

她毫无反应，眼睛紧闭，涂着脂粉的脸发青。他把外门关上，扫视了一下整个公寓房间，然后回到门厅处，捡起墙脚下一个泛着白光的东西。这是一支点二二口径的自动手枪，骨制枪柄，能装七发子弹。他闻闻枪，然后将它放进口袋，回到女孩身边。

他从外套的里层前胸口袋里拿出一个银色的大瓶子，拧开瓶盖，然后用手指撑开她的嘴，往她那又小又白的牙齿间灌了一些威士忌。她呛了一下，头在他的手上晃了晃。她的眼睛睁开了——是深蓝色的，微微偏紫——渐渐恢复了生气。

他点燃一根香烟，站起来低头看着她。她动了一下，一会儿后才轻声说：“我喜欢你的威士忌，可以再要一点儿吗？”

他从浴室里拿来一只玻璃杯，倒入一些威士忌。她缓缓坐起来，摸摸脑袋，呻吟了一声。然后，她从他手上接过酒杯，老练地一抬手腕，将酒喝了下去。

“我还是很喜欢这味道。”她说，“你是谁？”

她的声音低沉、轻柔。他喜欢这种声音。他说：“泰德·卡尔马迪。我住在九三七房间。”

“我想我是突然昏过去了。”

“嗯。你挨揍了，天使。”他那双明亮的眼睛审视着她，嘴角露出一丝笑意。

她的眼睛睁得更大了，里面涌现了困惑之色，基于自我保护的困惑之色。

他说：“我看见那个家伙了，一眼就能看出来是个吸毒者。这是你的枪。”

他把枪从口袋里拿出来，将它托在平平的手掌上。

“我看这下我得编个催眠故事才行。”女孩缓缓地说。

“不用讲给我听。如果你有麻烦，也许我能帮忙。看情形吧！”

“看什么情形？”她的声音更加冷淡了。

“看是哪个行当的事情。”他轻声说，然后打开弹匣，看看子弹，“铜镍合金的，嗯？天使，你很懂武器嘛！”

“你一定得叫我天使吗？”

“我不知道你的名字。”

他朝她咧嘴一笑，然后走到窗前的书桌旁，把枪放在上面。桌上有一个皮革相框，里面并排装着两张照片。他起初只是随意地瞥了它一眼，然后目光定住不动了。一个皮肤微黑的英气的女人，一个瘦削、眼神冷漠的金发男人，他系着大领结，竖起僵直的衣领，翻领狭窄——看得出来，照片是很多年前拍的。他盯着照片中的男人。

女孩在他背后说：“我叫珍·阿德里安，在拉齐诺工作，参加歌舞表演。”

卡尔马迪仍在盯着照片。“我和本尼·拉齐诺很熟。”他心不在焉地说，“这是你父母吗？”他转过头看着她。她缓缓地抬起头，深深的蓝眼睛里涌现了一丝像是恐惧的神色。

“是啊，他们死了很多年。”她淡淡地说，“下一个问题呢？”

他快步走回沙发旁，站在她面前。“好吧，”他冷冷地说，“我爱管闲事，那又怎么样？这是我的城市，以前归我父亲管理。老马库斯·卡尔马迪，人民之友。这是我的旅馆，至少有一部分是我的。那个吸毒的浑蛋看起来是会要人性命的人。我为什么不能出手帮忙呢？”

金发女孩懒洋洋地盯着他。“我还是喜欢你的威士忌，”她说，“我能——”

“从脖子那儿直接灌下去吧，天使，那样快多了。”他咕哝道。

她突然站起来，脸色有些发白。“你跟我说话的口气就好像我是个恶棍，”她厉声说，“好吧，告诉你吧，如果你硬要知道的话。我的男朋友被人威胁了。他是个拳击手，他们要他输掉比赛。现在他们想用我来威胁他。你满意一些了吗？”

卡尔马迪从椅子上拿起帽子，把嘴里的烟蒂拿出来放进烟灰缸里拧熄，然后点点头，以温和的口气说：“对不起。”他朝门口走去。

刚走到半途，他的身后就响起了咯咯的笑声。女孩轻声说：“你的脾气真坏。还有，你忘了带走你的酒。”

他走回去，拿起酒瓶，然后突然弯下腰，托起女孩的下巴，在她的唇上印下一个吻。

“去你的，天使，我喜欢你。”他温柔地说。

他走回门厅，出去了。女孩用一根手指缓缓地来回抚摸着嘴唇，脸上露出了羞涩的笑容。

2

服务员领班托尼·阿科斯塔又瘦又黑，像个女孩一样纤细，手小而灵巧，眼睛温和，嘴形倔强。他站在门口说：“卡尔马迪先生，第七排的票是我能买到的最好的了。这个迪肯·韦拉不错，杜克·塔戈会是下一个轻重量级冠军。”

卡尔马迪说：“托尼，进来喝一杯吧！”他走到窗边，看着外面的雨，“如果他们能够替他买下的话。”他头也没回地又说了一句。

“好吧——卡尔马迪先生，只喝一点儿。”皮肤黝黑的年轻人在桌上的托盘上小心地调了一杯酒。他对着灯光举起酒瓶，仔细地估量他杯子里的酒的分量，又拿着长汤匙轻轻地搅动冰块，然后啜了一口，微笑起来，露出一口又细又白的牙齿。

“塔戈很厉害，卡尔马迪先生。他又快又机灵，双拳很有力量，胆子大，从不畏缩。”

“他得让那帮喂他东西的家伙获利。”卡尔马迪慢吞吞地说。

“嗯，他们还没喂他吃狮子肉呢！”托尼说。

雨水打在玻璃上。圆滚滚的雨珠飞溅出去，细小的水流顺着窗格弯弯曲曲往下流。

卡尔马迪说：“他是个混混儿。混混儿有了点儿排场，还是混混儿。”

托尼深深叹了口气：“真希望我也能去，我晚上也不用上班。”

卡尔马迪缓缓转过身，走到桌旁调了一杯酒。他脸色发暗，声音疲倦、慵懒。

“怎么了，为什么不去？”

“我头疼。”

“你又没钱了。”卡尔马迪几乎骂了起来。

皮肤黝黑的年轻人一言不发地垂下长长的睫毛，不敢正视他。

卡尔马迪的左手握成拳头，接着拳头又缓缓地松开了，眼睛里满是不高兴的神情。

“只管向卡尔马迪要吧。”他叹了口气，“好人卡尔马迪，他能屙出钱来，他心肠软。只管向卡尔马迪要吧。好吧，托尼，把钱拿去，买两张票。”

他伸手探入口袋，掏出一张钞票。皮肤黝黑的年轻人一副受辱的模样。

“哎呀，卡尔马迪先生，你不要以为我——”

“少说废话，朋友之间一张拳击票算什么？买两张，带你的女朋友去。去他的塔戈！”

托尼接过钞票，仔细地瞧了这个年龄偏大的人一会儿，然后声音非常轻柔地说：“卡尔马迪先生，我宁愿跟你去。塔戈会把他们打得落花流水的。他不只是在赛场上很厉害。他有个金发女朋友住在这一层楼，就是九一四房间的阿德里安小姐。”

卡尔马迪身子一僵，把杯子缓缓放下，在桌上将它转来转去。他的声音变得有些沙哑了。

“托尼，他还是个混混儿。好吧，我跟你一起吃晚饭，七点在旅馆前面见。”

“哎呀，好极了，卡尔马迪先生。”

托尼快活地走出去，轻轻地关上了门。

卡尔马迪站在桌子旁，指尖抚着桌面，眼睛盯着地板。他就那样站了很长时间。

“卡尔马迪，全美国最傻的傻瓜。”他闷闷不乐地大叫道，“英雄救美？单相思。真傻。”

喝完酒后，他看了看手表，然后戴上帽子，穿上蓝色羊皮雨衣。经过九一四房间时，他停住脚步，伸手想要敲门，可是又放下了手。

他缓缓走进电梯，来到街边，上了车。

《论坛》的办公室地处第四街和水泉街的交叉口附近。卡尔马迪把车子停在街角，走进员工入口，乘着摇摇晃晃的电梯上了四楼。电梯工是个老年人，嘴里叼着熄灭了的雪茄，将一本卷起来的杂志凑到了鼻子前面六英寸的地方。

四楼宽大的双开门上写着“市政组”的字样。另一个老年人坐在外面一张摆着电话的小桌子后面。

卡尔马迪敲敲桌子，说：“告诉亚当斯，卡尔马迪来了。”

老年人对着电话叽里咕噜了一顿，然后拿出一把钥匙，用下巴示意了一下。

卡尔马迪穿过双开门，经过了一张马蹄形写字桌和一排上面的打字机在噼啪作响的小桌子。在房间的尽头，一个长手长脚的红发男人悠闲地将双腿架在拉开的抽屉上，脖子往后靠在倾斜得快要倒下去的椅子上，嘴里的大烟斗直直地指着天花板。

当卡尔马迪来到他身边时，他只是动了动眼睛，咬着烟斗说：“你好，卡尔马迪。近来如何，大富翁？”

卡尔马迪说：“看看你们的剪报，查查一个叫考特威的家伙的资料，怎么样？确切地说，就是州议员约翰·迈尔森·考特威。”

亚当斯把脚放到地板上，用双手抓着桌沿儿坐直身子，将烟斗从嘴里拿出来，朝废纸篓啐了一口，说：“那个冷血的老家伙？他什么时候闹出过新闻？哈！”他疲倦地站起来，补充说：“走吧，大人物。”他说着便朝房间的一头走去。

他们又经过了一排办公桌，从一个胖胖的女孩旁边走过。她脸上的妆都糊了，正一边打字，一边对着自己所写的东西大笑。

他们穿过一扇门，来到一个大房间，里面立着很多六英尺高的档案柜，还有一个摆着小桌子和椅子的凹室。

亚当斯在文件柜里翻了好一会儿，最后拉出了一个文件夹放在桌上。

“坐吧。有什么新闻？”

卡尔马迪将一只手肘撑在桌上，开始翻阅一叠厚厚的剪报。材料都很乏味，政治性质的，不是头条新闻，无非是说考特威议员对这个那个公共事件发表了意见，在这个那个会议上做了演说，去了这个那个地方——都很无趣。

他看着几张经过处理的图片，上面的人满头白发，表情沉着，深陷的眼睛没有神采、没有热情。过了一会儿，他说：“有好一点儿的照片吗？我是说真的照片。”

亚当斯叹了口气，伸伸懒腰，钻进了一排档案柜间。他拿着一张光滑的黑白照片出来了，将它丢在桌上。

“你可以拿走，”他说，“我们有好几打。这个家伙好像永远都不会死。要我替你找他签名吗？”

卡尔马迪眯起眼睛盯着照片看了很久。“很好，”他慢吞吞地说，“考特威结过婚吗？”

“从我不用尿片开始就没结过婚，”亚当斯没好气地说，“以后可能也不会结婚。嘿，到底是什么事情，神秘兮兮的？”

卡尔马迪慢慢地朝他露出了笑容。他拿出酒瓶，将它放在文件夹旁。亚当斯马上脸色一亮，伸出长长的手臂。

“那么，他也没有孩子。”卡尔马迪说。

亚当斯瞥了酒瓶一眼：“嗯——我想公开来讲，没有。就我所知，也没有。”他深深地喝了一口酒，擦擦嘴，又喝了一口。

“这么说，”卡尔马迪说，“事情可真古怪。再喝三口，然后忘记你见过我。”

3

胖子凑近卡尔马迪的脸，喘着粗气说：“你说别人在操纵比赛，朋友？”

“对，韦拉会赢。”

“你想赌多少钱？”

“先数数你自己口袋里的钱吧。”

“我赌五百。”

“就这样吧。”卡尔马迪淡淡地说，目光仍旧停在坐在拳击场前排座位上的金发女孩的后背上。富有光泽的波浪形长发下是镶着白色毛皮边的白色披肩。他看不见她的脸——也不必看见。

胖子眨眨眼，小心翼翼地从背心的里层口袋里掏出厚厚的钱包，将它贴着膝盖数了十张五十元的钞票，然后把钱卷成一卷，将钱包塞回胸前。

“算算你的那一份，傻子，”他喘着粗气说，“看看你的钱。”

卡尔马迪收回目光，掏出一叠崭新的百元大钞唰地翻翻，然后抽出五张递出来。

“哎呀，新得很。”胖子又凑近卡尔马迪的脸，“我叫斯基茨·欧尼尔。不准耍赖，嗯？”

卡尔马迪缓缓地露出了笑容，把钱塞入胖子手里：“斯基茨，你拿着钱。我叫卡尔马迪，老马库斯·卡尔马迪的儿子。我要是耍赖，跑起来可比你快——等着见分晓吧。”

胖子吐了一长口气，往后靠在椅子上。托尼温和地看看捏在胖子肥嘟嘟的手上的钱，舔舔嘴唇，朝卡尔马迪尴尬地笑了笑。

“唉，卡尔马迪先生，那些钱有去无回啊！”他喃喃地说，“除非——除非——你知道什么内幕。”

“值得投入五百块钱。”卡尔马迪咕哝道。

铃声响起，第六个回合开始了。

头五回平淡无奇。金发的大个子杜克·塔戈根本没全力以赴。皮肤黝黑的迪肯·韦拉是个强壮的波兰小子，满嘴坏牙，耳朵因多次受伤而成了畸形。他空有一副好身架，什么也不懂，只知道胡乱挥拳，虚张声势，但达不到实际效果。到目前为止，他还抵挡得住塔戈。观众不时地朝塔戈发出嘘声。

当凳子被搬离了擂台后，塔戈摸摸黑色和银色相间的短裤，朝披着白披肩的女孩露出一个紧张的微笑。他长得很英俊，脸上没有伤痕，左肩上有韦拉的鼻血。

铃声响起了，韦拉冲过擂台，从塔戈的肩膀旁闪开，挥出一记左勾拳。塔戈频频挨揍，跌到围栏上，又被弹了出去，抱住了对方。

卡尔马迪在黑暗中静静地微笑。

裁判很容易就把两人分开了。塔戈利落地跳开了。韦拉将拳头往上一勾，没打中。他们你来我往地打了一分钟。从顶层楼座里传出了华尔兹音乐。然后，韦拉跳着挥了一记长拳。塔戈好像早已等在那里，等着长拳袭来。他的脸上露出怪异、紧张的笑容。披着白披肩的女孩突然站了起来。

韦拉的长拳击中了塔戈的下巴，他几乎晃都没晃一下。塔戈挥出右拳，击向韦拉的眼睛，接着一记左勾拳扫向韦拉的下巴，另一记右勾拳又紧随其后几乎落在同一个点上。

皮肤黝黑的年轻人四肢着地，缓缓地倒下去，戴着拳击手套的手被压在身体下面。裁判大声地数着倒计时时，观众喝着倒彩。

胖子艰难地站起来，笑得合不拢嘴，说：“老兄，你觉得怎么样啊？还认为这是受操纵的比赛吗？”

“事情被弄砸了。”卡尔马迪的声音跟警方播音员的一样平淡。

胖子说：“再见了，老兄。有空常来玩。”胖子从卡尔马迪的身边经过时，踢了踢他的脚踝。

卡尔马迪一动也不动地看着空荡荡的拳击赛场。拳击手和他们的教练已经去了擂台下面的楼下，披着白披肩的女孩也消失了。灯光都熄灭了，整个场地看起来无比肮脏、粗鄙。

托尼焦躁不安，看着一个身穿条纹罩衫的人在座位间清扫垃圾。

卡尔马迪忽然站起来，说：“托尼，我要去和那个混混儿聊聊天。去外面的车上等我。”

他快步走上斜面的通道，进入大厅，从还没来得及离开的观众中间穿过，来到一扇写着“禁止进入”字样的门前。他穿过那扇门，又走下一条斜面通道，来到另一扇写着相同字样的门前。一个穿着褪色的、没有纽扣的卡其制服的警卫站在那里，一手拿着啤酒，一手拿着汉堡。

卡尔马迪亮了一下警察证，警卫看都没看就让开了，在卡尔马迪穿过那扇门时还平静地打了一声嗝。门后是一条狭窄的通道，两边都是标了号码的门，吵闹声从那后面传出来。左边第四扇门上，用图钉钉着一张上面潦草地写着“杜克·塔戈”字样的卡片。

卡尔马迪打开门，听到了哗啦哗啦的淋浴声。

在狭窄的、几乎空无一物的房间里，一个穿着白色运动服的人坐在按摩桌的尾端。衣服散放在桌上。卡尔马迪认出了他是塔戈的教练。

他说：“杜克呢？”

身穿运动服的男人用拇指朝传来水流声的方向指了指。然后，一个人晃到门前，东倒西歪地来到卡尔马迪近前。他个子很高，卷曲的褐色头发里还夹着深灰色，手上端着一大杯酒，醉醺醺的。他的头发湿漉漉的，眼睛充血，嘴唇毫无意义地抿紧又张开。他粗声粗气地说：“浑蛋，快滚！”

卡尔马迪平静地关上门，靠在门上，伸手到蓝色雨衣内的背心口袋里掏香烟，根本没瞧鬈发的家伙一眼。

鬈发的家伙空着的右手突然伸进外套，又抽了出来。一支枪在他的蓝色西装前面泛着蓝光，酒从他左手端着的酒杯里溅了出来。

“不准进来！”他大吼一声。

卡尔马迪缓缓地把烟盒拿出来，让他瞧了瞧，然后打开盒子，在嘴里塞了一根烟。枪离他非常近，但不是很稳。端着酒杯的手好像在有韵律地颤抖。

卡尔马迪满不在乎地说：“你是在找麻烦吧。”

身穿运动服的人跳下按摩桌，静静地盯着那支枪。鬈发的家伙说：“我们喜欢麻烦。迈克，搜搜他。”

身穿运动服的人说：“希韦尔，我不想惹这种事。看在老天的分上，别胡来！你醉得太厉害了。”

卡尔马迪说：“搜吧，没关系。我没带枪。”

“不用了。”身穿运动服的人说，“这个家伙是杜克的保镖。别把我扯进来。”

鬈发的人说：“当然，我醉了。”他说着就咯咯笑起来。

“你是杜克的朋友？”身穿运动服的人问。

“我有些事要告诉他。”卡尔马迪说。

“什么事？”

卡尔马迪没搭腔。“好吧！”身穿运动服的人说，不悦地耸耸肩。

“迈克，你知道吗，”鬈发的家伙忽然凶狠地说，“我想这个狗娘养的想抢走我的工作。哼，一定是的。”他用枪口戳戳卡尔马迪，“你不是私家侦探吧，先生？”

“可能吧。”卡尔马迪说，“把你的枪对准你自己的肚子好吗？”

鬈发的家伙微微侧了一下头，朝肩后笑笑。

“迈克，你知道吗，他是私家侦探。他一定是想抢走我的工作。肯定是的。”

“把枪收起来，你这个笨蛋！”身穿运动服的人憎恶地说。

鬈发的家伙又朝后面扭了一下头。“我是他的保镖，对吗？”他抱怨道。

卡尔马迪拿着烟盒的手几乎是随意地把枪推到一旁，鬈发的家伙连忙转过头来。卡尔马迪迎上去，一拳打在他的肚子上，同时用手肘把枪架开。鬈发的家伙呛了一下，酒洒在了卡尔马迪的雨衣上，酒杯摔碎在地板上，枪脱开他的手掉在角落里。身穿运动服的人赶紧去捡枪。

几乎没人注意到淋浴的声音停止了。金发的拳击手出来了，一边用毛巾用力擦拭身体。他张大了嘴巴瞧着眼前戏剧性的场面。

卡尔马迪说：“我才不需要这个呢。”

他把鬈发的家伙推开，同时用右拳击向他的下巴。鬈发的家伙被打得撞到了对面的墙上，然后跌坐在地板上。

身穿运动服的人捡起枪，不知所措地站在那儿看着卡尔马迪。

卡尔马迪掏出一条手帕，擦擦雨衣，此时塔戈则闭上了大张着的线条优美的嘴巴，拿着毛巾开始在胸膛上来回揉搓。过了一会儿，他说：“你他妈的到底是谁？”

卡尔马迪说：“我以前是私家侦探。我叫卡尔马迪。我想你需要帮忙。”

塔戈的脸变得更红了——之前淋浴蒸汽已经让他皮肤泛红了：“为什么？”

“我听说你本来是要输掉比赛的，我想你也是在试着这样做，可是韦拉实在太差劲了。你无法忍受自己败在他手下。这表示你有麻烦了。”

塔戈非常缓慢地说：“有些人说这种话，会被打掉牙齿的。”

一时之间，整个房间变得非常安静。醉鬼坐直身子，眨眨眼睛，努力想站起来，但又放弃了。

卡尔马迪平静地补充了一句：“本尼·拉齐诺是我的朋友。他是你的后台老板，对吗？”

身穿运动服的人尖声笑起来。然后，他取出枪里的子弹，把枪丢在地板上，之后便走出门，砰地把门甩上。

塔戈盯着关上的门，然后将目光转到卡尔马迪身上，非常缓慢地说：“你听到什么了？”

“你的朋友珍·阿德里安住在我的旅馆，跟我住同一个楼层。今天下午她被一个恶棍打昏了。我碰巧经过那里，看见那个恶棍跑了，于是我把她扶回了房间。她稍微说了一下这回事。”

塔戈已经穿上了内衣和鞋袜。他打开衣橱，拿出一件黑色缎子衬衫穿上，说：“她没告诉我。”

“她不会告诉你的——尤其是在比赛之前。”

塔戈微微点点头，然后说：“如果你认识本尼，大概人还可以。我一直都受到威胁。也许那只是一群笨蛋，或水泉街的混混儿，想要赚几块轻松钱。我爱怎么打比赛就怎么打比赛。先生，现在你可以走了。”

他穿上黑色的高腰裤，在黑色的衬衫上系了一条白领带，然后又从衣橱里拿出镶着黑边的白色哔叽外套穿上，让黑白相间的手帕从口袋里露出一个角。

卡尔马迪瞪着他的这身穿着踱向门边，又低头看了看地上的醉鬼。

“好吧，”他说，“我看你有保镖。我只是一时兴起。对不起。”

他走出去，轻轻地关上门，沿着斜面的通道回到大厅，来到街上。他在雨中绕过建筑物的一角，转到一个铺着碎石的大停车场。

他的双门跑车朝他闪了两下灯光，在他身旁停下。托尼坐在驾驶座上。

卡尔马迪坐进右边的座位，说：“托尼，我们去拉齐诺那里喝一杯。”

“噢，太好了。阿德里安小姐也来看比赛了。你知道，她就是我跟你提过的那个金发美女。”

卡尔马迪说：“我见到塔戈了，我有些喜欢他——不过不包括他的穿着。”

4

古斯·奈沙克尔起码有两百磅重，衣着时髦，脸颊红润，眉毛淡而纤细——就像绘在中国花瓶上的人物的眉毛。他的宽肩晚礼服的翻领上别着一朵红色康乃馨。他在盯着领班侍者招待一批客人坐下的时候，还不时地闻着花香。看到卡尔马迪和托尼从前厅的拱门下走进来时，他赶紧堆出笑脸，伸出手迎上去。

“泰德，还好吗？有客人？”

卡尔马迪说：“只有我们两个人。这是阿科斯塔先生。古斯·奈沙克尔，拉齐诺的楼面经理。”

古斯·奈沙克尔和托尼握握手，没有看他。他说：“我想想，上次你来的时候——”

“她走了。”卡尔马迪说，“我们就坐在场子旁边，可是不用太靠近。我们不跳舞。”

古斯·奈沙克尔从领班侍者的腋下抽出一份菜单，领在前面走下五级深红色的台阶，沿着椭圆形舞池旁的桌子前行。

他们坐了下来。卡尔马迪点了黑麦酒和丹佛三明治。奈沙克尔把点菜单交给一个侍者，拉出一张椅子在桌旁坐下。他拿出铅笔，在火柴盒的里面画着三角形。

“看了拳击赛吗？”他不经意地问道。

“就是那帮人吗？”

古斯·奈沙克尔宽容地笑笑：“本尼和杜克聊过了，他说你很聪明。”他突然把目光转到托尼身上。

“不用担心托尼。”卡尔马迪说。

“噢。帮我们一个忙，好吗？就让事情到此为止吧。本尼喜欢这个孩子，不会让他受到伤害的。他会保护好他的——真正的保护——如果他认为这些威胁是真的，不是弹子房的混混儿开的玩笑。本尼向来一次只支持一个拳击手，他们可都是经过他精挑细选的。”

卡尔马迪点燃一根香烟，从一边的嘴角吐出烟雾，平静地说：“这不关我的事，可是我可以告诉你，其中颇有玄机。我对那种事情向来反应敏感。”

古斯·奈沙克尔盯着他看了一会儿，耸耸肩，说：“我希望你弄错了。”他说完便马上站起来，在桌子之间穿过，不时地点头弯腰招呼顾客。

托尼·阿科斯塔温和的眼睛亮了起来：“哎呀，卡尔马迪先生，你觉得事情很棘手吗？”

卡尔马迪点点头，没说话。侍者把酒和三明治放在桌上，走开了。在椭圆形舞池尽头的台子上，乐队奏了一个长长的乐声，一个满脸堆笑、衣着光鲜的主持人走上台子，把嘴凑近小麦克风。

歌舞表演开始了。一排半裸的女孩在彩色的灯光下鱼贯出场。她们扭摆着身子，光溜的大腿泛着亮光，肚脐眼陷在柔软、白皙的肌肤里。

一个激情四射的红发歌手唱了一首激情四射的歌，歌声火热得足以点燃柴火。女孩穿着黑色紧身衣、戴着丝质帽子又回到了舞池中，跳起了同样的舞，只是裸露的部位稍稍不同了。

音乐变得轻柔了，一个高个子的情歌歌手在琥珀色的灯光下低垂着头，唱起了遥远、伤感的事情，歌声宛如老旧的象牙。

在朦胧的灯光下，卡尔马迪啜着酒，拨弄着三明治。坐在旁边的托尼那年轻、严肃的脸上有一丝紧张的神情。

歌手走开了。在一阵短暂的停歇之后，所有的灯光忽然都熄灭了，除了乐队顶上的光线，还有桌子后面连接着入口和包厢的通道上淡淡的琥珀色灯光。

黑暗中，一个尖厉的声音响起。在高高的屋顶下，一束白色的灯光投在舞台旁边的走道上，映照出一张张惨白的脸。红色的香烟头在场内闪闪烁烁。四个高大的黑人扛着白色的木乃伊棺材在灯光下移动，缓缓地沿着通道颇有节奏地迈着步子。他们戴着埃及头饰，系着白色皮革腰带，穿着长及膝盖的白色系带草鞋。他们的四肢宛如月光下的黑色大理石一般光滑。

他们走到舞池中央，缓缓地倾斜木乃伊棺材，直到棺盖往前倾落并被接住。然后，慢慢地，慢慢地，一个细长的白色身形往前倾斜——缓缓地，仿佛枯树上的最后一片叶子。它在空中一点一点地倾斜，似乎就要飘起来了，然后随着轰的一声鼓声，它掉到了地上。

灯光熄灭了，接着又亮起来。细长的身形直立着不停地旋转，一个黑人则在反方向旋转，把白色的裹尸布缠绕在身上。然后，裹尸布全部展开了，一个全身挂着璀璨夺目的流苏，皮肤光滑、白嫩的女孩在耀眼的灯光下显露出来。她的躯体飞跃到空中，亮晶晶的，被接住后又在四个黑人的手上轻盈地盘旋起来，好像棒球落在速度极快的队员手上。

然后，音乐变成了华尔兹舞曲。她缓缓地、优雅地在四个黑人之间翩翩起舞，好像置身于四根黑檀木柱子之间，和他们若即若离。

表演结束了，掌声如波浪一般响起又停息。灯光熄灭了，场内又是一片黑暗。然后，所有的灯光都亮了，那个女孩和四个黑人已经不见了。

“太精彩了！”托尼激动地说，“噢，太精彩了！那不正是阿德里安小姐吗？”

卡尔马迪缓缓地说：“有点儿新鲜。”他又点燃一根香烟，环顾四周，“还有一个部分呢，托尼。杜克本人亲自出演。”

杜克·塔戈站在一个弧形包厢的入口处使劲地鼓掌，脸上露出轻松的笑容。他看起来好像喝了些酒。

一只胳膊搭在了卡尔马迪的肩上，一只手撑在了他手肘边的烟灰缸里。他闻到了浓烈的威士忌酒气，便缓缓转过头去，抬头看见了希韦尔醉醺醺的脸，就是杜克·塔戈的那个保镖。

“黑鬼和白妞。”希韦尔粗鲁地说，“下流！糟糕，糟糕透了！”

卡尔马迪笑了笑，稍微移动了一下椅子。托尼圆睁着眼睛瞪着希韦尔，小嘴抿得紧紧的。

“只是在扮黑人，希韦尔先生。不是真的黑人。我喜欢。”

“他妈的谁在乎你喜欢什么啊？”希韦尔一副想知道答案的表情。

卡尔马迪微微一笑，把香烟放在盘子边缘。他又移动了一下椅子。

“你还认为我要抢走你的工作吗，希韦尔？”

“是啊！我还欠你肚子上一拳呢。”他把手从烟灰缸里拿开，在桌布上擦擦，握成拳头，“现在想要吗？”

一个侍者抓住他的胳膊，把他的身子扭着转了个圈。

“先生，找不到你的座位了吗？这边请。”

希韦尔拍拍侍者的肩膀，想把手绕在他的脖子上：“好极了，我们去喝一杯。我不喜欢这些人。”

他们走开了，消失在桌子之间。

卡尔马迪说：“托尼，去他的这个鬼地方。”他情绪不定地看向乐队台子，然后眼神变得专注了。

一个头发呈淡金色，披着镶有白色毛皮边的白披肩的女孩出现在台子边缘，然后闪到了台子后面，之后又在更近的地方出现了。她沿着包厢的边缘走到塔戈刚才站着的地方，然后走进包厢之间，不见了。

卡尔马迪说：“去他的这个鬼地方。托尼，我们走。”他的声音低沉而恼怒。然后，他又轻轻地、紧张地说：“噢，等一下。我看见了一个讨厌的家伙。”

那个人在此时空着的舞池远远的一端。他正绕着舞池的边缘，从桌子旁边穿行而过。他没戴帽子，看起来有些不同了。但是他的脸同样的平淡、苍白、毫无表情，两眼之间的距离很小。他还很年轻，不超过三十岁，但已经有秃头的烦恼。插在他左腋下的枪微微鼓起，不算太明显。他就是在卡龙德莱特逃离珍·阿德里安的房间的家伙。

他走进塔戈已经离开的通道，也是珍·阿德里安刚刚从那儿离开的通道。他走了进去。

卡尔马迪突然说：“托尼，在这里等着。”他把椅子往后一踢，站起来。

有人从背后拍了他一下。他转过身，几乎碰到了希韦尔那张汗津津的笑脸。

“朋友，又回来了。”鬈发的家伙笑着说，一拳打在他的下巴上。

这是一记短拳，对一个醉汉而言，打得还真精准。它让卡尔马迪失去了平衡，左摇右晃。托尼·阿科斯塔像猫似的怒骂着站起来。当希韦尔挥出另一拳时，卡尔马迪还在摇晃。这一拳太慢，动作幅度太大，卡尔马迪抓住破绽，将拳头往上一勾，狠狠地打中了鬈发的家伙的鼻子。他的手还没来得及收回，已经沾满了血。他把血又抹到了希韦尔的脸上。

希韦尔踉踉跄跄，往后退了一步，重重地跌坐在地板上，用一只手紧捂着鼻子。

“托尼，看紧这个家伙。”卡尔马迪轻松地说。

希韦尔抓住近旁的桌布，将它一扯。桌布滑下了桌子，刀叉、杯盘紧跟着摔在地板上。男人咒骂，女人尖叫。一个侍者怒气冲冲地跑上前去。

卡尔马迪几乎没听见那两声枪声。

枪声小而沉闷，连在一起，发自小口径的手枪。正往这边冲的侍者猛地停住脚步，嘴边出现了一圈深深的白线，好像被鞭子抽得裂开了。

一个尖鼻子的黑肤女人张嘴大叫，可是没发出声音。在这一瞬间，所有的人都呆住了，仿佛在那声枪声之后，所有的声音都永远地消失了。然后，卡尔马迪开始奔跑。

他冲进正站着伸长脖子的人群之中，跑到脸色苍白的人已经离开的走道入口处。包厢的墙很高，弹簧门却不高，一个个脑袋从门后探出来，但此时通道上还没有人。卡尔马迪跑上一个铺着地毯的斜面通道，通道尽头的包厢门敞得大开。

一双套着深色裤子的腿伸在门口，无力地贴着地板，膝盖下垂，黑色的鞋尖指向包厢内。

卡尔马迪甩开手冲到那个地方。

那个人横躺在桌子的一端，肚子和脸的一侧贴在桌布上，左手垂在桌子和带有坐垫的椅子中间，桌上的右手松松地握着一支点四五口径的黑色大手枪。他头上光秃的部分在灯光下泛着亮光，枪也在旁边闪闪发亮。

血从他的胸口涌出来，把桌布染得猩红，好像墨水渗入了吸墨纸。

杜克·塔戈站在包厢深处，将左手臂撑在桌尾。珍·阿德里安坐在他的身旁。塔戈眼神空洞地看着卡尔马迪，好像从来没见过他。他把硕大的右手举到前面。

一支小型白柄自动手枪平躺在他的掌心。

“我杀了他。”塔戈说，“他向我们拔枪，我杀了他。”

珍·阿德里安用双手绞着手帕的一角，脸绷得紧紧的，表情冷漠，但没有惧色，眼神深沉。

“我开枪杀了他。”塔戈说。他把小手枪扔到桌布上，枪弹了起来，几乎打到了死人的头：“我们——我们出去吧！”

卡尔马迪伸手摸摸瘫倒了的人的脖子一侧，过了一两秒钟才拿开手。

“他死了。”他说，“小市民闹事——这可是新闻。”

珍·阿德里安死死地盯着他。他对她微微一笑，抬起一只手抵住塔戈的胸膛，把他往后推。

“塔戈，坐下来。你哪儿也不能去。”

塔戈说：“噢——好吧，我杀了他，你看到了。”

“没关系，”卡尔马迪说，“别紧张。”

人们聚拢在他的身后，推挤着他。他往后推着那些躯体，不断地对着女孩苍白的脸微笑。

5

本尼·拉齐诺的外形就像两颗蛋，小的一颗在上面，那是他的头，大的是他的身体。他短小灵活的腿和穿着名牌皮鞋的脚伸在黑漆漆的书桌下面。他的牙齿紧紧咬着手帕的一角，左手则拉扯着手帕，右手伸在空中。他的声音被手帕捂住了：“等一下，各位。等一下。”

办公室的角落里有一张沙发，杜克·塔戈正坐在沙发中间，夹在警察局派来的两个警察之间。他的一边脸颊瘀紫了一块，浓密的金发凌乱，黑色的绸缎衬衫满是皱痕，看起来好像被人揪着扭了几个圈。

灰头发的那个警察的嘴唇破裂了，和塔戈一样长着一头金发的那个年轻的警察的一只眼睛则是黑紫的。他们两人看起来都很愤怒，金发的那个怒气更大。

卡尔马迪靠墙跨坐在椅子上，慵懒地看着坐在旁边的皮制摇椅上的珍·阿德里安。她绞着手帕，不断地搓揉两个掌心。她已经保持这个姿势很久了，好像忘了自己在做什么。从她坚定的小嘴来看，她也很生气。

古斯·奈沙克尔靠在关着的门上抽烟。

“等等，两位，”拉齐诺说，“如果你们没有对他动粗，他不会还手的。他是个好孩子——我遇到过的最好的。放他一马吧！”

鲜血从塔戈的嘴角流下，在突出的下巴上形成一条细流，闪着亮光。他的脸上没有任何表情。

卡尔马迪冷冷地说：“你是不想让这些家伙停止动粗吧，本尼？”

金发警察恶声说：“卡尔马迪，你还有私家侦探的执照吗？”

“我想它大概还躺在哪儿吧。”卡尔马迪说。

“也许我们可以把它吊销。”金发警察怒斥道。

“也许你还可以跳扇子舞呢，警察先生！也许你就是那种我所知道的聪明人呢！”

金发警察正要站起来，年龄稍大的那个说：“随他去吧！给他一点儿自由，但他若是越界了，我们就让他吃不了兜着走。”

卡尔马迪和古斯·奈沙克尔相视而笑。拉齐诺无奈地做了个手势。女孩垂着眼睛瞥了卡尔马迪一眼。塔戈张开嘴，往蓝地毯上吐了一口血。

门被推了一下，奈沙克尔挪开一步，打开一道门缝，然后把门打得大开。麦彻尼走了进来。

麦彻尼是刑事侦查组的组长，四十来岁，身材高大，眼神淡漠，棕黄色头发，狭长的脸上总是疑虑重重。他关上门，把门反锁上，然后缓缓走到塔戈面前。

“死了。”他说，“一发在心脏下面，一发正中心脏。反正看来枪法就是很准。”

“该出手时就要出手。”塔戈平淡地说。

“查出是谁了吗？”灰头发的警察问他的伙伴，然后沿着沙发走开了。

麦彻尼点点头：“托奇·普兰特，职业杀手。我几乎有两年没见过他了。他右手的枪法狠得要命，是个流浪的恶棍。”

“他得有这样的本事才能做这种生意。”灰头发的警察说。

麦彻尼的长脸很严肃，但并不严厉：“塔戈，有持枪许可证吗？”

塔戈回答道：“有，本尼两个星期前给我的。我经常受到威胁。”

“组长，”拉齐诺尖声说，“有些赌徒要他作弊，威胁他。他们叫他先打赢，然后故意输掉，这样他们可以大赚一笔。我告诉过他，说也许他应该接受他们的条件。”

“我差点儿就那样做了。”塔戈闷闷不乐地说。

“所以他们就派人杀他。”拉齐诺说。

麦彻尼说：“你说得对。塔戈，你是怎么打败这个家伙的？你的枪当时在哪里？”

“屁股口袋里。”

“做给我看看。”

塔戈迅速把手伸进右边的臀部口袋，抽出一条手帕。他的手指在手帕里伸直，就像枪管一样。

“手帕也在口袋里？”麦彻尼问，“和枪在一起？”

塔戈发红的脸上浮现了一丝乌云。他点点头。

麦彻尼漫不经心地弯下腰，从他的手里抽出手帕闻一闻，把手帕打开后又闻一闻，然后将它折好放进自己的口袋。他的脸上没有透露出任何表情。

“塔戈，他说了什么？”

“他说：‘浑蛋，我有话要传给你，就是这个。’然后他伸手掏枪，可是弹匣好像有点儿卡。我就先出手了。”

麦彻尼微微一笑，撑着脚跟往后仰。那淡淡的笑容好像滑到了长鼻子的底端。他上下打量着塔戈。

“是啊，”他轻轻地说，“我不得不说，以点二二口径的枪来说，这真是好枪法。就大个子而言，你动作够快的……谁接到这些威胁消息的？”

“我。”塔戈说，“在电话上。”

“听得出是谁的声音吗？”

“可能是同一个人的声音，但我不能确定。”

麦彻尼僵硬地走到办公室的另一端，站在那儿盯着一张手绘图片看了一会儿。他缓缓地走回来，踱到门边。

“那种人没什么重要性，”他轻轻地说，“可是我们的工作还得做。你们两个人得来城里做笔录。走吧！”

他走了出去。两个警察站起身，将塔戈夹在中间。灰头发的警察狠狠地说：“老兄，你最好老实点儿！”

塔戈嘲讽道：“如果我不得不那么做的话。”

他们走了出去。金发警察等着珍·阿德里安先走。他拉扯着门，朝卡尔马迪吼了一声：“至于你嘛——是个疯子！”

卡尔马迪轻声说：“我喜欢他们。警察，他们就像我吞下肚子的威士忌。”

古斯·奈沙克尔大笑起来，然后把门关上，走到桌前。

“我抖得像本尼的第三层下巴似的。”他说，“我们都喝一杯干邑酒吧！”

他倒了三杯三分满的酒，然后拿着一杯坐到沙发上，长腿一伸，仰着头品咂着白兰地。

卡尔马迪站起来喝下他的那一份，然后拿出一根香烟在手指上滚动，仰头盯着拉齐诺光滑、白皙的脸。

“关于今天晚上的拳击赛，你觉得易手的钱大概有多少？”他轻声问，“赌资。”

拉齐诺眨眨眼睛，用胖嘟嘟的手摸着嘴唇：“几千块吧！这只是平常的周赛，没什么戏好唱的，不是吗？”

卡尔马迪把香烟塞进嘴里，靠在桌前擦燃火柴：“如果真的是这样，在这个城里杀人真是太廉价了。”

拉齐诺没吭声。古斯·奈沙克尔啜着最后一口白兰地，小心地把空酒杯放在沙发旁的软木小圆桌上，一言不发地盯着天花板。

过了一会儿，卡尔马迪对两人点点头，穿过房间，走了出去，随手把门关上。他沿着走廊往外走，两边黑漆漆的更衣室的门都是敞开的。他穿过一个遮着布帘的拱门，来到了舞池后面。

前厅里，领班侍者站在玻璃门边，看着外面的雨雾和穿着制服的警察的背影。卡尔马迪走进空荡荡的衣帽间，找出自己的帽子和外套穿上，然后来到领班侍者的身旁。

他说：“你没注意到跟我一起来的那个年轻人吧？”

领班侍者摇摇头，拉开未锁的门。

“这里有四百个人——其中三百个人在警察来之前就走了。对不起。”

卡尔马迪点点头，走进雨中。身穿制服的警察随意地瞄了他一眼。他沿着街道往停车的地方走去。车子不在那儿。他前后看看街道，在雨中站了一会儿，然后朝梅罗斯走去。

一会儿后，他等到了出租车。

6

卡龙德莱特车库的坡道延伸到了幽暗和阴冷的空气中。车子的黑影在石灰墙的对比之下显得硕大无比。小办公室内的灯光仿佛死囚牢室中的一样惨淡昏暗。

身穿沾满污渍的工作服的高个子黑人揉着眼睛走出来，然后露出一个灿烂的笑容。

“你好，卡尔马迪先生。今天晚上你好像有些心绪不宁？”

卡尔马迪说：“下雨的时候，我就会变得有点儿疯癫。我敢打赌我的车不在这儿。”

“是的，卡尔马迪先生。我刚才一直在这里打扫卫生，没看到你的车。”

卡尔马迪木然地说：“我把它借给一位朋友了。车可能被撞坏了……”

他把一个五毛钱的硬币往空中一抛，然后走上坡道，来到侧街，绕到旅馆后面，走进一条巷道似的街道。街道的一边就是卡龙德莱特的后墙，另一边有两栋木屋和一栋四层的砖楼，门上一个奶白色的圆球上写着“布莱恩旅馆”的字样。

卡尔马迪走上三级水泥台阶，推了推门。门是锁着的。他凑在玻璃门上往里面看了看阴暗、狭窄、空无一人的大厅。然后，他拿出两把通用钥匙。第二把钥匙让锁稍微动了动。他把门用力往后拉，又试了试第一把钥匙，它刚好能把合得不太严实的门上的门闩挑开。

他走进去，看着空空的接待台上摆着的写有“经理”字样的牌子和摇铃。墙上挂着一个编有号码的文件架，上面空无一物。卡尔马迪走到接待台后面，拿出台子下的皮面登记簿。他往前翻阅了三页，发现了几个笔迹稚嫩的字：“托尼·阿科斯塔”，房间号码则是用另一种笔迹写上的。

他把登记簿放回去，从自动电梯旁走过，爬楼梯来到四楼。

走廊里非常安静，微弱的灯光从天花板下射出来。左手边的最后一扇也是唯一一扇门的气窗上透着光晕——四一一房间。他伸手想要敲门，结果又缩回了手。

门把手上有厚厚的污渍，看起来像是血。

卡尔马迪继续往下看，看见了门前斑驳的木板上，就在地毯的边缘，有一摊类似血的东西。

他戴着手套的手忽然又湿又冷。他脱掉手套，僵硬地举起手，握成爪状，一会儿后又缓缓地收回手。他的眼神锐利、严肃。

他拿出手帕，握着门把手缓缓地转动。门没有上锁。他走进房间。

他扫视了一下房间，轻声地喊道：“托尼……噢，托尼。”

然后，他关上门，锁上门锁——手里扔握着手帕。

从天花板中央垂下来的三根铜链吊着一个碗形灯罩，灯光从里面射出来，照着整洁的床、漆成淡色的家具、暗绿色的地毯、方形桉木书桌。

托尼·阿科斯特坐在桌前。他的头往前趴在左臂上。在他身下的椅子下，有一摊褐色的东西在他的双脚和椅子腿之间闪闪发光。

卡尔马迪僵硬地走过房间。踏出第二步后，他感到脚踝在发疼。他走到桌前，碰了碰托尼的肩膀。

“托尼，”他用沙哑、茫然的声音说，“天啊，托尼！”

托尼没有反应。卡尔马迪走到他的侧面。一条沾满血迹的浴巾捂着年轻人的腹部，一端横搭在他合拢的大腿上。他的右手抓着桌子边缘，好像要站起来。他的脸压着一个上面有着凌乱的笔迹的信封。

卡尔马迪缓缓地把信封抽出来，像举起千斤之物一样拿着它，辨认着上面的内容。

“追踪他……意大利人聚居地……库特街二十八号……在车库旁边……对我开枪……认为我逮到……他了……你的车……”

字迹滑向纸张边缘，变成一摊墨渍。笔掉在地板上。信封上有个拇指留下的血印。

卡尔马迪小心地折起信封以保护指纹，然后把信封放进钱包。他把托尼的头托起稍稍转向自己。脖子还是温的，但已经开始僵硬。托尼温柔的黑眼睛是睁开的，像猫眼一样明亮，如同所有刚死的人那样看着你，但又不完全是那样。

卡尔马迪轻柔地让他的头垂到他伸长的左臂上。他颓丧地站在那里，侧着头，眼睛几乎像睡眼一样迷蒙。然后，他把头往后一仰，眼神又变得凌厉了。

他脱下雨衣和西装外套，卷起袖子，在房间角落的洗脸盆里把毛巾打湿，然后走向门边。他把门把手擦干净，接着弯下腰，把门外地板上的血迹擦净。

冲洗过毛巾后，他将它挂起来晾干，然后小心地擦拭着手，穿上外套。他抓着手帕打开气窗，拿出钥匙从外面把门锁上，再把钥匙从气窗丢进房间，马上便听到了一声叮当声。

他走下楼梯，离开了布莱恩旅馆。天仍然下着雨。他走到街角，前后扫视了一下树荫密布的街区。他的车就在离交叉口十来码远的地方，被小心地停在那儿，没开车灯，钥匙插在上面。他把钥匙拔出来，摸摸驾驶座——湿湿黏黏的。卡尔马迪擦干手，关上车窗，锁上车门，让它停在原处。

在回到卡龙德莱特的路上，他没碰到任何人。凄冷的大雨泼洒在空旷的街头。

7

九一四的门下透出一道灯光。卡尔马迪轻轻地敲敲门，前后看看走廊。等候的时候，他用戴着手套的手指轻轻地触着门板。他等了很久，然后，木门后面响起一个疲倦的声音。

“谁？什么事？”

“天使，是我，卡尔马迪。我必须见你一面，纯为公事。”

门咔嚓打开了。他的面前出现了一张疲惫、苍白的脸，上面的眼睛暗淡，不再是紫蓝色的，眼睛下面是深深的黑眼圈，好像睫毛膏被揉进了皮肤似的。女孩有力的小手钳在门边。

“是你，”她疲惫地说，“当然是你了。噢……只是我得洗个澡。我的身上都有警察的气味了。”

“十五分钟后？”卡尔马迪满不在乎地问，但是他的眼睛仍然锐利地盯着她的脸。

她缓缓地耸耸肩，然后点点头。门好像是故意冲着他砰地关上的。他回到自己的房间，把帽子和外套扔开，在杯子里倒了些威士忌，然后走进浴室，从脸盆上的小水龙头里接了些冰水。

他缓缓地喝着酒，看着窗外幽暗的大道。偶尔有辆车子疾驰而过，两道车灯灯光不知来自何处，也不知会去向哪里。

他喝完酒，把衣服脱光，走到淋浴头下。之后，他换上干净的衣服，在酒瓶里加满酒，将它塞进里层口袋，然后从行李箱里拿出一支短管自动手枪，握在手里看了一下。他又将枪放回了行李箱，抽了一根烟。

他戴上一顶干的帽子，穿上呢绒外套，往九一四房间走去。

房门几乎是诡异地半掩着的。他轻敲了一下门就走了进去，关上门，来到客厅，看着珍·阿德里安。

她看起来已经梳洗过了，坐在沙发上，穿着宽松的玫红色睡衣和中国风格的外套。一缕湿漉漉的头发垂在一边的太阳穴上。精巧、平静的面容如大理石一般洁白无瑕，尽管年轻，却带着倦意。

卡尔马迪说：“喝酒吗？”

她随意地挥挥手：“好吧！”

他拿出玻璃杯，将威士忌和冰水调好，然后端着酒走到沙发前。

“他们还扣押着塔戈吗？”

她微微动了动下巴，盯着酒杯。

“他又动粗了，半路上又打了两个警察。他们会爱死那个家伙的。”

卡尔马迪说：“关于警察的事，他还有很多要学的。明天早上，照相机全都会朝他对准焦距。我都能想出一些精彩的头条标题了，例如：‘著名拳击手快拳扳倒杀手’，‘杜克·塔戈向黑道组织施压’。”

女孩啜着酒。“我累了。”她说，“有话直说吧！你有什么公事要谈？”

“好啊！”他打开烟盒，将它伸到她的前面。她的手在里面拨弄了一下，当她还在取香烟的时候，他说：“点燃香烟后，告诉我你为什么要开枪杀他？”

珍·阿德里安把香烟放在嘴里，低头凑近火柴，吸了一口后将头往后一仰。她的眼睛渐渐恢复了神采，紧闭的嘴唇上也浮现了一丝笑意。她没搭腔。

卡尔马迪注视了她一会儿，转动着手上的杯子，然后盯着地板，说：“那是你的枪，今天下午我在这里捡起来的那支枪。塔戈说他是从臀部口袋里拔枪的，那是世界上最慢的拔枪方式。何况他还连发两枪，精准地杀了一个人，而这个人甚至没有把枪从腋下的枪套里拔出来。简直是胡说八道。可是你，你腿上的皮包里放着枪，又认识这个混混儿，可以很容易干掉他。他可能只是在监视塔戈而已。”

女孩平淡地说：“我听说你是私家侦探，大政客的儿子。城里的人谈到你，好像都有些怕你，这些人你大概都认识。是谁雇你追查我的？”

卡尔马迪说：“天使，他们不怕我。他们那样说话，是想看看你反应如何，看看我是否牵涉在内，等等。他们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怎么回事？他们已经听得很明白了。”

卡尔马迪摇摇头：“警察如果不经过一番折腾，是绝不会相信手上现成的信息的。编得完美的故事，他们听得太多了。我想麦彻尼心里有数，知道是你开的枪。他现在应该知道塔戈的手帕是不是和枪放在一起了。”

她柔软的手放下抽了一半的香烟。窗边的窗帘飘荡了一下，烟灰缸内盛着松软的烟灰。她缓缓地说：“好吧，是我杀了他。你以为经过下午的事，我还会犹豫吗？”

卡尔马迪揉揉耳垂，轻声说：“我太掉以轻心了。我不知道我心里装着什么事。发生了一些事情，恶毒的事情。你认为那个混混儿真的想杀死塔戈吗？”

“我想是吧——否则我不会开枪杀他的。”

“天使，我想他也许只是吓唬人罢了，像其他人一样。毕竟，夜总会不是脱身的好地方。”

她厉声说：“他们也不会追查的，他一定跑得掉。他当然是要杀人，我当然也不是要杜克为我出头。他硬把我的枪抢过去了，自己担当责任。这又有什么要紧的呢？我知道事情总是会结束的。”

她心不在焉地拨弄着还在烟灰缸里燃烧的香烟，垂着眼睛。过了一会儿，她又开口了，声音几近低喃：“你想知道的就是这些？”

卡尔马迪没有转头，只是让眼睛瞟向侧面，直到看到她脸颊倔强的弧度，脖子僵硬的线条。他含糊地说：“希韦尔也插了一脚。和我一起去拉齐诺的年轻人跟踪希韦尔到了一个隐蔽的地方。希韦尔对他开枪了，他死了。天使，他死了——只是一个在这家旅馆工作的孩子。托尼，服务员领班。警察还不知道这件事。”

电梯压抑的轰隆声在沉默中显得特别沉重。大道上一声喇叭声在雨中凄厉地响起。女孩忽然往前一倒，然后往旁边跌在卡尔马迪的膝上。她半侧着身子，整个背部几乎横躺在他的大腿上。她的眼皮颤个不停，柔软的肌肤下青筋凸现。

他缓缓地、松松地抱住她，然后收紧手臂，抬起她的身子。他把她的脸拉近，在她的嘴边吻了一下。

她的眼睛睁开了，茫然地瞪着，没有焦点。他又狠狠地吻了她一下，然后把她推到沙发上。

他平静地说：“这不仅仅是演戏，对吗？”

她跳起来，转过身。她的声音低沉、紧张、愤怒。

“你身上有种可怕的东西，某种——恶魔一样的东西！你来这里告诉我另外一个人被杀了——然后吻我。简直不可思议。”

卡尔马迪冷淡地说：“任何突然迷上别人的女人的人身上一定有什么可怕的东西。”

“我不是他的女人！”她怒斥道，“我甚至不喜欢他——我也不喜欢你。”

卡尔马迪耸耸肩。他们怒目相视了好一阵子。女孩咬紧牙关，近乎粗暴地说：“滚出去！我没办法跟你说话了。我受不了你在身边。请你滚出去好吗？”

卡尔马迪说：“为什么不呢？”他站起来，走过去拿起帽子和外套。

女孩突然又失声抽泣，然后快步走到窗边，一动也不动地背对着他。

卡尔马迪看着她的后背，走到她身边，盯着垂在她脖子上的秀发。他说：“为什么不让我帮忙呢？我知道有什么不对劲的事情。我不会伤害你的。”

女孩对着面前的窗帘蛮横地说：“滚出去！我不要你帮助。走开，离得远远的。我不想见到你——永远。”

卡尔马迪慢慢地说：“我想你一定是需要帮助的，不管你喜不喜欢。桌上那个相框里的男人——我知道他是谁。我想他还没死。”

女孩转过头，现在她的脸苍白如纸，她的眼睛紧盯着他的眼睛。她急促地喘着粗气。好像过了很久，她说：“我陷下去了，难以自拔。你帮不了忙的。”

卡尔马迪抬起一只手，手指滑过她的脸颊，滑到紧绷的下巴上。他那褐色的眼睛里闪烁着冷峻的光芒，唇边带着笑意——狡猾，近乎不诚实的笑意。

他说：“天使，我错了。我根本不认识他。晚安。”

他走过房间，经过小小的门厅，打开门。当门被打开时，女孩抓着窗帘缓缓地搓着脸。

卡尔马迪还没有关上门，他安静地站在门口，看着站在那儿的两个持枪的人。

他们站在门边，好像正要敲门。一个粗壮、黝黑、阴郁，另一个得了白化病，眼冒红光，脑袋窄小，雪白的头发上戴着一顶淋湿的帽子。他的牙齿又尖又细，笑容猥琐。

卡尔马迪准备把身后的门关上，患白发病的人说：“等等，乡下佬。我是说门，我们要进去。”

另一个人跨前一步，用左手小心地搜查卡尔马迪。他往后退一步，说：“没有枪，但衣服下有一大瓶好酒。”

患白化病的人挥挥手枪说：“退后，乡下佬。我们也要那个女孩。”

卡尔马迪镇定地说：“兄弟，那也用不着拿枪啊。我认识你，也认识你的老板。如果他想见我，我很乐意和他谈谈。”

他转身走回房间，两个枪手跟在后面。

珍·阿德里安没有移动。她静静地站在窗边，窗帘还捂着她的脸颊。她的眼睛是合上的，好像根本没听到门口的声音。

然后，听到他们进来了时，她猛地睁开眼睛，缓缓地转过身，瞪着卡尔马迪身后的两个枪手。患白化病的人走到房间中央，一言不发地环顾四周，然后走进卧室和浴室。门打开又关上了。他像猫似的轻轻走回来，敞开风衣，把帽子推到脑袋后面。

“小姐，换衣服吧。我们得到雨里兜兜风，行吗？”

女孩现在盯着卡尔马迪。他耸耸肩，微微一笑，摊开双手。

“天使，就是这样了。最好听话。”

她的脸上露出了轻蔑的神色，缓缓地说：“你——你——”她的声音变成了没有意义的喃喃声。她挺直身子走进卧室。

患白化病的人塞了一根香烟到他的尖嘴里，哧哧笑着，好像嘴里满是口水。

“她好像不喜欢你，乡下佬。”

卡尔马迪皱皱眉头，缓缓走到写字桌前，臀部靠在桌边，眼睛盯着地板。

“她以为我出卖了她。”他冷冷地说。

“也许你的确出卖了她。”患白化病的人慢吞吞地说。

卡尔马迪说：“最好小心她。她对枪很有办法。”

他的手随意地伸到背后，轻轻敲着桌面，然后用一个不太明显的动作，把皮革相框放到吸墨纸下。

8

车子后座的中间有个扶手，卡尔马迪把手肘靠在扶手上，用手撑着下巴，透过雾气迷蒙的玻璃盯着外面的雨。雨在车前灯的灯光里变成厚厚的白练，敲在车顶的雨声好像来自遥远之处的鼓声。

珍·阿德里安坐在扶手另一边的角落里，头戴黑帽子，身穿灰外套。秀发垂在外套上，比羔羊毛长得多，但没有那么卷。她没看卡尔马迪，也没对他说话。

患白化病的人坐在正在开车的黝黑、粗壮的家伙右边。他们经过了沉静的街道，经过了模糊的房子、模糊的树木、模糊的街灯。厚厚的雨帘后面只有霓虹灯，不见天空。

然后，车子开始爬坡。十字路口有一盏弧形灯朦朦胧胧地照着一处指示牌，卡尔马迪看到了上面的字：“库特街”。

他轻声说：“老兄，这里是意大利人聚居地，大老板不像从前那样气派了吧！”

患白化病的人的目光往后一闪：“你应该很清楚，乡下佬。”

车子在一栋大木屋前放慢速度。屋前是用格子架搭起来的门廊，外墙漆成鹅卵石纹理，窗帘紧闭，一片漆黑。街对面的一栋红砖建筑紧靠着人行道，上面有一块喷漆招牌：“保罗·佩鲁基尼殡仪馆”。

车子转了个大弯，开上碎石车道。车灯照亮了打开的车库。车子开进车库，停在一辆闪闪发亮的大殡仪车旁。

患白化病的人大声说：“全部出来！”

卡尔马迪说：“我看我们的下一段旅程都被安排好了。”

“小丑，”患白化病的人说，“自以为聪明的家伙。”

“嗯哼。我只是潇洒地面对绞刑架罢了。”卡尔马迪慢条斯理地说。

黝黑的家伙关掉引擎，打开一个大手电筒，然后熄灭车灯，走出车子。他把手电筒照向角落里的一道狭长的木梯。患白化病的人说：“乡下佬，上楼。让女孩走在你的前面。我拿着枪跟在你后面。”

珍·阿德里安出了车子，从卡尔马迪的身边经过时，没看他一眼。她僵着身子走上楼梯，三个男人依序走在她后面。

楼梯顶端有一扇门。女孩打开门，耀眼的白光迎面扑来。他们走进一个空空的阁楼，这里梁柱裸露，前后各有一扇紧闭的方形窗户，玻璃被漆成黑色。餐桌上方垂下一盏明亮的灯，桌边坐着一个大块头的人，他的手肘边摆着一盘烟蒂，其中两个仍在冒烟。

一个瘦削、嘴巴微张的男人坐在床上，左手拿着一支鲁格枪。地上有块破地毯，屋内摆着几件家具，角落里有一扇半开的隔板门——可以看到门后的马桶、支在铁腿上的老式浴缸的一端。

餐桌旁的人身材高大，但不英俊，一头红发，眉毛浓黑，方脸看起来很凶狠，下巴僵硬。他的厚嘴唇紧紧地叼着香烟。他身上的衣服看起来很昂贵，但好像被当作了睡衣。

他随意地瞥了珍·阿德里安一眼，咬着香烟说：“小姐，坐下来。嘿，卡尔马迪。勒夫迪，把枪给我。你们这些家伙现在都给我滚下楼去。”

女孩轻轻地穿过阁楼，坐在一张木椅子上。坐在床上的人站起来，把鲁格枪放在大块头的手肘边。三个枪手依次下了楼，没有关上门。

大块头碰碰鲁格枪，盯着卡尔马迪讥讽地说：“我是多尔·科南特。也许你还记得我。”

卡尔马迪轻松地站在餐桌旁，双腿叉开，双手放在风衣口袋里，头往后斜仰，半闭着的眼睛慵懒、冷漠。

他说：“是啊。我帮我父亲查出了你唯一失手的案子。”

“没有失手，浑蛋。法院没起诉。”

“也许这次会。”卡尔马迪满不在乎地说，“绑架在本州是让你很难脱身的把戏。”

科南特皮笑肉不笑，愉悦的表情很阴险：“别斗嘴了。我们有生意要做，你比上一个笨蛋更清楚情况。坐下——或者你想先看看第一个展览，就在你后面的浴缸里。也好，看看吧，然后我们有话好直说。”

卡尔马迪转身走到隔板门前，把门推开。墙上有一个灯泡凸出来，还有一个开关。他把灯打开，弯腰去看浴缸。

好一阵子，他的身体几乎完全僵硬了，呼吸也屏住了。然后，他缓缓吐了口气，伸出左手推门，几乎把它完全掩上了。他将身体弯得更低了。

浴缸长得足够一个人伸长腿躺在里面。此刻，里面正躺着一个人，脸朝上。他全身穿戴整齐，甚至戴着帽子，虽然看起来不像是他自己戴上去的。他头发浓密，呈灰褐色；脸上有血，左边眼角有个边缘是红色的小洞。

这个人是希韦尔，已经死了多时。

卡尔马迪吸了一口气，缓缓直起身子，然后忽然弯下腰，直到能看到浴缸和墙壁之间的空隙。在灰尘中，有件蓝色的东西泛着金属的亮光——是一支蓝色的手枪，就像希韦尔生前所拥有的那支枪。

卡尔马迪飞快地回头瞄了一眼。透过门缝，他能看到阁楼的一部分、楼梯入口、科南特安稳地踩在餐桌下的地毯上的一只脚。他缓缓地将手伸到浴缸后面，捡起枪。弹匣内仍有四发子弹。

卡尔马迪解开外套，把枪塞在腰带下，扣紧皮带，扣上风衣。他走出浴室，轻轻地关上隔板门。

科南特指了指他对面的椅子，说：“坐下。”

卡尔马迪瞧了一眼珍·阿德里安。她非常好奇地盯着他。黑帽下灰白的脸上，她的眼睛暗淡无光。

他向她做了个手势，微微一笑：“天使，是希韦尔先生。他出了意外——死了。”

女孩瞪着他，没有任何表情。然后，她剧烈地颤抖了一下。她又一次瞪着他，非常安静。

卡尔马迪在科南特对面的椅子上坐下。

科南特审视着他，又在盘子里的烟蒂中增加了一个，接着点燃了另一根香烟，火柴几乎划过了整个桌面。

他吐了一口烟，轻松地说：“对，他死了。你杀了他。”

卡尔马迪笑着轻轻地摇了摇头：“不是。”

“别装无辜，小子，你杀了他。佩鲁基尼，经营对面殡仪馆的意大利人，就是这屋子的所有者。他有时候把这里租给合适的人，赚点儿小钱。凑巧得很，他是我的朋友，在意大利人之间给了我很多帮助。他把这个地方租给了希韦尔，但并不认识他，可是希韦尔很对他的胃口。今天晚上佩鲁基尼听到这里有枪声，便看向窗外，发现一个家伙钻进了一辆车，还看清了车牌号码——那正是你的车。”

卡尔马迪又摇摇头：“可是我没杀他，科南特。”

“怎么证明……那个意大利人跑过来发现希韦尔躺在楼梯上，死了……他把他拖上来，丢进浴缸。我看他一定是因为那些血才这么做的。他搜了他的身，发现了警察证、私家侦探的执照，这可把他吓坏了。他打电话给我，我知道名字后，就赶来了。”

科南特停下来，定定地看着卡尔马迪。卡尔马迪非常温和地说：“你听说今天晚上拉齐诺那里的枪杀案了吗？”

科南特点点头。

卡尔马迪继续说下去：“我当时在那里，和旅馆的一个年轻朋友在一起。就在枪杀案发生之前一会儿，这个希韦尔给了我一拳头。那位年轻的朋友追踪希韦尔到了这里，他们互相朝对方开枪。希韦尔喝醉了，又害怕，我敢说是他先开的枪。我根本不知道那个孩子有枪，希韦尔射中了他的肚子。他回到家，死在了那里。他留了一张纸条给我，纸条现在就在我手上。”

过了一会儿，科南特说：“你杀了希韦尔，不然就是你雇用那孩子杀了他。告诉你为什么吧！他想从你们的勒索生意中退出来。他向考特威出卖了你们。”

卡尔马迪一脸错愕。他连忙转头去看珍·阿德里安。她往前探着身子，满脸绯红地看着她，眼神发亮。她轻声说：“对不起——天使，我错怪你了。”

卡尔马迪笑笑，转过身对科南特说：“她以为是我出卖了她。谁是考特威？你们的傀儡，那位州议员吗？”

科南特的脸变得有些苍白了。他小心地把香烟放在盘子上，趴过桌子，一拳打在卡尔马迪的嘴巴上。卡尔马迪随着摇晃的椅子往后摔，一头撞在地板上。

珍·阿德里安静静地站起来，牙齿咬得咯咯响。然后，她又僵住不动了。

卡尔马迪翻了个身，站起来，扶起椅子。他拿出手帕，拍拍嘴巴，然后看看手帕。

楼梯上响起了脚步声。患白化病的人把他的窄脑袋探进房间，一支枪伸在他的前面。

“老板，需要帮忙吗？”

科南特没有瞧他一眼，说：“滚出去——把门关上——离得远一些！”

门关上了。患白化病的人的脚步声在楼梯上渐渐地消失了。卡尔马迪的左手放在椅背上，缓缓地移上移下。他的右手仍然抓着手帕。他的嘴唇又肿又黑，眼睛则盯着科南特手肘旁的鲁格枪。

科南特拿起香烟，将它放回嘴里，说：“也许你以为我会支持这桩勒索的生意。可是，老兄，我不会。我要把它毁了——所以它不会成功。你得把事情说出来。我楼下的那三个手下都需要运动。快点儿把话说清楚。”

卡尔马迪说：“好吧——可是你的三个手下都在楼下。”他把手帕放进外套。手伸出来时，已经握着一支蓝色的枪：“拿着鲁格枪的枪管，把它推过来。”

科南特没有移动。他眯着眼睛，冷酷地咬了一下香烟，没有碰鲁格枪。过了一会儿，他说：“我猜现在你知道自己这么做会有什么后果。”

卡尔马迪轻轻地摇摇头：“也许我不太在乎这个。如果出了事，你也不会知道的。”

科南特瞪着他，没有移动。他看了卡尔马迪很久，然后瞪着蓝色的手枪：“你在哪里拿的？那些家伙没有搜你的身吗？”

“搜过了。这是希韦尔的枪。一定是你的意大利朋友把它踢到浴缸后面的——粗心大意。”

科南特伸出两根粗大的手指，将鲁格枪掉了个头，推到桌边。他点点头，冷冷地说：“我输了这个回合。我早该想到那一点的。这回轮到我向你坦白了。”

珍·阿德里安快步走过来，站在桌尾。卡尔马迪从椅子上探过身子，用左手拿起鲁格枪，将它放进风衣口袋，手仍然握着枪。他把拿着蓝色的枪的手搁在椅子上。

珍·阿德里安说：“这个人是谁？”

“多尔·科南特，地方上的大人物。约翰·迈尔森·考特威议员是他向州议会施加影响的中介。还有，天使，考特威议员就是你桌上照片里的人，就是你所说的死去的父亲。”

女孩平静地说：“他是我父亲，我知道他没死。我在勒索他——十万块钱。希韦尔、塔戈和我一起干的。他从来没娶我母亲，我是私生子。但我仍然是他的孩子，我有这种权利，而且他不认识他们。他对我母亲非常恶劣，没给她留下一分钱。他雇侦探监视了我很多年，希韦尔就是其中的一个。我来这里认识了塔戈后，希韦尔从照片上认出了我，记起了以前的事。他跑去旧金山，弄到了一份我的出生证明。它就在我这里。”

她摸索着皮包，在里面掏来掏去，拉开了内衬口袋的拉链。她拿出一张折叠好的纸，将它丢到桌上。

科南特盯着她，伸手拿起那张纸，将它摊开瞧了一会儿。他缓缓地说：“这不能证明什么！”

卡尔马迪从口袋里伸出左手去拿那张纸，科南特将纸推给他。

这是一份出生证明的副本，日期是一九一二年，记录了一个女孩的出生，她名叫阿德里安娜·詹尼·迈尔森，父母是约翰和安东尼娜·詹尼·迈尔森。卡尔马迪放下出生证明。

他说：“阿德里安娜·詹尼——珍·阿德里安。科南特，这算不算是暗示？”

科南特摇摇头：“希韦尔胆怯、害怕了，把事情告诉了考特威。所以他才躲在这里。我认为这就是他被杀的原因。塔戈不可能杀他，因为他还被扣押着。卡尔马迪，也许我错怪你了。”

卡尔马迪面无表情地盯着他，没有说话。珍·阿德里安说：“这是我的错，应该怪我。事情很糟糕，现在我明白了。我想见他，告诉他我很抱歉，而且他再也不会听到我的事了。我想让他保证不伤害塔戈，行吗？”

卡尔马迪说：“天使，你爱做什么就做什么，我这两支枪就是这么说的。可是你为什么要等这么久才下手？你为什么不采取法律手段使他就范？你从事的是演艺业，公众舆论会对你有利——即使他击败了你。”

女孩咬咬嘴唇，低声说：“我母亲从来不知道他到底是谁，从来不知道他的姓。对她来说，他就是约翰·迈尔森。我也是来了这里看到了报纸上的照片才知道这些的。他变了，可是我认得出他的脸。还有，他的名字——

科南特嘲讽地说：“你不敢公开找他，因为你明明知道你不是他的孩子。你母亲一厢情愿地把你和他扯上关系，就像任何恶俗的女人看见了诱人的饭票一样。考特威说他可以证明那一点，他也正要这么做，把你关进牢里。小姐，相信我，他是那种手段强硬的家伙，绝对不会为了二十年前的老账毁掉自己的政治前途的。”

大块头用力地把烟蒂吐出来，又说：“把他送上今天的地位，可是花了我不少钱的。我还打算稳住他的地位，所以才插手管这件事。小姐，别做梦了，这件事我管定了。你什么也得不到。至于你的双枪侠朋友——也许他之前不知道，但现在知道了，他上了贼船。”

科南特在桌上捶了一拳，往后一靠，冷静地看着卡尔马迪手上的蓝色手枪。

卡尔马迪盯着大块头的眼睛，轻声说：“今天晚上在拉齐诺的那个混混儿——是你为了这件事安排的一个棋子，对吗，科南特？”

科南特冷酷地笑笑，摇摇头。楼梯口的门悄悄地开了一点儿，卡尔马迪没注意到——他正看着科南特——但珍·阿德里安看见了。

她圆睁着眼睛，惊呼一声，往后倒退，这引起了卡尔马迪的注意。

患白化病的人稳稳地举着枪，轻轻地踏进门内。

他的红眼睛闪着亮光，露出狰狞的笑容：“老板，门有些薄，我听到了。可以吗……乡下佬，把枪丢掉，不然我就把你轰成两半。”

卡尔马迪缓缓转过身，张开右手，让蓝色的枪掉落在薄地毯上。他耸耸肩，摊开双手，没有瞧珍·阿德里安。

患白化病的人慢慢地走上前来，用枪顶着卡尔马迪的背部。

科南特站起来，绕过桌子，从卡尔马迪的外套口袋里拿出鲁格枪。他一言不发、面无表情地拿枪敲在卡尔马迪的下巴上。

卡尔马迪失去平衡，侧倒在地板上。

珍·阿德里安尖叫起来，扑向科南特。他一把把她推开，将枪换到左手，狠狠地甩了她一耳光。

“省点儿力气吧，小姐。你玩够了。”

患白化病的人走到楼梯口，往下吆喝。另外两个枪手跑进来，咧着嘴笑。

卡尔马迪躺在地板上没有挪动。过了一会儿，科南特点燃了另一根香烟，用一个指关节在出生证明旁边轻敲着桌子。他粗暴地说：“她要见老头儿。好吧，她可以见他。我们都去见他。这里头还有见不得人的东西。”他抬起眼睛，看着那个粗壮的家伙：“你和勒夫迪去城里，把塔戈保释出来，尽快带他去州议员家。快去。”

两个混混儿走下了楼梯。

科南特低头看看卡尔马迪，轻轻踢了踢他的肋骨，直到卡尔马迪睁开眼睛，动了动身子。

9

车子在山丘顶上等候，就在两扇高高的雕花铁门前面。门后面是一栋木屋。木屋的前门是敞开的，屋内射出的昏黄的灯光中出现了一个高大的身影。他穿着风衣，将帽檐拉得很低，把双手插在口袋里，正在雨中缓缓走来。

雨水落在他的脚边。患白化病的人贴着铁门，将牙齿咬得咯咯响。大个儿说：“你想干什么？我能看见你。”

“清醒一点儿，乡下佬，科南特先生要见你的老板。”

门内的人朝黑暗处啐了一口：“那又怎么样？知道现在几点了吗？”

科南特缓缓地打开车门，走到大门边。雨声和人声夹杂在一起。

卡尔马迪慢慢转过头，拍拍珍·阿德里安的手。她连忙把他的手推开。

她轻声说：“你太傻——噢，太傻了！”

卡尔马迪叹了口气：“天使，我在享受美好的时光。我很开心。”

大门内的人拿出拴在长链子上的钥匙，把门锁打开。科南特和患白化病的人转身朝车子走来。

科南特将一只脚踩在车子的脚踏板上，站在雨中。卡尔马迪拿出口袋里的酒瓶，摸到瓶口，把盖子拧开，将它递向女孩，说：“壮壮胆吧！”

她没搭腔，也没动。他自己喝了一口，收起酒瓶，目光越过科南特宽宽的后背，看向一大片雨中的树林，还有一扇扇仿佛挂在空中的亮着灯的窗户。

一辆车开上山丘，车前灯的灯光射入暗夜里的雨中。它在轿车后面停下来。科南特走过去，把头伸进去说了些话。车子往后退，转入车道，灯光洒在挡土墙上。它消失了，然后又在车道顶端出现，就像门廊前发白的鹅卵石。

科南特坐进轿车，车子跟随那辆车转入车道。到了顶端，在环绕着柏树的水泥停车场上，大家都下了车。

在一段台阶的顶端，一扇大门敞开着，里面站着一个身穿浴袍的人。塔戈被两个人夹着，站在台阶的半途。他没戴帽子、没穿雨衣，套着白外套的躯体在两个枪手之间显得硕大无比。

其他的人踏上台阶，走进屋子，跟随身穿浴袍的管家经过一个挂满某个人的祖先肖像的过道，穿过一个安静的椭圆形前厅来到另一条过道，走进一间书房。里面灯光柔和，挂着沉沉的窗帘，摆着柔软的皮椅子。

由突出的低矮的书架围成的凹处，一个人正站在一张深色的大书桌后面。他又高又瘦，白色的头发就像一片丝绒似的又细又密，嘴形小而倔强，苍白的脸上布满皱纹，黑眼睛深不见底。他欠欠身子。镶着丝绸的蓝色灯芯绒浴袍包裹着他细瘦的躯体。

管家把门关上，科南特又把门打开，用下巴向和塔戈一起进来的两个人示意。他们走了出去。患白化病的人走到塔戈后面，把他推入一张椅子。塔戈看起来很迷惑，呆头呆脑的。他一边的脸颊上有块污渍，眼睛疲倦。

女孩快步走过去，说：“噢，杜克——你没事吧，杜克？”

塔戈对她眨眨眼，半露微笑：“你也倒霉了，嗯？不要紧，我很好。”他的声音不太自然。

珍·阿德里安离开他的身旁，坐下来，双手抱着身子，好像很冷似的。

高个子冷冷地扫视了一遍屋子里的每一个人，然后冷漠地说：“这些都是勒索者吗？——有必要三更半夜把他们带到这里来吗？”

科南特把大衣脱掉，丢在灯罩后面的地板上。他点燃一根香烟，叉开腿站在房间中央——十足一个高大、野蛮、专横、自信的人。他说：“这个女孩想见你，要告诉你她很抱歉，想按规矩办事。穿着白外套的那位叫塔戈，是个拳击手。他卷入了夜总会的枪杀案，在城里大打出手。他们灌了他安眠药才让他安静下来。另外的这个家伙叫卡尔马迪，老马库斯的儿子。我还没弄清楚他在搞什么名堂。”

卡尔马迪冷淡地说：“议员先生，我是私家侦探，为了我的客户阿德里安小姐的利益而来这里的。”他说完便笑了起来。

女孩忽然瞥了他一眼，又垂下眼帘盯着地板。

科南特粗鲁地说：“希韦尔，你认识的那个家伙，被杀了——不是我们干的。那件事我们还得继续调查。”

高个子冷冷地点点头。他在桌子后面坐下来，拿起一支鹅毛笔搔着耳朵。

“科南特，那么你有什么好办法处理这件事呢？”他尖刻地问。

科南特耸耸肩：“我是个粗人，不过我会依法处理这件事的。告诉检察官，让他们以有勒索嫌疑将这帮人都关起来；向新闻界编造一个故事，让时间冷却一切，然后把他们赶到别的州，警告他们永远不准回来，否则——”

考特威议员开始用鹅毛笔绕着另一个耳朵打圈。“他们还是可以从遥远的地方攻击我。”他冷冰冰地说，“我喜欢摊牌。他们从哪儿来的，就让他们回哪儿去吧。”

“考特威，你不能这样冒险，否则你的政治生命就完蛋了。”

“科南特，我已经厌倦政治了，乐得退休。”又高又瘦的人微微一笑。

“去你妈的，”科南特怒吼道。他转过头，大叫，“小姐，过来！”

珍·阿德里安站起来，缓缓走过去，站在书桌前。

“她是你的孩子？”科南特厉声说。

考特威瞪着女孩僵硬的脸看了很久，没有任何表情。他把鹅毛笔放在桌上，拉开抽屉，拿出一张照片，目光在照片和女孩之间流转。他平静地说：“这是很多年前照的，但很像。是同一张脸，我可以毫不犹豫地这么说。”

他把照片放在桌上，同样又不紧不慢地从抽屉里拿出一支自动手枪放在照片旁。

科南特盯着枪，嚅动了一下嘴唇，低沉地说：“议员，你不需要那样做。听着，你摊牌的想法错了。我会从这些人手里拿到认罪书的，这样我们就有把柄了。如果他们再闹事，我们有足够的时间好好收拾他们。”

卡尔马迪微微一笑，沿着地毯走过去，来到桌子的近旁。他说：“我想看看那张照片。”他说着突然弯腰拿起照片。

考特威瘦削的手落在枪上，然后又放松了。他靠着椅背，看着卡尔马迪。

卡尔马迪盯着照片看了一会儿便将它放下，轻声对珍·阿德里安说：“回去坐下。”

她转身回到椅子前，疲惫地坐下。

卡尔马迪说：“我喜欢你摊牌的主意，议员先生。那样干净利落、直截了当，完全不同于科南特先生的策略，可是行不通。”他用手指弹了一下照片，“只是表面看来有些相像，仅此而已。我想这根本不是同一个女孩。她的耳朵形状不同，长得比较低。双眼比阿德里安小姐的靠得更近，下巴更长。那些特征是不会变的。你手上有什么呢？勒索信。但你不能就这样随便怪哪一个人。女孩的名字，只是巧合。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呢？”

科南特的脸像花岗岩一样坚硬，面容狰狞。他的声音有些颤抖：“聪明的家伙，怎么解释女孩从皮包里拿出来的出生证明呢？”

卡尔马迪微微一笑，用指尖摸摸下巴。“我想那是你从希韦尔那里拿来的？”他狡黠地说，“而希韦尔已经死了。”

科南特怒容满面。他握起拳头，猛地跨前一步：“你——你这个卑鄙的家伙——”

珍·阿德里安身子前倾，睁大眼睛盯着卡尔马迪。塔戈也看着他，慵懒地笑着，眼睛冷漠。考特威也将目光定在他身上，他坐在那里，一副轻松自在、置身事外的态度。

科南特忽然大笑，打着响指。“好吧，有话快说。”他咕哝道。

卡尔马迪慢吞吞地说：“我告诉你另外一个不能摊牌的原因——拉齐诺的枪击事件。塔戈受到威胁，得故意输掉一场不重要的比赛。那个混混儿跑到阿德里安小姐的旅馆房间打昏了她，任由她躺在门口。科南特，你能把这些联系在一起吗？我可以。”

考特威突然身子前倾，把手放在枪上，抓住枪柄。在他那苍白、僵硬的脸上，两只黑眼睛如同两个黑洞。

科南特没有动，也没说话。

卡尔马迪继续说：“塔戈为什么会受到威胁？而且在他没有输掉比赛之后，为什么有枪手跑到拉齐诺去找他——那是夜总会，那里很不适合玩那种把戏？因为他和这个女孩在一起，而拉齐诺是他的后台老板，如果在拉齐诺发生了任何事，警察首先会听到的就是威胁的故事。这就是为什么。之所以有威胁，是为了掩盖谋杀。枪击发生时，塔戈被认为应该和这个女孩在一起，这样这个混混儿就可以干掉这个女孩，但是表面看起来他想要追杀的人是塔戈。

“他当然也会试着干掉塔戈，不过最重要的是杀了这个女孩。因为她是这桩勒索事件背后的炸药。没有了她，事情就没有了任何意义；有了她，它可能就可以成为事关血缘关系的诉讼案。结果事情没成功。你知道她，知道塔戈，这是因为希韦尔胆子小，出卖了大家。希韦尔认识那个混混儿——那个混混儿出现时，我看见了他——知道我认出了他，因为他听到我跟塔戈提起过这个人——然后希韦尔想借酒闹事，阻止我干涉。”

卡尔马迪停下来，非常缓慢、轻柔地摸摸脑袋，然后仰头审视着科南特。

科南特缓缓地、冷酷地说：“老兄，我不玩那种游戏的，信不信由你——我是不玩的。”

卡尔马迪说：“听着，那个混混儿原本可以在旅馆里杀掉这个女孩的，可是他没有。因为塔戈不在那里，比赛也没开始，所有的掩盖都会变成白费工夫。他只是到那里去看清楚她没化妆的样子。而她当时在害怕某些事，带着一支枪。所以，他只好打昏了她，跑掉了。那次拜访只是探路而已。”

科南特又开口了：“老兄，我不玩那种游戏的。”然后，他从口袋里拿出鲁格枪握在身边，枪口朝下。

卡尔马迪耸耸肩，转过头盯着考特威议员。

“对。不过他会玩。”他轻声说，“他有动机，而且这事看起来不像是他会玩的把戏。他利用希韦尔做这些事，如果事情出错了（果然出错了），希韦尔就得承担一切。如果警察放聪明些，难缠的大人物多尔·科南特就会永远也翻不了身。”

考特威笑笑，冷酷地说：“这位年轻人很聪明，但是很明显——”

塔戈站起来，表情僵硬。他缓缓嚅动着嘴唇，说：“真是很动听。考特威先生，我想我得扭断你的脖子。”

患白化病的人大吼一声：“浑蛋，坐下！”他说着便举起了枪。塔戈微微转过身，在患白化病的人的下巴上打了一拳，后者往后倒退，一头撞在墙上，枪从他软绵绵的手上滑下。

塔戈迈过房间。

科南特斜眼看着他，没有移动。塔戈经过他身边时，几乎碰到了他。科南特一动也不动，一脸茫然，眯着眼睛。

除了塔戈，所有的人都没有动。然后，考特威举起枪，扣着扳机的手指泛白。枪声响了。

卡尔马迪迅速跃到珍·阿德里安前面，挡在她和整个房间之间。

塔戈低头看着他的手，表情扭曲成痴呆的笑容。他坐到地板上，双手压着胸膛。

考特威又举起枪，接着科南特也开始有所动作。鲁格枪往上震动两次，吐了两次火苗。鲜血从考特威的手上涌出来。

他的枪掉在桌子后面，他瘦长的身子好像要扑上去捡枪，一直在往下弯曲，直到桌子上面只露出肩膀以上的部分。

科南特说：“站起来，你这个下贱的骗子！”

桌子后面响起了一声枪声。考特威的肩膀不见了。

过了一会儿，科南特绕到桌子后面，停住脚步，浑身僵直。

“他吃了一粒子弹，”他冷静地说，“从嘴里……我就这样损失了一个清白的好议员。”

塔戈放开捂在胸前的手，往一旁跌倒，静静地躺在地板上。

房门砰地打开了。管家站在门口，头发蓬松，喘着粗气。他想说什么，可是看见科南特手里的枪，看见瘫倒在地上的塔戈，就什么也没说了。

患白化病的人站起来了，揉揉下巴，摸摸牙齿，晃晃脑袋。他缓缓地沿着墙走过去，捡起他的枪。

科南特对他怒吼：“还管你他妈的枪。去打电话。告诉马洛伊——夜班组长——快去！”

卡尔马迪转过身，抬起珍·阿德里安冰凉的下巴。

“天使，天快亮了。我想雨也停了。”他拿出从不离身的酒瓶，“我们喝一点儿吧——敬塔戈先生。”

女孩摇摇头，双手捂脸。

过了很久，警笛开始尖鸣。

10

瘦削、倦容满面的男孩穿着白色和银色相间的卡龙德莱特的制服，在正在关闭的电梯门前抬起戴着白手套的手，说：“科基好些了，但还不能来上班，卡尔马迪先生。领班托尼早上也没来。有些人真是心肠好。”

卡尔马迪站在电梯的角落里，就在珍·阿德里安身旁。电梯里只有他们三个人。他说：“那就是你现在的想法？”

男孩涨红了脸。卡尔马迪走过去，拍拍他的肩膀，说：“别在意我的话。我整晚都在陪一位生病的朋友。来，给自己再买些早餐。”

“哎呀，卡尔马迪先生，我并不是故意要——”

电梯门在九楼打开了，他们沿着走廊来到九一四房间的门口。卡尔马迪拿出钥匙打开门，然后把钥匙插在里面的门锁上，扶着门，说：“睡一觉吧！醒来时就有精神了。把酒瓶拿去，喝一点儿，对你很有好处。”

女孩走进门，头也不回地说：“我不需要酒精。进来待一会儿吧，我有话要告诉你。”

他关上门，跟着她走进去。一道明亮的阳光横扫在地毯上，一直延伸到沙发那儿。他点燃一根香烟，盯着阳光。

珍·阿德里安坐下来，脱掉帽子，理理头发。她沉默了一会儿，然后缓缓地、谨慎地说：“你为我惹上了这么多麻烦，我真是太过意不去了。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卡尔马迪说：“我可以想出两个理由，可是塔戈还是遇害了。从一方面来说，那是我的错。从另一方面来说，那也不算我的错。我没叫他去扭考特威的脖子。”

女孩说：“你以为自己很冷酷，其实是个大好人，看到一个流浪者惹上麻烦了，就忙着去帮她。忘了那件事情吧！忘了塔戈，忘了我。我们都不值得你花时间去伤脑筋。我告诉你这些，是因为一旦他们同意，我就离开；我再也不会看到你了，我是在跟你道别。”

卡尔马迪点点头，看着地毯上的阳光。女孩继续说：“这有些难以启齿。我说自己是个流浪者，不是要博取同情。我在太多的旅馆卧房里待得喘不过气来，在太多龌龊的更衣室里脱衣服，错过太多的美餐，撒过太多的谎。所以，我不想和你有任何关系——永远。”

卡尔马迪说：“我喜欢你的坦白。继续说下去。”

她飞快地看了他一眼，又别过头去：“我不是那个叫詹尼的女孩，你已经猜出来了。可是我认识她。我们一起做低俗的姐妹秀——埃达·阿德里安和珍·阿德里安姐妹。我们拿她的姓做艺名，结果一败涂地。我们到处做流浪表演，也一事无成。到了新奥尔良，情况变得很惨，她服毒自杀了。我保存了她的照片，因为我知道她的身世。看着那个冷酷的家伙，想想他原来可能对她所做的事情，我就恨他。她的确是他的孩子，我从来没想过她不是。我还写信给他，请他帮助她，只要一点点帮助就好，给她一个姓，可是没有任何回音。她服毒自杀后，我如此恨他，就想采取一些行动。所以一有机会，我就来了这里。”

她打住话，将手指紧紧绞在一起，然后又用力扳开它们，好像在故意伤害自己。她继续说道：“我通过拉齐诺和希韦尔认识了塔戈。希韦尔认得出照片上的人，他曾在旧金山受雇监视埃达的侦探社工作过。剩下的事情你全知道了。”

卡尔马迪说：“听起来很不错。我在疑惑你为什么不早动手呢？你不会是想让我认为你不想要他的钱吧？”

“不。我当然会拿他的钱，但那不是我最想要的。我说过我是个流浪者。”

卡尔马迪微微一笑：“天使，你对流浪者了解得不是很多。你犯了法，被逮捕了，那是一回事。但是那些钱对你没有任何好处。据我所知，那是肮脏钱。”

她抬头盯着他。他摸摸脸颊，哆嗦了一下，说：“我之所以清楚，是因为我的钱就属于那一种。我父亲通过下水道建设工程和路面铺设工程、赌场贿赂、出卖官职敛财，我敢说还有更恶劣的方式。城市政治中所有生财的卑劣方式他全用上了。可是钱到手后，就无事可做了，只能坐在那里看着它。他死后，钱都留给了我。这些钱也没有为我买到多少乐趣。我老希望着钱会给我带来快乐，可是它从来都不会。因为我是他的儿子、他的血脉，在同样的阴沟里长大。天使，我比流浪者还糟糕。我是以脏钱为生的人，甚至都不用自己动手去偷。”

他停住话，将烟灰弹在地毯上，然后整整头上的帽子。

“好好想想，别跑得太远，因为我时间多得是，那对你没什么好处。一起逃跑会比较有趣。”

他朝门口走了几步，站在那儿低头看着地毯上的阳光，回头飞快地看了她一眼，然后走了出去。

门关上后，她站起来，走进卧室，没脱外套躺在床上。她盯着天花板看了很久，露出了笑容，并带着笑容入睡了。

（石蓝 译）

内华达瓦斯

1

乌戈·甘德勒斯站在壁球场的中央，弯着高大的身躯，用左手的拇指和食指灵巧地握着小黑球。他在发球界线处长拍一挥，发了一个球。

黑球打在前面的墙上偏高的地方，被弹回来后划了一道高高的、柔和的曲线，差点儿击中了天花板下面的顶灯和它的护网。它后劲不足地落在后墙上，没能弹回去。

乔治·戴尔对着球随意地挥了一拍，将球拍尾端重重地往水泥后墙上一顶。球掉在了地上。

他说：“就这样了，老板。十二比十四。你太厉害了。”

乔治·戴尔又高又黑，五官英俊，典型的好莱坞气质。他的皮肤是褐色的，身材匀称，一副擅长户外活动的强健样子。除了丰满、柔软的嘴唇和温和的大眼睛，他浑身都透着阳刚气。

“是呀，对你来说，我总是太厉害了。”乌戈·甘德勒斯哈哈大笑。

他往后仰着身子，笑得嘴巴大张，汗水在胸膛和肚皮上闪闪发亮。他身上只穿着短裤、白色的毛袜、网球鞋。他满头灰发，脸膛饱满，鼻子和嘴巴都很小，眼睛犀利。

“再打一局吧？”他问道。

“除非迫不得已。”

甘德勒斯皱起眉头：“好吧。”他把球拍塞到腋下，从短裤里掏出一个防水袋，拿出香烟和火柴。他点燃香烟，把火柴丢到球场中央——反正有人会将它捡起来的。他把壁球场的门用力推开，挺着胸脯沿着走廊大步走到更衣室。戴尔沉默地走在他的后面，像猫似的轻手轻脚，而且带着几分优雅。他们走进浴室。

甘德勒斯边洗澡边唱歌，在高大的躯体上搓出许多肥皂泡沫。冲过热水后再冲凉水，他酷爱此道。他悠闲地擦干身体，拿着另一条毛巾晃出浴室，吆喝着服务员拿冰块和汽水来。

一个身穿浆挺的白外套的黑人匆匆端着托盘来了。甘德勒斯匆匆签了账单，打开他的存衣橱，拿出一瓶威士忌放在走道里的绿色圆桌上。

服务员小心地调了两杯酒，说：“好了，甘德勒斯先生。”然后，他握着一个两毛五分钱的硬币走开了。

乔治·戴尔已经穿好了一身帅气的灰色法兰绒西装。他拐了个弯走过来，端起一杯酒。

“老板，今天就到此为止吗？”他眯起眼睛，透过杯子看着顶灯。

“应该是吧！”甘德勒斯说，“我想回家，好好款待我的小女人。”他的小眼睛飞快地瞥了戴尔一眼。

“我不搭你的车一起走，没关系吧？”戴尔随意地问道。

“我无所谓，但内奥米可能会不高兴。”甘德勒斯令人不快地说。

戴尔嘟囔了一声，耸耸肩，说：“你很喜欢惹人生气，对吗，老板？”

甘德勒斯没搭腔，也没看他。戴尔端着酒静静地站着，看着大个儿穿上绣有名字缩写字母的缎面内衣和丝质衬衫、带有灰色绣花的袜子、黑白细格子花纹的西装。西装使得他看起来像座大谷仓。

准备系上他的紫色领带时，他吆喝着黑人再来调一杯酒。

戴尔婉拒了第二杯酒，点点头，沿着绿色存衣橱之间铺有橡胶垫子的走道轻轻地离开了。

甘德勒斯已经将全身收拾妥当，喝下第二杯酒后便把酒锁了起来。然后，他放了一支褐色的粗雪茄在嘴里，让黑人替他点燃雪茄之后，昂首阔步地走开了，一路大声地跟别人打着招呼。

他走出去后，更衣室好像变得非常安静了。有些人在哧哧窃笑。

德尔马俱乐部外面下着雨。穿着制服的门卫帮甘德勒斯系上雨衣的腰带，走到外面去招呼车子。司机把车停在遮雨篷前。门卫为甘德勒斯撑起雨伞，走过一条木板来到街边。这是一辆品蓝色的林肯大轿车，带有浅黄色的条纹。车牌号码是五A六。

司机穿着黑色的雨衣，领子竖到耳际。他没有回头。门卫打开车门，甘德勒斯坐了进去，陷入后座里。

“山姆，晚安。叫他开回家吧！”

门卫碰碰帽子致意，然后关上车门，把指令传给司机。司机点点头，仍旧没有回头。车子在雨中疾驰而去。

大雨斜斜地落下。到了路口，阵阵狂风把雨吹在轿车的玻璃上，弄得噼啪作响。街角挤满了想穿过日落大道的人，都希望不要被车子溅起的水花弄脏了衣服。甘德勒斯同情地朝他们笑笑。

车子离开日落大道，穿过榭尔曼，朝山丘开去。车速开始变快。车子现在行驶在一条车辆稀少的大道上。

车里非常热。车窗都是紧闭的，驾驶座后面的玻璃隔板好像也被完全拉上了。整个轿车的后部都弥漫着浓烈、呛人的雪茄烟雾。

甘德勒斯皱起眉头，伸手想把窗玻璃放下，可是拉不动摇杆。他试试另一边，也没有成功。他开始发怒，想抓起电话机训斥司机，但电话机根本不在。

车子来了个急转弯，爬上一条陡直的长坡。坡道的一边是桉树，四周没有人烟。甘德勒斯觉得背脊一阵发凉。他身子前倾，使劲捶着玻璃隔板。司机没有理会。车子飞快地跑在黑漆漆的、长长的山路上。

甘德勒斯气急败坏地想去抓门把手，可是车门上没有任何把手——两边都没有。甘德勒斯的圆脸上露出一个颓丧、疑惑的笑容。

司机侧向右边，伸出戴着手套的手去够什么东西。车内忽然响起吱吱声。甘德勒斯闻到了杏仁味。

开始时气味很淡——很好闻。吱吱声在继续，杏仁味越来越浓、越来越涩、越来越让人受不了。甘德勒斯将雪茄扔下，全力拍打着近旁的车窗。玻璃没有破。

车子已经抵达山间，连住宅区稀疏的灯光都不见了。

甘德勒斯靠在椅背上，抬起脚用力去踢前面的玻璃隔板。他还来不及踢上一脚，他的眼睛就再也看不见了，脸上的肌肉扭曲，头靠着枕垫、搭在粗壮的肩膀上，方形的大头颅上那顶柔软的绒帽已不成样子。

司机飞快地往后瞥了一眼，随即又转过了他那张瘦削的尖脸。然后，他又侧向右边。吱吱声停止了。

他把车子开到荒凉的山路边，关掉引擎，熄灭所有的车灯。大雨在车顶上敲出沉闷的声音。

司机走进雨中，打开后车门，然后捂着鼻子赶紧往后退。

他在旁边站了一会儿，前后扫视着道路。

车子后座上的乌戈·甘德勒斯一动也不动了。

2

弗朗辛·利坐在红色的矮椅子上。她的旁边立着一张小桌子，上面摆着一个雪花石膏碗。她刚刚丢进碗里的香烟还在冒烟。烟雾袅袅上升，在温暖、宁静的空气里形成图案。她的双手交叉在脑袋后面，烟蓝色的眼睛慵懒、迷人。深红褐色的头发被卷成蓬松的波浪形，波浪起伏之间有着偏蓝的阴影。

乔治·戴尔凑过来，在她的唇上用力地印了一个吻。他吻她时，自己的嘴唇发烫，而且浑身颤抖。女郎没有动。他直起身子时，她只是对他慵懒地微笑。

戴尔的声音沙哑、迟疑：“听着，弗朗辛，你什么时候甩掉这个赌徒，让我照顾你呢？”

弗朗辛耸耸肩，双手仍然放在脑袋后面。“乔治，他是个正派的赌徒。”她懒洋洋地说，“在今天这是很难得的事，何况你也没有钱。”

“我可以赚到钱啊！”

“怎么赚？”她的声音低沉、沙哑，宛如大提琴一样牵动戴尔的心。

“从甘德勒斯那里赚啊。我手上握有那个家伙很多的把柄。”

“例如说呢？”弗朗辛·利懒懒地耸耸肩。

戴尔低头对她温柔地笑笑，故意睁大眼睛表现出天真、无辜的神情。弗朗辛·利觉得他的眼白带有一丝几乎难以觉察到的别的颜色。

戴尔挥了挥尚未点燃的香烟：“多得很——例如他去年在雷诺出卖了一个凶狠的角色。这个人同父异母的弟弟在这里涉嫌犯有凶杀罪，甘德勒斯拿了人家两万五千块钱替他弟弟脱罪，结果他又和检察官达成交易，把另一件案子赖在这个家伙的弟弟身上。”

“那么，这个凶狠的角色怎么处理这些事的呢？”弗朗辛·利轻声问。

“什么都没做——还没做。我猜他认为甘德勒斯尽力了，是事情确实难办。人未必常常老赢不输啊！”

“如果他知道实情的话，那么他可能会采取不少措施吧。”弗朗辛·利点着头说，“乔治，这个凶狠的角色是谁？”

戴尔放低声音，又凑到她面前：“我是傻瓜才告诉你这个。他叫扎帕蒂，我从来没见过他。”

“而且也不想见——乔治，如果你聪明的话。不，谢谢。我才不想和你一起去惹麻烦事呢。”

戴尔微微一笑，露出了整齐的牙齿：“弗朗辛，这件事让我来办。别的你都不用想，只要记着我是如何疯狂地爱你就行了。”

“喝杯酒吧。”

这是一个旅馆公寓套房的客厅，红白色调，装潢古板、单调。白色的墙壁上漆有红色的图案，白色的百叶窗框在白色的布帘里。瓦斯火炉前有一块半圆形的镶着白边的红地毯。两扇窗户之间，一张白色的腰子形书桌靠墙而立。

戴尔走到书桌前，倒了两杯威士忌，加上冰块和水，然后端着杯子走回去。淡淡的烟雾仍在从雪花石膏碗里冒出来。

“甩了那个赌徒，”戴尔说着递给她一杯酒，“他才会让你惹麻烦呢。”

她啜着酒，点点头。戴尔把她的杯子拿走，在杯沿上相同的地方啜了一口。他端着两杯酒弯下身子，又在她唇上吻了一下。

在通往短短的过道的门洞里挂着红色的帘子。帘子被稍稍拉开了，露出一个男人的脸，那双冷静的灰眼睛若有所思地看着他们亲吻。帘子又悄悄地合上了。

过了一会儿，门大声地关上了，过道上响起了脚步声。约翰·德鲁斯掀开帘子走进房间。这时，戴尔正在点香烟。

约翰·德鲁斯高大、瘦削、沉静，穿着剪裁精致的深色衣服。他那双冷静的灰眼睛的眼角布满细密的笑纹；薄薄的嘴唇很精巧，但并不柔软；长长的下巴上有道疤痕。

戴尔盯着他，微微做了个手势。德鲁斯一言不发地走到书桌前，往杯子里倒了些威士忌，一口将它吞下。

他背对着房间站了一会儿，一边轻敲着桌沿儿。然后，他转过身，微微一笑，说：“嘿，你们好。”他的声音温柔、相当慵懒。然后，他穿过一扇里门走出房间。

他走进装潢得有些过度的大卧室，里面有两张床。他走到衣橱前，拿出一只浅褐色的牛皮行李箱，在近旁的床上打开箱子，并开始清理五斗柜的抽屉，把东西放进箱子，仔细地、从容不迫地把它们摆好。他一边整理东西，一边吹着口哨。

东西装好后，他把箱子合起来，点燃一根香烟，在房间中央站了一会儿，一动也不动，灰色的眼睛茫然地盯着墙壁。

一会儿后，他又回到衣橱边，拿出一支套着软皮枪套的小手枪。他把左脚的裤管拉起来，把枪绑在腿上，然后拿起行李箱，回到客厅。

弗朗辛·利看到行李箱，便眯起了眼睛。

“要出门吗？”她用低沉、沙哑的声音问。

“嗯。戴尔呢？”

“他得先走。”

“太可惜了。”德鲁斯轻声说。他把行李箱放在身旁的地板上，冷静的灰眼睛审视着女郎的脸，上下打量着她苗条的身材——从脚踝到红褐色的头发，“太可惜了。我喜欢他常来。对你而言，我有些沉闷。”

“大概吧，约翰！”

他弯腰去提行李箱，但半途又直起了身子，随意地说：“还记得莫普斯·帕里西吗？我今天在城里看见他了。”

她的眼睛大睁，然后又几乎闭上了。她的牙齿在轻轻打战，有一会儿下巴的线条非常明显地突出来了。

德鲁斯的目光仍在她的脸上和身上扫来扫去。

“打算为此做点儿什么？”她问。

“我想出一趟远门。”德鲁斯说，“我不像从前那么毛躁了。”

“想躲开。”弗朗辛轻声说，“我们能去哪儿呢？”

“不是躲开——是出远门。”德鲁斯平静地说，“不是我们——是我。我一个人走。”

她沉默不语，安静地看着他的脸。

德鲁斯把手伸进外套，拿出一个长长的钱包，像翻开一本书似的将它打开，然后丢了一叠钞票在女郎的腿上，收起钱包。她没有碰那些钞票。

“这够你维持一段时间的生活了，你用不着找新的玩伴。”他面无表情地说，“如果还需要，我会再寄些给你。”

她缓缓地站起来，钞票从她的裙子上滑落下去。她的双手直直地垂在身体两侧，紧握成拳头，以至青筋浮现。她的眼睛跟瓦片一样暗淡。

“那表示我们之间的一切都结束了吗，约翰？”

他拎起行李箱。她急忙踏出两大步，挡在他的面前，一只手贴着他的外套。他相当平静地站着，眼睛里尽是温柔的笑意，但是嘴唇却是无动于衷的。“一千零一夜”香水的气味飘进他的鼻腔。

“约翰，你知道你是什么吗？”她的声音沙哑得几乎听不清。

他等着她说下去。

“是鸽子，约翰。鸽子。”

他微微点点头：“说对了。我打电话告诉了警察莫普斯·帕里西的事。宝贝，我不喜欢绑架的勾当。不管怎样，我都会把事情告诉警察的。否则，我自己去阻止它，有可能会受伤。这很正常。行了吗？”

“你打电话告诉警察莫普斯·帕里西的事，你以为他不知情，但是他有可能知道了。所以你想避开他……约翰，这太可笑了。我是在开你的玩笑。这不是你要离开我的原因。”

“也许我已经厌倦你了，宝贝。”

她头往后仰，尖声大笑，声音几乎走了调。德鲁斯没有理会她。

“约翰，你不是心狠手辣的人。你心肠很软。戴尔比你凶狠多了。老天，约翰，你太心软了。”

她退后一步，盯着他的脸，眼睛里涌现了一种让人无法承受的情感。

“你真是个英俊的家伙，约翰。老天，你真的很迷人，可惜你太软弱了。”

德鲁斯依然很安静，温柔地说：“不是软弱，宝贝——只是有点儿感情用事。我喜欢赌马、玩牌、掷骰子。我喜欢玩赌运气的游戏，结交女人也包括在内。但是我输了的时候，我不会哭哭啼啼，不会记恨。我只会换到下一张赌桌上。再见了。”

他挺起身子，拎着箱子从她的身边绕过，掀开红色的帘子，头也不回地走了。

弗朗辛·利死死地盯着地板。

3

站在查特顿侧门扇贝形的玻璃遮雨篷下，德鲁斯左右看看埃若罗街，然后将目光投向威尔榭大道上闪烁的灯光，旁边的小街幽暗、安静的尽头。

细雨斜斜地飘下。一道亮光射在遮雨篷下，闪过他手上红色的烟头。他拎起行李箱，沿着埃若罗街走向他的轿车。车子停在靠近下个街角的地方，是一辆闪亮的黑色帕卡德车，车身上细致地点缀着镀铬纹路。

他停下脚步，打开车门，一支枪突然从车里伸出来，顶着他的胸膛。一个声音严厉地说：“不要动，举起手，甜心！”

德鲁斯看见一个人坐在幽暗的车里，长着一张瘦削的尖脸。虽然光线反射在那张脸上，但仍然无法看清楚。他觉得枪紧紧地戳着他的胸口，弄疼了他的肋骨。他的身后响起了急促的脚步声，另一支枪抵住了他的背部。

“满意了吗？”另一个声音质问道。

德鲁斯放下行李箱，举起手，撑在车顶上。

“好吧，”他疲惫地说，“这是怎么回事？抢劫吗？”

车里的人发出嘶哑的笑声。一只手拍了拍德鲁斯的臀部。

“往后退——慢慢来！”

德鲁斯高举着双手往后倒退。

“混账，别举那么高，”他背后的人恶狠狠地说，“跟肩膀一样高。”

德鲁斯放低手。车里的人走出来，挺直腰身。他又拿枪顶着德鲁斯的胸口，伸出另一只长胳膊去解德鲁斯的风衣扣子。德鲁斯往后仰。那只手拍打着他的口袋和腋下。一支点三八口径的手枪不再是他腋下的负担了。

“搜到了一支，查克。你那边有收获吗？”

“后面什么也没有。”

前面的人走开了，拎起了行李箱。

“慢慢走。去坐我们的车。”

他们沿着埃若罗街往前走。一辆林肯大轿车模糊的影子出现了，蓝色的车身上漆着一条浅色条纹。尖脸男人打开后车门。

“进去。”

德鲁斯无精打采地走近车子，把烟蒂吐在潮湿的暗处，然后躬身坐了进去。一股淡淡的气味钻进他的鼻孔，可能是熟透了的桃子的气味或杏仁的气味。

“查克，坐在他旁边。”

“听着，我们都坐前面。我可以——”

“不必了。查克，坐在他旁边。”尖脸男人呵斥道。

查克不悦地咕噜一声，然后钻进后座坐在德鲁斯的旁边。另外那个人用力甩上车门，瘦削的脸在紧闭的窗玻璃外露出讥讽的冷笑。然后，他绕到驾驶座上，发动引擎，将车子驶离街边。

德鲁斯吸吸鼻子，闻了闻那种怪异的气味。

车子拐过街角，朝东开到第八街，驶向诺曼底大道，又在诺曼底大道的北边穿过威尔榭大道，继而又穿过了好些其他街道，然后爬上一个陡坡，接着又下滑到梅尔罗丝的一侧。林肯大轿车气定神闲地在小雨中滑行。查克满脸不悦地坐在后座的角落里，拿着枪的手搁在膝上。街灯照亮了他那张傲慢、红润的方脸——一张惴惴不安的脸。

玻璃隔板前面，司机的后脑勺一动也不动。他们经过了日落大道和好莱坞，往东上了富兰克林大道，接着往北来到洛菲利斯，又朝河床驶去。

正在爬坡的一些汽车的车前灯不时扫射进林肯车的内部。德鲁斯紧张起来，等候着。当下两道灯光直直射入车内时，他迅速弯下腰，拉起左腿裤管。在刺眼的灯光还没消逝时，他已经往后靠回到椅垫上了。

查克没有反应，没有注意到他的动作。

山脚下，在河滨大道的路口，交通信号灯换了颜色，车子如潮水般涌向他们。德鲁斯等候着，一边估算车前灯照射的时间。他稍稍弯下身子，手往下摸，拔出绑在左腿上的枪。

他再次往后靠，将枪贴着左边的大腿。

林肯车驶上河滨大道，经过了葛林菲丝公园的入口。

“小子，我们去哪里？”德鲁斯轻松地问。

“少说废话。”查克怒声说，“到时你就知道了。”

“不是抢劫吧，嗯？”

“闭嘴！”查克又吼了一声。

“莫普斯·帕里西的手下？”德鲁斯语气缓慢、尖刻。

红脸的枪手猛地举起膝上的枪：“我说——闭嘴！”

德鲁斯说：“对不起，小子。”

他转动了一下腿边的枪，用左手挤压着扳机。手枪发出一个微弱的声音——微弱得几乎无足轻重。

查克大叫起来，手慌乱地抖动，枪从他手上掉落到车子底板上。他连忙将左手朝右肩伸去。

德鲁斯把小毛瑟枪换到右手，紧紧地戳着查克的身体侧面。

“别乱动，好小子，别乱动。老实地举起手来。好——把那支枪踢过来——快点儿！”

查克把自动大手枪踢了过去，德鲁斯赶紧伸手把它捡起。尖脸的司机回头瞥了一眼，车子歪了歪，又直直往前行驶了。

德鲁斯举起大手枪——毛瑟枪用来对付大恶棍太没分量了。他用枪使劲敲打查克的脑袋。查克哀号一声，往前一趴，双手乱抓。

“瓦斯！”他尖叫道，“瓦斯！他会放瓦斯！”

德鲁斯又打了他一下，这回力气更重。查克瘫软在车子底板上。

林肯车驶离河滨大道，经过一座短桥和一条骑马专用道，转到一条将高尔夫球场隔开来的狭窄的泥巴路上。车子驶入黑漆漆的树林里，速度飞快，左摇右晃，好像司机的目的就是如此。

德鲁斯稳住身子，去摸门把手——到处都没有门把手。他咬着嘴唇，拿枪猛砸玻璃，厚厚的玻璃像石墙一样坚实。

尖脸的家伙侧过身子，接着就响起了嗞嗞声。突然，一股浓烈、刺鼻的杏仁味飘了出来。

德鲁斯从口袋里掏出手帕捂住鼻子。司机又坐直了身子，弓着背，尽量想压低脑袋。

德鲁斯举起大手枪，靠近玻璃隔板前面司机的脑袋，但他闪开了。德鲁斯一连开了四枪，同时闭上眼睛、把头转开，像个紧张的女人。

没有玻璃碎片飞溅。等他睁开眼睛时，只看到玻璃隔板上有个歪扭的洞，挡风玻璃裂出一条线，可是没有碎。

他用枪敲打着洞的边缘，想敲下一块玻璃。他开始吸进瓦斯了，瓦斯已经穿透手帕。他感觉脑袋像气球，视线模糊。

尖脸的司机弯下腰，用力打开身旁的车门，把方向盘往反方向一转，然后跳离车子。

车子跌到低矮的堤岸上，打了个转，撞上了一棵树。车身扭得厉害，一扇后门跟着弹开了。

德鲁斯急忙钻出车子，他的脸贴着柔软的泥巴，稍微清醒了一些。然后，他用力吸了几口新鲜空气，接着翻了个身，肚子贴地，手肘撑着身子，头压得低低的，拿着枪的手朝上。

尖脸男人跪在十来码之外的地方。德鲁斯看到他从口袋里拿出一支枪举起来。

查克的枪在德鲁斯的手里震动起来，并吐出火焰，直到子弹用完。

尖脸男人缓缓瘫倒，和幽暗的阴影及湿地融在一起。车子在远处的河滨大道上驶过。雨滴从树上滴落下来。葛林菲丝公园的灯光在阴沉的天空中扫过，又留下一片黑暗和沉寂。

德鲁斯深深吸了口气，站起来。他丢掉空枪，拿出风衣口袋里的小手电筒，把风衣拉到鼻子和嘴巴上，用密实的布料捂着脸。他走近车子，关掉车灯，用手电筒查看前座。他赶紧弯下腰，把一个像灭火器的铜罐上的开关扭上，瓦斯的嗞嗞声停止了。

他走到尖脸男人的旁边。他已经死了。他的口袋里还有些零散的钞票、硬币、香烟、一盒埃及俱乐部的火柴。他没有钱包。他身上还有两个弹匣、德鲁斯的点三八口径的手枪。德鲁斯把自己的枪拿回来，从瘫软的尸体旁站起来。

他看着幽暗的洛杉矶河床后面格林代尔的灯火。在那远处的中央，有一个绿色的霓虹灯招牌闪闪烁烁，特别显眼，上面写着“埃及俱乐部”。

德鲁斯静静地对自己笑笑，回到林肯车旁，把查克的身体拖到湿地上。在手电筒的照射下，查克的红脸现在是青色的，睁开的眼睛茫然地瞪着，胸膛没有起伏。德鲁斯放下手电筒，搜查他的口袋。

他找到了一些男人通常会携带的东西，包括钱包——里面有驾驶执照，属于洛杉矶梅特普旅馆的查克·勒·格兰德。他又找到了一些埃及俱乐部的火柴，还有一把钥匙——上面标着“梅特普旅馆八○九”。

他把钥匙放进口袋，关上弹出的车门，坐到驾驶座上。引擎发动了。他让车子倒退着驶离那棵树，车子的挡泥板已经坏了。他在泥地上缓缓地让车子转弯，终于把车子开上了道路。

上了河滨大道后，他把车灯打开，驶回好莱坞。他将车子停在肯莫尔的一栋砖造大公寓前的胡椒树下，距离好莱坞大道大约半个街区。他锁上启动开关，拎出他的行李箱。

他走开时，公寓入口处的灯光照在车前的车牌上。他很疑惑为什么一个枪手会驾驶车牌号是五A六的车——那像一个特许号码。

他在一家杂货店打电话叫了一辆出租车。出租车把他送回了查特顿。

4

公寓里空无一人。“一千零一夜”的香水味和香烟的气味飘荡在温暖的空气中，好像不久前还有人待在这里。德鲁斯推开门进入卧室，看看两个衣橱里的衣服、衣橱上的物件，然后走回红白色调的客厅，为自己调了一杯烈酒。

他把外门的防盗栓拉上，端着酒回到卧室，脱掉脏污的衣服，换上另一套时髦的深色衣服。他一边啜着酒，一边在柔软的白色亚麻衬衫上系上黑色的领带。

他擦擦小毛瑟枪，在弹匣里添了一颗子弹，又把枪塞回绑在腿上的枪套，然后洗洗手，端着酒走到电话旁。

第一个电话他是打给《纪事报》的。他想找市政组的韦纳。

一个懒洋洋的声音说：“我是韦纳，快说。别骗人。”

德鲁斯说：“我是约翰·德鲁斯。小子，在你的名单里替我查查一个加州的车牌号码——五A六。”

“一定是哪个该死的政客的。”那个懒懒的声音说完就消失了。

德鲁斯安静地坐着，看着角落里的一根白柱子，柱子顶端红白相间的花盆里插着红色和白色的人造玫瑰花。他厌恶地吸吸鼻子。

韦纳的声音回到了电话上：“一九三○年的林肯大轿车，注册在乌戈·甘德勒斯名下，他住在西好莱坞区，地址是清水街二九四二号的奥罗公寓。”

德鲁斯用平淡的语调说：“就是那个传声筒，对吗？”

“没错，就是那个大律师，取证专家。”韦纳的声音降低了几度，“只对你说，约翰——不能公开讲——这家伙一肚子坏水，连聪明都谈不上，只是因为混久了，知道谁可以出卖……有什么故事吗？”

“没有。”德鲁斯轻声说，“他的车刚刚从我的身边擦过，他甚至没停下来道声歉。”

他挂断电话，喝完杯子里的酒后又起身调了一杯，然后把电话簿丢在白桌子上，查找奥罗公寓的号码。他拨了电话，一个接线生告诉他甘德勒斯先生出城了。

“替我把电话接到他的房间。”德鲁斯说。

一个冷淡的女人的声音在电话里说：“你好，我是甘德勒斯太太。请问有什么事？”

德鲁斯说：“我是甘德勒斯先生的客户，急着要找他。你能帮忙吗？”

“很抱歉，”那个冷淡、近乎懒散的声音说，“我先生突然被人叫出了城。我都不知道他去了哪里，希望晚些时候能接到他的电话。他离开俱乐部——”

“是什么俱乐部？”德鲁斯随意地问。

“德尔马俱乐部。他离开那里后就没回家。如果你要留话——”

德鲁斯说：“谢谢你，甘德勒斯太太。我晚些时候可能会再打电话过去。”

他挂了电话，缓缓地露出了阴郁的笑容，然后一边啜着刚调好的酒，一边查询梅特普旅馆的号码。电话接通后，他向对方说要找八○九房间的查克·勒·格兰德先生。

“八——○——九，”接线生喃喃念着，“我替你接过去。”一会儿后，他说：“没人接电话。”

德鲁斯向他道了谢，然后从口袋里拿出那把挂着牌子的钥匙，看着上面的号码——八○九。

5

德尔马俱乐部的门卫山姆倚在入口处浅黄色的墙上，看着日落大道上的车流，车灯刺得他连眼睛都睁不开。他很累，想回家，想抽根烟，想灌下一大口金酒。他希望雨停下来。下雨时，俱乐部里一片死寂。

他打起精神，离开墙边，在遮雨篷下来回踱了两趟，轻轻拍着戴着白手套的大手。他想吹口哨哼哼《溜冰圆舞曲》，可是却老走调，便转而吹起了《轻松的女士》，那不需要调子。

德鲁斯从哈德森街绕过来，站在他附近的墙边。

“乌戈·甘德勒斯在里面吗？”他问道，没看山姆。

山姆不以为然地咬咬牙齿：“不在。”

“来过吗？”

“先生，请去接待台那儿问吧！”

德鲁斯从口袋里掏出戴着手套的手，在左手的食指上转动着一张五元钞票。

“他们还能知道什么你不清楚的事吗？”

山姆缓缓地露出了笑容，盯着紧紧绕在套着手套的手指上的钞票。

“说得也对，先生。是啊——他来过。他几乎每天都来。”

“什么时候离开的？”

“我猜大概是六点半吧！”

“开着他的蓝色林肯大轿车？”

“当然。只是他不是自己开的车。你为什么要问这个？”

“那么，当时正在下雨，”德鲁斯冷静地说，“雨下得很大吧！也许那不是他的林肯车。”

“当然是林肯车，”山姆反驳道，“我不是送他上车的吗？他从来不坐别的车。”

“车牌号码是五A六？”德鲁斯追问道。

“对啊！”山姆哈哈大笑，“就像市议员的车牌号码一样。”

“知道谁是司机吗？”

“当然——”山姆正准备回答，突然又冷冷地住了嘴。他用香蕉一般大小的手指摸摸黑下巴，“如果那不是个新司机，我就是个大笨蛋。我不认识那个人，真的。”

德鲁斯用卷起来的钞票戳戳山姆的大手。山姆抓住了钱，可是大眼睛里突然充满了狐疑。

“嘿，你为什么问这么多问题，先生？”

德鲁斯说：“我付了费，不是吗？”

他走过街角，回到哈德森街，坐进自己黑色的帕卡德轿车，离开了哈德森街，上了日落大道，往西几乎到了贝弗利山，然后转向山脚，开始留意街角的指示牌。清水街沿着山坡延伸，在那儿可以看到整个城市的景观。奥罗公寓就在帕金森的一角，是一座高级公寓，围着砖墙，盖着红瓦。接待大厅在另一栋单独的建筑里，砖墙对面的车库是它的专用车库。

德鲁斯把车停在车库对面，透过车窗看着玻璃墙里面的办公室。一个穿着纤尘不染的白制服的服务员正坐在那儿看杂志，他把脚搭在桌上，往背后放在某个地方的痰盂里吐了口痰。

德鲁斯走出帕卡德车，穿过街道，走了一段距离后又折回来溜进车库，没让服务员发现。

车子排成四排。其中两排背靠着白色的墙壁，另外两排并排停在中间。还有很多空车位，不过此时停着的车也不少，大部分都是昂贵的封闭式模型车，车身上都有一两处打眼的纹饰。

那儿只有一辆豪华大轿车，车牌号码是五A六。

这是一辆保养得很好的车，亮晶晶的，皇家蓝的车身上有浅黄色的镶边。德鲁斯脱掉一只手套，摸摸散热器盖——很凉。他又摸摸轮胎，然后看看自己的手指，只有一点儿沙尘粘在皮肤上。没有污泥的痕迹，只有干燥的沙尘。

他沿着一排幽暗的车身往回走，在小办公室打开的门边探着身子。过一会儿，服务生抬起头，差点儿吓了一跳。

“看见甘德勒斯的司机了吗？”德鲁斯问。

那个人摇摇头，精准地朝黄褐色的痰盂里吐了口痰。

“从我上班开始就没看到——三点钟。”

“他不是去俱乐部接老头儿了吗？”

“不，我想没有吧！他的大车没出去。他向来都是坐那辆车的。”

“他住在哪里？”

“谁？马提克吗？他们有服务员的集体宿舍，可是我听他说他住在什么旅馆里。我想想看——”他皱起了眉头。

“梅特普旅馆吗？”德鲁斯提示道。

车库管理员仔细想了想，德鲁斯则盯着他的下巴。

“对，我想就是那里。我只是不太确定。马提克不太喜欢讲话。”

德鲁斯向他道了谢，然后穿过街道，回到帕卡德车上，驶向市区。

当他到达第七街和水泉街的交叉口时，时间是九点二十五分。梅特普旅馆就在此处。

这是一家旧旅馆，从前是个高尚的地方，不像现在只要发生了什么好事情，总是先上警方的名单。旅馆内部有太多油亮的暗色木板，太多开裂的镀金的镜子，太多飘浮在低矮的天花板下的烟雾，太多赖在老旧不堪的皮沙发上的游手好闲的家伙。

正在照看马蹄形的大雪茄柜台的金发女人已经不再年轻，她的眼神因为经历过太多虚伪的约会而变得有些愤世嫉俗。德鲁斯靠在玻璃柜台上，推推戴在粗硬的头发上的帽子。

“蜜糖，骆驼牌的。”他用赌徒那种低沉的声音说。

女人把香烟啪地甩在他面前，在现金记录机上记下一毛五分钱，然后微笑着把零钱塞到他的手肘下。她的眼神表明她对他有好感。她在对面把身子探过来，让头靠得很近，好让他闻到她发丝里的香气。

“向你打听一些事情。”德鲁斯说。

“什么？”她轻柔地问。

“查查是谁住在八○九房间。不要告诉职员是谁在打听。”

金发女人一脸失望：“先生，你为什么不自己去问呢？”

“我太矜持。”德鲁斯说。

“果然是啊！”

她走到电话旁，懒洋洋地对着话筒说了几句话，然后回到德鲁斯面前。

“一个叫马提克的人。有什么事吗？”

“我想没有吧！”德鲁斯说，“多谢。你喜欢这个好旅馆吗？”

“谁说它是好旅馆啊？”

德鲁斯笑笑，碰碰帽子致意，随后就走开了。她沮丧地看着他转身，然后将手肘靠在柜台上，双手托着下巴，看着他走远。

德鲁斯穿过大厅，踏上三级台阶，走进打开的电梯。电梯摇晃了一下才开始工作。

“八楼。”他说。他靠着电梯，将双手插在口袋里。

梅特普只有八层。德鲁斯沿着满是油漆味的长走廊往前走，在尽头拐了个弯，正好面对着八○九房间。他敲敲深色的木板门，没有人回应。他弯下腰，看看钥匙孔，又敲敲门。

然后，他拿出口袋里的钥匙，打开门锁走了进去。

两面墙壁上的窗户都是紧闭的，空气里充满着威士忌的气味。电灯装在天花板上。屋内有一张宽大的铜床、一个深色的柜子、两张褐色的皮椅子。笨重的书桌上有个酒瓶，没有瓶盖，几乎空了。德鲁斯闻闻瓶子，将臀部靠在桌子边缘，扫视着房间。

他的目光依次扫过深色的柜子、床、安着外门的墙，最后落在从后面透出灯光的另一扇门上。他走过去，打开那扇门。

那个人趴在浴室褐色的地板上，脸朝下。地板上的血看起来又黏又黑，是从头上的两个伤口里流出，然后顺着脖子流到地上的，不过血流老早以前就止住了。

德鲁斯脱下一只手套，弯下腰，用两根手指摸摸动脉受伤的地方，然后摇摇头，戴回手套。

他走出浴室，关上门，打开一扇窗户，伸出头去呼吸着经过雨水滋润和清洁的空气，看着雨流滑下屋瓦，落在漆黑的巷子里。

一会儿后，他关上窗户，熄灭浴室里的灯，从柜子的上层抽屉里拿出“请勿打扰”的牌子，在天花板灯下停顿了一下，然后走出了门。

他把牌子挂在门把手上，沿着走廊走向电梯，离开了梅特普旅馆。

6

弗朗辛·利走在查特顿安静的走廊上，喉咙深处一直在发出哼哼声。她也不知道自己哼的是什么曲调。指甲涂成樱桃红的左手拿着绿色绒帽，帽子刚才从肩上滑落了。另一只手臂夹着一瓶带有包装的酒。

她打开门锁，推开门，皱着眉头停住脚步。她僵硬地站在那儿回想，想记起什么。她有点儿紧张。

对了，她走的时候灯是亮着的，可现在它们都熄灭了。当然，可能是女佣来过。她走进去，摸索着红色的帘子，走进客厅。

火炉的火光映照在红白色的地毯上，一些黑得发亮的东西在火光中显露出来。那是鞋子，它们并没有移动。

弗朗辛·利说：“噢——噢。”她语气惊慌，拿着帽子的手捂在脖子上，修剪美丽的指甲几乎掐入了肌肤里。

随着咔嚓一声，安乐椅旁边的灯突然亮了。德鲁斯坐在椅子上，木然地看着她。

他的外套和帽子都没脱下。他的眼睛深沉，写满心事，显得很遥远。

他说：“出去了，弗朗辛？”

她在半圆形的沙发边缘坐下来，放下酒瓶。

“我当时有些难受，”她说，“我想我最好去吃点儿东西。后来我又想我可能还是会难受。”她拍拍酒瓶。

德鲁斯说：“我想你朋友戴尔的老板被绑架了。”他语气轻松，好像那对他无关紧要。

弗朗辛·利慢慢张开嘴巴。当嘴巴无法再张大时，她脸上的美丽都消失了，它变得苍白、憔悴，只见上面浮着浓厚的脂粉。她的嘴巴好像想尖叫。

一会儿后，嘴巴又合上了，脸又恢复了美丽。她的声音好像来自远处：“如果我告诉你我不知道你在说些什么，你会相信吗？”

德鲁斯的表情依然是木然的。他说：“我从这里下楼到街上时，两个混混儿抓住了我。一个等在车里。当然，他们有可能在别的地方发现了我——跟踪我到了这里。”

“他们抓了你，”弗朗辛·利屏住呼吸说，“约翰，他们抓了你。”

他抬了抬下巴。“他们把我抓到一辆豪华的林肯大轿车上——颇不寻常的车，玻璃很厚、很难打破，没有门把手，四处封得严严实实的。前座上有内华达瓦斯——氢化物，开车的人可以将它喷到后座上，自己不会受影响。他们把我带到葛林菲丝公园附近的公路上，朝埃及俱乐部的方向赶去，就在郊区邻近机场的地方。”他停顿了一下，摸摸眉梢，然后继续说，“他们没搜到我有时候绑在腿上的毛瑟枪。司机撞坏了车，所以我逃出来了。”

他低头看着自己摊开的双手，嘴角露出淡淡的、冷酷的微笑。

弗朗辛·利说：“约翰，这和我毫无关系。”她的声音异常冷漠。

德鲁斯说：“在我之前搭乘那辆车的那个家伙大概没带枪。他就是乌戈·甘德勒斯。那辆车和他的车一模一样——同样的车型，同样的颜色，同样的车牌号码——但不是他的车。有人不辞辛劳，费了很大的心思。甘德勒斯六点半离开德尔马俱乐部上了那辆车。他妻子说他出城了，我一个小时前和她通过话。他的车子从中午开始就没出过车库……也许他妻子现在已经知道他被绑架了，也许还不知道。”

弗朗辛·利用指甲刮着裙子，嘴唇颤抖。

德鲁斯的语气依然冷静、平淡：“今天晚上或下午，有人在市区的旅馆里枪杀了甘德勒斯的司机，警察还没发现。有人费了很大的心思，弗朗辛。你不想卷入这种勾当吧，宝贝？”

弗朗辛·利低下头，盯着地板，低沉地说：“我需要来一杯。我浑身无气，觉得糟透了。”

德鲁斯站起来，走到白桌子旁，倒了些酒在杯子里，端着杯子走向她。他站在她面前，将杯子举在她够不到的位置。

“宝贝，我只是偶尔才会变得凶狠。一旦凶狠起来，我就很难控制自己。如果你知道些什么，最好现在都说出来。”

他把杯子递给她。她咕噜喝了一大口威士忌，烟蓝色的眼睛恢复了一点儿神采。她缓缓地说：“约翰，我什么都不知道。事情不像你想象的那样。今天晚上戴尔提出要给我一个家，他说他可以通过威胁甘德勒斯赚到钱。甘德勒斯出卖过雷诺的一个厉害角色，戴尔想拿这个作为威胁他的把柄。”

“这些家伙聪明过了头。”德鲁斯说，“宝贝，雷诺是我的家乡，那里所有的厉害角色我都认识。他是谁？”

“一个叫扎帕蒂的家伙。”

德鲁斯轻声说：“扎帕蒂就是经营埃及俱乐部的人。”

弗朗辛·利忽然站起来，抓住他的手臂：“约翰，别多管闲事！老天，这次你可不可以置身事外？”

德鲁斯摇摇头，朝她微微一笑，然后把她的手拿开，退后一步。

“宝贝，我坐了一趟他们的瓦斯车，很不高兴。我吸进了他们的内华达瓦斯，把子弹留在了某人的枪手身上。这样我就得跟警察纠缠，然后惹上法律的麻烦。如果有人被杀了，我打电话给警察，就会有人被绑架、被杀掉，事情肯定会是这样。扎帕蒂是从雷诺来的毒辣角色，可能和戴尔告诉你的事情有关。如果莫普斯·帕里西和他勾结在一起，我被卷进去就解释得通了。帕里西恨我入骨。”

“约翰，你不用一个人单打独斗啊！”弗朗辛·利焦虑地说。

他还在微笑，可是嘴唇紧闭，眼神严肃：“那么，就我们两个人并肩作战吧，宝贝。去穿件长大衣，外面还下着小雨。”

她瞪大眼睛看着他，之前抓着他的手臂的手张开了，手指僵直、使劲往后弯曲。她的声音里充满了恐惧。

“我？约翰……噢，求求你，不要……”

德鲁斯轻声说：“蜜糖，去穿大衣，打扮得漂亮点儿。这可能是我们最后一次一起出门了。”

她摇摇晃晃地从他身边走过。他轻轻抓着她的胳膊，一会儿后几乎是耳语道：“你没有出卖我吧，弗朗辛？”

她回头愣愣地看着他眼里的痛苦神色，喉咙里发出粗哑的声音，然后晃开她的胳膊，快速走进卧室。

过了一会儿，德鲁斯眼里的痛苦神色消失了，冷酷的微笑重新回到嘴角上。

7

德鲁斯半闭着眼睛，看着庄家的手指在桌子上往后滑，停在桌沿上——它们都是圆润、灵巧的手指，优雅的手指。德鲁斯抬起头，看着庄家的脸。他是个秃头的人，看不出年纪，长着沉静的蓝眼睛。他的头上根本没有毛发，一根都没有。

德鲁斯又低头看着庄家的手，他的右手在桌沿上微微挪动了一点儿。庄家褐色的丝绒外套——剪裁得像晚礼服——的袖扣抵在桌沿上。德鲁斯的嘴角又浮起一丝冷冷的微笑。

他在红色上押了三个蓝色的筹码。滚球停在“黑2”上，庄家向另外四个玩家中的两个人付了筹码。

德鲁斯把五个蓝色的筹码往前推，放在红方块上，然后将头偏向左边，看着一个身材魁梧的金发青年把三个红色的筹码放在“0”上面。

德鲁斯舔舔嘴唇，将头偏得更厉害了，看着一个相当小的房间的一边。弗朗辛·利坐在沙发上，背对着墙，将头靠在上面。

“宝贝，我看我要赢了。”德鲁斯对她说，“我会赢的。”

弗朗辛·利眨眨眼睛，抬起头，伸手去拿前面低矮的圆桌上的酒杯。

她啜着酒，盯着地板，没有吭声。

德鲁斯又看看金发青年。另外三个人已经下了注。庄家看起来不耐烦了，但不失警惕。

德鲁斯说：“为什么每次我赌红色，你就赌‘0’，我睹黑色，你就赌两个‘0’？”

金发青年微笑着耸耸肩，没有回答。

德鲁斯把手放在牌桌上，轻声说：“老兄，我在问你问题呢！”

“也许我是杰西·利弗摩尔
[1] ，”金发青年咕哝道，“我喜欢卖空。”

另外有一个人不悦地说：“在搞什么鬼——慢动作吗？”

“各位，请出手吧！”庄家说。

德鲁斯看着他，说：“开始吧！”

庄家用左手转动轮盘，又用同一只手反方向掷出滚球，将右手搁在桌沿上。

滚球停在“黑28”上、“0”的旁边。金发青年笑了笑，说：“很接近，很接近。”

德鲁斯看看他的筹码，将它们小心地堆起来，说：“我输了六千块了，有点儿麻烦，不过这里还有不少钱。谁在经营这家敲竹杠的赌场呢？”

庄家露出一个微笑，直直地盯着德鲁斯的眼睛，轻声问道：“你刚才是说敲竹杠的赌场？”

德鲁斯点点头，根本懒得回答。

“我听到你说敲竹杠的赌场。”庄家说，他踏出一步，重心前移。

先前参赌的三个人赶紧捞起筹码，走到房间角落里的小吧台处。他们点了酒，背靠着吧台旁边的墙，注视着德鲁斯和庄家。金发青年泰然自若，讥讽地对德鲁斯笑笑。

“哎哟，”他意味深长地说，“瞧瞧你的态度。”

弗朗辛·利喝完酒后又把头靠在墙上，将目光投向德鲁斯，眼睛透过长长的睫毛瞄着他。

过了一会儿，一扇木门打开了，一个块头非常大、蓄着黑色的八字胡、眉毛浓黑的人走进来。庄家看看他，又看看德鲁斯，他的目光表明了目标所在。

“是的，我想他刚才说了敲竹杠的赌场。”他冷冷地重复道。

大块头快步走到德鲁斯的手肘边，用自己的手肘碰碰他。

“出去。”他不动声色地说。

金发青年咧着嘴，把手放进深灰色的西装口袋。大块头没有留意他。

德鲁斯看着桌子对面的庄家说：“我要拿回我的六千块，今天的事情才算结束。”

“出去。”大块头不耐烦地说，一边用手肘戳着德鲁斯的身体一侧。

秃头庄家礼貌地笑笑。

“你——”大块头对德鲁斯说，“你不会想动粗吧？”

德鲁斯带着讥讽的惊讶表情看着他。

“好吧，好吧，好一个自大狂。”他轻声说，“尼基，拿下他。”

金发青年从口袋里掏出右手一挥。在白花花的灯光下，只见一个又黑又亮的东西打在大块头的后脑勺上，发出轻轻的砰的一声。大块头伸手去抓德鲁斯，德鲁斯迅速闪开，从腋下抽出枪来。大块头抓着轮盘赌桌的边缘，重重地摔在地板上。

弗朗辛·利站起来，惊呼一声。

金发青年往旁边一跃，转了一圈，看着酒保。酒保把手放在吧台上。先前参与赌轮盘的那三个人都是一副看热闹的样子，可是没有动。

德鲁斯说：“尼基，他右边衣袖上中间的那粒扣子，我想是铜的。”

“嗯。”金发青年绕到桌子一端，把枪放回口袋，然后走近庄家，抓住他右边衣袖上三粒扣子的中间那粒使劲一扯，扯了两下才将它扯下来，这时一根细电线跟着伸出了袖子。

“没错。”金发青年轻松地说，一边放下了庄家的胳膊。

“我要拿回我的六千块，”德鲁斯说，“然后我们再去找你们的老板谈谈。”

庄家缓缓地点点头，伸手去拿轮盘赌桌上堆得高高的筹码。

地板上的大块头没有动弹。金发青年把右手伸到后面，从腰带里面掏出一支点四五口径的自动手枪。

枪在他手里转了一圈。他愉快地朝众人笑了笑。

注释

[1] 杰西·利弗摩尔（Jesse Livermore，1877—1940），美国著名的投机商。

8

他们沿着可以俯瞰餐厅和舞池的回廊往前走。一个摇摆着柔软的身躯的乐队正在演奏热闹的爵士乐。食物、汗水的气味和烟雾伴随着乐声一起往上飘荡。回廊很高，下面的情景在那儿看来就像一个图案，就像通过照相机的镜头看到的景象。

秃头庄家打开回廊角落里的一扇门，头也没回地走了进去。被德鲁斯称为尼基的金发青年跟在他后面，然后才是德鲁斯和弗朗辛·利。

前面是一条短短的过道，天花板上有一盏清冷的灯，尽头的门好像是上了漆的金属门。庄家伸出一根圆润的手指按了按旁边的门铃，打着特别的暗号。一个吱吱声响起，好像电动门开启的声音。庄家的手在边缘处一推，打开了门。

里面是一个舒服的房间，休息兼办公两用。右边有一个火炉和一张绿色的皮沙发正对着门。坐在沙发上的人放下报纸，抬起头，脸色突然发青。他个子很小，圆圆的脑袋，圆圆的黑脸，都是紧绷绷的。黑色的小眼睛暗淡无光，好像黑色的纽扣。

房间中央有一张方方正正的大书桌，一个非常高的人站在一端，手里拿着鸡尾酒混合器。他缓缓转过头来，看着身后走进来的四个人，手继续有节奏地摇晃着鸡尾酒混合器。他的脸是往里凹的，眼睛深陷，皮肤松弛、发灰，短短的红头发没有光泽、也没有分发线，左边的脸颊上有一个剪刀形状的小疤痕。

高个子放下鸡尾酒混合器，转过身来，盯着庄家。坐在沙发上的人没有动，但他的安静隐藏着紧张。

庄家说：“我想这是抢劫，我没办法。他们制服了大乔治。”

金发青年愉快地笑着，从口袋里拿出他那支点四五口径的手枪，指着地板。

“他说这是抢劫，”他说，“你不觉得很可笑吗？”

德鲁斯关上沉沉的门。弗朗辛·利从他身边挪开，走向房间远离炉火的一边。他没看她。坐在沙发上的人的目光落在她的身上，然后扫过每一个人。

德鲁斯平静地说：“那个高的叫扎帕蒂，小个子的叫莫普斯·帕里西。”

金发青年走到一旁，留下庄家独自站在房间中央。点四五口径的枪看住了坐在沙发上的人。

“没错，我是扎帕蒂。”高个子说。他好奇地看了德鲁斯一会儿。

然后，他转回身去，又拿起鸡尾酒混合器，拔开塞子，将酒倒在一个浅玻璃杯里。他喝下玻璃杯里的酒，用一条绿色的手帕擦擦嘴，接着非常谨慎地把手帕放回胸前的口袋，露出手帕的一角。

德鲁斯挤出一个冷酷的微笑，用食指摸摸左边的眉梢。他的右手放在外套口袋里。

“尼基和我做了个小小的表演，”他说，“这样万一我们进来见你们时，声音变得太大，外面的人就有话可说了。”

“听起来很有意思。”扎帕蒂赞同道，“你们为什么要见我？”

“谈谈你让别人坐的瓦斯车。”德鲁斯说。

沙发上的人突然动了一下，一只手从腿上跳开，好像被蜇了一下似的。金发青年说：“不要……还是要呢，帕里西先生？这只是滋味的问题。”

帕里西又安静下来，他的手缩回又粗又短的大腿上。

扎帕蒂微微睁大了眼睛：“瓦斯车？”他的语气有些迷惑。

德鲁斯往前走到房间中央，站在庄家旁边。他的灰眼睛很镇定，不过他紧绷的脸疲惫不堪，不再年轻。

他说：“也许是有人把事情推到你身上，扎帕蒂，但我可不这么想。我说的是蓝色林肯车，车牌号码是五A六，前座上摆了一罐内华达瓦斯。你知道的，扎帕蒂，那是我们州用来解决杀手用的。”

扎帕蒂咽了口口水，大大的喉结滚动了一下。他噘起嘴唇，然后将它们缩回去抵着牙齿，之后又噘起嘴唇。

沙发上的人大笑起来，似乎很得意。

房间里突然响起了一个严厉的不知来自何人的声音：“金发的，把枪丢掉。其余的人举起手来。”德鲁斯往前看向桌子后面的墙上一扇打开的门。一支枪从门缝里伸出来，还有一只手，可是脸和躯体没有露出来。房间里的光线照亮了那只手和那支枪。

枪好像直指着弗朗辛·利。德鲁斯说：“好吧！”他说着就赶紧举起了空空的手。

金发青年说：“那应该是大乔治——好啦，我们都照做啦。”他张开手，让点四五口径的手枪掉在前面的地板上。

帕里西敏捷地从沙发上站起来，从腋下拿出一支枪。扎帕蒂从书桌抽屉里取出一支左轮手枪，对着那扇木门说：“出去，不要进来。”

门咔嚓一声关上了。扎帕蒂朝秃头庄家偏偏头，后者从走进房间到现在好像一直都是纹丝不动。

“路易，回去工作，多赢点儿。”

庄家点点头，转过身，离开了房间，轻轻地关上了房门。

弗朗辛·利傻傻地笑起来，一边举起手拉起披肩的衣领裹住脖子，好像屋内很冷，可是这里没有窗户，火炉把房间烤得很暖和。

帕里西吹了一声口哨，快步走到德鲁斯前面，用枪指着德鲁斯的脸，把他的头往后一推，然后用左手摸摸德鲁斯的口袋，搜出一支科尔特手枪，接着又摸摸他的腋下、臀部，最后又回到他的前面。

他退后一点儿，拿起枪托砸在德鲁斯的脸颊上。德鲁斯站得四平八稳，只是坚硬的金属打在脸上时，他的头往旁边偏了一下。

帕里西在同一个地方又砸了一下，鲜血从德鲁斯的脸颊上缓缓地流下。他的头晃了一下，膝盖开始发软，紧接着便缓缓地往下跌，左手撑在地板上，不停地摇头。他蜷曲着身体，双腿压在身体下面，右手不听使唤地在左脚边摇晃。

扎帕蒂说：“够了，莫普斯，别跟吸血鬼似的。我们还要听听这些人的说法。”

弗朗辛·利又大笑起来，显得相当愚蠢。她一手扶着墙，不停地晃动。

帕里西深深吸了口气，从德鲁斯身旁退后，圆圆的黑脸上挂着快乐的笑容。

他说：“这一天我等了很久了。”

当他倒退到德鲁斯前面六英尺远的地方时，一个发出幽暗的亮光的小东西好像滑出了德鲁斯的裤管，出现在他的手上。一个尖厉的爆裂声响起，地板上闪现一团小小的橘色火苗。

帕里西的头往后一仰，下巴下面出现了一个圆圆的小洞，瞬间它就变大变红了。他的手松开了，两支枪都跌了出来。他的身体开始摇晃，接着便重重地摔了下去。

扎帕蒂说：“老天！”他举起左轮手枪。

弗朗辛·利尖叫着扑过去——又抓又踢又叫。

左轮手枪连响两声。两颗子弹打在墙上，泥灰四溅。

弗朗辛·利跌倒在地板上，四肢趴地，一条纤长的腿从衣裙下伸出来。

金发青年跪下一个膝盖，捡起他的点四五口径的手枪，焦躁地说：“她抢了那浑蛋的枪！”

扎帕蒂空着手站着，脸上的表情很可怕。他右手的手背上有一道长长的刮痕。他的左轮手枪躺在弗朗辛·利身旁的地板上，他惊恐的眼睛难以置信地看着它。

帕里西在地板上咳了一声，之后就不再动弹了。

德鲁斯站起来。小毛瑟枪在他手里看起来就像玩具似的。他的声音好像来自遥远的地方：“尼基，盯着那扇门……”

房间外面没有任何声音，四处都很安静。扎帕蒂站在桌子尾端，浑身僵硬，脸色苍白。

德鲁斯弯下身子，摸摸弗朗辛·利的肩膀：“宝贝，你还好吗？”

她动了一下腿，站起来，低头看着帕里西。她的身体紧张地抖个不停。

“对不起，宝贝，”德鲁斯在她耳边柔声说，“我误会你了。”

他从口袋里拿出手帕，轻轻地擦擦左边的脸颊，又看看手帕上的血迹。

尼基说：“我猜大乔治又睡着了。我真笨，没有彻底把他打昏。”

德鲁斯微微点点头，说：“是啊！整出戏演得真糟糕。扎帕蒂先生，你的帽子和外套呢？我们想请你跟我们去兜兜风。”

9

在胡椒树下的阴影里，德鲁斯说：“在那里，尼基，就在那里。没有人动过它。最好先察看一下四周的情况。”

金发青年从帕卡德车的驾驶座上走出去，来到树下，在帕卡德所停靠的街边站了一会儿，然后溜到肯莫尔北边的砖造公寓建筑前，就是林肯大轿车停靠的地方。

德鲁斯往前把身子探到前座，捏捏弗朗辛·利的脸颊：“宝贝，你现在先回去——开着这辆车。我们待会儿见。”

“约翰——”她紧紧地抓着他的胳膊，“你要干什么？看在老天的分上，今天晚上别再闹了，好吗？”

“还不行，宝贝。扎帕蒂先生还有话要告诉我们。我想坐瓦斯车兜兜风会让他精神振作一些的，反正我需要证据。”

他瞥了一眼坐在后座角落里的扎帕蒂，后者从喉咙里发出一个嘶哑的声音，一脸阴沉地盯着前方。

尼基穿过马路回来了，一只脚踩在脚踏板上。

“没钥匙，”他说，“你有吗？”

德鲁斯说：“当然。”他把钥匙从口袋里掏出来交给尼基。尼基绕到扎帕蒂的那边，打开车门。

“先生，出来吧！”

扎帕蒂僵硬地走出去，站在细雨中，嚅动着嘴唇。德鲁斯跟着下了车。

“走吧，宝贝。”

弗朗辛·利滑到驾驶座上，打开启动开关，引擎开始呜呜作响。

“再见了，宝贝。”德鲁斯温柔地说，“替我把拖鞋烤暖和。还有，宝贝，帮我个大忙，别打电话给任何人。”

帕卡德车沿着幽暗的街道在胡椒树下走远了。德鲁斯看着车子转了个弯，然后用手肘推推扎帕蒂。

“走吧！你得坐在你的瓦斯车的后面。因为玻璃隔板上的洞，我们不能喂你太多的瓦斯，可是你一定会喜欢那种味道的。我们会去郊区转转，我们有整晚的时间陪你玩。”

“你知道这是绑架吧！”扎帕蒂严厉地说。

“我可不喜欢考虑这些。”德鲁斯嘟囔道。

他们穿过街道，三个人不慌不忙地迈着步子。尼基打开林肯车完好的后门，让扎帕蒂进去，然后用力把门推上，坐到驾驶座上，把钥匙插进锁孔。德鲁斯坐在他旁边，双腿跨在瓦斯罐上。

整辆车里还有瓦斯的气味。

尼基发动车子，在街区中央掉头，往北开向富兰克林大道，往回折到洛菲利斯，朝格伦代尔驶去。过了一会儿，扎帕蒂身子前倾，敲打着玻璃。德鲁斯把耳朵贴在尼基脑袋后面的玻璃孔上。

扎帕蒂嘶哑的声音说：“在拉克雷森塔的洪水区——城堡路——石屋。”

“嗬，真是太软弱了。”尼基咕噜道，眼睛盯着前面的路。

德鲁斯点点头，满腹心思地说：“我看不止这些。帕里西死了，他可以不说实话，除非他觉得自己可以脱身。”

尼基说：“换了是我，我宁愿挨一顿揍，也会守口如瓶的。约翰，点根烟给我吧！”

德鲁斯点了两根烟，递了一根给金发青年。他回头看看角落里扎帕蒂长长的躯体。从路上一闪而过的车灯照在他紧绷的脸上，使得他脸上的阴影显得更深了。

大轿车悄然穿过格伦代尔，爬了一个坡驶往蒙特罗斯，越过蒙特罗斯后来到桑兰公路上，抵达了几乎是荒无人烟的拉克雷森塔的洪水区。

他们找到城堡路，沿着它朝山丘开去。几分钟后，他们来到了石屋前。

石屋离道路有些距离，占据很大的空间。这里从前可能是草地，现在周围都是沙子、小石头，还有几块大岩石。道路在屋前来了个急转弯，尽头是被一九三四年新年那一天的洪水淹没的水泥石礅。

这段石礅后面是主要受灾区，里面杂草丛生，巨石遍布。在更远处，一棵树的树根裸露出来，高出河床八英尺。

尼基停下车，熄灭车灯，从车里拿出一个大手电筒递给德鲁斯。

德鲁斯下了车，拿着手电筒、扶着车门站了一会儿，然后从风衣口袋里拿出一支枪握在身旁。

“看来他是在拖时间。”他说，“我看这里没什么可疑之处。”

他瞥了扎帕蒂一眼，突然笑了笑，穿过沙丘朝房子走去。德鲁斯尽量不对着门靠近房子的一角。他沿着侧墙慢慢走动，看看钉着木板的黑糊糊的窗户。

房子后面以前是鸡舍。方形车库里只留下一辆锈迹斑斑的废车。后门像窗户一样都被钉死了。德鲁斯在雨中静静地站了一会儿，暗自疑惑为什么前门是打开的。随后，他记起了几个月前，这里闹了一次水灾——不太严重——可能是洪水力量太大，把面朝山丘的那扇门冲开了。

这是被废弃的两栋靠在一起的灰泥房，在黑暗中显得朦朦胧胧。离洪水区稍远的地方，在稍微高一点儿的位置上，有一扇亮着灯的窗户。这是德鲁斯的视线里唯一可见的灯光。

他回到房子前面，溜进敞开的前门，站在里面听了很长时间才打开手电筒。

这里完全没有居室的气味，反而像是置身屋外。前面的房间里只有泥沙、几件破损的家具、墙上的几个印子——就在洪水留下的黑线上面原来挂着图片的地方。

德鲁斯穿过一个短短的过道走进厨房。地板上有一个洞，是原来放水槽的地方，现在那里塞着一个生锈了的瓦斯炉。他从厨房走进卧室——到目前为止，还没听到屋子里有任何动静。

卧室是方形的，一片漆黑。地毯上堆着一层厚厚的泥土，铁床的弹簧上长满了铁锈，泡过水的床垫盖住了一部分弹簧。

一双脚从床底下伸出来。

这是一双穿着褐色翻毛皮鞋和紫色袜子的大脚，袜子上有灰色的绣花图案，袜子上方的裤子是用黑白格子的布料做成的。

德鲁斯静静地站在那里，用手电筒扫射着那双脚，嘴里发出轻轻的吮吸声。他就那样站了两分钟，一动也不动。然后，他把手电筒立在地上，好让光线从天花板上折射下来，照到整个房间。

他紧抓住床垫，用力把它拉下来，然后弯下腰摸摸床下的人的手——是冰凉的。他抓住死人的脚踝用力拉，可是这个人块头太大，沉得很。

把床从他身上移走，反而比较容易。

10

扎帕蒂把头往后靠在椅背上，闭上眼睛，接着又微微侧了侧头。他眼睛紧闭，拼命把头撇开，想避开手电筒的光柱，免得强烈的光线刺入他的眼睛。

尼基将手电筒凑近他的脸，一会儿开一会儿关，单调地、有节奏地重复这个动作。

德鲁斯将一只脚踏在打开的车门旁的脚踏板上，看着雨雾。在模糊的地平线上，一架飞机的信号灯闪着微弱的亮光。

尼基满不在乎地说：“你永远无法知道什么东西才会叫人屈服。我见过一个家伙崩溃的情景，只是因为警察用一个手指戳戳他的下巴。”

德鲁斯忍住笑声。他说：“这个人很难对付。你得想想比使用手电筒更有用的办法。”

尼基还在开开关关手电筒。他说：“可以，但是我不想把手弄脏。”

过了一会儿，扎帕蒂将双手举在前面，然后又慢慢地放下手。他开腔了，声音低沉、干涩，并且一直闭着眼睛避开手电筒光。

“帕里西筹划了这次绑架，我一直到他干完了才知道。大概在一个月前，帕里西控制了我，他背后有两个厉害的人物在支持他。他不知怎么知道了甘德勒斯向我敲诈了两万五千块钱的事。甘德勒斯说要帮我同父异母的弟弟摆脱谋杀的罪名，结果又出卖了我。我没告诉过帕里西这件事，直到今天晚上我才知道他清楚这些。

“他是七点或七点过后来俱乐部的，说：‘我们手上有一位你的朋友叫乌戈·甘德勒斯。这是桩十万块钱的生意，洗钱的动作必须麻利。你要做的就是帮我们把赎金和赌桌上的赌资洗在一起。你肯定会干的，因为我们会分给你一份——如果事情弄砸了，你得好好考虑，这可是你的地盘。’事情就是这样的。帕里西就在俱乐部里悠闲地等着他的手下。他们迟迟不露面时，他变得焦躁不安。中途他出去到一家啤酒屋打了个电话。”

德鲁斯把香烟从嘴里拿出来，用手掌拢着。

他说：“是谁指使这件事的？你怎么知道甘德勒斯在这里？”

扎帕蒂说：“是帕里西告诉我的，但我不知道他已经死了。”

尼基笑了起来，快速地开开关关手电筒好几下。

德鲁斯说：“照他一会儿。”尼基稳稳地用手电筒照着扎帕蒂苍白的脸。扎帕蒂不时地抿着嘴唇。他睁开过一次眼睛——眼神茫然，像死鱼的眼睛。

尼基说：“这里好冷，我们拿他怎么办呢？”

德鲁斯说：“我们可以把他带进屋子，将他和甘德勒斯绑在一起。他们可以互相取暖。我们明天早上再来，看看他有没有新鲜的想法。”

扎帕蒂浑身发抖，眼角似乎还有一滴泪珠在闪烁。一阵沉默后，他说：“好吧！是我策划整件事的。瓦斯车是我想出来的主意。我不要钱，只要甘德勒斯。我要他死。我弟弟上星期五在昆丁监狱被绞死了。”

一小段沉默后，尼基压着嗓子说了些什么。德鲁斯没有动，也没吭声。

扎帕蒂继续说：“甘德勒斯的司机马提克也插了一脚，他恨甘德勒斯。我们原计划是要让他开车的，好让事情更加天衣无缝，然后他再逃走。可是他啰里啰唆，惹恼了帕里西，所以帕里西把他干掉了。我们让另一个家伙开车——雨天给了我们很大帮助。”

德鲁斯说：“听上去好多了——可是还不够，扎帕蒂！”

扎帕蒂马上耸耸肩，微微睁开眼睛看着手电筒，几乎带着笑意。

“你他妈的到底想要什么？你想在两边都惹上麻烦吗？”

德鲁斯说：“我要逮住那个指使抓我的家伙……算了，我自己来。”

他把脚从脚踏板上移开，把烟蒂扔进黑暗中，然后砰地把车门关上，回到前座上。尼基熄灭手电筒，坐到驾驶座上，发动引擎。

德鲁斯说：“尼基，到我可以打电话找出租车的地方。然后你再在外面转一个小时，之后就打电话给弗朗辛。我会留话给你的。”

金发青年缓缓地摇摇头：“约翰，你是个好兄弟，我喜欢你。可是这件事办到这里已经差不多了，我要到警察局去报案。别忘了我家里的旧衬衫下面还放着私家侦探的执照呢！”

德鲁斯说：“给我一个小时的时间，尼基。只要一个小时就可以了。”

车子滑下山坡朝蒙特罗斯驶去。过了一会儿，尼基说：“好吧！”

11

奥罗公寓的大厅里，接待台上的时钟显示的时间是一点十二分。大厅的装饰是古西班牙风格的，铺着红黑相间的印度地毯。皮椅子上有纽扣纹饰，椅子上的靠垫缀有流苏。灰绿色的橄榄木门被厚实的铸铁铰链固定住。

一个仪容整洁、身材瘦削、蓄着金色的胡子、金色的头发往后梳的职员靠着接待台，看着时钟打哈欠，一边用发亮的指甲轻敲牙齿。

临街的大门开了，德鲁斯走了进来。他脱掉帽子将它甩一甩，随即又戴上帽子，把帽檐拉得很低，缓缓地打量着空荡的大厅，然后走向接待台，用戴着手套的手啪地拍在上面。

“乌戈·甘德勒斯住多少号？”他问。

职员看起来有些恼怒，他看看时钟，又看看德鲁斯的脸，最后目光又回到时钟上。他不屑地笑笑，说起话来带点儿口音。

“十二C。你要我传话吗——这种时刻？”

德鲁斯说：“不用。”

他转身离开接待台，朝镶着菱形玻璃的一扇大门走去，那里看起来像个高级的隐秘之处。

他伸手正要去开门，一个尖锐的铃声在他身后响起。

德鲁斯转过头往后看，接着便转身朝接待台走去。职员赶紧把手从电铃上移开了。

他的声音冷漠、傲慢，话中带刺：“对不起，这不是你想象的那种公寓。”

德鲁斯的脸颊上泛出红晕。他在接待台上探过身子，揪住职员的外套带有镶边的翻领往前一拉，让他的胸膛抵在柜台边缘。

“那有什么关系吗，老弟？”

职员脸色苍白，又按响了电铃。

一个身材臃肿、穿着松松垮垮的西装、戴着棕色假发的人出现在接待台的一角。他伸出一根粗大的手指，说：“喂！”

德鲁斯放开职员，面无表情地看着胖子外套前面的雪茄烟灰。

胖子说：“我是这里的侦探。如果你想动粗，得先通过我这一关。”

德鲁斯说：“我和你才有可能聊得来。我们去角落里聊。”

他们走到角落里，在一棵棕榈树旁坐下来。胖子亲切地打着呵欠，掀起假发的边缘，在里面挠了几下。“我叫库瓦里克，”他说，“有时候我也想揍那个瑞士人。什么事？”

德鲁斯说：“你是能保守秘密的人吗？”

“不是。我爱说话，这是我在这个高级的地方唯一的娱乐。”库瓦里克从口袋里拿出半截雪茄点燃，差点烧到了鼻子。

德鲁斯说：“这一次你不得不守口如瓶。”

他把手伸进外套口袋，拿出钱包，掏出两张十元的钞票。他把钞票卷在食指上，又将它们塞进胖子的外套口袋。

库瓦里克眨了眨眼睛，但没说话。

德鲁斯说：“甘德勒斯的公寓里有一个叫乔治·戴尔的家伙。他的车子停在外面，所以他应该是在那里。我要见他，可是我不想报上名字。你可以带我上去，陪我一下。”

胖子谨慎地说：“现在有些晚了，也许他已经上床睡觉了。”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他也是上错床了，”德鲁斯说，“他应该爬起来。”

胖子站起来：“我不喜欢我现在的想法，可是我喜欢你的钞票。我去看看，看他们是否还没睡。你哪儿也别去，留在这里。”

德鲁斯点点头。库瓦里克沿着墙走开了，然后穿过角落里的一扇门。他走路时，挂在臀部的粗大的枪套从外套下面鼓了出来。职员看着他的背影，然后轻蔑地看看德鲁斯，拿出一个锉甲刀。

十分钟过去了。十五分钟过去了。库瓦里克没有回来。德鲁斯突然站起来，脸色一沉，朝角落里的门走去。接待台后面的职员紧张起来，盯着电话，可是没有伸手去碰。

德鲁斯穿过门，来到一个加了顶棚的走廊上。雨滴轻轻地从顶棚倾斜的瓦上滴落。他走到一个庭院里，庭院的中央是一个长方形的水池，里面镶嵌着颜色明快的瓷砖。到了尽头，可以发现还有其他庭院与此相通。其中一个庭院的一端有一扇亮着灯的窗户。他想碰碰运气，便朝那个方向走去。等他走近时，可以看清楚门上的号码是十二C。

他踏上两级浅浅的台阶，用力按着门铃。铃声好像非常遥远。门内没有任何动静。一会儿后，他又按了一次门铃，然后试着开门。门是锁上的。他觉得隐约可以听到里面有被捂住了的很大的声音。

他在雨里站了一会儿，然后绕到屋子的角落，走到一条通到屋后的狭窄的、湿漉漉的甬道上。他试试服务入口的门，也被锁上了。德鲁斯咒骂了一声，从腋下掏出手枪，然后抓着帽子顶着门上的玻璃，用枪柄打破玻璃。玻璃叮叮当当地轻轻掉入门内。

他收起枪，把帽子戴好，将手伸进破洞把门打开。

厨房大而明亮，镶着黑色和黄色的瓷砖，好像主要是用来调酒的。在铺着瓷砖的滴水板上，立着两瓶海格酒、一瓶轩尼诗酒，还有三四种不同品牌的高级酒。短短的过道上有一扇关闭的门通向客厅。客厅的角落里摆着一架大钢琴，旁边亮着一盏灯。一张矮几上还亮着另外一盏灯，上面也放着酒瓶和玻璃杯。火炉里的柴火已经熄灭了。

被捂住了的声音越来越大。

德鲁斯走过客厅，穿过一扇挂着布幔的门，来到另一个过道上，这里连着一间漂亮的卧室。声音来自衣橱里。德鲁斯打开衣橱，看见了一个人。

他坐在衣橱里，背靠着一堆衣服，脸上绑着一条毛巾，另外一条毛巾绑着他的脚踝。他的手腕也被绑在背后。他的头相当光秃，和埃及俱乐部的庄家不相上下。

德鲁斯锐利地打量着他，然后忽然微笑起来，弯下身子替他解开毛巾。

那个人吐出一条小毛巾，粗着嗓子咒骂，钻到衣橱后面。他再钻出来时，手上拿着一个毛茸茸的东西，他将它拨弄了几下，放到光秃的头上。

这下他又变成了公寓的侦探库瓦里克。

他站起来，嘴里仍在咒骂，不过从德鲁斯身边退开了，胖嘟嘟的脸上满是戒备的神色。他的右手插入挂在臀部的枪袋。

德鲁斯摊开手，说：“说吧！”然后，他在一张罩有印花布的小椅子上坐下来。

库瓦里克静静地盯了他一会儿，然后将手从枪上移开了。

“里面亮着灯，”他说，“所以我按了门铃。一个黝黑的高个子开的门。我经常见到他，他是戴尔。我跟他说大厅里有人想见他，不想声张，不肯报上名字。”

“这样你就挨揍了？”德鲁斯冷冷地说。

“还没有，不过快了。”库瓦里克笑笑，从嘴里吐出一根线，“我描述了你的样子后才挨揍的。他古怪地朝我微笑，让我进来待一会儿。我一走进来，他就关上了门，并用枪顶着我的肚子。他说：‘你说他浑身上下都是深色的衣服？’我说：‘是啊！你用这枪想干什么？’他说：‘他的眼睛是不是灰色的，黑头发有些卷，嘴唇有些薄？’我说：‘是啊！你他妈的浑蛋，到底用这枪想干什么？’

“他说：‘干这个！’他说着就用枪敲我的后脑勺。我跌在地上，头昏脑涨，可是没昏过去。然后，甘德勒斯的女人走出来，他们把我绑起来，推进衣橱里。事情就是这样的。我听到他们忙进忙出了一阵子，然后就没有动静了，直到你按响门铃。”

德鲁斯慵懒、愉悦地笑起来，身体也放松了，一副从容不迫、不紧不慢的样子。

“他们消失了，”他轻声说，“有人通风报信。我想那样不太聪明。”

库瓦里克说：“我是威尔斯·法戈侦探社的老侦探，这种打击算不了什么。他们在搞什么鬼？”

“甘德勒斯太太是个什么样的女人？”

“皮肤微黑，漂亮得很，有人说她性饥渴。有些老态，却又拘泥。他们每三个月换一个新司机。奥罗公寓里另有一两个男人，她也中意。还有揍我的这个，也是吃软饭的。”

德鲁斯看看手表，点点头，身子前倾准备站起来：“我看差不多是找警察的时候了。城里有什么朋友可以讲绑架故事给他们听吗？”

一个声音说：“还没完呢！”

戴尔从过道里快步走进房间，静静地站在那儿，拿着一支装了消音器的细长的自动手枪。他的眼睛明亮、疯狂，但是柠檬黄的手指非常沉稳地扣着枪的扳机。

“我们没有消失，”他说，“还没准备好。但对你们两个人来说，那可能是不坏的主意。”

库瓦里克快速将胖嘟嘟的手伸向背后的枪套。

那支黑管自动手枪发出两声轻微的闷声。

库瓦里克的外套前面涌起一团尘雾。他的手突然从身体两侧甩开，小眼睛也猛地睁大了，好像种子从豆荚里爆开了。他重重地侧身摔在墙上，然后安静地侧着左边的身子躺倒，眼睛半开，背靠着墙，假发歪到一旁。

德鲁斯飞快地看了他一眼，又看看戴尔，一副无动于衷的样子，甚至连一点儿吃惊的表情也没有。

他说：“戴尔，你是个疯狂的笨蛋。这葬送了你最后的机会，你本来可以将事情瞒过去的。不过这也不是你唯一的错误。”

戴尔平静地说：“不错。我现在明白了，我不该叫人去抓你。我那样做只是为了好玩，那违反了职业规则。”

德鲁斯微微点点头，几乎有些友善地看着戴尔：“只是为了好玩——谁告诉你这场游戏搞砸了？”

“弗朗辛——该死的是，她花了很多时间才说清楚。”戴尔粗暴地说，“我要走了，所以近期不可能向她道谢了。”

“永远都不可能。”德鲁斯说，“你出不了州界的。你永远都不可能碰那个大人物的一分钱——你，你的喽啰，你的女人都是在痴心妄想。警察正在调查情况——就是现在。”

戴尔说：“我们会脱身的，捞到的钱够我们逍遥一阵子了。再见了。”

戴尔的脸一沉，握着枪的手动了动。德鲁斯半闭着眼睛，准备好挨枪了。那支小手枪没有发射子弹。戴尔的后面响起了一阵窸窣声，一个身材高大、肤色微黑、穿着灰色毛皮大衣的女人悄悄走进房间。一顶小帽子稳稳地戴在黑发上，帽带在下巴上系了个蝴蝶结。她很漂亮，有点儿倦态的美。嘴上的唇膏跟煤烟一样黑，脸上没有血色。

她的声音沉着、慵懒，和紧绷的脸很不协调。她冷冷地问：“弗朗辛是谁？”

德鲁斯睁大眼睛，坐在椅子上的身体有些僵硬，右手开始摸向胸膛。

“弗朗辛是我的女朋友，”他说，“戴尔先生一直想把她从我身边夺走，不过那没关系，他是个帅小子，有本事选择他看中的人。”

高个子的女人忽然脸色一沉，表情狂野、愤怒。她粗暴地抓住戴尔的胳膊——持枪的那只。

德鲁斯迅速从枪套里抽出点三八口径的枪，可是开火的不是他的枪，也不是戴尔装了消音器的枪，而是一支硕大的科尔特手枪，它的枪管足有八英寸长。枪声就像炸弹炸响了，它来自地上，来自库瓦里克的右臀旁边。库瓦里克胖嘟嘟的手正拿着枪。

枪声只响了一次。戴尔往后摔到墙上，好像被一只巨手推了一把。他的头撞在墙上，黝黑、英俊的脸上立刻涌满了鲜血。

他松松垮垮地倒在墙根，黑管自动手枪掉在他的前面。肤色微黑的女人扑过去捡枪，在戴尔瘫软的躯体旁用手和膝盖撑在地上。

她拿着枪，开始往上举，脸蛋扭曲，嘴巴往后咧，露出闪着寒光的细细的牙齿。

库瓦里克的声音说：“我很厉害的，从前是威尔斯·法戈侦探社的老侦探。”

他的枪又响了。女人的嘴里发出一声尖厉的惨叫声。她的身体倒在戴尔的身体上，眼睛睁开又闭上，这样反复了两次。她脸色惨白，表情空洞。

“打中了肩膀。她不会有事的。”库瓦里克说着便站了起来。他拉开外套，拍拍胸口。

“防弹背心，”他神气地说，“不过刚才我想我最好还是先安静地躺一会儿，否则他会打烂我的脸。”

12

弗朗辛·利打了个哈欠，伸直穿着绿色睡裤的长腿，看看光脚上的绿色拖鞋。她又打了个哈欠，然后站起来，紧张地走到腰子形的桌子前，倒了一杯酒，将它一口吞下，随即身子一抖。她的脸疲惫不堪，眼神空洞，眼睛下面有深深的黑眼圈。

她看看手上的表，快到清晨四点了。她还没放下手，忽然听到一个声音，便猛地转过身，背靠着桌子，急促地喘着气。

德鲁斯掀开红色的帘子走进来。他停在那里，面无表情地看着她，然后慢慢脱掉帽子和风衣，将它们丢在椅子上。他接着又脱掉西装外套，取下挂在肩上的枪套，走到桌子边。

他闻闻一只杯子，倒了三分满的威士忌，将它一口喝下。

“这么说，你还是忍不住要通知那个浑蛋。”他阴郁地说，低头看着手上的空杯子。

弗朗辛·利说：“是的。我不得不打电话给他。怎么了？”

“你不得不打电话给那个浑蛋，”德鲁斯的口气丝毫未变，“你明明知道他牵涉在里面。你宁愿他逃走——即使他把我杀了，你也无所谓。”

“你还好吧，约翰？”她的声音温柔而疲倦。

德鲁斯没说话，也没看她。他缓缓放下杯子，又倒了些威士忌，加点儿苏打水，东看西看想找冰块。桌上没有冰块。他啜着杯子里的酒，眼睛盯着白色的桌面。

弗朗辛·利说：“世界上没有一个男人能比得上你，约翰。根据我的了解，我把事情告诉了他，对他一点儿好处也没有，可是他还是必须知道。”

德鲁斯缓缓地说：“真是有趣，只是我没有那么好。如果不是一个滑稽的公寓侦探穿着防弹背心，带着大手枪，我早就送命了。”

过了一会儿，弗朗辛·利说：“你希望我走吗？”

德鲁斯飞快地看了她一眼，又移开了目光。他把杯子放下，从桌子前走开，微微转过头说：“只要你以后都对我说实话，就不必走。”

他在一张柔软的椅子上坐下来，将手肘靠在扶手上，用手掌捂着脸。弗朗辛·利凝视了他一会儿，然后走过去，坐在扶手上，轻轻地把他的头往后拉，让它靠在椅背上，并开始抚摸他的前额。

德鲁斯闭上眼睛，浑身都放松了，声音里有了一丝睡意。

“或许因为你在埃及俱乐部救了我一命，所以你有权利让那个帅小子对我开枪。”

弗朗辛·利抚摸着他的头，没有说话。

“帅小子死了。”德鲁斯继续说，“那个大侦探轰烂了他的脸。”

弗朗辛的手停了下来，随即又开始抚摸他的头。

“甘德勒斯的太太也插了一脚，她好像是个风骚的女人。她想要甘德勒斯的钱和全世界的男人——除了甘德勒斯以外。谢天谢地，她没被打死。她吐露了很多事，扎帕蒂也一样。”

“嗯，蜜糖。”弗朗辛平静地说。

德鲁斯打了个哈欠：“甘德勒斯死了。我们还没开始介入这些事情的时候，他就死了。从头到尾，他们不为别的，只要他死。帕里西根本什么都不在乎，只要有钱收就好。”

弗朗辛·利说：“是的，蜜糖。”

“明天再告诉你其余的事。”德鲁斯含糊地说，“我想我和尼基没有惹恼警方……我们去雷诺结婚吧……我受够了这种野猫似的生活……宝贝，再给我拿一杯酒来。”

弗朗辛·利没有动，只是轻轻地、温柔地揉着他的前额和太阳穴。德鲁斯的身子往下滑了一些，头侧到一边。

“嗯，蜜糖。”

“别叫我蜜糖，”德鲁斯含糊地说，“叫我鸽子就好。”

他睡着了之后，她从椅子的扶手上滑下来，坐到他的旁边，用指甲被涂成樱桃红的手托着脸，静静地凝视着他。

（石蓝 译）

版权信息

书名：找麻烦是我的职业

作者：（美）雷蒙德·钱德勒

译者：林培菊

出版社：新星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7-04-01

ISBN：978-7-5133-2377-2

雷蒙德·钱德勒 作品年表

1935～1941 《雨中杀手》（短篇集）

1939 《长眠不醒》

1940 《再见，吾爱》

1942 《高窗》

1943 《湖底女人》

1949 《小妹妹》

1950 《简单的谋杀艺术》（短篇集）

1950 《找麻烦是我的职业》（短篇集）

1953 《漫长的告别》

1958 《重播》

关于钱德勒

阿城

雷蒙德·钱德勒 Raymond Chandler（1888－1959）

我自己当然认定这些文字是应该放到钱德勒的小说之后的。如果你读过侦探小说，便知道我在说什么。

有关侦探小说的文字，有个道德约定，或说是默契，即不可泄露天机。天机泄露，对一般的侦探小说就失去阅读兴趣。天机，也就是答案，是肉身的诱惑，是智力的挑战，是阅读的张力。

不过天机一旦精彩，下一个天机，也就是作者是怎样的一个人，是读者马上想知道的。这是我认定这些文字是应该放到钱德勒的小说之后的原因。现代文论认为作者和作品是应该分开的，即读其文即可，作者怎样，无足论。以作者论其文，或作者论，为昨日旧套。但现代文论恰恰于此忽略了阅读心理的一个微妙机制。这是有意的忽略，因为作者这一因素会破坏现代文论自建的论述逻辑，或不如说，现代文论有其自我保护机制，有洁癖。

但钱德勒是一个例外，因为从上个世纪三十年代以来，不知道钱德勒的小说的读者甚少，更不要说钱德勒小说都翻拍过电影。因此我的这点文字如果被放在前面，亦无不可，天机早已泄露数十年了。我前面的天机说，纯只为照顾心中想象的居然没有读过钱德勒的小说的读者。

雷蒙德·钱德勒（Raymond Thornton Chandler），1888年7月23日生于美国伊利诺州的芝加哥，1959年3月26日逝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拉荷亚（La Jolla）的斯克瑞普斯诊所（Scripps Clinics），死因是酗酒及肺炎。因为他的文稿代理人赫尔加·格林（Helga Greene）与他的秘书琼·弗莱卡丝（Jean Fracasse）兴讼争夺他的遗产，据《钱德勒论文集》的作者弗兰克·麦克桑恩（Frank MacSchane）指出，这导致他的遗体被葬于预留给贫困者的墓地，即南加州圣地艾哥市的希望山公墓（Mount Hope Cemetery）。

钱德勒的父亲是火车工程师，唯酗酒，不知道酗酒遗不遗传，钱德勒成人后亦酗酒。总之钱德勒的父亲遗弃了妻小，钱德勒的母亲带了他移居英国，由钱德勒的做律师的舅舅资助他们。

1900年秋天，12岁的钱德勒考进伦敦的杜维奇学院（Dulwich College）。五年之后，去巴黎学法语。再一年后，去德国学语言。隔年春天回到英国，入英国籍，夏天通过公务员考试，谋得海军的一份工作。这是1907年的事，隔年冬天，钱德勒20岁，他的第一篇诗作The Unknown Love 发表。

不过钱德勒一年后辞职，家人震惊。此后两年内，钱德勒试过新闻业，发表过评介，均不成功。

钱德勒向对他不耐烦的舅舅借了一笔钱，说清将来连本带利偿还。1912年，钱德勒返回美国，最后在洛杉矶落脚，做过穿网球拍线及采摘水果的工作。省吃俭用的日子里，据说他只买过一只烟丝荷包给自己做圣诞礼物。之后他修读簿记函授课程，提前完成课程并找到了一份稳定工作。

他开始参加文人沙龙聚会，听音乐、朗诵诗，结识了钢琴家帕斯卡（Julian Pascal）夫妇。

帕斯卡的妻子西西（Cissy Pascal）“性感、世故、机智、自信，集合了所有年轻男子性幻想的必备特质”。西西当过模特儿，好裸身做家事，虽然自称大钱德勒8岁，但对他有致命的吸引力。

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因英国国籍，钱德勒1917年应征进入加拿大军队，抵达英国利物浦，加入皇家空军，之后被送到法国战场。钱德勒后来写道，不用值班时，有时会喝酒喝到眼前发黑。战前的浪漫主义诗人，因世界大战而酗酒。

1918年停战之后，钱德勒重返洛杉矶。西西已与帕斯卡离异。钱德勒的母亲1913年从英国回到美国，此时她反对儿子的欲望，结果，他们在1924年钱德勒母亲死后不久立即结婚，又结果，36岁的钱德勒发现西西不止大他8岁，而是18岁。

钱德勒曾担任过加利福尼亚州斯格纳希尔市（Signal Hill）的德布利石油财团（Debney Oil Sundicate）的副总裁，但因酗酒、旷工及自杀恐吓而被解雇。

钱德勒开始写廉价小说（pulp fiction）。1933年，第一个短篇《勒索者不开枪》（Blackmailers Don’t Shoot ）被《黑面具》（Black Mask ）杂志发表。

钱德勒曾写信给朋友，说他想要寻找“一种雅俗共赏的手法，既有一般人可以思考的程度，又能写出只有艺术小说才能产生的那种力量。”

他做到了。1939年，钱德勒的第一本小说《长眠不醒》（The Big Sleep ）出版，大卖。加缪、奥登和奥尼尔都赞赏他。

这之后，钱德勒的小说一路成功。到他去世，留有七部长篇。钱德勒创造了一个硬汉性格的小说角色，侦探马洛（Philip Marlowe）。钱德勒之前的侦探小说，是案件引人，侦探则是超人，例如福尔摩斯，而钱德勒笔下的侦探马洛，突出的是性格，案件，则是为了性格的展开。这种硬汉，引领了至今大部分侦探小说的方向。去年，我们熟悉的村上春树翻译了钱德勒的代表作《漫长的告别》（The Long Goodbye ）。《漫长的告别》曾获在世界推理小说界享有极高声誉的爱伦·坡奖。村上版《漫长的告别》首印数为10万册，日本全国1500家书店也闻风办起了“钱德勒读书节”，村上在后记中将《漫长的告别》定义为“准经典小说”，认为钱德勒的作品影响了纯文学。

钱德勒的侦探小说，读者（包括我）会一再阅读它们，全然不管答案早已知道了几十年。

小说成功后，钱德勒做过一阵子好莱坞编剧，与比利·怀尔德（Billy Wilder）一起将詹姆斯·凯恩（James M.Cain）的小说《双重赔偿》（Double Indemnity ）剧本化（1944年）；写作了他唯一的原创剧本《蓝色大丽花》（The Blue Dahlia ，1946）。钱德勒还曾参与了希区柯克的《火车怪客》剧本，不过他认为希区柯克的故事不像真的。

虽然钱德勒不符合好莱坞的要求，并嘲笑电影对自己小说的改编，但是二战后欧洲的导演和后来的美国导演，都受了钱德勒小说的影响，例如黑色电影（Flim Noir）。在欧洲，法国新浪潮电影用黑色电影的框架创作了最好的故事，比如戈达尔（Jean-Luc Godard）的《断了气》（Breathless ，1959）和特吕弗（Francois Truffaut）的《刺杀钢琴师》（Shooting the Piano Player ，1960）。

不过生活中的钱德勒并不顺利，1954年，钱德勒正在写《漫长的告别》（The Long Goodbye ，1954年爱伦·坡奖最佳长篇小说），西西久病后去世，钱德勒再次陷入酗酒。1955年，钱德勒试图自杀。最终，这篇小文开始写过了，上个世纪，1959年，钱德勒逝世。

1955年，钱德勒的作品被收入权威的《美国文库》中，以侦探小说进入经典文学殿堂的，似只有钱德勒。

1995年，美国推理作家协会请出四位当代顶尖名家，票选150年来最佳作者、最佳侦探。结果雷蒙德·钱德勒与他创造的高贵侦探菲利普·马洛拿下双料冠军。

钱德勒因自己的小说而不死。

作者序

一些极为专业的古代文学研究者总有一天会意识到这件事是值得去做的：翻阅二三十年代之间流行的廉价侦探小说杂志，探索这些流行的侦探小说是如何，什么时候，以怎样的节奏呈现出高雅的格调，并且适应大众口味的。他需要具有敏锐的眼光和开阔的胸怀。廉价小说做梦也没有想到它们会后继有“人”，并且这些“后裔”现在大多是以肮脏的灰褐色现身。这确实需要开放的思想，透过这些多余的俗艳的封面、垃圾的标题和令人难以忍受的广告，体会到一种真实的写作风格，这种风格尽管极端矫揉造作和虚伪透顶，却使得当时大部分的小说让人读起来像在老姑娘茶室里品尝一碗温热的法式清汤。

我不认为这种写作风格完全是暴力因素，尽管这些故事里许多人被杀身亡，人们也以极大的热情关注他们死亡时的细节。当然也不是精细化写作，因为任何这方面努力都会被编辑大人无情地删除。也不是因为故事情节或角色的独创性——大多数情节都很平常，大多数角色都很粗糙。或许是因为这些故事所竭力要散发出来的恐怖气息。这些角色生活在一个错乱的世界，一个早在原子弹发明以前的世界，文明创造了用以毁灭自己的武器，而且大家都在学习使用，就好像恶棍愚蠢而高兴地试用他的第一支机关枪。法律沦为争权夺利的工具，街道上充斥着比暗夜还要黑暗的东西。侦探小说的主题和角色变得愈发冷酷和充满嘲讽意味，但是它的写作效果和写作技巧却并不是冷嘲式的。几个不寻常的评论家看出了这一点，这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普通的评论家在一开始是意识不到这一伟大成就的，他们只能等到这个成就显著之后才忙着去解读。

标准侦探小说的情感基础是——而且一向是——凶杀案得以侦破，正义得以伸张。除了大结局，写作技巧反而无关紧要。这样或多或少形成过程情节，结局能够解释一切悬念。但是另一方面，《黑面具》一类故事的写作技巧是场景比情节重要，也可以说好的情节创造出好的场景。引人入胜的理想的侦探小说应该没有结局，我们写作这类小说的人和电影制作人有相同的观点。我第一次去好莱坞工作时，一个很聪明的制片人告诉我，你无法把侦探小说拍成一部成功的电影，因为小说的重心在于揭开结局，而这在银幕上只需要几秒的时间就能办到，观众很快就能明白。他错了，因为他说的只是推理方式。

至于冷硬派侦探故事的情感技巧，显然它从不相信凶杀案能得以侦破，正义能得以伸张——除非信念非常坚定的某个人决定插手管事。这类小说就是关于此类人的故事。他们都是硬汉，不管是警察、私家侦探或记者，他们的工作都很艰苦危险，因为他们所能得到的工作就是这样。从前到处都是这种工作，现在也是。以他们为主角的故事无疑一直具有一种令人向往的因素。这样的事情确实发生过，但发展不会这么迅速，也不会发生在一群关系密切的人身上，更不会局限于一个狭窄的逻辑框框里。但在小说中，这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小说中的人物）需要不断地采取行动，如果你停止思考，你就输了。一有怀疑，就有人手上拿着枪走进门来。这样写可能显得很愚蠢，但事实上无关紧要。一个不敢越超自己的作家跟一个害怕犯错的将军一样毫无用处。

我回头看自己的小说，要说我不希望它们更好，那是很荒谬的。但如果更好，它们就不会出版了。如果规格不那么死板，当时更多的作品或许会流传下来。我们有些人很努力地去打破成规，但总是难逃被退稿的恶运。超越规格的限制而不破坏规格是每一个杂志撰稿人的梦想，只要他们还没有完全丧失希望。我的故事里有些东西我想改变或剔除。这看似容易，但试一下，你就会发现根本不可能。你只会破坏好的东西，对坏的部分却一点也起不了作用。你无法重新捕捉氛围，和自然的情境，甚至会减弱仅有的野蛮气质。作家学到有关小说创作的艺术或技巧只会使他越来越背离当初写作的需要或欲望。最后，他学会了所有的技巧，却没东西可写。

至于这些出版物所表现出来的文学品质，我有资格通过一位著名的出版商的版本说明认为自己无须过度谦卑。身为作家，我一直无法把写作令人厌烦的特质之一——满心诚挚挂在心上，而且作品有幸不被称为“形势的势利——原本可吸收过去休闲文学的因素，结果只接受了现代启蒙文学的样式”。在平板单调的喜剧幽默和文学贫乏的精妙之间，还有很大可发挥的空间。在这个领域，侦探小说或许是一个重要的地标。有些人憎恶所有侦探小说的形式，有些人喜欢关于好人的故事（“那个迷人的琼斯太太，谁想得到她会用肉锯锯掉她丈夫的脑袋呢？他还是个挺英俊的男人哩！”），有些人认为暴力和虐待狂是可以互换的用词，有些人认为侦探小说是次文学，不比那些习惯滥用附属分句、狡猾的标点符号和假设语态的作品高明到哪里去。有些人只在疲倦或生病时才看侦探小说，但从他们所消遣的侦探小说数量来看，他们一定经常疲倦或生病。有些人是侦探小说迷或色情小说迷，发热的小脑袋想不通虚构的侦探人物只是催化剂不是大众情人。前者要求豪门宅邸的平面图，标示书房、枪械室、大厅和楼梯，以及通往幽暗小房间的走道，管家就在那里擦拭乔治时代的银器，薄唇紧闭，倾听乖舛命运的呢喃。后者认为两点之间最近的距离是从一个金发女子到床笫之间的长度。

众口难调，也没有作家试图做到这点。本书的故事当然也没有想要取悦十年十五年后的人们。侦探小说是这样一种文学，它不需要躲在过去的阴影中，也不需要忠诚地拜倒在经典的石榴裙下。现在的某个作家创作出比《亨利·埃斯蒙德》
[1] 更好的历史小说，比《黄金时代》更好的童话，比《包法利夫人》更尖锐的社会缩写，比《波音顿的珍藏品》
[2] 更优美精炼的警醒小说，比《战争与和平》或者《卡拉马佐夫兄弟》更宽广的时代史诗并非不可能。但构思出比《巴斯克维尔猎犬》或《失窃的信》
[3] 更加貌似真实的侦探小说并不会太困难。当今时代，超越更不容易。犯罪和侦探小说没有“经典”，一部也没有。在可参考小说的框架之内——这是唯一可评价的标准——一部经典作品会穷尽各种结构形式，几乎无法被超越。但还没有一个故事或一部小说能做到或接近这点。这是许多人持续进攻这一堡垒的根本原因之一。

注释

[1] Henry Esmond，英国作家威廉·梅克比斯·萨克雷创作的历史小说。萨克雷的《名利场》是享誉世界的名著。

[2] The Spoils of Poynton，美国作家亨利·詹姆斯的作品。

[3] The Purloined Letter，美国作家爱伦·坡的短篇小说。

找麻烦是我的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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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娜·哈西，一个两百四十磅左右的中年女人，脸色灰黄，穿着一身定制的黑色外衣。眼睛像闪亮的黑色鞋扣，双颊柔软、苍白，好像同一颜色的黄油。她坐在黑色玻璃办公桌后面（这办公桌好像拿破仑的坟墓），抽着一根香烟，烟嘴差不多和卷起的雨伞一样长。她说：“我需要一个男人。”

我看着她把烟灰磕到闪亮的桌面上，青烟在从敞开的窗户吹进的风中卷曲着，盘旋着。

“我需要一个男人，他要足够帅气，能让一位高门第的女人上钩；他要足够强壮，能够和一台强劲的铲车过招。这个家伙，要经常出入酒吧，像弗雷德·艾伦
[1] 一样油嘴滑舌，甚至过之，头撞到啤酒运输车上却只当被歌舞女郎用法棍面包敲了一下。”

“小菜一碟，”我说，“你不就要个扬基
[2] 球员，罗伯特·唐纳和帆船俱乐部的家伙吗！”

“你或许就行，”安娜说，“干净利落点，二十块一天加上额外开销。我好多年没有替人拉线了，但这一桩是个例外。我的侦探买卖还比较顺利，不会引火烧身的。现在咱们看看葛莱蒂丝是多么喜欢你吧。”

她倒过烟嘴，在一个黑色镀铬的大型通告器上按了一下，“拿一个空的烟灰缸进来，亲爱的。”

我们等着。

门开了，一个穿着比温莎公爵夫人还讲究的金发高个女郎漫步进来。

她优雅地摇摇摆摆穿过房间，清理安娜的烟灰缸，拍拍她的胖脸颊，含情脉脉地瞥我一眼，又出去了。

“我想她脸红了，”门关上后，安娜说，“我看你有两下子。”

“她脸红——我还和达里儿·珊娜约好吃晚饭呢！别扯闲话了，到底怎么回事？”

“去对付一个女孩，她有一双勾魂的眼睛，红头发，是一个赌徒诈赌的搭档，钩上了有钱人家的儿子。”

“要我怎么对付她呢？”

安娜叹了口气，“菲利普，这活儿有点儿狠。如果她有任何案底，你就挖出来，当面揭发她。如果没有，这是比较可能的，因为她出身于好人家，那你就自己看着办。你有主意了，对吗？”

“我不记得我几时有过主意。什么赌徒？哪个有钱人？”

“马蒂·艾斯特。”

我从椅子上跳起来，却想起最近一个月生意很坏，我需要这笔钱。

我又坐了下去。

“当然你可能会惹上麻烦，”安娜说，“我从来没听过马蒂光天化日在大庭广众之下把人做掉，但他也不是吃素的。”

“找麻烦是我的职业。一天二十五块，如果我接这活儿，外加两百五保证金。”

“我自己也要赚一点儿啊！”安娜嘀咕道。

“行，外头有很多苦力。很高兴看到你健康快乐，再会了，安娜。”

这回我站了起来。虽说我的命值不了多少钱，但终归还是值点儿的。马蒂·艾斯特是公认的狠角色，身后有不少帮手和保护伞。他的地盘在西好莱坞区的日落大道上。他一般不出手，不过只要他出手，肯定有人遭殃。

“坐下，成交。”安娜哼了一声，“我是个可怜的破产的老女人，除了一身肥肉和奄奄的病体，一无所有，却还想维持这个高级侦探社。拿走我的最后一毛钱，然后嘲笑我吧！”

“这女孩是谁？”我已经坐下了。

“她叫哈丽叶·韩翠丝——真是个好名字
[3] 。住在米兰诺，北西卡默一九〇〇街区，高档社区。一九三一年，父亲破产，打开办公室窗户跳楼自杀。母亲死了。妹妹在康涅狄格州的寄宿学校。可以从这里切入。”

“这些是谁挖出来的？”

“委托人拿到了一堆银行支票的复印件，都是他儿子给马蒂的，价值五万。这个儿子——是这老头收养的——不承认这些支票是他签的，跟天下所有的不肖子一样。所以我的委托人把支票复印件交给一个叫阿柏捷的鉴定，这家伙假装擅长这类事情。他说没问题，四处打听了一下，可是他实在太胖，做不动跑腿的事，跟我一样，现在他罢手了。”

“那我可以找他谈谈吗？”

“我看没有什么不可以的。”安娜点点头，晃动着多层的下巴。

“这个委托人——有名字吗？”

“小子，你太走运了。你可以见他本人——现在！”

她又按了一下通告器的键，“请吉特先生进来，亲爱的。”

“那个葛莱蒂丝，她有男朋友吗？”

“你别打葛莱蒂丝的主意！”安娜几乎是对我尖叫，“她处理离婚案，一年替我赚进一万八千大洋。任何男人碰她一根汗毛，菲利普·马洛，就要被烧成灰。”

“她哪天总要看上别人的。我为什么不能追她？”

门打开，打断了我们的话。

我没有在隔壁的接待室看到他，所以他刚才一定在私人办公室等。看起来他不喜欢那儿，他快步走进来，迅速关上门，从背心口袋里掏出一只八角形白金薄表，狠狠地看了一眼。他是那种身材高大、头发淡金色的类型，穿着条纹丝绒西装，款式时髦，标签上有一朵小小的粉红的玫瑰花苞。他有一张非常冷酷的脸，有点眼袋，嘴唇较厚。他拄着一根镀银柄的乌木手杖，戴着鞋罩。看起来起码六十多了，但我应该多猜了十岁。我不喜欢他。

“哈西小姐，二十六分钟，”他冷冷地说，“我的时间很宝贵。就是因为我节省时间，所以才能赚很多钱。”

安娜慢吞吞地说：“哎，我们正在设法替你省钱，”她也不喜欢他，“抱歉让你久等，吉特先生，但是你想见见我挑选的人，我得派人去找他来。”

“他看起来不像我要的人，”吉特说，鄙夷地看了我一眼，“我以为应该是位绅士模样的——”

“你不是《烟草路》
[4] 里的吉特，对吧？”我问他。

他缓缓地走向我，手杖半举。冰冷的目光宛如利爪要把我撕裂，“你侮辱我……我——像我这种地位的人。”

“少安毋躁。”安娜开口了。

“少安什么，”我说，“这位老兄说我不是绅士。或许这就对了，对他这种地位的人——不知道他的地位是什么，管它是什么——可是像我这种地位的人可不随便听别人讲脏话，这不能随便说，除非不是故意的。”

吉特先生身子僵直，怒气冲冲地瞪着我，再次拿出怀表。“二十八分钟。年轻人，我道歉。我不是有意冒犯。”

“好极了，”我说，“我就知道你不是《烟草路》里的吉特。”

差点儿又把他惹毛了，不过他没有发作。他不清楚我到底是什么意思。

“我们既然是一伙的了，那我有一两个问题要问你，”我说，“你愿意给这个叫韩翠丝的女孩一些钱吗——当作分手费？”

“一毛也休想，”他大叫起来，“凭什么？”

“按风俗吧。如果她嫁给他，他又会得到什么呢？”

“届时基金会每个月会给他一千块钱，这基金会是他母亲——我的亡妻设立的，”他低下头，“等到他二十八岁的时候——很多钱。”

“你不能怪人家女孩子想要啊！”我说，“又不是现在就要。那么马蒂·艾斯特呢？那边谈妥了吗？”

他青筋暴露的手揉皱了灰色的手套，“这笔债不还，是笔赌债。”

安娜疲倦地叹了口气，弹得桌上到处都是烟灰。

“当然，”我说，“可是赌徒不会让别人赖债溜走。毕竟，如果你的儿子赢了，马蒂也会付钱给他。”

“我对那没兴趣。”高瘦的老人冷淡地说。

“好吧，但想想马蒂手上拿着五万块支票坐在那里，却不值一文，他晚上能睡着觉？”

吉特先生这次似乎考虑周到了。“你是说他会动刀动枪？”他提问的语气甚至有些讨好。

“很难说。他独家经营着一处地方，吸引了很多电影人，要顾虑自己的名誉。但他花天酒地，人头很熟，什么事都有可能发生——虽然目前他还没有动手。何况马蒂不是防滑垫，他总会有行动的。”

吉特先生又看了一眼怀表，一脸不悦，把表丢回背心口袋，“那些都是你的事，”他没好气地说，“检察官是我的朋友。如果这件事超出你们的能力范围——”

“好啊，但您不是照样屈尊跑到这儿来找我们。即使检察官在你的背心口袋里——跟那只表一样。”

他戴上帽子和一只手套，手杖轻轻敲一下鞋子边缘，走到门边，打开门。

“我只问结果，我看结果付钱，”他冷冷地说，“我付钱爽快，有时候还很慷慨，虽然我被认为不是慷慨的人。我想我们彼此都很了解对方。”

他甚至还眨了一下眼睛，走了出去。门轻轻地阖上了，挤压着闭门器橡皮圈中的空气。我看着安娜，咧嘴一笑。

“他很可爱，对吧？”她说，“我要从他身上榨点油水，用来置办我的调酒器具。”

我从她身上榨出二十块钱——当作开销。

2

我要找的阿柏捷是约翰·阿柏捷，他在日落大道靠近伊娃街的地方有间办公室。我在一间电话亭打电话给他，接电话的声音很圆润，夹带着轻微的呼噜声，好像刚刚赢了吃派比赛的人发出的。

“约翰·阿柏捷先生吗？”

“嗯。”

“我是菲利普·马洛，私家侦探，刚刚接手你原来鉴定的案子，客户吉特的。”

“嗯？”

“我可以过来和你谈谈吗——等我吃完午饭以后。”

“嗯。”他挂上电话。我确定他不是个健谈的人。

吃完午饭，我开车到那里去。地点在伊娃街东边，一栋老旧的两层建筑，前面的砖最近才刷了油漆。一层是商店和一家餐厅。建筑入口就是一条颇宽的楼梯，直通二楼。楼梯口的标牌上写着：“约翰·阿柏捷，二一二房间”。我上了楼，进入宽敞的走廊，这走廊和街道平行。在我右边，一个穿着工作服的人站在门口，他前额上绑着一面圆镜子，镜子推到靠后的位置，脸上一副迷惑不解的表情。他又走回办公室，把门关上。

我往另一个方向走，走到走廊的一半，靠近日落大道那边的一扇门上写着：“约翰·阿柏捷，专门鉴定可疑文件，私家侦探，请进”。门被毫不费力地打开了。小小的前厅没有窗户，有两张安乐椅，一些杂志，两具铬铁的烟灰架。两盏落地灯和一盏天花板灯都亮着。廉价但全新的厚地毯尽头有一扇门，上面写着：“约翰·阿柏捷，专门鉴定可疑文件，私人专用”。

我打开外面的门时，铃就响个不停，直到门关上才停止。但什么也没发生，等候室里没有人，里面的门没有打开。我走过去，靠近门板听——里面没有谈话的声音。敲敲门，也没人理睬。我试着拧动门把手，拧动了，于是开门进去。

这个房间有两扇北向的窗户，紧紧关着，窗帘都拉到旁边，窗棂上有一层灰。里面有一张办公桌，两个公文箱，一块地毯，几面墙。左边另一扇门有玻璃，上面写着：“约翰·阿柏捷，实验室，私人专用”。

我想我大概能记住这个名字。

我所在的房间很小，好像对那只搁在桌边的胖手来说都嫌太小，那只手一动也不动，握着一支粗大的好像木匠用的铅笔。手腕无毛，像盘子一样光滑，紧扣的袖口不太干净，从套袖中露出来。套袖其余的部分在桌子边缘的地方看不见了。桌子高不过六英尺，所以他不可能是个子很高的人。从我站立的地方，只看到他的手和袖口。我悄悄地走回前厅，把门锁紧，不让人进来。然后关掉三盏灯回到私人办公室，走到桌子一端。

他非常胖，没错，胖得离谱，比安娜还胖得多。他的脸看起来跟篮球一样大，即使这个时候，也呈现出令人愉快的粉红色。他跪在地上，硕大的脑袋靠在桌腿尖锐的角上，左手摊在地上，手下压着一张黄纸。手指完全摊开，指缝间露出黄纸。他看起来好像正用力撑着地板，但实际上并没有。撑住他身子的是脂肪。他的身体蜷缩着，撑在硕大的屁股上，厚重肥大的屁股就这样支撑着他，他跪着，稳稳地，一动不动。要扳倒他，恐怕得费尽两个大块头的力气。现在这么做可不是什么好主意，但我还是做了。我花了点时间，抹抹脖子上的汗水，虽然那天天气不热。

他的头发灰白，剪得很短，脖子堆积着皱褶，好像六角手风琴。他的脚很小，似乎胖子的脚通常都很小，这双胖脚套在一双锃亮的皮鞋里，它们斜靠在地毯上，紧紧挨着，整齐却令人不快。他穿的深色西装也需要洗了。我弯下腰，把手指探进他脖子无尽的肥肉里。他的动脉可能就在某处，但是我没摸到，不过也用不着了。在他臃肿的膝盖之间的地毯上，一摊污渍正在向外扩散，扩散……

我跪在一旁，抓起拿着黄纸的胖手指。已经凉了，但还没有冰冷，柔软且有些发黏。纸是从便签本上撕下来的。如果上面有信息该多好，可是没有。上面只有些无意义的记号，不是文字，甚至也不是字母。他中弹后想写些什么——也许甚至正在写些什么——但只画出几道线。

他倒下去时，仍然抓着纸，肥硕的手把纸压在地上，另一只手抓着大铅笔，躯干拄在臀部，死了。约翰·阿柏捷，专门鉴定可疑文件，私家专用。可真他妈的私家。他只在电话上对我“嗯”了三声。

现在他死了。

我拿手帕把门把手擦干净，关上前厅的灯，出了外面的门，从外面把门锁上，离开走廊，离开这栋建筑，离开这个社区。据我所知，没人看见我离开——据我所知。

3

正如安娜告诉我的，米兰诺就在北西卡默一九〇〇街区，几乎占了整个街区。我把车停靠在装饰颇为富丽的前庭中央，一路走到挂着浅蓝霓虹灯招牌的地下车库的入口。走下围了栏杆的缓坡，进入一个明亮的空间，里面车辆闪烁，空气清冷。一个整齐利落的棕色皮肤的黑人穿着一尘不染的蓝色袖口的工作服走出一间玻璃办公室，黑色头发像乐队指挥一样光滑。

“忙吗？”我问他。

“时忙时不忙。先生。”

“我外面有辆车需要掸灰，大概值五块钱。”

没奏效。他不吃这一套。胡桃色的眼睛变得深沉，眼光飘向远方。“先生，那可是有很多灰尘需要清理呢！请问还有其他事吗？”

“一点点。哈丽叶·韩翠丝小姐的车在吗？”

他往远处看去。他的目光沿着光亮的一排，停在一辆金丝雀黄的敞篷车上，车子看起来跟前院草皮上的厕所一样不起眼。

“有，先生。车子在。”

“我想知道她的公寓号码，和一条不需要经过大厅上去的路。我是私家侦探。”我给他看我的证件。他瞧了瞧，显然不感兴趣。

他露出一丝不易察觉的笑容，“先生，五块钱对做工的人是一笔很好的收入，但是让我冒失去饭碗的危险就少了些，大概不够从这里到芝加哥的车费。先生，我建议您还是省下您的五块钱，试试一般人出入的门径。”

“你这家伙，真是不得了。你长大后得成什么样——缩头乌龟？”

“我已经长大了，先生，我今年三十四岁，婚姻美满，有两个小孩。午安，先生。”

他转过身去。我说：“好吧，再见。请原谅我酒气冲天，我刚从酒吧出来。”

我走回缓坡，沿着街道来到我首先该去的地方。我应该早就知道五块钱和证件在米兰诺这种地方根本换不来什么。

那个黑人可能正打电话给办公室。

这幢建筑是座巨大的灰色水泥玩意儿，摩尔风格，前院挂着破旧的大灯笼，种着高大的椰枣树。入口在里面转角的地方，沿大理石阶梯而上，穿过一个加州风格、镶着碗盘碎片的马赛克拱门。

一个门房替我打开门，我走进去。大厅还不如一个扬基球场那么大，地板铺着浅蓝色地毯，下面垫着橡皮海绵，软得叫我想躺下来打个滚。我漫步走到柜台前，一只手肘撑在柜台上。一个面色苍白，瘦瘦的，留着浓密八字胡的职员瞪着我。他把玩着胡子，目光越过我的肩膀落在我背后的阿里巴巴油罐上，那油罐大得可以装进一只老虎。

“韩翠丝小姐在吗？”

“我应该通报谁的名字呢？”

“马蒂·艾斯特先生。”

这一招也不比车库里的那一招灵。他左脚靠着什么。柜台末端，一扇蓝色镀金边的门敞开着，一个身材高大、头发淡黄的人走出来，背心沾满雪茄灰，漫不经心地靠在柜台末端，瞪着阿里巴巴油罐，好像在判断那到底是不是痰盂。

职员扯大了嗓门：“你是马蒂·艾斯特先生？”

“他派来的。”

“那不是有些不同吗？先生，那你的名字呢——如果我可以问的话。”

“你可以问，”我说，“我也可以不说。我奉命行事。抱歉这么不通融，虽然这么做很糟糕。”

他不喜欢我的态度，或者说根本不喜欢我，“我恐怕不能替你通报，”他冷淡地说，“霍金斯先生，你看我该怎么办呢？”

头发淡黄的人目光离开油罐，沿着柜台滑过来，一直到离我仅有一张纸牌的距离停下了。

“什么事？葛哥利先生。”他打了个呵欠。

“两个蠢货，”我说，“这事可能涉及你们的那位女士朋友。”

霍金斯笑笑。“老兄，来我的办公室。我们看看能不能解决你的问题。”

我跟着他走进他刚走出来的狗窝。里面只能容下一张长约五英寸的桌子，两把椅子，一个高可及膝的痰盂，一盒打开的雪茄。他屁股靠在桌上，客套地对我笑着。

“出师不利，对吧，老兄？我是这里的保安。说吧。”

“有时候，我觉得出师顺利，”我说，“有时候觉得像扯淡。”我拿出皮夹，让他看看证件，以及放在赛璐珞透明袋后面的执照复本。

“同行？”他点点头，“你应该一来就找我。”

“当然，只是我从来没听说过你。我想见韩翠丝小姐，她不认识我，但我有些生意要和她谈，不吵不闹。”

他往旁边站开一些，嘴角上叼着雪茄，看着我的右边眉毛。

“什么大事？干吗去讨好楼下的黑人？你拿到开销的钱了吗？”

“可能能拿到。”

“我是好说话的人。”他说，“但我得保护客人。”

“你的雪茄快抽完了。”我说，看到烟盒里有九十支左右的雪茄。我抽出两支，闻了闻，塞了一张折好的十元钞票在下面，又放回去。

“有意思，”他说，“咱俩投缘。你要干什么吧？”

“告诉她我从马蒂·艾斯特那里来，她会见我。”

“如果我能有点提成，这活儿就搞定。”

“想都别想。我后面有大人物。”

我伸手去拿回十元钞票，但他把我的手推开了，说：“我试试。”他拿起电话，说接八一四房间，然后开始哼歌，声音好像老牛生病了一般。他突然身子往前一探，脸上堆满甜蜜的笑容，声音也仿佛滴着蜜糖。

“韩翠丝小姐吗？我是霍金斯，保安人员。霍金斯。对……霍金斯。当然了，您见过多少人呐，韩翠丝小姐。我办公室里有一个人想见您，要替艾斯特先生传话。没有你准许，我们不能让他上去，因为他不肯报上姓名……对，霍金斯，这里的保安，韩翠丝小姐。对，他说你不认识他，但是我看他没有问题……好，谢谢，韩翠丝小姐。立刻就让他上去。”

他放下电话，轻轻拍着。

“就差一些背景音乐了。”我说。

“你可以上去了。”他仿佛还在梦中，漫不经心地伸手拿走雪茄盒里的钞票。“高级货色，”他轻声说，“每次想起那个女人，我就得出去散步，绕一大圈。走吧！”

我们又走到大厅，霍金斯带我到电梯，打个手势叫我进去。

电梯门关上时，我看见他走向出口，可能要去散步，一大圈。

电梯内铺着地毯，有镜子和折射的光线，它好像温度计里的水银轻轻地往上升。门悄无声息地开了，我走在如苔藓般轻软的地毯上，来到写着八一四号的门前。我按了一下旁边的小巧门铃，里面响起叮当的声音，门打开了。

她穿着外出的绿色毛呢洋装，一顶歪斜小帽像蝴蝶似的挂在耳朵上。两只眼睛分得很开，那之间正是思考的空间，眼珠是天青石的蓝色，头发暗红色，好像一团火，虽控制住了，但仍有危险。她太高了，所以显得不太可爱。她的妆容艳丽，恰到好处。她递给我一支加了三寸烟嘴的雪茄。她看起来并不冷酷，不过好像是万事通，并且还记得一些她认为日后可资利用的东西。

她冷淡地看着我。“大褐眼，要传什么话呢？”

“我得进来才行，我站着不会说话。”

她冷冷地大笑，我闪过她的香烟末端，走进相当窄长的房间，里面有很多高档家具，很多窗户，很多布幔，很多各种各样的东西。屏风后面火光闪烁，一具瓦斯火炉上架着一根大木柴。温暖的火前有张漂亮的玫瑰色长沙发，前面铺着一块东方丝绒毯，旁边的小几上摆着威士忌和苏打水，冰块放在冰筒里，一切都让人有宾至如归的感觉。

她说：“你最好喝一杯，你可能手里没有酒杯也不会说话。”

我坐下来，拿过威士忌。这个女孩坐进一把深凹的椅子，交叉着双腿。我想到霍金斯说的散步绕圈子，现在可以稍稍理解他了。

“所以你是从艾斯特那里来的人。”她说，并不喝酒。

“没见过他。”

“我也想到了。混混，你搞什么名堂？马蒂一定很高兴听说你怎么利用他的名头。”

“我脚底在发抖了。那你为什么让我上来呢？”

“好奇。我已经等你们这一票人等了一些时候，我从来不躲避麻烦。你是某类条子，对吗？”

我点燃香烟，点点头。“私家侦探。我要提点小建议。”

“提吧！”她打了个呵欠。

“要你放掉小吉特，需要多少钱？”

她又打了一个呵欠，“你真是太——提不起我的兴趣了，我都不想告诉你了。”

“我胆小，别吓唬我。说实话，你要多少钱？或许这样问是一种冒犯？”

她微笑了，她的笑容很美，牙齿很可爱，“我现在是坏女孩。我不用要求，他们就会把钱送上门来——还绑着丝带。”

“老家伙态度强硬，他们说他很有钱
[5] 。”

“水值不了多少钱的。”

我点点头，又多喝了一点酒。上好的威士忌，事实上这酒很完美，“他的想法是你什么都得不到，只能得到羞辱和难堪，不过我看不是这样子。”

“可是你替他工作。”

“听起来很有趣，不是吗？可能有什么聪明的办法，但我现在还没想到。你要多少钱——或者你根本不要？”

“五万块怎么样？”

“五万给你，另外五万给马蒂？”

她大笑起来，“等等，你应该知道马蒂不喜欢我参与他的事。我只是替自己着想罢了。”

她重新交叉双腿。我在酒里又加了一块冰。

“我想的是五百。”我说。

“五百什么？”她大惑不解的样子。

“元——不是劳斯莱斯。”

她开心地大笑，“你真是笑掉我的大牙，我应该叫你下地狱。但我喜欢温暖的大褐眼，温暖的闪着金光的大褐眼！”

“这你就别想了，我一个子儿都没有。”

她笑着，把一根香烟夹在双唇间。我走过去为她点燃。她的眼睛抬起来，看着我，眼底有火星闪烁。

“也许我已经有一个子儿了。”她轻声说。

“大概正因为如此，他雇了一个肥仔——这样你就不能叫他跟你跳舞了。”

“谁雇了肥仔？”

“老吉特雇了一个肥仔叫阿柏捷，他在我之前办这件案子。你不知道吗？他今天下午被杀了。”

我以轻松的语调说，想看看惊人的效果，但她没动，挑衅的笑容始终没有离开唇角，眼睛也没有变化，只是呼吸声显得有些沉重。

“这件事一定和我有关吗？”她平静地问我。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谁杀了他。就在他办公室里，大约中午前后，或者稍微晚些。可能和吉特的案子根本无关，但发生得恰是时候——就在我接了案子之后，有机会和他说话之前。”

她点点头，“原来如此。你认为马蒂会做出这种事。你当然也告诉警察了？”

“当然没有。”

“老兄，你在这儿可是浪费精力呢！”

“可不是吗？不过我们好好商量个价钱，最好低一些。因为不管警察怎么对我，等他们知道故事后——一旦他们知道，就够你和马蒂·艾斯特受的。”

“这可像勒索了，”女孩冷冷地说，“我想可以这样说吧！别逼人太甚，大褐眼。还有，你叫什么名字来着？”

“菲利普·马洛。”

“听好，菲利普，我也曾经在上流社会待过，我的家人都是有头有脸的人。老吉特毁了我父亲——全都理由正当，过程合法，然后跟碾碎蚂蚁窝一般毁掉别人——他毁了我全家，父亲自杀，母亲死了，我有个妹妹在东部上学，我不管钱是怎么来的，只要能照顾供养她。大概有一天，我也要“照顾”老吉特——即使我得嫁给他儿子，也在所不惜。”

“继子，养子，”我说，“根本没有血缘关系。”

“老兄，横竖都能伤他伤得很厉害。这小子两年后会有很多花花绿绿的钞票。我可以更狠——虽然他酒喝得太凶了。”

“小姐，你不会在他面前说这些话的。”

“是吗？条子，看看你背后。你应该清清耳屎了。”

我站起来，快速转过身。他站在离我大约四英尺的地方。他从某一扇门里钻出来，无声地滑过地毯，我忙着卖弄聪明，没有注意到他。他块头很大，金头发，穿着粗纹的休闲套装，敞领衬衫里面系着丝巾。他满脸通红，眼睛明亮，但是不太聚焦。虽然时辰还早，他却已经有些醉了。

“趁你还能走路之前，快滚，”他轻蔑地对我说，“我听到了。哈丽叶爱怎么说我都可以。我喜欢得很。滚！不然我就打得你满地找牙。”

女孩在我后面笑，我可不喜欢这个样子。我向金发大个儿跨近一步，他眼睛眨了一下。虽然他是个大块头，但应该很容易摆平。

“揍他，宝贝！”女孩在我背后冷酷地说，“我最爱看这些硬汉跪在地上求饶。”

我回头抛给她一个媚眼。那可是个错误。他可能暴怒了，但仍然能击中一面墙。我回头时，他揍了我一拳。那样挨揍很痛，他出手很重，打中了我的下颚底端。

我往旁边趔趄了一下，想要叉开腿站稳，结果被丝毯绊倒。鼻子碰在某处，而头撞在一个坚硬的家具上。

一时之间，我头昏脑涨，只见他红色的脸上一脸得意，对着我冷笑。我想我有些替他难过——即使在当时那种情况下。

黑暗围拢过来，我昏了过去。

4

等我醒过来，房间对面窗外的光线折射进我的眼里。我后脑勺很痛，伸手一摸，有些黏腻。我缓缓地移动，好像一只猫溜进了陌生的屋子，我直起上身，去拿沙发尾端矮几上的威士忌。奇迹是我竟然没有把酒瓶打翻。跌倒时我的头撞上椅子弯爪似的脚，它比小吉特的拳头更厉害。我可以感觉下巴有块地方疼，但还不足以写在日记本上。

我站起来，灌了一口威士忌，四处逡巡，没有什么好看的。房间内空无一人，充斥着沉默和上等香水的记忆——是那种几乎消失后才叫你想起的香水，好像树上最后一片叶子。头又痛了，我用手帕擦擦黏黏的地方，觉得不值得呼天抢地，又喝了一口酒。

我坐下来，把酒瓶放在膝上，听着某处传来的车辆声，出奇的遥远。这是很好的房间，韩翠丝小姐是个好女孩。她只是结识了一些不好的人，但谁又不是呢？我不应该批评这类小事，于是我又喝了一口。瓶子里的液体现在少了很多，酒喝上去非常顺口，甚至感觉不到它滑过喉咙，不像我喝过的有些东西，差点烧掉你半边的扁桃体。我又喝了些。头疼好些了，感觉还好，想来一段意大利歌剧《丑角》的开场曲。没错，她是个好女孩。如果她自己付房租，那么她应该混得不错。我喜欢她，她很正点。我又喝了一些她的威士忌。

酒瓶里还有一半酒，我轻轻地摇晃着，塞进风衣口袋里，随便扣上帽子，便离开了。我安全地抵达电梯，没有撞到走廊上的墙，飘然下楼，漫步走进大厅。

霍金斯，那个公寓保安，还是靠在柜台末端，瞪着阿里巴巴油罐。那个职员还是抚弄着他那撇小小的八字胡。我对他笑笑，他也对我笑笑，霍金斯也对我笑笑，我也报以微笑，每个人都很正点。

我走到前门，给门房两个铜板，飘下阶梯，沿着街道走到车子边。加州暮色迅速降临了，这是个美丽的夜晚。西天的金星像街灯一样明亮，像生活一样明亮，像韩翠丝小姐的眼睛一样明亮，像威士忌一样明亮。这可提醒了我，我把口袋里的酒瓶拿出来，谨慎地拍拍，拴紧软木塞，又收起来，回家以后还够喝上一回。

回家途中，我闯了五次红灯，不过好运与我同在，没有人阻挡我。我把车停在差不多是在公寓前面的地方，靠在差不多是在街边的某个位置。我搭乘电梯到住的那层楼，开门时有些困难，靠拿出酒瓶解解困意。然后才拿出钥匙开门，进了屋，找到电灯开关。在累倒之前，又吃了一点药。然后去厨房，拿一些冰块和汽水，调一杯真正的酒。

我觉得公寓里有股奇怪的味道——但一时想不出是什么——一种药味。我从来没有用过，出门前并没有。但是我心情太好，不想为这伤脑筋。我走向厨房，却只走到一半。

他们向我冲过来，几乎肩并肩，从壁床旁边的穿衣室走出来——两个人——两支枪。高个儿狞笑着，帽子压得很低，盖住额头。他有一张楔形脸，下半部分尖得像一个点，好像颠倒过来的方块A的顶点。他的眼睛又暗又湿，鼻子没有一点血色，好像白蜡做的。他的枪是一把柯尔特乌斯曼，枪管很长，前端磨掉了。这一切表明他很自以为是。

另一个混混长得有点像小狗，红发乱糟糟的，没戴帽子，水汪汪的眼睛空洞无物，蝙蝠一样的耳朵，小脚蹬着一双肮脏的白球鞋。手上的自动手枪对他来说好像太重了，但他好像很喜欢握着枪。他张着嘴，发出很大的喘息声，我原先闻到的味道正是他吐出的气息——薄荷味。

“举起手来，混蛋。”他说。

我把手举起来，没有其他的办法。

小个儿绕到一旁，从旁边向我靠近，轻蔑地说：“说，我们逃不掉的。”

“你们逃不掉的。”我说。

高个儿依旧满不在乎地笑着，鼻子依旧看起来像白蜡做的。小个儿对着我的地毯啐了一口。“哈！”他走近来，斜着眼，用大枪扫了一下我的下巴。

我闪了开来。平常在这种情况下，这是我不得不采取，而且喜欢采取的动作。但是这次我感觉有如神助，简直天下无敌，我整套拿下——连人带枪。我扼住小个儿的喉咙，用力把他拽倒，用肚子顶住他，一把扭翻他拿枪的小手，把枪击落到地上。太轻松了，除了他的口臭，一切都感觉太爽了。他的嘴里流出串串口水，咒骂着。

高个儿冷眼旁观，没有开枪，没有移动。我想他的眼神看起来有些焦虑，不过我正忙着，没法确定。我把小混球按倒在地，抓起他的枪。我错了，我应该拔自己的枪才对。

我把他推开，他滚到一张椅子边，倒下来，开始狂暴地踢椅子，高个儿大笑起来。

“那里面没有撞针。”他说。

“好，”我诚恳地告诉他，“我满肚子都是好威士忌，准备出门办事。别浪费我太多时间。你们想要什么？”

“里面还是没有撞针，”蜡鼻子说，“试试看。我从来不让弗瑞斯基携带上膛的枪，他太冲动。老兄，你刚才那一手真漂亮。我不得不夸你。”

弗瑞斯基坐在地板上，对着地毯又啐了一口，大笑起来。我端起大自动枪对着地板，扣了一下扳机，扳机硬硬的咔嚓一声，但感觉起来好像上了子弹似的。

“我们没有伤害你的意思，”蜡鼻子说，“这一趟不会，也许下趟吧！谁知道呢？也许你是个识相的家伙。别插手小吉特的事，懂吗？”

“不懂。”

“你不肯听话？”

“不听。谁是小吉特？”

蜡鼻子不开心了，他轻轻晃了一下长长的点二二。“老兄，你应该好好修补一下你的记忆力，同时修理一下你的门。太容易进来了，弗瑞斯基一口气就吹开了。”

“我知道。”我说。

“把枪给我。”弗瑞斯基咆哮道。他已经从地上站起来，但这次他冲向他的同伙，不是我。

“笨蛋，省省吧！”高个儿说，“我们只是传话，不要把他轰了，至少今天不要。”

“都是你说的！”弗瑞斯基怒吼说，想把蜡鼻子手上的点二二抢走。蜡鼻子不费吹灰之力就把他推到一边。这段插曲让我有时间把自动手枪换到左手，掏出我的鲁格。我把枪晃给蜡鼻子看，他点点头，但似乎并不在乎。

“他没有父母，”他悲伤地说，“我只好让他跟我到处跑，不要理他，除非他咬你。我们该走了，你记住，别插手小吉特的事。”

“你看到的是一把鲁格，”我说，“谁是小吉特？也许在你们走之前，我们可以请几个警察来坐坐？”

他疲惫地笑笑。“先生，我带这把小口径枪，是因为我百发百中。如果你认为能够拿下我，尽管来吧！”

“好吧！”我说，“你认识一个叫阿柏捷的家伙吗？”

“我见过一堆这种家伙，”他说着，又挤出一个疲惫的笑容，“也许认识，也许不认识。老兄，再会了，乖乖的啊。”

他慢慢走到门边，微微侧着身，这样可以随时盯着我，我也盯着他，以防万一谁先直接开枪，掂量开枪，或者看看喝了半肚子的好威士忌能否打中什么。我放他走，他看起来不像什么杀手，当然我也可能看错了。

趁我不注意，小个子又向我冲过来，伸出爪子抢走了我左手上的自动手枪，跳到门边，对着地毯又啐了一口，溜掉了。蜡鼻子跟在他背后——长长的尖脸，白白的鼻子，尖尖的下巴，疲惫的表情。我不会忘记他的。

他轻轻地关上门，我站在那里拿着枪发呆。我听到电梯上来又下去，然后停住。我仍然站在那里。马蒂不太可能雇两个那样的小丑来吓唬人。我想着这件事，但想不出所以然。我想起喝剩的半瓶威士忌，于是坐下来好好地享受了一番。

一个半小时后，我觉得好多了，但仍然想不出个所以然，只觉得很困。

电话铃把我吵醒了。我在椅子上睡着了，那是个很糟糕的错误，因为醒来时，头痛欲裂，两条毯子塞着我的嘴。不只脑后一个瘀伤，下巴还有一个瘀伤，两个都没有亚基马
[6] 苹果大，但是很痛。我觉得糟糕透顶，好像一条腿被截肢了。

我爬到电话边，趴在旁边的椅子上答话。对方的声音好像凝结着冰块。

“马洛先生吗？我是吉特先生。我们早上见过面。我想我恐怕对你太强硬了。”

“我自己也有些强硬。你儿子捶了我的下巴。我是说你的继子，还是你的养子——管他是什么。”

“他既是我的继子，也是我的养子。真的？”他听起来很感兴趣，“你在哪里见到他了？”

“韩翠丝小姐的公寓。”

“哦，原来如此。”冰块突然融化了，“很有趣。韩翠丝小姐怎么说呢？”

“她很喜欢，她很喜欢他捶我下巴。”

“原来如此。他为什么出手呢？”

“她把他藏起来，他听到我们的一些谈话，但不喜欢那些话。”

“原来如此。我想如果她肯合作的话，也许应该考虑——当然，不多——给她一些补偿。当然，我们得先得到保证才行。”

“价钱是五万。”

“恐怕不行——”

“别开我玩笑了，”我怒声说，“五万块钱，五万。我说给她五百块——只是开玩笑。”

“你好像用相当轻率的态度处理这整件事情，”他同样怒吼过来，“我不习惯那种事情，而且我也不喜欢。”

我打个呵欠，我才不管对方怎么说。“听着，吉特先生，你去打听看看，我是上好的人选，而且专心工作。这件案子有些不寻常的发展。例如两个枪手跑进我的公寓要挟我，叫我别接吉特的案子。我不懂为什么事情会变得这么凶险。”

“老天爷！”他似乎被吓到了，“我看你最好立刻来我家一趟，我们讨论一下。我会派车去接你。你能马上来吗？”

“可以，但我能自己开车。我——”

“千万不要。我会派车和司机过去。他名叫乔治，你绝对可以信任他。他应该二十分钟之后赶到。”

“好吧！这样我正好有时间吃晚餐，喝点酒。叫他把车停在肯漠街转角，面对富兰克林的方向。”说完，我就挂上电话。

我洗完澡——水忽冷忽热——穿上干净的衣服，感觉不那么狼狈了。我喝了两杯，这回改喝小杯的，穿上轻便的风衣，下楼到街上。

车子已经等在那里，就在半条街之外的街边上。它看起来崭新锃亮，好像新市场开张，两盏流线型的前灯，两盏琥珀色的雾灯挂在前面的挡泥板上，两盏侧灯跟普通的前灯一样大。我走到车旁停下，一个人从阴影中走出来，手腕一挥，潇洒地把香烟丢到背后。他高大、魁梧、黝黑，戴着一顶尖尖的帽子，穿着一件长款上衣，系着皮带，闪亮的绑腿和马裤镶边，好像俄国军官的制服。

“马洛先生？”他戴着手套的手指碰碰帽尖。

“我是。不用客气，别告诉我，这就是那个吉特老头的车子。”

“其中的一辆。”清凉的声音叫人心神一爽。

他打开后门，我上了车，陷入柔软的椅垫。乔治坐到方向盘前面，启动大轿车。车子离开街边，绕过角落，发出的声音像皮夹里的钞票摩擦一样微小。我们往西走，似乎随着车流前进，但是超过了所有车辆。车子穿过好莱坞的中心，一直往西，走下日落大道，沿着落日的光辉来到安静清凉的比弗利山，骑马专用道把大道分成两条。

越过比弗利山，沿着山脚向上盘旋，我们看见远方大学建筑的灯火，向北舞动，直到贝沙湾。车子开始滑下狭窄的长街，那里高墙耸立，没有人行道和大门。豪宅巨院的灯火慷慨地照亮为时尚早的夜晚。四下悄然，没有动静。除了轮胎轻轻地在混凝土上发出的呼噜声外，没有别的声音。我们又往左转，我看见一个牌子写着卡维罗道。上到半路，乔治猛打方向盘，想左转进入两扇十二尺高的铁花门。接着事情发生了。

就在铁门后面，一对灯突然闪烁起来，喇叭嘶鸣，引擎怒吼。一辆车对我们急速冲来。乔治手腕一挥，直起身子，把车煞住，摘下右手手套，一气呵成。

车子开过来，车灯摇摆。“该死的醉鬼。”乔治头也没回地咒骂着。

可能是醉鬼。开车的醉鬼会到各种地方去喝酒。可能是。我放低身子蹲在车上，从腋下掏出鲁格，伸手去抓门把。我把门打开一点，抓着车门，看着窗户外面。车灯打在我脸上，我闪开了，等光线过去，又抬起头。

那辆车急速停下。门砰然打开，一个人跳出来，挥着一把枪大叫。我听过这声音，知道是谁。

“举起手来，你们这些混蛋！”弗瑞斯基对我尖叫。

乔治把左手放在方向盘上。我把车门再推开一些。街上的小个儿上蹿下跳，大呼小叫。他跳出来的那辆黑色小车除了引擎转动，没有别的声音。

“打劫！”弗瑞斯基吆喝着，“滚出来，站成一排，狗娘养的！”

我把门踢开，正要出去，鲁格就握在身旁。

“你们自找的！”小个儿大叫。

我猫下身——情况万分危急。他手上的枪吐火了，一定有人在里面放了撞针。我头后面的玻璃被击得粉碎。我眼角的余光看见——其实当时不应该会有任何余光的，乔治做了一个像涟漪一样优雅的动作，我举起鲁格，开始扣紧扳机，但身旁却响起一声枪响——是乔治开的枪。

我没有开枪，现在不需要了。

黑色轿车冲向前，暴怒地开下山去，狂吼着消失在远处。人行道中间的小个儿还在墙壁反射的光线下荒诞地抽搐着。

他的脸上有种黑暗的东西在蔓延。他的枪沿着混凝土弹跳着。他的一双短腿交叉，一头栽到路旁，接着，突然不动了。

乔治说：“哈！”闻闻左轮的枪口。

“漂亮的枪法。”我走出车子，站在那儿看着小个儿——缩成一团，什么也不是了。在耀眼的车灯下，他那肮脏的白球鞋发出一点微光。

乔治走出来站在我旁边。“兄弟，为什么认为是我开的枪？”

“我没开枪。我刚才看见你从背后拔枪，很漂亮，比蜜糖还甜美。”

“谢了，老兄。他们一定是来找杰罗先生的。我通常在这个时间从俱乐部载他回家，一身酒臭外加输了的赌债。”

我们走到小个儿跟前，低头看着他，没有什么可看的。他只是一个个头小小的人，死了，脸部中弹，满脸鲜血。

“把那些该死的灯关掉，”我怒吼说，“赶快离开这里吧！”

“房子就在对面。”乔治不在乎的口气好像他刚刚射杀的不是一个人，而是老虎机里的铜板。

“吉特父子跟这件事无关，如果你喜欢你的工作，应该知道这一点。咱们回我的公寓吧，重新开始。”

“懂了。”他不悦地说，跳回大轿车里，把雾灯和侧灯关掉。我坐到他旁边的副驾驶座上。

我们直接开出去，往山丘顶上爬。到了坡顶，我回头看破掉的窗子。车子最后面的地方有一扇小窗，没有防震，一大块玻璃不见了。他们如果找到能够与此吻合的玻璃的话，可以拿来当作证据。我想这不要紧，但也说不定。

在山丘顶上，一辆大轿车从我们旁边经过，向山下行驶。车里面的灯亮着，好像橱窗陈列似的，一对老夫妇直挺挺地坐着，仿佛在接受皇家敬礼。男人穿着晚宴服，戴着白色领巾和折叠帽。女人满身皮草，珠光宝气。

乔治满不在乎地经过他们，加大油门，快速右转进入一条黑暗的街道。他慢条斯理地说：“那对赴宴的夫妇会吓得灵魂出窍，打赌他们不敢报警。”

“是啊！我们回家去喝一杯吧。我从来都不喜欢杀人这档子事。”

5

我们坐着——杯子里有些韩翠丝小姐的威士忌——看着杯子后面的对方。乔治脱下帽子，相貌看来还不错，他的头上簇生着深褐色的头发，如同波浪一般，牙齿雪白洁净。他小口地啜着酒，同时叼着香烟。明亮的黑眼睛透出冷静的神采。

“耶鲁？”

“达特茅斯，如果这跟你相干的话。”

“什么事都跟我相干。当下，大学教育值些什么？”

“三餐好饭和一套制服。”他慢吞吞地说。

“小吉特是什么样的人呢？”

“金发大个儿，高尔夫球打得很好，觉得自己在女人面前很吃得开，喝酒喝得很凶，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呕吐在地毯上过。”

“老吉特又是什么样的人呢？”

“他可能给你一毛钱——如果他没有五分的话。”

“啧啧啧，你说的可是你的老板。”

乔治笑笑。“他小气得很，帽子捂得紧紧的，脱帽子的时候，头简直都会吱吱叫。我总是冒险，可能这就是为什么我只是别人的司机。好酒。”

我又调了一杯，用光了瓶子里的酒。我重新坐下来。

“你认为那两个枪手是藏起来要杀杰罗先生的？”

“可不是吗？我通常那个时候开车送他回家，不过今天没有。他宿醉厉害，很晚才出门。你是侦探，应该知道怎么回事，不是吗？”

“谁告诉你我是侦探？”

“除了侦探，没有人他妈的会问这么多的问题。”

我摇摇头，“嗯哼。我才问了你六个问题。你的老板十分信任你，他一定告诉你了。”

黝黑的汉子点点头，微微一笑，啜着酒。“整个圈套很明显，”他说，“等车子开始转弯开进车道时，这些家伙就动手。不过我想他们没想要杀人，只是吓唬人而已，只是那小个儿是混蛋。”

我看着乔治眉毛。这整齐的黑色眉毛，闪着一丝光泽，好像马鬃。

“马蒂·艾斯特似乎不会找这样的助手。”

“当然，不过也许正是因为大家都这样以为，他才故意找这种帮手的。”

“你很聪明，我们也许合得来。但是杀了那个小混混把事情弄糟了，你要怎么办呢？”

“不怎么办。”

“好吧！如果他们找上你，发现你的枪和这件事有关联，如果到时你还有那把枪的话——你可能不会有了——我想可以说成企图持枪抢劫。只是有一点。”

“哪一点？”乔治喝完第二杯，把杯子放在一边，又点燃一支香烟，微笑着。

“在前座很难看清车辆——尤其在晚上，虽然亮那么多车灯，但可能只是个访客呢！”

他耸耸肩，点点头。“但如果只是恐吓，效果也一样。因为整个家里很快会传开，老头会猜测这伙人是哪些路子——还有为什么。”

“去你的，你真的很聪明。”我敬佩地说，接着电话铃响起来。

是个英国管家的声音，发音非常简洁地道，问我是否就是菲利普·马洛先生，吉特先生要和我说话。他立刻接过话筒，声音夹着厚厚的冰霜。

“我不得不说你可真是不慌不忙地接受命令啊！”他吼着，“还是我的那个司机没有——”

“有啊，他来了，吉特先生”我说，“但我们碰上一些小麻烦。让乔治告诉你好了。”

“年轻人，我要你办事情的时候——”

“听好，吉特先生，我今天够辛苦了。你的儿子喂了我的下巴一拳，我跌倒撞破了头。等我挣扎回到家，半死不活时，又被两个凶巴巴的混混拿着家伙要挟，让我不要再管吉特的事。我尽了力，但我觉得有点虚弱，所以别吓我。”

“年轻人——”

“听着，”我诚恳地告诉他，“如果你要照自己的方法打这场球，就自己带球上篮吧！雇个接受命令的阿三，你还可以省下很多钱呢！我必须用我的方法做事。今天晚上，有条子来找你吗？”

“条子？”他酸不溜丢的声音回响着，“你是说警察？”

“一点没错——我是指警察。”

“我为什么会看见警察？”他几乎吼了出来。

“半个小时之前，你的大门前有一具死尸。死人，懂吗？个头很小。如果你看了心烦，可以把他扫起来放进畚箕里。”

“我的天！你说的是真的？”

“是。还有——他向我和乔治开了一枪。他认出了那辆车，一定是要整你儿子，吉特先生。”

一阵带刺的沉默。“我想你说的是一个死人，”吉特先生的声音冰冷，“现在你却说他对你开枪。”

“那是他还没有死的时候。乔治会说给你听的。乔治——”

“你立刻给我过来！”他透过话筒对我吼道，“立刻，听到没？马上！”

“乔治会说给你听的。”我轻轻地说，然后挂上电话。

乔治冷冷地看着我，站起来，戴上帽子。“好吧！老兄。”他说，“也许有一天我会找些轻松的差事给你做做。”他往门口走去。

“一定得照我的方式，就看他了。他自己做决定吧！”

“疯子，”乔治回过头来，“省点力气吧！大侦探。你对我说什么都只是响错地方的噪音罢了。”

他打开门，走出去，关上门。我呆坐在那里，握着电话，嘴巴张得老大，里面除了舌头和不好的滋味，什么也没有。

我走到厨房，摇摇威士忌酒瓶，还是空的。我开了一瓶黑麦酒，吞了一口，是酸的。不知什么事情困扰着我。我有种感觉，在我办完这差事之前，它还会继续困扰我，而且越发厉害。

他们一定和乔治只有一步之差。电梯下去停止后，几乎同时又往上升。沉重的脚步声沿着走廊越来越近。一个拳头击打在门上。我走过去，打开门。

一个穿着褐色衣服，一个穿蓝色，块头都很大，很强壮，令人厌烦。

穿褐色衣服的用满是雀斑的手把帽子往后一推，说：“菲利普·马洛？”

“我就是。”

他们结结实实地押着我走回房间，穿蓝衣服的关上门。穿褐色衣服的掏出警徽，让我看了一眼镀金和珐琅的光芒。

“芬莱森，刑事警官，总局刑事组。这位是西伯德，我的搭档。我们是来办正事的，不开玩笑，听说你的枪法不赖。”

西伯德脱掉帽子，用手掌拍拍灰白的头发，悄无声息地走向厨房。

芬莱森坐在椅子边缘，用像冰块一样方正，像芥末一样焦黄的拇指指甲弹弹下巴。他比西伯德老些，但没有他帅，一脸猥琐，一个没有过多大出息的老警察的表情。

我坐下来，说：“枪法不赖，什么意思？”

“我是说杀人啰！”

我点了一根香烟。西伯德走出厨房，走到壁床后面的更衣室。

“我们知道你是有执照的私家侦探。”芬莱森低沉地说。

“没错。”

“拿来。”他伸出手。我把皮夹给他。他仔细翻了一遍，还给我，“有枪吗？”

我点点头。他伸出手要枪。西伯德从更衣室走出来。芬莱森嗅一嗅鲁格，打开弹匣，清除枪栓，拿着枪好让光线透进弹匣入口，照到枪把里面的枪栓尾。他看看枪管，眨眨眼。又把枪交给西伯德，后者重新演练了一遍同样的动作。

“不会吧，”西伯德说，“枪膛干净，但又不是那么干净。一个小时之内没有清理过，有一些灰尘。”

“没错。”

芬莱森把掉在地毯上的子弹捡起，塞进弹匣，把弹匣合起归位，然后把枪交还给我。我放回腋下。

“今天晚上出去过吗？”他简洁地问。

“别太抬举我，我只是个小人物。”

“机灵的家伙。”西伯德冷冷地说。他又拍拍头发，拉开一个书桌的抽屉，“有趣的事件，专栏的好题材。我喜欢——用我的警棍侍候。”

芬莱森叹了口气。“晚上出去过吗？大侦探。”

“当然有，整晚进进出出。怎么了？”

他无视我的问题。“去过哪里？”

“吃晚饭，见客户什么的。”

“在哪儿？”

“老兄，很抱歉，每个行业都有秘密。”

“还有客人哩！”西伯德拿起乔治的杯子，闻了一下，“最近的——一个小时之内的事。”

“你还没那么聪明。”我讽刺他说。

“坐着大凯迪拉克兜风？”芬莱森纠缠不休，深吸一口气，“往洛杉矶西边方向？”

“坐着克莱斯勒——往葡萄树街方向。”

“也许我们最好带他去局里。”西伯德看着指甲说。

“也许你最好省省力气，少来吓唬不良少年的那一套，告诉我你肚子里在想什么。我和条子相处得很好——除了他们以为法律只是为了保护广大市民的时候。”

芬莱森打量着我。我所说的话到目前为止没对他起任何作用，西伯德说的话也没有打动他。他抱定一个主意，就像生病的小孩那样紧抓不放。

“你认识一个叫弗瑞斯基·拉文的鼠辈吗？”他叹息说，“从前是照顾场子的，后来觉得可以另谋发展，已经干了有十二年吧。拿着一把枪，头脑简单。可是今天晚上大概七点半左右，他再也不会胡闹了。一身冰冷——脑袋里装了颗子弹。”

“从没听说过他。”

“你今天晚上干掉什么人了吗？”

“我得查查记事本。”

西伯德礼貌地倾了倾身，问道：“你介意脸上来一下吗？”

芬莱森迅速伸出一只手，“西伯德，行了，行了。听着，马洛。也许我们这次弄错了。我们说的不是谋杀，可能还是正当防卫。这个叫弗瑞斯基的家伙今天晚上在贝尔区的卡维罗道被打死了，就在大街中央。没有人看见或听见什么。所以我们想了解一下。”

“好啊，”我大声说，“但是关我什么事？叫那个调音师别碰我的头发。他的西装不错，指甲也很干净，可是他这身皮逼得太近。”

“去你的！”西伯德说。

“我们接到了奇怪的电话，”芬莱森说，“你就是这样被卷进来的。我们不是捕风捉影，我们要的是一把点四五，他们还不确定是什么牌子。”

“他很聪明，早就把枪丢到李维酒吧的台子下了。”西伯德嘲讽地说。

“我从来就不用点四五，”我说，“一个需要那么大的枪的人应该用铁锹才对。”

芬莱森对我蹙着眉，掰着大拇指，然后深吸一口气，忽然仁慈地对着我说：“当然了，我只是个笨警察，谁都可以在我跟前捣鬼，我甚至不会注意到。我们都少说废话，谈点正经的吧！

“一通匿名电话打到西洛杉矶警察局，结果我们发现这个弗瑞斯基死了，死在一个名叫吉特的人的大房子前。这个吉特拥有成串的投资公司，不会用像弗瑞斯基这种人当擦脚布，所以没什么可调查的。他的用人什么也没听到，那条街上的其他四家用人也什么都没听到。弗瑞斯基躺在街上，有人开车碾过他的脚，可是杀死他的是射中脸部的一颗点四五子弹。西洛杉矶警局还没开始行动，就有人打电话给总局，告诉刑事组如果想知道谁杀了弗瑞斯基·拉文，问问干私家侦探的菲利普·马洛，还说了你的住址什么的，然后很快挂了电话。

“好，组里给了我这件差事，我根本不认识弗瑞斯基是哪号人物。但我问了档案组，他们果然找到了他的资料。当时我正在看西洛杉矶来的报告，发现描述好像很接近，所以就凑在一起：果然是同一个人。刑事组组长派我们来这里，所以我们就来了。”

“所以你们就来了，”我说，“要喝一杯吗？”

“喝了酒，我们可以搜一下你的窝吗？”

“当然可以。这是个好线索——我指的是那通电话——如果你们花上六个月追查的话。”

“我们已经想过，”芬莱森怒气冲冲地说，“可能有一百个人会杀掉这个小瘪三，两三个可能想把事情赖在你头上，认为这么做很聪明，就是这两三个才引起我们的兴趣。”

我摇摇头。

“想不起什么？嗯？”

“只是说俏皮话在行啊。”西伯德说。

芬莱森双脚重重一跺站起来。“嗯，我们得四下看看。”

“也许我们应该带张搜查状来。”西伯德说，舌尖轻触了一下上唇。

“我不需要跟这家伙过招，对吗？”我问芬莱森，“我是说，如果我不在他的射程之内，不发脾气，就没事，对吗？”

芬莱森看着天花板，冷淡地说：“他老婆前天离开了他，我们都说他只是在找出气筒。”

西伯德脸色变白了，粗鲁地扭着指关节，然后突然干笑两声，站了起来。

他们开始动手。前后花了十分钟，开关抽屉，搜查橱架背后，椅子下面，放下床，窥探冰箱。垃圾桶可让他们倒尽了胃口。

做完工，两人回来又坐下。“真是疯了，”芬莱森疲倦地说，“也许哪个小子在电话簿上挑中你的名字，什么可能都有。”

“我去拿酒。”

“我不喝酒。”西伯德咬着牙说。

芬莱森双手叉在肚皮上。“小子，那也不意味着好酒就会被倒进花盆。”

我拿了三杯酒，两杯放在芬莱森旁边。他一口气喝了半杯，盯着天花板。“我还有一件凶杀案，”他思忖地说，“你们的同行，马洛，住在日落大道的胖子，叫阿柏捷，听过吗？”

“我听说他是辨认字迹的专家。”我说。

“这是该警方管的事。”西伯德冷冷地告诉他的搭档。

“是啊！警方的事，已经上了早报。这个阿柏捷被人用一把点二二射了三次，枪靶似的。你还认识什么这样的狂徒吗？”

我紧紧握着杯子，慢慢吞了一大口。我从没认为蜡鼻子看起来有多危险，可是这种事也说不准。

“认识，”我缓缓地说，“一个叫泰西罗
[7] 的杀手，不过他人现在关在佛森，用的枪是柯尔特乌斯曼。”

芬莱森喝完第一杯，又一口气喝完第二杯，立刻站了起来，西伯德也站起来，仍然火气很大。

芬莱森打开门。“走吧！西伯德。”他们出了房间。

我听到他们的脚步声走下长廊，电梯再次哐啷哐啷响起。街上一辆车发动引擎，嘶吼着驶进黑夜里。

“那种小丑不会杀人的。”我大声说。但事实上，好像他们还是会杀人。

我等了十五分钟才又出门。等候时，电话响了，可是我没有接。

我开往米兰诺，绕了很多圈子，确定没有人跟踪我。

6

大厅半点儿没变。我慢步晃到柜台，蓝地毯依然搔着我的脚踝，同一个苍白脸的职员正拿钥匙给两个身着粗花呢的马脸女人。他看见我，又把重心放在左脚上，柜台尾端的门立刻弹开，弹出好色的胖子霍金斯，嘴上叼着的好像仍是同一支雪茄。

他摇晃过来，这回送我一个温馨的大笑脸。他抓住我的手臂，咯咯笑说：“正是我想要见的人。我们上楼去一下。”

“什么要紧事？”

“要紧？”他的脸笑开了花，好像双车车库的门，“没什么要紧的，这边请。”

他把我推进电梯，说“八楼”，声音甜腻愉快。我们往上升，出了电梯，沿着走廊向前滑行。霍金斯的手强而有力，而且知道该抓胳膊的哪个部位。我兴致很高，所以听任他摆布。他按了韩翠丝小姐门边的电铃，里面的大钟响了，门开了。我看见一个面无表情的小丑戴着牛仔帽，穿着晚宴服。他右手放在外套口袋里，帽子下面一双带疤的眉毛，眉毛下面眼睛的表情和瓦斯筒上的盖子一样丰富。

那张嘴动了一下，只够发出“喔？”的音节。

“老板的客人。”霍金斯殷勤地说。

“哪个公司？”

“让我来，”我说，“贪心的苹果股份有限公司。”

“呃？”那对眉毛左右摆动了一下，然后下巴突出来，“这是开哪门子的玩笑。”

“等等，各位——”霍金斯开口了。

牛仔帽后面响起的声音打断了他，“毕夫，怎么回事？”

“他泡在汤里。”
[8] 我说。

“你，这混蛋——”

“等等，各位——”霍金斯跟刚才一样。

“没什么要紧的，”毕夫把声音抛到肩后，好像丢了根绳子，“旅馆探子带了一个人上来，说是客人。”

“毕夫，让客人进来。”我喜欢这个声音，平滑安静，似乎你甚至可以拿一把三十磅的铁锤和冰冷的凿子把名字刻进去。

“抬高你的狗腿。”毕夫说着站到一边去。

我们走进去，我先，霍金斯殿后，然后毕夫像扇门一样谨慎地跟在后面。我们挨得很近，看起来一定像一个三层三明治。

韩翠丝小姐不在房里。火炉上的木头几乎停止了闷燃。空气里还残留着檀香味，混合着香烟味。

一个人站在长沙发尾端，两只手插在蓝驼毛料大衣口袋里，衣领翻得老高，挨到一顶黑宽边帽。一条围巾松松地披在大衣上。他静立不动，嘴里的香烟冒着烟雾。他很高，黑发，优雅，危险。他不吭一声。

霍金斯挨过去。“艾斯特先生，我跟你提的就是这家伙，”胖子咕噜咕噜，嘴角吐泡，“今天早些时候来过，说是从你那边来的，差点唬了我。”

“给他十块，毕夫。”

牛仔帽不知从哪里伸出左手，掏出一张钞票，塞给霍金斯。霍金斯拿了钱，脸红起来。

“这其实没有必要，艾斯特先生。不过还是谢谢了。”

“滚！”

“呃？”霍金斯一脸错愕。

“你听到了，”毕夫蛮横地说，“要你抬起肥屁股滚到外面去，哼！”

霍金斯强自镇定。“我必须保护房客。你们各位应该了解，这是我分内的事。”

“得了，快滚！”艾斯特嘴一动不动地说。

霍金斯转过身，迅速地蹑手蹑脚出去，轻轻阖上了门。毕夫回头看了一眼，然后走到我后面。

“看他有没有枪，毕夫。”

于是牛仔帽对我进行了搜身，他拿走鲁格，走到一边。艾斯特不在乎地看看鲁格，然后看着我，他的眼底写着漠然厌恶的表情。

“菲利普·马洛？私家侦探。”

“所以呢？”我说。

“某人的脸要被某人推到某人的地板上。”毕夫冷冷地说。

“喔，留下你的废话去煮汤吧！”我告诉他，“今天晚上，我受够了一堆耍狠的莽汉。我说‘所以呢’，就是‘所以呢’。”

艾斯特看起来和善愉快。“去去，把衣服穿好。我来照顾朋友，好吧？你知道我是谁了。好，我知道你对韩翠丝小姐说了什么，而且我知道些关于你的事，你却不知道这点。”

“很好，”我说，“这个肥猪霍金斯下午收了我十块钱，让我上来这里——明明知道我是谁——刚刚又收了你的十块钱，把我推入火坑。把枪还我，然后告诉我为什么我的事成了你的事。”

“理由很多。第一，哈丽叶不在家。我们都为了同一件事在等她，可是我不能再等了，得去俱乐部上班。你这次来是追查什么？”

“找吉特家的少爷。今晚有人对他的车开枪。从此以后，他需要有人跟在他背后。”

“你以为我会玩那种游戏？”艾斯特冷冷地问我。

我走到一个橱柜，打开，找到一瓶威士忌。我把瓶盖扭开，从矮几上拿起一只杯子，倒了些出来，尝了尝，味道不错。

我四处张望着找冰块，可是没看到，因为它们早就在冰筒里融化了。

“我在问你问题。”艾斯特严肃地说。

“我听到了。我正在想。答案是——我自己也想不到——不会。不过事情发生了，我亲眼看见，我人就在车子里——不是吉特少爷。他老爸派人接我去他家讨论大事。”

“什么大事？”

我露出惊讶的样子，“你手里握着吉特小子五万块的纸头。如果他出事，你可就难看了。”

“我可不会这么想。因为这样我的钱就泡汤了。那老头不肯付——保证不肯。但我可以等个两年，从那小子身上收回来。他二十八岁的时候就可以从基金里领出属于自己的那部分，现在他一个月领一千块钱，什么也挤不出来，所有的钱都还在基金里。懂吗？”

“所以你不会做掉他，”我说着，喝了一口威士忌，“但你可能想吓吓他啊！”

艾斯特皱起眉头，把香烟丢到烟灰缸里，看着烟雾缭绕，然后又捡起来捻熄，摇摇头。

“如果你要当他的保镖，几乎是帮我的大忙，不是吗？简直就是。干我这行的，没有能耐照管每件事情。他已经成年，他爱跟谁跑是他的事。例如，女人。好女孩为什么就不能从五百万里分一杯羹呢？”

我说：“这主意好极了。那现在告诉我，有什么是你知道，我却不知道你知道的事？”

他微微一笑。

“你等着要告诉韩翠丝小姐什么事——出了什么事？”

他又微微一笑。

“听着，马洛，玩游戏有很多种方式。我只要坐收抽头就赢了，为什么要耍狠呢？”

我拿着一根新的香烟在手指上滚动着，试图用两根手指夹着香烟绕着玻璃杯转，“谁说你狠来着？我总是听说你的好话。”

艾斯特点点头，看起来有些开心。“我有消息来源，”他安静地说，“当我投资五万块在一个小子身上的时候，我当然会调查一下他的事。吉特雇了一个叫阿柏捷的家伙做事。阿柏捷今天在办公室里被杀了——一把点二二干的。那可能和吉特的事情毫无关联，但有人跟踪你到过那里，你没告诉警察。这下我们可以做朋友了吗？”

我舔舔玻璃杯缘，点点头。“好像可以。”

“从现在开始别再骚扰哈丽叶，行吗？”

“好。”

“所以现在我们彼此认识了？”

“嗯。”

“好，我要上路了。毕夫，把枪还给人家。”

牛仔帽走过来，把枪摔在我手上，力气大得可以砸烂一根骨头。

“待一会儿？”艾斯特问，走向门口。

“我想多留一会儿，等霍金斯上来再向我揩十块钱。”

艾斯特笑笑。毕夫木然地走到他前面，打开门。艾斯特出去了，门关上，房间一片沉寂。我嗅一嗅消失的檀木香水味，一动不动，四处张望。

有人疯了，我是疯子，每个人都是疯子。没有一件事合情合理，没有一件事有价值。按照马蒂自己说的，他没有谋杀任何人的合理动机，因为这样一定会杀了他下金鸡蛋的母鸡。即使他有杀人动机，蜡鼻子和弗瑞斯基看来也不会是他挑选来干活儿的人。我和警察交恶，花掉二十元零花钱里的十块钱，可还是没找到一根杠杆可以撬动雪茄柜台上的一毛铜板。

我喝完酒，放下杯子，在房间里走来走去，抽着第三根香烟，看看我的表，耸耸肩，心情很糟糕。套房里的门都关着。我走到其中一扇前，心想那个下午小吉特一定是从那里溜出来的。打开门后，我看到里面的卧房是象牙和粉玫瑰颜色，一张很大的双人床没有脚垫，盖着缇花布。化妆用品放在连壁的化妆台上，在灯光下闪闪发光。灯亮着，床边的桌子上有一盏小灯，也亮着。化妆台旁边的一扇门后面露出清凉的绿色的浴室瓷砖。

我走过去，看看里面，是镀铬框的玻璃冲澡间。架上挂着绣着名字的浴巾，浴缸下面有一个玻璃架子摆着香水和浴盐，东西都很美观精致。韩翠丝小姐混得很不错，我希望她是自己付房租，虽然谁出钱对我来说没有什么区别，可是我喜欢那样。

我走回客厅，停在门口，回头再愉快地看一眼，忽然注意到我早在踏进房间时就该注意到的东西。我闻到空气中一丝尖锐的火药味，还未完全消散。然后我又注意到别的东西。

床被移动过，床头卡着一扇没有完全关紧的衣橱门。床顶着门，不让门打开。我走过去，试图找出这扇门关不上的原因。我缓缓地走过去，走到一半，才发现自己手里还握着枪。

我斜靠在衣橱门上，门没有移动。更用力些，还是没有移动。我靠着门，用脚把床推开，慢慢地挪出一点空间。

一股很重的力量压向我。在事情可能发生之前，我往后退了一英尺左右。接着事情突然发生了。他出来了——侧着身子，像是要滚出来。我用力顶着门，同时稍微扶他一下，看了看他。

他块头还是很大，头发仍是金黄，仍然穿着粗纹休闲衣，戴着丝巾，穿着开领衬衫。可是他的脸不再红润。

我又挪了一步，他从门后滚下来，好像游泳的人在波涛里翻转一下，摔在地板上，躺在那里，背部着地，依然看着我。床边的灯照亮他的头。粗纹外套上有烧焦粘湿的污渍——大概是心脏的地方。所以他还是拿不到那五百万了。没有人拿得到一分钱，艾斯特也拿不到他的五万块，因为年轻的杰罗先生下了地府。

我察看他待过的衣橱，现在橱门大开。里面的架子上都是衣服，女人的衣服，上好的衣服。他被塞在衣服后面，可能是双手高举，胸前顶着一把枪，然后被枪杀的。不管是谁干的，那人不是手脚不够快就是力气不够大，无法把门完全关上。或者吓坏了，然后把床拉过来顶住，匆忙离开了。

地板上有样东西发亮，我捡了起来，是一把小型自动手枪，点二五口径，女人放在皮包里的枪。枪托雕着美丽的纹饰，镶着白银和象牙。我把枪放进口袋里。这又是一桩奇怪的事。

我没碰他，他却和阿柏捷一样丢了性命，而且看起来死得更惨。我没有关门，屏息凝神，很快穿过房间，走回客厅，关上卧室门，然后擦抹门把手。

门锁处响起钥匙开门的声音。霍金斯又回来了，看看我为什么逗留。他用通用钥匙进来的。

他走进来时，我正在倒酒。

他走到房间中央，双脚站定，冷冷地打量我。

“我看见艾斯特和他的人走掉了，没看到你离开，所以上来瞧瞧。我必须——”

“必须保护客人。”我接口说。

“没错，我必须保护客人。你不能待在这里，老兄——房子的女主人不在家。”

“可是艾斯特和他的驴子可以。”

他靠近一些，眼睛散发出凶狠的光芒。他可能早就如此，只是我现在才注意到。

“你不想拿这件事大做文章吧？”他问我。

“不想。每个人都有缺点。喝一杯吧！”

“那不是你的酒。”

“韩翠丝小姐给了我一瓶，我们是老交情，艾斯特和我也是老交情，每个人都是老交情，你不想套老交情吗？”

“你不是在耍我吧？”

“喝杯酒，一笔勾销。”

我找了一只杯子，替他倒酒。他接过去。

“如果有人闻出来，就说是工作需要。”他说。

“嗯哼。”

他缓缓地喝了一口，在舌头上咂了一咂。“好酒。”

“不会是第一次品尝吧？”

他又开始凶狠起来，不过马上又放松下来，“去你的，我看你只是爱说笑。”他喝完酒，把杯子放下，拿出一条很皱的大手帕拍拍嘴，叹了口气。

“好了，”他说，“我们该走了。”

“没问题。我想她一时半会儿不会回来。你看见他们出去的？”

“她和男朋友。没错，很长时间了。”

我点点头。我们走向门口，霍金斯看着我走出去，看着我下楼，看着我离开他的地盘，但是他没看到韩翠丝小姐卧房里有什么。我猜他会再回去。如果他回去了，那瓶威士忌大概会让他什么也发现不了。

我坐进车，开回家——回去打电话给安娜·哈西。现在没有案子了——对我们来说。这次我把车子好好地停在街边，感觉却并不轻松。我乘电梯上楼，开了门，打开灯。

蜡鼻子坐在我最好的一把椅子上，指间夹着一根手卷的褐色香烟，没有点着，瘦骨嶙峋的膝盖交叉着，长筒的乌斯曼稳稳地放在腿上。他微笑着，不过并不是我见过最美的微笑。

“嗨，老兄，”他慢吞吞地说，“你的门还是没修好，关不紧，哼？”他的声音尽管慢吞吞，却可以致命。

我关上门，站在那儿看着房间那头的他。

“是你杀了我的搭档。”他说。

他缓缓地站起来，慢慢走过来，把点二二靠在我的喉咙上。他微笑着，薄薄的嘴唇尽管在笑，却好像白蜡鼻子一样毫无表情。他一声不响地伸手进我的大衣，拿出鲁格。我看从此以后，还是把这支枪留在家里算了。城里的每个人好像都有本事从我手里把它拿走。

他又往后退到房间那头，坐在原先那把椅子上。

“放松，”他的声音几近温柔，“朋友，坐下来。别乱动，千万别动。你和我都在起跑线上，时钟滴答响，我们随时准备开跑。”

我坐下来，盯着他。怪鸟一只。我润润干裂的嘴唇。“你说他的枪没有撞针。”我说。

“是啊！他骗了我，这个小瘪三。我还告诉你别管吉特小子的事。现在他死透了。我想弗瑞斯基疯了，不是吗？竟然为个傻瓜操心，带着他到处跑江湖，结果还是让他被人给干掉了。”他叹了口气，简单的补充道，“他是我弟弟。”

“我没杀他。”我说。

他的笑容更加灿烂。他一直在笑，嘴角也越陷越深。

“是吗？”

他把鲁格的保险扳开，谨慎地放在椅子右边的扶手上，手伸进口袋，拿出来的东西叫我手脚发冷。

那是一根金属管，黑黑的，看起来很粗糙，大约四英寸长，上面钻了很多小洞。他举起左手的乌斯曼，开始漫不经心地把金属管装到枪口上。

“消音器，”他说，“我猜你们这些聪明鬼认为这是唬人的，这一支可不唬人——连发三枪都可以。我很清楚，因为是我自己做的。”

我又舔舔嘴唇，说：“我看只能发一枪，然后就会卡住。这支看起来像铸铁，可能还会打烂你的手。”

他笑了笑，依然是白蜡般的微笑，缓缓地、满怀怜爱地把消音器装上，很用力地最后一转，然后又悠闲地坐回去。“这个宝贝不会，装了钢绒，可以射三发，就像我说的。然后你得重新装上，这玩意没有足够的后劲卡住枪。你感觉不错吧？我希望你感觉很好。”

“我觉得好极了，你这狗娘养的虐待狂。”

“等一下，我要你躺在床上，你不会有感觉的。我对杀人有些挑剔。我想弗瑞斯基没感觉到痛苦。你干得很利落。”

“你没看清楚，”我冷笑着说，“是那个司机拿史密斯&威森点四五干掉他的。我的枪都没开火。”

“嗯哼。”

“好，你不相信我。你为什么杀死阿柏捷？你杀他的时候，手法可一点都不挑剔。他就在办公桌前面被杀，一支点二二，连开三枪，他倒在地上。”

他把枪举起来，但是笑容依然，说：“你有种。这个阿柏捷是谁？”

我说给他听。我慢慢地、认真地说给他听，巨细靡遗。我说了很多，他看起来似乎有些焦虑。目光对着我闪烁，然后移开，又移回来，蠢蠢不安，好像蜂鸟。

“我不认识什么叫阿柏捷的人，老兄，”他缓缓地说，“没听过这号人物，而且我今天没射杀什么胖子。”

“你杀了他。你还杀了小吉特，在米兰诺一个女孩的公寓里。他死了，现在就躺在那里。你替马蒂·艾斯特工作。杀了那个人会让他后悔至极。动手吧！试试你那三枪连环炮。”

他的脸僵住了，笑容终于退去，现在整张脸都像白蜡。他张大嘴呼吸，不停地发出焦虑不安的呻吟。我可以看出他前额的汗珠微微发光，也可以感觉到从我的身体流出的冷汗。

蜡鼻子非常轻柔地说：“朋友，我没有杀人，一个也没有。我不是被雇来杀人的。在弗瑞斯基吃那颗子弹之前，我想都没想过。这是实话。”

我忍住不去看那把乌斯曼尾端的金属管。

他的眼底闪起一丝火苗，小小的，微弱的，迷茫的火苗。火苗好像越烧越大，越来越清晰。他低头看着两脚之间的地板。我转头看看电灯开关，开关太远。他又抬起头，缓慢地拧下消音器，放在手里，丢进口袋，站起来，握着两把枪，一只手一把。然后他又想到什么，重新坐下来，很快把鲁格内的子弹都掏出来，连枪一起统统丢到地上。

他轻轻穿过房间朝我走来。“我想今天是你的幸运日。”他说，“我得去一个地方，看一个人。”

“我一直都知道今天是我的幸运日，我感觉良好。”

他敏捷地绕过我身边，走到门口，打开一英尺宽的缝，正要从这个窄缝钻出去，这时脸上又堆起了笑容。

“我得去看一个人。”他非常轻声地说，舌头沿着嘴唇舔了一圈。

“现在还不行！”我说着跳了起来。

他握枪的手就在门边，可以说几乎伸出门外了。我用力把门推上，他没来得及把手缩回来，他出不去了。我把他卡在门口，使尽吃奶的力气。这真是疯狂的举动。他饶了我，我只要乖乖站着，让他走人就好。但我也有人要见——我要第一个见到他。

蜡鼻子斜眼瞪了我一眼，咕噜了一声，用扳在门外的手拼命撑开门。我挪开一步，用尽力气打中他的下巴。这样就够他受的了。他身子一软，我又打了他一拳，他的头撞在木头上。我听到门边响起轻轻的撞击声。我给了他第三拳，我从来没有这么用力地打过什么东西。

我把重心从门上收回来，他倒向我，眼眶青肿，膝盖发软。我抓住他，把他空空的双手扭到身后，让他摔倒在地。我站在他身边喘息了一会儿，接着走到门外，他的乌斯曼就躺在门槛上。我捡起枪，放进口袋——不是放韩翠丝小姐手枪的那个口袋。他甚至没发现那支枪。

他躺在地板上，很瘦，没有重量。但我照样气喘如牛。过了一小会儿，他睁开眼睛向上看着我。

“狡猾的家伙，”他疲惫地低语，“我干吗放了你呢？”

我把手铐铐在他腕上，拖着他的肩膀进了穿衣间，用绳子绑住他的脚踝。我让他背着地躺着，稍稍侧一点身子，他的鼻子还是一样白，但眼神现在变得空洞了，他的嘴唇动了一下，好像在自言自语。奇怪的家伙，并不坏，但还不至于无辜到让我为他落泪的地步。

我给我的鲁格上了子弹，带着三把枪离开。公寓外面没有任何人。

7

吉特大宅坐落在山丘上，占地大约九或十亩，一栋殖民风格的庞然大物，一排粗壮的白色柱子，半圆形的大窗户，到处都是木兰花，一间容纳四辆车的车库。车道顶端有一个环形停车场，上面停了两辆车——一辆是我先前乘过的无畏战舰，另一辆是我先前见过的金丝雀黄敞篷跑车。

我按了一下银币大小的电铃。门开了，一个高个，长着一双窄窄的冷酷眼睛，身着一身黑衣的家伙探出头看着我。

“吉特先生家吗？老吉特先生。”

“请问您哪位？”口音有些重，似乎是蹩脚的苏格兰口音。

“菲利普·马洛。我在为他工作，也许我得从仆人的通道进去。”

他一根手指摸摸翘着的领结，看着我，一点也不觉得好笑，“喔，可能。你可以进来。我这就去通知吉特先生，我相信他现在正忙着，请你在大厅等一下。”

“装得真烂，”我说，“现在的英国管家不会说‘你’，他们说‘您’。”

“耍聪明，嗯？”他怒斥说。那个发音不可能是渡过大西洋来的，我看最远不会超过新泽西。“在这里等。”他走开了。

我坐在雕花的椅子上，觉得口渴。过了一会儿，管家沿着大厅蹑手蹑脚回来，不悦地对我抬抬下巴，示意我过去。

我们走过一英里的长廊。走廊尽头的空间豁然开朗，四面无门，是一间偌大的阳光房。管家走到房间另一边，打开一扇大门，让我进去。里面是一间椭圆形格局的房间，铺着黑银相间的椭圆形地毯。地毯中间立着一张黑色大理石餐桌。僵硬的高背雕花椅靠墙摆着。一个偌大的椭圆形凸镜把我照成脑袋进水的小矮人。房间内还有三个人。

在我进来的那扇门对面，司机乔治笔挺地站立着，他一身整齐的暗色制服，手上拿着鸭舌帽。韩翠丝小姐坐在一张最不舒服的椅子上，手里拿着一个酒杯，里面还剩半杯酒。在那块椭圆形地毯的银色边缘，老吉特先生摆出一副要出门慢跑，却被事务缠身，因而怒火中烧的样子。他的脸涨得通红，鼻子上的血管也向外突出。他双手插在丝绒家居外套的口袋里，穿着一件打褶衬衫，胸前有一颗黑珍珠，戴着黑色蝙蝠翼状领结，一只名牌牛津皮鞋没绑鞋带。

他对我背后的管家又吼又叫：“滚出去！把那些门都关好！谁来都说我不在家，知道了吗？我谁都不见！”

管家关上门。他应该走了。我没听到他的脚步声。

乔治抛给我半个冷笑，韩翠丝小姐在杯子上方冷冷地瞪了我一眼，“你回来得正好！”她端庄地说。

“你冒险把我一个人留在你的公寓，”我告诉她，“我可能会偷走一些香水。”

“哼，你要什么？”老吉特对我吼道，“你可是了不得的大侦探。我派你做保密工作，你却大剌剌地走进韩翠丝小姐家，把整件事解释给她听。”

“起作用了！不是吗？”

他瞪着我，他们都瞪着我。“你怎么知道？”他又咆哮起来。

“我一看就知道她是好女孩。她来这里就是要告诉你，她觉得自己之前的想法不太好，希望你不要再担心。杰罗先生在哪里呢？”

老吉特停住了，狠狠瞪我一眼。“我仍认为你是个无能之辈，”他说，“我儿子失踪了。”

“我不替你工作，我替安娜·哈西工作。有任何抱怨，你应该告诉她才对。我自己倒杯酒，还是要你穿紫衣的奴才替我倒？还有你说你儿子失踪了，是什么意思？”

“要我收拾他吗？”乔治安静地问。

吉特挥手指指黑色大理石桌子上的盛酒器、苏打水和杯子，又开始绕着地毯走，“别犯蠢。”他怒斥乔治。

乔治脸红了，面颊红扑扑的，嘴唇抿得紧紧的。

我替自己调了一杯酒，坐下来品尝；接着又问了一次，“吉特先生，你说你儿子失踪了，是什么意思？”

“我付给你的可是好价钱。”他又开始冲我吼起来。

“什么时候？”

他停在盛酒器前，又看着我。韩翠丝小姐轻轻笑了起来。乔治阴沉着脸。

“你以为我是什么意思——我儿子失踪了，”他反唇相讥，“我认为这句话足够清楚，特别是对你来说。没有人知道他在哪里，韩翠丝小姐不知道，我不知道，没有人知道他可能去哪里。”

“可是我比他们聪明，”我说，“我知道他在哪里。”

整整一分钟都没有人动。吉特眼珠凸出，瞪着我。乔治瞪着我，女孩瞪着我。她满脸疑惑。另外两个人只管瞪着我。

我看看她，“愿意的话，请你说说你们出门后，去了哪里？”

她深蓝的眼睛清澈如水。“这没什么不能说的。我们一起出去——坐出租车走的。杰罗交通违章太多次，驾照被吊销一个月。我们往海滩去——你可能猜到了，我改变了心意。我承认自己不过是个骗子，但我不是真的要杰罗的钱，只是为了报复。报复吉特先生毁了我父亲，当然手段完全合法。但是弄了半天，我发现自己恨不起来，也不像个骗子，所以我告诉杰罗去找别的女孩。他很恼火，我们吵了一架。我在比弗利山下了车。他继续往前，我不知道他去了哪里。后来我回到米兰诺，从车库取车来了这里。告诉吉特先生忘了整件事，别再费心去找私家侦探跟踪我。”

“你说你和他坐出租车走，”我说，“如果他不能自己开车，为什么不叫乔治载他呢？”

我盯着她，但话不是说给她听的。吉特冷冷地回答我：“乔治要载我从办公室回家。那个时候，杰罗已经出去了。这有什么重要的？”

我回头看他。“有。接下来很重要。杰罗先生在米兰诺。公寓保安霍金斯告诉我，他回去等韩翠丝小姐，霍金斯让他进她的公寓等。只要施以小惠——给他十块钱，霍金斯会帮这类忙。他可能还在那里，也可能不在。”

我一直看着他们，要同时看住三个人很不容易，但他们都没动，只是看着我。

“哎——很高兴听你这么说，”老吉特说，“我以为他跑到哪里去买醉了。”

“不，他没到哪里去买醉，”我说，“还有一件事，你打电话到处找他，有没有给米兰诺打？”

乔治点点头。“有，我打了。他们说他不在那里。看起来这个公寓保安买通了接线女孩。”

“他不需要那么做。她尽可把电话接上去，只是杰罗当然不会接电话。”我又冷酷地看着老吉特，兴趣浓厚。承受这些对他来说不容易，但他必须受着。

他竭力控制着，先舔了舔嘴唇，“为什么是‘当然’，我能问吗？”他冷冷地说。

我把杯子放在大理石桌上，靠墙站着，双手闲着。我仍然要看着他们——三个人。

“让我们回顾一下这件事，”我说，“大家都很清楚情况。我知道乔治清楚，虽然作为一个用人，他不应该清楚。我知道韩翠丝小姐清楚。当然你也清楚，吉特先生。所以来看看我们到底掌握了些什么。很多线索没有被凑到一块，但我很聪明，能把它们凑起来。首先是一堆艾斯特先生那边来的银行支票复印件。杰罗否认了这些钱，吉特先生您不肯付钱，但找了笔迹鉴定专家阿柏捷鉴定那些签名，看看是不是真的。它们看起来像是杰罗的，事实上也是。这个阿柏捷可能还干了别的事，对此我一无所知。而且现在没办法问他了。我见到他时，他已经死了——吃了三颗子弹——我听说是把点二二干的。没有，吉特先生，我没打电话给警察。”

这个银发的高个儿看起来一脸惊骇，瘦削的身子摇晃得像风中草。“死了？”他低喃，“被谋杀的？”

我看看乔治，对方一块肌肉也没动。我又看看女孩，她静静地坐着，嘴巴闭得紧紧的。

我说：“他的死要是和吉特先生的事有关的话，那就只有一个原因。他被一把点二二口径的枪射死——这个案子里刚好有人携带点二二的枪。”

他们继续听着，没有说话。

“我一点也想不通他为什么被杀。他对韩翠丝小姐或艾斯特都没什么威胁。他胖得都走不动路。我猜他就是聪明过了头。他接了一个识别签名的简单案子，可是他就此发现了一些他不该知道的事。等他发现更多不该知道的事后——他猜到不该猜的事——大概还想干点勒索的勾当。今天下午有人用一把点二二把他解决了。好，这我能受得了。反正我跟他不熟。

“所以我就去见韩翠丝小姐。经过与这个贪婪的公寓保安好一番周旋之后，终于见到了她。我们聊了一会儿，然后杰罗先生悄悄地从躲藏处出来，狠狠打在我下巴上，我摔倒了，头撞到了椅子脚上。等我醒来，房间里已经没有人，所以我就回家了。

“回到家，我碰上了拿着点二二的家伙和他的笨蛋跟班弗瑞斯基·拉文，那家伙嘴巴很臭，拿着一把很大的枪。这些都无关紧要。他今天晚上在你家门前被一枪崩死了，吉特先生——因为想拦截你的车子。警察知道这起命案后来盘问我——因为另一个家伙，拿点二二的那个，小笨蛋的哥哥，以为我杀了那个笨蛋，想要给我好看，可是没成功。这是第二起杀人案。

“现在说到第三起，也是最重要的一起。我回到米兰诺，因为杰罗先生不能再到处乱跑，他好像有些敌人。今天晚上弗瑞斯基开枪时，他本应该在车子里——当然那只是个事先设好的局。”

老吉特两道白眉纠在一起，一副大惑不解的表情。乔治看起来可不迷惑，他两眼空洞，一张木讷的脸像雪茄店的木刻印第安人。女孩现在看起来有些面色苍白，有点紧张。我继续说下去。

“到了米兰诺，我发现霍金斯让艾斯特和他的保镖进入韩翠丝小姐的公寓等她回来。马蒂有话对她说——关于阿柏捷被杀的事，她最好放开小杰罗一阵子——至少等警方的风声平静下来。马蒂是个心思周密的家伙，比你想的还周密。例如他知道阿柏捷的事，知道吉特先生早上去过安娜·哈西的办公室，不知他怎么知道的——也许是安娜告诉他的，我认为她完全可以说——我正在办这件案子。所以他派人跟踪我到阿柏捷的办公室。后来他又从他的警察朋友那里得知阿柏捷被谋杀，他知道我没告诉警察，所以当下就和我套上了交情。跟我说完这些后，他就离开了，我再度单独被留在韩翠丝小姐的公寓里。不过这一次，我毫无理由地到处刺探了一番，发现小杰罗先生在卧室里——大衣橱里。”

我很快走到女郎身旁，把手伸进我的口袋，掏出美丽的点二五自动小枪，放在她的膝盖上。

“以前见过这个吗？”

她的声音里有种奇怪的紧张，但深蓝的眼睛直视着我。

“没错，是我的。”

“你放在哪里？”

“床边小桌子的抽屉里。”

“确定？”

她陷入沉思。两个男人仍然没动。

乔治开始抽动他的唇角。她忽然头向旁边一偏。

“不对。我现在想起来了，我拿出来给别人看过——因为我不太懂枪——就放在客厅的炉架上，我想没错，我拿给杰罗看过。”

“所以如果有人要整他，他可以拿到这把枪自卫，对吗？”

她不解地点头。“你是什么意思——说他在衣橱里？”她小声地急促地问。

“你知道的。这房间里的每个人都知道我是什么意思。他们都知道我为什么拿枪给你看。”我从她身边走开，面对乔治和他的老板，“他死了。子弹射穿心脏——可能用的就是这把枪。枪是故意留在那儿的。”

老人往前走了一步，停下来，身子撑在桌上。我不确定他的脸色是变白了，还是原来就很苍白。他木然地瞪着女孩，一字一句地从牙缝间挤出话来：“你这该死的凶手！”

“不会是自杀吗？”我冷笑着说。

他转过头来看着我，轻轻点了点头，看得出来这想法吸引了他。

“不，”我说，“不可能是自杀。”

他一点都不喜欢我的话。他的脸好像渗出了血，鼻子上的血管变得粗大。女孩摸着膝上的枪，然后松松地握住枪柄。我看见她的拇指轻轻扣向保险。她不太懂枪，不过起码知道这一招。

“不可能是自杀，”我又很慢地说了一遍，“如果只是这一件事，还有可能。但是加上其他的事情，就不成了。阿柏捷、卡维罗道的打劫——就在这房子外面，跑进我公寓的笨蛋，点二二口径枪的把戏……”

我又把手伸进口袋，拿出蜡鼻子的乌斯曼，随意地摆在左手掌心里，“奇怪的是，我想的不是这把点二二，虽然这个枪手刚好也有一把点二二。没错，我也拿下了这个枪手。他被绑在我的公寓里。他回来要崩掉我，可是我说服他别杀我，我很会说话。”

“只是你说得太多了。”女孩冷冷地说，把枪举起了一点点。

“很明显是谁杀了他，韩翠丝小姐，”我说，“问题很简单，只要有动机和机会。艾斯特没有，不是他叫人杀的。那会毁掉他五万元进账的机会。弗瑞斯基的同伙没杀他，不管他是替谁卖命，我想他都不是替艾斯特干活的。他不可能进入米兰诺做这件事，当然更进不了韩翠丝小姐的公寓。不管是谁干的，对他一定有什么好处，而且有机会进入凶案现场。好，谁会有好处可得呢？两年后信托基金会给杰罗五百万。在此之前他一毛钱也拿不出来。所以如果他死了，他的自然继承人就可以得到。谁是他的自然继承人？你们一定很惊讶。你知道在加州和其他一些州——但不是所有的州都这样，一个人可以自行变成一个自然继承人吗？只要收养有钱但没子嗣的人就行！”

乔治行动了。他的动作再次宛如水上涟漪般优雅滑顺。史密斯&威森在他手上幽幽发光，但他没开枪。女孩打响了手里的小自动枪。鲜血从乔治硬朗的棕色手上迸溅出来。史密斯&威森掉在地上。他咒骂着。她不太懂枪——真的不太懂。

“当然了！”她阴沉地说，“如果杰罗在公寓里，乔治进去当然没有问题。他可以经由车库，穿着制服，搭着电梯上去敲门。等杰罗打开门，乔治就拿着枪逼他进去。可是他怎么知道杰罗在那里呢？”

我说：“他一定跟踪了你们的出租车。他从我那儿离开后，不知道去了哪些地方。既然他开车，警察会查出来的。乔治，这里面你可以分多少？”

乔治用左手紧紧抓住右手手腕，他的脸扭曲狂怒，一言不发。

“乔治用史密斯&威森逼他进去，”女孩疲惫地说，“然后看到我留在炉架上的枪，于是他就用了那把。用那把会更好些。他把杰罗逼到卧室，远离走廊，逼进衣橱，在那里，悄无声息地杀掉他，然后把枪丢在地上。”

“乔治也杀了阿柏捷。他用一把点二二杀了他，因为他知道弗瑞斯基的哥哥有一把点二二，因为他雇用了弗瑞斯基和他的哥哥去吓唬杰罗——所以阿柏捷被谋杀的话，看起来会像是艾斯特干的。因此我今天晚上才会坐吉特的车来这里——这样那两个被利用的笨蛋才可以演戏，还有如果我太难缠的话，也许可以杀了我。只有乔治喜欢杀人。他漂亮地枪杀了弗瑞斯基，子弹直接穿过了他的脸。打得太准了。开始我以为他故意打偏的。怎么样，乔治？”

沉默。

我终于看着老吉特了。我原来以为他自己也会拔枪，可是他没有。他只是站在那里，嘴巴张得斗大，心惊胆破，靠着大理石黑桌，全身颤抖。

“我的天！”他喃喃道，“我的天！”

“你没有天——只有钱。”

身后的门吱呀一声响，我立即转身，其实多此一举。一个冷硬的声音，带着浓重的好像大英帝国的阿莫斯和安迪
[9] 的英国腔说：“把手举起来，老兄。”

那个管家，那个非常英式的管家站在门口，手上拿着一把枪，嘴巴紧紧闭着。女孩手腕一转，随便朝他开了一枪，打在了肩膀或是哪里。他像待宰的猪一样尖叫起来。

“走开，你打扰我们了。”她冷冷地说。

他跑了，我们听到了他的脚步声。

“他要跌倒了。”她说。

我的右手拿着鲁格，跟平常一样，有些跟不上节奏，但我还是举起了它。老吉特抓着桌子，脸色发灰，像水泥地一样，膝盖发软。乔治站在那儿，流血的手腕缠着一条手帕，嘲讽地看着老人。

“干掉他，”我说，“地狱才是他该去的地方。”

老人倒下了，头扭曲着，嘴巴松开，侧着身子撞在地毯上，滚了一下，膝盖往上弯曲，嘴角淌出一些口水，皮肤慢慢变紫了。

“去打电话给警察，天使，”我说，“我看着他们。”

“好，”她说着站了起来，“不过马洛先生，你的私家侦探生意实在需要很多帮助。”

8

我已经在那里单独待了整整一个小时。房子中间放着一张斑痕累累的办公桌，另一张桌子靠着墙，一块垫子上有个黄铜痰盂，墙上挂着个警察用的扬声器，上面有三只被打烂的苍蝇。室内充斥着冷雪茄和旧衣服的味道。两张硬木扶手椅上铺着绒垫，两张硬木直椅没有垫子。电灯罩的灰尘从八十年前就没清理过。

门被一把推开，芬莱森和西伯德走进来。西伯德依然穿着整洁，脾气暴躁，但芬莱森看起来老了很多，也疲惫了很多，更加少言寡语了。他手上拿了一叠纸，坐在我对面的桌前，冷酷无情地看了我一眼。

“你这种家伙老是惹麻烦。”芬莱森没好气地说。西伯德靠墙而坐，把帽子斜推到眼睛上面，打了个呵欠，看着他手上新的不锈钢表。

“找麻烦是我的职业，”我说，“否则我怎么赚钱呢？”

“隐瞒了这么多事，我们应该把你丢到大牢里。这桩事情你赚了多少？”

“我替安娜·哈西做事，她替老吉特做事，这次我亏大了。”

西伯德对我露出他那梅花杰克式的笑容。芬莱森点了一支雪茄，舔舔旁边的撕痕，试图黏回去，但他抽起来的时候，烟还是会漏出来。他把那堆纸推给我。

“签三份。”

我签了三份。

他拿回去，打了个呵欠，挠了挠一头白发。“老家伙中风了，”他说，“没戏可唱了。等他醒过来，恐怕不知道几点了。乔治·哈特曼，这个司机，只管嘲笑我们吧。可惜他中了弹，本来我还想和他较量一番。”

“他是个狠角色。”我说。

“是啊！好，你现在可以走了。”

我站起来，朝他们点点头，走向门口。“晚安了，各位。”

他们两人都没有回答。

我沿着走廊，坐电梯到市政厅的楼下大厅。出来走到泉街旁，走下长长的空荡的阶梯，风吹得冷飕飕的。我在阶梯下点了根烟。我的车仍在吉特家。我抬起腿，正要走向停在半条街外的出租车时，一辆停着的车子里传出一个刺耳的声音。

“过来一下！”

那是一个男人的声音，严厉，僵硬，是马蒂·艾斯特的声音。来自于一辆大轿车，前排坐了两个人。我走过去。后窗摇下，艾斯特戴着手套的手斜搭在上面。

“进来吧！”他推开门。我上了车，累得什么都不想说。

“走吧！老皮。”

车子穿过幽暗、静谧、整洁的街道往西行驶。夜晚的空气不太清新，但很凉爽。我们翻过一座山丘，车子开始加速。

“他们得到了什么信息？”艾斯特幽幽地问。

“没告诉我。他们还没问到那个司机呢！”

“在这座城里，你是没办法给一桩两百万的谋杀案定罪的。”叫老皮的司机头也不回地笑着说，“也许我现在也没办法拿到我的五万块了……她喜欢你。”

“嗯哼。所以呢？”

“别碰她。”

“我能落到什么？”

“如果你不听话，看看你会落到什么下场。”

“啊，当然了，”我说，“去死吧！劳驾。我累了。”我闭上眼睛，靠在车子的角落里，就这样睡着了。有时候一阵紧张后，我就可以那样睡着。

不知过了多久，我被摇醒了。车子已经在我公寓门口停下。

“到家了，”艾斯特说，“记得，别碰她。”

“为什么送我回家？就为了告诉我这个？”

“她叫我照顾你，所以你才没事。她喜欢你，但我喜欢她，懂了吗？你不要自找麻烦。”

“找麻烦是——”我正要说，又打住了。那天晚上我已经说腻了那句话，“谢谢你的车，此外都是废话。”我转身，走进公寓上楼。

门锁还是松的，但这次没有人等我。他们早就带走蜡鼻子了。我没关门，把窗户都推开。电话铃响的时候，我还在嗅着警察的雪茄烟蒂的味道。电话里是她的声音，冷静，有些无情，不被任何事情所感动，几乎有些顽皮。嗯，她可能经过太多风浪，才变成这个样子。

“嗨，大褐眼，安全返家了？”

“你的朋友马蒂载我回家的。他让我别碰你，如果非要说点什么，那我真心感谢你。但请你别再打电话给我了。”

“害怕了？马洛先生。”

“不是。等我打电话给你，”我说，“晚安，天使。”

“晚安，大褐眼。”

电话咔嚓挂断了。我放下电话，关上门，把床拉下来，脱掉衣服，在寒冷中躺了一会儿。

然后起身，喝了一杯酒，冲过澡才去睡觉。

他们终于撬开了乔治的嘴，但他没有完全交代。他说他们为了这女孩大吵了一架，小吉特抓起炉架上的枪，乔治上去和他抢，结果枪走火了。当然这些听起来都有可能——尤其是登在报纸上的时候。他们一直没办法把阿柏捷的凶杀案算到他头上或任何人头上。他们没找到杀人的枪，但确定不是蜡鼻子的枪。蜡鼻子消失了，我没听说他去了哪里。他们没碰吉特那老头，因为他中风后，始终没有恢复神志，只是躺在床上，被人照顾，讲述他在经济大萧条的时候，如何一毛钱也没丢掉。

马蒂·艾斯特找了我四次，要我别碰韩翠丝。我有些替这可怜的家伙难过，他受了很大的刺激。我和她出去过两次，在她家又坐了两次，喝她的威士忌。这很美好，但我没钱，没衣服，没时间，也没绅士风度。随后她不住米兰诺了，听说搬去了纽约。

我很高兴她离开了——虽然她连再见都懒得对我说。

注释

[1] Fred Allen，美国著名播音员、幽默表演家、电影演员。

[2] 纽约扬基队（New York Yankees），美国职业棒球大联盟中隶属于美国联盟东区的棒球队伍之一。

[3] 韩翠丝（Huntress），意为女猎人。

[4] 《烟草路》（Tobacco Road），欧斯金·考德威尔写的一部长篇小说。是一部用幽默笔调表现当时美国南方生活的贫穷、愚昧、落后的杰作。

[5] 原文为draws a lot of water，意指一个人很有权势，非常富有。

[6] Yakima位于美国华盛顿州，其所在的亚基马谷地以生产苹果驰名。

[7] 本书第四个故事《红风》中的杀手。

[8] 毕夫（Beef）在英语中是牛肉的意思，马洛故此调侃。

[9] 《阿莫斯和安迪》（Amos and Andy）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在美国很流行的情景喜剧，聘用了两位能讲非洲裔美国黑人土语的白人演员。他们学着黑人歌手的土腔，唱得怪里怪气，具有种族侮辱色彩。

检方证人

1

四点过后，我离开大陪审团，然后悄悄从后面的楼梯上到方威得的办公室。检察官方威得面容严肃，轮廓分明，留着女人深爱的银白鬓发。他把玩着桌上的笔说：“我想他们相信你了。下午他们可能以杀害沙隆的罪名起诉曼尼·廷南。如果这样，你最好小心些。”

我拿起一根香烟在手指间滚动，最后还是把它放进嘴里。“方威得先生，别派人跟踪我。这个城里的大街小巷，我都很熟，你的人靠得太近，对我没有好处。”

他看着一扇窗户，“你对法兰克·杜尔知道多少？”他问，眼睛却没看我。

“我知道他是个大政客，实权派，如果你要开赌场或妓院——或想要跟市政府做买卖，都得去见他。”

“没错，”方威得严厉地说，把头转向我，然后放低声音道，“抓到廷南的小辫子，会让很多人大吃一惊。如果除掉廷南，杜尔就有利可图——廷南是他想要拿到合约的那家公司的董事会头头——他会不惜一切代价冒险的。我听说他和廷南有交易。如果我是你，我会对他保持警惕。”

我笑笑。“我只有一个人。杜尔地盘很大，但我尽力而为！”

方威得站起来，隔着桌子伸过手来，说：“我要出城两天，如果起诉成功，今晚就走。小心点——如果有什么差池，找勃尼·欧斯，我的调查组组长。”

我说：“没问题。”

我们握了握手。出门时，经过一个一脸倦容的女孩，她给了我一个疲惫的笑容，看我时，手指卷着颈后的鬈发。回到办公室时，刚刚过四点半。我在小接待室门外停了一下，四处看看。然后打开门，走进去，当然里面没人。

里面什么也没有，只有一张红色的老式沙发，两张不搭调的椅子，一小块地毯，一张阅读桌，上面摆着几本旧杂志。接待室的门一直开着，让客人能够进来，坐着等候——如果有客人，他们又想要等待的话。

我穿过去，打开我专用办公室的锁，门上写着“菲利普·马洛……专事调查。”

卢·哈格坐在办公桌一边的木椅上，远离窗户。戴明黄色手套的手抓着手杖的手柄，绿色的宽边帽推到了脑袋后半部。帽子下露出非常光滑的黑发，他的头发太长，快要盖住脖子后面了。

“嗨，我等了很久。”他懒懒地微笑着说。

“嗨，卢。你怎么进来的？”

“门一定没锁，或许我的钥匙刚好匹配。你介意吗？”

我绕到桌子后面，坐在转椅上，然后把帽子放在桌上，从烟灰缸上拿起大头烟斗，开始装烟草。

“只要是你就无所谓。我正想要换一个比较好的锁哩！”

他笑了，丰满的红嘴唇绽开。他是个长相非常英俊的小子。他说：“你还在做生意，还是准备下个月蹲在旅馆里和总局的人喝老酒？”

“我还在做生意——如果有人找我的话。”

我点燃烟斗，靠在椅背上，盯着他干净的橄榄色皮肤和笔直乌黑的眉毛。

他把手杖放在桌上，黄手套压在玻璃上，嘴唇蠕动了几下。

“我有个小生意要给你，赚头不大，挣个车费。”

我等着他说下去。

“今晚我在奥林达有个小把戏，就在卡纳利的地盘。”

“白烟的地方？”

“嗯。我想我要走运了——而且我希望有个带家伙的人在旁边。”

我从上层抽屉里拿出一包新的香烟，推过桌面。卢拿起来，打开烟盒。

我说：“什么样的把戏？”

他从烟盒中抽出一根烟的一半，低头盯着它。他的样子让我有点不喜欢。

“我已经休息了一个月，赚的钱不够在这种城市开销。总局那些家伙从禁令后就开始施压。他们一想到要靠薪水过日子，就开始做噩梦。”

“在这里运作的开销不会比其他地方大吧！所有的钱都交给一个组织，就够了。”

卢把香烟塞进嘴里。“没错——法兰克·杜尔，”他嘶吼起来，“那只肥猪！狗娘养的吸血虫！”

我没说话。我已经过了对那些自己拿他没办法的人只能骂骂为乐的年纪。我看着卢拿起桌上的打火机点燃香烟。他喷出一口烟，继续说：“说来好笑，卡纳利买了一个新轮盘——从州长办公室某个吃钱鬼那里买来的，我认识卡纳利的头号庄家手皮纳，很熟。这个轮盘是他们从我这儿拿走的，里面有些猫腻——我知道猫腻在哪儿。”

“但卡纳利不知道……听起来真像卡纳利。”我说。

卢没看我。“他那边生意不错，有个小舞池，一个墨西哥五人乐队，可以帮助客人放松。他们可以先跳几支舞，再回去赌，即使输了，也不会太沮丧。”

我说：“你要干吗？”

“我想你可以把这叫作一套‘运作’。”他轻声说，透过长睫毛看着我。

我移开目光，环顾着房间。房间里铺着铁锈红色的地毯，广告月历下有五个绿色箱，排成一排。角落里有一座老式衣帽架，几张胡桃木椅，纱布窗帘挂在窗前。窗帘尾端因为被风吹来吹去弄脏了。一道黄昏的日光照在我的桌子上，照亮了空气中的灰尘。

“这么说吧！”我说，“你认为你操控了那个轮盘，可以赢很多钱，这会让卡纳利大为光火。你希望一路有人保护——那个人就是我。我觉得这主意烂透了。”

“一点儿都不烂，任何轮盘都有一定的节奏，如果你非常了解它……”

我笑着耸耸肩，“好吧，我不想搞懂这玩意，我对轮盘了解不多。听起来，你好像是想通过诈骗来装满自己的腰包，不过我也可能听错了。反正这也不是重点。”

“那什么才是重点呢？”卢淡淡地问。

“我不是什么好保镖——但这可能也不是重点。我想我应该认为这场赌局是公平的。如果我不这样认为，不肯接受你的工作，结果你进了棺材该怎么办呢？或者如果我认为每件事都在掌控之中，可是卡纳利不吃这一套，发起脾气来呢？”

“所以我才需要带枪的人啊！”卢除了说话，一块肌肉也没动。

我淡然地说：“如果我够凶悍，可以挑起这份差事——我倒是不知道自己很凶悍——那我担心的恐怕仍然不是这点。”

“算了。光是听你说担心，就够我泄气了。”

我又笑了笑，看着他的黄手套在桌面上猛烈地移来移去。我缓缓地说：“你是当今世界上最后一个可以用这个方式赚大钱的人了。当你这么干时，我是最后一个支持你的人。明白了吧！”

卢说：“好吧。”他把烟灰磕在玻璃面上，然后低头吹掉，继续开说，好像在谈论新的话题，“葛林小姐跟我一起去。她红头发，个子很高，迷人得很，以前是模特儿。在任何场合她都是个最佳人选，可以避免卡纳利盯我盯得太紧。所以我们要合伙，我想我应该先告诉你。”

我沉默了一分钟，然后说：“你很清楚我刚刚告诉大陪审团，我看见阿特·沙隆被推出车外，曼尼·廷南伸手出去割掉了他手上的绳子，最后乱枪打死了他。”

卢淡淡对我一笑。“这样一来，那些受贿的就更好过了。拿人钱财，却不消灾。他们说沙隆正派，不让董事会越界，所以被做掉了。”

我摇摇头，不想多谈。我说：“卡纳利很多时候品味奇怪，也许他不喜欢红头发呢！”

卢慢慢站起来，拿起桌上的手杖。他盯了会儿一根黄色手指指尖，显出一副困倦的样子。然后他晃着手杖走向门口。

“嗯，我们改天再见了。”他慢条斯理地说。

我等他把手放在门把上才说：“卢，别失望。如果你一定要我陪，我就去奥林达一趟。但我不要钱，还有，看在老彼得的份上，别再吃饱撑的，盯我的梢了。”

他轻轻地舔舔嘴唇，没有正眼看我。“谢了。我会小心为妙。”

他走出去，黄色手套消失在门边。

我静静地坐了五分钟，烟斗变得十分烫手。我把烟斗放下，看看手表，站起来打开桌尾角落里的小收音机。电流嗡嗡声停止后，喇叭传出一声钟响的余音，然后一个声音说：“KLI现在向你报告当地夜间新闻。今天下午稍晚的一则重要新闻是大陪审团终于决定起诉曼尼·廷南。廷南是著名的市政府游说人士，在本市势力庞大。这项起诉令他的许多友人惊讶，起诉依据的证词完全出自——”

电话铃这时尖锐地响起来，一个女孩冰冷的声音在我耳际说：“请等一下，方威得先生要和你说话。”

他立刻接上来。“起诉成立了，小心那家伙。”

我说我刚听到收音机播报。我们谈了一小会儿，他就挂断电话，说必须立刻去赶飞机。

我往后靠在椅子上，听着收音机，但不专心。我想卢真是笨蛋，但这是我没法改变的。

2

星期二有这么多人，生意真好，但没有人跳舞。大约到了十点，五人小乐队玩伦巴玩累了，没有人注意他们的音乐。木琴乐手把棒子丢下，手伸到椅子下拿杯子。其余的人点燃香烟，只管坐在那里，看起来很无聊。

我侧身靠在吧台上，吧台和乐队台都在同一边。我拿着一杯龙舌兰，让杯子在台面上打着转。所有的生意都集中在三座轮盘中间的一座。

酒保在吧台另一边，头凑到我旁边。

“那个火辣的女人一定让他们输得很惨。”他说。

我没看他，点点头。“她现在大把的玩，连算都不算了。”

红发女郎很高。我可以看见她闪着金属光泽的头发，在她背后的人头间异常显眼。我也看见站在旁边的卢油光锃亮的头。每个人好像都站着玩。

“你不玩？”酒保问。

“星期二不玩。我有一次星期二玩，惹了不少麻烦。”

“是吗？你喜欢那玩意不加水？我可以帮你弄得顺口些。”

“用什么顺呢？”我说，“你手边有木锉吗？”

他笑笑。我又喝了一些龙舌兰，然后摆出一脸苦相。

“有人故意发明这玩意的吗？”

“那我可不知道了，先生。”

“那边的最高限额是多少？”

“那我也不知道。我想得看老板的心情。”

轮盘桌排成一列，靠近远处的墙边。镀金的矮栏杆把它们围在里面，客人站在栏杆外。

中间的那桌突然发生了争吵，其他两桌的人纷纷抓起筹码移过来。

然后一个非常清晰、礼貌、带点外国口音的声音清楚而大声地说：“夫人，请您耐心点……卡纳利先生马上就来。”

我走过去，挤到栏杆边。两个靠近我的庄家手把头靠在一起，眼睛朝斜下里望着。其中一个缓缓地在静止的轮盘上来回移动一个耙子，他们都盯着红发女郎看。

她穿着一袭高领的黑色晚礼服，双肩线条优美，皮肤雪白，说不上十分美丽但也称得上漂亮。她靠在轮盘前的桌子边缘。长长的睫毛一闪一闪，身前有一大堆钱和筹码。

她的声音单调，好像同样的事情已经说了很多遍。

“快点转这轮子！你们收钱收得很快，就是不喜欢掏出来。”

负责的荷官露出冷冷的木讷的笑容。他很高，黝黑，满脸不在乎的神气。“庄家不能收你的赌注，”他的口气冷静确定，“也许卡纳利先生……”他耸耸平滑的肩膀。

女郎说：“这是你们的钱，小气鬼。你不想要回去吗？”

卢·哈格在她身旁舔舔嘴，一只手放在她的手臂上，两眼热切地盯着那一堆钱。他轻声说：“等卡纳利来……”

“去他的卡纳利！我手气正旺——我要保持好手气。”

这排桌子尾端的门被打开了，走出一个瘦高苍白的男人，直直的黑发毫无光泽，高高的前额皮包骨，扁平的眼睛深不可测。细细的八字胡修成两条几乎成直角的线，撇到嘴角下方正好一英寸处，颇有东方气质。他皮肤很厚，苍白得发亮。

他走到荷官背后，停在中间桌子的一角旁，瞄着红发女郎，两根手指捻着八字胡的尾端。他的指甲带点紫晕。

他忽然微笑起来，又突然板起了脸，好像他这辈子从来没有笑过似的。他用一种沉闷挖苦的语调说：“晚安，葛林小姐。你一定得让我派人送你回家，我不希望看到钱落入坏人的荷包里。”

红发女郎不太友善地看着他。

“我还不想走——除非你赶我出去。”

“不走？那你想做什么呢？”

“赌这一沓——全部！”

众人的嘈杂声一下子跌入死寂，四下没有一点呢喃低语。卢的脸色慢慢变得死灰一般。

卡纳利面无表情，优雅严肃地举起一只手，从他的晚礼服里掏出一只大皮夹，丢到高个荷官面前。

“一万，”他的声音沉闷、沙哑，“那是我一贯的限度。”

荷官拿起皮夹打开，抽出两沓发声清脆的钞票，拨弄了一下，折起皮夹，沿着桌子边缘传给卡纳利。

卡纳利没有去拿，除了荷官，谁都没有动。

女郎说：“押红色。”

荷官俯身向前，非常谨慎地把她的钱和筹码叠起来，替她把赌注放在红方块上。

他把手放在轮盘的圆弧上。

“如果没有人反对，”卡纳利说，并没有看任何人，“这一局只有我们两个人玩。”

人头攒动，没有人说话。荷官转动轮盘，左手轻轻一抛，把球丢在辙槽上；然后缩回双手，放在大家都可以看见的桌子边缘——当然是放在桌面上。

红发女郎眼睛发亮，嘴巴微微张开。

球在辙槽上跳动，跃过一个明亮的金属方块，滑下轮侧，在号码旁边的叉道上颤动起来。球突然停止滚动，落在双零旁边的红27格里。轮盘停下了。

庄家手拿起耙子，缓缓地把两沓钞票推出去，推到女郎的赌注中，然后把所有东西都清出了赌台台面。

卡纳利把皮夹放回胸前的口袋，转身缓缓向门走去，消失在门后。

我松开抓着栏杆的发抖的手指，人们都散开，走向吧台。

3

卢过来时，我正坐在角落里一张小桌旁，吞咽着龙舌兰。小乐队演奏着单调清脆的探戈，一对男女难为情地在舞池上扭着。

卢已经穿上卡其色大衣，领子竖起，里边围着一条白丝巾，脸上带着微妙的熠熠的神情。这回他戴着白色猪皮手套，把一只手放在桌上靠近我。

“两万两千多，”他小声说，“哇，真过瘾！”

我说：“很多钱啊！卢。你开什么车？”

“看到什么不对劲的事了吗？”

“赌局？”我耸耸肩，玩着杯子，“我不擅长轮盘，卢……倒是你的女人有很多不对劲的地方。”

“她不是一般的女人。”卢说，声音有些焦虑。

“好吧！她让卡纳利看起来像个百万富翁。什么车？”

“别克四门轿车，尼罗绿，两盏探照灯，挡泥板有那种翼子板灯。”他的声音依然有些忧虑。

我说：“慢慢开进城，让我有机会跟上。”

他拿走手套，走开了。红发女郎早已不见人影。我看看腕上的手表。再抬起头时，卡纳利站在桌子对面。假八字胡上方的眼睛毫无生气地看着我。

“你不喜欢我这地方。”他说。

“恰好相反。”

“你不到这里来玩。”他是告诉我，不是问我。

“必须来吗？”我冷冷地问。

他的脸上飘过一抹不易察觉的笑容。他微微弯下腰，说：“我想你是个条子，聪明的条子。”

“只是个私家侦探，”我说，“而且不够聪明。别让我的长上唇愚弄你，这是遗传。”

卡纳利的手指攥着椅背上方，用力地握紧。“不要再来这儿，不管是为什么，”他声音非常轻，好像在说梦话，“我不喜欢密探。”

我拿出嘴里的香烟，看了看，再看看他。“我听说刚才你被羞辱了，你倒是很有风度……所以这次我也不计较了。”

那一刻，他脸上呈现出古怪的表情。然后转过身，肩膀摇晃着离开了。为了让脚步放平，他走路时脚往外撇得很厉害。他的步履和他的脸一样，有些沉重。

我站起来，走出白色双层大门，进入阴暗的大厅，取出帽子和大衣穿戴上，接着，穿过另外两扇双层门到达宽阔的走廊，走廊顶部边缘装饰着涡形花纹。空气中飘荡着海雾，屋前风中摇曳的柏树滴着雾水。缓坡柔和地伸向远处的黑暗中，浓雾掩藏了海洋。

我的车停在外面的街上，就在俱乐部对面。我把帽子拉低，无声无息走在长满青苔的车道上，一拐过门廊，我一下僵住了。

一个人在我正前方，拿着一把枪——可是他没看见我。持枪的手耷在身体一侧，紧贴着大衣，手很大显得枪很小。枪管反射出微弱的光线，这光线隐隐约约，好像来自浓雾，又好像是浓雾的一部分。他块头很大，一动不动，身体牢牢地钉在脚跟上。

我轻轻地、慢慢地举起右手，解开大衣最上面的两颗扣子，伸进里面，掏出一把长管点三八，枪管六英寸长。我轻轻将它放进大衣口袋。

前面的家伙动了，他把左手举到脸前，手掌拱起，抽了一口香烟，瞬间的亮光照清了他厚重的下巴，宽大的黑黑的鼻孔，方正的凶狠的鼻子——打手的鼻子。

他丢掉香烟，踩了一脚。一个轻盈的脚步声在我背后微微响起，我转身时已经迟了。

一个重击，宛如电光一闪，我眼前随即一片黑暗。

4

我醒来时，又冷又湿，头痛欲裂。右耳后面有处瘀伤，没有流血。我被人击昏了。

我站起来，看清自己在两棵被雾打湿的树之间，离车道几码之遥，我的鞋跟上有些烂泥，看来是被人从小径上拖到这里的，但拖得不太远。

我低头摸摸口袋，自然，枪已经不见了，不过不见的不只这一样——随之消失的还有这次经历好玩的念头。

我在大雾里摸索，没找到什么也没看见什么人，干脆放弃了。我沿着房子空旷的一边走向一排棕榈树，一盏拱形老式马灯忽明忽暗，嘶嘶作响，这盏灯挂在一个巷口，而我那辆一直用来代步的一九二五年马蒙旅行车停在那儿。我先用一条毛巾擦干座椅，接着启动引擎，吭哧吭哧开上空旷的大街，街道中间满眼是车轮碾过的痕迹。

我从那里开上德卡仁斯大道，这条街是奥林达的主干道，它的名字用以纪念很久以前卡纳斯居住地的建造者。没走多久，出现了城镇、高楼、死气沉沉的商店、安着夜用门铃服务的加油站……最后是一家还在营业的杂货店。

一辆精心装饰的轿车停在店前，我把车停在它后面。我下了车，看见一个没戴帽子的人坐在柜台边，和一个穿蓝罩衫的店员相谈甚欢。他们似乎沉浸在自己世界里。我正要走进去，又停住脚步，再看了一眼那辆打扮俏丽的轿车。

这是一辆别克，颜色在白天看应该是尼罗绿。有两盏探照灯，前面挡泥板黏着细镍棒，上面突出两盏小小的蛋形琥珀灯。司机座椅那边的窗户被摇下了。我回到马蒙那儿，拿出手电筒，头伸进别克，扭开驾照盒，把手电筒探进去照了一下，然后关掉。

车子登记的是卢·哈格的名字。

我收起手电筒，走进杂货店。店里一边摆着酒架。穿蓝罩衫的店员卖了我一品脱的加拿大黑麦酒。我拿到柜台打开。柜台前摆了十个位子，但我坐在了那位没戴帽子的人旁边。他开始在店面的镜子里非常仔细地打量我。

我叫了一杯七分满的纯咖啡，加上很多黑麦酒；一口喝下，等上一分钟，暖暖身子。然后我上下打量了这位不戴帽子的人一通。

他大概二十八岁，上身有些瘦削，一张健康的红脸，相当诚实的眼睛，双手很脏，看起来不像赚什么大钱的人。他穿着一件灰色绲边金属扣的外套，裤子很不搭。

我满不在乎地低声说：“外面是你的车？”

他非常安静地坐着，嘴唇抿紧，镜子里的眼睛一直盯在我身上。

“我兄弟的。”他过了一会儿说。

我说：“要喝一杯吗？……你兄弟是我的老朋友。”

他缓缓地点个头，打了一下嗝，慢慢地抬起手，终于抓起酒瓶，往凝固的咖啡里倒了些酒。他一口喝下。然后我看着他挖出一包揉皱的香烟，塞一根到嘴里，在柜台上擦亮一根火柴——用拇指指甲夹着点烟，点了两次都没点着——故作冷静地猛吸了一口。

我把头偏过去，平淡地说：“没必要自找麻烦。”

他说：“是吗……怎——怎么回事？”

店员朝我们走过来，我又要了些咖啡。咖啡送来后，我一直盯着店员，直到他离开，背对着我们，站到展示的橱窗前。我又往第二杯咖啡里掺了酒，喝了一些。我看着店员的后背，说：“那辆车子的主人没有兄弟。”

他强装镇定，但还是转过头来。“你认为那是赃车吗？”

“不是。”

“你不认为那是赃车？”

“是的。我只是想要知道故事。”

“你是警探？”

“嗯哼——不过不是敲竹杠，请你放心。”

他拼命抽着烟，在空杯里搅动汤匙。

“我不能为这件事丢饭碗，”他缓缓地说，“可是我需要挣这一百块钱。我是个出租车司机。”

“我猜到了。”

他一脸惊讶，转过头盯着我看。“再喝一杯，我们好好谈谈，”我说，“偷车贼不会把车停在大街上，然后坐在杂货店里。”

店员从窗边回来，在我们附近转悠，拿起抹布忙着擦咖啡壶。一阵铅似的沉默降临。店员放下抹布，走到店后面的隔间里，开始响亮地吹着口哨。

我旁边的人又倒了些威士忌，明智地对我点头，“听着——我载着一个客人出来，我一直等的就是他。这时，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开着别克过来，那男的给我一百块换我的帽子，要把我的车开进城，让我在这里混一个小时，然后开他的车到陶恩大道的卡利龙饭店，我的车子会在那边等我。他给了我一百块。”

“他怎么说的？”我问。

“他说他们去了一家赌场，运气很好。他们害怕进城时被抢，觉得赌场总是有人虎视眈眈，想分一杯羹。”

我拿了他一根烟，用手指捋直，“我相信你。能看看你的执照吗？”

他把执照递给我。他名叫汤姆·史耐德，是绿顶小客车公司的司机。我把酒瓶盖好，放进口袋，丢了半美元在柜台上。

店员走过来找零钱，他好奇得要命。

“走吧！汤姆，”我在他前面说，“去找你的出租车。我想你不应该再等下去了。”

我们走出去。我让别克带路，甩开奥林达零落的街灯，穿过一串海滨小镇。许多小屋建在靠海的沙土上，大点的屋子则建在后面的山坡上。灯火此起彼落。轮胎在湿润的混凝土上歌唱，别克的小琥珀灯在转弯处对我眨眼。

到了西锡马龙我们转向内陆，轧轧地穿过运河市，到了圣安吉罗运河。又花了将近一个小时才到陶恩大道五六四〇号，那正是卡利龙饭店的地址。这是一栋很大，随意铺着板岩顶板的建筑，有地下车库，前院的喷泉在夜晚装点着淡绿色的灯。

绿顶出租车四六九号停在对街阴暗的地方。我看不出有人曾经在车里开过枪。史耐德在驾驶室里找到他的帽子，迫不及待地坐到方向盘后面。

“没我事了吧？可以走了吗？”他的声音如释重负。

我告诉他没什么事了，还给了他我的名片。他转离街角时是一点十二分。我爬进别克，开下车库的缓坡，交给一个正慢条斯理擦车的黑人，独自绕道走向大厅。

那儿的职员是一位苦行僧模样的年轻人，他正就着电话总台的灯光阅读《加州受理上诉决议》。他说卢不在，他十一点上班后就没见人影。经过一番短暂的争执，诸如时间太晚啦，我的探访太重要啊，他终于打电话到了卢的房间，可是没人接听。

我走出去，在我的马蒙里坐了几分钟，抽了一根烟，喝了几口酒。然后走回卡利龙，在电话亭里拨了电话给《电讯》，请他们接市政组找冯·白林。

当我报出姓名时，他大呼小叫起来，“你还到处游荡？简直是件奇闻。我以为廷南的朋友早就把你撂倒，丢到荒郊野外去了。”

我说：“省省吧，听我说，行吗？你听说过一个叫卢·哈格的人吗？是个赌徒。一个月前他的住处被突击，关门了。”

白林说他本人不认识卢，但知道他是什么来头。

“你们那里有谁知道他的底细？”

他想了一下，说：“这里有一个家伙叫杰瑞·克劳斯的，是个夜生活专家。你想打听什么？”

“他会去哪边庆祝？”然后我向他透露了部分故事，说的不多。我隐瞒了我被打昏和出租车的那些插曲，“他没回饭店，我一定要找到他才行。”

“嗯，如果你是他的朋友——”

“他的朋友——不是他的狐朋狗党。”我严肃地说。

白林大叫某人接电话，然后小声地，紧贴话筒对我说：“快说，小子，有话快说。”

“好吧！可是这些话是说给你听，不是给你的报纸听，知道了吗？我在卡纳利的场子外面被打昏，枪也丢了。卢和他的女人中途换了辆出租车，然后不见了。我不太喜欢这一套。卢的荷包里有那么多银子，我看他还没醉到满街乱跑的地步。即便他要胡闹，那女人也不会同意，她一脸现实相。”

“我来想想办法，”白林说，“不过听起来没多大指望。我再打电话给你。”

我告诉他我住在梅利特广场，以防他忘了；然后出门，又坐上马蒙，开车回家。到了家，我拿热毛巾敷在脑袋上十五分钟，然后换上睡衣休息，喝了热威士忌加柠檬，不时打电话到卡利龙询问情况。两点半时，白林打电话来说没找到人。卢没被逮捕，不在医院急诊室，也没出现在克劳斯能想到的俱乐部里。

三点钟时，我最后一次打电话到卡利龙。然后关灯睡觉。

早上还是一样。我想办法去找那个红发女郎。电话簿上有二十八个人名叫葛林，其中三个是女人。一个没人接，别外两个向我保证她们没有红头发，其中一个还想让我亲眼看看。

我刮完胡子，洗澡，吃早饭，下了山走三条街去康德大楼。

葛林小姐正坐在我小小的接待室里。

5

我打开另一扇门，她走进去，坐在前一天下午卢坐过的椅子上。我打开几扇窗户，锁上接待室外面的门，替她划了一根火柴，点燃她夹在左手上的香烟，那只手没戴手套和戒指。

她穿着格子衬衫和褶裙，外加一件宽松的大衣。戴着的那顶太紧的帽子已经跟不上潮流，说明她潦倒过一阵。这顶帽子完全遮盖了她的头发。她没有化妆，看起来大约三十岁，一脸倦容。

她抓着香烟的手稳稳当当，但另一只手仍提防着。我坐下来等她开口。

她盯着我身后的墙壁，没说话。过了一会儿，我把烟斗装好烟草，抽了一分钟。然后站起来，穿过房间走到通往走廊的门边，拿起从门缝塞进来的两封信。

我又坐回桌边，看看信，其中一封看了两遍，仿佛屋子中只有我一个人。我看信时，一直都没正眼看她或对她说话，不过我还是注意着她的。她看起来好像正为某事紧张。

后来她终于动了。她打开名牌黑色大皮包，拿出厚厚的马尼拉纸信封，拿掉橡皮筋；双手掌心捧着信封，头往后斜仰，嘴角冒出灰色的烟雾。

她缓缓地说：“卢说如果我遇到麻烦，就来找你。我现在遇到大麻烦了。”

我盯着马尼拉纸信封。“卢是我相当好的朋友。合理的范围之内，我愿意替他做任何事。但有些事情不合理——例如昨天晚上。那不表示卢和我向来都玩同一种游戏。”

她把香烟丢进玻璃碗的烟灰缸里，任由它冒烟。她的眼睛里忽然燃起黑色火焰，紧接着又熄灭了。

“卢死了。”她以单调的声音说。

我伸手抓起一支铅笔，戳着燃着的烟蒂，一直到它不再冒烟。

她继续说：“卡纳利的两个手下在我的公寓杀了他——一枪毙命，用一把看起来像我的小枪。后来我找枪时，已经不见了。我整晚和他在一起，和他的尸体……我不得不如此……”

她忽然发作起来，眼睛上翻，头垂下来撞到桌子，趴着一动不动，马尼拉纸信封落在松开的手前。

我拉开抽屉，拿出一个瓶子和一只玻璃杯，倒了一杯没掺水的酒，绕过去，托着她的头扶回椅子上，把杯缘紧贴在她嘴唇上——力气大得足以叫她觉得痛。她挣扎着吞了下去。一些酒顺着她的下巴流下来，但她的眼睛渐渐恢复了生机。

我把威士忌留在她面前，又坐下来。信封的封口开了一些，我可以看到里面的现金，一沓一沓的现金。

她开始用梦呓般的声音对我说话。

“我们从出纳那里拿了所有的大钞，装成这样一包。信封里有两万两千。我还留下几百块钱零头。”

“卢很担心。他认为卡纳利很容易就能逮到我们。你可能跟在后面，但未必有什么办法。”

我说：“卡纳利在众目睽睽之下输钱，那是好广告——虽然很心疼。”

她继续说下去，俨然我没开过口似的。“回到城里之前，我们看见一个出租车司机坐在车里，卢想到一个主意，他给了司机一百块大钞，换自己开出租车到圣安吉罗，过一些时候司机再把别克开回旅馆。那家伙答应了，我们就到另一条街换车。很抱歉把你甩了，但卢说你不会介意。反正以后可能还有机会谢你。”

“卢没进他的饭店。我们搭了另一辆出租车到我家。我住在荷巴道，南敏特八百街区。那个地方前台不会盘问你。我们上去到我的公寓，开了灯，两个蒙面的家伙从客厅和餐厅之间的墙后面走出来。一个很瘦小，另一个很魁梧，面具下面的下巴像架子似的突出来。卢错误地出手，大个儿立刻向他开枪。枪只是啪地一响，声音不是太大。卢躺在地上，再也没有动弹。”

我说：“可能是这些人把我打昏了。我还没告诉你这件事。”

她好像也没听到这句。她的脸很苍白、很镇静，像石膏一样没有表情，“我看我最好再喝一点酒。”她说。

我替我们两人倒了两杯酒。喝了酒，她继续说：“他们搜我们身，可是我们没有把钱放在身上。我们在一家通宵营业的杂货店，将现金称重并寄到了一家邮局。他们早已搜遍公寓，我们刚进屋，所以没时间藏东西。大个儿用拳头把我打昏。等我醒来，他们已经走了，只剩下我和死在地上的卢。”

她指指下巴角。那里是有点痕迹，但不明显。我在椅子上动了动，说：“他们在路上一定走在了你们前面。聪明的人应该会看看路上的出租车。他们怎么知道去哪里？”

“这我也想了一整夜，”葛林小姐说，“卡纳利知道我住在哪里。他曾经跟踪过我回家，要我听他的。”

“嗯，”我说，“但是他们为什么到你那儿，他们怎么进去的？”

“那不困难。窗户下有突出的壁檐，沿着走可以通往消防通道。他们可能派其他人去守着卢住的饭店。我们想到了这个可能性，但没想到他们也知道我的住处。”

“余下的统统说给我听。”我说。

“钱是寄给我的，”葛林小姐解释说，“卢是个好人，可是女人总要保护自己。所以我才必须留在那里，守着死在地板上的卢。等钱寄到，我才过来这里。”

我站起来，看着窗外。一个胖女人在院子对面的楼里敲着打字机。我听得到咔嗒的声音。我又坐下，盯着我的大拇指。

“他们把枪藏起来了吗？”我问。

“除非在他身下，我没看那里。”

“他们太轻易放过你了，也许根本不是卡纳利。卢什么事都告诉你吗？”

她安静地摇摇头。眼睛现在是瓦蓝色的，若有所思的神情代替了那种茫然的凝视。

“好，”我说，“那你想要我做什么呢？”

她稍微眯了一下眼，然后伸出一只手，缓缓地把鼓鼓的信封推过桌子。

“我不是小孩子，我也正处在困境。但我也不会独吞。一半的钱归我，我要这笔钱而且能干干净净地逃走，只要一半就行。昨晚如果我打电话给警察，他们一定会逼我交出来……我想卢会希望把他的一半给你，只是你必须陪我一起玩。”

“对一个私家侦探而言，这可是一大笔钱，葛林小姐，”我疲倦地笑着说，“昨天晚上你没打电话给警察，是对你比较不利的做法。不过就像俗话说的，每件事情都有自己的答案。我最好过去那里看看有什么线索——如果有的话。”

她迅速向前探出身子说：“那你会保管这些钱了？……你敢吗？”

“当然。我这就下楼，把钱放在保险箱里。你可以拿一把钥匙——我们以后再谈分钱的事。我想如果卡纳利得知必须来找我，一定很有趣，如果你躲在我朋友的小旅馆里，那就更有趣了——至少要让我四处查探一下才行。”

她点点头。我戴上帽子，把信封塞进皮带里。出去前，我告诉她如果她觉得紧张，左手边的最上一层抽屉里有枪。

我回来时看她好像动都没动。但她说已经打电话给卡纳利，给他留了个她认为他会明白的口信。

我们绕了很多弯路才到洛林公寓——位于布兰特和C大道转角处。一路上没有人对我们开枪。据我所知，也没有人跟踪。

我和杰姆·度雷握手，他是洛林公寓白班的职员。我掌心塞过一张折好的二十元钞票，他把手放进口袋里，说很乐意看到“汤普森小姐”不受打扰。

于是我便离开了。午间的报纸没有报道荷巴道上的卢·哈格的消息。

6

荷巴道其实是整个街区公寓建筑中的一栋，共有六层楼高，前面被漆成浅黄色。整条街两边都停了很多车。我缓缓地开过去，仔细查看。整个街区看起来不像因为最近发生什么事情而骚乱过的样子。一切都很平静，天气晴朗，停放的车子也很安详，好像回家的感觉。

我绕到一条两边钉着高高木板围墙的巷子，许多凹进去的地方随便搭着车库。我停在一个写有“出租房屋”的牌子旁边，从两个垃圾桶中间走进荷巴道的混凝土院子，院子沿街。一个男人正把高尔夫球杆放进两门车的后座。大厅里一个菲律宾人拖着吸尘器在吸地毯，一个黝黑的犹太女人在电话总台上写着什么。

我乘自动电梯上去，慢慢沿着长廊来到左边的最后一扇门前。我敲敲门，没有回音，又敲了一次，还是没有，于是用葛林小姐的钥匙开门进去。

没有人死在地板上。

我看看镜子里的自己，这面镜子位于一张壁床的背面。穿过房间，从窗户向下看，下面的壁檐从前是墙顶，往前接通防火梯。瞎子都可以走过来。但梯子上落满灰尘，上面并没有什么足印。

小餐厅和厨房除了该有的东西，其他什么也没有。卧室的地毯色彩令人愉快，墙壁漆成灰色。角落的垃圾桶四周有很多垃圾，梳妆台上有一把折断的梳子，上面有几根红色头发。橱柜内除了一些杜松子酒瓶外，空无一物。

我走回客厅，看看壁床后面，站了一分钟，便离开了公寓。

大厅的菲律宾人拿着吸尘器已经走了三码路。我靠在柜台的电话总机旁边。

“找葛林小姐。”

黑发的犹太女人说：“五二四号。”然后在洗衣单上做了一个记号。

“她不在。她最近回来过吗？”

她抬头看了我一眼，“没注意。什么事——要账的？”

我说我只是个朋友，谢过她就走了。这说明了葛林小姐的公寓没发生过什么令人兴奋的事。我回到巷子，坐进马蒙。

我本来也没有相信葛林小姐讲的故事。

我穿过科多瓦，开过了一条街，停在一家门可罗雀的杂货店旁。这家杂货店沉睡在两棵巨大的胡椒树和一扇灰扑扑、杂乱的窗子后面。角落里有一间公共电话亭。一个老人满脸渴望地朝我蹒跚而来，等弄清楚我想要的又走开了，把眼镜拉到鼻尖上，再次坐下来看报纸。

我放进硬币，拨了号码，一个女子的声音：“电讯！”声音有点慵懒。我请她接冯·白林。

刚接通，他马上就知道是谁。我听到他在清喉咙，然后贴近话筒，非常清楚地说：“我有事告诉你，不过是坏事，我十分难过。你的朋友哈格躺在停尸间。我们十分钟前才接到的消息。”

我靠在电话亭墙上，觉得眼睛憔悴发酸。我说：“还有什么消息？”

“两个外勤警察在西锡马龙某户人家前面的院子发现了他，子弹射穿心脏。昨天的事，但不知道为什么现在才确定身份。”

“西锡马龙，嗯？……嗯，这下可明白了。我去见你。”

我谢过他，挂了电话，站了一会儿，透过玻璃看着外面一个灰发的中年人，他走进店里，正伸手从架子上拿杂志。

然后我又丢了一个硬币，拨了洛林公寓的号码，接通了那位职员。

我说：“度雷，请接线生帮我接红发女孩，好吗？”

我拿出香烟点燃，对着玻璃门喷了一口烟。房间不通风，烟雾打着转。然后电话咔嗒一声，响起接线生的声音：“对不起，你要找的人不接电话。”

“再替我接杰姆，”等他接上了电话，我说，“能不能麻烦你跑上去看看她为什么不接电话？也许她只是小心谨慎而已。”

杰姆说：“没问题。我马上就拿钥匙上去。”

我全身开始冒汗，把话筒放在小架子上，用力把亭子门推开。灰发的家伙眼神迅速离开杂志，抬头看了看我，然后皱了皱眉头，看看手表。烟雾从亭子涌出。过了一会儿，我把门踢上，重新拾起话筒。

杰姆的声音好像从很远的地方传来。“她不在，也许出去散步了。”

我说：“好——也许兜风去了。”

我挂好话筒，推开门出去。灰发的陌生人放杂志时过于用力，结果杂志掉到了地上。我经过时，他正弯腰去捡；接着在我背后直起身子，平静但很坚定地说：“手不要动，不要讲话。继续走，走到你车子那里，做个交易。”

我从眼角看见老人像近视眼似的偷窥我们，但即使他看得够远，也看不出个所以然。有东西顶着我的背，可能是一根手指，不过我想八成不是。

我们非常平和地走出杂货店。

一辆灰色长轿车紧挨在我的马蒙后面。车子后门打开，一个方脸歪嘴的男子伸出一只脚，踩在车门踏板上，右手背在身后车里。

押着我的人说：“上你的车，往西开。拐过第一个拐角，时速二十五，不能快。”

狭窄的街道铺满阳光，安静祥和，胡椒树低喃着。一条街开外川流不息的车辆在科多瓦大道上络绎不绝。我耸耸肩，打开车门，坐在方向盘前面。灰发的家伙迅速坐在我旁边，盯着我的手。他亮出右手，手中拿着一支短鼻手枪。

“老兄，拿钥匙的时候老实点。”

我很小心。脚刚踩到离合器，后车门砰的一声，接着一阵急促的脚步声，有人坐进了马蒙的后座。我挂了挡，在拐角处转弯。从后视镜里看见后面的灰车也跟着转弯，然后把距离稍微拉远些。

我在和科多瓦大道平行的一条街上往西开。走了一条半街，后面一只手从我的腋窝伸过来，把我的枪拿走了。灰发家伙把短枪搁在腿上，另一只手仔细地在我身上搜了一遍，然后满意地靠在后座上。

“好。上大街，然后加速，”他说，“看到警车，别想打招呼……否则要你好看。”

我转了两个弯，把速度加到三十五，然后保持这个速度。我们经过一些优美的住宅区，然后风景开始疏淡起来。等风景相当平淡的时候，后面的灰车开始落下，朝城里开去，然后消失不见了。

“这是哪一路的绑架？”我问。

灰发家伙笑起来，摸摸宽大的红色下巴，“是正事。大老板有话要跟你说。”

“卡纳利？”

“卡纳利——见鬼！我说的是大老板。”

我看着来往的车辆和远方的景物，几分钟没说话。“你们为什么没有在那栋公寓或巷子里动手呢？”

“要确定没有人保护你。”

“谁是这个大老板？”

“别问了——等下就到了。还有什么事？”

“有，能抽烟吗？”

我点烟时，他抓着方向盘。后座的人从头到尾一声没吭。过了一会儿，灰发家伙叫我停车，换座位，由他开车。

“我以前有一辆这样的车，六年前，还很穷的时候。”他高兴地说。

对这话我想不出什么好回答，所以就只好让烟渗入我的肺。心里捉摸着，如果卢在西锡马龙被杀，为什么凶手没有把钱拿走？如果他真的在葛林小姐的公寓被杀，为什么有人会费那么大的劲把他扛回西锡马龙？

7

二十分钟后，我们来到山脚下。车爬过山脊，绕过长长的白色水泥弯道，经过一座桥。接着爬上另一个山坡，在半路转到一条掩在橡树和熊果树丛的碎石路上。山坡上蒲苇草花白茫茫的一片，像水面的雾气一般。车轮在碎石路上啮咬着，在弯道上打着滑。

我们来到一栋山间木屋，前面的露台宽广，还有鹅卵石加水泥砌成的地基。木屋后面一百英尺的山顶上，发电的风车慢慢地旋转着。一只蓝山雀绚丽地飞过路面，冲向空中，又急速转弯，像一颗石子坠落在我们视线之外。

灰发家伙把车开到露台前，在一辆浅褐色的林肯两门跑车旁停下，熄了火，摆正马蒙长长的手刹。他拔出钥匙，小心地收放在钥匙皮夹里，放进口袋。

后座的人下了车子，把我旁边的门打开，手上拿着一支枪。我下了车，灰发家伙也下了车。我们全部进了屋。

大房间的墙都由抛了光的松木建成，闪着优雅的光泽。踏在印第安地毯上，我们穿过房间，灰头发在一扇门上轻轻敲了下。

一个声音大叫：“什么事？”

灰头发把脸靠在门上，说：“比斯利——还有您想见的家伙。”

里面的声音说进来。比斯利打开门，把我推进去，又把门关上。

这是另一个大房间，依旧是美丽的松木墙，铺着印第安地毯。石头壁炉里漂流木的火焰嘶嘶低吼着，爆燃着。

坐在宽大桌子后面的家伙就是大政客法兰克·杜尔。

他面前摆张桌子，把肥肚皮顶在边缘，然后在上面把玩东西，看起来很有智慧的样子。一张五官模糊的胖脸；一细撮白发稍稍翘起来；小眼尖锐；小手纤细。

他穿着邋遢的灰色西装，前面桌上趴着一只黑色的大波斯猫。他用一只整洁的小手搔着猫的头，猫紧靠着他的手，闲不住的尾巴在桌缘上方摇摆，然后直直垂下。

他说：“坐下。”目光并没有从猫身上移开。

我坐在比较低的一张皮椅上。杜尔说：“喜不喜欢这儿啊？很不错，对吗？这是托比，我的女朋友，我唯一的女朋友。托比，对吗？”

我说：“我喜欢这儿——可是不喜欢上来的方式。”

杜尔稍稍抬起头，看着我，嘴巴微微张开。他的牙齿很漂亮，但并不是天生的。他说：“兄弟，我是个忙人。无须废话。喝一杯？”

“好，我喝一杯。”

他两只手掌轻轻地挤挤猫头，然后把猫推开，双手放在椅子扶手上，用力一推，脸有些涨红，最后终于站起来，摇摇摆摆走到嵌入式壁橱前，拿出一个矮粗的威士忌盛酒器和两只镶金丝的玻璃杯。

“今天没有冰块，”他说，摇摆着回到桌前，“就喝纯的吧！”

他倒了两杯，打个手势，我过去拿我的那杯。他又坐下。我也拿着酒坐下。杜尔点燃一支褐色长雪茄，把盒子往我的方向推了两英寸，然后又靠到椅背上，盯着我看。非常轻松，毫无戒心的样子。

“你就是指控曼尼·廷南的家伙，”他说，“没有用的。”

我啜着威士忌，这酒还行，还咽得下去。

“有时候生活很复杂，”杜尔继续说下去，声音依然平稳轻松，“政治——即使很有趣的时候——很伤脑筋。你知道，我很难缠，我要什么就一定要得到。我现在要求的不多了，但若想要——就非得到不可。至于怎么得到，一点都无所谓。”

“你是有这种名气。”我客气地说。

杜尔的眼睛亮了起来。他四处找那只猫，拉着猫尾巴，把它拖到跟前，开始揉它的肚子。猫似乎很喜欢这样。

杜尔看着我，轻声说：“你杀了卢·哈格。”

“你为什么这么想？”我问，没有特别强调什么。

“你杀了卢·哈格。也许他该死——但是是你成全了他。他被人用点三八口径的枪射穿心脏。你带的就是点三八口径，而且你的好枪法出了名。昨晚你和哈格在奥林达，看见他赢了很多钱。你应该是他的保镖，但是你想到了更好的主意。你在西锡马龙追上他和那个女人，喂了哈格一颗子弹，抢走了钱。”

我喝完威士忌，站起来，再替自己倒一些。

“你和那女人做交易，”杜尔说，“但交易最终没达成。她想到一个俏皮的主意。不过那不重要，因为警方找到哈格时，也找到了你的枪。而且钱在你那里。”

我说：“发出通缉令抓我了吗？”

“等我放出话去……而且枪还没交出去……你知道，我有很多朋友。”

我缓缓地说：“我在卡纳利的场子外面被打昏，算我活该，枪也被缴了。我一直没追上哈格，从此没再看到他。今天早上那个女人来找我，钱装在一个信封里，她瞎掰了一个故事说哈格在她的公寓里被杀。所以钱才跑到我手上——为了保险起见。我不相信那女人的故事，可是她送钱的行为有很多问题。而且哈格是我的朋友，我就出来调查了。”

“你应该让警察处理的。”杜尔笑着说。

“那女人有可能掉入别人的陷阱。而且我可能赚几块钱——合法的。这种事即使在圣安吉罗也会发生。”

杜尔手指戳着猫的脸，被猫漫不经心地咬了一下。然后猫走开，坐在角落里舔脚趾。

“两万二，那女人就这样把钱交给你？”杜尔说，“这像一个女人的行为吗？”

“你拿了钱，哈格被你的枪打死，那女人不见了——但我可以把她带回来。必要时，她会是个好证人。”

“奥林达的那一场赌局真的有诈？”我问。

杜尔喝完酒，嘴上又叼起了雪茄。“当然，”他漫不经心地说，“庄家手——一个叫皮纳的家伙——插了一脚。轮盘接线接在双零上，老把戏，铜钮放在地板上，踩在皮纳的鞋底下，电线沿着他的腿往上拉，电池在他的屁股口袋里。老把戏！”

我说：“卡纳利看起来不像知道轮盘被接线了。”

杜尔咯咯笑着，“他知道盘子被接了线，但不知道他的头号庄家手替别人干活。”

“我可不愿意当皮纳。”我说。

杜尔拿着雪茄做了一个不屑的动作，“他已经被修理了……那场赌局很谨慎、很低调。他们玩得不大，只是正常下赌注，也没有一直都赢，因为做不到。没有一个接线的轮盘能够万无一失。”

我耸耸肩，在椅子上挪动身体。“你知道的可真多。这一切都只是为了给我好看吗？”

他轻轻一笑。“嘿，不是！有一些事情自然就发生了——最好的计划向来如此。”他又摇摇雪茄，一缕灰白的细烟飘过他狡猾的小眼睛。外面房间有压低的谈话声，“我有一些需要讨好的关系——虽然我未必喜欢他们所有的勾当。”他简单地解释道。

“就像曼尼·廷南？他常常在市政厅出入，知道太多事情。好了，杜尔先生。你到底要我怎么替你卖命？自杀吗？”

他大笑起来。肥胖的肩膀愉快地摇晃着。一只小手的掌心朝我伸过来。“我不那么想，”他冷冷地说，“有更合适的交易。我要改变大众对沙隆枪杀案的看法。我怀疑没有你，那个烂检察官能不能够定廷南罪——他可以告诉大家你是被杀掉灭口的。”

我从椅子上站起来，走过去靠在桌上，靠近杜尔。

他说：“不要乱来！”声音尖锐，有些喘不过气来，一只手把抽屉拉开一半。手的动作和身体的动作相形之下，显得异常敏捷。

我低头对着他的手微笑，他从抽屉上把手移开。我看见里面躺着一把枪。

我说：“我已经对大陪审团说过了。”

杜尔往后靠到椅背上，对我微笑，“人都会犯错，聪明的私家侦探也一样……你可以改变主意——把它写下来。”

我非常小声地说：“不。我会被控伪造文书——这样的罪名我可担不起。我宁愿被控谋杀——这样我还可以摆平。尤其是方威得有意摆平的话……他可不愿意糟蹋我这个证人。廷南的案子对他太重要了。”

杜尔平静地说：“兄弟，那么你就得试试看如何摆平了。等你摆平后，脖子上还会有其他的烂泥，那样陪审团就不会只凭你的一面之词判廷南的罪了。”

我缓缓地伸出手，搔着猫的耳朵。“那两万二怎么办？”

“如果你想玩，就是你的。毕竟不是我的钱……如果廷南能够脱身，也许我会加上一些我自己的钱。”

我替猫的下巴搔痒，它开始满意地呼噜呼噜叫。我把它抱起来，轻轻地放在手臂上。“杜尔，谁杀了哈格？”我问道，但没看他。

他摇摇头。我看着他微笑着说：“你的猫真可爱。”

杜尔舔舔嘴唇，笑着说：“我看这小畜生喜欢你。”他显然喜欢这个想法。

我点点头——把猫丢到他脸上。

他哀叫一声，伸手去接猫。猫在空中漂亮地转身，两只前爪伸长准备降落。一只爪子抓裂了杜尔的脸颊，像剥香蕉皮似的。他大声惨叫起来。

我拿出抽屉里的枪。比斯利和方脸的家伙闪进来时，我的枪口正顶着杜尔的后脖颈。

一时之间出现了戏剧性的场面。接着猫挣扎着脱开杜尔的手臂，跳到地板上，躲到桌子下面。比斯利举起短鼻手枪，但看起来好像不知所措。

我拿枪口用力戳着杜尔的脖子说：“各位，法兰克先挨枪子……这可不是吓唬你们。”

杜尔在我前面咕哝着，“别慌！”他对手下嘶吼。他从胸前的口袋里掏出手帕，摁着颊上流血的伤痕。歪嘴的家伙开始沿着墙壁向前挪。

我说：“我不喜欢这一套，不过我也不是吓唬人。你最好停在那里别动。”

歪嘴的人停止挪动，狠狠地瞪我一眼，双手垂下来。

杜尔的头半转过来，想要跟我说话。我无法看清他脸上的表情，但他似乎毫不畏惧。他说：“你这样不会得到任何好处。只要我想，很容易就能把你干掉。看清楚，你现在在哪里？你不管对谁开枪，都会惹上更大的麻烦，比起我要你做的事更大的麻烦。你会骑虎难下。”

我想了一下，比斯利得意地看着我，好像他对这些已司空见惯。另一个人则没什么得意的表情。我注意听四周的动静，房子其他的地方好像很安静。

杜尔往前稍微避开枪口，说：“怎么样？”

我说：“我要出去。我有一支枪，看起来如有必要，这枪可以用来杀人。我不想这么做，所以叫比斯利把我的钥匙丢过来，另一个人把枪还我，我就忘记这桩绑架案。”

杜尔懒懒地移动双臂，想要耸耸肩。“然后呢？”

“再仔细盘算一下你的生意。如果你在后面多保护保护我，也许我就跟你一道……还有，如果你像你自己说得那么厉害，几个小时对你来说也不会有什么损失。”

“这倒是个不赖的主意，”杜尔说着，咯咯笑起来，然后对比斯利说，“把枪收起来，钥匙还他，还有他的枪——你今天得到的那一把。”

比斯利叹了口气，非常谨慎地把手伸进裤子，把我的钥匙夹扔过来丢在桌子边缘。歪嘴的家伙伸出一只手，掏掏口袋，我稍微放松了对杜尔脖子的控制。他拿出我的枪，把它扔在地上，然后踢过来。

我从杜尔背后伸出手，拿了我的钥匙和地板上的枪，侧着身体挪向房间门口。杜尔用空洞无神的眼睛盯着我。比斯利的身体跟着我转，我靠近门边时，他闪到一旁。另一个人则竭力控制着自己。

我到了门口，转动锁上的钥匙。杜尔做梦似的说：“你就像皮筋尾端的橡皮球，跑得越远，弹回来得越快。”

我说：“橡皮筋可能有些松了。”然后出了门，把门锁上，镇定一下自己，等着子弹飞出来，但是没人开枪。我这唬人的一招经不起考验，恰如周末结婚戒指上的镀金一样单薄。这招得以奏效完全是因为杜尔的默许。

我出了屋子，发动马蒙，掉转车头，一路滑过山坡，直到下来回到公路上。后面没有什么声音追赶我。

等我回到混凝土公路桥时，已经过了两点。我一手开车一手擦拭着后脑勺上的汗珠。

8

停尸间在长长的、明亮安静的走廊尽头，在郡立大楼大厅的后面探出的一个建筑里面。走廊尽头有两扇门和一面空空的大理石墙。一扇门的玻璃上写着“验尸间”，门后没有灯光。另一扇通向一间小小的、令人愉快的办公室。

一个鹅一般蓝色眼睛，锈红色头发，留着中分发型的人正趴在桌上填表格。他抬头上上下下打量了我一番，突然露出笑容。

我说：“嗨，兰登……记得沙隆的案子吗？”

明亮的蓝眼睛眨了眨。他站起来，绕过桌子，伸出手来，“当然。有什么事——”他突然打住话头，手指弹了一下，“该死！你就是指证廷南的那个人嘛！”

我把烟蒂丢到门外的走廊。“我来的目的不是那个，至少这一次不是。一个叫卢·哈格的家伙……昨晚或今天早上被枪杀，听说是从西锡马龙送过来的。可以看一下吗？”

“没人会阻拦你。”兰登说。

他率先走到办公室另一边的门前，开门让我进去。里面完全漆成白色，铺着白色瓷砖和玻璃，灯火通明。一面墙上有两排大箱子，上面有玻璃看格。透过窥视孔，能看到里面都是包裹白布的尸体，深处是结霜的水管。

一具尸体盖着白布躺在头高脚低倾斜的桌台上。兰登随随便便拉下白布，一张没有生机的、平静的、淡黄的脸露了出来。略长的头发散在小枕头上，仍然乌黑光亮。眼睛半睁，漠然地瞪着天花板。

我走上前去，看着那张脸，兰登把布往下拉了一些，手指轻轻敲在胸膛上，响声空洞，宛如敲在木板上。心脏上面有一个弹孔。

“枪法干净利落。”

我迅速转过身，拿出一根香烟在手指间转动，盯着地板。

“谁指认他的？”

“口袋里的东西，当然我们也查了他的指纹。认识他吗？”

“认识。”

兰登的拇指轻轻地搔搔下巴。我们回到办公室，兰登走到桌子后面坐下。

他翻翻文件，从一沓中抽出一份，看了一下。

他说：“一辆警长的无线电车在凌晨十二点三十五分发现了他，就在西锡马龙外一条老路上，离交叉口四分之一英里的地方。那儿很少有人经过，但警车会不时过去看看有没有胡闹的人。”

我说：“你能判断他死多久了？”

“不太久。送来时，尸体还有温度，那边的夜晚可是很凉的。”

我把未点燃的香烟放进嘴里，嘴唇上下晃动着它说：“我打赌你挖出了一颗点三八子弹。”

“你怎么知道？”兰登紧接着问。

“猜的，看起来是那种弹孔。”

他看着我，眼睛明亮，饶有兴趣。我谢过他，说我们还会再见，然后出门，在走廊上点燃香烟。我走回电梯，上到七楼，沿着和楼下一模一样的走廊走，但这次不是通向停尸间，而是通向一些检察官调查员空荡而狭小的办公室。走到一半，我打开一扇门，走进其中的一间。

勃尼·欧斯躬着背懒散地坐在靠墙的办公桌前。他就是方威得说如果有了麻烦，叫我来找的调查组组长。他身材中等，白眉毛，突出的下巴中间有一道很深的凹窝。另一面墙边有另一张桌子，两张硬椅子，橡皮垫上有个黄铜痰盂，其他没什么了。

欧斯淡淡地对我点头，离开椅子，把门闩上。然后他从抽屉里拿出扁盒的小雪茄，点燃一支，又把扁盒推过来，目不转睛地盯着我。我坐在一张硬椅上，靠着椅背。

欧斯说：“嗯？”

“是卢·哈格没错，”我说，“我还以为可能不是。”

“见鬼。我都告诉你是哈格了。”

有人想进来，敲了敲门。欧斯没理，那人就走了。

我缓缓地说：“他大概是在十一点半到十二点三十五分之间被杀的，在发现尸体的地方，才有足够的时间完事，但照那个女人说的，她却没有作案时间。我也没有作案时间。”

“对，也许你可以证明这一点，然后你也可以证明你的朋友没有用你的枪杀人。”

“我的朋友不太可能会用我的枪杀人——如果他是我朋友的话。”

欧斯哼了一声，挖苦地斜着眼对我笑。“大部分人都这么想，所以他才可能得逞。”

我把椅子腿定在地板上，盯着他看。

“我应该告诉你关于钱和枪——所有和我纠缠不清的事情吗？”

欧斯面无表情地说：“应该——尤其是你明明知道别人已经替你说过了。”

我说：“杜尔真是一点时间也不浪费。”

我掐了香烟，抛到痰盂里，然后站起来。

“好，追缉我的命令还没下——我就去说说我的版本。”

欧斯说：“坐下！”

我坐下了。他拿出嘴里的小雪茄，粗鲁地丢得老远。雪茄沿着褐色塑胶地板打滚，在角落里吐着烟。他手臂搁在桌上，两手手指敲着桌面。下唇前凸，压住牙齿咬着的上唇。

“杜尔可能知道你现在在这里。你不在楼下箱子里的唯一原因是他们还搞不清楚到底是把你杀了好，还是赌赌运气。如果方威得选举输了，我就会被扫地出门——如果我跟你扯不清的话。”

“如果他把曼尼·廷南定了罪，他就不会输掉选举。”

欧斯从盒子里又拿出一支雪茄点燃。他拿起桌上的帽子，把玩了一下，戴上。

“那个红头发的女人为什么告诉你她公寓里的歌舞剧，什么地板上的尸体诸如此类的那一堆闹剧呢？”

“他们想要我过去，估计我会去查看是否有枪留下——也许只是核实一下她说的话。这样可以把我从热闹的地方调开，且更容易弄清楚检察官是否派人对我进行了保护。”

“这都是揣测。”欧斯酸溜溜地说。

“那当然。”

欧斯晃了一下粗腿，努力站稳双脚，双手支在膝盖上。小雪茄在他嘴角抖了抖。

“我想见见这些拿着两万二乱撒，只为瞎掰童话故事的家伙。”他狠狠地说。

我又站起来，经过他，朝门走去。

欧斯说：“忙什么？”

我回过头，耸耸肩，面无表情地看着他。“你好像兴趣不大。”

他站起来，疲倦地说：“那出租车司机可能是个可恶的小混混。不过话说回来，也可能是杜尔的爪牙不知道他蹚了这趟浑水。趁他记忆还新鲜，我们去拜访他一下。”

9

格林高级车行在狄文拉，在主干道东面三个街区外。我把马蒙停在消防栓前面，然后下车。欧斯瘫在座位上，咕哝说：“我留在这里，也许会发现跟踪的人。”

我走进一座充满回音的巨型车库，里面光线幽暗，几块新漆的地方色彩亮眼。角落有一个肮脏的玻璃墙的小办公室，一个小个子脑袋后面撑着牛仔帽，满是胡茬的下巴下面挂着一条红领带。他正在把烟草削到自己掌心里。

我说：“你是调度员？”

“对。”

“我找你们的一个司机，叫汤姆·史耐德的。”

他放下刀子和烟草块，开始用掌心压碎烟草，警觉地问：“有什么麻烦吗？”

“没有麻烦，我是他的朋友。”

“又是朋友？哼……先生，他上夜班……我想他已经走了……仁福街一七二三号，靠灰湖那头。”

我说：“谢谢。有电话吗？”

“没电话。”

我从口袋里抽出折叠的地图，打开一部分，放在他鼻子前面的桌上，他看起来有些不悦。

“墙上有张大的。”他粗声粗气地说，开始把烟草塞进短烟斗里。

“我习惯用这一张。”我说。我在摊开的地图上弯下腰，寻找仁福街。然后突然打住，看着年仔帽的脸，说：“你倒挺快想起那个住址的。”

他把烟斗放进嘴里，狠狠地抽了一口，把两根手指迅速塞进敞开的背心口袋里。

“刚才有两个混混问过。”

我赶快折起地图，边塞进口袋，边冲出门。跳过人行道，跃进方向盘后，猛踩油门。

“有人抢先了，”我对欧斯说，“刚才两个家伙问了那小伙子的地址。可能——”

欧斯抓住车子，轮子尖叫转弯时，欧斯不断咒骂。我身子往前倾，拼命向前开。中央街口亮起红灯，我突然转向转到加油站，穿过路障，窜到中央大街，穿梭在车辆中间，然后右转一路朝东而去。

一个黑人警察朝我吹哨子，瞪大眼睛好像要看清楚牌照号码，我无所顾忌地继续前进。

仓库、果菜市场、大瓦斯库、更多的仓库、铁路、两座桥都被抛在身后。我一连闯过三个黄灯，然后以一秒之差闯过第四个。在第六个街区，招来了一位骑警的警笛，欧斯递给我一个青铜星徽。我对着车外猛挥，转到太阳可以反射的方向。警笛停住了。摩托车紧跟在后走了十二个街区，然后转开。

灰湖是个人工水库，坐落在两座山丘之间的凹崖处，在圣安吉罗的东缘。狭窄但耗资巨大铺成的街道逶迤在山间。道路两边，装点着几座廉价、散落的木屋。

我们一头钻进山丘，边疾驶边找门牌号码。灰色如丝的湖面被落在身后。老马蒙的马达在岩块剥落的堤岸间怒吼，把尘土吹落在无人走过的人行道上。土狗在野草间的地鼠洞前逡巡着。

仁福街几乎在山顶上。街头有一栋整齐的小木屋，屋子前面有个裹着尿布的小孩。一片草地上围着铁丝网，里面什么也没有。然后有一大片没有房子的空地。然后有两栋房子，接着路面向下延伸，上下大幅起伏，穿过两边高得足以掩蔽整条街的堤岸。

接着前面转弯处突然爆出一声枪响。

欧斯猛地坐直身子，说：“喔喔！那可不是打兔子的枪。”他迅速抓出手枪，打开旁边的车门闩。

我们开出弯道，看见下坡处有两栋房子，中间有两块陡坡。一辆灰色长轿车在两栋房子中间的空地上滑行。左前方的轮胎扁塌，两扇前门大开，好像张开的大象的耳朵。

一个黑脸的小个子双膝跪在街上，靠在右边开启的车门边。右臂垂下，鲜血直流，另一只手想要捡起前面水泥地上的自动手枪。

我猛地刹住马蒙，欧斯跳了出去。

“嘿，别动！”他大叫一声。

手臂受伤的家伙怒吼着，松了手，往后靠在车门踏板上。车子后面传出一声枪响，在离我耳朵不远处爆开。这时候我已经站在路上。灰色长车斜插在两栋房子中间，所以除了开着的门，我看不清左边的景象。枪声好像是从那里发出来的。欧斯对着门内开了两枪。我弯下腰，看车子下面，看到一双脚。我朝它们开枪，没打中。

就在这时，最近的房子的角落传出很细但非常尖锐的破裂声。灰色长车的玻璃破了。后面枪声大作，房子墙角的灰泥四溅，散落在矮树丛中。接着我看见矮树丛间有个男人的上半身。他趴在下坡上，肩上扛着一把轻型来复枪。

他就是汤姆·史耐德，那个出租车司机。

欧斯嘟哝一声，朝灰车开了火。他朝门又开了两枪，然后闪到引擎盖后面。车后响起更多爆炸声。我把受伤的人的枪踢开，小心绕过他，扫了一眼油箱后面。但是那人有太多角度要照顾到，顾不上我。

他是个大块头，一身褐色西装，在两栋木屋中间的山凹处发出一连串砰砰的枪响。欧斯的枪也怒吼着。那人转过身，朝他不断射击。欧斯现在没有任何掩体。我看见他的帽子飞落在地，他双脚分开笔直地站立，像在练靶场那样稳稳地托着枪。

但是大块头已经败下阵来，我的子弹射穿了他的脖子。欧斯非常谨慎地继续朝他开枪，大块头倒了下去。欧斯枪里的第六发也是最后一发子弹射中了那人的胸膛，他彻底倒下了。他脑袋的一侧撞到路面上，伴随着令人作呕的嘎巴声。

我们从车子两边朝他包抄过去。欧斯蹲下来，扶起这人的背。尽管鲜血流满了他的脖子，他死去的脸却有一种轻松可亲的表情。欧斯开始翻搜他的口袋。

我回头看看另外一个人。他什么也没做，只是坐在车门踏板上，抱着右臂，一脸痛苦。

史耐德三步并做两步爬上堤岸向我们跑来。

欧斯说：“这家伙叫波克·安德鲁，我在赌场常看到他，”他站起来，拍拍膝盖，左手拿了些零碎东西，“对，波克·安德鲁。白天当枪手，按小时或周计酬。我看他以此维生——至少有段时间了。”

“他不是打昏我的人，”我说，“而是我被打昏前看到的那人。如果早上红头发说的有真话，恐怕就是这家伙杀了哈格。”

欧斯点点头，走过去捡起帽子。帽缘上有个洞，“我预料也是这样。”他说着，冷静地把帽子戴上。

史耐德站在我们面前，小来复枪牢牢地握在胸前。他没戴帽子，没穿大衣，脚上穿着球鞋，眼睛明亮愤怒。他开始发抖。

“我就知道我会宰了他们！”他大吼着，“我就知道我会干倒这些下流胚子！”他住了口，脸开始变色——变成绿色。他缓缓弯下身子，放下来复枪，两手撑着弯曲的膝盖。

欧斯说：“老弟，你最好找个地方躺下来。如果我没看错，你快要吐了。”

10

史耐德躺在小木屋家里客厅的沙发床上。额头放着一条湿毛巾。一个蜜色头发的小女孩坐在他旁边，握着他的手。一个年轻妇人头发稍微比小女孩的颜色暗些，坐在角落，疲累而欣喜地看着史耐德。

我们进来时很热，所有的窗户都关上了，所有的窗帘也拉下了。欧斯打开前面的两扇窗户，坐在窗户旁边，看着外面的灰车。黝黑的墨西哥人坐在前座，没有受伤的手抓着方向盘。

“都是因为他们说到我女儿，”史耐德盖着毛巾说，“我才发了疯。他们说如果我不照他们的话做，就回来抓她。”

欧斯说：“好，汤姆。我们就从头听起。”他往嘴里放了一支小雪茄，怀疑地看着史耐德，没有点燃。

我坐进一张非常硬的温莎椅里，看着廉价的新地毯。

“我正在看杂志，等着吃饭，然后去上班，”史耐德谨慎地说，“我女儿去开门，他们拿枪对着我们，把我们都逼进这里。然后关上窗户，拉下窗帘，只留一幅开着。那个墨西哥佬坐在那里往外看，从头到尾一句话都没说。大块头坐在这边床上，叫我把昨晚的事情说给他听——说了两遍。然后他说我得忘记我见了谁，和谁一起进城之类的事，这样就会没事。”

欧斯点点头说：“这个人第一次来这里是什么时候？”

“我没注意。大概十一点半，或者十一点四十五分。我一点十五的时候回到办公室报到，就在从卡利龙把车子拿回来后。昨晚我们足足花了一个小时从海边开车进城。在杂货店里说了十五分钟话，也可能更久些。”

“那样算算，你见他时大概半夜了。”欧斯说。

史耐德摇摇头，毛巾从脸上掉下来。他又把毛巾推了回去。

“呃，不是，”史耐德说，“杂货店那家伙告诉我他十二点关门。我们离开时他还没准备关门。”

欧斯转过头，面无表情地看看我，又回头看史耐德，“说说这两个枪手。”

“大块头说得多，大概意思是我不必跟谁说这件事。如果我听话，他们就会再回来给我一点钱。如果我说错话，他们就回来抓我女儿。”

“说下去，”欧斯说，“他们满嘴废话。”

“他们走了。等看到他们又返回来，我简直要疯了。仁福街是条断头路——有人贪污偷工减料。这条街绕山往前通半英里路，然后就没路了，没有出口。所以他们一定得原路返回……我拿了我的点二二——这是我唯一的枪——躲在树丛里。第二枪打中了轮胎，我想他们以为爆胎了。下一枪我没打中，他们变聪明了，也拿出枪来。后来我打中了墨西哥佬，大块头躲在车后……后来，你们就来了。”

欧斯活动活动他粗硬的手指，阴沉地对角落里的小女孩笑笑。“汤姆，谁住隔壁房子？”

“一个叫格兰迪的家伙，他是巴士司机。他一个人住，现在正在上班。”

“我猜他不在家。”欧斯笑笑。他站起来，走过去，拍拍小女孩的头，“汤姆，你得来局里一趟，做个笔录。”

“没问题，”史耐德的声音疲惫不堪，“我看我的工作也要丢了，我昨晚把车租出去了。”

“那可不一定，”欧斯轻轻说，“除非你们老板不喜欢有胆识的家伙替他跑车。”

他又拍拍小女孩的头，走到门前，打开门。我对史耐德点点头，跟着欧斯走出屋子。欧斯安静地说：“他还不知道杀人的事，没有必要在孩子面前提起。”

我们走到灰车旁，从地下室拿出一些麻袋盖在安德鲁的尸体上，再用石头压住麻袋。欧斯偏着头，漫不经心地说：“我得赶快找个电话。”

他靠在车门上，看着车内的墨西哥佬。墨佬头朝后仰坐着，眼睛半睁，褐色的脸上疲惫不堪，左腕铐在方向盘上。

“姓名？”欧斯厉声问。

“路易·卡德南。”墨西哥佬轻声说，眼都没有睁大一点。

“昨晚你们哪一个人在西锡马龙做掉一个家伙？”

“听不懂，先生。”墨西哥佬低声说。

“别跟我装疯卖傻，混球，”欧斯不动声色地说，“别惹恼我。”他的头弯到窗边，嘴里的雪茄打着转。

墨西哥佬好像被逗乐了，同时又显出很疲倦的样子。右手的血已经干涸，变成黑色。

欧斯说：“安德鲁在西锡马龙一辆出租车上做掉了一个家伙，车里还有一个女人。我们抓到那女人了。你他妈的还有个机会证明你没参与。”

墨西哥佬半睁的眼睛闪过一星亮光，很快又消失了。他微微一笑，露出一排小小的白牙。

欧斯说：“他怎么处理那把枪的？”

“听不懂，先生。”

欧斯说：“他很顽固。他们顽固的时候挺吓人的。”

他从车边走开，踢踢人行道上的松动的泥土，旁边的麻袋盖着死人。他的鞋尖戳着戳着，水泥地上渐渐露出了承包商的名字。他大声读出来：“圣安吉罗·杜尔铺路工程公司。那条肥虫竟然不乖乖干自己的勾当，真是怪事。”

我站在欧斯旁边，往下看着两栋房子中间的山丘。远远的下方，环绕着灰湖的大道上，来往车子的挡风玻璃折射的光线一闪一烁。

欧斯说：“你说说看？”

我说：“杀手知道出租车的事——可能——还有那女人拿着钱进城的事，所以不是卡纳利干的。卡纳利不是那种随便拿着两万二大洋让别人玩的人。红头发也参与了杀人，这其中一定有什么原因。”

欧斯笑笑。“当然，这样做是为了把你引进圈套。”

我说：“真遗憾有些人对人命，或是对两万二，就是一点儿都不在乎。哈格被杀，好让我落入圈套，给我钱好让圈套套得更紧。”

“也许他们认为你有了高球杯，”欧斯咕哝道，“刚好能把你的嘴缝起来。”

我在手指间转着香烟。“即使对我而言，这样做未免还是有些愚蠢。我们现在怎么办？等月亮出来好唱歌——还是下山，继续说些善意的谎言呢？”

欧斯对着安德鲁的麻袋吐了一口，粗鲁地说：“这里是郡的辖地。我可以把整件烂摊子丢给索兰诺的小警察局，把事情压一些时候。出租车司机也会乐意配合的。我已经受够了，所以我要把这个墨西哥佬押去牢房，亲自料理。”

“我也喜欢这样，”我说，“我想你没办法压太久，但时间大概足够让我去看看那条养猫的大肥虫了。”

11

我回到旅馆时，已经快傍晚了。职员交给我一张纸条，上面写着：“请尽快打电话给杜尔。”

上了楼，我喝光瓶底的酒，打电话给楼下又叫了一瓶。接着我搔搔下巴，换了衣服，在电话簿里找杜尔的号码。他住在绿野公园一所美丽的老房子里。

我叮叮当当地替自己调了一大杯顺口的好酒，坐在安乐椅上，电话就在肘边。先是一个女佣接的电话，然后一个男人说到杜尔先生几个字，听起来好像这几个字会让他嘴巴爆炸似的。在他之后，是一个非常温柔的声音。然后是一阵沉默，最后终于轮到杜尔自己接电话，他似乎很高兴我打电话来。

他说：“我一直在想今天早上我们的谈话，我有个更好的主意。过来见我……你可以把那些钱带来，你刚好有足够的时间去银行取钱。”

我说：“是啊！保险库六点关门，但这不是你的钱。”

我听到他咯咯地干笑起来。“别傻了，钱都做记号了，我可不想控告你偷钱！”

我想了想，没有相信——没有相信钱被做了记号。我喝了一口酒，说：“我可能愿意把钱交给原来给我钱的人——当着你的面。”

他说：“我告诉过你那人不在城里，我看看能不能想些什么办法，你可别耍花招啊！”

我说当然不会耍花招，就挂了电话。我喝完酒，打电话给《电讯》的白林。他说警长办公室的人好像根本不清楚哈格的事——或根本不管这事。我仍然不让他登载我的故事，他有点不高兴。从他说话的口气来看，我知道他还没发现灰湖附近的事件。

我打电话给欧斯，但没找到人。

我又调了一杯酒，吞下半杯后才觉得喝得有些过头了。我戴上帽子，改变了对剩下半杯酒的心意，下楼上了车。黄昏的交通十分拥挤，有家的人都开着车回家吃饭。我不确定是两辆还是一辆车跟踪着我。不过，并没有人想追上来，丢一颗手榴弹在我腿上。

房子是方形的两层老式红砖建筑，美丽的院子，红砖围墙上面装饰着一圈白色石头。一辆闪闪发光的黑色大轿车停在一旁的出入口。我沿着红色标记上了两层阶梯，一个苍白瘦削、身穿圆摆外套的人带我走进宽敞安静的大厅，里面都是深色的老式家具，在大厅尽头可以瞥见花园的一角。他带着我穿过大厅，又沿着另一个直角的大厅穿行，最后带我轻轻走进镶嵌装饰板的书房，里面的朦胧的灯光映衬着渐浓的暮色。他离开了，留下我一个人在那儿。

房间尽头的落地窗大部分都开着。窗外一排静静矗立的大树后面，露出一线黄铜色的天空。树前面一个洒水器缓缓地在一片已经暗下来的草地上方打着转。墙上挂着大幅色调阴暗的油画，一个偌大的黑色书桌一端摆着一排书，旁边有很多深陷的座椅，沉重柔软的地毯从这端的墙边延伸到另一端墙边。空气里隐约透着上好雪茄的香气，混合着不知何处飘来的花香和湿土香。门打开了，一个带着夹鼻眼镜长相有点年轻的人走进来，对我客套地点点头，暧昧地看了一下四周，说杜尔先生立刻就来。他又出去了，我点了一根香烟。

过了一会儿，门又被打开了，比斯利走进来，微笑着经过我身旁，坐在窗户边。然后杜尔进来，后面跟着葛林小姐。

杜尔手臂上揽着他的黑猫，脸上还有两道可爱的抓痕，右颊贴着发光的胶布。葛林小姐的衣服和我早上时看到的一样。她看起来脸色晦暗，疲惫无神。经过我身边时，一副从没见过我的模样。

杜尔把自己塞进书桌后面的高背椅，把猫放在面前的桌上。猫慢慢走到桌角，开始舔肚子，动作冗长夸张，却正经八百。

杜尔说：“好极了，人都来了。”然后愉快地咯咯笑起来。

穿着圆摆外套的人托着一盘鸡尾酒进来，递给每一个人，把放有调味罐的托盘放在葛林小姐旁边的矮几上。之后他又走了出去，小心地关上门，好像害怕把门打破似的。

我们都喝着酒，每个人看起来都很严肃。

我说：“人都到了，只差两个人，要不咱们就达到最低法定人数了。”

杜尔厉声说：“什么？”头偏向一边。

我说：“卢·哈格在停尸间，卡纳利在躲警察。否则我们就都聚在一起了，所有的相关人士。”

葛林小姐忽然做了一个动作，忽然又停下来，戳着椅子扶手。

杜尔吞了两口鸡尾酒，把杯子放在一边，整洁的小手交叉放在桌上。表情看起来有些阴险。

“那笔钱，”他冷冷地说，“现在由我来保管。”

我说：“不管是现在还是任何时候，都轮不到你保管，我没带来。”

杜尔瞪着我，脸变得有些红。我看着比斯利，他嘴里叼着烟，手放在口袋里，头靠着椅背，看起来半醒半睡。

杜尔若有所思地轻轻说：“先藏着，嗯？”

“没错，”我阴沉地说，“只要钱在我手上，我就还算安全。你让我碰这钱时，就玩过火了。我若不抓住机会，岂不是呆子。”

杜尔说：“安全？”语调有些阴险。

我笑了。“还不够安全到让我不掉入圈套，但上一个圈套不够高明……当然还不够安全到不再次被人用枪挟持。不过下次可就没那么容易了……但足够保证不会有人从背后射杀你，或赔上财产。”

杜尔抚摸着猫，直视着我。

“我们再把一两件事情弄弄清楚，”我说，“谁害了哈格？”

“你凭什么认为不是你？”杜尔恶狠狠地问。

“我的不在场证明已经确凿了。等我弄清楚卢的死亡时间，才知道对我多有利。我现在干净了……不管是谁交出什么枪，说什么鬼故事……那些被派去毁掉我不在场证明的小子惹上了一些麻烦。”

杜尔说：“所以呢？”没有流露出明显的情绪。

“一个叫安德鲁的暴徒和一个自称路易·卡德南的墨西哥佬，我敢说你一定听说过他们。”

“我不认识这种人！”杜尔厉声说。

“那么听到安德鲁死翘翘了，卡德南也被警察抓了，你也不会难过了。”

“当然不会。”杜尔说：“他们是卡纳利派去的，是卡纳利下的令杀掉哈格。”

我说：“所以这就是你的新主意了，真烂！”

我身子往前倾，把空杯子放在椅子下。葛林小姐转过头看着我，非常沉重地说——好像我相信她的话对人类的未来无比重要似的：“当然——当然是卡纳利叫人杀了卢……至少，是他派出来追我们的人杀了卢。”

我礼貌地点点头。“为什么？因为没得到的一袋钱？他们才不会杀了他。他们会把他抓起来，把你们两个都抓起来。是你安排杀了他，出租车的把戏是为了把我引开，不是为了瞒过卡纳利的手下。”

她迅速伸出手来，眼睛在冒火，我继续说下去。

“我不太聪明，但也没把事情想得太简单。到底会是谁呢？卡纳利没有枪杀卢的动机，除非是为了拿回被骗的钱——如果他那么快就知道上当受骗的话！”

杜尔舔着嘴唇，下巴颤抖，觑着小眼来回看着我们。葛林小姐慌张地说：“整部戏卢都了解，他和荷官皮纳一起计划的。皮纳要一笔远走高飞的钱，他要搬到哈瓦那。当然卡纳利迟早会知道，但没那么快，如果我当时没有吵起来闹那么一通的话。我害得卢被杀——但不是你想象的那样。”

我根本没注意到我的烟掉了一英寸长的烟灰。“好，”我紧追不舍地说：“就算卡纳利干了整件好事……我猜你们两个骗子以为我只在乎这点……卡纳利发现被骗后，卢应该人在哪里呢？”

“他应该走掉了，”葛林小姐语气中不带任何感情地说，“走到天涯海角了。而且我应该跟他一道走的。”

我说：“胡说八道！你好像忘记我知道卢为什么被杀了。”

比斯利在椅子上坐直身子，右手十分轻巧地移向左肩，“老板，这个聪明的家伙惹火你了吗？”

杜尔说：“还没，让他说下去。”

我动了一下身子，好把比斯利看得清楚些。外面的天空已经黑了，洒水器也关掉了。一股潮湿的感觉缓缓渗进房间内。杜尔打开一个杉木盒子，拿出褐色长雪茄放进嘴里，用假牙把烟头咬掉，擦火柴的声音有些刺耳，然后他费力地抽着雪茄，吞云吐雾。

透过一大团烟雾，他缓缓地说：“把这些都忘掉，谈谈钱的事情……曼尼·廷南下午在牢房上吊自杀了。”

葛林小姐突然站起来，双臂垂在两旁；然后又缓缓地沉入椅子里，一动不动地坐着。我说：“有人帮他吗？”我猛烈做了一个唐突的动作——然后打住了。

比斯利迅速瞥了我一眼，但我并没有看他。窗户外面有一个影子——一个比黑暗的草地和更黑暗的树木亮一些的影子。接着，是空洞的、尖锐的连续枪击声，窗内飘进一缕白烟。

比斯利弹了一下，身子抬起一半，接着脸朝地倒下了，一只手臂压在下面。

卡纳利从窗户跳进来，跨过比斯利的身体，往前走了三步。他静静地站着，手里拿着一把长长的小口径黑色手枪，尾端稍大些的消音器筒体闪闪发光。

“全都不要动，”他说，“我是个好射手——即使拿着这把猎象枪。”

他的脸白得几乎发亮。深色的眼睛几乎都是烟灰色的虹膜，没有瞳孔。

他淡淡地说：“晚上开着窗户，声音传得很清楚。”

杜尔把双手放在桌上，开始拍打桌面。黑猫把身子压得非常低，悄悄爬到桌缘，跳到一张椅子下。葛林小姐机械地缓缓把头转向卡纳利。

卡纳利说：“你那张桌子大概有什么机关。如果这个房间的门打开，我就开枪。我会很高兴看到你的肥脖子流血。”

我右手的两根手指在扶手上移了两寸，消音枪立刻转向我，我不再动了。卡纳利棱角分明的八字胡下的嘴巴微微笑了一下。

“你是个聪明的侦探，”他说，“我没看错人，你还是有些讨我喜欢的地方。”

我什么话都没说。卡纳利回头看杜尔。他非常明确地说：“我长久以来被你的团伙吸血，不过这又是另一码子的事。昨晚我被骗了些钱，不过也没什么大不了的。然后我又变成杀死这个哈格的凶手。一个叫卡德南的家伙承认说是我雇用了他……这就有点儿离谱了。”

杜尔在桌前轻轻地摇了一下，艰难地放下手臂，用小手撑着脸，开始发抖。他的雪茄在地板上冒烟。

卡纳利说：“我要把钱拿回去，我要摆脱这些指控——但我最想要的是看你说话——这样我可以射穿你的大嘴，看着鲜血流出来。”

比斯利的身体在地毯上扭动了一下，他的手抓摸着。杜尔的眼睛尽力避免看他。这时卡纳利沉浸在自己的思路里，什么都没看见。我移动着扶手上的手指，可是还有很长一段距离。

卡纳利说：“皮纳对我招了，我已经处理了他。你杀了哈格，因为他是不利于廷南的秘密证人。检察官保住了秘密，这个侦探保住了秘密，但哈格没保住。他告诉了这个婊子——这个婊子告诉了你……所以你安排人杀了他，故意让人怀疑是我干的。先是这个条子，如果不管用，就把罪名栽到我头上。”

接着是一阵沉默，我想说什么，但是说不出口。我想除了卡纳利没有人会再说出什么。

卡纳利说：“你安排皮纳让哈格和他的女人赢我的钱。那也不难，因为我向来不在轮盘上耍诈。”

杜尔停止发抖，他抬起脸——跟石灰一样白，缓缓转向卡纳利，那是一张快要癫痫发作的脸。比斯利一只手臂撑着上身，眼睛几乎闭着，但还是费力地把一把枪抓在手中。

卡纳利身体前倾，开始微笑。就在比斯利的枪振动咆哮之时，他扣着扳机的手指开始泛白。

卡纳利拱起背直到身子形成僵硬的弧形。他直直地往前倾倒，撞上桌边，又沿着桌边往下滑到地板上，再没有举起手来。

比斯利扔掉枪，脸又朝下倒在地板上。他身体瘫了，手指痉挛了一阵，最后静止不动了。

我的腿动了动，站起来，走过去下意识地踢开卡纳利掉在桌下的枪。我看见卡纳利至少开了一枪，因为杜尔没了右眼。

他静静地坐着，下巴落在胸膛上，没受伤的半边脸看起来很忧伤。

房间的门打开了，戴着夹鼻眼镜的秘书瞪大眼睛跑进来。他跌跌撞撞地后退靠在门上，又关上了门。我听到了他响彻房间的急促的呼吸声。

他喘着气说：“出——出事了吗？”

即便在当时，我也觉得那情景很可笑。然后我才明白他可能近视，从他站着的地方看，杜尔可能看起来很正常。另外，这也可能是杜尔手下人的习惯。

我说：“没事——我们会料理。出去别管。”

他说：“好的，先生。”然后又出去了。我惊讶得嘴都闭不上。我走过房间，弯腰察看灰发比斯利。他昏过去了，可是脉搏很正常。他身体的一侧在慢慢地流血。

葛林小姐站起来，看起来跟卡纳利一样呆若木鸡。她叨叨叨地冲我说话，声音尖利但很清晰：“我不知道卢会被杀死，我也没办法。他们用烙铁烙我——给你看看我遭遇了什么。看！”

我看了看。她把胸前的衣服拉开，乳沟间有一个可怕的烙痕。

我说：“好了，老姊。果然够狠毒。不过我们得叫警察来，还有替比斯利叫一辆救护车。”

我推开她走到电话旁，她抓住我的手臂，我把她的手推开了。她继续在我背后说话，声音尖细绝望。

“我以为他们只是会把卢关起来等审判结束，但是他们把他拖出出租车，一句话都没说就杀了他。然后小个子开着出租车进城，大个儿把我带到了山上的一间破屋。杜尔也在那里，他告诉我如何陷害你。他答应如果我听话，就把钱给我；但如果让他们失望，就会折磨死我。”

我忽然意识到我背对着人，于是急忙转回身，手里拿着电话，把枪放在桌上。

“拜托！饶了我吧！”她狂乱地说，“杜尔和荷官皮纳一起设计了整个圈套。皮纳也是把沙隆骗到被杀地方的一分子。我没有——”

我说：“好了——没事了。别紧张。”

房间内，甚至整个房子都寂静无声，好像很多人在门外竖着耳朵倾听。

“那本来也不是个坏主意，”我慢慢地说，好像全世界的时间都是我的，“卢只是法兰克·杜尔手上的一个筹码。他以为这个圈套会把我们两个证人都除掉，来个一石二鸟。可是玩得有点过火，牵扯了太多人，结果砸烂了自己的脸。”

“卢想到别的州去，”她说，抓着衣服，“他怕了，以为轮盘把戏是给他报酬的一种方式。”

我说：“当然了。”拿起话筒，打给警察总局。

房门又开了，秘书拿着一把枪进来。一个穿制服的司机拿着另一把枪跟在后面。

我非常大声地对着话筒说：“这里是法兰克·杜尔的家，这里有人被杀了……”

秘书和司机又闪了出去，我听到走廊上有奔跑声。我挂了电话，再打给《电讯》找白林。当我接通后向他报告事情大概时，葛林小姐从落地窗跑进黑暗的花园里。

我没去追她，我不太在意她逃走。

我得想办法找欧斯，但他们说他人还在索兰诺。那个时候，夜色中已经充斥着警笛声。

我有点麻烦，但不太多。方威得施了太多压力。内幕并没有被全部曝出来，但也足够让那些市政厅身穿两百美元西装的小子在一段时间内举着左臂，捂着脸走路。

皮纳在盐湖城被捕，供出了其他和廷南案有关的四名案犯。其中两人拒捕被杀，另外两人被判无期徒刑，不准假释。

葛林小姐溜得干干净净，再也没听说她的踪迹。我想大概就是这样了，只是我必须交出两万二给公共行政官。他给了我两百块赏钱和九块两毛油钱。有时候我不禁想他把其余的钱弄到哪里去了？

金鱼

1

那天我闲着没事，坐在办公室里晃着两条腿。一阵温暖的轻风从窗外吹进来，裹挟着巷子对面梅森旅馆油炉的烟灰，这些烟灰在办公桌的玻璃面上打滚，一粒粒的，好像花粉撒落在一块空地上。

凯西·荷恩走进来时，我正想出去吃午饭。

她个子很高，一脸憔悴，眼神忧伤，满头金发。她从前是个警察，后来因为嫁给一个犯诈欺罪的无耻小混混强尼·荷恩，想要指引他改邪归正而丢了工作。他没有改邪归正，不过她在等他出狱，以便再试一次。同时她在梅森旅馆经营雪茄摊子，在廉价的雪茄烟雾中看着骗子瘪三来来去去，并偶尔借给其中一人十块钱好让他出城离开。她就是那么心软。她坐下来，打开闪亮的大提袋，拿出一包香烟，用我桌上的打火机点燃一根。她吐了一口烟雾，对着烟皱皱鼻子。

“你听说过林德珍珠吗？”她问，“哎，这一身蓝哔叽真光鲜。你银行账户里一定有钱，看你穿的衣服！”

“你的两个问题，答案都是否定的，”我说，“我从来没听说过林德珍珠，银行里也没有钱。”

“那么你大概会愿意从两万五中分一杯羹了。”

我帮她点燃一根香烟。她站起来，关上窗户说：“我上班时已经闻够那家旅馆的气味了。”

她又坐下，继续说：“这是十九年前的事。警方把那家伙关进莱文沃思十五年，放他出来也有四年光景了。一个北方来的大木材商叫苏尔·林德，给他老婆买了这东西——我是说珍珠——只有两颗，价值二十万。”

“那得牛车才拉得动。”我说。

“我看你是不懂珍珠，”凯西说，“不只看大小。反正现在价值更高，而且保险公司开出的两万五赏金仍然有效。”

“我懂了，”我说，“有人把东西藏起来了。”

“这会儿，你终于有点头绪了。”她把香烟丢到一个烟灰缸里，让其继续燃烧。和其他女士一样，我替她把烟捻熄。“那家伙就是因为这个进了莱文沃思，只是警方一直没办法证明他拿了珍珠。那是一桩抢劫邮车的案子。他设法躲在车上，在怀俄明州枪杀了邮递员，抢走挂号邮件，逃掉了。他逃到英属哥伦比亚才落网。但他们当时没能把东西拿回来，只是抓到了他，最后他被判无期徒刑。”

“如果这个故事很长，那么我们就喝一杯吧！”

“日落前我从来不喝醉，这样才不会变成瘪三。”

“这对因纽特人来说可不容易，尤其是夏天的时候。”

她看着我拿出小扁瓶，然后继续说下去。“他的名字叫赛普——华利·赛普。从头到尾全是他一个人单打独斗，他怎么也不肯吐露实情，门儿都没有。过了漫长的十五年，他们开释他，希望他会吐出赃物。除了珍珠，他什么都放弃了。”

“他把东西藏在哪里？帽子里吗？”

“听着，那可不是什么俏皮话，我有那些珍珠的线索。”

我用手捂住嘴，一脸严肃。

“他说他从来就没拿珍珠，他们大概有些相信了，所以放他走了。但这些珍珠确实在邮车上，挂了号，可是从此踪迹全无。”

我的喉咙开始觉得有些干燥，什么都没说。

凯西继续说下去：“有一次在莱文沃思——那么多年只有一次，赛普喝醉了，变得有些紧张兮兮。他的室友是个小个儿，叫‘剥皮’马度。他因为伪造二十元钞票服刑二十七个月。赛普告诉他，他把珍珠埋在了爱达荷州。”

我的身子往前倾了一些。

“开始觉得有趣了，嗯？好，听着。剥皮现住我家，他有可卡因瘾，睡觉时爱说话。”

我又往后靠去，“哎呀，天哪！简直就是眼睁睁放任赏金溜走了。”

她冷冷地看着我，然后脸色又柔和下来。“好，”她的声音有些绝望，“我知道这听起来很荒唐。这么多年过去了，所有的聪明人一定都经手过这个案子，邮局的人也好，私家侦探什么的也好。结果冒出一个嗑药的家伙。但他是个不坏的小瘪三，不知怎么我就是信了他。他知道赛普人在哪里。”

我说：“这全是他在梦里说的？”

“当然不是。不过你也知道我是一个长耳朵的老警察。也许我爱管闲事，不过我猜他有过前科，又担心他嗑药嗑得太凶。他是我现在唯一的房客，有时候我假装经过他门口，听他自言自语。这样我取得了他的信任，获知了所有的事。他想要这笔钱。”

我的身子又往前倾，“赛普人在哪里？”

凯西微笑着摇摇头，“这件事他就是不肯说，也不肯告诉我赛普现在用的名字，不过他人就在北方，不是在华盛顿州的奥林匹亚就是在那附近。剥皮说在那边见过他，打听过他的事情，不过赛普没见他。”

“那么剥皮在这里做什么？”

“他曾被关进过莱文沃思。你知道老骗子经常会回去看看他跌倒的地方，但他在这里没有朋友。”

我又点了一根香烟，喝了一口酒。

“你说赛普已经出来四年了。剥皮待了二十七个月。他这一向都在做什么？”

凯西同情地睁大深蓝的眼睛。“你大概以为他只有一家监狱可以进去。”

“好吧！他会对我说吗？我猜他要人帮忙对付保险公司的人，以防万一真有珍珠，而赛普又不愿意把东西交到剥皮手里。对不对？”

凯西叹了口气。“是的，他会跟你说的。他也头疼，不知道在害怕什么。你现在就去好吗？免得晚了他又开始嗑药昏了头。”

“好啊——如果你要我去的话。”

她从手提袋里掏出一把扁平钥匙，在我的本子上写了一个住址，然后缓缓站起来。

“是个双拼的房子，两边分开，中间有一扇门，钥匙在我这边。万一他没来开门，你就从那里进去。”

“好。”我对着天花板吐了一口烟，看着她。

她走向门口，停下脚步，又回来，低头看着地板。

“我不想多要，”她说，“也许一毛也得不到。但是如果我带着一千或两千的等强尼出来，也许——”

“也许可以叫他改邪归正？凯西，你在做梦，一切都只是一场梦。如果不是梦，你就得个三分之一。”

她屏住呼吸，瞪大双眼以免哭出来。她走向门口，停住脚步，又折回来。

“不只如此，”她说，“还有这个老家伙——赛普。他坐了十五年牢，付出了代价，很大的代价。你不觉得那样有些狠吗？”

我摇摇头，“他偷了东西不是吗？还杀了一个人。他靠什么过日子？”

“他老婆有钱。他只管玩金鱼。”

“金鱼？去他的。”

她走了出去。

2

上次去灰湖区时，我帮检察官的调查组组长勃尼·欧斯开枪撂倒了一个叫波克·安德鲁的枪手。不过那是远在山顶，离湖更远的地方。这栋房子处在稍矮的地方，位于环绕山坡的街道上。它建在一个平台上，前面的墙壁有些裂痕，后面有些空地。

这原来是一栋双拼的房子，有两扇前门和两座台阶。一扇门的窥孔上面挂着门牌，写着：“请按一四三二”。

我停好车子，走上陡直的阶梯，经过两旁的石竹，来到有门牌的一边。那应该是房客的家。我按了门铃，没人应门。所以我走到另一扇门前，也没有人应门。

等候时，一辆灰色道奇两门车呼啸着绕过弯路。一个穿着整洁的蓝衣女孩抬头看了我一秒钟。我没看见车子内还有谁。我没怎么过多注意，我不知道这很重要。

我拿出凯西的钥匙，走进满是香柏油味的紧闭的客厅。里面的家具只够勉强应付日常需要，窗帘十分整洁，前面的布幔下躺着一道安静的阳光。一间小小的餐厅，一间厨房，后面的卧室显然是凯西的，带着一间浴室，前面还有一间卧室好像是用来做缝纫的。这个房间有扇门通往另一边的房子。

我打开门走进去，就像穿过了一面镜子。另一边的客厅里除了一些家具，其他的东西都很陈旧。里面摆着两张单人床，看上去没有人居住。

我走到后面，经过第二个浴室，敲敲和凯西卧室相通的门。

没人回答。我扭了一下门把，走进去。床上的小个儿可能就是剥皮。我先注意到他的脚，因为他虽然穿着裤子衬衫，脚丫子却光着悬在床边，脚踝被绳子绑着。

脚跟被人赤裸裸地炙烧过。尽管窗户开着，但还是有一股血肉烧焦的味道，以及木头燃烧后的气味。桌上一个电熨斗的电线还插着。我走过去，把熨斗关掉。

我走回凯西的厨房，在冷藏柜里找出一瓶威士忌。喝了几口，用力吸了几口气，看着外面的空地。房子后面有条狭窄的水泥路，尽头的绿色木梯通向街道。

我走回剥皮的房间。红色细纹的褐色西装挂在椅子上，口袋全翻出来，里面的东西都落在地上。

他穿着西装裤，口袋也被翻出来。身旁有些钥匙和零钱，还有一条手帕，一个看似女人的化妆盒的金属盒子，洒露出闪闪的白粉——可卡因。

他个头儿很小，不超过五英尺四英寸，褐色的头发稀稀落落，耳朵很大。眼睛没什么特殊的颜色，瞳孔大张，毫无生气。他的双臂展开，手腕被绳子绑在床下。

我检查了他全身，找寻枪伤或刀伤，但没找到。除了脚底没有其他伤痕。死于惊吓过度或心脏衰竭，或两者兼有。他体温尚存，嘴里塞的布也还温暖潮湿。

我擦净碰过的每样东西。离开屋子前，在凯西的窗前张望了一会儿。

走进梅森的大厅时已经三点三十分。我走到角落的雪茄摊，靠在玻璃柜上，买了一包骆驼牌香烟。

凯西掷了一包给我，把零钱丢进我胸前的口袋，给我一张顾客至上的笑脸。

“怎么样？没花你太多时间嘛！”她说着，斜眼盯着玻璃柜台一端的醉汉，那家伙正拿着老式的燧石铁打火机想点燃香烟。

“不太好，”我说，“做好心理准备！”

她很快转过去，丢一包火柴给醉汉。他想接住，却笨手笨脚同时掉了火柴和雪茄，他气冲冲地从地上抓起那两样东西，回头看看背后，好像怕有人会踢他一脚。

凯西的视线绕过我，望着后面，眼神冷静空洞。

“我准备好了。”她轻声说。

“你可以得整整一半了，”我说，“剥皮出局了。他被干掉了——就在他的床上。”

她的眼睛抽搐了一下。两根手指在我手肘旁的玻璃上纠缠着。嘴巴周围出现一道白线。

“听着，”我说，“什么也别说，等我办完事情。他是被吓死的。有人用廉价电熨斗烫他的脚掌。不是你的，我看过了。我敢说他死得很快，大概也说不了什么话，布条还塞在嘴里。坦白说，我出来时，还觉得一切都泡汤了，但现在我不确定。如果他说了，我们就完了，赛普也完了——除非我能先找到他。那些下手的家伙一点忌讳也没有。如果他什么都没说，那还有时间。”

她的头转过来，深凹的眼睛看着大厅入口的旋转门。面颊上的脂粉块非常刺眼。

“我该怎么办？”她喘息着说。

我戳开一盒包好的雪茄，把她的钥匙丢进盒里。她长长的手指轻巧地夹出它，收了起来。

“等你回家发现他，什么也别说。别提珍珠的事，别提我的事。等警方查验他的指纹，知道他有前科，会认为有人找他算旧账。”

我打开香烟盒，点了一根，看了她一会儿。她一动也没动。

“你能应付吗？”我问，“如果不能，现在就说清楚。”

“当然能。”她挑起眉毛，“我看起来像会乱说的人吗？”

“但你嫁给了一个坏蛋。”我冷酷地说。

她红了脸，这正是我要达到的目的。“他不是！他只是个该死的笨蛋！没有人认为我不好，连总局的警察也不会。”

“好，我就喜欢这样。怎么说都不是我们杀了他。如果我们现在说出来，你就可以对分享任何赏金说再见了——如果有人付钱的话。”

“说得一点没错，”凯西没来由地说，“噢，可怜的小瘪三。”她几乎有些哽咽。

我拍拍她的手臂，露出尽量诚恳的微笑，然后离开了梅森旅馆。

3

诚信保险理赔公司在葛拉斯大楼有办公室，三个小房间看起来一点儿都不起眼。但他们其实是一家很大的机构，所以办公室简陋些也没什么关系。

管事的经理名叫鲁汀，一个中年秃头男人，眼神安静，修长的手指抚弄着凹凸不平的雪茄。他坐在一尘不染的大桌子后面，温和地盯着我的下巴。

“马洛？我听说过你，”闪亮的小手指摸摸我的名片，“有什么事？”

我在手指间转着一支香烟，低声说：“记得林德珍珠吗？”

他慢慢堆起笑容，有些无奈。“不可能忘记，那些珍珠让这家公司付出了十五万美元的代价。那时候我还是个意气昂扬的理赔员。”

我说：“我有个主意，可能听起来很疯狂，可能确实疯狂，但我想试试看，你们两万五的赏金还有效吗？”

他咯咯笑了。“马洛，是两万。我们自己用掉了五千。你只是在浪费时间。”

“是浪费我的时间。两万就两万吧！我能得到多少协助？”

“什么样的协助？”

“我能够拿一封信向你们其他的分公司证明我的身份吗？万一我得到别的州去办事，万一我需要当地警察给我美言几句。”

“往哪个州去呢？”

我对他笑笑，他拿雪茄敲敲烟灰缸边缘，也对我报以微笑。我们两人的微笑都不是由衷的。

“没有信，”他说，“纽约这边的公司也不会为你担保。我们有自己的规定，但你可以私底下利用这些合作关系。如果办妥了，两万块钱就是你的，当然了，你不可能办成。”

我点燃香烟，往后靠在椅背上，对着天花板吞云吐雾。

“办不成？为什么？你们从来就没把那些珍珠找回来过。但它们确实存在，不是吗？”

“它们当然存在。如果还存在，就应该属于我们。但是二十万块钱不可能埋葬二十年——又被挖出来。”

“好吧，不过浪费的还是我自己的时间。”

他敲掉雪茄上的烟灰，垂下眼睛看着我。“虽然你疯了，但我还是喜欢你的坦白。我们是个大机构，如果从现在开始，我派人保护你，怎么样？”

“我会输，知道有人保护我的话。我在这场游戏里耗费了太长时间，我要退出，把所知道的事情都告诉警方，然后回家。”

“为什么要那样做？”

我又往前倾向桌子。“因为，”我缓缓地说，“那个有线索的家伙今天被做掉了。”

“喔——喔。”鲁汀揉揉鼻子。

“不是我把他做掉的。”我补充道。

我们好一会儿没说话。随后鲁汀开口说：“你不需要任何介绍信，你甚至都不会带着。尤其让我知道你对这件事门儿清之后，我更不敢给你什么了。”

我站起来，咧嘴笑了下，向门口走去。他也迅速站起来，绕过桌子，把干净的小手放在我的手臂上。

“听着，我知道你疯了，但如果你真的找到什么，告诉我们的人。我们需要宣传。”

“你他妈的以为我靠什么过活？”我怒吼道。

“两万五。”

“我以为是两万。”

“两万五。不过你还是疯子。赛普从来就没拿到那些珍珠。如果他拿了，很多年前，他就会跟我们谈条件。”

“好吧。你们有的是时间决定。”

我们握握手，对彼此笑笑，好像两个聪明的家伙知道对方都不是在开玩笑，但也不想放弃尝试。

回到办公室时，已经四点四十五分。我随便喝了两杯，把烟斗塞进嘴里，坐下来开始思考。电话响了。

一个女人的声音：“马洛？”声音尖细冷淡。我没听过这个声音。

“我是。”

“最好去见一见拉什·麦德。认识他吗？”

“不认识，”我撒了个谎，“我为什么要去见他？”

电话那头突然响起一声清脆的、冷冰冰的大笑。“为了一个脚被烧伤的家伙！”

电话断了。我把话筒放下，擦亮一根火柴，盯着墙壁，直到火焰烧到手指。

拉什·麦德是阔恩大楼里的讼棍，专门替人索赔交通事故损坏赔偿，摆平小案件，制造不在场证明。任何有些臭味，能够赚点小钱的事，他都沾手。我没听过他和任何大案子有干系，例如烧人的脚丫子这种事。

4

下曼哈顿春天街正值下班时间。出租车摇摇摆摆靠近街边。速记员趁早准备回家，有轨电车堵塞了街道，交通警察在努力阻止本该右转的人们。

阔恩大楼正面狭窄，整栋楼是干芥末色，入口有一大副假牙装饰。指引目录上面有无痛治牙，邮递员培训之类，有些只有名字，有些只有号码没有名字。律师拉什·麦德在六一九室。

我走出拉门式电梯，看见肮脏的橡皮垫上放着一个脏兮兮的痰盂。走过满是烟蒂臭味的走廊，我拧了一下六一九室毛玻璃下的门把。门锁着，我敲了敲。

一个阴影走来映在玻璃上，门吱呀一声拉开了。我看到一个矮胖的男人，下巴圆润，眉毛粗黑，油光满面，陈查理式的粗浓的八字胡把他的脸衬得更胖。

他伸出两根被尼古丁染黑的手指。“好，好，抓狗老手亲自出马了，让人过目难忘啊，我猜你就是马洛啦？”

我走进去，等着门再次吱的一声关上。房间地上铺着灰色油毡，没铺地毯，房间里放着一张桌子，右端有一块活动盖板；一个绿色的大保险箱，看起来就像熟食袋一样能防火；两个公文柜；三把椅子；一个内置式衣橱；门边角落有个洗脸盆。

“哎呀，请坐，”麦德说，“真高兴见到你。”他在桌子后面东摸摸西摸摸，整理好破了洞的椅垫，坐了上去，“真高兴你抽空来。谈生意？”

我坐下来，在牙缝里塞根香烟，看着他，一句话没说。我看见他开始冒汗，汗水顺着他的头发往下流。然后他抓了一支铅笔在记事本上做标记。随后飞快地瞥我一眼，又低头看记事本。他开口了——对着记事本。

“有什么主意吗？”他轻轻地问。

“关于什么事？”

他没看我，“关于我们如何合作做点小生意，这么说吧，关于一些石头的事！”

“那只黄莺是谁？”

“呃？什么黄莺？”他还是没看着我。

“打电话给我的那一位。”

“有人打电话给你吗？”

我拿起他的电话，还是老式的头尾分开的那一种。我抓着话筒开始拨警察总局的号码，拨得很慢。我知道他对那个号码应该了若指掌。

他伸手按下话筒槽。“好，听着，”他抱怨着，“你手脚太快，打电话给警察做什么？

我缓缓地说：“他们要跟你聊聊。关于你认识的一个女人，她知道一个脚被烫伤的男人。”

“有必要那样做吗？”他猛扯了一下领结，好像领子太紧似的。

“我倒是不用。但如果你以为我会坐在这里，任你捉弄，就得那样玩。”

麦德打开一个扁平香烟盒，塞了一根进嘴里，那声音就像有人剖开鱼肚皮。他的手在发抖。

“好吧！”他声音低沉，“好，别发火嘛！”

“别再耍花样，”我咆哮着，“说点正经的。如果你找我有事，即便很龌龊，我不想沾边，但至少我会听听。”

他点点头。他现在放松了些，知道我在虚张声势。他吐了一口白色烟圈，看着烟雾缭绕上升。

“好吧，”他平静地说，“我偶尔也装疯卖傻，不过我们不笨。卡萝尔看见你走进房子，又离开，但警察没有来。”

“卡萝尔？”

“卡萝尔·多诺万，我的朋友，是她打电话给你的。”

我点点头。“说下去。”

他没再说什么，只是坐在那里严肃地看着我。

我笑笑，往桌子前倾一倾身子，说：“这就是你担心的事。你不知道我为什么去了那栋屋子，又为什么没有报警。很简单，我想那是一个秘密。”

“我们这是在互相耍弄。”麦德愠怒地说。

“那好，我们就谈谈珍珠的事吧！这样是不是简单多了？”

他的眼睛发光，似乎很兴奋，可是没有表现出来。他努力压低声音，冷冷地说：“卡萝尔有一天晚上送他回家——那个小个儿。神经兮兮的家伙，嗑药嗑得头昏脑涨，可是念念不忘一件事。他说起珍珠的事，提到一个躲在西北或加拿大的老家伙很久以前偷了一些珍珠，到现在还留在手上。只是他不肯说这老家伙是谁，住在哪里，真是狡猾。一直不说，不知道为什么。”

“他想让脚烧伤呗。”

麦德的嘴唇颤抖，一股细汗又出现在他的头发根部。

“不是我干的。”他阴沉地说。

“你或卡萝尔，又有什么区别？小个儿死了。警察会知道这是谋杀。你们没问出答案，所以我才会在这里。你们以为我有你们没拿到的线索。省省吧！如果我知道得够多，就不会坐在这里了。如果你们知道得够多，也不会要我来这里。不是吗？”

他缓缓地堆起笑容，好像这番话伤了他的心。他挣扎着在椅子上坐直身子，打开桌子一边靠下的抽屉，拿出一个包装精美的褐色瓶子和两只条纹玻璃杯。他喃喃说：“二一添作五。你和我分，我要把卡萝尔踢出去。她实在太他妈的心狠手辣，马洛。我见过狠心的女人，但她简直是登峰造极。你根本不会想见她，对吗？”

“我见过她吗？”

“见过吧！她说你见过她。”

“哦，道奇轿车里那个女的。”

他点点头，倒了两杯分量十足的酒，把酒瓶放下，站了起来。“加水？我喜欢加点水。”

“不用了。为什么要我加入？我知道的不比你多，或者说少得可怜。你绝对没必要为了那么一点儿信息如此大费周章。”

他隔着酒杯瞟了我一眼。“我知道如何从林德珍珠上弄到五万美金，那将是你所得的两倍价钱。我可以给你一份，同时得到我自己那份。你有个可以公开活动的身份。加点水怎么样？”

“不要水。”

他走到洗手的地方，开了水龙头，端了半杯水回来。他又坐下来，咧嘴笑笑，举起酒杯。

我们都一饮而尽。

5

到目前为止我犯了四个错误。第一个就是插手管这事，就算凯西的面子再大，也不该管。第二个就是发现剥皮死后，还继续插手管这事。第三就是让麦德知道我知道他在说些什么。第四，这杯威士忌真是烂透了。

喝下那杯酒的时候感觉味道有点奇怪，随后我恍然大悟，好像亲眼看到他到衣橱里换了事先藏好的没有下药的酒。

我静静坐了一会儿，手指尖夹着空空的杯子，力图打起精神。麦德的脸开始变大、变圆、变模糊。他看着我的时候，浓粗的八字胡下肥腻的笑脸剧烈抽搐着。

我把手伸进背后的口袋，掏出一条草草折叠的手帕，没有露出里面的短棍。这个动作只让麦德在抓了一下外套后，不再采取行动。

我站起来，摇摇晃晃地向他走去，挥拳打在他的额头上。

他哀叫了一声，想要站起来，我又朝他下巴打了一拳。他一下子瘫软了，手扫过外套，打翻了桌上的杯子。我把杯子扶正，静静地站着，听着，努力克制着一波翻涌而上的恶心感觉。

我走到一扇门前，扭动门把，门锁上了。这时候我已经头重脚轻，于是拉了一把椅子过来，把椅背抵在门把上，靠着门喘气，同时咬紧牙关，咒骂自己。我拿出手铐，往回走向麦德。

一个很漂亮的黑发灰眼睛女孩从衣橱里走出来，拿着一把点三二口径的枪对着我。

她穿着蓝色套装，上面有很多钉扣，一顶碟形帽生硬地横过她的额头，两侧露出黑亮的头发，眼睛是瓦灰色，冷酷而无所顾忌。脸庞很清新，年轻精致，好像雕刻出来的。

“好了，马洛。躺下来，好好睡一觉吧！你完了。”

我挥着短棍跌跌撞撞地走向她。她摇摇头。她的脸在我眼前晃动，越来越大，轮廓扭曲变形。她的枪口看起来由隧道变成了牙签。

“别犯傻了，马洛，”她说，“你得睡几个小时，让我们抢先行动。别逼我开枪，我会开枪的。”

“去你的，”我咕哝着，“我知道你会开枪。”

“一点儿没错！亲爱的。我就是个我行我素的女人。很好，坐下。”

地板似乎整个掀起，向我撞过来。我坐在那里好像苦海中的一叶扁筏，摊开手掌硬撑着身体，几乎感觉不到地板的存在，我的手麻木了，整个身体麻木了。

我试图用力瞪她。“哈——女——杀——手！”我干笑了一声。

她丢给我一声冷笑，但我几乎听不到。此刻大鼓在我的脑袋里敲打，就像是远处传来丛林的战鼓声。丛林上方一缕缕的光线飘移，黑影幢幢，呼啸声声，宛如树梢上风的呼呼声。我不想倒下，但还是倒下了。

女孩的声音从很遥远的地方飘来，女妖般的声音。

“二一添作五？哼！他不喜欢我的方法？哼！保佑他那颗菩萨心。我们看看他能怎么样？”

在恍恍惚惚中，我好像听到一声闷响。我希望她杀了麦德，可是她没有。她只是帮我快一些昏倒——用我的短棍帮我。

等我醒来时已经是晚上了。头顶上方有什么东西发出了沉闷的响声。桌子后面敞开的窗户外面，黄色的光打在大楼的高墙上。那儿有东西噼啪作响，灯光熄灭了，原来是屋顶上的广告看板。

我从地板上站起来，好像从烂泥堆里挣脱出来。我踉跄地走到洗脸盆前，把水泼在脸上，清醒了一下，搓搓脸，慢慢走到门口，打开灯。

桌上文件丢得到处都是，还有折断的铅笔，信封，空的褐色威士忌酒瓶，烟蒂和烟灰。几个抽屉都已经被人翻遍。我懒得再检查一次，于是离开办公室，乘着颤抖的电梯回到马路上，逛进一家酒吧，喝了一杯白兰地，然后找到车，回家。

我换了衣服，整理好行李，喝了一些威士忌，随后接到一个电话。时间大概是九点半。

是凯西。“这么说你还没走喽。我正希望你还没走。”

“一个人？”我的声音还有点沙哑。

“是啊，刚刚才走人。一堆警察在屋子里待了好几个小时。他们很客气，相当客气，认为是寻仇之类的。”

“我看这会儿电话也被监听了，”我没好气地说，“你以为我要去哪里？”

“呃——你知道的啊！你女朋友告诉我了。”

“一个黑发女孩？很冷静？叫卡萝尔·多诺万的？”

“她拿了你的名片，怎么——难道不是——”

“我没有什么女朋友，”我冷冷地说，“另外我猜，你随随便便，想都没想就透露给她一个地名——一个北方城镇的名字，对吗？”

“是的——”凯西无力地承认了。

我搭了夜班飞机北上。

旅途很顺利，只是我脑袋很疼，口渴得一心只想喝冰水。

6

奥林匹亚的观美旅馆坐落在首都大道上，面对一个普通的城市街区公园。我离开咖啡店，走下山丘。普吉海湾的尽头，人迹稀少，一线排开几个废弃的码头。生火用的木柴被扎成一捆捆地摆满一地。老人们在成堆的柴山里闲荡，或叼着烟斗坐在木箱上。在他们头顶后方的招牌写着：“柴火，砍柴。免费运送。”

招牌后面一面矮崖耸立，北方辽阔的杉林隐约浮现，映衬着灰蓝的天空。

两个老人坐在木箱上，相隔大约二十英尺，互不搭理。我随意走近其中一人。他穿着灯芯绒裤和一件破旧的红黑格子呢的短大衣。呢帽上仿佛沾着二十年盛夏的汗水。他一只手紧抓着一支黑色短烟斗，另一只手沾满污垢，正慢慢地、小心地、入迷地把玩着鼻孔里伸出的一根黑色卷曲的长毛。

我拿了一个箱子放在另一端坐下，填满烟斗，点燃烟草，吐出一口烟雾。我挥着一只手指着水面说：“谁会想到，这片水域竟然连着太平洋。”

他看着我。

我说：“这里是尽头——安静，从容，好像你们的小镇，我喜欢这样的小镇。”他继续看着我。

“我打赌，”我说，“一个在这里住久了的人一定认识镇里，还有附近村落的每一个人。”

他说：“你赌多少？”

我从口袋里拿出一个银币。口袋里不止一个。老人看了看，点点头，突然拔出鼻孔里的长毛，对着光看它。

“你肯定输。”他说。

我把银币放在膝盖上，问：“知道附近有个人养了很多金鱼吗？”

他盯着银币看。附近的另一个老人穿着一身罩衫，鞋子没有鞋带。他也瞪着银币。两人同时吐了一口痰。第一个老人说：“我耳背。”他缓缓地站起来，走向长短不一的木板搭成的棚屋。他走进去，砰的一声关上门。

第二个老人愤怒地把斧头摔在地上，对着关闭的门啐了一口，消失在柴火堆后面。

棚屋的门打开了，穿着短呢大衣的人探出头来。

“臭水沟的螃蟹。”他说，又把门砰地关上了。

我把银币放进口袋，又爬上山丘，要理解他们的语言得花费太多时间。

首都大道贯穿南北。暗绿色的有轨电车穿梭前往一个叫塔姆沃特的地方。远处可见政府的办公大楼。往北的街道经过两间旅馆和一些商店，向左右岔开。右边通往塔科马和西雅图，左边接着一座桥，通到奥林匹亚半岛。

经过左右岔路后，街道忽然变得老旧破败，柏油路面破烂不堪。路旁有一家华人餐馆，一家木板搭成的电影院，一家当铺。从肮脏的人行道上突出来的一块招牌上写着“烟店”，下面还有一行小字，写着“台球”，字小得好像不希望被人看见。

我走进店里，经过一排俗艳的杂志和一个里面有苍蝇的雪茄展示柜。左边有一座长长的木制柜台，几台老虎机，一张台球桌。三个小孩在玩老虎机。一个瘦高长鼻、几乎没有下巴的男人自顾自地玩着台球，嘴上咬着一支熄了火的雪茄。

我坐在凳子上，柜台后面一个冷眼秃头的男子从椅子上站起来，用灰色的厚围裙擦着双手，对我露出一颗金牙。

“来点麦酒，”我说，“认识有谁养金鱼吗？”

“有，”他说，“不认识。”

他在柜台后面倒了些东西，推了一个厚玻璃杯过来。

“二十五美分。”

我闻了闻那玩意，皱起鼻子。“‘有’是在回答我要的麦酒吗？”

秃头男子举起一个大酒瓶，上面的标签写着：“狄西纯酿麦酒威士忌，保证陈酿四个月以上。”

“好吧！”我说，“我看到它是才搬进来的。”

我掺了些水，把酒喝了，这酒尝起来像霍乱培养液。我在柜台上放了一个二十五美分的硬币。酒保再次露出另一边的金牙，两只粗壮的手抓着柜台，下巴伸向我。

“你什么意思？”他的声音几乎有些温柔。

“我才搬来，”我说，“想找些金鱼摆在窗户前面。我要金鱼。”

酒保非常缓慢地说：“我看起来像认识养金鱼的人吗？”他的脸色有些苍白。

一直在玩台球的长鼻男子收起球竿，晃到柜台旁，挨着我，丢下五分钱。

“在你胡说八道前，给我来杯可乐。”他对酒保说。

酒保似乎费尽力气才把手从柜台上掰开。我低头看看他的手指有没有在木头上留下凹痕。他倒了一杯可乐，用玻璃棒搅了两下，丢在吧台上，深吸一口气，又从鼻子呼出来，咬一咬牙，走向写着“厕所”的门。

长鼻子的家伙举起可乐，看着吧台后面污渍斑斑的镜子。他左边嘴角稍稍抽搐了一下，吐出一句含混不清的话：“剥皮怎么样了？”

我的拇指和食指放在鼻子前，用力擤了下鼻涕，感伤地摇摇头。

“很惨，呃？”

“很惨，”我说，“我没听说过你的名字。”

“叫我日落。我总是往西跑。他会守口如瓶吧？”

“他会。”

“你叫什么来着？”

“道奇·威利，埃尔帕索来的。”

“在哪里住啊？”

“旅馆。”

他放下空杯子，“走吧！”

7

我们走进我的房间，坐下来，看着两杯威士忌和冰水后面的彼此。日落紧蹙着眉头快速打量着我，从头到脚，仔仔细细。

我啜着酒，等着。终于，他几乎不动嘴唇地说：“剥皮为什么自己没来？”

“跟他没有留在这里的理由相同。”

“什么意思？”

“你自己揣摩吧！”

他点点头，好像我说了什么有深意的话，然后说：“现在最高价是多少？”

“两万五。”

“疯了！”日落加重语气说，甚至有些粗鲁。

我往后一靠，点燃一根香烟，对着敞开的窗户吐出一口烟。微风裹挟起烟雾，将其撕成了碎片。

“听着，”日落抱怨说，“我对你什么都不了解。你可能是个骗子。我只是不太确定。”

“那你为什么要和我谈呢？”我问。

“你说了那个关键词，不是吗？”

我趁此出招，对着他微微一笑，“没错。金鱼是暗号，烟店就是碰头的地方。”

他面无表情，说明我蒙对了。这是一个梦寐以求、千载难逢的好机会。

“嗯，下一步怎么走？”日落问道，吸出杯子里的一个冰块咬着。

我笑了。“好吧，日落。你这么谨慎，我很满意。如果继续这样下去，我们可以耗上几个礼拜，现在就掀开底牌吧！那个老家伙在哪里？”

日落紧紧抿了一下嘴唇，舔了一舔，又抿紧。他慢慢把杯子放下，右手松垮地放在大腿上。我知道我又犯了一个错误，剥皮知道老家伙人在哪里，所以我也应该知道。

日落的口气表明他没意识到我的错误。他生气地说：“你的意思是说我为什么不掀开底牌，好让你就坐在那边看个究竟。门儿都没有。”

“那你看看喜不喜欢这一套？”我龇牙咧嘴地说，“剥皮死了。”

他的一条眉毛和一边的嘴角抽搐了一下。他的眼神仿佛变得比先前更空洞了。他的声音有些刺耳，好像手指刮着干皮革发出的那样。

“怎么会这样？”

“有你们两人都不知道的竞争对手。”我往后靠在椅子上，微笑着。

枪在阳光下散发着柔和的金属的蓝色光晕。我根本没看清是从哪里冒出来的。枪口滚圆幽黑，空洞地注视着我。

“你找错人了，”日落面无表情地说，“我可不是什么软脚虾，轻易上骗子的当。”

我双臂交叉，小心地把右手朝外让他看见。

“要是我骗你的话，我就……可惜我没骗你。剥皮和一个女孩子玩上了，她套他的话——只套出一点。他没告诉她该去哪里找老家伙，她和她的同伙去剥皮住的地方逼问，用熨斗烫他的脚，他惊吓过度死了。”

日落看起来不为所动。“我的耳朵还有不少空档，可以多听点话。”

“我也是，”我没好气地叫起来，假装突然很恼火，“他妈的，你除了认识剥皮外，还说过什么有用的话？”

他的手指穿在扳机孔处，转动着枪柄，眼睛跟着打转。他毫不在意地说：“老家伙赛普人在西港。这算有用的话吗？”

“好极了。他手上有珍珠吗？”

“他妈的，我怎么会知道呢？”他又稳住枪，把枪垂放在腿上，这回没有对着我，“你刚提到的竞争对手在哪里？”

“我希望我甩掉了他们。可是不确定。我可以把手放下，喝一杯吗？”

“好啊，喝吧！你怎么搅和进来的？”

“剥皮租住在我朋友的老婆那里，我朋友在牢里。她是一个正派的女人，可以信任。剥皮告诉了她，她又拉我进来——这是后来的事了。”

“剥皮死后？你得几成？我可是说定要得一半的。”

我喝干了酒，把空杯推到一旁。“去你的说定吧！”

枪举起了一点，又放下，“总共几个人？”他喘着粗气说。

“现在剥皮出局了，剩三个——如果我们能挤走竞争的人。”

“烧脚的家伙？那没问题。他们长什么样？”

“男的叫拉什·麦德，南方的一个讼棍，五十岁，很肥，八字胡，深色头发，头顶快秃光了，五英尺九英寸，一百八十磅，没什么胆子。女的叫卡萝尔·多诺万，长长的黑头发，灰色眼睛，挺漂亮，五官小巧，二十五到二十八岁之间，五英尺两英寸，一百二十磅，上次看到她时，一身蓝色衣服，非常凶悍，不折不扣的铁石心肠。”

日落冷淡地点点头，把枪收起来。“如果她插手，我们就打趴她。我家里有辆破车，我们开着慢慢逛去西港看看，也许你可以拿金鱼当幌子。听说他是个金鱼狂。我会在暗中配合你。他太狡猾了，我直接去找他简直是自寻死路。”

“帅呆了，”我诚心地说，“我自己也爱金鱼。”

日落伸手拿起酒瓶，倒了两指深的威士忌，一饮而尽。他站起来，整理好衣领，尽可能地把他的下巴往上抬，尽管他几乎没有下巴。

“老兄，千万别犯错。这事压力可不小，大海捞针，软硬兼施，可能还得要顺手牵羊之类的。”

“那没关系，保险公司的人替我们作保。”

日落拉拉背心的衣角，搓着瘦削的后脑勺。我戴上帽子，把威士忌放进椅子旁边的袋子里，接着关上了窗户。

我们朝门走去。当我正要伸手去扭门把时，外面传来一阵指关节发出的响声。我示意日落后退紧贴墙壁，自己盯着门看了一会儿才打开。

两支枪几乎在同一高度戳进来，一支比较小——点三二口径，一支大的史密斯&威森。他们没法并排走进房间，所以女的先进来了。

“好了，大人物，”她冷冷地说，“钱多得是，就看你能不能拿到。”

8

我缓缓退回房间，两个客人跟进来，一边一个。我被袋子绊倒，往后跌去，撞到地板，滚了一下，侧身哀叫。

日落毫不在意地说：“就是这些人啊！好极了！”

两颗脑袋从我身上移开，我松开了枪，藏在腰旁，继续呻吟。

此时一片沉默。没听到枪声作响。房间的门依然大开，日落平贴在门后的墙上。

女孩从牙缝中挤出一句话：“拉什，盯着大侦探——把门关上。这里不能开枪，谁都不能。”然后我听到她小声地加了一句：“用力关上门！”

拉什·麦德一步步往后退，大枪始终指着我。他背对着日落，这让他眼睛不禁骨碌打转。我原本可以轻易射中他，但戏码不能那样上演。日落双脚分开站着，吐着舌头，呆滞的眼睛里似乎流露出笑意。

他瞪着女孩，女孩瞪着他。他们的枪瞪着彼此。

麦德退到门前，抓着门边，用力一甩。我太清楚接下来要发生的事情了。门砰的一声关上时，点三二同时开火。没有人会听到枪声，因为它早已消失在重重的关门声里。

我伸出手，抓住多诺万的脚踝，使劲一拉。

门砰然关上。她的枪走火了，打中了天花板。

她转身踢腿，试图挣脱我的手。日落紧绷的声音颇有穿透力，“如果你们一定要这样，那就这样吧！我们奉陪到底。”他的柯尔特咔嚓一响。

他声音里的某种特质稳住了多诺万。她身体一软，听任自动手枪掉到身旁，脚甩开我的手，回头狠狠地看了我一眼。

麦德把门上的钥匙一转，靠在木门上，无声地喘息着。他的帽子斜在一边，露出帽檐下两道胶布带子。

我脑子转过这些想法的时候，没有人移动。外面走廊上没有脚步声，没有警笛声。我双膝撑地，把枪收好，然后站起来，走到窗户边。人行道上没有人抬头看观美旅馆的楼上房间。

我坐在老式的宽窗台上，感觉有些尴尬，好像牧师说了什么亵渎的话一样。

女孩咬着牙问我：“这鸟厮就是你的搭档？”

我没回答。她的脸渐渐涨红，眼睛开始燃烧。麦德伸出一只手，挥了一挥，“听着，卡萝尔，听着。这样不是办法——”

“闭嘴！”

“好，”麦德被呛了一下，“好吧！”

日落懒懒地看了女孩三四回，持枪的手轻松地憩在胯骨上，整个人完全松懈下来。我曾经看过他拔枪，希望女孩没上当。

他缓缓地说：“我们听说过两位。你们的条件是什么？其实我连听都不想听，只是受不了别人乱开枪。”

女孩说：“够我们四个人分的。”麦德起劲地点着硕大的脑袋，勉强挤出一丝笑容。

日落看了我一眼，我点点头。“那就四人等分吧！”他叹了口气。

“不过就到此为止。我们去我那里谈一谈，我不喜欢这里。”

“我们看起来一定很白痴。”女孩恶狠狠地说。

“杀人简单，”日落懒懒地说，“我见多了，所以我们才得谈谈，因为这不是玩开枪游戏。”

多诺万从左臂上滑下绒面皮手提袋，把点三二放进去，微微一笑。她笑起来很美。

“我下赌注，”她安静地说，“我加入。你住哪儿？”

“奥特沃特街，我们坐出租车去。”

“好小子，带路。”

我们都出了房间，搭电梯下楼，四个人像朋友一样走过摆满鹿角，填塞野鸟和压花玻璃框的大厅。出租车出了首都大道，经过广场，绕过一栋红色公寓。这栋建筑对这个城镇而言太大了，只有议会开会时才填得满。沿着电车道，还看到了不远处的州议会会场和那些大门紧闭的政府办公楼。

橡树镶缀着人行道。花园围墙后面露出几栋高宅广院。出租车急驶而过，转向一条通往海湾尽头的路。过了一会儿，高树之间一块狭窄的空地上露出一间房子。树干后海水在远方闪烁。房子有个带顶棚的门廊，小块草地上尽是腐朽的杂草和过度繁茂的矮丛。肮脏的车道尽头有个棚子，一辆古董旅行车蹲踞在棚子下。

我们下了车，我付了车费。四个人小心地四处观望。然后日落说：“我的房间在楼上。楼下住了一位学校老师，她不在家。我们上去聊吧。”

一行人穿过草地来到门廊，日落把门打开，指指狭长的楼梯。

“女士先请。美人，带路吧！这个镇上没有人锁门。”

女郎冷冷地看了他一眼，径直从他身边踏上楼梯。我跟在后面，然后是麦德，最后是日落。

二楼只有一个房间，占了大部分空间，前面有树影遮挡，有些昏暗。房里有一扇老虎窗，宽敞的沙发床放在倾斜的屋顶下，一张桌子，一些藤椅，一个小收音机，地板中间摆着一具黑色小炉子。

日落踱进小厨房，拿着一个方瓶和几只玻璃杯回来。他给每个杯子倒上酒，举起其中一杯。

我们各自拿起酒杯坐下。

日落一口喝光他的酒，弯下腰把杯子放在地上，随手掏出他的柯尔特。

我听到麦德打嗝的声音突然陷入冰冷的沉默。女郎的嘴角抽搐了一下，仿佛要大笑出声。接着她身体前倾，左手抓着玻璃杯放在她的挎包上。

日落缓缓地把嘴唇拉成一条细直线。他慢慢地、谨慎地说：“烧脚家伙，嗯？”

麦德呛了一下，摊开他的胖手掌。柯尔特朝他咔嗒轻响了一下。他把手放在膝上，抓住了自己的膝盖骨。

“骗子，烧了人的脚，逼他说出秘密，然后大大方方走进他搭档的客厅。你们不是想在他脚上绑圣诞节彩带送来给我吧！”

麦德结结巴巴地说：“好……好吧！你……你要……什……什么……条件？”女郎轻轻地微笑，一言不发。

日落咧嘴笑笑，轻轻地说：“绳子，用很多泡了水的绳子绑着你们，打上死结。然后我和我的搭档要上路去抓萤火虫——就是你们说的珍珠——等我们回来——”他停下，举起左手横过喉咙，“喜欢这个主意吗？”他瞄了我一眼。

“好，但别这么大声嚷嚷，”我说，“绳子呢？”

“柜子里。”日落回答，用一只耳朵示意角落那里。

我顺着墙朝那个方向看去。麦德忽然发出一声细长的呜咽声，眼睛往上一翻，直接从椅子上摔倒在地，昏死过去。

这可吓坏了日落，他没预料到会有这么愚蠢的事发生。他的右手抖动着，最后把柯尔特对准了麦德的背。

女郎的手滑到包下，挎包向上抬高了一寸。紧握在包下的枪咔嚓一响——日落以为那把枪藏在包里——很快就开火了。

日落咳了一声，手里的柯尔特砰的一响，一块木头从麦德的椅背处飞弹开来。日落的柯尔特掉了，他的下巴抵在胸前，似乎要抬头看天花板。他的长腿向前摊开，脚跟在地板上摩擦出声。他瘫坐在那里，下巴贴胸，眼睛上翻，像腌核桃一样蔫了。

我把多诺万小姐身子下面的椅子踢开，她蜷成一团侧身跌倒，露出光滑的双腿。帽子歪到了一边，她尖叫一声。我踩在她的手上，脚猛地一转，把她的枪踢出阁楼。

“站起来！”

她缓缓地站起来，咬着下唇往后退，眼神狂怒，瞬间成了个气急败坏的捣蛋鬼。她一直往后退到墙边，鬼魅般的脸上两眼闪烁着光芒。

我低头看一眼麦德，走到一扇紧闭的门前——门后是浴室。我转了一下钥匙打开门，对女郎打了个手势。

“进去！”

她拖着僵硬的步子走过来，走到我面前，几乎快碰到我了。

“你听我说，大侦探——”

我把她推进门内，用力把门关上，扭上钥匙。对我来说，如果她要跳出窗子也不干我的事。我先前在楼下观察过那扇窗户。

我走到日落身边，摸摸他身上，触碰到他口袋里一团硬硬的钥匙圈。我小心翼翼地拿出钥匙，以免把他从椅子上弄倒。我没再找别的东西。

钥匙圈上有他的车钥匙。

我又看了看麦德，注意到他的手指和雪一样白。我走下狭窄黑暗的楼梯来到门廊，绕到屋子旁边，坐进棚子下的老旅行车，钥匙圈里有一把钥匙刚好能插进车锁。

车子经过一番折腾才启动，我开下肮脏的车道来到街边。我没听到或看到屋子里有什么动静。屋子后面和旁边的高大松树无精打采地晃动着树梢，冰冷无情的阳光悄悄穿过树梢，时断时续地照射进来。

我挣扎着以最快速度开回首都大道和市区，经过广场和观美旅馆，穿过桥梁，往太平洋和西港飞驰而去。

9

车子高速行驶了一个多小时，穿过一片稀疏的林地，途中我停下喝了三次水，还有一次停车是因为引擎盖松掉了，然后我被淹没在一片滚滚涛声中。宽阔的白色路面，中间画着黄线，缠绕着山腰，远方一群屋宇浮现在海洋的亮光中。接着路向两边岔开了。左边的标志写着：“西港，九英里”，这条岔路不是通往前方的屋宇，而是穿越一条铁锈斑斑的悬臂桥，进入一片饱受暴风灾害的苹果园。

又过了二十分钟，我终于嘎嚓嘎嚓一路响着驶进西港。这是一片沙质海岬，后面的高地上耸起几栋木屋。岬嘴尽头有一个狭长的码头，码头尽头有一群帆船，半收的风帆拍打着桅杆。船后是一排浮标和一条不规则的长线，海水带着泡沫漫过隐藏在水下的沙洲。

沙洲之后，太平洋滚滚流向日本。这是海岸最终端的眺望台，是人们在美利坚大陆上所能到达的最西边。这是一个藏匿偷来的两颗土豆般大小珍珠的老囚犯藏身的绝妙之地——如果他没有敌人的话。

我在一栋木屋前停下，屋前有个招牌，写着：“午餐、茶点、晚餐。”一个满是雀斑的兔脸男人对着两只黑鸡挥舞着耙子，但鸡似乎并不怕他。日落的车引擎还在喘息时，他转过身来。

我下了车，穿过小门，指指招牌。

“有午餐供应吗？”

他把钉耙扔向那些小鸡，手在裤子上擦抹一下，谄笑着说：“我老婆准备好了。”他又用一种近乎顽皮的语气小声对我说：“其实只有火腿和蛋。”

“那就行了。”

我们走进屋子。里面三张桌子铺着印花油布，墙上挂着几幅彩色石版画，壁炉架上有个玻璃瓶，里面装着一个大帆船模型。我坐下来，主人走进一扇弹簧门。有人对他嚷嚷了几句，厨房里传来烹饪的滋滋声。他走出来，从我肩膀后俯下身，在油布上放了一些餐具和一张餐巾纸。

“现在喝苹果白兰地太早了，对吗？”他低声说。

我回答这是大错特错。他又走开了，拿着玻璃杯和一瓶琥珀色的液体回来，坐在我旁边倒酒。厨房里一个男中音唱起歌曲《克洛伊》来，声音盖过了那些滋滋声。

我们碰了一下杯子，喝下一口，等着那股热辣劲蹿上脊梁。

“你是生客吧？”小个儿说。

我说是。

“大概是西雅图来的吧？你这件衣服真是不赖。”

“西雅图。”我同意。

“我们这里很少有陌生人来，”他说着，看着我的左耳，“大家也几乎不出门。在废除禁酒令之前——”他停住话头，啄木鸟般锐利的眼睛注视着我的另一只耳朵。

“啊！在废除禁酒令之前。”我做了一个夸张的手势，装作心照不宣地喝了一口酒。

他靠过来，气都快呼到我下巴上了，“妈的，你在码头上的任何一家鱼摊都能装满货。进货时那些玩意儿被藏在螃蟹牡蛎下面。妈的，西港到处都是这种东西，他们把一箱箱的威士忌给孩子玩。先生，这个镇里没有一辆车睡在车库里。车库里的加拿大酒都垒到屋顶上了。妈的，海防队的小汽艇专门在每周固定的时间，在码头上看着船只卸货。礼拜五，总是这一天。”他眨眨眼。

我吐了口烟，厨房里继续传出油炸声和男中音歌唱的声音。

“妈的，你不是卖酒的吧！”他说。

“妈的，不是。我是买金鱼的人。”

“好吧。”他闷闷不乐地说。

我又倒了一杯苹果白兰地。“这瓶我请，”我说，“我要多喝两杯。”

他来了精神，“你说你叫什么名字来着？”

“马洛。你以为我说金鱼是开玩笑，可我不是。”

“妈的，那些小东西怎么赚钱过活呢？”

我拉了拉袖子，“你刚说这是件好货色，有人当然就靠着这些花里胡哨的牌子过活，因为总有喜欢追求潮流的人。不过我听说这儿有一个老头收了真正的好货，也许他愿意卖那些他自己培育的东西。”

一个长胡子的大块头女人把厨房门踢开一英尺，大叫：“来拿火腿和蛋！”

店主碎步跑过去，把我的食物拿了回来。我吃的时候，他从头到尾把我打量了一遍。过了一会儿，他忽然拍了一下桌子下的那条瘦腿。

“老华莱士，”他吃吃笑着，“当然了，你是来找老华莱士的。妈的，我们不太认识他，他不跟邻居打交道。”

他在椅子上转过身，指着油腻的窗帘外的远丘。山丘顶上有一栋黄白屋子在太阳下闪耀。

“妈的，他就住在那里。他有一堆……金鱼。嗯？妈的，实在太离奇了。”

我已经对小个儿失去了兴趣。我狼吞虎咽吃完食物，付了钱，还买了三夸脱——一夸脱一块钱的苹果白兰地，摇摇手，回到外面的旅行车里。

好像没必要那么急。麦德会从昏迷中醒来，会解救那个女郎。但他们不知道西港的事情。日落在他们面前没有提到这个地名。他们到奥林匹亚时还不知道，否则会直接到那里去。如果他们在我旅馆房间门外偷听，就知道我不是一个人。但他们闯进来时，没有表现出知道这回事的样子。

还有很多时间。我开到码头四处看了看。桥看起来很坚固，那儿有鱼摊，酒摊，渔夫进出的低级酒馆，台球室，一排老虎机，脱衣秀拱廊。桥下的木桶里，饵鱼在水里跳来跳去。还有一群游手好闲的人，他们对任何想干预的人都是麻烦。我没看见什么维持法纪的人。

我开车往山丘那栋黄白屋子驶去。屋子颇为孤寂，离下一处住户有四条街远。前面种着花，绿草如茵，还有假山庭园。一个妇人一身褐色与白色印花的布衣，拿着喷枪驱杀蚜虫。

我让车子自己熄火，下了车，脱下帽子。

“华莱士先生住这里吗？”

她有张俊美的脸，安静，皮肤紧致。她点点头。

“你想见他吗？”声音安静坚定，口音很好听。

她听起来不像是训练有素的强盗之妻。

我告诉她我的名字，说我在城里听说他养了很多金鱼。而我对品种奇特的金鱼尤为感兴趣。

她放下喷枪，走进屋去。蜜蜂绕着我的头顶嗡嗡叫，这些毛茸茸的大蜂无惧于海面吹来的寒风。远处海涛拍打沙堤之声仿若背景音乐。我觉得北方的阳光有些阴冷，骨子里没有一丝暖意。

妇人从屋子出来，手扶着门。

“他在楼顶，”她说，“希望你不介意爬楼梯。”

我绕过两把朴素的摇椅，进入了偷林德珍珠的人的家。

10

大房间里到处是鱼缸，上下两排放在钉牢的架子上，大的椭圆形鱼缸装着金属架，有些上面装着灯，有些下面打着灯。长满藻类的玻璃后面，水草装点成自然的图案，水里反射着鬼魅般的绿光，七彩的鱼儿在绿光里穿梭游动。

鱼缸里有修长宛如金镖的鱼，还有长尾曼妙的日本纱尾，旗鱼像彩色玻璃一样透明，黑龙睛金鱼长着青蛙似的脸和多余无用的鳍，它们缓缓滑过绿水，好像觅食的大胖子。

房间里大部分的光线来自倾斜的大天窗，天窗下光溜的木桌旁，一个高瘦憔悴的人左手抓着一条扭动的红鱼站着，右手则拿着一边贴着胶布的安全刀片。

他灰色宽眉下的眼睛抬起来看我，他的眼睛深凹，几乎没有颜色，眼神令人捉摸不透。我走到他旁边，看着他抓着的鱼。

“霉菌？”我问。

他缓缓地点点头，“白霉菌。”他把鱼放在桌上，小心地摊开垂幔似的鳍。鱼鳍腐烂分裂，朽烂的边缘有一层白苔。

“白霉菌，还不算太糟糕。替这家伙修剪一下，很快就能恢复健康。先生，找我有事吗？”

我拿着一根香烟在手指间打转，对他微微一笑。

“跟人一样，”我说，“我指的是鱼。它们也会得不该得的东西。”

他把鱼按在木桌上，修掉鱼鳍朽烂的部分。然后摊开尾巴进行修剪，鱼儿很快就停止扭动了。

“有些可以治好，”他说，“有些治不好。例如你就没办法医治鱼鳔的疾病。”他抬头瞄我一眼，“也许你认为这会伤害它，其实不然。你可以摔死一条鱼，但无法像伤人心那样去伤鱼的心。”

他放下刀片，用棉花棒沾些紫药水，涂抹在割除的部位上。然后用手指沾些白色凡士林涂抹在上面。之后他把鱼丢进房间一旁的小鱼缸。鱼儿安详地游来游去，非常自在满意。

这个憔悴的人擦擦双手，坐在长椅的一端，无神的眼睛盯着我。他曾经英俊过，但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你对鱼有兴趣？”他问，声音是那种长时间待在牢房和放风院子里养成的喃喃低语。

我摇摇头，“不是特别有兴趣，那只是个借口。赛普先生，我大老远跑来这里找你。”

他舔舔嘴唇，继续盯着我。等他的声音再现时，感觉又疲倦又柔软。

“先生，请叫我华莱士。”

我吐了一口烟圈，手指戳进烟圈里。“为了我的工作，我必须叫你赛普。”

他身体前倾，双手落在分开的瘦膝上，又紧握在一起。骨节嶙峋的大手曾几何时也做过许多苦工。他的头稍稍抬起，杂乱的眉毛下死气沉沉的眼睛冷淡无情，但声音依旧温和。

“一年没见过条子了。哪派的？”

“你猜。”我说。

他的声音更温和了。“听着，条子。我在这里有个很好的家，生活很平静，没有人再来烦我，也没有人有权利烦我，我直接从白宫得到的赦免令。我没事养金鱼玩，一个人只要用心照顾什么就会喜欢什么的。我不欠世界半毛钱，我已经付出了代价。我老婆有钱足够我们过日子，我就是图个清静，条子。”他停了下来，再次摇摇头，“你们没办法整倒我的——再也做不到了。”

我没说话，微微一笑，看着他。

“没有人碰得了我。我直接从总统办公室拿到的赦免令，我只想清静度日。”

我摇摇头，继续对他微笑。“但是你就是得不到这样东西——除非你屈服。”

“听着，”他轻柔地说，“你可能刚接这件案子，还有些新鲜感，想捞点名气。但对我而言，这案子纠缠了我二十年，很多人也是，其中有些还很聪明。他们知道我没有拿珍珠，从来没有。是别人拿走了。”

“邮差，当然。”我说。

“听着，”他的声音依然轻柔，“我坐了牢，看遍所有的人情冷暖。我知道他们会不停地猜想——只要记得的人还活着。我知道他们不时会派个混混来搅和一下。不过那没关系，我不介意。现在我要怎样才能劝你打道回府呢？”

我摇摇头，盯着他背后安静的大鱼缸里漂游的鱼儿。我觉得很累。屋内的沉静在我脑海里制造着恐怖画面——一列火车穿过黑暗，一个强盗藏在邮车里，枪声迸鸣，邮差登时毙命——一滴掉落在水缸里的水，一个保守秘密十九年的人——几乎保住了秘密。

“你犯了一个错误，”我缓缓地说，“记得一个叫‘剥皮’马度的家伙吗？”

他抬起头。我看得出他在搜寻着记忆。但这名字好像对他没有任何意义。

“一个你在莱文沃思认识的家伙，因为伪造二十元钞票进监狱的小混混。”

“有了，我记得。”

“你告诉他你有那些珍珠。”

我看得出他不相信我。“我一定是在开他玩笑。”他缓缓地说，一脸茫然。

“也许吧，但重点是他不这么认为。他不久前和一位自称日落的伙伴来到这附近。他们在某个地方碰到你，剥皮认出了你，开始盘算如何发点横财。不过他是个毒罐子，睡觉时说梦话。一个女人得了消息，然后还有另一个女人和一个讼棍也揣测出来。剥皮的脚被烧焦，人也死了。”

赛普眼皮眨也不眨地盯着我。嘴角的皱纹加深了。

我挥挥香烟，继续说下去，“我们不知道他到底说了多少，不过这个讼棍和这个女的在奥林匹亚。日落也在奥林匹亚，只是他也死了。他们杀了他。我不确定他们到底知不知道你在哪里，但迟早会知道，不然别人也会知道。如果警方找不到珍珠，你又没打算出售，那么就能耗掉他们的耐心。你也可以耗掉保险公司或者邮局的人的耐心。”

赛普纹丝不动。他关节嶙峋的大手夹在膝盖中间没有移动。死鱼眼只管瞪着我。

“但是你没办法摆脱江湖混混，他们从不罢休，总会有两三个心狠手辣的家伙时间多，闲钱也多，前来找你麻烦。他们总会有办法得到想要的，比如绑架你老婆，或把你抓进林子里，揍你一顿。这些你都得受着……现在我有一个不成熟的小建议。”

“你是哪一路的？”赛普忽然问，“我觉得你闻起来像条子，但不确定。”

“保险公司的，”我说，“条件是这样，总共两万五的赏金，五千块分给告诉我这件事的女人。她通过正当渠道获得的消息，应该分到一份。一万给我。我干了所有的活，承担所有的风险。一万给你——通过我。你直接要的话，一毛都拿不到。还有什么问题吗？”

“听起来不错，”他温和地说，“只是有一个问题，我没有珍珠，条子。”

我狠狠瞪他一眼，我该说的都说了，再也没有什么好说的了。我直起身子离开墙边，把烟蒂丢在木地板上，用力踩灭，转身要走。

他站起来，伸出一只手。“等一下，”他严肃地说，“我证明给你看。”

他经过我面前出了房间。我盯着鱼，咬着嘴唇，听到抽屉打开关上的声音，显然是附近的房间传来的。

赛普回到养鱼室，枯瘦的手上握着一把闪亮的点四五口径哥尔特枪，枪管像一个人的手臂一样长。

他拿枪指着我，说：“我这里面有六颗珍珠，铅做的。六十码之内我可以射中苍蝇的胡须。你不是什么条子。赶紧滚——告诉你那些眼热的朋友我随时都准备好打烂他们的牙齿，星期天则多送一颗子弹。”

我一动没动。这人的死鱼眼里有股疯狂。我不敢动。

“那玩意可真够瞧的，”我缓缓地说，“我可以证明我是条子，你有前科，而且拿那把枪又是罪上加罪。把枪放下，我们好好谈谈。”

我听到好像有车子停在屋外的声音。煞车让轮胎嘎吱作响。脚步声经过走道，上了楼梯。忽然传来几声尖叫，这是一个人被抓住时发出的惊呼声。

赛普退到桌子和一个二三十加仑的水箱之间。他对我露出一个笑容，一个赛场上拳击手利落的笑容。

“看来你的朋友追上你了，”他慢吞吞地说，“趁你还有时间——还留着一口气，把枪拿出来丢在地上。”

我没有动。我看着他眼睛上杂乱的眉毛，又直视他的眼睛。我知道如果我动一下——即使照他说的话做——他也会开枪。

脚步声已经上了楼梯，听起来有些拖沓，似乎其中有人在挣扎。

三个人走进房间。

11

赛普太太首先进来，她步履僵硬，眼神呆滞，手臂僵硬地半举着，双手向前似乎想抓住什么。她的背后有把枪，卡萝尔·多诺万的小点三二被紧紧地握在她纤小残酷的手里。

麦德殿后，他醉醺醺的，喝得满脸通红，面目狰狞，估计是借酒壮胆。他对我挥着史密斯&威森，恶狠狠地盯着我。

多诺万把赛普太太推到一旁。这个老妇人跌坐到角落里，双膝跪地，眼神空洞。

赛普瞪着多诺万这女人。他显得有些惊讶，因为她是个女孩，而且年轻漂亮。他不习惯和这种类型的姑娘打交道，她似乎消除了他胸中的火气。如果换成是个男人的话，他一定早把他们打成碎片了。

这个身材娇小、脸庞白皙的女孩冷冷地对着他，声音冷酷，叫人心寒，“好了，老家伙，丢掉你的大枪，乖一点。”

赛普缓缓弯下腰，眼睛却没有离开过她，他把硕大的柯尔特放在地上。

“老家伙，把枪踢开。”

赛普把枪踢开。枪滑过光秃的木地板，往房间中心溜去。

“这才听话，老家伙。拉什，你看着他，我来替条子缴械。”

两把枪同时转向，现在那双灰色冷酷的眼睛看着我。麦德走到赛普跟前，用史密斯&威森顶着他的胸膛。

女孩不怀好意地微笑着，“柯聪明，嗯？你可真能冒险，不是吗？大侦探，这回失手了吧。你都不搜一搜你那瘦巴巴的同伙，他鞋子里有一张地图。”

“我不需要。”我很快回了一句，对她笑笑。

我尽量装出迷人的笑容，因为赛普太太正在地板上挪动膝盖，每挪动一次，就离赛普的柯尔特更近一点。

“可惜你现在彻底完了——你和你的大笑脸都见鬼去吧。举起你的鸟爪，让我搜你的铁枪。举起来，老兄！”

她还是个女孩，大约五英尺两英寸高，重量大约在一百二十磅左右。她只是个女孩。我六英尺一英寸半高，一百九十五磅重。我举起双手，击中她的下巴。

这可真疯狂，不过我实在受不了多诺万—麦德的行为，多诺万—麦德的枪，多诺万—麦德的狠话。我用力击中她的下巴。

她往后退了一码，小枪开火了。一颗子弹燃烧着我的肋骨，她开始倒下去，缓缓地，好像电影慢动作。这看起来有些傻。

赛普太太拿起柯尔特，对着她的背开了枪。

麦德转过身，就在这时，赛普冲向他。麦德往后一跳，大叫一声又把枪口对着赛普。赛普僵在那里，憔悴的脸庞上又露出狂野的笑容。

柯尔特射出的子弹把女孩击倒在地，她好像被狂风掀翻的一道门。蓝色衣裙晃动，有什么东西撞在我的胸膛上，是她的头。当她挣扎着站起来时，我看了下她的脸，那一刻她脸上的表情，是我从来没见过的。

然后她缩成一团倒在我脚边的地板上，小小的，毫无生气，鲜红的血液从身下流出来。那位高大安静的妇人站在她身后，两手握着冒烟的柯尔特。

麦德朝赛普开了两枪，赛普向前一头栽倒，撞在桌子一角，脸上还挂着笑容。他用来治疗病鱼的紫药水洒得满身都是。他倒下时，麦德又朝他开了一枪。

我抽出鲁格，对着麦德身上我所能想出最痛又不致命的地方——膝盖后面——开了一枪。

他应声而倒，好像被一根隐藏的铁丝绊倒了。他还没开始哀叫前，我就给他戴上了手铐。

我把地上所有的枪都踢开，走到赛普太太面前，拿走了她手上的大柯尔特。

房间里沉静了一会儿。缕缕轻烟飘向天窗，在午后的阳光里呈现出朦胧的灰白色。我听到远处海涛咆哮的声音，接着又听到旁边一声微弱的口哨。

是赛普想说话。他老婆爬向他，依然膝盖跪地，弓着身子趴在他身旁。他的嘴唇上鲜血汨汨而流。他用力眨眼，想让头脑清醒。他撑起头对着她微笑，非常微弱地说：“龙睛金鱼，海蒂——龙睛金鱼。”

随后他的脖子一松，笑容消失，头歪向一侧，倒在木质地板上。

赛普太太摸摸他，然后非常缓慢地站起来，看着我，眼神平静，没有伤感。

她以低沉而清楚的声音说：“请你帮我把他抬到床上好吗？我不喜欢他和这些人在一起。”

我说：“没问题。他说的是什么？”

“不知道，大概是关于他的金鱼之类的废话。”

我抬起赛普的肩膀，她抓着他的脚，合力把他抬进卧室，放在床上。她把他的手合在胸前，帮他合上眼睛，走到窗边把窗帘拉下。
[1] “就这样，谢谢，”她没看我，“电话在楼下。”她坐在床边的椅子上，把头埋在赛普手臂附近的被单里。我走出房间，关上门。

12

麦德的腿还在慢慢流血，但没有生命危险。我拿一条手帕绑紧他的膝盖时，他万分恐惧地看着我。我估计他是肌腱断裂或者膝盖骨破损。一会儿警察来抓他时，他走起来可能会有点儿一瘸一拐。

我走下楼，站在门廊上看着前面两辆车，然后下坡，往码头走去。除非有人碰巧经过，否则没有人知道枪声来自何处，甚至有可能根本没有人注意到，这附近的树林里大概常常有人放枪。

我走回屋子，看着客厅墙上的电话，决定先不碰它。还有事困扰着我。我点燃一根香烟，盯着窗外，耳朵里响起鬼魅般的声音，“龙睛金鱼，海蒂，龙睛金鱼。”

我上楼回到养鱼室。麦德已经在呻吟了，显然，痛苦难当。我何必在意麦德这种狠毒的恶棍呢？

女孩已经断气。所有鱼缸都完好无损。鱼儿自由自在地在绿色水里游来游去，它们也不在乎麦德。

养着黑色龙睛金鱼的鱼缸在角落里，大约十加仑大小，里面只有四条，都长得很肥，鱼身大约四英寸长，全身漆黑。其中两条浮在水上吸气，两条在底下慢悠悠地游动。它们的身体粗大厚实，尾巴大大地舒展开来，凸出的大眼睛面对你时，看起来像青蛙。

我看着它们在鱼缸里的绿色水草间游动。两只红色的椎实螺贴在鱼缸内壁上，给玻璃做清洁。缸底的两条看起来更肥大迟缓。我在想为什么。

两个鱼缸之间有只长柄滤网。我拿起滤网往里捞，捞到其中一条大金鱼。我翻过网子，看着鱼儿微带银色的肚子，一个类似缝合过的疤痕赫然在目，我摸摸那个地方，发现里面有个硬块。

我把另一条也从水底捞出来，一样的疤痕，一样的圆硬块。我又抓起在上面吸气的其中一条，没有疤痕，没有圆硬块，而且比较难抓。

我把它放回鱼缸，我该料理的是其他两条。我和那个人一样喜欢金鱼，但正事终归是正事，犯罪怎么说都还是犯罪。我脱掉外套，卷起袖子，拿起桌上一边贴着胶布的刀片。

这真是个肮脏的活儿，花了我大概五分钟的时间。然后它们躺在我的掌心里——直径四分之三英寸，沉重饱满，色泽乳白，闪闪发亮，其他珠宝不可媲美。这正是林德珍珠。

我把它们洗干净，用手帕包起来，放下袖子，穿回外套。我看着麦德，看着他痛苦且惊恐的小眼，看着他脸上的汗水淌下来。我根本不在乎麦德，他是个杀手，是个心狠手辣的刽子手。

我走出养鱼室，卧房的门仍然关着。我走下楼，拿起墙上的电话。

“这是西港的华莱士家，”我说，“这里出了意外，需要医生和警察。你们能帮忙吗？”

一个女孩的声音说：“我会想办法找个医生，华莱士先生。可能要费一点时间。西港有个镇警长，他可以吗？”

“可以吧！”我谢谢她，挂上电话。在乡下地方安个电话还是有它的用处。

我点燃另一根香烟，坐在门廊简朴的摇椅上。过了一会儿，屋内传出脚步声，赛普太太走出屋子。她站了一会儿，眺望着山丘下方，然后坐在我旁边的另一张摇椅上，干涩的眼睛直直地看着我。

“我猜你是个侦探。”她慢慢地说，有些迟疑。

“没错，我为林德珍珠的投保公司效劳。”

她别过头去，看着远方，说：“我以为他在这里可以得到平静，再也没有人会来骚扰他，我以为这个地方是个庇护所。”

“他不应该留下那些珍珠的。”

她转过头，这一次动作很快。她现在看起来有些错愕，然后现出一丝惊慌。

我把手伸进口袋，拿出叠着的手帕，打开放在手掌上。两个价值十万美元的“凶手”平躺在白麻布上。

“他原本可以得到安宁，”我说，“没有人会来打扰他，但是他不甘心。”

她犹疑地看着珍珠，然后嘴角抽搐，声音沙哑地说：“可怜的华利，还是让你找着了。你很聪明，你知道吗？他杀了几打鱼才学会那个把戏。”她抬头看着我的脸，眼底露出一丝诧异。

她说：“我向来憎恶这个主意。你知道《圣经》故事里的代罪羔羊吗？”

我摇摇头说，不知道。

“人类把自己犯的罪加诸动物身上，然后把它们赶到荒野里去。那些鱼就是他的代罪羔羊。”

她对我微笑，我却没有报以微笑。

她仍然微微地笑着说：“你知道，他曾一度拥有那些珍珠，真的珍珠。经过那么多磨难，他觉得那些珍珠理应属于他。但即使他再次找到它们，他也不可能从中得到任何利益了。好像他在牢里的时候，可能是因为有些地标改了，反正他出狱后无法找到在爱达荷埋藏珍珠的地点。”

似乎有一根冰凉的手指顺着我的脊梁往上爬。我张开嘴，声音似乎不是我自己的：“啊？”

她伸出一根手指，摸着一颗珍珠。我的手还拿着它们，好像被钉在墙上的架子。

“所以他就买了这些，”她说，“在西雅图买的，是空心的，塞满白蜡。我忘了他们怎么称呼这道工序，不过看起来很不错。当然我从来没见过真正价值非凡的珍珠。”

“他买这些做什么？”我的声音有些嘶哑。

“你还不明白吗？这是他的罪孽，他必须得把它们藏在荒野之中，藏在这个荒野里。他把它们藏在鱼肚里。还有你知道——”她向我靠过来，眼睛发亮，非常诚恳地说，“有时候我甚至觉得，到了最后，就最近这几年，他好像真的相信他藏的是真正的珍珠。你听懂了吗？”

我低头看着我的珍珠，缓缓地合拢手掌。

我说：“赛普太太，我是个平凡人。我不懂什么代罪羔羊的想法。我敢说他就是在自欺欺人——跟任何正常的失败者一样。”

她再次微笑，她笑起来很漂亮。然后她轻轻地耸了耸肩。

“当然你会这么想，但是我——”她摊开手，“唉，现在都无所谓了。我可以把它们留作纪念吗？”

“它们？”

“嗯——那两颗假珍珠。你当然不会——”

我站起来。一辆无顶的福特跑车缓缓爬上山丘。车里的人背心上有颗大星星。引擎喘气的声音就像动物园秃头的老猩猩生气时发出的叫声。

赛普太太站在我身边，一只手半伸出来，带着一丝恳求的神色。

我突然愤怒地对她咧嘴一笑。

“好，你可真有一套，”我说，“我差点就上了当，要不是冷静下来想了想。不过你帮了大忙，女士！‘作假’正是你个性里的一面。而且你拿枪的动作又快又狠。赛普最后的遗言露了马脚。‘龙睛金鱼，海蒂——龙睛金鱼。’如果石头是假的，他不会费劲这么说。而且他也没那么傻，一路自欺欺人到这般田地。”

她脸上的表情好一会儿都没有变化，然后变了脸，眼睛突然露出可怕的神情。她嘟起嘴，对我啐了一口，然后进屋甩上了门。

我把两万五塞进背心口袋。一万两千五给我，一万两千五给凯西。我可以想象把支票给她时她的眼神。还能看到她把钱放在银行里，一心等待强尼从昆丁假释出狱。

福特停在其他车后面，开车的人对着旁边吐了一口痰，猛拉手刹，直接从车里跳了出来——是个穿着衬衫的大个子。

我走下阶梯去迎接他。

注释

[1] 在美国，如遇家中有人去世，就拉下窗帘告丧。

红风

1

那天晚上吹起一阵沙漠之风，那干热的圣安娜风，翻山越岭而来，卷起你的发丝，让你神经紧张，皮肤发痒。那样的夜晚，每个喝酒的聚会最后都以打架收场。温顺的小妻子会感觉像拿着刀刃，打量着老公的脖子。任何事都可能发生。连在鸡尾酒吧都可以买到整杯啤酒。

我走进住的公寓对面新开的迷人的酒吧。酒吧大概开了一个星期，没什么生意。吧台后面的小伙子大约二十出头，看起来好像一辈子都没喝过酒。

里面除了我，只有一位客人。一个醉汉歪歪斜斜地坐在凳子上，背靠着门。他前面整齐地排着一堆一毛钱铜板，大概共两美元。他用小杯子喝着黑麦威士忌，完全沉醉在自己的世界里。

我远远地坐在吧台的一端，买了啤酒，说：“老弟，你果真把云挡在了九霄之外，我没说错吧！”

“我们才开张，”小伙子说，“生意得慢慢做。先生，以前来过吗？”

“嗯哼。”

“住在附近？”

“就在对面的柏格蓝公寓，我叫菲利普·马洛。”

“谢谢你，先生。我叫卢·培卓。”他靠在我对面擦亮的吧台上，“认识那家伙吗？”

“不认识。”

“他应该回家了，我应该叫辆出租车送他回家。他把下礼拜的酒都喝上了。”

“这种夜晚，随他去吧！”

“对他不好。”小伙子对我皱着眉。

“威士忌！”醉汉头也不抬地叫唤。他弹弹手指，没有拍打吧台，为的是不惊动他那一堆铜板。

小伙子看着我，耸耸肩。“我该不该去？”

“是谁的胃？反正不是我的。”

小伙子替他斟上另一杯威士忌。我想他在吧台后面加了水，因为他转过头来时，一脸罪过，好像踢了他老祖母似的。醉汉丝毫不在意。他从一堆铜板里拿出一枚，谨慎得好似外科医生切除脑瘤一样。

小伙子走回来，替我的杯子添啤酒。外面的风呼号着，偶尔把彩色玻璃镶嵌门吹开几英寸，那可是一扇很重的门。

小伙子说：“第一，我不喜欢醉汉；第二，我不喜欢他们在这里买醉；第三，我从来就不喜欢他们。”

“华纳兄弟电影公司可以用你的话来当台词。”我说。

“他们已经用过了。”

就在这个时候我们多了一位顾客。一辆车嘶鸣着停在外面，店门一推而开。一个看起来有些匆忙的家伙走进来。他抓着门，迅速地打量整个地方，眼神单调，眼睛闪亮乌黑。他打扮得很体面，面庞黝黑，狭长的脸颇为英俊，嘴唇紧绷；身穿着深色衣服，白色手帕羞答答地探出口袋。他看起来很冷静，但似乎又有些紧张。我猜是因为热风的关系吧！我自己也颇有同感，只是少了冷静。

他看看醉汉的背后，醉汉拿着空杯在玩跳棋。新顾客看看我，然后沿着酒馆另一边一排高背双人椅看过去，所有的位置空无一人。他走进来——经过那位坐着晃腿、自言自语的醉汉——对着年轻酒保说话。

“老弟，看见一位女士进来吗？很高很漂亮，棕色头发，蓝色绉纱丝衣裳罩着印花开襟外套。戴着宽边草帽，上面绑着丝绒带子。”他的声音严厉，我不喜欢。

“没有，先生。没有那样的人进来。”小伙子说。

“谢了。威士忌不加水。快点，好吗？”

小伙子把酒给他，他付了钱，一口吞下，回头准备离开。刚走了三四步，他止住了步伐，面对着醉汉。醉汉咧着嘴笑，不知从哪里摸出一把枪，动作飞快如风。他稳稳地抓着枪，看起来比我还清醒。黝黑的高个儿呆呆地站着，然后头往后微微一仰，依然站着不动。

店外一辆车疾驰而过。醉汉的枪是一把点二二口径的自动靶枪，有一个大大的准星。枪筒里发出两记冷硬的枪声，一缕青烟翻卷而上，似有若无。

“再见了，华多。”醉汉说。

然后他拿着枪指着酒保和我。

黑家伙很长时间才倒地，他踉跄一步，又稳住自己，晃了晃手臂，又踉跄一步。他的帽子掉下来，然后脸朝地板倒了下去。撞上地板后，就再也不动了。

醉汉滑下凳子，把铜板全部捞进口袋里，慢慢滑向店门。他侧身回头，把枪横过身体。我没有带枪。我没想到喝杯啤酒还需要用枪。吧台后面的小伙子没有动一下或发出一点声响。

醉汉用肩膀轻轻顶着门，眼睛一直盯着我们，然后把门往后推。门大开了，一阵强风涌进来，吹起地板上的那个男人的头发。醉汉说：“可怜的华多。我打赌我把他的鼻子弄流血了。”

门砰然关上。我开始往门口冲去——总是重复同样的错误。不过在这种情形之下，倒还无妨。外面的车子发出吼声，等我抵达人行道时，已经闪烁着模糊的红色尾灯转过附近的街角。我记下车牌号码的本事就像我等着拿到生平第一个一百万一样不经用。

街道上人车依然川流不息，没有人看起来像是知道有人开过枪。强风呼号，遮住了枪声。就算有人听见动静，点二二手枪短促的爆裂声不过就像关门声一样。我走回酒吧。

那个时候，酒吧小伙子还不敢轻举妄动。他只是双手平摆在吧台上，身子稍微前倾，看着地上的黑家伙的背。黑家伙也没有动弹。我弯下腰，摸摸他脖子的动脉。他不会动了——再也不会。

年轻小伙子脸上的表情好像圆圆的牛排被割了一刀，颜色也差不多。眼睛里愤怒多于震惊。

我点燃一根烟，对着天花板吐了一口，简短地说：“快打电话！”

“也许他还没死。”小伙子说。

“他用点二二表明枪法一流。电话在哪里？”

“这里没电话。我钱已经花够多了。天哪，我能为损失八百块朝他脸上踢一脚吗？”

“这是你的酒吧？”

“对，在这之前。”

他扯掉白外套和围裙，走到吧台内侧。“我要把这道门锁上。”说着他把钥匙拿出来。

他走出去，把门从外面锁上，扣上门闩。我弯下腰，把华多翻过来。起初我还没找着中弹的位置，后来才看到。他的外套上有两个很小的洞，在心脏上方。衬衫上有一些血。

作为杀手，这个醉汉正是一位理想人物。

大约八分钟之后，巡逻车的兄弟进来了。小伙子卢·培卓这时已经回到吧台后面，也已经穿上白外套，在收银机前面查好钱，放进口袋，然后记录在账本里。

我坐在一张双人高背椅的边缘，抽着烟，看着华多的脸慢慢失去生命的活力。我在猜想穿花外套的女人是谁，为什么华多没有把留在外面的车子熄火，为什么他那么匆忙，那个醉汉是正等候着他，还是凑巧碰上。

巡逻警察满头大汗地进来。两人都是普通个子，其中一人的鸭舌帽下插着一朵花，帽子有些歪斜。他一看见死者，赶忙把花丢掉，弯下身子去摸华多的脉搏。

“看来已经死了，”他说着把华多再朝上扶起一点，“哦，我看见子弹从哪里进去了，干净利落。你们两个看见他挨枪了？”

我说是。吧台后面的小伙子不搭腔。我告诉了他们事情始末，还说杀手好像是坐着华多的车子逃走了。

警察把华多的皮夹抽出来，快速地搜查了一遍，吹了声口哨，“钱很多，没驾照。”他把皮夹收起来。“好，我们没碰他，看见了吗？只是偶然，我们发现他确实有辆车，而且这车不见了。”

“见鬼了，你们没碰他？”卢·培卓说。

那警察斜了他一眼。“好吧，老弟，”他轻轻说，“我们碰了他。”

小伙子拿起一只干净的高脚圆肚杯，开始擦拭它。接下来的时间里，他从头到尾就在伺候那只杯子。

又过了一会儿，刑事组的快车鸣着警笛招摇而来，吱的一声停在外面。四个人走进来，两个条子，一个摄影师，一个化验组的人。两个条子我都不认识。即使你干侦探这一行很久了，也不可能认识大城市里所有的警察。

其中一位是矮个子，敏捷，黝黑，安静，满面笑容，黑发鬈曲，眼神聪明柔和。另一位是大个子，骨架粗大，长下巴，鼻子上的血管清楚可见，眼睛亮如玻璃。他看起来像个酗酒之人，很剽悍，而且好像自以为比实际更剽悍。他发出嘘声把我赶到靠墙的最后一张高背椅处，他的搭档在前门盘问小伙子，两个蓝制服巡警离开了。采集指纹的人和摄影师开始着手工作。

一个法医走进来，停留的时间只够他发脾气，因为他找不到电话叫运尸车。

矮警察掏空华多的口袋，然后掏空他的皮夹，把所有的东西都丢在双人座位旁的桌子上的大手帕上。我看到有很多现金、钥匙、香烟、另一块手帕，其余没什么了。

大个警察把我推进角落。他说：“交出证件，我是柯白尼，刑事警官。”

我把我的皮夹放在他面前。他看了一眼，搜查一番，又丢还给我，在本子上做了些记录。

“菲利普·马洛，嗯？私家侦探。你来这儿查案？”

“喝酒，”我说，“我就住在对面的柏格蓝公寓。”

“认识前面的小伙子吗？”

“他开张后，我才来过一次。”

“觉得他有什么可疑之处没？”

“没有。”

“就年轻人来说，他的态度未免太无所谓了，不是吗？别有所顾忌。只要如实说就好。”

我一共讲了三遍。一次给他讲个大概，一次给他讲细节，一次让他看看我是否记得滚瓜烂熟。最后他说：“这女人可有趣了。杀手叫这家伙华多，可是好像不确定他会出现。我是说，如果华多不确定这女人会来这里的话，也就没有人能确定华多会现身。”

“你的推理很深奥。”我说。

他打量着我，我没有笑。“看来像寻仇，不是吗？不像计划好的，逃跑只是意外。在这个城市里，没有人会不锁车门。而且杀手在两个证人面前下手。我可不喜欢这样。”

“我不喜欢当证人，”我说，“薪水太低。”

他笑笑，露出牙齿上的斑点。“杀手真的醉了？”

“那种枪法？不可能。”

“我也这么想。嗯，这案子很简单。这家伙应该留有案底，而且会留下很多指纹。即使我们现在手头没有他的照片，但几个小时内肯定会有着落。他跟华多有过节，但今天晚上没指望遇见他。华多只是进来问问和他错过约会的女子。这么热的夜晚，这种风会毁了一个女人的脸蛋。她一定是在这附近某个地方等他。所以杀手正好乘机喂了华多两颗子弹，从容逃跑，一点也没在意你们两个。就这么简单。”

“是吧！”我说。

“简单得让人恶心。”柯白尼说。

他摘下呢帽，搔搔油腻腻的金发，头靠在双手上。他长着一张长长的难看的马脸。他拿出手帕抹了抹脸，又擦擦颈背和手背，然后拿出一把梳子梳头——梳完头看起来更糟糕——最后把帽子戴了回去。

“我只是在想……”我说。

“嗯？想什么？”

“这个华多知道这位女子穿什么样的衣服，所以他晚上一定已经和她碰过面了。”

“所以呢？也许去了趟卫生间，回来时发现她不见了。也许她改变了心意。”

“没错。”我说。

但是我想的根本不是那样。我想的是华多形容那女人衣服的方式不像普通男人会说的：蓝色绉纱丝衣裳外罩着印花开襟外套。我连开襟外套是什么都不知道呢！我可能会说蓝衣裳或蓝色丝绸衣裳，但绝不会说蓝色绉纱丝衣裳。

过了一会儿，两个人拿着一个篮子进来。培卓还在擦玻璃杯，对着矮个黑警察说话。

我们一起去了总局。

他们调查了培卓，发现他是清白的。他父亲在康茶科斯达郡安提俄克附近有一处葡萄园。他给培卓一千块钱做生意，培卓花了八百块盘下鸡尾酒吧和霓虹灯之类的东西。

他们让他走人，告诉他要等到做完采指纹的工作后，酒吧才能开门。他挥挥手，笑着说，他猜这起凶杀案对生意一定有好处，因为没有人相信报纸的报道，都会跑来问他事情原委。他讲故事的过程中，他们就会买酒喝。

“这家伙什么也不担心，”柯白尼在他走后说，“一点儿不担心。”

“可怜的华多，”我说，“指纹管用吗？”

“有些模糊，”柯白尼不悦地说，“不过我们可以分类，今天晚上电传给华盛顿。如果没有符合的，就得花一整天，到楼下的照片档案里找他的信息了。”

我和他及他的搭档——他的名字叫伊巴拉——握过手，就离开了。他们也还不知道华多是谁。他口袋里的东西一点儿也没泄露身份。

2

我回到住的那条街时，大约已经九点。走进柏格蓝之前，我四处张望了一下。鸡尾酒吧在街对面，里面一片漆黑。有一两个人鼻子贴着玻璃往里看，但那样的人并不多。人们看到警察和运尸车来了又走，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但是在街角的杂货店打弹球的家伙除外，他们什么都知道，就是不知道如何保住自己的饭碗。

风仍然吹着，跟烤炉一样热，裹挟着尘沙，撕扯着纸屑，拍打着墙壁。

我走进公寓的大厅，乘着电梯到四楼。出了电梯门，我发现一个高个儿女人正站在那里等电梯。

她的宽边草帽上扎着一条打了蝴蝶结的绒带，帽子下是波浪似的褐色秀发。大大的蓝眼睛，长长的睫毛几乎垂到面颊。她穿着的蓝色衣裳可能就是绉纱丝绸，简单的线条并没能掩盖住凹凸有致的身材。外面罩着的可能就是一件印花开襟外套。

我说：“那是开襟外套吗？”

她冷淡地看了我一眼，做了一个好似拨开蜘蛛丝的动作。

“是。麻烦你——我赶时间。我想——”

我没有让步，站在电梯门口挡着她的去路。我们彼此盯着对方，她的脸慢慢涨红起来。

“最好别穿这些衣服上街。”我说。

“什么，你怎么敢这样说——”

电梯哐啷一声关起，往下落。我不知道她要说什么。她的声音不像啤酒屋女郎那样尖声尖气，而是如春雨般轻柔温润。

“我没有胡说八道。你有麻烦了。如果他们搭电梯上来这层楼，你只有一点儿时间能离开走廊。首先脱掉帽子和外套——快点！”

她没有移动。那张略施粉黛的脸好像变得更白了。

我说：“警察在找你，因为你穿着这身衣服。给我个机会，我解释给你听。”

她立即转过头，看着走廊。我不怪她虚张声势地吓唬我。

“不管你是谁，你可真粗鲁。我是31号房间的李罗伊太太。我可以保证——”

“那么你走错楼了。这是四楼。”

电梯停在了底楼。电梯开门的声音从下面传来。

“脱掉！”我大声说，“现在就脱！”

她摘掉帽子，快速解开开襟外套。我一把抓过来，把它们胡乱卷成一团塞在腋下。我一把扯住她的手臂，急步走向门廊。

“我住在42号，你对面的那间，只是多了一层楼。你听好了。我再说一次——我不是胡说八道。”

她动作敏捷地理了理头发，像极了小鸟整理羽毛，似乎这动作已经练习了上万次。

“我的。”她说，然后把皮包塞在腋下，很快迈步向前走。电梯停在了下一层楼。她也同时停下脚步，转过身面对我。

“楼梯在后面电梯间旁边。”我轻轻地说。

“我在这里没有房间。”

“我也认为你没有。”

“他们在找我？”

“对，但是明天以前，他们不会挨家挨户地搜，而且要等搞清楚华多是谁，才会开始。”

她瞪着我。“华多？”

“喔，你不认识华多？”

她缓缓地摇摇头。电梯又开始向下。她的蓝眼珠闪起一阵惊慌，好像平静的水面上泛起了涟漪。

“不认识，”她喘着气说，“不管怎样，带我离开走廊。”

我们刚好到了我家的门口。我插进钥匙，转动锁芯，把门往内推。我伸手进去把灯打开。她像海浪一样飘过我身边进了屋。檀香飘浮在空气里，非常清淡。

我关上门，把帽子丢在椅子上，看着她信步走到牌桌旁，桌上有一着棋我不知道该怎么走。一旦进了公寓，门关上，她的惊慌便不见了。

“所以你下棋啰！”她的声音充满警戒，好像是来看我家的装饰画似的。我倒宁愿那样。

我们两人都静静站着，听着远处电梯门开阖的声音，还有脚步声——走往另一个方向。

我笑了笑，不是因为高兴，而是因为紧张。我走进小厨房，抓了两只玻璃杯，方才发现腋下还夹着她的帽子和开襟外套。我走到壁床后面的更衣间，把它们塞进一个抽屉，又走回小厨房，拿出格外高级的威士忌，调了两杯酒。

等我拿着酒回来，她手上多了一把枪。这是把小自动枪，枪柄镶着珠贝，枪口冲着我，她的眼睛里充满恐惧。

我停下脚步，一只手一个杯子，说：“也许热风把你也逼疯了。我是个私家侦探。如果你愿意，我就证明给你看。”

她轻轻点头，脸色苍白。我缓缓凑过去，把酒杯放在她旁边，退回来，把我的杯子也放下，拿出一张没有折角的名片。她坐下来，左手蹭着自己的膝盖，另一只手抓着枪。我把名片放在她的酒杯旁，拿着我的酒杯坐下。

“千万别让男人靠你那么近，”我说，“除非你玩真的，还有你的保险没开。”

她垂下眼睛，颤抖着，把枪放回皮包。她一口气喝下半杯酒，用力放下杯子，拿起名片。

“我可不随便请人家喝这酒，请不起。”

她的嘴唇翘了翘，“我猜你是想要钱了。”

“啊？”

她没说什么。手又放在皮包上。

“别忘了保险。”我说。她手上的动作停住了。我继续说：“我说的华多这家伙相当高，大概五英尺十一英寸，瘦瘦黑黑，有一双亮晶晶的褐色眼睛。但他鼻梁太宽，嘴唇太薄。他穿着深色西装，胸前口袋露出白手帕，急着要找你。我说的话你可摸得着头绪？”

她又拿起玻璃杯，说：“这人确实就是华多。喔，他怎么了？”她的声音现在听起来似乎带着酒气。

“嗯，有趣。对面有一家鸡尾酒吧……你整晚都到哪里去了？”

她冷冷地说：“大部分时间都坐在车子里。”

“你没看见刚才对街的热闹吗？”

她的眼神想要抵赖，却被嘴巴出卖了。她说：“我知道有些骚动。我看见警察和红红的搜索灯，以为有人受伤了。”

“是有人受伤。这个华多在事情发生之前就到酒吧找过你，他描述了你和你的衣服。”

她的眼睛此刻宛如铆钉般死死地盯着我，表情也一样呆滞；不过嘴角开始颤抖，不停地颤抖。

“我在那里跟开店的小伙子聊天。里面还有一个醉汉坐在凳子上，除此之外，没有别人。然后华多走进来找你，我们说没看到你，他便转身要走。”

我啜着酒，享受着这种效果。她的眼神想要吃掉我。

“他正要离开的时候，那个谁也不理的醉汉叫了他一声华多，掏出枪，给了他两下，”——我弹了两次手指——“就这样，死了。”

她对我说的嗤之以鼻，大笑起来，“原来是我丈夫雇你监视我，”她说，“我早该知道整件事都是在做戏，你，还有你的华多。”

我呆呆地看着她。

“我从来没想到他会嫉妒。”她嚷道，“起码不会嫉妒一个当过我们司机的人。史丹的话——那还情有可原。可是约瑟夫·寇兹——”

我抬手挥了挥。“小姐，我们其中一人翻错书了，”我没好气地说，“我不认识什么叫史丹或寇兹的人。帮帮忙！我连你有个司机都不知道呢。这里的人可用不起他们。至于丈夫嘛——有，偶尔会有个丈夫来跟我谈这种生意，不过这种情况不多。”

她缓缓地摇摇头，手仍然靠在皮包边，蓝色的眼睛闪闪发光。

“马洛先生，你做得不够好，一点儿都不好。我知道你们这些私家侦探，把戏烂透了。你把我骗到你的公寓——如果这是你的公寓的话。这里恐怕还住着哪个可怕的家伙，为了骗几块钱什么话都说得出口呢！你现在吓唬我，想勒索我——一边还可以从我丈夫那里收钱。好吧！”她气呼呼地说，“我得付多少钱？”

我把空杯子放到一旁，往后靠去，“对不起，我得点一根烟。我的魂都吓散了。”

我点烟的时候，她毫不畏惧地看着我。“原来他叫约瑟夫·寇兹，”我说，“在酒吧里杀他的家伙叫他华多。”

她带着一丝厌恶，但勉强笑着说：“别拖拖拉拉的，多少钱？”

“你为什么要见这个寇兹呢？”

“我要向他买他从我这里偷走的东西。还算值钱，大概价值一万五千块。我爱的男人送给我的。但他已经死了。对，他死了。他死在起火燃烧的飞机里。好，回去告诉我丈夫吧！你这下流的小鼠辈！”

“我不小，也不是老鼠。”我说。

“你还很下流。不用麻烦你告诉我丈夫，我自己会说。反正他恐怕也已经知道了。”

我咧嘴笑笑。“英明的决定。那我应该调查什么呢？”

她抓起杯子，喝完里面的酒，“原来他以为我和寇兹约会喽？哼，就算是，也不是为了谈情说爱。我才不会和司机，一个我从门口捡回来、赏给他工作的混混恋爱。如果我想玩，还不用这么饥不择食。”

“小姐，你确实没有。”

“好，我要走了，如果你敢拦我就试试看。”她掏出皮包里珠贝枪柄的手枪。我没有动。

“呸，你这可恶没用的小混混！”她怒吼着，“我怎么知道你到底是不是私家侦探呢？你可能是个恶棍。你给我的这张名片不能代表什么，谁都可以印发名片的。”

“当然。我觉得我在这里住了两年实在是明智的决定，我就等你今天光临寒舍，这样可以勒索你。因为你和一个叫寇兹的男人约会，而那家伙在街对面被以华多的名义干掉了。你用来买那价值一万五的东西的钱带来了吗？”

“喔！你以为你可以抢劫我喽？”

“喔！”我模仿她说，“这会儿我变成抢劫专家了？小姐，请你要么把枪收起来，要么把保险打开好吗？看着一把好枪这样被糟蹋，实在有伤我的职业感情。”

“你真是个讨厌的家伙。别挡我的路！”

我没动，她也没动。我们两人都坐着——并没有挨得很近。

“你走之前，告诉我一个秘密吧！”我请求道，“你在下面一层租公寓究竟为了什么？只是为了见街上的那个男人？”

“别傻了，”她怒声反驳，“我没租房子。我说了谎，那是他的公寓。”

“约瑟夫·寇兹的？”

她用力地点点头。

“我对华多的描述听起来像约瑟夫·寇兹吗？”

她又快速地点点头。

“好，终于搞清楚一件事了。你不知道华多挨枪之前，怎么形容你穿的衣服——这个描述传到了警察耳朵里——警察不知道华多是谁——现在正在找穿着那些衣服可以帮他们指认他的人。这样你懂了吗？”

枪开始在她手里颤抖。她低头看枪，神情有些茫然，然后缓缓地把枪收进皮包。

“我真傻，”她喃喃地说，“居然会和你搭话。”她盯着我良久，然后深抽一口气，“他告诉我他住在哪里。他好像什么都不怕，我猜勒索犯都是这样的嘴脸。他原来要在街上和我碰头，可是我迟到了。我到达时，到处都是警察。所以我又回到车上坐了一会儿。然后我就来到寇兹的公寓敲门，发现门锁着，于是又回到车上等候。我总共上来三次。最后一次我特意搭电梯多上了一层楼，因为我已经在三楼被人看到两次。后来我就遇见你了。就这样。”

“你刚才说起你丈夫，”我咕哝道，“他人在哪里？”

“他在开会。”

“嗯？开会。”我不怀好意地说。

“我丈夫是个有头有脸的人，有很多会要开。他是个水力发电工程师，到过世界各地。我得告诉你——”

“省省吧！我改天请他吃午饭，让他自己告诉我他的身世。不管你有什么把柄留在寇兹手上，现在都没价值了。跟死了的寇兹一样。”

“他真的死了？”她喃喃说，“真的？”

“他死了，死了，小姐，死得透透的。”

她终于相信了。我没想到她最终还是相信了。沉默中，电梯停在了我的这层楼。

我听到脚步声朝这边走廊靠近。我们都有不祥的预感，我把手指竖在嘴唇上示意她不要出声，她动也不动。她的表情凝固，大大的蓝眼睛像眼底的阴影一样乌黑。热风拍打着紧闭的窗户。不管热不热，吹起圣安娜风时，窗户都得关得死死的。

走廊传来的脚步声像一个男人随意走动的声音，但是在我的门前停了下来，接着是一阵敲门声。

我指指壁床后面的更衣间。她静悄悄地站起来，把皮包紧紧地夹在身侧。我又指指她的玻璃杯。她轻巧地拿起来，蹑脚走过地毯，穿过门，悄然把门拉上。

我不知道自己如此大费周章所为何来。

敲门声又响起来。我的手上全是汗。我压了一下椅子站起来，大声地打着哈欠，然后走过去开门——居然没有拿枪，那真是一个错误。

3

我起先没认出他来。也许华多没认出他来是因为不认识他。他在酒吧时，一直戴着帽子，而现在没戴。之前以为他的头发完全被帽子遮盖住了。现在才发现他是个秃头，帽子挡住的部分全是光亮干燥的白色头皮，好像疤痕一样触目惊心。他不仅看起来老了二十岁，而且像完全变了个人。

但我认出他手里拿的是点二二自动靶枪，前端有大大的准星。而且我认出了他的眼睛，明亮，脆弱，眼皮薄薄的，浅浅的，好似蜥蜴的眼睛。

他单独一人。他轻轻地把枪顶在我脸上，从齿缝里挤出几个字：“没错，是我。进去。”

我往后退了几步，然后停住，按照他的意思，好让他可以毫不费劲地关上门。我从他的眼睛里看出这是他的意思。

我并不害怕，只是动弹不得。

他关好门，又指挥我慢慢再往后退，直到有东西抵住我的腿。他的眼睛逼视着我的眼睛。

“一张牌桌，”他说，“谁在这里下棋。你自己吗？”

我咽了咽口水。“不算下棋，只是玩玩。”

“那表示有两个人。”他的声音有种粗哑的柔和，好像曾经被警察用皮棍打在喉结上似的。

“这是个待破的棋局，不是比赛。看看那些棋子。”

“我不懂。”

“我只有一个人。”我说。我的声音发抖得恰到好处。

“没什么差别。我反正豁出去了。不是明天就是下个礼拜，总归有人会找到我的。有什么区别呢？只是我不喜欢你的长相，老兄。还有那个脏脸娘娘腔的臭酒保，以前大概是福德汉姆什么队里的左前锋。你们这些家伙都见鬼去吧！”

我没说话也没动弹。大枪口轻轻扫着我的脸，几乎像抚摸似的。他脸上泛起了笑意。

“为了以防万一，这也是桩好差事。像我这样的老江湖是不会留下完整指纹的，不利于我的就只剩两位证人了。去你妈的！”

“华多对你做了什么？”我故意说得好像我想知道，其实只是不想刺激他。

“在密歇根抢银行，害我坐了四年牢。他自己倒脱身了。密歇根四年可不是乘坐夏日游船。他们能把你整治得乖乖的。”

“你怎么知道他会来酒吧？”我问。

“我不知道。喔，我四处找他，一直想要见他。前一天晚上我在街上看到他，可是没追上。之后我又开始找。华多，可爱的家伙。他怎么样了？”

“死了。”

“我的枪法还不错，”他咯咯笑起来，“酒醉也好，酒醒也好。嗯，那都不关痛痒了。警察在四处找我吗？”

我回答得不够快，他把枪戳进我的喉咙，我呛了一下，差点本能地去伸手抢枪。

“别这么干，”他轻轻地警告我，“不行，你还没那么笨。”

我缩回手，放在身体两旁，摊开手心，手掌朝向他。这正是他想要的。除了用枪，他没碰过我。他好像不在乎我有没有枪。他不会在乎的——如果他一心想要干掉我的话。

从街上跑回来后，他好像什么都不在乎，也许因为吹了热风招了邪。风像码头下的巨浪拍打着紧闭的窗户。

“他们找到指纹了，”我说，“只是不知道够不够完整。”

“够完整——不过没法电传。他们需要花上航空邮件往返华盛顿的时间才能查清楚。老兄，说说看我为什么来这里。”

“你听到我和年轻小伙子在酒吧里的谈话。我告诉了他我的名字还有我住的地方。”

“那是如何找到这儿，老兄。我问的是为什么。”他对我微微一笑。如果这是你生前最后看见的笑容，那真是糟透了。

“省省吧！”我说，“刽子手不会要你去猜他为什么在那里。”

“嘿，你够硬气。料理完你，我再去拜访那小子。我从总局一路跟踪他回家，不过我想应该先解决你。我开着华多租来的车子从市政厅跟到他家。老兄，从总局开始哦——那些可笑的条子。你就算坐在他们的大腿上，他们也认不出你来。成天开车招摇过市，乱开机关枪，杀掉两个路人——一个是在车子里睡觉的出租车司机，一个是在二楼擦地的清洁妇。结果跟丢了追缉的犯人。这些条子简直烂透了。”

他扭扭抵在我脖子上的枪管。眼神比先前更疯狂。

“我有的是时间，”他说，“华多租的车子一时半会儿不会有人报失，而且他们一时之间也搞不清楚华多是谁。我认识华多，很聪明利落的家伙。”

“如果你的枪不离开我的喉咙，”我说，“我就要吐了。”

他微笑着，把枪下移到我的心脏下方，“这样行吗？随时奉陪。”

我说话的声音一定比我想的还大声。壁床旁边更衣间的门露出一道缝隙，有一英寸宽，然后是四英寸。我看见一对眼睛，但没有盯着它们看。我紧紧盯着秃头的眼睛，目不转睛。我不想让他把目光从我身上移开。

“害怕了？”他轻声问。

我靠在他的枪上，开始发抖。我想他会乐意看到我发抖。女郎从门里走出来，手上还握着枪。我真替她难过极了。她可能想要去开门，或者尖叫。但不论怎么做，对我们两个人来说都是死路一条。

“嘿，别整晚唠叨个不停。”我嘀咕着，声音很遥远，宛如对街收音机传来的广播声。

“很好，我喜欢，老兄，”他微笑着，“我喜欢这调调儿。”

女郎仿若飘在空中，飘到他身后某处。没有什么比她移动的声音更轻的了，但是这仍没有什么用。他根本不会拿她当回事儿。我已经看透了这种人，虽然我只盯了他的眼睛五分钟。

“我要喊救命了。”我说。

“嘿，你要喊救命？尽管叫啊！”他带着杀手的笑容说。

她没有走向门边，她就站在他身后。

“嗯——我马上就喊人了。”我说。

那好像是一句暗号，她无声无息地把小枪用力戳进他短短的肋骨之间。

他好像膝跳反射般不得不做出反应。他嘴巴大张，两只手臂从两侧抬起，背部稍微躬了一下。枪指向我的右眼。

我身子往下一沉，膝盖使尽全力踢向他的要害。

他的下巴往下跌，我用力挥了一拳，那架势好像是要把最后一颗道钉钉进第一条州际铁道一样。我放松指关节后仍然可以感觉到余下的劲道。

他的枪扫过我的脸，但没有发射。他已经瘫软倒地，扭曲着，苟延残喘，左侧身体靠在地板上。我用力踢了他的右肩一脚——非常凶狠。枪从他手上滑落，滑到了椅子下的地毯上。我听到身后棋子散落在地上的声音。

女郎俯身看他，又抬起惊恐圆睁的大眼紧盯着我。

“这下我被征服了，”我说，“我的就是你的——从现在直到永远。”

她好像没听到我说的话。她的眼睛紧张地瞪着，露出了蓝眼珠下面的眼白。她拿着小枪，很快地退到门边，摸摸背后的门把，扭了一下。她把门拉开，溜了出去。

门关上了。

她没戴帽子，没穿开襟外套。

她只有一把枪，保险仍然扣着，她无法开枪。

那时尽管外面热风呼啸，房内已然一片沉寂。然后我听到他在地板上喘息，脸色发青。我走到他背后，搜他的身，看看是否还有其他的枪。但是没有找到。我从书桌里拿出一副手铐，把他的双手拉到前面，铐住他的手腕。只要他不拼命拉扯，还是可以维持一阵子的。

尽管痛苦难耐，他依然目露凶光，似乎想要把我送进坟墓。他依旧躺在地板中间，左侧着身体，扭曲、颓败、秃头，嘴唇上翘，牙齿镶着廉价的银色补牙料。他的嘴巴看起来像个黑洞，呼吸微弱，呛几下停住，又呛几下，气若游丝。

我走进更衣室，打开柜子抽屉。她的帽子和外套都躺在我的衬衫上面。我把它们放到抽屉后面，顺平上面的衬衫。然后我走到小厨房，倒了一杯纯威士忌喝下，又放下酒杯，站着聆听热风对着窗户玻璃咆哮。一扇车库门砰砰作响，一条电缆捶打着建筑物墙壁，声音就像有人在鞭打地毯。

那杯酒发生了效力。我走回客厅打开一扇窗户。地板上的家伙没闻出她的檀香味，但可能有人会闻出来。

我又把窗户关上，擦擦手掌，拿起电话拨给总局。

柯白尼还在那里，他自以为聪明地说：“谁？马洛？别说。我敢打赌你又在打什么主意。”

“找到杀手了吗？”

“马洛，我们不说非常抱歉之类的话。你知道的。”

“好吧！我不在乎他是谁。只要快来把他从我家地板上弄走就好！”

“皇天在上！”他的声音忽然变得很低沉，“等一下，等一下。”我好像远远地听到关门声，然后电话里又传来他的声音，“开枪了？”他轻声说。

“被铐着呢。都是你的了。我踢了他两下，不过他没事。他来这里是想杀人灭口。”

又是一阵沉寂，接着他用抹了蜜一般的声音甜甜地说：“听着，好家伙，你那里还有谁？”

“还有谁？谁都没有，只有我！”

“保持原状，老兄。别声张，好吗？”

“你以为我想请附近所有的混混来看风景吗？”

“别生气，老兄。别生气。好好坐着别动。我马上就到，什么都别碰，知道吗？”

“知道了。”我又告诉了他一遍住址和公寓号码，替他节省时间。

我可以想见他皮包骨的大脸一定神采飞扬。我把椅子下的点二二靶枪拿出来，握着枪坐下，直到脚步声敲打门外的走廊。接着门上响起指关节轻轻的敲门声。

柯白尼独自一人前来。他迅速挡住门口，把我推回房间，笑容不自然地关上门。他背对着门站着，一只手放在外套左侧的口袋里。他身材高大，强悍瘦削，眼神残酷无情。

他缓缓地垂下眼睛，看着地板上的人。那人的脖子稍微扭了一下，眼珠拼命转动想看清来人——那是一双病态的眼睛。

“确定是这个家伙？”柯白尼的声音粗哑。

“确定无误。伊巴拉呢？”

“喔，他很忙。”他说这话时，没看着我，“那是你的手铐？”

“对。”

“钥匙呢？”

我把钥匙丢给他。他敏捷地弯下一个膝盖，蹲在杀手旁边，把手铐解开，丢在一旁。然后从屁股后面拿出自己的，把秃子的手扳到后面，咔嚓一声铐上了。

“好，你这混蛋。”杀手冷冷地说。

柯白尼笑笑，握紧拳头，一拳干净利落地打在戴手铐的人嘴上。他的头往后翻仰，脖子差点断掉，鲜血从嘴角滴下来。

“拿条毛巾来。”柯白尼命令说。

我拿了一条擦手毛巾递给他。他把毛巾恶毒地塞在戴手铐的家伙牙齿之间，站起来，瘦骨嶙峋的手指梳着乱糟糟的金发。

“好了，说吧！”

我把整件事说了一遍——完全跳过了那女孩儿的部分，所以听起来有些奇怪。柯白尼看着我，什么也没说。他搓搓青筋毕露的鼻翼，然后拿出梳子打理头发，就像那天晚上在酒吧里所做的一样。

我走过去，把枪交给他。他不在意地看了一眼，把枪丢进口袋。他的眼神里藏着某种东西，脸上露出严厉而得意的笑容。

我弯下腰，开始把棋子捡起来放在盒子里，然后把盒子放在壁炉架上，把牌桌的弯腿弄直，东摸西摸了一番。柯白尼从头到尾看着我。我想让他自己发现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

他终于发现了。“这家伙使用点二二枪，因为他枪法很好，本事很大。他敲开你的门，拿把枪戳着你的肚子，把你推回房间，声称他是来杀你灭口的——可是你却撂倒了他。你没有枪，赤手空拳独自收拾了他。老兄，你的本事也真不小。”

“听着，”我低头说，又捡起一枚棋子，拿在手指间把玩，“我正在破解一个棋局，必须尽量排开一切杂念。”

“老兄，你心里有事，”柯白尼轻声说，“你不会想瞒骗一个老警察吧？”

“我把他交给你已是一桩不小的功劳，你他妈还想怎么样？”

地板上那家伙塞着毛巾的嘴里吐出模糊的声音，脑袋上渗着汗水，泛着亮光。

“怎么？老兄。你在打什么算盘？”柯白尼的声音几近耳语。

我很快看他一眼，又把目光移开，“好吧！你很清楚我没办法单独拿下他。当时他拿枪对着我，而且他眼睛看哪里就射哪里。”

柯白尼闭上一只眼睛，另一只亲切地对我眨了一眨。“说吧！老兄。我猜也是如此。”

我又假意推脱了一下，以便把故事编得更圆些，“有一个少年在这里，他在波尔区干了一件案子，抢劫案，没有成功。抢了一家加油站。我认识他家人，他其实并不坏。他来这里跟我要火车票钱。敲门声响起时，他溜进了里面——那里。”

我指着壁床和旁边的门。柯白尼的头缓缓地转过去，又缓缓地转回来。他的眼睛又眨了眨。

“这小孩有枪。”他说。

我点点头，“少年溜到他后面。柯白尼，那可需要胆量。你必须放那孩子一马，不要把他牵扯进来。”

“这小子被通缉了吗？”柯白尼温和地问。

“他说还没有。不过恐怕很快就会了。”

柯白尼笑了笑。“我是刑事组的人，我不知道——也不在意。”

我指指地板上被塞嘴、铐住的家伙。“是你拿下他的，不是吗？”我轻声说。

柯白尼继续微笑，吐出泛白的大舌头舔着厚厚的下唇，“我怎么办到的呢？”他喃喃说。

“取出华多的子弹了吗？”

“取出来了。长长的点二二的子弹。一颗击碎了肋骨，一颗保存完整。”

“你是个谨慎的家伙，连犄角旮旯都不放过。你并不十分了解我，所以来我这儿看看我用的什么枪。”

柯白尼站起来，又弯下一条腿，蹲在杀手旁边。“好家伙，你听得到我说话吗？”他的脸紧挨着地上的家伙的脸。

那人模糊不清地咕哝了几句。柯白尼站起来打了个呵欠，“谁他妈在乎他说了什么？老兄，继续说下去。”

“你不指望在我这里找到什么，可还是想四处看看。当你在这里察看时——”我指着更衣室的门“——我什么也不肯说，可能还有些恼火。这个时候响起敲门声，他进来了。过了一会儿，你悄悄地走出来拿下了他。”

“啊！”柯白尼咧着大嘴微笑，牙齿多得跟马一样，“说对了。我揍了他，把他踢倒在地，最后拿下了他。你没有枪，这家伙突然朝我转身，我的左勾拳把他打得满地找牙。行吗？”

“行！”

“你就这样告诉局里？”

“是的。”

“老兄，我会保护你的。你对我够意思，我就对你仁义。别担心那孩子，如果他需要帮忙，就说一声。”

他走过来伸出手，我握了握。他的手跟死鱼一样黏糊糊的。这双手和它们的主人一样叫我倒胃口。

“还有一件事，”我说，“你的那个搭档——伊巴拉。你没带他一起来办这件事，他不会不高兴吗？”

柯白尼甩甩头发，拿着一条发黄的丝手帕擦着帽圈。

“那只小老鼠？”他哼了一声，“去他妈的！”他靠近我，对着我的脸吐气，“老兄，我们的故事别说错！”

他的口气很臭，正如我所料。

4

柯白尼诉说前后因果时，刑事组组长办公室里只有我们五个人：一个速记员、组长、柯白尼、我和伊巴拉。伊巴拉坐在一张斜靠在墙边的椅子上，帽子低垂，盖住眼睛，但仍然可见柔和的目光，棱角分明的拉丁风格嘴角边挂着安静的浅笑。他没直视柯白尼，柯白尼也根本没看他。

柯白尼和我在走廊上握手，有人给我们拍照，柯白尼的帽子戴得端端正正，手握着枪，脸上的表情庄严又意味深长。

他们声称已经知道华多是谁，但不能告诉我。我不相信他们能查出来，因为刑事组组长的桌上有一张华多在陈尸间的照片。他被收拾得干干净净，头发梳得整齐，领带打得整齐，灯光打在他的脸上，让他的眼睛闪着光芒。没人看得出这是心脏中两枪的死人。他看起来像舞厅的浪子，正在思量要选择金发还是红发的女郎。

我回家时大约已经午夜。公寓大门已经锁上，我正摸索钥匙时，一个低沉的声音在黑暗中对我说话。

它只说了：“拜托！”但我听出来了。我转过身，看见一辆深色的凯迪拉克双门跑车停在卸货区旁边。车子没有亮灯，街上的光线轻柔抚摸着一个女人明亮的眸子。

我走过去。“你真是笨蛋！”我说。

她说：“上车。”

我爬进去，她启动车子，沿着富兰克林开了一个半街区，转入金斯利大道。热风依然焚烧咆哮。一间公寓的窗户传出广播声。这里到处都停满了车，不过她还是找到了一处停车位，就在一辆崭新的帕卡德小敞篷车后面。车子的挡风玻璃上贴着经销商的贴纸。我们停靠在街边，她往后靠在座位上，戴着手套的双手搁在方向盘上。

她现在一袭黑衣（或者深褐色），戴着一顶可笑的小帽。我闻到她身上的檀香味。

“我对你不太客气，是不是？”她说。

“你救了我的命。”

“后来呢？”

“我打电话给警察，对一个我不喜欢的警察撒了几个谎，让他捞到了所有抓人的功劳，就是这样。你把我从他手里救出来的家伙就是杀害华多的人。”

“你是说——你没有对警察说起我？”

“小姐，”我又说了一遍，“你所做的就是救了我一命。你还要我说什么？我真心诚意准备随时为你效劳，而且，我会赴汤蹈火。”

她沉默不语，一动也不动。

“我不会告诉任何人你是谁。巧的是我自己也不知道你是谁。”

“我是法兰克·巴撒利太太，住在奥林匹亚的福莱曼街二一二号。电话二四五九六。你想知道的是这些吗？”

“谢了，”我咕哝着，左手手指滚动着一根未点燃的香烟，“你为什么回来？”然后我左手打着响指，“你的帽子和外套，我上楼去拿。”

“不只为了这个，我想要我的珍珠。”

我几乎要跳起来。没有珍珠的这一切已经够热闹了。

一辆车从旁边飞驰而过，比规定速度快了两倍。烟尘滚滚，在街灯下扬起，打转，继而消失了。女郎迅速把窗户摇起来防止尘土袭来。

“好，跟我说说珍珠的事吧！我们现在有一桩凶杀案、一位神秘女子、一个疯狂杀手、一件美人相助的事迹、一个刑警被引诱写假报告。这会儿又加上珍珠。好极了，说给我听吧！”

“我本来要花五千块买的。向你称为华多，我叫他寇兹的家伙买。珍珠应该在他那里。”

“没有珍珠。我看到了从他口袋里掏出来的东西，有很多钱，可是没有珍珠。”

“可能藏在他的公寓里吗？”

“有可能。就我所知，除了他的口袋以外，珍珠可能藏在加州的任何角落。这么热的夜晚，巴撒利先生可好？”

“他还在城里开会，否则我也来不了。”

“喔，你可以带他一起来的，他可以坐在后座上。”

“哦，那我可不知道了。法兰克重两百磅，相当结实。马洛先生，我想他不愿意坐在后座上。”

“我们到底在谈些什么鸟事？”

她没回答。戴手套的手轻轻地、焦躁地拍着细瘦的方向盘。我把没点燃的香烟丢到窗外，微微转过身，一把抱住她。

等我松开手时，她尽可能地远离我，靠向车的另一边，用手背蹭着嘴唇。我一动不动地坐着。

我们好一阵子没说话。然后她慢慢开始搭话：“是我引诱你这么做的，但我不是经常如此。自从史丹·菲利普斯飞机失事后，我就变了。如果他没死，我现在就是菲利普斯太太了。那些珍珠是史丹送我的。他有一次告诉我它们价值一万五千块。白珍珠，四十一颗，最大的半径大约三分之一英寸。我不知道成色多好，从来没有找人估过价，也没拿给珠宝店看过，所以我不知道是不是值这个价。不过因为史丹的关系，我很珍惜它们。我爱史丹，一辈子只有一次的那种。你懂吗？”

“你叫什么名字？”我问。

“萝拉。”

“说下去吧！萝拉。”我从口袋里拿出另外一支香烟，在手指间玩弄，给自己一点事做。

“珍珠项链有个简单的银质搭扣，形状呈两片螺旋桨，扣接的地方有颗小钻石。我告诉法兰克那是我自己从商店买的假珍珠。他反正也不知道其中的差别，我敢说要鉴定真伪也不太容易。你知道法兰克很容易吃醋。”

她在黑暗中向我靠近，我们肩并肩挨着，不过这次我没有行动。狂风怒吼，树影招摇。我不断在手指间滚动香烟。

“我猜你读过那篇关于妻子有真珍珠，却告诉丈夫珍珠是假的的故事。”

“读过，毛姆的。”

“我雇用了寇兹，那时我丈夫在阿根廷，我相当寂寞。”

“你——寂寞情有可原。”

“我和寇兹常常开车去兜风，有时候一起喝一两杯，仅此而已。我不随便乱来——”

“你跟他说过珍珠的事。等你那个两百磅的大块头丈夫从阿根廷回来把他扫地出门后——他顺手偷了珍珠，因为他知道那是真的。然后要你拿五千块赎回来？”

“没错。”她简单地说，“我当然不想报警。这种情况下，寇兹不怕我知道他的住址。”

“可怜的华多，我有点替他难过。意外碰上找自己算账的仇人实在是倒霉透了。”

我把火柴在鞋跟上一擦，点燃香烟。烟草因为热风干燥无比，燃烧起来像干草似的。女郎安静地坐在我身旁，双手又放在方向盘上。

“去他娘的——这些飞行员。你还爱着他，或者你以为还爱着他。你把珍珠放在哪里了？”

“放在化妆台上俄国孔雀石的珠宝盒里，里面还有一些衣服配饰。如果我想戴的话，必须放那儿。”

“可是它们价值一万五千块钱。你认为寇兹可能藏在了他的公寓里？三十一号房，对吗？”

“是的。我想这个要求有点儿过分。”

我打开车门，出了车子，“我已经得了好处。我去看看。这栋公寓的房门不难搞定。一旦警察刊出他的照片，很快就会发现他住在哪里，不过今天晚上还不至于。”

“你真是太好了。我在这里等你吗？”

我一脚踩在踏板上，探进身子，看着她，没有回答她的问题。我只是站着欣赏她眼底的光辉，然后关上车门，朝富兰克林大道走去。

即使狂风肆虐，抽打着我的脸，我依然可以闻到她发梢的檀香，感觉到她柔软的唇。

我打开柏格蓝的大门，穿过寂静的大厅到达电梯，上到三楼。然后我蹑脚走过寂静的长廊，从三十一号的窗台看进去，里面没有灯光。我轻轻地敲敲门——门上印着老旧的带着神秘刺青的私酒贩子，笑容可掬，裤子口袋特别深。没有回应。我从皮夹里取出放驾照的赛璐珞胶片，插进锁和门柱之间，用力靠在门把上，往里面一推。胶片扣住弹簧锁的斜角，把锁轻轻弹开了，发出类似于冰块碎裂的声音——门投降了。我走进几近黑暗的房间里。街灯的光透进来，星星点点打在四处。

我把门关上，打开灯，只是站在那里。空气里有股奇特的气味。我隔了一会儿才分辨出来——深薰过的烟草味。我悄悄走到窗户边的立式烟灰缸旁，低头看到四个褐色烟蒂——产自墨西哥或南美洲的香烟。

头顶上方，我的公寓那一层，有人踩着地毯，走进浴室，接着是马桶冲水声。我走进三十一号公寓的浴室。除了一点垃圾，什么也没有，没有地方可以藏东西。厨房空间稍大一些，但我只搜了一半。我知道这个公寓里没有珍珠，我还知道华多当时正要出酒吧，那么匆忙，肯定有事情催促着他。没想到转身时，被老朋友喂了两颗子弹。

我走回客厅，晃动壁床，透过镜子，往更衣室看，打量着里面的物件。当我把床往下拉时，目标已经不是珍珠了。我看到了一个人。

这是个矮小的中年人，鬓角的头发呈铁灰色，皮肤黝黑，穿一身浅黄褐色西装，打着酒红色领带。整洁的褐色小手在身体两侧无力地耷拉着。小脚穿着擦得锃亮的尖头鞋，几乎完全垂向地板。

他的脖子用皮带吊在床头的铁架上，舌头吐出的长度超乎我的想象。

他晃动了一下，我不喜欢那样，所以我把床重新合上，他安静地窝在两个拥挤的枕头之间。我没碰他。我不需要碰他就知道他像冰块一样冷。

我绕过他，走进更衣室，用手帕包住抽屉把手。这地方除了男人独居该有的小垃圾外，被腾得干干净净。

走出更衣室，我开始搜这具尸体。没有皮夹，可能被华多拿走丢掉了。兜里有个香烟扁盒，里面还有半盒烟，上面烫着金字：“路易·塔皮亚，蒙特维迪亚，派桑杜街十九号。”火柴来自史佩嘉俱乐部。腋下的枪袋是深色粗纹皮做的，里面放了一把九毫米的毛瑟。

毛瑟说明他是个职业杀手，所以我没太难过。但他算不上高手，否则不会被赤手空拳了结性命。毛瑟还插在枪袋里动也没动。那种枪本可以打穿墙壁。

我理出了一点头绪，但事情还不是很清晰。有人抽了四根褐色香烟，表明此人要么在这儿等候，要么讨论事情。华多顺势掐住小个儿的脖子，手法利落，几秒之间就弄昏了他。毛瑟对他的用途比不上一根牙签。然后华多用皮带把他吊起来，当时他可能已经死了。华多匆匆忙忙离开公寓，没来得及清理房间。因为他急着要见那个女人，这也可以说明他为什么不锁门就把车子留在酒吧外面。

如果确实是华多杀了他，那么这些事情就能成立，当然这里得真的是华多的公寓才行——如果没有人捉弄我的话。

我又搜了搜小个子的其他口袋。裤子左边的一个兜里有一把金色铅笔刀，一些银币。左边臀部口袋有一条手帕，折叠整齐，喷了香水。右边臀部口袋开着，什么也没有。右边腿上的口袋有四五张纸巾，真是干净的家伙。他不喜欢用手帕擦鼻涕。这些纸巾下面有一个小的新钥匙盒，里面有四把新钥匙——车钥匙。上面烫了金字：R.K.沃格山公司赠，“帕卡德之家”。

我把所有找出来的东西依原样放回去，把床收起来。然后用手帕擦遍所有的把手，以及凸出的或平滑的地方，关掉电灯，开门探出脑袋，走廊空空如也。我走到街上，绕过金斯利大道。凯迪拉克还在那里。

我打开车门倚靠着。她好像也没有挪动。我很难看清楚她脸上的表情，除了眼睛下巴，还有那挥之不去的檀香。

“这香水味连教堂执事都会着迷……没找到珍珠。”

“嗯，谢谢你的努力。”她的声音低沉，柔软，有些发抖，“我想我能够接受这个事实。我应该……我们……还是……”

“你回家吧！不管发生什么，就说你从来没见过我。不管发生什么，就像你可能再也不会见到我一样。”

“我讨厌那样。”

“祝你好运，萝拉。”我关上车门，往后退了一步。

车灯亮了，引擎轰隆。逆着风，两门大车在角落处高傲缓慢地转弯，扬长而去。我呆立在车子刚才停靠的街边空地上。

天色已晚。传出收音机声的窗户现在也寂静无声了。我站着看帕卡德敞篷车的后部，这车看起来很新。我之前在哪里见过——在我上楼之前，在同一个地方，就在萝拉的车子前面。车停着，没有亮灯，没有声响，闪亮的挡风玻璃右下角贴着蓝色标签。

而我脑子里浮现的是其他东西，是印着“帕卡德之家”钥匙盒里一套崭新的钥匙——刚才在楼上死人的口袋里找到的。

我走到敞篷车前面，拿出小手电筒照着蓝色贴纸，果然跟钥匙套上是同一家经销商，下面写着一个名字还有住址——尤金·科尔契克，西洛杉矶区，阿维达街五三一五号。

这简直太疯狂了。我又回到三十一号，照刚才的方法撬开门。走到壁床后面，从悬挂着的整齐的褐色尸体的裤袋里掏出钥匙盒。五分钟后，我走回街上的敞篷车旁。钥匙匹配。

5

这是一栋小房子，靠近索特尔后面的峡谷边缘，前面围了一圈随风摇摆的桉树。在街道另一边，有一户人家正在进行狂欢宴会，那种宴会往往曲终人散后，宾客会疯狂地在人行道上摔瓶子，好像耶鲁足球队打败了普林斯顿似的。

我找的房子围着一道铁丝篱笆和一些玫瑰树，有一条石板走道。四敞大开的车库里面没有车子。屋子前面也没有停车。我按了门铃，等了很久，门忽然打开了。

可以从她眼影闪烁的眼睛里看出我不是她期盼的那个人。其余的我就什么也看不出来了。她只是站在那里看着我，眼前这个修长、匀称、性感、浅黑肤色的女郎，脸颊上涂了胭脂，浓密的黑发从中间分开，一张嘴可以做成三层三明治。她穿着珊瑚色衬金的睡衣，脚蹬凉鞋——涂成金色的脚趾甲。耳垂上挂着两个迷你小钟，在微风中叮当作响。她缓慢而鄙夷地挥了挥手上像球棒一样长的烟斗。

“喔——什么事，小哥儿？你想要什么？你大概是从对面美丽的派对迷路到这里来的吧。”

“哈哈！可不是精彩的派对吗？不过我不是，我只是把你的车子开回来。你不是丢了车吗？”

对街的前院里有人在发酒疯，混乱的四重奏把剩余的夜晚撕裂成碎片，还尽其所能地折磨这些碎片。这一切发生时，异国风情的黑发女子只眨了一下眼。

她说不上美丽，也谈不上漂亮，但看起来似乎只要她在的地方就会有热闹。

“你刚才说什么？”她终于吐出宛如吐司烧焦一样的清脆的声音。

“你的车。”我指着背后，眼睛盯着她。她是那种会动刀的类型。

长烟斗缓慢地滑落到她身旁，里面的香烟掉了出来。我把香烟踩熄，进了玄关走廊。她退开几步，我关上了门。

走廊看起来像火车车厢一样长。灯罩在铁架上散发着粉红光芒。走廊尽头有一帷珠帘，地板上铺着一块虎皮。这地方和她很相配。

“你是科尔契克小姐吗？”我问道，没做其他动作。

“是的。我是科尔契克小姐。你想干吗？”

她看着我，似乎我是来洗窗子的，只是不凑巧来错时间了。

我左手拿出一张名片递给她，她偏头看了一眼，“侦探？”她吸了一口气。

“是的。”

她叽里呱啦说了一些话，然后用英文说：“进来！这该死的风把人的皮肤吹得像卫生纸一样干。”

“我们已经进来了。我刚刚关的门。省省吧！小姐。那位小个儿是谁？”

珠帘后有男人的咳嗽声。她像被挖蚝刀戳到一样跳起来，她想挤出个笑容，但没成功。

“要报酬。你等一下。十块钱够吗？”

“不够。”

我伸出一根手指指着她，又加了一句，“他死了。”

她大概跳了有三英尺高，外加一声尖叫。

一张椅子刮过地板，发出刺耳的声音。珠帘后传出脚步声，一只大手拨开帘子。一个金发强悍的大个子立时出现在我们面前。他的睡衣外罩着紫袍，右手插在口袋里握着什么东西。他一走出帘子就像座山似的站着，双脚稳稳地立在地上，下巴突出，黯淡的眼睛宛如灰色的冰。他看起来像个在交锋时很难被击倒的橄榄球球手。

“甜心，怎么了？”他的声音严肃而刺耳，音调和那种会为擦金色脚趾甲油的女人倾心的男人很相配。

“我来还科尔契克小姐的车子。”我说。

“喔，你至少可以把帽子脱下来，轻装上阵嘛。”

我把帽子摘下道了歉。

“没事，”他的右手仍紧紧插在紫袍子里，“原来你是来还科尔契克小姐的车。到底怎么回事？”

我从女人身边挤了过去，走近他。她退缩到墙边，双掌撑着墙，俨然中学演出戏剧里的茶花女。空空的长烟斗躺在她的脚边。

我离大个儿六英尺远时，他轻松地说：“我在这里听得见你说话，放松点儿。我的口袋里有枪，我还没学会怎么用。好，那部车怎么了？”

“借车的人没办法把车开回来。”我把仍然拿在手上的名片推到他面前。他勉强瞟了一眼，眼睛转回到我身上。

“所以呢？”

“你向来都这么凶悍吗？还是只有穿睡衣时才这样？”

“他为什么不能自己把车送回来？还有——少说没用的废话。”

黑发妞在我身旁发出了一个含糊的声音。

“甜心，没事儿。我会处理，去吧！”

她从我们两个人之间溜过，躲到珠帘后面。

我静观其变。大个儿也纹丝不动，他像只晒日光浴的癞蛤蟆似的对一切无所谓。

“他没法来，因为有人把他杀了。你怎么处理这事呢！”

“是吗？那你要把他带来向我证实啰！”

“我没带，但如果你现在戴上领带和帽子，我就带你去看看。”

“你他妈刚刚说你是什么人来着？”

“我没说。我以为你识字。”我又把名片递到他眼前。

“嗨，原来如此。菲利普·马洛，私家侦探。好，好。这么说我应该跟你去看谁呢？为什么？”

“也许是他偷了车。”

大个儿点点头，“那倒是个主意。也许是他偷了。他是谁？”

“皮肤黑黑的小个子，口袋里有车钥匙，车子停在柏格蓝公寓的转角处。”

他想了想，脸上没有什么明显的不自然的神色。“你手上有些把柄，但不会多。我猜今晚一定是警察在放烟幕弹。你替他们卖命干活？”

“啊？”

“名片上说你是私家侦探。外面是不是有警察，不太好意思进来？”

“没有。只有我一个人。”

他咧嘴笑笑，露出一排白白的牙齿。“你发现有人翘辫子，于是拿走他的钥匙，找到车子，一路开到这里——前前后后都只有你一个人，没有警察。我说对了吗？”

“没错。”

他叹了口气，“我们进来说吧！”他把珠帘往旁边撩起，好让我进去，“也许你有什么可以让我参考的想法？”

我经过他身旁，他转过身，揣着手枪的沉重口袋仍然朝向我。我先前没注意，靠近他时，才发现他脸上的汗珠。可能是热风的关系，但我想不尽然。

我们走进屋子的客厅。

大家坐下来，在黑色地板两端互相打量。地板上铺着几块纳瓦霍地毯和几块深色土耳其地毯，与一些年头已久、加了太多软垫的家具一起装饰着客厅。客厅里还有壁炉，一架小型钢琴，一座仿古屏风，一个带着高高的柚木底座的中式灯罩，金色纱帘倚着雕花窗户。向南的窗户开启着。纱窗外树干被漆成白色的果树在风中怒吼，为对街传出的噪音增添了声势。

大个儿轻松地靠在提花椅背上，穿着拖鞋的双脚架在脚凳上。打从我见他起，他的右手就一直揣在兜里——握着枪。

黑女郎在阴影中徘徊，我听到酒瓶撞得咯咯发响，以及她的铃铛耳环发出的清脆声音。

“甜心，没事儿，”男人说，“事情都在掌握之中。有人把某人杀了，这年轻人认为我们会对此有兴趣。坐下来，别紧张。”

女郎一仰头，把半杯威士忌灌下喉咙。她舒了口气说：“该死的。”语气满不在乎。她蜷缩在长沙发上，占满整张沙发。她的腿很长。涂金的脚趾从阴暗的角落里对我眨眼，然后她安静下来。

我拿出一根香烟点燃，并没有为此挨枪子儿，于是开始说故事。我说的不全然是实情，但有些是真的。我告诉他们我住在柏格蓝公寓，华多住在我楼下的三十一号房，因为职务上的关系，我一直暗中注意他。

“华多怎么了？”金发男人插嘴道，“什么职务关系？”

“先生，”我说，“你没有秘密吗？”他有些脸红。

我告诉他柏格蓝公寓对面鸡尾酒吧内发生的事情。我没提及印花开襟外套和穿着那件衣服的女郎。我把她完全剔除在故事之外。

“从我的角度来看，这是件不能张扬的差事。你了解我的意思吧！”他的脸又涨红了，咬紧牙关。我继续说：“我在市政厅时，没有告诉任何人我认识华多。我看准时机，就在他们查不出华多住处的那晚，擅自搜了他的公寓。”

“你要找什么？”大个儿阴沉地问。

“一些信。可是那里什么都没有，只有一个死人。他是被掐死的，然后用皮带吊在壁床的床头上——不容易被发现。一个小个儿，大约四十五岁，墨西哥人或南美人，衣着讲究，淡褐色的——”

“够了，”大个儿说，“我会咬人的，马洛。你干的是勒索的勾当吗？”

“对。可笑的是这个黑黑的小家伙腋下还有把亮晶晶的枪。”

“当然，他口袋里总不会有二十张五百块的钞票吧？你说呢？”

“没有。但是华多在酒吧被杀时，口袋里有七百多块的现钞。”

“看来我低估了这位华多，”大个儿冷静地说，“他杀了我的人，拿走了他的酬金，还有枪什么的。华多有枪吗？”

“不在身上。”

“甜心，给我们倒杯酒吧！”大个儿说，“没错，我的确是太低估这个叫华多的小子了，他可不像打折的衬衫那么不值钱。”

黑发女郎伸直美腿，用苏打水和冰调了两杯酒。她自己倒了一杯不加勾兑的酒，又回到沙发缩成一团，闪闪发光的乌黑大眼睛严肃地看着我。

“好吧！我们把话说清楚。”大个儿拿起酒杯致意，“我没谋杀任何人，但从现在开始，我手上会有一桩离婚官司。照你说的，你也没有谋杀任何人，但是你在警察总局扔了颗炸弹。真是见鬼！不管你怎么看，人生已经够麻烦了，但是好歹我还有个甜心美人在这里。她是我在上海认识的白俄罗斯人
[1] 。她危险得像把刀，看上去可以为五分钱割断你的喉咙。我就是喜欢她这点。你不用冒风险，就可以欣赏她的美。”

“满嘴胡说八道。”女郎啐了他一口。

大个儿没理会她，“就一个探子而言，你看起来不算坏。可有脱身的办法？”

“有，但要花点小钱。”

“我料到了。要多少？”

“比如再要个五百吧！”

“天杀的，这场热风吹得我像爱情的灰烬一样干燥。”俄国女人苦涩地说。

“五百块可以，”金发的家伙说，“我能得到什么好处？”

“如果我摆平了——你就不会被卷进来。如果没摆平——不用付钱。”

他想了想，脸上浮现出皱纹，满面倦容，细密的汗珠在短短的金发上闪烁。

“这桩谋杀案会逼你开口的，”他咕哝说，“我说的是第二桩。我还没拿到我想要买的东西。如果可以平息此事，我宁愿直接付钱买。”

“这个小黑个儿是什么人？”我问。

“一个叫作利昂·瓦伦萨洛的乌拉圭人。他是我的另一项进口品。我的生意需要我在世界各地跑。他在鱼龙混杂的史佩嘉俱乐部做事——你知道那一带，就在比弗利山旁边的日落大道。我想，他应该是管轮盘的。我给了他五百块去办这事——搞定华多——换回一些我替科尔契克小姐买东西的账单，然后送来这里。很不明智，对吗？我把那些账单都放在公文包里，这个华多找机会偷走了。你觉得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我啜了一口酒，仰起下巴看着他，“你的乌拉圭朋友可能口气太直接，华多听不顺耳。然后小个儿可能认为那把毛瑟有助于争辩——只是华多动作太快了。我倒不会说华多是个杀手——起码不是蓄意谋杀——最多是个勒索犯。也许当时他脾气失控，也许他只是把小个儿的脖子掐太久了，然后不得不逃命。可是他还有约会，还有更多钱可以收。所以他来到酒吧找人，意外地碰见一个敌意很深、酒精上脑的家伙，把他干掉了。”

“这整桩事情太多古怪的巧合了。”

“都是热风搞得，”我笑笑，“今天晚上每个人都乱七八糟。”

“五百块，你保证没事？如果我脱不了身，你就拿不了钱。是这样吗？”

“是这样。”我笑着对他说。

“乱七八糟，一点儿不错。”他说着，一口喝完酒，“我相信你。”

“只是还有两件事情，”我轻声说，坐在椅子上，身子往前倾，“华多逃命的车子停在他被杀的酒吧外面，门没上锁，引擎没熄火。最后让杀手给开走了。如果要这么想的话，华多的东西一定都在那部车子里。”

“包括我的账单和你的信。”

“对。但警方对这类事情一向很讲理——除非你有宣传的价值。如果没有，我可以说服城里的一些老狗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如果你有宣传价值——这正是第二件事。你说你叫什么名字来着？”

过了很久，他才回话。听到答案时，我比想象中镇定多了。刹那之间，这一切都变得合乎逻辑了。

“法兰克·巴撒利。”他说。

过了一会儿，白俄女郎替我叫了一部出租车。我离开时，对街的派对正在进行所有派对都会做的事。我注意到派对那栋房子的墙还没坍塌，看起来有些可惜。

6

我打开柏格蓝的玻璃大门时，闻到了警察的味道。我看看手表，已经快凌晨三点了。大厅阴暗的角落里有个人坐在椅子上打盹，报纸遮住了脸，大脚往前伸直。报纸的一角掀开一英寸又落下。那人没有其他动静。

我穿过走廊来到电梯，直接上楼。我蹑足走过长廊，打开锁，推开门，伸手按电灯开关。

细链开关丁零一响，安乐椅旁的落地灯骤然亮起。我的棋子仍然散落在后面的牌桌上。

柯白尼坐在那里，脸上挂着僵硬而讨人厌的笑容。又矮又黑的男人——伊巴拉坐在他的对面，就在我的左边。他沉静不语，跟平常一样似笑非笑。

柯白尼露出一排黄色大牙齿，说：“嗨，好久不见。出去泡妞了？”

我关上门，摘下帽子，缓缓地擦拭颈背，擦了一遍又一遍。柯白尼继续露齿微笑，伊巴拉温柔的黑眼睛似乎并没有看着什么东西。

“坐下吧，老兄。”老尼慢吞吞地说，“这儿可是你的家。我们有话要谈。哎，真讨厌这种晚上办案。你知道你的酒快喝光了吗？”

“我猜也是。”我说着，靠在墙上。

柯白尼继续皮笑肉不笑地说：“我向来讨厌私家侦探，不过一直没有机会像今天晚上这样可以收拾一个。”

他懒洋洋地伸手到椅子旁，捡起一件印花开襟外套，丢到牌桌上，又伸手拿出一顶宽边帽放在旁边。

“我打赌你穿上这些看起来一定更他妈的可爱。”他说。

我拿起直背椅，转过来，两腿叉开坐下，手臂交叉靠在椅背上，看着柯白尼。

他缓缓地站起来——刻意地放慢动作，走过房间，站在我面前，理了理外套。然后举起右手，叉开手掌，一巴掌拍在我的脸上——狠狠的一掌。我的脸一阵热辣，可是我没有反抗。

伊巴拉看看墙，看看地板，视若无睹。

“老兄，你真丢脸，”柯白尼懒懒地说，“这种昂贵的好货色，你竟然藏在你的旧衬衫下面。你们这些混蛋探子总是叫我反胃。”

他俯身看了我一会儿。我没动也没说话，直视着他呆滞的醉眼。他攥紧了拳头，然后耸耸肩，转过身回到座位上。

“好，”他说，“其他的就算了。你从哪里得到这些东西的？”

“是一位小姐的。”

“说清楚点。小姐的？你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杂种！我来告诉你这些属于什么样的小姐！就是一个叫华多的家伙在对街酒吧要找的那位小姐——两分钟之后他就被人杀死了！你他妈的忘记了不成？”

我什么也没说。

“你自己对她也很好奇，”柯白尼继续冷笑着，“不过你很聪明。老兄，你骗了我。”

“那不代表我很聪明，”我说。

他的脸突然扭曲，准备站起来。伊巴拉突然笑了，轻轻地，几乎比呼吸声还小。柯白尼的目光转向他，盯了一会儿。然后又回头看我，眼神平静。

“这个黑仔喜欢你，认为你很行。”他说。

伊巴拉的笑容消失了，他重新变成冰块脸，根本没有一点儿表情。

柯白尼说：“你从头到尾都知道这女人是谁。你知道华多是谁，住在哪里。他就在你楼下。你知道这个华多干掉了一个家伙，企图逃跑。但是这个女人是他计划的一部分，他急着要在离开前见她一面。只是他再也没机会了，一个从东岸来的叫泰西罗的强盗，收拾了华多，了结了这件事。你碰到这个女人，把她的衣服藏起来，把她送走，把线索掩盖住。你们这种人就是这样混饭吃的。我没说错吧？”

“没错，只是这些事情我是最近才知道的。华多是谁？”

柯白尼对我露出一排牙齿，蜡黄的脸颊上燃烧着红晕。伊巴拉看着地板轻轻地说：“华多·拉丁根。华盛顿传来的电讯说的。他是一个小毛贼，服过几次轻刑。在底特律一桩抢劫银行的案子里负责开车，最后把同伙出卖了，自己被免于起诉。其中一个同伙就是这个泰西罗。他一个字都不肯说，但我们认为街对面的碰面纯属偶然。”

伊巴拉说话轻柔、安静、节制，让听的人觉得带着某种暗示。我说：“谢谢你，伊巴拉。我可以抽烟吗——还是柯白尼会把烟从我嘴里踢掉？”

伊巴拉突然微微一笑。“你当然可以抽烟。”他说。

“黑仔喜欢你，没错，”柯白尼嘲笑说，“你永远不知道黑仔喜欢什么。”

我点燃一根烟。伊巴拉看着柯白尼，轻声说：“黑仔这个字眼——你用得太多了。我不喜欢你这样形容我。”

“谁他妈管你喜欢什么，黑仔。”

伊巴拉还在笑着。“你正在犯错误。”他说着拿出一把指甲刀，低头开始修剪指甲。

柯白尼厉声说道：“马洛，一开始我就闻出你他妈有些不对劲。所以等我们查出这两个混混时，我和伊巴拉认为应该过来审审你。我带了一张华多尸体的照片——照得很清晰，灯光正好照着他眼睛，领带笔直，口袋露出白手帕一角，全都恰到好处。所以接下来，我们照例行事，找了这里的经理，让他指认照片。他认识这家伙，说照片上的人用胡麦尔这个名字住在这里，就在三十一号公寓。我们进去后找到一具尸体，然后就到处问，但还没有人认出他来。可是他的脖子上有几道指印，比对后正好跟华多的吻合。”

“那可新鲜了，”我说，“我还以为是我谋杀了他。”

柯白尼瞪我瞪了很久。他的脸早已了无笑意，只剩下蛮横凶狠，“好极了，我们还找到了别的东西：华多逃命的车子——还有华多逃命时带的东西。”

我嘴角抽搐，吐了一口烟。风吹打着紧闭的窗户。室内的空气坏透了。

“嗯，我们是聪明人，”柯白尼讽刺地说，“我们没想到你这么贪心。看看这个！”

他干瘦的手伸进外套口袋，掏出一件东西，拖过牌桌边缘，沿着绿色桌面摊开，里面的东西闪闪发光。那是一串白色珍珠，搭扣像两片螺旋桨，它们在浓烟弥漫的空气里熠熠生辉。

萝拉·巴撒利的珍珠，飞行员给她的珍珠。那个已经死了的男人，那个她仍然深爱的男人。

我目不转睛地盯着珍珠项链，但我没动。过了好一会儿，柯白尼近乎严肃地说：“好东西，对吗？马洛先生，现在你可以讲讲这个故事了吗？”

我站起来，把椅子推开，缓缓穿过房间，然后停下，低头看着珍珠。最大的直径大约三分之一英寸，纯白色，闪着光芒，透着温润。我缓缓把珍珠从她的衣服旁边拿起来，感觉沉重、光滑又不失雅致。

“美极了，”我说，“很多麻烦都是因为这个引起的。好，我说。这一定值很多钱。”

伊巴拉在我身后笑起来——非常轻柔的笑声。“大概值一百美元左右，”他说，“是上好的赝品——不过终归是赝品。”

我又拾起珍珠，柯白尼呆滞的目光幸灾乐祸地看着我。“你怎么分辨出来的？”我问。

“我懂珍珠，”伊巴拉说，“这一串做工精良，很多女人故意定做这样的，以求保险，但它们跟玻璃一样光滑。真的珍珠放在牙齿边缘，会感觉有些像沙子。试试看。”

我把两三颗放在牙齿间，来回摩擦，不过咬得不用力。珠子坚硬光滑。

“没错，高仿，”伊巴拉说，“有几颗甚至有些波纹和扁平的地方，跟真的珍珠一样。”

“如果是真的，可能值一万五吗？”我问。

“有可能，很难说，需要视情况而定。”

“这个华多还不太坏。”我说。

柯白尼迅速站起来，但我没注意他的动作。我仍然低头打量着珍珠。他的拳头打中我的半边脸，打在臼齿上。我立刻尝到了鲜血的味道，往后跌去，假装这拳很重。

“坐下来，说清楚，你这混蛋！”柯白尼几乎对我耳语道。

我坐下来，用手帕按着脸颊，舔舔嘴内的伤口。然后站起来，走过去捡起他从我嘴里打掉的香烟。我把香烟放在烟灰缸内捻熄，又坐下来。

伊巴拉正在锉指甲，把其中一根手指举到灯光下打量着。柯白尼的眉头间冒出颗颗汗珠。

“你在华多车里除了发现珠子外，”我说，看着伊巴拉，“还找到什么文件了吗？”

他头也不抬地摇摇头。

“我相信你。事情是这样的：今天晚上在华多踏进酒吧，询问那个女人之前，我从来没有见过他。我知道的我之前都说了。等我回家踏出电梯，这个女人，穿着印花开襟外套和蓝丝绉纱洋装，戴着宽边帽——跟他描述的一模一样——正在等电梯，就在我这一层楼。她看起来像个好女人。”

柯白尼讥讽地笑着，这不会影响我。他完全在我掌控之中。他只需要知道这点就行，而且他很快就会知道了。

“我知道她马上就会成为警方的证人。同时我怀疑她来这儿还有别的缘由。但我一分钟也没怀疑过她做了错事。她只是个惹上麻烦的好女人罢了——她甚至不知道自己惹上了麻烦。我把她带到我这里。她拿出枪对着我，可是并没有开枪的意思。”

柯白尼忽然坐直身子，开始舔着嘴唇。他的表情木然，面如死灰，一言不发。

“华多以前是她的司机，”我继续说下去，“他那时候使用的名字是约瑟夫·寇兹。她自称法兰克·巴撒利太太。丈夫是个鼎鼎大名的水力发电工程师。有个家伙以前送了她这串珍珠，而她告诉她丈夫它们只是赝品。华多揣测出这背后一定有什么罗曼史。巴撒利从南美回来后，见华多长得太帅，就把他炒了鱿鱼，于是他就顺便偷走了这些珍珠。”

伊巴拉突然抬起头，牙齿闪着光。“你是说他不知道这是假的？”

“我猜他藏起了真的，叫人做了这些假的。”

伊巴拉点点头。“有可能。”

“他还偷了其他东西，”我说，“巴撒利公文包里的一些东西证明他在外面养女人——就在布伦特伍德。他同时勒索丈夫和妻子，可是当事者都不知道对方的事。你们明白了吗？”

“我明白了，”柯白尼厉声说，从绷紧的嘴唇中挤出几个字，他的脸色仍然像死灰一般，“快他妈继续说。”

“华多不怕他们。他没有隐瞒他的住处，这一点很愚蠢。可是如果他想冒险，这样也可以省下很多钩心斗角。那女人今天晚上拿着五千美元来这里买回她的珍珠，可是没有找到华多。她自作聪明地多上一层楼，所以我才会碰见她，把她带来这里。当泰西罗进来要杀我灭口时，她躲在了那个更衣室里面。”我指着更衣室的门，“所以她才会拿着她的小枪顶住他的背，救了我一命。”

柯白尼一动也没动，脸上有种可怕的神情。伊巴拉把指甲刀塞进小皮夹，又把皮夹缓缓放进口袋。

“就这样？”他轻轻地问。

我点点头。“另外，她告诉了我华多的公寓门牌号，我进去找珍珠，结果找到一个死人。我在尸体的口袋里找到几把新的车钥匙，它们就装在帕卡德车代理商的皮套里。我下楼到街上找到帕卡德，把它开了回去，就是巴撒利养女人的地方。原来巴撒利派了一个史佩嘉俱乐部的朋友去华多处买回一些东西，而那人想用枪解决，而不是用巴撒利给他的钱来买，结果华多把他送上了西天。”

“就这样？”伊巴拉轻轻地问。

“就是这样。”我舔舔嘴里的伤口。

伊巴拉说：“你要什么？”

柯白尼的脸一阵青紫，用力拍了一下长长的结实的臂膀。“这家伙不赖，”他嘲讽说，“所作所为完全偏离正道，触犯每一条法律，你却问他想要什么？黑仔，我会给他想要的！”

伊巴拉转过头，看着他。“你不会。我想你应该给他一张空白的清单，还有他想要的任何东西。他正在教你怎么做警察。”

柯白尼静静地坐着，好一会儿没有说话。我们都没有移动。接着柯白尼身体前倾，他的外套随之敞开，腋下枪套里的枪把露了出来。

“那么你到底想要什么？”他问我。

“那张牌桌上的东西，外套，帽子和假珍珠。还有报告上不要提到几个名字。这样要求多吗？”

“对——太多了。”柯白尼近乎温柔地说。他身子往旁一晃，枪支利落地跳进手里。他的手肘抵在大腿上，拿枪指着我的肚子。

“我宁愿你有胆量拒捕……我宁愿这样，因为我的报告写了泰西罗被捕，以及我逮捕他的经过，刊登我照片的早报现也正在印发。我宁愿你不能活着对着那篇报道哈哈大笑。”

我顿感口干舌燥。我听到远处风声咆哮，犹如枪声。

伊巴拉在地板上移动脚步，冷冷地说：“警官，你刚刚解决了两个案子。你只要少说些废话，报告不要提一些名字就好了。如果检察官知道了这几个名字，对你没什么好处。”

柯白尼说：“我喜欢另一个办法。”他手上的枪像块石头，“如果你不支持我，就请老天保佑你吧！”

伊巴拉说：“如果扯出这个女人，你就犯了伪造文书和欺骗搭档的罪。一个星期后总局的人连你的名字都不会提了，因为你造假的事儿会让他们恶心。”

柯白尼的枪咔嚓一响，他的大手指慢慢挪向扳机。

伊巴拉站起来，举着枪对准他，说：“我们来看看黑仔的胆子有多大。山姆，我叫你把枪收起来！”

他往前平稳地走了四步。柯白尼呆若木鸡，连大气都不敢出。

伊巴拉平心静气地说：“山姆，收起来，如果你还有理智的话。如果你不收——你就完蛋了。”

他再向前一步。柯白尼嘴巴大张，吐出一口长气，然后瘫倒在椅子上，好像脑袋瓜挨了一记重拳，眼皮向下耷拉着。

伊巴拉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夺走他手上的枪，快速往后退了几步，枪又垂在了腰间。

“都是热风惹的祸，山姆。我们就忘了这件事吧！”他的语气依然平稳文雅。

柯白尼的双肩耷拉着，双手捂住脸。“好吧！”声音从指间飘出来。

伊巴拉轻轻地走过房间，打开门，他慵懒半阖的眼睛看着我：“我也会替救我小命的女人做很多事。这回我吃你这套，不过身为警察，你不能指望我会喜欢这点。”

我说：“床上的小个子叫利昂·瓦伦萨洛，是史佩嘉俱乐部的轮盘庄家手。”

“谢了。山姆，走吧！”

柯白尼沉重地站起来，穿过房间，走出房门，消失在我的视线里。伊巴拉跟着他走出去，正准备关上门。

我说：“等一下。”

他缓缓回过头，左手放在门上，蓝枪依旧悬在右边的腰侧。

“我不是为钱做这件事，”我说，“巴撒利住在福莱曼二一二号。你可以把这些珍珠带给她。如果巴撒利的名字能够不出现在报告上，我可以拿到五百块，这钱就捐给警察基金。我没有你想象的那么聪明。事情就是这样——而且你的搭档是个小人。”

伊巴拉看着房间对面牌桌上的珍珠，眼睛泛着亮光，“你拿着吧！五百块也算了。警察基金自然有它的来源。”

他安静地关上门，过了一会儿，我听到电梯门哐啷响起。

7

我打开一扇窗户，把头伸进风里，看着楼下方形车滑过街道。风吹得很猛，我任由它吹进房间里来。一张画从墙上掉下来，两颗棋子滚下牌桌。萝拉·巴撒利的开襟外套随风摇曳着。

我走到厨房喝了些威士忌，又走回客厅，给她打电话，虽然已经很晚了。

她本人接的电话，接得很快，声音没有睡意。

“马洛，”我说，“你说话方便吗？”

“可以……可以。只有我在家。”

“我找到了一些东西，其实是警察找到的。但那个黑家伙骗了你。我手上有一串珍珠，不是真的。我猜他把真的卖了，做了一串假的给你，搭扣还在。”

她沉默了好一阵子，然后，声音微弱地说：“警察找到的？”

“在华多的车子里找到的，不过他们不会说出来，我们谈妥条件了。看看明早的报纸，你就能明白是为什么。”

“好像没有什么可多说的。我可以要回那个搭扣吗？”

“当然。明天四点在绅士俱乐部的酒吧见，行吗？”

“你真是体贴。”她的声音很疲惫，“可以。法兰克还在开会。”

“那些会议——可以把一个男人榨干。”我说，然后互相道别。

我打了一个西洛杉矶的号码。他还在那里和白俄罗斯女人鬼混。

“你明早可以寄一张五百块钱的支票给我，”我告诉他，“如果方便的话，就具名给警察救援基金，因为支票要送到那里去。”

柯白尼上了报纸第三版，两张照片，大半块报道。命丧三十一号的小黑个儿根本没上报。看来公寓联盟协会的游说能力也不容小觑。

我吃过早餐出门时，风已经停了。天气轻柔凉爽，弥漫着薄雾，天幕低垂，灰白明亮，令人心旷神怡。我开下大道，挑了最好的珠宝店，在柔和的日光灯下把那串珍珠放在黑丝绒垫上。一个穿着翻领衬衫和条纹裤的家伙无精打采地低头看着珍珠。

“货色如何？”我问。

“很抱歉，先生。我们不提供估价服务。但我可以给你一个估价师的名字。”

“别开玩笑了。这可是荷兰货。”

他把灯光调近些，俯下身，打量了几眼。

“我要一串一模一样的，套上这个搭扣，很快就要。”我说道。

“怎么，像这个？”他没有抬头，“这不是荷兰货，是波西米亚来的。”

“好吧，你能仿造一串吗？”

他摇摇头，把丝绒垫子移开，好像这个东西玷污了他似的，“三个月，还有点可能。我们国家不生产这种玻璃。如果你要做得一模一样，至少要三个月。我们店根本不做这类事情。”

“这么盛气凌人，必定是高档店。”我说着，拿了一张卡片放在他的黑袖子下面，“给我一个肯做的人的名字吧——而且不用花三个月——也不需要非得一模一样。”

他耸耸肩，拿着卡片走开，五分钟后把卡片还给了我，卡片背面写着几个字。

老李文亭在梅罗丝有一家店，这是一家旧货店，橱窗内的商品应有尽有，从折叠式的娃娃车到法国号角，从装在毛皮袋里的看戏用的珠母贝望远镜到西部保安人员——当年他们的祖辈都十分剽悍——使用的点四四老式长枪。

老李文亭头戴无边便帽，挂着两副眼镜，满脸胡须。他仔细察看了珍珠，然后无奈地摇摇头，说：“花个二十美元就可以买个差不多的，不过没那么好就是，没那么好的玻璃。”

“看起来能有多像呢？”

他摊开坚实强壮的手掌，“我说的是实话，它们连个娃娃都骗不过。”

“就拿这个搭扣做一串吧！当然，原来的那串我还要拿回来。”

“好，两点来拿。”

瓦伦萨洛，乌拉圭来的黑仔上了下午的报纸。他被发现吊死在未具名的公寓里，警方正在调查案情。

四点钟时，我走进绅士俱乐部的酒吧，沿着一排高背椅寻找，终于找到一个独坐的女人。她戴了一顶像浅盘的帽子，帽缘很宽，穿着裁缝量身订制的褐色套装，搭配了非常男性化的衬衫和领带。

我坐在她身旁，推给她一个包裹。“别打开，”我说，“如果你愿意，可以直接丢进焚化炉。”

她看着我，黑色的眸子疲态毕露，手指拨弄着散发薄荷味的玻璃杯。“谢谢。”她的脸色非常苍白。

我叫了一杯威士忌，侍者走开了，“看报纸了吗？”

“看了。”

“你知道这个叫柯白尼的抢了你的功劳吗？所以他们才没有改变这个故事，把你扯进去。”

“现在都无所谓了。无论如何都要谢谢你。请……请你把它们给我看看。”

我把草草包在薄纸里的珍珠从口袋里掏出来，推到她面前。银质螺旋桨搭扣在壁灯下眨着眼，那颗小钻石也闪闪发亮。而珍珠的色泽跟白肥皂一样暗淡无光，大小参差不齐。

“你没说错，”她干巴巴地说，“这不是我的珍珠。”

侍者端来了我的酒，她敏捷地把手包放在珍珠上。等侍者走了，她又小心地检查了一次，然后放进提包里，给了我一个阴郁惨淡的微笑。

我站了好一会儿，一只手重重地按着桌面。

“就像你说的——我就留下搭扣。”

我缓缓地说：“你一点儿都不了解我。昨晚你救了我一命，我们有过一段美好时光，可是只有一会儿，你依然对我毫不了解。城里有个警探叫伊巴拉，是一个正派的墨西哥人，他负责这个案子，他在华多的皮箱里找到了这串珍珠。如果你想确认一下，可以——”

“别傻了，事情都结束了。这不过是个回忆。我还很年轻，不该活在回忆里。也许这样最好。我爱过史丹·菲利普斯——可是他已经走了——早就走了。”

我盯着她，没有说话。

她突然说道：“今天早上我丈夫告诉了我一些我不知道的事。我们要分居了。所以我今天没什么好高兴的。”

“对不起，”我软弱地说，“没有什么好说的。我可能以后会再见到你，也可能不会。我不太有机会进入你的圈子，祝你好运。”

我站起来，彼此对看了一眼，“你的酒都还没喝呢！”她说。

“你喝吧！那种薄荷味玩意儿只会叫人更不舒服。”

我站了一会儿，一只手撑着桌子。

“如果有人找你麻烦，告诉我。”我说。

我走出酒吧，没有回头看她，坐进车子，往西开上日落大道，一路驶向海岸公路。沿途的花园里都是被热风烧枯的黄叶黑花。

但是大海看起来凉爽慵懒，一如平常。我一路开到马里布才把车停下。我走下车，坐在一块被铁丝围着的岩石上。潮水已经涨起大半，空气中尽是海藻的味道。我看了一会儿潮水，然后从口袋里掏出波西米亚玻璃珍珠，剪断一头的结，让珍珠一颗颗掉下来。

所有的珠子都散落在我左手里，我静静地握了一会儿，思绪翻飞。其实我很确定根本没什么好想的。

我大声说：“纪念史丹·菲利普斯先生！又一个吹牛大王！”

我把她的珍珠一颗一颗向漂浮着海鸥的大海投去。

珍珠溅起小水花，海鸥从海里飞起，对着水花俯冲而下。

注释

[1] 文中的科尔契克小姐虽为白种人，但其肤色和发色均属于浅黑型。

版权信息

书名：漫长的告别

作者：（美）雷蒙德·钱德勒

译者：王清雨

出版社：新星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8-06-01

ISBN：978-7-5133-2984-2

雷蒙德·钱德勒 作品年表

1935～1941 《雨中杀手》（短篇集）

1939 《长眠不醒》

1940 《再见，吾爱》

1942 《高窗》

1943 《湖底女人》

1949 《小妹妹》

1950 《简单的谋杀艺术》（短篇集）

1950 《找麻烦是我的职业》（短篇集）

1953 《漫长的告别》

1958 《重播》

关于钱德勒

阿城

雷蒙德·钱德勒 Raymond Chandler（1888－1959）

我自己当然认定这些文字是应该放到钱德勒的小说之后的。如果你读过侦探小说，便知道我在说什么。

有关侦探小说的文字，有个道德约定，或说是默契，即不可泄露天机。天机泄露，对一般的侦探小说就失去阅读兴趣。天机，也就是答案，是肉身的诱惑，是智力的挑战，是阅读的张力。

不过天机一旦精彩，下一个天机，也就是作者是怎样的一个人，是读者马上想知道的。这是我认定这些文字是应该放到钱德勒的小说之后的原因。现代文论认为作者和作品是应该分开的，即读其文即可，作者怎样，无足论。以作者论其文，或作者论，为昨日旧套。但现代文论恰恰于此忽略了阅读心理的一个微妙机制。这是有意的忽略，因为作者这一因素会破坏现代文论自建的论述逻辑，或不如说，现代文论有其自我保护机制，有洁癖。

但钱德勒是一个例外，因为从上个世纪三十年代以来，不知道钱德勒的小说的读者甚少，更不要说钱德勒小说都翻拍过电影。因此我的这点文字如果被放在前面，亦无不可，天机早已泄露数十年了。我前面的天机说，纯只为照顾心中想象的居然没有读过钱德勒的小说的读者。

雷蒙德·钱德勒（Raymond Thornton Chandler），1888年7月23日生于美国伊利诺州的芝加哥，1959年3月26日逝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拉荷亚（La Jolla）的斯克瑞普斯诊所（Scripps Clinics），死因是酗酒及肺炎。因为他的文稿代理人赫尔加·格林（Helga Greene）与他的秘书琼·弗莱卡丝（Jean Fracasse）兴讼争夺他的遗产，据《钱德勒论文集》的作者弗兰克·麦克桑恩（Frank MacSchane）指出，这导致他的遗体被葬于预留给贫困者的墓地，即南加州圣地艾哥市的希望山公墓（Mount Hope Cemetery）。

钱德勒的父亲是火车工程师，唯酗酒，不知道酗酒遗不遗传，钱德勒成人后亦酗酒。总之钱德勒的父亲遗弃了妻小，钱德勒的母亲带了他移居英国，由钱德勒的做律师的舅舅资助他们。

1900年秋天，12岁的钱德勒考进伦敦的杜维奇学院（Dulwich College）。五年之后，去巴黎学法语。再一年后，去德国学语言。隔年春天回到英国，入英国籍，夏天通过公务员考试，谋得海军的一份工作。这是1907年的事，隔年冬天，钱德勒20岁，他的第一篇诗作The Unknown Love发表。

不过钱德勒一年后辞职，家人震惊。此后两年内，钱德勒试过新闻业，发表过评介，均不成功。

钱德勒向对他不耐烦的舅舅借了一笔钱，说清将来连本带利偿还。1912年，钱德勒返回美国，最后在洛杉矶落脚，做过穿网球拍线及采摘水果的工作。省吃俭用的日子里，据说他只买过一只烟丝荷包给自己做圣诞礼物。之后他修读簿记函授课程，提前完成课程并找到了一份稳定工作。

他开始参加文人沙龙聚会，听音乐、朗诵诗，结识了钢琴家帕斯卡（Julian Pascal）夫妇。

帕斯卡的妻子西西（Cissy Pascal）“性感、世故、机智、自信，集合了所有年轻男子性幻想的必备特质”。西西当过模特儿，好裸身做家事，虽然自称大钱德勒8岁，但对他有致命的吸引力。

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因英国国籍，钱德勒1917年应征进入加拿大军队，抵达英国利物浦，加入皇家空军，之后被送到法国战场。钱德勒后来写道，不用值班时，有时会喝酒喝到眼前发黑。战前的浪漫主义诗人，因世界大战而酗酒。

1918年停战之后，钱德勒重返洛杉矶。西西已与帕斯卡离异。钱德勒的母亲1913年从英国回到美国，此时她反对儿子的欲望，结果，他们在1924年钱德勒母亲死后不久立即结婚，又结果，36岁的钱德勒发现西西不止大他8岁，而是18岁。

钱德勒曾担任过加利福尼亚州斯格纳希尔市（Signal Hill）的德布利石油财团（Debney Oil Sundicate）的副总裁，但因酗酒、旷工及自杀恐吓而被解雇。

钱德勒开始写廉价小说（pulp fiction）。1933年，第一个短篇《勒索者不开枪》（Blackmailers Don't Shoot）被《黑面具》（Black Mask）杂志发表。

钱德勒曾写信给朋友，说他想要寻找“一种雅俗共赏的手法，既有一般人可以思考的程度，又能写出只有艺术小说才能产生的那种力量。”

他做到了。1939年，钱德勒的第一本小说《长眠不醒》（The Big Sleep）出版，大卖。加缪、奥登和奥尼尔都赞赏他。

这之后，钱德勒的小说一路成功。到他去世，留有七部长篇。钱德勒创造了一个硬汉性格的小说角色，侦探马洛（Philip Marlowe）。钱德勒之前的侦探小说，是案件引人，侦探则是超人，例如福尔摩斯，而钱德勒笔下的侦探马洛，突出的是性格，案件，则是为了性格的展开。这种硬汉，引领了至今大部分侦探小说的方向。去年，我们熟悉的村上春树翻译了钱德勒的代表作《漫长的告别》（The Long Goodbye）。《漫长的告别》曾获在世界推理小说界享有极高声誉的爱伦·坡奖。村上版《漫长的告别》首印数为10万册，日本全国1500家书店也闻风办起了“钱德勒读书节”，村上在后记中将《漫长的告别》定义为“准经典小说”，认为钱德勒的作品影响了纯文学。

钱德勒的侦探小说，读者（包括我）会一再阅读它们，全然不管答案早已知道了几十年。

小说成功后，钱德勒做过一阵子好莱坞编剧，与比利·怀尔德（Billy Wilder）一起将詹姆斯·凯恩（James M.Cain）的小说《双重赔偿》（Double Indemnity）剧本化（1944年）；写作了他唯一的原创剧本《蓝色大丽花》（The Blue Dahlia，1946）。钱德勒还曾参与了希区柯克的《火车怪客》剧本，不过他认为希区柯克的故事不像真的。

虽然钱德勒不符合好莱坞的要求，并嘲笑电影对自己小说的改编，但是二战后欧洲的导演和后来的美国导演，都受了钱德勒小说的影响，例如黑色电影（Flim Noir）。在欧洲，法国新浪潮电影用黑色电影的框架创作了最好的故事，比如戈达尔（Jean-Luc Godard）的《断了气》（Breathless，1959）和特吕弗（Francois Truffaut）的《刺杀钢琴师》（Shooting the Piano Player，1960）。

不过生活中的钱德勒并不顺利，1954年，钱德勒正在写《漫长的告别》（The Long Goodbye，1954年爱伦·坡奖最佳长篇小说），西西久病后去世，钱德勒再次陷入酗酒。1955年，钱德勒试图自杀。最终，这篇小文开始写过了，上个世纪，1959年，钱德勒逝世。

1955年，钱德勒的作品被收入权威的《美国文库》中，以侦探小说进入经典文学殿堂的，似只有钱德勒。

1995年，美国推理作家协会请出四位当代顶尖名家，票选150年来最佳作者、最佳侦探。结果雷蒙德·钱德勒与他创造的高贵侦探菲利普·马洛拿下双料冠军。

钱德勒因自己的小说而不死。

1

我第一次看到特里·伦诺克斯的时候，他醉倒在舞者酒吧门廊外的一辆劳斯莱斯银魂里。泊车服务生已把车开了出来，手却还撑着半开的车门，因为特里·伦诺克斯的左脚还晃晃荡荡地悬在外面，好像把脚忘在了那儿。他相貌年轻，头发却已灰白。从他的眼神就可以看出他已经烂醉如泥，除此以外，他看起来和那些身着无尾礼服，在这种声色犬马之地一掷千金的年轻公子哥儿没什么区别。

他身边还有一个姑娘，头发呈迷人的深红色，唇边挂着淡漠的微笑。她肩披一件蓝色貂皮，几乎让这辆劳斯莱斯黯然失色。不过还不至于，没什么能让劳斯莱斯逊色。

那服务生是常见的欺软怕硬的角色，他穿着一件白色外套，胸口上用红线绣着饭店的名字。他已经开始不耐烦了。

“先生。”他厉声说，“能不能劳您大驾把腿收回去，好让我把门关上，或者我干脆彻底把门打开您好滚出来？”

那姑娘瞪了他一眼，眼神如剪刀般犀利，仿佛目光可以穿透到他背后四英寸处。但这丝毫没让服务生慌乱。在舞者酒吧里，他们总能见到这种有钱人，让人明白打高尔夫球并不一定能陶冶情操。

一辆低底盘的进口敞篷跑车漂移进了停车场，一个男人下了车，用车上的点烟器点了一支长香烟。他身着格子套头衫和黄色休闲裤，脚蹬马靴，在烟圈袅袅中信步走远，甚至都懒得往劳斯莱斯这边看上一眼。他也许觉得这车俗气又过时。在通往门廊的台阶前，他停了一下，戴上单片眼镜。

姑娘突然娇媚起来，说：“亲爱的，我有个好主意，我们何不打出租，去你家把你的敞篷车开出来呢？这样美妙的夜晚，多适合在蒙特西托的海滩上兜兜风呀，我知道有人正在那儿开泳池舞会呢。”

白发小伙子彬彬有礼地说：“实在抱歉，那辆敞篷车已经没了，我不得不卖了它。”听他的声音和吐字，你会以为他只喝了点儿橙汁。

“卖了，亲爱的？你什么意思？”她沿着车座从他身边移开，但她的声音可比这距离更远。

“我的意思是，我不得不。”他说，“为了糊口。”

“哦，我明白了。”她冷冰冰地说。此时意大利冰激凌放在她身上都不会融化。

服务生马上就将白发小伙子归到了自己触手可及的一类人群——低收入阶层。“喂，小子。”他说，“我得去停车了。咱们以后再见——也许再也不见。”

他松开车门，醉汉立刻从座椅上滑落，一屁股跌坐在柏油马路上。于是我便上前准备蹚这趟浑水。我猜跟醉汉打交道永远都是个错误吧，即使他认识你并且喜欢你，他也随时准备打你个满地找牙。我搀扶着他让他站起来。

“太感谢了。”他彬彬有礼地说。

那姑娘则滑坐到方向盘前。“他喝多的时候可真他妈像个英国人。”她用不锈钢一般的声音说，“谢谢你接住他。”

“我扶他到后座上去。”我说。

“真不好意思。我有个约会要迟到了。”她挂上挡，劳斯莱斯开始滑动。“他就是只丧家狗。”她冷酷地笑着说，“也许你可以给他找个家，他受过训——基本上不会到处乱撒尿。”

劳斯莱斯沿着入口车道开上了日落大道，右转，然后消失不见。我正望着她远去时，服务生来了。我还扶着那男人站着，但他已经沉沉睡去。

“好吧，这么做也是个办法。”我对白衣服务生说。

“那是。”他冷嘲道，“何必在酒鬼身上浪费时间？他们全都是烂泥扶不上墙。”

“你认识他？”

“我听见那位女士叫他特里，否则鬼知道他是谁。不过我来这儿也就两星期。”

“把我的车开过来，好吗？”我把停车券给他。

等他把我的奥兹莫比尔
[1] 开过来的时候，我感觉自己好像扶着一口袋铅。白衣服务生帮我把特里塞进了副驾驶座。这位客人睁开一只眼感谢我们，然后又睡着了。

“他是我见过的最有礼貌的醉汉。”我对白制服说。

“他们可是形态各异，无奇不有，”他说，“而且都是些游手好闲的人。看起来这位还整过容。”

“是吧。”我给了他一元小费，他谢过我。他说得没错，我的这位新朋友的右半边脸僵硬泛白，几道又细又浅的伤疤周围，皮肤光滑发亮。他的确做过整容手术，而且是大整特整。

“你准备把他怎么样？”

“把他带回家，等他清醒过来告诉我他家住哪儿。”

白制服对我咧嘴一笑：“好吧，怂包。如果是我的话，我会把他直接扔进水沟然后跑路。这些酒鬼只会给人添麻烦，准没什么好事。我自有一套办法对付他们。现在都是适者生存，人要省点儿力气，在紧要关头保护自己。”

“看得出来，这套办法让你大获成功。”我说。他先是一愣，等他想发脾气的时候，我已经开着车扬长而去了。

当然他说得也不无道理，特里·伦诺克斯的确给我添了不少麻烦。不过这毕竟也是我的工作。

当时我住在月桂峡谷丝兰大道的一栋小房子里。房子建在山坡上，位于某条死巷的尽头。房子门前有一段长长的红木阶梯，马路对面有一丛桉树。这栋带家具的房子属于一位妇人。她去爱达荷和她寡居的女儿同住已经有一阵子了。房租很便宜，一半是因为主人希望打个招呼就能回来，一半是因为这台阶。她上了年纪，实在受不了每次回来都要面对这长长的台阶。

我不知道我是怎么把这个醉汉弄上楼梯的。他很想帮忙，但他的腿像橡皮一样软，而且好几次道歉的话说到一半就昏睡过去。我开了锁，把他拽进屋，让他在长沙发上舒展开来，扔了块毯子在他身上，任由他重返梦乡。他打了一个小时呼噜，声音沉得像一头虎鲸。突然，他醒过来想上厕所。当他回来的时候，他眯缝着眼睛斜视我，想知道自己究竟在什么鬼地方。我告诉了他。他自称特里·伦诺克斯，住在韦斯特伍德的一间小公寓里，那儿没人等他回去。他吐字清晰，声音十分亲切。

他说他想来点黑咖啡。当我递给他时，他用手小心地托着咖啡杯下面的碟子，小口啜饮着。

“我怎么在这里？”他边问边环视四周。

“你醉倒在舞者外面的一辆劳斯莱斯里，你的女朋友扔下你走了。”

“也是。”他说，“这么做一点儿不能怪她。”

“你是英国人？”

“我在那里生活过，但不是出生在那里。如果我能叫辆出租车的话，我可以自己走出去。”

“楼下已经有一辆在等着了。”

他自己走下了楼梯，在去韦斯特伍德的路上话也不多，除了夸我人好之外就是他很抱歉添了麻烦。也许是经常对许多人说类似的话，这话顺嘴就说出来了。

他的公寓又小又闷，没有什么个人物品。就好像他下午才刚刚搬进来。绿色的硬沙发前是一张咖啡桌，上面摆着半瓶苏格兰威士忌，一碗融化的冰块，三个空了的气泡水瓶子，两只玻璃杯以及一个装满烟蒂的烟灰缸，有的烟蒂上有唇印，有的则没有。房间里看不到任何照片或是个人物品。这里就像是一间被租下来的酒店房间，可以用来会面或是道别，或是喝酒闲聊，也许是用来一夜风流。但这里并不像是一个有人生活过的地方。

他问我要不要喝一杯。我说不用，谢谢。我也没有坐。当我离开时，他又谢了我几次，但口气恰到好处，既不像我曾为他两肋插刀，也不像我什么都没为他做过。他有些不安也有些害羞，却客气得要命。他站在敞开的门口，直到我钻进电梯里。也许他一无所有，但礼貌周到他一点不少。

他没有再提起那位姑娘，也不提他没有工作和前途，最后一张钞票为那位价格不菲的美女付了舞者酒吧的账，而她却不能多逗留一会儿，确保他不会被巡警扔进牢房，或者被凶狠的出租车司机碾轧后抛弃在空旷的泊车位上。

当电梯下降的时候，我差点没忍住想回去把威士忌带走的冲动。但那和我无关，也毫无助益。如果想喝，他们总有办法。

开车回家的路上我一直咬着嘴唇。我本应铁石心肠，但那家伙身上的某种东西触动了我。我不知道是什么，除了他的白发、带疤痕的脸、清脆的声音和那种礼貌，我不知道还有什么原因。也许那就够了。没有什么机缘会让我们重逢。他只是一只丧家犬，正如那个女孩所说。

注释

[1] Oldsmobile，美国最古老的汽车公司，以生产中高级轿车为主。

2

感恩节后的一周，我再次见到了他。好莱坞大道两边的商场已经开始堆满标价过高的圣诞节破烂儿。各种日报也开始叫嚣着如果不早点完成圣诞采购，一切将会多么糟糕。不管怎样都会很糟糕，世道一向如此。

在距离我办公楼三个街区的地方，我看见两辆并排停着的警车，里面坐着两个警察，正紧紧盯着橱窗边人行道上的什么。原来吸引他们注意的正是特里·伦诺克斯，或者说他躯壳里剩下的什么，而那点儿东西实在让人不敢恭维。

他正靠着一家店铺的门面。他不得不靠在什么东西上。他的衬衫脏兮兮，衣领大敞，一边戳在夹克外面，一边窝在夹克里面。他得有四五天没刮胡子了，鼻子皱着。他的皮肤如此苍白以至于那道细长的疤痕都几乎看不见了。他双眼深陷，像雪堆里的两个孔洞。很明显，巡逻车里的两个警察正准备去拉网捉鱼，所以我赶紧走上前去，抓住他的胳膊。

“站起来往前走，”我用不容反驳的语气说，一边从侧面给他使了个眼色。“你能行吗？又醉了？”

他茫然地望着我，牵住一边嘴角扯出一个微笑。“我之前有点。”他吸了一口气，“我猜我现在只是有点，呃，空落落的。”

“好吧，现在脚用点劲儿。你已经一半身子在醉汉牢房里了。”

他使出力气，让我搀扶他穿过人行道上的闲人，来到道沿边，那儿停着一辆出租车。我猛地把门拉开。

“他先来的。”出租司机说，急忙伸出大拇指指着前面的出租车。当他扭过头看见特里时，他补了一句，“如果他接活儿的话。”

“有点紧急情况。我的朋友病了。“

“是。”司机说，“他可以到别处病去。”

“五美金。”我说，“别那么不情愿。”

“好吧。”他边说边把一本火星人封面的杂志塞到后视镜后面。我伸手从里面打开门，把特里·伦诺克斯弄上了车。此时巡逻车的阴影挡住了另一边的车窗。一名头发灰白的警察下车走了过来。我绕过出租车去迎他。

“等一下，伙计。这儿什么情况？这位穿着脏衣服的先生真是您的熟人吗？”

“熟悉到我知道他需要一个朋友，他没喝醉。”

“毫无疑问，他的经济状况也不允许。”警察说。他伸出手，我把我的驾照递过去。他看了看又还给了我。“噢噢——”他说，“一位来接客户的私家侦探。”他的声音变了，变得强硬。“这只能说明你是谁，马洛先生，那他呢？”

“他叫特里·伦诺克斯，拍电影的。”

“不错。”他把身体探进出租车，盯着后排角落里的特里。“我敢说他最近没工作，也没有睡在屋里，我甚至敢说他是个流浪汉，那么也许我们应该把他收容起来。”

“你应该不需要抓这种人充数吧？”我说，“尤其是在好莱坞这种地方。”

他还在盯着特里看。“兄弟，你的朋友叫什么？”

“菲利普·马洛，”特里缓慢地说，“他住在丝兰大道，月桂谷。”

警察把脑袋从窗边挪开。他转了个身，打了个手势。“有一种可能，这些都是你刚刚告诉他的。”

“我是可以，但我没有。”

他盯着我看了一两秒。“这次我信了，”他说。“但是别再让他来街上溜达了。”他上了警车扬长而去。

我钻进出租车，我们穿过三个街区到了我的停车场，换上我的车。我拿了五块钱给出租车司机。他板着脸看了我一眼，摇摇头。

“就照计价器给我吧，老兄，或者你愿意的话就给一块钱。我自己也醉到不省人事过。在福里斯科。但没人把我弄到出租车里。那是一个铁石心肠的城市。”

“圣弗朗西斯科。”我下意识地说。

“我管它叫福里斯科。”他说，“去他的少数族裔。谢谢。”他接过一块钱离开了。

我们去了一家汽车餐厅，那里的汉堡还不至于难吃到连狗都不愿意闻。我给特里·伦诺克斯买了一个双层汉堡和一瓶啤酒，让他填填肚子。然后我开车送他回家。爬楼梯对于他来说仍非易事，他一边喘气一边咧着嘴笑，终于爬上了楼。一个小时之后，他刮了胡子洗了澡，看起来又像个人样了。我们坐下喝了几杯很柔和的酒。

“太幸运了，你居然记得我的名字。”我说。

“没想到真能派上用场。”他说，“我还查过你的信息，很花心思吧？”

“所以为什么不打个电话给我？我一直住在这里。我还有间办公室。”

“我为什么要打扰你？”

“看起来你总得打扰一个人，而且，你不像是有很多朋友。”

“噢，我有些朋友。”他说，“算是朋友吧。”他在桌面上转着他的玻璃杯。“向别人寻求帮助也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尤其当错误全在你身上的时候。”他抬起头，脸上一抹疲惫的笑，“也许有一天我会戒酒。他们都这么说，不是吗？

“戒酒大概要花上三年。”

“三年？”他一脸震惊。

“通常情况下得花上三年。那完全是另一个世界。你得习惯于更苍白的色彩，更平淡的声音。你也得允许酒瘾复发。所有你之前熟悉的人都会变得有点奇怪。甚至，你不会喜欢他们当中的大部分人，而且他们也不会太喜欢你。”

“那也算不上什么大变化。”他说，转头看了看钟，“我有一个价值两百美元的行李箱，寄存在好莱坞汽车站。如果我能把它取出来，我就可以买一个便宜的箱子，把寄存的那个当掉，这样我就有足够的钱搭公共汽车去韦加斯。我可以在那儿找到工作。”

我什么也没说。我只是点点头，坐在那里继续慢悠悠地喝酒。

“你在想我早该动这个念头。”他平静地说。

“我在想其中必有文章，但不关我的事。至于这份工作，你是有十足把握，还是只有希望而已？”

“我有把握。我熟识的一位战友在那里开了一家大俱乐部，淡水龟俱乐部。他算是干非法勾当的，当然，那些人都是，但他是个好人。”

“我可以帮你出车费和一些额外的花销。但是我希望这些钱不会打水漂儿。你最好给他打个电话谈谈。”

“谢谢你，不过没那个必要。兰迪·斯塔尔不会让我失望的，他从未让我失望过。而且，典当箱子可以拿到五十美金。我有经验。”

“你瞧，”我说，“我可以为你的需要出钱，但我并不是软心肠的大傻瓜。所以我给你你就收下，乖乖的。我希望你别再来烦我，因为我对你有一种预感。”

“真的？”他低头朝玻璃杯里看，只是小口小口吸着酒。“我们才见过两次面，两次你都很够意思。什么样的预感？”

“总觉得下次你会遇到超出我能力范围的大麻烦。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但就是有。”

他用两个指尖轻轻触摸半边脸。“可能是这个。这疤痕确实让我看起来有点儿凶。不过这是光荣的伤疤——至少是光荣负伤的结果。”

“不是那个。我根本没把疤痕放在心上。我是私人侦探。你是一道我不必解答的难题。但难题是存在的。可以说是直觉吧。说得客气些，就叫对性情的识别能力。那位姑娘在舞者酒吧门前离你而去，也许不只是因为你醉了。说不定她也有某种预感。”

他淡淡一笑，说：“我跟她结过婚。她叫西尔维娅·伦诺克斯。我是因为钱和她结婚的。”

我站起来蹙着眉头看着他说：“我给你弄些炒蛋。你需要吃东西。”

“等等，马洛。你正琢磨既然西尔维娅有钱，为什么我落魄街头的时候不去问她要点钱。你知道什么叫自尊吗？”

“你要笑死我了，伦诺克斯。”

“我有吗？我这种自尊与众不同。这是那种一无所有的人的尊严。如果这惹到你的话，对不起。”

我走进厨房，做了一些加拿大培根和炒蛋，还有咖啡和吐司。我们在早餐桌上把这些都吃光了，那年代的房子几乎家家都有早餐桌。

我说我必须去办公室一趟，回来的时候可以顺便把手提箱带回来。他把寄存票给了我。他的脸上有了点血色，眼睛也没那么深深陷进脸庞，让人捉摸不透。

我出门前把一瓶威士忌摆到了沙发前的桌子上。“用上你的自尊吧。”我说，“给拉韦韦加斯去个电话，就当是帮我的忙。”

他只是笑着耸了耸肩。下楼时，我心中仍有些不是滋味。我不知道这是为什么，也不知道为什么有人会在流落街头、忍饥挨饿的时候，仍然不愿意当掉他的财物换钱。无论他的原则是什么，他确实是在按自己的原则行事。

这手提箱确实非比寻常，外面用的是漂过的猪皮，新的时候应该是乳白色的，配件都用纯金打造。箱子是英国制造。就算你在美国能买到，价钱也更像是八百美金而不是两百。我将这手提箱撂在他面前，看了看鸡尾酒桌上的酒瓶。他碰都没碰。他就像我一样清醒。他在抽烟，但并不是很享受。

“我给兰迪打了电话。”他说，“他有点不爽，因为我以前从没给他打过。”

“结果让一个陌生人帮了你。”我说，“这是西尔维娅给你的礼物？”我指了指箱子。

他的眼睛望向窗外。“不。那是我在英格兰时别人送的，早在我认识她之前。真的是太久之前的事了。我想把它留给你，如果你能借我一个旧手提箱的话。”

我从钱包里拿出五张二十美金，将它们扔在他面前。“我不需要那个做抵押。”

“完全不是这个意思。你又不是开当铺的。我就是不想带着它去拉斯韦加斯。我也不需要这么多钱。”

“好吧。你拿着钱我留着箱子。但这房子可不怎么牢靠，容易被偷。”

“那也没事。”他漠不关心地说，“一点也没关系。”

他换了衣服。五点半的时候我们一起在穆索餐厅吃了饭，没喝酒。他在卡文加大街上了巴士，我则驱车回家，在路上思前想后。那只空的手提箱还在我的床上。他将里面的行李倒出来，放进我的一只更加轻便的箱子里。手提箱有一把金钥匙，插在其中的一个锁孔里。我把箱子锁好，把钥匙拴在提手上，然后将箱子放到我大衣柜高处的搁板上。箱子里似乎还有东西，但里面有什么不关我的事。

这是一个安静的夜晚，房间显得比以往更加空空荡荡。我拿出国际象棋棋子和施泰尼茨
[1] 玩了一盘法兰西防御。他用了四十四步击败我，但我也几次让他提心吊胆。

九点半的时候电话响了，里面传来一个我听过的声音。

“是菲利普·马洛先生吗？”

“对，我就是马洛。”

“我是西尔维娅·伦诺克斯，马洛先生。上个月的一天晚上我们在舞者前面短暂地见过一面。我听说后来是你送特里回家的，你人真好。”

“确实如此。”

“我想你应该知道我们曾经结过婚，虽然现在已经分离，但我仍然有些担心他。他从韦斯特伍德的公寓中搬走了，没人知道他住在哪里。”

“我看得出来，我们相遇的那天晚上你也挺担心他。”

“听着，马洛先生。我曾经嫁给了这个男人。我对醉鬼没什么同情心。那天我也许是有点冷酷，也许是我有很重要的事情要做。你是个私家侦探，如果你愿意，我们可以用职业的态度来探讨这件事。”

“没什么可探讨的，伦诺克斯女士。他现在正在去拉斯韦加斯的路上。他那边的一个朋友会给他一份工作。”

她的声音突然喜悦起来。“哦——去拉斯韦加斯？原来他痴情至此。那是我们结婚的地方。”

“我猜他已经忘了这回事。”我说，“不然他肯定会到别处去。”

她没有挂电话，反而笑了出来，那是种可爱的笑：“你是不是一直对你的客户这么粗鲁呀？”

“你不是我的客户，伦诺克斯夫人。”

“指不定哪天就是了，谁知道呢？就当我现在是你的一位女性朋友吧。”

“我的回答还是一样。那家伙沦落街头，又脏又饿，一个子儿都没有。只要你愿意，你本可以找到他。那时候他不想从你那里得到任何东西，现在估计也不想。”

“这——”她的声音变得冷酷起来，“你可就不知道了。晚安。”之后她便挂了电话。

确实，她说得对，而我谬之千里。但我不觉得有错，只是觉得生气。如果她早半个小时打过来，我也许能够气到将施泰尼茨杀得落花流水。只不过他五十年前就已经死了，这棋局其实来自书中的棋谱。

注释

[1] 威廉·施泰尼茨（1836—1900），捷克（奥地利帝国辖）国际象棋大师，第一位国际象棋的世界冠军。

3

圣诞节前三天，我收到一张一百美金的支票。附在支票上的还有一张写在酒店便签上的字条。他谢了我，祝我圣诞快乐万事如意，还说希望能尽快见到我。最让人惊讶的是下面的附言——“西尔维娅和我正开始度第二次蜜月。她说请不要生气，她只是想再试一次。”

后来的事我是从报纸社会版一篇趋炎附势的文章中得知的。这种文章我并不常看，除非实在无事可做。

“听闻特里和西尔维娅·伦诺克斯小两口在拉斯韦加斯复婚的消息，本报记者表示激动不已。众所周知，她是雄踞旧金山和圆石滩百万富翁哈兰·波特的小女儿。西尔维娅正在让马塞尔·杜豪和让娜·杜豪重新装潢位于恩西诺的公馆，从地下室到房顶都前卫得要命。你们也许还记得，西尔维娅的前夫科特·韦斯特莱姆将这座有十八个房间的屋子送给她作为结婚礼物。读者又要问，那科特去哪儿了呢？你真想知道吗？听说跑到圣特罗佩去了，而且永远不会再回来。和他一起的还有某位血统高贵的法国公爵夫人，以及两个可爱的孩子。读者是不是还想问，哈兰·波特是怎么看待这次复婚的呢？那你只能自己去猜了。波特先生这人从来不接受采访。你们还能找到比这更独家的报道吗，亲爱的？”

我把报纸扔在一边，将电视打开。看过社会版这种小狗呕吐之类的新闻后，就连电视上的摔跤手们都显得好看。但这些新闻大约都是真的，毕竟是印在社会版上。

在我的想象中，这种十八个房间的别墅与波特的百万家产十分相称，还有杜豪那种饱含生殖象征主义的装修。但我一点也想象不出特里·伦诺克斯穿着百慕大短裤在泳池边晒太阳的画面。想象不出他用内线电话叫管家把香槟冰上，松鸡烤好。我也犯不着想这些。如果那家伙想当别人的玩具熊，跟我也是八竿子打不着。我只是不想再见到他。但我知道我会的——托他那只猪皮镶金手提箱的福。他再次走进我像破烂杂货铺一样的大脑，是在一个潮湿的三月傍晚，约莫五点钟的时候。他的样子变了，老成、异常清醒、严肃、而且泰然自若。他看起来像一个已经学会圆滑处世的人。他穿着一件灰白色的风衣，戴着手套，没戴帽子，白色的头发就像鸟儿胸口的绒羽一般顺滑。

“一起找家安静的酒吧喝一杯吧。”他说，口气就像刚离开十分钟似的，“走吧，如果你有时间的话。”

我们没有握手。从来没有。英国人不像美国人那样没事儿就握手，虽然他并不是英国人，但多少沾染了那里的习气。

我说：“一起回我家吧，把你那个华丽的手提箱拿走。那玩意让我如坐针毡。”

他摇了摇头：“你能不能继续帮我保管？”

“为什么？”

“我就是觉得这样合适。你介意吗？这手提箱让我想起那些我还不是个醉鬼的日子。”

“真是有病。”我说，“但这不关我的事。”

“如果你担心它可能会被偷——”

“那也是你的问题。我们去喝一杯吧。”

我们前往维克多酒吧。他开着一辆深褐色的爵卫木星软顶敞篷车，车里只容得下我和他两个人。车上装饰着白色皮革，装点着银制小附件。我对汽车并不是特别热爱，但这个美人确实让我流了些口水。他说这车几秒就能达到六十五英里的时速。车有一个敦实的小排挡，高度刚刚到他的膝盖。

“一共有四挡。”他说，“他们还没为这种车型设计出自动挡来。不过你也不需要。即使在上坡时你也能直接挂到三挡起步，而在城里开时你反正也就能挂到三挡。”

“结婚礼物？”

“只是那种‘我恰好在橱窗里看到了这个小玩意’一类的礼物。我真是被惯坏了。”

“不错。”我说，“如果这样的生活没有代价的话。”

他迅速瞥了我一眼，然后目光又回到打湿的前挡风玻璃上。两只雨刷器温柔地拂过小块的挡风玻璃。“代价？什么东西都是有代价的，老兄。也许你觉得我并不快乐？”

“抱歉，我说得过分了。”

“我有钱了。谁还在意过得快不快乐？”他的声音中有一种我从来没听到过的苦涩。

“酗酒的问题怎么样了？”

“现在情况非常好，老哥。不知道为什么我好像能克制住了。但谁知道会怎么样呢？不是吗？”

“也许你从来都不是一个真正的酒鬼。”

我们坐在维克多酒吧吧台的一角喝着螺丝锥子
[1] 。“这帮人根本不知道怎么调这酒。”他说，“他们以为螺丝锥子就是莱姆或柠檬汁配上杜松子酒，再加一点点糖和苦味酒。真正的螺丝锥子应该就是一半杜松子酒，一半罗斯牌莱姆汁，其他什么都不加。和这个比起来马丁尼就像白水。”

“我对酒一直不怎么讲究。你和兰迪·斯塔尔处得怎么样？坊间传言他是一号狠角色。”

他身子向后倾了倾，看起来有些心事。“我想他确实是。我想他们都是。但他并没有展现出来。我可以叫出好几个在好莱坞干非法勾当的人的名字，他们都扮演着狠角色。但兰迪没这个必要。在拉斯韦加斯，他是一个正经的生意人。下次你去的时候可以找他，你们能够成为朋友。”

“不太可能。我不喜欢道上混的。”

“只是那么说而已。我们的世道就是这样。两次大战塑造了这个世界，而我们也将守护它。我和兰迪还有另外一个家伙曾经一起待在一个战壕里。这把我们联结起来。”

“那你需要帮助的时候为什么不去找他呢？”

他喝光了杯中的酒，举手向服务生做了个手势：“因为他无法拒绝。”

服务生将新的酒拿了过来，我说：“这些都是空话。如果那家伙确实欠了你的情，从他的角度想，他会希望能有一个报答的机会。”

他慢慢地摇了摇头：“我知道你是对的，当然我问他要了份工作。那阵子我确实努力干了活。至于问他要照顾或是施舍，我可不干。”

“但你却愿意接受陌生人给你这些。”

他眼睛直勾勾地看着我：“因为那个陌生人可以假装没听到然后走开。”

我们喝了三杯螺丝锥子，没要双份量，几杯下肚对他没任何影响。而这个量可以让一个真正的酒鬼发作。所以我觉得他酗酒的毛病可能已经痊愈了。

之后他将我载回办公室。

“我们八点一刻用晚餐。”他说，“只有百万富翁才付得起账，只有百万富翁的用人才能忍受这种晚餐礼仪。很多可爱的人会赴宴。”

从那时起，他几乎养成了在约莫五点钟过来串门的习惯。我们不一定去同一家酒吧，但维克多去得最多。也许那地方对于他来说有某种我不知道的意义。他从不多喝，这让他自己都感到惊讶。

“这大概和间日虐差不多。发作的时候很严重，过了以后好像从没发生过一样。”

“我不明白像你这样的权贵为什么会想和私家侦探一起喝酒。”

“你在故作谦虚吗？”

“不。我只是很困惑。我算是个友善的人，但是我们不属于同一个世界。除了恩西诺那处房子，我甚至不知道你都在哪儿待着。我猜你的家庭生活很充实。”

“我没有什么家庭生活。”

我们又喝起了螺丝锥子。这地方几乎没人，只有零星几个酒鬼坐在吧台边的高凳上渐入佳境。他们连拿第一杯酒都要小心地望着双手，免得打翻任何东西。

“我不明白。我应该明白吗？”

“大制作，没故事，就像他们电影人常说的。我猜西尔维娅很开心，但并不一定是和我在一起的时候。在我们的圈子里，那也不是很重要。如果你不用工作或者考虑成本的话，总有些事情让你做。但他们得不到真正的乐趣，有钱人也不懂什么是真正的乐趣。他们从来没得到过。他们从来没有热切地希望得到什么东西，除非是别人的妻子。但和水管工的妻子对客厅新窗帘的那种渴望相比，简直苍白无比。”

我什么也没说，让他继续讲。

“大部分情况下我只是消磨时光。”他说，“时间总是很难消磨。打打网球和高尔夫，游游泳骑骑马，还有那种别致的看热闹的乐趣——看西尔维娅醉醺醺的朋友们，直到午餐时间才酒醒。”

“你去拉斯韦加斯的那晚她跟我说她不喜欢醉鬼。”

他歪着嘴角笑了笑。我已经习惯他这张疤痕脸，只有在他变换表情的时候我才意识到他半边脸其实是麻木的。

“她指的是没钱的醉鬼。有钱的话那些人只不过是酒精爱好者。如果他们在门廊呕吐，自有管家去打扫。”

“你不一定非要过现在这种生活。”

他将杯中的酒一饮而尽，站起身来：“我得走了，马洛。何况我让你觉得无聊，老天爷，我自己都觉得自己无聊。”

“我不觉得无聊。我是一个训练有素的倾听者。总有一天我会搞清楚为什么你愿意当一只宠物狗。”

他用指尖轻触着自己的伤疤，脸上带有疏远的微笑：“你应该奇怪为什么她想要我在她身边，而不是为什么我想要在那儿，耐心地趴在锦缎垫子上，等着她拍我的头。”

“你喜欢锦缎垫子。”我边说边站起来和他一起离开，“你喜欢丝绸床单，使唤人的铃铛，还有脸上带着恭顺笑容跑来的管家。”

“也许是，毕竟我是在盐湖城的一家孤儿院长大的。”

我们一起走入慵懒的黄昏之中，他说他想散步。我们是坐我的车来的，这次我终于抢在他之前结了账。我看着他走出视野之外。当他没入薄雾之时，一间商店橱窗的灯光映出了他银发泛起的微光。

我更喜欢那个醉醺醺的他，那个流落街头、挨饿挨打却还是骄傲的他。或者，真的是这样吗？也许只是我想做那个居高临下的人。他行事的理由让人难以捉摸。在我的行当里，有的时候你要问别人问题，而别的时候，你则要小火慢炖，等着对方打开话匣子。

每个好警察都懂得这一诀窍，就像象棋或者拳击一样：有的人需要你主动出击，让他失去平衡；有的人你只需要静观其变，过一会儿他们便会自乱阵脚。

如果我问他，他会将自己的故事告诉我。但我连他的伤疤从哪儿来的都没问过。如果我问过他，而他也告诉了我，也许最终能救下好几条性命。但这只是种可能罢了。

注释

[1] 原文为gimlet，常常和另一种鸡尾酒螺丝起子（screwdriver）混淆。两者的起源和配方实则不同：screwdriver最早由美国工人用螺丝起子搅拌桔汁和伏特加制成，而gimlet则是由杜松子酒配上莱姆汁，加上苏打水制成，相传是英国军医托马斯·吉姆雷特为了帮助海军抵御坏血病而调制，此酒有一种如锥子般尖锐的口感。

4

我们最后一次在酒吧喝酒是五月天，那天去得比平时更早一些——在刚过四点的时候。他看起来有些疲惫，人也瘦了，但却带着一种欢悦的微笑环视四周。

“我喜欢下午酒吧刚刚开门的时候。那时里面的空气仍然干净凉爽，各处都被擦得发亮，酒保在镜子前最后一次审视自己，检查领带是否端正，头发是否顺滑。我喜欢吧台后面摆放整齐的酒瓶，光洁闪亮的玻璃杯，还有那种期待感。我喜欢看着酒保将傍晚的第一杯酒调好，放在硬质杯垫上，旁边摆上叠好的餐巾。我喜欢慢慢品味它。傍晚清净的酒吧中，这第一杯清净的酒——太美妙了。”我和他有同感。

“酒精就像爱情。”他说，“初吻是梦幻的，第二吻是亲密的，第三吻就成了例行公事。那之后，你就会脱掉姑娘的衣服。”

“这很糟糕吗？”我问他。

“那是一种更高层的刺激，却不纯洁——从美学的角度讲是不纯洁的。我并不是对性爱嗤之以鼻。它很有必要，也并不一定丑陋。但它需要被好好经营。让性爱变得风情万千是一项亿万美元的产业，而里面每一分钱都花得很值当。”

他看看四周，打了个哈欠：“我最近睡得不太好。这地方挺不错的，但过一会儿就会被酒鬼填满，人们又笑又闹，女人们会开始骚首弄姿，挤眉弄眼，手上天杀的手镯叮当乱响，施展着矫揉造作的魅力，直到再晚些的时候，这些尤物就会散发出一股淡淡的但确实的汗臭味。”

“放松点。”我说，“她们都是人，肯定会出汗，肯定会弄脏自己，肯定还得去上厕所。你以为这里会怎么样？会有金蝴蝶在玫瑰色的迷雾中翩翩起舞吗？”

他喝干杯中的酒，将酒杯倒着拎了起来，静静地看着细流在杯口边缘汇聚成小酒滴然后滚落下去。

“我可怜她。”他慢慢地说，“她就是个不折不扣的婊子。也许我在某种意义上是有些喜欢她的。某天她会需要我，我将会是她身边唯一没举凿子的人。估计到那时候我就拍屁股走人了。”

我看着他，过了一会儿说：“你把自己卖了个好价钱。”

“是，我知道我是个懦夫，没有胆量和野心。我的天上掉了馅饼，吃下去却食物中毒。我这种男人的人生中只有一次辉煌时刻，就像一个人将秋千荡到最高处。之后他的余生将一直小心提防自己不要落下摔个稀巴烂。”

“这话从何说起？”我拿出烟斗，往里面填上烟叶。

“她害怕，怕得要死。”

“怕什么？”

“我不知道。我俩连话也不怎么说。也许是害怕老爷子。哈兰·波特是个铁石心肠的恶棍，表面是维多利亚式的体面，里子就是个冷血无情的盖世太保。西尔维娅是个荡妇。他知道也憎恨这一点，但无能为力。但他在等，静观其变，如果西尔维娅哪天卷入了某个大丑闻，他会把她一刀砍成两段，分别埋在相隔一千英里的地方。”

“你是她丈夫。”

他举起空酒杯，重重砸在桌沿上。酒杯呯的一声被撞了个粉碎。酒保盯着他，但没说什么。

“就像这样，伙计，就像这样。确实我是她丈夫。文件里是这么写的。我是那三级白色台阶，我是那绿色的大门，我是那黄铜的门环，你两短一长叩了三响，接着女仆就会打开门让你进入这间一刻千金的妓院。”

我站起身往桌上扔了些钱。“你说话太他妈的多了。”我说，“你说自己也说得实在太多了。回头见。”

我撇下目瞪口呆的他径直出了门，借着酒吧中的光线依稀分辨出他脸上的惊愕与苍白。他在我身后喊了一句什么，但我没有停步。

十分钟之后我就后悔了，但十分钟之后我已经到了别处。他此后再也没来我的办公室，一次也没有。我刺到了他的痛处。

有一个月没见到他人。再见时是某个早上的五点，天刚刚亮。持续不断的门铃将我从床上叫起。我拖着沉沉的脚步穿过走廊和客厅，双脚沉得像开垦平原的犁。打开门，他站在那里，看起来好像一周都没有合眼。他穿了一件轻便的外套，领子立了起来。他似乎在发抖。一顶黑色毡帽遮住了他的眼睛。

他手中有一把枪。

5

枪口没有指着我，只是握在手里。一把进口的中口径半自动手枪，肯定不是柯尔特或者萨维奇。疲惫的脸、伤疤、翻起的衣领、拉下的帽檐，再加上那把枪，他简直就像刚从一部过时的“打他个满地找牙”的黑帮电影中走出来。

“开车送我去蒂华纳
[1] 赶十点十五的飞机。”他说，“我带了护照和签证，一切就绪，只差交通工具。由于某些原因我不能搭火车和巴士，或从洛杉矶坐飞机。五百美金给你当车费，够了吧？”

我站在门口，没让他进来。“五百块加上那把枪？”我问。

他低下头茫然地看着枪，然后把枪放进口袋。

“算是种保护。”他说，“为了保护你，而不是我。”

“进来吧。”我往一边站，他用尽最后的力气冲进来，一头倒在了椅子里。

客厅里光线还很暗，因为房东任由灌木肆意生长，已经挡住了窗户。我打开台灯，讨了一根烟点上。我低头盯着他，把一头乱发揉得更乱了，露出我惯有的疲惫的微笑。

“这么美好的早上，你他妈的不能让我睡个懒觉吗？十点一刻是吧？好吧，还有大把时间。去厨房吧，我来煮点咖啡。”

“我有大麻烦了，侦探。”侦探，这是他第一次这么叫我，不过这和他闯进来的方式、穿的衣服、手中的枪等都很协调。

“今儿会是美好的一天，微风阵阵。你能听到对街那些坚强的老桉树在窃窃私语，聊着在澳大利亚的旧时光，小袋鼠在枝下跳来跳去，考拉互相驮着在叶间穿梭。是，我估计你有麻烦了。等喝完咖啡之后我们再聊这个。我刚起来的时候总是有点头昏眼花。让我们先和哈金斯先生和杨先生
[2] 聊一聊。”

“听着，马洛，现在不是时候——”

“别害怕，老伙计。哈金斯先生和杨先生是最棒的。他们创立了哈金斯-杨咖啡。这是他们毕生的心血、骄傲和乐趣。总有一天我会看到他们得到应有的认可。现在他们只是赚到了钱，但你别指望这就可以让他们满足。”

我把话头停在这个轻松的话题上，一个人走到后面的厨房。我开始烧水，把咖啡壶从架子上取下来。我把玻璃管蘸湿，将适量咖啡粉装进咖啡壶的上层，这时候水正好沸腾。我把这新奇玩意儿的下半部分容器装满水，放在火上，再把上半截套上去转牢。

这时候他已经跟了进来，靠在门口等了一会儿，然后侧身挤到早餐桌边，滑进了座椅。他还在发抖。我从架子上拿了一瓶“老爷爷”威士忌，用大玻璃杯给他倒上酒。我知道他需要大号的，即使这样他还是得用双手才能把酒送到嘴边。他吞下酒，把杯子砰的一声拍在桌子上，向后倒在椅背上，椅子发出刺耳的声音。

“差点没昏过去。”他轻声咕哝着，“好像一周都没怎么睡觉，昨晚一宿没合眼。”

咖啡壶差不多就要沸腾了。我把火调小，看着水位慢慢上升，挂在玻璃管底部。我把火调大一点，刚好让水沸腾起来顺着管子升上去，再快速将火候调小。我搅拌了一下咖啡，将盖子盖上，把定时器设置为三分钟。马洛是个讲究方法的家伙。没有什么能干扰他的咖啡手艺，哪怕是手中持枪的亡命徒。

我又给他倒了一口酒。“坐在那儿。”我说，“别说话，好好坐着。”

他这次用一只手就喝完了酒。我在浴室快速冲了个澡，当我回到厨房的时候，计时器的铃声正好响起。我关了火，把咖啡壶放在桌上的草垫上。我为什么一个细节也不放过？因为紧张的气氛让每件小事都格外突出，就像表演一样，每个动作都清楚而举足轻重。在这种过于敏感的时刻，你所有下意识的动作，不管是你坚持多久的习惯，都会变成彼此孤立的意志。你就像一个小儿麻痹症痊愈后学习走路的人，没有什么是理所当然的，绝对没有。

咖啡煮好了，开盖之后热气发出哧哧的声响，壶中沸腾的咖啡咕咕冒泡，但很快就平静下来。我将咖啡壶的上半截取下来，放进了水槽中。

我倒了两杯，另外还给他倒了杯酒。“这杯黑咖啡给你，特里。”我往自己那杯里加块方糖和奶油。这时我有些清醒了。之前去冰箱里拿奶油盒子时，我的意识还算不上清醒。

我坐在他对面。他一直一动不动，身子僵硬地卡在早餐桌的角落里。突然，毫无预兆地，他一头趴在桌上哭起来。

他没有注意到我伸手从他的口袋里掏出了枪。这是一把七点六五毫米口径的毛瑟手枪，造型精美。我嗅了嗅，把弹匣卸下来。里面的子弹塞得满满当当，一切正常。

他抬起头看见了咖啡，慢慢地喝了几口，并没有抬眼看我。“我没开枪打任何人。”他说。

“至少最近没有。不然这枪需要好好清洁。我不觉得你拿这枪打过任何人。”

“我好好说给你听。”他说。

“等一下。”我忍着烫，尽快将这杯咖啡喝完，又将杯子满上。“是这样的，”我说，“你要小心讲话。如果你真想让我载你去蒂华纳的话，有两件事你不能告诉我。第一——你在听吗？”

他轻轻点了点头，双眼无神，看着我脑袋后面的墙壁，脸上的疤痕在今天早晨格外刺眼。他脸色煞白，但伤疤依旧明显。

“第一。”我又重复了一遍，语速放得很慢，“如果你犯了罪，或是触犯了任何法律——我的意思是犯了重罪——你不能告诉我。第二，如果你知道有人犯了这样的罪，你也不能告诉我。只要你想让我带你去蒂华纳，你就不能告诉我。我说清楚了吗？”

他直视我的双眼，目光集中，但眼中没什么神采。咖啡已经在他体内起作用，他面无血色，但是非常镇定。我又给他续上一点，然后把咖啡壶再次加满。

“我刚才说我遇到麻烦了。”他说。

“我听见了，我不想知道到底是什么麻烦。我还要谋生，还要保全我的执照。”

“我可以拿枪逼你。”他说。

我笑了笑，把枪推过桌子。他低头看着枪但并没有碰它。

“你不可能在去蒂华纳的路上一直拿枪指着我，特里——在过境的时候不行，在登机的时候也不行。我是个偶尔和枪打交道的人。我们还是忘掉枪吧。如果我说我是因为恐惧才屈从于你的淫威，警察无疑会相信我的。假设——当然我不确定——真的有什么事情需要向警察报告的话。”

“听着。”他说，“至少得中午才有人去敲门。用人很识相，当她睡懒觉的时候不会去打扰她。但到中午时分，用人会敲门进去，而她并不在房间里。”

我抿了一口咖啡，什么也没说。

“女佣会发现她的床没人睡过。”他继续说，“接着她会去别的地方找人。离主屋很远的地方有一栋大客宅，带独立的车道和车库等。西尔维娅昨晚在那里过夜。女佣最终会在那儿找到她。”

我皱起眉头：“特里，我现在问问题得格外谨慎。有没有可能她没在家过夜？”

“她的衣服总是扔得满屋子都是，从来不把衣物挂好。女佣会知道她在睡衣外面披了一件袍子，就那样出去了。所以她只可能去客宅。”

“不见得。”我说。

“只是去了客宅。该死，你难道认为他们不知道客宅里发生了什么吗？用人一清二楚。”

“先不说这个。”我说。

他的一根手指用力划过他完好的右脸，留下一道红印。“而且在客宅里。”他继续慢悠悠地说，“女佣将会发现——”

我厉声说：“西尔维娅烂醉如泥，全身麻痹，凌乱狼狈，到眉尖都是冰凉的。”

“哦。”他想了想，想了很长时间。“当然。”他接着说，“就是那样。西尔维娅不是酒鬼。当她喝过头的时候，场面会非常吓人。”

“故事到此为止吧。”我说，“差不多了。让我即兴发挥一下。上次我们一起喝酒的时候我对你有点狠，如果你记得，撇下你就走了。你实在太气人了。三思之后，我明白你只是想自嘲，摆脱大祸将临的预感。你说你有护照和签证，但拿到墨西哥签证需要时间，他们也不是什么人都放行。所以你计划离开已经有一阵子了。我还在想你能忍多久呢。”

“我隐约觉得自己有责任留下，她可能需要我，不仅仅是作为一个幌子，免得她的老头子四处打探。顺便提一句，我昨天半夜打过电话给你。”

“我睡得太沉了，没听见。”

“接着我去了一个土耳其浴室，在那儿待了几个小时，做了蒸汽浴、浸浴、喷雾淋浴、推拿，还打了几通电话。我把车子停在了拉布雷亚和喷泉街口。我是从那儿走过来的。没人看见我转进你这条街。”

“这些电话和我有关系吗？”

“一通打给哈兰·波特。老头子昨天飞到帕萨迪纳，有生意上的事情。他一直没回家。我找不到他，直到最后才和他说上话，我告诉他我很抱歉，但是我要走了。”他一边说，一边侧脸看着水槽上方的窗户，摩挲着纱窗的金钟花矮树。

“他说了什么？”

“他很抱歉，祝我好运。问我是否需要钱。”特里粗声粗气地笑起来，“钱，这是他字母表的前五个字母。我说我有很多钱。然后我打给了西尔维娅的姐姐。内容也差不多，就这些。”

“我想问问。”我说，“你是否发现她和别的男人出现在那所客宅里？”

他摇摇头。“我试都没试，估计想发现也不难，从来都不难。”

“你的咖啡要凉了。”

“我不想再喝了。”

“不少男人，不是吗？但你还是折回去和她复婚。我明白她的确秀色可餐，不过不管怎样——”

“我跟你说过我也不是什么好东西。见鬼，我第一次为什么要离开她？为什么那次之后每次看到她就醉得一塌糊涂？为什么宁愿跌进阴沟也不向她要钱？不算上我她也结过五次婚。只要她勾勾指头，任何一个前夫都会回到她的身边。不只是图那百万美元。”

“她是大美人。”我说，然后看看手表，“为什么一定得是十点十五分在蒂华纳的这趟飞机？”

“那班飞机总是有空位。如果可以从洛杉矶搭‘康妮’
[3] ，只用七个小时就能到墨西哥城，谁会想从蒂华纳搭DC-5翻山越岭？况且‘康妮’不到我要去的地方。”

我站起来，身子贴着水槽。“现在我们把信息拼凑完整，你别打岔。今天早上你来找我，情绪很亢奋，要我送你到蒂华纳去赶早班飞机。你口袋里有枪，但我可以假装没看见。你告诉我你一直尽量忍耐，但是昨晚终于还是大发脾气。你发现你妻子醉得半死，还和一个男人有一腿。你出门，到一家土耳其浴场去打发时间，直到早上，你打电话给你老婆两个血缘最近的家人，告诉他们你打算怎么做。你去哪里和我无关。你有进入墨西哥的必要文件。你怎么进去的也和我无关。我们是朋友，我照你说的做，没想太多。我为什么要想那么多呢？你一分钱也没付给我。你有车，但你心烦意乱，没法开车。那也是你要考虑的事情。你是个情绪化的家伙，战时受过重伤。我想我应该去领你的车，塞进某个车库存放。”

他伸手到衣服内兜，掏出一把皮制钥匙包推过桌面。

“听起来怎样？”他问。

“那要看是谁在听。我还没说完。除了身上的衣服和从岳父那里拿到的一点钱，你什么也没带。她给你的每一样东西你都留下了，包括停在拉布雷亚和喷泉街口的那辆漂亮车。你想尽量走得干干净净，生活还要继续。好吧，我信了。现在我刮胡子，换件衣服。”

“你为什么这么做，马洛？”

“我刮胡子的时候，你去给自己弄点酒喝。”

我走出房间，留他坐在屋里，弯腰驼背缩在角落中。他还戴着帽子，也没脱外套，但看起来有生气多了。

我走进浴室刮胡子，然后回到卧室。当我正在打领结的时候，他走过来站在门口。“我把杯子洗了，以防万一。”他说，“但是我想了想，也许你报警更好。”

“你自己报警。我没什么好告诉他们的。”

“你想让我报警？”

我突然转身，狠狠地盯着他。“他妈的！”我几乎是朝他吼道，“看在上帝的分上，你能不能别再说了。”

“对不起。”

“你确实应该感到抱歉。你们这种人永远都在抱歉，却永远抱歉得太迟。”

他转身穿过走廊回到起居室。

我穿好衣服，锁上房屋的后半部。当我回到客厅的时候他已经在椅子里睡着了，头垂向一边，脸已经失去颜色，整个身体由于疲惫而松弛。他看起来令人怜悯。我碰了碰他的肩膀，他花了很久才清醒过来，就像走了一条漫长的路。

当他回过神来，我说：“要不要带个行李箱？那个白色猪皮的宝贝还在我衣柜的最上层呢。”

“箱子是空的。”他了无兴趣地说，“而且太显眼了。”

“你要是不拿行李箱才显眼。”

我走回到卧室，站在衣橱里面的梯子上，把白色猪皮箱子从高高的架子上拿下来。天花板门就在我的头顶，我把它推起来，尽可能够到靠里的地方，把他的皮质钥匙包丢在某根灰蒙蒙的系梁后，或是我不知道的某个角落。

我拿着手提箱爬下来，掸了掸上面的灰，塞了点东西进去：一条崭新的睡裤、牙膏、备用牙刷、几条廉价毛巾、浴巾、一包棉手绢、十五美分一条的刮胡膏、买刀片送的剃刀。这些都是全新的，没有任何印记也完全不显眼，当然如果是他自己的东西就更好了。我又放进去一品托还裹着包装纸的波本酒。我锁上手提箱，把钥匙插在一个锁孔里，拿到前面。他又睡着了。我没叫醒他，打开门，把手提箱直接拿到车库，放进敞篷车的前座后面。我把车子开出来，锁好车库，走上台阶回去叫他。锁好门窗后，我们就出发了。

我开得很快，但没到要吃罚单的程度。一路上我们几乎无话，也没停下来吃饭，没时间。

边检的人什么也没说。到了蒂华纳机场所在的那处多风台地，我把车停在靠近售票厅的地方，坐在那里等着特里买票。DC-3的螺旋桨已经缓缓转动，速度慢到只能将发动机热起来。一位身着灰色制服、身材高大的英俊飞行员正在和四个人聊天。其中一位身高约六英尺四英寸，戴着枪套。他身边有一位穿长裤的姑娘，一位小个子的中年男人和一位高得把身边男人衬得更加弱小的灰发女士。还有三四个一望便知是墨西哥人的人站在附近。看来搭飞机的就这么几个人。登机的舷梯近在咫尺，但没人着急上去。这时候一位墨西哥空服人员走下扶梯，站着等候。好像也没有扩音设备。几位墨西哥人上了飞机，但是飞行员还在跟那几个美国人聊天。

有一辆大帕卡德
[4] 轿车停在我旁边，我下车去看了一眼牌照。也许某天我会学着不管闲事。当我转过头的时候，我看见那个高个女人正盯着我这边看。

这时特里穿过尘土飞扬的砾石路走过来。

“都办好了。”他说，“就在这里道别吧。”

他伸出手，我握了握，他现在看起来气色不错，只是累，疲惫到极点。

我从老奥兹中把猪皮箱拿出来，放在砾石路面上。他生气地瞪着它。

“我告诉过你我不想要它。”他暴躁地说。

“特里，里面有一品托好酒呢，还有睡裤之类的，而且这些东西都没有个人标记。如果你不想要，就寄存在什么地方，或者扔掉。”

“我是有理由的。”他生硬地说。

“我也有。”

他突然笑起来。他拎起手提箱，用另一只手捏捏我的胳膊。“好吧，兄弟，听你的。记住，如果事情变得棘手，你可以自己做主。你不欠我什么。我们一起喝了几次酒，变成朋友，但我总是谈自己。我在你的咖啡罐里留了五张百元大钞。别生我的气。”

“你宁愿你没留。”

“我的钱连一半都花不完。”

“好运，特里。”

那两个美国人正在缓缓沿着舷梯往上爬。一位面庞宽黑的矮胖男子由售票厅的门口走出来，挥手指指点点。

“登机吧。”我说，“我知道你没杀她。所以我才会来。”

他强打起精神，身体变得僵硬。他慢慢转过身，回头望了望。

他静静地说：“抱歉。这一点你错了。我要慢慢地走向飞机。你有充足的时间阻止我。”

他走过去。我望着他。售票厅门口的家伙正在等，还不至于太着急。墨西哥人很少会失去耐心。他伸手拍拍猪皮手提箱，对特里咧嘴一笑，然后侧让一边，让特里穿过门口。过了一会儿特里由门的另一边出来，非常缓慢地走过砾石路。他停在舷梯前，朝我这边看。他没打信号或挥手。我也没有。接着他上了飞机，舷梯就被撤走了。

我上了老奥兹，发动了引擎，倒退，掉头，驶过半个停车场。高个女人和矮个男子还站在停机坪上，那女人伸出一条手帕挥舞着。飞机滑行到停机坪的尽头，扬起大量尘土，接着在远端转弯，马达加速转动，发出雷鸣声。飞机开始前进，逐渐加速。

飞机身后尘土漫天，接着它便升入空中。我望着它在疾风中徐徐抬升，继而消失在东南方向瓦蓝的天空里。

然后我离开了。边境处没有人看我一眼，就仿佛我的脸如表盘一般索然无味。

注释

[1] 位于墨西哥西北部。

[2] 此处指的是哈金斯-杨（Huggins-Young）牌咖啡。

[3] 原文Connie为洛克希德公司生产的星座号客机（Lockheed Constellation）的简称，首飞于一九四三年。DC-5是道格拉斯公司生产的一种能容纳16名乘客的小型飞机，航程较短，一直没有大规模投入使用。下文提到的DC-3是道格拉斯生产的另一种机型，也是航空史上很成功的机型之一。

[4] 二十世纪中叶最流行的豪华型轿车之一。

6

从蒂华纳回来的路很漫长，恐怕是本州最无聊的一条路了。蒂华纳什么也没有，那里的人只想要美元。羞答答的孩子侧着身子磨蹭到你的车旁，瞪着充满渴望的大眼睛说，“先生，请给一毛钱吧。”在下一秒，他们会试着把自己的姐姐卖给你。蒂华纳不同于墨西哥。边境城市就仅仅是边境城市，就像滨水区也总是毫无特色一样。你说圣地亚哥？那是世界上最美的海港之一，但只有海军和一些渔船。到了夜里那里就变成了仙境。海浪起伏，像老妇人哼唱歌谣。但是马洛得回去确认一切安然无恙。

一路向北，周遭单调得像水手的号子。穿过一座城，顺着山坡向下，沿着一条海滩，再穿过一座城，下山，海边。

我到家的时候已经两点，他们在一辆没有警标和警灯，只有双天线的黑色小轿车中等我。但是双天线也不意味着就一定是警车。在我走到台阶一半的时候，他们从车里出来，大声朝我喊。寻常的两个人穿着寻常的制服，迈着寻常的悠闲步子，就好像整个世界默不作声地等着他们发号施令。

“你叫马洛？我们想找你聊聊。”

他的徽章在我面前一晃而过，我没看清，那也许是枚害虫防治员的徽章。他一头金发微微泛灰，看起来很难搞的样子。他的同伴身材高大，帅气利落，带有一种独特的卑鄙，看起来是一个受过教育的打手。他们有一双专注和等待的眼睛。耐心而仔细，冷酷并不屑，那是警察的眼睛。在警察学院的结业会操之后，他们便拥有了这双眼睛。

“格林警长，中央凶杀组。这是戴顿警探。”

我继续上楼，打开门锁。通常你不会和大城市的警察握手，那样太过于亲近。

他们坐在起居室里，我打开窗户，微风低语，格林在介绍情况。

“有个男人叫特里·伦诺克斯。你知道他，对吧？”

“我们一起喝过几次酒，他住在恩西诺，为了钱结婚，我从没去过他家。”

“有时候。”格林说，“那是指多久一次？”

“那只是个模糊的说法，就是偶尔嘛。可以是一周一次，也可以是两个月一次。”

“见过他妻子？”

“一次，很短暂，他们结婚之前。”

“最后一次见他，什么时候？在哪里？”

我从茶几上拿起烟斗装满。格林身体前倾，靠近我。大个子家伙坐在更远处，手里拿着一支圆珠笔，笔尖靠在红边便签本上。

“我是不是该说，‘你问这些干吗？’然后你会说，‘我们负责问问题。’”

“所以你回答就好，明白？”

我点燃了烟斗，烟丝有些潮。我用了三根火柴和一段时间才点好它。

“我有时间，”格林说，“但我已经用了很长时间等你，所以干脆点，先生。我们知道你是谁，你知道我们不是在这儿等你酝酿情绪的。”

“我只是在思考，”我说，“我们之前经常去维克多酒吧，并不经常去绿灯笼和牛与熊，就是那家在日落大道尽头的想模仿英国旅馆风格的店。”

“别磨蹭。”

“谁死了？”我问。戴顿警探大声说起来，他的声音生硬、成熟、带着别想骗我的态度：“你就回答问题吧，马洛。我们在做例行调查。这就是你需要知道的。”

也许我又气又累，也许我心中有鬼。即使不了解这个家伙，我也开始讨厌他。就是隔着一间餐厅的距离看见他的脸，我也想打得他满地找牙。

“省省吧，伙计。”我说，“就算把你那套留给少管所去用，他们都会觉得是天大的笑话。”

格林咯咯直笑。戴顿虽然脸上波澜不惊，但是他突然看起来好似老了十岁，并且更加狰狞。从鼻子传出的呼吸声轻微作响。

“他通过了律师资格考试。”格林说，“你没法骗戴顿。”

我缓缓起身，走向书架。我取下合订本的加州刑法典，伸手递给戴顿。

“能麻烦你找到规定我必须要回答问题的那一节吗？”

他十分镇定。我们都知道他想重重给我一拳，但是他在等待时机，这意味着他并不确信格林会在他违规的时候支持他。

他说：“每位公民务必配合警察。以各种方式，甚至是以实际行动，尤其是通过回答任何警察认为有必要，且不构成定罪的问题。”他说话的声音生硬、明亮而流畅。

“大部分情况下，只有被直接或间接地恐吓时，才会这样。”在法律上，没有这样的义务存在。没人有义务告诉警察任何事，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

“哦，闭嘴吧。”格林不耐烦地说道，“你在回避问题，你自己心里清楚。坐下。伦诺克斯的妻子被谋杀了，在他们恩西诺的客宅中。伦诺克斯溜之大吉了。我们怎么都找不到他。所以我们在寻找谋杀的嫌疑犯。你满意了？”

我把书扔进一把椅子，回到格林对面的沙发上。“那为什么来找我呢？”我问，“我从没靠近过那所房子，我告诉过你。”

格林上上下下轻拍他的大腿，静静地朝我笑。戴顿一动不动地陷在椅子里，那眼神仿佛能把我吃了。

“因为在过去的二十四小时内，你的电话号码被写在了他房间的便笺上。”格林说，“那是本日历便笺，昨天的那一页被撕掉了，但是你可以从今天的页面上看到写字留下的印记。我们不知道他是什么时候打给你的。我们也不知道他去了哪里，为什么要去，以及什么时候去的。但是我们得问问，毫无疑问。”

“为什么会在客宅里？”我问，并不希望他能回答我，但是他回答了。

他的脸微微发红。“好像她经常去客宅。在晚上。见客人。用人们可以透过树叶看清哪里灯亮了。车辆来来往往，有时很晚，有时非常晚。说得够多了，不是吗？别骗你自己了。伦诺克斯就是凶手。他大概午夜一点的时候去往客宅。管家正巧看到了。他大概二十分钟之后一个人回来。之后什么也没发生。灯一直亮着。今天早上伦诺克斯就消失了。管家经过客宅。那女人仿佛人鱼一般赤裸地躺在床上。我告诉你，他认不出她的脸。她连脸都没有了，被人用一座猴子的黄铜小雕像砸得血肉模糊。”

“特里·伦诺克斯不会做那样的事情。”我说，“确实她对他不忠。老掉牙的故事。她总是背叛。他们离婚又复婚。我不认为这事会让他开心，但是他也没必要现在才发疯。”

“没人知道答案。”格林耐心地说，“事情总是这样，不论男女。一个人一直可以忍受，但突然他就不能忍受了。也许连他自己都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在某个特别的时刻狂怒起来。但他确实发了狂，并且有人死了。所以我们有事要办。所以我们问了你一个简单的问题。别再胡闹了，不然你只能跟我们走一趟。”

“他不会告诉你的，警长。”戴顿酸溜溜地说，“他读了那本法律书。就像很多读法律书的人一样，他以为法律真像书里写的那样。”

“你就笔录吧。”格林说，“别动脑子。如果你记得好的话我们会让你在警察聚会上唱《慈母颂》
[1] 的。”

“去你妈的，警官，如果这么说没有冒犯你的职衔的话。”

“你和他打一架。”我对格林说，“他要倒地的时候我会扶他一把。”

戴顿小心地把他的笔记本和圆珠笔放在一边，站起身，眼中闪烁着光芒。他走过来站在我的面前。

“伙计，站起来。我上过大学，但这并不意味着我得容下你这种蠢货的无理。”

我正准备站起来，还没站稳，他就打了过来。他给了我一记利落的左勾拳，又一记右勾拳。铃声响了，但不是到了饭点。我重重地坐下，晃了晃脑袋。戴顿还在那里，他正在微笑。

“我们再试一次。”他说，“刚才你还没准备好，不公平。”

我看着格林。他盯着自己的大拇指看，仿佛在研究一根倒刺。我没动，也不说话，等着他抬起头。如果我再站起来，戴顿会再挥我一拳。也许无论怎样他都会再打我。但如果我站起来而他打了我，我会把他撕成碎片，因为刚才的拳头证明他算不上拳击手。刚才那一拳正中要害，但是想打倒我还需要点时间。

格林似乎心不在焉地说：“干得漂亮，兄弟。你给了他需要的东西。醒脑拳。”

然后他抬起头，温和地说：“我再问你一遍，马洛。上一次你见到特里·伦诺克斯的时候，是在什么地方，怎么见的，聊了些什么？而且，刚才你从哪里回来。你回答，还是不回答？”

戴顿悠闲地站着，重心平稳，眼中有一丝甜蜜的光泽。

“另一个男人呢？”我问，并没有搭理他。

“什么另一个男人？”

“她在客房里，又是在床上，一丝不挂。你不会说她到那里去唱独角戏吧。”

“那个以后再说——等我们找到她丈夫之后。”

“好吧。如果你们找到替罪羊后，还想继续这一步的话。”

“你不说，那我们只能带你走了，马洛。”

“作为重要证人？“

“证人个鬼，作为嫌疑犯，凶杀案的帮凶，帮助嫌疑犯潜逃。我猜你把这家伙带到了什么地方，目前我只需要猜测。我们老大最近有点难搞，他知道规则，但是常常心不在焉。这对你来说算是不幸。不管怎么样我们都会弄到你的证词。越难拿到，我们越确定需要它。”

“对他来说全是废话。”戴顿说，“他懂法律。”

“对你俩讲的废话都太多了。”格林冷静地说，“但还是有用。来吧，马洛，我给你最后一次机会。”

“好吧。”我说，“随你怎样。特里·伦诺克斯是我的朋友。我在他身上投注了足够多的感情，多到不会因为一个警察吆喝了什么就烟消云散。你有对他不利的案子，也许比你们告诉我的还要不利。有动机、时机，加上他逃跑的事实。但这动机不是什么新鲜事，早就淡化了，几乎是婚姻交易中的一部分。我不欣赏那种交易，但他就是那种人——有些软弱，非常温和。如果他知道她死了，自然知道不能坐以待毙，其他的都不重要了。如果举行审讯并且他们传讯我的话，我得回答这些问题，但我用不着现在回答你们的问话。格林，我看得出你是好人，我也看得出你的搭档是一个有权力情结、爱亮警徽的家伙。如果你想让我惹上大麻烦，叫他再打我。我会把他那该死的玩意儿打断。”

格林站起来，悲伤地看着我。戴顿动也没动。他也就能横一下，他得中场休息，给自己打打气。

“我要用一下电话。”格林说，“但我知道我能得到什么样的答案。你是只病鸡，马洛。一只病入膏肓的鸡。滚开，别挡着我的道儿。”他最后一句话是对戴顿说的。戴顿转身走回去，拿起他的便笺本。

格林走到电话边，缓缓地拿起来。为了这一趟费力不讨好的差事，他的脸变得皱巴巴的。这就是跟警察打交道的麻烦，你已打定主意要恨之入骨，却遇到一个对你讲仁义的。

警监吩咐把我带回去，别跟我讲客气。

他们给我戴上手铐，没搜查我家，看来是疏忽了。也许他们觉得我太有经验，不至于在家里留下什么对自己不利的东西。这一点他们错了。但凡他们搜查，就会发现特里·伦诺克斯的汽车钥匙。等找到车子——迟早会找到——他们会发现钥匙能打开车门，就知道他曾经跟我在一起。

事实证明这实在没什么意义。警方永远找不到那辆车了。车子在那天晚上被偷走，很可能被开到艾尔帕索，配上了新钥匙和伪造文件，最后在墨西哥城卖掉。这是标准的流程。钱大概变成海洛因流回来。对黑道来说，这也是睦邻友好政策的一部分。

注释

[1] 《慈母颂》是一首一九一○年的美国爱尔兰裔民歌，这首歌歌颂了伟大的母爱。

7

那一年，凶杀组的头儿是格里戈里厄斯警监，属于日渐稀少但还不至于绝迹的那类警察。他们酷爱使用的办案方法包括强光、疲劳审讯、脚踢肾脏、膝顶下体、拳打太阳穴、棍击尾椎。六个月之后他因伪证罪被传唤到大陪审团面前，没审判就遭解雇，没过多久就在位于怀俄明州的自家牧场上被一头牡马踩死。

但现在我是他砧板上的肉。他坐在书桌后面，没穿外套，衬衫袖子几乎卷到了肩膀，脑袋像砖块一样寸草不生。像所有肌肉强健的中年人一样，腰部尤为结实。眼珠子呈鱼灰色，大鼻子密布凸起的毛细血管。他正在喝咖啡，发出很大声响。粗壮的手背长满汗毛，灰白的毛簇从耳朵里长出来。他用手胡乱摸着桌上的什么东西，眼睛看着格林。

格林说：“头儿，我们问了半天，他就是一副‘休想从我嘴里撬出一个字”的架势。我们是循着那个电话号码去找的他。他刚开车回来，但硬是不说去了哪儿。他跟伦诺克斯挺熟，但不肯说最后见到他是什么时候。”

“觉得自己是条硬汉，”格里戈里厄斯冷漠地说，“我们可以让他改变想法。”他说话的语气好像自己满不在乎，可能真的不在乎。没人对他发过狠。“关键是地方检察官嗅出了这案子的风头，也不能怪他，得看这姑娘的老爹是谁嘛。我猜我们最好替他好好挖挖这家伙的鼻孔。”

他看着我，仿佛我是个烟屁股，或一张空椅子。反正就是他视线内的某样东西，不必当回事。

戴顿恭恭敬敬地说：“非常明显，他整个人的态度就是想制造一个他可以拒绝说话的场面。他当着我们的面引用法律，刺激我出手揍他。我确实越界了，警监。”

格里戈里厄斯阴郁地瞥了他一眼。“如果这个小流氓都能轻易激怒你，你简直太不淡定了。谁把手铐取下来的？”

格林说是他。“戴回去，”格里戈里厄斯说，“铐紧点，让他提提神。”

格林重新把手铐给我戴上。“铐在身后。”格里戈里厄斯呵斥道。格林把我的双手铐在背后，我坐在一把硬质的椅子里面。

“再紧一点，”格里戈里厄斯说，“就像咬住他的双手。”

格林调得更紧了。我的手开始发麻。

格里戈里厄斯终于抬眼看着我。“你可以说话了，痛快点。”

我没有回答他。他向后靠着，一脸狞笑。他的手缓缓伸向咖啡杯，然后绕过了它。他身体微微前倾，咖啡杯突然猛地飞了过来，我侧身离开椅子，躲过了一劫，但是重重地摔倒，肩膀着地，翻滚了一圈才慢慢站起来。我的双手彻底麻木了，没有任何知觉。手铐以上的整条胳膊开始生疼。

格林帮助我重新坐回了椅子。湿漉漉的咖啡渍落在了椅子的面上和背后，大部分洒在了地上。

“他不喜欢咖啡。”格里戈里厄斯说道，“他手脚敏捷，行动迅速，反射完好。”

没人接话，格里戈里厄斯用鱼眼再次上下打量我一番。

“在这里，先生，一张侦探执照的分量和一张名片差不多。现在好好招供吧，先口头说，我们一会儿记录下来。要完整的。我们要一份你从昨晚十点到现在的所有行动的完整陈述。我是说一字不落。这个办公室的任务是调查一桩谋杀案，主要嫌疑犯消失了。你和他有联系。这家伙抓他老婆通奸抓了个现行，把她的脑袋剁成了肉酱，鲜血浸透头发。我们的老朋友，又是一尊小铜像。一点创意没有，就是挺奏效。先生，您以为天杀的私人侦探能在此事上援引法律？在这个国家，没有哪套警力能在法律范围内完成它的使命。你有我要的信息。你可以说不，我可以相信你，但是你连不都不说，这就不对了。朋友。六分钱都不值，来吧，说。”

“警监，能不能先把手铐拿开？”我问，“我是说如果我给你供词的话？”

“我可能会同意。长话短说。”

“如果我告诉你，在过去二十四小时里我没见过伦诺克斯，没和他说过话，不知道他现在在哪里——你会满意吗，警监？”

“也许——如果我相信的话。”

“如果我告诉你我何时何地见过他，但是不知道他杀了人，或者有犯罪发生，更不知道他现在在哪里，你会满意吗？”

“如果有更多细节，我可能会听。比如在哪里，什么时候，他看起来什么样子，谈了什么，他去了哪里。基于这些可以推导出其他结论。”

“经你的手，”我说，“结论估计就是我是从犯。”

他的下巴肌肉鼓了起来，眼睛像浑浊的冰块。“那又如何？”

“我不知道，”我说，“我需要法律建议。”我想合作。“如果我们请地方检察官办公室的人来怎么样？”

他发出短促沙哑的笑声，马上就停住了。他慢慢站起来，绕过桌子，俯身靠近我，一只大手撑在桌板上，微笑着。接着眼睛眨也不眨，铁拳就抡在了我脖子的侧面。

出拳距离不过八到十英寸，但几乎把我的头打了下来。胆汁渗入了我的嘴巴，好像还掺杂着鲜血。我什么也听不见，只有脑海中的轰鸣。他俯身看着我，仍然在微笑。他的左手还在桌子上，声音似乎从很远的地方传来。

“我曾经很硬气，现在老了。你经住了一记重拳，先生，这是你从我这儿得到的全部答复。我们市立监狱里的小伙子们真应该去运牲口。也许我们雇用他们真是屈才，他们可不像戴顿一样是白白净净、绵绵软软的拳击手。他们也不像格林一样有四个孩子外加一座玫瑰花园。他们活着有另外的乐趣。我们需要各种各样的人才，而且人才短缺嘛。你对要说的话有什么新想法了吗，如果你愿意费力说的话？”

“戴着手铐不说，警监。”说这么几句话都疼。

他朝我靠得更近了，我能闻见他身上的汗味和腐朽的气息。接着他直起身子，回到桌子那边，把他结实的屁股落在椅子里，拾起一把三角尺，用大拇指摸着其中一边，好像摸一把刀。他看着格林。

“等什么呢，警长？”

“命令。”格林从牙缝中挤出这句话，好像恨透了自己的声音。

“还需要有人告诉你怎么做吗？你是个有经验的人，记录里面写着呢。我要一份这个男人过去二十四小时所有行动细节的详实招供。可能还需要更长的版本，不过这些目前就够用了。我想知道他每一分钟都做了什么。我要在招供上签字、还得有证人、一切都证实过。两个小时之后就要。然后我要他回到这里，干净整齐，身上没有记号。还有一件事，警长。”

他停了停，给了格林一个仿佛可以冷冻刚刚焗好的土豆一样的眼神。

“下次，我问嫌犯几个礼貌问题的时候，我不想看你站在那儿瞪着我，好像我要揪掉他的耳朵似的。”

“是的，先生。”格林转过身来。“走吧。”他粗暴地说。

格里戈里厄斯露了露他的牙齿，它们非常需要清洁。“我们来念退场词吧，伙计。”

“是的，先生，”我礼貌地说，“这可能不是你的本意，不过你帮了我一个大忙，还有戴顿警探的协助。你替我解决了一个问题。没有人会愿意背叛他们的朋友，但是我连一个仇人都不会背叛到你手上。你不仅是个残暴的家伙，头脑也不太灵光。你连一个简单的审讯都不会。我本来在尖刀上行走，你可以轻易左右我，但你非要虐待我，往我脸上撒咖啡，在我无力还击的时候对我肆意挥舞拳头。从现在开始，我连你墙上钟表的时间都不会告诉你。”

出于某种奇怪的理由，他直挺挺地坐着，让我说完。接着他咧开嘴笑。“你只是小小的仇警者，朋友。那就是你，侦探，只是一个小小的仇警者。”

“在有些地方人们不恨警察，警监，但你在那些地方根本也当不上警察。”

那句话他也接受了，我猜他受得了。可能很多时候，他听到过更难听的话。接着他桌上的电话响了，他看了看，做了个手势。戴顿灵活地绕过桌子，拿起听筒。

“格里戈里厄斯警监办公室。我是戴顿警探。”

他听着，一个小皱眉把他帅气的眉毛拧成了麻花。他轻柔地说：“先生，请稍等。”

他把电话递给格里戈里厄斯。“奥尔布莱特局长的电话，长官。”

格里戈里厄斯横眉怒目。“是吗？那个下贱坯子想干吗？”他接过电话，拿着听筒等了一会儿，展平了他的怒容，说：“格里戈里厄斯，局长。”

他听着。“是的，他在我办公室，局长。我问了他几个问题，不合作，一点都不合作……怎么又是这样？”一个突然的凶相把他的脸拧成了一个黑结，暗色的血涌上了额头，他的声音却波澜不惊。“如果是直接命令，也应该由探长下达。局长……好，我会依照命令行事，直到事情被确认。当然……妈的，不。没人动他一根汗毛……是的，先生。马上。”

他把电话放回去，我觉得他的手有些发抖。他的眼睛向上扫，经过了我的脸，然后落到了格林那里。“摘掉手铐。”他语调平淡地说。

格林解开了手铐。我的双手互相搓揉着，等待着血液循环恢复带来的针刺感。

“给他在州立监狱里定一间房，”格里戈里厄斯慢慢地说，“谋杀嫌疑犯。地方检察官从我们手里直接劫走了案子，我们这儿的制度真可爱啊。”

没有人动，格林离我很近，粗重地喘着气。格里戈里厄斯抬头看看戴顿。

“你等什么呢，小奶油？一个蛋卷冰激凌吗？”

戴顿竟答不上话来。“你没有给我任何命令，头儿。”

“喊我长官，妈的！我是警长和更高级别的人的头儿，不是你的。小屁孩，不是你的，滚。”

“是的，长官。”戴顿快速走到门口出去了，但是格里戈里厄斯费力站起来，走到窗户边，站在那里背对着房间。

“赶紧，我们走了。”格林在我耳边咕哝。

“在我把他的脸踢扁之前把他带走。”格里戈里厄斯对着窗户说。

格林走到门口开了门，我开始向外走，这时格里戈里厄斯突然咆哮：“等等！关门！”

格林关上了门，背靠在门上。

“过来，你！”格里戈里厄斯冲我咆哮。

我没动，站在那里看着他。格林也没动，中间是一段惨淡的空白。接着格里戈里厄斯非常缓慢地穿过房间，站在我们对面，和我四目相对。他把大手插在兜里，脚后跟着地，身子晃来晃去。

“没动他一根汗毛。”他小声地说，好像在自言自语。他的眼睛看着远处，没有表情。他的嘴巴抽动了一下。

接着他朝我的脸上吐了一口唾沫。

他向后退步。“就这样，谢谢你。”

他转身回到窗边，格林再次打开门。

我一边往外走，一边掏我的手帕。

8

重罪区的三号牢房有两张上下铺，像火车卧铺的那种。由于牢房不是很满，我自己单独住一间。在重罪区的待遇挺好。你会分到两条毯子，不脏也不干净，还会有一块两英寸厚的坑坑洼洼的床垫，平铺在十字交错的金属床架上。牢房里有抽水马桶、面盆、纸卷，和一块满是粗砂的灰肥皂。牢房区很干净，也没有消毒水的味道。这是模范囚犯打扫的，这里从不缺模范囚犯。

狱警们有慧眼，从头到尾打量你。只要你不是个酒鬼或精神病人，或是扮成那样，你都可以留着火柴和香烟。初审前你都可以穿你自己的衣服。那之后，你得穿囚衣，没有领带，没有皮带，没有鞋带。你坐在铺位上等着，别的什么也做不了。

酗酒区里日子就没那么好了。没有床板，没有椅子，没有毯子，什么也没有。你躺在水泥地面上，你坐在马桶上，你呕吐在自己的大腿上，那简直是痛苦的深渊。我见过。

即使是光天化日，天花板上的灯也是开着的。牢房的不锈钢门上有一个小窗户，上满罩着一个用钢条制成的铁栅栏。灯光由钢质门外的人控制。九点钟熄灯。没有人经过门口或说些什么。你可能正在读报纸或者杂志上的一句话，没有任何动静或提示，就突然一片黑暗。夏日破晓前，你唯一能做的就是睡觉，如果你能睡得着的话，或者吸烟，如果你有烟，或者思考，如果你想的事情不会让你觉得比大脑空空更为糟糕。

在看守所里的人是没有人格的。他只是一个需要被丢掉的小麻烦和报告上的几条记录。没人关心谁爱他或者恨他，他长什么样子，他之前生活得怎样。没人理他，除非他惹了麻烦。没人虐待他。对他唯一的要求是他静静地走向正确的牢房，并在那里保持安静。在那里不需要斗争或者动怒。狱卒都是没有敌意或者虐待倾向的安静男人。所以你读到的书中桥段：大吼大叫，敲打牢房的铁条，偷运汤勺，带着棍棒冲进来的看守——都是大监狱里的故事。一处好的看守所是世界上最安静的地方。当你在夜晚穿过一个普通的牢区，隔着铁条往里看的话，你会看见一团棕色的毯子，一个毛茸茸的脑袋，或者是一双不知望向哪里的眼睛。你可能会听见鼾声，偶尔你可能会听见噩梦中的惊叫。在这里，生活是暂停的，没有目的或是意义。在另一间牢房你可能会看到一个睡不着或尝试去睡觉的人。他坐在床板的一角一动不动。他看着你，你看着他。他没话说，你也沉默，没有什么交流可言。

在牢区的一角，也许另有一道钢门通往指认间。其中一面墙是涂黑的钢丝网，后墙上是为了测身高画好的线，头顶上是泛光灯。按照规定，你早上过去——就在夜班队长离岗之前。你靠在测量线上，强光照亮你，铁丝网后没有光，但是有很多人：警察、侦探、市民，有被抢劫的，被侵犯的，受骗上当的，被用枪指着滚出自己车的，被巧取豪夺了一生积蓄的。你看不见他们，也听不见他们的声音。你只能听见夜班队长的声音，大声且清楚。他指挥着你的步调，仿佛你是只表演的狗。他疲惫、冷嘲热讽但孔武有力。在这台历史上档期最长的戏中，他是一个舞台监督，但他自己早已对此丧失兴趣。

“好了，该你了，站直。收肚子，收下巴，肩膀往后。头摆水平，往前看。向左转，向右转，脸再朝前。伸出手，手掌向上，手掌向下。把袖子拉起来，没有可见的伤疤。深棕色头发，有些发灰。棕色眼睛，身高六英尺一点五英寸，体重大概一百九十磅。名叫菲利普·马洛。职业，私人侦探。好，好，很高兴见到你，马洛，就这样吧，下一个。”

十分感谢，队长，多谢您花时间。您忘了让我张开嘴，我有几颗镶得不错的牙，一个非常高级的全瓷甲冠，价值八十七块钱呢。您也忘了看看我的鼻子里面，队长，里面有很多疤痕。我做过隔膜手术，那医生简直是个屠夫！那几年还要花两个小时，我听说现在二十分钟就能搞定。我打橄榄球时受的伤，队长。我本来想拦一个悬空球，结果计算稍有失误，挡住了那家伙踢球之后的脚。那一球我们被罚退后十五码，手术第二天，他们从我的鼻子里拽出硬邦邦的止血带，一次拽出一英寸长。我不是在吹牛，队长，我只是告诉您，小事最说明问题。

第三天上午过半，一个狱官打开了我的牢房。

“你的律师到了，把烟蒂按灭，别按在地上。”我把烟蒂丢在抽水马桶里冲走。他把我带到会议室。一位身材高大、面色苍白的黑发男子站在那里，向窗外眺望。桌子上有一个鼓鼓囊囊的棕色公文包。他转过身，等着门被带上。然后他在靠近公文包的地方坐下——在一张布满疤痕的橡木桌子的另一头。这张橡木桌有些年头了，好像是从诺亚方舟上拆下来的，而诺亚当年估计也是买的二手货。那位律师打开了一个银制香烟盒，放在他面前，朝我看过来。

“请坐，马洛。来一根烟吗？我叫恩迪克特，休厄尔·恩迪克特。我受托来做你的律师，你不用付任何费用或者代价。我猜你想从这里出去，对吧？”

我坐下，拿了一根香烟，他用打火机帮我点上火。

“很高兴又见到你，恩迪克特先生。我们之前见过——当你还是地方检察官的时候。”

他点点头，“我不记得了，但很有可能。”他淡淡一笑，“那个位置不太合我的胃口。大概我不够凶狠吧。”

“谁请你来的？”

“我不能说。如果你接受我做你的律师，你不用操心费用。”

“我猜他们抓到他了。”

他只是盯着我看。我一口口地吐着烟。是那种带滤嘴的香烟，味道像棉絮滤过的浓雾。

“如果你指的是伦诺克斯的话。”他说，“你当然说的是他，不，他们还没有抓住他。”

“何必搞得这么神秘，恩迪克特先生？谁请你来的？”

“我的委托人希望不具名，那是他的权利。你接受我吗？”

“我不知道。”我说，“如果他们没有抓到特里，为什么要把我关起来？没人问过我任何事情，也没人接近过我。”

他皱了皱眉，低头看着他纤长白皙的手指：“地方检察官施普林格亲自负责本案。他可能太忙了，还没来得及问你话。但是你有权接受传讯，参与庭审。我可以通过人身保护权程序保释你，你大概清楚法律流程。”

“我被控涉嫌谋杀。”

他不耐烦地耸耸肩：“那就是一种万金油说法。你也可能会被转押到匹兹堡，或者被控任何一项罪名。他们指的是事后从犯吧。你把伦诺克斯送到了某个地方，不是吗？”

我没有回答，我把索然无味的烟扔到地板上，踩了两脚，恩迪克特又耸了耸肩，皱起眉头。

“只是为了表明我的观点，先假设你那么做了。为了证明你是从犯，他们得证明你的意图。在那种情况下，意味着你知道罪行已产生，知道伦诺克斯是个逃犯。不管怎么样你都可以被保释。当然，你是一个重要证人。但是在本州的法律中，不能以重要证人的名义把人关押起来，除非有法庭指令。只有法官有权宣布，某个人是不是重要证人。但是执法人员总能找到达到他们目的的办法。”

“是的。”我说，“一个叫戴顿的警探揍了我，叫格里戈里厄斯的警监朝我扔了一杯咖啡，打了我的脖子，力量足以打断一根动脉，你看现在还肿着呢。奥尔布莱特局长打来电话阻止他把我交给审犯人的那帮魔王，格里戈里厄斯还朝我脸上吐口水。你说得对，恩迪克特先生，执法的那帮家伙可以为所欲为。”

他看了看他的腕表，眼神锐利：“你希望被保释，对吗？”

“谢谢，我看不必了。对于公众来说，一个被保释的人已经是半个罪人。如果他后来能开脱，只能说是律师精明。”

“这想法太傻。”他急不可耐地说。

“好吧，就算是傻，我很傻。要不我也不会在这里。如果你和伦诺克斯有联系，请转告他别再来烦我。我不是为了他才进来的，我是为我自己，毫无怨言。本来就是交易的一部分，我从事的行当就是有很多人带着麻烦来找我。大麻烦，小麻烦，反正总是一些不愿意让警察知道的麻烦。如果一个拿着警盾的彪形大汉就能把我弄得心慌意乱、闻风丧胆，他们以后还会来找我吗？”

“我明白了。”他缓缓地说，“但是让我纠正一件事情。我和伦诺克斯没有联系。我几乎不认识他。和所有律师一样，我是法庭官员。如果我知道伦诺克斯在哪里，我不能向地方检察官隐瞒信息。我至多在和他面谈之后在特定的时间和地点将他交给当局。”

“不会有其他人委托你来帮助我了。”

“你是在说我是个骗子吗？”他俯身把烟蒂在桌子底下按熄。

“我似乎记得你是弗吉尼亚人，恩迪克特先生。在这个国家，我们对弗吉尼亚人有根深蒂固的印象，他们是南部骑士精神和荣誉的精髓。”

他笑了笑，“说得很好听。我倒希望那是真的。但是我们在浪费时间。如果你还有点脑子的话，你本来可以告诉警察你已经一周都没见过伦诺克斯了。这不必是真话。发誓时再说真话不迟。骗警察并不犯法，他们也会预料到。你骗他们比一言不发更让他们开心。沉默是对他们权威的直接挑战。你想从中得到什么？”

我没搭腔，我真的没有答案。他站起来，伸手拿他的帽子，关上他的香烟盒，装进口袋。

“你非要演戏。”他冷冷地说，“捍卫你的权利，大谈法律。马洛，你还能更天真点吗？像你这样的人应该知道趋利避害。法律不等于公正。这是一套非常不完善的机制。如果你恰巧按了正确的按钮并且运气够好，正义也许会浮出水面。法律仅仅是一套机制而已。我猜你也并不想被帮助，所以我先不打扰了，如果你改了主意可以随时找我。”

“我再坚持一两天。如果他们抓到了特里，他们不会在乎他是怎么逃跑的。他们只会关心怎样将庭审变成一场马戏。哈兰·波特女儿的谋杀案是足以轰动全国的头条新闻。像施普林格那样哗众取宠的家伙可以借这场表演把自己直接送上首席检察官的位置。从那里他可以升任州长，然后从州长——”我戛然而止，让没说完的话在空中飘荡。

恩迪克特慢慢露出了嘲讽的笑容：“我不认为你非常了解哈兰·波特先生。”他说。

“如果他们没找到伦诺克斯的话，他们也不会想知道他是怎么逃跑的，恩迪克特先生。他们只会想快点忘掉整件事情。”

“全算计过了，对不对？马洛？”

“我有时间嘛，我只知道哈兰·波特先生应该值一亿美元，并且拥有九到十家报社。公关进行得怎么样？”

“公关？”他声音冰冷。

“是的。还没有媒体的人采访我。我希望趁此机会在媒体上出出风头，这样的话能生意兴隆。私家侦探宁愿入狱，也不肯出卖朋友。”

他走向门口，转过身来，手放在门把上：“你把我逗乐了，马洛。有时候你挺幼稚。是的，一亿美元可以引起很多关注，我的朋友，如果使用得当，也可以买来一片缄默。”

他打开门走了出去，然后一个警官走进来，把我带回了重罪区的三号牢房。

“我猜你不会在这里待很久了，如果有恩迪克特的话。”他把我锁进牢房时，愉快地说。我说但愿如此。

9

值上半夜班的狱警是一个金发的大块头，肩膀宽厚，笑容很友善。他已步入中年，早就不轻易对人同情或发怒了。他要轻轻松松上八小时班，一副万事顺遂的模样。他打开牢门。

“你有伴了，地方检察官办公室来的。没睡着，嗯？”

“对我来说有点早。现在几点？”

“十点十四。”他站在门口，环顾整间牢房。一条毯子在下铺摊开，一条折起来做枕头。垃圾桶里有些用过的废纸巾，面盆的一角还有沓厕纸。他满意地点点头，“这里面有个人物品吗？”

“只有我。”

他没关牢房的门。我们走过安静的走廊，进入电梯，下楼到登记处。一名身穿灰色西装的胖男人站在桌边抽一个玉米芯烟斗。他指甲很脏，浑身发臭。

那人恶狠狠地说：“我是地方检察官办公室的斯普兰克林。格伦茨先生在楼上等你。”他把手伸到背后，拿出一副手铐，“我们试试大小。”

狱警和登记员被逗笑了，朝他咧着嘴乐：“怎么了，小斯普兰？怕他在电梯里打劫你吗？”

他低声怒吼道：“我可不想惹麻烦。之前有个家伙从我手里溜走过，他们可把我骂惨了。走吧，小子。”

登记员推了一张表格给他，他用花体字签上了名，说：“我从来不冒不必要的险。在这个城市谁都不知道会碰到什么事。”

一位巡警带进来一个耳朵血淋淋的醉汉，走向电梯。“小子，你有麻烦了。”斯普兰克林在电梯上对我说，“各种严重的麻烦。”这似乎给他一种莫名的满足。“在这个城市一个人可以惹上好多麻烦。”

电梯管理员回头对我眨眼睛。我咧嘴一笑。

斯普兰克林厉声告诫我：“小子，别想耍花招。我开枪打过一个人。他想逃。他们可把我骂死了。”

“你总是被骂，对不对？”

他仔细想了想，说：“是的，不管怎么样他们都会骂你个狗血淋头，真是个难混的城市，不尊重人。”

我们走了出来，穿过了地方检察官办公室的双扇门。电话总机关闭了，夜线电话会直接打进来。没有人在等候室，几个办公室的灯是开着的。斯普兰克林打开了一间亮着灯的小屋子的门，里面有一张书桌、一个档案柜、一两把硬质椅子，还有一个敦实的男人，他长了一副无情的下巴和愚蠢的双眼。他的脸红通通的，正在往桌子抽屉里塞什么东西。

“你不知道敲门啊。”他朝着斯普兰克林怒吼。

“对不起。格伦茨先生，”斯普兰克林支吾着，“我正在想犯人的事情。”

他把我一把推进了办公室。“需要我把手铐解下来吗，格伦茨先生？”

“我不知道你他妈的为什么要给他戴上。”格伦茨不快地说。他看着斯普兰克林从我手腕上把手铐解开。他把钥匙拴在了葡萄柚一般大的钥匙串上，怎么找都找不到。

“好了，滚开。”格伦茨说，“在外面等着带他回去。”

“可我算是已经下班了，格伦茨先生。”

斯普兰克林红着脸把他肥墩墩的屁股挪出了门外。格伦茨野蛮地盯着他。当门关上的时候，他的凶光转移到了我的身上，我拉出一把椅子坐下。

“我没让你坐下，”格伦茨怒吼。

我从我的口袋中拿出一根散烟塞进嘴里。“我也没说你可以抽烟。”格伦茨怒吼。

“我在牢房里可以吸烟，为什么这里不行？”

“因为这是我的办公室。我说了算。”一阵纯威士忌的气味飘过了桌子。

“赶紧再来一杯，”我说，“能让你镇定下来，我们进来的时候打断了你。”

他的背重重地靠在椅子背上，脸变成黑红色。我擦亮一根火柴点燃香烟。

过了漫长的一分钟，格伦茨温和地说：“好啊，硬汉，确实是个男人，嗯？你知道吗，他们进来的时候都高矮不一、形形色色，但是出去的时候都是一个尺寸——渺小，都是一种情状——垂头丧气。”

“你为什么要见我，格伦茨先生？如果你想要喝酒，尽管喝。我自己劳累、精神紧张、工作过度的时候也会来一杯。”

“你似乎没把你惹的麻烦放在眼里。”

“我不认为我有任何麻烦。”

“咱们走着瞧，现在我需要一份你的完整供词。”他用手指弹了弹桌子旁边的立式录音机。“我们现在就要录下来，明天再笔录出来。如果副警长满意你的供词，他会在你许诺不出城的情况下放了你，开始吧。”他打开录音机。他的声音冰冷而果断，并且有意地令人感到恶心。但是他的右手不停地向桌子抽屉一点点挪过去。他的鼻子上已经出现了和年龄不符的血管，而且眼白的颜色很吓人。

“我厌倦了。”我说。

“厌倦什么？”他厉声说。

“又小又硬的男人在又小又硬的办公室里说些毫无意义的狠话。我已在重刑犯牢房关了五十六个小时。没有人对我作威作福，没有人想证明他们狠。他们用不着。他们的狠劲已经准备好，随时可以使出来。我为什么入狱呢？我被登记为嫌疑犯。他妈的哪种法律规定一个人要被放进重罪牢房，就因为他拒绝回答某个警察的问题？他有什么证据？只是一个便笺本上的电话号码。他们把我关起来又想证明什么呢？除了他有能力这样做之外什么也证明不了。现在你也用同一个套路——只是为了让我知道你可以在这间雪茄盒大小的办公室里产生多大的权力。你让这个哆哆嗦嗦的保姆深夜把我带来这里。你认为我独坐五十六个小时后脑子就会变得不清醒？你认为我会趴在你的怀里大哭，让你抚摸我的头，就因为我在监狱里寂寞得要命？别胡扯了，格伦茨。喝你的酒，通点人性吧，我认为你只是在完成你的工作。但请把这些铜指套脱掉。如果你足够强壮，那根本不需要这些。如果你需要它们，那你就没资格对我呼来喝去。”

他坐在那里一边听一边看着我，接着他狞笑起来。“精彩的演讲，”他说，“现在废话说尽，开始录口供吧。你想要逐条回答，还是自己组织语言？”

“我刚才在对着鸟说话，”我说。“只是想听听穿梭于树枝间的微风的声音。我不会录什么口供的。你是个律师，你知道我不一定要这么做。”

“没错，”他冷冷地说。“我清楚法律。我知道警察工作的流程。我是在给你一个证明自己清白的机会。如果你不想要，那我乐得清闲。明天早上十点我可以传讯你，召开初审。你可以获得保释，尽管我不会轻易允诺，但如果你得到保释，也不是那么简单的，会让你破费不少，这也是一个办法。”

他低头看着桌子上的文件，读了读，然后面朝下放好。

“什么罪名？”我问他。

“第三十二节。事后从犯。重罪，最多可能在圣昆丁监狱待五年。”

“最好先抓住伦诺克斯，”我小心地说。格伦茨手上有东西，我能从他的态度里面感受到。我不知道有多重要，但是他肯定有东西。

他向后靠着他的椅背，抓起一支笔，慢慢地在他两个手掌之间转动，然后他笑了，好像自得其乐。

“伦诺克斯是个很难藏匿的人，马洛。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找到他们你需要一张非常清晰的照片，但是对于一侧脸满是伤疤的人，你不用。更不用说还没到三十五岁的脸就配上一头白发。我们现在有四个目击证人，可能还会更多。”

“他们看到了什么？”我嘴里泛出一股苦味，好像是刚才格里戈里厄斯揍我之后尝到的胆汁味，让我想起我的脖子还肿痛着。我轻轻地揉了揉。

“别傻了，马洛。一名圣地亚哥高等法院的法官和他的妻子正巧在送他们的儿子和儿媳上飞机。四个人都看见伦诺克斯了，法官的妻子看见他来时的汽车还有载他的司机。你连祈祷的份儿都没了。”

“不错，”我说。“你们怎么联系上他们的？”

“广播和电视上的特别播报，只需要一份完整的描述。法官自己打电话进来的。”

“听起来不错，”我就事论事地说，“但是事情没这么简单，格伦茨。你得要抓住他，证明他犯了谋杀罪。然后你还得证明我知情。”

他在电报后面打了个响指。“我想我得再喝一杯酒，”他说。“最近加班太多。”他打开抽屉，把一瓶酒和一个烈酒杯放在桌子上。他把酒倒满，一仰脖一饮而尽。“好多了，”他说，“好太多了。对不起，因为你还在被羁押，我不能请你喝。”他塞好瓶口，把酒瓶放在一边，还不至于够不着。“哦对了，我们得证明些什么，你说的。好吧，也可能我们已经有了一封自白书，傻瓜。太糟糕了，不是吗？”

一只小小的但非常冰凉的手指划过了我的脊椎，就像一条冰冷的爬行昆虫。

“所以为什么你需要从我这里拿到口供？”

他咧着嘴笑了。“我们需要一份干净的记录。伦诺克斯会被带回审讯。我们需要收集所有能得到的证据。与其说我们想从你这里套出些什么，不如说我们设法让你免于惩罚——如果你配合的话。”

我盯着他看。他玩了一会儿手上的文件，在椅子里动来动去，看着他的酒瓶，用了强大的意志力才没伸手去够它。“也许你想看整出剧本，”他突然用奇怪的眼神挑衅我。“好吧，聪明家伙，告诉你我没扯谎，我说给你听。”

我俯身靠在他的桌上，他以为我要抢他的瓶子。他猛地抓走，放回了抽屉。我只是想往烟灰缸里扔一个烟蒂罢了。我又后仰了回去，点了另一根烟。他快速地说。

“伦诺克斯在马萨特兰下了飞机，一个航空枢纽，大概三万五千人口的城市。他消失了两到三个小时。接着一个身材高大、黑发褐肤、满脸刀疤的男人以西尔瓦诺·罗德里格兹的名字订了一班到多利昂的飞机。他的西班牙语非常好，但是没有好到配得上他的名字。对于褐色皮肤的墨西哥人来说，他太高了。飞行员把他的情况上报了。多利昂的警察行动太缓慢。墨西哥警察可没有风火轮，他们做得最好的就是拿枪崩人。等他们开始行动的时候，那个男人已经包机前往一个叫欧塔托丹的小山城，一个不太上档次的夏日湖区度假地。包机飞行员曾经在德克萨斯受训为一名战斗机飞行员，英语讲得很好。伦诺克斯假装听不懂他说话。

“如果真的是伦诺克斯的话。”我插了一句。

“等一等，伙计。确定是伦诺克斯无疑。好吧，他在欧塔托丹下了飞机，在一家酒店登记，这次叫马里奥·德·塞尔瓦。他带了一把枪，毛瑟7.65mm口径的，当然这在墨西哥没什么稀奇。但是包机飞行员认为这家伙来历不明，所以和当地的执法机构通了气。他们监视伦诺克斯，和墨西哥城那边核对了信息，然后就住进酒店暗中监视。”

格伦茨拿起了尺子，反复打量，只是一个避免看我的无意义姿势。

我说，“哈哈，聪明小子，你的包租飞行员，对客户照顾周到，这个故事烂透了。”

他突然抬头看着我。“我们想要的，”他干巴巴地说。“是一个快速的审判，二级谋杀的有罪辩护我们会接受。有些禁区我们不想碰触，毕竟这个家庭是很有影响力的。”

“你是说哈兰·波特。”

他快速地点点头。“就我来看这个想法是大错特错。施普林格可以去现场调查，什么都有：性、丑闻、金钱、美丽而不忠的妻子、受伤的战争英雄丈夫——我觉得那就是他伤疤的来源——妈的，够做好几个礼拜的头条素材了。全国的小报都会照单全收。而我们只能让它赶快淡出公众视野。”他耸耸肩膀。“好吧，如果头儿想这么做的话，全听他的。你能录口供了吗？”他转向一直发出轻微嗡嗡声的录音机，前面的灯还亮着。

“关上它，”我说。

他转过身来，恶狠狠地看着我。“你喜欢待在看守所？”

“还不错。见不到最好的人，但谁他妈的想呢？讲点道理吧，格伦茨。你想把我变成一个告密的小人。也许是我固执，甚至多愁善感，但是我也讲求实际。假如你要雇一个私人侦探——好吧，好吧，我知道你不喜欢这个点子—但假如这是唯一的出路。你会想找一个背叛朋友的人吗？”

他盯着我，眼里满是仇恨。

“还有几点。你不觉得伦诺克斯的逃跑策略有一点太透明了吗？如果他想被抓到，他不用这么麻烦。如果他不想，他不会傻到在墨西哥把自己扮成墨西哥人。”

“什么意思？”格伦茨怒气冲冲地问我。

“意思是你可能对我扯了不少谎。没有什么染过头发的罗德里格兹，也没有在欧塔托丹的马里奥·德·塞尔瓦，你根本不知道伦诺克斯在哪里，就像不知道黑胡子海盗的宝藏藏在哪里一样。”

他又拿出了酒瓶，给自己倒了一份烈酒，一饮而尽，整个人逐渐放松下来。他在他的椅子里转来砖去，关上了录音机。

“我本来想审讯你，”他用刺耳的声音说，“你就是那种我愿意对付的聪明家伙。这个罪名会一直笼罩着你，小可爱。走路的时候、吃饭的时候、睡觉的时候，都跟着你，下一次你一越界，我们就会借此干掉你。目前我得做一件让我反胃的事情。”

他一把拍在桌子上，把正面朝下的文件拿过来，翻转过来签了字。你总是能看出一个人签自己名字的样子。他的动作很独特。接着，他站起来，踱步绕过他的桌子，把他鞋盒大办公室的门打开，大喊斯普兰克林的名字。

这个胖男人满身狐臭地进来，格伦茨把文件递给他。

“我刚刚签了你的释放令，”他说，“我是一个公仆，有时候有些令人不快的公务。你想知道我为什么签名吗？”

我站起来，“如果你想告诉我。”

“伦诺克斯案结了，先生。不再有什么伦诺克斯案了。今天下午他在酒店房间开枪自杀，留下一封完整的自白书。在欧塔托丹，我刚才说过。”

我站在那里，什么也没看。用我的余光我看见格伦茨慢慢地缩回去，好像他觉得我要揍他。可能那一瞬间我看起来十分危险。接着，他又回到他的桌子后面，斯普兰克林抓住了我的胳膊。

“过来，动起来，”他抱怨地说，“人有时候也想回家。”

我跟着他走了出去，关上门。我轻轻地掩上门，活像屋里刚刚死了人。

10

我拿出个人物品清单的副本，交了上去，照原件开了收据，然后把我的所有东西放回口袋。一个男人靠在登记桌的另一端，当我转身准备离开时，他直起身子跟我说话。他身高约六英尺四英寸，瘦得像根电线。

“要搭车回家吗？”

在昏暗的光线中，他显得既苍老又年轻，疲惫又悲观，倒不像个骗子。“要多少钱？”

“免费，我是《日报》的朗尼·摩根，我收工了。”

“噢，跑警察局口的。”我说。

“就这一周，通常我在市政厅附近盯梢。”

我们走出警局，看见他的车停在停车场。我抬头看了看天空，有几颗星星，但星辉暗淡，那是一个微凉而惬意的晚上。我吸了一口夜晚的空气，然后钻进他的车，他开车离开。

“我住得很远，在月桂谷。”我说，“你把我放在哪里都行。”

“他们送你进局子。”他说，“却不管你怎么回家。我对这个案子很感兴趣，既好奇又生厌。”

“这案子大概已经没了。”我说，“特里·伦诺克斯今天下午朝自己开了一枪，照他们的话说。照他们的话说。”

“真是方便。”朗尼·摩根说，眼睛看向挡风玻璃的前方。他的车在安静的街道上悄无声息地开着。“这帮他们修了一堵墙。”

“什么墙？”

“有人想给伦诺克斯的案子围上高墙，马洛。你这么聪明，应该能看懂吧？这桩案子不会再引发什么大动静了。地方检察官今晚前往华盛顿，要去开个什么会。他放弃了这些年来最为引人瞩目的一次机会。为什么？”

“我什么都不知道，我一直在看守所里。”

“因为某人承诺给他应得的好处，这就是原因，可不是钱那么粗俗的玩意儿。有人许诺给他想要的东西。和这宗案子有关系的人中只有一个能做到，就是这位姑娘的父亲。”

我把头仰靠在汽车的一角。“听起来有点不太可能。”我说，“媒体怎么办？哈兰·波特是拥有几家报纸，不在乎竞争吗？”

他飞快地看了我一眼，一副被逗乐的表情，然后又开始专心开车。“干过新闻这一行吗？”

“没有。”

“报纸都属于富人，他们都是一伙儿的。确实，他们之间存在竞争——发行额、采访区域、独家消息，这些竞争是实打实的，只要不损害到报业大佬们的威望和特权。如果触及他们利益的话，消息的盖子就会合上。我的朋友，伦诺克斯一案的盖子算是合上了。这个案子，朋友啊，如果好好挖掘，能卖不少报纸呢。在这案子里该有的元素都有。审判会把全国各地的专栏作家都吸引过来。但是不会有当庭审判了。伦诺克斯在审理还没开始之前就已经死翘翘。就像我说的，这对于哈兰·波特和他的家人来说，实在是太省心了。”

我直起身来，狠狠地瞪着他。

“你认为有人搞鬼？”

他的嘴角拧出一抹嘲笑。“也可能有人在伦诺克斯自杀的时候帮了他一小把。比如，他抵抗逮捕。墨西哥警察手很滑，一不小心就扣动扳机。如果你想打赌，我敢说大概率连子弹孔都没人数。”

“我认为你错了。”我说，“我很了解特里·伦诺克斯。很久之前他就觉得自己一文不值。如果他们把他活着带回来，他也不会抵抗。他同样会背上杀人的罪名。”

朗尼·摩根摇了摇头。我已经知道他要说什么。他继续说：“没可能，如果他只是枪杀她或者敲开了她的头盖骨，那倒是有可能。但作案手法太残忍了。她的脸被捣成了肉酱。他最轻也会被判二级谋杀，但那样会搞得乌烟瘴气。”

我说：“你可能是对的。”

他又看了看我，“你说你了解这个人。你认为这是诬陷吗？”

“我很累，今晚没心情思考。”

我们静默良久，然后朗尼·摩根静静地说，“如果我真是一个明白人，而不是一个受雇的记者，我会认为他不是凶手。”

“这是一种想法。”

他往嘴里塞了一根烟，在仪表盘上擦燃一根火柴点上烟。他安静地吸着，瘦削的脸上挂着紧锁的眉头。我们抵达了月桂谷，我告诉他在哪里拐下大道，在哪里转进我那条街。他的车扰动了坡上的宁静，停在我的红木台阶脚下。

我下了车，说：“谢谢载我回来，摩根。想来一杯吗？”

“留到下次吧。我猜你想独处。”

“我大有时间可以独处，太他妈多了。”

“你有一位朋友，得好好告别。”他说，“如果你愿意为了他进监狱的话，那他一定是位好朋友。”

“谁说我为他坐牢？”

他微微一笑，“我只是不能写出来，但并不意味着我什么也不知道。再见，回头见。”

我关上车门，他掉头驶下山坡。当他的尾灯消失在拐角处时，我爬上台阶，拾起报纸，走进空荡荡的房子。我点亮了所有的灯，打开了所有的窗户。这地方太闷了。

我煮了些咖啡，喝掉，从咖啡罐子里掏出五张百元大钞。它们被紧紧地卷起来，贴着罐子压在咖啡下面。我手握一杯咖啡，来回踱步。我翻完了堆在前门所有的报纸。伦诺克斯的案子一开始雷声大，但到第二天早上，故事的一半就被挤到了其他版面。有一张西尔维娅的照片被登出来，但没有特里的。还有一张我从没见过的自己的快照，下面的标题是“洛杉矶私家侦探拘留待审”。还有一张伦诺克斯在恩西诺的房子的大照片。房子是仿英式的，有许多尖尖的房顶。光是擦玻璃的费用，可能就得有上百美金。房子矗立于一个小山坡上，占地两英亩左右，对于洛杉矶地区来说，这可是很大一片房地产。还有一张客房的照片，客房是主楼的微缩版本。房子被树篱围起来。两张照片显然是从远处拍下的，被放大和修饰过。但并没有报纸中所说“死亡之屋”的照片。

这些东西我全看过，在监狱里。但是我用不同的角度重新阅读并且审视它。报纸什么有用信息也没有，有一位美丽富有的姑娘被谋杀了，所有的媒体都被彻底屏蔽。无声的力量从很早就开始行动了。跑犯罪新闻的记者肯定都咬牙切齿却无可奈何。这影响力显而易见。如果特里在她被谋杀当晚就和身处帕塞迪纳的岳父通过话，那警方接到通知前，庄园里外肯定早就有许多警卫把守护驾了。

可有件事无论如何也说不通——她居然被揍成那样。没人能让我相信那是特里所为。

我熄了灯，坐在打开的窗户旁。外面，一丛灌木里，一只知更鸟发出一串串优美的颤音，又孤芳自赏了一会儿，才安安静静地睡去。我的脖子有点痒，于是我刮了胡子，洗了澡，平躺在床上聆听，好像远处的暗夜里有一个声音，一种平静又耐心的声音，使一切都变得清晰起来。可是我听不见，而且知道以后也不会听见。没人会向我解释伦诺克斯的案件。任何解释都没有必要。杀人犯自首并已身亡，连审讯都免了。

像《日报》的朗尼·摩根所说，非常省心。如果伦诺克斯杀了自己的妻子，那万事大吉。没有必要审讯他，并因此带出令人不悦的细节。如果不是他杀的，也没有问题，一个死人是世上最好的替罪羊。他不会回答你的任何问题。

11

早上，我又刮了胡子，穿戴好，像往常一样驶入市中心，停在老地方。假如停车场服务生碰巧知道我是个重要的公众人物，他可是一点没声张。我上了楼，在楼道里拿出钥匙准备开门。一个深色皮肤、长相顺眼的家伙看着我。

“你是马洛？”

“怎么？”

“等一会儿。”他说，“有人想见你。”他原来背靠着墙，现在直起身，无精打采地走开了。

我迈进办公室，捡起了邮件。桌上邮件更多，是夜间清扫的女人放的。我打开窗户，拆开信封，扔掉大多数没用的信件。我打开另一道门的蜂鸣器，装满烟斗，点燃，然后坐在那里等着人来喊救命。

我不带感情地想起了特里·伦诺克斯。他已经退到了远处，白色的头发、带疤的脸颊、软弱的魅力和他独有的骄傲。我没有评判他，也没有分析他，就像我从没问他是怎么受伤或者他怎么碰巧就和西尔维娅这样的人结了婚。他就像你在船上遇见并熟识的某个人，但并不真正了解。他走了，就像一个你在码头道别的人，他说我们保持联系，老兄，但你清楚你们都不会再联系彼此，很可能你将永远不会见到他。就算再见，他也会彻头彻尾变成不同的人，变得和其他坐在餐车里的扶轮社
[1] 会员一样。生意怎么样？噢，还不错。你看起来不错。你也是。我又胖了。谁不是呢？还记得“法兰克尼亚”（管他叫什么）之旅吗？哦，当然，很棒的旅行，不是吗？

去他的很棒，你只是无聊得要死。你和那家伙说话，只是因为周围没有你感兴趣的人。也许像我和特里·伦诺克斯的情况一样。不，不太一样。他的一部分属于我。我在他身上花了时间和钱，还付出了在牢里待上三天的代价，更别说下颌上的重击和脖子上的一拳，以至于我每次吞咽的时候还能感受到疼痛。现在他死了，我连他的五百块都没法还回去。这让我感到恼火，总是这些小事让你感到恼火。

门铃和电话铃声同时响起。我先接起电话，因为门铃只是意味着有人走进了我的袖珍等候室。

“请问是马洛先生吗？恩迪克特先生找您。请稍等。”

他连上了线。“我是休厄尔·恩迪克特。”他说，就好像不知道他该死的秘书已经告诉我他的名字。

“早上好，恩迪克特先生。”

“很高兴听到他们放了你。我认为你不抵抗的想法是对的。”

“那不是想法，只是固执。”

“我估计你不会再听到这个案子的消息了。如果听到，并且需要帮助，告诉我。”

“怎么会？那男人已经死了。他们得费劲证明他曾经来找过我、我知情，还要证明他犯了罪或者是逃犯。”

他清了清嗓子，小心翼翼地说：“也许你还不知道他留下了完整的口供。”

“我知道，恩迪克特先生。你是一位律师，不知道我这么建议是不是越界，我那份供认也需要被验证，不管是真实性还是准确性，对吧？”

“恐怕我没时间和你讨论法律问题。”他尖刻地说，“我要去墨西哥，有个糟心的任务。估计你知道是什么？”

“啊哈！取决于你代表谁。你没告诉过我，记住。”

“我记得非常清楚。好吧，再见，马洛。我仍然愿意提供帮助。我也给你一个小建议。不要太自信地认为你是清白的，你所处的行业非常容易受到攻击。”

他挂了电话。我小心地把听筒放回原位。我皱着眉头在那里坐了一会儿，手仍然放在听筒上。我慢慢舒展眉头，站起来打开通往等候室的连通门。

一个男人坐在窗边，揉着一本杂志。他身着西服，蓝灰底色上有几乎看不见的淡蓝色格子。他双脚交叉，脚蹬一双黑色莫卡辛鞋——软鹿皮系带鞋，这种鞋子有两个气孔，几乎像休闲鞋一样舒服，不会一走路就弄坏袜子。他的白色手绢折成正方形，墨镜的一角从手绢后面显现出来。他有一头深色的茂密卷发，晒得很黑。他抬起头用鸟一样明亮的双眼看着我，微笑着，嘴上一抹修剪得极细的胡子。他的领结是红褐色的，尖尖的领结系在白得发亮的衬衫上。

他把杂志扔到一旁，说：“这些破杂志净刊登这些破文章。我刚才在读一篇关于卡斯特罗的文章。对，他们对卡斯特罗知根知底，就像我对特洛伊的海伦一清二楚。”

“我能为你做什么？”

他不慌不忙地看了我一眼，说“骑着红色大摩托的人猿泰山”。“什么？”

“你。马洛。骑着红色大摩托的人猿泰山。他们对你动粗了？”

“多多少少有一点。这和你有什么关系？”

“在奥尔布莱特给格里戈里厄斯打电话之后？”

“不，在那之前。”

他点了点头。“有个有钱人罩着你，让奥尔布莱特威胁那个蠢货。”

“我刚才问你这和你有什么关系？顺便说一句，我不认识奥尔布莱特长官，我也没让他做任何事情。他为什么要替我出头？”

他愁眉苦脸地瞪着我，慢慢地站起来，像只美洲豹一样优雅。他走过房间，向我的办公室里看去，突然又转头瞟我一眼，然后走了进去。他就是那种在哪里都不客气的家伙。我随他走了进去，关上门。他站在桌边，环顾四周，脸上满是愉悦的表情。

“你微不足道。”他说，“太不起眼了。”

我绕到桌子后面等着。

“你一个月赚多少钱，马洛？”

我任由他说，点燃我的烟斗。

“最多七十五块。”他说。

我把燃尽的火柴扔进烟灰缸，吐出一口烟。

“你是个胆小鬼，马洛，做些鼠窃狗盗的事情。你太渺小了，不拿着放大镜都找不到你。”

我什么也没有说。

“你的感情廉价，整个人都很廉价。你和一个家伙交好，喝点小酒，插科打诨。他身无分文的时候塞给他一条面包，然后你就把自己给搭进去了。你就像读《弗兰克·梅里维尔》
[2] 的学生娃一样。你没有胆子，也没有脑子，没有关系，又没悟性，所以你空有一番姿态，还期待别人趴在你身上哭泣，简直就是只哗众取宠的猿猴。”他露出疲倦的笑容。“在我的账本上，你连五分钱也不值。”

他上身横跨桌子，反手在我的脸上弹了一下，随意而轻蔑。他并不想真的弄疼我，那浅浅的笑容始终留在他的脸上。见我不为所动，他慢慢坐下，把胳膊肘撑在桌子上，用黝黑的手托住棕色的下巴。像鸟一样亮晶晶的眼睛盯着我，空洞的眼神里只剩下光亮。

“知道我是谁吗，便宜货？”

“你叫门涅德斯，小弟们叫你门迪。你的营业范围是日落地区。”

“是吗？我是怎么发达的？”

“那我可不知道，说不定一开始你在墨西哥的窑子里拉皮条。”

他从口袋里拿出一个金色的香烟盒子，用一只金色的打火机点燃了一根棕色的香烟。他吐出呛人的烟雾，点了点头，把金色的香烟盒放在桌子上，用指尖摩挲着。

“我是一个大坏人，马洛。我赚很多钱。我得赚大钱去压榨那些我要压榨的人，以便赚更多钱来压榨他们。我在贝莱尔有一幢价值九万块的宅子，装修又花了我更多钱。我有一位铂金色头发的妻子，两个在东部上私立学校的孩子。我老婆买宝石的钱花了十五万，买皮草和衣服也得有七万五。我有一个管家、两个女仆、一个厨子、一个司机，那个到哪儿都跟着我的马仔还不算。我走到哪里都是众人的焦点。什么都用最好的，最可口的食物，最陈年的酒，最豪华的酒店套房。我在佛罗里达有一栋别墅、一艘出海的游艇和五名船员。我有一辆宾利、两辆卡迪拉克、一辆克莱斯勒旅行车，我的儿子有一辆名爵，过两年我也会给女儿买一辆。你有什么？”

“不多。”我说，“今年我有一栋房子可以住——一个人住。”

“没有女人？”

“只有我。除了房子，还有你看到的这些，我还有一千两百块的银行存款和几千块债券。你的问题算是得到回答了吧？”

“你赚的最大的一笔是多少钱？”

“八十五块。”

“老天啊，一个人还可以再廉价一点吗？”

“别演戏了，告诉我你到底想要什么。”

他掐灭抽了一半的烟，马上点燃了另一根。他向后靠在椅子里，朝我翘起嘴角。

“我们三个曾在一个散兵坑里同吃同喝。”他说，“那里简直太冷了，总是下雪。我们吃罐头。冰冷的食物。有时候有子弹，更多的时候是迫击炮。我们冻得发紫，真是紫色。兰迪·斯塔尔和我，还有这个特里·伦诺克斯。一颗迫击炮扑通落到我们三人中间，但不知为何没有爆炸。那些德国佬有一大堆鬼点子。他们有变态的幽默感。有时候你以为是个哑炮，结果三秒钟后它就炸了。特里在我和兰迪反应过来之前就立马抱住它跳出了坑。他动作真的很快啊，兄弟，就像一个控球员。他脸朝下趴着，把炮弹扔得老远，结果它在空中爆炸了。大部分爆炸物在他头顶空爆，但有一大块击中了他的侧脸。就在那时德国佬发动了进攻，等我们清醒过来，我们已经不在那里了。”

门涅德斯不再说话，黑眼珠闪闪发光，无比坚毅地瞪着我。

“谢谢你告诉我。”我说。

“你真能开玩笑，马洛。没事，兰迪和我讨论过，我们认为发生在特里·伦诺克斯身上的事情足以让任何人疯掉。很长一段时间我们认为他死了，但他没有。德国佬抓走了他。他们拷打他，持续了大概一年半，颇有成效，但是把他伤得太重了。我们花了重金才知道事情的来龙去脉，也花了不少钱才找到他。但是我们在战后的黑市赚了不少，我们付得起。特里为了救我们的命，得到的是半张全新的脸、白发和神经衰弱。在东部他开始酗酒，到处被搜捕，整个人快完蛋了。好像他有心事，但是我们从不知道是什么。接着就听说他娶了这个富家女，意气风发。他和她离婚，又跌入谷底，再婚，接着她就死了。兰迪和我什么都不能为他做。他不让我们帮忙，除了那份在拉斯韦加斯的临时工作。当他有困难的时候他不来找我们，却去找你这样廉价的人，一个被警察推来搡去的家伙。然后他也死了，没和我们说再见，也没给我们任何机会回报他。我本来可以把他弄出国，比老千洗牌还快。但是他跑去向你哭诉，这让我很伤心。一个便宜货，一个警察可以随意摆布的家伙。”

“警察对谁都可以随意摆布。你想要我做什么？”

“停手吧。”门涅德斯简洁地说。

“停什么手？”

“不要想靠伦诺克斯的案子赚钱或出名。结束了，结案了。特里死了，我们不希望他泉下不安。他吃够了苦头。”

“多愁善感的流氓。”我说，“简直太好笑了。”

“小心你的嘴巴，便宜货。门迪·门涅德斯从不和别人理论，他只下命令。你另找财路吧，明白？”

他站起来，面谈结束。他拿起他的手套，雪白色的猪皮手套。看起来手套从没被戴上过。门涅德斯先生穿着入时，但在他花哨的外表下面，是一副难对付的硬骨头。

“我没有想出名。”我说，“也没人给我什么钱。他们为什么要给我，图什么？”

“别逗我，马洛。你在牢里待了三天，可不是因为你是个老好人。你收了报酬。我不知道到底是谁，但我心里有数。而且我想到的那个人简直太有钱了。伦诺克斯的案子结束了，而且也不会翻案，即使——”他立马打住，用手套敲打着桌角。

“即使特里不是凶手。”我说。

他的惊讶就像露水夫妻戒指上的金边一样轻。“我希望我和你意见一致，便宜货，但是那说不通。即使说得通，特里也希望事情像现在看起来这样，那就盖棺论定吧。”

我一言未发，过了一会儿，他慢慢地露齿而笑。“骑着红色大摩托的人猿泰山。”他拉长声调说，“一个硬气的家伙，让我好好过来踹他几脚。一个为了几张毛票讨生活的家伙，可以被任何人呼来喝去。没钱，没家，没前途，什么也没有，再见，便宜货。”

我直直地坐着，牙关紧闭，盯着桌角上他金色香烟盒的光晕，感到苍老而疲惫。我站起身，缓缓去够那个盒子。

“你忘了这个。”我边说边走到桌子的另一边。

“我有半打这样的。”他不屑地说。

当我离他足够近时，我伸手把香烟盒递给他。他的手随意地伸过来接住盒子。“来半打这个感觉怎么样？”我边问边朝他肚子正中间狠狠地一击。

他弯着腰哀号，香烟盒掉在了地板上。他后靠到墙根，双手不住地前后抽搐，大口地喘着粗气。他汗流浃背，艰难而缓慢地直起身子来。我们再次四目相对。我伸出手用一根手指划过他的下颌骨。他一动不动，终于在棕色的脸上挤出了一丝笑容。

“我没想到你有这个种。”他说。

“下次带把枪，要么就别叫我便宜货。”

“我手下人带枪了。”

“那就让他一起来。你会用得上他。”

“你真是刀枪不入，马洛。”

我把金色的香烟盒用脚拨到一边，弯腰捡起来递给他。他接过后扔进了口袋。

“我不明白。”我说，“你怎么舍得花时间到这里来挤兑我，而且内容很乏味。所有的狠家伙都乏味。就像玩牌的时候抓了一手的A。你什么都有，这也意味着你什么都没有。你只是坐在那里看着自己，怪不得特里不来找你帮忙了，找你帮忙简直就像从妓女那里借钱。”

他用两根手指轻轻地按着自己的肚子。“我很遗憾你这么说，你可能太自作聪明了。”

他走向门口，打开门。外面，保镖直起身子，从对面的墙边走过来。门涅德斯一扭头，保镖进入办公室，站在那里面无表情地看着我。

“仔细看看他，奇克。”门涅德斯说，“万一有什么情况，你要认得他。你和他说不定哪天要过过手。”

“我已经见过他了，老大。”这个肤色光滑黝黑、嘴唇紧闭的家伙用他们最爱用的嘴唇不动的方式说，“他不敢惹我。”

“别让他打到你的肚子，”门涅德斯苦笑说，“他的右勾拳可不简单。”

保镖只是朝我冷笑道：“他甭想靠近我。”

“好吧，再见，便宜货。”门涅德斯说着向外走去。

“改天见，”保镖漠然地说，“我叫奇克·阿戈斯蒂诺。我猜你有一天会了解我。”

“就像了解一张脏报纸，”我说，“到时候提醒我不要踩你的脸。”

他下颌的肌肉鼓了起来，然后突然转身，跟在他老板后面走出去。

气压铰链门慢慢合上，我竖着耳朵仔细听，但是没听到他们下楼的脚步声。他们走路和猫一样轻。为了确定他们已经离开，一分钟后我又打开了门，向外看了看，大厅空荡荡的。

我回到桌前坐下，花了点时间思考为什么一个像门涅德斯这样挺重要的地痞会愿意花时间亲自到我办公室警告我别管闲事，而且紧接在休厄尔·恩迪克特的警告之后，虽然措辞不同，但大意相似。

我没想通，觉得不如将计就计。我拿起听筒，打到拉斯韦加斯的水龟俱乐部，直接问个清楚，菲利普·马洛找兰迪·斯塔尔先生，没结果。斯塔尔先生出城了，我想找其他联系人吗？不，我都不是很想和斯塔尔说话。那只是我一闪而过的念头。他那么远，也打不到我。

自那以后，三天内一切太平。没人揍我，拿枪崩我，或是打电话警告我少管闲事。没人雇我去找闲逛的女儿，走失的妻子，遗落的珍珠项链，或者不翼而飞的遗嘱。我只是坐在那里盯着墙面。伦诺克斯案就此结案了，就像事发一样突然。有一个简短的审讯，连我都没有被传唤，时间也选在一个奇怪的钟点，事前没有公告，也没有陪审团。法医公布了自己的判决——西尔维娅·波特·韦斯特海·迪·乔尔乔·伦诺克斯的死是由他丈夫泰伦斯·威廉·伦诺克斯蓄意谋杀造成。大概一份自白被当场宣读，记录在案，其真实性大概也足以让法医感到满意。

尸体交付家属，用飞机运回北方，安葬在家族墓地中。媒体没有受邀，也没有任何人接受采访，更不用说哈兰·波特先生，他从不接受任何人的访谈。他几乎和达赖喇嘛一样很少露面。身家上亿的有钱人都过着一种特别的生活，被仆人、保镖、秘书、律师和温顺的管理者层层保护。你只能假定他们也吃饭、睡觉、理发、穿衣服，但是你永远不确定。所有你读到或者听到关于他们的消息，都是被一帮重金雇用的公共关系专家精心处理过的。他们打造并维持一副好用的面具——简单利落、棱角分明，像消毒过的银针一样。不必真实，但曝光信息必须前后一致，而这些信息本身就屈指可数。

第三天下午的晚些时候，电话响了，是一个自称霍华德·斯潘塞的男子，他是一家纽约出版社派来加州办事的代表，有问题要找我帮忙，约我次日十一点在丽兹—比弗利酒店的酒吧碰面。

我问他是哪种问题。

“有点棘手的问题。”他说，“但是完全合乎道德。如果我们无法达成一致，我也会按照你的时薪付费，不用担心。”

“谢谢，斯潘塞先生，那倒不必。是我认识的人向你推荐了我？”

“一个知道你——如果也算上因为你最近扯上的官司而认识你的人，马洛先生。我得说我是因为那件事情才对你产生兴趣的。然而，我的事和那件惨案没什么关系。只是——算了，我们到时候边喝边聊，电话里先不说了。”

“你确定你想和一个进过局子的人打交道吗？”

他笑了笑，他的笑和他的声音一样令人愉悦。他说话的方式就像纽约人学会佛拉特布什
[3] 腔之前的样子。

“我认为，马洛先生，那件事情对你是有利的宣传。让我补充一点，并不是因为，用你的话说，你进过局子，而是因为，我可不可以这样说，即便在重压之下，你都惜字如金。”

他的话充满标点，像一本厚重的小说，至少在电话里是这样。

“好的，斯潘塞先生，我明早会去的。”

他感谢我，然后挂了电话。我不知道是谁为我做的广告。我以为是休厄尔·恩迪克特，于是我打电话去查，但是他已经出城一周，还没回来。其实这并不重要，即使在我这行里，偶尔也会有满意的客户啊，况且我需要工作，因为我需要钱，或者说我以为我需要，直到那天晚上我到家后发现一封夹了张“麦迪逊肖像”
[4] 的信。

注释

[1] 现名国际扶轮（Rotary International），为国际性服务组织，创建于一九○五年，通过将各业中的领导人物聚集起来，提供人道主义服务，在各行各业中践行较高的道德标准，促进世界范围内的慈善、和平事业。

[2] 《Frank Merriwell》，自一八九六年起出版的系列小说，故事动人但毫无文学价值。主人公弗兰克·梅里维尔是一位虚构的文武双全的街头英雄。

[3] 位于纽约布鲁克林。

[4] 五千美元面值的美钞上是詹姆斯·麦迪逊的肖像。麦迪逊是美国开国元勋之一，曾就任美国第四任总统。

12

那封信放在我家台阶底部的红白鸟舍形信箱内。信筒上方连在摇臂上的啄木鸟被摇了起来，就算这样，我可能都不会去检查信筒，因为我从来没有信件寄到过家里。但最近那只啄木鸟的嘴尖掉了，木头刚刚开裂，估计是哪个调皮孩子用原子枪打坏的。

信封上有“航空信”的标记，并且贴了一大堆墨西哥邮票。如果不是墨西哥最近不断在我脑海中出现，我未必认得出信封上那些字。邮戳我看不清，是用手盖的，印泥已经模糊不清。信很厚，我爬上台阶，坐在客厅里，准备读信。夜晚非常安静，也许是一封来自死人的信带来了它应有的寂静。

信既没有日期也没有开场白。

我正坐在一间不太干净的酒店二层房间的窗边，它位于一个叫欧塔托丹的临湖山城。窗户下面就是一个邮筒。我已经安排服务生替我把信寄走。一会儿他来送咖啡，就会把信取走，我特地嘱咐他要把手高高举起，这样我能在他把信塞进信筒的时候看得一清二楚。他完成任务后会得到一张一百比索的纸币，对他来说简直是他妈的一笔横财。

干吗这么偷偷摸摸的呢？门外有一个穿着尖头鞋、脏衬衫、黑皮肤的家伙在盯梢。他在等什么，我毫无头绪，不过他不让我出去。只要信能寄出去，这倒也没什么。我希望你拥有这笔钱，因为我不需要，当地的宪兵肯定会把它抢走。这钱也不是要你去买什么，就当是为给你造成这么多麻烦道个歉，且是对一名君子的敬意吧。如常，我把所有事情都搞砸了，但我还有一把枪。直觉告诉我你可能在某一刻已有了结论。也许是我杀了她，也许不是，但是我绝不可能做那件事，我没有那么残暴。所以一定有什么事情不太对头，但是没关系，一点儿也没有。现在最重要的是避免没必要和无用的丑闻。她爸爸和姐姐从未伤害过我。他们有他们的生活，我来到这里，是出于对自己人生的厌恶透顶。并不是西尔维娅害得我变成了混混儿，我本来就是。至于她为什么嫁给我，我没法给你一个简洁的答案。我觉得可能就是心血来潮。至少她死的时候年轻美丽。他们说欲望使男人变老，但是让女人保持年轻。他们说过很多荒唐话。他们说有钱人总是可以保护自己，他们的世界是永远的夏日，我和他们一起生活过，他们其实都是无聊而孤独的人。

我写了一封自白书。与其说我有点害怕，不如说我感到反胃。你在书中读到过这些情境，但是你读不到真相。当它发生在你身上的时候，当你只剩下口袋里的枪，当你被困在一个陌生国家肮脏的小旅馆里走投无路，而只有一条出路时，相信我，朋友，这既不高尚也不令人激动，只是单纯地觉得恶心、肮脏、灰暗、阴郁。

所以忘了这件事情和我吧，不过先替我去维克托喝一杯螺丝锥子。你下次煮咖啡的时候，给我倒一杯，倒一点波旁酒，给我点根烟，放在咖啡杯旁。在那之后彻底忘掉所有事情。特里·伦诺克斯结束并且离场了。所以，再见。

有人敲门，我猜是服务生送咖啡来了。如果不是，估计会有一阵扫射。一般来说，我喜欢墨西哥人，但我不喜欢他们的监狱。再见。

特里

全部内容如上。我折上信，把它放回信封。估计敲门的就是送咖啡的服务生，不然我永远不可能见到这封信，更别说里面夹着的一张“麦迪逊肖像”，五千美金巨钞上的麦迪逊肖像。

它就在我面前，一张绿油油、挺括的钞票，躺在桌面上。以前我从没有见过五千块的纸币。很多在银行工作的人也没见过。很可能，像兰迪·斯塔尔和门涅德斯这样的角色会带几张在身上。如果你去银行想换一张，他们不一定会有。他们得从美联储帮你申请，可能要好几天。整个美国境内，只有一千张在流通，我的这张散发着柔美的光泽，创造出属于自己的独特阳光。

我坐在那里盯着这张纸币看了很久。最后，我把它收进我的信件夹里，然后走向厨房去煮咖啡。不知道是不是多愁善感，我按照他的要求，倒了两杯，往他的那杯里加了波旁酒，放在我送他去搭飞机那天早上他坐的桌边，又给他点了根烟，把烟放在杯子旁的烟灰缸里。我看着水汽从咖啡杯中腾起，烟气也从香烟中升起。外面的黄钟花丛中有一只鸟正闹个不停，自顾自地低声啁啾，时不时快速地振动双翅。

然后，咖啡的蒸汽都散去，烟也燃尽，只剩下一个熄灭的烟蒂在烟灰缸一角。我把它扔进水槽下面的垃圾桶。我倒掉咖啡，洗干净杯子放好。

只是做了这点事情，好像也不值五千美金。

过了一会儿，我去看了夜场电影。毫无意义。我几乎没注意演的是什么，只有噪音和一张张大脸。回家后，我摆了一局很乏味的西班牙开局，也没什么意思，所以我只好上床睡觉。

但是我没睡着，凌晨三点我还在踱步，听哈恰图良
[1] 在拖拉机厂里干活。他把自己的作品称作小提琴协奏曲，我叫它松掉的电扇皮带，管他呢。

彻夜未眠对我来说简直和肥胖的邮递员一样少见。如果不是因为霍华德先生在丽兹—比弗利等我，我可能会开一瓶酒把自己灌醉。下次我再看到一个醉倒在劳斯莱斯银魂里的礼貌家伙，我会夺路而逃，没有什么陷阱比你自己挖的坑让你陷得更深。

注释

[1] 阿拉姆·伊里奇·哈恰图良（Aram Ilyich Khachaturian，1903-1978），出生于格鲁吉亚第比利斯，苏联作曲家、指挥家。作品有《马刀舞曲》《加雅涅》等。

13

十一点时，我坐在餐厅侧楼右手边第三个卡座里，背靠着墙，可以看见所有进进出出的人。那是一个晴朗的早上，没有烟尘，甚至没有高雾。阳光闪烁在游泳池水面上，游泳池从酒吧的玻璃墙一直延伸到餐厅另一头。一位身着白色鲨鱼皮泳衣的丰满女郎正在爬通向三米板的梯子。我盯着她晒黑的大腿和泳衣之间的那道白色印痕，心荡神驰。然后她消失了，被深垂的屋檐挡住。过了一会儿，只见她向前翻腾一周半跃入池中，水花高高地溅起，和阳光形成一道不逊于女郎姿色的美丽彩虹。然后她爬上泳池，解下白色的泳帽，松开美白牙贴，扭着屁股走到一张白色小桌前，坐在一个小伙子身边，他穿白色斜纹裤子、戴墨镜，肤色黑得均匀，大概率就是泳池服务生。他伸手拍拍她的大腿，她张开血盆大口笑起来，这让我对她的兴趣顿失。我听不见她笑，但只要看她露出牙齿在脸上咧出一个大洞就让我受够了。

酒吧很空，隔着三个卡座，有几个小痞子在互相兜售二十世纪福克斯的电影片段，只不过他们用的不是钱，而是手脚并用的夸张手势。他们中间的桌子上有一部电话。每过两三分钟，他们就会比赛看谁能给扎努克
[1] 打电话提供一个好点子。他们年轻、皮肤黝黑、热切、充满活力。他们打电话使的力气比我把一个大胖子抬上四层楼还要多。有个坐在酒吧凳上的可怜家伙在和酒保聊天，那酒保在擦亮一只玻璃杯，面带僵硬的微笑，这是那种人们忍着不尖叫时才憋出的笑容。顾客是个醉醺醺的中年人，穿着入时。他想说话，即使不是真心想说，也没办法停下来。他礼貌且友好，我听他说话并不含糊不清。但你可以想象，他从一堆酒瓶中醒来，只有在睡前才会松开。他的余生可能就这样交代了，他之前的人生也大抵如此。你永远不会知道他是怎么变成那样的，因为即使他告诉你，那也不是真相，充其量只是他所知事实的扭曲记忆而已。世界上任何一个安静酒吧里都有一位这样的伤心男子。

我看了看手表，这个精力充沛的出版商已经迟到了二十分钟，我等半个小时就走。听凭顾客差遣是不会有好结果的。如果他能随意摆布你，就会认为其他人也可以，要是这样他可不会雇用你。现在我不缺工作，不会为了得到一份工作让这个从东边来的傻瓜把我当成弼马温。这些大老板，坐在八十五层的实木镶板办公室里，面对着一排按钮和对讲机，身边还站着一个穿卡内基职业女士特别款的秘书，一双大眼睛闪烁着希望。他们会让你九点整到，就算你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也得面带愉悦微笑静候他两小时，他才翩然而至，身上还带着双份吉布森的酒劲儿。如果你有一点不快，他被激怒的管理者本质就会暴露出来，对你一通发作后，他至少得到阿卡普尔科
[2] 度假五周才能重回忙碌高调的节奏。

一个上了年纪的酒吧侍应生飘过来，轻轻地瞥了一眼我掺水的威士忌。我摇摇头，他微微颤了下花白的乱发。就在此时，一位梦中情人走了进来。对我来说在那一瞬间整个酒吧好像都安静了，那些小痞子停止了胡闹，高脚凳上的醉汉不再絮叨，这场景就像乐队指挥刚刚在乐谱架上打完拍子，正举起双臂悬在空中的那一刻。

她纤细高挑，身着高定白色连衣裙，搭配黑白波点围巾绕在脖间。精灵公主般的浅金发色，头发好像小鸟依巢般嵌在一顶小巧的帽子里。双眸是罕见的矢车菊蓝，睫毛长而色泽淡。她走到对面一张桌子前面，脱下白色过腕长手套。年老的服务生为她把餐桌拉出来，那种礼遇我一辈子也享受不到。她坐下，一边把手套塞进提包，一边谢谢他，微笑那么温柔，那么精致纯洁，他差一点就要失去知觉了。她低声对他说了些什么，他身体前屈，退步匆匆离开，仿佛人生有了新的使命。

我盯着她看，她察觉到了我的目光。她的眼神微微上移，而我已经把目光挪开。但不管看向哪里，我都屏息不敢出声。

世上有不少金发碧眼，她们几乎快成了被打趣的对象，而且各具特色。那些假扮成金发碧眼的就不提了，她们像极被漂白的祖鲁人，脾气“软”得像人行道一样。有娇小可爱的金发碧眼，像小鸟一样叽叽喳喳；也有高大如雕塑一般的金发美人，用冰蓝色的眼睛示意你休想近身；还有的金发碧眼会仰视你，体香迷人，闪烁着微光，依偎在你的怀抱里。不过每当你想带她回家的时候，她总是非常非常疲惫。她姿态无助，总有那讨人厌的头痛。要不是你庆幸在付出过多心血、金钱和希望之前搞明白了头痛的原因，你简直想给她一拳，那头痛挥之不去，就像永不磨损的武器，如亡命徒的轻剑或卢克雷齐娅的毒药一样致命。

有一种腰肢柔软、主动献殷情的嗜酒金发女郎，穿的衣服必须是貂皮，去的场所必须是星光屋顶，还有足量的香槟供应。有一种娇小活泼的金发美人，和你称兄道弟，样样要自己付钱。她如阳光般灿烂、通情达理、精通柔道，可以一边过肩摔倒一个卡车司机，一边看《星期六评论》，至多只看漏一个句子。还有一种苍白的金发美人，像是患了不要紧但难以治愈的贫血症。她萎靡不振，幽灵一般，谈话轻声细语，你不能对她动一根指头，首先你根本不想这么做，其次她不是在读《荒原》，用意大利文读但丁，就是在读卡夫卡、克尔凯郭尔
[3] ，要么就是在研究普罗旺斯文。她热爱音乐，纽约爱乐乐团演奏欣德米特
[4] 的作品时，她可以告诉你六把低音提琴中哪把慢了四分之一拍。我听说托斯卡尼尼
[5] 也能听出来，他们俩旗鼓相当。

最后是美艳的展品类型，死了三任大盗男友之后，她连续嫁给了几个百万富翁，各得一百万美元，最后落得在安提比斯海角
[6] 的一栋淡粉色的别墅，一辆配两位司机的阿尔法·罗密欧
[7] 豪华轿车，一帮没什么新意的贵族朋友，她对待他们就像年事已高的公爵和管家道晚安一样，表面温情，实则心不在焉。

对面这个梦一样的女人不属于上述各类，甚至不属于那种世界。她难以归类，像山泉一样悠远纯粹，像水色一样难以捉摸。我还盯着她看，只听一个声音在我身旁响了起来。

“我太迟了，我道歉。得怪这个。我叫霍华德·斯潘塞。当然，你是马洛。”

我转头看着他。他中年，有些臃肿，穿着随意，好像想也没想，但是胡子刮得很利索，薄而柔顺的头发精心地梳过宽阔的头顶。他穿着俗气的双排扣背心，那种在加州只有波士顿观光客会穿的衣服。他带着无边眼镜，拍着一只破破烂烂、有些年头的公文包，显然这就是那个“罪魁祸首”。

“三本全新足本手稿，虚构作品。要是还没来得及拒绝就弄丢，就有点尴尬了。”他打了个手势，示意那个老服务员过来，他刚给那位梦一样的美人送上一大杯绿色的什么饮料。“我特别喜欢杜松子酒加柳橙汁。实在是上不了台面的一种酒。你也来一杯？好的。”

我点点头，年老服务员走开了。

我指指公文包说：“你怎么知道你会退掉？”

“但凡写得好，就不会由作家亲自送到酒店来啦，纽约的经纪人会先要去。”

“那为什么要收下？”

“一方面因为不想伤感情；另一方面所有的出版商都在找这种千分之一挖掘好作品的机会。但更多情况下你在一个鸡尾酒会上，被介绍给很多人，有些作品刚刚写好，你又喝高了，与人为善，对同类充满爱心，所以你就说你想看看手稿。接着手稿就以令人厌恶的速度送到了酒店，你不得不走完过场，但是我并不认为你对出版商和他们的问题感兴趣。”

服务生把酒端来了。斯潘塞抓起他的那杯，痛快地大口下肚。他没发现对面坐的金发女郎，他的注意力全在我身上，他真是个不错的中间人。

“如果是工作需要，”我说，“我也能偶尔读读书。”

“我们有一位最重要的作家住在这一带，”他随意地一提。“也许你读过他的书。罗杰·韦德。”

“嗯—哼。”

“我懂你的意思。”他遗憾地笑了。“你不喜欢历史传奇小说，但是它们卖疯了。”

“我没什么意思，斯潘塞先生。我看过他的一本书，我觉得很拙劣，我是不是不该这么说？”

他咧嘴笑笑，“哦，不。很多人都和你意见一致，但问题是他不费吹灰之力就是最畅销的。现在成本这么高，每个出版商都得有几个这样的作家。

我往金发女郎那边看过去。她刚刚喝完青柠汽水还是什么别的，正在看着她的袖珍腕表。酒吧里的人多了起来，但还不至于嘈杂。那两个小痞子在挥舞着双手，孤独的饮酒客还在吧凳上，多了几个伴儿。我回身看着霍华德·斯潘塞。

“和你要说的问题有关吗？”我问他。“这个叫韦德的人，我是说。”

他点点头，上上下下打量了我一番。“讲讲你自己吧，马洛先生。我是说，如果你不反对这个提议的话。”

“哪方面？我是个拥有营业执照的私家侦探，从业已久。独来独往，未婚，接近中年，并不富裕。我不止一次进过监狱，从不接手离婚业务。我喜欢酒精、女人、象棋还有其他几样东西。警察不太喜欢我，可我和其中几个也相处得不错。我是本地人，出生在圣罗莎，双亲已故，没有兄弟姐妹，所以就算哪天我在黑暗的巷子里被干掉——这种事情在我这行当里时有发生，也可能发生在许多别的行当或是游手好闲的人身上——也不会有人觉得生命从此失去了支柱。”

“我明白了。”他说，“但你还是没有说我想知道的信息。”

他干掉了橙汁杜松子酒，我并不喜欢。我朝他露齿而笑，“我忘了一件事，斯潘塞先生。我兜里有一张麦迪逊的画像。”

“麦迪逊的画像？不好意思，我不——。”

“一张五千元的纸币。”我说，“随身携带，我的护身符。”

“老天爷。”他压低声音说，“那不是非常危险？”

“是谁说过当超过一定限度，危险程度就没有高低之分了？”

“应该是沃尔特·白芝浩
[8] ，他谈论高空作业工人的时候。”然后他笑了，“对不起，但我是一个出版商。你是个不错的人，马洛。我想给你一次机会，如果我不给，你也不在乎，对吗？”

我对他笑笑，他喊了服务生，又点了两杯酒。

“事情是这样的。”他谨慎地说，“我们现在搞不定罗杰·韦德，他写不下去了。他失控了，而背后一定有原因。那家伙好像要垮掉了，不是疯狂喝酒，就是大发脾气，每隔一阵他就会连续消失几天。不久前，他把他妻子推下了楼梯，断了五根肋骨入院。他们之间的矛盾不是普通意义上的。这个男人一沾酒就失去理智。”斯潘塞向后仰，沮丧地看着我。“那本书必须得写完，我们非常需要它。说得难听点，我的工作就全靠这本书了，但是我们要的远非一本书，我们想挽救一个非常有才华的作家，他所能创造的远比他之前产出的要好更多。有些环节出了问题，我这次来他都不愿见我。我明白，听起来我们更需要一个精神病医生。韦德夫人不同意，她确信他精神正常，但有些事情令他担心得要命，比如背后可能有一个勒索者。韦德夫妇已经结婚五年了。有可能过去的事情让他心神不安。甚至更可能——这只是一个疯狂的猜测——他在一场重大事故后肇事逃逸，把柄落在别人手中。我们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我们想知道，而且愿意付钱去摆平这个麻烦。如果只是身体问题，那没什么可说的。如果不是，一定有个答案。在这期间，韦德夫人需要被保护，他下次发作的时候没准儿会杀了她。”

第二轮酒送来了。我没碰我那份，而是看着他一口吞下大半杯。我点燃了一根烟，盯着他看。

“你不是想找个侦探。”我说，“你想找一个魔法师。我有什么用？就算我碰巧事发时在场，而且能搞定他的话，我可能也只是把他揍晕然后弄上床。但我必须在场，而这是百分之一的概率，你知道。”

“他和你个头儿差不多。”斯潘塞说，“但是他的身体差得多，并且，你可以一直在场。”

“未必，而且醉汉们都很狡猾。他们肯定会选一个我不在的时候纵酒狂欢，我可不是在市场上讨工作的男护士。”

“男护士没什么用，罗杰·韦德也不会接受一个男护士。他是个很有才的家伙，但失去了自控力。他写给傻瓜们看的垃圾文章赚了太多钱。不过对于作家来说，唯一的救赎就是写作。如果他脑子里还有点好东西的话，终归是得写出来的。”

“好吧，我买他的账。”我疲惫地说，“他太棒了，该死，他也太危险了。他有不可告人的秘密，想借酒浇愁。这不属于我的业务范围，斯潘塞先生。”

“我懂了。”他看了看腕表，担忧的眉头紧锁，一张脸看起来更小更苍老了。“好吧，我总得试试嘛。”

他伸手去够他的公文包。我看着对面的金发女郎，她正准备离开。白发服务生正弯腰为她结账。她一边付钱，一边冲他温柔一笑，他看起来好像和上帝握过手一样。她为嘴唇补了点妆，戴上了白色的过腕手套，服务生把桌子拖过了半间屋子，好让她有足够空间闲步离开。

我瞥了一眼斯潘塞，他低头皱眉看着桌边的空玻璃杯，公文包放在膝盖上。

“这样吧。”我说，“我会去看看这家伙，试试深浅，如果你想要我去的话。我和他妻子谈谈，但我猜他会把我扔出家门。”

另一个声音回答道：“不，马洛先生。我不认为他会那么做。正相反，我觉得他可能会喜欢你。”

我抬起头，被一双紫色的眸子深深吸引。她站在桌子的另一端。我想起身，腿却卡在座位里，只好别扭地斜靠着隔间的后壁。

“请不用起身。”她的声音宛如用来勾勒夏日云朵的软毛画笔，“我知道我欠你一个道歉，但先观察你再亮明身份，对我来说好像很重要。我是艾琳·韦德。”

斯潘塞暴躁地说：“他不感兴趣，艾琳。”

她嫣然一笑，说：“我不这么认为。”

我努力镇定下来，重心不稳地站着，大张着嘴喘气，像极了一个天真的女毕业生。她可真美，近看简直让人无力招架。

“我没说我不感兴趣，韦德夫人。我想表达的意思是我恐怕帮不上忙，让我尝试可能是一个大错，可能后患无穷。”

她现在变得非常严肃，笑容消失了，“你的结论下得太早。你不能以人的行为来判断人，如果你非要下结论的话，你也该依照他们的本性。”

我含糊地点点头，因为这就是我对特里·伦诺克斯的看法。从事实层面来看，他没什么值得炫耀的，除了他在散兵坑里转瞬即逝的壮举——如果门涅德斯讲的是实话——但事实绝不是故事的全部。他是一个让人无法讨厌的人。你一生中遇见过几个这样的人，能让你给出这样的评价？

“而且，你得了解他们，才能下结论。”她轻轻地加了一句，“再见，马洛先生。如果你改变主意——”她快速打开手包，递给我一张名片，“谢谢你过来。”

她朝斯潘塞点点头后走了。我看着她走出酒吧，走进玻璃围成的餐厅副楼。她举手投足很美，我看着她在通向酒店大堂的拱门下转弯，转弯时白色的布裙子裙角轻轻翻起。然后我才放松下来，回到隔间里，抓起橙汁杜松子酒。

斯潘塞盯着我，目光中有一丝凶狠。

“表演真不错。”我说，“可你也得偶尔看她一眼才对。那样梦幻般的女人在你对面坐了二十分钟，你不可能都注意不到。”

“我真傻，对吧？”他努力挤出一个笑容，但并不是真心的。他不喜欢刚才我盯着她的样子。“人们对私家侦探有偏见，当你想到自己家有一个——”

“休想让我去你家，”我说。“无论如何，先再编一个故事再说。你也不至于让我相信任何人，不管是喝醉了还是清醒，会把那个美人推下楼梯，折断五根肋骨。”

他的脸通红，手紧紧抓着公文包。“你觉得我是个骗子？”

“有什么区别？你已经演了一出戏了。你自己有点迷上那位女士了，大概？”

他突然起身说：“我不喜欢你的语气，我不确定自己是否喜欢你。谢谢，不过忘掉刚才我们说的话，我认为这应该足够支付你的钟点费了。”

他往桌上扔了二十块钱，外加一点小费给服务生。他在那里站了一会儿，低头瞪着我。他的眼睛明亮，满脸通红，“我结婚了，有四个孩子。”他冷不丁地说。

“恭喜。”

他喉咙里快速发出一阵响声，转身离开。他走得很快，我看了他一会儿，然后扭过头来。我喝掉了剩下的酒，拿出香烟，抽出一根，放进嘴里点燃。老服务生上前来看着桌上的钱。

“您还需要什么吗，先生？”

“不，这钱都是你的了。”

他慢慢地把钱拿起来，说：“一共二十元，先生。那位先生算错了。”

“他知道，都是你的钱了。”我说。

“我非常非常感激，如果您确定的话，先生——”

“非常确定。”

他频频点头，离开时看起来仍然十分担忧。酒吧里人渐渐多起来，有两个曲线玲珑、半真半假的处女一面欢歌一面挥手走过去。她们认识附近那个小隔间的两个浪荡子。空气中开始充斥着“亲爱的”的呼声和深红色的指甲。

我的烟只抽了一半，毫无理由地皱起眉头，然后起身离开。我转身拿烟盒时，背后有东西撞了我一下。这正是我需要的。我转过身来，看到一位穿着满是褶子的牛津法兰绒裤子，咧着大嘴哗众取宠的家伙。他像大众情人般伸开双臂，露出十八颗牙齿微笑，一看就像是个从不放过任何一单生意的家伙。

我抓住他伸直的胳膊，一把将他转了起来。“咋了，老兄，走廊对你这种大人物来说不够宽？”

他甩了甩胳膊，发起狠来。“老兄，别做梦了，我也许能替你卸掉下巴。”

“哈哈，”我说，“你还能替扬基队守中外场，用法棍击出一个全垒打。”

他握起厚实的拳头。

“亲爱的，想想你精心修过的指甲。”我提醒他。

他克制住情绪。“有病吧你，自作聪明，”他不屑地说，“下回再收拾你，等我没这么多思虑的时候。”

“还能比现在更少吗？”

“走啊，快滚。”他咆哮道，“再说句废话，你就得换假牙架了。”

我向他咧嘴一笑：“随时，小子。下次准备点有趣的对话。”

他的表情一变，突然笑起来。“你的照片上过报纸，老兄？”

“只有钉在邮局墙上的那种。”

“等着在罪犯指认相册里看到你，”他说着就走开了，还咧嘴大笑。这种事很愚蠢，但可以摆脱一些内心的感受。我顺着附楼穿过酒店大厅，来到正门口，在门里戴上太阳镜。直到上了自己的车，我才想起要看看艾琳·韦德给我的名片。跟正式名片不同，它上面有住址和电话号码。罗杰·斯特恩斯·韦德夫人，闲谷路1247号，电话是闲谷5-6524。

我对闲谷太熟悉了，而且知道它变化很大，之前在入口处有警卫室和私人警力，湖上有一家赌场，还有五十块一晚的应召女郎。自从赌场关停之后，低调的资本控制了这一带，这些钱把这里变成地块划分商的最爱。一个俱乐部拥有湖泊和湖前的土地，如果他们不欢迎你，你别想进入他们的地盘，它仅供内部人员独享。这里的“独享”是它最本质的含义，而不仅仅意味着“昂贵”。

我和闲谷的关系，就像腌小洋葱之于香蕉船一样格格不入。

霍华德·斯潘塞在下午迟些时候给我打电话，他过了气头，想跟我道个歉，说他没有把情况处理好，问我三思之后是否改变主意。

“只有他要求我去，我才会去，否则的话我的想法没变。”

“我知道了，假如有充沛的赏金呢——”

“你想想，斯潘塞先生。”我不耐烦地说，“你不能雇用命运。如果韦德夫人害怕那个家伙，她可以搬出去。那是她的问题。没人可以二十四小时保护她不受到自己丈夫的伤害，世界上没有那种程度的保护。但是，那不是你想要的。你想知道为什么以及这个家伙发起疯来是什么样子，并且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让他不再重犯——至少，在他写完那本书之前。但那是他自己的事情，如果他非常想写那本该死的书，他会暂时戒酒。该死，你想要的太多了。”

“这些问题彼此关联。”他说，“归根到底都是一个问题。但我觉得我懂了。对于你来说，这种做法过于微妙。好吧，再见，我今晚飞回纽约。”

“旅途顺利。”

他谢谢我，然后挂了电话。我忘记告诉他我把他的二十块钱给了服务生。我本想回拨电话告知此事，后来又觉得他已经足够悲惨了。

我关闭办公室，去往维克托，准备喝一杯螺丝锥子，就像特里在信中让我做的那样。我改了主意，觉得没有那么伤感，转而去了洛瑞酒吧，点了一杯马提尼、上好的肋排和一份约克郡布丁。

到家后，我打开电视看拳击赛。比赛不怎么样，这些舞蹈大师本该为阿瑟·默里
[9] 效力。他们东戳西戳，身体上下摇晃，假装失去平衡，没有一个人的拳头可以弄醒他打盹儿的奶奶。观众倒彩阵阵，裁判员击掌示意更多的动作，但是他们只是径自摇摇摆摆、哆哆嗦嗦，时不时来一记绵软无力的左勾拳。我换到另一个频道，在放犯罪剧。案件发生在一个衣橱中，演员面孔疲惫又烂俗丑陋。对话也烂俗，是那种连“字母组合”
[10] 都不会用的剧本。一个侦探被他的黑人仆役反衬，来增加喜剧效果，但其实他自己就已经十分可笑了。穿插其中的广告简直能让一只被圈在带刺铁丝网和碎啤酒瓶堆上的山羊都感到反胃。

我关掉电视，拿出一根长而清爽、卷得紧实的香烟来抽。这烟对我的喉咙十分温和。它用上好的烟草制成，我也没注意是什么牌子。当我正准备睡觉时，凶杀组的警长格林打电话给我。

“我想你可能想知道他们几天前把你的朋友伦诺克斯埋在了那个他去世的墨西哥小城。一名律师代表整个家庭参与了下葬。马洛，这次你真是走运啊，下次你要再想帮一个兄弟逃出国境，还是别费劲儿了。”

“他身上有多少弹孔？”

“问这个干吗？”他大声狂吼，然后沉默了一阵，接着他过于谨慎地说，“一个，我应该说。通常情况下，这就足够把一个家伙的脑袋打开花了。这名律师会把他的一组指纹和兜里的东西带回来。你还有什么想知道的吗？”

“有啊，但你没法告诉我，我想知道谁杀了伦诺克斯的妻子。”

“妈的，格伦茨不是跟你说过他留下了一份完整的自白吗？报纸是这么报道的，你不再看报了吗？”

“谢谢你打给我，警长，你人真好。”

“听着，马洛。”他焦躁地说，“如果你对这个案子有什么可笑的想法，如果你大肆谈论你的观点，你可能会吃不少苦头。这个案子已经结案，盖棺论定了。你简直太他妈的走运了，事后从犯在本州可以判五年。我再告诉你一件事。我当警察这么多年，深知人坐牢不见得是因为他做了什么，而是在法庭上看起来是什么样的。晚安。”

他挂断的声音传入我的耳朵。我放下听筒，心想一个良心不安的正直警察总是装得凶狠。不正直的警察也一样，其实几乎人人如此。包括我在内。

注释

[1] 达里尔·F. 扎努克（Darryl Zanuck，1902—1979），好莱坞著名制片人，一九三三年与他人合作成立二十世纪电影公司，后与福克斯公司合并，自任总裁二十余年，他制作过《最长的一日》和《音乐之声》等百余部名片。

[2] 位于太平洋沿岸，距离墨西哥城约三百公里，是墨西哥格雷罗州重要的港口城市。

[3] 索伦·克尔凯郭尔（Soren Aabye Kierkegaard，1813—1855），丹麦宗教哲学心理学家、诗人，现代存在主义哲学的创始人，后现代主义的先驱，也是现代人本心理学的先驱。

[4] 保罗·欣德米特（Paul Hindemith，1895—1963），美籍德国作曲家、指挥家。

[5] 阿尔图罗·托斯卡尼尼（Arturo Toscanini，1867—1957），意大利指挥家、大提琴演奏家。

[6] 著名法国海滨旅游胜地。

[7] Alfa Romeo，意大利著名的轿车和跑车制造商。

[8] 沃尔特·白芝浩（Walter Bagehot，1826—1877），英国经济学家和政治分析家，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经济学人》编辑。

[9] 阿瑟·默里（Arthur Murray），一八九五年出生于纽约，十七岁时开始在夜间教授舞蹈课程，现在世界各地都有阿瑟·默里舞蹈学校，传授拉丁舞等。

[10] 字母组合电影公司（Monogram Pictures Corporation），1931-1953，一家主要制作和出品低成本电影的工作室。每当“字母组合”的商标出现在大荧幕上，观众就知道一定是动作或冒险片。

14

第二天早上门铃响的时候，我正把一只耳垂上的滑石粉擦干净。门一开，我望见一双紫罗兰色的眼睛。这次她穿着棕色衣服，围着一条樱桃椒色的围巾，没戴耳环和帽子。她看起来有一点苍白，但并不像被别人推下过楼梯的样子。她迟疑地对我笑了笑。

“我知道我不应该来打扰你，马洛先生。你可能连早饭都还没吃，但是我不太想去你的办公室，也不喜欢在电话里讨论私人问题。”

“没问题，请进，韦德夫人，来杯咖啡吗？”

她走进客厅，坐在长沙发上，眼神茫然。她把放在大腿上的手提袋扶正，双脚并拢，有些过分拘谨。我打开窗户，拉起百叶窗，把一个脏烟灰缸从她面前的鸡尾酒桌上拿走。

“谢谢你，请给我黑咖啡，不加糖。”

我走向厨房，在绿色金属托盘上铺了一张纸质餐巾，它看起来就像赛璐珞硬领一样廉价。我把它揉成一团，又拿出一张跟三角小餐巾配套的须边衬布。这套餐饰跟大部分家具一样，是随房子出租的。我摆好两个沙漠玫瑰
[1] 咖啡杯，倒满，把托盘端进客厅。

她小抿一口，说：“非常好喝，你煮的咖啡真好。”

“上次有人和我一起喝咖啡还是在我进监狱之前。”我说，“韦德夫人，我估计你知道我进过监狱。”

她点点头，说：“当然，你被怀疑帮助他逃跑，对不对？”

“他们没这么说，他们在他房间的便笺本上发现了我的电话号码，问了我几个问题，我没回答——主要是因为他们问问题的方式，但我不觉得你对这件事有兴趣。”

她小心地放下杯子，向后靠去，微笑着看我。我给她递了一根烟。

“我不抽烟，谢谢你。我当然感兴趣，我们的一个邻居认识伦诺克斯一家。他一定是精神失常了。他根本不像那种人。”

我填满了一个斗牛犬烟斗并点燃。“我也觉得，”我说，“他准是疯了。他在战争中严重受伤。不过他现在已经死了，一切都结束了。而且我不认为你来这里是想谈这个。”

她缓缓地摇摇头，说：“他是你的朋友，马洛先生。你一定有你自己坚持的想法，不会轻易改变。”

我压实了烟斗里面的烟草，又点了一遍。我一边不紧不慢地弄，一边隔着烟斗盯着她看。

“听着，韦德夫人。”最后我说，“我的意见没有任何意义。这些事情每天都在发生，最不可能犯罪的人犯下了最不可思议的罪行。善良的老妇人毒害了一家人。长相清秀的孩子们持枪抢劫，射杀无数。二十年来毫无污点的银行经理长期侵吞公款。成功、受欢迎、理应很幸福的小说家酗酒，把老婆打得住院。我们对自己好朋友的行为动机都知之甚少。”

我本以为这会让她怒火中烧，但她只是紧闭双唇，眯起了眼睛。

“霍华德·斯潘塞不应该告诉你这些。”她说，“这是我自己的问题，我不懂得躲开他。那次以后我学会绝不能去阻止一个喝醉的男人。你可能比我更清楚。”

“当然不能用口舌阻止他。”我说，“假如你够幸运，力气又够大，有时可以防止他伤害自己或别人。连这也要靠运气。”

她静静地伸手去端咖啡杯和托碟。她的手和她整个人一样迷人。指甲形状精心修剪并打磨过，只涂了很淡的颜色。

“霍华德有没有告诉你这回他没见到我丈夫？”

“说了。”

她喝完咖啡，小心翼翼地把杯子放回托盘。她摆弄了一会儿咖啡匙，这才开腔，始终没有抬头看我。

“他没告诉你原因，因为他也不知道。我很喜欢霍华德，但是他支配欲太强，凡事都要管，自以为很有执行力。”

我等了一等，什么也没说，又是一阵沉默。她飞快看了我一眼然后把视线移开，非常轻柔地说：“我丈夫已经消失三天了。我不知道他在哪里。我来这里是想让你帮我找到他，把他带回家。哦，这种情况以前也发生过。有一次他开车到了波特兰，病倒在一家酒店里，不得不请医生来解酒。他开了那么远，却没出状况，简直是个奇迹，他三天粒米未进。还有一次他在一家长滩的土耳其浴室里，那种由瑞典人经营并提供结肠灌洗的地方。最近一次，是一家声誉不太好的私人疗养院，不到三周之前的事情。他不告诉我疗养院在哪里，叫什么名字，只说他接受了一次治疗，并已经康复。但是他面色惨白、虚弱无力。我只瞥见了送他回家的男人——一个高大的小伙子，身着只有在舞台上或彩色音乐片中才看得到的花哨牛仔服。他在车道上把罗杰放下，就马上倒车开走了。”

“可能是一家度假牧场。”我说，“有一些温顺的牛仔的每一分收入都用来买那种花哨的行头，女人为他们疯狂。他们就冲这个留在那里。”

她打开手提袋，拿出一张折起来的纸，说：“我给你带来一张五百块钱的支票，马洛先生。你愿不愿意收下作为聘请定金？”

她把折起来的支票放在桌上。我看了一眼，但没碰它。“何必呢？”我问道，“你说他已经失踪三天了，让他完全清醒再灌点食物，得需要三四天。他不会像以前那样回来吗？还是这回有什么不同？”

“再这样下去他会承受不了，马洛先生。这会要他的命。间隔的时间越来越短，这不正常。我们结婚已经五年，罗杰一直酗酒，但没有精神问题。现在有个环节出了大问题，我要找到他，昨晚我连一个小时都没睡着。”

“你知道他为什么喝酒吗？”

紫罗兰色的眼睛定定地看着我，这个早上她似乎有点脆弱，但绝不绝望。她咬着下嘴唇，摇了摇头。“除非是因为我。”最后她几乎是低语，“男人们会对他们的妻子日久生厌。”

“我只是一个业余心理学家，韦德夫人。做侦探或多或少要懂一点心理学。我觉得更可能的情况是他对自己写的东西日久生厌。”

“那也很有可能。”她安静地说，“我想所有的作家都逃不过这种魔咒。确实，他似乎无法完成正在写的书，但他也不缺钱租房，不一定非要写完。我不认为那是充足的理由。”

“他清醒的时候什么样？”

她微笑着说：“好吧，我可能有偏见，我认为他是一个非常好的人，真的。”

“那他喝醉的时候呢？”

“可怕。聪明、凶狠、残忍。当他自认为诙谐机智的时候，他只是卑鄙无耻。”

“你没提到他有暴力倾向。”

她抬起了那一双褐色眉毛。“只有一次，马洛先生，那件事已经被小题大做了。我不可能告诉霍华德·斯潘塞。是罗杰自己说的。”

我站起身来，在屋内绕圈。今天一定是个大热天，其实已经非常热了。我关上一扇窗户的百叶窗，挡住外面的阳光，然后我直白地告诉她：

“我昨天下午在《名人录》里
[2] 查过他，四十二岁，和你是初婚，没有孩子，家族来自新英格兰，曾就读安杜佛中学
[3] 和普林斯顿大学。他参战记录优良，写了十二部厚厚的充斥着性和剑术的历史小说，这些见鬼的书每一本都上了畅销榜，他一定赚了不少钱。如果他不爱自己的老婆了，估计他会直接说出来，要求离婚。如果他跟别的女人鬼混，你大概会知道，不管怎样他都没有必要通过酗酒来证明他心绪不佳。如果你们已经结婚五年，那么他结婚的时候是三十七岁。我敢说那个时候大部分关于女人的知识他都已知晓。我说大部分，因为没人知道全部。”

我停顿了一下，看着她，她朝我微笑。我没有伤害她的感情，继续说：

“霍华德·斯潘塞提出——我并不知道为什么——罗杰·韦德问题的根源是多年前的事情，在你们结婚之前。现在后遗症出现，对他的打击远非他能承受。斯潘塞想到勒索。你有头绪吗？”

她缓缓地摇摇头，“你如果问我罗杰付一大笔钱给什么人，我会不会知道，答案是不，我不会知道。我不插手他的账本。他就算送出大笔钱，我都不见得知道。”

“好吧，我不清楚韦德先生的为人，也不知道他怎么应对敲竹杠的人。如果他性情暴烈，他可能拧断那个人的脖子。不论是什么样的秘密，如果会损害他的名望、职业生涯，甚至在极端情况下，招来执法人员，他可能会花钱摆平——至少暂时会。但这对我们没什么帮助。你希望找到他，你担心，不只是担心。那我该怎么找他呢？我不想要你的钱，韦德夫人。反正现在不要。”

她又把手伸进手提袋，拿出几张黄色的纸，看起来像折叠起来的信纸。有一页皱皱巴巴。她把纸展平递给我。

“有一张是我在他的桌子上发现的。”她说，“最近发现的，准确说是今天凌晨。我知道他一直在喝酒，并没有上楼。大概两点的时候，我下楼去看他是否安好，或者有没有出大问题，是否晕倒在楼梯上、沙发上或者哪儿。他消失了，另一张纸在废纸篓里，更准确地说，挂在废纸篓的沿儿上，所以它没掉进去。”

我看了第一张纸，没揉皱的那一张，有一小段机打出来的段落，没有其他，上面写着：

我不愿顾影自怜，也没什么人值得我去爱。

罗杰（F.斯科特·菲茨杰拉德）·韦德

另：

这就是我为什么老写不完《最后的大亨》
[4] 。

“有什么特殊意义吗？韦德夫人？”

“装腔作势罢了，他一直仰慕斯科特·菲茨杰拉德，说他是自柯勒律治
[5] 以来最棒的酗酒作家，柯勒律治还是个瘾君子。你注意看打印出来的这句话，清晰、匀整，没有错误。”

“我注意到了。大多数人喝醉的时候连名字都写不了。”我展开了揉皱的那张，也是打字稿，也没有任何错误或凌乱之处。这一张写着：

我不喜欢你，V医生，但是现在只有你能救我。

我还在看这张纸，一边听她说：“我不知道V医生，我们不认识任何V字开头的医生，我猜他经营罗杰上次去的那个地方。”

“那个牛仔什么时候送他回家的？你丈夫没提到任何名字——连地名也没有？”

她摇了摇头，“没有，我查过电话簿。姓氏以V打头的各类医生几十个。并且，这可能不是他的姓氏。”

“很可能他连医生也不是。”我说，“一个合法经营者会收取支票，但一个江湖医生不会，因为可能会成为证据。那样的家伙绝不便宜，食宿应该很贵，更别提针管的费用了。”

她一脸疑惑，说：“针管？”

“所有这些可疑的医生都在他们的客户身上用药，这是控制他们最简单的方法。让他们不省人事十一二个钟头，等他们醒来就服服帖帖了。可是没有执照滥用麻醉药是会关进联邦监狱的，所以收费奇高。”

“我明白了，罗杰可能有几百美金。他总是在抽屉里放那么多现金，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猜只是随意一个念头，现在那钱没了。”

“好的。”我说，“我会试着去找V医生，我不知道怎么能找到，但我会尽力，把支票拿走吧，韦德夫人。”

“为什么？你不是理应——”

“之后再说，谢谢。而且我想从韦德先生手里拿到这笔钱。无论如何，他不会喜欢我插手。”

“但如果他生病又无助——”

“他本来可以叫他自己的医生来，或者让你叫。他没有这么做，就意味着他不想这么做。”

她把支票装回手提袋中，起身。她看起来凄凉而绝望。“我们的医生拒绝收治他。”她苦涩地说。

“有成百上千的医生，韦德夫人。任何一个都会立刻治疗他。大多数会持续治疗他一段时间，现在医疗行业竞争非常激烈。”

“我知道了。当然你肯定是对的。”她慢慢走到门口，我跟着她，打开了门。

“你本可以自己叫医生来，为什么不？”

她的脸正对着我，眼神明亮，好似有一丝泪光闪过。“因为我爱我的丈夫，马洛先生。我为他不惜一切代价，但是我也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人。如果每次他喝多了几杯，我就叫医生，那我会失去他。你不能像对待一个嗓子发炎的孩子一样对待一个成年男人。”

“如果他喝醉了，你可以，而且你最好这么做。”她站得离我很近，我闻到了她的香水味，或者我以为闻到了。不是用喷嘴喷上去的，也许只是夏天的缘故。

“假设他的过去令他感到羞耻。”她一字一顿地说，仿佛每个字都让她觉得苦涩，“就算是犯罪，我也不会另眼看他，但是我不会去揭发这个秘密。”

“可如果是霍华德·斯潘塞雇我去做调查，你觉得没问题？”

她慢慢地笑起来。“你是一个宁愿蹲监狱也不会出卖朋友的人，你认为我会期待你给霍华德一个肯定的答复？”

“多谢夸奖，可我坐牢不是那个原因。”她沉默一阵之后点点头，和我道别，然后开始顺着红木楼梯往下走。我看着她钻进车里，这是一辆修长的灰色捷豹，看起来非常新。她开到路的尽头，在那儿掉头。经过下坡时，她挥挥手套向我告别，小车甩过转角，消失在视线中。

房子外墙有一丛红色夹竹桃，我听见一只小嘲鸫在里面扑腾，发出吱吱的叫声。它绕着高枝，拍动翅膀，好像很难保持平衡。这时从墙角的柏树那里传来一声尖锐的警告声，吱吱声马上止住了，小胖鸟安静了下来。

我走进房间，关上了门，让它自己练习飞行。即使是鸟，也得学习飞行。

注释

[1] 沙漠玫瑰，一种印在咖啡杯上的图案，最早由洛杉矶的格拉丁和麦克宾公司创造。该图案系列产品后成为该公司最畅销的餐具产品。

[2] 《名人录》，全名是《马奎斯世界名人录》，一种带有简短传记的人名目录。

[3] 安杜佛学院，创立于一七七八年，可列入美国最古老的中学，也称得上是美国最优秀的中学之一。

[4] 《最后的大亨》是菲茨杰拉德的最后一部作品，未完成。

[5] 塞缪尔·泰勒·柯勒律治（Samuel Taylor Coleridge，1772-1834），英国诗人、文评家，英国浪漫主义文学的奠基人之一。

15

别管你自以为有多聪明，你总得有点头绪：哪怕是一个名字、地址、社区、背景、环境，或某种参照物。我所有的只是一张皱巴巴的黄纸，上面印着：“我不喜欢你，V医生，但是现在只有你能救我。”根据这句话，我大可以精确定位到太平洋，花一个月的时间调查六七所县级医疗机构的名单，最后还是一无所获。在我们这里，江湖郎中像豚鼠一样泛滥。市政厅方圆百英里范围内有八个县，每一个镇上都有很多医生，有些是货真价实的医务人员，有些只是持照经营药物邮购的技术员，他们的执照只能够挑鸡眼或按脊梁。在真医生中，有些发达，有些清贫，有些讲道德，有些讲不起。收治一个出手阔绰的初发性酒疯患者对于很多在维生素和抗生素行当里没赚到钱的老家伙们来说，无异于捡天上散下来的钱。但是我没有任何线索，也不知道从何查起。我没有线索，艾琳·韦德也没有，或者根本没意识到什么是线索。即使我找到合乎描述的某人，姓名以V开头，对罗杰·韦德来说，其实可能只是个虚构人物，那句话说不定是他烂醉时的神来一笔，就像当他提到斯科特·菲茨杰拉德，那可能只是一种不同寻常的道别方式。

在这种情况下，小人物得借鉴大个子的智慧，于是我打电话给一位就职于卡恩组织的熟人，这是一家开在比弗利山庄的高端机构，专事保护上流阶层——所谓保护，就是提供任何介于合法和非法之间的服务。这人名叫乔治·彼得斯，他说要是我能马上赶到，可以给我十分钟时间。

这家机构占据一幢糖果粉色四层楼第二层的一半空间，电梯通过电子眼自动开启，走廊凉爽安静，每个车位前都悬挂着人名，前厅里的药剂师分发安眠药发到手软。

浅灰色的大门上有新刀一般光滑锋利的浮雕金属字母——卡恩组织有限公司，总经理：杰拉德·C·卡恩。在这行字的下方用更小的字体刻着：入口。看名字就像是一家投资信托公司。

进去之后是一个狭小丑陋的前台，但这种丑是花重金精心打造的。家具是猩红色配暗绿色，墙面是单调的布伦兹维克绿，挂在墙上的照片裱在比墙面颜色还要深三度的绿色相框里。照片中的疯家伙们身着红色外套，骑着高头大马，正要跨越高栅栏。旁边还有两面无框镜子，带着恶心的浅玫瑰粉光泽。抛光的白桃木桌上摆着近期的杂志，每一本都装在透明的塑料封套内。设计这间房间的男人绝不害怕大红大绿，他可能穿着樱桃椒色的上衣，桑葚紫的休闲裤，斑马纹鞋子，朱红色衬裤，上面还用蜜橘色的线绣着他姓名的首字母。

这一切只是为了装点门面。卡恩组织的客户每天都要缴纳最低一百元的服务费，这样他们就可以在家享受服务——他们不会坐在等候室里。卡恩曾是宪兵队的上校，一个白里透红的大块头，和木板一样强壮。他曾给我提供过一次工作机会，但是我还没有绝望到接受它的地步。世界上有一百九十种混蛋做派，而卡恩知道全部。

一扇毛玻璃门滑开了，一个接待员向外望着我，笑容僵硬、眼神犀利，仿佛能数清楚你裤兜里有多少钱。

“早上好，需要什么帮助吗？”

“我找乔治·彼得斯，谢谢，我名叫马洛。”

她把一本绿皮封面的本子放在壁架上。“他在等你吗，马洛先生？我在预约单上没看见你的名字。”

“是私事，我刚刚给他打了电话。”

“我明白了，你的姓怎么拼，马洛先生？还有你的名字，谢谢。”

我告诉了她，她记在了一张长而窄的表格上，然后把边缘塞进了打孔机下面。

“这是为了给谁看？”我问她。

“我们十分关注细节。”她冷冷地说，“卡恩上校说，最不起眼的细节可能至关重要。

“也可能是反过来。”我说，但是她没明白。她登记完，抬头看看我说：

“我会告诉彼得斯先生你到了。”

我告诉她这让我感到非常开心，过了一分钟，镶板墙上的一扇门打开了，彼得斯示意我走进一条蓝灰色的走廊，两侧排满了小办公室，看起来像牢房一样。他办公室的天花板上装了隔音装置，有一张灰色不锈钢桌子、两把配套椅子、一个灰色的录音机放在灰色的台子上，与墙面和地面同色的电话和套笔，墙上还有几张装裱起来的照片。一张是身着军装的卡恩头戴雪花钢盔，另一张是卡恩身着平民服装，坐在一张桌子后面，神情高深莫测。墙上还有裱在灰色背景上的一行鼓舞人心的不锈钢刻字，写着：

卡恩的工作人员务必时刻保持绅士般的着装和言行，此规则没有例外。

彼得斯两个健步横穿到房间另一头，推开其中一张照片。嵌在灰墙内的是一部灰色的麦克风接收器。他把它拉出来，扯下一根电线接头，再放回去，然后把照片挂回接收器前方。

“要不是那个混球正在给什么演员收拾醉驾的烂摊子，”他说，“我就得丢饭碗了。所有麦克风开关都在他的办公室里，监听整家店。前两天早上我建议他在接待室的透光玻璃后面装个红外线微缩胶片摄影机，他不太赞成，或许因为别人装了吧。”

他坐在一张硬质灰色椅子上，我盯着他看，他是个笨手笨脚的长腿家伙，有一张瘦骨嶙峋的脸和后退的发际线，皮肤看起来饱经沧桑，定是任凭风吹雨打。他眼睛深陷，上唇几乎跟鼻子一样长。当他咧嘴大笑，下半边脸就会藏进两道从鼻孔延伸到嘴角的鸿沟里。

“你怎么受得了？”我问他。

“坐下说，老伙计。深呼吸，声音放低，记住卡恩的员工之于你这种廉价的私人侦探就像托斯卡尼尼
[1] 之于街头音乐家的猴子。”他顿了顿，咧嘴大笑。我接受是因为我不在乎，报酬也不错。如果哪天卡恩表现得好像我是战时他在英国主管的那家最高安全等级监狱里服刑的犯人，我马上领支票走人。“你有什么麻烦？听说前一阵儿你不太顺。”

“没什么可抱怨的。我想看看你的那些铁窗勾当伙计的档案。我知道你有一份，埃迪·道斯特从这里离职后告诉我的。”

他点点头，说：“埃迪太敏感，不适合待在卡恩组织。你刚才提到的文件是最高机密，任何情况下机密信息都不能泄露给外人，我这就去拿。”

他走出去，我盯着灰色的废纸篓、灰色的油毯和桌面记事簿的灰色皮制四角。彼得斯拿着灰色的档案夹回来，放下然后打开。

“老天爷，你们这里有没有什么东西不是灰色的？”

“哥们儿，这是代表色啊，代表本机构的精神。有，我有一样东西不是灰色的。”

他拉开抽屉，拿出一根长约八英寸的雪茄。

他说：“乌普曼30
[2] 。一个英国来的老绅士送给我的，他在加州住了四十年，还坚持把收音机叫无线电。没喝醉的时候他只是个具有肤浅魅力的老时髦，我觉得挺好，因为大多数人连这点魅力都没有，包括卡恩——他简直跟炼钢搅拌工的衬裤一样毫无魅力。喝醉的时候这个客户有个奇怪的习惯，喜欢开和他没有业务往来的银行的空头支票。他总是及时补偿，再加上我的帮助，至今还没受过牢狱之灾。他给了我这个。我们一起抽吧，就像两个策划大屠杀的印第安酋长。”

“我不能抽雪茄。”

彼得斯惋惜地看看巨型雪茄。“我也一样，”他说，“我想过给卡恩，但是这并不是一个人能享用的单人雪茄，即使卡恩这号大人物。”他皱皱眉。“你说我是不是老提卡恩，我一定很焦虑。”他把雪茄扔进抽屉，看看翻开的档案。“我们究竟想查什么？”

“我在找一个有奢侈嗜好又有钱享乐的酒鬼。目前为止他还没有跳票的习惯。至少我没听说过。他有几分暴力倾向，他妻子很替他担心，认为他可能躲在某一个醒酒的地方，但她不能确定。唯一的线索是一张字条上提到的V医生。只有首字母。我要找的人已经失踪三天了。”

彼得斯若有所思地盯着我。“不算太久。”他说，“有什么好担心的？”

“如果我先找到他，我有钱可赚。”

他又看了我几眼，然后摇摇头，说：“我不懂，但没关系。我们翻着看看。”他开始翻动文件夹。“没这么容易，”他说，“这些家伙流动性太高，一个字母算不上是什么线索。”他从文件夹中拽出一张纸，翻了几页，又拽出一张，最后拽出第三张。“一共三个人，”他说，“阿莫斯·瓦利医生，整骨专家。在阿尔塔迪纳有一家大诊所。以前或可能仍然提供夜间出诊服务，五十块一趟。有两个注册护士。几年前和州立麻醉药品执法局有过纷争，上交了他的处方记录。这份信息没有更新。”

我记下了在阿尔塔迪纳的名字和地址。

“接下来是莱斯特·乌坎尼奇先生。耳鼻喉科，好莱坞大道的斯托克维尔大楼。这位可是个显眼人物，主要是正规的诊所业务，好像尤其擅长治疗慢性鼻窦感染。高效的流程，你进去说慢性窦性头疼，他就替你洗窦腔。当然他得先用普鲁卡因麻醉吧。可他如果看你投缘，不见得用普鲁卡因。明白吧？”

“当然。”我把这一位记下来。

“生意不错，”彼得斯继续看资料说，“显然他的问题出在货源上，所以我们的乌坎尼奇医生常到爱森纳达钓鱼，乘自己的飞机去。”

“如果他自己带货进来的话，我觉得他的生意长不了”我说。

彼得斯想了想，摇了摇头。“我恐怕不认同。假如他不那么贪的话，这生意可以细水长流。他真正的危险是不满足的顾客——对不起，我是说病人——但是他可能知道怎么应对这种情况，毕竟十五年了诊所的地点都没换过。”

“你们怎么搞到这些东西的？”我问他。

“我们是有组织的，老兄。不像你一样单枪匹马。有些信息是从客户那里打听到的，有些是从内部人员那里。卡恩能狠心花大价钱。如果他愿意，他会是个社交高人。”

“他一定很喜欢这段对话。”

“去他的。我们今天最后一位是个叫韦林杰的男人。将他归档的职员早就走了。好像有个女诗人在他经营的塞普尔维达峡谷牧场自杀。他经营一个类似艺术村之类的地方，供诸如作家一类的人在宜人的环境中隐居。收费还算合理，听起来也合法。他自称医生，其实没有行医。可能是个博士。老实说，我不知道他为什么在这里，除非和那场自杀有关。”他拿起一张贴在白纸上的剪报。“是的，吗啡过量，并没有说韦林杰知情。”

我说：“我喜欢韦林杰，非常看好。”

彼得斯合上文件夹拍了拍。“你没看过这个。”他说。他站起身离开屋子。当他回来的时候，我正起身准备走。我感谢他，但他摆摆手。

“听着，”他说，“你要找的人所在的地方可能有几百个可能性。”

我说我知道。

“顺便说一下，我听说了你朋友伦诺克斯的一些事情，你可能感兴趣。我们的一个同事五到六年前曾在纽约见过一个人，和他的描述高度吻合。不过他说那个人不叫伦诺克斯，叫马斯顿。当然他可能搞错了，那个家伙总是喝醉，你也不能确定他说的属实。

我说：“我怀疑是不是同一个人。为什么他要换名字？他有一份战争记录，可以查。”

“这我不知道，我们的同事现在在西雅图。他回来的时候，你可以和他聊聊，如果对你来说有意义的话。他叫阿什特尔菲尔特。”

“谢谢所有事情，乔治。这十分钟真长。”

“某天我可能需要你的帮助。”

“卡恩组织，”我说，“从来不需要任何人的任何帮助。”

他用大拇指做了个粗鲁的手势，我离开了他金属灰色的牢房，从等候室离开。现在看起来好多了，在牢房里待过之后才知道花哨颜色的意义何在。

注释

[1] 阿尔图罗·托斯卡尼尼（Arturo Toscanini，1867—1957），意大利指挥家。

[2] Upmann，著名雪茄品牌。德国银行家赫尔曼·乌普曼于一八四四年在古巴建厂生产乌普曼雪茄，后这个品牌几次转手。乌普曼烟味适中。30指的是雪茄的环径，环径是雪茄的计量单位，1环径为1/64英寸。

16

从高速公路上下来，在塞普尔维达谷底部有两根方形的黄色门柱，连着门柱一扇五根铁条铸成的大门敞着。入口上方有一块铁线吊挂的招牌：私人道路，禁止擅入。空气温暖平静，弥漫着桉树的猫骚味。

我转弯进去，顺着一条砾石路开着，绕过了山肩，上了一个缓坡，又越过一个山脊，从山的另一个坡面进入浅浅的山谷。谷中很热，比公路上高出十或十五度左右。我看到石子路的尽头是一个环形，围绕着一片用稀石灰粉刷过的石头围起来的草地。我左侧是一个未注水的游泳池，最空虚的莫过于未注水的游泳池了。池子的三面原是草皮，上面摆着红木躺椅，椅垫褪色得厉害，原先该是五彩斑斓的，蓝色绿色黄色橙色铁锈红都有。椅垫和椅子的接合处有些地方已松动，纽扣弹了出来，垫子也随即鼓了出来。没有草皮的一边是网球场的高铁丝网。悬置在空泳池上的跳水板向下耷拉着，充满疲态。板子的垫套支离破碎，金属部件也锈迹斑斑。

我开上环形路段，停在一幢木瓦屋顶的红木屋子前，门前是一个宽阔的门廊。有几条小路通向常绿且总是灰扑扑的加州橡木林，林间有乡村小屋散落于山坡上，有些几乎完全被树荫笼罩。可见的木屋给人一种度假淡季的凄凉感觉，小屋的门都紧紧地掩着，窗户上挂着粗厚棉布做的窗帘，你仿佛可以感受到窗台上落着厚厚的灰尘。

我关掉引擎，坐在车里，手放在方向盘上。周围一片寂静，简直像法老一样死气沉沉，除了双层纱门后面的门是开着的，昏暗的室内有些动静。这时，我听见了一声轻盈但精准的口哨声，一个男人的轮廓出现在纱门后，他推开门，慢悠悠地溜达下了台阶。他可真是不容错过。

他头戴一顶黑色的高乔牛仔帽，编织绳挂在颌下。他身着白色丝绸衬衫，一尘不染，领口微敞，宽松的灯笼袖在袖口收紧。他脖间系着一条黑色的流苏围巾，围巾并不系在正中间，一端很短，而另一端几乎垂到了腰际，腰间有一条黑色的带子。他穿一条炭黑色的裤子，臀部的线条清晰可见，裤子侧面绣的金线延伸到开衩的宽松喇叭裤脚，裤脚上还点缀着金色的纽扣，脚蹬一双漆皮软跟舞蹈鞋。

他在台阶的最后一节停住脚步，看着我，一边吹着口哨，灵动得像一根鞭子。他有着我所见过的最大而空洞的烟灰色眼睛，它们嵌在纤长如丝的睫毛下面。面部特征精致完美但不显得柔弱。鼻梁挺直，也不算过于单薄。嘴唇俊俏地微微噘起，两侧下颌轻现酒窝，一对小小的耳朵优雅地依偎着脑袋，皮肤是那种久不见光的苍白色泽。

他刻意摆出一副态度，左手扶在臀上，右手在空中画了一道优美的弧线。

“您好。”他说，“天气不错，不是吗？”

“对我来说这里有点热。”

“我喜欢天热。”他的陈述平淡，斩钉截铁地终结了话题，而我喜欢什么，他毫不在意。他坐在一个台阶上，不知从哪里拿出一把长长的锉刀，开始打磨他的指甲。“你是银行的人吗？”他头也不抬地问我。

“我在找韦林杰医生。”

他停下手中的锉刀，望向暖和的远处。“他是谁？”他不带一点兴趣地问道。

“他是这块地盘的主人。你连话都懒得说，是不是？好像你不知道似的。”

他继续锉他的指甲。“你搞错了，亲爱的。这地盘被银行没收了，要么就是暂时寄存在第三方那里，细节我忘了。”

他抬头看着我，脸上带着漠视所有细节的表情。我从我的老奥兹里出来，倚靠在滚烫的车门上，然后从那里走到更通风的地方。

“哪家银行？”

“你不知道，那你不是银行的人，你不是从那儿来的，你到这里来也没什么正事。上路吧，亲爱的，赶紧滚。”

“我得找到韦林杰医生。”

“这里已经停业了，亲爱的。指示牌上不是说了吗，这是私人道路，哪个当差的忘了锁门。”

“你是管理员吗？”

“差不多，别再问我问题了，亲爱的，我的脾气可没那么好。”

“你生气起来会做什么——和地松鼠跳一曲探戈？”

他突然优雅地站起来，朝我微笑了一分钟，笑容里空无一物。他说：“看起来我得把你扔回你的小敞篷车里。

“不着急，眼下我在哪儿能找到韦林杰医生？”

他把锉刀放回衬衫口袋，右手拿起了别的东西。三两下他的一只拳头已经武装上了闪亮的黄铜格斗指套，颧骨上的皮肤变得更紧绷了，硕大的烟灰色眼眸深处有一团火焰。

他慢慢朝我走来，为了争取更多空间我向后退了退。他仍在吹口哨，哨声尖厉刺耳。

“我们没必要打架。”我告诉他，“也没什么值得打架的事情。你可能会撕裂那条漂亮的裤子。”

他身手矫健如闪电，平稳一跃到我跟前，左手像蛇一样猛然出击。我预计会有一拳要来，及时闪开了我的头，但他却是冲着我的右腕来，牢牢地抓住了它。他手如钳一般紧握不放，突然一下拽得我失去平衡，他另一只戴着黄铜指套的手从另一边给了我一个环形上击拳。这几下要是落在我的后脑勺上，保准脑壳开花，我就是个废人了。如果此时我往回抽身，他会对准我的侧脸或者大臂，不管怎样，我的大臂和脸蛋都不保；在这种情况下，只能做一件事情。

我选择了往回拖他，顺便从后面抵住了他的左脚，抓住了他的上衣，立刻听见布料撕裂的声音。有一样东西打中了我的后颈，但并不是金属的感觉。我向左旋转，他像猫一样侧倒在一边，在我还没站稳的时候就已经站了起来。他狞笑着，对发生的一切甚感欣喜，他真是喜欢他的工作。他朝我飞速冲过来。

一声强壮有力的叫喊从某处传来：“厄尔！马上住手！立刻，你听见了没？”

牛仔帽小伙子马上停手，脸上还残存一丝病态的笑。他动作奇快，黄铜指套马上被藏进了他系在裤子上的宽腰带中。

我转身，看见一个穿着夏威夷衬衫的大块头男人沿着一条小径焦急地摇摆着胳膊朝我们赶来，气喘吁吁。

“你疯了吗？厄尔？”

“可别这么说，医生。”厄尔轻柔地说，接着他微笑起来，转身回到房子的台阶那里坐下。他摘下平顶帽，拿出一把梳子，神情恍惚地梳理他茂密的黑发。一两秒钟之后他开始吹起温柔的口哨。

那个穿着花哨上衣的大块头男人站定，看着我。我也站着和他对视。

“这儿发生了什么？”他低沉地说，“你是谁？先生？”

“大名马洛，求见韦林杰医生。你称呼厄尔的那个小伙子想和我玩玩游戏，我猜是这热天气闹的。”

“我是韦林杰医生。”他泰然自若地说。他转过头，“进屋去，厄尔。”

厄尔慢吞吞地站起来，若有所思地打量着韦林杰医生，大大的烟灰色眼睛空无一物。然后他爬上台阶，拉开纱门。一群苍蝇生气地嗡嗡作响，待门关上之后又安顿在了纱窗上。

“马洛？”韦林杰医生的注意力又回到我身上，“有什么我能为您效劳的，马洛先生？”

“厄尔说你已经停业了。”

“没错，等法律流程结束，我们就搬走。现在只有厄尔和我在这里。

“我很失望。”我说，摆出失望的神情，“我以为有个叫韦德的男人待在你这里。”

他挑起几根足以引起富勒刷
[1] 销售员兴趣的眉毛。“韦德？我可能听说过这个名字，但是为什么他要和我住在一起？”

“接受治疗。”

他蹙起眉头，这样一双眉毛可真是让人叹为观止。“我是一个医务人员，先生，但我已经不执业了，你说的是哪种治疗？”

“那家伙是个酒鬼。他时不时就会失去理智然后消失。有时他能自己回来，有时他被送回来，有时得花工夫找他一阵子。”我拿出一张名片递给他。

他面有不悦地读着名片上的字。

“厄尔是怎么回事？”我问他，“他以为自己是瓦伦蒂诺
[2] 吗？”

他的眉毛又挑了起来，简直令我着迷，一部分眉毛自行向下弯曲了大概有一点五英尺。他耸了耸肥厚的肩膀。

“厄尔是无害的，马洛先生。他只是一时——有点心不在焉。或者说，玩世不恭？”

“你说了算，医生。对我来说，他的玩笑有点粗鲁。”

“啧，啧，马洛先生。你肯定夸张了。厄尔喜欢角色扮演，在那个方面他像个孩子。”

“你的意思是他是个傻子。”我说，“这地方像一家疗养院，不是吗？或者曾经是？”

“当然不是，营业的时候，它是一个艺术家聚居地。我提供食宿、健身设施还有娱乐，为的是隔绝外界的喧嚣。并且我只适度收取费用，艺术家，你大概也知道，少有有钱人。所谓艺术家，包括作家、音乐家等等。这对我来说是一份报答丰厚的职业——没倒闭前。”

他说这些话时，盯着我，眉毛的外侧两端向下耷拉着，和嘴角相呼应。要是眉毛能再长一点，就该掉到他嘴巴里了。

“我知道。”我说，“都在档案里记着呢，而且几年前你遭遇过一起自杀。麻醉剂使用过量，对吧？”

他的眉毛立刻从耷拉变成竖起。“什么档案？”他厉声问道。

“我们有专门记录经营被称作‘铁窗勾当’的伙计们信息的档案。医生，你可别想在疯病发作时从那里逃出来。都是些小型的私人疗养院，治疗酒鬼、瘾君子和轻微躁狂症的地方。”

“这种地方必须拥有合法执照！”韦林杰医生严厉地说。

“是啊，至少理论上是。有时他们也会忘记。”

他僵硬地挺直身体，在那一刻，这家伙还有几分威严。

“这建议简直无理，马洛先生。我并不知道为什么我的名字在你提到的这种名单上。我必须请你离开。”

“我们谈谈韦德吧。他在这里会不会用化名？”

“这里除了厄尔和我以外没有别人。我们少有人来打扰。现在请你——”

“我想四下看看。”

有时把人惹毛后，他们可以口不择言，但韦林杰医生绝不会这样。他保持仪态，把眉毛控制得恰到好处。我朝房子看了一眼，里面传来一阵音乐，大概是舞曲和非常微弱的响指的声音。

“我猜他在里面跳舞呢。”我说，“那是探戈，我打赌他在独舞，真是个孩子。”

“你到底走不走，马洛先生？还是说我应该叫厄尔来把你从我的地盘里请出去？”

“好吧，我就走。别生气，医生。那档案上只有三个以V开头的名字，而你似乎是最有希望的一个。这是我们唯一切实的证据——V医生。他走之前胡乱在一张纸上写下：V医生。”

“那可多了去了。”韦林杰医生淡定地说。

“噢，没错。但是在我们的档案里干铁窗勾当的伙计并不多。谢谢你的时间，医生。厄尔令我有点不安。”

我转身走到我的车旁，钻了进去。等我关上门的时候，韦林杰医生已经走到我旁边，他把身体探进来，脸上挂着和蔼的表情。

“我们没必要争执，马洛先生。我意识到了，干你们这一行的时不时就要冒犯别人，不过厄尔哪点让你不舒服？”

“他的身份显然是假的，而谎言总是结伴出现。他患有躁狂抑郁症，不是吗？目前他处在亢奋期。”

他沉默地盯着我，看起来严肃且有礼。“很多有趣而有才的人都和我一起生活过，马洛先生，并不是所有人都像你一样头脑冷静。有才的人通常神经质，但是我可没有照顾疯子或者酒徒的条件，就算我喜欢那样的工作。除了厄尔我也没有其他员工，他也不适合照顾病人。”

“那你说说他适合什么，先生？除了泡泡舞？”

他倚靠在门上，声音变得低沉而充满信任。“厄尔的父母是我的挚友，马洛。他们已经不在了，得有人照顾厄尔，厄尔得过平静的生活，远离城市的喧闹和诱惑。他不太稳定，不过基本上是无害的，我可以轻松地控制他，就像你看到的那样。”

“你真有勇气。”我说。

他叹了口气，眉毛轻轻地上下摆动，像某种疑心重重的昆虫的触角。“这是一种牺牲。”他说，“很大的牺牲。我以为厄尔可以协助我做一些工作。他网球打得非常好，游泳和潜水达到冠军水平，还可以整夜跳舞。几乎所有时候他就是亲切友善的化身，但时不时会发生——意外。”他摆了摆宽厚的手掌，好像想把痛苦的记忆抛到脑后。“最后，不是放弃厄尔就是放弃我在这里的地盘。”

他把双手掌心向上，摊开，然后转过来，手掌垂落到身体两侧，眼睛被未流出的眼泪浸湿。

“我全卖了。”他说“这个安宁的小山谷将会变成一处房地产开发地。那里会有人行道和路灯柱，还有骑着脚踏车的孩子和聒噪的收音机。甚至会——”他凄凉地叹了一口气，“有电视。”他大手一扫，“我希望他们饶过这些树，可是我怕他们不肯。沿着山脊会换上电视天线。可是厄尔和我会走得远远的，我相信。”

“再见，医生。我深表同情。”

他伸出手，潮湿但是有力。“谢谢你的同情和理解，马洛先生，并且我很遗憾我没法帮你找斯莱德先生。”

“是韦德。”我说。

“对不起，当然是韦德。再见，祝你好运，先生。”

我启动引擎，顺着来时的石子路往回开。我感到悲伤，但并没有到韦林杰医生所想要的那种程度。

我驶出大门，绕过公路弯道，开了一大段路，把车停在门口看不到的地方。我下了车，沿着石子路走回从铁丝网外可以看见大门的地方。我站在一棵桉树下等待。

大约五分钟过去了。一辆车搅动着小石子从私家道路过来，停在我这个角度看不见的地方。我往后又退了几步，躲到灌木丛中去。我听见嘎吱声，然后沉重的大锁咔哒一声，接着是锁链咣当作响，车子的发动机加速转动，原路返回。

当声音渐渐平息之后，我回到我的老奥兹那里，掉头往城里开，当我经过通往韦林杰医生住处的私人道路，我看见大门紧闭，加了一把带挂锁的铁链。今天谢绝拜访，谢谢。

注释

[1] 富勒制刷公司（Fuller Brush Company），建于一九○六年的美国公司。

[2] 鲁道夫·瓦伦蒂诺（Rudolph Valentino，1895—1926），美国著名男演员，默片时代最为风靡的银幕情人。

17

我开了二十多英里回到城区，吃了午饭。越吃越觉得整件事情很荒唐。像我这样是找不到人的，就算遇到了厄尔和韦林杰医生这号有趣人物，要找的人还是踪迹全无。磨损了轮胎，浪费了汽油、口舌、心力不说，还没有回报，这简直比把全部赌注压在轮盘的黑二十八号上胜率还低。我只知道三个以V打头的名字，在这种情况下，能找到人的概率和击溃赌神尼克
[1] 差不多。

不管怎样第一个总是错的，是条死胡同。有希望的线索在你面前被生生击得粉碎，连一点声响都没有。但是他不应该把韦德说成斯莱德。他是个聪明人，可不会轻易忘掉，如果他忘了，那就是忘得一干二净。

也许是他，也许不是，我对他还没那么了解。喝咖啡的时候我想起了乌坎尼奇和瓦利医生，去还是不去？去的话大半个下午就打发了。那时候我再给闲谷韦德府上打电话，可能会被告知一家之主已经返回宅邸，目前一切安好。

去趟乌坎尼奇医生那里很简单，他的诊所就在隔壁几个街区，但是瓦利医生实在是太远了，还得走阿尔塔迪纳的那片山路，一段漫长、闷热而无聊的旅程。到底去还是不去？

最后我决定去，有三个好理由。第一，多了解一下法律灰色地带和在那儿活动的人总没有坏处。第二，要是我能够为彼得斯的档案添上些信息，不仅可以报答他，也是我的一片心意。第三，我没什么其他事可做。

我付了账，把我的车留在原地，顺着路北到了斯托克维尔大楼。这是一栋古旧的楼，门口有一个雪茄柜台，还有一部东歪西倒无法平稳运行的手动电梯。六层的走廊狭窄，门上镶着磨砂玻璃板，比我的办公楼更陈旧，而且脏很多。里面满是医生、牙医、门庭冷落的基督教科学派传教者，以及那些你可不希望自己聘用的律师、勉强糊口的医生和牙医。技艺不甚精巧，手脚不太干净，还有点心不在焉，三块钱，付给护士；尽是些疲惫、沮丧的男人，他们也清楚自己的分量，能从患者身上挤出多少钱。请不要赊账，医生进来了，医生出去了。你的臼齿真是松动了，卡辛斯基夫人。如果你想用丙烯酸的填料，一点不比金牙差，花十四块钱我就可以给你补好。需要麻醉剂的话，普鲁卡因得单花两块钱。医生进来了，医生出去了。一共三块钱，请把钱交给护士。

在那种大楼里，总会有几个赚大钱的人，但你却看不出来。他们和寒酸的背景融为一体，那就是他们的保护色。兼营保释保证书非法勾当的滑头律师（应被罚没的保释金中只有约百分之二如数上交）；挂羊头卖狗肉的堕胎人员；伪装成泌尿科、皮肤科，或者任何对患者进行频繁治疗，定期使用局部麻醉剂的医生。

莱斯特·乌坎尼奇医生有一间小小的、装饰简陋的等候室，里面有十来个满脸病容的人。每个人看起来都和其他人一样，没有任何特殊之处。不管怎样你无法将一个没发作的瘾君子和素食主义的会计区分开来。我得等四十五分钟，病人经过两道门，一个精力旺盛的耳鼻喉医生可以同时对付四个病人，只要他的房间够大。

终于我走进了房间，坐在一个棕色的皮质椅子上，旁边是一个盖满白色毛巾的桌子，上面有一套工具。一个消毒柜靠着墙，咕咚作响。乌坎尼奇医生身着白大褂，前额绑着一面圆镜，步伐轻快地走了进来。他在我面前的一张凳子上坐下。

“窦性头痛，是吗？非常严重吗？”他看着护士给他的文件袋。

我说头痛欲裂，尤其是早上起床的时候。他了若指掌地点点头。

“很典型。”他说着往一个像钢笔一样的东西上装了一个玻璃盖。

他把这东西塞进了我的嘴巴里。“请合上嘴唇，但松开牙齿。”他边说边伸手关上了灯。屋里没有窗户，一个通风扇不知在哪里呼噜呼噜地转着。

乌坎尼奇医生撤回了他的玻璃管子，重新把灯打开，认真地看着我。

“没有任何阻塞，马洛先生。如果你头痛，那不是鼻窦疾病导致的。我大胆猜测你从没有过鼻窦问题。我能看出你做过一次鼻中隔手术。”

“是的，医生，打橄榄球的时候让人踢了一脚。”

他点点头，“那里有一小片骨突，应该切除掉，不过也不至于妨碍呼吸。”

他抱膝坐在凳子上往后靠，问道：“你到底想要我做什么？”他有着一张瘦削的脸，脸色倦怠而苍白，看起来就像一只患了结核病的白鼠。

“我想和你聊聊我的一个朋友，他状态很差，他是个作家，赚了很多钱，但精神状态不好，需要帮助。他靠连日酗酒度日，需要一点额外的东西，但他自己的医生不肯再配合。”

“你说的是哪种配合？”乌坎尼奇医生问。

“他需要的只是偶尔来一针，好镇定下来。我猜也许我们可以想出点办法，钱管够。”

“对不起，马洛先生，我不管这种问题。”他站起来，“要我说，这种治疗方式有点鲁莽。如果你的朋友愿意，他可以咨询我，但他最好是真的有点需要治疗的毛病。你的费用一共十块钱，马洛先生。”

“别装了，大夫，你就在那张名单上。”

乌坎尼奇医生靠着墙点燃了一根香烟，他耐心等着我，吐着烟圈并且静静观赏。我给了他一张我的名片，他看了看。

“什么样的名单？”他问道。

“铁窗勾当伙计的名单。我猜你大概已经知道我的朋友是谁了。他叫韦德。我猜你把他藏在某个白色小房间里，他离家出走了。”

“你这蠢货。”乌坎尼奇医生说，“我才不赚卖四日戒酒灵的蝇头小利。那东西什么也治不了，我也没有什么白色的小房间，也不认识你说的那位朋友——如果真有这么个人的话。十块钱——现金——立刻。还是说你想让我叫警察，报告你向我索要麻醉药品？”

“那太棒了。”我说，“叫吧。”

“滚出去，你这廉价骗子。”

我站起来，“我想我弄错了，医生。那家伙上次违誓酗酒，躲在一个名字以V开头的医生那里，简直就是绝密行动，他们深更半夜来接他，等他酒劲儿过后再用同样的方法送回去。他们甚至没等他进屋就溜了。所以，这回他又脱逃，而且已经有一阵子没回家，自然我们会查一查我们的档案，找找线索。我们找到了三个名字以V打头的医生。”

“有趣。”他干笑道，仍然等着我的回答，“你筛选的标准是什么呢？”

我盯着他，他的右手在左大臂内侧轻柔地上下移动，脸上微微渗出一层汗。

“对不起，医生，我们需要保密。”

“等我一会儿，我有另一个病人，他——”

事情说到一半他就这么走了。过了一会儿，一个护士把头伸进来，飞速地看了我一眼，又把头缩回去。

然后，乌坎尼奇医生脚步轻快地溜达着回来了，脸上带着微笑，神情轻松，眼神明亮。

“怎么？你还在这里？”他看起来非常惊讶，或者假装十分惊讶。“我以为我们的小会面已经结束了。”

“我这就走，我以为你要我等一会儿。”

他咯咯笑起来。“你知道吗，马洛先生？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简直是不同寻常，花区区五百块钱我就能让你骨折入院。好笑吧，是不是？”

“太滑稽啦。”我说，“你给自己打了一针，对不对，医生？老兄，是不是感觉眼前一亮？”

我向外走。“再见，朋友。”
[2] 他轻快地说，“别忘了我的十块钱。付给护士。”他走向一个对讲机，我离开时，他正跟对讲机说话。候诊室里刚才那十二个人或者另外十二个跟他们差不多的人正痛苦难捱。护士在等着收钱。

“请付十元，马洛先生。这家诊所的规定是立即付现金。”

我穿过拥挤的人群径自走向门口，她从椅子上弹了起来，小跑着绕过桌子，我打开门。

“别人要是不付钱怎么办？”我问她。

“你试试就知道。”她生气地说。

“也对，你只是在做你的工作，我也是。看一眼我留给你的那张名片，你就知道我是做什么的了。”

我继续往外走，等候的病人看着我，面带不满的神色，怎么可以这样对待医生。

注释

[1] 尼克原名尼古拉斯·丹道洛斯，著名职业赌徒。一九四九年，他输掉了一场长达五个月的赌局，赌金高达二百万美元。

[2] 原文是西班牙语。

18

阿莫斯·瓦利医生却是完全不同的景况，他拥有一栋带花园的大房子，成片的老橡树浓荫蔽日。那是一栋可观的框架结构房屋，门廊的屋檐上有精致的蔓叶雕花，白色的门廊栏杆是由圆雕和竖刻制成的木柱，就像一排复古三角钢琴的琴腿。几位孱弱的老人躺在门廊上的长椅中，身上裹紧厚毯。

房子的入口处是一扇双层彩绘玻璃门，屋内的走廊宽敞而凉爽，镶花地板打磨得锃亮，没有铺地毯。夏季的阿尔塔迪纳十分炎热，因为这片区域紧邻山脚，风不经其上空，八十年前的居民懂得盖适应这种气候的房子。

身着挺括白衣的护士接过了我的名片，等了一会儿之后，阿莫斯·瓦利医生屈尊降贵来见我。他是一个秃顶的大块头，笑容满面。他的白色长外套一尘不染，绉纹胶鞋在他走路的时候没发出一点声响。

“我能为你做点什么，马洛先生？”他的声音浑厚，可以抚平病痛、安慰焦灼的心灵。医生来了，不用担心了，一切都会好起来的。他拥有这种病榻之侧所需的态度，并且要更夸张，好似裹了层层蜜糖一般。他太棒了——并且像装甲板一样结实。

“医生，我在找一个叫韦德的男人，一个离家出走的有钱酒鬼。根据过去的经验，他应该躲在一个隐蔽的地方，那里可以治疗他。我唯一的线索就是一张提到过V医生的纸条。你是我找到的第三个V医生，我已经感觉没什么希望了。”

他和蔼地笑笑，“只是第三个吗，马洛先生？在洛杉矶附近肯定有上百个名字以V开头的医生。”

“那是肯定，但并没有很多人有带铁条的窗户，我发现楼上有几间，在房子的侧面。”

“老家伙。”瓦利医生悲伤地说，是那种浓烈而丰沛的悲伤。“孤独的老人，压抑并且闷闷不乐的老人，马洛先生。有时候——”他做了一个富有表现力的手势，画出一条向外弯曲的弧线，一个停顿，然后轻柔地落下，就像一片枯叶颤抖着飞落。“我这里不治疗酒鬼。”他清楚地加了一句，“现在如果你不介意——”

“对不起，医生。你碰巧在我的名单上，这可能是个错误，可能是因为几年前你和麻醉药品管理人员发生过口角。”

“是这样吗？”他看起来很疑惑，过了一会儿他笑逐颜开，“啊，是的，我在用人上犯了个错误，雇了一个不称职的助手，他辜负了我的信任，是的，的确是。”

“我听到的情况不是这样的。”我说，“我猜我弄错了。”

“你听到了什么呢，马洛先生？”他仍然在用微笑和柔和的语调为我治疗。

“你不得不上交你的麻醉处方记录簿。”

这让他着实吃惊，他还没有现出怒容，但是魅力开始减退，蓝色的眼睛里有了一丝寒光，“那么，这么了不起的信息，从哪里来呢？”

“一家大的侦探事务所，他们有建立这种档案的便利渠道。”

“一帮廉价的勒索者，毫无疑问。”

“他们可不便宜，医生。他们的基本工资是一百块一天，由一位退役的宪兵队上校经营。他们看不上蝇头小利，医生，他出价可高了。”

“我得给他点颜色瞧瞧。”瓦利医生冷冷地略带厌恶地说，“他叫什么？”瓦利医生暖阳般的态度已经被寒夜取代。

“保密，医生，别想太多，全是例行工作。你没听过韦德这个名字，对吧？”

“我觉得你知道出口在哪里，马洛先生。”

一扇小电梯的门在他身后打开，护士推着一把轮椅出来，这把椅子里装着一位风烛残年的老人所剩无多的躯体。他的眼睛闭着，皮肤青紫色，被包裹得严严实实。护士静静地推着他经过打磨光亮的地板，从一扇侧门出去了。瓦利医生柔声说：

“老人，被病痛折磨的老人，孤独的老人们。别再回来了，马洛先生。你可能会烦到我。要是我被惹急了，我可能会不太讨人喜欢，甚至可以说非常令人不悦。”

“我不在乎，医生。谢谢你的时间，你有一个温馨的临终之家。”

“这话什么意思？”他上前一步，卸去所有剩余的甜言蜜语，脸上柔和的线条变成了坚硬的棱角。

“怎么了？”我问他，“我知道我找的人不会在这里，这里只有手无缚鸡之力的人，病魔缠身的人，孤独的老人，这是你自己说的，医生。没有人愿意赡养他们，只有钱和饥渴的财产继承人。他们中的大多数大概会被法庭认为没有行为能力。”

“我很生气。”瓦利医生说。

“少量的食物，少量的镇静剂，坚持不懈的治疗。把他们推到阳光底下，再把他们安顿到床上，把一些窗户用铁条封好，以防有人还有力气逃脱。他们爱你，医生，每一个，所有人。他们死的时候抓着你的手，看着你眼中流露的悲悯，那也是真诚的。”

“当然是。”他用低沉的喉音咆哮，他的手攥起拳头，我应该住嘴，但是他开始让我作呕。

“当然是。”我说，“没有人想失去一个肯花钱的客户，尤其你还不用讨好他。”

“总有人得去做这件事情。”他说，“得有人去照顾这些可怜的老人，马洛先生。”

“总有人得清理污水池，想想吧，这是一份体面而干净的工作。再见，瓦利医生。当我觉得我的工作卑劣时，我会想起你的，这会成为我源源不断的动力。”

“你这条肮脏的寄生虫。”瓦利先生从他洁白宽大的牙齿间挤出这句话，“我应该折断你的后背。我做的是正直得不能再正直的工作。”

“是的。”我疲倦地看着他，“我知道，只是这工作泛着死亡的气息。”

他没有揍我，所以我转身走了。我回头望了望宽敞的双层门，他没有动，他得先把一层层甜蜜伪装涂回去。

19

开车回好莱坞的路上，我感觉自己像一小截被嚼过的绳子。现在吃饭太早，也太热，我打开了办公室里的电风扇，但并没有让空气凉下来，只是不那么闷了。外面的大道上，混乱的交通没完没了地发出噪音。我脑中的想法像粘在捕蝇纸上的死苍蝇。

开了三枪，一发未中。我唯一的成就就是见了挺多医生。

我打到韦德家里，一个墨西哥口音的人接了电话并告诉我韦德夫人不在家。我说我找韦德先生，那声音说韦德先生也不在家。我留下了我的名字，他似乎毫不费力地就记下了，他说他是家里的男仆。

我打给了卡恩组织的乔治·彼得斯，也许他知道更多的医生，但他不在。我留了一个假名字和一个正确的电话号码。一个小时就像一只病恹恹的蟑螂一样爬了过去。我是无知无识沙漠中的一粒沙子，我是刚刚用尽双枪子弹的牛仔。开了三枪，一发未中。我讨厌凡事成三。你去找A先生，一无所获。你去找B先生，一无所获。你去找C先生，还是一无所获。一周之后你发现应该是D先生，只是你之前并不知道他的存在，并且在你发现的时候，客户已经改变主意，并叫停调查。

乌坎尼奇和瓦利医生被划掉了。瓦利日进斗金，没有必要和醉汉们纠缠。乌坎尼奇是个废物，一个走钢丝演员，在自己的办公室里静脉注射毒品，助手肯定知道，一些病人也知道。想要他完蛋，只需要一个难缠的病人和一通电话。不管是否清醒，韦德都不会靠近这种人。他可能并不是世界上最聪明的那类人——很多成功人士都远非思想的巨人——但他不至于傻到和乌坎尼奇这种人鬼混。

唯一可能的就是韦林杰医生了。他有场地，并且是隐蔽的场地。他大概也有耐心，只是塞普尔维达峡谷距离闲谷有一段距离。哪里是联络点，他们是怎么认识的，如果韦林杰拥有那片不动产，而且已经觅好买主，他就已经在致富的路上成功了一半。这让我想到一个主意，我给产权公司的熟人打电话，想弄明白那片不动产的状态。结果一无所获，产权公司当天关门。

我那天也闭门歇业，开车前往拉希耶纳加大街，去鲁迪烤肉酒吧。我把我的名字告诉了餐厅主管，然后坐上吧凳，面前摆着酵香的威士忌，耳边飘荡着马雷克·韦伯
[1] 的华尔兹，等待着那个重要时刻。过了一会儿，我得以入场品尝那份驰名世界的鲁迪招牌索尔斯伯利牛肉饼，一种放在一块烤热的厚木板上的汉堡包，四周环绕着烤至金黄的土豆泥，配上炸洋葱圈和那种男人们只有在餐厅会乖乖吞下的蔬菜什锦沙拉。要是他们的妻子在家里来上一份，他们一定会大嚷大叫表示抗议。

然后我开车回家，当我打开前门的时候，电话铃响了起来。

“我是艾琳·韦德，马洛先生。你让我打给你。”

“只是想知道你那边是什么情况。我一整天都在看医生，但他们似乎不太喜欢我。”

“没有任何进展，很可惜。他还是没有回来，我忍不住感到非常焦虑，而你也没有什么消息告诉我，我猜。”她的声音低沉且无精打采。

“这是一个人口庞大的县城，韦德夫人。”

“算上今晚，已经整整四天了。”

“是的，但那也不算太久。”

“对我来说已经很久了。”她沉默了一会儿，“最近我一直在思考，试图回忆起些什么。”她继续说，“一定有什么能帮得上忙的事，某种暗示或者记忆。罗杰很健谈。”

“韦林杰这个名字有什么特殊意义吗，韦德夫人？”

“不，恐怕没有，应该有吗？”

“你提到韦德先生有一次是被一个身着牛仔装的高个子年轻男人带回来的。如果再见到他，你能认出来吗，韦德夫人？”

“我猜也许可以。”她迟疑地说，“如果场景相似的话，但我只是快速瞥了他一眼，他叫韦林杰吗？”

“不，韦德夫人，韦林杰是一个身材强壮的中年男人，他经营，或者更准确地说，曾经在塞普尔维达峡谷经营某种度假牧场。有一个精心打扮、名叫厄尔的漂亮男孩为他工作，韦林杰自称医生。”

“太棒了。”她热切地说，“你不觉得你找对路子了吗？”

“我的境况可能比一只落汤猫咪还惨。等我弄明白再打给你，我只是想确定罗杰还没有回来，而你也没想起任何确定的线索。”

“恐怕我没帮上什么忙。”她忧伤地说，“任何时候都可以打电话给我，不管多晚。”

我说我会的，然后我们挂了电话。这次我带上了一把枪和一只三节电池的手电筒，枪是一把小型点三二口径短筒枪，装平头子弹。韦林杰医生的男孩厄尔可能除了黄铜指套之外还有其他小玩意儿。如果他有，并且用上那些东西的话，那他就太蠢了。

我又上了高速公路，用我敢开的最高时速。一个无月的夜晚，估计等我到达韦林杰医生的庄园门口时，天已经黑透了。我要的正是黑暗。

大门仍然用链条和挂锁锁着，我继续往前开，停在了离高速公路很远的地方。林间仍然有一点日光，但是不会持续太久了。我翻过大门，沿着山坡往上走，想找一条登山小径。身后的山谷远处好像传来了鹌鹑的鸣叫声，还有一只哀鸣的鸽子在感慨生活的不幸。没有登山小径，或者是我找不到，所以我回到了大路上，顺着石子路边走。橡树渐渐取代了桉树，我穿过山脊，远处有几点灯光。我花了四十五分钟才从游泳池和网球场的后面绕到了一处观察道路尽头的主楼的地方。这栋房子灯火通明，有音乐从中传出。再往树丛后面去，另有一间小屋也有灯光透出。树林中四处散落着很多黑漆漆的小屋子。我沿着其中一条小径往前走，突然，主楼后的泛光灯亮起来，我立马停住脚步。泛光灯并没在刻意照什么，而是直直地向下照，在后门廊和院子里形成了一池亮光。然后，门突然砰的一声被撞开，厄尔出来了，此时我知道我来对了地方。

今晚厄尔装扮成牛仔，上次送罗杰·韦德回家的也是个牛仔。厄尔在旋转绳索，他身穿一件暗底白线缝制的上衣，脖子上松松地系着一条波点围巾，腰间绑着一条点缀有很多银饰和一双真皮压印手枪皮套的宽皮带，皮套里装着两支象牙手柄枪。他穿着优雅的马裤和靴子，靴子上有白色的十字绣，新得发亮。在他头后挂着一顶白色的宽边帽，一条看似银色的编制绳索松垮垮地从上衣垂下来，末端没有固定住。

他一个人站在那一池灯光下，旋转着手中的绳索，在绳索内外自由穿梭。一个没有观众的演员，一个高挑、苗条、英俊的牧马人在上演独角戏，享受着场上的每一分钟。双枪厄尔，科奇斯县一霸，他属于那些疯狂爱马的度假牧场，在那里连电话接线女孩都要穿马靴去上班。

突然之间他听见了一阵声响，或者假装听见了。绳子被扔在地上，他唰地从皮套中掏出两把手枪，拇指的关节钩住水平的击锤。他凝视着黑暗处，我不敢动一下，那两把可恶的枪可能都已上膛，但是灯光刺目，他什么也看不清楚。他把枪塞回皮套，捡起绳索，松松地收在手中，走回房子里。灯光熄灭了，我也消失了。

我在林间穿梭，接近那栋山坡上亮灯的小屋子。里面一点动静都没有。我靠近纱门往里看，灯光来自床头柜上的台灯。一个男人平躺在床上，姿态放松，穿着睡衣，胳膊伸在床罩外面，眼睛睁得大大的，盯着天花板。他看起来很高大，一半的脸没在阴影之中，但可以看清他面色苍白，需要刮胡子，没刮胡子的时间跟失踪时间基本吻合。他舒展的手指一动不动地垂在床沿外，看起来他好像几个小时都没有动过了。

我听见从屋子远处的那边传来了一阵脚步声。沙门嘎吱作响，韦林杰医生魁梧的身形出现在走廊之中。他拿着一大杯看起来像番茄汁的东西，打开了落地灯，他的夏威夷衫泛着黄色的光，床上的那个男人看也没看他一眼。

韦林杰医生把玻璃杯放在床头柜上，把一把椅子拉到床跟前坐下，他伸手去号脉。“你现在感觉怎么样，韦德先生？”他的声音体贴而关切。

躺在床上的男人没有回答，也没有看他，他继续瞪着天花板。

“好了，好了，韦德先生，咱们都不要情绪化，你的脉搏只是比正常稍微快一点。你现在虚弱，但是其他——”

“泰捷，”躺在床上的男人突然说，“告诉那个人，如果他知道我的情况，那狗娘养的不需要来问我。”他的声音清脆好听，但语调苦涩。

“谁是泰捷？”韦林杰医生耐心地说。

“我的代言人，她就在上面那个角落里。”

韦林杰医生往上看。“我看见了一只小蜘蛛。”他说，“别演了，韦德先生，和我没有必要。”

“家隅蛛，最常见的跳蛛，伙计。我喜欢蜘蛛，它们几乎从来不穿夏威夷衫。”

韦林杰医生润湿了一下他的嘴唇，“我没有工夫跟你开玩笑，韦德先生。”

“泰捷可不开玩笑。”韦德慢慢地转过头来，好像头重千斤一般。他鄙夷地盯着韦林杰医生。“泰捷非常严肃，她不知不觉地接近你，当你没有注意的时候，她快速地静静一跳。过了一会儿，等她足够接近，再最后纵身一跃，你就会被吸干，医生，一滴血不剩。泰捷不会吃你，她只是吸吮精髓直到你只剩下皮囊。如果你打算一直穿着那件衬衫的话，医生，我想这事情还不会太快发生。”

韦林杰医生向后靠在椅子里。“我需要五千块。”他镇定地说，“什么时候我能拿到？”

“你会拿到六百五十块。”韦德狰狞地说，“不用找零，到底在这个窑子里能花多少钱？”

“杯水车薪。”韦林杰医生说，“我告诉过你我涨价了。”

“你没说价格已经涨到和威尔逊山一样高。”

“别搪塞我，韦德。”韦林杰医生急促地说，“现在不是耍嘴皮子的时候，你也背叛了我的信任。”

“我不知道你对我有半点信任。”

韦林杰医生慢慢地弹着椅子扶手。“你深更半夜把我叫醒，”他说，“你那时很绝望，说如果我不来你就会自杀。我本不想管你，而且你知道原因。我在这个州没有行医执照，我正努力在赔光之前把这片不动产卖掉。我还要照顾厄尔，他又快要大闹一场了。我告诉过你这会花掉你很多钱，但你仍然坚持，我就去了。我要五千块。”

“我那是饮酒过量，情况危急，”韦德说，“你不能在那种时候和人讨价还价，我已经给了你很多钱。”

“还有，”韦林杰医生缓缓地说，“你跟你妻子提到了我的名字，你告诉她我会来接你。”

韦德看起来十分惊讶。“我绝对没有，”他说，“我都没看见她，她那时在睡觉。”

“那就是另外一次，一个私家侦探来这里问过你，他不可能找上这儿，除非有人告诉他。我拖住了他，但是他可能还会再回来。你得回家，韦德先生，但是先要给我五千块。”

“你不是世界上最聪明的人，对吧，医生？如果我的妻子知道我在哪里，她为什么需要一个侦探？她可以自己来——假如她真的那么在乎的话。她可以带着坎迪来，我们的男仆。坎迪会在你的蓝衣少年决定今天出演什么电影角色的时候把他切成细条。”

“你的嘴真恶毒，韦德，脑子也污秽不堪。”

“我还有肮脏的五千块，医生，想来拿就试试啊。”

“你给我写一张支票。”韦林杰医生坚定地说，“现在，立刻，然后你就穿衣服，厄尔送你回家。”

“支票？”韦德几乎要笑出声来，“好，我给你一张支票。没问题，你怎么提现？”

韦林杰医生静静地笑了。“你认为你可以不付钱，韦德先生。但是你不能，我保证你不能。”

“大腹便便的混蛋！”韦德朝他大声喊。

韦林杰医生摇了摇头，“在某些方面，对，不是所有方面。像大多数人一样，我是一个混合体，厄尔会载你回家。”

“不行。那家伙让我毛骨悚然。”韦德说。

韦林杰医生轻轻地站起来，伸手过来拍拍床上男人的肩膀。“对我来说，厄尔是不会伤害别人的，韦德先生。我有办法控制他。”

“倒是说一种听听。”另一个声音回答，厄尔穿着他罗伊·罗杰斯
[2] 的行头穿门而入，韦林杰先生转身微笑。

“让那个变态离我远一点。”韦德大叫，第一次流露出了恐惧。

厄尔把他的手放在装饰繁复的腰带上，脸上却面无表情。从他的齿缝间传来一阵轻轻的口哨声，他缓缓地走进房间。

“你不应该那么说。”韦林杰医生赶紧说，并转向厄尔，“好了，厄尔。我自己来对付韦德先生。我帮他穿衣服，你去把车开上来，越靠近小屋越好，韦德先生非常虚弱。”

“他会变得更加虚弱。”厄尔用口哨般的声音说，“别挡路，胖子。”

“现在，厄尔——”他伸手抓住英俊少年的胳膊，“你不想回到卡马里奥吧，对吗？只要我说一句话——”

他只说到了这里。厄尔甩开他的胳膊，右手中闪过金属的光芒。武装好的拳头撞到韦林杰医生的下颚，他倒在地上，仿佛心脏中了一枪。他跌倒在地的瞬间震动了整个小屋，我开始狂奔。

我来到门口，用力拉开门。厄尔飞速转身，微微前倾，瞪着我却没认出我是谁。他嘴里发出咕噜声，开始向我冲来。

我拔出枪向他晃了晃，但这似乎对他来说没什么意义，要么是他的枪没有装好子弹，要么是他完全忘记他有枪。他只用了黄铜指套。他没有停下脚步，继续朝我走来。

我朝着打开的窗户开了一枪，子弹经过床的上方。枪支发出的爆炸声在小屋子里显得更加刺耳。厄尔突然停下来，头转过去看着纱窗上的弹孔。他又回头看我，脸上表情鲜活了些，他朝我咧嘴大笑。

“发生了什么？”他生气勃勃地问我。

“把指套摘掉。”我说，看着他的眼睛。

他吃惊地低头看自己的手，摘掉利器，随意地扔到角落里。

“现在摘掉枪带。”我说，“别碰枪，只能动皮带扣。”

“里头没有子弹。”他微笑地说，“该死，它们压根儿不是枪，只是道具。”

“皮带，快点。”

他看着点三二短筒枪，“这是真的？噢，当然。纱窗。对呀，纱窗。”

刚才躺在床上的男人已经不再躺着，他跑到了厄尔身后，敏捷地伸手拔出一支锃亮的枪，厄尔并不喜欢他这样做，脸上的表情可以看出来。

“别惹他。”我生气地说，“放回去。”

“他说得没错。”韦德说，“它们是玩具手枪。”他往后退，把光亮的手枪放在桌子上。“天哪，我简直和一只断了的胳膊一样无力。”

“解掉皮带。”我第三次发出指令，当你开始命令厄尔这种人做什么时，你必须坚持做完。把事情简单化，别改变你的想法。

他最终还是和气地摘下了皮带。接着，他手拿皮带走向桌子，拿起他的另一把枪放回枪套，又把皮带戴了回去。我任由他这么做。直到这时，他才看见韦林杰医生靠着墙，瘫倒在地。他快速穿过房间走进浴室，拿着一壶水走回来。他把水倒在韦林杰医生的头上，医生骂骂咧咧地在地上翻滚，开始发出痛苦的呻吟声，他一巴掌拍向自己的下巴，然后准备站起来，厄尔上前帮忙。

“对不起，大夫。我大概也没看清是谁就一拳挥了过去。”

“没关系，哪儿也没断。”韦林杰说，摆摆手让他走。“把车开到这里来，厄尔。别忘了下面挂锁的钥匙。”

“把车开到这里，没问题。马上，挂锁的钥匙，我知道了，马上，大夫。”

他吹着口哨走出了房间。

韦德坐在床边，看起来摇摇晃晃的。

“你就是他说的那个侦探？”他问我，“你怎么找到我的？”

“到处问知道这些事情的人。”我说，“如果你想回家，你得穿上衣服。”

韦林杰医生还靠在墙上，按揉着他的下巴。“我来帮他。”他声音沙哑地说，“我一心帮助别人，他们却只是朝我的门牙重重一脚。”

“我完全理解你的感受。”我说。

我走到外面让他们去处理。

注释

[1] 马雷克·韦伯（Marek Weber，1888—1964），出生于德国，二十岁就自组乐队。一九三七年他移居美国，后来获得“电台华尔兹之王”的美誉。

[2] 罗伊·罗杰斯（Roy Rogers，1911—1998），美国好莱坞演员，曾拍过近一百部影片，他塑造的牛仔形象深入人心。

20

他们出来的时候，车已经停在附近，厄尔却走了。他停好车后关掉车灯，什么也没和我说，就掉头往大木屋走去。他还在吹着口哨，努力找着依稀记得的曲调。

韦德小心地爬进汽车后座，我随后坐在他的旁边，韦林杰医生开车。可能他的下巴和头都伤得很重，但他没有表现出来或者告诉我们。我们翻过了山脊，已经来到石子路的尽头。厄尔已经下来过，打开了大门。我告诉韦林杰医生我泊车的位置，他停在了附近。韦德钻进我的车，一声不响地坐着，什么也没看。韦林杰下了车，走到他身边，温和地说：

“我的五千块，韦德先生，你答应给我支票的。”

韦德顺着座椅向下滑，把头枕在后座靠背上，“我会考虑。”

“你答应了，我需要它。”

“胁迫行为，这个词的意思是对他人进行伤害性的威胁。现在有人保护我了。”

“我给你吃，帮你洗。”韦林杰坚持说，“我大半夜来找你，保护你，治愈你——至少暂时，至少。”

“不值五千块。”韦德冷笑道，“你从我的钱包里拿走不少了。”

韦林杰不同意，“我答应过一个古巴的联络点，韦德先生。你是个有钱人，你应该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我得照看厄尔。为了抓住这次机会，我需要那笔钱，以后我会全额偿还。”

我开始坐不住了，我想吸烟，但是担心这会让韦德难受。

“鬼才相信你会还给我。”韦德疲倦地说，“你活不了太久了，总有一个晚上蓝色少年会在你熟睡时杀了你。”

韦林杰向后退了两步，我看不清他的表情，但他的声音变得强硬起来。“还有更多令人不悦的死法。”他说，“我觉得你的死法肯定是其中之一。”

他回到车里，驶过大门后离开了。我倒车、掉头、开往城市。过了一两英里后韦德喃喃自语：“为什么我要给那个死胖子五千块？”

“毫无道理。”

“那为什么因为没给他，我觉得自己是个混球？”

“毫无道理。”

他把头转到刚好能看见我的角度，“他对待我就像对待一个婴儿。”韦德说，“他基本上不敢让我独处，害怕厄尔会进来痛揍我一顿。他拿走了我身上所有的钱。”

“可能是你让他那么做的。”

“你和他是一伙儿的？”

“别提了。”我说，“这只是我的一份工作。”

沉默了一段路，我们经过边远郊区的外缘后，韦德又开始说话。

“也许我应该给他，他破产了。那片不动产要被没收，他一分钱也拿不到，都是因为那个变态，他为什么这么做？”

“我怎么知道。”

“我是作家。”韦德说，“照理说我应该懂得人们行为的动机，但我他妈的连一件事都弄不清楚。”

我穿过山口，爬升了一段路之后，山谷的灯光在我们面前绵延不绝地展开。我们下坡之后上了西北向去往凡吐拉市的高速公路。过了一会儿，我们经过了恩西诺。我停下来点上一根烟，朝高高的山顶上那所大房子的灯光望去。在某盏灯光下，伦诺克斯曾经生活过。我们接着往前开。

“马上就到掉头的地方了。”韦德说，“还是说你知道？”

“我知道。”

“话说，你还没告诉我你的名字。”

“菲利普·马洛。”

“名字不错。”他的声音突然变得尖锐起来，“等等，你就是那个和伦诺克厮混在一起的家伙。”

“是。”

在黑暗的车厢里，他盯着我。我们经过了恩西诺主街上的最后一栋房子。

“我认识她，”韦德说，“一点点。至于他，我从未见过。奇怪的案子，执法的那些家伙没让你好过吧，是吗？”

我没有回答他。

“也许你不想聊这个。”他说。

“可能，为什么你会对这件事情感兴趣？”

“妈的，我是个作家，这肯定是个好故事。”

“今晚先不聊了，你应该感觉很虚弱。”

“好的，马洛。好吧，你不喜欢我，我懂了。”

到了岔道口，我把车速压下来掉转车头，朝着一群低矮的山峰驶去，两山之中便是闲谷。

“我既不喜欢你也不讨厌你。”我说，“我不了解你，你妻子请我找到你并带你回家。我把你送到家后，就大功告成了。她为什么选择我，我说不上来。就像我说的，这就是份工作。”

我们转向山的侧面，开上了一条更加宽阔结实的公路。他说他的房子还有一英里，在前方的右手边。他告诉我门牌号，其实我已经知道。以他目前的体能，他算是能聊的。

“她付了你多少钱？”他问。

“我们没谈这个。”

“不管多少，肯定不够。我欠你太多感谢，你做得非常好，兄弟。我不值得你花这么多工夫。”

“也就今晚你会这么觉得。”

他笑了笑，“你知道吗，马洛？我可能会喜欢你，你有点混蛋——像我一样。”

我们到了他家门口，这是一栋双层的全木瓦房屋，有一个小的立柱门廊，还有一片长条状的草坪，从入口延伸到白色围栏里的一排浓密灌木。门廊点着灯。我把车开进了私家车道，停在车库附近。

“你自己能回去吗？”

“当然。”他下了车，“你不进来喝一杯什么的？”

“今晚就算了，谢谢；我会在这里等，直到你进屋。”

他站在那里，粗重地喘息。“好的。”他简短地说，然后转身小心翼翼地沿着石板路走到前门。他抱着白色的立柱站了一会儿，然后试探地敲了敲门。门开了，他走了进去。门没有关，光倾泻在葱翠的草坪上。突然有一阵喧哗，我循着倒车灯，从私家车道中退出去，有人大声喊。

我回望过去，看到艾琳·韦德站在门口，见我没停下，她开始奔跑。我不得不停下，灭了车灯下车。当她靠近的时候，我说：

“我应该过来叫你的，但是我不放心让他一个人在车里。”

“当然，遇到不少麻烦吧？”

“是的，比按个门铃要费劲儿一点。”

“请进屋，告诉我到底发生了什么。”

“他需要卧床休息，明天他就会焕然一新了。”

“坎迪会服侍他上床睡觉。”她说，“他今晚不会再喝酒，假如你在担心这个的话。”

“我没那么想，晚安，韦德夫人。”

“你肯定累了，不想喝一杯吗？”

我点了一根烟，好像上次抽烟还是几周之前，我陶醉在烟雾之中。

“我能吸一口吗？”

她走近我，我把烟递给她。她深深地吸了一口然后开始咳嗽。她把烟递回来，开始大笑，“看吧，我完全是个业余选手。”

“所以你认识西尔维娅·伦诺克斯。”我说，“这是你雇我的原因吗？”

“谁？”她听起来一头雾水。

“西尔维娅·伦诺克斯。”烟回到了我的手上，我抽得非常快。

“噢。”她说，略带惊讶，“那个——被杀了的女孩。不，我和她没有私交。我知道她是谁，我不是告诉过你？”

“对不起，我忘了你告诉过我什么。”

她还在那里安静地站着，离我很近，纤细并且高挑，穿着某种白色的连衣裙。从开着的门内透出的光线轻触她的发丝，打出柔和的光晕。

“为什么你问我这件事和我想——如你所说——雇你有关系？”我没有马上回答，她补充说，“罗杰有没有告诉你他认识她？”

“我告诉他我的名字时，他提到了那个案子。他并没有马上想到是我，过了一会儿才反应过来。妈的他说了好多话，我连一半也记不住。”

“我明白了，我得走了，马洛先生，去看看他是不是需要什么。如果你不进来——”

“那就交给你了。”我说。

我抓住她，把她拉过来，让她的头微微后仰，狠狠地吻在了她的嘴唇上，她没有反抗也没有回应。她安静地抽身，站在那里看着我。

“你不应该这么做。”她说，“这是错误的，你是这么好的一个人。”

“当然，万分错误。”我表示同意，“但是我做了一整天有情有义、训练有素的猎犬。我被最愚蠢的冒险所吸引，如果事情不像有人写的剧本那样发展的话，那我真他妈的太惨了。你知道吗？我相信你一直知道他在哪里——或者至少知道韦林杰医生这个名字，你只是想让我参与进来，和他扯不清关系，这样我就会觉得有责任照顾他。要不就是我疯了？”

“当然是你疯了。”她冷冷地说，“这简直是我听过的最骇人的蠢话。”她开始转过身去。

“等一等。”我说，“那个吻不会留下印记，只是你认为会有。别跟我说我是个大好人，我宁愿当个混蛋。”

她回头看着我，“为什么？”

“要不是我对特里·伦诺克斯仁至义尽，他应该还活着。”

“是吗？”她静静地说，“你怎么能确定？晚安，马洛先生，十分感谢你所做的一切。”

她沿着草坪的边缘走了回去，我看着她的背影进入房子，门关上了，门廊的灯随即熄灭，我朝着空气挥了挥手。

21

第二天早上我起得很晚，因为头天晚上赚了一大笔。我多喝了一杯咖啡，多吸了一根烟，加了一片加拿大培根，并第三百次发誓再也不用电动剃须刀，除此之外，一切如常。我十点左右到了办公室，收了零星几封邮件，撕开信封摆在办公桌上。我把窗户打开，让夜间聚积在沉闷空气中、房间角落里和百叶窗叶片上的灰尘和浊气散去。一只伸着翅膀和触角的死蛾子躺在桌子的角落里。在窗台上，一只翅膀撕裂的蜜蜂在木板上爬行，发出疲惫而渺远的嗡嗡声，好像它也知道努力徒劳无益，自己必死无疑。它此生已完成太多任务，再也不能回到蜂巢了。

我知道这又将是疯狂的一天，每个人都经历过这种日子，没什么正经顾客，尽是些不着调的人：把脑子和假牙一起取下来的老家伙，像找不到橡果的松鼠一样的蠢货，还有总是剩下一个齿轮的机修工人。

第一个来访者是一个名叫库森宁还是什么芬兰名字的金发无赖。他把巨大的臀部塞进访客椅，两只粗糙的宽阔手臂杵在我的桌子上，告诉我他是一个电铲操作员，住在卡尔弗城，住他隔壁的混账女人试图毒死他的狗。每天早上他放狗出来在后院遛弯之前，得先钻进每一个篱笆下查看是不是有她从番茄藤缝里扔过来的肉丸。迄今为止他发现了九个，里面都填满了一种绿色的粉末，他知道那是一种含砷的除草剂。

“替我盯梢然后抓她个现行，得多少钱？”他一眼不眨地盯着我，就像鱼缸里的鱼一样。

“为什么你不亲力亲为？”

“我还得赚钱糊口呢，先生。光是来这里咨询，每个小时我都要损失四块两毛五。”

“报警试试？”

“报过了，他们可能明年会过来看看，目前正忙着拍米高梅的马屁。”

“防止虐待动物协会？快乐尾巴驯犬组织？”

“那是什么？”

我向他介绍了快乐尾巴，他一点也不感兴趣。他知道防止虐待动物协会，他们可能并不会理睬，比马小的动物他们都看不上。

“门上写了，你是个侦探。”他挑衅地说，“好吧，赶紧滚去调查，如果抓住她，给你五十。”

“对不起，”我说，“我最近很忙，花几周藏在你后院的地鼠洞里实在是超出了我的底线——就算是为了五十美元。”

他站起来怒视着我。“大人物，”他说，“你不需要钱，是吧？没空去救一只小狗，去你的大人物。”

“我也有我的麻烦，库森宁先生。”

“要是抓住她，我会把她可恶的脖子拧断。”他说。我毫不怀疑他下得了手，他连大象的后腿都能拧断。“这就是我找别人代劳的原因。她受不了那小杂种狗总是冲着来往的车叫唤，苦瓜脸的老太婆。”

他向门口走去。“你确定她是想毒死狗吗？”我回问一句。

“当然，我确定。”等走到一半，他才反应过来，突然转身说，“混球，你再说一遍。”

我只是摇了摇头，我不想和他打架。他可能会用我的桌子砸我的头。他哼哼着走了出去，几乎要把门从门框上扯下来。

下一位是一个既不老也不年轻的女人，不太干净，也不太脏，但显然很穷、落魄、爱抱怨且愚蠢。和她同居一室的女孩偷她的钱。在她的印象里，任何出去工作的女人都是女孩。这儿偷一块，那儿偷四毛，积少成多。她觉得加起来应该有接近二十块了，她没钱让她一直搜刮下去，她也没钱搬家，没钱请侦探。她以为我可以匿名打电话威胁一下她的室友。

她花了二十多分钟告诉我这些，在这过程中，她不住地摩挲着她的包。

“任何一个你认识的人都可以做这些。”我说。

“是的，但你是个侦探。”

“我的营业执照可不是让我去威胁陌生人。”

“我会告诉她我来见过你，我不用点名道姓说是她，只是说你在调查。”

“我要是你我就不会这么做，如果你提到我的名字，她会打电话过来。如果她那么做，我会告诉她事实。”

她站起来，把她破旧的包挡在肚子上，“你一点也不绅士。”她尖声尖气地说。

“谁说我一定要是？”

她咕哝着走了出去。

午饭过后，辛普森·W.艾德尔维斯先生来了，他带了张名片，证明那确实是他的真名。他是一家锁线装订机经销处的经理，小个子，一脸倦容，年龄在四十八到五十岁之间，手脚小巧，穿着棕色的西服，袖子略长，僵硬的白色领子上系着一条点缀着黑色钻石的紫色领带。他淡定地坐在椅子的边缘，用悲伤的黑色大眼睛望着我。他的头发也是黑色，浓密而粗糙，就我所见还没有一丝灰白的迹象。他剪短的小胡子略带红色。如果你不看他的手背，你还以为他只有三十五岁。

“叫我阿笨就好。”他说，“大家都这么叫，这名字挺合适的。我是个犹太人，娶了一个非犹太女人，二十四岁，非常美丽。她已经逃走过很多次了。”

他拿出一张她的照片给我看，可能对于他来说她是美丽的，但于我她就是一个像牛一样大个子的邋遢女人，生了一张又薄又小的嘴唇。

“你的问题是什么？艾德尔维斯先生？我不接手离婚案件。”我想把照片还给他，但他摆摆手。“客户对我来说都是先生，”我说，“直到他说了几十个谎。”

他笑了笑，“谎话对我来说没有用，我也不是想离婚，我只是想让梅布尔回来。但是我不找到她的话，她不会回来，也许这是她常做的一种游戏。”

他告诉了我一些关于她的事情，非常耐心，也不带怨恨。她酗酒，寻欢作乐，对于他来说不是一个好妻子，但是可能因为他家教太严格了。她的心胸宽阔得像一幢大房子，而且他说他爱她。他从不敢自欺是理想爱人，只是一个勤恳工作、定期往家拿薪水的丈夫。他们有一个共同的银行账户。她把里面的钱都取完了，虽然他早有准备。他心里清楚她和谁跑了，如果没弄错的话，那个人会把她的钱财挥霍一空，最后让她陷于绝境。

“他叫科里根。”他说，“门罗·科里根。我不想批评天主教徒，犹太教徒里也有很多坏心肠的人。这个科里根是个理发师，我也不是想批评理发师，但是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是浪荡子和赌徒，一点也不可靠。”

“如果她被洗劫一空，你会有她的消息吗？”

“她会很难为情，可能会伤害自己。”

“这是个寻人的活儿，艾德尔维斯先生。你应该去警察局报案。”

“不，我不想批评警察，但是我不愿那么做，梅布尔可能会蒙羞。”

这世界上满是艾德尔维斯先生不想批评的人，他放了一些钱在桌子上。

“两百美元。”他说，“预付金，我想用我的方式来处理。”

“还会再发生的。”我说。

“肯定。”他耸耸肩膀，温和地摊开双手，“她二十四岁，而我已经快五十了。有什么办法？过一阵之后她会安顿下来的。麻烦的是没有孩子，她怀不了孩子。犹太人想要大家庭，梅布尔知道，她觉得很羞愧。”

“你非常宽容，艾德尔维斯先生。”

“好吧，我不是基督徒。”他说，“我也不想批评基督徒，你知道。但是我真的很宽容，我不只是这样说，我还这样做。噢，我几乎忘了最重要的事情。”

他拿出一张明信片，推过桌子，摆在钱的后面。“她从火奴鲁鲁寄来的，在那里花钱如流水。我的一个叔叔在那里经营珠宝生意，现在退休了，住在西雅图。”

我又拿起照片，告诉他说：“我得把这个任务外包给别人，并且我得把这张照片复印一下。”

“在我来这里之前我就觉得你会这么说，马洛先生，所以我有备而来。”他拿出一个信封，里面有五张复印件。“我也有科里根的照片，但只是一张快照。”他把手伸进另外一个衣兜，拿出另外一个信封。我看着科里根，他有一张油滑而不诚实的脸，这并没有让我感到惊讶。一共有三张科里根照片的副本。

辛普森·W.艾德尔维斯先生给了我另一张卡片，上面有他的名字、住址和电话。他说但愿不会花太多钱，但他会有求必应，希望可以尽快听到我的消息。

“两百应该够了，如果她还在火奴鲁鲁的话。”我说，“我需要的是对两人物理特征的详尽描述，好发电报。身高、体重、年龄、肤色，任何可见的伤疤或者其他识别标记，她穿的衣服，她清空的账户里原本有多少钱。如果你之前找过她，艾德尔维斯先生，你应该清楚我需要什么。”

“我对这个科里根有一种奇怪的感觉，让我不安。”

我又花了半小时诱导他把事情说出来并记下。然后他安静地起身，安静地和我握手，安静地鞠躬并且离开办公室。

“告诉梅布尔一切都好。”他一边说一边走出去。

结果一切照程序发生，我给一家火奴鲁鲁的侦探机构发了一封电报，紧随着发了一封航空信，里面含有照片和所有没包含在电报里的信息。他们发现她在一家豪华酒店里当女服务员助手，干擦洗浴缸和浴室地板的活儿。正如艾德尔维斯先生所料，科里根趁她熟睡将她的钱财卷走逃跑，还给她留了一屁股欠酒店的债。她当了一只科里根不使用蛮力就无法掳走的戒指，付了酒店的账，但是凑不够回家的路费，所以艾德尔维斯先生跳上飞机，前去找她。

她实在是配不上他，我发了一份包括二十美金费用和电报花销的账单给他。火奴鲁鲁的那家侦探事务所攫取了那二百美金。既然我的办公室保险箱里有一张麦迪逊的画像，我少收一点也不碍事。

这样，一个私家侦探的一天就过去了，不是典型的一天，但也没什么特殊之处。没人知道为什么一个人能够在这个行当里坚持。你无法致富，也没什么乐趣。有时候你被毒打一顿，甚至身上多个枪眼，每隔一个月就想改行，趁走路还不会摇头晃脑的时候换一份更踏实的工作。就在这时，门铃响了，你打开通往等候室的第二道门，那里出现了一张新的面孔，带来了新的麻烦，一大堆新鲜的伤心事，和小小的一笔钱。

“请进，某某先生。我能为您做什么？”

总有一个原因。

三天之后，下午晚些时候艾琳·韦德打电话过来，问我第二天晚上能不能去她那里坐坐并喝上一杯。他们有几个朋友要过去喝鸡尾酒。罗杰想见我，好好向我道谢。而且，问我能不能把账单寄过去。

“你什么也不欠我，韦德夫人。我的一点小功劳都已经得到了回报。”

“我这种维多利亚式做派肯定很傻。”她说，“现在一个吻算不得什么。你会来，对吗？”

“我猜是的，尽管我觉得不应该去。”

“罗杰的状态又好起来了，他在写作。”

“很好。”

“你今天听起来很凝重。我猜你对待生活很严肃。”

“偶尔，怎么了？”

她非常温柔地笑了，说再见并且挂了电话。我坐在那里又思考了一会儿人生。然后，我试着去想点可笑的事情，这样我就可以畅怀大笑一番。但哪个办法都行不通，所以我取出特里·伦诺克斯的告别信，重读了一遍。这让我想起我还没有去过维克托酒吧，照他所说为他喝一杯螺丝锥子。现在正是一天中最合适的时候——酒吧还很安静，他自己也很喜欢这个时刻，如果他也在，能和我同去就好了。我想起他，有一点点模糊的悲伤，还有令人蹙眉的苦涩。当我抵达维克托的时候，我差点就径直往前走。差点，但是没有。我拿了他太多钱，他把我当个傻子，但他也下了血本。

22

维克多酒吧里很安静，静到你可以在进门的一刹那听见温度骤降的声音。吧凳上一位身着黑色定制礼服的女人独自坐着，在这个季节，礼服的料子只可能是奥纶这一类合成纤维。她面前放着一杯淡绿色的酒，用一把长长的玉烟杆抽烟。她带有那种过于微妙的紧张神色。有时是因为神经质，有时是性饥渴，有时只是苛刻节食的结果。

我坐下，和她之间隔着两个吧凳，酒吧服务生朝我点点头，没有微笑。

“螺丝锥子。”我说，“别放苦味酒。”

他放了一块餐巾在我面前，一直盯着我看。“你知道吗，”他愉快地说，“有一天晚上我听见你和你的朋友说话，之后我弄到了一瓶罗斯牌莱姆汁，可那之后你们就再也没来过，我今晚才打开。”

“我的朋友出城了。”我说，“可以的话，请给我来双份，谢谢你这么费心。”

服务生走后，黑衣女人快速瞥了我一眼，然后低头看着她的酒杯。“这附近基本没什么人喝这个。”她声音很低以至于我一开始没有意识到她在对我说话。然后她又朝我这边看了一眼，她的眼眸颜色非常深，有着我见过最艳的红指甲。但是她看起来不像是可以随意勾搭的人，声音里也没有一丝诱惑的迹象。“我是说螺丝锥子。”

“是一个朋友让我爱上这酒的。”我说。

“他一定是个英国人。”

“为什么？”

“因为莱姆汁，和白煮鱼一样是纯英国的东西，用的那种可怕的凤尾鱼酱汁，简直像是厨子把血淌进了锅里。所以他们总被说是酸溜溜的，我指的是英国佬——不是鱼。”

“我以为这是热带特色饮品，适合热天气，在马来半岛或是类似的地方。”

“也许你是对的。”她的身子又扭了回去。

酒保把酒放在我面前，加了莱姆汁，酒饮呈现一种淡黄绿色的雾状。我尝了尝，既甘甜又呛口。黑衣女人看着我，然后她朝我举杯，我们对饮，我这才知道她和我的酒是一样的。

下一步算是例行公事，但是我并没有行动。我只是坐在那里。“他不是英国人，”过了一会儿我才说，“我猜战时他曾在那里待过一段时间。我们曾经时不时来这里坐一坐，就像现在一样早，在人声鼎沸之前。”

“这是个令人愉悦的时刻。”她说，“酒吧仅有的愉悦时刻。”她饮尽了杯中酒。“也许我认识你的朋友。”她说，“他叫什么？”

我没有立马回答她的问题，而是点燃了一支香烟，看着她把烟蒂从玉烟杆中敲出来，然后装上了另一支。我递上打火机说：“伦诺克斯。”

她谢谢我的火，快速看了我一眼，好像想从我脸上找到答案。然后她点点头，“噢，我和他很熟，可能熟得有点过头了。”

酒保飘过来，看了一眼我的酒杯，“再来几杯一样的。”我说，“到卡座去聊。”

我从吧凳上下来，站着等她。她或许会也或许不会拒绝我，我不是特别在乎。在这个对性很敏感的国家里，男人和女人还是偶尔可以见面聊天而不想着卧室里发生的那些事。她可能这么想，也可能认为我在调情。如果是后者，那随她去。

她迟疑了一下，但是时间不长。她拾起一双黑色的手套和一个金框金扣的软羊皮手袋，走向一个角落里的卡座，一言不发地坐下。我隔着小餐桌坐下。

“我叫马洛。”

“我叫琳达·洛林。”她平静地说，“你有点多愁善感，是不是，马洛先生？”

“就因为我来这里喝了一杯螺丝锥子？那么你自己呢？”

“我可能是喜欢喝它。”

“我可能也是，但那也太巧了。”

她含糊地朝我笑了笑。她带着祖母绿耳环和领针。从雕刻的方式看，它们像是真货——平整但是带有倾斜的棱角。即使是在昏暗的酒吧灯光下，也闪烁着一种由内而外的光芒。

“所以你就是那个人。”她说。

酒保把酒送过来放下，等他走后，我说：“我认识伦诺克斯，喜欢他，而且偶尔和他喝一点小酒。有点像附带交易，意外发生的友情。我从来没去过他家，也不认识他的妻子，我只在停车场见过她一次。”

“不只是这么点交情吧，不是吗？”

她伸手去取玻璃杯，她戴着一只镶嵌在钻石戒托上的祖母绿戒指。在它旁边还有一只细细的铂金婚戒。我觉她有三十五岁出头。

“也许，”我说，“那家伙让我烦心，到现在还有点。你呢？”

她靠在胳膊肘上，抬头看着我，没有任何特别的表情。“我说了，我很了解他，以至于不觉得发生在他身上的事情有什么了不起。他有一个富有的妻子，给他荣华富贵，只要不被干涉。”

“听起来合情合理。”我说。

“别挖苦人了，马洛先生。有些女人就是那样，她们自己也控制不了自己。从一开始他就知道，如果他想要自尊，没人会拦着，没必要杀了她。”

“我同意你的看法。”

她直起身子，硬生生地看着我，翘起嘴唇。“所以他跑了，如果传闻是真的，是你帮了他。我猜你还觉得挺自豪。”

“我没觉得，”我说，“我做事情只是为了钱。”

“一点也不好笑，马洛先生。实话说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会坐在这里和你喝酒。”

“这很好办，洛林女士。”我拿起我的玻璃杯，一口闷了杯中酒。“我以为你可以告诉我一些我不知道的有关特里的事情。我没什么兴趣猜测特里·伦诺克斯为什么把他妻子的脸打成一块血淋淋的海绵。”

“这么说真是残忍。”她生气地说。

“你不喜欢这种措辞？我也不喜欢，要是我相信他做了这种事情，我是不会在这里喝螺丝锥子的。”

她瞪着我。过了一会儿她慢慢地说：“他已经自杀并且留下了完整的供认。你还想要什么？”

“他有一把枪，”我说，“在墨西哥，对于一些神经过敏的警察，这就构成开枪扫射的借口。很多美国警察也同样会大开杀戒，有些人甚至因为门开得不够快，就隔着门开枪。至于供认，我没有看到。”

“毫无疑问，墨西哥警察造成了他自杀的假象。”她讽刺道。

“他们不知道怎么做，尤其在像欧塔托丹这种小地方。不，供认也应该是真的，但是那也无法证明他杀了他的妻子。至少对于我来说不能。只能证明他没有其他出路。在那样一个地方，他那种人——如果你乐意，可以说他懦弱、软弱或是多愁善感——可能会决定保护某些人免于痛苦的公众审视。”

“太精彩了。”她说，“一个男人不会为了阻止丑闻就选择自杀或者被杀。西尔维娅已经死了，对于她的姐姐和父亲来说，他们可以很有效地保护自己。马洛先生，只要有钱，人们总是可以自我保护。”

“好吧，我猜错了他的动机，也许整件事从头至尾我都猜错了。一分钟前你对我很生气，你想让我立马走人，这样你就可以喝你的螺丝锥子了。”

突然她笑起来。“对不起，我现在开始觉得你是认真的，一开始我以为你只是为自己，而不是为特里辩护。不知为何我不认为你是那样的人。”

“我没有为自己辩护，我做了些蠢事，从某种程度上说也为此付出了代价。我不否认他的供认帮了我大忙。如果他们把他带回来审讯，我猜他们也会给我设下罪名。至少，我可能会被罚得倾家荡产。”

“更别说你的营业执照了。”她冷冷地说。

“也许。曾经有段时间，随便一个宿醉的警察都能整垮我。现在不太一样了，在州立许可证管理委员会决议之前会有一个听证会，那些人也不太喜欢城市警察。”

她尝了尝她的酒，慢慢地说：“通盘考虑，你不认为这是最好的状况吗？没有审讯，没有耸人听闻的头条，没有不考虑真相、公平，还有无辜者的感受，只是为了报纸销量而引发的恶意中伤。”

“我刚才不也是这么说？你还挖苦我说很精彩呢。”

她向后靠去，把头倚在卡座座椅的衬垫上。“精彩的部分是你推断特里·伦诺克斯为达到这一目的应该自杀，而不是没有审讯对大家来说都好。”

“我得再喝一杯。”我说，对酒保招招手，“我觉得后脖颈有一丝寒意，洛林女士，你不会碰巧是波特家族的人吧？”

“西尔维娅·伦诺克斯是我的妹妹。”她简短地说，“我以为你知道。”

酒保过来了，我让他快点上酒。洛林女士摇了摇头说她不想再喝，等酒保走后，我说：

“有波特这样缄默的老头子——对不起，哈兰·波特先生——掌控局面，能确知特里的妻子还有一个姐姐已实属幸运。”

“你真是夸张，我父亲远没有那么大的权力，马洛先生，而且更不会那么无情。我承认他对于个人隐私有一些过时的想法，甚至从来不给他自己的报纸采访机会，他从不拍照，也不演讲，出行基本上坐车或私人飞机。尽管如此，他很有人情味。他喜欢特里，说特里是一个二十四小时的绅士，而不只是在客人到来和他们第一杯鸡尾酒之间的十五分钟里才是。”

“他在最后犯了点小错，特里。”

酒保一路小跑送来了我的第三杯螺丝锥子。我试了试味道，然后坐在那里，一只手指放在酒杯圆形底座的边缘。

“特里的死对他来说确实是个打击，马洛先生。你又想挖苦人，请别这样。我父亲知道这事对某些人来说太巧合了。他更希望特里真的消失了。要是特里向他求助的话，我觉得他会伸出援手。”

“噢不，洛林女士。他的亲生女儿被谋杀了。”

她愤怒地做了个手势，然后冷眼看我。

“下面的话恐怕有些直白。父亲很久之前就放弃我妹妹了。他们见面的时候，他也几乎不和她说话。如果他发表意见——虽然他从没有过，未来也不可能——我觉得他可能会和你一样怀疑特里是否为真凶。但是既然特里死了，这还有什么意义呢？他们可能会死于空难、火灾、或者车祸。如果她得死，那现在可能是最好的时候。再过十年，她可能会成为一个纵欲过度的老太婆，就像那些你现在或者几年前曾在好莱坞的派对上见过的可怕女人一样，世界级的渣滓。”

突然，不知为何我感到愤怒。我站起身来，看着这一排卡座。隔壁那个空无一人，再下一个卡座里有一个安静读报的男人，孑然一身。我砰的一声坐下，把我的酒杯推开，然后隔着桌子把身子探过去。自觉地降低音量。

“看在地狱的分上，洛林女士，你要我相信什么？哈兰·波特如此可亲可爱，他做梦也不会教唆地方法院检察官掩人耳目，终止对谋杀案的调查？他对特里的罪状存疑，却不让任何人揭发真凶？他没有利用自己报纸的政治影响力、银行账户里的钱和那九百个连滚带爬也要在他自己想清楚之前弄清他旨意的随扈？他没让任何一个地方检察官办公室或者城市警察局的人插手，只安排一个听话的律师跑去墨西哥证实特里确实吞了颗子弹，而不是被某个为了找乐子的印第安人用热喷枪击倒在地？你老爹可值十亿美元，洛林女士。我无从知道他到底怎么赚到了这么多钱，但我很清楚他一定是建立了一个影响深远的组织，他可不是什么软蛋，他是一个不好对付的家伙。现如今，要想赚那么多钱，你必须得是个狠角色。他们看不见也摸不着，可就暗藏在灰暗地带和你做交易。

“你是个蠢货，”她气冲冲地说，“我受够你了。”

“哦，当然。我可不会投你所好。告诉你吧，西尔维娅死的当晚特里给你老爹打过电话。他们说了什么？你老爹怎么答复的？‘逃去墨西哥，然后朝你自己开一枪吧小子。咱们家丑不能外扬，我知道我的女儿是个荡妇，那些不省人事的混蛋中任何一个都可能在怒发冲冠之际拧断她的脖子，但那都是些小意外，小子。那家伙清醒过来的时候，一定会充满遗憾。我一直就没亏待你，现在是你挺身而出的时候了，要让波特这个名字永远如山上的紫丁香般芬芳。她嫁给你是因为她需要一个门面。既然她死了，那她就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一块棺材板。如果你能玩失踪，那就别现身。一旦你被找到，你就玩完了，太平间见吧。’”

“你真觉得，”穿黑衣的女人问，声音像被冰冻住一样，“我父亲会那么说？”

我把身体向后靠去，不友好地笑了笑。“我们可以美化措辞，让你心里舒服一点。”

她收好她的东西，沿着椅子挪出去。“我想要警告你，”她谨慎又缓慢地说，“简单的警告，如果你觉得我父亲是那种人，并且到处宣扬你刚才向我表达的想法，那么你在这个城市的职业生涯，不管干不干现在这行，会非常短暂，并且突然终结。”

“完美，洛林女士，完美。执法机构警告过我，流氓警告过我，上流阶层也警告过我。文法小异，但大意雷同，停手吧。我在这里喝螺丝锥子是因为一个男人拜托我。现在看看我，我如同身处坟墓。”

她站起来，飞速点点头。“三杯螺丝锥子，全是双份，估计你是醉了。”

我往桌上放了远远超过酒钱的钞票，起身站在她旁边。“你喝了一杯半，洛林女士。你为什么要喝那么多？是有人也要求你喝，还是你自己的主意，你的话有点藏不住了。”

“谁知道呢，马洛先生？谁知道？谁又真的知道什么？吧台那里有个男人盯着我们，会是找你的人吗？”

我环顾四周，惊诧于她的观察力，一个黑瘦的家伙坐在紧靠门的最后一个凳子上。

“他叫奇克·阿戈斯蒂诺。”我说，“他替一个叫门涅德斯的小赌徒拿枪。我们去打倒他，再戏弄戏弄他。”

“你确实喝醉了。”她快速地说，然后准备走。我跟着她一起走。坐在凳子上的男人转过身来看着他的正前方，当我走到和他并排的地方，我向后一步跨到他身后，双手伸向他的两臂下方。也许我是有点醉了。

他生气地转过身来，从板凳上滑下来。“小心点儿，小子。”他厉声嚷道。我用余光看到她刚好在门内站住，回头看着我们。

“没带枪？阿戈斯蒂诺先生？你可真是不小心啊，天都快黑了，你要是遇到个厉害的小侏儒怎么办？”

“走开！”他粗鲁地说。

“啊，你从《纽约客》里学的这句话。”

他的嘴嗫嚅了一下，人倒没动。我撇下他，跟上洛林女士走出门外站在遮棚底下。一个灰发司机站在那里和管停车场的小子聊天。他轻触了下帽子走开，回来时开着一辆华丽的凯迪拉克加长轿车。他打开车门，洛林女士钻了进去。他关上门，好像在关珠宝盒的盖子一样。他绕过车身，走到了司机的位置上。

她把车窗摇下来，向外看着我，半露笑意。

“晚安，马洛先生，很愉快，不是吗？”

“我们可是大吵了一架。”

“你是说你自己——你主要是和自己吵。”

“一般情况下是这样，晚安，洛林女士。你不住在附近吧？”

“不，我住在闲谷，在湖的那一边，我丈夫是一个医生。”

“你是否碰巧认识姓韦德的人？”

她皱了皱眉头。“是，我认识韦德一家。怎么了？”

“我为什么要问？他们是我在闲谷唯一认识的人。”

“我知道了。好吧，那晚安了，马洛先生。”

她向后靠在座椅靠背上，那辆凯迪拉克有礼貌地发出轰鸣，然后涌入日落大道的车流当中。

转身时我差点和奇克·阿戈斯蒂诺撞个满怀。

“那个美人儿是谁？”他面露嘲讽，“下次你再耍聪明，等着消失吧。”

“对你没什么兴趣的人。”我说。

“好的，机灵小子。我有你的执照号码，门迪喜欢掌握这些小细节。”

一辆车的车门砰的一声打开，一个身长七英尺、宽约四英尺的男人跳了出来，看了一眼阿戈斯蒂诺，然后跨出一步，单手握住他的喉咙。

“我得告诉你们这些小流氓多少次，别在我吃饭的附近晃悠？”他大声咆哮。

他摇晃着阿戈斯蒂诺，把他摔到了人行道的另一边，撞到墙上。奇克咳嗽着直不起腰来。

“下次，”那个身形巨大的男人大吼，“我他妈的很确定要弄死你，相信我，小子，他们替你收尸的时候你手里肯定攥着把枪。”

奇克摇摇头什么也没说，那个大个子男人扫了我一眼，灿烂一笑，说：“晚安。”然后踱着步子走进了维克多酒吧。

我看着奇克直起身子，镇定了一些，就问他：“你那个兄弟是谁？”

“大个子威利·马贡，”他声音沙哑地说，“风化组的傻帽，自以为威猛。”

“你是说他弄错了？”我礼貌地问他。

他茫然地看我一眼后走开了，我把车开出停车场，开回了家。在好莱坞，什么事都可能发生，任何事情。

23

在我前面，有一辆低底盘的捷豹绕过山丘，在闲谷门口一条铺到一半的碎石路前减速，好让我不被扬尘所淹没。施工者好像已经忘了这条路，也或许是他们刻意为之，好让那些星期日在高速上开车闲逛的司机们望而却步。我瞥见了一条鲜艳的围巾、一副太阳镜、一只随意向我挥舞的手，仿佛是邻居在打招呼。尘土拂过路面，落在了灌木和被骄阳晒蔫了的草坪上，薄薄的一层白色粉末更加浓重了。我绕过一段岩层裸露的路段，路面情况突然好转，每一寸土地都光滑平整，像是被精心维护过的。橡树们扎堆似的朝路边靠，似乎对经过的人十分好奇，玫瑰色冠的麻雀蹦蹦跳跳，啄食他们感兴趣的零零碎碎。

接下来的路上有一些三叶杨，但没有桉树。几株茂密的卡罗莱纳杨树掩映着一幢白色的房子。一个女孩沿着路肩遛马，她身穿李维斯牌牛仔裤和颜色鲜艳的上衣，嚼着一根树枝。马看起来很热，但还不至于嘴角泛出白沫，女孩温柔地对它低声哼唱。在一面粗石墙后，一个园丁在高低起伏的大草坪上操纵电动剪草机，草坪一直延伸到一幢奢华的威廉斯堡殖民地风格大宅的柱廊门前，那儿有人在三角钢琴上弹奏左手练习曲。

接着这些景象都逐渐淡出，湖面的粼粼波光闪耀夺目，我开始留意门柱上的数字。我只在黑暗中看到过韦德家的房子。白天看起来并没有晚上显得那么大，私人车道上停满了车，于是我把车停在路边，然后走进去。一个身着白色外套的墨西哥男管家替我开了门，他看起来面容清秀，合身的外套平添了优雅气度，看来他用轻轻松松的工作就能换得五十美金的周薪。

他用西班牙语说：“下午好，先生。”然后他咧嘴一笑，好像对我恶作剧一样。“您贵姓？”

“马洛，”我说，“你在卖什么关子，坎迪？我们通过电话，还记得吗？”

他又朝我咧嘴一笑，我进了门。老一套的鸡尾酒派对，每个人的说话声音都过大，可惜并没有人听，每个人都靠着那杯酒活命，双目炯炯，两颊或是绯红，或是苍白淌汗，这取决于他们喝了多少，以及每个人的酒量怎么样。艾琳·韦德突然现身，穿着一件中规中矩的淡蓝色衣服，手中握着一只玻璃杯，但是看起来那只不过是个道具。

“很高兴你能来，”她严肃地说，“罗杰想在书房见你，他讨厌鸡尾酒派对，他在写东西。”

“这么吵也能写？”

“好像他从不会被打扰，坎迪会给你送一杯酒，或许你想去吧台——”

“我这就去，”我说，“那天晚上不好意思。”

她微笑，“我觉得你已经道过歉了，不值一提。”

“去他妈的——不值一提。”

她点头、转身、离开，全程保持微笑。我看见角落里几扇巨大落地窗前的酒吧，这是个人头攒动的地方，我小心翼翼地避免撞到任何人，走到了房间中央，一个声音说：“噢，马洛先生。”

我转过身看见洛林夫人坐在一条沙发上，身旁是一个戴无框眼镜、神经紧张的男人，他的下巴上有一条浅浅的印痕，可能是山羊胡。她手中拿着酒，看起来百无聊赖，而他抱紧双臂，面露怒容。

我走了过去，她朝我微笑，把手伸给我。“这是我的丈夫，洛林医生。爱德华，这位是菲利普·马洛先生。”

山羊胡家伙敷衍地看了我一眼，更敷衍地点了点头。他一动不动，好像在省力做更重要的事情。

“爱德华非常疲惫，”琳达·洛林说，“爱德华总是很疲惫。”

“医生总是那样，”我说，“需要我帮你去拿一杯喝的吗，洛林女士？您呢，医生？”

“她喝得够多了，”那个男人说，没看我们中的任何一个，“我不喝，越看到别人喝酒，我越庆幸自己不喝。”

“回来吧，小谢巴
[1] 。”洛林夫人梦游般地说。

他转过身，有了点反应。我转身走向酒吧。在她丈夫面前，琳达·洛林好像换了一个人。她的声音带刺，脸上挂满不屑，即使是生气的时候她也没有这样对待过我。

坎迪在吧台后面，问我要喝什么。

“暂时不要，谢谢，韦德先生想见我。”

“他非常忙，先生。他非常忙。”

我觉得我大概不会喜欢坎迪。我盯着他，没说话，他加了一句：“但是我会去看看，我去去就回，先生。”

他灵巧地穿过人群，辟开一条道路，不一会儿就回来了。他愉快地说：“好了，兄弟，走吧。”

我跟着他纵向穿过房间，他打开门，我跟进去，他在我身后锁上门，大部分的喧闹被挡在了门外。这是在角落里的一间房，宽敞荫蔽又安静，有几扇落地窗，窗外还有玫瑰丛，一边的窗户上装了空调。我能看见湖，也可以看见韦德平躺在一条长的金色皮沙发上，旁边有一张漂白的木桌子，上面放着一台打字机，打字机旁边有一沓黄色的纸。

“你能来真好，马洛，”他慵懒地说，“找个地方坐下，想来一两杯吗？”

“先不用。”我坐下看着他，他看起来仍然有点苍白憔悴，“写作进展如何？”

“还可以，只是我总感觉疲劳。四日长醉实在是很难恢复，通常大醉之后我会文思泉涌，对于作家来说，经常写着写着文章就变得僵硬呆板，那一定不是好作品。当你有话可说，一定会一气呵成。读起来或听起来不顺畅的东西，大抵是些杂乱无章的想法。”

“也许，那也得看作者是谁。”我说，“对于福楼拜来说，写作并不容易，但他的东西很好。”

“好吧，”韦德说，他坐了起来，“看来你读过福楼拜，这么说你是个知识分子了，一个批评家，文学学者。”他揉了揉他的前额。“我在戒酒，我实在不喜欢这感觉。我讨厌看见每个人手里都端着酒杯，我得出去朝着那些谄媚的人微笑，他妈的他们每一个都知道我是个酒鬼，所以都在想我在逃避什么。那些弗洛伊德学派的混蛋简直把这一套变成了妇孺皆知的常识，连十岁的孩子都知道。如果我有一个十岁孩子的话——感谢上帝没给我孩子——那个调皮鬼肯定会问我：‘爸爸，你喝醉的时候在逃避什么？’

“从我了解的情况看，你最近才开始这样。”我说。

“情况变糟了，不过我一直酗酒。你年轻的时候，受得了罪，但当你奔四十后，你不会像以前一样快速复原。”

我向后靠去，点燃了一根香烟。“你为什么想见我？”

“你认为我在逃避什么，马洛？”

“不知道，我没有充足的信息。况且，每个人都在逃避些什么。”

“但不是每个人都会酗酒。你在逃避什么？你的青春、不安的良心，还是你自知是一个卑微行业里的小人物？”

“我明白了，”我说，“你需要找个人来羞辱。尽管来吧，伙计。如果觉得心痛我会告诉你的。”

他大笑，揉乱了浓密的卷发。他用食指戳着胸膛，“你面前就是一个卑微行业的小人物，马洛。所有的作家都是废物，我是最没用的那个。我写了十二本畅销书，如果有朝一日我能收拾完那堆乱糟糟的东西，那就是十三本，可这些连送它们进地狱的火药钱都不配。我在一个满是百万富翁的高尚社区里有一个温馨的家，一位爱我的美丽妻子，一个崇拜我的出版商，而我最爱我自己。我就是一个自大的混蛋，一个文学界的妓女或者皮条客——看你怎么说——还是个全能的混蛋。你能为我做什么？”

“好吧，什么呢？”

“为什么你不生气？”

“没什么可生气的，我只是在听你咒骂自己。有点无聊，但不会伤及我的感情。”

他粗声粗气地笑起来。“我喜欢你，”他说，“我们喝点吧。”

“别在这儿喝，兄弟，不能在只有你和我的场合喝。看你喝酒倒也没什么，反正没人能够阻止你，我猜也没人会尝试去阻止你，可我不能助你的酒兴。”

他站起来，“我们也不是非得在这里喝，去外面吧，看看外面都是些什么精英人物，等你赚了大钱，就可以和他们住在一起。”

“听着，”我说，“别扯了，他们和别人没有两样。”

“是，”他狠狠地说，“但他们本来应该有所不同，如果不是这样，他们有什么用呢？他们可是县里的一流人物，但他们却不比一肚子廉价威士忌的卡车司机高级到哪儿去，甚至还不如他们。”

“打住吧，”我重复了一遍，“如果你想烂醉如泥，尽管喝好了，别拉上这些人陪绑，他们可不会在喝醉之后躺着让韦林杰医生治疗，或者神志失常把老婆推下楼梯。”

“嗯，”他说，突然平静下来，若有所思，“你通过了考验，伙计。过来住一阵怎么样？你光是待在这里就能帮我很多。”

“我不知道怎么能帮你。”

“我知道，待在这儿就行。一个月一千块够吗？我喝醉的时候很危险，我不想变得危险，我也不想喝醉。”

“我没法阻止你。”

“先试三个月吧，这样我就能写完这本该死的书，然后远走一阵子。躺在瑞士山区的某个地方，荡涤心灵。”

“这本书，哈？你非得要这笔钱吗？”

“不。我只是必须完成我开始的事情，如果做不完，我就完蛋了。我在以一个朋友的身份请求你，你为伦诺克斯做了更多。”

我站起身来，走到他面前，狠狠地盯着他。“我把伦诺克斯害死了，先生，我害死了他。”

“哎哟，别对我感情用事，马洛。”他手掌向下抵在喉咙上。“我可受够了那些软心肠的家伙。”

“软心肠？”我问，“还是善良？”

他向后退了一步，在沙发边上绊了一跤，但没有失去平衡。

“去他妈的，”他柔和地说，“谈不拢我也不怪你，当然。有些事情我想知道，我必须得知道。你不知道那是什么，我也不确定我自己知道。我唯一能确定的就是有件什么事情，而我必须知道。”

“关于谁的事情？你妻子的？”

他咬住嘴唇，说：“我觉得是关于我的，我们去喝一杯吧。”

他走向门口，打开门，我们都走了出去。

如果他存心让我不自在，那他做得相当成功。

注释

[1] 《回来吧，小谢巴》（Come Back, Little Sheba），为一九五二年派拉蒙出品的电影。讲述一段无爱的婚姻，因为一位年轻女房客的入住而产生了改变。小谢巴是女主角走丢的爱犬。

24

他开门的时候，客厅的喧闹声扑面而来，甚至比刚才还要更吵一些，大约是人们又多喝了几杯的缘故。韦德四处招呼客人，他们看见他也非常高兴。不过喝到那份儿上，就是见到连环杀手匹兹堡的菲尔
[1] 手持特质的碎冰锥也会满脸堆笑。生活简直就是场盛大的杂耍表演。

走向吧台的路上，我们和洛林医生还有他妻子撞了个正着。医生站起身，准备向前和韦德对峙。他脸上掺杂着憎恶和仇恨的表情。

“见到你真好，医生，”韦德亲切地说，“嗨，琳达。你最近在忙些什么呢？不，我猜这个问题有点蠢。我——”

“韦德先生，”洛林的声音带有一丝颤抖，“我有事和你说，非常简单，我希望言简意赅，离我妻子远一点。”

韦德费解地看着他。“医生，你累了，而且没喝酒，我给你去拿一杯。”

“我不喝酒，韦德先生，你非常清楚，我来这里只有一个目的，我已经表达清楚了。”

“好吧，我猜我懂你的意思，”韦德说，仍然十分友好，“既然你是客人，我没什么可说的，除了我认为你有点不对劲。”

周围的谈话都停止了，男男女女都竖起耳朵仔细听这场大手笔的好戏。洛林医生从口袋中拿出一副手套，抻直，抓住手套指尖的部分，猛地向韦德的脸抽过去。

韦德面无表情，连眼睛都没眨。“明早用手枪配咖啡吗？”他静静地问。

我看着琳达·洛林，她的脸气得发红，缓缓起身，面对医生。

“我的老天啊，你的表演真是蹩脚，别装得像个傻子了，行吗，亲爱的？或者说，你想在这儿等着别人扇你巴掌吗？”

洛林转向她，举起了手套。韦德挡在他面前，“放轻松，医生，规矩是这样的，我们只私下打老婆。”

“如果你说的是你自己，那我非常清楚。”洛林嘲讽地一笑，说，“况且我不需要你来教我礼节。”

“我只收有前途的学生，”韦德说，“真可惜，这么快你就要走。”他抬高声音，“坎迪！这位洛林医生要走！”他转向洛林，“以防你不懂西班牙语，医生，刚才那句话的意思是门在那边。”他指了指。

洛林盯着他，一动不动。“我已经警告过你了，韦德先生，”他木然地说，“很多人都听到了，这是最后一次警告。”

“别，”韦德简短地说，“但如果你非要那么做，就换一个更公平的场合，给我更多还击的自由。很抱歉，琳达，但是你嫁给了他。”他揉了揉刚才手套结实的那一端打在他脸上的地方，琳达·洛林苦涩地笑了笑，耸了耸肩。

“我们走，”洛林说，“快点，琳达。”

她再次坐下，伸手去拿她的太阳镜，轻蔑地看了她丈夫一眼。“你走，”她说，“别忘了你还要去拜访几个病人。”

“你和我一起走。”他愤怒地说。

她转过身背对着他，他突然伸手抓住她的胳膊，韦德抓住他的肩膀，把他扯到了一边。

“放轻松，医生。你不可能什么都想要。”

“把你的手从我身上拿开！”

“好吧，放轻松，”韦德说，“我有一个好办法，医生。为什么你不去找个好点的大夫？”

有人大声笑出来，洛林浑身紧绷，像一头蓄势待发的野兽。韦德察觉到了，灵巧地转过身走开，洛林医生留在原地，手中攥着包。如果他上前追赶韦德，他会看起来比现在还要愚蠢，别无他法，只能离开，所以他走了。他快速穿过房间，直直地看着前方。坎迪把门打开。他走了出去，坎迪关上门，表情木然，然后回到了吧台里。我走过去要了一点苏格兰威士忌，我不知道韦德去了哪儿，他消失了。我也没看见艾琳，我背对着房间，人们热火朝天地聊着，我独自喝着威士忌。

一个发色土黄、前额绑着发带的小姑娘从我旁边冒出来，把玻璃杯推到吧台上，用哀怨的声音点下一杯酒，坎迪点了点头，又给了她一杯。

那个小姑娘转向我，问道：“你对共产主义感兴趣吗？”她的目光呆滞，小小的红舌头沿着嘴唇转动，好像在舔巧克力碎屑。“我觉得每个人都应该感兴趣，”她继续说，“但是你问这里的男人，他们只想动手动脚。”

我点点头，从杯子上方望着她的翘鼻子和被日光晒粗的皮肤。

“要是动作斯文点，我也没那么介意。”她告诉我，伸手去抓刚备好的酒。她一口吞下半杯的时候露出了几颗磨牙。

“我也没好到哪儿去。”我说。

“你叫什么？”

“马洛。”

“结尾有‘e’吗？”

“有。”

“啊，马洛，”她开始吟诵，“多么忧伤而美丽的名字。”她放下杯子的时候，酒杯几乎已空，她闭上眼睛，头往后靠，伸展双臂，几乎打到了我的眼睛。她的声音充满感情，念道：

就是这张脸，发动了千艘战舰

将伊利昂参天的高楼夷为平地？

美丽的海伦，请用一吻赐我永生。
[2]

她睁开眼睛，抓住酒杯，向我眨眼。“伙计，那段写得不错，最近写了什么诗吗？”

“没写太多。”

“如果你愿意，你可以吻我。”她忸怩地说。

一个穿着素色茧绸外套和开领上衣的家伙走到她身后，在她头顶的上方冲我大笑。他有着短短的红色头发，一张脸活像萎缩的肺部，他是我见过最丑的家伙，他拍了拍小姑娘的头。

“快点小猫咪，得回家了。”

她生气地反驳，“你是说你得给那些块茎秋海棠浇水了？”她大吼。

“哦，听着，小猫咪——”

“把你的手拿开，你这个讨厌的强奸犯。”她大吼，然后把剩下的酒泼了他一脸，不过只是一口酒加两块冰而已。

“看在上帝的分上，宝贝，我是你丈夫，”他吼回去，抓住纸巾擦干脸，“明白吗？你的丈夫。”

她猛烈地抽泣，一头扎进他的怀里。我绕过他们，离开那个地方。每个鸡尾酒派对都一样，连对话都是。

屋子里的客人开始涌入夜色中，声音逐渐降低，车子纷纷启动，道别的声音就像四处弹跳的橡皮球一样。我走向落地窗，来到一个用石板铺成的露台上。前庭向湖面倾斜，湖安静得像一只睡着的猫，岸边有窄窄的木制码头，还有一只划艇系在白色的系艇索上。靠近对岸不算太远的地方，有一只黑色的水鸡划出慵懒的弧线，像一个滑冰者，弧线连浅浅的波纹都没有带起。

我坐在一把带衬垫的铝制躺椅上，伸着懒腰，点了一管烟，平静地抽着，心想我到底在那个地方干什么。如果他真的想控制自己，罗杰·韦德似乎有足够的自控力。他对待洛林的方式没什么问题。就算他照着洛林瘦削的小下巴来一巴掌，我也不会太惊讶。虽然可能有点没规矩，不过洛林完全没有底线。

如果规矩还有意义的话，那指的是你不能当着一屋子的人，并且在你妻子在场的时候，威胁一个男人，还用手套扇他巴掌，同时指责你妻子脚踩两只船。对于一个还没从酗酒后遗症中恢复过来的人来说，韦德已经表现得不错，已经很好了。当然我没见过他喝醉的样子。我不知道他喝醉会是什么样子，我甚至不知道他酗酒，这两者有很大区别。一个偶尔喝高的男人和他清醒的时候还是同一个人。一个酗酒的人，一个真正的酒鬼可不一样。你无法预测他的行为，你只知道他喝醉后完全是另一个人。

轻轻的脚步声从我身后响起，艾琳·韦德穿过露台，坐到了我身边，躺椅的一角上。

“对了，你怎么看？”她轻轻地问，“那位拿手套的先生？”

“噢，不。”她皱皱眉，然后大笑，“我讨厌人们出那种丑相，倒不是因为他不是一个好医生，他和闲谷里一半的男人都上演过那个桥段。琳达·洛林不是个荡妇，不管她看起来，说话的样子，还是行为举止，都不像一个荡妇。我不明白洛林医生为什么表现得好像她是一样。”

“也许他是一个改过自新的酒鬼，”我说。“很多人会变得非常禁欲。”

“也许，”她说，看着湖的方向，“这是一个非常安静的地方。人们通常认为作家在这里会非常幸福——如果一个作家在别的地方也能感到幸福的话。”她转过脸看着我。“所以，你还是没被说服接受韦德的请求。”

“那样做没有意义，韦德夫人。我什么也不能做，我之前就说过，我没法确定自己会在恰当的时间出现。我得时刻待命，但那不可能，即使我没有其他事情要做。比如，当他突然狂暴起来，那可能会在一瞬间发生。况且我还没有看出任何他会发狂的迹象，他看起来挺靠谱的。”

她低头看着双手，“如果他能写完这本书，我觉得事情会有所好转。”

“我没法帮他完成。”

她抬头看看我，然后把手支在身体两侧的躺椅上。她向前靠了靠，“如果他认为你能，你就能，这才是重点。是不是因为你觉得在我们家做客还收取费用，有点不光彩？”

“他需要一个精神病医生，韦德夫人，最好你认识一个，还不是庸医。”

她看起来非常吃惊，说：“精神病医生？为什么？”

我把烟斗中的灰敲出来，在手中握着，等着烟斗变凉再放到一边。

“如果你想听一个业余人士的意见，那么听好，他认为他心中有个深藏已久的秘密，但是他也不知道是什么，可能是一个令他内疚的秘密，可能关于他自己，也可能关于其他人。他认为那就是他酗酒的原因，因为他不知道这件事情是什么。他可能认为那件事情发生在他喝醉的时候，所以该回到酒醉的状态去追寻——酩酊大醉，就像他每次喝醉一样。这是精神科医生的工作。目前看来一切都很好。如果这个假设是错误的，那他喝醉是因为他就想这么做，或者说忍不住，这样的话那个秘密只是他的借口。他写不下去，或者说写不完，因为他酗酒。也就是说，因为他酗酒，他无法完成他的作品，但也有可能原因和结果倒置。

“噢，不，”她说，“不。罗杰很有才华，我很确定他最好的作品还没有诞生。”

“我告诉过你，那只是我的业余建议，你前几天说他可能对他的妻子失去了爱意，也许刚好相反。”

她望向房子，然后转身背对着它。我看着相同的方向。韦德站在门里，向外望着我们。我朝那边看时，他走到吧台后面把手伸向了酒瓶。

“干预不会起什么作用，”她很快地说，“我从不那么做，从不。我觉得你是对的，马洛先生。没什么可做的，只能等他自己理顺思路。”

烟斗凉了，我把它放到一边。“既然我们一直在暗中摸索，何不换个办法呢？”

“我爱我的丈夫，”她简洁地说，“也许并不像一个年轻姑娘那样去爱，但是我爱他。一个女人只会年轻一次，那时我爱的男人已经死了，他死于战争。很蹊跷，他名字的缩写和你的一样。事到如今也已无所谓——只是有时候我不能完全相信他已经死了，他的尸体没有找到，但是很多人就那样消失了。”

她意味深长地看了我一眼，“有时候——当然并不经常——每当夜深人静之时，我来到一个安静的鸡尾酒厅或者高档酒店的大堂，又或者在清晨或者深夜独自徘徊于游艇的甲板上时，我想我可能会看见他站在某个阴影的角落里等我。”她顿住了，眼帘低垂。“真是傻呀，我感到惭愧。我们非常相爱——那种狂暴、神秘、不大真实、一生一次的爱。”

她没再说话，坐在那里怔怔地看着湖面。我回头又看了看房子。韦德就站在落地窗里，手中拿着酒杯，我又回头看着艾琳。在她眼中我已经不存在了，我起身进屋。韦德端着酒站在那儿，他喝得很凶，眼神也不对劲。

“和我妻子进展如何，马洛？”他说话时嘴角抽搐。

“没什么进展，如果你说那方面的话。”

“我就是那个意思，那天晚上你得逞了，亲了她。你大概觉得自己手脚麻利，但是你在浪费时间，兄弟，即使你有那般魅力。”

我试着绕过他，但是他用结实的肩膀挡住了我的去路。“别跑，老兄，我们喜欢你在周围的感觉。我们家里少个私家侦探。”

“我就是多余的那个。”我说。

他举起酒杯，喝了一口。他放下杯子，挑衅地看了我一眼。

“你应该给自己更多时间来建立对酒精的抵抗性，”我告诉他，“大空话，对吧？”

“好吧，教练。你是个品格塑造者，对吗？你应该清楚，别想教育一个酒鬼，酒鬼无药可救，我的朋友。他们只会崩溃，有一部分还挺有趣。”他又从杯中喝了一口，几乎把酒喝光了。“有一部分很可怕，但是我可以引用好医生洛林的金句——那家伙真是个背着黑包的大混球——离我的老婆远点，马洛。你的目的当然是得到她，他们也想。你想和她同床共枕，他们也想。你想和她同床共梦，嗅一嗅她回忆里的玫瑰花，也许我也想，但是她没什么可分享的——没有，没有，什么都没有。你只是独自沉浸在一片黑暗之中。”他喝完了杯中酒，把酒杯倒放。“就像这样空空如也，马洛，什么也没有，我最清楚这个。”

他把杯子放在吧台的角落里，僵硬地走向楼梯，向上走几步后，又抓着栏杆，停下来靠在上面，他向下看着我，露出一抹酸涩的笑。

“原谅我刚才陈腐的讥讽，马洛。你是个好人，我不想让任何事情发生在你身上。”

“任何什么事情？”

“也许她还无法抵抗初恋那种魂牵梦绕的魔力，那个在挪威失踪的家伙。你可不想失踪，对不对，兄弟？你是我的专属私家侦探。当我迷失在塞普尔维达峡谷的荒野中时，是你找到了我。”他的手掌在光滑的木质扶手上画圈。“如果你自己失踪的话我会非常伤心，就像那个和英国佬混在一起的家伙，他失踪得那么彻底，甚至让人怀疑他是否真的来过一遭。你觉得她会不会是编造了这么个角色来把玩？”

“我怎么会知道？”

他低头看着我，双眼之间出现了深深的沟壑，嘴巴因为苦涩而扭曲。

“怎么会有人知道？可能她自己都不知道，宝贝太累了，宝贝和破损的玩具玩得太久，宝贝想要说再见。”

他上楼了。

我站在那里直到坎迪进来，他开始清扫吧台，把玻璃杯放进托盘，检查酒瓶是否还有剩余，完全没有注意到我，或者我觉得他没注意到我，然后他说：“先生，还有一杯好酒，浪费了就太可惜了。”他举起酒瓶。

“你喝吧。”

“谢谢，先生，可是我不喜欢，一杯啤酒，不能再多。一杯啤酒是我的上限。”

“聪明人。”

“这房子里有一个酒鬼就够了，”他盯着我说，“我的英语不错，对吗？”

“当然，很好。”

“但我用西班牙语思考，有时候我用刀思考。我的老板归我管，他不需要任何帮助，兄弟。我照顾他，明白吗？”

“小混混，你做得十分出色。”

“婊子养的。”
[3] 他从两排白牙中挤出这句话。他拿起满满一个托盘，顺势甩到肩膀上，像个餐厅侍者的架势。

我走向门口，让自己出去，脑中琢磨着为什么“笛子的儿子”在西班牙语中变成了一句骂人话。我没琢磨很久，我有太多其他事情要想。在韦德家，有比酒精更重要的事情，酒精只是一种伪装的反映。

那天晚上晚些时候，大概在九点半到十点之间，我拨了韦德家的电话，响了八声之后我挂断了，但我刚放下听筒，电话就响了起来，是艾琳·韦德。

“刚才有人打过来，”她说，“直觉告诉我是你。我正准备去洗澡。”

“是我，但没什么重要的事情，韦德夫人。我走的时候他头脑有点混乱——我是说罗杰。我猜也许我开始对他有点责任感了。”

“他挺好的，”她说，“睡得很沉，我想洛林医生让他很不开心，比外表看来要严重，也难怪他对你胡说八道了一通。”

“他说他累了，想睡觉，很正常，我觉得。”

“如果他只说了那些，那确实。好了，晚安，谢谢你打过来，马洛先生。”

“我没说他只说了那些，我是说他那么说过。”

中间有一阵停顿，她接着说：“每个人偶尔都会有些奇思异想。别把罗杰太当真，马洛先生。毕竟，他的想象力很丰富，当然。上次之后，他应该不会在短时间内碰酒了。请忘掉所有的事情。我猜，除了这些，他大概对你不怎么礼貌。”

“他没有，他说得很有道理，你丈夫是一个可以深刻自省的人，这不是种常见的天赋。很多人历经一生，用一半的精力来保全他们并不拥有的尊严，晚安，韦德夫人。”

她挂了电话，我摆好棋盘。填满烟斗之后，我开始检阅兵卒，看看有没有胡子拉碴或者衣冠不整的。然后，我复原了戈尔恰科夫和米聂金打锦标赛的那局棋，七十二歩，打成和局，是势不可挡的进攻方遭遇固若金汤的防守者的经典范例，不带盔甲的厮杀，没有流血的战役。恐怕这是除广告业之外对人类智慧最为精心的浪费了。

注释

[1] “匹兹堡的菲尔”哈里·斯特劳斯（Harry “Pittsburgh Phil”Strauss，1909—1941）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用枪、冰锥、活埋等手段杀死了至少三十个人。

[2] 出自《浮士德博士的悲剧》，第六幕，克里斯托夫·马洛（Christopher Marlowe）著，作于一五八八年的剧本。《浮士德博士的悲剧》是马洛最杰出的作品之一，叙述浮士德把灵魂卖给魔鬼，魔鬼供他驱使二十四年，到期他的灵魂被魔鬼劫往地狱的故事。

[3] 原文为西班牙语，Hijo de la flauta，一句西班牙脏话。Flauta的字面意思的笛子。

25

一周之内并无新事，我只是按部就班地处理业务，但碰巧业务很少。一天早上卡恩组织的乔治·彼得斯给我打电话，说他路过塞普尔维达峡谷，出于好奇，顺便造访了韦林杰医生的地盘，但韦林杰医生已经离开，有六七个勘探队为土地分租的事情正在测量地块，那些和他聊天的勘探员从来没有听说过韦林杰医生这个名字。

“那可怜的家伙因为一纸信托契约停业，”彼得斯说，“我查过了，他们用一千美元让他放弃了对那块地的权利。这样省时省力，通过把地划分给不同的房地产开发商，有人可以轻松赚得一百万美元。这就是犯罪和生意的区别，想做生意你得有资本，有时我觉得这就是两者唯一的区别。”

“恰如其分的冷嘲，”我说，“但是滔天大罪也要花不少钱。”

“那钱从哪儿来呢，伙计？可不是从那些打劫酒铺的家伙那里，再见，回头见。”

周四晚上十点五十的时候韦德打给我，他的声音粗重，嗓子里发出咕咚咕咚的声音，不知为何我觉得很熟悉，接着我听到了电话那头短促沉重的呼吸声。

“我的情况很糟，马洛，糟透了。我撑不住了，你能赶紧过来吗？

“当然，先让韦德夫人接下电话。”

他没有回答。接着是一声撞击，然后一片死寂。过了一会儿，什么东西丁零当啷地四处乱撞。我朝着听筒大吼，但没人应答。时间在流逝，最后嗒的一声，听筒被放回原位，传来电话未接通的嘟嘟声。

五分钟之后我已经在路上，半小时之后我就赶到了他家，我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到的。我飞驰过山口，一上凡吐拉大道就闯了红灯，在不该左拐的地方左拐，从两辆卡车中间挤过去，总之出尽了洋相。我穿过恩西诺的时候时速接近60英里，大灯照着停在路边的车辆外缘，让任何突然想从车里钻出来的人吓得立马打住。只有当人无所顾忌的时候才会有我这种运气，没有警察，没有警报器，没有警报灯。我脑子里闪过一幅幅韦德家里的景象，一定不怎么令人愉悦。可能她独自一人在屋中面对一个喝醉的疯子；可能她脖子折断躺在楼梯的底部；可能她躲在上锁的门后，外面有个人嘶吼着想破门而入；也可能她在月光下的公路上光脚狂奔，一个大块头的黑人拿着剁肉刀紧追不舍。

情况截然相反，当我的老奥兹甩尾进入他家车道的时候，灯火通明，而她站在大敞的门口，嘴中叼着一根烟。我从车里出来，穿过石板路，来到她面前。她穿着一条宽松的裤子，一件开领衬衫，平静地看着我。除了我自己兴奋不已，这里的一切都静如止水。

我开口说的第一句话和我的行为一样荒诞不经。“我以为你不抽烟。”

“什么？不，通常情况下我不抽。”她把烟从嘴中拿出，端详了一会儿，扔到地上踩灭。“偶尔为之，他叫了韦林杰医生。”

声音疏远而平静，就像从夜间的水上滑过，彻底放松。

“不可能，”我说，“韦林杰医生搬走了，他叫的是我。”

“哦，真的吗？我刚才听到他打电话，叫人赶紧过来，我以为是韦林杰医生。”

“他人在哪里？”

“他摔倒了，”她说，“一定是把椅子往后仰，他以前就这么干过，头磕在了什么东西上，流了一点血，不多。”

“好吧，那就好，”我说，“我们可不希望看到一大摊血。我刚才问你，他在哪里？”

她凝重地看着我，然后指了指，“那边，路边或者是栅栏旁边的灌木丛里。”

我向前逼近她，“老天爷，你没去看看吗？”这下真的吓到了她，我回望草坪，什么也没看见，但是靠近栅栏的地方有一片深深的阴影。

“没，我没看，”她非常平静地说，“你去找吧，我受够了，这已经超过了我能承受的范围，你去找他吧。”

她转身走回房子，没关门。没走多远，大概走了一米她就倒在地板上，躺在那里，我把她抱起来，平放在两张隔着血红色长条鸡尾酒桌的沙发床的其中一张上。我摸了摸她的脉，不是很微弱，也没有不平稳，她双眼紧闭，眼睑发青，我让她躺着，走出了房子。

他就在那儿躺着，就像她所说。他侧身躺在木槿的阴影中。他的脉搏快而沉重，呼吸也不太正常，后脑勺黏糊糊的。我对他讲话，摇了摇身体，甚至拍拍他的脸，他只是咕哝，并没醒过来。我把他拉着坐起来，将他的一只胳膊拽到我的肩膀上，让他靠着我的背支撑起来，我一手去抓腿，没成功，他简直和一块水泥板一样沉。我们都坐在草坪上，我歇了口气，又试了一次。最后，我用消防员的肩背式举起他，艰难地穿过草坪，这段路简直像往返了一趟暹罗。门廊的两层台阶宛如有十英尺高，我踉跄地走到沙发旁边，跪下来把他放平。我再次直起身子的时候感觉脊柱好像要裂成至少四节。

艾琳·韦德已经不在了，房间里只有我。我疲惫不堪，无暇顾及其他人在哪里。我坐下看着他，观察他的呼吸，然后看了看他的脑袋，有些血污，头发上也粘着血迹。看起来情况不是很好，但头部创伤一向不好说。

然后艾琳·韦德来到了我身旁，安静地低头看着他，脸上带着不变的冷漠表情。

“对不起我晕倒了，”她说，“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猜我们最好打给医生。”

“我给洛林医生打了电话。他是我的医生，你知道。他不想来。”

“那换个人试试。”

“噢，他会来，”她说，“他是不想来，不过他会尽快赶到。”

“坎迪在哪里？”

“今天他休息，周四。厨师和坎迪周四休息，一贯这样。你能把他弄上床吗？”

“一个人不行，最好找一床厚毯或被子。今晚很暖和，这种情况下容易得肺炎。”

她说她会拿一条毯子来，我想她人可真他妈的好。不过这想法不太明智，因为背他背得太累，我变得头脑不清。

我们盖了一条毛毯在他身上，十五分钟后洛林医生来了，还是老样子：浆过的衣领，无框眼镜，脸上带着要清理狗的呕吐物的表情。

他检查了韦德的头部。“轻微的划伤和挫伤，”他说，“不可能有脑震荡，应该说他的呼吸很好地说明了他的情况。”

他伸手去取帽子，拿起他的包。

“给他保暖，”他说，“可以轻轻地用水冲洗他的头，把血污洗掉，他睡一觉就会恢复。”

“我一个人没法把他弄上楼，医生。”我说。

“那就别动他，”他一脸漠然地看着我，“晚安，韦德夫人。你知道，我不治疗酒鬼，就算我肯医，你丈夫也不会是我的患者，我确信你能理解。”

“没人叫你治疗他，”我说，“我只是请人帮忙把他弄进卧室，这样我就能给他脱掉衣服。”

“你又是谁？”洛林冷冰冰地问。

“我叫马洛，上礼拜我来过，你妻子介绍过我。”

“有趣，”他说，“你是怎么认识我妻子的？”

“那他妈的有什么关系？我只是想——”

“我对你想要什么不感兴趣。”他打断了我，转身看着艾琳，简短地点点头，开始向外走。我用背抵着门，挡在他面前。

“就一分钟，医生。估计你很久没读那篇叫希波克拉底誓言的文章了。这个男人打电话给我，我住得不算近。他听起来情况很糟糕，为了赶过来我把在这个州里能违反的交规都违反了。我发现他躺在草地上，于是把他抬进来，相信我，他可不像什么羽毛一样轻盈。家仆不在，没人可以帮我把他抬上楼，你觉得应该怎么做？”

“别挡道，”他从牙缝里挤出这句话，“或者我会给县治安分局打电话，让他们派个警察过来。作为一名职业人士——”

“提起职业的话，你是一坨跳蚤屎。”我说，然后慢慢走到一边。

他脸色发红，虽然很慢但是的的确确发红了。他因为自己的怒气说不上话来，然后，他打开门走了出去，小心翼翼地把门关上。掩上门的那一刹那他盯着我，那是一张前所未有的狰狞脸上的狰狞表情。

我转身离开门口的时候艾琳在笑。

“有什么好笑的？”我厉声嚷道。

“你。你说话口不择言，是吗？你不知道洛林医生是谁吧？”

“知道——而且我清楚他是什么东西。”

她看了一眼腕表，“坎迪现在应该到家了，”她说，“我去看看，他在车库后面有一个房间。”

她穿过拱形门廊走了出去，我坐下看着韦德。这个大作家呼声大作，他的脸汗涔涔的，但我还是给他盖上了毯子。一两分钟之后，艾琳回来了，坎迪跟着她。

26

墨西哥人穿着黑白格运动衫和密褶黑色宽松裤，没系腰带，黑白两色鹿皮鞋一尘不染。他浓密的黑发直直地向后梳，某种发油还是发膏闪闪发亮。

“先生。”他说，草草地略带讽刺般鞠了一躬。

“帮马洛医生把我丈夫抬上楼，坎迪。他摔倒受伤了，很抱歉麻烦你。”

“没关系，夫人。”

她对我说：“我累坏了，你需要什么，坎迪会帮你。”

她缓缓上楼，我和坎迪看着她。

“真是个美人，”他私下说，“你过夜吗？”

“不太可能。”

“很可惜。她非常寂寞，那位女士。”

“小子，别用那种眼神。我们把这位安置上床吧。”

他忧伤地看着韦德在沙发上打呼噜。“可怜的家伙，”他小声咕哝，好像是真心怜悯他一样，“醉得像个古巴人。”

“他可能醉得像头母猪，但真是一点都不轻，”我说，“你抬脚。”

我们抬起他，即便两人合力，他仍然重得像一口铅做的棺材。走到台阶尽头，我们拐到露天阳台上，经过一扇关上的门，坎迪用下巴指了指。

“那位女士，”他低语，“你轻轻敲门，也许她会让你进去。”

我什么也没说，因为我需要他。我们继续抬着这个大块头，进了另外一扇门，把他扔上了床。然后我抓住坎迪靠近肩膀的地方，那里轻轻一掐就会很疼。我用手指狠狠地掐住他。他龇牙咧嘴，然后脸色一沉。

“你不知道自己姓什么了，小杂种？”

“把你的手拿开，”他厉声说，“别叫我杂种，我可不是墨西哥来的非法劳工，我名叫胡安·加西亚·德索托-梅厄，我是智利人。”

“好吧，唐璜，别在这儿违反规矩，谈论主人家的时候，嘴巴放干净点。”

他挣脱我的控制，向后退步，黑眼睛里充斥着怒火。他的手伸进衣服里，掏出一把长而薄的刀，刀尖放在手掌根部，让刀立起来，连看都没看刀身一眼。然后，他手一沉，在刀悬于空中的一刹那抓住了刀把。整套动作完成得非常快，好像毫不费力。他的手举到和肩同高的地方，猛地向前一掷，刀直直地穿过空气，扎进了木质窗框里，微微抖动。

“当心，先生！”他冷峻地讥笑道，“藏好你的爪子，没人能玩弄我。”

他轻快地穿过房间，把刀从木框中拔出来，抛向空中，一个转身之后从后面接住它，一瞬间藏进了衬衫里。

“漂亮，”我说，“就是有点华而不实。”

他一脸不屑地笑着，向我走来。

“而且可能会让你断条胳膊，”我说，“像这样。”

我抓住他的右手腕，扯得他失去重心，倒向一边，在他身后，我弯曲的前臂横抵住他的胳膊肘，以前臂为支点重重地压上去。

“一个狠拽，”我说，“你的胳膊肘就会碎掉，这就够了，几个月之内没人会请你去做扔刀的杂耍艺人，要是再狠一点你的职业生涯就结束了，给韦德先生把鞋脱掉。”

我放开他，他朝我咧嘴一笑。“这招不错，”他说，“我会记住的。”

他转向韦德，抓住了他的一只鞋，突然停住。枕头上有一抹血污。

“谁伤了老板？”

“不是我，伙计。他摔倒了，脑袋撞到东西，只是一道浅痕，医生看过了。”

坎迪深深吐了一口气，“你看见他摔倒了？”

“在我到这里之前。你喜欢这家伙，是不是？”

他没回答，脱下了韦德的鞋子，我们一件件替他脱掉衣服，坎迪拿出一条银绿色的睡裤，我俩给他穿上，让他躺好，盖紧被子。他仍在流汗和打鼾。坎迪低头伤心地看着他，慢慢摇了摇他光滑的脑袋。

“得有人照顾他，”他说，“我去换衣服。”

“睡一会儿去吧，我会看着他，需要你的时候我再喊你。”

他面朝着我，“你得好好照料他，”他静静地说，“要照顾得非常好。”

他走出房间，我进了浴室，拿了一条湿浴巾和一条厚毛巾，我把韦德微微侧过去，把毛巾垫在枕头上，轻轻擦洗掉他头上的血迹，好让血止住。然后，我看见一条长约两寸的锋利浅痕。这都没什么，洛林医生说得很对，可以缝针，但真的没必要。我发现了一把剪刀，把头发剪去了一些，这样我就可以贴上胶布。然后我让他平躺过来，清洗他的脸，我猜那是个错误。

他睁开了双眼，一开始模糊涣散，慢慢才清亮起来。他看见我站在床边，手上下抚摸头，摸到了胶布。他嘟囔了两句，接着声音也清楚多了。

“谁打了我？你？”

“没人打你，你滑倒了。”

“滑倒？什么时候？在哪里？”

“你打电话的地方，你打给了我，我听见你摔倒，在电话里。”

“我给你打电话？”他慢慢露齿而笑，“时刻待命，是不是啊，兄弟？现在什么时间？”

“过了凌晨一点。”

“艾琳在哪里？”

“睡了，她受够了。”

他静静地想了想，眼神中充满痛苦。“我有没有——”他停住了，露出痛苦的表情。

“据我所知，你没碰她，如果你想说这个的话。你只是晃到了外面，在栅栏附近昏迷过去，别说话了，去睡觉吧。”

“睡觉，”他轻轻地、慢慢地掂量着这两个字，好像一个儿童在背诵课文，“那该是什么滋味？”

“可能一片安眠药会有帮助，有吗？”

“在抽屉里，床头柜。”

我打开抽屉，发现一塑料瓶红色胶囊。速可眠，一克半的量，洛林医生的处方，那位好医生洛林开给罗杰·韦德夫人的药。

我倒出两颗，把瓶子放回去，从床头柜的保温壶里倒了一杯热水，他说一个就够，他拿走胶囊，喝了些水，躺了回去，又盯着天花板。时间一分一秒过去，我坐在椅子里看着他。他看起来并没有困意，然后他慢慢地说：

“我想起点什么了，帮我个忙，马洛。我写了些疯狂的东西，不想让艾琳看到，在打字机的罩子下面，替我撕掉。”

“好，就记得这些？”

“艾琳还好吧？你确定？”

“是的，她只是累了，别管了，韦德，别想了，我不应该问你的。”

“别想，有个人说。”他的声音开始有点儿困意，他好像在对自己说话，“别想，别做梦，别爱，别恨。晚安，亲爱的王子，我要把另一个吃下去。”我递给他，加了一点水。他重新躺下，这回他转过头来看着我说：“听着，马洛，我写了一些东西，不想让艾琳——”

“你已经跟我说过了。等你睡着，我就去处理。”

“噢，多谢。有你在真好，非常好。”

又是一阵长长的缄默，他的眼皮越来越重。

“杀过人吗，马洛?”

“是的。”

“让人厌恶的感觉，对不对？”

“有些人喜欢。”

他的双眼闭上，接着，又睁开，看起来很模糊。“他们怎么能？”

我没有回答，他的眼皮慢慢又合上了，就像剧院里缓缓拉上的剧幕。他开始打呼噜，我等了一会儿，然后关上屋里的灯，走了出去。

27

我站在艾琳的门外听着，没听见屋里有什么动静，就没敲门。如果她关心丈夫的情况，那是她自己的事情。楼下客厅里灯火通明，但空无一人，我关上了其中几盏灯。我从进门处附近的位置抬头看着阳台。客厅的正中间挑高，层高是整栋房子的高度，露梁横穿而过，相似的横梁也支撑着阳台。阳台很宽，两侧筑有结实的扶手，看似有三英尺半高。扶手的顶部和柱子的截面都是正方形，刚好和横梁相配。从客厅到厨房要经过百叶双窗门后面的一个方拱。再往后估计是用人房。与之对应的二楼区域用墙壁隔出来，这样就另有一个楼梯连接厨房区域和二层。韦德的房间在他书房正对着二层的一角。我能从他敞开的门看到灯光反射在天花板上，也能看到门框顶部的一英尺。

我关上了所有的灯，只留一盏落地灯，然后走向书房。房门关着，却亮着两盏灯——皮沙发一侧的落地灯和一盏带罩台灯。台灯放在一张厚重的写字台上，那上面还有一台打字机，旁边杂乱地堆着一些黄色的纸。我坐在衬垫椅子上，研究着房间的布局，想弄清楚他是怎么划伤脑袋的。我坐进他的书桌椅，左手拿着电话听筒。椅子的弹簧调得很松，如果后仰翻过去，我的头可能会撞到桌角。我沾湿手帕，擦了擦桌角。没有血，什么也没有。桌上有很多东西，包括夹在两头青铜大象间的一排书，一个老式的方形玻璃墨水池。我擦了擦墨水池，一无所获。这种假设反正没什么意义，因为如果是另外一个人揍了他一拳，用的也不一定是屋里的东西，况且也没有另一个人。我站起来打开檐口灯，它们照亮了昏暗的角落，问题的答案自然浮出水面。一个方形的金属废纸篓靠墙倒在地上，里面的废纸撒了出来。它不可能长了脚走到那里，所以是被扔或者踢过去的。我用润湿的手帕拭了拭它锋利的尖角，这次有了红棕色的血迹。毫无疑问，韦德摔倒了，头撞在废纸篓的尖角上——很可能废纸篓被撞得弹了出去——接着他站起来，把这该死的东西踢到了房间另一头，很简单嘛。

然后他又吞下一杯酒。酒在沙发前的鸡尾酒桌上。一瓶空空如也，另一瓶还有四分之三，一壶水、一个银质碗，里面的冰块化成了水。只有一只玻璃杯，还是大号的。

喝了一杯酒后，他感觉好了一点，睡眼迷离地看到电话听筒没放好，但很可能他根本不记得自己用电话做过什么。然后他走过去把电话挂好。时间刚好吻合。电话能让人上瘾，当今被各种工具所奴役的人们爱它，恨他，也怕它，但是人总对它充满敬意，就算喝醉的时候也一样。电话就是神明。

任何一个行为正常的人可能会在挂断之前对着电话问一声，以防万一。但是一个醉眼蒙眬并且刚跌了个大跟头的家伙就不一定了。但不管怎样，这不重要。也可能是他妻子挂的，她可能听见了摔倒的声音，以及废纸篓弹到墙上发出的撞击声，来到书房。正在这时最后一杯酒的后劲上来了，他可能摇摇晃晃地走出房子，穿过前院草坪，在我找到他的地方昏倒了。有人会来看他，此时他已不清楚来者是谁，也许是好医生韦林杰。

到目前为止还讲得通，那他妻子会怎么做？她对付不了他，也没法和他理论，她可能连试试都不敢。所以她可能会喊人来帮忙。用人休假，只能打电话呼救。好吧，她给某人打了电话，她打给了那位友好的洛林医生。我一直以为她是在我到达之后才打给他的，但她没这么说。

从这里开始，事情就说不通了。按理说她会四处寻找，找到他，并确保他没有受伤，即使在这么一个温暖的夏夜在外面躺一会儿并无大碍。她搬不动他，连我都费尽了力气，但是她不该站在敞开的门前吸烟，只是模糊地知道他所在的大概方位，谁能想象这幅情境呢？我不知道她经历了什么，他在那种情况下有多危险，以及她有多害怕靠近他。“我受够了，”她在我赶到的时候对我说，“你去找他。”然后她刚走进屋就晕倒了。

这让我很烦恼，但我只能暂不追究，我不得不假设她经常遇到这种事情，知道自己无能为力，只好任其发展，才会那么做。就是这样，顺其自然，让他躺在地上，直到有人带着医疗器械来处置他。

我还是觉得这种假设不对劲，更不对劲的还有在我和坎迪把他抬上楼的时候，她转身就走回自己的房间去了。她说她爱这个男人。他是她丈夫，他们结婚已经五年，他清醒的时候真是一个很不错的家伙——这是她的原话。喝醉的时候，可就不太一样了，最好躲得远远的，因为他很危险。好吧，忘掉吧，但是不知为何我还是因此烦心。如果她真的害怕，她不会站在敞开的大门口吸烟。如果她只是痛苦、回避并且内心充满厌恶，她不会晕倒。

一定还有什么其他事情，也许牵涉另一个女人，估计她刚刚才发现。琳达·洛林？也许。洛林医生这么认为，而且公开说过。

我不再多想，把罩子从打字机上取下来。东西就在那里，是几页松散的机打黄纸，我奉命把它们销毁，免得艾琳看到。我拿到沙发上，决定边喝边读。书房旁边有一间小盥洗室，我冲洗了高脚杯，倒了酒，坐下来读。这东西真有点疯狂，全文如下。

28

还有四天就是月圆的日子，墙上有一小块方形的月光，它盯着我，像一只硕大的、失明的乳白色眼睛。开玩笑。蠢透了的比喻。作家就是这样。每种东西都得像另外一种东西。我的头简直像生奶油一样蓬松，可没那么甜美。又是比喻。我想到那群下三滥就想吐。不管怎样我都会吐，可能就要吐别逼我。给我时间。我心口的蠕虫爬呀爬呀爬。我在床上会好一些，但是床下会有一头黑黢黢的动物，爬来爬去，发出窸窸窣窣的声音，弓起身体顶着床板，接着我会大喊一声，除了我自己，没人会听见。梦话，在噩梦中的大喊。没什么好怕的，我不怕，因为没什么好怕的，但是有一次当我躺在床上的时候，黑色的动物又对我做了那件事情，用它的身子撞我的床板，接着我性高潮了，那简直比我做过最下流的事情还让我觉得恶心。

我很脏，我需要刮胡子，我的手在颤抖，我在流汗，我闻起来污秽不堪。衬衫胳肢窝的地方一片汗湿，前胸和后背也是。袖子卷在胳膊肘的地方同样是湿的。桌上的玻璃杯空了。现在我得用双手才能倒那玩意儿。我可以倒一杯出来，稳住自己。那东西的味道太让人恶心了，而且也不会有任何作用。最后我会连觉都睡不着，整个世界会因为被折磨的神经发出恐惧的呜咽声。写得不错，对吧，韦德？继续。

头两天还挺管用，接着就是变糟。你感到痛苦，然后喝下一杯酒，你感觉好了一点，但是代价越来越高，而收获越来越少，直到有一刻你只想呕吐。这时候你就会打给韦林杰。好吧，韦林杰，我要来了。没有韦林杰了，他去了古巴，或者他死了。那个娘娘腔杀了他。可怜的老韦林杰，多么悲惨的命运，死在娘娘腔的被窝里——还是那种娘娘腔。起来吧，韦德，起来找个地方，去一个我们从没去过的地方，再也不用回到我们曾经的时光。这句话通吗？不，好吧，这个不要钱，广告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好吧，我成功了，我站起来了。多伟大的男人。我走到沙发那里，跪在旁边，手扶在沙发上，脸埋在手里，然后祈祷。因为祈祷，我鄙视我自己。三度酗酒患者在自我鄙视。你他妈的在向谁祈祷呢？你这个傻子。如果一个健康的人祈祷，那是信仰。一个病恹恹的人祈祷，只是恐惧。去你的祈祷。你创造了你的世界，你靠自己创造了一切，你又得到了多少外界的帮助呢——好吧，就算帮助也是你自己争取来的。别祈祷，你这混蛋。站起来，喝下那杯酒，其余的一切都太晚了。

好吧，我拿起酒瓶，双手捧起，倒了一点在玻璃杯里，几乎一点都没洒。要是我举杯的时候别吐就好了。最好加一点水。现在慢慢地举起来。放松，一次别喝太多。好暖。热乎乎的。要是我不流汗就好了。杯子空了。又回到了桌上。

薄雾笼罩着月亮，我还是放下了酒杯，轻轻地，轻轻地，轻得像把一枝玫瑰插进高高的花瓶。玫瑰微微点头，上面还带着露珠。也许我就是一朵玫瑰。兄弟，我有露珠吧。现在就上楼，要不要来杯烈的为旅程壮行。不行？好吧，听你的。带上楼，等我到了再喝。总得有点什么可以期待。如果我上得了楼，应该有点补偿，一种自己对自己的尊重。我真是爱自己——最棒的是——在这件事上，我没有情敌。

双倍行距。上去之后又下来。不喜欢楼上，那高度让我的心律不齐。但我一直敲打键盘。潜意识真是个魔法师。要是他上班再规律点就好了。楼上也有月光，可能是同一个月亮。月亮没什么变化，像个送奶工般来来去去，月亮的奶总是一样。月亮的奶总是——等等，伙计。你又盘起腿了。没时间掺和月亮的历史了，连一个谷的历史你都应付不过来呢。

她侧身睡着，没有声响，膝盖弯曲起来。我觉得太安静了。你总得在睡着的时候发出点声音吧。也许她没睡着，也许正试着入睡。如果我走近点，就会知道。也许她也摔了一跤。她的一只眼睛是睁着的——是吗？她有没有看着我？没有。她本会坐起来说，你不舒服吗，亲爱的？是的，我不舒服，亲爱的。不过别担心，亲爱的，因为这是我的病，不是你的，你继续平静而美好地睡吧，永远不要记得，我的污秽不会玷污你，任何卑鄙、灰暗、丑陋的东西都无法靠近你。

韦德，你这个卑鄙的人。三个形容词，你这个卑鄙的作家。老天爷，你这卑鄙家伙，意识流能不能不用三个形容词？我再次下楼，抓住扶手。每走一步，我的内脏如翻江倒海一般。我走到一层，我走到书房，我走到沙发，我等着我的心跳慢下来。酒瓶就在手边。说到韦德家的布置，那就是酒瓶总在手边。没人藏起来，没人锁起来。没人说，你不觉得你喝得够多了，亲爱的？你会难受，亲爱的。没人这么说，只是侧身像玫瑰一样温柔地睡着。

我给了坎迪太多钱。错误。应该从一开始给点花生，慢慢换成香蕉，然后来一点实质性的改变，轻松而愉快，总是让他充满期待。你起初就给他一大堆东西，然后他就会有本钱。在这里生活一天用的钱，他可以在墨西哥活一个月，过得骄奢淫逸。所以当他有了本钱，他会做什么？好吧，假如一个人还能赚得更多，会有人觉得自己赚够了吗？也许没关系，也许我应该杀了那个目露金光的混蛋。一个好人因我而死，再死一只穿白色夹克的蟑螂又何妨？

忘了坎迪吧，总有把一根针磨钝的办法，另外一件事情我永远不会忘。它是用绿色的火焰刻在我肝上的。

最好打个电话。要失控了。感觉它们跳、跳、跳。最好在粉色的东西爬上我的脸之前打给谁。最好打、打、打。打给苏城的苏
[1] 。你好，接线员，给我接长途。你好，长途部，给我接苏城的苏。她的号码是多少？没有号码，只有名字，接线员。她沿着第十大道溜达的时候你会发现她，在有阴凉的马路一侧，在高高的长着顺风耳的玉米林下……好吧，接线员，好吧。那就取消拨号，让我告诉你，我是说，问你些事情。要是你切断我的长途电话，谁给吉福德在伦敦的那些时髦派对买单？好，你觉得你不会丢饭碗。那是你觉得。听着，我得直接和吉福德通话，让他接电话。他的男仆刚刚端茶过来。如果他不方便讲话，我们派一个方便的人来。

我写这个是为什么？我在避免思考什么？打电话。最好现在就打电话。变得更糟糕了，非常，非常……

就是这些。我把稿纸折起来塞进我内胸袋的钱夹后面。我走到落地窗前，把窗扉打开，来到露台上。月影阑珊，但这是闲谷的夏日，夏意从未阑珊。我站在那里看着毫无生气的湖，遐想着，沉思着。接着，我听见一声枪响。

注释

[1] 《苏城的苏》（“Sioux City Sue”）是一首一九四五年的乡村歌曲和一九四六年的电影。歌曲由词作家雷·弗里德曼和作曲家迪克·托马斯合作而成，歌唱了一位来自爱荷华州苏城名叫苏的红发蓝眼睛姑娘。这首歌有多个翻唱版本，最受欢迎的版本由平·克劳斯贝（Bing Crosby）演绎。

29

阳台上两扇透光的门都开着——艾琳和他的。她的房间里没人，他的房间传出一阵扭打的声音，我从门外一跃而入，看见她正俯身和床上的他搏斗。泛着黑色光泽的枪口朝上，两只手，一只男人的大手和一只女人的小手都紧紧握着，却没人扶着枪托。罗杰坐在床上向前探身。她穿着一件淡蓝色的家居服，絮有棉花的那种，头发胡乱地散在脸上，现在她双手握住了枪，猛地一拽从他手中抢到枪。我惊讶于她的力量，尽管他现在醉得厉害。他往后一躺，目光发直，气喘吁吁，她撤身后退撞到了我身上。

她站在那里靠着我，双手握枪，紧贴在她的身上。她泣不成声，大口喘气。我用手环抱着她的身体，把手放在枪上。

她转过身，好像这才发现我在场。她的眼睛圆睁，整个身体像泄了气一样倚靠着我。她松开了枪，这是一把笨重的武器，韦伯利无击锤双动手枪。枪管还有余热。我用一只胳膊撑住她，把手枪放进我的口袋，视线越过她的头顶看着罗杰，没人说话。

然后他睁开眼睛，嘴唇上玩弄着一抹疲惫的微笑。“没人受伤，”他嘟囔道，“只是朝天花板乱开了一枪。”

我感觉她的身体挺直，然后她抽身离开，双目变得有神而清亮，我没有拉住她。

“罗杰，”好像病人的低语，“一定要这样吗？”

他看起来像猫头鹰一样，严肃而机敏地瞪着眼睛，舔了舔他的嘴唇，什么都没说。她走了过去，靠着梳妆台，机械地把头发甩到脑后。她又一次全身颤抖，左右摇摆着她的头。“罗杰，”她再次低唤，“可怜的罗杰，可怜的、悲惨的罗杰。”

他直直地向上盯着天花板。“我做了个噩梦，”他慢慢说，“有人拿着一把刀，在床边俯下身子。我不知道是谁，看起来有点像坎迪。不可能是坎迪。”

“当然不可能。”她温柔地说。她离开化妆桌，坐在了床边。她伸出手开始抚摸额头，“坎迪很久之前就去睡了，而且为什么坎迪会有刀？”

“他是个墨西哥佬。他们都有刀，”罗杰用同样冷漠无情的声音说，“他们喜欢刀，而他不喜欢我。”

“没人喜欢你。”我残忍地说。

她迅速转过头。“请——请别那么说。他不知道。他做了个梦……”

“枪在哪里？”我怒吼，看着她，完全没理罗杰。

“床头柜。在抽屉里。”他转过头来，遇上了我的目光。抽屉里没有任何枪，而且他知道我知道。那里有药片，还有一些七零八碎，但是没有枪。

“或者在枕头底下，”他加了一句，“我不太记得了。我开了一枪——”他抬起一只沉重的手指了指，“朝那儿打。”

我抬头，天花板上确实有一个洞。我走到洞的正下方。是的，是那种一颗子弹可以穿透的洞。凭那把枪的威力，子弹可以打进阁楼。我走回床边，俯视着他，眼神凶狠。

“疯子。你打算自杀，你才没有做噩梦。你沉浸在自怜当中。枪不在抽屉里，也不在枕头下面。你起身去拿枪，然后回到床上，你准备好要让乱七八糟的事情一笔勾销，但是我不觉得你有那个胆子。你开了一枪，没瞄准任何东西。你妻子跑过来——那就是你想要的，只是怜悯和同情，朋友。什么都没有，甚至连刚才的挣扎都几乎是假的。如果你不想让她抢走的话，她不可能从你那里抢走枪。”

“我病了，”他说，“但你可能是对的，这重要吗？”

“在这种意义上重要，他们会把你送进精神病房，相信我，经营那个地方的人和佐治亚看守铁链囚的狱警一样富有同情心。”

艾琳突然站起来，“够了，”她严厉地说，“他病了，而且你知道。”

“他想要生病。我只是提醒他这么做的代价是什么。”

“现在不是时候。”

“回你的房间去。”

她蓝色的眼睛寒光一闪，“你好大胆子——”

“回你的房间去，除非你想让我叫警察。按理说这种事情需要上报。”

他几乎咧嘴笑起来，“是啊，叫警察，”他说，“就像你对待特里·伦诺克斯那样。”

我没理会他。我仍然看着艾琳，她看起来累极了，并且脆弱，异常美丽。那一闪而过的怒气已经平复，我伸出一只手摸了摸她的肩膀。“没事的，”我说，“他不会再犯，回去睡觉吧。”

她看了我一会儿然后走出房间，她走了之后，我坐在床边她刚刚坐的地方。

“还要药吗？”

“不，谢谢。我睡不睡着都没关系，我感觉好多了。”

“我猜对你开枪的动机了吗？只是有点疯狂的表演？”

“或多或少。”他把头扭过去，“我猜我有点头昏。”

“如果你真想那么做，没人能阻止你。这我清楚，你也清楚。”

“是的，”他还在看着别处，“你按我说的做了吗——打字机里那堆东西？”

“嗯，这你还记得，我有点吃惊。写得挺疯狂，但可笑的是，打得工工整整。”

“我总能做到——喝醉还是清醒——基本上都可以。”

“别担心坎迪，”我说，“你觉得他不喜欢你，但你错了。我说没人喜欢你，我也错了。我只是想刺激艾琳，让她生气。”

“为什么？”

“她今晚已经晕倒过一次了。”

他略微摇了摇头，“艾琳从不晕倒。”

“那就是假装的。”

他也不喜欢这个结论。

“你什么意思——一个好人为你而死？”我问。

他皱眉苦思，“都是废话，我告诉你我做了个梦——”

“我在说你打出来的那堆东西。”

现在他看着我，把头放到枕头上，好似那有千斤重。“另一个梦。”

“我再问一遍，坎迪有你的什么把柄？”

“够了，伙计。”他说，闭上眼睛。

我起身关门。“你不能永远逃避，韦德。坎迪可能是一个勒索者，当然。很简单。他甚至可以和和气气地勒索——一边对你充满好感一边卷走你的钱。到底因为什么——一个女人？”

“你相信那个蠢货，洛林。”他闭着眼睛说。

“也不见得，要不就是那个妹妹——死了的那个？”

本来我只是信口一猜，却歪打正着。他的双眼猛地圆睁，唇上泛起白沫。

“这是——你来这里的原因吗？”他问得非常慢，声音如同耳语一般。

“你更清楚，我是被邀请来的。你请的我。”

他的脑袋在枕头中前后翻滚，尽管吃了速可眠，他仍然神经紧张，脸上挂满了汗。

“我不是第一个有奸情的深情丈夫。让我一个人待着，该死的，别烦我。”

我走进浴室，拿出一条洗脸毛巾，擦干脸上的汗。我轻蔑地朝他大笑，我就是完结所有混蛋的混蛋，等这个男人倒下，狠狠地踢他再踢他。他很软弱，无力抵抗，无力回击。

“总有一天我们会在这点上达成共识。”我说。

“我没疯。”他说。

“你只是希望你没疯。”

“我一直活在地狱里。”

“噢，当然，很显然。有趣的是为什么。给你——拿着这个。”我从床头柜里又拿出一颗速可眠和另一杯水。他用一只胳膊肘撑起来，去抓玻璃杯，但是差了足足四英寸。我把药放进他手里，他成功吞下水和药片。接着，他平躺回去，泄了气一样，脸上毫无血色，鼻子像是被掐过一般。他差点儿死掉，今晚他没有推任何人下楼，估计他从来没有做过这种事。

他的眼皮开始变沉，我走出了房间。韦伯利在我裤子后兜里，沉甸甸地向下扯着我的口袋。我又开始下楼，艾琳的门开着，屋里没开灯，但有足够的月光勾勒出她站在门内的轮廓。她好像喊了个名字，但不是我的，我朝她走去。

“小声点儿，”我说，“他又睡着了。”

“我一直觉得你会回来，”她轻柔地说，“就算已经过去了十年。”

我凝视着她，我们中大概有一个发疯了。

“关上门，”她用声音抚慰我，“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一直在等你。”

我转身关上门，这是个不错的时机。我回身面朝着她，她已经准备好倒在我身上。我抱住她，该死的我当然得这么做。她紧紧地靠在我身上，头发拂过我的脸。她的嘴靠过来，等着被亲吻。她在颤抖。双唇和牙齿微启，舌头伸过来，接着她的手垂下，猛地一拉，身上的袍子就敞开了，袍子下面的身体像九月的清晨一样赤裸，但该死的可没那么羞涩作态。

“抱我到床上。”她低语。

我照做了，胳膊环抱着她，触摸到裸露的肌肤，柔顺的身体。我抱着她走了几步，把她放到床上。她的手臂环绕着我的脖子，喉咙里发出一种哨音，接着她猛烈地挣扎和呻吟起来。这简直要人命，我像一头发情的雄马一样。我即将失控，可不是天天都有这般女人向你发出如此邀请。

坎迪救了我。微弱的嘎吱声传来，我转身一看，门把手在动。我急忙脱身跳往门口。我打开门，闯了出去，墨西哥人正沿着走廊狂奔，准备下楼梯。跑到一半他停住了，转身挑衅地对我笑，然后走开。

我回到门边关上门——这次是从外面关。那床上的女人发出了某种奇怪的声响，现在对我来说仅此而已，奇怪的噪音。魔咒被打破了。

我很快下楼，穿过书房，抓住那瓶苏格兰威士忌，放倒瓶身；实在喝不下时我斜靠着墙，大口喘气，让那东西在我体内燃烧，直到烈焰烧到我的大脑。

离晚饭结束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比一般意义上的一段时间还要长。威士忌很快把我放倒，我仍然在狂饮直到房间开始变得模糊，家具全都在错误的位置，灯光好像野火或夏日的闪电。接着我躺倒在皮沙发上，试图放稳我胸口的酒瓶。但它好像已空，滚到一边，砰的一声砸到了地板上。

30

一道阳光扎得我的脚踝痒痒的，我睁开双眼看见树冠在雾蓝的空中缓缓摆动。我翻了个身，沙发皮蹭到了我的脸颊，仿佛有一把利斧瞬间劈过我的头顶。我坐起来，身上盖着一条毯子，我一把推开，把脚伸到地板上。我怒气冲冲地看了一眼钟，六点半差一分。

我站起身来，这简直是对品格和意志力的考验。我用尽所剩无几的力气，我并不像以前那么精力旺盛了，艰辛岁月让我力不从心。

我拖着步子走到小盥洗室，摘下领带，脱下衬衫，用双手把冷水拍在脸上和额头上。我用毛巾胡乱地擦干了湿漉漉的地方，重新穿上衬衫，打上领带，伸手拿我的夹克，口袋里的枪嘭的撞到了墙上。我取出枪，把旋转弹膛从枪身上取下来，将弹药筒倒在手上，五颗子弹，还有一个烧黑的弹壳。接着我想，这有什么用，子弹总归到处都有，所以我把它们物归原处，把枪拿进书房，放进了书桌里的某个抽屉。

当我抬头，坎迪站在门口，穿着崭新的白色夹克，乌黑油亮的头发也整齐地向后梳着，眼神带有恨意。

“你想要点咖啡吗？”

“谢谢。”

“我关上了台灯，老板没事，睡着了。我关上了他的门。你为什么要喝酒？”

“不得已。”

他讽刺地笑笑。“没得手，对吧？被扔到了垃圾箱上，私家侦探。”

“你愿意怎么说就怎么说。”

“今天早上你真是太软弱了，侦探，一点都不像个硬汉。”

“把该死的咖啡拿来！”我朝他大喊。

“婊子养的！”

我一跃抓住了他的手臂，他没有动，只是鄙夷地看着我。我大笑着松开他的胳膊。

“你说得没错，坎迪。我是不够强硬。”

他转身走了出去，没一会儿就拿着一个银盘子回来，上面有一个装着咖啡的银壶，糖和奶油，以及一块干净的三角形餐巾。他把东西放在鸡尾酒桌上，把桌上剩下的空瓶和饮酒器皿拿走，捡起了地上的另一个空瓶。

“很新鲜，刚煮的。”他说，然后走了出去。

我喝了两杯黑咖啡，然后点燃了香烟，一切安好，我仍然属于人类。这时坎迪又回到了屋里。

“你想来点早饭吗？”他阴郁地问。

“不，谢谢。”

“好吧，那赶紧滚，我们不欢迎你。”

“我们是谁？”

他打开一盒香烟的盖子，拿出一支烟。他点燃，无礼地朝我吐着烟圈。

“我照顾老板。”他说。

“你赚得不少吧？”

他皱皱眉，然后点头。“噢，对，待遇不错。”

“外快有多少——比如让你封嘴？”

他换回西班牙语。“听不懂。”

“你肯定懂，你敲了他多少钱？我估计没有几码。”

“什么意思，几码？”

“两百块。”

他咧嘴一笑，“你给我几码吧，侦探。这样我就不告诉老板昨晚你是从她房间里出来的。”

“那足够买一大车你这种老墨了。”

他对此不予理睬，“老板发起脾气来非常粗暴，最好一次付清，侦探。”

“你这是花衣流氓
[1] 的把戏，你知道的事情都不值钱，很多男人在醉酒之后都会鬼混，不过她全知道，你的料卖不出去。”

他眼睛一亮，“你别再来了，硬汉。”

“我这就走。”

我起身绕过桌子，他的脸始终冲着我，我看看他的手，但显然他今早没带刀。我起身上前，打了他一巴掌。

“我可不会容忍被一个用人叫婊子养的，油头佬
[2] 。我在这里有正事，随时想来就来。从现在起管好你的嘴巴。下回扇你的可不是我的手，而是一把手枪，你那张美丽的脸可能就不复存在了。”

他纹丝不动，对那个巴掌也无动于衷。巴掌和那声蔑称对于他来说都是致命的侮辱。但这次他只是站在那里，表情木然，一动不动。然后，他一句话没说，拿起咖啡盘走了出去。

“谢谢你的咖啡。”我对他的背影说。

他继续往前走，等他消失后，我摸了摸下巴上的胡茬，抖擞了一下精神，准备上路，有点受够韦德的这一家子了。

当我穿过客厅的时候，艾琳正走下楼梯，她穿着白色宽松长裤、白色露趾凉鞋和一件浅蓝色的衬衫。她一脸惊讶地看着我。“我不知道你在这里，马洛先生。”她说话的样子好像已经一周没见我，而我只是进来喝杯茶。

“我把枪放进了桌子。”我说。

“枪？”然后她恍然大悟，“噢，昨晚有点疯狂，不是吗？但是我以为你已经回家了。”

我走近她。她脖子上戴着一根金色的项链，上面有一个乳白色珐琅质的吊坠，吊坠上有金色和蓝色的图案。蓝色珐琅质的部分看起来像一对没展开的翅膀，衬托翅膀的是白色的珐琅底盘，和一柄刺向书卷的金质短剑。我看不清上面的字，那看起来很像军队的勋章。

“我喝醉了，”我说，“故意的，而且很粗鲁。我有点孤单。”

“你本来无须这样。”她说，眼睛像水一样清澈，没有一丝狡诈。

“见仁见智，”我说，“我现在就走，不敢说一定会回来。你听见我说枪的事情了吧？”

“你放进了他的桌子。也许放到其他什么地方更好，但是他没想开枪自杀，对吧？”

“我无法回答，也许下次就会。”

她摇摇头。“我不觉得，我真的不觉得。你昨晚帮了我的大忙，马洛先生。我不知道怎么感谢你。”

“你已经努力尝试过了。”

她脸颊微红，然后大笑起来。“我做了一个很奇怪的梦，”她慢慢地说，望向我的肩膀后方，“某个我曾经认识的人来到了房子里。某个死了十年的人。”她的手指上移，摸着珐琅金吊坠。“这就是为什么我今天戴着这个。这是他送我的。”

“我也做了一个很奇怪的梦，”我说，“但是我不能讲，别忘记告诉我罗杰的进展，需要帮忙的话也尽管说。”

她低下眼睛，直直地看着我，“你说过你不会回来了。”

“我说我不确定，我可能不得不回来，希望不必。这栋房子里有什么地方出了大问题，酒瓶里的只是一部分。”

她盯着我，皱着眉头。“什么意思？”

“我觉得你知道我说的是什么意思。”

她仔细地想了想，手指仍然轻柔地抚摸着吊坠。她耐心地缓缓舒了一大口气。“总会有另一个女人，”她安静地说。“总有一天会浮出水面，也不是什么致命的打击。我们有误会，对不对？或许，我们甚至没有在说同一件事情。”

“有可能。”我说。她还站在台阶上，倒数第三阶。她的手指还放在吊坠上，她看起来仍然像一个金色的梦，“尤为可能，如果你说的另一个女人是琳达·洛林的话。”

她把手从吊坠上拿开，又下了一个台阶。“洛林医生好像和我意见一致，”她冷漠地说，“他一定有些信息来源。”

“你不说他和闲谷里半数的男人都上演过那出戏码吗？”

“我说过吗？好吧——那只是那种场合下的客套话。”她又往下走了一个台阶。

“我还没刮胡子。”我说。

这让她大吃一惊，然后大笑起来，“噢，我可没指望你向我表达爱意。”

“那你到底指望我做什么呢，韦德夫人——一开始，你劝我去找人的时候？为什么是我——我有什么好的？”

“你守信，”她安静地说，“当守信并非易事的时候。”

“我很感动，但我不认为这是理由。”

她走下最后一级台阶，然后抬头看着我。“那理由是什么？”

“或者说即使是这个理由——这个理由实在不怎么样。差不多是世界上最差劲的理由。”

她微微蹙了一下眉，“为什么？”

“因为我做的事情——守信这件事情——即使是个傻子也不会做两遍。”

“你知道，”她轻轻地说，“这次交谈越来越像猜哑谜了。”

“你是个很神秘的人，韦德夫人。再见，祝你好运，如果你真的关心韦德，最好给他找个好医生——并且要快。”

她再次大笑。“噢，昨晚只是轻微的发作，你应该看看更严重的情况，今天下午，他应该已经在工作了。”

“才怪。”

“但是相信我他会的，我非常了解他。”

我当面给了她最后一击，听起来非常卑鄙。

“你不是真的想救他，对吗？你只是想看起来好似在努力拯救他。”

“你，”她不慌不忙地说，“简直是对我口出毒言。”

她从我身边走过，穿过餐厅门，接着整个大厅变得空荡荡的。我从前门走了出去。那是一个明亮而隐秘的山谷里完美的夏日清晨。离城市太远，所以没有雾霾，低矮的山脉挡住了来自大洋的水汽。一会儿肯定会很热，不过是那种微妙而精致的热，不是沙漠中央那种酷热，也不是城市中心黏稠的闷热。闲谷是一个完美的居住地。完美。精致的人们住在精致的房子里，精致的汽车，上好的车、马、狗，甚至连后代都可能是最优质的。

但一个叫马洛的男人只想从此逃离，赶快逃离。

注释

[1] 原文Pachuco指的是（住在美国的）花衣墨西哥（裔）少年流氓。

[2] 原文greaseball是对地中海、拉丁美洲血统的人种带有诬蔑和敌意的称呼，起源是这种人常常用发油把头发梳得光亮。

31

我回到家，洗了个澡，刮了胡子，换了衣服，才感觉又清爽起来。我做了早餐，吃完，洗好盘子，收拾厨房和后廊，点了一斗烟，拨了电话回复服务，但并没有人找我。干吗要去办公室呢？除了新的死蛾子，新落的尘土，再无其他新事。我也可以为了这些鸡毛蒜皮跑一趟，顺便去探望一下那五张还散发着咖啡香味的百元大钞。我可以那么做，但是我不想。我心里酸溜溜的，那根本不属于我。它是用来收买什么？一个死人要忠诚有什么用？呸！我正透过宿醉的迷雾审视人生。

这早上好像永远过不完似的。我平躺着，疲惫而无聊，过去的一分一秒好像都掉进了真空里，发出柔软的嗡嗡声，像燃尽的火箭。小鸟们在外面的灌木丛中啁啾，月桂谷大道上川流不息。通常我听不见这些声音，但是我此刻在沉思，易怒、刻薄并且过分敏感。我决定干掉宿醉。

通常情况下我不在早上喝酒，南加州的天气太柔和了，新陈代谢也随之减慢，但这次我调了一大杯冷酒，坐在一把舒服的椅子上，敞着衬衫，配一本杂志，读一个疯狂的故事。一个家伙有两条命和两个心理医生，一位医生是人类，另一位是某种蜂房里的昆虫。这家伙在两个医生间疲于奔命，整篇文章胡言乱语，但有别具一格的幽默感。我很小心地一次只喝一口酒，留心自己的情况。

快中午的时候，电话响了，有个声音说：“我是琳达·洛林。我给你的办公室打电话，电话服务公司告诉我打到你家。我想见你。”

“为什么？”

“我想当面说。你有时候会去办公室吧，我猜。”

“是的，偶尔，有钱赚吗？”

“我没那么想，不过如果你要收费的话，我可以给，我大概一个小时之后可以到你的办公室。”

“好。”

“你怎么了？”她的声音提高了几度。

“宿醉，但我没瘫，我会去的，除非你更想来这里。”

“你的办公室更合适。”

“我这里地方不错，一个死胡同，附近没邻居。”

“这暗示不怎么吸引人——如果我没错解你意思的话。”

“没人理解我，洛林夫人，我是个谜。好吧，我会努力爬到那个笼子去的。”

“十分感谢。”她挂了电话。

我晃晃悠悠到了办公室，半路停下来吃了个三明治。我给办公室通了风，把蜂鸣器打开，把头从连通门探出去一看，她已经在那里了，坐在门迪·门涅德斯曾坐过的地方，翻看着估计是同一本杂志。她今天穿着华达呢套装，看起来很优雅。她把杂志往旁边一放，严肃地看着我说：

“你的波士顿蕨得浇水了，我觉得也得换盆，长了这么多气生根。”

我为她扶着门，去他妈的波士顿蕨。她进门之后，我松开手让门自动旋上，又为她拉出了顾客的座椅。像所有第一次来的人一样，她草草地扫了一眼办公室，我走到桌子的另一边。

“你的办公室也算不上富丽堂皇，”她说，“你都没个秘书吗？”

“卑微的生活，但我习惯了。”

“看起来也不像很赚钱。”她说。

“噢，不好说，看情况，想看一张麦迪逊的画像吗？”

“一张什么？”

“一张五千美金的纸币，定金，就在我的保险箱里。”我起身往保险箱走去，转动把手，打开箱子，解锁了里面的一个抽屉。我打开一个信封，把钞票丢在她面前。她满脸错愕地盯着瞧。

“别让办公室骗了你，”我说，“我曾为一个老朋友工作，他一次能提现大概两千万美元，就算是你老爹也得和他打招呼。他的办公室没比我的好到哪儿去，也就是在天花板上多装了隔音层——因为他有点儿聋——地上铺着棕色的油地毡，连地毯都没有。”

她拿起麦迪逊的画像夹在两指之间，翻个面，又放下了。

“特里给你的，对不对？”

“天哪，你什么都知道，是不是，洛林女士？”

她把钱从面前推走，皱着眉头。“他有一张，自从和西尔维娅复婚，他都随身带着，说是应急钱，搜查他尸体的时候没发现。”

“那可能还有别的原因。”

“我知道，但是有多少人会随身带着五千面值的纸币呢？有多少能付得起这么大一笔钱的人会给你一张纸币？”

不值得回答，我只是点点头。她继续粗鲁地说道：

“你为了它本该做点什么，马洛先生？你会告诉我吗？去蒂华纳的最后一程，他有足够的时间和你交谈。那天晚上你说得很清楚，你不相信他的供认。他有没有给你一串他妻子情人的名字，也许你能从中找到一个杀人犯？”

我也没有回答这个问题，却是因为别的原因。

“罗杰·韦德这个名字会不会碰巧在那个名单上？”她严厉地问，“如果特里没有杀他妻子，杀人犯就可能是某个有暴力倾向而不负责任的男人，一个疯子或是野蛮的酒鬼。只有这种人才能，用你自己的恶心话说，把她的脸打成一块血淋淋的海绵。这就是你为什么为韦德一家效劳——一个定期来去的仆人，一通电话，你就在他喝醉的时候赶去照顾他，失踪的时候去找回他，无助的时候领他回家？”

“让我纠正你几点，洛林夫人，是不是特里给我那张漂亮的雕版画不好说，但是他没给我名单，也没提任何名字。他什么都没叫我做，除了那件你似乎确信我一定做了的事情——开车送他到蒂华纳。我掺和进韦德家的事情，还拜一个拼命让韦德写完书的纽约出版商所赐，得让他保持很清醒的状态，还得找出他酗酒是不是因为陷入了什么特殊的麻烦。如果有，并且发现麻烦是什么，那么下一步就是努力消除这个麻烦，我说怒，是因为很可能你消除不了，但是你可以尝试。”

“我一句话就可以告诉你他为什么酗酒，”她鄙夷地说，“他娶的那个贫血金发碧眼。”

“噢，这我不知道，”我说，“她那不叫贫血吧。”

“真的吗？真是有意思。”她的双眼闪烁着光芒。

我拾起了我的麦迪逊肖像。“别在那件事情上想太多，洛林夫人。我没和那位女士上床，不好意思让你失望了。”

我走向保险箱，把钱放在上锁的那一层，关上保险箱，转动了密码盘。

“仔细想想，”她背对着我说，“我怀疑有没有人会和她上床。”

我走回去坐在桌角上，“你越来越恶毒了，洛林夫人，为什么？难道你对我们那位酒鬼朋友单相思？”

“我讨厌这种话，”她愤愤地说，“我讨厌它们。估计我丈夫的那场滑稽表演让你们都觉得有权利侮辱我。不，我对罗杰·韦德没兴趣。从来没有过——就算当他清醒、行为端正的时候，更别说他现在这副样子。”

我重重地坐进椅子，伸手去够火柴盒，瞪着她。她看了看手表。

“你们这些有钱人真是厉害，”我说，“你们觉得自己想说的，不管多卑鄙，都没问题。你可以对着一个几乎不认识的男人尽情嘲笑韦德两口子。但如果我变着法儿说你几句，那就是侮辱。好吧，我们继续玩这种卑鄙手段。任何酒鬼最终都会勾搭上一个放荡女人。韦德是酒鬼，不过你不是放荡女人。虽然你那个高贵丈夫在鸡尾酒派对上为了调节气氛随意暗示了一下，但他并不真是那个意思，只是为了逗人发笑，所以我们将你排除，另找荡妇。洛林夫人，我们得往哪儿找一个和你关系亲密、能让你跑到这里来和我互相嘲笑的女人呢？大概是个挺特殊的人物，对吧——要不你为什么会在乎？”

她安静地坐着，只是看着我。漫长的半分钟过去，她的嘴角发白，放在搭配套装的华达呢包上的手开始僵硬。

“你可没浪费时间，对不对？”她终于开口说话，“那个出版商早该想清楚，雇用你真是方便！所以特里没和你提任何名字！一个都没有，但没关系，对不对，马洛先生？你的直觉从没错过。我可以问问你下一步的计划吗？”

“没有。”

“为什么，多么浪费才华！这怎么对得起麦迪逊画像呢？当然，你一定有能做的事情。”

“也就跟你说说，”我说，“你变得有点陈腐。所以韦德认识你妹妹。谢谢你告诉我，不管多么隐晦。我已经猜到了，那又怎么样呢？他可能只是丰富的收集品中的一个。我们先不聊这个，让我想想为什么你要见我。头绪纷乱，我们竟忘了这件事，不是吗？”

她站起来，再次瞥了一眼手表。“有辆车在楼下等我。我可否请你送我回家然后共饮一杯茶？”

“继续，”我说，“实话实说吧。”

“我听起来这么可疑吗？我有一位客人想认识你。”

“你老头子？”

“我不这么叫他。”她语调平稳。

我站起来，向桌子对面探过身。“亲爱的，你有时候真是可爱死了，真的。我带把枪可以吗？”

“你不会怕一个老头吧。”她撇了撇嘴。

“为什么不怕？我打赌你就怕——很怕。”

她叹了一口气，“是的，我恐怕是的，我一直怕他，他可能非常恐怖。”

“也许我应该带两把。”我说，马上又后悔了。

32

这是我见过的最丑的房子，一个三层楼高的方形灰盒，上面罩着复折式屋顶，屋顶的斜坡很陡，被二三十个双垂直窗分割得支离破碎，窗框上和窗户之间还点缀着许多类似婚礼蛋糕上的复杂装饰。房子的进门处两侧有双层石柱，不过这地方的点睛之笔是带有石质扶手的室外旋转楼梯，顶上是一个塔楼，从那里一定能将整个湖面一览无余。

机动车道用石头铺成，而这个地方真正需要的应该是半英里植满杨树的车道，一个鹿苑，一个野性花园，三层露台，图书馆窗外的几百枝玫瑰，和从每个窗户都可见的幽深碧绿景致，尽头是茫茫无际的森林、安宁和空寂。而这房子有的只是一排散石砌成的墙，圈着十到十五英亩的阔气土地，这对于我们这个拥挤的县来说，实在是大手笔。车道两旁栽种着剪成圆形的柏树树篱，偶尔可见仿佛随意堆砌的装饰树木，看起来也不像加州的树，进口货。建造这个地方的人试图把大西洋滨海风格硬搬到落基山上。他努力了，但没成功。

阿莫斯是个中年黑人司机，他把凯迪拉克缓缓停在入口门柱前，跳下车，过来给洛林夫人扶车门。我先出来，然后也帮她扶着车门，扶她下车。自从在我家门口钻进这辆车，她就几乎没有和我说过话。她看起来疲惫且紧张。也许这片愚蠢的建筑物让她压抑。这地方简直能让一头大笑的驴感到压抑，并发出悲伤的鸽鸣声。

“谁造的这地方？”我问她，“这家伙到底在生谁的气？”

她终于笑了笑，“你之前没见过？”

“从来没有到过谷里这么远的地方。”

她带着我走到车道的另一边，向上指了指。“造这地方的人从那个塔屋跳下来，落在你站的位置附近。他是个法国伯爵，名叫拉图埃乐。跟大多数法国伯爵不一样，他非常富有，他妻子叫雷蒙娜·德斯伯勒，也有不少家当。还在默片时代，她一周的薪水是三万块。拉图埃乐家族建造这栋房子作为他们的家宅，想做成布卢瓦城堡
[1] 的微缩版，你肯定知道那地方。”

“了如指掌，”我说，“现在我想起来了。这故事上过某份周日版的报纸，她离他而去，他就自杀了，还留下一份挺奇怪的遗嘱，对吗？”

她点点头。“他给他前妻留了几百万作为车马费，然后把剩下的钱放进了一份信托计划。此处地产保持原状，什么都不准改变，每晚餐桌都要隆重布置，除了用人和律师以外没人可以擅入此地。当然最后无人照遗嘱行事，这个庄园在一定程度上被瓜分。当我嫁给洛林医生的时候，父亲把它送给我作为新婚礼物。他肯定花了大价钱才把这地方收拾得可以重新住人。我讨厌这个地方，一直非常厌恶。”

“你也不一定非要住在这里吧，是吗？”

她带有倦意地耸耸肩膀。“至少有时得过来住。总得有个女儿看起来生活还算稳定，洛林医生喜欢这里。”

“他会的，任何一个能在韦德家出那种丑的人都会在睡裤外面穿护踝鞋罩。”

她弯起眉毛。“咦，谢谢你这么上心，马洛先生，但我觉得我们在这个话题上说得够多了。我们进去吧？我父亲不喜欢等人。”

我们又一次穿过车道，走上了石质台阶，半扇双开门无声地打开，一个衣着华贵、妄自尊大的人站到一侧让我们进去。这里的门厅比我房子的整层楼还要大。地板呈棋盘状，背后好像还有花窗玻璃。如果有一点光从玻璃透进来的话，我就能看清那里是不是还有其他东西。走过门厅，我们又经过了几扇雕花门，进入一个昏暗的房间，进深估计不少于七十英尺。一个男人坐在那里安静地等待，冷冷地盯着我们。

“父亲，我迟到了吗？”洛林夫人着急地问，“这是菲利普·马洛先生。哈兰·波特先生。”

那个男人只是看着我，下巴微颔，大概动了半英寸。

“叫茶，”他说，“坐下，马洛先生。”

我坐下看着他。他也看着我，好像一个研究甲虫的昆虫学者。没人说话。直到茶来才打破宁静。茶被安放在一张中式桌子的巨大银色托盘内，琳达坐在桌前倒茶。

“两杯，”哈兰·波特说，“你可以在另一间房里用茶，琳达。”

“是的，父亲。马洛先生，你的茶想怎么喝？”

“怎么都行。”我说，声音在很远的墙上回荡，细小而孤单。

她递给老人一杯茶，然后给了我一杯。接着她安静地站起来走出了房间。我看着她走后，尝了一口茶，然后拿出一根烟。

“别抽烟，我有哮喘。”

我把香烟放回盒子，盯着他。我不知道身价数亿美金是什么感受，但是他好像没什么乐趣。他个头很大，高六点五英尺，身材结实而匀称。他身穿灰色的花呢套装，没有垫肩，他的肩膀可不需要。白衬衫，暗色领带，省去了装饰用的手绢。胸前的口袋里露出眼镜盒的边缘，镜盒是黑色的，像他的鞋一样。他的头发也是乌黑的，一点灰发都没有，全部向一旁梳，盖住了头顶。我猜那底下根本没有头发。他的眉毛又黑又粗。他的声音好像来自很远的地方，他喝茶的样子好似一点都不享受。

“这样会省去很多时间，马洛先生，如果我向你摆明立场。我猜你在干扰我的事情。如果我没弄错，我会建议你停止。”

“我对你的事情所知甚少，无从干扰，波特先生。”

“我不同意。”

他又喝了几口茶，把杯子推到一边。他向后靠着大椅子，用凶狠的灰眼睛把我撕得粉碎。

“我知道你是谁，当然。我也知道你的谋生手段——如果那也能被称为谋生的话——还有你怎么开始和特里·伦诺克斯搅和在一起。有人报告，你帮助特里逃出国境，你对他的罪名存疑，自那之后，你和一个认识我已故女儿的男人开始有所联系，至于个中缘由，还没人向我解释。你来解释。”

“如果那个男人有名字，”我说，“说出名字。”

他微微一笑，可不是因为对我着了迷。“韦德，罗杰·韦德。应该是个什么作家。有人说他是个作家，但他写的那些黄色读物勾不起我的阅读兴趣。后来我又得知这个男人是个危险的酒鬼，那可能让你有了些奇怪的想法。”

“也许你最好让我保留自己的想法，波特先生。当然它们并不重要，但是我的一切。第一，我不相信特里杀了他妻子，因为作案的方式，我不认为他是那种人。第二，我没有联系韦德，我是被请求住进他家，尽我所能让他保持清醒，完成作品。第三，如果说他是个危险的酒徒，那我还没有看到任何迹象。第四，我最早接触他是应其纽约出版商的要求，我那个时候根本不知道他认识你的女儿。第五，我拒绝了这份差事，接着韦德夫人托我去找她丈夫，他躲在某个地方接受治疗。我找到了他，然后带他回家。”

“挺有条理。”他干巴巴地说。

“我的条理还没结束，波特先生。第六——你或者执行你命令的手下派了一个叫休厄尔·恩迪克特的律师把我捞出监狱。他没说委托人是谁，但在我所知范围内别无他人。第七，我出狱之后，一个叫门迪·门涅德斯的小流氓对我喝三吆四，警告我别再插足此事，还长篇大论给我讲特里是怎么救了他和一个叫兰迪·斯塔尔的拉斯韦加斯赌徒的性命。就我所知，故事可能是真的。门涅德斯假装痛心不已，因为特里没有叫他帮忙逃往墨西哥，而是求了我这个废物。他，门涅德斯，本来动动手指头就可以办成，而且可以办得漂亮得多。”

“当然，”哈兰·波特冷冷一笑，“你不会认为我会结交门涅德斯先生和斯塔尔先生这号人物吧。”

“我不知道，波特先生。像您这么富有的男人，我是无论如何也理解不了的。下一个警告我休想去翻案的是你的女儿，洛林夫人。我们在一个酒吧偶然相遇，因为两人都在喝螺丝锥子，一种特里最喜欢的酒，但在此地并不常见，所以我们开始搭话。我一开始不知道她是谁，直到她告诉我。我透露了一些自己对特里的看法，她让我明白如果我惹怒了你，我将会有一个短暂且不愉快的职业生涯。你生气了吗，波特先生？”

“当我生气的时候，”他冷冰冰地说，“你不需要问我。你不会有一丝一毫的不确定。”

“我就是这么想的，我一直在等着打手们光临，但是他们目前为止还没出现。我也没被警察烦扰。本来这些都可能发生，我原该没好果子吃。我觉得你想要的，波特先生，就是安静。只是我做的什么事打扰到了你？”

他咧嘴大笑，是那种乖戾的笑，但不管如何他笑了。他把黄色的长手指叠放在一起，跷起一条腿，舒服地往后靠。

“故事不错，马洛先生，我让你说够了，现在听我说。你觉得我想要的只是安静，这非常正确。很可能你和韦德家的联系是偶然的，意外的，巧合的，那就暂且不论。我是一个有家的男人，但到了这个年纪，家庭也几乎没什么意义了。我的一个女儿嫁给了一位一本正经的波士顿人，另一个有过很多次愚蠢的婚姻，最后嫁给一个讨好她的穷光蛋，纵容她过着一种寡廉鲜耻的生活。直到突然他毫无理由，失去自控力而杀了她。因为作案手段之残忍，你无法接受是他的所作所为，但是你错了。他是用一把毛瑟自动手枪杀了她，就是那把他带到墨西哥的枪。杀了她之后，他就做了那件事情试图掩盖枪伤。我承认这件事情的残忍性，但是记住，这个男人参加过战争，受过重伤，历经折磨，也见过他人忍受折磨。他可能本来没想杀了她。可能有一阵扭打，因为这枪是我女儿的。这是一把小巧但很有威力的枪，七点六五毫米口径，P.K.K型号。子弹完全穿透了她的头颅，卡在印花棉窗帘后面。子弹并没有立刻被发现，这个细节也没有被刊登。现在我们来考虑下那种情况。”他突然住嘴，直直地盯着我，“你是真的很想抽烟吗？”

“对不起，波特先生。我下意识拿出来的，习惯使然。”我第二次把香烟放回了盒子。

“特里杀了他妻子。在警方看来，他有足够的动机。但是他也有一个绝好的辩护理由——那是她自己保管的枪，可能他只是试图从她手上抢过来，但没有成功，于是她打死了自己。一名优秀的辩护律师可以依此大做文章。他很可能会被开释。如果那时他给我打电话，我可能会帮他。但为了掩盖弹孔，他把谋杀变成了一桩血腥惨案，这使得一切都不再可能，他只得逃跑，但连这一点也做得笨手笨脚。”

“确实不聪明，波特先生。但是他先打到帕萨迪纳找你，对吧？他告诉过我。”

这位大佬点点头，“我让他消失，我会尽我所能帮助他。我不想知道他在哪里，必须怎么做，我不能窝藏一个罪犯。”

“听起来挺有道理，波特先生。”

“我好像听出了一丝讽刺？无所谓，搞清楚细节以后，我发现无可挽回。我不能允许那种谋杀案的审判。老实说，当我得知他在墨西哥开枪自杀并留下一份自白书的时候，我很满意。”

“我可以理解，波特先生。”

他朝我扬起眉毛。“小心，年轻人，我不喜欢讽刺。你现在能明白为什么我不能容忍任何人再调查下去了吧？还有为什么我用尽所有的影响力让调查尽量简短和低调？”

“当然——如果你坚信他是凶手的话。”

“他当然是。至于出于什么目的那就是另一回事了，这也不重要。我不是一个公众人物，也不想当。我总是尽我所能避免引起公众注意。我有影响力但是不乱用。洛杉矶的地方检察官是一个充满野心的男人，并不想因为一时的臭名毁了他的仕途。我看见你的眼睛闪了一下，马洛，别那么做。我们生活在一个民主的社会里，统治权在绝大多数人手上。如果运行良好的话，这会是一个完美的典范。人民虽有选举的权利，但得由政党机器来提名，政党机器要想有效运行的话，必须耗费很多金钱。得有金主给他们钱，那个金主，不管是个人、财团、贸易联盟或者其他什么，都期待有所回报。我和我这样的人期待的就是拥有令人满意的隐私。我拥有数家报纸，但是不喜欢它们。我认为那是对隐私权的持续威胁。它们不断叫嚣的新闻自由，除了少数值得尊敬的例外，指的都是兜售丑闻、犯罪、性、耸人听闻的新闻、仇恨、含沙射影、政治和财经宣传的自由。报纸是一门靠广告收入赚钱的生意。广告要看发行量，你也知道发行量要靠什么。”

我起身，绕着我的椅子转了一圈。他用冷静的目光看着我，我再次坐下，我需要一点运气。妈的，我需要一卡车的运气。“好吧，波特先生，然后呢？”

他没注意我说什么，正皱眉思忖着。“钱很有意思，”他继续说，“成堆的时候它就活了过来，甚至有了是非观念。钱的力量很难控制。人们一向贪财。人口的增加、战争的巨额花费、充公性税收所带来的不断压力——所有这些事情让人越来越贪婪。普通人是疲惫而恐惧的，而一个这样的人无法负担理想。他得为家人买食物。在我们的时代，公德和私德还急剧下降。你不能期待生活毫无品质的人提供什么有质量的东西。大规模生产没有质量可言。你也不想要质量，因为太耐久了。你代之以时尚，那就是个商业噱头，这样就可以人为制造浪费。如果不是因为今年的款式在一年之后就会过时，大规模生产的东西可卖不出去。我们有最白净的厨房，然而普通的美国主妇连一顿像样的饭菜都烧不出来。光洁的浴室基本用来囤积除臭剂、通便剂、安眠药和被那些兜售自信的骗子称作化妆品的东西。我们能做出世界上最精美的包装，马洛先生，但里面包着的东西几乎都是垃圾。”

他拿出一条白色大手帕，沾沾鬓角。我张着嘴巴坐在那儿，想不通这家伙所有行为的动力何在。他仇恨世间万物。

“这一带对我来说太暖和。”他说，“我习惯比较凉的气候。我说话越来越像一篇忘了自己要说什么的社论了。”

“我明白你的意思，波特先生。您不喜欢当今的世道，就用自己的权力围起一个私密的圈子，尽量过着接近记忆中五十年前规模化生产之前的那种生活。尽管您有一亿财富，但它只是痛苦的来源。”

他扯着手帕的对角拉紧，然后揉成一团，塞进口袋。

“还有吗？”他唐突地问道。

“仅此而已，没有了。波特先生，你不在乎是谁杀了你女儿。你早就因为她是一件次品而断绝了父女关系。就算特里·伦诺克斯不是真凶，而真凶仍逍遥法外，你也不在乎。你不希望真凶被抓住，怕丑闻再起，案件必须经过审讯，他的辩护会把您的隐私掀至高空中，像帝国大厦一样高。当然，除非这家伙也在审讯前乖乖自杀，最好死在塔希提岛、危地马拉或者撒哈拉沙漠里头，反正是县政府不愿花钱派人去验明事实的地方。”

他突然微笑起来，一种粗犷但不失几分友好的微笑。

“你想要什么，马洛？”

“如果你指的是钱，那我什么也不想要。我不是自己要来的，是被带过来的。我已经告诉你我如何认识了罗杰·韦德，但他确实认识你的女儿，也确实有暴力记录，尽管我还没见过。昨天那家伙企图用枪自杀。他备受烦恼的折磨，有过度负罪情节。如果我恰好要找嫌疑犯，他可能算一个。我明白他只是众多嫌犯之一，但我恰好只认识他一个。”

他站起身来，站立时他块头可真大，也很强壮。他走过来站在我面前。

“一个电话，马洛先生，就能吊销你的执照。别搪塞我，我不会容忍。”

“两通电话，我再醒来时可能就在阴沟里，后脑勺不见了。”

他无情地笑笑，“我不会那样做，我猜你干这个奇怪的行业才会那么想。我已经给你太多时间了。我现在叫管家来送客。”

“没必要，”我说，然后起身，“我来这里，然后听从指令，谢谢你的时间。”

他伸出手。“谢谢你来，我认为你是个挺诚实的家伙。别想逞英雄，年轻人，没有成功的可能。”

我和他握握手，他的手像老虎钳一样。他现在朝我和蔼地笑了笑。他是大老板，赢家，一切尽在掌握之中。

“有一天我可能会给你点生意做。”他说，“别以为我会收买政客或执法人员。我用不着。再见，马洛先生。再次谢谢你赏光。”

他站在那里，看着我走出房间。我伸手打开前门的时候，琳达·洛林从屋里某个看不见的地方跳出来。

“怎么？”她静静地问我，“你和父亲聊得怎么样？”

“还行。他向我解释了什么是文明。我是说他理解的文明。他会让文明再持续更长一段时间。但文明最好别干扰他的私生活，否则他会打电话给上帝，取消整个计划。”

“你简直没救了。”她说。

“我？我没救？女士，请看看你的老头子。和他相比我简直就是一个拿着新拨浪鼓、目光清澈的婴儿。”

我继续往外走，阿莫斯已经备妥凯迪拉克等在那儿。他送我回好莱坞。我给他一元小费，他不肯收。我说要买T.S.艾略特
[2] 的诗集送给他，他说他己经有了。

注释

[1] 位于法国卢瓦尔河河谷，是法国的皇家城堡之一。

[2] T.S.艾略特（1888—1965），英国诗人、剧作家和文学批评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33

一周过去了，我没有收到任何韦德家的消息。天气湿热，灰霾的刺激性酸味已经爬到了西边的比弗利山庄。从穆赫兰道的顶端向下望，你可以看见它平铺在整座城市上，就像盖在地上的一层薄雾。当你置身于雾霾之中，你甚至可以闻到它的味道，蜇得你眼睛生疼，无人不在抱怨。在比弗利山庄被影迷们蹂躏之后，乏味的百万富翁转而匿居帕萨迪纳。市政府的官员怒气冲冲地奔走，一切都是雾霾的错。金丝雀罢唱，牛奶工迟到，狮子狗长蚤，穿浆领的老傻瓜在去教堂的路上心脏病发作，都是雾霾的错。我住的地方通常早上很清爽，晚上更是如此。偶尔一整天都天清气朗，没人知道原因。

在那样湿热的一天——碰巧是一个周四——罗杰·韦德给我打电话。“你怎么样？我是韦德。”他听起来状态不错。

“挺好，你呢？”

“也就只能算是清醒，赚辛苦钱。我们得谈谈，我觉得我欠你一笔钱。”

“没有。”

“好吧，中午一起吃饭如何？一点左右你能来吗？”

“差不多，坎迪怎么样？”

“坎迪？”他听起来很疑惑，那天晚上大部分时间他大概都神志不清。“噢，那天晚上他帮你把我弄上的床。”

“是的。他确实是个得力的小伙子——在有些时候。韦德夫人呢？”

“她也挺好。她今天进城购物去了。”

我们挂断电话，我坐在转椅里摇摆。我本应该问问他写书的进度如何。可能你总是应该问问作家们写书的进度如何，所以估计他被这个问题烦得要死。

过了一会儿又有一个电话，是陌生的声音。

“我是罗伊·阿什特尔菲尔特。乔治·彼得斯让我打给你，马洛。”

“哦，是的，谢谢。你是那个在纽约认识特里·伦诺克斯的人，那时候他姓马斯顿。”

“没错，他肯定喝高了，但那人是他无疑。你不太可能认错。在这里的恰森酒吧我见过他一次，那是个晚上，他妻子也在。我正在见一位客户，客户认识他们，不过我不能透露客户的姓名。”

“我理解。估计现在也不重要了。那时候他叫什么名字？”

“让我想一想。噢，对，叫保罗。保罗·马斯顿。还有件事儿，你可能感兴趣，他当时戴着英国陆军徽章，是他们的荣誉退役章。

“我知道了，后来发生了什么？”

“我不知道，我来了西部。再次见到他就是在这边——娶了哈兰·波特家那个有点疯狂的女儿，之后的事情你都知道。”

“现在他们都死了，多谢你告诉我。”

“别客气，很高兴能帮上忙，这些对你来说有什么意义吗？”

“没什么。”我说，我是个骗子。“我从没问过他的来历，他有一次告诉我他是在一家孤儿院被带大的，你不会弄错吧？”

“弄错那头银发和满是疤痕的半张脸，兄弟？不可能，我不敢说我从不忘记一张脸，但那一张绝对忘不了。”

“他看见你了吗？”

“就算看见，他也没表现出来。在那种情况下估计没有。不管怎样，他可能也不记得我了。就像我所说，在纽约的时候他总是喝高。”

我再次感谢他，他说很荣幸，我们挂了电话。

我思考了一会儿，房子外面大道上的交通噪音为我的思考不合拍地助奏。太吵了，在炎热的夏天什么都显得很吵。我坐起来，关上了窗户的下半截，打电话给凶杀组的警长格林，他挺热情地接了电话。

“听着，”客套话之后我接着说，“我听到了些有关特里·伦诺克斯的事情，让我很疑惑。我之前认识的一个家伙知道他在纽约用另一个名字。你查过他的参战记录吗？”

“你们这些家伙不长记性，”格林警探没好气地说，“你们总也学不会走好自己的路。这案子已经结了，锁起来了，上面压着铅块扔进大海了。明白吗？”

“我上周和哈兰·波特度过了大半个下午，就在他女儿位于闲谷的宅子里。想确认一下吗？”

“干吗？”他酸酸地问，“就算我信你。”

“谈点事情。我是被请去的，顺便说一下，他喜欢我。他告诉我那姑娘被一把毛瑟七点六五毫米的枪打死。对你来说是新消息吧？”

“继续。”

“那是她自己的枪，伙计。这让事情有点不同，也许。但是别误会，我可不是调查什么隐情，只是私事，他在哪里受的伤？”

格林并没有说话，我听见背景音中有关门声。然后他低声说：“可能是在南部边境的一场械斗中。”

“啊，见鬼，格林，你有他的指纹，照常送到华盛顿。像往常一样，你收到了一份反馈报告。我想要的只是他的服役记录。”

“谁说他服过役。”

“嗯，门迪·门涅德斯说过，好像是伦诺克斯救了他一命，他也是在那次事件中受伤。他被德国人抓走，弄成现在这张脸。”

“门涅德斯，哈？你相信那个杂种？你脑子有坑吧。伦诺克斯没有任何参战记录，任何名下都没有，你满意了？”

“你既然这么说，好吧。”我说，“但是我不明白为什么门涅德斯会专程跑来和我信口开河，警告我别管闲事，因为伦诺克斯是他和一个在拉斯韦加斯叫兰迪·斯塔尔的家伙的朋友，他们不想让任何人插手。毕竟伦诺克斯已经死了。”

“谁知道一个小流氓怎么想？”格林苦涩地问道，“或者为什么这么想？也许伦诺克斯在为钱结婚之前和他们干一个行当。他曾在斯塔尔的拉斯韦加斯俱乐部当过一阵儿楼层经理。那是他和那姑娘第一次见面的地方。微笑鞠躬，再来一件无尾礼服。一边逗客人开心，一边留意赌场雇用的职业赌客。我猜他做这件事很有格调。”

“他有魅力，”我说，“警察用不着这个。多谢。警长。最近格里戈里厄斯警监好吗？”

“退休了。你不看报纸？”

“不看犯罪板块，警长。太龌龊了。”

我准备说再见，但他打断了我。“那位有钱先生到底想要你做什么？”

“我们只是在一起品品茶，社交拜访嘛。他说他可能要照顾我的生意。他还暗示——只是很简洁的暗示——哪个警察要是敢不正眼瞧我，职业生涯就惨淡咯。”

“警察局不是他开的。”格林说。

“他承认，他说他甚至没收买警察局局长或地方检察官。他们只是在他打盹儿时蜷在他腿上。”

“滚你的。”格林说完，就对着我的耳朵挂了电话。

警察真是不好当。你永远不知道在哪个肚子上跳上跳下是安全的。

34

从高速公路上下来到山丘转弯处的那段修了一半的碎石路在正午的滚滚热浪中舞动，点缀着这片干旱之地的矮灌木也已经被大理石灰尘染成了面粉一样的白色。杂草的味道简直让人想吐。绵软的酸味热风正在吹过。我脱掉外套，卷起袖子，但车门烫得没法往上靠。一匹系着缰绳的马在槲树丛下疲倦地打着盹。一个棕发墨西哥人坐在地上吃报纸里包着的什么东西。一团风滚草懒洋洋地滚过路面，靠在一块裸露在外的花岗石层上，一秒钟之前还在的蜥蜴仿佛动也没动就瞬间消失无踪了。

我绕过山丘，开上了隔壁县的柏油路。五分钟之后我拐进了韦德家的车道，停好车，走过石板路，按下门铃。韦德自己开了门，他穿着棕白格子短袖衬衫，淡蓝色牛仔宽松裤和居家拖鞋。他晒得黑黑的，但精神不错。他手上有一块墨迹，鼻子一侧还沾了烟灰。

他带我走进书房，停在了书桌后面。书桌上堆着一沓厚厚的黄色机打手稿。我把外套放在一张椅子上，然后在沙发上坐下。

“多谢光临，马洛。来点酒？”

我给出了那种醉鬼要请你喝一杯时的表情，连我自己都能感受到。他咧嘴一笑。

“我喝可乐。”他说。

“你恢复得挺快，”我说，“我觉得我现在不想喝酒，我陪你喝可乐。”

他用脚踩了个按钮，一会儿坎迪就来了，脸色阴沉。他穿一件蓝衬衫，戴橘黄色围巾，没穿白外套，一双黑白双色鞋，以及优雅的华达呢高腰裤。

韦德要了两份可口可乐。坎迪凶巴巴地瞪我一眼，走开了。

“小说？”我指指那堆纸说。

“是啊。糟透了。”

“我不相信。写了多少？”

“差不多三分之二了——只算真能作数的部分的话，他妈的太少了。你知道作家怎么知道自己完了吗？”

“完全不懂作家。”我装好烟斗。

“当他开始读自己的东西来寻找灵感的时候，那就完了。我有五百页打字稿，十万字出头。我的书很长，人们喜欢长篇，这些傻瓜以为文章越长越好。我连一遍都不敢读，里面的一半内容都已不记得。我纯粹是害怕看自己的作品。”

“你气色倒不错，”我说，“跟那一夜相比，我简直不敢相信。你比你自己以为的勇敢。”

“我现在只有勇气可不够。有些东西不是你想要就能有的，那就是对自己的信念。我是个不再相信任何事情的废物作家。我有豪宅、美妻、光鲜的销售纪录，但我只想借酒消愁，一醉方休。”

他两手托腮，隔着桌子望过来。

“艾琳说我试图开枪自杀。有那么严重吗？”

“你不记得了？”

他摇摇头。“该死的，一件事情都不记得，只记得我摔倒撞到头。过了一会儿我就在床上了，而当时你也在。艾琳给你打了电话？”

“对，她没说吗？”

“这个礼拜她没怎么和我说话。我猜她受够了，够够的。”他一只手撑着脖子，“洛林的闹剧雪上加霜。”

“韦德夫人不是说那毫无意义。”

“那是，她当然得这么说，对不对？恰好就没什么意义，但我觉得她说的时候自己也不相信。那家伙只是——妒火中烧。你和他老婆在角落喝一两杯酒，笑一笑，再来个吻别，他就以为你跟她上床了，原因之一是他自己没有。”

“我喜欢闲谷的一点就是，”我说，“这里的人都过着舒适正常的生活。”

他皱起眉头，这时候门开了，坎迪拿着两听可乐和玻璃杯进来。他倒出可乐，一杯放在我面前，看也不看我。

“再过半小时吃午餐，”韦德说，“白外套呢？”

“今天我休假，”坎迪面无表情地说，“我不是厨师，老板。”

“冷切或三明治加啤酒就行，”韦德说，“今天厨师休假，坎迪。我请了朋友吃午餐。”

“你当他是朋友？”坎迪嗤之以鼻，“最好先问问你妻子。”

韦德仰靠在椅子上，对他露出笑容。“嘴巴放干净点，小子。你在这里太滋润了。我没怎么求过你，对吧？”

坎迪低头看着地板，过了一会儿他抬头咧嘴大笑。“好的，老板。我穿上外套，我猜我会准备午餐。”

他温柔地转身出去，韦德看着门关上，然后耸耸肩，看着我。

“我们以前叫他们仆人，现在叫他们家庭助手，我在想没过多久我们得伺候他们在床上用早餐。我给了这家伙太多钱，他被宠坏了。”

“工资——还是说外快？”

“比如呢？”他尖锐地问。

我站起来，递给他几张折起来的黄色纸。“你最好读读这个。显然你不记得你让我替你撕毁它，在你打字机上找到的，罩子底下。”

他展开了黄色的稿纸，向后仰着开始读。那杯可乐自顾自地在他面前的桌上冒泡。他慢慢读着，眉头紧锁。他读完之后把纸片重新折起来，手指摩擦着纸的边缘。

“艾琳看过吗？”他小心翼翼地问。

“我可不知道，她可能看过。”

“真有点疯狂，是不是？”

“我喜欢，尤其是关于一个好人为我而死的那部分。”

他重新展开稿纸，心怀怨愤地把它们撕成长条，全部扔进废纸篓。

“我想一个醉鬼大概口无遮拦，”他慢慢地说，“那句话不代表什么。坎迪没有勒索我，他喜欢我。”

“你最好再喝醉一次，就可能会想起那句话的意思，你可能会想起很多事情。我们先前不是经历过吗——枪支走火的那个晚上。我猜速可眠也让你大脑空白，当时你听起来很清醒，但是现在却假装你不记得写过我给你的那东西。别说你不能完成你的作品了，韦德，你能活着都是一个奇迹。”

他向旁边伸手打开一个书桌抽屉。手在里面胡乱摸索，拿出一本三联支票簿。他打开，伸手拿笔。

“我欠你一千块。”他平静地说，写在支票簿上，然后在存根上签字，接着把支票撕下来，绕过书桌，丢在我面前，“这样行吗？”

我向后仰，望着他，没碰支票，也不搭腔。他的脸绷得很紧，拉得老长，眼睛深陷而空洞。

“我猜你以为我杀了她，让伦诺克斯背黑锅。”他慢慢地说，“她确实是个荡妇，但你不会因为一个女人是荡妇就打爆她的头。坎迪知道我有时候去她那儿。奇怪的是，我觉得他不会说出去。我可能错了，但我就是不这么认为。”

“就算他说了也没关系，”我说，“哈兰·波特的人不会信他，而且那个铜玩意儿也砸不死她，她是被自己的枪射穿了脑袋。”

“她可能是有枪，”他梦呓般地说，“但我不知道她是被枪杀的，没有报道。”

“不知道还是不记得？”我问他，“对，没有报道。”

“你想对我做什么，马洛？”他的声音仍然像梦一样，近乎温柔。“你到底想要什么？告诉我妻子？告诉警察？对你有什么好处？”

“你说了，一个好人为你而死。”

“我的意思只是，如果真的有调查的话，我可能会是嫌犯之一——但只是一个——嫌疑犯中的一个。这会让我身败名裂。”

“我不是到这里来指控你谋杀的，韦德。折磨你的是你内心的不确定。你对你妻子有过暴力倾向，你喝醉时大脑空白。你说不会因为一个女人是荡妇就打爆她的头，这说不通，有人就这么做了。对我来说，背黑锅的那个家伙比你更不可能做这件事情。”

他走向落地窗，站着向外看，远望湖上闪烁的热浪，没有回答我。他一动不动，一言不发地站了几分钟，门上有一阵轻轻的响声，坎迪进来了，推着一辆茶具车，上面铺着洁净的白餐布、银盖盘子、一壶咖啡、两罐啤酒。韦德仍一动不动，只字未说。

“啤酒打开吗，老板？”他问背对着的韦德。

“给我拿一瓶威士忌来。”韦德没有转身。

“对不起，老板，没有威士忌。”

韦德转身冲他大吼，但坎迪动都不动。他低头看着鸡尾酒桌上的支票，读的时候头颤了一下，然后他抬头看着我，牙缝间挤出几个字，接着看向韦德。

“我走了，今天我休假。”

他转身走开，韦德大笑。

“我自己去拿。”他狠狠地说，然后走了出去。

我打开其中一个盖子，看见一些切得整齐的三角形三明治。我拿了一个，倒了些啤酒，站着吃了三明治。韦德回来了，手中拿着一个酒瓶和一个杯子。他坐在沙发上，结结实实倒了一满杯，一饮而尽。汽车驶离房子的声音传来，大概是坎迪从用人车道上离开，我又拿了一个三明治。

“坐下，怎么舒服怎么来，”韦德说，“我们有一下午要消磨呢。”他脸上已经泛起了红光，声音开始欢欣而振奋。“你不喜欢我，对不对，马洛？”

“你问过这个问题，我也已经回答过。”

“你知道吗？你是个冷血的贱货。为达目的你不择手段，甚至当我在隔壁房间醉到不省人事的时候还和我老婆做爱。”

“你信那个飞刀演员说的？”

他往杯子里倒了更多威士忌，然后举到光线下面。“不信所有，不。威士忌的色泽很美，对不对？淹死在这金色的洪水中——那也不错。‘在午夜无痛地悄然离开。’
[1] 下一句是什么？哦，对不起，你也不知道。太文绉绉了，你只是个侦探，是吗？能不能告诉我为什么你在这里。”

他又喝了些威士忌，咧嘴看着我，然后看了看桌上的支票，越过他的杯子伸手去拿。

“好像是付给一个叫马洛的家伙。为什么，付他钱做什么。好像是我签的，我真傻，我太容易上当了。”

“别装了，”我厉声喝道，“你妻子呢？”

他有礼貌地向上望去，“我妻子会准时到家。毫无疑问，一会儿我就喝晕了，她可以随心所欲地侍奉你。整个房子都归你们。”

“枪在哪里？”我突然问。

他一脸迷茫，我告诉他我把枪放进了他的桌子。“现在不在，我很确定，”他说，“如果你想，可以搜一搜，只是别偷橡皮筋。”

我走到书桌前一顿翻找，没有枪。这不同寻常，可能艾琳藏起来了。

“听着，韦德，我问你的妻子在哪里。我觉得她应该回来了。不是为了我的好处，朋友，是你的。得有人看着你，我他妈的可不希望这个倒霉的人是我。”

他眼神涣散，仍然拿着支票。他放下酒杯，把支票横向撕开，一遍又一遍，让碎片漫天飞舞。

“很明显这笔钱太少了，”他说，“你的服务太昂贵了，即使是一千块加上我妻子也很难满足你。糟糕，我付不起更高的价了，除非有这个。”他拍拍酒瓶。

“我走了。”我说。

“可是为什么？你想让我记起来。好呀——我的记忆全装在这个瓶子里。别走，伙计。等我喝高，我会告诉你我杀过的所有女人。”

“好吧，韦德。我等一会儿再走。但是我不在这里待着。如果你需要我，就把椅子往墙上撞。”

我走出房间，把门打开，穿过了大客厅，走到露台上，把一张躺椅拖到遮阳棚下的阴影里，平躺下来。湖的对面有蓝色的雾霭绕着山峦。轻轻的海风从山峦的罅隙中向西吹去，将空气一扫而净，也送走了炎炎热气。闲谷的夏日正美，一切都是精心计划的，世外桃源就在此处，但闲人免进。只开放给最上等的人们，绝对没有中欧人，只是奶油最上面那层，精英人士，可爱的，可爱的人儿，就像洛林和韦德两家子，纯金打造。

注释

[1] 约翰·济慈《夜莺颂》中的原句。

35

我躺了半个小时，琢磨自己应该如何应对。一方面，我想由他喝个痛快，看看他能吐出点什么秘密。我不觉得他在自己家的书房里还能怎么样。他可能又会摔倒，但那还得等一会儿。这家伙有酒量，而且醉鬼们从来不会伤得很重。他的自责情绪可能会复发，或者更可能的是，他只是呼呼睡去。

而另一方面，我只想离开，不参与这回事，但我从来不会听从内心这个声音。假如我听过，我可能会留在我出生的那个小城里，在五金店里打工，娶了我老板的女儿，生五个孩子。每个周日早上给他们念有趣的报纸故事，在他们不守规矩的时候敲他们的脑袋。为了孩子的零花钱、收音机和电视节目和妻子吵嘴。我甚至可能变得挺有钱——小富即安那种，有八间卧室的房子，停有两辆车的车库，每周日的鸡肉大餐，客厅桌子上还放着《读者文摘》，老婆烫钢丝卷发，我脑子里灌了硅酸盐水泥。这种生活你要就拿去吧，朋友。我要那个肮脏下流的大城市。

我站起身来，走回书房。他只是坐在那儿，什么也没看，威士忌酒瓶已空一大半，他眉头微微皱着，眼神中有一丝黯淡的光。他看着我，好像一匹马看着栅栏外头。

“你想要什么？”

“什么都不要。你还好吗？”

“别烦我，我肩膀上有个小人儿在给我讲故事。”

我从茶具车上又拿了一块三明治，还有一小杯啤酒。我大口嚼着三明治，喝着啤酒，靠在他的桌上。

“你知道吗？”他突然问，声音变得很清亮，“我有过一个男秘书，曾经口授书稿给他。打发他走了，他坐在那儿等我创作的样子实在很烦人。这是个错误，应该留下他的。这样就会有传闻说我是个同性恋。那些只能写书评的聪明男孩估计会跟风给我造势。你懂的，他们照顾自己人，他们都是男同性恋，该死的每一个都是。同性恋是我们这个时代的艺术权威，伙计，这群变态都是掌权者。”

“是这样吗？向来如此，不是吗？”

他也没看我，只顾说话，但他听见了我说的。

“当然，几千年来都是这样。尤其是艺术的鼎盛时期，雅典，罗马，文艺复兴，伊丽莎白时代，法国的浪漫主义运动——全都是这些人，到处都是娘炮。读过《金枝》
[1] 没有？不，对你来说太长了，读节选本就可以，应该读一读。它证明了我们的性习惯纯粹只是约定俗成，就像我们用黑色领带搭配无尾礼服一样。我虽然是个黄色小说作家，玩儿些噱头，但绝对是直男。”

他抬头看着我，露出轻蔑的微笑。“你知道吗？我是个骗子。我的男主人公都身高八尺，女主人公因为长期卧床，两膝向上，屁股上都生了老茧。蕾丝和花边，剑与马车，雅致与闲情，决斗和壮烈之死。全是谎言。他们搽香水却从不抹香皂，他们的牙齿因为长期不刷都腐烂了，他们的指甲闻起来有腐烂肉汤的味道。法国的贵族在凡尔赛宫的大理石长廊靠墙小便，当你终于脱下可爱的侯爵夫人的几层内衣之后，扑面而来的味道告诉你她需要洗澡。我就该这么写。”

“为什么不呢？”

他咯咯大笑。“那样写，还想住在康普顿一幢五个卧室的房子里——那我得足够走运才行。”他俯身拍拍威士忌酒瓶。“你很孤单，朋友。你需要伴儿。”

他站起来，步子挺稳地走出了房间。我等了等，什么都没想。一艘快艇尖啸着冲破湖面。进入视野的时候，我能看见它已经高出水面，后面拖着一个冲浪板，上面立着一个魁梧黝黑的小伙子。我走到落地窗前，看着它转了一个急弯。速度太快，快艇几乎要翻船。踏浪者用一只脚在海面上轻舞，试图保持平衡，接着一个猛子扎进了水里。快艇飘飘荡荡地停了下来，水中的小伙子也慢悠悠地靠近了冲浪板，借着牵引绳的力量滚上了冲浪板。

韦德回来了，手中拿着新的一瓶威士忌。快艇重新提速，驶向了远方。韦德把新开的酒瓶放在了原来那瓶的旁边。他坐下沉思。

“老天，你不会要全喝完，是吗？”

他斜着眼睛看着我。“滚吧，混球。回家拖拖厨房的地板之类的，你挡着我的光了。”他又开始变得粗声粗气，一定是像往常一样在厨房已经喝了几杯了。

“如果你需要我，喊一声。”

“我还不至于贱到需要找你。”

“好吧，谢谢。韦德夫人回来之前我都在，听过保罗·马斯顿这个名字吗？”

他的头缓缓抬起，眼神费力地聚在一起，我可以看到他挣扎着想控制自己。他赢了这场斗争，脸上变得面无表情。

“从没有，”他缓缓地说，语速很慢，“他是谁？”

我再一次看到他的时候他已经睡着了，嘴巴张着，头发被汗水浸湿，散发着威士忌的味道。嘴唇向下吊着，好像做了个鬼脸，长满舌苔的舌头看起来很干。

一个威士忌瓶已经空了，桌上有个玻璃杯，里面大概有两英寸水，另一个瓶子里大概还有四分之三的酒。我把空瓶子放回茶餐车，推出了房间，然后回去关上落地窗和百叶窗。快艇可能会很快回来吵醒他，我关上了书房的门。

我把茶餐车推进了厨房，厨房的主体颜色是蓝色和白色，空旷宽敞又通风，我还有点饿。我又吃了一个三明治，喝了剩下的啤酒，接着倒了一杯咖啡，喝掉了。啤酒没什么味道了，但是咖啡还是热的。接着我回到露台。过了很久快艇才又一次回来打破湖面的宁静。快到四点了，我才听见它远远的隆隆声慢慢变成震耳欲聋的呼啸声。应该有个法律。也许有，只是快艇上的家伙根本不在乎。他很享受把自己变成众矢之的，就像其他我遇见过的人一样。我走到了湖边。

这次他成功了，快艇的驾驶员在转弯时把速度减慢，使得冲浪板上的棕肤小伙子可以借着离心力向外倾斜，冲浪板几乎快要离开水面了，只有一个条边还在水中，接着快艇摆直，冲浪者还稳稳地站在板上，他们从来时的路回去了。被船激起的浪冲到我的脚边，重重地拍击着窄窄的码头，上上下下地带动着泊在岸边的游船。当我转身回屋的时候它们还在拍击湖面。

当我走到露台的时候我听见厨房方向有铃声在响。当它再次响起，我觉得只有前门有铃。我走了过去打开门。

艾琳·韦德正站在那里，看着和房子相对的远方。当她转过身来，她说：“对不起，我忘了自己的钥匙。”接着她看见了我。“噢——我以为是罗杰或坎迪。”

“坎迪不在，今天周四。”

她进来，我关上门。她把包放在一对长沙发中间的桌子上。她看起来很冷静，也有些冷漠。她摘下一对白色猪皮手套。

“出了什么事情吗？”

“算是吧，有点饮酒过量，情况不算太坏。他在自己的书房里睡着了。”

“他喊了你？”

“是的，但不是为了喝酒。他请我来吃午餐。恐怕他自己一点没吃。”

“噢。”她坐在了长沙发上。“你知道，我完全忘了今天周四，厨师也不在，我真傻。”

“坎迪在走之前备好了午餐。我猜我该闪人了。希望我的车没挡着你的路。”

她笑了笑。“不，地方大着呢。你要来点茶？我想喝一点。”

“好吧。”我不知道我为什么那么说。我一点也不想喝茶，但我就那么说了。

她脱下了亚麻上衣，没戴帽子。“我去看看罗杰怎么样。”

我看着她穿过书房，打开了门。她在那儿站了一会，接着关上门回来了。

“他还在睡觉，睡得很沉。我得上一趟楼，一会儿就下来。”

我看着她拿起外套、手套还有包，走上楼梯，进了她的房间。门关上了，我向书房走去，想把酒瓶拿走。如果他还在睡觉，他也不需要酒瓶。

注释

[1] 《金枝》（The Golden Bough），英国学者詹姆斯·弗雷泽（James Frazer）的人类学经典巨作。

36

密闭的落地窗使房间很闷，紧合的百叶帘让光线更加幽暗。空气中有一股呛人的气味，寂静得过于沉重。从门口走到沙发不过十六英尺，没到一半，我就知道沙发上躺着一个死人。

他面朝沙发靠背侧身躺着，一只胳膊别扭地压在身下，另一只胳膊的小臂几乎横档在双眼前。他的胸膛和沙发靠背之间有一摊鲜血，血泊之中正是一把韦伯利无击锤手枪。他的侧脸仿佛罩上了鲜血做的面具。

我俯身看他，仔细检视着圆睁的眼角，裸露在外沾满鲜血的胳膊，还有臂弯内侧可见脑袋上乌黑肿胀的大洞，血还在不断外渗。

我没动他。他的手腕还温热，但无疑已经死亡。我环顾四周，看看有没有字条或者草稿。什么都没有，只有桌上的书稿。他们也并不经常留字条。打字机在台子上，上面什么也没罩，也没有任何草稿。剩下的一切看起来都足够正常。自杀者以不同的方式做准备，有人用酒精，有人用香槟盛馔。有人穿着晚礼服，有人什么也不穿。有人在房顶上自杀，有人在阴沟里，有人在浴室里，有人在水里，有人悬于水上，有人漂在水中。有人在酒吧里上吊，有人在车库里扭开煤气。这个看起来很简单，我没听见枪声，但肯定是我在湖边看冲浪手转弯时响的。那时候噪音够大。这和罗杰·韦德有什么关系，我不知道。也许没关系。这最后赴死的冲动和快艇的到来完全重合，我不喜欢，但是没人在乎我喜欢什么。

被撕碎的支票仍然在地板上，但是我没动。那天晚上他写的东西的碎片也躺在废纸篓里。这些我没留下。我把它们捡起来，确保所有的碎片都在，塞进我的口袋。废纸篓几乎已空，这让现场看起来很简单。不用琢磨枪之前被藏在哪里，有太多地方可以隐藏。它可能在一把椅子里，或是沙发的垫子下面，它也可能在地板上，书的后面，任何地方。

我走出房间关上门，凝神静听。从厨房传来声音，我走过去。艾琳穿着一条蓝色的围裙，水壶刚刚开始发出哨音。她把火调小，快速而冷冷地看了我一眼。

“你的茶怎么喝，马洛先生？”

“倒出来就行。”

我靠在墙上，拿出一根烟，只是想手头有点事情做。我捏了捏，挤了挤，然后把烟掰成两段，一段扔在地板上，她双眼紧随。我弯腰把它捡起来，将两截烟拧成了一个小球。

她做好了茶。“我总是加奶油和糖，”她回头说，“奇怪，我喝咖啡什么都不加，我在英国学习如何饮茶。他们用糖精代替糖。当然，打仗的时候没有奶油。”

“你在英国生活过？”

“我在那里工作，整个闪电战时期。我遇见了一个男人——但我告诉过你。”

“你在哪里遇见罗杰的？”

“在纽约。”

“在那里结婚？”

她转过身来，皱着眉头。“不，我们不是在纽约结的婚。怎么？”

“只是在等茶泡好。”

她看着水槽上方的窗外。她可以一直看见湖面。她靠着滴水板的边缘，手指抚弄着叠好的抹布。

“这一切得有个尽头，”她说，“我不知道怎么做。也许得送他进某种机构。不知为何我很难想象自己那么做。我得签些文件，对不对？”

当她问我的时候她转过身来。

“他可以自己做，”我说，“或者说，在这之前他本来可以。”

煮茶计时器响了，她转身对着水槽，把茶从一个壶里倒到另一个里面。然后她把新的那把壶放在托盘上，盘子上已经摆好了茶杯。我走过去接过托盘，端到客厅里两张长沙发中间的桌子上。她在我对面坐下，倒出两杯茶。我伸手去拿我的，放在面前，等待茶凉下来。我看着她把两块糖和奶油放入茶杯，尝了一口。

“你刚才最后一句话什么意思？”她突然问，“你说他在这之前本可以——把自己送进某家机构，是这个意思，对吗？”

“我只是乱猜，那把枪你藏起来了吗？你知道，他在楼上演完那出戏的早上。”

“藏起来？”她重复一遍，皱着眉毛，“不，我从不做那种事情。我不觉得那有什么意义。为什么这么问？”

“而且你今天忘了带钥匙？”

“我告诉过你我忘了。”

“但没忘车库的钥匙，通常情况下，这种房子的大门都是由主钥匙打开的”

“我不需要车库的钥匙，”她厉声说，“一个按钮就可以控制，前门里面有一个中继开关，你出门的时候打开它。车库旁有一个开关操纵车库门。通常我们不关车库门，或者坎迪出去关门。”

“我明白了。”

“你说的话真奇怪。”她尖酸地说，“那天早上也是。”

“我在这栋房子里的经历都很奇怪。深夜枪支走火，醉汉躺在草坪前庭，医生前来却无所作为。美丽的女人用双臂环绕我，说话的样子好像把我当成了另一个人，墨西哥家仆戏耍飞刀。那把枪没藏好有点可惜，不过你并不是真的爱你的丈夫，对吗？我猜我之前也说过这话。”

她慢慢起身，像蛋奶沙司一样冷静，但是紫罗兰色的眼眸好像变了颜色，也不是一如既往的柔和，然后她的嘴唇开始颤抖。

“出了什么事情吗？”她非常慢地问，然后看着书房。

我还没来得及点头，她就跑了出去。她一瞬间就跑到了门口，把门推开冲了进去。如果我期待会听见狂暴的嘶吼，那我简直太傻了。我什么都没听见，我感到极不舒服。我本应该让她在外面，慢慢地开始那个陈旧的程序，慢慢说出坏消息。请做好准备，要不要坐下，恐怕有件很严重的事情发生了，诸如此类。当你做完这一切，你未必能减少任何人的伤痛，通常只是让一切更糟。

我站起来，跟着她走进了书房。她跪在沙发边上，把他的头靠在她胸前，身上沾满他的血液。她没发出任何声音，双眼紧闭，膝盖跪地，前后猛烈地摇晃，紧紧地抱着他。

我走了回去，找到一部电话和一本书，给最近的警局打了电话。没关系，反正他们会广播出去。然后我到厨房，打开水龙头，把一条条黄色的碎纸从我口袋里拿出来，扔进电动的垃圾搅碎器。我把另一个茶壶的茶叶也扔了进去。一两秒钟之后所有的东西都消失了。我关上水龙头，关上电机，回到客厅，打开前门走了出去。

估计附近有个警察在巡逻，因为六分钟之后他就赶来了。当我带着他来到书房，她还跪在沙发旁边。他马上走了过去。

“对不起，女士。我理解你的感受，但是你不应该碰任何东西。”

她把头转过来，然后费力起身。“这是我的丈夫，他中枪了。”

他摘下帽子放在桌子上，伸手去拿电话。

“他的名字叫罗杰·韦德。”她用高亢紧张的声音说，“他就是那个有名的小说家。”

“我知道他是谁，女士。”警官说，然后拨打电话。她低头看着她衬衫的面前。“我能不能上楼换下衣服？”

“当然。”他冲她点点头，对着电话说了几句，挂了电话转身。“你说他中枪了，意思是有人射杀他？”

“我认为这个男人杀了他。”她说道，并没有看我，然后很快走出了房间。

警官看着我，拿出一个笔记本。他在上面写了点东西。“最好把你的名字告诉我，”他随意地说，“还有地址。你是打电话的那个？”

“是的。”我告诉他我的名字和地址。

“放轻松，等奥尔斯警督来。”

“伯尼·奥尔斯?”

“是的，你认识他？”

“当然，我认识他很久了，他曾经隶属于地方检察官办公室。”

“最近不在那儿了，”警察副官说，“他现在是凶案组的助理组长，隶属于洛杉矶治安办公室，你是这家人的朋友吗，马洛先生？”

“韦德夫人好像不是这个意思。”

他耸耸肩似笑非笑，“放轻松吧，马洛先生。今天没带枪，对吧？”

“今天没有。”

“我最好核实一下。”他搜查了我，然后看着沙发，“在这种地方，你别期待妻子有多正常，我们最好出去等着。”

37

奥尔斯是个中等身材的壮汉，长着一头浅金色短发和淡蓝色眼睛，还有粗硬的白色眉毛。以前他还戴帽子的时候，每次摘帽都能让你吃惊——帽子底下有那么大一个脑门。他是个凶狠强硬的警察，虽然看待人生的态度有些灰暗，但骨子里是个挺正直的人。他几年前就该升任警监，五六次升职考试拿了前三名，可惜他和治安官互无好感。

他边揉着下巴边走下楼梯。书房里的闪光灯早就闪个不停，人来人往。我刚在客厅里落座，身旁是一位便衣警探。

奥尔斯在一把椅子沿儿上坐下，晃着他的手，嚼着一根没点燃的香烟，若有所思地看着我。

“还记得闲谷有警卫室和私人警力的时代吗？”

我点点头，“还有赌场。”

“没错，你阻止不了这种事情。现如今这片山谷还是私人地产，就像曾经的箭头湖和翡翠湾。我很长时间没办过一桩没有记者在旁边添乱的案子了。肯定是有人和治安官彼得森打点好，没让消息传到媒体那里去。”

“他们真是考虑周到。”我说，“韦德夫人怎么样了？”

“有点过于放松，她肯定是吃了几片药。那儿有十几种药，甚至有杜冷丁。那可不是什么好东西。你的朋友们最近运气都不好，对吧？一个接一个地死掉。”

我无言以对。

“开枪自杀案总是很有趣，”奥尔斯随意说道，“很容易伪装成自杀。那位夫人说你杀了他，她为什么那样说？”

“她想表达的并不是字面上的意思。”

“现场没有别人了。她说你知道枪在哪里，知道他要喝醉，知道前几天晚上他枪支走火，而她奋力才从他手上把枪夺回来，那晚你也在。不过即使知道这些，你也没帮上忙，对吗？”

“我今天下午搜了他的书桌，没有枪。我告诉过她枪在哪里，还让她收起来，她说现如今她已经不信那种做法了。”

“这个‘现如今’指的是什么时候？”奥尔斯生硬地问。

“她回家之后到我给警局打电话之前。”

“你为什么搜书桌？”奥尔斯抬起手放在他的膝盖上，冷漠地看着我，好像他并不在乎我说什么。

“他喝醉了，我想最好把枪放到别处。但他前几天并不真的想自杀，只是想引人注意。”

奥尔斯点点头，他把嚼过的香烟从嘴里拿出来，扔进了托盘，又换上一根新的。

“我戒烟了，”他说。“让我咳嗽得太凶，不过这鬼东西还在控制我。不放在嘴里一根就找不到感觉。你本应该在这家伙独处的时候看着他？”

“当然不是，他叫我来吃午饭。我们聊了一会儿，他因为写作进展不顺利有些消沉。他决定借酒消愁，你觉得我不应该让他喝？”

“我还没有任何想法。我只是想知道当时的情况，你喝了多少？”

“只喝了啤酒。”

“马洛，你在场这件事情的确不走运。那支票是干什么用的？他写了签好又撕毁的那张？”

“所有人都想要我过来同住，好让他守规矩。所有人包括他自己、他妻子、他的出版商，一个叫霍华德·斯潘塞的男人。我猜他现在在纽约，你可以和他对证。我拒绝了这个提议。然后她来找我说她的丈夫大醉淋漓后逃跑，她很担心，我是否能找到他并带回家。我照做了。接着就是我把他从前庭草坪扛回家抬上床。我根本不想管这些事，伯尼，但事情就是缠上我了。”

“和伦诺克斯的案子没关系，对吗？”

“呃，老天爷，根本就没有什么伦诺克斯案。”

“也对啊。”奥尔斯干巴巴地说。他捏了捏膝盖骨，一个男人从前门进来，和另一位警探说话，然后走过来找奥尔斯。

“警督，外面有一个洛林医生。他说有人请他来，他是那位女士的医生。”

“让他进来。”

警探回来了，洛林医生拿着他整洁的黑包跟在后面。身着夏季精纺西装的他看起来冷静又优雅。他经过我时，看也没看我一眼。

“楼上？”他问奥尔斯。

“对——在她房间里。”奥尔斯站起来，“你为什么给她开杜冷丁，医生？”

洛林医生皱起眉，冷冷地说：“我按照病人的情况开合适的药，我不需要解释为什么。谁说我给韦德夫人开杜冷丁的？”

“我说的。瓶子在这里，上面有你的名字。她的浴室可以开药店了，也许你不知道，医生。但凡是城里能买到的，她那里全有。冠蓝鸦，红雀，小黄蜂，傻瓜，应有尽有。杜冷丁大概是这里面最可怕的，听说戈林
[1] 靠那个活命。他们抓住他的时候，他一天吃十八颗。军医花了三个月才让他减量。”

“我不明白你的话是什么意思。”洛林医生冷漠地说。

“你不知道？太可惜了。冠蓝鸦是阿米妥钠。红雀是速可眠。小黄蜂是戊巴比妥钠。傻瓜是一种掺了安非他明的巴比妥酸盐。杜冷丁是一种很容易上瘾的合成麻醉药。你只管开，嗯？那位女士是不是得了什么重病?”

“对于一位神经敏感的女士来说，一个酒鬼丈夫可以算是一种非常严重的病了。”洛林医生说道。

“你没匀点时间治治他，嗯？可惜，韦德夫人在楼上，医生，谢谢你的时间。”

“你简直无礼，先生。我要举报你。”

“好呀，尽管举报。”奥尔斯说，“但是在你举报我之前，先做点别的，让那位女士保持头脑清醒，我有问题要问。”

“我会按她的情况来做最恰当的安排。顺便问一句，你知道我是谁吗？为了把事情说清楚——韦德先生不是我的病人，我不治疗酒鬼。”

“只治他们的妻子，对吗？”奥尔斯冲他咆哮起来，“对，我知道你是谁，医生，我的心在滴血，我名叫奥尔斯，奥尔斯警督。”洛林医生继续上楼，奥尔斯又坐下，朝我咧嘴笑笑。

“对付这些人得用些策略。”他说。

一个男人从书房出来，走到奥尔斯面前，他是一个戴眼镜、表情严肃的瘦子，有个象征智慧的大额头。

“警督。”

“说。”

“接触枪创，典型的自杀案例，气压造成大量肿胀，眼珠也因此突出。我觉得枪支上不太可能留下什么指纹，都被大量血流冲干净了。”

“如果那家伙睡着了或断片，有没有可能是谋杀？”

“当然，不过没有任何迹象。枪是无击锤的韦伯利枪。通常，这枪的扳机很难扣动，要射击的话只需轻轻一拉。枪的位置是后坐力所致。目前为止我没看出不是自杀的迹象。我估计他体内酒精浓度的指数会很高，如果足够高的话——”这个男人突然停顿，意味深长地耸耸肩膀，“我可能会质疑自杀说。”

“谢谢，有人联系验尸官了吗？”

这个男人点点头走了，奥尔斯伸了个懒腰看着他的手表，然后看看我。

“你想撤吗？”

“当然，如果我能走的话，我以为我是嫌疑犯。”

“我们可能之后要麻烦你，待在能被找到的地方就行，你当过警探，知道流程。有些案子必须趁证据消失前赶快办，这个案子正好相反。如果是谋杀，谁想置他于死地？他妻子？她不在场。你？好吧，屋里只有你一个人，你又知道枪放在哪里，完美的诬陷对象，可是缺乏动机。说不定我们会考虑你的经验。我猜如果你想杀一个人，大概可以做得更不易察觉些。”

“谢谢，伯尼。我确实能。”

“用人不在，他们都出去了，必须得是某个碰巧路过的人，那人得知道韦德的枪在哪里，得撞见他喝到昏睡或晕倒，得在快艇发出足够大噪音的时候扣动扳机，让噪音盖过枪声，还得在你回来之前逃之夭夭。根据现有的信息，我不相信这种说法。唯一有手段和机会的人绝不会利用它们——正因为只有他有。”

我站起来准备走。“好吧，伯尼，我今晚都在家。”

“只是还有一件事情，”奥尔斯沉思道，“这个韦德是个大作家，有钱有名，我对他写的垃圾没什么兴趣，就算在妓院里都能找到比他笔下角色更好的人。这是个人偏好，和我作为警察的职责没什么关系。他用那些钱买到了最好的郊区别墅。他有位美丽的妻子，很多朋友，没什么麻烦。我想知道有什么难事能让他不得不扣动扳机？一定有原因，如果你知道，你做好准备一五一十地说出来。回见。”

我走到门口，守在门口的男人回头看了一眼奥尔斯，得到指示之后放我出去。我钻进我的车，轧着草坪的边缘绕过把车道堵死的警车。门口的另一名警察上下打量我，但什么也没说。我戴上墨镜，朝着高速公路的主干道往回开，道路空旷而平静，午后的阳光毒辣辣地照耀着精心修剪过的草坪和身后宽敞昂贵的豪宅。

一个名声不小的男人倒卧在闲谷一栋华宅的血泊中，但周遭慵懒和安宁的氛围丝毫不受影响。对于报业来说，这事就像发生在西藏。道路转弯的地方，两处房产的围墙挤到路肩处，一辆深绿色警车停在那儿。一位警察走出来，举起手，我停下车。他来到车窗边。

“我能看看你的驾照吗？”

我拿出我的钱包，敞开递给他。

“请只给我驾照，我不能碰你的钱包。”

我拿出驾照递给他。“有什么问题？”

他瞥了瞥我的车内，把驾照还给我。

“什么也没有，”他说，“只是例行检查，对不起麻烦你了。”

他冲我摆摆手让我走，然后自己走回到停着的警车里面。就像所有警察一样，他们从来不告诉你他们做事的意图，这样你就不会发现其实他们自己也不知道。

我开车回家，给自己买了一两杯冷酒，出去吃了晚饭，再回来，打开窗户，解开衬衫，静待事情发生。我等了很久，九点，伯尼·奥尔斯打电话让我赶紧过去，别在路上摘花耽搁时间。

注释

[1] 赫尔曼·威廉·戈林（Hermann Wilhelm Goering，1893-1946），纳粹德国的政军领袖，在纳粹党内有巨大的影响力。他参与了1923年失败的“啤酒馆政变”，其间身中枪伤。此后，他一直靠注射镇痛药品来缓解痛苦，结果终生麻药成瘾。

38

他们让坎迪坐在一把椅子里，背靠着县治安官接待室的墙。他双眼充满仇恨，盯着我经过他进入治安官彼得森审讯的方形大房间里，这房间堆满了人们向他致谢的纪念物，感谢他二十年如一日地恪尽职守。墙上全是马的照片，彼得森在每一张里都出镜。他的雕花桌角都是马头。他的墨水池是一只打磨光滑、钉好马掌的马蹄，他的笔插在成对的另一只装满白沙的墨水池中。每一件物品上都有一块金色的牌子，记着某个重要的日子。在光洁的吸墨纸上放着一包“德拉姆公牛”牌的烟叶和一包棕色卷烟纸。彼得森自己卷烟，他可以一边骑马一边单手卷烟，他经常这么做，尤其是当他骑着高头白马，坐在缀满美丽墨西哥银饰的马鞍上率队游行的时候。马背上的他总戴一顶平顶阔边毡帽。他体态优美，他的马总是知道什么时候应该安静，什么时候调皮，好让带着镇静而莫测微笑的县治安官能用一只手就让它服服帖帖。县治安官很会装腔作势，有一副英俊如鹰的姿态。虽然下巴以下已有些松弛，但他知道怎样端着他的头就可以显不出来。为了摆拍照片他花了不少工夫。他已经五十过半，他的父亲是个丹麦人，给他留够了钱。县治安官看起来并不像丹麦人，因为他的头发是黑色的，皮肤是棕色的，他总是像雪茄店的印第安人一样不动声色，头脑也像。但是从没有人说他奸猾，他的部门曾有几个骗子，他们愚弄大众也愚弄他，但是他们的奸猾从没影响到治安官彼得森。他总是轻而易举地连任，骑着白马率领游行队伍，在镜头前质问嫌疑犯，那是照片下的标题说的。实际上，他从没有审问过任何人，他根本不知道怎么做。他只是坐在他的桌子前面，严肃地看着嫌疑犯，侧脸对着镜头。闪关灯一亮，摄影师恭恭敬敬地向治安官道谢，嫌疑犯还没张嘴就被带走，治安官回到他位于圣费尔南多山谷的牧场去，他总是在那里。如果你找不到他本人，你可以问问他的马儿们。

每隔一阵，选举中也会发生这样的事情，某个不知情的政客想抢走治安官彼得森的饭碗，甚至会喊他的绰号，叫他“靠侧脸吃饭的家伙”或者“自动熏制的火腿”，但是这仍丝毫不会危及他的工作。治安官彼得森还是会再次当选。他是一个活生生的例证，证明在我国即便没有任何资质也可以永远保住一个重要公职，只要你别问闲事，长得上相，口风够紧。如果你还能优雅地骑马，那简直是无可匹敌。

当我和奥尔斯走进去的时候，治安官正站在他桌子后面，摄影师小子们正从另一道门鱼贯而出。治安官戴上了那顶白色的斯泰森毡帽。他正在卷一根烟，他正准备回家，不苟言笑地看着我。

“这是谁？”他用浑厚的男中音问道。

“名叫菲利普·马洛，长官，”奥尔斯答道，“韦德自杀现场的唯一在场者，你想拍张照片吗？”

治安官开始研究我。“没必要。”他说，转向一个看起来很疲惫的铁灰色头发的男人。“如果你需要我，我会在牧场上，埃尔南德斯警监。”

“是的，长官。”

彼得森用厨用火柴点了一根香烟。他在指甲上擦燃，县治安官彼得森可不需要打火机，他是严格的自己卷烟自己用单手点燃的类型。

他道了声晚安然后走了。一个面无表情的黑眼珠家伙跟着他走了出去，那是他的私人保镖。门关上了，他走了之后，埃尔南德斯警监走到桌子前，坐在治安官的大椅子里，一个角落里的速记员把架子从墙边挪了挪，好伸展手脚。奥尔斯坐在桌子的尽头，看起来被这幅景象逗乐了。

“好吧，马洛，”埃尔南德斯轻快地说，“开始吧。”

“为什么我不需要拍照？”

“你听到县治安官怎么说了。”

“是的，但是为什么？”我抱怨道。

奥尔斯大笑，“你心里太他妈的清楚了。”

“你是说因为我生得黝黑高挑，还很英俊，人们可能会盯着我看？”

“别废话，”埃尔南德斯冷冷地说，“开始录你的口供吧，从头说起。”

我毫无保留，从一开始讲起：我和霍华德·斯潘塞的会面，我见到艾琳·韦德，她让我去找罗杰，我找到了他，她请我去家里，韦德拜托我的事情，我发现他昏倒在一丛木槿花丛附近，还有剩下的故事。速记员把一切都完完整整地记了下来，没有人打断。一切都是真的，除了真相就是真相，但并不是全部真相。我没说的那部分，就是我自己的事情。

“很好，”埃尔南德斯最后说，“但不太完整。”这是一个冷酷、能干又危险的家伙。这个埃尔南德斯。县治安官办公室里总得有这么一个角色。“韦德朝天放枪的那一晚，你在韦德夫人的房间待了一阵子，房门紧闭。你在那里做什么？”

“她喊我进去，问问他怎么样了。”

“为什么要关门？”

“韦德睡得不沉，我不想弄出任何噪音来。还有，家里的男佣也在四处晃悠，支着耳朵听。而且她也让我把门关上，我并没有意识到这有什么重要。”

“你在那里待了多久？”

“我不知道。可能有三分钟。”

“我建议你说自己在那里待了几个小时。”埃尔南德斯冷冷地说，“我说清楚了吗？”

我看着奥尔斯，奥尔斯目光涣散。他像往常一样，嚼着一根没有点燃的香烟。

“警监，你获取的信息有误。”

“我们会弄清楚的。你离开那个房间之后下楼走到书房，整晚都在那张沙发上度过。或许我应该说后半夜。”

“他打电话叫我去他家的时候已经九点五十了。当我走进书房度过后半夜的时候，早就过了两点。如果你把那叫后半夜的话。

“把男佣叫进来。”埃尔南德斯说。

奥尔斯走了出去，进来的时候后面跟着坎迪。他们让坎迪坐在一张椅子上，埃尔南德斯问了他几个问题，弄清楚他是谁等等。然后他说：“好吧，坎迪——为了方便，我们就这样叫你。你在帮助马洛把罗杰·韦德抬上床之后发生了什么？”

我大概已经猜到会发生什么了。坎迪用恶毒的声音讲完了他的故事，连一点口音都没有，就好像他能随时开始或停下。他的故事就是他在楼梯附近溜达，以免我们再需要他。他在厨房里待了一会儿，吃了点东西，然后又在起居室里待了一会儿。在起居室的时候，他坐在一把靠门的椅子上，看见艾琳·韦德站在她房门的里面，脱下衣服，裸身披上了一件睡袍。他看见我走进了她的房间，关上门，在里面待了很长一段时间，他觉得有几个小时。他上了楼梯仔细倾听，听见了弹簧床发出响声，听见了窃窃耳语。他的意思已经表达得很明显了。讲完之后他恶毒地看了我一眼，嘴角因为仇恨紧紧地扭曲。

“带他出去。”埃尔南德斯说。

“就一分钟，”我说，“我想问问他。”

“在这儿我负责发问。”埃尔南德斯严厉地说。

“你不知道怎么问，警监。你那时不在场。他在骗人，而且他心里清楚，我也清楚。”

埃尔南德斯向后靠了靠，拿起一支治安官的笔。他折弯了笔杆。笔尖细长而锋利，是用马毛做成的。他一松开笔尖，笔杆就弹回原状。

“说。”他终于松口。

我面朝坎迪。“你看见韦德夫人脱下衣服的时候，你在哪里？”

“我坐在靠近前门的一把椅子里。”他阴沉地说。

“在前门和两个对放的长沙发中间？”

“我说过了。”

“韦德夫人在哪里？”

“就在她房间的门里面。门是开着的。”

“客厅里的光线怎么样？”

“一盏台灯。那种高高的光源可以上下移动的灯，他们叫灯桥。”

“阳台上的光线怎么样？”

“没有光，只有她的卧室亮着。”

“她卧室里光线如何？”

“不是很亮，可能只是桌子上的台灯。”

“天花板上的灯没开？”

“没有。”

“她把衣服脱了之后——就站在她房间门的里面，你说——穿上了一件睡袍，哪种睡袍？”

“蓝色睡袍，长长的，像家居服。她用一条腰带系起来。”

“所以如果你没有真的看到她脱下衣服，你不会知道她在袍子下面穿着什么？”

他耸耸肩，看起来隐约有些焦虑。“是的，没错。但是我看见她脱衣服了。”

“你是个骗子。客厅里没有任何一个地方可以让你看见她脱下衣服，就算她站在走廊里，更别说在她的房间里了。她得要走到阳台的边缘你才能看到她。那样的话，她也会看到你。”

他只是怒目瞪着我，我转向奥尔斯。“你见过那栋房子。埃尔南德斯警监没有——对吗？”

奥尔斯轻轻地摇了摇头。埃尔南德斯皱着眉什么也没说。

“埃尔南德斯警监，那客厅没有任何一个地方能让他看见韦德夫人的头顶——即使他站起来——而他自称当时坐着。我比他高四英寸，站在前门也只能看见二层一扇开着的门的顶端一英尺。她得要走到阳台边缘，他才会看见他说的情景。她为什么要那么做呢？她甚至不可能在走廊里脱衣服，不合情理嘛。”

埃尔南德斯只是盯着我。然后他看着坎迪。“时间呢？”他轻轻地问我。

“那是他诬告我的话，我只陈述可以被证明的话。”

埃尔南德斯对坎迪说了一句西班牙语，说得太快我没有听懂。坎迪只是阴沉地盯着他。

“把他带出去。”埃尔南德斯说。

奥尔斯竖起大拇指，打开了房门。坎迪出去了。埃尔南德斯拿出一盒香烟，往他的嘴唇上塞了一根，然后用一个金质的打火机点燃。

奥尔斯回到房间里，埃尔南德斯镇静地说：“我刚才已经告诉他，如果这是场审理，他要是在证人席上说那些话，就会以伪证罪被判在圣昆丁监狱坐牢，少则一年，多则三年。他好像并不在意。他烦恼的理由很明显，老套的性欲过剩。如果他在场，我们又有任何一丝理由怀疑是谋杀，他会是理想的替罪羊——只不过他会用刀。我之前感觉他因韦德的死感到很难过。奥尔斯，你有什么话要问吗？”

奥尔斯摇摇头，埃尔南德斯看着我说：“明天早上回来签署你的口供。那个时候我们应该已经打印出来了。十点钟之前尸检报告应该做好了，不过只是一个初步报告。这个安排有什么你不喜欢的地方吗，马洛？”

“你能重新改变下问题的措辞吗？你那么说，好像真的有什么地方让我喜欢一样。”

“好吧，”他疲惫地说。“走吧，我要回家了。”

我站起来。

“当然我从没有相信坎迪跟我们胡扯的那套，”他说。“只是探探虚实罢了。希望你别有想法。”

“没什么想法，警监。我一点想法都没有。”

他们看着我走了出去，没说晚安。我穿过长长的走廊，走到面朝着希尔街的入口，钻进了我的车往家去。

毫无感觉，这个形容十分准确。我内心空洞，就像星辰之间的真空。我回家之后调了一杯烈酒，站在打开的客厅窗户边上，一边小口喝着，一边听着月桂谷大道上传来的车流的啸声，看着这个巨大而愤怒的城市发出的耀眼光芒笼罩着山肩，也是月桂谷大道的尽头。远处火警和刑警的警报如女妖的尖叫，此起彼伏，没有一段完整的寂静。每天的二十四小时里，有人在奔跑，另一些人在追逐。在那千起罪恶泛滥的黑夜中，有人死了，有人伤残，有人被飞来的玻璃击中，被方向盘压碎，或者丧命于沉重的轮胎之下。有人被打死，抢劫，勒死，强奸，谋杀。人们饥饿、病重，无聊、因孤独、悔恨、恐惧而绝望，愤怒、残忍、癫狂、痛苦地啜泣。一个不比其他城市差的城市，一个富裕、充满生机和骄傲的城市，一个失落、筋疲力竭、空虚的城市。

这全取决于你坐在哪里，你自己的个人积分是多少。我一分也没有，我不在乎。我喝完了酒，上床睡觉。

39

庭审彻底失败。医学证据尚未完整，验尸官就匆忙给出结论，担心无公众的注意力无法在他身上维持。他本不用担心，一个作家的死——就算生前是个招摇作家——也不会是太久的新闻。夏日里能与之竞争的新闻太多了。有国王退位，有国王遭暗杀。一周之内三架客机坠毁。芝加哥一家通讯社的总裁在自家的车内脑浆涂地。二十四个犯人在监狱大火中丧命。洛杉矶县的验尸官运气不太好，他可没赶上人生中美好的事情。

我离开证人席的时候看见了坎迪，他脸上带着醒目的狞笑——我不知道为什么——像往常一样，他穿得有点过分讲究了，可可棕色的华达呢西装，白色尼龙衬衫，深蓝色领结。他在证人席上很安静，留下了不错的印象。是的，老板最近大醉了好几次。是的，二楼枪支走火的那个晚上，他帮着把他抬到了床上。是的，最后一天，在他——坎迪——离开之前，老板要了威士忌，但是他拒绝去拿。不，他不了解任何关于韦德先生文学创作的事情，但他知道老板有点沮丧。他总是把书稿扔进废纸篓又捡出来。不，他从没有听过韦德先生和谁吵过架，诸如此类，验尸官套他的话，但他没讲出什么有分量的信息。他已经训练有素。

艾琳·韦德穿着黑白两色的衣服，脸色苍白，声音清楚但低沉，即使用扩音器也没放大多少。验尸官对她的态度简直是小心翼翼，好似戴了两副丝绒手套。和她说话的语气像是强忍住抽泣一样。当她离开证人席时，他站起来鞠了一躬，她露出转瞬而逝的微笑，差点让他被自己的唾沫噎死。

她走出去的时候经过我身边，本来没想看我，但就在最后一刻，头微微侧过几英寸，非常轻地点了点头，好像我是她在很久之前在某地一定见过但怎么也想不起来的某人。

结束后我在外面楼梯上碰见奥尔斯。他正在看下面的车流，也许是假装在看。

“表现不错，”他没转头就说，“恭喜。”

“你对坎迪训练有方。”

“不是我，孩子。地方检察官认为涉及性的内容与本案无关。”

“有什么性的内容？”

他看着我，“哈，哈，哈，”他说，“我没说和你有关。”然后他的表情变得冷漠起来。“这些人我看得太久了，让人疲惫。这次的确是不同寻常的一瓶酒，私家陈酿，专供上层阶级。再见了，倒霉蛋。等你开始穿二十块一件的衬衫时再打给我，我会过来拜访，伺候你穿外套。”

汹涌的人潮从我们身旁经过，上楼下楼。我们只管站在那儿。奥尔斯从口袋里拿出一根香烟，看了一眼，扔在水泥地上，用后脚跟踩到连渣都不剩。

“浪费。”我说。

“只是一根烟，朋友。又不是一条命。过段时间你也许会跟那姑娘结婚，嗯？”

“别扯了。”

他酸溜溜地笑了。“我一直在和对的人说错的事情，”他尖酸地说，“有异议吗？”

“没异议，警督。”然后我走下楼梯。他在我身后不知说了什么，但我继续往前走。

我来到花街上一家做腌牛肉的店，和我的心情很搭。门口有个粗鲁的标示牌写着“男人请进，狗和女人不得入内”。里面的服务也同样粗鲁。侍者把东西往你前面一甩就不管了，他不仅胡子没刮，而且不等人开口就自动扣下小费。食物简单但很好吃，店里还卖一种棕色的瑞典啤酒，烈得像马提尼。

我回到办公室，电话铃响了。奥尔斯说：“我马上到你那里去一下。有话要说。”

他估计是在好莱坞分局或者在那附近，因为他二十分钟后就到了我办公室。他稳稳地坐进顾客的椅子里，双脚交叉，低沉着声音说道：

“我刚才出格了。对不起，忘了吧。”

“为什么要忘？我们来揭开伤疤。”

“也好，不过要遮在帽子下面。对于某些人来说你不是个好东西，不过我知道你没做过太不正当的事。”

“二十块钱衬衫是什么意思?”

“噢，妈的，我只是生气罢了。”奥尔斯说，“我想起波特那个老头。他好像让一个秘书吩咐律师叫地方检察官施普林格告诉埃尔南德斯警监你是他的朋友。”

“他不会这么费心。”

“你见过他，他肯在你身上花时间。”

“我见过他，仅此而已。我不喜欢他，但可能只是嫉妒。他把我叫去说要给我些建议。他是个大人物，足够硬气，其他的我什么都不知道，我不觉得他是个恶棍。”

“想赚一亿块，可没什么干净办法。”奥尔斯说，“也许头头们觉得问心无愧，可是敛财的过程中总有人被逼得不择手段。干净的小本生意财源被切断，为了凑点毛票低价甩卖，正直的人失业，股票在市场上被操纵，代理权被当作一钱半钱旧的黄金全数贱卖，而赚百分之五佣金的大佬们和大法律事务所可以赚取十万酬劳，只要能绕过民众支持但损害有钱人利益的法律。大钱就是大权，而大权总是被滥用，这是制度决定的。也许这已经是最好的制度了，但仍然不够理想。”

“你听起来像个赤色分子。”我这么说只是想刺激他一下。

“我不知道，”他轻蔑地说，“我还没被调查过，你喜欢这个自杀的裁断，对吧？”

“不然还能是什么？”

“估计没什么其他可能了。”他把一双粗硬的手放在桌上，看看手背上的大褐斑。“我老了。这些褐斑是角化症，他们叫褐斑病，五十岁以上的人才会得这种病。我是个老警察，老警察都是老混蛋。韦德的案子我觉得有几点不对劲。”

“比如？”我往后仰，看着他眼睛四周密布的晒伤纹。

“你可以闻出里面的疏漏，尽管你清楚自己无能为力，于是只好像现在这样坐着空谈。我觉得他没留遗书这件事情不对劲。”

“他醉了，可能只是突然发狂的冲动。”

奥尔斯抬起苍白的眼睛，把手从桌上拿下。“我查看过他的书桌。他给自己写过不少信，写呀写呀写。不管醉酒还是清醒，他总在敲打字机。有些信很疯狂，有些挺滑稽，有些很悲凉。他心里有事。只是他围绕那件事打转，却不真的碰它。那种人如果自我了断，一定会留下一封两页的信。”

“他醉了。”我又说了一遍。

“对他而言那没什么差别。”奥尔斯疲倦地说，“接下来不对劲的事是，他竟然在那个房间自杀，还让他妻子去发现。好吧，他醉了。我还是觉得不对劲。还有一点就是他刚巧在快艇声可以淹没枪声的一刻扣动扳机。对他来说又有什么区别呢？更多巧合，嗯？还有更巧的，他妻子竟然在用人休假的日子里忘带大门钥匙，只得按铃才能进屋。”

“她本可以绕到后面去。”我说。

“对呀，我知道。我说的只是一种可能。除你之外没人能应门，而她在证人席上说不知道你在那里。即使韦德还说着，在他书房工作，也不可能听见门铃。他的门是隔音的。用人不在，那天是个周四。她居然忘了，就像她忘带钥匙。”

“你自己也忘了件事情，伯尼。我的车停在私人车道，所以她知道我在——或者有人在——在她抬手按门铃之前。”

他咧嘴笑了笑。“我忘了，是吗？好吧，情况现在是这样的。你走到了湖边，快艇发出轰鸣巨响——碰巧有几个从箭头湖来耍玩的家伙，用车拖来了他们的船——韦德正在他的书房，可能熟睡，也可能昏了过去，有人已经从他的书桌里拿走了手枪，她知道你把枪放在了哪里，因为你上次已经告诉她。现在假设她没有忘带钥匙，她走进屋子，环顾周围，看见你在湖边，再往书房里看，发现韦德睡着了，于是取走枪，等待时机到来，一枪崩了他，把枪丢回原处，回到屋外，等快艇离开，然后按了门铃，等你开门。有什么异议吗？”

“那动机呢？”

“是，”他愤懑地说，“这就是问题所在。如果她想摆脱那家伙，易如反掌。他完全在她的手掌心中：习惯性酗酒，又有对她施暴的记录。她会得到一大笔赡养费，可观的财产分割，所以她根本没有杀人动机。只不过时机实在是太精妙了。就是早五分钟她也办不到，除非你是帮凶。”

我刚想开口说话，他举手阻拦。“放心，我不会指控谁，只是推测。如果晚五分钟，答案也同样。她只有十分钟的成功机会。”

“十分钟，”我生气地说，“这没法预知，更没法计划。”

他向后仰靠在椅子里叹气。“我知道，你有你的解释，我也有我的。我还是觉得不对劲。而且你到底在和这帮家伙做什么？这家伙给你开了一千块的支票，转身就撕得粉碎。你说是因你生气了。你说你反正也不想要，也不会收。他是不是觉得你和他老婆上床了？”

“别胡扯，伯尼。”

“我不是问你有没有，我是问你他是不是认为你有。”

“答案一样。”

“好吧，那这么问吧，那墨佬抓住了他什么把柄？”

“据我所知没有。”

“那个墨佬也太有钱了，银行账户有超过一千五百美元，各式各样的衣服，一辆全新的雪佛兰。”

“也许他贩毒。”我说。

奥尔斯从座位里把自己撑起来，低头怒视我。

“你太走运了，马洛。两次你都从重案之下脱身，你是不是有点过于自信了。你帮了这帮家伙大忙，但你一个子儿都没赚到。你也帮了那个叫伦诺克斯的家伙的大忙，我听说。然后你也分文未进。你到底用什么过活，伙计？你是存了一大笔钱，不用再工作了吗？”

我站起身，走到桌子对面看着他。“我是个浪漫主义者，伯尼。我听见夜半有人高喊，我就回去一探究竟。这样你是赚不了钱的。你很明智，你关上窗户，把电视音量调高。或者你一脚油门，逃之夭夭。别掺和别人的烂摊子，你只会沾上一身泥。最后一次我看见特里·伦诺克斯的时候我们一起喝我在家煮的咖啡，我们抽了一根烟。所以我听说他死的时候，我跑到厨房，又煮了点咖啡，给他倒一杯，再点上一根烟。等咖啡凉了，烟也灭了，我和他说晚安，这样你是赚不到钱的。你不会这么做。这就是为什么你是个精明的警察，而我只是个私家侦探。艾琳·韦德担心她的丈夫，所以我四处去找他，我到外面把他从草坪上扛进屋，放上床，我一分钱也没赚到，一点分成都没有。什么也没有，除了偶尔我的脸被揍扁，扔进牢房，被像门迪·门涅德斯这样发了大财的小子威胁。但是没钱赚，一分钱也没有。我的保险柜里有五千美金，但是我永远不会花它。因为得到的方式有问题。我起初还摆弄摆弄，现在我仍然偶尔会拿出来欣赏。但仅限于此，一分能花的钱都没赚到。”

“估计是假钞，”奥尔斯干巴巴地说，“只是假钞贩子不会做那么大的面值。你瞎扯了这么久，到底想说什么？”

“没什么可说的，我跟你说过，我是个浪漫主义者。”

“我听见了，而且你一个子儿没赚。我也听见了。”

“但我随时可以叫一个警察滚下地狱。滚你的，伯尼。”

“伙计，如果我让你待在密室里的强光下，你就不会叫我滚下地狱了。”

“也许有一天我们会知道。”

他走到门口，猛的一下把门拉开。“知道吗，小子？你自以为机灵，其实你只是蠢。你不过是墙上的一道影。我当了二十年警察，履历清白。人家耍了我，我一定会知道。有人瞒我，我也知道。聪明人愚弄的永远只是自己。记住我的话，伙计，我知道。”

他把脑袋从门口缩回去，让门关上。他的鞋跟像锤子一样击打着过道。当我桌上的电话开始响的时候，我还能听见它们的声音。电话里传来清晰的职业语调：

“从纽约打来的电话，找菲利普·马洛先生。”

“我是菲利普·马洛。”

“谢谢你。请等一下，马洛先生。现在接通呼叫方。”

接下来的声音我熟悉。“霍华德·斯潘塞，马洛先生。我们听说了罗杰·韦德的事情，真是个沉重的打击。我们还不知道细节，不过你似乎被牵涉进来了。”

“事发的时候我在现场。他喝醉并自杀。韦德夫人过了一会儿就回来了。用人们都不在——周四是休息日。”

“你和他单独在一起？”

“我没和他在一起。我在房子外面，四处逛逛等他妻子回家。”

“我明白了，好吧，我猜会有庭审。”

“已经结束了，斯潘塞先生。是自杀。而且关注度奇低。”

“真的吗？那就奇怪了。”他听起来并不是真的很失望——更像是迷惑和吃惊。“他这么有名。我本以为——好吧，别管我怎么以为。我猜我会飞过来，但是下周末之前我都没空。我会给韦德夫人发封电报。我应该能为她料理些事情——还有书的事情。我是说应该写出一部分了，我们可以找人收尾。我猜你终究没有接受那份工作。”

“没有。尽管他亲自邀请我，我直截了当地告诉他我没法阻止他喝酒。”

“显然你试都没试。”

“听着，斯潘塞先生，你根本不知道这件事情的始末，为什么不等你弄清楚再下结论？我不是一点不自责，发生了这种事情，自责在所难免，更何况你是唯一一个在场的人。”

“当然，”他说，“我对刚才说的话很抱歉，很不合适。艾琳·韦德现在会在家吗——你知道吗？”

“我不知道，斯潘塞先生。你为什么不打给她？”

“我猜她还不想跟任何人说话。”他慢慢地说。

“为什么不？她和验尸官说话，眼睛都没眨一下。”

他清了清嗓子，说：“你听起来不怎么同情。”

“罗杰·韦德已经死了，斯潘塞。他有点混蛋，或许还有几分天资，但这我不能断定。他是个自我任性的酒鬼，深恨自己胆小如鼠。他纵然惹来好多麻烦，最后还引来不少悲伤。我他妈的为什么要同情？”

“我说的是同情韦德夫人。”他简短地说。

“我也是。”

“我来的时候再打电话给你，”他突然说，“再见。”

他挂断了，我也挂断了。我盯着电话看了几分钟，一动也不动。然后我拿起放在桌上的电话本，找了一个号码。

40

我打到休厄尔·恩迪科特办公室。接电话的人说他正在出庭，得下午晚些时候才能联系得到。我要不要留下姓名？不。

我拨了门迪·门涅德斯在日落大道门店的号码。今年店名叫埃尔·塔帕多，这名字也不错，在美洲西班牙语里的意思是深埋的宝藏。那家店过去有叫其他名字，改了很多次。有一年只是一个蓝色霓虹灯号码，打在日落大道朝南的白色高墙上，背靠着山峦和一条从街面上看不出来的环形私家车道，十分隐蔽。知道这地方的只有风化组的警察、犯罪团伙和出得起三十块钱吃上乘晚餐，甚至愿意花五万块在安静宽敞的二层包间吃一顿私宴的贵宾。接电话的是一个一问三不知的女人，接着换了一个带墨西哥口音的领班。

“你找门涅德斯先生？你是谁？”

“不用留名字，伙计。私事。”

“请等一下。”

等待的时间有点长。这次接电话的是个凶家伙。听起来他好像是透过一辆装甲车的裂口说话，但可能那只是他脸上的一道裂口。

“说话，谁找他?”

“马洛。”

“马洛是谁？”

“你是奇克·阿戈斯蒂诺？”

“不，不是奇克。赶紧的，口令是什么。”

“你的脸还是下油锅吧。”

对方咯咯笑起来。“别挂。”

终于另一个声音响起：“你好啊，便宜货。你那边几点了？”

“你一个人？”

“你说吧，便宜货。我正在审歌舞表演的几幕戏呢。”

“你割喉自尽可以算一幕。”

“那谢幕部分谁演？”

我笑了，他也是。“没再管闲事吧？”他问道。

“你没听说吗？我又结交了一个家伙，他也自杀了。他们往后要叫我‘死亡之吻小子’了。”

“很好笑，嗯？”

“不，一点也不好笑。还有某天下午我和哈兰·波特喝了下午茶。”

“进展不错，我从不喝那东西。”

“他让我转告你对我好点。”

“我都没见过那个家伙，也不打算见。”

“他势力范围很大，我只想要点小消息，门迪，比如关于保罗·马斯顿的消息。”

“从没听说过这个人。”

“你回答得太快了。保罗·马斯顿是特里·伦诺克斯来西海岸之前在纽约的曾用名。”

“联邦调查局的档案里没找到他的指纹，没有记录，这意味着他没有参过军。”

“所以呢？”

“需要我给你画出来吗？要不你散兵坑的奇谈是胡扯，要不就是它发生在其他地方。”

“便宜货，我没说过那是在什么地方发生的。听我一句劝吧，把那件事忘掉。有人已经警告过你，你最好长点记性。”

“噢，当然。要是我做了你不喜欢的事，就得背着一辆有轨电车游到卡特琳娜岛上去。别想吓我，门迪。我和职业高手过过招。你去过英格兰吗？”

“聪明点儿吧，便宜货。人在这个城市里，能碰上各种各样的事情。像大威利·马贡那样的壮汉都会出事。看看晚报吧。”

“你既然这么说，我等会就去买一份。报上说不定有我的照片呢。马贡怎么了？”

“就像我说的——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我只是看了报纸，其他的不清楚。似乎马贡想搜一辆内华达牌照车上的四个小伙子，这辆车停在他正门口，车牌上的数字大到不像是真的，肯定是什么玩笑。只是马贡不觉得好笑，因为他两条胳膊都打上了石膏，下巴有三处缝针，一只腿高高吊起，马贡再也狠不起来了。这件事情也可能发生在你身上。”

“他惹着你了，嗯？在维克多酒吧前，我看见他把你的小兄弟奇克撞到了墙上。我是不是应该给治安官办公室的朋友打个电话报个信？”

“你报吧，便宜货，”他慢慢地说，“只要你敢做。”

“我会顺便提到那时我刚刚和哈兰·波特的女儿喝了一杯，某种程度上说证据确凿，你觉得呢？你也想把她揍个面目全非？”

“仔细听我说，便宜货——”

“你在英国待过吗，门迪？你和兰迪·斯塔尔还有保罗·马斯顿，或者叫特里·伦诺克斯还是别的什么名字，你们也许曾在英军服过役？在苏豪区惹出了乱子，觉得军营是个不错的避难所？”

“别挂。”

我没挂，什么都没发生，除了我等着，我的胳膊酸了。我换了一只手拿听筒，终于他回来了。

“现在仔细听着，马洛。你再搅起伦诺克斯案的浑水你就死定了。我对特里有感情，你也有。我就和你说这么多。那是英军的突击队，战役在挪威，一个离岸小岛上。他们有一百万人。一九四二年的十一月。现在你能不能消停会儿，让你那劳累的大脑休息休息？”

“谢谢你，门迪，我会的。我会保守你的秘密。除了我认识的人，我不会跟别人说。”

“买份报纸去，便宜货。好好读一读，长长记性。壮汉大威利·马贡在自家门前被毒打一顿。小子，他麻药劲儿过之后真是大吃一惊!”

他挂断了。我下楼买了一份报纸，跟门涅德斯说的一样，报上有威利·马贡在医院病床上的照片，只见半张脸和一只眼睛，全身上下都是绷带。他伤得很重，但留了一条命。那些伙计很小心。他们想要留活口，毕竟他是警察，在本市暴徒是不杀警察的，那种事留给少年犯去做。一个在绞肉机里走过一遭的警察是更好的宣传。到头来他会康复，回去工作。但从那以后有些东西一去不复返——最后一寸铁胆忠魂会消失。他成了活生生的教训，可不要把干非法勾当的混混儿们逼急——特别是如果你在风化组当差，享受着好的餐厅，还开着凯迪拉克。

我坐在那里沉思了一会儿，接着我拨通了卡恩组织的电话，找乔治·彼得斯。他不在，我留下了我的名字，说事情很急。他大概五点半会回来。

我去了好莱坞公共图书馆，在参考书阅览室问了几个问题，但是找不到我想要的答案。于是我只得回去取我的老奥兹进城去中心图书馆。我在那里找到了，一本小巧的英国出版的红皮书。我复印了我想要的部分，开车回家。我又给卡恩组织打了个电话。彼得斯还没回来，所以我请接线女孩把电话回复到家里。

我在咖啡桌上摆出棋盘，设好“斯芬克斯”棋局。棋局印在英国国际象棋奇才布莱克伯恩写的一本棋谱末页。他可能是有史以来风格最活跃的棋手，可估计在当今冷战式的棋赛中他连第一轮都过不了。斯芬克斯是十一种步法的棋局，名副其实。一般棋局很少超过四五种步法。破解超越这种棋局的难度简直就呈几何级数增加，十一步是纯粹的折磨。

满含怨愤时我会摆出这局棋，研究新的破解办法，这足以让人斯文又安静地发疯，你甚至不会尖叫，但己经非常接近。

乔治·彼得斯五点四十的时候回电了。我们互致调侃与慰问。

“据我所知你又落入了另一个窘境，”他兴高采烈地说，“你何不试试替死尸防腐之类比较安稳的行业?”

“学起来太费时间了。听好，如果收费不太高，我想当一回你们机构的客户。”

“老家伙，这要看你叫我们干什么了，而且你得跟卡恩谈。”

“不。”

“好吧，说来听听。”

“伦敦满是像我这样的人，可我看不出他们的区别。他们都叫私家调查员。你们的组织一定有这种关系。而我只能随便选个人，说不定会上当。我想要的信息应该不难查，而且我希望要快。下周末以前要到手。”

“说吧。”

“我想知道特里·伦诺克斯或者保罗·马斯顿——不管他用的哪个名字——战时服役的情况。他曾在英国参加突击队，一九四二年十一月在某个挪威小岛上遇袭，受伤被俘。我想知道被什么组织派出的，后来发生了什么。这些信息英国陆军部肯定都有，也不是什么机密信息，至少我认为不是。要是问起，就说是牵涉遗产问题吧。”

“想知道这些，你不需要私家侦探。你可以直接去问，给他们写封信。”

“打住，乔治。那也许得三个月才能收到回信，可我五天后就要。”

“伙计，你这么想也对，还有别的吗?”

“还有一件事。他们把重大记录都存放在萨默塞特府。我想知道他会不会因为某些关联名列其中——出生、婚姻、入籍，什么都好。”

“为什么?”

“你什么意思，问为什么？谁是客户？”

“万一没查到这个名字呢？”

“那我就想不通了，如果是那样，我需要你们能弄到的所有证明副本。你要榨我多少钱？”

“我得去问卡恩。他也许根本就不会接这个活儿。我们可不想像你一样出名。如果他交给我处理，你也同意不提我们之间这层关系，我估计要三百块。以美元计算，那边的人收费不高。他可能收我十个基尼，不到三十块——再加上其他可能的一切开销，就算五十块钱吧，但卡恩一单至少要赚二百五十块。”

“专业的收费标准。”

“哈，哈。这个词他听都没听过。”

“等你电话，乔治。要吃晚餐吗？”

“罗曼诺夫餐厅？”

“好吧，”我沉下声音，“如果订得到位子的话——但我觉得希望不大。”

“我们可以用卡恩的位子。我恰好知道他今天要私下用餐。他是罗曼诺夫的常客。这一行的高收入阶层真是回报颇丰啊。卡恩在本市也算个响当当的人物。”

“是啊，没错。我认识一个人——而且是私交——用一片小指甲就可以把卡恩放倒。”

“你真行，小子。我向来知道你能经得起风浪。七点左右在罗曼诺夫的吧台见。告诉领班你正在等卡恩上校。他会为你开道，你就不会被电影编剧或电视演员之类的乌合之众挤着了。”

“七点见。”我说。

我们挂断电话，我继续研究棋局，但斯芬克斯棋局再也引不起我的兴趣了。过了一会儿，彼得斯回电话说卡恩没有异议，只要他们机构的名字不会和我的问题扯上关系。彼得斯说他会立刻往伦敦去一封夜间电报。

41

接下来一周星期五的早上，霍华德·斯潘塞打电话给我。他在丽兹-比弗利大酒店，提议我到那里的酒吧喝一杯。

“最好在你的房间。”我说。

“好吧，如果你觉得那样更好，828房间。我刚和艾琳·韦德通过电话，她似乎已经接受了一切。她读了罗杰的手稿，觉得可以轻松续完。虽然这部作品比起其他的短得多，但公众的关注度可不小。我猜你觉得我们出版商都是铁石心肠的家伙。艾琳一下午都会在家。自然她想见我，我想见她。”

“我半小时后到，斯潘塞先生。”

他住在酒店西侧一间宽敞怡人的套房里。客厅有落地窗，窗外是一个带铁栏杆的狭小阳台。家具外面全包着糖果条纹软垫，叠加地毯上的繁复花朵图案，屋内的陈设散发着老派的气息，唯一不太搭调的元素是玻璃板，任何一个能放酒杯的地方都镶有玻璃板，四处还散放着一共十九个烟灰缸。酒店房间是宾客修养的直接反映，丽兹-比弗利根本没期待他们的宾客有修养可言。

斯潘塞摆摆手。“坐下，”他说，“你想喝什么？”

“什么都行，不喝也行。我不是非喝不可。”

“我想来一杯阿蒙提那多雪利酒。加州的夏天真不适合喝酒。在纽约就算喝四倍，宿醉也就一半的程度。”

“那我来一杯黑麦威士忌酸酒。”

他走到电话那里点了酒。接着他回到一把糖果条纹椅上，摘下他的无框眼镜，用手绢仔细擦拭，又戴了回去，仔细地调整了眼镜的位置，然后看着我。

“我猜你心里有事。这就是为什么你想上来找我，而不是在酒吧里。”

“我开车送你去闲谷。我也想见韦德夫人。”

他看起来有点不安。“我不确定她想见你。”他说。

“我确定她不想，我可以借你的光。”

“我那么做不太得体吧，是吧？”

“她告诉你她不想见我了？”

“那倒没有，没有明说。”他清了清嗓子。“但我感觉她把罗杰的死怪在你头上。”

“对的。她直说了——她是这么和那天下午前来的警察说的。她也可能和负责调查本案的治安所凶杀组警督说了。可是她没和验尸官说。”

他身子往后靠，用一根手指慢慢挠着手心，一个胡乱画的手势。

“马洛，见她对你有什么好处？对她来说这是非常可怕的经历。我可以想象她一段时间以内的生活都非常可怕。为什么要让她重温噩梦？你想向她证明你一个细节都没错过吗？”

“她告诉警察说我杀了他。”

“她不是那个意思。否则——”

门铃响了。他起身走到门边，打开门。房间服务员端着酒饮进来了，放下托盘的姿势花哨得好像在上七道菜的晚宴。斯潘塞签了支票，付了小费。那家伙走了。斯潘塞拿起了他的雪利酒，走得远远的，好像不想把酒递给我似的，我也就没动。

“否则什么？”我问他。

“否则她就会和验尸官说点什么，不是吗？”他皱眉看我。“我觉得我们在胡扯，你到底为什么想见我？”

“是你想见我。”

“只是因为，”他冷冷地说，“当我从纽约打电话给你的时候，你说我匆忙下结论，那句话好像暗示你有什么要解释的。好吧，是什么？”

“我想在韦德夫人面前解释。”

“我不喜欢这个主意。我认为你最好另作安排。我非常尊敬艾琳·韦德。作为一个商人，我想尽我所能挽救罗杰的作品。如果艾琳对你的感觉正如你所暗示，我不能成为你跨进她家大门的通道。讲点情理吧。”

“没关系，”我说。“忘了吧。想见她对我来说没什么难的。我只是想有个人和我一起，做个证人。”

“证明什么？”他几乎高喊起来。

“要么当着她的面，要么永远别听。”

“那我永远也不想听。”

我站起身。“你的选择可能是对的，斯潘塞。你想要韦德的那本书，如果写得还像样的话。你还想当个好人。两个都是值得嘉许的抱负，但两个打算我都没有。祝你好运，再见。”

他突然起身，朝我走过来。“再等一等，马洛。我不知道你脑子里在想什么，不过似乎很沉重。罗杰·韦德的死有什么奥秘吗？”

“什么都没有。他的头被一把韦伯利无击锤左轮手枪击中。你没看庭审的报道？”

“当然看了。”现在他站得离我很近，看起来心烦意乱。“东边几家报纸最早报道了，几天后洛杉矶的数家报纸刊登了更详实的信息。他一人在家，尽管你就在不远处。用人们，也就是坎迪和厨师都不在，艾琳出城买东西去了，在事发后没多久就到家。那一刻湖面上吵闹的摩托艇淹没了枪声，所以连你都没听到。”

“对的，”我说，“接着摩托艇走远了，我从湖边走进房子，听见门铃响了，开门一看发现是忘带钥匙的艾琳·韦德，那时罗杰已经死了。她站在书房门口往里看了看，以为他在沙发上睡熟了，于是走回她的房间，接着到厨房去煮茶。她看过之后没多久，我也往书房看了看，发现没有呼吸的声音，这才知道究竟。我就立马报警了。”

“我看也没什么奥秘。”斯潘塞安静地说，没有了刚才的戾气。“是罗杰自己的枪，就在一周之前，他还在自己的房间里扣动过扳机。你看到艾琳拼命把枪从他手里抢回来。他的心智、行为、工作导致的抑郁——都是这件事情的前兆。”

“她告诉你东西写得不错，有什么可抑郁的？”

“那只是她的意见，你知道。可能非常差，或者他自己评价不高。继续，我不傻。我知道你没说完。”

“调查本案的凶杀组警探是我的老朋友。他是牛头犬加大猎犬，总之是个精明老到的警察。他觉得有几件事情不对劲。为什么罗杰没留下字条——而他又是个凡事都会写上几笔的傻瓜。为什么他会这样开枪打死自己，让妻子去发现，承受巨大惊吓？为什么他要择机，选我听不见枪响的一刻自杀？为什么她会忘记家里的钥匙，没人开门就进不来？为什么她非要在用人休假的当天留他一个人在家？记住，她可是说她并不知道我要来。如果她知道，最后一项疑问就不存在了。”

“天啊，”斯潘塞喃喃地说，“你是说那个天杀的蠢货警察怀疑艾琳？”

“如果想得出动机，他会。”

“太荒唐了，为什么不怀疑你呢？你有一个下午可以动手。她只有几分钟——而且她没带钥匙啊。”

“我有什么动机呢？”

他伸手到后面，抓起我的威士忌酸酒，一口吞下。他小心翼翼地放下玻璃杯，拿出手帕，擦擦手指和嘴唇被冰玻璃杯沾湿的地方，然后收起手帕盯着我。

“调查还在进行之中？”

“不确定。有一点可以确定，他们现在已经知道他当时是不是醉得不省人事。如果是的，可能还有麻烦。”

他慢慢地说：“而你想和她谈谈——在有证人在场的情况下。”

“没错。”

“马洛，对我来说，这意味着两种可能性。要么是你吓坏了，要么是你认为她吓坏了。”

我点点头。

“哪一种？”他严肃地说。

“我没吓坏。”

他看了看他的手表。“上帝保佑是你疯了。”

我们默默地看着对方。

42

向北穿过冷水峡谷，气温逐渐升高。等我们来到山顶，准备向圣费尔南多谷盘山下行时，空气像是凝固了，阳光刺目。我侧身看了看斯潘塞。他穿了件马甲，炎热对他来说不算什么，因为他的心思全在另一件事上。他眼睛直勾勾地看着挡风玻璃外，一言不发。厚厚的雾霾紧紧罩着山谷，从上往下看像是贴着地面的浓雾，接着我们降到浓雾中，斯潘塞突然开腔。

“天啊，我以为南加州气候不错呢。”他说，“他们到底在干什么——烧卡车废胎吗？”

“闲谷里面还不错，”我安慰他道，“那里有海风。”

“我很欣慰那里除了酒鬼还有点别的，”他说，“我见过那些住在城郊高档社区里的人之后，觉得罗杰夫妇大老远搬到这里来，是个代价惨重的错误。作家需要灵感——可不是酒瓶里的刺激。这里什么活动都没有，人们只是晒晒太阳，喝到宿醉，当然我是指上流社会。”

我减速转弯，准备驶过闲谷入口那一段尘土飞扬的路，接着我们开上了平坦的路面。没过一会儿，海风便迎面吹来，那是从湖对岸群山山口吹进来的微风。高高的洒水设备在平滑的大草地上旋转，水滴溅落在草叶上发出沙沙的脆响。每天的这个时候，大部分有钱人都在别处，从紧闭的门窗就能看出来，还有不偏不倚停在私家车道正中间的园丁卡车。不久我们就到了韦德家，车绕过门柱，停在了艾琳的捷豹后面。斯潘塞下了车，面不改色地迈着大步，绕过石板，径直走到门廊前去。他按了铃，门几乎是立马打开。坎迪穿着白色的夹克，露出黝黑俊秀的脸孔和锐利的黑眼眸，一切井然有序。

斯潘塞进去了。坎迪看我一眼，把门摔在了我脸上。我等了等，没什么动静。我靠在门铃上，听见铃声响起。门一下打开，坎迪咆哮着走出来。

“滚！去死！你想肚子上挨刀子？”

“我是来见韦德夫人的。”

“她可不想让你再掺和进来。”

“别挡路，乡巴佬。我来是有事情的。”

“坎迪！”是她的声音，相当尖利。

他最后狠狠地瞪了我一眼，就退回到屋子里去了。我走进去，关上门。她站在两张对放的长沙发尽头，斯潘塞就站在她身旁。她看起来容光焕发，身着白色高腰休闲裤，同色半袖运动衫，淡紫色的手绢从左胸口袋里微微露头。

“坎迪最近越来越蛮横，”她对斯潘塞说，“见到你真好，霍华德。你大老远来，真是感谢，我并不知道你要带人一起来。”

“马洛开车送我来，”斯潘塞说，“而且他想见你。”

“我不明白为什么。”她冷淡地说。最终她看了我一眼，看来一周的分别并没让她的生活变得空虚。“说吧。”

“一时半会儿说不清楚。”我说。

她缓缓坐下，我坐在另一张长沙发上。斯潘塞皱了皱眉头，摘下眼镜擦拭，这给了他一个好好皱眉的机会，然后他坐在了我那张沙发的另一端。

“我以为你要来吃午饭。”她告诉他，仍然在微笑。

“今天就算了，谢谢。”

“不吃吗？好吧，如果你太忙的话。那你只是想看看文稿。”

“如果可以的话。”

“当然。坎迪！噢，他走了。就在罗杰的书桌上，我去拿。”

斯潘塞站了起来。“我可以去拿吗？”

还没等到答案，他就开始穿过房间。在她身后十英尺的地方，他站定，紧张地看了我一眼。然后他继续走，我就坐在那里等着，直到她转头不近人情地看了我一眼。

“你为什么要见我？”她简短地问。

“这样那样的事情。我看见你又戴起了那个吊坠。

“我经常戴，一个很亲近的朋友很久之前给我的。”

“对，你告诉过我，是英军的徽章，对吧？”

她拎着项链的一端，把吊坠拿出来。“这是珠宝商复制的，比徽章的原型要小一些，并且镀上了金和珐琅。”

斯潘塞回来了，再次坐下，把一沓厚厚的黄纸放在他面前的鸡尾酒桌桌角。他随意地看了稿纸一眼，然后盯着艾琳。

“我能仔细看一下吗？”我问她。

她把项链拉到后面，松开扣环，把吊坠递给我，更准确地说是丢在我手上。然后，她握住双手，放在大腿上，看起来只是好奇。“为什么你这么感兴趣？这枚军徽属于一个叫‘艺术家步枪’的军团，一个地方防卫队。送我徽章的男人不久之后就失踪了，在挪威的翁达尔斯内斯，一九四○年，一个可怕的春天。”她微笑着，单手做了一个飞快的姿势。“他爱我。”

“艾琳整个闪电战期间都在伦敦，”斯潘塞用空洞的声音说，“她没法逃走。”

我们两个都没有理会斯潘塞。“并且你也爱他。”我说。

她目光低垂，然后抬起头，迎上了我的目光。“很久之前的事情了，”她说，“那是在战争期间，奇怪的事情总会发生。”

“韦德夫人，不止这么简单。我猜你忘了你曾经多么坦诚地说起他。‘那种狂暴、神秘、不大真实、一生一次的爱。’我在引用你说过的话。某种程度上，你仍然爱着他。我有和他一样的姓名首字母，多巧。我猜那也是你选中我的原因之一。”

“他的名字和你的完全不一样，”她冷冷地说，“而且他死了，死了，死了。”

我伸手把金质珐琅吊坠递给斯潘塞，他不情愿地接了过去。“我以前看过。”他咕哝道。

“我来描绘一下它的设计，看我是不是说对了，”我说，“有一柄用白色珐琅做成的宽阔短剑，刀锋是金质的。短剑朝下，平坦的刀刃横放在一对向上弯曲的浅蓝色珐琅质翅膀上。接着它刺入卷轴的背面，卷轴上写着一行字：‘勇者得胜。’”

“似乎没错，”他说，“这有什么重要的呢？”

“她说这是当地防卫队‘艺术家步枪’军团的军徽，是一个参加军团的男人送给她的，此人失踪于一九四○年春的挪威战役，在翁达尔斯内斯。”

现在他们把注意力都集中在我身上。斯潘塞定定地看着我，他知道我不是在胡扯，艾琳也清楚。她褐色的眉头皱起来，可能是真的很困惑，因为很不友好。

“这是袖标，”我说，“‘艺术家步枪’经过了某种整改，你可以说是整编、附从、支援其他团队，或者用其他什么准确术语，他们成为特种空勤团的一部分，才有了这个袖标。他们本身是一支当地的步兵团。这个标志直到一九四七年才出现。因此，不可能会有人在一九四○年时把它送给韦德夫人。而且，一九四○年‘艺术家步枪’军团也没有登陆挪威的翁达尔斯内斯。舍伍德护林员团和莱斯特郡团倒是有过，他们也是地方自卫队。‘艺术家步枪’则没有，我是不是很讨厌？”

斯潘塞把吊坠放回咖啡桌上，慢慢地推回到艾琳面前，什么也没说。

“你以为我不知道？”艾琳轻蔑地问我。

“你以为英国陆军部不知道吗？”我反问她。

“显然有些误会。”斯潘塞温和地说。

我转身狠狠瞪他一眼。“也可以这么说。”

“或者说，我是个骗子。”艾琳冰冷地说。“我从不认识什么叫保罗·马斯顿的人，从没爱过他，他也没爱过我。他从没送我军团徽章的复制品，也没有在作战任务中失踪，他从没存在过。这个徽章是我自己在一个纽约的小商铺里买的，他们专营从英国进口的奢侈品，比如皮具、手工绣花皮鞋、军团和学校领带、板球夹克、带纹章饰物的小玩意儿等等。这个解释能让你满意吗，马洛先生？”

“最后一部分能，但是第一部分不能。毫无疑问有人告诉你这是‘艺术家步枪’的徽章，但是忘了说具体的种类，或者也不知情。但你确实认识保罗·马斯顿，他也确实在该军团服役，而且在赴挪威的一次军事行动中失踪。但事情不是发生在1940年，韦德夫人，而是发生在1942年。他当时正在突击队中，不过不是在翁达尔斯内斯，而是他们快速进攻的一座离岸小岛。”

“我看没必要对这点小事大动肝火。”斯潘塞决断地说。他正把玩着面前的黄色稿纸。我不知道他是想为我帮腔，还是有些恼火。他拿起一沓黄色手稿，在手上掂掂重量。

“你想论斤买那堆纸吗？”我问他。

他看起来很吃惊，然后挤出了一丝笑容。

“艾琳在伦敦过了一段艰苦的生活，”他说，“可能记忆有些混淆。”

我从兜里掏出一沓折起来的纸。“当然，”我说，“就像你嫁给谁这种事情也会混淆。这是一份被鉴定过的结婚证明，原件来自卡克斯顿厅登记处。结婚的时间是一九四二年八月。双方的姓名是保罗·爱德华·马斯顿和艾琳·维多利亚·桑普塞尔。某种意义上说，韦德夫人也没错，因为没有叫保罗·爱德华·马斯顿的人，这是个假名字，因为在军队中，想结婚的话你必须得到许可。那位男士用了一个假身份。在军队中，他另有其名。我有他所有的参战记录，人们从没意识到，想得到这些信息，你只需要张口一问。”

斯潘塞现在非常沉默，他向后靠着，没有看我，眼睛直直地盯着艾琳。她迎上他的目光，用那种女人们非常擅长的半求情半诱惑的微笑。

“可是他死了，霍华德，早在我遇见罗杰之前。那又有什么关系呢？罗杰全都知道，我从没有改用过夫姓，在那种情况下不得不如此，因为护照上就是那么写的。接下来，他死于一场战斗——”她停下来，缓缓地吸了一口气，手慢慢地、轻柔地放在膝盖上。“全都结束了，全部完结了，一无所留。”

“你确定罗杰知道？”他慢慢地问。

“他知道一部分，”我说，“他知道保罗·马斯顿这个名字意味着什么。我有一次问他，他的眼神很奇怪，但是他没说为什么。”

她没理会，继续和斯潘塞说话。

“怎么了，罗杰当然清楚全部事情。”她开始耐心地对着斯潘塞微笑，好像他得慢慢才能接受事实，这是她们惯用的伎俩。

“那为什么要对日期撒谎？”斯潘塞冷淡地问，“为什么说这个男人是在一九四○年失踪的，而实际上是一九四二年？为什么要戴一枚根本不是他给你的徽章，还刻意说是他给的？”

“我可能迷失于一个梦境，”她慢慢地说，“更准确地说，一场噩梦当中。我很多朋友都死于轰炸。在那些日子里，当你说晚安的时候，你得听起来并不像在说永别。但是大部分情况下事情就是如此。当你和一个士兵告别——那更加凄凉，被杀死的总是那些善良而温柔的人。”

他一言未发，我也是。她低头看着放在面前桌上的吊坠，拾起来，重新佩回项链上，从容地向后靠去。

“我知道我没有权利盘问你，艾琳，”斯潘塞缓缓地说，“让我们忘了吧，马洛在徽章和结婚证这些事情上小题大做，甚至有一刻真让我起疑了。”

“马洛先生，”她静静地告诉他，“总是小题大做，但在面对性命攸关的大事时，他可以跑到湖边去看一条傻船。”

“在那之后你再也没有见过保罗·马斯顿？”我说。

“他死了，我怎么可能看到？”

“你并不知道他死了。红十字会没有发布他的死亡报告。他可能只是被俘获了。”

她突然哆嗦了一下。“一九四二年十月，”她缓缓地说，“希特勒发布了一项命令，所有的突击队俘虏都被移交给盖世太保。我觉得我们都应该知道这是什么意思，这意味着他们在某个盖世太保的地牢中受尽折磨后无声无息地死去。”她又颤栗了一下，接着勃然大怒地冲我说道：“你这个可怕的人。你想要我重温那个噩梦，因为一个无关痛痒的谎话再次折磨我。假如某个你爱的人也被那些人抓住，你知道发生了什么，那你觉得他们最后下场如何呢？就算我想构建一个不一样的——就算是假的——回忆，又何怪之有呢？”

“我想来一杯，”斯潘塞说，“我太需要一杯酒了，我能来一杯吗？”

她拍拍手，坎迪不知道从哪里飘出来，就像他往常一样。他对着斯潘塞鞠了一躬。

“你想喝什么，斯潘塞先生？”

“纯的威士忌，多来点。”斯潘塞说。

坎迪走到角落，打开墙上的小酒吧。他拿出一瓶放在上面的威士忌，猛地倒出一大杯。他转身回来放在斯潘塞的面前，又一次准备离开。

“也许，坎迪，”艾琳静静地说，“马洛先生也想来一杯。”

他停下来看着她，面色发黑并露出倔强的神色。

“不了，谢谢，”我说，“我不喝。”

坎迪用鼻子哼了一声，然后走开。又是一阵寂静，斯潘塞放下只剩一半的酒杯，点燃了一根香烟，继续和我说话，但并没有看我。

“我确定韦德夫人和坎迪可以送我回比弗利山。或者我可以叫出租车，我猜你已经说完了。”

我把那张认证过的结婚证复印件重新折起来，放回我的口袋。

“你确定你想这样？”我问他。

“也许每个人都想这样。”

“好吧。”我站起来，“我猜这样做我也挺傻的。作为一个凭智商成功的出版家——如果做这行也需要智商的话——你应该猜到我来这里不是为了玩这一套沉重的把戏。我翻旧账、花钱取证，并不只是为了让回忆折磨某些人，我调查保罗·马斯顿并不是因为盖世太保谋杀了他，或者因为韦德夫人佩戴了错的徽章，因为她记不清楚日期，因为她嫁给他只是战争中的一念之差。当我开始调查他的时候，我并不知道这些事情，我知道的只是他的姓名。你觉得我是怎么知道的？”

“毫无疑问有人告诉了你。”斯潘塞简洁地说。

“确实，斯潘塞先生。有人在战后的纽约结识了他，后来又在这里的恰森酒吧见过他和他妻子。”

“马斯顿是个挺普通的名字。”斯潘塞说，小口地喝着威士忌。他侧了侧头，右眼皮往下垂了一点，所以我又坐下来。“就算是保罗也没什么特别之处。比如，在大纽约区的电话簿里有十九个霍华德·斯潘塞，其中四个就是霍华德·斯潘塞，没有中间名缩写。”

“好，你觉得有多少个马斯顿的一边侧脸是被一片延时爆炸的迫击炮弹壳打碎过，脸上还带着整容手术的疤痕呢？”

斯潘塞张口结舌，沉重地喘起气来，他掏出一块手绢擦了擦额头。

“你觉得有多少个保罗·马斯顿在同一场合下救了几个名叫门迪·门涅德斯和兰迪·斯塔尔的凶暴赌徒？他们还在，记忆力不错，在有利的情况下可以作证。还装什么呢，斯潘塞？保罗·马斯顿和特里·伦诺克斯是同一个人，我可以给你滴水不漏的证明。”

我没期待任何人会跳得六英尺高，或者尖叫，也确实没人这么做。但那种沉默简直比尖叫还要刺耳。它紧紧环绕在我的周围，稠密而坚硬。厨房的水好像没关。屋外传来报纸被丢在车道上发出的砰的闷响，接着是一串轻轻的跑调哨声，像是一个男孩骑着自行车飞驰而去。

我觉得脖子背后有一阵刺痛，猛地躲开，转过身来。坎迪站在那里，手持尖刀。他暗沉的脸表情木然，但是眼神中有一种我没见过的东西。

“你累了，朋友，”他柔和地说，“给你来杯酒，不要吗？”

“波本加冰，谢谢。”我说。

“请稍等，先生。”

他把刀快速折起来，装进了白色夹克侧面的口袋，缓缓地走开。

终于，我看了看艾琳，她身体前倾，双手紧紧交握。就算她脸上有任何表情的话，低垂的脸也挡住了全部。她说话的声音清醒而空洞，就像电话报时的机械声音。人们一般会挂断，如果你继续听的话，它会用不变的音调播报接下来的几分几秒。

“我见过他一次，霍华德，就一次。我没和他说话，他也没有和我说话。他的变化太大了，头发和脸都变白了——已经不是同一张脸，但当然我认得他，他也认得我；我们对视，仅此而已。接着他走出房间，第二天，他就从她家消失了。我只是在洛林家见过他——还有她。那天接近傍晚的时候，霍华德，你在，罗杰也在，我猜你也看见他了。”

“我们被互相引见过，”斯潘塞说，“我也知道他和谁结了婚。”

“琳达·洛林告诉我他就那么消失了，没给任何理由，之前也没有争吵。然后过了一阵，那个女人决定离婚。再过了一阵，我听说她又把他找了回来。他穷困潦倒，他们复婚，鬼知道为什么。我猜他没钱，做什么都无所谓。他知道我嫁给了罗杰，我们前缘难续。”

“为什么？”斯潘塞问。

坎迪一言不发地把酒放在我面前，他看着斯潘塞，斯潘塞摇了摇手，坎迪溜走了。没人注意他，他就像一个中国京剧舞台上的道具员，在舞台上搬东西，被演员和观众视而不见。

“为什么？”她重复了一遍，“噢，你不会懂的。我们之间的一切都结束了，覆水难收。最后盖世太保也没有抓住他，一定有一些正派的纳粹党没有执行希特勒关于突击队的命令。他这才活下来，回到这里。我曾经骗自己说我能够再次找到他，以前的他，积极、年轻、质朴。我已经知道她和罗杰的事情。我确信保罗也知道。琳达·洛林也知道，她自己就是一个荡妇，不过还有一点底线。他们都是一个圈子的。你问我为什么不离开罗杰重新回到保罗身边。在他和罗杰都曾躺进过她那随时张开的怀抱之后？不，谢谢你，我需要更好的点子。我可以原谅罗杰。他酗酒，不知道自己的所作所为。他担心自己的作品，痛恨自己，因为他只是一个唯利是图的雇佣文人。他又是一个软弱的男人，他矛盾、沮丧，但是他很好懂，他只是一个丈夫。对我来说，保罗要么比他重要太多，要么一文不值。最后，他一文不值。”

我把酒一饮而尽。斯潘塞喝完了他的那杯，用手指刮着长沙发的面料，忘了他面前的那一沓纸，一败涂地的流行作家的未完成作品。

“我不会说他一文不值。”我说。

她抬起眼睛，恍惚地看着我，然后眼皮又垂了下去。

“比一文不值还要低贱，”她说，声音中添了新的讽刺，“他知道她是什么东西，却仍然娶了她，又因为她的放荡行径杀了她，最后逃跑自尽。”

“他没有杀她，”我说，“而且你心里清楚。”

她平缓地站直，茫然地看着我。斯潘塞发出了某种奇怪的声响。

“罗杰杀了她，”我说，“而且你也知道。”

“他告诉你了吗？”她平静地问。

“他不需要告诉我。他给过我一些暗示，总有一天他会告诉我或者其他人，如果不说的话，真相会把他撕成碎片。”

她轻轻地摇了摇头。“不，马洛先生，那不是他折磨自己的原因，罗杰并不知道他杀了她，他什么都不记得。他知道有什么事情出了问题，试图找出问题的源头，但是他找不到。惊吓摧毁了他的记忆。也许在他生命的最后瞬间，真相浮出水面，但不到那时候，他什么都不知道。”

斯潘塞的喉咙里发出不友善的低吼：“没这回事情，艾琳。”

“噢，有的，这种事情时有发生，”我说，“我知道两个确凿的案例。一个断片的醉汉杀了一个他在酒吧里勾搭到的女人。她脖子上用精美的扣环系着一条围巾，他用这条围巾勒死了她。她随他回家，接着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只知道她死了。当警察抓获他的时候，他自己的领带上还别着那枚精美的扣环，而他一点也不记得是从哪里弄来的。”

“一直没想起？”斯潘塞问，“还是只是那个时候？”

“他从没有承认过，现在也没法再询问他了，他们用毒气处死了他。另一个案件是头部受伤。这家伙和一个有钱的变态同居，那种会收藏初版书，烹饪花哨食物，在某块墙面镶板后面藏一个非常昂贵的秘密图书馆的人。这两人打了一架，在整栋房子里面从一间屋子打到另一间，场面凌乱。最后这个有钱人还是占了下风。当他们捉住凶手的时候，他身上有几十处淤青，手指断了一根，他只知道他头痛，找不到回到帕塞迪纳的路。他一圈圈地打转，在同一个服务站问路。服务区的工作人员断定他疯了，叫了警察，警察在他下一次回到服务站的时候已经埋伏好。”

“我不相信那种事情会发生在罗杰身上，”斯潘塞说，“他也就和我差不多疯。”

“他喝醉的时候会断片。”我说。

“我当时在场。我看着他下手的。”艾琳平静地说。

我朝斯潘塞咧嘴笑了笑，算是一种笑吧，不算是那种振奋人心的，但我的脸已经尽力了。

“她肯定会告诉我们，”我告诉他，“就听着吧，她会告诉我们的。她现在已经忍不住了。”

“是的，都是真的。”她严肃地说，“有些事情就算是发生在敌人身上，人们都会不愿意提起，更别说当这些事情发生在自己丈夫身上。如果我不得不公开地在证人席上讲这些话，你们肯定心生厌恶，霍华德。你才高八斗、风度翩翩的摇钱树作家会看起来非常卑微。觉得他性感至极，不是吗？那是在报纸上，这个可怜的傻瓜花了多少心思来维持这种形象啊！那个女人对他来说只不过是战利品。我监视过他们，我本应以此为耻，可总得有人说出真相，我一点不觉得耻辱。我观察了整个令人作呕的过程。她用来幽会情人的客宅正巧是一个隐秘的地方，有独立停车场和开在边道上的门，边道是条死路，还有浓荫蔽日的大树。事发时，罗杰已经遭她嫌弃，他这种人有朝一日势必令人生厌。他喝得稍微有点多，想离开，她追了出来，赤裸着全身尖叫，挥舞着一座小雕像。她说的话实在是污秽不堪，我不想描述。接着她想用小雕像砸他的头。你们都是男人，肯定知道最让男人愕然的不过是听到一个看似文雅的女人使用阴沟和便池里的语言。他喝醉了，曾有过暴力倾向，而那时暴力不可遏制地控制了他。他从她手中把雕像抢了过来，接下来的事情你们都知道了。”

“一定有很多血。”我说。

“血？”她苦笑道，”你应该看看他到家时的那幅模样。当我朝着车跑去，他就站在那里俯视着她。然后，他弯腰把她抱在怀里，抬回了客宅。我知道在那个瞬间，惊吓已经让他清醒了一些。他大概在一小时之后回到家，非常安静。看见我在等他时吓了一跳，但他那时酒已醒，人却木然。他脸上、头发上、外套胸前都是血。我把他弄进书房旁边的盥洗室，脱掉衣服，擦洗干净，才让他上楼去淋浴。我安顿他躺在床上，拿出一只旧箱子，下楼收好他所有沾满鲜血的衣服，装进箱子里。我清理了浴缸和地板，然后拿出一块湿毛巾，确保他的车是干净的。我把他的车停好，开我自己的车驶向查茨沃斯水库，你应该能猜出来我是怎么处理那些满是鲜血的衣服和毛巾。”

她停下来。斯潘塞挠着他左手的掌心。她快速地看了他一眼，接着说下去。

“当我离开的时候，他起身喝了很多威士忌。第二天早上，他一件事情也记不起来。也就是说，他只字未提，表现得好像他除了宿醉并无大碍，我就什么也没说。”

“他一定奇怪自己的衣服哪里去了。”我说。

她点点头。“我觉得他还是想起来了——但是他没说。所有的事情似乎在那时同时发生。报道铺天盖地，接着保罗失踪，再之后就是他客死墨西哥。我怎么知道会发生那样的事情？罗杰是我的丈夫，他做了可怕的事情，但她也是个可怕的女人，而且他做那件事情的时候意识并不清醒。事情开始得突然，结束得也突然，报纸一下子停止了报道。琳达的父亲肯定出面干预了。当然，罗杰也看报，他就像是一个只是碰巧认识当事人的无辜旁观者一样，发表了些许评论。”

“你不害怕吗？”斯潘塞安静地问她。

“我怕死了，霍华德。如果他想起什么，可能会杀了我。他是个很棒的演员——大多数作家都是——而且可能他已经知道，只是在等待时机。但是我不确定。他可能——只是可能——永久性地忘了这件事情。而且保罗已经死了。”

“如果他从没提起过你扔进水库的衣服，那说明他已经起疑了。”我说，“记住，那次二楼枪支走火，我看见你从他手里把枪抢回来的时候，他在打字机里留了一张纸条，上面写着一个好人为他而死。”

“他这么说？”她的眼睛瞪得恰到好处。

“他写了下来——在打字机上。我已经销毁了，是他让我这么做的。我以为你已经看过。”

“我从来不看任何他在书房里写的东西。”

“你读了韦林杰带走他时他留的字条。你甚至搜过废纸篓。”

“那不一样，”她冷冷地说，“我在寻找关于他下落的线索。”

“好吧，”我说，朝后靠着，“还有别的吗？”

她慢慢地摇摇头，带有沉重的忧伤。“我想没有。至少，他自杀的那个下午，他可能已经想起来了。我们永远不会知道。我们想知道吗？”

斯潘塞清了清嗓子。“当时请马洛来是要做什么呢？一开始是你想请他来，你说服了我，你知道。”

“当时我害怕极了，我害怕罗杰，我也替他担惊受怕。马洛先生是保罗的朋友，几乎是最后一个见到他的熟人。保罗可能告诉过他些什么。我得弄清楚。如果他是个危险人物，我希望他和我站在一边。如果他发现了真相，可能还有办法救罗杰。”

突然毫无理由地，斯潘塞发起狠来，他向前探身，下巴往外突。

“让我直说吧，艾琳。这个私家侦探已经和警察交恶，他们把他扔进监狱。他本被认定是想帮助保罗——既然你用他的这个名字——外逃到墨西哥。如果保罗是凶手的话，这可是重罪。所以如果他发现真相并且能洗脱罪名，他也会袖手旁观，你是不是这么盘算的？”

“我当时太害怕了，霍华德。你不能理解吗？我和一个可能是疯子的凶手同处一室。大多数时候只有我们两个人。”

“我明白，”斯潘塞说，仍然粗鲁，“但是马洛没有接受这份差事，你还是孤身一人。接着罗杰的手枪走火，一整个礼拜你都是一个人。然后罗杰自杀，这次换成只有马洛一人在场，多方便啊。”

“确实没错，”她说，“那又怎么样？这是我能控制的吗？”

“好吧，”斯潘塞说，“有没有可能是你觉得马洛会发现真相，加上有过一次试图自杀的情况，他会把枪递给罗杰，然后说，‘听着伙计，你是个杀人犯，我和你妻子都知道。她是个脆弱的女人，已经受够了，更别提西尔维娅·伦诺克斯的丈夫。为什么不光明磊落地扣动扳机，每个人都会觉得你只是喝过了头？现在我去湖边抽根烟，伙计。好运，再见。噢，枪在这里，已经装好子弹，都交给你了。’”

“霍华德，你越来越可怕了。我从没有这么想过。”

“你跟警察说是马洛杀了罗杰，那又是什么意思？”

她飞快地看了我一眼，几乎有些羞赧。“我那样说实在是个错误，我并不知道当时我在说什么。”

“也许你觉得是马洛杀了他。”斯潘塞平静地暗示。

她的眼睛眯了起来。“噢，不，霍华德。为什么？他为什么要那样做？那是个可怕的想法。”

“为什么？”斯潘塞问道，“有什么可怕的？警察也有相似的想法，坎迪也给他们提供了动机。他说在罗杰把天花板射出一个洞的那个晚上，马洛在你房间里待了两个小时——在罗杰服下安眠药之后。”

她羞得脸红到发根，木然地看着他。

“而且你一丝不挂，”斯潘塞粗鲁地说，“坎迪这么说的。”

“但是在庭审的时候——”她开始用颤抖的声音说，斯潘塞打断了她。

“警察并不相信坎迪。所以庭审时他什么也没说。”

“噢。”她宽慰地叹了口气。

“还有，”斯潘塞冷冷地说，“警察怀疑你，现在仍在怀疑。他们需要的只是找到动机，看起来他们应该能找到一个。”

她站了起来。“我觉得你们两个最好都离开我的家，”她生气地说，“越快越好。”

“好吧，是不是你？”斯潘塞一动不动地问，只有手伸向空玻璃杯。

“什么是不是我？”

“杀了罗杰？”

她站起来，盯着他。脸上的绯红消失了，面孔因为怒气变得煞白而紧绷。

“我只是提前告知你可能在法庭里即将面对的指控。”

“我当时不在，没带钥匙，我得按门铃才能进来，我到家的时候他已经死了。这些都是已知事实。老天爷，你中了什么邪？”

他掏出手帕擦了擦嘴唇。“艾琳，我来这房子里得有二十次，白天的时候前门从来没有锁过。我没说你杀了他，我只是问你，别告诉我这不可能。按照事情的结果看，这轻而易举。”

“我杀了我丈夫？”她慢慢地、惊讶地问道。

“假设，”斯潘塞用同样冷漠的语气说，“他是你的丈夫，你嫁给他时还另有一个丈夫。”

“谢谢你，霍华德。非常感谢，罗杰的最后一本书，他的绝笔就在你面前，拿了赶紧走。我觉得你最好把你的想法告诉警察，这会是我们友谊的美妙终章，太迷人了。再见，霍华德，我现在非常疲惫，而且头痛。我要回屋躺一会儿。至于马洛先生——我猜是他唆使你这么做的——我只能告诉他，就算他没有真的杀罗杰，也是被他逼死的。”

她转身离开，我尖锐地说：“韦德夫人，稍等，让我们把事情做完，别带怨气。我们只是想做正确的事情，那个你扔进查茨沃斯水库的箱子——重吗？”

她转身瞪着我。“那是个旧箱子，我说过。是的，非常重。”

“你是怎么把它举过环绕水库的高高的铁丝网的？”

“什么？什么铁丝网？”她姿态无助，“我猜紧急情况下，人们会有超常的力量。无论如何我做到了，就这样。”

“那里根本没有什么铁丝网。”我说。

“没有吗？”她怔怔地重复，好像话语没有任何意义。

“而且没有什么罗杰带血的衣服，西尔维娅·伦诺克斯也不是在客宅外面被谋杀的，而是在床上。事实上她没流血，因为她已经死了——枪杀——当有人用雕像砸烂她的脸时，只是在砸一个死人。而死人，韦德夫人，很少流血。”

她的嘴唇轻蔑地撇了撇。“我猜你当时在场。”她鄙夷地说道。

然后她就离开了。

我们看着她走，她慢慢地上楼，沉静而优雅地缓缓迈步。她走进房间，轻柔但坚决地把门关上。一片寂静。

“铁丝网是怎么回事？”斯潘塞茫然地问我。他的头前后摆动，脸涨得通红，还流着汗。他试图轻松地接受一切，但对他来说有些为难。

“只是想噎住她，”我说，“我从没有靠近过查茨沃斯水库，也不知道它到底什么样子，也许有网，也许没有。”

“我明白了，”他悻悻地说，“但问题是她也不知道。”

“当然不知道，她把他俩都杀了。”

43

这时候有东西轻轻一闪，坎迪已经站在沙发的一端看着我了。他手中拿着折叠刀，按了一下弹簧，刀刃弹出。再按一下，刀刃收回。他的眼睛闪闪发光。

“万分抱歉，先生，”他说，“我误会你了。她杀了老板。我以为我——”他停下来，刀刃又弹了出来。

“不。”我站起身，伸出手来说，“坎迪，把刀给我。你只是一个善良的墨西哥家仆。他们会赖在你身上，而且一定会很满意这个结论。你就是他们需要的烟幕弹，这会让他们乐得合不拢嘴。你不知道我在说什么，但是我知道。他们搞砸了一切，即使想亡羊补牢，也没可能了，况且他们不想。在还没等你报出全名之前，他们就会逼出一份口供。然后接下来的第三个星期二，你就会在圣昆丁监狱里蹲上一辈子。”

“我之前告诉过你我不是墨西哥人，我是智利人，来自瓦尔帕莱索附近的比尼亚德尔马
[1] 。”

“刀，坎迪。我都知道，你现在自由了。你存了一笔钱，大概家里有八个兄弟姐妹。聪明点，回到你来的地方去，这份工作结束了。”

“还有很多工作。”他平静地说，然后伸出手，把刀放进我的手里。“为了你，我才这么做。”

我把刀放进口袋。他朝上看着阳台。“那位女士——现在我们应该怎么做？”

“不怎么做，我们什么也不做。那位女士非常疲惫，她最近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她不想被打扰。”

“我们得报警。”斯潘塞坚定地说。

“为什么？”

“老天爷，马洛——我们必须得这样做。”

“明天再说，拿好文稿我们走。”

“我们得报警，这世上还有法律。”

“我们不一定得这么做。我们的证据还不够拍死一只苍蝇。让执法人员负责自己的脏活吧，让律师自己去想办法。他们写法律，就是让其他律师在另一群被称为法官的律师面前剖析，这样其他法官就可以说第一级法官错判了，最高法院又可以修改第二级法官的判罚。确实有个东西叫法律。我们简直快被它埋起来了。法律所做的事情大概就是让律师有碗饭吃。要不是有律师指导他们，那些犯罪团伙怎么为所欲为？”

斯潘塞生气地说道：“和这些都没关系，有个男人在这栋屋子里被杀，他碰巧是一个作家，一个非常成功且重要的作家，虽然这也没什么关系。他是个人，而你我都知道是谁杀了他，这世上还有正义。”

“明天。”

“如果你就让她那样逃掉的话，你简直和她一样坏。我开始有点怀疑你了，马洛。如果你保持警惕，你本来可以救他的。某种程度来说，你让她逃脱惩罚。就我所知，今天下午的这一整场表演仅仅是——表演。”

“没错。实际上是伪装好的爱情戏，你能看出来艾琳爱我如痴。等事态平静之后，我们可能会结婚。她应该家底不薄，从韦德家我还一分钱都没捞到呢，我有点等不及了。”

他摘下眼镜擦拭镜片。他又擦了擦眼睛下方凹陷处渗出的汗珠，重新架好眼镜，盯着地板。

“我错了，”他说，“我今天下午受到的打击有点大，光是知道罗杰自杀已经够糟糕了，这另一个版本的故事让我感觉耻辱——光是知道就觉得耻辱。”他抬起头看看我。“我能相信你吗？”

“做什么？”

“正确的事情——不管是什么。”他躬身拾起那沓黄色的稿纸，塞在胳膊底下。“不，忘了吧，我猜你知道你在做什么。我是一个挺好的出版商，但这超出了我的能力范围。我猜我也只不过是一个该死的妄自尊大的人。”

他经过我身边，坎迪把路让开，然后快速走到前门替他开门。斯潘塞跨出门的时候朝他快速点了点头，我停在坎迪身旁，望着他深黑色发亮的眼睛。

“别耍把戏，朋友。”我说。

“那位女士累了，”他平静地说，“她回到了她的房间，没人打扰她。我什么也不知道，先生。我什么都不记得……一切如你所说，先生。”

我把兜里的刀拿出来递给他，他笑了笑。

“没人相信我，但是我相信你，坎迪。”

“我也是，先生，非常感谢。”

斯潘塞已经在车里等我，我钻了进去，启动引擎，倒出车道，载他回到比弗利山庄。我让他在宾馆的侧门下了车。

“回来的路上我一直在想，”他走出车门时说，“她肯定是有点疯了，我猜他们绝对不会给她定罪。”

“他们连试都懒得试，”我说，“但是她不知道。”

他胳膊下面夹着黄色的稿纸，费了很大力气才从车里下去，整理好之后朝我点点头。我看着他离开，打开门走了进去。我松开老奥兹的刹车，驶离白色的路栏，那是我最后一次见到霍华德·斯潘塞。

我很晚才到家，疲惫又沮丧。这就是那种连空气都略显沉重的晚上，夜间的噪音好像含糊而遥远。月亮高悬，蒙着一层不近人情的薄雾。我在地板上踱步，放了几张唱片，几乎什么也没听到，只听见好像哪里传来持续的滴答声，但是房间里没有滴答的东西，一定是从我脑中传来的，我是一对一的死亡看守。

我想起第一次见到艾琳时的情景，接着想起第二次、第三次和第四次。但是在那之后，她的轮廓就渐渐不清晰了，也显得不怎么真实。一旦你知道某人是凶手，他就会变得不真实起来。有人杀人是因为仇恨，有人是因为惧怕或者贪婪。有些狡猾的凶手事先计划，指望逍遥法外，愤怒的凶手毫不思考，还有那种爱上死亡的凶手，对他们来说谋杀类似自杀。某种意义上来讲，他们都疯了，但不是斯潘塞说的那种。

当我最终上床休息时，天快要亮了。

刺耳的电话铃把我从睡眠那口黑漆漆的井中拽起来。我在床上滚了一圈，胡乱摸索着拖鞋，意识到自己不过睡了几个钟头。我感觉自己像是在苍蝇馆子里吃的一顿没消化好的饭。我的眼皮粘在一起，嘴巴里满是沙子。我勉强站起来，慢慢走进客厅，拿起听筒，说：“别挂。”

我把听筒放下，走进盥洗室，用凉水拍了拍脸。窗户外面有修剪东西的声音，一下、两下、三下。我心不在焉地向外望，看见了一张面无表情的棕色脸庞。原来是一周来一次的日本园丁，那个“冷酷哈利”。他正在修剪黄钟花——用日本园丁修剪黄钟花的方式。你请他四次，他每次都说，“下周。”然后他早上六点出现在你卧室外面修剪花木。

我把脸擦干，回去继续听电话。

“怎么了？”

“我是坎迪，先生。”

“早上好，坎迪。”

“La señora es muerta。”
[2]

死。多么冰冷、绝望、无声的词汇，在任何一种语言里都是。那位女士死了。

“希望不是你干的。”

“我想是药物，叫杜冷丁。估计瓶子里有四十到五十颗。现在瓶子空了，前一晚她什么也没吃。今天早上我上楼，从窗户往里看，她身上穿着和昨天下午一样的衣服。我撬开纱窗，发现夫人已经死了。冷得就像冰水。”

冷得就像冰水。“你喊人了吗？”

“是的，洛林医生。他喊了警察，还没有到。”

“哈，洛林医生。总是晚一步的家伙。”

“我没给他看那封信。”坎迪说。

“给谁的信？”

“斯潘塞先生。”

“把它给警察，坎迪，别让洛林医生拿到信。给警察。还有一件事，坎迪。别躲起来，别说任何谎话。我们昨天都在，说出实情。这次说出真相，全部真相。”

中间有一阵停顿，然后他说：“是的，我明白了，后会有期，朋友。”他挂了电话。

我拨通了丽兹-比弗利的电话，找霍华德·斯潘塞。

“请稍等。我给你转接前台。”

一个男声说：“这里是前台，我能效劳吗？”

“我想找霍华德·斯潘塞，我知道有点早，但是事出紧急。”

“斯潘塞先生昨晚就结账离开了。他今早八点飞纽约的航班。”

“噢，抱歉，我不知道。”

我走到厨房煮了点咖啡——一杯又一杯。浓重、苦涩、滚烫、无情、腐朽，累极之人的生命源泉。

几个小时之后，伯尼·奥尔斯给我打电话。

“好吧，聪明人，”他说，“来这里受受罪吧。”

注释

[1] 位于智利中部的太平洋沿岸城市。南美著名的旅游城市之一，西班牙语意即“海边葡萄园”。

[2] 原文为西班牙语，意为那位女士死了。

44

像上次一样，只不过这次是个白天，地点换在埃尔南德斯警监的办公室，治安官还在圣塔芭芭拉参加狂欢节开幕仪式。埃尔南德斯警监和伯尼·奥尔斯在，还有一个验尸官办公室的人。洛林医生看起来就像为人堕胎被抓了现行。还有一个叫罗福的人，地方检察官办公室派来的代表，一个面无表情的瘦高个儿，传闻说他的兄弟是中央大道地区的非法摇彩业的大佬。

埃尔南德斯面前有几张手写的字条，粉色带毛边的纸，字是用绿色墨水写的。

“这不是什么正式流程，”等所有人都找了个舒服的姿势安顿在硬椅子里之后，埃尔南德斯说，“没有速记，也没有录音设备。畅所欲言。韦斯大夫代表验尸官，他来决定是否需要审理，韦斯大夫？”

他微胖、愉快、能力不凡的样子。“审理没必要，”他说，“每个表面证据都指向麻醉药品中毒。救护车到的时候，那女人还有很微弱的呼吸。她深度昏迷，所有的反射都消失了。在那种情况下，救活率连百分之一都不到。她的皮肤冰冷，不仔细观察，已经看不到呼吸迹象。家仆以为她死了，其实她在大约一个小时之后才死。我知道那位女士时常有严重的支气管哮喘发作，洛林医生给她开杜冷丁用作急救药物。”

“她到底服用了多少杜冷丁，有信息或者推断吗，韦斯大夫？”

“致命的剂量。”他说，似乎笑了一下。“在不知道既往病史、先天和后天耐受性的情况下，无法很快确认服用剂量。根据她留下的自白，她服用了二三百毫克，对于一个没有药瘾的人来说，这是最低致死量的四到五倍。”他用目光质问洛林医生。

“韦德夫人没有对药物上瘾，”洛林医生冷冷地说，“处方剂量是一到两片五十毫克的片剂。在二十四小时内，三到四片是我允许的最大剂量。”

“但你一次给了她五十片，”埃尔南德斯警监说，“这种药品开这么大剂量很危险，你不觉得吗？她的支气管哮喘有多严重，医生？”

洛林医生轻蔑地笑着。“断断续续的，就像所有哮喘一样，从没有发展成所谓持续哮喘状态，那种患者面临窒息危险的情况。”

“有什么要说的吗，韦斯大夫？”

“这样的话，”韦斯大夫慢条斯理地说，“假设没有字条，我们也无法证明她到底吞了多少药片，那可能是意外服用过量。这种药品的安全范围并不大，我们明天就能得到准确信息了。老天，埃尔南德斯，你不会想压下这张字条吧？”

埃尔南德斯低着头怒视桌子。“我只是在想，我以前都不知道麻醉药物是哮喘的常规治疗手段，人真是每天都在学习啊。”

洛林的脸红了。“急救药物，我说过了，警监。医生不能随时在身边，但哮喘可能随时发作。”

埃尔南德斯很快地瞥了他一眼，转身看着罗福。“如果我把这张字条给媒体，你们办公室会怎么样？”

地方检察官办公室的代表用空洞的眼神扫了我一眼。“这个家伙在这里干什么，埃尔南德斯？”

“我请他来的。”

“我怎么知道他不会把我们在这里讲的话都复述给记者？”

“是的，他口才不错，你知道的——上次你抓他进牢的时候。”

罗福咧嘴笑了笑，清了清嗓子。“我已经读过所谓自白，”他用词仔细，“我一个字儿也不信。在情感疲惫、丧偶、用药、战时英格兰的紧张生活、秘密婚姻、旧情人回归等等一系列事件之后，毫无疑问她自责过重，只能通过一种转移作用来救赎自己。”

他停下来，环顾四周，但他看到的只是面无表情的脸。“我无法代表地方检察官的意见，但我感觉即使这个女人还活着，这份自白也不能作为指控的证据。”

“而且既然你已经相信一份自白，你就不会再想费心去相信另一份与之矛盾的自白。”埃尔南德斯讽刺道。

“放轻松，埃尔南德斯。任何执法机构都得考虑公共关系，如果报纸刊出这份自白，我们就有麻烦了，这是肯定的。有好多野心勃勃的改革团体就在等机会给我们插上一刀。我们的大陪审团已经因为你们风化组警督上周挨的那顿毒打而坐立不安了，事情发生在十天之前。”

埃尔南德斯说：“好吧，东西归你，签一下这张收据。”

他把粉红毛边纸叠在一起，罗福低头签字。他拿起粉红纸，折好放进胸袋，然后走了出去。

韦斯大夫站起身。他坚强、善良、给人留不下深刻影响。“我们上次对韦德家的审问操之过急，”他说，“我猜这次我们可以省去审问。”

他对奥尔斯和埃尔南德斯点点头，正式地和洛林握握手，然后走了出去。洛林站起来往外走，然后犹豫了一下。

“我理解你可以告诉某个利益相关方不会有就此事进一步的调查？”他生硬地说。

“不好意思让你的病人等这么久，医生。”

“你还没回答我的问题，”洛林尖锐地说，“我最后警告你——”

“赶紧消失吧，伙计。”埃尔南德斯说。

洛林医生因为惊吓打了个战，然后转身摸索着离开了房间。门关上后，有半分钟没有人说话，埃尔南德斯抖抖身子，点燃了一根香烟，然后他看着我。

“那么？”他说。

“什么那么？”

“你在等什么？”

“这就是结局，接下来呢？结束了？完蛋了。”

“告诉他，伯尼。”

“是的，当然这就是结局，”奥尔斯说，“我本来都安排好一切准备审问她了。韦德没有自杀，脑子里有太多酒精。但是就像我告诉你的那样，动机是什么？她的自白可能有细节错误，但是证明她确实暗中监视他们，她知道恩西诺客宅的布局。伦诺克斯的老婆抢走了她的两个男人。在客宅中发生的事情你差不多可以想象。你忘了问斯潘塞一个问题。韦德到底有没有一把毛瑟P.P.K手枪？是的，他有一把小毛瑟自动枪，今天我们已经和斯潘塞通了电话。韦德喝醉酒就断片。这可怜不幸的混蛋要么认为自己杀了西尔维娅·伦诺克斯，要么他真的杀了她，或者他有理由知道是他老婆干的。不管他怎么想，都得实话实说。当然，他很久之前就开始酗酒，但那是因为他娶了个冰美人啊。那个墨西哥人了若指掌，小混蛋几乎知道一切。那个梦一般的女孩，有一部分的她属于当下和这里，但是很大一部分已经留在了当时和那里。就算她还有欲望，也不是因为她丈夫。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我没有回答他。

“你他妈的差点把她弄到手，对吧？”

我仍一言未发。

奥尔斯和埃尔南德斯都酸酸地一笑，“我们也不是没脑子，”奥尔斯说，“我们知道她宽衣解带的故事有真实的成分。你能言善辩，他就任你占了上风。他痛苦而迷茫，因为他喜欢韦德，只是想把事情弄清楚。等他弄清楚之后，他会用刀来解决问题，这对于他来说是私人恩怨。他从来不泄露韦德的秘密，而韦德夫人会，她故意这么做，把事情搞砸来迷惑韦德。这些事情都相互关联，我猜到最后她害怕他。韦德从来没有把她推下楼梯，那是一场意外。她滑了一跤，那个家伙试图抓住她，坎迪也看见了。”

“这些都无法解释她为什么想让我待在身边。”

“我能想到几个理由。其中之一是老生常谈，每个警察都遇见过一百多次这样的情况。她对你把握不准，你是一个帮助伦诺克斯逃跑的家伙，他的朋友，某种程度上是他的亲信。他知道什么，他又告诉了你什么？他拿走了那把杀死西尔维亚的枪，而且知道枪被用过。她可能以为对方是为她这么做的。这一来他就会知道枪是她用过的。当他自杀的时候，她确定了。但是你呢？你还是那个悬而未决的棘手问题。她想让你说出实情，她还有魅力可以施展，而她的处境又可以作为接近你的借口。如果她需要替罪羊，你就是。你简直可以说她在收集替罪羊。”

“她想得可能没那么多。”我说。

奥尔斯把烟折成两半，开始嚼其中一半。另一半他塞进了耳后。

“另一个理由是她需要一个男人，一个高大强壮的男人用双臂紧紧压住她，让她可以重温旧梦。”

“她恨我，”我说，“这个说法我不信。”

“当然，”埃尔南德斯干巴巴地说，“你拒绝了她，但她本来可以克服这种羞辱，而你又当面把一切抖出来，还有斯潘塞在场。”

“你们两个最近看心理医生了吗？”

“老天，”奥尔斯说，“你没听说吗？这段时间我们可被他们烦得不行，有两位同事就是心理医生。这已经超出警察的业务范围了，已经像是医疗业的分支。他们穿梭于监狱、法庭和审问室，写长达十五页的报告，大谈某个不良少年为什么抢劫酒铺或强暴女生，或者向高年级兜售药品。再过十年埃尔南德斯和我这样的警察就要帮人去做罗尔沙赫氏心理测试
[1] 和词语联想测验
[2] ，而不是拉单杠和练习打靶。我们出去办案，会带小黑包，里面装着便携测谎仪和几瓶吐真剂。真可惜我们没抓到那四个揍大威利·马贡的小混混，否则或许可以调教他们，叫他们爱自己的母亲。”

“我能走了吗？”

“你现在还有什么不相信的？”埃尔南德斯问，一边弹着一根橡皮筋。

“我全信，这个案子结束了，她死了，他们全死了。剩下的照规矩办就好，没什么可做的，不过是回家忘掉发生的一切，我会这么做。”

奥尔斯从耳后取下另一截香烟，看起来好像在思考，它是怎么跑到那里去的，然后把它扔到背后。

“你在抱怨什么？”埃尔南德斯说，“要不是最近没枪可用，她说不定能来个完美的犯罪。”

“还有，”奥尔斯铁青着脸说，“昨天电话还能用呢。”

“噢，当然，”我说，“你们接到电话会飞奔而来，发现一个什么都没有承认，只是一堆凌乱蠢话堆砌起来的故事。今天早上你拿到了一份我猜很完整的自白，你还没有让我看。但是如果只是一封情书的话，你不会打电话给地方检察官。如果警方仔细调查过伦诺克斯案，一定会找到他的参战记录，查出他是怎么受伤的等等，在这些线索中，自然有一条牵涉到韦德这家人。罗杰·韦德知道保罗·马斯顿是谁。另一个我碰巧认识的私家侦探也知道。”

“有可能，”埃尔南德斯承认，“但是，警察不这样做调查。即使没有逼着让你结案的压力，你也不会在一桩一目了然的案子上浪费时间。我已经调查了几百起凶杀案，有些很完整、干净利落，正如教科书上所述。大多数都是有些地方说得通，有些地方说不通。但是当你找到动机、手段、机会、逃跑方法、手写自白，还有紧随其后的自杀，你会置之不理。世界上任何一个警察局的人都没有时间和精力去质疑显而易见的事情。伦诺克斯杀人不成立的唯一理由不过是有人认为他为人和善，不会干这种事，而且其他人的嫌疑也同样明显。但其他人没有逃亡，没有写自白书，没有拿枪打烂自己的脑袋。而他这么做了。至于说他为人和善嘛，我想死在煤气室里、电椅或绞架上的凶手百分之六七十在邻居眼中跟富勒牙刷推销员一样无辜，就像罗杰夫人一样安静和无害，并且有教养。你想读一读她在信里写了什么？好吧，读吧，我得去一下大厅。”

他站起身，拉开抽屉，拿出一沓文件，放在桌子上。“这里有五份复印件，马洛。别让我撞见你在偷看它们。”

他开始往门那里走，然后转过脑袋和奥尔斯说：“你想和我一起去找派绍拉克谈谈吗？”

奥尔斯点点头，和他一起出去了。等办公室只剩下我一个人时，我打开文件夹的封面，看见了一份黑底白字的影印件。接着，我只是摸了摸边缘，数了数份数。有六份，每一份的几页纸都被夹子夹起来。我拿起一份卷起，塞进了我的口袋。接着我快速浏览了文件夹里的下一份。读完后，我坐回椅子上等待。大约十分钟后埃尔南德斯一个人回来了，他又坐在桌子后面，清点了文件夹里的影印件，然后把文件夹放回桌子内。

他抬起眼睛，看着我，没有任何表情，说：“满意了？”

“罗福知道你有这些吗？”

“不会从我这里知道，也不会从伯尼那里。伯尼亲手印的，怎么了？”

“如果有一份丢了怎么办？”

他不开心地笑笑。“不会的，就算丢，也不会是县治安官办公室弄丢的，地方检察官也有照片复印机。”

“你也不太喜欢地方检察官施普林格吧，对吗，警监？”

他看起来十分吃惊。“我？我喜欢所有人，包括你，赶紧从这里滚出去，我还有活要干呢。”

我站起来准备走，他突然说：“你这些天都带枪吗？”

“有时候。”

“大威利·马贡会带两把，我不明白为什么他不用。”

“我猜他觉得每个人都害怕他。”

“有可能。”埃尔南德斯漫不经心地说。他捡起一根橡皮筋，用两根大拇指拉开。他越绷越紧，最终皮筋一下子断裂。他揉了揉自己被弹回的皮筋打到的大拇指。“任何人的弦都可能绷断，”他说，“无论他看起来多么强大。回头见。”

我走出门，快速离开这栋建筑。

一朝替罪羊，永远替罪羊。

注释

[1] 罗尔沙赫氏心理测试（Rorschach Test）作为历史最悠久的心理测验工具，被绝大多数的心理学家使用，特别是在法庭上。其方式是叫人解释墨水点绘的图形以判断其性格。

[2] 词语联想测验（word associations）是指给被测试对象一连串的词语，让被调查者回答其最初联想到的词语，由此对其进行心理测评。

45

回到位于卡浑加大楼的办公室，我照例玩晨间邮件双杀
[1] 。从信箱到桌子再到废纸篓，从汀克传给埃弗斯再给钱斯。我在桌子上清理出一片没有杂物的地方，展平影印件放在上面，卷起来的时候就很小心不让它留下任何折痕。

我又从头到尾读了一遍，细节足够，合情合理，能让每个开放包容的心灵接受。出于一阵强烈的妒火，艾琳·韦德杀死了特里的妻子，接着，当时机成熟，她杀了罗杰，因为她确定他已知情。枪支走火，子弹穿透天花板的那个晚上就是她计划的一部分。但为什么罗杰·韦德无所作为，任由她完成计划？没有答案，并永远无法得到回答。他一定是已经知道事情的结局，于是他不再抵抗，漠不关心。文字是他的职责，凡事他都会写两笔，但唯独在这件事情上他保持缄默。

她写道：

上次给我开的杜冷丁还剩下四十六片，现在我打算全部吞下，在床上躺好。门锁着，很快我就没救了。霍华德，这些都会被原谅的。当我写这张字条的时候，死神就站在我旁边。字字真实，我没什么可后悔——大概除了我没能同时干掉他们几个。我对保罗，或者你称之为特里·伦诺克斯的人也不抱遗憾。他只是一具躯壳，一具我曾经爱过并结为连理的男人的躯壳。他对我来说毫无意义。在那个他从战场回来之后我唯一一次见到他的下午，我隔了一会儿才认出他，他却立刻认出我来。他本来应该在挪威的大雪中英年早逝，成为被死亡夺走的爱人。他回来之后成了赌徒的朋友，有钱荡妇的丈夫，被宠坏和毁掉的男人，也可能从某种意义上，他在过去的一生中就是个骗子。时光让一切起皱，变得粗鄙。霍华德，生命的悲剧不在于美好的事物过早凋零，而在于它们变得苍老低贱。这不会发生在我身上。再见，霍华德。

我把复印件放进抽屉锁了起来。午餐时间到了，但是我没有心情。我从抽屉深处取出办公室备用酒，倒了一杯，然后拿起桌边挂钩上的电话簿，查《日报》的号码。我拨通后，请总机小姐接朗尼·摩根。

“摩根先生要到大概四点才回来。你可以试着打给市政厅的新闻中心。”

我打过去，找到了他，他还清晰地记得我。“听说你最近很忙。”

“我这里有东西要给你，如果你想要的话。我并不认为你想要。”

“是吗？比如说？”

“承认两起谋杀的自白书。”

“你在哪里？”

我告诉了他，他想要更多信息。我不能在电话里和他说。他说自己现在不负责报道犯罪新闻。我说他仍然是一个新闻人，并且供职于市里唯一一家独立报纸，他还是想争辩。

“你从哪里搞到这个的？我怎么知道它值得我花时间？”

“地方检察官的办公室有原件，他们不会发布。这揭露了几个他们想尘封的秘密。”

“我一会儿回电话，我得问问头儿。”

我们挂了电话，我走进一家杂货店，吃了一个鸡肉沙拉三明治，喝了些咖啡。咖啡有点煮得过火，三明治味太重，就像从旧衬衫上扯下来的。只要是烤过，用几根牙签固定住，还夹几根生菜的东西，美国人都会吃，最好生菜还有些枯萎。

大概三点半的时候朗尼·摩根来见我。他还是那个样子，瘦瘦长长像金属丝，面无表情，就像那天晚上他载我从看守所回家时一样。他无精打采地握了握我的手，从一个皱巴巴的纸包里翻找香烟。

“谢尔曼先生——也就是总编辑——说我可以找你，看你手上有什么。”

“除非你同意我的条件，不然不能登报。”我打开书桌抽屉，把复印件递给他。他快速读完四页，然后慢慢再过了一遍。看起来异常兴奋——兴奋得有点儿像廉价葬礼上的殡仪员。

“电话给我。”

我把电话推过书桌。他拨通电话，等了一会儿，然后说：

“我是摩根，让我和谢尔曼先生说话。”他等了等，换成另一个女人接电话，然后接上总编。他让总编换一部电话打回来。他挂断，把电话放在大腿上，食指按着叉簧，电话又响了，他把听筒拿到耳边。

“是这样的，谢尔曼先生。”

他缓慢而清晰地读着，最后有一阵停顿，接着说：“请等等，先生。”他把电话放下，看着桌子另一边的我。“他想知道你是怎么搞到这份文件的。”

我把手伸到桌子对面，从他手里拿回复印件。“跟他说这事和他没半点关系，出处是另外一码事，页面背后的印章能说明情况。”

“谢尔曼先生，这明显是洛杉矶县治安官办公室的官方文件，我猜我们可以轻而易举地证实它的真实性。而且，这是有代价的。”

他又听了一会儿然后说：“好的，先生，就在这里。”他把电话推回书桌。“他想和你聊聊。”

一个不容挑战的粗鲁声音。“马洛先生，你有什么条件？记住，《日报》是洛杉矶唯一一家会考虑碰这件事的报纸。”

“你们没怎么报道伦诺克斯案，谢尔曼先生。”

“我知道，但在那个节骨眼上，报道只是为了渲染丑闻，罪犯的身份确凿。如果你的文件真实，我们就会有一个很不一样的故事。你的条件是什么？”

“要么你们把整份自白书的复印件以照片形式完整刊登出来，要么就不刊。”

“我们会证明文件的真实性，你明白吗？”

“我不懂怎么证明，谢尔曼先生。如果你去问地方检察官，他要么否认，要么会公开复印件给市里所有的报纸，他得例行公事。如果你去问县治安官办公室，他们会把决定权交给地方检察官。”

“别担心这个，马洛先生。我们有我们的办法。你的条件是什么？”

“我刚才说了。”

“噢，你不想要回报？”

“不需要物质回报。”

“好吧，我想你最清楚你自己的事情。能再让摩根接电话吗？”

我把电话还给朗尼·摩根。

他简短地说了两句，挂上电话。“他同意了，”他说，“我把复印件拿走，他去核查。他会按照你说的去做。如果把图片缩成原尺寸一半的话，大概会占去头版的半个版面。”

我把复印件还给他，他一手拿着一手拉拉自己长长的鼻头。“我说我觉得你是个该死的蠢货，介意吗？”

“我赞同。”

“你改主意还来得及。”

“不。还记得你从县看守所送我回家的那个晚上吗？你说我有个朋友要告别。我还从未和他彻底告别过。如果你刊登了这份复印件，那就等于告别了。真是过了好久——好久好久了。”

“好吧，伙计。”他不诚实地露齿一笑，“但我仍然觉得你是个大傻瓜，要我告诉你为什么吗？”

“但说无妨。”

“我对你的了解比你想象得深，这就是新闻从业者的悲哀，你知道的总比你能报道的多。你愤世嫉俗，如果这份自白在《日报》上刊登出来，很多人都会非常愤怒：地方检察官、验尸官、县治安官办公室的那伙人、一位有权有势的叫波特的普通公民，还有门涅德斯和斯塔尔那两个恶棍。你很可能再进医院或监狱。”

“我不这么认为。”

“你愿意怎么想就怎么想，伙计。我只是告诉你我的想法。地方检察官会很生气，因为他已经了结伦诺克斯案，就算自杀和伦诺克斯的自白让他的结论看起来正当合理，很多人还是想知道伦诺克斯，这个清白的人，为什么要承认罪行，他是怎么死的，是自杀还是他杀，为什么没有针对案情的调查，为什么整件事情这么快就销声匿迹。还有，如果复印件的原件来自他那儿，他会觉得被县治安官的人出卖了。”

“你不一定要把背后的认证章也印出来。”

“我们不会，我们和县治安官关系不错，我们觉得他是个正直的人。我们不会因为他拿门涅德斯这号人没办法就怪罪他。只要所有形式的赌博在某些地方合法，或者某些形式的赌博在所有地方合法，那么没人可以消灭它。你从县治安官办公室里偷东西，我不明白你怎么才能逃过此劫，想告诉我吗？”

“不。”

“好吧，验尸官会很恼火，因为他在韦德自杀案上犯了错误，在这件事上地方检察官也帮了他一把。哈兰·波特不会很高兴，因为他费力了结的案子又被捅开了。门涅德斯和斯塔尔也会很不爽，但原因不详，不过你说你被他们警告过。当那些家伙对某人不满的时候，那个人就会有苦头吃，很可能你的下场和大威利·马贡一样。”

“马贡为了他的工作付出了过于惨重的代价。”

“为什么呢？”摩根拖长声调说，“因为这些家伙就是想把事情闹大。如果他们花工夫劝你罢手，你就罢手吧。如果你不听劝，他们还听之任之的话，那他们岂不是太软弱了。这些运筹帷幄的狠角色、背后掌舵的大佬，还有董事会的主席，他们可都不用软蛋。他们都是危险人物，还有这个叫克里斯·马迪的人。”

“他在内华达一手遮天，我听说过。”

“没错，伙计。马迪是个好人，但他知道怎样才是为内华达好。那些在里诺和韦加斯的有钱流氓都不敢惹他。如果惹了他，他们的赋税会飙升，而警察保护骤降。接着东部的大官就会觉得需要做些改变。没法和克里斯·马迪和平共处的商人根本就不懂经营之道。把他赶走，换个人来。把他赶走只有一个意思，那就是装进一个木匣里。”

“他们从没听说过我。”我说。

摩根皱皱眉，上下挥动着胳膊，做出没什么意义的姿势。“他们不需要。马迪在内华达的太浩湖边和哈兰·波特做邻居。他们可能偶尔还打个招呼呢。马迪手下的人可能从波特手下的人那里打听到一个名叫马洛的小混混太爱管闲事了。也可能这句闲话通过电话传到了洛杉矶的某栋公寓内，一个满身肌肉的壮汉得到暗示，准备和两三个好哥们儿一起去练练身手。如果有人想打烂你，这些壮汉不需要理由，对于他们来说这就是日常工作。心里别不舒服，就坐在那儿等人拧断你的胳膊吧，你想收回吗？”

他把复印件拿出来。

“你知道我想要什么。”我说。

摩根缓缓起身，把复印件放进内侧口袋，说：“可能是我错了，你应该知道得比我更多。我不知道哈兰·波特这样的人怎么看问题。”

“横眉怒目地看，”我说，“我见过他。但是他不会养一个打手队，这和他想要的生活方式并不协调。”

“在我看来，”摩根犀利地说，“用一通电话停止谋杀调查和打昏一个证人没什么区别，只是途径不同。再见——但愿如此。”

他离开办公室，就像被风刮走一样快。

注释

[1] 双杀（Double Play），棒球术语，指守场员无失误而使攻队两名队员连续出局的防守行为。

46

我开车往维克多酒吧走，想来一杯螺丝锥子，坐等早报的晚间版上市，不过酒吧人多嘈杂，没什么意思。我熟悉的那个酒保过来打招呼的时候，他喊出了我的名字。

“你喜欢加一点苦味酒，对吧？”

“一般我不加，不过今晚加双份苦味酒。”

“我最近没见到你那位朋友，带绿宝石的那个。”

“我也没有。”

他转身离开，回来的时候端着酒。我轻啄酒杯，想慢慢喝，因为不想脸泛红晕。要么就喝醉，要么就保持清醒。过了一会儿，我又点了一杯一样的。六点刚过，报童走进酒吧。其中一个酒保大声嚷嚷着让他离开，但是他在被一个服务生抓住并赶出去之前，成功地招揽了一些客户，我就是其中之一。我展开《日报》，看了一眼头版，他们成功刊出了整张复印件，颜色被反转，变成了白底黑字。大小调整之后刚好占据页面的上半部分。另一页上有一行简短而直白的社论，还有一页上有朗尼·摩根署名的半个专栏。

我喝完酒离开，去另一个地方吃晚饭，然后开车回家。

朗尼·摩根的文章是对伦诺克斯案和韦德·罗杰“自杀案”的客观重述，内容是已发表的事实。没有添油加醋，没有逻辑推理，也没有追责，只是言简意赅、事务性的报道。社论则是另一种质疑的风格——问的都是在公职人员出丑时报纸会步步进逼的问题。

大概九点半的时候电话响了，伯尼·奥尔斯说他会在回家时顺路来一趟。

“看《日报》了吗？”他吞吞吐吐地问，然后没等我回答就挂了电话。

他到了以后，抱怨了几句台阶，说他想喝杯咖啡，如果我有的话。我说我去煮一点。我煮之时，他在屋里走来走去，好不自在。

“对于可能遭人记恨的人来说，你的生活太孤单了。”他说，“翻过后山是什么？”

“另一条街，怎么了？”

“只是问问。你的灌木需要修剪了。”

我把咖啡端进起居室，他停下脚步，小口喝着。他点燃了一根我的香烟开始大口吮吸，一两分钟之后，把它熄灭。“事已至此，我已什么都不在乎，”他说，“可能是因为电视广告，让你憎恨所有他们兜售的产品。天哪，他们肯定觉得公众都是低能儿。每次有穿着白大褂、脖子上挂着听诊器的混蛋拿出什么牙膏或者一盒香烟、一瓶啤酒，或是一瓶漱口水、一瓶洗发液、一小盒能把肥胖摔跤选手变得和山中丁香一样芬芳的东西，我都会提醒自己再也不要买。妈的，就算我喜欢我也不买。你看《日报》了吗，啊？”

“我的一个朋友告诉了我，一个记者。”

“你还有朋友？”他惊讶地问，“没告诉你他们怎么找到材料的，是吗？”

“没，在这种情况下他没有必要告诉你。”

“施普林格暴跳如雷。今天早上拿到信的副检察官罗福宣称他直接拿给了他的头儿，但这让人浮想联翩，《日报》刊登出来的复印件看起来简直就是原件的复印件。”

我喝了一口咖啡，什么也没说。

“他罪有应得，”奥尔斯接着说，“施普林格本应该自己来处理。我并不认为是罗福泄露的，他也是个政客。”他木然地瞪着我。

“你来这里做什么，伯尼？你不喜欢我。我们曾是朋友——就像任何人都可以和一个硬汉警察交朋友一样，但是现在有点变味了。”

他身体向前探，微笑着——看起来像一匹狼。“没有警察喜欢平民背着他干警察的活儿。如果在韦德死的时候你就把韦德和那个伦诺克斯荡妇的关系告诉我，我本可以查得一清二楚。如果你告诉我韦德夫人和这个特里·伦诺克斯的关系，我本可以让她逃不出我的掌心——活生生的。如果你一开始就全盘招供，韦德本可能还活着，更别说伦诺克斯。你觉得你挺机灵的，是吗？”

“你想让我说什么？”

“没什么，一切都太晚了。我告诉过你，一个聪明人从不会骗别人，只会骗他自己。我曾直白地跟你说得清清楚楚，但看来没什么用。现在你要是放聪明点，最好赶紧离开这里。没人喜欢你，而且有些人不喜欢谁就会有所行动，有人已经报信给我了。”

“我没那么重要，伯尼，我们别撕破脸皮。直到韦德身亡，你都不想调查这个案子。在那之后，这一切对于你、验尸官和地方检察官都已经没那么重要。也许我犯过一些错，但是真相总会水落石出，你本来昨天下午就可以抓她——但凭据是什么？”

“凭据就是你本应该告诉我们关于她的信息。”

“我？我背着你们调查出来的东西？”

他突然站起来，脸色通红。“好的，聪明家伙，她本可以活下来。我们可以以杀人嫌疑起诉她，但你想让她死，你这个废物，你心里清楚。”

“我想让她安静地自我审视一番。至于她怎么做那是她的事情。我想为一位无辜之人洗脱罪名。先前我完全不在乎用什么手段，现在也是。你想好怎么处理我的时候，随时来找我。”

“那些暴徒自会处理你，老兄。我用不着费心。你自认为没重要到会给他们制造麻烦。作为一个叫马洛的私家侦探，确实，你没那么重要。不过作为一个被警告过要适可而止，但还是在报纸上让他们颜面尽失的家伙，可就不一样了。你伤害了他们的自尊。”

“那太可惜了，”我说，“只是想想就让我觉得心在滴血，用你的话说。”

他走到门边，打开门，站在那里向下看看红木台阶，眺望马路对面山上的树，又抬眼看道路尽头的山坡。

“很好很安静，”他说，“静得刚刚好。”

他走下台阶，钻进车里，驱车离开。警察从来不说再见。他们总是希望能在等待被指认的嫌犯队伍中再次见到你。

47

第二天，日子一度变得生动起来，地方检察官施普林格召集了早间新闻发布会，发布了一项声明。他就是那种黑里透红，眉毛粗黑，而头发提早灰白的大个子，他们总是精于政治权术。

我已读过那份据称是一个不幸运且不幸福的女人的自白，她刚刚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文件的真实性尚无定论。就算是真的，那也明显来自一颗失常的心灵。我愿意相信刊登这份文件的报社是好意，尽管文件本身前后矛盾、疑点重重，这些我就不一一列举，徒增你们的负担了。检察官办公室，还有我可敬的助理、县治安官彼得森的员工将马上确定这封自白的真伪。如果是艾琳·韦德的亲笔信，那我得说她写作时头脑并不清醒，笔也拿不稳。这位不幸的女士发现自己的丈夫自杀，倒在血泊中只有几周而已，想象一下在这种痛苦灾难之后她所承受的惊吓、绝望，还有彻头彻尾的孤独！既然他们已经在苦涩的死亡中相聚，那何必去搅扰这些死人的灰烬呢？除了能让这家快要倒闭的报社增加一些微薄的销量，我的朋友，这还有什么意义？什么也没有，我的朋友，毫无意义。就这样吧，就像奥菲莉亚在那出不朽的威廉·莎士比亚所写的剧作《哈姆雷特》中一样，艾琳·韦德用别致的方式佩上了她的芸香
[1] 。我的政敌想从这一别致中大做文章，但我的朋友和支持者是不会被欺骗的。他们知道我们的办公室一直是明智而沉稳的执法机构的代名词，追求仁慈的公正，维护稳定、稳健和保守的政府。我并不清楚《日报》为谁发声，也不关心它所代表的价值观，一切留给明白的观众自行判断。

《日报》把这通胡扯刊登在早间版（它是全天候的报纸）。总编辑亨利·谢尔曼对施普林格的发言进行了署名答复。

地方检察官施普林格先生今天早上状态不错，他一表人才，男中音的声线着实迷人，他也没用任何无聊的事实烦扰我们。施普林格先生什么时候想验证文件的真实性，《日报》都会竭力相助。我们并不期待施普林格先生重新审理已经在他的批准下或者在他的指导下结案的案件，就像我们不期待施普林格先生会倒立于市政厅内一样。正如施普林格先生得体的陈词一样，扰动死人的灰烬又有什么意义呢？不过《日报》顾不得文雅，人都死了，找出凶手有啥意义呢？什么都没有，唯独正义与真相。

代表已逝的威廉·莎士比亚，《日报》想要感谢施普林格先生赞许地提到《哈姆雷特》，还有他基本正确，尽管不是完全正确地提到了奥菲莉亚。“你必须把芸香佩得别致一些”不是在说奥菲莉亚，而是她的一句台词，而她真实的意思从没被我们这些不够博学的头脑参透过，不过暂且不管它。听起来不错，而且有助于混淆视听。不知道我们是否会被允许引用，同样出自那部叫《哈姆雷特》的举世杰作，一句碰巧出自恶棍之口的金句：“当罪行发生时，让战斧落下。”

大概正午的时候，朗尼·摩根打电话过来，问我感觉如何。我告诉他我觉得这不会给施普林格造成任何麻烦。

“只有受过教育的人才明白，”朗尼·摩根说，“而他们早就知道他的底细。我是说你怎么样？”

“我挺好，坐在这儿等着柔软的钞票来蹭我的脸颊。”

“那不是我的意思。”

“我还挺健康，别想吓唬我。我已经得到了我想要的。如果伦诺克斯还活着的话，他可以径直走上前来朝着施普林格的眼镜啐一口。”

“你是为他才这么做的，事到如今施普林格已然知晓。他们想陷害一个不喜欢的人有一百种办法，我不明白为什么你肯花时间去做这件事情，伦诺克斯也不是什么好人。”

“那有什么关系？”

他沉默了一会儿，接着说：“对不起，马洛。恕我多嘴，祝你好运。”

我们道别之后挂了电话。

大概下午两点时，琳达·洛林打电话过来。“别提什么名字，谢谢，”她说，“我刚从北边的大湖飞回来，某人因为昨晚《日报》上的文章勃然大怒。我的准前夫撞在了枪口上。我走的时候那可怜虫一直在哭，他专门飞过去报告的。”

“什么意思，准前夫？”

“别傻了，父亲终于同意了。巴黎是一个低调离婚的好地方，所以我马上要去那儿。如果你还有一点理智，至少把你给我看的那张雕版巨钞花出去些，远走高飞。”

“这和我有什么关系？”

“第二个傻问题，马洛，你愚弄不了谁，只愚弄了自己。你知道他们是怎么射杀老虎的吗？”

“我怎么会知道？”

“他们把一只羊绑在木桩上，然后藏在帘子后面。那只羊肯定很惨。我喜欢你。我确实不清楚理由，但我就是喜欢。我讨厌你当那只羊。你那么努力去做正确的事——至少对你来说正确。”

“你真好，”我说，“不过我愿赌服输。”

“别逞英雄，你这傻瓜。”她语调变高，“不能因为我们认识的某个人宁可当替死鬼，你就要学他。”

“如果你在这边待得久一点，我请你喝酒。”

“在巴黎请我喝。巴黎秋天很美。”

“我也想啊。听说春天更美。我没去过，所以不知道。”

“照你的老路，永远去不了。”

“再见，琳达。希望你找到自己想要的东西。”

“再见。”她冷冷地说，“我一向能找到我想要的东西，可是找到后，我就不想要了。”

她挂了电话。剩下的一整天并无新事。我吃了晚饭，把老奥兹留在通宵停车场检查刹车带，改打车回家。街道和往常一样空旷。木质的邮箱里有些免费香皂券。我缓缓步上楼梯。一个温柔的夜晚，空气中微微有霾。山峦上的树木近乎静止。连微风也没有。我开了门锁，把门推开一条缝，然后站定。门开了大概十英寸，里面一片漆黑，也没有声响，但我感觉房间里有东西，也许是因为弹簧微微发出声响，也许是我看见屋内有白色夹克一闪而过，也许是在这么一个温暖安静的夜里，门后的屋内不够暖，不够安静，也许是空中飘来一丝人的气息，也许只是我紧张不安。

我沿门廊横着撤回地面，俯身贴在灌木上，什么也没有发生。里面的灯没有亮，四周的一切都没有动静。我左边的枪套内有一把枪，枪托朝前，是短管的警用点三八。我快速抽出枪，也没发挥什么作用。周围寂静如故，我断定自己是个傻子。我直起身子，正要抬脚准备返回前门，这时一辆车在街角转弯，快速开上了山坡，几乎无声地停在了我的台阶前。那是一辆黑色大轿车，轮廓看起来像凯迪拉克。可能是琳达·洛林的车，但有两点不像，没人开车门，而且朝我一侧的车窗紧紧地关着。我靠着灌木丛等待，竖耳倾听，可一点声响都没有。也没什么好等的，只是一辆静止不动的黑车停在了我的红木楼梯脚下，车窗紧闭。就算引擎还在转动，我也没听见。接着一道红色的探灯突然亮起，光束打在屋后二十英尺的地方。接着，这辆大车缓缓向后倒车，直到聚光灯可以扫过整栋房子的正面和房顶，一直向上。

警察不开凯迪拉克。带红色探灯的凯迪拉克是巨头、市长、警察局长，也许还有地方检察官的专利，可能还有流氓们。探灯扫视一切，我立马趴了下去，但它还是找到了我，停在我身上，没有下一步动作，车门也没开，屋内仍然一片寂静，一片黑暗。

接着汽笛低声响起，叫嚣一两秒后停了下来。接着终于，屋内灯光亮起，一个穿着白色无尾礼服的男人走到台阶上，看着墙面和灌木这一侧。

“进来吧，便宜货，”门涅德斯暗自发笑，“你有伴儿了。”

我本来可以轻而易举地崩掉他。然而他向后一闪，一切都太晚了——即使我本来可以这么做。接着车后座的玻璃摇了下来，我能够听见打开时嘭的一声响。接着一把全自动手枪走火，子弹打进了距离我三十英尺的斜坡上。“进来吧，便宜货，”门涅德斯站在门口说，“你无处可逃。”

于是我直起身子，走了进去，探灯精准地跟着我。我把枪放回皮带上的枪套内。我走上红木台阶，进了门，停在门内侧。一个男人坐在屋子正中央，跷着二郎腿，一杆枪斜靠在大腿上。他看起来又高又瘦，面相凶狠，皮肤显得干巴巴的，一看就是在阳光充足的地方生活过久。他身穿深棕色的华达呢风衣，拉链几乎开到了腰部附近。他正看着我，眼睛和枪都没有动，看起来像月光下的土坯墙一样冷静。

注释

[1] 原句为《哈姆雷特》中奥菲莉亚的一句话，“你必须把芸香佩得别致一些。”芸香象征悔恨，在原文中为奥菲莉亚对弑兄的国王所说，暗示他应该忏悔。

48

我盯他的时间有点长。只见有东西从我身旁快速闪过，但没看清楚，接着是肩膀处沉重的巨痛，整条胳膊到指尖都失去了知觉。我转身看着那个一脸凶相的墨西哥壮汉。他没笑，只是盯着我，握着点四五手枪的手垂落在身体一侧。他留有胡子，油亮的背头凸显头部的肿胀。他脑袋后面挂着一顶脏兮兮的阔边草帽，草帽的皮带子松垮垮地垂在满是汗味的缝制衬衣前。再没有比凶狠的墨西哥人更凶狠的人，就像没有比温柔的墨西哥人更温柔的人，没有比诚实的墨西哥人更诚实的人，尤其是没有比忧伤的墨西哥人更忧伤的人。他是那种狠角色，天下没有比他更难缠的人了。

我揉了揉胳膊，有些刺痛，痛感和麻木还在。如果我刚才试图去拔枪，可能会把枪掉在地上。

门涅德斯向打手伸出手，他好像看也没看，就把枪扔了过去，门涅德斯接住了。他站在我面前，脸上闪闪发光。“从哪里下手比较好，便宜货？”他的黑眼睛眨巴眨巴。

我只是看着他，这种问题没有必要回答。

“我问你问题呢，便宜货。”

我润湿了嘴唇，回问道：“阿戈斯蒂诺怎么啦？我以为他是帮你拿枪的。”

“奇克成了个软蛋。”他轻轻地说。

“他一向软弱——和他老板一副德行。”

坐在椅子里的男人眨了眨眼睛，似笑非笑。那个弄麻我胳膊的家伙既没有动，也没有说话。我知道他在呼吸，我能闻到。

“有人撞了你的胳膊，便宜货？”

“我被墨西哥玉米卷饼绊了一跤。”

他看都没看我一眼，漫不经心地用枪筒挥过我的脸。

“别和我套近乎，便宜货，你已经错过机会了。我早就好言相劝。当我大费周章登门拜访，让某人罢手——他会罢手，否则就趴下再也别想起来。”

我能感到一股血顺着我的脸颊向下流淌。我能感到颧骨上一记重拳留下的钝痛感，放射到我的整个脑袋。出手不重，但是他用的东西太硬。我还能说话，也没人拦我。

“你怎么会自己亲自下手呢，门迪？我以为这是收拾大威利·马贡的那种小走狗的苦力活。”

“这是私人恩怨，”他温柔地说，“我警告你是个人选择，马贡的事则是公事公办。他以为他能够对我推来搡去——他的衣服和车都是我掏的腰包，保险柜里的钱都是我塞的，房产的信托契约也是我搞定的。这些风化组的成员都一样，我甚至付了他孩子的学费。你以为这混蛋能有什么感恩之心。结果他做了什么？他跑到我的地盘上在我下属的面前扇了我一巴掌。”

“为什么？”我问他，莫名希望他能够把怒气撒在另一个人身上。

“就因为一个发胶女说我们的骰子做了手脚。那荡妇好像和他上过床，我把她请出了俱乐部——一个子儿都没要她的。”

“那也可以理解，”我说，“马贡应该不知道职业赌徒用的勾当，他不需要知道，但是我对你做了什么？”

他想了想又打我一下。“你让我很难堪，在我们这一行，从不对人告诫两次，就算是狠角色也不例外。要么他乖乖听令，要么就是你没能力掌控全局，没能力的话，你就滚蛋。”

“直觉告诉我事情不止这么简单，”我说，“不好意思我想伸手掏手绢。”

枪眼始终跟着我，我拿出一条手绢，擦了擦我脸上的鲜血。

“两毛五分钱的廉价货，”门涅德斯慢悠悠地说，“以为可以捉弄门迪·门涅德斯呢，让我被耻笑，把我当个大傻子。我应该对你动刀，便宜货。我应该活活把你剐成条块。”

“伦诺克斯是你的朋友，”我说，直视他的眼睛，“他死了。他像一只狗一样被埋起来，坟头上连个名字都没有。我为了证明他的清白做了点小事。这让你难堪了，哈？他救过你的命，现在他丢了自己的性命，这对你来说却毫无意义。对你有意义的只是当个大腕儿。你对谁都不在乎，除了你自己，你才不高大，你只是聒噪。”

他脸上的表情一下子凝固起来，抡圆了手臂想给我第三下，这次可铆足了劲，他的手还在向后摆，我向前半步，踢中了他的心窝。

我没有想，也没有计划，我不知道胜算如何或者我是否能成功。我只是受够了他叽里呱啦地瞎说，我很疼，流着血，也许我只是被打得昏了头。

他直不起腰来，大口喘气，枪从他手中跌落。他疯狂地摸索找枪，喉咙深处发出紧张的呻吟。我把膝盖顶到他脸上，他发出痛苦的尖叫。

椅子里的男人大笑，这让我很慌张。接着，他站了起来，拿起手中的枪。

“别弄死他，”他温和地说，“我们留他作活饵呢。”

接着，大厅的阴影中有动静，奥尔斯从门里出来，目光呆滞、面无表情、全然镇定。他低头看着门涅德斯。门涅德斯跪在地上，头紧贴地面。

“软蛋，”奥尔斯说，“稀泥一样的软蛋。”

“他不软弱，”我说，“他受伤了，任何人都可能受伤。大威利·马贡软弱吗？”

奥尔斯看着我，另外一个人也看着我。凶巴巴的墨西哥人站在门口，一声未发。

“把那该死的香烟从你脸上拿开，”我冲着奥尔斯低吼，“要么就抽，要么就别碰。看着你都恶心。我受够你了，我受够警察了。”

他看起来很吃惊，然后咧嘴笑了。

“这是个局，孩子，”他兴高采烈地说，“你受伤了？那个下流坯子是不是伤到了你的漂亮脸蛋？好吧，在我看来你都是自找的，不过没白挨打。”他低头看了看门迪。门迪抱着膝盖蹲着，仿佛想从一口深井中往外挣扎，一次爬几英寸，大口地喘着粗气。

“他真是个话唠，”奥尔斯说，“在没有三个讼棍帮他封嘴的时候。”

他将门涅德斯一把扯到脚下。门迪的鼻子在流血，他从白色无尾礼服中翻出了他的手绢，放到鼻子上，什么也没说。”

“你被出卖了，亲爱的，”奥尔斯小心翼翼地告诉他，“马贡的事情我一点不伤心。他罪有应得，但他是个警察，像你这样的流氓肯定会找警察的麻烦——事情历来如此，也不会有什么改变。”

门涅德斯把手帕放下，看着奥尔斯。接着他盯着我，看了看刚才坐在椅子里的男人，他慢慢转身看着门口的墨西哥硬汉。他们都看着他，脸上没有表情。接着一把刀不知从何处飞来，门迪冲向奥尔斯，奥尔斯侧身一躲，一把扼住他的喉咙，轻松把刀从他手里砍掉，脸上神情漠然。奥尔斯双脚开立，直起后背，微微弯腿，把门涅德斯整个提了起来，一只手拎着他的脖子，将他拖过房间，按在墙上，然后放他下来，但是没有放开他的喉咙。

“再敢碰我一根手指，我就宰了你。”奥尔斯说，“一根手指。”然后他松开了双手。

门迪不屑地笑了笑，看着他的手帕，接着把手帕折回去挡住流血的地方，又捂住鼻子。他低头看了看那把用来打我的枪，椅子里的男人放松地说：“没子弹，就算你能够到它。”

“我被卖了，”门迪对奥尔斯说，“我一早就听见了。”

“你叫了三个打手，”奥尔斯说，“但来了三个内华达的县警。某个韦加斯的人不喜欢你有事不禀告的态度，这个人想和你聊聊。你可以和县警一起走，或者和我一起回市中心，被手铐挂在门背后，那儿有几个家伙想仔细瞅瞅你。”

“上帝保佑内华达。”门迪静静地说，再一次转头看了看门口的墨西哥硬汉。然后他快速转身走出前门。墨西哥硬汉跟着他，另一个在沙漠里晒得干巴巴的家伙，拾起了枪和刀，也跟着出去了。他关上门。奥尔斯一动不动地等着。接着是门撞上的声音，汽车驶入夜幕之中。

“你确定这些傻大个儿是县警？”我问奥尔斯。

他转身，好像很吃惊地看着我。“他们有警徽。”他简洁地说。

“干得好，伯尼。非常好。你觉得他还能活着到韦加斯吗？你这狠心的杂种。”

我去卫生间放凉水，把浸湿的毛巾捂在我青筋跳动的脸颊上。我看了看镜中的自己。因为枪筒重重地打在面颊骨上，脸颊肿得变形，并且一片淤青，上面还有边缘不齐的伤口，我的左眼下方也有一块变色的区域。我得难看一阵子了。

然后，奥尔斯出现在镜中我的身后，他用嘴唇卷着那该死的没点燃的香烟，像只猫在戏耍半死不活的老鼠，试图让它再逃一次。

“下次别试图和警察抖机灵，”他粗暴地说，“你以为我让你偷那复印件只是为了招来嘲笑？我们预感门迪会提着枪来找你算账，就直接告诉了斯塔尔。我们不能禁止全国境内的赌博，但可以让赌博业举步维艰。没有匪徒能痛打警察——就算是个差劲的警察——还能在我们的地盘上大行其道。斯塔尔让我们相信此事和他无关，组织对此很不满意，门涅德斯一定会得到警告。所以当门迪从外地调来一伙小流氓过来收拾你的时候，斯塔尔用自己的车派了三个他认识的家伙，自掏腰包。斯塔尔就是韦加斯的警察局长。”

我转身看着奥尔斯。“沙漠里的郊狼今晚就会饱餐，恭喜。警察局的完美杰作简直大快人心，伯尼。警察业务的唯一缺点就是参与其中的警察。”

“只是对你来说有点惨，英雄，”他语调突然变得冷酷而野蛮，“当你走进自己的客厅准备受一番毒打时，我几乎要笑场。孩子，这场景真是让人振奋呢。这是一件脏活，得用肮脏的手段才能完成。要让这些家伙开口，你得给他们一点权力。你没被伤得很重，我们不得不让他们伤你一下。”

“真抱歉，”我说，“实在抱歉让你受罪了。”

他把紧绷的大脸伸到我面前。“我恨赌徒，”他用粗鲁的声音说，“我恨他们，就像恨毒品贩子一样。他们纵容疾病，赌博和毒品一样让人堕落。你觉得那些在里诺和韦加斯的宫殿只是无伤大雅的游乐场所？傻瓜，那是专门招待小人物的，一群想不劳而获的败类。这些家伙揣着薪水在半路停下，结果花光了周末的买菜钱。那些有钱的赌徒就算损失四万美金也只是一笑了之，下次会再带更多的钱来。但是有钱人总是少数，伙计。最大的偷窃都是小偷小摸，从毛票攒起，偶尔能碰到一块或五块，大部分的钱都像你浴室里的流水一样源源不断。任何时候有人想整治职业赌手，我都支持、赞成。任何时候一个国家的政府从赌博行业收钱还称之为税收，那这个政府就是在助纣为虐。理发师或者美容院小姐押下两块钱，那是进贡给赌博业辛迪加的，那是真正的利润来源。人民想要正直的警察，是吗？有什么用呢？保护那些手持特惠卡的大顾客？我们国家有合法的赛马场，全年无休。他们诚信经营，州政府抽取一部分收入，赌在赛道上的一块钱往往伴随着赌业经纪人下注的五十块，一张卡片上有八到九场比赛，其中的一半，那些无人关注的小比赛，结局可以任由人定。骑师赢一场比赛的方法只有一个，但是想输一场比赛却有二十种，就算每隔八个杆就有一个监督者守着，但如果骑手熟悉套路的话，他们也无能为力。这是合法赌博，伙计。诚信经营，州政府批准的。这合理吗？我觉得不是，不是。因为这是赌博，滋生赌徒，当你把所有事情通盘考虑之后，赌博就只有一种——不正当的那种。”

“现在感觉好点吗？”我问他，擦了一些白碘酒到伤口上。

“我是一个苍老的落魄警察。我只感觉痛心。”

我转身看着他。“你他妈是个不错的警察，伯尼，只是不太中用。某种程度上说，所有的警察都一样，他们全都找不到问题的症结。如果一个家伙在赌桌上丢了他的支票，那就禁止赌博。如果他喝醉了，禁止酒精。如果他撞死了人，禁止制造汽车。如果他和女人同床被抓，禁止性交。如果他滚下了楼梯，禁止盖房子。”

“啊，闭嘴！”

“当然，我可以闭嘴。我只是个公民。别扯了，伯尼。我们有匪徒、犯罪集团和打手队，并不是因为我们有奸诈的政客，以及他们在地方政府和立法机关里的副手。犯罪并不是疾病，而是症状。警察就像医生一样，你有脑瘤，他给你开阿司匹林，只是警察会用金属棍棒来治疗罢了。我们是一大群粗鲁疯狂的家伙，犯罪只是我们付出的代价，有组织的犯罪是组织存在的代价，我们长期以来都要与之共存。有组织的犯罪只是光鲜美元的阴暗面。”

“那干净的一面呢？”

“我从没见过，也许哈兰·波特会告诉你，我们来喝一杯吧。”

“你走进那扇门的时候看起来挺帅。”奥尔斯说。

“在门迪向你拔刀的时候那样子更帅。”

“握握手吧。”他说，然后伸出手来。

我们喝了一杯，他就从后门离开了，他用铁撬撬开后门才进的屋。他昨天为了侦查来过一次。后门是一个弱点，常年向外打开，年久失修，木头就会干瘪缩水。只要你把铰链上的大钉子敲下来，后面的事情就会很简单。奥尔斯指给我看他在门框上留下的一处凹痕，然后翻越山坡，返回他停车的另一条街。他本来可以同样轻易地打开前门，但是会把锁弄坏，那就太明显了。

我看着他穿过树丛，手电在他身前打出一束光线，翻过山岗后他的身影就消失了。我关上门，又调了另一杯更柔和的酒，回到客厅坐下。我看了看手表，还早，只是感觉我回家已经很久。

我走到电话旁，拨通了接线员，给了她洛林家的电话。管家询问了致电者身份，接着去看洛林夫人在不在。她在。

“找机会你得讲给我听。”她置身事外，就好像已经飞到了巴黎。

“我可以一边喝酒一边给你讲——如果你有时间的话。”

“今晚？噢，我正在收拾行李准备搬出去。恐怕不太可能。”

“好的，我明白了。好吧，我只是觉得你可能想知道。谢谢你提醒我，这和你家老头子没什么关系。”

“你确定？”

“确定。”

“噢，稍等。”她离开了一会儿，回来后声音听起来更热情了。“也许我可以抽空来一杯。哪里见？”

“都可以，你定。我今晚没车，但是我可以叫个出租。”

“别胡说，我来接你，但得一个多小时之后。地址是？”

我告诉她，她挂了电话，我打开走廊的灯，然后站在门口呼吸着夜色。天气变得凉爽多了。

我走了回去，试图打给朗尼·摩根，但是他不在。接着，只是为了图个乐子，我打给了拉斯韦加斯淡水龟俱乐部的兰迪·斯塔尔先生。他可能不会接，但他接了。他的声音镇静、干练，有企业家的派头。

“接到你的电话真好，马洛。特里的朋友就是我的朋友，我能为你做些什么？”

“门迪在路上。”

“他去哪里？”

“去韦加斯，带着三个你派来跟着他的打手，乘着一辆黑色的凯迪拉克，带红色警报灯和汽笛的那种。你的车，我猜？”

他笑了。“在韦加斯，就像有些记者所说，我们用凯迪拉克当拖车。这是怎么回事？”

“门迪和几个凶小子在我家盯梢，他本想狠揍我一顿——说得直白点——就因为报纸上一篇文章，他觉得是我捣的鬼。

“是不是你呢？”

“我可不开报社，斯塔尔先生。”

“我也不雇开凯迪拉克的凶小子，马洛先生。”

“他们可能是县警。”

“我不敢说，还有别的事情吗？”

“他用手枪挥了我一巴掌。我踹了他的胸口，还用膝盖顶了他的鼻子。他看起来不太满意。无论如何，我希望他可以活着到韦加斯。”

“如果他往这边来，我确信他会活着。恐怕我得挂电话了。”

“等一等，斯塔尔。在欧塔托丹发生的事你参与了吗——还是门迪一个人搞的？”

“你说什么？”

“别装傻，斯塔尔。门迪并不会因为他说的那件事记恨我——不至于在我家盯梢，把我收拾得和大威利·马贡一样。动机不够。他警告我明哲保身，别调查伦诺克斯的案子。但是我调查了，因为一切都顺水推舟。所以他像我刚才说的那样行事，一定得有更充足的理由。”

“我明白了，”他缓缓地说，惊讶但不失温和，“你认为特里的死因不清不楚？他不是自杀，可能是他杀？”

“我认为细节可能有所帮助。他写了一封自白书，那是假的。他给我写了一封信，结果寄出了。一个侍者或是宾馆的杂役工准备帮他从房间中夹带出来，替他寄走。他躲在酒店里出不来。信封里面有一张大额钞票，信写到最后时，有一阵敲门声。我想知道是谁进了房间。”

“为什么？”

“如果是个杂役工或者服务员，特里会在信末加上一句，如果是个警察，信根本就不会被寄出。所以是谁呢——为什么特里要写那封自白信？”

“不知道，马洛。完全不明白。”

“对不起，我打扰了你，斯塔尔先生。”

“没有打扰，很高兴接到你的来电。我会问问门迪他是否清楚情况。”

“好的——如果你还能再见到他——如果他活着。如果你见不到——想办法查，不然其他人也会查。”

“你？”他的声音变得强硬，但仍然镇静。

“不，斯塔尔先生，不是我。某人吸口气的工夫就能让你从韦加斯销声匿迹。相信我，斯塔尔先生。你就相信我吧，这都是实话。”

“我会见到活生生的门迪，别担心，马洛。”

“我猜你知道一切，晚安，斯塔尔先生。”

49

车子停在门前，门开了，我走出去，站在台阶顶端向下打招呼，但那个中年黑人司机已经开门让洛林夫人出来，然后跟着她上了台阶，提着一只小过夜箱。所以我只好等着。

她爬上楼梯，转身对司机说：“马洛先生会开车送我去酒店，阿莫斯。感谢你为我做的一切，早上再打电话给你。”

“是的，洛林夫人。我能否问马洛先生一个问题？”

“当然，阿莫斯。”

他把过夜箱放在门内，她从我身边走了进去，留下我们两个人。

“我在衰老……我在衰老……就要卷起裤脚。”这是什么意思，马洛先生？”

“什么意思都没有，只是听起来好听而已。”

他笑了笑。“来自《J.阿尔弗雷德·普鲁弗洛克的情歌》。”还有一句，“屋里的女人们来了又走/谈论着米开朗琪罗。”你听了有什么感想，先生？”

“有啊——我觉得诗人可能不太了解女人。”

“我有同感，先生。虽然如此，我十分敬仰T.S.艾略特。”

“你说了‘虽然如此’？”

“怎么，是的。马洛先生，用得不对吗？”

“不，但别在一个百万富翁面前说。他可能会觉得你在耍他。”

他凄然一笑，“我做梦都不会那么做。你是不是出了什么意外，先生？”

“没有，本来计划是那样。晚安，阿莫斯。”

“晚安，先生。”他顺着台阶走下去，我回到屋里。琳达·洛林站在客厅中央，环顾四周。

“阿莫斯是霍华德大学的毕业生，”她说，“你住的地方不太安全——对于你这么一个不安全的人，对吧？”

“世上没有安全的地方。”

“你的脸真可怜。谁干的？”

“门迪·门涅德斯。”

“你把他怎么了？”

“没什么大不了。踢他一两脚。他中了圈套。目前在几个凶狠的内华达县警的陪同下，前往内华达州。忘了他吧。”

她坐进长沙发。

“你想喝什么？”我问，我拿出一个香烟盒递过去，她说她不想抽，喝什么都行。

“我想到了香槟，”我说，“我没有冰桶，但酒很凉。我已经存了好几年。两瓶，红带
[1] 。我猜应该不错。但我不是品酒家。”

“存着干什么？”她问。

“等你呀。”

她露出笑容，盯着我的脸。“你满脸是伤。”她伸出手指，轻轻抚摸我的脸颊。“存着等我？不太可能，我们认识才几个月。”

“那我就是存着等我们认识，我去拿。”我拎起她的过夜箱，向房间另一头走去。

“你拎那个要去什么地方？”她高声问道。

“这是个过夜箱，不是吗？”

“放下，回来。”

我照办了。她的眼睛很亮，同时也昏昏欲睡。

“这倒新鲜。”她慢慢地说，“真新鲜。”

“怎么个新鲜法？”

“你从没碰过我，没有挑逗，没有暗示，没有亲昵的动作，什么都没有。我以为你粗暴、爱讽刺人、凶巴巴、冷冰冰。”

“我猜我是这样——有时候。”

“现在我来了，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你打算等我们推杯换盏之后，把我抓起来扔上床。对吧？”

“坦白说，”我说，“我脑海深处确实起了这种念头。”

“我受宠若惊，但如果我不愿意呢？我喜欢你，非常喜欢，但这不意味着我想和你上床。你是不是结论下得太早呢——只因为我刚好随身带了一个过夜箱？”

“可能是我犯了个错。”我说，走过去拿起她的过夜箱，放回前门边。“我去拿香槟。”

“我不想伤害你的感情。也许你想把香槟留到更吉利的场合。”

“只是两瓶，”我说，“真正吉利的场合需要一打。”

“噢，我明白了，”她突然生气地说，“我只是个备用的，直到更迷人的女人出现。多谢啦，现在你伤害了我的感情，但我猜我在这儿很安全。如果你以为一瓶香槟就能让我变成荡妇，我告诉你，你大错特错。”

“我已经认错了。”

“我跟你说我要离婚，而且拿着过夜箱叫阿莫斯送我到这儿下车，并不表示我这么好上手。”她说，余怒未消。

“他妈的过夜箱！”我吼道，“滚他的过夜箱！再提我就把这个鬼东西扔下台阶。我请你来喝一杯，我到厨房去拿酒，仅此而己。我一点儿都没有灌醉你的意思。你不想跟我上床，我完全理解，没有理由会想。但我们还是可以共饮一杯香槟吧？用不着争论谁会被诱惑，在哪里，什么时候，喝了多少香槟以后。”

她满脸通红地说：“你用不着发脾气。”

“这只是另一招开局让棋。”我粗暴地说，“我知道五十招，但我痛恨全部。每招都很假，而且都不怀好意。”

她站起来，走到我旁边，指尖轻轻掠过我脸上的伤口和肿起的地方。“对不起。我是个疲惫又失望的女人。请对我友善一点，我可不是任何人都可以捡的便宜。”

“你没比大多数人疲惫和失望。照理说你应该和你妹妹一样肤浅、骄纵、滥交。但奇迹发生了，你竟然不是。你身上集合了你家族所仅有的诚实和一大部分勇气。你不需要任何人的善待。”

我转身走出房间，走下过道，来到厨房，从冰箱里拿出一瓶香槟，拔开了软木塞，斟满了两只浅浅的高脚杯，径自喝完一杯。呛人的酒精味让我落泪，但是我还是一饮而尽。我又倒了一些，接着我把所有酒瓶和酒杯放进托盘，推车进入起居室。

她不在，过夜箱也不在了。我把托盘放下，打开了前门。我没有听见开门的声音，她也没有车，我什么声音都没听见啊。

接着她的声音从我身后响起。“傻瓜，你以为我要逃跑吗？”

我关上门转过身。她把头发解开了，光脚穿上了有羽毛装饰的拖鞋，身上一袭丝绸睡袍，画有日式日落的图案。她朝我慢慢走过来，带着一抹出乎我意料的羞涩微笑。我递给她一只玻璃杯，她接了过去，喝了几口香槟，然后递回给我。

“很好。”她说，接着非常安静，没有一丝矫揉造作，她钻进了我的怀抱，将嘴唇印在我的嘴唇上面，张开了嘴唇和牙齿，她的舌尖碰到了我的。过了很久，她才把头缩了回去，胳膊还一直绕着我的脖颈，眼神很迷离。

“我一直想这样。”她说，“我只是必须难缠些。我不知道为什么。也许只是神经过敏吧。我其实不是很放浪的女人。可惜吗？”

“如果我以为你是，第一次在维克托酒吧认识你的时候，就会勾搭你。”

她慢慢摇头微笑。“我想不会。所以我才会来这里。”

“也许那天晚上不会，”我说，“那夜属于另一种情怀。”

“也许你永远不会勾搭酒吧里的女人。”

“不常。灯光太暗淡了。”

“可是很多女人去酒吧，只为让人对她们献殷勤。”

“很多女人早上起来就有这种念头。”

“但烈酒是春药——分量够的话。”

“医生就推荐烈酒。”

“谁提医生了？我要喝香槟。”

我接着吻她，轻松而愉悦。

“我要吻你可怜的面颊。”说着她照做了。“热得像火烧。”她说。

“我身体其他部分却冷若冰霜。”

“才不呢，我要我的香槟。”

“为什么？”

“再不喝就跑气了，而且我喜欢它的味道。”

“好吧。”

“你是不是很爱我？如果我跟你上床，你会爱我吗？”“可能。”

“你用不着跟我上床，你知道。我不完全坚持。”

“谢谢你。”

“我要我的香槟。”

“你有多少钱？”

“所有加起来？我怎么知道？大约八百万美元。”

“我决定跟你上床。”

“唯利是图。”她说。

“香槟算我的。”

“滚你的香槟。”她说。

注释

[1] 法国玛姆（Mumm）庄园出品的香槟酒，红带香槟问世于一八七五年，瓶身上贴有耀眼的红色绶带标志，是G.H.Mumm公司的旗舰产品。

50

一个小时之后她伸出一只胳膊，抚摸我的耳朵，说：“你会考虑和我结婚吗？”

“维持不了六个月。”

“好吧，看在老天的分上，”她说，“就算维持不了，那不也值得吗？你对生活有什么期待——想要避免一切风险？”

“我今年四十二岁，被独立惯坏了。你也有点被宠坏——不太严重——被钱。”

“我三十六，有钱没什么可耻的，因为钱结婚也没什么可耻的。大部分有钱人不配拥有，也不知道如何为人处世。但是不会太久的。我们会再有一场战争，战争之后，没人会有什么钱——除了奸商和骗子。我们，剩下的人，会被课税到一分不剩。”

我摩挲着她的头发，缠绕在我的指间。“你可能是对的。”

“我们可以飞到巴黎，享受一段美好时光。”她把头枕在胳膊肘上，低头看着我。我可以看见她眼中的闪光，但是看不懂她的表情。“你反对婚姻吗？”

“一百个人中只有两个人的婚姻是美满的，剩下的都在艰难维系。二十年后，男人只剩下车库里的一张工作台。美国姑娘棒极了，美国太太们太会占地盘。况且——”

“我想来点香槟。”

“况且，”我说，“对你来说这可能只是一段小插曲。第一次离婚挺困难，接下来就只是经济问题，没什么大不了。十年之后你在街头与我擦肩而过，会想自己到底在哪里见过这个人——如果你能注意到我的话。”

“你这自足、自满、自信、不近人情的混蛋。我需要一些香槟。”

“这样你才会记得我。”

“还有自负，浑身上下都是自负，现在多了点儿淤伤，你以为我会记得你？别管我嫁了或者睡了多少男人，你觉得我会记得你？凭什么？”

“对不起。我高估了自己。我去给你倒香槟。”

“难道我们不是甜蜜又明理的人吗？”她讽刺地说，“我是个有钱的女人，亲爱的，而且我能变得更加富有，我的财富没有尽头。我可以替你买下这个世界，如果值得买的话。你现在有什么？只有一栋空房子可回，连只狗或猫都没有，只有一间又小又闷的办公室可坐着等待。就算和我离婚，我也绝不会让你重新落到那步田地。”

“你怎么拦得住我？我又不是特里·伦诺克斯。”

“拜托，我们别提他，也别提那个金色冰锥，韦德家的女人，也别提她可怜的酒鬼丈夫。你想成为世上唯一拒绝我的男人吗？这算哪门子骄傲？我已经用上我知道的所有办法恭维你，我向你求婚了。”

“你给过我更大的恭维。”

她开始哭。“你这个傻瓜，彻头彻尾的傻瓜！”她的脸颊湿了。我可以感觉到上面有泪水。“就算持续六个月，一年，两年，你又会损失什么呢？不过是少了点办公桌的灰，百叶窗上的土，还有空虚生活的孤寂感。”

“你还想来点香槟吗？”

“好吧。”

我再次把她抱到身边，她靠在我的肩上哭。她不爱我，我们都清楚。她不是为我哭，只是到了想掉几滴眼泪的时候。

接着她抽身离开，我起床，她走进浴室去补妆。我拿了香槟，她回来的时候在微笑。

“对不起我又哭又闹，”她说，“六个月之后我可能都不会记得你的名字。把酒拿到客厅吧，我想见见光。”

我照她说的做。她像刚才一样坐在长沙发上。我把香槟放在她面前。她看着玻璃杯没有碰。

“我会自我介绍，”我说，“到时候我们再共饮一杯。”

“像今晚一样？”

“再也不会像今晚这样了。”

她拿起那杯香槟，慢慢地喝了一点，坐在长沙发上的身躯转动了一下，把残酒倒在我脸上。接着她又开始哭，我拿出手绢擦了擦脸，然后替她擦。

“我不知道我为什么那么做，”她说，“但是看在老天的分上，别说我是个女人，别说女人永远不知道她们行为的动机。”

我又往她的杯子里倒了些香槟，笑了笑她。她慢慢地喝掉，然后转向另一侧倒在我的膝盖上。

“我累了，”她说，“这次你得抱我上床。”

过了一会儿她就睡着了。

早上，我起来煮咖啡，她还没睡醒。我洗了澡，刮了胡子，穿上衣服。接着她起床。我们一起吃了早餐，我叫了一辆出租车，把她的过夜箱拎下台阶。

我们互道再见。我看着出租车驶离视线。我沿台阶而上，走进卧室，把床重新铺好。在一个枕头上有一根黑色长发，我的心窝沉着一大坨重铅。

法国人有句话形容那种感觉，这些混蛋在每件事情上都有句谚语，而且永远是对的。

告别，就是死去一点点。

51

休厄尔·恩迪克特说他要加班，我可以在晚上七点半左右前去拜访。

他有个转角办公室，铺着蓝色的地毯，放着一张雕花桌角红桃花木书桌，古色古香，看起来价值不菲，配有常见的玻璃门书架，上面陈列着芥末黄色的法律书籍，“间谍”
[1] 绘制的英国法官漫画，南墙上还单独挂着一大幅小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的画像。恩迪克特的椅子包着黑色的皮面。他手边有一张敞开的带活动盖板的办公桌，里面塞满文件，这是一个室内设计师都无法美化的办公室。

他身穿衬衣，没穿外套，看起来很疲惫，但他天生就是那种脸。他正在抽一根没什么味道的烟，烟灰掉在松开的领带上。细软的黑发胡乱散着。

我坐下以后，他无声地盯着我，然后说：“你真是个固执的混蛋，没见过你这样的，别告诉我你还在挖那件事。”

“有地方让我感到不安。如果我说你来牢里探望我时，代表的是哈兰·波特先生，那没错吧？”

他点点头，我轻轻地用指尖摸了摸侧脸，肿全消了，伤口也都愈合，但肯定有一拳伤到了一根神经，脸的一部分仍然感到麻木。我忍不住想摸，时间到了自然就会治愈。

“你去欧塔托丹的时候，是作为临时调任的地方检察官办公室成员？”

“是的，但是别纠缠这件事了，马洛。那曾是很重要的人际关系，可能我看得太重了些。”

“现在仍然是，我希望。”

他摇摇头。“不，已经结束了，波特先生现在通过圣弗朗西斯科、纽约和华盛顿的公司处理法律事务。”

“我猜他痛恨我的勇气——如果细想的话。”

恩迪克特笑了笑。“很奇怪，他把所有责任都推卸到他的女婿身上，洛林医生。像哈兰·波特这种人必须归咎于他人。他自己是不可能有错的。他觉得如果洛林医生没有给那个女人吃那么多危险药品，什么事情都不会发生。”

“他错了。你在欧塔托丹看到了特里·伦诺克斯的尸体，是吗？”

“我确实看到了，在一家木质家具商店的后堂，他们也做棺材。那儿没有正经的太平间，他身体冰凉，我看见他太阳穴处的伤痕。身份没有问题，如果你对这一点起疑的话。

“不，恩迪克特先生，我没有疑问，因为就他的处境这几乎不可能。不过他做了点伪装吧？”

“手和脚都涂了深色，头发染黑了，但是伤疤依然明显。当然，用他在家留下的指纹也可以轻而易举地验明身份。”

“他们那边是什么样的警力？”

“很原始，那个头儿只是粗通文墨，但是他懂指纹。天气很热，你知道，非常热。”他皱起眉毛，从嘴里拿出香烟，漫不经心地扔进了一个像是用玄武岩做成的大垃圾箱里。“他们得从酒店取冰，”他说，“很多冰。”他又看了我一眼。“那里没有保存尸体的办法，事情都得速战速决。”

“你说西班牙语，恩迪克特先生？”

“只会几句，酒店经理当翻译。”他笑了笑，“那个家伙穿着入时、举止优雅。他看起来凶狠，但很有礼貌，给予我很多帮助，事情很快就办完了。”

“我有一封特里寄给我的信，我猜波特先生知道。我告诉了他女儿，洛林夫人。我给她看过，里面还有一张麦迪逊的画像。”

“一张什么？”

“五千美元的钞票。”

他扬起眉毛。“真的，好吧，他当然给得起，他妻子在第二次结婚时出手阔绰地给了他一百万。我觉得他本来就打算去墨西哥生活——远离发生的一切。我不知道那些钱去了哪里，我没太注意。

“信在这里，恩迪克特先生，如果你想看的话。”

我拿出来递给他。他以律师特有的方式仔细阅读，看完后把信放在桌上，向后靠着，茫然地盯着虚空。

“有点文绉绉的，对吧”他安静地说，“我在想他为什么这么做。”

“自杀，招供，还是给我写这封信？”

“当然是招供然后自杀。”恩迪克特的声音有点尖利，“这封信的用意很好懂，至少对你来说，你获得了合理的回报，为他之前所做的事情——还有后来的一切。”

“信箱的事情让我很烦恼，”我说，“他说窗台下面的对街上有一个信箱，酒店服务生会把信举高给他看到，然后寄走，让特里确定信真的寄出去了。”

恩迪克特的眼神透露出一丝困意，“为什么？”他漠不关心地问道，从一个方形的盒子里拿出另一根滤嘴香烟，我隔着桌子给他点火。

“像欧塔托丹这样的地方，不会有信箱。”我说。

“继续。”

“我一开始也不明白，接着我查了查那个地方，只是个小村子，一万到一万二的人口。一条路铺了一半，村长有一辆福特A型车，作为公务用车。邮局挤在一个商店的角落里，那是一家肉店。村里还有一家宾馆，几家餐厅，没什么好路，一个小型飞机场。周围的山中有人打猎——很多，因此才会有机场，那是唯一能舒适地到达那里的交通方式。”

“继续，我懂点儿打猎。”

“所以说在街上有一个信箱，就像说那里有跑马场、赛狗道、高尔夫球场、回力球场和带有彩色喷泉以及室外音乐演奏台的公园一样。”

“那就是他搞错了，”恩迪克特冷冷地说，“也许是什么看起来像邮箱的东西——比如垃圾桶。”

我站起身，去够那封信，折起来放回口袋。

“垃圾箱，”我说，“确实，就是那玩意儿。上面刷着墨西哥人热爱的颜色，绿色，白色，红色，而且印着清晰的大字：保持我们城市的清洁。当然是用西班牙语，旁边躺着七条脏兮兮的狗。”

“别跟我耍嘴皮子，马洛。”

“不小心炫耀了聪明脑瓜，对不起。另一个小疑点我已经跟兰迪·斯塔尔提过了。这封信最后怎么会被寄出来？根据信中内容，办法已经事先安排好。所以有人告诉过他邮箱的事情，所以有人说谎。可不管怎样还是有人寄出了装有五千大洋的信。这真是有趣，不是吗？”

他吐了一口烟，看着它缓缓飘走。

“你的结论是什么——为什么要把斯塔尔扯进来？”

“斯塔尔还有一个叫门涅德斯的混蛋，现在已经被赶走了，是特里在英军中的战友。在某些方面他们不是什么好东西——几乎每一方面——但是他们仍然有自尊。基于明显的理由，有人精心策划了一套障眼法。而在欧塔托丹还有另一套，但是出于完全不同的理由。”

“你的结论是什么？”他又问我一遍，语气更为尖锐。

“你的呢？”

他没有回答，于是我再次道谢后就离开了。

我开门的时候，他眉头紧锁，但是我觉得那是真心的困惑。也许他在尽力回忆酒店外面是什么样子，是否有一个信箱。

另一个轮子开始转动——仅此而已。转了足足一个月，才有新的事情浮出水面。

某个周五的早上，我发现有个陌生人在办公室等我，是个衣着精致的墨西哥佬，或其他地方的南美人。他坐在敞开的窗户旁边，吸着一根浓郁的棕色香烟。他身材高大而纤细，非常优雅，有修剪整齐的深色胡须和黑发，头发比我们留的略长些，穿着一身疏纹针织质料的浅褐色西服。他戴着太阳镜，客客气气地站起来。

“马洛先生？”

“有什么事能为您效劳吗？”

他递给我一张折起来的纸。“拉斯韦加斯的斯塔尔先生有一张字条给您，先生。你会说西班牙语吗？”

“会，但是说得不快。英语更好。”

“那就说英语把，”他说，“对我来说都一样。”

我接过纸条来看：

特此引荐西斯科·马约拉诺斯，我的一个朋友。我觉得他能解决你的问题。S。

“我们进去吧，马约拉诺斯先生。”我说。

我替他扶着门，他走过时身上散发出香水味道。他的眉毛精致得过分，但他可能没有看起来这么精致，因为两侧脸上都有疤痕。

注释

[1] 莱斯利·沃德（Leslie Ward，1851-1922），英国插画和讽刺画家，使用假名“间谍”，作品经常发布在《名利场》上。

52

他在顾客椅上落座，两膝交叠。“有人告诉我，你想知道关于伦诺克斯先生的事。”

“只是最后一幕。”

“我当时在场，先生。我在酒店供职。”他耸耸肩，说，“不重要，当然，临时职位。我是日间雇工。”他英语说得流利，但是带着一点西班牙语的韵律。西班牙语——或者说美式西班牙语——有一种明确的升降调，美国人听起来觉得好像和语意无关，就像海涛的起伏一样。

“你看起来不像。”我说。

“人都有困难的时候。”

“谁给我寄的信？”

他拿出一盒香烟。“试试这个。”

我摇摇头。“对我来说太浓了，我喜欢哥伦比亚香烟。古巴香烟太呛人。”

他淡淡地笑了笑，自己又点了一根，开始吐烟圈。这家伙过于优雅，开始让我有点厌烦。

“我知道信的事情，先生。自从守卫驻扎之后，服务员不敢去伦诺克斯先生的房间。他们可能是警察或侦探，随你怎么称呼。于是我亲自拿信给邮差。在枪击之后，你明白。”

“你应该看看里面，夹着一大张钞票呢。”

“信是封好的，”他冷冷地说，“El honor no se mueve de lado como los congrejos.这句话的意思是，荣誉不能像螃蟹一样横行，先生。”

“对不起，请继续说。”

“当我走进从他的房间，当着守卫的面关门时，伦诺克斯先生左手拿一张一百比索的钞票，右手拿一把手枪。信在他面前的桌上。还有一张纸，上面的内容我没看。我拒收那张钞票。”

我说：“太多了。”但他没有回应我的讽刺。

“他坚持，于是我终于收下钞票，后来送给了服务员。我把信放在之前送咖啡的托盘上，藏在餐巾底下带出去。侦探凶狠地看着我，但什么也没说。我下楼梯下到一半，听见枪响。我急忙藏好信，奔回楼上。侦探正想把门踢开。我有钥匙。伦诺克斯先生已经死了。”

他沿着桌边轻柔地滑动手指，叹了一口气。“毫无疑问，剩下的事情你都知道。”

“酒店客满吗？”

“没满，没有，共有六七个客人。”

“美国人？”

“两个北美人，狩猎者。”

“是真的外国佬还是移民过去的墨西哥人？”

他的指尖轻轻触摸大腿上的淡褐色衣料。“我认为他们中的一个很可能是西班牙裔。他说着边境西班牙语，很粗俗。”

“他们有没有靠近过伦诺克斯的房间？”

他猛地抬起头，虽然绿色的眼镜挡着，我仍然看清了一切。“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先生？”

我点点头。“好吧，多谢你过来告诉我这件事，马约拉诺斯先生。告诉兰迪我非常感激，好吗？”

“No hay de que, señor.
[1] 先生。”

“如果今后他有时间，请他派一个知道自己在说什么的人过来。”

“先生？”他的声音柔和却冰冷，“你不信我的话？”

“你们这些家伙总是谈论荣誉。荣誉有时候是小偷的外套。别发火，静静坐下来，听我换种方式讲。”

他傲慢地向后靠去。

“听着，我只是猜测。我可能猜错，但也可能是对的。这两个美国人去那里有个目的。他们乘飞机过来，假装是狩猎者。其中一个名字叫门涅德斯，是个赌徒。他可能用化名登记，也可能没有，我不知道。伦诺克斯知道他们在那里，知道原因。他给我写信是因为良心不安。他把我当个傻瓜，但他人太好了，没那么容易释怀。他把钞票——五千美金的那种——放进了信封，因为他有很多钱，而且他知道我没有。他还在信里加了一点不同寻常的暗示，让你可能发现，也可能发现不了。他就是那种总想做正确的事情，但到头来总是做错的那种人。你说你把信交到了邮局，为什么不把它投进酒店门口的箱子呢？”

“先生，什么箱子？”

“信箱。西班牙语里叫作邮差箱。”

他笑了，“欧塔托丹不是墨西哥城，先生，那是一个非常原始的地方。欧塔托丹大街上的邮箱？没人知道那是什么，没人会从里面取信。”

我说：“噢，好吧，不说这个。你没有用托盘端咖啡到伦诺克斯先生的房间，马约拉诺斯先生。你进房间的时候没有经过侦探身边，但是两个美国人确实进去了。侦探被摆平了，当然还有另外几个人。其中一个美国人从背后狠狠地揍了伦诺克斯，接着他拿出毛瑟手枪，打开其中一个弹药筒，拿出子弹，把弹药筒装回后膛。接着他把枪顶在伦诺克斯的太阳穴上，扣动扳机，弄出一个非常难看的伤口，但是没有杀死他。接着，他被藏在担架中抬出来。美国律师到来之后，伦诺克斯已被麻醉，装在冰块里，摆在兼做棺材的木匠铺中。美国律师看见伦诺克斯在那儿，浑身冰凉，不省人事，太阳穴有血淋淋发黑的伤口，看起来像是死透了。第二天装满石头的棺材下葬。美国律师带着指纹和完美的证明回家。你喜欢我的故事吗，马约拉诺斯先生？”

他耸耸肩。“有可能，先生。那需要钱和影响力。大概有可能，如果这个门涅德斯先生和欧塔托丹的大人物有紧密联系的话，比如村长，还有酒店的老板等等。”

“哦，那也有可能。这是个好点子，可以解释为什么他们选一个像欧塔托丹这样的偏僻小地方。”

他快速地笑了笑。“那么伦诺克斯先生可能还活着喽？”

“当然，自杀是假的。为了增加自白书的可信度，自杀还得看起来像模像样，从而骗过一个曾经是地方检察官的律师。但是如果事情败露的话，对于现任的地方检察官可是大丑闻。这位门涅德斯还不像他认为的那样强硬，但是他却不惜用手枪敲我，让我别管闲事。他这么做肯定有原因。如果这场假戏被戳穿的话，门涅德斯就被卷入国际纷争。墨西哥人和我们一样痛恨失职警察的勾当。”

“这些都很可能，先生，我非常清楚。但是你指控我撒谎。你说我没有走进伦诺克斯先生的房间替他拿信。”

“你已经在房间里了，伙计——你正在写信。”

他伸手摘下墨镜。谁也无法改变一个人眼睛的颜色。

“我觉得喝螺丝锥子还太早。”

注释

[1] 西班牙语，意思是“算不了什么”。

53

他们在墨西哥城把他改造一新，有什么难的呢？他们的医生、技工、医院、画家、建筑师都和我们一样出色，有时候甚至更胜一筹。一个墨西哥警察发明了用石蜡检验弹药中硝酸盐残留物的测试方法。他们不能把特里的脸弄得十全十美，但效果已经不错了。他们甚至给他的鼻子整容，拿掉一部分骨头，使鼻子看起来扁一些，不那么有北欧味。他们没法除掉他脸上的所有疤痕，干脆在他另一边脸上也弄出两道疤。刀疤在拉丁美洲国家很常见。

“他们甚至在这里做了神经移植。”他说，碰了碰原本破相的半边脸。

“我有多接近真相？”

“相当接近。有些细节错了，但不重要。一切都在匆忙之中完成，有些部分甚至是临场发挥，我自己都不知道接下来要发生什么。他们叫我做某些事情，留下清晰的踪迹，门迪不喜欢我给你写信，但我坚持这么做。他有些低估你，他从没注意到信箱这个细节。”

“你知道是谁杀了西尔维娅吗？”

他没有直接回答。“要指控一个女人犯有谋杀罪很困难——即使她对你来说从始至终都不那么重要。”

“真是个残酷的世界。哈兰·波特知情吗？”

他又笑了笑，“他会让别人知道吗？我猜他不知道。我猜他以为我死了。谁会告诉他我没死——除非是你？”

“我告诉他的事情可以用一片草叶包起来。门迪最近怎么样？”

“他挺好的，在阿卡普尔科。他因为兰迪得以逃脱。但是那些家伙不会对警察下毒手。门迪没有你想得那么坏。他还是有心的。”

“蛇也有。”

“好吧，那杯螺丝锥子呢？”

我站起来没搭腔，走向保险柜。我转动圆钮，拿出那个放有麦迪逊肖像的信封，以及五张带咖啡味的百元钞票。我把东西全部倒在桌上，然后捡起那五张钞票。

“这些我留着，调查研究的费用差不多是这个数。我很喜欢摆弄麦迪逊肖像，现在还给你。”

我把它放在他面前的书桌上。他看了看，没伸手碰它。

“是给你留的。”他说，“我有很多，你本来可以不插手那些事情。”

“我知道。在她杀了丈夫并且免受责罚之后，她本可以改过自新。当然他并不重要，只是一个有血有肉、有想法、有感情的人类。他看清了一切，并且努力和真相和平共处。他是个作家，你可能听说过他。”

“听着，我不得不这么做，”他缓缓地说，“我不想让任何人受伤。我极有可能根本无法出现在这里。一个人不可能在短时间内考虑得面面俱到。我很害怕，只好逃跑。我本应该怎么做？”

“我不知道。”

“她间歇性发疯，她本来也可能杀了他。”

“是的，有可能。”

“好吧，放轻松些，我们找个凉快安静的地方喝点什么。”

“现在没时间，马约拉诺斯先生。”

“我们曾经是很好的朋友。”他闷闷不乐地说。

“是吗？我忘了。那对我来说好像是另外两个人。你永远留在墨西哥？”

“哦，是的。其实我在这里都不合法，从来没有合法过。我跟你说我出生在盐湖城，其实我出生在蒙特利尔。我将很快成为一名墨西哥公民，只需要一个好律师就行了，我一直很喜欢墨西哥。去维克多来一杯螺丝锥子没什么风险。”

“收好你的钱，马约拉诺斯先生。上面沾了太多血。”

“你是个可怜人。”

“你怎么知道？”

他拿起钱，在瘦瘦的指间摊平，随意地放进内侧口袋。他用在棕色皮肤反衬下洁白的牙咬着嘴唇。

“你载我去蒂华纳的那天早上，能说的我都跟你说了。我给过你报案的机会。”

“我没有生你的气，你就是这种人。很长时间我都不懂你，你人很好，有很多优秀的品质，但是有些地方不对劲。你有自己的标准，也践行着这些标准，但那些都属于个人，与任何伦理规范和顾虑都没关系。你是个好人，你有好的品性。但是你和傻瓜流氓或是正直的人都可以交往。只要流氓说着标准的英语，餐桌品位不错。你在道德层面是个失败主义者。我想也许是因为战争，又或者你生来就是这样。”

“我不明白，”他说，“我真的不明白，我试图报答你，你却不肯接受。我不可能告诉你更多，你不会赞成的。”

“这简直是我听过的最客气的话。”

“我很高兴我有值得你喜欢的地方，我陷入了困境。我碰巧认识知道如何帮我逃脱困境的人。他们因为很久之前在战争中发生的事情欠我人情。也许那是我此生唯一做对的事情，像只耗子一样快。当我需要帮助的时候，他们伸出援手，而且分文不收。你不是世界上唯一不标注价格的朋友，马洛。”

他从书桌对面探身，快速拾起我的一根香烟。他脸上黝黑的皮肤泛起不均匀的绯红，对比之下疤痕就显出来了。我望着他由口袋里抽出一个漂亮的贮气式打火机，把烟点着。我闻到他身上的一缕香水味。

“你深深打动过我，特里。凭一抹笑容、一颔首、一挥手或者在各个安静的酒吧静静地喝几杯酒。友谊还在时，真的不错。别了，朋友。我不说再见。当诀别还有意义的时候我已经说过了。那时我道别，感觉很悲哀、孤单、决绝。”

“我回来得太迟了，”他说，“整容手术很花时间。”

“要不是我逼出真相，你可能根本不会回来。”

突然他眼中泛起泪光，把墨镜戴了回去。

“我那时还不确定，”他说，“我还没有下定决心。他们不想让我告诉你任何事，我只是还没有下定决心。”

“别担心，特里。你身边总会有人替你拿主意。”

“我那时还在突击队，兄弟。如果你是个软蛋，他们不会收你的。我伤得很重，那些纳粹医生可不是什么有趣的角色。那些事情改变了我。”

“我全知道，特里。在很多方面，你都是个不错的家伙。我没有评判你，从来没有过。只是你已经不是曾经的你了，那个人早就没了。你现在有华丽的衣服和精致的香水，就像标价五十的婊子一样优雅。”

“那只是在做戏。”他近乎绝望。

“你挺享受的，不是吗？”

他嘴角拧出一抹酸涩的微笑，耸耸肩，一个充满表现力和能量的拉丁美洲式耸肩。

“当然，只是演戏，没有别的。在这里——”他用打火机拍了拍自己的胸口，“什么都没有，我曾有过，马洛，很久之前。好吧——我猜就这样吧。”

他站起来，我也起身。他伸出一只瘦削的手，我握了握。

“别了，马约拉诺斯先生。很高兴结交你——尽管短暂。”

“再见。”

他转身穿过房间走了出去。我看着门关上。我聆听他的脚步走过仿大理石长廊。过了一阵之后，声音渐小，最后归于寂静。我还在听，为什么？莫非希望他突然止步，转身回来，安慰我走出这种情绪吗？好吧，他没有，那是我最后一次见他。

我再也没有见到那些人——除了警察。和他们说再见的方法还没有被发明出来。

版权信息

书名：重播

作者：（美）雷蒙德·钱德勒

译者：林培菊

出版社：新星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8-06-01

ISBN：978-7-5133-2984-2

雷蒙德·钱德勒 作品年表

1935～1941 《雨中杀手》（短篇集）

1939 《长眠不醒》

1940 《再见，吾爱》

1942 《高窗》

1943 《湖底女人》

1949 《小妹妹》

1950 《简单的谋杀艺术》（短篇集）

1950 《找麻烦是我的职业》（短篇集）

1953 《漫长的告别》

1958 《重播》

关于钱德勒

阿城

雷蒙德·钱德勒 Raymond Chandler（1888－1959）

我自己当然认定这些文字是应该放到钱德勒的小说之后的。如果你读过侦探小说，便知道我在说什么。

有关侦探小说的文字，有个道德约定，或说是默契，即不可泄露天机。天机泄露，对一般的侦探小说就失去阅读兴趣。天机，也就是答案，是肉身的诱惑，是智力的挑战，是阅读的张力。

不过天机一旦精彩，下一个天机，也就是作者是怎样的一个人，是读者马上想知道的。这是我认定这些文字是应该放到钱德勒的小说之后的原因。现代文论认为作者和作品是应该分开的，即读其文即可，作者怎样，无足论。以作者论其文，或作者论，为昨日旧套。但现代文论恰恰于此忽略了阅读心理的一个微妙机制。这是有意的忽略，因为作者这一因素会破坏现代文论自建的论述逻辑，或不如说，现代文论有其自我保护机制，有洁癖。

但钱德勒是一个例外，因为从上个世纪三十年代以来，不知道钱德勒的小说的读者甚少，更不要说钱德勒小说都翻拍过电影。因此我的这点文字如果被放在前面，亦无不可，天机早已泄露数十年了。我前面的天机说，纯只为照顾心中想象的居然没有读过钱德勒的小说的读者。

雷蒙德·钱德勒（Raymond Thornton Chandler），1888年7月23日生于美国伊利诺州的芝加哥，1959年3月26日逝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拉荷亚（La Jolla）的斯克瑞普斯诊所（Scripps Clinics），死因是酗酒及肺炎。因为他的文稿代理人赫尔加·格林（Helga Greene）与他的秘书琼·弗莱卡丝（Jean Fracasse）兴讼争夺他的遗产，据《钱德勒论文集》的作者弗兰克·麦克桑恩（Frank MacSchane）指出，这导致他的遗体被葬于预留给贫困者的墓地，即南加州圣地艾哥市的希望山公墓（Mount Hope Cemetery）。

钱德勒的父亲是火车工程师，唯酗酒，不知道酗酒遗不遗传，钱德勒成人后亦酗酒。总之钱德勒的父亲遗弃了妻小，钱德勒的母亲带了他移居英国，由钱德勒的做律师的舅舅资助他们。

1900年秋天，12岁的钱德勒考进伦敦的杜维奇学院（Dulwich College）。五年之后，去巴黎学法语。再一年后，去德国学语言。隔年春天回到英国，入英国籍，夏天通过公务员考试，谋得海军的一份工作。这是1907年的事，隔年冬天，钱德勒20岁，他的第一篇诗作The Unknown Love 发表。

不过钱德勒一年后辞职，家人震惊。此后两年内，钱德勒试过新闻业，发表过评介，均不成功。

钱德勒向对他不耐烦的舅舅借了一笔钱，说清将来连本带利偿还。1912年，钱德勒返回美国，最后在洛杉矶落脚，做过穿网球拍线及采摘水果的工作。省吃俭用的日子里，据说他只买过一只烟丝荷包给自己做圣诞礼物。之后他修读簿记函授课程，提前完成课程并找到了一份稳定工作。

他开始参加文人沙龙聚会，听音乐、朗诵诗，结识了钢琴家帕斯卡（Julian Pascal）夫妇。

帕斯卡的妻子西西（Cissy Pascal）“性感、世故、机智、自信，集合了所有年轻男子性幻想的必备特质”。西西当过模特儿，好裸身做家事，虽然自称大钱德勒8岁，但对他有致命的吸引力。

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因英国国籍，钱德勒1917年应征进入加拿大军队，抵达英国利物浦，加入皇家空军，之后被送到法国战场。钱德勒后来写道，不用值班时，有时会喝酒喝到眼前发黑。战前的浪漫主义诗人，因世界大战而酗酒。

1918年停战之后，钱德勒重返洛杉矶。西西已与帕斯卡离异。钱德勒的母亲1913年从英国回到美国，此时她反对儿子的欲望，结果，他们在1924年钱德勒母亲死后不久立即结婚，又结果，36岁的钱德勒发现西西不止大他8岁，而是18岁。

钱德勒曾担任过加利福尼亚州斯格纳希尔市（Signal Hill）的德布利石油财团（Debney Oil Sundicate）的副总裁，但因酗酒、旷工及自杀恐吓而被解雇。

钱德勒开始写廉价小说（pulp fiction）。1933年，第一个短篇《勒索者不开枪》（Blackmailers Don’t Shoot ）被《黑面具》（Black Mask ）杂志发表。

钱德勒曾写信给朋友，说他想要寻找“一种雅俗共赏的手法，既有一般人可以思考的程度，又能写出只有艺术小说才能产生的那种力量。”

他做到了。1939年，钱德勒的第一本小说《长眠不醒》（The Big Sleep ）出版，大卖。加缪、奥登和奥尼尔都赞赏他。

这之后，钱德勒的小说一路成功。到他去世，留有七部长篇。钱德勒创造了一个硬汉性格的小说角色，侦探马洛（Philip Marlowe）。钱德勒之前的侦探小说，是案件引人，侦探则是超人，例如福尔摩斯，而钱德勒笔下的侦探马洛，突出的是性格，案件，则是为了性格的展开。这种硬汉，引领了至今大部分侦探小说的方向。去年，我们熟悉的村上春树翻译了钱德勒的代表作《漫长的告别》（The Long Goodbye ）。《漫长的告别》曾获在世界推理小说界享有极高声誉的爱伦·坡奖。村上版《漫长的告别》首印数为10万册，日本全国1500家书店也闻风办起了“钱德勒读书节”，村上在后记中将《漫长的告别》定义为“准经典小说”，认为钱德勒的作品影响了纯文学。

钱德勒的侦探小说，读者（包括我）会一再阅读它们，全然不管答案早已知道了几十年。

小说成功后，钱德勒做过一阵子好莱坞编剧，与比利·怀尔德（Billy Wilder）一起将詹姆斯·凯恩（James M.Cain）的小说《双重赔偿》（Double Indemnity ）剧本化（1944年）；写作了他唯一的原创剧本《蓝色大丽花》（The Blue Dahlia ，1946）。钱德勒还曾参与了希区柯克的《火车怪客》剧本，不过他认为希区柯克的故事不像真的。

虽然钱德勒不符合好莱坞的要求，并嘲笑电影对自己小说的改编，但是二战后欧洲的导演和后来的美国导演，都受了钱德勒小说的影响，例如黑色电影（Flim Noir）。在欧洲，法国新浪潮电影用黑色电影的框架创作了最好的故事，比如戈达尔（Jean-Luc Godard）的《断了气》（Breathless ，1959）和特吕弗（Francois Truffaut）的《刺杀钢琴师》（Shooting the Piano Player ，1960）。

不过生活中的钱德勒并不顺利，1954年，钱德勒正在写《漫长的告别》（The Long Goodbye ，1954年爱伦·坡奖最佳长篇小说），西西久病后去世，钱德勒再次陷入酗酒。1955年，钱德勒试图自杀。最终，这篇小文开始写过了，上个世纪，1959年，钱德勒逝世。

1955年，钱德勒的作品被收入权威的《美国文库》中，以侦探小说进入经典文学殿堂的，似只有钱德勒。

1995年，美国推理作家协会请出四位当代顶尖名家，票选150年来最佳作者、最佳侦探。结果雷蒙德·钱德勒与他创造的高贵侦探菲利普·马洛拿下双料冠军。

钱德勒因自己的小说而不死。

1

电话那头传来的声音尖利刺耳，还有些专横霸道，但我并没有听清说的是什么——因为我还没有完全清醒过来，另外我还拿倒了话筒。我摸索着拿好话筒，对着它咕哝了一番。

“听到了吗？我说我是克莱德·乌姆纳，是律师。”

“克莱德·乌姆纳，律师？我想大街上一抓一大把。”

“你是马洛，对吧？”

“是的，大概吧。”我看看表，早晨六点半，通常这个时候我还没有睡醒。

“最好对我礼貌点，年轻人。”

“对不起，乌姆纳先生。但我可不是什么年轻人，我有点年纪了，疲惫不堪，萎靡不振，我这样的人能为您做什么，先生？”

“我要你八点钟去等‘最高长官’号专列，在那批乘客中找到一个女孩，然后跟踪她，查到她下榻的饭店，回来向我报告。听清楚了吗？”

“没有。”

“你是什么意思？”他生气地问道。

“光凭这些，我不确定要不要接这个案子。”

“我是克莱德——”

“够了，”我没有让他说下去，“我没空听你的自我介绍，只管告诉我基本情况。可能别的侦探更适合你，我可从来都不是干FBI的料。”

“哦，我的秘书弗米利耶小姐，会在半小时内到达你的办公室。她会给你提供必要的信息，她办事效率很高，我希望你也如此。”

“通常我吃过早餐，办事效率就会高，你派她过来吧！”

“你住哪儿？”

我给了他我在尤卡大道的地址，并告诉他怎么走。

“很好，”他有些不情愿地说，“但我要事先声明一件事。不能让这个女孩发现她被跟踪了，这点至关重要。因为客户是华盛顿一家很有影响力的律师事务所。弗米利耶小姐会预支给你一些经费和二百五十美金的预付金。期望看到你的出色表现。好了，就这样，不说废话浪费时间了。”

“我尽力而为，乌姆纳先生。”

他挂了电话。我挣扎着从床上爬起来，洗了澡，刮了胡子，正小口啜着第三杯咖啡的时候，门铃响了。

“我叫弗米利耶，乌姆纳先生的秘书。”来客语调粗俗。

“请进。”

她看起来简直像个洋娃娃。身穿一件白色系腰带的雨衣，没有戴帽子，露出保养得很好的深栗色头发，靴子和雨衣十分搭配，手中拎着一把折叠伞，一双蓝灰色眼睛盯着我，似乎我说了什么脏话。我帮她脱下雨衣，她闻起来芳香扑鼻。那双腿——就我看到的部分而言——真是赏心悦目。那双腿上裹着薄而透明的丝袜，我专注地欣赏着它们，特别是当她交叉双腿，掏出一支烟要点燃的时候。“克里斯汀·迪奥，”她说，似乎看穿了我的心思，“我从来不穿别的牌子，请给我火。”

“你今天可是多穿了几件。”我说，划燃一根火柴递过去。

“我不喜欢一大早就应付这些无聊的玩笑。”

“那您觉得什么时候合适，弗米利耶小姐？”

她嘲讽地笑了笑，从手包中找出一个马尼拉草纸袋扔给我，“我想你能从这里面找到你需要的每样东西。”

“呃——不是我需要的每样东西都在里面吧？”

“随便你怎么说，蠢货。我早摸清了你的底细。你以为乌姆纳先生为什么会找上你？他可没选你，是我选的！拜托别再盯着我的腿了。”

我打开纸袋，从里面拿出一个封口的信封和两张支票，其中一张面额二百五十美金，上面标注：“订金，专业服务的预付款。”另一张二百面额的支票，上面写着：“预付给菲利普·马洛的必要花销。”

“这张支票你得实报实销，列出细目表来，”弗米利耶小姐说，“其余的你就看着办。”

我没有打开那个信封——至少目前还不打算打开。“为什么乌姆纳就认为我会接下一个我一无所知的案子？”

“你会接的。没让你做什么下三烂的事情。相信我。”

“我有什么好处？”

“哦，等哪天我不太忙了，咱们好好喝一杯，再聊这个事。”

“好吧，你说服我了。”

我打开信封。里面掉出一张女孩的照片，仪态自然轻松，可能是惯于拍照的缘故。一头乌黑的秀发，也可能是赫红色的，宽阔明亮的额头，严肃的双眼，高高的颧骨，紧张的鼻翼，紧闭的双唇。这张脸精致，紧张，看不到一丝快乐。

“看背面。”弗米利耶小姐说。

背面清晰地打着几行字：

“姓名：埃莉诺·金，五英尺四英寸高，二十九岁左右，深栗色头发，浓密，自然卷。身材挺拔，嗓音低沉，打扮入时但是得体，妆容保守。脸上没有明显的疤痕。习惯性动作：进屋时不转脑袋但是转动眼珠，紧张时习惯紧握右手。是左撇子但会刻意掩饰。网球打得好，游泳和跳水姿势优美，嗜酒。没有案底。”

“她坐过牢吗？”我说，抬头看着弗米利耶。

“除了这些我也一无所知，只管照着指示去做。”

“她的夫姓呢，弗米利耶小姐。二十九岁的大姑娘差不多都嫁人了。但是这里没有提到结婚戒指或其他珠宝，这让人很疑惑。”

她瞟了一眼手表，“最好去车站再想吧，你没有时间了。”她站起来，我帮她穿上那件白色雨衣，替她打开门。

“你自己开车来的？”

“是的，”她穿过走廊出去，然后又转过身来，“有一点我欣赏你，你不动手动脚。从某一点来说，你是个绅士。”

“动手动脚，这种伎俩太不入流了。”

“不过你也有一点令人讨厌，你猜是什么？”

“对不起，猜不着——我只知道有人不想让我活着。”

“我可不是那个意思。”

我跟随她下了楼梯，替她打开车门。这是辆不便宜的家伙，越野凯迪拉克。她迅速点点头，驱车沿山路滑下山谷。

我回到楼上，打包了几样随身物品，以防在外过夜。

2

一切顺利。“最高长官”号列车准点抵达，它一向如此。我的目标像一只戴着餐巾的袋鼠一样醒目。她手里只拿了一本平装书，一进大厅就把它扔到跟前的垃圾筒里。然后她坐下来，低头看着地板。她是我见过的那种不快乐的女孩。过了一会儿，她站起来，走到书架旁边，却一本书也没拿又走开了，接着看了一眼墙上的大钟，进了一间电话亭关上门，向投币孔投了一枚硬币，和什么人交谈了一会儿，表情仍然没有一丝变化。然后她挂了电话走到杂志架旁，拿起一本《新纽约人》，再次看了看表，就坐下读起书来。

她身穿一件深蓝色的定做的套装，领口处露出里面的白色衬衫，别着一支大大的蓝宝石胸针。她可能还戴了同款的耳环，但头发遮掩，我没有看见耳环。头发深栗色。她看起来和照片上一样，只是比想象中的稍高些。她头戴一顶深蓝绶带的帽子，一小截纱网飘缀下来，手上戴着手套。

过了一会儿，她穿过大厅拱门，外面停着一长排候客的出租车。她向左边张望，看了看那边的咖啡厅，又转身回到候车大厅，目光逐一扫过商店、报摊、服务台和坐在木椅上休息的人群。售票窗口有些开着，有些则关闭了，她对这些不感兴趣。她重新坐下，抬头看着大钟，摘下右手手套调试腕表，那是一块小巧精致的纯白金腕表，没有镶钻。她看起来也不见得有多温柔、多刻板或者多拘谨，但弗米利耶和她一比就显得轻佻随便多了。

这次她也没坐多久又站起身来回走动，先是出了候车厅走到院子里，然后回来又走进商店，在书架旁待了一会儿。显然，她似乎在等什么人，而这人的火车还没有到。她看起来就像一个在等候火车的姑娘。然后她进了咖啡厅，坐在一张高脚椅上，看看店里卖的东西，然后又开始读杂志。接着一个侍者自然端上冰水和菜单。她点了些什么，然后侍者走开，她继续读杂志。这时大约九点五十。

我穿过拱门出去，那儿有个戴红色贝雷帽的男孩正在出租车启动处等车。“你是‘最高长官’号的工作人员？”我问他。

“是的，算是吧。”他漫不经心地瞄了一眼我指间夹着的一块钱硬币。

“我在等人，他乘坐华盛顿到圣地亚哥那班车，有人下车了吗？”

“你是说下车，领走行李吗？”

我点点头。

他想了想，一双栗子般的双眼上下打量着我。“是有一个乘客下车，”他最后说，“你朋友长什么样？”

我描述了一个男人的相貌，有点像爱德华·阿诺德。贝雷帽摇了摇头。

“不是，先生。下车的那人根本不是这样。你的朋友可能还在车上。他们现在不必下车，可以在七十四号月台转车，十一点半车才开，火车现在还没到呢。”

我回到候车厅，透过玻璃向里看。

我跟踪的那个女人还在读杂志，漫不经心地啜饮咖啡，小口尝着点心。我走到一个电话亭，给我熟悉的一家车行打电话，要求他们如果我在半夜前不再打电话，就派人把我的车送回去。他们做这事有经验，手里都有一把备用钥匙。我走到车旁，拿出准备过夜的背包塞到一个小行李箱中。在宽敞的候车室，我买了一张去圣地亚哥的往返票，再快步返回咖啡厅。

我的目标还在那儿，但不再是一个人。一个家伙坐在她对面，微笑着和她谈话。很明显，她认识这个人而且不怎么喜欢他。这个家伙是个典型的加利福尼亚人，脚踩一双酒红色拖鞋，身穿一件黄格子衬衫，没系领带，外面罩一件浅黄色粗硬布运动衫。大约六英尺一英寸高，瘦高个儿，一张瘦瘦的自以为是的脸，满嘴乱七八糟的大牙，手里搓弄着一张纸片。

那人外套的胸袋里插着一块黄色手帕，像一束水仙花从那里探出头来。无疑，那女孩不喜欢他待在那儿。

他继续说话，手里揉搓着那张纸。终于，他耸耸肩膀，从椅子上站起身，伸出指尖在女人脸上滑过，那女孩猛然一躲。然后，他摊开那团纸，小心地放在她面前。他微笑地等待着。

她慢慢地把目光转向那张纸，眼神专注，刚伸手去拿，却被他抢先一步。他一把抓住纸片放进口袋，仍然微笑着。然后，他拿出一个活页便签本，用一支钢笔在上面写了些什么，撕下来放到她面前。那张才是她的。她拿起来看了看，放进皮包。最后，她看看他，终于露出微笑。我猜那个微笑是硬挤出来的。他拍拍她的手，然后离开那张桌子出去了。

他进了一间电话亭，关了门拨号，讲了一会儿话。然后那男人出来找到一个贝雷帽，让他带自己找到储物柜，拿出一个乳白色手提箱和一个同款的衣物箱。贝雷帽把这两个箱子拿出大门走到停车场，停在一辆锃亮的两门敞篷别克前。贝雷帽把行李斜着塞进车座后，拿了小费走了。穿运动外套、戴黄手帕的家伙钻进车里，倒车、戴上墨镜，点着一支烟，然后把车开走了。我记下车号，又回到大厅。

接下来的一个钟头就仿佛过了半个世纪。这个女孩离开咖啡厅，在候车厅继续读她的杂志，但是心不在焉，不时地重翻已经读过的部分。有时她根本就没在读书，只是捧着杂志，实际上什么也没有读进去。我拿了一份晚报，借报纸的掩饰监视她，不时在头脑中盘算着整件事，但并没有理出什么头绪，只是消磨时光罢了。

那个刚才和她共处一桌的家伙既然领了行李，下了车，那他极有可能和她坐同一班车，又同时下的车。而她的态度清楚地表明她并不喜欢那男人在身边转悠。但是他却有把握能凭着手中的一片纸威胁她，而事实也是如此，那女人后来对他客气多了。但是他们本来可以在车上悄悄地协商，但却下了车才谈，这只能说明他在火车上没拿到那张纸。

就在这时，这个女孩突然站起来，走到报摊前，拿了一包烟回来。她撕开烟盒抽出一支点燃。她有些笨拙地抽着烟，似乎以前没怎么抽过。抽完那支烟，她的表情似乎有了变化，变得越来越烦躁和凶狠，似乎她出于某种目的悄悄做了什么决定。我看看墙上的表，十点四十七分，我继续盘算着这一切。

那张皱巴巴的纸片看起来像页剪下的报纸，她试图抓住，但他不让，然后他在一张空白纸上写了一些字递给她，接着她就看着他笑了。结论：她一定有什么把柄抓在那个痞子手上，不得不假装喜欢他。

我考虑的另一点是那个男人之前离开过车站去了什么地方，可能去取车，也可能去找剪报，总之有各种各样的可能。那就意味着他不怕找不到她，这更强化了一点：他没有把话说完，只透露了一部分。也可能他自己也不太确定，这一点有待验证。但是现在，他亮出底牌后就安心地带着自己的行李，开着别克走了。可见，他不再担心找不到这个女人的行踪，有一种相当牢固的纽带把他们捆绑在一起。

十一点零五分，我把这一切都扔出脑海，开始换个角度思考。但一无所获。十一点十分，播音员广播说，前往圣安娜，欧申塞德，德尔玛尔和圣地亚哥的乘客可以在七十四号月台登车了。一大群人离开候车厅，那个女孩也在其中。另一群人在收票口。等那个女孩一穿过大门，我就奔往电话亭，扔进一枚硬币，拨通了克莱德·乌姆纳办公室的电话。

弗米利耶小姐接的电话，她除了报出一串号码再没说别的。

“我是马洛，乌姆纳先生在吗？”

她一副公事公办的腔调：“对不起，乌姆纳上庭去了，您有什么留言吗？”

“我找到了目标，她正在去圣地亚哥的火车上，在哪站下车不确定。”

“谢谢您，还有其他消息吗？”

“啊，有的，外面阳光明媚，我们的朋友却不会像您那样逍遥自在。她先是在咖啡厅吃早餐，这个大厅有一面玻璃墙对着候车厅。然后和一百五十号人挤在候车厅中等车，现在她已经待在列车的车厢中了。”

“我听明白了，谢谢你，我会尽快报告乌姆纳先生。你现在有什么初步结论了吗？”

“我的初步结论就是你有什么事瞒着我。”

她的语调突然变了，一定有什么人刚刚离开了办公室。“听着，小子，你是被雇来做事的，最好闭上嘴好好干，克莱德·乌姆纳在这座城里可是个呼风唤雨的人物。”

“谁要雨，美人？我宁可要啤酒瓶里装的那种水。如果心情好，我还可能用酒瓶演奏一曲呢。”

“你会得到该得到的。侦探——只要你活干得好。否则的话，明白了吗？”

“这是你对我说过的最动听的话，宝贝儿。再见。”

“听着，马洛，”她语气突然急促起来，“我并不想对你不礼貌。但这个案子对克莱德·乌姆纳来说非同小可。如果搞砸了，他可能就会失去一个重要的客户。我有必要告知你这一点。”

“很好，弗米利耶。我的潜意识应该都记住了，会不时地提醒自己这一点的。”

我挂了电话，进了检票口，下了回旋梯，又走一长段才到达月台。我一上车，就在令人心旷神怡的吸烟区坐下来，那儿已是烟雾缭绕，让你的喉咙颇感舒适，最后还能给你留下一片健康的肺叶。我装满烟斗点燃，加入到吞云吐雾的行列中。

火车开动了，在东洛杉矶的田野间蜿蜒前行，慢慢加速，然后到达第一站圣安娜。我的目标没有下车。在欧申塞德和德尔玛尔也没下。到达圣地亚哥，我迅速跳下车，先拦了一辆出租车，然后在这座古老哥特式风格的车站外等了八分钟，等贝雷帽帮我拿行李出来。然后，那个女孩也出来了。

她没有拦出租车，而是穿过街道，在街角转弯，进了一家租车行，不一会儿她就出来了，满脸沮丧。没有驾照是租不到车的，她不会这么没有常识吧。

她这次拦了一辆出租车，这辆车拐了个U形弯，一路向北狂奔而去。我让司机随后跟上，但却颇费了些口舌。

“您读侦探小说读多了吧，先生，在圣地亚哥我们可从来不干这事。”

我递给他一张五元的钞票，外加一张四英寸长，二又二分之一英寸宽的执照，他仔细检查了执照，甚至还检查了钞票，然后他抬起头看着街道。

“好吧，但是我要报告车行，”他说，“调度可能向警察局报告，这是我们这儿的规矩，兄弟。”

“听起来真是座宜居的模范城市，”我说，“你跟丢啦，他在前面两个街口左转了。”

司机把执照还给我。“跟丢了？”他简洁地说，“你认为我这部双向无线电话是干吗用的？”他拿起电话对着它讲起来。

他在爱什大道左转，冲向一〇一号高速公路，汇入车流之中，以四十英里的时速缓缓前行。我盯着他的后脑勺。

“放心吧，”司机头也没扭，抛给我一句话，“这五块钱是给我的小费吗？”

“没错，但是我怎么才能放心？”

“他们是去艾斯梅拉达，那地方在北边十二英里，靠近海边。除非他们中途变了主意，就算这样，也会有人告诉我——那条路最后通往一家全国连锁的旅馆叫‘朗齐奥·德斯坎萨德’，西班牙语，意思就是‘放轻松’，所以别担心。”

“嗨，早知如此，我根本就不用叫车跟踪嘛。”我说。

“您必须得认账，先生。我们可不是杂货店，想退就退。”

“你是墨西哥人？”

“我们不这样说，先生。我们说自己是西班牙裔美国人，美国土生土长的。我们有些人根本不会说西班牙语。”

“真可惜，”我用西班牙语说，“你们的语言很美。”

他扭过头来笑了，“兄弟，这说法，只有你自己相信吧。”

我们继续朝多伦斯海滩前进，穿过海滩，转向海岬。司机不停地拿起对讲机谈话，突然他转过头来说：“您不想让对方发现？”

“那个司机发现了吗？他会告诉他的乘客被跟踪了吗？”

“当然没有告诉她。我这不正问您嘛。”

“可以的话，超过他，赶在他们之前到。我再多加五块。”

“没问题。他不会发现我，一瓶特卡特酒的工夫，咱们就能超过他。”

我们穿过一个小小的购物中心，然后路变宽了些，一边的房子看起来高档而古老，而另一边的却是崭新的，应该也不便宜。道路又变窄了，我们行驶在一个限速二十五英里的路段。司机往右一转，开始抄近路，穿过几条狭窄的小街，闯过一个停车标志。我还没来得及看清到了哪儿，司机已经将车开到通往峡谷的坡道上。峡谷的一边就是微波荡漾的太平洋，峡谷与大海的相接处是宽阔而清浅的海滩，上面矗立着两座灯塔。到了峡谷的尽头，司机打算加大油门开向一扇大门，我阻止了他。大门上方有一块巨大的牌子，绿色底子上几个烫金大字：朗齐奥·德斯坎萨德。

“躲起来，”我说，“我想先确认下。”

他一调头上了高速公路，沿着石灰墙疾驶而下，然后拐进一条狭窄曲折的小巷，开到尽头停下车。我们正上方有一株枝叶繁茂的粗壮的桉树。我下了车，戴上墨镜，踱到高速路上，走近一辆鲜红色吉普，靠在车身上，车身上喷着服务站的名字。一辆出租车沿着山路下来，拐进了朗齐奥·德斯坎萨德。三分钟后出租车出来了，乘客已经下了车。出租车又沿原来的山路返回。我回到自己的出租车上。

“第423号出租车，”我说，“是同一辆车吗？”

“是的，现在怎么办？”

“再等一下，那家旅馆怎么样？”

“独栋楼房，每栋都有停车位。有些有一个，有些有两个。一楼最前面有间小办公室。这里淡旺季入住率相差很大，现在正是淡季，有大量的空房间，价钱也优惠一半。”

“再等五分钟，然后我进去登记住宿，放下行李，找地方租个车。”

他说这容易。在艾斯梅拉达，有三个租车行，按时间按里程计算的都有，想要什么样的都可以。

我们等了五分钟，现在刚过三点，我已经饿得前胸贴后背了。

我付了车钱，看他离开，然后穿过高速路走进办公室。

3

我礼貌地将一只胳膊肘靠在柜台上，看着柜台后面那个系着小圆点蝴蝶结的年轻人的愉快脸庞，再看看靠墙的电话总机旁的那个姑娘。这是个外向的姑娘，化着明亮的妆容，一头中等长度的金发，绑个马尾辫，垂在她那似乎不怎么灵光的脑袋后面。不过这姑娘有一双大大的温柔的眼睛，看着小伙子的时候显得特别明亮。我看着那小伙儿，轻轻咳嗽一声，总机旁的女孩晃动了一下马尾辫，也转过头来看我。

“很高兴为您服务，马洛先生，”这个年轻人礼貌地说，“如果您决定入住，可以晚一点办理登记手续，不知道您打算住多久？”

“刚才那个女孩住多久我就住多久，”我说，“那个穿蓝外套的女孩。她刚刚登记过，不知道用什么名字登记的。”

他和那个总机女孩盯着我，一脸的狐疑和好奇。有上百种方法应对这种情况，但是我这次也出奇招。别的地方或许这招行不通，但是在这儿可能奏效。主要是因为我表现得不在乎的态度。

“你们不喜欢发生这种事，对吧？”我说。

他轻轻摇摇头，“至少您十分坦率。”

“我受够了遮遮掩掩。我烦透了。你注意她左手的无名指了吗？”

“哇，没有，我没注意。”他看着总机女孩，她摇摇头，继续盯着我的脸。

“没戴结婚戒指，”我说，“再也不会戴了，完了，一切都完了。这么多年——啊，见鬼去吧。我一直跟着她——哦，管他从哪儿。她甚至不搭理我。我在这儿干什么？只是扮演一个十足的傻瓜。”我迅速转过身擤了一下鼻子。这招果然引起了他们的注意。“我最好还是离开吧。”我说着转身要走。

“你想挽救你们的关系，而她却不肯？”总机女孩轻声问道。

“是的。”

“我很同情您，”这个小伙子说，“但是您也理解，马洛先生，作为旅馆一定要十分谨慎。这种情况下任何事情都可能发生——甚至会发生枪击案。”

“枪击？”我疑惑地看着他，“天哪，天哪，什么人会这么干？”

他双肘支着桌子，“您只说说您打算干什么，马洛先生？”

“我就想待在她身边——万一她需要我却找不到。我不和她讲话。我甚至不去敲她的门。但是她知道我在旁边，也知道我为什么在那儿。我只是在等她回心转意，一直等下去。”

显然这番话打动了这个女孩。我已经打到了蛇的七寸，我慢慢深吸一口气，继续向胜利迈进。“我就是不喜欢送她来这儿的那家伙的那张脸。”我说。

“没有人送她来这儿——只有一个司机。”那个小伙子说，但是显然他听懂了我的意思。

那个总机女孩好笑地说：“他不是那个意思，杰克，他是指那个替她订房间的人。”

杰克说：“我知道，露西，我没那么傻。”他突然从桌子里拿出一张卡片，扔在我面前。这是一张订房卡。卡片右下角有一个龙飞凤舞的签名：拉瑞·米切尔。另一处是完全不同的字迹：贝蒂·梅菲尔德（小姐），纽约西查塔姆。在表格左上角，填写日期的是拉瑞·米切尔的笔迹，还写了时间、价钱和证件号码。

“你真是太好了，”我说，“看来她又恢复了原来的姓氏，当然，这并不违法。”

“使用任何名字都不违法，只要不是有意诈骗。您要住在她隔壁吗？”

我瞪大了双眼，或许这会让他们觉得我双眼闪闪发光，从来没有一个人这么努力想让自己看起来兴奋无比。

“哎呀，”我说，“你真是太好了。但是你不能这么做，尽管我并不想惹麻烦，但是万一出点什么事，会连累你们丢掉饭碗的。”

“没事，”他说，“那是迟早的事。再说你看起来不坏，只是别告诉别人。”他从笔筒里拿出一支笔递给我。我签上名字，同时签上地址：纽约市东区第六十一大街。

杰克看了看，“靠近中心公园，对吧？”他随便问道。

“三个街口再过去一点，”我说，“在莱克星顿和第三大道之间。”

他点点头。他知道那个地方。我过关了。他伸手拿了一把钥匙。

“我想把行李放在这儿，”我说，“然后找点东西吃，可能的话还要租辆车。你能帮我把行李放到房间里吗？”

当然，他可以帮我轻松搞定。他送我出来，透过一片树丛，可以看到后面是一栋栋小别墅，露出白绿相间的屋顶，走廊由栏杆围成。他指给我看房间。我道过谢，他转身回办公室，我在他身后说：“对了，还有件事。她如果知道我来了，会马上退房的。”

他微笑了。“当然，我们知道该怎么做，马洛先生。除了夏天旺季，许多客人只待一两个晚上。今年当然也不例外。”

他回到办公室，我听到女孩对他说：“他十分可爱，杰克——但是你不应该这么做。”

当然我也听到了他的回答：“我讨厌米切尔那家伙——尽管他是老板的朋友。”

4

这家旅馆的房间还不错。普通而结实的沙发，没有椅垫的椅子，靠墙摆着一张小桌，一组嵌入式壁橱，里面有一个内嵌的保险箱。浴室里一个好莱坞浴缸，洗手盆上方的镜子周围镶嵌着彩灯。小巧的厨房里摆放着一台冰箱，一架白色炉台和一式三组的电炉。洗碗槽上方的碗架上放着几套杯盘。

我拿了一些冰块，用自己行李箱中的酒给自己调了一杯。我坐在椅子上一边凝神细听，一边小口啜着酒，房间没有开窗，威尼斯窗帘低掩着，房间里一片漆黑。隔壁静悄悄的，接着听到马桶冲水的声音。我的目标在房间里。我喝完这杯酒，抽完一支烟，开始研究两个房间之间的那面墙上的暖气，这是一个金属盒子，里面是两个长长的磨砂玻璃灯泡。看起来这个装置根本不会提供多少热量，但是在壁橱里有一个嵌入的插电式送风机，上面装有一个恒温器和三孔插座，电压是二百二十伏。我拆下墙上暖气的警报器，拧下灯泡，从行李箱中拿出听诊器，贴在金属片上进行监听。如果隔壁墙上也有同样的暖气装置——而且这种可能性极大，那么目前我们之间的阻隔就只是这些金属片和一些绝缘体，很可能仅此而已。

有好一会儿，隔壁静悄悄的，然后我听到电话拨号的声音。一切都能清晰地监听到。一个女人的声音说：“请帮我接艾斯梅拉达41449号。”

这是一个冷静从容的声音，不高不低，除了有些疲惫听不出任何情感。跟踪她这么长时间，这是我第一次听到她的声音。

一阵静默之后，我听到她说：“请接拉瑞·米切尔先生。”

又是短暂的沉默后，女人接着说：“我是贝蒂·梅菲尔德，从朗齐奥·德斯坎萨德旅馆打来。”她把德斯坎萨德的萨拼错了，接着更正说：“贝蒂·梅菲尔德，我说，你真是太蠢了，难道还要我教你拼写吗？”

电话另一端似乎在交代什么事情，她静静地听着。过了好一会儿，她说：“C座十二号，你应该知道的。你预订的……哦，我明白了……好，好的……我会待在这儿。”

她挂了电话，周围陷入一片沉寂，甚至是死寂之中。然后那个声音再次缓慢而空洞地响起：“贝蒂·梅菲尔德，贝蒂·梅菲尔德，贝蒂·梅菲尔德，可怜的贝蒂，你从前可是个好女孩——很久以前。”

我一直背靠着墙，坐在地板上的条纹椅垫上。现在我小心地站起来，把听诊器放到椅垫上，回到床上躺下。过一会儿那个人会来，她就在这儿等他，因为她不得不这么做。她到这旅馆来也是同样的原因，我想弄清楚那到底是什么。

他一定穿了软底鞋，因为我没有听到一点儿动静，直到听到隔壁的敲门声。显然他也没有开车来。我翻身下床，拿起听诊器继续工作。

她打开门让他进来，我几乎看到他满脸堆笑，只听他说：“你好，贝蒂，您是贝蒂·梅菲尔德吧，我喜欢这名字。”

“这是我的本名。”她关上了门。

他低声笑了，“我以为你够聪明会换个名字。但是你行李箱上的首字母是怎么回事？”

他的声音和他的笑容一样让人生厌。这声音高亢而兴奋，透着狡猾和自作聪明的幽默。尽管没有直接嘲笑讽刺，但是也差不多。这让我听了很不舒服。

“我想，”她冷冷地说，“你最先注意到的就是这个。”

“不，宝贝，我最先注意到的是你。第二我还注意到你手指上有结婚戒指的痕迹，但却没戴。行李箱上的首字母只排在第三。”

“不要叫我‘宝贝’，你这个卑贱的人渣。”她突然压低声音愤怒地说。

但这根本没有激怒这个男人。“我可能就是个人渣，亲爱的，不过”——接着响起自负的笑声——“我可不卑贱。”

接着我听到她走路的声音，可能是从他身边走开。“你想喝点什么？我看到你带了一瓶酒。”

“那会让我春心荡漾的。”

“对于你，我只担心一点，米切尔先生，”这个女孩冷冷地说，“就是你那张不够谨慎的大嘴巴。你说得太多，又太自负。我们最好彼此了解一下。我喜欢艾斯梅拉达。我以前在这儿待过，一直想回来。但是非常不幸你住在这儿，恰好又和你坐同一趟车。更不幸的是你认出了我。但是也仅此而已——不幸，坏运气而已。”

“但对我却是好运，亲爱的。”他拉长腔调慢吞吞地说。

“可能吧，”她说，“只要你别逼得太紧。如果你不听奉劝，这个幸运的气球会在你面前炸掉。”

接下来是一阵寂静，我想他们此刻大概正盯着对方。他的微笑中或许有一丝紧张。

“我所要做的，”他平静地说，“只是拿起电话打给圣地亚哥报社。你想要上头条？我替你安排。”

“我来这儿就是要避免这事发生。”她有些恼怒地说。

他笑了，“当然，我了解过，一个昏庸老迈的法官放了你一马，全国大概也只有这一个州可以在被告都被判决后还能上诉。你改名换姓了两次，如果你的故事在这儿再上报纸——那绝对是个动人的故事，亲爱的——我想你就得第三次改名了，另外还得继续一段旅程。你也有点累了，对不对？”

“这正是我来这儿见你的原因，”她说，“这也是你来这儿的原因。开个价吧，我有思想准备，你要狮子大开口。”

“我提到钱了吗？”

“早晚会提的，”她说，“把嗓门放低点。”

“这栋别墅都是你的，亲爱的。我进来时把四周都看了。门窗都关着，窗帘拉着，车库里是空的。我可以去服务台确认一下，如果你还不放心。我在这儿有的是朋友——你得认识一下，这能让你在这儿生活得更愉快。这座城市的社交圈不太容易进来，如果你不进入社交圈，这儿的生活可有点无聊。”

“那你是怎么打入这个圈子的，米切尔先生？”

“我有个老朋友在多伦多是个大人物。我们现在不来往了，他也不准我在他的地盘上混。尽管他拿钱让我走远点，但是老朋友嘛，提他的名字还是管用的。”

她没有再回答。我听到她走开的脚步声，又听到她在厨房从冰盒中拿出冰块的声音，倒水的声音，脚步声又回来。

“我想自己静一下，”她说，“可能刚才有些不礼貌，但是我累了。”

“当然，”他平和地说，“您累了，”他顿了一下，“那这样吧，等你休息好了，今晚七点半在‘玻璃屋’，我来接你。那是个就餐、跳舞的好地方，安静，私密性强，不知能不能让你动心。属于海岸俱乐部，如果不是自己人，是不会提供餐位的。我是那儿的会员。”

“不便宜吧？”她问道。

“有点贵。哦，对了——这倒提醒了我。在我收到支票之前，能给我些零用钱吗？”他大笑起来，“我也有点惊讶，我居然还是提到了钱。”

“零用钱？”

“几百块就好。”

“我只有六十块——除非我能开个账户或把旅行支票换成现金。”

“服务台就可以做这些，宝贝。”

“可以。先给你五十，请自重些，米切尔先生。”

“叫我拉瑞，这样亲切些。”

“可以吗？”她的腔调变了，语气里竟有一丝邀请之意。我能想象出一丝微笑浮现在他脸上。然后我从接下来的安静中猜想他已经搂住她，而她也没有反对。最后，她以低沉的嗓音说：“好了，拉瑞，乖乖走吧，我会在七点半准备好。”

“再来一下我就走。”

过了一会儿，门打开了，他说了些什么我没听清。我站起身走到窗边，透过百叶窗的缝隙小心朝外看去。我看到他溜达着下了楼，上了一个斜坡就看不到人影了。我回到暖气金属片那儿，听了好一会儿——没什么动静。接着我又听到些莫名其妙的声响，但是很快我就搞明白了。

隔壁传来快速走动的声音，抽屉开关的声音，咔嗒落锁的声音以及掀起行李箱盖又撞上什么东西的声音。

她在收拾行李准备离开。

我把长磨砂灯泡重新装回去，安上金属片，把听诊器放回行李箱。夜里越来越冷，我披上夹克，站在房间中央。房间漆黑一片，没有开灯。我只是站在那儿仔细想了一遍事情经过。我应当打电话报告一下，我可以说她大概已经搭乘出租车乘另一班火车或飞机去了别的地方。任何地方都有可能，但像拉瑞这样的人渣到处都有，就算没有这样的人，也会有一大批记者像等待大人物回华盛顿一样猫在车站。总会有拉瑞·米切尔之流或记性好的记者，总会露出马脚，总会有人发现，跑是跑不掉的。

我正在替自己不喜欢的人做着一件廉价的卑劣的活儿，但是——替人打工哪个不这样呢，伙计。拿人钱财，替人消灾。只是这次我体会到了其中的不易。她看起来并不像个四处流浪的人，也不像个骗子。她现在这副样子只是硬装出来的。

5

我开了门走到隔壁，轻轻按了下门铃。里面没有动静，也没有脚步声。然后铁链突然哗啦一下，门打开了一条缝，里面透出光线，但看不到人影。有个声音从门后传来：“谁？”

“有糖吗？”

“没有。”

“那么在我收到支票前先给我点零用钱？”

里面沉默了好一会儿。然后门缝开得更大了些，但铁链并没有摘掉，一张脸从门缝处露出来，一双阴郁的眼睛盯着我，在暗夜中像两汪潭水，高高的树丛中筛过来的光线映入这潭水中，幽幽地闪烁着。

“你是谁？”

“我是你的邻居。我正打盹，刚才的谈话和吵闹声惊醒了我，这一路听下来，我的好奇心就被勾起来了。”

“去别的地方满足你的好奇心吧。”

“当然可以，金女士——哦，请原谅，梅菲尔德小姐——但是我肯定您可不想让我这么干。”

她一动不动，眼珠也一动不动。我从烟盒里抽出一支烟，用大拇指叩开打火机盖，转动滚轮点火。你也能一只手这么干，只不过有点费力。终于，我成功点着了烟，深吸一口，从鼻孔里喷出一股烟。

“你想干什么？”她问。

“严格来说我应该打电话给洛杉矶我的东家，报告这儿的情况。也可能我能被说服不这么做。”

“上帝啊，”她暴怒地说，“一晚上两个啦。还有比这个女孩更走运的吗？”

“不知道，”我说，“我对整件事情一无所知，可能把我指挥得团团转的家伙是个混蛋，但是我并不确定。”

“等一下，”她砰的把门关上。不一会儿，铁链从门闩中抽出来，门开了。

我小心地走进去，她往后退了几步离我远一些，“你听到了什么？请关上门。”

我用肩膀顶上门然后靠在上面。

“你们那些令人不快的谈话我都听见了，这儿的墙壁像一名舞者的钱包，薄薄的藏不住秘密。”

“你靠表演谋生？”

“恰恰相反，我干的是见不得光的捉迷藏的营生。我叫菲利普·马洛。你以前见过我。”

“是吗？”她小心地迈了一步，经过打开的行李箱，走到椅子边靠着扶手，“在哪儿？”

“洛杉矶总站。你和我都在等车。我一直关注着你，也关注着你和米切尔先生之间发生的一切——他叫米切尔，对吧？但我什么也没听到，什么也没有看到，因为我当时在咖啡厅外面。”

“那么你对什么感兴趣呢？”

“我还没有说完。让我感兴趣的是你和他谈过话之后的举止变化，那简直是精彩表演，显然经过了深思熟虑。但是一转身，你又换上了一副冰冷时髦的漂亮女郎模样。为什么？”

“那我以前什么样？”

“一个可爱、文静、有教养的女孩。”

“那才是装出来的，”她说，“另一面才是我的本来面目。还有你没领教过的呢。”她说着从身边掏出一把小巧的自动手枪。

我看着那把枪，“哦，枪，”我说，“别拿枪吓唬我。我这辈子一直和它们打交道。我换牙那年玩的是一把老式的德林杰手枪，只有一发子弹，船上赌徒随身带的那种。稍大点，我就熟练把玩轻型运动步枪，然后是点三〇三口径的打靶步枪等。有一次我在九百米开外不靠准星射中一头公牛。补充一点，从九百米射程看过去，那头公牛只有一张邮票大小。”

“好诱人的职业。”她说。

“枪解决不了问题，”我说，“它只会拉开另一场戏的幕布，而这场戏往往有更为糟糕的结果。”

她微微笑了一下，把枪换到左手，腾出右手抓住衬衫衣领一把扯到腰部。

“接下来，”她说，“不过不着急，我可以像这样把枪换过来，”——她把枪换到右手，但这次是抓着枪管——“用枪托在我的颧骨上狠狠地敲一下，制造一块漂亮的瘀伤。”

“然后，”我说，“你拿好枪，拉开保险，扣动扳机，而那时我已经浏览完运动版的头条了。”

“你休想离开这个房间半步。”

我跷起二郎腿，向后靠去，从旁边的桌子上拿起绿色的玻璃烟灰缸，在膝盖上放稳，用右手拇指和食指夹着香烟。

“我不会出这个房间半步，我会一直像这样坐在这儿，舒服又自在。”

“垂死挣扎，”她说，“我的枪法很好，而且这也不到九百米远。”

“然后你就向警察说，我试图攻击你而你是自卫。”

她把枪丢到行李箱中大笑起来，这笑声听起来仿佛透出发自内心的愉快。“对不起，”她说，“你就坐在那儿，跷着二郎腿，脑袋上一个窟窿，而我只需要强调我是自卫开枪——这一幕让我不禁有些飘飘然。”

她跌坐到一把椅子上，身体前倾，一只手托着下巴，胳膊肘靠着膝盖。小脸紧绷着，在栗色头发的衬托下，显得更加娇小。

“你刚才想要做什么来着，马洛先生？或者换一种问法——我能为你做点什么，既然你什么也做不了？”

“谁是埃莉诺·金？她在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干什么？为什么她要一路改名换姓，甚至不得不把自己行李箱上的姓名首字母去掉？将这些杂七杂八的都告诉我，当然，你也可能不乐意这么做。”

“哦，我该怎么说呢，提行李的人弄掉了我皮包上的姓氏。我告诉他我婚姻不幸，离婚了，有权恢复原来的姓。至于伊莉莎白或者贝蒂·梅菲尔德，那可能是真的也可能是假的，不是吗？”

“好吧，那米切尔是怎么回事？”

她往后靠去，让身体放松下来，双眼仍然警惕地大睁着，“他只是我路上认识的一个人，他也乘坐那班火车。”

我点点头。“但他是开自己车来的。他帮你预订了房间，而且这儿的人不喜欢他，但是很明显他有个来头不小的朋友住这里。”

“火车或轮船上的旅伴往往能迅速发展交情。”她说。

“似乎是这样。甚至他还跟你借了一大笔钱。这交情发展得够快的。而且我总觉得你并不太喜欢他。”

“哦，”她说，“是吗？但是实际上，我现在正迷恋他呢。”她翻过手掌，仔细端详着掌纹，“你受谁的指使，马洛先生，又为什么找上我？”

“一个洛杉矶律师，不过他也只是按照东岸的指示做事。跟踪你，报告你的行踪，我也是这么做的。但是现在既然你要走，我就不得不重新再来一遍了。”

“但是既然我知道你在这儿，”她说，“那你的监视行动可就困难了。我猜你是私家侦探。”

我承认了。我已经把烟捻灭，把烟灰缸放回桌上站起身来。

“对我而言的确如此，但是别忘了，梅菲尔德小姐，能监视你的人还有很多。”

“哦，我相信，不过他们都和善多了，甚至有几个还相当顺眼。”

“警察现在还没有盯上你，否则早就来抓你了。你的行程已经暴露，我还拿到了你的照片和简历。但是米切尔只会按照他自己的意愿行事，他想要的可不只是钱。”

我看到她似乎脸红了一下，但是在暗影中我没有看清。“也许吧，”她说，“但是我可能并不在乎。”

“你在乎。”

她突然站起身来，走到我身边。“你这一趟差使酬劳并不高，对不对？”

我点点头，这时她紧挨着我。

“那么别再插手这件事，忘了你看到的一切，要多少钱？”

“我不会再插手这件事，一分钱也不要。至于另一个要求，我得先问一声。”

“到底要多少钱？”她似乎很认真地说，“我负担得起‘律师代理费’，你们是这样说的，对吧，比敲诈好听多了。”

“这根本不是一回事。”

“可以是一回事，相信我，就是那么回事——有些律师和医生就是这么做的，我知道。”

“那你一定被狠狠地敲了竹杠，啊哈？”

“才不是，老兄，我可是这世上最幸运的女孩，所以我活到了现在。”

“而我恰恰是那个最不幸的，这点好运你可要好好把握。”

“好吧，你懂什么，”她拖长腔调慢吞吞地说，“优柔寡断的家伙。到处去说吧，混蛋，对我来说，这些算不了什么。现在就滚蛋，大侦探马洛先生，打电话通风报信去啊，不耽误你了。”

她起身向门口走去，但是我抓住她的手腕，她顺势转了一圈。拉开的领口只露出一点肌肤和一角胸衣。在海滩上能看到的要远远多于这些，但透过扯开的领口看到，还是让人心神荡漾。

大概我的神情有些不正经，她突然伸出手指抓向我。

“我可不是饥渴的荡妇，”她咬着牙说，“把你的爪子拿开。”

我抓起她的另一只手，把她拉得更近些。她试图用膝盖顶住我的裆部。但是我们离得太近了，根本施展不开拳脚。然后她瘫软下来，头往后仰去，闭上双眼。她双唇微启，带着一丝冷笑。这是个寒冷的夜晚，冷雨使气温下降得厉害，但是我却浑身着火一般滚烫。

过了一会儿，她叹息一般地告诉我，她得梳妆去赴宴了。

我只能发出“呜啊”作为回应。

又过了好一会儿，她说她已经好久没让男人这么碰她了。我们慢慢向床边转了个身，床上铺着粉色和银色相间的床罩，这个搭配有点奇怪。

她睁开双眼，眼神里有一丝戏弄的意味。我审视着那对瞳仁，因为靠得太近，我只能一次看一只。它们看起来搭配得如此完美。

“亲爱的，”她柔声说，“你太棒了，但是我确实没有时间了。”

我吻住她的嘴唇不让她说下去。这时外面有钥匙转动声，但是我并没有在意。咔哒一声，门开了，米切尔先生走进来。

我们迅速分开。我转过身，发现一双阴郁的眼睛正盯着我，他足有六英尺高，是个大块头，粗壮结实。

“我偶然想起要去服务台查看一下，”他说，似乎漫不经心，“B座十二号房今天下午刚有人入住，恰恰在你入住之后。我有些好奇，因为这个时候有许多空房，为什么偏偏选你的隔壁来住。所以我借来备用钥匙。这个肌肉男是谁，宝贝？”

“她不是告诉过你不要叫她‘宝贝’，记得吧？”

他似乎没听见，只是握紧了拳头。

这个女孩说：“他是个私家侦探，叫马洛，有人雇佣他跟踪我。”

“那他也没必要跟踪得这么紧吧？我看我好像搅和了你们的好事。”

她从我身边跳开，一把抓起行李箱中的手枪，“我们正在谈钱的问题。”她告诉他。

“又错了，”米切尔说，他满脸涨红，双眼圆睁，“特别是在你那个位置上。不需要用枪，亲爱的。”

他伸出右手，给我来了个直勾拳，又快又准。我向前一闪，迅速躲开这一拳，冷静敏捷。但是这一拳只是一个幌子，他是个左撇子，我在洛杉矶火车站就应该注意到这点。一个训练有素的观察者，是不会忽视任何一个细节的。我躲过了他的右拳，但没躲过左拳。

这一拳击中我的后脑勺。我一个踉跄，这家伙趁机冲到一边，从女孩手中夺过手枪。我模糊地看到这把枪在椅子上空转了一个圈，落到他的左手上。

“放轻松，”他说，“我知道这有些老套，但我还是要告诉你我能在你脑袋上钻个洞，然后拍拍屁股走人。我说到做到。”

“好吧，”我粗声说，“一天五十块还不值当让我丢掉小命，它至少也得值七十五块一天。”

“转过去，让我看看你的钱包。”

我扑向他，他连人带枪摔在地上。除非惊慌过度他才会开枪，而这是他的地盘，他没什么可惊慌的。我断定他不会轻易开枪，但是那个女孩可不这么想，我从眼角扫到她抓起了桌上的威士忌酒瓶。

我掐住米切尔的脖子。他嘴巴里哇哇叫个不停，击中了我身体的某个部位。但是不要紧，我占了上风。但是我并没有赢得这场格斗，因为就在这时，不知哪来的一个全副武装的家伙重重踢在我的后脑勺上。我瞬间没入一片黑色的海洋，脑袋中像爆出一片火花似的失去了意识。

6

醒来后第一个感觉是如果这时有人对我大声说话，我会马上大哭。接着我感觉到脑袋胀得很大，似乎整个房间都容不下，前额到后脑勺之间似乎相距几千里，脑袋左右两边也遥遥相隔。除此之外，一阵阵沉闷的敲击声也令人心烦意乱。变得无限大的脑腔中萦绕着这种声响。

第三个感觉是不远处的什么地方一直发出嗡嗡的声音。第四个感觉是冰凉的水正顺着我的脊背向下流淌。床单紧贴着我的脸，这表明我是趴在床上——如果我的脸还存在的话。我慢慢翻过身坐起来，一阵哗啦的响声过后，一块打结的毛巾包着正在融化的冰块落了下来。某个十分疼爱我的家伙把它压在了我的后脑勺上。某个不太疼爱我的家伙则在这块冰上重击了一下。当然两件事也可能是一个人做的，人的情绪总是捉摸不定的嘛。

我站起身来，伸手摸摸屁股。钱包还在左兜里，但是扣子解开了。我检查了一下，什么东西也没丢，显然对方已经了解了一切，不过反正也没有什么秘密可隐藏。我的行李箱立在床脚边，盖子大开，显然我被丢回了自己的房间。

我走到一面镜子前，端详着自己的脸。这张脸看起来还是那样。我走到门边打开门，嗡嗡声更大了。迎面一个肥硕的男人正倚着栏杆站在那儿，他中等身材，虽然肥胖却看不到赘肉。这个家伙戴着一副眼镜，头上一顶看上去灰不溜秋的帽子，帽檐下露出一对肥大的耳朵。他的外套领子竖起，双手插在上衣口袋里，脑袋两侧露出战舰般灰色的头发。他看起来很有耐心，大部分的胖人都有这个特点。我身后敞开的房门透出的光在他的眼镜上反射回来。他嘴里叼了个小烟嘴，就是那种被称为“斗牛犬”的烟嘴。我还是有些意识模糊，但一看到这个家伙，立刻警醒起来。

“晚上好。”他说。

“有什么事？”

“我要找一个人，不过不是你。”

“这儿只有我自己住。”

“好的，”他说，“谢谢。”他转过身，肚子倚着走廊的栏杆继续站着。

我沿着走廊找到嗡嗡声响的来源。C座十二号房门大开，开着灯，噪声就从那里传出来，一个身穿绿制服的女人正用一台吸尘器打扫房间。

我走进去里里外外看了一遍，那个女人关上吸尘器瞪着我，“你找什么？”

“梅菲尔德小姐去了哪里？”

她摇了摇头。

“那个住在这里的女士。”我说。

“哦，那个女人。她退房了。半个小时前。”她再次启动吸尘器。“你最好问问服务台，”她大声说，“这个房间要打扫完给下一位客人住。”

我退后几步关上门，沿着吸尘器的黑色管子找到墙上的插座，拔掉电源插头。这个绿制服女人恼怒地盯着我，我走过去递给她一张钞票，她看起来消了些气。

“我只想借用一下电话。”我说。

“你房间里没有电话吗？”

“闭上嘴，”我说，“我出一美元。”

我走到电话边，拿起话筒。一个女孩的声音响起来：“服务台，您有什么吩咐？”

“我是马洛。我现在很不高兴。”

“啊？……哦，是马洛先生啊。我们能为您做什么？”

“她走了。我甚至都没和她说句话。”

“哦，对不起，马洛先生，”她的声音听起来很真诚，“是的，她走了，我们不能——”

“她说去哪儿了吗？”

“她只是结了账就走了，先生，十分突然。根本就没说去哪儿。”

“和米切尔？”

“对不起，先生，我没有看到任何人和她在一起。”

“你一定看到了什么，她是怎么离开的？”

“乘出租车，恐怕——”

“好吧，谢谢。”我回到自己的房间。

那个中等身材的胖男人舒服地盘坐在我房间的一把椅子上。

“谢谢您的造访，”我说，“我能为您做点什么？”

“希望您告诉我拉瑞·米切尔现在在哪儿。”

“拉瑞·米切尔？”我仔细在脑海中搜索着这个名字，“我认识他吗？”

他打开一个皮夹抽出一张卡片，挣扎着站起身递给我。卡片上写着：戈布尔·格林，密苏里州，堪萨斯市，布鲁斯大楼，三〇一房间。

“这一定是份有趣的工作，马洛先生。”

“别和我开玩笑，混蛋。我脾气可不好。”

“好啊，让我们看看你的坏脾气。发脾气时你会怎么做——咬自己的胡子？”

“我没有胡子，蠢货。”

“可以留啊，我可以等。”

他站起身来，这次比上次快得多。这家伙低头看着自己的拳头，突然抽出一把手枪，“你还没挨过枪子儿吧，蠢货？”

“别吹牛了。你让我烦透了，榆木脑袋总是讨人嫌。”

他拿枪的手直哆嗦，脸涨得通红。然后他把枪放回肩上的枪袋里，摇摇晃晃走向门口。“今天的事还不算完。”他回过头来对我咆哮了一声。

我没搭理他，这种人不值得搭理。

7

过了一会儿，我下楼来到服务台。

“唉，一切完了，”我说，“你们两个有谁恰好看到带走她的司机是谁？”

“乔·哈姆斯，”这个女孩脱口而出，“你应该会在去广场的途中遇到她。或许你可以问一下叫车处，那是个很好的男孩，还曾经追过我哩！”

“哼，从这儿追到帕索罗布斯。”男孩冷笑着说。

“哦，这我可不知道。你当时好像并没在那儿吧。”

“唉，”他叹了口气，“你一天二十四小时拼死拼活工作，为了买套房子，等你买到手了，你的女人已经和别的男人玩疯了。”

“你的女人不这样，”我说，“她只是和你开玩笑。她每次看你，眼睛里都是爱意。”

我走出去，留下这两个人甜蜜地微笑。像大多数小镇一样，艾斯梅拉达只有一条主街，两边分列着整齐的商业建筑，但只有短短的一段，四周是一栋栋民居。但和其他小镇不一样的是，这里没有夸张的招牌和粗糙的广告牌，没有连锁汉堡店，不见香烟摊，找不到弹子房，更看不见街头巷尾闲逛的小混混。广场大街两边的商店既不老旧，也不算狭小，但是也没有庸俗的装饰、明亮的玻璃和锃亮的不锈钢牌子，更没有明亮耀眼的霓虹灯。

在艾斯梅拉达，并不是每个人都阔绰富裕，幸福无比，也不是每个人都开凯迪拉克、捷豹或里莱，但是显然这地方富人比较多，销售奢侈品的商店如同比弗利山庄的名品店一样整洁大气，只是没那么奢华。还有一点不同，在艾斯梅拉达，即使老店也十分整洁清爽而且精巧别致，而在别的小镇，老店一般都比较寒酸陈旧。

我在大街中段停下车，前面就是叫车处。当然，这个时候它已经关门了。入口在后面，门厅为了和整体设计风格一致，故意牺牲了一块，呈凹字形。两个墨绿色电话亭分列在凹字凸起的两边，就像两个岗亭。街对面停着一辆浅黄色的出租车，就在红线对角上。一个灰头发男人坐在里面读报纸。我走过去，问道：“你是乔·哈姆斯？”

他摇摇头，“他一会儿来，你想租车？”

“不，谢谢。”

我走到一旁，透过旁边小商店橱窗向里望。窗内挂着一件灰棕色方格运动衫，这件衣服让我想起了拉瑞·米切尔。里面还零散地摆放着一双胡桃色粗革皮鞋，一套进口粗花呢套装，两三条领带，与它们相搭配的衬衫稀疏地挂成一排。商店大门上方的一块红杉木上，鲜明地刻着一个人的名字，这个人曾经是个著名的运动员。

电话铃声刺耳地响起，那个出租车司机下了车，穿过街道去接电话。他对着话筒说了几句，挂了电话，然后上车、倒车，扬长而去。他走后，街道上就空无一人了。但不久，有两辆车驶过，然后一位帅气的打扮光鲜的小子带着一位漂亮小妞沿着街道逛过来，不时看着橱窗，聊得火热。一位穿绿色制服的墨西哥人开着一辆来路不明的克莱斯勒——当然也可能是他的车——他下车进了杂货店，出来时拿了一包香烟。然后向旅馆方向驶去。

另外一辆喷着“艾斯梅拉达出租车公司”字样的灰色出租车从拐角处出来，滑入红砖车道。一个戴着深度厚镜片的彪形大汉从车里下来，查看了一下墙上的电话，然后回到车上，从倒车镜后抽出一本杂志。

我慢慢踱到他身边，这正是我要找的人。他没穿外套，袖子卷到胳膊肘上，尽管现在还不到穿比基尼的时候。

“是啊，我是乔·哈姆斯。”他在烟管里塞了一片药，然后用一只朗森打火机点燃。

“朗齐奥·德斯坎萨德旅馆的露西认为你能给我提供一点消息。”我靠着出租车，脸上摆出一个大大的、温暖的笑容，但是我宁愿去踢人行道。

“什么消息？”

“今天晚上你接了一个叫车电话，C座十二号房的。一个栗色头发、身材姣好的高个儿女孩，她叫贝蒂·梅菲尔德，当然她可能没有告诉你。”

“他们大多只告诉我去哪儿。有问题吗？”他朝着挡风玻璃吹了一口烟，看着烟雾在车厢中弥漫开来，“怎么一回事？”

“我的女朋友跑了，我们吵了一架。都是我的错，我想告诉她我错了。”

“她家在哪儿？”

“离这儿很远。”

他用小指轻轻弹了一下叼在嘴里的香烟，弹掉烟灰。

“可能她早就安排好了这一切。可能她就不想让你找到她。你这情况已经算走运了，和镇上这些旅馆玩花样他们可轻饶不了你，我得说这些旅馆可是臭名昭著。”

“我可能没说实话。”我说，从钱包里拿出一张名片，他看后又递给我。

“很好，”他说，“这样好多了，但是这违背了公司的制度。我开车可不是为了锻炼身体，我不想找麻烦。”

“五块钱，有没有兴趣？这个也违背公司制度？”

“这公司是我家老头子的。如果我闯了祸，他会气得吐血，并不是我不爱钱。”

墙上的电话叮铃铃地响起来。他滑下车，几步跨到电话前，我站在原地，咬紧下唇。他说了几句，回来后麻利地钻入车内，坐在驾驶座上。

“我得开工了，”他说，“对不起，我可不能迟到。我刚从德尔玛尔回来，七点四十七分有趟火车去洛杉矶，在德尔玛尔临时停靠，这儿的人都从那儿乘车。”

他发动汽车，探出身来扔掉烟蒂。

我说：“谢谢。”

“谢什么？”他倒车一溜烟就开走了。

我再次看看表，算了一下时间和距离。从这儿到德尔玛尔十二英里，载客到那儿，把他（她）放下再回来大概得用一个小时左右。他告诉我这些，一定是在暗示我什么，否则大可不必浪费口舌。

我看着他走远，然后穿过街道走进电话亭。我让亭门大开着，投入硬币，拨了个零。

“我要接洛杉矶西区，对方付费，谢谢。”我给了她电话号码，“私人电话，克莱德·乌姆纳先生。我是马洛，从艾斯梅拉达四二六七三公用电话打来，付费电话。”

她很快接通了电话，比我说明的时间还短。对方急促而尖锐的声音响起来。

“马洛？你也该报告了。那么——说吧。”

“我在圣地亚哥，我跟丢了。我打了个盹，她就溜了。”

“这么说我找了个自以为聪明的蠢货。”他很不高兴。

“情况没有那么糟，乌姆纳先生。我大概知道她的去向。”

“‘大概’知道可远远不够，我需要我的手下能完全做到我的要求。你说的‘大概’是什么意思？”

“你能给我提供一些信息吗，乌姆纳先生？我先前为了追上她，匆忙中上了火车，你的秘书告诉了我许多关于她性格的介绍，但这些信息并没有什么用。您也想让我愉快地工作对吧，乌姆纳先生？”

“我以为弗米利耶小姐都告诉你了呢，”他咕哝了一声，“我是为华盛顿一家重要的法律事务所做事。现在他们的客户要求保密。你要做的就是跟踪这个女孩，看她到什么地方。但是这个‘地方’显然不是指休息室或汉堡店，而是指旅馆、公寓或她所认识的什么人的房子。就是这样，还要更简单的吗？”

“我要的不是简单，乌姆纳先生。我需要背景资料。这女孩是谁，她来自哪里，为什么要跟踪她？”

“为什么？”他对我吼道，“你是什么东西，来问我为什么。找到这个女孩，盯住她，然后报告她的下落。想要拿到钱，就最好动作利落些。我等你到明天上午十点，过期我就安排别人。”

“好的，乌姆纳先生。”

“你到底在哪儿，电话多少？”

“我在四处转悠，刚被一个威士忌酒瓶击中了脑袋。”

“哦，那可太惨了，”他讽刺地说，“我想你已经喝光了那瓶酒吧？”

“哦，要是那样的话情况会更糟糕。乌姆纳先生，下一个被击中的会是您的脑袋。我会在十点左右给您办公室打电话。不用担心，人不会跟丢的。还有两个家伙帮忙呢，一个是当地人叫米切尔，另一个是堪萨斯的侦探叫戈布尔，他带着枪。好吧，晚安，乌姆纳先生。”

“别挂，”他咆哮道，“等一下！什么意思——其他两个帮忙的家伙？”

“什么意思？你问我？应该我问你才对。看来你也被蒙在鼓里。”

“等一下！别挂！”那边一阵沉默，接着一个平静温和的声音响起，“明天一早我第一件事就是打电话给华盛顿，马洛。原谅我刚才对你大吼大叫。看来我确实需要多了解一些情况。”

“是的。”

“如果你有什么进展，打电话到这儿找我。随时打，任何时间都可以。”

“好的。”

“那么晚安。”他挂了电话。

我把听筒挂回去，深吸一口气。头依然很痛，但是不再眩晕。我呼吸着掺杂海雾的凉爽夜风，走出电话亭，向街对面望去。我刚来时就待在出租车里的那个老家伙又回来了。我踱过去问他如何去玻璃房。米切尔曾答应带贝蒂·梅菲尔德去那儿吃饭——不管她愿不愿意。知道方向后，我谢过他，重新穿过空荡荡的街道，钻进事先租好的车里，顺着来时的路返回。

梅菲尔德小姐可能赶上了七点四十七分去往洛杉矶的火车，也可能在中途某站下了车。当然更有可能她还没有上车。出租车司机送客人去车站是不会等看到客人登上火车才离开的。拉瑞·米切尔不会那么轻易被甩掉。

如果他有把握让她来到艾斯梅拉达，就有把握留住她。他知道我是谁，也知道我要干什么。但他不知道为什么，因为我也不知道。如果他稍有头脑，相信我有点本事，就会想到我会通过她乘坐的那辆出租车追查出她的行踪。

首先我猜他会开车去德尔玛尔，把他的大别克停在不显眼的地方，然后等她的出租车过来。等这辆车掉头回去，再把她载回艾斯梅拉达。我的下一个想法是她没再向他透露任何信息。我是洛杉矶私人侦探，不知道被什么人雇来跟踪她，我一直做得不错，直到由于尝试跟得太“紧”而失了手。

当然这种行为会惹怒他，因为这就表明他还没有完全掌控一切。但是如果他的消息——不管那是什么——只是来自一堆拼凑的简报，他就更别指望完全控制局势。任何人只要有足够的兴趣和耐心就能弄清一切。任何有充分理由雇佣私家侦探的人都有可能已经了解了他知道的一切。这反过来就意味着不管他对贝蒂·梅菲尔德打什么主意，图财、谋色还是二者都有，都要速战速决。

在距离峡谷三分之一英里的地方，有一块被照亮的小小的广告牌，上面有一个箭头指向海边，用斜体字写着“玻璃屋”。山路盘旋蜿蜒，两侧是建筑在峡谷崖壁上的房子，这些房子的窗户里透出温暖的灯光。屋外是修剪整齐的花园，还不时出现一两堵墨西哥风格的卵石墙或砖墙，墙砖每隔一两块就嵌上一些瓦片。

我驶下最后一段山路，海草的味道弥漫在空气中，玻璃屋内透出的琥珀色灯光仿佛一层轻纱笼罩着周围，舞曲悠扬的曲调回荡在砖砌的停车场上空。我把车远远地停在海边，咆哮的大海仿佛就在脚下。停车场门口没人，你只管锁好车自己进去。

里面稀稀落落停着几辆车。我仔细检查了一下它们。至少我的一个预感是正确的。那辆路霸别克坚实的后盖上顶着的车牌号和我兜里的那串数字恰好相符。它几乎就停在入口处，旁边是一辆灰绿色和象牙白相间的凯迪拉克敞篷车，乳白色的座位，前座上加盖了一块防潮方格旅行毯，车内充斥着各种各样的小物件：两个极大的带镜探照灯，一根长得简直可供金枪鱼渔船使用的收音机天线，一个可供长途旅行的折叠式铬制行李架和遮阳板，一块防备遮阳板挡住信号灯的折射三棱镜，键钮众多的收音机，点烟的装置，还有许多这一类玩意。我禁不住想，车主什么时候或许会装上雷达、音响设备、酒吧甚至防空的炮台。

借助手电筒的光线看清这一切后，我照了照驾驶人的驾照，上面写着克拉克·布兰登，加州艾斯梅拉达的卡萨迪波尼提旅馆。

8

大厅入口处是一个平台，向下分为酒吧和餐厅两层。通往酒吧的螺旋楼梯上铺着地毯。上面一层除了一个负责衣帽间的女孩，仅有一位上年纪的家伙待在电话亭内，似乎一副不好惹的样子。

我下楼来到酒吧挑个角落坐下，从这儿可以清楚地看到舞池。这座建筑一面是巨大的玻璃窗，透过窗户能看到白茫茫的雾气。但是在晴朗的夜晚，能看到月亮随海潮摇曳起舞，那景色应当十分迷人。一支三人组墨西哥乐队弹奏着乐曲，那些曲子是墨西哥乐队的专利。不管他们演奏什么曲子，听起来都一个样。热情动听的咬字发音，回旋反复的轻快节奏，悠长舒缓的甜美腔调。歌唱者总是一边漫弹着吉他，一边絮絮诉说着千篇一律的恋情，女主角总是可望不可及的“琳达”，而男主角总是留着泛油光的长发，除却儿女情长的浪漫，和那些在胡同里逞强的小混混没什么两样。

舞池中有六对男女在忘情跳舞，毫不顾忌那位患关节炎的值夜班家伙。他们大多脸贴着脸，仿佛醉心于跳舞。男人穿着白色礼服，女人则个个明眸红唇，身材窈窕。

但是其中有一对却没有脸贴着脸。男的因为酒醉时时跟不上节奏，而女的则心不在焉，时时跳错。我不必担心跟丢贝蒂·梅菲尔德小姐了。她就在那儿，和米切尔一起，不过一点儿也不开心。米切尔大张着嘴狞笑，脸上泛着红光，目光呆滞。贝蒂尽可能地把头偏向一边，那样子几乎要扭断自己的脖子。显然她已经无法忍受拉瑞·米切尔先生了。

一个身穿绿色短夹克，搭配白色侧滚绿边条纹裤子的墨西哥侍者走过来，我要了一杯双份吉布森鸡尾酒，还问他是否有特制的三明治。他以西班牙语说：“是的，先生”，然后对我粲然一笑就离开了。

音乐骤停，响起稀稀落落的掌声。乐队深受鼓舞，接着演奏另一首曲子。一个黑发领班像只蝴蝶一样，堆着一脸亲切的笑容，这桌前那桌前地晃，和人套近乎。接着他拉出一把椅子，坐在一个高大英俊的爱尔兰人对面，那人一头浓密的灰发，身穿一件黑色晚礼服，翻领处别着一支白色康乃馨，看起来似乎是一个人来的。不打交道的话，他似乎是个不错的家伙。由于离得较远，灯光也十分昏暗，故我只能观察到这些。不过要和他打交道的话，你最好块头比他大，动作比他麻利，身体比他强壮。

领班弯下腰和他说了些什么，接着两人就都往米切尔和梅菲尔德的方向看。领班似乎很紧张，而那个大人物则似乎满不在乎。领班起身离开。大人物抽出一支烟塞到烟嘴中，一个侍者赶紧掏出火机点燃，似乎他一整晚都在等这个赏光的机会。大人物看也没看他地道了声谢。

酒来了，我抓起来一饮而尽。音乐再次停止，而且再没响起来。舞伴们彼此分开踱回自己的位置上。拉瑞·米切尔仍然拥着贝蒂，仍然咧嘴笑着，而且搂得更紧。他用爪子托住她脑后，她试图摆脱，而他搂着更紧，并把自己那张涨红的脸压过去。她努力挣扎，但是却挣不脱。他又亲又吻，她抬腿就踢，这一下他跳了起来，恼羞成怒。

“放开我，你这个醉鬼。”她气喘吁吁，但吐字十分清晰。

他的脸色变得十分难看，野蛮地抓住她的手臂，慢慢用力把她拉向自己，然后就这样搂着她。大家兴致勃勃地看着，但是没有人上前帮忙。

“怎么啦，宝贝，不爱我了吗？”

接下来，我虽然没看到她用膝盖顶住了他什么部位，但是我猜肯定把他弄痛了。他推开她，脸扭曲得十分狰狞。然后他逼近那女人，来回猛扇她耳光。女人的脸颊立刻变得血红。

她站在那儿一动不动，然后清晰地一字一字地说话，声音大得整间酒吧都能听见：“下次再干这个，米切尔先生——一定要穿件防弹背心。”

她转身走了。这回只剩下他站在那儿，脸上已消退了红色，变得一片惨白——不知道是出于疼痛还是愤怒。领班轻轻走过去悄悄地说了些什么，一边说一边挑起眉头，似乎在询问什么。

米切尔垂下眼睑盯着他，接着二话没说直向他冲去，侍者不由得趔趄了一下，躲开他。米切尔去追贝蒂，中途把一个男人撞倒在椅子上，也没有停下来道歉。贝蒂现在已经坐在正对玻璃窗的一张桌子旁，隔壁坐的正是那位穿晚礼服的大人物。他看看她，再看看米切尔，从嘴中拿下烟嘴端详着，脸上毫无表情。

米切尔来到贝蒂桌旁，“你弄痛我了，亲爱的，”他粗声大气地说，“我可是个坏坯子，明不明白？坏到骨子里的那种，要不要道歉？”

她站起来，抓起椅背上的外套，面对他站着。

“要我买单吗，米切尔先生——或者用你从我这儿借的钱去付？”

他的手再次向她脸上扇过去，她一动不动，但是旁边桌子上的男人动了。他迅速站起身来，抓住米切尔的手腕。

“放轻松，拉瑞，你喝多了。”他声音冷冷的，但是语带嘲讽。

米切尔努力挣脱手腕，“你别插手，布兰登。”

“开心点，老弟。我无意插手，不过你最好别再打这位女士。这里一般不会把客人拎出去——不过不保证一定不会。”

米切尔愤怒地大笑起来，“你最好少管闲事。”

大人物柔声说：“放轻松，拉瑞，我说。我不会再说第二遍。”

米切尔盯着他，愤愤地说：“好，待会儿见。”他走了几步又停下来，扭头补充道：“再晚一会儿。”然后他就出去了——一路摇摇晃晃，但走得很快，目不斜视。

布兰登只是站在那儿，那个女孩也只是站在那儿。她看起来好像有点不知所措。

她看着他，他也看着她。然后他微笑起来，随和而彬彬有礼。但她并没有报以微笑。

“我能为您效劳吗？”他说，“需要送您去哪儿吗？”然后他偏了偏脑袋，“哎，卡尔。”

侍者快步走过来。

“这笔账算到店里，”布兰登，“你知道，在这种情况下——”

“对不起，”这个女孩明确地说，“我不想让别人替我付账。”

他慢慢摇了摇头，“这是本店的惯例，”他说，“和我个人无关，不过我能荣幸地送您一杯酒吗？”

她有些疑惑地看着他，而他则一脸的无所谓，“送？”她问。

他礼貌地微笑着，“哦，就是给您端来——如果您不介意再坐会儿。”

这时他拉出自己桌旁的一把椅子，她坐下来。接着，一刻也没耽误地，领班给乐队打了个手势，乐曲声再次弥漫开来。

克拉克·布兰登似乎是那种无须开口便能呼风唤雨的人。

过了一会儿，我的特色三明治来了。味道不怎么样，只是能吃而已。我吃完三明治，又耗掉半个小时。布兰登和这个女孩似乎相处愉快，他们没有过多交谈，很快就去跳舞了。于是我起身出去，坐在外面我的车里。她应该看到了我，但不露任何声色。不过我知道米切尔没有看到我。他上楼太快，而且情绪失控，根本没顾得上四处查看。

大约十点半，布兰登和这个女孩一块儿出来，他们钻进了那辆敞篷凯迪拉克。我光明正大地跟在后面，因为这是通往艾斯梅拉达镇的必经之路，没有必要躲藏。他们去的是卡萨旅馆，布兰登把车沿着车库的斜坡开了下去。

现在只有一个问题尚需弄明白。我把车停在路边，穿过大厅去找电话。

“请接梅菲尔德小姐，贝蒂·梅菲尔德。”

“请稍等，”一阵短暂沉默后，“啊，是的，她刚刚入住，我来接房间电话，先生。”

接下来沉默的时间稍长些。

“对不起，梅菲尔德小姐的房间没人接电话。”

我谢过她挂了电话，马上离开大厅，以免碰上下楼来的她和布兰登。

我回到租来的车上，沿着峡谷冒着雾气，一路驶回朗齐奥·德斯坎萨德。服务台所在的那栋别墅似乎已经锁门，里面空无一人。外面只有一盏灯，昏暗的灯光照着服务铃所在的地方。我摸黑开到C座前，把车停到车位上，拖着疲惫的身躯回到自己的房间。房间阴冷潮湿，倍感凄凉。有人进来过，掀开了条纹床罩，还换了枕套。

我脱了衣服，头发蓬乱，倒头便睡。

9

一阵敲门声惊醒了我，对方只是轻轻敲着，但是一直没停。我猜可能敲了好久，直到这声音穿透到我的梦中。我翻过身来仔细听着，有人试图拧开门把手，发现行不通又继续敲。我看了下手表，微弱的荧光显示刚过三点。我起身走到我的行李箱旁，从中取出手枪，走到门边，拉开一条缝。

一个穿宽松长裤的黑影站在门口，好像还穿着风衣，头上围着深色的头巾。这是个女人。

“干什么？”

“让我进去——快点。别开灯。”

正是贝蒂·梅菲尔德。我拉开门，她像一缕轻烟飘了进来。我关上门，拿起浴袍裹在身上。

“外面还有别人吗？”我问道，“你那屋没有人？”

“没有，我自己。”她靠在墙上，急促地喘息。我从外套中翻出一支微型手电筒，对着屋里晃一圈，找到暖气开关，然后把一束光线打在她的脸上。她闭上眼睛躲避，抬起手来遮挡。我把手电筒放到地板上，借着光线走到窗边，关上两扇窗户，拉下百叶帘，然后回来打开灯。

她松了一口气，一言不发，仍然靠着墙。看起来她应该需要喝点什么。我到厨房倒了些威士忌，然后把酒杯递给她。她摆手拒绝，但接着又改变了主意，抓起酒杯一饮而尽。

我坐下点着一支烟，这种套路化的反应如果别人做起来我肯定觉得没意思透了。然后我只是坐在那儿看着她，等她开口。

我们两个的眼神越过无话可讲、无事可做的深渊后，终于遇到了一起。过了一会儿，她慢慢伸手到风衣的斜口袋中掏出一把枪。

“哦，不要，”我说，“别再这样了。”

她低头看着枪，咬着嘴唇，并没有对准任何人。她从墙上挣扎着站起来，过来把枪扔到我的胳膊边。

“我见过这把枪，”我说，“我们是老朋友了，上次我看到米切尔拿着它。那么？”

“这是我上次把你打昏的原因，我怕他会向你开枪。”

“哦，那可会打乱他的计划——不管那计划是什么。”

“嗯，我也不确定。对不起当时打了你。”

“也谢谢你的冰块。”我说。

“你不看看这把枪吗？”

“已经看过了。”

“我从卡萨一路赶来，现在待在这儿，我——下午刚刚住进来。”

“我知道。你租了一辆车赶往德尔玛尔车站，想赶上晚间的一趟火车。然后米切尔去堵你，又把你载回来。你们一起吃饭、跳舞，闹了点不愉快。一个叫克拉克·布兰登的男人用他的敞篷车把你载回旅馆。”

她目瞪口呆，“我没看到你在那儿啊，”她最后终于说，但声音听起来似乎在想着其他的事情。

“我在酒吧里，而当时你正和米切尔在一起，他扇了你耳光，你警告他下次最好穿上防弹衣再凑过来。然后你背对着我坐在布兰登的桌旁。我在你离开前，就早已经先到外面等着了。”

“我现在有点相信你是侦探了，”她平静地说，再次把眼光停在手枪上。“他没有把枪还给我，”她说，“当然我也没办法证明这一点。”

“这意味着你想证明来着。”

“那对我会比较有利。当然也可能起不了多大作用，等他们知道我的身份后。我想你知道我的意思。”

“坐下吧，不要一直说个不停。”

她慢慢走向椅子，在边缘坐下，身体前倾，眼睛盯着地板。

“我知道有些真相还没有揭开，”我说，“因为米切尔发现了，所以我也能发现——如果我想查清楚的话。任何人只要有线索都能发现。我现在还所知有限。因为我受雇于人，只负责联系和报告。”

她立刻抬头看我，“你都照办了？”

“我报告了一次，”停了一下我说，“当时我跟丢了。我只提到圣地亚哥。反正他也会从接线员那里知道。”

“你跟丢了，”她冷冷地重复了一遍，“他一定很看重你，无论他是谁。”然后她咬了咬嘴唇，“抱歉，我不是有意讽刺你。我只是想弄明白一些事。”

“慢慢来吧，”我说，“现在才凌晨三点二十。”

“你又在嘲笑我了。”

我看看墙上的暖气，似乎没有什么动静，但房间里好像变得不太冷了。我决心倒杯喝的。我去厨房拿出一瓶酒，倒了一杯回来。

现在她手中多了一本小仿皮册子，她拿给我看。

“我这儿有五千美元的支票——和一张百元钞票大小差不多。五千美元，你能帮我做些什么，马洛？”

我呷了口酒，一副慎重思考的神情。“按正常的支出标准，这笔钱可以充当我好几个月的全职佣金。前提是，我恰好想赚那笔钱。”

她拿着皮夹子，轻敲着椅子把手，另一只手却紧张地抓着膝盖。

“你会想赚这笔钱的，”她说，“这只是起价，我能出大价钱。我的钱多得你难以想象。我最后一任丈夫很有钱，有钱到让人痛苦的地步。我从他那里得到整整五十万美金。”

她面无表情，冷冷地坐在那儿，并给我充分的时间适应这种表情。

“我接受，不过我不必去杀什么人吧？”

“不必杀人。”

“我不喜欢你说话的方式。”

我看着旁边这把枪，至今我都没有碰过它。她大半夜从卡萨赶来，为了把它给我送来。而我没有机会用它。我盯着这把枪，弯腰嗅嗅气味，现在还是没有机会用它，不过我知道会用得着。

“谁装了一发子弹？”我问她。屋里寒气沁入骨髓，血液几乎都要结冰了。

“只有一发子弹？你怎么知道？”

我拿起枪，打开弹夹，看了一眼，又推回去，弹夹“啪”地响了一声。

“哦，也可能有两发，”我说，“弹夹中有六发，这把枪一次可以装七发。你可以在枪膛里推一发，然后在弹夹中加一发。当然你也能用掉所有的七发子弹，然后在弹夹中放另外六发。”

“我们只是随便聊聊，对吧？”她慢慢地说，“不用什么都说得清清楚楚吧。”

“好吧，他在哪儿？”

“在我房间阳台的躺椅上躺着。那边的所有房间都有阳台，阳台之间是一堵水泥墙，客房或套房之间的墙末端朝外倾斜。我想即使清理烟囱的人或登山者也得不负任何重物才能爬上来。我在十二层，是顶层，楼上就是阁楼了。”她停下来，皱起眉头，然后那只紧抓膝盖的手向前一摊，摆出无助的手势。“我知道这么说有些老套，”她继续说，“他只有经过我的房间才能到那里，但是我真的没有让他进入我的房间。”

“但是你确定他死了？”

“十分确定。死透了，尸体冰冷僵硬。我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发生的，我没有听到动静。确实有什么声音惊醒了我，但那并不像是枪声。不知怎么他就死了。我不知道是什么声音惊醒了我。但是我没有起来，我只是躺在床上，苦思冥想，再也没有睡着，过了一会儿我开灯起来，走到阳台上想抽支烟。接着我就发现雾气已经散去，这是个月光皎洁的夜晚。月光不是照在地面上，而是照进屋里的地板。我走到阳台，仍然能看到楼下的残雾。天气无比寒冷，天空中缀着无数的星星。我靠墙站了一会儿，接着就看到了他。我知道这听起来也十分老套——甚至还有些不可思议。我无法想象警察会相信——至少开始不会信。但是——但是，事情就是这样，我反正是百口莫辩了——除非有人帮我。”

我站起身来，把杯子里的残酒一饮而尽，走到她身边。

“让我先说两三个疑点。首先，你对这件事的反应不太正常，你的反应虽然不是冷酷至极，但是也太过于平静。没有恐慌，没有情绪失控，什么都没有，似乎一切都在意料之中。其次，我下午听到了你和米切尔之间的全部谈话。”

“我卸下那些灯泡来听的”——我指了指墙上的暖气——“把一个听诊器贴到隔板上。米切尔知道了你的身份，而这个身份一旦公之于众，你就不得不再次改名换姓，躲到另一个不知名的小镇上去。你说你是这世上最幸运的姑娘，所以才活到了现在。现在一个男人死在了你的阳台上，被你的枪击中，而这个男人恰好是米切尔，是吧？”

她点点头，“是的，是拉瑞。”

“但不是你杀的他，据你所说。你说警察一开始不会相信你的说法，接着又说他们根本不会相信。我猜你一定有前科。”

她仍然抬头看着我，慢慢站起身来。我们的脸离得很近，彼此死死盯着对方，但心中并没有杂念。

“五千美金不是小数目，马洛。你若想拿到，并不难。这世上还有许多美丽的地方，你和我可以在那儿享受美好人生，比如里奥的海边那些富丽堂皇的大房子中就有属于我们的一栋。我不知道这个美梦能做多久，但是成事在人，不是吗？”

我说：“你简直是个千面女郎啊。现在你又表现得像个流氓的姘妇。我第一眼看到你时，你是个有教养的娴静淑女。你不喜欢米切尔那种混混向你献殷勤，而后你给自己买了包香烟狠狠地抽，一脸不屑。但是来到这儿，你又让他搂着你。然后你又在我面前扯破衬衫，哈，哈，哈，你这个样子就像公园大道上的骚货。等你那大方的男人一走，你又让我搂着你，接着又用酒瓶砸中我的脑袋。现在你又畅谈在里奥的美好生活。真能实现的话，我都不知道早晨醒来，躺在旁边枕头上的会是哪一个你？”

“先下五千块订金，事成后还有更多。报警的话，警察连牙签都不会给你。如果你不以为然，那儿有电话，你只管打。”

“拿了这五千块，我需要为你做什么？”

她长舒了一口气，似乎危机已经解除。“那个旅馆建在悬崖边上，墙脚只有一条狭窄小路，非常窄。悬崖下面是岩石和大海。现在正是涨潮之时，我的阳台正在大海和悬崖上方。”

我点点头，“有防火梯吗？”

“在车库。从地下室电梯门旁边上去，距离车库那层只有两三阶，但是要爬上去并不容易。”

“为了五千块，我要穿上潜水服爬上去。你是从大厅出来的吗？”

“从防火梯。车库里有一个值夜班的，但是他在一辆车里睡着了。”

“你是说米切尔躺在躺椅上，流了很多血吗？”

她畏缩了一下，“我——我没注意。我想一定是的。”

“你没注意？你都近前看到他冰冷僵硬了。他哪里中的弹？”

“我没看到。一定在他身下。”

“枪呢？”

“在地板上——就在他的手边。”

“哪只手？”

她稍稍睁大眼睛看着我，“有什么关系吗？我不知道哪只手。他好像横躺在躺椅上，头往一边耷拉着，腿在另一边。难道我们要一直谈这个吗？”

“好吧，”我说，“我可一点儿也不了解这里的潮汐。说不定明天他的尸体就会被冲到海岸上，当然也可能两周后才被发现。假设我们处理掉尸体，假如很长时间没有人发现他被枪杀了，也有可能——尽管可能性不大——这件事石沉大海，根本不会被发现，水里不是常有梭鱼和其他的海怪吗？”

“你考虑得倒是周到，不过让人作呕。”她说。

“好吧，凡事要有一个良好的开端。我也在想有没有可能他是自杀呢。那样的话，我们就得把枪放回去。他是个左撇子，你知道。所以我才想知道枪在哪只手上。”

“哦，是的，他是左撇子，你说得对。但不是自杀，这个只知道傻笑、自以为是的家伙是不会自杀的。”

“人们说，有时候一个男人会干掉他最爱的东西，为什么不会是他自己？”

“他不是这样的人，”她简短而坚定地说，“如果我们够幸运的话，人们可能会认为他是从阳台上掉下去的，反正他当时已经醉得不省人事。而那时我已经在南美了，我的护照还没到期。”

“你护照用的哪个名字？”

她伸出手，把纤纤十指放在我的脸颊上。“你很快就会知道我的一切了，耐心点。我会把赤裸裸的真相都告诉你，不能再等等吗？”

“好吧。那就先从赤裸裸的美国支票开始吧。还有一两个小时天就亮了，雾气可能还要持续更长一段时间，你先签支票，我去穿衣服。”

我伸手从夹克里拿出一支墨水笔递给她。她坐在灯下签下她的第二个名字。舌尖在唇齿间若隐若现，她签得很慢很仔细，签的是伊丽莎白·梅菲尔德。

可见她在离开华盛顿前就计划好了改名的事情。我边穿衣服边想，这女人不会蠢到以为我真的会替她处理尸体吧。

我端起杯子向厨房走去，顺手把枪塞进怀里。关好门，我把枪和弹夹扔进炉台下的垃圾箱，然后开始清洗杯子并擦干。我回到客厅，穿上外套，而她连看都没看我一眼。

她继续在支票上签名，签完后，我一张一张翻看，检查签名无误。这一大笔钱对我来说毫无意义。我把支票夹丢进口袋里，关了灯，走到门边。我打开门，她已然挨着我，紧紧贴上来。

“悄悄溜出去，”我说，“我会在高速公路捎上你，就在篱笆尽头。”

她把脸转向我，稍微向我靠近一些，“我能相信你吗？”她轻声问。

“在一定程度上可以。”

“至少你是诚实的。如果我们跑不掉怎么办？如果有人报警发生了枪击案，如果他被发现了，如果我们出去而外面已被警察包围，我们该怎么办？”

我只是站在那儿看着她，却没有回答。

“让我猜猜，”她的声音十分轻柔缓慢，“你会很快出卖我。如果那样，你别想拿到那五千块，那些支票只会成为废纸，你别想兑换一张。”

我还是一言不发。

“你这个混蛋，”她以同样的声调轻声骂道，“为什么我偏偏要找你呢？”

我捧起她的脸，吻她的双唇。她推开我。

“不是因为这个，”她说，“才不是。还有件事要提醒你。这事微不足道，我知道。从专业老师那里我学会了这些，经历了许多漫长而痛苦的教训。事情就是这样，我的的确确没有杀他。”

“或许我相信你。”

“不信就算了，”她说，“没有人会相信。”她转身沿着走廊下楼，轻快地穿过树丛，消失在三十英尺远的浓雾中。

我锁上门，钻入租来的车中，驱车离开寂静的车道，中途经过旅馆服务台，看到服务铃上的灯仍然亮着。整个地区还在沉睡中，但是山谷间运送建筑材料、石油和大宗货物的卡车轰隆驶过，有的挂着拖车，有的没有，它们装满了货物，而这些东西正是一座城市赖以生存的基础。一路开着雾灯，卡车缓慢而沉重地爬上山坡。

大门五十米外篱笆尽头，她从阴影里闪身出来，爬进车里。我打开手电筒。海边雾号声响起，海面上出现了一架北爱尔兰直升机，它伴随着海浪的呼啸声飞行。我还没来得及用车上的点烟器点着烟，它已经划过天际飞远了。

这个女孩坐在我身旁，一动不动，眼睛直勾勾盯着前方，一言不发。她没有看浓雾，也没有看前面卡车的车尾。她什么都没看，只是像座冰雕那样坐在那儿，神情僵硬而绝望，像要上绞架的犯人。

我真是好长时间都没有见过这么好的演员了。

10

卡萨旅馆坐落在悬崖边上，环绕着大约七英亩大小的草地和花园，草地一边是遮阳篷，中心是个平台，透过玻璃墙能看到旅馆内的桌椅，棚架搭好的走廊穿过草地中间直达入口处。一边是酒吧，另一边是咖啡厅，两边尽头各有一个黑色车棚，隐在六英尺高的灌木丛中。车棚中有很多车，许多人嫌麻烦，不愿使用地下车库，明知湿润盐分高的海边空气对车不好，也把车停在这里。

我把车停在靠近车库入口的坡道旁边，海浪的声音就在耳边，甚至能感受到溅出的水星，闻到大海的气息，尝到海水的味道。我们下了车，走到车库入口处。坡道旁边有一条狭窄的上升通道。一块指示牌悬在入口中间：下坡请挂低速挡。请先鸣喇叭。女孩拉住了我的胳膊。

“我要从大厅进去。我太累了，爬不动楼梯了。”

“好啊，没有哪条法律禁止你这么做。哪个房间？”

“十二层二十四号。如果我们被逮到怎么办？”

“逮到什么？”

“别装蒜。把他放……放在阳台的墙上或者什么地方。”

“我会被放在一个蚂蚁丘上处以火刑。至于你嘛，就不知道了。这要取决于他们掌握了多少罪证。”

“马上要吃早餐了，你怎么能形容得这么恶心。”

她转身快步走开。我沿着坡道下去。这个坡道和别的坡道一样弯弯曲曲，接着我看到一座玻璃亭，里面悬挂着一顶吊灯，除此之外别无他物。我凝神细听，看是否有什么人弄车的动静，或是洗车的声音，脚步声，口哨声或者任何轻微的响声，来判断值夜班的人在哪儿，在干什么。在地下车库，你能听见十分细微的声音，但我什么都没有听到。

我继续下行，几乎到了和办公室天花板平行的位置。这时我蹲下来，可以看到通往电梯间的台阶。有一扇门，上面标注着：通往电梯。门上有块玻璃，能看到电梯间的灯亮着，但看不到其他东西。

我上了三层台阶，然后就停下一动不动。值夜班的人正在盯着我看。他坐在一辆派卡轿车的后座里，灯光映在他的脸上，因为他戴着眼镜，从镜片反射出来的光十分刺眼。他舒服地靠在车子的角落里。我站在那儿，等着他过来。而他却一动不动，头枕着椅背，嘴巴大张着。我必须得弄明白他为什么不动。他可能只是假装睡着直到我走远，然后冲去给服务台打电话。

不过我马上就意识到这个想法太蠢了。他应该是傍晚才接的班，不可能知道所有客人的长相。何况停车场旁边的狭窄坡道本来就是供人行走的。已经差不多凌晨四点钟了，还有一个小时左右天就亮了，想混进旅馆的人不会挑这个时间。

我直接向那辆车走去，凑近往里看去。车门紧关，窗户紧闭。这个人还是一动不动。我抓住把手试图悄悄打开车门。他还是不动。这个人看起来肤色很浅，仿佛睡着了，但我都快打开车门了，还是听不见他的鼾声。车门打开，一股气味扑面而来——一股混着蜂蜜的浓浓烟味——那是一支卷得很好的大麻。这家伙已经不省人事了，他正处于安静的极乐世界，那儿岁月静好，弥漫着各种色彩和音乐。在接下来的两个小时里，即使没被警察抓住或者扔到外面寒冷的空气中，他也什么工作都做不了了。

我又关上车门，穿过电梯门，径直穿过那扇镶着玻璃的门，进入一间狭小的空荡荡的电梯间。里面是水泥地面，有两扇方方正正的电梯门，近旁一扇厚重的门微微敞开，里面是防火梯。我拉开门，开始慢慢向上爬。从地下室上到十二层楼要爬很多阶梯。我一边爬一边数防火逃生门，因为门上面没有数字标示。

这些门沉重、坚实、灰白色，就像脚下这些水泥阶梯。等到我终于拉开通往十二楼走廊的门时，已经汗流浃背，气喘吁吁了。我一路东张西望，走到1224房门前，转动了一下门把手。门反锁着，但几乎同时它就打开了，好像她一直就在门后等着。我从她身边闪身进去，就瘫在了一把椅子上，好让自己喘口气。这个房间宽敞通风，有落地玻璃窗，窗外就是阳台。这张床似乎刚刚有人睡过，也可能故意摆放得像有人睡过。衣服七零八落地搭在椅子上，化妆用品随便扔在梳妆台上、行李箱上。这房间一晚大概要二十美金，单人间。

她插上门闩，“没遇到麻烦吧？”

“值夜班的吸大麻，不省人事，像猫咪一样绝对无害。”我从椅子上起身，想去阳台。

“等一下，”她突然尖声说，我回头看她。“没用的，”她说，“没有人能做得到。”

我站在那儿不动。

“我还是报警吧，”她说，“管它什么后果。”

“这是个明智的想法，”我说，“但为什么不早点这么想呢？”

“你最好快走，”她说，“没必要让你卷进来。”

我一言不发，看着她的眼睛。她双眼几乎睁不开，看起来像延迟休克，又像是太困，我不清楚。

“我吞了两片安眠药，”她说，看来看穿了我的心思，“今天晚上我不想再惹任何麻烦了。请从这儿出去吧。我醒后会叫房间服务生，等他来了再想办法让他走到阳台，然后就能发现——管他发现什么，而我就假装什么也不知道。”她咬字越来越含糊，摇摇晃晃，使劲揉着太阳穴。“钱的事我很抱歉，你得还给我，对吧？”

我走到她身边，“因为如果我不这么做，你会把我供出去？”

“我不得不这么做，”她睡意蒙眬地说，“不然我怎么办？他们一定会套我话。我——我太累了根本招架不住。”

我抓住她的胳膊摇晃她，她的脑袋晃来荡去，“你确定只吃了两片吗？”

她努力睁开眼睛，“是的，我从来没有多吃过。”

“那你听着，我现在出去看看他。然后我就回朗齐奥。我先拿着你的钱和枪，可能他们查不到我这儿，但是——醒醒！听我说！”她的脑袋再次晃向一边，她努力站直，瞪大眼睛，但看起来眼神呆滞、畏缩。“听着，如果他们查不到你，当然就查不到我。我受雇于一个律师，而你才是我的目标。支票和枪原来是谁的还会是谁的，你编的故事对于警察来说一文不值，只会让你自己越描越黑。明白吗？”

“明，明白，”她说，“但是我不……不怕。”

“这不是你的真实想法，你吃了药说胡话呢。”

她朝前跌去，我抓住她把她扶到床上。她几乎跌到床上。我替她脱下鞋子，拿一块毯子给她裹上。她马上沉睡过去，发出浓重的鼻息声。我进了浴室，摸了半天，终于在架子上找到一瓶安眠药，里面几乎是满的。瓶子上写着处方号码和日期，这是一个月前巴尔的摩的一家药店开的方子。我把里面的黄色胶囊倒在掌心里数了数，有四十七颗，几乎满瓶。服安眠药自杀的人会把一整瓶药都吞下去——掉落的除外，总会有一些掉落下来。我把药倒回瓶中，把药瓶放到我兜里。

我回来再次看着她。房间里很冷，我打开暖气，开到适温。最后我终于能有时间打开落地窗，走到阳台上。阳台冰窖一般，大约十二乘十四英尺见方，前面有堵三十英寸高的墙，一排低矮铁栏杆伸出去，要从那儿跨出去很容易，但是要说从那地方失足掉下去，可就太牵强了。

阳台上有两把白铁庭院长椅，上面盖着几个软垫，这是两把一模一样的扶手椅。与左邻相隔的那道墙向前延伸，通往她提到的那条路。看起来即使是修烟囱的人如果没有梯子也爬不上来，另一边是盛开的玫瑰丛，沿着台阶蜿蜒而上，那地方以前一定是梯田。

躺椅上根本没有什么尸体，地板上也没有，整个阳台根本没有什么人。我仔细检查地面有没有血迹——没有，连血渍都没有。我再检查安全墙，没有血迹，也没有被什么东西拖过的痕迹。我靠墙站好，扶着铁栏杆，尽力把身体向外探出，沿着墙看到地面，下面紧挨墙壁的是一丛灌木，再远一些是一块狭窄的草坪，更远一点是石板铺砌的小道，然后又是一个草坪带，之后是密密的篱笆，上面攀附着浓密的灌木。我估算了一下从这儿到院子尽头的距离，在我处的这个高度要估算距离真不容易，不过我还是估算出大约至少三十五英尺。篱笆之外，海水泛着白沫，这些泡沫覆盖着礁石，使之半隐半露。

拉瑞·米切尔大约比我高半英尺，但比我轻十五英磅。这个人天生不是那种能拖着自己重达一百七十五英磅的身躯，跨过那些栏杆，然后再走到海边自杀的人。显然这个女孩不可能明白这一点。

我穿过落地窗回到屋内，走到床边，她还在沉睡，打着鼾。我用手背碰碰她的脸颊，脸蛋微微润湿。她微微动了一下，嘴里咕哝了一阵，接着一声叹息后，又把头埋进了枕头。没有鼾声大作，没有深度昏迷，更没有不省人事，因此当然也没有过量服药。

她说的是真的，尽管只有他妈的这一件事——她确实没服药过量。

我在梳妆台最顶层的抽屉里找到了她的包，里面有一个拉链皮夹，我把旅行支票放进去，继续在里面寻找有没有什么线索。皮夹中有一叠捆好的钞票，一张到圣塔菲的列车时刻表。原来放支票的夹子，现在塞着火车票和卧车包厢的订票单据。

她从华盛顿特区到加州圣地亚哥就是乘坐的十九号车厢，在E号卧铺。没有信件，无法确认她的身份，不过就算有也应该锁在行李箱中。包里主要是女人用品：唇膏、粉盒、零钱包、一些银饰和一串钥匙，挂在装饰着小铜虎的钥匙圈上。里面还有一包打开的烟，但是似乎并没有抽过。除了这些，还有一盒火柴，上面只有一道划痕。三条没有绣姓氏的手帕，一包指甲砂锉，一把指甲刀，一些修眉的物件。一个小皮包里放着一把梳子，一小瓶指甲油。有一本小型通讯簿，我急忙打开——空的，根本没用。包里还有一副太阳镜，装在镶着金边的眼镜盒中，盒上也没有姓名；一支自来水笔，一支金色铅笔，再没有别的了。我把包放回原处，走到桌边，找到旅馆的笔和信封。

我用旅馆的笔写道：“亲爱的贝蒂：很抱歉，我没死成，明天再跟你解释，拉瑞。”

我把字条放进信封，在上面写上“贝蒂·梅菲尔德收”，然后把信封放在地上，做成从门缝里塞进来的样子。

我打开门，走出去，关好门回到防火梯。但是我禁不住喊出“去他妈的，接着按了电梯。电梯并没有上来，我又按了一下，然后一直按，最后它终于上来了，一个睡眼蒙眬的墨西哥年轻人打开电梯门，对着我打了个呵欠，然后抱歉地笑了一下。我报以微笑，没再说什么。

一楼正对电梯的服务台旁空无一人。这个墨西哥小子坐回椅子，我还没走出几步，他就又睡着了。这个时候，所有人都在睡觉，除了可怜的马洛。他二十四小时连轴转，甚至还不收费。

我回到朗齐奥·德斯坎萨德旅馆，这儿所有人也都在睡觉，我困得要死，但是还得收拾行李箱——把贝蒂的枪放在底层——在一个信封里放了十二块钱，等出去时把它连同我房间的钥匙丢进服务台的邮箱内。

我驱车回到圣地亚哥，把租来的车还掉，在车站拐角找个地方吃了早餐。七点十五分，我赶上一辆直达洛杉矶的两节柴油火车，一路狂奔，十点整到站。

我乘出租车回到家，刮了胡子，洗了澡，吃了第二顿早餐，然后浏览当天的报纸。差不多十一点钟，我给乌姆纳先生——那个律师的办公室打了电话。

他亲自接的电话，可能弗米利耶小姐还没有起来。

“我是马洛。我在家中，方便拜访您吗？”

“你找到她了吗？”

“是的，您给华盛顿打电话了吗？”

“她人在哪儿？”

“我想当面谈。您给华盛顿打电话了吗？”

“我希望先听你的消息，我今天很忙。”他的声音听起来火气很大，一点也不动听。

“我半小时后到。”我迅速挂了电话，再给我那部奥斯车所在的地方打电话。

11

像克莱德·乌姆纳办公室这样的小律师事务所遍地都是，墙上镶嵌着垂直交叉的刨光的胶合板，看上去像个棋盘。灯光柔和，地毯柔软，家具是浅色系的，椅子看起来很舒服，当然这儿的收费可能也很高昂。金属窗框朝外开着，屋后有一个整洁的小型停车场，每一个车位上都有一块白色牌子，上面喷着漆注明车主姓名。奇怪的是克莱德·乌姆纳的车位是空的，所以我把车停在那儿。可能他有私人司机接他上班。这栋建筑有四层，外观崭新，里面都是医生诊所和律师事务所。

我进去时，弗米利耶小姐正在以梳理一头栗色秀发的方式迎接一天的繁忙工作。我觉得她这次好像不如上次靓丽，可能是穿着的问题。她放下小镜子，给自己点了根烟。

“哎哟，看看谁来了，‘硬汉’先生大驾光临，有何贵干呐？”

“乌姆纳在等我。”

“要叫乌姆纳先生，小子。”

“该叫兄弟，大姐。”

她立刻火冒三丈，“别叫我‘大姐’，你这个下贱坯子！”

“那么别叫我下贱坯子，你这个‘高级秘书’，今晚怎么安排？别告诉我又要和一群水手出去。”

她的脸立即变得红一块白一块。她一把抓起一个镇纸，但终究没有把它砸向我。“你这个婊子养的！”她尖声骂道。然后她在通话机上按了一个键，待对方回应后说：“马洛先生到了，乌姆纳先生。”

然后她向椅背上一靠，摆出冰冷的面孔，说：“我有一些朋友，能把你修理得老老实实，让你再也猖狂不起来。”

“有人曾经这么干过，他们可付出了不少努力，”我说，“不过努力并不等同于有天分。”

我们俩突然爆出一阵大笑。门开了，乌姆纳先生探出头来，他抬了抬下巴，示意我进去，但是眼睛却看着那个栗色头发女郎。

我进去不一会儿他关上门，走到那张巨大的半圆形办公桌后面，墨色的皮质桌面上堆放着重要文件。他是个整洁干练的男人，衣着讲究，可惜腿有些短，鼻子稍长，头发稀疏。一双清澈的棕色眼睛使得他这律师的角色显得十分可信。

“你在跟我的秘书调情？”他以十分清晰的语调问。

“才不是，我们只是说说笑话。”

我坐在客座上，摆出一副尊敬的神情看着他。

“她看起来好像被气疯了。”他盘踞在那把主管的椅子上，脸色十分难看。

“那不怪我，她已经安排好了三个星期的约会，”我说，“我可等不了那么长时间。”

“我警告你，马洛，趁早放手，她是私人财产，不会给你机会的，这女人除了是个漂亮尤物，还聪明伶俐得很。”

“你是说她‘也会’打字和速记？”

“什么叫‘也会’？”他的脸一下子涨红了，“我受够了你的胡言乱语。小心点，别玩过火。我在这城里有足够的影响力，随便动动嘴就能让你寸步难行。现在让我听听你的报告，简短些，直接说重点。”

“您给华盛顿打电话了吗？”

“别管我做什么，我想现在听你说，其余的是我自己的事。金小姐此时在哪儿？”他拿起一支削尖的铅笔，从一个黑银相间的保温壶中给自己倒了一杯水。

“我们做个交易，”我说，“你告诉我找她的动机，而我告诉你她在哪儿。”

“我花钱雇你，”他厉声说道，“不必向你报告任何事情。”他语气仍然强硬，但是多少有软下来的迹象。

“我还没有说愿意成为你的雇员，乌姆纳先生，我并没有兑现您的支票，也没有和您签合同。”

“你接了案子，收了订金。”

“弗米利耶小姐是给了我二百五十美金作为订金，另外二百作为开销。但是我从来没有兑现过，还给你。”我从口袋里拿出两张支票，扔在他面前的桌子上。“你最好先收回这钱，等弄清楚你是想找一个侦探还是只想找个唯你命是从的家伙，然后我再来决定是否要接受这个活儿，顺便想想自己会不会蒙在鼓里，被当个傻子耍弄。”

他低头看着支票，一脸不高兴，“你已经动用了这钱。”他慢慢说。

“当然，乌姆纳先生。我还有点小积蓄——你可以扣除这些花费。我也没白费力气，从这个案子中得到了不少乐趣。”

“你是个榆木脑袋，马洛。”

“可能是吧，但是我必须得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否则恕难从命。我告诉你，这个女孩被勒索了。你的华盛顿朋友一定知道其中的原委。如果她是个骗子，那也好，但是得告诉我一声，有人出更高的价钱等着我呢。”

“有人出高价你就见风使舵啦？”他愤怒地质问，“这可不道德。”

我大笑起来，“现在跟我谈道德。看来我们聊到点子上了。”

他抽出一根烟，然后用一个打火机点着。这个打火机很考究，和桌上的热水壶、文具是相配套的。

“我还是不喜欢你这副嘴脸，”他低声咆哮，“到昨天为止我对这件事的了解并不比你多，我相信一家著名的律师事务所绝不会要我干什么违背法律、有违道德的事情。既然这个女孩并非逃亡，那么我猜可能是家庭纠纷一类的事情，比如她是一个私奔的妻子或女儿，一个不肯配合但又无法继续扣留的重要证人等等。这些只是猜测，今天早晨，事情有了一点进展。”

他起身走到大窗户前，动手调整百叶窗角度，避免阳光直射他的办公桌。然后他站在那儿抽烟，向外看了一会儿，然后回到办公桌前，再次坐下来。

“今天早晨，”他继续缓慢地说道，眉头紧锁，若有所思，“我跟华盛顿的同行谈过后才知道，这个女孩原来是一个有钱有势的大人物的秘书——但没有透露这大人物是谁——她携带着一些机密的私人文件逃走了。这些文件如果公之于众，会对他造成巨大的损失，至于多大的损失我无从得知，可能是他偷税漏税的证据，这年头什么事都有。”

“她拿这些文件勒索他？”

乌姆纳点点头。“这是合理的猜测，否则这些文件对她毫无价值。这个大人物，我们姑且叫他A先生，等到他发现这个姑娘跑了时，她早已远走高飞了。一检查档案，他才发现一些文件丢失了。他不想惊动警方，猜想这个女孩是想逃到一个觉得足够安全的地方，再重重敲他一笔以交换那些文件。他想让人神不知鬼不觉地跟踪这个女孩，然后轻而易举地抓到她。尤其要防止她和一些嗅觉灵敏的律师接上头，我不得不遗憾地说，这类人真是遍地都是。这些人一旦插手，这个女孩恐怕连受审这关都能逃过。现在你说有人要勒索她，我倒想听听，是什么情况？”

“如果你这个故事站得住脚，那有可能是因为他有把握让她的计划无法得逞。”我说，“可能他抓着她的一些把柄，而不必受她控制。”

“你说如果我的故事站得住脚，”他奋然作色，“你什么意思？”

“你这说法漏洞多得和排水孔一样。我看你也被耍了，乌姆纳先生。如果文件像你说的那么重要，又不得不保存，人们会把它放在哪儿？当然是在一个秘书不能轻易找到的地方。另外，除非在她走之前就得到她要逃跑的消息，否则怎能派人一路跟踪她到车站？其次，尽管她买了去加利福尼亚的车票，但是她可能在中途任何一站下车。所以，车上一定有人一直盯着她。如果是这样，为什么还需要我去跟踪她？第三点，如你所说，这是一家分支机构遍布全国的律师事务所的案子，竟然让一个人去完成跟踪任务，这也太冒险了，它怎会犯这种白痴的错误。我昨天就跟丢了，还有可能再次跟丢。任何大范围的跟踪任务，标准的跟踪人员最低配额是六个，而且正如我所说——这是最低标准。在大城市甚至需要十二个人。这些人员需要吃饭、住宿、换装，如果开车跟踪，还需要有人换班，这样找停车位时才能继续跟踪，而大型百货公司和旅馆可能有六七个出口。在洛杉矶总站，这个女孩在众目睽睽之下晃了三个多小时，而你华盛顿的朋友所做的就是寄来一张照片，给你打个电话，然后回家去看电视。”

“分析得条清缕晰，还有吗？”他面无表情地说。

“还有一点。为什么——如果她事先不知道被跟踪——她要改名换姓？如果预料到被跟踪，为什么她又轻易暴露自己的行踪？我告诉过你，还有两个家伙也在盯着她，一个是来自堪萨斯的私人侦探叫戈布尔，他昨天就到了艾斯梅拉达，轻而易举就找到了她，谁告诉他的？我为了追踪她，不得不贿赂一个出租车司机，用他的无线电找到她乘坐车辆的行踪，这样我才不至于跟丢。那么为什么要雇我做这件事？”

“你会知道的，”乌姆纳简短地应付我，“你说那两个盯着她的人是谁？”

“一个花花公子叫米切尔。他是本地人，在火车上遇到那个女孩，为她在艾斯梅拉达订了房间。这两人关系就是这样，”我伸出两根手指交叉在一起，“不过这女孩恨这个家伙，他似乎抓住了这个女孩的什么把柄，她因此而怕他。他知道她的身份，来自哪里，经历过什么，也知道她为什么要隐姓埋名。我只听到这些，不足以准确地判断。”

乌姆纳讽刺地说：“这个女孩在火车上当然会有人盯着，你以为我们是白痴吗？你不过就是个诱饵，来诱出她的同伙。鉴于你的名声——尽管不咋地——我指望你能演出水准，让她注意你。我猜你知道‘明饵’吧？”

“当然，派一个人故意引起目标警觉，然后目标就会想办法甩掉他，这样另一个跟踪者就能趁其不备抓住他。”

“你就是那个人，”他轻蔑地对我咧嘴一笑，“可是你还没有告诉我她的下落。”

我不想告诉他，但是我又知道不得不说，因为在某种程度上我已经接受了这份合同，退钱只是威胁他的手段，逼他告诉我一些信息。

我伸手到桌上拿起那张二百五十元的支票，“这张支票我拿走，当作这个案子的全部费用，所有开销都包括在内。她现在在艾斯梅拉达的卡萨旅馆，用贝蒂·梅菲尔德的名字登记的。她携带巨款，不过当然你那家神通广大的东家一定已经事先知道这些了。”

我站起身，“谢谢你给我派了这趟差，乌姆纳先生。”

我走出去，带上门。弗米利耶小姐从杂志上抬起头来，我听到她办公桌里传来模模糊糊的“咔嗒”一声。

“很抱歉刚才有所冒犯”，我说，“我昨天晚上没睡好。”

“算了，就当我们扯平了。再这样几个来回，我没准就喜欢上你了。你这种小流氓还有点可爱。”

“承蒙夸奖。”我边说边走到了门边，用“如饥似渴”来形容她或许有些过分，但是把她搞到手不会比搞到通用汽车公司的控股权更费力。

我又转过身来关上了门。

“我想今天晚上不会下雨，是不是？真可惜，如果是个雨夜，我们可以找个地方喝喝酒，聊聊天，如果你恰巧不忙的话。”

她摆出一副冰冷的面孔，“去哪儿？”

“你来定。”

“要我接你吗？”

“求之不得啊，你那辆弗里伍德可是能给我撑好长一段时间的门面。”

“我想的可不是这一点。”

“其实我也是。”

“那就六点半左右，我要挑一双好丝袜。”

“我满怀期待。”

我们对视了一眼，随后我便匆匆离开。

12

六点半，那辆凯迪拉克轰鸣着准时来到我门前，她一踏上台阶我立刻开门迎接。她没有戴帽子，身穿一件肉色外套，领子竖起，衬着栗色秀发。她站在客厅中央随意打量了一番，然后轻盈地脱下外套，丢到长沙发上，坐下来。

“我没想到你会来。”我说。

“不是吧。你只是害羞罢了，你早就知道我会来的。威士忌加苏打，你这儿有吗？”

“有，有。”

我拿来饮料，坐在她身边，但没有靠得太近，故什么也做不了。我们碰碰杯，一饮而尽。

“想不想到罗曼诺夫餐厅吃饭？”

“然后呢？”

“你住在哪儿？”

“洛杉矶西区。一条安静的老街，我的房子就在那儿。我刚刚问你：然后呢？还记得吧？”

“那自然就听你的了。”

“我还以为你很难搞定呢。你的意思是晚餐不用我买单？”

“开这种玩笑，真应该啪啪打你耳光。”

她突然大笑起来，从眼镜上方盯着我。

“就当你已经打了，刚刚我们有些误会，那么罗曼诺夫餐厅可以等一会儿再去，对吧？”

“我们可以先去西洛杉矶。”

“就在这儿不挺好吗？”

“我怕这样一来你会甩了我。从前我在这个屋子里做过一个梦，一年半前。现在这个梦还阴魂不散呢，我可不想重温噩梦。”

她听完突然抓起外套就往外走，我勉强才算帮她披上外衣。

“很抱歉，”我说，“我应该早点告诉你的。”

她猛地转过身，把脸凑过来，但我却没有碰这张脸。

“抱歉什么？为你有一个阴魂不散的梦？我也有过梦，不过我的梦早就死了。我没有勇气让它们一直存在。”

“不是那个意思。曾经有一个女人，她很富有，而且一心想嫁给我。但这不可能，我也许再也见不到她了，但是我忘不了她。”

“我们走吧，”她平静地说，“让我们把这段扔到一边，我只希望能有一份值得怀念的记忆。”

在下楼去开凯迪拉克的途中，我仍然忍住没有碰她。她开车的姿势很美，当一个女人把车开得特别好时，她简直是完美的。

13

这栋房子坐落在一条安静的曲曲折折的小巷里，这条小巷位于圣文森特和日落大道之间，幽深狭长，房子的入口在后面，前面有一个小小的庭院。她打开门，接着开了灯，房间一下明亮起来。她什么都没说就离开了。客厅里摆放着搭配得体的家具，感觉很舒适。我站在那儿等着，她拿着两只酒杯回来，已经脱掉了外套。

“你应该结过婚吧。”我说。

“是的，没维持多久。我得到了这栋房子，还有一些钱，但是我也不怪谁，他是个好人，但我们彼此不合适。现在他死了——飞机失事——他是飞行员。这种事经常发生。”我知道在这儿和圣地亚哥之间有一个地方住的都是飞行员的遗孀。

我啜了一口酒，把杯子放下，再从她手中拿过酒杯，也放在桌上。

“还记得昨天你叫我不要总瞄你的腿吗？”

“好像有这么回事。”

“现在试试还能不能拦住我。”

我搂住她，她静静地顺势倒入我怀中。我拦腰抱起她，摸索着找到卧室，把她平放在床上，掀起她的裙摆，让她露出美丽、修长的双腿，直到看到丝袜尽头的白嫩大腿。她突然伸出手把我的头压在她的胸脯上。

“馋猫！能把灯光弄暗点吗？”

我走到门边关掉灯，但仍有走廊里的一些光线漏进来。等我转过身，只见她赤裸着身体站在床边，像阿芙洛狄忒从爱琴海边刚刚出生一般，她傲然地站在那儿，毫无羞涩和忸怩之态。

“真见鬼，”我喃喃道，“年轻时总能给女孩宽衣解带，现在只能让女孩躺在床上，而自己却手忙脚乱地和领扣做斗争。”

“那好，继续和你的领扣斗争吧。”

她拉起床罩，躺在床上，一丝不挂。这是具美丽无比的胴体，因此她毫无必要有羞耻之感。“我的腿美吗？”她问。

我没有回答。

“昨天上午，”她说，语调飘忽，“我说你有一点我喜欢——你不动手动脚——但也有一点我不喜欢。知道是什么吗？”

“不知道。”

“因为那时你不肯和我亲热。”

“看你的样子并不像要鼓励我。”

“你可是个侦探，连这点事都搞不清楚。快点关灯吧。”很快黑暗中就充斥着她的呻吟：“亲爱的，亲爱的，亲爱的。”这声调只有女人在特定的时刻才会发出，接着是一阵缓慢轻柔的放松、平静，最终寂然无声。

“对我的腿还满意吗？”她用梦呓一般的腔调说。

“没有男人会不满意，这双腿会一直萦绕在他的脑海中，哪怕和你缠绵一百次。”

“你这个杂种，你就是个狗杂种。过来一点。”

她把头靠在我肩膀上，现在我们紧贴在一起。

“我并不爱你。”她说。

“为什么要爱我？咱们不要这么世俗。总有一些美好的时光值得怀念——即使只有片刻。”

我能感觉她温暖的躯体紧贴着我，起伏有致，充满生气，美丽的双臂紧紧环绕着我。

但是紧接着，黑暗中却响起了轻声抽泣，然后又是一阵平静。

“我恨你，”她的双唇轻触我的嘴唇，“不是因为做爱，因为完美的做爱从来不会有第二次，但是我们却做到得太快了。我以后再也不会见你了，而我不想这样。这种事要么长长久久，要么一次也没有。”

“你现在就像个无情的妓女，看惯了生活中太多的阴暗面。”

“你也是。我们都错了，这样子是没用的，来吧，再用力一点亲我。”

突然她一下子从床上悄无声息地起身。

过了一会儿，走廊的灯亮了，她站在门口，身上披着长罩衫。

“再见，”她平静地说，“我给你叫了车，在门口等就行，你不会再见到我了。”

“乌姆纳那边怎么办？”

“一个可怜的、窝囊的混蛋。他需要有人支撑他那点自我意识，满足他的权力欲和征服感，我满足他。女人的身体不是什么神圣的不容侵犯的物品——特别是在一个已经对爱情绝望的女人身上。”

然后她出去了。我起身穿上衣服，临走前竖起耳朵听了一阵儿，没有动静。我大叫了一声，也没有人答应。当我走到房前的人行道上时，一辆出租车刚刚停靠。我回头看去，整栋房子似乎漆黑一片。

没有人住在这儿。这一切只是一场梦。只是有人替我叫车这事是真的。我钻进车向家的方向驶去。

14

离开西洛杉矶，直到上了通往欧申塞德的高速公路，我才回过神来开始思考。

从洛杉矶到欧申塞德的高速公路有十八英里长，六条车道宽，沿途坡堤上都是摔得变形的、七零八落的汽车，锈迹斑斑，直到被人拖走。接着我就开始想自己为什么要回艾斯梅拉达，这个案子已经搁浅，再说现在和我也没有任何关系了。

通常客户老想少出钱，却多知道事。案子接还是不接，取决于这个侦探的活好不好找，酬劳高低也是这个道理。但是有时你得到了信息，而且还不少，甚至连阳台有一具尸体这样离奇的事都知道了，但是当你人到那儿却什么都没看见。按常理说只能回家，就当什么也没发生过，这案子当然没钱赚。经验之说总是等事后没用时才冒出来。比如你上周刚撞坏了车子，才想起来早该换刹车片了；又好比四分卫球员星期一早上想起，要是自己参加星期日的比赛，那场比赛就不会输。但是他没有，他当时只是坐在场边的大板凳上，腿边放着把大水壶。经验告诉你，穿灰色西装的小个子通常精于算计，但是他算来算去，算计来的钞票却都是别人的。

到了岔路口，我沿着山路下到峡谷，在郎齐奥·德斯坎萨德旅馆前停下来。杰克和露西还在他们的工位上，我扔下行李，把身体靠在柜台上。

“我留下的零钱够不够？”

“够了，谢谢，”杰克说，“现在你想再订那间房，我猜。”

“如果方便的话。”

“为什么不告诉我们你是侦探？”

“哦，这问题问的，”我冲他咧嘴一笑，“侦探会见人就说他是侦探吗？你看电视上是这么演的，对吗？”

“我有时间才能看电视，在这儿一般没时间。”

“电视上的侦探很好认，他总是戴个帽子。你知道拉瑞·米切尔吗？”

“不知道，”杰克不自然地说，“他是布兰登的朋友。布兰登是这儿的老板。”

露西突然兴奋地说：“乔·哈姆斯还好吗？”

“一切都好，谢谢。”

“那你——”

“啊——啊。”

“闭嘴，小孩子，”杰克简短地命令道，他冲我眨眨眼，把钥匙推过来，“露西太无聊了，马洛先生，她成天只能困在这儿，对着我和一台接线机。现在终于混到了一枚碎钻戒指，钻小得我都羞于拿出手。但是男人能做什么？如果爱上一个女孩，他就想让别人知道这女孩名花有主了。”

露西高高举起左手，故意翻转了一下，那颗小小的石头闪闪发光。“我讨厌它，”她说，“就像我讨厌阳光、夏日、闪烁的星星和满月一样。我就是讨厌这种东西。”

我拿起钥匙、行李箱走开。再多待一会儿，我都得爱上自己了，甚至有可能给自己买个小小的低调的钻戒。

15

我用卡萨旅馆的内部电话给1224房间打电话，没人接。我走到服务台，一个板着脸的服务员正在整理信件，他们总是有整理不完的信件。

“梅菲尔德小姐住在这里吧？”我问。

他把信放到信箱里才回答我：“是的，先生。您是——”

“我知道她的房间号码，但打电话没有人接。你今天见过她吗？”

他这才开始认真搭理我，但我仍然不动声色。“好像没有。”他转头瞄了一眼，“她的钥匙不在这儿，您要留个口信吗？”

“我有点担心。她昨晚不太舒服，不会是她生病了，没办法接电话吧？我是她的朋友，我叫马洛。”

他上下打量着我，眼神机敏锐利。他走到收发室那边的一扇屏风后，和什么人谈了一会儿，很快就回来了，满脸堆笑。

“我想梅菲尔德小姐并没有生病，马洛先生，她叫了一份丰盛的早餐，还有午餐，还打了几个电话。”

“多谢了，”我说，“我留个口信，就说马洛过一会儿打给她。”

“她可能下去散步或到海边去了，”他说，“我们这儿沙滩很暖和，四周是防波堤，像个温暖的港湾。”他看了一眼身后的钟，“如果她去了海边，不会待很久的，很快天就转凉了。”

“谢谢，我一会儿再来。”

进入大厅得上三个台阶，穿过一个拱门。大厅里有几个人闲坐着，这些人常常专门在旅馆消磨时光，通常上了年纪，有点钱，除了瞪着一双贪婪的眼睛盯着人看，没有别的事干。这就是他们的生活。两个神情严肃的老女人，顶着一头染成紫黑色的卷发，正在和一个大拼图较劲，那幅拼图放在一张特制的大号牌桌上。稍远一点的桌上，正在进行一场纸牌游戏——两男两女。其中一个女人身上挂满钻石，简直能照亮莫哈韦沙漠；脸上化的浓妆，简直能给喷汽游艇喷漆。两个女人都叼着细长烟嘴，和她们一起的两个男人看起来脸色苍白疲惫，看来是替她们签了太多支票的缘故。再过去则坐着一对牵着手的年轻夫妻，他们坐的位置恰好能透过玻璃窗向外张望。这个女人戴着一颗大大的祖母绿钻石和一枚结婚钻戒，不时用指尖擦拭着那枚钻戒，看起来快乐得似乎要飞起来了。

我穿过吧台，到外面的小花园中闲逛，沿着丘陵小道一路走来，毫不费力就找到了前一晚从贝蒂·梅菲尔德的阳台看到的那个地方，我一眼就认出了那个尖岬。

海水浴场和那道狭窄弯曲的防波堤绵延了大约一百米，你可以沿着峭壁上的台阶直达海边。人们三三两两躺在沙滩上，有的身着泳衣，有的身着泳裤，有人坐在毯子上。孩子们尖叫着四处乱窜。贝蒂·梅菲尔德不在沙滩上。

我回到旅馆，坐在大厅里。

我坐着抽了支烟，然后到报摊买了份晚报，浏览了一遍，扔到一边，踱到服务台前，发现我留的字条还在1224号信箱前。我走到内线电话前打电话找米切尔先生，没有人接。“对不起，米切尔先生没有接电话。”

这时一个女人的声音在我背后响起：“服务员说你找我，马洛先生——”她说，“你是马洛先生？”

她看起来像早晨刚刚绽放的玫瑰一般明艳，身穿一件墨绿色的宽松长裤，白色衬衫，外面罩一件绿色风衣，松松地搭着一条派斯里围巾，头戴一条发带，微风吹动发丝十分动人。

“我的车停在外面，你现在有空去看看那块地吗？”

她看看手表，“啊——有，应该可以，”她说，“我应该去换件衣服，不过——哦，走吧。”

“这边请，梅菲尔德小姐。”

她走到我身边，我们穿过大厅。我对这里已经十分熟悉了，贝蒂·梅菲尔德厌恶地看了一眼那两个拼图的女人。

“我讨厌旅馆，”她说，“即使十五年后再来，你会发现还是那群人坐在那些椅子上。”

“是的，梅菲尔德小姐，你认识一个叫克莱德·乌姆纳的人吗？”

她摇摇头，“我应该认识他吗？”

“海伦·弗米利耶？罗斯·戈布尔呢？”

她再次摇摇头。

“想喝一杯吗？”

“现在不想，谢谢。”

我们走出酒吧，沿着通道来到车旁，我替她打开那辆老奥斯车门，待她坐好，倒出车位，沿着格兰德大街向山上冲去。她拿出镶边的墨镜架上鼻梁。“我看到了那些旅行支票，”她说，“你这个侦探有点与众不同。”

我伸手从兜里掏出她那瓶安眠药。“你昨晚把我吓坏了，”我说，“我数过了，但是我不确定里面原来有多少。你说你吃了两颗，我怕你会醒来一口气吞下一把。”

她接过瓶子，塞回风衣口袋，“我喝了点酒，酒精和安眠药效果惊人，我大概昏睡了一段时间，没什么严重的。”

“我当时也不确定。那玩意大概三十五颗才能要人命，而且得过几个小时才生效。我无法判断，你的脉搏和呼吸当时似乎都很平稳，但是可能会在晚些时候发作。如果我叫了医生，可能得多费口舌解释一通。如果你吃药过量，就算抢救过来，那些刑事组的警察也会找上你。他们会调查自杀动机。但是一旦我做了错误的决定，你今天就不能和我坐在这儿说话了，而我又会在哪儿呢？”

“那只是你的假设，”她说，“我不会因为一个假设而焦虑。你刚才提到的那些是什么人？”

“克莱德·乌姆纳是雇我来跟踪你的那个律师——他是受华盛顿特区一家律师事务所之托。海伦·弗米利耶是他的秘书，罗斯·戈布尔是来自堪萨斯的一个私人侦探，他说要找米切尔。”我向她描述了他的长相。

她的表情一下阴沉下来，“米切尔？他为什么对拉瑞感兴趣？”

我在第四街和格兰街的交叉口停下车，等一位坐电动轮椅的老家伙以时速四英里的速度左转弯。艾斯梅拉达到处都是这种讨厌事。

“他为什么要找拉瑞·米切尔？”她怨恨地说，“就不能让人清静会儿吗？”

“别问我，”我说，“一直问些我也不知道的事情，对增强我的自卑心理有帮助。我告诉过你我的活儿结束了，那么为什么我还来这儿？很简单，因为我还惦记着你那五千块的旅行支票呢。”

“下一个路口左转，”她说，“我们能到山顶上去，那儿风景很美，还有许多漂亮的房子。”

“见鬼去吧。”我说。

“那儿还很安静。”她从仪表盘上的烟盒中抽出一根烟，“嚓”的一下点燃。

“这是你这两天来的第二包烟，”我说，“你抽得太凶了。我昨晚上也数了你抽的烟蒂和火柴，还检查了你的包。请原谅，当我被人拉进骗局时就会变得有点疑神疑鬼。特别是在我的当事人不省人事，让我独自收拾残局时。”

她转过头来盯着我，“那一定是安眠药和酒精的作用，”她说，“我昨晚一定十分糟糕。”

“在朗齐奥旅馆你精神好得很。你当时信心十足地大谈特谈，说我们要远走高飞，到里奥过荣华富贵的生活，尽管免不了有点罪恶感。我所要做的就是处理掉那具尸体。但是多么扫兴，尸体居然不见了！”

她仍然那样盯着我，但是我不得不专心开车。我在大路边停下来左转，沿着另一条死胡同里的旧街车轨道前行。

“往上在站牌处左拐，下去就有一所高中。”

“谁开的枪？目的是什么？”

她用手腕关节按着太阳穴，“我猜一定是我。我一定是疯了，枪在哪儿？”

“枪？在一个安全的地方。只要你梦想成真，我就会把它交出来。”

车子现在开始爬坡，我换了三挡。她饶有兴趣地看着我换挡，打量着白色皮座椅和仪表开关。

“你怎么能开得起这种高档车？你赚得不多，对吧？”

“现在的车都很贵，即使经济型的也如此。当然也可以买部旅行车，我记得在哪里读到过这样的说法：作为侦探，一定要有一辆低调的纯黑的车，以免招人注意。写这篇文章的家伙一定没有去过洛杉矶，在那儿要想被人注意，你得驾驶一辆粉红色的梅塞德斯奔驰，车顶装着太阳伞，再弄三个漂亮妞在里面晒太阳。”

她咯咯笑起来。

“另外，”我继续这个话题，“这也是很好的广告。可能我哪天想要去里奥，可以在那儿卖了它，再换辆新的。用火车运过去，花不了多少钱。”

她叹了口气，“哦，别拿那件事取笑了。我今天心情不太好。”

“看到你男朋友了？”

她一下坐直了，“你是说拉瑞？”

“还有别人？”

“哦，我以为你指克拉克·布兰登，尽管我几乎不认识他。拉瑞昨晚喝得大醉。没有——我没有见到他，可能他还在昏睡。”

“他没接电话。”

前方道路开始分岔，一条白线指示左转。我继续直行，并没有什么特别想去的地方。我们经过一些古老的西班牙风格的建筑，它们往往建在高高的山坡上，而一些现代风格的房子则建在另一边山脚下。道路从这些建筑旁经过，然后向右一个大大的转弯。这里的路面看起来刚刚铺好，不远处是一个安全岛和环线。就在这环线两侧各有一幢大房子相对矗立。房子装饰着玻璃砖，朝向大海的一面是绿色玻璃窗。这儿的风景十分迷人，我欣赏了好一会儿，然后把车停在人行道尽头，关闭引擎，静静地坐着。我们现在在海拔一千英尺的山顶，整座小城像一幅四十五度角的航空照片，展现在我们面前。

“他可能病了，”我说，“也许出门了，甚至有可能死了。”

“我告诉过你——”她开始发抖。我从她手中拿开烟嘴，摇起车窗，搂过她的肩膀，把她的头拉近，让她靠在我的肩膀上。她身体瘫软，并不反抗，但是依然在颤抖。

“你真贴心，”她说，“但是别催我。”

“储物箱中有一品脱酒，要不要来点。”

“好。”

我拿出酒，设法用牙齿和单手把金属环撬松，接着把酒瓶放在膝盖间拔掉塞子，放到她的唇边。她啜饮几口，打了个冷战。我扣好瓶塞，把酒放到一边。

“我不喜欢用瓶子喝。”她说。

“是啊，太不文雅。我现在可不是在引你上床，贝蒂，我很担心你，需要帮什么忙吗？”

她沉默了一会儿，然后以平稳的语调说：“帮什么？你可以把那些支票拿回去，它们是你的，我已经给你了。”

“没有人那样送人五千块的，没有理由。这是我从洛杉矶赶回来的原因。我今天凌晨开车回到那儿，一路上没有人对我示爱求好，也没有人对我说有几十万美金的买卖，更没有人提出里奥之旅，豪宅华屋。没有人酩酊大醉，梦到有具尸体躺在她阳台上，问我愿不愿意赶紧过去，把尸体扔到海里。那你希望我去那儿干什么——只是在你做梦时抓着你的手？”

她推开我，靠在另一边角落里，“好吧，我说了谎，我一直都是个骗子。”

我扫了一眼后视镜，一辆黑色小汽车拐到这条路上，在我们身后停下来。但我看不清谁在车里，有什么东西。然后这辆车突然擦着人行道边缘向右转个大弯，接着倒车，顺着原路回去了。看来是有人走错了路，发现这是条死胡同。

“当我踏上那该死的防火梯时，”我继续说，“你吞下安眠药，假装昏昏欲睡，然后过了一会儿你真的睡着了——这是我的猜想。好吧，我自己走到阳台上，但是没有尸体，没有血迹。如果有，我可能会设法把它搬到墙头上，尽管不少费劲，但不是做不到。不过六匹训练有素的大象也不可能把他搬到那么远的海滩上。距离太远了，到围栏那边足足有三十五英尺远，而且得先把他扔过围墙。我估计按照一个男人尸体的重量，得足足扔出五十英尺才能越过围墙。”

“我告诉过你，我是个骗子。”

“但是你没有告诉我为什么。我们严肃点：假如确有一个男人死在你的阳台上，你想让我怎么处理掉？从防火梯搬下去，把它塞到车里运到某个树林埋掉？当然，当你的房子里躺着具尸体，你就不得不信赖某个人。”

“你拿了我的钱，”她冷冰冰地说，“你答应过帮我。”

“只有这样我才可能发现谁是真正的疯子。”

“现在你发现了，你应该满意了。”

“我什么也没发现——甚至都没弄清你是谁。”

她一下暴怒起来。“我告诉过你我当时神志不清，”她语气急促地说，“焦虑、害怕、喝酒、吃药——你为什么就不能让我清静会儿？我告诉过你拿回那些钱。你还想要什么？”

“我拿那钱干什么？”

“你只管拿就是了。”她对我咆哮道，“就是这样，拿钱走人，走得远远的，越远越好。”

“我想你需要找个好律师。”

“这话本身就是矛盾的，”她嘲讽地说，“‘好’字根本不可能和律师沾边。”

“是的，那么看来你吃过这样的苦头。我会找出答案，不管是从你这儿，还是通过其他途径。但是我刚才是认真的，你有麻烦。抛开米切尔不说——可能他真出了事——你现在的状况真的需要找一个律师。你改名换姓，肯定事出有因。米切尔勒索你，肯定也有道理。华盛顿的一家律师事务所找你，当然也有他们的理由。背后出钱的那个人出于某种原因要找到你。”

我停下来，借着朦胧的夜色看着她。下面不远处，大海正在变得像宝石一般湛蓝，但是不知怎么却无法让我想起弗米利耶小姐的双眸。一队海鸥向南飞去，它们紧紧聚成一群，却远不如北岛飞来的鸟儿那样整齐。洛杉矶机场的晚班飞机从海岸那边飞来，左右舷的灯光明灭可见，机身下面的警示灯闪闪发亮，然后它突然向海上转个大弯，准备飞往林珀菲尔德。

“看来你只不过是某个邪恶律师的探子。”她厌恶地说，抓起烟盒又抽出一根烟。

“我并不认为他邪恶。他只是过于用心了。但是这不重要，大不了多捞点你的钱罢了。重要的是这牵涉到特权，一个侦探即使有执照也没有特权，但律师有。一旦他要维护客户的利益，他就会利用这种特权，而如果这位律师雇用了一位侦探来调查，那么这个侦探就可能利用这些特权，这是他获得特权的唯一途径。”

“你倒是知道该用你的特权做什么，”她说，“特别是当雇你的那位律师让你来跟踪我的时候。”

我从她手中拿过香烟猛抽几口又还给她。

“好吧，贝蒂，看来我是帮不上什么忙了，就当我什么都没做过吧。”

“说得好听，但你做这些只是因为你认为会从我这儿捞到更多。你和他们是一路货色。我不想抽你这可恶的烟了，”她从车窗扔出烟蒂，“送我回旅馆。”

我钻出车外，捻熄烟蒂。“在加利福尼亚的山中不能这么做，”我告诉她，“哪怕现在的季节不易着火。”我又钻进车中，插入钥匙，驱车向岔路口驶去。在更高一点的地方，白色实线转弯处，一辆小汽车停在那儿，黑乎乎的没有开灯，里面可能没有人。

我努力转动方向盘，与来时的路反向而行，打开远光灯，转弯时远光灯的强光扫过那辆车。车上有人试图用帽子盖住脸，但是没来得及遮住眼镜，我还是看到了一张肥硕宽厚的大脸，一对招风耳，那是堪萨斯来的罗斯·戈布尔。

灯光一闪而过，我驱车沿着长长的弯曲山路行驶，不知道这条路通往哪里，但是我心里明白，所有的路早晚都会到达海边。山脚下，有一条丁字形岔路，我向右转，穿过几条小巷，终于拐到大道上，又向右转了一次，终于驶到通往艾斯梅拉达城区的道路上。

直到旅馆，一路上她都没有再开口。我刚停下车，她就迅速跳下去。

“麻烦你在这儿等一下，我去拿钱。”

“我们被跟踪了。”我说。

“什么——”她一下子呆住了，同时迅速向后扭头看去。

“一辆小汽车。你刚才可能没注意我在山顶转弯时用大灯照到的那个人。”

“会是谁？”她的声音有些紧张。

“我哪里知道？他一定是在这儿就盯上了我们，因此他还会回到这儿来。会不会是警察？”

她转过头来看着我，一动不动，冻僵一般。然后她慢慢向前迈了一步，突然冲向我，双手几乎要抓到我的脸。她一把抓住我，摇晃着，喘着粗气。

“带我离开这儿，带我离开这儿，看在上帝的分上，让我躲起来，给我一点安宁吧。带我到一个不被跟踪，不被监视，不受威胁的地方。他向我保证他会做到，会带我到天涯海角，到太平洋最偏远的小岛上——”

“到山之巅，到海之深，”我讽刺地说，“看来有人古书读多了。”

她松开胳膊，任由它们无力地垂落在身体两侧。

“你就像放高利贷的吸血鬼一样毫无同情心。”

“我哪儿也不带你去，”我说，“不管是什么正在吞噬你，你都要留下来面对它。”

我转身钻进车中。当我回头看时，她已经快到酒吧入口了，正急匆匆地往里走。

16

如果我还有些理智，就应该拿起行李箱打道回府，忘记和她有关的这一切。等到她下定决心要在这出戏中扮演什么角色，我再采取什么行动可能就都太晚了，到时只能落个骚扰的罪名，被扔到警察局。

我在车中等着，点燃了一支烟。戈布尔和他那辆肮脏的小破车应该随时会出现在停车场。他不可能在别的地方盯上我们，既然他对我们的行踪了如指掌，那他跟踪的原因只能是想打探到我们的目的地。

但他没有出现。我抽完一支烟，把烟蒂扔出窗外，倒车出去。当我转出车道，开到进城的道路时，我看到他的车正停在街道另一边的左侧人行道上。我继续行驶，上大路后右转，缓缓前行，免得他为了跟上我的车而把汽缸烧坏。一英里开外，有一家叫“老饕”的餐厅。这间餐厅屋檐低矮，红砖墙把它和街上的喧嚣隔开，里面有个吧台。入口就在屋子一侧，我停车进去，餐厅里没有一个客人。酒保和领班正在聊天，而领班甚至都没穿制服，站在放订位名册的高桌旁边。名册是打开的，上面列着今晚用餐的订位者，但现在还早，要个桌子并不难。

用餐区光线昏暗，烛光摇曳，中间一堵矮墙把它分隔为两个区域。可以想象三十个人同时就餐得有多拥挤。领班把我安置到一个角落里，替我点着蜡烛。我点了一杯双份吉布森啤酒。一个侍者过来，开始把另一边的餐具拿走。我告诉他等一下，一个朋友过会儿可能过来。我研究着菜单，这菜单几乎跟餐厅一样大，要是好奇的话可以拿个手电筒挨个儿研究一番。这是我去过的光线最暗的餐厅，就算你妈坐在邻桌上，你都可能认不出来。

吉布森啤酒端过来了，我能模糊辨出杯子的形状，看到里面似有若无的什么东西。我尝了一口，味道还不错。就在这时，戈布尔悄无声息地坐在了我对面的椅子上。我费劲地盯着他看——和前一天样子差不多。我继续费力地辨认菜单，他们真该用盲文印这菜单。

戈布尔端过我面前的冰水一饮而尽，“你和那女孩进行到哪一步啦？”他漫不经心地问。

“哪一步也没到。怎么啦？”

“那你们到山顶去干什么？”

“本来想风流一下，但是人家没心情。你问这干什么？我以为你正在找一个叫米切尔的家伙。”

“确实好笑。叫米切尔的家伙？从没听说过，我还是刚听你说的。”

“我听说过，而且还见到了，他喝醉了，烂醉如泥。差点没被人扔出去。”

“很有趣，”戈布尔讽刺地说，“你是怎么知道他的名字的？”

“因为别人这么叫他啊，那实在太好笑了，不是吗？”

他威胁道：“我告诉你别挡我的路。我现在知道你的身份，我查过了。”

我点燃一支烟，向他脸上吹了一口，“闲得蛋疼吧。”

“玩硬的，是吧，”他轻蔑地说，“我可是放倒过比你壮得多的硬汉。”

“那说出两个名字来。”

他上半身隔着桌子倾过来，但在这时侍者过来了。

“我要一杯波本加水，”戈布尔告诉他，“要真材实料的，不要那种酒吧威士忌。别想糊弄我，我一喝便知，水要矿泉水，这城市的水简直不能喝。”

侍者只是看着他。

“我也来一杯同样的。”我说，推开我的杯子。

“今晚有什么好吃的？”戈布尔想知道，“我一直懒得看这些介绍。”他轻蔑地用手指轻弹着菜单。

“普莱特肉卷。”侍者有些厌恶地说。

“薄饼卷着碎肉，”戈布尔说，“那就肉卷吧。”

侍者看着我，我说肉卷就好。侍者走开后，戈布尔迅速瞅了他一眼，同时往两边一扫，再次靠过来。

“你要倒霉了，老兄，”他兴奋地说，“你跑不掉了。”

“那可太糟糕了，”我说，“跑不掉什么？”

“你要倒霉了，朋友，倒大霉，看来是时运不济或什么原因，那个抓鲍鱼的——那些戴橡胶面具、脚踩蛙鞋的家伙中的一个——被卡在石头下了。”

“抓鲍鱼的被卡在石头下？”一种冰冷刺骨的凉气顺着我的脊背爬上来。当侍者带着饮料过来时，我好不容易克制住伸手抓杯子的冲动。

“非常有趣，朋友。”

“再说一遍，否则我就把杯子砸碎在你脸上。”我咆哮道。

他拿起自己的酒，尝了一口，咂摸着，思索着，然后点点头。

“我来这儿是赚钱的，”他若有所思地说，“不想找麻烦。惹出乱子就挣不到钱了。见到浑水，就躲开，这才能挣到钱，明白吗？”

“这次对你可能是新的考验，”我说，“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说。”

他向后靠到椅背上。我的眼睛习惯了这里昏暗的环境，能看到他那张肥硕的大脸上有些迷惑。

“只是开个玩笑，”他说，“我不知道什么鲍鱼渔夫。就是昨天晚上我刚学会了这个词的发音，并不知道它是指什么，但觉得很有趣。我没找到米切尔。”

“他住在旅馆里。”我深吸了一口酒，但并没有喝太多，现在可不是大口喝酒的时候。

“我知道他住旅馆，朋友。但我没有发现他的踪影。他没在房间里，旅馆的人也没看到他。我想你和那个女孩可能了解一些线索。”

“那个女孩是个疯子，”我说，“别考虑她了。在艾斯梅拉达，人们一般不说‘没看到’。你那口堪萨斯口音会被认为不够文雅。”

“省省吧，老兄。就算我需要学习如何发音，也不会向你这个过气的加州探子学习。”他扭头大叫，“服务员！”

几个顾客一脸厌恶地扭头看他，侍者过了一会儿才出现，站在一边，同样是一脸厌恶。

“再来一杯。”戈布尔说，拿一根手指轻敲着杯子。

“那您也没必要大声喊。”侍者说，拿走了杯子。

“我是顾客，”戈布尔对着他的后背吼道，“你们就得为我服务。”

“我希望你喜欢甲醇的味道。”我对戈布尔说。

“我们俩能处得不错，”戈布尔漫不经心地说，“如果你有点脑子的话。”

“是啊，要是你懂点礼貌，再高六公分，换一张脸，再换个名字，当然别老是那么自以为是。”

“少废话，继续说米切尔，”他很快转回话题，“还有你在山上想搞一下的那个女孩。”

“米切尔是她在火车上认识的。他对她就像现在你对我一样，让她迫不及待地掉头逃走。”

这番话简直是对牛弹琴，这个家伙简直像上世纪的老古董一样难搞定。

“这么说，”他冷笑道，“米切尔和她只是在火车上邂逅，她了解后又觉得倒胃口，于是转向你的怀抱，刚好你触手可及，真方便啊！”

侍者端着食物过来，动作夸张地摆好蔬菜、色拉，和裹着纸巾的肉卷。

“需要咖啡吗？”

我说稍等一下送。戈布尔说好，并追问他的酒好了没有。侍者说马上来——那语气就等于说且等着吧。戈布尔咬了一口肉卷，露出惊讶的神气，“天哪，太好吃了。”他说，“顾客这么少，我还以为这是家垃圾饭店。”

“看看表，”我说，“到晚上高峰期还早呢，城镇就是这样。何况现在也是淡季。”

“确实还早，”他边咀嚼边嘟囔，“早得很呐。一般得到凌晨两三点钟，人们才出门访友。你住在朗齐奥旅馆，老兄？”

我盯着他，一言不发。

“用我画张我的吃相图给你吗，老兄？我工作起来可是废寝忘食。”

我还是什么也不说。

他抹了一把嘴巴，“刚才我说有人卡在石头下了，你当时好像僵了一下，我猜得对不对？”

我还是不回答他。

“好吧，死不开口。”戈布尔冷笑道，“我原本打算我们一起做这桩小买卖，你挺能唬人，也扛揍。但是你不懂规矩，干我们这一行要懂规矩。在我们那里，你得用脑子才能玩得转。在你们这儿好像只要晒晒日光浴，不扣上领口扣子，似乎就能出来混了。”

“你想怎么样，直说！”我从牙缝里挤出几个字。

尽管说了这么多话，他吃东西的速度还是飞快。他推开一干二净的盘子，喝了几口咖啡，从背心里掏出一根牙签。

“这是个富得流油的小城，老兄，”他慢悠悠地说，“我研究过了，下了好大工夫去了解它，甚至还向人讨教。他们告诉我在我们这个公平的绿色国度里，富人并不太多，而这里就是少数几个富人聚居的地方之一。在艾斯梅拉达，你得融入它的圈子，否则你就什么都不是。你如果想融入这个圈子，能被人经常提起，能和有头脸的人交上朋友，就得有阶级地位。这儿有个家伙，曾在堪萨斯市黑道生意上赚了五百万美元。之后他买土地，分散投资，盖大楼，在这个镇里兴建了几所最豪华的房子。但他不是海滩俱乐部的会员，因为没有人理他。所以他发狠买下了海滩俱乐部。这里的人了解他的底细，当需要捐款办事时才会找他，他让人侍候，付账单，是个好公民。他办大型派对，但来的都是外地人，当地人也有，但都是些骗子或不入流的人，这些人渣大都像苍蝇一般追逐在金钱周围。但是在上流人士的眼里呢？他只不过是个黑鬼而已。”

他在发表这番高谈阔论时，不时瞟我一眼，扫一眼餐厅，舒服地靠在椅子上，剔着牙。

“那他一定十分心痛，”我说，“他们是怎么打听到他的钱从哪儿来的？”

戈布尔向前倾身，隔着桌子对我说：“财政部有一位大人物每年春天都会来这儿度假。他恰好遇到这位‘钱先生’，知道他的底细。消息就是从他那里传播出来的。你以为他不心痛？你不了解这些功成名就的道上人物，他们得不到人们的尊敬，心里正滴着血呢，老兄。他发现这世间居然有些东西用再多的钱也买不来，这简直要把他逼疯了。”

“你是怎么知道这些的？”

“我脑子活，腿勤快，还有眼睛会看。”

“不过有件事你不知道。”我说。

“什么事？”

“我不告诉你，你绝对发现不了。”

侍者终于端来了戈布尔那杯姗姗来迟的酒，把盘子收拾好，并递过菜单。

“我从来不吃甜点，”戈布尔说，“闪一边去。”

侍者瞪着他的牙签，突然伸出手从戈布尔的指间抢过来，“那儿有男士洗手间，朋友。”他说着把牙签丢到烟灰缸里并拿走了烟灰缸。

“明白我说的了吧？”戈布尔对我说，“这就是阶级的不同。”

我向侍者要了一杯巧克力圣代和一杯咖啡，并补充说：“给这位先生账单吧。”

“乐意之至。”侍者说，戈布尔一脸鄙视地看着他，等侍者轻轻走开，我向前倾过身体，温和地说：“你是我这两天遇到的最大的骗子，其他人都望尘莫及。我认为你对米切尔根本没什么兴趣，你在昨天之前也根本没有见过或听说过他，直到昨天你才想到要拿他当作幌子。你是被派来监视那女孩的，我还知道是谁派你来的——我不是指雇你的人，而是背后的主使者。我知道她为什么被监视，也能轻松让她摆脱你们的盯梢。如果你还有什么好牌，最好尽快打出来，明天可能就没有机会了。”

他推开椅子站起来，扔下一张皱巴巴的钞票，冷冷地看着我。

“没脑子的东西，嘴巴倒不饶人，”他说，“留着这些话到星期四收垃圾的人来了再说。你啥也不明白，老兄，我认为你永远也赢不了。”

他仰着头扬长而去。

我抓起戈布尔扔在桌上那张皱巴巴的钞票。不出我所料，果真只有一块钱，对于一个驾驶老爷车以时速五十五英里下坡的家伙来说，一顿八角五分的晚餐已经是豪华周末大餐了。

侍者无声无息地过来，把账单给了我。我付了账，把戈布尔的一块钱留在他的盘子中。

“谢谢，”侍者说，“那个家伙真是您的一位亲密的朋友？”

“‘亲密’的反义词差不多。”我说。

“这个家伙可能很穷，”侍者以宽容的语气说，“这个镇里有种怪现象：在这里工作，却常常无力消费这里的东西。”

我离开时，店里已经来了大约二十个客人，人声鼎沸。

17

停车场的坡道和凌晨四点钟时看起来并没有什么不同，但是我一转弯就听到了哗哗的水声。透明玻璃墙的办公亭内空无一人，有人在什么地方洗车，但不会是停车场的人。

我走向通往电梯间的那扇门，打开门，身后的办公亭传来蜂鸣声，我关上门，站在门内等着，一个身穿白色外套身形消瘦的男子在拐角处出现了。他戴着眼镜，皮肤和燕麦粥冷却后的色调差不多，一双眼睛空洞疲倦。这张脸有点像蒙古人，又似乎是南亚人，或者印度人，但又比这些人肤色要深。一头浓密的黑发平铺在扁平的脑壳上。

“拿车，先生？您贵姓，请问？”

“米切尔先生的车在吗？那辆双缸别克轿跑车？”

他没有立刻回答，反而垂下眼皮，看来这问题曾经有人问过。

“米切尔先生一早开车出去了。”

“多早？”

他把手伸向别在口袋上的铅笔，口袋上绣着饭店名号。他拿出铅笔，瞪着它。

“快七点的时候，我七点下班。”

“你们十二小时轮一次班吗？现在刚过七点。”

他把铅笔放回口袋，“我八小时换一次班，但是班次顺序会变。”

“哦，昨天晚上你是值十一点到七点的班。”

“是的。”他越过我的肩膀望着远处，“现在是我的下班时间。”

我掏出烟来递一根给他。

他摇摇头。

“规定说只能在办公室里抽。”

“或者在派卡轿车的后座里。”

他的右手紧握，似乎抓着刀柄一般。

“你的供货足吗？要不要再来点？”

他盯着我。

“你应该问我‘再来点什么？’”我说。

他没回答。

“而我会说‘我不是说的烟草’，”我继续愉快地说，“是卷着蜂蜜的好东西。”

我们终于目光相遇，目不转睛地互相盯着。最后他轻声问：“你是卖那东西的？”

“你清醒得很嘛，如果在早晨七点钟刚刚用过货，那你看我的眼神就应该似乎断片很久了。你脑袋里一定装了一个闹钟——就像艾迪·阿卡拉。”

“艾迪·阿卡拉，”他重复着这个名字，“啊，是的，那个赛马骑师，他脑袋里有个闹钟，对吧？”

“据说是的。”

“我们可以做笔买卖，”他轻声说，“你开个价？”

这时办公室里传来响铃声，我的第六感在这之前已经听到了电梯在传动轴上的滑动声。门开了，一对夫妻走出电梯。我在大厅中见过他们手挽着手。女的穿着晚礼服，男的一身燕尾服。他们并肩站着，看起来就像两个偷偷接吻的孩子被抓了个现行。管理员瞥了他们一眼便走开了。接着外面传来一辆车的引擎声，一辆崭新的克莱斯勒敞篷车出现了。这个男人小心地扶着女孩上车，好像她有孕在身似的。管理员站在那儿把着车门，男人转过来，谢过他上了车。

“这里到‘玻璃屋’远不远？”他随口问道。

“不远，先生。”管理员告诉了他们路线。

这个家伙对管理员报以微笑，谢过他，并从口袋里掏出一元钞票给他。

“您不必亲自下来取车，普雷斯顿先生，您只需打个电话，我就会把车开到出口处。”

“哦，谢谢，不过没关系。”这个家伙急匆匆地说，他小心地驾车驶过坡道，克莱斯勒便驶出了视线之外。

“蜜月中的人儿，”我说，“多甜蜜，他们就是不想被人盯着看。”

管理员又站在我面前，仍旧面无表情。

“但是咱俩之间毫无美好可言。”我补充道。

“如果你是警察，证件呢？”

“你以为我是警察？”

“你像个多管闲事的混蛋，”他的语调仍然毫无变化，永远是一成不变的降“B”调的“单调乔尼”。

“两者我都是，”我表示同意，“我是个私家侦探，昨晚我跟踪一个人来到这儿，恰好看到你在那儿的一辆派卡车里”——我指了指远处——“我过去打开车门，就闻到了你抽的大麻味。我从这儿开走四辆凯迪拉克，你都不会翻一下身。不过那是你的事，我并不多问。”

“问正事吧，”他说，“少废话。”

“米切尔昨天是自己离开的吗？”

他点点头。

“没带行李？”

“九件行李。我帮他搬的，他退了房。满意了吗？”

“你到服务台确认过了？”

“他有账单，都付清了，还有收据。”

“哦，当然。带那么多行李，那一定有行李员跟着喽。”

“是电梯服务员。七点半前行李员不上班，当时差不多是凌晨一点。”

“是哪位服务员？”

“一个叫齐科的墨西哥男孩。”

“你不是墨西哥人？”

“我有四分之一中国血统，四分之一夏威夷，四分之一菲律宾，四分之一黑人。你要是我，也会痛恨自己。”

“最后一个问题。你是怎么瞒过别人的？我指的是大麻。”

他四处看看，“我只有在情绪特别低落的时候才抽。这关你什么事？关别人什么事？就算我被抓住，丢了这个垃圾工作，被扔进监狱，那又怎么样？我这一生本来就像坐监，一辈子出不来，满意了？”他喋喋不休，就像一个情绪不稳定的人那样，刚刚还吐不出一个完整的句子，现在话多得像开了闸门的洪水，但仍是那种低沉、疲惫、一成不变的语调。

“我没惹过任何人。活着，吃饭，睡觉。有空你可以来看看我住的地方。我住在波顿巷的一处老旧房子里，那实际是一条小胡同，房间简直是跳蚤窝，就在艾斯梅拉达五金公司的后面。厕所就是个搭的棚子，我洗澡就在厨房，用个锡盆。睡觉就在一个绽开了皮的破沙发上。那屋子里每样东西都得有二十多年历史了。这儿是富人的天堂，但是看看我，我也生活在富人的土地上！”

“你的长篇大论中就是没提米切尔！”我说。

“你说什么？”

“告诉我实话。”

“那我在沙发下找找，就算找到估计也落满了灰。”

上面入口的坡道上传来刺耳的引擎声。他转身走了，我走进门里按下电梯键。他是个奇怪的家伙，这个电梯管理员，真是个怪胎，不过还有点趣儿，带点悲剧性格，悲伤而失意。

电梯过了好久才来，等电梯时我身边多了个同伴。他身高六英尺三英寸，英俊健壮，是克拉克·布兰登。他穿了件皮风衣，里面套着件厚重的圆领蓝色毛衣，脚蹬一双高筒靴子，这种靴子只有野外工程师及公路测量员在野外时才会穿。他整个人看起来就像一支训练队伍的长官。不过一个小时后，我相信他就会出现在“玻璃屋”，西装革履，风度翩翩，派头像个老板，当然可能他就是老板，有大把的钞票，健康的身体，当然他也有大把的时间去赚到这两样，无论出现在哪儿都是赢家。

电梯来了，他看了我一眼，等我进了电梯才进去。电梯服务员一看到他就毕恭毕敬地向他行礼，他点点头。我们都到大厅。布兰登一出电梯就走到服务台，柜台里的服务员满脸堆笑地递给他一叠信件，这个服务员我以前没有见过。布兰登靠着柜台一角，把这些信件一一拆封，然后顺手丢到旁边的垃圾筒。大部分信件都是这个下场。我身边有个陈列旅游手册的架子，我顺手拿起一本，点着一支烟，翻看了一会儿。

似乎有一封信引起了布兰登的兴趣，他来回读了几遍。我能看出来那是一封手写的信笺，用的是旅馆的信纸，但是由于他的肩膀挡着，我只能看到这些。他拿着信站了一会儿，然后弯腰从垃圾筒中拿出一个信封反复研究。接着他把信装进口袋，挪到柜台中间，把信封递给服务员。

“这是本人送来的，你有没有注意到是谁？我似乎不认识这个人。”

服务员看了看信封点点头，“是的，布兰登先生。我刚来，一个男人留下这封信。中年人，比较胖，戴一副眼镜，穿一身灰色西装，外面罩着大衣，戴一顶灰不溜秋的帽子。看起来不像本地人，有点寒酸，不是什么有头脸的人物。”

“他说了要找我吗？”

“没有，先生。他只是让我把信放进您的信箱。有什么问题吗，布兰登先生？”

“看起来像个笨蛋吗？”

服务员摇摇头，“就像我说的，是个小人物。”

布兰登咯咯笑起来。“他想让我捐五十美金给摩门教堂，显然这家伙脑袋有问题。”他拿起柜台上的信封，放进口袋，刚转身离开，又回头问道：“看到拉瑞·米切尔了吗？”

“从我上班就没有看到他，布兰登先生，不过我上班也才两个小时。”

“谢谢。”

布兰登走向电梯门，进了电梯。这次他乘的是另一部，里面的电梯管理员满脸堆笑，对他说了些什么。布兰登没有答话，连看都没看他一眼。电梯门合上时，服务员似乎是一脸委屈，而布兰登则皱着眉头，生气的布兰登似乎没有那么英俊了。

我把旅游手册放回架子上，走向柜台。服务员漫不经心地瞟了我一眼，他的眼神摆明了不当我是这里的客人。“什么事，先生？”

他满头灰发，举止得体。

“我本来想打听米切尔先生，不过刚刚听到你说了。”

“房间电话在那边，”他抬了抬下巴示意，“接线生会帮你接通。”

“我不这么认为。”

“什么意思？”

我拉开外套，作势要掏出记事本。我看到那个服务员瞄到我腋下的枪托，眼珠一下呆住了，我拿出记事本，抽出一张名片。

“方便让我见见你们经理吗？如果你们有经理的话。”

他拿起名片，看了看又抬头看看我，“请到大厅里坐一下，马洛先生。”

“谢谢。”

等我转身离开柜台，他走到电话旁，拿起话筒。我穿过走廊，找个靠墙的椅子坐下，从这儿我能看到柜台。我没等太久。

一个男人走过来，背挺得笔直，脸板得僵硬，皮肤苍白，估计除了偶尔脸红，肤色就没变过。他头发梳得高而挺直，是闪着红光的金发。他站在走廊里，目光缓缓扫过大厅，在我身上没有比在别人身上多停留一秒，但他接着就走过来坐在我旁边的椅子上。他身穿一件棕色外套，系一条棕色和黄色相间的领带，衣着合体，两颊长着金黄柔软的毛发，头上几缕灰色头发更增添了几分优雅的味道。

“我叫亚夫伦，”他对我说，但并没有看我，“我知道你的名字，我兜里有你的名片，有什么问题吗？”

“一个叫米切尔的男人，我找他。拉瑞·米切尔。”

“你要找他，什么事？”

“公事。我为什么不能找他？”

“不是不能找他。他出城了，今天一早就离开了。”

“我听说了。不过我还是有疑问，他不是昨天刚到家吗？他从洛杉矶总站提了车，一路开回来。他的钱也花光了，晚饭还是蹭的，在‘玻璃屋’和一个女孩一起吃的。他几乎喝得烂醉——或者假装烂醉，这样他就不用付账了。”

“在这儿他可以记账，”亚夫伦满不在乎地说，一边说一边注意着大厅里的动静，好像怕那些玩卡纳斯塔牌的人会突然拔出枪来干掉牌友，或者担心那些拼图的老太太会突然撕扯对方的头发。他脸上只有两种表情——酷和太酷。“米切尔先生在艾斯梅拉达很有名。”

“哦，不过并不怎么受欢迎吧。”我说。

他转过头，冷冷地看了我一眼，“我是这儿的助理经理，马洛先生，同时也是保安主任，我不能和你讨论一位客人的声誉。”

“你不用和我讨论，我本来就了解，从各种渠道打听到的。我调查过他，昨晚他敲诈了一个人，而且敲了一大笔，据说他还收拾了行李。”

“谁告诉你的？”他问道，神情有些局促。

我拒绝回答，尽力表现得态度强硬。“首先我给你三条线索，”我说，“第一，昨晚他的床上没有睡过人。第二，今天有人向服务台报告他的房间已经打扫完毕。第三，今晚你们的一位晚班工作人员将不会来上班，因为得帮米切尔搬他那堆东西。”

亚夫伦看看我，然后把目光再次扫向大厅。“除了这张名片，还有没有其他东西证明你的身份？任何人都能印个名片唬人。”

我掏出皮夹，露出执照上小照片的一角，递给他。他看了一眼便还给我，我收了起来。

“我们有自己的办法处理这类麻烦，”他说，“这种事在任何一家旅馆都会发生。我们不需要你的帮助。我们也不喜欢大厅里有人携带枪支。服务员刚才看到你带枪了，客人也可能会看到。九个月前这儿发生过一起持枪抢劫案，一个歹徒死了，是我开枪打死的。”

“我在报纸上看到了，”我说，“真是把我吓坏了。”

“你只是读到了一部分。接下来的一周，我们损失了四五千块的生意，客人们纷纷退房，明白了吗？”

“我故意让服务员看到我的枪托。我一整天都在寻找米切尔，每个人都支支吾吾。如果这个人真的退了房，为什么不直接说？我又不是来查他是不是赖账。”

“没有人说他赖账。他的账单，马洛先生，都付清了。那么您还有什么要问的吗？”

“那他退房这事为什么要保密呢？”

他露出轻蔑的神气，“没有人这么说。你没听明白。听好了，我说他出城旅游去了，他的账单付清了。我没说他带了多少行李，也没说他不保留房间，更没说他收拾了所有行李。你到底要弄清楚什么？”

“谁替他付的账？”

他的脸微微红了一下，“听着，混蛋，我告诉过你是他自己付的，他本人，昨天晚上，付清了，而且预付了一个礼拜的。我可是耐心回答了你的问题，现在轮到你告诉我，你到底在想什么？”

“现在什么也不想了，我的想法都被你推翻了。我只想知道他为什么预付一周的房费。”

亚夫伦笑了——这笑容很不易察觉，像定金一般象征性地挤出一点。“听着，马洛，我在军校学习过五年，能一眼看穿一个人——就拿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人，他预付房费只是为了讨好我们，因为这样有好处。”

“他以前也是提前预付吗？”

“真见鬼……”

“说话小心些，”我打断他，“那位拄拐杖的老绅士可一直注意着你呢。”

他的视线穿过大厅，那儿有一位消瘦、苍老、毫无血色的老人坐在一把低矮的圆背垫椅上，下巴靠在戴着手套的双手上，而那双手则撑在一支拐杖上，他目不转睛地盯着我们这边。

“哦，他呀，他看不了这么远。他八十多岁了。”

他起身面对着我，“现在，问完了？”他平静地说，“你是私家侦探，受人之托。我只对保护旅馆感兴趣。下次别带枪来，如果你有什么问题，尽管找我。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别到处乱说，我们可不喜欢这样。如果我告你寻衅滋事，你会发现这里的警察可不太友好。”

“我走之前可以买杯酒喝吧？”

“先把你的外套扣好。”

“五年的军校教育果然不同寻常。”我仰起头钦佩地看着他说。

“足够对付你们这些人，”他迅速点点头，穿过拱门离开了，依然腰板挺直，挺胸收下巴，一副健壮的硬汉模样。一个熟练的老手，他的一番话，摆平了我印在名片上的唬人的伎俩。

然后我发现那位坐在矮椅上的老人，举着一只放在手杖上的戴手套的手，伸出一根手指对着我，我也伸出一只手指着自己胸口，问是指的我吗？他点点头，于是我走过去。

他确实年纪大了，但是并不糊涂和眼花。他的满头白发优雅地从中间分开，挺直修长的鼻梁上布满皱纹，一双失去光泽的蓝眼睛仍然十分锐利，只是眼睑已十分松弛。一只耳朵上装着助听器，灰红色，正如他耳垂的颜色。手上的小羊皮手套袖口处外翻，擦得锃亮的皮鞋上还套着灰色鞋套。

“拉把椅子坐下，小伙子。”他的声音轻飘而沙哑，如同竹叶的沙沙声。

我坐在他旁边。他眯着眼看着我，嘴角带着微笑，“我们优秀的亚夫伦先生在军校学习了五年，显然他已经告诉你了。”

“是的，先生，反间谍小组。”

“说受过军校教育就意味着告诉别人他满嘴谬论。言归正题，你在打听米切尔先生是怎么付清账单的？”

我盯着他，盯着他的助听器。他拍拍胸前的口袋，“在这玩意发明之前很久我就聋了。当时我想阻止一个打猎者，是我失算，我突然抓他，把他给吓住了。那时我还太年轻，不想耳朵上戴个大喇叭，所以我就学了唇语。当然这事花了我好长时间。”

“那米切尔的事呢，先生？”

“我们接下来就会谈到他。别着急。”他抬起头，点头示意。

一个声音响起来：“晚上好，克拉伦登先生。”一名侍者正从身边经过走向吧台。克拉伦登的目光跟随着他。

“别理他，”他说，“他是个小人。我在旅馆大堂、休息室、酒吧厮混，世界各地旅馆的走廊、阳台、温室花园看得多了。我是家族中在这世上活得最久的一个，就这么无所事事，到处管闲事，直到有一天让人送进医院一侧的通风病房。那时就得让那些穿白大褂的怪物摆布我。床一会儿摇上去，一会儿摇下来，吃那些推车推进来的可怕的毫无爱心的病号饭。一会儿把脉，一会儿量体温，即使你睡着了，他们也得折腾。成天只能躺在那儿听着护士们浆得硬邦邦的裙子发出的沙沙声，或是医院无菌地板上胶鞋走过发出的黏糊糊的声音。每天对着医生们呆板的微笑，心里直发毛。过不了多久，他们就会给我戴上氧气罩，给那张小白床装上监视仪，没准不知不觉就去了那个一生中只去一次的地方。”

他慢慢转过头来看着我。“显然，我话太多了，你叫什么，先生？”

“菲利普·马洛。”

“我是亨利·克拉伦登四世。我是过去所谓的那种上层阶级，格罗顿、哈佛、海德堡或索邦大学出身的人。我甚至还在乌普萨拉
[1] 待过一年，不记得为什么去那儿了。反正就是要过那种悠闲的生活。这么说你是个私家侦探，终于要说到别人了，你看。”

“是的，先生。”

“你要打听事应该来找我。不过你原来也不知道。”

我摇摇头，点着一支烟，递给亨利·克拉伦登四世先生，他含糊地点头表示拒绝。

“但是，马洛先生，有些事情你一定要知道，在世界上任何一家高级旅馆，总有这么一些老人，不论男女，他们坐在大厅里，像猫头鹰一样盯着一切。他们观察、聆听、比较分析，研究这儿的每一个人，发生的每一件事。他们没有别的事干，因为旅馆生活是这世上最无聊的生活之一，显然我现在也让你觉得无聊吧。”

“我更想听您谈谈米切尔，先生，至少今晚是这样，克拉伦登先生。”

“当然，我以自我为中心，脾气古怪，像个女学生一样叽叽喳喳。看到那边那个玩卡纳斯塔牌的黑头发的漂亮女人了吗？戴着一大堆珠宝，架着厚重金边眼镜的那个？”

他既没有指也没有看什么人。但是我还是认出了那个人，她打扮过时，神情冰冷，是画中那种“冰美人”的类型。

“她叫玛格·威斯特，离了七次婚，很有钱，长得也不赖，但是总留不住男人。她把男人抓得太紧，不过她也不傻。现在她会和像米切尔这样的男人约会，给他钱，替他付账单，但是绝不会嫁给他。他们昨天晚上吵了一架，不过我相信她还是替他付了账单，她以前经常这么干。”

“我还以为他每月靠多伦多的父亲接济，大概不够他用吧？”

亨利·克拉伦登四世讽刺地笑了，“我亲爱的小朋友，米切尔根本没有什么多伦多的父亲。没有谁每个月寄钱给他，他靠女人生活，所以他能住在这样的旅馆中。总有一些富有但寂寞的女人住在豪华旅馆里。她可能不漂亮，也可能不年轻，但是她有别的让人销魂的魅力。在艾斯梅拉达淡季时，大约从德尔玛尔赛马会结束到二月中旬这段时间，生意很淡，米切尔这时一般就会去旅行——手头宽裕的话就去西班牙的马约卡岛或瑞士，手头紧就去佛罗里达或加勒比海的小岛。今年，这家伙不太走运，我想他的钱只够去华盛顿了。”

他瞟了我一眼，我仍然保持着礼貌态度，就像一个有教养的年轻人（在他看来的年轻人）对待一个爱唠叨的老人那样。

“好吧，”我说，“她替他付了房钱，也许没错。但是为什么要预付一周的呢？”

他把一只裹着手套的手搭在另一只上，接着让手杖倾斜，上半身前倾，眼睛盯着地毯上的花纹。终于他上下牙打了个颤，看来问题已经解决，他又重新坐直。

“那笔钱是分手费，”他干巴巴地说，“这段罗曼史结束了。威斯特太太，套句老话，已经玩够了。当然，昨天米切尔有个新伴儿出现，那是个栗色头发的姑娘。栗子红，不是火红，也不是草莓红。我看他们的关系不一般，两个人似乎各怀心事。”

“米切尔会勒索女人吗？”

他咯咯笑了。“就算是襁褓里的婴儿他都下得去手。一个靠女人吃饭的男人到头来总是勒索她们，只不过他们不这样说。只要他的手能伸到她们藏钱的地方，他就会偷。米切尔以玛格·威斯特的名义伪造了两张支票，这件事终结了这段关系。不用说她有的是支票，但是她情愿守着票子，也不要男人。”

“克拉伦登先生，我对您非常尊敬，但是您是怎么知道这些事情的？”

“她告诉我的。她趴在我肩膀上大哭来着。”他看着那个漂亮的黑头发女人，“她当时并不确定是否要告诉我真相，但是最后还是说给了我听。”

“那您为什么要告诉我呢？”

他露出牙齿，笑得有些吓人。“我太迟钝了，原本我该迎娶玛格·威斯特。那就会是完全不同的情景了。一点小事就能让我这个年纪的人乐上半天，一只蜂鸟，鲜花开放的特别方式——为什么长到一定程度花瓣就会从某个角度绽放呢？为什么花苞会按特定的顺序开放？为什么未展开的花苞顶端就像一个鸟喙，衬上蓝橘色的花托，看起来就像一只天堂鸟？神明明可以创造一个简单的世界，为什么他要让世间这么多变复杂呢？他是万能的吗？他怎么会有这么大的力量？世间的无辜生命总是承受这么多痛苦。为什么一只被雪貂捕获的母兔宁肯自己的脖子被咬断也要保护身后的孩子？为什么？再过两个星期，她就根本认不出她的孩子了。你相信上帝吗，年轻人？”这会儿他扯得更远了，但是看来我还得继续附和。“如果你说上帝是万能的，而这个万能的上帝让万事万物各有其规律，那我可不认同。”

“但是你应该相信，马洛。这是个巨大的安慰，我们最终都会回归自然，因为人终须一死，然后化为尘土。或许对于有些人而言，就是这么回事。但对有些人来说并不是这样。谈到来生，我有许多严肃的问题。让我在天堂跟刚果黑人、中国苦力、中东地毯贩子甚至好莱坞制片人住在一起，我实在不见得喜欢。我大概是个势利眼，尽管这种品味不高。我也无法想象天堂是由一位长着白胡子、受人尊敬的人物——我们这儿叫上帝——掌管的。这些都是心智不成熟的人的愚蠢想法。但是一个人的信仰再愚蠢也不该对他指手画脚。当然我也没有理由认为自己将会上天堂。事实上，那还真有点无聊。反过来，那些没受洗就夭折的婴儿和职业杀手、纳粹或苏共政治局成员同处十八层地狱，也让人不敢想象。一个人的良善行为，他伟大无私的英雄主义，他在这个严酷的世界中坚持下来的勇气——多么奇怪，尽管他有这些美好的品质，命运却比一般人曲折得多。这多么不合情理。别告诉我荣誉感只是人体的化学反应，舍己救人只是遵照现行的行为准则。难道上帝会乐意看到一只孤零零的野猫被毒死在告示板后头？难道上帝乐意让世间如此冷酷，只有适者才能生存吗？适者又是适应的什么呢？哦，不，才不是。如果上帝真的是无所不能，无所不知，他才不会给自己找麻烦创造出这么一个世界。没有失败，就不可能有成功，没有坚持，就没有艺术。不知道这样说算不算渎神，当世间一切都不对头的时候，上帝的日子也不好过，而上帝的日子还很长，很长。”

“您是个哲人，克拉伦登先生。不过您的话可是离题太远了。”

他微微笑了笑，“你认为我信口开河跑题了吧？没有，先生。像威斯特那样的女人总是会嫁给以下几种人：故作高贵的骗财郎，留络腮胡子的探戈舞王，一身腱子肉的健美教练，过气的法国意大利贵族，虚有其表的中东小王子，一个不如一个。最惨的是嫁给米切尔那样的男人。如果她嫁给我，尽管又老又无趣，但至少还是嫁给了一位绅士。”

“是的。”

他咯咯笑起来，“这种语气表示对亨利·克拉伦登四世感到厌烦。我不责备你，好吧，马洛先生，你为什么对米切尔感兴趣？不过我猜你不会告诉我。”

“没错，先生。我不能说。我只是想知道他为什么刚回来就这么快又走了，谁给付的账单，为什么替他付，如果是威斯特太太，或者什么阔绰朋友，比如克拉克·布兰登，有什么必要替他预付一个星期？”

他那稀疏的眉毛向上挑起，“布兰登只消打一个电话就能替他订房，威斯特太太可能会给他钱让他自己付账，但是预付一周的房费？为什么我们的亚夫伦要这样说，他在暗示什么？”

“那暗示米切尔有事，旅馆不愿让人知道。可能会给旅馆带来负面影响。”

“比如？”

“自杀，或者谋杀一类的事情，我是指。这只是打个比方。你应该了解这类大旅馆对客人跳窗这种事很少愿意提及。但出事的老是这些市中心，或者名气响亮的大旅馆之类的地方。如果那些相当高级的旅馆出了事，你一般很少在大厅里看到警察，哪怕事发地就在楼上。”

他的眼神转向一边，我也跟着看过去。那边玩卡纳斯塔牌的桌子已经散伙，那位精心打扮但冷若冰霜的叫玛格·威斯特的女人和一个男人踱向吧台，她手中拿着的长烟嘴翘起，好像船首的桅杆。

“然后呢？”

“呃，”我赶紧说，好让他回过神来，“如果米切尔保留了他的房间，无论是哪间——”

“四一四，”克拉伦登平静地说，“靠海那边，淡季时十四美金一晚，旺季时十八美金。”

“对他这样的家伙来说真不便宜，但是我们假设他订下来了。那么不管发生了什么，他只是离开几天，开着车，并在早晨七点钟拿了行李。他挑的这个时间真有趣，何况昨天深夜他还醉得像只臭鼬。”

克拉伦登向后一靠，双手就垂在手杖上。能看出他渐感疲累，“要真是这样，旅馆不是应该更愿意让你相信他好好地离开了？而你就会去别的地方找他，如果你真的在找他的话。”

他白了我一眼，然后对我露齿一笑。

“我没给你留下好印象，马洛先生，我喋喋不休，但并不只是要人听我唠唠叨叨。我反正也听不到。讲话能让我观察别人，还不显得唐突。刚才我一直在观察你，我的直觉——如果这个措辞准确的话——告诉我，你对米切尔并不真正感兴趣。否则你不会公开打听他。”

“啊哈，可能吧。”我说。这真是整场谈话的败笔，本来应该是亨利·克拉伦登四世处于被动地位，但现在我却无话可说。

“走吧，”他说，“我累了，要上楼躺一会儿。很高兴见到您，马洛先生。”他慢慢站起来，费了好大劲，才依靠拐杖稳住身体。我紧靠他身边站着。

“我不跟人握手，”他说，“我的手很难看，握的时候会痛。戴手套就是因为这个。晚安，万一没机会见面，那就祝你好运。”

他缓缓地走开，头仰得很高。看得出来，走路对他而言不容易。从大厅到拱形门有两级阶梯，他一次跨一级，中间停歇了好一会儿。他总是先跨出右脚，再把左手边的拐杖向前探。他穿过拱形门，慢慢向电梯移过去。我一路看着他进了电梯，才确定他没问题。

接着我向吧台踱去。玛格·威斯特太太和她的一个卡纳斯塔牌牌友坐在昏暗的角落里。侍者正替他们上酒。我没有太关注他们，因为在远处一个靠墙的卡座上有个我更熟悉的人，独自坐在那儿。

她仍然穿着那身衣服，只是头上的束发带掉了下来，头发松松地披在脸庞周围。

我刚坐下，侍者就上前来，我一点完，他就走开了。不知哪个角落的唱机播放着低沉、谄媚顾客的曲子。

她浅浅一笑。“抱歉上次对你发脾气，”她说，“我太无礼了。”

“没事，是我招惹你的。”

“你是来这儿找我的吗？”

“不算是。”

“你——哦，我差点忘了，”她伸手拿包放到膝盖上，翻找了一阵拿出个小东西递过来。那东西尽管小，但我还能看清楚，那是一本旅行支票，“我答应给你的。”

“不用。”

“拿着，你这个傻瓜！我不想让侍者看到。”

我拿过支票簿塞进钱包，从外套里袋中抽出一本收据，先填存根，再写收据：“兹收到加州艾斯梅拉达卡萨旅馆的贝蒂·梅菲尔德小姐所付总额为五千美元整的美国通运旅行支票，每张最小面额一百美元。经持票者同意署名，该款由本人代为保管，保管日期不限，直至新的费用合约商定前，且本人同意接受雇聘关系。署名者。”

我在这段冗长的说明后签上名，然后把本子拿给她看。

“看一遍，在右下角签上名。”

她接过去凑近灯光下看。

“你真麻烦，”她说，“你到底要干什么？”

“只是诚实起见，希望你也这样认为。”

她拿起我的钢笔签了名，再把那玩意还给我。我撕下正本，递给她，把收据收好。

侍者过来放下我的酒，并没有等我付账。因为贝蒂对他摇摇头，他就离开了。

“你为什么不问问我有没有找到拉瑞？”

“好吧，你找到拉瑞了吗，马洛先生？”

“没有。他从这家旅馆消失了，他的房间在四楼，恰好跟你那个房间的位置一样，应该就是正下方那一间。他拿了九件行李，全塞进他那辆别克里。有个偷窥者，叫亚夫伦——他自称什么助理经理和安保主任——说米切尔付清了账单，还预付了一周的房费，他满意得很，没什么要担心的。当然，他不喜欢我。”

“有人喜欢你吗？”

“你啊——在你眼中我值五千美金呢。”

“哦，你这个白痴。你说米切尔会回来吗？”

“我告诉过你他预付了一周的房费。”

她平静地啜了口酒，“你是说过，但是这也并不能表示他就会回来。”

“当然，只是虚晃一枪，比方说。要我说，钱根本不是他付的，而是别人替他付的，这样他才有时间趁机干点什么——比如处理掉昨天晚上你阳台上的那具尸体。前提是，你阳台上得有具尸体。”

“住口！”

她喝完酒，捻熄烟蒂，站起身走了，留下我付账。我付了钱，不假思索地穿过大厅，我可能只是凭直觉这么做，结果看到戈布尔进了电梯。他的神情似乎有些紧张。当他转过身时看到了我，或者并没有看到，但他似乎并不认识我。电梯上去了。

我出去取了车，驾车回到朗齐奥·德斯坎萨德旅馆。回到房间，我往沙发一躺，就呼呼睡去。折腾了好几天，我需要好好睡一觉来让大脑清醒，并好好整理一下头绪，如此才能明了自己这几天到底在做什么。

注释

[1] 瑞典东南部城市。

18

一小时后，我把车停在五金商行门前，它并不是艾斯梅拉达唯一一家五金商行，但是在这条叫波顿的胡同里只有这一家。我一路向东走，数着店家的数量，走到巷尾一共有七家，家家店面都是闪亮的镶着金属边的玻璃橱窗。角落里的一家服装店橱窗里灯光明亮，摆着几个模特，还有丝巾、手套、服装、珠宝等，上面没有价签。我转过拐角继续向南走。

道路两边是郁郁葱葱的桉树，枝叶压得很低，树干粗壮，树皮坚硬，和洛杉矶种植的高大而纤弱的树木截然不同。在波顿巷的最里面有一家汽车代理工厂。顺着厂外高墙看去，只见残破的木箱，成堆的纸盒，废弃的鼓，尘埃满地的停车场和一个优雅的后院。我算了算楼层，这很容易，一目了然。

光线从一栋小木屋的狭窄窗口里透出来，这儿曾是某人的温馨小屋。房前有木头搭盖的门廊，栏杆断裂，上面曾经刷过漆，但那应该是很久之前，在它还没有被这些商店吞并之前。从前，它甚至可能还有一个小花园，现在屋顶的木板已经因暴晒而变形。前门布满苔藓，肮脏不堪，窗户紧闭，看来得拿工具才能撬得开。窗后悬挂着有些年代感的卷轴式百叶窗帘。迈上两级台阶才能上到门廊，不过其中一级已经残破不堪了。小屋后面到五金行装卸货物的平台间有一处厕所。我能看到一根水管插入一块低洼地里。在这片富人的土地上，这儿就是一间典型的贫民窟。

我踏进这片洼地，来到原来是门阶的地方，敲了敲门，因为上面没有门铃。没有人应答，我试着转动门把手，门没锁。我推开门进去，预感会发现不该看到的东西。

房间里亮着一个灯泡，灯座弯曲，灯罩开裂。有张沙发，上面盖着肮脏的毯子。一把古老的藤椅，一把波士顿摇椅和一张铺着污黑油布的餐桌。桌上摆放着咖啡杯，一份西班牙报纸，塞满烟蒂的烟灰缸和肮脏的盘子，一台小小的收音机播放着音乐。音乐结束后，一个男声开始用西班牙语念诵广告。我关上收音机。

屋里顿时像被裹在一席羽毛被下般沉寂。接着一扇半开的门后传来闹铃声，然后是小铁链的碰撞声。一阵乱糟糟的声响后，一个沙哑的声音猝然响起：“是谁？谁？是谁？”话音一落，一阵猴子鼓噪般的声音扬起，最后又陷入静寂。

我终于发现在角落的大铁笼里，一只鹦鹉瞪圆双眼，边满是怒意地瞪着我，边在狭窄的横梁上来来回回不停走动。

“朋友。”我打了个招呼。

鹦鹉发出一阵令人毛骨悚然的笑声。

“小心你的舌头，老兄。”我警告它。

鹦鹉走到横梁另一端，把喙伸到一只白色杯子里，然后把一嘴的燕麦抖得满地都是。另一端的杯子里有水，里面也糊满了燕麦。

“我猜你甚至没经过驯化。”我说。

鹦鹉瞪着我，缓缓走动着。然后它偏过头来，再用另一只眼睛瞪着我。接着它身体前倾，摆动尾翼，再次证明自己没有被训练过。

“傻瓜！”它尖声用西班牙语叫道，“滚开！”

不知什么地方的水龙头发出滴滴答答的漏水声，钟表则咔嗒咔嗒地走针，鹦鹉在一边大声模仿。

我说：“不赖嘛！”

“乌龟王八蛋！”鹦鹉再次大声骂道。

我瞪了它一眼，推开半掩的房门，进入厨房。地板上铺着油毡，破烂不堪，一直通到水槽前面。一台锈迹斑斑的三灶煤气炉，一个敞开的碗柜里摆着一些杯盘和一个闹钟，角落里一个支架上用铆钉焊着一台热水器，样式老旧，没有安全阀，容易爆炸。一扇紧闭的狭窄后门处，有钥匙还挂在锁上，唯一的一扇窗户也锁着。一个小灯泡从天花板上垂吊下来，天花板上布满裂缝和因为漏水造成的污渍。我身后鹦鹉在横梁上漫无目的地来回走动，每隔一会儿发出一阵无聊的咕咕声。

水槽排水孔上摆着一根不长的黑色橡皮管，旁边是一支玻璃皮下注射针筒，栓塞推到筒底。水槽中还有三支细长的空玻璃管，塞子被扔在一旁，我曾经见过这种玻璃管。

我推开后门来到院中，一直走到改装的厕所处。这间厕所顶棚倾斜，前端大约八英尺高，后面不到六英尺，门朝外开，因为里面空间太小根本无法开门。门上了锁，不过锁头老旧，我毫不费力就打开了门。

一个男人粗糙的脚趾几乎快触到地面，脑袋悬在黑暗之中，离房梁不过几英寸。吊住他的是一根黑色的电线——可能就是一截电灯线。他脚趾朝下，仿佛踮着脚尖。破旧的卡其裤管盖到脚踝以下。我用力推推他，看他是否已经僵硬，但看来放他下来已然毫无意义。

这家伙手法干脆利落。他先在厨房那边的水槽，将塑胶管绑在手臂上，然后握紧拳头让血管凸显，之后把整筒吗啡注射进血管中。现在有三个空玻璃瓶，看来当时至少有一瓶是满的，这样的剂量才足以致命。接下来他拔下注射器，松开塑胶管，不一会儿，一管东西就直接进入血液中。然后他去了厕所，站在凳子上，把电线绕过自己的喉咙。当时他已然迷迷糊糊，他只需要站在那儿，等膝盖酸软，腿一弯，身体的重量自然就让他丧了命，而他毫无意识，应该已经睡着。

我为他关上门，没有再回到房间。等我沿路走向波顿巷时，经过那栋豪宅，惊动了那只鹦鹉，它尖着嗓子用西班牙语大叫：“是谁？是谁？谁？”

是谁？没有人，朋友，只是暗夜里从身边经过的脚步声罢了。

我轻轻走着，离开这个地方。

19

我缓步而行，漫无目的，但是我知道总会到达一个地方。一直都是这样。在卡萨旅馆附近，我钻进我的车里，随意开着车绕了几条街，最后像往常一样停在酒吧入口附近。我刚钻出车外，就看到有一辆车停在我的车旁，是戈布尔那辆寒酸的黑色老爷车，这家伙像狗皮膏药一样黏着我。

抽空我一定要调查这小子到底葫芦里卖的什么药，但是现在我有更棘手的问题要解决。我得到警察局报告说有人上吊了，却不知该怎么说。我为什么要到他的住处去？难道我说，他告诉我他今天一早看到米切尔离开。那这事和你有什么关系，我说我正在找米切尔，想和他推心置腹地谈一谈。谈什么呢？这时我就不得不提到贝蒂·梅菲尔德，交代她是谁，来自哪儿，为什么要改名换姓，在华盛顿时出过什么事，或者在弗吉尼亚或随便什么地方犯过什么事，让她不得不一路逃亡。

我的口袋里还有她给的五千美金，而她甚至都没有正式委托我。我进退两难，但是情况还不算坏。我走到悬崖边，听着波浪拍打峭壁的声音。小海湾外波浪撞碎后闪烁着粼粼波光，除此之外什么也看不见。海湾内十分平静，波浪像巡视员一般缓缓而行。一会儿会有一轮明月升起，但是现在还是一片黑暗。

有人站在不远处，和我一样俯瞰着这片海湾。是一个女人。我等她走过来，她只要一动我就知道是不是认识她。没有任何两个人的举止会一模一样，就像没有任何两副指纹完全一样。

我点燃一支烟，把玩着打火机，让火焰在自己脸前摇曳，她已经来到我近旁。

“你能不能不要老跟着我？”

“你是我的客户，我得保护你。可能到我七十岁生日，会有人告诉我为什么。”

“我没让你保护我，我也不是你的客户。你为什么不回家——如果你有家的话——不再惹人生厌。”

“你是我的客户——五千美元的佣金。我总得做点什么，就算只是等胡子长长这样的小事。”

“你真是无可救药。我给你钱就是想买点清静。你太不可理喻了，我也遇到过一些老顽固，但是没有比你更难缠的了。”

“那你上回提到的里奥那幢高高的隐秘豪宅呢？我要在那里穿上真丝睡袍，抚弄你诱人的长长秀发，旅馆领班还会一脸谄媚地微笑，动作优雅地为我们摆上威基伍瓷器和英王乔治时期的银器，就像一个同性恋的发型师围着一个明星献殷勤。”

“闭嘴！”

“不过随便说说而已，啊？只是一时心血来潮，甚至连心血来潮都不算。不过是哄我牺牲睡觉时间，大半夜地跟你寻找下落不明的尸体罢了。”

“有人曾经给你鼻梁来一拳吗？”

“经常有，但有时我能躲过去。”

我抓住她，她试图挣脱，但是力气不够。我亲吻她的额头。突然她一下子贴紧我，扬起了脸。

“好吧，吻我。如果这样能满足你，我猜你巴不得此时此刻有张床。”

“我是正常人。”

“别开玩笑了，你不过是肮脏缺德的私家侦探，吻我。”

我吻了她，嘴巴紧贴着她的唇，说道：“他今晚上吊死了。”

她猛然从我怀中挣脱，问道：“谁？”她几乎说不出话来。

“这儿的停车场管理员。你可能没见过他。他平日吃麦斯卡林
[1] ，喝浓茶，吸大麻。但是今晚他给自己注射了过量吗啡，然后在波顿巷他的那间贫民窟后面的厕所里上了吊。波顿巷是格兰德大街后面的一条小巷。”

她现在开始发抖，靠在我身上，好像不这样就会瘫倒下去。她想说点什么，但话音到喉头就卡住了。

“他就是那个说亲眼看到米切尔一早带着行李箱离开的家伙。我并不完全相信他的说法。他给过我住址，我今晚过去想和他再谈一谈。但现在我必须去警察局报告。我该怎样说才能不提到米切尔，也不牵涉到你？”

“求求你——拜托——请别提到我，”她轻声说，“我给你更多的钱，想要多少钱都给你。”

“我的天啊！你已经给了我太多钱了。我要的不是钱。我只是想弄明白我到底在做什么，这一切是怎么回事。你一定听说过职业道德，我恰恰还残存着一些职业道德。你是我的客户吧？”

“是的，我投降。他们最终都得向你投降，对吧？”

“才不是。往往是我被他们玩得团团转。”

我从口袋中拿出旅行支票，用铅笔填好，撕下五张叠好，其余的递给她。“我收下了五百美金。这样就合法了。现在告诉我一切。”

“不，你不必告诉任何人有关那个人的事。”

“不，我必须去，我必须现在就去警察局。我没办法编出一个故事，还得保证这个故事不在三分钟内就穿帮。现在，拿走你那该死的钞票——如果你再把它们塞给我，我就要打你屁股。”

她抓起支票，撕得粉碎，在黑暗中向旅馆走去。我只是站在那儿，像个十足的傻瓜。我不知道自己在那儿站了多久。但是终于我还是把那五张支票塞进口袋，精疲力尽地回到车里，驶向那个我不得不去的地方。

注释

[1] 一种迷幻药。

20

一个叫弗雷德·波普的家伙，经营着一家小汽车旅馆，他曾经对我发表对艾斯梅拉达的看法。这个人上了年纪，十分健谈，不过听他谈话往往有意想不到的收获。他说的一些事在一般人看来只是些蛛丝马迹，对我来说却往往有很重大的意义。

“我来到这儿三十年了，”他说，“当年我患有干性哮喘，现在却转成湿性哮喘了。想当年，这个小镇是如此安静，狗都可以在马路中央睡觉。如果开车的话，你得停下车给它们让路，还得下车把它们赶到一边。这些畜生只会对你狂吠。到了周末，这儿简直就是个坟墓。所有商店都大门紧闭，像银行保险柜般关得严严实实。到格兰大街逛一逛，简直就像到了停尸间，连包烟都买不到。到处静悄悄的，简直连耗子捻胡子的声音都能听见。

“我和我的老太婆——她死了十五年了——总在靠近崖边的街道上那栋小房子里玩木板计分的纸牌。同时我们会竖起耳朵，以免错过外面发生的令人兴奋的事情，比如一个老头拄根拐杖，‘笃笃’地敲着地面散步。我不明白，海威格斯是不是故意要这样，还是只是为泄愤。前些年，他并不住在这儿，他过去是农业机械器材业的老大。”

“极有可能，”我说，“他聪明过人，早就预料到艾斯梅拉达有投资价值。”

“可能，”弗雷德·波普说，“不管怎么说，几乎是他创造了这个小镇。没多久，他就搬来了——就住在山顶那片豪华灰泥房中的一栋，上面铺着瓦片，十分时髦。房子有花园，外面围着篱笆，大片绿色的草地，花团锦簇的灌木丛，气派的大铁门——据说是从意大利进口的。小路上铺着从亚利桑那运来的石板，而这样的花园还不止一个，据说有六七个。他有的是土地，和邻居们几乎不用产生任何瓜葛。听说他每天要喝两瓶烈酒，但是吃喝却不很讲究。他有一个女儿，帕特里西亚·海威格斯小姐，她过去就是个厉害角色，现在仍然是。

“从那时起，艾斯梅拉达就开始陆续有人搬来。开始是些老头老太。我告诉你，那时这儿殡仪馆的生意简直太好了，那些劳累一生的老头一死，他们亲爱的寡妇们就得安葬他们。这些可恶的女人活得太长了，可惜我的老伴却没有这个福气。”

他住了嘴，把头转过去一会儿，然后接着说：

“那时从这儿到圣地亚哥有公交车通行，但是这个小镇仍然很安静——过于安静。这儿几乎没有人口出生，怀孕生孩子简直被认为是纵欲过度的结果。但是战争改变了一切。现在这地方有了做粗活的男人；学校里的孩子们穿着牛仔裤，肮脏的衬衣，个个粗鲁野蛮；这儿还有所谓的艺术家，乡村俱乐部里每天都有喝得烂醉的家伙；有了礼品店，他们卖给你一对高脚杯要价八块五。餐馆和酒吧相继开业，但是仍然没有广告牌、台球房或是汽车旅馆。去年，他们想在公园装一台投币望远镜，但这举动引来市公所那群大佬们的尖叫。当然他们毁了这个东西。

“但是这个地方再也不是鸟儿的天堂。我们这儿现在也有像比弗利山庄那样的便利店。帕特里西亚小姐，整天就像只河狸一般，不停地从外面搬来新的事物。海威格斯先生五年前死了。医生警告他不控制喝酒就活不过一年。他把医生赶走，并说如果不让他在任何时候想喝就喝，那还不如滴酒不沾。后来他戒了酒——但还是没活过一年。

“医生当然有他们的说辞——他们一向如此——我猜海威格斯小姐肯定也找了个借口。不管怎样，这些家伙被从医院赶出来，被迫离开艾斯梅拉达。反正也没什么要紧，这儿还有差不多六十多个医生。这个镇上充斥着海威格斯家族的人，有的嫁了人随了别人的姓，但总归是一家人。有些人富裕，有些得努力工作谋生。但是海威格斯小姐算得上是工作最努力的一个。她八十六岁了，但还是像头驴一般强壮，不嚼烟草，不喝酒，不抽烟，不擦粉，不化妆。

“她捐钱给镇里建医院，私立学校，图书馆，艺术中心，公众网球场，当然绝不止这些。而她自己三十年来一直开一辆旧劳斯莱斯，这辆破车像瑞士钟表一样咔咔乱响。这儿的市长跟她住得很近，都在山脚，两步路就到。我猜她还建了市政中心，然后市里象征性地给点钱买下来。她是个了不起的女人，当然我们这里也有犹太人，但是我得告诉你，一般人都说犹太人不但会赚钱，还会偷钱，一定要当心。这些都是胡扯。犹太人喜欢做买卖，他们爱做生意，但是他们只是表面强悍，私底下犹太商人是十分好打交道的。他们和我们一样是正常人。你要想找那种冷血的痞子，这儿倒是有一群，他们会把你骨头榨干，最后还得让你付服务费。他们会从你牙缝里抠走最后一块钱，然后用轻蔑的眼神看着你，似乎是你从他们那儿偷走的钱。”

21

警察局是一栋长方形现代化建筑的一部分，坐落在海威格斯大街和欧格大街的拐角处。我停下车走进去，尽管知道不得不说出这一切，心里还是盘算着怎样措辞。

办公室很小但很干净，办公桌后的值班警官的衬衫上有两条笔直的熨线，仿佛十分钟前刚刚熨烫过。墙上六只喇叭的扩音器不停地播放着本郡各警长和警官的报告。桌上的名牌上写着值班警官的名字：格里德尔。他以一副公事公办的期待眼神看着我。

“您有什么事情，先生？”他的声音冷静而愉快，简直是公事公办的典范。

“我报案，一桩命案。在格兰德大街五金行后面的一间小屋内有一个男人，在一间像厕所的地方上吊了，人已经死了，没救了。”

“请问您大名？”他已经按键报告。

“菲利普·马洛，我是洛杉矶私家侦探。”

“你注意过那个地方的门牌号码吗？”

“我根本没在那地方看到门牌号。但是它就在艾斯梅拉达五金行后面的一间破烂的贫民窟里。”

“请叫救护车，紧急，”他对着麦克风再次说道，“艾斯梅拉达五金行后面的一栋小房子里貌似发生自杀案件，有一个男人在房子后面的厕所里上吊自杀了。”

他抬起头看我：“您知道他叫什么吗？”

我摇摇头，“但他是卡萨旅馆停车场的夜间管理员。”

他翻了翻卷宗，“我们知道他。他有吸食大麻的前科。真不知道他是怎么保住自己的差事的，但他现在可能已经戒了，现在像他这样的工人不好找。”

一位身材高大、面容严肃的男人走进这间办公室，迅速瞥了我一眼就出去了。接着传来汽车发动的声音。

值班警官按下一个小小的对讲机的键，“组长，我是格里德尔。一位菲利普·马洛先生报案，说波顿巷发生了一桩命案。救护车已经出发，格林警官也在路上了。现场附近有两辆警车。”

他听着对方的指示，然后抬头看我，“亚历山大·德罗长官想跟你谈谈，马洛先生。请沿走廊过去，右边最后一个门。”

不等我穿过转动门，他再次对着麦克风讲起话来。

右边最后一扇门，门上有两个名字。亚历山大·德罗警长的名牌紧钉在木门上，格林警官的则在一可更换的夹板上。门半开着，所以我敲敲门便走进去。

办公桌后的男人和门口那位警官一样的一本正经。他正用一个放大镜仔细研究着一张卡片。一旁的录音机正在播放一个恐怖故事，声音含混不清。这位组长身高大约六英尺三英寸，一头浓密的深色头发，肤色是纯粹的橄榄色。他的警帽就在办公桌上，他抬头瞧见我，关掉录音机，放下放大镜和手中的卡片。

“请坐，马洛先生。”

我坐下。他一言不发盯着我瞧了半天。那双眼睛是深棕色，相当温柔，但是唇形线条却十分凌利。

“我想你认识卡萨旅馆的亚夫伦少校。”

“我遇到过他，警长。不过我们并不熟。”

他微微笑了一下，“这我倒是不难理解。他不喜欢在旅馆中被一个私家侦探盘问，他过去是军中反间谍小组的成员，我们现在还称他少校。这里是我待过的最他妈温文尔雅的城镇，而我们也是最他妈的温柔，但是再怎么说我们仍然是警察，现在你告诉我那位法西诺·张是怎么回事。”

“这么说这是他的名字？我原来并不知道。”

“是的，我们了解他。请您告诉我你在艾斯梅拉达有何公干？”

“我受雇于洛杉矶的一个律师，叫克莱德·乌姆纳。他要我坐火车追踪一个目标，直到这个目标在某处落脚，但是没有告诉我原因，乌姆纳先生说自己只是受华盛顿一家律师事务所的委托，他也不知道这其中的原委。我接下这个活儿，是因为如果不打扰目标，跟踪一个人并不违法。我这个目标最终来到艾斯梅拉达。我回到洛杉矶，想理出点头绪来，但毫无结果。所以我拿走我认为合理的收费，二百五十美金，好结算我的花费，但乌姆纳先生对此很不高兴。”

组长点点头。“但这并不能解释你为什么在这儿，也没说清你和这个法西诺·张到底有什么瓜葛。既然你现在已经不为乌姆纳先生工作，除非你受雇于另一位律师，否则你没有特权跟踪其他人。”

“让我喘口气，组长大人。我发现我的跟踪目标正被人勒索，或者说有人企图勒索她，是一个叫拉瑞·米切尔的家伙。他住在或者说过去住在卡萨旅馆。我一直想找到这个家伙，但是唯一能提供线索的就是亚夫伦少校或者这个法西诺·张。亚夫伦说他核实过了，拉瑞·米切尔已经结清他的账单，还预交了一周的房费。张告诉我他在早晨七点钟带了九件行李离开旅馆。但张的态度有些奇怪，所以我想再和他谈谈。”

“您怎么知道他住在哪儿？”

“他告诉我的。他愤愤不平，说自己住在一块富人的土地上，但那地方现在已经破烂不堪了。”

“不只是这样吧，马洛。”

“好吧，但是这种事一个巴掌拍不响。他吸大麻，我假装是一个毒品贩子，干我们这行常常需要伪装。”

“这还差不多，不过还有件事情。你的当事人叫什么名字——如果你恰好知道的话。”

“这个我能保密吗？”

“也许吧。除非要上法庭，我们一般不会透漏被勒索者的姓名。但是这个人要是犯过罪，或者曾被指控犯过罪，或者畏罪潜逃越过州界，那我作为执法人员就有义务报告她的行踪和她现在使用的名字了。”

“她的？这么说你已经知道我的当事人了。那为什么还问我？我根本不知道她为什么要逃跑。她不肯告诉我。我所知道的就是她一身麻烦，十分害怕，米切尔不知怎么知道了她的底细并借此威胁她。”

他熟练地从抽屉里抽出一支烟塞进嘴里，但并没有点着。

他又平静地看了我一眼。

“好吧，马洛，今天到此为止。但是如果你发现了什么，得过来向我通报。”

我站起身来，他也起身伸出手。

“我们不想来硬的。我们只是想把工作做好。不要和亚夫伦对着干，这家伙经营那家旅馆，给这个地方增加了不少税收。”

“谢谢，组长。我会尽可能地收敛——甚至对亚夫伦。”

我走回大厅，先前那位警官还是坐在办公桌后，他冲我点点头。我走进外面的夜色中，钻进我的车里，坐在座位上，双手紧抓着方向盘，我还真是不习惯被警察以这种尊重的态度对待。我呆坐了一会儿，然后那位值班警官探出头来，说亚历山大·德罗组长想再和我谈谈。

等我回到亚历山大·德罗组长的办公室，他正在打电话。他冲我点点头示意我坐下，一边聆听对方讲话，一边用一只手以许多媒体人常用的简洁笔法飞快地记录。过了一会儿他说：“非常感谢，我们再联络。”

他往椅背上一靠，手指轻敲着桌面，眉头紧锁。

“刚才埃斯康分局打电话来说，米切尔的车子找到了——显然是被遗弃在那儿的。我想你可能有兴趣了解。”

“谢谢，组长，车子在哪儿？”

“离这儿二十里，在一条通往395高速公路的乡村小路上，但是人们一般并不从这条路上高速。那地方叫贝尼亚基多峡谷，除了一段光秃秃的河床，几处岩石裸露的不毛之地外，什么也没有。我知道那个地方，今天早晨一个叫盖兹的牧场主驾驶一辆小型卡车经过那儿，想找些石头砌墙，却发现一辆两缸硬顶棚别克停在路边。他当时并没有太注意这辆车，只是觉得它并不是一辆废弃车，可能是什么人停放在那儿的。

“当天晚些时候，大约四点钟，盖兹回来装另一堆石头。那辆别克还在那儿。这次他下车仔细查看了一番。没有钥匙，车子没有锁，也没有任何损毁的迹象。盖兹照抄下车牌号及车子识别证件号码，回到牧场打电话报告给埃斯康分局。当然，警方知道贝尼亚基多峡谷，派了一名人员到那儿查看。那辆车干干净净，这位警官设法打开了行李箱，里面除了备用轮胎和一些工具外，什么也没有。所以他回到埃斯康给这儿打电话，我刚才就是在和他谈话。”

我点燃一支烟，又递给亚历山大·德罗组长一支。他摇头拒绝了。

“有什么高见，马洛？”

“不会比您多。”

“说来听听。”

“如果米切尔真有什么缘故蓄意失踪而且有朋友接应——他这位朋友这儿没有人认识——他完全可以把车停在车库里。这样不会引起任何人的怀疑。停车场不会怀疑什么，只不过是停放一辆车，米切尔的行李也会移到他朋友的车上。”

“然后呢？”

“这样看来，他根本没有什么朋友。所以米切尔就这么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带着他的九件行李——在一条偏僻的杳无人烟的公路上。”

“接着说。”他的声音现在有些严厉，话音里带着锋芒，我站起身来。

“别恐吓我，亚历山大·德罗组长。我没做什么错事，到目前为止，你还算客气。别以为我和拉瑞的失踪有什么关系。我过去没有——现在也还是没有弄明白他和我的当事人之间发生了什么。我只知道她是一个孤独、害怕、非常不快乐的姑娘。如果我弄明白这其中的原委，如果我能设法弄明白的话，我会向您报告，也可能不报告。如果我不报告，您也可以拿这本书砸我。这种事在我身上也不新鲜，我可不会随便出卖什么人——哪怕是对一个好心的警官。”

“但愿我们不会走到那一步，马洛，但愿吧。”

“这取决于您，组长。谢谢您一直对我这么尊重。”

我回到走廊，对着办公桌后的值班警察点点头，再次爬进我的车里，感觉自己仿佛老了二十岁。

我知道——而且十分确定亚历山大·德罗也知道——米切尔已不在人世，并不是他自己开车去的贝尼亚基多峡谷，而是有人开车载着他——车后座上放着米切尔的尸体。

事实只能是这样。有些“事实”，是根据统计、报纸或录音机等形成。而有些“事实”，它们就是事实，因为它们不证自明，否则没有其他解释说得通。

22

这一切仿佛黑夜里突然暴发出的一声尖叫，但这是无声的呐喊。这种情况只发生在黑夜里，因为黑暗的时刻总是充满了危险。不过我也常常在大白天就遇到这种情况——那种奇怪的恍然大悟的时刻，就在那一刻我突然明白一直百思不得其解的事情。这种案子一般情况下要熬许多年才能水落石出，但是此时此刻，我却突然“醍醐灌顶”一般明白了一切。

再没有其他理由了，根本没有说得通的其他理由。但我还是把车停在朗齐奥·德斯坎萨德旅馆入口对面，关了车灯和引擎，把车沿着山路滑到五十米外，拉起手刹。

我走回旅馆大厅，夜间服务铃上有一抹微弱的灯光，但是服务人员已经下班，现在不过十点半。我走到后院，在树丛中逡巡，发现这里停放着两辆车。一辆是从赫兹租车行租来的，要想看出车主是谁就像在停车计时投币器里找到一枚硬币那么难。但是我趴在车窗上还是认出了驾照号码。旁边是戈布尔那辆又小又脏的老爷车，不久前它还停在卡萨旅馆，现在却跑到了这儿。

我继续在树丛中穿梭，最后来到我自己房间下面。房间里漆黑一片，无声无息。我慢慢登上几级台阶，把耳朵贴在门上听了一会儿，没有什么动静。然后我听到一声抽泣——一个男人的抽泣声，不是女人。接着是一声浑厚低沉的咯咯笑声，然后似乎是一下重击声，这之后就是一片死寂了。

我又走下台阶穿过树丛回到车上，打开行李箱拿出千斤顶，又像先前一样小心翼翼回到房间——甚至比先前更小心。我再次听了听，没有什么动静，一点儿也没有，周围只是黑夜的寂静。我拿出微型手电筒，先照了照窗户，又照了照门口。开始几分钟，里面没有什么动静，但紧接着门就嘎吱一声打开一条缝。

我用肩膀狠狠向门撞去，把门顶得四敞大开。门后的男人踉跄后退，然后大笑起来。借着微弱的光线，我看到了他的枪管泛着冷光。我拿千斤顶向他的手腕砸去，他尖叫一声，我又砸向他另一只手腕，接着听到枪撞到地板的声响。

我伸手到身后打开灯，一脚把门踢回去。

这个男人脸色苍白，一头红发，一对死鱼眼睛。由于疼痛脸部扭曲，但是眼神仍然呆滞，尽管他伤得不轻，但强悍气势不减。

“你活不长了，小子。”他说。

“你根本没得活了，别挡我的路。”

他挣扎着大笑起来。

“趁你的狗腿还在，”我说，“跪下，趴倒，快点——脸朝下——如果你还想要这张脸的话。”

他想啐我一口，但是喉咙似乎卡住了，身子一瘫便跪了下来，双臂撑地。现在他开始呻吟起来，身体一下就抽搐成一团。这种人手握武器就他妈的十分强悍，而一旦形势不利就成了包。

戈布尔躺在床上，脸上狼藉一片，满是瘀青和伤口，鼻子被打歪了，他已经没了知觉，呼吸也不顺畅。

红毛还是瘫在一边，枪就躺在他身旁的地板上。我抽出他的腰带把他的脚踝绑在一起，然后把他翻过来查看他的口袋。钱包里有六百七十块钱，一张署名理查德·哈威斯特的驾照，以及圣地亚哥一家小旅馆的地址。皮夹内则有大约二十家银行开出的有面额支票、几张信用卡，但是没有枪支许可证。

我丢下他，下楼去了大厅。我按了夜间服务铃的按钮，持续按了好一会儿，有个人影从黑暗中下楼来，是杰克，他身着浴袍和睡衣，而我的手中还拿着千斤顶。

他看起来惊慌失措，“怎么了，马洛先生？”

“哦，没什么大事，只不过有个无赖躲在我房间里想杀我，另一个人被揍得稀巴烂躺在我的床上。没什么大不了的，你们对这种事可能司空见惯了。”

“我来报警。”

“你他妈的真是太好了，杰克。你瞧，我还活得好好的。你知道该如何改造这个地方吗？把这儿改成一个宠物医院。”

他开了锁进入办公室，当他在跟警察报告时，我就回到房里。红毛这小子有种，他挣扎着靠墙坐起来，不过眼睛还是睁不开，一脸狞笑。

我走近床边，戈布尔睁开眼。

“我失手了！”他喃喃道，“我原以为自己很厉害，但并非如此，我没法在这行里混了。”

“警察已经在路上，快说这一切怎么回事？”

“我走进来，根本没人阻拦，这个家伙是个职业杀手。我还算幸运，现在还活着。他逼我开车载他来这儿，让我老实点，把我捆得结结实实，然后他出去了一会儿。”

“一定有人接应他，戈布尔，你的车旁有一辆租来的车。如果他是在卡萨那边租的车，那它是怎么开到这边的？”

戈布尔慢慢转过头来看着我，“我一直认为自己还算有些头脑，可现在不这样想了。我只想回到堪萨斯城，这行就是大鱼吃小鱼——一直都是这样。我想是你救了我的小命。”

接着警察就到了。

首先到达的是两个开巡逻车的年轻人，善良，冷静而严肃，总是身着一身平整的制服，总是同样的表情——面无表情。然后来了一个大块头的警官，自称赫兹迈德警官，是值勤的巡警。他看了看红毛，走向床边。

“叫救护车。”他回头简短地命令道。

其中一名警察接令走出去。这名警官弯下腰面对戈布尔，“说吧，怎么回事？”

“红毛揍了我，拿走我的钱。他在卡萨用一支枪顶着我，让我载他来这儿，然后又揍了我一顿。”

“为什么？”

戈布尔发出一声叹息，头一歪昏了过去，或许只是假装昏了过去。警官直起身来，转向我，“你是怎么回事？”

“我没有什么要说的，警官。躺在床上的这个男人只是今晚和我吃了一顿饭。我们见过几次面，他自称是堪萨斯的私家侦探，我根本不知道他来这儿干什么。”

“那这个呢？”警官向红毛那边随意走了几步，那位还是一脸不自然的狰狞扭曲的冷笑。

“我从来没见过他，对他一无所知。只知道他带着枪在这里等我。”

“而你拿着千斤顶。”

“是的，警官。”

先前出去的那名警员回到房间，对警官点点头，“已经在路上了。”

“那么你手拿千斤顶，”警官冷冷地说，“是为什么呢？”

“只能说我比较警觉，觉得有人在屋里等着干掉我。”

“假如你不是足够警觉，那你就是事先知道有人要杀你，而且知道不少内幕。”

“假如你不认定我在骗人，直到你搞清事实。假如你不是他妈的这么强硬，只是因为你带着三道杠。让我们再多假设一些事情，这个家伙可能是个杀手，但是他现在两只手腕都断了，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警官？他将永远拿不动枪了。”

“所以我们应该把你登记在册以防万一。”

“随你怎么说，警官。”

救护车到了。他们先把戈布尔抬出去，然后实习医生将红毛的两只手腕装上临时夹板固定。他们解开他脚踝上的皮带，他看着我大笑起来。

“下次，老兄，我想出一个有创意的法子——不过你干得漂亮，有两下子。”

他出去了。救护车的门“咣”的一声关上，刺耳的鸣笛声渐行渐远。警官现在坐下来，摘下帽子，擦拭着额头。

“让我们再假设一下，”他平静地说，“从头来，假设我们彼此没有敌意，只是试图相互理解，行吗？”

“好吧，警官，我们会的。谢谢给我这个机会。”

23

最终我又回到警察局。亚历山大·德罗组长已经离开，我只好再次向赫兹迈德警官做笔录。

“千斤顶，啊哈？”他颇有兴味地说，“先生，你冒了一个可怕的险。在你耍千斤顶时，他都能在你身上射出四个窟窿了。”

“我可不这样认为，警官。我用门狠狠撞了他一下，并没有给他留空当。当然他可能也根本没想向我开枪。我想他也是替人做事的。”

这样盘问了一番后不久，他们就让我离开了。在这个点，除了睡觉啥也干不了，也不该再跟什么人联络了。但我还是走到外面的电话亭，把自己关在里头，拨通了卡萨旅馆的电话。

“请接梅菲尔德，贝蒂·梅菲尔德，1224房间。”

“我不能在这时打扰客人。”

“为什么？难道你手腕断了？”今晚我的火气有些大，“你以为没有紧急事件我会打电话？”

他拨通了电话，接着梅菲尔德小姐睡意蒙眬的声音传过来。

“是马洛。有大麻烦，是我去你那儿还是你来我这儿？”

“什么？什么麻烦？”

“只管听我的，就这一次，别再问了。要不要我去停车场接你？”

“给我一点儿时间，我梳妆一下。”

我出去取了车，向卡萨旅馆驶去。我抽了三支烟，正盘算着有杯酒喝就好时，她悄无声息地快速过来钻入车中。

“真不知道你到底在搞什么鬼。”她开口道，但是我没有让她说下去。

“你是唯一了解整件事情的人，今晚就得告诉我，别再摆出一副无辜的模样，这招不灵了。”

我猛然发动引擎，快速沿着寂静的街道向山下驶去，到达朗齐奥旅馆，把车停在树下。她默默下了车，我打开房门，开了灯。

“要不要喝点什么？”

“好的。”

“你吃药了？”

“今晚没吃，如果你问的是安眠药。我今晚和克拉克出去了，喝了不少白兰地，这酒总是让我犯困。”

我调了两杯酒，递给她一杯。我坐下来，把头向后仰去。

“对不起，”我说，“我有点累了。每隔一阵就得坐下来，我一直想克服这个弱点，但是我毕竟不再年轻了。米切尔死了。”

她的呼吸变得急促，手颤抖起来，尽管我看不清，不过猜想她的脸也应该变得惨白。

“死了？”她喃喃道，“死了？”

“哦，又来了。正如林肯所说，你可以愚弄侦探一阵子，也可以愚弄他们一辈子，但不能——”

“闭嘴！立刻闭嘴！你以为你他妈的是谁？”

“我谁都不是，只是个想努力帮助你的家伙；是经验丰富，深知你陷于泥淖的家伙；是想帮你摆脱这些却得不到你配合的家伙。”

“米切尔死了，”她虚弱无力地说，“我无意冒犯你，在哪儿？”

“他的车被遗弃在一个你不大可能听过的地方，在距此二十英里的内陆，在一条人迹罕至的路上。”

她低头看着酒，狠狠吞下一口，“你是说他在这之前就死了。”

“似乎事发已经好几周了。但是奇怪的是，几个小时前你却亲自登门，想付我一大笔钱，好让我帮你处理他的尸体。”

“但是并没有——我是说，我一定是在做梦——”

“女士，你在凌晨三点，在这么一个鱼龙混杂的地方，跑来找我。你说得煞有其事，说他躺在你那小阳台的躺椅上。所以我和你回去，爬上防火梯，使出浑身解数，小心翼翼，上来后却发现根本没有什么米切尔，然后你却搂着你的绣花枕头在你那小床上睡着了。”

“继续，”她狠狠瞪了我一眼，“我知道你爱挖苦人。你为什么不搂着我睡？这样我就不用搂着枕头了——也许？”

“让我们一件件来说，如果你不介意的话。首先假设你来这儿时说的是真的，米切尔确实死在了你的门外。但是就在你来诱骗我时，有人把尸体搬了出去，运到楼下他的车上，然后打包行李一起拿走。这要花费些时间，而且不单单需要时间，这么大费周章还需要一个充分的理由。那么问题是，谁会做这样的事呢——就为了省去你报警的尴尬，替你把尸体搬走？”

“哦，闭嘴！”她一口喝完酒，把杯子放到一边，“我累了。在你床上躺一会儿，不介意吧？”

“当然不介意，只要你肯脱下衣服。”

“好吧——我脱衣服。你一直费尽心力就为这个吧，对不对？”

“你可能不喜欢这张床。戈布尔今天晚上被一个职业杀手，一个叫理查德·哈威斯特的家伙打倒在这张床上。这家伙真是凶悍。你还记得戈布尔，是不是？前天晚上，驾驶一辆深色小破车跟踪我们到山顶的胖家伙。”

“我根本不认识什么戈布尔，也不认识理查德·哈威斯特。你怎么知道的？他们为什么来这儿——到你的房间？”

“那个受雇于人的杀手特意在等我。我听说米切尔车子的事情心里就有了预感。一般人或是什么重要人物都会有预感，我怎会没有？重点是得搞明白什么时候采取什么对策。我今晚比较幸运——或者得说昨天晚上了。我的预感灵验，而且根据预感采取了行动，他有把枪，而我却拿了一个千斤顶。”

“哦，你可真是个强悍的、坚不可摧的男人，”她挖苦地说，“我对这床不介意，现在我可以脱掉衣服了吗？”

我走过去，一把拉起她用力摇晃。“别说废话了，贝蒂。如果我想要你美丽的胴体，也不会在这个时候。我想知道，你到底在害怕什么？如果我什么都不知道，我怎么来帮助你？除非你能告诉我。”

她在我臂弯里抽泣起来。

女人就是如此没有多少戒备之心，但是她们对于自己不信任的人可不这样。

我紧紧搂着她，“哭吧，贝蒂，尽管哭出来吧，我会陪着你。如果我不是——唉，去他妈的，要不是——”

我说到这儿说不下去了。她紧贴着我，浑身发抖。她扬起脸，搂着我的脖子，我吻了她。

“你有过别的女人吗？”她轻轻地说，在我的牙缝间直接吐出这几个字。

“有过。”

“有过让你刻骨铭心的人吧？”

“有过一个，但是维持的时间很短。很久以前的事了。”

“把我拿走吧，我是你的了——我属于你了，我们在一起吧！”

24

一阵重重的敲门声惊醒了我，我睁开惺忪的双眼。这女人紧紧地贴在我身上，我几乎动弹不得。我轻轻挪开她的胳膊，好让自己能够起身，而她继续香甜地睡着。

我下床拉了条浴袍披上，走到门边，却没有开门。

“什么事？我睡了。”

“亚历山大·德罗组长想立刻见你，就在他办公室。开门。”

“抱歉，恕难从命。我得先漱洗，冲澡，一堆事要做。”

“开门，我是格林警官。”

“对不起，警官。我真的不能照办，不过我会尽快赶过去。”

“你他妈的真能尽快赶到？”

“警官，那还用问吗？我一定会赶到的。”

我听到他的脚步声在走廊中消失，接着听到有人在大笑，一个声音说：“这个家伙真有钱，不知道他是怎么消磨休闲时光的。”

我听到警车开走后，才走进浴室，洗澡，刮胡子，穿戴停当。贝蒂仍埋在枕中熟睡，我草草写张纸条放在我的枕头上。“警察找我，我不得不过去。你知道我的车在哪儿，这是钥匙。”

我轻轻出去，锁上门，找到那辆赫兹租车行的车。我知道钥匙在车里，像理查德·哈威斯特他们干这行的根本不怕没有钥匙，他们随身携带成套的各种车的钥匙。

亚历山大·德罗组长看起来和前天一模一样。他可能一直都是这个样子。但这次办公室里多了一个人，这人面容苍老，神情冰冷，眼神邪恶。

亚历山大·德罗冲我点头示意，让我还坐在先前的椅子上。一名穿制服的警察走进来，在我面有放了一杯咖啡，冲我微微笑了一下就出去了。

“这位是亨利·坎伯兰先生，来自北卡罗莱纳州的西菲尔德，马洛。我不知道他是怎么找到这儿来的，不过他现在已经在这儿了。他说贝蒂·梅菲尔德小姐杀了他儿子。”

我不发一言，没有什么要说的。我尝了口咖啡，很烫，但是味道不错。

“您是不是还要补充点什么？坎伯兰先生？”

“他是谁？”这男人的声音和他的脸一样冷酷。

“一个私家侦探，叫菲利普·马洛，在洛杉矶工作，因为要跟踪贝蒂·梅菲尔德，所以来到这儿。似乎您对梅菲尔德小姐比他了解得更清楚。”

“我对她可没什么了解，组长，”我说，“只是偶尔和她亲热一下，这让我很享受。”

“你享受和一个杀人犯亲热？”坎伯兰对我咆哮。

“是啊，我可不知道她是杀人犯，坎伯兰先生。她杀人这事我是第一次听说，不妨说来听听？”

“这个女人自称贝蒂·梅菲尔德——这是她的本名——在她嫁给我儿子——李·坎伯兰之前她叫这个名字。我一直不赞成这桩婚事。这又是战争引发的一桩蠢事，我儿子在战争中受了伤，扭断了脖子，不得不带上夹板来支撑脊柱。但是有天晚上，她摘下了夹板，不断嘲讽他，直到他忍不住向她扑过去。不幸的是，自从他回来之后，一直就有严重的酗酒习惯，他们老是争吵。他不小心失去平衡，从床上栽了下去，我来到房间时，发现她正急着把夹板套回他的脖子，但他已经死了。”

我看着亚历山大·德罗，“记录了吗，组长？”

他点点头，“一字不漏。”

“好，坎伯兰先生，请您继续讲，我相信您。”

“当然要相信我。我在西菲尔德很有影响力。我拥有一家银行、一家大报社和众多的工厂。西菲尔德的人都认识我。我的儿媳被捕，被控谋杀，最后陪审团断定她有罪。”

“由西菲尔德的人组成的陪审团，坎伯兰先生？”

“当然，难道这有什么问题？”

“我不知道，先生。不过听起来好像您一人说了算。”

“说话客气点，年轻人。”

“对不起，先生，您请继续。”

“我们州有一条特定的法律，我自己倒是相信大部分的审判权规定。一般被告律师可以要求不经陪审团裁定以获判无罪，之后法官可以予以驳回。但是本州法官有权在陪审团判决出来后推翻结果。这位法官老迈昏聩，竟在陪审团判定她有罪后，发表了一段冗长的说明，他认为陪审团没有考虑我儿子在醉酒大怒的情况下，很有可能自己拿下脖子上的夹板威胁他的妻子。他说人在极度痛苦的时候，可能会做出过激的举动。此外，陪审团也没有充分考虑儿媳当时的行为，很有可能正如她所供认的——极力想把夹板套回我儿子脖子上。因此他宣布判决无效并释放了被告。

“我警告她，她就是杀害我儿子的凶手，她逃不掉的，我会一直追踪她，让她在这个世上无处安身。这就是我来这儿的原因。”

我看着组长，而组长却面无表情。我说：“坎伯兰先生，无论你个人怎么判定，李·坎伯兰太太——也就是我认识的那位贝蒂·梅菲尔德，已经当庭受审并被判无罪。你口口声声叫她杀人犯，这已经构成诽谤。我看你给她一百万，这事就了结了。”

他发出奇怪的笑声。“你这个见识短浅的无名小卒，”他几乎尖叫着说，“在我的地盘上，你这号人会被当作流氓扔进监狱。”

“再付二十五万，”我说，“我没有你那个曾经的儿媳妇身价高。”

坎伯兰把头转向亚历山大·德罗。“这到底怎么回事，”他叫嚣，“难道你们都是一群骗子？”

“你在和一位警官说话，坎伯兰先生。”

“我不管你他妈的是谁，”坎伯兰暴怒，“警察中也大有骗子存在。”

“在你叫他们骗子前，最好先找到证据。”亚历山大·德罗几乎是打趣地说道。然后他点着一支烟，吹出一口烟雾，在烟雾后面露出一张笑脸。

“放松点，坎伯兰先生，你有心脏病，诊断说情况可不太好。激动对你尤为不利。我从前是学医的，却稀里糊涂当了警察。大概是因为战争吧！”

坎伯兰站起身来，努力咽下一口唾沫以压制怒气，“你们还没有听完这件事最后的部分。”他咆哮道。

亚历山大·德罗点点头，“警察工作的美妙之处就在于你永远不会听到最后的部分。大部分结局总是会错过。您想要我怎么做？去逮捕一个受过审且被判无罪的人，只是因为您是卡罗莱纳州的大人物？”

“我告诉过她绝不让她有一个安身之所，”坎伯兰愤愤地说，“我会一直跟踪她到天涯海角，一定要让每一个人都知道她是个什么货色。”

“那她是什么货色？坎伯兰先生？”

“一个杀了我儿子，却被一个昏庸的法官放掉的凶手——这就是她的真面目。”

亚历山大·德罗组长站起来，他得有六英尺三英寸高。“得了吧，你这个混蛋，”他冷冷地说，“你真烦人，我遇到过各种各样的小流氓，大部分都是些贫困愚蠢没见过世面的年轻人，我还是第一次遇到一位重要的大人物，愚蠢邪恶，活像一个十五岁的混蛋。不管你是真的北卡罗莱纳的大人物，还是只是自吹自擂，在我的地盘上你屁也不是。从这儿滚出去，否则我会以妨碍公务罪逮捕你。”

坎伯兰几乎是踉跄着走到门口，胡乱转动把手，但门早已大开，亚历山大·德罗目送他出去，然后慢慢坐下。

“您真是太剽悍了，组长。”

“气死我了。但愿我所说的能让他反省一下——哦，真是见鬼！”

“这种人没救了，我可以走了吧？”

“走吧。戈布尔不会被控告，他今天就回堪萨斯城。至于这个理查德·哈威斯特我们还得再查查。但是有什么用呢？过一阵子不还得放人？干他这行的人路上随便一抓就有上百人。”

“那我该对贝蒂·梅菲尔德怎么办？”

“我模糊地觉得你已经对她‘怎么办’了。”他面无表情地说。

“在我知道米切尔出事之前，我没有拿她怎么样。”我也像他一样面无表情。

“我所知道的就是他离开了，而这事警察管不着。”

我站起来，我们彼此看了一眼，然后我走出警局。

25

她还在沉睡。我回来也没有惊醒她。她的模样就像个小女孩，无声无息，表情安详。我看了她一会儿，点燃一支烟，走进厨房。这家酒店提供了一套简便的铝制咖啡滤壶，只有纸板的厚度，样子大方漂亮，我放了咖啡进去煮，再回到房间坐在床边。我留下的纸条还在枕头上，车钥匙也在一边静静躺着。

我轻柔地摇醒她，她睁开眼睛眨了眨。

“几点了？”她问道，一边伸了个大大的懒腰，“天哪，我睡得像根死木头。”

“该起来穿衣服了，我煮了些咖啡。刚去了趟警察局——被‘请’去的。你的公公来这里了，坎伯兰先生。”

她倏地一下子坐起身来，瞪大眼睛盯着我，几乎喘不过气来。

“他碰了一鼻子灰，被亚历山大·德罗组长教训了一通，他不会伤害到你的，这个人就是你所有恐惧的根源吗？”

“他说了——说了在西菲尔德发生的事吗？”

“他来这儿就是要说这事。他已经疯了，前言不搭后语。到底怎么回事，你没有做，对吧？不像他们说的那样吧？”

“我没有干那件事。”她的眼睛对着我闪烁。

“就算干了又有什么要紧——现在。但是昨天晚上我实在不痛快，米切尔是怎么搅和进来的？”

“他只是偶然发现了这件事。天杀的，报纸整版整版地报道了好几周，把我认出来并不是什么难事。这儿的报纸没有报道吗？”

“他们早就应该用头条来刊登，就凭这出众的模样，犹如守法的天使一般。不过就算他们登了，我也没看到。咖啡现在应该好了，来点怎么样？”

“我要黑咖啡，不加糖。”

“好，我这儿没有奶油或糖。你为什么用埃莉诺·金这个名字？算了，不用回答。我真是太笨了，老坎伯兰当然知道你结婚前的名字。”

我回到厨房，掀开咖啡壶的盖子，倒了两杯咖啡，给她一杯，自己端了一杯坐在椅子上。四目相交，陌生感再次在我俩之间油然而生。

她把咖啡放到一边，“味道不错，我要穿衣服了，你不介意移开视线吧？”

“当然，”我从桌上拿起一本书，假装读书。那是个私家侦探的故事，它的热门情节就是让一个死去的裸体女人吊在莲蓬头下，身上还有鞭痕。等到贝蒂进了浴室，我一下把书扔到废纸篓中，因为当时手边没有垃圾筒。接下来我开始思考有两类女人可以做爱。一种是那些完全把自己献出来，甚至忘记了自己身体的类型。一种是有自我意识，明明已经发生了关系，却总是想遮掩的类型。我记得阿诺德·法朗士的一篇小说中写到一个女孩，她坚持做爱时要脱下丝袜，否则就会觉得自己是个妓女。她说得一点也没错。

当贝蒂从浴室出来时，整个人像朵刚刚绽放的玫瑰花，妆容完美，眼睛闪亮，连每一根头发都恰到好处。

“你能送我回旅馆吗？我想和克拉克谈谈。”

“你爱他？”

“我想我爱上你了。”

“那是黑夜里产生的错觉，”我说，“我们还是别把事情夸大了，厨房里还有咖啡。”

“不用了，谢谢。至少早饭前不用了。你爱过什么人吗？我是指想和一个女人时时刻刻厮守在一起，每日，每月，每年？”

“我们走吧。”

“这么冷酷的一个人又怎会如此温柔？”她好奇地问道。

“如果我不冷酷，可能早就没命了。但如果我不够温柔，那还有什么活着的价值？”

我替她披上外套，我们出去取车。在回旅馆的路上，她一言不发。等我们到达旅馆后，我熟练地把车停在停车位上，从口袋里取出那沓旅行支票递给她。

“希望这是最后一次把这些支票推来推去了，”我说，“它们都要烦透了。”

她看着这些支票，并没有接过去。“我一直认为这是你该得的费用。”她尖锐地说。

“别争了，贝蒂，你完全知道我不能从你这儿拿钱。”

“就因为昨天晚上？”

“不因为任何事。我就是不能拿，就这样。我没有为你做什么。接下来你有什么打算？你去哪儿？现在你安全了。”

“我还没有打算。我得想清楚一些事情。”

“你爱上布兰登了吗？”

“或许吧。”

“他从前靠骗人混饭吃，他雇了个枪手威胁戈布尔，也就是要杀我的那个枪手。难道你真的会爱上那样一个人吗？”

“一个女人爱上一个男人，不是因为他是什么人，尽管他可能根本没有这个意思。”

“再见，贝蒂。我能做的都做了，尽管我做得并不够。”

她慢慢伸出手接过钞票，“我觉得你是个疯子，是我见过的最疯狂的人。”她下了车，像往常一样头也不回地快步走了。

26

我等了一会儿，好让她有时间等走廊没人再回到自己房间，接着我再单独进入大厅，要了克拉克·布兰登房间的电话。亚夫伦从我身边经过时狠狠瞪了我一眼，但是没说什么。

电话那头传来一个男人的声音，正是布兰登先生本人。

“布兰登先生，您不认识我，但是我们前天上午在电梯里遇到过。我叫菲利普·马洛，是来自洛杉矶的私家侦探，也是梅菲尔德小姐的朋友。我想占用您一点时间和您谈谈。”

“我似乎听说过你，马洛。但是我正要出去，今天晚上六点钟一起喝一杯如何？”

“我要回洛杉矶了，布兰登先生，不会占用您太长时间的。”

“好吧，”他勉强说道，“上来吧。”

他打开门，一个身材高大的肌肉型男出现在门口，态度不冷不热，没有伸手握手的意思，只是站在门边，我走进房间。

“您一个人，布兰登先生？”

“是的，为什么这么问？”

“我不想让别人听到我说的话。”

“那么说吧，说完就走。”

他坐在椅子上，把脚架在绒布椅垫上，拿起一只镀金打火机点着一根烟，派头很大。

“我第一次来这儿，是受一位洛杉矶律师的委托，跟踪梅菲尔德以发现她的落脚点，然后回去报告。我不知道这其中的原委，这位律师也说不清楚，他是受华盛顿特区的一家著名律师事务所的委托。”

“所以你跟踪了她。然后呢？”

“接下来她遇到拉瑞·米切尔，或者是他找上了她，他手里握有她的把柄。”

“他掌握过许多女人的把柄，”布兰登冷冷地说，“他擅长这个。”

“他再也没法这么干了，对吧？”

他瞪着我，眼神冷漠，“什么意思？”

“他什么也干不了了，他已经死了。”

“我只听说他离开旅馆，开车走了，不过这和我有什么关系？”

“你怎么不问我是怎么知道他已经死了的？”

“听着，马洛，”他弹弹烟灰，姿态傲慢无礼，“我他妈的根本不在意你是怎么知道的，说说这和我有什么关系，不然就滚出去。”

“我也和这事有些瓜葛，如果瓜葛这措辞妥当的话。一个叫戈布尔的家伙，自称是来自堪萨斯的私家侦探，手持一张名片证明身份，当然也可能根本不能证明。戈布尔让我很恼火，他一直跟着我，还总是和我聊米切尔。我不清楚他在跟踪谁。然后有一天你在前台收到一封匿名信，我看你读了好几遍，问服务员是谁送来的。服务员说不知道。你甚至还从废纸篓中捡回信封，接着你乘电梯上楼，脸色看起来不太好。”

布兰登开始显得有些焦躁不安，提高了声调，“你管得太宽了，大侦探，你自己想过没有？”

“这个问题可有些愚蠢，我不多管闲事靠什么吃饭？”

“你最好从这儿滚出去，趁我还没打得你满地找牙。”

我大笑起来，这一来彻底激怒了他。他跳起来，几步冲到我这边。

“听着，臭小子，我在这镇上也是个有头有脸的大人物，像你这种没见过世面的家伙想唬住我，可不容易，滚！”

“我还没说完呢！”

“我说过了，滚！”

我站起身来，“抱歉，我本想和你私下解决这件事，谁想反倒弄得像敲诈你一般——就像戈布尔。我从不做那样的事。但是如果你把我赶出去——不听我说完——我就不得不去找亚历山大·德罗。他倒是有耐心听我说。”

他怒视了我好一会儿，然后一抹好奇的微笑浮现在脸上。

“他愿意听，那又怎么样？我打一个电话，就能让他调走。”

“哦，不会的。亚历山大·德罗组长可不这么容易打发。他不好惹，今天早晨我亲眼看见他对亨利·坎伯兰不客气。可不是任何人都可以给亨利·坎伯兰脸色看，不管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而亚历山大·德罗才说了几句侮辱的话就让他乱了方寸。你以为你能轻易摆平那个家伙？真不懂你是怎么混到今天的。”

“老天爷，”他说，仍然保持着微笑，“我以前见识过几个像你这么难缠的家伙，大概是我在这儿待久了，忘了还有你这号人存在。好吧，那我就听听。”

他重新坐回椅子上，从烟盒中抽出另一支金色过滤嘴的香烟点燃，“要不要来一支？”

“不，谢谢。这个叫理查德·哈威斯特的年轻人——我想派他去就是个失误，他没法胜任这活儿。”

“不只是不能胜任，马洛，不只是，他根本就是个不值钱的虐待狂，把事情搞得无法收拾。但这就是你弄不懂的地方了。他完全不用动戈布尔一个指头就能把他吓傻。然后再把他弄到你那儿去——多么可笑！真是个外行！看看他现在的下场，估计他再也干不了这行了，只能卖铅笔去。要不要喝一杯？”

“我不和你讨论专业的定义，布兰登。让我说完。当天半夜时分——我和贝蒂·梅菲尔德联系的那晚，也是你在玻璃屋外抓住米切尔那晚——干得干净利落，我得说——贝蒂来到我在朗齐奥旅馆的房间。那也是你的产业，我相信。她说米切尔死在她阳台的一把躺椅上。第二天一早，车库夜班看守员告诉我米切尔带着九件行李自己开车走了。他付清了账单，还预付了一周的房费。同一天，他的车被发现遗弃在贝尼亚基多峡谷。车上并没有行李，也没有米切尔。”

布兰登盯着我，一言不发。

“为什么贝蒂·梅菲尔德不敢告诉我她在恐惧什么？因为她在北卡罗莱纳的西菲尔德被指控谋杀，但是一名法官推翻了这一指控，这名法官在该州很有影响力，因此帮了她。但是亨利·坎伯兰，也就是指控被她谋杀的丈夫的父亲扬言会一直盯着她，让她无处安身。现在她又在阳台上发现了一具死尸。警察一旦插手调查，她先前的事就会被翻出来。她吓坏了，觉得很迷惘。她以为自己这次不会这么幸运能再次洗脱罪名，毕竟她有案底。”

布兰登轻轻说：“他的脖子摔断了，他从阳台最末一段墙上摔了下来。她可没法做到这点，来，我指给你看看。”

我们走到宽敞的阳台上，布兰登朝矮墙走去，我贴着墙边往下看，恰好看到贝蒂·梅菲尔德阳台上的躺椅。

“这面墙不高，”我说，“没法保证安全性。”

“是的，”布兰登平静地说，“现在假设他就像这样站着——”他站在那儿背靠着墙，墙头的高度仅到他大腿中间位置。米切尔也是个高个子——”他逼近贝蒂作势要抓住她，于是她用力推了他一下，他就倒下去了，恰好他掉下去的姿势使脖子朝下——这可完全是巧合——他的脖子断了。她丈夫也恰好是这么死的，在这种情况下你能责备那个女孩不该慌乱吗？”

“我无意责备任何人，布兰登，其中也包括你。”

他离开那道矮墙，望着大海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转过身来。

“不过有一点，”我说，“你为什么要处理掉米切尔的尸体呢？”

“等一下，我怎么可能做这种事呢？”

“你是个幕后操纵者，在其他事情上一直是这样。我相信就在这间房里有一条结实的长绳子。你掌握大权，进入贝蒂的阳台当然毫不费力，然后你捆住米切尔的胳膊，你的力气也足以把他放到楼下灌木丛后面。接着，你从他口袋里掏出钥匙，进入他的房间，打包他的行李，运到停车场。不管从电梯还是防火梯走，可能需要三四趟才能搬完。不过这对你来说并不费事。之后你把他的车开出停车场。可能本来你就知道管理员是个瘾君子，他即使知道了什么也不会说出去。这时天快亮了，当然停车场管理员也该嗑完药躺下了，这样你就能把车开到米切尔尸体所在的地方，把他扔进车里，驶向贝尼亚基多峡谷。”

布兰登挖苦地大笑起来，“这么说我和一辆车、一个死人和九件行李在贝尼亚基多峡谷待着。那我是怎么回来的？”

“直升机啊。”

“谁来驾驶呢？”

“你啊。他们还没查到直升机，不过也快了，因为他们会掌握越来越多的线索。你可以先找人把直升机开到贝尼亚基多峡谷，只要事先安排好即可，你还可以派人再把驾驶员接走。在你这个位置的人，没有什么事做不到，布兰登。”

“然后呢？”

“你把米切尔的尸体和他的行李装到直升机上，飞到海上，靠近海面，把它们统统丢到海里，然后把直升机开回原来停放的地方。干净利落，安排得当。”

布兰登粗声大笑起来——过于粗哑，显然是勉强挤出来的笑。

“你以为我是个傻瓜，为了一个只有一面之缘的女孩这么大费周章？”

“啊——哈，再想想，布兰登，你是为你自己。你忘了戈布尔？从堪萨斯来的那家伙，忘了吗？”

“那又怎么样？”

“不怎么样。事情要结束了。但戈布尔绝不是来这儿兜风度假的，更不是为了跟踪米切尔，那就只有一种可能，他们早就认识。他们凑在一起，是因为他们自以为发现了一个金矿，而你就是那个金矿。但是米切尔死了，戈布尔想独自完成他们的计划，不过这无异于是老鼠和老虎斗。但我更感兴趣的是米切尔是怎么从你的阳台上掉下去的？难道你想搞出点动静让警察调查你？为什么留下这么明显的破绽让警方轻易推测出是你把米切尔推下去的？就算警方没证据抓人，事发后你人又躲在哪儿？”

他慢慢走到阳台尽头，又走回来站在我面前，脸上没有一丝表情。

“我应该早就派人杀了你，马洛。不过这些年生活在这个地方，使我和过去有了很大不同，所以才被你占了上风。除了干掉你，我还真没有别的办法。米切尔是个人渣，专门勒索女人。就算你说的都对，但是我并不后悔自己的所作所为。可能，相信我，只是可能我是为贝蒂·梅菲尔德做的这一切，我不管你信不信，但是有这种可能。现在，开条件吧，要多少钱？”

“什么多少钱？”

“不去警察那儿告密啊。”

“我已经开过价了，一文不要。我只想弄清楚来龙去脉，我的推断是不是还算靠谱？”

“完全靠谱，马洛。太他妈准确了，我猜他们很快就会找到我。”

“可能吧。好吧，我也要从你这堆破事中抽身出来，正如我所说——我要回洛杉矶了。可能会有人廉价雇我做事，我总得糊口啊，对吧？”

“你不和我握手告别吗？”

“不，你雇了个枪手要杀我。这一行为就让我把你排除在朋友之外。我今天差点死了，要不是我事先有预感的话。”

“我可没想让他杀任何人。”

“反正是你雇的他，再见。”

27

我出了电梯，亚夫伦貌似在等我。“请去酒吧，”他说，“我想和你谈谈。”

我们走进酒吧，这个时间点里面显得相当冷清。我们在角落里一张桌前落座。亚夫伦平静地说：“你以为我是个混蛋，对吧？”

“不，这是你的工作。我也是工作，而我的工作打扰了你的正常工作，而你不相信我，这并不能说明你是混蛋。”

“我要维护旅馆，而你在试图保护谁？”

“我从来就不知道。还有通常情况下一旦我知道了反而会帮不上忙。我只能到处搜查，最后弄得自己处处讨人嫌。所以多数时候我很不称职。”

“我听说——是从亚历山大·德罗那儿听说的，如果你不介意——这个问题可能太隐私了，办这样一个案子通常收多少钱？”

“哦，这次情况和平常不同，长官，事实上，这次我分文未收。”

“旅馆会付你五千美金——为了维护旅馆的利益。”

“旅馆，你是指克拉克·布兰登先生吧？”

“算是，他是老板。”

“这可真慷慨——五千美金，太慷慨了。在回洛杉矶的路上我会好好考虑的。”我站起身来。

“我把支票寄到哪儿，马洛？”

“警察救助基金处会乐于接受的。他们工资不高，遇到困难会从基金处借钱。是的，我想警察救助基金处一定会对你的行为感激不尽。”

“不是寄到你的账户吗？”

“你从前在反间谍处工作，一定有很多机会收受贿赂，但是你现在还得工作。我想我得上路了。”

“听着，马洛。你这个该死的傻瓜，我告诉你——”

“说给自己听吧，亚夫伦，要不说给你的粉丝听，祝你好运。”

我走出酒吧，钻进车中，驱车驶向朗齐奥·德斯坎萨德旅馆。到达后，我整理好行李，下楼到服务台准备付账。杰克和露西还在他们的老位置，露西对着我微笑。

杰克说：“您不必付账，马洛先生，这是上面交代的。我们为昨天晚上的事向您道歉。虽然现在说这些也没有用了，对吧？”

“一共多少钱？”

“不多，二十五块，大概。”

我把钱放在柜台上，杰克看着钱，皱起了眉头，“我说过了，不必付账，马洛先生。”

“为什么不付？我占用了房间。”

“布兰登先生——”

“有些人总是学不乖——对吧？很高兴认识二位，我需要一张收据，报账用。”

28

回洛杉矶的路上，我的车速不超过九十英里，不过偶尔也会有几秒超过一百英里。回到尤卡大道，我把车停在停车场，检查信箱，里面和往常一样没有信件。我爬上长长的红木阶梯，打开房门。一切如常，房间炎热沉闷，毫无生气。我打开两扇窗，到厨房给自己调了杯酒，坐在沙发上，呆呆地盯着墙壁。不管去了哪儿，不管做了什么，最后还是要回到这里，回到这栋无意义的房子，这间无意义的房间，面对这堵无意义的墙。

我一口也没喝，把酒杯放在桌上，酒精治愈不了，什么也救不了这一切，只剩一颗冰冷的内心，一颗别无所求的心，冰冷地长在身体里。

电话铃突然响起来，我拿起话筒，不带一丝情感地说道：“我是马洛。”

“是菲利普·马洛先生？”

“是的。”

“有个巴黎来的电话一直在找你，马洛先生，我过会儿帮您接过来。”

我慢慢放下电话，手不自觉地抖了一下。可能是开车太快的缘故，也可能是困极了。

电话在十五分钟后再次打过来：“有个巴黎来的电话在线等您，先生，如果您不方便，请按键通知您的接线生。”

“我是琳达，琳达·洛林，还记得我吗？”

“怎会不记得？”

“你还好吗？”

“累啊——还是老样子。刚结束了一桩棘手的案子。你怎么样？”

“寂寞啊。因为想你。我想忘记你，却做不到。我们在一起做爱时多美好啊！”

“那是一年半之前的事了吧。只有一个晚上，我该说什么？”

“我一直在等你。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个世界不缺男人，但我就是忘不了你。”

“我可没有等你，琳达。我都没有想过还会再见到你，也不知道你希望我等你。”

“我没有那个意思，我现在也没有。我只是想说我爱你，求求你娶我吧。你说过如果我们结婚撑不过六个月，但是为什么不试一试呢？谁知道呢——也许我们就一辈子相守了。我求求你，一个女人想得到她心爱的男人该怎么做？”

“我不知道，我甚至都不清楚一个女人如何判断她想得到一个男人。我们生活在不同的世界，你是个有钱的女人，习惯了娇生惯养。而我是个落魄男人，甚至不知道未来在哪里。令尊可能已经告诉你，我是没有前途的。”

“你才不担心我父亲怎么说，也不担心任何人，你是怕婚姻本身。我父亲不会看错人，求你了，求求你。我在巴黎丽晶饭店，我马上寄机票给你。”

我大笑起来，“你寄机票给我？你以为我是什么人？这样吧，我寄给你机票，也给你留出时间改变主意。”

“但是，亲爱的，我不需要你给我寄机票，我有——”

“当然，你有钱，买得起五百张机票。但这张是我买给你的机票，要么收下它，要么就别来。”

“我来，亲爱的，我来。把我搂在你怀里，紧紧搂在你怀里。我不想占有你，没有人能占有你，我只想爱你。”

“我会在这儿，一直都在。”

“把我搂在你怀里。”

电话咔嗒挂了，里面传来一阵蜂鸣声，然后就是一片死寂。

我伸手端过酒杯，看看空荡荡的房间——它现在似乎不再空荡了。这儿多了一个声音，一个高挑苗条的可爱女人。卧室的枕头上枕着一头乌黑的秀发，一个温柔香软的女人胴体紧紧靠着你，双唇柔软微启，双眸惺忪。

正在这时，电话再次响起，我拿起话筒，“喂？”

“是我，克莱德·乌姆纳，那个律师。我似乎没有从你那儿得到一份令人满意的报告，我付钱可不是为了让你自娱自乐的。立刻给我一份确切完整的报告，报告你的行踪，要准确到你回艾斯梅拉达后的每一次行动细节。”

“我只是享受了一下清静的乐趣——花我自己的钱。”

他一下提高声调，尖声叫道：“马上向我完完整整地报告！否则我会让你吊销执照。”

“我给您个建议，乌姆纳先生，去吃屎吧！”

我挂电话时，对方似乎还在气急败坏地吼叫，电话刚挂上又马上响起来。

这次我就听不太清楚了，空气中弥漫着音乐气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