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山旅馆

孔亚雷 著

浙版数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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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山旅馆
孔亚雷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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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修订：2016年11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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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质版编目数据

浙江文艺出版社 2013.6
ISBN：9787533936983

目　录

1. 我

2. 礼物

3. 芒果

4. 如果我在即将坠机的航班上睡着了

5. 留在大象岛的探险队员与沙克尔顿告别

6. 雨

7. 理想的河流

8. UFL

9. 追击1999

10. 枪击魔术师

11. 象的节日

12. 小而温暖的死

13. 火星罪犯

14. 火山旅馆

15. 世界的起源

16. 后记

比你的梦更属于你自己的东西，是没有的。

——尼采

我

醒来后，K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眼睛闭上。重新闭上，准确地说。他感觉着自己的存在。通过呼吸，通过床单，通过勃起。他又躺了五分钟。也许六分钟。然后起床。他拉起卷帘，推开窗户。他看见了海。

海？

K有点反应不过来。就像照镜子发现里面不是自己的脸。海？不，他看见的不应该是海，而应该是远处一栋栋积木似的高楼大厦。他闭上眼睛。他闭上眼睛也能看见：最近的那栋有紫色的玻璃幕墙，屋顶竖着一块巨大的定期更换的广告牌（昨天是IBM的广告，他记得）。视线再拉近，是马路对面的一排店铺，快餐店，24小时便利店，服装店（从左到右）。再拉近一点，是行人，路边的法国梧桐，路上的车。这就是我将看到的，K在心里说，刚才只是幻觉。他睁开眼睛。

他看见了海。

K在窗前呆呆地站了一会儿。他看着海。他听到了海。他甚至闻到了海。也许是某种高科技玩笑，他想，或者某种新型实验，他们没通知就把他做了实验品。他转身环视了一圈房间。一切正常。没有任何变化。至少看上去没有。他又转回来。他拉下卷帘。问题也许出在卷帘上，他想。他检查了一遍卷帘。没有问题。至少他没发现。他深深吸了一口气。他在心里默念十下，然后重新拉起卷帘。

海。

K觉得喉咙有点发干。他决定克制住自己把头探出窗户和出门查看的欲望。他决定先洗脸刷牙。他决定一切等吃完早餐再说。

K的公寓很小。它更像一间舒适的牢房。一个十五平米的房间，外加小小的厨房和卫生间，就像房间的两个耳朵。唯一的房间兼任客厅餐厅卧室和书房。房间里只有——也只能放下——四样家具：床（席梦思下的床架同时又是抽屉式衣柜），书桌（兼餐桌），转椅和书架。书架占了整整两面墙。房间里到处都是书。不仅在书架上，在所有地方。除了书，第二多的是植物。各种品种，大小形态各异的绿色植物。书桌（兼餐桌）上有一台手提电脑。靠床的书架上有一套迷你音响。没有电视。

房间跟以前没有任何不同，除了窗口的风景。有自来水（淡水）。有电。K像平常一样做早餐。煮咖啡。烤面包。煎蛋。吃早餐时他不时抬头瞄一眼旁边的窗。海还在那儿。好几次——两次，准确地说——他突然停下手里叮叮当当的刀叉，侧耳倾听从窗口传来的海涛声。这也许是梦，他想，我也许是在做梦。这是在梦中。但接着他就想起昨天晚上做的梦。他记得那个梦。难道是梦中之梦？不，这未免太博尔赫斯了。再说早餐快要凉了。

洗碗碟的时候，K第一次觉得厨房里没有窗并非一件坏事。

K套上球鞋，穿上外套。K打开门。K感觉到的第一件事是静。一种奇异的静。像云一样的静。膨松，柔软，既有形又无形，弥漫在整条楼道。他在楼道里来回走了一遍。一切都跟往常一样。一切又都跟往常不同。他试着敲了敲斜对面那户人家的门。那里住着一对漂亮的年轻夫妇（他们来找他借过一次打火机）。甚至在刚举起手的时候他就知道不会有人回答。果然没有。他不禁松了口气——这是为什么？他不知道。

他开始下楼（他住在三楼）。二楼和一楼给人的感觉跟三楼完全相同。一片死寂。K一边下楼梯，一边开始怀疑自己将会看见什么景象。城市，还是海？或者说他希望自己看见什么景象。希望看见城市，还是希望看见海？说实话，他不知道。

而就在他正这样想的时候，他已经看见了海。

仿佛为了验证大海的真伪，K迫不及待——甚至可以说不顾一切——地朝海滩走去。他尽量控制自己不要跑。空气清新得让他觉得有点透不过气。他面无表情地看着眼前越来越近的海。

半小时后，K平静下来。他得出三点结论。不，确切地说，是三点事实。

1.毫无疑问，海是真的。

2.出于某种未知的原因，他所住的位于A市的一幢五层的公寓楼被整体移到了另一个地方。

3.这个地方是一座海边小镇。

同时，他也列出了三点疑问。或者，也可以说，三点待查事项。

1.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2.公寓楼里还有没有其他人？

3.这是什么地方？（名字。居民。方位。）

最后他列出三项计划。

1.先不管到底怎么回事。

2.确认公寓楼里还有没有其他人。

3.四处勘察，搞清镇子的情况。

然后，他开始行动。

他先回到公寓楼，敲了每户人家的门。不出所料，没有人回答。每户人家都门窗紧闭。他考虑了一下要不要破门而入。然后决定不要。他回到自己房间，打开手机和电脑。手机没有信号。电脑网络连接失败。他坐在椅子上发了一会儿愣，然后拿出背包，放进水、干粮和瑞士军刀。出门前他又环视了一圈他那小小的充满书和植物的房间。

没用多久K就发现镇子是空的。无论是民居、店铺还是宾馆，都空无一人。唯一的一条水泥马路上空空荡荡，只有一只白色塑料袋在路中央随风飘舞。也没有看见任何动物。无论是狗、猫，还是其他家畜。他走进一家小卖部（门没有锁），打开摆在柜台上的电视机。雪花。他换了几个台。雪花。雪花。雪花。他关掉电视。他拿起柜台里的电话。话筒里传来的信号音让他心跳突然加速。他想了想，拨了两个他记得的号码——他只记得这两个。拨不通，当然。他放回电话。他对着里面整齐排列着各种饼干、零食的玻璃柜台研究了一会儿。他看中了一盒曲奇。但他没有去拿。

K一路上发现了好几辆停着的摩托车。其中一辆插着钥匙。他骑上去试着发动了一下。引擎发出快活的呼噜声。他本来只是想试骑一下，但想到这可以大大加快勘察的进度，K决定继续骑下去。

骑在摩托车上，K才突然意识到天气有多么好。这是五月（昨天是5月5日，他记得——当然，如果昨天确实是昨天的话）。阳光灿烂。天空蓝得令人吃惊。几朵移动的云就像正在空中散步。路拐了个弯，开始贴着海边蜿蜒前进。尽管路上只有K一辆车，他依然沿着马路中间单黄线的右侧行驶。海始终在他的左侧闪闪发光。

经过一天的勘察，K的成果大致如下：他发现了一座小港口，港口旁边有候船室和售票处，但没有看见客轮，只停着几艘渔船。没有一丝人影。到处都静悄悄的。除了海涛声。港口附近有家稍大的超市，从门玻璃往里看（门锁着），货品相当齐全。他还发现了一个小型的加油站（他顺手给摩托车加满了油）。居民区主要集中在港口和海滩——两者相距大概两公里——这两片区域。面向沙滩有两家宾馆。一家外墙是蓝色，一家是白色。都褪色得很厉害。民居大多是石头砌成的两层楼房，屋顶的瓦片上均匀密集地压着大鹅卵石。有几户门口晾着渔网。K敲了几户人家的门。没有任何反应。几乎所有人家的门都没锁，有的甚至虚掩着。他走进其中一家转了转。陈设很简陋。但看上去一切都很正常。除了没有人。

K没有发现镇政府或类似于镇政府的地方。

K也没有发现派出所或类似于派出所的地方。

它们也许在岛的另一面，K想，在他今天已经来不及去的那面。K在港口售票处的窗口发现了镇的名字。这是一个岛。他从未听说过这个岛。但从窗口贴着的起点和终点名称，可以推断出它应该位于东海。

回家路上他顺便观赏了日落。

K度过了在岛上的第一个晚上。虽然感到困惑不安，但由于白天的奔波，他还是睡得不错。醒来后他过了一会儿才意识到自己在哪里。他立刻爬起来去看窗口（昨晚他没拉窗帘也没关窗）。海还在那儿。他不知道自己应该高兴还是失望。

接下来的几天K一直在既好像有目的又好像漫无目的地四处游荡。他骑着摩托车跑遍了全岛（不能骑的地方就走）。岛比他想象的要大。岛的另一面——东面——没有沙滩，全是黄色的石头悬崖。东南边地势最高，那儿有片树林。K又发现了三个缩在海岬里的小渔村，最小的一个只有十几户，它们的房屋比港口和沙滩的更破旧。K一个人也没遇见。不仅是人，K没有看见任何活的东西，除了树和野草。当然，海里有鱼（应该有），但K看不见。

K在岛的另一面也没有发现镇政府或派出所或诸如此类的地方。

冰箱里的食物储备吃光后，K去了港口边的超市。他用石头敲破门玻璃，手伸进去从里面打开门。看上去这里的东西可以够他用一辈子。第一次他拿了米、罐头和饼干。第二次他拿了鱿鱼丝、萨其马和速溶咖啡。第三次他拿了卷筒纸和一瓶葡萄酒。他给摩托车又加了一次油。

一个月后，K已经彻底适应了这里的生活。他渐渐恢复了以前的日常作息（但比以前睡得更早，也起得更早）。他开始接着看读了一半的书。他开始继续工作。事实上，K发现在这里他工作得更好。工作腻了他就去海边散步。或者骑摩托车在空荡荡的岛上兜风。天气好的夜晚他会躺在沙滩上看星星。看好几个小时。星星总让他想到那个没解决的疑问。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找不到任何合理的解释。正如他一开始就想过的，这有点像梦。但如果是梦，那么就一定会醒。所以也就无须担心。这也有点像死。我也许死了，K有时候想。但如果这就是死，K想，那么看来死并没有人们想的那么糟糕。而且，进一步说，如果这是死，他同样也无须担心。因为死就是死。死了就不可能复活。没人能拿死有什么办法。就像没人能拿梦有什么办法。

于是，K决定不再多想。不再想这一切是为什么。不再想将来会怎样。把目光只聚焦在现在。聚焦在他手头进行的工作上。无论如何，他有许多工作要做。

星星看够了，他就从沙滩上站起来，拍拍裤子上的沙往回走。整座岛一片漆黑。只有他的房间亮着灯。远远看去，就像一颗大一点的星。

礼物

她已经等了十天。这是第十一天。她照例在十二点整走进咖啡馆，照例在角落靠窗的位子坐下，照例点了卡布奇诺。等咖啡的时间里，她从挎包里拿出本厚墩墩的《战争与和平》，然后点燃一支香烟。她把烟盒跟打火机放到桌上。白色有LAWSON字样的一次性打火机。硬壳的三五香烟（它们叠放在一起，以一种微妙的角度斜躺在书的左侧）。她一边抽烟一边喝咖啡。她的动作显得既谨慎又漫不经心，令人想起无所事事的鹿。大部分时间她都在看书，偶尔抬起头望一会儿窗外。窗外是一条僻静的林荫道，阳光穿过高大的法国梧桐，在柏油路面上形成一块块光斑，光斑随着阳光的变化时而变亮，时而变淡，时而消失，仿佛某种神的游戏。咖啡馆位于市中心的一条小路上，这条路上有几家画廊，几家西餐厅，一间卖尼泊尔饰品的精品屋和一家小书店。这个时候路上行人不多，偶尔有辆汽车在落地窗外无声无息地滑过。咖啡馆里除了她，还有一个扎着马尾的外国男子，她只能看见他宽阔的后背。咖啡馆里荡漾着音量调得很低的爵士乐，低得就像有人在远方哭泣。

那会是什么呢？她想。那个老画家所说的特别礼物究竟会是什么呢？不知道。无从想象。她唯一知道的是她还要继续等下去。她答应他等一个月。一个月。四周。每周一至周五的中午十二点到下午两点（跟她给他做模特的时间一样）。为什么要这样？不知道。她没有问他。他只是说那是必需的——对于那个礼物来说。是的，这听起来有点荒谬。但再荒谬的话从他嘴里说出来都显得理所当然（他似乎掌握了某种让别人无条件信任他的秘诀）。不过反正她已经习惯了午休时间出来透透气，老是闷在空气不畅的格子间里让她觉得心情和皮肤都变得粗糙不堪。这样消磨掉午间的两小时也不错：坐在明亮安静的咖啡馆，喝咖啡，抽烟，看书，同时等待。

两点差五分，她扬手叫服务生结账。两点钟她走出咖啡馆（玻璃门被推开时发出清脆的叮当声）。她在门口站住，做个深呼吸。不知为什么，没等到反倒让她松了口气。随着时间的推移，开始的期待正在融化成淡淡的恐惧。一种害怕收到的礼物会让自己失望的恐惧。与其收到一件自己不喜欢的东西，她想，还不如这样等着有意思。她机械地迈开脚步。走得既不太快也不太慢。空气中散发着秋日午后所特有的旧旧的气息。咖啡馆到她上班的地方走路要二十分钟。从春天到秋天，这条路线她已经来来回回走了不下一百遍（画家的画室就在离咖啡馆不远，与这条小路垂直的一条小巷里）。小路走到尽头拐个弯，繁华的闹市区扑面而来。她瞬间就被汹涌的人潮吞没了。成千上万的脸孔像无数浮在海面上的花瓣那样起伏流动。各种噪音——车声、人声、巨大电子屏幕上的广告声——汇集成一种带有宗教意味的永恒的嗡嗡声。她随波逐流行走不止。走过高楼投下的阴影。走过钢琴琴键似的斑马线。走过万花筒似的各色店铺。她消失在一幢大厦的入口。她走进位于十七层的办公室。两点半，从天花板流泻出相当于上班铃的钢琴曲（《致爱丽丝》）。她轻轻叹口气，手指灵巧地拿发带把长发束到脑后，然后小心翼翼地——仿佛在举行一个小而神圣的仪式——用橙色炭笔在台历的11月6日上画了个叉。

她是在一次摄影展的开幕酒会上遇见那个老画家的。她有个远房表哥是搞行为艺术的，当他偶尔——极为偶尔——缺少女伴的时候，会叫上她参加一些艺术活动。那次是一位德国女摄影家的主题摄影展，名为“石头与花朵”。展览分两部分，一部分是黑白的鹅卵石照片，另一部分是彩色的花卉照片，都是以极近距离拍摄的无比清晰的大幅特写。鹅卵石也好花也好，全都无可避免地令人想到女性的身体器官（圆润的鹅卵石让人想到乳房和臀部，张开的花蕊让人想到女性生殖器）。简直不可思议，她想，完全属于大自然的东西却散发出如此强烈的富有人类感的性意味！然而，奇怪的是，这些照片却又丝毫没有色情的感觉，至少对她来说是这样（她不知道男人会怎么想）。相反，当她细细地，一幅一幅地看完所有作品，她感到一种难以形容的哀伤。回过神，她发现表哥已经不见了——大概有了新的猎艳目标。于是，她在来宾中转了一圈（没有一个认识），拿了杯葡萄酒，走到无人的吧台角落，一边翻看摆在那里的摄影集一边小口啜饮葡萄酒。

他就是那时走过来跟她搭话的。他看上去很老。老得看不出具体年龄。从眼神看只有五十岁，从头发看有七十岁，从皱纹看则有一百岁。他穿着阿玛尼牛仔裤和一件显然很贵的黑衬衫，身材瘦小，仿佛一枚包装精美的果核。他跟她搭话的方式是近年来她遇到的男人中最具绅士风度的，她几乎怀疑自己是否应该像沙皇时期的贵族小姐那样伸出手好让他行吻手礼。

他们这个那个地聊了一会儿。天气。酒。上海。他说他是个画家。

“我刚回来。”他轻微地动了一下手臂。

我刚回来？她觉得这种说法有点奇怪。他刚从哪儿回来呢？她本想问一下，但还是没问。她从小就不善于发问。她只是露出表示很愿意同他说话的微笑。

“事实上，”他说，“我正在寻找人体模特。我觉得你很合适。”

“模特？”她吃了一惊。人体模特？

他点点头。

“我适合……做模特？”

他耸耸肩。“对我来说很适合。”他停顿片刻，看着她的眼睛，“愿意试试吗？”

她一时不知该说什么好。她从未想过要做人体模特，就像她从未想过要登上月球。

“这个……我要考虑一下。”她朝他笑笑。

“当然，当然。”他再次点点头。他用手指挠挠自己的右边眉毛。她注意到他的眉毛很浓，像灰白色的松针似的一根根竖立着。

“考虑一下。”他接着说，“认真考虑一下。我年轻时也做过人体模特，怎么说呢，一种难得的人生体验。做过就知道了。”他拿过吧台上的签字笔，在画廊名片的空白处写下自己的名字、地址和电话号码。她接过名片，瞄了一眼地址，发现离自己上班的地方不远。

“顺便问一声，你对这次展览感觉如何？”

她想了一会儿，“很忧伤。”

“忧伤。”他重复一声。他的头微微向左倾，仿佛在倾听什么声音。“唔。很希望再见到你。”说完他略一欠身，转身离开。

老人走后她觉得世界似乎有点小小的失衡。她喝了几口葡萄酒，调整了一下呼吸。做人体模特？她在画廊里又转了一圈。那个老人已经不见了——就像从未存在过。为了确认自己刚刚看见和听见的并不是幻觉，她不禁好几次从口袋里掏出那张名片。

酒会结束的当晚，她回到家，冲完淋浴，站在浴室镜子前盯着自己的身体看了好半天。普普通通的身体。普通得近乎平庸。普通得令人心碎。乳房偏小。大腿偏粗。就身高而言手臂偏长。当然，不算难看，但跟大多数人一样，她觉得自己还是穿上衣服更好看一点。这样的身体有什么资格做人体模特呢？她难以理解。在她印象里，做人体模特应该更有特色一点才对。那个老画家究竟看中了她什么地方呢？对我来说很适合——她想起他的那句话。他说话的方式有点怪怪的，她觉得。但她又本能地喜欢他。不像别的男人，她感觉不到他有丝毫的侵略性——或许是因为他太老了。不过，即使如此，想到要在一个陌生人面前脱得一丝不挂，她还是觉得无法接受。她用浴巾裹住身体（不知为什么，镜中的身体看久了就像变成了别人的身体）。不，她在心里说，那不可能，我不可能——也没必要——去做什么人体模特。

自从她成年以来——她今年二十八岁——只有两个男人看过她的身体。一个是她大学时的初恋男友。他们是同班同学。他们没有做过爱，或者更确切地说，他们不会做爱。相互抚摸就已经让他们很满足了（最后她总是用手帮他解决）。大四时他随家人移民去了澳洲。她的第二个男朋友是她以前单位的同事。大学毕业后父母托人把她弄进了一家政府机关单位做文秘，虽然她对这工作毫无兴趣，但一来父母很热心，二来她也没发现有更好的工作，因此她想怎么样都无所谓。他比她早进去几年，长得高大方正，为人热情上进，领导也好同事也好朋友也好，几乎没有不喜欢他的。他们谈了三年恋爱。一场跟她的文秘工作一样平淡无聊的恋爱，后来她想。但当时她是很认真、很努力地在谈，他们已经到了谈婚论嫁的阶段，觉也睡了，双方父母也见了，每到周末就一起四处去看房子。就在这时他被调去了北京。她当然不愿意他去，但她嘴上什么也没说，只说随便他。她知道他很想去。他一心想当官，有时她甚至觉得为了往上爬他任何事都做得出来——任何事。他去北京一年后他们分手了。大家都替他们惋惜。她却觉得松了口气，那种感觉就像高中时终于考完了期终考试，有一种几乎令人愉悦的失落。我为什么每次失恋都不难过呢？她问自己。难道那根本不是真正的爱？那么真正的爱应该是怎样的呢？她不知道。总之，分手几乎没有给她带来任何伤害，这让她觉得既幸运又不幸。之后不久她从单位辞职了，她决定拿本来留着结婚用的积蓄去国外读书，她想出去看看世界。但等她辛辛苦苦考完GRE，“9·11”爆发了，她申请去美国的签证被拒签。她在家闲了几个月，最后闲得头昏脑涨不知所措，只好再去找工作。凭着过硬的英语——拜GRE所赐——她找到了现在的工作：在一家私营的外贸公司做总经理助理。工作很忙，经常晚上要加班到八九点钟，但很充实（从中她体会到了某种从未有过的，类似于自豪的感情），且收入是以前的三倍。这期间也有几个男人追求她，她也同其中一两个不深不浅地交往过，但始终没有确定恋爱对象。她对谈恋爱越来越提不起劲。说不上为什么，她觉得好像所有恋爱谈到后来都差不多：吃饭，看电影，牵手，接吻，然后呢——上床，争吵，和好，再争吵……就像事先设置好的电脑游戏。为什么一定要找个人来破坏自己美好的单身生活呢？她在市郊一个环境幽雅的住宅小区租了套小公寓，每天乘地铁上下班，周末则睡懒觉煮咖啡听音乐看影碟，照菜谱一个人津津有味地做饭，偶尔也会约女友去逛街，或去美术馆看展览。随心所欲，自由自在。至于性，对她来说就像扁桃体一样可有可无——或者不如说没有更好。只是，有时半夜醒来，在一片漆黑中，她会产生一种奇异的感觉：仿佛自己正身处另一个世界。她明白自己不可能永远这样下去。她不是那种会一辈子单身的人。不管愿不愿意，她都终将结婚生育，相夫教子。那既像是一种希望，又像是某种绝望。未来到底会怎样？她会遇见什么样的人？她身上会发生什么事？一切都消失在时光的黑暗中。除了等待，她别无选择。

她最终决定给那个老画家做模特是半个月之后的事。她本来以为自己很快就会忘了那个老人的话。但结果正好相反，那个老人的提议像双不合脚的鞋似的让她无法安宁，她几乎时时刻刻都在想着它——听起来可能有点难以置信——工作时想吃饭时想睡觉时想（虽然表面上看一切都一如平常）。一个礼拜后，她意识到为了避免患上神经衰弱，她必须再认真考虑一下。其实只要稍加考虑，她就不得不承认：她很想去。为什么不呢？就当是一次小小的、安全的冒险。那个老人不至于做出什么对她不利的事情。她什么也不会失去。再说，她又有什么好失去的呢？也许开始会有些尴尬和不习惯，但那同时也是一种小小的刺激和挑战，不是吗？一种难得的人生体验，他说。而那正是她现在所渴求的。她渴求着去体验什么。但前提是不能受到伤害。所以她不会去吸毒、滥交或者加入什么神秘团体。她不是那种可以不顾一切的女孩——虽然有时候她很羡慕那样的女孩。另外，还有个问题她不能不考虑：如果她去做人体模特，那就意味着她的裸体会被留在画布上，会被人看到，会被人观察，并欣赏——大概。那让她感觉有点不安，但也很难说有什么不好。她上网查过，他是个久居海外风格独特的油画家，为人低调，在艺术圈享有盛名。通过艺术，她进入了永恒——至少在某种意义上——这有什么不好？

她又花了一周时间才彻底说服自己。她打算不把这件事告诉任何人。她拨通了老人留下的电话。她很怀疑他是否还记得她，但从他接电话的语调（立刻认出了她的声音），似乎他们昨天才见过。她告诉他自己愿意试试。他们约好第二天中午去他住的地方见个面。挂上电话，她发了一会儿呆。原因说不好，但她总觉得，从一开始他就知道她会去。

那个老人住在一个老式的居民小区，一栋五层红砖楼房的一楼。原先是两套的小开间公寓被打通合并成了一套，所有能拆除的隔断都被拆除了，因此整个空间显得比实际更大。房间布置得很特别：水泥墙壁，水泥地面，阿拉伯花纹的小地毯，高大的绿色植物，白色的宜家布艺沙发，原木餐桌，墙上挂着几幅大色块线条简洁的抽象派油画，画架靠墙角放着，旁边一个带滑轮的案几上堆着五彩缤纷的颜料和调色盘。没有电视也没有电脑。东西（书CD画册香烟奇怪的小摆设，等等）放得有点乱，但乱得让人很舒服。屋外有个小院子，对着院子的那堵墙被改成了旧厂房里那种钢结构的落地玻璃长窗，从里面望出去，院里均匀地铺着一层灰白色的碎石，角落种着两株高得像树一样的芭蕉，旁边摆着一条褪色褪得厉害的蓝色木头长椅，椅子因为风吹雨打已经变得破旧不堪，看上去仿佛随时都会散架。

“一个朋友的房子。”老人说，“临时住住。他去墨西哥了。”

他们坐在餐桌旁一边喝新煮的咖啡一边说话。他们聊了一会儿各自的情况（他七十八岁，常住纽约，几十年没回国了，这次回来是为了看病——他没说什么病——顺便小住一阵）。他提到做模特的一些注意事项（“最重要的是放松，”他说，“——无限的放松”）。他们定下了作画的时间（周一至周五的中午十二点到两点）。他就报酬征求她的意见（高得出乎意料，她欣然接受）。

“我很高兴你能来。”告别时他说，“这对我们俩都有好处。”

对我们俩都有好处？她一时有点反应不过来。她不知说什么好，于是什么都没说，只是朝他笑笑。

那是四月。接下来的几个月（夏天时他去欧洲待了两个月，他受不了上海的炎热，九月中旬他又回来了，一直住到十月下旬离开），她每个工作日的午休时间都会去那里待上两个小时。在那两个小时里，按照老画家的要求，她赤身裸体，斜靠着坐在白色宜家沙发的一角。她眼睛低垂，视线投向地面，仿佛陷入了某种沉思。沙发的另一头，立着一个同样赤身裸体的男性人体模型，就是服装店里用来展示服装的那种，有鼻子和嘴巴，但没有眼睛，也没有下体，他的头微微侧向她这边，其视线——虽然没有眼睛，但仍然能感觉到他的目光——与她的视角形成一个交叉。她，男性人体模型，白色沙发，构成了老人所画的那幅画的全部。开始几天她多少有点不习惯，虽然空调把室温调得恰到好处，她的皮肤还是起了一层鸡皮疙瘩——很难说究竟是因为冷还是因为紧张，心跳也骤然加速。不过由于事先已经做了充分的思想准备，加上老人作画时极为专注，没过多久——大概一个礼拜——她就几乎完全适应了。每过半小时他们会休息十分钟，她披上特意买来的浴袍，和老人一起喝咖啡，抽烟，听格伦·古尔德弹奏巴赫的戈德堡变奏曲，随意地聊天。老人作画跟休息时感觉判若两人。一旦拿起画笔，他就像进入了另一个世界，在那个世界里，只有他、颜料、画笔和画布，其余的一切都不存在。当然，他是在看着她画，他是在画她，但给她的感觉却仿佛他在画别的什么东西——藏在他内心深处的什么东西。她不过是个媒介，一个“对他来说很合适”的媒介。至于为什么合适，她也不知道。她始终想不明白他到底看中了她哪一点。

不过，正如老人所说，那的确是一种相当奇特的体验。她这辈子从未像这样一动不动什么都不做地待过那么长时间，而且——更重要的是——还光着身子。跟洗澡或做爱不一样，这种裸体是公开的、非实用性的，具有某种类似于大自然般的展示感。毫不夸张地说，她从未如此强烈地感受到自身的存在。那里面既有某种不知所措的幸福，又有某种面对自我的悲伤。有一次——仅仅一次——她甚至莫名其妙地哭了出来。她静静地坐在沙发上，脑中一片空白，跟老人一样，她也完全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周围的一切正在慢慢消失。像灵魂出窍那样，她仿佛飘离了自己的身体。不知道过了多久，回过神来，她发觉自己正在轻声哭泣。但老人似乎根本没注意到，或者假装没注意到。她没有动。泪水流过她的脸颊，她的乳房，她的小腹。她的皮肤清晰地感受到泪水的温度，那就像是她小小灵魂的温度。

那幅画终于画完的时候，他们举行了一个微型的庆祝晚宴。地点就在他家。她动手做了几个拿手菜，他开了一瓶夏天从法国带来的红酒。事实上，这同时也是一个告别晚宴。他已经买好了第二天回纽约的机票。经过四个月的相处，他们已经形成了一种亲密而默契的关系。那种关系很奇妙——该怎么形容呢，她想——就好像两个人躲在世界某个不为人知的角落，分享着某个不为人知的秘密。不是什么了不起的秘密，甚至可以说微不足道，但确实是秘密。

吃完饭，他们手里捧着葡萄酒杯，肩并肩站在刚完成的画作前看了很久。

那幅画跟她最初脑子里想象的完全不同。整幅画的背景是浓雾一般的乳白色。她，沙发和男性人体模型，就像三座岛屿，静静地漂浮在那片乳白色里。那片乳白色弥漫着，仿佛要吞噬整个画布，甚至要溢出画布之外。但同时每一个细部又都显得极为精确：沙发的皱褶，她腰部的曲线，模型的塑料质感。他们看上去如此清晰，却又好像随时都会消失。

她注视着画上的自己。不知为什么，她觉得那既是她，又不是她。

“怎么样，有什么感觉？”老人对着画布问。

“……很奇妙，”她停顿片刻，“就像一切都在慢慢消失。”

“就像一切都在慢慢消失。”他重复一遍。如同在重复一句诗。

他们沉默了一会儿。然后几乎同时回过神来，同时举起手中的酒杯喝了口酒。

“这恐怕是我的最后一幅画了。”老人呢喃着，仿佛在自言自语。

她不知该说什么好。

“对了，你读过《战争与和平》？”

她摇摇头。

“应该读读。前几天闲着没事，我列了个清单，”他转过头看着她的眼睛，“把我想最后再看一次的书和电影都列了下来。伯格曼的《假面》，安东尼奥尼的《夜》，《战争与和平》，等等。一边享受这座星球上最美好的产物，一边静静地等待死亡降临。不错的道别方式，你不觉得？”

“不过——”

他摇了摇头，又喝了口葡萄酒，似乎一切都不值一提。“死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未来。你永远不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

他朝她转过身，举起酒杯。

“敬未来。”他说。

“敬未来。”她强迫自己露出一点笑容。

他们碰了碰杯。

“不过，对我来说——”他低头看了看杯中琥珀色的液体，“对我来说，未来已经是另一个世界的事了。一切都在慢慢消失，就像那幅画。但你不一样，”他转过头凝视着她的眼睛，他的眼神温柔得就像在看着自己心爱的小狗，“不要担心，孩子。你的人生才刚刚开始。一切都在慢慢显露。”

一切都在慢慢显露。她在心里默默重复一遍。如同在重复一句诗。

然后他说要送她一件礼物。

她已经等了二十九天。这是最后一天。她照例在十二点整走进咖啡馆，照例在角落靠窗的位子坐下，照例点了卡布奇诺。等咖啡的时间里，她从挎包里拿出本厚墩墩的《战争与和平》，然后点燃一支香烟。她把烟盒跟打火机放到桌上。白色有LAWSON字样的一次性打火机。硬壳的三五香烟（它们叠放在一起，以一种微妙的角度斜躺在书的左侧）。她一边抽烟一边喝咖啡。她今天没有看书。她只是静静地、专心致志地等待着，就像游泳时整个身体潜入水底那样，她让自己整个身心都沉浸在等待中——她甚至能感觉到时光在轻轻地来回荡漾。低低的爵士乐声一直在响，听上去恍若来自遥远的另外一个世界。

她继续静静地，静静地，等待着。

*

“然后呢？”我尽量使自己的语气显得不那么好奇，“你等到了吗？——我是说礼物。”

“回答既是yes又是no。”她从烟盒里抽出一支烟点燃。白色有LAWSON字样的一次性打火机。硬壳的三五香烟。“如果你指的是那种有精美包装盒，外面扎着丝带的礼物，那么回答是no；但如果你指的是更广义的，包括无形的精神层面上的礼物，那么回答是yes。”

“那么——那是什么呢？”我也从烟盒里抽出一支烟，但没有点燃，“那个广义的、无形的、精神层面的礼物？”

她脸上露出奇妙的微笑。她似乎不仅仅是在对我微笑，她也在对燃烧的香烟，对咖啡杯，对深绿色的桌布微笑。

“你觉得呢？你觉得那会是什么？”

“《战争与和平》。”我脱口而出。

“《战争与和平》？”

“他让你看完了《战争与和平》，不是吗？”

她点了点头。

“说得也是。”她抬起头看着我，“看来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看法——对于广义的、无形的、精神层面的礼物。”那个微笑的余波仍然留在她的嘴角。

“该你了。”我说。

她深深吸了一口烟。我想象那团烟雾进入她的喉咙，跌入她的体内，落在她的肺部。

“大概一年后，一年后的秋天，我收到一家画廊寄来的请柬，邀请我去参加一个画展的开幕式。请柬上写着‘等待：某某某回顾展’。”她把“回顾”两个字说得格外重。

“我意识到他死了。那个老画家。我愣愣地坐在沙发上，发了半天呆。说实话，我几乎已经忘了他。当然，不是真正的忘记，只是很少想起，你知道，整天忙这忙那，脑子里就像塞得满满的乱七八糟的抽屉，根本没时间整理。”

“我去看了画展。”停顿一会儿，她接着说，“坐地铁去的路上，我一直在想那个画展的名字。等待。你不觉得一个回顾展取这样一个名字有点奇怪吗？”

我点点头。

“结果那是他最后一幅画的名字。”她把烟灰轻轻弹落到烟灰缸里。

“就是你做模特的那幅？”

她摇摇头。“另外一幅。尺寸比那幅要小得多。大概一米乘八十厘米的样子。不过，”她停顿一下，“画的也是我。”

我知道她会继续说下去，于是我等待着，我手里的香烟依然没有点燃。

“画的是我坐在咖啡馆里一边抽烟一边望着窗外。当然——是穿衣服的。我一眼就看出，那幅画画的正是我去年坐在咖啡馆里等待那个特别礼物时的情形。所有细节都吻合。搭在椅背上的风衣，摆在桌上的《战争与和平》，旁边的烟和打火机，阳光投下的影子，甚至我剪短的发型——我给老人做模特时留的是长发，他走后我才剪短的。”

“就是我现在坐的这个位子。”她坐直身体，视线投向窗外。窗外是盛夏烈日下的林荫道。“就像我在不知不觉中又做了一回模特。而他就在窗外——”她用手指指窗外斜对着她的人行道，“但那是不可能的，你明白吗？他那时已经回纽约了。而且我也没在窗外看见过任何人。”

“也许他请人帮他拍了照片。”

她再次摇摇头，“他不是那种会对着照片画画的画家。我记得有一次他对我说，他从不对着照片作画，他一定要对着活生生的模特，否则画里就会缺少点什么。那是他的原话。缺少点什么。”

“一个谜。”她莞尔一笑，“一个小小的谜。当然，有很多种可能，可以想出很多合理的解释。但我宁愿让它继续保持神秘。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我点点头。虽然很难表达，但我想我明白。

她掐灭香烟，低头用银色的小勺子慢慢搅动杯中剩余的咖啡，搅出一个小小的漩涡。

“我至今依然记得那幅画带给我的震撼。我在那幅画前面一动不动地站了足足有好几个小时。我觉得自己好像变成了一块石头。怎么说呢，那幅画里有某种与我紧密相关的东西，那里面浓缩了我二十八年——不，二十九年——人生的全部秘密。”她抬起头，看着我的眼睛，“那一瞬间，我突然明白了老人送给我的礼物是什么。”

她停下来，似乎是为了调整一下呼吸。

一切都好像突然停止下来。地球的自转。吧台里的咖啡机。音乐。时间。一切。

“那个礼物——”她说，“就是等待。”

芒果

做爱之后，我们光着身子肩并肩躺在床上抽烟。烟灰缸摆在我的小腹上。她细长的手指每次伸过来弹落烟灰，我都担心自己会被烫到。床头音箱用小音量放着布鲁克纳的交响曲。布鲁克纳特别适合做爱过后来听，我觉得，那里面有某种万念俱灰的庄严感。我一动不动地躺着。我发现担心被烫比真的被烫到还要难受，但我又懒得把烟灰缸移开。我不想动。

“你在想什么？”

“没想什么。”我说。

“你猜我在想什么？”

“不知道。”

她沉默了一会儿。她又吸了一口烟，又一次用她那细长的手指弹落烟灰。

“我在想芒果。”她说。

“芒果？”

“我在想芒果，”她说，声音里带着点梦呓的味道，“我在想用手指甲一条一条地撕去芒果薄薄的表皮，撕完一只再撕另外一只，一共撕五只，然后拿出锋利的小刀，把芒果的肉都削下来，盛在蓝瓷碗里，只剩下五个灰白色的，扁平的，还粘着果肉的核。”

她停下来吸了口烟。

“然后呢？”

“然后我就吃芒果肉。纯粹的没有核的芒果肉。”停顿一下，她接着说，“你注意过芒果核吗？”

我摇摇头。正如我没注意过电视机显像管，我也没注意过什么芒果核。

“我收集了好多芒果核。”她继续用那种被催眠似的语气说，“我把它们晒干，放在大玻璃罐里。晒干的芒果核颜色发黄，卵形的表面覆盖着风干的绒毛似的纤维，看上去十分奇特，既像是远古的出土文物，又像是某种来自太空的未来物质。”

我想象了一下晒干的芒果核，但想象不好。我有点困了。

“但我从未像刚才说的那样去吃芒果。”她接着说，“我只是那样去想。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总觉得没有核的芒果肉不大对劲。苹果可以，梨可以，芒果不行。大概跟核的大小和形状有关。吃苹果和吃梨你可以不碰到核，你可以绕着核吃；但吃芒果不行，吃芒果你的牙齿肯定会碰到核，有时你甚至要用手拿着核吃——”

“你是不是觉得我脑袋不正常？”她突然停住，仿佛刚从梦中醒来似的转过头看着我。

我摇了下头。“我在一本书上看到说，人在做爱后会变得内省。”

“内省？”她就这个词默默地思考了一会儿。

“那是不是指人会感觉到自己身体里也有个硬硬的核——就在心跳的这个位置？”

“差不多吧。”我说。

我越来越困了。困得好像要昏过去一样。

她悄无声息地贴过来。她的长发戳在我侧肋上。她用那只夹香烟的手的手指在我胸口心脏位置慢慢画着圆圈，就像做手术之前用虚线画出手术刀的切割范围那样。

“我要把你的核挖出来。”她说。

我倒吸一口凉气，痛得呻吟了一声。不是因为她的话，是因为她的烟灰。我终于被烫到了。

我看着她穿衣。我喜欢看她穿衣。根据我微不足道的个人经验，脱衣和穿衣动作好看的女孩寥若晨星，而她则是其中最亮的一颗。这或许跟她的职业有关。她是个职业模特。我记得她曾经说过（如果没记错的话，那是在我们第一次上床之后，就在我赞美她穿衣动作的时候），作为一个职业模特，最重要的不是在T形台上走台步，而是在后台换衣——脱下一套衣服，换上另一套衣服，从本质上说——她说——脱衣和穿衣乃是模特这一职业的核心所在。她常有各种奇谈怪论。她的业余爱好是研究哲学。她的大帆布挎包里总是放着一本叔本华的《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根据我微不足道的个人经验，包里放着叔本华的服装模特就和没有条纹的斑马一样稀少。

我看着她套上白色的三角短裤，系上白色的胸罩，两者都没有任何花哨的装饰，款式简单得就像手工制作的。牛仔裤和白衬衫也一样，样式普普通通，但一穿到她身上就显得非同寻常。事实上也的确非同寻常。她穿的衣服价格一般是我估计的十倍。这才是真正的高级货，有一次她说，真正的高级货看上去都普普通通，不动声色。

“就像我。”我开玩笑说。

她莞尔一笑，“对，就像你。”

但我绝不认为自己是什么高级货色，或者不如说正好相反。我的普通是那种真正的平庸的普通。在我身上找不出任何能够与她相匹配的因素。我身高比她矮一厘米（她一米八，我一米七九），年龄比她大十三岁（她十九，我三十二），收入比她少五分之四（她月薪过万，而我在一家以拉企业广告为主的烂杂志做记者，她就是我在采访某服装品牌形象代言人时认识的）。我也不知道她为什么会看上我。因为和你在一起很舒服，她说，舒服得就像躺在刚晒干熨好还带着太阳味儿的旧床单上。那是我第一次被人比喻成旧床单。

如果一定要找原因的话，可能是她需要换换口味，我想。正如她所描述的，模特圈是个多少有些不太正常的世界，你看到的全是俊男靓女，你穿的都是奇装异服，你成天坐着飞机飞来飞去，而你的工作就是面无表情地走来走去，让闪光灯像机关枪一样向你身上打个不停。大家一开口谈论的全是谁的出场费又涨到多少了，谁又要去巴黎了，谁又找了个富豪男友了，诸如此类。那是个不健全的世界，她说，从本质上说——“从本质上说”是她的口头禅——跟精神病院没太大区别。那个世界让她觉得乏味至极，疲惫不堪，甚至呼吸困难。因此她不得不偶尔回到普通正常的世界里透口气，而我就是通往这个世界的钥匙。

我们平均个把月见一两次面。我们就像两颗定期交汇的人造卫星，在各自设定的轨道上百无聊赖地运转。她偶尔会在我房间里过夜。来之前她都会事先打电话，以免我不方便。她才十九岁，但她似乎比我更像个成年人。

现在她已经穿戴完毕。她要去赶飞机。我看着她手指灵巧地盘好头发。她看上去就像一棵挺拔的小树。她弯下腰亲了一下我的额头，睡一会儿吧，她说。我翻了个身，把整个头都埋在松软的枕头里。我听见她鞋跟敲击起居室地板的声音。我听见抽水马桶的冲水声。我听见前门门锁被带上的咔嗒一声。然后我就什么都听不见了。

我被惊醒过来。身上全是冷汗。周围一片漆黑。电话铃在响。我挣扎着伸出胳膊去够床头柜上的电话，途中碰翻了可乐罐、烟灰缸和其他不知道什么东西。我拿起话筒时对方刚好挂断。我把话筒扔到一边，又重新躺下。

我做了噩梦。心跳得厉害。我试着回忆那个梦，但梦境像失事的船只那样缓慢而坚定地沉入海底。先是船身，再是甲板，再是桅杆，最后只剩下空荡荡的海面。我到底梦见了什么呢？

仿佛是对这个问题的某种回答，我的胸口突然剧痛起来。

那是一种我从未体验过的痛。一种崭新的痛。似乎有只手穿过胸腔，直接一把捏住我的心脏，并且那只手在用力地拉扯，要把我的心拿出体外。疼痛来势汹涌，像地震波一样，以心脏为中心，向全身辐射。我痛得忍不住开始低声呻吟，双手像爪子似的一张一合，把床单扯得皱成一团。

我要把你的核挖出来。她说。

我觉得呼吸不畅，我已经听不到心跳的声音，也许它确实已经不跳了。我大概要死了，我想。

不知道过了多久。疼痛消失得跟开始一样突然，以至于我一下都没反应过来。我面朝下静静地趴在那儿，仿佛一具干枯的标本。

我要把你的核挖出来。我又听见她说。当然，这与她无关。这是心绞痛，我一清二楚。这是心绞痛的典型症状。我之所以这么确定是因为我的父亲，祖父和曾祖父全都死于心绞痛。如果不出什么意外的话，我也将死于心绞痛。这是遗传。但我没想到它会来得这么早。不管怎么说，我一直还以为自己很年轻，年轻得不用去考虑将来。

将来。

我的将来会是什么样的呢？

“你考虑过将来吗？”有次她问我。

我说没有。

“我常常考虑将来。”她说，“做模特这一行很特殊，十四五岁出道，干得再好也不超过十年。所以要尽早想好退路。”

“比如？”

“比如嫁个有钱人，比如转到幕后做设计，或者去大学读书。”她看着我的脸，就像看一块布料，“不过我还没想好。”

但我已经想好了。我浑身瘫软地趴在床上，花半分钟认真考虑了一番将来。我发现我的将来一目了然，简而言之，那就是：我和她的交往不可能有结果。我的工作毫无前途。我将死于心绞痛。

我打开床头灯。小闹钟的指针指向凌晨一点十分。我起身下床，去冲了个热水淋浴。热水淋浴能祛除世间的大部分烦恼，我觉得。洗完我照了照镜子，脸色苍白得吓人。我把手掌放在胸口，还好，心还在跳，疼痛感则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我不知道接下来该干什么好。现在是半夜，而我才刚刚醒。

我坐在餐桌边点燃一支烟。我把摆在餐桌上的小收音机拿到手里，打开开关，转动调频旋钮。这个时段电台几乎全都在播放各种性咨询或电话倾诉节目。我随便调到一个声音清晰的台。

“我知道这么做不对。”一个男人的声音，“但我忍不住。一到周末我就出动了，就跟定时发作的计算机病毒。去酒吧，选准对象，上前搭讪，然后一起喝酒聊天，喝得差不多了就换个地方吃夜宵，吃完找个地方上床。这已经成了一种模式、一种程序，简直就跟工厂流水线那样。那件事发生在几个月前。说实话，现在我连那个女孩的样子都忘了。那次我们俩都喝多了。我酒量算大的，喝成那样还是第一次，反正醒过来有好一阵子搞不清自己到底在哪儿——是真的不知道。从窗口能看见街对面一块巨大的霓虹灯广告牌，牌子上有电子的时钟显示：某年某月某日某时某分，下面还有一行在不断变换颜色的大字：距某某博览会还有98天。那个女孩躺在我旁边酣睡，脸上被霓虹灯光映得一亮一亮。

“我觉得胃里有点恶心，我晕乎乎地从床上下来，在地毯上摸索了好半天才找到自己的衣服和皮包。为了不吵醒她，我进卫生间开灯穿衣服。穿好衣服立刻蹲下来对着马桶大吐特吐，差点把胃都吐出来。但吐完舒服多了。这是在宾馆，一看卫生间的陈设就知道。我打开皮包找烟抽，结果发现包里带的两个避孕套原封不动地放在那儿。我暗暗叫苦，心想要是染上什么病就糟了。但已经这样了，后悔也没用。我决定抽根烟定定神就走。于是，我到外间床边的单人沙发坐下抽烟。女孩仍然一动不动地睡在那儿，仿佛正在等待哪个王子来解救她。

“我就那样一边抽烟一边看着窗外的广告牌发呆。我看着电子时钟的数字不停变换：15变成16，16变成17，17变成18……看着看着，我突然觉得哪里有点不对劲，我盯着在夜空中闪闪发亮的数字，有什么在脑中若隐若现。接着，我猛地意识到——今天是我生日！我的三十岁生日。我已经彻底忘了生日这回事。那一瞬间我像被电击中了似的，全身发麻，有什么东西堵在胸口，我差点哭出来。我觉得心底一阵悲凉。我来到这个世界已经有三十年了，我想。同时我又觉得一阵惶恐和慌乱。难道我要永远这样下去吗？我问自己。”

他停顿片刻。“对不起，”他说，“我点支烟再说行吗？”收音机里传出打火点烟的声音。我看着餐桌上这发出声响的小小黑色装置，等待着。

“几天前——应该是三天前——我接到一个电话。”那个声音继续说，“电话是半夜打来的——差不多就是现在这个时间。是个陌生女孩的声音，她只说了一句话：我怀孕了。说完便挂断了。我立刻按来电显示打过去，但那是个24小时便利超市的公用电话。

“我知道那是她。那只能是她。我在这方面一向很小心。只有那天晚上我没有用避孕套。但我找不到她。我没有她的联系方法。我连她的名字都不知道。这几天我脑中始终浮现着那样的画面：我坐在沙发上抽烟，她静静地睡在床上，窗外的夜空中闪烁着一行时间数字。而就在那一刻，在她的体内，一颗我的种子已经悄悄地萌芽。你不觉得这带有某种神迹的意味吗？神在我三十岁生日那天赐予了我一个孩子，然后让我去寻找他。你不能永远这样下去——这就是神对我的问题的回答。”

他再次停顿。接下去是插播广告。我关掉收音机。

我在灯光下摊开双手，它们看上去就像是别人的手。我想了一会儿孩子。大学时我陪一个女孩去做过一次流产。但那似乎是很久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了，久得仿佛根本就没发生过。不知怎么，我忽然很想给模特儿女孩打个电话，但想想还是算了。我能对她说什么呢？

我考虑接下来干什么。我发觉自己有点饿了。上一次吃饭还是中午和模特儿女孩出去吃的拉面。我站起来，走进厨房，拉开冰箱。冰箱里就跟我的生活一样凌乱不堪。硬得像化石的切片面包。过期的沙拉酱。腐烂得面目全非的水果。没有一样能吃的。我开始着手清理冰箱，把变质的东西全都扔进垃圾桶，只留下一罐虎牌啤酒和一只颜色发黑的芒果。冰箱里变得空荡荡的，恍若一座明亮的微型墓室。就在把东西扑通扑通扔进垃圾桶时，收音机里男人的那句话不时掠过我的脑海——难道我要永远这样下去吗？

我把啤酒和芒果放到餐桌上。我重新打开收音机，调到短波一个专放爵士乐的台。我边听爵士乐边喝啤酒边看芒果。芒果跟收音机摆在一道，俨然一幅神秘的静物油画。芒果已经彻底腐烂了，摸上去软乎乎的。大概是模特儿女孩什么时候忘在那儿的。她发疯似的爱吃芒果，就像我发疯似的爱看小说。

我突然想到了什么。我放下啤酒，起身到茶几上抽了一张旧报纸垫在餐桌上，然后我拿出瑞士军刀，开始削芒果的肉。果肉已经发黑，削起来感觉就像烂泥，散发出一股奇特的臭味。削到一半我停下来，我看到垫在下面的报纸角落里的一个小栏目。

那个栏目的名字叫“历史上的今天”，下面的标题为“十月革命”，旁边还配了一幅小图。正文是这样：1917年11月7日，是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纪念日。这一天，在列宁的领导下，俄国彼得堡工人和士兵举行起义，组成以列宁为首的第一个工农苏维埃政府。这幅图画展示的是1917年11月7日下午冬宫被包围的情形，随着“阿芙乐尔”巡洋舰的一声炮响，成千上万的革命战士开始攻打冬宫。

今天是几号呢？我想了一会儿，想不起来。于是我继续听着爵士乐削芒果，一边削一边想象俄国人攻打冬宫。削完果肉，我犹豫片刻，又用刀把芒果核沿边缘割开，我要看看核里面有什么。核里面是芒果的种子。它大概有小拇指那么长，看上去就像个小小的婴儿胚胎。

如果我在即将坠机的航班上睡着了

二十九岁那年，我决定去死。

我没有太多时间做准备。首先是请假。去死还要请假？你一定觉得奇怪——毕竟是去死，不是去度假。但我有我的理由：我希望让一切看起来像个意外。辞职太麻烦，擅自离职又太惹人注目。于是我对空乘主管——我是名空姐——说最近身体很不舒服，需要休年休假。然后去银行取出所有存款——总共九万多一点，全都匿名捐给了“流浪小动物保护协会”。房租已经付到年底。房间里真正属于我的东西并不多。没有电脑没有电视机。只有衣橱里的几件衣服，简易书架上的书、CD、日记本和相册，墙上挂的一幅宜家买的黑白摄影作品，以及一些琐碎的日常用品。第二天我花了一天时间，一边听巴赫的钢琴曲，一边整理这些私人物品。衣服都整整齐齐地塞入纸箱扔掉，昂贵的香水、口红和化妆品也一并丢进垃圾桶。除了一本《小王子》，其余的书和CD都捐给社区的公共图书馆。日记本和相册从头到尾细细看了一遍，然后烧掉。接着大扫除。卫生搞完后，整个房间变得洁净而明亮：空空荡荡，几乎没什么家具，地板擦得一尘不染，新换上的白色亚麻床单散发出好闻的太阳的味道。我冲了淋浴，泡了绿茶，光脚在地板上侧身躺下。躺下后世界好像变得跟站立时有所不同。地板似乎在向四周伸展，而我在慢慢缩小。闭上眼睛，能听见公寓楼里其他住户发出的各种声响：炒菜声，电视声，不断重复的钢琴练习曲，婴儿的啼哭声。那些声音微弱而清晰，仿佛来自遥远的另一个世界。空气里荡漾着初秋傍晚所特有的凉爽而微妙的气息。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好了，我在心里对自己说，接下来要做的，就是静静等待那一刻的来临。

我又看了一遍《小王子》。百看不厌。事实上，我大概已经看了二千遍。我第一次看它是在十三岁那年。那年五月。我之所以记得这么清楚是因为就在那时我来了初潮。血量多得惊人。我一边读《小王子》一边不停地流血。血像自来水一样源源不断地从我体内流出来。并不太痛，只是血停不下来——就好像流的是别人的血。我无法想象自己小小的身体里会有那么多血可流。这样流下去，我不禁想，我大概活不到六一儿童节。

这让我很难过。六一儿童节是一年中我最开心的日子，因为那天父亲会让我在书店里随便买自己喜欢的书。于是，好像光流血还不够，我又开始流泪。为自己活不到六一儿童节，也为书中消失的小王子。我觉得我就是小王子，不，也许应该叫小公主。跟小王子一样，我也来自遥远的另一个星球。否则为什么我会流这么多血，为什么我会看见别人看不见的东西？找不到比这更好的解释。和小王子一样，我来自另外一个世界。我不属于这里。

我不属于这里。

每次发作之后，我就会涌起这样的念头。“发作”这个词或许不太恰当，但那确实像一种病。就像羊颠疯。毫无征兆，突如其来，你完全无法控制。你无法不看见那些画面，哪怕使劲闭上眼睛也不行。而且，跟发病一样，它伴随着各种生理上的不适：头痛得像要裂成几瓣，浑身发冷，瑟瑟发抖，恶心，想吐又吐不出来，内衣被汗水湿透，人虚脱得仿佛马上就要昏死过去。

我不属于这里，我在心里说。

可是——那么——我又属于哪里呢？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属于哪里。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从记事起，我的脑海中便不时闪现出各种灾难图像，而且不久之后，那些图像就会变成现实。一开始我以为那很正常，我以为每个人都能看见我看见的东西——既然我们记得过去发生的事，我们自然也记得将来发生的事，不是吗？（在五六岁的我看来，过去和将来是一回事。）我唯一不能理解的是，为什么将来让我们记住的统统都是坏事？但有一天我突然意识到：别人看不见那些东西！只有我能看见。从震惊到恐惧到不知所措，最后那渐渐变成一种日常的折磨。我找不到任何人可以一起分担我的秘密。没人会相信我，我知道。他们会把我当成怪物，当成女巫，说不定他们还会把我吊起来烧死（我在一本书上看到过）。我也想过去医院。但我该对医生怎么说呢？说我能预知未来？（哦，不过仅限于灾难。）说我能看见未来将要发生的灾难？我恐怕会直接被送进精神病院。去医院只会自讨苦吃。没人会相信我。没人。

上大学时特意去最大的国家图书馆查过资料。这方面的书不多。大都是一些奇闻逸事，天知道是真是假。比如据说中世纪有个叫拉姆斯丹的预言家写了本预言诗集，预言了包括1929年经济大萧条和二战在内的许多世界大事。还有本书上说20世纪60年代有个美国人自称是来自未来——2015年——的时间旅行者，他不仅准确地预言了很多重大历史事件（比如肯尼迪将被刺杀），还在股票市场上大赚了一笔，而后神秘失踪。但我显然既不是预言家也不是时间旅行者。我说过，我的预言仅限于灾难。灾难。从某人跌断腿到某幢大楼起火，从车祸到地震到火车脱轨，各种各样形形色色大大小小的灾难。仅限于灾难。既不能提前预知考试题目，也猜不中彩票号码。准确地说，那甚至都算不上是预言。因为我完全是被动的。就像我脑袋里有一台类似电视机那样的接收器，会随机接收到一些发自未来的特定频率的电波。

灾难接收器。

我在图书馆找到的唯一有意思一点的东西是关于泰坦尼克号的预言。据说在泰坦尼克号失事前，有许多人以各种形式预言了灾难的发生。最多的是通过做梦（一名富商因为接连几天梦见沉船而放弃了好不容易托关系才买到的首航船票，从而逃过一劫）；而一个名叫麦克唐纳的工程师则因为有一种将会发生什么的“非常强烈的感觉”（这是书上的原话），三次拒绝到泰坦尼克号第二工程师的岗位签到，最后公司只好找人接替他（当然，那个接替者被淹死了）。但在所有这些预言中最有名的是一本小说。这本叫《徒劳》的小说出版于1898年——泰坦尼克号失事前的十四年，写的是一艘超级豪华邮轮因为撞上冰山而沉没的故事，从船只规模到航行路线到失事原因，小说里描绘的情况几乎跟后来的泰坦尼克号如出一辙，连船名也几乎一样（小说中的船叫泰坦号），因此这部本来无人问津的小说一时成为人们争相购买的超级预言小说，但奇怪的是，小说的作者摩根·罗伯逊却在这之后不久自杀身亡。是因为他为自己虚构的灾难成真而有负罪感，或者他真的有某种预言能力（就像我一样）？

没人知道。

我合上书页，闭上眼睛，轻轻叹息一声。

没人知道。虽然说法很多（说法很多意味着没有一个说法站得住脚）。有人认为是时间折射（就像光线折射一样，未来发生的场景被折射到现在），有人说是特异功能，也有人说摩根·罗伯逊是外星人。难道我真的是外星人？

就算我真的是外星人，我也不知道自己来自哪里——他们没有联系我。

当然，也可能是联系不上。

我睁开眼睛。图书馆里很安静。安静得仿佛能听见窗口洒进的阳光光束里尘埃飘舞的声音。我看着那些尘埃。我能闻到图书馆所特有的气味。我很熟悉那种气味。那是许多许多许多书待在一起的气味。我从小就喜欢图书馆。图书馆是这个世界上为数不多的让我觉得有安全感的地方。我喜欢被层层叠叠的书本包围着的感觉，就像藏进了一座坚实的城堡。

我一直喜欢看书。从小到大，我的图书馆借书卡总是填得满满的。面对脑子里时不时发作的灾难接收器，书是我唯一的安慰，也是我最好的朋友。我一有空就看书。但基本上只看厚墩墩的砖头似的19世纪外国古典小说。狄更斯。雨果。艾略特。托尔斯泰。这些书里散发着某种令人欣慰的平衡感，那里面有另一个世界，另一个实实在在的世界，那个世界甚至比这个所谓的现实世界更坚固（至少对我来说是这样）。那个世界部分地抵消了我在这个世界的不安、恐惧和焦虑。那个世界就像我的避难所。书成了我的必备药。我的包里——从书包到挎包到带滑轮拖杆的空姐行李包——总是放着两本书：一本是看了一半的大部头外国小说，一本是《小王子》。

不知幸还是不幸，十三岁那年我没有死于失血过多。一周后血戛然而止，就像谁随手关掉了水龙头。我顺利活到了六一儿童节，并在书店买了一本新的《小王子》（我最初看的那本是从图书馆借的）。我从此迷上了圣埃克絮佩里。我四处搜集有关圣埃克絮佩里的一切。因为圣埃克絮佩里，我也爱上了飞行。我不顾家人反对考上了航空学院（他们希望我学经济），大学毕业后本来想去考飞行员，但那时不招收女飞行员，所以只好做了空姐（无论如何我都想做跟飞行有关的工作）。无论是中学、大学，还是工作以后，我都几乎没有朋友——不，更确切地说，是没有真正的朋友，事实上，我走到哪里人缘都很好，原因很简单：我不跟任何人抢任何东西，我总是面带微笑，不张扬，很少交际，就像个淡淡的安静的影子。业余时间大多躲在房间里看书。不看电视，也从不上网（我讨厌任何带荧幕的东西）。房间里我待得最多的地方是阳台窗下的沙发。一有空我就蜷在沙发里看书。书怎么看都看不腻。《战争与和平》看了两遍，《悲惨世界》看了三遍，《米德尔·马契》看了五遍。除了圣埃克絮佩里，我几乎不看其他20世纪作家的小说。我曾经试过，但无法忍受，在我看来，那些现代作品就像只有三条腿的椅子，根本没法让人安心踏实地坐下去。但圣埃克絮佩里不一样，他会带你去飞翔。自由自在地飞翔，脱离地球的控制，从高空中观察小小的可笑的人类。他甚至死于飞翔。1944年7月31日，他在驾机外出执行任务时失踪。没有尸体，没有飞机残骸，没有通话记录。什么都没有。没人知道为什么，没人知道发生了什么事，那成了一个不解之谜。他和飞机一起悄悄地消失了——就像小王子那样。

电话响了。我过了一会儿才意识到那是电话。我合上书本。也许是外星人打来的，我想，他们要求我继续留在地球，而我将坚决拒绝。当然——不是。来电显示是他——我前男友——的号码。我犹豫了一会儿要不要接。我想静静地度过最后一个夜晚。电话还在响。不屈不挠，就像某种贴着墙壁飞快生长的藤蔓植物。我眼前浮现出他那孩子气的笑容。我按下通话键。但就在我按下的同时他挂断了。我愣了一下，随即松了口气。我实在不知道该说些什么。这样也好，我放下电话，这样更好。

我跟两个男人上过床。一个是飞行员，一个是他。飞行员是我同事，比我大十五岁，长得有点像加里·库珀，是个有妇之夫。我们的第一次——同时也是我的第一次——发生在波音747的驾驶舱里。那是冬天，停机坪的地面上铺着一层薄薄的积雪，雪在夜晚灯光的照射下闪闪发亮。空无一人的机舱感觉非常奇妙，让人想到整洁的废墟。我们走进驾驶舱，他打开所有的仪表灯。我们在绿色的荧光里静静地做爱。我们平均每个月见一两次。听古典音乐会，去各种风味餐厅吃饭，在高级宾馆开房间。他颇有情趣，是个美食家，喜欢玩点浪漫，而且，正如许多有经验的男人那样，他很有耐心——无论是在床上还是在别的什么地方。我们相处得很愉快。我从未想过要和他结婚。那与其说是恋爱，不如说更像某种配合默契的搭档。我们像那样交往了大概有两年。之后他被调去了另一个城市（不知为什么，对此我们俩似乎都松了口气）。最后一次见面时我们在一家有名的法国餐厅吃了饭，点了菜单上最贵的葡萄酒。

“我说——你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们？”吃到一半时他说。他晃了晃杯中的葡萄酒，浅浅地喝了一口。

我没有回答。

他放下酒杯，微笑着摇了摇头，“没什么，只是一种感觉。总觉得你不太像这个年纪的女孩。怎么说呢，你好像——好像对什么都提不起热情，对什么都无所谓。”

我们沉默了一会儿。他似乎还想说什么，但最终没说。

是的，我的确有事瞒着你们，我在心里说。有几次我差点开口告诉他我那噩梦般的能力（如果那也算能力的话），但每次话到嘴边就消失了，就变成了嘴角的微笑，变成了无声的叹息，变成了冬天呼出的一团白气。那些话无法凝固成形。从小就这样。我有无数次想把脑子里看到的事情告诉父母，告诉同桌的小伙伴。但我始终没说。那类似于某种本能。这种事最好谁也别说，有个声音对我说。时间一长，渐渐地，别的事情我也懒得说了。我的倾诉欲望不知不觉中消失了，就像退化的味蕾。无论什么感受——快乐，痛苦，紧张，向往，无论什么——我都不会表露出来，事实上，也无法表露（即使有时想表露）。

所以他会觉得我对什么都无所谓。所以大家都觉得我脾气好，温柔。所以我看上去总是那么平静，那么自足。所以甚至有人开玩笑说我像佛。

也许那只是因为我对这个世界厌倦了。是的，厌倦。我觉得很累。我对什么都提不起兴趣。对我来说，这个世界的灾难太多了。对于大多数人，那些灾难只存在于报纸和电视里。但对于我，它们却像闪电一样接连不断地打进我的身体。而且，更要命的是，我虽然知道灾难即将发生，但却完全无能为力。我什么都做不了。既不能告诉别人，也不能动手阻止——根本阻止不了。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灾难发生。

你无法理解那种感觉。有时候那甚至会让我有一种罪恶感，就好像那些灾难是因为我而发生的。我完全理解为什么摩根·罗伯逊要自杀。

电话铃又响了。

一。二。三。四。五。响到第六声时我拔掉插头。他——我的前男友——大概又喝多了。他一喝多就会不停给我打电话。我们是在一个同事的生日聚会上认识的。他一看就是那种营养和教养都过于良好的富家子弟，开宝马Z4，穿范思哲，娃娃脸，皮肤白皙，很喜欢笑，笑起来像孩子一样灿烂，看到他的笑你就会明白在这世界上他没有任何事情可以烦恼。事实上也的确没有。即使有也很少很少，少到让他觉得珍贵——比如说我。我也许是他在这座星球上唯一的烦恼。他父亲是哪个大集团的总裁，家里钱多得吓人。据我所知，公司里几乎所有的单身空姐都想做他的女朋友。除了我。但他却偏偏选了我。

“你到底喜欢我什么？”有次我问他。

他歪头想了半天。“镇定。”他说。

镇定？

“噢。”我摸摸他的头。镇定。

我们第四次约会时睡了觉。在我住的地方。让我吃惊的是，他居然是第一次。

“这方面家教很严。”他说，“从小就教育，说容易被人骗家产。”

“那不怕被我骗？”

“不怕——”他脱口而出，“你好像什么都不想要。”

“所以你就放心了。”

听我这么一说，他的脸刷地红了，“不是，其实……”

我笑起来。“没关系，”我亲亲他的额头，“是也没关系。”

我喜欢他脸红的样子，喜欢他笑的样子。但我并不怎么喜欢他的跑车和钱。实际上当初我答应跟他约会的原因之一就是为了避免尴尬。我实在受不了他每天开着银闪闪的跑车和一大捧玫瑰在公司门口等我。我对他说要想见我就先换辆车。

“没问题。”他说，“什么车都有。陆虎还是法拉利？”

“不不，越普通越好。”

第二天他开来一辆大众高尔夫。那是他家保姆买菜的车。“我逼她跟我换了一辆。”他笑嘻嘻地说。

就是这么一个人。温柔，善良，孩子气，整天乐呵呵的，不知忧愁为何物。你很难不喜欢他。说实话，我没见过比他更纯真的人。纯真得简直有点可笑。他就像活在童话世界。一个是童话王国的纯真王子，一个是受过诅咒、会预知灾难的邪恶公主，不错的组合，不是吗？就像格林童话，经过重重奇遇和历险，公主被解除了诅咒，“最终王子和公主结婚了，他们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但那有可能吗？像个正常人那样，结婚，生孩子，做家务，照顾家人，度过平凡而又充实的每一天，什么都不用多想，什么都不会看到——无论什么时候有什么灾难在什么地方发生。那有可能吗？我——至少曾经——抱着一丝希望。不是有一种说法吗，女人的很多毛病会在生完孩子后不治而愈。说不定我的那种“能力”也会因为分娩而消失。说不定拥有一个自己的孩子会或多或少地改变我的人生：至少，我会找到一个可以全心全意去爱的人，一个愿意为他（或她）付出一切的人，一个完全是因为我而来到这个世界的人——这会让我觉得，我也是因为他（或她）而来到这个世界的。

说不定，我可以重新开始。

所以，当我确认自己怀孕的时候，我并没有惊慌。那是我们认识之后六个月。在去看电影的路上，我轻描淡写地跟他说了。

“真的？”

“真的。”

他愣在那里。连宝马Z4也愣住了（大众高尔夫早就被保姆要回去了）。红灯变绿后好半天，后边车不停地按喇叭，他才反应过来。

“你不用担心，”我说，“我们对你的家产不感兴趣。你不一定非要娶我，我一个人也能养孩子。”我停顿一下，然后又补充一句，“不管怎样我都要把他生下来。”

不出所料，他脸又红了。“胡说！”他笑着看了我一眼，“我高兴都来不及——我昨天还在想该怎么向你求婚呢。太好了！”他拍了拍方向盘，又看看我的肚子，“太好了！”

电影院里他从头到尾都紧紧握着我的手。

第二天他就带了一颗硕大——足有小鸟蛋那么大——的钻石戒指来向我求婚。他父母比我想象的要开明，我们一起吃了顿饭（之前我已经在他家的家族聚会上见过他们几次），他们对这门婚事毫无异议，而且似乎很高兴（至少看上去很高兴）。我们拟定了大致的婚礼日期（一个月后）。我们飞去巴黎拍了婚纱照。我们决定在他家的海边度假别墅举行一个户外的派对式婚礼。我们甚至开始想孩子的名字。

但我的妊娠反应很强烈。如果把强烈程度分成十级的话，那我就是九点九级。几乎吃不下任何东西，一吃就吐。睡眠不好，常常被噩梦惊醒。更糟糕的是，我脑袋里的灾难接收器似乎因为强烈的妊娠反应而变得更灵敏了，几乎每天都要“发作”。越发作妊娠反应就越厉害；妊娠反应越厉害就越容易发作。恶性循环。那些可怕血腥的灾难画面像电脑程序自动输入一样源源不断地输入我的视网膜。

也许等把孩子生下来就好了，我安慰自己，或者干脆说，我骗自己。

我请了假，搬到他家城郊的别墅静养，由一个阿姨专门照顾我。他们全家都很忙，他刚刚接手一个家族企业，经常好几天才见上一面。我成天一个人待在空荡荡的大房子里，散步，看书，发作，呕吐。

不管怎样我都要把他（或者她）生下来。我下定决心。不管怎样。这是我唯一的机会。

但很显然，上帝——或者外星人，或者不管是谁——不想给我这个机会。

婚礼前两天，我去医院做孕期三个月的例行检查。检查结束后护士说请我去一下医生的办公室，医生要见我。医生要见我？我的心突然狂跳起来。我有种不祥的预感。我本来就已经很虚弱，我闭上眼睛，感觉自己马上就要昏过去。我站在那里，一只手扶住桌角，另一只手放在肚子上，才三个月，肚子几乎还看不出来，但我已经能感觉到他（或者她）的存在。我轻轻托住肚子，担心他（或者她）会被我剧烈的心跳震出来。

不要紧吧？护士搀扶住我。

我睁开眼睛，微笑着朝她摇摇头。她也笑了笑，笑得比哭还难看。

我在医生对面坐下。我的心跳得不再那么厉害了，事实上，我感觉它已经不跳了，它就像个被击毙在跑道上的短跑运动员。

他放下手里的B超片。“最近情绪怎么样？”他问。

我没有回答，我只是看着他。

“有没有什么剧烈的情绪起伏，或者见过什么特别可怕的场面？”

我没有回答。

他又开始低头看手里的片子。“发生这种情况的原因很多。”他对着片子说，“先天的基因缺失。剧烈的情绪震荡。精神打击。都有可能。”

我什么都没说。我只是看着他。

他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艰难地抬起头，接住我的目光。“你没有选择。”他说，“胎儿畸形。越早处理越好。可以马上安排手术。”

我什么都没说。

“手术后好好休养，”他开始移动鼠标，在电脑上开单子，“不要太难过，你还年轻，还有机会。”打印机开始咯吱咯吱地工作。

一切都安排好之后，他问我还有没有什么要求。

“我想看看那张片子。”我说。

当然，我没有好好休养。我不想好好休养。根本没必要好好休养。不，我心里很清楚，我已经没有机会了。我回到别墅，整理好东西，留了封短信，然后离开。我没有告诉男友——未婚夫——真正的原因。我只说我打掉了孩子。我能怎么说呢？说我怀了个怪胎？说那是因为我能预言灾难？我回到自己的小公寓，拔掉电话插头，睡了一天一夜，第二天起床上班——我急切地想回到天上去。

我又看了好几遍《小王子》。一个字一个字地看。

之后一天晚上我接到他的电话。他喝多了，我静静地听着

他在电话里冲我大吼。是你杀了他！他叫道，你杀了自己的孩子！你也杀了我！你谁也不爱！你不是人！你是个魔鬼！

我挂了电话。

你没有选择。他说。

我没有选择。

是的，我谁也不爱。

因为我没法爱。

我根本不知道什么叫爱。

爱？

不错，我喜欢他，也喜欢飞行员，但那只是喜欢，就跟喜欢喝冰镇啤酒和喜欢吃芒果一样的喜欢。那不是爱。

爱。

到底什么是爱呢？《小王子》里的那只狐狸把那叫作“驯养”。“对我而言，你只不过是个小男孩，”狐狸对小王子说，“就像其他千万个小男孩一样。我不需要你，你也同样用不着我。对你来说，我也不过是只狐狸，就跟其他千万只狐狸一样。然而，如果你驯养我，我们将会彼此需要，对我而言，你将是宇宙间唯一的，而我对你来说，也是世界上唯一的。”

彼此需要。可我不觉得自己需要谁。我什么都不想要。这不正常。这与这个时代背道而驰。但这不能怪我——我也不想这样。我没有选择。

我也感觉不到在这个世界上有谁真正需要我。谁会认为对他来说我是宇宙间唯一的呢？没有。飞行员有他的家庭。英俊的富家公子有成打的候选女朋友。爸妈有弟弟。我不怪他们偏心，换成我我也会更喜欢弟弟，他从小就聪明伶俐，人见人爱。（谁会喜欢一个整天板着脸戴着厚眼镜，沉默寡言只顾埋头看书的小女孩呢？）所以，即使我从这个世界消失了，他们至少还有一个各方面都比我更出色的儿子——他去年刚从英国留学回来，在北京一家外资银行做投资顾问。

不，不对，我好像遗漏了什么。什么小而重要的东西。

是黑皮。

黑皮是一只小狗。我是一次半夜回家时——我刚飞完蒙特利尔的国际航班，那时我才跟男友分手不久——在小区外的路口捡到它的。它靠着路灯柱缩成一团，身体不停地颤抖，我蹲下来抚摸它的时候，它抬起头用晶亮的眼神看着我，用湿湿的舌头舔我的手指。我把它带回家。是只黑色短毛杂种狗，大概只有三四个月大，右边的后腿有点瘸，不知道是摔的还是被人打的。我给它洗澡，喂它牛奶，给它吃冰箱里剩下的面包——它一边吃一边摇尾巴。我给它起名叫黑皮，英语Happy——高兴的意思——的谐音，因为它有身黑亮的皮毛，也因为它总是一副愁眉苦脸的表情，好像在思考什么重要的哲学难题。

我们一起度过了一段快乐的时光。我们一起散步，做游戏，聊天——当然，主要是我在说（它偶尔会叫两声）。我对它说自己飞去的城市，说最近在看的小说，我甚至给它朗读《小王子》。我这辈子其他时候说的话加起来大概也没那几个月说得多。我们总是坐在窗下的棉布沙发上。我一边说话一边抚摸它。不管我说什么，它都会一动不动地把小脑袋搁在我的大腿上，若有所思地听着，偶尔还翻起眼睛看我一眼。我打赌它听得懂。它什么都听得懂（而且只会比人类懂得更多）。我对它说自己脑中的灾难接收器，对它说那是如何的折磨，如何的痛苦，如何的绝望。能说出来让我觉得轻松了许多（就好像胸口有个硬块在慢慢融化），更何况我知道它——只有它——完全地百分百地相信我，理解我。好几次发作时我把它紧紧搂在怀里。

我想我“驯养”了它。就像小王子驯养了狐狸那样。当然，它同样也“驯养”了我。我们彼此需要。那是我第一次感觉到自己真真正正地被什么东西所需要。那大概就是爱——我猜。对黑皮来说，我是世界上唯一的人类；而对我来说，黑皮是宇宙间唯一的小狗。一下班我就急着往家赶，因为我知道黑皮在等我。而刚走到楼下（我住在四楼），就能听到它叫唤着扑打门的声音——简直像心灵感应——真是神奇，每次我都感叹，那么远，它怎么会知道是我呢？

如果黑皮还在，我大概不会做出今天这样的决定。至少我会犹豫不决。我死了黑皮怎么办？它会不会饿死？它会不会又变成街头的流浪狗？会不会有人欺负它？为了它我大概会继续活下去。只要它活着，我也就要活着。

但是它死了。

是被小区放的强力鼠药毒死的。晚上出去散步时误食了。之后一周我不知如何是好。我主动要求加班，替人顶班，飞最长最苦的国际航线。我觉得胸口空荡荡的，仿佛心脏被人掏走了，我经常有一种感觉：我已经死了。不，比死还糟，死意味着解脱，意味着失去一切，一切——无论好坏。而我呢，我不死不

活，我失去了一切好的，留下了一切坏的。

我看了看时间。晚上十点。该睡觉了，明天还要早起。我不想睡眠不足昏头昏脑地去死。这将是我在地球上的最后一夜。最后一夜。听上去甚至有点浪漫，不是吗？或许我们应该稍稍庆祝一下？我似乎又看见黑皮晶亮的眼睛和摇晃的尾巴。我想起厨房柜子里还有一瓶干邑白兰地（飞行员从外地寄来的生日礼物）。我给自己倒了一杯，和那本《小王子》一起放到床头柜上。跟往常一样，我想在睡前读会儿书。

我一边喝白兰地一边看《小王子》的最后几页。

“我会像是死去的样子，但那不是真的……”小王子说，“你明白，路很远。我不能带着这副身躯走。它太重了。……但是，这就好像剥落的旧树皮一样。旧树皮，并没有什么可悲的。”

我停下来喝了口白兰地。我感觉着酒液经过舌头，滑下喉咙，进入我体内。是的，并没有什么可悲的。不过是旧树皮而已。明天晚上我会在哪里呢？像小王子那样，回到真正属于自己的星球？或者从此消失，再也没有所谓的我？也许我会在天堂（或者地狱）遇见黑皮。不过，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先要离开这里。离开这个充满血腥和灾难（尤其是对于我）的星球。以后的事以后再说——当然，如果还有以后的话。当务之急是离开。这里已经没有任何让我留恋的东西。我已经看完了所有的托尔斯泰。我品尝过性和美食。我去过世界各地。我谁也不爱。因为我无法爱——除了死掉的黑皮。

我没有选择。

我合上《小王子》，放松身体，坐在床上静静地发了会儿呆。我既不恐惧，也不悲伤。为什么？也许是因为多年来我一直想着自杀。几乎每次发作后我都会涌起自杀的念头。我并不怕死。我甚至对死有一种强烈的向往。那是从上大学时开始的（大概就在看了摩根·罗伯逊的故事之后）。有一天我突然意识到自己可以去死。就像摩根·罗伯逊那样。我似乎在一瞬间长大了。我突然意识到，即使我什么都做不了，但至少我还可以去死。我仿佛突然发现了一件秘密武器。死。死将战胜一切。这让我感到一丝安慰和自信。这甚至让我觉得有了继续在这个世界活下去的理由，因为我随时可以去死。听起来很荒谬，但的确可以说，死给了我活下去的力量。你甚至可以说，死给了我们活下去的力量。想想看，如果没有死，如果连死也不行，我们的生活必将更加绝望，更加难以忍受。我不理解为什么有许多宗教禁止自杀。在我看来，自杀是上天赐予人类的一件礼物。自杀赋予生命一种尊严，一种力量，一种自由。不是吗？小王子就是自杀的（他主动让毒蛇咬他的脚）。而且我几乎可以断定——尤其是现在，这一刻——圣埃克絮佩里也是自杀的。他故意把飞机开到一个偏僻的山谷（或海域），一头撞向高耸的山峰（或无边的海面）。我几乎能切身感受到他那一刻的幸福。死于飞翔的幸福。我想象不出还有比那更好的死法。

所以死不是问题，问题是怎样去死。我设想过各种各样的死法。像电影里那样对着太阳穴来一枪？我没有枪，也不知道到哪儿能搞到枪（有我也不会用）。割脉？太慢，而且很可能流了半天血还没死成。上吊太难看。卧轨或者跳楼？我不想叫别人去收集自己四分五裂血肉模糊的肢体。总之，一想到自己的尸体会被人发现，我就觉得无法忍受。另外，还有一点，如果我突然自杀的话，那些认识我的人——同事，朋友——以及家人和亲戚会怎么想呢？肯定会觉得难以接受（为什么这样一个性格温婉的女孩竟然会自杀呢？），有人会伤心，有人会好奇，有人会胡乱猜测，有人会散布谣言，结果势必弄得纷纷扰扰不得安宁。你甚至指望不了一个正常的葬礼。不，我不愿那样。我宁愿活着也不愿那样。

所以我一直活到今天。

但明天一切都将结束。或者说开始。一回事。明天。我把杯里的酒喝光，不再多想。我下床漱口，用冷水洗脸。然后调好闹钟，关灯睡觉。

但睡不着。脑袋很清醒。我静静地躺在黑暗中。清空所有往事，就像拔掉塞子放光水槽里的水。不知道过了多久。我觉得我从未这么清醒。一切都如此清晰，我似乎可以看到宇宙的尽头。我看到地球不过是亿万颗闪烁的光点中的一个。我想起以前在图书馆看到的在阳光中飘浮的尘埃。我感到一种平静的喜悦。听起来可能有点奇怪：我甚至觉得一切都充满了希望——因为明天我就要死了。

*

我醒来。我在床上又躺了一会儿。我意识到这将是我最后一次醒来。我意识到接下来自己所做的一切都将是最后一次。最后一次穿衣。最后一次刷牙。最后一次淋浴。最后一杯咖啡。最后一顿早餐。最后一次洗碗。最后一次拉开窗帘。最后一次晨光。

我专注地，不慌不忙地做着这一切。我用心体味每一点细微的感受。一切都散发出一种奇异的美感。

我最后一次确认要带的东西。Xanax。一种超强效安眠药。可以让你睡得人事不省。墨镜。大大的、能遮住大半个脸的墨镜。虽然国内航班的空乘我都不太认识，但还是要以防万一。我不想遇见熟人。机票。上午十一点起飞。零钱。要打的去坐机场大巴。《小王子》。

是《小王子》给了我灵感。

几天前我又发作了一次。我看见一架飞机坠毁。画面很清晰。浓烟。尖叫。灯光明灭。剧烈的震动。爆炸。那是我们公司的航班。在某个瞬间我看见了机舱内电子显示屏上的航班号。我做了五年的空乘，我不会看错。那个号码像刀一样刻在我脑海里。我去查了一下，是三天后的一个国内航班。

但我又能怎么样呢？难道跑去跟领导说，“求求你相信我，某某航班将要坠毁！”那样只会有两种下场：要么被当成神经病，要么被当成恐怖分子。

我什么都做不了。一如往常。

我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们去死。

我想到了《小王子》。想到了写《小王子》的圣埃克絮佩里。我突然觉得很羡慕他们。至少他们可以像圣埃克絮佩里一样去死。他们将死于飞翔。

然后我有了那个主意。我也许不能救他们，但我可以跟他们一起去死。像圣埃克絮佩里那样去死。像小王子那样去死。死于飞翔。一瞬间，灰飞烟灭。没人会知道我是自杀。所有人都会以为那只是个意外。

如果我在即将坠机的航班上睡着了。

我最后一个登机。我想尽量少看见他们——我的那些同行者。但我对每一个遇见的人微笑。的士司机。机场巴士上邻座的小女孩。登机口的检票员。空姐。机舱过道上擦肩而过的年轻男人。坐在我旁边的和蔼老头。我调整好座位。我系好安全带。我摘下墨镜。我吞下两粒Xanax。飞机开始滑行。飞机离开地面。飞机开始上升。我戴上耳机，调到古典音乐频道。莫扎特。莫扎特，不坏。我闭上眼睛。我听了一会儿莫扎特。飞机继续上升。但我觉得自己正在往哪里下降——就像一只被推倒的花瓶。

留在大象岛的探险队员与沙克尔顿告别

“没关系的，”她说，“这样也很好。”

她套上一件大得离谱的男式T恤衫，T恤衫的下摆几乎到她的膝盖。不知为什么，她穿上衣服比不穿衣服显得更加小巧。

她站在床头，看着靠在床上的我，嘴角浮出奇妙的——或许是职业性的——富于亲密意味的微笑。

“啤酒？”

“啤酒。”

她转身去了厨房。光脚在木地板上发出啪嗒啪嗒的声响。

我发了会儿呆，然后也套上短袖衫。床头柜上摆着一套迷你音响。但我不知道该听什么好。

我随便挑了盘阿拉伯音乐送入唱机。我把音量调小。

她捧着个银色的托盘走出厨房。托盘上放着两罐啤酒，一小碟动物饼干。她把托盘放在我们俩中间。我们坐在床上一边喝啤酒一边吃动物饼干一边听阿拉伯音乐。

她每拿起一块动物饼干都要端详一番。猴子。老虎。河马。然后再小心地咬上一口——好像怕咬痛它们。

我呆呆看着窗外。三十七楼。从正对床的落地玻璃窗望出去，城市就像一片巨大的一眼看不到尽头的塑料微缩模型。暮色正在慢慢降临。

为什么会这样呢？我不禁在心里问。没有任何说得过去的理由。我不抽烟不酗酒不熬夜，心情平静，生活规律，每周健身三次，做爱两次——一次跟女朋友，一次跟她，饮食也很节制——我在公寓厨房的墙上贴了张卡路里计算表。总之，我健康得如同实验室里精心饲养的小白鼠。

为什么？

我喝了口啤酒，决定不再多想。我把“为什么”捏成一个想象的纸团，扔进想象的垃圾筐。没关系的袁这样也很好。

“你小时候想做什么？”她问。

“嗯？”我回过神。

“小时候老师都会布置那样的作文，对不对？”她转过头，“‘我长大了想做什么’，或者‘我的理想’之类的。”

“我长大了想做什么？”我喃喃重复一遍。

我想了一会儿。

“忘了。”我说，“想不起来了。反正不是现在的工作。”没人会把保险事故调查员作为自己的理想。

“我小时候想做个探险家。”她说。她调整一下姿势，我能看见她T恤衫下乳头的形状。

“探险家？”

“嗯。”她点点头，喝了口啤酒，“脚上穿着登山靴，背上背着巨大的背包，去各种人迹罕至的地方——原始森林了，雪山了，神秘洞穴了——四处探险。你知道，背包里应有尽有：地图，相机，放大镜，帐篷，睡袋，急救药品，瑞士军刀，食物。白天徒步前进，拍照，采集标本，晚上在篝火边记笔记。”

“一路上遇见各种各样完全预料不到的危险和困难。”她停顿片刻，“那就是我的理想。”

“实现了？”

她摇摇头，笑起来，她用肩膀碰了碰我，“嗨，实现了就不叫理想了。”

我们又发了会儿呆。天不知不觉已经完全黑下来。窗外的微缩模型像被谁插上电似的亮了起来。房间里一片幽暗。音乐声不知什么时候已经停了。

“要不要再试试？”她的手伸过来。

“算了。”我把易拉罐里剩下的一点啤酒喝光。

“不要紧，肯定是工作太累了。”

她把头倚到我肩上。房间里越来越暗，仿佛正在以极其缓慢——慢得让人难以察觉——的速度沉入海底。

“说点什么。”她说，“随便说点什么。”黑暗中人的声音似乎变得有点不一样。有点像在梦中。

说点什么。我想了一会儿。然后我就想起那件事情。

“大概一个月前，”我说，“我被派去调查一桩事故。一桩火灾。也是高层，二十八还是二十九楼，我记不清了。说是调查，其实就是去转一下，走个过场。因为故意纵火骗取保险的可能性几乎为零。火灾是由烟火引起的，小区里有人结婚放烟火，射到高空的火星点燃窗帘，引发了火灾。那家人——其实就是老两口——那阵子刚好不在家，他们去国外探亲了，要待好几个月。所以一下子根本联系不上他们，钥匙也没有，结果他们费了好大劲才撬开那扇坚固得像银行金库似的大门。但已经太晚了，里面已经被烧得一干二净。”我停下来，把手里的啤酒罐送到嘴边，碰到嘴唇时才意识到里面已经空了。我放下空罐子，用两手握住。

“你见过被火烧过的房间吗？”我说。

她摇摇头。她的发梢弄得我胳膊痒痒的。

“我平均每个月都要见几次。我们有分工，火灾归我管。但那是我见过烧得最厉害的一次。我不知道为什么，也许是因为烧的时间长——楼层太高了，消防车不起作用，开门又花了很久。也有可能是房间里有什么易燃品——酒精汽油之类的。反正烧得……怎么说呢，一干二净。什么都没了。餐桌衣橱书架椅子，什么都没了，好像凭空消失了似的。只剩下几个钢铁骨架——电视机，冰箱，沙发弹簧——骷髅般伫立在那里。房间里空荡荡的。一切都变成了黑色，地板墙壁天花板，到处飘浮着黑色的碎末，就连空气似乎也变成了黑色。”

我停顿片刻。我把手里的空啤酒罐稍稍捏瘪了一点点，我控制着手指的力度，既用力又不是太用力。

“火灾是下午发生的。当晚警方终于联系上了正在美国的那对老夫妻。他们说他们投了保险。我是第二天上午去的。现场已经被警方保护起来，我出示了证件他们才让我进去。”

我再次停下来。我并不是想卖关子，我只是不知道究竟该怎么说下去。

“然后呢？”她贴紧了一点，“出了什么事？”

“他们在房间里发现了一具尸体。已经被烧成了焦炭。整个身体蜷缩在屋角。黑黑的一团。我去的时候还在那儿。”

就像被电了一下，她的身上起了一层鸡皮疙瘩。隔着T恤衫我都能感觉到。

“那是谁？”

“不知道。没人知道。尸体烧得太厉害了，根本无法辨认身份。连DNA也提取不了。那对老夫妻说他们没把房子借给别人住，也没把钥匙留给任何人。没人知道他是谁，他在那儿干什么。”

“是小偷？”

“有可能。那也是警方的解释。报上不是常有那样的新闻吗，小偷趁主人不在潜入家中，在里面做饭看电视睡觉。但这只是一种推断。没有任何证据。谁也不知道到底怎么回事。那成了一个谜。一个永远解不开的谜。”

我望着窗外点点闪烁的城市灯火。“我盯着那团黑色的焦炭看了很久。”我把捏瘪的易拉罐小心地放到旁边的床头柜上，“不知为什么，它让我觉得有点莫名其妙。不是恐惧不是恶心也不是遗憾，仅仅是莫名其妙。我见过各种各样的死人。但这样的还是第一回。我知道这个人死了，但同时实际上没有任何人知道是这个人死了——无论是认识他的还是不认识他的。不是吗？没人知道他是谁，他为什么在那儿。也没人知道他长什么样，穿什么颜色衣服，年纪多大，甚至连是男是女也不知道。”

我们沉默了一会儿。喉咙干干的。

“啤酒还有吗？”

“有。”

我把眼睛闭上，又睁开。我听见冰箱门厚重的开合声。

我接过她递来的啤酒。

“谢谢。”

“前几天我也差点死了。”

“什么？”我一时没反应过来。

“就在几天前。”她说，“一个新客。网上认识的。你知道，我一般都是熟客。但我们在网上聊得很开心，他报的价格又高。我一时糊涂，就让他来了。”她打开自己那罐啤酒，喝了一口，“结束后，他让我去洗个澡，说要再来一回。但等我冲完澡出来，他人已经不见了。

“我第一个反应是去查看钱包。果然，沙发上挎包里的钱包不见了。那里有三百美元。是前面一个老外给的，我还没来得及去存起来。不过幸亏没存，如果没那三百美元的话，说不定你现在就见不到我了。后来我在枕头下面发现了一根钢丝。”

“钢丝？”

她点点头。“他大概本来想用那根钢丝勒死我。”

我想说点什么，但又不知该说什么好。我把她搂紧一点。

她长长地叹了口气，叹完人好像缩小了一点。我们就那样搂着静静地喝了会儿啤酒，啤酒冰得好像来自另外一个世界。

我们一起看着落地窗外的夜景。能看见高架桥上的汽车形成一连串移动的光点。远处一幢大楼楼顶上有面蓝色的霓虹灯在一闪一闪。

“真的不要再试试？”她突然想起似的问道。

“不要了。”我放开她，缓缓坐起身，在有限的范围里伸了个有限的懒腰，“时间差不多了，还有点事。”

我从床上起来，进卫生间小便。小完便洗手，洗完手对着洗脸池上的镜子梳头。我尽量不去看镜子里的那个人。

我出来，重新在床沿坐下。她开了床头灯，柠檬黄色的灯光下，她躺在上面的大床仿佛一朵小小的云。她用脚指亲密地抚摩着我的后背。我从钱包里抽出三张百元钞票塞进床头柜上一只精致的檀香木盒子里，盒子的形状很像教堂里的募捐箱。

“笨蛋，今天不用给钱的。”

“要给的。”我转头对她笑笑。这一行是计时收费的——就跟律师一样。

“嗯——你真好。”她从背后抱住我的腰。她的双手扣在我胸前。我感受着她柔软的体温。随后她跪着直起身，轻轻拍了拍我的双肩，仿佛说仪式结束，魔法已经生效。

“走了。”

“不送。”

“Bye-bye。”

“Bye-bye。”

周围很静。让人想起监狱的那种静法。电梯在上升。我看着显示楼层的数字不断变化。它先升到四十一楼，再下降到三十七楼。电梯门打开，我走进电梯。

我按下一楼。电梯等了一会儿，好像在考虑什么，然后才回过神来，门缓缓合拢，哼的一声开始下降。电梯一直在下降。我站着一动不动。电梯似乎要无休无止地永远下降下去，似乎要一直降到地壳的中心。

*

大象岛或许是地球上最不适合人类居住的岛屿。这里没有植物也没有动物，连个能挡风遮雨的岩洞也没有。但无论如何，这是探险队员们在过去的四百九十七天中第一次踏上一块干燥的陆地。他们能活到现在已经是个奇迹。他们的南极探险船“坚忍”号早已沉没。他们是驾驶着几条比纽约中央公园的划艇大上大概三四倍的救生艇，在狂风巨浪的大西洋上划到这里来的。

然而，正如我们前面所说的，大象岛或许是地球上最不适合人类居住的岛屿。他们只能把小船翻转过来，以便有一个可以躲避风寒的空间。他们唯一的选择是派几个人到南乔治亚岛去寻求救援。于是，队长沙克尔顿带着几个队员乘着一艘小艇再度出发，而留在岛上的探险队员则与他们挥手告别。他们获救的希望如此之小，以至于这几乎就像永别。但无论如何，他们还是咧开嘴——哪怕皮肤被扯得生痛——大大地微笑着，踮起脚尖，用力挥动手臂，呼出一团团白气，彼此高呼着道别。

“再——见！”

“再——见！”

“再——见！”

……

*

电梯继续下降。

雨

雨已经持续不停下了整整一个礼拜。

对此任何人都无能为力，我和猫都这么想。我们并排坐在走廊上——我坐在小椅子上，时不时抽支烟；猫坐在地上，时不时用舌头舔舔爪子——看着灰蒙蒙的雨幕发呆。

那是1993年。8月。大学一年级结束的那个暑假。我刚刚过了十九岁生日没多久。生日是和一个女孩一起过的，两人吃完蛋糕便开始接吻，接吻的当中女孩流下泪来，然后说因为无法明说的原因必须要跟我分手。眼泪的咸味儿和蛋糕的甜腻味儿在口腔里融合成一种怪得要命的腥味，害得我什么话也说不出。我的初恋便是在那种奇特的味觉中结束的。

那之后没过几天，我就对父母说想去乡下的亲戚那儿住一阵子。我在旅行包里放进牛仔短裤和短袖衫，一本硬壳的《麦田守望者》，一只Walkman和一盘录满鲍勃·迪伦的九十分钟磁带。

亲戚是乡下一所中学的老师。我就借住在学校的学生宿舍。放暑假的校园空空荡荡，像被遗弃的古战场似的静悄悄地躺在8月的骄阳里。

不过，就在我到的第二天，雨便铺天盖地地下起来。

猫不知道是从哪里冒出来的。我注意到它时，它好像已经和我很亲密了。它用身体在我的小腿上蹭来蹭去。绕着我不停地转圈，还仰起小脑袋冲我咪咪咪地叫。简直和男孩追求女孩时的样子差不多。

我把吃剩的饭菜盛在一块凹下的瓦片里给它吃。它一边吃一边从肚皮里发出咕噜咕噜的声音。吃完它就坐在我旁边，眯着眼睛用舌头专心致志地舔湿脚掌，再用脚掌在脸上煞有介事地抹来抹去——就像我们洗脸那样。

我没给猫取名字。要喊它时，就叫声“喂”。久而久之，我和它都认为“喂”就是它的名字。反正我只要说声“喂”，猫就知道我是在跟它说话。

“喂，你说这雨什么时候会停？”

“……”

“嗯，看样子它好像决心要永远下下去。”

“……”

“雨真厉害，一点都不累。”

“……”

“喂，你有没有听说过加菲猫的故事？”

“……”

雨下到某种程度之后，似乎已经不能称之为雨了。我的意思是，那已经成为超越雨的意义之上的另外什么东西。一个整体，一个笼罩一切无所不在的整体。就像空气、房屋、泥土那样恒久存在的整体。如果有人说从我出生时起世界就一直在下雨，我大概也会相信。

总之，雨以一种不容置疑的态度永无疲倦地倾注下来。四处都弥漫着一股雨天特有的潮乎乎的气息。在长久凝视雨幕的时间里，眼前渐渐幻化为一片淡灰色，雨声也似乎嗖地一下被吸到哪里去了。周围像台风中心般静寂无声。

我突然想，怎么会有这么多水——有好几十吨——从无依无靠的天空上不间断地跌落下来呢？而这些落下的水又流到哪里去了呢？——地上并没有积水。

没有回答。

猫当然一如既往地保持沉默。

走廊很长，估计有二百米。每天早晨起床后，我就戴着Walkman耳机从走廊这头跑到那头，再从那头跑回这头。其间分别要经过我住的学生宿舍，101教室，102教室，103教室，201教室，202教室……一直到303教室。有时候觉得像是跑在一个狭长的桥洞里。雨水从倾斜的屋顶上沿着廊檐滴落下来，形成小瀑布那样的雨帘。

为什么偏要将校舍建成这副模样呢？每次产生在桥洞中的幻觉时，我就忍不住有点困惑。我在狭长的通道里不停迈动双腿，却感觉好像在哪里——在世界某个不为人知的角落——有人在为我静静哭泣。

一面看着外面的雨，一面静静哭泣。

好像我所在的这里，与另外某个场所有什么密切但却不为人知的联系。

我突然觉得莫名其妙地难过。

闲来无事，我便双手插在裤袋里，沿着一个个教室游来荡去。从焊着细铁条的窗子看进去，所有教室里的木头桌椅都破旧不堪。墙上贴着几张皱巴巴的伟人像。有的黑板上还留着零星的数学方程式和英文单词。

我靠在窗边一看就是好几个小时。看久了，仿佛能看到满教室的男女学生在桌椅间嬉戏玩闹。学校课间休息的嘈杂声似乎也从遥远的地方被搬运过来。直到猛地回过神，才发现眼前是黑咕隆咚空无一人的教室，雨声在耳边哗哗响。那些桌椅和黑板看上去都沾染着某种挥之不去的落寞神情。我看上去大概也一样。

我很想打个电话跟谁说说话。但不知道要打给谁好。而且，就算我拿起话筒，拨好号码，我也不知道到底该从何说起。

看见白裙子女孩的时候，我正坐在小椅子上抽烟，猫趴在我腿上呼呼大睡。

起先只是一个小白点。就像在灰色信纸上用涂改液点出的那样一个小白点。白点移动着，以几乎无法察觉的速度变得越来越大。当我吸第七口烟，弹第三次烟灰的时候，白点已经变成一个撑着白色雨伞的白裙子女孩，站在我面前的雨里。我听到雨点打在雨伞布上的声音。

透过迷蒙的水汽，我有些茫然地看着她。

她对我微微笑了笑，抬脚跨入走廊。猫醒过来，跳到地上伸了个懒腰，以同样茫然的眼神看着这位不速之客。感觉跟鲁滨逊发现荒岛上又来了一个白人差不多。

女孩以优雅的姿势将雨伞收拢。然后冲这边——弄不清是对我还是对猫——再次展开礼貌的微笑。我刚想开口说点什么，她已经转身背朝我向走廊的另一端走去。我看着她的背影。她走路的样子，怎么说呢，好像脚后跟有个微型弹簧，透着某种幼稚和天真，但其中又没有半点欢快。我仿佛能感觉到她背后连衣裙的拉链头在随着步伐微微颤动。

她远远地在301教室门前停下来，把伞挂在窗台上，顺手轻轻一推就进了教室。

教室的门没锁？

我低头伏到手臂上，耳朵贴近腕上的潜水表听着秒针的滴答声。犹疑片刻，我还是站起来，尽量轻巧——当然还不至于蹑手蹑脚——地走到301教室的后门。猫则兴致勃勃地跟在我身后。从后门旁边的窗子偷偷看进去，白裙子女孩正背对讲台用粉笔在黑板上写字。

满黑板的，大大小小的“爱”字。

然后她转过身，站在高高的讲台前，对着下面空空如也的桌椅。她的表情近乎凝滞，好像被冰冻住了一样。眼睛看向半空中什么似乎有形但我却看不见的东西。

一幅诡异冰冷的场景。满黑板的粉笔字加上神情古怪的女孩加上阴暗的光线以及四周绵延不绝的雨。可我却丝毫没有那样的感觉。相反，我感到胸口涌上一股温暖的泪意。对，就是那种让你觉得呼吸困难，仿佛可以马上哇的一声痛哭一场的泪意。

我最终还是没哭。但我总觉得，站在空荡教室里的白裙子女孩后来像雨点般落下的泪水中，也有我的一部分。

女孩离开之前好像轻松了一点。她在走廊上撑开雨伞，对着无边的雨幕看了一会儿，仿佛自言自语地轻声说：“雨停了就好了。”

然后她转过脸，露出用来代替说再见的微笑。

我也是一样。

从白裙子女孩消失在我眼前的那一刻起，我就开始试着回忆她的样子。但是不行，我无论如何都没法在脑海里拼凑出她准确的模样。眼皮是单是双，嘴巴是大是小，鼻子如何，脸形怎样，一概模糊一团。再硬想下去的话，眼前便出现初恋女孩和M女孩的脸。两张脸重叠在一起，一会儿是初恋女孩的眼睛搭配M女孩的笑容，一会儿是M女孩微翘的鼻尖下出现初恋女孩薄薄的嘴唇……再下去这些形象又都像被浸入褪色剂似的慢慢淡化，消失。最终眼前只剩下灰蒙蒙的雨幕。

不过，M女孩？

M女孩是我大学的同班同学。至于为什么称她为M女孩，是因为一想到她脑中便跳出M这个字母——原因怎么也说不清。

白裙子女孩再也没出现过。雨停了就好了。我总是想起她说的那句话。也许等雨停了就能再见到她。我这么想。

可是雨连半点停的意思都没有。

然后发生了一件事。

那天晚上我在学生宿舍床铺的蚊帐里边听鲍勃·迪伦边写一封写了无数遍还没有写好的信。给磁带翻面的间隙，我发觉外面正在电闪雷鸣。我跳下床，来到走廊上。

雨似乎下得更加凶狠了。像刀锋般刺破黑暗的闪电使瞬间被照亮的雨幕看来分外狰狞。我站在那儿一动不动。雨的碎末飘打到我身上。我不知道自己站了多久。我感到体内有什么在急剧地汇集，膨胀，即将喷涌而出。

我几乎本能地迈开脚步，朝301教室走去。

门果然没锁。

我打开开关，日光灯被惊醒似的依次亮起。黑板上依旧布满了大大小小各式各样的“爱”。我毫不迟疑地走上讲台。我就那样——像支标枪一样——立在讲台前，对着下面无声无息的桌椅。

雨下得更大了。雷声仿佛巨大无比的铁索砸过头顶。整间教室好像都在微微颤抖。

我咬紧牙关，双手握拳。好像在拼命与什么默默对抗。

耳边的雨声越来越响。但又好像从未有过的寂静。雨好像正在缓慢而坚定地渗透进来——渗透到所有的一切中来。雨已经控制了一切。仿佛地球上唯独只剩下这一间泛着暗淡灯光的教室，除此之外全都是漫无边际淋漓而下的雨水。并且顷刻之后，这仅有的空间也将被永久地摧毁，吞没。

就在那时，我觉得似乎有谁在注视着我。冷冷地注视着我。

那是雨。雨是活的。

雨在注视着我。

我不禁一阵晕眩。就像身体瞬间被吸空了。凉意像小虫子一样顺着脊背不断往上爬。我用力抓住讲台的边沿，以防自己瘫倒。

我能感觉到那冷冷的目光。它从某个广阔的角度凝视着我，孤零零地站在空教室灰白色灯光下的我。

我不记得自己是怎样回到床上的。我只记得把毛巾毯裹满全身，然后一头跌入梦中。我从未遇到过那种情形——以前没有，以后也没有——梦与现实衔接得天衣无缝，省略了所有过渡——简直就像推开门直接走进另一个房间。

那是个玻璃房间。梦中我站在一间大约十平米的玻璃房间里。没有猫。没有门窗。没有家具。什么都没有。只有四面透明得好像不存在的玻璃墙壁，屋顶也是玻璃的。

外面在下雨——很大的雨。

正是雨使玻璃墙壁和屋顶的存在得以确认。

雨水顺着屋顶的斜坡和墙壁不住流淌下来。外面只有白茫茫一望无际的雨。除了雨还是雨。

我就站在那里，什么也做不了。闭上眼睛，大声喊叫——诸如此类——都统统不行。我只能在里面不停地张望，转圈，而视野所及之处，全是无法闪避的雨。

没有任何出口。没有任何解决的办法。

没有。

*

考上大学是1992年。大学离家有一千公里。我每周和家乡一个女孩通半小时电话。那样持续了一年。1993年暑假我过十九岁生日那天，她提出分手。没有比那更叫人难忘的生日礼物了。

我和M女孩总共只说过四句话。

“嗨，你那盘鲍勃·迪伦的磁带能借来听听吗？”“当然……不过，现在不在手边。”“那……没关系，下次好了。”“嗯，下次给你。”

93年暑假住在乡下那所中学的时候，我大病一场。高烧四十一度。全身上下就像被火烤得滚烫的石头。我在床上躺了两天才被亲戚发现送回城里。你这条小命差点就没了。算你运气。他们都这么说。

对此我毫无知觉。因为我一直都在昏睡——既说不上痛苦，也谈不上快乐。

那年我在家休息到10月才返校。他们告诉我M女孩得了绝症。说是雨天在路上滑了一跤跌破了膝盖，然后不管怎样都止不了血，结果诊断为急性白血病。还说正在接受化疗，头发已经掉得差不多了，人也明显发胖，等等。

我回校的时候同班同学已经集体去看过她几次。我不知该不该单独再去看看她。我拿不定主意。我想不好。

我每晚都睡不踏实，有什么东西毛毛糙糙地堵在心里。

为什么？为什么会这样？

我常常半夜醒来，手里握着枕头下那盘鲍勃·迪伦，不停问自己。我总是幻觉外面又在下雨。永无止境的雨。好像整个大海从天空倒翻下来的雨。

我终于决定去看她。事情也许并没有想象的那么糟，而且我答应过借鲍勃·迪伦的磁带给她听。

等我到达医院的时候，才知道她已经在前一天晚上去世了。

我坐在从医院回校的双层巴士上层最角落的位置，右手在裤袋里紧攥着磁带盒。天色平淡，不阴不晴，窗外的街景无动于衷地变换。

我突然想起那狭长桥洞般的中学走廊。想起我在里面奔跑时从廊檐滴落下来的雨帘。想起白裙子女孩和她写在黑板上的字。想起我和猫一起坐在那儿看着永不停歇的雨。

对此任何人都无能为力。

从昏睡中睁开眼的那一刻，我心中异常地平静。我看着病房里被阳光照得近乎透明的白色窗帘。

雨已经停了。

紧密联结着这一刻的过去——对我来说——是玻璃房间的梦境和在夜晚教室中被雨注视的情景。世界已经变了，我知道。是怎样的改变一时还不清楚。但我知道已经变了。

*

事情已经过去了很久。“很久”这个词具有某种不确定性，让人想起闪着银色光芒的滑溜溜的金属手柄——一个抽屉或是一扇门的手柄。手柄本身是冰冷的，可是握久了会觉得温暖。仿佛来自金属的温暖。

就像往事。往事其实本来毫无意义，只是因为被握久了而让我们觉得温暖。所谓来自往事的意义与温暖，不过是长久地握住回忆。

确切地说，十年过去了。

整整十年。

十九岁时的绝望成了一个久远，潮湿，日渐模糊淡而又淡的梦。

我现在二十九岁。已经不再听什么鲍勃·迪伦。烟也戒了。每天挤地铁上下班。正在和女友计划向银行贷款按揭买房子。跟大部分人一样，既说不上痛苦，也谈不上快乐。

如同昏睡般的人生。

一到雨天，我就觉得失落，或者说孤单。我静静地坐着，感觉着外面或大或小、或急或疏的无数雨点洒落在世界的各个角落。包括那些不为人知的狭小的被遗忘的角落。我是在为什么而伤感呢？是为那些失去的，还是为那些得到的？我总是似乎马上就要想起什么，然而最终一切都像雨的微末那样掠过，消逝。

理想的河流

A面

河的名字叫理想的河流。

我和六号女孩就住在河流左岸一座红瓦白墙的房子里。房子是常见的斜顶平房，周围有几棵枝繁叶茂的大树——一棵橡树，两棵香樟。房子的结构再简单不过，四十五平米里有二十五平米是客厅兼卧室，十五平米的厨房餐厅，五平米的淋浴间。大致就是这样。推开客厅兼卧室朝南的窗户，在阳光下闪烁着蓝色光亮的河流便一览无余地展现在眼前。

那就是理想的河流。

我已经忘了我和六号女孩究竟在这儿住了多久，总之时间不能算短，因为我们都留起了长发，而且养的七号斑点狗也已经从幼犬长成一只大狗。

这里的气候好得有点不正常。从不下雨，天天都阳光充足，一年四季温暖湿润，一到圣诞节便准时下上三天三夜的大雪——听上去好像不太可能，但事实的确如此。

每天早晨七点，七号斑点狗便从地上一跃而起——像个活闹钟一样——把我们叫醒。我们利落地套上运动服和运动鞋，用头绳把长发扎成马尾，推开门出去沿着河岸慢跑。一开门就看到弥漫着淡淡晨雾的河面横在那里，好像在说“我一直等在这里哦”。狗则先要到橡树脚下撒泡尿，然后再一跳一跳地跟上来。河流和我们一道不疾不缓地向前跑。我和六号女孩步调一致，有时互相交换一下昨晚做过的梦——我们经常做各种稀奇古怪的梦，有时沉默不语。能闻到露珠、青草和河水的气味。没过一会儿阳光就出其不意地“哗”一下抖落下来，狗似乎吃了一惊，水流的声音好像也小下来。

跑完步回来，冲个淋浴，做简单的早餐吃。有时是牛奶和黑麦面包，有时是烙饼跟白粥。透过餐厅的窗户，可以听到外面树上各种小鸟的叫声，还能看到枝叶间一跳一闪的光影。

接下来的时间，我便伏在厚墩墩的木头餐桌上一边喝咖啡一边写作。她要么逗斑点狗玩，要么研究禅宗（她在禅宗上很有一套），要么看小说。女孩疯狂地热爱看小说，而我则疯狂地热爱写小说。

午饭在离河最近的那棵樟树下吃。简单的火腿奶酪三明治。边吃边听收音机里的调频广播，我们通常只听爵士音乐频道，因为那个台整天都放好听的爵士乐，既不插播广告，也没有惹人烦的主持人。世上居然有这样的音乐频道，每次想到就很欣慰。吃完午饭我和女孩分别爬上各自的吊床（三棵树的树干系了两张吊床），看一会儿书，再打个盹儿。

醒来后我继续奋笔疾书，一直写到五点才肯罢休。之后便换上游泳裤，和女孩一道下河游泳。我特别喜欢游泳。偶尔七号斑点狗心情好得出奇，也会参与进来。但总的说来，它对游泳兴趣不大，如果心情欠佳，还会站在岸边对着水里的我们乱叫一气。

晚餐一般两人一起做。通常是各种鱼类，蔬菜沙拉和奶油蘑菇汤，再每人喝上半杯葡萄酒。吃完后我洗碗碟，女孩负责煮咖啡。然后两个人坐在餐桌边喝咖啡，抽七星烟，听收音机里的爵士乐，有一搭没一搭地说话。暮色降临，熏暖的微风把夜晚的气息从窗口送进来。

我们几乎每晚都要看一部电影。客厅兼卧室有整整两面墙的书架，上头密密麻麻堆满了书和碟片。我最喜欢的导演是大卫·林奇。昆丁·塔伦提诺和北野武也很不错。她则喜欢塔可夫斯基。斑点狗只对黑帮片感兴趣，每次放《好家伙》就兴奋不已，歪着个脑袋坐在电视机前，否则一律在沙发上呼呼大睡。看完电影，我照例要在床头灯下看几页书，十二点前熄灯睡觉。

时间越晚，传来的河流声越大。水简直就像在枕头下面流过去似的。我们就在那水流声里紧紧抱在一起做爱。六号女孩的身体总是那么柔软，温暖——就像是用云做的。最奇妙的是，做完爱后，水声就渐渐低下去……好像有谁在悄悄旋动音量旋钮。又像是河流在缓缓流向远方——很远，很远，很远的远方。

便是这样的生活。一天一天，周而复始。当然不是什么伟大的生活。但确实是我们——我们俩和狗——都十分满意的生活。

“理想的河流”式的平静而美好的生活。

你不觉得这种生活很令人神往吗？

B面

“你不觉得那种生活很令人神往吗？”我从只咬过一口，已经彻底冷掉的苹果派上抬起头，看着她的脸问道。

她轻微地，多少有些无奈和同情地摇摇头。“你还是什么都不懂。”她说。

“为什么？”

“我们在一起一点都不快乐，你不觉得吗？”

“为什么？”

“我们真的不合适，我们一直在努力适应对方，你很累，我也累，这样下去不是办法。分开一段时间，感受一下没有对方的生活，不是挺好吗？”

“四年了。我们在一起已经四年了。”

她叹息一声，“别老想着过去。要向前看。”

我盯着二楼楼梯口的麦当劳小丑塑像看了一会儿，这间麦当劳餐厅我们大概来过一百次了，我想。

“我会改的。”我咬咬牙说。

她看着我的眼睛，就像在观察某种干瘪瘪的生物标本。

“要我怎么说你才明白呢？”她叹口气说。她侧过脸去看窗外。她的咖啡几乎没动，上面已经浮了一层薄薄的白膜。音箱里一直在放甜得腻味的英文歌。一堆小孩在旁边“儿童天地”的充气滑梯上大呼小叫。这种地方怎么会来上百次呢？

“他是谁？”

她的身体轻轻动了一下，轻得不留痕迹。

“跟其他人没关系，关键在于你自己。”

我点点头。至于为什么要点头则有点糊涂。只是点头而已。关键在于我自己。我觉得在跟她说话的同时，脑袋正变得越来越迟钝，就像交通堵塞一样。

“你知道吗，”她微笑着说——无论何时她总能笑得那么温柔，“我受不了激烈的感情，我需要的是沉稳的，持久的，没有大起大落的感情，就像一条河流那样。”

就像一条河流那样。

“理想的河流。”我嘟哝了一声。

“什么？”

“没什么。”我说。

沉默跟吃剩的薯条一起冷却后变得硬邦邦的。

“别那么愁眉苦脸。想点开心的事情。上礼拜过得怎么样，没跟女孩约会？”她像突然想起什么似的，用手摸摸额头的刘海，“头发剪短了，好看吧？”

我从鼻孔里哼了一声“嗯”。

“前天剪的。换个发型转换一下心情。好看吧？”

“你好像过得挺不错的。”

“是挺不错的。”她淡淡地说。

我一时不知说什么好。我把垂至额前的长发夹到耳后，从裤袋里掏出皱巴巴的烟盒，抽出一支点上。她则以某种微妙的眼神死死盯住我不放。我突然想起麦当劳禁止吸烟，但现在已经顾不上那么多了。我深深吸了一口。深得好像永远不会再吸第二口。

她又叹了口气。她确实经常叹气。

“不是已经戒了吗？”她轻声说。她一直以来非常仇恨香烟。她还仇恨狗以及超过二十页以上的小说。

“反正戒不戒都跟你没关系了。”

她被堵得无话可说。她的耳朵都红了。她一激动就耳朵发红——这我比谁都清楚——不管是什么型号的激动。只要和任何一个人谈上四年恋爱，你就能自如地从各个角度刺中对方。这类似于某种本能。

“你其实从没为谁改变过，”她吸吸鼻子，低头展开自我解嘲式的笑容，“一直是老样子，说话尖刻，出口就能伤人。”

“你以为我一点都不难过，是吧？”她扬起头。

我用牙齿不置可否地咬住右手的食指——这是我的习惯动作——脑里一片空白。左手夹的香烟不知什么时候已经熄灭了。

是自动熄灭的。我把烟头扔了。

“我只是不愿意让别人看出来。我要自己坚强一点。不管心里多不好受。我找不到安全感，你那些不切实际的幻想只会让我感到无从把握，无可依靠，知道吗？我以为你会改，会慢慢成熟，但我再也等不下去了。”

她拿起桌上的餐巾纸擤鼻涕。“四年，”她吸吸鼻子，“我怎么会不难过呢……对不起，我不能一直这么等下去。没办法，不离开你，我就哪儿也去不了。”

她的眼光微微闪烁。她拉开椅子站起来去洗手间。我看着她的背影。那背影让人想起很多细碎的，毫无关联的往事。就像被打乱的拼图碎片。我想在脑子里把它们拼凑成某种图案，但根本不可能。

过了不知道多长时间——我一发呆就对时间失去概念——她从洗手间回来，看上去焕然一新。像刚上过发条的闹钟。像刚上过鞋油的皮靴。

“还要再吃点什么？我去买。”她的微笑和声音都体贴得像个妈妈。

我摇摇头。“走吧。”我说。

我们像军队不得不抛弃阵亡的士兵尸体那样抛弃了只吃过一口的苹果派，还剩下大半的薯条和咖啡，以及附在它们上面微小尘埃般的心碎。我们背上各自的包，走向楼梯口。

下楼梯的时候，她走在前边。我越过她的头顶，一直看着那幅画。

我闭上眼也能看见那幅画。因为我已经看了不下二百遍。上楼的时候看一次，下楼的时候看一次。

那幅画有两米宽，一点五米高，占据了一楼和二楼之间的大部分墙面。一条蓝色的河流横贯整个画面，河流左岸有一座红瓦白墙的房子，房子是常见的斜顶平房，周围有几棵枝繁叶茂的大树——一棵橡树，两棵香樟——我猜是。

那就是理想的河流，我想。

屋里要有整面墙的书架才好，上面塞满书和碟片，餐桌要厚墩墩的原木的那种，对了，还可以养条斑点狗。

“喂！”女孩用手轻轻碰了一下我的身体，我回过神，不知什么时候我们已经走出餐厅门口。

“又在发什么呆！”她微笑着看进我的眼睛，她的眼睛又深又美，宛如春日午后树荫下的水潭，“我去坐车，你别送了。”

她的睫毛好像有点湿了。她吸吸鼻子，还在微笑。她胡乱地挥了下手，转身朝公交站台走去。走了几步，她回过头——像忘了拿什么东西——冲我喊道：

“五号，保重啊！”

我点点头，拼命挤出一个笑容。

旁边有一个嘴巴血红的麦当劳小丑塑像，塑像旁边是一条长椅。我在长椅上坐下。

UFL

它跟我们想象的一模一样。那就是为什么我一眼就能看出它是什么（我用“它”，是因为我无法确定其性别，而且——就它而言——性别这一概念是否存在都成问题）。但尽管如此，当我打开客厅灯的时候，还是吓得差点晕过去。

沙发上坐着一个外星人。

看到我，它放下手里的书，站起来。它的动作既笨拙又轻盈，就像刚学会走路的长颈鹿。

“嗨！”它说。

当然，其实它并没有说。它没有发出声音。它是通过意念在跟我说话（这也跟我们想象的一样）。

我不知该说什么。也不知该怎么说。我的身体还靠在墙上。

“我不会伤害你。”它接着说，“希望你也不要伤害我。”说完，它的脸上露出微笑，既笨拙又轻盈的微笑（显然也是刚学会）。

虽然我还在微微颤抖，但那更多是因为震惊，而不是害怕。不知为什么，我并不觉得害怕。也许是因为它的眼神。它的眼神很温柔。它的眼睛有普通人类的三四倍大，眼球凸起，当它眨眼的时候（巨大的眼睑一开一合），神情让人想起婴儿或者羊羔。

我朝它点点头，同时挤出一丝微笑。很难看的微笑，我想（但同时我又想到，地球的美丑标准对它毫无意义）。我站直身体，松开领带做了个深呼吸，然后脱下西装外套挂到玄关的衣架上。我尽量让自己显得自然。或者也可以说，尽量让自己看上去像个主人——无论是对这套公寓，还是这座星球。我做出请它坐下的手势。

然后我考虑接下来该干什么（作为主人）。我走过去打开书架上的迷你音响。巴赫的《平均律》。我把音量调到适中。

“请问想喝点什么？”我转过身，看着它的大眼睛，用意念问道。

“……跟你一样。”它回答说。

我点点头，走进厨房。这种交流方式有点奇怪。有点像用MSN。只不过对话不是显示在电脑屏幕上，而是在脑海里。我考虑了一下喝威士忌还是咖啡。咖啡。现在需要的不是麻木，而是清醒。我把两人份的咖啡豆倒进美式咖啡机。也许是幻觉，我双手拄在台面上，一边听着磨咖啡豆的声音一边想。也许是因为太孤单了。我在哪本书上看过，太孤单的人有时会产生幻觉。也许等我出去它已经不见了。

我端着两杯煮好的咖啡走出厨房。

当然，它还在那儿。

它拿起咖啡杯象征性地抿了一口，然后眨了眨眼睛。

“味道不错。”它说。咖啡杯在它爪子般的大手里显得特别小。

“谢谢。”我说。

正如我一开始就说过的，它跟我们想象的几乎一模一样。巨大的，橄榄球形的头。又细又长的脖子。干瘪粗糙的躯干和四肢。手脚很大。没有毛发。身高大约一米六。略有不同的是，它的肤色不是黑褐色，而是灰蓝色。类似折耳猫那样的灰蓝色。

“你是不是在想，”它看着我的眼睛，“我为什么跟你们想象的一模一样？”

我点点头。“为什么？”我问。

“因为想象就是现实。”它说，“因为——想象比你们以为的更重要。就像空气。”它和我都抬头看看空中，“想象就像空气一样重要，对你们来说。”

“也许因为以前有人见过你们。常有人说见过UFO。”

“UFO？”

“不明飞行物——也就是你们的飞船——的英文简称。

Unidentified Flying Object。”

“UFO。”它重复一遍。

“也许。”它接着说，“但无论如何，我们必须变成这样。当我们来到另外一个星球，我们就必须采用那个星球最高等生物的形体。如果是液体，我们就也要变成液体。如果是气体，我们就也是气体。”

“那么，你本来是什么样子？”

它眨了眨眼睛，似乎在思索怎么回答。

“我不知该怎么说，”它停顿一会儿，“那无法用你们人类的语言来描述。因为……那已经超出了你们的理解范畴。”

我点点头，表示理解这种无法理解。

“我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在这儿。”它垂下头，看着自己的双手，“我知道自己要来地球。我记得我们的飞船——也就是UFO——进入了太阳系，我甚至记得看到了悬浮在那儿的蓝色地球——真的很美，就像他们说的那样。然后我就什么都不记得了。接下来我就发现自己坐在这儿——并且变成了这副样子。”

它叹了一口气。就像小孩学大人叹气那样的叹法。

“这是我第一次来地球。不过，”它抬起头看着我（我坐在它旁边的单人沙发上，我能看到我映在它大眼睛里的影像），“我很喜欢这儿。我也很喜欢你。”

我突然觉得有点脸红。我低头喝了口咖啡。已经有多久没人说过喜欢我了？五年？十年？我已经忘了（虽然我立刻意识到它其实并不是人）。

“当然，如果你觉得不方便，我可以现在就走。”它再次垂下头。

“不不，”我赶紧摇摇头（我甚至急得说出了声），“外面很危险。你可以待在这儿。想待多久都行。反正——你看——我就一个人。”

它抬起头，脸上露出大大的微笑。更熟练的微笑。我看见它嘴里一排整齐的，小小的，蓝色的牙齿。

“太好了。”它说，“你们人类是怎么表达感谢的？”它慢慢地转了转眼睛，似乎在启动搜索引擎，“亲吻——对不对？”

我还没回过神，它的头已经伸过来（想想它的长脖子）。不过还好，它亲的不是我的嘴。是额头。它的嘴唇皱皱的，冰冰的，就像冰箱里枯萎的花瓣。

一周后，我们已经建立了某种共同生活的模式。很简单：白天我上班，它在家；下班回来我做简单的晚餐一起吃；晚上我们则聊天，或用DVD看电影。我嘱咐它不要出门，有人敲门也不要开。幸运的是，几乎不会有人来敲门。没人会来找我。我从小在孤儿院长大，没有父母也没有任何亲戚。没有朋友。没有情人。同事也不来往。我已经习惯了一个人生活。事实上，我无法想象不是一个人的生活。至少在它出现之前。不知为什么，我和它相处得很好——比跟其他任何人相处得都好。不过，当然，它不是人。也许那就是原因：因为它不是人。

它从不睡觉。我睡觉的时候它就坐在黑暗的客厅里静静地看书（它不需要光线就能看见）。说实话，这是我第一次遇见比我还喜欢看书的生物。我早晨起床时，它在晨光中看。我傍晚回家时，它在暮色中看。（当然，它会在晨光或暮色中抬头向我送上温柔的微笑。）似乎连姿势都没换过。我担心一面墙的书很快就会被它看完。它好像不会觉得厌倦或者无聊。它看上去总是显得很平静。很宁静——更确切地说，就像森林深处的一棵树。在它的影响下我也变得越来越，怎么说呢，宁静。睡得更好，注意力更加集中，也更加沉默寡言。因为我已经渐渐习惯了用意念说话。那就像掌握了一门新语言。那已经不再像用MSN说话，那就是说话，正常自然的说话（甚至好像比开口说话更自然）。

除了不需要睡眠和光线，它也不需要食物。

周末我做了一顿丰盛的晚餐。牛排，法式沙拉，奶油蘑菇汤，阿根廷红酒。跟往常一样，它只吃了一点点——纯粹出于礼貌。

“不好吃？”

它耸耸肩。“看起来不错……不过，”它放下手里的玻璃酒杯，“我尝不出味道。”它眨了眨眼睛，看上去很无辜，“真可惜。”

“尝不出味道？你的意思是，你没有味觉，分不出酸甜苦辣？

它点点头。

“这是进化的必然结果。”它说，“某些功能发达，某些功能退化。就像狗的嗅觉比人类要灵敏几百万倍。”它笑了笑，“对不起，我并不是说你是狗。”

我也笑起来。我喜欢狗。有时候我希望自己是狗。当然，更多时候希望自己不是。

“那你靠什么……维持呢？”

“你是说我的能量来源？”

我点点头。

“我有储备能量。就像你们的蓄电池。按人类时间计算——”它用手指碰碰脸颊，“大概能用五十年。”

五十年。五十年后我八十二岁。

“五十年很长吗？”它问。

“不算很短。”

“五十年后会怎么样？”

我想了想，“我会死掉，一般来说。”

“哦——”它用一只手捂住嘴，瞪大眼睛，“太好了。”它放下手，脸上露出欣喜的笑容。“这么说，我们可以一起死。”它说。

一个月后，我决定把它改成她（在脑海中）。虽然没有用来区分性别的生殖器官（某些功能退化），但它身上散发出一种极其自然的女性气质。至少我这么觉得。也许这是一种错觉。一种自我暗示。也许对gay来说正好相反（但不管怎么说，我不是gay）。

到了第二个月，我已经彻底适应了她的存在。适应到我几乎已经忘了以前是怎样一个人生活的（虽然确切地说，我依然是一个人）。没有任何人发现我的秘密。从表面上看，我的生活没有任何变化。我依然朝九晚五地上班，依然独来独往，依然定期去超市和书店。总之，一切都和以前一样。

但一切又都不一样了。

我想我喜欢上了她。不，不是爱，“爱”这个词过于严重。仅仅是喜欢。或者说习惯。或者说需要。而这种需要——我对她的需要——实际上来自她对我的需要。也许是因为我从未觉得被谁需要过。没人需要我。这个世界上我想不出有任何人——任何生物——需要我。除了她。

但一天半夜我发现她不见了。我起来上厕所，发现她不在客厅沙发上。我找遍了房间的每个角落。不在。于是我只有裹着睡袍坐在沙发上等（坐在她经常坐的位子上）。半小时后——感觉就像半年——传来钥匙开门的声音。她穿着我的大衣，用我的黑围巾包住头和脖子，脚上套着我的皮鞋（我的第一反应是觉得她的脚一定挤得很痛）。

“你去哪儿了？”我冷冷地问（虽然我的眼泪都快掉下来了）。

她轻手轻脚——就像知道犯了错的孩子那样——地脱下大衣，围巾和皮鞋，然后站在那儿，看着我，眨了眨眼睛。

“下楼转了转。”她说，“书全都看完了。一个人也没碰见，你放心。”

我摇摇头，“你知道外面有多危险吗？他们什么事都做得出。他们会把你……”我说不下去了。

这次事件直接导致了两个结果：一是我又买了一面墙的新书架（及新书），二是我决定带她出门做一次旅行。我们决定去海边。冬天的海边人应该不多。而且她说想看看地球上最伟大的景观（我想来想去只能是海）。我们一起上网给她买了全套服装（能整个遮住头部的帽子和围巾，大墨镜，宽松的羽绒服，灯笼运动裤，最大号的手套和棉靴）。我请了一周的年休假。我订了一家可以直接走到海滩的酒店。我租了辆SUV，特意选在半夜出发。我们听了一路的摇滚乐。天快亮时，穿过摇滚乐传来海涛声。

下车时，她看上去既像木乃伊又像迈克尔·杰克逊。

我们走进房间的第一件事就是拉上窗帘。然后我打电话对前台说我朋友有惧光症，而且极端过敏，所以请服务员不要来打扫房间。然后我开始睡觉，她则靠在我旁边看书（我订的是大床房）。我很快就睡着了。

开始几天我们只敢半夜去海边（虽然我们似乎是唯一的游客）。白天我睡觉，她看书。有次醒来我看见她背对着我，正在透过阳台落地窗帘的缝隙看外面的海。

我看了好一会儿她的背影。然后我说了一声“嗨”。

她转过头。“你醒了？”她说，“天还亮着。”

“我们现在去海边。”我说。

“现在？不危险吗？”她看着我，眨眨眼睛。

我摇摇头，“不要紧。没有人。而且有我在。”

我们在海滩上手牵手走了好几个小时。当然，她全副武装（所以准确地说，是手套牵着手套）。我们一直走到太阳像沉船一样沉入大海。然后天一瞬间就黑下来。

那之后我们每天下午都去海边散步。我捡了一些漂亮的贝壳。我们几乎不怎么说话。最后一天我们走得很远，发现了一个避风的小海岬。我们背靠着一面巨大光滑的石壁，肩并肩地坐下。这里谁也看不见我们。她摘下帽子和墨镜。

我们沉默地看着眼前铅灰色的，无边无际的大海。大海看久了就像另一个星球。

“真想一直这样。”过了一会儿，她说。

“嗯？”我回过神。

“一直跟你在一起。一直待在海边。一直看书。”

“也许我们可以去租个无人海岛。”

“真的？”她转过头，看着我，脸上露出天真的笑容。

“建一栋石头小屋，里面放满书——就像个小图书馆。然后每天看书，散步，对着大海发呆。”

“哦——”她做出幸福得要晕倒的样子。她把头轻轻枕在我肩上。

“你为什么这么喜欢看书？”我问。我一直想问。

她想了想。“因为那是人类制造出的最美好的东西。”她说。

“你呢？”过了一会儿她问，“你为什么这么喜欢看书？”

我也想了想。“不知道。为了逃避——也许。”

“逃避？逃避什么？”

“这个世界。逃避这个世界。”我说，“也许我也是外星人。”

“噢？”她抬起头，看着我，本来就很大的眼睛睁得更大了。

“也许你是被派来救我的。”我也看着她，“但中间哪个环节出了问题，你忘了你的任务。”我停顿一会儿，然后接着说，“那就是为什么，你会突然出现在我的房间。”

现在回想起来，我不知道她是什么时候——以及怎么——知道她出现在我房间的真正原因。也许她早就知道了。也许是我太粗心，或者太兴奋，所以没有注意到她的变化。从海边回来后，我就开始积极筹备我们的“海岛隐居计划”。我核算自己的财产。上网搜寻可供出租的无人海岛。甚至和她一起设计石头小屋的建筑图。我好几次梦见和她在海边散步。

总之，当我意识到她有问题的时候，一切都已经太晚了。

一天下班回家，我发现她倒在沙发上。她怕冷似的蜷成一团，本来灰蓝色的皮肤变成了霉灰色。我把她抱到怀里。她好像一下子轻了很多。她好像成了一个空壳。

她睁开眼睛，对我虚弱地笑笑。

“你怎么了？”我说。

她费力地眨了眨眼睛，“我不行了。”

“你不是说有五十年吗？”

“那是指在没有爱的情况下。”

“爱？”

“对——爱。爱对人类没问题，但对我们有毒。”

“为什么——爱？有毒？”是爱啊。

“也是进化的结果。”她闭上眼睛，又慢慢睁开。“跟味觉退化一个道理。就像狗可以吃屎，但人就不行。哦不——”她苦笑着摇摇头，“我不该把爱比成……”

“不，不……”我把她抱紧一点，“如果爱对你有毒，那么爱就是屎。”

“爱就是屎。”我重复一遍。

“不——”她轻轻地，坚定地抓住我的胳膊。“爱不是。爱是我这一生经历过的最美好的事情。我觉得很幸运，我觉得我比他们都幸运。谢谢你——”她看着我的眼睛，“你知道我为什么会出现在你的房间吗？”

我没有回答。

“不是因为你也是外星人。”她笑了笑，“不，你不是外星人。是因为你这里没有爱。跟周围相比，你这里的爱最稀薄。几乎没有。就像一个臭氧层空洞。所以我才能幸存下来。但你看，现在，这里充满了爱，所以……”

我闭上眼睛。

“所以你就是我的UFL。”她说，“Unidentified Flying Lover。”

我的眼泪流下来。我听见她的呻吟声。我睁开眼睛，看见滴到她身上的泪水像硫酸一样灼烧着她的皮肤。咝咝声。焦味。泪水还在继续往下滴。哦！哦！哦！我大叫着放开她。

我把她的尸体扔进了大海。就从那个小海岬的悬崖边。因为太轻，我不得不在她的毛毯里塞了好多本书。没有任何人发现我的秘密。从表面上看，我的生活没有任何变化。我依然朝九晚五地上班，依然独来独往，依然定期去超市和书店——一切都和以前一样。

一年后我有了个女朋友。去海边旅行时在火车上认识的。一个看上去很普通的女孩。既不太好看也不太难看。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喜欢她。也许这才是真正的喜欢，不是吗？不知道为什么喜欢的喜欢。而且，我想她也喜欢我。

一次在一家意大利餐厅吃饭时，她说她小时候见过UFO。

“还有外星人。”她说，“我七岁的时候。就在我家前面的海滩上。”

“嗯。”

“最奇特的是，它跟我们想象的一模一样。”

“嗯。”

“我知道你不相信。”

“我相信。”

“真的相信？”

“嗯。”

“每次说都没人信。爸妈，好朋友，老师，都不信。所以后来我就不说了。”

“嗯。”

“怎么了？”她伸出手抚摸我的脸颊，“你为什么哭？”

当我看见自己的眼泪流到她手背上，我吓得几乎心跳停止。我赶紧把它们从她手上抹掉。

“不痛吧？”我说。

她摇摇头。“怎么会痛呢？”她用怜爱的眼光看着我说，“这只是眼泪啊。”

追击1999

她和他一起走在马路上。

这是9月的一个黄昏，街灯正在一盏一盏亮起来，亮得毫无规律，一下左边一下右边，一下又跳过好几盏。好像有个看不见的透明小人在兴之所至跳来跳去地扯动灯绳。

她突然叹了口气。叹得非常轻，如果没有集中注意力，大概会以为那是一阵微风。

但他听到了。因为他是魔术师，对那些细微的动静极为敏感。

“怎么了？”

她摇摇头，“没什么。”

“真的没什么？”

她没作声，像是根本没听到他说话。她似乎正沉浸在另一个世界里——怎么说呢——就像在另一个世界的森林深处屏气敛息地等待食肉恐龙出现。

“怎么了？你没事吧？”他轻轻握住她的手，她的手又冰又软，摸上去像是跟她完全无关的什么东西。

她停下脚步，看了他一眼，然后低下头摇了摇。

他们继续慢慢往前走。不知为什么，他觉得她刚才的眼神仿佛一张透明黏纸粘在了自己身体上——怎么撕也撕不掉。

他松开握她的手，掏出一支香烟用银色的打火机点燃。他的动作异常优雅——就像在舞台上抖动手帕表演魔术那样优雅。

她双臂交叉抱住自己的肩膀，眼睛盯着交错移动的脚尖。

“明天晚上有演出，是吧？”

“嗯，在大礼堂。”

“演出时……那种感觉，是怎样的？”

“演出的时候……”他一只手插在西裤口袋里，另一只手夹着燃了一半的香烟，“周围一片黑暗，只有追光灯的光圈笼罩在你身上，感觉——刚开始的时候——就像突然被卷入了漩涡，看不见的海浪从四面八方压过来，似乎要把你吞没。”

他吸了一口烟，毫无意义地朝背后看了看。

“不过，”他接着说，“那是因为缺乏舞台经验而导致的怯场，习惯就好了。你知道，很多东西都是要慢慢习惯的。”

她的脚步突然停下来。她目不转睛地看着两米开外街角的一座电话亭。电话亭在柠檬汁色的路灯光下悄无声息地伫立着。

他觉得她的眼神很熟悉，对了，就跟每次求欢时她说“不要”那种眼神一模一样。

她就这样盯了足足有两三分钟。也许五六分钟。反正都无所谓。一个没有耐心的人不可能成为优秀的魔术师，他记得在一本法国小说上看过类似的话。

接着——就像恢复通电的电灯在黑暗中突然发光——电话亭里的铃声响了。

女孩像被铃声击中一般，泪水溢出眼眶，踉跄着后退了几步。

他从背后扶住她。她的身体软绵绵的，好像立刻就会熔化掉。但她的视线依然维持着同样的角度。那种眼神——在他看来——就像她刚刚被那座电话亭强暴过。

“是从6月3日开始的，”她的声音从话筒里听来已经好多了，有种干涩的喉咙里含了块薄荷糖那样的清凉感，“那天是礼拜三，我记得很清楚，我刚刚飞完新西兰的航班。”

“嗯。”他躺在公寓的绿沙发上，手里拿着无绳电话。墙上的钟指向凌晨一点。

“像往常一样，我从机场班车上下来，走路回家。那是中午，街上人不多，我正在等一个红灯，突然听到一阵电话铃声。是我身后一个电话亭的铃声。电话亭里没人，不知为什么，那铃声听起来就像在召唤我。不停地召唤。于是我几乎本能地走过去拿起话筒。

“没有声音。你知道吗，话筒里一片寂静。那不是一般的静，我不知该怎么形容才好，是一种彻底的静，简直好像听觉被突然切除掉了一样。没有信号音，没有嗞嗞的线路杂音，什么都没有。但奇怪的是，我却能通过那种无声感觉到对方。”

“对方？”

“嗯，但那不是具体的某个人，而是……某种无形的……活的东西，它通过电话亭里的铃声召唤着我。当我握着话筒，感觉就像在紧紧握着通往另一个空间的门把手，但只能紧紧握着——既无法推门进去，也不能关门离开。”

“那只是幻觉吧？”

“开始我也那样以为。因为从理论上说，飞行过后产生一些这样那样的幻觉是完全可能的。但是，当这样的情况出现到第三次，我知道不是那么回事。因为从第二次起——那是6月10日——我开始有预感，我能预感到当天会有同样的情况发生。后来果然发生了。”

“今天晚上也是？”

“嗯。”

“能不能说说看……那种预感，是怎么样的？”

她停顿片刻，大概喝了口水，他听见水进入喉咙的声音。他闭上眼睛，好像能感觉到水正顺着自己的喉咙流向身体深处。

“有点像月经将来未来时那种感觉。”她说完笑了笑，“这样说你也还是不明白。怎么说呢，就好像有束目光在哪里注视着你一样。目光似乎来自外在的某处，又好像来自自己身体内部——好像是由自己身体的核心辐射出去的。接着整个人的注意力就会被那目光牵引着，沉浸在一种莫名的等待中。心脏也像被什么一下捏紧了。”

“那……是那个东西的目光？”

“唔？”

“就是制造电话铃声的那个对方。”

“嗯，感觉上是。我能清晰地感受到它的到来和离开。它离开的时候——就像现在——想回去一点也不觉得害怕，就像已经痊愈的伤疤那样。可不知什么时候它就会突然来到身边，而那种窒息般的预感也就会像涨潮一样涌上来，那时它好像就在我身边，紧贴着我，渐渐地甚至能感觉到它进入到我身体内部，在我身体的核心，用冷冷的眼神注视着我。随之而来的是一阵虚脱，似乎能看到自己的心脏在某个空旷的房间里悬空着怦怦跳动。”

“那……”他换了只耳朵听电话，“要不要我过来陪你？万一又那样的话——”

“喔，不用了。一天只会有一次，而且房间里也没有电话亭。”

“那东西……出现有什么规律吗？比如发生的时间、地点之类的。”说到“那东西”这个词的时候，他觉得有些别扭。那东西。

“谈不上有什么规律。有时一两个礼拜才有一次，有时接连几天都碰到。不过一天不会发生两次，而且每次都在电话亭。至少到目前为止是这样。”

“电话亭。”

“唔。现在才知道，原来这城市有这么多电话亭。”

“发生过多少次了？那种情形。”

“十五次。”

“记得？”

“嗯，有记录。”

“会不会是有人在恶作剧呢？”

“不像，感觉上不像……已经很晚了，早点休息吧。明天要飞长途，没法去看你演出了。”

“回来打电话给我。飞哪里，明天？”

“西班牙。”

“西班牙。”

他按下结束通话键，继续在沙发上躺了一会儿。月光投在沙发上，形成奇妙的紫色。他发现自己在不知不觉间已经勃起。完全莫名其妙的勃起。

他就自己的勃起想了想。然后起身去厨房喝了大半罐可乐，再拿了绳子去外面的露台上跳绳。跳了大概一刻钟。绳子在月光下发出呼呼的响声。

身体的核心。他脑海里不时掠过这个词组——好像女孩刚才在电话里说过。

身体的核心。那是在哪里呢？他回到厨房把剩下的可乐喝光。接着冲了淋浴。

睡下的时候，时钟指向两点半。他依然勃起。

他从梦中醒来。

有种好像刚刚大哭过的感觉。像是有液体在胸腔内轻轻地来回晃动。他坐起来，打开台灯，从床头柜里拿出地图。两张地图钉在一起。上面一张是城市地图，下面是世界地图。地图上用红色的碳素笔画了许多问号。每个问号旁边都用细黑钢笔标着日期。

他按日期先后把那些问号从头到尾又看了一遍。

城市地图的最后一个问号在机场。世界地图的最后一个问号在魁北克。

两个问号旁边的日期都是11月30日。

机场是女孩最后一次——就他所知——遇见那种电话的地方。魁北克是女孩飞行的最后一站。飞机在飞往魁北克的半路上一头扎进太平洋，就像被一块大磁铁吸了过去。无人生还。

他觉得有点儿渴。他下床倒了一小杯威士忌——她老是从国外给他带各种牌子的威士忌。拉开冰箱拿冰块的时候，他下意识地看了看自己有没有勃起。没有。一切正常。

嗯，一切正常。再正常不过了。

他小口喝着手里的酒，在屋里转了一圈。绿沙发还是摆在窗下。他拉开窗帘，不远处铺着薄雪的停机坪在月光下发着微微的荧光。

有一架飞机静静地停在那儿。

就像没人要的圣诞礼物，他想。

他刚搬进这里一个礼拜。租金便宜得不像话，大概因为没几个人受得了住在机场旁边。他已经离开了原先的演出公司。因为从9月底开始，准确地说是从那晚和女孩通过电话之后，他就开始了长达两个月的显然是病态的持续勃起。那一部分仿佛完全脱离了他的主观意志而成为某种独立的存在物——简直跟冰川时代的化石差不多。医院也查不出原因，唯一的解释是精神问题，说也许是工作压力过大导致的。但他知道，他能清晰地感受到，那并非问题所在。问题来自某种外部力量的影响。或者不妨说，是他的那一部分对于那种影响自动产生了那样的响应机制。它决定了那样做。

而他根本无法在勃起的状态下表演魔术。表演魔术需要精神高度集中，这和驾驶飞机是一个道理。他觉得在几千人面前一边勃起一边从袖口里抖出一只鸽子实在过于荒谬，是说不出什么具体理由的直觉性的荒谬。

他无时无刻不在关注着“我在勃起”这一事实，怎么想忽略也不行。

一切似乎都开始变得毫无意义。在勃起面前，一切意义都土崩瓦解灰飞烟灭。

他先是请了五天假。每天平均手淫三次。无济于事。射精对勃起根本起不了任何遏制效果。两者似乎完全失去了联系，恍如面对新锁的旧钥匙。不过仍能射精这点多少还是令人欣慰。

五天后，他打电话向公司辞职。

除了那一部分，身体的其他功能都很正常——甚至比以前更正常。没有失眠，没有低烧，没有手指颤抖，做出的鸡肉沙拉味道更好，酒量见长。他待在房间里很少出门。每天要么叼着香烟在厨房做饭，要么躺在靠窗的沙发上看书。再就是不间断的偶尔手淫。

渐渐地，“勃起”这一状态似乎开始慢慢从身体中分离出去，成为某种他能与之对视——就像香烟和书本那样——的固体存在物。在那两个月里，他时刻感受着它的存在。他觉得自己的意识仿佛被水果刀咔嚓切成两半的苹果。其中的一半意识像苹果核一样嵌在那个固体存在物当中，另一半则用来对付日常起居。

那之后他跟女孩只见过两次。一次是她来送从国外新买的威士忌，还有一次是在餐厅一起吃饭。吃饭的起因忘了。餐厅的名字也忘了。

他和她只是静静地对坐着，连沉默都心不在焉。他没有跟她说关于自己勃起的事。她也没有再提电话亭的无声电话。他们像是分别沉溺在各自的世界里。在那样的世界里，只有他——或者她——与另外一样东西，两者在时光的平原上无声无息地彼此追赶。

那个时候，他想，简直就像不知怎么闯进一个陌生房间似的。一时间不仅找不到出口，连入口也不见了。就像身体的核心被什么紧紧握住了。

身体的核心。这个词让他想起童年时学校里那条常常穿过的阴暗潮湿的走廊。那个时候，好像失去什么都无所谓了。甚至失去或得到这一概念本身都变得毫无意义。以至于当他终于走出那个房间，一时竟觉得不知所措。

他喝完杯中的酒，又看了一眼停机坪上的那架飞机，哗的一声拉上窗帘。

不过，无论如何，一切都过去了。今天是圣诞节。他已经不再是魔术师，正如她也不再是飞行员。他在飞机场旁陪着一架孤单单落满雪的飞机。而她大概在太平洋底，至于和谁在一起则不得而知。

他和她一起走在马路上。

这是9月的一个黄昏。街灯在不知不觉间已经全亮了。

“我说，”他握住女孩的手，“有时候会不会突然觉得透不过气？”

“不知道。不过……也许会，问这个干吗？”她的肩有规律地蹭着他的手臂。

“没什么。”他很想叹气，但还是对她笑了笑。没什么。

只要和他在一起，他就完全感觉不到她是个心理学家。

“有件事一直想问你。”

“嗯？”

“听说……你以前的女朋友是个飞行员。”

“唔，是的。飞行员，专飞国际航班。去年年底的空难中失踪了。”

“对不起。”

“是个很特别的女孩吧。”她扬起头看着他，表情无辜而天真。

“嗯，牙齿很好，脸上没有伤疤，像大象那么坚强，镇定。”

“大象？”

他没有回答。他看着马路对面越来越近的街角电话亭。

不知为什么，感觉上——好像是电话亭在一步一步走向他。

接完电话，他发现勃起消失了。

带着清晨特有味道的阳光从窗口像浴室里漏出的水一样慢慢地渗透，扩散。他手里还拿着听筒，觉得惘然若失。

电话是女孩从机场打来的，说正在机场指挥大楼。

“刚才在大楼的升降机里，又遇见了那种电话。”她的声音听起来像块绷紧的布，“是升降机里的内线电话。但机场话务中心找不到通话记录。”

“不要紧吧，你？要我过来吗？”他突然觉得好像有点透不过气，似乎感觉有什么东西在电话那端的女孩身边。

“马上要飞了，飞魁北克，就要登机了。不过，”现在她的声音就像那块绷紧的布正在沿着缺口被缓缓撕开，“有件事一直想跟你说，那件事……等我回来吧，回来去找你。来不及了，我挂了。Bye！”

对方挂断，他听着话筒里的“嘟——嘟”声，觉得好像有什么正在他身边慢慢融化。

勃起消失了。

他小心翼翼地确认了这一点。他放下电话，走到那幅莫奈《睡莲》的挂历前，在11月30日那天用红色碳素笔打了个勾。

他一直在想女孩要对他说的究竟是什么事。

飞机失事后不久，他在机场旁边找了套小公寓住下。从公寓的窗口能看见停机坪和跑道。不管怎样——说不上什么具体原因——他都想同机场保持某种联系。

过了新年，他干脆在机场的附属酒吧做起了酒保。有时心血来潮，还会在酒吧里给客人表演些小魔术。

在月光好的深夜，机场的值班员总会看到停机坪上有个人在绕着圈跑步。有时那里一架飞机也没有，只能看到一个芝麻大小的人影在空旷的月光里移动。有时那儿停满了飞机，看起来就像有只虫子在漫无目的地来回穿梭。

“那是机场酒吧里会玩魔术的那个酒保。”

跟我一道值夜班的老值班员一边点烟一边对我说。

枪击魔术师

我是在健身房遇见魔术师的。

我本来不是那种会特意跑去健身房的人。我觉得孜孜不倦地锻炼身体不仅单调乏味，而且有点傻乎乎的。再说女人去健身房，十有八九是为了减肥。而我无须减肥。我对自己的身材相当满意，甚至引以为傲。之所以去健身房，是因为一位朋友送了一张高级运动俱乐部的会员卡，加上成天无所事事，实在闲得发慌。

我一般下午去。健身房附属于一家五星级酒店，设在一楼，整面的玻璃幕墙正对着酒店的后花园，另几面墙都是镜子，环境十分幽雅。各种健身器械——从杠铃哑铃到叫不上名字的大型组合器械——一应俱全，五台跑步机沿着玻璃幕墙一字排开。器械全都是最新式的，闪闪发光，就像没人用过的崭新的展览陈列品。

事实上用的人也的确少而又少。除了偶尔来个把老外，下午这里基本上都被我一人独占。永远彬彬有礼的侍应生拿来浴巾和矿泉水后，便不知消失去了哪里。于是我一边听天花板音箱流出的古典钢琴曲，一边在跑步机上慢跑半个小时。正对着的花园看久了，仿佛一幅巨大的风景画。

这样过了一个月之后，我居然彻底迷上了跑步。不对，更准确地说，是迷上了在跑步机上跑步。一天不跑就全身上下不自在，骨头深处一阵阵发痒，就像毒瘾发作。这是怎么回事呢？我想。从小到大我一直讨厌跑步，大学读书时从不参加晨练，想起每学期体育课的八百米考试就不寒而栗。在健身房也是因为别的器械都不会用，不得已才选择了操作最简单的跑步机。

问题恐怕正出在跑步机上。在跑步机上跑步与普通的跑步有着天壤之别。而这种区别没有实际体会过的人很难发现。普通的跑步——无论是在操场上跑还是在街道上跑——总是伴有真切的移动感，因为周围的景物会随着步伐的移动而不断变换。在跑步机上跑步则是百分之百的原地踏步。原地踏步。这就是关键所在。不管你跑得多快，跑得多久，你都永远在原地不动，你面前的景象都永远一成不变。跑着跑着，大脑就渐渐变得一片空白。就像脑中所有发条零件螺丝什么的全都稀里哗啦地解体了，再从某个洞口呼呼掉出去，掉得一个不剩。

我迷上了那种感觉——那种大脑中空空如也的感觉。那是真正的空空如也。肉体和灵魂仿佛都互相摆脱了对彼此的控制，变得更加纯粹而真实。每次我都跑得筋疲力尽才肯罢休。跑完冲个酣畅淋漓的淋浴，有种近乎虚脱的快感。就这样，不知不觉中，去健身房成了我每日必行的仪式。10月中旬，我在那里遇见了魔术师。

他看上去大概五十多岁，或许不止，也或许还不到。正如大多数长期在外游历的人那样，年龄没有在他身上留下实质性的痕迹。他穿一套胸口绣有小小白色钩子图案的黑色耐克运动服，体形壮实得恰到好处，丝毫没有发福。短发，长相很耐看，嘴唇薄如刀锋。从笑容和打招呼的方式判断，应该是常年生活在海外。

我原以为他跟那些老外一样，是出差住在酒店的旅客，顶多来个一两回而已。但接连一个礼拜，我们天天下午在健身房碰见。我照例跑步，他则熟练地使用各种器械，专心致志地锻炼各个部位的肌肉。健身房里就我们两个。一来二去，两人难免要聊上几句。他的声音低沉而富有磁性，无论说话还是表情——跟我接触过的大部分男人不同——都没有一点强加于人的意味。跟他待在一起，感觉很自在，怎么说呢——就像坐在舒适的旧沙发上。

所以，当他约我去花园的露天咖啡座坐坐时，我欣然答应。那天天气非常宜人，既不冷也不热，好像位于秋天的正中间似的。坐在带软垫的藤椅上，微风拂来，树叶沙沙作响，简直心旷神怡。这样的好日子，一年中不会超过十天。

“我是个魔术师。”他说。

“魔术师？”我多少有点儿惊讶。

“唔。”他用小勺子轻轻搅动杯中的咖啡，“在世界各地演出。最近加入了英国皇家马戏团。正在上海巡演。”

“哦……”我点点头。在报上看到过广告。

“要待多久？”我问。

“到这个周末。”他说，“就住在这家宾馆。”

“魔术师。”我喃喃自语地重复一遍。“你知道吗，”我说，“我小时候，一直觉得魔术师就和外星人一样，来自另外一个世界。”

他笑了笑。笑得既坦诚又不无狡谲。

“其实只要稍加培训，任何人都可以成为合格的魔术师。”他说，“当然，就和这世上所有职业一样，要做到出类拔萃就不太容易了。”

“需要天分。”我接口道。

“天分当然重要，但不是最重要的。”他稍作停顿，“我个人觉得，就魔术师这一行来说，最重要的是集中注意力。”

我略歪一歪头，做出感兴趣的样子。

“如果不能高度集中注意力的话，即使魔术师的技术再纯熟，他的表演也会失去魔力。事实上，世间大部分的人之所以平庸，就是因为他们无法有效地集中注意力。”

他啜一口咖啡。我也喝一口。咖啡带着一股秋天味儿。

“那也是我每天去健身房的原因。”他接着说。“一般人去那儿都是为了塑造健美的体形。但我不是。体形对我来说只是副产品。我要的是通过机械的肌肉训练来集中注意力。说起来有点奇特，但我总觉得，如果要磨炼精神的话，最好的办法就是通过肉体来磨炼，而反过来如果要使肉体更有魅力，则应该从精神方面下手。”

清瘦的侍者走过来问要不要给咖啡续杯。我们都说不要。他微笑着欠一欠身——他看上去有点像年轻时的卡夫卡——然后踩着侍者特有的弹簧步轻快地离去。

我们沉默了一会儿。

“对了，”我说，“在杂志上看到过报道，说有个魔术师在众目睽睽之下把一座埃及金字塔给变没了，那是真的？”

“很简单——利用光学原理，设置一面特殊构造的镜子，通过光线的折射，人们眼睛看到的只是别处的景象。老掉牙的戏法，旧药换新瓶而已。”

“也就是说，金字塔根本好端端地在原地没动过喽？”

“那当然，金字塔那玩意哪是说动就能动的。归根结底，魔术就是障眼法。其实绝大部分魔术都很简单，但问题是——”他用手指指自己的脑袋，“人类有一种本能的倾向：对自己眼睛看到的东西总是深信不疑，所以才会觉得魔术很神奇，很不可思议。但其实，眼睛是最信不过的。我们所看见的，要么是虚伪的假象，要么是露出海面的冰山一角。”

“那么我们该信什么呢？”我问——既然眼睛如此不值得信任。

他耸耸肩，不置可否。

“你不是大陆人吧？”我突然心血来潮地问。本来不该问的，但意识到时话已出口。

“出生在台北。孤儿。六岁时被一对美国魔术师夫妇收养。二十岁时他们在纽约郊外出车祸去世。从此便开始周游世界。我几乎走遍了地球的所有角落，除了南极。你知道，那地方没人要看魔术。”

我莞尔一笑。

我以为他也会问问我的情况——工作啦家庭啦爱好啦。但他没问。根本没有要问的意思。我松了口气。

他邀请我去看他的演出。“今晚八点，体育馆。”他招呼卡夫卡侍者拿来纸笔，用左手写了点什么递给我。“给看门的老头儿看这个就能进去。”他微笑着说，“票价不便宜。”

我道声谢谢，接过那张印有宾馆标志的淡蓝色便笺纸。上面写着大大的，字体激烈向左倾——就像被什么看不见的力量拉扯着——的英文：Thank You。落款是Edward。

演出很精彩。小丑上了发条似的跳来跳去，插科打诨。老虎懒洋洋地，毫不费力地钻火圈。大象随着爵士乐翩翩起舞。一开始，我看得很开心。简直无忧无虑。但好景不长。有一瞬间，我猛然意识到了自己的开心。那种感觉，就像突然不经意间望见了不远处的另一个自己。一刹那——只是一刹那——世界仿佛被冻住了。随即一切恢复原状。全场再度爆发出哄堂大笑。一阵失落感涌上胸口。我并拢膝盖，埋下头做个深呼吸，忍住不哭出来。为什么总是这样呢？我想。为什么越在人多的地方就越觉得孤单呢？

过了一会儿，我轻叹一声，平静下来，继续看演出。但已经无法集中注意力。我不时心不在焉地瞄一眼坐在旁边位子的小女孩。小女孩大约五六岁，留着刘海齐刷刷的童花头，看得全神贯注目不转睛。那样子仿佛恨不得把整个马戏团给吞下去。我对她那种浑然忘我的样子十分羡慕。我也曾经是个五六岁的小女孩。我也曾经能够浑然忘我。

不过，小女孩终究是要长大的，我想，只要时间过去。我往后靠到椅背上，看着小女孩小小的后脑勺发呆。我想象她个头变高，胸部隆起，每个月从身体的某个缝隙出一次血，对着镜子涂抹口红，跟男人亲吻，上床……不可思议。过了一会儿，我闭起眼睛，摇摇头，把那些画面赶出脑海。不知为什么，喉咙干干的，很想喝啤酒。

他的节目是压轴戏。全场灯光暗下来。音乐响起，又戛然而止，同时一束聚光灯的光柱打在舞台中央。他站在光里——俨然已经在那里站了很多年。他穿一身黑色晚礼服，不卑不亢地——就像托尔斯泰笔下18世纪的俄国贵族邀请女士跳舞那样——朝观众席略鞠一躬。

他表演的第一个魔术叫《换》。舞台两端分别立着两座架空的平台，每座平台上都竖着一根柱子。左边台子的柱子上五花大绑着一名性感女郎，女郎面带微笑，活像真人大小的芭比娃娃。右边台子的柱子空着。两座平台间相距大概二十米。除了一根立柱外，平台的上下左右前后都是空的。魔术师还特意邀请了一名观众——一个满脸粉刺的男高中生——围着台子检查了一番，以证明没有任何机关。随后两卷围成四面的白色幕帘从天花板上降旗似的缓缓落下，分别将两座平台罩在其中。他缓步走到舞台中央站定，微微低头，手里的魔术棒如指挥交响乐般优雅地扬起，轰鸣的乐声随之汹涌而出。音高一路攀升，当即将攀至最高点时，他果断地一挥手，乐声骤然消失，两边的白色幕帘哗地一下同时落到地上。

左边的台子空了。女郎不知怎么被置换到了二十米之外的右边台子上，并且同样被绑在柱子上。掌声雷动。我没有鼓掌，身体僵硬地呆呆坐在那里。的确难以置信。他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不过——无论如何——眼睛是最信不过的。我想起他说的话。

但更令人难以置信的事情还在后面。

接下去便是当晚的最后一个节目：枪击魔术师。

随着嘈杂涌动的人流走出体育馆时，几乎所有人都在热烈谈论刚才的最后一个节目。我觉得有点透不过气，呼吸困难——我在人多的地方经常这样。我加快脚步，逃跑似的拐进偏离大马路的一条小道上。

小道弯弯曲曲，走了一会儿就剩下我独自一人。路灯光昏黄得好像上了锈。我做个深呼吸，从包里摸出香烟点燃，放慢速度散步。当巷口的一间小酒吧闪入眼中时，我决定进去喝一杯。想喝啤酒想得全身发软。

酒吧很小。连我在内总共三个客人，另外两个是坐在角落一对神情暧昧的中年男女。我在吧台坐下，要了一瓶喜力啤酒。试着问酒保有没有黑巧克力。有。我喜欢边喝啤酒边嚼巧克力。

老实说，我还有点儿惊魂未定。女郎扣动扳机时全场的惊呼声还在耳边回荡。枪击魔术师。我闭上眼睛，推出一个接一个的特写镜头：亮闪闪的六发式左轮手枪。货真价实的子弹。子弹——只有一颗——被推入轮盘的其中一个弹夹。转动轮盘。枪口对准他的太阳穴。他面无表情的表情（似乎在聚精会神地思考着什么）。随后，他轻微但坚决地点一点头。女郎的手指扣动扳机。“啊——”每个人都仿佛自己被击中那样倒吸了一口凉气。汇集的惊呼声如海浪般在体育场上空瞬间掀起，又瞬间跌落。

第一枪是空枪。

如此反复三次。沉思。点头。扣动扳机。啊——。空枪。

第四次他考虑了很久。这次他没点头。他举起左手做了个NO的手势。于是女郎掉转枪口，朝两米开外的人形标靶开枪。标靶应声倒地。

有两秒钟，全场一片寂静。静得能听到地球自转的声音。随即人们好像突然从梦中醒过来，开始疯狂地拍掌叫好。

我回过神。啤酒巧克力厚墩墩的实木吧台也和我一起回过神。掌声消失，音箱里传出琼尼·米歇尔沙哑的歌声。样子憨厚的酒保正两臂抱胸，盯着挂在半空中的电视看无声的NBA篮球赛。

他怎么知道那颗子弹就在那个弹夹里呢？我把包巧克力的银色锡纸撕下一角捏成小纸团。这其中必有诀窍。魔术都是障眼术。看上去有致命的危险，实际上却万无一失。肯定。只能这样解释。但你得承认，找不出任何破绽。就像在一个四面封闭的房间，明知道哪里一定有出口，却就是死活找不到。

也许明天可以问问魔术师本人，我想，如果能在健身房碰见的话。

我把剩下一点啤酒喝完，没吃掉的巧克力塞入风衣口袋，结账离开。正要拉开门的那一刻，不知为什么——也许是因为琼尼·米歇尔的歌声——我忽然觉得外面正在下雨。但同时我又知道其实并没有下雨。我确实知道。

酒吧门口对面的路灯柱下坐着一只头很大的花猫。一看到我出来，它就转过身子贴着墙根消失在拐角处，就像要赶去给谁通风报信。

没有下雨——当然。

第二天倒真的下雨了。淅淅沥沥的秋雨。气温急转直下。下午到健身房的时候，他已经在那儿了。我故意比平常晚到了一刻钟。能感觉到他似乎在等待我的出现。而我实际上也期待着能见到他。打招呼时两人的笑容都不无欣慰。

为了表示对昨天赠票的感谢，我邀他晚上一起吃饭。我知道酒店旁边有家地道的川味火锅店。

“能吃辣？”

“无所不能。”他说。

虽然是第一次在一起吃饭，但感觉上好像我们已经认识了很多年。两人一边吃辣得要命的火锅，一边喝冰得要命的啤酒，一边轻松随意地闲聊。他把周游世界遇到的各种奇闻趣事娓娓道来，给人一种莫名的温馨感。介于恋人与父亲之间的那种温馨感。相当美妙。吃到一半，他从帆布腰包里掏出一只旧铁盒。铁盒里躺着一排胖乎乎的雪茄。他建议我也来一支。

“正宗的古巴货。”

我略加踌躇，接过雪茄点燃。吐出的烟雾又涩又重。古巴雪茄，四川火锅，德国啤酒。搭配不伦不类。不过还不错。

接下去他就古巴展开了话题。他说自己为卡斯特罗表演过魔术。

“那是我见过的世上最有魅力的几个人之一。”他说，“从他身上散发出一股强烈的超越感。超越了时间、空间，甚至超越了意识形态。知道古巴人叫卡斯特罗什么？不是总统不是首相也不是主席，他们叫他指挥官。指挥官——简直就像童话，不觉得？一旦他这个人消失，离去，”他用拿雪茄的手做了个消失的手势，“童话也将随之结束。”

“只有雪茄的味道不变。”我说。

他点点头，盯着手中缓缓燃烧的烟草苦笑。他似乎还想说什么，但又在最后一秒改变了主意。

我们俩静静地吸了会儿雪茄。粗大的雪茄夹在指间和唇间的感觉很奇特。让我想到阴茎。嘴中喷出的烟雾也与普通香烟不同，沉甸甸的，仿佛其中蕴含着什么。整个脑袋变得既沉重又轻飘，仿佛肉体与灵魂正在悄然分离。

“能说说昨晚的魔术究竟是怎么回事？”我毅然开口。声音听起来就像另一个人的。

他好像没听到我说的话。

“是不是有行规，规定不准透露魔术的秘密？”

他微笑着摇摇头——仿佛在说行规那东西根本不值一提。“世界已经变了，”他说，“以前的世界的确有规则可循。但现在已经没有了。从某种意义上，”他停顿片刻，语气里透出一丝诡秘，“现在的世界是个可以为所欲为的世界。”

为所欲为。这个词像飞驰的火车一样嗖地掠过脑际。我把粗大的雪茄在指间来回转动。

“上次也跟你说过，其实在原理上，所有魔术都很简单。简单得近乎弱智。就拿昨晚的节目来说吧，你猜那个女孩是怎么从一个平台被换到另一个平台的？”

“猜不出。”确实猜不出。

“根本就没换。有两个女孩。双胞胎。怎么样，简单吧？”

我不禁哑然。简直就是恶作剧。

“那另一个呢？”我说，“枪击魔术师。”

“看过特吕弗的《枪击钢琴师》？”

我点点头。60年代法国新浪潮电影的代表作，黑白片，老早看的，看的时候还是处女。

“‘枪击魔术师’这个名字的灵感便来自那部电影。还记得那个钢琴师查理吗？虽然片名叫《枪击钢琴师》，但钢琴师始终都没有被击中。死去的都是他的女人。他爱的女人。”

“你怎么知道那颗子弹在哪个弹夹里呢？”我不想让他岔开话题，“万一弄错的话……”

“脑袋开花。”他耸耸肩。沉默一会儿，他接着说，“其实那不是魔术。”

我看着他，等待进一步的说明。

“抱歉，”他不太自在似的调整了一下坐姿，“只能说这么多。总之一句话，那不是魔术。”

“不是魔术？”

“唔。因为那里面没有任何弄虚作假的地方。”

“还是老问题，你怎么知道那颗子弹在哪个弹夹里呢？”

“你真想知道？”他抬起头。

我几乎毫不犹豫地把下颌上下移动了几厘米。

“那么，正如毛姆在《人生的枷锁》里所写的，你必须自己去寻找答案。”他淡淡地说。“这样好了，这个周末——也就是后天晚上——演出最后一场，我会邀请一名观众上台——代替我的助手——跟我一起表演‘枪击魔术师’。你举手，我就会选你。到时候——”他用左手对我做出手枪发射的动作，“砰！——你也许能找到答案。”

结果那晚我们并没有睡到一起。本以为那是顺理成章的事，无论是对他，还是对我。但自从他说出那个提议之后，性交似乎立刻变得毫无意义（先是在潜意识中，而后作为明确的概念浮上脑海）。与握住厚重的手枪，抵住他的太阳穴扣动扳机相比，肉体的交合显得既平庸无聊又缺乏刺激，叫人兴味全无。

接下来的两天，我没有像平常那样去健身房。我从书店买来厚得离谱的《人生的枷锁》，蜷在沙发上从早看到晚。我不想在演出之前再见到魔术师。我独自沉浸在巨大期待的兴奋当中。至于期待的是什么，我自己也说不上来。打个不怎么恰当的比方，就跟处女等待着即将到来的破身那种感觉差不多。

第二天下午，我终于读到了魔术师所说的那一段。男主人公菲利普问落魄文人克朗肖，人生的意义是什么，克朗肖没有回答，而是送了他一块波斯地毯，说答案就在那块地毯里，但你必须自己去寻找，他说。我迫不及待地继续往下看，又看了几十页，菲利普仍然没有找到答案。时针已经指向七点，我不得不放下书本，开始考虑晚上该穿什么衣服。

光着身子把连衣裙——红色的低胸羊毛连衣裙——从头上套进去的那一瞬间，我莫名其妙地想起动画片米老鼠的开场白。演出开始了，米老鼠说。

演出开始了。

一切就像在梦中（但又绝不是梦）。我迷迷糊糊地举手，迷迷糊糊地走上台，迷迷糊糊地接过枪。不知不觉中，周围已是一片黑暗和寂静，只剩我跟魔术师站在舞台中央追光灯的光圈里，恍如置身地壳的洞穴深处。我慢慢举起手枪。枪比我想象中要重得多。我双手紧紧——用尽全力——地握住枪柄，尽量使自己的姿势看上去不至于太滑稽。我把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到手中的左轮手枪上。枪柄握在手掌里的感觉十分奇特，它似乎已经成了我身体的一部分，一个新器官，一个强有力的新器官。凭借这个器官，我被赋予了某种特权。某种可以去自由侵占对方的特权。

那一刻，世界上仿佛只剩下了我们两个人。我拿手枪顶住他的头。

跟上回一样，他思索片刻，然后果断地点一点头。我咬咬牙，扣动扳机。空枪。黑暗中观众的惊呼声如地震波般从四面八方涌来。我因为强烈的刺激而全身瘫软，心跳遽然加快，脸上泛起潮红，简直跟性高潮即将来临时感觉差不多。

稍过片刻，他再次点头。我闭上眼睛——因为极度的快感而兴奋得微微颤抖——做个深呼吸，然后睁开，再次扣动扳机。

枪声在空旷的体育场里久久回荡。

这一枪不是空枪。

血喷得我满脸都是。

*

那件事之后我在家待了大半年。我买了一台跑步机，每天跑好几个小时。一个礼拜去超市大采购一次，其余时间足不出户。也没说一句话。连自言自语也没有。

我不时半夜从梦中惊醒。那天晚上发生的一切就像印在了电影胶片上，通过梦这个播放机器反复地重播。每次醒来，我都觉得自己好像躺在体育场宽阔的舞台中心，而周围的黑暗中有数以千计的人们正静静地、屏气敛息地注视着我。

我觉得自己就像一具孤独的尸体。

我与这个世界已经没有任何关系了，我想。

对事件的调查最终不了了之。马戏团方面说，这位华裔魔术师是他们不久前才聘用的，“枪击魔术师”是他的独家保留节目，具体的操作手法——他为什么会知道子弹在哪个弹夹里，这里面有什么机关——他们也不清楚。在与魔术师签订的合约上写明，演出时若发生任何意外，与马戏团无关。警方成立了专案组，并将魔术师的那位女助手——长得像芭比娃娃的那个，是她负责将子弹放入左轮手枪——列为头号嫌疑人，但终因证据不足而不予起诉。此外还有各种猜测，有的说魔术师是有预谋的自杀，有的说是情杀，有的则说与美国的华人黑帮有关，诸如此类。

这些都是我后来从报纸上看到的。事发当晚我在昏迷状态下被直接送进医院，在医院住了半个月，被诊断为“因刺激过度导致轻微精神错乱”。出院后不久，我从图书馆的资料室借来当时的各家报纸，将有关“魔术师之死”的新闻报道全都复印下来，整理成册后足有厚厚的一小本。作为整个事件中的关键人物，提及我的文章和照片自然也有不少。不过，在我看来，那并不是我，那怎么看都像另外一个人。

一年后的一天，在家打扫卫生时，我从沙发底下找到一本书。是那本《人生的枷锁》。书封面上落满了灰尘。一张淡蓝色的便笺纸还夹在上次读到的地方。我抽出便笺纸，上面是魔术师写的大大的字体向左倾的“Thank You”。

我站在那里，在吸尘器的“呜呜”声里对着纸片发了半天呆。

Thank You？

不知为什么，我觉得这里面似乎包含着什么特殊的含意，但到底是什么却又说不上来。

我摇摇头，继续打扫卫生。搞完卫生，冲个淋浴，我盘腿坐到沙发上，点燃一支烟，打开书接着以前看到的地方往下读。在小说的结尾处，主人公菲利普终于对着那块波斯地毯顿悟到了人生的意义是什么。

人生的意义就是毫无意义。

我把这句话看了七遍，确认无误后合上书，又抽了一支烟。

在暮色里，袅袅上升的烟雾看起来就像空气的皱纹。我弹落烟灰，叹息一声。又一个10月来临了。

就在这之后不久的某个午后，我在街头遇见了魔术师。

*

我一眼就认出了他。那是在繁华的闹市区街头。他穿一件米黄色的短大衣，留起了小胡子，但不知为什么——也许是错觉——看上去反倒显得更加年轻。他从对面不紧不慢地朝我走来。他显然也认出了我。我们面对面地停住脚步。毫无疑问，就是他。我不知说什么好。喉咙口就像被塞进了一大团棉絮。我突然想哭，但又哭不出来。我发觉自己的身体在微微颤抖。我求助似的看看周围涌动的人流，但谁也没注意到我们。每个人都急着赶往每个人要去的地方。

“Hello。”他说。他的声音没有惊讶没有激动没有逃避，什么都没有。他用看七八岁小女孩的眼神看着我，我也看着他。我的样子一定很可笑。

“好久不见。”他嘴角漾开笑意，“去哪里坐坐？”

我像被线牵着的木偶那样机械地转过身扯动脚步。我觉得自己随时都有可能散架——只要操纵线的那只手一松。我们走进麦当劳——那是第一个看到可以坐下的地方。

秋日下午三点的麦当劳就像个废弃的游乐场。我们要了可乐薯条，在“儿童天地”旁边靠窗的位子坐下。这里残余的一点阳光更增添了游乐场的废弃感，令人想到爱德华·霍珀的油画，画的标题或许可以就叫“重逢”。

“你没死。”我说。

“那要看从哪个角度看。”他微微一笑，“从某个角度看，你所认识的那个魔术师确实已经死了。死有很多种。”

“有各种各样的死。”他补充道。

各种各样的死。这么说，我大概也已经死了，我想。

沉默。光线正沿着桌子边缘一点点撤退。不是错觉——他看起来确实比以前年轻。但具体年轻在哪里则说不好。只是一种感觉。仿佛汽车发动机更换过那样的感觉。

沉默像软乎乎黏乎乎的泥沼。我觉得自己很快就会被那泥沼彻底吞没。

“一年前的那件事，里面有什么阴谋，对吧？”我终于问道。

他耸耸肩。

“我想，可不可以这么说，”我停顿一会儿，搜寻着合适的词句，“通过那次事件，你获得了某种新生。而作为代价，我失去了我最宝贵的东西。”

“是你夺走了它。”我说，“为什么偏偏要选择我呢？”

他看着手中可乐纸杯的杯口，就像在凝视一口深井。

“如果要说选择的话，”他开口道，“也可以说是你选择了我。”他从可乐井口抬起头，背靠到坐椅上，望着窗外熙熙攘攘的街道，“或者进一步说，是什么选择了我们俩。选择就是被选择。不是吗？”

我也望向窗外。那好像是另一个世界。我被什么隔开了。我——或者说我们——在这边。他们在那边。

“这样吧，”他仿佛作了什么决定似的把手里的纸杯放回到桌上，“既然我们又见面了，那么——”他停顿一下，“出于公平起见——你还有一次机会。”

说完他从大衣口袋里掏出一件黑乎乎的东西扑通放到桌上。是把左轮手枪。是那把枪。我一动不动地死死盯住那把手枪，盯了足足有两三分钟，我能感觉到它被我的目光烤得微微发烫。

我站起来，情不自禁地，慢慢地——慢而又慢——伸出手握住枪柄。握紧的一刹那，乳头骤然发硬。我觉得有轻微的晕眩，就像站在高速行进的火车车厢里。

我举起枪，对准他的额头，扣动了扳机。

象的节日

那天突然很想去动物园。

那个念头蓦然来到，就像一个人穿越好多道门向你走来——你听着一道道门啪嗒啪嗒的开合声——然后终于出其不意地现身那样。

请去一趟动物园。那个人说。

时间是1997年10月。10月7日。日记上记着：天气晴朗。微风。能见度高。落叶。去动物园。简直是诗。

动物园？去就去喽，不就是动物园嘛（又不是去冥王星）。

是我一个人去的。没跟女孩一起？——当然！去动物园无论如何只能一个人。和女孩一起又要聊天又要吃零食喝汽水又要考虑是否该找个地方睡觉，总之不胜其烦，与动物园内敛的个性完全不符。

还是一个人的好——如果要去动物园的话。

因为动物园是个非常内敛的场所，我觉得。动物们沉默不语，面无笑容，以冷漠而懒散——或许还有几分讥讽——的目光打量着笼外的人。各种人。警察。总裁。小偷。银行职员。乞丐。妓女。明星。穷人。富人。过几天就要死的人。任何人，在动物们冷冷的眼里，都是同一个人。

那里有某种形而上的空洞的平等。

我喜欢弥漫在动物园里那种空洞的气氛。那种气氛一半来自动物们麻木而带着倦意的骄傲，另一半则来自动物园这个微妙的存在本身。

在这个特定的区域里，动物们既是主人，又并非主人；是客人，又并非客人；既是服务者，又并非服务者；是被服务者，又并非被服务者。

换句话说，它们恍如一种失败的中庸的连接。

失败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就价值而言，失败自有其不可或缺的价值。

而说到价值——假如世界上真的有所谓价值这回事——有甜酸瓜丁的好乐门牌千岛色拉酱对我有着相当的价值，因为一吃起来就像不要命似的。但是，但是难道我会对谁产生类似于千岛色拉酱对我那样的价值吗？

真是愚蠢而无聊的问题。是的，我又不晓得扯到哪里去了。

因为不知何时起我已经养成了那样的坏习惯：不把一个话题说到无话可说，就无法进入下一个话题；不把一整包七星烟抽完，就无法写出一个字；不把贝多芬第九交响曲从头听到尾，就无法发出一声完美的叹息。

跟几乎所有年份的10月7日一样，1997年的10月7日普普通通，平平常常。说它乏味之极大概也没人反对。就像院子墙角的青苔和储藏室落满灰尘的旧毛线手套。总之是不值得重视到了连我都为它感到有点不好意思的程度。虽说也是冠冕堂皇的二十四小时，地球同样自转一周，但说实话其存在与否或以何种方式存在根本无关紧要——这方面跟我倒有点像——就算完全忽略不计也不成问题。

“还记得1997年10月7日那天干过什么？”我以尽量漫不经心的口气问道。

“1997年？10月7日？”对方的表情好像在说“难道有过那么一天吗”，“不记得了，没人会记得吧！”

就是那样的一天

我却记得一清二楚。连一片片撕成碎棉絮般的云的形状，连空气本身的味道，连风打在脸上的感觉，连阳光下落叶的颜色，全都如同分类药品那样贴着10/07/97的标签陈列在回忆仓库里。当然，这什么都说明不了。因为说到底回忆不足以使人信赖，就像发动政变篡夺王位的新国王叫人难以信赖一样。回忆越真切——事实上比现实还要真切——我就越怀疑。但别无选择。相信也好，怀疑也好，回忆是唯一称得上证据的证据。除此之外一无所有，没有录音没有相片没有标本没有脚掌模型。

只好回忆。像一株向日葵那样静静地回忆。

只好在新国王的统治下继续生活。

动物园里空空荡荡。有点像走进售货员比顾客还要多的大商场。身陷重围，我不禁想。动物大概都刚刚起床，刚喝完咖啡吃完炸面包圈也说不定。可能是游客太少的缘故，我在笼子间走来走去时油然产生了自己正在被动物观赏的错觉。

“身陷重围。”我自言自语道。太孤单的人难免会染上自言自语的毛病。

但因为是一边戴着耳机一边自言自语，声音大得惊动了笼里的猴子。好几只——或许应该说好几位——猴子朝我这边转过头。他们正在排成一串给彼此捉虱子挠痒，不过看上去更像正在吃零食——隔一会儿就把捉到的虱子扔进嘴里咔嚓咬死。猴子们一起转头的动作让我想起美国百老汇里那些站成一排跳踢大腿舞的女演员。

耳机里在继续播送贝多芬第九交响曲。

对我的话猴子们眼里流露出冷淡和不以为然的神情，那样子好像在说：“是在说我们吧，你？”

“不不，是说我自己。”我连忙辩解。我是说我身陷重围。

“唏！是就是嘛，说了还不敢承认！”他们眼神里又露出这样不屑的含意。然后其中一位转过头接着替前面的一位挠痒。被挠的那位则抬头看看天空，又看看这个看看那个，总之不愿意再看我。其他几位干脆三下两下跳到猴山背面我看不到的地方。

我就那么讨厌吗？

这次没说出声。只要有意识地加以控制，自言自语的毛病基本能克服。问完这句话，我又轻轻叹了口气。当然，这些都是在心的最深最柔软处悄悄进行的。

我双手插进牛仔裤袋，用脚上半新不旧的篮球鞋踢着地上随处可见的法国梧桐的落叶，一边听如海浪般汹涌而来拍打着耳膜的贝九，一边继续漫无目的地在动物园里游荡。

大片的落叶在10月近乎透明的阳光下看起来宛如一种宁静的燃烧。

真的是很大一片——说有一百万张我也相信。

好像哪儿有点不对劲。对了，就10月7日而言，落叶的数量未免多了点。

不过也许动物园的树叶落得比别处早也不一定。

毕竟是在动物园，发生任何事都不足为奇。我这样安慰自己。我老是安慰自己。说穿了就是为了使自己在各种情况下都能心安理得而找出许多稀奇古怪的借口。

在狗熊馆看狗熊的时候，我突然很想抽烟。烟瘾像把大铁锤似的不停敲在我头上，好像恨不得要把我像钉树桩那样钉到地上。我被弄得晕乎乎的。不过我还没糊涂到边抽烟边看狗熊的地步。我走出狗熊馆，在最近的一条长椅上坐下点了支烟。

吞吐了五又二分之一次烟雾，我发觉长椅后面是个像小型网球场似的鸵鸟园。之所以说发觉是因为感觉到有好多双目光在背后盯着我看，看得我不自在起来。那些目光好像在唧唧喳喳地互相交谈，内容自然是针对我。

“是他！”

“真的是他！”

“我刚才就说是他了嘛。”

“也只有他这种人才会在这种日子来动物园。”

“看上去傻傻的。”

“什么啊，简直就是呆头呆脑！”

……

我猛地转过头，那些细细尖尖的目光一下子像吉他弦被崩断那样戛然而止。鸵鸟们一个个抬着鹅蛋那么小的头颅，伸着大问号似的长脖子，努力装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鸵鸟那玩意就爱自欺欺人。应该到哪儿弄个沙堆来好让他们把脖子都埋进去。

我回过头接着抽烟。

鸵鸟太太们——鸵鸟总让我想起那些处于更年期的太太——终于收敛了一点。不过还是有个别的目光像零星的霰弹那样打在背上，然后撞成点点碎片。

“嗬，好像脾气还不小。”

“就是！……干吗偏偏要选中他呢？”

“大象可能已经在那边等他等得不耐烦了。”

大象？等我？等得不耐烦了？

这三个问号像三个钩子一样把我唰的一声吊到半空中——真的是在半空中！四周空空落落没有任何可称之为实体的东西，无所依附，无从确认。简直就像被巨人一把拎起来扔到虚幻的沙漠上。

虚幻的动物园。虚幻的香烟。虚幻的长椅。虚幻的我和鸵鸟。

而贝多芬第九交响曲则是虚幻沙漠的背景音乐。

怎么回事！

我被燃到手指的烟头烫得像弹簧似的跳起来。磁带A面放完自动转换至B面的十秒钟里耳边一阵寂静，失聪般的静，仿佛瞬间沉入了海底。我呆呆地悬浮在海底，直到音乐再次响起才又回到动物园长椅前的地面上来。我摇摇头，长长地吁了口气，刚才的十秒钟我一直在无意识地屏住呼吸。

呼吸恢复，潮水退下。在沙滩上留下各类贝壳、海星、水藻，还有大象。当然不是真的大象，是作为单纯的概念性名词而存在的单薄的大象。

大象？

我对大象的知识实在过于单薄。在我看来，大象就是大象。只是大象。不是蝴蝶，不是水电站，也不是皮肤病膏药。出奇庞大和出奇平静的灰色肉体——或许可以这么形容。但我并不讨厌大象，这点可以确定。说抱有某种程度的好感也不过分。无论如何，从“大象”这个词所延伸的感觉和符号意味上，我感觉不到丝毫的敌意。

但我确实没想过自己会与大象有什么关系，就像没想过自己会与冥王星有什么关系。不过“没想过”跟“我与大象有某种关系”之间并没有因果关系，换句话说，“没想过”并不能说明我与大象没有关系。说不定我是冥王星人的后代也有可能。

说不定大象真的在等我。

而且已经等得不耐烦了。

我磨磨蹭蹭地向位于动物园另一边的大象馆移动。所谓这边与另一边的划分是一座低矮的小山丘，山丘中间有条横贯的隧道——大约十五米长——连接着这边与另一边。作为隧道而言实在有点大材小用的感觉。这样的小山配上希腊拱门形状的隧道，看上去怪滑稽的——有点像驮着马鞍伸着舌头的牧羊犬。

另一边只有三样动物：大象，长颈鹿，还有孔雀。

安排别具匠心，或者说意味深长。原因说不好，但每次一想到另一边只有那三样动物，我心里便涨起一种奇妙的感觉。仿佛潮湿温暖的水泥无声无息地涌入胸腔，把心脏紧紧凝固住一样。

站在隧道前，我做了个深深的深呼吸，足有科罗拉多大峡谷那么深。足有马里亚纳海沟那么深。似乎有什么东西粘在身上，怎么甩都甩不掉。我耸耸肩膀，甚至都能感觉到那东西的形状和质地——就像软乎乎的来自哈雷彗星的泥巴。

又要过隧道了。

这是第几次过隧道？记不清了。

我只记得第一次是在十年前。火车呼啸着义无反顾地一头扎进黑暗中，大家都猛然沉默下来，恍如一瞬间被拔掉了与真实世界连接的插头。隧道中的风和被放大的火车轰隆声使人不由得产生时光流转的错觉。那是我头一回碰女孩的手。她的手指纤细冰凉，轻轻地——近乎神经质地——摩挲着我的手心。我的整条胳膊好像就要融化掉一样。

火车驶出隧道。不知为什么，大家似乎都松了口气。

我已经记不起那些一起参加高中旅游实习的同学的样子。包括那个女孩。或者，更准确地说，是混在无数女孩的形象中无法辨认。怎么会有那么多女孩呢？干吗要像破吉尼斯世界纪录似的跟那么多女孩睡觉呢？我不知道。没人知道。

因为我真的问过不少人。

“你为什么要和我睡觉？”我一边抽烟，一边用很真诚的语气问。

“因为你是个流氓啊。”她把耳朵贴在我肚皮上。

我没说话。那不算是什么答案。

“开玩笑的。”她安慰似的拍拍我。

“那，到底是为什么？”

“不知道。不是连你自己都不知道嘛。”她的语气里渗出清晨露水般的愤怒。我没再说什么。

是我的错。都是我的错。我走出隧道，回到1997年10月7日的阳光下。已经能看到不远处如工厂厂房般的大象馆一角。

我又点了一支七星烟。可能是心理原因，我觉得这边的空气似乎有所不同。我回过头又看了一眼隧道。隧道一副想说什么的样子。“女孩死了。”它似乎想说那句话。

是的，女孩死了。我情不自禁地点了下头。是的，死了。许多东西死了。各种各样的东西。东西多得数不过来。多得足以建一个小型超市。女孩是第一个。就像多米诺骨牌被推倒的第一块牌。然后一切开始接二连三地倒下，声音是这样的：啪啦啪啦啪啦啪啦啪啦啪啦……

我把烟头扔进象馆外面熊猫形状的垃圾桶。

从象馆里迎面走出一个抱着孩子的女人。女人年纪不大，怀里的孩子大概一两岁，正在号啕大哭。女人长得并不差，不过属于那种看过不会给人留下任何印象的平庸的漂亮。她看到我似乎有些惊讶——大概没想到除了他们还会有人在这种时候跑来看大象——随即又恢复了面无表情的表情。孩子哭得声嘶力竭，以至于要抽噎着停下来换气。奇怪的是，妈妈——如果那女人是他妈妈的话——对此好像完全无所谓。更奇怪的是，那孩子边哭边盯着我看，眼里似乎满含责怪，似乎我刚抢走了他的棒棒糖。

不知为什么，那孩子的目光让我有点心虚。

我低下头，感觉自己就像根饱含委屈的钓鱼竿（一条鱼也没钓到）。女人和哭声在拐角处消失了。管它呢。钓鱼竿再次挥向湖面。我抬脚走进象馆。

象馆内并无异样。或者说，象馆内的大象们并无异样。至少在我看来是那样。

象馆相当庞大，足足有一个标准足球场那么大。而就高度而言，大概可以从顶上跳下来做花样跳伞表演。整个象馆里只有我一个人，以及九位灰色大象。其中七位是成年大象，两位是幼象。从象牙来看，有五位是女性。可能是为了便于观赏，没有设笼子，而是象的活动区域被设置得低于地平面十几米。因此从上面看下去，他们就像被圈养在一片山谷里。

仿佛听得见大象们此起彼伏的呼吸声在广漠的空气中以极低的频率缓缓回荡。

等等，哪里有问题。我像收拢扇子那样将所有的感觉收回自身。哪里显然发生了某种显而易见却被我忽略的变化。

是音乐。贝多芬的音乐不知何时已经消失。

我检查了一下别在腰间的Walkman，Play键弹回，磁带已停止转动。磁带自动换面的循环放音功能失效了。那是什么时候发生的呢？我居然毫无感觉——难道是因为进到象馆的缘故？感觉上磁带一直在围绕着身体转个不停。

“将一个人的腿截掉，他还会觉得腿发痒。“我没头没脑地想起安东尼·霍普金斯在《沉默的羔羊》中的那句话。

我把Walkman翻来覆去又查看了一遍，然后挂回腰上，按下Play键。

庄严的快板响起，神秘的空五度恍如开天辟地前的混沌。再去看大象时，我吃了一惊，整个象馆的时空似乎随着音乐的响起产生了某种凝滞的流动感，无论是时间还是空间，都仿佛陷入了透明的流沙中一样，图像——不管是大象，水泥护栏，还是钢架的顶棚，甚至我自己——也如同即将熔化般呈现出某种液态的扭曲和颤动。

大象们正在缓缓起舞。一开始很慢，但随着交响曲的主题在黑暗和混沌中渐现，他们的舞步越来越快，越来越轻盈，好比森林中的盛大狂欢一般。在第一乐章如闪电般刺破长空的高潮来临之际，那种巨大灰色的平静感完全被充满秩序和章法，充斥整个时空，仿佛踏着鼓点的神圣欢乐气氛所替代了。

从未看过如此富有激情和仪式感的象群。我一时不知所措。

我突然意识到音乐正在整个象馆内回旋，发出磅礴的轰鸣声。大象们正是在随着音乐声欢快地起舞。而耳机里传来的只是大象脚掌敲击地面的咚咚声。

在乐曲高潮过后的展示部里，他们的脚步慢下来。透明的流沙感和液态感一如既往。我拼命抓住护栏，大脑中一片空白。仿佛洪水退去般的结尾低音区结束后，大象们停止了舞蹈。

“你终于来了。”语言通过耳机的咚咚声以不可思议的方式转化为意义。

我没说话——不知说什么好。

“谢谢你为象的节日带来的音乐。”

象的节日？

“是啊，象的节日。”大象们似乎对我心里在想什么知道得一清干楚，“要十年才有一次哦。”

“噢。”由于意义要通过咚咚声加以转化，就像风力驱动齿轮发电那样，我觉得反应有点迟钝。而且听上去好像我又在自言自语。

第二乐章是急速活泼的快板所构成的谐谑乐章，不过声音低了很多，仿佛乐队正藏在天花板里演奏。

我突然觉得很无奈。管它呢，我想。本来紧绷的肌肉也呼地一下松懈下来。

“你并非自己以为的那么无用。”领头的象用宛若宫殿支柱般粗大的脚掌温柔——对，温柔——地磨蹭着水泥地面。所谓领头的象是离我最近的那位，女性，体形适中，倒不是说有什么特殊的标记，只是她散发出某种无可抗拒的领袖气质。

我并非自己以为的那么无用？

“就算什么都不做，也总会伤害到别人，是吗？”

“那是为什么呢？”我禁不住脱口而出。

“唔……原因并不重要。原因那东西毫无意义，也于事无补。关键在于……你缺乏某种溶解性。”

在叫人想起非洲草原上野羚羊飞奔的八度音伴随之下，本来光线灰暗的象馆内不知不觉间令人费解地明亮起来。钻石般的明亮。象群静静地矗立着，仿佛从生下来开始就没移动过那样矗立着。看架势，简直就像要和他们身后的灰色水泥背景融为一体。

“也就是说，你无法融入与你不同系统的物质气流中——就像大多数人所做的那样。”她接着“说”，“不过，那也正是你的优点所在。我们也正因此而需要你。”

光线继续在不被察觉地匀速增强。图像已经恢复了硬度和固体感。可能是一切过于清晰的缘故，视线反而变得有些模糊。意识到时，泪水已经流了下来。泪水是在完全没有思想准备的情况下滴落的，似乎是作为与我毫不相干的独立物而溢出眼眶。

客观的眼泪，我在心里默念。我希望象能明白这一点。没有悲伤，没有感动，没有内涵，只是全身上下写满“客观”字样的不明液体而已。跟来自冥王星的雨水性质差不多——如果冥王星也有雨水的话。

眼泪依旧像无人理睬的自来水那样自动流淌。我拿它毫无办法。虽然对着一群象不停流泪这点叫人有说不出的尴尬。

“问题是，你把许多已经过去的不必要的东西层层叠叠地全都压在背上。依我说……”象犹豫片刻，“你应该放心大胆地把那些东西都扔了。”

“放心大胆。”我近乎梦呓般的喃喃重复道。无论如何，我对于象对眼泪的完全忽略感到十分欣慰。但问题是我无法放心大胆——我根本分不清哪些东西必要，哪些东西不必要。简直就跟搞不清楚男萤火虫和女萤火虫到底有何区别一个样。要是不分青红皂白一股脑儿全扔掉的话，未免又过于粗暴。

好像约好似的，流泪与欢快的第二乐章一道降下帷幕。

“这个……我也不知道能不能帮上忙。我只知道，我们彼此需要，在终极意义上。而满足这种需要的唯一方法——或者说通道——就是今天。

“象的节日？”

“嗯，一点不错。”她显然对我的参与十分满意。而我迫于无奈，不得不借助于这种所谓的参与——其实就是自言自语——来拼命巩固岌岌可危的思维。

“是的，象的节日。”她强调道，口气里有种庄重的自豪以及“终于等到这一天了”的解脱感，“也就是说，事态有可能彻底改变。”

我仿佛听到思维堤坝轰然倒塌的声波从大脑深处传来。洪水冲垮堤坝，理性的良田被淹没，往事流离失所。

音乐声再度大起来。如同海水涨潮那样。如歌的柔板仿佛温暖的潮水覆盖包裹了整个广阔的空间。象馆里开始呈现出一种奇妙的暗橘红色——仿佛落日那样的颜色。大象们不再像先前那样矗立不动，而是以一种令人备觉温馨的步伐踱着小步。

我忽然觉得饿得厉害。食欲如同温暖然而让人窒息的拥抱一样将我密不透风地包裹起来。最好是涂满有甜酸瓜丁的好乐门牌千岛色拉酱的切片面包，面包要烤得恰到好处，要是有啤酒就更没话说了。我无可救药地坠入柔软的幻象中。甚至能听到烤面包机自动断电的咔哒声和啤酒泡沫在玻璃杯中的翻腾消融声。

可能是因为那暗橘红色的光线，如歌的柔板，以及大象们身上散发出的浓郁的家庭气氛。

时间好像渐渐慢下来。不是感觉上的慢，也不是相对而言的慢，是绝对的真正意义上的慢。我低头去看手腕上的潜水表——低头这个动作比平常多花了三又二分之一个呼吸的时间。潜水表上的秒针恍如被什么无形的力量拉住似的放慢了速度。

只见那位一直跟我对话的领头象已经被其他八位围在正中间。那八位首尾相接——后面一位用长鼻子象征性地绕住前面一位的细尾巴——形成一个缓缓运动的圆圈。当中的那位岿然不动。直到时间渐渐慢到无法再慢——周围的大象走动时抬腿到落地花费的时间已是正常时的无数倍——她才突然——也许不该用“突然”这个词，因为时间的流逝已经缓慢到接近停滞——腾空而起。腾空的时间如果按正常计算的话，大概足有五六分钟。简直和电影中的慢动作差不多。

总之，象一跃跳出山谷，以异常优雅的姿态翩然落地。如果不是亲眼目睹的话，根本无法想象那是大象所能做出的动作。

面对眼前突然多出的这么个庞然大物，我感觉自己一下子缩小了十倍。我不自觉地抬起头。我离她已经非常近，近到只要再前进一步就完全置于她庞大身躯的庇护之下。当然如果她要用鼻子把我像香蕉一样卷起来塞进嘴里我也毫无办法。不过我想她不会。有种类似于直觉的把握，身体暖烘烘的，像是婴儿躺在母亲怀抱里那样的感觉，心里充满了一种无以名状的安全感。

现在是急板——贝多芬第九交响曲的最后篇章。整个象馆正在快速而坚决地沉入乐声的海洋深处。我们则在其中不由自主地微微荡漾。

“十年。整整十年。”象扬起鼻子，轻轻搭在我的左肩上。如果说之前的交流是由意念进行，现在则借助于视力。因为只要彼此互相对视，含义就会像泡在显影剂中的底片那样慢慢浮现出来。

“十年。嗯。”我近乎本能地答道。我想在脑中将十年这一概念转换为较为直观的形象。但是不行，那既像是南极大陆那样空旷无边、孤寂寒冷的东西，又像是刚刚在舌间溶化的糖粒。

“简单地说，我们需要你的帮助。”

“唔？”我回过神来，“帮助？”

“是的，帮助。今天是我们逃离这里的唯一机会。因为下一个象的节日又要等到十年之后。”

“逃离这里？动物园？”难道这里不是你们理所应当的场所吗？

“理所应当的场所？当然不是。严格说来，这个世界早已不存在什么理所应当的场所，无论是对你，还是对我。”她停顿片刻，似乎在寻找更加合适的表达方式，“怎么说好呢，并非是动物园。动物园根本不是问题。要离开动物园易如反掌。”说得也是，“我们所要逃离的，是眼前这整个世界。这个跟侏罗纪时期无异的世界。”

“侏罗纪？”各式各样的恐龙四处游弋。弱肉强食。物竞天择。热带丛林。斯皮尔伯格的电影《侏罗纪公园》里对此有愚蠢而详尽的描述。

“就本质而言，现在跟那时没什么太大差别。”

战争。文明。电脑。原子弹。艾滋病。……就本质而言。也许。不过，也还有女孩、啤酒、大海、NBA和贝多芬啊。

“不用担心，反正该有的那边都有。”

“可是……”

“只有找到正确的密码就行。”

密码？说实话，我对密码谜语之类的东西最头痛不过。

“经过漫长的努力，我们终于找到了密码。”

“噢。那就好。”我顿觉轻松不少。

“那个密码就是你。”

我觉得一阵眩晕，就跟被一根无形的楔子以每秒一百公里的速度打入颅骨中的感觉差不多。我情不自禁地往后仰去。但是大象似乎早有预料。她搭在我肩头的鼻子稍一用力，我便又稳稳立住了。

密码。我。密码＝我？！

大概在冥王星上也不会发生那样的事吧！

“事实就是那样。”她以毋庸置疑的态度重申道，“至于为什么，我也无法说清。时机还不到，我想。但有一点可以确定，你就是密码，密码就是你。这是任何东西也不能改变的事实。”

我无话可说。我把手伸进屁股后面的牛仔裤袋掏香烟和打火机。抽烟是检测人生真实性的有效方法之一。

“禁止抽烟。”我的手僵在那儿，最后索性插进后面的裤袋里，我努力在脸上做出无所谓的表情。

“对不起，很抱歉，在帮我们逃出这里之前绝对不能抽烟。一抽烟就会前功尽弃，整个计划也会泡汤。”

我无可奈何地点点头。“那么，你究竟要我做什么呢？”我问道。

“其实很简单，只要你今晚十二点整站在落叶之门的中央就行了。”

“落叶之门？”

“落叶之门就是另外那边一片有很多落叶的空地。有很多很多很多落叶，非同一般地多，知道那儿吗？”

“噢。”就是有一百万张落叶的那儿。

“总之一切都靠你了。晚上十二点。落叶之门。站在中央。你只要知道这些就行了。”

“你怎么知道我一定会帮你？”

“这个……老实说，我并不知道，也没有十分的把握。但是，正如我开头所说的，我们彼此需要，在终极意义上的彼此需要。虽然你是我们的唯一依靠，可是反过来我们也是你的唯一依靠……你说呢？”

“那边，你说的那边的世界，真的就那么好？”说完这句话我竟有些小小的伤感，就像我真的要离开这个世界似的。

“完美无缺。”

说完象闭上眼睛，似乎不想再多说什么。

这时音乐中出现了一段气势恢宏的喧嚣，接着由男中音唱道——

啊，朋友们，再也不要这种痛苦的声响！

人声和乐声交相辉映，壮丽得叫人呼吸不畅。我同样闭上双眼。仿佛有无数能量在身边往来穿梭。而时光则如同大瀑布般冲泻而下。

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合唱》，d小调，OP.125，完成于1824年2月。1824年5月7日在维也纳首演。当时贝多芬因已失聪而无法担任指挥，但他要求坐在乐队中。演出结束时掌声雷动。不过——当然——他毫无知觉。这部作品被认为是贝多芬最伟大的交响曲。

贝九最杰出的版本当属这盘EMI录制的，由福尔特万格勒指挥的精彩实况录音。正是在这个版本里，头一次加入了宏大的人声合唱，结果壮丽到极致——壮丽到用人类语言根本无法形容。

福尔特万格勒（1886—1954），20世纪最伟大的德国指挥家。音乐界一致推认，唯有他才能真正使贝多芬的交响乐超越时代，并深入地体现其本质，从而产生无与伦比的艺术效果，达到至高的艺术境界。

而他同时代的老乡希特勒则是20世纪最伟大的混账人渣，这再次印证了高级文明的低级根源论。电影《第三个人》中的奥逊·威尔斯曾就此理论发表了妙不可言的高见：“意大利在博尔吉亚家族统治下的三十年中，饱经战火、恐惧、谋杀和血腥，但同时也造就了米开朗琪罗、达·芬奇和文艺复兴；在瑞士，人们兄弟相亲，享有五百年的和平与民主，但是他们又造就了什么？布谷鸟自鸣钟。”

布谷鸟自鸣钟。

不过我个人认为布谷鸟自鸣钟也堪称一项了不起的发明。

在最后的合唱到来之际，大象把她的鼻子末端自然而然地放入我的手掌中。虽然皮肤的触感粗糙得要命，但却有种磨砂般的亲密感。说来简直难以置信，但在那一瞬间，我与她之间确实产生了——或者说其实一直就存在着——某种恋人般的感情。

不管怎样，晚上十二点到落叶那里站着好了。我在心里对自己说。

合唱这样唱道：

拥抱吧，千百万人民

吻这整个世界

弟兄们，在星际的尽头，是我们慈爱的万能之父

啊，千百万人民，你可跪在他面前？

你可感到他与你同在？

到星际的尽头去找他吧

他一定住在那星际的尽头

咔嗒。一片沉寂。

我走出象馆。跟时差一下倒不过来那样，脚步有些踉跄。耳朵由于耳机听的时间过长而嗡嗡作响。我把耳机拔出耳朵，看了一眼手上的表。指针指向中午十二点。胃隐隐作痛，从早上到现在连一粒草籽都没吃过。

我下意识地又看了一眼手表。中午十二点？怎么可能？进象馆的时候就已经十一点半了。而我在象馆听完了整整一遍贝多芬第九交响曲——那至少就要花一个多钟头。我决定不再多想。把所有开关由On按为Off。反正莫名其妙不明所以的事今天已经不知发生了多少。

无论如何，先离开动物园再说。

就跟小时候玩拼图游戏那样，按部就班，心平气静，从最明显的线索找起。而现在最大的线索就是强烈的饥饿和不真实感。先解决了它们再说。洗个热水澡，找家好餐厅，找个活蹦乱跳的可爱女孩。

我迈开脚步走向出口。经过落叶之门时——名字叫人想起庞德的意象派诗歌——我停下来看了一会儿。正如大象所言，落叶确实多得非同一般。本来想走到中间试试感觉如何，但想想还是算了。

“晚上十二点整。”我自言自语。离现在还有十一个小时五十分钟。那之后世界是否变化，如何变化，我心里完全没数。说不定我会摇身变成一头大象。管它呢，先尽情享受人生再说。当然，事情也可能没有想象中那么严重，密码那玩意，一旦用过应该立即恢复其毫无意义的本色。

或许我还是比较喜欢现在的人生。换句话说，我大概已经习惯了孤单无聊。就算被人抛弃，被人误解，被人痛恨，我都已经无所谓了。只要能安静地待在角落喝喝啤酒，听听音乐，就已经万事大吉。至于说改变，我似乎抱有某种本能的悲观。因为根据我二十六年的生存经验，生活中好的改变实在少之又少。

抓着救生圈，在无边无际的海面上静静地漂浮。

身体靠在出租车后座上，我脑海里不知不觉浮现出那样的画面。

窗外景色在不停变换，由郊区疏朗的山林渐渐变成密集的酒吧发廊餐厅超市。我尽量不去想大象的事。我掏出随身携带的通讯簿，一边听着出租车广播里的流行歌曲排行榜，一边以尽可能轻松的眼光挑选下午可以约出来的女孩。

回到公寓，站在餐桌边环顾整个房间，我忽然觉得有种不知所措的失落感。

“这个世界上早已不存在什么理所应当的场所，无论是对你，还是对我。”我想起象说的话。

打电话约好了那个笑起来好看得令人心碎的女孩。说好在名叫“月亮”的韩国餐厅见面。然后洗了热水澡，洗完对着镜子仔细刮了胡子，换上牛仔裤，黑色套头衫，外面再套一件薄皮夹克。把钱包整理一遍塞进裤袋。做完这些，离约会还有一段时间，于是坐到餐桌前，用银色指甲钳把十只手指甲挨个修剪一番。指甲并没到非剪不可的地步，只是这点时间实在想不出什么别的事好做。修剪好又打磨，再从各个角度加以审视，应该说相当完美。我心满意足地叹了口气，起身下楼。

“只管挑最贵的点好了。”

“哦？”她抬起圆溜溜的眼睛看了我一眼，“这么大方啊？”

“嗯，不开玩笑。”

“那我就不客气啰。”她低头看着菜单，咬住下嘴唇泛起调皮的微笑。

“好久没见了。”在等菜的间隙里她双手托住下巴目不转睛地看着我，仿佛我额头上写着“请拼命看我”几个字。

“唔……不过，反正放开肚子美餐一顿。”我盯着她面前奶油色的茶杯和托盘，它们看上去好像随时都会融化掉一样。

“好啊，嗯，美餐一顿。”她像突然想起什么似的放下胳膊，端起茶杯喝了一口，我看到她左手指闪烁了一下。

“元旦我结婚。”她淡淡地说。

“噢。”我稍稍有些吃惊。是她手上的钻戒在闪烁。我们到底有多久没见面？上一次在一起是什么时候？一点印象都没有。生活可能已经混乱到远比我想象中更为严重的地步。

“……噢，那要恭喜你。”

“你还是老样子。”她笑起来。我听见自己心碎的声音，真的——咯吱咯吱咯吱。

“什么？”

“老是一副心不在焉的样子，好像总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

“是吗？”我抬起头冲她微笑，“晚上有空吗？”

“嗯，晚上十二点钟之前。所有事情都推得一干二净。”她一边给烤肉涂上厚厚的辣酱一边说道，“怎么样，去月球打个来回都够了吧？”

“谢谢。”我喝了一大口冰镇啤酒。

去冥王星打个来回都够了。

和女孩睡觉，有时是出于生理的原因，有时是出于心理的原因；有时注重内容，有时则注重形式。这次显然属于后者。

“有心事？”她轻轻抚摸着我的右边耳垂。

“没有。”为了压制那像涨潮一样涌起来的烟瘾，我一个劲地喝啤酒，喝得头晕乎乎的。

“要不要再……”

“不用了。”我用手温柔地制止了她，她的身体散发出一丝淡淡的熏衣草的香味。就形式而言，今天已经够了。

“哎，你知不知道今天是象的节日？”我突发奇想。

“知道。”她放弃了我的耳垂，把被子一下拉到下巴，只露出一张笑脸。

“真的？”

“假的。”她忍不住扑哧笑出声来。

她再次钻进我怀里。周围静悄悄的，下午三点半的阳光从窗口斜射进来。两人好一会儿没再说话。仿佛听得见空气在阳光里伸懒腰的声音。

我突然感到一阵恍惚的伤感。她要结婚了，而我是密码。

“是不是有什么要告诉我？”她微微扬起头。

我摇摇头。“没有。”我轻声说。

没什么好说的。

坐到出租车上已经十一点半。还剩下半小时。啤酒喝多了，醒来时女孩已经不见了。要不是咖啡杯沿上还留着口红印，我根本无法确认刚才身边有个女孩。脑袋里好像有几百只车轮在碾来碾去。心脏也扑腾得厉害。

不就是在那片空地上站一会儿嘛。我在心里安慰自己。

我眼前出现大象的样子。暗橘红色的象馆里离我咫尺之遥的灰色大象。把粗糙的长鼻子轻轻放入我手心的灰色大象。大象。大象。大象。

我念咒语般默念着——心情奇妙地镇定下来。

“去动物园？”司机以打量外星人的眼光看着我，“现在这种时候去郊区，可得双倍的价钱。”

“随便。”我从钱包里抽出最后一张一百元递给他，“请尽量快一点。”

“赶时间？”他咧开嘴粗俗地笑笑，把百元钞票捏成一团塞进裤袋，脸上露出见怪不怪的表情。

我没回答。他踩下油门。

司机长得活像一头恐龙。非同一般地像。体形魁梧，头却小得不成比例，很可能是远古恐龙的一支变种后裔。恐龙人。

“喜欢动物园？”恐龙人发问。

我不置可否地耸耸肩。但他对我的冷淡似乎毫不在意，“我小时候也特别喜欢去动物园。”他说，“不过那时家里穷，连坐公交车的钱都没有。在郊区嘛，你说干吗偏要把动物园建在那么远的郊区？没办法，只好星期天一个人走着去。说起来，那时才十一二岁。”说话时他不停转过头来看我，好像生怕我会突然消失。

“有几次走得脚都磨出了血，就为了看几眼大象。”

“大象？”

“嗯，那时候特别爱看大象。也不知道为什么。不过，大象是种神秘的动物，你不觉得？我总觉得大象好像不应该是地球上会有的东西。好像来自太空。”说完又咧嘴笑起来。

大象。我再次默念。

恐龙司机又转过头来看看我，“但说来好笑，我那儿子却一看大象就哭个不停，哭得死去活来。每次我都怕他会哭昏过去。”

“多大？你儿子。”

“快两岁了。”他兴奋地拍拍方向盘，“小家伙！”

我似乎想说什么又不知从何说起。脑中有什么东西还没看清就一闪而过。

这时汽车接连发出嘭嘭嘭三声，然后就像西部片中被街角暗枪击中的警长那样倒地不动了。

“破车！又抛锚了。”恐龙人用无辜的眼神饱含歉意地看着我。

十二点差一刻。“还有多长的路？”我边问边跳下车。月光下的马路恍如巨大的月经带铺向远方。

“开车五分钟。”恐龙人也跳下车。

别无选择。我咬咬牙，在巨大的月经带上开始狂奔。

动物园里空空荡荡。跟上午的空空荡荡不同，这回是更为彻底的空空荡荡。连笼子里也空空如也，好像全体动物集体失踪了似的。

我喘着粗气，绝望地站在所谓的落叶之门上。

到达动物园的时候已经十二点过五分。我整整跑了二十分钟，十八岁之后就没跑过那么久。跑到后来感觉轻飘得好像可以飞起来。

行动失败。似乎能看到电影屏幕上打出四个大字。

我腿一软，一屁股坐到地上。大象肯定失望透顶。我觉得从未有过的沮丧，就像考了五十九分的一年级小学生那样沮丧。五十九分。

月光下的落叶根本就不像落叶。

月光下的动物园就像一个没有展品的博物馆。

月光下的我就像一只被遗弃的动物。

*

有时候我觉得事情就像发生在昨天。也有时候好像那已经是史前冰川时期的事。还有些时候我则像叶子落光的树一样不停问自己，真的有过那回事？

时间就像感觉的奴隶。

而在感觉的纵容下，时间把一切都给强奸了一遍。回忆。往事。爱情。一个都不放过。不过我们并不气馁，我们饶有兴致地把那些被蹂躏过的可怜的回忆往事爱情等等一一珍藏，有空就拿出一点细细咀嚼回味。还把那当作什么了不起的营养品就着啤酒吞下去，然后再一道排泄出来。

文学，电影，艺术，大半就是那些排泄的产物。

这篇小说——如果可以称之为小说的话——也是。

从生下来到现在，我渐渐明白了不少事情。

真的不少噢，足可以把最大号的垃圾桶装满整整一桶。

不过还是有些东西我怎么都不明白，而且也许这辈子都不会明白。

比如说象的节日。

“要十年才有一次哦。”象是那么说的。十年。3 650天。87 600小时。5 256 000分钟。315 360 000秒。十年后我三十六岁，到时说不定也生个看到大象就哭的儿子。

我始终对象——或者说对我自身——心怀愧疚。不过时至今日，应该把握而没能把握的机会已经太多了。那种感觉，有点像聋掉的人也会慢慢哑掉。

动物园再也没去过。

动物园的存在似乎已经不知不觉间被人们遗忘了。没人会提醒自己就在二十五公里之外有一群大象卷尾猴斑马长颈鹿之类的东西。晚报上每天都有股票信息，而关于动物园两年多来只字未提。有时我会忍不住怀疑动物园是不是已经被秘密拆除了——就像做扁桃体割除手术那样。

但我还是能明确地感觉到大象们的存在，感觉到他们在这个世界里安静而绝望的呼吸。事态没有丝毫改变。世界一如既往。有的地方火山爆发，有的地方冰雪成灾。有人拼命减肥，有人活活饿死。有人活得争分夺秒，有人则活得和我一样。

和我一样用不同牌子的啤酒和不同类型的女孩来填充据说很珍贵的人生。

每年10月7日，我都会准备好一把五号电池，从早到晚地在Walkman里翻来覆去地放那盘福尔特万勒指挥的贝多芬第九交响曲。

希望他们能听到。

小而温暖的死

跟往常一样，我早上九点起床，一边听收音机里的调频音乐，一边烧水煮咖啡，烤面包片。猫始终在脚边绕来绕去。于是趁间隙给猫添换清水，喂了猫粮。天色阴沉，就像开着的没有信号的电视屏幕。

现在是10月，我开始这样的生活已经有三个月。吃完早餐，我点燃一支烟，哗啦哗啦翻动新到的晨报。一个字也没看进去。国际新闻，国内新闻，体育新闻，娱乐新闻，全都像倒入没有底的杯子的水一样。

我发了一会儿呆，然后起身拿起无绳电话，在沙发上坐下，按动号码。

“……是我。”我说。

“嗯。”她在银行工作，话筒里有自动点钞机的点钞声。听来竟如某种雨声。

“今晚到我这儿吃饭？”

“对不起——”

“有事？”猫从什么角落钻出来，跳上沙发，在我身边径自躺下。

“事倒没有，”她压低声音，“但那个来了。”

“哪个？”

“那个嘛。”

是月经。我明白过来。我这人反应经常慢一拍。

“哦……不过，那个跟吃饭有什么关系？”

“没有关系吗？”她反问道。

我不知该说什么好。点钞机雨声结束，随之响起沉甸甸的钞票捆扎声。

她满意地叹口气，“来就是了。菜我去买。”

我们沉默了一会儿。

“对了，有件事。”我说。

“什么事？”

“昨晚我好像看到她了。”

“她？”

“她。”

话筒好像瞬间冰冻起来一般。她知道我说的是谁——我们共同认识的熟人只有一个。她一阵沉默，她在思考，同时回忆。这世上确实有各种各样的沉默。

“你是说她……”停顿片刻，她接着说，“在哪儿看到的？”

“怎么说好呢……电话里一下讲不清楚。”我用大拇指摸猫的脖子。

“那……晚上见面再说吧。”她说，“现在忙得很。”

“也好。”

她好像还有什么话要说，但未能顺利出口。我们互道再见，挂断电话。我在沙发上又坐了一会儿，放下电话后我觉得自己似乎老了一点。

我7月份同妻子办了离婚手续。8月份辞去了在报社的工作。从9月份开始在一家民办夜校教英语。这一切就像倒下的多米诺骨牌似的顺次发生。现在隔天上一次课，工资低得可怜。但一个人活下去没问题。白天则在家写作。写长篇小说。

她是我夜校上课的学生，在一家商业银行做柜员。但其实在夜校之前我们就认识了。是报社的一个女同事介绍的。她们是好朋友——至于好到什么程度我不太清楚。三个人一起吃过几次夜宵。后来我和她单独约会了几次。又一起睡了几次。很显然，我们都彼此喜欢对方，但未来究竟怎样，两人都心中没数。

“为什么离婚？”有一次她问我。

“因为辞职。”简明扼要。

“为什么辞职？”

“因为想写东西。”

“报社不就是写东西吗？”

“想写不一样的东西。”

“什么东西叫不一样？”她好奇心算重的。

“具体说就是写小说。只写小说。”

她若有所思地点点头，“写小说有趣？”

“没有想的那么有趣。”

我给她看过自己发表在刊物上的几篇短篇小说。她认真地靠在我肩上看了，看完没有说任何感想。我也没问。

昨晚上课她没来。她去参加一个高中女同学的生日聚会去了。因为拖了一会儿堂，九点半上完课，末班车的时间已经过了。夜校上课的地方离我住的地方有五站路。说近不近，说远也不远。我决定散步回去。秋天城市的夜晚散发出古代银币般的清凉气息。路过一座不大的街心公园时，我停下脚步，在长椅上坐下抽烟。我想在这美妙的夜色里多待一会儿。我已经离婚，没有人在家等我，我也不用等任何人。我一边抽烟一边发呆。路灯下的街道看上去俨然某出古希腊戏剧的舞台。

大概过了十多分钟，就在我抽完烟，准备站起来的时候，我看见了她。她正在过马路。从走路的姿态看，她很像是我以前在报社的一个同事——就是介绍我跟银行女孩认识的那个。正当我犹豫着要不要过去确认一下并打个招呼，响起了尖厉的刹车声。她被撞得几乎飘了起来。

很快就有一群人围上去。有人在高声打电话求救。我被突如其来的变故震住了。一股凉意从脚底升起，我就像被施了魔法似的，僵在长椅上无法动弹。那到底是不是她呢？只要跑过去看一眼就能知道。但我没过去。去了也无济于事，我想。是她也好，不是她也好，发生的都已经发生，这个世界不会因为我而改变自己的进程。

我在那儿坐了不知道多久。警车来了，救护车也来了，又都走了。人群瞬间散去。一切就像什么都没发生过。最终，我从长椅上艰难地站起来，招手叫了辆出租车。我脑中一片空白。回到家，我照例给猫喂了猫粮，然后淋浴。淋浴后走进厨房，倒了杯矿泉水，吃了两片安眠药。

“说不定你看错了，”她站在水槽前洗碗，把洗好的碗碟递给我擦干，“她不像是过马路会被车撞到的那种人。也许只是有点儿相像的另一个人。”她朝旁边瞄我一眼。

我把擦干的碗碟摞在一起，放进橱柜。她洗了手，解掉围裙。

“要不要喝红茶？”我问。

她无声地点下头，从餐桌上的七星烟盒里抽出一支用我的银色打火机点燃。

我转身去泡了两杯红茶，打开书架上的音响，放入迈尔斯·戴维斯的《酷派的诞生》。悠扬的小号声与夜色一起注满房间。

我们在餐桌面对面坐下。我也点了一支烟。

她伸过手抚摸了一下我的脸。“别乱想了，”她微笑着说，“你是有点不一样。”

我低头喝了口温热的红茶，不知道要说什么好。我们一起听了会儿音乐。迈尔斯·戴维斯与吉尔·艾文斯1949年合作出品，西海岸爵士乐的开山之作，冷静而柔软，犹如秋日午后的落叶。我点了第二支烟。

“我和她睡过觉。”我突然没头没脑地说。话一出口，自己也吃了一惊。

“什么？”她从红茶上方扬起头，一脸的迷惑。随即像记起什么似的“哦”了一声。表情转换令人想起汽车的自动雨刷。

“你知道？”

“认识你之前就知道。”

话听上去说不通，但再想想则在情理之中。她一只手托住下巴，朝我笑笑，笑容仿佛在说“无所谓的，想说什么只管说好了”。

“她告诉你的？”我问。

她点点头，用另一只手拨弄着红茶袋用细线系住的标签。

那时我到报社刚满两年，结婚差一个月三年，差三个月过二十八岁生日。没有小孩，养了一只猫。

我在报社负责编辑两三个版面，主要是介绍新潮家用电器以及家庭装修材料。比如最新款的数码相机啦，会播放音乐的电饭煲啦，再比如防水地板、环保型涂料、可拆卸家具什么的。虽然无聊，但收入不赖。业余时间试着写小说，但总没法集中精力，被各种琐事牵扯着——就像在长途客车上看电影。

她比我早一年进报社，是专跑治安线的新闻记者。经常在半夜奔赴哪个凶杀现场，然后连夜写成新闻报道。留短发，胸部丰满，笑容简洁，一看就觉得精明能干。在那天晚上一起喝酒之前，我们的关系仅止于知道对方姓名，见面点头打个招呼而已。

那天晚上我值班——每半个月要轮到值一次夜班。凌晨两点，我在值班室登记簿上打钩，锁门离开。我按下电梯的下降键，然后看着电梯门上方的数字由1开始依次上升，到15时停留了一下，接着继续攀升，当数字变为25时，响起仿佛微波炉里三明治加热结束时“叮”的一声。过道上两盆无精打采的绿色植物似乎被惊醒过来。我跨入空无一人的电梯间，在电梯门准备关的时候按住了开门键。我听到有人大喊“电梯来了，我要挂电话了”，同时伴以沉闷的关门声和高跟鞋敲击大理石地面的笃笃声。她闪入电梯，手中握着银色的索尼手机，看到靠在角落的我时表情停顿了二分之一秒，随即换上无懈可击的礼貌的微笑。

“谢谢。”她说。说完叹息一声。

“很累？”电梯开始下降。

“嗯——”她莞尔一笑，是不一样的笑，看来她收藏有种类繁多的微笑，“已经习惯了。”

“又发生了什么血案？”我开玩笑说。

“无聊得很。”她轻轻挥了挥手，像是要驱走看不见的小蚊虫。

电梯继续下降。从二十五层回到地面的时间比想象中要漫长得多。

“刚进电梯看到你吓了一跳。”

“怎么了？”

“看到电梯门一直开着等我，心里很奇怪，心想难道它能听懂我的话——结果一进来看到你在角落。所以……”看样子她还想说什么，但却又不知如何说才好。于是她又笑笑，意思大致是“不好意思，解释不好”。

我同样还以质量中等偏上的微笑，表示理解。我确实理解。有很多感受无法顺利诉诸语言。

电梯抵达一楼。我们走出电梯，穿过大厅，走出报社大楼。不知为什么，两人好像都松了一口气。外面空气清新，黄色路灯下无人的街道一直伸向远方。

“你今天值班？”不像是问句的问句。

“嗯。”我们的关系好像由于深夜共乘电梯而奇妙地贴近了。深夜里人是会变得不太一样。

“还有事吗？”她若无其事地轻声问道。轻得我都怀疑她是否真的说过。

“没事。”我说。妻子出差了，明天休息日，她令人有好感，没有理由拒绝。“要么到哪儿去坐坐。”我接着说。

我们在路口跳上一辆出租车，去了一间我知道的通宵营业的酒吧。酒吧里几乎没人，我们挑了个临窗的位子坐下。她要了芝华士12年，我则要了波旁威士忌。我们边喝酒边胡乱聊了一会儿。她采访中的趣事，各自部门的怪人，最新型号的手机，等等。酒吧音箱流出烟一般的钢琴曲，窗外的街景如同一幅静物画。

后来不知怎么谈到了爱好。大概是我说自己喜欢写小说引起的话题。

“我有什么爱好呢？”她低头看着自己杯中的冰块。冰块正在融化。“以前倒是喜欢听音乐，看书什么的，后来渐渐都消失了。消失了。就像烈日下的冰块。”

我想象了一下烈日下的冰块。

“是没时间？”

她点点头，又摇摇头，“不知道。反正每天都塞得满满的。昏昏沉沉地睡觉，跑来跑去地采访，没滋没味地写稿。”

“有那么多案件？”

“多得离谱。”她抬起头看着我，“你大概不太看报纸。”说完粲然一笑，“我也是。”

“就像面包师傅不吃面包。”

“一开始跑这条线的时候，”她来回转动左手小指上的铂金戒指，“我总在想，怎么会有这么多人争先恐后地去犯罪呢？各种各样的人。各种各样的罪。各种各样的死。时间长了，我得出一个结论——”她停下来。

“什么结论？”

她又开始旋动戒指，似乎由此可以挑选出合适的说法。“简而言之，那就是‘我们的生活完全是被动的’。你永远无法预料接着会发生什么。去杀别人，或者被别人杀。我们根本无法控制人生的流向……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自己多少能把握事态的进展，至少在某种程度上，但那其实是错觉，如同漩涡那样不由自主的错觉。实际情况是，一切都是被动接受，我们没有哪怕丝毫的自主权，从本质上说。”

“从本质上说。”我喃喃重复道。

“命运。势不可当的命运。那就是他们告诉我的结论。”说完她喝了一口酒。

我们沉默下来。整间酒吧就像正在缓缓沉入海底。一辆摩托车在窗外的街道飞驰而过，尖锐的轰鸣声像划破了什么东西。我扬手让侍者再来两杯酒。

“刚才说到爱好，”她喝了一大口新来的酒，突然说道，“我不知道那算不算爱好。”

“唔？”我怀疑她是不是有点喝多了。

“大概有一年多时间——那时我刚开始做记者——我非常热衷于谈恋爱。”停顿片刻，她接着说，“和很多人，同时地谈恋爱。”她看着我，确定我听明白了，“一般数目固定在五个人左右。人在不停地换。各行各业，各种类型。大部分是男的。有过一两个女孩。我把所有业余时间都花在跟他们轮流约会上。就跟采集蝴蝶标本似的。

“我自己也搞不清怎么会形成那样的局面。一开始是不知不觉的，到后来渐渐变成刻意的安排。恋人的类型要尽量地多样化，要不断地更新。那时工作压力很大，刚上手的工作节奏太快，加上各种血腥的案件现场，弄得我身心疲惫，神经衰弱，常常失眠或被噩梦惊醒。但与此同时，我却又兴致盎然地赶赴各个约会，走马灯似的周旋于众多恋人之间。用浓妆掩盖憔悴的黑眼圈，即使皮肤干燥皱纹增多生理周期失调也在所不惜——就是那样。就像溺水的人死死抓住什么东西不放……回忆起来有点不可思议。也许类似于某种平衡吧，有时候我想。就和走钢丝需要手握长杆一样。”

她停下来喘口气。我也想喘口气。她让我想起很多别的事。不相干的事。

“我和他们每个人都亲热过。不偏不倚。不过，我有自己的底线，”她用手掌在胸口下面水平画了一道线，然后停在那里，“这里以上。”

我很想抽烟，但烟已经在值班的时候抽光了。我又很讨厌在酒吧里买烟。所以我低头喝了一大口威士忌，再抬头接住她的目光。她的目光里什么都没有，仿佛熄灭已久的灰烬，不过那只是一瞬间的事。

“不过，有一天，一切都结束了。咔嚓一声。好像有谁按下了开关。开——关。不，不是好像，确实有人按下了开关。以那为分水岭，雨水开始流向另一个方向。你明白吗？”

我想我明白，“发生了什么事，对吧？”

她微微点了下头，又摇摇头。摇头似乎既可以看作是对点头的否定，也可以看作是对点头的肯定。

沉默了有一支烟时间。其间她的手机响了一次，干巴巴的电话铃声响了六声后绝望地倒下死去。

“想问个问题。”

我点点头。

“你还想和我睡觉吗？”她说。

那并非我第一次对妻子不忠。但那确实是我第一次进入另一个女人的身体。在那之前，我同为数众多的女人干过——以各种方式——但从不进入对方的身体。我有自己的底线。我想起她用手在胸口下面画一道线时的表情。我该在哪儿画一道线呢？无论如何，我们都曾有过自己的底线。

就像某种动物本能一样，我总能物色到合适的对象。有花钱的，有不花钱的，也有介于两者之间的。一回事。就像要拼命填满某个看不见的沙坑似的。没有爱没有责任没有以后没有因为没有所以没有那么。什么都没有。我们全力以赴，心想填满沙坑就好了。世界便会重回宁静。但问题是，事实上，沙坑是永远填不满的——那儿有个巨大的漏斗。

两个月前，也在这张餐桌旁，我和妻子——不，应该说是前妻——最后一次面对面坐着。

“整件事想起来有点莫名其妙。”她自言自语般地说。

“是啊。本来不离婚也可以的。”我喝完最后一口冰镇啤酒。易拉罐表面出汗似的凝着水珠。

她打个哈欠，不无疲倦地看着自己手里的啤酒罐。她原本不怎么喝啤酒的，但冰箱里已经没有别的饮料。我正在开始建设单身生活的框架。

窗外响起飞机起飞的轰鸣声。我面前的空易拉罐随之发出细微的颤抖。就像塔尔科夫斯基的电影《潜行者》中的开头那样。我特别喜欢那部电影。

“六点半的飞机。”她的脚边并排摆着两只深色的中型旅行包。宛如两只熟透的水果。

“嗯。”我瞄一眼墙上的钟。还有两个小时。飞机声过后，蝉声再度响起。

“没想到会这样。”她勉强笑了一下，“也许这样才对。”

“怪我。”怪我。我开了门，又关了门。

“也许这样才对。”

“去哪儿？”

“往北。”往北。

“不回来了？”

“大概。”

我点点头，“有空打电话。”

猫从屋角边伸懒腰边走过来跳上餐桌，含意不明地轻轻叫了几声，又就势躺下。她用手指摸摸它的额头。猫发出满意的呼噜声。

“一直想问你个问题。”我说。说完做了个深呼吸。空气里有股空调味儿。

她又摸了一会儿猫。“说呀。”她抬起头，“再不问就没机会了。”

“你有没有和别的男人睡过觉？”

她考虑了一会儿——看上去也像什么都没想，“为什么问这个？”

“因为我和很多女人睡过。”

蝉声一停，空调排气声就浮上来。一个安静的下午。安静得像别人的梦。

“我一直在想，早点对你说就好了。”

她叹口气，双手把长发捋到耳后。她看看窗外——机场停机坪上停着一架亮闪闪的飞机，看看睡着的猫，再看看我。

“都过去了。”她说，脸上没有任何可称之为表情的表情。

我还想再说点什么，但最终什么也没说。五点半她走了。我继续坐在那儿喝啤酒。又喝了两罐。她那罐几乎没动，我也拿来喝了。好几架飞机起飞——也可能是降落——搞不清哪架是她坐的。

我一直坐到天色黑透。灯也没开。五个空啤酒罐在餐桌上一字排开，如同复活节岛上面对大海的石像。

酒吧里现在只剩下我和她两个客人。吧台里的年轻男侍者在全神贯注地依次擦拭高脚酒杯，每擦完一只便像检验钞票真伪似的举起酒杯对着灯光审视一番。我看看手表，三点过两分。烟灰缸的侧面写着“运河宾馆”几个字。她去上了趟洗手间，返回座位时——大概补了补妆——看上去焕然一新。她拉开椅子坐下，两只手臂摆到橙色桌布上，手指交叉握在一起，然后互相鼓励似的朝我笑笑。

那也是一个深夜。大办公室里空荡荡的——如同演员走光的舞台后台——只剩下她一个人。她刚刚发完稿。一名十八岁的强壮少年，因为带女孩回家过夜与父母发生口角，女孩走后，少年操起西瓜刀将父母砍死，并将尸体肢解后塞入冰箱。第二天照旧上课，照旧带同一个女孩回家睡觉。直到第三天钟点女工前去打扫卫生，给冰箱除霜时才发现碎尸。钟点女工当场昏倒，精神轻度错乱，进入医院接受治疗。而少年被捕后镇定自若，对杀人事实供认不讳。少年异常英俊，眼神清澈明亮，在她采访时一言不发，只是微笑着盯着她看。看她的眼睛，看她的脖颈，看她的胸部。就像在用目光一寸一寸地强奸她。即使在摄影记者给他拍照时，他的目光也没从她身上移开，他只是笑着说，“拍得好一点。”OK，拍得好一点。从头到尾他就说了这么一句话。

她轻微地甩甩头，竭力要将少年的微笑和眼神从脑海里驱赶出去。她打了几通电话，和其中一位约好一小时后在酒店会面。然后把整个身体陷在转椅里，闭着眼睛又坐了一会儿。她似乎听见性欲在体内渐渐膨胀的声音——就像立在临海的悬崖上，丰盈的海风涌入耳鼓那样。那性欲仿佛是根本不依附于她的独立实体，与它那雪崩般无可救药的力量相比，她的自我意志简直渺小到可以忽略不计。她顺从地将手伸进自己的长裙，嘴里发出压抑的呻吟。“我们什么也控制不了，我一边手淫，一边绝望地想。”她说，“脑子很清醒。比任何时候都清醒。你大概不明白……怎么说呢……那就像是别人的性欲。我不过是个被利用的工具罢了。”

对，那就像是别人的性欲。我再明白不过了。沉默了一会儿——她缓缓旋出左小手指上的铂金戒指，投入还剩两厘米液体的酒杯——她继续往下说。

办公室里静得让人感觉仿佛身处宇宙的尽头。等回过神来，她已经泪流满面。

我在流泪。她意识到这一点。我怎么会流泪呢？毫无理由，她想，我已经有多久没流泪了？一年？五年？

但眼泪依然在抑制不住地夺眶而出。她全身瘫软地靠在转椅上，不知道哭了多久。也许二十分钟，也许一个小时。那绝非正常的哭泣。那里面有什么。有什么通过源源不断的泪水的形式表现出来。那究竟是什么呢？她能清晰地感受到它的存在，但却无法将其转化为语言。

“这也正是我觉得困惑的地方，”她说，“你知道，干我们这行的，无论什么都要形成文字。但这回不行，虽然那个什么比我采访过的任何东西都更为真实，更为具体，更为确切，但我却没有描述它的能力。”

她哭得很累。等眼泪止住时，她觉得自己已经奄奄一息。巨大的失落感如同比重不同的空气荡漾在四周。奇妙的是，她一点也不感到悲伤，相反，心里有股微弱的暖意。就仿佛在一间空旷而黑暗的大房子的角落里，点亮了一小支蜡烛。她在意念中伸出双手围拢住闪烁不定的烛光，用全副身心去感受那久违的一点温煦。

“就像一次小小的，温暖的死。”她说。

我们再次沉默下来。在幽暗的灯光下，玻璃酒杯里的铂金戒指看起来很像是沉落海底的什么远古文物。

“怎么样，”她嘴角浮起凄楚的微笑，“你不是喜欢写小说吗，能写出来？”

我默然点头，“试试看。”

“那就太好了。”她叹口气，“我也老想着要把它写下来，心想也许会有所帮助。试过几次，但是不行，怎么看都像新闻报道——就像对着扩音话筒向大家宣告事件经过。时间地点人物……那就是新闻报道。没法抓住最本质的那个什么，没法触到人的心。小说就不一样，我想，小说能自言自语。不停地自言自语，那个什么就会自动浮现出来。读的人也就能猛地一下明白过来。也许说不出到底明白了什么，但反正是明白了，恍然大悟。那样的小说才叫好小说，是不是？我说的对不对？”

“没办法再对了。”

她露出如释重负般的欣慰笑容。“我们有共通之处，前面就感觉到了。”

“在电梯里？”

“是啊，在电梯里。”

“就是这样。”我说。

音乐不知什么时候已经结束。有三分钟之久，完美无缺的沉默像合拢的蚌壳把我们包裹在其中。然后我站起来，去给她和自己的红茶添了热水。

“小说后来写了？”

“没写。”

这次她没再问为什么。烟灰缸里形态各异地躺着六个仿佛阵亡士兵的七星烟头。

“还和各种女人睡觉？”她淡淡地说。

我摇摇头。自从看到海豚那一次之后。

“这么说，”她抚摩着跳到她腿上的猫，“我是个例外喽？”

“你不一样。”

“哪儿不一样？”

“唔——跟你在一起，觉得心里格外踏实。”

“因为身上有钞票味儿？”

“钞票味儿？”我有点吃惊。

“成天跟钞票打交道嘛，日积月累，皮肤里就散发出一股钞票味儿。所以抱起来格外踏实。”说完她忍不住笑了。

我也笑了。传来一阵飞机轰鸣声。她双手托腮闭上眼睛。从窗口远远望去，能看到灯光下灰蒙蒙的停机坪上泊着的几架飞机，就像商店橱窗里卖不掉的飞机模型。

“那到底是不是她呢？”轰鸣声过后，她依然闭着眼睛，嘴里喃喃自语。

“对了，”她睁开眼睛，像是突然想起了什么，“你们最近没联系过吗？”

“没有。”我说，“她消失了。”

那天夜里她没去酒店赴约。之后不到一个月，她和原先的那些恋人全都断了联系，就像一个一个拔掉插头。她辞职是在7月初。比我离婚早半个月，比我辞职早一个月。她递上辞职书那天我请她到一家高级西餐厅吃意大利菜，她说想一个人去旅行，去做一次长长的旅行。之后两人再也没见过面。接到过几次电话。都是从不同的海边小镇打来的，似乎她正在沿着海岸线旅行。后来电话也没了，打过去手机关机。

她消失了。就像烈日下的冰块。

“她没给你打过电话吗？”我说。

她摇摇头，“她辞职后就没联系过。”

“不知道我们怎么认识的吧，你？”

“不知道。”确实不知道。

“我们曾经约会过。”她干净利落地说，“不过，我拒绝了她，并由此成了正常的好朋友。”

“她啊，几乎没有朋友。”说完她叹口气。我也想叹气，但还是忍住了。我也几乎没有朋友。

“喂，”她抬起头，“辞职不工作的感觉到底是怎样的？”

“感觉……有点像下定决心去做一次长途旅行。一个人的长途旅行。”

“有时候我也想辞职。”她说，“银行里实在太无聊了。坐在营业间发呆时，我就幻想自己变成各种各样不同的角色。比如动物园驯兽师啦，空中小姐啦，甚至杀手、妓女什么的。做白日梦一样。不过，”她莞尔一笑，“我只是想想，我不是能辞职不工作的那种人，这我很清楚。”

我低头喝了口红茶。我也许是真心喜欢这女孩，我想。但我不敢确定。我失去的已经太多了。

钟敲十一点，她耸下肩，像要驱除什么咒语似的拍拍双手。“好了，”她站起来摸摸我的头，“已经不早了，洗洗睡吧。”

半夜我醒过来。不知道几点。她也醒了。我们在黑暗中抱在一起。我把手放到她柔软的乳房上。她的呼吸弄得我耳垂湿湿的。

“做了噩梦。”她说。

“嗯。”声音听起来不像是我自己的。

“有没有想过死？”过了一会儿，她在我耳边轻声问道。

“不怕。”我微微搂紧她，“不怕的。”

不怕。我在心里对自己说。不怕的。很快我们就会睡着，再醒来，天就会亮了。

但已经不那么容易睡着。我在黑暗中静静地考虑死。死究竟意味着什么呢？我突然觉得我们或许都已经死了。我。她。她。她。她……

我莫名其妙地又想起我和妻子去民政局办离婚手续的7月底那个礼拜四的下午。我们在路口互道再见后分手。那时我还没想好要不要辞职。我背着耐克背包，听着耳机里玛芮安娜·费思芙尔饱经岁月摧残的歌声，沿着林荫道走了大约一个小时。又在一家常去的小书店消磨掉了晚饭前的两个小时。临走买了几本外国小说。书店里冷气开得太足，以至于我走出去时感觉好像已经冻僵了。我在附近的快餐店吃了一份滚烫的酸辣面，喝了一瓶啤酒。吃完身体暖和起来，脑袋昏沉沉的，无数图案忽隐忽现。不想回去，便沿着街道散步。

典型的夏日黄昏。各种音符和气味都格外地清晰分明，富有质感，仿佛在一点点沁入肌肤。天色暗下来，我走进以前去过几次的一家店。

空间小得刚好容下两个人。女孩身上有一股花露水的香味。她看上去完全不像干这行的。几乎没怎么化妆，穿着样式普通的牛仔裤，说起话来轻声细气。

“不像才好嘛。”说着，她姿势灵巧地脱光衣服。

我闭上眼睛，任凭她手和嘴唇的动作。在最后一刻来临时，我紧紧抱住她。

我们又抱了一会儿。然后她像冬天的小鸟一样伶俐地跃起离开，背对着我开始穿衣服。她先套上白色的三角内裤。那上面印着一只小小的黄色卡通海豚，在臀部曲线的影响下，它仿佛正在我眼前游动。

我一直盯着她白色内裤上那只黄色的卡通海豚。它仿佛正在游动。我的眼泪流下来。就像一次小而温暖的死。那是她说的。她说得没错。

我闭上眼睛，静静地，疲倦地哭了一会儿。黄色的海豚在白色的海洋里继续游动。

火星罪犯

还来得及。我看一眼手腕上的潜水表。现在是黄昏。如果不出意外的话，我将在凌晨之前抵达火星旅馆。巨大的落日正在缓缓地沉入地平线。沙漠被染成一望无际的橙红色——简直就像回到了火星。我咬咬牙，忍住叹息，猛踩吉普车的油门。

无论如何，不能错过六万年才举行一次的party。

在无边的夜幕中，你老远就能看见火星旅馆。它建在沙漠中央，体积庞大，外形酷似一座通体发光的圆锥形火山，异常醒目。三百六十度的锥体表面布满洞穴般的窗口。停好车，我迫不及待地直奔旅馆大堂。时间不多了。

大堂空旷，明亮，寂静。仿佛埃及法老的地下陵墓。服务台里只有一位半老的老头，身穿合体的黑色燕尾服，头发往后梳。我向其出示了证件。他微微一笑，朝侧面的电梯做出请的手势。您来的正是时候，他说，大家都在楼顶。

然后——自然——电梯间。再然后，必须穿越一条因为笔直而更显得漫长的走廊。强烈的音乐声像从远方涌来的海啸那样一步步逼近。转个弯，走进一扇山洞洞口似的入口。豁然开朗。空间足有好几个古罗马斗兽场那么大，被特意布置成火星上的模样。崎岖不平的锈红色岩石，寒冷的沙漠，昏暗的光线。天文台般的拱形玻璃屋顶下，若干架硕大无比的高倍专业天文望远镜排成一列，像触手一样指向星空。

至少有上千人在随着音乐跳舞。离奇的电子乐，离奇的舞步。在具有浓郁Lo-Fi感的厚重鼓点的衬托下，诡异的电气声响和扭曲的人声无所顾忌地肆意切换。合成器脉冲的噪音混合着如同重磅炸弹的电子乐节奏，组成排山倒海的气浪，火山爆发般喷射而出。

是他们，我想。当然是他们。只能是他们：火星老鼠。一支德国后现代电子乐队，一帮生于70年代的不那么年轻的年轻人。瞧，他们正站在一座略微隆起的地台上。规模更壮大了。除了核心人物约翰·圣·沃纳，安迪·托马和杜杜·尼基，还有十多个叫不出名字的乐手，他们各自摆弄着鼓吉他贝司钢琴小提琴合成器，或者自己的喉咙——用各种反传统的怪异方式。他们就像一台疯狂冷漠的绞肉机，把摇滚乐绞得支离破碎。

我加入跳舞的人群。不过与其说这是跳舞，不如说是某种随心所欲的蠕动。每个人都面无表情地沉醉其中。听得出来，乐队演奏的是他们2001年的专辑《意识形态》。我有那张CD，就放在书架第二排的最右边。黑色贴膜的封套上被挖出两只咸蛋超人的空白眼睛，典型的火星式幽默：冷酷的嬉皮。粗暴的游戏。冰冻的温情。无因之果。无果之因。地球人称之为后现代或后摇滚。管它呢，反正都跟我们无关。

归根结底，地球这座星球——以及这座星球上所有的一切——都跟我们无关。战争也好，艺术也好，环境污染也好，意识形态也好，什么也好。因为——不管你信不信——我们是火星人。更确切地说，我们是被放逐到此的火星罪犯。地球是我们的监狱。作为惩罚，我们必须与无耻的地球人生活在一起。

没有比这更残酷的刑罚了。

我们就像撒落的沙粒，分布在地球的各个角落。其中百分之五十成了精神病院病人，剩下的一半则成了永远默默无闻的另类艺术家。比如火星老鼠。比如我。

不知不觉中，每架望远镜前都已排起一条长龙。轮到我时，他们正在演奏那首《双手捕蝶》。旋律柔缓得恍若童年时奇妙的梦魇。我把脸紧紧贴在望远镜上，目不转睛地凝视着镜中红色的星球。红色的故乡。

2003年8月27日，火星大冲。地球与火星间距离为六万年来最近。5 576万公里，那就是我与我所爱的那个世界之间的距离。

火山旅馆

K到火山旅馆是为了写他的新小说。他是黄昏时到的。当他意识到时——就像有人拔掉了插头——天空已经黑下来。他迈上几级台阶，走进大堂，放下手里的拉杆箱。日光灯照出他拉长的身影。他调整了一下呼吸。空气里有一股淡淡的霉味。四周静悄悄的。他的右边是两张看上去年代久远的米黄色单人皮沙发，沙发之间有一张褐色茶几，茶几上摆着一只白色的烟灰缸。左边墙上挂着一幅火山喷发的油画。油画上方的墙角有一大圈泛黄的水渍。

他拉出行李箱的伸缩杆，拖着它走向前台。轮子在水磨石地面上发出惊人的声响。他把头探进前台，发现一个人脸朝下趴在桌上。他分不出对方是男是女，甚至是死是活。

“嗨。”他低声说，似乎怕吵醒他（或她），虽然他的目的就是吵醒他（或她）。

没有反应。

他又等了一会儿。然后伸手想去碰他（或她），但伸到一半时，他的手停住了，停在半空。他似乎不忍——或者不敢——下手。似乎他不是要叫醒他（或她），而是要掐死他（或她）。他的手慢慢缩回来。

他再次拖动拉杆箱（这次似乎更响），向米黄色的单人沙发走去。他把箱子放到旁边，在沙发上（靠近前台方向的那张）坐下。他点燃一支烟，开始研究对面的油画。

他的房间在走廊尽头。201。更浓的霉味。他扭亮床头灯，在床沿坐下，试了试床垫的软硬。巨大的双人床。然后他站起来，走过去拉开窗帘。双层的落地窗帘，里面是一层白纱，外面是猩红的天鹅绒。他把窗开到最大。外面一片漆黑。一股浓郁的植物气息。没有一丝风。他在窗口站了一会儿。然后进浴室撒了一泡很长的尿。然后，K决定，他要先洗个澡。

跟往常一样，当K冲完淋浴，换上干净内衣，他觉得一切都会顺利。当然，这里说的一切，就是他的小说。他的新小说。他已经在它上面浪费了两年时间。他开始整理箱子。他带的东西并不多。几套换洗衣服。一本《福楼拜书信集》（他只带了这一本书）。一台手提电脑。他把电脑放到狭窄的书桌上。书桌抵着正对床的那面墙，桌子上方挂着一面镜子。他打开书桌上仿羊皮灯罩的台灯。他在书桌前坐下，看着镜中的自己。然后他站起来，小心地把桌子朝窗户方向移动了大约一米。他重新坐下。现在当他抬起头，看见的不再是自己，而是白色的墙壁。

他打开电脑。不，他今天不准备写作。他只是想试一下坐在这里的感觉。他打开“我的音乐”。他点击播放。比莉·哈乐黛。他把音量调低。

他坐在那儿呆呆地听了一会儿，然后站起来，环视了一圈房间。他再次走到窗前。他看着外面。过了一会儿他才意识到，他看不见外面，他只能看见玻璃上反映的自己。

K看着那个女人穿过明亮的餐厅。好几次阳光射到她的黑色连衣裙，那一瞬间她看上去就像被点燃了。一开始他以为她认错了人。当她在他面前停住的时候，K再次确认，是的，她认错人了。他不认识她。他以前没见过她。但问题是她的表情。

“我可以坐这儿吗？”她的声音有点微微颤抖。

K还没反应过来，她已经坐下了。

“我可以抽烟吗？”

他耸耸肩。

即使在点烟的时候，她的眼睛也始终盯着他不放，似乎害怕视线一离开，他就会消失。K尽量让自己显得镇定。他看着奶油色桌布上一个小小的香烟洞。然后他抬起头。

一缕烟雾冒出她丰满的，深红色的，微微张开的嘴唇。

她嘴角浮现出一丝微笑。她半站起来，身体向前倾，两只手臂像蝴蝶翅膀一样展开在桌面上。她的脸靠得如此之近，以至于他产生了一种幻觉：以为她要和他接吻。

她脸上的笑容消失了。

“你来了。”她用耳语般的声音说。

“对不起，”他说，“但我想——”

“麦当劳叔叔在干吗？”她打断他。

“什么？”

“麦当劳叔叔在干吗。”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她慢慢坐回椅子上。她一只手臂抱着身体，另一只手夹着香烟。她涂着黑色的指甲油。

“不，不，不，”她把头反复摇了几下，“我们没时间开玩笑。你已经迟到了。”

“我想你认错人了。”

她似乎根本没听见他的话。她又深深吸了口香烟，把剩下的一半在烟灰缸里掐断。

她的身体再次倾过来。她看着他的眼睛。

“我再问一遍。”她放低声音，就像要告诉他什么秘密，“最后一遍。麦-当-劳-叔-叔-在-干-吗？”

沉默。传来鸟叫的声音。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K说。

K开始写作。他起得很早。五点半，六点。他喜欢晨光。他一直写到中午。午饭后小睡，然后继续工作。下午三点，他合上电脑，去健身房跑步。跑一个小时。然后是淋浴，晚餐，散步。晚餐时喝一瓶啤酒。散步后偶尔去电视机房看一会儿电视。但大多数时候他还是直接回到房间。听点音乐，看几页《福楼拜书信集》，然后上床睡觉。九点，九点半——他睡得很早。

敲门声。K过了一会儿才转过头，看着门。他的手还放在键盘上。笃。笃。笃。每一声的重量、间隔都完全相等。就像某种乐器。K没有动。他看着门。笃。笃。笃。

“谁？”

没有回答。

K站起来，走到门边。他透过猫眼往外看。没有人。没有任何东西。昏暗的走廊就像被折叠扭曲的时空。

笃。笃。笃。

他的心跳骤然加速。他紧紧捏住球形把手。

笃！笃！笃！

他打开门。

门外站着一个侏儒。

侏儒手里拎着一个白色帽盒似的东西。盒子外面扎着红色的绸带。

“嗨。”他的声音很怪异，尖尖细细，既像孩子又像成人。“你好！一份小小的见面礼。不成敬意。”他举起盒子。

K接过盒子。盒子轻飘飘的，像是空的。

“谢谢。”K说，“——请进。”

侏儒摇摇摆摆地走向角落的两把扶手椅，在其中一把上坐下。他的脚碰不到地，悬空在那里，像孩子一样晃来晃去。K把盒子放到电脑旁边，顺手——就像掩藏什么犯罪证据——合上电脑。

“他们说你是个作家。”侏儒说。

“算是吧。”K在另一张椅子上坐下。

“写小说？”

“写小说。”

“写小说。”他点点头，重复一遍，似乎在确认什么。跟所有侏儒一样，很难看出他的年纪。他比例失调的大头上留着扎成马尾的长发，穿着合体的灰色背带西裤和黑色短袖衬衫。闪亮的黑皮鞋。无论是西裤还是衬衫都棱角分明，好像刚刚熨过。衬衫的纽扣扣到最上面一颗。

“这么说，你不是来自杀的。”

“自杀？”他惊讶地抬起头。

他咧开嘴笑出了声，“这是自杀旅馆，你不知道吗？”

K摇摇头，“为什么？为什么叫自杀旅馆？”

“网上有个秘密的自杀网站，很多人相约到这里一起自杀。你见过那个疯婆子？”

“你是说那个穿黑裙子的女人？”

“对。”

“见过一次。她好像把我当成了另一个人。”

他再次咧嘴笑起来，“她在等跟她约好的人。但那个人一直没来。”他一边笑一边看自己的手掌。干枯的手掌，令人想起某种标本。

“你也住这里？”

“我？不，我住在那边。”他的短胳膊朝窗那边挥了挥，“我住在湖对面的森林里。我在那儿有座小屋。但我有时会到这边来看电视。”

“有时候突然很想看电视。”他继续用他那怪异的嗓音说，“想得受不了。好像不看就会死掉。你明白那种感觉吗？就像毒瘾发作。”说到这里，他像想起了什么。他从扶手椅上灵巧地滑下来，走到K面前。

他从裤袋里掏出一个扁扁的银色盒子。

“哈——让我们来试试这个。”他用欢快的语调说。

“大麻？”K看着侏儒从盒子里抽出一根细长的棕色烟卷。

“不，比大麻更爽。是我从森林里采的一种草。”他用一个看上去沉甸甸的银色打火机把烟卷点着，深深吸了一口，然后递给他。

K接过烟卷，但没有立刻抽。

侏儒站在那儿，看着K的眼睛。他双手扣在背带上，脸上带着骄傲的笑容，似乎对眼前的一切感到很满意。

“别担心，这不是毒品，这只是一种植物。来吧，大作家……对，吸一大口，尽量不要让烟出来，尽量都吞下去……对，就这样……它会带给你灵感，它本身就是灵感……”

K觉得喉咙里一阵辛辣。他又吸了几口。他觉得肌肉哗地放松下来，就像一直被紧紧捆着，而现在有人突然给他松了绑。他靠到椅背上，全身瘫软。他闭上眼睛。就在闭眼的一刹那，他飘起来。他在飞。他可以飞。他可以做任何事。除了一件事：他不能睁开眼睛。

我睁开眼睛。一切瞬间恢复——就像有人插上了插头。窗外的车流声。甜得发腻的英文歌。像巡警一样走来走去的麦当劳服务员。对面的她。

“怎么了？”

“没什么。”我低头喝了一口已经冷掉的咖啡。

“你带笔了吗？”

她从包里拿出一支黑色钢笔递给我。她身上的一切都是黑色的。黑衣。黑包。黑指甲油。黑鞋。甚至，黑内裤。

我用笔在麦当劳广告纸的背后潦草地写了几行，然后叠好塞进裤袋。

我把笔还给她。“又在想你的小说？”她说。

我耸耸肩。我看着她，对她送上无辜的微笑。她没有笑。我分不出她是涂了黑眼影还是黑眼圈。

“没睡好？”

她摇摇头。我不知道那是表示肯定还是否定。她发出一声长长的叹息，然后皱着眉头从包里掏出香烟，抽出一根叼在嘴上。她低头在包里翻来翻去地找打火机。

“这里不能抽烟。”我说。

她的动作僵在那里。僵了两秒钟。然后她抬起头，把嘴里叼着的香烟折断，扔进面前的咖啡杯。她用双手捂住脸。过了一会儿，我意识到她在哭。

我手伸过桌面，轻轻抚摸她的手臂。

“你没事吧？”我说，“你药吃了吗？”

没有回答。过了一会儿，她放下手，坐直身体，做了个深呼吸。她拿起餐巾纸擦眼睛。

“你现在看上去就像个可爱的黑兔子。”

她没有笑。她就像没听到我说的话。她拿起另一张餐巾纸擤鼻涕。

“我已经决定了。”她看着我的眼睛，“我一个人去火山旅馆。”

“不是说让我陪你去的吗？”

她苦笑着摇摇头，“不，那不可能。那对你太不公平，而且违反规则。”

“规则？”

“去火山旅馆的人就不能再回来。”

“但你说过——”

“那只是一个梦。梦，你知道吗？梦是不可能实现的。当然，”她的眼神柔软下来，“你的梦除外。你的梦会实现的。你会成为一个大作家。有一天他们会抢着出版你的书。”

我对着咖啡杯摇摇头，“也许我们可以换个医生。”

“没用的。我知道。”她低下头，“我只会拖累你。我们不该在一起。你不该找个神经病做老婆。”她抬起头，看着我，“你有你的梦。”

“你不能这样想。你要有信心。”我握住她的手。冰凉的手。“你可以治好的。”

“我们不要再说这个了。”她的手像胆怯的小动物那样溜出我的手心。她抬手看看自己的手表。黑色手表。“快要上班了——你下午怎么安排？回家写东西？”

“去见一个书商。好像对我的书有兴趣。”

“那太好了。”她把香烟放进包里。我们站起来。

走出门口的时候，我们被一位英俊的麦当劳保安拦住。他递给我一个麦当劳小丑的面具。周年店庆的免费礼物。

K睁开眼睛。有一瞬间K不知道自己在哪儿。然后他意识到：这是火山旅馆。这是他自己的房间。这是扶手椅。他分不清他是在扶手椅上睡着了，还是昏过去了。他慢慢站起来，觉得全身酸痛，两脚发麻。房间里一片幽暗。他不知道自己睡了——或者昏迷了——多久。侏儒已经不见了。也许那只是一个梦，他想。但是不。那不是梦——他看见了摆在电脑旁边的白色帽盒。而且，盒子已经打开了。

他站在那儿盯着帽盒看了一会儿。世界一片寂静。他只能听见自己的耳鸣。在幽暗的光线中，盒子和放在一边的盒盖看上去就像两块白色的骨头。

K觉得似乎哪里有点不对劲。但到底是哪里呢？说不上来。空气闷闷的，黏黏的。他朝帽盒走过去。他停在书桌前。

盒子是空的。

他走动几步，朝四周地上看了看。没有东西。而当他抬起头，他吓得几乎心跳停止：镜子里有另一个人。一个脸色惨白，咧着血盆大嘴，正在狞笑的小丑。他不禁踉跄着后退几步，靠到后面的床架上。小丑也后退几步。然后K突然意识到：那个小丑就是他自己。他脸上戴着一个麦当劳小丑的面具。

我手里拿着麦当劳小丑面具，穿过天桥，走回我们住的公寓。一对母女——打扮得像两个比例不同的芭比娃娃——经过我身旁，那个小女孩死死盯着我手里的面具，然后又面无表情地看看我。跟往常一样，天桥上有几个身体畸形的流浪汉坐在地上乞讨。口子上是一个两条下肢从大腿根处被截掉的乞丐。他趴在地上，除了裆部有块破布什么也没穿。他不停晃动手里装着几块硬币的易拉罐。当我看他时发现他也在看我。我迅速移开视线，掉过头，加快脚步。我又经过一两个在地上蠕动的黑色肉团。我没再看。

在天桥尽头稀疏地围着一圈人。坐在地上的不是乞丐，而是一个侏儒。侏儒面前铺着一块白布，上面摆着一个扁铁盒和几根细雪茄似的褐色烟卷，布上用拙劣的毛笔字写着：

祖传秘方 天然神草

包治百病 一吸见效

我停住脚步，盯着“包治百病”几个字。回过神，我发现侏儒已经站起来，正在盯着我看。他穿一套皱巴巴——但挺合身——的藏青色双排扣西装。他看看我，又看看我手里的面具，脸上露出意味深长的微笑。那笑容让我全身起鸡皮疙瘩。就在我转身要走的时候，他突然一把抓住我的手腕。他的手又细又硬，就像某种动物爪子。

“拿去试试！”他把一根烟卷塞进我手里。

我们互相盯视了大概有一秒。不超过一秒。但感觉就像永恒。然后我用力甩开他——他和他的烟卷，快步朝桥下走去。

我们的公寓就在麦当劳对面，隔一个天桥。她上班的公司在麦当劳的另一侧。有时——大概一星期一次——我们会在麦当劳共进午餐。我走进电梯，走出电梯，掏出钥匙开门。我把面具扔到沙发上，打开餐桌上的手提电脑。离和书商约好的时间还早。我进厨房打开冰箱，给自己倒了杯橙汁。我分两口把橙汁喝光，回到客厅，在电脑前坐下。

手腕被侏儒握过的地方仍然有感觉。

我在Google上输入“火山旅馆”。3 600 000条结果。夏威夷火山旅馆。土耳其火山旅馆。海口火山旅馆。漳州火山旅馆。那曲火山旅馆……我打开了十几个页面。全是广告。我重新输入“火山旅馆自杀”。3 570 000条结果。一无所获。我输入“火山自杀”。15 000 000条结果。有些东西——但也没什么用。过去五百年中，有二十万人死于火山爆发。自1976年以来，有八十七人死于对火山的好奇。1933年，不知出于何种原因，一名十九岁学生跳入日本大岛一座活火山的火山口自杀，在他的启发下，接下来的三个月里，有三百十一名年轻人先后步其后尘。我打开了几个火山喷发的图片和视频。我打开一个关于火山的纪录片，看了十几分钟，然后退出了网络。

我坐到沙发上抽了支烟。我看了看钟。我突然想起塞在裤袋里的麦当劳广告纸。我站起来，走到餐桌边，弯腰把广告纸上记的东西抄到一个黑本子上。我把纸扔进垃圾桶，重新在电脑前坐下。我发了一会儿呆，然后打开“我的文档”。我选中文件名为“新小说”的文档，点击右键，把它重命名为“火山旅馆”。

我又发了会儿呆。然后又看看钟。我关掉电脑，进卫生间撒了泡长长的尿。我仔细洗了手和手腕，然后照了照镜子。我把长发散开，黑头绳咬在嘴里，一只手握着发束，重新扎了马尾辫。然后我看着镜中的自己。直到看上去自己不再像自己。

K看着镜中的自己。他用冷水洗了把脸，然后又照照镜子。老样子。平头，瘦脸，疲倦。他走出卫生间，拉开书桌抽屉，拿出钱包和房卡。他关上房门，穿过走廊。走廊看上去就像绵延的火车车厢（有一瞬间他甚至产生了一种幻觉，觉得走廊在轻轻摇晃）。他几次停下脚步，侧耳倾听。他从没在走廊上遇见过其他人。但有时他会听见某扇门里有动静。听不清的说话声。马桶冲水声。不知道什么声音的声音。

他下楼来到大堂。

呈一个斜角，锋利的阳光把大堂一切为二。当K在前台站住，他的脚后跟破坏了整齐的切面。他从裤袋掏出钱包。这次前台没人睡觉。一男一女，大约四十五岁左右，穿着酒红色带金色纽扣的制服西装（看上去已经十年没换过），正并排坐在那里看报纸。看到K，他们放下报纸，一起站起来，脸上露出聋哑人特有的猛烈笑容。他们都留着短发，面色欠佳，眼神混浊。他不知道他们到底什么关系。夫妻？兄妹？都像，又都不像。他把一周的住宿费和餐费递给女人。她坐下给他开收据。男人把脸枕在手背上做出闭眼睡觉的姿势，然后剧烈微笑着向他伸出大拇指。K不知道他什么意思。睡得好？睡觉好？或者，长眠不醒才好？K不知该如何反应。他接过收据。他示意女人把笔拿给自己。他在收据背面写了一行字：

听说这里是自杀旅馆？

他们接过收据，脸凑在一起看。然后他们互相看了看。然后他们转过来一起看他。他们嘴里开始发出呜呜啊啊的呜咽声，同时做出一连串的各种动作：摇头，用手指着嘴巴和耳朵，拳头击打手掌，纵身跳跃，双臂张开作翅膀状，蹲下，转圈，跺脚——他们让K想起被魔法变成人形的鸟。他无力地朝他们挥了挥手，表示理解，表示绝望，表示再见，然后转身上楼。

K打开电脑。两小时后，没写一个字，他又合上电脑。他打

开落地灯，在扶手椅坐下，翻开《福楼拜书信集》。

老天爷！我写作的进度很慢：四天写了五页，然而到目前为止，我仍在消遣。我在这里又重新获得了宁静。天气坏极了，河流看上去像大洋，没有一只猫经过我的窗下。我已生了旺火。

他站起来，找到一支笔，在这段下面画了一道杠。

《包法利夫人》让我受不了。这一整个礼拜我就写了三页，而且我并不为这三页心花怒放。

直到目前，你缺的只是耐心。我并不认为耐心就是天才，然而它有时是天才的迹象，而且可以代替天才。

他在这两段下面也画了杠。他坐在那儿发了会儿呆。他看着自己挂在对面墙上的麦当劳小丑面具。然后他站起来，泡了杯红茶，重新在电脑前坐下。

他打开文件名为“新小说”的文档。他按住鼠标左键，把写好的七页全部选中，然后点击“删除”。他松了口气——现在他又回到了开头。他看着电脑。现在页面上只剩下了一个标题：火山旅馆。

K走进电视机房的时候侏儒已经在那儿了。他依然是上次的装扮，背带裤，黑衬衫，马尾辫。他两条短腿摊直，双臂交叉，整个身体陷在铁锈红的双人沙发里，看上去很惬意。他咧开嘴冲K笑笑，歪头示意他在自己身边坐下。K坐下来，但特意与他隔开一点微妙的距离。

“火山纪录片。”侏儒说，“很好看。非常好看。”

K没有靠到沙发上，他身体向前倾，肘部压在膝盖上，手指交叉握在一起。

火山是地球上最具破坏力，最具爆发性的力量之一。屏幕上一个不带感情的男中音说。由于火山喷发时经常天昏地暗，地动山摇，景象非常可怕，所以古人认为这是神灵发怒的表现。火山的英文volcano，即来自古罗马神话中“火神”的名字。屏幕上出现了火山喷发的画面。当然，现在我们已经知道，火山爆发的原因，来自我们大地母亲的身体深处：在地壳深处一百至一百五十千米处，有一个“液态区”，区内存在着高温高压下含气体挥发成分的熔融状硅酸盐物质，即岩浆。岩浆一旦从地壳薄弱的地段冲出地表，就形成了火山。画面上炽热的岩浆像红色河流一样缓缓流动。

跟宇宙间所有的事物一样，那个声音继续说，火山既有其坏的一面，也有其好的一面。火山喷发的炽热岩浆和土石流，以及常常附带发生的地震雷电，可以在瞬间将一切摧毁。最著名的例子就是西元79年意大利维苏威火山的爆发……

K侧过头，视线落在侏儒前方的地面上。“你那天为什么……要送我一个麦当劳面具？”

侏儒咯咯笑起来，他的眼睛没有离开电视。“因为我刚好多一个。”他说，“我收藏面具。”

屏幕上出现了一具具姿态各异（但都很安详）的庞贝干尸。

“你有空应该去我的小屋看看。”侏儒接着说，“你一定会大吃一惊——哈！——我墙上挂了上百幅面具。来自世界各地，什么样的都有。甚至——”他略微放低声音（K感觉他看了自己一眼），“有张用真人皮做的。是个朋友送的。”（……但火山也并非完全有害无益，有时它能给我们带来珍贵的宝石和矿产，而富含养分的火山灰能使土地更加肥沃……）

“对了，你有没有戴过面具？”侏儒突然问。

K没有马上回答。他想起那天看到镜子里自己戴着面具的场景。他不知道那算不算戴。不，应该不算——那时他甚至都没意识到自己戴着面具，而当他意识到时他立刻把面具扯了下来。（……火山能摧毁一切，但也能重造一切。火山被认为是大自然最重要的再造运动。首先，它可以为我们制造陆地，比如……）

“没有。”K摇摇头，“没戴过。”

侏儒再次咯咯笑起来。笑得让K觉得耳膜隐隐刺痛。

“你应该试试，大作家。”他说，“那种感觉很奇妙——就像变成了另一个人。一个抽象的人，一个神一样的人，一个可以为所欲为的人。”

电视里开始介绍火山的类型。

“知道吗，我经常卖面具给他们。这样他们下手容易一点。”

“他们？”K转过头。侏儒依然双臂交叉，盯着电视机屏幕。

“那些来自杀的人。我顺便也挣点生活费。”

他们沉默了一会儿。

普林尼式喷发是目前已知最猛烈的喷发形态。它有两个主要特征：一是非常强烈的气体喷发，会产生数十公里高的烟柱；二是喷发会伴随大量浮石的生成。由于爆发强烈及物质大量抛出，常形成锥顶崩塌的破火山口。“普林尼式喷发”这个名字是为了纪念古罗马的著名作家，《自然史》的作者普林尼。此种喷发的范本是西元79年维苏威火山的爆发，而普林尼正是为了考察和救灾，在赶往该地区时死于含硫气体中毒。画面上出现了普林尼的画像。

“他们为什么偏偏要来这里自杀呢？”K问。

侏儒耸耸肩，“地方偏僻，但我想，主要是因为天池。”

“天池——就是外面那个湖？”

“对。这里应该也属于普林尼式喷发。所以火山湖很深。深不可测。一跳进去就无影无踪。”

“他们都跳湖自杀？”

“不一定。”他说，“什么死法都有。自杀就像点菜，每个人口味都不一样。只要付一笔钱，老板和老板娘就会帮你善后。往湖里一扔就行了，方便得很。”他朝K看了一眼，咧嘴笑笑，“怎么？你也想自杀了？”

K对着屏幕摇摇头。现在正在介绍世界上一些有名的活火山。

“我看你也不像要自杀的样子。你很焦虑，是不是？真要自杀的人都很平静。”

K没有说话。

“嗨，嗨——”似乎想起了什么，侏儒挣扎着坐起来，他小小的身体好像根本就撑不住他的大脑袋。他几乎是爬着靠到K的身边。“我知道了——你是不是想女人了？”他对着屏幕上火山喷发的画面扬扬头，“你看那些火山像不像鸡巴？啊？”他脸上露出邪恶的微笑，两眼灼灼发光。“火山喷发就是大地在射精，对不对？就是天地在乱搞。”他又朝K身边挪了挪，然后朝门口看看，放低声音，对着K的耳朵说，“你可以去搞她。那个黑衣大奶的疯婆子。”

“她很会搞。”他压低嗓子说。

“你怎么知道？”K转过头。

侏儒又咯咯笑起来，笑得全身乱动。

“很简单。”他说，“因为我搞过。”

我敲敲门。笃。笃。笃。我尽量让每一下的重量和间隔完全相等。每敲三下停顿一会儿。笃。笃。笃。没有反应。

我环顾四周。一个蜂窝状的大办公室，电话铃声此起彼伏，一面墙的书——但它们看上去不像书。

笃。笃。笃。

我加大力度。笃！笃！笃！

“请进——！”里面传来一个女人的嘶吼。

我旋开门把手。

一张巨大的长形办公桌后面并排坐着一男一女。他们几乎同时抬起头，又几乎同时露出微笑。

“你是K吧？请坐。”男人说。

我在他面前的皮椅上坐下。

“请稍等一会儿。”男人一边盯着电脑屏幕，一边移动鼠标。

女人饶有兴致地看看我，然后也把头转向自己的电脑。他们都穿着藏青色西装，戴着黑框眼镜，看上去既像夫妻，又像兄妹，又像搭档。

我等了一个小时零一分钟。

终于，男人放开鼠标，把脸转向我。他看了我一会儿，似乎已经忘了我为什么会坐在他对面。然后他说：“你的小说……我们看了。”

“还是不错的。”停顿片刻，男人接着说，“语言很好。但从市场的角度看，故事的节奏太慢，情节不够曲折，结构也太复杂。总之——太小众化。”

我没有说话。

“如果出版的话，需要好好修改。”他的脸又转向电脑。

沉默。又过了一会儿。

“你看怎么样？”他的脸转过来。

我耸耸肩。“要看怎么改。”我说。

“世界不一样了。”男人长叹一声，“以前作家是上帝，现在呢，读者是上帝。所以——”说到这里他突然停住了。他的表情——面无表情的表情——突然固定住了。接着，就像被枪击中似的，他脸色发白，嘴里发出含混的呻吟声。他慢慢地——就像电视里的慢动作——从椅子滑落到地毯上。他躺在地上，缩成一团，手脚开始不停地抽搐，一股白沫涌出他的嘴角。

女人站起来。她看上去不慌不忙。她从桌上拿起一支黑色钢笔，动作麻利地把它塞进男人嘴里。男人的眼镜已经不知掉到哪儿去了，原本油光可鉴的大背头变得凌乱不堪，几缕头发搭在额上。他眼睛直勾勾地盯着前方，像拉布拉多犬叼木棍那样死死咬住那支钢笔，从喉咙深处发出聋哑人似的呜咽声。他不停颤抖。

“他没事吧？”我站起来。

女人好像没听见我的话。她把男人扔在地上不管，转身坐到他的椅子上。

“他没事吧？”我坐下来。

“啊？！你说什么？！”女人吼道。大概耳朵不太好。

“他没事吧！”我说。

“没事！羊颠疯！老毛病了！”

传来他的呜咽声。

“首先！你的小说名字要改！”她吼道。

我一下没反应过来。

“不。”我摇摇头，“名字绝对不能改。”

“什么！”她侧过耳朵。

“不行！”我吼道。

“一定要改！”她挥了挥手里的一本书，“《千年孤独》！这样的名字才行！”

“那就改成《万年孤独》。”我站起来。

“什么！”

“万年孤独！”

我转身走出去。我没有摔门——虽然我很想摔——我把门带上，把她和呜咽声留在里面。

我不知道自己走了多久。两个小时。也许三个小时。我被裹挟在闹市区的人流中，机械地迈动脚步。每个人似乎都有自己的目的地——除了我。每个人似乎都在考虑什么——除了我。我脑中一片空白。我甚至有一种错觉，觉得不是我在移动，而是周围的一切——楼房，商店，人行道，红绿灯——在移动。我在迈动脚步，但我只是在原地踏步。整个世界都在流动，变化——除了我。一个穿银色西装戴耳机的年轻男人，一边疾行一边对着空气大声怒骂。一个婴儿坐在童车里吃手指。耀眼的白色乳沟。带香水味的风。数字不停变动的噪音显示屏。坐在街角乞讨，头发胡子乱蓬蓬的流浪汉。悠长的急刹车声。地上踩扁的烟头。橱窗里真人大小的星球大战人物模型。慢吞吞，车身印着整幅内衣广告的双层巴士。空气渐渐变成蓝色。暗蓝色。突然发光的霓虹灯招牌。高楼显出黑色的身影。嵌在大厦表面的巨幅电子屏幕闪烁着，就像飘浮在半空。然后，一瞬间，所有路灯都喷出黄色的光线。

我在一家服装店的落地橱窗前站住。我掏出手机，拨了家里的号码。她应该下班了。我一边看着橱窗里微笑的塑料模特一边听着手机里的音乐铃声。《致爱丽丝》。

没人接。《致爱丽丝》已经演奏到第三遍。我在橱窗玻璃上看见自己的影子。我眼前推出卧室床头柜上（靠她那边）那台黑色电话机不停响起的画面。

K接起电话。这是他到火山旅馆后第一次电话铃响，以至于一开始他都没意识到那是电话。

“喂。”

“您好，”一个女人的声音说，“请问需要服务吗？”

K一时不知该说什么好。

“开个玩笑。”对方咯咯咯笑起来，“是我。”

“您是——？”

“不记得了？我们在餐厅见过。”

“……”

“麦当劳叔叔在干吗？”

“但我真的……”

“好了，”她又笑起来，笑得有点神经质，“……我知道不是你。他们说你是作家，对吗？”

“算是吧。”

“你在写小说？”

K犹豫了一下。“准备写。”他说。

“那么，也许我们能互相帮忙。”

“互相帮忙？”

“电话里很难说清楚。”她用略带神秘的口气说，“我现在就过来，好吗？”

正当K考虑该怎么回答的时候，她已经挂断电话。

我挂断电话。我拨通她的手机。

“喂？”

“是我。还没到家？”

“快到了。加了会儿班。”

“我也弄晚了。”我说，“还在外面。”

“谈得怎么样？”

“他们要出我的小说。”

“太好了！”

“……”

“我们应该庆祝一下。”她说，“想去哪儿？”

我犹豫了一下。“叫个比萨外卖怎么样？再开瓶红酒。”我不想在外面吃。

“听上去不错——你现在在哪儿？”

“我现在在哪儿？”我拿着手机环顾四周，“我也不知道。”然后我看见远处空中麦当劳金黄色的M标志，它看上去就像某种特殊的星座。“好像离家不远。”我说。

“好，那待会儿见。”

“待会儿见。”

我突然觉得很想见她。就好像我们已经分开了很久（其实只有几个小时）。我觉得胸口发空。我渴望紧紧拥抱她。我加快脚步，朝空中金黄色M的方向走去，就好像它是指引东方三博士找到耶稣的伯利恒之星。

K一眼就看出她下面什么也没穿。开始是直觉。然后是证据：他看见她乳头的形状。她穿着跟上次一样的连衣裙。黑色丝绸连衣裙。很合身。也许太合身了。他看不见她三角内裤的勒痕（上次他看见了）。他硬起来。

她没有看K。她在房间里转了一圈。就像在参观某个博物馆（而K是她不太感兴趣的展品）。她碰了碰电脑。她的手指滑过书桌边缘。她把拉拢的落地窗帘掀开一条缝（然后又合上）。她翻了几页床头柜上的《福楼拜书信集》。最后她在扶手椅上坐下，跷起二郎腿。她穿着绑带式的黑凉鞋。K觉得更硬了。

她盯着挂在对面墙上的麦当劳小丑面具。

K说那是侏儒送的。

“你认识那个侏儒吗？”他说。

“这里什么人都有。”她把视线转向他，“有烟吗？”

K递给她一包烟，看着她从中抽出一根。他用旅馆的火柴给她点燃。

“谢谢。”她深深吸了一口，然后又吐出来，“音乐？”

他走到电脑前（他别无选择），打开音乐播放器。比莉·哈乐黛。音乐像烟一样散开来。

他在另一张扶手椅上坐下（上次侏儒坐过的那张）。

“很适合自杀的音乐。”她看了看K，“你说呢？”

他没有说话。

“你也是来自杀的？”过了一会儿K问。

“所有来这儿的人都是来自杀的。”她说，“包括你。”

“我？”K抬起头。

“写完一部小说，就像死过一次一样，对不对？”

“差不多。”差不多。

“你知道吗？”她弹掉烟灰，“我也写过小说。”

“真的？”

“我从小就喜欢看书。”她说，“简·奥斯汀。陀思妥耶夫斯基。海明威。一拿起书，就像立刻进入了另一个世界。看多了就想写。但是……”她摇摇头，“我不行——进入一个世界是一回事，创造一个世界又是另一回事。”

“每个人都可以成为读者，”她接着说，“但并不是每个人都能成为作家。”她吐出一口烟雾，把剩下的半截香烟戳进烟灰缸。“所以我需要你帮忙。”

“……我不太明白。”

“帮我自杀。”

“帮你……自杀？”K看着她。她的眼睛闪着光。

“在你的小说中杀死我。”见K没有反应，她又说，“给我纸和笔，我画给你看。”

他从床头柜抽屉里拿出一支黑色钢笔和一张抬头印着火山旅馆的信纸。她侧过身——K更清楚地看见她乳房的形状——在茶几上画了下面两个图案：

“A代表活着的世界。”她坐直起来，欣赏着自己的作品，“B代表死后的世界。C代表小说的世界。”她用牙齿轻轻咬住钢笔的末端，“H代表火山旅馆。”

“在你出现之前，情况是这样的。”她指着第一个图案，“你知道规则吗？”

K摇摇头。

“规则就是：来了火山旅馆就不能再回去。也就是说，H是一个临界点，一旦进入了H点，你就不能再回到A世界，而只能进入B世界。但是——”她用笔点点第二个图案，“现在情况变成了这样。”

“由于你的出现，”她说，“现在多了一个C世界。所以，规则也就变成了：一旦进入H点，你就不能再回到A世界，而只能进入B世界或者C世界。明白我的意思吗？”

K不知道该点头还是摇头。他有点明白，又不太明白。

“这就意味着，”她接着说，“如果我能进入你创造的C世界——如果你能在小说中杀死我，我就可以回到A世界，同时又不违反规则。”

“所谓的规则，是谁定的？”他问。

“一个极端秘密的自杀网站。”她说，“一般人根本进不去。Google上也搜不到。”

“如果违反规则呢，会怎么样？”

她嘴角轻轻一撇，露出一丝微笑。“有些规则是无法违反的。”她说，“到了这里，就别想再回去。”

“所以我们常常会在网上两个人约好一起来。”沉默了一会儿，她接着说，“有时候一个人会犹豫不决……但我约的那个人一直没来。”

“所以那天你把我当成了那个人。”

“麦当劳叔叔在干吗？”她靠到椅背上，突然笑起来，“那是我们的接头暗号。你知道该怎么回答吗？”

他没说话。他看着她。她也看着他。

“麦当劳叔叔在后台。”她放低声音，用一种故作神秘的语气说，“记住——麦当劳叔叔在后台！”

她先站起来。然后K也慢慢站起来。他们几乎不可避免地——就像某种自然现象——抱在一起。他们站在床和扶手椅之间那片小小的空地上，用脖子和手臂缠绕住对方。他们的脑袋耷拉在彼此的肩上，看上去就像两颗成熟但还没掉落的水果。K能感觉到她的乳房，K甚至也能感觉到她能感觉到他感觉到她的乳房。他的阳具也一样。他们似乎形成了一个新的整体，感官系统也合二为一。

对此K感到很满意。他从未感到如此充实，完整。他发出一声轻轻的叹息。但这种完美的，仿佛飘浮在太空般的宁静感只持续了大概几分钟（但同时又像永恒）。

然后他想感到更满意。

他的手似乎突然恢复了知觉，突然感觉到手下是多么柔滑，多么富有弹性。似乎在灵魂得到满足之后，现在轮到了肉体。他用手指把她背后的裙子拉上来，双手伸进裙子里面，抚摸着她赤裸而丰满的腰部和臀部。他身体稍稍前倾，从后面把一只手指探进她两腿之间。她发出倒吸冷气般的声音。她已经湿了。

“用这个。”她说。

她的一只手伸到背后。K这才发现她手里还一直紧紧握着那支黑色钢笔。他接过被她握得发热的钢笔（笔帽已经套上）。极为默契地，两人分开来，身体站直，然后他低下头，一只手环着她的腰，另一只手握着钢笔，伸进她的裙子。与此同时，隔着黑色丝绸，他轻轻咬住她已经发硬的乳头。

他用笔在她两腿之间轻柔地摩挲。他能感觉到笔渐渐变得越来越润滑，越来越流畅。他用手指控制着笔的力度、角度、和节奏。逗号。顿号。惊叹号。句号。省略号。一滴黏稠的液体顺着笔杆流到他的手指。

她像发冷似的微微颤抖（虽然她的身体在发烫）。她已经站不住了。她用一个微妙的动作暗示他停止。K把她扶到床沿坐下。她开始解K的裤带。她用迷离的眼神看着他。

“现在用你自己的笔。”

他把滑溜溜的钢笔扔到地毯上。他脱掉所有衣服。她握住他，然后抬头看着他的眼睛，嘴角浮现出梦游般的微笑。

“先要润润笔。”

说完她伸出舌头，开始舔他。接着，她两手搭在他的髋部，把他整个含住。里面又湿又暖，就像另一个阴道（她的牙齿似乎消失了）。然后吮吸。然后含在里面舔。然后慢慢地来回移动。他的手放在她头上，随着她头部的运动，揉乱了她的长发。他闭上眼睛。他再次感觉到了灵魂。只不过，这次灵魂似乎全都在他的阳具里，在热切等待着喷射而出，以便离开他的肉体。

用同样微妙的暗示，K让她离开了自己。她的嘴唇和他之间还连着一丝口水。他把她推倒在床上。他低头看看自己肿胀的、湿漉漉的阳具。你自己的笔。不知为什么，他觉得它既属于自己，又不属于自己。他俯下身，把她的裙子撩起推上去，一直到脖子那儿，盖住她的头和手臂。这是他第一次看见她裸体。她看上去就像支点燃的白色蜡烛，除了它的火焰是黑色的。

他趴上去，开始舔她的身体。她那乳晕大得惊人的乳房。她那有草莓般凸起的黑乳头。她的肚脐眼。她浓密的阴毛。而当他拨开她的阴毛，他发现仿佛有张嘴正在等待他的吻。于是他就吻了，一个温柔的法式深吻。她被蒙住的脑袋发出一声叹息。

然后他插进去。几乎毫无感觉。她下面已经完全融化了。这让他多少可以控制住自己浓缩的灵魂。虽然他最终要让灵魂离开自己（这就是他做这些事的目的），但他又想尽量延缓它离开的时间。他开始慢慢抽送。他伏在她身上，按住裹着她头部的丝绸衣料。他把衣料扯得越来越紧，紧得就像蒙在她脸上的黑色面具——他可以分辨出哪里是额头，哪里是鼻子，哪里是嘴。他们开始隔着丝绸接吻。他能感觉到她的舌头。他们的口水弄湿了裙子。几乎是下意识地，现在她的整个头部都被他用丝绸紧紧包住，不留一点空隙。他用嘴堵住她的嘴。他继续抽送。她似乎达到了高潮。她浑身颤动，从喉咙深处发出吞咽的声音。她的阴道骤然缩紧，随后一阵痉挛。

但K突然猛地放开她。

不，不是他射了。而是他突然意识到，自己正在闷死她。他喘着粗气，瘫在她身上（他还在她里面）。我差点就杀了她，K想。然后他听见她在抽泣。一边喘息一边抽泣。眼泪濡湿了她的黑面具。“为什么……”她断断续续地说，“……停……继续……求你了……求你……杀了我……求你……”她的手找到他的手，她抓住他的手，把它们按到自己脖子上。“掐死我……”她用一种低沉，古怪，略带颤抖的嗓音说，“掐死我……”她用力按着K的手，像重复某种咒语一样不断重复那三个字，声音变得越来越狂躁，越来越急促：掐死我。掐死我。掐死我。

K不知道这是怎么发生的。也许是咒语让他晕眩（他想让她停止）。也许因为他看不见她的脸。或者，也许他仅仅是想支起身体（而支点，他的双手，被她强按在她脖子上）。总之，当他意识到时，他已经掐住了她的脖子。而且掐得越来越紧。似乎他的手已经不再是他的手，似乎它们突然拥有了自己的独立意志。他的下面再次膨胀起来。

墙上的麦当劳叔叔微笑地看着他们。

她松开手。

她松开手。

她的手像两片落叶一样从我手背上滑下去。我也想松手。但是不行。手已经不属于我。我已经不属于我。

我一点点加大手上的力度。富有节奏感地。与我下身的动作相呼应。

她看着我，脸上露出幸福迷醉的神情。她甚至微微调整了一下姿势，以便我更好地用力。

我继续用力。

我已经不是我。她给我戴上麦当劳面具的那一刹那，我就变成了另一个人。一个抽象的人，一个神一样的人，一个可以为所欲为的人。

我越用力，下面就动得越快。

她的脸色变了。她嘴里发出含糊的呻吟。但她没有挣扎——只是浑身在微微战栗。她闭上眼睛。我也闭上眼睛。我知道这样会掐死她。但我也知道，我可以掐死她。

因为我可以做任何事。

然后我射了。

就像魔法被瞬间解除，我松开掐着她的手。我扯掉脸上的面具扔到地上。我们从沙发上坐起来。她剧烈咳嗽。我把她搂到怀里。“对不起。”我说，“对不起。”我轻轻吻她的耳朵，她的脸颊，她被我掐出指印的脖子。

她摇摇头。她对我挤出一个微笑。她闭上眼睛，大大的泪珠流下来。她的嘴角直接由微笑变成抽泣。

“对不起。”我说。我小心地把她搂紧一点，似乎怕把她弄碎。我亲亲她的眼泪。眼泪的味道跟她下面很像。“对不起。”我喃喃自语。

她再次摇摇头。她把身体靠过来。“我高兴。”她说。

我们就那样默默地抱了一会儿。然后她说：“上床吧——这里有点冷。”

我们在毛巾毯下紧紧缠在一起。我们接了个长长的、深深的、古老的吻。“我们要永远在一起。”我轻声对她说。我觉得我们正在缓缓地向什么很深的地方坠落。我睡着了。

半夜K被奇怪的声音惊醒。他在黑暗中又躺了一会儿，以确定那声音不是来自梦中。他又听见了。他坐起来，扭开床头灯。他坐在那里，等待着（房间看上去就像另一个梦境）。第三次听见的时候，他跳下床。他套上衣服和跑步鞋。他环顾房间，那个声音让他觉得需要一件武器。但没有武器，没有一样东西可以作武器，除了他自己。

他打开门。光线昏暗的走廊似乎一直通向无限。现在他听得更清楚了。是一个女人在尖叫。不——是她在尖叫。就在他斜对面的房间。204。他冲过去。然后突然停住。声音消失了。他看了看门上颜色已经变淡的白色数字，把左耳贴在上面。含混的呻吟和喘息。有另一个人在里面，K想。但他已经来不及多想。因为尖叫声再次响起来（这一次比前面任何一次都更为悠长）。而当他意识到的时候，他已经在房间里（门没有锁）。

房间里比走廊要亮一点。两盏床头灯在墙壁上投出黄色的扇形。床上有两个人。都赤身裸体。她在下面，两腿张开，两手被手铐分别铐在床角，形成一个X形。一个男人骑在她上面。他右手像握匕首那样握着一支黑色的东西。他回过头看着K。但K看不见他的脸——他戴着麦当劳小丑的面具。时间似乎停止了。一切都进入了一种透明的、琥珀般的凝固状态。因此他可以在瞬间看清所有细节：他手中握的是一支黑色钢笔。深红的鲜血像墨水一样从笔尖滴落（停顿在半空）。银色手铐的反光。她在呻吟（但听不见声音）。她的乳房已经一片血肉模糊。麦当劳叔叔顶着红色乒乓球的鼻子，咧开血盆大嘴，在朝他微笑。

但这只是一瞬间。下一瞬间，世界已经恢复。呻吟声响起。那滴血开始降落，跌碎在白色床单上，并立刻被棉布纤维吸收（K甚至觉得听见了它跌落的声音）。K先反应过来。但也许这么说并不确切。因为接下来他的一系列行为完全没有经过大脑，完全是一种本能。他一把抓住男人的两只脚踝，把他拖到地上。然后他开始不顾一切地对着他的腹部猛踢。用尽全力踢。不停地踢。踢的过程中K一直盯着男人的麦当劳面具。他看不见他的脸。也许那就是他为什么停不下来的原因——不管他怎么踢，麦当劳叔叔始终在对他咧嘴微笑。似乎他踢的不是一个具体的人，而是一个抽象的概念，一个神，一个邪恶而完美的替身。唯一的变化是男人的身体渐渐像煮熟的虾那样蜷曲起来。

K不知道自己踢了多久。一方面，他的动作越来越机械和麻木。另一方面，他觉得这个房间——甚至这个旅馆——似乎已经成了他内心深处的一个角落，而他则飘出去，像灵魂出窍一样，从外面看着自己。

他停下来。他已经被汗水浸透。他双腿发软，跪倒在男人面前。他大口喘气，身体控制不住地微微颤抖。从他的角度，K可以清晰地看见，男人的下体已经变成了一团血红色的烂泥。这时，男人似乎动了一下。于是，几乎就在同时，K抓起滚到床脚的那支钢笔，发疯似的戳进男人的肚子。

他不知道自己戳了多少下。他只知道，他手上现在都是血。衣服上也是。他跑步鞋的鞋头感觉湿湿的，就像进了水。被血弄得滑溜溜的笔掉到地毯上。

他把手上的血抹到衣服上。K开始觉得无法忍受这些血。他开始脱衣服。他扯掉上衣，鞋子，裤子，袜子，以及——在他意识到之前——内裤。然后他看到自己高高勃起的阳具。K突然觉得眼前的一切都无法解释：地上戴着麦当劳面具的尸体（血像涌出小泉眼一样涌出他的肚子）。床上被手铐铐着的女人（乳房已经被笔尖划得支离破碎）。以及他自己（赤身裸体，勃起着，站在屋中央）。K觉得自己就像无意间闯入了别人的梦境（而那个人的梦中又刚好有K）。

“嗨，过来。”他听见女人说。声音似乎从很远的地方传来。

他走到床边。

她看着他直挺挺的下面，露出半嘲讽半疯狂的笑容，“好啊……继续。”

“什么？”他不明白她的意思。

“继续……操我。”她说，“操我。杀我。写我。”

“不，我要救你——钥匙呢？”他问，“手铐钥匙呢？”

“救我？”她笑起来（她低头看看自己的胸口，血随着她的笑再次渗出来），“你杀我就是救我。”

他们对望着。K不知该怎么办。他的身体在颤抖。他依然勃起。

“我不能杀你。”他说。

“不，你可以。”她说，“掐死我。就像上次那样。上次就差一点，记得吗？”

“不，”他虚弱地摇摇头，“我只答应在小说里杀死你。”

“但这就是小说。”她的声音很镇静，“我们正在小说里。你没发现吗？”

“你看，你杀了麦当劳叔叔。”她接着说，“你知道我一直在等他。你必须继续他的工作。”

她闭上眼睛，然后又睁开。睁开的时候，泪珠从她两侧的眼角滑下去。

“你没有选择。”她说，“我也没有选择。我们都没有选择。”

K的眼泪也流下来。他不知道为什么。他开始抽泣。一边勃起一边抽泣。

“麦当劳叔叔在干吗？”

“在后台。”K以几乎听不见的声音说。然后他伸出手，尽最大力量掐住她的脖子。他闭上眼睛。

我大叫一声，惊醒过来。我在瑟瑟发抖。我做了个噩梦。汗水已经把我浸透。我想去抱她。然后我意识到她不在。她不在我身边。她那边的床是空的。

我坐起来，打开床头灯。

她不见了。

我靠回枕头上，闭上眼睛。我做了个深呼吸。梦中的情景依然栩栩如生。我在梦中掐死了她。我手上还留着她皮肤的触觉。我睁开眼睛。我看看自己的手掌。然后我再次闭上眼睛。

我突然明白她已经走了。

她已经一个人去了火山旅馆。

我全身一阵冰冷。

这时我听见外面客厅有动静。我睁开眼睛。她出现在卧室门口。她穿着我那件蓝色的浴袍，头发盘成一个髻。

“你醒了。”她走进来，手上拿着一个书本似的东西，“我听见你叫了一声。”

“我做了个噩梦。”

她在床沿坐下，把手里的东西放到我床头柜上。

“我在给你包礼物。”她说，“明天再看。”

“现在几点？”我握住她的手。

“四点。”她的手指很冰。

“来——进来让我抱一会儿。”我说。

她脱掉浴袍，滑进毛巾毯。我紧紧搂住她，就像孩子搂着母亲。

“我们一起死，好吗？”我轻声在她耳边说。我能感觉她皮肤突然缩紧。“但不是现在。等我们再老一点。我们一起去火山旅馆。”

“我们一起去火山旅馆。”我又轻轻重复一遍，就像那是世界上最甜蜜的情话。

我们又抱了一会儿。

然后她说她睡不着。

我说我也是。

“我饿了。”她说。

我说我也是。

“冰箱里什么都没有。”她说，“我看过了。”

我说这让我觉得更饿了。

“我也是。”她说。

然后我们几乎同时想到了一起。在凌晨四点，世界上只有一家餐厅还在营业。那就是麦当劳。

凌晨四点多的麦当劳看上去既像博物馆里展示的远古废墟，又像库布里克电影里的未来世界。戴着绣有M标志贝雷帽的服务生则让人想起幽灵。我们点了咖啡、薯条、鸡块和苹果派。虽然一楼没有人，但我们还是拿着托盘上到二楼。

二楼靠近楼梯的位置坐着一个人。

是那个侏儒。就是中午在天桥上一把抓住我手腕的那个。他握着一支对他来说过于粗大的黑色钢笔，正埋头在一个大本子上写什么。他停下笔。抬起头，他看着我们，脸上又露出那种令人作呕的、意味深长的笑容。

我尽量让自己不显得异样。她好像根本没看见他。我们走到另一头靠窗的位置。我背朝侏儒的方向坐下。

我们开始默默地吃东西。

“还记得我们第一次见面吗？”我问她。

“记得——也在这儿。”

“也是晚上。”我说。不过没这么晚。

“那时你还在公司上班。”

“我请你帮我修电脑。我的文档突然打不开了。我记得你一秒钟就修好了。”

“因为你是科技盲。”

我点点头。“你不觉得这里有某种象征吗？”我说。

“象征？”她抬起头。

“第一次见面我就请你帮我。而你……一直帮到现在。”

她看着我，笑了笑，“我帮你，你才可以帮更多人。你不是老说好小说可以帮人抵抗这个世界吗？”

我摇摇头。“我现在只想帮你。”我说，“答应我，我们再换个医生看，好吗？”

她低头看了一会儿咖啡纸杯。然后她抬起头。“嗯。”她说。似乎怕我不相信，她冲我鼓励地笑笑。

我们又沉默了一会儿。

“K？”她轻声叫我。

“嗯？”我回过神来。

“没什么。”她再次对我笑笑，“我们走吧。”

下楼时侏儒已经不在了。我们走出餐厅时，天空已经微微泛白。她说她直接去办公室，这几天很忙。

“给我和麦当劳叔叔一起拍张照。”她在门口的长椅上坐下。她搂着旁边咧着血盆大嘴的麦当劳小丑塑像，脸上露出灿烂的微笑。

“我……没带手机。”我说。

“那就假装拍一张。”她说。

我用两只手分别做出手枪的形状，然后移动方向拼成一个取景框。

“咔嚓。”我说。这是我第一次看到她笑得那么好看。也是最后一次。

K回到房间。他直接走进浴室。他冲了个长长的热水淋浴。然后他换上干净衣服，拉开窗帘，在书桌前坐下。第一缕晨光从窗口洒入房间，恍如某种天启。某种每天一次的天启。他打开电脑。他打开名为“火山旅馆”的文档。但这就是小说。他想起她说的话。我们正在小说里。你没发现吗？

他写下了《火山旅馆》的第一句话：

我回到家里。我冲了个淋浴。然后我走进客厅，拉开窗帘，在餐桌前坐下。我看了一会儿从窗口洒进的第一缕晨光。恍如某种天启般的晨光。光线像刀锋一样割在黑色电脑上，也割在地上的麦当劳小丑面具上。我打开电脑。我打开名为“火山旅馆”的文档。

我写下了《火山旅馆》的第一句话：

K到火山旅馆是为了

世界的起源

那天下午他们尝试在海里做爱。很热。没有一丝风。仿佛谁按下了暂停键。一切都静止不动。大海。云。一切——除了他们。B伏在一只橡胶海豚上。K站在她面前。她像吮棒棒糖一样给他口交。然后他转到她背后。借助海水的浮力，他托着她的大腿，从后面插入她。他缓缓地抽送。那种感觉很奇妙，他觉得。轻盈。荡漾。恍惚。就像他正在操的不是一个女人，而是一个梦。

然后他们回到沙滩。他们戴上墨镜，躺在彩虹条纹的大毛巾毯上休息。一阵风吹来。仿佛谁按下了播放键，世界又动起来——除了他们。他们一动不动地躺着。海涛声像催眠般抚摸着他们。他闭上眼睛。他听见远处传来海鸥的叫声。他突然觉得很困。困得就像马上就要死掉。我这就要死了，他想。这是他脑中最后一个念头。然后他就睡着了。

不知道过了多久。有一下，B以为他真的死了。毕竟，在理论上这完全可能。非常可能。她慢慢地，费力地支起身体，把刚才枕在头下的靠垫移到腰部半坐起来。她看看他。他就在她左边，背对着她，侧躺着蜷成一团。B在书上看过，婴儿待在子宫里就是这样的姿势。她又看看自己的肚子。它看上去就像一只巨大的皮西瓜。她想象了一会儿那里面的婴儿。她想象一团小小的肉体静静地躺在里面，姿势和旁边的他一模一样。

这时她看见自己的肚子凸起了一小块。她感觉有东西在里面动。它又动了一下。肚子上凸起第二个小块。她用力推推他。

“嗨，醒醒——嗨！”

“唔？”K醒过来。

“他在动——看！”

一块凸起消失了。另一块地方凸起来。

“那是什么？”

“他的小手或者小脚。”过了一会儿，她像突然想起了什么，“按按看。”她说。

他爬起来跪到她面前，低着头，在她肚脐眼上面一点的地方轻轻按了按。没有反应。

“重一点。”她说。

他等了一下，然后再按下去。为了控制好力度，他不禁屏住呼吸。

过了一会儿，就在他按下的地方，肚皮凸起了一小块。

他们同时笑起来。

“他感觉到了！”他低声叫道。

他们像观看某种奇迹似的盯着她的肚子。他们轮流用手指按动她肚子上不同的位置，而里面的他则用小拳头或小脚掌一一给予回应。整个过程他们脸上都带着傻傻的微笑。直到她宣布游戏时间结束。

“这是你第一次做运动，”她说，“不能太累了。”

似乎听见了妈妈的话，过了一会儿，B肚皮上的凸起消失了。然后她用手指指肚子，说他渴了。

K从旁边的便携式冰盒里拿出两瓶果汁。

喝完果汁，他调整好靠垫位置，帮她重新躺下。他也在旁边躺下。他侧身对着她，一只手撑脑袋，另一只手慢慢抚摸她圆滚滚的肚子。

B对他微笑。

“还有几个月？”他问。

“三个月。”

三个月。他在心里重复一遍。他也还有三个月。不，最多还有三个月。他不知道自己能不能看到他出生。大概不能。

死。自然，这个夏天他常常想到死。死像阳光一样每天照耀着他。死像海平线一样每天横在他的前方。但死？死究竟是什么？这总让他感到迷惑。当然，死意味着消失——我的消失。我消失了，而世界继续存在。这就是死。但他无法想象他会消失。他无法想象一个没有他的世界。他能理解，但无法想象。那就像一个没有答案的悖论。没人能真正去探讨死，因为当他探讨的时候，他还没死过。他记得在一本书上看过这样的话。他记得那是本关于濒死体验的书。很多人看见了美丽的光，幽深的隧道，过去一生的经历以某种不可思议的方式飞速而无比清晰地在眼前掠过。几乎所有体验者都觉得那一刻无比美好。但他不知道自己有没有那个福分。医生说他会在一瞬间死掉。大概二分之一秒。

他不知不觉停止了抚摸。他的手无意识地搭在她的骨盆上。

“在想什么？”她问。

“嗯？”他回过神来。他开始继续用手指轻轻摩挲她的肚皮。“我在想……我会去哪儿？”

她沉默了一会儿。“大学时看过一个印象很深的小故事。”她说，“有位智者遇到一个拿火把的小男孩，智者问那个孩子，你是从哪里把光带来的？那个男孩吹熄了火把并回答说，如果你能告诉我光去哪里了，我就告诉你它从哪里来。”

K发了一会儿愣。

“那就是说，如果知道我从哪里来，也就知道我会去哪里。”他就像在自言自语，“……但我是从哪里来的呢？我们是从哪里来的呢？这个世界是从哪里来的呢？”

“世界的起源。”她总结道。

世界的起源。

他考虑了一会儿世界的起源。但脑中一片空白。

“关于世界的起源，维特根斯坦讲过一个笑话。”她调整了一下躺的姿势，“说有一天，有人看见一个疲惫不堪的老头在大叫着说，‘5，1，4，1，3——背完了！’于是就问他在做什么，那个老头回答说，‘我在倒背圆周率。’”

“……但圆周率是无限的。”

“所以不可能倒背。”

“所以问世界的起源就跟倒背圆周率一样荒谬。”

“但很难想象什么东西没有起源，不是吗？”

K点点头。的确很难想象。就像死一样难以想象。

“但如果我们假设世界有一个起源，”她接着说，“那么这个起源的起源是什么呢？起源的起源的起源呢？无论怎么往前推，我们总可以问，那之前是什么？”

“所以世界没有起源。”

“但那也说不通。”B摇了摇头，“如果世界没有起源，那么就有一个无限的过去。要从无限的过去抵达现在，必须经过无限的等待。而无限的等待是不可能完成的。也就是说，我们永远不可能抵达现在。”

“但此刻我们正处于现在。”

他们沉默了一会儿，似乎要感受一下现在。“所以等待不可能是无限的。”她说。

“所以世界不可能没有起源。”

“这就是康德的二律背反。”

“我忘了你是哲学系的。”

“我也忘了。”B莞尔一笑。

他又开始摸她的肚皮。肚皮上浅褐色的妊娠纹看上去就像远古树叶化石留下的痕迹。

“那——世界到底有没有起源，你觉得？”他问。

“不知道。所以我们需要上帝。”

“你相信上帝？”

B点点头，“你呢？”

他耸耸肩。“不知道。”他说，“既信又不信。”

“不过，”他抬起头看着她，“如果是上帝创造了世界，那之前他在干什么？”

“公元4世纪伟大的哲学兼神学家奥古斯丁也问过同样的问题，”她脸上浮现出淡淡的微笑，“他得到的回答是：在为那些提出这个问题的人准备地狱。”

哈——他们一起笑起来。然后又一起陷入沉默。现在他几乎完全躺倒了。原先支撑脑袋的手枕在耳下。从他的角度看过去，在蓝天的映衬下，B的肚子就像个飘浮在宇宙中的星球。他想象了一会儿地狱。但想象不出。他想象不出地狱会是什么样。就像他也想象不出天堂是什么样。但无论如何，他想，那都跟我没关系了，因为那时已经没有我，不是吗？一切都是因为我的存在才有意义。一切都因我而存在。我就是世界的起源。

“嗨。”他听见她在叫他。

“嗯？”

“愿意做孩子的父亲吗？”

“愿意。愿意之极。”

虽然看不到，但他能感觉到B在微笑。

“不过也许我等不到他出生。”

她没说话。她用手抚弄着他的头发。“我会给他看你的照片。”她说，“给他读你写的小说。我会告诉他爸爸是个作家。”

K的嘴角泛起一丝苦笑。

“你会剖腹产吗？”过了一会儿，K突然问。

“不——不会。”

“为什么？”

“嗯……怎么说呢，我总觉得那不自然。”她停顿一下，“再说，上帝已经为我们设计好了出口，不是吗？”

他们再次一起笑起来。然后再次一起陷入沉默。

然后K问能不能让他看看她的出口。

她动作缓慢而笨拙地褪下宽松的白色短裤，然后张开大腿。他把头伏在她两腿之间——就像平常给她口交那样。他突然意识到自己以前从未好好看过这里。他把它轻轻扒开。它看上去就像新鲜的伤口。就像上帝在她身上划了一刀。他把嘴轻轻贴上去。你知道吗，他既像是对她说，又像是对她肚子里的孩子说，这就是世界的起源。

他把脸轻轻靠在上面。他闻到一股海的气息。他听见她叹了口气。他听见绵延的海涛声。他听见海鸥拉长的鸣叫，就像正在呼唤什么。他闭上眼睛，想象自己正在死去。就像濒死体验那样。他想象自己的一生像电影快退一样在银幕上闪过。城市。风景。面孔。他看见自己飞快缩小。青年。男孩。婴儿。他看见自己回到子宫。他感觉自己变成了B肚子里的孩子。那里能看见美丽而朦胧的光。那里有通向世界的隧道，和即将展开的未来。

他睁开眼睛。

后记

我很喜欢的《纽约客》专栏作家亚当·戈普尼克在一篇文章中写道，所有作家都梦想成为好厨师。我不知道他说的对不对——但至少就我来说，的确是这样。

也许那就是为什么当我计划出一部短篇小说集时，我脑中首先想到的是三明治。如果说长篇小说像一顿菜式繁复、绵延不绝的法式大餐，那么短篇小说就是一份简洁美味的三明治。简洁，但却令人满足（甚至欣慰）。是的，我对自己说，我要做一份小小的、可口的文学三明治。这并不是——不仅仅是——一种比喻。因为在某种意义上，它是一份真正的三明治：两片朴实无华的白面包（《我》和《世界的起源》，分别位于小说集的开头和结尾），风味浓郁的培根（《火山旅馆》），搭配上煎得很嫩的鸡蛋（《UFL》），以及丰富多样的蔬菜和蘑菇（除了上面四篇是新写的，其余短篇均写于2002年至2010年，最早的是《雨》，最晚的是《如果我在即将坠机的航班上睡着了》）。

同时，在准备这份三明治的间隙，我顺手煮了杯咖啡——我翻译了一本莱昂纳德·科恩的诗集，《渴望之书》。不知为什么，老科恩——无论是他的诗还是歌——总让我想到一杯午后的好咖啡。

跟厨师一样，当他精心制作的食物被放进闪亮的白盘子，端到顾客面前的时候，他会有一种复杂而微妙的感觉。既紧张又期待。既疑虑又自信。既卑微又骄傲。但无论如何，他没有时间想太多。他要开始考虑下一道菜。下一部作品。他做个深呼吸，把香烟戳进厨房台子上印有奈良美智大头女孩的烟灰缸（上面写着TOO YOUNG TO DIE——年轻死不了），在心里对外面那些看不见的客人说：

希望你们喜欢。

孔亚雷

2012.12

The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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