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　录

关于扫舍，关于扫舍的巴黎

Partie 1

星期天，去看巴黎

我的桥，我的心

左岸

真的值得看

四本打开的书

在香榭丽舍找到你的所有

慢船去中国

地下铁

走过地下墓穴

音乐结束

Partie 2

八月不起义

法国和大熊猫

谁来吃晚餐

吃洋蓟

于先生

无花果

国王饼

法式蜗牛

逐臭之快乐

甜蜜的苦着

维拉和Patchouli

一个叫喀麦隆的房间

Partie 3

我知道你是谁

在花园

几乎可以在外面吃饭的晚上

薰衣草工坊

如果没有我的妈妈

粥或面包

开裆裤和“犯人头”

上火了

营巢记

Partie 4

美国人在巴黎

破碎的女神

天，她亲眼看到过梵高

这样的故事

两个法国女作家

谁买了毕加索

法国永远的坏孩子

印象主义的猫

有种美是有毒的

一次颠覆

再见，拉夸先生

古剧场里的现代舞

谁还记得钱拉·菲力普

无国界的弥撒

科莱特和玛丽·特兰蒂昂

墨镜后面的歌者

巴黎，我爱你

后记

扫　舍

本名曾琼，生于成都，曾为纪录片编导、外企金领。现为艺术经纪人，在欧洲和中国之间行走。著有散文集《在普罗旺斯的太阳下》等。

间隔是一种生活哲学，在间隔的距离中我们才能对自己做一个梳理和审视，抹去那些浮在表面的泡沫，看到内心真实的呈现。

——《灰屋顶的巴黎》作者　扫舍

去旅行吧，去有阳光的海滩，去有清风的山谷，去任何让自己孤独的地方，“间隔”就会无时不在。

——《灰屋顶的巴黎》作者　王寅

人的一生其实应该经常有间隔年或间隔月，当我们迷失的时候，就需要给自己一个间隔来放下、思考，然后再重新出发。

——《行走台湾》作者　伊乐

间隔年是对冗长人生的分段阅读，是板结生活的休耕松土，是长途跋涉签署一份回归的承诺。

——《地中海的婚房》作者　刘国鹏

用一年的时间去远足，世界没变，我变了。

——《迟到的间隔年》作者　孙东纯

扫舍　文　　王寅　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灰屋顶的巴黎／扫舍，王寅著．—北京：金城出版社，2010.5

ISBN 978-7-80251-426-3

Ⅰ．①灰…　Ⅱ．①扫…②王…　Ⅲ．①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Ⅳ．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080254号

灰屋顶的巴黎

作　　者　扫　舍　王　寅

责任编辑　柯　湘

开　　本　710毫米×1000毫米　1/16

印　　张　15.5

字　　数　100千字　图51幅

版　　次　2010年8月第1版　2010年8月第1次印刷

印　　刷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印刷厂

书　　号　ISBN 978-7-80251-426-3

定　　价　38.00元

出版发行　金城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和平街11区37号楼　邮编：100013

发行部　　（010）84254364

编辑部　　（010）64210080

总编室　　（010）64228516

网　　址　http://www.jccb.com.cn

电子邮箱　jinchengchuban@163.com

法律顾问　陈鹰律师事务所　（010）64970501

这本讲述法国的散文集确实令我印象深刻。她是写意，是抒情，是思考；她既温情脉脉，也不乏褒贬，又略带调侃。

扫舍在这里以她天赋的才华及独特的笔触描述了我自以为最了解的的国家——我的国家。

可是读着这篇作品，我才意识到如果不了解他人观察的视角，我们对自己国家的认识也是支离和片面的。

解读一位中国女性对我所如此熟悉的国家的感受，对我来说既是重新认识，又是揭示她崭新面貌的过程。我想，不论对法国的了解有多少，中国读者们也会和我一样感同身受。

现在，让我们进入她的旅程！

皮尔·卡丹

Ce recueil d'impressions, de sensations, de réflexions, à la fois tendres, critiques et ironiques sur la France m'a réellement enchanté.

SAO She donne ici, avec son talent coutumier, un relief tout particulier à l'un des pays que je pensais sans doute le mieux connaitre: la France.

J'ai compris, au fil de son récit, que la connaissance d'un pays, si familier soitil, est incomplète sans l' écho de la perception qu'en ont les autres.

Découvrir le ressenti et la vision d'une femme chinoise aussi sensible et raffinée sur ce qui m'est pourtant tellement proche, a été pour moi de l'ordre d'une redécouverte, je dirai presque d'une révélation. Je pense qu'il en sera de même pour le lecteur chinois, quel que soit son degré de connaissance de la France.

Mais maintenant, place au voyage!

关于扫舍，关于扫舍的巴黎

洁　尘

要说的是，就是在中文中，对巴黎的书写也太多了。

2010年春节，一个朋友搞了个“法国文化收藏展”。很大的题目，但其实就是他自己的私淑收藏，很多年来，他专题收藏“中文中的法国文化”这一主题的出版物。我知道这个主题的收藏相当丰富，因为就在我自己的阅读史中，这一主题也已经不可胜数了。到了现场一看，还是有点吃惊，堪称满坑满谷。我对朋友说，很快，你这个主题就会有新的藏品了，等出版后我送给你。我说的就是扫舍的这本书，《灰屋顶的巴黎》。

书写法国，巴黎是重点、焦点。有多少人写过这个梦幻之城？有多少人，巴黎到此一游，回来就铺衍成一本书？对这样的书，我没有一点揶揄的意思。我理解那种冲动和激情。如果一个人在文字中曾经千百次地端详和抚摸过这个城市，那么，身临其境地走一趟，其阅读积累与视觉实感叠加在一起，是会让人洋洋洒洒地写出一本“情书”来的。

关键就是这个东西，“情书”。我翻过不少这样的“情书”，其好处是激情四溢，但坏处是空泛飘渺，所以，我已经不满足于只读“情书”了。我想看看居家者而非游客眼中的巴黎，想看看对巴黎长时间的凝视而非走马观花，想看看一个人沿着巴黎的美妙之处温柔流连之后，施施然回家而不是回酒店的背影，我想看看巴黎家庭餐桌上的食物而非饭馆里的菜品……我想看这些东西，但我希望我在纸上二度观看的第一重视线出自这样一个特定身份的人：我希望她是女人，她是中国人，我希望她的观看有某种特别的调调儿，我希望她的书写细腻温存幽微动人，我还希望她是我的好友，我熟悉她本人，这样的话，我可以把文字和人彻底叠加在一起，进而对巴黎这个城市产生更为亲昵的情感。

当然，就是这本书，《灰屋顶的巴黎》；也就是这个人，扫舍。在她的这本书里，我实现了我的阅读愿望。

说来真妙，我的阅读愿望在王寅的镜头里实现了第一次定格。

我是诗人王寅的粉丝，后来又是摄影家王寅的粉丝。这些年来，我追看他游走世界各地拍摄的作品。在他的摄影作品中，那些风格化的构图，美妙幽深得犹如深眸的光线，那种充溢在他作品中的无以名状的透明感，还有镜头后面沉静的呼吸，常常打动我。

现在，在扫舍的文字旁边，我欣喜地看到了王寅镜头里的巴黎。

这样的图文配合，堪称美妙。这是一种熟练的美和陌生的美的融合，是沉浸和新鲜的融合，是长久凝视和惊鸿一瞥的融合。

于是，景深出现了。好几层景深，好几种视线，好几种观看，从写者到影者再到读者，从驻足到行走再到阅读，景深很深，很清晰，很有韵味。灰屋顶的巴黎，很撩人啊。

二

跟扫舍认识10年了。

10年前初遇的那个场面很有戏剧性。我原来在文章里说过，在这里忍不住再说一次。

那是10年前上海夏天的一天，很热，接近40度。我在上海出差，和几个朋友一起到“新天地”去逛。我们商量说，这个天，不太可能坐室外吧？一同行的男士说，坐室内不好，会错过美女。我们依了他。

他说得没错。刚坐下没一会儿，就远远见一高挑的摇曳生姿的美女和一个身形修长挺拔的老外悠闲踱来。他们俩很惹眼，一下子吸引了我们的注意力，于是开始议论：

“这女人好漂亮。中国人吗？”

“不是吧。中国女人不会这么黑吧？”

“南亚的？”

“不会吧，南亚女人会这么高吗？”

“印度人？好像五官不像。”

……

两人越走越近。

同行的一个女友突然跳将起来：“什么呀。那是我大学同学！”

这五湖四海的圈子终于兜过来了。扫舍，四川大学中文系毕业的成都美女。至于说为什么当时很黑，那是刚从法国海滩度假回来，晒的。旁边的老外是她的夫君，法国人米歇尔。

这就认识了。

女友给她介绍我。她眼睛一亮，“哈哈，华丽转身。”

我当时刚出版了我的电影随笔集《华丽转身》。一听，当然受用了。

一见如故。

这个初始场景印象特别深刻，之后，就是朋友之间的交往了。

她20岁从四川大学毕业后去了北京，然后去法国，然后结婚生孩子，然后回国。这10年里，她每年在巴黎和上海之间来回跑两边住。她的父母和弟弟住在成都。时不时地，她会带着一双儿女回成都探亲访友。每次回来都会聚会。我呢，每次去上海，也一定会和她见面，聊天，不睡觉地聊，熬通宵地聊。

我对天秤座女人的重新认识，始于扫舍。

我认识好多天秤座的女人，有些还是我的朋友。天秤座的女人，优雅、美丽，一般都很高挑。扫舍正符合这一星座的典型外貌特征。

性格呢，据说，天秤座的人，嗯，怎么说呢，比较松懈比较清闲比较不执著比较会找平衡。我观察过一些天秤座，他们一般来说柔和、亲切、人缘很好，但就做事来说，爆发力和持久力，好像是比不上一些典型的工作型星座，比如摩羯座或者天蝎座等等。

对于星座我一直有兴趣，但却是半吊子。跟扫舍认识很长时间了，现在我开始怀疑：这是一个天秤座女人？

这个疑惑确切地说是从2010年开始的。2010年一开年，她的“艺术场”开张了。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我才看到她在职场上的另一面：清晰、敏锐、逻辑性和执行力都很强。还有一种特别的对局面的掌控力。关键是，我惊讶地发现，她是一个工作狂，一个吃苦耐劳非常能够抗压的人。

扫舍一直喜欢艺术，很年轻的时候在北京当纪录片导演的时候，就和很多艺术家在一块玩；跨国婚姻之后，游走在欧洲和中国之间，一见博物馆艺术馆就往里面钻，出来后四周瞅瞅，若见一灰头土脸的瓦片就眉开眼笑，千万里不嫌其重地背回在上海的家。有一年在改建还没彻底完工的成都宽窄巷子，她在砖瓦中间转悠，喜出望外地又捡一瓦片，举起来给我看。我问，你背回上海？她说，这算什么，我前段时间从罗马背回上海的那块，比这个还重。

说到底她对艺术有一份爱。因为爱，就有理想，就有憧憬，就有愿望，就有责任，就能从根上去做一些事情，来让事情变得更好。这份爱，是骨子里的，一旦是骨子里的东西，那一定也是能够负重的。这世间，但凡真正的爱，都能够负重。只是一味轻飘愉快的，那只是一种喜欢罢了。喜欢是容易的，也是很轻易就会放弃的，爱是难的，也就轻易放弃不了。她的内心有一种强韧的充满激情的力量，非常有感染力。我历来喜欢有力且持久的东西，对拥有这种品质的人相当赞赏和喜欢。以前，我没有机会看到扫舍的这一面，现在，我看到了！

Partie 1

星期天的巴黎，有一点懒，有一点随意。行人的步履也放得很慢，走走停停，犹豫得厉害，好东西太多了，再加上好心情，就有了些贪，什么都想看，反而失去了主意。

埃菲尔铁塔　La Tour Eiffel

埃菲尔铁塔　La Tour Eiffel

星期天，去看巴黎

7月，或者8月的一个星期天，去看巴黎。

这时候的巴黎和平日是大不一样的，有一种卸妆后的轻松，少了许多矜持，是如释重负的表情。

大假已经开始，巴黎人纷纷驾车出走，将巴黎市区留给了游客。有些空荡的城市，停车突然不成问题了。看不见穿西装打领带的上班族，取而代之的是T恤和短裤，那些说着不同语言的客人，手里长长短短的摄影镜头对准了巴黎，巴黎也还给他们一个娇媚活泼的笑容。

天气好的时候，沿着塞纳河慢慢地走，河岸两边的人工沙滩上有几乎裸着的被阳光晒得发烫的人体，这份坦然自若，也只有巴黎才有。站在堤岸上看这风景，不由地想起了卞之琳的那首诗：

你在窗前看风景，

看风景的人在桥上看你，

明月装饰了你窗口，

你装饰了别人的梦。

这时的塞纳河，河边堤岸，哪一处不是景？

看了满眼的香艳，转过头来就是著名的旧书摊，如果有时间有兴致，在这里就能消磨整整一个下午。一家一家地逛，各个时代各种文字的二手书，黑猫咖啡店的老招贴画，情色的明信片，还有音乐书籍和碟片。看不懂也是不要紧的，享受的是一份从容和自由，静静地浏览，轻轻地翻阅，不用担心书摊的主人，他正坐在树下盯着那个红衣女郎发呆呢，没有人会催促你，在耳边聒噪。于是，你就有了一些恍惚和一些臆想，手里拿的是什么书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此刻的角色，独自在塞纳河边触摸这些旧书，想象着巴黎有过的那些有名的人物，也许某一个人就曾站在同一个位置阅读过同一本书。这些老旧的东西让你有了身处历史的感觉，你是这一刻的见证。

星期天的巴黎，有一点懒，有一点随意。行人的步履也放得很慢，走走停停，犹豫得厉害，好东西太多了，再加上好心情，就有了些贪，什么都想看，反而失去了主意。许多人就在街角打开了地图，指指东边，望望西边，或者索性就在街角向阳的咖啡店寻个地方坐下，歇歇脚。像真正的巴黎人一样，叫一杯黑咖啡，眯着眼打望，看免费的时装秀。在这方面，巴黎是从不让人失望的，千人千面，找不到一件重样的服饰，那些设计，那些颜色被看在了眼里，记在了心里，最后自己也成了半个设计师。

一群年轻人骑着自行车过来了，这是最流行的周末运动，环保而又健康。让你想起正在进行的环法自行车比赛，已经进行了一大半。今年的比赛好像没什么悬念，美国人阿姆斯特朗已经在过去的5年里囊括了五届冠军，他在电视里说这将是他最后一次参加环法自行车赛了。你对这个说着结结巴巴的法语的美国人很是佩服，因为他曾是一个癌症患者。环法赛对他来说最重要的已不是再拿一次冠军，挑战自己的极限，恐怕是更具有意义的事了。难怪法国人酷爱这项运动，每当周末，老老少少装备齐全，运动装鲜艳得像孔雀开屏，收得紧紧的臀和结实的小腿看着实在是养眼，让你由衷地生出羡慕之意。

夏特勒广场　Place du chatelet

街角拐弯的地方，有人排着长队，那是Berthillon冰激凌店，有巴黎最好的冰激凌，3个半欧元1个小球，只做外卖，生意好得惊人。草莓的酸甜和核桃的香留在口中，是巴黎夏天的味道，甜美可人。举着一只冰激凌接着走，就看到了圣母院绝美的身影。有个街头音乐家在拉手风琴，那旋律是熟悉的，《死亡的落叶》。站在他身边和他合影时，他很开心地配合着，一脸灿烂的笑容，和正午的阳光一样温暖。

在圣母院的门前停一会，经典的建筑真是百看不厌。每一个季节，每一刻光线的变化，圣母院都会随之而改变，那种不固定的变化万千的美，吸引了全世界的人一次又一次地来访问她。你最喜欢坐在门口的石台阶上，无主题地凝望她。虽然阳光很眩，大理石石阶仍是凉凉的。有许多人在耐心地排队等待进去参观。可这不是你的方式，你对她的爱不是具象的，不是那些教堂里的彩绘玻璃和宗教故事。你只需要这样沉默安静地望着她，感受她。对你来说，这是一种久远绵长的情感，每一次和她相逢，都是发现。你要保持那种神秘和距离，让她被岁月和时光雕刻出来的美，再由时光一点点地刻到你的心上。爱，却不能拥有，爱，却无法看透。也许只有这样的方式，才配得上你对巴黎圣母院的一往情深。

离开通常的旅游路线，步行去巴黎最老的城区——玛黑（le Marais）。星期天的巴黎，只有这里才是真正的熙熙攘攘，是个真正的沼泽区，只要进入便会不由自主地沉陷。在古旧的贵族豪邸的背景下，在狭仄的阴影覆盖的小街上，总会有衣着奇特风格诡异的行人，每一个咖啡馆的角落里，都能听到最八卦的流言蜚语。这是巴黎最讲时髦、品质、另类、设计的地方，也是女人最孤独的地方。那些男人们，穿着紧身背心，宽肩和小麦色的结实肌肉性感地露在外面，步履懒散，即使坐在咖啡厅里也是满眼的欲望。他们的眼光从女人身上掠过时，是流水无情的冷淡。玛黑，是著名的同性恋地区，这里有欧洲著名的同性恋旅行社Eurogay，到处可见的五色旗是他们彼此之间呼唤的标志。玛黑是赤裸裸的，情色的，也是混合和交融的，最怪、最酷的生活在玛黑是无法定义的，这里只有更怪更酷。

在玛黑，只能步行，长时间地走，累了，就随便在街心小绿地找一张椅子坐下。身边正好有4个流浪汉在玩滚球游戏，肮脏的衣服已看不出季节，夜晚当街而睡的行头裹成了一个卷放在了长椅上，可他们玩得旁若无人，兴高采烈。穿过有阴暗对照光影的小巷时，一对男女乞丐在街边窃窃私语。你的相机惊动了他们，那女人很不高兴地说：“真该谢谢你，没有一块钱吗？”装着没听懂，不动声色地离开，这是玛黑，你也有权利扮一次怪。

从一家咖啡厅路过，看见了一张招贴画，发黄的纸张，熟悉的中国字：为革命锻炼身体。停下来给这张画拍照，路边坐着的人平静地看着你。你突然觉得，这里其实是一个人生小剧场，每个人都是角色，你在看戏的时候，不知不觉地也成了戏中的一个片段。

和一群亚洲的游客擦肩而过，听见了他们的抱怨：讨厌的星期天，拉发耶百货商店关门，春天百货大楼也关门，满大街贴着打折销售的黄红色条子，可找不到几家开门的店。巴黎的星期天真是不知干什么好。

有小小的得意之情漫上心来，你暗想，这些真是游巴黎的新手啊！那小小的得意是因为你已经开始一点点地进入巴黎的内核了。对巴黎，虽然你不能像爱亲人一样的来爱她，但从爱上星期天的巴黎开始，你想，至少能和巴黎分享一份恬淡的情谊了。

小桥　Petit Pont

新桥　Pont Neuf

我的桥，我的心

《新桥恋人》是典型的文艺片，一个患有眼疾的刚失去恋人的女人，一个无亲无挂的流浪汉，两个完全没有交集的人，走到一起。爱，没有道理可讲，最卑微的人，他们也有爱的可能。女主角是朱利亚·比诺什，我喜欢的法国女演员。她的美，有岁月苍茫的痕迹，混合着坚强和脆弱，激情和敏感，是泛着暗光的瓷器。这段爱情，始于新桥，终于新桥，看完，让人唏嘘不已。

新桥只是被叫做“新”，实际上却是塞纳河上最古老的一座桥，它由西岱岛分别连接左右两岸的两座独立拱桥组成，较长的一座为跨越大河汊的七孔拱桥，另一座为跨越小河汊的五孔拱桥。在传说当中，相爱的人，如果能在新桥下接吻，就可以获得一生的幸福。说起来，幸福真是一种奢望，人们求神灵，求所有能求的事物，就连一座桥也要担负这么重大的期望。然而，如果新桥真有这样的魔力，为什么我在Alex和Michelle的爱情中看到的却是那么深重的悲情和忧伤呢？即使是他们在新桥上随着施特劳斯的圆舞曲狂舞，即使是巴黎的夜空中有那么灿烂的烟花，我仍然觉得，这爱情只不过是一种幻象，是一朵异色的玫瑰花短暂的开放。

塞纳河上有36座桥，细说起来，每一座都有自己的历史，或辉煌，或浪漫，或优美，或典雅，最终汇合成为巴黎万种风情的一部分。桥，不是稳定的停驻，它是此岸和彼岸间的连接，是一个过渡，是短暂的，是转瞬即去的一段风景。发生在桥上的故事，不知为什么总是和情感有关，在那里，留下的是情人的幽会，或决绝时留在世上的最后一瞥。

黄昏时刻，从埃菲尔铁塔下的la Bourdonnais码头上船，乘一条华丽的塞纳河夜航船，能看到所有塞纳河上的桥。船有透明玻璃作的四壁和天顶，木色温润的地板，小餐桌临窗而置，小乐队演奏着法国腔调浓郁的音乐。都是正装的客人，男人们精致的领结和深色的西装，女人裸露着光洁的胸和背，香气袭人。

船在夜色里缓慢地航行，巴黎夜的灯光倒影在河水里，又反射到船窗上。光影和水波流曳在玲珑剔透的船体，可真是华美啊，美到让人忘乎所以，醉生梦死。

巴黎夜的黑，从来就不是深黑，总是有幽暗的蓝光，丝绒一样成为那些灯光的背景。那一座座桥，就无声地从这蓝丝绒上滑过。巴黎圣母院前面的是双桥，卢浮宫南岸是艺术桥，法兰西广播大楼前面的格雷奈尔桥边立着一尊“自由女神”塑像，是纽约那一尊的缩小版，听说是侨居巴黎的美国人回送给法国的礼物。有一座小小的朴素的桥，叫米哈博桥，它因超现实主义诗人阿波利奈尔的诗而著名。这个天生美貌而多情的诗人，曾在米哈博桥边徘徊并吟唱：

米哈博桥下，塞纳河流淌，

我们的爱，

是否值得缅怀，

但知苦尽，终有甘来。

亚历山大三世桥　Pont Alexandre III

让黑夜降临，让钟声敲响，

时光流逝，我依然在。

我们双手交织时面面相对，

两臂缠绕，

像是垂下的拱桥。

……还有永恒，

永恒似是流水的喧嚣。

让黑夜降临，让钟声敲响，

时光流逝，我依然在。

船舱里的华丽被宁静的暗夜烘托着，有一种虚幻感，最快乐的时候总会突然害怕接下来就是曲尽人终。想起一些事和一些人，这些人和事漂浮在塞纳河的水面上，把心塞得满满的，低微地回旋着，奏鸣曲一样，时强时弱地蔓延，飘渺，不知所云，无法掌控，看不清来处，也无从归了，只是，会有些身不由己地沉溺和下坠。

荣军院的前面，是塞纳河上最为灿烂的亚历山大三世桥，它是俄国皇帝尼古拉二世在1886年时作为法俄亲善的礼物捐赠给法国的，并以自己的父亲亚历山大三世的名字来命名。爱极了它那四根立柱上金色的雕像，低矮的桥身，还有那些被小爱神托着的灯。在那桥上，我曾经拍过一张照片，是夕阳西下的时分，一对恋人的背影。他们的眼前，是浸在光芒中的埃菲尔铁塔，他们拥抱在一起，抱成地老天荒的姿态。他们的影子被拉得老长，在桥面上交织在一起。那情景，是那么柔软和深情，让人相信哪怕是只为了这一刻，人生也是值得来一趟的。

爱上亚历山大三世桥，是从那一个黄昏开始的。在一个邂逅相遇的瞬间，它触动了我内心最隐秘最脆弱的情愫，如同一种爱情。我开始在心里叫它“我的桥”，为了它无意中窥探到了我的心。

左岸

站在圣日耳曼大街中心的三角形小岛上，我犹豫着到底该往哪一个方向迈步。我的前面有两个咖啡馆：左边是花神咖啡，右边是双叟咖啡，都是名气大得要死的地方。这还没完，转身再往后看一眼，一个橙色的遮阳篷也摆出一幅矜持的姿态，上面棕红色的字写着：力普啤酒屋。

这三个点连起来，就成为一个心的形状，换句话说它们是古典巴黎的心脏也不为过。曾经有人说过圣日耳曼广场的生存、呼吸和心跳，全依赖着这三家咖啡馆，欧洲乃至世界的消息，都要通过这里来传播。

从上世纪30年代开始，无数著名的人物就出现在这地方。据说萨特的存在主义哲学就是在花神咖啡馆的咖啡里泡出来的。他和波伏娃在二战期间几乎以花神咖啡为家，一是为了躲开占领了巴黎的德军，二是为了躲避法国冬天的寒冷。二战胜利后，这里又成了毕加索和夏加尔的聚会点，《纽约客》的记者珍纳·弗莲娜在她的巴黎报道中说，在这儿，几乎每个晚上都能看到毕加索坐在正对大门的第二张咖啡桌前和他的西班牙哥儿们在闲聊天。不知道花神咖啡馆那红色的鼹鼠皮椅子上是否还能看到毕加索留下的印迹，不过在咖啡馆隔壁的纪念品商店里，有关毕加索的东西是很多的。

骑战桥　Pont Carrousel

在巴黎逗留的10多天里，我拍到了太多太多的巴黎之吻。巴黎的浪漫不仅仅在书本和电影里，而是真真切切地存在于巴黎的街头巷尾和时时刻刻。

绿色遮阳棚上写着金字的双叟咖啡，因店里的两个中国人物木雕而得名。在很长的时间内，它的声名都大过了花神咖啡。在上世纪20年代，法国诗人布鲁东和一群狂狷的文艺青年，在这里发起了超现实主义的文艺新浪潮，并将这浪潮推动到了文学、诗歌、戏剧、绘画、电影及人们的思维方式中。因为和花神咖啡只隔着一条窄窄的圣贝罗依街，波伏娃也常到这里来。她有篇日记里写到：“我坐在双叟咖啡馆里，眼睛瞪着咖啡桌上的白纸，我感到我的手指蠢蠢欲动，我需要写作，其实我想写我自己，第一个升起来的念头是：作为女性自身的意义是什么？”这大概就是她的名著《第二性》的缘起吧。

至于力普啤酒屋，最早是一对来自法德边境的夫妻利奥纳·力普所开的餐厅，供应阿尔萨斯的菜式和啤酒。上世纪20年代被盖兹先生买下，经营成了巴黎电视界、演艺界、诺贝尔文学奖得奖作家和出版商聚会的地方，后来一些政治家也喜欢去那里宵夜，前总统密特朗就是那里的座上客，时不时会去喝一杯阿尔萨斯的啤酒。

然而，我站在圣日耳曼大街的那一天，是半个多世纪以后的一个7月的星期天。街角有一支4个头发花白的男人组成的乐队在一块巴黎的历史指示牌下表演，带着黑色面纱的妇女正向巴黎最古老的圣日耳曼教堂走去，红绿灯下的一块灯箱广告上是头带假发的英国伊丽莎白女王穿着法国足球队的十号球衣。力普啤酒馆在太阳的阴影中，门前的咖啡桌前空无一人，花神和双叟咖啡馆前却座无虚席。双叟咖啡馆的侍者是个白了头发的老年男子，在艳阳下仍一丝不苟地穿着一个世纪传下来的制服：白衬衣，黑色的套装，黑色的领结和一条长到几乎拖地的白围裙，脸上带着见过世面的淡漠。绿色的双层城市旅游车慢慢地驶过路口，等红灯时，无数的照相机对准了路旁的咖啡馆。

塞纳河左边的圣日耳曼大街、蒙巴纳斯大街和圣米歇尔大街，是法国文化上被称为左岸的地方。左岸之所以在国际上有名，是因为这里曾经是艺术家和知识分子的家园。过去的左岸，贫穷的青年艺术家和作家、哲学家住在这一带那些简陋、拥挤的小旅店里，周围的咖啡店是他们吃喝、工作、交际、取暖的地方。无论是颓废、放荡、叛逆、标新立异，都能被左岸所接纳和包容。

在上世纪初，法国就已经是一个种族平等的神话中心了，有一种关于法国人都是色盲的说法被广泛流传。到过法国的美国黑人发现，在这里白人教堂和黑人教堂，白人学校和黑人学校，白人墓地和黑人墓地之间没什么区别。于是，犹太人来了，黑人来了，他们在这里感受到了平等和友善的空气。

法国著名的女时装设计师Sonia Rykiel酷爱着圣日耳曼大街，她在接受采访时说：对我来说，“圣日耳曼大街”代表着巴黎，代表着左岸，和一种独特的精神，例如文学、知识分子、书籍，对于宗教的敬仰……不过它也同时代表着一种生活方式，例如餐饮、咖啡馆、好友、爱人……回归自我，以及一定意义上的自由。就像是在花神咖啡馆（Café de Flore）的门口，那些身着黑色礼服、手夹香烟的女郎……这一些都是关于个人态度的问题，而正是“圣日耳曼大街”创造了这种独一无二的态度。

我和Sonia Rykiel一样，想像着在这些咖啡店里遇到黑衣的手持香烟的女子，或瘦削苍白手捧存在主义哲学书的男子。而事实上，上世纪初和上世纪中的圣日耳曼广场咖啡馆的三角关系在今天已经只剩下传说了。在这个三角的任何一角中，都已经看不到狂飙青年的影子了，干雪利酒仍然卖得很好，但喝酒的不再是海明威，而是穿着短裤身体被晒出了红斑的美国游客。咖啡仍然是那杯咖啡，价格却不是一样的价格了，一个美国女人在惊叹：天，一瓶水居然要8美元啊！

不久前我碰到一个德国的著名艺术经纪人，他和他的摄影师Udo Spreitzenbarth曾在柏林电影节以白灵为主题作过一个《八重灵魂》的摄影展。他说他代理的许多年轻艺术家都离开了法国，把工作室放在布拉格、布达佩斯，甚至柏林。巴黎的房价太贵了，那些年轻的波希米亚人或艺术青年，在这里再也看不到任何可能实现梦想的机会。

1921年成立的原来位于圣日耳曼广场的勒·旺迪书店，以卖严肃的文学书和哲学书而著名，因为承担不起昂贵的费用，现在搬到了边远的巴黎五区去了。圣日耳曼广场上现在有一家巨大的FNAC商店，以一种百货业巨头的形式经营着书籍、音像和摄影器材。勒·旺迪原来的地址变成了迪奥的商店，阿曼尼服装专卖店高傲地站在花神咖啡馆的对面，而LV的专卖店正好在双叟咖啡馆的旁边。一个曾经体现着独立、自由和艺术性的有思想的圣日耳曼，现在成了一个时尚的商业中心。

左岸已经失去了它的灵魂，如果说过去的左岸人们在咖啡店里谈论艺术，那么现在的左岸，人们在咖啡店里谈论的是经济和时尚。左岸的概念正在渐渐地被偷换和移植到一些装腔作势的伪文化中去，甚至到了遥远的中国，我弟弟在成都住的小区，就毫不惭愧地被命名为“左岸花都”，中产阶级们殷实的生活也很时髦地被贴上了文化的标签。

正如美国作家埃德蒙·怀特感慨的那样，圣日耳曼的变化，如同一个垮掉一代的孩子变成了一个有钱的主妇，优雅倒是优雅，只是没了头脑。

卢浮宫　Musée du Louvre

一个老妇人柱着拐杖，在卢浮宫门外弯腰乞讨。一个肩背挎包的年轻男子正大步流星闯入画面。男子手中遮阳的报纸投下的阴影正好落在眼睛的部位，就像一抹黑布遮蔽了他的双眼。

卢浮宫　Musée du Louvre

真的值得看

不上班的日子，如果正好住在巴黎，我们干什么去？

法国作家菲利普德莱姆在《一直下雨的星期天》里借诸葛先生的口说：“诸葛先生不是经常跑美术馆的人，可是所有大型展览他还是都‘去一下’……看展览是一种当尽的义务，诸葛先生很喜欢在义务中发现乐趣。就连排队都有它特别的兴味。有时候，还得在人行道排上3个钟头才进得去，不过这倒蛮让人心安的。因为如果需要等那么久，就表明真的值得看。在某些东欧国家，人们在商店前耐心排队，等的是买食物。而在巴黎，大家排队是为了弗朗西斯·培根。”

就是这样了。巴黎大大小小出名不出名的600多个博物馆，散落在大街小巷中的无数文人艺术家的故居，能满足我们所有的情感需要：崇拜，仰慕，探寻，猎奇。住在巴黎而不去博物馆如同法国人不吃棍子面包，只可能是一个虚拟状态。

对到巴黎旅行的人来说，访问博物馆的最好的方式是去巴黎旅游办公室（Paris Tourist Office）买博物馆的通票，这种票的好处在于可以节省费用，而且在有效期内可以不计次数的多次参观自己喜爱的博物馆。有人开玩笑说，拿着这种通票在巴黎逛，内急的时候还可以直接进博物馆解决问题。这种套票根据每个人不同的日程，可以选择不同天数的，2日票30欧元，4日票45欧元，6日票60欧元，这些通票包括了最主要的博物馆。相比起国内的所谓旅游景点的价格，巴黎博物馆的通票实在是物有所值。

一

塞纳河边的卢浮宫，无疑是巴黎最著名的博物馆了。这座始建于13世纪的原王室城堡，经历了好几代王室的扩建和改建，到1793年8月10日，卢浮宫艺术馆正式对外开放，成为一个博物馆。从那时起，这里的收藏不断增加，包括许多拿破仑向那些被征服的国家征用的艺术贡品。如今博物馆收藏目录上记载的艺术品数量已达40万件，分为许多的门类品种，从古代埃及、希腊、埃特鲁里亚、罗马的艺术品，到东方各国的艺术品；从中世纪到现代的雕塑作品；还有数量惊人的王室珍玩以及绘画精品等等。迄今为止，卢浮宫已成为世界著名的艺术殿堂。

去卢浮宫如同朝圣，从远远地看到它的黑色的屋顶开始，就有了敬畏之情。如同一条鱼面对浩瀚的大海，卢浮宫让人觉得自己异常渺小。在那些以卢浮宫为背景的电影中，不论是《达芬奇之谜》还是《卢浮魅影》，卢浮宫都是神秘的。这也难怪，这个曾经住过50位法国国王的宫殿，它的历史不是一个单纯的博物馆的历史，而是交织着政治、战争、征服和掠夺。每一件藏品的后面，都有复杂的历史，这些厚重的历史丝丝缕缕地在这封闭的空间里年复一年地积淀下来。我们透过卢浮宫的展品看到的，不单是艺术如何有魅力，也是在触摸和追索人类发展的源头。卢浮宫有三大镇馆之宝，分别是：《蒙娜丽莎》、《维纳斯》和《胜利女神》，它们被发现和收藏的过程本身就充满了故事性。

胜利女神像是一个法国探险队于1836年在爱琴海东北部萨莫色雷斯岛上发现的。遗憾的是，像许多古希腊和古罗马时代的雕像一样，它的头部和手臂都已经没有了。胜利女神像，被认为是现存希腊风格雕塑中最为精美的，描绘了胜利女神翩翩降临在一艘船上的绰约风姿，她的双翼张开，衣服在风中优雅地飘动。这尊大理石雕像，是希腊东南端罗得斯岛上的雕塑家于公元前220年至公元前190年间创作的，1863年在萨莫色雷斯岛上被发现后，人们把它送到了巴黎卢浮宫，保存至今。

维纳斯雕像的来历更富传奇色彩：1820年，一个农民在希腊米洛斯岛上的一个地下洞穴里发现了它。贪财的农民没有交给政府，而是私下卖给了法国人，法国人又将它走私回国。雕像最终被送到法国国王路易十八面前。路易十八的艺术顾问遍访法国雕塑家，想为这座雕像续上断臂。结果所有的雕塑家都发现，续上的断臂无论采取何种姿势都不能令人满意。最后，路易十八下达了一道“圣旨”：任何雕塑家都不必、也不许为维纳斯续上断臂，因为只有那样，才能使这座雕像的惊世之美得以流传。

至于蒙娜丽莎的微笑，已经经典到了烂俗。在大量的复制印刷品和先锋艺术家对它的各种演绎之后，等我们真正站在这幅作品的原作面前时，剩下的只有审美疲劳了。隔着一层层的人头看过去，这幅画是那么小那么暗淡，如同在荧屏上光彩照人的明星被人在街上撞见时，大都是平淡而瘦小的。《蒙娜丽莎》带给我的触动是在作品之外的，法国国王对艺术品的收藏始于弗朗索瓦一世时期，而弗朗索瓦一世正是那个在达芬奇生命的最后一刻怀抱着这个伟大的艺术家并让他在自己怀里咽下最后一口气的国王。有这样的君主，卢浮宫成为世界最大的博物馆也是顺理成章的了。

卢浮宫　Musée du Louvre

二

由火车站改建成的奥赛博物馆（Musée d'Orsay），是巴黎的近代艺术博物馆，主要收藏从1848年到1914年之间的绘画、雕塑、家具和摄影作品。它的收藏上承卢浮宫，下接国立现代艺术博物馆，在艺术史上有承上启下的地位。

我喜欢奥塞，每次去那里都觉得是一次狂欢。在奥塞的众多藏品中，最吸引人的还是早后期印象派的作品。方丹拉杜的几幅人像画，为我们揭示出了那个时代的灿烂。他作于1864年的第一幅群像大画《向德拉克洛瓦致敬》中，被称为浪漫派狮子的法国画家德拉克洛瓦居坐在画面中间，围绕着他的是方丹拉杜本人以及马奈，诗人波特莱尔坐在右角。他的另一幅作品《巴底洛勒画室》中我们可以看到雷诺阿、巴兹勒和莫奈三人。奥塞博物馆里的艺术家，有许多都是我们熟悉的：安格尔、德拉克洛瓦、德加、莫奈、梵高、高更、修拉、马奈、塞尚、库贝尔、米勒、柯罗、德加……，有不少轰动西方美术界的作品，就收藏在这里，比如库贝尔的《生命的源泉》、米勒的《晚祷》、马奈的《草地上的野餐》。

如果说卢浮宫对我来说过于庞大和繁杂，常常迷失在历史的浩瀚无边中，那么奥赛则让人亲近无比。那些画和它们的创作者不是一个简单的名字，而是一个个活生生的生命体验。我熟悉他们，在欧文斯通的《梵高传》和别的文艺作品中读到过他们：惊世骇俗的库贝尔，留恋于酒吧和舞女之中的德加，童真的卢梭，朴实的米勒，自我放逐的高更，疯狂而痛苦一生的梵高。透过他们我看到那个19世纪的巴黎，那些挤满了艺术家的小酒馆和画室，那些吵吵嚷嚷的沙龙上的高谈阔论，我仿佛能听到左拉在巴蒂格诺莱的咖啡馆里抽着烟斗大声宣告：“我们认为，一切真实的东西，不管其外表看起来多么丑，都是美的；我们接受大自然的一切，不得有任何否定；我们相信，触目的真实比漂亮的谎言要美。我们认为痛苦是有益的，因为在一切人类感情中它是最为深刻的。”

这样的一群人，他们聚会在一个世纪的某一个时刻，思考，创作。尽管他们每个人都面对着自己不同的生活境遇，但到最后，他们一起成为了人类艺术文化史上的璀璨群星，让19世纪的法国，成为了永远闪亮的法国，他们和法国，彼此成全了！

三

在巴黎的荣军院旁，就是罗丹博物馆。这个有着美丽庭院的小博物馆，居然是访问量排在第三名的巴黎博物馆。

在庭院里，放置着罗丹不同的生命时刻里的作品。著名的《加莱义民》，著名的《三个影子》，著名的《思想者》，著名的《巴尔扎克》。世界美术史中必然有罗丹的篇章，他的作品是评论者津津乐道的话题，甚至哲学家都乐于引用罗丹的作品来叙述那抽象的存在。

1916年，76岁的罗丹已是功成名就的大师了，他在欧洲雕塑史上的地位，已如诗人但丁在欧洲文学史上的地位。罗丹和他的两个学生马约尔和布德尔，被誉为欧洲雕刻的“三大支柱”。就在这一年，罗丹和法国政府签订了协议，他将自己所有的作品捐赠给了法国政府，以换取居住在77 rue de Varenne号。这座两层楼的带庭院的房子，是政府提供给他的住房和工作室。1917年，罗丹在这里去世，1919年，罗丹博物馆正式建成开放。

罗丹的伟大是无需置疑的，他那句“生活中不是没有美，而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被一代又一代人视为经典名言。他的作品，以人作为其创作主题，塑造了一系列充满激情、情欲和悲剧感的形象，这些作品是对人自身命运的深刻内省和思考。罗丹的雕塑是那样的庄严，一如19世纪末的欧洲小说，每个人都有一副和命运抗争到底的姿势。

卢森堡公园　Park du Luxembourg

然而，在罗丹博物馆里我常常在他肌肉饱满的塑像前走神，无法控制地想到另一个和他密切相关的女人——卡米尔，这个既是他的学生又是他的情人的杰出女子，她是罗丹创作的缪斯，给了他无数的灵感和激情，而最后，却被罗丹视为“你成了我最强的敌人”，孤独地在精神病院度过了30年。

“我希望我从来也不曾认识你”，付出了青春和爱的卡米尔最后悲哀地说。

伟大的罗丹让一个天才少女相信了爱情，然后在这女子要求和他有一样的独立人格时自私地离开了她，伟大的罗丹对世界的态度是永不屈服的，他要征服的事物太多了，一个女子，不过是他生命中的一段插曲，爱情太微不足道。他没有时间，他要认真构思地狱之门上人类的悲剧，他要为巴尔扎克的雕塑增添戏剧感，他要思考思想者的表情，思想者的脚部甚至都为世间的痛苦思索到青筋毕露。他要表现人类的悲剧感，所以和他有关的那个小小的爱情悲剧，就被他忽略了。

许多年后，垂垂老矣的罗丹在给朋友Morharde的信中说：“关于这个即将成为博物馆的房子，我不知道会怎么安排，但是如果能将Camille（卡米尔）的作品摆放进去，我会非常高兴。这栋房子不算大，但是总会有房间留给她和我。”

终于，卡米尔在罗丹博物馆里有了自己的一个房间，可这能改变什么呢？这个罗丹的情妇在离开罗丹后所经历的一切压力和贫困，早就摧毁了她的生活。完美是属于伟大的罗丹的，卡米尔只不过是罗丹身后的一个附属品，她的天才也不能挽救她，她的灵魂也许早已死了，在她的情人弃她而去的那一刻就先已疯癫，最后，她在疯狂中砸碎了自己所有的作品，一无所有地死在精神病院里。罗丹博物馆里的一间房，能弥补一个女人的一生吗？就是到死，她也仍然只是罗丹的阴影里的一个破碎的影子。

四本打开的书

如果说世界上有一个地方对读书人而言美好如天堂，就只有那个叫图书馆的地方了。

记忆中和图书馆结缘是在考大学之前，每天带上午餐去四川省图书馆，在安静中消磨一整天。没有人说话，听得到的只是时不时的翻书声，有人走过，脚步声异常响亮，让走路的人有些难为情。有人拉开椅子，有书落在桌上的闷响，有被压抑住的清咳……图书馆里总是有一种气场，让人忍不住要收敛自己，读书人进了图书馆，就如同信教者进了教堂，立即就有了肃然起静的态度。

在法国的时候，有幸去过法国国家图书馆。那是一个在建筑设计上独具匠心的文化殿堂。它坐落在塞纳河畔，由四座高楼组成。这四座高楼都是L型，像四本打开的书，共同组成一个象征着广纳知识的空间。这四本“书”，分别代表了文化之塔，藏纳文学艺术方面的著作；数目之塔，藏纳科学技术方面的著作；法律之塔，藏纳经济法律哲学的著作；时间之塔，藏纳历史社会与人文方面的著作。

其实，法国国家图书馆的诞生距今已有500多年的历史。1368年法国一位博学的国王夏尔五世将919本手稿保存在卢浮宫佛高里楼内，这便是皇家图书馆雏形。国王弗兰西斯一世于1537年9月28日颁布《蒙彼利埃令》，规定一切出版物均须向这里呈缴一册，从而使法国的出版物在该馆被完整地保存下来。随着时代的变迁，皇家图书馆不断扩大，并从卢浮宫迁至里舍利厄——现在国家图书馆老楼，在17世纪中叶成为欧洲图书馆的龙头老大。1789年法国大革命引发了皇家图书馆的革命，图书馆从此改了姓，成为国家图书馆。皇亲国戚、贵族的私人藏书被没收，使国家图书馆增添了25万册书籍、1.4万本手稿和8.5万幅版画。

扩建法国图书馆，是在1988年由当时的任职总统密特朗决定的，所以这个图书馆也被称为密特朗图书馆。现在的新图书馆完全采用数字化技术管理，真正成为囊括了各个领域最新书籍的知识海洋。图书馆拥有2000个座位的普通阅览室和1500个座位的学者阅览室，是世界第五大国家图书馆。

图书馆有两层阅览室，四周便是书库和工作间。书库直线长395公里，传送带是联系书库与每层阅览室的纽带。图书馆珍藏了1100万册书籍，30万余种杂志，2000份专业资料和1500万幅珍贵的版画等。阅览室向年满16岁的人开放，一年的阅览费为200法郎，学生半价。一天的阅览费为20法郎，学生也是半价优惠。

然而，在网络时代，即使许多巴黎人仍然保持着去图书馆读书的习惯，但网络对传统的冲击仍初显端倪。当美国的Google网站宣布与哈佛大学图书馆等著名图书馆合作，打算将这些图书馆的大量藏书搬上网络时，法国国家图书馆的明天会走向哪里，已经成为了法国人深思的问题。

亚历山大三世桥　Pont Alexandre III

亚历山大三世桥　Pont Alexandre III

在香榭丽舍找到你的所有

香榭丽舍大街总是这样，一边热闹，一边冷清。热闹的那一边，有暖烘烘的太阳照着，奢华的酒店，高傲的名牌都挤在一起。冷清的那一边其实也有不少好东西，但始终就缺乏人气，连咖啡店也有些无精打采地缩在阴影里。这就是了，决定这条街哪一边受宠的是阳光。我刚到巴黎学法语时，用“一……就……”造句，我写：太阳一出来，巴黎的人就到街上咖啡馆了。我的法文老师是个优雅的巴黎女人，记得她的眼镜框的颜色总是要和衣服的颜色搭配的。她那时很高兴地对我说，你不仅写了个语法正确的句子，还写了个很巴黎的句子。

我那时住得离香榭丽舍不远，1号线地铁，坐3站出来，就看到那个很大的奔驰商标。我有时候在那里等人，有时候从那里开始慢慢地往远处的协和广场走。这可以叫散步，也可以叫解闷。上世纪90年代中，还没有网络，我在巴黎也不认识更多的华人，我想中文字想得厉害的时候就出去走一圈，在书报亭买张中文的《欧洲时报》。

走在香榭丽舍时总有种梦幻感，这条街让我觉得生活是那么不真实。那个时候我总会想起1989年的夏天，我离开北京跑到甘肃。我对当时我在的电影厂的领导说我要去西北采风，拍一部花儿与少年的记录片。记得领导还表扬了我，说这个年轻女孩子不怕辛苦愿意去边远的地方工作。我走了很远，甚至去了花儿的发源地宁夏回族自治县，但我却最终没能完成这部电影。

一个晚上，我坐在兰州饭店的客房里看电视，看了一部发生在巴黎的肥皂剧，我裹着被子坐在床上独自一个人看着巴黎，看着那些走在香榭丽舍街上的好看的人们，他们亲吻，他们喝咖啡，他们的金发在阳光中闪闪发亮。我突然就流下泪来，想，原来生活还可以这样过，这么安详，这么美丽。而那时，这一切却是那么远，远到让人绝望。

在巴黎的时候，我遇到了一个来自温州的男人，他已经出国许多年了，在巴黎扎下了根，开了4家手袋店，卖那些由来自中国的工人在小作坊里生产出来的手袋。他看上去过得很好，有钱，有资产。有一天他请我在香榭丽舍上的餐厅吃饭，他为我点了昂贵的海鲜拼盘。一个大银盘端上来，碎冰上铺着新鲜的海胆、牡蜊、淡菜、鲑鱼，他还在邻桌的法国人羡慕的眼光中开了一瓶同样昂贵的新教皇城堡酒。然后他对我说，有些时候，我开车经过香榭丽舍，我的沃尔沃车轮碾过路上的碎石子路，我对自己说，我在世界最美的一条街上，开着世界名贵的汽车，我现在也是巴黎人了，我有资格得意了吧？我看着他，说，是的。他的脸上却毫无喜悦的神情，接着说，我其实很怀念在温州的那个自己，那时，我是医生呢，受人尊敬，现在，我是什么呢？一个有钱的臭皮匠。

他不知道，有一天我走在香榭丽舍，一个法国人跟上来搭话，他问，日本人？我摇头。他又问，韩国人？香港人？我站着，说中国人。法国人做出惊讶的表情，中国？北京？怎么能来香榭丽舍？我仓皇地想离开他，转身走进了路边的一家商店，他大声地在外面说，那店很贵的，姑娘！

有钱的温州男人常常去唐人街租中国的电视长剧，他喝着法国红酒在巴黎看那些发生在中国的事情。我想到在兰州的那个晚上，我以为幸福是在香榭丽舍。可现在，我们都站在香榭丽舍的大街上说着我们的忧伤和失落。我们一起看着那些白皮肤、黑皮肤的人，看他们神情自如的步履，而我们在心里怀念着自己的家乡。

耶拿广场　Place d'Iéna

春天的巴黎时雨时晴，暴雨过后，穿透云层的强烈阳光照耀着古老的街道，路面如同镜子一样闪亮。

中国春节到来了，我去参加一个青田同乡会组织的庆祝活动，商人们从国内请来了毛宁、杨玉莹来演出。满满的一个剧场全是中国脸，女人们在身后嗑着瓜子，用家乡话聊着天，小孩子到处跑，却嘴里嚷着法文。演出是中国人过年的老套路，大俗大喜的那种。坐在那里，心里生出一种怪异，从中国跑到法国，却来看这种在国内自己不要看的节目，很像个讽刺。

香榭丽舍大街上总是有许多事在发生。环法自行车赛的终点，法国队赢得世界杯冠军后的庆典，每年一度的国庆检阅，在所有的热闹后面都有一份寂寞在等着我，这个国家，曾经是我梦想的一部分，然而在抵达之后，我才发现我只是个外人。

中文的方块字流淌在我的血液中，我在梦中梦见的也是中文。有时候在夜里往国内打长途电话，只是为了听听那边传来的属于自己的语言。香山的树叶红了，什刹海的夜市还是那么热闹，那些习以为常的小细节在这时候成为亲切的回忆，甚至是一种召唤。

现在我是一个自由人，而这样的自由带来的却是彻底的孤独。也许我该在少不更事的时候就出门旅行，吃着法国面包长大，毫无负担地进入一种新的社会。但是，我来的时候已经太晚了，一个成年人的眼睛已经充满了审视，可以想象，在香榭丽舍大街上看到狗屎，是多么的失望。

总是这样，许多时候我们以为生活在远方，而抵达远方时，才知道我们永远只能是在找寻的路上，任何地方都没有结果。

Joe Dassin的《香榭丽舍大街之歌》曾唱道：“到香榭丽舍大街，在中午，在晚上，阳光下，细雨中，在香榭丽舍找到你的所有。”我听着这首歌，却对自己说，是回家的时候了。

许多年以后，更多的中国人来到了香榭丽舍。他们的口袋里有了越来越多的钱，他们挤在香榭丽舍最豪华的LV商店里买那些新款的手袋，他们大声地说着话，站在凯旋门前面照相。有一天，我看到一张中国女孩的脸占满了香榭丽舍大街两旁所有的广告牌，那是一个叫章子怡的女孩演的一部中国电影的广告。免税店里的法国人学会了用中文说你好。我走在香榭丽舍大街上遇到了一个孩子，他抬起头来看看我，然后对他的母亲说，妈妈，一个中国人！

一个中国人终于被识别了，在埃菲尔铁塔亮起了庆祝中国新年的红灯后，在中国的舞狮队穿过香榭丽舍大街后。

香榭丽舍的阳光，到了下午就移到了一度清冷的对街，那时，对面的好时光就要开始了。

慢船去中国

以前住巴黎的时候，一周总得去一次十三区，就是所谓的唐人街。那时候刚出国，口舌只喜欢中式饭菜，几日吃不上就情绪低落。记得一次旅行到荷兰，不过是一周没见中餐，就觉得已是世界的末日。终于看到一家中餐馆的牌子，可谓欣喜若狂。但那餐饭，上来时全是红色，不管什么菜都是番茄酱熬煮出来的，吃到反胃。从此不再轻易相信中餐馆，宁愿自己亲力亲为。

唐人街总是给我一种怪异的感觉，看上去很中国，街上的招牌大都是双语的，中国字比法国字还要大，超市里的物质也很中国，从老干妈辣酱到豆腐乳都可以找到，还有法国超市绝对见不到的青菜，苦瓜、芥兰、生姜、花椒样样不缺。华人银行、房屋中介、驾驶学校、美发美容都是可以不说法文的，所以才会有一些华人在异国住一辈子而不会说一句当地的语言。

我去十三区买菜，买烹饪佐料，买米，还有一年中国春节的时候我在陈氏兄弟的店里买了一大捧腊梅，转身在隔壁的越南人店里买一件红色织锦缎的旗袍，把自己搞得像《花样年华》里的女主角一样。

然而，作为一个中国人，我却无法对唐人街产生认同感，走在那些中国招牌下，我不觉得亲切，更说不上归属。也许是语言，唐人街的语言主流是广东白话、温州土语，对于我来说这语言的隔膜更胜过外语，以至于我们之间只能用外国语交流。也许是气氛，不知为什么一到唐人街就觉得街道脏了，装饰难看了，巴黎的优雅和精致在这里荡然无存。他们是中国人吗？走在唐人街的那些黑头发黑眼睛的人，我怎么觉得他们离我那么遥远？

卢森堡公园　Park du Luxembourg

有时候遇到没到过中国而住在唐人街附近的法国人，听他们说，我的邻居，你们中国人如此这般的时候，总是会忍不住强烈地辩驳：不是这样的，中国人不是这样的，你应该去中国看真正的中国人。法国人不解地问，他们难道不是中国人吗？他们是中国人，但他们和在中国的中国人不一样！

这是一个绕口的句子，老外不懂。在我眼里，唐人街不过是混血布景，是西方人的中国，是涂了黄油的馒头，加了牛奶的豆浆。

陈丹燕的小说《慢船去中国》有一段写上海女孩范妮走在美国唐人街时觉得隔离、失落、自卑、羞愧，坦率地说，那种感情我很理解。

住到巴黎郊区，并没有特意要靠近中国商场，然而，离家10多分钟的车距，仍有一片小唐人街。前两天我去Paris-Store买东西，买了李锦记蒜茸豆豉酱、挂面、油条和豆腐，走出门的时候发现商店门口站了个中国女人，面前摆一个木箱，里面全是DVD。我着实倒吸了口冷气，在巴黎街头公然卖盗版碟，和找死也不远了。

地下铁

走出住的公寓，穿过一条马路，就来到拉法耶协和饭店的门口。这个饭店在巴黎算是标志性的高楼了，半圆弧型，主体是豪华的星级宾馆。因为特别符合亚洲人的口味，不少有钱的亚洲人都愿意下榻在这里。

门童是个男孩，饭店的红色制服和带金穗的帽子让他看上去格外英俊。和往常一样，他远远地给我一个微笑，如果没有别的客人，他还会殷勤地帮我拉开大门，虽然他知道，这个同样是亚洲面容的女子并不是饭店的客人，她只不过是要穿过饭店华丽的大堂，经过那些美丽的商店去纵深处的地铁站。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总是从这里的地铁站上车去位于拉丁区的学校学法语。我熟悉巴黎的地下甚于地面上，地铁是我生活密不可分的一部分。

这条世界上第一条地铁，已是百岁老人了。除了那些与时更新的广告，更多的时候，它显出了颓败。

早上时分，里面有股暖烘烘的气息，混合着隔夜的混浊甚至小便味，让人不由自主地恶心。一个在里面过夜的流浪汉正拖着他的行李箱往外走，他的小狗乖顺地跟着他，这一大一小的身影在昏暗的通道里看上去特别孤单。但上班的人是没有心思去看他们的，到处是沉默而步履匆匆的人，男人穿着僵硬的西装，女人的仍然新鲜的浓妆也遮不住残夜的倦意。眼神是空洞的。

下午的时候，地铁就要活泼多了。有许多年轻的脸，都是背着大包手持地图的游客，他们眼神里带着新鲜，好奇地东张西望。车厢里有了细细碎碎的交谈声和笑声，可都不是法语。街头艺人也来了，有时他们在长长的地下走道里演唱，有时也会进到车厢里来。他们对地铁一站的运行时间了如指掌，开车时开始表演，多数是拉一个小手风琴，曲终，收钱，正好列车到站。他们飞快地下车又钻进另一节车厢。这些演出通常是潦草的，有些敷衍人的意思。但游客们并不计较，旅行中的好心情会让人变得慷慨。有一次遇到个人来疯的歌者唱歌剧，高音处有种不见鬼子不拉弦的疯，非得让人大声叫好才作罢。这种时候，车厢里就会有些欢歌笑语的感觉。

晚上的地铁，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愿意去坐的。下班时很拥挤，稍有点空隙的地方就满是读报纸和袖珍小说的人。胖和瘦的身体互相碰着避让着，让不了的是车厢里浓厚的气味——男人们的体味，女人们的香水味。在这里，能看到古典的法国正在逐渐消失，而新的法国是一个混合了阿拉伯人、非洲人、亚洲人和白种法国人的新种族，普通的巴黎人不再都是白人。尽管文化上已是毫无歧义的融合，但生活上，区别仍然存在。地铁乘客皮肤的颜色仿佛和夜色有关，夜越深，乘客的颜色越重，尤其是开往郊区的RER。廉价的郊区，仍然是大量移民和贫民的主要生活区。有些正统的巴黎年轻女子，晚上会害怕单独乘地铁，说到底，仍然是一个白人在一群黑人中会产生无形的恐惧。夜色让人心慌，夜晚的地铁，有时会有一些无聊的人在里面寻事，有一次我遇见一个喝醉的男人瘫在车厢里，用啤酒罐的拉环死命地割自己的手腕，吓得我只好提前下车了。

坐地铁的时候，我会在夏特勒换车。夏特勒是个巨大的交换站，交织的线路仿佛一个地下迷宫，成排的电梯不知疲倦地滚动着。有个女人总是站在4号线的拐弯处，一天又一天，我像熟悉自己的女友一样熟悉她。她几乎算得上是衣着整洁的，天冷的时候，甚至还有一件很旧的大衣，我注意到她别在胸前的那个胸针，一朵廉价的铝合金的花。她不像别的乞讨者那样吟唱着我的孩子在生病，或我的孩子在挨饿，她只是沉默地站在那里，闭着眼，好像不忍心看这世界一样，她的金色的短发有些零乱，却给她添加了一种奇怪的尊严。她脚跟前的小铁盒里有几个硬币，有人给钱时硬币在铁盒里滚动出声响来，她轻轻地说一声谢谢，依然不睁眼。

我忍不住会猜想她的过去，猜想她有着怎样的生活和感情，猜想她行乞时的无奈和羞惭。我固执地猜想她是那种经受过巨大变故的女子，她散发着一种强烈的悲剧气息让一个身在异国的女子满怀悲戚。有些日子，当我看到拐角处空无一人的时候，会担心她出了什么事，这样的担忧一直要到她再次出现才能放下。

地面上的巴黎是柔软的，有一种妖娆之态。而巴黎的地下，却是坚硬的，带着冷漠的气质，揭示出操劳、疏离、贫穷。那些臆想中的地铁邂逅的浪漫，决不会在这里发生。这张连接着240公里360个车站的网是复杂的，重叠，交叉，迷宫一样，暗含着许多隐秘。许多次，它的旧和暗，让我生出抑郁而不能摆脱。有个冬天，我每天在地铁上看着那些各种颜色但同样沉默而疲倦的脸而心怀恐惧，不知所终，只觉得这样的生活是没有归属的。

说实话，对巴黎的地铁，我是有嫌弃之心的。想来对巴黎，我只有情人之心，只爱她光鲜体面的时候。那种糟糠不弃的情谊，大概除了自己的故土，就找不到第二个国家了。

地铁上的女子　Une Famme dans le metro

诗人的墓石上放满了各种纸片、各种形状的小石头、诗人的照片、天使石膏像、蜡烛、机票、身份识别卡，大多是秘鲁和拉美人留下的。一张已经破损的白纸上有着巴列霍的诗《黑石叠在白石上》，其中有诗人准确预言了自己死亡时刻的著名诗句：“我会死在巴黎，在一个下雨天。”

诗人塞萨尔·巴列霍之墓蒙帕那斯公墓
Graveyard of Cesar Vallejo, Cimetière du Montparnasse

走过地下墓穴

纵然是夏天，阳光明亮得耀眼，树荫下也仍有丝丝寒意。Les Catacombes的门口排着长长的队，大都是身体被晒成熟虾色的游客，手里拿着一本巴黎指南。队伍移动得很缓慢，因为前面的Les Catacombes大门，每次只放15个人进去。

Les Catacombes是个奇异的地方，它原本是一个被废弃的采石场，巴黎的城市建筑，用的都是一种灰色的石灰石，这些石头是从巴黎的地下挖出来的。几百年过去，在华美的巴黎城地下挖出了一个大空巢，后来，这空巢里填满了遗骨，成为著名的地下墓穴。

据说在1780年，巴黎瘟疫流行，死去的人葬满了所有教堂的墓地，一层层地重叠着也埋不完，尸骨都漫溢到大街上了。为了避免疾病流行，路易十六颁旨将平民公墓里的尸骸集中迁往新址。就这样，巴黎市中心以南，蒙苏里平地下的几个采石场被修缮加固为一个连接起来的地下墓场。那些历经岁月的尸骸，在夜晚和黄昏被转移到地下墓场里去，由3个牧师为他们举行了祭祀大礼。教士们在黑暗到来的时候推着一辆又一辆的运尸车来到墓场，曾经的生灵已经无从辨认，成为一堆堆散开来的腿骨、胫骨、头骨。这工程持续了一年又一年，到1800年才最后完成，大约800万具遗骸被重新置放在地下墓穴里。

之所以说是置放而不是安葬，是因为所有的残骨在地下墓穴里被堆成了整齐的骨头墙，甚至用头骨拼成了图案，有一些石碑上刻着原墓场的名称和迁移日期，还有一些拉丁文、法文的铭文。其中不乏拉辛、荷马、维吉尔、贺拉斯和卢梭的名言。例如，这里有《奥德赛》的名句：“辱没亡灵，天诛地灭！”还有贺拉斯的警言：“切记，每一天都是你的末日。”

排队的时候就忍不住想，在美丽的夏日假期去参观这死亡之城的人，会怀有什么样的心思呢？我前面是一对美国夫妇，精致的衣着，脸上有好日子带来的矜持和体面。活得好好的人，想去这死亡之地寻找什么？

踏着一级级的阶梯往地下走去，锦绣的城市一点点地被隔离，昏黄微弱的光线照着脚下的路，狭窄的空间里是冷冷的阴湿的气息。森森的隧道是那么长，没有尽头一样，越走越寒，让人禁不住打个冷颤。小孩子开始害怕，呜咽着嚷嚷要出去了，声音在寂静中发出回响，一下下撞在心里。隧道里有许多岔口，地下水从墙面上滴下来，积在路中间湿了鞋。

终于看到了被堆成墙的尸骸，一排排整齐地排列着，光秃秃的骷髅头镶嵌在骨头墙上，被做成心的形状，或十字架的形状。有些骨头在黝暗中发出绿光，不知是不是幽灵的眼睛。那么多的碎骨，穿行在其中却感受不到任何生命的暗示。我心情复杂地想，这些曾经都是活生生的生命，曾经和我一样，有血肉的温暖，有灵魂和呼吸，还有爱和恨。而现在，终归于此，在黑暗和沉默中成为标本。

周围愈发寂静，没有人说话。墓穴很阴森，但却不让人恐惧，也不觉得凄凉。在死亡之中，感受到的是一种死亡的庄重，虽然虚无却很有尊严。

很小的时候，有一次看完天文的科教片后害怕得哭了。那时是被宇宙的浩瀚惊吓住了，任何一颗行星的活动，都是以光年来计算，人一生在其中连一瞬都算不上。而这一次，在巴黎地下墓穴里，当死亡以最彻底的真相呈现在面前时，我却并没有害怕，这样的终结，在长大成人的岁月里已经不再突兀。

墓道里，听见一个声音问我，是中国人？我循声望去，一个看墓的黑人坐在尸墙的角落里，和背景的黑混在一起，几乎难以发现。

我说是。

他又问：“北京的？”

“上海的。”我回答。

墓道顶上的水滴在地上，发出清脆的响声。他坐着，拉拉身上的衣服，把自己裹得更紧一点，问我：“你冷吗？”

我说：“还好！”看看他穿着厚厚的防水服，问他：“你每天都在这里，工作？”

他回头看看那些尸骸，说：“是的，陪陪他们，和他们说说话。”

我一时失语，不知道该如何作答，生和死的线好像一下子被他弄模糊了。

在墓穴的出口，工作人员要求我打开手袋检查，我问为什么，他们说有时候会有人带了头骨出去。对于有些人来说，死亡带来的是刺激，地下墓穴的巡视员常常在这里发现一些奇怪的人。1897年4月，这里有过一次轰动的音乐会，100多名学者、艺术家、作家和巴黎的名流在这里聚会，45名音乐家分别演奏了肖邦和贝多芬的《葬礼进行曲》，以及圣·桑德的《死神舞曲》。就在现在，每年也会有一些大学生会偷偷想法进入墓穴，举办他们的蜡烛聚会。

阳光晒着我从死亡地带出来的潮气，也晒着我潮湿的心情。怯弱，总是让我避开那些终极意义的思考，也不可能有在死亡面前寻欢作乐的潇洒。在这样不可逆的大结局到来之前，我能做到的只有珍惜，珍惜现时还被我握在手里的这些光阴，和那些我爱或爱我的人。我不相信来生，今生命运，就在今生接受它，今生要说的话，也在今生说完它。

拉雪兹神甫公墓　Cimetière du Père-Lachaise

音乐结束

去拉雪兹公墓的那天是个阴天，天灰成一块铅板。

虽然是生长在巴黎，米歇尔也从未来过拉雪兹公墓。也是，除了游人，一个活得有滋有味的人哪能想到去墓地呢？如果没有自己的亲人安睡在那里。

拉雪兹公墓之大，如同一座城中之城。进门时买一张地图，上面有区，也有街巷。这地方原来是路易十四的忏悔神父拉雪兹的别墅，他死后葬在这里，1804年正式成为对外的公墓。200多年过去了，一代又一代的生命流逝了，最后他们都来到这个地方。一些来自异国他乡的魂灵，虽不能生在巴黎，却也最终在巴黎长眠，墓碑上是一些如雷贯耳的名字：莫里哀、拉封丹、巴尔扎克、比才、罗西尼、卡拉斯……

有一座小小的墓，鲜花堆成了山，这是吉姆·莫里森的安息之地。这个加利福尼亚的摇滚青年，曾经是许多青年的精神偶像，他是歌者，更是诗人。他和他的乐队“doors”把摇滚和迷幻做到了极致。在莫里森们解释“doors”的意思时，他们说这是来自英国诗人Willam Plake的诗句：当知觉的门被打开，人们就能看清事物本来的面目。那么，这个英俊的卷发的孩子所有的极端行为，吸毒、酗酒、叛逆，都是为了想看清世界的本来面目吗？我称他为孩子，是因为他去世时只有27岁，而我现在快要接近作他母亲的年龄了。我记得他的《End》，记得他的黑衣，皮裤，没系扣的胸口前有个小小的十字架，他半吟半唱，他用手掩着自己的眼睛嘶喊，Father, yes son, I want to kill you, Mother...I want to...fuck you。有人说，听过大门乐队的歌，你和父母共进晚餐的感觉将不再和过去一样。

我正怀着孕，我知道我的身体里有个儿子，也许他会和吉姆·莫里森一样的英俊，有一样的卷发。他即将来到这个莫里森一直反抗的从未妥协的世界。30年过去了，我们的这个世界变得好些了吗？我其实是不敢说的。又想，如果28岁的莫里森继续活着，他会和生活和解吗？

慢慢地走在公墓里，即使有灰暗的天色做背景，公墓里也不让人忧伤，只是静，一种听得到内心声音的安静。墓地里无数的雕塑，还有鲜艳夺目的花朵，让死亡成为抒情，而不是黑暗。肚子里5个月的儿子时不时地会踢我一脚。那真是奇异的一刻，在生命结束的地方感受到另一个新生命的强健和迫不及待。没有什么比那一时刻更能让我看到生命的轨迹：一个过程，一种传承！

你真的想好了？我问米歇尔的时候我们正站在肖邦的墓前。一座朴素的白色墓碑，石头上刻着他的侧像，39岁过世的音乐家年轻的面容成为定格，世界老了，他也不会老。墓的顶部有一个少女的塑像，白纱素裹，悲戚地低着头看着下面的肖邦。拉雪兹的许多名人墓都和肖邦的墓一样，小而朴素，相反那些像宫殿一样华丽的大墓往往葬的都是一些无名的人士。

我想好了，米歇尔回答说。我们正在谈论他要从总裁的位置辞职的事，他决定和我一起去中国。我很担忧，怕他只是一时的冲动，以后会后悔的。

米歇尔看着那墓碑，接着说，其实我们每个人都会回到这里来，贫和富，有名或无名，最后的结局都是一样的。我只想按照自己的愿望活一次，和我喜欢的人一起过我想过的日子，其他的都不重要。

肖邦之墓
Graveyard of Frederic Chopin, Cimetière du Père-Lachaise

我释然，挽着他的手臂接着往前走。看到一个黑色的群雕，那是为了纪念二战中死亡的无名的犹太人的。再走，在骨灰堂的一层有一个30厘米见方的黑色大理石，编号是6796，上面镶嵌了一枝白色的花，死者的名字刻在大理石上，她叫邓肯，一个美国的舞蹈家。

离开公墓的时候，我的脑海里浮起一首歌来，那是莫里森的《When the music's over》。他闭着眼，阴郁地说：

当音乐结束／一切都结束／不再有宏大的舞台／不再有欢呼的人群／不再有诗歌／不再有迈阿密／不再有凯鲁亚克和金斯伯格／不再有兰波河魏伯伦／不再吸毒／不再酗酒／不再乱交／因为，我已经进入死亡。

最后看一眼莫里森的墓地，算是告别。他的音乐是结束了，但我的儿子的音乐才刚刚开始，我不想让他唱得如莫里森那样震撼，我只希望他能唱得温暖、悠长。

无法相象你的弥留之际

灵感的阳光

如何掠过迷惘的岁月

　　　　　　　　—《对位》

Partie 2

对巴黎，虽然你不能像爱亲人一样的来爱她，但从爱上星期天的巴黎开始，你想，至少能和巴黎分享一份恬淡的情谊了。

塞纳河　La Seine

杜伊勒里花园　le Jardin du Tuilerie

星期天的杜伊勒里公园时雨时晴，但是赶不走到户外晒太阳的行人，他们或坐、或躺在草地上，圆形水池旁更是挤满了爱晒太阳的巴黎人，所有的人步履缓慢悠闲，就好像是做慢动作。

八月不起义

8月的清晨，古典音乐电台的主持人一大早就嚷嚷：“有人吗？有人吗？哦，谁都不在巴黎啊！”总是在煮咖啡的时候听到这一段，每次都忍不住要笑。

8月就是这样一个特别的时候，巴黎人都外出了，不是往南方就是往西走，高速公路上的轿车后面挂着自行车，拖着小船，人们都奔向了山区和海边，度假开始了。

巴黎的街道开始显出空间来，市区不再堵车，偶尔有行驶不流畅的时候，多数是挂着外国牌照的车在前面找路，这些德国人、英国人、比利时人、荷兰人来到比他们的国家南方一些的法国，为了晒这8月的太阳。路边的停车位也渐渐多了出来，让开车的人能稍稍松口气。

电视里的主持人换成了新面孔，不如平日好看，气质也很平常，好像是电视台的临时人员。大牌的明星都去度假了，平日轮不上的新人终于有了出镜的机会。假期的新闻是那么无趣，没有什么大事发生，总统生场小病能连着在头条报道3天，听得人兴趣索然。剩下的消息大都是关于交通的，往南方的道路堵塞得厉害，平日里三四个小时的车程要用18个小时才到。

唯一重要的消息是天气预报，所有的人都盯着那六边形的地图上流动的卫星云图，播音员用无比快乐的声音和故作俏皮的手势在那地图前忙乎着：巴黎的早上会有云，微凉，气温在19度，但到了下午就会晴朗了，温度会在28度左右，度假的人可以安心上路。

塞纳河边运来了成吨的沙子，一年一度的巴黎沙滩节又开始了。呆在城里的人把河岸当成了海滩，穿着比基尼在人造沙滩上悠然地躺着，看书、听音乐、吃东西。汗水从白的、黑的、棕色的身体上淌下来，生气勃勃的。河岸临时搭起了厕所和急救站，穿着红十字背心的救护人员骑着自行车沿着河边巡逻，都是些年轻人，被阳光晒得黑黑的，是夏天的颜色。市政府煞费苦心，沙滩节上的娱乐一年比一年多，乒乓桌支上了，滚球场也建成了。饮水台到处都是，还做了喷水台。走得焦渴的游人从喷水台下面穿过，被水雾湿了衣服和头发，也多少退下些暑热。

卖冰激凌的小摊前排着长长的队，有个杂耍演员在旁边的路上表演，他将一杯水放在一个圆环上旋转，他的表情和惊呼比技术更吸引人。一群孩子坐在地上，如同在剧场里，紧张得眼都不敢眨。黄色的流动报纸车孤单地停在路边，卖报的男孩躲在树荫下和他的情人亲吻。两个日本女孩连行李都还没有放下，就直接从里面拿出泳衣换上倒在了塞纳河边。

左岸的旧书摊只有一半在营业，奥德莉赫本和玛丽莲梦露穿过时光娇笑着，一个优雅，一个美艳。高大的悬铃木投下碎碎的阴影，有个男人在阴影中卖他的水彩画，40欧元一张，他一身白衣，气度不凡，竖起一根手指不让我拍他的作品。

大概只有法国人能将享乐的概念提到文化的高度。8月的光影中，连空气都是懒散的。在法国，每个人都有受法律保护的5周休假，扫地的阿拉伯人，修房子的建筑工，爱丽舍宫里的萨科齐和医院里的医生，谁都不会放弃这权利。在8月里我们该祈求，祈求政局不乱，大自然安泰，身体要健康。8月的法国，是没有义务和责任的。我的小叔子做完心脏手术住在医院里，除了日常护理的护士他见不到任何医生。身体上的不适只能自己先忍耐着，医生们都去了不同的休假区，所有的治疗要等假期以后才能进行。8月里生病的人，是最倒霉的人。

蒙马特高地的街头艺人　le groupe dans le Montmartre

听到过一个最讥讽的关于8月的说法，说如果200年前路易十六能将巴黎的局势多保持3周的平静，大概法国大革命就不会发生了。因为在8月，人们不起义！

法国和大熊猫

在刚刚闭幕的美国奥斯卡颁奖晚会上，法国制作的纪录片《帝企鹅日记》得了最佳纪录片奖。这对于法国来说并不希奇，他们很久以前还拍过另一部关于动物的影片《鸟的迁移》，被誉为最美的纪录片。

两部纪录片都是耗时长耗资大的制作，法国人仍然肯花工夫去做，理由很简单，这是一个热爱动物的国家。

热爱是一种态度，而相遇就要靠缘分了。

法国人和动物之间最值得一提的缘分，是在1869年的春天，法国传教士和生物学家阿尔芒·戴维和中国大熊猫的相遇。那一天，戴维离开他传教的穆坪邓池沟教堂，到深山沟里采集植物标本，在找水喝时，发现农户家里有一张奇怪的兽皮。这张兽皮黑白相间，作为动植物研究专家的戴维从来没有见过，他问农户主人这种动物叫什么名字，主人告诉他叫“黑白熊”。这张兽皮引起戴维浓厚的兴趣，他断定这种动物很有可能成为科学上一个有趣的新物种。5月4日，戴维终于捕捉到一只活的“黑白熊”。他亲自指挥工匠们在天主教堂内做了个大木笼，将“黑白熊”关在木笼里饲养起来，观察、记录它的生活习性。他根据“黑白熊”的体毛，脚底有毛等特征，认定“黑白熊”是熊的一个新种，他满怀希望要将“黑白熊”带回法国，向世界推荐这种新动物。不幸的是，喂养人员因为对这种动物知之甚少而无法给予正确的照顾，这只熊猫很快就死亡了。

阿尔芒·戴维将他的研究写成了论文，很快在法国一家很有影响的自然历史研究杂志上发表，“黑白熊”标本也在法国自然历史博物馆展出。爱德华兹馆长又对“黑白熊”标本和戴维的资料进行了深入研究，最后确定了它的分类科目、种属关系，将这种动物最后命名为“猫熊”（Panda），命名人仍然是戴维。根据它的体型，按照中国人的习惯，翻译成中文后写成“大熊猫”，并且一直沿用至今。戴维制作的大熊猫标本至今还保存在法国自然历史博物馆里。

这样的渊源，使法国人对大熊猫更为喜爱。大熊猫的憨厚、温和和独特的外貌，让它成为法国孩子心中的宠物。1973年，当法国总统蓬皮杜访问中国时，代表法国的孩子们对周总理表达了想要一只大熊猫的愿望。而热情的东道国最后慷慨地送了一对大熊猫给法国：燕燕和黎黎，它们在巴黎的动物园里被精心照料，安老终年。

如今，巴黎动物园的熊猫馆已是熊去馆空。但是只要大熊猫能够继续繁衍，只要中法关系继续朝好的方向发展，相信总有一天，熊猫馆会迎来新的主人，那才是法国孩子们真正的节日。

蒙马特高地圣心教堂　la Secre-Coeur

巴黎圣母院广场前的女子　une Fille sur Place du Notre-Dame

谁来吃晚餐

原本是平常的一顿晚餐，因为让·马克的到来变得不寻常了。

第一次见让·马克时，他还是个20岁的男孩。初次见面，就被他的好看吸引，他有着典型法国男孩的清秀，四肢纤长，很像以前的阿兰·德隆。他礼貌、温和，有一点内向，是青葱一样的男孩。他从小喜欢跳芭蕾，学了好多年，一心想当职业舞蹈家，到处去考芭蕾舞团。我看过他踮着脚尖旋转，能转到5圈。

以后每次到法国，时不时也能见到他。每一次都有一些微妙的变化。他开始抱怨，跳舞的梦想始终没能实现，虽然还在练习，却始终没机会正式签约到芭蕾舞团。他说好多跳舞的人都是同性恋，而他不是，所以进入不了舞蹈圈子。他终于找到一家广告公司的工作，人也胖了一点。

让·马克在巴黎十三区买了一个小公寓，那是华人集中的地方，从他的窗口看出去，有中文的店铺招牌，是一家香水公司。楼下有温州人开的小餐馆和超市。他住在中国人中间好像并不开心，总是用嫌弃的口气说每天能听到中国邻居大声地吐痰，早上端着一个大碗，里面的食物看上去很是怪异，红红绿绿油腻腻的。他用很挑剔的口吻对我说你儿子也在中国，以后千万别让他也到处吐痰。

我不和他争辩，但心里有暗暗的不爽，觉得他的口气中有对华人的轻视，但我也确实无法为同胞到处吐痰这件事辩驳。

在让·马克的年纪，法国男人早就交女朋友了，可让·马克总是行只影单地出现在我们面前。也从来听不到他说他的社交，生活始终有些神秘，连他的姐姐索琳也不清楚。

去年再见到让·马克时，他已经从广告公司辞了职。他说话的态度越发地不友善了，好像整个社会都欠着他什么似的。这时，他已快30岁了，脸上有了岁月的痕迹，曾经清秀的脸有些松弛了，镀上了生活不规律的锈色。当年干净的气息，变成了一种复杂混合的东西，有一些愤怒，一些玩世不恭，一些伤感，而且，他和他的姐姐也断了联系，彼此之间不再往来。他耸肩，说：“c'est la vie!”（这就是生活）话是这么说，但他的眼里有痛，让人看了惊心。

这个晚上的晚餐，参与者都是让·马克的亲属，但他的姐姐索琳仍然不在场。在等待让·马克的时候，所有的人都有些不自禁的紧张，即使开着玩笑也掩饰不住。

晚上7点，让·马克来了，和他一起来的还有另一个男子，他，就是让·马克的秘密生活。

现在，所有的家人都知道了，让·马克是个同性恋。

我负责做饭，照例是他们喜欢的中餐。听见他们在花园里聊天，气氛不是那么松弛，好像大家都在没话找话。我有些心酸，为了让·马克。不知道这么多年来他隐藏着这个秘密，内心有多大的压力，一下子理解了他的那些愤怒和伤感，因为即使是在法国，也不是所有的人都接受这样的选择，比如说他的姐姐，至今也不肯见他的伴侣，比如说他的父亲，也决不会因此而高兴。然而，让·马克还是终于释放出来了，他终归是不能隐藏一辈子的。

有花，有烛光，有香槟的晚餐，其实是一个态度，一个默许，一个接受，接受了一个人的生活，虽然是另一种不一样的生活。

我很想问他们有没有看过《断臂山》，但最后还是没有问，我没有勇气去触及那么敏感的话题。但我对自己说，我很感谢这部电影，它让我能够从心底去理解他们的感情，并懂得他们的痛和爱。

里昂车站　la Gare de Lyon

蒙马特高地　Montmartre

吃洋蓟

在法国逛市场，以一个中国人的眼光来看，总觉得那里的蔬菜品种太少了。翻来覆去的也就是番茄、蘑菇、土豆、胡萝卜、灯笼椒等等。我们习惯了吃绿叶蔬菜，而那里有绿叶的菜屈指可数，除了各种沙拉，就只剩下菠菜了。

常见的绿叶菜没见着，不常见的绿花球倒是有一种。绿色花瓣一层层地紧抱着，圆白菜大小，憨憨的模样。每次看见它，也不知是怎么个吃法。后来问法国人，才知道那叫洋蓟，也叫法国百合。洋蓟还有另外一个别名，朝鲜蓟，也不知道哪里能和朝鲜联系得上。

吃洋蓟的历史大概是从2000多年前的罗马人开始的，作为一种绿色的健康食品，洋蓟在欧洲很受追捧。据说女王伊丽莎白二世为到访的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夫妇一行举行宴会时，晚宴主菜只有简单的四道，它们是：小羊排配洋蓟和土豆，龙蒿烧小红萝卜，奶油绿皮南瓜，用蕃茄松露和白葡萄酒烧制的比目鱼片。其他为西餐必有的沙拉、水果、慕斯蛋糕等甜点及各种开胃酒。

估计白金汉宫的洋蓟，就如同红楼梦中的茄子，看上去原料简单，做起来不知用多少工夫。洋蓟最家常的做法，是用一大锅将整棵扔进水里煮熟。整株的洋蓟先用手吃，其方式是从最外层开始，每次掰下一个叶子，然后用叶子的根部蘸酱（通常是热化的黄油）吃，我喜欢蘸加了蒜茸和橄榄油的醋。因为大多情况下只有叶子的中部和根部才可以吃，吃时用手把洋蓟叶子放在上下齿之间，根部朝内，然后用手向外拉，这样，嫩的可吃的部分即留入嘴中，老的不可吃的外围部分被拉出嘴外。不可吃的部分应放在盘子的边上。

洋蓟自身是没什么味道的，有一种绿色植物的青涩和寡淡，蘸上作料后也很爽口。我喜欢的是吃洋蓟的过程，一片片的花瓣放在嘴里，有点像那个爱情花瓣的故事。摘一朵花然后将花瓣一瓣瓣取下来问：爱，不爱，以求爱情的答案。我吃洋蓟时也是吃一口问一声：爱，不爱，很好玩。洋蓟还有一个好听的别名叫法国百合，我个人以为是从这爱，不爱的吃法来的，虽然我没有任何根据，瞎说八道而已。

蒙马特高地的情侣　les Amoureux a Montmartre

新桥恋人　les Amoureux a Pont Neuf

于先生

于先生是这样的一个人，高高的个子，带着一副眼镜，看似随意的衣着其实是精心选择的，也很正常，高干出身的家庭，本人又是社科院的研究员，举止之间总会带有些精英的特色。

还在上世纪80年代，于先生就是京城著名的人物了。精英自然有精英的见识。于先生又是学哲学的，虽然还没有出过国门，但西方的那些文学和哲学大师们已经成了他熟悉的朋友，因此他有了使命感。他不仅为自己也为中国人寻求着未来之路，而这路，所有的人就觉得是在西方。

于先生在北京有一套不大不小的公寓，正好够他用来做一个沙龙。正如他只读经典著作一样，他也只和他认为优秀的人交往。那真是意气风发的沙龙啊，人们喝着酒，谈着文化，听着歌剧，弹着钢琴，于先生妙语连珠，语不惊人誓不休的样子。有时候沙龙里也来些外国人，大都是些记者，或某国的文化官员，他们吸着飘着煤灰粉尘的北京的空气，那些蓝眼睛、高鼻梁让沙龙有了国际化的意味，于先生的声誉越发地响亮了，跨越国境地响着，他几乎算得上是个代表着中国未来的人。

有一天于先生被国家某部门的官员找了去，官员很和气地问，那些外国人都在你哪里做什么？他们都关心什么样的问题。于先生傲然地说，我们听柴可夫斯基，谈论什么是G大调。不过官员也不能说柴可夫斯基和G大调有什么不对，何况马克思也说过全世界的无产者要团结起来，几个外国人说不定也是无产者的一部分呢。

然而，于先生终于还是决定走了，他要去的地方是巴黎。临行前朋友们在一起喝酒，于先生带着一种和自己的过去告别的激动。于先生对自己灵魂的高贵性能在巴黎找到归属丝毫也不怀疑。他在遥远的北京想起巴黎时就像想起自己的一个朋友，这么多年来，通过翻译后的文字他已经读了那么多关于法国的书，从萨特的哲学到雨果的小说，他还看了那么多关于法国的电影、戏剧，他对普契尼的歌剧《卡门》几乎烂熟于心，从理论和抽象的意义上来说，他想他已经掌握了法国：一个真正的革命的发源地，一个民主而文明的国家。

这样的离开，几乎带有历史性的意义，于先生的女朋友甚至专门去了次美容院。那个时代粗陋的美容技术也没有吓着她，她带着令人恐怖的浓重的眼线去了巴黎。他们几乎想呼喊一声：巴黎，我们来了！

最开始时于先生写信给国内的朋友，说巴黎的空气多么自由，文化多么灿烂，绘画多么杰出。于先生将巴黎大小的博物馆都看遍了，他像个真正的知识分子一样和他能接触到的各种派别的人见面，讨论一些中国未来的事情。但是不久之后，于先生的政治理想就不得不面对生存的现实。他发现在巴黎这个自由而美丽的大都市，仅靠一个中国人的政治热情是活不下去的。

于先生给朋友的信越来越少了，他和所有漂洋过海的中国人一样不得不为生计操劳。于先生在郊区的商业中心开了一家服装店，卖一些从中国进口过来的丝绸服装。在时装之都的巴黎，于先生的中国服装看上去老派而土气，只是因为便宜的价格，时装店仍然可以吸引一些住在郊区的中下层顾客。很多时候，于先生就待在他的店里，捧着一本厚厚的哲学书，他仍然在读福科和海德格尔，有客人进店的时候他放下书沉默地等待着一笔生意。店里的客人，以移民到法国的非洲人、阿尔及利亚人为主，这些人和于先生一样都是这个国家的非主流人群，于先生难过地发现，即使是这些人，都说着一口比他流利许多的法语。

巴黎街头　la rue de la Madeleine

语言的障碍让于先生彻底地萎缩了。他曾经的精彩，是要通过语言这个载体来传达的。他的智慧和深刻，被法语堵在了内心，成为一堆愈积愈大的暗影。在所有的顾客眼里，他仅仅是个缄言的忧郁的普通中国人，和那些在十三区的中国餐厅、中国超市、中国干洗店的中国人一样，做着自己本分安静的小营生，赚着一份生活。

过了一些时间，中国的国门打开了，于先生曾经的一些朋友陆续地开始在中欧之间旅行。他们和于先生见面后免不了是要唏嘘感慨一番的，但很快，他们的话题就转向了一些在中国正热着的事情。这些朋友现在也有了让于先生陌生的身份，他们谈的都是融资、并购、版税、国外大学讲座。中国开始成为世界经济的热点了，那些一日千里的变化，让于先生再次失语。

20年过去了，于先生离开的那个中国只存在他的记忆中，现在的中国是他陌生的，不仅是思想方式、文化倾向，甚至包括语言。一代一代的人用他们新派的生活推进了中文的更换、创新，于先生有一天拿起朋友留在家里的国内的报纸，觉得那上面有许多的名词都是他从未听说过的。

20年过去了，于先生居住的法国扼杀了他曾经为之骄傲的想象力。那个书本中的法国，那个抽象的法国，那种让他欣赏的有异国情调的法国，在他的法国现实生活中渐渐地消失了。他想他和法国的相遇存在着一个时间的错位，他其实是那个该生活在古典的法国中的人。

于先生现在算得上是个有产阶级了，他在巴黎郊区买了块地，修建了自己的房子。设计房子时，他专门让人修了个地下音响室，用了最高级的音响设备。空闲的时候，于先生会独自待在他的音响室里一遍又一遍地听那些他热爱的音乐，音乐在大空间里显出了寂寞，于先生安静地听着，没有人知道他在想什么，他的背有些驼了，头发也掉了许多，剩下的也基本上白了。

最后一次收到于先生的信时，他说很高兴他的房子旁边有条小河，上面有座小木桥，他给那桥命名为：莫奈桥。

无花果

第一次看见无花果是在法国普罗旺斯的一个乡间别墅里。那些无花果树高大且枝叶茂盛，挂满了成长中的青色果子和成熟后的深紫色果子。每天早上和黄昏，我都会忍不住徘徊在树下，直到手中的盘子装满了果实，然后回到房里心满意足地细细品味那甜蜜。

普罗旺斯的经历改变了我对无花果的看法。在以前相当长的时间里，无花果于我来说只是一种充满神性的树，在我真正见到它之前，关于它的许多传说使我对它一直怀有敬畏。

这种在公元前3000年之前就生长在地球上的树种，在岁月的长河中留下了许多的记载，并且是和人类的文明史相交融的记载。最著名的是《圣经》中关于伊甸园的记载。亚当和夏娃这一对人类的先祖，由于被蛇引诱而偷吃了禁果，彼此发现了对方赤裸的身体，他们有了羞耻感，就从智慧之树上摘下了一片叶子遮住了自己的私处。上帝一怒将他们驱逐出伊甸园，诅咒他们的今后，说亚当必须累得满头是汗才能生存下去，夏娃必受分娩之苦。

亚当和夏娃偷吃的那禁果，就是无花果；那片遮羞的树叶，就是无花果叶。人类的文明和生命的苦痛从此因无花果树而开始。

事实上，无花果并非真正的无花，它的花是开在果实的里面。无花果依靠一种特别的黄蜂来传播花粉。首先，怀孕的雌黄蜂会找到一只尚未成熟的无花果，然后从无花果底部的小孔钻进去，而在向里钻的过程中，它的翅膀就会脱落下来。穿过层层的迷宫，雌黄蜂便开始在一朵朵的花中寻找合适的产卵处。如果它的产卵管可以触到花的子房，就会在里面产下一个卵，同时也给花授了粉。雌黄蜂将所有的卵产完后就会死去，而那些授过粉、雌黄蜂又没有在其中产卵的子房最后就会结出种子来。卵产下几周后，没有翅膀、看不见任何东西的雄黄蜂会首先从子房中钻出来，然后用它们强有力的颚帮助其他子房中的雌黄蜂将子房壁撕裂，等雌黄蜂从子房中钻出来，它们就会进行交配。交配之后雄黄蜂会再帮自己的配偶打开一条通向无花果之外世界的通道，这也是雄黄蜂短暂的生命中的最后一项任务。它们通常是刚一钻出无花果的果皮就会立即死去。而雌黄蜂却会飞到另一棵树上去，寻找一只没有成熟的无花果，再钻进去繁衍后代，开始又一次的生命轮回。

这种奇特的现象，让无花果再次有了诡异的色彩。所以在许多地中海沿岸的国家，无花果被视为圣果，作为祭祀时的果品。

然而，传说也好，诡异也好，现实中的无花果却因为它的美味而让人难以抵御口腹之欲，生命的苦痛既然已被上帝下了咒语，那么享受片刻甜蜜的幸福又何苦要去放弃呢？

国王饼

中国人过年，是要从除夕开始过到正月十五才算完事，最后一天吃顿很有仪式的元宵。整个过程如同大乐队出演的交响乐，起势，高潮，收势，预示着圆满落幕。

只要是人，哪怕是西人，跨越年度的时候都不能免俗地要祈求来年的幸运。只不过有人求菩萨，有人求耶稣。菩萨和耶稣如何分工我们是不知晓的，那是神们的事，地上的凡人只顾得上自己肉身里的小愿望。

对法国人来说，过年的起势自然是从那一棵圣诞树开始的，然后高潮就是全家外出度假，滑雪、爬山、飞老远晒海边温暖的太阳。到落幕的时候，也是有个标志的，那就是1月6日的“显圣节”要吃la Galette des Rois——国王饼。

国王饼可以追溯到1311年，在每年1月的头一个星期日中午来品尝这道国王饼。这传统的来源故事很多，其中有一种说法是耶稣诞生时，三位国王（Trois Rois Mages）一同前往伯利恒探望刚刚出生的小耶稣，为他祈福许愿。因为路途遥远，他们带了一种混有奶油的酥饼，这就是后来的国王饼。也正源于这一典故，国王饼带有了祝福和祈祷的美好意境。而且，法国人会在饼中夹入一个小瓷人（根据性别不同被叫le santon或la feve）谁分到这块饼，便头戴皇冠，成为当日的“国王”，迎来整年的好运。

传统经过漫长岁月的演变，很少有人还会真正想到节日的来源。就如同中国人早忽视了过年的“年”，其实是一种祸害人的怪兽。吃国王饼对孩子来说如同节日，谁都想得到那个藏在饼中的小瓷人，带上幸运的皇冠。有一首歌叫作《la marche des rois mages》（三王朝圣），孩子们都喜欢在新年时唱，歌的旋律很熟悉，和比才的歌剧《卡门》里的一首进行曲同调，我一直没搞清楚是先有了《卡门》，还是先有了《三王朝圣》。

国王饼分切的时候，应该比在场的人多准备一份，这一份叫part du Bon Dieu（圣父）或part de la Vierge（圣母），是给登门乞讨的穷人准备的礼物，替圣父和圣母祝福他们。

在上海，最好的国王饼要去来自法国的百年面包老店Paul去买，这家始于1889年法国北部小镇Croix的面包坊，是最地道的法国面包坊，有自己专门的小麦种植基地和工人，所有的面包都是严格地按照古法手工制作，这里的面包需要发酵7个小时以上，面包师要经过至少5年的培训。Paul的每家店，都有最纯正的法国风味，从店面设计到家具饰品，力图体现法国烘焙文化的原始汁味。国王饼，是一种甜点，稣皮派里包着奶油杏仁馅，一年一度，也就是在1月6日左右才会惊鸿一现，然后，让人怀想那舌尖的滋味整整一年。

法式蜗牛

以前看过一个电影《尼罗河上的惨案》，里面的男主角侦探波罗先生是个大胖子，常被人咬着牙骂“该死的法国人”。他不生气，只是叼着烟斗从容地纠正：是比利时人！看到这里，不禁莞尔。

大欧洲从政治概念上说起来是个大洲，但版图并不很大。国家之间如同中国的省份，彼此紧密相连却又各自不同，于是生出些调侃和讥讽来。法国人喜欢拿别人开玩笑，首当其冲的就是近邻比利时人，如同中国人动不动就拿河南人说事，没什么道理，习惯而已。除此之外，法国人还给别人取外号，比如叫英国人Rosbif，笑英国人不能晒太阳，有点阳光那白肤色就成红肉状；又叫意大利人Spaghetti，换成国语就是说一面条脑袋。当然，报复也是显而易见的，欧洲别的国家也不客气地称法国人为Grenouille，说的是青蛙，实际上暗指法国人什么都往嘴里塞。

在法国时间久了，我觉得叫法国人青蛙不如叫Escargot（蜗牛）更准确，吃青蛙不常见，蜗牛倒是满眼都是。法国人早在几百年前就知道了蜗牛的美味，他们从那时起开始食用蜗牛，并以蜗牛为原料制作各种菜肴。由于原先生活在勃艮第地区的野生蜗牛非常多，所以当时蜗牛只是法国农民餐桌上的家常菜而已。但是，随着人们食量的增大，以及杀虫剂在农业中的广泛使用，几乎所有的野生蜗牛都被杀死了，蜗牛越来越稀少，价格自然也就随着行情水涨船高了。现在，法国人开始人工饲养蜗牛，但仍是供不应求，如今就只能从匈牙利进口蜗牛来满足法国人的口舌之欲。据说蜗牛已和鱼翅、干贝、鲍鱼一起被视为世界四大名菜，是高蛋白、低脂肪、低胆固醇的上等食品，法国人对此的狂热可谓功不可没。

普通人家吃的蜗牛，大都在法国家乐福可以找到。冰冻食品柜里有半成品。蜗牛肉已被洗净焖熟，然后再放入蜗牛壳里用芹菜泥、大蒜末和黄油混合的奶油泥封口。买回家只需要放在烤炉里烤10分钟就可上桌。我最爱吃的不是那块黑乎乎的蜗牛肉，而是烤的过程中溢在盘中的料汁，用新鲜的面包沾着吃，很美味！

有一次在新加坡，听一个妈妈说那里兴建了一个家禽园养了些活物让孩子们去参观，看看鸡鸭猪到底长成什么样子，因为许多城里的孩子真是可怜，以为鸡鸭原本就是冷冻柜里的那一片肉。关于蜗牛也许用不着担心孩子不知它的真面目。蜗牛喜欢阴凉潮湿有腐败树叶的地方，法国家庭的花园里常常可以看见它们。但新的问题又出来了，看着活生生的肥壮的蜗牛晃着触角拖着长长的粘液在地上爬过，不知有多少人还有胃口去吃？

可以做一个实验，在上海顶级法餐厅大厅里养一些活蜗牛，看看还有没有人点这道世界级大餐？

逐臭之快乐

巴黎的冬季，我裹着厚厚的大衣，却看到大街上许多上年纪的妇女仍然穿着裙子，在寒冷中裸露着双腿，不得不佩服西方人的体质真是比中国人好，这种体质的好，和他们的食物有直接的关系，他们的日常生活中奶制品占了食物结构的很大一部分。

法国大概算得上是世界第一奶酪大国，奶酪的品种有360种以上。据说过去的总统戴高乐说过一句话，他说：“管理一个生产365种奶酪的国家真是难上加难。”一个政治家，居然用一种食品来表述这个国家的文化多样性和思想活跃，可见这种食品有多么重要。

奶酪和葡萄酒、棍子面包一样，不仅是食品，也是法国文化象征的一部分。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期间，因为美国和法国在战争问题上的不同政治观点，在美国曾经一度兴起过抵制法货的风潮，薯条French fries虽和法国没有直接关系，也被众议院改成了Freedom fries，而来自法国的奶酪和葡萄酒，就直接进入了被抵制的名单。

政治家的冲动是一时的，而美食家的口腹之欲望，却是“奶酪恒久远，一口永流传”。尽管有政治的风波，有美国食品安全促进会（FDA）对于未经消毒的生奶酪的严格管制，法国奶酪仍然源源不断地进入美国市场。这种进入的渠道说起来像是一部警匪片，在美国国境线的某一处，奶酪贩子面无表情神秘地掏出一大包奶酪来，验货，交钱，然后收货人一言不发地将奶酪埋藏在咖啡中，以掩盖奶酪浓烈的气味，然后将之带入美国国境。整个过程看上去如同毒品交易，事实上，热爱奶酪的人对奶酪上瘾的程度，也不亚于吸毒者对毒品的依赖，可谓不可一日食无奶酪。

奶酪的起源，要回溯到5世纪，原本只是一个偶然的发现。牧羊人将喝不完的鲜奶放在用羊胃做的袋子里保存，过些日子发现由于发酵而产生出的酶和菌类使奶凝固起来，有了特殊的味道，营养成份也高出普通奶许多倍。

喜欢奶酪的人，可谓是逐臭一族。法国人将那些经过高温消毒的奶酪，不屑地称为塑料奶酪，他们热衷的是那些由生奶制作的奶酪。这些奶酪大都生产于教堂、乡村或农户，由手工制作，带着农仓的味道。制作上细微的变化，形成奶酪味觉上的不同，所以有“一个乡村，一种奶酪”的说法。传统的制作法，将奶制品盐腌后，少则数月，多则一年，让自然产生的真菌改变奶制品的成份和口味。这样的奶酪，即使被买回家，它们的制作过程还在继续。比如著名的狮心金文奶酪，在超市的货架上是硬硬的一块，带回家也是不能放进冰箱的，而让它在自然的温度中继续发酵，等它成熟到95％的程度时，会有稀软的奶油流出来，这时候抹上面包是最好吃的。而洛克福蓝纹奶酪，新鲜时味道清淡，有人专门要将它放置些时间，直到它散发出浓郁的臭味才吃。

我见过的最臭的奶酪是一种叫穆斯达的奶酪，颜色微黄，打开来有一种没洗的旧袜子的气味，能熏得人一个踉跄，就算是一些正宗的法国人也会避而远之。特别是浓情蜜意中的恋人，喜欢也是不能碰的，要不饭后的亲吻和拥抱都要打折扣了。

闻着臭吃着香的东西，并非是法国的专利，中国也有这样的特别食物，臭豆腐就拥有自己的执着的粉丝，而且是越臭越上瘾。说起来也是，有的人无论多么衣冠楚楚，地位尊贵，口腹之欲也难免有些奇怪的嗜好。据说当年慈禧太后也好这一口臭，只是觉得臭豆腐的名字太难听了，于是赐名叫“御青方”。名虽不同，臭却照样。

因为也有喜臭的传统，中国人接受奶酪并不是件太困难的事。我认识许多的中国人，最初从味淡的塑料奶酪入门，渐渐的也喜欢上了味重的蓝起司和山羊起司。有一年和一个女友去法国南部，在乡村市场上看到一种农户自作的干奶酪，黑乎乎硬邦邦的一小坨，外面沾着些香草，吃时要用小刀一点点刮下来。这奶酪看上去像块干了的羊粪，可入口之后就着红酒，立即能感受到浓郁的奶香，回味久长，满口生津。女友喜欢得要命，买了好几块要带回中国。上飞机前用密封袋一层又一层地裹上，怕气味漏出来污染了衣物，也怕过不了海关的安检。听女友说，这几块奶酪她慢慢地吃了一年，每次吃的时候，就回想起法国南部的阳光，和空气中弥漫的香草的芬芳。

甜蜜的苦着

从巴黎左岸的Rue des Saints-Pères过时，一眼就能看到一座蓝色房子，上面绘着金色的徽纹，派头很足，上一个世纪的调调，如同香榭丽舍大街国庆检阅时出场的老军人，胸前的那些勋章，很荣耀很古典，这就是著名的皇家巧克力黛堡嘉莱（Debauve & Gallais）总店。

如果不是因为LuLu，我也许会忽略这家店，毕竟在左岸有更吸引我的力普和双叟咖啡，那里曾有过的波西米亚和穷文人的故事更适合不喜欢受拘束的我。但LuLu改变了我，她让我对这幢很有造型的老房子有了亲近感。远远地，Chocolat几个字就跳入心了。

在认识LuLu之前，我就是一个法式黑巧克力的爱好者了。所谓法式巧克力，说的就是可可含量在72％以上的黑巧克力，有些甚至会高达80％或90％。这种口味是天生的个人喜好，没办法的。纯度太高的黑巧克力，如同黑咖啡，有不少人无法接受，他们会抱怨说像吃苦药一样。可对好这一口的人，这种苦，意味着甜蜜。

最无法下咽的咖啡是飞机上的三合一咖啡，我体会不到任何咖啡的香。最不喜欢吃的巧克力也是加了许多奶糖和其他原料的巧克力，吃完了口中始终是不爽的。有一次读畅销书《法国女人吃不胖》，作家就说有些人把高血脂和发胖的原因归结到吃了太多的巧克力其实是种误解，罪不在巧克力，而在于加在复合巧克力中的其他原料。

LuLu是我的女友，第一次见她是在画廊的画展开幕式上。什么叫热爱巧克力，看到LuLu我才知道。她将带来的蓝色黛堡嘉莱巧克力盒打开，眼里就发出热烈的光。几块暗黑色的巧克力矜持地躺在蓝色的绸上。LuLu在取出巧克力前仔细地带上手套，以避免手上的温度融化了巧克力。她把巧克力入口前的过程变成了一种仪式，很优雅很庄重。

后来才知道，同是黑巧克力，黛堡嘉莱却有着高贵的出生。1800年由法国皇室御用药技师苏比士·黛堡创立，两百多年来，一直坚持以传统工艺纯手工制作，精选世界各地最上等的可可，以保证巧克力纯正的口感和馥郁的芬芳。

是皇家巧克力，同时也被称为巧克力中的“劳斯莱斯”，黛宝嘉莱巧克力的矜持后面是价格不菲。我最喜欢黑松露巧克力，6小块一盒，210元，算起来每小块价值35元。这样的价格，吃的时候不好好品尝，对不起的不仅是自己的舌头，也是对不起自己的钱包。当巧克力在唇齿之间慢慢融化时，我总是会仔细地去体会那种纯正，浓郁，润滑的整个过程，连最后残存在口中的那点余香也不放过。得用一口咖啡来综合才算完美终结。

今年春节的一天，我在成都的窄巷子里等洁尘和肖全。我电话对他们说我在那里的黛堡嘉莱旗舰店等他们。那时这两人都在旁边的宽巷子里，我重复了好几次说就是一座绿色的小洋楼，很法国份儿的。我坐在店里很逸然地叫了杯微熏热巧克力，等了很久，那两个人都没到。我不急，享受着一个人的巧克力下午茶，8粒极品可可来自于不同的产地，风味不同。我挑了最黑最苦的一粒，真是苦啊，奇怪的是我很享受那种苦，一种细腻的苦感，很多层次的刺激。我耐心地品着这苦，是知道苦的后面会有一种奇异的甜香在等着我，突然猜想巧克力总是会和爱情联系在一起，大概就是来自于黑巧克力的味道吧，甜蜜的苦和苦涩的甜，这种交融和纠缠，谁能将之分离开来？

洁尘来的时候埋怨说这店名字很难记，找了半天都找不到。LuLu立即告诉我们一个好记的方法，黛堡嘉莱，就是说带着你的宝贝嫁过来。我们一听都乐了，这样的煽情，单身女友们更要以爱情的名义多吃些了。

维拉和Patchouli

午饭后开始热起来了，在阳光下待久了就有些扛不住了，我躲进游泳池旁边的凉棚里看书，孩子们泡在游泳池里，和那条叫托斯卡的大狗疯。他们将一个网球扔得很远，那大狗很兴奋地疾驰过去用嘴叼住，然后颠颠地绕过游泳池来找我，将球放在我脚下，讨功一样，还呼哧呼哧地大喘着气。这样的游戏我们重复着，我的眼在孩子和狗之间忙着。

然后，看见维拉从房子里出来，她换了两件式的泳衣，手里挎了一个很大的篮子，藤编的。哼着歌拎着篮子在花园里忙着，剪掉开过的残花，拾起地上落的苹果，收拾落叶。我远远地看着她，淡金色的短发很利索，即使穿着比基尼身材也很过得去，微微有些松弛，但想到她60岁的年龄，我就觉得实在是很棒了。

我们正在维拉家里做客，这给了我机会进入她私人的空间。过去我看到的维拉，总是那个穿着精致的女CEO，她在法国化妆品圈子里是有名的能干女人，Great Lady。现在她退休了，立即被一家瑞士公司请去作顾问，对了，她是瑞士人。

午饭的时候，她已经让我吃了一惊了，她做的鲑鱼蛋卷又好吃又好看。我在控制体重也忍不住吃了好多。她很得意，说家里常有客人来，10来个人的饭都是她一个人做，连帮手都不需要。过几天，我的非洲客人要来了，9个人，都会住在家里。

维拉的非洲客人，来自刚果的一个村子。她和刚果的缘分，开始于一种叫Patchouli的植物。Patchouli是一种原产在印度尼西亚群岛的植物，带着强烈温热的气味，辛辣，混合着泥腥味。当地人用它当草药，解虫蛇咬杀的毒。在过去的维多利亚时代，印尼的英国殖民者也将它放在衣柜里，保护高级的开司米。后来我去查字典，才知道Patchouli的中文叫广藿香，不知道和中国的中药藿香正气里的藿香是不是一种植物。

广藿香的气味浓郁持久，带有东方情调，因此成为香水公司的热宠，通过蒸馏方式提炼的广藿香香精在国际市场上价格很高。维拉在法国香水公司做CEO的时候，和她的朋友开始了在刚果试种广藿香的工作，他们在刚果找到了一个地方，温度和气候与印尼很相似，然后他们带着种子和资金去了那里，希望通过种植这种植物给贫穷的刚果一些帮助。

非洲的黑人和中国人不一样，维拉在饭桌上说。她的先生立即很不耐烦地打断她的话，完全没有可比性的。老头曾在远洋轮上呆过，提到黑人，满脸的不以为然。我只是笑笑，非洲的黑人和中国人，放在过去我听了心里一定会小别扭一下，现在不了，我有大国心态了，很宽容。

中国人总是努力的，起点低，却不轻言放弃。中国人对生活总是有渴望的，他们在最艰苦的条件下也会一点点地往自己的梦想靠拢。刚果人，那却是完全不同的生活态度。

广藿香被种下了，维拉也该离开了，村子里的人们都对她保证，放心好了，妈妈，我们会照顾这些树的。人们将所有上了年纪的白人妇女都尊称妈妈。等收获的季节到了维拉再去刚果，成片的Patchouli在田地里长成了疯草，花开过了，叶老到不能采了。维拉气得对村民们大叫，为什么为什么你们不采叶？村民们好脾气地对她说，我们错了，妈妈。可是，种在那里，花和叶多么好看啊，我们舍不得采的。一年过去了，第二年又照原样来一次。

巴黎街头

维拉带给村子的药，被村民们珍惜地锁起来，她再三告诉他们这是药是用来治病的也没有用，直到所有的药都过期了。她一次又一次地对那些年纪轻轻就已成堆孩子的女子们说要避孕，她们很服从，说是的，妈妈。等到下一次见到时，总是又多出一个孩子来。

这些刚果人，他们其实是懒于改变的，白人们的好心意，他们领了，可他们的日子仍然喜欢过旧的方式。维拉说，他们真是从来不愁的，那些孩子，没有一个不是笑着的。他们就唱啊，跳啊，穷着，开心着。

维拉改变不了村民们对广藿香的态度，但她能请他们到家里来度假，刚果人觉得妈妈的饭还是好吃的。

在游泳池边，我看到维拉正读着的书，是2004年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肯尼亚环境和自然资源部副部长旺加里·马塔伊夫人的传记，我想，维拉还是没有放弃。

我喜欢这样的女人，能干的，生机勃勃的。一个好的CEO，也是一个好园丁和好厨娘，我很少听到她说我要怎么样，她的胸怀是开阔的，像一个张开的怀抱。她不是那种将自己封闭在一个小世界和自己纠结不清的人，她想做的事，她就会take action。也许正是这样，她始终看上去那么年轻、生动，她觉察不到自己的年龄，我也会忘记她的年龄。

一个叫喀麦隆的房间

看电影《云上的日子》，一开始的故事就是男女主人公相逢在高速公路旁的小旅馆里。一段爱情开始的背景，是质朴和安静的。那是我熟悉的气息，有些萍水相逢的惊喜，有些人生若只如初见的凄惶。

对于行走的人来说，旅店是行走中的一个顿号，置放在一段走过的路和还未开始的路之间。旅店不是宾馆，没有明亮、堂皇、气宇轩昂，没有世界划一的整齐和规矩，旅店有的只是一些隐隐约约的灯火，一些深深浅浅的心绪，一些暗夜里的长梦。

在卢瓦河谷行走的那天，车行在艳红的夕阳中，看见落日越来越低，夜色越来越重，最后黑暗笼罩，心就有些慌了。眼睛扫过所有的路标，最后在一处灯火处停下。那是一家小旅店，在一条狭窄的小巷中。

进门去就看见一个特别的柜台，用藤条将台子一圈圈地缠绕起来，上下各有一个用皮条做的装饰，整个台子看上去像个巨大的藤条箱。忍不住上前抚摸，赞叹这匠心独具的设计。柜台后的夫人笑着问，喜欢？我说是的，她便有一种遇到知音的骄傲。

圣日耳曼昂莱　Saint-Germain-en-Laye

那个晚上，小旅店里住了几十个在这里开会的高级军人，老板娘说，如果你们不怕这些军人，你知道，军人们酒后的声音……她耸耸肩，倒还是剩下了一个房间的。她拿着钥匙带我们去看房间，个性十足的房间，有非洲的少女木雕放在地上，也有木制的面具挂在墙上，深褐色的墙面仿佛能闻到泥土的味道，矮桌上有几个样式粗拙的陶具。老板娘说，这个房间叫喀麦隆，这些精心设计的细节，都是来自于喀麦隆的。旅店里还有别的叫埃及或墨西哥什么的其他房间，被那些军人住了。

“只是，晚饭是没有的，军人用了所有的餐桌。如果你们想吃晚饭，5公里外我的朋友开了一家餐馆，还不错。”她拿出一张名片，正面是餐馆的名字les Closeaux，背面是一张地图。

放下行李走出旅店，在小院里看见一个男人在沉默地抽烟，烟头亮时看清他的毛衣肩上有军人的肩章。

按照地图驶出了小镇，没有看见任何餐馆的影子，倒见到大片空阔的农田，还有在黑夜中显得无边无际的森林。车灯在无人的乡间小道上刺出刀影一样的光亮，心里禁不住狐疑起来。直到那一点灯火出现，在旷野中如同一个召唤。越来越近时看到了那屋的轮廓，正是我们要寻的地方。

大大的餐室里只坐了一对年老的夫妇，看见我们进去，声音骤然就钝了下来。我们要当日的Menu，野菌和肉酱作为头盘，奶油汁鲑鱼是主菜，然后是奶酪和浇上热巧克力酱的苹果派。方形的面包是自家的炉里烤出来的，热腾腾的，脆而软。大家闷头吃饭，时不时听到刀叉和盘子的碰击声。安静，成为一种巨大的压力。

终于，邻桌的老人和店主接着往下聊了。

店主说：“要回家了，高兴吧？”

老太太说：“是啊，出来7个月了呢。”

听了半天，我终于听出了些道道来。这两位老人早已退休，但他们开始了一种新的生活。当有人要出门去度假，想请人去照顾带不走的花园和家里的宠物时，就请这两个老人上门去，既照顾家，也照顾动物。他们就这样从一个地方换到另一个地方，从一家挪到另一家。他们只感兴趣去那些他们从没去过的地方，7个月里，不断地在法国行走着。

我偷听着，着实羡慕有这样的工作，免费旅行，连旅馆费都省了。只是还有无数的问题：他们怎么才能找到合适的屋主呢？别人又靠什么来信任他们以至于连家带院都交给他们呢？然而，终究还是不能问，偶尔相遇的路人，明天，他们回他们的家，我走我还没走完的路。

是夜，躺在喀麦隆柔软的被子里，听那些军人吹着口哨开门进房，然后，沉睡，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开成了一朵田野里的花。

Partie 3

有那么一个下午，一个没有身份的中国女子，浮萍一样地飘在巴黎的大街上，幻想着会有一个人穿过人群向她走来，拥她入怀，轻声说：“即使你什么都失去了，我也知道你是谁！”

杜伊勒里花园　le Jardin du Tuilerie

我知道你是谁

日本女子玛萨可，是我在索邦大学的法语班一起上课的同学，我们常常坐在一起，有时候会交换彼此的法汉和法日字典。我一句日文不懂，她一句中文不懂，可我们能相互看懂对方的字典，那些汉字字形在字典里虽然读音不同，意思却是明白的，于是在这远离亚洲大陆的巴黎，我们就生长出一种友谊来。这友谊始于汉字，后来延展到了食堂和咖啡厅。玛萨可来巴黎的目的是为了考察一下这里的室内装饰店，她在东京做着不大不小的饰品生意，有个5岁的女儿和老实勤勉的丈夫。我在巴黎住上1年就会回去的，她对我说，有些思念和遗憾交集的样子。

那么你呢，为什么来巴黎？玛莎可不只一次问过我，有时候是在我们喝咖啡的时候，有时候是在我们在卢森堡公园晒太阳的时候。她和所有的日本女人一样，带着圆边的帽子，生怕阳光在脸上留下痕迹。

是为了爱。我说。

这是一个很好的理由，玛莎可笑了，这个理由符合我们对巴黎的设想，浪漫的花都，多情的法国人，一段广岛之恋一样的恋情。

阳光和想象中的恋情让我们有些沉醉，卢森堡公园的草坪上到处是拥吻的恋人。一群黑人小孩在踢足球，一个男人在慢跑，我忘记了他是第几次从我的面前过了，他线条结实的小腿很好看，金色的头发在奔跑时扬了起来，很帅的样子，从我们两个东方女子面前过的时候，还不忘扔出一个灿烂的笑，真是自恋的男人。

慢跑的男人走远了的时候，我才发现我放在草地上的背包不见了。那是一只黑色的GUESS双肩包，我背了好多年，黑色的皮已经被磨出毛来了。包丢了我并不心疼，但我想起里面的东西，一个蓝色封面的笔记本——有我所有的联系电话，我的钱包——里面有信用卡、一些现金，家门的钥匙，更重要的，是我的护照。

日本女人马萨可立即就吓呆了，她急得眼泪都快出来了，只会一个劲地问怎么办。我叹了口气，想，一定是我们这样的东方面容让人起了贼心，世界人都知道，只有东方人会把大把的现金带在身上。想不出来是什么人拿走了我的包，被公园里的情色迷惑的时候好像有个黑色的身影经过，是捡球的？是路过的？现在什么都想不起来了。

去了离公园最近的警察局报案。一个英俊的青年警察从容地坐在办公桌前，将一张白纸放进打字机，用优雅的“一指禅”手势，不慌不忙地记录着案发经过。手动打字机发出有规律的噼噼啪啪的声音，警察用见惯不惊的口吻说：“法国女人的包里，除了几件化妆品和香烟，没什么值钱的，在巴黎，所有的小偷都知道亚洲人是最好的猎物。这样的案件，每天不知道要有多少，你的包怕是找不回来了，给你个证明，去中国大使馆补办护照吧。”

走出警察局，走在巴黎的大街上，突然被从来没有过的恍惚包围了。在异国他乡，没有了护照没有了居留签证，我这个大活人的存在就成为了一件可疑的事。没有家人，没有有血缘的证人可以作为证据，证明我的存在是有源可溯的；没有行政机构能证明我是社会的一分子，一个中国人，停泊在异乡，我和这个城市有什么关联呢？在这里，我是一个没有生命痕迹可寻找的人，只有那本护照，那上面的姓名和资料能说明我的存在，而在我失去它们的时候，我，也同时失去了。

我是谁？我的生命存在是个事实，而这事实却需要被一本护照来证实和确认。一个纸上的名字，比生命本身更具有真实性。

失去纸本证明的人，是虚幻的，幽灵一样地行走和呼吸着。在这一刻，我没有名字，没有身份，也就失去了名字所定义的前生今世。我的存在，只会被某种人认知，这种人也许叫不出我的名字，因为名字于他们只是个符号，这个符号是可以被另一种符号所替换的，符号本身并不是这有血有肉的生命。

只有你知道我是谁，我想。这个你，接受的我是一个具体的存在，真实地触摸过我，知道我皮肤的温度；这个你，熟悉我的微小的体征，红色的胎记，手臂留下的不会消失的伤痕；这个你，记得手指穿过我发间时的柔软，还有那些缠绕在指尖的纠结；这个你，总是会知道我是谁的，无论我有了怎样的名字，说着怎样的语言，换了怎样的容颜，这个你总会穿过时间和空间认出我来，知道我究竟是谁。

许多时候，我们只记得一个人的社会属性，那些定义，那些标签，那些外在的符号。是否真的有一个你，能认识一个毫无装饰的赤裸的生命呢？听上去，这有点像爱了。

有那么一个下午，一个没有身份的中国女子，浮萍一样地飘在巴黎的大街上，幻想着会有一个人穿过人群向她走来，拥她入怀，轻声说：“即使你什么都失去了，我也知道你是谁！”

老佛爷百货楼顶平台的女孩　les Filles dans Galeries L'afayette

蓬皮杜文化中心　le Centre Pompidou

塞纳河面上漂浮的薄雾、雨后闪亮如镜的街道、咖啡杯里的泡沫、蓬皮杜中心门前玩耍的孩子们，所有的这一切都充满了生命的喜悦和欢乐。

在花园

清晨是静而凉爽的。

用一个大耙在园子里扫着落叶，脚下厚厚的软软的是柏树过冬时落下的松针，被雨水沤过了，翻动时有一种热烘烘的植物自然的气息。将它们用铲子铲起，装进从市政府免费领来的再生纸袋里，然后将纸袋集中到一起，等到星期一的时候把它们放在大门口，有做清洁的卡车会把它们运走。和邻居相隔的那排常青树茂盛得不见缝隙，邻居老太太莉莲打电话给我们，说靠她家的那一面好久没修枝了，影响了她家园子的美观。于是，我们3个人过去工作了两个小时，幸好有电动剪，剪下来的枝叶整整装了14个一米高的纸袋，堆在一起像座小山。

当初喜欢这个房子，一见钟情的就是这个花园。看见它的时候，已是11月末，可园子仍是一片苍绿。曾写过一篇文章记录那种不胜欣喜的心情：

常春藤纠结在墙角密密地围上了半个墙面，雨水在灰白的墙上流下一些蜿蜒的槽痕。屋子里，深褐色的木梁，带着烟熏的壁炉，棕红的地砖，窄窄的木楼梯被千万次的踩踏过，丝丝缕缕地传递着流逝的岁月沧桑。从屋后的玻璃墙望出去，千米的花园一片苍绿，高大的松柏、核桃树、梨树、樱桃树，是用几十年的光阴慢慢长成的，一口深井里仍有清澈的井水。阳光，树荫，花影，老屋，在寂静里我嗅到了时光的味道，一点点的褪去色彩成为旧人，我的呼吸消融在它的气息里，我想，就是这里了，这就是我寻找的家。

现在，才知道维持一个花园的美丽，是一项重复的没有尽头的工作。

去年夏天的时候在一面旧墙边修了一个花台，从外面买了2吨土，商店的卡车运来卸在园子的草地上就不管了，我们全家人连同儿子和女儿一起劳动，用小桶将土运到花坛里去，工作了一整天，到晚上累得腰酸背痛。离开上海时买了好多的麝香虎骨膏，睡觉前满身都贴上了。孩子们看着好玩，说我是个打补丁的妈妈。

因为许多时候不在这里居住，每次回来，杂草都长疯了。那个小小的玫瑰园里，玫瑰总是瘦得可怜，枝叶被野藤缠着喘不过气来，地砖铺的地面有顽强的野草从砖缝里探出头来。每一阵风过去，都是满地落金，扫也扫不完。那些果树们——葡萄、李子、无花果、樱桃，都是需要剪枝的，要不来年的果实就会很少。清理花园的时候，常常会被那种叫荨麻的野草扎着手，生疼生疼的，半天都缓不过劲来。

对城市长大的我来说，这是一种特殊的生活感受，很辛苦，也很实在。看着花园在自己的劳动中一点点地清爽整洁起来，有说不出的满足。许多的黄昏，我就坐在花园里，看竹叶在风中摇曳，看蜜蜂在花间飞舞，看树上的果实在一天天的饱满着，突然觉得自己很像一个乡村老农，蹲在田边叼着烟袋看临近收获的田野，然后，就有了一种把日子握在手中的踏实。

我想我是那种头脑在云间双脚却必须落在地上的人。喜欢生活中许多具体的时刻：收衣服时在满怀晒得脆脆的衣服中闻到太阳的味道，整齐干净的厨房里飘出的饭香，听着喜欢的音乐熨烫衣服，想一点心事，晚上睡觉前在柔和的灯光下读一本好书……幸福是个很大的词，可对我来说，就是由这么些琐碎和具体的片段来组成的。

杜伊勒里花园　Jardins des Tuileries

几乎可以在外面吃饭的晚上

是那种被菲利普·德莱姆称为几乎可以在外面吃饭的天气，事实上晚饭确实是在花园里吃的。这就好了，虽说晚饭后还是因为凉意加上了外套，可晚间的新闻里听见主持人喜洋洋地说，这个周末夏天终于到了。

有点微风，坐在园子的葡萄架下剥核桃。核桃是去年的收成，来不及吃还有一大桶放在那里。看看今年的核桃树，树枝被果实压得低低的，估计收成也错不了。这旧的不处理，新的下树就更吃不了。于是决定花点工夫，将仁都剥出来带回上海，这样不占行李。

天气不热，可果子却熟得比往年早。大马士革李子都熟软了，摘下来做了一次派，一盘盘的搁在厨房里当零食吃。从意大利回来时看见地上落了好多烂熟的无花果，糖分太重瘫在地上招了许多的苍蝇。葡萄结得多，却都不太大，说起来是我们修剪得不好。也知道常识，想让果子结得多，得剪去多余的叶子，好让养分集中到果子上。可我们贪那些叶子，看它们一茬茬地爬高上了架，就舍不得下手，琢磨着明年夏天的时候，花园餐桌上的那把太阳伞就可以省了，那些绿叶大概能盖出一片绿荫来。

用一个核桃夹子夹着核桃壳，有细微的爆裂声。活儿干得安静，手上有一搭无一搭的。感谢电视台今晚有一个孩子喜欢看的节目，省去了他们叫妈妈玩篮球、乒乓或藏猫猫。真是难得的一刻奢侈，终于有了一点静静的属于我自己的时间，剥核桃这件事，几乎都是诗意的！

天一点点暗下来，核桃仁都看不太清楚了。起身，抖抖衣服，落下一地的碎壳，进屋。从窗户往外看，那云在远方燃成了火。

薰衣草工坊

晚饭后孩子们嚷着要和我捉迷藏。也是，日光那么的长，消退了白日的暑热的黄昏是一天中最好的时光。

偌大的园子要找个地方藏起来不是难事，房前有无数陈年的花丛，房后有浓密的小树林。儿子诚实地闭着眼数数，在他数到20前我们得藏起来。

和妹妹跌跌撞撞地跑到小土堆的乱草旁躲起来，也顾不得那是园丁扔割下来的杂草的地方。草棵子扎着裸露的小腿和赤脚，生疼却不敢吱声。

风过的时候闻到了薰衣草的香，浓郁到散不开。四处打量才发现那杂草堆上堆了好多剪下来的薰衣草枝条，一大丛一大丛，居然，就这样被园丁佛朗西思科，扔了！

尽管儿子老大地不满意游戏被我停止了，还是乖乖地嘟囔着和妹妹一起去厨房拿来大盆。他们的父亲也闻讯跑来，这一家四口就坐在花园里开始工作：细心地将薰衣草枝条上被阳光晒干发脆的灰蓝色花粒撸下来。手指掠过枝条，有轻微的痛，担心孩子的娇皮嫩肉，他们却谁也不想停下来，反而兴致勃勃地讨论着用这些薰衣草花能做些什么。

在法国南部和意大利，许多的纪念品商店里都能看到出售的薰衣草香袋，也曾买过送给朋友。前些日子读到过一个有趣的新闻，说美国有一个女作家过了一年没有“Made in China”的生活，结果是Disaster——灾难！咖啡机坏了，市场上找不到非中国产的机器，只好喝了一年的袋泡咖啡；想给儿子买双鞋，为了避免产地中国，女作家用了大半年时间最后花了65美金买了一双意大利产品。女作家的经历无非证明了一个事实，那就是即使在国外想给朋友买礼物，十有八九都会遇到“Made in China”，这是一件很让人沮丧的事。

给友人的礼物，不是行贿，和价钱无关。最希望能淘到一些有意义的东西，个性的，说明在路上的某一刻你在我心里。那一个物件，是那一刻的想念，有那一刻远方某个地方的温度和气息。而这样的礼物，并不是很容易能找到。

从那个黄昏的晚上开始，我们家的薰衣草计划就开始了。那些花粒被小心地带回了法国，接下来是去找看上去质朴而家常的棉布。老公抬出了多年没用的台式电动缝纫机，裁出了一个个小布袋。

有一个难得阳光灿烂的下午，一家四口坐在花园里，拿出专门买来在布料上作画的颜色，快乐而认真地开始画布袋。金色、绿色、蓝色……有人画得好，比如爸爸和妹妹，有人画得业余，比如妈妈和儿子，但每个人画的都是自己心里的托斯卡那！

薰衣草的花粒，装在了这样一个个手工制作的布袋里，香气袭人，有一点简朴的拙劲儿。想象它们被朋友放在衣橱里，让她们的衣服被这花染上一层馨香。这些花袋里，除了花，还有托斯卡那的一个夕阳下的黄昏，法国一个夏日的下午，和我们家四个人一笔一笔画上的心意。

所以妹妹对我说，妈妈，我真的很喜欢这样的工作。

如果没有我的妈妈

坐在窗前打字，面前的窗是宽大的长方形嵌在厚厚的石墙中。远处呈现的是一片绵延起伏的山脉和山谷下各种绿色交织在一起的田野，中间夹杂着粉红色的石头屋顶。我的眼前，窗户边上，是一丛丛红色的天竺葵，黄色的玛格丽特，紫色的薰衣草，和橄榄树银中透绿的枝叶。晚上9点的时候，叫了一天的蝉终于累了，山谷安静了下来。蓝了一天的天空云朵开始灰暗，远山看上去就被很蓝的夜雾蒙上了纱，薰衣草和迷迭香混合的香味一阵阵地扑来，深吸一口，估计肺里都是香气。

所有的一切，都证明一件事，这是在普罗旺斯了。

Mérindol-les-Oliviers，是普罗旺斯中部的一个小村，我们在黄昏时到达，经过3棵枝叶繁茂的老橡树，车子停在村中心的小教堂前面，等待房东丽莉夫人带我们去假期租借的房子。教堂前的空地上，有一个男人点了一堆火，正在烤1只羊。10分钟后丽莉夫人出现在我们面前，这是一个美丽的中年女人，有南部人典型的褐色的肌肤和一双碧蓝的眼睛，热情而温暖。她从事香剂生产业，自己有一大片薰衣草田地，她的先生是个艺术家，用铜管制作雕塑。我们跟随她，来到半山腰上的一座房子里。这是他们在10年前修建的，围绕着房子的橄榄树林已经成形，银色的树叶中挂着绿色的小橄榄。冬天丽莉和家人住在这里，夏天这房子就租借给旅游者度假。

这座房子，有普罗旺斯的粉红色石块的外墙，木头护窗是和天空一样的纯净的蓝色，有意无意地刷上几刷白油漆，对应着蓝天白云。房子从外表看是朴实的乡村风格，里面却是简约的现代装饰。开放式的厨房，白色的卫生间，房间里到处都是水彩画素描和各种猫的大小塑像。真是和猫有缘，走过千山万水，碰到的竟然又是一个爱猫的人。这个猫无处不在的房子里，每一面墙，都镶有一面巨大的窗户，将户外的远山、田野收入眼中，人动景移，如置身于风景明信片中。清晨时黛色的群山，黄昏时被夕阳镀上柔和的玫瑰红，有云的时候，看得见云朵的阴影快速地从田野上滑过，晨夕的变换，阴阳的交替，山中的景色随光线而改变，绝不重复。

丽莉准备好了新鲜的杏汁，Cȏtes du Rhȏne的葡萄酒以及Faucon的玫瑰酒欢迎我们，她说她还有一家面包店，每天早晨她将在8点钟给我们送来新鲜的羊角面包和法棍。最让人惊喜的，是那满满一架的书籍，有尤瑟纳尔和安娜·加尔瓦达的作品，有关于植物和动物的摄影集，有孩子们喜欢的插图书，这些书，体现的是主人的品味，也带给我们意外的充实。

清晨，在一棵橄榄树下作瑜珈，凝神闭目中能感受到身边那些小生物的生命，呼地一下过去的是硕大的黑苍蝇，一直在嗡嗡哼唱的是花间的黄蜂，高处没有间歇地鸣叫的是夏日的蝉，一阵阵哗哗作响的是山谷里的风和屋檐的风铃，有时，远处看不见的教堂的钟声也会如波浪一般一浪一浪地涌来。

想起正在读的伍尔夫的书中的一段话：

“我们读传记，首先也是为了满足这样的好奇心，……这些人是谁？他们是怎样一些人？他们叫什么名字？他们干过什么事？或者，有过怎样的经历和想法？传记和回忆录就是为我们这些问题的。它们为我们照亮许许多多这样的房子。它们会告诉我们：人们是怎样从事日常生活的……他们的辛劳，他们的成功与失败，他们的饮食起居，他们的爱和恨，直到他们死去。”

这些年的行走，其实也源于内心对生活的好奇，总希望在有生之年能够多看一些，多经历一些，尤其是在能带着孩子们一起走，和他们分享的时候。

晚上一家人偎依在沙发上，看娱乐节目《猛牛城》。女儿在沙发角上偷偷地在一张卡片上写着什么，有时候问父亲她不会的字。然后，她将那卡片送给我，是一首写给妈妈的法文诗：

S'il n'y avait pas sa maman, ／如果没有我的妈妈，

je n'aurais jamais vu un si beau pays. ／我不能看见如此美丽的国家。

S'il n'y avait pas sa maman, ／如果没有我的妈妈，

Comment irais-je naȋtre? ／我怎么能够生出来？

S'il n'y avait pas sa maman, ／如果没有我的妈妈，

comment mangerais-je Un si bon repas? ／我怎么能有这么好吃的饭菜？

（Chloé Chauvin, avec l'aide de mon papa et de mon frere Axel）

（Chloé Chauvin，在爸爸和哥哥的帮助下作）

粥或面包

11岁的儿子终于喝粥了，对于中国妈妈来说这是一件大事。早上在度假酒店的自助餐用早餐时，儿子照例去取了他的国际早餐：美式煎蛋、烟肉、法国羊角面包。他皱着眉头看着我端上桌的东西，问：“这是啥东西？”

我的面前放着一个小碗，白色的清粥，一小块豆腐乳，小鱼干和豆豉炒在一起的小菜。我说：“粥啊，你不吃的。”

儿子和女儿顿时一起做了个呕吐状。

我不理他们。这样的场景我早已司空见惯。所有的法国孩子见到中国的粥，都是这样的表情。他们觉得被煮烂的米粒粘嗒嗒地混在面目不清的汤水里，很像呕吐物。

有段时间，我在上海虹桥的一所法国小学里临时代课，每天下午的时候，中国阿姨总是会给孩子们送来课间的小餐——菜粥和水果。法国孩子们总是将水果吃得干干净净，菜粥原封不动地留在那里。

被孩子拒绝的粥，对于我来说却有重大的意义，往小了说是暖胃的那一口，往大了说就是乡愁了。

在成都的家乡话里，粥是被叫着稀饭的。始终记得夏天的时候，母亲会花两分钱在街上买乡下人带来的荷叶，中午就煮好一锅荷叶稀饭，放凉到晚饭时吃。小饭桌上的配菜总是简单的，凉拌的大头菜丝，炒得香香的黑豆豉，遇到过节，也不过增加一盘红心咸鸭蛋。饭食是再朴实不过的了。不过，正是这样的饭食会让所有的中国胃觉得安逸和妥帖。

粥对中国人来说，是食物、药物，也是爱意。日常的饮食，生病时的调养，母爱的表达，一碗粥里都有了。在国外生活多年的中国人，许多习惯都变了，对粥的喜好仍然不改。有个住在美国的朋友，抱怨女朋友不贤惠时说：“过去我妈，早上一早起来给全家人熬粥喝，现在的女人，能给你端杯牛奶，烤片面包就不容易了。粥是想也不要想的事。”

和我一样，他对于粥的记忆也是和母亲联系在一起的。

法国是个连米都是舶来品的国家，哪里认得粥。他们从小是喝着牛奶吃着面包长大的。有个法国人也对我回忆过他童年时母亲做的早餐，母亲在面包进烤炉前会重重地一拍，在面胚上留下个深深的手印，他最念念不忘的，是这个散发着麦香的手印。和现在的中国人一样，法国妈妈的手印也不太能见着了，法国孩子最常见的早餐是工业化生产的各种麦片。热量、蛋白质、营养都经过均衡搭配，简易、快速、健康，一切都好，就是没有任何情感回忆在里面。

住在巴黎中国城的法国人，有时候也会大惊小怪地问我，你们中国人的碗里是什么啊，糊涂一团的东西。说这话时，多少有些西方人的优越感，和他们说中国人吃狗肉是一个口吻。我泰然自若，你有你的面包，我有我的粥，没觉得喝粥就让我有羞愧感。只是现在我喝粥的机会也不多了，孩子们不喜欢，我是孤掌难鸣，家里也就难得做粥。所以旅行时如果遇到酒店的早餐有粥，我是一定不会放弃的。

白色的小米粒，温润的汤水，这是我的生命无法改变的一种状态，就如同我最适应的最不能离开的文化，注定了还是中国人的文化，汉语的语境。年龄越大，越是能感觉到时尚的泊来的生活方式的影响在淡去，相反一些最基本的中国生活元素，越来越让人觉得放松和舒服。

我的11岁的儿子，在这天早晨主动地要求要尝尝中国的粥。我说喝白粥一定要就着小菜，要不没味道的。儿子像冒险一样地鼓着勇气喝下去半勺粥，咂咂嘴，说还不赖，然后决定去盛上一碗来吃。

一个愿意喝粥的儿子让我感到如此亲切，如同我可以和他分享一些生命中独特的密码了，在他出生11年之后，他的母亲的中国DNA终于发芽了。他未必需要喜欢粥，他当然会更喜欢法式面包，但是有一天他会理解，一个爱粥的母亲，即使生了法国籍的孩子，也仍然是个中国母亲。

开裆裤和“犯人头”

儿子出生是在上海的华东医院里。怀孕9个月时我独自坐飞机回了国，因为害怕没有我妈的陪伴独自在异国生小孩，我不想喝传说中的法国妇女催奶的啤酒，宁愿喝我妈煮的猪手花生汤。

产后出院的那天我妈拿了块小花被子，旧棉布的被面，里面是自己“夯”的薄薄的丝棉，她手脚麻利地将外孙像包抄手一样包了个轻巧暖和的“蜡烛包”。刚到中国10天的法国爸爸当时就看傻眼了，拿着相机拍了好多照片，那一年的圣诞节贺卡也是用这照片自己印的，一个包在花布“蜡烛包”里的大胖小子在许多法国人手里被传看着，他们最感兴趣的是那种包孩子的方式，瞧瞧，这些中国人！

渐渐地，中法两国对待孩子的不同方式成为了一个混合家庭的分歧。满月酒喝完，我找了一个儿童服务公司来给儿子剪头发。在所谓专业婴儿理发师的推子下面，儿子的一头卷发消失了，一个光头小子愣头愣脑地出现在我们面前。法国爸爸在最初一分钟的惊愕之后，怒气冲冲地对着我大叫：“这就是你说的专业理发师？你觉得好看吗？他们把我的儿子变成了囚犯！”

我安慰法国爸爸，儿子还是个婴儿，他不懂的。

你以为他小，他就没有审美？你以为他小，你就有权利羞辱他？

得，一个婴儿的头发，再说下去就要成为两个大国的政治观念之争了，我只好闭嘴。但我妈不理这茬。她后来带着外孙回成都住了两个月，据说每天都用生姜熬水给小“犯人”洗头，直到今天，她只要看到外孙那一头浓密的头发，就会得意地说，都是小时候我给他洗得好。

我得承认有些时候法国人对我的洗脑也是成功的，转过身来换成他们的眼光后，会发现一些过去习以为常的中国习惯，确实是有些让人红脸，比如说小朋友穿的开裆裤这件事。

上世纪90年代的末期，即使是在上海，婴儿的裤子都还是只有开裆裤。没有人觉得奇怪，我们小时候大概都是穿开裆裤长大的。城里的孩子斯文些，小屁股上包个尿布兜；乡下的孩子更野性，大冬天也光着屁股，内急了就地一蹲随时解决问题。

如果说“蜡烛包”是可爱的中国情调，“犯人头”接近了敏感的人权问题的边缘，那么开裆裤这事就碰到法国人的底线了。羞耻和教养，卫生和健康，个人行为和公共道德，文明进化和原始习俗，开裆裤这事，这些高度都够得上。虽说都是异国生活习惯，在法国人民眼里，习惯也是被分为了三六九等的。

孩子们小的时候，所有的婴儿服都是在法国买的。设计简单也方便，两条裤腿上一排排的扣子，换尿布时解开就是了，还不会冷着肚子。这样的婴儿服现在国内到处都有卖的了，说明中国人民跟随先进文化的脚步还是很快的。

前些日子在上海的报纸上读到两则有趣的新闻，一则是一个法国人在复兴路自己的老洋房里开了个咖啡厅，每天有年轻的外国男女在阳台上喝酒，卿卿我我，惹得周边邻居中国老住户们很不习惯；还有则消息是在小区公共绿地的草坪上，有对法国青年着比基尼在晒日光浴，让许多中国人都觉得不好意思路过。

法国人聚在一起说起这事，都没觉得自己有什么过分，这也是他们的生活习惯的一种。我也不觉得过分，相比起夏天的欧洲海滩，他们在中国的身体裸露尺度已经很含蓄了。说实话，在海滩上看着那些西方女人赤裸的胸我早就没审美了，常常是越不好看的越要晒出来。习惯要分成三六九等对谁都一样，同样是露体，我真是同意中国的开裆裤是个不文明的习惯，但也不能说所有海滩上的法国胸脯都能称为性感。

上火了

“你看上去不太好，不舒服了吗？”我的法国先生问我。

“是啊，我觉得我上火了。回头去找点绿豆熬汤喝，园子里的金银花也行，摘下来泡水。”我回答说。

“你身体里怎么会有火？”先生不解地问，le feu（火）这个字吓了他一跳，更不明白这把火和花园的金银花有什么关系。

我懒得给他解释，西方人懂得个阴阳就已经不错了，要说起中医的虚、火、寒、湿，那得花多少功夫才能让他们明白啊！有一年我家保姆和我们一起来法国，遇上牙疼，她低着头在花园里转悠了半天揪了两把青草煮水喝，疼就了结了。这种事，在法国人看来是又神奇又荒唐，我也是知其一不知其二，哪里说得清楚呢，食疗养生的学问大了。

说到吃和健康，法国人也有许多理论，我把这些理论分为正牌和野路子两种。

正牌的理论和西医源于一个基础，是科学至上的，是在实验室的各种瓶瓶罐罐中分析之后得出来的。比如说橄榄油，它含有丰富的脂溶性维生素A、D、E、F、K，不饱和脂肪酸含量高达88％以上，抑制恶性胆固醇，同时增加人体所必需的良性胆固醇。有个故事是普罗旺斯的梅尔讲的，大概可以为橄榄油做最好的广告。说是普罗旺斯的一个孤老太太在70岁的时候把自己的房子抵押给了一位律师，律师每月给她生活费以换取她去世后的房产。律师本以为这是笔划算的买卖，谁知老太太吃橄榄油抹橄榄油，20年过去了她还活得健硕，律师却先行一步了。

葡萄酒也算得上是法国人养生的正牌食品，法国人爱喝葡萄酒，因为每天大量的饮用，很多同样也吃很多脂肪的人，高血压、冠心病的发病率并不高，所以葡萄酒又被称之为“French Paradox”（法国式的悖论）。现在发现，红酒里含有大量的“多酚”，这是一种有很强的抗氧化作用的化合物。我先生每顿饭总是要有一杯红酒，就像中国人喜欢在就餐时有碗汤一样。有时我邀请他来碗汤，他总是很不以为然地说，喝汤？我又没有生病。这话要让广东人听见了不知有多生气，西夷哪里知道广东人的理论是多喝汤才不生病的。

野路子的法国保健其实也和中国吃啥补啥是一个道理，但凡事一和浪漫法国相联系，就生出些“情”来。鲜美的生蚝就是法国人公认的催情食物，据说生蚝里面含有丰富的锌，对男性的身体有好处。我不知道这是来自于科学的分析还是生蚝看上去湿润滑腻的样子带给人的幻觉。但是有一件事是被证实的，法国人通常认为喝啤酒可以给女性催奶。我生孩子的时候就被先生教育着要多喝啤酒，可惜我的中国舌头更喜欢中式的花生猪脚汤。不知道法国每年消费38亿瓶红酒，是不是和他们在婴儿期间就从母乳中接受了酒精训练有关。

至于薄荷（la menthe）：还有一段源于希腊神话的传说，讲的是某天冥王正和情妇敏丝偷情，被太太柏斯芬撞见，柏斯芬一怒之下，将敏丝变成草药，名叫la menthe，后来薄荷就和催情沾上了边。私通当然不好，但我还是觉得比国内有些城市的三鞭汤听上去有趣些，再说了，绿色植物怎么吃都没有心理负担。

有个住在美国的法国女人米雷耶·吉利亚诺写了一本书，叫《法国女人吃不胖》，据说这书在世界大卖。其实读到最后我觉得她有一句话是真正的经典：唯一能区分法国女人和美国女人的是惰性，只要依靠一些常识和对自身需求、力量、弱点以及乐趣的关注，绝对没有什么法国窍门或法国习惯是你不能自己制定的。仔细地选择吃什么和怎么吃是一项工作，食欲和健康并不是同步的，这谁都明白，可懒的时候就谁都不去想它了。

营巢记

一

第一次看到97 Grande Rue号，是在初冬。当时的房东是个很酷的退休牙科医生，75岁，在业余爵士乐队里玩架子鼓。40多年前他从女画家芬尼（Léonor Fini）的手中买了这房子，住到两个儿子长大，离开，夫人去世。牙科医生决定卖房子，是为了身后儿子们不用为了遗产发生纠纷，想把该做的事都做了。但他坚决不肯将房子交给中介，就像是要嫁女儿，他要亲自去挑婆家。

在第一眼看到97号的时候，老房子里面已经看不出格局来了。一楼顺着屋子中央的壁炉活生生地砌了一堵墙，将屋子一分为二，两个门进出，因为有一半房东租给了一个巴黎来的鳏夫。二楼也被隔开，鳏夫住的那边从地板上掏了一个洞，支一个直梯上下。两边都是挤出一角来作厨房，无非是一个电炉子加一个小桌面。两个没有女人的男人，饭吃得潦草对厨房的要求也不会高，凑合而已。

房后10步远，还有一座房紧靠着一口井，进去也有一个壁炉，一个楼梯在空中架出个阁楼，要是搁在上海的别墅里，这结构会被时髦地称为“挑高”。可在法国这地界，这座房叫着“la grange”，准确地说是谷仓，没谷子就堆杂物，买房时都算不到面积里去。我们看房的时候里面堆了破沙发，半条腿的桌子，灰尘满面的箱子……还有无数看不清楚面目的东西。谷仓的后面还有一个难看的水泥坝子，不知是否是以前用来晒谷的？现在放了一堆冬天烧火用的木材，密密地包在蜘蛛网里，还有一台生了锈的拖车半死不活地待着。

然而，不管这房子里有多破旧，它仍然有一股幽雅和迷人的气息吸引着我们。这气息来自于斑驳的外墙，黝黑结实的一根根房梁，旧时代才有的小格子的玻璃窗，熏黑了的壁炉，两个干爽宽大的la cave——地窖，还有站在透明的la véranda（游廊）望出去看的那个长着许多老树的花园，纵然是萧瑟的冬季，也绿成一片。

To be or not to be，这是一个问题。在一见钟情之后的激情之后，现实性凸现了：如何在这格局中刨出四口人家（有时还会有狐朋狗友的到访）所需要的卧室和卫生间？最严峻的那两个象征性的厨房完全是摆设，我们需要的是一个可供中国主妇烹饪的真正的厨房。而这一点，在老房子里是完全没有可能性的。

所以，如何旧瓶装新酒地进行改建，成了一个严肃和必须的事。

二

是夜，老婆和老公辗转反侧地不能入睡。老公对老屋的倾心是显而易见了。对一个法国人来说，特别是对一个热爱艺术的法国人来说，一个百年老屋代表的是格调，是品味，是审美，是一种真正的生活，更何况一座有点故事的老屋，画家芬妮住过的老屋。而那些新建的、统一设计的房子，那些用不着自己劳作拎着行李就能入住的房子，虽然对中国人来说也和现在中国的房地产商开发的“豪宅”差不多，但对法国人来说却几乎就是无聊和乏味生活的阐述。新房子，那多没劲啊！

老公问老婆：“你觉得怎么样？”看上去是在征求意见，但眼中的热切一览无余。

老婆们都是很实际的，因为在审美之外还拥有更多的管理一个家吃喝拉撒睡的责任。老婆也喜欢那园子，中国长大的人，私人花园是多么奢侈的一件事，再说那园子里有几棵结果子的树，能吃自家花园的果子是很能让有小农意识的人满足的。但是那房子里面，看上去几乎是一个农舍，又让老婆下不了决心。

老公赶快凭空画出一个饼来安慰老婆：老屋的一楼是可以打通的，拆了加盖在壁炉两旁的墙，可以做出一个宽敞的起居室来，巴黎鳏夫那边支楼梯的地板重新补上，只保留一个楼梯，老牙医一楼的房间可以成为主卧，只是要重新更换卫生间的设备。二楼中心的隔墙也可以去掉，两头各一间的房间就成为孩子们的卧室，卧室里再划出一块来改成卫生间。中间那一段可以用来做办公室，从落地窗看出去正好是花园……

等老公兴奋地画完他的美味的饼，老婆异常冷静地说：“很好，都有理，但是你忘了一件事，我们没有厨房！这老屋里再也找不出一块空间来做厨房了。”

老公一愣，然后哑然无语，无比的沮丧。只好说：“再看看吧。”

看到老公受到重创的神情，老婆倒有些不忍心了。情急之下就急出了中国式的智慧。不是还有一个谷仓吗？如果将谷仓改成厨房，那将是一个大厨房呢。北京的四合院里，厨房和客厅卧室都是有一段距离的，干吗非得死心眼儿地在老屋里刨出坑来呢？厨房放到后面，老婆私下觉得还有别的好处，可以放心大胆地煮中国饭了，煎炒时的油烟绝对不会飘到客厅和卧室。谷仓的前后两扇门打开，正好和花园接上，空气清新，也算是给辛苦的煮饭婆的安慰。

这个中国式的厨房建设意见让老公精神大振，在此基础上他又做了些发展：谷仓二楼的那个阁楼，将被加大拓宽，并增设现代的卫生间，让它具有一间客房的功能……

在反复研究之后，老屋的未来蓝图初步成型，那将是一个拥有起居室，三间带卫生间的卧房，一个带卫生间的客房，再加上一个独立厨房的宅子。

大家对蓝图都一致表示满意，接下来的就是如何按蓝图的要求推墙，砌墙，埋线，排管，增加下水道，热水系统，取暖系统……

痛苦的时候就要来到了。

三

老婆也不是完全没装修过房子。第一次在上海买公寓时，老公远在法国，老婆也还在上班。但房子买了就得装修，要不肚里的儿子生出来没地方住。老婆只好硬着头皮没有条件创造条件地上了。装修队带进裸房，老婆用手一指说，这里就交给你们了。工头掏出纸笔准备做记录：“你要不要吊顶？装不装各色灯管，地板还是地砖，电线如何排，开关要几个，放在哪里……”工头还没说完，老婆已经晕了，可怜巴巴地问工头：“你们给别人都是怎么做的？”接下来的话好容易才忍住没说，那是：“照原样来一份！”

老婆在工头的指点下，将一个“五一”的大假交给了上海的宜山路，总算明白了能住人的房间是有不同的材料组成的。但中国的事情还是好办，只要选好了材料，剩下的事就是施工队的了，老婆得空就去现场指点一番，工人们勤勤恳恳兢兢业业地照办。装修结束，老婆连一个钉子都没碰过。

有了上海的经验，老婆最初觉得装修，也就那么回事，何况咱这次有男人了，两个，除了老公还有他兄弟。于是老婆嫣然一笑地对那两个男人说：“大主意拿了，剩下的是你们的事，反正我要回中国了，装修好了下次回来住新居。”

那兄弟俩很不屑地说了句：“女人！”就再也不搭理女人了。

之所以选在那个地方找房子，是因为小叔子住在那里，住了很多年。我们常年漂在中国，他可以帮我们照应一下空房子。在法国，装修是可以有不同的选择的，由每个人的钱包厚薄来决定。舍得花钱的主，自然找得到巴黎的大公司来伺候，什么都会很专业，连笑容都专业，当然收钱也会很专业。对老婆这种习惯了算人民币的人，一听那欧元的数字就被吓得半死了。好在作为地头蛇的小叔子知道些人脉可以介绍，交给私人装修，付中国式的现金，人家可以避税，我们可以省钱。只是对不住法国政府。

镇里有个先生是专门做装修的，严格地说是主管泥水工程。因为在法国装修的分工很细，除了泥水匠，还有水暖管道工、电工，各司其职不得混淆。这泥水匠的名字很接近法语的vitre——玻璃，我就叫他玻璃先生。据说玻璃先生很牛，从不接镇外的工程，因为本镇的活就让他干不完。我们第一次去见他时，他正带着一个徒弟在山坡上砌墙。玻璃先生大概45岁，有一双蓝得透明的眼睛，一个巨大的肚子让我暗自担心他如何能弯下腰来。他很骄傲地让我们看他的墙砌得多么直，我们立即回以殷勤的笑容连连称是。

几个反复的讨价还价后，玻璃先生同意了接我们的活儿，很爽快地对面前诚惶诚恐的中国女人说：“没问题，你们夏天回来就可以住新屋了。”搞定了玻璃先生，我们又一鼓作气地见了电工。老屋的所有电线都是明线，东一根西一根地悬挂着。根据蓝图，这些线要全部埋入墙内，还要增加许多射灯光源，也是一个不小的工程。电工先生给我的印象极好，干净少言的人，看上去像个知识分子，让人顿生信任感。

水暖系统是另一个巨大的工程。要保证两座房里有热水，并在每一个房间安装取暖设备，需要设计的管线是非常复杂的，同时还要和煤气系统连接。老牙医原来使用的，还是用柴油燃烧制热，工具房里放了个巨大的柴油罐，定期还要加油。而我们希望的新居，能够更加摩登和舒适一些，就选择了改换管道煤气。小叔子介绍了他的朋友让·弗朗索瓦来接这个工程。这是个特别的人，他其实是个艺术家，他的作品是用铜管做造型，时不时还开个展。但同时他又是水暖工，靠这个挣钱来养他的艺术生活。离开法国的那个冬季，我无缘见到让·弗朗索瓦，他住在南部，那边还有活儿没干完。但因为小叔子的关系，他答应了春天的时候北上。

四

回到上海，老公亲自做了30页改建方案的图纸电邮到法国。老婆则只是想着她最喜欢的那部分，什么颜色的窗帘，配哪种风格的家具……在远距离的遥想中进一步补充了一些细节，谷仓后面的坝子也不能忘记，挖掉难看的水泥，铺上天然的不规则石头，再搭上一个花架，种些攀藤的植物，比如说葡萄，又好吃又好看。然而，不时接到的小叔子的报告，工程进行得好像并不很理想，很多时候小叔子都找不到玻璃先生的身影。当然，总是有些解释的，圣诞节的假不能不让别人休，对吧？之后是新年歇两天我们又能说什么呢？

老公在上海有些坐不住了，被老婆催促着赶紧回去了一趟。带回来的消息是玻璃先生的施工队正常情况下只有两个人，他和那徒弟，据说徒弟也是他情人的儿子，特别费力的时候再加一个临时帮忙的。就这仨瓜俩枣，要承担土建和家具的所有工作，还不能耽误了休假。玻璃先生很客气地对老公说，原来答应的5月前完工看来是不实际的，但6月底之前还是有希望的。这样也仍然不会影响全家夏天的时候回去住。老婆听完简报眉头皱成了一团，老公赶快又安慰说，你知道在法国的人工很贵，有国情的不同，像中国装修队那种呼啦啦一队人齐上阵的情况是完全不可能的，这并不意味着法国人民就不出活儿。我们的电工就做得很好，让·弗朗索瓦也到位了，水暖设备已经装好了，占了一个la cave，现在那地窖到处是管道，看上去好像是一个核工厂。

人在万里之外，又能拿玻璃先生如何呢？老婆只能求老天保佑夏天回去时能住进房间能开火煮饭，至于花园葡萄架什么的，再说了。

夏天到来的时候，一家四口兴致勃勃满怀期望地回了法国。在原来的住处放下行李就直奔工地。进门一看那个现场才叫恐怖：拆下来的砖头破木板旧马桶在园子中堆成了山，还有一个庞大的柴油桶压塌了园中的一大片青草，厨房刚搭了个架子，新墙连腻子都没抹更别说粉刷了，整个现场比废墟好点可也好得有限。我的天，这已经是开工6个月以后了啊！想住进去，门儿也没有。

那真是一个郁闷的夏天。老婆看着每天上午玻璃先生带着徒弟在10点钟进了园子，11点半离开去吃午餐喝咖啡，下午2点再次出现，5点钟准时下班。等他们走了，老婆就开始巡视工地，想看看这一天下来他们到底做了些什么活儿，而事实上，老婆一定要在老公的启发下才能看到那师徒俩的成绩，多铺了几块瓷砖，多上了两块板子……看到最后，老婆就气急败坏地嚷嚷，这点活儿，换一个中国工人两小时就搞定，你们法国人是什么效率啊，瞎耽误工夫。老婆想，要换咱中国，这么个工期延时，都能打官司了。可现在，告谁呢？明摆着是个不交税的工程，再傻也不会傻到拿到场面上来评说，也真是应了一句话，便宜没好货，可关键是那价格拿到中国来，也是一笔巨款呢。

整个夏天，老婆带着一双小儿女在垃圾成堆的园子里高一脚低一脚地游荡，唯一的乐趣就是拿着长杆打园子里果树上的果子吃，哪怕果子都还没成熟，一咬满口的涩。这种吃相着实吓倒了不少脆弱的法国人，“中国女人，真是什么都敢吃”。他们哪里知道，那是活生生地被法国人气的。

当然法国人也不是铁饼一块，水暖工让·弗朗索瓦先生就很让老婆肃然起敬。这个干瘦的男人在谷仓上扩建出来的阁楼里扎了营。不爱和人搭讪，孤独得像一匹狼。自己开伙吃饭（无非是去家乐福买现成的食物），自己品咖啡。他从南部带来了一台小电视和一部昂贵的红色自行车赛车，因为他是个绝对的自行车运动迷。让·弗朗索瓦的一天以每天早晨的几十公里自行车运动开始，然后是上午闷头不语地一通苦干。到了下午3点左右，谁也别想以任何理由打扰他，那是他就着啤酒看环法自行车赛的时间。老婆对让·弗朗索瓦没有埋怨是因为人家在有限的劳动时间里作出了漂亮的活儿。就说浴室里的毛巾架吧，他用暗红色的铜管弯成，里面有热水浴室取暖就解决了，毛巾搭在上面干得也快，最重要的是毛巾架的造型像个凤尾，绝非是卖场能找到的。老婆私下琢磨着，就凭这一点艺术性的发挥，他就有资格看环法自行车赛。

7月结束后，老婆再也看不到玻璃先生的身影了，人家去了某处阳光灿烂的地方度假。装修，夏天过了再提吧。

五

接下来的一个秋天过去了，又一个冬天过去了。老屋的工程在缓慢地进行着。好不容易盼到了房内的土建部分基本结束，小叔子从法国传来了消息：玻璃先生失踪了！据说是有些债务没有了结，连他的家人都不知道他去了哪里。

老公火速回了法国去评估工程状况。带回来的消息是喜忧参半的。电工和水暖系统基本上全部完成，玻璃先生的泥水工程也基本结束。剩下的是几个门还没做，一个房间的地板还没结束和全部的油漆工作，以及花园工程。

面对这个拖了一年后被半路上搁置下来的装修工程，老婆真的是开始有些绝望了。一旦有人关心地询问什么时候能住新居啊，老婆就没好气地说，希望在我死之前吧。可那房子这么扔着也不是个办法，在反复商量之后，夫妻俩做出了一个重大的决定：专程回到法国去DIY，自己刷油漆。

全部的油漆工作，意味着两座大房子全部的墙、顶、窗、门、楼梯，还有那些一根根的老房梁。DIY这件事，老公是很习以为常的。在通常的情况下，他将此当作一种乐趣来做。老公的工具房里有着专业工人所需的全部工具，他常夸口说有本事将一座房子从打地基开始做到完成。而对老婆来说，虽然从小是在第三世界长大也没有什么条件被娇生惯养，但实打实的体力活儿还是轮不到她来做的，所以很难明白这里面到底有什么乐趣。

春天的时候，夫妻俩开始了专业油漆工的生涯。老公负责墙面、天花，老婆负责门窗和房梁。老屋的一根根房梁，都是真正的老木头，历经岁月后仍然结实，对大小资来说，保留这样的老梁是格调。但对油漆工老婆来说，这样的梁是灾难！每一根梁上不仅有几十年岁月的灰尘，还有装修时砸墙和泥的灰尘，油漆是根本上不去的，刷子一拖就是泥浆。所以在开始刷漆之前，每一根粱都需要用湿的、半湿的、干的抹布做数遍清洁，然后再上一道漆，两道漆……老婆从来没有经历过这样的生活，一切生活都是简单机械而重复的。早饭后开始和房梁较劲儿，站在梯子上，仰头，举右臂，左手端一碗油漆，开始做机械运动。没人说话，因为累的。终于在某一天，老婆从没站稳的梯子上摔了下来，那一碗油漆准准地扣在了头发上。

老婆在那段时间里哀叹到道：“早上醒来是不用看时间的。在漆黑一团中听到鸟叫声就是5点半了。”

睡不着的时候浑身的肿胀和酸痛更加厉害，躺在床上的身躯好像不是自己的，手肿胀僵硬得难以弯曲，指甲秃了有洗不净的石灰粉。手指粗大得像胡萝卜，钻石戒指变成了指铐，好容易才退下来。

平生第一次因为累得不堪而哭。身体的承受能力到了极限，可是又没有放弃和罢工的可能。真的是可怜自己，就算国内的任何一个小家碧玉也是被呵护着哪里受过这种苦，这种又脏又累的工作在我的文化里是那些社会底层的人干的，怎么能指望我会去享受它。想想我所有的国内的女友们，有谁会受这种苦，我们为什么要嫁到国外来？

他和我一样累，那样的身份，可是他毫不抱怨，仍然兴致勃勃，甚至对我说我可以休息看书什么也不做。怎么可能？这是两种文化的巨大差别，我对他说从孔子起中国人就说“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有些行为的为和不为，是生活境遇的表现。

每一次换上劳作的衣服，肥大邋遢，没有身形，头发满是油漆味，干草一样一把揪着。立即就是绝望，坐在那里哭，只是无望的发泄的哭，然后知道，什么也不会改变，哭完，接着干活。

晚餐时喝许多红酒，从来没想到自己会那样需要酒。第一次明白了酒可以解乏一说。酒在血液中流过让疲惫不堪和僵硬的身体一点点地松散下来。苦力的日子就是这样的，过度的劳累让大脑成为一片空白，只剩下身体物理的感受。

油漆刷完的那一天，夫妻俩开了一瓶香槟。老婆看着焕然一新的老屋，真的是感慨万千，从此知道了自己的忍受力是无限的，这世上也没有吃不了的苦，只要我们一咬牙一跺脚，什么样的日子都能过。我们远比自己以为的要坚强。

六

油漆大战后夫妻俩虽然暂时回到了中国，可一想着即将到来的第二个夏天仍然是满心的愁。玻璃先生是指望不上了，可剩下的工程总得找人接着干。一天老婆在上海偶遇曾经给她装修过房子的工头，就忍不住大倒苦水。那工头很认真地说，要不我去帮你做？我只要带两个人就行了。老婆想，那敢情好，可这不是能由她做主的事，拿不到签证，她也没法将工人搁邮包里寄去。

但这番谈话之后，老婆真的开始琢磨着寻找中国工人的可能性。国内的带不出去，那咱找那已经出去的行么？老婆住的那小镇，估计老婆是第一个中国人，左右环顾都没有和中国工人有联系的。只是俗话说得好，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老婆这么一惦记找中国工人后，还真有了线索。一个住在巴黎的重庆女子刚装修完公寓，老婆赶快从她那里拿到了联络图。为了即将到来的夏天，夫妻俩做了充分的准备，给国内的外公外婆办了探亲签证，让他们在夏天的时候一起去法国，这样有了人帮忙照顾孩子，夫妻俩可以甩开膀子继续对付剩下的油漆工作——数不清的门窗。

7月的某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老婆在巴黎郊区的地铁站和来自中国温州地区的师傅老郑见了面。老郑瘦而精干，着一套化纤西服和估计是温州产的变形的皮鞋，让老婆一见面就觉得亲切。老郑在法国混了小20年，法国话是坚决不会说的，但不妨碍他把老婆孩子都弄来了，并将工程从南部做到北部。他对我说，北约炸掉的中国大使馆，知道吗？修复工程是咱们去做的。

老郑仔细巡视了烂尾楼工程，很多时候都在情不自禁地撇嘴：看看这厨房，橱柜板这么薄，贴面都不平……这衣柜的推拉门，滑轮装得太差了……看到最后，老郑摇着头说：“这些法国人的活儿啊，要咱中国工人做出这样的东西，出去都不好意思说是自己做的。”

“那是那是！”老婆一连串地跟着痛说法国工人的不是，猛夸中国工人的聪明才智。反正说的都是中文，法国人也听不懂。然后在彼此再次讨论了一个价格之后，老郑决定第二天就开工。老婆对老郑说，能否找个运垃圾的人来将园子里堆着的垃圾和那柴油桶清理掉。在法国，垃圾清除也是个专项工作，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做的。首先需要一辆运送垃圾的卡车，还得有装垃圾的垃圾袋，然后得将垃圾运到相关的地点，交费并办理一系列的手续。清理园子里堆积的垃圾，原本是玻璃先生的职责，事到如今，我们也只好自己来想办法了。老郑爽快地一口答应，说他正好认识一个运垃圾的人。

得说明一点，老屋所在的位置，并不在地铁站旁。出了地铁，还得开10来分钟的车。老郑和他的伙伴共3人，既然不会说法语，不会开车也不让人奇怪。于是老公便成了临时的出租车司机。每天早晨8点半等候在地铁站旁将来干活的老郑们接到老屋，然后在晚上8点的时候把他们送到地铁站。

老郑第一天来上工的时候，除了工具之外，还带了一些别的东西：1箱方便面，1袋米，1个电饭锅，1箱水和许多的鸡蛋。他们一到现场，废话不说就开始干活。到了中午，方便面里卧俩鸡蛋或煮一锅米饭就着他们从中国餐馆带来的熟食一起吃。饭后也不喝咖啡，抽几支烟，躺在园子里的草地上打个盹然后一直干到傍晚。老公私下对老婆说，老郑可真逗，大夏天的，他却总是穿着白衬衣皮鞋干活，袖口都不松开，为了遮阳，还带了一定黑色的礼帽，让人看着都难受。老婆却不以为然，什么叫难受，一个半年的工程拖了近两年还没做完那才叫难受，老郑穿什么老婆无所谓，关键是人家干活的态度，眼见着烂尾工程就有了完工的希望，这才是最重要的。

七

老王是老郑介绍来的运垃圾的工人。他开着一辆2吨的后开门箱式卡车，也不知道为什么这车挂了个柏林的车牌。一见面，老王就摆出了一付见过世面的架势，点着烟走进房间，左顾右盼，然后大声说：“这房子好啊，看看这些个梁，那么粗那么大还是整根的木头，现在可是很难找到了！”老王是用法语夸的，说完，他转头看着老婆换成中文说：“你知道进法国人的家就得先夸他们的房子，他们吃这一套高兴着呢！”老婆心想，他倒是没把我当外人，可就是没明白这房子也不是法国人一个人的房子，这是夸人呢还是糊弄人呢？这样一来，老王和老郑的区别就看出来了，老王其实是个很油的人。

老王自己说娶了个法国老婆，还是金发的。他每次来拉垃圾时总不会立即干活，先坐到厨房里抽烟。有一日老王问老婆：“你怎么不在国内做点生意呢，咱俩可以合作的。”老婆很吃了一惊，忍不住问：“合作什么啊？”老王说：“你开个店，我给你弄点化妆品卖卖，我能用很便宜的价搞到欧莱雅的货。”老婆想，自己在欧莱雅中国公司也混过几年，知道公司的品牌都是由公司在中国专营的，老王这想法也真是够大跃进的了。再说了，要真有那么大的本事，何至于在法国多年仍然干着运垃圾的活儿？这主，搁在咱祖国肯定是被叫着“侃爷”！

老王装垃圾的时候也很会取巧。所有的垃圾得先装在一个个的垃圾袋里再放上车，老郑的工人是不管他的，各人挣的是各自的钱。但老王总能找到理由让老婆的老爸帮忙。快70岁的外公是个憨厚的人，知识分子，到了法国没人说中国话将他憋得难受，碰上老王这么个话多的人正好能聊天解闷，老王就借机让他当了义务工。老王的活儿干得拖拉，一天就跑一趟，不知道是不是和法国老婆待久了，也有了法国人的毛病。但是他开车却绝对是中国派头，那就是乱变道，见着stop的牌子坚决不减速停车，终于有一天在公路上和一辆运货的大货车撞了。老王的车坏了，剩下的活儿也就撂了挑子，老婆只得让老郑再介绍别人来把剩下的垃圾运完。过了些日子，老王打电话来要剩余的工钱，老婆说：“该给你的都给你了，你剩的活我还得另外付钱找人做，剩余的钱给了替你干活的人了。”原本是合情合理的事，老王一听就炸了，开始在电话那头怒吼：“什么东西，你们，法国人怎么了，我还就不怵法国人，看看你们那房子，破烂一个，老子的房子都比你们好多了，你要是不给钱，我知道你的地址，我饶不了你的……”老婆扔了电话，赶紧找老公求救，说实话，老婆还真的怕了。老公听完，冷静地说：“随他说去，这是在法制国家，看他有胆量玩儿横的。”话是这么说，接下来相当长的一段日子里，老婆睡觉都提心吊胆的，直到夏天结束，老王也没再露面，老婆才算是把心放下了。

八

8月的时候，老郑们终于完成了老屋内的工作，一家四口和外公外婆才算是居有定所。接下来就该来弄花园了。老郑们是只管工程的，至于准备材料那都得自己干。谷仓后面厚厚的水泥用机器除掉了，准备用天然的石头砌成，旁边和邻居家接壤的光秃秃的围墙边，也想修一个花台出来，老婆心心念念地要沿着墙种些竹子，四川长大的人，对竹子的深情走到哪里都放不下。坝子上要搭出一个木花架来，等到葡萄上了架又遮阳又有水果吃……这样一来，就需要买几吨的石板和几吨的泥土。

那些日子里，老婆频繁地出入于法国的两大商店——Castorama和Leroy-Merlin，这是两家专卖装修和DIY材料的商店，从黄沙水泥一直到园艺工具，应有尽有。如果稍微留点心，就会看到来这店里的顾客没有一个是衣冠楚楚的。不论男女，大都是牛仔裤或短裤，吸着拖鞋，套着T恤衫。老婆心想，这女人结了婚和不结婚还真是不一样了，结婚前在法国，常去的两家店是“巴黎春天”和“老佛爷”百货，锦衣华服地买Jean-Paul Gaultier，结婚后就变成了在DIY店买Gouttière了，虽然这两个词发音差得不远，但东西是完全不同的，前者是时尚大师让·保罗·戈蒂埃的产品，后者是房檐旁接水的排水管！

建花园的石块和泥土，如果自己没有卡车运输可以叫商店派送，当然派送是要钱的。不到10公里的路，运费是80欧元。而这运送的概念并不是将货物放到指定的地方，运货的卡车只有司机一人，车开到家门口的路边，司机将放在托盘上的货物从车上吊下来搁在大门口，剩下的事，就自己琢磨着解决吧。将这几吨的石头和泥土搬到家里的花园，全家人只好进行了一场蚂蚁搬骨头的人民战争。年长如外公外婆，年幼如一对小儿女，个个都参与了搬运活动。老婆和老公在这群人里是年富力强的主力，主要使用那种中国叫“鸡公车”的独轮车搬运。老婆歪歪扭扭地推着一车近100斤的石头，觉得自己很像是大寨的铁姑娘，或者修红旗渠的“三八突击手”。土下乡没赶上，末了洋插队还是没躲掉，到底还是磨了一手老茧练了一颗红心。

两年之后，老房的装修工程终于完工了，一家人过上了正常的生活。

夏天，常常有突如其来的暴雨，然后，老婆发现有雨滴穿过刚刷好的屋顶落在地上。老婆的震惊是无以复加的。她惊呼着奔出房去，告诉在园中晒太阳的兄弟俩。

那两兄弟连身子都不动一下，说老房子有点漏雨实在是太正常了，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

对老婆来说可不是这样，童年的记忆中有过屋顶漏雨的时候，还是小女孩的老婆看着父母在忙乱中将脸盆、小锅到处放去接雨水，雨水滴下来的叮咚声让小女孩觉得房子快塌下来了，她大哭着对父母说：“我们快搬家吧……”从那时候起，漏雨的房屋对老婆来说就意味着没有安定感，咱不要多么奢华，但一个挡风遮雨的屋子该是最基本的要求吧。

于是，老婆再一次意识到，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下一个夏天到来的时候，又有新的工程要做了——换屋顶的瓦！

Partie 4

美国诗人哈特·克兰在他的《一张1929年的巴黎明信片》里说：宴会，晚餐，诗人，怪诞富豪，翻译，龙虾，苦艾酒，音乐，漫步，牡蛎，雪梨酒，阿司匹灵，丹青，女同性恋，编辑，书籍，水手。光怪陆离，妙极了。

美国人在巴黎

夏天的时候，住在美国洛杉矶的女友来法国度假，坐在花园大松树的绿荫下我们讨论着她肚子里孩子的名字。我说叫Lychee吧，荔枝，多汁而甜美的水果，外表带着刺，对一个女孩子来说，是意味深长的名字。女友也说喜欢。过了些日子，女孩在美国出生了，女友带来信，这孩子最后叫了Paris。

Paris，和那个著名的酒店继承人一样的名字。我有些失望，转念一想，也难怪的，不管过去和现在，美国人对巴黎的那份情结，始终是剪不断理还乱的。

1820年，美国作家华盛顿·欧文在他的著作中写到：我仍迫切想见欧洲的伟人，因我读过许多哲人的著作，得知一切动物在美洲都要蜕化变质，人亦不例外。因此我想，欧洲伟人一定比美国伟人高明，正如阿尔卑斯山的顶峰比哈德逊河的高地巍峨一般。

这样的盛赞，19世纪的巴黎是当得起的。19世纪的巴黎，有着最美的时光，说它是世界的文化艺术中心，一点也不过分。世界各国的文艺青年潮水般向那里涌去，他们挤在巴黎狭窄的街头，坐在那些散落各处的咖啡馆中。美国诗人哈特·克兰在他的《一张1929年的巴黎明信片》里说：宴会，晚餐，诗人，怪诞富豪，翻译，龙虾，苦艾酒，音乐，漫步，牡蛎，雪梨酒，阿司匹林，丹青，女同性恋，编辑，书籍，水手。光怪陆离，妙极了。

塞拉诺咖啡馆　le Cafétéria

巴黎的邦那帕街上的玛丽咖啡馆（Café de la Mairie），是间看上去很普通的咖啡馆。它是所有的美国人到巴黎都渴望一坐的地方。这里曾是海明威、福克纳、菲茨杰拉德和爱尔兰作家贝克特喜欢的咖啡馆，他们坐在那里吃早餐，看门外的圣舒卑斯广场和白色的圣舒卑斯教堂，高大的法国栗子树在夏天给广场投下深重的绿荫。这些说着英语的美国人从新大陆乘船越过大海来到这里，他们的身后，是保守的以清教徒价值观为主流的国家，他们的眼前却是传统不断被挑战，处处涌动着新思潮的花都，立体主义绘画、无调音乐、本质主义写作，乱哄哄的在这个城市的咖啡厅里被人不断地提出，如同思想暴动。

仔细地研究这些美国人到巴黎的年龄，海明威只有22岁，福克纳和菲茨杰拉德都不过二十五六岁，正是迷乱、躁动的年纪。英俊，荷尔蒙旺盛，野心勃勃。

福克纳在巴黎只停留了短暂的时间，就很快回到美国的老家去了。他像一个乡下小子站在艳丽的都市少妇面前一样，被自尊和自卑的此起彼伏折磨坏了。“看到和吉米同龄的小男孩、小女孩们口里吐出一串串法语，真让你自愧所受教育水平太低……来欧洲旅游的美国人糟糕透了。你能想象进入陌生人的家，往人家地上吐痰吗？美国人在这里的表现正是如此。”1925年8月30日，在给母亲的信里他这样说。他来自密西西比的辽阔乡村，巴黎咖啡厅里的高谈阔论和烟雾缭绕吸引着他也窒息了他。有一张福克纳那时的照片，蓄着小胡子，帅气却带有乡下小子的木讷和倔强。巴黎终于让他厌倦，他要的文字是有强壮筋骨、表面毛糙却内含张力的，在精致的巴黎他耍打不开。“我不是文人，我是个农民”，直到他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他也仍然这样说。不知道他说这话时是不是会想起巴黎？在海明威和巴黎的艺术界混得火热的时候，他却始终是个局外人，曾经远远地看过一眼乔伊斯，自己是个无名的小作者，也没勇气上去打招呼。

福克纳的背影从巴黎消失了，一个英俊的大块头却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巴黎艺术圈的中心，特别是格特鲁德·斯泰因在花园街27号的家里。和福克纳不一样，欲望和野心强盛的海明威，即使在饿着肚子坐在咖啡厅里的时候，也不忘对自己说：“整个巴黎是属于我的，而我属于这本笔记簿和这支铅笔。”他可不是甘于远远地向乔伊斯致敬的主，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在拳击场上有坚硬的拳头，巴黎充满刺激的生活正是海明威要的。他到巴黎的第一天，就开着大卡车直接去撞开了毕加索的大门。

1906年的时候，身躯硕大衣着朴实怪异的斯泰因已经是公认的20世纪先锋艺术的皇后了。她家里的小画室里挂满了画，有马蒂斯的、毕加索的、雷诺阿的、塞尚的……刚到巴黎半年的海明威拿着从美国带来的名作家舍伍德·安德森的推荐信走进了斯坦因的沙龙。那时候的海明威还没有后来著名的那把大胡子，还没有成为精神偶像般的硬汉。斯泰因面前的这个青年有着好莱坞明星一般清朗的面容，会说好几国语言，甚至包括巴黎街头的一些俚语。由于两个人之间巨大的年龄差别，海明威像个教养好的少年面对母亲一样，以谦卑和尊敬的态度听着这位“皇后”对他的教诲。包括他的第一任夫人——时髦的哈德利，也不得不听着斯泰因关于朴素的指导：买衣服要图结实耐穿，不用考虑样式，省下来的钱就可以收集艺术品了。

22岁的海明威虽然并不知道自己这一生会结四次婚，和无数的情人厮混，但有一点是他血液里注定的，那就是他在《有的和没有的》中写到的那样：“你对一个男人越好，你越是向他表示你的爱，他会越快地摆脱你。”海明威和女人的关系，是以欲望和激情为主的，一旦他失去了对一个女人的欲望，这个女人就会像书页一样地被他翻过去。其实他对自己也是同样苛刻，当他到了老年觉得自己的欲望和创造力开始衰竭的时候，他毫不犹豫地用一只双筒猎枪将自己也翻过了。而斯泰因是不同的。在最初的和斯泰因的亲密的师徒般的友情中，海明威一直是那个勤勉谦逊的好学生，除了斯泰因在文学上的帮助推进和她家的紫李子甜酒可以让人忘记巴黎冬天的寒冷外，她是一个女同性恋者也起了很大的作用。这个眼神严厉的女人，是喜欢在人前炫耀自己的权威的，海明威的俊美和恭顺，无疑得到了斯泰因的欢心，可他们之间的关系却又和性无关，斯泰因真心给予了他许多指导和帮助。在《流动的盛宴中》海明威写了这样一段：

我就对妻子说：“你知道，不管怎么说，格特鲁德是个好人。”

“当然，塔迪。”

“可有时她确实会说一大堆废话。”

“我可从没听她讲过，”我的妻子说，“我是做妻子的。跟我说话的是她那个同伴。”

1925年，在巴黎蒙帕纳斯的丁香园咖啡馆里，海明威写出了他的第一本长篇小说《太阳照常升起》，描写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一批美国青年流落欧洲的生活。他为这本书的题词正是斯泰因无意间送给他的一句话：你们都是迷惘的一代。海明威出名后，和斯泰因打了一场口水战并导致了友情的最后终结，尽管如此，“迷惘的一代”这个标签，却是给海明威们永远地贴上了。

我刚到巴黎的时候，就缠着先生带我去看夜晚的布洛涅森林。它在巴黎的西郊，过去是国王的狩猎场，现在白天是人们郊游的地方，晚上却是一个情色世界。即使是在冬天，路边招徕生意的男女裹着的大衣里也是一丝不挂，汽车慢慢地驶过时，他们在车灯里敞开怀，露出胸乳和生殖器。男女异装，带着廉价的首饰，夸张的妆容。我是在那个时候突然想起了亨利·米勒和那本被他称之为“啐在艺术脸上的一口唾沫”的《北回归线》。和布洛涅一样，那是另一个巴黎，气味浑浊，放荡，乱性而肮脏。

塞纳河　La Seine

塞纳河堤岸下的道路上迎面走来两个神情严肃的年轻人，初春时分，他们依然穿着厚厚的冬装，拘谨的黑衣加上蓝色牛仔裤，脚上穿着球鞋，再普通不过的平民装束。

他们应该不是旅游者，而是居住在巴黎的异乡人，也许是在左岸读书的大学生，也许是土耳其餐馆的伙计。

蓝色的塞纳河上漂浮着白色的海鸥。他们无心风景，心事重重、沉默无语地行走着。一切都悬而未决，又好似什么也没有发生。

1930年亨利·米勒到达巴黎的时候，是个不得意的40岁的写作者。这个裁缝铺家庭出来的男人几乎是被做舞女的妻子琼逼到巴黎来的。他在美国的生活是贫穷的，不得不靠琼做舞女的收入来生活，不得不忍受琼的双性恋。然而，巴黎也并没有给他打开一扇光明的大门。巴黎的10年中，许多时候亨利·米勒混迹在最底层的生活中，忍住饥饿游荡在街头。他的周围，不是巴黎高雅的文化圈，而是充满臭气、酒精、妓女，颓废而无序的社会，形形色色的在黑暗中挣扎的人。

从亨利·米勒自己的文字和别人关于他的回忆中，我都没有看到他曾经进入过这个浮华都市的文艺圈。斯泰因沙龙长长的名单里，我没看到亨利·米勒的名字。这个厚嘴唇总是带着顶礼帽的男人，让我想起中国现代艺术家毛焰的一幅肖像画《我的诗人》，我自以为是地觉得亨利·米勒和那画上的韩东有相近的气质：敏感、分裂、不安和被迫害的神经质。1933年7月，米勒在写给女知音阿那依斯·宁的信中说到：“你说我也是个理想主义者。是的！我是怀着复仇心情的理想主义者。我要的东西太多太多，得知我的野心、我的梦想无从实现，我只能用一无所有来满足自己。”

亨利·米勒对巴黎的感情大概是爱恨交集的，如果巴黎在海明威那里是流动的盛宴，那么在亨利·米勒那里就是流动的街道、往事、烟草、女人、酒精。他在这样的流动中不断地挣扎，并最后找到自己的自由。巴黎对他如同淤泥相对于庄稼，污秽而又肥沃。

2006年7月，在上海美术馆里举办了一个由法国蓬皮杜艺术中心组织的展览，这个名为《夜之巴黎》的展览，展出的是和亨利·米勒同时代的法国摄影师布拉赛的作品。这个亨利·米勒的朋友的镜头下的巴黎，是和亨利·米勒同出一辙的，妓女、吸鸦片者、情侣、街头阿飞、演员等巴黎夜生活的狂欢者，灵魂和肉体在欲望极度挑逗下的尽情释放，或许是布拉赛对夜巴黎所作的最好阐释。《巴黎之夜》曾在1976年被再版，并更名为《30年代巴黎的秘密》，我想，这些秘密，也就是亨利·米勒告诉我们的巴黎。

上个世纪初在巴黎的美国人，可以开出一串长长的名单。成为美国音乐开创人之一的格什温，在30岁的年龄来到巴黎创作了他的爵士和古典音乐相结合的《一个美国人在巴黎》，得过四次奥斯卡提名和一次格莱美奖的科尔·波特在26岁的时候来到巴黎，1929年，凭借《五千万法国人》和《巴黎，你将把我变成什么样》一举奠定了他音乐剧精致华丽的风格。被誉为现代舞之母的伊莎多拉·邓肯和叶赛宁在巴黎，超现实主义摄影的代表人物之一、美国唯一的达达主义奠基人、实验派摄影师曼雷在巴黎，莎士比亚书店的赛尔维亚·比奇在巴黎。有人说那时如果在巴黎的街头闲逛，往往能看到街角的咖啡厅坐着那些日后大名鼎鼎的美国人，不过在上世纪初，他们更多的是在那里弹牙、斗嘴、飙眼神。

我感兴趣的是为什么那个时候的美国文艺青年都成群结队地往巴黎跑，美国诗人哈里·克罗斯比有段话大概能做一个解释：

红色的连锁小店，汽车加油站，卫生间，向右行的路标，俗艳的广告，到处是蜂拥的汽车，像一具腐尸上爬满了蠕虫。弥漫着一种清淡的空虚气氛，一种挫折感，虚幻的清醒感，一大堆无足轻重的事和一大群可有可无的人。

这是一战结束后让美国青年厌恶和窒息的美国社会，如果不加注释，我也可以将它解读成我正置身于其中的中国当代社会。不同的是，上个世纪的美国人还有一个巴黎可去，现在的我们呢，大概就只能去大理和丽江了。

戴安娜王妃殒命处　place d'Alma

你来到了孤单的巴黎，沉睡的脸上

看不到寂寥的痕迹，除了脆弱

除了你沉默的手指

你疼痛得已了无知觉的内心

　　　——《你来到了孤单的巴黎》

破碎的女神

秋日的夜晚，在一片寂静中听皮雅芙（Edith Piaf），听她独特的带着小舌弹动的颤音在房间里回荡，听她唱《玫瑰人生》：

Des yeux qui font baisser les miens／他的双眼吻着我的双眼

Un rire qui se perd sur sa bouche／一抹笑意掠过他的嘴角

Voila le portrait sans retouche／这就是他最真切的形象

De l'homme auquel j'appartiens／这个男人，我属于他

她的歌声明亮温暖，如烛光般轻盈地摇曳着法兰西浪漫。这个生于1915年逝于1963年的香颂女神，一生唱过多少关于爱情的歌？然而，在她去世前10个月推出的最后一首歌曲，歌名却叫《爱情有何用》（A quoi ça sert l'amour）。这个歌唱爱情的女人，是带着一颗为爱破碎的心离开的。

皮雅芙出生在巴黎，是一个街头杂耍艺人和卖唱歌女的女儿，在幼年被遗弃，少年时代就开始随草台班子在全法国流浪演出。风雨飘摇的卖唱路上，少女皮雅芙的内心有多么的渴望被人爱怜？她的第一次恋情，是在17岁的时候，皮雅芙离开了戏班子独自到巴黎闯天下。她遇到了同是流浪艺人的路易·杜蓬（Louis Dupon）并开始和他同居，那是同是天涯沦落人的互相取暖。他们在次年生下了一个女儿，只是可怜的女儿在两年后不幸夭折，悲伤的少女母亲重新开始了独自流浪。

le Gerny's，香榭丽舍上最优雅的酒吧，老板勒雷（Louis Leplée）在无意中听到皮雅芙的歌声，那么娇小脆弱的身躯，却有那么明亮的歌喉，像宝石一样地闪光。他将她带回了家，他叫她PIAF——一只小小鸟。他宠爱她，并为她录制了平生的第一张专辑《大钟的小女孩》。她开始在公众面前闪光了，她的声音被许多人欣赏，她仿佛就要触摸到爱了，然而，几个月之后，勒雷就在家中被人谋杀。

经历痛苦并成为传奇，是皮雅芙的命运，即使她还没有意识到，但上帝的眼睛一刻也没离开过她。勒雷之后，又一个人出现了，这个人真正地将流浪的皮雅芙，底层的皮雅芙，改变成了日后优雅的皮雅芙，在两次大战中征服了巴黎的皮雅芙。这个人就是瑞蒙·阿索（Raymond Asso），当时的知名冒险家，荣誉勋位获得者。1937年，皮雅芙站在巴黎顶级俱乐部L' ABC，茫然无助地被耀眼的聚光灯笼罩。面对台下的华丽世界，这个贫寒的姑娘唯一拥有的就是她的歌声，于是她唱了，她一唱，巴黎就拜倒在了她的面前。

1940年，皮雅芙和戏剧演员保罗·莫瑞斯（Paul Meurisse）同居，并开始出演电影和话剧。她逐渐成熟起来，成为了明星，一个弱女子终于拥有了对生活的决定权，可以自由地选择自己的爱情。就在这个时候，她遇见了年轻的伊芙·蒙当，一个初闯巴黎的毛头小伙，她立即爱上了他，并像母亲一样保护着这个乡下小子。

童年无爱的伤痛给皮雅芙带来的是终生的爱的饥渴。她的身边曾像走马灯一样地变换着情人，她特别喜欢那些初出茅庐的年轻男人。也许只有在这些青涩的男人身上她能感受到单纯的爱恋和崇拜，也许凄凉的童年记忆让她对这些才华横溢却毫无背景的男人充满了惺惺相惜的感情，她总是爱上他们，帮助他们，然后离开他们。这些男人，写出来是一张长长的名单：1944年的伊夫·蒙当，1950年的词曲作家查尔斯·阿纳沃（Charels Aznavour），1951年的美国舞蹈演员和歌手艾迪·康斯坦丁（Eddie Constantine），1958年的作曲家及歌手乔治·姆斯达克（Georges Moustaki）……

这个矮小的并不美丽的女人穿梭在男人中间，她像征服法国一样征服了他们。然而她一生唯一的一次生死爱情却是在新大陆美国。1947年，皮雅芙前往美国，这个曾经的流浪歌女再次征服了这片新乐土，成为名副其实的国际歌后。就是在这里，她遇到了著名的拳击手马歇·色顿（Marcel Cerdan），他们坠入爱河。皮雅芙1米7的小身体在拳击手的宽大的怀里，像一朵娇柔的花在开放，他们成为1947年所有媒体的热点。皮雅芙为亲爱的人唱出了最炙热的情歌，那首著名的《爱的颂歌》。她唱：

Le ciel bleu sur nous peut s'effondrer／头顶的蓝天，可以塌陷，

Et la terre peut bien s'écrouler／脚踩的大地，可以决堤，

Peu m'importe si tu m'aimes／噢，那没关系，若你爱我，

Je me fous du monde entier／失去世界都不可惜，

Tant qu'l'amour inond'ra mes matins／只要每个早上，爱情淹没蓝水河。

Tant que mon corps frémira sous tes mains／当我的身体，在你的抚摩下颤栗，

Peu m'importe les problèmes／噢，别在意，那些问题。

Mon amour puisque tu m'aimes／我爱你，你爱我，我爱你。

贝拉维拉的涂鸦　les Graffiti de Belleville

她又唱：

Si un jour la vie t'arrache à moi／若有一天，生活夺走你的呼吸，

Si tu meurs que tu sois loin de moi／若你死去，远离，

Peu m'importe si tu m'aimes／没关系，只要你爱我，

Car moi je mourrais aussi／因为我，早已死去，

Nous aurons pour nous l'éternité／我们会拥有永恒，

Dans le bleu de toute l'immensité／蓝色的，无边无垠，

Dans le ciel plus de problèmes／天空充满问题，好多星星，

Mon amour crois-tu qu'on s'aime／我的爱，我们相爱，请相信，

Dieu réunit ceux qui s'aiment／上帝会让相爱的人在一起。

两年之后，皮雅芙深爱的马歇·色顿，在一次空难中丧生，留下她自己在绝望的悲哀里反复聆听自己的歌：若有一天，生活夺走你的呼吸／若你死去，远离，／没关系，只要你爱我，／因为我，早已死去……

命运在和皮雅芙玩着残酷的游戏，一次次地从她的生命里夺走她的爱。这种残酷，神秘地几乎贯穿了她的一生。当她和艾迪·康斯坦丁在一起时，发生过两次交通事故，第二次，差一点要了她的命，为了免除痛苦，她染上了毒瘾，从此再也走不出来。更为蹊跷的是1958年，当她和乔治·姆斯达克在一起时，又一次惨重的交通事故发生了。

皮雅芙活了下来，带着伤病的身体和破碎的心，她靠神秘主义的通灵术来排遣内心的痛苦，她好像又回到了过去，她爱的人没有了，她拥有的又只是她的歌声。她不停地唱，在大西洋上来回穿梭，在纽约、巴黎、南美不停地演出，她的声誉达到了顶点，她的健康却被酒精和毒品摧残到了最糟。

皮雅芙一生结过两次婚。第一次盛大的婚礼是在马歇·色顿去世三年后的1952年，37岁的她嫁给了歌手雅克·菲儿斯（Jacques Pills）。第二次是在1962年，她再次按照东正教的教规，嫁给了她生命中的最后一个男人，希腊歌手Theophanis Lamboukas，她叫他Théo Sarapo，希腊语“我爱你”的意思。一年之后，皮雅芙黯然去世，年仅48岁。

塞纳河　la Seine

塞纳河　la Seine

作家纪德曾经说过，巴黎的美只有外国人才能发现。我非常愿意做一个这样的外来者。尽管这座独一无二的城市已经没有什么不被人书写过、描绘过、歌咏过，但我依然有足够的理由一而再、再而三地前往，用照相机记录下我看到的和无法用语言表达的一切。

天，她亲眼看到过梵高

97 Grande Rue号，是一座老房子，在巴黎的东郊，离戴高乐机场15分钟的车距，它是我的家，同时，也是法国著名的女画家芬尼（Léonor Fini）曾经住过的地方。

坐在园中的大松树下，在阳光里翻芬尼的画册，是我最喜欢的事情，那时候总是觉得，这棵苍劲的大松是一个岁月的传递者，它的枝干里隐藏着几十年的故事，那些它在沉默中目睹的世事沧桑。

如果没有97 Grande Rue号，就没有和芬尼的相遇，因为我们曾被隔绝在世界之外很久，有一些孤傲的名字藏匿在很远的地方，它只和有缘的人相会。

芬尼1908年出生在意大利的Trieste，并在那里随她的意大利母亲长大。

自从出生，她就没有见过她的阿根廷父亲，事实上，在她童年的时候，每次离开家外出，她总是被母亲打扮成男孩以防止被父亲绑架。1931年她移居到巴黎，开始了她艺术家的生涯和传奇的私生活。她总是游离的，游离在两次世界大战的残酷和她心中的绝对美丽之间，游离在对男人的爱和对女人的爱之间，游离在白天和黑夜，现实和梦幻之间。一个和毕加索、达利一起举行展览的女人，却始终拒绝被归类，因为她不接受男人给世界的定义，她是自我的女性主义者。她的绘画语言神秘而诡异，猫、猫头鹰面具、枯骨、羽毛和狮身人面的女人。她的女人们总是以一种对抗性的姿态居于画中，面孔在人和动物之间似是而非地漂浮着，融化着。性爱是美丽的，死亡是神秘的。她曾和两个男人同时住在一起，并和其中一个意大利画家Stanislao Lepri相守一生。她又是一个和女人恋爱的女人，她的所爱是另一位女性超现实主义画家，英国的Leonora Carrington。

芬尼的画，如同冷漠的梦境，通常是毫无表情的，一片死寂，仿佛被一种万古不变的浓重静谧统治着，散发着一种神秘的气息，无法破译。人们只能猜度。然而，她的清淡、寂静和残酷中，却又暗藏着女性特有的华丽和浪漫，对衰败和死亡的傲慢。这样的梦，只有非凡的心灵才能拥有。在芬尼的家里，养着许多的猫，这些猫是她作为一个女人的温情的通道，除此而外，她几乎是孤独的。

新加坡的国宝级艺术家陈瑞献，曾怀着崇拜写过他和芬尼的一次见面：

“在巴黎拜访大画家芬尼的那个早上，在芬尼著名的公寓客厅等待她时，我就想到装修工人从鹰架爬到她窗口时，第一个要求就是要她在画册上签名留念的轶事。正对窗口的一个木柜上，整齐摆设造型奇特色彩缤纷的玻璃雕塑作品，墙上挂着一幅她的典型裸女名作《青春年华》，画中人物满头鲜花，乳房紧实，全身透明，宛如一尊玻璃女神。她饲养的许多只猫都不在现场，沙发上却放着一只假猫。这时，我闻到一阵浓烈的茉莉花香，芬尼已像女王站立我眼前。全身黑缎长裙，领口周围的一圈猩红显示内衬之色，大黑头发，大红嘴唇，她告诉我说毕加索告诉她他一辈子没搭过飞机，因为他害怕搭飞机。”

在法国，有一个著名的故事。有一年，法国全国为一位100多岁最长寿的女人庆祝生日，记者问她在那么漫长的生命中是否有一个她最难忘的时刻？她答：有，在她年轻时，她曾经看到大艺术家梵高到她叔叔的杂货店买一瓶亚麻子油。她亲眼看到梵高，天，这是她何等刻骨铭心的一刻。

我也有和她一样的心情，许多时候，我会忍不住抚摸那些陈旧的楼梯和粗糙的树皮，想，天，这是何等的幸运，我在这里遇到了芬尼。

街头涂鸦

这样的故事

有个男人从14岁开始热爱诗歌，他写诗写到19岁就辍笔，然后放浪形骸，远走他方，成为武器贩子、咖啡出口商、摄影记者、勘探队员，37岁就英年早逝，这是个什么样的男人？

有个男孩15岁时离开家乡跑到大都市去，遇到一个大他10岁的男人，就和这个有老婆的男人同居了，一起喝酒，一起抽大麻，放任无度，彼此爱恋和伤害，甚至动了枪，一方进了监狱，这又该是个什么样的男孩呢？

如果不说出名字，不指出他是被“缪斯的手指触摸过的天才”，那么这样的描述很像是在说一个典型的文艺青年（或者“愤青”）。我这样的年龄又养育了儿女的母亲，甚至还会联想到青春期的叛逆，会非常为这个男孩担心。

我稍微卖了个关子是因为突然想起几天前闺密琦琦给我看她过去写的文字，其中有几句很有意思：

爱上一个不给婚约的男人，

这么多年，他爱上了她，又爱上她，但是我们还是在一起，

有时我也会试着去爱他，或者也爱个她，但是我们还是在一起。

这个故事有时是网站上有些神经质女人口述的“情感隐私”，

有时就是萨特和波伏娃。

我们一见钟情，

那时他有老婆，后来为了我他们离了婚，

可是我们在一起没有多久，他就和一个小护士好上了，我忘不了他。

这个故事有时是“心理专家对你说”栏目写信求救的小案例，

有时就是张爱玲和胡兰成。

当然，还有我们相濡以沫了大半辈子，

每天教书，写字，经历了那么多风雨，我们还是不离不弃，

这样的故事有时是没什么好多说的老张老李老王，

有时就是钱钟书和杨绛。

阳光底下并无太过新鲜的爱情，

发生在不同的人身上，档次才立分高下。

这段话的意思放在我文章开头提到的那个男人身上也是有效的，他的名字和才情让他在世人眼中区别于其他普通的文艺青年而成为杰出的诗人，是因为他叫兰波。

仔细研究兰波的生平，发现这么个著名的人其实就写了几年诗，他生命短到我们都来不及分出前期中期后期。另外他和魏尔伦的旷世恋情也就持续了两年，17岁到19岁，以至于我很认真地怀疑他是否是个真正意义上的同性恋，因为在魏尔伦之后，他好像再也没爱过什么男人，倒是生活中不断有酋长女儿之类的女人。

一个人的阅读感受绝对是要随经历和年龄的改变发生变化的。兰波无疑是有才情的，也当得起和波德莱尔齐名的法国伟大诗人的名号。他被文化界公认的成就是象征主义文学代表，开拓了自由的诗韵格律，超现实主义的先驱。我在青春季节里遇到他，无疑是会毫不迟疑地热爱上他崇拜他视他为天才。“绿唇、冰面、黑旗、蓝光与阳光散发出的红色芬芳——是我的力量。”他文字里面的意向和色彩都美得炫目。

然而现在重读兰波时，我无法忽略一件事，那就是兰波的诗都写在他20岁之前，换句话说，诗人兰波一直都是个青春期的孩子，一个任性、倔犟、早慧、孤独、充满幻想的孩子。这个大男孩常常做出某些浮浅的怪诞行为，比如：在咖啡馆里夸夸其谈，蓄着披肩长发，抽烟斗，在沙勒维尔的墙面上涂写一些不适当的标语。显然，这是年轻人常有的标新立异和扮酷。兰波有野心，想成名，想让大家承认他是出色的诗人。他厌恶自己生活的小城，希望能在巴黎获得地位。诗歌，对他来说，也是一种生活方式。被“缪斯的手指触摸过”其实就是说这孩子比别的孩子更敏感，更善于表达自己没被成人世界污染的精神，而且在天分之外，他还有为了成为优秀学生而付出的刻苦和努力。被人关注和赞赏，对兰波是极其重要的，他总是需要别人的眼光，才能生存下去。

如果兰波没有遇到魏尔伦会怎样呢？他会有机会将自己留在奥赛的墙上吗？我在奥赛美术馆里方丹拉图绘的那张有他们俩的画像前突然问自己。一个出生在外省中下层的少年，母亲呆板孤僻，父亲在他6岁时抛家弃子地出走，自认为过着低贱的生活；而魏尔伦生于小康之家，父亲是一个法国军官，魏尔伦娶了自己喜欢的富家小姐马蒂尔达为妻，生活无忧，还以一个活跃的帕尔纳斯派文人的身份和新颖的诗作蜚声诗坛。

小城里的兰波在多次出走流浪后再次被困在了他无法忍受的家乡，他已经向巴黎的精英文化界探试过多次了，可没有人注意到他的才华。魏尔伦，几乎是他最后的机会。他终于成功了，他的才华受到魏尔伦的赏识，他受邀请去了巴黎。

巴黎第七大学　la Université Paris 7

在一部讲述兰波和魏尔伦故事的电影《心之全蚀》里可以看到他们的恋情是怎么发生的。演兰波的莱昂纳多出场，蓬松的金色的头发，纤细的还在发育中的少年身体，眼光明亮，带着悲怆而高傲的神情，天使的优雅和街头小混混的粗野奇怪地混合在一起。20岁的莱昂纳多演出了一种梦境般的美，年轻的男孩的柔情。27岁的魏尔伦面貌平庸，早早地秃了头，他被这少年所吸引，是他的才华，更是他美好的肉体。电影里兰波问过魏尔伦两次，你爱我的灵魂还是身体？魏尔伦两次回答说是身体，他说爱灵魂不如爱肉体重要，灵魂不变，有的是时间去爱，而身体是会腐烂的。

少年兰波的身体是迷人的，18岁的妻子马蒂尔达的身体也是迷人的。在魏尔伦和兰波的交往中，他不止一次地在两者之间犹豫徘徊，他什么都不想放弃。但对兰波来说，魏尔伦却是他唯一的依靠，没有魏尔伦，他就只好流落到街上去和乞丐混。法国作家让·吕克·斯坦梅茨在《兰波传》里有一段描写他们关系的话：

“与魏尔伦在一起时，兰波却故作媚态，再不然就抓挠他；有时，他的举止令人难以容忍，像个小情妇那样喜怒无常，乱发脾气，提过分的要求，露出嫉妒的样子。‘苦难的征程’拉开了序幕，而生活也变得危险起来。他正处于长身体的阶段，处于叛逆而且醉心于自由的时期，他时而闲散无聊地待着，时而写一些散文，到了晚上，他一边喝着橙香酒或苦艾酒，一边和朋友们激烈地辩论着，有时要一直辩论到深夜。他们同样会争吵。从那儿以后，兰波身上总带着一把锋利的木柄小刀，就像小流氓佩带的那种刀一样。一天，出于报复心理，他刺伤了魏尔伦的双手，划破了他的大腿。”

这种刺激而危险的关系终于将魏尔伦从家庭生活中拉了出来，“这不仅仅是以诗会友，而是一个爱情故事，在这个故事里，过于软弱的情人要别人去责骂他，以免再犯过去的错误。神魂颠倒的魏尔伦从此就生活在兰波的阴影之下，甚至在梦境里都躲不过兰波的纠缠”（《兰波传》）。

尽管只有两年多，神秘、色情、追求诗歌艺术，多种元素融合在兰波和魏尔伦的关系之中，把他们的躯体以及文字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枪击事件之后，魏尔伦入狱，兰波独自回到家乡在悲伤中写出了他最杰出的《地狱一季》，追忆他和魏尔伦共同生活的“地狱情侣”的岁月，然后将自己流放到远方。3年后魏尔伦获释，兰波和他再次也是最后一次在德国相聚。这时，魏尔伦被迫皈依了天主教，而兰波，受够了过去的放纵生活，开始寻找一些能给他带来稳定收入的工作，放弃了写作，开始去真正的大漠寻金冒险。

这一次见面，兰波21岁，残酷的青春期终于过去了。

魏尔伦后来回到巴黎，成为那个时代的“诗歌之王”，却最后在酗酒放浪中死在妓女的怀抱里，当他喝着苦艾酒写下“泪水落在我的心中，如同雨水落在城里。不知道有什么苦痛深深刺入我的心中”的句子时，是否想起他和兰波的第一次见面呢？他自己那时也只有26岁。

我们青春期在做什么？我们那时对社会和成人的态度是什么？我们对自己的生活有怎样的期许和要求？青春的灵魂如此相似，自由的生命从来就不甘于平庸的人生。兰波的“成为任何人”，“要么一切，要么全无”的青春反叛并不只是他一个人的，一代又一代的青年在不断地重复着他的范式。只是，套用琦琦的话来说：

这样的故事有时是让妈妈担心发愁的问题青年，

有时就是兰波和魏尔伦。

阳光底下并无太过新鲜的故事，

发生在不同的人身上，档次才立分高下。

蓬皮杜文化中心　Centre Georges Pompidou

喷泉与球皇宫　Les fontaines à boules de Pol Bury, Palais Royal

轻柔的投影布满躯体

这是光芒，也是迷雾

这是缠绕灵魂的旗帜

也是冷酷的超度

　　　　——《漂亮的世界》

两个法国女作家

有两个写字的女人，是法国文坛的宠儿，每年她们一出书，就立即受到热捧和众多读者的追随。她们的书，总是有数百万册的销量，而这两个人本身，也都变成了法国的一种文化现象。

一

阿梅丽·诺冬在每年秋天出现，从1992年开始，从不间断地出现了16年了，候鸟一样，到时间就来。有人甚至将“诺冬新著”上架视为时间的标志，她的新书来了，夏天的长假也就结束了。不喜欢采访，总是躲在暗处的诺冬，这时会出现在巴黎图书沙龙上干几天签售的活儿。她看上去像是从暗室出来的人，戴着她夸张奇异的帽子，脸上的白粉一年比一年涂得厚，血唇刺目。她的面前，读者排着长长的队，等待做弥撒一样地等待着她，年年如此。她的日本艺妓式的化妆，她喜欢吃腐烂水果的怪癖，都挡不住法国人对她的喜爱。

巴黎街头　Dans la rue de Paris

生于1967年的诺冬，并不是法国人，而是来自比利时的望族家庭，父亲曾是比利时住中国、日本、意大利等国的大使。但法国人和比利时人在外面往往是要被人混淆的，就如同那个著名的侦探波罗，在江湖上被人骂的时候，总是被骂成“该死的法国人”。法国人既然背了个骂名，有荣誉的时候沾点光也说得过去。诺冬的书，大部分我都读过，只觉得这真是个奇女子，她本人的思维就不同于一般人，再加上童年的日本生活留下的深刻痕迹，使她成为一个不可复制的另类作家。

诺冬10多年来的成功，变成了法国文坛的话题。她是一流的畅销书作家，是出版社的摇钱树，也是读者的宠儿，她也曾得过法兰西文学院小说大奖。但是，当索邦大学的教授们讲述当代文学的时候，提到诺冬，却始终只能说：“她写得不错，但是……总是……你知道……”总是什么？再没有下文。

评论家面对诺冬无措，其原因是在于这个女子的视角太不具有普遍性，她的独特的生活经历，带来了她的风格的异常多元，层次复杂。她童年辗转的亚洲生活，带给了西方人一种奇异的阅读感受，她那浓郁的异域情调，特别是对日本文化的演绎，让西方读者又喜欢又迷失。

作为一个中国人，虽然和日本是近邻，但日本人和事对于我来说，也是不在一个逻辑系统里的。有时候会觉得，和一个西方人沟通，也要比和日本人沟通容易。日本思维，完全另成一个体系，比如诺冬就在《管子的玄思》里表现过一个日本观点：在日本，0到3岁的孩子是神灵，要过了3岁他们才变成人类。

中国人都不太容易搞懂日本，西方人就更觉得不可思议了。认识的一个法国人对我说，他外派到日本常驻了3年，公司里的财务总监是个日本先生，有时候法国人会当着总监的面用法语说他的不好，以为他反正也听不懂，总监也从来没有什么异样的反应。直到有一天，总监给法国老板提出了辞呈，说他要到法国南部去过退休生活，而且他第一次说出了流利的法语。所有的法国人都傻了，想到3年来当总监面说的话，想到总监先生的隐忍，觉得这实在是无法理喻的事。

在诺冬的小说《诚惶诚恐》里有类似的情节，只不过是一个懂日语的西方女子，被日本老板勒令装着听不懂日语。日本文化不仅有独特迥异的特性，还有强烈的仪式感，这两条加在一起，便成为许多西方人心中的东方文化的代表，是他们了解世界另一端的切入点。其实这一点很让我为中国文化感到不平。不止一次，有法国人在中国看到功夫茶、园林、盆景时会惊奇地问，中国也有这些啊？他们全然不了解这些东西日本人是从中国学过去的。但凡事被日式盛大华美的仪式一包装，就立即占据了全球的眼球，没中国人什么事了。就拿诺冬来说也一样，她也曾经随外交官的父亲在北京三里屯住过二三年，也写了一本关于中国的书《爱情的破坏》，但她却再也没有意愿回到中国，哪怕她的中文译者告诉她中国变化很大了，哪怕法国驻华文化参赞多次试图安排，但诺冬还是把中国变成了一段过去式。

我始终觉得，诺冬的奇异风格，是脱胎于日本给她的烙印的。谋杀、畸恋、在婴孩期就想自杀，特别是以厌食的方式来拒绝长大以保持少女般的清瘦的提醒，是一个生理上西方却在精神上被日本掠走的混合体的挣扎。像诺冬这样随外派的父母辗转在异国的孩子，注定有一个孤独混乱的童年。不断的迁徙，让她无法和同学和朋友建立稳定的友谊和关系，总是在陌生的国家面对一些陌生的人群；走出家门就必须面对不同的语言和不同的文化，最后必然导致她强烈的边缘感，找不到归宿地。在亚洲和日本，她是外国人；等她回到法国上大学，她也觉得自己与众不同，害怕被欧洲抛弃被法国抛弃。

敏感如诺冬，这种混乱和边缘化是会让人发疯的，她在强烈的自我意识和不被社会接纳之间感受到了挫折和窒息。她会独自想象死亡，想象身体被炸开，肢体被切除；想象有个假想的敌人整日纠缠着自己，这敌人不断地提醒她是个没有用的人，穿衣、说话都很愚蠢。只有在写作时，她才会觉得自己是上帝。

16岁时，诺冬已经写了37部小说，大部分塞在抽屉里。即使成名以后，她其实每年也会写4部小说，但只会发表一部。写作，对诺冬是一种治疗，带她走出可怕的自我毁灭倾向，找到平静。

诺冬是典型的天才加另类的作家，这带给她的故事一种奇怪的魅力：轻巧与沉重，讽刺与抒情，幽默和残忍，有趣和刻毒交织在一起，最具特色的是她可以让人开怀大笑，而自己却绷着一张脸严肃地看着你。除了小说本身之外，诺冬还有另一个条件是她成为畅销作家的资本，那就是她个人生活的话题性。她有许多怪异的生活习惯，早上3点起床写作，写4个小时后才觉得自己有权利吃饭；她从不用电脑，只用品质粗糙的纸张写，如果纸一好她就写不下去了；3年才收拾一次自己的房间，屋子里乱七八糟；从不用手机，不喜欢曝光却每天花3个小时去出版社回陌生读者的信；动作笨拙，穿着奇异，滑稽可笑，单身未婚……这一切，最后构成了唯一的、不可取代的阿梅丽·诺冬。

比利时作家和著名的评论家雅克·德·德克尔（Jacques de Decker）说：“我们越来越少看到那些可以构筑完全属于其个人的文学世界的作家，或者说那些可以从有特色的人物和极少被人涉及的主体中汲取灵感的作家不多了。然而，这些在阿梅丽·诺冬的作品中都能找到。”这大概是对诺冬最为贴切的评论了。

二

1970年出生的安娜·卡瓦尔达是法国当代文学的另一个奇迹，住在小镇上，从来没涉足过巴黎文学圈。虽号称是文学女青年，可通常贴在文学女青年身上的那些标签，一条也无法用在她身上。和阿梅丽·诺冬相反，卡瓦尔达的生活实在是太平淡了。她既不酗酒、不吸毒，也没有扑朔迷离的爱情经历。在第一本书出来之前，她的文学经历也少得可怜，唯一值得说说的是她对在白纸上写字的酷爱，热爱到了连朋友的求职信，家庭聚会感言这类事都愿意代写。

巴士底广场　la Place de la Bastille

29岁，和兽医离了婚的单身妈妈卡瓦尔达在一家一年只出10来本书的小出版社出了自己的第一本短篇小说集《我希望有人在什么地方等我》，她没想到这书在半年内就狂销150万册，就连法国前总统希拉克的夫人阿尔贝纳特也公开声称自己成为了卡瓦尔达“粉丝俱乐部”的一员。

接下来，她的长篇《只要在一起》再度掀起了“卡瓦尔达热”，连续130周停留在法国畅销书排行榜的前10名，在法国国内销量接近200万册，全欧销售总量过400万册。2008年，长篇小说《慰藉》出版，不到1个月销量直接跃过30万册，在《费加罗报》的畅销书排行榜上，连续数周排名第一，总销量超过500万册。

有趣的是，如此大红大紫的卡瓦尔达，始终是游离于法国主流文坛之外的，因为她声称自己不想进入文学圈，也不是所谓的知识分子。这真太让法国主流文坛失望了，这么年轻的一个女子，而且还是个美女，居然一点也不仿效萨冈，或杜拉斯，居然热衷于写那些琐碎的、细小的、毫无震撼力量和深度的家常？而就这些家常，却能如此畅销，法国文学界想不通，出版界也想不通。

我个人很喜欢安娜·卡瓦尔达，因为她的生活和文字都正好符合我的口味。作为畅销作家的卡瓦尔达，早就赚了大把的金钱，可她仍然过着最平常的生活，开辆普通的高尔夫小车，穿着家居服在家写她那些普通人最日常的生活故事。她笔下的人物，是我们在街上、商店、写字楼里随时可见的一些职员、大兵、小资、名不见经传的青年男女。她写他们的邂逅相逢、调情、失意、怀孕、疾病、无聊，写他们想改变生活方式却又无能为力，写他们的包容和谅解。她怀着善意写这些微不足道的人的微不足道的故事，写这个越来越浮躁和冷漠的世界里存留的一些抚慰和温暖，让这抚慰和温暖成为被困在生活中的普通人的一缕阳光。

曾经和法国的年轻人聊起安娜·卡瓦尔达，他们喜欢她，觉得她几乎是他们中的一员。她小说中的人物对话，常常是那种街头的、口语化的、青年中流行的，有时还有粗口。她写的那些人物，有点小虚荣、小心眼，出点小风头的劲儿，都让这些年轻人觉得格外亲切和真实。

法国文学上的女作家，科莱特是惊世骇俗，尤瑟纳尔是历史感和经典，萨冈是叛逆和破坏，杜拉斯是欲望和激情，波伏娃是女性意识和哲学思辨，通通都是直奔不同寻常的人生去的。而安娜·卡瓦尔达让我们看到了文学的另一种可能性，以普通人的平淡的人生悲欢，以一种平凡的力量来触及心灵。如同一碗心灵鸡汤，安抚和慰藉法国人在人生无法超越的悲剧性的荒谬的生存处境中感受到的不安。

喜欢安娜·卡瓦尔达，其实是喜欢一个普通女性为我们揭示出来的温情的力量。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脆弱和创痛，如果有一刻我们最终能找到一个人，并与之拥抱在一起泪如雨下，那一刻我们就拥有了我们寻找的温暖。

生活是艰难的，但快乐也无处不在，并不是所有的文字都一定要直逼宏大和深厚。安娜·卡瓦尔达告诉我们，那些琐碎的关于生活的真实的文字，同样可以动人，于人生也是有意义的。

蒙马特高地的情侣　les Amoureux a Montmartre

圣日耳曼昂莱的女孩　Saint-Germain-en-Laye

谁买了毕加索

20世纪初叶的巴黎，圣心教堂下的蒙马特高地，像一个大村庄，丁香树和悬铃木下面的酒吧、餐馆、旅馆和简易活动木板房里，总有一些奇怪的身影在晃荡。有人在那里光着脚跳舞，有人在街头唱歌要钱，红磨坊里的舞女旋风般地旋转着，大腿越抬越高，大街边妓院的生意热闹又兴隆。

法国画家郁特里罗和平常一样，醉醺醺地在大街上溜达，他双手叉腰，嘴里发出突突突的声音，像一列火车一样地开过，身后跟着一大群笑疯了的孩子。除了醉，他还穷，饿肚子的时候他就坐在人行道上发他的画，几个法郎就送出一幅作品，不给钱也行，一杯苦艾酒也能换一幅画。

西班牙人毕加索比郁特里罗稍好些，但也好得有限。这个绘画天才16岁来法国之前就是马德里皇家科学院院士了，为了离开视野狭隘的家乡，他跑到法国来。现在他住在一座稀奇古怪的房子里，大门开在半山腰，进门后的房间要往下走。这房子夏天炎热冬天寒冷，挤满了人，杂乱而又吵闹。毕加索在他地面发霉的小房间里画画，他自然还没想到日后他会那么有名，连这后来被称为“洗衣船”的破房子也会沾他的光出名。他知道他很饿，他的画才能卖出30或50法郎。

马蒂斯的夫人拿着一把吉他正装扮成吉普赛女人为她的丈夫做模特，然而她累得睡着了，吉他被摔在地上。被惊醒的夫人忧伤地看着摔坏的吉他想，只能自己饿着省钱去修吉他了。桌上的水果篮散发着水果的清香，她吞了一下唾沫，她知道这是不能碰的，要不马蒂斯就无法创作静物了。

1904年，一个艺术爱好者安德烈·勒韦来到“洗衣船”，他看了毕加索的画，又去了其他艺术家的画室。透过酒精、贫苦和放荡不羁，他看到了这里有些严肃的东西，这便是艺术家们坚定的创作意志，这些无比崇尚自由的家伙，正在创造着一些新的时代的语言。但艺术家们必须要有能力画下去，才可能创造一个未来，在他们成为大师之前，要有人买他们的作品，他们才可能有钱去买画布和油彩，而不用为了画新画去覆盖掉自己的旧画。

安德烈·勒韦决定介入蒙马特的生活中去。开始，他用自己的钱买了几幅毕加索的作品，但是蒙马特的艺术家有许多，勒韦没有独立购买他们作品的能力，他的资金不够雄厚，于是成立一个协会的想法就诞生了。勒韦和他的喜欢艺术的朋友们决定成立一个“熊皮协会”，他们有11位成员，每人每年交纳250法郎来建立一个买画的基金，由勒韦统一操作。勒韦开始了他的职业性的收藏，他从一个画室到另一个画室，从一个画廊到另一个画廊，去发现和挖掘那些有潜力的青年艺术家。他们约定这个基金会运作10年，10年以后将收藏来的全部作品卖出，卖出的利润将有一部分返还给艺术家。

1914年的一天，在创立10年之后，“熊皮协会”收藏品的拍卖会在巴黎的都奥特旅馆举行了。消息传开，人们蜂拥而来，协会宣布的150幅拍卖品的艺术家名单，几乎囊括了当时最杰出的艺术家。他们是梵高、高更、瓦拉东、杜飞、伏拉明克、维莱特等28位画家，当然也包括已经大名鼎鼎的毕加索和马蒂斯。

这些作品，跨越了古典派、野兽派和立体派的界限，这是收藏家的智慧，他们不介入艺术家的学派之争，而将各个流派中的精品杰作尽可能地都收进来。

记者们来了，社会名流们来了，来自美国和德国的画商更是不会缺席的。“熊皮协会”10年的收藏价值将在这一天体现。按照协会的协议，每个投资者将收回自己全部的投资，并得到投资总额3.5％的利息收入。协会主席勒韦将得到剩余金额的20％，作为工作的报酬，再余下的部分，将由画家们分享。这最后一点，坚持了勒韦们创立协会的宗旨，即要接济贫穷画家的生活，支持画家们发展现代艺术。拍卖会在宣传册里发表了一个宣言：

“10年前朋友们联合起来，目的是收藏绘画作品，更重要的目的是为了装饰他们住所的墙壁。由于过去的作品几乎难以寻觅，这些作品使许多人——其中大多数是对未来抱有无限希望的青年人——坚信这些刚刚崭露头角的青年艺术家值得人们信任。大家觉得为追求新事物而冒险无比光荣……”

拍卖会取得了巨大的成功，高更的《大提琴手》和梵高的《杯中花》拍出了4000法郎，马蒂斯的《水边绿荫》拍出了2000法郎，而《苹果橘子高脚杯》一路飚升到了5000法郎，而毕加索，仅一幅画在硬纸板上的草图《妇女与儿童》，就售出了1100法郎。拍卖的高潮是一幅特大的油画《街头卖艺者》，在几次不断的竞争之后，被一位德国画商以11000法郎买走。评论家和记者们都要疯了，因为这幅画在勒韦买进的时候，他仅仅付了1000法郎。

这真是荣耀的一天，是艺术家们的荣耀，也是独具慧眼和具有前瞻和冒险精神的“熊皮协会”收藏家们的荣耀。10年，从那以后，毕加索永远地离开了“洗衣船”，离开了生动杂乱的蒙马特，踏进了巴黎上流生活的圈子。蒙马特高地，留给了比他更年轻的无名艺术家，继续等待着另一些类似“熊皮协会”的艺术热爱和支持者的发现。

蒙马特高地的街头画家　les Peintres de Montmartre

法国永远的坏孩子

那个男人长了一张不帅却难以忘记的脸，胡子拉碴不修边幅，好象是刚从街上逃难过来的，他在舞台上镀步，摇头晃脑地唱歌，状态在恍惚和痴迷之间。他的右手拿着一支香烟，他在唱歌的中间狠狠地吸烟，长长的烟灰纷纷扬扬地散落在舞台上，而他却视若不见，让我看得目瞪口呆的。

这就是我第一次看到赛吉·坎斯伯（Serge Gainsbourg），在法国的电视上，那是他的一场演出会录像。我以前从没见过这么颓落而不羁的歌手，男歌手们向来都打扮得象王子一样，高傲而又体面。于是他引起了我强烈的兴趣，我开始到处找他的音乐。

结果是太容易了，这个叫赛吉·坎斯伯的男人，几乎贯穿了法国香颂（la chanson）整个的60年代到80年代，是法国乐坛教父似的人物，他统治了法语歌坛20年，是法国人生活的标志。

我开始被他迷住了，被他的无可比拟的音乐和态度。

赛吉·坎斯伯是流亡法国的俄国音乐家的后代，原名Lucien juif askenaze。他从小学习过系统的古典钢琴。后来，年轻的坎斯伯考进了巴黎美术学院学画画，业余时间却不停地创作音乐，写了六首歌，其中两首立即被当时最有名的歌手Pia colombe和uliette Greco采用。这促使他最后终于永远放弃了绘画，他撕碎了所有的画稿，只是将自己的名字改成了Srege Gainsbourg，这名字来自于他最崇拜的英国肖像画画家Gainsborough，算是他给自己未完成的绘画生涯作了一个隆重的告别。

这个有着鹰钩鼻和反叛神情的犹太人，在酒馆里开始了他的音乐生涯——做钢琴手，直到被Philp公司发现，才正式成为职业音乐人。其实说他是音乐人是不完全准确的，他同时也是诗人，演员，电影导演。而且，他还是一个点金师，他的作品一旦问世，演唱者就马上走红。60年代的法国，音乐上有一个叫着yeye的浪潮，所有的年轻人都拖着懒洋洋的腔调，唱着ye—ye，一派玩世不恭。坎斯伯就在1965年，写出了一首〈蜡娃娃，木娃娃〉，不仅捧红了16岁的歌手France Gall，这首歌也成为了yeye时代的经典歌曲。

他的巨大才华，吸引了无数的女人围绕在身边。法国的性感小猫BB（Brigitte Bardo）就在yeye时代和他纠缠在一起了。这个著名的法国尤物对坎斯伯撒娇，要他写出世上最美的情歌给她。喝得半醉的坎斯伯于是写出了那首惊世骇俗的——我爱你，我也不爱你。据说这首歌的录制是在1967年的一个冬夜，录音棚小得象一个电话厅，这对疯狂的爱人挤在雾气弥漫的棚里，一边唱歌，一边互相挑逗，这首完成的作品，语言露骨，充满了呻吟，叹息，尖叫，让全世界的卫道士惊恐万分。在美国都被禁播。

可是，这个法国永远的坏孩子和性感小猫之间的浪漫是如此的短暂，等到1968年这首歌获准放在专辑中公开发行的时候，两人已经分道扬镳了。到了1976年，坎斯伯自己将这首曲子改成了自己导演的第一部电影。电影讲述了一个中年男子和年轻女孩的短暂恋情，电影同样引起了激烈的争论，只是在法国本土，有一个人站出来说，这是一部极好的作品，说话的这个人，就是新浪潮导演特吕弗（Truffaut）。

坎斯伯之墓　蒙帕纳斯公墓
Graveyard of Serge Gainsbourg, Cimetière du Montparnasse

你的黑衣和白色衣领

你这思想过敏的花朵

在相框中始终像蜘蛛那样沉默

　　　　　　　——《给一位朋友的信》

和自己的电影一样，现实中的中年男子坎斯伯遇到了自己的年轻女孩珍。宝金（Jane Birkin）。至此，她成了他的灵感，他成了她的创造者。

21岁的英国姑娘珍。宝金，曾在〈阳光下的罪恶〉里扮演过女佣，在60年代的某一天，在拍摄安东尼奥尼的〈春光乍泄〉（Blow up）的时候，见到了40岁的如日中天的坎斯伯。她来自英国的艺术家庭，父亲是贵族军官，母亲是著名的演员，她的青涩还没完全退去，在他面前还有些笨拙，裂着嘴笑时露出了她那标志性的牙，门牙中有条野性的缝。他看见她的时候，就看到了她弱不禁风的外表下藏着的那颗带着鲜活的欲望的心。他们一拍即合，她从此成了他的招牌，代表了他一手策划的情色时代和我行我素的生活方式。她用轻柔的，沙哑的，唯美的，诱惑的，诡异的声音吟唱着他的歌，和他生了两个孩子，甚至在他们12年的婚姻结束后仍然保持着和他至死的友谊。2004年，在坎斯伯去世13年后，年近六旬的珍站在布鲁赛尔的舞台上，一袭黑衣，褐色的头发松软的挽了个发髻，如同Hermes用她的名字命名的那款手袋一样地典雅，她唱着坎斯伯的歌，缠绵的，性感的，象一片浮云，在他的音乐里投下自己半梦半醒的影子，她唱着爱情，希望，性，她在歌声中再次闻到了坎斯伯的气息——一种混合着酒精，烟草和女人的气息。

坎斯伯的一生，出版了十余张音乐专辑，为四十多部电影作曲，他是法国音乐一个绕不开的人物。他的幽默，放荡，不羁，浪漫，反叛和挑衅，代表了一个时代的缩影。他的音乐形式，几乎覆盖了整个法国流行音乐的轨迹，从香颂，爵士，摇滚，民歌，所有的曲风都在他的作品中体现出来。1991年，当坎斯伯逝去的时候，整个法国为他下了半旗，BB为他念了悼词，凯瑟琳·德纳夫（Catherine Deneuve）朗诵了他的一首歌词，他们称他为这个时代的波德莱尔。

2003年，法国Clermont-Frerand市出现了一条以Serge Gainsbourg命名的城市主要街道，这是法国第一次与以一位歌手，演员，作曲家如此高的荣誉，用以纪念这个”法国永远的坏孩子”.

印象主义的猫

有一个5分钟的法国动画短片《猫的梦想》，讲一只孤独的猫有天路过商店，他看见了一台上面有红金鱼标志的钢琴，能在这钢琴上弹奏出美丽的乐声成了猫的梦想。孤独的猫回到自己的家里，惊喜地发现那条小红鱼已来到了自己的家，红鱼在鱼缸里游着，猫拿出一张老式密纹唱片放起了钢琴曲，并在想象中演奏出了自己的音乐，最后红鱼变成了长着翅膀的红鸟，成了这只猫的朋友，带着他在巴黎的上空飞翔，猫终于在鱼肚子里弹上了自己真正的钢琴。

这是个有些伤感但结局温暖的短片，满怀爱怜地讲了一只猫的故事。对法国人来讲，猫是一种有灵性的动物，关于猫的故事总是柔软的，带着淡淡的怅惘。

走在巴黎的大街上，随处可以看到和人相伴的狗，再稍稍仔细观察一下，就会发现狗和主人总有一些气韵上的相似。做作的女人有做作的小狗，运动型的男子牵肌肉结实的大狗。甚至到毛发、肤色、装饰，人和狗都有一种和谐。法国的狗，好像是主人的一种自我表达。狗是憨厚的，忠实的，亦步亦趋地跟随着主人。

我们看不到被牵在手上在街头漫步的猫。猫是矜持而骄傲的，这种被人用带子牵扯的状态是猫们不能接受的。我曾经试过一次，用拴狗带套住猫想带她出去，结果她翻着肚子躺在地上坚决不移动半步，有点宁死不屈的劲儿。

法国人爱猫，并不次于爱狗，而且以纵容的态度来爱，乃至于身边最亲密的情感关系，都全是以猫来命名的，孩子是Chaton（小猫），爱人是MaChatte。爱猫的人爱的是另一种生灵，这种爱体现了一种关系，这关系里包含了脆弱、独立、娇媚、背叛等许多复杂的因素。而复杂和纠结，通常是艺术家的最爱。所以对法国艺术家，特别是女性艺术家来说，猫是一个让他们迷恋的朋友和主题。

超现实主义艺术家勒奥乐·芬尼是个爱猫的女人，她的生活空间是与七八只猫分享的。那些肥胖、硕大的猫傲然地占据了她的桌子、沙发，她的床，她的怀抱，最后是她的画面。在芬妮的画册里，几乎她个人的照片中都少不了猫，有趣的是，同在一个画面中，这个尖锐、冷漠、凌厉的女子看上去是处于了一种弱势状态，比她更强悍更冷漠的是她的那些猫，目光严厉，全然没有妩媚之态，只有占有者的霸道。在芬妮的油画中，不止一次她画了猫和女人，同样的情绪流露在画面中，女人的弱顺、荒凉和猫的威严和自以为是的气势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我总是觉得芬尼的猫是雄性的，她用猫来替代了一个男性世界。

出生于1945年的另一个法国女画家苏珊·艾赫伯特（Susan Herbert）是另一个终身只画猫的人。她用猫来表述了一切人类社会的状态。无论是拿破仑、指环王、蒙娜丽莎，还是梵高、莫奈、德加，她用一种戏谑的态度将艺术史重新翻写，创造了一个猫的国度。这样的翻写在画家熟练的绘画技巧外，更多地体现了娱乐性和商业上的夺人眼球。苏珊的猫很贴近普遍意义上对猫的看法，是审美的、亲近的，让人忍不住要伸出手去抚摸她们。她最有创意的是对著名的法国印象派作品的复制，19世纪伟大的艺术家的作品里的人物，被她全部换成了猫。在草地上午餐的猫，两只全神贯注地玩牌的猫，剧场里跳芭蕾舞的猫，吹长笛的猫。这大概是绝无仅有的一种向大师们致敬的方式，以猫的名义。苏珊的印象主义的猫成为了广受欢迎的作品，这些作品虽然带有媚俗的嫌疑，但我们不得不承认这些猫是可爱的，充满灵气的。我们喜欢把她们挂在家中，看着她们的憨态和装腔作势微笑。苏珊的印象主义的猫画册出版后，激发了人们一种新的阅读方式，那就是对照她的猫去寻找大师们原版的作品，这不能不说是苏珊对普及印象派绘画的一个贡献，当然，这贡献里出力最多的自然是那些猫了，她们最终证明作为宠物，她们是比狗们更有境界的，她们是艺术的、印象主义的猫。

有种美是有毒的

访问居斯塔夫·莫罗之前，我对他已经有点成见了。作为一个出生于1826年卒于1898年的法国画家，我过去没怎么听说过他。当然，我基本上是个印象派的粉丝，莫罗号称是象征主义的代表人物，这中间隔了座山，没看到他不等于是他不好。其实，真正先入为主的看法是受人影响，比如法国艺术批评家维克多·塞加郎就说莫罗的绘画，除了做作和古怪之外，没有什么好评论的。

所以去莫罗的私人博物馆时，我全然没有朝圣的崇拜，多少带些八卦心理。莫罗是个著名的隐世者，他的博物馆实际上是他自己的家。他在去世前一年留下遗嘱，说：“我的家及我近50年来的创作（绘画、素描、水彩和个人纪念物等等），将作为个人美术馆保留，就像我生前典藏在我家一样。希望这些作品能永远保留而不流散，这将是我最大的愿望。”而我总想隔着历史的灰尘去触摸点艺术家隐秘的痕迹。

如果不留意，拉罗什福柯大街14号的莫罗博物馆很容易被错过，整个楼房的外面现在正被脚手架和遮灰的塑料围住，这是巴黎常见的外墙整理工程，只有一个小小的招牌说明这里是博物馆。门厅很小，设了个前台售票和卖莫罗的画册。顺着窄窄的旋转楼梯往上走，是3个小房间，昏暗、压抑，这是莫罗的父母的住所，满满地塞着陈旧的家具、来自意大利的瓷器，是他年轻时游走意大利的纪念。和那个时代的大部分法国艺术家和作家一样，他也拥有几件来自东方的艺术品，一对中国的瓷瓶，日本的画作和扇子。和我们现代的中国人想拥有几件西洋艺术品一样，估计是时代的时髦。

闷热的房间让人不舒服，我挤过黑人看守人高大的身躯，逃跑式地赶快继续往楼上走。然后是一个突如其来的震惊，一个巨大、像教堂一样高阔的空间出现在眼前，从屋顶到地面，密密地挂满了画，巨幅的，未完成。小幅的素描和水彩，被莫罗装在玻璃里，像书页一样固定在墙上，供人一页页翻看。14000件收藏，1200件油画，5000幅水彩和素描，完成的，未完成的，莫罗将自己完全打开展现在了参观者的面前。

一看到莫罗著名的几幅以萨乐美为主题的画作，我突然意识到，我被他的画迷上了。我琢磨着，那些不喜欢他的批评家，大概多是男性吧。

在自古至今所有的历史人物中，最能激发作家和艺术家灵感的，大概要算《圣经》中的萨乐美了。这个美到绝伦的女人，爱上了先知约翰，想得到约翰的一个吻却被拒绝。迷恋萨乐美的希律王为了让她跳一个舞，愿意答应她的任何要求。莎乐美献罢舞，开口要的是约翰的头。王虽万般不愿，奈何金口玉言难以收回，只得命人奉上了约翰的头。莎乐美捧起先知的头，终于如愿以偿，将自己的红唇印在了先知冰冷的唇上。

妖艳而残忍的女子在莫罗的画面上展现出了一种颓废而诡异的气氛，对一个曾经的文艺青年来说，那种气氛很适合我的口味。那幅《在希律前舞蹈的莎乐美》，宫殿看上去很东方，教堂式的高大的圆拱，墙上嵌着马赛克的花纹，香炉里有一柱烟在缭绕，仿佛能嗅到香气，萨乐美在舞蹈，她的金丝银线的薄纱飘着，脚尖下是爱人的血迹，她闭着眼，冷漠而神秘，赤裸的身体饱满而性感，被无数的珠宝装饰着，美得像个幻象，她手持一朵莲花，在奢华和放荡中混合着奇怪的纯洁。莫罗用细腻的油彩来描绘出浓艳的画面，然后用硬笔黑线突出雕塑般的细节，那些饰物和繁复的图案是一点点地描出来的。另一幅《施洗者约翰的头显灵》，看上去几乎是一部刺激的恐怖电影的画面：漂浮在空气中的约翰的头，发出珍珠般耀眼的圣光，犀利而诡异地看着萨乐美，萨乐美被惊吓的表情，地上的血迹，暗色背景中若隐若现的目击人。

莫罗的画作中，死亡是另一个主要的主题。为纪念他死去的情人而作的《墓前》、《天使之死》都有一种凄厉的伤感在里面。我特别喜欢《天使之死》，它完全超出了我对古典油画的理解，有一种强烈的现代主义的气息。被省略的面容，坠落的太阳，黑色的天空，细节被大笔的颜色代替，涂抹出一种梦境，包含着某种暗喻。

不喜欢莫罗的人觉得他的作品太阴森，是一种被扭曲的对人性的反叛。站在莫罗的工作室和他那些作品面前，我总是忍不住去想他的那个时代。在他的房子外面，雷诺阿正在忙着处理明媚的阳光照在那些美丽的夫人和孩子身上的光影，莫奈也在追求明亮、鲜艳、充满光感的色彩。而这个人却在他的阴暗的画室里，在巴黎淡微的光线中一笔笔地描着他那些不同寻常的情节，那些爱的神秘、生和死亡的冲突。这是多么需要耐心和寂寞的工作，而在这种寂寞中，包含着他内心的诗意。他独自进入了一个更为本能的世界，这个世界是那么幽远、虚无，这个世界是感官的，充斥着欲望和激情。莫罗的朋友德加曾经不解地问他，你认为可以通过珠宝来复兴艺术吗？而莫罗的回答是，你以为可以通过舞蹈复兴艺术吗？

我不知道他是否有过家庭，有过孩子，有过通常意义上的温暖和幸福。在莫罗的画室里，有两张他的自画像，我从他的面容上看到的是一种深深的孤独。这个男人的眼睛安静而忧郁，带着敏感和高贵。他欣赏的那种女性，都是艳丽到致命的，我想他其实沉溺于其中，他在想象中爱着她们，而在生活中绝望地远离她们。

莫罗的画面，会一点点地施放出迷幻之力。17岁的安德烈·布勒东走进莫罗的世界后，莫罗的女子，就成为了他一生的梦想，“正是在那里通过女性的某些表情和姿态，我才认识到美和爱”。成年后的布勒东在写他的超现实主义宣言时，仍念念不忘莫罗对他的影响。而王尔德看了莫罗的莎乐美之后，在一个晚上冲进住所旁边的大咖啡馆，请求乐队指挥给他一些疯狂的音乐，他如同发着高热地说：“我正在写一个剧本，描写一个女子赤脚在她因为爱他而要杀他的那个男人的血迹上跳舞的剧本。”这个剧本就是后来的第一个英国象征主义的悲剧《萨乐美》。

男人在莫罗的画中看到了色情和欲望，女人在莫罗的画中看到的却是极致和决绝。有一种美是有毒的，比如萨乐美，也比如莫罗的画，它们有多美丽就有多让人不安，有多迷人就有多危险。

一次颠覆

梅雨季节的第一场雨到了。

卢湾体育馆并不是一个一流的演出场地，简陋陈旧，乱哄哄的，甚至有不知哪里的餐厅飘来的油腻的气味。

舞台几乎没有装饰，裸露灰铁搭成的灯光架像工地的脚手架，一条红布拉出了一个会议式的横幅。

但这些都不重要，音乐响起的时候人们就忘却所在的地方，只有一个中心，那就是派翠西亚·凯丝。

她飘然而至，站在黑色幽暗的舞台上，背后是她的5个人的乐队。

聚光灯下，她脱掉她的大袍，金色的短发，瘦削，黑色的吊带背心，黑色的低腰长裤松垮地悬在胯上，系一条细细的银链。这就是她的全部演出行头，简单到不能再简单。

没有主持人，没人致辞。

她说了两句话，用英语、法语和没人能懂的中文，她说她的舞台是热情和力量。

然后开唱。几乎没有间断的，一首接一首。从柔情到狂野，从天真女孩到性感女人，从低吟到呐喊。

在很多的时候她是目中无人的，那是她一个人的舞台。她掌控一切。

38岁的女人，一朵花开到了最盛。她不讨好，不献媚，不问观众你们爱我吗？不说我爱你们。她独自游荡在舞台上。是的，游荡。蕴藏无限能量，却又轻盈恍惚。

前面坐的女孩已经疯了，站起来和她的歌声一起大幅度地舞着，外套扔了，只有一条窄的抹胸裹着青春的身体，舞台前的人早就离开了座位，将台子围着狂舞。

呼啸，尖叫，一面法国的国旗在人群中飞舞。

这个黑衣的女人站在黑色的舞台上，如诱惑之蛊，她冷傲的眼风掠过哪里，哪里就被激情席卷。

她因颓落而艳丽，因缄言而性感。

原来以为是和一场浪漫约会，却遭遇了一次颠覆。

整夜，我的脑海里都是一句话：黑夜里最黑的花。感谢洁尘，我找不到比这个更准确的表达。

再见，拉夸先生

到法国的第二天，是克里斯汀·拉夸（Christian Lacroix）的高级时装秀，秀场设在巴黎装饰艺术博物馆，一座有着中世纪教堂般高大屋穹的房子里。在手风琴略带忧伤的旋律中，模特们展示着拉夸2009年最新的秋冬服装，一切都和过去一样，一样的惊艳，一样的华丽，只是在演出结束时拉夸先生没有向观众扔出他每次都会扔的那束红色康乃馨。这是一个终止的句号，因为在这场秀之后，拉夸的公司就破产了，再也没有下一季的秀了。

破产的阴影已经笼罩着拉夸很长时间了。在这场告别秀的后面，有许多的泪水在默默地流着。拉夸已经无法负担这场秀的沉重费用，他的化妆师和发型师给了他最优惠的价格，鞋子供应商提供免费的鞋子，酒会的点心也是无偿的，走秀的模特每人得到了50美金的酬劳，只不过是象征性的报酬。

建立于1987年的拉夸高级服装品牌，已经在世界上有了20年的荣耀，从麦当娜到戴安娜，它一直是皇室、明星们的最爱。现在，经年的亏损终于打垮了它，一个“法国时装的捍卫者”，一个“高级时装的调色板”。服装秀的最后一套衣服，是惯例中的结婚礼服，肉色反光缎和用丝绸制作的层层叠叠的花朵，镀金的头巾如宗教画一样高耸着，模特沉静地走来，带着宗教的气氛，是最后的、虔诚的祷告。和以往相比，拉夸用了更多的黑色和蓝色面料，他解释说：这不是一场黑色的告别式，只是我们没剩下多少彩色的料子了。这样的解释，只能让人更加怅然。

我不是在现场的280个观众之一，我只是一个远观拉夸的人，我的腰不够细，腿不够长，钱包不够鼓，总之我永远都买不起拉夸的高级服装。但他的离开却让我伤感，因为有些宝贵的东西随着他的离开消失了。

1985年的北京，在中国美术馆我第一次和高级时装相遇。圣洛朗在刚刚打开国门的中国举办他的回顾展。在没有多少观众的展厅里，我们这些在“文革”中长大的年轻人，被来自另一个世界的表情和优雅震撼。我们是刚穿上喇叭裤和蝙蝠衫的一代，自以为时髦和好看，而那些秃头、面目冷漠的模型身上的衣服却在昏暗的美术馆里散发出强大的力量，对照出自己的粗僻和劣质来。我们头皮发麻，神情庄重地看，奢华世界的门就在那时轰隆隆地被推开了。

从个人风格来说，圣洛朗的服装更接近我。在法国圣洛朗和拉夸是两种风格的代表，圣洛朗优雅而现代性的风格是文化人的宠爱，而拉夸的华丽和繁复则代表了旧式贵族的经典。但是我爱拉夸，因为对我来说他更像一个造梦者，他的服装有一种迷幻和时光回放的效果。只是读那些关于他服装的文字就会让一个女人沉陷：层层叠叠的朱砂色雪纺，粉紫的亮缎，蓬松的泡泡裙，桃红，橙黄，冰蓝和浓郁的紫色印花布上的金莲花，牡丹，蘑菇，这样的流光溢彩营造的是一个视觉盛宴，直接唤醒女人的心灵梦境。拉夸的时装秀，好像女人的假面舞会，是神秘的、幻想的、激情的时刻。

始终认为高级时装的奢华是一种真正的奢华，能有资格进入这个领域的，在法国也不过20家左右拥有巴黎时装协会会员资格的品牌。在每一件价值数十万的衣服后面，是上百个小时甚至数月的劳作。更重要的是它保留了奢华品应该遵循的理念：唯一性和古老的手工工艺。据说巴黎能够从事高级时装刺绣的工匠只剩下60人了，拉夸的帽子师傅也有60岁了，他的工作就是每天在工作坊里重复地和椴木打交道，磨出一个又一个的帽子模型。

这是一种应该申请世界文化遗产的产业，因为它的复杂和昂贵，它正慢慢地走向衰落。全球能有财力购买高级时装的顾客不超过1000人，但这不是最要紧的，要紧的是如果我们走出高级时装的秀场，就发现我们面对的世界是另一个。模特们脱下那些梦幻装后换上的是牛仔裤和T恤衫，她们立即就淹没在真实的一个世界里，这个世界被拉夸抱怨说年轻人有着清教徒式的审美。快速的生活方式和工业化的世界，让真正的奢华和精致越来越难以生存。

我们已经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服饰文明了，剩下的只是一些以所谓品牌为代表的伪时尚。高级时装存在的唯一意义是吸引着那些无法购买高级时装的女人们奔向以同样的名字命名的香水柜台和手袋柜台、太阳镜和丝巾柜台以及她们忽略了这些东西已经是成批量的、完全工业化的产品，她们在掏钱的时候被一种模糊的幻觉所鼓舞，觉得她们和那些秀场之间有了某种联系。

商业设计了一个阴险的陷阱，让女人们心甘情愿地陷入其中。受女友之托，我去帮她买一只LV的手袋，尽管现在真真假假的LV已经滥了大街，常常可在菜市场里见到了。LV的专卖店已经没有过去的矜持了，乱哄哄的人扑向那褐色的带着LV字母的难看的包。说实话可真是难看，毫无设计感，千篇一律的Logo，材质是廉价的PVC，工厂流水线的产品。我的天，他们连真皮都不舍得用！想到那些白领们省吃俭用地攒下钱来买这么一个东西，便觉得这几乎是一种抢窃行为。

现在的LV不代表任何的品位和奢华，它苍白到只剩下那两个字母了。LV公司曾经推出过另一个系列，带条纹的手袋，但这个系列在市场上是不成功的，原因就是因为它没有那两个显著的字母。LV变成了一种虚荣的标签，好像通过它我们就挤进了所谓时尚和财富的队列。

我站在LV的柜台前想起拉夸，心里有一种绝望的悲哀。那些真正的创造、设计和精工细做，那些真正的艺术、经典、绚烂正在一个个地远离、死亡。美是那么脆弱，如同花朵无法开得久远，看着拉夸们离去的背影，我们这些热爱他们的人能做什么呢？只能尊重地说一声：再见，拉夸先生！

古剧场里的现代舞

现代舞我看的不多，但接触得很早。第一次看的现代舞到现在都还记得，那是在1988年。我看的是彩排，在北京北面一所大学的礼堂里，学校名我已经想不起来了。那是部现代舞剧，叫《大地震》，编舞导演是张明伟，沈阳人，一激动就有些结巴，一看就是多血质的。彩排的那天许多人都去了，我记得有瞿小松，他是舞剧的作曲，我是和苏炜一起去的。那是在当时很闹了一阵的事，因为一直不被允许正式公演，直到1993年，这出舞剧才借着国际减灾日的名头登上了舞台。

后来又陆陆续续地看过一些现代舞，包括国内最红的金星的舞蹈，好像都没有什么让人震撼的东西。挂着现代头衔的艺术通常是良莠难分的。

在这个夏天之前，我没听说过玛姬玛汉（Maguy Marin），不是她不杰出，只是我太孤陋寡闻。然而，正如我以前写过的，有些非凡的名字会孤傲的在远方等待有缘的人和他相会，我曾这样说女画家芬尼，现在，我又遇到了玛姬玛汉。

我们在晚上9点的时候开车下山，太阳的余晖将山谷染成玫瑰红。Vaison-la-Romaine的停车场上有许多的车，人们从车上下来，有不少盛装的妇人。便知道和我们一样，都是去古剧场看演出的人。这座小城，在公元前125年时曾被罗马人征服，至今仍留下许多罗马风格的遗址：圆柱、大理石、池塘、私人温泉……这些遗址无声地诉说着罗马时代曾经有过的奢侈和华丽。而现在，这座城是法国的艺术之都，每年夏天，来自世界各地的一流艺术团体都会在艺术节上演出。今年，在这里举行的是国际舞蹈节。

演出的场地是在市中心的古剧场，这是罗马人建在公元1世纪的大型剧场，经过整修后成了可供3000人观看的现代露天剧院。剧场的门口看见许多人都拎着大袋子，里面露出坐垫和毛毯，还有人在现场卖坐垫，5欧元两只。我们觉得很奇怪，后来才明白他们都是古剧场的常客，通常在演出季来到这里，连续几天去看自己喜欢的演出。而我们这种第一次在古剧场看演出的观众，全然没有他们那样充分的准备，很快就会有苦头吃了。

那天晚上的演出，是玛姬玛汉的作品《MAY B》。玛姬玛汉算得上是世界舞蹈界举足轻重的大师，她曾获得过法国文化部的国家舞蹈奖，以及法国国家文艺骑士勋章。她的舞蹈，大部分取材于作家贝克特（Samuel Beckett）的作品，就是那个写《等待多戈》的贝克特。

这是一部需要极大耐心观看的作品。刚开始时长达10多分钟的沉默和静止，没有音乐没有舞动，黑暗中一群白袍人如同雕像。我几乎没有耐心了，10点钟演出开场的时候炎热的白天突然消失，风起。身边的人都穿上了毛衣或裹上了毛毯，我脱下衣服盖在冻得瑟瑟发抖的孩子身上，光着肩膀。身下的座位是冰冷的1世纪的石台阶，这时候觉到了粗糙，硌得人坐立不安，看那些有备而来的人坐在舒服的坐垫上只觉得自己傻帽了一回。

然而，随着舞蹈的展开所有的难过都被忘记了，这舞蹈深深地抓住了我，甚至孩子们。如旅途一样的人生，爱和恨，生与死的主题，被舞者用极其强烈的雕塑般的动作表达出来，编舞棒极了，那些动作完全和古典舞蹈没有关系，在非常扭曲的位置上舞出流利来。有些时刻，我被那抑郁和沉重的情绪压得透不过气来，抬头望天，深蓝色的天幕缀满了星星，舞台的后面隔着树林有城市的灯光隐约地透过来。两个小时，舞台上的人就老了，两千年了，我坐着的石头还活在那里，这舞蹈有一种霸道的力量，它彻底地震撼了我。连孩子都问我：“我们晚上会不会做噩梦？”他们是有些怕了，懵懂中也被这种对人生赤裸裸的表现吓着了。玛姬玛汉自己说，她要用演员身体和面具的语言，破译出贝克特笔下关于人性最隐晦的、潜藏最深的秘密，她是完全做到了。接下来的无数天里，我和孩子都会不由自主地提到这次演出，这是那种让人难以忘怀的演出。

演出中，我感受到忧伤和压抑的许多时候，听见了身后两个年轻的法国女孩轻轻的笑声。散场时她们俩说，这真是太棒了！太有趣了！我太喜欢了！这让我无法明白，是年龄的差距还是文化的不同，让我们对这演出有如此不同的感受？我们都喜欢它，我喜欢是因为它摧毁了我，她们喜欢，是因为看出了人生的有趣。

谁还记得钱拉·菲力普

看电影《郁金香芳芳》的时候，忍不住长声叹息。虽然樊尚是我心仪帅哥（我对他的欣赏是从《印度支那》开始的），但在这部翻拍的影片里，他就显得薄了。有一个钱拉·菲力普（Gérard Philipe）在前面，樊尚要挑战经典不是那么容易的。

法国的男演员中，钱拉是我最喜欢的演员。他的英俊不亚于阿兰·德龙，但有阿兰·德龙缺乏的优雅。这当然和他的出身有关，他出生在戛纳一个富裕的律师家庭，而阿兰·德龙是从街头走向银幕的草根明星。钱拉的身上，带有一种知识分子的理想主义色彩，他是一个对世界有思考的人，这种思考明显地体现在他扮演的角色中，比如《红与黑》中的于连。于连的野心、矛盾、敏感、浪漫和软弱，被他演绎得入木三分，只有对这个复杂的角色有深刻理解，才可能做到。

钱拉的这种理想主义，使他气质中有一种非常古典的精神力量。他支持和平运动，并不以政治观点的不同而简单粗暴地对不同的价值观下定论。他在整个西方排斥共产主义国家的上世纪50年代，是少有的有勇气和前苏联及东欧国家交流的艺术家之一。他甚至在1957年随法国电影代表团到了中国，在上海待了5天。在这5天中，他每天都去看中国的传统戏剧，越剧、京剧、沪剧都看得津津有味，还去上影看了中国电影《马路天使》和《渡江侦察记》。看完了，又到南京西路上去吃小点心。那可是上世纪50年代，是西方国家将中国“妖魔化”的时候，对中国不带偏见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正因为如此，钱拉的影迷是跨政治界限的，在日本有为他疯狂的女影迷，在捷克也有人跪在雪地上亲吻他走过后留下的脚印。隔了几十年后，我也迷他，迷他刮得发青的两腮，还有下巴上那个凹下去的竖坑。说起来和我的先生认识时，他让我心动的那一刻其实就是看他抽烟，他抽烟的样子很古典，很黑白片，就像钱拉那样，是一种老派的优雅。

有一年在法国南部旅行，听说钱拉·菲力普的墓地就在不远的地方，于是开车去找，只是想表达一下对他由衷的喜爱。钱拉因为得了肝癌，在1959年去世，那时他才37岁，让人惋惜的年龄。但这么多年来钱拉迷们从来没有忘记过他，据说他的墓地上长年都有怀念的鲜花，纪念他的才华，也纪念那个黑白片时代的典雅。然而我与他还是无缘，我去的墓地里并没有找到钱拉的墓，倒是意外地看见了加缪和他妻子的墓，两块被岁月风化了的最普通的石头，沉默地代表着一代才子的归属和终结。

无国界的弥撒

1914年的12月圣诞前夕，在法国，相隔几十米的三个战壕里有来自德国、法国、苏格兰的士兵，一场生死激战刚刚过去，说着不同语言的士兵们各自整理着自己的生活。

一个苏格兰士兵失去了他的哥哥，一个苏格兰牧师带着上帝对人类的怜悯到了战场；一个法国中尉遗失了妻子的照片，即将临产的妻子被隔在了法国北部的德国占领区，生死未卜；德国的男高音歌唱家被战争改变成一个普通的士兵，艺术被死亡代替。

圣诞节，就在冰冷的冬夜来到。德国男高音的情人，美丽的女高音为了圣诞夜和男友的相聚，说服了德国王子在大本营举行了音乐会。面对脑满肠肥的王公们，男高音觉得那些战壕里和他共生死的士兵才是最应该听到歌唱的。他带着女高音回到了战场。

漆黑的雪原，有冰雪也埋不住的死亡。在每一段战壕后面，都有思念的心和忧伤。有风笛声从苏格兰的战壕传来，那是苏格兰民歌《我梦想中的家园》。法国的阵地和德国的阵地都在沉默地倾听。随后，德国男高音在一把小口琴的伴奏下，唱起了《平安夜》。敌方战壕里突然有风笛插入伴奏，男高音激动地现身而出，站在了壕沟上面，将自己完全暴露，手持一棵亮着烛光的小圣诞树，走到了雪原的中间。歌声徐徐而至，他听到了从3个战壕爆发出来的掌声。

在现场的德、法、苏三方指挥官共同做出了一个决定：这一夜，休战！这一夜将是真正的平安夜。

战争，在1914年12月24日这天，被一些法国人、德国人和苏格兰人停了下来。一天前他们还在互相杀戮，一天之后战争也还会继续，但在这一刻，互相的敌人相聚在一起了。他们分享音乐、食品、香槟和家人的照片，他们聚集在一起听苏格兰的牧师在旷夜作圣诞的弥撒，他们在德国女高音天籁般的《玛丽亚》吟唱中流着分不出国籍的眼泪。他们的身后，就是累累的战死沙场的尸体。

这是一段来源于历史真实的事件，许多年来，被这些国家的政府视为对国家的背叛而将其封存起来。在这短暂的停火时间里，三国的士兵首先做了一回人，他们共同埋葬了战死的士兵。在德国人必须炮轰法国阵地时，德国人邀请法国战士躲进了他们自己的战壕。而在法国人炮轰德国阵地时，德国士兵也安全地待在法国战壕里。他们为自己的“敌人”带家信，给“敌人”一条生路。当然，在一场光法国人就有500万人伤亡，几乎家家戴孝的战争中，他们只是极少数的一群，他们改变不了那场悲壮惨烈的战争，但他们让我们看到了人性的温暖。

战争到底是个什么玩意儿？不管以什么理由开始的战争，都是以平民的生命为代价的。而这世界上，还有什么东西比生命本身更加宝贵的呢？我想，在做战士和人之间，我更愿意去做一个人，简单地活着的人。

《Joyeux Noël》（圣诞快乐）和《放牛班的春天》一样，是一部典型的法国电影，那么清新又那么动人。没有大牌的明星，简单的音乐，最天然的人声，三国战士各自说着自己国家的语言，却比任何时候都让人觉得他们其实是一体的，宗教、人性决定了他们在价值上的共识。

这部电影是一场无国界的弥撒，企盼的是民族之间的理解和宽容，以及来之不易的和平！

科莱特和玛丽·特兰蒂昂

科莱特（Colette）和玛丽·特兰蒂昂（Marie Trintignant）本来是两个毫无关系的女人，科莱特（1873-1954）是法国美好时代著名的传奇人物和非议人物，是作家、舞者、哑剧和话剧演员，被法兰西文学院拒绝，但被选为龚古尔文学会主席，被教堂排斥，去世时却是得到了法国国葬。

特兰蒂昂是在科莱特去世后8年才出生的，她的家庭是法国著名的电影家庭，母亲纳迪娜导演的《我的爱人，我的爱人》曾获1967年戛纳电影节最佳影片奖，父亲让·路易也是个大演员，国内看过的《总统轶事》里就有他。特兰蒂昂4岁开始登台，41岁离世。

在看电影《科莱特》的时候，我有许多恍惚的时刻，戏里戏外的人物被我混淆在一起，有点分不清谁是科莱特，谁是特兰蒂昂，这可以理解为是对特兰蒂昂演技的一种赞赏，说她演活了科莱特，或者她融入了角色之中。事实上特兰蒂昂生前几次入围法国凯撒奖最佳女演员提名，但一直没有得到奖，但在《科莱特》这部戏里，我觉得她真的很出色，而且我认为这种出色不是碰巧演好了，这里面包含着这两个女人的命运在某种意义上的关联。

科莱特有一张5岁时拍摄的黑白照片，后人一直感叹她的眼神在那个年龄就弥漫着忧郁和成熟。她后来被视为一个在感情上惊世骇俗的女子，因为她的情感生活中有男人、女人和继子，看上去是老少男女通吃的人物。她有一次在演出中打扮成埃及女王出现，裹着身体的白布拉开后是赤裸的上身，她就这样裸着上身和她爱的一个女演员在舞台上公开接吻，当场引起剧场的骚乱，不得不叫来警察维持秩序。科莱特不是女权主义者，但她的一生，对传统生活的确是一种挑战。

特兰蒂昂出演的科莱特，让我看到了从一个乡村姑娘到非议人物变化的脉络，剥开所有的表象，科莱特只是个和普通女人一样的女人，要爱和被人爱，我甚至觉得她是忠贞的科莱特，她的忠贞不是对某一个人，而是对爱这种感情。

成长于一个幸福的温暖的家庭，从小看到父母之间那种忠诚的、唯一的爱情，追寻这样的爱情就成为科莱特一生的梦想和目的。这个乡村姑娘16岁时爱上她父亲的朋友，一个年长她许多的男人，一个巴黎的音乐评论家和所谓作家，她跟随这个男人去了巴黎。她爱他，于是她接受了自己写作的书却要属上丈夫的名，她爱他，于是一次又一次地忍受着被背叛的痛苦。电影里有一场戏是科莱特从丈夫的情人家出来，丈夫对她解释说，男人和女人是不一样的，男人可以爱着一个女人却和另外的女人上床，只是上床而已。绝望的科莱特在街上狂奔，对路上碰到的一个陌生男人说，你愿意和我到旅店去开房吗？老实说看到这里我都要笑出来了，因为男人的借口是老套路，女人的报复也是老套路。但就是这老套路里揭示了一种男人和女人在情感上无法调和的绝望。

第一任丈夫因为对年老的恐惧，不断地寻找年轻的情人，第二任丈夫热衷于政治，需要寻找懂得他政治理想的情人。这事就是在今天也不少见，女人们大都受不了，何况科莱特。只不过科莱特是不能生活在无爱的状态下的，她的情感太浓郁了，她的爱太盛太执着了，被男人所伤的时候，她就回到女人中去了。

科莱特说，女同性恋是躲避男人的途径。科莱特和女性第一次发生的暧昧，是为了对丈夫的爱，她接受了丈夫情人的挑逗，其条件是这个女人从此离开她的丈夫。而后来和伯爵夫人米希的一段纠缠，是因为她需要安慰、温情。这不奇怪，我们这些普通寻常的女人也发现女人之间彼此给予的安慰，是男人不可能代替的，随着年纪渐长，我们更愿意和女友在一起厮混，都是有些情感经历的人了，才发现懂得怜香惜玉的人，是女人本身。

我喜欢特兰蒂昂版的科莱特，她和科莱特本人一样，在艳丽、性感中有天生的忧郁，有这种忧郁作为底子，那些不寻常的感情就摆脱了享乐和轻浮的负面感觉，显得纯净真诚。特兰蒂昂8岁的时候，小妹妹去世，她因此而自闭，再不开口说话。14岁，在父母离异中进入孤独的、情感有缺陷的青春期，她曾经想成为一名兽医，因为爱动物比爱人更容易。成为演员，是特兰蒂昂对自己的强迫性治疗。虽然中间隔了几十年，特兰蒂昂却和科莱特有一种相似的特质：爱意浓厚却缺乏安全感的女人，一次次面对不能开花结果的爱情，却始终不肯甘心。

科莱特制造的最大的“丑闻”是她和第二任丈夫的儿子的恋爱，这段感情挑战了伦理和道德的底线。但特兰蒂昂的演绎，让这段爱情变得那么入情入理，美好而干净。年轻男孩的爱情，真挚忘我纯洁，渴望了一辈子爱情的科莱特终于能被人完整地爱一次了，所以她对那男孩说：“你给了我梦想的爱情！”然后，在男孩长成男人的时候自己走开了。

科莱特一生写了几十本书，她的写作大都表现自己的生活，不矫情不伪装，她被人喜欢着非议着我行我素地活到81岁，成为最重要的法国女作家之一。特兰蒂昂生了4个不同父亲的孩子，童年孤独的阴影让她期待着从男人那里去找寻爱和家的温存和安全，可她遭遇的仍然是一次次失败。2003年，41岁的特兰蒂昂在酒店里被当时的男朋友，法国摇滚歌星康塔特（Bertrand Cantat）醉酒后打死，葬在拉雪兹公墓。那时候，她正在拍她母亲导演的电影——《科莱特》，科莱特，便成为特兰蒂昂扮演的最后一个角色。

墨镜后面的歌者

必须承认机缘是存在的，我对自己说，既然注定了在这一天我会和米歇尔·博纳瑞夫（Michel Polnareff）相遇，那我就要把他写出来。

几天前我还不知道他的名字，我只是被他的歌声吸引，忍不住一次次打开王寅的博客，他的博客门铃是首法语歌，一个男人有一把脆弱的假嗓，凄柔绝美。我有时就在那歌声里发呆，看王寅拍的法国，那些图片透明得总让我觉得看得到空气的颤抖，无论拍的什么都有一个安静忧伤的核，和那男人的歌声在一起妥帖极了。

我的先生无意中走过，听见那歌声就对我说：“哈，是博纳瑞夫呢！”

我赶快问：“你知道这歌手？”

先生说：“当然，你看到他的大眼镜了吗？”

就在我知道米歇尔·博纳瑞夫的名字的那天晚上，法国电视台有一个关于他的专题片，长达两个小时。由博纳瑞夫的朋友、制作人、记者们来回顾这个人的一生。我在深夜守在电视前，长长地叹息，这样的人，是真正的传奇啊！

终于看见了他的大墨镜，夸张的大白框遮住了大半张脸，还有他的乱糟糟的金色面条一样的头发。而且不仅仅是他一个人这样装扮，有近百万的观众都带着同样的墨镜和金色假发围绕在他的舞台下面。那天，是2007年的法国国庆，在埃菲尔铁塔下，应刚刚当选法国总统的萨科奇的邀请，博纳瑞夫终于站在了他的粉丝们面前。他的粉丝们已经等得太久了，从上一次看到他的演出，10多年过去了，传言无数次掠过巴黎的天空，他要回法国了，而他始终没有回来。现在，粉丝们的狂喜中包含着担忧，这次是真的吗？他们自觉地保持着和他的距离，给他空间，怕惊着他了。

博纳瑞夫站在台上，尽管是和过去一样的装扮，但他胖了，松弛了，63岁的人，不禁让人担心他是否还能唱出声来。人们等待着，和他每次演出前一样，这样的等待里充满了焦虑。

奥林匹亚剧场的经理更是捏了一把汗。经理还记得在许多年前，1972年，博纳瑞夫在奥林匹亚的那次演出，直到演出开始前都没有人看到他完成的曲目，他站在舞台上，舞台下面平放着1米大的提词板，他唱那些他刚写出来的不流畅的歌，凯瑟琳·德纳芙坐在下面帮他翻着歌词，那次演出几乎成了丑闻。这个人，有时候是很不靠谱的。

博纳瑞夫站在台上，不知道他是否想起了1975年的那次演出。因为漏税的官司而不能回到法国，那一次的演出，他只能在布鲁塞尔举行。成千上万的法国人开车去布鲁塞尔看他的演出，而他所有的演出设备却被扣在法国海关不让带出去。那次演出，没有灯光，没有音响设施，只有一支普通的麦克风。他站在黑暗的台上时居然笑了，一切都糟透了，糟到了不能不笑。他就那样简陋地站着对台下说，我唱la poupée qui fait non（说不的布娃娃），台下就疯了，无数的人和他一起唱。这首歌，是他的第一首成名作，他写这歌的时候，还在蒙马特街头和酒吧演出，只有22岁。

1966年博纳瑞夫就是巨星了。他母亲是舞蹈演员，父亲给皮雅芙写歌，这样的家庭赋予了他音乐的天赋。可成功并不能改变他对人群的畏惧，他其实是个不能长大的脆弱的男孩。他创造了自己标志性的外形，巨大的眼镜和蓬乱的头发，他只是想用这些符号去塑造另一个人，那个人是叛逆的、挑衅的，像花孔雀一样招摇过市，是被媒体追踪的目标，他们报道他的生活，和他的尴尬。那个人在1972年拍了女人装扮的裸露屁股的广告，那个人的歌“L'amour avec toi”（和你的爱情）因为过于色情而被规定只能在晚上10点后播放。他大概会有错觉，觉得那个人和他是分离的。

他自己呢，不过是一个羞怯的，深情的，天真到无知的人。1972年博纳瑞夫被迫从法国出走，那是他的第一个厄运到来的时候。上百万的漏税官司里，他是被人蒙在鼓里的，他信任的好友和经理人Bernard Seneau不仅给他留下了官司，还卷走了他所有的财产。也在那个时候，好友自杀，母亲去世，法国让他伤透了心。博纳瑞夫手里的钱，只够买一张去美国的船票。他不知道的是，他这样无心计的人，被欺骗是一种命运。20多年以后，这样的事又会再次发生，那一次，又一个他深信的人，会再次骗走了他3500万美金的财产。

上世纪80年代开始，博纳瑞夫就从法国人的眼里隐去了，他们只能听见他的歌声，而再也看不见他的身影。漏税官司虽以博纳瑞夫的无辜结束，但他仍然停滞在美国。他只是在很远的地方想念法国，在加利福尼亚的海滩边，他才意识到自己是个最法国的人，他只有用法语才能唱出美妙的歌来。他晒着美国的太阳，写出了最深情的《lettre à France》（给法国的信）。法国让他又爱又怕，后来他偷偷回到了法国，却始终躲在别人看不见的地方。他的制作人去见他，是在一个小村子的农舍里，胡子和头发留到了胸，是标准的流亡者形象。他躲着他爱的巴黎，只同最普通的村民在小酒吧里玩桌式足球，这些村民接受了他，没有人把他卖给媒体。唱片公司终于说服了他签新的合同，要求他回巴黎，而他的条件却是要躲到一家饭店里，不要见人。

不是作秀，不是炒绯闻，他住进了巴黎的皇家蒙梭饭店。他的工作室就是晚上到凌晨时没人的酒吧。18个月，他没出过饭店，他在那里见他的朋友和工作伙伴，他与世隔绝地把自己变成了幽灵，和音乐和酒精做伴。有一天，他将一个耳机塞到制作人的耳朵里，叫制作人捂上另一只耳朵，他在自我禁闭中却写出了那么好听的歌。那首歌，也是我的最爱，《Goodbye Marylou》，如诉如泣，高音处的假声飘得如同柔纱滑过，天音一般地纯净。制作人听着，除了“美妙极了”就再也说不出话来。

现任的法国总统萨科奇比博纳瑞夫小近10岁，娶了一个做歌星的夫人，想来在过去的日子里他也是一个迷恋博纳瑞夫的歌迷，而现在，他终于可以给他曾经的偶像一个隆重的舞台，埃菲尔铁塔下，为法国的国庆歌唱。

博纳瑞夫站在舞台上祝贺总统的当选，他说，我们不说好运气，我们说真他妈的！总统皱着眉苦笑，接受了这句百万人前的真他妈的。低声对身边的人说，他还是老样子。

他还是老样子，穿着夸张的衣服藏在他巨大的墨镜后面。一辈子躲在墨镜后面的人我还知道一个，那就是王家卫，只不过王家卫的墨镜款式很主流，所以他文艺而不怪异。看着博纳瑞夫，我想起那些自然界弱小的生物，会天然地长出一身斑斓艳丽的色彩来保护自己，吓唬别人。这个花里胡哨的男人，在其张狂的外表下有多少孤独和不知所措啊。要不然，他怎么能唱出那么忧伤而安静的歌呢？

巴黎，我爱你

一个年华逝去的美国女人，坐在巴黎的一个小公园一角吃法棍做的三明治，她眼前如茵的草坪上有亲吻的青年男女，玩耍的孩子，相依的老夫妻。阳光温煦，女人是独自一人，突如其来的悲喜交集在某个瞬间拽住了她，她在远离自己的生活场景的陌生国度里想起了那些在她的生活中留下过痕迹的人：年轻早逝的姐姐，得了癌症的母亲，分手11年并已经成为别人的丈夫和父亲的前男友……她的眼里慢慢地有了泪意和哀伤，却在那一刻感受到自己还活着，在那一刻，她爱上了巴黎，并且觉得巴黎也爱上了她。

这是2006年戛纳电影节开幕电影《巴黎，我爱你》的结尾。这部由无数著名导演、明星合作的电影，由18个关于巴黎生活的片段组成，试图表达出这个被人钟爱的城市里可能发生的所有的情感。

我喜欢这电影，喜欢它呈现出来的那个巴黎。不是时装大片的巴黎，不是香氛弥漫的巴黎，没有花都的艳丽舞娘，没有大街小巷的艺术，不同种族不同国家的人来到这里，在这个叫巴黎的城市里体验着最真实最平凡的情感。

大城市里的小生活。巴黎、纽约、东京、上海……，不管这些著名的城市的灯光有多么眩，街角的生活却是落在地上的。塞纳河边不同种族的男孩女孩的一见钟情，地铁里对游客的暴力和诡异，为了生计不得不离开自己孩子去给别人的孩子唱摇篮曲的年轻的妈妈，三流电影演员对帅气的毒品贩子的幻想，垂死的黑人没能喝上的热咖啡，绝望的失去儿子的母亲，被死亡改变的厌倦乏味的婚姻关系，在年轻姑娘那里寻找青春的老男人……

这才是绝大多数人的巴黎。法国电影就是和好莱坞不同，它不制造梦想，总是将角度放低，去看那些具体的生活状态，普通人的命运。这电影，有典型的欧洲电影的蓝色调子，平静的有些抑郁的叙述，千人百态的生活，但总归有一点温暖在人心中。

《巴黎，我爱你》中，最让我感动的是那段小丑的故事，看的时候只觉得心里堵得厉害。一个被人歧视、卑微的小丑，生活给他的真实情感是眼睛的忧伤和嘴角的哀愁。然后，他总是用手一抹面孔就变出一张快乐的笑脸来。后来，小丑有了自己的爱情，他爱上了同样卑微的女小丑，他们有了儿子，那孩子却只能在父母都离开自己之后孤独地活着。苦涩的童年，可这孩子留给我们的最后一个镜头是张可爱的笑脸，他和他的小丑父母一样，学习着用温暖的笑容来面对这个世界。

我喜欢这电影，还因为它让我想起自己的巴黎生活，其实在回忆中巴黎生活于我很像是一种类似蓝调的乐声，抑扬的明亮的小号，但其中也有丝丝缕缕的寂寞。我和我结识的朋友们生活的巴黎，正是《巴黎，我爱你》中的巴黎，让人悲喜交集，也让人觉得自己活着。

这电影让一些人穿过记忆厚厚的帷幕走了出来。我想起了在法语课班上的一个阿尔及利亚的男人，抛家离子地来到巴黎，打一份工，业余时间学着法语。他是家庭的希望，妻儿等着他在法国站稳拿到身份，才可能到法国和他重逢。这是个沉默寡言的男人，年纪不大却头发稀薄了。教室里，他坐在我的前面，有时会突然回过头来笑笑，在我的面前放上几块巧克力。有几次在学校的小咖啡馆我请他喝咖啡，他会告诉我一些家人的生活，他给我看他儿子的照片，他的3岁的儿子长着阿拉伯人幽深的黑眼睛，很老成的样子。他看照片的时候，流露出了独居巴黎的寂寞。我不知该说什么，其实我也是寂寞的。我们俩都说着不是自己母语的法语，他有浓重的阿拉伯口音，说得结结巴巴的，而我觉得自己用法语表达的意思，像个幼稚的小学生。

我和秀云是好朋友，我们在一起上课，我常常去她工作的地方找她玩，那个温州餐馆。总是叫一碗酸辣汤，看她工作。有时候下午没客人时，秀云就会坐下来和我聊天。秀云是南京人，有江南女孩秀丽的容貌，性格却很泼辣，这和她从小学体育有关。秀云的故事是个真正的爱情故事，开始时是很浪漫的。22岁的秀云出国前在北京体院学艺术体操，还拿过全运会的艺术体操第三名。从小练体育的女孩子，心都很单纯，她在体院遇到了从巴黎到北京学习乒乓球的阿斌，就被别人追着一起到巴黎来了。

阿斌妈不喜欢我，秀云总是这样对我说。阿斌妈我常在餐厅里遇到，能干的女人，人过中年了，眉眼里留着姿色。知道她现在是单身，靠着一家餐厅和香水店养大了独子阿斌。我不知道她是怎么从温州来的巴黎，又是怎么留下来了。一个太强的单身母亲，养出来的一定是性格绵软的儿子。法国长大的阿斌，只喜欢两件事，电脑和乒乓球。母亲的小生意，他是听都不要听的。

即使阿斌和秀云在一起，阿彬也像个没长大的孩子，倒是跟着他来到异国的秀云，承担了他对餐馆的责任。我对秀云说，阿斌其实是不太适合她的。我知道的，秀云习惯地将腿抬起来拉成一条直线贴在墙上，一边压一边说，我们做体操的，20岁过了也是没出路的，阿斌妈不喜欢我是因为我没有长期居留证，她觉得我是为了这个才和她儿子在一起的。阿斌不敢对他妈说，其实我们俩想开个乒乓球店，等我们结了婚，他也许就可以独立了。我在餐馆工作，阿斌妈付工钱的，这样我才可以交学费。

很多时候，我看着秀云在小小的餐厅里忙碌，点菜送餐，心里是为她委屈的。学校毕业的那一天，班里的同学决定到她的餐厅去吃告别饭，秀云和阿斌妈前前后后地忙着。那一刻我看到了两代女人命运的重叠，很无奈的重叠。

10来年后，另一个同学亚娟来上海看我。亚娟告诉我秀云后来和阿斌离婚了，她最近好像回了南京，开了个学校教孩子们学体操。我和亚娟回忆起我们的巴黎，十七区的上海人丁先生发达了，餐馆开到了北京的21世纪饭店，美国女孩凯蒂和她的法国男友结婚了，生了个女儿，亚娟还送了双中国的虎头鞋做贺礼，至于亚娟自己，和做医生的台湾丈夫离了婚，嫁给了拍纪录片的法国摄影师，“我真是疯了，放着富医生不要嫁了吃救济金的穷艺术家。”亚娟自嘲地笑着说。

而我自己，成了两个法国孩子的母亲，住在了远离巴黎的上海。想起巴黎的时候，想起的只是那些琐碎的场景，再普通不过的细节，比如说协和饭店前的那家花店，丁先生的中餐馆，圣米歇尔大街喷泉前的约会。

有一年的春节，我走出拉底芳斯Novotel饭店，要去巴黎郊外的一个朋友家过年。外面是厚厚的积雪，地铁站口像个黑洞冰冷地面对我。那天，和《巴黎，我爱你》中那美国女人一样，突然地，我就想哭了。我们这一干人，原来都热热闹闹住在北京的，现在都到这法国来了，到底是为了什么啊。两支黄色的腊梅在手里有冷艳的香，香气混合在郊区地铁车厢浑浊的空气里。许多黑人好奇地看着我，一个举着花的中国女子。

腊梅对法国人来说是种不熟悉的花，从来没在法国的花园里见过。我走很远的路，专程去了十三区的陈氏兄弟超市买这花。无法想象没有腊梅花的春节，即使是在巴黎。买花之前我还买了件我以前从未穿过的旗袍，春节勾起了我的怀乡病，远离故土远离家人，巴黎的春节是需要道具和服饰来强调的。在一家越南人的商店里找到了我喜欢的旗袍，严格说起来是越式旗袍，大红色的真丝软缎，上面有细细的金丝盘的花枝，窄窄的腰线下开着高高的岔，配一条黑色的宽腿黑裤。我从更衣室出来时商店里所有的老外都愣住了，傻傻地看着我。我站在镜子前，看见一个黑发红衣的女人，看上去很东方，很苏丝黄。

朋友在家准备年饭，艰难地从一大条冻得硬硬的整羊腿上片羊肉，电锅热气腾腾的。我们吃涮羊肉，吃烫粉丝，还有一起做的饺子，喝着法国的红酒。后来大家就放声唱歌，那些很老的革命歌曲，连《大海航行靠舵手》都唱了。唱完就笑，笑到眼泪都出来了。我对朋友说，我一直收着你刚到巴黎时写给我的明信片，你说尽管是穷人，巴黎的蓝天和碎石子路是每个人都可以享受的。就是读了你的明信片，我就想到巴黎来了。

有一次在国内和想要出国留学的孩子聊天，他们说最想去的地方是美国，巴黎并不是他们向往的地方。也许他们是对的。美国带给人的希望是成功的梦想，从好莱坞的影片里我们看到的那种轻松、干脆、潇洒的生活，如同我看过的另一部《纽约我爱你》的电影一样。仔细想来，巴黎其实不是造梦的地方，这是一个生活的地方。我在巴黎学会的是一种生活态度和方式，那不是如何追求成功的价值，而是如何在最日常的生活中寻找美和温暖，它让一些平凡的人在这里找到了安慰，为此，我爱巴黎。

后记

2009年济南全国书博会的时候，因为出了一本散文集，被山东大学文学院请去和在校的同学们座谈。那天同学们提了许多问题，一直记得的是一个同学问我：“在书博会上看到那么多书，你对自己的书如何看？你的书有什么意义？”

我当然知道我们现在看到的绝大部分的书，在几十年后注定是不会再有人提起的，书山书海，有多少文字可以留下来？也许再过若干年，这些书们就进了再造炉，成了灰烬连尸骨都留不下。这是必然。我对自己的文字没有大的期待，我不认为这些真能揭示和表达出多么了不起的东西，那么既然如此，写这些文字又有什么意义呢？

我记得自己对同学们说的一段话，我说书和人一样，一本书就是一个生命。以人类来说，生命的共性是绝对的，平凡和普通的生命是绝大多数的，是不是因为这种平凡，有的生命就没有存在的意义了呢？多一个少一个就无所谓了呢？我不这样看。每一个生命都是独特的生命体验，都是不能被复制和代替的，即使它平凡也仍然是唯一的。文字也一样，如果一个人的文字来自于一个人的内心，哪怕它是平凡的，它也是有价值的，因为它体现了至少一个人对生活的态度。

再次想起这些，是因为这次写的书，是关于法国，关于巴黎。巴黎这样的城市，从过去到现在，有多少关于它的文字、影像、图片？怕是能汇成海洋了吧？如果我跳进去，一定是会被淹死的。然而，我仍然愿意来再写一次巴黎，再出一本关于它的书，这并不是我的自不量力，正如我相信每一个生命都是不可替代的，那么每一双看巴黎的眼也会是不同的。纵然是大师海明威，他也不会写出我看到的那个巴黎，一个平凡人的视角里的那一小块世界。

这本书写的就是一个叫扫舍的女人眼中那一小块法国生活，那一小块巴黎情感，这些生活和情感，虽然是小视角的，但是是属于我这样一个生命的。

去年夏末的某一天，我在小众菜园上看到了陈村代帖的一个帖子“塞纳河——王寅巴黎摄影作品展”。我看到了一些被凝聚在图片上的巴黎，那些阳光，阴影，灰色的屋顶，塞纳河的一角……我在看到它们的第一瞬间就触动了。那是与文字不同的一种呈现，可我在那些图片中看到了一些我对巴黎的情感，有些甚至是我无法用自己的文字来描述的。我在菜园的帖下留言，我说王寅的巴黎里有一个宁静的核，他拍出的巴黎的美是只有外国人和远游者才能看到的。

后来见到王寅的时候我忍不住对他说，你的图片，很想用来做我的书。

这话我说得很心虚，因为在我看来这样的要求几乎是过分的，一个参加过多次摄影展的摄影师，哪里会放下身价把图片给我的书作配图呢。

作为中国第三代诗歌的代表人物，王寅被人视为天生的诗人，而后来他却越来越多的以摄影师的身份出现。人们习惯在他的图片中找寻诗意，正如摄影评论家顾铮所说，如果说，王寅的诗歌是一种对于生活的诗意的音、意、形的表达的话，那么他的摄影，就使得他的诗歌直接与图像对接，将诗的感染力辐射到了图像本身。

王寅的巴黎图片，触及我的并不完全是诗意，我感受到的更多的是一种情绪，优雅的唯美的画面下暗含的寂寞，这种情绪我也常有。繁华和盛景，不过是巴黎的外衣，王寅曾在他的诗句里说：灵魂像眼帘低低地垂着／记忆虽死犹生／尽管感伤已经平息／美依然使我焦虑不安。

灵魂，记忆，感伤，焦虑，美，这些词正是我心里关于巴黎的一些关键词，而王寅的图片正是用影像的方式渲染了我的文字无法言尽的一种巴黎。

真的要感谢王寅，感谢他的无私和慷慨，把这些原本要用来做自己的书的宝贵的图片给我用，让我有机会呈现一个图文并茂的心中的巴黎。

这本书，由于有了王寅的参与，最后更像是两个中国人游走在法国时的独语，这独语有时是各不相干的，而有时又是彼此呼应的。

王　寅

诗人、记者。著有《王寅诗选》、随笔集《刺破梦境》、艺术家访谈录《艺术不是惟一的方式》、《异想天开：蔡国强与农民达芬奇》等。

组稿编辑：脉　望

责任编辑：柯　湘

封面设计：

作家纪德曾经说过，巴黎的美只有外国人才能发现。我非常愿意做一个这样的外来者。尽管这座独一无二的城市已经没有什么不被人书写过、描绘过、歌咏过，但我依然有足够的理由一而再、再而三地前往，用照相机记录下我看到的和无法用语言表达的一切。

——王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