咖啡苦不苦

陈丹燕 著

浙版数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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咖啡苦不苦
陈丹燕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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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质版编目数据

浙江文艺出版社 2014.4
ISBN：9787533939083

目录

我的咖啡馆历史

慕尼黑：城市博物馆咖啡室

伊斯坦布尔：君子们咖啡馆

旧金山：俄罗斯的糖霜

巴黎：双偶咖啡馆

马尔堡：维特咖啡馆

索伦托：河畔咖啡馆

罗伊特维尔咖啡馆

咖啡馆的时间

蝴蝶的翅膀

蒙马特：红玫瑰咖啡馆

魁北克老城：丁香园咖啡馆

马德里：希洪咖啡馆

圣彼得堡：无名咖啡馆

长崎：异人咖啡馆

阿雷佐：康斯坦丁咖啡馆

柏林：胡迪尼咖啡馆

魔术散场了

露天咖啡座

咖啡馆的厕所

纽约：格林威治村咖啡馆

罗马：希腊咖啡馆

波尔图：中年人营地咖啡馆

巴斯克：无名咖啡馆

新泽西：大石镇咖啡馆

维也纳：施瓦茨伯格咖啡馆

罗马：纳沃娜广场露天咖啡馆

荒谬的幸福感

柏林西：雄鹰咖啡馆

柏林东：五羊咖啡馆

柏林西：鲁卡斯咖啡馆

柏林东：黑泵咖啡馆

柏林西：澜德维尔运河咖啡馆

波尔图：老酒店咖啡馆

金赛尔：甜

附录

我的咖啡馆历史

这里，或者那里，在世界的某个角落总是遇到古老的咖啡，在我的旅途上。旅途漫漫，渐渐，咖啡的历史就在那些散落在世界各地的咖啡馆里，那些撒着砂糖末子的咖啡桌子和喝光了咖啡，留下一个褐色杯底的咖啡杯子里串联起来，好像中学时代的世界历史课要考试时，老师在黑板上吱吱咯咯用粉笔写下的复习提纲，一小段，一小段，用箭头指着，渐渐汇成历史。

旅行去了欧洲，美洲或者亚洲，甚至大洋洲和北极，但我一直没去非洲。那里是咖啡豆的故乡，但我却从未涉足那块最古老的大陆，从未去找一下山羊吃的古老咖啡豆。甚至对肯尼亚带回来的上好咖啡豆也不是真的有兴趣，等我家那袋咖啡豆放过了期都未打开，我才意识到自己对咖啡馆的咖啡，比咖啡豆更有兴趣，我向往的不只是一杯喷香的褐色液体，我向往的是在一间让我身心感到自由欢愉的咖啡馆里，喝一杯滚烫喷香的咖啡。

二十年来，我好像一直奋不顾身地在世界其他地方走来走去，用坏了好几个照相机，拖坏了更多的行李箱。可是到了土耳其，却与埃及擦肩而过。到了葡萄牙，却与摩洛哥擦肩而过。到了斯里兰卡，却与毛里求斯擦肩而过。我想这些擦肩而过，是因为咖啡豆与咖啡馆的区别。

只有常年旅行，才能有一天能坐下来，为自己进出过的那些咖啡馆做一张历史图表，像多年前我的世界史老师在黑板上做的那样。

2013年9月，伊斯坦布尔的酷暑刚过去不久，我在去佩拉饭店的路上。

在解放大道上，穿过一些19世纪欧洲式的大房子，底楼开着商店，马路中间有红色的有轨电车缓慢沉重地开过，就好像描写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欧洲城市的电影一样，当年阿加莎·克里斯蒂在佩拉饭店写《东方快车谋杀案》时，所见大约也是同样的街景。在起伏的街道上，马拉塔高塔附近，充满了各种小咖啡馆，这里终究是咖啡摆脱药用，成为令人欢愉的饮料的发源地。

16世纪的土耳其咖啡馆从两个叙利亚人手里开始，那时并不叫咖啡馆，而被人称为读书房，它提供两样东西：咖啡与书籍，人们去咖啡馆，为了读书和讨论学问，所以那个时代的咖啡，被奥斯曼人称为“思想家的牛奶”。咖啡馆是个郑重庄严的公共场所，神秘的咖啡豆在这里过渡为咖啡馆里的灵魂。

这样，也就解释了为什么有人认为世界的第一家咖啡馆在伊斯兰的圣地麦加。

土耳其咖啡已经活了五个世纪，如今全世界都喝过滤咖啡，欧洲在咖啡里放牛奶，亚洲在咖啡里放肉桂和茶末，但土耳其仍旧坚持喝连渣的咖啡，用专门的小铜盅连渣煮开，也不肯用牛奶弄脏咖啡，这在意大利被称为玛奇朵咖啡。——奥斯曼帝国如今已经分成了四十多个独立国家，而留下的土耳其仍努力做一个咖啡原貌主义者。

2002年暮春在马来西亚的槟城，张弼士故居的蓝墙外，午后，浅蓝色的天空里滚下一声雷，然后就下起大雨。我就近去了一家咖啡店，它在屋檐下放着藤桌椅。地不平，桌子总是晃，但雨水的气味很好闻，还有咖啡。融汇在潮湿的南洋雷雨气味里的，是一股好像太妃糖般的软厚甜味。

在那里我喝到一杯浓香却柔和的白咖啡，比起炭烧咖啡的暴烈，白咖啡的温厚让人体会到亚洲人清淡又真纯如孩子般的口味。17世纪，从也门航海而来的荷兰船长，将一株咖啡树苗一起带到与马来亚邻近的印度尼西亚。当年蒸汽轮船远航来亚洲，经过佛得角，路过赤道，许多在火房里加煤的水手禁不住过赤道的酷热，死在船上。船到亚洲，船上的棺材就运到岸边入土。

这是一棵负有使命的咖啡树苗，它活着来到亚洲。我放在咖啡桌上的照相机里，还留着教堂旁边墓地的照片。石头墓碑上长满青苔。而马来西亚的白咖啡已是亚洲最好喝的咖啡。

1996年暮春在维也纳，这次是在皇宫外面的中央咖啡馆，奥匈帝国的旧时心脏。这是个老咖啡馆，在奥匈帝国的末年就已经著名。但究竟不是当年那个到过伊斯坦布尔的波兰人开的咖啡馆，那消失了的，做带渣黑咖啡的小店，才是维也纳的第一家咖啡馆。

现在，中央咖啡馆墙上的咖啡单子上还留着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老口味的米朗琪咖啡，一种过滤了咖啡渣的不加糖咖啡。如今这已是能寻到的维也纳咖啡传统了。

再往前去就是故事。故事里说，17世纪时候，奥斯曼军队曾来围攻维也纳城，却败了。奥斯曼军乐团打着鼓，吹着喇叭退回家去，在兵营里留下一口袋黑乎乎的硬豆子。奥匈帝国的士兵缴了来，却不知要拿这口袋东西怎么办。但这个见多识广的波兰人却知道这是好东西，卸下军队向导的职务后，他用这袋豆子开了一家咖啡馆。咖啡从此一直香到维也纳人的骨髓里。即使是奥匈帝国灭亡之时，战争中那个屎一般的冬天里，这里窘迫得只好卖咖啡代用品，也不肯关门。

1997年暮春在巴黎，真的还是暮春时分，早晨在卢森堡公园旁边的小咖啡馆里喝了早晨第一杯咖啡，去花神咖啡馆喝第二杯咖啡。作为1982年毕业的中文系学生，去萨特和波伏娃以及杜拉斯和加缪出没的咖啡馆去朝圣，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如果在90年代的巴黎旅行中不去那里，对80年代的中国文科学生来说，是一种不可思议，也是一种身份识别的问题。接着，一定还要去丁香园咖啡馆，在那里回忆一下《海明威回忆录》，“巴黎，流动的盛宴”，或者按照《爱伦堡回忆录》的线索寻找俄国流亡者们聚集的咖啡馆。在18世纪以后，奥斯曼帝国的饮品终于以“伊斯兰酒”的名头传到马赛和威尼斯。

此后，法国咖啡与意大利咖啡，成为欧洲的咖啡正典。

是谁将咖啡馆开到了巴黎，现在已经无从知晓，但奥斯曼咖啡馆里那种激荡思想，自由追逐精神世界的特殊气氛，却一丝不苟地再现于巴黎的咖啡馆。20年代，当伊斯坦布尔的咖啡馆里的书渐渐少了，人们开始紧抿双唇抽印度水烟，巴黎咖啡馆成了世界各国哲学家，作家和画家以及革命者们的精神家园。

其实我的身体不能承受三杯咖啡，从丁香园出来，走在大街上，我的身体奇异地飘浮着好像一朵云，就好像喝醉酒一样。我醉咖啡因了。

2011年暮春在哥斯达黎加的热带雨林里。不知道为什么想起我的咖啡，总是暮春时分在世界的某个角落里。

越野车在山路上颠簸着，绿色浓密的山谷坡地上，能看到消瘦的白色公牛就像马尔克斯描写的那样，一动不动地望着远方沉思。有时能在一棵史前的针叶树的树干上，看见一块去咖啡农场的指示牌。中美洲最好的咖啡就在那些指示牌后面的山谷里生长着。18世纪，有一粒咖啡豆，被一位殖民地的夫人当作礼物赠送给一位远洋的商人，这粒豆子被带来美洲，就生根发芽。我在圣何塞时住的酒店走廊里，就装饰着咖啡农场的旧照片，和从前用来装咖啡豆的麻袋。

那是香味非常浓烈干爽的咖啡豆，极酸，明亮如刀。鼻子喜欢，舌头也喜欢，不过下面的胃却唯唯诺诺地害怕。

1998年深秋，汉堡已经下雪了，但威尼斯，中午在太阳下穿一件单衣正好。圣马可广场上总是游人如织，鸽子在人们头顶上摇摇欲坠地飞着，在太阳下连圣马可广场也显得结实和真实起来，不像雨中那样脆弱。佛洛里昂咖啡馆里面空荡荡的，因为人们都在外面享受一年中最后的阳光去了，只有像我这样的旅行者才宁可坐在里面。

这是1720年开张的老店堂了，墙上镀金的镜框早已有一块块的污斑，镜子后面的水银也开始谢了，但是这些都在这里变成了资本，这样才能证明它是威尼斯最早的咖啡馆之一，商人们从奥斯曼帝国带回来了咖啡这样东西，开了一间叫BOTTEGADEL的咖啡馆。和维也纳的情形有点不同，在维也纳，大家知道店主是波兰人，不知道店名。现在这间咖啡馆已经不知去向。而佛洛里昂还在。拉斐尔都来过，歌德坐在这里改小说也是佳话。即使是商人开的咖啡馆，君子们也会来寻找他们的精神牛奶。

我要了一杯“被牛奶弄脏的咖啡”。说实话，真的不好喝，比起我住的小酒店早餐时的咖啡，可以说有云泥之别。玻璃上的阳光反射进来，店堂有一种奇异的明亮和阴凉。这样的店堂里还有一对年轻人一边不停地照相，一边轻声用日语交谈着。我在用中文写一张寄回上海的明信片。有人站在门口探头探脑，一边说着西班牙语，南美的西班牙语，但打量了一下，最后还是决定到外面去坐了。

1990年暮春，还是暮春，在长崎。我和我书的译者中由美子一起去喝咖啡，她是长崎人，那时她父母都还在，住在老宅子里，她妈妈开了一家和服店。我们从港口回来，看到港口坡上的雕像，那是长崎的蝴蝶夫人，她正望着港口。我提包里装着一个玻璃做的锅垫，新买的，上面是一个荷兰传教士，长着大鼻子。他是个天主教传教士，在长崎开了教堂。在明治维新的时代，从那时开始，日本人开始用他们喝茶那样的郑重其事和小心翼翼，开始喝咖啡。

如今想起那杯长崎的咖啡，我心里总是会想起19世纪中叶，第一批来到上海传教的英国传教士的差会报告，他们忍不住抱怨咖啡在多雨多雾的东亚河边的受潮变味，咖啡变得难喝极了，而裸露在外的小腿则被蚊子叮得奇痒难耐。

2013年初夏在都柏林，布鲁姆日的第二天傍晚，我跟着一个也叫诺拉的女演员走过爱尔兰银行灰色的大楼，在三一学院的外墙过了马路，向公爵街走去。她此刻是老城的酒馆与文学的步行访问的向导，在三一学院的院子里，她朗读了一小段王尔德的喜剧片段。

在爱尔兰我不怎么喝爱尔兰咖啡，对我来说里面兑的酒太多了，百利又太甜。

这时我看见一家开在底楼的美国星巴克咖啡馆。现在真是个美国的世纪，欧洲各处都是星巴克，维也纳，巴黎，马德里以及伦敦，居然在伊斯坦布尔也是有的。四处能看到人们就着一只白色的厚纸杯，边走边喝一口热咖啡。

我不喜欢边走边喝咖啡，这对咖啡的香来说太匆忙了，不能好好闻，浪费了鼻子。我也不喜欢喝防漏纸杯里的咖啡，因为里面有股融化了的化学胶水味道，浪费了舌头。我当然也不喜欢握着一只纸杯健步如飞的美国形象，好像个跑街的，自己还蛮得意。

这个世纪的咖啡，终于被美国的快餐咖啡引导着离开咖啡馆，重归也门时代的饮料，但失去了它在也门的神秘。

1992年冬，在我的生活中是个非常重要的冬天，那个冬天我启程去欧洲，开始我的第一次旅行——德国，奥地利，法国，我的视野从此打开。我的国际航班从香港启程，所以去香港等我的飞机。

启程的前一个下午，我和我少年时代的朋友约好到中环的一家茶餐厅见面。他大我几岁，我们两家是世交，他有时到我家来住一阵，我有时也去他家住一个夏天。他经常给我讲故事，有一次他给我讲了一部叫《翠堤春晓》的内部电影，那是一部约翰·施特劳斯的传记片。

那是一家古旧的茶餐厅，跑堂的人手很重，杯杯盏盏都被放得哗哗响。他安慰我说，广东人就这样，不是态度不好。

我们喝了一种叫飞砂走奶的咖啡，其实就是上海咖啡馆里的清咖，美国咖啡馆里的黑咖啡。在香港有个油滑的名字，意思是飞掉了砂糖，走掉了牛奶。

不过它的杯底也没有咖啡渣。香港的咖啡是在19世纪时，跟着殖民航道上的英国商船来到香港的。在我们桌前，透过茶色玻璃窗，能看到中环街道的窄小和起伏，还有热带阔大的树叶。我们说到自己的理想，他已决计离开中国。我说，人生在世，我一定要去看世界。

伊斯坦布尔：
君子们咖啡馆

我在前往伊斯坦布尔前，只是辗转拿到了君子们咖啡馆的地址，在老城区，苏里曼尼清真寺不远处。土耳其文的地址，由于不理解单词的意思，显得非常不真实。

但它仍旧吸引我一定要去找到，因为这个咖啡馆据说是建立在16世纪旧咖啡馆的原址，当时咖啡作为来自非洲的喷香饮品刚刚进入奥斯曼时代的伊斯坦布尔，当时这座城还叫君士坦丁堡，咖啡刚刚在伊斯兰世界里流行开来，成为帝国饮品。因为辗转看到一张游客的照片，照片里的咖啡客，未见眉飞色舞地高谈阔论，倒是大都沉静地埋头抽着水烟，烟雾在昏暗的光线里轻绕，乳白色的。他们面前的小矮桌上，放着描金小杯盏，小盘子里横着一柄银色小勺子，这仍旧非常奥斯曼化。与维也纳皇宫城墙外的中央咖啡馆里的牛奶咖啡相比，秀气隆重了好几倍，想必那里面就盛着一小杯传说中摄人心魄的浓香土耳其咖啡。18世纪咖啡渐渐传到维也纳，波兰人开了维也纳的第一家咖啡馆，号称它是伊斯兰 酒。

我在欧洲旅行了二十年，记不得曾在多少家有名的咖啡馆里逗留过，维也纳的，巴黎的，威尼斯的，或者圣何塞城里的本地老店。见到古老的咖啡馆，我都要去探望，那三个城市里18世纪开设的咖啡馆，号称是咖啡馆在欧洲的祖先。这么多年下来，我总是以为自己对咖啡馆的源流，好像高中生里的历史课代表对世界史一般简单明确，带着朴素却旺盛的求知欲。直到要去伊斯坦布尔，我才了解到，伊斯坦布尔不光是咖啡走出非洲的第一站，它不光将一种神秘的药用剂变成大众饮料，它还使得咖啡从此走向欧洲和全世界。而且，对我这样的咖啡馆迷恋者来说重要的是，在这里我了解到这座从前的帝国皇城，在16世纪就已经有了公共咖啡馆，比欧洲早了两个世纪。所以，我要去那家叫君子们的咖啡馆。

君子们咖啡馆据说还留着地道奥斯曼情调。

奥斯曼对我来说真是个模糊不清的影子，好像桌布上的一小块早已干硬的牛奶渍，若有若无。它让我想起清朝时代的鸦片。在伦敦时，我去东方画廊里看过一幅古老的油画，画的是中国南方光线昏暗的鸦片馆，木头的鸦片榻，黄色的缎子靠垫，像山峦一样横卧在榻上瓷娃娃似的中国人。这是画廊里最有东方情调的收藏品。

我本来还想在伊斯坦布尔找个细密画师傅，教我一下奥斯曼细密画，就像我在拉贾斯坦邦的乌代浦尔做过的那样。乌代浦尔的师傅曾微微摇晃他的头说，阿拉伯的细密画大多衰弱失传，而拉贾斯坦邦的四座古老的城市则保留了莫卧儿细密画的精华。我本不太相信师傅的准确性，但在伊斯坦布尔，却证实乌代浦尔的师傅说得不错。伊斯坦布尔的细密画师傅对如今遍地的奥斯曼情调很不满意，她说经历了奥斯曼末年无可救药的腐坏和凯末尔时代对传统的抛弃，土耳其细密画如今已沦为游客手信，不足一提。

这个来自伊斯坦布尔的说法，打击了我的细密画旅行计划。从乌代浦尔回来，我曾想象过自己要一路从伊斯坦布尔走到伊朗，从前的诗意的波斯，一路寻师傅学着细密画，一路走到细密画发源之地。

因此我对奥斯曼情调抱有疑虑，就像我不懂伦敦画廊定义的东方情调一样。

因此我一定要去看一下君子们咖啡馆。

16世纪的奥斯曼咖啡馆并不叫咖啡馆，而叫读书房。奥斯曼咖啡除了帝国饮品以外还有一个别称，叫思想家的牛奶。因为人们去咖啡馆做两件事，喝咖啡，读书或者论道。咖啡馆里总有足够的书籍让人阅读。那是一个产生思想并交流它们的地方，一边喝着能令人兴奋并感到自由的有渣咖啡。16世纪时，这是个肃穆高尚的公共场所，君子们去的地方。正因为纪念这样的咖啡馆，所以后来再开咖啡馆的时候，才为它起了这样一个名字吧。这让我想起巴黎的两个丑八怪咖啡馆了，或者花神。想起它们之间的不同，似乎这是诗意与浪漫之间的差异。

君子们咖啡馆的入口是一个小小的古老墓地，夏末黄昏灿烂的光线里，菩提树下古老的圆柱墓碑上方，雕刻着一卷象征着知识者的包头巾。奥斯曼帝国时代的伊斯兰知识分子，常追随他们的穆圣，穿阿拉伯长袍，并缠包头巾。所以他们去世后，墓碑上也允许刻上包头巾作为荣誉。

君子们咖啡馆里坐满了人，和照片上一样。

人们大多抽着水烟，据说它来自印度，它的土耳其名字是个波斯单词，椰子，因为印度人最早用椰子壳里的椰汁当水，抽起来满室甜香。如书上所说的那样，在奥斯曼帝国的末年，咖啡馆里开始有人抽印度椰子烟，喝咖啡与抽水烟渐渐联系在一起，成为奥斯曼咖啡馆里特殊的景象。

四周高高低低挂满了阿拉伯灯，那是五彩的沉郁灯光，在贝尔加蒙红色教堂对面的古老地毯店里也是这样挂着的。四壁上挂满了波斯地毯，丝做的，羊毛做的，棉线做的，各种各样古老的花纹，在埃及市场里也是这样挂着的。

院子靠墙的大铁炉上，排列着七八只热气腾腾的小黄铜咖啡壶，当里面的深棕色糊状液体开始咕嘟咕嘟冒出泡泡，伙计就抓住长柄拿下来，倒进咖啡杯子里。我要的是微甜的口味，他一开始就在里面加了糖。但许多当地人并不喝咖啡，而是喝土耳其红茶，它也被盛在一只古色古香的玻璃杯子里。土耳其语里的茶，用的是汉语发音，CHA。也如书上说的那样，在奥斯曼末年，人们开始改变口味，更多的喝茶，而不是咖啡。但却没人知道这种口味的改变，与奥斯曼末年的颓败之间的联系。

咖啡馆也同时提供一小杯清水，人们先用它漱清口腔，令味蕾更清爽警醒。这个传统跟去了意大利，意大利的古典咖啡馆至今仍用小银托盘给客人送咖啡，一小杯清水，和一小杯咖啡。这间咖啡馆也在送咖啡来的时候送一小瓶清水来，不过，游客们在喝完咖啡后，用它来清除口腔里残存的咖啡细末。这些细末对喝惯了过滤咖啡的人来说，好像吃了生面粉一样。

我座位边上的年轻女人正在专心用咖啡渣算命，她的同伴正面色严肃地观望着，她们后来也仔细查看了我杯子里的渣子，在斑驳的咖啡渣子里她们认出一颗心，一个57的数字，和一根正在离去的魔鬼的尾巴。然后我们对它显示出来的一个东方人遥远的命运，展开了热烈的讨论。书上曾记载过，穆斯林们并不喜欢用咖啡渣算命，是女人们在家里玩的游戏。但最初是老宫殿里的侍女们用，她们假借命运，方便说一些自己的想法。一位穆斯林青年断然否认用咖啡渣算命是土耳其咖啡馆的传统，他说，在18世纪奥斯曼衰弱以前，咖啡馆是充满思想的地方，人们可以在那里热烈地讨论《可兰经》，但不可能违反伊斯兰传统，在咖啡馆这样的公共场所里算命。

“这一定是末年时才发生的事。”他断定，“奥斯曼在末年时代许多事改变了。”他的声音里有着某种哀愁，让我想起帕慕克的那些书。

环视四周，这里如今没有书，到处都没有一本书。

是的，有人沉思，有人的脸被苹果手机显示屏上射出的光亮照亮了，有人专心于水烟在口腔黏膜上留下的微麻，没有一个人在看书。

这就是如今的伊斯坦布尔咖啡馆，一间为追忆古代君子们，却不得已地展示了奥斯曼末年情调的咖啡馆。

我在抽水烟，小心翼翼地，它看起来非常柔和无害，而且加了苹果，有种清新的香味。但实际上它会令人醉烟。我在喝咖啡，土耳其咖啡原来不是想象中的意大利浓缩咖啡那般的浓烈，由于没有牛奶，它也不够香甜柔和，准备好接受爆炸般重口味的舌头失望地在充满细末的咖啡里摆动着，它好在的确是滚烫的。我想起玛奇朵咖啡。玛奇朵这个词的意思，是“被牛奶污染了的咖啡”。玛奇朵故乡的咖啡的确烘焙出了猛烈的奇香，需要牛奶来综合调制出它的美味。但是想必，这样的形容来自土耳其的咖啡价值观。

土耳其咖啡是不需要牛奶的，只是我一时不能适应它的口味。甚至它的分量。在满嘴都是渣的时候，我心中还在疑惑：“喝完 了？”

旧金山：
俄罗斯的糖霜

上海，襄阳路长乐路的十字路口有一座蓝顶的东正教堂，那是1937年时，当时年轻的约翰神父从俄罗斯来到上海住持的。当时约翰神父的家就安在教堂旁边的神父住宅里。那是一座从革命后的俄罗斯辗转流亡到上海的白俄侨民合力修建的教堂，据说教堂里面画满了忧郁神秘的神像，教堂里没有座位，人们进到里面，都站着。那里的白衣耶稣长着温柔的大眼睛，红衣圣母像画在教堂外面的墙上，面对一个小公园。

后来，住在新乐路附近的五千东正教徒决定前往旧金山，约翰神父在盖瑞大街上找到一块地，他们决定要在那里建造另一座东正教堂。1956年后，他们陆续到达旧金山。

有趣的是，在上海，我的家离襄阳路只隔着两条马路。而在旧金山，我住的地方离盖瑞大街也只隔了两条马路。

旧金山也和上海一样，秋天的黄昏来得很快。当我看见盖瑞大街上的教堂时，它的金顶在暮色中仍旧闪烁光芒。见到它，才知道原来襄阳路圣母大堂的蓝顶上，要是还有金色十字架的话，也会显得高，显得苗条。教堂关门了，不过教堂对街的咖啡馆开着门，我走进去问教堂的事，咖啡馆里的人三三两两转过脸来，告诉我要早上去，早上有弥撒，八点。坐在大沙发上的一个大胖子缓慢地转过身来问：“有什么事吗？”他是现在的神父，俄罗斯移民，当年跟着父母前往英国，做了神父后，差会派他来到旧金 山。

我说自己从上海来，自己的家就住在当年的东正教堂附近，那个蓝顶的教堂。自己小时候在小公园里滑滑梯，站在滑滑梯的架子上，总能看到在高高的梧桐树梢上，教堂蔚蓝色的圆顶和圆顶正中的一个黄色的小圆点。在我单调的童年情形中，它几乎是最美丽的风景。

大胖子“哦”了一声，咖啡馆里的人都哦了一声，“上海！是的，我们从前的教堂就在上海的亨利路上。”

原来圆顶上的蓝色，是东正教堂里圣母大堂的颜色。

“蓝色还在。”一个中年女人温柔地笑了，她出生在旧金山，但她是在母亲腹中从上海来的，所以她自己仍旧认为自己是属于上海的。

一个头发雪白的老人用上海话说了两个路名，亨利路现在已经没有了，现在这条路叫新乐路。杜美路现在也没了，现在那条路叫东湖路。从前的杜美花园现在没有了，现在叫襄阳公园。这个老人叫迈克，但说着一口老式俄文，他是当年辅佐约翰神父的文神父的小儿子，离开上海时方才是个二十一岁的青年。

有人提到菲尔道特神父当年画在墙上的那幅圣母像，人人都怀念那幅圣母像。我七岁时在襄阳路见到蓝顶的圣母教堂时，外墙上已经是洁白的了。我抱歉地望着他们，但人们却没表现出太大的失望，他们只是点点头，是啊，它不可能还在原处的。我后来得以走进教堂的时候，那里改为仓库，四下的墙也全都是白色的了。

神父告诉我，明早上八点到教堂来，能见到当年从上海来的驻堂神父，他的太太一家也是从上海来的，还能看到约翰神父的遗体，他现在是东正教的圣人，名号是上海和旧金山的圣约翰。当然还能看到上海教堂荡然无存的那些神像，菲尔道特神父上半生的作品。菲尔道特神父来到旧金山后，用他的余生二十年，独自完成了盖瑞大街教堂里的圣画，与当年在襄阳路上的那些一模一样。然后，他去世了。

我说好。

旧金山的早上大雾，走去教堂的路上，好像走在我小时候的路上，我路过了一间早早就开门了的俄式面包房，橄榄形的列巴散发着热烘烘的麦香。它让我想起我小时候路过哈尔滨食品厂面前的气味。然后我路过一间俄罗斯旧货店，从橱窗里能看到玻璃架子上陈列着发黑的银器，白底蓝花的陶瓷茶炊。这间店关着门，我不知道，我的朋友是不是就在这间店里遇到过一个大鼻子老头子，说了一口老式上海话。旧金山的盖瑞大街曾是俄国移民的街区，和上海的新乐路东湖路一带一样。

推开教堂沉重的大门，里面的圣歌和香油的气味扑面而来。

原来教堂里所有的墙壁都被各种圣像画满了，好像走进了一个温暖幽暗的子宫。

神父太太戴着一顶黑色圆帽，她等着我。“你就是那个从上海来的女士。”她向我微笑。她引我去放在教堂一侧的水晶棺木前看望约翰神父。

他像传说中的一样矮小。甚至更矮小了。

他面前的那块玻璃上沾满了女人们的唇印，人们在他旁边的烛台上点燃一根蜡烛，然后就过来向他喃喃私语，然后在他面前的玻璃上亲吻一下，将自己的吻痕用手掌擦去，才离开。

我想起小时候经过他寂静无声的住宅时，小伙伴有时似乎听到室内有什么动静，大家便惊呼一声，四下逃散。他的住宅里仿佛有种非常神秘的气氛，令一个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度过童年的中国小孩感到害怕。

今天，在静静舔着幽暗的烛光里，我见到了他本人。

我没见到菲尔道特神父，但他的画铺天盖地将我围拢着，它们在幽暗中闪闪发光，忧郁的红衣圣母，忧郁的白衣耶稣，忧郁的圣人们，那些我在襄阳路上未能够见到的画，原来都在这里等着我。生活有时就是如此奇妙，我七岁时看到的那些白墙，让我深深记得的白墙，在我五十岁的时候，会在世界的另一个角落里完美再现于我面前。

人们向我手里紧紧攥着的照相机微笑点头，“是的，教堂里不要照相。但是你是从上海专门来看望我们，你是例外的。你好好照相，好好看看你小时候不曾看到过的，我们的教堂。”

神父正在为一位也是从上海来的教徒念经，他高龄，去世，安息在盖瑞大街的墓地里。神父一头雪白的头发在幽暗的教堂里浮动，他就是那个1937年跟着父母辗转新疆和敦煌，才来到上海安顿下来的白俄少年吗？

迈克引我到教堂正面的红衣圣母像前，“你一定要照这个圣母，她就是当年菲尔道特神父画在面对杜美公园的墙上的那幅圣像啊。”

滑滑梯高高的架子上所见到的情形从心中浮现出来，好像一只在水中睡着的天鹅一样飘飘荡荡，不可思议的，那是白色的墙，蓝色圆顶，没有十字架，所以显得比较矮和肥大。蔚蓝的圆顶，在1966年的上海是如此不同。

我心中只是惊异与恍惚。

离开教堂后，我走进对街的咖啡馆里，我需要坐一会，喝杯热茶。心中仍旧惊异与恍惚不已，我这是从童年时代那总是紧闭着的大门里走出来的？我终究不敢为圣人约翰拍一张照片，这是因为小时候的怕又活蹦乱跳地浮上心头了吗？

咖啡馆里大多数是从教堂做完早弥撒的人。

大胖子神父也来了，正在吃一碟撒满糖霜的点心。

那点心叫“俄罗斯茶点”。

我也点了这个点心。这大概就像在唐人街吃一客馄饨吧。

原来它好甜，配上不放糖的咖啡正好。

透过咖啡馆的玻璃，望着教堂，我认出盖瑞大街上的教堂墙上站着菲尔道特神父画的圣人们。襄阳路上的教堂则是雪白的一片。不知菲尔道特神父年轻时代在那里画的圣人像，是被石灰覆盖了呢，还是已被完全铲除。

这间咖啡馆的杯子有意思，当你将咖啡喝掉，便能看到一朵菲尔道特神父笔法的玫瑰花渐渐在边沿处显露出来。

这个咖啡馆气氛怡人，但经过了教堂，它便成为一个意味深长的抚慰。坐在秋天阴霾的早上显得格外温暖的店堂里，我想起了自己青少年时代，一次次与襄阳路上那座蓝顶教堂的合影。就像这块俄罗斯茶点一样，它怎么也想不到会在美国出售，会让一个中国人的舌头舔着它，浮想联翩。

巴黎：
双偶咖啡馆

“双偶”坐落在圣日耳曼小广场边上，在成千上万家巴黎咖啡馆里，它上了各语种的巴黎导游书，因为它是塞纳河左岸出了名的作家咖啡馆，甚至巴黎文学圈还在这里设立了一个文学奖，也叫“双偶”。

其实那“双偶”，却是店堂里的两个木头人雕像，两个尖嘴猴腮的人，穿了中国清朝的衣服，留了奸诈的八字胡。

从前有许多作家、艺术家常常去那里会朋友、读书、高谈阔论和写作，没有成名的天才在这里把自己最重要的成名作三文不值两文地卖给出版商。没有钱住好房子的人，一早就来到这里，帮酒保一起放下昨夜翻起在咖啡桌上的椅子，然后买一杯牛奶咖啡就开始写作，省了暖气的钱，就像海明威在1921年到1926年在圣日耳曼广场的咖啡馆里度过的写作生涯一样。但还有别的原因，也许是更重要的原因：咖啡馆已经形成的自由无拘、畅所欲言的气氛。别的桌上嗡嗡的细小谈话声，刺激着自己倦怠的思想，激发着自己想表达的愿望，偶尔进来坐在门边等人的年轻姑娘，以浑然不知的姿态，打开了海明威的思路，“也许我可以把她写到小说里去，”他这么想。灵感突然来了：意念、细节、故事，紧跟着汹涌而生动地汩汩而来。也许这就是巴黎的文人们把咖啡馆当作是自己家的一个房间的原因。我相信当时一定有许多人像海明威一样，可最终是海明威出了大名，于是，我们现在就只知道他的故事了。进入“双偶”，用眼睛找的是结实粗壮的美国青年，上唇留着剪齐的胡子。

也有人喝醉酒、吵架、调情、用报纸的一角团起来掏耳朵，好像这儿是大家的起居室。在1950年波伏瓦给美国情人的信里，她提到在这里写《第二性》时被来找她说话的人干扰的事，因此她决定上午在家里写作了。要是会她的同性恋女朋友，听她说自己写的小说，她们还是到这里。那个丑女人爱着波伏瓦，坐在她对面眼泪汪汪地说着自己不求回报的爱情。而波伏瓦对奥尔格伦说，自己不得不假装高兴地接受，为了不要太伤她的心。

萨特有一张有名的照片，他低着一对鼓出来的大眼睛在咖啡圆桌前，读放在咖啡杯子旁边的书，这张照片就是在“双偶”里拍的。那时他已不是一个无名的哲学老师，而是著名的左倾知识分子。现在，照片上的咖啡圆桌还在那里放着。要是你现在走进去说，要一杯加牛奶的咖啡，酒保给你端来的，还是一样的杯子，小碟子上放着把小勺。只是价钱很不一样了，从瑞士来的人也喊贵。但是大家装出接受的样子，掩饰自己一个外国人吃惊的表情，若有所思地点着头，怕显出自己乡气。其实这是最彻底的乡气表情。这里的酒保就像真正老派的绅士，小心周到、气宇轩昂，即使是围着白色的长围单，他们看上去还是那么有身份，一举一动合乎章法。他微微俯下身来听你南腔北调的怯懦的法文，如亲王体恤民情的高贵而礼貌。让人忘记了自己不是来看法国贵族遗风，而是来找文人们曾经坐过的地方，穿牛仔裤的人赶紧把两条腿往桌子里移进去。等酒保得令而去，再说：“原来这么贵啊，巴黎真的太文化沙文主义了。”

可是，源源不断进来的人还是把所有的桌子都占满了。

我邻座的美国人，就要了那样一大杯咖啡，然后，从外衣里拿出照相机，照相。他是个中年人，头发灰白，米色的细帆布长裤、灯芯绒的便服，是普林斯顿老师的打扮。眼见得他的脸色渐渐虔诚起来。是幻想这位子上也许就坐过萨特吧。也许他在几十年前是一个存在主义者，在他的哲学课作业上阐述过对“他人是地狱”的理解。而我知道萨特，已经是八十年代了，我那一届学生差不多是中国第一代在自己的成熟过程中热衷于存在主义理论的学生。夏天的学校图书馆里，总可以见到几乎缩到椅子里的入了迷的学生，一手捧着萨特的书，一手摩着腿上的蚊子包，用指甲在上面掐出不少红印子。那是一个人在热忱的青年时代亲近过的理论，不满于传统世界观的青年们，曾经想要用它来把握将要进入的大千世界。

萨特就曾坐在这里与人讨论他的存在主义，当时据说还有纪德和加缪，而我们现在也和他们坐在一个空间里，只是他们已经不在这里。关于他的回忆，在差不多每个客人心里，都像鸟一样被激活，飞在小小的、圆圆的咖啡桌子上方。自己是在什么时候，什么情形下读萨特的书，或者羡慕着萨特与波伏瓦的感情和生活方式，是结伴来的客人的话题。“我知道萨特，是上大学的时候，我同学的哥哥是哲学系的学长。让我想想，是三十年以前的事了呢。”我听到这样的谈话从邻座传过来。萍水相逢的人，因为这样的谈话，分享了别人的一点点过去。

也有人只是看着大玻璃外面的街道人来人往，对面的啤酒馆也是人来人往，那里常常有大出版社的编辑约作者谈书稿，听说无人引见的无名作家也会在那里守株待兔，希望在吧台上巧遇心仪的编辑，开始转运。也许会有人想到同在巴黎生活的玛格丽特·杜拉斯，她并不常到咖啡馆去。在《物质生活》一书中她解释说，“没有合适的衣服。”

什么才是对咖啡馆来说合适的衣服呢？

大概杜拉斯指的是有助于向咖啡馆里别的人展示自己有多少自由个性的衣服吧。大多数人并不在意自己穿什么去咖啡馆，只要不穿晚礼服就行。大多数时间只是独自在家孤独写作的女人，一旦开始写长篇小说，就会有几个月无法定下心来仔细照镜子的女作家，真的不会有太多表现自己个性的衣服。可如果这个女作家对于想精确地表达自己又非常在意的话，对于自己不能成为自己喜欢的咖啡馆里的风景，会感觉沮丧吧。其实这也许不光是对自己深感兴趣的女作家的心情，同时也是一些住在圣日耳曼广场附近大房子里的女子的趣味。据说在下午，有过风霜阅历、有闲也有钱的女子常常精心打扮以后，去固定的咖啡馆里喝咖啡，像一个个熟透了的果子，散发着漫长成长经历的气味，惹人注目。

酒保可以算得上是这里最稳重的人了，他站在哧哧作响的牛奶蒸汽机前，透过袅袅的热气淡然地望着客人们乱忙，多少自己以为是绝世天才的人在这里头破血流，又有多少看上去最好劝他当晚就回家的人，日后果然功成名就，比如海明威，比如毕加索，比如列宁，比如凡·高。他从做这份差事开始，就坐看沧海桑田，学会了不动声色。连警察也学会了不对泡咖啡馆的人认真。1917年的某个冬日，一个落拓的天才在激愤之中一下子把自己脱光了，冲到外面大街上，警察只是过来问他冷不冷。

现在来这里的人，个个昂着头，好像在闻空气里面那些渴望成功的激情、灵感迸发的迷乱和梦想成真的大喜。个个拿眼瞟着别人，想看出来在座的有谁可能是下一个萨特。

这时，来了一个下午卖报纸的人，抱着一大堆法文报纸，一个桌子一个桌子走过去，大家都摇头。这时我发现，原来现在坐满这里的，全是来巴黎的旅游者，没几个人能说法国话，连酒保招呼客人，也第一句就说英文。这里现在是旅游的一个景点了，没有人会在这里看法文报纸。

等在这里准备不再错过第二个萨特的人们，可以去演《等待戈多》，它的作者贝克特，也是当年常常在此流连的人。只是现在他们都不在了，而原来他们留下来的法国牛奶咖啡香混合着灵感与激情的空气，也被回绝卖报人的声音所搅散。

马尔堡：
维特咖啡馆

这是一个有了年纪的人才会来的咖啡馆，保存着一些大战前欧洲咖啡馆的样子，它也是一家历史悠久的咖啡馆，它的历史就被写成小册子，放在咖啡馆的走廊上，由客人随取。咖啡馆的老主人就埋在山坡上的维特家的老墓园里。

这里可以吃到味道鲜美的奶油西兰花汤，还有口味考究的蛋糕，以及咖啡。上了年纪的人比较挑剔，他们吃过的东西，是过去时代的好食物，带着他们的回忆。所以，口味好的食物在这样的咖啡馆里是不能少的。

这里的气氛有些沉郁，或者说有些倦怠。如今已经不再有年轻时代那么多令人激动的事和人在周围了。生活中有些人、有些事，磨去了心稚嫩的一面，让一颗心静下来，不容易再被打动。

墙上挂着的野鹿头、桌上放着粉红色的花、窗上浆过的白色手织窗纱，都是沉沉的，从前的趣味。还有桌前人静若山谷的神情，再多的过去，现在也都只是像山谷里的薄雾一样隐隐现现。那是一个进去了马上就觉得自己已经老了的咖啡馆，活泼的心思一点一点，在喝了热汤、吃了蛋糕后，化为午后欲睡的微醺。

索伦托：
河畔咖啡馆

瑞士索伦托文学节给每人一些代价券，凭它，在这古老的小城里吃饭、泡咖啡馆，都可以少付钱。可大多数人还是把它们用到河畔咖啡馆去了，那在古代粮仓对面的咖啡馆一到黄昏就挤满了人，温暖的空气里充满了说话声。五月的天气，在鹅卵石街道的老城里，大家都喜欢坐在外面，其实咖啡馆里面也坐满了人，要是有记者采访或者要谈版权，大多数人会选在里面，安静一点，也可以专心一点。瑞士人常常有又薄又尖的大鼻子，从眉心那里就高高地隆起来，像脸上立着半把剪刀。要是光从右面来，他们的左脸上，就会有一大条鼻子的阴影。在咖啡馆的灯下，两个人在小桌上鼻子对着鼻子，像是兵戎相见，可其实却是在说心里话。房子里面保留着从前的宽木头地板，木头屋椽，埋得深深的小木头窗，和从前的幽暗。

在咖啡馆里，常常看到老远有人发出一声大叫，然后两个人抱在一起，两个老朋友见面了。瑞士在索伦托已经办了十八年的文学节，有的人一辈子，只在这里才能见面。我是新人，因为书在瑞士出，代替瑞士去拿奥地利的德文书奖，才来参加，也许一辈子就参加这么一次。所以我的桌子前很安静。

我看着那张有两个人抱在一起的咖啡桌子，那里很热闹，好像一大群老朋友聚首了。听人说，她们是当地非常有名的作家，许多瑞士大学学文学的学生的必读书单上，都有她们的书。可是要走在苏黎世的大街上，我也会以为她们是家庭妇女、提前退休的小职员，或者被孩子折磨得精疲力竭的小学教师。她们穿着普通的棉布衣服，黄色的头发稀稀拉拉从头顶披挂下来，脸上带着心烦的神情，好像被生活追赶着，有点狼狈。只是眼睛有所不同，她们的眼睛有一点像鸟，警觉、敏感，那里面还有一种温和的诗意，可也像鸟一样一触即飞。她们一定知道四周有人在看她们，读过她们的书的人，喜欢她们的书的人，还有希望认识她们的人，可她们装作不在意的样子，照旧说笑。只是慢慢地，在她们的神情里多了谨慎和不自在，还有没有好好掩盖住的得意。到底她们不是娱乐圈里的人，不习惯让别人那么赞美地看着，她们一心想着不把别人的喜爱当回事，也一心想着最好把自己出色的地方都表现出来。很快，她们那一桌子上的人，个个都累了。于是，个个脸上都能看出一些恼怒的样子。我想，她们心里是在问，我凭什么要为别人做一个偶像。

外面的长桌子上有一个黑发的男子，是从意大利语区来的作家，非常英俊健壮。穿粗布长裤，印度的白纱布衫，手臂上绕着一大块打了小钉子的皮革，很艺术化。他身边总有女孩子跟着，年轻的女孩子总是也做出叛逆的样子来，也做出对四周的人不屑一顾的样子来，那是追随着性感男作家的年轻女孩子的经典表情，有一点点神经质，因为那个半公众化的角色不那么好当。我和他一起去过一所学校演讲，他连说带唱，声音洪亮，下面的女孩子们一直在为他欢呼。他的演讲，是我所听到的演讲里面最热烈的，比索因卡的还要好。后来学校的老师告诉我，他的书写得非常现代，又非常有意大利语区的风情，年轻人喜欢。因为他好看，因为他出色，因为他年轻，所以他有一往无前的气概，他在和一个巴塞尔来的年轻女记者讨论文学，滔滔不绝，眼光很迷人。

他旁边的桌子上坐着一个女人，她在文学节开幕晚宴上和我同桌，我们聊过天，因为我们的书是在同一家出版社出版的。她是职业作家，写小说。她有一对睁得很大的眼睛，好像有点惊恐。那天，她说她的书卖得不错，可挣得不多，要不是她丈夫有正经工作，他们就会有经济问题。可她还是喜欢写书，真的喜欢。她写给青年人看的书，自己的孩子不看，因为不喜欢看，孩子对她说，这种主题在青少年中已经过时了，她当然受到打击，可还是想写下去，只是从此在书出版以前，再也不给自己的孩子看了。

现在，她用那对惊恐的眼睛看着另一个女人，一边认真地说着什么，细细的手指握着一杯干邑酒。她的手指非常细薄柔软，指甲剪得很干净，也不涂任何东西，贫血似的苍白着。那是中年女作家常常有的手指，内心易感和易伤，对生活和自己的事业有些焦虑与隐忍的失意，还有相当脆弱的自尊心，都经由这样的手指泄露出来。那个女人是一个插图画家，手指也是细细的，她的画里充满了细节，是我非常喜欢的。在文学节上，有她的一个小画展。她也说自己挣得不多，永远不觉得自己是个有钱人。她在听作家说着什么，不停地安慰着什么似的点头，也许在一对大睁着的眼睛的注视下，你不得不使劲点头。

那次文学节请了索因卡，他是尼日利亚作家，也是非洲第一个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他一出现，就有人去请他签名。他的经纪人长着一张猫似的脸，他照顾索因卡从人群中脱身的时候，让人觉得他是在照顾一只装满了钱的皮箱，生怕有人会把它占为己有。我们常常在咖啡馆里遇到，他们好像不能和别人愉快地谈话，什么也不为地，只是融洽地聊聊天。大概经纪人如此紧张，是既怕他的作家被别人挖了去，也怕他的作家不被重视，所以在他带着作家出席文学性的聚会时，他会让人想到一个不习惯旅行的人，带着一大笔现金，单身走在叵测的旅途中。

索因卡有一次演讲，那天来了许多警察，入口处还装了探测器，像是要进美国大使馆。索因卡的经纪人解释说，索因卡流亡在海外，常常有消息说尼日利亚政府要派人暗杀他，所以要有所准备。他站在探测器通道的里面，大大地瞪着淡灰色的眼睛，拉着脸看每个通过通道走进来的听众，很像纽约花园大道上，站在高级公寓门口的保安看那些特意过来看世界上最豪华的公寓的外埠游客的神情，既骄傲又警惕。

弗兰克·胡勒是瑞士有名的儿童小说家，红红的脸上总是非常诚挚的样子。常有人走到他的面前说，自己小时候是如何地喜欢看他的小说，他就高高兴兴地红着脸，慈祥地看着那个由自己的小说陪伴度过童年的人。我作自己的朗读会时，他也来了，坐在一个很显眼的位置上，认真地看着我，当听到德文翻译时，他就重重地点头。他的脸让我想起许多年前，在上海作家协会大厅里，我得到第一个儿童文学奖项，第一次站在许多人面前说话时，满手冰凉的冷汗。那时，我也看到一个我小时候喜欢的儿童小说家，像胡勒先生一样，以一种为孩子师表的端庄和热忱笔直地坐着，认真地看着我，重重地点头，表示自己的关注与支持。那是一种职业习气吧。朗读会散了以后，我们一起去了咖啡馆，他要的是清淡的牛奶咖啡，像我想象的一样。他温厚而客气地把他的书签名送给我，说：“也许有一天，你找到一个可以为你翻译的朋友，他可以把我的故事告诉你。”

那天晚上有记者采访，就约在咖啡馆楼下，那天有一个艺术团体在演瑞士相声，楼上笑声震天动地。那个记者问到我对瑞士作家的感觉，我说，我今天知道全世界的作家都一样，使用的语言不同，可气质相通，天生就是干这寂寞而时髦的职业的。

罗伊特维尔咖啡馆

它在一条安静的街道上，那并不是条小街，街上也没有树，两边的大屋子都安静地紧闭着门和窗，要靠看窗里面有没有窗帘来判断是否里面住着人，所以这条街，还有点荒凉。

它在底楼，墙上刷着暖暖的橘色，是患有胆囊病的人最心仪的颜色，和屋里棕色的木桌椅很配。它有一种放松的满不在乎的样子，自然而且有一点粗鲁，一点也不精致和华美。这就是年轻的气息，仿佛做错了什么，只要说声对不起，就可以从头开始。它还有一种临时的样子，整个店堂，都充满了好像草草收拾一下就开张的新鲜和即兴。这也是年轻的气息，一切都刚刚开始，前面会有许多精彩的等待，一旦遇到了，放下一切离开，都不会心 疼。

这都是中年人做不到的。中年人要的是精致和精美，什么东西都是尘埃落定的样子，丝毫不肯马虎，就怕自己还不像功成名就。青年人的落拓是无羁，而中年人则是落魄。

咖啡馆的时间

早晨九点钟，大多数咖啡馆都还没有开门。从紧闭的门和窗里望进去，椅子还翻起在桌上，从窗缝和门缝里，一丝丝传出来的，是昨夜的香烟和咖啡混合在一起的气味。外面桌椅上的第一个客人是清澈的阳光，九点钟的阳光将要照暖锁住桌椅的铁链子。等伙计开了门，拿了钥匙来打开缠在桌腿上的铁链子时，它们已经是温暖的了。

上午十一点钟，街角的咖啡馆窗前，有人坐着吃早餐。在礼拜六的十一点钟，独自在一家咖啡馆靠窗的桌前吃早餐的人，一定是个寂寞的人，是独自住着的寂寞的人，而且是连周末都要独自去酒馆里消磨的矜持的寂寞的人。在礼拜六大多数人都赖在床上不肯早起的十一点钟，自己隆重地去吃一桌子的早餐。这时候，幸福的人在床上，勤劳的人在超级市场，爱护自己的人在树林里跑步，有责任心的人在照料自己种的植物，无聊的人在信箱边上看和早报一起来的广告，更年期的人在浴室或者楼梯上大动肝火，只有寂寞而沉默的人，在咖啡馆里，默默地看着外面。

下午一点钟，阳光带来的热气让人想要睡着，桌上杯子里的苏打水在翻着气泡，空气里有食物残留下来的油腻的香味，在吃过饭的午后，炸薯条的气味让人觉得饱。

从大敞开的门和窗内望出去，阳光白花花的，树一动不动，也快要睡着了。窗边上有人滔滔不绝地说着什么，他们好像并没觉得累，但他们的声音通过温暖稠重的空气传过来的时候，好像是嗡嗡作响的睡意。

柜台上的电视里，播放着无聊的、虚伪的肥皂剧，主人公生气了，砰地关上门，可那扇门在他身后，一直颤抖着，让人一眼就看出来，那扇门是用厚纸做的道具。

下午五点，全柏林最有名的奥瑞尼尔伯格大街上，最有名的反传统的咖啡馆门口，一个男人领着一条大狗走出来，那是一家有很多客人会抽烟的咖啡馆，所以他俩的身上、毛上，散着香烟的气味。平时大家都要上班，在下午，咖啡馆里多是自由职业者、大学生和旅游者，他们散发着日常生活之外的那种暂时的自在气氛，他们使得咖啡馆的店堂里有种幼儿园教室里的欢快和散漫。即使是阳光洒满桌子的五点钟，还是有人点了许多吃的，不停地吃。要是在阴沉落雪的下午，每个桌上都会有一根燃着的绿蜡烛，顶着金色的火焰。

午夜十二点，是咖啡馆的好时光。像一个在烈火中通体放光的木炭，咖啡馆在十二点钟的时候散发着热咖啡和西班牙葡萄酒的芬芳，散发着金色的灯光和烛光，弥漫着精神已经完全放松的三人乐队演奏的音乐，有时他们也唱歌，汗从他们的额头上一点点地渗出来。

这时候，咖啡馆里的人，不再警惕和小心，一颗心放在咖啡里洗过，放到葡萄酒里煮过，放到音乐里泡过，现在，它想要打开门，把里面的故事拿出来，成为情人，成为知己，成为挚友，成为人间一切温情的角色，在那灯火通明的房子里，在那样的深夜。出了咖啡馆的门，常常会看到满天的星星，由于夜深，它们变得大极了。

蝴蝶的翅膀

早上太阳太好，所以要一个人去慢慢吃一份颜色缤纷的早餐。旅行的时候，有时就会这样想，反正时间突然变成了大把的，不妨浪费掉一点。能独自泰然自若地消磨时间，最是自在。

十多年前就已经爬满青藤的大房子，底楼朝向街口的地方，就已经开着一家咖啡馆。它就在八月之夏餐馆的街对面，从Pankow出发的有轨电车，过二十分钟一定轰隆隆地驶过这里。21世纪初建造的绿色地铁高架上，六号线每过十分钟就会进站，开往维尼塔站。Pankow始终是我之爱，交织着无数长长短短的回忆。

店堂墙上如从前一样挂着当日的报纸，奇异的是，那天的新闻版上竟然出现已经去世好几年的人的照片——迈克尔·杰克逊，一张沉入过去时代的脸。

“法式早餐。”我对店里的姑娘说。

想起好多年前，一个雨天的早上，路过一家咖啡馆，在玻璃窗的雨水后面看见一个人独自在吃早餐，大大的玻璃窗里，一张一动不动的脸，像霍珀的那些油画。我觉得那个人很孤独，和我一样，当时站在雨水里，为他照了一张相，当年用的还是柯达胶 卷。

想起那时每次去欧洲，都带整整一版柯达胶卷，因为在上海买胶卷比在欧洲买，要便宜许多。听说中国进口的柯达胶卷卖那么便宜，是为了要打垮国产的乐凯胶卷。当时我还自以为是地想，啊，强者生存就是市场规律呀，消费者得利即可。谁知道这些年乐凯胶卷的确被打败了，柯达胶卷也停止了生产，它自己生产的数码相机吞噬了胶片的市场。等到哀悼胶卷的逝去，我才越过重重蝴蝶扇动的翅膀，看到了暴风雨。

如今自己独自面对一大份早餐，才知道独自吃早餐的人，有时心中也有偏安于一隅的宁静。

只想一个人。永恒的，刹那的，都先放在一边，只专心吃一个丰满愉悦的早餐，蜂蜜与白脱，绿的是葡萄，黄的是橙子，咖啡很烫，在身体中央轰地一声响，好像整个交响乐队鼓乐齐鸣。

此刻，随身行李就在脚边，老朋友的家，老朋友家的小床，二十年前就用过的被套和枕套都已经齐备，正等着我。回到老朋友的家，也好像回到我的家一样。想起来，这么多年在欧洲旅行，回到这个城市，心中安顿欢喜，就因为有老朋友的家随时能敲门进去吧。

阳光灿烂的夏天早晨，独自在阳光下吃一大份早餐。十年前在对面的“八月之夏”吃午饭，似乎还为这个高高青藤之下的咖啡馆拍过几张照片，只是一盒盒底片都在防潮箱里堆着。街上走过的行人也许会觉得我也很孤独吧，其实我不是。因为我有个老朋友等着拥抱我，所以我就先独自好好消磨一个早餐，就像我有个家好好地在上海等着我，所以就可以千山万水地漫游。

过了这许多年才明白，如果一个人真的孤独，那独自吃这一大份早餐，就真的太孤独了。要越过重重旅行，漫长的道路，彻夜的火车或者飞机，才会猛然看清遥远之处那两翼轻轻扇动的蝴蝶翅膀。

蒙马特：
红玫瑰咖啡馆

蒙马特高地就像一根反骨一样高高地鼓起在巴黎的右端，山上有一个磨坊用的木头风车，因为有许多印象派画家画过它而非常出名；山下也有一个磨坊用的木头风车很出名，因为那是巴黎有名的红灯区，给享乐者看一夜美丽的裸体舞女怎样大跳康康舞；革命者经过山下，沿着紧紧挨在一起的、被郁特里罗钟爱过的老房子上山去，在小丘广场举行巴黎公社起义，然后他们唱着《国际歌》呼啸下山。蒙马特这地方总是和布尔乔亚的巴黎作对。

多少年以来，毕加索、达利、雷诺阿、凡·高、海明威、马蒂斯、左拉，不可胜数的文学和艺术大师在这里度过自己的年轻时代，他们使放荡不羁、自由自在的气氛在这里层层堆积，几乎成为触手可及的一种物质。从地铁站出来，只要人站在那里，望着车站对面的阿拉伯小店里在火下缓缓转着圈的多纳烤碎肉，就觉得一个人像被大风突然吹起来的纸一样，刹那间重量不知去向，那么渴望做什么从来没机会做的事。不少独自去蒙马特的人会在地铁上来的街道中央等上一会儿，他们背着自己的包，站着，那表情像是多疑的中年主妇离开家以后，突然不能确定自己是不是真的关好了煤气的样子。其实，只是一时不知道自己到底想要做什么特别的事。每个人都有被压抑了的愿望，可不是每个人都那么倔强，对被压抑的愿望孜孜以求。是这里突然降临的放荡不羁，一下子燃起了自己的热情。

沿着山坡的石阶走上去，路过了白漆斑驳的老窗子，路过了高高的、高高的向山上伸去的窄巷子，路过了漆着蓝色门框的小咖啡馆，又路过了里面被通通刷成了红色的小酒馆，我老觉得这时候凡·高包着一只被自己割下来的耳朵，走过去了。达利弯着他那骄狂的小黑胡子在喝洋葱汤。海明威饿着肚子散步，考虑着自己到底应该怎么写才是好的。毕加索那时并没有多少钱，住在高地上的洗衣船公寓，在有太阳的窗前画着粉红色的小人。这是他们还没有成名的时候住过、工作过、战斗过、挣扎过的地方，也许他们最重要的思想就是在这儿的一个小咖啡馆里突然从他们的脑子里长了出来。直到现在，都能感受到他们遗留下来的那种要想从现成的框子里挣脱出来、创造一个属于自己的新世界的激情和痛苦，那种还没有被名利弄脏的自由自在的追求。

我不去小丘广场。那里充满了街头画家和小小的风景画，那些画是来这里旅游怀旧的人的宠物，虽然画的是蒙马特，可一景一物，很懂得适度描绘，适合大多数有点文化的旅行者的口味，可以让他们动心，将它们买下，夹在旅行箱衣服中间带回家。画家籍籍无名，可有着画家的风雅，看到有行人停下，就微笑着问要不要画肖像。可他们的笔触并没有激情，他们站在大师从前站的地方，乐意大家把他们也看成是大师，可他们不会是，他们只是很媚人。

我也不去广场周围的咖啡馆。它们在墙上装饰着雷诺阿画的小丘广场，还有凡·高的，好像他们前一分钟刚刚离开似的。那里人声汹涌，客人们说着世界各地的语言，桌子上能看到各种型号轻巧的日本产摄像机。跑堂的殷勤而利落，这里已经不再是穷艺术家的地方了。

我在蒙马特地图上没有标出旅游点的地方乱走，看晾在长长窗子下的粗布裤子。紧挨在一起的老房子，白色的墙上锈迹斑斑，门厅幽暗，那是不是从前的洗衣船公寓？潦倒的凡·高在这里借住过，毕加索在这里的画室为好朋友举办晚会，洗衣船公寓是当时不被承认的艺术家的聚会地。当然，它现在总被各种书提起，因为那些不被承认的艺术家最终得到了承认，人们现在叫他们大师。老房子的拐角，就是长长的、倾斜向上的巷子，黑铁柱似的路灯长长地弯下来，那是郁特里罗画过的蒙马特小街巷吗？他是最爱这块高地的画家，他画里那些起伏无人的街巷，让人想象高地上自由而孤寂的美，多少人和事在那里风一样地轻扫而去。

这时，下雨了。我正在一个凋败的街口，对面有一间极小的咖啡馆，看上去好像荒了一样的又穷又简单的咖啡馆，为了避雨，我走进去。

褐色的、带着新青年风格的靠背椅，简陋地围着两张桌子。桌上的红色玻璃拉丝花瓶里，插着用了许多日子、被客人的纸烟熏黄了的假玫瑰花。墙上贴着粉红色的墙纸，不知为什么挂着一张白色波斯猫的照片，那是一只俗气的猫，有银行职员太太般的表情。咖啡馆里的音乐是通常最省力的电台午间立体声音乐，播音员有点油腔滑调。

桌子上也没有蜡烛。

里面一共有三张桌子，一张我坐了，另一张坐着一个老人，把一双手放在拐棍上擦着，守着眼前的一杯咖啡，看样子它早凉了。还有一张桌子坐了两女一男，看样子在谈家事，脸上是无聊又烦躁的样子。

和蒙马特著名的艺术家咖啡馆不同的是，这里什么情调也没有，什么与艺术有关的东西也没有，生活在这里，无聊、俗气而黯淡，从窗子看出去，街道老旧寂寞，停满了没好好清洗的旧车。

这时有人在吧台那里跳起舞来，我这才发现屋里还有一个人，刚刚他一定站在屋角，我没注意到他。这是一个用啫喱水把头发光光地向后梳的青年，穿了一件旧旧的皮夹克，一条黑裤，戴着尼龙的黑手套，他拧着身体跳舞，像是要挣脱什么。他身体挺拔，应该是受了训练的。他踏着舞步向我走来，送过来我的热巧克力。这时我看清了他的脸，是一张敏感而迷惘的欧亚混血儿的脸，那脸上有着清高、激情、饥饿和犹豫，像凡·高自画像上的脸，可是多了欲念和自恋，那是因为他是一个舞蹈家，没有成名的、渴望机会的、自视甚高的、穷的、常常感到无聊的、荷尔蒙在胸前汹涌着的舞蹈家。他用了一个舞台上的动作，把我的白杯子放到桌上，我的热巧克力被他晃出来，弄脏了碟子。

他挑起黑色的眉毛看着我，那是一张像威尼斯面具一样惨白的脸，所不同的是，威尼斯面具上，额角通常会画上花瓣和五线谱，而他脸上是青青的纵横着的血管。他身上有股怪异的香气，沉沉而来。

然后他绷直双腿，转身而去。他的背挺得笔直，的确是那种受过训练的后背。

除了我，整个屋子里没第二个人看他。

他走回到吧台前，将放在吧台上的一杯酒喝尽，站到窗前，独自跳啊跳啊，面对着外面的雨。

那种孤芳自赏、毅然决然的惬意和挑衅，也许是真正的蒙马特精粹吧，它其实并不合适温馨浪漫、富有情调的咖啡馆，哪怕那里挂满了凡·高的油画。它与那样抒情的地方格格不入，却在孤寂的、湿漉漉的街道边上的、不那么干净的玻璃窗前才能呈现出来。当年的红玫瑰咖啡馆也是这样吧，在倾斜不平的街角上，摇摇欲坠似的房子里，轻浮廉价的粉色中。可现在即使它不开门，外面也不断有人过来拍照留念。不知在许多年以后，这样的事是不是会同样发生在红玫瑰咖啡馆。因为有一个新的大师，在这里度过他的年轻时代，潦倒时，他在四月天戴着女用薄尼龙手套为人端热饮。而就在这一时期，他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划时代的舞风，开创了一个新世纪。不知会不会在许多年以后，小丘广场的旅游中心里，人们领到的地图上可以看到红玫瑰咖啡馆的指示标志。而那时，有一个旅游者，在高地上漫无目的地走着，偶尔走到一个街区，没什么人，走进一家与红玫瑰咖啡馆比起来很荒很俗的小咖啡馆，在那里遇到一个孤芳自赏的青年。

魁北克老城：
丁香园咖啡馆

走在魁北克老城里，总让人想起上海，那种淡淡的殖民地历史留下来的味道，一种不那么踏实的感觉，好像忘记了什么东西似的气氛。

这是一个法国人留下来的老城，被称为是整个北美最古色古香的城市。虽然现在属于加拿大，可大多数居民说的是法语，而且是古老的法语。城市里到处都是法文招牌，走在开满了欧洲式小店的巷子里，满眼看到的也是北美人不大会想到用的深绿色。长长的窄街，越过起伏的坡地，一直向下，让人想起很多年以前初学英文的时候，老师为了讲解“down the street”中的那个“down”，曾说过欧洲的地形大多是丘陵地带，所以街道起伏，沿街而下时，固定用的介词，就是这个“down”。

街道两边的房子，是老式的欧洲式样。在美国，他们把这一式样的房子叫“殖民地式”。细细地看，就看出来它们在细节上有许多不地道的地方：窗楣上的花饰简单了，用的材料也不那么纯正，像是拷贝出来的东西。这一点，就像足了上海原先是法国租界的那些街区里的房子。我在上海和美国都曾住过这样的老房子，半夜里，要是醒了，总是能听到哪块陈年老木板，在兀自嘎啦啦地作响。我想，这里的老房子里，也一定会有作响的老木板，让人突然感觉好像要想起失恋之类的事情似的。

那是个黄昏，天色正在暗下来，使得小店外面放菜单的玻璃箱里的灯光显得明亮起来。突然有人招呼：“是中国人吗？”

一个高大的男人，褐发，说普通话。

“是啊，是中国人。”

“我到过中国啊，北京，上海，西安，杭州。”那个人高兴地说，“我喜欢中国。”

是到过中国的旅游者。

“我学中文。”他解释说。

“现在我回来了，我为这家咖啡馆工作，向客人介绍我们的咖啡馆。”他说着指指身后的门，“要不要到这里来试试？你一定能吃到最地道的法国菜，还有真正丁香园咖啡馆风格的法国牛奶咖啡，用大碗的，最地道。要是你喜欢，还有真正的法国红酒，从法国来的，不是在这里的酒厂做的，欧洲的葡萄，口味到底不同。”

哪一个丁香园咖啡馆？

“圣日耳曼的那家，你知道海明威吗？就是他一直去的那一家。在整个北美，就只有我们这一家，全面移植过来的，真正的巴黎风格。”他说。

就这样找到了消磨一个晚上的地方。

这地方没有巴黎的丁香园咖啡馆那么大，桌椅有些相似之处，在北美的咖啡馆里，就算是小巧而古典的了。只是没有巴黎咖啡馆那种骨子里散发出来的轻飘飘。墙上挂着巴黎的风景画，白色的圣心教堂、西奈岛上的小街巷，还有蒙巴纳斯的大街等等，都是小丘广场的小店里到处买得到的旅游纪念品。它们被郑重地挂在墙上，一下子就让人想起这里是千里万里之外的新大陆，在一个迟迟不肯忘记自己故国的小城市里。

唱机里唱着法文的歌，曲调是欧洲式的繁复与沉郁。篮里放着羊角面包和切开的长棍面包，不少客人点了牡蛎和牛尾汤，还有青口，桌上的盘子里堆了高高的空壳。空气里是法国菜的那种考究的香味。

又是那种黯然若失的情调。这是在圣日耳曼广场的丁香园咖啡馆里所没有的。

像奥玛丽酒馆的那样，在上海的一栋殖民地时期的老房子里，也到处放着爱尔兰来的烛台，老式的地图和坛坛罐罐，晚上常常让爱尔兰来的歌手唱爱尔兰人的怨曲，篮里放着苏打面包，那是用专门从爱尔兰运来的面粉做出来的，客人们吃着装在白色瓷钵子里的炖羊肉，是爱尔兰式的寡淡无味。

坐在那里，慢慢地，也是一样的黯然若失，烟一样轻轻地罩住你。让你慢慢陷到一种没落的清淡的惆怅里，实在是也不明白为什么要这样，过去的历史留下来的老房子里，弥散着与异乡的一种不正常的联系和暧昧的盼望。

与上海的咖啡馆一样，要是存心找殖民地式样的老房子作咖啡馆，要的就是这种追忆的气氛，老木板在什么地方远远地兀自响着。于是就容易想起，从前有什么人越过千山万水来到这里，造起这房子，住在里面，在这里睡觉、说话、笑、哭，然后，永远地离开。

魁北克的丁香园咖啡馆里，差不多每桌客人都要干邑，人们将手指握在细长的长脚杯上，举到鼻子前，闻着杯中清洌的酒香，这是从温暖的法国来的酒呢。跑堂的女孩在打开酒瓶以前，会特意将商标上的小字给客人过目，这真的是从法国本土运来的酒啊，像从前它们的祖先一样，大船一路从大西洋开过来。魁北克人倔强地怀念着法国，想要带着这块怀乡的土地一起离开加拿大的愿望，也一直没有熄灭过。

奥玛丽的吧台里也有据说是英国运来的正宗白兰地，但也有法国酒，还有意大利酒和德国酒，大约也会有日本的清酒。上海要茫然许多，因为它并不知道自己应该怎样做才心口一致，它的怀念师出无名，那么容易让人非议，连自己都不容易说出口。

那个褐色头发的高大法国人又带了客人进来，这次他飞快地说着法文，把他们那一桌安顿好了，他过来看看我们桌上，笑着问：“怎么样？”

“很罗曼蒂克呢。”

“上海也是一样。”他说。

是啊，也许还是加倍的。

马德里：
希洪咖啡馆

午饭以后的一段时间，走在马德里起起伏伏的老城马路上，就看到家家店铺关门，户户人家的木头百叶窗哗哗地降下来遮住大窗子，这才知道，原来中午西班牙人要有这样正式的午休，很快地，街上就只有太阳散步了。要是不见了眉飞色舞晃着肩膀的西班牙人走在街道上，没有了用多明戈的声调叫卖彩票的声音，也没有了那些男人色迷迷的眼风在露天咖啡座里乱飞，西班牙的太阳看上去很荒凉。

这样的情形一直延续到下午五点。空无一人的各色店铺又开始哗哗地拉开卷帘，咖啡馆那些皮肤黝黑的摩尔人混血儿乒乓地将翻在桌上的圆椅子放下来，酒保也将坚实的玻璃杯子在吧台上跺得乱响，家家的绿色百叶窗都敞开来，里面的人好像与街上所有的人都认识一样，朝下面“哦啦哦啦”地乱叫。这时，你突然就会发现街上充满了人，兴高采烈的人倾巢出动，涌向各种各样的咖啡馆、酒馆。马德里人的晚上就这样开始了，不管是失业者，不管是银行经理，不管是教师还是跳弗拉明戈舞的美貌女人，他们要从一个咖啡馆喝到另一个咖啡馆，在那里会朋友、高谈阔论、唱歌、跳舞、吃盐焗过的海虾，把酒喝到微酣，使得自己容光焕发，妙语如珠而且是断了线的，直到黎明。

马德里的咖啡馆更多的与酒馆相似，嘈杂、热烈，到深夜以后，地上常常吐满了红色的虾壳子，踩在上面软软的。侍者常常把你要的东西很响地放到桌子上，然后推到你面前，可他们却不是对你不满，而是习惯了用种种响声来帮衬屋子里的人气，让你觉得这里喧闹沸腾，让你心怀大开，将心里的各种禁忌渐渐瓦解。所以西班牙的咖啡馆不是通常那种浅唱低吟的地方。

在西班牙广场边上的小咖啡馆里，要是看到一个黑发窄脸、穿了白绸灯笼袖衬衣的酒保为人斟酒，他的身体仿佛随着暗夜飞金、血火相宜、带着阿拉伯膻气的西班牙音乐波动着，女人常常要倒抽一口气，觉得自己看到了美洲豹。这里的女人不怎么喜欢小白脸，她们更喜欢那些看上去强健而危险的东西。那个酒保的女人，眼光炯炯地在大堆金色长发里瞪着，手脚利落地一边洗杯子，一边热奶，一边招呼客人，好像一只将要下山的母狮子一样。说到底，西班牙是一个混血的民族，阿拉伯人的血，哥特人的血，摩尔人的血，高卢人的血，在一个人的身体里彼此冲撞，总是在血管里沸腾，这情形真让人想到西班牙生活的看法：很残酷也很美丽。

在希洪咖啡馆里看到一大群知识分子靠在镀了金边的大镜子下面高谈阔论天下大事，神色飞扬，手指在长条的棕色桌子上乱飞，要是懂得西班牙有过几十年佛朗哥专制统治、杀尽胆敢有不同意见者、知识分子再不敢去咖啡馆胡说的现代史，就觉得自己仿佛在现在的咖啡馆大声喧哗的人群里、那些倨傲的脸上，又看到了细指冲天的堂吉诃德。

在洗脚区的学生咖啡馆里，总是挤满了在手腕上套着牛皮手环，将彩色红布裙子悄悄拉到胯骨下，以求显得裙子长及脚踝的年轻人。他们手里拿着酒，嘴里吃着放了洋葱和土豆的蛋卷，将自己晃动的身影投在嵌满了用白蓝两色瓷砖烧成的阿拉伯风格图案的墙壁上和地上。在学生区的咖啡馆里常常播着年轻人喜欢的流行歌曲，他们心爱的歌星用无所顾忌的声音唱着歌，沙哑低沉，性感自在、骄傲自尊。那个让他们爱死了的声音唱着：“生命是这样短暂，所以尽量地享受生活吧。”他们年轻的脸上有着一种放任自流的样子，天塌下来，自有高个子顶着的那种不负责任。

这样沸腾的咖啡馆之夜，一直持续到午夜。它周围的国家，葡萄牙的大街上已经只听到喷泉的洒水声了，摩洛哥的牧羊狗都睡着了，法国的咖啡馆里酒保开始捂着嘴打哈欠了，而在西班牙，刚刚开始了被称为“马德鲁加达”的好时光。这段从午夜到清晨的“马德鲁加达”，是大家吃饱喝酣、精神抖擞、大耍嘴皮子的时光——咖啡馆的黄金时间，全是说话声，有时把音乐完全盖下去了。我开始对大家谈话时那流光溢彩的模样非常好奇，慢慢地，才知道那谈话的内容是：西班牙足球；爸爸修不好70年代的旧车，可是也不想扔了它；和秘鲁情人分手的原因；为什么不愿意找德国人做情人；卡莱拉斯好像生了白血病。在我看来，如此隆重地讨论这些事，可谓杀鸡用牛刀。

此刻走到大街上，能马上收获一两声来自街头小混混调情的口哨，甚至他们也如此兴致勃勃地熬着夜，挥霍着生命，好像明天就不活了。

圣彼得堡：
无名咖啡馆

那是一家小咖啡馆，在普希金广场附近。它开在一栋大房子的半地下室里，门上什么标记也没有。在阴雪的下午，走在我前面的一个穿了黑色夹克的男人，匆匆经过被雪水打成黑色的接骨木树下，他微微摇晃着身体，托尔斯泰曾经描写过俄国人这样的走路方式，微微摇晃身体，那是因为总在雪上走路形成的习惯。他走得很快，可是感觉上并不紧张。他在一扇落了些灰的门前停下，然后一推门，进去了。那时我看到里面亮着灯，有一些圆桌，还有披头士的歌声传来，我赶紧追上去，等我进了门，我的下半身已经冻得不灵活了。室内总算有一点甜香的咖啡气味，我心里松下来：要是没有碰巧跟在这个男人后面，我永远也不会找到一家本地人去的咖啡馆。大街上到处都是紧闭的大门，不知道里面掩盖着一个真正的咖啡馆。

我要了一杯咖啡，找到一张桌子，桌子很干净，很旧，靠在窗边，常常可以看到外面有一双穿了靴子的脚走过。可咖啡不好，只是咖啡色的透明的水，因为在咖啡里兑了太多的水。桌子上没有糖罐，在有缺口的玻璃杯里插了一些裁得巴掌大的白纸，我想那是代替餐纸的，只是像新闻纸一样的硬而光滑的纸，用它擦嘴，会不舒服。

天就要下雪，阴冷得像在雪柜里，经过我窗前的那些靴子大多数匆匆而过。在寒冷而动荡的国家里，我靠着暖气片坐，握着一杯糖水，感到很幸福。

隔街的那些有七十多年没维修的老房子，黑乎乎的，看上去非常荒凉。街上拉着一条不亮的霓虹，写着“回到1700”，那时，圣彼得堡算是东欧最伟大的城市，彼得大帝的首都。

然后，沙皇一个比一个凶残无能，社会动荡，许多人被杀。从西伯利亚来的黑衣僧人在被暗杀的时候预言了沙皇一家的死。

然后革命来了，又杀了许多人。

战争又来了，许多人杀人，许多人被杀。列宁格勒（圣彼得堡）被德国法西斯围困九百天，没有食物，可是全城的人宁死不降，直到击退德国人。

然后革命又走了，经济崩溃，原来一卢布可以换两美元，现在，一美元可以换六千卢布。在地铁站里吹笛子卖艺的女孩子鼻梁上爬满了营养不良的灰绿色阴影。商店里没有什么东西。街口站着失业的男人。靠前苏联时代的政府养老金再也活不下去的老太太在风雪里伫立，要卖掉手里托着的几个西红柿。

可它仍旧是我心爱的国家。

有个人坐在窗台前的地上吹口琴，长头发、大胡子、脸宽宽的、长着俄国式的大腮帮子，他吹着悲伤的曲子，俄国人巨大的身躯，像是蠕动着要钻进小小的铁皮口琴里化为音乐，琴声哽咽。

他的身边，立着扁扁的酒瓶子。

我这才发现一屋子里的人都各自守着面前的咖啡，不说话。俄国人亚麻色的头发在窗外射进来的光线里好像暗了许多，他们垂着微微倾斜的长眼睛，这是个非常善于表达忧伤的民族，他们心里的忧伤很温暖，很宽广，很纯净。柜台上的女人用红红的粗手指头托着脸，她在看外面。外面下雪了，俄罗斯的雪，是契诃夫、普希金、屠格涅夫、托尔斯泰、帕斯捷尔纳克……几乎所有的俄国作家都赞美过的。就凭他们这样爱自己的国家，这是种尊严，你也会淡淡地爱上他们。

我旁边的桌上坐着一个女人，桌上摊着一本书，她向桌子底下长长地伸出脚去，手指在杯子口上转了一圈又一圈，她脸上寂静而悠长，她在听着琴声。从她读书的体态和她用的那副圆圆的朴素的眼镜看，我想她应该是一个知识分子。在博物馆里，我看到了一房间列宾画的俄国知识分子的肖像，果戈理、契诃夫、车尔尼雪夫斯基，用的是一样的眼镜，小而圆的，上面没有任何饰物。这样的眼镜和镜片后面严肃的眼睛，好像一个正在工作的显微镜，竭尽全力地注视。在俄文里，“知识分子”这个词，特指一类学习西方人文思想来改造本国现实的读书人。她是这样一个人 吗？

托尔斯泰听了庄园里农奴的歌谣，会流着眼泪说，他听到了俄罗斯在哭泣。而她在如泣如诉的口琴声里听到了什么？俄罗斯如今还在音乐里哭泣着，她为此能做些什么呢？

她抬起头来，注视着吹琴人，她有一双俄罗斯人特有的深切的眼睛。有时我非常敬佩俄罗斯的知识分子，他们与他们的人民之间有精神上的血肉联系。他们像最细、可质地最为优质的麻绳，每一丝麻都闪着光，他们总是把自己紧紧地绑在人民陷入沼泽的生活上，拼命地向外拉，直到被拉断为止。我不知道谁是俄罗斯快乐的知识分子，可我知道谁是俄罗斯痛苦的知识分子，耶稣式的痛苦，死在十字架上，四月的第一个礼拜会再次复活，都是为了救世，可从来没有完成过。可他们一代一代，总有最优秀的人，会站出来把自己的那根麻绳用力地系到人民的生活上去，承担起自己的命运。

外面的雪遮暗了天空，涅瓦大街上一片苍茫，“回到1700”年的霓虹已经看不清了。又有人推门进来，穿着被雪洇湿了双肩的大衣，握着透明的咖啡杯子走过来，已经没有单独的桌子了，他对我抱歉地笑了笑，在我的对面坐了下来。灰色的呢大衣上有红色的肩章，原来他是一个年轻的士兵。

我想起了50年代风行中国的连环画上的保尔·柯察金，一个年轻的理想主义者，富有激情，同时也是忧郁的、瘦弱的、献身的，俄罗斯男孩子的亚麻色长发一直向后掠过去，披散在耳边。在大雪纷飞的工地上，他与少年时代的、出身富家的女友冬尼娅分手，因为他要去追求自己的政治理想，非常纯洁，并带着悲剧的浪漫情怀。在那些画面里，保尔就穿着这样的灰色大衣，像我桌旁的士兵一样年轻而清新地消瘦着，没有大腮帮子。

他是60年代年轻人的青春偶像，当年为了他，一些中国女孩子曾暗自幻想自己是冬尼娅。不少男孩，用保尔做自己的名字，他关于人生的名言许多人至今还能背诵：“人最宝贵的是生命，人的生命只有一次。人的一生应该这样度过：当他回首往事时，不应为碌碌无为而悔恨……”

年轻的士兵默默喝着杯子里的东西，在呜咽的口琴声里，他脸色苍白，温顺而脆弱，他还会有保尔那样的英雄主义吗？经历了国家沧海桑田的巨变，他还会像保尔那样在这大雪纷飞的天气里拼命工作不怕冻坏自己的身体，为了政治信仰的不同就与少年时代的美丽女友分手吗？在关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理想都失落的时候，这一个穿灰色军大衣的士兵，什么是他值得献身的东西呢？

他甚至没有看那个吹琴人一眼。

两条手臂红彤彤的女人，端来了一份食物，是一块鸡和一些酸黄瓜，以及一小堆米饭，重手重脚地放在士兵的面前。那是简陋的食物，鸡很瘦几乎皮包骨头，食物的颜色也不好看，放在桌上的铝勺子有一些小的瘪痕。

士兵默默地吃自己的东西，刮干净盘子边上的米饭，虽然鸡又瘦又硬，他还是大多数时候用刀叉剔肉下来，没有用手。然后用桌上三角形的白纸把嘴和手擦干净，因为纸很硬，所以他把自己嘴唇四周的皮肤都擦红了。

士兵走了以后，又来了一些与他看上去年龄相仿的男孩子，还有一个苗条的女孩，剪了奥康纳式的极短发，所以一开始我以为她是个十四五岁的男孩子。他们都穿着黑色的短皮夹克和黑色的牛仔裤。他们带来了一些黑色的日本造的扩音器，在店堂里忙碌着布线。渐渐地，可以看出他们搭了一个小舞台。那个苗条的女孩搬进来一把电吉他，我想他们是在准备晚上的演出，爵士鼓被放在一角，鼓面上看上去不怎么干净，是用了不少日子的样子。我不知道晚上他们会在这里唱什么。

吹口琴的男人停了下来，那些孩子放下手里的活向他鼓掌，他则向他们举了举酒瓶子致意。

长崎：
异人咖啡馆

像日本其他的地方一样，即使是咖啡馆，也同样井井有条，整洁如仪。褐色的桌椅和褐色的护壁板，椅背上有柔软而简明的曲线，像通常欧洲咖啡馆里会有的椅子一样。在适当的地方装饰着画了荷兰帆船与风车的木头鞋和紫色的玻璃花瓶，还有陶瓷做的烟缸，是夸张得很可爱的欧洲大鼻子男人，穿着红棕色的传教士长袍。

长崎是日本最早向西方开放的港口，最早踏进这个蓝色港湾的，是两个荷兰传教士。他们带来了一座白色的小教堂，制作玻璃的工艺，还有咖啡。现在，在长崎这样不像大城市那样西化的地方，当年日本天主教徒与日本传统苦苦相争的历史，现在化为一个小博物馆。在那里能看到形形色色的佛像，在它们的笑脸背面刻着十字架。还有散落在安静街巷里无所不在的咖啡馆。走进去，坐下来，不像欧洲本土的咖啡馆那么活泼和随意，一种欧洲大陆的安适和幽暗，夹带在日本式的井井有条里。

起初，东亚人并不习惯喝咖啡。安然度世的日本人学着中国人，喝许多清淡而隽永的茶。他们按照岛国人的口味，使得茶水更绿，并放进去一些炒焦的米粒，于是茶水变得更加醇和柔软，带上一点稻米本分的香气。日本茶适当地提神，更多的是安抚人的身心。然后，咖啡来了，一种苦苦的黑水。明治维新的年代，日本人疯狂地崇拜西方来的一切。对于咖啡，人们努力着接受它、喜欢它，盼望着喝下去以后哪一天肚子不再咕噜咕噜响个不停，而且可以像西洋人一样孔武有力，战无不胜。他们对待咖啡，就像对待大海对面金发碧眼的人，带着敬畏的心情。

如今就是大开着窗子，也挥不去里面天长日久的咖啡香。

里面的人小心守着桌前自己的一杯咖啡，并拢双膝，坐直着身体，以茶道的庄严，有时喝上一小口咖啡。听说当初阿拉伯人喝咖啡，因为用于过教仪式前的提神，所以神态也是庄严考究的，类似净手拈香。而这里，白色的窗幔在和风下缓缓地飘起，那是东京的樱花刚刚落了的四月，阳光下已经很暖了，古典的室内乐轻轻地在咖啡桌间回荡着，却是一种刻意的亲近。像上海的咖啡馆一样，大多数人习惯在里面加糖，兑上一小盅牛奶，使它柔和起来，它本来刺激的香气也因此变得温和，合东方人清净的肠胃。那日本人淡黄色的手指握着法国出产的白瓷杯子，轻轻地将半杯咖啡放回碟子里，叮地响一声。

咖啡馆的菜单上有许多式样繁复的咖啡，听说都是日本人喝咖啡的心得：在咖啡里加上很厚的一层鲜奶油，鲜奶油上撒了肉桂粉，要用勺子探到很深，才能发现底下的咖啡；还有加了茶的咖啡，他们叫它东洋咖啡；还有往咖啡里加上冰激凌球，再加上冰牛奶，装进深口的玻璃杯，插上吸管的圣代咖啡。这是大多数意大利咖啡馆里的跑堂闻所未闻的，我想这也许会让维也纳金环大道上老牌咖啡馆里的老主人愤怒，他们以为自己才懂得咖啡。当日本人在咖啡里加上三分之二的牛奶，放到冰箱里冰镇，然后给它起名叫冰咖啡，并在日本各地的咖啡馆里大受欢迎时，欧洲人简直气得冷笑不已。日本人崇拜咖啡是可以的，喜爱咖啡也是可以的，可他们把它拿来加上自己的花样，把它真正变成了自己的东西，就让欧洲人有点受不了。几百年前的那两个荷兰神父大概没想到那时恭敬而戒备的日本人，会做出这样的事。

在异人馆附近的异人咖啡馆，窗外就对着长崎港，能看到蓝色的水上停满了白色的大船，还有桅杆上的旗。从全世界各地来的各种旗帜在小小的海湾上飘着，陌生而带着幻想，像是面前的一个个未知的世界。这对于在古老不变的地方，默默守着浪漫心思的东方人来说，真的是致命的诱惑。

从窗外望过去，还可以看到一点点山坡，那里的开阔地上种了荷兰的大郁金香。鲜花的后面是一尊蝴蝶夫人的雕像，那就是蝴蝶夫人当年等待她金发情人归来的地方。在那里能看到从海里缓缓进港的所有船只，还能看到整片太平洋蓝色的深水。在意大利歌剧里，她在这里唱了著名的《晴朗的一天》。可是他回来的时候带来了他的金发妻子，他并没有想要和这个已经抛弃了自己的一切的东方女子永远在一起，蝴蝶夫人因此而自杀。

在普契尼的歌剧里，提到了半山上的那个白色的小教堂，可是没提到咖啡。在我的想象里，蝴蝶夫人会努力去喝不加糖的咖啡，即使它是苦的，浓的，喝得胃会在一两个小时里发酸的。

在这个咖啡馆里，我听到了这故事真实的那部分：蝴蝶夫人并没有死，而是最终等到了她的情人归来，他们住在日本，白头到老，还有自己的孩子。她的丈夫为日本的明治维新出过大力。明治维新使日本接受了西方现代文明，日本在学习和消化的过程中强大起来。蝴蝶夫人住过的西式木头房子，现在是长崎有名的旅游点，每天都有人从日本各地来参观。他们对那些西洋人，抱着亲切的感情。参观的人们站在铺着木头地板的走廊上，看着客厅里的蜡像；他们穿着旧式的紧身西装，条纹的马甲，上面挂着怀表。他们团团坐在桌前，他们面前放着白色的细瓷杯子，里面是蜡做的咖啡，那颜色看上去是没有放牛奶的咖啡。

静静的、静静的咖啡馆里，不停地回荡着和谐的室内乐，就像牛奶咖啡一样的柔和。我要了一杯加绿茶粉的咖啡，它的口味很复杂和沉稳，像是一个人想要无声地从什么缠绵的东西里面挣脱出来似的感觉。到了有人进来，或者有人出去的时候，柜台上的店员们会突然打断一切，恭敬地齐声高喊“欢迎光临”，或者“欢迎再次光临”，感觉像在日本一家地道的拉面店里一样。

阿雷佐：
康斯坦丁咖啡馆

阿雷佐是在公元前600年就已经成为商业城市的意大利老城，圣弗朗西斯科教堂是全世界有名的壁画教堂，据说它的十字军东征壁画，是世界上保留下来的最美的壁画，让人看一眼，教堂敢收一万二里拉。在教堂的对面，是这家康斯坦丁咖啡馆，全阿雷佐最有历史、最精美的咖啡馆。快一百年了，这家咖啡馆的门面都没有变化过，只是在墙上多了两张老照片，一张是1925年的，那时候还没什么家当，靠男主人推着冰激凌小车四处走。到了1945年的那一张，柜台后面一排酒瓶，琳琅满目的，看不出战争到底带来了怎样的灾难。

咖啡是那么香，还有各种各样的蛋糕、冰激凌和甜点心，小面包上面的甜甜的糖霜，从来都像小姑娘脸上的笑容那么可爱。

咖啡馆里有老式的火车卡座，高高的椅背上蒙着人造皮，也是大战以前的样子。

这是个有传统的咖啡馆，在一个古老的、有一点荒凉的老城里，离创造五线谱的那个人的老宅子只有五分钟左右的路程。

柏林：
胡迪尼咖啡馆

在街角上的咖啡馆，常常有着朴素的外表，看上去普普通通的。外墙上有点斑驳剥落了，露天的桌椅上坐着人，看上去不怎么高兴的样子，一个紧紧向前贴着桌子，另一个则努力地向后靠去，连脚都不肯往桌下伸，而且垂着眼睛。秋天的银杏叶哗啦啦地跟着风经过他们的桌子。

但推开门进去，眼前满是红红的颜色，是那种火焰般的金红。每个桌上，有客人的、没有客人的，都燃着蜡。

让人觉得有点神秘，那种金红的墙壁。

坐上一会儿，喝一点酒，慢慢就有了想要倾听，或者倾诉的愿望，两个人会离桌子越来越近，眼睛里的栅栏一点点打开，烛光闪烁里，能看到通往心灵深处的长长的通道。

魔术散场了

第一次见胡迪尼咖啡馆，是1999年深秋。那时欧洲的天色已经一团灰暗，下午四点太阳就开始失去颜色，变成惨白的一团。

街上的小孩开始点灯笼玩，因为传统的灯笼节就要到了。我在胡迪尼咖啡馆的大玻璃后面吃了一份汤，热乎乎的，又喝了一碗滚烫的咖啡。天色是不好，可在灰色暮色中，于低矮处烛火闪烁的纸灯笼让人觉得好。十字路口上，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公寓虽然多年失修，但高大的窗子里灯光明亮，照亮里面满墙的书架，上面除了书，还有一个绿色的青蛙面具，看上去像爪哇岛上农民的手艺。那窗子里的人家看上去也让人觉得好。

我心满意足地记住那样的街景，并写在书里面。

那时我开始非常习惯在咖啡馆里做事，想事，想一个人待着，就去咖啡馆。那时我就住在维尼塔附近，在厨房橱柜里拿出柏林地图来，走着就能找到各种自己喜欢的咖啡馆。从维尼塔站到科罗维兹广场之间的那些咖啡馆，都熟悉了。

再次走进这个籍籍无名的街口咖啡馆，已是2013年初夏——十四年以后。站在店堂里只觉得此地比那年秋天要空洞阴凉得多，其实这是个晴朗的夏日。秋天密闭的咖啡馆窗子全都敞开了，阳光亮得扎眼睛。咖啡馆外面的街道上，高大的醋栗树在温暖的风里摇曳着青青的醋栗果子，它们还很幼小，不像那年树下落了满地咖啡色的醋栗。

我不知道自己的记忆为什么如此失落，直到我看到菜单。原来这里已变成一家主营印度食物的咖啡馆。难道胡迪尼是印度人吗？我迟疑地问自己。

当年的“好”已经消逝在时间里。时间总会改变些什么，它总得做点什么来表示自己存在的真实性。

我还是坚持坐下来，要了一份汤，一份印度汤。要了一杯咖啡，印度式咖啡。当然即使这样也不能要到从前的胡迪尼咖啡馆。不过作为补偿，我口袋里的那本地图册，正是1999年我用过的。

是的，魔术散场了。

露天咖啡座

意大利的圣基米亚诺，是个非常古老的小城，拿着地图和导游书，一路上，抬头就能看到公元前的房子、塔楼、窄街，还有广场，广场的边上，是公元前的修道院，还有希腊式样的老教堂，在公元前600年盖的。

经过那个淡褐色的平和的教堂，突然就看到了高坡上的小广场，高高的天上没有鸟叫，矮矮的教堂里没有歌声，在小广场里的一个咖啡馆门前，静静地坐着喝咖啡的人，桌上的咖啡热气缭绕，咖啡前的人好像什么也没看，什么也没想，早已在阳光和咖啡香里、在老教堂和蓝天下面睡着了。

坐在露天咖啡座里，也许还是为了看房子，看古老的、繁复的、充满故事的房子，至少在加拿大那样的新大陆是这样。露天的咖啡馆，很少开在现代建筑前，因为它太新了，像刚泡的茶，没有味道。

在多伦多的老城里，留下的那些欧洲式的老房子边，一丛丛的，像沿着老树根长出的蘑菇一样，一堆堆的，都是露天的咖啡座，新大陆混血的人们，坐在老房子跟前，将自己晒黑。

甚至在隆冬，人们也不肯放弃在露天喝咖啡的爱好。于是，店家就在外面放了像伞一样的取暖器，有人坐在外面，店伙计就在柜台里插上电源开关，于是那伞里的电热丝就开始发红、变暖，像太阳一样暖着冻红了鼻子的客人。用双手捧着咖啡杯，可几分钟后它还是凉了下来，加在里面的牛奶结了冻，薄薄的白白的一层，碎云似的浮在面上。

这是一家在东德原来的城市里常可以看到的小咖啡馆，被从西部德国来的人常常看不起的，是它夸张的粉红色和夸张的店名，带着既穷酸又吹牛的样子，说透了，就是一个“土”字。雄鹰咖啡馆里的人常说，在原来的东德地区，根本说不上有正式的咖啡馆。而现在，东德人开的咖啡馆，带着拜物的讨好，四处都搞得亮闪闪的。

但即使是这样的小店，也有露天的咖啡座，在那里坐下来，同样能让风吹着，让太阳晒着，让自己看到一条有点凋败但绿树仍旧葱茏的、长长的街道。

黑糖咖啡馆外面的桌子全都坐满了，到连陌生人拼桌子都不能的时候，才会有客人到屋里去坐，到礼拜天，里面、外面全都满了，就有人在桌子与桌子之间不甘心地走来走去找座，实在是找不到，才沿着人行道走了。

坐在户外的人们，闭着眼睛享受今年的最后的阳光，那么亮，还带着一丝余温。漫长的阴沉的冬天就要来了，将有无尽的雪、寒风，天将变得那么容易黑，常常四点就满目的暮色。想到冬天就要来了，阳光变得那么宝贵，凡是可能离开屋子的人，都跑出来，坐到露天的桌子上去。

咖啡馆的厕所

1．慢慢地才发觉，原来自己难忘的咖啡馆，是那些连走廊尽头的厕所都不放过的地方。在这样的咖啡馆，本来只想去厕所方便一下，或者洗个手，好干干净净掰面包吃。

走到店堂深处通常总是昏暗的走廊里，穿过一桌桌各种各样的客人，推开马桶间的门，倒吃了一惊：没想到马桶间竟是别有洞 天。

咖啡馆马桶间的气味通常有点古怪，有点臭味，这难以避免。还加上通常的空气清新剂的柠檬气味，这些也都是寻常，但是仔细闻，里面还有种咖啡经过人体循环以后残留着的芳香。新鲜咖啡本来浓烈干燥的浓香，缓慢地流经整条胃肠道以后，温暖地排出人体的水流里，仍旧散发着一股滞重成坨的咖啡香，闻着不新鲜，带着过滤之后的某种废物气味，但它仍是咖啡散发出来的，这点不容置疑。

这气味像团乌云般，矮矮地笼罩在通常总是很窄小的，许多人使用，又通风不畅的空间里。

2．在拥挤的咖啡馆里穿过挤挤挨挨的咖啡桌，和各种各样坐姿的客人，去找马桶间也是有趣的经历。旧金山这家咖啡馆，六七十年代时无数先锋人物与诗人们出没，墙上贴满拼贴和照片。垮掉一代的作家们在照片上那么年轻，简直不敢认。女厕所旁边的阳台墙上贴了张黄渣渣的广告，当年乔伊斯来美国时，就坐在楼上女厕所旁边的这个包厢里，在他的圆眼镜片后面，俯瞰楼下那张1948年做好的、始终人头攒动的吧台。跟着当年他上楼去的楼梯上楼，马桶间就到了。

咖啡馆是个将纯粹的私人空间与公共空间完美融合的地方。始终有人围绕在你身边，他们喝着什么，说着什么，读着什么，写着什么，抠指甲，搔首弄姿，但却不会有人来打扰你。你只是享受他们的围绕带来的“与别人舒服安静地相处着”的感受，它缓解了你自身内部的孤独感。

不过，在你桌上，你与自己促膝相对。这也是与自己相处的好时间。

3．但当你起身离开桌子，走向马桶间，将咖啡馆空气中叮叮当当的碗碟相碰声和嗡嗡嘤嘤的说话声关在外面，这个陌生的小空间刹那间就成了你一个人的。这古怪的地方是完全的私密，却留有千百条别人的痕迹。墙上的涂鸦，小贴纸，都成为通向自己内心的钥匙，在那里叮叮当当地响，恍惚地。

你是谁呢？在这里没人能看见你。这个封闭的空间到处都是别人留下的痕迹和气味，她们曾在镜子前干了什么？这种情形下，想要好好审视一下自己的念头油然而生。

她们有着怎样的身体？坐在马桶上她们头脑中转了什么念头？她们内裤的颜色象征着怎样的趣味？她们的肠胃像我一样弱吗？她们中有谁小便时发出很响亮的声音？我在小学女厕所里听到过非常响亮的女孩子小便的声音，此刻又想起来了。她们可曾也闻到自己一小时前喝过的咖啡的气味正在从身体里排出，像我一样？

要是有人在马桶间里待很长时间，但不是在吸毒，而是在发呆，我很理解。

4．在马桶间消磨了一会，再回到咖啡馆里。楼上总是能听到店堂里发出的各种响动。那些混成一团的声音听起来有种重逢的亲切。远远望着一团热络的店堂，动作又快又准确的酒保好像炫技般地斟满一杯啤酒，有人屁股一歪，灵巧地坐上高椅，一个亚麻色头发的女人，看上去像才从城市之光书店里出来的诗歌女编辑，一身文艺气质，同时也很精明。比起马桶间，咖啡馆的店堂再特立独行，富有历史感，又有品位，可仍旧是个小社会，马桶间就比较乌托邦起来。

5．马桶间有时可以是很窄小。关上门，在马桶上坐下，膝盖直接顶住了门。可定睛一看，门板上，居然有人抄写了整整一首诗。字迹潦草，行距整齐，带着排泄后身心的那种几乎感恩的舒畅。这个抄诗的人，想必是乘着这短促的舒畅，将自己喜爱的诗随手就写在面前的门板上，然后，一身轻松地开门走了。

原先只想好好解决身体上的需要，却触动了心灵。回忆突然敞开了门，好像地震时的晃动让门突然失去了锁和铰链的控制。往里面一瞥，发现那是在自己的少年时代，读到喜爱的诗歌便抄写在一本自己最好的本子上，在一笔一画中，与那些杰出的诗歌一起探索这个世界的灵魂。坐在那里，就回想一下自己的人生。裤子褪到膝上，给人一种奇异却真切的坦诚感。

6．另一间咖啡馆，在柏林。

初夏时分，柏林常常在早晨先碧空如洗，再乌云翻滚，中午时分下一次雨，人们在雨中慢慢走着，通常不以为意。然后到下午，就渐渐晴空万里起来。这时，原先不得不坐在店堂里面的客人便一个不剩地移到室外去坐。

柏林夏季最好的时刻渐渐来临，漫长的黄昏与傍晚，阳光灿烂，白云朵朵，空气中充满了树与花朵的芬芳。坐在外面的人们，个个都有不忍心浪费大好阳光的心思。其实那时，满街都是要及时行乐的轻快气氛。下了班的人在荷兰式脚踏车后座上驮着孩子，刚放暑假的少年在街头约会自己第一个女朋友。街边的行道树下，被沿街的店家种满了花花草草，为了防止狗在喝咖啡的客人身边小便。

从这样的街头走回空空的店堂里，走进店堂深处的小走廊，通常那里都很窄，而且通常都挂着免费明信片。通常咖啡馆的马桶间男女共用，很繁忙。客人在等待时就能翻翻明信片，要是想起给谁写张明信片，就能顺手拿一张。

早先明信片很受欢迎，可现在渐渐不行了。不是网络太方便，而是邮局太式微，要找到一间寄明信片的邮局，不像从前那么方 便。

7．在咖啡馆里总还是能找到旧时光。即使是在马桶间窗边放卷筒纸，也好像一句诗歌的错落。快用完了的卷纸，似乎用完青春的人生。

少年时代的诗歌本子。

那是何其干净的日子。诗歌总是和青春在一起，好似留在记忆中了，但如今却望着一卷纸突然领悟，那些诗歌竟然不光是少年时代对人生的期待与眺望，也是日后漫长生活中的某种信念，对一个完美世界的信念——不过，它沾染上了一些悲哀，因为终究意识到，那个世界一定存在，只是不一定你那么好运，能拥有它。那个世界是存在的，但需要一点点好运气。

人难免会有卷筒纸滚到最后一小条，不够用的尴尬。

但没有多少人会郑重地将已经用完的纸筒放回到窗台上。就像如今突然拉开储藏间的门找到少年时代抄写的诗歌本。

想起来，上一次突然向自己的少年时代窥视，那还是在旧金 山。

8．这是间很有些年头了的咖啡馆，墙上镜框里镶嵌的，全都是上两代人买黄油和面粉的古老发票，交税的单据。20世纪初的面包师傅和跑堂站在店堂里照过相，他们的相片也挂在店堂墙上，用个红色标志特别指明了面包师，他是现在甜品师傅家的祖上。

就着不放糖的咖啡，吃结结实实的德国甜点心，于咖啡，于蛋糕两方都刚刚好。这间咖啡馆的旧气始终令人舒服。这种旧气在马桶间达到高潮。

穿过一段黝黑的走廊，推开一扇高大的白色旧门，就是那种世纪初老公寓的房门，里面的蓝墙让人想到东南亚。这里简直不能说是马桶间，而是一间正式的化妆间。宽敞，讲究，旧气，舒适，还有点年轻人使用旧物的那种调侃。

下午的阳光为窗边的藤蔓落下许多细碎的阴影，落在一张已经褪色的沙发椅上。酷玩乐队犹犹豫豫的曲调自心中升起。

纽约：
格林威治村咖啡馆

人一进纽约城，就会忍不住想钱，这是到别的地方所没有的感觉。第五大道车水马龙，云集了全世界最好的商品。只要有钱，它们下一分钟就可以是你的。这里的大商店减价时，英国女皇也会专门开了飞机来买鞋。往上城走，渐渐就见到华宅，巨大的房子气势磅礴，前厅灯火如金，拉门的黑人穿着一丝不苟的制服，精致优雅。你看不见住在里面的人，只是非常扎实地想到，里面房子主人的身价值天文数字的钱。再往上走，进了黑人区，看到的房子是没有窗子的，看到的人是失了业的，在街上闲逛着，听到的故事是杀人越货、单亲妈妈、吸毒，每个故事都是同一个主题：“就是因为没有钱！”

往下城一路退去，到了从前艺术家群居的格林威治村，以艺术为生活目的的艺术家们无心挣钱，住不起中城的大房子，也不愿意和天天朝九晚五的中产阶级一起住在布朗克斯，就选被大多数人遗弃的老格林威治村落脚。那里的老房子有百年以上的历史，茁壮的常春藤爬满了一面面红色的砖墙，有着年轻美国不多见的华丽的沧桑气息，符合艺术家没有功成名就以前的情调。他们出入在老旧的街道上，在敞开的木窗子前写作，在华盛顿广场干涸的喷泉边约会，在窄街角上黝黯的咖啡店里展出自己的新作。由于他们，慢慢地，这里开出许多小酒吧和咖啡馆，在里面挂着他们的画，唱着他们的歌，创造和适应着他们自由而放荡的生活。在纽约生活，真正的自由在于，连没钱都不怕。那里的红桌子红椅子上于是留下了遗世独立的那种芬芳与骄傲。听说，那时随便到一个街拐角上的小咖啡馆里去坐坐，都会觉得那种个性的清新与自得，它们一点点地为你洗掉了美元留下来的油腻。

不是所有的人都有胆子不在乎钱，在乎钱的人也不一定就是俗物，人人的心里都有一个灵魂，它都想透透气。所以在曼哈顿岛上挣钱的人，为自己发现了最好的生活方式，下了班，到这里来买灵魂透气的地方。他们把领带解了，松开袖卡，大方地付小费。他们是那些消费得起艺术的人，也是懂得艺术的人。

渐渐的，这地方就出了名。到纽约来玩的人，都喜欢到这里来看纽约风情，他们四处转悠，回忆着自己在青春懵懂的时候做过的那些浪漫的梦。他们花钱买看得上眼的画，在小咖啡馆里看完导游书，再写明信片。美国是很美的一个国家，可没有多少浪漫气质，现在有了一个这样的地方，可乐坏了大家。政府顺应民心，把格林威治村里的路牌都换成了咖啡色，那表示这是旅游区。慢慢地，格林威治咖啡馆和小酒吧的价钱提高了，然后，房价也调上去。原来的凋败随意，有一点艺术家喜欢的阴郁，现在成了一种格林威治风情，一种值钱的东西。那里有一个街角的小广场，里面只有一个古老的、不喷水的西班牙石头喷泉，现在还是不喷水，只是那看似依旧的街景，意义已经变了。

欧·亨利的小说《最后的藤叶》里描写到的那栋房子，现在还在村里立着，墙上爬满绿色的藤叶。只是穷画家不能继续在这里面住下去，他们付不起越来越贵的房租。于是，他们渐渐离开这里，搬到边上更穷的苏荷区去。原先那个街区全是仓库，到晚上只有野狗才去。艺术家们在那里重新建立自己的生活，开出新的咖啡馆，在里面挂上不为卖钱画的画。再开出新的小酒吧，无名的小乐队在那里努力唱着自己心里的音乐。

大家很快发现格林威治已经被商品化，被各地来的游客傻乎乎地包围了。原先自由灵性的东西已经飞去春街。于是，解了领带的纽约人晚上开始多走几条街，越过格林威治村，到苏荷去泡咖啡馆，周末喝酒到深夜，买苏荷的画去装饰新居。于是苏荷的咖啡价钱上去了，酒价钱上去了，画价钱上去了，房价上去了，苏荷春街的牌子现在也改成咖啡色的了。因为能挣个好价钱，芝加哥的爵士乐队每星期一天，飞来这里的咖啡馆奏一晚上爵士。如今到了晴朗的黄昏，苏荷街沿上坐着各色人等，卖旧书、唱歌、撩拨女人、卖画，一派无羁，让旅游者欣喜若狂，明知道那是为了吸引游客，可也侧着身子往里面钻，高高兴兴把钱送出去。只是这里没有多少真正的艺术家，艺术家们又搬去了东村，一个现在有钱人还不愿意去玩的地方，在苏荷区的边上。地铁站像黑人区的一样烂，一样荒，一样气氛肃杀。

一晚上，从格林威治村的咖啡馆坐到苏荷的咖啡馆，再从苏荷的咖啡馆坐到东村的咖啡馆里，就好像看着钱和艺术怎么在这里开战。这个街区星星点点的咖啡馆就是战场，钱要买艺术，艺术不卖，钱一定要买，艺术就放下自己的东西，转身走了。

在纽约，那绿色的美元差那么一点点，就是万能的了。

罗马：
希腊咖啡馆

从西班牙大台阶上下来，经过每一阶上坐在杜鹃花边上的游人们和四月明媚的阳光，再经过一个喷泉，就到坎托特奇大街。二百多年前，一个希腊人到这里来，在八十六号开了一家咖啡馆。大概因为他怀乡，所以给自己的咖啡馆起名叫“希腊”。这二百年来，它因为一些伟大的客人而变得有名。从前，歌德来过这里，门德尔松来过这里，瓦格纳和司汤达来过这里，甚至罗马红衣主教也来过这里。因为这些人的名气，所以希腊咖啡馆一直在罗马旅游手册上下不来，而且在旅游者口中相传：“啊，在罗马不妨到希腊咖啡馆去看看。”人们总是这么说。

我去了。我去是为了安徒生。在一本看上去不那么专业的书上，我看到希腊咖啡馆的伟大客人名单中，还多了一个：丹麦的安徒生。他是一个童话作家，一个长鼻子长腿的老单身汉，一个抒情的、感伤的、文雅的、害羞的、不那么合时宜的人，一个陪伴全世界的儿童，一代又一代，度过童年临睡前讲故事的一小时的人。其实我们现在并不知道，是不是司汤达在希腊咖啡馆里写了《红与黑》，门德尔松是不是在这里写了《乘着歌声的翅膀》的曲调，但是，安徒生却是在这里写了他的《即兴诗人》，大概是在1835年左右，一部成人文学作品，名不见经传，现在几乎没人读过它。那时候男人们戴着高筒子的黑色礼帽，穿燕尾服的机会也比现在多得多。

一天，希腊咖啡馆式样简单的玻璃门一闪，进来一个长得不好看的外国人，带着北欧人的苍白面色，那黑色齐膝的外套上，有一个不太精致的黑色蝴蝶领结，那就是安徒生了。

1835年，希腊咖啡馆已经很有名气了，大文豪们都来过了，又是罗马教皇的福地，他当红衣主教时来这里流连，回去就当教皇。它狭长的店堂，一点一点地深入进去，没有通常咖啡馆宽阔的大厅和大玻璃窗，而是像上海的弄堂那样深入进去，由精心拼嵌的大理石走廊引领着，经过窄窄的通道似的大小房间，好像永远都走不到尽头，前面也总有什么在吸引着你，好像歌德还坐在某张桌前高谈阔论。

一路走进去，你得经过一张又一张在两边排开的咖啡桌，虽然大理石的桌面上放满了喷香的意大利咖啡和甜点心，但在经过它们的时候，还是会让人觉得有点不自在，因为客人们全都靠墙坐着，每个人进来，都打断他们的眼光，他们看着你，而你，不得不要经过这么多眼光。慕名而来的客人常常眼光挑剔，他们就是为了来看名人，如果你不是，那你还不如他们买的一杯咖啡，这里咖啡的价格，是普通咖啡店的几倍。像安徒生这样敏感而认真、希望最终在成人文学上出人头地的人，大概不会觉得舒服的 吧。

我猜想安徒生会勉强自己喜欢这里，因为这里曾有歌德和司汤达的关系，因为这里的墙上挂着上百幅精美的油画、剪纸人像和蚀刻画，还有雕塑，像个博物馆，是精美华丽的地方。他虽然因为自己的相貌而感到自卑，因为自己无法写出像歌德那样的成人文学作品而耿耿于怀，他没有什么财产，又没有家，总是寄居在朋友家里，就是在夜行的驿车上爱上什么人，也不敢，不愿意把那种爱意发展成一个完整的爱情故事。他有一种孩子式的单纯与抒情，可没有人看重这种品质，连他自己也不。他心里喜欢的是精美华丽，他以自己的方式盼望像歌德那样的名声，这是他来这里写一个成人作品的原因吗？原本他更合适温情脉脉、偏安于一隅小咖啡馆的，合适在那样的小咖啡馆里写《人鱼公主》，带着温情与感伤，也许他想要与自己的天命倔一倔。

他不会坐到走廊里，那是看热闹的地方。常常是旅游者才坐在那里，看电影似的看人。现在大多是日本人和美国人，美国人大声地卷着舌头说话，日本人的脚边则堆满了购物袋，因为外面的街道上，一间间挤满了名店。美国人像喝可乐一样咕咚咕咚地喝完杯子里的咖啡，而日本人则像品日本茶道一样，一点一点隆重地抿着。不知一百多年前，安徒生遇到的是怎样的客人。

安徒生也不会待在浅绿色的侧厅里，我想他会径直沿着走廊一直到最里面的书房。那里四壁都是大书橱，深褐色的，里面放着很厚的书，有些座位紧靠着墙，桌子是长方形的，比圆桌子更方便摊开纸写作。那间屋子安静而矜持，像声名赫赫的大作家的书房，比如歌德在魏玛的书房。

安徒生终生寄居在几个朋友家，最终在一个朋友家去世。他不会经营自己的生活，这点其实也像个孩子。当然他也没有自己的书房，他也不是自我的、前卫的、霸气的艺术家，像所有的儿童文学作家一样，他不敢不先做一个符合世俗标准的人。他在心里想要有间歌德的书房，也是很自然的事，这间最尽头的咖啡室，比较符合他的审美。

他会在那里找张桌子坐下来，向跟随而来的侍者要一杯咖啡，然后开始写作。他的脸很长，鼻子也很长，长长地伏下去，善良而脆弱，没有天才常流露出来的霸气与恣意，而像一个小职员在记账时的谨慎。但是他的心是安宁的。咖啡馆里的气味，客人们低声说话的嗡嗡声，会使安徒生觉得很舒服。陌生的意大利话，让他有一点异乡人的感伤，但他们柔和而陌生的声音，使他感觉到有人相伴似的亲切，这比一个人坐在朋友家的房间里，寂静无声地写作要自在多了，至少寂寞时有不同的人可以看，在那些不同的脸上能看出躲藏着的不同的故事，这是很有意思的余兴节目。常常也可以看到美不胜收的人，默默地看着她们，会有一点甜蜜的惆怅慢慢涌出来，这种感觉对写作有帮助。常常，灵感就跟在静寂无怨的感伤后面不期而至，这时候可以写得飞快。这也许就是安徒生的童话里，即使是最辉煌的童话，也会像竹笛一样，有着忧伤的基调。

他轻轻的、绝不铺张的感伤与惆怅，就那样一代一代地，打动了年轻而干净的心灵，哪怕那颗心是远在中国，或者在非洲的一个小村子里面。

我找到自认为会是安徒生写作过的长桌前坐下，靠到椅背上去。椅子很舒服，桌上放着砂糖袋，是粉红色袋装的克里斯蒂娜牌的褐色砂糖。

穿着黑衣的侍者过来站在一边，递上咖啡馆的菜单，咖啡真的好贵。更贵的是他的样子，浆过的白衬衣、黑衣服，脊背笔直的风度，还有唇上那两撇带有达利遗风的小胡子，他一丝不苟地站在一边候着。他的样子，如果是红衣主教那样的大人物，我猜想会觉出他地道的气派和恭敬。可小人物如我，觉出的，是侍者店大欺客的骄傲。写出《丑小鸭》来的安徒生，在黑衣侍者肃立一边的时候，又会怎么想呢？每天在这样的时刻，是安徒生最难挨的吧？

好在买完这份咖啡，就能安静下来了。他占了一个小小的角落，不出声地写着什么，没把咖啡馆当成是好友相聚、同道交流、形成新流派和新主义的地方，他没在那样的圈子里。可他同样离不开咖啡馆，默默地守着它，守着一个终生都没有实现的梦想，像他写过的那个悲伤的锡兵，被大火烧得只剩下一粒锡的心。他的小读者只读出了这里的忠贞，还不能体会这里的哀怨。

希腊咖啡馆最里面的一间房间，常常被进来参观的游客打碎宁静的气氛，这里的空气都好像比外面要稳重一点。人们满怀敬意地四下看看，然后用闪光灯照一张相，离开。“这是写《红与黑》的作家来过的呢！这也是写《浮士德》的人来过的！”人们惊叹。

其实，这也是写《人鱼公主》的人来过的地方，而且他在这里写作过。

波尔图：
中年人营地咖啡馆

没想到最闷的咖啡馆是在波尔图浅蓝色海边的野营营地里找到的。靠海的山崖上，一栋褐色的木头平房，就是营地的咖啡馆，没有名字，上面简单地写着“咖啡”。

黄昏时候，里面的蒸汽机赫赫地响着，酒保无聊地翻着眼睛，站在一大排低度酒前面，没什么表情。店堂里亮着灯，因为天不太黑，所以灯就不那么亮，很懈怠的样子。有一个中年男子坐在灯下翻报纸，哗，翻过了一张，过十分钟左右，哗，又翻过了一张。他穿着家常轻松的衣服，无领汗衫、沙滩短裤和厚厚的拖鞋，整个人是松的，松懈和无趣。他无名指上的婚戒，在翻动报纸时会发出光来。看着他，猜想平日这人在办公室里，大约也算是富有经验的中年骨干，精通专业，遇事雷厉风行的样子，打着小而结实硬挺的领带结，面无笑容。原来他度假是这种样子，好像是一个人拉稀，肚子痛得要命，好不容易拉完痛苦的大便，腹痛也算平息下来，一下子，整个人软软地坐在马桶上不想起来。原来期望度假时会偶尔遇到什么奇迹，并不是每个人的想法，即使是在海边的野营营地里。

在波尔图附近的海岸线上，能看到许多青苔斑斑的石头桥，海边的山坡深处，高墙深院里面，是出产特色葡萄酒的修道院，晨晨昏昏，传出男人们唱赞美诗的歌声。公路边的小镇上，有静静流淌着清水的石头喷泉，潺潺声响彻镇上整条昏昏欲睡的街道。

公路边上，常常能看到野营营地的小牌子一晃而过，上面画着一个撑开的帐篷，在蓝天碧海之间，看到这么一个带着孩子气的指示牌，心会突然一动，像偶尔的心脏早搏给人的感觉一样。野营营地，让人想起与日常生活不同的东西。离开了正常的天花板，许多的未知，一点点流浪漂泊的感觉，小时候想要从沉闷的家里飞出去的理想也会被想起来。

在夏天的公路上忙来忙去的，总是驾车休带薪大假的人们，他们常常在车后拖着一节宿营车厢。看到风尘仆仆的车朝着那小小指示牌点明的方向飞奔而去，看到驾驶座上坐着一个面容严肃的中年人，副座上坐着开始发胖的中年妇女，葡萄牙女人的长相，常常在鼻子两侧长着深深的两道纹，在年轻女子的脸上，它们很妩媚地弯进面颊里去，使她们黑发环绕的脸明朗而温顺，而在中年女子的脸上，它们会像刀一样，笔直地插到下巴上，使一张明朗温顺的脸变得坚强而微微怨怼。那驾驶室里，是中年夫妇的气氛，看他们带着这样快要熟透的寂寥和疲惫，像箭一样射向不像酒店那么循规蹈矩的野营地，我有些感动和幻想。可我并不知道他们在营地的红皮塔松下，放下宿营车，安顿下来，会在这样的咖啡馆里，茫然地消磨某一个假日的黄昏。

咖啡馆柜台里的电视正在播电视连续剧，是一个关于家庭伦理的室内剧，女主人公长着善良而苦命的脸、羊一样的短下巴、小家碧玉的圆眼睛，动不动就泪流满面，永远纠缠在复杂的感情里面不肯自拔。那里面的坏人永远是一脸奸相，而风骚的女人则总是讲话像女高音一样高亢刺耳。室内什么都是齐全的，就是没有日常生活五色杂陈的气息，那是室内剧最致命的弱点，有摆脱不了的舞台感觉。原来全世界电视台下午时分的室内连续剧全是一样的虚假和无聊。

几个女人各自坐在自己正在翻报纸杂志的丈夫边上，远远望着电视。做了多年家庭主妇的女人们，一般不会像男人那样喜欢坐到吧台的高脚凳子上去看电视，在那里更容易和人谈话，至少可以与酒保搭讪。家庭妇女不容易做到这样，那是她们未婚的年轻时代曾尝试过的位置，可现在不习惯了。也许是不习惯与生人随便交谈，也许是自己觉得是远离社会的人，说不出什么有趣的话题而避到一边，也许会觉得自己不该离开丈夫随便找别人聊天。所以她们大都远远地望着电视里正在上演的故事，默默拉长了鼻翼两侧的纹路，好像是沉浸到煽情的故事里去了，又好像借着看电视的由子走一下神，这可是走神最方便的时候。或者仅仅因为平时在家里，这时正在厨房里煮一家人的晚餐，厨房里的小电视此刻总是开着，她早就熟悉了故事的缘起，一集集地看下来，以至于少看一集，心里就不踏实。

营地里有人在液化煤气上烧烤，牛肉的焦香一股股地漫进咖啡馆敞开的窗子。咖啡馆的门有时也会被跟父母来度假的半大孩子推开。他们径自向柜台走过去，帮家里买晚上喝的酒。即使是半大的孩子，也带着某种死气沉沉的神情，野营带给他们的刺激都被笼罩在家规里面，加上父母同行，野趣又减去了大半。一个男孩子在买酒的时候，正遇到电视里插播可乐的广告，他不停地跟着音乐倒着两条腿，带着有劲没处使的无聊。大胖子酒保递给他酒以后，随口问了一句：“你是不是急着尿尿？”说完，他自己觉得幽默极了，率先爆发出一阵惊天动地的大笑。

窗子旁边的架子上，放着一些报纸和杂志，还有一些旅游书。这大约是从前的客人用完留在这里的。在一本书的地图上，曾有人用黄色的马克笔勾过一些地点和公路线路，大概是这个人在做旅行线路计划时画的。这本葡萄牙旅游指南是欧洲有名的一套自助旅行指南丛书里的一本，里面的照片精美，风景明朗，带着旅游者通常会喜欢的气味：几分浪漫，几分精致，几分悠闲，阳光明媚，楼宇轩昂。仔细看黄色马克笔勾出的东西，是一些博物馆，几家价钱优惠可也有名的餐馆，购物街，还有山德曼雪利酒的门市部，到了波尔图，当然要去那里买些著名的红酒送人。这是黄色马克笔很卫生的假日计划。

隔着防蚊子的卷帘纱窗望出去，营地里星星点点地亮起了灯。大西洋上的海风刮过来，灯光就摇摇晃晃，闪闪烁烁。要不是在野营的营地里，这家咖啡馆大概还不会让人觉得那么沉闷。

巴斯克：
无名咖啡馆

我从马德里一路北上，去西班牙苍翠多雨的北方海岸线旅行。

公路上的光景日益地斑驳和阴沉下来，乡村带有美丽鸟巢的天主教堂也一座比一座老旧，有些干脆破旧得只剩下一面完整的墙。穿着黑衣的老人，坐在那里一动不动，头上戴着海明威也戴的黑色贝雷帽，这才知道这是当时参加西班牙内战时，海明威从巴斯克学去的装束。

渐渐地，能看见一些荒凉而寂静的海湾，紧紧靠在蓝色大海边上。这一地区说的是一种非常古老的语言，叫巴斯克语。据说这里是整个西班牙最古老的地区。

渐渐地，就开始看见一些匆忙而激越的大字写在路边，那是埃塔在号召巴斯克说巴斯克语的人民从西班牙独立出去。

埃塔（ETA）是西班牙北部的一个独立组织，当时它无法杀掉佛朗哥，却把佛朗哥规定好的接班人杀掉了。这样，全国人民就天天等着佛朗哥老死。我真不明白，西班牙这么一个爱阳光和自由的、那么容易冲动和嗜血的民族，会甘心全国只等着一个老头子死，再过自己的日子。

佛朗哥死了，没有接班人，于是这个国家便从此走向民主和自由。然而，这自由里没有独立出另一个国家的份儿。

于是埃塔继续努力。有时候他们在游客的汽车里放炸弹，有时候他们在街头暗杀一个退休牧师或者议员，要社会注意他们的要求和存在。

路过了毕加索画过的格尔尼卡以后，就到了比斯开海湾，那一夜住在一个叫雷基地欧的沿海小镇上，它有一孔古老石桥以及大片沙滩。夜晚到来的时候，即使是这么小的地方，人们也从家里出来聚集到旧城中心的咖啡馆来，聊天、喝酒，吃一种没炒透的花生，也吃土豆片，不过与美国薯片的口味不同。有一点钱的人，像在马德里一样从一家酒馆喝到另一家，一小碟一小碟地吃着开胃小食，将谈话在不同的酒馆里继续下去。

我找到了一家小小的咖啡馆，墙上嵌着一些画。它们让我想到，自己是真的到了巴斯克地区了。在80年代，这里有许多没有出名的艺术家出没在咖啡馆和酒馆里，他们在墙上作画，后来那些画成了欧洲80年代最有趣的事物之一。我从照相机的取景框里看着它们，那画看上去真的是艺术品，有种温柔而悲伤的气氛。

这种温柔而悲伤、不像马德里那样喧闹自大的气氛，让我想起在毕尔巴鄂老城里度过的那个晚上。我虽然听不懂西语，可我能感觉到语音变了。在旧城的一个咖啡馆里，我看到有一些旧旧的镜框里端端正正地挂着一些手写的诗歌，他们说那是一些古老的民谣，是巴斯克语的一些歌颂爱情的民谣。

那是家很美的咖啡馆，有红皮的长背椅子，烛光和墙上的诗歌，粗粗的洁白的墙面上有褐色的老式镜框。这是一个喜欢诗歌的地方，让人感动。

窗外有一对流浪的人弹着吉他唱着歌，是些陌生的歌曲。有人把钱扔到他们的琴盒子里，铜币相撞，铮铮地响。他们的歌声在旧城又深又长、窄得像峡谷一样的街头荡漾着。

我在那咖啡馆里吃了晚餐，一份炸得焦黑的、又苦又香的鱼。

那天晚上很冷，我不愿意从温暖的咖啡馆里出去，于是一遍遍地看着墙上的那些看上去很古老的书写体，不知为什么，他们让我想到了那些爱尔兰的古老的民谣，它们在烛光里旧旧的纸上，散发着温柔的伤心。这些萍水相逢的诗，轻轻地打动了我，我希望自己能懂得它们。可等我出去的时候，停在河边的车子被洗劫了，小偷连我带的中国快食面都偷了去。我到警察局去报了案。两个穿绿衣服的西班牙警察把汽车坐垫都搬出来大大地检査一番，他们小心翼翼地摸了一遍又一遍。在那绿眼睛里，我只看见ETA三个大字一闪一闪。是人就能看出来，我这样的黑发和扁鼻子，万无一失是旅游者。

总算，警察们拍拍车说：“好啦，没炸弹，到修理中心去吧。”

比马德里的咖啡馆要忧伤质朴的安静的咖啡馆，被洗劫的旧捷达车以及对埃塔炸弹的神经质，就是我对巴斯克的印象。在这咖啡馆的窗外，可以看到烟雨迷离的大海，海湾的木头柱子上拴着一些颜色秀丽的帆船，随晚风摇荡。而倒扣在岸上的蓝底小船，被咖啡馆门楣上的风灯照着，像拿破仑的帽子。

老板娘递给我加了白兰地的咖啡，在单子上，它叫浓咖啡。晚上喝了它，全身就都暖了。

等我为80年代的墙上壁画拍了一些照片再回到高凳子上的时候，发现我的杯子旁多了两块巧克力。我问老板娘，她说：“生日。”她指指她自己。

我向她道生日快乐，她笑了。她是一个齿间有缝的人，一笑，一张沉默的劳碌的脸立刻变成了阳光灿烂、生机勃勃的脸。

我摸了半天，找出一盒中国清凉油送她。她看了半天，用仅有的英文和我讨论中国人和日本人的不同。她用手指把眼角往上拉，这就是她印象里的东方人了。

然后她拿出一本蓝色的小册子来送我，小册子上画了一个橘黄色的太阳和一些海水。小册子上有英文，介绍巴斯克，还和巴斯克语对照着，教一些基本的生活用语。我跟着老板娘学了几句。

她的眼睛在灯下绿绿的，就像大西洋的海水一样。她温柔地看着那些不同于意大利文、法文、英文甚至西班牙文的文字，像是在看着自己最心爱的而且最心痛的东西。她有了皱纹的手指点在一行字上：“你好，Kaixo。”

我跟着她学了一会儿，她笑着对我竖起大拇指，她那西班牙女子紧凑的脸上，眉间有着川字纹，看上去有种如火的坚韧。到她的咖啡馆来的外国人，她每人送一本有太阳和海水的小册子，然后，教人几句话，不知她是不是知道，绝大多数人像我一样，一离开这里就会忘记这些单词。

我突然冲口而出：“ETA？”

她看看我，点点头：“ETA。”

我张着嘴，闻到自己嘴里刚刚融化的北部巧克力的香味。

新泽西：
大石镇咖啡馆

有一段时间，我住在新泽西的小镇上，借别人的电脑，开始写我的书。

从这个小镇，能望见冬天盖满了褐色橡树枝的山，和浮着冰的小湖。黄昏时候，晴朗而寒冷的天上，能看见飞机拖着一条白色的长尾巴，慢慢地向远方飞过去，像一颗流星。

宁静的小镇上有一家医院、一个邮局、一个小火车站、一条有些精致小店的街道。一栋刻着1907字样的殖民地时代的木条小楼，那是家银行。一个小警察局、一家小书店，整个白天都难见到一个顾客。还有一家咖啡馆，卖法国咖啡，在咖啡奶沬上加一点点五香粉，做成了卡布基诺。十二月的第一个周末，这个小镇和全国一起为车站广场上的圣诞树点亮了灯。那个晚上，住在小镇上的人家，都上街来看点亮的大圣诞树，街上人声鼎沸，许多兴高采烈的笑脸被明亮的灯照亮了，真的想不到他们是一些日日在曼哈顿岛上班的职员。也真的想不到其实他们中大多数人都吃过抗忧郁的标准药物——百忧解。小镇外面的九号公路上，有灰狗车站，候车室里贴着一则找孩子的告示：五月在这里丢了一个小女孩，四岁。上面有她的照片，长长的金发，笑着。还有一个告示，说孩子丢了他的布熊，晚上睡不着，想找回他的小熊。

小镇上的生活太静了，于是我总是到那家唯一的咖啡馆里去写我的书。从前在德国，我曾希望在咖啡馆里写一部长篇小说。现在在美国做到了，我写了《纽约假日》的大纲。可这里的欣欣向荣和勤勉开朗，总是让我想起学校的学生中心里的咖啡角，也让我想到美国清教徒背景的教堂。这里不是我的城市、博物馆、咖啡室，远远不是。理想的实现常常就是这样，你实现了自己的理想，可已经不是原来想象的那个样子。这小咖啡馆明亮的玻璃、干净的桌面，墙上的风光照片又大又精美，没有欧洲咖啡馆里那种精致的念旧与繁花似锦的随意，以及那种节制的没落。欧洲的咖啡馆，美国人可以说它们是贵族小寡妇，可美国小镇的咖啡馆，欧洲人可以说它们是乡下大胖姑娘。

咖啡馆里的人也不习惯有人那么长时间地坐在角落里写东西，那个热情的女主人常常会特意送一小碟店里新烘出来的蛋糕给我，她把蛋糕切成一小块一小块的，用个从中国进口的小竹篮子装上，放在柜台上，客人可以在买整块的蛋糕前先尝尝味道。她以为我是和家里人怄气才出来躲清静的家庭妇女，一心想安抚我，让我可以感到人间温情，然后自动回家去。

镇上很安静，那些白色的美国平房，用绿色的草地和路隔开，门上挂着花环，有的是干了的金黄玉米和通红辣椒。有的人家万圣节的南瓜还没有从台阶上拿走，有的人家，已经把房子用圣诞的彩灯团团地围好了，一到黄昏，家就在树枝子后面通体光明。花园外面的车道上亮着矮矮的灯，等待回家来的车。那是典型的美国梦想，像农民梦想着秋天能有满仓白米一样朴实真切，不深沉，也不怪诞。

从我靠窗的桌子前能看到一家的门廊，那家住着一个很老的老人，连脸都缩起来了。他家早早地就在门廊上装好了灯，每天晚上，都有红有绿，闪得热闹。那个老人，穿着红黑方格子的衣服，无论多冷的晚上，都坐在门廊里看一闪一闪的灯。听说小镇上住着不少老人，在可以挣钱的大城市拼打了一辈子，等孩子都离开家了，自己也老得照顾不来自己的房子和院子了，就卖了房子，到小镇上租套房子享清福。不知道他是不是这样的老人。从前，过万圣节的时候，不少人家的台阶上都摆了一个穿衣服的稻草鬼吓人，好几次，我都以为他也是个稻草人。听说美国人的孩子一长大，就去找自己的生活了。不知道这老人的孩子如果从我的窗子上，看到了他爸爸的样子，心里是不是有一点难过。也许他们顾不得为父亲美国式的晚年而伤心，他们这些中年人正在人生的战场上，而他们的孩子正在享受备受保护的完美的童年时代，他们的父母要照管他们的一切，包括他们心里对自我的良好感觉，而且要冒着进监狱的危险，才敢开口骂他们。

那时候，我也想起我自己的爸爸，想他喜欢什么，就马上去为他买；想在中国新年回家的情形，想我爸爸身上的那一股特别的气味——老式剃须水的气味，不像现在男人用的那样香；也想我的妈妈，在冬天她是不是早早上床了，把头发用发网罩住。我小时候，她就是这样子的。我们中国人，讲究的是“打是亲，骂是爱”。不相干的人，谁稀罕真正骂你呢？

街对面的礼物店是三个女人合伙开的，与我坐的咖啡馆门对着门。里面卖在美国生活中用得上的家常礼物，扎着金色蝴蝶结的软软的小布白兔可以给女儿，画了好多桃色郁金香的贺卡写明了是送给丈夫的，当杯垫用的瓷砖上，烧了一个手绘的黄色大梨子，以及漂亮的门垫，上面写着“Home, sweet home”。还有新鲜的咖啡豆，现买现磨，满屋子的香。在屋子的尽头，还有一个小小的吧台，可以马上烧了喝，盘子里也有切成小块小块的蛋糕，伴咖啡，那是她们从自己家里带来的，她们是在下午会烤些家制小甜饼等孩子们放学回家的主妇。一天天地，在冬天到来的时候，她们在自己的店堂里轻轻放着圣诞音乐。在那里走上一圈，会觉得美国人真的全是生活在模范家庭里，怎么也想不到还有三分之一的美国人是落单的，更不用说通奸这样的事。

有时候在我的桌前写到一半，就听到火车在经过小镇时发出的汽笛声，我想起来，在上海电台做节目的时候，有一次用的背景音乐，是美国铁路上的声音。那时，我不知道我会在后来，坐在小镇咖啡馆的白色格子窗前，静听那火车的声音。我写的那个上海女孩子，到美国留学，不喜欢小镇的生活，因为它们简单又单调，不符合她在上海培养起来的令人意乱神迷的美国梦想。于是在夏天，她从中西部的大学，来到了纽约城，来找她策划好了的爱情。比起小镇上的美国女子，她才是真正不安于室的。

有时，写书写腻了，就写一些从礼物店里买的明信片回家去。写好了，就去邮局寄，那个脸红红的邮差总是大声地问：“你好 吗？”

我说：“好啊。”

他说：“很好。”

我说：“你好吗？”

他说：“忙啊忙啊。”

他看着我的信，说：“是寄到中国去的啊，好长的路。”

他是邮局里的人，所以才知道中国不是缅因州的一个什么小镇的名字，而是外国。听说有个纽约的出租车司机不知道巴黎在哪里，气得从巴黎来的记者暴跳如雷。他对我说了那样的感慨，简直让我在付国际邮费的时候，格外地心甘情愿。

冬天的时候，四点就开始天黑了。天上开始出现蓝色的星星，我想起来从前我英文课本里的一句话：“星星像冻在了天上。”

沿路上，看到房子里亮起了灯，照在了里面窗子前的圣诞树上。亮灯的人家，是在厨房里，我想那是主妇在做晚餐了。在别人家的台阶上，我看到了亮着的胡桃夹子灯。那些在暮色中闪闪烁烁的，是圣诞节的装饰。灯光闪烁，我走着回去，感到头发冻得像冰一样凉。

维也纳：
施瓦茨伯格咖啡馆

这是家在维也纳繁花似锦的环道上的老咖啡馆，褐色的桌椅、褐色的护壁板，加上屋子里经年留下的土耳其咖啡的苦香、维也纳蛋糕的烘香、男人留下的维也纳雪前的膻香、女人留下的巴黎香水的暖香，让人一进去，就心里一沉，然后就多愁善感起来。有时候，桌间有人夹着一把小提琴拉波希米亚曲子，带着老欧洲的那种微微的矫情，细细的小提琴声揉着弦，揉着，让人想到黑发上插了一圈百合花的希茜皇后，然后，雨果的珂赛特、巴尔扎克的欧也妮·葛朗台、奥斯丁的乡村爱情故事、勃朗宁夫人的十四行诗、拜伦的威尼斯诗歌，排着队从咖啡馆的深处，那些阴沉的冬季下午的暗影里走过来。

这就是欧洲的老咖啡馆给人的感觉，像是古董铺子一样。

听说，这家店，是维也纳上百年的老店了，像活着的咖啡历史，上了维也纳的旅游明信片。从前，咖啡从土耳其传到欧洲旧大陆，第一个接受它的欧洲城市，就是维也纳。

以后，咖啡成了欧洲的象征，说起欧洲来，就能闻到那种要是加了糖、在苦香里会有种微轻酸气的芳香。

到了意大利，有了上面浮着一层奶沫的卡布基诺；到了法国，有了用大碗喝的牛奶咖啡；到了西班牙，有了加烈酒的浓咖啡；到了瑞士，有了不用烧，像糖一样即冲即饮的速溶咖啡。

当咖啡到了上海，成了一种时髦。

随着外国人来上海淘金，在沿江的街道上开出了最初一批咖啡馆，老上海人那时将咖啡称为咳嗽药水。可这样的天真很快过去，为外国人做事的中国人勉力喝着那激烈的饮料，然后习惯了它的让人头晕的香气。

80年代初，去探望朋友，带上有红标签的雀巢速溶咖啡，是最体面的礼物。那时上海人的家里通常都有一只玻璃装饰橱，要是咖啡喝完了，人们常常要把那深咖啡色的玻璃瓶继续放在橱里陈列，那是为了保留家中有咖啡的情调，而且是外国来的咖啡，也许瓶里放的是当时在上海食品二店里买来的散装云南咖啡。

90年代，上海咖啡馆里的菜单上开始在“咖啡”这一栏里，分出爱尔兰咖啡、意大利咖啡、日本鲜奶油咖啡、法国皇家咖啡，热咖啡和冰咖啡，还有卡布基诺。台湾人开出来的咖啡馆更有蒙着深绿椅背的褐色圈椅，在卡布基诺上撒了些月桂粉，还隆重地送一小枝月桂条子代替勺子。只是一杯卡布基诺的价钱是意大利本土的五倍，而且上海极少看到有人倚在吧台外面，匆匆说一声：“两杯卡布基诺，一个甜面圈。”吃了就走，赶去上班。这是上海早点店里卖大饼油条豆浆的情形，在上海，喝卡布基诺是隆重得多的仪式。

把着一杯常常不像罗马小咖啡馆里的卡布基诺那样柔和馥香的咖啡，在它的香气里想象着的，也许有一点点施瓦茨伯格咖啡馆的影子吧。上海的咖啡馆里喜欢白天拉窗帘、点蜡烛，有类似的昏暗。

我吃了施瓦茨伯格咖啡馆里的蛋糕，很香，很结实，一直到晚上都顶在胃里，根本就不能再吃晚饭了。那天我没要咖啡喝，常常要是吃了甜的东西再喝，胃就一阵阵地酸上来。

对我来说，咖啡馆里最好的，是看人。维也纳人很隆重，喜欢正式的打扮，耳环、项链、戒指，一样也不缺，长筒丝袜、高跟鞋，也不可少。在环道上的咖啡馆里，有看不完的香鬓美人，她们隆重得有了一点在巴黎人看来的乡土气，看她们点点滴滴的淑女风范，将手肘紧夹着身体的窈窕，能想到许多奥斯丁的故事。解放得太久的欧洲女人，现在在电视里播奥斯丁小说的电视剧时，她们又在电视前重归古典，为奥斯丁的小说着了迷。连平时不看连续剧的女知识分子也按时等在家里的电视机前。这大概是这一年能在这里看到更多淑女的一个原因吧。

在咖啡馆里坐着，能够看到这个城市的风格，我觉得。

靠窗坐有一个美人，鲜红的嘴唇，十指尖尖地捧着一张报纸在看。而上海咖啡馆里的小姐们，那一季嘴上的流行是褐色，像犯病的哮喘病人缺氧时的颜色。

实在的，咖啡也与所有的东西一样，传着传着，就走了样，在南为橘，在北为枳。

罗马：
纳沃娜广场露天咖啡馆

在纳沃娜广场对着两座喷泉的地方，放满了咖啡桌子和铁杆椅子，人们坐在那里，为了享受罗马最有名的古老广场，欧洲最迷人的意大利阳光，贝尼尼最出色的雕塑作品——四河喷泉发出的水声，全世界最正牌的卡布基诺咖啡，和出没于广场上、走来走去、形形色色的人流。所以露天咖啡座里的椅子差不多都是向外面排开，有点像电影院。客人把自己安顿下来以后，男男女女都会摸出太阳眼镜戴上，那样，就方便死盯着自己想看的人看。

纳沃娜广场是罗马的一个大起居室，差不多全世界各个地方来罗马的人都要跑到这里来朝一次圣。在古罗马时代它是有名的罗马竞技场，现在每年的意大利时装发布会在这里举行。从前男人在这里比肌肉，现在女人在这里比衣服。每一年，世界上最漂亮的模特，款款从这一头走到那一头。然后全世界的时髦都跟在后面飞奔。

旅游的人常常是一群一群地过来。从四周的小街口一进广场，就探头探脑，跃跃欲试。他们人手一本罗马旅行指南，脖子上绝大多数挂着日本照相机，意大利本地人则喜欢用一次性的柯达相机，好像是小孩子的玩具一样。要是坐得靠近喷泉，不一会儿，就能学到各种语言在要按动快门的时候都要说的那个词：“笑！”说法语的年轻女孩子居然也会在镜头前面显得不好意思，这真让人吃惊。

一群一群的美国学生被老师招呼着，“小心自己的书包！”于是有些人把背后的书包移到胸前来，鼓鼓的一大块，走起路来像孕妇。他们一定也被警告过意大利小偷的厉害，其实比起纽约来，实在也不算什么。他们总是大声地说话，全然没有外来的旅游者的害羞和小心。

日本人则是小心地簇拥在旅行社的小三角旗下，脸上没什么表情，也看不出真正的惊喜，像东方人常常在风景点做的那样，找好一个角度，人站到那个合适的地方，笑着，和不同的景物留影。其他民族的人也会这样做，可东方人最习惯这样做，所以，围作一团，一个接一个在四河喷泉边上照相的，总是日本人居多。照完了相的人，也不走远，拿起手里的小摄像机，对着广场慢慢地扫一圈，就准备离开了。西方人常常不能理解这种蜻蜓点水式的游览，他们觉得是对他们喜爱的广场的轻慢，要是真的喜欢，他们以为一定会留下来，喝杯什么，静静地相处一会。可贪心的东方人更喜欢去尽可能多的城市，等回家以后，看着自己站在不同广场、不同喷泉前的照片计算：“这一次，我去了罗马，去了巴黎，去了伦敦，去了柏林，啊，还去了马德里呢。”那是占有了更多世界的感觉。

中国去的人，常常是代表团，他们是广场上最醒目的人，因为突然有一行人，穿着差不多相同式样、同样颜色的西装，脸上带着在办公室用的微笑，检点而拘谨地走来了，生怕自己显得粗鲁和不合时宜。

而罗马人，则气宇轩昂，把意大利皮鞋踩得噔噔直响地走过去，老远招呼人，将手直直地向前伸去，洪亮而起伏的声音像演歌剧，他们一点不怕人盯着看他们，他们就这样大胆，一派王者风度。也有的人则是奴隶的麻木，大概因为他们来自不同地位的祖先。这样的人进了咖啡座，就像来了一个戏班子，个个说话大声，声色俱佳，旁若无人。要是在德国，这样喧哗会被人痛骂，可这里是人家的地盘，一声不吭、严肃认真的德国人坐在一边拉长了脸，到底不能说什么。他们大概是一些希望安静地欣赏贝尼尼作品的人，最恨有人打断了自己的思考。

我在深夜时分看过四河喷泉，那泉水响亮地从健硕雄伟的裸体男子的雕像上流下来，湿漉漉地鼓起的肌肉、强劲的臂上血管、分厘不差的透视，我觉得他们就要从水里走出来。现在在太阳下面看，他们身上的阴影，不停地随光线而变化，肌肉因为光线而生动，手臂上的血管好像在跳，石头的身体真的让人不能相信是没有温度的。阳光在他们湿漉漉的肩上闪光。那种他们就要走下来的感觉又出来了。然后我想起了一个朋友，原来在中国是大有希望的青年画家，因为觉得自己是栋梁之材，潜心到欧洲去学美术，利用自己的假期，看遍欧洲的美术博物馆，特意在意大利一个月，在巴黎一个月，打开自己的眼界。可他若干年以后，终于学成回到中国，却不再画什么了。我想，大概是因为他看了四河喷泉吧，在它面前，学画的人不会觉得自己还能做出什么超过它的业绩。文艺复兴时代的东西太完美了，不知要压死多少有才华的现实主义画家。

纳沃娜广场有许多卖画的，里面有一个英国人，红头发。他说本来他觉得自己是个艺术家，内心充满了创造力，跑到意大利来找自己的前途，可是慢慢地沦为画匠，专门伺候花钱来旅游的人，画那些开满了花的旧窗子什么的，离自己的内心越来越远。我让他把自己的画摊子点给我看，可他誓死不愿。他到底还是一个艺术家，虽然现在在四河喷泉下卖画。

从窄街口涌进来的一群群游人，要是大都举着一支冰激凌舔的话，他们就一定是从许愿泉那边来的。那是罗马最有名的喷泉，那支《喷泉中的三枚硬币》就是为它写的。所有来罗马的人，都会到那里去，背对着喷泉，把手里的意大利硬币从肩上扔过去，喷泉哗哗地响着，听不见它们落下水的声音，可心却因为它们沉入水中而欣喜，总觉得自己的心愿得到了一份祝福。我为电台我的听友们扔下硬币，是从前在电台里许诺了的。我记得我说，要是有一天我去罗马，我就为大家在许愿泉里投三枚硬币。许愿泉的街对面有一家有名的许愿泉冰激凌店，大多数人都会在那里为自己买一支冰激凌，将那软软的冰激凌团在舌尖，好像是得到了一点许诺的甜软的证明，心里觉得安慰。

在小圆桌上，我写明信片回家，四周有不少人也在写明信片寄往世界各地，这漂洋过海的明信片，等我回家了，它也许还没有到。我的小纸片，它的意义在于日后再次证明我有过一个坐在罗马阳光下写中国字的经历。

二十年以前，木心到罗马以后，也去许愿泉投硬币，别人问他是否许愿再来罗马，他说，当他来到欧洲以后，才知道自己生得太早，可来得太晚，全错了。这是中国人到意大利常会有的感叹。那时我才大学毕业，根本不敢想象自己有一天能一个人长途旅行到意大利，好像只有拜伦才能做得到似的。像我这样从没有梦想自己能在这里的人，就总觉得自己是在梦游。在旅途中亲手写下的明信片就是一个证明。

广场咖啡座里的侍者看多了我这样的人，只要买了喝的，再不来打扰你，随便你写一万封信到外地去。有一次他端了一大盘咖啡走过来，看到我把方块字写得飞一样，还挑起一根眉毛不断夸奖说：“Super!（盖了帽了）”

黄昏到来，广场咖啡座里挤满了人，有一个老太太和一个老先生看着我笑，他们想拍一张合影。我接过老先生递来的照相机，是个老式的德国相机，全部手动。我爸爸也用这样的相机，上一代人，总不像我们这样容易原谅和放纵自己的懒惰。

照完相以后，他们找不到空桌子，我说可以和我共用桌子，他们很高兴。然后我们说到了自己的来历，萍水相逢的人，坐在一起喝点什么，自有一种在心里惜缘的亲切感。知道我是从中国来的，他们都叫了起来：“好远！”然后拍着我的手背说：“真高兴见到你。”我也说是，佛教说要修五百年才得同船渡，我们这是修了多少年得来的缘分呢。可惜我不会用英文说这些，哪个词是“修”，哪个词是“缘”？只好也说高兴。

他们是意大利南方的人，第一次来罗马。老太太说：“我真的幸运，我这一辈子看到了罗马。”

荒谬的幸福感

这个老巷子，在著名的哈克榭霍夫后面，没有名字，大家都说“那条哈克榭霍夫旁边的”。但是它有名，夏天时候，从早到晚人们络绎不绝地到这里来东张西望，因为它始终很先锋。

巷子尽头的小院落里，总是坐着喝咖啡的人。仰头就能看见深深的蓝天，还有身边古老的房子，静静关着窗子。斑驳陈旧的墙壁上留着岁月之痕，还有一只画上去的天鹅，向裂缝处隐去。在对面的高墙上，有半只用钢铁做的翅膀遥遥相对。

抬头望去，二楼那些密闭的窗子里面，曾是一家1940年私营的小刷子厂，奥拓·韦迪经营的小刷子工场。它就开在大战前柏林的犹太人聚居地，哈克榭霍夫市场附近。

当希特勒宣称有身体缺陷的犹太人不值得活着，他们浪费资源。奥拓·韦迪便开始招收犹太盲人来自己的工场做刷子。这些犹太工人做的刷子养活了他们，有时还有他们的家人。他要救的，不是犹太精英们，而是在上帝面前有权利生存，但在希特勒时代的柏林却因此去死的残疾人。

当柏林城里开始清洗所有的犹太家庭，将他们集中到离这条巷子只有几条街之外的火车站和轻轨站，运送他们去死亡营的时候，奥拓·韦迪在二楼准备了一个秘密藏身处，入口就在一个大衣柜后面，要是有警察来到巷口，住在巷口的朋友，那个长得非常日耳曼的体面女人，韦迪先生家的朋友，就会发出警报，工人们就躲进秘密的房间里。

当战局恶化，柏林食物短缺，实行战时供给制，奥拓·韦迪和他的朋友开始到黑市上去为这些犹太工人买食物。有时也用自己家的配额拿来用。

当大战即将结束，柏林市里加速对犹太人的搜索和杀戮，在这里工作的犹太人不得不生活在工场里，其中有个年轻貌美的犹太女人也在其中，1941年到1943年，她在二楼尽头的秘密房间里一直躲到大战结束。大战结束，希特勒死了，而她得以生还。她现在已经高龄，但仍住在柏林原来自己家的房子里，她还常常到学校去，为学生们讲自己的故事，或者来自己当年的藏身处接受年轻记者关于大战纪念日新闻的采访。她是英格·道奇克兰。

离开这个街区不远的希特勒地堡，当年战败时，希特勒在那里自杀，那个曾经坚固无比的地堡已经被深埋，成为一个寻常的停车场。这里的犹太人秘密藏身处，成了小纪念馆，向大众免费开放。

坐在院落里的咖啡馆里，也许就是因为知道旁边的房子里有这样的传奇故事，觉得咖啡格外香。

楼上如今是安静的小纪念馆，陈列着当年工人们用的机器，他们的照片，以及他们藏身的房间，那里连墙色都是原来的。

奥拓·韦迪在照片上。他的脸狭长紧张，头发一丝不苟地向后梳去，留着细细的梳齿痕，看上去，就是20世纪40年代德国电影里那种寻常的德国脸，精准，冷静，不带感情，就像钢铁一样沉默和冰凉，质地精良。

英格·道奇克兰也在照片上。她的脸有着20世纪40年代漂亮女人的那种温柔和明媚。她不光活了下来，而且成为著名的记者，出版了她在这所房子里的回忆录。在纪念馆门口的桌子上，就放着她的回忆录。

从他们的照片上移开眼光，透过窗子，往下望见被夏天明亮阳光铺满的咖啡桌子，望见正笑嘻嘻聊天的人们，就能体会到幸福。这里终于呈现了童话的结尾：好人终究能好好地活下去，而坏人带着一声长长的惨叫，永远坠入深渊。

1999年我来这里，那时只是听说这条巷子里曾有过犹太人的传奇，但不知到底是怎样的故事，也没看见纪念馆。那时只觉得这条巷子先锋，院落里放着一只巨大的钢铁雕塑，是个怪物，打开开关会动，会咯吱咯吱地响。

1993年我来这里，这巷子还是穷艺术家才发现不久的废弃工厂，他们在这里开小画廊，小电影院。那时这个钢铁雕塑已经竖起来了，但还没完成。阴雨天，冰凉的水泥巷子，墙色斑驳。

从窗子里望过去，钢铁怪物咯啦咯啦地转过脸来，似乎微笑了一下。原来它会动。当年的英格听到苏联红军的坦克跃上旁边的哈克榭市场街时，它们沉重的履带咯啦咯啦地，响彻柏林街头。那时候她是不是就正站在这扇窗前，与奥拓·韦迪一样谛听，好像两只鸟。他们能否想见今天，如今院落里不再有希特勒时代的警察，也不再有苏联红军，小院子里，在钢铁怪物下，是喝咖啡吃蛋糕的人。电线上挂着纸做的运动鞋，假装此处有毒品出售。

咖啡做得并不好喝，蛋糕也一般，但大家还是喜欢聚在楼下，是因为在犹太人躲藏过的楼下，你能享受到格外的自由感，那里的阳光特别明亮，简直令人叹息。那里的穿堂风带着特别的树香与花香，那里的人三三两两地沉思着，好像陷入回忆，那里有种荒谬的幸福感，好像是楼上那个不苟言笑的奥拓·韦迪给予的，它让人觉得，人性总是有它坚定不移的善与正义，即使是在1943年的柏林。

柏林西：
雄鹰咖啡馆

雄鹰咖啡馆的位置，是柏林大街上通常会有一个咖啡馆的位置。它在一个老公寓的底楼，在街道的拐角，于是，一个咖啡馆比邻两条街道。这是欧洲咖啡馆的传统位置。像那些开在柏林大街小巷街角上的咖啡馆一样，它的窗子也是开得低低的，在外面就能看到临窗的客人和白天也亮着的灯。它的门前也挂着菜单，那是这一天咖啡馆供应的食物，还有这一天的特价菜与例汤，因为是咖啡馆，菜单总是大众化的老花样。它的窗边也堆着椅子和折叠桌子，那是太阳好时，客人坐在露天时用的。初夏时，白色的桌子边坐满了客人，许多从街对面的柏林墙博物馆参观出来的人，都穿过马路来这里透一口气，喝点什么，顺便看看自己在小卖部买的柏林墙碎片，那不过是装在玻璃盒子里的一小块混凝土，涂过花花绿绿的颜色。

雄鹰咖啡馆与柏林大街小巷拐角上的那些咖啡馆不同的地方，是它坐落的那条街道，那是西柏林紧贴着柏林墙的弗里德里希大街。它坐落的那个街角，是东西柏林边界上的第一个西柏林的街角，正对着它的窗子，十步之遥，在弗里德里希大街的正中，竖着美军用英文、俄文、法文和德文写的警告牌：“你正在进入美国占领区，禁止携带武器，遵守交通规则。”它是1989年柏林墙倒掉以前，离柏林墙最近的一家咖啡馆。

“我们的确是当时离柏林墙最近的咖啡馆。”雄鹰咖啡馆的招待说。他是个穿了黑色套头毛衣的男子，很瘦削高大，金发。“你知道我们是在西柏林，这里是西柏林。我不知道那时东柏林有没有咖啡馆，好像他们那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咖啡馆，他们只有饮食店和面包房。而且，在东边，边界有一大块空地，他们怕看不到逃到西边的人，他们杀逃跑过来的人，他们那边只有军人。”

我看见过勃兰登堡门边上小树林前的逃跑者纪念墙，白色十字架上，有的写着名字，有的没有。他们全是在柏林墙期间，想要逃亡西柏林的人，被击毙在边界的空地上。最早的一个被击毙者，是在柏林墙建起的同一个月，最晚的一个，是在柏林墙倒塌的前半年。在那个充满落叶芬芳气息的小树林里，我能够闻到里面淡淡的血的甜腥。

“你们离边界这么近，有谁会跑到这里来喝咖啡？”我问。

“我们的生意一向都很好。从东柏林回来的人，第一件事，就是到我们这里来坐下，要一杯热咖啡，长吁出一口气。你想，那时候从东柏林到西柏林，要在边界上被严厉地盘查，等待检査的时间常常是几个小时，精神紧张。然后，一切终于结束，看到了一家贴着红色墙纸的咖啡馆，怎么会不进来呢。”

是啊，难怪连杯苏打水也卖得比别人家的贵。

他把手里的苏打水放到我桌子上，带着恭喜我的神情说：“享受吧。”在别处的咖啡馆里，看不见这样的表情，它留着柏林墙的颜色。

柏林墙在十年以前就倒掉了，它现在是一家在弗里德里希大街上的两层楼博物馆，在入口处的墙上挂着一个巨大的红星。一辆辆旅行社的大巴士把世界各地的旅游者、来柏林修学旅行的学生带来这里，而城市轻轨把东柏林的人带来了，地铁把西柏林的人也带来了。这是一个气氛严肃的博物馆，要是有人在那里掉了泪，别人就轻轻地绕开他。就连一队队孩子鱼贯进来的时候，它散发出的哀伤，也不能被冲淡。

离开那里的人，常常并不马上就从弗里德里希大街走开。他们带着恍惚的神情，在街口散步。他们看到十年以前的警告牌，又看到竖在街中央的美军士兵像，他们在它们前面照了相，然后，过一遍马路。十年以前，要是这样过马路，会被打死，就像在博物馆里看到的照片里的那些人。

然后，他们看到了雄鹰咖啡馆的窗子，还有它里面黄色的灯光。临窗的客人正在搅匀咖啡里的糖和牛奶，发黑的咖啡在他们的杯子里迅速地变成了柔和的棕色，芳香四溢。于是，他们就不由自主地向这个街角走过来，走进雄鹰咖啡馆来。

要了自己想要喝的咖啡，热烈地喝一口，全身都松了下来。这一刻，简直要热爱自己的生活了。

离开雄鹰咖啡馆，向菩提树下的大道走去，路过柏林墙博物馆，透过博物馆底楼咖啡馆的玻璃，看到里面空空的桌子、收在桌子下的椅子，和在门边探了探头、又赶紧离开的人，这才知道，刚才那个黑衣服的招待递给我苏打水时，殷勤的那一句“享受吧”原来有它的道理。

柏林东：
五羊咖啡馆

东柏林的泊澜茨索瓦拜克，是一个像十字军山一样老的街区。在沿街的老公寓上，常常能看到有窄窄的落地窗，下半部用铁栅栏围着。其实，从前那是一个小阳台，因为多年失修，阳台摇摇欲坠，只好把它拆掉，就势把原来的阳台门变成落地窗。那里的十字路口常常有一个小广场。小广场里的树，常常长得像疯了一样歪歪斜斜，一直拖到生了锈的铁栅栏上。远远地看上去，被那样的绿树包围着的广场，像是正在膨胀起来的绿面团。而在小广场边上废弃的教堂，姜色的细砖在经久的风雨里已经变成了褐色的。深秋有雾的晚上，大战以前式样笨拙的街灯，淡淡地照亮了这个街区的凋败和诗意。准备过圣马丁节的孩子们，提着纸灯在街上经过。五羊咖啡馆就在这个街区某一栋老房子的底楼。

它只有一个小小的门面，临街的，只是一扇门和一扇不大的玻璃窗。不常来的人，会站在外面踌躇一下，里面看上去那么黑，听上去那么静。高高的街灯，除了在路上的水洼里微微闪光以外，什么也没有照亮，所以大多数人看不清墙上是否有招牌。

然后，试着推门，门开了。就看到了满屋子摇摇曳曳、闪闪烁烁的烛光。忽闪的火苗照亮了粗糙的墙壁、褐色的桌子和椅子，还有把头靠在墙上说个不停的年轻人。然后，听到西班牙吉他呜咽的声音。这是个没有电灯的咖啡馆，桌上、墙上、墙上的大窟窿四周，全插着点燃了的蜡烛。第一眼看见，会让人想到教堂圣像前的那些蜡烛，心怀祈愿的人所点燃的蜡烛。窄长的店堂，一直向里走，好像是在穿过蜡烛的丛林。店堂深处的柜台和酒架上，也插着点燃的蜡烛。

这是个自助的咖啡馆，每个客人都先到柜台上去买自己的酒或者咖啡，自己端到桌上。柜台里坐着咖啡馆的主人，是个把头发剪得极短的年轻女子，带着一条暗色皮毛的大狗。

来这里的大都是住在附近的年轻人。这个街区，聚集着一日日用校园延长自己青春的大学生、还没有成名的正为理想和名利奋斗的艺术家、游离在生活秩序之外的自由职业者，还有一些从十字军山越来越整齐的街区里搬出来的人、不想进入德国平稳的日常生活的人、想要慢一点成为中产阶级的人。这些年轻人，从西柏林渐渐聚集到了东部的这个街区。

开始时候，有人向原来住在这里的东柏林人用便宜的价钱租房子，然后，有人租了底楼开小咖啡馆和酒馆。因为年轻人喜欢那里不事奢华，带着东柏林特有的惆怅倦怠的气氛。到周末的晚上，这里就挤满了人。准备整夜泡咖啡馆的人，可以在这里一个咖啡馆一个咖啡馆地消磨到天亮，直到街上收垃圾的工人开始工作的时候，才带着胀鼓鼓的一肚子啤酒回家睡觉。这是柏林年轻人喜爱的生活。在德国，听说只有柏林的地铁即使在周末也通宵地运营，为了方便那些在咖啡桌前过夜的人回家。慢慢地，这里代替了西柏林的十字军山，成为柏林最先锋、最年轻的街区。不满足于大教堂、博物馆和柏林墙的旅游者，探听到柏林的新动向，也随着朋友来这里消磨晚上，在五羊咖啡馆里，就能听到有人大声地说着带口音的英语，就着烛光东张西望。

五羊咖啡馆也是一个不事奢华的地方，桌子上不放玫瑰花，窗上不遮白色的蕾丝窗帘，墙上不挂野鹿头，柜台里不供应蛋糕，音乐也不甜蜜。它带着不过分的粗鲁与破败的痕迹，让人想到这里原先是东柏林。想到原来这里的生活，这里的人和事，想到在十年以前柏林墙倒掉的时候，东柏林向边界狂奔的人潮，以及后来他们对物质世界深深的恼怒与失望。

在五羊咖啡馆的那个长长的晚上，我想到了一家开在东西柏林合并以后成为城市中心的咖啡馆，它也开在东柏林的街道上。它的陈设十分现代，简洁的沙发、玻璃圆桌、时髦的灯，还有电子合成器演奏的音乐。它的酒架上有各种各样的酒，它厕所的地和天棚都用青色的厚玻璃，像一个精良的玻璃盒子，洗手池上的镜子是用很好的水银定住的，稳稳地映照出设计十分现代的马桶和锃亮的合金把手。我能够理解它像大酒店一样的时髦、现代与乏味，那是因为它来自一个曾经十分向往物质的街道，像在困顿中长大的人，往往最喜欢豪华的东西一样。在不知道它是一家东柏林的咖啡馆之前，已能体会到它里面地道的东柏林气息：想要抹杀东西柏林区别的努力，对现代化的热情，还有终于可以与富裕和现代比肩的释然。

五羊咖啡馆将不那么精良，不那么优雅，不那么十全十美，也不那么乏味的东柏林生活，在长长短短的蜡烛光里化为自己的情调：不那么合乎主流世界观而是放逐和叛逆的，不那么中规中矩而是自在和满不在乎的，不那么甜美可人而是颓唐和忧伤的。那是东柏林从狂奔美梦醒来以后的心境。

可是，在烛光里，渐渐地能体会到一种把玩，像那家开在中心的咖啡馆，把玩青色厚玻璃厕所的时髦一样，五羊咖啡馆把玩的是东柏林的嗒然若丧。

快到半夜的时候，我知道了这家咖啡馆的主人，那个坐在柜台里的短发女孩，是从南方靠近法国的西德城市弗赖堡来的，带着南方的口音，她并不是东柏林人。她来这个街区，开与弗赖堡气氛十分不同的咖啡馆，是喜欢它的气息。她靠这个咖啡馆谋生，是因为在柏林，有那么多从十全十美的街区逃离、在这个墙上特地砸出一个大窟窿的小咖啡馆流连到天明的年轻人。

柏林西：
鲁卡斯咖啡馆

要是我们一起去柏林，我要和你一起去十字军山。那是柏林的一个区，三十年前柏林最时髦的地方。路过一个红砖砌起来的老水塔，路过一家开在半地下室里卖老家具的古董店，一家用竹子装饰的泰国餐馆，还有一个墓碑上长满了常春藤的老墓园，我们这是去一个看上去很普通的小广场。

小广场的四周，是十字军山地区的特色老公寓，灰色的，大都有四五层楼高，有高大的长窗和高大的木门。里面的房间，会有很高的天花板，天花板上也许还留着从前的装饰：石灰做的细长的玫瑰花、桂树枝和打成蝴蝶结的缎带，扣在天棚的四周。客厅的门，也许还是青年艺术风格的，带着奇异的梦想的气息。只是这一栋栋宽大的公寓房子，现在大都已经修得很舒适，墙面上也很干净，不再能找到大战后它们失修时凋败的样子。战争时代留在墙上的子弹洞，早已被年轻的学生们自己用手填满了。大战以后，西柏林的学生纷纷迁来这里，他们为被苏联红军的子弹打碎的窗子安上玻璃，在被英国炸弹烧焦的大门上涂上油漆，在找不到主人的底楼房间开了小咖啡馆，在里面一遍遍地播放着披头士的音乐。那都是三十年以前的事，三十年前的那一代年轻人，全是不肯安于中产阶级生活的狂飙青年，因为他们的血太热。在巴黎有红五月的学生暴动，在美国有花孩子运动，在北京有穿旧军装、手臂上戴着红袖章的红卫兵摧毁了一个古国的秩序，在柏林，就有了十字军山青年，他们因为上一代人对德国大战历史的回避，喊出了“不要相信三十岁以上的人”的口号。

三十年过去，现在，十字军山老公寓的门和窗都静静地关上了。只是它们还不像慕尼黑郊区的那些房子，在窗前遮上手工织的蕾丝窗纱，在窗台种上红色的小花，如此的安居乐业。

晚上散步路过小广场，看到一扇扇亮着灯的窗里，白色的大纸灯笼照亮了刷了白墙、朴素和自在的房间。常常在靠墙的地方，放着简单的木头大书架，上面放满了书。那就是三十年前狂飙青年的家，那就是他们的书架。里面有着红色书脊的小书，很难说，它不是一本德文版的毛主席语录，那曾是他们年轻时代时髦的书。在十字军山我朋友家的书架里，我见到过北京出版的德文版毛主席语录。我惊奇地说：“我以为那时报纸上说的，毛主席语录被欧洲青年热爱是一个谎言。”我的朋友说：“是真的。他对青年的期待和对传统的批判，让我们觉得很伟大。”我的朋友，在60年代参加德国学生运动，反对愚民教育，后来在十字军山开儿童书店，引导孩子独立思考，是她一生的兴趣。

在大房间后面，通常是老公寓长长的走廊，通向厨房。在十字军山我熟人家的厨房里，我曾见到过已经发黄变脆了的毛泽东标准像和雪山上的裸照。不知道为什么，毛泽东的标准像是蓝色的，像一张放错了药水的彩色照片。而雪山上的裸照，是厨房主人年轻时代的照片。在一个雪山上，三个全裸的青年男女，中间的男生蓄着60年代理想主义的长发，他们背对着正在自拍的照相机，挽手向着蓝天绿野，他们的屁股上，洒满了阳光。在我这个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的人的人生经验里，做梦都没想到可以放在一起的东西，一起挂在厨房的墙上，这才是地道十字军山峥嵘岁月的回忆。有的人家，会在厨房里挂着蓝色的毛泽东标准像，那是他们年轻时代的偶像。有的人，在餐桌边的墙上挂着自己年轻时代曾惊世骇俗的照片，表达他们对自己身体的解放和珍爱，那是他们的世界观。

广场上有一个儿童乐园，白天，在沙堆上常常响彻着孩子的尖叫声。现在这里是寻常的住宅区的小广场。有一个黑发的土耳其青年，抱着一大捧玫瑰，绕过广场上的大石礅，向面对广场的咖啡馆走来，他是在咖啡馆卖玫瑰为生的人。而我们，也将要去那家坐落在家居小广场一隅的咖啡馆。它有一个掉书袋的名字：鲁卡斯。在普通德文里，鲁卡斯的意思是马桶。而在拉丁文里，它的意思是“某个特定的地方”。它掉的是拉丁文书袋，在三十年前上高中和大学的那一代人，都学过拉丁文。

这是一幢黄色的底楼房子，靠小广场的一面有一个小庭院，用黄色的帆布篷遮着太阳，在春夏时分，阳光把整个咖啡馆都映照成黄色，像是在意大利的某个地方。坐下来，看到简单但结实的木头吧台、褐色的桌椅，看到严肃认真的金发酒保端着食物，用进行曲的大步走来走去，感觉到在这里虽然自在，可还是有种沉思的气味，就知道这是在十字军山。深秋的晚上，在各个桌子上闪烁的烛光，将整个房子都照暖了，在桌子之间推荐玫瑰的土耳其小伙子，他和花的影子都被放大在墙上。黄昏的时候，父母带着孩子来这里，孩子吃一大杯冰激凌，父母和朋友聊天。住在附近的学生摊了一桌子的书和笔记，和同学讨论功课，一杯接一杯地喝大碗的牛奶咖啡。也有单身的人，大多数是男人，带了书来，独自坐着，慢慢地翻，小口小口喝有十二度酒精的啤酒。热牛奶的蒸汽机呵呵地响着。音乐不那么激烈，也不那么古板，就是一个在普通住宅区里咖啡馆的样子。

不同的是，常常可以在这里看到一些不年轻的人，在这里看书、会朋友、吃冰激凌、等人。他们的头发花白了，金发变成了灰色的。他们的身体发福了，他们的脸也不像年轻人那样窄长和精致，可是他们的眼睛非常温暖。那样的眼睛在五十岁的脸上不常见，在热情里有一点尖锐、一点智慧、一点旷达、一点骄傲，和一点好奇，还有一点调侃，以及一点不驯。他们就那样沉醉在谈话中，在葡萄酒里，脸颊一点点地变红。他们大概已经不再像年轻时代那样故意酗酒了，可阐述、批判和辩论的热情已经成了生活中的一部分，使在自己家附近的咖啡馆待的时间得到延续。

在夏天时，能看到桌子下面他们的脚。他们会穿样子十分简单、低调，可制作精良、舒适坚固而十分昂贵的露趾凉鞋，脱下了学生时代时兴的厚厚的松糕底鞋、喇叭裤、印度棉布的衬衫，剪短了中分的直发，那是他们如今的风格，表达着他们对物质的克制和沉着。即使他们选择它、拥有它、享受它，也不让它张扬。在他们的年轻时代，他们曾鄙视物质，反抗金钱对人的压迫，反对资产阶级的世界观，抗拒将要成为中产阶级一员的将来。现在他们有所妥协，但并没有背叛从前的理想，而是将它化为日常生活中的格调，把反抗变成了骄傲。

鲁卡斯咖啡馆的柜台边，有一个放报纸杂志的桌子，除了通常的报纸和知识分子喜欢看的严肃报纸以外，在那里还能找到同性恋的杂志。当看到一个不年轻的女人，把自己的头发剪得像一个男孩子，穿着黑色的皮裤、皮夹克和靴子，吸着纸烟，一页页在靠窗的桌上翻着那样的杂志，带着逆风而行、不容置疑的矫健神情，才想到原来他们年轻时代对自由之爱的追求并没有随着青春的平息而过去，像那些年轻时代曾跟过风的时髦一样。他们那狂飙的青春岁月，造就了一个与众不同的个人生活，使她永远离开了温顺的中年妇女的古老轨道。她的伙伴来了，她们付账以后出门去，手里提着摩托车手的头盔。

当年住在十字军山的青年已经老了，十字军山终于也变得像德国的大多数地方一样整齐而安静，商店漂亮而价格昂贵，餐馆越来越多而口味温和，就像正常生活需要的那样。原来到处都是的小咖啡馆，如今陈设也越来越整齐。就连那些修缮好了的老房子，租金不是一个学生能够负担的，也不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可以负担的。我朋友在十字军山开了三十年的儿童书店，一直都用按需取薪的合作社方式经营，并花大量时间为孩子推荐独立思考的读物，兴趣一直不在赚钱上，最终却无法再那样生存下去。书店的经营方针改变以后，我的朋友离开了书店，成为一个自由职业 者。

于是，年轻人不再住进十字军山，而聚集到了一个新的街区，那里房子因为失修多年，租金便宜。那里有许多绿树环绕的小广场，有着因为破败而散发着的浪漫情调。街角的地方，环绕着小广场的地方，到处是价钱便宜、陈设前卫的小咖啡馆，像当年的十字军山一样。那个街区叫泊澜茨索瓦拜克，在柏林的东部，那里不光在墙上能找到五十年以前大战时的弹洞，还有东德时代留下来的失落的气氛，现在，失落里有了诗意。

离开了年轻人的十字军山，像一只在干燥晴朗的夏天、在厨房窗台上渐渐风干的柠檬，从时髦成为经典。可住在那里的古董青年，仍旧为自己有过那样的年轻时代骄傲。所以，十字军山终究没有像一个中产阶级街区那样花团锦簇。到小广场边上的鲁卡斯咖啡馆去，也终于还可以见到有趣的人，他们在青春的理想和漫长的现实生活中，找到了平衡。他们的眼睛在桌子中央的烛光里闪烁着，就像他们的青年时代，在以后的日常生活中依旧闪烁着一样。

在鲁卡斯咖啡馆，我们靠墙坐着，感到那已经带着古董味道的绚烂但纯洁的青春。十字军山的人真的是骄傲的，当他们说到自己的从前。我和你一定会说到红卫兵的事，说到，我们那里没有十字军山。

柏林东：
黑泵咖啡馆

开往黑泵咖啡馆的那路地铁是又老又旧的，经过了罗莎·卢森堡广场站。这个将近有一百年历史的地铁站，坐落在原来东柏林的地下，纪念与列宁同时代的著名德国社会主义者、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著名活动家罗莎·卢森堡夫人。地铁站的墙壁上，有她的大幅肖像，她有一张德国人苦苦思索着的脸。

经过亚历山大广场站，那是原来东柏林著名的广场，离开不远，就是马克思恩格斯广场。在广场的中央，竖立着社会主义奠基人的铜像。马克思若有所思地坐着，恩格斯若有所思地站着。凡是到那里去看他们的游客，总会站到马克思和恩格斯中间去，拍一张“马克思、恩格斯与我”的照片。到了20世纪90年代，站在革命导师中间的人，脸上的笑容里总能看到一点悻悻然，无论那个人是美国口音，还是中国口音，或者是下萨克森州的东德口 音。

开往黑泵咖啡馆的地铁路过亚历山大广场的繁华区以后，就走到了地面上。傍晚时分，阳光也是一样的金黄，让人想起印象派的画，它们一束束地照耀在老房子上。老房子常常不如西柏林的漂亮，因为它们已多年失修，即使是在金黄的夕阳里，也显出了衰弱。许多原来是阳台的地方，只剩下了封死的落地长窗，看上去很不合适梦游者居住。因为失修，阳台已经不能站人，于是，原来东德的房管部门就将阳台拆除了事。常常还能看到老房子上巴掌大小的洞，据说那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留下的弹洞。那一个个碗似的弹洞里，盛满了初夏时分金色的阳光。从西柏林过来，很快就可以感到这些街区里的一种隐约的凄凉。

长长的、无人的街道上，也能看到许多绿色的树、草，只是没有西柏林那么多的花，更没有慕尼黑街道上那么苗壮的郁金香。树和草看上去也不是照顾得很精心的样子，有一点乡野间的恣意。

在绿色的阴影里，能看到三三两两停着东德时代生产的简陋窄小的汽车。这种马力不大、价钱便宜、没有富贵气的小汽车，常常可以在俄罗斯、波兰看到。在两德统一以后，西德的高速公路上要是出现这样的汽车，会被后面跟着的汽车鸣喇叭，要它让路，所以，它们常常是知趣地开在最慢的那条车道上。挂着西德牌照的车唰唰地擦过它们的身边，用一百四十迈的速度远远地把它甩在后面。而它们，用七十迈掠过窗前柔和的风里向前，虽然它们如愿地自由行驶在西德的高速公路上，随便可以在任何一个出口下高速公路，进入纽伦堡、斯图加特或者汉堡。但它们反而变得局促而不快，与德国知识分子常开的老牌捷达车在高速公路上从容而讥讽的七十迈有很大不同。从车窗看到东柏林街道绿荫里的小汽车，斑斑驳驳的阳光安详地包容着它，像一只狗在它的藤条篮子里。

地铁列车经过生了锈的高架桥，在空旷的街道半空隆隆地响着，停进月台。月台上也看不到人，木条椅子上放着别人看完扔下的报纸，被晚风吹得哗哗响。东德原来的报纸已经销声匿迹，这是一份当天的《时代报》。在这个有一百年历史、铸铁构架的老式车站里，继续向东柏林深处开去的地铁车厢里面的人，在白色的灯下，脸上有些更朴素、更坚硬、更沉默的德国表情，近乎严 厉。

黑泵咖啡馆就在地铁站边上的一条小街道上。在西柏林，很多人知道有这么一家咖啡馆，它门口的牌子就是从煤炭厂里拆下来的招牌，里面的墙上挂着原来的工厂牌子，还有原来在东德报纸上对这家国有著名大厂的介绍。从前的照片印刷得相当粗糙，让人联想到经济的困顿和品质的马虎，可是那上面工人宽大的脸，洋溢着社会主义制度下工人强烈的骄傲神情。四处放着一些很大的机器零件，有些看上去像齿轮，有些看上去像是铲斗。天棚上挂着简单的吊扇，像是从职工食堂里直接拆来的。

在没有什么客人的时候，这里并没有多少咖啡香，更像是煤炭厂的厂史室。

两德合并以后，国有煤炭厂因为生产工艺落后和原有的体制崩溃，失去支持而倒闭。听说这家国有大厂关闭以后，从厂长到工人，大部分成为领救济金的失业者，少数年轻的技术人员，改行做其他工作，或设法进入大学重新选专业进修，以求得日后的发展。不少人选择了几十年前西德青年就很普遍的商科。从前，这些青年更渴望自由，他们中许多人愿意为自由而死，现在他们更渴望有挣钱的本领，它能帮助一个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建立自己的尊严与自尊。

昔日的一个国有大厂，现在成了开在东柏林街上的一家安静的咖啡馆。

他们提供的咖啡是普通的咖啡，桌上的糖罐不那么好使，怎么晃，也晃不出砂糖来。他们的酒保默默坐在用一堆不知道是什么机器做的吧台里，并不怎么照顾客人。

吧台前的高凳上坐着一个剃光头的青年，穿黑色夹克和黑色皮靴。不知道是不是右翼光头党。光头党是原东德地区兴起的新纳粹组织，用暴力攻击在德国的外国人。德国市民解释他们是因为东德的高失业率，东德青年认为是外国人抢了他们的工作机会，所以仇视外国人。德国知识分子解释他们是因为东德人经过柏林墙倒塌的兴奋和幻想以后，社会上弥漫的失落和愤怒。东德的知识分子曾说过：“我们并不是合并，而是西边把我们吃了。可我们就卡在他们的喉咙口，让他们吐不出，咽不下。”说这话的人，在冰凉的蓝眼睛里闪烁着蛮横、耻辱、不屈和恼羞成怒。

临街的窗上，伏着最后一缕夕阳。那种灿烂而悲伤的金色，只有临死前的凡·高能用得出来。那里的一张桌上，独自坐着一个男人，在喝一瓶慕尼黑产的啤酒。他坐在那里，几乎不怎么喝，只是看玻璃杯底下不断升起的如线的气泡。他有一个沉思的背影，肩膀软塌塌地靠在椅背上，可头像眼镜蛇一样高高地直立。在这个宁静的咖啡馆黄昏，他在想什么呢？这个咖啡馆里的一针一线，都带着那么强的暗示和情绪，他还能自由地想与它全然没有关系的事情吗？

太阳已经落山，打开的窗前一股股地涌进了充满阳光气味的温暖气息。天光柔和而明亮。一个非常美的年轻女子经过窗前，走了进来。她的眼睛又大又圆，睫毛像向日葵似的张开，带着与西柏林的女子不同的淳朴与诗意。那是更拉近东欧的美。她找了靠窗的桌子坐下，要了晚餐和用蓝色大陶杯子装的牛奶咖啡，是通常用来吃麦片的杯子。她应该是个从事艺术的人，因为她手上的手镯，是用一把叉子弯成的。

吃完盘子里的东西，她拿出一本书来，翻到折过的那一页，接着看了下去。

柏林西：
澜德维尔运河咖啡馆

柏林的十字军山，是西柏林时代大学生和外国人聚集的一个区，所以有许多小咖啡馆开在老房子的底楼。它们没那么多布尔乔亚的繁文缛节，也没那么多十全十美让人不能呼吸的情调。你走进去，向酒保报了你要的那份喝的，接下来，晒太阳，和邻座搭讪、看野眼（上海话：东张西望）、写明信片回家、算账、读莎士比亚、偷偷抠指甲缝里的脏东西，想干什么干什么。咖啡馆的一面，是大开的窗和门，朝着运河，金色的遮阳篷被太阳照得透明，熏风习习，有时候只是轻松到不知道先干什么才好，让人好喜欢。

墙是意大利黄，桌子和椅子是老木头的，墙角堆着当天的报纸，一准有《南德意志报》。成天都有食物供应，来来往往的人，大都是住在附近的大学生。德国大学里有一类人，一个学位接着一个学位读，就是不想真正走上社会工作。有时候一个头顶秃秃的人，抱着一大堆纸进来，从口袋里摸出烟丝袋，用张裁好的小纸卷起来，放在嘴上吸着，然后要一大杯啤酒，边喝边在纸上画，那就是学生，你判断他该有个二十岁的儿子了，他还称自己为“男孩子”。

也许是柏林在冷战时期有四十年成为孤岛的历史，所以到现在，柏林人在时髦上，还有些和整个德国不和谐，一种时髦，常常是席卷整个欧洲的，可到了柏林就改了招数。柏林人有自己的一套审美观。年轻人喜欢穿破衣服、颜色旧了的汗衫、膝盖剪开了的粗布裤子、光着脚穿回力球鞋，左脚穿蓝的，右脚穿红的。不可思议地就从大街上走过来，一耸一耸，怡然自得地走进来，舒舒服服地在桌子前坐下来，和已经在等着的朋友响亮地亲个嘴，怪而有趣。

有一次，我看到一个矮个女人远远地走进来，她把自己的头发染成黑色的，穿了一身虎皮花纹的短衣裙，穿着一双髙跟鞋，还涂了一张血盆大口，努着那张嘴拉过椅子，一身的风尘打扮，可就是没有风尘女子那种破罐子破摔的自卑。她实在是粗俗的，可样样粗俗到底，非常地道。她正大光明地吃沙拉菜、喝干邑酒、在酒杯边印上通红的大嘴巴印子，自然流畅，一气呵成。看着看着，就觉得这个人丑到了底，反而美起来了。

夏初的时候，天色金红，空气里充满了从冬天里解放出来的温暖的阳光气息。柏林开始了最美丽的漫长黄昏，一直要到九点，天才会慢慢黑下来。下班以后的人不急着回家，而是到咖啡馆里先喝点、说点，放松一下自己。那时咖啡馆里每张桌子都是满的。

男人染了头发的，女人剪了寸头的。黑色的汗衫和黑色的粗布裤子、非洲风格的大花裙子、印度的棉布长衬衫、南美的背囊。同性恋的女子彼此握着手，大男人哈着腰，小心翼翼跟在小孩子后面端着冰激凌。鸽子在人的脚边散步，摇摇晃晃像大肚子女人。孩子们吵着，一桌子的男女突然哄然大笑。一对情人在说着什么，男的是白的，女的是棕色的，两只不同肤色的手在桌面上抵死缠绵，像瑞士卷。一对从日本来的旅游者小心翼翼地尝德国忌司，好像在吃毒药。还有人，在阳光里大叉着长腿坐着，把一大杯金色的啤酒搁在大腿上，十分沉醉地在想什么，或者呆呆地什么也不想，眼睛在金红的天光里成了淡灰透明的玻璃珠。从外面走进一个黑发女子，棕色的皮肤像是假的一样，脖子上挂满了饰物，她张开嘴就唱，那是支西班牙歌曲，热烈而无赖，让人听着觉得自己心里不安分起来。而另一个年轻的女孩子，剪着整齐的齐耳金发，在长桌的一头端坐不动，哗哗地写着长篇大论，那张脸严肃得像居里夫人分离出镭的那一刻。

一天的工作终于结束，人人都在长长的黄昏里从自己的角色里走出来松一口气，享受片刻真正属于自己的生活。这当然不是办公室里能想象的，也许也是在自己家里做不到的事，必须到一个可以不拘怎样的人都可以被接受的地方，什么也不想，信马由缰。这样的地方，就是一家人头攒动的咖啡馆。那在6世纪的阿比西尼亚高原，把山羊刺激得又叫又跳的咖啡果，在咖啡馆里散发着让人多少有点想入非非的、浓烈的、发酸的、令人兴奋的暖香，与办公室里匆匆一饮的咖啡断然不同。

有一些黄昏，我坐车路过十字军山的街头，路边咖啡座里坐满了晒黄昏太阳的人，大街上咖啡厅里坐满了会朋友的人，连面包房外只有一两张圆桌的迷你咖啡座也坐着买完面包歇脚的人，好像全区的人，都到咖啡馆里来了。只是他们不像马德里街头的人那样放肆，他们常常默默地侧着头，脸上显露着德国人一丝不苟的庄重与好奇。

黄昏时分的运河咖啡馆，柜台里加热用的蒸汽机，哧哧地响个不停，像电视肥皂剧里用的罐头掌声，一次次为每一位新客人登场而响起，千篇一律的隆重。

波尔图：
老酒店咖啡馆

一个上海的夏天，中午的时候，我到和平饭店下面等人。到了饭店，才想起来这里有好几个咖啡座，我们只说了在咖啡座里见，却没说是哪一个，于是就去找。那天大堂没几个人，外面阳光像亮晃晃的刀一样劈下来，里面却是幽暗的，开着灯，老黄的灯光从黑色铸铁的灯罩里向上射去，照亮了高高的天花板，窗幔低垂。我突然就想起了葡萄牙的一个老酒店咖啡馆，在波尔图，欧洲的最边上，它们真的非常相像。

这时候，我突然就对我身边的老饭店睁开了眼睛。

它的天花板也是高大而幽暗的，和波尔图的那家咖啡馆一样。葡萄牙是欧洲的穷国，不像德国那样常常将酒店的咖啡馆修得殷实富裕，尚留有老欧洲的幽暗和颓唐。我去的那天，是个早上，外面的太阳升起来，照亮了拥挤的大街和大街上的水洼。大街也是车水马龙，可带着穷国杂乱无序的气氛。可在被灯光照亮的天花板下，褐色的桌椅显得那么小，那么偏安于一隅，没落而舒适地想着心事，与世隔离。

建筑里用的黑色铸铁也是清秀地卷曲着。那是欧洲世纪初曾经大大流行过的青年艺术风格，在德国可以看到许多，在法国也可以看到许多，然后到西班牙也不少，可它们都被精心，或者比较精心地修理过，显得很新。保存得最新最周正的，是在瑞士的一座青年艺术风格的教堂里，你会觉得它们很适合安分的中产阶级。可到了波尔图的咖啡馆，则开始不同。它与和平饭店一样，是被精心地保存着，但没有翻新，大概是因为没有能力做得像德国那样精致的翻新。在那里还看得见岁月的沉沙，常用的地方有磨损，带着手工业时代的某种抒情而背时的风格，就像那个渐渐淡去的老欧洲。富有的欧洲城市，像慕尼黑，将自己维修得周周正正，可惜抹去了多少老欧洲的风情。波尔图是因为没有钱那么大修理，而和平饭店是因为远在东亚吧，它们无意中留下了从前的欧洲。

它们甚至保留着式样相同的笨重圈椅，包着褐色的皮革。皮子老了，上面有些裂纹。小桌子上稳重地压着一块玻璃。坐下来，觉得宽大。暖暖的熏风从褐色的地面上拂过脚面，墙角上有一排用黑色铸铁围起来的墙洞，里面是从前的暖气片，用烧锅炉加热的。现在有了中央空调系统，它们已经废弃不用了，像个印记。要是你在这里喝果汁，握在手里的是老式的玻璃杯，玻璃厚厚的，泛出了黄色。

坐在那里，望着一条长长的吧台，里面的酒保，头发靠发蜡梳得一丝不苟，可黑领结束在一件领子发毛了的白衬衣上。他不像现代化大酒店里的酒保那样光鲜殷勤，也不会和客人多说一句话。他在清静的咖啡座里有点懒散地照顾着不多的几个客人，脸上带着点牢骚气地擦亮洗干净的玻璃酒杯。

它们真像。

所以海外娱乐团要两度把狂欢夜放在和平饭店，他们怀旧，所以在葡萄牙的旅游书里，要向游客特别指出，到了波尔图，应该到它的咖啡馆里去坐坐。书上说，在那里你可以感到从前的欧 洲。

在波尔图的那天，我在那里吃了早饭。南欧的人不吃早饭，就喝咖啡，吃一小块面包。咖啡馆里有老人在看报纸，还有一个女人在本子上写着什么，剩下来的，就是一脸新鲜气的旅游者。那天正好是波尔图市的旅游节，每个到旅游者办公室去拿地图的人都额外得到了礼物，男人得到一小瓶波尔图酒，女人得到一枝红玫瑰。老酒店咖啡馆里，几张桌子上放着一样长短的玫瑰，像接头暗号一样。

大家找了桌子坐下，慢慢地进入到幽暗而没落的气氛里去，转着手里的红玫瑰。

有个女声在幽暗处唱着fado，悲伤欲绝的歌声。而有轨电车咣当咣当地开过来，打断它的呜咽，就像别人永远看不明白你干什么这样不开心，也不介意打破你的沉默。

金赛尔：
甜

大西洋边上的爱尔兰小镇金赛尔，是我爱尔兰旅行的最后一站，从都柏林的布鲁姆日开始，每天走来走去，渐渐从东部走向西部，南部，去到凯尔特音乐的老家，去到从灰白色岩石的缝隙里开出粉红野花的海岛，去到克拉克画了凯尔特圣人的大学教堂，去到狄更斯前来开朗诵会的老酒店，去到山坡上白色的“诗人之角”的咖啡馆，最后路过路上一只死野鸽子留下的一对与尸体分离了的翅膀，到了海边的小镇。

我只是累了。

下午进了房间，就扑倒在床上睡着了。梦里面，听见楼下院落里传来叮叮当当的碗碟碰撞声，想起进房间的时候，这间复古小旅馆的主人安德鲁说，下午客人们可以下去吃下午茶，想来客人们在院子里吃下午茶了。然后，我又睡过去了。那天就有这么困。最后一眼看到窗外的石头港湾里，大海正在退潮，海水深深地退到大海深处，露出长满海苔的岩石。那正是超级大月亮挂上天空的傍晚，连潮汐都不同了。

傍晚挣扎着醒来，去黑猪吃晚饭。它在大西洋边上。大海好像灰色的玻璃一样一动不动，但已经涨满在岸边。人们都在说，今晚会有大潮，因为超级大月亮引动了地球上所有的海水，就像一段从前听到过的音乐能让一个人身心摇荡一样。

在黑猪突然听到了熟悉的音乐，不是凯尔特古乐，而是葡萄牙的fado。

是的，fado。

《朵拉·罗萨》。

1993年我曾去葡萄牙旅行，那时不知道fado。半湿的一个人，坐在小镇海岸边的小酒馆里，外面下着冰凉的雨。暗暗惊异那收音机里播放的歌声，那是个悠扬而结实的女声，在吉他声里，怎么可以这样如泣如诉，又深情，又无可奈何。

到了1999年，我才知道当年收音机里的歌声，是葡萄牙的fado，一种怨曲。我记住的那个女声，叫马利亚。

黑猪的女主人是个面容姣好的年轻女子，她过来送柠檬塔，我对她点点在空中的夕阳里流转的音乐：“这是我最喜欢的音乐啊。”我对她说，在爱尔兰听到它，难免让我惊异。

她笑了：“也是我最喜欢的音乐。我爱葡萄牙。”

是这样。我望着她，她也是爱它的如泣如诉吗？

“我爱它悲伤中的爱意，很暖。”她说。

“在波尔图的MAJESTIC听fado从高高的天花板上洒下来，夫复何求！”她说。

我去波尔图时，它却正在大修。从玻璃窗里望进去，好像被遗弃的老夫人。我想起那灰色的大海，黑色的礁岩，夜晚横到天际的银河，还有失落的心情。许多年前的葡萄牙海边，也是大西洋的海边，阴郁的大洋，我摔坏了自己的照相机。但是记住了 fado。

正在播放的这首，是《诗人们》。

柠檬塔做得非常好吃。柔软香甜而清爽的柠檬软糊，松软的焙烘塔底，清爽柔软的惯奶油，它就像少年时代对爱情的向往，那是令身心都温柔的爱情，那是甜蜜无邪的爱情。如果吃了这样好的甜品，fado里的甜蜜就变得触手可及。

“够甜吗？”微笑让她脸上留下完美的弧形阴影。“在葡萄牙，我最想念的就是我们附近村子里的这款柠檬塔。我摔坏了自己的照相机，没有一张照片留下来，但我似乎因此更爱那地方。”她说。虽然柠檬塔令人怀念，可一次不完美的旅行却也令人难以忘 怀。

起伏的波尔图老街道上，黄色的有轨电车气喘吁吁地狂奔着，陈旧的公共汽车自杀般地狂奔着，清晨喝多了雪利酒，酒精在血管里狂奔着，鱼烤焦了，尾巴是黑色的。白底蓝花的古老瓷砖上画着帆船和云朵，十字架上的耶稣长着葡萄牙人矮胖的身体，洗衣服的女人在街角喷泉里用力踩着她家的白被单。我想起了一枝红玫瑰，那天只要女人走进游客中心索要地图，就可以得到一枝红玫瑰。

Fado里有许多思念，对一个曾令自己痛苦的地方的思念。即使已经回到安全的家乡，在自己的咖啡馆里，她还会重拾这些带有异国情调的怨曲，将自己浸入到里面。

正在播放的那首，是《隐秘的轨道》。

The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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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在咖啡馆里写过的明信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