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前彩插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01-2013-4559

Stefan Zweig

MARIE ANTOINETTE

Bildnis eines mittleren Charakters

据S.Fischer Verlag 1981年版译出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断头王后：玛丽·安托瓦内特传/（奥）斯·茨威格著；张玉书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

（汉译传记丛书）

ISBN 978-7-02-012342-1

Ⅰ.①断… Ⅱ.①斯…②张… Ⅲ.①玛丽·安托瓦内特—传记 Ⅳ.①K835.217=4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025367号

责任编辑　欧阳韬

装帧设计　吴慧

责任印制　王景林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166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刷　三河市鑫金马印装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字　　数　400千字

开　　本　680毫米×960毫米 1/16

印　　张　27 插页10

印　　数　1—6000

版　　次　2017年4月北京第1版

印　　次　2017年4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12342-1

定　　价　48.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文前彩插

玛丽·安托瓦内特 佚名画家绘（约1770）

玛丽·安托瓦内特 伊丽莎白·维谢-勒布隆 绘

玛丽·安托瓦内特王后和她的孩子们 伊丽莎白·维谢-勒布隆 绘（1787）

玛丽·安托瓦内特 伊丽莎白·维谢-勒布隆 绘

汉斯·阿克瑟尔·封·费尔森伯爵 P.德鲁伊隆 绘

玛丽·安托瓦内特 亨利·格雷维东 绘

路易十六

狱中的玛丽·安托瓦内特 亚历山大·库查尔斯基 绘

译者前言

1789年7月14日，巴黎人民攻陷巴士底狱，爆发了波澜壮阔的法国大革命。这场历经曲折，震撼全欧，延续几十年的大革命从一开始便出现了革命派和保王派。革命派提出“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决心推翻千年之久的封建王权。波旁王室的当朝国王乃是路易十六，聚集在他身边的乃是仅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二的贵族和教士。他们竭力维护自己享受的一切封建特权、财富和荣耀。而占人口绝大多数的第三等级，则处于没有权力、备受压迫的状态，他们渴求改变现状。两派之间进行了殊死斗争。革命派要打倒这股封建势力，自然集中打击国王。但路易十六和祖父路易十五不同，虽被视为无能无害之辈，但还进行过一些改革，支援过美国独立战争，不是一个他祖父那样荒淫无度、大肆挥霍的昏君。革命派的矛头便指向王后，把她和历史上著名的妖姬淫娃相提并论，把一切脏水泼在她头上，给她取了“奥地利母狼”“亏空夫人”的绰号，安上各式各样的罪名。1793年1月21日路易十六被推上断头台之后，到1793年10月16日，玛丽·安托瓦内特也被处以死刑，死于断头机下，时年三十八岁。

茨威格把这样一个王后的一生放在法国大革命的历史背景下加以描述，写下了玛丽·安托瓦内特的传记，并加以“一个平庸的人的肖像”这样一个副标题，显然是想拨开纷繁杂乱的历史迷雾，还历史人物本来的面貌，也让读者从这扑朔迷离的历史事件中，看出当时的叱咤风云者究竟是些什么样的人物。且看茨威格如何以心理分析的方法，从人性的角度描写她的一生。在茨威格笔下，她既非保王派所说的纯洁无瑕的伟大圣女，亦非革命派攻击的下贱娼妇，而是“一个性格平庸的人”“一个普普通通的女人，并不特别聪明，也不特别愚蠢；既非烈火，亦非寒冰；没有从善的特别力量，也无作恶的坚强意志……一个不好不坏的女人，没有心思去做恶魔，也没志向去当英雄”。

稚嫩的公主 骄纵的王后

玛丽·安托瓦内特是以睿智、开明著称的奥地利女皇玛利亚·特蕾西亚的小女儿。作为娇生惯养的公主，在维也纳美泉宫里度过无忧无虑的童年时代。这位公主和普通百姓家的女儿毫无差别：聪明伶俐，但不深刻；悟性不低，但不努力；美丽迷人，举止优雅；温柔善良，活泼开朗；轻率成性，漫不经心；贪玩懒惰，不爱学习，不爱思索；知识限于肤浅，注意力不肯专注……女皇的娇女，上天的宠儿，她也的确看不出有努力的必要。可是命运偏偏让她作为加固奥法同盟这一政治联盟的女主人公下嫁给国力强大，而实际上已经日趋衰微的法兰西王国路易十五国王的孙子，未来的路易十六国王。这不是一桩因为爱情而缔结的婚姻，而是两大帝国之间进行的一桩买卖。

茨威格接着便描写这对年轻的王太子夫妇，在新婚之夜的奇特经历。未来的路易十六国王，对年轻美貌的新娘居然毫无兴趣。这个身材高大的青年为性无能所困扰，洞房花烛夜并未成为两人婚姻的高潮，丈夫对妻子毫无柔情。这种已婚未婚的状况持续多年，等到王太子登基成为路易十六国王，还依然没有变成名副其实的丈夫。国王无能已是公开的秘密，成为宫廷笑柄，使王后蒙受羞辱，国王遭人耻笑。最后是大舅子，奥地利皇帝约瑟夫二世亲自前往巴黎，说服路易十六动了手术，才平息了这段令人啼笑皆非的插曲。小夫妻之间的这一床帏秘密，使得他们有七年之久不能过正常的夫妻生活。叙述这件后宫隐私，是为了说明国王何以对王后百依百顺、俯首帖耳。这对了解今后事态的发展至关重要。国王由于性无能而产生自卑感，在闺房里不像丈夫，在众人面前不像君王。他看不惯王后挥霍成性、纵情游乐，不喜欢王后的游伴，觉得这些游乐有失王家风范，不合他的口味，但是夜夜在闺中备受羞辱，又怎能在大白天摆出主子的谱来？于是他便完全屈从于王后的意志，毫不反抗。

然而七年之久，守着一个名不副实的丈夫，望梅止渴，情欲被煽起又强行压下，整夜受着青春的煎熬，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这不自然的克制，使得这心理生理都有正常要求的少女永远得不到满足，变得烦躁、懊恼，又羞又恨。夜里的失望使她白天渴求用别的方式发泄，燎起的神经只有用激烈的游乐才能得到平静。难以排遣的柔情竟化为对女性的友谊。害怕失望，对卧床望而生畏，跳舞游乐饮宴观剧直达清晨四五点。她的那种纵情娱乐的疯劲实乃婚姻不幸造成的绝望心情的变形。就这样，一个稚嫩的公主便逐渐变成一个骄纵的王后。

万民爱戴 众人憎恶

1773年，二十八岁的年轻王太子妃第一次进入巴黎城，城里万人空巷，欢呼、鲜花，盛况空前，玛丽·安托瓦内特深受震撼，写信给她的母亲，奥地利女皇玛利亚·特蕾西亚：“上星期二我经历了一次盛典，我今生今世都永远不会忘记：我们进入巴黎的入城式。人们想象得出的一切荣耀，我们全都收到。但是感动我最深的并不是这些，而是可怜的百姓显示出来的柔情和激情。尽管处于沉重税收的高压之下，依然因为见到我们而欢欣鼓舞。在推勒里宫的御花园里人群如此众多，足足有三刻钟，我们进退不得。这次散步之后回来的路上，我们在露天的平台上又足足待了半个小时。我亲爱的母亲，我简直没法向你形容大家在这一时刻，向我们迸发出来的爱和欢乐。在我们退下来之前，我们还向民众挥手致意，他们高兴已极。处于我们的地位是多么幸福啊，我们可以如此轻易地就赢得友谊。可是再也没有更加珍贵的东西了，这点我已经很好地感觉到，我永远也不会忘记。”

可惜这位深受感动、欣喜异常的王太子妃容易激动，也容易忘怀。访问了巴黎几次之后，她完全被声色犬马所吸引。那些身处沉重税收的高压之下，还对她表现出柔情和激情的民众，渐渐被她忘怀。她把享受这两千万民众的热爱当作她的权利，“丝毫没有想到，权利也意味着义务。即便是最纯洁的爱，如果没有感到回报，最后也会疲惫”。

逃离了凡尔赛宫和宫中令人厌烦的礼仪，玛丽·安托瓦内特觉得“似乎逃出一座暖房，进入自由的空气。在这里可以依着自己的性子生活和享受，而在那边（在凡尔赛）只为位子而活着。她兴致勃勃地出入娱乐场所，定期造访歌剧院、法兰西喜剧院、意大利喜剧院，参加舞会，出入赌场。最最吸引她的是化装舞会。因为化装舞会上的行动自由，是允许她享受的唯一自由。在这里，在面具的掩护下可以无忧无虑地纵情欢笑。在巴黎可以纵情娱乐，乐享人生”！岁月流逝，1774年4月路易十五驾崩。王储即位成为法王路易十六。玛丽·安托瓦内特从太子妃升到王后，使她终于置身于众人之上，不再臣属于任何人，只听从她自己任意妄为的脾气。可是她并没有利用她拥有的权力和自由，作为王后赢得胜利，像她母亲那样，而是作为女人赢得胜利。于是她在之后的十五年里变成整个宫廷最为时髦，最能卖俏，穿着最好，最为骄纵，尤其是玩得最为高兴的女人，成为引领时尚的一代名媛，风姿卓绝叹为观止的洛可可王后。茨威格无情地指出，这个年轻的王后，近小人、远君子，母亲的遥控她阳奉阴违，充耳不闻。两位年长的顾问和导师，也不能无休止地在贵为王后的弟子耳边絮聒个没完。而那些精通一切诱惑灵魂、销蚀意志之道的宫廷佞臣便乘虚而入，王后身边恃宠而骄，牟取私利的“闺蜜”想方设法促使王后弄权，造成闺蜜干政。

这些年她从未踏进过一家市民的住房，从未出席过一次议会的会议，或者参加过一次法兰西学院的会议，从未造访过一次医院、市场，从来没有试图了解她的人民日常生活的一星半点。在探访巴黎时，总是只待在消遣娱乐的花花世界，金碧辉煌的狭小圈子里。她乘坐着豪华马车来来回回，却与真正的人民和真正的巴黎擦肩而过。你置人民的疾苦于不顾，又怎么能叫民众对你好感如旧？王后不懂民众与统治者的关系始终是载舟覆舟的关系。二十年后，国王夫妇终于被人民所唾弃。

敌人环伺 风云变色

究竟谁是王后的敌人？玛丽·安托瓦内特做梦也没有想到，密谋叛乱的司令部分布在卢森堡宫、王宫、美景宫和凡尔赛宫里，其首领乃是路易十五的三位终身未嫁的公主、国王和王后的姑妈。因为年轻的王后大权在握，三位年长的公主无人搭理，自尊心受到严重损害。等到王后越来越失去人心，三位公主居住的美景宫便越来越门庭若市，一切失意的贵妇，遭到贬抑的贵族，都在美景宫定期会面，秘密制造中伤王后的谣言，在凡尔赛宫里广为流传。这是老一辈的痛恨王后的敌人。

与此同时，新的潮流激醒了聪明的市民阶级。他们受到卢梭关于权利的教诲，看见邻近的英国有一个民主的政府形式，参加美国独立战争后回到祖国的法国人，带来了大洋彼岸陌生国度的消息。在那里，社会等级和阶层的差别，通过平等和自由的观念而被取消。新一代人看不惯法国的宫廷无能，政府衰败。路易十五的情妇当政终于结束，代之以玛丽·安托瓦内特不经意的“王后弄权”和波利涅克等人有意识的“闺蜜干政”。这些要求有个新制度，更好的秩序，对时局不满的革命派，聚集在奥里昂公爵的王宫里。这位公爵是和王室同样古老的支脉之后，王后伤害了这位平庸已极的贵族的虚荣心，阻止他获得法兰西海军元帅的权杖。感到深受侮辱的奥里昂公爵，决意反击，成为一切革新派、自由派的领袖。还有那些不满分子，很有教养却怀才不遇的市民，闲着没事的律师，蛊惑人心的家伙和新闻记者，一切极不安分、过于活跃的力量，日后凝聚起来成为革命突击队的一分子，也都聚集在奥里昂公爵的麾下。

这支强大的队伍正枕戈待旦，等待进攻的信号，人人都认清了方向，知道了口号：反对国王！尤其反对王后！

革命尚未爆发，王后已被弄得声名狼藉。王后的随心所欲，国王的竭力袒护造成了敌人攻讦的诸多口实，杜撰虚构的王后秽行竟成街谈巷议的话题。

茨威格告诉我们，在革命派和反动派之间还站着一个人。此人也许是王后最危险的敌人，那就是她丈夫的亲弟弟，普罗旺斯伯爵，日后的路易十八国王。在路易十六无嗣的七年里，这位御弟一直做着“国王无嗣，弟继兄位”的春秋大梦。可是王后紧接着一连生下两男两女，这位御弟篡夺王位的阴谋野心遭到沉重打击。他便不得不走着隐蔽虚伪的道路，不动声色，强压住徐徐冒烟的嫉妒之火，一直等到革命爆发，他才活跃起来。等他逃到国外，不是千方百计地设法营救他的兄嫂，而是竭力用挑衅的宣言，使囚居在国内的国王王后处境日益险恶。他借法国革命派之手，把他的兄嫂侄儿送进坟墓，希望在他们的棺材里找到他渴望已久的王冠——这个希望果然得到实现。

骄傲的王后对这种仇敌环伺、险象丛生的局面，并非浑然不觉，她也知道有不少攻击她的讽刺诗文，她那哈布斯堡家族的骄傲使她蔑视危险，鄙夷不屑地把这些点点滴滴的脏水从衣服上拭掉。她在给母亲的信里写道：“我们生活在一个盛行讽刺小曲的时代，人们写这种东西攻击宫廷中所有的人，不论男女。法兰西的轻浮在国王面前也不止步，而我也未能幸免。”她的态度何等“洒脱”，却不知这些仇恨和贪婪合作制造的卑鄙无耻的产品，成功地达到了它们预期的目的：使玛丽·安托瓦内特无论是作为女人，还是作为王后，在整个法国都彻底为众人深恶痛绝。

在这期间，博马舍的喜剧把贵族当成笑柄，把市民塑造得聪明伶俐，也动摇了千年王权贵族神圣的根基。而王后居然在她的独立王国特丽雅侬宫中上演《塞尔维亚的理发师》，并且亲自扮演女主人公的角色。在市民的讪笑和贵族的愚昧之中，法兰西王国的基石渐渐松动。茨威格没有描写法国人民如何啼饥号寒，民不聊生，于是民怨沸腾，革命的浪潮高涨，而是通过王后日渐脱离人民，王室变成孤家寡人的过程，表现了民众拥戴的年轻王储和王太子妃，如何变成民众唾弃、万民憎恨的国王和王后。正当轻浮的王后乐陶陶地醉心于洛可可王后的轻歌曼舞之际，突然风云变色，响起晴天霹雳，革命的风暴终于爆发。

王后的秘密 费尔森伯爵

大革命爆发后，聪明人都急流勇退。王后旧日的游伴，国王的二弟阿尔托阿伯爵，宫廷显贵都纷纷抛弃王后，逃往国外。王后身边一片寂静。这时，真正的朋友从黑暗中走了出来。他就是汉斯·阿克瑟尔·封·费尔森。

茨威格在尘封的史籍里，把一个几乎被人遗忘的瑞典贵族费尔森引到读者眼前。费尔森伯爵是王后的挚友。他们两人的初次邂逅发生在1774年1月20日的一次假面舞会上，玛丽·安托瓦内特那时还是王太子妃。以后他们的感情就在秘密中发展，无论是法国宫廷还是王后的敌人都不知道费尔森的存在。一直等到法国大革命爆发，王后的朋友们四下逃散。费尔森才在1789年8月底正式登场，出现在凡尔赛宫。在以后危机四伏、险象环生的日子里，费尔森成为王后唯一可靠的朋友和助手。10月6日，国王全家被迫从凡尔赛移居巴黎城里的推勒里宫，行动受到限制。费尔森便成为国王夫妇对外联系的唯一可靠的信使。1791年6月20日至25日，国王全家准备逃亡。整个出逃计划，从筹措费用，定制马车，到制订计划，安排沿途各站官兵的接应，都由费尔森一手操办。其中最惊险的一步是如何走出推勒里宫，登上出租马车，驰到巴黎城外。费尔森亲自担任马夫。出逃失败，费尔森又冒着生命危险，再闯推勒里宫，和国王王后一起密议，商讨新的营救计划，在王后卧室里和她单独待了一个夜晚。可以想象，这对恋人之间的亲密关系。一直到国王被处死之后，王后被囚禁在重点把守的塔楼之中，远在国外的费尔森也没有放弃营救王后的努力。王后被杀之后，费尔森对王后的缅怀并未终止。

保王党人不愿承认费尔森和王后的亲密关系，无法想象一个圣洁的殉道者王后竟然会有一个情夫。费尔森家族的后人也羞于承认这段恋情，不惜涂改甚至销毁费尔森的日记和王后给他的书信。殊不知这些动了手脚的地方正好欲盖弥彰地暴露了他们两人之间的真情和实情。茨威格特意举出一封为编选者忽视的抄件，在信件的末尾写着：“别了，一切男人当中最深爱我的，和我最深爱的男人。”茨威格写道：“一个王后这样勇敢，这样超乎习俗地称呼一个男人，毫无疑问，早已把她缱绻柔情的最后证明交给了他。”

这位游戏一生的王后竟然还有一个情人，至死不渝地怀着深情思念着她。这也足以使这不幸的女人在临终之时感到慰藉。

所以汉斯·阿克瑟尔·封·费尔森是王后生平埋得最深的秘密。没有他的存在，许多历史事件便不可能发生。茨威格不惜用感情浓重的笔触，介绍这两个人的几乎可说是匪夷所思的恋爱，把它称之为“一出心灵的戏剧被公之于众，内容精彩绝伦、险象环生，一曲牧歌，一半发生在宫廷的阴影之中，一半已笼罩着断头机的阴影，是那种震撼人心的长篇小说中的一部，这样难以置信，只有历史自己才敢于命笔撰写：两个人在火烧火燎的恋情之中彼此委身，迫于义务和谨慎，极为胆战心惊地把他们的秘密严加隐瞒，一再被迫分离，又从渺若星空的两个世界彼此苦苦寻觅，一个是法兰西王国的王后，另一个则是北国陌生的小容克贵族。在这两个人的命运当中横亘着一个正在崩塌的世界，一个世界末日般不祥的时代——一页熊熊燃烧的历史，正因为人们从这些半已抹去，残缺不全的暗号和密码当中，只能逐渐参透这些事件的整个真实情况，这段历史才更加显得激动人心”。

革命和革命派

法国革命终于摧毁了暴政，砸烂了旧制度，开启了新时代。一向被人轻视的第三等级获得自由平等的权利，法国发生了天翻地覆，令人欢欣鼓舞的变化。“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人权宣言》的内容迅速传到欧洲各国。

这个革命受到欧美进步人士的热烈欢迎。革命政府宣布华盛顿、克洛卜斯托克和席勒等人为法兰西共和国的荣誉公民。黑格尔、谢林和荷尔德林听到法国革命的消息，在图宾根种下自由之树，围着自由之树欢呼舞蹈。席勒甚至一度打算举家迁往法国，足见法国革命如何深得人心。

然而法国大革命时期的革命派是个复杂的概念。茨威格对他们进行了如下的分析：

“革命派的成分十分复杂。总的说来，是两种人。明显地区分为两种典型：出于理想主义的革命者和出于怨恨愤懑的革命者。理想主义者，希望以市民阶级的统治取代贵族阶级的统治，用自由、平等、博爱取代千年王权，一心想把群众提升到他们自己的水平，提高群众的教育文化、自由和生活方式。国民议会中占多数的吉伦特党人和雅各宾党人中的一部分便是如此。

另外一种是长期以来日子过得不好的革命者，他们想对那些日子过得更好的人进行复仇，试图把他们新的权力发泄在从前有权有势者身上。他们投机革命，提出极左的口号蛊惑人心，希冀夺得更大的权利，因为权利就意味着利益。”

这样一种状况，自然会引起革命派内部争权夺利的纷争。

果然以罗伯斯庇尔为首的革命政府以“自由”的名义，把原来在革命政府中掌权的温和派革命者吉伦特党人罗兰夫人等送上断头台。罗兰夫人在临行前说出了一句令人震惊的名言：“啊，自由，以你的名义犯下了多少罪行！”1792年9月，担任司法部长的丹东，大开杀戒，制造九月恐怖，杀人无数。

受到法国革命威胁的欧洲各国迅速组织起反法联盟，企图一举扑灭法国革命的烈火，联军直逼法国国境。法国的革命军队初战失败，旺代和里昂的保王党先后起义。内忧外患交相逼近，新生的法兰西共和国危在旦夕。于是巴黎和全国群情激愤，慷慨悲歌，热血沸腾。革命派中的激进分子越来越偏激，越来越嗜血。断头机不停地运转，乱葬冈里无名尸体堆积如山，不计其数的无辜百姓纷纷成为恐怖行动的牺牲品。

其实革命派也并不是非要把国王夫妇置于死地不可。就是在这种群众歇斯底里大发作的情况下，1792年12月，开庭审讯路易十六。1793年1月16日，国民议会投票决定国王的命运，革命派本来只求废黜国王便算达到目的，大部分温和派吉伦特党人，前一天还决定不杀国王，在公开表态时，慑于激进派的压力和民众的激烈情绪，此时迫于形势也纷纷主张处死国王。1793年1月21日，路易十六被处死刑。

然而保王党营救王后的计划并未中止，而且每次都险些成功。革命派当中的激进分子便对王后严加防范。保王党的营救之所以还有可能，都是因为革命者内部受贿的人员充当内应。这些貌似革命的激进分子经不起金钱的诱惑，其实都已开始腐化、堕落。

负责照管国王全家的，是这批满怀怨恨的革命者当中最为恶劣的人物埃贝尔。最为高贵、最有头脑的革命者罗伯斯庇尔，卡米耶·德穆兰，圣·鞠斯特早就看出这个极端龌龊的拙劣文痞，是玷污革命荣誉的一个脓疮，他贪污受贿，位居要津，拼命敛财。正如圣·鞠斯特所说：“就像只爬行动物，根据时代的阴晴和危险的情况，变换着自己的颜色。”

这样的变色龙在法国大革命中并非个别现象。三朝元老、警察大臣富歇，自动还俗的天主教主教，历届政府的外交大臣塔勒朗，都是这一大变动时代的典型产物。

备受凌辱的死囚 悲剧的女主人公

玛丽·安托瓦内特这位奥地利幼稚娇嫩的小公主，在奢华无比的凡尔赛宫里，从太子妃变成王后，为万众艳羡，为全国仰慕，过着昏天黑地的奢华靡费的生活十五年之久。直到二十九岁，巴士底狱攻陷，涌向凡尔赛的民众呐喊、怒吼，一直攻进王后的寝宫，被杀害的近卫军的头颅在长矛尖上摇晃，王后这才感到命运的压力，开始奋起反抗，与此前判若两人。一向慵懒成性、贪图安乐的年轻女子，毅然决然地接受挑战。国王迟钝，逆来顺受，王后便挺身而出，变得出奇地勤奋好学，没有秘书，没有助手，一切都亲力亲为。和外界通信，接见来宾，制订计划，向外国发出呼吁，谋求外援，想方设法麻痹敌人，千方百计想夺回她丈夫和儿子即将遭到褫夺的权力。出逃失败，王室的境遇更加困难。但是王后并不气馁。玛利亚·特蕾西亚女皇生前，当女儿的玛丽·安托瓦内特未能很好地接受母亲的谆谆教导，此时她却以女皇为榜样，临危不乱，临危不惧。以后命运的打击越来越沉重，国王被废黜，成为囚犯，旋即被处以死刑。国民公会继续囚禁遭到废黜的王后玛丽·安托瓦内特，把她当作人质。可是奥地利皇帝并无通过交换俘虏，接回这位奥地利的公主之意。而保王党营救废后的行动一再发生，于是玛丽·安托瓦内特被移囚关押死囚的贡西哀尔杰里监狱。无耻文痞埃伯尔以革命政府的名义，对于王后这个孑然一身的女子施加完全没有必要的非人道待遇，仿佛不如此便无以表示自己革命意志的坚定。他把不到十岁的王储和年仅十五岁的公主，全都从王后身边夺去，让一个半文盲鞋匠西蒙充当王储的导师，旨在把这幼童教育成一个没有教养没有文化的粗人。革命法庭准备对王后进行审判，埃贝尔罗织了大量的罪行，想出无耻之尤的乱伦罪，促使王储亲自出面控告生母，最后甚至命令一个宪兵待在王后的囚室里，监视她的一举一动，连王后临刑前更衣都必须在宪兵的亲眼监视之下进行。这位奥地利的公主经受严峻的考验，才悟出“只有在不幸之中，才真正知道自己是谁”的道理，失去了王冠，恢复了人的价值。无论是在囚室里，法庭上，面对看守，面对法官，甚至面对亲生儿子在埃贝尔之流教唆下和她对簿公堂，她都表现出人的尊严和才智，以她父母和列祖列宗的榜样，极力保持镇定，不失尊严，接受命运的打击。作为王后，她是失败者；作为人，她变成了一出悲剧的主人公。

茨威格在本书中不想对路易十六的统治和法国革命爆发的原因详加阐述，只是借玛丽·安托瓦内特的一生来表达他自己的观点，用来激起读者的联想，认清自己所处的时代。他描写的是十八世纪的政治家，勾勒的却是当代政治家的众生相。政治在他们手里，直如纸牌。人人都想欺骗别人，以卑鄙无耻的阴谋诡计为手段，无所不用其极。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德国，各种政治力量互相角逐。德国社会民主党，德意志民族人民党竞相争夺人民的拥戴。最无耻的自然是纳粹。纳粹（Nazi）是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National Sozialistische Deutsche Arbeiter Partei）的缩写（NSDAP）。这批政治骗子也以革命者的面貌出现，在社会主义深入人心，工人阶级势力强大的德国，盗用这些铿锵有力的字眼来作为他们罪恶匪帮的称号，借以欺骗群众。几年来，希特勒向各方面作出许多允诺，使各党派重要的代表性人物纷纷受骗上当。他们都以为，可以利用这个无名小卒的神秘力量达到自己的目的。普鲁士和巴伐利亚的保王分子，原来国防军的军官都视希特勒为“自己人”。可笑的是，德意志民族人民党的首领胡根贝尔格[1]，自恃和希特勒有秘密协定，十拿九稳将在希特勒内阁里获得最重要的席位。这位自作聪明的政客想利用别人，却为别人所利用。他实际上在为希特勒上台效犬马之劳，却还白日做梦以为希特勒在帮他飞黄腾达。这样愚蠢的骗子又何止胡根贝尔格一人？日后成为反法西斯同盟国领袖之一的丘吉尔，在他1935年发表的《当代伟人》一书中，也误判希特勒为当代伟人之一。

关于这部传记，弗洛伊德曾经给予高度评价。茨威格的这位亦师亦友的前辈心理学家，几乎读过茨威格所有的作品。他认为茨威格的这部传记超过了他以往写作的所有传记。“感谢您的慷慨，我现在几乎拜读了您所有的大作。关于人和命运的各种描绘，我不由自主地想说，我觉得它们当中没有一部像最近这本关于玛丽·安托瓦内特的传记这样令人信服，感人至深，并且很可能和那如此难以把握，可又无法替代的历史真实如此的吻合。”（1932年10月20日致茨威格信）不仅如此，他对茨威格的风格也极为赞赏：“便是那充分成熟，摆脱了某种激越夸张的语言，以及描述仅限于最贴近最必要的事物的手法，也证明是大师的手笔。”

翻译这本玛丽·安托瓦内特的传记，我获益良多。在此书即将面世的时候，我要感谢国内外的朋友们：我的同窗好友，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的罗新璋教授，德国图宾根大学的卡琳·莫瑟尔·封·费尔塞克博士（Frau Doktor Karin Moser von Filseck），德国洪堡基金会的卡佳·施密特女士（Frau Katja Schmidt），热情地帮我解答翻译中遇到的问题。人民文学出版社的领导肖丽媛女士和编辑部主任欧阳韬先生一如既往，热情而持久地对我鼓励和支持。我的合作者曲耀君女士，不仅把我六百多页的手稿和两次修改稿打进电脑，还帮我查找了许多人名和事件的出处，保证了译文完稿的速度。

但愿茨威格的中国朋友能够喜欢这部译作。

张玉书

2016年12月9日

下花园

[1] 阿尔弗雷德·胡根贝尔格（1865—1951），德国工业家，魏玛共和国时期的政治家，德意志民族人民党（DNVP）右翼领袖。

引言

撰写玛丽·安托瓦内特王后的故事，意味着接受一次长达百余多年的诉讼，控诉人和辩护人互相攻击，言辞极为激烈。讨论的语气激情四射，这主要是控方引起的。革命为了击中王国，必须攻击王后。而在王后身上，主要攻击女人。于是真实和政治罕见地同时并存。为了达到蛊惑人心的目的而描绘一个人物，很难指望舆论的热心帮手会态度公正。为了把玛丽·安托瓦内特送上断头台，有人无所不用其极。不择手段，什么诬蔑全都用上。报纸上，小册子里，书本中，把各式各样的罪恶，道德败坏的行径，变态反常的行为全都不假思索，一股脑儿地推到这只奥地利母狼[1]身上；即使在秉持公正的大厦——法庭上，公诉人也慷慨激昂地把“卡佩[2]的寡妇”，和历史上最为臭名昭著的妖姬淫娃梅萨丽娜[3]和婀格里彼娜[4]、弗累德贡狄斯[5]相提并论。正因为如此，1815年，又一位波旁家族的国王登上宝座，情况便发生了更加激烈的转变；为了给王朝涂脂抹粉，妖魔化的王后图像用浓墨重彩涂改一遍：这个时代描绘出来的玛丽·安托瓦内特的肖像，无不加上缭绕的乳香迷雾和耀眼的圣女光辉。赞歌一首接着一首，玛丽·安托瓦内特纯洁无瑕的美德得到义愤填膺的捍卫。人们用诗歌和散文赞美她的牺牲精神，她的仁爱之心，她毫无瑕疵的英雄业绩；这位殉难王后神化的容颜披上不计其数用泪水沾湿的轶闻旧事的纱幕，大多出于贵族之手。

心灵的真实情况在这里，像在大多数情况下一样，是在两者之间的中间地带。玛丽·安托瓦内特既不是保王派的伟大圣女，也不是革命派所说的下贱娼妇，而是一个性格平庸之人，一个普普通通的女人，并不特别聪明，也不特别愚蠢，既非烈火，亦非寒冰，没有从善的特别力量，也无作恶的坚强意志。一个昨天、今天、明天都会遇到的不好不坏的女人；没有心思去做恶魔，也没志向去当英雄，显然不配成为一出悲剧的女主人公。但是历史这伟大的造物主，为了创造一部动人心弦的戏剧，并不需要一个具有英雄气概的人物来充当主人公。悲剧的紧张关系并不仅仅产生于一个人物的感情过度，而总是来自一个人物和他的命运关系不和。倘若一个无比强大的人物，一位英雄，一位天才和他周围的环境发生冲突，事实证明环境对于他与生俱来的使命过于狭窄，过于怀有敌意，这种紧张关系就可以戏剧化地表现出来。——譬如拿破仑窒息在圣海伦娜岛上小得可怜的房间里面，贝多芬拘囚在他失聪的状况之中——每一个伟大的人物都找不到自己合适的天地，无法宣泄自己内心的积蕴，永远是这样，到处都如此。但是同样，一个中等资质或者甚至天性荏弱之人遭遇到极不寻常的命运，肩负的个人职责把他压垮，击成齑粉，就会产生悲剧。这样一种悲剧的形式，我甚至觉得在人性上，更加激动人心。因为出类拔萃的人在不自觉地寻找一种极不寻常的命运；英雄气概地或者像尼采所说，“危险地”生活，这完全符合他那超乎寻常的天性；他通过寓于自己体内的强劲要求，以暴力向世界提出挑战。所以天才的性格归终对于自己的苦难并非完全无辜。因为他身负的使命神秘地渴求经历这种烈火的考验，来唤起一股最终的力量；就像风暴承载着海燕逐步飞升，他那强劲的命运也更加强劲地承载着他扶摇直上，越飞越高。性格中庸的人则相反，出自天性，只想太太平平地生活；不愿意也根本不渴求更大的紧张形势，宁可安安静静地生活在阴影之中，在平静无风的环境里，在冷暖适中的命运的气温之中生活；因此，当一只无形的手震撼他、摇晃他的时候，他进行反抗，惊慌失措，拔脚就逃。他不愿承担世界历史的重大责任，相反，他望而生畏；他不去自寻苦难，而是苦难硬加在他的身上；他是迫于外部，而非迫于内心，使自己变成一个比他真正的状况更加伟大的人物。我并不认为，因为缺少明显的意义，这种非英雄人物的苦难，平庸之人的苦难，就比真正英雄的崇高庄严的苦难要略逊一筹，我看也许更加震撼人心。因为芸芸众生必须承担自己的苦难，不像艺术家拥有幸福的救星，可以把他的苦难化为他的作品，变成持久长存的形式。

可是命运有时如何能把这样一个中等资质的人树立起来，以它强求的拳头，凭暴力硬使这人脱离自身的平庸状态，也许玛丽·安托瓦内特的一生正好为此成为历史上最有启发的一例。这个女人一共活了三十八岁。其中三十年她漫不经心地走着人生的道路，当然是在一个引人注目的环境里；无所谓是好，是坏，她都没有超越平常的标准：是个不冷不热的灵魂，一个中庸平稳的性格，从历史上看，起先只是一个无足轻重的角色。倘若革命没有侵入她那开朗欢快无拘无束的游戏世界，这位本身只是一个无关紧要的哈布斯堡王室的公主，会像世世代代千千万万的妇女一样地生活下去；跳跳舞，聊聊天，做做爱，欢笑，打扮，做客，施舍；她会生儿育女，最终躺在床上悄然死去，会全然不问世界精神度过一生。人们会把她当作王后庄严隆重地安放在灵床上，举行国丧，可是接着就和其他无数的公主们，玛丽-婀德莱德和婀德莱德-玛丽们，安娜-叶卡特琳娜和叶卡特琳娜-安娜们一样，渐渐地淡出人类的记忆，只有她们的墓碑写着冷冰冰的生气全无的字母留在哥达年鉴[6]里，无人阅读。没有一个活人会有这样的愿望，想询问这位王后究竟是何许人，她那业已湮灭无闻的灵魂究竟怎样，谁也不知道她本人究竟如何——最主要的是——她，法国王后，玛丽·安托瓦内特，如果没有经受这番考验，永远也不知道，也不会听说，她自己究竟是谁。因为平庸之人从来也没感到自己会有压力，想自我测定一下，他从来也不会感到好奇，在命运向他询问之前，先问问自己是谁，这是中等资质者的幸运或者不幸：他总让他的各种能力在自己心里沉睡，让他天生的禀赋日益枯萎，他那从未一试锋芒的力气和肌肉渐渐委顿，直到困境迫使它们振奋起来进行反抗。一个中等资质的人物必须为环境所逼，摆脱自我，变成他可以充当的各式各样的人，也许远远超过他自己从前所感，从前所知；而要做到这点，命运使用的鞭子乃是不幸。就像一个艺术家有时候故意寻找一个外来的小小指责，而不是一个慷慨激昂、包罗宇宙的责难，来证明他独创性的力量，同样命运也时不时地寻找一个无关紧要的主人公，为了显示它能用脆弱易碎的材料创造出高度紧张的情节，从一个荏弱无力不情不愿的灵魂演化出一出波澜壮阔的悲剧。这样一出悲剧，表现这种并不心甘情愿的英雄业绩的最美丽的悲剧之一，就叫作玛丽·安托瓦内特。

因为在这里，命运以什么样的艺术，什么样的独创能力，以多么宏大的历史紧张的规模，把这个平庸的人安排到它的戏剧中去；以多么娴熟的手法把各式各样的矛盾，精心布置在这个原本不是那么内容丰富的主要人物的周围。命运先以妖魔般的诡计多端来宠爱这个女人。她还是个孩子，命运就馈赠给她一座皇家宫廷作为她的家；她还是个半大不小的女孩，就赠送给她一顶王冠；当她成为少妇，命运就极为挥霍地把优雅和财富的各种赠品，加在她身上，另外还赋予她一颗轻浮的心，从不询问这些礼物的价钱和价值。多年来命运一直娇惯宠爱这颗不假思索的心，直到它丧失理智，越来越无忧无虑。但是命运这样迅速而又轻易地把这个女人拽上幸运的巅峰，却诡计多端地让她越来越残忍，越来越迟缓地往下坠落。这出戏剧以激情戏的粗暴让极端的矛盾互相对抗，把这个女人从一幢拥有几百个房间的宫殿，推到寒伧已极的囚室之中；从王后的宝座推到断头台上；从镶嵌玻璃、黄金打造的豪华马车，推上一辆刑车；从无比奢华推向极度匮乏；从深受万民爱戴推向遭到民众痛恨；从凯旋推向备受污蔑，使她无情地越来越低地一直跌落到最后的深渊之中。这个身材娇小，中等资质的女人，在备受娇宠之际遭到袭击，这颗不谙世事的心灵，根本不理解这陌生的势力究竟想把它怎么办，它只感到一只无情的拳头在强压着它，一只火热的利爪紧紧抓住她备受折磨的肉体；这个浑然不觉的女人不甘心也不习惯身受的一切苦难，她进行反抗，不愿逆来顺受。她发出呻吟，四下躲藏，设法逃脱。但是那只通晓一切的灾难之手，以艺术家坚毅果决的精神，不从他的素材中逼出最高的张力，逼出最后的可能性绝不罢休。那只灾难之手也总要锤炼这颗柔嫩、孱弱的灵魂，使之坚毅卓绝、镇定自若，只要掩埋在她灵魂深处的她父母亲和列祖列宗的宏伟庄严的气概，还没有从她身上形象生动地逼出来之前，绝不放过玛丽·安托瓦内特。这个经受考验的女人从未反躬自问，终于在痛苦中蓦然惊醒，认识到这巨大的变化；正当她外在的力量趋于穷尽之时，她感觉到在她内心深处，萌发出一些崭新的、宏伟的东西，这些东西如果没有经受那种考验，不可能产生。“只有在不幸之中，才真正知道自己是谁。”这句一半傲气凛然，一半震撼人心的话，突然从她惊愕不止的嘴里直跳出来：她产生预感，只有通过这场苦难，她那渺小平庸的人生才会成为后世的榜样而长存。意识到更加崇高的责任，她的性格才超越自己。在那尘世的躯体破灭之前不久，那得以永世长存的艺术品才终于成功。因为玛丽·安托瓦内特这个平庸之人在生命的最后时刻，终于达到了悲剧的尺度，变得像命运一样的壮丽辉煌。

[1] 原文为法文。以后原文中出现的非德文词，皆用楷体，不再一一加注。

[2] 法王路易十六在法国大革命中无人承认，只叫他的名字“路易·卡佩”。

[3] 梅萨丽娜，古罗马皇帝克劳迪乌斯的王后，以色情狂闻名于世，为西方著名淫妇。

[4] 婀格里彼娜，古罗马暴君尼禄之母，据说她毒死了丈夫，是淫荡、恶毒、阴险的代名词。

[5] 弗累德贡狄斯，法兰克国王希尔佩里克一世的王后，谋杀了国王及其两名前妻，为儿子夺得王位。

[6] 哥达（Gotha）年鉴，记载欧洲王室、贵族的谱系与资讯。

第一章 雏儿出阁

哈布斯堡王室和波旁王室，几百年来在德国、意大利、佛兰德斯的几十个战场，为争夺欧洲霸权而拼死搏杀；终于双方都筋疲力尽。在最后关头，两个争战不已的宿仇终于认识到，它们不知餍足的妒忌，只是给其他王室扫平了道路；从英伦三岛一个异教徒的民族已经将利爪伸向世界帝国。信奉新教的勃兰登堡边疆区侯国已发展成一个强大的王国。半是异教徒的俄罗斯打算把势力范围延伸到无限辽阔的境地；法、奥两国的统治者和外交官开始反躬自问——永远总是太迟了一点——彼此保持和平，不是比一再开启战端，进行灾难深重的战争游戏，让那些不虔信上帝的暴发户们从中渔利要好得多吗？路易十五[1]宫廷里的舒瓦瑟尔[2]，玛利亚·特蕾西亚女皇[3]的顾问考尼茨[4]，订立了一个同盟。为了让这同盟持久有效，而不仅仅存在于两次战争间的喘息时间，他们建议，哈布斯堡和波旁两个王室应该建立血亲联系。哈布斯堡王室任何时候都不缺乏年已及笄的公主；这一次也有一大批不同年龄的公主可供挑选。起先大臣们和路易十五都在考虑，尽管国王已是祖父的身份，对他的品德也颇有微辞，仍想迎娶一位哈布斯堡王室的公主。但这位笃信天主教的国王迅速逃离蓬巴杜夫人[5]的卧榻，溜进另一位宠姬杜巴里夫人[6]的眠床。而约瑟夫皇帝第二次丧偶，成为鳏夫，也毫无兴趣和路易十五的三位年齿已长的公主之一结为连理，——于是自然不过的结合乃是第三种，让路易十五的孙子，那位正在长大成人的王太子，法兰西王国未来王冠的继承人[7]和玛利亚·特蕾西亚的一位公主联姻。1766年，年方十一的玛丽·安托瓦内特就已被公认为可以当真考虑的人选；奥地利大使在5月24日在上书女皇时着重指出：“国王已经以一种方式明确表示，女皇陛下尽可把此项目视为业已确认，万无差池。”但是外交官的骄傲在于把简单的事情搞得复杂，尤其使每个重要事件巧妙地百般延宕，否则他们也就不成其为外交家了。两个宫廷之间勾心斗角，阴谋迭现，一拖就是一年、两年、三年，玛利亚·特蕾西亚很有理由心生疑窦，担心她那惹人讨厌的邻居，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8]，就像女皇在火冒三丈时称呼他的：这个妖怪，会以他那狡猾的权术，不择手段地把这个巩固奥地利霸权至关重要的计划，加以破坏。于是她就摆出极端亲切可爱的姿态，使出全部激情，费尽心机，想方设法让法兰西宫廷半推半就地做出允诺，无法言而无信。她以职业媒婆不辞辛劳的劲头和办外交时坚韧卓绝、不屈不挠的耐心，接二连三地派人把公主的诸般优点向巴黎报告；她对公使们极尽礼贤下士之能事，加上众多礼物，以便他们最终能从凡尔赛宫取来一份具有约束性的求婚建议书；玛利亚·特蕾西亚此时更多的是作为女皇，而不是作为母亲，考虑问题时更多的是考虑“皇权”的增长，而不是她女儿的幸福。她的公使向她提出警告，向她报道，王储毫无天赋：智力极为有限，举止极为粗鲁，感觉极为迟钝。这样的警告，女皇也毫不在意。皇女何必须要幸福，她只要变成王后就够了。玛利亚·特蕾西亚越是心急火燎地催着签订协约和婚书，处世有方的路易十五国王越是感到优越，态度矜持沉稳。三年之久，国王让奥地利宫廷不断把年幼的皇女的肖像和有关她的报告送来，宣称在原则上倾向于赞同这一通婚计划。但是那解决一切问题的求婚的话语他却始终没有说出口来，他不愿被捆住手脚。

这笔国家之间买卖的浑然不觉的抵押品，十一岁、十二岁、十三岁的安托瓦内特娇嫩地日益长大，出落得举止优雅，身材窈窕，无疑是个美人坯子，在美泉宫[9]的房间里、花园里和兄弟姐妹们游戏疯玩；很少读书学习，很少受到教育。应该管教她的女傅们、神父们，她都会用她那自然而然的爱娇神气和灵巧敏捷的欢快情绪，十分巧妙地把他们搞得服服帖帖，听她摆布。这样她就可以什么课也不上，自由自在地玩耍。玛利亚·特蕾西亚女皇忙于处理繁杂的国事，无法认真地关心她这帮孩子每个人的学业。有一天她发现，这个未来的法国王后已经芳龄十三，还不会正确地书写德文或者法文，最起码的历史知识和一般教养，也全都没有具备，着实大吃一惊。音乐成绩也好不了多少，尽管给她上钢琴课的老师不是一般人，而是格鲁克[10]。现在已到最后关头，得把缺下的东西补上，把这玩疯了的懒惰成性的安托瓦内特培养成一个颇有教养的淑女。对于未来的法兰西王后而言，尤其重要的，是跳舞要跳得端庄高雅，法语要说得流畅纯净。为了达到这个目的，玛利亚·特蕾西亚急急忙忙地聘用了享有盛名的舞蹈大师诺韦尔[11]和当时正在维也纳访问演出的一个法国剧团的两名演员，一个负责发音，另一个负责唱歌。可是法国公使刚把这条消息报告给波旁王室，从凡尔赛就传来一个愤怒的暗示：一位未来的法国王后不能让一帮戏子给她上课。于是又匆匆忙忙地开始进行新一轮的外交谈判。因为凡尔赛已把建议成为王储未婚妻的教育视为自己的事情。经过长时间来来回回的一番周折，终于由奥里昂主教推荐，把一位名叫维尔蒙[12]的神父派到维也纳去充当公主的导师。多亏维尔蒙神父，我们拥有了关于这位十三岁的皇女最早的一批可靠的报告。“她的一张俏丽迷人的脸庞，汇集了可以想象得出的爱娇优雅。诚如人们所希望的，她若长大成人，定将拥有高贵的公主应该具备的一切魅力。她的性格和她的心情都超群出众。”正直的神父，谈起他女学生实实在在的知识和学习的热情来，要谨慎得多。年幼的玛丽·安托瓦内特玩心太重，不会专心，丢三落四，灵活敏捷，情绪欢快。尽管悟性极强，可是丝毫也没用心思考任何严肃的题目。“她的智力远远超过人家的估计，可惜直到十二岁还没有习惯于全神贯注。小公主有些懒惰，相当轻率，使我给她上课相当困难。我开始用六周时间讲授文学的概况，她领悟得很好，判断也很正确。但是我没能打动她更加深入地去钻研这些题目，尽管我感到，她完全具备这样做的才能，最后我终于认识到，只有在娱乐的同时，才能对她进行教育。”

十年、二十年之后，所有的政治家们也对这位王后连连抱怨，叫苦连天；尽管她智力很强，却懒得思考问题，每次彻底的谈话，她都会百无聊赖地扭头走开；早在这个十三岁的女孩身上，已经表现出了这种性格的全部危险。这种性格的人什么都能干，但是什么也不想当真去干。可是在法兰西宫廷里，自从宠姬争锋以来，一个女人的举止态度比她的性格内涵要重视得多；玛丽·安托瓦内特长得俊俏，能够代表王家风范，性格正直——这就够了，还要求什么。于是到1769年，渴望已久的路易十五致玛利亚·特蕾西亚的信函终于发出。国王庄严地为他的孙子、未来的路易十六国王向年轻的公主求婚，建议婚礼订于翌年的复活节。玛利亚·特蕾西亚深感荣幸，表示赞同；这么多年忧患连连，这位具有悲剧色彩、业已听天由命的女人，再一次经历了一段欢快开朗的时光。她觉得这一来，帝国的和平，进而欧洲的和平都得到了保证；通过驿站信使和特别信使向各国宫廷庄严通报哈布斯堡王室和波旁王室已经永远化敌为友，结成姻亲。哈布斯堡古老的传家箴言，让别人去征战杀伐，而你，幸福的奥地利，去联姻结盟[13]，又一次经受了考验。

外交官的任务已经顺利而圆满地完成。大家这才发现，这仅仅是全部工作中比较容易的部分。因为说服哈布斯堡王室和波旁王室彼此取得谅解，让路易十五和玛利亚·特蕾西亚彼此言归于好，和始料不及的巨大困难相比，真是儿戏一桩。困难的是，把法国和奥地利两国的宫廷礼仪和王室礼仪在这样一种无比庄严、富丽堂皇的典礼中融为一体。双方的最高宫廷典礼官和其他死守规章制度的狂热分子，纵然有整整一年的时间，把婚礼庆典无比重要的记录，各条各款都制定出来，但是对于像中国人一样讲究错综复杂的礼仪，死抠细节的大臣而言，只有十二个月的一年，转瞬即逝。法国的储君迎娶一位奥地利的大公爵小姐——这样的契机将激起震撼世界的礼仪分寸问题。在这里，每一个细节都必须经过深思熟虑，考虑周详，这就需要认真研究几百年之久的文献，来防止多少不可挽回的失误啊！凡尔赛宫和美泉宫的那些风俗习惯的神圣捍卫者们，夜以继日地思考一切，弄得脑袋发烫；两国的公使们夜以继日地为每一份邀请函进行谈判；加急信使带着各种建议和反建议，在两地之间来回飞速奔驰，因为，请诸位设想一下，倘若碰到这样一个崇高的契机，这些尊贵显赫的家族，有一家的等级虚荣心受到伤害，将会引爆什么样难以预料的灾难（比七次战争都更加严重）！在莱茵河左右两岸无数的博士论文里，人们掂量和论述棘手的博士问题，诸如在结婚协议书上，究竟是谁的名字应该放在首位，是奥地利女皇的名字还是法兰西国王的名字，谁该首先签字，该拿出什么礼品，陪嫁如何商定，谁来陪同新娘，谁来迎接新娘，该用多少骑士、贵妇、军官、近卫军骑兵、上等女侍、普通女侍、理发师、忏悔师、医生、文书、宫廷秘书、洗衣妇，参加陪送一位皇女的结婚队伍，直到国境线上。又该有多少同样的人员，该把这位法兰西的太子妃从边境一直接到凡尔赛宫。双方头戴假发的大臣们对于基本问题的基本方针，久久不能达成一致意见。与此同时，双方宫廷里骑士们及其夫人们彼此争吵得不可开交，就仿佛在争夺伊甸乐园的钥匙。大家争来争去，互相攻击，各不相让，争夺谁能有幸陪同新娘的新婚队伍，谁能有幸迎接新婚队伍。每个人都用一大堆羊皮纸记载的古代手抄本的典籍，来捍卫自己的要求。尽管礼宾官像苦役船上的犯人一样玩命工作，要想在一年之内完全解决谁走在前面，谁走在后面，样样符合宫廷的规矩，这样一些有关世界存亡的天大的问题，也不可能：到最后时刻，譬如说阿尔萨斯的贵族觐见这一点就从日程表上删除，“要消除烦琐的礼仪问题，因为已经没有时间来对此进行处理”。倘若国王没有下旨把日程定在十分明确的某一天，奥地利和法兰西那些维护礼仪的官员们，说不定直到今天还都不可能对婚礼的“正确”形式取得一致意见，那么就不可能有玛丽·安托瓦内特王后，也许也就根本不会有法国大革命。

尽管法奥两国都迫切需要节俭，可是婚礼却依然被双方搞得极尽铺张奢华之能事。哈布斯堡王室不愿屈居波旁王室之后，波旁王室也不愿被哈布斯堡王室比了下去。法兰西驻维也纳的公使馆显得太小，无法容纳一千五百名客人，几百名工人飞速添造附加的房舍。与此同时，在凡尔赛修建了一座独立的歌剧大厅。无论在奥地利还是法兰西，宫廷的供货商、理发师、珠宝商、奢华马车制造商可是交了好运。单单为了迎娶公主，路易十五向巴黎的宫廷供货商弗朗西安，订制了两辆前所未有的富丽堂皇的旅行马车：精致的木料，耀眼的玻璃，车内铺上天鹅绒，车身画上绚丽的图画，四周缀以王冠。纵使花饰繁多，车身弹性十足，轻轻一拉，马车便向前滚动。为王储和全部宫廷侍臣制作了簇新的礼服，缀以昂贵的珠宝。当时最负盛名的硕大钻石彼特，用来装饰路易十五在结婚典礼上戴的帽子，玛利亚·特蕾西亚也以同样的奢华来装点她女儿的嫁妆；大量的花边，统统是在麦欣编织的，使用最为精致的亚麻布、丝绸和珠宝。终于杜尔福公使[14]作为王储派来的求婚使者抵达维也纳，对于特别爱看热闹的维也纳人而言，这可是一场热闹非凡的好戏：四十八辆六匹马拉的奢华马车，其中两辆镶嵌大量玻璃，直如奇幻宝车，沿着挂满花环的大街缓缓驶向皇宫，气派庄严，神气十足。单单陪送求婚大使的一百一十七名近卫军和仆从的新制服就花去了十万七千杜卡登[15]。整个入城式的花费不下三十五万金币。从这一时刻开始，庆典一个接着一个：公开的求婚仪式，玛丽·安托瓦内特在圣经、十字架和燃着的蜡烛面前，庄严地放弃她在奥地利的各种权利，宫廷表示庆贺，大学表示庆贺，举行阅兵式，剧院装饰一新，在美景宫举行三千人的招待会和舞会。作为回应，在利希滕斯泰因宫举行一千五百人的答谢招待会和晚宴。终于到了4月19日，在奥古斯丁大教堂举行代理婚礼，由斐迪南大公爵[16]代表王储。然后再举行一次温馨的家庭晚宴。到4月21日便是庄严隆重的辞别仪式，最后一次拥抱。法兰西国王的车队拥载着奥地利前任的大公爵小姐玛丽·安托瓦内特，穿过两旁毕恭毕敬夹道欢送的人群，驰向她的命运。

送别女儿，玛利亚·特蕾西亚心情沉重。这位年华逝去、日益苍老、身心疲惫的女皇，为了增长哈布斯堡“皇室权力”，争取这桩婚姻，把它视为齐天洪福，而到最后时刻，她亲自为女儿确定的命运使她忧心忡忡。仔细阅读她的书信，深入探视她的人生，可以看出：这位具有悲剧色彩的女皇，奥地利帝国唯一伟大的君王，早已感到头上的皇冠只是沉重的负担。她凭着坚持不懈的无限努力，在持续不断的历次战争中，把这个通过联姻，从某种意义上说人为拼凑起来的帝国维持下来，抗击了普鲁士人和土耳其人，抗击了东方和西方的敌人，维护了帝国的统一。可是正好在现在，表面上看来，帝国的安全似乎得到保证，女皇却勇气顿消，一种奇怪的预感向这位值得尊敬的女人袭来。她把自己的全部精力和激情献给这个帝国，到了她孩子们手里这个帝国将日益衰败，土崩瓦解。这位目光如炬，几乎预见未来的女政治家很清楚，这个帝国是由各个民族，全凭机缘巧合拼凑起来的混合体，她得多么小心谨慎，多么收敛忍让，多么聪明睿智，绝不轻举妄动，才得以让它延续下来。可是她这样小心谨慎开创的事业，谁能继续下去？她对孩子们大失所望，在她心里唤醒了一种卡桑德拉[17]情绪。她在他们身上，完全看不见她自己性格中最为本质的力量，极大的耐心，慢慢地周密计划，静等时机，勇于舍弃，能够明智地自我约束。但是从她丈夫洛林人[18]的血液中，想必有一种躁动不宁的热烈波浪，涌入到她孩子们的血管之中；他们大家都准备为了贪图一时的欢娱，毁掉难以估量的远景：这一小小的支脉，生性轻浮，缺乏虔信，只致力于获得瞬间的成功。她的儿子和共同摄政王，约瑟夫二世[19]怀着皇储的耐心，取悦腓特烈大帝。这个腓特烈大帝一辈子迫害并且嘲笑玛利亚·特蕾西亚女皇。他追求伏尔泰[20]的好感，而女皇作为虔诚的天主教徒，对伏尔泰这个反基督徒恨之入骨；女皇为她另外一个孩子玛利亚·婀玛利亚大公爵小姐[21]，也同样准备了一个宝座。这位大公爵小姐刚一嫁到帕尔玛，就因为生活放荡，使整个欧洲瞠目结舌。她在两个月里就使得帕尔玛财政破产，风纪败坏，而她自己则和一帮情人纵情玩乐。女皇另外一个女儿在那不勒斯，也没有为母亲增光添彩。没有一个女儿严肃端庄、检点自持。这位伟大的女皇一生做出巨大的牺牲，努力恪守本分，创造了宏伟的事业。她把自己的个人生活和私人生活全都毫不留情地为此做出牺牲，放弃了每一个欢乐和每一种轻松的享受。现在看来这一事业虽然完成，却毫无意义。她恨不得逃进一座修道院去，只是出于正确的预感，唯恐她那行事鲁莽的儿子不假思索，妄想进行实验，会把她建造的一切毁于一旦，年迈的女皇才把皇权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里，而她的手早已感到疲惫。

这位阅人甚多、知人很深的女皇，对于她的幼女玛丽·安托瓦内特，也不抱幻想；她知道她最小的女儿的那些优点——心地善良，待人真诚，思想活跃，聪明伶俐，毫不做作，但她也深知玛丽性格中的那些危险，很不成熟，性格轻浮，贪图玩乐，漫不经心。为了接近她的这个女儿，在最后时刻还想把这个性格奔放的疯丫头塑造成一位王后，玛利亚·特蕾西亚女皇在女儿离家前最后两个月，和女儿一起睡在她自己的卧室里：和女儿多次长谈，让她适应她显赫的地位；女皇带着她的女儿到玛利亚柴尔[22]去进行一次朝圣，来赢得上天的庇佑。离别的时间日益逼近，女皇的心情越发忐忑。总有一种阴森森的预感搅得她心神不宁。她预感到灾祸即将来临，使出全部力气，来驱赶这些阴暗的势力。临别前，女皇给玛丽·安托瓦内特一份详尽的举止守则，让这粗心大意的女儿向天发誓，每个月都认真仔细地把守则通读一遍。除了一封正式的官方文书之外，女皇还给路易十五写了一封动人的私人信函。这位年迈的老妇人请求那位年迈的男人，对她这个十四岁的女儿表现出来的幼稚任性能够格外宽容。但尽管如此，她内心的忐忑不安并未得到平息。玛丽·安托瓦内特还没能抵达凡尔赛宫，女皇已经在重复她的警告，让女儿从那份守则中去汲取忠告：“我亲爱的女儿，我提醒你每个月的21日，都要重新阅读一下那份守则。我求你，一定要信守我的这一愿望；我对你别无担心，只担心你在祈祷时、阅读时马马虎虎，以及由此产生的粗心怠惰。要和它们坚决斗争……别忘了你的母亲，尽管相距遥远，但直到她生命的最后一息，她都不会停止对你的关心。”当全世界都为她女儿取得的胜利报以欢呼之际，年迈的女皇却走进一座教堂，去祈祷上帝，扭转一场灾难，众人之中，只有她对此已有预感。

浩浩荡荡的骑兵队伍——拥有三百四十匹马，在每个驿站都得换马——缓缓地走过上奥地利、巴伐利亚，经过了不计其数的庆典和欢迎会，走近国境线。与此同时，木匠、裱糊匠们在科尔和斯特拉斯堡之间莱茵河里的一座小岛上，正敲敲打打建造一座稀奇古怪的建筑。在这里，凡尔赛宫和美泉宫的两位总管家打出了他们的惊人王牌；经过长时间的磋商，新娘子庄严隆重的移交仪式，究竟应该在奥地利的领土上，还是要到法兰西的领土上进行，这个问题得到解决。他们当中有个机灵鬼想出了一个所罗门王那样睿智的解决办法。仪式在莱茵河当中一座无人居住的沙土小岛上举行，也就是在法兰西和德意志的领土之间，单独为庄严的移交仪式建造一座木制小亭，这是一个表示中立的奇迹，在莱茵河右边建造两间接待室，玛丽·安托瓦内特还将作为大公爵小姐走进这两个房间。在莱茵河左边，又建造两间接待室，仪式完毕后，玛丽·安托瓦内特将作为法国的太子妃，离开这两间接待室。夹在两边接待室当中的是一间举行隆重移交仪式的宏伟大厅。在这间大厅里，大公爵小姐终于变成法兰西王位的女继承人。从大主教的府邸里搬来的珍贵织锦壁毯，盖满了迅速打造起来的木头墙壁，斯特拉斯堡大学借出一顶华盖，斯特拉斯堡富裕的市民借出他们家里最华丽的家具。不言而喻，市民阶级的目光是不许窥视这花团锦簇王家气派的神圣殿堂的；可是给几枚银币，也可以使各处看守的卫士变得宽宏大量一些。所以在玛丽·安托瓦内特抵达前几天，有几个年轻的德国大学生便悄悄溜进了那些尚未装修完毕的房间，充分满足他们的好奇心。特别是其中一个身材高挑，目光无拘无束，激情如炽，富有丈夫气的额上笼罩着天才光芒的大学生[23]，对这些依照拉斐尔的画稿制作的珍贵哥白林壁毯看个没够；斯特拉斯堡大教堂向这个年轻人显示了哥特式风格的精神，这些壁毯又在他身上激起了强烈的兴趣，以同样的爱情来了解古典艺术。他热情洋溢地向那几个不大能说会道的伙伴，大讲那几位意大利大师无意中向他敞开的美轮美奂的世界，但是说到一半，他突然住口，情绪顿时恶劣，两道乌黑的浓眉几乎愤怒地在他刚才还热情焕发的目光之上，变得乌云密布。因为只有到现在，他才意识到这张壁毯表现的是什么，事实上这是一则对于新婚庆典极不合适的传说，讲述的是伊阿宋、美狄亚和克罗埃莎[24]的故事，是灾难深重的婚姻最典型的范例。“什么，”这位天才少年大声叫道，丝毫也不注意旁边的人惊讶错愕，“在一位年轻的王后第一次踏上法国国土时，就这样不假思索地把曾经有过的、最为血腥恐怖的婚姻范例，展现在她眼前，这难道是允许的吗？在法国的建筑师、装饰师和裱糊师当中，就没有一个人理解画幅表现的是什么东西，它们会对人的感官、感觉发生影响，会产生印象，会激起预感？这不就等于给这个美丽的，就像人们说的，生性欢快的女人，把最可怕的魔鬼送了过去，一直送到国境线上。”

他的朋友们使了好大的劲，才把这个热情爆发的青年的情绪平息下来。大家几乎是使用暴力，才把歌德拉出这幢木板做的房子——因为这个年轻的大学生并非别人，正是歌德。不久那股婚礼队伍汇成的“皇家奢华的洪流”浩浩荡荡地滚滚涌来，以欢快的谈话和喜悦的情绪冲刷这精心布置的房间，没有想到，几小时前，一位诗人的具有预见性的目光，在这花团锦簇的装饰物中已经看到了预示灾祸的黑色线索。

玛丽·安托瓦内特移交给法方，应该清楚地公开表明，她和她的家庭，和奥地利的一切诀别。对于这一点，最高礼宾官们也挖空心思地想出一个特别的象征：不仅她的随从人员一个也不得陪她走过那道看不见的国境线，礼仪甚至还强烈要求故乡生产的任何一根纤维，任何鞋袜，任何衬衫，任何丝带都不许留在她赤裸的身上。从玛丽·安托瓦内特变成法国太子妃的这一瞬间起，她只可以身穿法国产的衣料。所以这个十四岁的公主，必须在奥地利的接待室里当着她全部奥地利随行人员的面，脱得一丝不挂；在这间漆黑的房间里，这娇嫩柔美、含苞待放的少女肉体得精赤条条地待上片刻，然后给她披上一件法国丝绸的衬衣，巴黎生产的衬裙，里昂生产的长筒丝袜，宫廷鞋匠制作的鞋子，还有花边和织品；任何东西都不得作为亲爱的纪念品保留下来，无论是戒指还是十字架，——倘若她保留了一枚别针或者一条亲切的丝带，讲究礼仪的世界不是就会轰然坍塌了吗？从现在开始，十四年来她所熟悉的面孔，一张也不得在她身边让她看见。怀着这样一种感情，这个被所有这些豪华场面和这些装腔作势的礼节，吓得不知所措的小女孩，突然抛进这种异国他乡的环境之中，孩子气十足地泪流满面，有什么可奇怪的呢？但是她立刻就知道要镇定下来，注重仪表，因为在一桩政治联姻之中，感情奔放是不允许的。法国的随行人员就坐在那边，等在另一个房间里，眼泪汪汪，一脸泪水，一脸惊恐地走去，面对她那些新的随行人员，这可就要贻笑大方了。奥地利的伴郎斯塔尔赫姆堡伯爵向她伸出手来，扶她走向这决定性的走廊。玛丽·安托瓦内特这时身穿法国衣衫，最后一次由奥地利随从伴随着，踏入交接的大厅。这最后两分钟，她还是奥地利人。在大厅里，波旁王室的代表团身着盛装，正在恭迎。路易十五派出的伴郎发表了一通庄严的演讲，宣读了婚姻的议定书。大家屏住呼吸，凝神以待，举行隆重的典礼。典礼的每一步都经过周密计算，犹如一段小步舞，事先经过排练、演习。桌子放在大厅的中央，象征性地表示两国的边界。桌子前面站着奥地利人，桌子后面站着法国人。首先，奥地利的伴郎斯塔尔赫姆堡伯爵放开玛丽·安托瓦内特的手；法国伴郎便握住玛丽·安托瓦内特的手，迈着庄严的步伐，把这个微微哆嗦的少女缓缓地绕过桌子的一边。在这精准算好的几分钟里，法国随从人员缓步走向他们未来的王后，而奥地利的随从人员则按照同样的节奏，缓步向后退去，一直退到大厅入口的门边。正当玛丽·安托瓦内特置身于她新的法兰西宫廷侍臣当中的时候，奥地利的随行人员正好全部离开大厅。这场讲究礼仪的盛典就这样无声无息、完美无缺地宣告礼成；只有在最后时刻，这个备受惊吓的小女孩受不了这冷冰冰的欢庆仪式。当她新的侍从女官诺哀耶伯爵夫人毕恭毕敬地向她行屈膝礼时，她不是冷静自若地接受伯爵夫人的敬礼，而是抽泣着，仿佛求助似的扑进夫人的怀里。这是一个美丽动人的姿势，表示孤立无助，无论是奥地利还是法兰西，有关礼仪的重要典籍都忘了预先对此做出规定。但是在宫廷规则的条文里，感情是没有计算在内的。镶满玻璃的豪华马车已经在外等候，斯特拉斯堡大教堂的钟声已经轰鸣，炮兵的礼炮已经发出隆隆的响声，在人群的欢呼声中，玛丽·安托瓦内特从此永远离开她无忧无虑的童年的岸边，她的妇女的命运就此开始。

玛丽·安托瓦内特进入法国的仪式，对于法兰西人民而言，变成了一个难以忘怀的喜庆节日的时刻。这些老百姓已经很久没有经历喜庆时光了。几十年来，斯特拉斯堡没有见过一位未来的王后，也许还从来没有见过一个像这个年轻姑娘这样迷人的王后。金灰色泽的秀发，修长苗条的身材，这个女孩透过车窗的玻璃，用一双感情奔放的蓝眼睛向那难以估量的人群展露笑容，微笑示意。人群穿着漂亮的阿尔萨斯地方的服装，从各个城市和乡村赶来，围着这极端富丽堂皇的车队高声欢呼。几百名身穿白衣的儿童走在马车前面，边走边撒鲜花。建立了一座凯旋门，门上缀满花环。市中心的广场上，葡萄酒像泉水般涌流。整头整头的公牛放在铁架上烧烤，硕大的篮子里盛放着面包，分发给穷人。晚上家家户户灯火通明，烟火沿着大教堂的塔楼升到空中，火花四射，祭祀上帝的大教堂，犹如一座绛红色的花边织就的建筑，烧得里外透明。无数船只挂着灯笼，犹如烧得通红的橘子，点着色彩绚丽的火把，在莱茵河上游弋。五彩缤纷的玻璃球挂在树上，被灯光照得色彩鲜艳。在河中的小岛上，在众多神话人物之中，王储和太子妃姓名的第一个字母交织在一起，成为这惊人壮观的烟火的最后一场，让众人都能看见。直到深夜，爱看热闹的民众还在岸边和街上逡巡。音乐彻夜奏个不停，声震四方。在上百个地方，男人们和姑娘们情绪欢快地婆娑曼舞；似乎随着这个来自奥地利的金发使者的来临，一个黄金时代已经来到。法兰西心怀怨毒、怒气冲冲的民众又一次情绪高涨，对未来充满希望。

但是，即使是这幅宏伟壮丽的画幅，也暗藏着一个裂缝，这里也和接待厅的哥白林壁毯一样，命运也象征性地把灾难的记号织了进去。第一天启程之前，玛丽·安托瓦内特还想去望一台弥撒。在大教堂的门口，欢迎她的，不是令人尊敬的主教本人，而是他的侄儿，主教助理，率领神职人员表示迎迓。这个善于社交的神父身穿飘逸的紫色长袍，显得有些女里女气，发表了一篇慷慨激昂、大献殷勤的演讲——法兰西学院不是白白地把他选进他们的行列——这篇演讲以这样几句符合宫廷口味的高雅词句达到极致：“殿下对于我们而言，是备受尊敬的女皇陛下的肖像。长久以来，欧洲对女皇陛下赞誉有加，后世亦将同样尊敬女皇陛下。玛利亚·特蕾西亚女皇的灵魂，如今和波旁王室的灵魂融为一体。”欢迎仪式结束之后，迎亲队伍依次进入闪着蓝色光辉的大教堂。年轻的神父领着年轻的公主走向祭坛，用他那戴着戒指、纤巧秀气的恋人之手把圣体匣高高举起。他就是路易·罗昂[25]亲王，他是第一个在法国向玛丽·安托瓦内特表示欢迎的人，也是日后项链事件的那位悲喜剧的男主人公，玛丽·安托瓦内特最危险的对手，给她带来最严重灾难的敌人。现在放在她头上向她祝福的这只手，日后也把她的王冠和名誉抛进污秽之中，使之遭受侮慢轻蔑。

玛丽·安托瓦内特不得在斯特拉斯堡，不得在她半个故乡的阿尔萨斯多事滞留：如果法国国王在等待，那么任何耽搁都是违法行为。迎接新娘的队伍，经过浪涛般夹道欢呼的民众，穿过搭起来的凯旋门和缀以花环的城门，终于驰向第一个目的地，贡比埃涅[26]森林，王室家庭数目惊人的车队筑成一个城堡，正在那里等候王室一名新成员的来临。宫廷显贵、贵妇、军官、近卫军士兵、鼓手、号手和木管乐器的吹奏者们都身着簇新鲜亮的礼服，按照官阶和爵位的高低站在一边。这座明亮的森林，被这花团锦簇的人群弄得光彩照人。两支随行队伍的喇叭刚刚吹响，宣告迎亲车队已经临近，路易十五便跳下马车，去迎接他孙子的新娘。可是玛丽·安托瓦内特已经迈开她那备受赞赏的轻盈步伐，快步走向国王，在她未来夫君的祖父面前，以绝顶优美的姿势（她可不是白白拜伟大的舞蹈大师诺韦尔为师的），行了一个屈膝礼。国王凭着多年鹿苑[27]的经验，对于少女新鲜娇嫩的肌肤熟悉异常，对于新娘仪态万千的优雅举止极为受用，顿时心花怒放，十分温柔地向那讨人喜欢的金发姑娘弯下身子，把他孙子的新娘从地上扶起，亲吻她的两个面颊，然后才向新娘介绍她未来的夫婿。这位夫婿，身高五英尺十英寸，态度僵硬，笨手笨脚，神情尴尬地站在一边，现在终于抬起他那双睡眼惺忪的近视眼，也不显得特别热心，完全按照礼仪，礼节性地在他新娘的面颊上吻了一下。在马车里，玛丽·安托瓦内特坐在祖父和孙儿中间，坐在路易十五和未来的路易十六中间。这位老爷子显然更像在扮演新郎的角色，他兴致勃勃地聊个没完，甚至还向他的孙媳妇献点殷勤。而那位未来的夫君则一言不发，百无聊赖地缩在他的角落里。晚上，这对未婚夫妇根据婚约已是夫妻，就到他们特定的房间里去就寝。这位愁容满面的情郎还没有和他这个迷人的黄毛丫头说过一句温柔缠绵的情话；在他的日记本里，他为这个决定性的日子所做的总结只是寥寥数字：“和太子妃会晤。”

三十六年后在同一座森林，贡比埃涅森林，法兰西的另一位统治者拿破仑，在这里等候着另一位奥地利的大公爵小姐，玛丽·路易丝[28]。作为他的妻子，玛丽·路易丝不像玛丽·安托瓦内特那么相貌美丽，那么年轻迷人，是个胖乎乎的女人，性格温柔，没有情趣。可是那位坚毅果断的丈夫和追求者立刻就充满柔情，迫不及待地占有了这个确定给他的新娘。在同一天晚上，这位丈夫便询问主教，和维也纳缔结的这桩婚事是否已经给予了他婚配的权利，不等主教回答，他就径自做出结论：第二天早晨，他们已经在床上共进早餐。玛丽·安托瓦内特在贡比埃涅森林遇到的既不是一个情郎，也不是一个丈夫：只是一个国家认定的新郎。

玛丽·安托瓦内特的第二次婚礼，真正的婚礼于5月16日在凡尔赛宫路易十四的教堂里举行。整个基督教世界最虔信的王室举行的如此庄严隆重的盛大国家庆典，是个极为私密亲切，却又极为显赫专横的事件，不容民众充当观众在旁观赏，哪怕在门前夹道迎送也不允许。只有贵族血统的人士——至少要拥有一份上百支脉的家谱——才有权迈进这座教堂。春日阳光灿烂，透过五彩缤纷的窗玻璃，射进教堂。这些精挑细选的贵族身披彩绣辉煌的缎子，晶光四射的丝绸，无比铺张的奢华服饰，就像旧世界发出的最后一道光彩照人的信号，再一次在教堂里发射出耀眼的光辉。赖姆斯大主教主持这一结婚仪式，他给十三枚金币和结婚戒指祝圣。王储把婚戒戴在玛丽·安托瓦内特的无名指上，把金币交给新娘，接着这对新婚夫妇便跪下，接受祝福。管风琴奏响，弥撒开始，在吟诵天主经时，一把银制的华盖在年轻的新婚夫妇头上张开，紧接着国王和全部至亲按照严格的顺序，在结婚契约上签名。这是一份奇长无比、叠成几折的文件，今天还能在这张发黄的羊皮纸上，看见十五岁的女孩的小手使劲地在上面用歪歪扭扭、十分笨拙的字体写下的四个字：玛丽·安托瓦内特·约瑟芬·约翰娜，在她的签名旁边，留下一个大大的墨点，在所有签名的人当中，就只有她的羽毛笔不听使唤，溅出了这滴墨点——大家又一次窃窃私语——不祥的象征。

典礼结束，总算非常仁慈地允许百姓也能共庆君王的盛典。无数的人们——半个巴黎变成空城——像潮水般涌入凡尔赛的各个花园。今天各个园子向平民百姓也展现园中喷泉奇观，人工瀑布，遮阴长廊和绿茵草坪；最大的欢庆项目乃是入夜后的烟火，这是在任何哪一个君王的宫廷里都从未见过的最为壮丽辉煌的景观。可是老天爷为烟火做出了自己的安排——到下午天色阴沉，预示灾祸的不祥阴云密布，狂风大作，雷电交加，暴雨倾盆。民众极度慌张，好戏没有看成，纷纷逃回巴黎。好几万人冷得浑身哆嗦，在大街上奔逃，为疾风骤雨驱赶，浑身湿透，乱成一团。花园里，冷雨撼动树木，东摇西摆，而在新建的观景厅，被几千支蜡烛照得灯火通明的窗户后面，按照模范的典礼，不为风暴和世界的震颤所撼动，正举行着盛大的婚宴：这是路易十五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试图超越他伟大的前任，路易十四的豪华壮丽的气派。六千名精选出来的贵族宾客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夺得了入场券，当然不能参加宴会，只能毕恭毕敬地在走廊里，观赏二十二位王室的成员，如何举起刀叉进食用餐。六千名贵族都屏住呼吸，免得破坏了这场宏伟戏剧的崇高庄严。只有八十名乐师组成的乐队，从大理石的拱廊里奏出轻柔低回的乐声，为这王室的盛宴伴奏。然后在法兰西近卫军发出的礼炮声中，整个王室成员走过在两旁谦恭地弯腰致敬的贵族队列：公开的庆祝活动到此结束，王室的新郎现在别无其他任务，只有任何一个丈夫都要尽的职责。国王右手牵着王太子妃，左手牵着王储（这两人加起来不到三十岁），把他们引进卧室。规定的礼仪一直深入到新房里面，因为谁能把睡衣递给储君，除了法兰西国王本人，谁又能把睡衣递给太子妃，除了刚刚结婚的爵位最高的贵妇，在这一场合便是夏特尔公爵夫人[29]。除了新婚夫妇之外，只有赖姆斯大主教才允许走近新人的眠床，大主教对这张床进行祝福，向它洒上圣水。

宫廷成员终于离开了这间最私密的新房。路易和玛丽·安托瓦内特第一次作为夫妇待在一起。有华盖的新床上，帐子哗啦啦地从他们头上落下，这是一出看不见的悲剧的绸缎帷幕。

[1] 路易十五（1710—1774），法国国王，祖父为路易十四的储君，祖父于1711年逝世，父亲继任储君，第二年父母双亡，成为曾祖父路易十四的储君。1715年路易十四逝世，五岁的储君即位，是为路易十五，由摄政王奥里昂公爵执政，十六岁亲政。支持美国的独立战争，致使美国独立。他的两个儿子夭折，他的孙子成为储君，即日后的路易十六。1774年死于天花。

[2] 舒瓦瑟尔（1719—1785），法国政治家。1766—1770年曾任外交大臣，路易十五时达到权力顶峰，1770年失宠。

[3] 玛利亚·特蕾西亚（1717—1780），奥地利帝国哈布斯堡王室卡尔六世皇帝的公主，1736年与洛林公爵弗朗茨·斯台番结婚并主管政务。1740年卡尔六世皇帝逝世，皇帝无嗣，玛利亚·特蕾西亚作为长女继承皇位。1745年，其丈夫弗朗茨一世当选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1765年弗朗茨一世逝世，玛利亚·特蕾西亚让长子约瑟夫加冕为皇帝，与女皇共同执政，进行多种改革；通过幼女玛丽·安托瓦内特与法国王储联姻，与法国交好，成为开明专制主义时期最杰出的君王之一。

[4] 文策尔·安东·考尼茨亲王（1711—1794），奥地利政治家。1753—1793年任奥地利外交大臣，深得玛利亚·特蕾西亚信任。

[5] 德·蓬巴杜侯爵夫人（1721—1764），原名约娜·安托瓦内特·波阿松，1745—1764年为路易十五情妇，权倾一时。

[6] 杜巴里伯爵夫人（1743—1793），原名约翰娜·贝居，路易十五的最后一名情妇。

[7] 路易十五的儿子，长孙夭折，次孙便成为储君。1774年路易十五逝世，储君即位，即路易十六（1754—1793）。

[8] 弗里德里希二世，又称腓特烈大帝（1712—1786），普鲁士国王。

[9] 美泉宫，为奥地利皇室的夏宫，在维也纳西郊。

[10] 克里斯多夫·维利巴尔特·格鲁克（1714—1787），德国歌剧作曲家。

[11] 让·乔治·诺韦尔（1727—1810），法国舞蹈家。

[12] 马修-雅克·德·维尔蒙神父（1735—1806），玛丽·安托瓦内特王后的导师。

[13] 原文为拉丁文：“Bellagerantalii，tu，felixAustria，nube”。

[14] 埃玛奴哀尔-斐利西代·德·杜尔福公爵（1715—1789），法国政治家。

[15] 杜卡登，当时欧洲通用的金币。

[16] 斐迪南大公爵（1754—1806），玛利亚·特蕾西亚的幼子，玛丽·安托瓦内特的哥哥。

[17] 卡桑德拉，《荷马史诗》中特洛伊的公主，能预见未来。她预告特洛伊必败。

[18] 玛利亚·特蕾西亚的丈夫弗朗西斯一世，原为洛林公爵，1745—1765年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

[19] 约瑟夫二世（1741—1790），奥地利女皇玛利亚·特蕾西亚及其丈夫弗朗西斯一世的长子，1765年继任奥地利皇帝。

[20] 伏尔泰（1694—1778），法国哲学家。原名弗朗梭阿-玛丽·阿鲁埃。

[21] 玛利亚·婀玛利亚大公爵小姐（1746—1804），奥地利女皇玛利亚·特蕾西亚之女，帕尔玛公爵夫人，玛丽·安托瓦内特的姐姐。

[22] 玛利亚柴尔，奥地利小城。据说圣母玛利亚曾在此显圣，因而是天主教徒的朝圣地。

[23] 这是当时在斯特拉斯堡大学学习的青年歌德。

[24] 古希腊传说中英雄伊阿宋在他妻子美狄亚的帮助下，在海外取得金羊毛。美狄亚为他生了两个孩子。伊阿宋在归途中经过科林斯，国王要他娶自己的女儿克罗埃莎为妻，伊阿宋同意。美狄亚痛恨丈夫失信，送一件衣服给克罗埃莎作为结婚礼物。谁若穿上此衣，便会被活活烧死。克罗埃莎和援救她的父亲都被烧死，接着美狄亚为了向伊阿宋复仇，把他们的两个儿子也活活杀死。伊阿宋赶到后，美狄亚已独自回到雅典。

[25] 路易·勒内-德·罗昂红衣主教（1734—1803），出身亲王之家，原为斯特拉斯堡主教，法国政治家。

[26] 贡比埃涅，巴黎近郊的一座森林。

[27] 鹿苑为凡尔赛城一个修道院中，由一千八百名童真少女组成的唱诗班。路易十五每晚从中挑选他的玩物。

[28] 玛丽·路易丝（1791—1847），奥地利大公爵小姐，奥地利皇帝弗朗茨二世之女，1810年嫁给拿破仑一世，成为法国皇后。

[29] 路易丝-玛丽-阿德拉伊德·德·波旁，夏特尔公爵夫人（1753—1821），波旁家族的一位公主。1769年4月5日与奥里昂公爵之子路易-菲利普结婚，仅比王储与玛丽·安托瓦内特的联姻早一年。因是至亲，故爵位最高。

第二章 床帏中的秘密

可是在那张床上起先还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当年轻的夫君第二天早上在日记里写道：“没什么事。”这话却有一种后果极为严重的双重意义。无论是宫廷的礼仪，还是大主教对婚床的祝圣，对于储君天然的痛苦障碍，都不起作用。“婚姻并未完成”，婚姻在它本来的意义上并未完成，不仅今天，明天，在今后几年都没有完成。玛丽·安托瓦内特嫁了一个“漫不经心的丈夫”，一个什么都无所谓的丈夫。起先大家以为是腼腆害羞，毫无经验，或者晚熟的天性（我们今天会说：天性幼稚的落后状态，使得这个十六岁的丈夫碰到这个令人陶醉的年轻姑娘，变得无能为力）。经验丰富的母亲玛利亚·特蕾西亚女皇心想，千万不要催逼，不要使得这个有心理障碍的年轻人烦恼，她警告安托瓦内特不要把她婚姻生活中的失望看得太重，——女皇在1771年5月的信里写道，千万别对此发脾气，她向女儿建议“抚爱，奉承”，要多做温柔的爱抚，情意缠绵，但另一方面又警告不可过头：“过分热情会适得其反。”可是这种状况持续了一年、两年，女皇开始对于这位年轻丈夫“如此奇特的举止”不安起来。对于这位丈夫的善良愿望不容置疑，因为一个月一个月地过去，王储对于他优雅迷人的妻子越来越温存，他不断地夜访妻子的香闺，进行无效的尝试，可是在进行最后的决定性的温存之举时，那“该死的魔力”，一种神秘的障碍阻止他前进。未被开化的安托瓦内特以为这只是“笨拙和年轻”，只是笨手笨脚，没有经验；这个可怜的少妇，自己没有经验，甚至亲自“对那些此间流传的，关于她丈夫无能的恶毒谣言”予以断然批驳。现在她的母亲亲自过问此事。女皇把她的御医梵·斯维滕找来，和大夫一起讨论“王储的这种异乎寻常的冷淡”，大夫只能耸耸肩膀。倘若一个天生丽质的少女如此迷人，都不能使王储迸发出热情，那么任何医学药物全都无效。玛利亚·特蕾西亚一封接一封地写信，寄往巴黎。最后在这方面经验丰富、精于此道的路易十五国王对孙子进行劝诫；法国的宫廷御医拉索纳被告知此事，倒霉的爱情男主角经过体检，事情这下弄清楚了：王储的阳痿并非由于精神作用，而是缘于一种无关紧要的生理缺陷（一种包皮过长症）。“有人说这是由于包皮系带过紧，造成了插入时包皮不能松弛，以致引起强烈的疼痛，国王陛下不得不放弃冲动。还有人推测，或许由于包皮遮护得如此严密，导致龟头不能伸展膨胀，于是形成勃起困难。”[1]（西班牙公使的秘密报告）。现在一次次的会诊，到底外科医生是否可以拿起手术刀来——为了给他一个忠告，就像大家在前厅里以嘲讽的口气悄声诉说的那样。玛丽·安托瓦内特在这期间经过她富有经验的闺蜜的开导，也采取一切最为必要的行动，让她的丈夫去接受这一外科治疗。她在1775年写信给她母亲：“我劝说他下定决心去接受这个小手术，人们已在谈起这事，我也认为这个手术是必要的。”但是路易十六——王储虽然在这期间已经登基当了国王，可是过了五年还依然没有当上丈夫——性格优柔寡断，一直下不了决心采取任何断然行动。他迟疑不决，一拖再拖，试来试去，这种没完没了的试验，一而再地失败，处境十分可怕，令人反感，极为可笑，使玛丽·安托瓦内特蒙受羞耻，整个宫廷发出耻笑。玛利亚·特蕾西亚怒不可遏，路易十六备受屈辱。就这样又拖了两年，合起来整整七个可怕的年头，到最后奥地利皇帝约瑟夫亲自前往巴黎，劝说他那一直勇气不足的妹夫去动手术。这样，这位不幸的爱情上的恺撒大将，才成功地渡过了鲁比孔[2]。但是他终于征服的这片心灵王国，由于这七年的可笑的斗争，两千个夜晚已经荒芜。在这两千个夜晚，玛丽·安托瓦内特作为女人和妻子，经受了女性曾经遭受过的最为难堪的屈辱。

有些性格敏感的人也许会问，床笫间的这种棘手的最神圣的秘密就不能不翻出来吗？就不能把国王无能的这一事实蒙上一层阴影，使之模糊不清，无法辨认；悄悄地绕过这婚床上的悲剧，最好散布委婉的流言蜚语，就说“尚无充当母亲的喜讯”？难道这样强调如此私密的细节，对于人物的性格描写，真的就不可或缺吗？是的，这是不可或缺的。因为在国王和王后之间，在王位的继承者们和宫廷之间，逐渐形成的一切紧张关系，依赖关系，言听计从和深刻敌意，以及它们对世界历史所产生的深远影响，如果不直率坦诚地探究其根本的原因，是无法理解的。许多影响世界历史的后果严重的事件，都是起源于国王的卧床之上、帷幕之后，远比人们普遍承认的数目为多。在其他任何一种情况下，最私密的契机和政治上世界史上的逻辑连带关系中，也没有比在这个私人的悲喜剧中表现得这样清楚明白、显而易见，每一个性格的描写都显得不真实。这种描写把发生的主要事件，都逼到阴影之中。而这种事件，玛丽·安托瓦内特自己都称之为“要点”，她忧愁和期待的要点。

再说：如果坦率真诚地谈到路易十六长年性无能，是不是就真的揭示了一个秘密呢？完全不是这么回事。只有十九世纪在它病态的道德方面的性拘谨，才把大大方方的阐述生理学上的关系视为禁区。在十八世纪和以前的那些世纪，国王能否传宗接代，王后能否生儿育女，不是私人事件，而是政治事件，国家大事。因为它决定“王位的继承权”，从而也决定整个国家的命运，这样眠床也就公然和施洗礼的圣水缸或者棺材一样，属于人的生活内容。玛利亚·特蕾西亚和玛丽·安托瓦内特通信的信件，毕竟还是要通过国家档案管理员和抄写员之手，当时一位奥地利的女皇和一位法兰西的王后，在通信中却自由自在地公然谈论这桩奇怪的婚姻状况的一切细节和不幸。玛利亚·特蕾西亚极有说服力地向她女儿描绘同床共枕的好处，并且给以小小的女性的提示，如何巧妙地利用每个机会，来造成私密的结合；女儿又向母亲报告，每个月的月经是否准时，丈夫的无能，每一次点点滴滴的微小进步，最后洋洋得意地报告自己已经怀有身孕。有一次甚至把这样一些私密的消息托付给歌剧《伊菲盖妮》的作者格鲁克，请他转达，因为他比信使更早启程：在十八世纪还完全以自然的态度对付这些自然的事情。

要是当时只有母亲一个人知道那秘密的无能就好了！实际上，宫廷里所有的女侍都对这事闲言碎语，所有的命妇、骑士、军官都七嘴八舌地议论这事；仆人和凡尔赛宫的洗衣婆都知道这事，甚至在他自己的饭桌上，国王也得容忍有些粗俗的玩笑。另外，既然波旁王朝的一位国王缺乏生育能力，直接影响王位的继承权问题，因而是件高度政治性的事件，外国的一些宫廷也就分外紧迫地研究这一问题。在普鲁士、萨克逊、撒丁的公使发出的报告中，对于这一棘手的问题都有详尽的论述；其中最热心的一位乃是西班牙公使阿朗达伯爵，他甚至贿赂了一些用人，对国王夫妇的被单进行检查，来尽可能地仔细确认那个生理事件的痕迹。欧洲的君主们、国王们到处在信件里和口头上，耻笑嘲讽他们那位笨头笨脑的同等地位的伙计；不仅在凡尔赛，在整个巴黎和法国，国王在婚姻中大出洋相、丢人现眼，已经成为尽人皆知的秘密。国王丢脸事件成为街谈巷议，变成一篇讽刺文暗地流传。在任命莫累巴[3]为大臣时，有首调侃的小曲到处传诵，大家乐不可支：

莫累巴绵软无力，

国王让他更加雄起。

大臣不胜感激，

连声说道，

万岁吾王！

微臣心怀的一切渴望，

也能使陛下同样强壮。

这事听上去挺搞笑，挺好玩，实际上却含有决定命运极为凶险的意义。因为这失败的七年在心理上决定了国王和王后的性格，导致了政治上的后果。不了解这一事实，这些政治后果便无法理解：一桩婚姻的命运，在这里和世界的命运紧密相连。

不了解那一个私密的缺陷，尤其无法理解路易十六心灵的态度。因为他人性的仪表简直可说像病理学上表述的，同样清晰地表现出源于男性弱点的自卑感。这个有着心理障碍的男人，因为在私人生活中很不顺遂，在公众生活中也缺乏任何进行创举的力量。他不善于公开登场，既不会显示个人意志，更不善于把自己的意志贯彻下去。这位暗自怯场的国王，总是十分笨拙畏缩不前地逃避任何宫廷聚会，尤其害怕和女人打交道。因为这位归根到底诚实正直的男人心知肚明，宫廷里每个人都知道他的不幸。知情人的那种暗含嘲讽的微笑，使他不知所措。有时候，他试图强迫自己摆出某种权威的姿态，勉强装出男儿气概。可是他一出手就有些过分，显得粗鲁、生硬、无情、凶残，典型的遁迹于一种卖弄自己力大无比的样子，可是无人置信他孔武有力。他从来没有在出场时显得自由自在，自然从容，镇定自信，尤其显不出仪容端庄威严。因为他在卧室里没有扮演丈夫的角色，在别人面前也演不好国王的角色。

他个人的嗜好却是丈夫气十足的纵马狩猎，繁重的体力劳动——他曾经给自己设了一个铁匠炉，他用过的车床今天还能够看到——但这丝毫也改变不了生病的图像，而只是证实了它。因为恰好只有不是男人的人，无意中喜欢扮演男性十足的人物；恰好是染有暗疾的弱者，喜欢在人们面前显摆自己的力量。他骑着汗水淋漓的奔马，一连几个小时在林中疾驰，追逐公猪，抡起铁锤向铁砧猛敲，使得浑身肌肉耗尽力气，只是意识到身上强壮有力，以抵消他荫蔽的弱点，使自己得到宽慰：谁若没有伺候好维纳斯[4]，就觉得自己是赫菲斯托斯[5]。可是当路易一穿上大礼服，走到他的廷臣中间去时，他就感到这只是肌肉的力量，而不是心灵的力量，他立即感到窘迫，人们很少看见他面露笑容、心情欢畅。

但是这种隐蔽的自卑感最危险的是，在性格上影响他和他妻子心灵上的关系。玛丽·安托瓦内特的态度有很多地方不符合他个人的趣味。他不喜欢王后的社交圈子，老是疯狂地寻欢作乐，挥霍无度，不符王家气派的放荡行为他都极为反感。一个真正的丈夫立刻就会想出补救的办法，但是每夜被妻子羞辱，在妻子面前束手无策，整个是个可笑的失败者的丈夫，白天又怎么可能在妻子面前扮演主人的角色？作为男人荏弱无力，路易十六对他的妻子也无力抗拒；相反，他那令人蒙羞的状况持续的时间越长，他就越发陷入完全依赖，甚至可说是俯首贴耳的状况。王后可以向他想要什么就要什么，他就以漫无节制的忍让态度来赎回他暗自的负疚心情。他根本没有魄力来霸气十足地对王后的生活横加干预，这种魄力归根到底，是男人肉体上的性能力在心灵上的表现而已。满朝大臣，身为岳母的女皇，整个宫廷都绝望地看到，由于丈夫的这种可悲的性无能，所有的权力都落在年纪轻轻、活泼好动的女人手里，她轻率地耗尽了这些权力。但是在一桩婚姻中一旦形成夫妇之间的力量关系，根据经验，将会形成心灵上持久不变的相互关系。即使在路易十六真正变成了丈夫和孩子们的父亲之后，他理应成为法兰西主宰，却依然是玛丽·安托瓦内特的没有意志、没有主见的奴仆，就只因为他没有及时地成为玛丽·安托瓦内特真正的丈夫。路易十六在性生活上的失败，对于玛丽·安托瓦内特心灵的发展，也产生了同样灾难深重的影响。根据两性之间互相对立的规律，一式一样的障碍在男性和女性的性格上面正好激起相反的对立的现象。一个男人如果在性战斗力上失败，必然产生心理障碍，缺乏自信；而女人如果消极地准备委身的心情无济于事，必然表现出异外兴奋，漫无顾忌，表现出一种飘忽不定的极度活跃。玛丽·安托瓦内特按照本性，其实完全正常。一个女性十足、充满柔情的女人，注定了该多生子女，也许就一心期待着，委身于一个真正的男人。但是灾难在于，恰好是这个感觉敏锐，愿意回报别人感觉的女人，陷身于一桩极不正常的婚姻，碰到了一个并非男人的丈夫。当然，结婚的时候她才十五岁；照理她丈夫那讨厌的失败，想必还没有成为她心灵的负担；因为谁能把一个女孩子到二十二岁还依然是个处女这一事实，在生理学上说成是不自然的事情呢！可是在这个特别的情况下，使她的神经备受震撼，处于过分炽热的危险状况的，乃是这个为了国家的缘故，分摊给她的这位丈夫，不是让她在一种无拘无束、白璧无瑕的童贞状况之中度过了七年虚假的徒有虚名的夫妻生活，而是在两千个夜晚里，一个笨手笨脚身心都有障碍的丈夫一个劲地在她年轻的肉体上折腾不已。几年来，她的性欲被这种不能使她满足，只会使她感到羞耻蒙受屈辱的方式，毫无结果地一再受到挑动，一再受到刺激，一次也没有得到成功的结合。因此，用不着请神经科医生，就能诊断玛丽·安托瓦内特的这种后果严重的过分活跃，这种来回折腾，永不满意的状况，这种急急忙忙地寻欢作乐，永不停歇的劲头，恰好就是那种不断受到丈夫性的刺激，却又得不到性满足的典型病理结果。因为在心灵深处没有触动，也没有得到安慰，这位结婚七年一直未被征服的女人必然会经常在自己身边营造出活动频繁、喧闹不宁的氛围，开头时候只不过是孩子气的欢快贪玩，渐渐地变成了一种痉挛的、病态的贪图玩乐，整个宫廷都感到骇人听闻。玛利亚·特蕾西亚和所有的朋友都试图制止她的这股疯劲，可是徒劳。国王那边未能释放的男性，转化为粗野的铁匠活和狩猎狂，转化为沉重的累人的肌肉紧张。而在玛丽·安托瓦内特这边，她那没有耗尽的感情力量，用得不是地方，就转变为和妇女们建立缠绵温柔的友谊，和年轻的骑士们打情骂俏，转变为酷爱打扮，以及类似的聊以自慰的方法使自己得到满足。一连好几夜，好几夜，她避免登上她丈夫的卧床，这是她遭受女性屈辱的可悲的场所。在她丈夫，有名无实的丈夫因为狩猎疲劳而倒头酣睡之际，玛丽·安托瓦内特却在舞厅里，赌场里，酒宴上，在暧昧的社交场合彻夜鬼混，直到凌晨四五点钟，在别人的炉火上取暖，变成一个失去尊严的王后，就因为遇到了一个不配当丈夫的男人。但是这种伤风败俗的行径其实并无欢乐可言，只不过是借胡乱跳舞，瞎寻欢乐来忘却她心里的失望情绪。有时候她怒气冲冲地陷于忧伤之中，就暴露了这一点，有一次，她的亲戚德·夏特尔公爵夫人刚生了一个死婴，玛丽发出的尖叫就把这种情绪爆发得最为强烈。她写信给她的母亲：“尽管这事非常可怕，我希望，我至少也能做到这一步。”宁可生个死婴，但是得生个孩子！只希望终于能摆脱这使人崩溃的，令人屈辱的状况，只希望终于真的能成为她丈夫正常的妻子，而不是在结婚七年之后还依然是个处女。谁若不懂得这个女人寻欢作乐的嗜好后面，所掩盖的女人的绝望之情，就既无法解释，也无法理解玛丽·安托瓦内特终于变成女人和母亲之后，所发生的奇怪的转变。突然之间，她的神经全都明显地变得平静起来。另外一个，第二个玛丽·安托瓦内特产生了，那个能够自控的，意志坚强，勇敢无畏的玛丽·安托瓦内特，在她生命的第二部分，她就是这样一个女人。但是这个转变来得太晚。就像每个人童年时代的经历至关紧要，每桩婚姻中最初的经历也关系重大。几十年的生活在人的心灵最为精致，极度敏感的材料里，也敌不过一个微小的故障造成的创伤。恰好是这种最内在的，看不见的感情的伤口，不可能完全愈合。

所有这些事情原本只是私人的一场悲剧，一桩不幸，即使在今天也每天都在紧闭的房门里发生着。可是在这里，这样一种婚姻中的尴尬事情产生的不幸后果，却远远影响到私人生活之外。因为这里的丈夫和妻子乃是国王和王后，他们不断置身于公众舆论的凹面镜之中，形象被歪曲，不得脱身；在别的夫妻身上是极端机密的事情，在他们身上则成为供人胡扯和讥评的内容。像法兰西这样习惯于嘲弄宫廷，自然不会满足于确定发生了不幸，于是表示惋惜，而是不断地对这个问题探寻究竟，玛丽·安托瓦内特碰到丈夫的失败，是以什么方式来弥补她从中遭到的损失。他们看到眼前是一个迷人的年轻女子，非常自信，极为佻，一个激情如炽的少妇，身上年轻的血液涌动奔流。他们知道，这个降落凡尘的天仙，碰到了一个多么糟糕的性无能的丈夫，于是这些饱食终日无所事事的宫廷无赖，便成天关心这个问题：王后和谁勾搭在欺骗自己的丈夫。正因为事实上无事可以报道，王后的名誉便沦为轻薄之徒胡言乱语的谈资，和某一位骑士一同骑马出游，不论是和洛冲，还是和柯阿尼，这些无事生非的长舌小人已经把他称作王后的情人；王后在御花园里和宫廷命妇，和骑士们清晨散步，他们便立刻讲述令人极端难以置信的彻夜宴饮。整个宫廷脑子里想的都是大失所望的王后的爱情生活，从蜚短流长变为歌谣小曲，讽刺文章，战斗檄文和淫秽诗歌。起先宫廷命妇们躲在扇子后面，悄悄地把这些淫秽小诗互相传递，后来干脆肆无忌惮地在外面哼唱。这些淫词秽句印制出来，散落民间。等到大革命时开始进行宣传，雅各宾党的新闻记者根本用不着长久寻觅论据，就能把玛丽·安托瓦内特说成是伤风败俗的典范，恬不知耻的罪犯，公诉人只消把手往这些盛满各色风流污蔑的潘多拉之盒[6]中一探，便足以找到把柄，把这颗小巧玲珑的脑袋推到断头机下。

在这里，夫妻间发生的一种故障所产生的后果，超越个人的命运、不幸和厄运，一直影响到世界历史的事件之中：王室权威的破坏，事实上并非始于巴士底狱被攻陷，而是始于凡尔赛宫。因为关于国王性无能的消息，关于王后性欲不知餍足的谎言，之所以会从凡尔赛宫传出，弄得整个民族都尽人皆知，并非偶然，而是有其秘密的家族政治的背景。原来在这座王宫里还有四五个人，而且是国王最亲的亲人，对于玛丽·安托瓦内特在夫妻生活中大失所望怀有个人的兴趣。尤其是国王的两位御弟，他们对于路易十六这一可笑的生理缺陷，出奇地欢迎，路易十六害怕外科医生，不仅会破坏国王和王后之间正常的夫妻生活，也会破坏正常的王位继承，因为两位御弟从中看到自己有意想不到的机会，可以登上宝座。路易十六的大弟弟德·普罗旺斯[7]伯爵，后来也的确即位成为路易十八——他达到了自己的目的，只有上帝才知道，他是通过什么样阴险狡诈、曲里拐弯的道路才达到他的目的的——伯爵永远也忍不下这口气，一辈子作为第二号人物，站在宝座的后面，而不是亲自手执王笏，当上国王。国王无嗣，即使不让他充当王位继承人，也将使他成为摄政。他的焦躁不耐简直难以控制。可是他自己也同样是个颇为暧昧的丈夫，而且膝下无儿，国王的幼弟德·阿尔托阿伯爵[8]也就有幸从他两位兄长的缺乏生殖能力获益，这可以使德·阿尔托阿伯爵的儿子成为合法的王位继承人。于是这两位御弟就把玛丽·安托瓦内特的不幸当作鸿运加以享受。这个可怕的状况持续得越久，他们就感到这仓促的候补资格越有把握。因此当玛丽·安托瓦内特第七个年头创造奇迹，使她丈夫突然恢复男性，国王和王后之间的夫妻关系又完全趋于正常，这两个御弟就萌生出漫无节制、毫无顾忌的仇恨。这可怕的一击粉碎了德·普罗旺斯伯爵的一切期望，对此他永远不能原谅玛丽·安托瓦内特。通过笔直的道路未能得到的东西，他就试图用卑劣的手段得到。等到路易十六当上父亲，他的御弟和亲戚们就成为他最凶险的敌人。大革命在宫廷内部拥有了得力的帮手。王子和公侯伸手帮革命打开宫门，把最锋利的武器交到革命派手里；宫闱床笫间的这则插曲，比一切外在事件更严重地从内部损坏了王室的权威，使之彻底崩塌。几乎总是秘密的命运，把外在的可见的公开事件唤来，几乎每个世界事件都是内在的个人矛盾的反映。从微小的原因演化出难以预料的后果，经常属于历史的伟大艺术秘密。由于一个个别男人暂时的性障碍，使得整个宇宙骚动不宁，这应该不是最后一次。塞尔维亚的亚历山大[9]为阳痿所困扰，对情爱上消除他烦恼的女人德拉迦·马欣唯命是从，他们两人遭到谋杀，卡拉格奥尔格维契[10]受到任命，与奥地利交恶，世界大战爆发，这都是像雪崩一样无法阻止的合乎逻辑的后果。因为历史用蛛丝编织成命运的难以逃脱的罗网；最微小的原动轮，以它奇妙地组合起来的驱动装置释放出难以估量的巨大力量；所以在玛丽·安托瓦内特的一生中，无足轻重之物，也就变得强劲有力，在她新婚的最初几夜，婚后的最初几年发生的似乎可笑的经历，不仅形成了她的性格，也塑造了整个世界。

但是这凶险逼人的浓重云层还不知在遥远的天边何处堆积！这个十五岁的女孩所拥有的孩子气的思想，所产生的所有这些后果和纠缠，还不知远在何方。这个姑娘毫无恶意地和她那笨拙的伴侣开着玩笑，怀着一颗小小的、跳得很欢的心，睁着一双好奇的明亮的眼睛，笑吟吟地，自以为正一步步走上一张宝座的台阶——尽头处却矗立着断头台。但是群神一开始把这阴惨的命运分派给谁，是不会给他任何信号任何暗示的。他们让他浑然不觉，从容不迫地走他的路，命运是从他内心深处向他走来。

[1] 原文为西班牙文。

[2] 在西方，“渡过鲁比孔河”是一句很流行的成语，意为“破釜沉舟”。源于公元前49年，恺撒破除将领不得带兵渡过鲁比孔河的禁忌，出兵攻打庞培，进军罗马，展开内战。

[3] 让-弗雷德里克·菲利彼·德·莫累巴（1701—1781），法国政治家，路易十六的主要谋士。

[4] 维纳斯，古罗马神话中的女神，主管爱情、美丽、性、丰收、繁荣和欲望，被认为是罗马人的母亲。

[5] 赫菲斯托斯，古希腊神话中的火神，相当于古罗马的乌尔卡鲁斯。天神宙斯让阿芙洛狄忒（即罗马人的女神维纳斯）成为他的妻子。妻子不忠，夫妻分离。

[6] 古希腊神话中，根据天神宙斯指示，赫菲斯托斯用泥土创造了第一个女人，取名为潘多拉。她是普罗米修斯盗取天火后，天神给人类的一部分惩罚。宙斯让潘多拉把一个盒子赠给人类，但绝对不能把它打开。可是潘多拉结婚后就把盒子打开，各种罪行和恶习都从盒中逸出，遍布人间。此前人类不识罪恶、疾病和死亡，盒中唯一可取的是还盛有希望。

[7] 路易·斯坦尼斯拉斯·克萨维埃·德·普罗旺斯伯爵（1755—1824），日后的法国国王路易十八，在兄长路易十六去世后，立即自我宣布为他侄儿路易十七的摄政王，侄儿死后，他便自行宣布为法兰西国王路易十八。

[8] 查理·菲利普·德·阿尔托阿伯爵（1757—1836），为路易十六的幼弟。在路易十八去世后，于1824年即位，为查理十世，波旁王朝的末代国王。1830年七月革命后，流亡英国，死于国外。

[9] 塞尔维亚国王亚里山大一世（1876—1903），在位期间，与比他年长12岁的寡妇德拉迦·马欣结婚，引起朝野上下极大不满。这对夫妻没有子嗣。亚历山大在政治上极为保守，并且追随俄国沙皇尼古拉二世。1900年突然宣布，立王后的不得人心的弟弟为继承人，更使国王遭人反对，尤其是军队的反对，于是发生暴乱，国王夫妇被杀死。

[10] 国王夫妇被杀死后，暴乱的军官立即宣布卡拉格奥尔格维契家族的彼得王子担任塞尔维亚新任国王，成为彼得一世。

第三章 在凡尔赛首次登场

直到今天，凡尔赛宫也依然是专制独裁的最为宏伟壮丽，最具挑衅性的一个姿态；平白无故地在地面上矗立起一座硕大无朋的宫殿，偏离首都，建立在一座人工垒起的山丘之上。千百扇窗户俯瞰着人工挖掘的河渠，人工修剪的花园，一直伸展到空旷的地面中去。没有河流从旁流过，既不促进贸易，也不引起变化，没有街道，没有铁路在此交会；全凭偶然，是一位伟大君王的一时兴起，化为石块，这座宫殿以它毫无意义的壮丽辉煌映入人们眼帘，激起人们惊愕。

而这恰好是路易十四[1]的恺撒般的意志所想达到的目的：为他自己的坚定自信，自我崇拜的倾向建造一座光彩夺目的祭坛。他是位意志坚定的专制独裁者，一位追求权力的统治者，他把统一全国的意志成功地强加在四分五裂的国家之上，把秩序强加给一个帝国，把道德风尚强加给全社会，把礼仪强加给整个宫廷。规定信仰必须一致，语言必须纯洁。这种强求一致的意志，从他个人发散出去，因而一切光辉也回归到他身上。“朕即国家”，我在哪里，哪里便是法兰西的中心，世界的中心！为了形象化地表现他地位的无限显赫，这位太阳王故意把他的宫殿搬离巴黎。他把他居住的宫殿放在一个完全空旷无人的地方——借以强调，一位法兰西的国王无须城市、市民和大众作为他权力的支柱或者陪衬。他伸出手臂进行统治，这就足矣，于是从沼泽地、沙土地里便建造起花园和森林，人工瀑布和人造山洞，建立起最为美轮美奂、宏伟壮丽的宫殿；他那恣意妄为的意志自作主张地挑选了这个天文定位，他那帝国的太阳就从这里升起和降落。凡尔赛宫建造起来，为了诏告法国，人民什么也不是，国王乃是一切。

但是独创性的力量，总是只存在于实现这种力量的个人身上；只有世代相传的王冠，而不是凝结在王冠之中的权力和威严。继承这座宏伟的宫殿，这个建造得声威浩大的王国的路易十五、路易十六，是一些心胸狭隘、感情虚弱、贪图享受之辈，不再是极有建树的明君英主，在他们的统治下，表面上一切都没有改变，边界、语言、风习、宗教、军队，一切依旧；路易十四那只坚定的手把这些形式都刻画得过于强劲，经历一百年都不会褪色、湮灭，但是这些形式不久就失去了内容，缺乏独创性冲动的物质。作为图像，凡尔赛宫在路易十五治下并无改变。改变的只是意义：在他治下，依然有三四千名仆役身穿华丽号服，在走廊里、宫室里挤来挤去。马厩里依然养着两千匹良驹骏马。在所有的晚会上，招待会上，舞会上和化装舞会上，礼仪的人工机器的机簧上足了油，依然运转得顺畅自如。骑士和贵妇们身穿镶着宝石的锦衣华裳，依然缓步走过晶光四射的镜厅和金碧辉煌的宫室。这座宫殿依然是当年欧洲最负盛名，最为精致，最为高雅的宫殿。但是先前表现出来的是充沛的源源不断的权力，而今早已只是一阵空转，是没有灵魂毫无意义的瞎忙。又是一位路易[2]当了国王，但他已不再是一位统治者，而是一个女人的奴仆，对政务漠不关心；他也把大主教们、大臣们、统帅们、建筑师们、诗人们、音乐家们叫到宫廷里来。但是正如他自己并非路易十四，那么请来的也不再是波苏埃[3]、杜累纳[4]、黎塞留[5]、芒沙[6]、柯尔贝尔[7]、拉辛[8]、高乃伊[9]式的人物，而是一批渴望升迁，圆滑机灵，善搞阴谋诡计的家伙，只想享受，不想建树；只想在已有的成就上过寄生生活，而不想把意志和精神倾注在事业上面。在这座大理石砌成的暖室里，再也不会酝酿出大胆无畏的宏伟蓝图，坚定果决的改革创新，精彩隽永的雄文诗篇。只有沼泽地里滋生出来的植物，阴谋诡计和殷勤奉承，在这里盛开怒放。不再是成就贡献决定一切，而是狡诈计谋和后台庇护；谁在蓬巴杜夫人或者杜巴里夫人晨起时鞠躬弯腰弯得最低，也就飞黄腾达得最高。不看行动，而看话语；不看本质，而看表象。这些人永远处于近亲交配状况，只是彼此之间扮演着国王、政治家、神父、统帅的角色，带着优雅的姿势，没有任何目的；他们大家都全然忘却了法兰西，忘却了现实，只想着自己，想着他们的前程，他们的欢娱。路易十四想把凡尔赛宫变成欧洲最宏伟壮观的平台，在路易十五治下，凡尔赛宫却沦为一群贵族票友粉墨登场的社交戏台，当然是全世界曾经见过的最为矫揉造作，最为铺张糜费的戏台。

在这座气派辉煌的舞台上，现在一个十五岁的少女，迈着初登台者迟疑不决的脚步亮相。她起先只试演着一个小角色：太子妃、王储妃的角色。但是这批显贵组成的观众全都明白，这位来自奥地利的金发大公爵小姐，日后注定要在凡尔赛宫扮演主要角色，王后的角色。因此在她到达之后，所有的目光都十分好奇地射到她身上。第一印象超群出众：人们很久以来都没有看见过一个迷人的少女在这里出场露面；她那令人着迷的窈窕纤细的身材就像是出自赛弗尔窑的素烧瓷制的人物，皮肤像是着色的瓷器，一双顾盼有神的蓝色眼睛，一张小巧灵活颇为自负的嘴巴，善于天真无邪地纵声欢笑，也会优美动人地噘嘴生气，举止无懈可击；步履轻盈，动作高雅，舞步简直令人心醉。可是别忘了——她可不是白白地身为一位女皇的女儿——当她走过明镜长廊，自有一种稳重自信的姿态，身子挺直，神情高傲，态度自若地向左右两边点头致意。这些显贵命妇在女主角缺席的情况下，还得以扮演主要角色。如今发现这个肩膀瘦削，尚未长足的姑娘将成为必然战胜她们的对手，实在难掩她们的气恼。当然，这个严苛的宫廷社会还得一致指出这个女孩在举止上有个缺点：这个十五岁的孩子有个奇怪的愿望，不愿僵硬死板地待在这些神圣的厅堂里，而希望无拘无束地在这里活动；玛丽·安托瓦内特天性是个野孩子，和她丈夫的御弟们玩耍时，裙子飞舞，像阵风似的飞来飞去；她还不习惯于单调乏味地沉稳深思，一脸霜冻，收敛矜持。而宫廷里对于一位王子的妻室，却不断要求她做到这些。遇到盛大隆重的场合，玛丽·安托瓦内特知道如何举措才无可挑剔。因为她自己就是在一个同样场面宏大，西班牙-哈布斯堡的礼仪之中长大成人的。但是无论是在城里的宫中还是在美泉宫里，也只有在盛大的节日，大家才举止庄严隆重，大家在招待会上把这套礼节像节日盛装似的取出来，一旦客人散去，宫廷仆役关上大门，大家又都松了口气，把这一套全都脱下。然后大家又都缓过劲来，变得无拘无束，随随便便，孩子们又可以到处疯跑，快快活活。在美泉宫虽说也讲究礼仪，但是对礼仪并不奴性十足，像伺候一位神明。而在这里，在这个矫揉造作，老而过时的宫廷里，人们并不是为了生活而生活，而只是为了应酬交际而生活。地位越高，规章越多。因此上天保佑，千万不要做出一个本能的动作，无论如何，千万不要顺其自然，举止随便，就会变成无法挽回的触犯风尚的行为。从早到晚，从黑夜到黎明，始终要注意举止，不得松懈，否则这批冷酷无情的宫廷佞臣就会连声抱怨，嘀咕个没完。他们活着的目的无非就是生活在这座剧院里，为这座剧院而生。

凡尔赛宫的这种令人毛骨悚然的严肃认真，庄严无比，这种神圣不可侵犯的崇尚礼仪，对此，玛丽·安托瓦内特无论是孩子时期，还是当了王后，都从来也不理解；她不理解这里的人竟如此看重一次点头或谁走在前面，也永远不会明白这些。她本性我行我素，倔强任性，尤其是坦率真诚，无所顾忌，痛恨一切形式的心胸狭窄；作为真正的奥地利女人，她喜欢一切听其自然，活得自然潇洒，没法容忍这种装腔作势、自以为是的样子。她在家里逃学，不做功课。她在这里也是一有机会就躲开她严厉的宫廷太傅德·诺哀耶夫人，——她揶揄地称之为“礼仪夫人”；这个过早为政治所贩卖的孩子，尽管身处养尊处优的奢华之中，却硬是被扣除了她的童年，她无意识地一直在希望：还能再过几年真正的童年时代。

但是一位太子妃不应该也不允许再是个孩子：大家都联合起来让她记住，她有责任维护不可动摇的尊严。除了那位虔诚的首席女太傅之外，玛丽·安托瓦内特的主要教育便落在三位姑妈身上，那就是路易十五的三个女儿。这是三位未能出阁的老处女，古怪而又奸刁。她们德行卓著，即便是最邪恶的，专门诽谤她们的长舌妇也不敢表示怀疑。她们是婀德莱德夫人[10]、维克托阿夫人、莎菲夫人。这三位命运女神，便来关怀这位遭到丈夫冷落的玛丽·安托瓦内特，表面上非常亲切友好；她们躲在一旁暗生闷气，满腔怨毒，把全套进行宫廷斗争的战略教给玛丽·安托瓦内特。她得学会恶意中伤的本事，说出阴险狡诈的恶毒话语，搞阴谋诡计的技巧，巧妙地来两句冷言冷语，像针刺似的让人难受。起先，毫无经验的小玛丽·安托瓦内特还觉得这门新鲜的学问挺好玩，有口无心地鹦鹉学舌，模仿这些粗俗的俏皮话，但是她天生的正直诚恳，对这些恶毒把戏心生反感。成天装模作样，把自己的真实感情掩饰在仇恨或者爱慕之中，这一套，玛丽·安托瓦内特一辈子也没有学会，这对她颇为有害，不久，她凭着正确的本能也摆脱了这三位姑妈的监护：她那耿直率真、毫无顾忌的天性对于一切不诚实不真实的东西都深恶痛绝。同样，德·诺阿耶伯爵夫人教导她的女弟子也收效甚微；这个十五六岁的女孩，脾气难以控制，不断地反抗重重“限制”，反抗精密思考。依照一定的条文制定出来的每日时间表，可不容丝毫改变。玛丽·安托瓦内特这样描写她每天的日程：“我在九点半或十点起床，穿好衣服，进行晨祷，然后用早餐，去看几位姑母，在那里通常能碰到国王陛下。这样一直待到十点半，接着，在十一点，我就去梳妆打扮。正午我把我的全体宫廷侍从叫来，除了没有爵位或者姓氏的人，所有的人都可以进来。我抹上胭脂，当着在场众人的面洗手。然后所有的男人全都退出，女士们留下，我在她们面前穿上礼服。十二点上教堂，国王陛下若在凡尔赛，我就和他，和我丈夫，和我的姑母们一起去望弥撒。国王陛下若不在，我就和太子先生一同去。但总是在同一时间。望了弥撒之后，我们就公开共进午餐。但是在一点半就用餐完毕，因为我们两人吃饭都很快。紧接着我就到太子先生那里去，他若有事要忙，我就回到自己房里，念念书，写写什么或者干点活，因为我在为国王陛下做一件上装，就是进度很慢，但是我希望得到上帝的帮助，这件上装几年之内能够做好。三点钟我又去看姑母们，这时国王陛下也会在她们那里。四点钟，神父来到我这里。五点，钢琴教师或者歌唱教师来，直到六点。六点半，我若不去散步，几乎总去姑母那里。你得知道，我的丈夫总是和我一起去姑母那里。从七点到九点，我们就做游戏。倘若天气晴朗，我就去散步，那么做游戏就不在我房里，而是在姑母房里。九点，我们共进晚餐。倘若国王陛下不在，姑母们就在我们这里用餐。可是如果国王陛下在宫里，我们就吃完晚餐后去姑母房里。我们在那里等待国王陛下，他通常到十点三刻来到。在他到来之前，我就躺在一张长沙发上，直到国王陛下来到。国王陛下若不在宫里，我们就在十一点钟上床睡觉。这便是我每天的日程。”

在这张时间表里，玩乐的时间不多；而玛丽·安托瓦内特焦躁不耐的心却正好渴望着玩乐。在她身上，奔流不止的年轻血液渴望着嬉笑打闹，渴望着游戏，渴望着胡闹。可是“礼仪夫人”立即严厉地竖起一根手指进行警告。玛丽·安托瓦内特想干的这件事，那件事，其实她想干的所有事情，都不可能和太子妃的地位相协调。她从前的导师维尔蒙神父和她的情况更糟，神父现在是她的忏悔师和朗读者。其实玛丽·安托瓦内特需要学习的东西还多得很，因为她受的教育远在平均水准之下：十五岁了，她差不多已经忘记了她的德文，而法文还没有完全学会。她的一笔字写得歪歪扭扭，难看之极；她的文体纯粹胡来，满篇拼写错误。她写的书信还一直都要让乐于帮忙的神父为她起草。另外，神父还得每天为她朗读一小时，并且迫使她自己阅读，因为玛利亚·特蕾西亚女皇几乎每封信都问及她读了些什么书。女皇并不怎么相信人家报告，说她的小安托瓦内特的的确确每天下午都在读书或者写字。她提醒女儿：“你设法读些优秀的书籍来装饰你的脑袋。”“这对你就像对每个人都是必要的。我足足等了两个月，等神父开出的书单。我担心你没有好好念书，什么驴啊马啊，把那些该用来念书的时间都驮走了。既然你什么都还没有好好掌握，无论是音乐，还是图画、舞蹈、美术，或者其他任何美丽的学术，都没掌握，那么现在是冬天，别忽视了念书。”可惜玛利亚·特蕾西亚的怀疑还是有道理的，因为她的小安托瓦内特善于以她既天真烂漫又机巧灵敏的方式完完全全迷惑维尔蒙神父——总不能强迫或者惩罚太子妃吧！——于是阅读时间总变成闲聊时间；玛丽·安托瓦内特学得很少或者什么也没学。母亲的催逼并没能使她更加用功去学一样正经的本领。过早迫使她成婚，破坏了一种笔直的、健康的发展。论头衔，她已是女人，实际上还是个孩子，玛丽·安托瓦内特已经得仪态万方地代表尊严和爵位，另一方面她还得坐在课堂里恶补小学教育中最低级的知识；时而她被人当作一位显赫的尊贵夫人受到尊敬，时而又被老师当作小孩那样训斥；宫廷女太傅要求她显示身份，姑母们要求她搞些宫廷阴谋，母皇要求她受到教育；而她年轻的心，什么也不要，只要好好活着，活得年轻。在这年龄和地位、个人意志和别人意志发生矛盾的情况下，在这个平素完全长得正直的性格里，产生了那些无法控制的不安情绪，渴求自由的焦躁不耐的情绪。这种焦躁决定了日后玛丽·安托瓦内特如此灾难深重的命运。

玛利亚·特蕾西亚女皇完全了解女儿在外国宫廷里这种危险重重、危机四伏的地位，她也知道，这个过于年轻，很不严肃，有些浮躁的小丫头永远也不可能凭着自己的本能，就能避开宫廷政治中的阴谋诡计、圈套陷阱。于是她便把她最优秀的一位外交官麦尔西[11]伯爵，派到玛丽·安托瓦内特身边去充当忠诚的艾卡尔特[12]。女皇以绝妙的坦诚写信给伯爵：“我担心，我女儿过于年轻，她身边的人对她谄媚过多。她生性怠惰，对严肃的活动又缺乏认识。我对您完全信任，因此我托付您特别注意，别让她落在坏人的手里。”女皇陛下不可能找到更佳人选。麦尔西伯爵出生在比利时，但对女皇陛下赤胆忠心，一位出色的廷臣，但并非宫廷宵小。他思考冷静，但并不因此性格冷漠。洞察一切，虽说并无天才的真知灼见。这位家私万贯并无野心的单身汉一生一世只想尽心尽力地为他的女皇效命，以竭尽所能的举措得体，令人感动的耿耿忠心接受了这个保卫者的岗位。表面上他是奥地利女皇派驻凡尔赛宫的大使，实际上只是那位忧心忡忡的母亲的耳目，得力的帮手：玛利亚·特蕾西亚凭借麦尔西详尽的报道，就仿佛通过一台望远镜，可以从美泉宫观察女儿的一举一动，知道女儿所说的每一句话，所读的或者不如说，没有读的每一本书，知道女儿穿的每一件衣服，知道玛丽·安托瓦内特每天是怎么度过的，或者每天是如何虚度的，跟哪些人说了话，犯了哪些错误。因为麦尔西非常巧妙地在他的被保护人四周布下了一道密网。“我得到了大公爵小姐的三名仆从的保证，每天都通过维尔蒙神父观察大公爵小姐。我从杜尔福侯爵夫人那里获悉，她和她的姑母们闲聊时说的每一句话。我还有更多的方法和途径，来了解太子妃在国王陛下身边时发生了一些什么事。另外再加上我自己的观察，这样每天每小时她干了什么，说了什么，听见什么，我都可以详加报告。我把我的侦察延伸到足以使女皇陛下放心的程度。”这位忠心耿耿的臣仆，毫不留情完全如实地向女皇陛下禀告他所听到，他所探听到的事情。他派出特别的信使来递送这些私密的，只供玛利亚·特蕾西亚女皇御览的报告。因为互相偷窃信件，是当时外交界主要的诀窍。给女皇的报告，由于有密封的信封，加上“仅供御览”字样，连国务秘书和约瑟夫皇帝都不能拆阅。当然，毫不猜疑的玛丽·安托瓦内特有时发现，美泉宫里的人们竟然如此迅速，如此详尽地获悉她生活中的每个细节，惊讶不止。但她丝毫没有料想到，那位像父亲一样亲切友好的白发老先生，竟然是她母亲私密的间谍。她母亲的提醒，充满神秘的无所不至的书信，都是应麦尔西之请，并且事先和麦尔西一起商定之后写出的。因为要影响这个难以控制的女孩，麦尔西别无他法，只有仰仗这母亲的权威。作为一个外国宫廷，虽说是友好国家的宫廷的大使，是不允许他向一位太子妃宣告道德守则的。他不得大胆妄为，企图对法兰西王国未来的王后进行教育或施加影响。所以麦尔西若想达到什么目的，总请女皇写出一封充满爱意，却又措辞严厉的书信。玛丽·安托瓦内特收到并且拆阅这一类信件，总要心跳不止。这个性格并不严肃的女孩，对谁也不买账。可是一听见母亲的声音——哪怕只是写在信上——总怀有一种神圣的胆怯；在最严厉的指责面前，她也会怀着敬畏之情低下头来。

多亏这种经常不断的监督，玛丽·安托瓦内特开头几年没有受到最大危险的伤害：那就是她自己的放纵无度。有另外一个更加坚强的头脑，她母亲的高瞻远瞩，博大广阔的智慧在代替她思考，母亲坚定严肃地在守护着她的轻率任性。女皇对玛丽·安托瓦内特所亏欠的，便是过早地把这年轻的姑娘牺牲给国家利益，她试图以千百种担忧来加以补赎。

玛丽·安托瓦内特脾气随和，实心实意，懒得思考，是个孩子，其实对她身边所有的人都毫无反感。她喜欢路易十五，这位通过联姻给她带来的爷爷。国王陛下总是和蔼可亲地轻轻抚摩她的面颊。她和三位没出嫁的老姑妈和“礼仪夫人”也处得很好。她信任她善良的忏悔师维尔蒙。对于她母亲的那位沉静友好的朋友麦尔西大使，她怀着一种亲切的孩子气的好感充满敬意。可是，他们大家都是老年人，全都严肃、沉稳、端庄、威严。而她，这个十五岁的姑娘，希望无拘无束地和人交往，欢快而又充满信任；她希望有游伴，不仅仅只有老师、监督者、训导者；年轻的姑娘渴望着年轻的朋友。可是在这座冷冰冰的大理石砌成的庄严肃穆的宫殿里，她能和谁一起欢笑，和谁一起玩耍呢。按照年龄，其实分配了一个好游伴给她，她自己的丈夫，就只比她大一岁。可是这个笨手笨脚的小伙子总是绷着脸，狼狈不堪。因为窘迫，有时甚至态度粗暴，总是躲开他年轻老婆的各种亲热的表示；他也丝毫没有这种早早就结婚的愿望。过了很长一段时间，他才下定决心，勉强对这个陌生姑娘客气一点。于是剩下的只有她丈夫的两个御弟，普罗旺斯伯爵和阿尔托阿伯爵，一个十四岁，一个十三岁。玛丽·安托瓦内特有时就和他们两个干些孩子气的把戏，寻寻开心，他们借来戏服，悄悄地演出戏剧，但是只要“礼仪夫人”走近，一切全都得藏起来：一位太子妃不能在演戏时给人撞见！但是这个难以控制的孩子，总得要有点什么东西开开心，表示一下柔情吧；她有一次央求麦尔西大使，叫人给她从维也纳送条狗来——一只哈巴狗。有一次，那位严厉的女太傅发现，法兰西王国的太子妃把一个女用人的两个小孩弄到她房里来——简直吓死人了！——丝毫不顾她漂亮的衣服，和那两个小孩一起在地上乱滚乱爬，疯得要命。从最初的时刻到最后的时刻，玛丽·安托瓦内特身上的那个自由自在的自然人，都在她下嫁过去的那个不自然的环境里，和这种身穿鲸骨架长裙和紧束胸部的矫揉造作、装腔作势的庄严神态进行斗争。这个轻浮散漫的维也纳女人，在凡尔赛这座庄严宏伟的千窗之宫里，始终觉得自己是个陌生人。

[1] 路易十四，或称路易大帝，太阳王（1638—1715），1643年即位，他奠定了法兰西王国坚实的基础，建造了凡尔赛宫，以彰显他的丰功伟绩。

[2] 即路易十五。

[3] 雅克·贝尼涅·波苏埃（1627—1704），法国主教、作家，对历史、哲学有很大贡献，应路易十四之邀，常在凡尔赛布道。

[4] 亨利·德·拉都尔·多维尔涅，德·杜累纳子爵（1611—1675），法兰西元帅。

[5] 阿尔芒-让·杜普莱西斯德·黎塞留红衣主教（1585—1642），路易十四任命的首席大臣。

[6] 儒勒·阿尔杜安-芒沙（1646—1708），法国建筑师，巴洛克风格建筑的主要代表，路易十四的首席建筑师，设计凡尔赛宫的建筑群。

[7] 让-巴普蒂斯特·柯尔贝尔（1619—1683），路易十四治下重要政治家，任财政大臣。

[8] 让·拉辛（1639—1699），法国剧作家。

[9] 彼耶尔·高乃伊（1606—1684），法国剧作家。

[10] 这里的“夫人”只是表示尊敬，与她们是否结婚无关。

[11] 弗洛里蒙·克劳德·封·麦尔西-阿尔让多伯爵（1727—1794），生于比利时，奥地利高级外交官。

[12] 德国浪漫派作家路特维希·蒂克的小说《忠诚的艾卡尔特》的主人公。

第四章 一言之争

“不要干预政治，不要关心别人的事情”，玛利亚·特蕾西亚一而再地向女儿重复这些话，其实这个忠告纯属多余，因为对于玛丽·安托瓦内特而言，世上除了她的娱乐，别无其他重要的事情。凡是需要深思熟虑或者系统思考的事情，都使这位年轻自恋的女人感到无聊。就在她刚到凡尔赛的最初几年，她就立即卷进路易十五宫廷里正在进行的那场卑微可怜、勾心斗角的战争之中。这种战争正好取代了他的前任路易十四的气势磅礴的国家政策。玛丽·安托瓦内特刚到凡尔赛，就发现宫中分为两派。王后早已去世。女性的第一把交椅和所有的权威，照理都应该属于国王陛下的三个女儿。但是这三位爱搞阴谋、性格古怪的公主极为笨拙，头脑简单，小里小气，根本保不住她们的地位，只能保持在望弥撒时坐在第一排，招待会上走在宫廷命妇的前面而已。这三个老处女让人生厌，脾气乖张，对她们一心只想享乐的父王没有任何影响。国王喜欢的，尽是粗俗的声色犬马之娱，甚至是极度粗俗的那些形式。三位公主既然手中无权，自然毫无影响。既然不能给人官位，自然连最卑下的宫廷佞臣也不会谋求她们的恩宠。所有的光彩，所有的荣耀便都落在那位和荣誉极不相干的女人身上，那就是国王陛下最后一名情妇杜巴里夫人。她出身民间最底层，先前的生活极为暧昧。倘若听信坊间谣传，她是绕道青楼到达国王卧室的。为了窃取属于宫廷成员的身份，她让她那意志薄弱的情郎给她买了一个贵族丈夫杜巴里伯爵。这是一个极为讨人喜欢的夫君，在签订婚约文书的那天之后便永远消失。不过，不管怎么说吧，他的姓氏使得这个昔日的街头野鸡可以出入宫廷。这位最为笃信基督的国王，就让人家把他熟悉不过的这个情妇，严格按照规矩当作陌生的贵妇介绍，并在宫中加以引见。于是这场可笑的使人屈辱的闹剧，就在整个欧洲面前上演。通过这次引见，杜巴里夫人的身份便得到合法化。国王陛下的情妇便堂而皇之地住在这幢宏伟的宫殿里面，离开那三位愤慨不已的公主仅三个房间。通过一道特别打造的楼梯，和国王的卧室连在一起。她把这个年老体衰的色鬼路易十五，牢牢地掌握在她的魔力之中，既凭着她自己历经风月的肉体，也依靠那些美丽乖巧的女孩。为了满足那个老淫棍的欲念，夫人向他提供尚未被人尝鲜的，这些少女的肉体：要想获得国王的恩宠，除了通过杜巴里夫人的沙龙，别无其他途径。因为她能给人权力，因此所有朝廷命官都对她趋之若鹜。各国公使都在她的前室里恭候，国王们、公侯们都赠送礼物给她；她可以把大臣撤职，给人席位，可以下令建造宫室，支配国王的国库。沉甸甸的钻石项链在她丰腴的脖子上闪闪发光，硕大的戒指戴在她的手上耀眼生辉，所有的红衣主教、公侯显贵和钻营之徒都来亲吻她的素手。在她浓密的褐色秀发之上，看不见的王冠光芒四射。

国王陛下所有的恩宠之光，全都照射在这位不合法的床笫女主人的身上，所有的谄媚和敬畏全都围绕着这位放肆大胆的宠姬。她在凡尔赛宫比以往任何一位王后都更加自鸣得意。而在后面的房间里却坐着国王的三个怒气冲天的女儿，她们又哭又闹，破口大骂这个放肆的婊子，使整个宫廷蒙受耻辱，使她们的父王变成笑柄，使政府毫无作为，让每一个基督徒的家庭生活都无法维持。这三位公主怀着她们并非自愿的美德，切齿痛恨这个巴比伦的娼妇，占据了她们母后的地位，在这里享受王后的荣耀，——这份美德也是这三位公主唯一的财富，因为她们既不高雅又不聪明，也无威仪，——她们从早到晚别无其他欲念，一心只想嘲笑这个婊子，对她表示轻蔑，让她受到伤害。

就在这时，这位陌生的孩子，外国的大公爵小姐玛丽·安托瓦内特出现在这座宫廷里。这对三位公主而言，真是不啻鸿运当头。这位外国公主才十五岁，但是由于她应得的爵位，即将成为未来的王后，按照法律，就是宫中第一夫人；打出这张牌来对付杜巴里夫人，就成为这三位老处女求之不得的任务，从最初时刻起，她们就不遗余力地设法挑唆这个毫无思想准备，全然蒙在鼓里的女孩，让她冲在头里，帮忙把这头肮脏的野兽干掉，而她们自己却躲在暗处。于是她们三个表面上柔情脉脉地把这位小公主拉到她们的圈子里来。几周之后，玛丽·安托瓦内特便意想不到地置身于一场分外激烈的斗争之中。

抵达凡尔赛时，玛丽·安托瓦内特既不知道有一个杜巴里夫人存在，也不知道这位夫人的特殊地位：在玛利亚·特蕾西亚女皇循规蹈矩的宫廷里，情妇这个东西，大家都很陌生。玛丽·安托瓦内特只有在第一次进晚餐时，看见一个胸部隆起，一身珠宝，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夫人，置身于其他宫廷命妇当中，正一脸好奇地向她张望，听见人家管她叫“伯爵夫人”，杜巴里伯爵夫人。充满柔情，热忱关心这个女孩的三位姑妈，立刻向她详详细细地说明一切，而且目的十分明确，因为几周之后，玛丽·安托瓦内特便写信给她母亲，谈到那个愚蠢无礼的女人，不假思索地把那些亲爱的姑母们教给她的那些恶毒阴险的评语，毫不掩饰地大声说了出来。宫廷里的男男女女本来就百无聊赖，总是渴望发生这类轰动事件。现在突然之间，又有好戏可看，简直乐不可支：因为玛丽·安托瓦内特脑子里有这样的想法——或者不如说，姑妈们让她脑子里产生这样的想法，可要彻底收拾一下这个放肆的闯入者。杜巴里这个女人在这座王宫里简直像头开屏的孔雀，展现羽毛，非把她的羽毛全都剪掉不可。按照礼仪的铁律，在凡尔赛宫里一个爵位低的贵妇人，不得主动向地位高的贵妇人攀谈。她必须毕恭毕敬地等候着，直到爵位高的贵妇人和她打招呼。在王后缺席的情况下，不言而喻，太子妃自然是爵位最高的贵妇人；玛丽·安托瓦内特便充分使用这一权利。她冷漠地微笑着，一脸挑衅的神气，让这位杜巴里伯爵夫人等着她来打招呼，等啊，等啊；一连几个礼拜，几个月，玛丽·安托瓦内特都让这位伯爵夫人心急如焚地干等着，渴望太子妃叫她一声。不久，这批喜欢通风报信的宫廷佞臣，自然全都注意到这点，对于这场决斗，可是高兴到了极点。整个宫廷兴趣盎然地观赏着这场姑妈们刻意点起的火灾，大家都心情紧张地观察杜巴里夫人，强压怒火坐在整个宫廷的所有显贵夫人当中，眼巴巴地看着这个年方十五，一头金发，肆无忌惮的小丫头欢快地，也许是故意装出欢快的样子，和所有的贵妇们谈笑风生地闲聊个没完；就是走到杜巴里面前，玛丽·安托瓦内特也总是翘起微微突出的哈布斯堡家族的嘴唇，一言不发，看着一身珠光宝气的伯爵夫人就像看见一层玻璃。

其实杜巴里夫人并非秉性邪恶的女人。作为一个真正出身民间的女子，她拥有一切下层阶级的优点，像突然高升的暴发户那样脾气随和，对每一个向她示好的人都平易近人，和蔼可亲，不摆架子。出于虚荣心，她对每一个向她阿谀奉承的人都乐于帮忙；有人向她乞求什么，她都态度慵懒、神情高贵地给以满足。她绝非让人讨厌或者嫉妒心重的女人。但是，正因为从底层平步青云迅速飞升，快得令人晕眩，杜巴里这女人实在感受权力的滋味，总嫌不够。她也想实实在在地、十分明显地享受权力的滋味，想充分饱尝那不该属于她的光辉荣耀，尤其想让众人觉得这些光辉完全和她匹配。她要坐在显贵夫人的第一排，要佩戴最为璀璨夺目的珠宝，拥有最鲜艳美丽的锦衣华裳，最富丽堂皇的马车，跑得最快的骏马。所有这一切，她都毫不困难地从那个意志薄弱，性欲上完全对她百依百顺的男人那里得到，无一遭到拒绝。可是——每一种不合法的权力身上都会发生这样的悲喜剧，即使在拿破仑身上也毫不例外——这种不合法的权力最后的野心，恰好是被合法的权力所承认。所以杜巴里夫人也是如此，尽管所有的王公贵族簇拥着她大献殷勤，受到所有廷臣的百般娇纵，所有的愿望都已实现，还剩一个未了的心愿：被宫廷中第一夫人承认她的存在，被哈布斯堡皇室的大公爵小姐所亲切友好地接纳。但是这个黄毛小丫头（她在情急无奈地大光其火之际，就这样称呼玛丽·安托瓦内特），这个十六岁的傻丫头，法文都还说不利索，连让她自己的丈夫尽真正的丈夫之责，这样一点可笑的小事都还办不到，这个并非自愿的小老处女老是噘着嘴，在整个宫廷显贵面前故意对她不理不睬——甚至放肆到这种地步，公开地无耻地取笑她，取笑整个宫廷最有权势的女人——这事，不行，这样的事情她可不能容忍！

在这场荷马式的争夺权位之争中，从字面上看来，道理无可争辩的是在玛丽·安托瓦内特一边。她的爵位更高，用不着和这位“夫人”说话。此人作为伯爵夫人，地位远远排在太子妃之下，哪怕她胸口有价值七百万的钻石在闪闪发光。但是真正的权力可站在她的背后：她完全把国王掌握在手掌之中。路易十五已经道德败坏到将近彻底沦丧的地步，对国家、家庭、臣仆和世界，采取完全无所谓的态度，是个傲慢已极的玩世不恭之徒，——“在我身后管它洪水滔天”，——他一心只想安宁和作乐，他对一切都听之任之，毫不关心他宫廷里的道德风尚，他心知肚明，不然他就得从自己做起。他执政的时间已经够长的了，这最后几年，他要好好生活，只为自己生活。哪怕他周围的一切，他身后的一切全都毁灭。因此这突然爆发的妇女之战搅乱了他的平静，他很生气！根据他伊壁鸠鲁派的原则，他恨不得不掺和进去。但是杜巴里夫人每天在他耳边絮叨，她可不能让这么一个年轻的女人，当着整个宫廷显贵的面当众羞辱，当作笑柄，国王必须保护她，维护她的荣誉，从而也维护国王自己的荣誉。最后，这又哭又闹的场面搞得国王烦不胜烦，把玛丽·安托瓦内特的首席宫廷女傅德·诺阿伊夫人叫来，以便让人知道这风是从哪儿吹来的。起先国王只是亲切地说了一些关于他孙媳妇的好话，可是渐渐地话里有话，把他的一些评论也夹杂在他的话里：他觉得，太子妃竟然对她看到的东西随便发表意见，最好让她注意，这样一种态度会在家庭的亲密圈子里产生不良影响。这位宫廷女傅立刻（国王的用意就是如此）把国王的这一警告向玛丽·安托瓦内特报告。玛丽·安托瓦内特又把这话告诉了三位姑妈和维尔蒙神父，神父又把它转告给奥地利使节麦尔西，麦尔西一听自然大吃一惊——法奥同盟，法奥同盟受到威胁！——整个事件都通过信使加急送往维也纳，禀告女皇陛下。

对于虔诚到盲目迷信程度的玛利亚·特蕾西亚女皇而言，这可是个极为棘手的处境！她在维也纳让她著名的风化委员会，把这类风流娘儿们铁面无私地痛加鞭打，然后带进教化所去。难道叫她给自己女儿规定，对于这样一个女人要客客气气，以礼相待吗？可是另一方面，她又能反过来站在反对法国国王的立场上吗？她身上的双重身份，母亲、严格的天主教徒和政治家，陷入极为尴尬的矛盾之中。最后，这位精明强干、经验老到的女外交家，抽身脱出这一事件，把这全部事情都推给国务总理办公室。不是她亲自写信给她女儿，而是让她的国务大臣考尼茨，给麦尔西下达一道指示，把一段政治性的按语呈给玛丽·安托瓦内特。这样，一方面既保持了奥地利的道德地位，另一方面也向这位小公主阐述，应该采取什么态度，因为考尼茨这样解释：“拒绝对国王陛下社交圈子里的人士以礼相待，就是侮辱国王陛下的社交圈子。这些人已被视为国王陛下的亲信，一国之主自己也把他们当作心腹，谁也不得深究这是否合理。公侯和君王的选择必须毫无异议地得到尊重。”

这话说得很清楚，甚至过分清楚。但是玛丽·安托瓦内特身受三位姑妈的激烈挑唆，麦尔西把信件念给她听时，她懒懒散散地随口答应了一声：“行，行，知道了。”心里却暗自思忖，考尼茨这个老古董想说什么，就让他说吧。她可不会让什么总理大臣来对她的私事横加干涉。自从她发现这个愚蠢的娘儿们气得要命，这事对于这个傲气凌人的小姑娘就加倍地逗乐了；她恶意而欢快地公然保持沉默，就仿佛什么事情也没发生。她每天都遇到国王陛下的这位宠姬，在各式各样的舞会上，庆典上，在赌台旁，甚至在国王陛下的宴会席上，冷眼观察，看那女人一个劲地等啊，等啊，眼睛瞄过来，等到玛丽·安托瓦内特走近，她激动得浑身哆嗦。可是你就等吧，一直等到末日审判：玛丽·安托瓦内特的目光偶尔往那个方向一扫，总是噘着嘴唇，一副鄙夷不屑的神气，满脸冰霜地从旁走过；杜巴里夫人、国王、考尼茨、麦尔西所殷切期盼的那句话，也是玛利亚·特蕾西亚女皇暗中渴望的那句话，终于还是没有说出口来。

这下可就公开宣战了。所有的宫廷佞臣就聚在这两个女人周围，就像围观一场斗鸡似的。这两个女人可是铁了心，一声不响，一个是眼睛里噙着泪水，无可奈何的愤怒的泪水；另一个则是唇边浮现着优越的微笑，一副鄙夷不屑的神气。大家想观看，想知道并且打赌，究竟是谁的意志得以贯彻，是法兰西合法的女主人还是不合法的女主人。多年以来，凡尔赛还从未上演过更加讨人喜欢的戏剧。

现在国王陛下可真的生气了。国王陛下习惯于在这座宫殿里，所有的人都像拜占庭人一样奴气十足地俯首贴耳。他只消眨巴一下眼睛，还没有表明他的意志，每个人就都卑躬屈膝地向他意志所暗示的方向奔去。如今这位法兰西最最笃信基督的国王第一次遇到了阻力：一个半大不小的女孩，竟然胆敢公开无视他的旨意。当然，最简单的方法，自然是把这个犟头倔脑的女孩叫到他跟前来，使劲地给她洗洗脑子；但是，即使在这个道德败坏，全然玩世不恭的人心里，还有一种最后的畏惧。要他对业已长大的孙媳妇下道命令，让这女孩和祖父大人的情妇交谈一番，总是件非常难堪的事情。窘迫之余，路易十五就像玛利亚·特蕾西亚身处困境之中做出同样的事情：把这件私人的家务事，变成一桩国家大事。奥地利大使麦尔西十分惊慌地发现，法国外交部和他约谈，不是请他到国王的接见大厅，而是请他到杜巴里夫人的私人房间。麦尔西根据这一奇特的地点选择，立刻开始产生各式各样的预感。他期待的事情终于发生，他和外交大臣没说上几句话，杜巴里伯爵夫人便走了进来，亲切地和他问候，接着详详细细地告诉麦尔西，人家硬说她对太子妃怀有敌意，这可真是冤枉她了；相反，她才是受到污蔑，受到无耻污蔑的人。这样突然之间，把奥地利女皇的心腹变成了杜巴里夫人的亲信，对于这位善良的麦尔西大使可是件十分尴尬的事情。他就运用外交辞令说来说去，可是这时，一扇裱糊过的门悄无声息地打开，路易十五亲自参加到这场棘手的谈话之中。他对麦尔西说：“到现在为止，您一直是女皇陛下的大使，请您担任一阵我的大使吧。”然后他就非常坦率地说出他对玛丽·安托瓦内特的意见，他觉得玛丽·安托瓦内特十分迷人；但是实在年轻，过于活泼，另外又偏偏嫁了一个控制不了她的丈夫，于是就陷入阴谋诡计之中，听凭别人（国王指的是那三位姑母，国王的亲生女儿）给她出些坏主意。因此他请麦尔西利用他的全部影响，让太子妃改变态度。麦尔西立即领会这一事件已经成为政治事件，国王是给了他一项公开的明确的任务，必须立即贯彻执行。不言而喻，麦尔西把这整个事态，飞速向维也纳报告，为了缓和他这使命的棘手之处，就对杜巴里的肖像友好地稍加涂脂抹粉，说夫人其实并不是那么糟糕。她的全部要求无非是一件小事，希望太子妃在公开场合和她说句话而已。与此同时，麦尔西又去拜访玛丽·安托瓦内特，对她一再敦促，不遗余力，最厉害的手段也都用上。他吓唬玛丽·安托瓦内特，悄声提到什么下毒之类的事。在法兰西宫廷里，各式各样地位显赫的人物都是被投放毒药给干掉的。特别具有说服力的是，他描绘的哈布斯堡皇室和波旁王室之间可能产生纷争。这是麦尔西最厉害的一张王牌：倘若她母亲的毕生事业，奥法同盟，由于她的态度而发生破裂，一切罪责就都落在玛丽·安托瓦内特的头上。

事实上，这门重炮发生了作用。玛丽·安托瓦内特被吓唬住了。她眼里含着愤怒的泪水，答应麦尔西大使，某一天，在牌局上和杜巴里夫人说话。麦尔西喘了一大口气，谢天谢地！奥法同盟这下得救了。

一场第一流戏剧的盛大演出，正等候着宫廷的内部人士观赏。这神秘的演出消息口口相传：今晚太子妃终于要第一次向杜巴里夫人说话了！布景已经仔细认真地搭了起来，暗号已经事先商定。麦尔西大使和玛丽·安托瓦内特之间已经约定，晚上在俱乐部里，一副牌局终了，麦尔西便走向杜巴里夫人，和夫人开始一场小小的对话。然后，也同样出于偶然，太子妃就从旁经过，走近大使向他问好，趁此机会也和国王陛下的宠姬说上几句。一切都计划得天衣无缝，但是可惜这天晚上的演出没有演成，因为三位姑妈不愿让她们深恶痛绝的对手，获得这公开的成功：她们那方面商定，在这曲和解的二重唱还没演唱之前，就提前落下这张铁幕。这天晚上，玛丽·安托瓦内特诚心诚意地去参加社交活动，场景已经布置就绪。按照程序，麦尔西开始领唱，仿佛出于偶然，他走近杜巴里夫人，和她攀谈起来。与此同时，完全按照事先约定，玛丽·安托瓦内特开始绕场走上一圈。她和这位夫人聊上几句，又和下一位夫人谈话，接着又和另一位夫人攀谈。也许有些害怕，有些激动，有些生气，把这最后一场谈话说得时间稍稍长了一些；现在只有一位夫人，最后一位夫人夹在她和杜巴里夫人之间——只消两分钟，就一分钟，她就必须走到麦尔西和国王的宠姬身边。可是在这决定性的瞬间，阿德莱德夫人，三位姑妈当中领头挑唆的那一个，使出她的绝招，快步走向玛丽·安托瓦内特，用命令的口气说道：“是时候了，我们该走了。走吧，我们得在我姐姐维克朵阿房里等候国王陛下呢。”玛丽·安托瓦内特大吃一惊，深感意外，丧失了勇气；她当时惊慌失措，竟不敢说“不”，另一方面，她也不够镇定，没在此刻赶快向那个期盼已久的杜巴里随口打声招呼。她双颊绯红，慌乱不已，简直不像走开，更像跑掉。盼望已久，安排就绪的那句话，通过外交手段，四方约定争取到的那句话终于还是没有说出口来。大家全都僵住了，这整个场面白白安排了；非但没有达到和解，反而招来一次新的嘲弄。宫廷里不怀好意的人乐得连连搓手，一直到仆役住的房间里，人们都在咯咯笑着，讲述杜巴里如何徒劳无功，白等一气。杜巴里气得要命，火冒三丈。更让人担心的是，路易十五真的勃然大怒，他压住怒火对麦尔西大使说：“可惜您的忠告没有产生影响。我有必要在这里亲自介入。”

法兰西国王怒火中烧，发出威胁。杜巴里夫人待在房里大吵大闹，整个奥法同盟发生动摇，岌岌可危。欧洲的和平危机四伏。麦尔西大使立即把这事件发生的逆转，报告维也纳。现在轮到女皇陛下那“七倍炽热的灯光”亲自出场。玛利亚·特蕾西亚女皇必须亲自出面干涉，因为在所有的人当中，只有她拥有控制这个犟头倔脑、不管不顾的孩子的力量。玛利亚·特蕾西亚对于整个事件受到的惊吓，真是非同小可。当她把女儿下嫁到法国去时，她真的诚心诚意希望她的女儿，能和政治这个污浊的行业没有任何瓜葛。从一开始，她就写信给她的大使：“我坦率地承认，不希望我的女儿对于一切国家事务有任何影响。我有切身体验，领导一个大国是多么沉重的压力。另外我也认识到，我女儿年轻轻率，对于任何一种严肃的追求都不怎么感兴趣（她对此也毫无知识）；这使我对法兰西王国这样日渐衰落的帝国，不抱任何希望。倘若我的女儿未能成功地改善这一状况，或者甚至于状况趋于恶化，我宁可希望，人家会为此责怪某位大臣，而不是责怪我的女儿。因此我总下不了决心，和她谈论政治和国家事务。”但是这一次——真是灾难！这位可悲的老妇人只好违背初衷，因为玛利亚·特蕾西亚女皇近来正好怀有严峻的政治忧虑。一件阴暗的，并不干净的事情正在维也纳进行。几个月以前，普鲁士的腓特烈大帝和俄罗斯的女沙皇叶卡特琳娜[1]，送来一份极为棘手的共同瓜分波兰的建议。女皇痛恨这个普鲁士的国王，称他为卢西弗[2]派到世上来的活生生的使者。而俄罗斯的这位女沙皇，她也极其怀疑。他们两人的这一建议，受到考尼茨和女皇的儿子，和女皇共同摄政的约瑟夫二世[3]的热烈欢迎，这都使女皇的良心从此不得安宁。“瓜分他国领土从根子上讲都不合理。对于我们而言，是有害的。我对于这一提议只能深表遗憾。我必须承认，我羞于对这事听之任之。”她立刻看出这一政治思想的实质是个道德上的犯罪行径，是像强盗一样地对一个无力反抗、极为无辜的民族进行掠夺：“我们有什么权利去抢夺一个无辜的民族，我们一直自诩在对它进行保护。”女皇当真非常气愤，拒绝接受这一建议，完全无视人家会把她道德上的顾虑视为软弱，“我们宁可被人家说成软弱，也不要成为不仁不义的人”，她态度高贵、极为聪明地说道。但是玛利亚·特蕾西亚女皇早已不再是独自掌权的君王。她的儿子约瑟夫二世皇帝也共同执政，他一直梦想着打仗，用武力扩充版图，厉行改革。而女皇陛下明智地意识到奥地利的这些人为的改革，没有基础，并不牢固，只是臆想守成和维持现状；为了抵制女皇的影响，约瑟夫二世便惴惴不安地尾随那位久经沙场、崇尚战争的腓特烈大帝，此人可是他母亲不共戴天的死敌。日渐衰老的女皇看见她一手提拔、一向忠心耿耿的臣仆考尼茨，也倾向于她儿子的那颗冉冉升起的明星，不禁又气又惊。她感到自己操劳过度，心力交瘁，无论是作为母亲还是作为女皇，都大失所望，恨不得放下权柄，撒手不管。但是责任感阻止她迈出这一步，她以未卜先知的眼力预见到——在这里，女皇的处境和弗朗茨·约瑟夫[4]的处境神秘地相似，弗朗茨·约瑟夫也同样倦于执政，同样未把权力撒手——，这位鲁莽行事的改革家，即将面临这好不容易辛辛苦苦地维持统治的整个帝国到处骚乱不宁的局面。于是这位虔诚的、极为诚实的女人直到最后时刻，一直在为她视为最高品德的名誉而斗争。“我承认，”她写道，“我这一生从来没有这样心惊胆战过。以往倘若我的国家有事，我就挺起腰板，坚持我自己应有的权利和上帝的保佑。可是在目前情况下，不仅权利不在我这一边，而且责任、权利和公正都反对我，于是我的良心不得安宁，只有心灵的不安和自责。就这样习惯于自欺欺人，或者把口是心非当作坦率真诚。忠诚和信仰就此永远丧失，而这正好是一个君王所拥有的，最为贵重的珍宝和对抗别人真正强大的力量。”

然而腓特烈大帝的良心极为结实，他在柏林嘲笑道：“叶卡特琳娜女沙皇和我，我们是两个老土匪，可是这个谦卑的女人，怎么跟她的忏悔师交代清楚这件事情呢？”他再三催逼，对约瑟夫二世进行威胁，如果奥地利不服从，他就不可避免地会一再挑起一场战争。最后玛利亚·特蕾西亚只好含泪屈服，她的良心受到伤害，灵魂痛苦不堪：“我不够坚强，没有独自推进这些事件，因此只好听任事情这样发展，但是我心里却是极为悲伤。”女皇终于签字，但是留下这样一个伏笔：“因为所有头脑聪明、经验丰富的男人都劝我签字。”但是在她内心深处，她知道自己是个同谋犯。想到这一秘密协定及其后果公之于世的日子，她就不寒而栗。法兰西会怎么说？三国联盟，强盗似地向波兰发动突然袭击，法兰西会对此满不在乎？或者会坚决反对它们提出的要求，女皇自己已感到这个要求并不合法（玛利亚·特蕾西亚要亲自把“合法”一字从占领令上划去），一切全都取决于路易十五的态度，究竟是亲切还是冷淡。

就在女皇愁肠百结、良心矛盾激烈之际，传来了麦尔西大使的警报信件：路易十五国王陛下对玛丽·安托瓦内特非常生气，他在大使面前公开显示他的不悦。而在维也纳，人们还一直在哄骗那位天真幼稚的法国公使罗昂亲王，让他成天参加娱乐聚会，骑马出猎，丝毫也没注意到奥地利的政治。因为玛丽·安托瓦内特不愿意和杜巴里说话，瓜分波兰就可能会演变成一桩国务事件，最后甚至会引发一场战争——玛利亚·特蕾西亚女皇这次受惊真的非同小可。不行，她自己五十五岁，不得不为国家利益做出这样痛苦的牺牲，她自己的女儿，这个天真无邪的十六岁的女孩，不该变得比教皇更加严格，比她母亲更有道德。——于是女皇写了一封信，比以往任何一封信口气都更加坚毅果决，企图以此一劳永逸地击破她小女儿的倔强。当然，只字不提波兰，只字不谈国家利益，而是尽量淡化整个事件。这对于年老的女皇想必是件很艰难的事情：“唉，和国王陛下，和父亲当中最仁慈的父亲说说话，这有什么可害怕，会有什么思想障碍呢！或者人家劝你和那些人说说话，这有什么难办的呢！只不过说声‘你好’而已，害怕什么？对一件小事说一句话，居然让你愁容满面，面有难色，说不定还不仅于此？你似乎被人家拽进这样一种奴役之中，看来理性，甚至你的义务已经不再有力量说服你。我不能再继续保持沉默。在和麦尔西谈话之后，从他的讲述中知道了国王的愿望和你的职责所在之后，你竟然胆敢不服从国王的旨意！你倒给我说说看，你有什么合情合理的动机？一个也没有。你应该把杜巴里看得和宫廷里国王社交圈里的其他女人一样。作为国王陛下的第一臣仆，你必须向整个宫廷显示，你主子的愿望必须无条件地得到贯彻执行。当然，如果人家要你干卑鄙的勾当，或者向你进行挑逗，那么无论是我还是另一个人都不会劝你去做，但是人家要求你的无非是无关紧要的一句话，不是为了照顾那个女人的面子，而是看在你祖父，你的主子和你的恩人的分上！”

这场猛烈的炮轰（论据并不完全诚实）摧毁了玛丽·安托瓦内特的精力；尽管难以驯服，执拗任性，犟头倔脑，她可永远也不敢违抗母亲的权威。哈布斯堡家族的家规，在这里和平时一样又获得胜利。为撑点面子，玛丽·安托瓦内特又稍稍忸怩了一下，“我没有说‘不’，也没说我永远不和她说话。但是叫我在一个确定的日子，一个确定的时间和她说话，以便事先就广为宣布，为此洋洋得意，这我办不到。”但是实际上她内心的反抗早已摧毁，这几句话只是虚晃一枪，掩饰她的撤退而已：投降早已事先确定。

1772年的元旦，终于使这场富有英雄气概，又显得滑稽可笑的女人之间的战争分出胜负，使杜巴里夫人高奏凯歌，玛丽·安托瓦内特被迫屈从。又安排了一次戏剧性的场景，庄严肃穆的整个宫廷显贵又一次相聚一堂，充当证人和观众。宫廷命妇按照爵位的高低，依次从太子妃面前走过。盛大的朝觐大典开始，臣下逐一表示朝贺。贵妇中有大臣夫人埃济荣公爵夫人和杜巴里伯爵夫人。太子妃向埃济荣公爵夫人说了几句话，然后把脑袋略为转向杜巴里夫人的方向，说了一句，并不确定是对夫人说话，可是听者若怀有些许好意，也可以算是给夫人发话——大家都屏住呼吸，免得遗漏一个音节。人们期盼已久，愤怒地斗争得来的一句话，玛丽·安托瓦内特向杜巴里夫人说的那句闻所未闻，决定命运的话，是：“今天宫里人不少。”七个字，玛丽·安托瓦内特就勉强说出了这七个字。可在凡尔赛宫里，这可是一桩了不起的特大事件，比赢得一个省份更为重要，比一项早已必须进行的改革都更加激动人心——太子妃终于和国王的宠姬说话了！玛丽·安托瓦内特终于投降了，杜巴里夫人得胜了。现在又天下太平，凡尔赛的天空又是天使齐集，管弦齐奏。国王陛下张开双臂迎接太子妃，柔情满怀地拥抱她，就像拥抱一个失而复得的回头浪子，麦尔西十分感动地向她致谢。杜巴里像只开屏的孔雀，傲气凌人地走过各个大厅。极端恼火的三位姑母大吵大闹，整个宫廷激动万分，从屋脊到地窖，到处都唧唧喳喳、唠唠叨叨地说个不停，就只因为玛丽·安托瓦内特对杜巴里说了“今天宫里人不少”。

但是这七个字暗含着更深层的意义。就这七个字，确定了一桩政治罪行，赢得了法兰西对于瓜分波兰表示默认，使杜巴里夫人、腓特烈大帝和女沙皇叶卡特琳娜的意志得到贯彻。这七个字不仅使玛丽·安托瓦内特受到屈辱，整个国家都受到屈辱。

玛丽·安托瓦内特被战胜了，她知道这点。她那年轻的，还孩子气地控制不住的傲气也遭到了狠狠的一击。她第一次低下脑袋，但是在上断头台之前她不会第二次低下脑袋。通过这一契机，人们突然发现，这个心地善良、行动轻率的女人，这个善良温柔的安托瓦内特只要关乎荣誉，隐藏着一颗极为高傲、不可动摇的灵魂。她愤怒地对麦尔西说：“我跟她说了一次，但是我已下定决心，仅此一次而已。这个女人再也听不到我的嗓音。”她也向她母亲明确表示，经过这绝无仅有的一次让步之后，别指望我再作出任何牺牲：“您可以相信我，我永远会放弃我的成见和反抗。但是只有在不要求我做出任何引人注意的事情，或者做出违背我荣誉的事情时，才能如此。”母亲对于她的这只小鸡第一次做出独立自主的反应时，十分恼怒，立刻加以斥责，但是徒劳：“你简直使我发笑，你竟然设想，我或者我的大使会给你忠告，要你违背你的荣誉，或者甚至违背做人务必正直的起码诫命。看到你为了短短几个字就这样激动，我真为你担心。你说，你再也不会搭理此人，真让我为你发抖。”玛利亚·特蕾西亚女皇一而再地写信给女儿：“你必须像对国王宫廷里其他任何贵妇那样地和她说话。这是你对国王陛下和我应负的责任。”但是白费力气。麦尔西和其他人不断向她进言规劝，要她对杜巴里夫人态度友好一些，从而稳住国王陛下对她的恩宠，但是徒然。所有这些劝告，全都在这位太子妃新近学会的自我意识上撞得粉碎。玛丽·安托瓦内特就只这一次违背自己的心意，打开了她那两片薄薄的哈布斯堡家族的嘴唇。从此她的嘴唇就像两扇铁门紧紧关闭。任何威胁、任何诱骗都无法再使它们分开。她跟杜巴里说了七个字，她深恶痛绝的这个女人永远也听不到第八个字。

杜巴里夫人就这一次，在1772年元旦，战胜了奥地利的大公爵小姐，战胜了法兰西的太子妃。有路易十五国王和玛利亚·特蕾西亚女皇这样强大有力的盟友，这个宫廷娼妓满可以和未来的王后继续作战下去。但是有些战役，打过之后，胜利者认识到对手的力量，对于自己的胜利反倒大吃一惊，思忖是不是自觉自愿地撤离战场，和敌人缔结和约更为聪明。杜巴里夫人得胜之余，极不自在。这个性格温和、微不足道的女人其实从一开头就对玛丽·安托瓦内特并未怀有敌意；她只是傲气大大受挫，才怀有恶意，只希望得到一个小小的报复就足矣。如今她心满意足，不仅如此：她还因为公开获胜感到羞愧，感到胆怯。因为她还是有足够的聪明，自然知道，她的权力是建筑在很不牢靠的双脚之上的，是建筑在一个迅速衰老的男人患痛风病的双腿之上。这位六十二岁的国王，只消得一次中风，明天这个黄毛小丫头就是法兰西王国的王后；一道监禁令，这样一张送人进巴士底狱的通行证，很快就会签署。因此杜巴里夫人刚刚战胜玛丽·安托瓦内特，就一个劲地真心诚意、老老实实地拼命设法和太子妃和解。她强压怒火，控制傲气，一再出席太子妃的社交晚会。尽管太子妃对她不理不睬，她丝毫也不露出生气恼怒的神气，而是通过通风报信的人和偶尔派出的信使，让太子妃知道，她对太子妃是多么怀有好感。她千方百计地想在她的情人国王那里，为她往日的敌人求得恩宠；最后她甚至采用大胆已极的手段：既然她知道无法用表示亲近，显示盛情的方法赢得玛丽·安托瓦内特，就试图收买她的恩宠。宫廷里都知道——可惜知道得太清楚，就像日后臭名昭著的项链事件所表现的那样——玛丽·安托瓦内特对于珍贵的首饰毫无顾忌地表示痴迷。于是杜巴里就想——十年之后，红衣主教罗昂也同样遵循这条思路——也许有可能通过馈赠，使玛丽·安托瓦内特上钩。有一个大珠宝商，也就是项链事件中同一个波希米亚人，拥有一副钻石的耳坠，估计约值七十万里弗尔。玛丽·安托瓦内特很可能已经悄悄地，或者公开地欣赏过这件首饰，杜巴里夫人获悉她的欲念。因为有一天，夫人通过一位宫廷命妇悄悄告诉玛丽·安托瓦内特，她若真想拥有这副钻石耳坠，夫人极为乐意去说服路易十五，把这副耳坠馈赠给她。但是玛丽·安托瓦内特对于这一无耻的建议毫不理睬，不作回答，一脸蔑视的神气，转过脸去，继续冷漠地从她的敌人面前走过；不行，即使给她全世界皇冠上所有的珠宝，这个公开使她蒙受一次屈辱的杜巴里夫人，休想从她嘴里再听到第八个字。在这个十七岁的少女心里，一股新的傲气，一种新的沉稳已经开始萌生：她用不着仰仗别人的恩惠和赏赐获得珠宝，因为她的额上已感到即将戴上王后的冠冕。

[1] 叶卡特琳娜二世，亦称叶卡特琳娜大帝（1729—1796），俄国女沙皇，开明专制主义的代表人物。

[2] 卢西弗，即魔鬼撒旦。

[3] 约瑟夫二世（1741—1790），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玛利亚·特蕾西亚的长子，玛丽·安托瓦内特的长兄，协同女皇执政。

[4] 弗朗茨·约瑟夫一世（1830—1916），奥地利皇帝，1848年即位至1916年逝世一直执政。皇后伊丽莎白，即茜茜公主，他们的儿子为储君鲁道夫大公，1889年皇储自杀，于是立侄儿斐迪南大公爵为储君。1914年，储君在塞尔维亚遇刺身亡，引发1914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1916年弗朗茨·约瑟夫一世死后，侄孙卡尔一世为奥皇。

第五章 征服巴黎

在夜色迷蒙的晚上，站在凡尔赛的山丘上，可以望见巴黎的灯火辉煌映照在天上。这座城市离开凡尔赛宫如此之近，乘坐一辆加了弹簧的单马双轮轻便车，沿着大街驶去，两小时就到达巴黎，步行前去也用不了六个小时——新婚的太子妃在大婚之后的第二天、第三天或者第四天想去探访一下她未来王国的首都，还有什么比这更自然的呢？但是礼仪的本意，或者不如说，礼仪的荒谬恰好就在于压制或扭曲生活中各种形式的自然之事。对于玛丽·安托瓦内特，在凡尔赛和巴黎之间横亘着一道视而不见的栅栏：礼仪。因为只有在发表了特别宣告之后，并且事先获得国王陛下的恩准，法兰西的王太子和他的夫人才能第一次庄严隆重地踏进首都。但是恰好是这个庄严隆重的入城式，这个“欢快的入城式”，那些亲爱的亲戚就千方百计、想方设法把它一拖再拖，直拖下去。那几个假仁假义的老姑妈、杜巴里夫人和那对野心勃勃的御弟——普罗旺斯伯爵和阿尔托阿伯爵，尽管平时相互之间水火不容，互为寇仇，可是在这件事情上，他们都齐心协力，一同拦阻玛丽·安托瓦内特通向巴黎的道路。他们不愿让她赢得这一胜利，彰显她未来崇高的地位。宫廷里的这一阴谋集团每个礼拜，每个月都会变着法子想出一个不同的障碍。就这样，六个月，十二个月，二十四个月，三十六个月，一年两年三年过去，玛丽·安托瓦内特还依然被囚禁在凡尔赛黄金的栅栏后面。到1773年5月，玛丽·安托瓦内特终于失掉耐心，展开公开的攻击。既然宫廷礼仪官对于她的愿望，频频摇晃他那戴着扑粉假发的脑袋，玛丽·安托瓦内特径直前去求见路易十五国王陛下。国王陛下并未发现她的这一请求有丝毫怪异之处，再说他对一切美女全都心软耳软，立刻对他那迷人的孙媳妇的要求表示赞许，使得整个阴谋集团大为恼火。国王陛下甚至同意，由玛丽·安托瓦内特自己选定举行这庄严隆重的入城式的日子。

玛丽·安托瓦内特选定6月8日。现在，既然国王陛下已经恩准了她的请求，这个恣肆放纵的女人就想对她深恶痛绝的宫廷清规戒律，再悄悄地开一个玩笑。这些条条框框竟然把她和巴黎隔开了三年之久，就像有些钟情的新婚男女，在家里预想不到的情况下，在神父祝福他们之前，早已度过了他们缠绵悱恻、柔情万种的夜晚，悄然偷尝了禁果的美味，玛丽·安托瓦内特也说服她的丈夫和她的小叔子，就在公开举行进入巴黎的隆重仪式之前，偷偷地访问巴黎一次。在欢快的入城式之前几个礼拜，他们在夜深人静时，下令把国王专用的豪华马车配上马匹，乔装打扮，蒙上面纱，驱车前往圣城麦加——巴黎，参加歌剧舞会，驰进这座紫禁城。第二天一早，他们在望早弥撒时，穿得规规矩矩地露面。这次并未得到恩准的冒险行径完全没有被人发现，没有任何麻烦。可是玛丽·安托瓦内特却顺利地对她极端痛恨的礼仪，第一次报仇雪恨。

在她偷尝了乐园里的禁果巴黎之后，那次公开的庄严隆重的入城式便显得更加气势磅礴。

在法兰西的国王恩准之后，天国的君王也神态庄严地表示赞同：6月8日这一天是个阳光灿烂万里无云的夏日，一望无际的人流都被吸引出来充当观众。从凡尔赛到巴黎的这条大街，倏时变成密密麻麻、汹涌澎湃的男女人群汇成的丛林。人们挥动帽子，迎风招展的彩旗和五彩缤纷的花束、花环。首都的总督，德·布利萨克元帅，在城门口等待着披上节日盛装的皇家豪华马车，为了毕恭毕敬地向和平的征服者献上银托盘里的城门钥匙。然后集市上的妇女们，今天都走来（以后她们欢迎玛丽·安托瓦内特，态度将会多么不同！）献上当年初生的鲜花和水果，并且宣读王朝的格言。紧接着，荣誉军人教堂、市政厅和巴士底狱都响起隆隆的礼炮声。皇家豪华马车缓缓驰过全城，沿着推勒里码头一直驰到巴黎圣母院；无论走到哪里，在大教堂，在各个修道院，在大学，人们发表致辞，对他们表示欢迎。他们驰过特地为他们建造的凯旋门，穿过密如森林的旌旗。但是对他们最为真诚的欢迎则来自民众，正等待着的上万人，十几万人从这座巨大无朋的城市的大街小巷，像潮水般汹涌而出，汇集起来，来观看这对年轻的夫妇。这位意想不到的迷人女子的模样激起了难以名状的激情。大家热烈鼓掌，欢呼雀跃，挥舞手帕、帽子，孩子们、妇女们都挤了过来。玛丽·安托瓦内特从推勒里宫的阳台上，看见这激情洋溢的人群激起的一望无际的汹涌波涛，简直吓了一跳：“我的上帝，这么多人！”这时站在她身边的德·布利萨克元帅鞠了一躬，以真正法兰西式向妇女献殷勤的口气答道：“夫人，但愿太子殿下不会不悦，但是您在这儿看见的二十万人都钟情于您。”

玛丽·安托瓦内特和民众的这第一次邂逅，给她留下悚然震惊的印象。她的天性不大沉思默想，但是能够迅速领悟，她理解一切事件，总是只凭直接的个人印象，只凭亲眼看见的直接观感。摇晃的旗帜，欢呼的声响，晃动的帽子汇成的一望无际、活生生的浩渺森林，无名的民众组成的温暖波涛，奔腾呼啸着向她涌来，只有在这种时刻，她才第一次预感到命运把她抬上的地位，拥有什么样的耀眼光芒和显要意义。迄今为止人们在凡尔赛宫称呼她为“太子妃夫人”，但这只是千百种其他称号中的一种。在漫无止境的贵族阶梯上，只是上面的一步，僵硬的一个级别，是个空洞的字眼，冰冷的概念。现在玛丽·安托瓦内特第一次感性地理解到，“法兰西王国太子妃”这个称呼所内含的炽热意义和高傲预兆。她深受震撼地写信给她母亲：“上星期二我经历了一次盛典，我今生今世都永远不会忘记：我们进入巴黎的入城式。人们想象得出的一切荣耀，我们全都收到。但是感动我最深的并不是这些，而是可怜的百姓显示出来的柔情和激情。尽管处于沉重税收的高压之下，依然因为见到我们而欢欣鼓舞。在推勒里宫的御花园里人群如此众多，足足有三刻钟，我们进退不得。这次散步之后回来的路上，我们在露天的平台上又足足待了半个小时。我亲爱的母亲，我简直没法向你形容大家在这一时刻，向我们迸发出来的爱和欢乐。在我们退下来之前，我们还向民众挥手致意，他们高兴之极。处于我们的地位是多么幸福啊，我们可以如此轻易地就赢得友谊。可是再也没有更加珍贵的东西了，这点我已经很好地感觉到，我永远也不会忘记这点。”

这是我们从玛丽·安托瓦内特给她母亲的书信里听到的最初真正个人的字句。这些强烈的印象，立刻就映入她那容易感动的天性。民众向她表现出来的强烈的爱，并不是她应该得到的，她为此深受震撼。在她心里，激起了一种既感激又宽容的感情。但是玛丽·安托瓦内特接受得快，忘记得也快。对巴黎又进行了几次访问之后，她就把民众的欢呼当作理所当然的崇敬，理应属于她的等级和她的地位，对此她像孩子似的不假思索地欣喜异常，就像接受人生给她的一切馈赠。她觉得让这些热情的民众簇拥着，受到排山倒海似的欢呼，受到这些素不相识的民众的爱戴，真是奇妙：从此她就把享受这两千万民众的热爱，当作她的权利。丝毫没有想到，权利也意味着义务，即便是最纯洁的爱，如果没有感到回报，最终也会疲惫。

初次访问，玛丽·安托瓦内特就征服了巴黎。但与此同时，巴黎也征服了玛丽·安托瓦内特。从这天起，她就迷恋上了这座城市。她常常——不久就过于经常——驱车前往这座诱人的有着无尽娱乐的城市；有时，青天白日，盛装打扮，带着全体宫廷命妇；有时轻车简从，只带少数亲信，夤夜出游，上剧院，赴舞会，以私人身份，以令人难堪，或者并不令人难堪的方式尽情欢娱。现在，摆脱了宫廷日历一成不变的时间安排，这个半大不小的女孩，这个野性十足的女孩才意识到，凡尔赛宫这座拥有几百扇窗户的大理石、砖石砌成的匣子里面鞠躬屈膝如仪，阴谋诡计不断，庆典盛会举止僵硬，是多么阴森可怕令人厌恶。三位嘴巴尖刻，绷着臭脸的姑妈，多么令人厌烦。而她早上不得不和她们一同去望弥撒，晚上和她们坐在一起，编织长筒袜子。和巴黎自然而然，无拘无束，奔流不息的旺盛精力相比，她觉得整个宫廷这套上朝、觐见，既无欢笑又无自由，总是摆出神气活现的姿态，这场永远跳个没完的小步舞，永远摆出同样的造型，做出同样精密刻板的动作，稍稍失礼，人们就总是表示大惊失色，简直鬼气森然，既像木乃伊一样干瘪，又矫揉造作，极不自然。玛丽·安托瓦内特觉得，她似乎逃出一座暖房，进入自由的空气。在这里，在这浩若烟海、纷纷扰扰的巨大城市里，你可以倏而消失，隐遁无踪，摆脱每天日程安排的无情指针，和偶发事件戏谑玩耍。在这里可以依着自己的性子生活和享受，而在那边只为镜子而活着。于是现在每周定期有两三次，一辆皇家豪华马车里坐着几个浓妆艳抹的女人，夤夜驰往巴黎，直到破晓时分才返回凡尔赛。

那么玛丽·安托瓦内特在巴黎看些什么呢？开头几天，她出于好奇，还参观各处名胜古迹、博物馆、大型商店，她参观了一次民间节庆，甚至参观了一次绘画展览。但是这一来，她对巴黎城里的知识需求，在今后二十年里完全得到满足。此外她就专门出入娱乐场所，定期造访歌剧院、法兰西喜剧院、意大利喜剧院，参加舞会，化装舞会，出入赌场。恰好是今天那些富有的美国女人心向往之的“夜巴黎，欢乐之城巴黎”。最最吸引玛丽·安托瓦内特的是歌剧舞会，因为化装舞会上的行动自由，是允许她这个地位显赫的囚徒所能享受的唯一自由。一个眼睛上罩着面具的女人可以开点玩笑，找点乐子，这是一位太子妃平时不可能干的事情。她可以找些陌生的骑士来进行几分钟轻松欢快的谈话——那个乏味无能的丈夫正在家里睡大觉——她可以和一个名叫费尔森[1]的，令人着迷的年轻瑞典伯爵坦诚攀谈，在面具的掩护下，和他聊天，直到宫廷命妇们又找一个人到包厢里来为止：在这里可以无忧无虑地纵情欢笑，唉，在巴黎可以纵情欢笑，乐享人生！这些年，她从未踏进过一家市民的住房，从未出席过一次议会的会议，或者参加过一次法兰西学院的会议，从未造访过一次医院、市场，从来没有一次试图了解她的人民日常生活的一星半点。在这些探访巴黎的放荡行为过程中，玛丽·安托瓦内特总是待在消遣娱乐的花花世界金碧辉煌的狭小圈子里，自以为对于善良的百姓，对这些“善良的人民”，只要微笑着慵懒地回答他们热情洋溢的问候，就已经够了。你瞧，他们总是兴高采烈地成群结队夹道欢迎。同样，她在剧院里走到脚灯的护栏前面，贵族们和富裕的市民们也高声欢呼。晚上，当她驱车驶进巴黎城里，人们刚拖着疲惫的脚步下班回家。早上六点，“人民”又赶着前去工作。这个年轻女人总觉得她欢快懒散的生活，喧闹的寻欢作乐总是被人赞同，到处被人赞同。她这样恣肆放纵，这样轻浮地打发日子，又有什么不对？玛丽·安托瓦内特凭着年轻狂热，因为自己无忧无虑，幸福欢快，就傻乎乎地以为全世界也都欢欣异常，无忧无虑。可是，正当她毫无猜忌地认为，她到巴黎去的寻欢作乐之行，使她背离了宫廷，使自己相当亲民，实际上二十年之久，她乘坐镶着玻璃窗、装了弹簧的奢侈豪华的马车，和真正的人民，和真正的巴黎擦肩而过。

巴黎的接待产生强烈的印象，使玛丽·安托瓦内特的气质发生了一些变化。外界的赞赏总会加强自身的自尊心：一个年轻女子，成千上万人向她证实，说她容貌美丽，立即意识到自己美丽而变成更加美丽；同样这个腼腆羞怯的少女，在凡尔赛宫里迄今为止一直觉得自己是个外人，是多余的人，现在在她的性格里，一种年轻的，她自己也深感意外的高傲，完全消除了她的忐忑和羞怯；这个十五岁的少女，一向受到大使和忏悔师、姑妈和亲戚们的庇护和管束，轻手轻脚地走过各个房间，看见每一个宫廷命妇都蜷缩起身子，低下头去，这样一个姑娘已经消失。玛丽·安托瓦内特现在一下子学会了长久以来人们要求她保持的尊贵威严的仪表；她从内心昂首挺胸起来；她挺直腰板，仪态优雅地把所有宫廷命妇视为臣仆。她身上的一切全都改变，她的性格开始显露出来。她的笔迹也突然一下子发生改变：原先是笨拙迟钝，孩子气的字母写得老大，现在纤细的女性字体密密麻麻地写在秀气的明信片上。当然，她性格中那股极不耐烦的不大连贯、不假思索的劲头并没有完全从她的字体上消化。可是在她文字的表达上，却已开始表现出某种独立自主的神气。现在这个热血沸腾的少女感情充盈，浑身洋溢着青春活力，渴望过一个个人的生活，热爱上一个人。可惜政治把她拴在这个蠢笨的丈夫身上，而他还不是男人。既然玛丽·安托瓦内特的芳心还别无所属，她还没有找到另外一个可爱的男人，这位十八岁的少女便爱上了她自己。谄媚这剂甜蜜的毒药，在她的血管里炽热地奔流。人家越赞赏她，她就越要人家赞赏。在她还没有通过法律成为全国的女主人之前，她希望作为女人，通过她的爱娇妩媚让整个宫廷，整座城市和整个国家作为她的臣仆，一旦自觉地认识到自己的力量，便产生欲望，要尝试着施展自己的力量。

恰好——简直可说：例外地有一个绝妙的契机，使这位少妇进行第一个试验，看她是否能把她的意志强加到整座宫廷和这座城市之上。音乐大师格鲁克完成了他的歌剧《伊菲盖妮》，想要看到他的这一作品在巴黎首演。对于极通音律的维也纳宫廷而言，大师的成功也是宫廷的光荣，玛利亚·特蕾西亚女皇、考尼茨、约瑟夫二世皇帝，都期待太子妃能为大师扫平道路。在评定艺术价值方面，无论是在音乐、绘画和文学方面，玛丽·安托瓦内特的鉴别能力并不出色。她有某种自然的品味，但是不善独立审视，只是慵懒地表示好奇，顺从每种新的时尚，对于社会上公认的一切，表示五分钟的热度，喜欢一阵。她缺乏进一步深入理解的能力。玛丽·安托瓦内特从来没有把一本书从头念到尾，善于回避每一种言辞恳切、谆谆教导的谈话，她的性格并不具备必要的做出真正判断的前提条件：严肃认真，敬畏之心，尽心费力，深思熟虑。艺术对她而言，只是人生的装饰，其他娱乐当中的一种。她只知道毫不费劲的享受，因而也永远不是真正的艺术享受。在音乐方面，她也像在其他方面一样，只是懒懒散散地使了点劲。在维也纳上大师格鲁克的钢琴课，没有取得多大进展，她业余地弹奏一下羽管键琴[2]，就像她有时候在舞台上演戏，在亲密的小圈子里唱歌一样。不言而喻，她自然毫无能力预感到，并且理解歌剧《伊菲盖妮》的新颖别致和气势磅礴，丝毫也没注意到她的同胞莫扎特[3]就在巴黎。但是玛利亚·特蕾西亚女皇嘱咐她关照格鲁克，她对这个表面上非常厉害，肩膀很宽，和蔼可亲的大师的确怀有一种非常有趣的好感。另外，正因为当时在巴黎，意大利歌剧和法兰西歌剧阴险地串通起来，共同抵制这个“野蛮人”，玛丽·安托瓦内特也就要利用这个机会，显示一下她的力量。正好宫廷乐师先生们纷纷宣称，这出歌剧“无法上演”，玛丽·安托瓦内特便立即迫使有关方面，接受这出歌剧，马上开始排练。格鲁克这位大师身材粗壮，脾气暴躁，具有大艺术家那种狂热的、绝不退让的态度，当然让玛丽·安托瓦内特对他的庇护很不容易。在排练时，他愤怒地大肆叱责备受娇宠的女歌手们，弄得这些女歌手流着眼泪，直奔那些身为显贵的情人哀声诉苦；这位大师对于那些不习惯于这样认真排练的乐师们，无情地纠缠不休，像个暴君似的控制着歌剧院，通过紧闭的大门，听见他洪亮的嗓子像跟人吵架似的大声咆哮。不下十几次，他威胁着要撂下挑子，什么也不顾，返回维也纳，只是因为害怕他那身为太子妃的恩主，才阻止他酿成一桩骇人听闻的丑闻。终于，初演决定在1774年4月13日举行。王宫已经订下了座位和豪华的王家马车。这时一位歌手病倒，得赶快用另一位歌手代替。不行，格鲁克下达命令，初演得延期举行。大家拼命求他，他在想什么呢，宫廷已经做好安排，一个作曲家，更何况是个市民阶级的作曲家，而且还是个外国人，竟敢因为一个勉强还算不错的歌手生病，就彻底推翻宫廷的崇高命令，一切显贵的老爷和夫人的安排。这个土里土气的乡下顽固脑袋大叫大嚷，这一切他都满不在乎，他宁可把他的歌剧总谱扔进火堆，付之一炬，也不愿凑凑合合地上演他的歌剧。他怒气冲冲地跑去见他的恩主玛丽·安托瓦内特。玛丽·安托瓦内特觉得这位野性十足的大师非常逗乐。她立刻站在这个“善良的格鲁克”这边，宫廷豪华马车又都退掉，歌剧改在19日初演。王子们十分生气。另外，玛丽·安托瓦内特又让警察局长采取措施，阻止这些显贵们吹口哨、喝倒彩来发泄他们对这位作曲家的气恼，此人并非宫廷成员：她特别明显地公开表示，她的这个同胞的事情也就是她的事情。

《伊菲盖妮》的首次公演的的确确是一大胜利，但是，与其说是格鲁克的胜利，不如说是玛丽·安托瓦内特的胜利，各报和公众态度相当冷漠；认为歌剧中“有几段非常精彩，有几段非常平淡”。因为在艺术中总是这样，大胆独创的作品乍一看很难为顽固不化的公众所理解。可是玛丽·安托瓦内特把整个宫廷都拖来观赏这次首演；甚至她的丈夫，这位储君平素绝不会为了虚幻世界的音乐而牺牲他的狩猎。对他而言，撂倒一头牡鹿比九位缪斯女神加在一起都更加重要。既然合适的气氛不是立即就能出现，玛丽·安托瓦内特便在每一首咏叹调唱完之后，就从她的包厢里特意鼓起掌来。出于礼貌，她的小叔子们、弟媳妇们和整个宫廷显贵也都跟着使劲鼓掌。这样，尽管搞了不少阴谋活动，这晚的演出成为音乐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格鲁克征服了巴黎。玛丽·安托瓦内特第一次向巴黎城和宫廷公然贯彻了她的意志：这是她的个性取得的第一个胜利。这个年轻女人第一次向整个法兰西显示她的实力。再过几个礼拜，王后的称号将确认她的权力，而她凭着自己的能力早已独断专行地赢得了这种权力。

[1] 汉斯·阿克瑟尔·封·费尔森伯爵（1755—1810），瑞典政治家，玛丽·安托瓦内特的情人，1779年起在法国军队中服役，接近法国王室。

[2] 流行于十六至十八世纪之间的键盘乐器，后来为钢琴所取代。

[3] 沃尔夫冈·阿玛代乌斯·莫扎特（1756—1791），奥地利天才作曲家，1763、1766、1778年曾三度到达巴黎。

第六章 国王驾崩，国王万岁！

1774年4月27日，路易十五国王在狩猎时，突然感到浑身无力，脑袋剧痛，便返回他心爱的王宫特丽雅侬。夜里，大夫们诊断国王发烧，立即把杜巴里夫人接到国王陛下的床边。第二天早晨，大夫们忧心忡忡地开出医嘱，把国王陛下迁往凡尔赛宫。即使无情的死亡，也必须服从更加无情的礼仪的规定：法兰西的国王除了在自己的御床上之外，不得在任何其他地方罹患重疾或者晏驾。陛下生病得在凡尔赛宫。在凡尔赛宫立即有六名医生，五名外科医生，三名药剂师，总共十四人环侍在国王病床周围，每小时每个医生都要为他切脉六次。但是全凭偶然做出诊断。晚上有个仆人举起蜡烛，守在床边的医生中有一位在病人脸上发现恶名远扬的红斑，整个宫廷整座皇宫从上到下立即明白：这是天花！一阵恐惧的狂风吹过整幢巨大的宫殿，害怕传染的恐惧。果然往后几天，就有几个人受到传染，但是比害怕传染更强烈的恐惧乃是，国王一旦晏驾，宫中朝臣害怕失去自己的地位。国王的三个女儿表现出真正虔信者的勇气，她们白天守在国王的病床旁边，杜巴里夫人做出自我牺牲，夜里守在病人床边。可是太子和太子妃则相反，由于有传染的危险，宫廷家规禁止他们踏进国王的寝宫：三天以来，他们两人的性命变得珍贵了许多。现在猛地一下子，宫廷就分成两派。在路易十五的病榻边，老一辈的人，昨日的势力，三位姑妈和杜巴里夫人守护着、颤抖着；他们知道得很清楚，只要国王发烧的嘴唇呼出最后一口气，他们的辉煌就此终结。而在另外的房间里聚集着新一辈人，未来的路易十六国王，未来的王后玛丽·安托瓦内特和普罗旺斯伯爵，只要他的哥哥路易还下不了决心生下子嗣，伯爵就暗地里觉得自己也是未来的王位继承人。在这两个房间之间横亘着命运。谁也不许踏进病房，统治王国的旧日太阳正在陨落。谁也不许踏进另一间房，那里王权的崭新太阳正冉冉升起：而在两间房间之间，在巨大的前厅里，宫廷群臣正战战兢兢摇摆不定地等待着，犹豫不决，不知向哪里去表述他们的愿望，是倒向垂死的国王，还是倒向未来的国王；是倾向西沉的落日，还是倾向初升的朝阳。

在这期间，致命的疾病彻底摧毁了国王那消耗殆尽、衰朽不堪、精疲力竭的躯体。活着的肉体，肿得令人毛骨悚然，布满脓包，正在逐渐溃烂，但是一刻也未丧失意识。三位女儿和杜巴里夫人需要极大的勇气坚持下去，因为尽管窗户洞开，瘟疫般的恶臭依然弥漫整个国王的寝宫。不久大夫们退到一旁，他们认为国王病体已经没救——于是开始另一场斗争，为拯救这罪恶的灵魂而进行搏斗。但是可怕的事情发生了：神父们拒绝走近国王的病床去听他忏悔，让他领取圣体；这位垂死的国王这么久过着极不虔诚，纵情淫欲的生活，得先要证明他确有悔过之意才行，先得把那阻止他改过自新的绊脚石搬开，就是拼着老命守护在他床边的那个情人，她曾有违基督教的教义，和国王同床这么多时间。恰好现在落得孤家寡人最后孤寂的可怕时刻，把他唯一内心牵挂的女人遣走，国王实在难下决心。但是他越来越害怕地狱的烈火，恐惧卡住他的咽喉。他以近乎窒息的声音和杜巴里夫人诀别。夫人立即毫不引人注目地被人用一辆马车，送到附近的一座小府邸里：她得在那里静候，等国王陛下得以康复再返回凡尔赛宫。

等到国王做出了这个明显的悔罪行动之后，他才有可能进行忏悔，领取圣体。三十八年来整个宫廷里最最清闲、无所事事的人，国王的忏悔师才迈步走进国王的寝宫，房门在他身后关闭。守候在前厅里的那些宫廷权贵们深感遗憾的是，他们不能听见这位鹿苑国王的长篇罪孽的目录（若能听见，一定非常有趣）。但是他们手里握着怀表，在门外仔细地计时，至少他们恶毒的酷爱丑闻的心里能够记下，一位路易十五国王需要多少时间，来承认他所有的沉重罪孽和放荡行为。恰好过了十六分钟，房门终于又一次打开，忏悔师走出门外。但是有些迹象指出，路易十五还没能得到最后的赦免，一个三十八年来，从未涤荡过他那罪孽深重的心灵，当着他儿孙的面在耻辱和肉欲之中生活的国王，教会还要求他经受一次更深的羞辱，不仅是这样一种秘密的忏悔。正因为他曾是世上至高无上的统治者，自以为可以无忧无虑地，妄自凌驾于教会法律之上，教会这时才要求他在无上至尊的上帝面前，特别谦卑地深深低下他的脑袋。这位罪孽深重的国王必须为他有辱身份的一生，公开地在众人面前，向众人表示悔恨。只有这样才能让他领取圣体。

第二天早上，上演了极为精彩的一场好戏：基督教世界权力无限的独裁者，必须在他自己的一群聚集一堂的臣仆面前当众赎罪。宫廷整个台阶站满了手执武器的近卫军，从小教堂直到临终的房间。瑞士卫队分成两行，夹道站立。等到崇高的神职人员手捧圣爵[1]，在华盖之下汇成庄严的队伍走进皇宫，立即擂起沉郁的鼓声，所有的人都手执点燃的蜡烛。走在大主教及其随从身后的是太子和他的两位御弟，王子们，公主们。为了护送最为神圣的圣体直到门边，他们在门口停步，双膝跪下。只有国王的三个女儿和没有王位继承权的王子们，跟随着崇高的大主教走进垂死国王的卧室。

在鸦雀无声的寂静之中听见红衣主教低声致辞，通过敞开的房门看见他施予圣体，然后出现充满惊怵和敬畏的意外瞬间——红衣主教走到通向前厅的门槛边，向汇集一堂的全体宫廷人员扬声说道：“先生们，国王陛下委托我告诉你们，他请求上帝宽恕他对上帝所做的侮慢和他为全国人民所树立的坏榜样。他答应，如果上帝重新使他恢复健康，他将进行赎罪，支持宗教信仰，减轻他人民的命运。”大家听见从病床上传来一阵轻声的悲叹，只有站在最近处的人清楚听见垂死的人喃喃说道：“我愿意，我自己有力气亲自说这番话。”

现在发生的事情，只是一阵惊恐。不是一个人在死去，而是一具周身肿胀，业已发黑的腐尸在溃烂下去。但是路易十五的躯体奋力抗拒这不可阻拦的死亡，就仿佛他波旁王室列祖列宗的力量都凝聚到他身上。这些日子对于所有的人都可怕已极，仆人们闻到那可怕的腐臭，纷纷晕倒。三个女儿迸出最后的力气守护在病床旁边。大夫们早已表示回天无力，放弃治疗。宫廷显贵越来越焦躁不耐地等候着这出令人憎恶的悲剧赶紧终场。楼下王家豪华马车早已在几天前就已套上马匹，准备起驾。为了避免受到传染，只等老国王一旦晏驾，新即位的路易国王就必须一刻也不耽搁，带着他的全部随从，迁居舒阿西宫。骑士们早已装上马鞍，箱子都已装好，仆人们和马车夫们在楼下等了一小时，又一小时；大家都凝视着弥留者的窗户上点燃的一支小蜡烛。这是大家约定的信号，——只等某一时刻这支蜡烛就要吹灭。但是这位老波旁王朝的国王身材魁梧，还是足足抗争了整整一天。星期二，5月10日，三点半，这支蜡烛熄灭了。悄声耳语顿时变成轰然巨响。消息像一阵奔流的波浪，从一个房间流向另一个房间，呼声犹如越来越响的风声：“国王驾崩，国王万岁！”

玛丽·安托瓦内特和她的丈夫在一间小房间里等候。突然之间，她听见那阵神秘的汹涌澎湃的声响，一阵话语喧哗，犹如一阵听不清楚的江涛拍岸，从一个房间传到另一个房间，越来越近，就仿佛狂风暴雨袭来，房门应声洞开，德·诺阿伊夫人走进屋来，跪倒在地，作为第一人称呼玛丽·安托瓦内特为王后。在德·诺阿伊夫人身后，其余的人蜂拥而至，人数越来越多，整个宫廷显贵悉数涌来，每一个人都想迅速赶来表示朝贺，每一个人都想显现自己，被国王王后发现自己是最初前来朝贺的人当中的一个。鼓声隆隆，军官们挥舞佩剑，千百张嘴同时山摇地动般地发出呼喊：“国王驾崩，国王万岁！”

玛丽·安托瓦内特作为太子妃走进这个房间，如今作为王后走出这个房间。在遭人抛弃的房子里，人们吁了口气，放下心来，迅速地把路易十五业已呈蓝黑色、无法辨认的尸体装进早已备好的棺材里，只想尽量不惹人注意地加以安葬。与此同时，宫廷豪华马车载着一位新的国王、新的王后驶出凡尔赛宫镀金的花园大门。在大街上，百姓向他们高声欢呼，就仿佛随着老国王殡天，百姓苦难也就此终结。随着新国王和王后登基，将开启一个新世界。

那位信口胡扯的老太太康庞[2]夫人，在她那时而甘甜如蜜，时而泪洒满纸的回忆录里告诉我们，当路易十六和玛丽·安托瓦内特获得路易十五驾崩的消息时，跪倒在地，啜泣着高呼：“我的上帝啊，保护我们，保佑我们吧！我们太年轻太年轻，难以胜任治理国家。”这是一则十分动人的轶事，真是天晓得，满可以用来充当一本儿童读物。可惜的只是，它和大多数有关玛丽·安托瓦内特的轶事一样，有个小小的缺点：杜撰得过于笨拙，完全不符合心理学。因为这样一种假仁假义的感动，完全不适合那位冷血如鱼的路易十六。他完全没有理由为了这样一个事件而感到心灵震撼。八天以来，宫廷上下都手里握着怀表时刻期盼着这一事件的发生。这种假模假样的感动更不适合玛丽·安托瓦内特。她心里无忧无虑地接受时光的这一馈赠，就像接受任何一种礼物一样。并不是她野心勃勃，渴望掌权或者迫不及待地想抓住王笏，当朝执政；玛丽·安托瓦内特可是从来也没有梦想过要变成一位伊丽莎白女王，一位叶卡特琳娜女沙皇，一位玛利亚·特蕾西亚女皇。她心灵的干劲太少，智力的幅度过窄，性格过于懒散，不会想做这样一位女统治者。她的愿望，就像在每一个性格平庸的人身上那样，永远不会超过她自己的个人范围；这位少妇并无政治理念，想强加在世界之上，毫无压迫别人或者侮辱别人的愿望；从小开始，她拥有一种强烈的，倔强的，往往是孩子气的独立自主的本能。她不想统治别人，也不愿意被任何人统治和影响。充当女主人，对她而言，仅仅只是自己得以自由，经过三年多受人管束，受人监护，她现在第一次感到无拘无束，没人再在这里命令她停住（因为严厉的母亲住在千里之外，她那卑躬屈膝的丈夫战战兢兢地提出什么抗议，她都付之一笑，不屑一顾）。从太子妃升到王后，这举足轻重的一步，使她终于置身于众人之上，不再臣属于任何人，只听从于她自己任意妄为的脾气。姑妈们的哭哭闹闹终于结束了，也不用再到国王那里去请求恩准，是否允许她驱车前去参加歌剧舞会。她那切齿痛恨的敌人，杜巴里那个女人的骄横也都过去了，明天就打发这个女人永远滚到流放地去，她身上的珍宝永远也不会在晚宴上闪闪发光。在她的闺房里，永远也不会再有公侯们、国王们竞相亲吻她的手。玛丽·安托瓦内特骄傲地抓住落到她头上的王冠，不因自己的骄傲而感到羞耻。她写信禀告母亲：“尽管上帝让我在生下来时，就具有我现在拥有的那个爵位，我不由自主地赞赏上苍的善心好意，选拔我，您最小的女儿来君临欧洲这个最美丽的王国。”在这番宣告之中，谁若没有听出她内心深处的欢快余音，实在是耳朵不灵。正因为她只感觉到她地位的显赫宏伟，没有同时感到她的责任，她便无忧无虑、轻松愉快地登上了王后的宝座。

玛丽·安托瓦内特刚刚登上宝座，喧闹的欢呼之声便从内心深处响起。这两位年轻的国君和王后，还什么也没允诺，什么也没遵守，万众便向他们表示热情欢迎。永远相信奇迹的人民梦想，是不是一个黄金时代就此开启？那个吸尽百姓骨髓的先王情妇已被流放，那个对民间疾苦漠不关心的老淫棍路易十五已被埋葬。一位年轻单纯，勤俭节约，谦虚谨慎而且十分虔诚的国王，一位迷人、可爱、年轻、心地善良的王后正统治着法兰西。在所有的橱窗里都引人注目地陈列着这一对新王夫妇的肖像。人们怀着完全未被销蚀的希望，热爱着他们。他们每做一件事情都受到百姓的热情欢迎。便是终日提心吊胆不知所从的整个宫廷也开始高兴起来：现在又会举行舞会和阅兵式，又会有欢快和新的人生欢乐，青春和自由又将笼罩一切。人们长吁一口气，欢送老国王殡天，整个法兰西的钟楼上敲的丧钟，声音清越欢欣，就仿佛在欢度一个节日。

整个欧洲，只有一个人听到路易十五的死讯感到真正的激动和惊讶，那就是玛利亚·特蕾西亚女皇，因为她为一种忧郁的预感所侵袭。作为女皇，她历经三十年的艰辛，深知一顶王冠的重量。作为母亲，她深知自己女儿的弱点和错误。她真心诚意地希望看见她女儿登基为后的时刻能够推迟，直到这个头脑轻浮、毫无顾忌的女孩能够更加成熟，更能抵御她挥霍无度的癖好对她的诱惑。这位年迈的女人，心情沉重，阴郁不祥的预感似乎压得她忧心忡忡。她在得到这一消息后写信给她忠心耿耿的使臣：“得到这一消息我万分激动，但是我更为我女儿的命运思虑万千。她的命运可能会灿烂辉煌，也可能极端不幸。国王，大臣，国家的地位不能让我看到任何使我安心的东西，她自己实在年轻极了！她从来不曾追求过更加严肃的事情，也永远不会，或者几乎不会有这样的追求。”对于她女儿颇为得意的通报，她的回答也充满忧伤：“我对你新近获得的尊荣，不作任何祝贺。获得这个尊荣，代价昂贵，倘若你不能下定决心，过着这同样安静而纯洁的生活，还将付出更加高昂的代价。多亏这位仁慈的父王宽宏大量，你这三年过着这样安静纯洁的生活，博得了你们民族的赞同和热爱。这对于你们目前的地位极为有利；但是现在需要懂得保住这个地位，善于好好利用这个地位来为国王和国家谋求福祉。你们两个都还非常年轻，负担很重；因此我忧心忡忡，的确很是担忧……我现在能给你们的忠告只是，千万不要鲁莽行事；用你们自己的眼睛好好审视一切，什么也别改变，让一切顺其自然地发展，否则会酿成混乱一片，阴谋无限。你们，我亲爱的孩子们，将会陷入这样的混乱之中，几乎难以自拔。”这位历经磨难的女皇，根据她多年的经验，从远方，以她卡桑德拉的目光通览法兰西摇摆不定的局势，比那些就近观察的人看得更为真切。她急切地请求这两位年轻的国王王后：“尤其要维护和奥地利人的友谊，从而维护世界和平。我们这两个帝国只需要安宁，来整顿自己的事情。倘若我们紧密联合，意见一致，统一行动，谁也无法扰乱我们的工作。欧洲将会获得幸福和安宁。不仅我们的人民将幸福生活，其他国家的人民也能如此。”但是女皇向她爱女警告再三的，乃是要她务必注重自己轻率散漫的个性和她耽于游乐的倾向：“我担心你的这种倾向，甚于担心你身上的其他一切，你要从事一些严肃的事情，千万不要受人诱导，恣意挥霍，这点至关紧要。一切都取决于，这个超乎我们期望的良好开端，得以持续下去。你们使人民幸福，也使你们自己幸福。”

玛丽·安托瓦内特为母亲的忧愁所感动，一再答应，再三允诺。她认认真真地承认自己的弱点，发誓改过自新。但是这位老太太的忧虑，具有先知的色彩，难以平息。她不相信这顶王冠带来幸福，不相信她女儿得到幸福。正当全世界都围绕着玛丽·安托瓦内特欢呼雀跃，向她表示羡慕，女皇在给她知心的大使信中，发出了母亲的叹息：“我想，她最美好的日子已一去不返。”

[1] 盛放圣体的金杯。

[2] 约翰娜·路易丝·亨利哀特·康庞（1752—1822），玛丽·安托瓦内特的第一贴身侍女，是王后的心腹，在1792年8月10日，推勒里宫遭袭击时曾保护过王后，王后被囚禁后，被迫离开巴黎。1823年，她关于玛丽·安托瓦内特私生活的回忆录出版，此书很有影响。

第七章 一对国王夫妇的肖像

在新王登基后的最初几个礼拜，各地的铜雕艺人、画家、雕塑家和纪念章铸造家总要忙得不亦乐乎。在法兰西，人们也激情满怀，急急忙忙地把不再“受万众爱戴的”国王路易十五的肖像搬开，换上新王夫妇庄严隆重地围上花环的肖像：国王驾崩，国王万岁！

要在路易十六的这张老实巴交的庸人脸上，加上一点恺撒似的君王气概，一个训练有素的纪念章的铸造家，用不着采用多少谄媚的本领。因为这位新王除了结实的短脖子之外，无法说他的脑袋长得不够高贵：额头均匀地向后推去，鼻子有个坚强的，简直可说是勇敢的弧形，丰满性感的嘴唇，下巴肉鼓鼓的，但是形状很是端正，侧面看去，圆圆的脸，形状很魁梧，完全讨人喜欢。特别需要美化的，主要是他的目光。这位极度近视的国王如果不用长柄眼镜，都认不清谁是谁；在这里，雕刻工人的刻刀必须费尽心思，给这双眼皮沉重、模糊不清的牛眼睛加上一点权威的气势。这位动作迟钝的路易，举止也拿不上桌面；让他穿上君王的隆重礼服，当真腰板挺直，摆出神气活现的样子，可使所有的宫廷画家都煞费苦心。因为他早年发胖，笨手笨脚，再加上眼睛近视，使他举止笨拙到可笑的地步。路易十六尽管身高几乎达到六英尺，长得身材挺拔，可是在任何公开场合，模样都极为难看堪称“可以见到的最为糟糕的外表”。他走在凡尔赛光滑的镶木地板上，脚步笨重，肩膀摇晃，“活像一个农夫走在犁杖的后面”，他既不会跳舞，又不会玩球；要是他匆忙迈步，会绊在他自己的佩剑上面。这个可怜的男人对于自己这些身体上的笨拙，十分清楚，这使他非常窘困。这种窘困新近又进而变成蠢笨，所以每个人首先有这样的印象：眼前的这位法兰西国王是个可怜的笨蛋。

但是路易十六绝不愚蠢，头脑绝不简单。只有在出场时，由于眼睛近视，受到障碍，在精神上由于腼腆（归根到底大概是因为在性的方面不够男性所致），大受障碍。进行谈话，对于这位病态羞怯的国王每次都是很费心力的一件事情。因为路易十六知道，自己思想缓慢迟钝，总是说不出的害怕。那些聪明伶俐风趣机敏的人，很快就能想到什么就说什么；这位诚实的男人和他们相比，就感到自己笨嘴拙舌，羞惭不已。可是如果给他时间整理思想，不要逼他迅速做出决定，给予回答，那么他的看法虽说绝不超群出众，但毕竟还是诚实直爽，思路健康，使得他将信将疑的谈话对手，像约瑟夫二世皇帝或者彼济翁[1]那样，都深感意外；只要他神经质的羞怯很好地得到克服，他就显得完全正常。一般说来，他宁可阅读或者书写，也不愿谈话，因为书籍静止不动，从不催逼；路易十六（人们简直难以想象）喜欢读书，读书很多，在历史地理方面，知识丰富，他不断提高他的英文和拉丁文水平，他极好的记忆力帮了大忙。他的文件和家务流水账簿都整理得井井有条、无懈可击。每天晚上，他都用清晰圆润，甚至可以用作法帖的清爽字迹，把他生活中可怜见的干巴巴平淡无奇的事件，“射杀六头麋鹿”“给我通了大便”，写进他的日记。这本日记完全无视世界史上一切重大事件，简直令人震撼——总的说来，这是一幅智力中等、毫不独立的人的标准图像，论天性，他适合于充当一个诚实可靠的海关检查员，或者公务员，适合于在重大事件阴影下，进行某种纯机械性的附属工作——适合于从事一切一切，唯独不适合一样：不适合当统治者。

路易十六天性当中真正的灾难乃是：他血液里有铅，反应迟钝。有些发霉的滞重的东西黏住了他的血管，什么事情他都觉得很不轻松。此人认真努力，每次都要克服一种物质上的阻力，心里的一种朦胧睡意，才能进行思维或者仅仅有所感觉。他的神经像松弛了的橡皮筋，绷不紧，伸不开，没有弹性，迸发不出电光火花。这种天生的神经迟钝，使得路易十六无法表现任何强烈的感情流露：爱情（无论是精神上的还是生理学上的爱情）、快乐、欲念、恐惧、痛苦、惊恐，所有这些感情因素，都无法穿透他身上那种像象皮一样厚实的冷漠，连直接的生命危险也无法撼动他，让他摆脱漠不关心。当革命者们冲进推勒里宫时，他的脉搏一秒钟也没有跳得更快。即便是上断头台的前天夜里，他舒适生活的两大支柱，睡眠和食欲，都没有摇晃。这个人即使手枪顶住他的胸口，也不会脸色发白。他那迟钝的眼睛，从来不会因为愤怒而闪闪发光。什么东西也吓不倒他，什么东西也无法使他兴高采烈。只有干最笨重的粗活，譬如锁匠活和狩猎，至少从外表上看，让他的身体活动活动；一切柔和的、精致的脑力活动，优雅的事情，那就是说，艺术、音乐、舞蹈则相反，和他的感情世界格格不入；没有一个缪斯女神，没有一个神仙能够让他迟钝的感官振动起来，即便是爱神厄洛斯也不行。在二十年里，路易十六从来没有为另外一个女人动过心，他只爱他的祖父为他确定的那个女人，和这女人在一起，他感到幸福，心满意足，就像他对一切都心满意足一样。他无欲无求，简直令人气愤。因此命运偏偏要求这样一个黏黏糊糊的天性像动物一样迟钝的人，做出整个世纪历史上最重要的决断；偏偏要求这样一个天性喜欢安逸的人来面对最为惊天动地的世界灾难，实在是命运残忍的恶意摆布。因为恰好在行动开始，意志的肌肉应该紧绷起来进行出击或者反抗的时候，这个肉体上身强力壮的人却可耻地软弱起来：做出每个决断，对于路易十六而言，都是一件极端可怕而令人窘困的事。他只会退让，只会做别人想做的事情，因为他自己除了安宁、安宁、安宁，别无所求。受到催逼，受到意外袭击，他就答应每个人要求的东西。同样软弱无力，心甘情愿地答应另一个人正好相反的东西；谁能走到他的身边，就已经把他征服。由于这种莫名其妙的软弱，路易十六一再无端变得总有过错，尽管企图真心诚意，总被看成极不老实，他是他妻子，他大臣手里的玩物，一个豆子国王[2]可是没有欢乐，也没气派，要是不去惹他，让他安宁，他就高兴。若是非要他真的执政不可，这时他就绝望已极，丧失信心。若是革命没有把利斧砍到这个毫无恶意、麻木不仁的人又短又粗的脖子里，而是恩赐给他在某个地方的一间农家小屋，加上一个小小的花园，赋予他一个无关紧要的职责，那么就会比赖姆斯大主教，把法兰西王国的王冠加在他的头上，更加使他幸福。他无动于衷地戴着这顶王冠，二十年之久既无骄傲也无欢乐和尊严。

即便是一切宫廷诗人当中最有骑士风度的诗人，也不敢把这样一个脾气温和、缺乏男性的男子当作伟大的皇帝来加以歌颂。而王后则相反，受到各种形式各种语言的赞美，刻成大理石像，制成陶土人像，烧成素瓷人像，做成粉笔画像，放在精巧的象牙小画像里，或者优雅的诗歌中，再造王后的风采，为此所有的艺术家都竞相创作。因为王后的容貌、举止正好完美无缺地反映了时代的理想。娇柔窈窕，优雅迷人，轻佻戏谑，卖弄风情，十九岁的王后从一开始就成为洛可可的女神，时尚标准典型，统领一时风气。一个女人若想出落得俏丽诱人，便努力仿效王后。实际上玛丽·安托瓦内特的脸庞既无特色，也不特别给人深刻印象；一张光滑的鹅蛋脸轮廓精致，有些小小的迷人的不规则的地方，譬如哈布斯堡家族突出的下嘴唇，有些过于平坦的额头不够高爽，既不因具有灵气的表情，也没有任何具有个性的外貌特点令人心醉。这张没有长足，还对自己颇为好奇的少女脸庞，散发出一些冷淡、空洞的气息，犹如发自色彩均匀的瓷釉，一直等到几年之后，成为少妇，这张脸略显丰满，才添加某种庄重威严、坚毅果决的神气。只有那双柔和的眼睛，表情变幻不定，容易噙着泪水，可是很快又露出游戏逗乐的光彩，表明她感情生动活泼，因为近视，赋予她轻柔平和并非深蓝色的眼睛一种迷惘感人的特点；在这张苍白的鹅蛋形的脸上，没有一处有坚定的意志刻下来的生硬线条：人们只感到一种柔软、温和，容易迁就的性格。这种性格由情绪所左右，完全是女性的特点，只是追随她感觉的暗流而动。这股娇柔优雅的风致，也是所有的人特别欣赏玛丽·安托瓦内特之处。在这个女人身上，真正美丽的其实只有她那本质上的女性特点。她那一头浓密的金灰色夹着微红的头发，微微闪光。她的皮肤呈现瓷器般的白皙和光滑，她的身段丰满柔软，她那像象牙一样光滑的双臂娇嫩圆润，呈现出完美无缺的线条，她那双保养得很好的素手秀美绝伦。一个花苞初放的少女身上所有朝气蓬勃、芳香四溢的娇媚，一股过于短暂、瞬间即已升华的魅力，在所有复制的艺术品中都难以让人感受。

因为即便是她的肖像画中少数杰作，也不能让我们看见她天性中最本质的东西，她给人的印象中最具个人特色的东西，画像几乎永远只能把一个人勉强装出来的、僵硬的姿态抓住，而玛丽·安托瓦内特最本质的魔力，只在于她动作的难以模仿的优雅之中，对此，可是众口一词。只有在生动灵活的姿态里，玛丽·安托瓦内特才显露出她身体与生俱来的音乐性；当她迈动纤细的足踝，身材颀长婀娜多姿地走过镜厅里夹立两旁的人群，当她卖弄风情地在一张小沙发上顺从地往后一靠，打算和人闲聊，当她霍地一下站起身来，步履轻快地跑下台阶，当她姿势自然优美地伸出她白得耀眼的纤纤玉手给人亲吻，或者充满柔情地把她的手臂放在她女友的腰上，这种时候，她的举止没有任何做作，全凭女性身体的本能，显得超群出众。平时十分冷静的英国人霍拉斯·沃尔波尔[3]心醉神迷地写道：“她挺直身子站在那里，俨然是一座美的雕像。她身子一动，简直是优雅的化身。”的确，她骑马、打球，活像一个亚马孙族的女战士。不论在什么场合，只要她那形态柔韧、天赋卓绝的身体发挥作用，她就超越宫廷里最美丽的女人。有人说她跳舞时，并未永远按照节奏，那个痴迷的沃尔波尔断然反驳这种指责，话说得很妙：那是因为音乐有误。每个女人都知道自己美丽的规则，所以玛丽·安托瓦内特生性好动，不停活动，她便得其所哉。静静地坐着则正好相反，谛听、阅读，静静倾听，深思熟虑，在某种意义上，甚至睡眠，她都难以忍受，是对耐心的考验。只有时不时地不断开始干点什么，每次都是另一件事，而且总是有头无尾，有始无终，老是忙忙叨叨，或者想忙点什么，但是自己从来也不当真使劲，总是只感到时间并未静止，定要跟上时间，赶上时间，超过时间！吃饭时间不能长，赶快吃上几口甜食；睡觉时间不长，思考时间不长，赶快想方设法优哉游哉。就这样，玛丽·安托瓦内特充当王后的二十年岁月，只是一个永恒的，围绕着自我旋转的不停活动，既不关注外在的，也不关注内心的目标，从人性和政治上看，完完全全是空忙一气。

这种不着不落的神气，这种从来也不驻足观望的样子，这样自我浪费一股出色的，只是用得不得其所的力量，这正是她的母亲对玛丽·安托瓦内特如此恼火的地方：这位阅人无数、识人甚深的老母亲清楚地知道，这个女孩天资聪慧，很有灵气，完全可以迸发出成百倍的能量。玛丽·安托瓦内特只消扮演好她归根到底业已在演的角色，她就拥有国王的权力；但是，真是灾难，她出于懒散，总是置身于她自己的精神水准之下。作为地道的奥地利女人，她无疑拥有许多天才，甚至过多的天才，可惜就没有丝毫意志力，把这些与生俱来的天赋认认真真地充分利用，或者予以深化：她轻率地消磨了自己的这些天才，只是为了给自己消遣。约瑟夫二世皇帝评判：“她的第一个冲动永远是正确的，要是她能坚持下去，稍稍再多思考一下，那她就不同凡响了。”但是恰好是这稍稍再多思考一下，对于她那不肯安宁的脾气成为负担；只要和即兴涌现的想法不同的其他想法，对她来说都过于使劲。她那任性的满不在乎的天性，憎恶任何形式的用心费脑。她只要游戏，只要在所有的事情上，在每件事情上轻松愉快，不要努力，不要真正的工作。玛丽·安托瓦内特跟人聊天只是有口无心，只用嘴巴，不用脑子。要是人家跟她说话，她就心绪不宁，漫不经心地听着；谈话时，那种令人着迷的亲切和蔼的神情，使人折服。每一个思想刚起了个头，立刻又弃之不顾。她什么也不说，什么也不想，什么东西都只读个开头，不读到底，任何词句都不记住，没法从中吸取一点真正有阅历的思想和真相。因此她也就不喜欢书籍，不喜欢国家文件，不喜欢要求她耐心阅读，全神贯注的东西。即便是万分必要的书信，她也不爱写，只是极不耐心信笔涂鸦似地匆匆写就。即便是给母亲的家书，也往往可以看出她急于写完、敷衍了事的痕迹。千万别让生活负担沉重，千万不要那些使头脑阴郁、迟钝、忧伤的东西！谁能绝妙地遮掩她的这种思想的怠惰，她就认为其聪明绝顶。谁若要她费劲动脑，她就认为是讨厌的迂夫子。她就这样一跃，疏远了她的骑士们和志同道合的姐妹们当中明智理性的劝告者们。只求一味享受人生，千万不要用沉思默想精打细算节约储蓄来打扰自己，她这样想，她圈子里所有的人也都这样想。只为感官而生，绝不静心思索：这是整整一代人的道德，十八世纪的道德。命运让她象征性地变成这个时代的女王，她将显而易见地和这个时代而生，也显而易见地和这个时代而死。

没有一个诗人能够凭空想象出，比这对极端不同的夫妻更加显著的性格差异；一直到他们身体的最后一根神经，一直到他们血液循环的节奏，一直到他们脾气秉性最外在的震颤，玛丽·安托瓦内特和路易十六在他们个性特点的方方面面，都形成绝对的对照。路易十六笨重，玛丽·安托瓦内特轻盈；国王迟钝，王后灵巧；国王阴郁沉闷，王后兴高采烈；国王麻木不仁，王后明快敏感。再进入到心灵之中：国王优柔寡断，王后迅速决定；国王思考再三，王后当机立断；国王虔诚笃信，王后钟爱尘世；国王谦虚谦卑，王后轻佻自信；国王迂腐死板，王后轻率毛草；国王节约俭朴，王后挥霍无度；国王极度严肃，王后极度贪玩；国王思想深邃凝重，王后思想轻松活跃；国王感到独自一人最为惬意，王后酷爱喧闹的社交活动；国王怀着动物般的舒适感觉，大快朵颐，贪杯豪饮；王后滴酒不沾，吃得又少又快；国王在睡眠中得其所哉，王后跳舞时最为欣喜。国王的世界是白天，王后的世界是夜晚。因此，他们生活钟表的时针运行起来就像日月一样相对。晚上十一点，路易十六上床睡觉，玛丽·安托瓦内特才真正容光焕发。今天在镜厅中亮相，明天在舞会上露面，总要另换一个去处；等到早上，国王已经狩猎了好几个小时，王后才开始起床。他们两人的习惯倾向和时间分配无处交汇，毫无汇合之处。其实玛丽·安托瓦内特一辈子大部分时间过的是“分开生活”，他们几乎总是“分床而眠”。玛利亚·特蕾西亚女皇对此非常遗憾。

这么说，这是一桩糟糕的婚姻，夫妻争吵，怒目相向，勉强凑合在一起？完全不是这样！相反，这完全是桩非常舒适的令人满意的婚姻——要是没有开头的时候，丈夫性功能发生障碍，产生众所周知的令人难堪的影响，甚至可说是桩非常幸福的婚事。因为夫妻之间会产生紧张关系，双方都需要有股力量，意志必然和对方的意志对抗，必然会硬碰硬。而他们两位，玛丽·安托瓦内特和路易十六，全都避免发生摩擦产生紧张关系，国王是出于肉体上的懒散，而王后则是由于心灵上的懒散。玛丽·安托瓦内特在一封信里这样随口道来：“我的爱好和国王的爱好不同，他的兴趣只在狩猎和机械性的工作……您会同意我的观点，我在铁匠炉里的位子绝对不会特别优雅：我在那儿当不了火神，而爱神的角色，也许比我其他的爱好更招我丈夫的讨厌。”而路易十六又发现玛丽·安托瓦内特寻欢作乐的那种令人晕眩、喧闹嘈杂的方式也完全不合他的口味，但是这位松弛无力的丈夫，既无意志亦无力气来横加干涉；他对妻子漫无节制的行为，只是报以温和的微笑。说到底，拥有这样一个众人欣赏、娇媚迷人的女人，他感到骄傲。只要他那疲弱的感情能够经得起一番波动，这位老实巴交的丈夫便按照他的方式——也就是迟钝而正直地——对他那美丽、悟性比他更高的妻子，完全唯命是从，他意识到自己的自卑感，总是闪在一边，不要抢了妻子的风头。而王后则对于这个不找麻烦的丈夫，稍稍加以取笑，并无任何恶意。因为王后以某种宽厚的态度，也很喜欢她的丈夫，就像喜欢一头毛茸茸的雪山救人大狗，有时会挠挠它的茸毛，抚摩抚摩它的脑袋，因为他从来也不发出狺狺的叫声，或者咕咕哝哝表示不满，总是温顺柔和地听从女主人最微小的示意：日子一长，她没法对这个善良迟钝的丈夫生气。单单出于感激之情，也没法生气，因为国王让她按照自己的想法，随着自己的性子处理各种事情。要是发现王后不希望他在场，他便体贴地自行引退；事先不作通报，绝不迈进王后的房间；他是个理想的丈夫，尽管他生性节俭，总会一而再地偿还王后的债务，对她的一切他都允许，最后甚至允许她拥有情人。玛丽·安托瓦内特和路易十六共同生活的时间越长，就越发尊敬这个在一切弱点背后隐藏着的、极为值得尊敬的性格，渐渐地从这桩出于外交考量而撮合的婚姻，变成了真正的伙伴关系，良好真诚的共同生活，一桩真挚的婚姻，反正比那个时代大多数君王的婚姻更为真挚。

只有爱情，这个伟大而神圣的字眼，在这个场合最好不要牵扯进去。要说真正的爱情，这位缺乏丈夫气的路易十六，缺少心灵的活力。另一方面，玛丽·安托瓦内特对他的好感，又暴露出过多的同情，过分的宽容，过多的居高临下的神气。这样一种不温不火，夹杂着各种感情的复杂情感没法称之为爱情。这个敏感娇嫩的女人，出于责任感，也顾及国家利益，可以也必须在肉体上献身给她的丈夫。但是如果认为，这个肥胖、懒散、感觉怠惰的男人，这个福斯塔夫[4]竟然能在这个欢快活跃的弗拉斯太太[5]身上，唤醒爱欲的激情，或者使之得到满足，那干脆就是胡说。约瑟夫二世皇帝在他发给维也纳的，关于他巴黎之行的报告中，做出平静而又实事求是的断言。他简单明了地报告：“她根本不爱国王。”在给母亲的信里，玛丽·安托瓦内特自己写道，在他们三兄弟里，她觉得还是上帝馈赠给她作为丈夫的那一个最最可爱。这句话里的“还是”这个字，这个字里行间滑出来的“还是”泄露了天机，泄露了比她自己想要表达的更多的意思，大约是：既然我不可能得到一个更好的丈夫，那么这个正派的老老实实的丈夫“还是”最能接受的代用品。在这一个字上衡量出他们之间关系的全部不冷不热的温度。要是说玛利亚·特蕾西亚女皇最终对于玛丽·安托瓦内特的这种弹性的婚姻观表示满意——女皇听到她的另一个女儿在帕尔玛更糟的事情——那只是因为玛丽·安托瓦内特在她和国王的关系里稍稍表现了一点伪装的技术，心灵上多了一点分寸感，她只不过是在别人面前更好地掩饰，她其实把她这位身为国王的夫婿，在丈夫气上视为零，视为“可以忽略不计的数量”！但是玛丽·安托瓦内特忘记了维护夫妻的形式，从而也忘记了她丈夫的荣誉。这点，她母亲玛利亚·特蕾西亚女皇不能原谅她；幸亏她母亲及时抓住了她说出口的这些轻率的字句当中的一个。女皇国务上的一位朋友罗森贝尔格伯爵[6]前来访问凡尔赛，玛丽·安托瓦内特喜欢这位举止高雅、彬彬有礼的老先生，对他表示极大的信任，以轻松愉快的闲聊口吻，给他写了一封信寄往维也纳，在讲述德·舒瓦瑟尔公爵请求觐见王后时，她悄悄地捉弄了一下她的丈夫。“您一定乐于以为，我事先没有关照国王，就没有见到公爵。但是您没法想象，我多么灵活巧妙地做到，不让人家看出我向国王请求了他的恩准。我说，我很想见一见德·舒瓦瑟尔先生，就是日子还没有选定。我干得这样巧妙，结果这个‘可怜的人’自己找出了我能接见公爵的最方便的时刻。我认为在这件事情上，我只是充分利用了一下我身为妻子的权利而已。”“可怜的人”这个字非常轻松地从玛丽·安托瓦内特的笔端流出，她漫不经心地用火漆封好这封信，因为她以为只不过讲了一桩有趣的逸闻而已。“可怜的人”这个表达方式在她内心的语言里，完全老老实实地意味着一番好意：“这个可怜的好小子。”可是在维也纳，人家读起这个包含着好感、同情和轻蔑的字来，就是另外一种意思。玛利亚·特蕾西亚女皇立刻看出，法兰西王后在一封私人信件里，把法兰西王国的国王，基督教世界最高的统治者公然称之为“可怜的人”，居然对她那身为君王的丈夫也不尊重，不表敬意。这个疯丫头在花园庆典和跳舞会上，和她的那些朗巴勒们[7]和波利涅克们[8]一起，和那些年轻的骑士们在一起，不知会用什么语气来嘲笑法兰西的统治者！于是马上在维也纳举行严肃的商讨，写出一封措辞如此严厉的致玛丽·安托瓦内特的信件，奥地利皇家档案馆几十年都禁止发表此信。年迈的女皇训斥她那忘却自己职责的女儿：“我不能向你隐瞒，你写给罗森贝尔格伯爵的信件，使我极为震惊。什么样的一种表达方式，什么样的漫不经心，那位玛丽·安托瓦内特大公爵小姐的如此善良，如此温柔，如此富有忘我献身精神的心如今安在？我在那里只看见种种阴谋，心胸狭窄的仇恨、嘲讽和恶意；只看见一个叫蓬巴杜的女人，一个叫杜巴里的女人会去扮演一个角色，但不是一位公主，尤其不是一位出身哈布斯堡—洛林家族，充满善意懂得分寸的公主，去扮演一个角色。从今年冬天开始，你纵情寻欢作乐，引领可笑的时尚，穿着打扮别出心裁。你迅速获得的成功和你身边的阿谀奉承，使我不寒而栗。你从一种娱乐奔向另一种娱乐，没有国王相伴，虽然你清楚知道，国王对此并不高兴，他纯粹是为了迁就你，才陪伴着你或者容忍这些娱乐，所有这一切使我在先前写给你的信件中，有理由表示我的担心。通过这一封信，我只发现，我的担忧得到了证实。这是一种什么语言！‘可怜的人’你的尊敬何在？对他所有的迁就让步，你的感激何在？我让你自己对此好好地反省，我就不再说什么，尽管还有很多话可说……但是如果我继续发现还有这样不得体的事情发生，我不会保持沉默。因为我深爱着你，而我可惜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明显地预见到这些事情，因为我知道，你是如此轻浮，如此激烈，如此不假思索。你的幸福只会过于迅速地结束，你会由于你的过错而陷入最大的不幸之中，而所有这一切只是由于那可怕的寻欢作乐的瘾头，它不让你做严肃正经的事情。你在读些什么书呢？而你竟敢对所有的事情都要插嘴，对最最重要的事情，对选拔大臣，都要横加干涉？……看来你那位神父和麦尔西大使，你已经不喜欢了。因为他们不会效法那些卑下的马屁精，因为他们想使你幸福，而不仅仅是让你高兴，并且从你的弱点来获得好处。有一天你会看到这一点，可惜为时太晚。我希望，不至于非经历这个瞬间不可，我祈求上帝让我尽快地了却我的残生，因为我对你已经不再有用，因为我无法忍受，我会失去我的女儿，看见她不幸，直到我最后的时刻，我都会充满柔情地爱她。”

仅仅因为这一个字，只不过是在忘乎所以时说出来的玩笑话“可怜的人”，女皇就把魔鬼过早地画在墙上。这是不是言过其实，过于夸张？但是在这件事情上，玛利亚·特蕾西亚女皇在乎的，不是一个偶然脱口而出的字，而是一个征兆。这种说法闪电似的让女皇眼前一亮。路易十六在他的婚姻里是多么不受尊敬，在他整个宫廷范围里是多么不受尊敬，女皇心里大为不安。倘若在一个国家里面，轻视君王已经掏空了最坚实的梁柱，——他自己的家庭，那么在风暴来临时，其他的支柱和栋梁又怎么能够坚挺不倒？一个危机四伏的帝国没有君王怎能撑住，一个宝座周围尽是无足轻重的人物，怎能不倒？这些人无论在血液里、脑子里还是心里都从未感受过国王的思想？一个懦弱的男人，一个喜欢社交的女人，一个犹豫不决，另一个不假思索，这样轻率从事的两个人，怎么能够维护他们的王朝，抵御一个重重危机汇聚起来的时代？年迈的女皇其实并没有对她女儿发怒，她只是对她担心不已。

的确，怎么能对这两个人大发雷霆，怎么能对他们百般谴责？即便是他们两人的控告者国民议会，也很难把这个“可怜的人”说成暴君和恶棍；归根到底，这两个人身上并没有一丝一毫的恶意，像大多数平庸的人一样，他们身上没有凶狠，没有残暴，甚至连野心或者粗野的虚荣心也没有。然而，可惜，便是他们的优点，也没有超出市民阶级的中等水平，老老实实的心地善良，马马虎虎的待人宽厚，不温不火的好心善意。要是生逢一个和他们性格相仿的，平凡中庸的时代，他们定会受到尊敬，树立良好的形象。但是面对一个戏剧化地日益拔高的时代，内心也随之巨变，以心灵的同样振奋高扬来对抗这一时代，那么无论是玛丽·安托瓦内特，还是路易十六都无法办到；他们更懂得体体面面地去死，不懂得坚强而富有英雄气概地生。每一个不善于把握命运的人，只能听凭命运摆布——在所有的失败当中都有意义和过错。在玛丽·安托瓦内特和路易十六这个情况下，歌德已经明智地对他们进行了判决：

为什么像用扫帚一样，

把一个国王扫地出门？

倘若所有国王都是这样，

他们都还健在，毛发无伤！

[1] 热罗默·彼济翁·德·维勒奈夫（1756—1794），法国政治家。法国大革命前为一外省律师，1789年后作为第三等级代表参加三级会议，1790年任国民议会主席，1791年任巴黎刑事法庭庭长，参与押送在逃的国王全家返回巴黎。1791年11月当选巴黎市长，后任国民公会主席，受到罗伯斯庇尔攻击，被捕后得以脱逃，逃亡途中为群狼所伤，死于南方。

[2] 德法等国的民俗，吃饼时吃到故意放在饼里的豆子者，便当选为豆子国王。以后人们便设想这个通过抓阄选出的国王是个胖乎乎的傻小子，非常逗乐，是嘉年华中的人物。

[3] 霍拉斯·沃尔波尔（1717—1797），英国作家、政治家、艺术家，英国首相奥尔福特伯爵的第四个儿子。

[4] 福斯塔夫，莎士比亚戏剧《亨利四世》和《温莎的风流娘儿们》中的人物，身材肥胖，嗜酒如命，喜欢享受。

[5] 弗拉斯太太，《温莎的风流娘儿们》中的女主人公。

[6] 弗朗茨·克萨维尔·沃尔夫冈·封·奥尔西尼及罗森贝尔格伯爵（1723—1796），出身显贵的外交官，与奥地利皇室关系密切，为玛利亚·特蕾西亚女皇的亲信。

[7] 玛丽-路易丝·德·萨瓦（1749—1792），出生显贵之家，嫁给波旁家族的一位亲王后，成为德·朗巴勒亲王夫人，法兰西王家成员之一。玛丽·安托瓦内特王后的闺蜜，始终忠于王后，1792年9月被杀。

[8] 约朗德·玛尔蒂娜·加布里埃勒·德·波拉斯特萨，德·波利涅克伯爵夫人（1749—1793），玛丽·安托瓦内特王后的宠儿。

第八章 洛可可王后

奥地利的世仇腓特烈大帝在他的宿敌玛利亚·特蕾西亚女皇的女儿玛丽·安托瓦内特登上法兰西王后宝座的这一瞬间，极为不安。他一封接一封地致信普鲁士公使，要他仔细认真地探查这位王后的政治计划。实际上，对于普鲁士国王而言，形势极为危险。玛丽·安托瓦内特只要愿意，只消稍稍使劲，法兰西王国一切外交线索都会完全经过她的手心，整个欧洲将被三个女人统治，玛利亚·特蕾西亚女皇、玛丽·安托瓦内特和俄国的叶卡特琳娜女沙皇。但是玛丽·安托瓦内特一丝一毫也不被宏伟壮观，决定世界历史的任务所吸引，这对普鲁士是万幸，对于法国王后自己却是灾难。王后根本不想了解这个时代，仅仅只想消磨时间。她慵懒地伸手抓起王冠，就像抓起一个玩具。她非但不去利用那落到她手里的大权，反而只想享受这个权力。

这点从一开始就是玛丽·安托瓦内特灾难性的错误：她只想作为女人，而不是作为王后赢得胜利。对她来说，她那渺小的女人的胜利，比世界史上影响深远的重大胜利要重要得多。因为她那贪玩爱闹的心，不知道赋予王后思想以境界高扬的内容，只会给以一个平淡完整的形式，宏伟壮观的使命在她手里，就萎缩成一场转瞬即逝的游戏。崇高的位子只变成一个演员的角色，对于玛丽·安托瓦内特而言，当了王后，归终只是轻浮的十五年之久：作为整个宫廷最为时髦、最为卖俏，穿着最好，最受娇纵，尤其是玩得最为高兴的女人受人赞美，她引领时尚，在那过分繁荣滋长的高雅社交界，作为一代名媛起主导作用，而这个社交界竟把自己当作整个世界。在凡尔赛她自己的这个私人舞台上，她已自我钟情地作为首席女演员演出了二十年之久，风姿卓绝叹为观止地扮演着洛可可风格的王后的角色。这座舞台犹如一条缀满鲜花的日本小径，建造在一道深渊之上。

这个社交喜剧院的全部保留节目是多么贫乏啊：几段小小的短暂的卖弄风情，几桩乏味的单薄的阴谋诡计，灵气很少，舞蹈很多。在这些戏剧和游戏当中，除了国王，她并无合适的搭档，没有真正的男主人公充当她的对手，永远是同样百无聊赖故弄风雅的庸俗观众，与此同时，在这镀金的铁栅栏后面，千百万民众却期待着他们的女主人。但是这个失去理智的女人放不下她的角色，她乐此不疲，一而再地用花样翻新的无聊琐事，来迷住她那愚蠢的心窍；甚至当巴黎响起的隆隆雷声，已经以逼人之势，传到凡尔赛花园的上空，她也没有停歇。一直等到革命用暴力，把她从这座微乎其微的洛可可舞台，拽到世界历史的宏伟壮阔的悲剧舞台上，她才认识到她犯了一个其大无比的错误，二十年来她选择了一个过于渺小的角色，轻歌剧中一个滑稽欢快的女高音角色，一位沙龙贵妇的角色，而命运其实赋予她力量和坚强的心灵，去扮演一个女英雄的角色。她认识这个错误，时间已晚，但是还不算太晚。因为恰好在这出牧羊人悲剧的终曲上演之际，玛丽·安托瓦内特不能再扮演着王后的角色而生，只能扮演着王后的角色而死，这时她才达到了她真正的高度。只有等到假戏变成真戏，人们夺走了她的王冠，玛丽·安托瓦内特才的确发自心灵深处成为王后。

差不多有二十年之久，玛丽·安托瓦内特为了毫无意义的事情，而牺牲本质的事情，为了享乐而牺牲职责，为了轻松的事情而牺牲沉重的事情，为了凡尔赛而牺牲法兰西，为了她的游戏世界而牺牲真实世界。玛丽·安托瓦内特的这种思想上的过错，或者不如说，这种没有思想的过错，——这种历史性的过错，简直令人不可理解。为了对她在无谓之中过的生活能有感性的理解，最好把一幅法兰西的地图拿在手里，标出那个小得可怜的生活空间，玛丽·安托瓦内特执政的二十年，就在那里度过。其结果令人目瞪口呆，因为这个圈子小到这样的程度，在一幅中等的地图上仅仅只是个小小一点，凡尔赛、特丽雅侬、玛尔利、枫丹白露、圣·克鲁、朗布耶，这六座王宫分布在一个小得可笑的空间里，仅仅相隔短短几小时的路程。王后匆匆忙忙度过的无聊生活，就像一只金子的陀螺在这几座王宫之间不停地转来转去。尽管空间如此狭小，思想如此狭隘，玛丽·安托瓦内特可一次也没有感到，有需要踏出这个五角星的符咒。所有魔鬼当中最愚蠢的一个，寻欢作乐的魔鬼就把王后拘囚在这符咒之中。整整一个世纪的五分之一的时间里，法兰西王国的女统治者，几乎一次也没有产生认识一下她自己的王国，自己的省份的愿望，她自己可就是这个国家和省份的王后，她没有愿望认识一下那惊涛拍岸的大海，认识一下山脉、城堡、城市和教堂，那幅员辽阔多姿多彩的国家。她在终日懒散之中竟一次也没有抽出一小时时间，去探访一下她的一个臣民，或者仅仅想到他们，一次也没有踏进过一户市民的家中：所有这些除了她的贵族圈子之外的真实世界，对她来说实际上并不存在。玛丽·安托瓦内特从来也不知道，在巴黎歌剧院四周还延伸着一个庞大的城市，充满了贫穷和愤懑。在嬉游着中国鸭子，喂得很好的天鹅和孔雀的特丽雅侬的池塘后面，在宫廷建筑师设计得漂漂亮亮、干干净净的样板乡村哈曼后面，真正的农家房屋朽坏坍塌，谷仓颗粒全无。在她花园的镀金铁栅栏后面，千百万民众在劳作，在挨饿，在希望。也许只有那种对于世上的一切悲惨和阴郁一无所知或不想知道的人，才把那种使人着迷的优雅风采，那种轻浮飘逸，无忧无虑的绝世妩媚赋予了洛可可。只有不识人世间严峻沉重的人，才会演得这样幸福陶醉。但是一个忘记了百姓的王后，可是在冒极大的风险。只要提个问题，便会给玛丽·安托瓦内特打开这个世界。但是她并不提问。只要瞅一眼这个时代，她就会理解。但是她不想理解。她只想待在一边，欢快开朗，保持年轻，不受打扰。她为一道鬼火误引，她一直不断地在圈子里转动，和她的那些宫廷玩偶一起，置身于一个虚假的文化之中，耽误了她一生至关紧要无法追回的岁月。

这是她的过错，她不可否认的过错：怀着一种无可比拟的轻浮，去直面历史上最强劲有力的任务，以一种柔软的心肠，投身到她那世纪最无情的争辩之中，这是一种不可否认的过错，可是也是一种可以饶恕的过错，因为这是可以理解的。碰到这样的诱惑，即便是一个性格更加坚强的人也难以抵抗。从儿童室径直带到夫妇的婚床上，从一座宫殿幽静的后宫，仿佛一夜之间像做梦似的召唤到最高的权力巅峰，还没有成熟，思想上还没被唤醒，这颗毫不精致，并不特别坚强，并不特别清醒的灵魂，突然觉得自己像颗太阳似的，被连声赞赏的众多行星围着舞蹈；十八世纪这一代人，多么卑鄙下流善于诱惑一个年轻的女人！多么诡计多端训练有素，精于调制精致的谄媚毒液；脑子多么灵活地善于以无足轻重的琐碎小事，来使人心醉神迷；手段多么出众地大献殷勤，悠闲自在地消磨光阴，把人生变得轻松异常！这些宫廷佞臣精通一切诱惑灵魂、销蚀意志之道，经验丰富，甚至可说过于丰富。他们从一开头就把这颗对自己还充满好奇的少女之心，吸进他们的魔法圈中。从即位成为王后的第一天起，玛丽·安托瓦内特便被无边无际的赞美崇敬的香雾浓烟所缭绕，她说什么都被视为聪明绝顶，她做什么便成为玉律金科，她想要什么就立即照办不误。她有一个奇思怪想，明天就成为时髦。她干件傻事，整个宫廷都热情洋溢地争相效法。对于虚荣心重，野心勃勃的一小撮人，她在身旁，便是太阳，她的目光便是馈赠，她的微笑使人幸福，她的光临便是庆典。她若举行招待会，所有的贵妇，最年老的到最年轻的，最高贵的到刚刚允许进入宫廷的全都拼命使劲，使出各种解数，有的显得特别急切，有的显得过分活跃，有的极为可笑，有的非常愚蠢。老天爷啊，就只是为了有一秒钟能引起王后对她的注意，能听到王后的一句客气话，一个字，实在不行，至少能受到注意，而不是遭到忽视。而在大街上，民众成群结队深信不疑地向她欢呼。在剧院，全场观众从第一排到最后一排全都起立。当她从镜子旁边走过，看见镜中有个年轻的美女身穿华丽衣衫，为自己的凯旋而神采飞扬，精神振奋，无忧无虑，兴高采烈，和宫中最美丽的绝色佳人一样艳丽——她总把宫廷混同于世界，因而她也是世上的顶尖美女，怎么可能怀着一颗孩子气的幼稚心灵，并不坚强的力量，来抵御一种如此使人心醉神迷的幸福魔汤。这种使人陶醉的魔汤，是用感情的一切浓烈的香甜香料调制而成，取自男人钟情的仰视，女人艳羡的妒忌，民众的倾心献身和她自己的骄傲。既然一切如此轻易地得来，她又怎么能不轻浮放荡？既然金钱随风飘来，只要一再在纸条上草草地写上一个字“请付款”，成千枚金币便源源滚来，珍贵的宝石，花园和宫殿便变魔术般，变了出来，她又怎么能不轻浮放荡？既然幸福的和风这样甜蜜，这样轻快地使全部神经放松，如果这样的翅膀从天上降下，粘在这年轻的闪闪发光的肩上，她怎么能不无忧无虑、心胸松快？如果这样一种诱惑在勾引她，她又怎么能不失去脚下的地面？

这样轻浮的人生观，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无疑是她的过错，但同时也是她整整一个时代的过错：正因为玛丽·安托瓦内特完全融化在她时代的精神里，她也就变成了十八世纪典型的代表。洛可可，这古老文化极度培植出来的一朵最为娇柔的花朵，那慵懒悠闲的纤纤玉手，过度贪玩极度娇纵的精神的世纪，在沦亡破灭之前，还希望在一个人物身上得到体现。在历史的图画书里，没有一个国王，没有一个男人能够代表这个女人的世纪——只能在一个女人，在一个王后身上才能把它具体感性地描绘出来，这个洛可可王后便以玛丽·安托瓦内特作为榜样。在无忧无虑的女人中以她为最，在挥霍无度的女人中也以她为最，在卖弄风情的风流女子中，她是最为风流，最有意识地卖弄风情的女人。玛丽·安托瓦内特在她自己身上简直像文献似的清清楚楚，令人难忘地把十八世纪的风俗习惯，艺术的生活方式表现出来。德·斯太尔夫人[1]这样谈起玛丽·安托瓦内特：“不可能把更多的优雅和善心倾注在彬彬有礼之中，她（玛丽·安托瓦内特）拥有某种和蔼可亲的社交方式，不允许她忘记自己是王后，可是她总做得仿佛她已忘记了这点。”玛丽·安托瓦内特就像在一件非常娇贵、轻巧易碎的乐器上演奏她的人生。她没有为千秋万世留下一个人性上宏伟高贵的形象，只是对她自己的时代变得如此具有性格特点。在她无谓地消耗她内在的力量之时，她毕竟还是实现了一种意义：十八世纪在她身上得以完成，也随她而告终。

一位洛可可的王后清晨在她凡尔赛的宫中醒来，首先担心的是什么？是城里传来的报告，是有关国情的报告？是驻外公使们传来的信函，大军是否获胜，是否对英国宣战？全都不是。玛丽·安托瓦内特和通常一样，在拂晓四五点钟才回到宫里——她只睡了几个小时。她内心不宁，无须很长时间的休息；白天现在随着重要的仪式开始，负责王后梳妆打扮的首席宫廷女侍捧着几件衬衫、手绢、毛巾，走进屋来侍候王后清晨更衣。在她身边站着第一内廷女侍，鞠了一躬，送上一本书，供王后御览，书中用别针把衣橱中存放的所有服装的衣料花样都别在上面。玛丽·安托瓦内特得做出决定，今天她想穿哪件礼服：这是多么艰难，责任多么重大的选择啊，因为每个季节都规定要制作十二套簇新的国事盛装，十二套梦幻盛装，十二套典礼盛装，其他上百套每年都要新添置的衣裳根本不算在内。（诸位不妨想想，一位时尚王后，同样的衣裳穿了好几次，这是什么样的耻辱！）再配上晨服，贴身内衣、花边手绢、三角形大披肩、帽子、大衣、腰带、手套、长筒袜、内衣内裤，取自那看不见的武库，有一支女裁缝和服装管理员组成的浩浩荡荡的大军，在为此忙碌。通常选择衣服的时间很长：最后用别针标明了玛丽·安托瓦内特今天想穿的服装的样品。国事盛装为了接待宾客，便装为了下午，华丽盛装为了晚上。第一个忧愁就这样消除了。盛装衣料样品的大书传了出去，选定的盛装的原样给送了进来。

既然服装如此重要，首席女裁缝，那位天仙似的贝尔丹小姐，比一切国务大臣对玛丽·安托瓦内特都更有影响，也就不足为奇了；国务大臣可以成批成批地撤换，而贝尔丹小姐却是独一无二、无法比拟的。这位高级针线活的大师，论出身，虽说是个来自民间最底层的普通女制帽匠，长得粗壮、自信，善于你争我夺、尔虞我诈，与其说她举止文雅，不如说她举止粗俗。这个女人完完全全把王后置于她的掌控之中，因为这个女裁缝的缘故，在真正的革命爆发之前十八年，在凡尔赛宫里，策动了一次宫廷革命：贝尔丹小姐打破了礼仪的规章制度。制度规定市民阶级的人士不得进入王后的内室。这位她那行里的艺术家，取得了当时伏尔泰和一切诗人、画家都未能得到的东西：为王后单独接见。每当贝尔丹小姐每周两次带着她的新设计图前来时，玛丽·安托瓦内特就离开她的宫廷贵族们，到她深锁的私人密室里去，和那位深受尊敬的女艺术家秘密商谈，和她一起推出一个比昨天的时尚更加傻气的新时尚。不言而喻，这位特会经商的女裁缝自然会充分利用这样一种胜利，来捞取好处。等她骗得玛丽·安托瓦内特付出最高昂的价钱之后，就对整个宫廷的显贵夫人们大肆敲诈勒索。她在自己圣-奥诺累大街上的店铺上面，挂上用斗大的字写的她的称号“王后的宫廷供应商”，故意大摇大摆漫不经心地向那些等她的顾客解释道：“我刚和王后陛下一起干了点活。”不久就有一大帮女裁缝和刺绣女工为她干活，因为王后穿得越时髦，其他贵妇也就更加玩命地努力使自己不要落后。有些命妇甚至以重金贿赂这个绝不忠实的女魔术家，给她们缝制一袭王后自己还没有穿过的衣服：服装的奢靡之风犹如时疫大肆蔓延。国内频频发生的动乱，议会里的争论不休，和英国人的战争，对这渴慕虚荣的宫廷社会引起的骚动，远远不如贝尔丹小姐带来的时尚，一种深褐色的新款式衣裙，或者一种特别大胆的，拖着裙裾的鲸骨长裙的款式，或者是里昂初次生产出来的一种精致丝绸。每一个自视甚高的贵妇，都觉得有责任亦步亦趋地跟上这出闹剧。有位当丈夫的喟然长叹：“法国女人从没有花这么多钱，来把自己弄得滑稽可笑。”

但是玛丽·安托瓦内特身在这种气氛之中，身为王后，觉得这正是她本身的职责。当了王后才三个月，这位小公主便已经扶摇直上，成为时髦世界的时尚玩偶，引领一切服装和发式的时尚。她的凯旋号声，响彻一切沙龙，一切庭院，最后，胜利的消息也一直传到维也纳。从那里立即传来不悦的回响，玛利亚·特蕾西亚原来希望她的女儿能完成更加有价值的任务，生气地把一幅画像退给大使，这幅画像让女皇看到她的女儿，打扮得极为时尚，极尽奢侈华丽之能事，更像一个女演员，而不像一位法国王后。女皇极为生气地警告女儿，当然永远是徒劳无功：“你知道，我一直认为，追随时尚要适可而止，永远不能过分。一个年轻漂亮的女人，一位仪态万千的王后，完全用不着这些胡闹玩意儿；相反，衣着简朴更加适合王后，也和一位王后的身份更加相配。既然王后引领时尚，大家都会努力效法，即使是她细小的失足，大家亦都紧跟不舍。而我呢，我深爱我的小王后，一步步地观察着她。我不能迟疑，必须向她指出这些小小的轻率行为。”

每天早上王后的第二个忧愁便是发式：幸好在这方面也有一位高级艺术家待命，莱昂纳德先生，这可是一位创意不绝、无法超越的洛可可风的费加罗。作为一位大人物，他每天早上乘坐六匹马拉的马车，从巴黎前往凡尔赛，用梳子、洗发水和香膏，在王后头部试验。他每天创造的高贵的新型艺术，就像伟大的建筑师芒沙，在房子上面盖上以他命名的优美的屋顶。莱昂纳德先生也在每位有爵位的，自视甚高的贵妇人头上建造用头发制作的整座塔楼，把这巍峨高耸的建筑，塑造成象征性的图案，用巨大的发针和大量的凝脂般的发脂，先把头发从根部笔直地竖起在额部上方，大约比一顶普鲁士掷弹兵的帽子高上一倍，然后才在虚悬的空间，比眼睛部位高上半米，开始建造这位艺术家真正的形象生动的王国。不仅是果实、花园、房屋、舟船的整片整片的景色和全景，还有——摇曳动荡的大海，一幅包罗万象的景观，用梳子在这些“妇女头饰”上，或者在这些“鸡窝”（博马舍[2]的一篇檄文里这样称呼它们）上展现出来，而且为了使这时尚发式花样翻新，这些造型每一次还象征性地模仿重大的时事事件。这些蜂鸟脑子在想什么，这些大部分空空如也的女人脑瓜装些什么，都必须放在头上炫耀。格鲁克的歌剧《伊菲盖妮》引起轰动，莱昂纳德便立即发明一种伊菲盖妮式的发式，用黑色的丧礼缎带和狄安娜[3]的半月形。国王接种了预防天花的针剂，这件令人兴奋的时事要闻，立即出现“接种发饰”。美国爆发起义，成为时尚，自由发式便成为当天的胜利者，还有更卑鄙更愚蠢的：当巴黎的面包店在闹饥荒时遭到抢劫，这些肤浅的宫廷贵妇们，认为最重要的莫过于戴上“暴乱软帽”来表现这一事件。这些空空如也的脑袋上建造的艺术建筑竞相比美，日益疯狂，渐渐地，这些头发塔楼借助越发庞大的底座和人造头发，变得如此高耸，贵妇们梳了这样的发式，在她们的豪华马车里没法坐下，不得不拉起裙子，跪在车里，否则这珍贵的发式就要碰到马车的车顶。宫里的门框特地加高，以便盛装打扮的贵妇们在走过门框时，不必弯下腰来。剧院包厢的屋顶也都改成拱顶。这些非尘世所有的发式，给这些贵妇人的情郎们造成多少特别的麻烦，在当代的讽刺文章里可有一些逗人发笑的东西。但是要玩时尚，女人们通常做出什么牺牲也在所不惜。王后那方面显然以为，她若不引领这些傻事或者超越这些傻事，那她就不成其为真正的王后了。

维也纳又传来隆隆的愠怒的回响：“我不得不指出一点，我在报纸上经常不断地发现这一点，那就是你的发式！据说，你的发式从发根算起，高达三十六英寸，上面还插着羽毛和丝带。”女儿便找借口回答她亲爱的妈妈：在凡尔赛这里，人们的眼睛已经习惯了，以致全世界——玛丽·安托瓦内特总是只把宫廷里的百十名贵妇说成世界——都没觉得这有什么引人注目之处。莱昂纳德兴致勃勃地，继续不停地建造他的头上建筑，直到全能的君主一高兴，禁止这种时尚。第二年，头上的建筑统统拆掉。当然只是为了让位给另外一种更加费钱的，插鸵鸟毛的时尚。

第三个忧虑：怎么可能没有相配的珠宝，而能永远穿戴得别致？不，一位王后需要比别人戴更大的钻石，更大的珍珠。她需要更多的指环、手箍、手镯、冠冕、发链、宝石，更多的鞋扣，弗拉哥那尔[4]画的扇子都有钻石镶边，王后扇子上的钻石，必须比国王的两个弟媳妇，和其他一切贵妇扇子上镶边的钻石更多。虽说她从维也纳已经带来很多钻石作为陪嫁，在大婚时从路易十五国王那里也拿到整整一匣家传的珍宝，但是，如果不能接连不断地购买新的更漂亮更贵重的宝石，又何必当王后呢？在凡尔赛，人人知道玛丽·安托瓦内特对珍宝痴迷——不久就可看见，如果人人都对此说来说去，窃窃私语，这可不是好事。那些机警、灵活的珠宝商，那些来自德国的犹太人，波默尔和巴桑日用铺了天鹅绒的托盘，把他们最新款式的艺术品呈献在王后面前，令人着迷的耳环、指环、扣子，另外这些老实人从来不使王后因为这些买卖而为难。他们善于尊敬一位美丽的王后，虽说总向王后折算双倍的价钱，但是可以赊账，万不得已时把王后的旧首饰用半价扣除；玛丽·安托瓦内特丝毫没有感到这种高利贷的买卖有侮辱人的味道，就到处举债——必要时，她知道，她那节约成性的丈夫自会过问。

现在从维也纳传来的警告更加严厉：“巴黎传来的所有的消息，在这点上全都一致，说你花二十五万里弗尔买了一些手镯，这一来就使你收支不平衡，居然债台高筑。为了还债，你甚至廉价出售你的钻石……这种消息使我心碎，特别是当我想起未来，什么时候你能变成你自己？”做母亲的绝望地向她呼喊，“一个国母这样使劲地打扮，实在有失身份。恰好在这样的时代，竟然开销如此庞大，那就更加有失身份。我实在太了解这种挥霍成性的劲头，不能对此表示沉默。因为我是为了你的缘故爱你，而不是为了对你谄媚。你要注意，不要因为这样一些轻佻的行为，而失去你在即位之初赢得的威望。大家都知道国王非常俭朴，这样所有的过错全都落在你的头上。我不希望经历这样一种变化，这样一种颠覆。”

钻石要花钱，打扮要花钱，尽管那位脾气温和的丈夫刚一登上宝座，立即把王后的俸禄加了一倍，那只盛得满满的钱箱，想必有个漏洞，因为钱箱里总是缺钱。

可是怎么才能把钱弄来呢？幸好魔鬼为这些轻浮之徒发明了一个乐园：赌博。在玛丽·安托瓦内特之前，在宫廷里赌博还算是无伤大雅的晚间娱乐，就像台球和舞蹈，就像那种并不危险的纸牌赌博朗斯盖耐[5]，赌注很小。玛丽·安托瓦内特为自己和其他人发现了臭名昭著的法老牌，我们从卡萨诺瓦[6]的书里知道，这种赌博是一切骗子和撒谎者用来捕捉猎物的手段。国王再次命令，任何形式的赌博都该受惩罚。王后的牌友不予理睬：警察不得进入王后的沙龙。至于国王自己不能容忍这些压着黄金的赌台，这帮轻浮的家伙一点也不在乎：他们背着国王照赌不误，把门人得到的任务是，倘若国王驾临，立即发出警报，于是纸牌就像施了魔术，马上就消失在桌子底下。大家只是谈天说地，笑话这个老实巴交的庸人，牌局又继续赌下去。为了使生意兴隆，营业额增长，王后允许任何一个带钱来的人，到她的绿呢桌旁来赌：帮人偷渡的，进行走私的不法商人也争先恐后地前来。不久城里就传遍这样的丑闻，在王后的社交圈子里，有人玩牌作弊。只有一个人对此一无所知，那就是玛丽·安托瓦内特。她玩得昏天黑地，目迷神眩，什么也不想知道。她只要玩得起劲，情绪高涨，就谁也别想让她刹车。她一天接一天地赌博，每天赌到清晨三点，四点，五点，有一次在万圣节前一天，她甚至通宵达旦，彻夜豪赌，成为宫中轰动性的丑闻。

反响又从维也纳传来：“毫无疑问，赌博是最最危险的娱乐之一，因为它引来恶劣的社交人士和糟糕的流言蜚语……它过于强烈地以赢钱的欲望吸引人，如果正确地计算总是受骗上当，因为时间一长，若是规规矩矩地赌，都不会赢，所以我请你，我亲爱的女儿：不要屈从，你要毅然决然地和这种激情一刀两断。”

但是更衣、打扮和赌博只占了半天、半夜。另外一种忧愁又随着钟表的时针再转一圈：怎么消遣呢？王后便骑马出游，狩猎。这是古老的君王娱乐：当然很少陪同她自己的丈夫出猎——他实在无聊得要死——出游，宁可选择那个比较活泼的小叔子德·阿尔托阿和其他骑士。有时候王后为了寻开心，也骑骑驴子，这当然并不那么高雅，但是这样一头灰色畜生不听使唤，发起飙来，王后就能以令人着迷的样子跌将下来，让整个宫廷的人都看见王后镶了花边的内衣和她那长得匀称的两条美腿。冬天她裹得严严实实，暖暖和和地乘坐雪橇出去散心；夏天晚上她就观赏焰火，参加乡间舞会，在花园里举行小型夜晚音乐会作乐，从露台上往下走几个台阶，就和她精挑细选的社交圈子一起，在夜幕的保护下，和他们欢快地聊天说笑——当然都规规矩矩，可还是戏弄危险，犹如戏弄人生的其他一切。事后有个不怀好意的宫中廷臣，用韵文写了一本小册子，描述一位王后的夜间冒险，“晨曦初露”，这本身还有什么内涵？——那位宽宏大量的丈夫国王陛下，受到这样的讽刺挖苦，并不勃然大怒，大家大大地解闷开怀。千万不要独自一人，千万不要晚上待在家里拿本书念，和自己的丈夫待在一起。但愿总有欢快的活动，总有事情忙活，总是热热闹闹，只要出现一个新的时尚，玛丽·安托瓦内特便第一个为之着迷。德·阿尔托阿伯爵刚把赛马从英国引进——这是他为法国作的唯一贡献，大家就看见王后为几十名年轻的，崇拜英国的花花公子簇拥着坐在看台上，猜哪匹马跑得快，赌哪匹马获胜。这新式的刺激神经的玩意儿使她激动万分。王后的热情通常都是五分钟热度，当然不会持久。大多数情况下，昨天还使她兴奋不已的事情，第二天就使她感到厌烦。只有不断变着法子娱乐，才能使她克服内心神经质的烦躁不安。这种不安情绪的根源，无疑是房帏中的秘密。在上百种不断变换的娱乐当中，她的最爱，她不断痴迷地乐此不疲的那种娱乐，恰好也就是最危及她名声的东西：那就是假面舞会。这成了玛丽·安托瓦内特持续不断地激烈热衷的娱乐，因为这样她就能得到加倍的享受。先是享受身为王后的快乐，其次是借助一张丝绒的面具，叫人认不出她是王后，可以大胆地一直壮着胆子走到柔情蜜意的冒险边缘。这就是说，不像在牌桌旁，只把金钱当作赌注，而是把自己作为女人当作赌注，乔装打扮成阿尔忒弥斯[7]，或者身穿撩人心神的多米诺舞衣[8]，她就可以从礼仪的不胜其寒的冰冷高处降下，置身于陌生、温暖，挤来挤去的人群之中，浑身战栗地体验到柔情的呼吸，近在咫尺的诱惑，业已一半陷入危险之中的刺激。她可以在面具的保护下，拥抱一个年轻帅气的英国绅士半小时之久，或者向那位令人心醉神迷的瑞典骑士汉斯·阿克瑟尔·封·费尔森，说上几句大胆的话，表示这位夫人已多么倾心于他，只可惜，唉，真可惜，这位夫人作为王后，被迫约束自己遵守道德。这些小小不言的玩笑，在凡尔赛立刻为流言蜚语加上粗俗的色情色彩，在所有的沙龙里到处流传。有一次王家的豪华马车中途有个车轮断裂，玛丽·安托瓦内特走了二十几步，搭乘一辆出租马车前往歌剧院。秘密小报把这些蠢事添枝加叶，渲染成轻浮放荡的艳遇奇闻。这一切玛丽·安托瓦内特并不知道，或者不愿知道。母亲徒然发出警告：“倘若有国王做伴，我将保持沉默，可是总没有国王在场，总是和巴黎的那些名声最坏、年纪最轻的一帮人在一起，而迷人的王后竟是这帮人的首领。报纸杂志过去对我而言，总是令人欣慰的东西，因为它们对我女儿的宽容和善心交口称赞。突然之间发生了变化，我只听见关于赛马、赌博、彻夜欢娱的消息，以至于我再也不愿看见它们；大家都知道我对我孩子们的爱和柔情，尽管如此，大家现在都在讲述和谈论你的这些事情，我无法改变，我甚至常常避免走进社交圈中，为了不致听见这方面的事情。”

但是所有的指责和规诫，对于这个缺乏理性的女人已没有任何作用。她已发展到这种地步，她不再理解，人家竟然不理解她。为什么不乐享人生，人生本来就别无其他意义。她以令人震惊的坦率，向麦尔西大使表述了她对母亲警告的回答：“她想干什么？我害怕百无聊赖。”

玛丽·安托瓦内特用“我害怕百无聊赖”这句话，说出了这个时代和她整个社交圈子的关键词。十八世纪已臻终结，它已完成了它的意义。凡尔赛宫已经建成，礼仪已经实现，宫廷其实已经无事可做；没有战争，元帅们仅仅是身穿制服的摆设，这一代人不再信奉上帝，主教们变成身穿紫色法衣的风流帅哥，没有真正的国王陪在身边，也没有储君需要教育，王后变成了一个活泼欢快的、身着漂亮衣衫的社交场上的时髦女子。他们大家都百无聊赖、不明世事地站在那波涛汹涌、滚滚而来的时代洪流面前；他们有时好奇心切地伸手到这狂涛之中，抓出几块光彩夺目的小石头；他们像孩子似的喜笑颜开地耍弄着这些江水，因为流水如此轻捷地冲刷着他们的手指。但是没有一个人感觉到潮水正迅猛上涨，越涨越快，等到他们觉察到危险逼近，已经无法遁逃。赌博已经输定，此生已经虚度。

[1] 安娜·路易丝·日耳曼娜·德·斯太尔夫人（1766—1817），法国女作家，其作品《德意志论》广为流传。父亲是瑞士公民，路易十六时曾任财政部长和政府首脑。十七岁嫁给瑞典驻巴黎大使斯达尔·封·荷尔斯泰因，故称斯太尔夫人。起先同情法国大革命，1792年后同情王室，同年9月逃离巴黎。

[2] 彼耶尔·奥古斯丁·卡隆·德·博马舍（1732—1799），法国剧作家，喜剧《费加罗的婚礼》的作者。

[3] 狄安娜（Diane），古罗马神话中，月亮女神和狩猎女神。

[4] 让-奥诺雷·弗拉哥那尔（1732—1806），法国洛可可时代的画家。

[5] 朗斯盖耐，一种纸牌赌博，产生于十七世纪。三十年战争时，在士兵中广为流传。

[6] 基阿科莫·卡萨诺瓦（1725—1798），威尼斯作家，十八世纪冒险家，其《回忆录》影响很大。

[7] 阿尔忒弥斯，古希腊神话中的狩猎、森林、月亮女神，妇女和儿童的保护神。宙斯之女，阿波罗的孪生姐妹，相当于古罗马神话中的狄安娜。

[8] 化装舞会上带有面具头巾的化装舞衣。

第九章 特丽雅侬

玛丽·安托瓦内特伸出她轻盈、灵巧的玉手抓起王冠，就像拿到一件意想不到的礼物；她还过于年轻，不会知道生活什么也不会白给。人们从命运得到的一切，冥冥之中都记下了它的价钱。玛丽·安托瓦内特不想付出这笔价钱。她只取得了王后地位的权利，欠下了并未偿还的义务。她想把两样东西结合起来，而从人性的角度来看这两者无法结合；她想要统治，同时又要享受。作为王后，她希望一切都随她的心愿，又不受骚扰地顺从她的任何欲望。她想要王后的权柄和女人的自由，那就是加倍地，提高两倍地乐享她年轻的狂热的人生。

可是在凡尔赛宫，自由是不可得的。在这些照得透亮的明镜走廊里，没有一步路能够瞒过别人，每一个动作都受到监督，每一句话都被叛徒似的清风传播开去。这里没有单人独处，或两人相处；没有休息，没有放松。国王是一架坚持正常运转的巨型时钟的中心，从出生到死亡，人生的每一步，从起床到睡觉，即使是爱情的时刻也都变为一桩国家行为。天下一切都属于统治者，统治者在这里也属于大家，而不是属于自己。可是玛丽·安托瓦内特憎恨一切监督；所以她刚当上王后，就向她那百依百顺的丈夫要求，给她一个避难所，她在那里可以不必非当王后不可。路易十六，半是由于性格软弱，半是出于骑士风度，把小型夏宫特利雅侬当作清晨的馈赠送给王后，这是强大的法兰西王国里第二个微型的，但是独特的王国。

玛丽·安托瓦内特从她丈夫那里得到的特丽雅侬宫，本身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馈赠，只是一个玩具，让她在十几年里愉快地保持住无所事事的状况。这座小宫殿的建造者，从来没有打算让它成为王室家庭经常寓居的场所，仅仅只是一个行乐宫，一个绝妙的退隐之处，歇息之地，路易十五就是把它当作一个无人窃听的爱巢，和他的杜巴里，和其他不时变换的情妇充分使用了这座小宫。一位能干的技师为那些欢情四溢的晚餐，设计了一张可以升降的桌子，这样，配好的饭菜就毫不引人注意地从地下的厨房里，摆在桌上送到上面的餐厅里，没有一个仆人能偷窥进餐时的场景：为了这样提升缠绵柔情的舒适惬意，杰出的勒波莱罗获得一万二千里弗尔作为特殊报酬，而为整幢行乐宫，国库支付给他的酬报是七十三万六千里弗尔。凡尔赛花园里这幢偏僻小宫为玛丽·安托瓦内特接手的时候，还弥漫着香艳柔情场景的浓郁气氛。现在她拥有了自己的玩具，虽说是法兰西品味曾经创造出来的最迷人的玩具之一，线条柔和，尺寸精准，正如一只恰当的首饰盒子，正好赠予一位风度优雅的年轻王后。这座原先为一位宠姬，如今为一位王后拥有的小宫殿，其建筑风格简洁明了，略带仿古之风。在众多花园的一片苍翠茵绿之中，白得耀眼，完全处于偏远地带，却又挨近凡尔赛宫，并不比今天独家独户的房子更大，也并不更加舒适，更加奢华：总共也就是七八个房间，一个前室，一个餐厅，一间小沙龙，一间大沙龙，一间卧室，一间浴室，一座微型图书馆，“灯，但不放光芒”[1]，因为根据人们异口同声的证明，玛丽·安托瓦内特这一辈子从来没有打开过一本书（除了几本翻了一翻的小说之外）。在这幢小宫殿的内部，所有这些年里，王后对于室内陈设改变不多。她有准确的品味，没有把奢侈豪华富丽堂皇，尽讲排场的家具，放进这些讲究亲切私密气氛的房间；相反，她把一切都安排得温馨柔和，明朗淡雅，内敛含蓄，布置出一种新的风格。人家毫无道理地称之为路易十六风格，就像根据亚美里哥·维斯普契[2]命名新大陆为亚美利加一样。这种风格照理应该根据她，根据这位清秀灵动、风华绝代的女人称之为玛丽·安托瓦内特风格，因为这种风格的娇柔优美的式样，无一会使人想起那个肥胖粗壮的男人路易十六和他那粗俗的趣味，一切都会联想到那轻盈娇小、风度优雅的女人形象。她的肖像至今还装饰着这些房间，从眠床到粉盒，从羽管键琴[3]到象牙扇子，从软垫躺椅到微型肖像，一律用精致至极的材料，绝不刺眼的形式，看上去娇弱易碎，实际上经久耐用，把古典的线条和法兰西的优雅结合起来。这种风格我们今天还能理解，它和先前的任何风格都不相同，宣布了女人，一个有教养、有品位的女人开始在法兰西的统治，以亲切私密的氛围和沁人心脾的韵味，取代了路易十五和路易十四富丽堂皇宏大浮夸的气派。房子的中心不复是傲气十足、回声响亮的显示身份的接待大厅，而是轻松聊天、温柔闲谈的沙龙。镀金雕花的木板护墙取代了生硬的大理石墙面，柔软熨帖闪闪发光的丝绸取代了沉甸甸的丝绒和硬邦邦的缎子。柔媚浅淡的色调，浅浅的奶油色、桃红色，春日的淡蓝色成为温和的主打色调：这个艺术针对女性和春天，针对风流撩人的欢聚和无忧无虑的会晤。这里并不是在气势汹汹地追求超群出众，并不是庄严雄伟，而是毫不张牙舞爪，保持低调收敛。这里不该强调王后的强权威力，而是年轻女子的优雅妩媚，得到她四周一切的温柔回应。只有放在这珍贵的柔媚风情的框架之中，克洛蒂翁[4]那些纤秀娇小的小型塑像，华多[5]和帕特尔[6]的画幅，波切里尼[7]银铃般的音乐和十八世纪其他一切精致的作品，才能找到它们真实的真正的尺度。在巨大的忧愁即将来临之前，这种表现幸福的无忧无虑状态的无法比拟的游戏艺术，在任何地方也不如在这儿显得如此合理，如此真实。特丽雅侬是个极端精致、娇嫩已极，可又不会砸烂的花瓶，永远适合于存放这朵精心培植的花朵。在这里，精巧异常的享受的文化在一幢房子里，一个人物身上，完美无缺地构成一种艺术。洛可可的天顶和天底，鲜花怒放的时刻，同时又是奄奄死去的时刻，直到今天，人们在玛丽·安托瓦内特房间里的大理石壁炉上面的那座小小的摆钟还最清楚地觉察到这种时刻。

这座特丽雅侬宫，——一个微型的游戏世界：从它的窗口向外，看不见生动活泼的现实世界，看不见城市，看不见巴黎，望不到全国。十分钟就走完了宫里的百十来米的地方，可是这个微小的空间对于玛丽·安托瓦内特而言，比整个法兰西连同它的二千万臣仆更加重要，因为她在这里感到不受任何人的约束，不受典礼、礼仪，几乎也不受道德风尚的约束。为了明确显示，在这块极小的土地上只有她在发号施令，而不是任何别人，她不是以她丈夫的名义，而是以她自己的名义“通过王后”颁发一切指令。这使严格尊重萨利安人古老法律的宫廷大为恼火；所有的仆人不穿红白蓝三色的王家号衣，而是王后的红银二色的号衣。甚至她自己的丈夫到这里来，也只是作为一位客人，——当然，是一位极有分寸，相当随和的客人，从来不会不召即至，或者在不恰当的时间光临，而是严格尊重他妻子作为女主人的私人权利。可是这位俭朴的男人乐于前来，因为在这里比在宏大的宫殿里，一切都要舒服得多：“谨奉王后懿旨”。这里，一切凛然严肃的架势，矫揉造作的派头全都废除。在这里不是朝堂议事，而是不戴帽子，身着轻松便服坐在绿茵地上，大家欢聚一堂，不问爵位高低，不讲生硬的礼节，有时也不顾尊严。在这里，王后觉得心情舒畅，有时候她对于这种彻底放松的生活方式如此习惯，以致晚上总难于返回凡尔赛。自从她尝试了这种乡间的自由之后，宫廷对她就日益陌生，身为王后，显示身份的义务，也许连尽妻子的义务也变得越来越无聊。白天她就退回到她快活的鸽棚里去，恨不得永远待在她的特丽雅侬。既然玛丽·安托瓦内特总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她就的的确确完全搬到她的消夏宫里，布置了一间卧室，当然卧室里只有一张单人床，身躯肥胖的国王根本睡不下。就像其他所有的事情一样，夫妻之间的房帏私事，从此不再取决于国王的意志，就像萨巴女王[8]，玛丽·安托瓦内特也只有在她高兴的时候，才去看望她的丈夫（她的母亲激烈地痛骂这种“分床而眠”）。在玛丽·安托瓦内特的床上，国王可是一次也没有当过客人，因为特丽雅侬对于玛丽·安托瓦内特而言，是一个幸福的未被玷污的王国，纯粹是维纳斯的一座小岛，仅仅献给欢娱。她可从来没有把义务，尤其没把夫妻间的义务也算在欢娱的账上。她要在这里毫无阻拦地为她自己活着，只想充当一个娇生惯养，受人尊敬，漫无节制的年轻女子。在一千多种闲来无事忙忙碌碌的消遣之余，忘记一切，忘记国家、丈夫、宫廷、时代和世界，有时候——也许是快活至极的时刻——甚至忘记自己。

有了特丽雅侬，这个无所事事的灵魂终于有事可做，有了一件可以一再花样翻新的玩具。就像在女裁缝那里，可以定制一件又一件衣裳，在宫廷珠宝商那里可以订购别的首饰，玛丽·安托瓦内特为了装饰她的王国，老要订购新鲜玩意儿；除了女裁缝、珠宝商、芭蕾舞老师、音乐老师、舞蹈老师之外，现在建筑师、园艺师、画家、装饰人员，她那袖珍王国的一切新任大臣，填满了她那漫长的，唉，真是长得可怕的时间，同时也使劲掏空国家的钱袋。玛丽·安托瓦内特最关心的是她的花园，不言而喻，她的花园和凡尔赛宫具有历史意义的花园相似，它必须是整个时代最为时尚，最具特色，最有风情的花园，一个真正的、地地道道的洛可可风的花园。玛丽·安托瓦内特又一次，有意无意地一心想要追随她那时代全然改变了的趣味，因为大家已经厌倦了花园将军勒诺特尔[9]像用直尺画出来的草坪平面，像用剃须刀切割出来的灌木树丛，厌倦了他那用绘图铅笔冷静地计算出来的图案花纹，这些花纹旨在显示太阳国王路易十四不仅能把国家、贵族、等级、民族强行塞进他要求的形式，也能使上帝的自然风景具有他所希望的模样。人们看见这种绿色的几何图形已不胜其烦，对于这样“大砍大杀自然界”的暴行极为厌恶，又是那位“社会”的独行者让-雅克·卢梭[10]，在他的小说《新哀洛伊斯》里要求有个“自然公园”，用这个拯救一切的词来表达他对这时代整个文化的不悦，这个词也适用于这里的花园。

毫无疑问，玛丽·安托瓦内特从来也没有读过《新哀洛伊斯》这本小说，让-雅克·卢梭这个名字，她充其量也只知道是音乐小品《乡村占卜者》的作曲家。但是让-雅克·卢梭的种种观点当时充斥于空气之中，只要有人向侯爵夫人们和公爵夫人们谈起这位贞洁的律师（在私人生活中是个极端变态的人），她们就眼睛湿润。这些夫人们非常感谢卢梭，因为他在许多撩拨春情的手段之后，又成功地发明了最后一种刺激：故作天真，贞洁的变态，自然的面具。不言而喻，玛丽·安托瓦内特现在要建造一个“自然”花园，一片贞洁的风景，也就是一切最新时尚的自然花园中，最为自然的花园。于是她把当代最为优秀，最具匠心的艺术家们召到一起，让他们以最为矫揉造作的方式，挖空心思地为她设想出一座最为自然的花园。

因为——时代的时尚！——王后要在这座“英国中国合璧的花园”里，不仅要表现自然，而且要表现整个自然，在这个方圆几平方公里的微观世界之中，把整个宇宙都像玩具似的缩小，所有的一切都得安置在这微小的地面上。法国的、印度的、非洲的树木，荷兰的郁金香，南国的玉兰花，一个池塘，一条小河，一座山和一个岩洞，一片浪漫的废墟和几幢乡间的房屋，希腊的神庙和东方的景色，荷兰的风车，从北到南，从西到东，最自然的和最奇特的，一切全是人造的，一切又都想象得出的真实；建筑师原来甚至想把一座喷火的火山和一座中国的宝塔都以相应的风格，在这块巴掌大的地面上表现出来，幸亏他的建议后来证明实在过于昂贵。为王后焦躁不耐的性子所驱使，几百个工人根据建筑师和画家的图纸，迅速地把一片尽可能景色如画，有意识地展现得轻松自然的景观化为真实的风景。首先在草地之间开凿了一条汩汩流淌的小溪，富有抒情情调，任何一阕牧羊人田园诗中不可或缺的景物；虽然溪水得用二千英尺长的水管从马尔利引来，许多金钱也就随着这些水管流掉，但是：主要的是，小溪流动蜿蜒曲折，看上去明媚秀丽，极为自然。小溪轻柔地潺潺流淌，注入人工挖掘的池塘，池中有座人工垒起的小岛，小溪温顺地俯身从纤细娇小的小桥下面流过，优雅地载着白天鹅闪闪发光的绒毛。岩石布满人工铺设的苔藓，恍若来自阿那克里翁[11]流派的诗篇，岩石上面有人工掩盖的爱情的岩洞和罗曼蒂克的观景台。没有一样景物让人想到，这片如此动人的简朴风景，事先在无数着色的画幅上描绘出来。为了这整个花园，事先制造了二十个石膏的模型，其中池塘和小溪，用剪下的镜片制成。草地和树木，就像在耶稣诞生剧里的布景，是用填塞的描绘的苔藓来暗示。但是还有，还有！王后每年都有一个全新的欲望，总要有更加精致更加自然的设备来美化她的王国，她不愿等到旧账还清之后再有动作；她现在有了一种游戏，想要把这种游戏继续玩下去。一些小巧玲珑的珍贵玩意儿，逐一安排在花园里面，看上去像是出于偶然散置其中，其实是她浪漫的建筑师仔细考虑精心安排的，用来增添这座花园的秀丽风光。一座小型的神庙在小山丘上拔地而起，供奉那个时代的神明，爱情的神庙，庙里露天的古典圆形小建筑，呈现了布沙东[12]创作的最优美的雕像之一，一座爱神，他把赫拉克剌斯粗大的木棒，给自己刻出了一把百发百中的弓。一个岩洞，爱情的岩洞，如此巧妙地凿在岩石里面，洞中调情的爱侣可以及时发现走近的生人，不致在他们风流快活之时被人撞见。曲曲弯弯的小径穿过小树林，草坪上布满了奇花异草，蓦然间在光鲜的茵绿丛中，也会闪现一座音乐亭，一座白得耀眼的八角亭，所有这一切极有品位地依次排列，互相交融，使人在这片优美的景致之中，的的确确不再感到人工造作的痕迹。

但是，时尚还需要更加真实。为了更加狡猾地把自然搞得更加逼真，把布景修饰得巧夺天工，逼近生活的真实，为了提高骗人的真实感，便把真正的群众演员放到这出古往今来，最为昂贵的牧羊人喜剧中来：真正的农夫和真正的农妇，真正的挤奶女工带着真正的奶牛、牛犊和猪、兔子和绵羊，真正的收割者、割草者和牧羊人、猎人，洗衣工人和奶酪工人，让他们割草、洗衣、施肥、挤奶，让这木偶戏不断活跃地演出。这就要从国库掏出更多的钱。遵照玛丽·安托瓦内特的懿旨，在特丽雅侬旁边，为这些玩疯了的男女，从匣子里掏出一座真人大小的木偶剧场，有牛棚、草垛、谷仓、鸽棚和鸡棚。那著名的小村庄，伟大的建筑师米克[13]和画家于贝尔·罗伯尔[14]画图，设计，建造了八个认真模仿乡间原型的农舍。谷草盖顶，旁边加上养鸡场和肥料堆。为了让这些簇新的仿造品，在这付出高价建造起来的自然界里，老天保佑，不致显得不真实，在外表上甚至还模仿真实农家茅舍的贫穷和衰败。他们用铁锤在墙上砸出裂纹，让石灰剥落下来，挺浪漫地又把屋顶上的几块木板拆下。于贝尔·罗伯尔在木头上涂上一些人为的裂缝，以便一切都显得年代久远，衰朽不堪；烟囱熏得发黑，有些外表衰败的小房子的内部却安排了各式各样的舒适设备，装了镜子和炉子、台球桌和舒服的长沙发。因为王后有时感到无聊，有兴致扮演一下让-雅克·卢梭，譬如带着她的宫廷命妇们亲手制作一下黄油，可不能让她在这时弄脏了手指。她要是想在牛棚里看望一下她的奶牛褐毛、白毛，那么不言而喻，有人事先在无形之中把地板洗刷得像镶木地板一样干干净净，把牛皮刷得雪白或者像桃花心木一样褐黄，不是把冒着泡沫的牛奶装进粗陋的农家水桶，而是装进赛弗尔[15]的工厂制造的，带有王后姓名的交织字母的细瓷花瓶。这个小村庄，今天因其衰败景象而显得分外秀丽，对于玛丽·安托瓦内特而言，乃是露天剧院，可以演一场轻松的乡间喜剧，正因为内容轻浮几乎可说颇为诱人。正当全国各地农民都在聚众闹事，正当真正的农民受到苛捐杂税的压迫，无比激愤纷纷奋起反抗，纷纷要求改善他们难以忍受的处境之时，在这座用骗人的假象制成的虚假布景搭成的村子里，还弥漫着愚蠢可笑自欺欺人悠然自得的闲适，用蓝绸的细细带子拴着绵羊，牵到草地上去放牧，王后在宫女打着的阳伞下面，观看洗衣妇如何在汩汩流淌的溪水中浣洗亚麻布料：唉，这种单纯简朴是如此美妙，如此富有道德，如此无拘无束！在这乐园般的世界里，一切都洁净迷人。在这里，无论是生活还是从奶牛的乳头喷出的牛奶，都是这样的明亮清澈。王后穿着麦斯林薄纱制成的衣衫，乡村的简朴风格（她这样打扮，用几千里弗尔让画家作画）。王后醉心于纯洁的娱乐，以充分餍足之余的全部轻浮，崇尚“大自然的品味”。王后钓鱼、摘花，在弯弯曲曲的小径上散步——很少独自散步——王后跑过草地，观赏那些忠厚的农民群众演员干活。王后做传球游戏，在花丛中，而不是在光滑的石块上面跳小步舞和迦伏特舞，王后在树木之间支上一个秋千架，搭起一个中国式的环形赌台，王后赌输了，在小房子和小道遮阴之间与人邂逅，王后骑马，取乐，让人家在这天然的剧场里演戏，最后王后自己在别人面前演出。

最后是玛丽·安托瓦内特王后发现的这种演戏的激情。原先她让人给她建造一座小型的私人剧院，保存至今，依照它秀丽的模样，颇为迷人，——王后一时的脾气，只花掉了十四万一千里弗尔——，为了在这剧院里让意大利和法兰西的演员登台表演，可是突然之间，王后大胆地下定决心，亲自跳上舞台。王后身边的这一帮风流人物，也同样对上台演戏兴致勃勃。她的小叔子德·阿尔托阿伯爵、波利涅克夫人和她的骑士们乐于参加演出，有时候，国王陛下也过来欣赏他的王后作为女演员粉墨登场。就这样，这欢快的嘉年华在特利雅侬持续了整整一年。有时候是为丈夫、为御弟举行庆典，有时候是为了外国来访的君侯贵宾，玛丽·安托瓦内特要向他们显示她的魔法王国。举行庆典时，上千个暗藏的小小灯火，罩上彩色玻璃，从幽暗处射出，犹如紫水晶、红宝石、黄玉，与此同时，一束束焰火划过夜空，从天散落。悦耳动听的音乐从看不见的近处传出。有几百付餐具摆在桌上，建造了集市的摊位木棚，供人取乐，伴人舞蹈。那纯净质朴的风景，驯从地为奢华充当精心设计的别致背景。不，在这“大自然”里，不会百无聊赖。玛丽·安托瓦内特退隐到特利雅侬去，并不是为了冥思苦索，而是为了更好地，更加无拘无束地娱乐。

直到1791年8月31日，为特丽雅侬付出的款项最终清单才公之于众，一共一百六十四万九千五百二十九里弗尔，而实际上和其他隐蔽的单笔款项加在一起，超过两百万里弗尔——当然，这笔款项在王家经济衰败的这个漏水的桶里，仅仅是一滴水珠而已，但是在财政破产，普遍穷困之际，这可是一笔巨大的支出。在革命法庭上，“卡彼的寡妇”[16]自己也不得不承认：“这个小小的特丽雅侬，很可能耗去了巨大的款项，也许还超过了我自己的愿望。我们渐渐地就越付越多。”但是在政治意义上，王后为了她一时的脾气也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因为她让宫廷显贵这一帮人留在凡尔赛宫无所事事，也就剥夺了这个宫廷存在的意义。把手套递给她的那位夫人，把坐便器毕恭毕敬地推过去供她使用的那个宫女，那些宫廷贵妇和宫廷骑士，上千名御林军，仆人和宫廷佞臣，现在没有了职务，叫他们何以为生？他们就整日价坐在观景室里无所事事，就像一部机器要是不用就会生锈，所以这些被冷漠地弃置一旁的宫廷贵族就越来越愤怒，越来越怨恨，怨愤变得越来越危险。不久就发展到这种地步，这批贵族暗中达成默契，拒绝参加宫中的盛典：让这个高傲的“奥地利女人”在她的“小美泉宫”，在她的“小维也纳”去独自一人自娱自乐吧；就只为了在接见时，见她草草了事地冷冷地点点头，这些和哈布斯堡皇族同样古老的贵族觉得太不值得。自从王后离开了凡尔赛宫之后，法兰西显赫贵族组成的反对王后的反对派变得日益公开。德·莱维公爵[17]非常形象地描写了这一情形：“王后在纵情欢娱、极为轻浮的这几年里，陶醉于享受最高权力，不喜欢强迫自己。礼仪和典礼使她感到不耐和无聊。人们向她证明，在这样开明的世纪，人们从各种成见中解放出来，统治者也应该摆脱那些风俗习惯强加在他们身上的讨厌的枷锁。简而言之，认为百姓的驯从与否取决于国王家庭置身于宫廷佞臣当中时间的多寡，这种想法十分可笑。这些宫廷佞臣极端无聊，自己也百无聊赖……除了几个备受恩宠的近臣之外，其余的人都被排除在宫廷之外，而那几个宠臣之所以得到遴选，全仗王后的一时脾气，或者一场阴谋。显赫的爵位，建立的功勋，高贵的出身，不再是吸收进王家心腹圈子的理由。只有在星期天，那些被推荐的贵族，才能有几秒钟之久见到国王和王后。但是他们当中大部分人，不久已经对这种不必要的劳累不感兴趣，这样劳累丝毫也不讨好；他们发现，这样老远地赶来，并没有得到更好的接待，着实愚蠢，也就只好放弃……凡尔赛，这是彰显路易十四庄严崇高的舞台，人们从欧洲四面八方兴高采烈地前来，为了学习高雅精致的生活方式和礼节，如今只是一个小小的行省小城，大家只是心怀反感地来到这里，只想尽快地离开这里。”

这些危险，玛利亚·特蕾西亚女皇身在远方也已预见：“我自己也知道这种应酬交际十分无聊，内容空洞，但是请相信我，如果忽略这点，就会产生后果更加严重的烦恼，远比这些小小的麻烦更甚，特别在你们那儿，这个如此生气勃勃的民族。”可是，只要玛丽·安托瓦内特不想明白，和她讲道理也毫无意义。她住在离凡尔赛只有半小时路程之遥的地方，会引起什么轩然大波！事实上，通过这两三英里的路程，她永远脱离了宫廷，也永远脱离了人民！倘若玛丽·安托瓦内特一直待在凡尔赛，置身于法兰西的贵族和传统的习俗当中，在危险的时刻，她会有王子们、公侯们、贵族的大军守在她的身边。另一方面倘若她像她长兄约瑟夫皇帝所尝试的那样，摆出民主的姿态去接近民众，那么几十万巴黎人，千百万法国人就会对她赞美不已。但是玛丽·安托瓦内特是个彻头彻尾的个人主义者，她的行为既不取悦于贵族，也不取悦于民众，她只想到她自己。由于她这一个心爱的古怪念头特丽雅侬，她使第一等级、第二等级、第三等级都同样不喜欢她。因为她只想在幸福中单独待在一起的时间太长，在不幸中她就孤独地孑然一身。为了一个孩子气的玩具，她不得不付出王冠和生命作为代价。

[1] 原文为拉丁文。

[2] 亚美里哥·维斯普契（1451，1452或1454—1512），意大利商人，航海家，按照他的名字称呼美洲，但他并不是发现美洲的人。

[3] 钢琴的前身。

[4] 克洛德·米歇尔·第·克洛蒂翁（1738—1814），法国雕刻家。

[5] 安多阿纳·华多（1684—1721），法国洛可可时代的画家。

[6] 让-巴普蒂斯特·帕特尔（1695—1736），法国画家。

[7] 路易基·波切里尼（1743—1805），意大利作曲家，大提琴演奏家。

[8] 《圣经》故事：大卫王七十岁，拟找接班人。所罗门王子充满智慧，性情平和，于是大卫王传位给所罗门。埃及法老拟消灭以色列，美丽的萨巴女王成为埃及法老的同谋，她主动访问以色列，拟勾引所罗门，找出其弱点，把他灭掉，但两人坠入爱河。

[9] 安德烈·勒诺特尔（1613—1700），法国园艺建筑师，公园的布置讲究几何图形，路易十四的主要园艺家，设计凡尔赛宫的花园。

[10] 让-雅克·卢梭（1712—1778），法国思想家、作家、教育家，主张“回归自然”。

[11] 阿那克里翁（约前6—前5世纪），古希腊宫廷诗人，以他的名字命名的诗体一度流行于后世欧洲，歌咏醇酒与爱情、友谊和自然。

[12] 埃德美·布沙东（1698—1762），法国画家、雕塑家、建筑师。

[13] 理查·米克（1728—1794），法国建筑师。

[14] 于贝尔·罗伯尔（1733—1808），法国画家。

[15] 法国著名的瓷器。

[16] 即王后。

[17] 彼耶尔-马克-夏斯东·德·莱维公爵（1764—1830），法国政治家、作家。

第十章 崭新的社交圈子

玛丽·安托瓦内特刚在她欢快的房子里住下来，新的扫帚就开始使劲地扫动起来。首先是让老家伙们滚蛋——老家伙总是让人厌倦，丑陋不堪。他们不会跳舞，不会作乐，总是传道、说教，要她小心谨慎，深思熟虑，没完没了地要她沉稳收敛，接受警告。早在她还是大公爵小姐的年代，这个感情激烈的女人就已经对此腻烦。所以让那个僵化的女太傅，礼仪夫人德·诺哀耶伯爵夫人滚蛋；身为王后，用不着再受教育。她想干什么，就能干什么！得和维尔蒙神父，保持适当的距离，这是她母亲派来陪同她的忏悔师和顾问。凡是让她不得不动脑子的人，统统滚开，滚开！只把年轻人召来，欢快活跃的一代人，他们不会因为愚蠢地严肃对待生活而耽误了游戏和取乐！这些一同游乐的伙伴，究竟是否拥有崇高的爵位，顶级的家庭，性格是否值得尊敬，无可指责，这都并不怎么重要，也用不着特别聪明，特有教养——有教养的人吹毛求疵，聪明人不怀好意——只要他们机智风趣，会讲一些刺激的趣事轶闻，在盛典上形象英俊，这就够了。娱乐、娱乐、娱乐，这是玛丽·安托瓦内特对她那狭小的社交圈子提出的第一个，也是唯一的要求。于是在她身边，就像玛利亚·特蕾西亚叹息着说的，围绕着“巴黎最糟糕的，也是最年轻的一帮人”，像她兄长约瑟夫二世皇帝气恼地嘀咕的，围绕着一个“所谓的社交圈子”，一帮看似懒散，实则极端自私的家伙，他们作为王后的“欢乐大师”，干的是轻松愉快的差使，得到的却是油水最多的职位。在进行风流游戏时，悄悄地把最丰厚的年金塞进他们插科打诨的小丑口袋之中。

只有一个独一无二的无聊先生有时短暂地破坏了这个轻浮的社交团体。但是又不能随随便便把他支走，因为——大家差点儿把这点忘记了——他就是这位欢快开朗的女人的丈夫，法兰西的统治者。宽厚的路易十六，老老实实地钟情于他那迷人的妻子，事先得到允许，有时从凡尔赛到特丽雅侬来，看看这些年轻人如何痛快地玩耍。有时看到他们满不在乎地越过习俗的界限，或者开销过于庞大，便设法怯生生地规劝几句；这时王后便哈哈大笑，这样一笑，一切也就都一风吹了。那些兴致勃勃的旁观者看见国王总是乖乖地、驯从地在王后给他的那些政令下面，签上他书法漂亮的“路易”。用这些政令，王后把最高的职位塞给他们，这些家伙对国王抱有一种居高临下的好感。这个善良的好人从来也不打扰他们很长时间，他每次总是只待一个钟头，两个钟头，然后就溜溜达达地回到凡尔赛宫去，看他的书或者去干他的钳工活。有一次他在那儿瞎坐的时间太长，王后很不耐烦，急着要和她的这个欢快的圈子，驱车前往巴黎，就悄悄地把摆钟的指针拨前一个小时。国王没有发现这个小小的欺骗，温顺地不是在十一点，而是十点就上床。这帮风度翩翩的小子肩膀都笑歪了。

当然，这样开玩笑不能提高国王尊严这个概念，可是特丽雅侬拿这么一个笨手笨脚、笨嘴拙舌的男人派什么用场呢？他既不会讲述风流香艳的趣事轶闻，又不会扬声大笑。他总像是肚子痛似的怯生生地、畏畏缩缩地坐在这帮情绪高昂的人们当中，哈欠连天，行将入睡；而其余的人要到午夜时分，才有了精神，活跃起来。他从不参加假面舞会，不赌骰子，不向任何女人献殷勤，——不，这个善良的毫无情趣的男人没法派用场，在特丽雅侬这个社交圈子里，在洛可可王国里，在这个轻浮放荡、纵情欢娱的牧歌似的田野里，他的确格格不入。

所以国王根本不算是这个新社交圈子的成员。他的御弟德·普罗旺斯伯爵，把自己的勃勃野心藏匿在假装淡漠的外表之下，认为不和这批年轻的花花公子交往，以免毁掉自己的尊严这样更为聪明。可是既然总要有一位男性的王室成员，在王后寻欢作乐时伴随左右，路易十六最小的御弟德·阿尔托阿伯爵便占据了守护神的位子。德·阿尔托阿伯爵不爱动脑，性格轻佻，放肆大胆，但是灵活多变，机敏灵巧。他和玛丽·安托瓦内特一样，也害怕百无聊赖，或者害怕从事严肃事情。他是个追逐妇女的能手，动辄举债，是个非常有趣的帅哥，吹牛大王。与其说他勇敢，不如说他放肆，表面看来激情四射，其实并非如此，只要有新型的体育运动，新颖的时尚，崭新的娱乐，他就指挥起这欢快的队伍。不久他欠的债超过国王、王后和整个宫廷的总和。可是正因为他是这样一个人，就极其符合玛丽·安托瓦内特的需要。王后并不十分看重这个放荡轻佻的御弟，更谈不上喜欢他。尽管恶毒的舌头很快就散布王后爱上这位御弟的流言，德·阿尔托阿伯爵只是掩护王后的后背。不久这叔嫂二人在寻欢作乐的狂热之中，就变成不可分开的一对。

德·阿尔托阿伯爵是这批选拔出来的近卫军司令官。玛丽·安托瓦内特就带着这支队伍白天黑夜地漫游于欢娱闲荡的各个行省；这支队伍其实人数不多，但不断变换其领导阶层。因为宽宏大量的王后，原谅她随从的一切过失，债务缠身，狂妄自大，举止莽撞或者过于亲昵，风流恋情，或者其他丑闻——但是只要此人一旦开始使王后感到厌倦，那么她的恩宠就此终止。贝尚伐尔男爵曾经一度占尽优势，这是一位五十岁的瑞士贵族，具有老军人的粗暴举止，接着优势又落到德·柯阿尼公爵身上，他“经常不断受到恩宠，最受请教的人当中的一个”。他们两位和野心勃勃的德·基内公爵和匈牙利的埃斯特尔哈奇伯爵，同时接到奇怪的任务，在王后犯风疹时伺候她，这件事在宫廷里激起一个恶毒的问题：国王在同样的情况下，要挑选哪几位宫廷命妇来伺候他呢？只有玛丽·安托瓦内特的红人，波利涅克伯爵夫人的情人，德·伏德娄伊伯爵一直保持他的职位。所有这些人当中最聪明最高雅的一位，德·里涅亲王，稍稍后退待在背景深处。他是唯一没有从他在特丽雅侬的地位，捞到数量可观的国家养老金的人，也是在年迈时写回忆录，想起王后，还怀有敬畏的唯一的一个。这片牧歌般天宇里，摇摆不定的星辰是“美男子”狄庸和年纪轻轻性格火爆的莽撞小子德·洛冲[1]公爵。他们两人对于被迫保持处女身的王后，一度曾是相当危险的人物。麦尔西大使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趁那莽撞小子赢得王后单纯的好感之后，还将别有所图之时，把他排挤开去。阿德玛尔伯爵又能以竖琴伴奏，曼声歌唱，并且演戏出色：这就足以使他获得公使职位，派驻布鲁塞尔，而后派驻伦敦。其余的人宁可留在家里，在这人工喷涌的泉水里，捞取宫殿中收入最丰的位置。除了德·里涅亲王之外，这些骑士中没有一个拥有真正精神上的等级，没有一个有雄心壮志，把王后的友谊给予的权力地位在政治上充分利用。这批特丽雅侬化装舞会的英雄们，谁也没有变成历史上真正的英雄人物。他们当中也没有人在内心深处，真正尊重玛丽·安托瓦内特。这个年轻风流的女人，也向有的人表示了过多的社交亲昵，超过了适合王后地位的程度。但是她无论是心灵上还是作为女人，从未委身给他们当中的任何人。这点十分重要。他们当中唯一的一个，应该是，也将是唯一的一人，曾经达到王后的内心，并且永远达到她的内心，此人现在还隐藏在阴影之中。这批跑龙套之辈忙乱一气，也许只起到更好地掩饰他的临近和他的出场。

对于王后而言，比这些不可靠的，时刻变换的骑士们更危险的，乃是她的那些女友；在这里神秘地混杂起来的感情力量，灾难性地掺和进来。玛丽·安托瓦内特性格上完全是个自然的，女性十足，极为柔软的女性，渴望着委身于人，充满了柔情蜜意。而她的这种渴望在婚后最初几年，在那个瞌睡懵懂、感情迟钝的丈夫那里毫无反应。按照正常的发展，她想要把她心灵的紧张情绪向什么人倾诉。既然为了风习的缘故，此人不能是，或者还不能是一个男人，一个男友，玛丽·安托瓦内特从一开始便不由自主地寻找一位女友。

玛丽·安托瓦内特和女友的友谊中总有一股柔情的声调，这是自然不过的事情。十六岁、十七岁、十八岁的玛丽·安托瓦内特尽管已经结婚，或者不如说是表面上已经结婚，在心灵上可是一般女孩在女生寄宿学校，结交女友的典型年龄和典型倾向。作为女孩，她早早地就从母亲身边，从她真诚喜爱的女傅身边拽走，放在一个笨拙的不谙柔情的丈夫身边，自然就有那种容易信任别人，一头扑到任何人怀里的劲头，还从来没能充分发泄出来，这种劲头属于少女的天性，犹如芳香属于花朵。所有这些小孩子的细小动作，手拉着手，胳膊挽着胳膊，待在角落里窃窃私笑，穿过房间疯跑，互相崇拜得五体投地，所有这些天真烂漫的“春的苏醒”的征兆，还没有完全从她孩子般的身体里表现出来。十七岁、十八岁、十九岁、二十岁，玛丽·安托瓦内特依然显得非常年轻，而且孩子气地钟情恋爱——在这样一种狂风暴雨般感情激荡中，纵情发展的并不是性欲，而是性欲的怯生生的预感，那种奔放的爱慕。所以玛丽·安托瓦内特和女友之间最初的关系，也是柔情缠绵，臻于极致，一位王后这样一种不合常规的举止，立刻为风流的宫廷做出最为不堪的曲解。这个宫廷过分文雅，业已变态，反而不能理解自然而然的事情。不久流言蜚语漫天飞舞，窃窃私语王后的萨福[2]倾向。玛丽·安托瓦内特对自己的感情满有把握：十分坦然而轻松地写信告诉她母亲：“人们大肆宣扬我特别偏爱女人和情人。”她以高傲的坦诚，蔑视宫廷，蔑视舆论，蔑视世界。她当时还不了解造谣污蔑、众口一词的强大威力，她当时还毫无保留地献身于意想不到的快乐，终于可以相爱一次，信任一次，牺牲任何小心谨慎，只为了向她的女友们证明，她可以多么无条件地热爱她们。

王后的第一位宠姬德·朗巴勒亲王夫人，是一位相当不错的人选。出身法兰西第一流的家庭，因而并不贪财或者贪权，生性温柔多情，并不十分聪明，因此也不搞阴谋诡计；并不出类拔萃，也不野心勃勃，王后对她怀有好感，她以真正的友谊作为回报。她的品德无懈可击，她的影响仅仅限于王后的私人生活圈子，她不乞求王后来庇护她的朋友，她的家庭，不干预国事或者干预政治。她不开设赌场，不把玛丽·安托瓦内特更深地推进寻欢作乐的循环之中，而是静静地不动声色地保持对王后的忠诚，最后，她英勇的死难为她的友谊盖上了最后的印记。但是有一天晚上，她的势力突然熄灭，就像一盏吹灭的油灯。1775年，在一次宫廷舞会上，王后发现了一个她还并不认识的年轻女子。这个女子谦逊优雅，楚楚动人，蓝色的目光像天使一样纯净，娇柔的身姿像少女一样柔媚。王后问左右，她是谁？人们告诉她这少妇的姓名，是儒勒·德·波利涅克伯爵夫人。这一次和上次结识德·朗巴勒亲王夫人不同，不是出于人性的好感，而是一种突发的激烈兴趣，是“一阵电击”，一种狂热的钟情。玛丽·安托瓦内特向那位陌生女人走去，问她为什么不常在宫廷露面，波利涅克伯爵夫人老老实实地承认，她家境不够富裕，没有资格参加宫廷的盛会。这样坦诚使王后高兴，因为一颗如此纯洁的灵魂，想必深埋在这个迷人的女人的心里，所以她一开口就如此动人，如此大方地承认当时最最不堪的耻辱——没钱——！这样一个女人，不就会变成她寻觅已久的理想女友了吗？玛丽·安托瓦内特立刻把波利涅克伯爵夫人拉进宫廷，把如此引人注目的恩宠全都加在她的身上，激起了众人的妒忌：王后公开和她挽着胳膊走路，让她住在凡尔赛宫里，到哪儿去都带着她，有一次甚至把全体朝臣都带到马尔利去，只是为了能够挨近她所宠爱的、正在坐月子的女友。几个月之后，这个家境贫困的贵妇人摇身一变成为玛丽·安托瓦内特和整个宫廷的女主人。

可惜，这个清秀纯洁的天使并非来自天国，而是来自一个债台高筑的破落家庭。不久，财政大臣对此可有切身体验了。首先为她支付了四十万里弗尔的债务，她女儿获得八十万里弗尔的嫁妆，她女婿获得一个上尉的职位，一年之后获得一座庄园，每年带来七万杜卡登[3]的年金，她父亲得到一笔养老金，她的丈夫，实际上早已被她的一个情夫所取代，获得了公爵的称号和法兰西收入最丰的肥缺之一，邮政局。她的妯娌狄亚娜·德·波利涅克，尽管名声恶劣，也变成了宫廷贵妇，而儒勒·德·波利涅克伯爵夫人自己，则成为王后子女的女太傅，伯爵夫人的父亲除了领养老金之外，还成为公使。整个家庭财源广进，鸿运高照，还把他们身受的恩惠广施给亲朋好友。最后，王后这一时兴起，波利涅克这一家人，让国家每年花去五十万里弗尔。麦尔西大使大吃一惊，写信给维也纳：“在这样短的时间里，把这么一大笔款项分给唯一的一个家庭，这样的事从无先例。”即便是曼特侬夫人[4]、蓬巴杜夫人也没有比王后的这个像天使一样低眉敛目的宠姬，这位如此谦逊，如此善良的波利涅克夫人更加费钱。

那些自己没有卷入旋涡中去的人站在一旁瞠目结舌，无法理解王后竟这样百依百顺，把自己的名字，自己的地位，自己的声誉，都滥用来施恩于这个不顾体面，毫无价值，拼命榨取的家族。人人知道，王后不论天生智慧，内心力量和正直诚恳，要比那些成天围在她身边的小人物优越上百倍。但是在性格和性格较劲的时候，起决定性作用的，从来不是力量，而是机敏，不是精神的优势，而是意志的优势。玛丽·安托瓦内特慵懒成性，而波利涅克则拼命钻营。王后的性格变化无常，而那一位则坚韧不拔。王后孤身一人，而那帮人则结成一个小集团，处心积虑地把王后和余下的整个宫廷割裂开来；他们紧密团结，让王后取乐开心。那个可怜的老忏悔师维尔蒙，警告他过去的女弟子又有什么用处：“您对于您的朋友和女友的品德和名声过于宽宏大量。”以至于他以值得注意的大胆态度对王后进行规劝：“举止不当，品德恶劣，遭人诟病的名声或者名誉丧尽，竟成为要想进入您社交圈子的一种手段。”这一段话又怎么敌得过挎着膀子，温柔缠绵，亲亲热热的一番聊天；机智聪明又怎么敌得过这一天天处心积虑的狡诈用心！这个波利涅克女人和她的小集团，攫取了打开王后心脏的魔术钥匙，他们只消给王后逗乐，让她开心，消除她的无聊情绪，几年下来，玛丽·安托瓦内特对于冷静地精于算计的这帮人完全百依百顺。在波利涅克的沙龙里，他们互相帮衬，一个为另一个谋取职务和地位大做广告，互相递送肥缺和年金。每个人似乎只是在为别人的利益而努力，于是就从这位浑然不觉的王后手里，把业已枯竭的国库里最后一点黄金的源泉，都流到少数几个人家里。大臣们对于这种行为无法制止，他们耸耸肩膀，对那些向他们请愿的人说道：“您让王后说话吧”“您设法让王后说话，向您施加恩典吧”。因为在法兰西，爵位和头衔、职位和年金都由王后之手赋予，而王后的这只手，却悄悄地由那个长着紫罗兰眼睛的女人，那个美丽温柔的波利涅克所操纵。

这个小集团就经常不断地用各种娱乐，在玛丽·安托瓦内特周围设立了一道无法逾越的栅栏。宫廷里其余的人不久就看到了这点，他们知道在这道墙垣后面，便是人间天堂。在那里，职位犹如繁花怒放，年金恰似江河奔流。在那里，开个玩笑，说句轻松的奉承话就像摘果子似的，能得到一个恩宠。其他人十年来持续不断地建功立业，想求得这么一点恩宠而不得。在那幸福的彼岸，世界永远弥漫着开朗欢笑、无忧无虑和欢乐欣喜。你若闯进这王室恩宠的乐园仙境，人间所有的恩赐都为你准备就绪。难怪那些流放在大墙这边的那些人，那些功勋卓著的古老贵族世家，火气越来越大。他们不许到特丽雅侬去，他们同样贪婪的双手永远不得接受那黄金的雨露。奥里昂家族，罗昂家族，诺哀耶家族，玛尔桑家族的人，怨声载道；难道我们比不上这些穷困破败的波利涅克家的人吗？再说，咱们还有一个谦虚正直的年轻国王，终于有了一个不是情妇手中玩偶的国王，可是难道咱们在蓬巴杜、杜巴里消逝之后，还得从一名宠姬，一个宠臣的老婆手里去求得理应属于我们的东西？难道真要我们容忍这种遭人无耻排挤的状态，这样遭到这个年轻的奥地利女人冷漠的忽视，她身边老是围着陌生的小伙子和暧昧的女人，而不是围着有根有底，有着几百年家世渊源的贵族？这些被排斥在外的贵族团结得更加紧密，他们的队伍逐日壮大，逐年增加。不久之后，从凡尔赛宫荒凉的窗户里，有几百道仇恨的目光射向王后那个无忧无虑、浑然不觉的游戏世界里。

[1] 阿尔芒-路易·德·贡当，德·洛冲公爵（1747—1793），法国将军。

[2] 萨福（前612？—前570？），古希腊最著名的女抒情诗人，诗歌大多以性爱为内容，传说她是同性恋者。

[3] 杜卡登，十四至十九世纪在欧洲通用的金币名。

[4] 弗朗梭阿斯·德·奥比涅，德·曼特侬侯爵夫人（1635—1719），路易十四最后一位情妇，后嫁给国王，成为国王第二任妻子。

第十一章 长兄访妹

1776年和1777年狂欢年，玛丽·安托瓦内特的欢乐陶醉，达到了直线上升的弧度的顶点。这位时髦王后，没有一次赛马，没有一场歌剧，没有一次舞会不出场，没有一天在黎明之前回到宫里。她经常不断地避免和国王同床，到清晨四点，她还坐在牌桌前。输掉的钱，欠下的债，已经激起公众的不满。麦尔西大使绝望地向维也纳接二连三地发出紧急报告：“王后陛下完全忘却了她外表的尊严，简直无法向她进行规劝，因为不同种类的娱乐极为迅速地接踵而至，只有使上九牛二虎之力才能找到几秒钟的时间，和她谈谈严肃的事情。”

好久以来，从来没有见过凡尔赛宫像今年冬天这样荒寂无人。最近一个月，王后一直在忙碌，或者不如说一直在寻欢作乐，毫不改变，毫不减弱，就仿佛这个年轻女子为妖魔控制：她的躁动不宁，她的烦躁不安从来也没有像在这决定性的一年之中这样荒唐、无谓。

而在这时，第一次出现了一种新的危险。玛丽·安托瓦内特在1777年，已经不再是她嫁到法国时那样的一个十五岁天真烂漫的女孩，而是一个二十二岁，身材丰腴的美女，犹如盛开的鲜花，一个诱人，自己也受诱惑的女人；在凡尔赛宫廷这种充满情欲，洋溢色情的氛围之中，她若完全无动于衷，态度冷漠，那就该是极不自然的事情了。和她同龄的所有亲戚，她所有的女友，早已生儿育女，每人都有一个真正的丈夫，或至少有个情人；只有她独自一个，因为不幸的丈夫无能，被排除在外。只有她，比所有的这些女人都娇艳美丽，比她圈子里的每个女人都欲望强烈，也遭人渴慕，还没有向任何人献出她的感情。她努力把她渴求柔情的强烈欲望转移到她的女友身上，想用不断的社交活动来克服她内心的空虚，可是徒然——这都无济于事。自然的天性在每个女人身上，同样也在这个完全自然而又正常的女人身上，渐渐地要求满足它的权利。在和年轻的骑士们交往中，玛丽·安托瓦内特渐渐失去她原先的那种气定神闲沉稳安详的样子。虽说她自己还害怕那最危险的事情发生，可是她依然不停地玩弄危险，玩火时又未能控制她年轻的血液，暴露了她的内心；王后时而两颊绯红，时而脸色苍白，在这些无意识地被她渴求的小伙子身边，她开始不由自主地浑身颤抖，她心猿意马，眼含泪水，一而再地重新挑动这些骑士向她致以风流的恭维奉承。洛冲的回忆录中记载了这样一个值得注意的场面，刚才还在生气，火冒三丈的王后，突然之间把他轻轻地拥抱一下，王后自己也吓了一跳，马上就一脸羞涩地快步逃走。这则故事完全有其真实性，因为瑞典公使的报告，记述了王后明显地对年轻的费尔森伯爵迸发出的激情，反映了王后同样激动的状况。一眼就可看出，这个从未被她愚蠢的丈夫触碰，遭到牺牲的二十二岁的王后，备受折磨，正处于失去自控的边缘。尽管玛丽·安托瓦内特在努力自我保护，也许正是因为如此，她的神经经受不住这看不见的紧张状态。仿佛想为这幅临床诊断的图像做些补充，麦尔西大使的确报道了王后的这种突发的“神经质的矫揉造作”，这种所谓的“晕眩”。她的那些骑士心怀恐惧，顾虑重重，暂时还拯救了玛丽·安托瓦内特，免得她真正触犯夫妻的名誉——洛冲和费尔森两人，一旦发现王后对他们表现出过于明显的兴趣，都急急忙忙地离开宫廷而去，——但是毫无疑问，王后与之卖弄风情的年轻宠臣，要是有一个在有利的瞬间，大胆出手，就很可能战胜王后内心深处，只是极为虚弱地维护着的美德。迄今为止，玛丽·安托瓦内特总算幸运，在失足之前仅仅一步，还能把握住自己。但是随着王后内心不安的增长，危险也与日俱增：蝴蝶围着诱人的灯火盘旋，越来越近，越来越不安宁；只要翅膀扇动稍一不慎，这只玩火的蝴蝶就会栽进毁掉一切的火焰之中，无法挽回。

是不是母亲派来的守卫者也看到了这个危险？可以估计，麦尔西关于洛冲、狄戎、埃斯特尔哈奇的警告都在暗示，这位经验丰富的老单身汉，比王后自己都更加清楚地理解这紧张局势的最终根源。王后并未预感到，她那突然的情绪激动，她那狂野的、难以平息的烦恼状态，多么泄露其中玄机。麦尔西大使极为充分地理解到，倘若法兰西王后，在为自己的丈夫生下一个真正的继承人之前，成了任何一个陌生情人的战利品，会意味着一场什么样的灾难。因此这必须制止，不惜一切代价都得制止。于是他向维也纳发出一封接一封的书函，要求约瑟夫皇帝现在必须前来凡尔赛，采取合适的措施。因为这位在旁宁静而安详地观看事态发展的观察家知道：现在已到紧急关头，必须挽救王后，免得她被自己毁掉。

约瑟夫二世皇帝的巴黎之行有三重目的。他得男人对男人地和法兰西国王，他的妹夫，谈一谈他尚未尽到丈夫义务这一棘手的事情。他得以兄长的权威，对他那迷恋游乐的妹妹，好好洗洗脑子，让她看见她那耽于娱乐的毛病，将会带来的政治上和人性上的危险。第三，他得加固法兰西王室和奥地利皇室，这两个统治者家族之间的国与国的联盟。

在这为他预定的三大任务之外，约瑟夫二世还自愿地加上第四项任务：他要利用这次引人注目的访问，让人家更加注意他，为他个人赢得尽可能多的赞赏。此人骨子里颇为正直，并非毫不聪明，虽说也并非极有天才，尤其还很有野心，几年来一直身患典型的储君顽疾；作为一个成年人他还一直没能自由独立，不受限制地执掌大权，而是处在他享有盛名备受称颂的母亲的阴影之中，在政治舞台上只扮演一个第二号角色，或者像他自己十分气恼地说的，成为“车上第五个轮子”，是个多余的人物。正因为他知道，无论讲聪明还是论道德权威，他都无法超越那伟大的、处处妨碍他的母皇，他就设法赋予这次要角色以一种特别突出的色调。既然女皇已经在欧洲面前体现了统治者英勇果断的形象，他就想要扮演一个人民皇帝的角色，扮演现代的仁爱国父，毫无成见，极为开明。他作为农夫扶犁耕作，他身着朴素的市民外套，混迹于群众之中。他在简单的士兵军用床上睡觉，为了试验，他让人家把他幽囚在“斯彼尔山”[1]上，同时又尽可能设法让全世界都广泛知道，他在这样故意炫耀他的谦虚。迄今为止，约瑟夫二世只可能在他自己的臣仆面前，扮演和蔼可亲的哈利发[2]；这次巴黎之行，终于给他机会登上宏大的世界舞台。早在行前几个礼拜，这位皇帝就在排练他那谦虚简朴角色的一切想象得出的细节。

约瑟夫皇帝的这个目的至少达到了一半，虽说他未能欺骗历史，历史在它的账本上记下了这位皇帝的一桩桩错误，过早地、拙劣地推行改革，灾难深重的种种冒失行为，也许只有他的英年早逝，才使奥地利免于当时已经面临的、岌岌可危的崩溃境地。但是传说比历史轻信，约瑟夫皇帝赢得了传说。很长一段时间，人们还在歌唱这位仁慈的人民皇帝，无数廉价小说描写一个高贵的陌生人，披着一件朴素的大氅，伸出仁慈的手到处行善，爱上民间的少女。这种小说一再出现的结尾极为著名：这个陌生人敞开他的大氅，大伙惊讶地看见里面是一身华丽光鲜的制服。这位贵人说了这句意义深邃的话语：“我的姓名你们永远不会知道，我是约瑟夫皇帝。”说罢，转身离去。

一句愚蠢的玩笑话，但是出于本能，比人们所想的要聪明得多；这句话几乎以天才的方式对约瑟夫皇帝的那个历史特色做了漫画化，一方面扮演一个谦逊质朴的人，而同时又竭尽全力，让这种谦逊朴素也得到应有的赞赏。他的巴黎之行，为这种做法提供了一次典型的试验，因为不言而喻约瑟夫二世皇帝，并非以皇帝的身份前往巴黎，他不想引起人们注意，而是化名法尔肯施泰因伯爵踏上旅程，最重要的一点乃是无人知晓他的这次微服私行。好几份长长的文件规定，谁都得称他为“先生”，不得使用其他称呼，连法国国王也不例外。他沿途不愿在宫殿府邸中过夜，只乘坐简朴的出租马车。但是欧洲各个宫廷，自然而然地详细知道他到达的日期和时间；还在斯图加特，符腾堡公爵就给他开了一个恶劣的玩笑。公爵下令把所有旅馆的招牌全都摘掉。这下，这位人民皇帝别无其他落脚之处，只好在符腾堡公爵的宫殿里睡觉。但是这位新时代的哈茸·阿尔·拉希德[3]迂腐固执，坚持他那早已举世闻名的微服出行，直到最后一刻。他乘坐普通的出租马车进入巴黎，作为陌生的法尔肯斯泰因伯爵，在特莱维耶饭店，也就是今天的福阿约饭店下车；在凡尔赛宫里，他住在一所普通房子的一个房间里，睡在一张行军床上，只盖着一件大衣，就仿佛是在临时的宿营地里。他的估计非常正确，巴黎民众只知道自己的国王总是非常奢侈，对于他们而言，这样一位国君简直耸人听闻。一位皇帝却在养老院里喝穷人的汤水，参加科学院的会议，旁听议会的讨论，和水手、商人交谈，参观聋哑医院、植物园、肥皂工厂，和手工业工人交谈；约瑟夫二世在巴黎看很多东西，同时也高兴被人们看见。他那和蔼可亲的态度使民众欣喜异常，而他为此赢得的热情欢迎，也使他更加欣喜。这位性格神秘莫测的皇帝扮演这样一种真真假假的双重角色，时刻意识到他内心的分裂和矛盾。在离开巴黎之前，他写信给他御弟：“你比我更有价值，但是我更像一个江湖骗子。在这个国家里就得当个江湖骗子，我是经过深思熟虑，出于谦虚谨慎，才变得平易近人。但是我故意把这点予以夸大；我在这里激起的热情，的确使我有些难堪。我十分满意地离开这个王国，但是并不感到遗憾，因为我这个角色已经演够了。”

除了他这个人的成功之外，约瑟夫也达到了他预定的政治目的。尤其和他妹夫关于那件棘手事件的恳谈，进行得出乎意料的轻松。路易十六为人诚实，态度和蔼，接待他的这位大舅子时充满信任。腓特烈大帝指示他的公使戈尔茨男爵，在全巴黎宣布，约瑟夫皇帝曾经对他说过：“我有三个妹夫，三个都很糟糕。在凡尔赛的那位妹夫弱智低能，在那不勒斯的那位是个傻瓜，在帕尔玛的那位是个笨蛋。”可是无济于事，在这件事情上，这位“恶劣的邻居”白白地挑拨离间了一番，因为路易十六在虚荣心上并不敏感，这支利箭射到他那天真的好脾气，弹落在地。内兄和妹夫两人谈得坦率而又真诚，进一步相互了解之后，路易十六也赢得了约瑟夫二世某种人性的尊重：“此人意志薄弱，但并非蠢货。他有知识，能判断，但在肉体上和精神上都麻木不仁。他进行谈话很有头脑，可是没有兴趣加深自己的教养，没有真正的好奇心；要有光[4]，在他身上还没有来到，物质还处于原始状态。”几天之后，约瑟夫二世已经把路易十六国王完全掌握在自己手里，他们在一切政治问题上都有共识。毫无疑问，约瑟夫二世也成功地，甚至毫无困难地说服他的妹夫去进行那种私密的手术。

约瑟夫二世对玛丽·安托瓦内特的态度，要艰难得多，因为责任更大。妹妹怀着复杂的感情期待着兄长来访，她既高兴终于能和一位至亲，而且是和她最亲近的兄长坦诚地谈心，但是也害怕这位皇帝总爱用生硬的训人口气来和妹妹谈话。前不久他还像对待小学生似的把妹妹训斥了一顿：“你干预了什么事情啊，”约瑟夫写信给玛丽·安托瓦内特，“你把大臣撤职，把有位大臣流放到他的庄园里去，你在宫廷里设立昂贵的新职位。你有没有扪心自问过一次，你凭什么权利干预宫廷和法兰西王国的事务？你获得了什么样的知识，敢于干涉政务，妄自以为你的意见在某个方面非常重要，特别在国家政务方面，那是要求特别深刻的知识的。你，一个可爱的年轻女人，成天不想别的，只想些轻佻放荡的事情，只想服装和娱乐，什么书也不读，一个月都没有进行过一刻钟理智的谈话，或者听人进行理智的谈话，从不认真思索，也从不把事情想透。我敢肯定，也从来不想自己的所言所行会有什么样的后果……”王后在特丽雅侬受到宫廷佞臣的娇惯纵容，不习惯这样一种严厉的教师爷似的口吻。所以当内廷总监突然通报法尔肯斯泰因伯爵已经到达巴黎，明天将在凡尔赛宫出现，大家也就可以理解王后此时心脏狂跳起来。

但是情况比她预期的要好得多。约瑟夫二世有足够的外交家风度，没有一上来就雷电交加；相反，他说了一些亲切的话语，说妹妹看上去真是迷人，并且保证要是他再次结婚，一定要娶个和妹妹面貌相似的女人，他扮演了一个献殷勤的男人的角色。玛利亚·特蕾西亚写信向她的麦尔西大使预告这位兄长访妹时，又一次做出了正确的预言：“我其实并不担心，当哥哥的会对妹妹的行为严加评判。我更相信，像玛丽·安托瓦内特这样漂亮迷人的女人，凭着她的机敏，谈话时一定会十分聪明，举止得体，会赢得哥哥的赞美，而这又会使当哥哥的感到得意。”事实上，这位着实迷人的美丽妹妹亲切可爱的态度，她和哥哥再次见面表现出来的真心诚意的快乐，听哥哥讲话时流露出来的尊敬；另一方面，妹夫亲密的温和脾气，他自己在巴黎上演的谦逊喜剧获得的巨大成功，使得这位令人害怕的迂夫子哑口无言；这头严酷的抱怨个没完的笨熊，喂了满嘴的蜜糖，不再唠叨。他得到的第一个印象很是友好：“她（他妹妹）是一个讨人喜欢，极为正派的女人，还有些年轻，还不够深思熟虑。但是她有正直和美德的深厚底蕴，另外还有某种正确的理解力，往往使我大吃一惊。第一个反应永远是正确的，只要她能听从她感情的第一次冲动，然后再加上一些深思熟虑，而不屈从于围在她身边的那一大帮吹鼓手的谄媚，那她就完美无缺了。她有强烈的寻欢作乐的欲念，既然人家知道她的这一弱点，就紧紧抓住不放。而她一再最听信的，就是那些善于在这件事上为她效劳的人们。”

约瑟夫二世皇帝在他妹妹为他提供的各种盛典上，看上去似乎懒洋洋地娱乐玩耍，这个奇怪的摸不透的精灵同时却在尖锐而认真地从旁观察。首先他必须承认，玛丽·安托瓦内特“丝毫不爱她的丈夫”，她对待丈夫态度漫不经心，相当怠慢，完全带着一种极不合适的居高临下的态度。他不费多少力气，就看透了这个“疯狂女人”身边的这个恶劣的社交团体，尤其是波利涅克家族那帮人，只有在一点上他似乎感到一块石头落地。约瑟夫二世发现，他的妹妹尽管和年轻的骑士们百般卖弄风情，她的美德迄今为止依然经受住了考验——这位皇帝小心翼翼地加了一个附加条款——“至少到目前为止”。在这个道德败坏的环境里，她的举止在道德方面远比她的名声要好。当然，根据皇帝在这方面的所见所闻，对于妹妹的未来，他并不很有把握；因此给妹妹一些结结实实的警告，他觉得并不多余。他有几次教训了他的妹妹，闹到激烈争吵的地步。譬如说，他当众粗暴地责备妹妹，“实在配不上她的丈夫”，或者说他妹妹的女友，德·格梅内公爵夫人的牌戏室是个“一个真正藏污纳垢的地方”，真正是个骗子窝。这类公开的责备使玛丽·安托瓦内特大为恼火，有时候两兄妹在这样谈话时彼此恶言相向。这位年轻女子孩子气的倔劲发作，抵抗哥哥自以为是的监护；但与此同时，她正直的内心感到，哥哥的这些责备还都在理，凭她自己性格上的弱点，其实身边多么需要有这样一个守卫者。

兄妹两人之间看来并没有举行一次总结性的恳谈。虽说约瑟夫二世后来在一封信里以警告的口气，向玛丽·安托瓦内特回忆起他俩在一条石凳上进行的一次谈话，但是最根本、最重要的事情他显然也不愿在偶尔进行的谈话中告诉她。约瑟夫二世花两个月时间看遍了整个法国，比法国自己的国王对他的国家都了解得更多，比他妹妹自己更清楚地看到了危机四伏。他也认识到，这个浮而不实的妹妹，别人说的每一句话都当作耳旁风，过一小时，一切全都忘记，特别是那些她想要忘记的事情。所以约瑟夫二世安安静静地写了一份指导意见，把他所有的观察和思考全都汇集起来，把这份三十页长的文件故意留到最后的时刻才交给他的妹妹，要求王后等哥哥离去之后再读。“书面的话语万古长存”[5]，这份书面警告应在他离去以后陪伴在他妹妹身边。

这份“指导意见”，对于了解玛丽·安托瓦内特的性格，也许是我们拥有的最有启发的一份文件。因为约瑟夫二世写这篇东西满怀善意，铁面无私。风格有些浮夸，对于我们今天的趣味而言，也许道德说教有些过于慷慨激昂，但是这篇文章同时也表现外交上的机敏，因为这位奥地利皇帝很有分寸，避免对法兰西王后的举止直接说三道四，规定几条行为准则。他只是列举了一个个问题，是一种《教理问答》[6]，为了激发这个懒于思考的妹妹去进行沉思，认识自我，自我反省，但是不由自主地把这些问题都变成了控告，看上去漫不经心的排列顺序，变成列举玛丽·安托瓦内特所犯过错的一张完整的目录。约瑟夫二世主要提醒他妹妹，白白浪费了多少时间，“你的年龄在增长，你已经没法用自己还是孩子来原谅自己。你若继续迟疑下去，会发生什么事情，你会变成什么？”这位兄长以令人惊骇的预见性，自己做出回答：“变成一个不幸的女人，一个更加不幸的王后。”接着他以提问的方式列举她的疏失：一道锋利冷凝的闪电主要射在她对国王的态度上。“你真的寻找一切机会？你回报了他向你展示的感情？他和你谈话的时候，你不是态度冷淡，心不在焉？有时候你不是显得百无聊赖，或感到厌烦？你怎么想用这种态度来对待一个天性冷淡的男人向你接近，并且真心爱你？”约瑟夫皇帝好像总是只在提问，而实际上是在尖锐地控告。他责备自己的妹妹，不是屈服于国王，而是利用国王的笨拙和弱点，取代国王，把一切成功和注意力都吸引到她自己身上。“你明白如何使你自己真正对国王有用吗？”他更加严厉地责问他的妹妹。“你有没有向他证实，谁也没有像你这样真心诚意地爱他，比谁心里都更加在乎他的荣誉和幸福？你是否曾经抑制过你的愿望，想以他为代价来使自己引人注目？你是不是处理一些他忽视的事情，为了避免给人印象，你是靠了他才取得成绩的？你为他做出牺牲了吗？你对他的错误和弱点，有没有保持叫人看不透的沉默？你有没有原谅他的这些错误，并且命令那些胆敢对此作出暗示的人不许胡说！”

约瑟夫二世皇帝接下来便一页一页地翻开他妹妹寻欢作乐的目录：“你有没有好好想过，你的那些社交关系，你的那些友谊，如果不是把每个方面都无可指摘的人士都牵扯进去，必然会对公众舆论有不良影响，因为这样一来人们就会产生怀疑，这些恶劣的风习，要么你是赞成的，或者甚至是你亲自参与的？你是否曾经掂量过赌博，通过恶劣的社交圈子和它带来的不良名声会有什么样的可怕后果？你好好回忆一下在你面前发生的那些事情，你回忆一下国王自己从来不赌，这么说你就是整个王族唯一支持这种恶习的成员，这会产生煽动性的作用。同样，你至少花一秒钟时间想想，那些和歌剧舞会相联系的一切令人难堪的事情，想想你自己在这方面亲自向我讲过的一切糟糕的惊险奇遇。我不能向你隐瞒，所有这些寻欢作乐，无疑以此为最不合适，特别通过你去参加这些舞会的方式。因为你的小叔子陪你前去，一点也不解决问题。在那里想不被人认识，戴上面具做个陌生女人，这究竟有什么意思？你难道没有看到，尽管如此，大家还是认得你，并且向你说些你不该听的事情，可是人家故意说出来，为了让你高兴，让你相信，他们完全是在无辜的情况下说出这些话来的？单单那个地方，名声就很坏。你到那里去干什么？戴了面具无法进行正经的谈话，你也不能在那里跳舞，所以何必找这些冒险奇遇，何必做这些不合适的事情，何必跟这些放纵的青年男女和外国人搅在一起，听些暧昧的讲话，也许自己也说些类似的话语？不行，这过于离谱。我向你承认，这一点我发现是一切爱你的人，一切品行正派的人最为恼火的地方，国王一整夜一整夜地单独撂在凡尔赛宫里，而你却和这帮无赖做伴待在巴黎！”他急切地重复他们母亲古老的教训，要他妹妹终于该开始读点书了，每天读两小时不算太多，但可以使她更聪明更理智地度过其余二十二小时。在这长篇大论的说教之中，突然冒出一句极有预见性的话，读到此话会吓出一身冷汗。约瑟夫二世说，如果妹妹在这点上不听从他，那他就预见到可怕的东西，他这样直接写道：“我为你浑身颤抖，因为这样下去难以为继；如果你们不预先防备，革命将是十分残忍的。”“革命将十分残忍”——这句可怕的话，在这里第一次写了出来。尽管另有含义，但这是作为预言说出，一直要等到整整十年之后，玛丽·安托瓦内特才将领会这句话的意义。

[1] 斯彼尔山在奥地利中部，有修道院，供人清修。

[2] 伊斯兰教国家政教合一的领袖。

[3] 哈茸·阿尔·拉希德（786—809），伊拉克犹太人国王。

[4] 原文为拉丁文。《圣经·旧约·创世记》，神创造了天地之后，神说：“要有光”，以区分光明和黑暗，昼和夜。在此指路易十六还在混沌状态。

[5] 原文是拉丁文，来自成语：“说的话语随风飘逝，书面的话语万古长存”，据说取自卡依乌斯·梯图斯在古罗马元老院演讲中的后半句。

[6] 天主教的基本读物，用问答的方式把教理传授给儿童和新入教的信徒。第一问便是：人生世上是为什么？答：人生世上是为恭敬天主，救自己的灵魂。

第十二章 终为人母

约瑟夫二世皇帝的这次造访，历史地来看，似乎只是玛丽·安托瓦内特生活中的一个无关紧要的插曲，而实际上它却激起了决定性的转变。因为奥地利皇帝和路易十六之间关于床帏之事，这一棘手题目所进行的密谈，几星期后就显示出了结果。这位体质增强了的法国国王，鼓起新的勇气去尽丈夫的义务。在1777年8月19日这天，玛丽·安托瓦内特向维也纳报告时还只说：情况“稍好一些”，她的（处女）“状况依然没有改变”，大举进攻未能成功，“但是我对此丝毫也不怀疑，因为情况有点小小的改善，那就是，国王比先前要温柔一些，这对他而言意味着很大进步。”8月30日终于吹响了胜利的号角；在这场七年爱欲战争中，遭遇了无数次失败之后，这位“漫不经心的丈夫”攻克了那座根本没有设防的堡垒。玛丽·安托瓦内特急忙向她母亲报告：“我正处于一生中最大的幸福之中。到现在为止，已有八天之久，我的婚姻完全得到实现，又一次进行尝试。昨天的尝试比第一次更加完美。我起先心想，立刻派一名急使去通知我亲爱的母亲，可是接着我害怕这样一来是不是会过分惹人注意，招人闲话，我也希望，等我对这件事更有把握以后再说。我还不相信，我已怀孕，但是我现在至少有希望时时刻刻都会怀孕。”话说回来，这个光荣的转变不可能长久保密：西班牙大使比所有的人消息都更加灵通，甚至连命运发生转折的这一天（8月25日）的确切日期也都向他的政府报告，并且补充道：“既然这一事件十分有趣，所以我和莫累巴，和维尔杰内两位大臣分别对此进行交谈，两人都向我证实了同样的情况。话说回来，肯定的是，国王把这事告诉了他的三位姑母之一，并且相当坦率地说：‘我非常喜欢这种娱乐方式，遗憾的是，那么长时间我不知道这点。’现在国王陛下的心情要比先前欢快开朗许多，而王后现在常常眼圈发黑，比人们迄今为止看到的次数要多。”话说回来，这位年轻的女人对她能干的丈夫发出的欢呼，事实证明还为时过早。因为路易十六从事这项“新的娱乐”，远不如前去狩猎那样热心。仅仅十天之后，玛丽·安托瓦内特就不得不向她母亲抱怨：“国王不喜欢和我双双同床睡眠。我设法打动他，至少不要完全放弃和我同床。有时候，他在我这里过夜，不过我想，不要折磨他，经常这样。”母亲听到这条消息，心里难免不悦，因为她认为这一点“至关紧要”。但是她同意她很有分寸的女儿的意见，不要催逼她的丈夫；只不过她比以往更加适应她丈夫睡觉的时间。维也纳热切期待王后怀孕的消息，在这桩缺乏激情的婚姻里一直迟迟不来，直到四月份，这个焦躁不耐的女人才认为，她内心最迫切的愿望已经得以实现。刚有一点迹象，玛丽·安托瓦内特就迅速地派出一名急使去通报她的母亲。但是御医，尽管私底下以一千金路易为赌注，证实王后说的有理，还是依然劝她先等等再说。到5月5日，小心谨慎的麦尔西报告，消息属实。到8月4日，王后怀孕的消息在宫中官方宣布。王后在7月31日晚上11点，感觉到胎儿在腹中最初的动作。王后写信告诉玛利亚·特蕾西亚：“从此以后，他常常活动，动个不停，使我非常开心。”使情绪极好的王后感到特别有趣的是，她以毫不做作的自然方式，告诉国王已经当了父亲。她走到国王面前，摆出一张阴沉沉的脸，一副十分委屈的样子：“陛下，我必须向您控告，您的一个臣仆，竟如此胆大妄为，用双脚在我肚子里乱踢。”老实巴交的国王一时没有明白，过了一阵才骄傲自得地纵声大笑，紧紧拥抱他的妻子，为他自己意想不到的能干，一时弄得异常迷惘。立刻开始举行多种多样的公开庆典。所有的教堂里都唱起“主啊，我们赞美你”[1]，议会发出祝贺，巴黎大主教下令为王后顺利妊娠进行祈祷；为这未来的王家婴儿万分仔细地寻找奶娘，准备十万里弗尔施舍给穷人。大家都迫切希望这一伟大事件来临，助产士也是如此，因为如果生下一位储君，他将获得四万里弗尔的年金，若是生下一位公主，只有一万里弗尔年金。整个宫廷都十分激动地在期待着这场久违了的好戏，因为根据几百年之久的神圣习俗，法兰西王后的分娩，并不只是一个私人的家庭事件；王后的艰难时刻按照古老的章法，必须在所有的王子、公主面前，在整个宫廷的监督之下度过。王室的每一个成员以及一系列最高显贵，都有权在王后分娩时待在产妇的房间里。当然，谁也丝毫不想放弃这个野蛮的、有损产妇健康的特权。好奇的人们从外地各省，从偏远已极的府邸里驱车赶来。凡尔赛这座小城里最狭小的阁楼都住满了人，大量的人群涌来，哄抬食品的价格猛涨三倍。可是王后让这些不受欢迎的客人等了又等，终于在12月18日夜里，铃声响彻整幢房子，王后的阵痛开始。第一个冲进产房的是德·朗巴勒夫人，紧随其后，激动万分的是全体贵妇。夜里三点，国王和王子们、公主们被唤醒，宫廷侍童和近卫军飞身上马，风驰电掣般奔向巴黎和圣-克鲁，把具有王子级别的王家血亲，及时请来充当证人：就只差敲响风暴警钟，发射大炮报警。

等御医大声宣布王后艰难的时刻已经来临后几分钟，这帮显贵便脚步杂沓地走了进来。这批观众在这狭小的房间里，按照爵位高低坐在产床四周，前面几排的靠背软椅里，找不到座位的人就爬到椅子上、凳子上。上帝保佑，千万别漏看那备受折磨的产妇的任何一个动作，漏听她的任何一声呻吟。紧闭门窗的房间里，由于五十个人的呼吸，醋和香料的味道，空气越来越浑浊，越来越闷热。但是谁也不去开扇窗，谁也不离开他的座位；这折磨人的场面足足持续了七个小时，终于到中午十一点半，玛丽·安托瓦内特生下一个孩子——哎呀！——是个女儿。人们怀着敬畏之情把这国王的后代抱进旁边的小房间，给她洗澡，然后立刻交给女太傅去照顾；国王充满了自豪感，跟了过去，观赏一下他的腰部做出的迟到的贡献。和平素一样，整个宫廷都好奇地挤在国王身后——突然响起助产士的一声刺耳的命令：“快通风，拿热水来！必须放血。”血液突然涌上王后的头部；她立即昏厥，一动不动地躺在枕头上，呼噜呼噜地痰喘不已，一半是由于五十个好奇的观众毒化了的空气，使王后几乎窒息，也许是因为这些观众，她得使劲忍住疼痛，使她呼吸艰难。大家全都吓了一跳，国王亲手把窗户统统打开，大家都惊慌失措地跑来跑去，可是热水还迟迟不来。这批宫廷佞臣在王后这次临盆时，所有的中世纪的仪式全都想得十分周全，就没有想到在这件事上最自然不过的措施：准备好热水。于是外科医生也就不做任何准备，大胆地为王后放血，一股鲜血从王后脚部割开处直射出来，瞧：王后张开双眼，她获救了。直到这时，欢呼之声才毫无保留地迸发出来。大家互相拥抱，喜极而泣。钟声齐鸣，向全国各地传送这一喜讯。

女人的苦难终结，母亲的幸福开始。尽管欢乐并不十全十美，为庆祝公主诞生，只鸣礼炮二十一响，而不是发射一百发礼炮欢迎一位太子出生，可是凡尔赛和巴黎依然欢声雷动。信使已经派往欧洲各国，全国施舍救济，债务拘留所和监狱里的囚徒纷纷恩赦获释。一百名未婚夫妻由国王出资，身披新衣举行婚配，各自获得一份嫁妆。等到王后产褥期满，前往巴黎圣母院大教堂，有一百对新婚夫妻——警察大臣故意挑选特别漂亮的一百对——在那里怀着满腔幸福之情，列队等待着王后，热情洋溢地欢迎他们的恩人。为巴黎市民燃放焰火，点燃节日灯火。葡萄酒像泉水般喷涌，面包和香肠免费分发；不用买票，可以进入法兰西喜剧院；烧炭工人坐进国王的包厢，卖鱼的女贩坐进王后的包厢：穷人也可以来庆祝盛典。现在大家都显得幸福而又善良。现在路易十六，一个开朗自信的男人变成了父亲，玛丽·安托瓦内特，一位幸福严肃、认真仔细的女人变成了母亲；巨大的障碍已经清除，婚姻得到巩固、加强。父母亲，宫廷和整个国家都可以欢欢喜喜，大家也的确充分通过庆典和娱乐来进行欢庆。

只有一个人并不是那么满意：那就是玛利亚·特蕾西亚。有了这个外孙女，她爱女的地位虽说似乎得到了改善，但还不够巩固。作为女皇，作为政治家，玛利亚·特蕾西亚不仅只想到私人的家庭幸福，还不断地往前想，尤其想到维持这个王朝。“我们必须要有一个太子，一位储君。”她喋喋不休地向她女儿重复这一警告，现在千万不可和国王“分床而眠”，不可热衷于任何轻浮放荡的事情。先前一个月一个月没有怀孕的消息，女皇简直怒火冲天，玛丽·安托瓦内特怎么这样不会利用夫妻之间共度的良宵。“国王每夜早睡，清晨早起，王后恰好相反，怎么可能会有好的消息？要是他们只是随便见上一面，不可能指望会有真正的效果。”女皇的心情变得越来越急切。“迄今为止，我一直采取谨慎的态度，可是现在我可要纠缠不休了；如果不多生几个这一血脉的孩子，简直就是犯罪。”就这一件事，她还想要亲身经历，“我焦躁不耐——在我这个岁数，再也等不了多长时间。”

但是亲眼看见从她哈布斯堡家族的血液里，生下一个未来的法兰西王国的国王，上天可没有把这最后一份快乐恩赐给她。玛丽·安托瓦内特下一次怀孕无果而终；为了关上她王家豪华马车的车窗，王后用力过猛，酿成了一次早产。女皇焦急地等待着的外孙还没出生，或者王后还没怀孕，玛利亚·特蕾西亚女皇便在1780年11月29日驾崩，卒于肺炎。这位早已被生活弄得大失所望的年迈女皇对人生还有两个愿望，第一个是：看到她女儿为法兰西王国的宝座生下一个王储，——命运没有让她如愿以偿。但是另一个愿望：那就是别让她亲眼看见她自己心爱的女儿由于愚蠢和缺乏理智会遭到不幸。上帝满足了这虔诚女人的这一愿望。

一直等到玛利亚·特蕾西亚女皇殡天之后一年，玛丽·安托瓦内特才生下了大家盼望已久的儿子：考虑到王后生头胎时发生的那些使人激动不安的事件，这一次在产房里不许再有众人围观；只有王家的至亲才得以进入产房。这次分娩非常顺利。可是等人家把新生的婴儿抱出产房时，王后已经没有力气问一声，这是个男婴还是女婴。可是国王已经走到床前，平时不容易感情激动的男子，眼泪沿着面颊直流下来。国王以他洪亮的嗓音宣布：“王太子进屋请求觐见。”这时欢声雷动，两扇房门庄严地打开。在全部宫廷人员的掌声欢呼声中，洗得干干净净，裹在襁褓之中的婴儿——德·诺曼底公爵——抱到幸福已极的母亲面前。现在宏伟的太子诞生庆典终于可以全面展开。命中注定的玛丽·安托瓦内特的对手，红衣主教罗昂，总在决定性的时刻要和王后的道路相交，这时他为太子施行洗礼；招来了一位强健的奶妈，令人逗乐的是，她名叫“波阿特里娜”[2]。礼炮轰鸣，不久巴黎就都知道了这一重大事件。一系列庆祝活动重新举办，只不过比公主诞生时更加壮丽辉煌。各行各业都派代表团，由乐队相伴，前往凡尔赛；各行业色彩缤纷的朝贺队伍持续了九天之久。因为每个等级都要以其特殊的方式，欢迎这位刚出生的未来国王。通烟囱工人喜气洋洋地把一整根烟囱拖来，上面坐着几个小小的通烟囱工人，唱着欢快的歌曲；轿夫们抬来一乘镀金的轿子，里面坐着玩偶做的奶妈和小太子；制鞋匠带来儿童穿的小鞋，裁缝带来他们未来团队的一套小号制服；铁匠带来一座铁砧，他们按照音乐的节拍敲打铁砧。钳工师傅知道，国王可是他们热心的同行，特别卖力，赠送一把精致的密锁，路易十六怀着行家的好奇心打开这把密锁，里面跳出一个小太子，是十分奇妙地用钢铁做成的。市场上的那些女商贩，穿上高贵的黑绸衣衫，高声背诵拉·哈尔佩[3]撰写的致辞。就是这同一批女人，几年后用极端粗俗下流的猥亵笑话来嘲笑王后。每个教堂都举行弥撒，在巴黎市政厅里，商人们举办大型宴会；抗英战争，饥馑、匮乏，一切不快全都忘怀。一时间不再有任何不合，不再有任何不满，甚至于未来的革命者和共和党人，也都沉湎于这喧嚣嘈杂的古老的忠君保皇的情绪之中。日后雅各宾党人的主席科洛·德尔布阿[4]，当时还是里昂的一个普通演员，亲自撰写了一出戏，献给“崇高的王后，她的美德征服了众人的心”。他，这个日后亲手签署路易·卡彼的死刑令的人，怀着敬畏之心祈求上天：

我们善良的路易十六

为了法兰西人的福气，

和特蕾西亚的血脉

永远地联结在一起，

从这个幸福的结合，

产生了一个美丽的后裔。

为了把完美的幸福

喷洒在我们的心上。

啊，天上的保佑者，

请保佑安托瓦内特的时光。

人民和他们的统治者们还紧密相连，这个婴儿还是为整个国家而生，他的来临还是普天同庆的节日。在所有街道的拐角处，都出现小提琴手和鼓手，在所有的城市和乡村，他们都在演奏，又拉琴又敲鼓，载歌载舞。大家都热爱和赞美国王和王后，他们终于这样勇敢地尽了自己的职责。

如今那灾难深重的魔圈终于打破，玛丽·安托瓦内特又两度怀孕分娩，1785年她生下了第二个儿子，未来的路易十七，一个健康强壮的孩子，“一个真正的农民之子”。1786年生下第四个，也是最后一个孩子，莎菲·贝婀特里克丝，可是这个女婴只活了十一个月就不幸夭折。因为当了母亲，玛丽·安托瓦内特身上发生了第一个转变，还不是决定性的转变，但是一种决定的开始。单单怀孕就使她不得不一连几个月，不得去无谓地寻欢作乐，她觉得和孩子们温柔地玩耍，远比绿呢赌台上放荡的玩乐更有魅力。她那强烈的发泄柔情的需要，以前全都消耗在毫无意义的卖弄风情出尽风头之上，现在终于找到了一个正常宣泄的地方。进行反省的道路，现在已经敞开，只要再过上几年平静幸福的日子，她将自行安静下来。这个眼睛充满柔情的美貌少妇，她将逃脱这些毫无意义的喧嚣闹腾，回归自我，心满意足地瞅着自己的这些孩子慢慢地成长起来，踏进人生。但是命运没有再把这点时间给她；恰好在玛丽·安托瓦内特心里的骚乱不宁终结之时，外面世界开始骚动不安起来。

[1] 原文为拉丁文，这是天主教赞美、感谢上帝的颂歌中的第一句。

[2] poitrine，法文：胸脯。

[3] 让-弗朗梭阿·德·拉·哈尔佩（1739—1803），法国评论家，诗人。

[4] 让-玛丽·科洛·德尔布阿（1750—1796），法国革命家、演员、国民公会成员。

第十三章 王后不复受人爱戴

太子出生之时，意味着玛丽·安托瓦内特的权力达到了顶峰。她为王国奉献了一位王位继承人，就仿佛她第二次变成了王后。群众狂风怒号般的欢呼声再一次显示，尽管百姓有诸多失望，世代相袭的王室依然在百姓当中拥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爱与信任的雄厚资本。国君不费大劲即可把这个民族拴在自己身上。现在王后迈出这决定性的一步，从特丽雅侬回到凡尔赛，回到巴黎，从洛可可世界回到现实世界之中。从她那轻浮的社交圈子回到贵族，回到人民之中，那么一切又都可能赢得。可是在经历了她那艰难的时刻之后，她又无忧无虑地回到轻浮放荡、寻欢作乐的时光。在民众举行庆祝活动之后，在特丽雅侬又开始了铺张靡费、灾难深重的庆典。可是现在巨大的耐心已到尽头，幸福的分水岭已经到达。从现在开始，水就要往下流，流向谷底。

起先并没有发生任何看得见的，引人注目的事件，只是在凡尔赛宫里变得寂静，越来越寂静无声，前来出席大型招待会的贵族和贵妇越来越少。少数人在问候时也表现出某种就事论事的冷淡，他们还维持礼节，但只是为了礼节而不是为了王后。他们还行屈膝礼，还依照宫廷礼节亲吻王后的手，但是并不争先恐后地想争取和王后攀谈的恩宠，目光总是阴沉而又陌生。玛丽·安托瓦内特走进剧院，正厅和包厢里的观众不再像从前那样热情奔放地站起身来，在大街上听不见早已熟悉的“王后万岁”的呼喊。当然还没有爆发公开的敌意，只是先前鼓舞民众表示应有敬意的那种热情不复存在；大家还服从这位王后，但是不再尊敬这个女人，大家毕恭毕敬地为国王的妻子效劳，但不再关心这个王后。大家并不公然违抗她的意愿，但是保持沉默；这是那种密谋叛乱的沉默，顽强、恶意而又含蓄。

这一秘密叛乱的司令部，分布在国王家族的四五座宫殿里，卢森堡宫，王宫，美景宫和凡尔赛宫自己，它们大家都联合起来，共同反对王后的官邸特丽雅侬。

领导这支充满敌意、恶意大合唱的乃是那三位年老的姑妈。她们还依然没有忘记，这个年轻的姑娘逃离了她们恶毒的学校，作为王后，地位远在她们之上；她们恼怒已极，因为没有什么角色可以扮演，便退隐到美景宫中。在玛丽·安托瓦内特奏凯的最初几年，这三位姑妈相当孤寂，百无聊赖地坐在自己的房里，谁也不去搭理她们。因为大家都全力以赴去巴结奉承那位年轻迷人的王后，大权掌握在她那双轻盈白皙的手掌之中。可是等到玛丽·安托瓦内特越来越失去人心，美景宫可就越来越门庭若市。没有接到去特丽雅侬邀请的贵妇们，被免职的“礼仪夫人”，卸任的大臣们，因为相貌丑陋，所以循规蹈矩的女人们，遭到贬抑的骑士们，遭到排挤的那些掠夺职位的海盗们，对这“新的路线”恨之入骨，痛苦万状地缅怀古老的法兰西传统，笃信宗教的虔诚和“良好的风习”，他们在受歧视者的这个沙龙里，定期举行幽会。姑妈们在美景宫的房间，变成秘密炮制毒药的药房。在这里，全部恶毒尖刻的宫廷流言蜚语，这个“奥地利女人”最新的蠢事，关于她风流韵事的种种谣传，一滴一滴地得到蒸馏提炼，装进瓶子。一切恶毒搬弄是非炮制出来的成品堆积存放的大型武库，那臭名昭著的“造谣中伤工作室”就坐落在这里，小型的尖酸刻毒的歌曲就在这里制作，公开朗读，得到鼓舞，然后就在凡尔赛宫广为流传。一切想使时间车轮再次倒转的人，那些大失所望，失去宝座，断送前程的行尸走肉，一个过往世界的面具和木乃伊，整个遭到抛弃的旧日一代人聚集在这里，态度阴险狡猾，诡计多端。但是贮存下来的仇恨的怨毒，并不针对那可怜的“善良的国王”。他们对国王只是伪善地表示遗憾，只是针对玛丽·安托瓦内特，那容光焕发，幸福快乐的年轻王后。

比这些老得掉牙的，属于昨天和前天的老一辈人更危险的是新一代人。老一代已经没法咬人，只能喷射恶言恶语，而新一代人还从未有人得过权力，不愿更长久地待在黑暗之中。凡尔赛以其孤傲慵懒的态度，和真正的法兰西彻底隔绝，对此浑然不觉，竟丝毫没有觉察到使全国动荡不宁的各种新的潮流。一个聪明的市民阶级已经觉醒。他们受到让-雅克·卢梭关于权利的书籍的教诲，看见邻近的英国有一个民主的政府形式；参加美国独立战争后回到祖国的法国人，给他们带来了来自一个陌生国度的消息。在那里，社会等级和阶层的差别，通过平等和自由的观念，全都取消。在法国，由于宫廷完全无能，他们只看见僵死和衰败的景象。在路易十五去世时，人民一致希望，现在情妇当政的耻辱，肮脏的提携庇护的胡作非为终于结束；可是这些祸害走了，取而代之的又是妇人当政，玛丽·安托瓦内特和她背后的波利涅克，业已得到启蒙的市民阶级越来越愤怒地认识到，法国的实力地位日益衰落，债台高筑，军队和舰队衰弱，殖民地大大丧失，而周围其他国家强劲发展；广大的民众圈子都产生强烈的愿望，结束这一懒懒散散管理不善的政府。

这些具有真诚爱国主义和民族感情的人士，凝聚起来的恼怒尤其针对玛丽·安托瓦内特，这并不冤枉。国王既无能力，亦不愿意做出真正的决定，根本算不上是个国君。只有王后的影响才有无上威力。玛丽·安托瓦内特当时有两种可能性，要么像她母亲一样认真积极、坚决果断地关心政务，或者干脆撒手不管。奥地利的一帮人不断试图逼着她去干政，但是徒劳，因为要统治或者协同统治，每天必须有规则地阅读几个小时公文，但是王后不喜欢阅读。她还得仔细倾听、周密思考大臣们的禀报，可是玛丽·安托瓦内特不喜欢思考。单单非倾听不可，对于这位天性轻浮的王后而言，已是过分的紧张。麦尔西大使写信向维也纳抱怨：“她几乎听也不听，几乎从来也不可能和她讨论一件重要而严肃的事情，或者把她的注意力集中到一个意义重大的问题上。寻欢作乐的瘾头对她具有一种过于神秘的力量。”要是大使奉她母亲或者长兄的委托，对她逼得太紧，王后充其量有时会这样回答他：“那您告诉我，我该做些什么，我就照办好了。”然后果然去见国王。但是她变化无常，第二天早就把一切忘得一干二净。她的干政限于“某些极不耐烦的冲动”，最后考尼茨在维也纳宫廷只好听天由命：“我们以后别再指望她，在任何事情上也别指望。我们只好满足于把她当作一个不爱付款的付款人，至少能从她那儿取多少就取出多少来吧。”考尼茨写信给麦尔西：想想在其他宫廷里，女人根本就不干预政事，我们也只好满足了。

但愿玛丽·安托瓦内特真的撒手不管国政，就好了！这样她至少没有过错，也不负责任！但是只要需要任命一位新的大臣，有个国家的职位出缺，王后在波利涅克小集团的催促之下，就不断地干预；她干的恰好是政治上能够干的最危险的事情。她到处张口说话，可是对于这件事情一窍不通。她满口说的都是外行话，不假思索地随手在最重要的问题上做出决定，耗费她对国王所具有的极为巨大的影响力，只是为了有利于她的那帮宠臣。“倘若事关严肃的事情，”麦尔西抱怨道，“她做起事来立刻变得畏缩不前，心里没底；如果受到那帮阴险奸猾、诡计多端的小人的催逼，她就竭尽全力满足他们的愿望。”国务大臣圣普里斯特注意到：“再也没有比这种不公正的，凭人情靠关系进行的任命，给王后招来更多的仇恨了。”因为在市民阶级的眼里，执掌国政的是王后，而由她任命的这些将军、公使和大臣全是无能之辈。一意孤行的独裁专制制度遭到彻底失败，法兰西这一江河，变成日益湍急的激流，冲向经济破产，所有的罪过全都落在王后身上，而她丝毫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责任。（唉，她只不过帮助几个讨人喜欢的可爱的人，得到不错的位置而已！）所有在法国要求进步，要求新秩序、公正和独创行动的人，都在谈论特丽雅侬宫的这位挥霍成性、无忧无虑、永远兴高采烈的女主人，人们对她怨声载道，对她进行威胁，因为她愚蠢地漫不经心地为二十个贵妇和骑士组成的狂妄倨傲的小圈子，牺牲了两千万法兰西人的爱情和幸福。

所有要求有个新制度、更好的秩序，要求更有意义地分配责任的人都对时局极为不满，早就缺少一个集合的地方。他们终于在一幢房子里，一个人身上找到了他们的集合地点。玛丽·安托瓦内特的这个顽强的敌人也具有王室的血液，就像反动势力聚集在三位姑妈所住的美景宫一样，革命派聚集在德·奥里昂公爵的王宫里：两个阵线本着完全相反的意思，向玛丽·安托瓦内特宣战。这位平庸已极的贵族，其实更耽于享乐而不是野心勃勃，贪恋女色，喜欢赌博，挥霍成性，追求时髦，绝不聪明，其实也并不恶毒。他具有那些毫无独创性人物的通病：流于表面的虚荣心，而玛丽·安托瓦内特却偏偏伤害了他的这种肤浅的虚荣心。她以轻松的口吻开着玩笑——就像人家用奥地利话说的，“取笑”她的这位堂兄的战功，阻止他获得法兰西海军元帅的权杖。德·奥里昂公爵感到深受侮辱，接受挑战，准备决斗，他作为和王室同样古老支脉的后裔富可敌国，独立无羁，不怕在议会里倔强地顶撞国王并且公开把王后当作他的敌人一样对待。一切不满王室的人们有了他，终于赢得了他们渴望已久的领袖。谁若想反哈布斯堡皇室，反对波旁王族执政的支脉；谁若把绝对的国王专制独裁视为业已过时，令人感到压抑；谁若要求在法兰西建立合乎理性的、民主的新秩序，从此都投到德·奥里昂公爵的庇护之下。在王宫里，在革命真正的第一个，还受到公侯提携的俱乐部里，一切革新派、自由派、君主立宪派，伏尔泰追随者、博爱主义者、共济会成员都相聚一堂；还有一切不满分子，负债累累之徒，遭到贬抑的贵族，很有教养却怀才不遇的市民，闲着没事的律师，蛊惑人心的家伙和新闻记者，所有一切极不安分、过于活跃的力量，日后凝聚起来成为革命突击队的分子，也都聚集在这里。在一个性情软弱却野心勃勃的领袖领导下，最为强大的精神队伍束装待命，法兰西将凭着这支队伍，来争夺自由。还没有发出进攻的信号，但是人人都认清了方向，知道了口号：反对国王！尤其反对王后！

在这两股敌人之间，在革命派和反动派这两派之间，还有一个人站在当中，也许是王后最危险最灾难性的敌人，她丈夫的亲弟弟，弗朗茨·萨维埃·德·普罗旺斯伯爵殿下，日后的路易十八国王，为人谨小慎微，从不抛头露面，诡计多端，小心翼翼，为了不致鲁莽地引人注目，败坏名誉，这两派，他一派也不参加。他在左右两派之间摇来摆去，静候其变，直到命运向他显示合适的现身时刻。他并不乐于看见日益增长的困难，但他避免对此公开指指点点、说三道四。他是一只潜伏很深的沉默的黑色鼹鼠，在地下挖掘他的布雷区，等待着他哥哥的地位受到撼动。因为只有当路易十六和路易十七被解决掉了，弗朗茨·萨维埃·德·普罗旺斯伯爵才能当上国王，终于变成路易十八——从童年时代便是他悄悄地深锁心底的野心勃勃的目标。他曾经一度沉湎于合法的希望，充当代理人，充当“摄政”，他兄长合法的继承人；在那悲剧性的七年里，路易十六的婚姻，因为那可疑的障碍，未有子嗣。对于御弟普罗旺斯伯爵焦躁不耐的野心而言，可是《圣经》里的“七个丰年”[1]。但是紧接着，他那阴谋篡夺王位的希望遭到沉重的打击：玛丽·安托瓦内特生下了一个女儿，在这位御弟给瑞典国王的信函里，迸发出这样一声痛苦的自白：“我并不向我自己隐瞒，情况触及了我的痛处……对此我很快又控制住了我自己，表现出先前同样的态度，当然并没有表现出特别的快乐。人家会把这看成虚伪，后来这也的确是真的……可是在我内心，我更难保持胜利的样子。有时候，感情又翻腾起来，但是我希望，我能稳住它，即使不能完全战胜它。”

王太子的出生彻底粉碎了他继承王位的最后梦想；现在直达宝座的道路已经被阻，他不得不拐弯抹角走隐蔽虚伪的道路。这种道路最后让他达到他热切盼望的目的，——当然一直要等到三十年之后。普罗旺斯伯爵的敌对和奥里昂公爵的敌对不同，奥里昂公爵的敌对，是一股公开的仇恨的火焰，而普罗旺斯伯爵的敌对，则是埋在伪装的灰烬下面徐徐冒烟的嫉妒之火；只要权力无可争议地牢牢掌握在玛丽·安托瓦内特和路易十六手里，这位暗藏的谋求王冠者，态度冷漠而沉寂，丝毫也不公开提出要求，一直等到革命爆发，他才开始态度可疑地倒来倒去，在卢森堡宫里举行奇怪的会议，可是刚一逃到国外，他就使劲地用他挑衅的宣言，挖掘他兄长、嫂子、侄儿的坟墓，——希望在他们的棺材里找到他渴望已久的王冠——这个希望果然得到实现。

普罗旺斯伯爵还干过更多事情？难道他的角色竟像这么多人所说的，更具梅菲斯托[2]的特性？他那篡位者的野心的确一发不可收拾，竟亲自让人家刊印，并且广为散发诋毁他嫂子名誉的小册子？那不幸的孩子路易十七被人秘密救出塔楼[3]，难道当叔叔的普罗旺斯伯爵又偷窃了文件，使这不幸的王储又被投入黑暗的命运之中，至今没有查明？他的态度使得许多地方都会产生极度的怀疑。因为在路易十八国王即位之后，立即斥重金或者以暴力把普罗旺斯伯爵从前写的许多信件重新夺回，或者予以销毁。他不敢把那个塔楼里死去的小孩尸体，当作路易十七予以安葬，不是只能解释为，路易十八自己也不相信路易十七业已死亡，而只相信实际上，是把一个陌生的孩子调包换了路易十七而已？但是这个顽固地生活在阴影中的人，善于把自己藏得很深；今天他用来炸毁法兰西宝座的那些秘密地雷通道，早已被泥土覆盖。大家只知道一点：玛丽·安托瓦内特即使在她最凶恶的敌人当中，也没有比这个专搞阴谋诡计，根本捉摸不透的普罗旺斯伯爵更危险的敌人。

经过十年尽情玩耍，白白浪费的执政岁月，玛丽·安托瓦内特已经陷入四面楚歌的境地。1785年，仇恨已经达到巅峰。一切仇恨王后的集团——几乎包括全体贵族和一半市民——都已各就各位，只等一个信号，就发起进攻。可是世袭王权的权威还过于强大。还没有制订确定的计划，只有一阵悄声谈论，窃窃私语，一片嘤嘤嗡嗡之声，像一阵羽毛精致的利箭穿过凡尔赛宫；每一支箭的箭镞都带着一滴美德的毒汁，所有的利箭都从国王身边掠过，射向王后。印刷的或手抄的小传单在桌子底下手手相传，若有陌生的脚步走近，立即消失在裙子底下。在王宫的书店里，佩戴着路易十字勋章，钻石鞋扣的极为高贵的贵族老爷，跟着书商进入后屋，书商小心翼翼地闩上房门之后，在厚厚的旧书堆当中，某一个尘封的隐蔽角落里取出最新的嘲讽王后的文章，说是从伦敦或者阿姆斯特丹偷运进来，实际上印刷还很新鲜，真是奇怪，油墨还未干透，也许就是在这同一幢房子里，在属于奥里昂公爵的王宫里印制的，要不就是在卢森堡宫里印的。高贵的顾客二话不说，往往数出比这些小册子的篇数更多的金币；有时候这些小册子的篇页不会超过十页或者二十页，可是饰以许多淫秽的铜版插图，加上恶毒的玩笑。这样一种浸满毒汁的诽谤文章，成为贵族们献给一位情妇的最受欢迎的礼物。玛丽·安托瓦内特没有给予这位情妇荣誉，邀她到特丽雅侬宫去；这样一件阴险的礼品，比一枚珍贵的戒指或者一把扇子更能取悦这位情妇的芳心。这种攻击王后的恶意诽谤的文章，出自陌生作家的手笔，通过难以置信的一些手广为传播，像蝙蝠似的在黑暗中飞出凡尔赛宫花园的大门，飞进贵妇们的香闺和外省的府邸；等到警察局长想要追查它们的来源去处，却突然被视而不见的种种势力所阻。这些传单到处都是：王后就餐时，在餐巾底下发现传单，国王在书桌上、公文堆里发现传单；在王后的包厢里，她的座位前面，有一首恶毒的诗歌，用一根缝衣针别在丝绒上，要是王后夜里把身子伸到窗子外面，就能听见那首嘲弄人的街头说唱诗歌，这首诗早就人人会唱，是用一个问句开头：

每个人都在私下询问自己：

国王能行吗？他不行吧？

悲伤的王后失望已极……

在色情的细节描写之后，这首诗以威胁结尾：

二十岁的小王后，

这样刻薄地对待人家，

你滚回巴伐利亚去吧。

一开始的这些诽谤性的传单、小册子和以后的传单相比，当然还相当收敛。与其说是恶毒，毋宁说是刻薄。箭簇还只是浸泡了碱水，还没有蘸上毒汁，只是削得尖尖的，为了让人难受，不是为了叫人致命。一直到了王后怀孕，这出人意表的事件，使宫廷里各式各样的阴谋夺取王位者，受到深切的打击。从这时起，传单的声调才明显地加强了敌意。恰好在现在，传言不再真实，大家都开始大声嘲笑国王性无能，王后有奸情，这样，从一开头就把可能出生的国王后嗣打成杂种——可以预料，这对谁有好处。特别是在太子，这个无可争议的合法王位继承人出生之后，从那些阴暗的、隐蔽的地下掩体里用“红色炮弹”射向玛丽·安托瓦内特。她的女友朗巴勒和波利涅克，被当作训练有素的同性恋爱情技巧的大师，钉在耻辱柱上。玛丽·安托瓦内特被描写成不知餍足的变态色情狂，国王说成可怜的戴绿帽子的受骗丈夫，太子是个野种。下面这段格言诗在当年已是到处流传，可以当作样品：

路易，你要想看看

野种、王八、婊子，

就照镜子看看

王后和太子。

1785年，诽谤污蔑的音乐会大肆举行，节拍已经确定，歌词已经提供，革命只消把沙龙里挖空心思炮制出来的诗文，在大街上大声吆喝，就可以把玛丽·安托瓦内特送上革命法庭。宫廷已经把控告书的真正提纲，轻声作了提示。砍倒王后的仇恨利斧，是由纤细、狭小，戴着戒指的贵族之手塞到刽子手的手里去的。

是谁撰写这些彻底破坏王后名誉的诗文的？这其实是个次要问题，因为创作那些小诗的桂冠诗人，从事他们的职业大多并无预感，漫无目的。他们只是拿别人的钱，为别人的目的干活。在文艺复兴时期，高贵的大人们想要干掉一个碍手碍脚的家伙，就用一袋黄金去买一把万无一失的匕首，或者定制毒药。十八世纪变得讲究仁爱，就采用更精致的方法，为了对付政敌，不再雇佣匕首，而是雇佣一支羽毛笔；不再在肉体上消灭政敌，而是在道德上把他们干掉：借滑稽可笑杀人。幸运的是在1780年，出高价可以雇佣最棒的刀笔，博马舍先生，两部不朽喜剧的作者，未来的护民官布里索[4]，自由的天才米拉波[5]，却德洛斯·德·拉克洛[6]，这些杰出人物尽管才气横溢，因为生不逢时，都可以廉价雇佣。在这些天才的诽谤诗文作者身后，还有数以百计的其他更加粗野，更加卑劣的骚人墨客，指甲污黑，饥肠辘辘，时刻准备什么都写，只要对他们提出要求，是蜂蜜，或是毒药，是婚礼献词或是污蔑小品，是颂歌或是传单，不论长短，尖刻还是柔和，政治性还是非政治性，全看老爷大人如何下达订单。除此之外，倘若这些文人还胆大妄为、机敏聪明，在这种买卖里可以赚得两倍三倍的收益。起先，不知姓名的定制者，花钱让他们提供匿名的诽谤文章攻击蓬巴杜，攻击杜巴里，现在攻击玛丽·安托瓦内特；然后有人悄悄向宫廷报告：有这样一篇污蔑文章已在阿姆斯特丹，或者伦敦等着付印，于是从宫廷财务总管或者警察局长那里领到一笔款项，来帮助阻止此文付印。那个三重聪明的家伙，又赚到第三笔钱——博马舍就拿到过这样的钱——尽管发誓赌咒，用名誉担保，从那据说已彻底捣毁的版本里，他还是留下了一两册，威胁着以稍加改动或者一成不变的样子，重新印制，——一个轻松愉快的玩笑，它那天才的发表者在维也纳玛利亚·特蕾西亚治下，落了个十四天的监禁，而后来在惶恐不安的凡尔赛却得到一千枚金币的补偿，外加七万里弗尔的收益。不久，在那些以泼脏水为业的人们当中，传开了这样的消息：攻击玛丽·安托瓦内特的诽谤文章，为时下进账最丰的买卖，而且还不十分危险；于是这灾难性的时尚便广为传播。沉默和闲聊，买卖和卑鄙行为，仇恨和贪婪，在定制和传播这种文章的过程中，十分有效而又忠实地互相合作。不久它们共同的努力成功地达到它们预期的目的：使玛丽·安托瓦内特无论作为女人，还是作为王后，在整个法国都彻底为众人深恶痛绝。

玛丽·安托瓦内特清楚地感觉到，在她背后搞的阴谋诡计，她知道有这些讽刺文章，也感觉到谁是策划者，但是她的洒脱，她那天生的，不可教诲的哈布斯堡家的骄傲，认为与其聪明地或者小心翼翼地面对危险，不如蔑视危险。于是她鄙夷不屑地把这些点点滴滴的脏水，从衣服上捋掉。她迅速地写信给她母亲：“我们生活在一个盛行讽刺小曲的时代。人们写这种东西攻击宫廷中所有的人，不论男女。法兰西的轻浮在国王面前也不止步，而我也未能幸免。”这便是一切。看来这就是她的全部气恼，全部愤怒。要是有几只苍蝇落在她的衣服上，又能伤害得了她吗！她用王后的尊严作为铠甲，自以为刀枪不入，不怕这些笔墨的利箭。但是她忘记了，单单一滴这种魔鬼似的污蔑毒汁，一旦渗入舆论的血液循环之中，就会产生一种热病。即便是医术再高明的名医，日后碰到这种热病也束手无策。玛丽·安托瓦内特一脸微笑，步履轻盈地从危险旁边走过，话语对她而言，只是风中烟尘，一直要到风暴来临，才会把她唤醒。

[1] 《圣经·旧约·创世记》第42章，约瑟在埃及成为法老的治理全埃及的宰相，先是七个丰年，接着是七个荒年。

[2] 歌德的诗剧《浮士德》中的魔鬼。

[3] 路易十六之子也随同父母拘囚在庙堂监狱的塔楼之中，是否被人秘密救出，众说纷纭。

[4] 布里索（1754—1793），原名雅克-彼耶尔·布里索·德·瓦尔维勒，法国政论家、新闻记者，雅各宾党人，后为吉伦特党人的领袖，死于断头机下。

[5] 米拉波（1749—1791），原名奥诺累·夏布利哀尔·维克托·德·里格蒂，法国政治家、作家。三岁时得天花，毁容。革命爆发后，为雅各宾俱乐部主席，国民议会主席，后猝死。

[6] 彼耶尔-阿姆布罗阿斯-弗朗梭阿·却德洛斯·德·拉克洛（1741—1803），法国军官、作家。他的声誉归功于唯一的一本书《危险的恋情》（1782）。

第十四章 洛可可剧院遭到电殛

1785年8月的前几个礼拜，王后忙得不亦乐乎，但并不是因为政局特别艰难。尼德兰的起义使法奥同盟经受了极为严峻的考验：对于玛丽·安托瓦内特而言，她那特丽雅侬的洛可可小剧院依然还是比世界大舞台更为重要。这一次使她兴奋不已的只是一出新剧的首演。她焦躁不耐，急于在宫廷剧院里上演博马舍先生的喜剧《塞维利亚的理发师》，那些精挑细选的演员阵营领衔主演这些普通角色！阿尔托阿伯爵亲自扮演费加罗，伏德娄伊[1]扮演伯爵，王后亲自扮演性格开朗的少女罗西娜。

博马舍先生的剧作？该不会是警察局熟悉的那位卡隆先生吧？十年前他撰写了那本卑鄙无耻的小册子《论西班牙支脉拥有法兰西王冠权利的重要意见》，把路易十六性无能向全世界大声宣告。此文据说是他发现的，而实际上是他自己所写，并把此文交给愤怒的玛利亚·特蕾西亚女皇。博马舍和卡隆该不会是同一个人吧？女皇称他是个“无赖”，路易十六称他为一个小丑，一个“坏蛋”？此人当年在维也纳奉女皇懿旨，当作一个放肆的敲诈勒索者关进监狱，在圣-拉查尔监狱挨了一顿当时通行的鞭挞？不错，正是这同一个人。只要事关娱乐，玛丽·安托瓦内特的记性坏得要命。考尼茨在维也纳说：她的蠢事，“只是使她日益成长，越变越美”。他说这话并未言过其实。因为这个过分活跃，同时又才气横溢的冒险家不仅嘲弄了王后自己，激怒了她的母亲玛利亚·特蕾西亚女皇，联系到这位喜剧作家的名字，国王的权威也大为丢脸，简直可怕已极。文学史，还有世界史，在一百五十年后，还记得一位国王在一位诗人那里蒙受过可悲的失败；只有国王的妻子，在四年之后就把这事忘得干干净净。1781年，书报检查官以聪敏的鼻翼嗅出，这位诗人的新作，喜剧《费加罗的婚礼》发出凶险的火药味，若在夜晚演出变成丑闻，把火样激烈的情绪点燃，会把整个旧制度都炸得粉身碎骨：国务大臣会议一致决定，禁止此剧上演。可是博马舍，只要事关他的荣誉，或者甚至事关他的金钱，他总会无可比拟地精力充沛，找到上百条路子，一而再地推出他的剧本，最后他争取到，向国王亲自朗读此剧，以便做出最后、最终的决定。国王这位老实人，尽管平素似乎迟钝，但并没有头脑简单到这种地步，竟看不出这出喜剧含有犯上作乱的内容。他愤怒地骂道：“此人把一个国家之内必须尊重的东西，全都拿来取笑。”对于王后而言，一次饶有趣味的首演，远比国家的幸福更为重要。她大失所望地问道：“这么说，这出戏就当真不得上演了？”路易十六答道：“不演了，肯定不能上演。这点你放心好了。”

这一来，这出戏似乎已经遭到判决；最笃信基督的国王，法兰西权力无限的统治者不愿看到《费加罗的婚礼》在他的剧院里上演：谁也不得违抗。对于国王而言，这事已经了结。但对于博马舍而言，绝非如此。他可不想就此认输，表示屈服。他知道得很清楚，国王的脑袋，只是印在银币和公文上面装装样子，事实上统治国王的是王后，而统治王后的又是波利涅克集团，那就直奔这最高机关吧！博马舍十分卖力地在各个沙龙朗读这个剧本——因为被禁，这个剧本反而大为流行——整个贵族阶级，为那种神秘的自我毁灭的欲念所驱使，这种欲念对于那个时代蜕化变质的社会而言，非常典型，热情洋溢地庇护这出喜剧，第一是因为剧本讽刺了他们自己，其次是因为路易十六认为这个剧本很不合适。伏德娄伊，波利涅克的情人，竟然大胆地让国王禁演的这个剧本在国王厚爱的剧院里上演；但是这还不够：国王必须公开表示自己错了，博马舍在舆论上是对的，正因为国王禁止上演此剧，这出被他禁演的喜剧，必须在他自己的家里演出。演员们悄悄地奉命排练自己的角色，也许只有王后知情，对王后而言，波利涅克的微笑远比自己丈夫的威信更为重要；入场券已经分发完毕，剧院门前已经挤满了马车，——可是在最后时刻，国王还是想到了他那受到威胁的尊严。他下旨禁止此剧上演；现在事关他的权威。在开演前一小时，路易十六一道手谕禁演此剧。灯光全都熄灭，马车只好开回家去。

这件事情再一次看上去是结束了。但是王后的那个肆无忌惮的小集团觉得，现在才正式证明，他们联合起来的力量，要比一个头戴王冠的懦夫的力量要强大得多。阿尔托阿伯爵和王后打头阵，去疏通国王；和往常一样，只要王后开口有什么事求他，这个意志薄弱的丈夫便会屈从。为了掩饰他的失败，他只要求把那些挑衅的段落予以改写，实际上也就是大家早已背得滚瓜烂熟的那些段落。于是《费加罗的婚礼》定于1784年4月17日在法兰西剧院上演：博马舍战胜了路易十六。国王曾想下令禁演此剧，并希望此剧上演失败，使得反对派的贵族们把这天晚上的演出当作轰动的新闻，观众争先恐后拥挤不堪，挤坏了大门，挤断了铁栏杆；古老的社会以疯狂的掌声欢迎此剧上演，而此剧将在道德上给这古老社会以致命的一击，它没有预见到，这阵掌声就是叛乱的第一次公开的姿态，革命的强烈闪电。

在这种情况下，玛丽·安托瓦内特理应保持最起码的体面，在上演这位博马舍先生的喜剧时有所回避。恰好是这位博马舍先生，极端放肆地用他的笔墨玷污王后的名誉，在整个巴黎面前嘲笑国王，不能让他洋洋自得地看到玛利亚·特蕾西亚女皇的女儿，路易十六的妻子亲自扮演他剧中的一个人物。而这两人，玛利亚·特蕾西亚女皇和路易十六国王，可是曾经把他当作无赖囚禁起来的。但是对于这位花花世界王后的最高机关乃是时尚。自从博马舍先生战胜了国王之后，就变成了巴黎伟大的时尚；王后服从于时尚。荣誉和体面算得了什么，她不过演演戏而已。再说，扮演的又是这个古灵精怪的姑娘，一个多么迷人的角色啊！剧本里是怎么说的？“您设想一下这个如花似玉的小宝贝，温柔亲切，充满柔情，感情奔放，朝气蓬勃，秀色可餐，一双小脚步履轻盈，腰杆笔挺，弹性柔韧，丰满圆润的胳膊，朝露一样新鲜的嘴巴！什么样的素手！什么样的皓齿！什么样的明眸！”难道除了法兰西和纳瓦拉的王后，的确还另有一个女人可以扮演这个令人着迷的角色？谁有这样白皙的纤手，这样柔软的双臂？那就把一切顾虑和犹豫全都抛到九霄云外去吧！快去把法兰西喜剧院那个杰出的达青古尔[2]找来，让他教这些高贵的门外汉学会优美的姿势，向贝尔丹小姐定制最为丰姿秀逸的服装！王后只不过是想再娱乐一番，不要老去想宫廷里那些尖酸刻薄的话语，至爱亲朋的那些恶毒行径，政治上那些愚蠢的令人厌恶的事情。现在玛丽·安托瓦内特日复一日地忙着这出喜剧，在她迷人的白金两色的小剧院里演出的事，丝毫没有预感到，另外一出喜剧的大幕已经升起，她毫不知情，身不由己地被选拔出来，在剧中扮演主角。

《塞维利亚的理发师》的排练已经结束。玛丽·安托瓦内特还一直极为忐忑，忙碌不已。她扮演小罗西娜是不是看上去的确够年轻、够美丽，她请来坐在正厅里的那些要求很高，极为娇惯的朋友们是不是又会责怪她，说她动作不够灵巧，姿势不够大方，更像一个外行，不像一个专业演员？的确，她忧虑重重——一位王后奇怪的忧虑！为什么康庞夫人今天还一直没来，她是要跟这位夫人从头到尾排练一遍的啊。康庞夫人终于，终于出现了，但是出什么事了？她的神情激动万分，真是奇怪。康庞夫人终于结结巴巴地说了出来：宫廷珠宝商波默尔昨天神情极度慌乱地去找她，求她能让他立即觐见王后。这名萨克逊的犹太人讲了一则极为疯狂、混乱的故事；说王后几个月前，让人在他那里买了那条著名的珍贵的钻石项链，当时讲好分期付款，可是交第一期欠款的日期早已过去，一块金币也没付给他。他的债主们向他讨债，他现在就急需他的钱。

怎么啦？什么事？什么钻石？什么项链？什么钱？什么分期付款？起先王后一点也不明白是怎么回事，最后说到那条奢华珍贵的项链，是波默尔和巴桑日这两名珠宝商如此精致地制作出来的项链，这条项链她当然认识。这两个珠宝商一连三次向她兜售这根项链，开价是一百六十万里弗尔；不言而喻，王后很想拥有这件精品首饰，可是大臣们不拿钱上来，他们净在那儿唠叨国库亏空，说个没完。这两个骗子怎么能说她已买下这根项链，甚至用分期付款的方法秘密购置，为此欠了他们一笔钱？一定是出了什么误会。当然啰，现在她也还记得，大约在一周前，这两个珠宝商不是寄来了一封奇怪的信，信里为了什么东西致谢，谈到了一件珍贵的首饰？这封信搁在哪儿啦？唉，对了，信给烧了。她从来不习惯把信件念清楚，她当时也马上就把这封充满敬意，看不明白的尽是胡言乱语的信给毁了。可是他们到底想要从她这儿得到什么呢？玛丽·安托瓦内特立即让她的秘书写封短信给波默尔，当然她没有约他明天就来觐见，而是约在8月9日；我的上帝，这傻瓜的事没那么急，王后还需要把脑子用来排练《塞维利亚的理发师》呢。

8月9日，珠宝商波默尔来了，神情激动，脸色苍白。他说的故事，完全听不明白。王后起先以为，她面前的这个人是个疯子。他说一位瓦洛阿伯爵夫人，王后的闺中密友——“什么？我的女友？我从来没有接见过一个叫这个名字的女人！”——在他那儿看到了那件首饰，说王后想要把它秘密买下。主教大人，红衣主教罗昂——“什么？这个恶心的家伙，我从来没有和他说过一句话！”——奉王后陛下的懿旨接见了他，收下了这件首饰。

尽管这些话听上去像是一派疯话，可是这件事情想必有些真实之处。因为这个可怜人一脑门的汗水，全身上下都在哆嗦。王后也因为这些陌生的无赖，这样卑鄙地滥用她的名义气得发抖。她命令这个珠宝商立刻把整个事件用书面详细描述。8月12日，王后手里就拿到了这份光怪陆离的文件，它至今还保存在档案馆里。玛丽·安托瓦内特真以为是在做梦。她读了下去，越往下读，火气越旺，怒火冲天；这样的欺骗简直没有先例。这事必须惩处，以儆效尤。暂时她还没有告诉大臣们，也没和她的任何朋友商量；她只在8月14日向国王倾诉了这整个案件，要求国王捍卫她的名誉。

后来，玛丽·安托瓦内特才会知道：这样杂乱无章、捉摸不透的事件，她最好还是要仔细认真地思考一下。可是彻底认真地深思熟虑，审慎地周密思考，从来就不是这位天性霸气十足、焦躁不耐的王后的优点，尤其当她性格中决定性的神经，她那容易冲动、一触即炸的傲气激动起来，更不是她的优点。

王后在失控的情况下，在这封控告信里读到的看到的首先是那位红衣主教路易·德·罗昂的名字，并且一直只看见这一个名字。多年来，她怀着她那控制不住的内心的全部激烈感情，憎恨这个红衣主教，不假思索地认为此人任何放荡行为、卑劣行径都干得出来。实际上，这位身居神职的世俗贵族，从来没有加害过王后。他甚至在王后进入法国时，还站在斯特拉斯堡大教堂门口，以热情奔放的方式，向王后表示过欢迎。他为王后的儿女施行洗礼，并且寻找每一个机会，亲切友好地接近王后。在内心深处，这两个人的性格并无矛盾；相反，这位德·罗昂红衣主教实际上是玛丽·安托瓦内特的男性影像，和女王同样轻浮，同样肤浅，同样挥霍成性，对于神职职务，就像王后对她王后的职务同样的懒懒散散。红衣主教是个花花世界的神职人员，犹如王后是个花花世界的女王，一个是洛可可的主教，另一个是洛可可的王后。这位红衣主教举止很有教养，谈吐机敏，取悦于人，慷慨无边，放在特丽雅侬宫里实在合适不过。这位帅气十足、性格轻浮、伤风败俗的红衣主教和这位爱出风头、相貌妍丽、喜欢赌博、寻欢作乐的王后，也许可以互相理解，相得益彰。只是偶然事件使他们两人成为仇敌。可是往往是那些根本上彼此最为相似的人，变成了不共戴天的敌人。

是玛利亚·特蕾西亚女皇从中挑拨，使得罗昂和玛丽·安托瓦内特成为仇寇。王后对红衣主教的仇恨是母亲的遗传，是从母亲那里继承过来，听信母亲意见的结果。在斯特拉斯堡担任红衣主教之前，路易·德·罗昂是法国驻维也纳的公使：在维也纳，罗昂的所作所为招致了女皇极度的愤怒。女皇期待的是一个外交家，看到的却是一个狂妄自大的吹牛大王。倘若他在智力上低人一等，玛利亚·特蕾西亚女皇也还乐于接受，因为一个头脑简单的公使来自强大的外国，对于自己的政治乃是一大幸事。罗昂主教的奢华排场，女皇也还能够原谅；尽管耶稣的这个虚荣成性的仆人进入维也纳时，拥有两辆贵族乘坐的豪华马车，每辆都价值四万杜卡登，还有一座拴满马匹的马厩，一批宫廷侍从和宫廷仆役，一批雇佣兵和文书，宫廷总管和家庭教师，一大批身着色彩缤纷的制服，头戴插着羽饰的头盔，挂着绿绸绦带的仆人。花销之大，使奥地利皇家宫廷为之逊色。但是在两点上，年迈的女皇铁面无情，只要事关宗教，或者关于品德，她可从来也不让人和自己开玩笑。看到一个上帝的仆人脱掉神圣的外衣，由迷恋他的女士们簇拥着，身穿褐色外套在一天之内射杀一百三十只野兽。这在这位笃信虔诚的女皇心里激起无限的愤怒。而主教的这种放荡、挥霍，伤风败俗的行为，在维也纳，在女皇的耶稣会修士和风习委员会到处都是的维也纳，非但没有激起公愤，反而得到普遍的喝彩。看到这点，女皇的愤怒陡然上升，变成真诚的怒火。美泉宫廷节俭成性的严格方式，使得整个贵族阶级脖子上的轮形皱领卡得透不过气来，在这位轻浮主教高贵时髦的社交圈子里，大大地吁了口气；尤其是那些贵妇人，被这位清教徒似的老寡妇的循规蹈矩弄得日子很不好过，争先恐后地参加主教欢快的晚餐会。火冒三丈的女皇不得不承认：“我们的这些女人，不论老少、美丑，都着了他的魔障。他成了她们的偶像，她们对他全都疯了。所以他在这里过得出奇地心情舒畅。他保证，甚至在他叔叔，斯特拉斯堡主教去世之后，他也愿意待在维也纳这里。”不仅如此，这位受到伤害的女皇还不得不看到，她忠心耿耿的心腹考尼茨称罗昂为他亲爱的朋友。她自己的儿子约瑟夫，只要母亲说“不”，他总爱说“是”，以此为乐，现在也和这位主教骑士交上了朋友；女皇不得不亲身经历这位帅哥如此勾引整个家庭，整个宫廷，整座城市，去接受他那轻浮的人生艺术。但是玛利亚·特蕾西亚女皇不愿把她严格信奉天主教的维也纳，变成一座伤风败俗的凡尔赛，变成特丽雅侬，不愿让她的贵族当中通奸成风，外遇不断：这种黑死病不得在维也纳扎根蔓延，因此罗昂必须滚蛋。一封封信寄给玛丽·安托瓦内特，要她想尽一切办法，不让这个“卑鄙的家伙”，这个“下流的主教”，这个“不可救药的东西”，这个“发表谬论的大胖子”，这个“坏蛋”，这个“真正挥霍无度的浪子”走近王后身边——大家瞧，满腔怒火诱使这个深思熟虑的女人说出什么样厉害的话来。女皇呻吟，女皇简直可说绝望地呼喊，赶快让她“摆脱”这个反基督徒派来的使者。玛丽·安托瓦内特一当上王后，便遵从母亲的意见，立刻把路易·罗昂从维也纳公使的职位上召回来。

但是罗昂若是倒下，他可是向上倒去。他失去了公使职位，却被晋升为主教，紧接着擢升为大布施官，宫中最高的神职显贵，国王的一切慈善布施都经过他的手发放出去。他的收入难以估量，因为他擢升为斯特拉斯堡主教，外加阿尔萨斯侯爵，收入极丰的圣-瓦斯特修道院的院长，国王医院的主管院长，索尔本大学的校长。此外，不知是由于什么贡献——又当上法兰西学院的院士。但是，尽管他的收入累积得非常可观，支出总是超过收入，因为罗昂脾气很好，秉性轻浮，挥霍成性，大把大把地把金钱抛洒出去。他花了好几百万在斯特拉斯堡新造了主教宫殿，举办奢华无比的节日盛典，碰到女人绝不吝啬，尤其是卡利奥斯特罗[3]先生属于他的宠儿之列，单单他一个人花的钱财就相当于七个情妇。不久，主教的财政状况极度寒伧，已经不是秘密。人们在犹太贷款人那里看见这位基督的仆人，要比在上帝的殿堂里次数更多；在贵妇人的社交圈子里要比在学识渊博的神学家当中次数更多。此刻，议会正好在调查罗昂领导的医院负债累累的情况。王后一看这种样子，就确信是这个轻浮的家伙策划了整个骗局，以便用王后的名义来骗取贷款，这有什么可奇怪的？王后一开始在火头上写信给她哥哥：“红衣主教滥用我的名字，活像一个卑劣而笨拙的伪造者。也许他手头拮据，急需金钱，希望在预定时间能够把钱还给珠宝商，而不致走漏任何消息。”大家理解她的疏忽，理解她的愤怒，恰好不能原谅这个人。因为自从在斯特拉斯堡大教堂门口第一次邂逅以来，十五年间，玛丽·安托瓦内特遵照她母亲的命令，一次也没有和这个人说过话，用粗暴的态度在整个宫廷面前冷落此人。恰好是这个人，把她的名字卷进一桩骗人的把戏之中。王后想必把这看作一种卑劣的复仇行径。王后觉得法国显贵们对她的名誉所进行的全部挑衅行为当中，这一件事最为放肆大胆、最为阴险奸诈。她用激烈的词句，眼睛噙着泪水命令国王，要毫无怜悯之心地在公众面前惩治这个骗子，以儆效尤——她错误地把那个自己受骗的人当成了骗子。

国王没有主见，王后有什么要求，他总是唯命是从，也不多加思考。而王后自己无论有什么行动，有什么愿望，从不考虑后果。既不对指控进行审视，也不把档案调来，也不询问珠宝商或者红衣主教，国王就奴性十足地成为不假思索的女人盛怒的走卒。8月15日，国王向御前大臣会议表示自己的意图，立即下令逮捕红衣主教，使大臣们深感意外。逮捕红衣主教？红衣主教罗昂？大臣们惊讶得目瞪口呆，瞠目结舌，面面相觑。终于有位大臣壮起胆子，小心翼翼地问道，倘若把一个地位如此崇高的显贵，而且是一位教会的显贵，像个卑下的罪犯似的公开逮捕，影响是不是过于令人难堪。可是玛丽·安托瓦内特恰好就要这个，就要他当众丢丑作为惩罚。就要有这样明显的惩戒，以儆效尤。不是可以出卖王后的名字来从事任何卑鄙勾当的，因此她坚定不移地坚持采用公开的程序。大臣们极不愿意，非常不安，怀着不祥的预感，终于让步。几小时之后，这出意想不到的好戏就此开演。圣母升天日恰好也是王后的命名纪念日，凡尔赛宫廷各色人等前来觐见庆贺。会客室和走廊里都挤满了朝臣和显贵，浑然不觉的主人公罗昂主教的任务，是在这隆重的日子里，作为红衣主教主持神圣的大弥撒。他身着猩红色的主教长袍，祭礼的白色罩衫已经披上，在为显贵的贵族们准备的“贵宾室”里等待着，就在国王的寝宫前面。

但是路易十六并没有庄严地露面，和他的王后一起去望弥撒，一个仆人走近罗昂。国王有请，让他到国王的私人房间里去。王后站在那里，嘴唇紧闭，目光转向一边，没有回答主教的问候。同样，他的死敌，大臣布莱多耶也同样摆出公事公办的样子，一脸冰霜，毫不客气。国王开口说话，语气直截了当，相当粗鲁：“亲爱的堂兄，您以王后的名义购买的钻石项链，到底是什么情况？”——

罗昂顿时脸色刷白，他对此没有思想准备。他结结巴巴地说：“陛下，我发现，我受人欺骗了。但是我自己并没有进行欺诈。”

“倘若情况是这样，亲爱的堂兄，那您就不必担心。但是请您把整个事情解释清楚。”

罗昂无言以对。他发现玛丽·安托瓦内特一声不响，咄咄逼人地站在他的面前。他说不出话来，他那手足无措的样子激起了国王的同情。国王给他寻找一条出路：“您把想给我的报告，统统写下来吧。”说罢，国王就和玛丽·安托瓦内特，和布莱多耶一起离开了房间。红衣主教独自一人留下，在纸上大约写了十五行字，把他的解释交给重新走进屋来的国王。有个名叫瓦洛阿的女人指定他为王后购买这串项链。现在他发现，他受到了这个女人的欺骗。

国王问他：“这个女人在哪儿？”

“陛下，我不知道。”

“项链在您这儿？”

“在这个女人手里。”

国王于是派人把王后、布莱多耶和掌玺大臣请来，宣读两个珠宝商的呈文。他询问据说是王后亲笔写下的委托书在哪里。

红衣主教只好惊惶万状地承认：“陛下，委托书在我手里，显然是伪造的。”

“当然是伪造的。”国王答道。尽管红衣主教现在表示愿意支付项链的款项，国王严峻地结束他的谈话：“先生，在目前这种情况下，我不得不下令把您的房子贴上封条，把您本人加以扣留。王后的名字对我弥足珍贵。如今她的名字受损，我不能再有任何损失。”

罗昂苦苦哀求，别让他蒙受这样的羞辱，特别在此时此刻，他理应走到上帝面前为整个宫廷主持弥撒。国王性格温和、软弱，眼看这个自己受到欺骗的人，明显地陷入绝望的境地，心有不忍。可是这时，玛丽·安托瓦内特再也按捺不住，她眼里噙着愤怒的泪水斥责罗昂。她八年之久没有和他说过一句话，他怎么能相信，王后会背着国王，挑选他来作为中介人进行秘密的生意。对于这个责备，红衣主教无言以对：他现在自己也搞不清楚，怎么会毫无意义地卷进这场傻瓜进行的冒险行径中去。国王表示遗憾，但是他做出结论：“我希望，您能进行自我辩护！但是我必须做我作为国王和丈夫理应去做的事情。”

谈话到此结束。门外，挤得水泄不通的接待室里，全体显贵等得焦躁不耐，好奇心切。弥撒早就应该开始，为什么耽搁了这么长时间，出了什么事了？有几个人很不耐烦地来回走动，脚步沉重，把窗玻璃震得发出轻微的咣啷咣啷的声响。另外一些人坐下来交头接耳：大家都感到空气中弥漫着暴风雨的味道。

突然，进入国王内室的双扇门猛地打开，第一个走出来的是身穿猩红色长袍的红衣主教罗昂，他脸色惨白，嘴唇紧闭。他身后跟着老军人布莱多耶，长着一张葡萄农红通通的粗糙脸庞，眼睛激动得闪闪发光，走到房间中央，突然故意向近卫军上尉大声喊道：“逮捕红衣主教先生！”

大家都大吃一惊，愣在那儿一动不动。逮捕一位红衣主教！逮捕罗昂！在国王的前室里！这个老丘八是不是喝醉了？可是，不，罗昂不加反抗，并不发火，他低垂着眼睛，驯从地走向卫兵。宫廷的朝臣们战栗着退到两边。这位德·罗昂亲王，国王的大布施官，救赎众生的天主教会的红衣主教，阿尔萨斯的侯爵，法兰西学院院士，无数荣耀的获得者就在众人探寻、羞辱、愤怒的目光逼视之下，走过一座又一座大厅，一直走下楼梯。那无情的卫兵就像看守，走在苦役船上犯人身后。卫兵把一间偏僻房间里的罗昂交给宫廷卫队，这位从麻痹状态苏醒过来的红衣主教，利用大家错愕之际，迅速用铅笔在一张纸上写了几行字，指示他的管家神父，把放在一个红色信封里的所有文件立即全部焚毁——就像人们后来在审讯中获悉的，这些就是伪造的王后书信。罗昂手下的一个卫兵在楼下飞身上马，带着这张纸条驰向斯特拉斯堡饭店，慢了一步的警察还没来得及赶来封存文件，法兰西的大布施官，应该在国王和整个宫廷人员面前主持弥撒之前，给押进了巴士底狱——史无前例的羞耻啊！同时下达命令，把这件还模糊不清的事件中的一切帮手，全都缉拿归案。这一天，凡尔赛就没有再做弥撒，还做它干吗？谁也没有这样虔诚的心思去望弥撒，整个宫廷、整座城市、整个国家听到这则消息，就像遭到晴天霹雳，被震得头晕目眩。

只有王后一人，心情激动地待在紧闭的房门后面，她的神经还因为愤怒而震颤不已；刚才的场面使她自己也激动得要命——最后，至少造谣污蔑者，阴险狡猾地破坏她名誉的坏蛋当中的一个已经捕获。现在一切好心好意的人不是都会赶来祝贺她逮住了这个无赖？整个宫廷不是会赞扬这么长久以来，被人认为软弱无能的国王魄力惊人，他坚毅果决地把一切神职人员中最没价值的一个抓了起来？可是，奇怪：谁也没来，即便是她的女友，也都目光尴尬地避免和她见面。今天在特丽雅侬和凡尔赛都很沉寂，贵族们并不努力掩饰他们的愤懑，竟然这样令人屈辱地对待他们这个特权圈子里的一员。国王向红衣主教罗昂表示，主教若愿意由国王亲自判决他的案子，将获得国王的宽大处理。红衣主教从最初的惊恐中缓过劲来，冷冷地拒绝了国王的这一恩宠。他选择议会做他的法官。过于鲁莽的王后感到很不自在。玛丽·安托瓦内特对她的成功并不感到快活：晚上，宫女们发现王后在暗自垂泪。

可是不久，旧日的无忧无虑又压倒一切，她在傻乎乎的自我欺骗的状况中，写信给她的兄长约瑟夫：“至于我呢，我很高兴，我们再也不用听到这个恶心的事件。”这话是八月份说的，而在议会举行的诉讼，最早也得到12月份才会开审，也许甚至要拖到明年——干吗现在就为这沉重的负担而伤尽脑筋？让大家去胡说八道或者怨声载道，这有什么了不起！赶快把胭脂拿来，还有新的服装，总不能为了这无足轻重的小事，拒绝演出这么迷人的一出喜剧。排演继续进行，王后练习《塞维利亚理发师》中那个活泼动人的罗西娜的角色（而不去阅读警方提供的关于那件大案的档案，也许当时这场官司还能阻止）。不过看上去，这个角色，王后演练得也过于马虎，因为要不然，她读到她的搭档巴西利奥下面这段台词时，一定会吓得一愣，沉思起来。巴西利奥极有先见之明地描述污蔑的威力：“污蔑！您想象不到，您这是在藐视谁！我看见过极为诚实的人士栽在它的手里。请您相信我，什么极端恶毒的言论，什么无耻下流的勾当，什么荒谬绝伦的故事，都能灌输到一个大城市的那些闲来无事的人耳朵里去，只要你善于安排，而我们这里巧手多的是……！起先只是轻微的一阵声响，就像暴风雨前的燕子一掠而过，微弱到了极点，只是一声声呢喃，倏而消逝。可是飞行之中，它已撒下了有毒的种子。一个嘴巴接住这粒种子，以微弱的，微弱的声音，无比机灵地送到另一人的耳中。现在灾难就此发生，它逐渐长大，伸得很长，突然强劲起来，开始上路，口口相传，就像魔鬼似地奔跑。可是突然之间，上帝知道是怎么回事，这污蔑站起身来，吹着口哨，身躯胀大，蹦得老高，旋转身子，凌空转圈，拽走一切，化为一阵雷鸣，借助上天的伟力，变成一声众人的呐喊，声调公然越变越强，变成一阕仇恨和唾弃的万人合唱。哪个魔鬼能抵抗得住？”

但是玛丽·安托瓦内特历来不大仔细倾听她谈话对手说些什么，这次也是这样。否则她定然能够理解：这一出看上去轻松的戏剧，闲聊般说出了她自己的命运。这场洛可可喜剧，随着1785年8月19日这最后一场演出，也最终演完：悲剧就此启幕。

[1] 德·伏德娄伊侯爵（1724—1802），原名路易-菲利普·德·里哥，美国独立战争时，法国海军第二司令。

[2] 达青古尔（1747—1809），当时法国著名演员。

[3] 亚历山德罗·第·卡利奥斯特罗（1743—1795），意大利冒险家，大骗子。

第十五章 项链事件

到底实际上发生了什么事情？要想把这事描述得令人置信，并不容易。因为，真正发生的项链事件，的确是难以令人置信的事情中，最最匪夷所思之事。这样的事情，就是在一部小说里也叫人难以置信。倘若现实生活有个高深精妙的念头，同时又有一个诗意盎然的日子，那么现实生活一定在想象力上，在情节的错综复杂上，会超越最富创造力的诗人。那么所有的诗人最好还是别染指这一出戏，别想用自己的巧妙构思来超越它那天才的联想艺术：即便是歌德试图在《大科夫塔》[1]里把项链事件变成一出戏剧，结果也只写成一个枯燥无味的玩笑，而实际上这却是历史上最为放肆大胆，光芒闪耀，激动人心的闹剧之一。即使把莫里哀[2]所有的喜剧合在一起，也找不到这样五颜六色乌七八糟的大杂烩，把骗子手、说谎者和受骗者，傻瓜和被愚弄的人，逻辑上这样混乱地交织在一起。在这个大杂烩里，一只贼溜溜的喜鹊，一只身上涂满各式各样江湖郎中膏药的狐狸和一只愚蠢轻信的笨熊，联合炮制了世界史上最疯狂的一出笑剧。

一出真正地地道道的喜剧中心人物，总是一个女人。在项链事件里，这个女人是个落魄的贵族和一个堕落的使女的女儿，这女孩沦为小乞丐，长大成人，肮脏不堪，没人照管，赤着脚到地里去偷土豆，为了一片面包去给农民看牛。父亲死后，母亲沦落为娼，小女孩就到处瞎逛；要是没有交上好运，这个女孩七岁上就要彻底堕落。她恰好在大街上用令人错愕的哀号向德·布兰维利埃侯爵夫人乞讨：“请您对流着瓦洛阿[3]血液的可怜孤儿发发慈悲吧！”什么，这么一个满身虱子，都快饿死的孩子是王家血脉的后裔？虔诚路易的神圣血脉？这不可能，侯爵夫人心里暗忖，可是她毕竟还是让她的豪华马车停下，把小叫花子问了一通。

在项链事件中，我们必须从一开始就习惯，把最不可能的事情当作真事看待。其中最令人错愕的事情会变成事实。这小约翰娜[4]的确是雅克·德·圣-雷米的一个私生女。他的形象像是偷猎者、酒鬼和农民害怕的家伙，但是尽管如此，是瓦洛阿家族嫡传的后裔。这个家族论爵位和年龄，和波旁王族相比，毫不逊色。布兰维利埃侯爵夫人看到一个王族的后裔，沦落到这样落魄潦倒的地步，深受触动，立刻把这姑娘和她的妹妹一起带走。自己掏钱把这两个女孩送到一家寄宿学校去受教育。约翰娜到十四岁时，到一个女裁缝那里去学手艺，变成洗衣工、熨衣工、挑水工、衬衣缝制工，最后终于安顿在一所贵族小姐待的修道院里。

但是不久就显露出来，这个小约翰娜并没有当修女的天分。父亲遗传的流浪汉血液在她血管里翻腾，到二十二岁时，她就和妹妹一起下定决心，翻过篱笆，逃出修道院。身无分文，脑子里却装满了冒险奇遇，她们在巴尔-苏尔-奥伯出现。约翰娜天生丽质，在那儿找到了一个小贵族出身的宪兵军官尼可拉斯·德·拉·莫特，莫特马上娶她为妻，而且已到紧要关头，因为神父的祝福再不及时来到，再过一个月，就要生下一对双胞胎。这位宪兵军官倒是从来也不吃醋。跟着这样一个道德上粗枝大叶的男人，德·拉·莫特夫人满可以舒舒服服地度过一个简朴的小市民的生活，可是“瓦洛阿家族的血液”强烈要求它的权利；从一开始，这个小约翰娜心里就只有一个念头：向上爬！不论采用什么方法，走什么道路。首先，她就缠上了她的恩人德·布兰维利埃侯爵夫人。算她走运，在查伯恩红衣主教罗昂的府邸，得到侯爵夫人的接待。约翰娜长得漂亮，人又机灵，立刻就充分利用这位喜欢向女人大献殷勤，脾气又温和的红衣主教可爱的弱点。通过红衣主教的推荐，她的丈夫——也许戴了顶看不见的绿帽子作为代价——就立刻获得了一个龙骑兵团骑兵上尉的委任状，也付清了他迄今为止欠下的债务。

现在约翰娜又可以心满意足才是。但是这次向上飞升，她也只看成是一个阶梯而已。她的丈夫拉·莫特被国王任命为骑兵上尉，如今为了权力完整，干脆自己任命自己为伯爵，反正用不着交税。既然可以用“瓦洛阿·德·拉·莫特伯爵夫人”这样响亮的名字，到处吹嘘，难道还甘心拿着一份靠人施舍的养老金和一份穷酸的军官薪俸，在外省潦倒终生？胡扯！这样一个名字，配在一个毫无顾忌的美貌女子身上，一年值二十来万里弗尔，只要她决心干净彻底地去敲那些虚荣成性之徒和傻瓜们的竹杠。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这两个串通一气的同谋犯，就在巴黎奈夫-圣-纪勒大街上租下整幢房子，向放高利贷者瞎吹，伯爵夫人作为瓦洛阿家族的后裔，有权利取得好几座庞大的庄园。利用借来的物件，他们大演盛大的社交集会，——所用的银器，总是从附近的店铺里借来，用上三个小时。等到巴黎的债主逼债逼得厉害，瓦洛阿·德·拉·莫特伯爵夫人就宣布，她要前往凡尔赛，到宫里去提出她的要求。

不言而喻，她在宫里一个人也不认识。她尽可在宫里一连几个礼拜，把她漂亮的双腿站断，也不可能在王后的前厅里得到接待。但是这个诡计多端的女骗子早已想好了她的绝招。她和其他想要申诉的女人一起待在伊丽莎白夫人[5]的前厅里，突然晕厥过去，大家都跑了过来，她丈夫说出了她那显赫的名字，眼含泪水讲述她长年累月忍饥挨饿，是她因而脱力，不幸晕倒的原因。于是这个极端健康的病人，就被人家满怀同情地用担架抬回家去，还附上两百里弗尔。她的年金从每年八百里弗尔提高到一千五百里弗尔。可是对于一位瓦洛阿家的后代，这岂不是打发叫花子的施舍吗？因此她使劲往这打开一条缝的缺口往里钻，于是在阿尔托阿伯爵夫人的前厅里，她第二次晕倒；在镜子长廊里，第三次晕倒。王后想必会从那里走过。这个想用暴力行乞的女乞丐，特别指望王后会对她宽容对待。可惜王后对她晕厥一事一无所知。要是在凡尔赛再晕倒一次，定会引起疑心，于是这对夫妇只好返回巴黎，收获不多。他们很长时间没有达到他们想要达到的目的。不言而喻，他们小心翼翼，没把这事张扬开来；相反，他们鼓起腮帮子神吹，王后如何仁慈，如何亲切地把她当作亲爱的亲戚加以接待。反正有好多人觉得认识一位在王后社交圈子里备受尊敬的瓦洛阿伯爵夫人殊为重要。所以不久就有好几头肥羊跑来，任她剪羊毛。莫特夫人的信用一时又得到恢复。这两个债台高筑的乞丐建立起了自己的满朝侍从——“世界喜欢受骗”[6]——，由一位所谓的秘书率领，名叫雷多·德·维莱特，此人实际上不仅不假思索地和尊贵的伯爵夫人分担招摇撞骗的行径，也分享她的卧榻眠床；第二个秘书洛特甚至是个神职人员，此外还雇佣了马车夫、仆人、贴身女佣，不久在奈夫-圣-纪勒大街日子过得相当轻松愉快。那里设有愉快的赌局，那些受骗上钩的傻帽不会有多少收益，可是因为有一帮暧昧的女人，这可是个开心的去处。可惜那些纠缠不休的家伙又掺和进来，一看就知道是债主和法警，提出很不恰当的要求，拖了几个星期，几个月终于该还债了。这对值得尊敬的夫妇又一次山穷水尽。那点小儿科的技巧已经无济于事，不久就该大张旗鼓地大干一场了。

要设一个颇具规模的骗局，有两样东西必须具备：一个大骗子和一个大傻瓜。所幸这个傻瓜就在手边：他不是别人，就是那位赫赫有名的法兰西学院院士，斯特拉斯堡主教阁下，法兰西的大布施官，红衣主教罗昂。完全是他那时代的人物，不比别人聪明，也不比别人愚蠢，这位极端具有魔力的教会公侯，也患有他那世纪的毛病，极为轻信，人类绝不可能没有信仰长期生存。既然这个世纪的偶像伏尔泰把宗教信仰弄得不复时髦，迷信便取而代之。悄然溜进十八世纪的各个沙龙之中，对于炼金术士、犹太教神秘教义学者，玫瑰十字会[7]，江湖郎中，向亡灵问卜的巫术和奇迹医生而言，开启了一个黄金时代。没有一个贵族男子，上流社会的女子会错过机会，不到卡利奥斯特罗的包厢里去过，不和圣-日耳曼伯爵[8]一同进过餐，没有领教过梅斯美尔[9]的磁石魔力。正因为一切生活是如此飘逸轻盈，风趣轻佻，正因为将军们并不认真对待他们的职务，王后并不认真对待她的尊严，神父不再严肃对待他们的上帝，追求享乐的“开明”人士便需要玩弄玄学，神秘主义，超自然的玩意儿来克服他们可怕的空虚，尽管神志清醒，机智风趣，却都愚不可及地纷纷上了蠢笨拙劣的骗子手的圈套。在这批精神可怜虫当中，最轻信的一位，红衣主教罗昂阁下，恰好碰上最阴险狡猾的骗子大王，一切骗子手的教皇，“天神般的”卡利奥斯特罗。这个骗子大王在查伯恩宫安营扎寨，把他东道主的金钱和理智全都极为巧妙地骗入囊中。预言家和骗子手这么彼此瞄上一眼，就互相认出对方是谁。卡利奥斯特罗和拉·莫特家的女人，在这里便是如此；卡利奥斯特罗知晓红衣主教的一切秘密愿望，拉·莫特家的女人通过他获悉罗昂最最隐秘的愿望乃是充当法兰西的首席大臣，也查出罗昂害怕的唯一障碍乃是王后玛丽·安托瓦内特对他本人怀有一个众所周知的，他自己也无法解释的反感。了解一个男人的弱点，对于一个狡谲的女人而言，就等于已经把他掌握在股掌之中；这个女骗子飞快地织出一根绳索，拴着这头笨熊主教跳舞，一直跳到他冒出黄金之汗来。1784年4月，拉·莫特家的女人开始时不时地露出一句半句，她“亲爱的女友”王后多么充满柔情地吐露衷情；这个女人想象力越来越丰富，杜撰出一些趣事轶闻，在那浑然不觉的红衣主教心里激起这样的想法，这个漂亮的小女人满可以在王后面前，成为他理想的代言人，为他说些好话。不错，对他而言，最高的幸福，莫过于能够满怀敬畏之情地为王后效劳而已。可是几年来，王后陛下连看都不乐于看他一眼，这使他很伤心，这点他公开承认。唉，要是最后真有人能向王后解释一下他真正的心思，该有多好！王后的这位“闺中密友”，对红衣主教充满同情，深受感动，预言一定在玛丽·安托瓦内特面前说些好话：使他得到恩宠。她的说情想必分量极重，罗昂为之惊愕。因为在五月份，拉·莫特家的女人已经向他预告，王后已经改变主意，很快就会向红衣主教暗示，她的思想已经转变，当然这还不是一个明显的信号：王后将在下次宫中觐见时，以一种特定的方式悄悄地向他点头致意。要想相信什么，就很乐于相信；要想看见什么，就很容易看见。这位善良的红衣主教在下次觐见时，自以为在王后面前见到某种“微微的颔首”，给那位令人感动的中间人好多金币作为酬劳。

但是拉·莫特的女人觉得这座打开的金矿，金水流淌得还不够顺畅。为了让红衣主教更进一步上当受骗，必须让他看见一些明显表示王后恩宠的东西，采用信件如何？干吗把一个寡廉鲜耻的秘书留在家里，留在床上？雷多果然毫不迟疑地写出了一些王后亲笔写给她的女友瓦洛阿的信函。既然那位傻瓜把这些信函当作真货，大加惊叹，干吗不在这条收益甚丰的道路上再迈出一步？干吗不马上策划罗昂和王后之间的一段秘密通信，以便把这位红衣主教的钱箱掏个底朝天？根据拉·莫特家女人的忠告，昏头昏脑的红衣主教撰写了一份详尽的解释，为他迄今为止的态度做了辩护，花了几天加以修改，最后把一份誊清稿交给这个在真正意义上价值昂贵到无法估量的女人。你瞧——她不真正是一个魔法师，王后最亲近的闺中密友吗？过不几天，拉·莫特家的女人就带来了一封短简，写在尺寸很小的切口烫金的棱纹白纸上，一角还印了一朵法兰西的百合花。这位出身哈布斯堡王室的骄傲王后，平素无法亲近，总是拒人于千里之外，竟然写信给她一向鄙夷不屑的红衣主教：“我很高兴，不必再把您看成有过错之人；可是您请求觐见，我还不能同意。只要环境一旦允许，我就会通知您。望守口如瓶！”这个遭到欺诈的傻瓜乐不可支，喜不自胜。根据拉·莫特家女人的劝告，写信向王后致谢，又收到回信，又继续写信，他心里越是充满骄傲和渴望，获得了玛丽·安托瓦内特的最高恩宠，拉·莫特家的女人也就越发掏空他的钱包。这场放肆大胆的好戏，便紧锣密鼓地上演起来。

只可惜还一直没有找到一个重要的人物，来真正演出这出喜剧，那就是主角：王后。没有王后的介入，这个危险的部分便难以为继，因为即便是最轻信的人，也不可能永远骗他说王后向他致意，而实际上王后总是直愣愣地把目光从她憎恶的这个人身旁掠过，从不和他招呼。这个傻瓜最终会感到苗头不对，这个危险越来越大。所以必须想出极为放肆大胆的一步棋。既然根本就不存在王后单独和红衣主教谈话的可能性，只要让这头笨熊相信，他和王后说过话了，岂不就够了吗？倘若利用一切骗人把戏最喜欢发生的时间，黑夜时分，选择一个合适的地点，凡尔赛宫御花园里某一条浓荫密布的林荫道，不是把王后，而是把王后的一个双身人，教她几句话，把她带去见罗昂，这样办如何？反正到了夜里，所有的猫都是黑猫，善良的红衣主教心情激动，色迷心窍，用这种方式一定会同样受骗上当，不论是采用卡利奥斯特罗的鬼话，还是用一个毫无教养的文书手写的切口烫金的信件都会让他上钩。

可是急忙之中到哪儿去找这样跑龙套的演员，或者像今天拍电影时说的，找一个“替身演员”来呢？那就到王家花园，巴黎卖淫业的乐园去找吧，那里各式各样，不同大小，非常讨人喜欢的女人和小女人，身材苗条的和身段丰满的，瘦削的和肥胖的，金发碧眼的和褐发黑眼的应有尽有，时时刻刻在那里来回走动，招徕生意。德·拉·莫特“伯爵”承担这一棘手的任务，前去物色；没有多少时间，他就找到了王后的双身人，一个名叫尼柯儿的年轻女士——后来叫作德·俄利伐男爵夫人——自称是位女裁缝，实际上更多的是为男顾客效劳，而不是侍候女顾客。没花多少工夫就说服她扮演这个轻松的角色，“因为，”德·拉·莫特夫人向她的法官们说明，“她十分愚蠢。”8月11日，他们把这个乐于效力的爱情女仆，带到凡尔赛一间出租的住宅里，瓦洛阿伯爵夫人亲手给她穿上一件白色圆点的麦斯林纱的长裙，完全是模仿王后在维谢-勒布隆夫人[10]作的肖像画上穿的那条。现在再加上一顶宽边帽子，扣在她那仔细扑了粉的头发上，把脸遮住，然后就带上这个微微有些战战兢兢的小妞，麻利放肆地上场吧。这个小妞将有十分钟之久，在夜晚漆黑的花园里，在法兰西的大布施官面前扮演法兰西的王后！古往今来最为放肆大胆的骗子手的好戏正在上演。

这对夫妇带着他们乔装打扮的冒牌王后，悄无声息地溜过凡尔赛的露台。上天永远对骗子们开恩，这时星月无光，向他们洒来一片黑暗。她们往下走进维纳斯灌木丛，一些枞树、雪松和红杉将灌木丛浓荫覆盖，人影几乎都看不出轮廓，犹如着魔的世界，正好适合上演恋爱戏剧，更加适合演出这出光怪陆离的愚人闹剧。这个可怜的小婊子开始浑身哆嗦，她糊里糊涂地让这些陌生人，在这里拽进什么样的冒险奇遇中去了啊？她恨不得拔腿就跑，她惊恐万状地手里握着一朵玫瑰和一封短简。按照规定，她得把这封短简交给一个在这儿和她攀谈的高贵的先生。碎石路上已传来脚步声，一个男人的轮廓显现出来，这是那个秘书雷多，他扮演一名王家仆人，把罗昂带过来。突然之间，尼柯儿感到被人猛地向前一推——她身边那两个拉皮条的男女倏地消失，就仿佛被黑暗的洪流冲走。她就独自一人站在那里，或者不如说，不再是独自一人，因为现在有一个陌生男人，身材高大、修长，帽子低低地压在额头上，向她迎面走来：这就是红衣主教。

这个陌生人的举止疯疯傻傻，真是奇怪。他毕恭毕敬地一躬到底，亲吻这个小婊子的裙边。现在尼柯儿该把那朵玫瑰花递给他，还有她拿在手里的那封信。可是慌乱之中，尼柯儿把玫瑰掉在地上，忘记把信交给那个陌生人。她只是用行将窒息的嗓音，嗫嚅着说出人家辛辛苦苦地灌输给她的那几句话：“您可以希望，往事种种已被遗忘。”这几句话似乎使那个陌生骑士欢欣无比，他一而再地鞠躬，显然喜出望外，结结巴巴地连连表示最为谦卑的感谢。这个可怜的小女裁缝不明白，这骑士为什么道谢。她只是害怕，怕得要死，唯恐说出什么话来暴露了自己。但是感谢上帝，碎石路上又响起急促的脚步声，有人激动地低声叫道：“赶快，赶快走开！夫人[11]和阿尔托阿伯爵夫人就在附近。”这句提示的话发生作用，红衣主教吃了一惊，在拉·莫特家的女人陪同下急匆匆地离去。而那位高贵的丈夫则把小尼柯儿带走。这出喜剧里的冒牌王后，心脏像小鹿般狂跳，悄无声息地从宫殿旁边溜走，而那位真正的王后则在那漆黑的夜晚，窗帘遮住的窗玻璃后面浑然不觉地酣睡。

这场阿里斯多芬式的胡闹圆满成功。现在红衣主教这头可怜的公牛在脑袋上挨了重重一击，全然神志混乱。迄今为止，他们只是一而再地用哥罗仿麻醉他的怀疑，那个臆想的王后“颔首”，只能算是半个证明。同样，那些信件也是如此。可是如今，这个遭到诈骗的红衣主教自以为亲自和王后说了话，从王后的嘴里亲耳听见王后原谅了他。对他而言，这样一来，德·拉·莫特伯爵夫人说的每一句话，比《福音书》里的圣言都更加真实可信。现在他可完全掌握在这位伯爵夫人手里，要和夫人同甘苦共患难了。在这天晚上，整个法兰西再也没有比罗昂红衣主教更幸福的人了。他看见自己已成为首席大臣，王后的宠臣。

几天之后，拉·莫特家的女人已经向红衣主教再次提供王后施加恩宠的证明。王后陛下有个心愿，要赐给一个陷于困境的贵族家庭五万里弗尔，可是眼下支付款项有些困难——罗昂知道王后心肠仁慈，乐于行善——王后不知道，红衣主教是否能为她去从事这一善举。罗昂深感幸福，一刻也不惊讶，王后收入丰厚，竟然会手头拮据。全巴黎不是都知道吗，王后经常债台高筑。红衣主教立即把一个名叫赛尔夫-贝尔的阿尔萨斯的犹太人叫来，向他借了五万里弗尔。两天之后，金币就在拉·莫特家女人的桌子上叮当乱响了。现在这对骗子手夫妻，终于把牵着玩偶跳动的线拽在手里。三个月后，他们更加使劲地牵动手里的线；王后又希望要钱，罗昂巴结地把家具和银器拿去典当，只是为了迅速而充分地取悦于他的女恩人。

现在，德·拉·莫特伯爵和夫人的美妙时光终于来临。红衣主教远在阿尔萨斯，但是他的钱财却在他们口袋里欢蹦乱跳叮当乱响。现在他们不再需要为生活而担忧。一个傻瓜和付款人已经找到。只要时不时地以王后的名义给他写上一封信，这个傻瓜就会汗流浃背地拼命挤出新的金币来。迄今为止，日子过得舒心惬意，过一天算一天，根本不想明天如何！不仅统治者、公侯们、红衣主教们，在这个放荡的时代都很轻浮，骗子手们也是如此。这对骗子手夫妇急急忙忙地在巴尔-苏尔-奥伯购买了一幢乡间别墅，有个漂亮的花园和一座富饶的农庄。他们用黄金打造的金碗吃饭，用晶光四射的水晶杯饮酒。他们在这高贵的宫殿里赌博、奏乐，最高级的社交界人士，争先恐后地想要获得和瓦洛阿·德·拉·莫特伯爵夫人交往的荣誉。世上有这样一些傻瓜，这世界何其美妙！

谁要是在赌博时，一连三次抓到王牌，就会不假思索地第四次冒险把最高赌注押上。一个意想不到的偶然事件，把王牌爱司送到拉·莫特家女人的手里。在她家里的一次社交活动中，有人说，那两个可怜的宫廷珠宝商，波默尔和巴桑日现在可是愁上加愁，走投无路。他们把全部资本和一大笔贷款，全都投到一根无比华丽的钻石项链上面去了，世上从来没有人看见过这样精美的首饰。这根项链本来是为杜巴里夫人打造的，倘若路易十五不是这样不幸地身染天花殡天，杜巴里夫人肯定会买下这根项链；这两个珠宝商后来又把这根项链向西班牙宫廷兜售，第三次是献给玛丽·安托瓦内特王后。王后不是酷爱珠宝，一向购买首饰大手大脚，从来也不多问价钱的吗。可是路易十六，这个讨厌的家伙，特别抠门，可不愿掏出这一百六十万里弗尔来；现在这两个珠宝商面临灭顶之灾，利息正咬噬着这些美丽的钻石，也许他们不得不把这根奇妙的项链又砸成碎片，这就把他们所有的钱又都砸得粉碎。听说瓦洛阿伯爵夫人和玛丽·安托瓦内特王后的关系如此亲密，不知伯爵夫人是不是可以说动她的“闺中密友”王后买下这件首饰，当然分期付款，条件绝对优惠——这笔买卖必然大大有利可图。拉·莫特家的女人正挖空心思地在捉摸，如何维持她对王后的影响经久不衰的传说，便好心好意地答应那两个珠宝商，为他们说好话。12月29日，这两个珠宝商便把那只珍贵的首饰匣子拿到奈夫-圣-纪勒大街来，让伯爵夫人鉴赏。

什么样的一番景象啊！拉·莫特家的女人心脏都停止了跳动。这些钻石在阳光中熠熠生辉、光彩夺目，也把胆大妄为的念头闪电般射进这个女人聪明的脑瓜：倘若能骗得这头超级蠢驴红衣主教悄悄地为王后买下这根项链，将会如何？红衣主教刚从阿尔萨斯回来，拉·莫特家的女人就迫不及待地对他说，有一件新的恩宠正向他招手。王后希望，当然在她丈夫不知情的情况下，买下一件贵重的首饰。为此她需要有个守口如瓶的中间人，王后就想把这项秘密的光荣任务交给罗昂，以此作为她信任的标记。果不其然，几天之后，拉·莫特家的女人就可以洋洋得意地告诉那个欣喜异常的波默尔，一位买主已经找到：那就是红衣主教罗昂。1月29日，在红衣主教官邸，在斯特拉斯堡饭店，这笔买卖成交：一百六十万里弗尔在两年之内，分四期付清，每六个月为一期，共四期。这件首饰在1785年2月1日提供给买主，第一期付款在1785年8月1日完成。红衣主教在这些条件上签了字，把文件交给拉·莫特家的女人，让她把这合同递交给她的“闺中密友”王后；很快，在1月30日，这个女骗子就带来了回音，王后陛下一切都同意。

但是这头温顺的蠢驴在迈进厩门之前还有一步——突然倔劲发作。归根到底，这事情关乎一百六十万里弗尔，即使对于再挥霍无度的王公贵胄，这也不是一桩小事！要提供数目这样庞大的一笔保证金，这可真是性命攸关的事情，至少手里要拿到一张借据，拿到一份由王后签名的文件。要一份书面的东西？乐于照办！干吗养着一个秘书？第二天，拉·莫特家的女人又把合同带来。在每一项附加条款的边上亲手写着“批准！”二字，在合同的末尾有“亲笔”签名：“法兰西的玛丽·安托瓦内特”。这位宫廷的大布施官，法兰西学院院士，当年的公使，在美梦中已经是未来的首席国务大臣的人，只要稍稍有点脑子，立刻就看出毛病。在法兰西王国，一位王后只会用别的方式签名，绝对不会写上她的名字。所以“法兰西的玛丽·安托瓦内特”这个签名，一眼看上去，暴露出来的并不是一个巧妙的伪造者，而是一个非常没有教养的末流伪造者的手笔。可是怎么能心生疑窦呢，王后不是在维纳斯小树林里，亲自秘密接见过他了吗？这位骗得瞎了眼睛的红衣主教向那个女骗子，郑重其事地发誓赌咒，永远把这张借据攥在手里，绝不让任何人看见。第二天，2月1日早上，珠宝商把首饰交给红衣主教。晚上，红衣主教又亲手把这首饰带给拉·莫特家的女人，以便亲自确认，这首饰会交到王后亲爱的御手之中。红衣主教用不着在奈夫-圣-纪勒大街等多久，就听见有一阵男人的脚步声走上楼来。拉·莫特家的女人请红衣主教走进旁边一个房间，通过一道玻璃门可以观察首饰匣按照规定接交的过程，并且予以确认。果不其然，一个身穿黑衣的年轻男子出现——原来又是雷多，那个能干的秘书，——进来就自我通报：“奉王后的懿旨。”多么奇妙的女人啊，红衣主教想必在想，这位瓦洛阿·德·拉·莫特伯爵夫人多么审慎，忠诚而又巧妙地为她的女友调停好了一切！他完全放心地把首饰匣交给拉·莫特家的女人，拉·莫特家的女人又把这首饰匣交到那个神秘的信使手里，信使便带着这个贵重的匣子，一转身就消失，就像他来时一样迅速，这根项链就跟着他一直奔赴末日审判。红衣主教感动万分，经过这样一个表示友谊的效劳，要不了多少时间，他，这个暗中帮助王后的朋友，不久就会变成国王的第一臣仆，法兰西的首席国务大臣！

几天之后，一个犹太珠宝商出现在巴黎警察局，以他受到损害的同行的名义提出控告，一个叫作雷多·德·维莱特的人，以如此低廉的价格兜售价值连城的钻石，想必是盗窃的赃物。警察局长把雷多召来。雷多解释，这些钻石是从王后的一位亲戚，瓦洛阿·德·拉·莫特伯爵夫人那里拿来出售的。瓦洛阿伯爵夫人，这个高贵的名字，在这个官员身上像一剂泻药发生作用，他忙不迭地把那个吓得要死的雷多放走。不过这一来：伯爵夫人现在发现，自己继续把项链上取下来的钻石——他们已经把这头逐猎已久的野兽的内脏全都掏空，肢解开来——在巴黎脱手可有生命危险，于是这位伯爵夫人就在她能干的丈夫口袋里塞满了钻石，把他派到伦敦去——新邦德大街和彼卡底里的珠宝商们，不久对于这些丰富已极、价钱低廉的商品，颇为满意。

赶快，赶快，现在一下子钱财到手，远远超过这个胆大包天的女骗子大胆的梦想。这疯狂的成功使她变得恬不知耻、肆无忌惮。她毫不迟疑立刻把这笔新到手的财富大肆炫耀，买了四匹英国牝马拉的马车，雇了身穿华丽号服的仆从，一个黑人，从头到脚衣裳都用金丝镶边，地毯、哥白林双面挂毯，青铜的艺术品，插上羽毛的帽子，床上铺着猩红色的丝绒。等到这对可敬的夫妇把他们显赫的住所搬到巴尔-苏尔-奥伯去时，足足需要四十二辆货车装载他们迅速收买来的这么多奇珍异宝。巴尔-苏尔-奥伯经历了一次一千零一夜中难忘的盛典，身着奢华服饰的先行官开道，后面是这位新来的大亨乘坐的一辆涂了银灰色油漆的英国马车，用白布衬里。给这对夫妇焐脚的绸缎被子（他们其实最好拔脚逃往国外），绣着瓦洛阿家族的徽章，“我从国王，我的祖先，继承了鲜血、姓名和百合花”。这位往日的宪兵军官把自己大大地打扮了一番：所有的手指全都戴着指环，鞋上装着钻石的鞋扣，在这位英雄的胸前有三四条表链闪闪发光，他的服装的清单——以后可以从他的法院档案中去核对——表示有十八套簇新的绸子的或者缎子的男式西装，装饰了麦西纳花边，镂花的金纽扣和珍贵的绦带。在他身边的夫人，要论奢侈，绝对不比他逊色：夫人一身珠光宝气，活像一尊印度的神像。这样的财富，在小小的巴尔-苏尔-奥伯可是前所未见，不久财富就发挥了它的磁铁作用，附近所有的贵族都涌进他们的府邸，饱尝这里举行的美味盛宴。一群仆人用珍贵的银器，端上精美绝伦的菜肴，乐师们演奏宴会音乐。作为新生的大富豪，伯爵昂首阔步，走过他的这些王宫一般华美的房间，大把大把地把钱币撒向人群之中。

项链事件的故事发展到这个点上，已变得荒诞不经、光怪陆离，令人不可置信。难道这个骗局过了三周、五周，最迟过了八周、十周之后，还没有东窗事发？正常的理性不由自主地会问：——这两个骗子手怎么能够这样无忧无虑、肆无忌惮地炫耀他们的财富，就仿佛根本没有警察似的？但是拉·莫特家的女人，其实盘算得完全正确，她心想，倘若真有什么横祸出来，咱们也有一个好人在前面顶着。事情一旦暴露，那么这人也会把事情摆平，这就是红衣主教罗昂大人！他一定不会让这个事件暴露在公众面前，这位法兰西的大布施官，这个事件可要让他贻笑大方，永远成为笑柄。他宁可保持沉默，吃哑巴亏，眼睫毛眨也不眨，自掏腰包偿付这条项链的价钱。所以干吗担心呢：有这样一个业务上的伙伴，完全可以放心大胆地睡在缎子被子里高枕无忧。这位能干无比的拉·莫特家的女人，她那值得尊敬的丈夫，还有那个善于舞文弄墨的秘书，他们的确毫不担心，而是大口大口地享受他们用机灵的手，从人性愚蠢这一取之不尽的资本中汲取的利息。

在此期间，有一件小事使善良的红衣主教感到奇怪。他期望着在下一次正式觐见时，会看见王后佩戴那条价值连城的项链，大概也希望能博得王后的一言半语，或者一次亲切的颔首，希望看到一次别人无法看透，只有他一个人可以理解的暗号，以示谢忱。可是什么也没有！玛丽·安托瓦内特依然一如既往，冷冷地把目光从他身旁掠过，那条钻石项链也没有在她肌肤白皙的脖子上闪闪发光。最后红衣主教不胜惊讶地问拉·莫特家的女人：“为什么王后没有佩戴我的首饰？”这个足智多谋的女人从不会被一个问题难倒：“在这条项链的钱没有悉数付完之前，王后觉得戴着它，心里别扭。只有等钱付完，她才戴上项链，给她丈夫一个惊喜。”这头很有耐心的蠢驴听了这话，心满意足，又低下头去吃起草来。但是4月过去，渐渐就是5月，从5月又引出6月，8月1日越挨越近，灾难深重的第一笔欠款四十万里弗尔支付的日期就在眼前。为了推迟付款的日期，这个女骗子又想出一个新的花招。她说，王后考虑过了这件事，觉得价钱过于昂贵，倘若珠宝商不能降价二十万，她决定退还这件首饰。这个诡计多端的女人估计，珠宝商一定会讨价还价，这样时间就过去了。可是她失算了，珠宝商本来就把价钱定得太高，此刻又有燃眉之急，居然非常爽快地表示同意。巴桑日草拟了一封信，告诉王后，同意减价。波默尔就把这封信连同罗昂的同意书一并在7月12日交给王后，反正这一天，他要把另外一件首饰交给玛丽·安托瓦内特。这封信的内容如下：“王后陛下，我们不胜荣幸，可以认为，您向我们提出的最近的支付条件，我们非常努力，极为尊敬地表示接受，以此作为我们对陛下您发出的命令，表示忠诚和服从的新的证明。我们感到真正满意的是，想到这世上最精美的钻石首饰，能为王后中最崇高、最善良的王后效劳。”

这封信写得曲里拐弯，不知就里的人乍一看，不知所云。但是，如果仔细阅读，深思熟虑一下，王后必然会不胜惊诧地问道：什么支付条件？什么钻石首饰？但是我们从其他上百个事例知道：玛丽·安托瓦内特很少把手写的或者印刷的任何东西，认真阅读到底，这对她而言，太无聊了。认真思考从来就不是她干的事。所以等波默尔都已经告辞离去，她才把信拆开。既然她对事件真正的过程全然一无所知，这些曲里拐弯的词句到底什么意思，当然看不明白，便命令她的侍女，把波默尔叫回来进行解释。但是可惜，珠宝商已经离开了宫殿。那好吧，波默尔这个傻瓜到底说些什么，不久自会澄清！王后想道，那就下次再说吧，便把这封书简立刻投进火里。

王后那边销毁书信，不再追究，——就像项链事件中的一切一样——乍一看，也不真实可信，即便是像路易·勃朗[12]这样诚实无欺的历史学家，也认为这样迅速地弄掉信件是一个疑点，就仿佛王后对于这件暧昧的事情，还是有所知晓似的。而实际上这样匆忙地烧毁信件，发生在这个女人身上，并不是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事情。她一生害怕自己粗心大意，害怕宫中的暗中侦察，总把写给她的每一行字都立即销毁：即使日后在人们冲进推勒里宫时，在她的写字台上也没有找到一张写给她的信件。只不过，原来为了谨慎而做出的事情，在这件事情上却成了不慎的证明。

所以必须有一系列偶然事件凑在一起，才使得这个骗局没有更早穿帮。但是现在再变什么戏法也无济于事。8月1日马上就要来到，波默尔要拿到他的钱。拉·莫特家的女人又想出最后一招来进行阻挡：她突然在两个珠宝商面前摊牌，放肆地宣称：“你们受骗上当了。红衣主教所拥有的那份保证书上，签名是假的，但是这位王爷富可敌国，他可以自己偿付这笔款项。”她希望这样一来，把打击的锋芒引开。希望——其实她的盘算非常合乎逻辑——珠宝商现在会火冒三丈地扑向红衣主教。把一切都告诉他，而红衣主教深怕在整个宫廷和全社会丢人现眼，永远成为笑柄，会羞愧无地，闭上嘴巴，宁可在自己身上悄悄地拔下一百六十万里弗尔。可是波默尔和巴桑日却不按逻辑和心理学来想问题，他们所担心的只是他们的钱。他们不想和那个负债累累的红衣主教再有什么瓜葛。他们两个还都认为，玛丽·安托瓦内特也一定有份，她不是对那封信表示默认了吗？王后对他们而言，可是一个比那轻浮的红衣主教更有支付能力的债务人，再说了，在最糟的情况下——这点他们又想错了——那条项链，那珍贵的凭证还在王后手里。

现在已经到了无法再愚弄人的地步了，只要再猛地一震，这座用谎言和互相误导构成的巴比伦高塔，就会轰然坍塌。波默尔来到凡尔赛，要求觐见王后。一分钟之后，珠宝商和王后都知道，这是一场无耻的骗局：究竟谁是真正的骗子，那就要让诉讼来予以证明。

审问这场一切诉讼中最为错综复杂的诉讼呈现的一切档案和口供，今天看来，有一点可以肯定，不可辩驳：玛丽·安托瓦内特对于这场用她的名义，她的个人，她的荣誉所进行的卑鄙无耻的骗局，丝毫也不知情。在法律意义上绝对清白无辜，只是受害者，不是知情人，更不可能是这一世界历史上最放肆大胆的骗子手把戏的共谋犯。她从未接见过红衣主教，从来不认识女骗子拉·莫特家的女人，从来也没有用手摸过项链上的一粒宝石，只有坚决的恶毒的仇恨心情，只有有意诬蔑，才能诬告玛丽·安托瓦内特和这个女骗子，和这个头脑简单的红衣主教沆瀣一气；再说一遍，再说一遍，王后是在全然一无所知的情况下，被一帮骗子手、伪造者、小偷和傻瓜拽进这桩伤害名誉的案件中去的。

可是尽管如此——在道德的意义上，玛丽·安托瓦内特并不能完全开脱罪责，因为这整个骗局之所以能够策划出来，是因为她那全城著名的不良名声，鼓励了骗子手们，是因为这些骗子手从一开头就深信不疑，王后对什么事都全然不假思索，轻率从事。没有多年来特丽雅侬的漫不经心和蠢事连连，这场谎话的喜剧就缺少任何先决条件。没有一个正常思维的人敢于设想，一位玛利亚·特蕾西亚，一位真正的女王会背着丈夫和人家秘密通信，或者甚至于会在御花园昏暗的小丛林里，跟人家幽会。倘若事先在凡尔赛没有到处窃窃私语，说有人夜半在花园里散步，换回来珍宝，还有债未还，无论是罗昂，还是这两个珠宝商，永远也不会上这愚蠢的阴谋诡计的当，说王后手头拮据，想要背着丈夫，通过中介人暗地以分期付款的方式购买珍贵的钻石首饰。倘若王后的轻浮没有自己先埋下一块基石，王后的恶劣名声没有为之搭起了扶梯，拉·莫特家的女人永远也不敢制造这样惊人的谎言。又一次，又一次：玛丽·安托瓦内特在这整个项链弊案上绝对无辜，但是人们竟然敢以她的名义进行这样一桩欺骗行为，并且被人信以为真。这依然是，并且永远是她的历史性的罪过。

[1] 《大科夫塔》是歌德在1791年所写的五幕喜剧，以项链事件为内容，把骗子手卡里奥斯特罗也放进剧情之中，人物的姓名全都改变。

[2] 莫里哀，原名让-巴普蒂斯特·波克蓝（1622—1673），法国杰出的喜剧作家。

[3] 瓦洛阿，为法国波旁王室之前古老的王室；十六世纪的法王亨利二世便是这一家族成员。

[4] 约翰娜·德·圣-雷米（1756—1791），法国贵族，父亲雅克·德·圣-雷米是法国国王亨利二世的一个私生子。

[5] 伊丽莎白·菲力庇娜·玛丽·海伦·德·法兰西，称为伊丽莎白夫人（1764—1794），法国公主，路易十六的妹妹，“夫人”为对公主的尊称。恐怖时期，与国王王后囚禁在一起，死于断头机下。

[6] 原文为拉丁文mundus vult decipi，这个成语的下半句为ergodecipiatur：那就让它受骗吧。

[7] 玫瑰十字会兴起于十七世纪，是新教的一种改革运动。1760年左右，在共济会的基础上成立新的黄金-玫瑰十字会，宣传一种神秘主义的反理性主义的主张。

[8] 圣-日耳曼伯爵（1710—1784），欧洲著名冒险家、骗子手、炼金术士。出身不详。

[9] 弗朗茨·安东·梅斯梅尔（1734—1815），德国医生，动物磁气说理论，即催眠术原理的奠基人。

[10] 路易丝·伊丽莎白·维谢-勒布隆（1755—1842），法国著名女画家，亦称勒布隆夫人，系洛可可时代引领新古典主义艺术的画家之一，为王后玛丽·安托瓦内特共绘制了二十多幅肖像，其中最著名的是作于1787年的《玛丽·安托瓦内特王后和她的孩子们》，现藏凡尔赛宫。

[11] 指路易十六的御妹伊丽莎白公主。

[12] 让-约瑟夫-查理-路易·勃朗（1811—1882），法国历史学家、空想社会主义者，著有《法国大革命史》（1878）。

第十六章 诉讼和判决

拿破仑曾以他鹰隼般锐利的目光，确认玛丽·安托瓦内特在项链案件中决定性的思维错误。王后纯属无辜，为了在公众面前公布她的无罪，她要求国会能充当法官。结果便是，人们认为王后“有罪”。事实上：在这件事上，玛丽·安托瓦内特第一次失去了自信。平时她鄙夷不屑地从这些发出阵阵臭气的闲话和诬蔑旁边走过，看也不看一眼。现在她却设法到一个她一向轻视的机构来寻求庇护：向公众舆论寻求庇护！多年来，她的态度一向是，对于这些染毒的利箭在旁飞舞的声音，她似乎一无所闻，也一无所见。现在她突然像歇斯底里发作似的怒气迸发，对法庭提出要求，这就暴露出她的傲气已经被刺激了多久，刺激得多么厉害；现在得让这个胆敢走得最远的罗昂红衣主教作为最明显的罪犯，为所有人付出代价。但是糟糕的是，只有王后一个人还相信这个可怜的傻瓜怀有敌意的目的。甚至在维也纳，约瑟夫二世皇帝看到他妹妹把罗昂描写成一个天大的罪犯，也连连摇头，表示怀疑：“我所认识的这位大布施官是个轻浮已极、挥霍无度的人。但是我承认，我从来也不认为他会施行骗术，或者会干出这样卑鄙龌龊的勾当，就像现在人家指控他的那样。”而凡尔赛的显贵们更不相信罗昂有罪。不久传出稀奇古怪的谣言：王后用粗暴逮捕的方法只是企图甩掉一个讨厌的知情人。由她母亲灌输给她的仇恨，促使玛丽·安托瓦内特不假思索地愤然出击。动作笨拙激烈，那一袭起保护作用的王后大氅从肩上滑落，她把自己暴露于众人的仇恨之下。

因为现在所有的敌人终于可以为了一件共同的事情而集合起来。玛丽·安托瓦内特冒冒失失地伸手探进一个虚荣心受到伤害的蛇窟之中，路易·德·罗昂红衣主教——她怎么能忘记这点！——是法兰西最古老最荣耀的一个姓氏的成员，和其他封建世家，尤其和苏比士、玛尔桑、龚代有共同的血脉相联系：所有这些家庭，看到他们当中的一员像个扒手似的在国王的宫殿里被捕，不言而喻都感到深受致命的侮辱。另外，全体教士也被激怒，把一位红衣主教阁下，在他本该当着主的面做弥撒，前几分钟身上还穿着教会的庄重法衣，让一个粗野的武夫抓住。他们告状一直告到罗马：无论是贵族还是教士，都觉得他们整个一个等级都受到玷污。强劲有力的共济会的成员也都抱着战斗的决心，走上竞技场。因为宪兵不仅把他们的恩人红衣主教抓进巴士底狱，把这些目无上帝之徒的首脑，他们的主席卡里奥斯特罗也投进巴士底狱；现在机会总算来了，可以通过窗户向崇高壮丽的宝座和祭坛，扔进几块强劲有力的石头。相反，一向被排斥在宫廷世界节日盛典和辛辣丑闻之外的民众，如今对这整个项链事件都极为兴奋，现在这场宏伟的好戏终于让他们观看了：一位活生生的红衣主教公然成了被告。在主教长袍的紫色阴影之中，汇集了一批真正堪称样品的流氓、骗子、皮条客、伪造者，而在这帮人之上，身居幕后的——这可是最大的乐事！——是那傲气冲天、狂妄自大的奥地利女人！对于所有凭借摇摇笔杆，舞文弄墨撞运气的家伙，讽刺小品的作者，漫画家和叫卖报纸的小贩而言，再也没有比这位“帅哥红衣主教”的丑闻更逗乐的题材了。即便是蒙哥尔菲耶兄弟[1]飞上天空，为整个人类征服了一片天空，也不及这次一位王后提出的诉讼在巴黎，不，在全世界引起这样的轰动效应，而这位王后提出的诉讼，渐渐变成剑指王后的诉讼。根据法律，在审讯前，一切辩护词都可以不经书报检查，付印发表。书店便拥挤不堪，警察不得不出来干预。无论是伏尔泰，让-雅克·卢梭，还是博马舍的不朽著作，几十年内出版的数量都达不到这些辩护书在一周之内发行的惊人巨大的数量。七千、一万、两万份辩护书油墨未干，就被人从图书兜售商的手里抢购一空。在外国大使馆里，各国公使成天捆扎邮包，一点时间也不耽误地把关于凡尔赛宫丑闻的最新讽刺文章，寄给他们对此表示亲切友好的好奇心的君王。他们大家什么都想读，不论新的文章，还是旧的作品，一连几个礼拜，别无其他话题。最疯狂的估计也被人盲目信以为真，甚至从外省也有大队人马赶来参加听审。贵族、市民、律师；在巴黎，手工业者一连几小时，不顾他们的商铺。人民确实可靠的本能无意识地感觉到，这里不仅是在审理一个个别的犯罪行为，而是从这个肮脏的小线团将会自动滚出各种线索，悉数引向凡尔赛，“有国王封印的秘密签发的监禁令”，这种不法行为，这种任性妄为的监禁令，宫廷的恣意挥霍，财政的经营不善，所有这一切现在都可以成为瞄准的对象，全民族第一次可以通过偶然扯开的一道篱笆，窥见一向难以企及的人们的秘密世界。在这次诉讼里，不仅只关系到一串钻石项链，而是关乎现存的政府制度，因为这项控告，如果转动得巧妙，也可以反弹回来指向整个统治阶级，指向王后，从而也指向整个君王政体。一个秘密的持不同政见的人在议会里叫道：“一个多么宏大，多有前途的事件啊！”

“一位红衣主教被揭发出来是个骗子！王后卷入一件诉讼丑闻！在主教的权杖和国王的王笏上沾了多少污秽！对于自由的思想，这是多么伟大的胜利！”

王后还没有预见到，她那过于冒失的一个手势惹出了多大的祸害。但是只要一幢房子业已朽坏，早已蛀空，只消从墙上拔出一枚钉子，整幢房子顿时坍塌。

在法庭上，神秘莫测的潘多拉魔盒悄然打开，其内容散发出来的并非玫瑰的芳香。情况对女贼有利，那位高贵的丈夫拉·莫特带着项链上剩下的珠宝，及时拔腿逃到伦敦，这一来就缺少了看得见的证据，她就可以说这看不见的东西遭到偷窃，被人据为己有，推到另一个人身上，与此同时总可以透露出这种可能性，说不定这项链甚至还在王后手里。拉·莫特家的女人预感到，高贵的老爷们将在她身上解决掉这件事情。她便指控全然无辜的卡利奥斯特罗偷窃了项链，硬把他扯进这件案子，为了让罗昂成为笑柄，并且洗刷掉自己的嫌疑。这个女人毫无顾忌，什么手段都会使用。为了解释她怎么突然发了横财，便不顾一切，不知羞耻地解释，她是主教阁下的情妇。这位风流倜傥的教士慷慨大方尽人皆知！事情一下子对于红衣主教，至少有点难堪。最后终于找到雷多和那个小女裁缝“德·俄利伐男爵夫人”这两名从犯。通过他们的口供，一切都得以澄清。

只有一个名字，控辩双方都总是战战兢兢地从旁滑过：王后的名字。每一个报告都小心翼翼地避免对玛丽·安托瓦内特进行指控，哪怕只是一丁点儿指控，即便是拉·莫特家的女人，也把王后收到了项链这个念头当作恶意的诽谤，予以坚决驳斥——日后她将有另外的说法。可是正因为他们大家在说起王后时，像是不约而同地深深鞠躬，毕恭毕敬，对疑虑重重的舆论界却正好起到反作用；谣言四下传播，日益猖獗，都说有道口令，要“保护”王后。人们立即窃窃私语，说红衣主教宽厚高尚，把罪责揽在自己身上。他如此忙不迭地让人把信件全部付之一炬——难道烧的都是伪造的信函？或许还有点什么，虽然不知道那是什么，——不过总还有点什么，在这件案子里还是有点什么对于王后很棘手的东西？

所有事实都已澄清，依然无济于事。“总会有点什么粘在上面”[2]；正因为在法庭上她的名字未被提及，玛丽·安托瓦内特无形之中也跟着上了法庭。

5月31日终于应该做出判决。从早上五点钟起，法院门口聚满了人群，一望无际，单单塞纳河左岸容不下那么多人，新桥和塞纳河右岸也挤满了焦躁不耐的人们，骑警费了好大劲才维持住秩序。六十四名法官在半路上就从群众激动的目光，从观众激情的呼喊感到，他们的判词对于整个法兰西具有极大的重要性；但是举足轻重的警告在宏大的协议厅，在大会议厅的前厅里在等待着他们。罗昂、苏比士、洛林家族的十九名代表身穿丧服，在他们到来时，分列过道两旁，向从旁走过的法官们深深鞠躬。谁也不说一句话，谁也不走出行列。他们的服装，他们的举止说出了一切。他们默默地请求，法庭能以自己的判决恢复罗昂家族受到危害的名誉。这对法官们产生强烈的作用，他们自己也大部分属于法兰西的显赫贵族；在法官们开始协议之前已经知道：民众和贵族，整个国家都希望判决红衣主教无罪。

但是这次协议持续了十六个小时。罗昂家族和一万民众得在大街上等待十七个小时，从早上六点一直等到晚上十点。因为法官们面临着一个后果深远的决定，关于那个女骗子，判决早已做出，同样对于她的帮手也是如此，那个小女裁缝，他们很乐于把她无罪开释，因为她长得这样漂亮，纯粹是浑然不觉地撞进维纳斯小树林里去的。真正的决定仅仅只是关乎红衣主教，宣判他无罪开释，因为业已证明，他是受到欺骗，自己并非骗子。这点大家意见完全一致；只是用什么方式判他无罪，对此存在意见分歧。因为一件重大的政治事件与此关联，宫廷派要求——并非没有道理——这无罪开释的判决必须对他“不可饶恕的狂妄大胆的行为”予以训斥，因为红衣主教这边居然会相信，堂堂法兰西王国的王后，会同意在一座昏黑的小树林里和他幽会。控方代表要求，红衣主教对王后神圣的御体如此缺乏敬意，必须在大会议厅面前表示谦卑的公开道歉，并且辞去他的一切职务。而反对派，也就是反王后派则相反，希望停止进行处理。红衣主教受到欺骗，那就没有瑕疵，没有罪过。这样一种完完全全的无罪开释，不啻把一支毒箭藏在箭囊里。因为如果同意红衣主教的口供，他是从王后众所周知的举止得出结论，认为这样一些秘密行径和擅自行动完全可以设想，这样一来就公开谴责了王后的轻浮。一个更重的砝码放在天平上：倘若认为罗昂的举止至少是对王后极不尊敬，那么玛丽·安托瓦内特对于滥用她的名字的行为就得到了补偿；倘若宣布罗昂完全无罪，那么同时也就在道德上判决王后有罪。

这点，议会的众法官都心知肚明。这点，两派也都明白。这点，渴求知晓真相，等得焦躁不耐的民众也都清楚。这就不仅是对一个个别的微不足道的案子做出决断。这里裁决的并非是私人的事件，而是事关时政，究竟法兰西议会是否还把王后个人看成神圣不可侵犯的，还是当作一个和任何法国市民同样隶属于法律之下的普通人；未来的革命第一次把黎明的曙光投入这幢房子的窗户。这幢房子也包括那座贡西哀尔杰里[3]看守所，那座阴森可怕的监狱，玛丽·安托瓦内特日后将从这里带到断头台上去。在同样的房子里开始的事，将在同样的房子里结束。在同样的大厅里，王后日后将和拉·莫特家的女人一样，为自己进行辩护。

法官们足足协议了十六小时，意见分歧，争论激烈，利益也同样针锋相对，互不相让。因为两派，保王派和反王派都把所有的招数全都施展出来，自然也把黄金这一招用上；几周之内，所有的议会议员都受到影响、威胁，有人劝说，有人行贿，有人收买，大街小巷都传唱这样的小曲：

您若觉得逮捕

红衣主教太不合法，

您也知道，在法兰西，

好吧，

财政指挥天下，

您好好听我说话！

多年来，国王、王后对议会漠不关心，最终遭到报复。法官当中有过多的人认为，现在是给独裁专制一个彻底、响亮的教训的时候。二十六票对二十二票——这一局以勉强获胜告终——红衣主教“不受任何谴责”，无罪开释，同样，他的朋友卡利奥斯特罗和那个王宫的小女裁缝同样获释。便是对那几个从犯也从宽处理，只不过遭到驱逐出境便算了事。一切后果都由拉·莫特家的女人承担，法官一致判决她由刽子手施加鞭刑，并且烫上一个V字[4]，然后一辈子消失在萨尔沛济哀尔医院[5]里。

但是还有一个人，并未坐在被告席上，也因为红衣主教无罪开释而遭到判决，而且同样是终生判刑：那就是玛丽·安托瓦内特。从此时起，她就完全在毫无保护的情况下，听凭她敌人肆意污蔑和恣意泄恨。

第一个人拿着判决书冲出法庭，几百个人尾随其后，心醉神迷地满街高声宣读判词，欢呼之声迅速增长，犹如狂涛拍击对岸。“议会万岁”——一声新的呐喊取代了习惯的呼声：“国王万岁”——犹如雷鸣，在全城轰响。法官们使劲抵御民众感激的激情。人们拥抱他们，接待室的妇女们亲吻他们，鲜花撒在他们的路上。无罪开释的人十分气派地开始他们的归程。一万民众紧跟着如今又穿上紫袍的红衣主教，像追随一位凯旋的统帅，去到巴士底狱，他还得在那里度过一夜，重新聚拢来的民众在那里一直等到黎明，向他发出阵阵欢呼。卡利奥斯特罗也受到同样的崇拜；只有警察下令，阻止全城灯火辉煌地向他表示敬意。全体人民就这样为两个人热情欢庆——这是一个令人忧虑的信号，——这两个人对于法兰西并无任何业绩，并无任何其他贡献，只是对王后和国王的威望做出了致命的伤害。

王后努力掩饰自己绝望的心情，但是徒劳：这一鞭子抽在她的脸上，打得过于狠毒，过于公开。她的侍女发现她成了一个泪人儿。麦尔西向维也纳报告，王后的痛苦过于“巨大，理由似乎不是按照理性的方式所能解释清楚”。玛丽·安托瓦内特一向总是凭本能去感觉胜过有意识地沉思默想，她立即认识到这次失败，含有一些无法弥补的东西。自从她头戴后冠以来，她第一次面对一股比她的意志更加坚强的力量，拦住她的去路。

但是最后决定权还掌握在国王手里。国王还可以采取一个果断的措施，来拯救他妻子受到侮辱的名誉，及时震慑住这个阴沉的抵抗。一位坚强的国王，一位坚定的王后定会把一个这样叛逆的议会驱散；路易十四就会这样行动，也许路易十五也会如此。可是路易十六的勇气绵软无力，他不敢向议会动手，只是把红衣主教流放，把卡利奥斯特罗驱逐出境，以此作为给他妻子的一种补偿——这是个半吊子的措施，使议会恼怒却并没有击中要害，让法官们受到侮辱，却并没有恢复他妻子的名誉。他像平常一样犹豫不决，采取中庸之道。这在政治上任何时候都证明是最为错误的事情。这样就踏上了一条斜路，不久，这对夫妇共同的命运就实现了古老的哈布斯堡皇朝的诅咒，格里尔帕策[6]用诗句令人难忘地表述了这种诅咒：

这是我们高贵皇朝的诅咒，

总是半路停步，半途而废，

犹豫不决，用半吊子的手段追求。

国王错过了一次重大的决定，不可挽回。一个新的时代随着议会对王后的判决，就此开始。

宫廷对于拉·莫特家的女人也采取了这种同样的半吊子的极为糟糕的处理方法。这里原来也有两种可能性：要么温和宽容，免去这女罪犯即将经受的残酷刑罚——这会产生极佳的印象——或者采取另外的方法，尽可能公开地对犯人施行刑罚。但是内心的窘困又使宫廷悄然采取不温不火的中庸手段。官方郑重其事地搭起了行刑架，以此向全体民众预告即将上演公开烙刑的野蛮戏码。四周房子的窗户都以天价出租；可是在最后时刻，宫廷自己对于自己的勇气吓了一跳。清晨五点，故意选在这一时刻，不必担心有人充当目击证人，这时十四名刽子手把一个尖声嚎叫，狂怒地乱打乱踢的女人拖到法院的台阶上，在那里向她宣读判决：施以鞭笞，然后烙字。他们抓到的简直是头发疯的母狮，这个歇斯底里的女人发出尖厉的狂号，她对国王、红衣主教和议会的连声咒骂，惊醒了住在四周的民众。这个疯婆子又叫又咬，双脚乱踢，最后刽子手们无奈，只好把她身上的衣服扯下来，烫上烙印，就在炽热的烙铁就要碰到她肩膀的那一时刻，这个受刑的女人猛地一阵痉挛，身子平地跳起，裸露全身，让旁观者看得高兴。这一来，那个火烫的“V”字，没有烙在她的肩上，而是烙在她的胸口。这只发狂的野兽大声号叫起来，透过短上衣，一口狠狠咬住刽子手，然后这个受到酷刑的女子便栽倒在地，晕厥过去。刽子手们把这失去知觉的女子像头死狗似的拖进萨尔沛济哀尔医院，按照判决得在那里身穿灰色麻布衣裳，脚踏木头拖鞋度过一生，只靠黑面包和小扁豆充饥。

这次行刑的恐怖细节一公开，所有的同情心，一刹那间都转向拉·莫特家的女人身上。五十年前——请参阅卡萨诺瓦的回忆录——全体贵族偕同他们的夫人，观看弱智的达米安行刑的过程。达米安用一把小小的折刀在路易十五身上划了一个小小的伤口，却受了四小时的酷刑。他们看得心花怒放，只见这个不幸的人被刽子手用冒火的钳子夹着，滚烫的热油浇在身上，经过无限漫长的垂死挣扎，他的头发突然间全都变白，在头上直竖起来，这才把他用车刑处死。这同一个社会碰到凶杀案例，如今变得仁爱为怀，突然之间对于“无辜”的拉·莫特家的女人深表同情，关怀备至，感人至深。因为大家现在高兴地找到一个新式的、一点儿也不危险的形式来反对王后：只消对那个“受害者”，那个“可怜的不幸的女人”明显地公然表示同情就行了。奥里昂公爵公开举行一次募捐活动，全体贵族都派人赠送礼物到监狱里去。日复一日，都有显赫的豪华马车驶到萨尔沛济哀尔医院门前。访问这个遭到刑罚的女贼，已成为巴黎社会的“最新的时尚”。院长嬷嬷有一天在感动已极的女性来访者中，认出了王后最好的女友之一，德·朗巴勒亲王夫人。夫人是自己主动前来的，还是像人们立即发出的窃窃私语所说的，是奉玛丽·安托瓦内特的秘密使命而来的？反正这份极不合适的同情对王后的事情投下了一道难堪的阴影：大家全都发出疑问，这引人注目的关怀究竟意味着什么？是王后感到良心责备？是王后在悄悄地寻找她的“受害者”的谅解？风言风语没完没了，几周之后，——无人知晓的陌生人的手，夜里给那女人打开牢门，拉·莫特家的女人以神秘的方式逃往英国。整个巴黎只有一个声音：王后把她的“女友”救出牢笼，以感谢这位女友在法庭上，对王后在项链事件中的罪过，或者共同的罪行宽宏大量地守口如瓶。

事实上，拉·莫特家的女人之所以得以越狱脱逃，完全是阴谋集团暗地操纵的险恶万分的招数。因为现在不仅关于王后和女贼合谋的神秘谣言可以畅通无阻，另一方面，这个受过酷刑的拉·莫特家的女人，可以从伦敦出面，以控诉人自居，印刷极端无耻的谎言和诬蔑，甚至还可以借此大赚一票。因为在法国和欧洲，期待着得到这类“彻底揭晓”的人不计其数。就在拉·莫特家的女人抵达英国的当天，一位伦敦的出版商就提供给她一大笔钱；法国宫廷现在认识到这种诬蔑会产生的深远影响，徒劳无功地试图截住这支毒箭；王后身边的红人，波利涅克夫人被派往伦敦，想用二十万里弗尔作为女贼的封口费，——这个奸刁狡猾的女骗子再一次欺骗宫廷，她收下了这笔封口费，却毫不迟疑地一遍、两遍、三遍出版她的回忆录，形式一再改变，内容添油加醋，愈发耸人听闻。在她的这些回忆录里，写着嗜丑闻成瘾的读者们希望听到的一切，而且还不仅于此：议会里的审判纯粹是一桩假装搏斗的骗局。他们卑鄙已极地把可怜的拉·莫特家的女人弃之不顾。不言而喻，订购项链的不是别人，正是王后。王后也接见了罗昂，而她，拉·莫特家的女人纯粹是无辜的，只是出于友谊，才把罪行全都揽到自己身上。为了保护王后遭到诋毁的名誉，她到底以什么方式和玛丽·安托瓦内特友谊这样深厚，关于这个问题，这个厚颜无耻的撒谎的女人也像那帮好色之徒希望的那样做出解释，是：“同性恋”，是床笫之亲。每个不带偏见的人都能一眼望穿这些笨拙无耻的外衣，揭露大部分的谎言。拉·莫特家的女人声称，玛丽·安托瓦内特作为大公爵小姐，还在罗昂红衣主教在维也纳担任公使时，就有爱情关系——因为每一个好心人扳着指头都可以算出来，玛丽·安托瓦内特在罗昂充当驻维也纳公使时，早已是凡尔赛宫里的太子妃了。但是这都无济于事。善意的人现在已变得非常稀少，广大民众则相反，心醉神迷地阅读王后致罗昂的那些芬芳的情书。这都是拉·莫特家的女人杜撰出来，插入自己回忆录中去的。她把王后说得越变态，越不堪入目，大家就越想知道。诽谤文章如今一篇接着一篇，一篇比另一篇更淫荡、更下流：不久就发表了一份公开的情人名单，他们都和王后有纵情淫乐的关系。这份名单包含的人数不下三十四名之多，有男有女，有公爵、戏子、奴仆、国王的御弟，连同他的内侍，有波利涅克夫人、朗巴勒夫人，总而言之，包括“巴黎的一切同性恋的女子”，其中有受过鞭刑的马路上的野鸡。但是这三十四个人还远远没有穷尽，还有各个沙龙和大街小巷人为地激起的意见，强加在玛丽·安托瓦内特身上的情人的数目。倘若一个城市，整个民族的情色淫荡的幻想抓住了一个女人，管她是女皇还是电影明星，王后还是歌剧演员，不论今天还是当时，人们就像雪崩似的编造一切可以想象的荒淫生活和反常行为，以便在匿名的性高潮之中，假装愤怒地分享他们梦想出来的内心喜悦。另外一篇讽刺文章《玛丽·安托瓦内特淫荡的一生》集中报道一个孔武有力的内廷卫兵，早在奥地利皇帝的宫廷里便已缓解了这个十三岁女孩的“子宫里的狂热激情”（这是第三篇诽谤文章的极有品味的题目）；“皇家妓院”（另一篇诽谤文章的题目），根据无数的色情铜版画，向那些乐不可支满心欢畅的读者，详细地描绘了那里的娇小可爱的雏儿们。这些铜版画暴露了王后正和她形形色色的性伴侣，摆出各种阿累蒂诺[7]描写的做爱姿势。脏水越射越高，谎言越来越狠毒。每条谎言都被人信以为真，因为大家对这个“女罪犯”的一切秽事丑闻都愿意相信。项链事件审判之后两三年，玛丽·安托瓦内特已在整个法兰西臭名昭著，成为最淫荡下贱，最道德败坏，最阴险狡诈，最专横跋扈的女人，完全无法挽救；而最老奸巨猾，身遭烙刑的拉·莫特家的女人则相反，被公认为无辜的受害者。法国大革命刚刚开始，许多俱乐部纷纷设法把那逃往国外的拉·莫特家的女人，在他们的保护下，又接回巴黎。为了人为地把项链事件的诉讼再一次展开，但这一次是在革命法庭前进行。由拉·莫特家的女人担任控诉人，而玛丽·安托瓦内特则待在被告席上：只是因为拉·莫特家的女人猝然死去——1791年她迫害狂症发作，突然从窗口坠落——才阻止人们把这出类拔萃的女骗子像凯旋将军似的高高抬起，穿过巴黎全城并且向她宣读一份法令：“她为共和国做出了卓著功勋”。没有命运的干预，全世界将会经历一次比项链事件的诉讼更加怪诞离奇的司法喜剧：拉·莫特家的女人将受万民欢呼，旁观那个受她诬蔑的王后被送上断头台执行死刑。

[1] 约瑟夫·米歇尔·蒙哥尔菲耶（1740—1810）和雅克·埃济哀纳·蒙哥尔菲耶（1745—1799），兄弟二人为法国人，热气球的发明者。

[2] 这是弗兰西斯·培根自由引用普鲁塔克的原话，原文为：Audactercalumniare，semperaliquidhaeret.“放肆地诽谤吧，总会有点什么粘在上面”。

[3] 贡西哀尔杰里，原为法国古代宫殿，后变为巴黎裁判所的附属监狱，囚禁重要犯人。

[4] 法文“小偷（Veleuse）”的第一个字母。

[5] 萨尔沛济哀尔医院为巴黎的一家医院，创建于十七世纪，后来成为囚禁女犯人的监狱。

[6] 弗朗茨·格里尔帕策（1791—1872），奥地利作家、戏剧家，被称为奥地利“民族诗人”。

[7] 彼特罗·阿累蒂诺（1492—1557），意大利诗人、剧作家，生活放荡，其诗歌以荒淫无耻著称。

第十七章 人民觉醒，王后觉醒

项链事件这场官司的世界历史意义在于，它把舆论的探照灯刺目而清晰地瞄准了王后个人和凡尔赛宫的窗户；在群情骚动的时代清晰易见，永远非常危险。不满情绪为了具备作战的能力，为了转化为行动，总须要有一个具体的人的形象，不论是作为一种思想的旗手，还是给蓄积的仇恨充当靶子：就是《圣经》上说的替罪羔羊，——其实这还是一种被动的状况。“人民”这个神秘莫测的群体，从拟人化的角度，只想到人。各种概念对它而言，从来就不是完全清楚，只有看见各种人物它才清楚。永远是这样，人民感到哪儿有罪，就要看到一个罪人。法兰西人民很久以来，朦朦胧胧地感到不知从什么地方，有一种不公正落在它的身上。法兰西人民很长时间卑躬屈膝，一味顺从，虔诚地希望有个更加美好的时代。每当一位新的路易国王即位，人民总是热情洋溢地挥舞旗子，总是虔诚地向封建领主和教会缴纳租税和徭役，可是人民弯腰弯得越低，压迫就越重，赋税就越发贪婪地吮吸它的血液。在富饶的法兰西，粮仓空无一物，在肥沃的土地上，佃户穷困不堪。在欧洲最美丽的晴空下，面包匮乏，总有什么人必须承担罪责；倘若面包太少，想必是有人吃得太多。要是有一部分人为义务折磨致死，必然有另一些人夺得更多的权利。于是在全国各地渐渐地产生一种阴郁的不安情绪，它永远是每种清晰的思想和探索的具有创意的前导。伏尔泰、让-雅克·卢梭擦亮了市民阶级的眼睛，他们便开始独立判断，独立谴责，独立阅读写作和互相交谈。有时候掠过一道闪电，预示磅礴的风暴即将来临。庄园将被掠夺，封建主将受到威胁。很久以来，严重的不满情绪犹如乌黑的云层，沉重地压着全国各地。

这时有两道刺眼的霹雳紧接着直劈下来，给全国人民照亮了整个形势：其中之一是项链事件，其二是卡洛纳[1]，揭露了国家的巨大亏空。这位财政大臣推行改革受阻，可能也是由于对宫廷暗藏敌意，第一次清晰地公布了数字。现在大家获悉了多年来讳莫如深的事实：在路易十六执政的十二年间，国家竟举债十二亿之多。这一霹雳打得全国人民脸色苍白。消耗了十二亿，真是天文数字。怎么消耗的？谁消耗的？项链事件对此给予了回答：穷鬼们每天拼死拼活地干上十个小时才挣得七个苏。现在听说，价值一百五十万的钻石，在某些阶层里面只是偶尔当作爱情馈赠而已，花上一两千万里弗尔，购买一座座府邸豪宅，而老百姓却在忍饥挨饿。尽人皆知，国王是个笨蛋，生性简朴，精神上是个小市民，这样奇幻离谱的大量消耗，他并未参与。于是全民的愤懑一股脑儿地，急流飞瀑似的倾注在这个美艳动人、挥霍成性、生性轻浮的王后身上。造成国债累累的主犯已经找到。现在大家明白，纸币为何一天比一天贬值，面包的价格何以一天比一天昂贵，税收为何日益高涨：因为这个婊子大肆挥霍，用钻石装饰她特丽雅侬宫里的整个房间，因为她悄悄地把一亿金币送到维也纳去，支援她哥哥约瑟夫皇帝进行战争，因为她把年金、职位和种种肥缺恩赐给她的面首和宠姬。灾难突然找到了原因，破产找到了根源。王后找到了一个新的绰号，从法兰西的一端到另一端，大家都称她为“亏空夫人”。这个字犹如烙印，深深地印在她的背上。

现在满天乌云崩裂：小册子、战斗檄文犹如一阵冰雹，文章、建议书、请愿书直如洪涛狂澜铺天盖地地袭来。在法兰西，人们从来没有说过那么多话，写过那么多文章，做过那么多布道；人民开始觉醒。在北美参战的志愿军和士兵回来，一直回到最愚蠢落后的村子，讲述一个民主的国家，那里既没有宫廷，也没有国王和贵族，只有公民，除了公民，还是公民。大家一律平等，共享自由。在让-雅克·卢梭的《社会契约论》一书中，不是明确地写着，而在伏尔泰、狄德罗的文章里，不是更精致更隐晦地写道，君王制度绝不是现存的一切世界中，唯一上帝所希望的，最好的世界？人们怀着古老的敬畏默默地低头弯腰，第一次好奇心切地抬起头来；贵族、人民和市民阶级从而感到一种新的沉着自信；在共济会会员的包厢里，在地方的民众大会上发出的窃窃私语，声调渐渐提高，变成一种远处都能听闻的牢骚抱怨和隆隆雷鸣。空气中郁积了电流的高压，孕育着烈火的天体。麦尔西大使向维也纳报告：“使得灾祸以惊人的比例恶性膨胀的原因，乃是人们的精神越来越激动。可以说，宣传鼓动逐渐赢得了社会的各个阶级，这阵热病似的骚动不宁给予议会以力量，坚定地保持反对者的地位。简直难以相信，人们以何等大胆的态度，甚至在公开的地点，对国王、王子们和大臣们发表意见；批评他们的开支，用浓重漆黑的色彩描绘宫廷的挥霍无度，强调召开三级会议的必要性，就仿佛这个国家没有政府似的。已经不可能用惩罚措施来镇压这种言论自由，因为热病已经遍及各地，即使把几千人投入监狱，也已经无法克服这个灾祸，只能把人民的愤怒刺激到不可避免会发生起义的程度。”

现在普遍的不满情绪已经无须戴上面具，无须小心谨慎。不满情绪公开挺身而出，说出它想说的话：即便是外表上表示的敬畏形式也不再遵守。王后在项链事件发生之后不久，第一次踏进她的包厢时，迎接她的是一片如此强烈的嘘声，从此王后不再迈进剧院。维谢-勒布隆夫人想把她为玛丽·安托瓦内特绘制的肖像画放在“沙龙”里公开展出时，民众极有可能对这幅“亏空夫人”的画像大肆辱骂，还是急急忙忙地把王后的肖像搬走为妙。在闺房里，在凡尔赛的那几座镜厅里，玛丽·安托瓦内特已经不再是到处感到有人在背后向她表示冰冷的敌意，而是目光正对目光，面对面地表现出来。最后她还经历了最后的羞辱：警察局长措辞委婉地报告，王后此时最好不要访问巴黎，这样比较妥当。碰到令人生气的突发事件，他们已无法保障她的安全。全国郁积起来的所有激动情绪，现在猛地一下松开，狠狠地砸在一个人的身上；王后从她无忧无虑的状况下倏然惊醒，直跳起来，为左右两边仇恨的鞭子所抽打、所惊醒，绝望地向她身边最后几个忠实可靠的侍从叹息：“他们想把我怎么样……？我怎么伤害他们了？”

必须打下一声惊雷，才能把玛丽·安托瓦内特从她那种倨傲冷漠，“听之任之”的状况中惊醒。现在她已惊醒，这位一向听信阿谀奉承的甜言蜜语，拒不接受任何及时忠告的王后，现在开始理解，她错过了多少良机。于是她以惯有的冲动，急躁的突然行动，急急忙忙地把她错误中最最惹人气愤的错误，明显地予以纠正。她首先大笔一挥，压缩了她那奢靡的生活费用。贝尔丹小姐给送走了。服装、生活、马厩的开销予以紧缩，一年省下一百万以上。沙龙里的赌局，连同庄家全都消失。圣-克鲁宫的新添建筑被中断，其他几座宫殿尽快卖掉，一系列不必要的职位被取消，特丽雅侬宫中，她的那些宠信的职位首当其冲。生平第一次，玛丽·安托瓦内特张开耳朵活着。生平第一次，她不再服从古老的势力，社会的时尚，而是听从新的势力：听从舆论。就是这第一次尝试，也得归功于她弄清楚了迄今为止她的那些朋友的感情态度。十几年来，她给予这些朋友各种恩典，使她自己的名声蒙受损失，因为这些剥削者对于国内进行的改革颇不理解，这些改革竟然是以牺牲他们为代价。这些恬不知耻的宫廷佞臣，公开抱怨昨天自己拥有的东西，明天是否还属于自己，心里都没有把握，生活在这样一个国家里，简直无法忍受。但是玛丽·安托瓦内特坚定不移，不为所动。自从她睁开眼睛，清醒地观看世界，许多东西都看得更加真切。她明显地退出了波利涅克这帮人极为危险的圈子，又渐渐地靠近旧日的顾问麦尔西和早被辞退的维尔蒙，就仿佛她后来的认识，事后证明玛利亚·特蕾西亚女皇当年给她的徒劳无功的劝告的确有理。

但是“太晚了”——这几个灾难深重的字现在将成为她每一项努力的回答。所有这些小小放弃的成绩，在普遍的骚乱之中无人觉察。这慌慌张张的节约行为，在亏空形成的巨大非凡不断漏水的桶里直如杯水车薪。宫廷现在惊慌失措地发现，偶尔采取的个别措施已经无法再挽回颓局，需要有一个赫剌克勒斯最终来把这硕大无朋的亏空巨石挪开。一个个拯救者，一个个大臣被任命来主掌财政，但是他们大家只是采用了那些只顾眼前的措施，使我们清楚地记得昨天和今天的情景（历史总是一再重复）：巨额的贷款，似乎使先前的贷款消失，征收赋税，狂征暴敛，印发纸币，把金币消融成贬值的形式，也就是隐蔽的通货膨胀。可是实际上病源埋得更深，埋在缺陷累累的货币流通之中，埋在病态的国民经济的资产分配之中，全部财富都累积在几十个封建家族手里。治疗财政顽疾的医生，不敢在这里进行必要的外科手术，结果国库便渐渐地虚弱脱力。麦尔西写道：“浪费挥霍和轻浮放荡消耗了国王的国库，于是响起一阵绝望和惊恐的呼号。于是财政大臣便采取越来越凶残的手段，就像前不久进行的，以骗人的形式重新融炼金币，或者征收新的赋税。这种暂时有效的救助手段平息了一时的困难，于是人们立刻以一种难以理解的轻率态度，从绝望一变而为极度的无忧无虑。最后有一点是肯定的，眼前的政府治国无方，只顾剥削，远远超过先前的政府，从道德上讲，事物的现状不可能再长久持续下去，而不引发一场灾难作为后果。”但是人们越快感到崩溃临近，宫廷里的人便越发不安。最后，人们终于最后开始理解：不断撤换大臣，远远不够，必须改换制度：濒临破产的绝境，王室第一次不再要求于他们渴望的救星，必须出身高贵的家庭，主要是必须受人爱戴——在法兰西宫廷，这可是个新的概念——而且能够博得那陌生危险的群体“人民”的信任。

这样一个人就在眼前。国王在宫廷里认得他，在困难的时候还让他出过主意。尽管他是市民阶级出身，是个外国人，一个瑞士人。让人生气千百倍的是：是个货真价实的异教徒，一个加尔文教派的信徒。但是大臣们对这个局外人并不是非常欢欣鼓舞，因为他在他的报告中让全民族过于深入地观看到政府工作的内情，便忙不迭地把他撵走。这个给惹恼了的外国人当时用一张侮辱人的小小四方形信纸，向国王递交了辞呈；他的这种不符宫廷礼仪的狂狷无礼，路易十六不能原谅；很长一段时间，国王的确宣布——或者甚至发誓——绝不重新任用奈克尔。

可是现在，奈克尔可是最合适的人选，要不就永远别去找他；王后终于理解，一个能够把这狂野咆哮的野兽：舆论，驯服的大臣，对她而言是多么必要。她也必须克服内心的反抗，把她的选择贯彻下去。因为那位这么快就不受民众爱戴的洛梅尼·德·布里哀纳[2]也完全是凭王后的影响才得到任命的。倘若再一次任用非人，她是不是又要为之承担责任？可是看到她的丈夫老是犹豫不决，一直迟迟不做决定，她便果断地起用这个危险人物，犹如饮鸩止渴。1785年8月，王后下诏叫奈克尔到她的私人内阁之中，运用她全部的劝说技术，来争取这个气恼已极的瑞士人。奈克尔在这一时刻经历了双重的胜利，不是被一位王后任命，而是受到王后的请求，与此同时又受到全体人民的要求。这天晚上，奈克尔的任命一公布，凡尔赛所有的走廊里，巴黎的大街小巷都像雷鸣般响彻“奈克尔万岁！”——“国王万岁！”的呼声。

只有王后没有勇气一同欢呼：用她那毫无经验的手来干预命运之轮的运转，这个责任过于沉重——使她心惊肉跳。此外，提起这个名字，有一种无法解释的预感，使她心情阴郁。她不知道为什么，她的本能又一次比她的理智表现得更加强劲。同一天她写信给麦尔西：“想到是我又把他召来，我就浑身战栗。我的命运总是召来灾祸。倘若魔鬼似的阴谋诡计又一次使他失败，或者他抵抗了国王的权威，人家会比以往更加恨我。”

“想到是我又把他召来，我就浑身战栗”“请您原谅我的这个弱点”“我的命运总是召来灾祸”——“我迫切需要一个像您这样善良而忠诚的朋友在此时此刻支持我”——这样的话语，我们在先前的玛丽·安托瓦内特那里从来没有读到过，也从来没有听见过。这是一种新的声调，一个受到震撼，内心翻腾的人的声音，不再是那个备受娇纵的年轻女子轻松任性，欢声笑语的声音。玛丽·安托瓦内特已经尝到了认识的苦涩的苹果，现在她那种夜游人般的自信已经荡然无存，因为只有没认识危险的人，才无所畏惧。现在她开始理解到，压在崇高宏伟地位上的沉重代价：那就是责任。迄今为止，她戴的后冠就像贝尔丹小姐制作的时髦帽子一样轻盈，现在后冠第一次沉重地压在她的头上。自从她感觉到龟裂的大地下面，沉闷的火山爆发般的隆隆声响，现在她的脚步变得多么迟疑不决：现在千万别再往前走，宁可后退！宁可待在一旁，不作任何决定，永远不要插手政治和政治的各项混沌不清的事务。不再干预那些看上去如此轻易，而现在认识到实际上却是如此危险的决断。玛丽·安托瓦内特的态度开始发生了彻底的转变。先前一直在人声喧闹欢腾和人群熙熙攘攘之中感到幸福的王后，如今寻找寂静的所在和偏僻的角落。她避免前往剧院、舞会和假面舞会，她不再参加国王的国务会议；只有在她孩子当中，她还能自由呼吸。仇恨和嫉妒的瘟疫，无法挤进这充满欢笑之声的房间。她觉得作为母亲比充当王后更有把握。这个大失所望的女人很晚也发现了另一个秘密：一个男人，一个真正的朋友，一个心灵的朋友，第一次触动并且抚慰她的感情，使她得到幸福。现在一切都还会好起来；只要现在悄悄地活着，生活在最狭小最自然的圈子里，别再向命运挑衅，这个神秘莫测的敌人，她生平第一次理解了这个敌人的威力和阴险。

可是恰好在现在，她心里的一切都渴求宁静的时候，时代的气压计预示风暴来临。恰好在玛丽·安托瓦内特觉察到自己的错误，抽身隐退想要使自己隐遁之际，一个毫无怜悯之心的意志推她向前，进入历史最激动人心的事件之中。

[1] 查理·亚历山大·德·卡洛纳子爵（1734—1802），法国政治家，1783—1787年任财政总检察官。

[2] 埃济哀纳·查理·德·洛梅尼·德·布里哀纳（1727—1794），法国政治家，1787年任财政大臣，不到一年便下台。

第十八章 决定一切的夏天

奈克尔是王后在波涛汹涌的海难之际召来为国家掌舵的人，他直截了当地采取坚定的方向，还击狂风暴雨。他并不是胆战心惊地收起船帆，也不长时间左躲右闪避开风浪。半吊子的措施已经无济于事，只有采取果断、强劲的措施一途：彻底扭转民众的信任。最近几年民族信心的重点已从凡尔赛移开，民族已不复信任国王的诺言，不信任他发行的债券和纸币，不复指望贵族的议会和名流集会；必须创造一个新的权威——至少是暂时的——为了巩固信任，抑制无政府状态，因为严酷的冬天也把人民的拳头变得坚硬；时时刻刻从农村逃出，现在在城市里挨饿的一帮帮暴民的绝望就会爆发出来。于是国王在他惯有的迟疑之后，终于在最后关头决定召开三级会议。两个世纪以来，这次的确是代表全体人民。为了从一开始就把那些手握大权，拥有财富的人，第一等级和第二等级，贵族和教士的优势予以剥夺，国王听从奈克尔的忠告，把第三等级代表的人数增加一倍。这样两股势力势均力敌，从而使国王保持最后的决断权。宫廷心想，三级会议的召开将减轻国王的责任，加强他的权威。

但是人民的想法完全不同；他们第一次感到自己负有使命。知道国王们只有在绝望之际，从来也不是出于好心善意才向人民征求忠告。这一来整个民族都肩负了一项极大的使命，但同时也得到了一个不会再来的机会；人民下定决心，要好好利用这个机会，一阵激情洋溢的陶醉之情从城市燃烧到乡村。选举变成庆典，群众大会变成全民宗教性崛起的场合。在强烈的风暴之前，大自然总要创造出色彩缤纷、幻象毕陈的万道霞光。这个事业开始动工。1789年5月5日，三级会议开幕。凡尔赛第一次不仅是国王的王宫，而是整个法兰西王国的首都、头脑、心脏和灵魂。

小小的凡尔赛城从来没有在1789年的这几个阳光明媚的春日，见过这么多人聚在一起。和平素一样，这王家的宫廷之国容纳四千人。法兰西共派出将近两千名议员，还有无数好奇成性之人来自巴黎和上百个别的地方，想要参与这场具有世界意义的戏剧。花了厚厚一口袋一口袋金子，好不容易买下一个房间，用一把把金币买得一个草垫，成百的没有找到下榻之处的人，就睡在门廊里或者大门口。尽管大雨如注，许多人夜里分列两行，只是为了不致耽误这出宏伟的戏剧。食品价格飙升三四倍。渐渐地，涌来的人潮已拥挤得难以忍受。现在已经象征性地表露：这个狭小的外省小城，只容得下法兰西的“一位”统治者，容不下两位。时间一长，这两位当中将有一位不得不腾出位子：究竟是君主政体，还是国民议会。但是这最初的时刻不该用来争吵，而是表示国王和人民之间伟大的和解。5月4日这天，从清晨起就钟声齐鸣：在人们议事之前，先得在神圣之地祈求上帝降下福祉，赐给这崇高的事业。整个巴黎的市民，朝圣似地前往凡尔赛，以便向孩子们讲述这一天的情景，一个新的时代就从这天开始。珍贵的壁毯从窗口垂落，窗口旁挤满了人，脑袋碰在一起，烟囱上扒满了人，就像挂着一串串饱满的葡萄，大家完全不顾生命危险，谁也不想漏看这宏伟壮观的巡游场景的每一个细节。这三个等级的列队出场的确场面极为壮观。凡尔赛宫廷最后一次展现了它的全部辉煌，以便作为真正高贵庄严的国王陛下，作为与生俱来，上帝遴选的统治者呈现在人民面前，给人印象深刻。早上十点，国王的队伍离开皇宫，骑马前导的是宫廷侍童，身穿耀眼生辉的号服，放鹰猎手，在他们笔直地朝天伸出的拳头上停放着猎鹰。紧接着徐徐驶来的是国王金碧辉煌、镶嵌玻璃的御用豪华马车，套着几匹挽具奇妙的骏马，马头上五颜六色的羽饰四下摇晃。在国王的右边坐着他的大御弟，在车夫座上坐着他的小御弟，在后座上坐着德·昂古莱姆、贝里和波旁这三位年轻的公爵。排山倒海的欢呼声“国王万岁！”迎接第一辆豪华马车，和王后和公主们乘坐的第二辆豪华马车驰过时，遭到的硬邦邦、气呼呼的沉寂形成难堪的对照。在这清晨时分，公众的评判已经在国王和王后之间画下了一条清晰可见的分界线。同样的沉寂迎接随后的几辆马车，车中乘坐者是王室其他成员。这些马车正以缓缓的庄严步态，驶向圣母教堂，三个等级，两千名议员每人都手持一支点燃的蜡烛，正在那里等待着宫廷人员，以便共同巡游，穿过全城。

一辆辆豪华马车在教堂前面停下。国王、王后和宫廷成员全都走下马车。一幅不同寻常的景象展现在他们面前。贵族等级的代表经常参加庆典和舞会，王室人员当然熟悉他们。这些代表身披丝绸大衣，缀以金丝绦带，帽子上白色的羽毛大胆地翘起。同样，教士阶层的服装也色彩斑斓，奢华无比。红衣主教犹如烈焰的红袍，主教的紫色长袍：这两个阶层，第一第二两个阶层，上百年来忠心耿耿地围在国王的宝座四周。他们历来都点缀着宫廷的盛典，可是那黑乎乎的一群人，他们是谁？故意穿着黑色的外套，只有脖子上的白色围巾闪闪发光，这些头上戴着寻常的三角帽的陌生人是谁？他们每个人今天还都籍籍无名，作为一块团结的整体，犹如山岩站在教堂前面。他们究竟是谁？这些陌生的从未见过的脸庞，目光大胆清晰，甚至严峻，他们脑子里到底隐藏着什么思想？国王和王后定睛打量他们的敌人，而这些人因为团结一致，而变得强大有力。他们既不奴才似的弯腰鞠躬，也不发出热情洋溢的欢呼，而只是丈夫气十足地默默等候，以便具有平等地位，和这些神情倨傲、锦衣华裳之人，和享有特权、享有盛名之人，一同去从事国家复兴大业。这些人穿着一身阴沉沉的黑衣，一脸严峻，一副捉摸不透的神气，看上去不是更像法官，不像俯首帖耳的顾问？也许在这初次邂逅之际，国王和王后已经多少预见到他们的命运，而浑身为之战栗。

但是这第一次相遇并非为了交战。在不可避免的战斗之前，先得有一小时的和睦相处。宏大的巡游，严肃而又从容。两千人，每个人都手持一支点燃的蜡烛，走过从教堂到教堂，从凡尔赛的圣母教堂走向圣·路易大教堂，穿过排列在两旁的法国卫队和瑞士卫队光彩夺目夹道欢迎的队伍。在他们头上钟声轰鸣，在他们身旁鼓声隆隆。各色制服光彩夺目，只有教士们唱出的宗教歌曲缓解了浓重的军事特色，变成更加崇高的节日气氛。

在这漫长的巡游队伍的最前面，——殿后的变成领先的——走着第三等级的代表，两人一排。他们身后是贵族阶级，然后是教士阶层。当第三等级最后的代表走过时，在民众当中发生了（并非突然的）骚动，观众爆发出狂风暴雨般的欢呼声，这股热情是冲着奥里昂公爵而发的。这位宫廷的背叛者出于蛊惑人心的精心盘算，宁可跻身于第三等级代表的队伍之中，而不排在王家成员的队伍里面。巴黎大主教身披缀有钻石的弥撒法衣，手捧主耶稣的圣体，走在华盖下面。即便是走在华盖后面的国王，也没能得到奥里昂公爵得到的欢呼声。公爵在百姓面前公开表态拥护民族，反对国王的权威。为了把这种秘密的反对宫廷的态度显露出来，有几个人在玛丽·安托瓦内特走近的瞬间，故意不喊“王后万岁！”，而是高声大喊她敌人的名字：“奥里昂公爵万岁！”玛丽·安托瓦内特感觉到这种侮辱，有些手足无措，脸色苍白；使了大劲，她才毫不引人注目地控制住她的举止，昂首挺胸地走完这段屈辱的路程。可是到第二天，在国民议会开幕之际，一阵新的屈辱等待着她。国王进入大厅，人们热烈鼓掌，发出欢呼，而在王后进入大厅时，没有一张嘴唇发声，没有一只手动弹。一片明显的沉默犹如一股强劲的朔风，向她迎面吹来。米拉波悄声对他邻座的人说：“这就是牺牲品！”甚至一个完全没有介入的人，美国人戛伏纳尔·莫里斯[1]努力鼓励他的法国朋友发出喊声，使得这侮辱人的沉默显得不那么严重。但是未能成功。这位自由民族之子在他的日记里写道：“王后流泪哭泣，没有一个人扬声拥护王后，我恨不得举起手来，但是我在这里没有权利表达我的感情。我央求我的邻人表达感情，可是徒劳无功。”足足三个钟头，法兰西的王后就像坐在被告席上。人民代表没有任何人表示欢迎，也没有任何人表示关注。等到奈克尔冗长无比的演说讲完之后，王后站起身来，打算和国王一起离开大厅时，才有几个议员出于同情振作起来，怯生生地叫了一声“王后万岁！”玛丽·安托瓦内特深受感动，微微颔首向这少数几个人表示感谢。这个姿态激起了全体听众的掌声、喝彩声。但是玛丽·安托瓦内特回到宫里，并不为这幻象所迷惑，她极为清楚地感觉到这犹犹豫豫出自同情的问候和她当年第一次来到凡尔赛时，人民出于热爱，向她发出的宏大温暖，排山倒海的欢呼声大不相同。当年那种出于本能，无须召唤自然发出的欢呼，在她那时天真烂漫的心灵四周轰鸣不已。她已经明白，她已被排除在和解之外，一场生死攸关的斗争已经开始。在这几天，所有的观众都注意到玛丽·安托瓦内特的神情忧郁不安，心烦意乱。甚至在国民议会开幕那天，玛丽·安托瓦内特身着王后富丽堂皇的盛装出现，紫白银饰的长裙，头戴华丽已极的鸵鸟毛的帽饰，端庄高贵，雍容华美，德·斯太尔夫人发现她的举止流露出悲哀和压抑的心情。在这个平素如此无忧无虑，开朗轻佻，喜欢卖弄风情的女人身上显得无比新奇而又陌生。的确，玛丽·安托瓦内特只能费劲地，凭着极度的意志力强迫自己登上这座国王和王后就座的平台，而她的感官和她的忧虑，在这几天都在别处。因为她知道，正当她身穿王后的华丽盛装，按照本分摆出王后气度之际，她的长子，六岁的太子正躺在墨东的小床上死去。早在一年前，她已痛苦地失去了她四个孩子中的一个，才十一个月的公主索菲-贝阿特丽克斯，现在死神第二次在儿童室四周盘桓，寻找一个牺牲品。她的长子在1788年就表现出佝偻病的征兆。玛丽·安托瓦内特当时写信给约瑟夫二世：“我的长子令我非常担心。他有一点畸形，一边腰部比另一边高，背上脊椎骨有点错位，显突出来。一段时间以来，他一直高烧不退，人很消瘦，体力虚弱。”三级会议开幕式的那次庄严的巡游，这场五彩缤纷、新颖别致的大戏，将是这个可怜的病儿经历的最后一件赏心悦目的事情；他裹着大衣，靠在垫子里，早已过于虚弱，没法走路，只好用他黯淡无神的目光从皇家席位的楼厅看他父母亲和身着光彩夺目的服装，列队欢迎的队伍从他眼前走过：一个月以后他已得到安葬。这些日子，玛丽·安托瓦内特脑子里想的是她这个孩子，不久不可避免地将要死去。她的全部忧虑都围绕着她的孩子：因此一再被人重复提出的传说，说这几个星期玛丽·安托瓦内特陷入母性和人性最沉重的忧愁之中，却居然从早到晚，尽在从事反对三级会议的阴险狡诈的阴谋诡计，没有比这种传说更加愚蠢的了。在那几天，她的斗争意志由于经受到的痛苦，遭受到的仇恨，被摧毁殆尽；直到以后她完全孤立无援，像个彻底绝望的人为了活命，为她丈夫和她第二个儿子的王国而奋战时，她才重新振作起来，进行一次最后反抗。而现在，她的力量已经全部消失，恰好在那几天，需要一位上帝的力量，而不是一个心烦意乱极为不幸的人的力量，才能阻止命运向前滚动。

因为事件以一阵飞瀑的速度一个接着一个。短短几天之后，贵族和教士这两个享有特权的等级和第三等级，互相妒忌，争执不休。第三等级受到排斥，宣布国民议会将自行其是，并且在网球场宣誓，体现人民意志的宪法，若不能实现，绝不解散。国王见到他自己召到家里来的妖魔，大吃一惊。在他所有受到委任和未受委任的顾问们的影响下，国王举棋不定，今天认为第三等级有理，明天又认为第一、第二等级有理。在要求国王极端明确地表态和采用强力的时刻，他却极为糟糕地摇摆不定，时而倾向于军方自吹自擂者的意见，他们根据旧式傲慢的方式，要求用锃亮的刺刀把这些暴民撵回家去，时而又倾向于奈克尔，他一再谏言，要求国王迁就。今天国王禁止第三等级迈进议事大厅，等到米拉波宣布：“国民议会只会在刺刀的暴力面前退却”，国王又胆战心惊地缩了回去。宫廷的态度愈是优柔寡断，民众的坚定决心便越发增长。一夜之间，这个沉默无声之物“人民”，通过新闻自由，获得了一个声音，在上百种小册子里为它的权利大声疾呼，在烈火燃烧般的报刊文章里宣泄它那叛逆的愤怒。在王宫里有奥里昂公爵特权的保护，每天聚集着上万人，有的演说，有的呐喊，有的鼓动，彼此不断地互相激励。籍籍无名的人们，一辈子紧闭着嘴，突然发现演讲、写作的兴趣，几百个野心勃勃无所事事之徒感到时机有利。大家都大搞政治宣传鼓动，宣读文章，进行讨论，公开辩护。英国人亚瑟·杨[2]写道：“每个小时都有小册子问世，今天有十三册出版，昨天十六册，上个礼拜二十二册，二十册当中有十九册是关于自由。”——这就是说，是关于废除特权，也包括废除君王的特权。每天，每小时都有一小块国王的权威被冲走。“人民”“民族”这样的词语在两三个礼拜内，对于几十万人而言从冷冰冰的字母变成权利无限，最高公正的概念。军官们、士兵们已经参加到这不可阻挡的运动之中。城市和国家的官员惊慌失色地发现，人民力量奋起反抗，已使他们手里的缰绳脱落。甚至连国民议会也陷入这股潮流之中，失去了跟从王朝的航向，开始摇摆不定。在国王的皇宫里，谋士们越来越畏缩不前，大多数情况下都是如此，内心的忐忑不安总是试图以突然炫耀力量来使自己摆脱惊恐：国王为了进行威胁，把依然忠心耿耿坚定可靠的最后几个团调到身边，下令巴士底狱做好准备。最后为了假装自己坚毅果决，——而他内心实际上并非如此，——国王向全民族进行挑战：7月11日，他把最后一名深得人心的大臣奈克尔免去职务，把他像个罪犯似的流放。

紧接着的这几天，以不可磨灭的字迹镌刻在世界史里，但是在唯一的一本书里，我们无从查阅，那就是不幸的浑然不觉的国王手书的日记。在他的日记里，7月11日只写着：“无事，奈克尔先生启程。”7月14日，攻陷巴士底狱的那天，国王的权力彻底土崩瓦解。在日记上又写着那同一个悲剧性的字眼：“无事”——这就是说，在这一天没有狩猎，没有射杀麋鹿，所以没有重要的事件发生。在巴黎，人们对这一天的想法完全不同。直到今天，整个民族还把这一天当作他们自由意识的诞辰来庆祝。7月12日，正午早些时候，奈克尔免职的消息传到巴黎，犹如火星掉进火药桶里，在王宫，加米叶·德穆兰[3]，奥里昂公爵俱乐部的朋友之一，跳上一把椅子，挥舞着一把手枪，大声叫道：“国王正在准备一个巴托罗缪之夜[4]”，号召大家拿起武器。一分钟之内，就找到了起义的象征，帽徽，共和国的三色旗帜。几小时之后，军队到处受到袭击，军火库被抢掠，道路被阻断。7月14日，两万人从王宫出发，浩浩荡荡地向巴黎人人痛恨的城堡，巴士底狱进军。几小时后，城堡被攻陷。本想坚守城堡的司令官的首级呈死灰色，插在长矛尖上晃动：这个血淋淋的革命的灯笼第一次光芒四射。人民的愤怒，这样异常剧烈的爆发，谁也不敢再加以抵抗。部队没有从凡尔赛接到明确的命令，纷纷撤退。晚上巴黎点燃了成千支蜡烛，举行胜利庆典。

离开这重大的世界事件十英里之遥，在凡尔赛，大家对此一无所知。国王把那个讨厌的大臣撵走，从此天下太平。不久又可以出骑狩猎，但愿明天就能上马出行。可是这时一个个信使从国民议会赶来：巴黎骚乱不宁，军火库被抢劫一空。民众正向巴士底狱进发。国王下令详加报道，可他自己做不出什么正确的决定；再说，干吗召开这个讨厌的国民议会？是让议会提出忠告。和平素一样，这一天神圣不可侵犯的时间安排没有一点改变。像平素一样，这个懒懒散散，反应迟钝，对什么事情都不好奇的男人（反正明天什么事情都会及时获悉），在十点钟准时上床，去睡他那肥肥胖胖，麻木不仁，任何世界大事也不能震撼的美美一觉！但是时间是多么放肆，多么大胆，多么无政府主义！它甚至变得目无尊长，竟敢骚扰一位君王的睡眠。德·里安古尔公爵[5]骑着口喷白沫的骏马飞驰到凡尔赛，要报告巴黎发生的事件。内侍告诉他，国王正在安寝，公爵坚持叫醒国王，最后他被带进国王神圣的寝宫！他报告：“巴士底狱被攻陷，司令官被杀害！他的首级插在长矛上游遍全城！”

“这可是一次暴乱。”惊慌失措的不幸君王嗫嚅着说。

可是这位无情的使者纠正道：“不，陛下，这是一场革命！”

[1] 戛伏纳尔·莫里斯（1752—1816），美国政治家。美国开国元老之一，支持华盛顿，参加起草美国宪法，1789年前往法国，1792—1794年担任大使。他的日记记述了法国大革命期间发生的事情。

[2] 亚瑟·杨（1741—1820），英国农业专家和政论家，1787年游历法国，撰文描写法国大革命前和大革命期间法国的状况。

[3] 加米叶·德穆兰（1760—1794），法国大革命领袖之一，政治家，与丹东关系密切，被激进分子送上断头台。

[4] 1572年8月23日至24日夜里，在巴黎爆发天主教徒屠杀新教徒的惨剧。这天是圣人巴托罗缪的纪念日，故称之为巴托罗缪之夜。

[5] 亚历山大·弗里德里克·德·拉·罗歇富哥尔-里安古尔公爵（1747—1827），法国政治家，1789年作为贵族代表参加三级会议。

第十九章 朋友四下逃散

人们对路易十六百般嘲笑，笑话他在1789年7月14日这天从睡梦中惊醒，听到巴士底狱的陷落，没有立刻理解这个刚刚出生的“革命”一词所具有的全部深远影响。莫利斯·梅特林克[1]在《智慧与命运》一书那著名的一章里，提醒那些事后未卜先知的聪明人：“在知道已经发生的事件的全部过程之后，认识到该采取什么措施，那是再容易不过的事了。”毫无疑问，在这个政治风暴来临之际的最初征兆发生之时，无论是国王还是王后，对于这个地震到底会激起多大程度的破坏，都没有最起码的预见。在他们的同时代人当中，有谁感觉到这个怪物在此初显峥嵘，即便是点燃并且发动这场革命的那些人，又有谁感觉到这点？这场新的人民运动所有的领袖，米拉波、巴依利[2]、拉法耶特[3]他们自己不是也丝毫没有预见到，这释放出来的力量会把他们带到离开他们目标多远的地方，会违背他们自己的意志裹挟着他们走多远，因为1789年即便是日后革命者中最为狂暴的分子，罗伯斯庇尔[4]、马拉[5]、丹东[6]还都是一些信仰坚定的保皇派。一直要经过法国大革命自己，“革命”这个概念，才变成我们今天在语言上使用的那个涵盖极广，狂野激烈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概念。一直要用数字来赋予这个概念血肉和精神，而不是最初的一小时。于是出现了奇怪的悖论：并不是因为国王路易十六未能理解革命，所以革命才对他变得后果如此严重。而是正好相反：这位资质中庸的男人以感人至极的方式，努力设法理解革命，情况才变得如此。路易十六爱读历史书籍，这个天性羞涩的男孩，受到的最深的印象莫过于著名的大卫·休谟[7]先生，《英国史》的作者，亲自介绍给他的这本书。因为这本《英国史》是他最爱的读物，作为储君他已经怀着特殊的激情阅读了书中描写革命如何反抗另一位国王的一章。革命反抗英国国王查理[8]，国王最后被处死：这个先例对于胆小怕事的法国储君，不啻一个强劲的警告。等到类似的不满情绪激起的运动，在他自己国内爆发，路易十六认为，最好要保障自身的安全。他一再研读《英国史》，要从他的这位不幸的前辈所犯的错误当中及时学习。一位国王遭遇到这样一种暴乱，“不该”做什么事情：那一位反应激烈，他就要顺从迁就，希望这样一来，能够躲过最糟糕的结局。可是恰好是他这种根据类推法，用另外一场迥乎不同的革命，想要理解法国大革命的态度给国王路易十六造成了灾难。因为一个统治者在处于世界历史的时刻，绝对不可根据现成的药方，根据早已失效的榜样来做出他的决断：只有天才的具有先知的目光，才能在当前看出救星何在，正确的判断是什么，只有英勇无畏勇往直前的行动才能降伏这种狂野不羁、杂乱无章、汹涌澎湃、排山倒海猛扑过来的原始伟力。永远不可能用收起风帆来消弭一场风暴；这样一来，风暴反而以毫不减弱的力量继续兴风作浪，直到它自己力竭而衰，平息下来为止。

这便是路易十六的悲剧：他想要理解他并不理解的东西，于是去翻阅历史书籍，就像在一本教科书里查找答案。他想要在革命面前自我保护，他便战战兢兢地把他自己举止态度方面的一切王者气概全部抛弃。玛丽·安托瓦内特完全不是这样：她从不向书本请教忠告，也不请教任何人。反思过去和设想未来，即使在最危险的时刻，她也不会去做。她的性格直来直去，从不精心盘算，仔细联想。她的人性的强项仅仅在于本能。这个本能从一开始就断然否定革命。出生在帝王的宫殿里，秉承上帝的恩典长大成人，坚信她那君王的权利乃是得自天赐，从一开始她就认为人民对权利的要求乃是暴民极不恰当的反抗：凡是要求自己拥有一切自由和各种权利的人，最不愿意承认别人也有自由的权利。玛丽·安托瓦内特无论从内心还是外表都不会进行一次讨论；就像她的哥哥约瑟夫皇帝，她也说：“我的任务仅仅是充当保王党人”“我的任务仅仅是代表国王的立场”；她不肯降尊纡贵，百姓也不得犯上作乱。从攻陷巴士底狱起到押上断头台为止，她时刻毫不动摇地觉得自己有理。她内心没有一秒钟和这个新生的运动表示妥协：革命一词对她而言，只是一个美化造反的言辞而已。

玛丽·安托瓦内特对待革命的这种倨傲、生硬，坚定不移的僵硬态度（至少在一开始的时候）丝毫也不包含对人民的敌意。在气氛更加温和的维也纳成长起来的玛丽·安托瓦内特觉得人民，“善良的人民”，只是并不非常理性的一群人；她坚若磐石地深信，总有一天，这老老实实的一群牛羊会大失所望地脱离这些肆意挑唆者，摇唇鼓舌者，回到自己的羊圈，回到他们所属的主人家里。所以她的全部仇恨都倾注在“叛逆分子”身上，倾注在这些造反者、挑唆者、俱乐部成员、蛊惑人心者、演说家、拼命钻营者、无神论者身上，他们以各种混乱不堪乱七八糟的意识形态的名义，或者以野心勃勃的各种利益为诱饵，想说服过于天真的人民对宝座和祭坛提出要求。她把两千万法国人选出的议员称之为“一群疯子，一群恶棍”，一群傻瓜、无赖和罪犯，谁只要一度参加过这可拉一族[9]，对于玛丽·安托瓦内特而言，就全完了。谁若和这些热衷改革的狂徒说过话，就已经形迹可疑。曾经冒着生命危险，三次救过她丈夫和她孩子性命的拉法耶特，从来没有听见过玛丽·安托瓦内特一句表示感谢的话：宁可彻底玉碎，也不要这个虚荣的追求百姓恩宠的家伙出手相助！绝不，即使在监狱里，她也不会给那些法官面子，向他们提出请求，她不承认这些法官，称他们为刽子手，也不给某个议员这样的面子，向他提出请求；凭着她性格中的全部倔劲，她始终不屈不挠地坚持反抗，绝不进行任何妥协。从最初的时刻直到最后，玛丽·安托瓦内特始终把革命看成是一股人性中一切最卑下、最恶劣的本能所掀起的肮脏不堪的污泥浊水；她对革命的世界历史意义的权利，对革命的建设性的意志一概毫不理解，因为她下定决心，只理解和坚持她的君王的权利。

这种不愿理解的态度是玛丽·安托瓦内特的历史性的错误：大家不要否认这一点。这位平平庸庸，政治上思想狭隘的女人，既未通过教育，也未通过内在的意志，获得统揽思想上各种关联的才能和内心深邃的目光。她可以理解的，永远只有那些人性的，自己身边的感性的东西。从身边附近来看，从人性的角度来看，每一个政治运动都浑浊不清，一种思想一旦在尘世间得以实现，其形象每次都立即扭曲。玛丽·安托瓦内特总是根据领导革命的人来判断革命——她又怎么可能有别的方法呢？在发生颠覆活动的时代，嚷得最凶，嗓门最高的人在这里永远不是最正直最优秀的人士。在贵族当中，总是债台高筑臭名昭著之辈，像米拉波、塔勒朗[10]这样道德败坏之徒，首先对自由大表热心，这能不使王后疑虑重重吗？玛丽·安托瓦内特发现，天性吝啬，贪得无厌，每件肮脏勾当都要插手的奥里昂公爵[11]热衷于新的博爱，她能把革命事业看成一种诚实、正经、道德高尚的事业吗？国民议会把米拉波选作自己的宠儿，此人无论在贪污行贿上，还是在撰写各种猥亵下流的笑话方面，都是阿累蒂诺的门徒，这个贵族的糟粕，由于拐骗、绑架和其他见不得人的勾当，在法兰西的各个监狱里都蹲过牢房，然后作为密探打发光阴，倘若这个事业为这些人设立祭坛，这个事业能够神圣吗？这些贩鱼的婆娘，街上的野鸡，把砍下的脑袋插在血淋淋的长矛上，作为她们胜利的残忍的标记，难道叫王后把这些污秽不堪的垃圾似的女人，当真看成一种新的人性的先驱？正因为玛丽·安托瓦内特首先只看见暴力，不相信自由，正因为她只看见人，就没有预见到在这狂野的扰乱世界的运动背后，隐藏着看不见的思想；对于这个运动伟大的人性的成果，玛丽·安托瓦内特什么也没看见，什么也不理解。这个运动给我们提供了人性关系中最为了不起的基本原则：信仰自由、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就业自由、集会自由，它把各个阶级，各个种族，各种宗教信仰一律平等作为首要条款，镌刻在新时代的法律石板上。把中世纪可耻的残余，刑讯、拷打、徭役、苦工和奴隶制度全部废止，玛丽·安托瓦内特对于大街上血腥的动乱后面的这些精神上的目的，哪怕只是一丁点儿，她也没有理解，也没有设法去理解一点。在这阵漫无头绪的人声鼎沸、骚动不宁之中，她只看见一片混乱，没有看见想在这令人毛骨悚然的搏击和痉挛之中诞生的新秩序的轮廓。因此，从第一天到最后一天，怀着她那倔强心灵的一切坚定意志，只仇恨那些领袖和被领导的群氓。于是必然发生的事情便发生了。既然玛丽·安托瓦内特对革命采取不公正的态度，革命对她也就冷酷无情，绝不公正。

革命就是敌人——这是王后的立场。王后就是障碍——这是革命的基本确信。民众凭着他们确实可靠的本能感觉到，王后是唯一强劲有力的对手。从一开始，斗争的全部火气都冲着王后个人。路易十六无论是在好的方面还是坏的方面都不算数，这点乡村里最后一个农民，大街上最小的孩子全都知道。这个胆小怕事、腼腆羞怯的男人只要开上几枪，就能把他吓得对每个要求全都表示赞同；你可以把红帽子套在他头上，他会戴着。倘若向他厉声命令，叫他高喊：“打倒国王！打倒专制暴君！”——尽管他身为国王，他会像个木偶似的听命照办。只有一个意志在法兰西捍卫宝座和王权，根据米拉波说的话，“国王所拥有的唯一的壮士”，那就是“他的妻子”。所以谁若拥护革命，必须反对王后。从一开始王后便是挡箭牌。为了让大家认清她这个靶子，划出清晰的界限，一切革命的文章开始把路易十六说成人民真正的父亲，说成“善良高贵的人”，可惜过于软弱并且“受到诱惑”。倘若按照这个人民之友的心思行事，在国王和民族之间将存在美妙已极的和平。但是这个外国女人，这个奥地利女人驯从她的哥哥，卷进她宠信的男女组成的圈子里，具有强烈的统治欲，专横、暴戾，她不愿看到君王和民众之间关系融洽，处心积虑地想出新的阴谋诡计。为了凭借召来的外国军队，把这自由的巴黎变成一片废墟，她用恶魔似的诡计笼络军官，让他们把大炮对准手无寸铁的人民，怀着渴血的贪婪，用美酒和馈赠鼓动士兵进行一次巴托罗缪之夜；真的，现在是打开这个可怜的不幸国王的眼睛，让他看清这个女人的时候了！基本上这两派的思维方式都向着同一个方向：对于玛丽·安托瓦内特而言，人民是善良的，但是受到“叛逆分子”的挑唆。对于人民而言，国王是善良的，只是受到他老婆的唆使，蒙蔽了双眼。所以斗争其实只在革命者和王后之间进行。反对王后的仇恨越凶，对她的辱骂越不公正，诬蔑越发严重，玛丽·安托瓦内特也就变得越加倔强。谁若坚定不移地领导或者反抗一个宏伟的运动，自己的内涵也就随着反抗而增长。自从整个世界都与玛丽·安托瓦内特为敌，她那孩子气的倨傲也变成了高傲，她那四下分散的力量也就汇聚成真正的性格。

可是玛丽·安托瓦内特日后的力量只可能在防卫之中得到证明；脚上拴着一坨铅块，她不可能去迎战敌人。这个铅块便是那位可怜的优柔寡断的国王。通过他的巴士底狱被攻陷，他的右颊挨了一记耳光，第二天早晨，他还像谦卑的基督徒那样，把左颊伸过去；他非但不发火，不谴责，不惩罚，反而在国民议会做出允诺，把他的军队撤出巴黎，这些部队也许还准备为他而战，这样一来，他就否认了那些为他而阵亡的保卫者。他对那些杀害巴士底狱司令官的凶手，一句重话都不敢讲，就承认了恐怖行为在法兰西是合法的势力，他的退缩使得起义合法化。为了感谢他承受这个屈辱，巴黎乐于准备给这位愿意合作的君王戴上花环，并且赋予他“法兰西自由的修复者”的称号——但只是很短时间。在城门口，市长用一语双关的词句迎接路易十六：人民把他们的国王又征服过来了；路易十六驯从地接过帽徽，这是民众为了攻击他的权威选定的冲锋标记。他没有觉察到，民众并不是真的向他欢呼喝彩，而是欢呼他们自己的力量，竟使他们的统治者变得这样低三下四。7月14日，路易十六失去了巴士底狱。4月17日又丢掉他的尊严，向他的对手深深鞠躬，竟使王冠从他的头上滚落尘埃。

既然国王做出了自己的牺牲，玛丽·安托瓦内特也不能不做出自己的牺牲。她也不得不提供证明，表示良好的意愿，公开宣布和新的主人，人民，最有理由憎恨的那些人脱离关系，那就是她旧日的游伴，波利涅克那伙人和阿尔托阿伯爵：这些人得永远作为遭到唾弃的人，离开法国。其实离别，如果不是被迫分手，王后也并不会怎么心情沉重，因为她内心里早已从这帮放荡的男女当中抽身出来，只不过现在，在这离别时刻，和这些同伴之间早已冷却的友谊，又一次活跃起来。她和他们共同度过的，她一生中最美好、最精彩、最最无忧无虑的年代，他们曾经干尽傻事，波利涅克曾经分担过她的全部秘密，带大了她的孩子，亲眼看见他们逐一长大。现在波利涅克得离她而去：怎么会看不出来，这次离别同时也是和她自己无忧无虑的青年时代的诀别？因为现在那无忧无虑的时光已经永远一去不返；像瓷器一样光亮，像雪花石膏一样光滑的十八世纪的世界已被革命的铁拳砸得粉碎，热衷于精致纤秀享受的乐趣已永远一去不返。正在逼近的兴许是个伟大的时代，但是粗野，是个强劲的时代，但是杀气腾腾。洛可可时代银质的八音钟已经奏完了它的旋律，特丽雅侬的日子已成往事。玛丽·安托瓦内特忍着泪水，下不了决心，送她往日的朋友们踏上最后的路程：她实在害怕她自己心里的感动，她一直待在自己房间里。可是到了晚上，下面院子里马车已经备好，正等待着阿尔托阿伯爵和他的孩子们，贡代公爵、波旁公爵、波利涅克夫人，各位大臣和维尔蒙神父，等待着青年时代围在她身边的那些人上车，这时玛丽·安托瓦内特迅速从桌上撕下一张信笺，给波利涅克夫人写下这样几句震撼人心的话语：“别了，最亲爱的朋友！诀别的话很可怕，但非说不可。这里是命令马匹启程的命令。我现在只剩下和您拥抱的力气。”

从此之后，这响亮的弦外余音都回荡在王后的每封信里：一种带有预见性的忧伤，开始给她所有的话语都蒙上黑纱。过了几天，她写信给波利涅克夫人：“我无法向您表示，和您分开我心里感到的全部遗憾，我只希望，您也有同样的感受。我的健康状况相当不错，尽管身体受到接连不断的震撼，有些虚弱。我们身边尽是苦难、不幸和不幸的人——那些离去的人不算在内。大家四下逃散，想到那些从前和我很亲近的人，现在已离我远去，我还很高兴。”就仿佛她不愿让这个久经考验的女友还发现她的一个弱点，仿佛她知道，作为王后她往日的权力已只剩下一点，那就是王者的态度，她急忙补充一句：“但是您可以相信，这些讨厌的事情只会教会我要更加小心谨慎，只有在目前这样的瞬间才会认识人，学会区别，谁是真正对我有好感，谁不是。”

现在王后身边一片寂静，而王后是乐于，太乐于在喧闹声中生活的。大举逃亡已经开始。往日的朋友都在哪里？大家全都消失得无影无踪，犹如去年飘落的雪花。平素像贪婪的孩子一样挤在摆满礼物的桌子上大声喧闹的人，洛冲、埃思特尔哈奇、伏德娄伊他们如今何在，这些牌桌上的伙伴、共舞的舞伴和骑士们？他们骑着马或者乘着车纷纷乔装打扮离开凡尔赛，——“能自救就自救”。但这一次并非去参加一次化装舞会，而是遮着面孔，不致被人民认出，受到私刑。每晚都有辆马车穿过镀金的大门，一去不还，空旷的大厅里，越来越寂静；不再有戏剧演出，不再有舞会，没有巡游，没有觐见，只在早上还有弥撒，然后就是在小书房里和众大臣举行漫长而徒劳的议事，大臣们自己也一筹莫展。凡尔赛变成了埃斯柯里阿尔[12]：聪明人，都急流勇退。

可是恰好在现在，一向在世人面前算是王后亲近朋友的人，纷纷抛弃王后的时候，那个真正的朋友从黑暗中走了出来：汉斯·阿克瑟尔·封·费尔森。只要充当玛丽·安托瓦内特的宠信会给自己带来光彩荣耀的时候，这位模范情人，为了爱护他心爱女人的名誉，总是羞怯地躲在一边，从而使王后一生中埋得最深的秘密得到保护，不致受到好奇心和闲言碎语的侵袭。可是现在，王后遭到贬谪，作为她的朋友，得不到荣誉，得不到尊敬，不会遭人妒忌，而是要有勇气和无限的牺牲精神，这时这个唯一深爱王后的情人和唯一为王后深爱的恋人便自由自在、坚定不移地走到玛丽·安托瓦内特身边，从而也载入了史册。

[1] 莫利斯·梅特林克（1862—1949），比利时的法语作家、戏剧家，象征主义派的重要代表之一，1911年获诺贝尔文学奖。

[2] 让·西尔万·巴依利（1736—1793），法国数学家，法国大革命后任巴黎第一任市长。

[3] 吉尔贝尔·杜·莫济埃·德·拉法耶特侯爵（1757—1834），法国军人、政治家，参加过美国独立战争，被称为“两世界的英雄”，是美利坚合众国的八位名誉公民之一。

[4] 马克西米利安·德·罗伯斯庇尔（1758—1794），法国大革命领袖之一，激进派的代表，后死于断头机下。

[5] 让-保尔·马拉（1743—1793），法国大革命中激进的理论家、政治家，为吉伦特党的同情者刺死。

[6] 乔治·雅克·丹东（1759—1794），法国大革命的领袖之一，公安委员会首任主席，死于断头机下。

[7] 大卫·休谟（1711—1776），英国哲学家、历史学家。

[8] 查理一世（1600—1649），英国、苏格兰、爱尔兰的国王，为克伦威尔所败，1649年被处死。

[9] 可拉，《圣经·旧约全书》中，聚众造摩西反的利未的曾孙。可拉一族，喻聚众闹事的歹徒。

[10] 查理·莫里斯·德·塔勒朗亲王（1754—1838），法国主教，政治家、外交家，任职于路易十六、法国大革命、拿破仑、路易十八、路易-菲利普时期。

[11] 路易·菲利普二世，约瑟夫·奥里昂公爵（1747—1793），出身于波旁-奥里昂王室，反对路易十六，大革命时倾向革命派，投票主张处死国王路易十六，1793年恐怖时期仍被激进分子处死。

[12] 埃斯柯里阿尔：西班牙旧日的王宫，在马德里西北，渐渐失去政治中心的位置，仅仅成为文化遗迹。

第二十章 挚友出现

汉斯·阿克瑟尔·封·费尔森，这个名字，这个人物长久地被秘密所笼罩。在那份公开印出的王后情人的名单里没有提及他，在公使们的信件里，同时代人的报告中，也都没有提及他，费尔森不属于波利涅克沙龙中那些熟悉的宾客之列。只要是光彩夺目、灯火辉煌的场所，都看不见费尔森面容严肃的颀长身影。多亏他这聪明而又巧妙算计的收敛态度，他逃脱了宫廷宵小恶毒尖刻的蜚短流长。但是历史也忽视他很长时间，也许玛丽·安托瓦内特王后生平埋得最深的秘密，也会永远深埋在黑暗的阴影之中；可是在上世纪[1]下半叶，突然有一则罗曼蒂克的谣言广为流传。在瑞典的一座府邸里，存放着好几堆玛丽·安托瓦内特的私密信件，无人得以接近，全都加以密封。起先没人相信这则几乎不大可能的谣言，直到那些秘密通信突然面世为止。这本通信集尽管有很多私密的细节遭到删除，使这位籍籍无名的北国贵族一跃登上玛丽·安托瓦内特朋友的首位，占据优先的位置。这本通信集的出版，根本上改变了这位迄今为止被认为是轻浮女人的性格形象；一出心灵的戏剧被公之于众，内容精彩绝伦，险象环生，一曲牧歌，一半发生在宫廷的阴影之中，一半已笼罩着断头机的阴影，是那种震撼人心的长篇小说中的一部，这样难以置信，只有历史自己才敢于命笔撰写：两个人在火烧火燎的恋情之中彼此委身，迫于义务和谨慎，胆战心惊地把他们的秘密严加隐瞒，一再被迫分离，又从渺若星空的两个世界彼此苦苦寻觅，一个是法兰西王国的王后，另一个则是北国陌生的小容克贵族。在这两个人的命运当中横亘着一个正在崩塌的世界，一个世界末日般不祥的时代——一页熊熊燃烧的历史，正因为人们从这些半已抹去、残缺不全的暗号和密码当中，只能逐渐参透这些事件的整个真实情况，这段历史才更加显得激动人心。

这出伟大的历史爱情剧一开场绝非场面宏大、气势磅礴，而是完完全全按照当时的洛可可风格；这出戏的序曲完全像是抄自小说《福布拉斯》[2]。一个年轻的瑞典人，是位参议员之子，世袭了显贵的姓氏。十五岁时，在一位家庭教师的陪同下出国游学三年，——以便学成处世交际的艺术，在意大利学习医学和音乐，在日内瓦不可避免地去造访一切智慧的巫师伏尔泰先生。伏尔泰用绣花的睡袍裹着他枯干瘦削、轻若羽毛的身躯亲切仁慈地接见了他，这一来费尔森便赢得了精神上的学士身份。现在这位十八岁的少年只差最后一道加工：到巴黎去学习优雅的谈吐举止。这样，十八世纪的一位青年贵族该受的典型教育过程就算完成。于是这位十全十美的骑士就可以充当公使，担任大臣或者将军，上流社会向他敞开大门。

年轻的阿克瑟尔·封·费尔森出身贵族家庭，严格遵守礼仪，聪明务实，应对得当拥有巨额财产和外国人的名声，除此之外，他还随身带来一封特别的信用证明：他是个出奇英俊的男子，腰板笔挺，肩膀宽阔，肌肉发达，像大多数斯堪的纳维亚人一样富有丈夫气概，但并不因而显得粗笨臃肿。我们怀着无限的好感观赏众多画像上他那神情坦诚、线条匀称的脸庞，配上一双清澈坚定的眼睛，眼睛上面是两道土耳其佩刀似的引人注目的黑色弯眉。高爽的前额，温婉性感的嘴，这张嘴善于沉默，无可指摘，这点已经绝妙地得到证实：根据画像可以理解，一个真正的女人会深爱这样一个男人，不仅如此，还会出于人性，信赖这个男人。当然，只有极少数人称赞费尔森是个能说会道的健谈者，是个“极有机智的人”，是个讨人喜欢的社交界的人物；但是他那平淡的聪明完全和待人坦诚、办事自然而有分寸相结合。早在1774年，瑞典大使便向国王古斯塔夫[3]报告：“和我同时待在这里的瑞典人当中，只有他一个人，得到这宏大世界的最佳接纳。”

再说这位年轻的骑士并非性情阴郁寡欢、厌恶美味佳肴之人，太太小姐们都称赞他，在寒冰般的外壳之下有一颗“火样的心”。他在法国并未忘记及时行乐，经常光顾宫廷和上流社会的舞会。在那里他经历了一次惊人的艳遇。有一天晚上，那是1774年1月20日，在时髦男女，也是可疑人物聚会的歌剧院舞会上，一位服装出奇高雅，身段苗条，蜂腰纤细，步态极为轻盈的青年女子向他走来，在天鹅绒的面罩保护下，开始和他进行一番风流的谈话。费尔森得到这样的荣誉，受宠若惊，极为愉悦地以轻松的语气回答，发现他那咄咄逼人的谈话对手颇有辣味，而且讨人喜欢，也许心里已暗存种种希望如何度过这一良宵。可是他突然发现，有几位先生和女士一面好奇地窃窃私语，一面向他们聚拢，汇成一个圈子，自己和那位戴面罩的夫人成为人们越来越注意的中心。情况已经变得相当难堪，这位巧施计谋的风流女子终于脱下面罩：她是玛丽·安托瓦内特，——在宫廷的编年史里这可是闻所未闻的事件——，法兰西的太子妃又一次摆脱她瞌睡懵懂的丈夫的眠床，驱车前去参加歌剧院的舞会，把一个外国骑士招来闲聊。宫廷女侍们连忙防止引起过于严重的轰动，立刻把这稀奇古怪逃出宫来的太子妃团团围住，把她带回自己的包厢里去。但是在这蜚短流长成风的凡尔赛宫里，哪有什么秘密？太子妃这样违反礼仪地滥赐恩宠，每个人都在议论纷纷，表示惊讶。明天，麦尔西大使大概就会十分气恼地在玛利亚·特蕾西亚女皇驾前进行抱怨，美泉宫就会派出急使，把一封口气辛辣的信件带给女皇的“疯丫头”女儿，要她赶快放弃这些不合适的“放荡的生活”，不得在这些该死的舞会上和阿猫阿狗进行谈话。但是玛丽·安托瓦内特把她的意志贯彻下去，她喜欢这个年轻人，也向他表示出来。从那天晚上开始，这个论爵位、论地位都不怎么出类拔萃的年轻骑士，在凡尔赛举行的各种舞会上都得到特别亲切的接待。经过这番前景如此看好的开端，是不是在当时这两人中间已经发展出某种倾心相恋？谁也不知道。反正不久之后，一个重大的事件打断了这段——无疑还是纯洁的——调情，因为小公主在路易十五驾崩之后，一夜之间变成了法兰西王后。两天之后，——是不是有人给费尔森做出了暗示？——汉斯·阿克瑟尔·封·费尔森启程返回瑞典。

第一幕到此告终。它不过是一场风流的前奏，真正戏剧的序幕。两个十八岁的少年男女彼此邂逅，互相爱慕，“这就是一切”——译成现代的语言：一桩舞会上的友谊，一场高中生的调情而已。实质性的东西还丝毫没有发生，还没有触及感情的深处。

第二幕：四年后。1778年费尔森又一次出游到法国。父亲把这二十二岁的年轻人派出国去，旨在钓得一位有钱的太太，或者是伦敦的封·累耶尔小姐，或者是奈克尔小姐，日内瓦的银行家之女，以后作为德·斯太尔夫人世界闻名。但是阿克瑟尔·封·费尔森并不特别热心于谈婚论娶。不久，大家才明白原因何在。这位年轻的贵族刚到巴黎，立即穿上节日盛装亮相于宫廷。人家还认识他吗？还会有人记得起他吗？国王闷闷不乐地点了点头，其余的人漠不关心地看看这个无足轻重的外国人，谁也没有向他说句友好的话。只有王后，刚一看见他就热烈地叫道：“啊，这可是个老相识啊！”——“啊，我们早就认识了。”没有，王后没有忘记他，没有忘记她的这个英俊的北国骑士。她的兴趣立即又蓬勃燃烧起来——这可不是五分钟热度！王后邀请费尔森参加她的种种聚会，跟他说了一大堆亲切友好的话语；就像他们在歌剧院的舞会上初次相识时那样，是玛丽·安托瓦内特迈出了第一步。不久，费尔森就可以向他父亲报告：“王后，我所认识的世上最为可爱的女王，居然有好心来打听我。她问克洛埃茨[4]我为什么不去参加她星期天举办的赌局。她听说，有一天觐见取消，我却去了，她几乎为此向我道歉。”这个高傲的女人，即使公爵夫人们向她问候，她也不予回礼，七年之久没有向红衣主教罗昂颔首致意，四年之久没有理睬杜巴里夫人，如今却向一个来自外国的小小贵族表示歉意，因为他白白地到凡尔赛来了一趟。人们不由得想和歌德那样说道，王后“给予这个男孩可怕的恩宠”。几天之后，年轻的骑士向父亲报告：“每次在王后举办的赌局上得以拜见她本人，她总和我攀谈。”“这位最可爱的王后”有一次违反一切礼仪，请求这位年轻的瑞典人，下次穿上他祖国的军装到凡尔赛来，王后无论如何一定要看看，这套外国服装究竟对他如何合身——这是一位恋人的突发奇想！不言而喻，这位“帅哥阿克瑟尔”满足了她的这个愿望，古老的戏文又重新开始上演。

只不过这一次对于王后而言，可是一场危险的游戏。宫廷有成千双眼睛虎视眈眈地看守着她，玛丽·安托瓦内特现在必须加倍地小心谨慎，因为她已不再是从前那个十八岁的小公主，可以用年幼无知、稚气未脱来加以原谅，而是法兰西的王后。但是她的血液已经苏醒，经过七年可怕的岁月，那位笨拙的丈夫路易十六成功地完成了丈夫的职责，真的让王后变成了他的妻子。但是这个感情细腻的女人，出落成一个完完全全的美人，几乎可说是相当丰满的美人，把这大腹便便的丈夫和她年轻貌美、光彩照人的情人两相比较，会有什么样的感觉！这个第一次激情满怀地陷入爱河中的女人，自己也没有意识到，就开始说了一大堆亲切友好的话语，不仅如此，还不自觉地满面红晕，神情慌乱，从而在一切好奇成性的人们面前暴露了她对费尔森的感情。玛丽·安托瓦内特的人性最令人产生好感的特点，以前多次，现在又一次把她拽入险境：无论是产生好感，还是反感，她都不会装假。有位宫廷女侍官声称，亲眼看见费尔森有一次出人意表地走了进来，王后又惊又喜，开始战栗；另外一次，王后坐在钢琴旁边歌唱狄多的咏叹调[5]，当着宫廷全体人员的面，唱到这句歌词：“啊，当我把您接到我的心中，我激情勃发。”她那双平时如此冷漠的蓝眼睛，带着爱慕的柔情射向她的芳心秘密（这下可就不再秘密）挑选的人儿，于是闲话陡起。不久，把王室的隐私视为最重要的世界头等大事的整个宫廷社会，激情如炽、无比贪婪地探查形势：王后会把费尔森变成她的情人吗？怎么变成的，什么时候变成的？因为她的感情已经表现得过于明显，每个人都会发现，只有她自己还没有清楚地意识到，那就是，只要费尔森有勇气，或者够轻率，伸手去攫取他的战利品，定能赢得这位年轻王后的任何恩宠，即便是最后的恩宠。

但是费尔森是个瑞典人，是个人品完整、性格完美的男子汉：在北国人身上，强烈的罗曼蒂克的秉性可以和平静的理智，几乎可以和冷静的理智并行不悖。费尔森一眼便看清了形势难以为继。王后已经钟情于他，王后的这个弱点谁也没有比他更加清楚，可是尽管他深爱并且尊敬这个年轻迷人的女人，滥用她感情上的这一弱点，毫无益处地使王后陷于流言蜚语之中，这可有违他那诚实正派的秉性。公开的恋爱关系，势必会引起一场史无前例的丑闻：单单通过她柏拉图式的流露恩典，玛丽·安托瓦内特已经使自己的名誉大受损害。另一方面，费尔森又觉得自己过于热情，过于年轻，无法扮演约瑟[6]的角色，贞洁而冷漠地拒绝一位年轻美貌，自己深爱的女人流露出来的爱情。于是这个卓尔不群的男子做了一个男人在这样一种棘手的情况下，所能做的最高尚的事情：他让上千英里的距离，横亘在自己和这位遭到危害的女人之间，他迅速报名参军，作为拉法耶特的副官前往美国。他趁这根绳索还没变成解不开的死结，还没可悲地乱成一团，就把它一刀剪断。

关于这对恋人的离别，我们拥有一份无可置疑的文件。瑞典公使寄给古斯塔夫国王的公开信函，把王后对费尔森的激情四射的恋情做出了历史性的证明。大使写道：“我必须禀告国王陛下，年轻的费尔森被王后如此看好，已经激起了有些人的怀疑。我必须承认，我自己也相信，王后对他怀有一种好感。我注意到十分清晰的迹象，不能对此表示怀疑。年轻的费尔森伯爵在这种情况下，表现得谦虚谨慎，十分收敛，尤其下定决心前往美国，他的态度堪称模范。他通过远走美国的举动，消弭了所有的危险；下定决心抗拒这样一种诱惑，无疑超过了他的年龄。在分手前最后几天，王后的眼睛始终停留在他身上，看他一眼，王后的眼睛便噙满泪水。我请求国王陛下独自和费尔森参议员守住这个秘密。宫廷的宠臣们一听到伯爵出发的消息，都喜不自胜。费茨-杰姆斯公爵夫人对费尔森说：‘怎么，先生，您竟把您征服的女子弃于不顾？’——‘我要是征服了什么人，不会弃之不顾。我就此离去，无牵无挂，了无遗憾。’陛下定会承认，这个回答聪明而又克制，远远超过他的年龄。话说回来，王后现在显得比先前更能自我克制，更加聪明。”

那些捍卫玛丽·安托瓦内特美德的人们，从此不停地挥动这份文件，犹如挥舞一面旗帜，证明王后雪白无垢纯洁无瑕。他们这样论证：费尔森在最后关头，逃脱了一场迹近通奸的恋情，这两个彼此深爱的恋人斩断情丝，放弃对方，令人钦佩。这伟大的激情，终于保持“纯洁”。但是这个证据丝毫不能作出一劳永逸的证明，这只能证明暂时的事实。在当时，在1779年，玛丽·安托瓦内特和费尔森还没有走到最后亲昵的程度，只有最后几年，才是这场激情决定性的危险年头。我们才刚走到第二幕的结尾，离开他们感情纠葛最深刻的地步还相距甚远。

第三幕：费尔森又一次回到法国。经过四年自觉自愿的流亡，他在1783年6月，和自愿赴美援助的队伍一同在布列斯特登陆，便立即赶往凡尔赛。他在美国一直和王后保持通信联系，但是爱情需要活人在场。现在可别再非分离不可，终于可以彼此接近，建立牢固关系，四目相视，不再横亘着遥远的距离！显然是依照王后的愿望，费尔森立即谋求一个法国团长的职位；为什么？这个谜语，远在瑞典的那位节俭成性当参议员的老爸，没法参透，汉斯·阿克瑟尔干吗非要待在法国不可？作为业已经受考验的军人，声名显赫的古老贵族世家的继承人，作为罗曼蒂克的国王古斯塔夫的宠儿，在故乡，任何职位都尽可供他挑选，为什么非要待在法国不可？大失所望的参议员一而再气恼地发问，儿子连忙糊弄他那满腹狐疑的父亲，他在法国是为了娶个富有的继承人，拥有几百万瑞士货币的奈克尔小姐。但是他在同一时间写给他妹妹的一封私密信件暴露实际上他什么都想，恰好不想结婚。他给妹妹的这封信里赤裸裸地存放着开启他心灵的钥匙。“我下定决心，绝不缔结一次婚约，否则就不自然了……我想要属于我唯一深爱的女人，而她也是唯一深爱我的女人，我却无法属于她。那我就不愿属于任何人。”

难道这还说得不够清楚吗？难道还需要问，谁是这“唯一”深爱他的女人，而他又不可能通过婚姻，永远属于这个女人——谁是她，费尔森在日记里简单地称王后为“她”？必须发生一些决定性的事情，才使他敢于对自己，对他妹妹这样满有把握地，这样直率公开地承认他对玛丽·安托瓦内特倾心相爱。他对父亲说，有“上千种私人的理由，无法书之于信件之中”，让他留在法国，那么在这上千种理由里面，只有一种理由是他不愿告诉父亲的，那就是玛丽·安托瓦内特的愿望或者命令，让她这位遴选出来的朋友持续地待在她的附近。因为，费尔森现在刚一申请团长的职位，谁又表示“给予”恩宠，干预这一事件？——是平素从不关心军官任命的玛丽·安托瓦内特。是谁不久把这项得到贯彻实施的军官职位的授予通知瑞典国王的？不是那唯一与此有关的机关，全军的最高统帅，而是他的妻子，王后，用一份亲笔书写的信函通知瑞典国王的。

在这几年或者往后的几年里，玛丽·安托瓦内特和费尔森之间的那种亲密的，或者不如说最为亲密的关系极有可能就此开始。当然，费尔森还得“非常勉强地”作为副官陪同古斯塔夫国王出国旅行两年，然后到1785年终于彻底落脚于法兰西。在这几年，玛丽·安托瓦内特发生了决定性的变化。项链事件使得这位过去相信世人的王后孤立起来，使她终于懂得本质的东西。她从那些极为聪明而不可靠的人，讨人喜欢而背叛成性的人，风流倜傥而输得精光的人组成的令人晕眩的圈子里抽身退出，抛弃了许许多多毫无价值的人物。她的心迄今为止大失所望，现在看到了一个真正的朋友。在她遭到众人普遍仇恨之际，她那渴求柔情，渴求忠诚可靠，渴求爱情的需求无限增长；现在她已成熟，不再虚荣而愚蠢地在万众惊羡的镜面映象上浪费光阴，而是委身于一个灵魂开朗坦诚、坚定不移的人。而费尔森呢，自从他知道这个女人受到污蔑诋毁与迫害威胁，天性富有骑士精神的他便以全部充沛的感情深爱这个女人。只要王后受到万众的崇拜，有上千个阿谀奉承者围在四周，费尔森便竭力避开她的恩宠。自从王后需要帮助，变得孤立无援，他才敢于爱上王后。他写信给他妹妹：“她非常不幸，她的勇气超乎一切，值得称赞，使她变得更加迷人。我唯一感到不幸的是，不能完全补偿她所受到的一切痛苦，不能使她像她应得的那样幸福。”王后越不幸，越遭人唾弃，越惊惶失措，他那用爱来补偿一切的男性意志便发展得更加强劲有力。“她常常和我一起哭泣，您说，我是否应该爱她。”灾难越是逼近，这两个人便愈加激烈，愈加悲惨地挤在一起，王后是在经历了这么多失望之后，再一次在费尔森身上找到她最后的幸福，而费尔森则想以他富有侠义精神的爱情，以他毫无保留的牺牲，弥补王后一个失去的王国。

于是从前肤浅的好感变成发自心灵的爱慕，调情变成了爱情，他们两个做出一切可能做出的努力，在世人面前掩饰他们的关系。为了消除任何怀疑，玛丽·安托瓦内特不让巴黎，而是让靠近边境的瓦伦西埃纳作为这位年轻军官的驻防地。倘若“有人”（在费尔森的日记里这样含蓄地称呼王后）召他进宫，他就想出一切招数，不让所有的朋友知道他真正的目的地。这样人家对他出现在特丽雅侬就没法大做文章。他从凡尔赛写信给妹妹，提醒她：“别告诉任何人，我从这里写信给你，因为我所有的其他信件都写的是寄自巴黎。再见，我现在得去见王后了。”费尔森从不造访波利涅克那帮人的聚会，从不在特丽雅侬的私密圈子里露面，从不参加雪橇滑行、舞会、赌局：让王后的那些表面上的宠臣们在那里继续尽可能张扬地自我炫耀吧，因为恰好凭着他们大献殷勤，他们浑然不觉地在宫廷中帮忙把真正的秘密掩盖起来。他们统治着白天，而费尔森的王国却是黑夜。他们一个劲地表示敬意，唠唠叨叨地说个没完，而费尔森则为王后所爱，沉默不语。深知内情的圣普里斯特[7]知晓一切，唯独不知道他自己的妻子也爱上了费尔森，给费尔森写了好些炽热火烫的情书，这位圣普里斯特极有把握地报道，这使他的论断比所有其余的人所做的论断更加有效：“费尔森每周造访特丽雅侬三四次，王后也是如此，不带任何随从。这样的一些幽会引起了公开的蜚短流长，尽管王后的这位宠儿谦虚谨慎、含蓄收敛。他对外从不炫耀他的地位。在王后所有的朋友当中，他最不引人注目。”当然，在这五年当中，单单属于恋人的两人相处的时间，永远只是匆匆偷得的短暂仓促的几个小时。因为玛丽·安托瓦内特尽管个人很有勇气，她的贴身侍女也很可靠，但她不敢过于冒险；一直到1790年，在诀别之前，费尔森才能怀着恋爱中的幸福感报告，他终于可以和“她”，一起度过整整一天。只是在黑夜和清晨之间，在花园的阴影里，也许在杂乱地散布在特丽雅侬的乡村中的一间村舍里，王后可以在那里期待她的契鲁比诺[8]；《费加罗的婚礼》中的花园场景，连同它的充满柔情的罗曼蒂克的音乐，在凡尔赛花园的小灌木林中，在特丽雅侬曲曲弯弯的小路上神秘地演到终结。但是骑士团首领石头一样捣碎一切的脚步声，已在门前轰隆轰隆地响起，以唐璜音乐沉重的节拍作为精彩的前导：第三幕就这样从洛可可的柔情万种转变到革命悲剧宏伟壮阔的风格之中。只有被鲜血和暴力的风暴强劲地掀起的最后一幕，才带来了逐渐加强的旋律，诀别时的绝望，沉沦时的神魂颠倒。

只有在现在，在极度的急险之中，其他所有的人都已纷纷逃离，那个在幸福时光高贵地躲在一边的人，那真正唯一的朋友才走了出来，准备和她一同去死，准备为她而死；费尔森迄今为止一直置身于阴影之中的形象才在时代灰暗惨淡的暴风雨来临的天空中显出轮廓。他心爱的女人越是受到威胁，他下的决心就越大；他们两人无所顾忌地逾越了迄今为止横亘在他们之间的传统习俗的界限，他们两人一位是哈布斯堡皇室的公主，法兰西王国的王后，另一位是外国的，瑞典的世袭贵族。费尔森每天都出现在宫中，所有的信件都通过他的手传出去，每一项决定都和他一起斟酌掂量，最艰巨的任务，最危险的秘密全都托付给他。他是唯一知道玛丽·安托瓦内特一切企图、一切忧虑和一切希望的人，也只有他一个人知道王后的眼泪，她的沮丧和她强烈的悲哀。恰好在所有的人都离她而去，她失去了所有的人之际，王后找到了她徒劳无功地寻找了一辈子的东西：那正直、诚实、正派，具有男子气概，勇气十足的朋友。

[1] 上世纪是指十九世纪。

[2] 全名为《德·福布拉斯骑士的香艳情史》为让-巴卜蒂斯特·卢埃·德·古弗拉依的长篇小说，分三部分，描写一个外省贵族青年在巴黎的恋爱故事，分别发表于1787、1788、1790年。

[3] 瑞典国王古斯塔夫三世（1746—1792），1771—1792年在位。

[4] 古斯塔夫·菲利普·克洛埃茨伯爵（1731—1785），瑞典政治家、外交家、诗人，时任瑞典驻法大使。

[5] 英国作曲家亨利·派塞尔的歌剧《狄多和埃奈阿斯》中的咏叹调。迦太基女王狄多因为恋人特洛亚的英雄埃奈阿斯抛弃她，愤而自尽。

[6] 《圣经·旧约·创世记》中记载了约瑟的故事。他被卖到埃及人波提乏家中，波提乏之妻勾引他，为他所拒。波提乏之妻便诬告约瑟，使之被投入狱中。见《创世记》第39、第40章。

[7] 弗朗西斯-埃玛努艾尔·桂格纳特，贡特·德·圣普里斯特（1735—1821），法国政治家、外交家。

[8] 契鲁比诺，《费加罗的婚礼》中伯爵的侍童，伯爵夫人侍女苏珊娜的追求者。

第二十一章 是他吗？不是他？

在无限漫长的时间内，汉斯·阿克瑟尔·封·费尔森不像人家以为的那样，是玛丽·安托瓦内特心灵长篇小说中的配角，而是主角，这点大家都知道，而且不容反驳；大家知道他和王后的关系不仅是风流的嬉戏，罗曼蒂克的调情，行吟诗人的骑士行径，而是一股二十年里经过淬炼、经受考验的爱情，具备王后权力的一切象征，火焰般炽热的激情，君临一切的勇气，极度充溢的宏伟感情，最后这份爱情还笼罩在把握不定的气氛之中。难道这份爱情——像人们在上世纪喜欢用文学的形式所说的那样——就是一种所谓的“纯洁的爱情”，人们很卑劣地以此指那种不允许激烈相爱、激烈被爱的女人拘谨地拒绝最终委身于对她钟情，并且被她所爱的男人？还是说，这份爱情就那种意义上说，是“应受惩罚”的爱情，这就是说：我们意义上的一种完整的、自由的、慷慨的，勇敢大胆地勇于献出自己，勇于献出一切的爱情？汉斯·阿克瑟尔·封·费尔森是否仅仅是一个“骑士般的仆从”，玛丽·安托瓦内特的一个浪漫的崇拜者，还是说的的确确在肉体上也是王后的情人——是他吗？还是说不是他？

“不是！”“绝对不是！”某些保王的——反动的传记作家立刻大叫起来——带着一种稀奇古怪的愤慨和十分可疑的仓促，不惜一切代价要捍卫王后，“他们的”王后，“纯洁无瑕”的王后，不容人们对王后进行任何“侮辱”“贬抑”。维尔纳·封·海登斯塔姆[1]以一种令人羡慕的确有把握的口气声称：“他（指费尔森）激情四射地热爱王后，可是从来不让任何肉欲的念头玷污这份爱情，完全配得上行吟诗人和圆桌骑士的爱情。玛丽·安托瓦内特深爱他，但一刻也没有忘记妻子的义务、王后的尊严。”对于这类充满敬畏的狂热分子，这是无法想象的事情——这就是说，他们抗议居然有人想到——法兰西最后一位王后竟然会背叛我们历代国王所有的，或者几乎所有的母亲遗赠给她的“荣誉的存款”。所以，天呀，千万别对这个“可怕的诽谤”（龚古尔[2]语）进行深入调查，根本就不要对此展开讨论，别让“极端阴险狡诈之徒，或者厚颜无耻之辈”来揭示真实情况！倘若有人哪怕只是接近一下这个问题，这些无条件捍卫玛丽·安托瓦内特“贞洁”之人，立刻神经质地摇铃示警。

是不是我们的确非遵照这一命令，紧闭双唇，默默无言地走过这个问题：费尔森究竟是不是一辈子只是额上戴着祥光四射的光环，看着玛丽·安托瓦内特，还是也用男性的、人性的目光看着她？问题不是更在于谁贞洁地回避这一问题，径直从真正的问题旁边走过？因为只要不知道一个人最后的秘密，就不了解这个人，只要不理解一个女人爱情的本质形式，就一点也不了解她的性格。在我们面前的这样一个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关系当中，长年强压下去的激情并不仅仅是偶然地掠过一个人的生活，而是听从命运的安排，充满了甚至过分充满了心灵的空间，那么问及这个爱情的终极形式并非多余的、恶意的提问，而是对于一个女人的心灵肖像起着决定性作用的问题。而要正确地画像，就得好好睁开双眼。那么：我们就迈步向前，审查情况和文件。让我们好好研究，也许问题就能找到答案。

第一个问题，其前提是，我们本着资产阶级的道德，认为玛丽·安托瓦内特如果无保留地委身于费尔森，乃是一种罪过——谁来指责她这样彻底地委身呢？在同时代人当中只有三名，当然这是三位规格最高的人物，不是在后楼梯偷听窥视之徒，而是了解实情的人物，可以相信他们无条件地了解情况：那就是拿破仑、塔列朗和路易十六的大臣圣普里斯特，此人是每日事件的目击证人。他们三人都毫无保留地声称，玛丽·安托瓦内特曾是费尔森的情妇。他们这样说的方式，排除了任何疑问。圣普里斯特最熟悉情况，他叙述的细节最为详尽。他对王后不抱敌意，完全实事求是地叙述费尔森对特丽雅侬、圣-克鲁宫和推勒里宫的秘密夜访。拉法耶特只允许费尔森一人可以秘密进入这些地方。圣普里斯特报告波利涅克也是知情人，她似乎很同意王后的恩宠恰好落在一个外国人身上，此人不想从他得宠的地位得到任何好处。把三种这样的陈述全都推到一边，把拿破仑和塔列朗称为诬蔑者，就像那些怒气冲冲的王后美德的捍卫者所做的那样，这其实比进行一番不带成见的深入调查，要求更多的勇气。但是第二个问题：同时代人中，谁把对费尔森的指控，说他是玛丽·安托瓦内特的情人，看成是诬蔑？一个也没有。引人注目的是，恰好是那些熟悉内情的人，都非常奇怪地行动一致，根本避免说出费尔森的名字：麦尔西特别细心，每枚发针他都要审视三遍，才能插进王后的头发。在他所写的公开急件中，一次也没有提到费尔森的名字。宫廷的忠实可靠的朋友们只写道，王后把信件交给“某一个人”，但是谁也不说他的名字；一个世纪之久，大家统统保持沉默，就算有个可疑的密谋，最初写就的几部公开的传记，全都故意忘记提及费尔森。所以我们没法抵御这样的印象，就仿佛事后下了“一道命令”，尽可能让大家把罗曼蒂克的美德传说中的这个捣蛋鬼完全彻底地忘个一干二净。

所以历史研究长时间面临一个艰难的问题。到处都碰到急切的令人怀疑的因素，决定性的文献证明到处都被勤快的手，变戏法似的变得不见踪影。根据现有的材料——不复存在的材料才包含真正的罪证，——历史研究无法确认真正的现行作案。也许是这样，也许又不是这样，只要缺少最后的有说服力的证明，历史科学在费尔森案件上就只能众说纷纭，然后合上公文袋，发出一声叹息：我们没有书面材料，也没有印刷出来的材料，所以也就没有我们这一领域唯一有效的证明。

但是严格按照亲眼看见的材料为依据的研究告终之地，心灵察看的自由翱翔的艺术便开始发挥作用。古文字学失灵的地方，心理学必须经受考验，它那根据逻辑征服到的种种可能性，往往比档案和事实提供的赤裸裸的真实情况更加真实。倘若我们只有历史文件，别无其他，历史将是多么狭窄，多么贫乏，多么残缺不全！科学的领域是直截了当的、显而易见的，而心灵艺术随之诞生的领域则有着多种含义，需要进行阐述，需要加以澄清。只要材料不足以充当书面证明，那么心理学家还有不可限量的许多可能性。感情对一个人的了解永远胜过一切文件。

可是让我们首先再来审查一下文件。汉斯·阿克瑟尔·封·费尔森虽然拥有罗曼蒂克的心灵，却是一个讲究秩序的人，几乎以近乎迂腐的仔细认真的劲头，记着日记。每天早上仔仔细细地记上天气、气压，除了天气的变化，还记上政治和个人的事件。另外他还记上邮件的来往——真是个井然有序的人，——按照日期，记上每一封来往的信件。另外他还对他的笔记作些简短的摘记，把他的通信分门别类地保存下来——对于历史学家而言，他真是个理想的人物；因为当他1810年去世时，他遗留下来整个一生整理得井井有条、无懈可击的文档，一份无与伦比的文献宝藏。

那么这份宝藏有什么遭遇呢？没有什么。单凭这点就显得有些奇怪。它的存在受到继承者们认真仔细地——或者不如说：战战兢兢地隐瞒，谁也不得接近这些档案，谁也不知道它们的存在。终于在费尔森去世半个世纪之后，他的一位后代，一位克林柯夫斯特累姆[3]男爵，发表了费尔森的通信集和一部分日记。但是奇怪的是——这些东西都不完整。一些玛丽·安托瓦内特的信札，在邮件来往录里标明的是“约瑟芬”的信件，全部失踪。费尔森在决定性的那几年里的日记也同样失踪——而最最奇怪的是——信件里面有不少行字是用一连串的小黑点取而代之，不知是谁强行插手这些遗物之中。只要是一份存在过的，当年是完整的信件资料被他的后代篡改或销毁，我们在那些地方便不得不产生怀疑，一定是为了达到虚弱的理想化的目的，硬把事实掩盖起来。但是我们千万不要有先入为主的意见。让我们保持冷静和公正。

这么说，信件中缺少若干段落，用表示省略的小黑点取代了它们。为什么？克林柯夫斯特累姆说：这些段落的字迹在原稿之中已给弄得没法辨认。是谁弄的？很可能是费尔森自己。“很可能！”但是为什么？克林柯夫斯特累姆（在一封信里）对此的回答相当窘迫，很可能那几行字包含了政治秘密，或者有玛丽·安托瓦内特对瑞典国王古斯塔夫发表的一些不讨人喜欢的言辞。既然费尔森把这些信件全部——全部？——都向国王呈阅，他很可能就把信中的那些段落全都予以删除。奇怪！这些信件绝大部分都用密码写成，所以费尔森只可能把抄件呈国王御览，干吗要把原件搞得残缺不全，令人无法卒读？单单这点就令人怀疑。但是就像我们说的，不要抱有成见。

我们来进行研究吧！让我们再更仔细地审查一遍那些给弄得无法卒读，用虚点取代字句的段落吧。什么东西引人注目？首先是：那些可疑的黑点几乎总是只出现在信的开头或者结尾部分。在称呼对方时，或在说了“再见”时，譬如说“我说完了”。这就是说：关于事务和政治，我说完了，现在该出现的是……不，现在这个遭到删改的版本里，出现的全是点、点、点，别无其他。倘若删节的地方是在一封信的中间部分，那么我们发现奇怪的是，总在那些与政治无关的段落。再举一个例子：“您的身体如何？我敢肯定，您一定不大关心自己，那您就错了……我的状况很好，超过我应有的水平。”——哪一个思维正常的人会在这里想出一段政治事件来？或者譬如说，王后写到她的孩子们，“这件事情是我唯一的幸福……我悲哀时，我就抱起我的小儿子”。那么在一千个人当中，有九百九十九个人会认为，在这个空缺的地方，不言而喻，应该补上：“自从你离开这里以后”，而不是加上一句，对瑞典国王讽刺一通。所以克林柯夫斯特累姆那些尴尬的说辞不值得认真对待；这里被压下去的，绝不是政治秘密，完全是另外一些事情；是一个人性的秘密。幸好有一个手段可以揭示这一人性的秘密：用显微摄影术可以轻易地重现信件中这些涂抹过的字行。那就把原件取来！但是——意外的事情发生了！原件已不复存在：直到1900年左右，也就是有一百多年，这些信件都完好如初、井井有条地存放在费尔森世袭的府邸里，接着突然不见，全都毁掉。因为技术上可以把涂抹掉的段落重新显现，这种可能性对于品行端正的克林柯夫斯特累姆男爵而言，简直成了一场梦魇；所以他干脆在逝世前把玛丽·安托瓦内特致费尔森的信札，全都付之一炬——真是一个无与伦比的名利狂的行动，非常荒谬，大家将会看到，还毫无意义。但是克林柯夫斯特累姆在费尔森事件上，他宁可把事情笼罩在半明半暗的光线之中，也不愿让这事置于阳光之下，宁可使之成为一则传说，也不愿让人洞悉清清楚楚、无可辩驳的真相。他认为这样就可以安安心心地死去了，因为彻底清除了这些信件证物，费尔森的“名誉”，王后的名誉，从此得到拯救。

但是焚书一词根据古词，不仅是犯罪：这是愚蠢。首先，消灭证据本身就构成了犯罪感的一种证明，再说：犯罪学上有条阴森可怕的法则认为，每次匆忙挪去证明材料其实总留下一个证明。于是杰出的研究者阿尔玛·斯杰德海姆，在审阅剩下的文件时，找到了费尔森亲笔抄写的玛丽·安托瓦内特的那种信件当中的一封，出版者们当时忽视了这份抄件，因为这份抄件只放在费尔森的抄件当中（而那只“无人知晓的手”大概已把原件烧毁）。多亏找到这件东西，我们才第一次拿到王后的一封私密书简的全文，从而在我们手里握有开启所有其他文件的钥匙，或者不如说掌握了一切其他信件的情爱音叉。现在我们可以猜到，那位过分拘谨的编造者在其他文件里用黑点取代的是什么东西。因为在这封信的末尾也是一个“再见”；但是接下来的不是刮去的字迹和用黑点代替的段落，而是：“Adieu，leplusaimantetleplusaimédeshommes.”译成德语便是：“别了，一切男人当中，最深爱我的和最为我深爱的男人。”

这个信号给我们的影响是多么不同！现在明白了吧，为什么克林柯夫斯特累姆那帮人、海登斯塔姆那帮人和一切其他为王后“贞洁”而发誓赌咒的人们，在人们想要不带成见地研究费尔森事件时，过去和现在都这样稀奇古怪地神经过敏、烦躁不安，他们手里大概掌握过比后世将会获悉的更多这类文件。因为对于一个理解心声的人而言，一个王后这样勇敢，这样超乎习俗地称呼一个男人，毫无疑问，早已把她缱绻柔情的最后证明交给了他：这个得以获救的一行字，取代了其他一切遭到毁灭的那些字句。如果说，销毁本身便已是证明——那么这获救的一句话，给善于理解的人们带来了这个证明。

继续看下去，还有更多内容！除了这封获救的信札之外，在费尔森的生活中还有一个场景，对于了解他的性格举足轻重。这一场景发生在王后去世后六年，费尔森要在拉斯塔特会议上代表瑞典政府。这时波拿巴特粗暴地对埃德尔斯海姆男爵说，他不跟费尔森谈判，他了解费尔森的保王党的思想，另外此人还和王后睡过觉。拿破仑不说：和王后有关系，而是以挑衅的口气说出了这个近乎粗俗的字眼，“和王后睡过觉”。埃德尔斯海姆男爵并没有想到要为费尔森辩护；看来男爵也觉得这个事实是不言而喻之事。于是他大笑着回答道：他还以为这种发生在“旧政权”。“旧政权”的故事早已彻底解决，已经和政治无关。然后他就跑去把他和波拿巴特的这番谈话，告诉费尔森。那么费尔森如何反应呢？或者不如说，倘若波拿巴特这句话并不属实，他该如何对付？费尔森不是应该驳斥这种诬蔑（如果王后确是受到冤枉），捍卫已故的王后吗？他不是应该高声大叫：纯属诬蔑吗？这个初出茅庐的科西嘉来的小个子将军，竟然还挑选了粗俗的字眼来指控别人，不是马上就应该要求和这家伙进行决斗吗？一个性格正直的正派男人，怎么能容忍人家诬蔑一个女人是他的情人，而那女人事实上并不是他的情人？机不可失，时不再来。费尔森总算有机会，甚至有责任把这暗地里早已流传的说法，用明晃晃的剑锋彻底砸烂，一劳永逸地把这谣言彻底驱散。

可是费尔森干了什么呢？啊，真该死。他一言不发，他拿起羽毛笔，把埃德尔海姆和波拿巴特的那番对话，连同说他和王后“睡过觉”的指控都工工整整地记在他的日记本里。他没有用一个字一句话，在他最深沉的私事中来削弱这种说法。根据他的传记作者的意见，这种说法是“卑鄙无耻，恶意嘲弄”的诬蔑。他低下脑袋，等于说了个：“是的”。几天之后，英文报纸让这一事件广为流传。“与此同时谈论他和不幸的王后”，他附上了一句：“Cequimechoqua.”译成德文就是：“这使我很生气。”这便是费尔森的全部抗议，或者不如说，一点未加抗议。沉默又一次比所有的话语表达更多的意思。

由此可见：那些战战兢兢的后代们如此不遗余力地试图掩盖的事情：费尔森是玛丽·安托瓦内特情人这点，那位钟情的情人自己，从来没有加以否认。从一大堆事实和文件产生几十个细节可以证明：费尔森在布鲁塞尔和他另外一位情人公开露面时，他妹妹请求他一定要设法别让她知道这事，不然她一定会深受伤害。我们要问，如果她不是费尔森的情人，她有什么权利受到伤害？在费尔森的日记中有一处被删去了。费尔森在那里提到，他在推勒里宫王后的私室里过了一夜；有位王后的贴身女侍在革命法庭陈述，有人经常在深更半夜悄悄离开王后的房间。这些细节，当然因为这样惊人地一致，这才显得很有分量。但是，这些因素彼此相隔甚远，如果缺少最后的联系，那决定性的和性格的联系，这个证明依然不能使人信服。永远只有从一个个性的整体来看，一种行动的方式才能得到解释，因为一个人的每一个个别的意志行为都取决于他天性完整的因果关系。因此，探询费尔森和玛丽·安托瓦内特之间的关系，究竟是激情洋溢，极为私密，还是充满敬意，循规蹈矩，归根到底取决于这个女人心灵的整体态度。看完所有这些证明有罪的细节之后，首先要问：究竟哪个态度从逻辑上看，从性格上看更符合王后的性格，是充满委身情绪，还是小心谨慎地拒不同意？谁若从这个角度来看，不会迟疑太久。因为尽管玛丽·安托瓦内特有许多弱点，在她身上有着一股巨大的力量，她那毫无阻碍，毫无顾忌，的确君临一切的勇气。从内心深处而言，正直，绝对不会装假，这个女人几百次在许多无关紧要的契机上完全无视习俗的限制，完全不在乎有人在她背后散布的谣言。尽管她只有在命运决定性地把她抬高的时候，才达到了她真正的宏伟高大，她平时也从来不是小里小气、谨小慎微，从来就没有把另外一种名誉和品德的形式，社会和宫廷道德的形式置于她自己的意志之上。难道碰到这唯一的一个她真正深爱的男人，这个勇敢的女人会突然扮演一个十分拘谨的女人，扮演一个战战兢兢品行端正的女人，扮演她的丈夫路易的妻子？她和这个路易仅仅是为了国家的利益，从来不是出于爱情而结合在一起的。她会在一个世界末日似的可怕时代，所有的道德和秩序的纽带全都松懈，在死亡临近的那种如痴如狂的醺然醉意之中，在玉石皆焚彻底崩溃的惊恐之中，她会为了社会的利益牺牲掉自己的一段激情？谁也无法把她阻止，谁也无法把她制服，她竟会被迫从感情最自然不过，最女性不过的形式退缩回来，就为了幽灵般的一段婚姻，为了一个丈夫，为了一种道德？这段婚姻实际上是对真正婚姻的嘲笑，这个丈夫她从来就没有觉得是个丈夫，而这种道德是她凭着控制不住的本性中一切渴求自由的本能，从来都深恶痛绝的。谁愿相信这难以相信的事，就不会不同意这事。但是并不是那些充分、自由地承认玛丽·安托瓦内特在她那唯一的激情四射的爱情经历中，表现出勇气和无拘无束的人丑化了她的形象，而是那些想给这个勇敢无畏的女人安上一颗虚弱无力、胆小怯懦、顾虑重重、谨小慎微的灵魂的人，这颗灵魂不敢冒最后的险，把自然的感情强压下去。但是谁若能把一个人的性格当作整体来理解，他就绝对不会怀疑，玛丽·安托瓦内特把她整个失望的灵魂，连同她那被滥用已久，也深感失望的肉体都是汉斯·阿克瑟尔·封·费尔森的情人了。

那么国王呢？每次通奸，那个被欺骗的人都是个棘手的、难堪的、可笑的人物，可能是为了路易十六的利益，那个三角关系中有好大一部分，事后被掩盖了。实际上路易十六并不是那个可笑的戴绿帽子的人，因为他对于费尔森和他妻子的这段亲密关系无疑是知情的。圣普里斯特明确说过：“她（王后）找到了手段和途径，使得他（国王）能够知道她和伯爵之间的关系。”

这个理解完全适合当时环境的情景。玛丽·安托瓦内特丝毫不会伪善和装假；诡计多端地欺骗她的丈夫，不符合她的心灵的态度；通常频频出现的不干不净的混乱关系，那种丑恶的同时介乎于丈夫和情人之间的状况，按照王后的性格是不可取的。毫无疑问，一直到相当晚的时候，大约在她婚后第十五年和二十年之间，等到玛丽·安托瓦内特和她的丈夫解除了肉体关系之后，她和费尔森的亲密关系才开始建立；这个纯粹是性格学上的估计，极为意外地为她当皇帝的兄长写的一封信得到了补充。这位哥哥不知怎的在维也纳听说，他妹妹在生下了第四个孩子之后打算从路易十六身边退下：这个时间点完全和她跟费尔森亲密关系的开始相吻合。喜欢看清一切的人，可以看清形势了。玛丽·安托瓦内特为了国家利益，和一个她完全不爱，绝不讨人喜欢的男人结了婚。多年来，为了顺从婚姻的压力，压制着她心灵中爱情的需求。可是等她生了两个儿子之后，也就是为王朝提供了两位有着不容置疑的波旁王朝血液的储君之后，她觉得她已经为国家、为法律、为她的家庭尽完了她的道义上的责任，终于可以自由了。为政治牺牲了二十年之后，在具有悲剧色彩的惊天动地的最后时刻，这位经受了许多考验的女人把她纯粹的自然的权利收回，不再继续拒绝她深爱已久的男人。这个男人对她而言，集朋友和情人、心腹和同伴于一身，和她自己一样勇敢，准备以牺牲的勇气来回报她的牺牲勇气。面对王后的态度这一清清楚楚的现实，有关一位假模假样规规矩矩的王后所做的一切人为的假设是多么贫乏。而无论如何定要捍卫这个女人王家“名誉”的那些人，多么严重地贬低了她的人性的勇气和灵魂的尊严！因为一个女人，从来没有比完全自由自在地跟随自己确实可靠的，多年来经受考验的感情更诚实更高贵的了，一个王后再也没有比完全根据人性而行动更具王者风范的了。

[1] 维尔纳·封·海登斯塔姆（1859—1940），瑞典诗人，小说家，1916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2] 埃德蒙特·德·龚古尔（1822—1892）和儒勒·德·龚古尔（1830—1870），法国作家，兄弟两人联名写作，除长篇小说外，他们一同撰写了《玛丽·安托瓦内特传》《蓬巴杜夫人传》《路易十五的情妇们》。

[3] 克林柯夫斯特累姆男爵为费尔森的姐姐赫特维希·埃莱奥诺拉·封·费尔森（1753—1792）的后人。她在1773年嫁给克林柯夫斯特累姆伯爵。

第二十二章 凡尔赛的最后一夜

在千年之久的法兰西，谷子从来没有像1789年的这个夏天这样迅速地成熟。麦粒在麦秆里蹿得老高，但是革命的种子一旦浇灌了鲜血当作肥料，成熟得更加迅速。大笔一挥，消除了几十年的疏忽，几百年的不公正，现在将要拆除另外一座看不见的巴士底狱，法兰西人民的权利被历代国王监禁在那里。8月4日，在万众不休不止的欢呼声中，封建主义用来镇压人民的古老城堡被推倒，贵族们放弃了他们的徭役和什一税，教会的主教们放弃了租金和盐税，农民得到解放，市民得到解放，宣布了新闻自由和人的各种权利；让-雅克·卢梭的各种梦想在这年夏天全都实现。在这座“游乐宫”[1]（国王们用来娱乐，民众用来争取权利）的大厅里，窗玻璃时而被欢呼声，时而被争吵声震得叮当乱响。离开一百步远的地方就已经可以听见这一群人性的蜜蜂发出的没完没了的嗡嗡声。可是隔开一千步远，在凡尔赛宫宏伟的宫殿里，却是一片惊慌失措的静寂。宫廷透过窗户远眺这个喧闹的客人，尽管这个客人只是请来共商国是的，却已经准备扮演统治者的主人了。如何把这位魔法师的学徒又打发回家去呢？国王一筹莫展，和他的谋士们商量对策，谋士们又互相反驳，众说纷纭。王后和国王心想，最好再等一会儿看看，等到这阵风暴平息下去。现在保持平静，待在幕后静观其变。只要赢得时间，便满盘皆赢。

但是革命却要求向前，革命若不想搁浅，必须前进。因为革命是潮水般汹涌澎湃地运动，停止不前，便是它的灾难，往回运动，便是终结；它必须提出要求，提出越来越多的要求，为了保持自己的地位，必须不断征服，为了不致被人战胜。各家报纸为这骚动不宁的进军敲击着隆隆的鼓声；革命的这些孩子，这些胡同里的男孩大声喧闹着，无拘无束地跑在自己大军的前面。羽毛笔一挥就赋予了写出的说出的话语以自由，这些自由在最初的感情奔放之际总会野性勃发，漫无节制。十份、二十份、三十份、五十份报纸应运而生。米拉波创办一份报纸，德穆兰、布里索、卢斯塔洛[2]、马拉各办一报。既然各报都要为自己招募读者，每家报纸都想在市民爱国主义上超过其他报纸，于是报纸就噼噼啪啪地放炮，毫无顾忌。全国都听到它们的声音。尽量地大声叫喊，尽量地狂放不羁，声音越大越好，把全部仇恨都倾注在宫廷身上！国王策划叛国，政府阻止谷物供应，外国军团已经逼近，大会将被驱散。一个新的巴托罗缪之夜即将发生。醒来，市民们！醒来，爱国者！咚咚，咚咚，咚咚隆咚，咚咚隆咚！各报以隆隆的鼓声夜以继日地把恐惧、怀疑、愤怒、怨恨敲进千百万人的心脏中去。在鼓手背后，已经站好了手执长矛、佩刀，尤其是怀着满腔难以估量的怒火，迄今为止还看不见的法兰西人民的大军。

国王嫌时间过得太快，革命又嫌它太慢。这么年轻的思想，激情如炽的进军步伐，这位小心谨慎、大腹便便的男人，无法和它步调一致。凡尔赛犹犹豫豫，一再推迟：那么，巴黎，前进吧！于是各报鼓声雷动：结束这场漫长无边、议而不决的争论，结束国王和人民之间的这场难以忍受的讨价还价的政治交易。你有一万只、两万只拳头，在军火库里存放着火枪无数，还有好多大炮：把它们取出来，把国王、王后从凡尔赛拽出来，抓住他们，这样你就把你的命运牢牢地攥在你的手里！在革命的司令部，在奥里昂公爵的宫殿里，在王家宫殿，已发出口号：所有的人都已武装起来，宫廷的倒戈分子之一，德·迂吕杰侯爵已在暗中准备进行征讨。

但是在皇宫和城市之间，还有几条地下通道暗中相连。通过受贿的宫中仆役，俱乐部的爱国者们知道宫中发生的一切。而宫廷又通过特务，知道策划中的进攻。凡尔赛宫里决定采取行动，因为法国士兵不愿反对自己的同胞，已经不够可靠。便调来一个佛兰德人的团队来保卫皇宫。十月一日，部队从他们原来的驻地开到凡尔赛宫，为了让官兵士气高涨，宫廷为他们举行了一次盛大的欢迎会。宽敞的歌剧大厅腾清，举行一次盛宴。丝毫不顾巴黎食品奇缺，宴会上充分供应美酒佳肴，绝不节省：忠诚犹如爱情，往往来自肠胃。为了使部队特别对他们的国王充满激情，给予官兵从未有过的荣誉，——国王，王后抱着太子，走进宴会大厅。

玛丽·安托瓦内特从来也不懂得那些必要的本领，不善于盘算，不工于心计，不会阿谀奉承来笼络人心。但是她的身体，她的灵魂，天生有某种高贵的气派，和她初次见面的人立即对她产生好感，无论是个人还是群体，都无法摆脱这初次影响的魔力（这种魔力在进一步了解她之后又逐渐消逝）。这一次，在这位美丽的少妇仪态万千，尊贵可同时又极为可爱地走过大厅时，官兵们都从他们的座位一跃而起，拔剑出鞘，向国王和王后发出惊涛拍岸般的“万岁”声，这时，大概忘记了该向人民发出欢呼。王后走过他们的队列。她善于发出迷人的微笑，以一种奇妙的冷漠的方式表示亲切。她和她独裁专制的母亲，和她的哥哥们几乎和全体哈布斯堡皇族的人们一样，尽管内心怀着不可动摇的高傲，恰好对最下层的人们能以最自然的方式表现得客客气气，亲切可爱，并不因而显得居高临下。她带着她的几个孩子绕着宴会桌走了一圈，脸上挂着一副真正感到幸福的笑容，因为她多长时间没有再听见“王后万岁！”的呼声了啊。看到这个善良仁慈的、真正具有王者气派的女人，作为客人，走到他们身边，走到这些粗野的士兵身边，官兵们立即陶醉在为国王效忠的心醉神迷的状态之中：此时此刻，每个人都准备为玛丽·安托瓦内特而死。王后在离开这喧闹的人群时，也感到幸福。在她喝掉向她敬献的欢迎之酒时，她也饮下了信心的金色美酒：对于法兰西的宝座而言，还有忠心，还有安全。

可是到第二天，爱国主义的各报又擂起了隆隆的鼓声。咚咚隆咚，咚咚隆咚，咚咚隆咚！王后和宫廷已经雇佣了杀手来谋杀百姓。他们用鲜红的酒浆灌醉了士兵，以便让他们驯从地遍洒同胞们鲜红的血液，奴性十足的军官把三色徽章扔在地上践踏，百般嘲弄，官兵们大唱奴气十足的歌曲——所有这一切都发生在王后挑衅性的微笑之下，你们难道还一直没有发现这点？——他们要进袭巴黎，各个团队已向巴黎进军，所以就是现在，公民们，奋起进行最后的斗争，奋起进行决战！团结起来，爱国者们——咚咚隆咚，咚咚隆咚，咚咚隆咚……

两天之后，10月5日，巴黎发生动乱。动乱开始，这属于法国大革命许多无法参透的秘密之一。因为这场动乱，似乎是原发的，自然发生的，而事实证明这一动乱考虑得极为周密极有远见，组织缜密，政治上无法超越。炮口笔直地准确地从一个正确的位置，射向一个正确的目标，想必是非常聪明，非常机灵，极有经验的手射出了这发炮弹。单单这一点，便是一个超群出众的想法：不是用男人组成的大军，而是由一队妇女用暴力把国王从凡尔赛抓来。只有像却德洛斯·德·拉克洛斯这样的心理学家才能想出这样的招数。他在王宫里为奥里昂公爵领导着夺取王冠的战役。若是一队男人，可以称之为暴动分子，称之为叛乱；训练有素的士兵会驯从地向男人开枪。而在暴动之中，妇女永远只是绝望的人群，而对着她们柔软的胸脯，最锋利的刺刀也会缩回去。另外，这些教唆者们知道，一个像国王这样胆小怕事、多愁善感的男人绝对不会把大炮对准妇女。所以首先激起群情高涨，接着——又不知道是经过谁的手，搞的什么阴谋，——有两天之久，人为地停止对巴黎供应面包，从而引起饥荒。这是激起人民愤怒的唯一的动力，一旦形成骚乱，迅速把妇女们召来，让她们打头阵！

的确是个年轻的妇女，据说是个双手戴满了戒指的女人，在10月5日清晨，冲进了一间警卫室，抓起了一面鼓。在她身后一下子就聚集了一大堆从四面八方涌来的妇女，大声叫喊着要面包。动乱就此形成。不久，乔装打扮的男人也混进这人群之中，给这汹涌澎湃的江河一个预定的目标：冲向市政府。半小时后，市政府被攻陷。一批手枪、长矛，甚至还有两门大炮被抢。突然之间，一个领袖也出现了——是谁委任的，谁发生的影响？——这个领袖名叫玛雅尔达[3]，他把这毫无纪律乱成一团的人群组织成一支大军，煽动他们进军凡尔赛，说是要求面包，实际上是为了把国王拽到巴黎去。太迟了，总是这样——国民卫队司令拉法耶特骑着他白色的骏马驰来，可惜太迟了，这位思想高洁、诚实笨拙的人总是在事件发生之后一个小时赶到。他的任务照理自然是阻止民众出发——他的确老老实实地想贯彻执行——但是他的士兵拒不服从命令。于是他只好带着他的国民卫队，跟在妇女大军后面前进，为了事后以法制的名义掩饰这次公开的叛乱。这位热衷于自由的老战士知道，这不是什么高尚的职务，他对自己身负的任务并不高兴。拉法耶特骑着他那匹著名的白马，脸色阴沉地跟在妇女们的革命大军后面，这是合乎人性的理性的象征，理性冷静地进行合乎逻辑的盘算却毫无能力。理性努力想跟上那些自然元素不合逻辑的激情，但是徒然。

凡尔赛宫廷一直到中午，对于千头攒动列队逼近的危险还毫无预感。和平素一样，国王下令备马出猎，又驰向墨东的森林之中；王后一清早又独自徒步到特丽雅侬去，叫她待在凡尔赛这硕大无朋的宫殿里干什么呢？宫廷显贵和最好的朋友都早已四下逃散，附近的国民议会里那些“叛逆者”，每天都提出反对她的提案，充满敌意。唉，她已疲倦，倦于怨恨，倦于毫无结果的斗争，倦于和人打交道，甚至倦于她的王后地位。现在只想休息，只想静静地坐几个小时，没有别人，远离一切政治，独自待在这秋意甚浓的园子里，10月的太阳把园中的树叶都染上古铜色！只想静静地摘下花坛里残留的最后几朵花，趁冬天还没有来临，那可怕的冬天。也许再喂喂鸡，喂喂小池塘里的那些中国金鱼。然后彻底休息，终于摆脱所有这些情绪激动，惊慌失措，好好休息；无所事事，无所希求，只是摊开双手，身着一袭简单的晨衣坐在岩洞里，一本翻开的书放在凳子上，却不去阅读，体验大自然巨大的疲惫，在自己心里体验秋天。

王后就这样坐在岩洞里的岩石凳子上——她早已忘记，人们曾经称之为“爱情的岩洞”——，这时她看见一名宫廷侍童沿着小路走来，手里拿着一封信，这是大臣圣普里斯特的信，报告王后，暴民已经向凡尔赛挺进，请王后马上回宫。王后迅速抓起她的帽子、大衣，踏着她那依然年轻、轻盈的步履，急急赶回宫去。走得那么急促，竟没有回头看上一眼她心爱的小巧玲珑的宫殿和那花了那么多游戏般的努力人工制造的风景。因为她怎么能预料到，她竟是生平最后一次看见这些芳草如茵的草地，山势柔媚的山丘上面的爱情神庙和秋色浓郁的池塘，她那人造的乡村，她的特丽雅侬，这次离别竟是永诀！

在宫里，玛丽·安托瓦内特发现显贵们和大臣们焦急地聚在一起，一筹莫展，只有一个飞快赶来的仆人带来不大确定的关于暴民从巴黎出发的消息，其余的信使都在途中被妇女们截住。终于有一名骑士飞骑驰来，跳下口吐白沫的骏马，快步踏上大理石的台阶：这是费尔森。这位时刻准备自我牺牲的挚友，一看到危险的迹象，立刻飞身上马，一阵飞奔，赶在妇女大军——加米叶·德穆兰慷慨激昂地称之为“八千尤迪特”[4]的前面，在危险时刻出现在王后身边。终于国王也出现在会议室里，人们在夏底容门附近的森林里找到他，不得不打扰他喜欢的赏心乐事。晚上，他在日记里生气地写明，这次狩猎收获甚少，并且附加一笔：“为发生的事件所打断”。

此刻他站在那里，一脸惊愕，眼睛里满是惊慌失措的神情。现在大家乱作一团，忘记了在赛弗尔炸毁桥梁，阻止叛逆者的先头部队，看来一切时机都已耽误，这时他们开始商议。还有两个小时，还有足够的时间做出果断的决定。一位大臣建议，国王应立即上马，率领龙骑兵和弗兰德的各团士兵冲向那批乌合之众：只要国王陛下一出现，就会迫使那群乱糟糟的妇女向后撤退。比较谨慎的几位大臣谏言，国王和王后应该立即离开王宫，前往朗布耶，这样阴谋策划的袭击宝座的一击就会落空。但是路易十六这个永远举棋不定的家伙，一直迟疑不决。由于下不了决心，他再一次又让事件向他迎面涌来，而不是挺身迎上前去。

王后抿紧了嘴唇，站在这批一筹莫展的男人当中，这些人没有一个是真正的男人。出于本能，王后知道，一切暴行都会成功，因为自从流洒了鲜血之后，大家对所有的人都害怕：“所有这场革命都只是一系列恐惧”。可是怎么能叫王后独自一人对所有的事情和所有的人负责。下面院子里，豪华马车已经备好，已经套上骏马，只要一个小时，国王全家连同所有的大臣和国民议会中发誓追随国王到底的议员，就能到达朗布耶。但是国王一直迟迟不发出发的信号。大臣们催促再三，越催越急，尤其是圣普里斯特：“倘若他们明天把您带往巴黎，陛下，那么您的皇冠可就丢了。”而奈克尔更在乎民众对他的好感，甚于在乎维护一切王国。他提出异议，国王就像一只钟摆，在这两种意见当中摇摆不定。渐渐地暮色四合，夜幕低垂，下面马匹这时在突发的暴风雨中焦躁不耐地用马蹄刨着地皮，仆役们守在车门边，等了好几个钟头，国王和大臣们还一直在商量个没完。

这时从通往巴黎的林荫道上传来人声鼎沸乱成一团的喧闹声，人们头上顶着罩衫，为了抵御滂沱大雨，在黝黑的夜色中，几千人一路踏着泥泞走来，这些市场上的女贩们组成的一群巾帼英雄，革命的先锋已经站在凡尔赛宫前面。一切都太晚了。

现在这些妇女列队走来，冷雨浇得她们一直湿到骨头缝里。她们饥寒交迫，街上泡软的泥泞灌满了她们的鞋子。这六个小时可不是消闲取乐的漫步，即使她们在途中使用暴力光顾了出卖烧酒的酒店，让她们饥肠辘辘的肠胃得到一丝暖意。这些妇女的嗓音沙哑粗粝，她们的叫声王后听来绝不友好。她们首先探访的是国民议会，那里从清晨开会直到现在，其中有些人是奥里昂公爵的开路先锋，他们对于这批巾帼英雄的进军丝毫也不感到出人意表。

妇女们首先只向国民议会要求面包：根据程序，首先只字未提要把国王带到巴黎去！于是做出决定，派一个妇女代表团进宫去，由议长德·穆尼埃[5]和几位议员陪同前往。这六名当选的妇女向凡尔赛宫走去，宫中仆役客客气气地为这几个制女帽的女工，卖鱼的女贩子和胡同里的女神们打开大门；这个特殊的代表团受到隆重的礼遇，带上宽阔的大理石的阶梯，引进内室，平素只有血管里流着蓝色血液的，精挑细选出来的贵族才能迈进。陪同国民议会议长的议员中间，也有一位身材魁梧，大腹便便，态度随和的先生，并不特别引人注意。但是他的名字给这第一次和国王邂逅以一种象征性的分量。因为跟着这位基罗丁[6]博士，巴黎的议员，断头机在10月5日对宫中进行了它的就职访问。

性格温和的路易十六，如此和蔼可亲地接见了这几位女士，竟使她们的发言人，一位年轻的姑娘窘困之极，晕倒在地。这位姑娘在王宫向熟悉的常客兜售鲜花，也许还兜售更多的东西。当下给这姑娘仔细地喂了食物，使她恢复体力。这位仁慈的一国之父，亲切地拥抱了这位吓坏了的姑娘，答应这些热情洋溢的妇女，提供面包，她们要求什么，全都答应，甚至用他自己乘坐的王家豪华马车送她们回去。谈判结果一切似乎都解决得漂漂亮亮。可是到了下面，在秘密特务的煽动下，妇女们以连声怒吼来迎接她们自己的代表团，说她们已被国王用贿赂收买，用谎言把她们打发了事。大家冒着倾盆大雨从巴黎走了六个钟头，可不是为了让国王用空洞的许诺，让她们饥火中烧地又精疲力竭地拖着脚步往回走的。不行，咱们待在这里，不把国王、王后和这一帮人全都带回巴黎，咱们绝不回去。在巴黎要戒掉他们的阴谋诡计和拖延战术。妇女们毫无顾忌地冲进国民议会，在那里睡觉，特别是她们当中那些专业人士，尤其是台罗阿涅·德·梅里古[7]，则去说服佛兰德各团，让他们俯首帖耳。随后赶来的一些恶劣分子大大增强了起义者的队伍，危险的人影在燃点油脂的路灯发出的摇曳的微光照耀下，围着宫殿的铁门蹑手蹑脚地走动。

楼上宫廷还一直没能做出决定，是不是留下？毕竟还是逃走为妙。但是怎么敢乘坐沉重的豪华马车，穿过这群情激愤的人群呢？实在太晚了。终于，终于挨到午夜时分，听见远方传来隆隆的鼓声：拉法耶特驰近王宫。他首先拜访国民议会，其次拜见国王。尽管他真心诚意忠心耿耿地鞠躬致敬，说道：“陛下，我到这里来，拯救国王陛下，赴汤蹈火在所不辞。”谁也不向他表示感谢，玛丽·安托瓦内特更是如此。国王宣布，他已不再打算离去，或者远离国民议会，一切似乎又安排妥帖。国王做出了允诺，拉法耶特和全副武装的人民军队已经开到，前来勤王保驾。于是议员们纷纷回家，国民卫队和暴乱分子都在军营里、教堂里，甚至在拱门下遮檐的台阶上，躲避淋透筋骨的大雨。渐渐地，最后几盏灯也渐次熄灭。拉法耶特再次查完所有的岗哨之后，尽管答应过要维护国王的安全，凌晨四点时，他还是在德·诺耶饭店上床睡觉，王后和国王也回到他们的卧室；没有预感到，这是他们最后一次在凡尔赛宫安寝。

[1] 凡尔赛的一座游乐宫，其大厅亦用作网球场。1789年5月5日，在这里召开三级会议。

[2] 埃利塞·卢斯塔洛（1761—1790），法国新闻记者，报纸《巴黎的革命》的编辑。

[3] 斯坦尼斯拉斯-玛丽·玛雅尔达（1763—1794），法国革命家。

[4] 尤迪特，又译“尤滴”：《圣经》中以色列的女英雄，曾亲手杀死来犯的亚述人统帅赫罗弗尼斯，斩其首级。

[5] 让-约瑟夫·穆尼埃（1758—1806），法国政治家，法国大革命时，在网球场宣誓后，当选国民议会议长。

[6] 约瑟夫·伊涅阿斯·基罗丁（1738—1814），法国医生、政治家。他设计的断头机以他命名。

[7] 台罗阿涅·德·梅里古（1762—1817），法国女政治家，革命时期著名人物。

第二十三章 君主制的灵车

古老的政权，君主政体及其守护者，贵族们都去上床就寝。但是革命，年纪轻轻、热血沸腾、难以控制，它不需要休息，焦躁不耐地等待着白天和行动。在大街上燃起篝火，围着篝火，聚集着巴黎起义的战士，他们找不到下榻之处：谁也无法解释，他们究竟为什么还留在凡尔赛，而不是回家去上床睡觉，国王不是驯从地什么都同意，什么都答应了吗。但是有一种地下的意志，维系着并且控制着这些骚动不宁的人群。人影憧憧，幽灵似地在各个门口出没，发送秘密指令，凌晨五点，宫殿还安卧在黑暗和睡眠之中，几个小组，为知情的手所指引，绕道穿过小教堂的院子，一直悄无声息地溜到王宫的窗下。他们想干什么？谁带领这些形迹可疑的人物，谁驱使他们向前，谁把他们推向一个还辨别不清，但是已经认准的目标？这些驱使者待在暗处；奥里昂公爵和国王的御弟德·普罗旺斯伯爵，这天夜里他们宁可不留在宫里，不待在他们合法的国王身边，他们也许知道，为什么，反正：突然之间一声枪响，挑衅性的枪响。对于一场刻意制造的冲突，这种枪声十分必要。紧接着，起义分子立即从四面八方涌来，几十个、几百个、几千个起义分子手执长矛、斧头和火枪，妇女们和乔装打扮成妇女的男人们组成的团队。他们挺进的方向笔直：直指王后的寝宫！可是这些从未踏进过凡尔赛宫大门的巴黎的贩鱼女子、市场上的女商贩，在这座有着几十道楼梯，几百个房间，令人眼花缭乱的宫殿里，怎么会这么准确无误地马上就找到通向目的地的楼梯呢？这股由妇女和乔装改扮成女人的男人汇成的波涛，一下子便涌上通向王后寝宫的楼梯。几名御林军企图阻止他们进入，其中两人被拖了下去野蛮地遭到杀害。一个胡子拉碴的大个子男人，在一块空旷的地方从尸体上面砍下首级，几分钟后，两颗人头就滴着鲜血插在巨大的长矛上示众。

但是这两个受害者尽到了他们的职责，他们临终时的尖锐号叫及时惊醒了整座王宫。三名御林军中的一位挣脱暴民的纠缠，负伤冲上楼梯，向着楼里空洞的贝壳形大理石话筒高声喊叫：“快救王后！”

这声喊叫的确救了王后。一位贴身侍女从床上跳起，冲进王后的卧室警告王后，御林军迅速紧闭大门，插上门闩。外面用刀斧猛砍大门的声响传来。已经没有时间再穿鞋袜，玛丽·安托瓦内特便飞快地在衬衣外面套上一袭长袍，肩上披着一条围巾。就这样赤着脚，手里拎着袜子，心脏狂跳，奔过长廊。这条长廊通过顶楼，穿过这宽敞的房间通向国王的卧室。可是真叫可怕！国王卧室的大门紧闭，王后和她的侍女们拼命用拳头敲门，敲啊，敲啊，这无情的房门硬是紧闭不开。敲了五分钟之久，可怕的漫长的五分钟，旁边，那些雇佣来的凶手已经撬开王后的房门，在床上、柜子里乱翻一气，而王后却不得不等着，直到门那边有个仆人终于听到敲门声，把门打开救了王后；现在玛丽·安托瓦内特才得以逃到她丈夫的卧室里，与此同时，女太傅把太子和公主带到王后跟前。全家相聚一堂，他们的性命得救。但是也仅仅只有性命得救。

最后，那位梦中人拉法耶特也被惊醒。在这天夜里，他也不想牺牲掉墨菲乌斯（梦神），因而从此时起便被人轻蔑地加上了“墨菲将军”的绰号。拉法耶特发现，由于他漫不经心，过于轻信，犯下了什么样的过错。他只能苦苦哀求，百般央告，而不能以指挥官的权威才使那些御林军免遭杀戮，救了他们的性命，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那些闯入王后卧室的暴徒请了出去。现在，等到危险过去，国王的御弟普罗旺斯伯爵和奥里昂公爵也露面了，他们胡子刮得干干净净，假发上扑了香粉；奇怪的是，非常奇怪的是，情绪激昂的人群十分尊敬地为他们让路。现在御前会议可以开始。可是还有什么可以商议？人数高达一万之众的人群，把这座宫殿当作一枚单薄易碎的小小核桃壳，捏在他们颜色黝黑沾满鲜血的拳头里，要想突围，逃出包围圈已不可能。胜利者和被战胜者之间的谈判已经结束，不可能达成协议；窗外几千人雷鸣般的怒吼表达出群众的要求，这项要求是昨天和今天由俱乐部的密探们，暗中悄声耳语告诉他们的：“国王回到巴黎！国王回到巴黎！”这咄咄逼人的吼声震得窗玻璃隆隆作响，挂在古老宫殿墙上的国王列祖列宗的画像吓得索索直晃。

听到这些下达命令般的喊声，国王向拉法耶特投去一道询问的目光。他得服从吗，或者不如说：他已经非服从不可？拉法耶特垂下了眼睛。从昨天开始，这位人民的天神知道，人民已不再把他奉若神明。国王还希望拖延时间：为了稳住这拼命咆哮的人群，至少必须向这些渴望得到胜利的人群扔去一小块面包——于是国王决定，走到阳台上去。这个老实巴交的人刚一现身，群众就欢呼喝彩：他们战胜了国王，就向国王欢呼。一位统治者，光着脑袋，不戴帽子，走到他们面前，和蔼可亲地向院子里的人群点头致意，而捍卫他的两名卫士，刚才就在这院子里像被屠宰的小牛犊似地被人砍下脑袋，插在长矛上，人群干吗不欢呼雀跃？但是这位天性冷淡，在荣誉这点上感情也不容易激动的男子，做出道德上的牺牲并不真正困难。像他这样自我屈辱之后，民众如果安安静静地回家去了，他大概在一小时后也会跨上马背，从容不迫地前去狩猎，为了弥补昨天因为“发生的事情”而不得不耽误的事情。可是人民获得这一项胜利还不够，在强烈的自尊心的陶醉之中，还要求痛饮更加浓烈更有火力的酒浆。还有她，那个王后，那个高傲、死硬、放肆、不屈不挠的奥地利女人，她也得走到阳台上来！她也得走出来，恰好是她，这个狂妄自大的女人得低下头来戴上那无形的枷锁。叫喊声变得越来越狂野，跺脚声越来越疯狂，吼叫声越来越沙哑：“王后，王后到阳台上来！”

玛丽·安托瓦内特气得脸色煞白，嘴唇抿紧，一动不动。使她挪不动脚步，脸上失去红晕的，并不是害怕也许已经向她瞄准的火枪，并不是害怕石头和辱骂，而是傲气，而是这个高傲的脑袋和脖子体现出来的世代相传，从未摧毁的高贵尊贵的感觉，她从未低过头，从未向任何人弯过腰。大家都窘迫地凝视着她。终于，窗玻璃被狂暴的吼声震得叮当乱响，马上就会有石块飞来。拉法耶特走到王后面前说道：“为了安抚民众，夫人，这是必要的。”——“那我毫不犹豫。”玛丽·安托瓦内特答道，把她的两个孩子拉到她的左右两边。她昂首挺胸，抿紧嘴唇，走到阳台上去。但是并不像一个乞求恩典的请愿者，而是像个士兵，怀着坚定不移的意志，一往无前去向前冲锋，睫毛也不眨一下，慷慨赴死。她现身阳台，但并没有弯下身子。可是恰好是她这种昂然挺立的态度起到了不可抵御的作用。在双方的目光中，在王后的目光和民众的目光中，两股电流交汇，激起强烈的电压，在巨大的广场上，竟出现一片完完全全的死寂，达一分钟之久。谁也不知道，为惊讶和惊吓而激起的绷得很紧的寂静，将如何收场，是化为一场盛怒的咆哮，一声火枪的枪响，还是狂扔一场石头的冰雹。拉法耶特每逢关键时刻，总表现得英勇无畏。他这时走到王后身边，做了一个骑士般的姿势，在王后面前弯腰鞠躬，亲吻王后的手。

这个姿态一下子打破了紧张形势，最最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王后万岁！王后万岁！”千万个嗓音，犹如一阵狂涛卷过广场。同一批民众，原来还在因为国王的软弱而乐不可支，这时不由自主地都对这个女人的傲气和不屈不挠的犟劲大声喝彩。她让人看到，她绝不以勉强的微笑和怯懦的致意，来争取民众的好感。

等玛丽·安托瓦内特从阳台退回房里，大家围着她向她祝贺，就仿佛她刚刚逃脱了致命的危险似的。但是一度大失所望的王后，并不会被民众的这声迟到的“王后万岁！”的欢呼声所蒙骗。她眼里噙满了泪水对奈克尔夫人说：“我知道，他们将强迫我们，强迫国王和我到巴黎去，他们将在前面举着我们御林军的头颅开路。”

玛丽·安托瓦内特的感觉正确无误。人民对于国王鞠一个躬已不再满意，民众宁可把这座宫殿一砖一瓦、一块块玻璃全都砸成齑粉，也不会放弃自己的意志。那些俱乐部可不是白白地把这硕大无朋的机器开动起来的，这几千人可不是白白地在雨中进军六个小时的。抱怨的声浪已经又一次杀气腾腾地高涨起来，为保卫国王开来的国民卫队，已经真心诚意地倾向于和民众一起向皇宫冲锋。宫廷终于让步，他们从阳台上，从窗口，把写好字的纸条往下扔：国王已经下定决心，举家迁往巴黎。人民也并不要求更多，现在士兵已经把枪放在一边，军官们也和民众混在一起。大家互相拥抱，欢呼雀跃，高声喊叫，人群头上旌旗飞扬，人们匆匆忙忙地把插着血淋淋人头的长矛先送到巴黎去，这样的威胁现在已不再需要。

下午两点，凡尔赛宫镀金的铁栅栏大门洞开，一辆六匹马拉的庞大的轻便马车载着国王、王后和王室家庭驰过坑坑洼洼的石头路，永远离开了凡尔赛。世界史的一章，一千年之久的国王专制独裁在法兰西寿终正寝。

瓢泼大雨，狂风助虐。10月5日，革命奋起出发，进行战斗，为了把国王攥到手里。10月6日，阳光灿烂，迎接革命胜利。秋天的空气清澈似水，天空犹如一片蓝绸，没有一丝微风吹拂染得金黄的树叶，就仿佛大自然好奇地屏住呼吸，静观这几百年来绝无仅有的戏剧，人民如何劫持他的国王。因为路易十六和玛丽·安托瓦内特重返他们的首都是多么精彩的一场好戏！半是送葬的行列，半是狂欢节的滑稽剧，是君主政体的葬礼和民众的嘉华年。尤其是，什么样新式的，特别时尚的礼仪啊！不是像平素那样有身穿镶金丝绦的前卫，跑在国王御辇前面开道；没有骑着铁灰色骏马的行猎兵和穿着束腰上装的近卫军随侍在御辇的左右两侧；也没有身穿华丽衣裳的贵族，簇拥着节日装扮的皇家豪华马车，而像是一条肮脏不堪、混沌一片的江河裹挟着一辆寒碜的轻便马车，活像一艘遇难将沉的破船。前面是身穿破烂军装的国民卫队，也不是队伍整齐地列队前进，而是胳膊挽着胳膊，嘴里叼着烟斗，又笑又唱，每个人的刺刀上都插着一块面包。这当中，那些妇女骑在大炮上，或和那些乐于助人的龙骑兵同骑一匹战马，或徒步前进，她们和工人、士兵手挽着手，像是前去跳舞。在她们身后，满载着面粉的马车隆隆直响地开来，从国王的仓库中取来的面粉，由龙骑兵守卫着。骑兵队伍不断地前后奔跑，向看热闹的民众大声欢呼，狂热地挥舞佩刀向这些巾帼英雄的领袖台罗阿涅·德·梅里古喝彩。在这汹涌的波涛般的喧闹声中，漂浮着那辆沾满灰尘可怜巴巴、阴森寒碜的大型轻便马车。路易十六，路易十五的这位性格软弱的后代和玛丽·安托瓦内特，玛利亚·特蕾西亚女皇的悲剧性的女儿，他们的孩子们和女太傅都紧紧地挤坐在这辆马车里，车窗的帘子垂落一半。他们后面跟随着王子们、宫廷显贵们、议员们和少数还忠于王室的朋友们，法兰西的旧势力乘坐的豪华马车，他们为新势力所裹挟，行驶在这同一个送葬的行列里。这股新势力不可阻挡，今天初次受到考验。

从凡尔赛到巴黎的这次送葬的行程足足持续了六个钟头。一路上家家户户都有人挤到门外，但这些观众不是充满敬畏之情地，向这些可耻地被打败的人脱帽致敬，而只是默不作声地排起队来，好奇地观看。每个人都想看见国王和王后遭到屈辱的情景。妇女们得意洋洋大声喊叫，展示她们的战利品：“我们把他们带回来了，带回来了面包师傅、面包师的娘子和面包师家的小崽子。现在饥荒结束了。”所有这些充满仇恨的吼声和充满嘲笑的喊叫，玛丽·安托瓦内特全都听到耳里，身子往车厢深处直躲。她什么也不想看，也不想被人看见，她的眼睛被遮得严严的。也许在这场漫长的六个小时无休无止的行程中，她回忆起了另外无数次在同样的街道上进行的快活轻松的行程，和波利涅克一起，乘坐双轮轻便马车去参加假面舞会，去观赏歌剧，去赴晚宴，拂晓又驱车回宫。也许她的目光也在近卫军中寻找一个人，寻找一个乔装打扮之人，正骑马伴随着这一行人，寻找那唯一真正的朋友费尔森。也许王后什么也不想，只是感到浑身疲惫，只是感到精疲力竭，因为车轮不断慢慢地，慢慢地滚动，她知道，这是直奔灾难。

君主制度的灵车终于在巴黎城门前面停住：在这里，庄严的祝福典礼正在等待着这位政治上已经死去的国王。凭着摇曳不定的火把照明，巴黎市长巴依利迎接国王和王后，赞美10月6日这一天，是个“美好的日子”，使路易永远成为他臣仆的臣仆。他慷慨激昂地说：“多么美好的日子，巴黎市民在这一天，在他们的城市里可以拥有国王陛下和王室全家。”即使迟钝的国王，也感觉到这根刺刺透了他像象皮一样厚的皮肤，他简短地予以反驳：“我希望，先生，我在这里居住能把和平和睦和屈从，置于法律的保护之下。”但是这几个累得要死的人依然不能得到休息。他们还得到市政厅去，让整个巴黎都能看到自己的战利品。巴依利转达国王的话：“我永远怀着愉快的心情，充满信任地置身于我善良的城市巴黎的居民当中。”但是他忘了重复“充满信任”这个词，王后出人意表地清醒觉察到市长的这一疏忽。她认识到，这个字把一种责任加在这些叛乱的民众身上，这个字是多么重要。她于是大声提醒巴依利，国王还说出了他的信任。巴依利迅速稳住心神，说道：“诸位先生，您们听见了吧，这比我自己说出这字更好。”

最后他们又让这对被迫回家的国王夫妇走到窗前，火把在左右两边高举，挨近他们的面孔，以便让民众确认，从凡尔赛带来的不是乔装打扮的玩偶，而是真正的国王和王后本人。民众陶醉于他们意想不到的胜利之中，兴奋不已；此时此刻，干吗不宽容一点？早已无声无息的呼声：“国王万岁！王后万岁！”又像雷鸣似的传遍整个格累弗广场。作为报答，路易十六和玛丽·安托瓦内特现在可以不必在武装人员的保护下，乘车进入推勒里宫，经历了这个可怕的日子，终于可以得到休息，并且衡量一下，这一天已让他们跌进了多深的谷底。

盖满灰尘，车身滚烫的几辆马车停在昏黑一片年久失修的宫殿前面。自从路易十四的时代起，一百五十年来，宫廷人员就不再居住在推勒里宫，这历代国王安寝的古老宫室里。房间一片荒凉，家具全都搬走，没有眠床，没有蜡烛。房门关不拢，冷风穿过打破的窗玻璃直吹进来。大家急忙之中凭着借来的烛光，设法为这像流星一样从天上陨落的王室一家，凑凑合合地临时勉强安排一个过夜的地方。四岁半的储君走进房间时说道：“这里的一切都是多么丑啊，妈妈。”他在凡尔赛和特丽雅侬的灿烂辉煌之中长大，习惯了烛光通明的枝形吊灯和晶光四射的镜子，习惯于金碧辉煌富丽堂皇。王后答道：“我的孩子，路易十四就住在这里，觉得很舒服。我们不可以比他要求更高。”性情淡漠的路易十六没有一句怨言，适应了他那很不舒适的过夜的地方，他打着哈欠，懒洋洋地对其他人说：“大家尽量想法安顿下来，我自己感到很满意。”

可是玛丽·安托瓦内特却一点也不满意。她永远只会把这间不是她自己自由挑选的房子，看成监狱，永远也不会忘记，人家是用什么方式把她拽到这里来的。她飞快地写信给她忠心耿耿的麦尔西：“人们永远无法相信，在最近二十四小时内发生了什么事情。不论人家说什么，都不会言过其实；相反，远远不及我们看见的和经历的那些痛苦。”

第二十四章 反思

在1789年，革命还根本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力量，有时候对它自己的勇气还会大吃一惊：这一次也是如此；国民议会、巴黎市议员，整个市民阶级内心深处还依然是忠于国王的。他们对于这批巾帼英雄发起的突然袭击，把手无寸铁的国王攥到自己手里，与其说是惊喜，毋宁说是惊骇。出于羞愧之情，他们想尽办法，竭尽全力把这凶残的暴力行为有违法律之处全都抹去。他们一致努力，事后发出谎言，把这劫持王室全家的行动说成是一次“自觉自愿”的搬迁。他们感人地争相在国王权威的坟墓上，撒上最为瑰丽的玫瑰，暗自希望这能掩盖。君主专制实际上在10月6日这天，已经永远寿终正寝，装进棺木。代表团一个接一个，向国王保证他们的耿耿忠诚。议会派出三十九名议员，巴黎市政府十分尊敬地觐见国王、王后。市长在玛丽·安托瓦内特面前深深地鞠躬，说了这样一番话：“巴黎城高兴地在王室列祖列宗的宫殿里见到陛下，巴黎城希望国王和王后陛下能显示恩典，选择此城，成为陛下经常驻跸之地。”大法院、大学、审计委员会、枢密院，最后在10月20日，整个国民议会同样毕恭毕敬地全都出现，大批人群每天挤在窗前高叫：“国王万岁！王后万岁！”大家都竭尽所能来向国王表示，他“自愿迁居”，万众欢欣不已。

但是玛丽·安托瓦内特一直不会装假，国王对她唯命是从，他们顽固地拒绝对事实进行这种欺人的美化，这种态度从人性上看，虽说可以理解，但从政治上看，却是愚不可及。王后这样写信给麦尔西大使：“倘若我们能够忘记，我们是以什么方式到这里来的，我们可以相当满意！”但是实际上她既不能也不愿忘记这点。她经受了太多的耻辱，人们是以暴力把她拽到巴黎，强占了她的凡尔赛宫，杀害了她的御林军。而国民议会、国民卫队却听之任之，未加干涉。人们使用暴力把她禁锢在这推勒里宫，得让全世界都知道，这些人如何玷污了一位君王神圣的权利。他们两人不断地故意强调自己的失败：国王放弃了他的狩猎，王后不上剧院观看演出，他们甚至不在大街上露面，不驱车出去，从而耽误了在巴黎又赢得人心的重要机会。可是这种倔强的自我封闭，也就创造了一种危险的裁判先例。因为宫廷宣布遭受了强暴，也就向民众证明，民众确有暴力。国王不断表明他是弱者，他也就的确成了弱者。不是人民，不是国民议会，而是国王和王后自己，在推勒里宫四周挖了一道看不见的深沟，是国王和王后自己出于一种愚不可及的执拗劲头，把他们尚未剥夺的自由变成了真正的囚禁。

国王这样过于慷慨激昂地把推勒里宫视为监狱，那就让它成为一座王家的监牢吧。过了几天，巨大的车辆就把家具从凡尔赛宫运来，木匠和裱糊匠在各个房间敲敲打打，一直干到深夜。不久之后，旧日宫廷里的官员，只要没有选择流亡，又都在这新的王宫里聚集。一大群宫廷侍者、仆役、马夫、厨师住满了仆人的住房。旧日的号服又重新在过道里闪闪发光，一切都反射出凡尔赛的景象。便是宫廷礼仪，也照搬过来，一成不变，充其量只发现一个差别，在各道门前不再由已经遣散的贵族御林军守卫，而是由拉法耶特手下的市民连队站岗。

推勒里宫和卢浮宫房间无数，皇家只占用了极少几间。因为现在不想再举行庆典，既无舞会也无化装舞会，不想引人注意，也不想显示不必要的光华，只有推勒里宫冲着花园的那部分（1870年巴黎公社时被火烧毁，没有重新修复）修葺一新供皇家使用：楼上是国王的寝室和接待室，国王御妹伊丽莎白夫人的一间卧室，每个孩子一人一间卧室，外加一间小客厅。楼下是玛丽·安托瓦内特的卧室，外加一个会客室和一个梳妆室，一间台球室和一间餐厅。除了原有的楼梯，这两层楼还通过一道小小的，新安装的楼梯连接起来。这道小楼梯从楼下王后的房间，通向楼上太子和国王的房间，只有王后和孩子们的女太傅，拥有这扇连接楼上楼下的房门的钥匙。

观察一下房间这样分配的平面图，有一件事引人注目：那无疑就是玛丽·安托瓦内特自己安排的，和全家其他成员分割开来。她睡觉休息，日常起居都是独自一人，她的卧室、会客室安排得任何时候她都可以接待客人，而不被人看见，客人不必使用公用的楼梯和主要的入口处。不久，这些措施想要达到的目的就显现出来，同样也显出其优点，王后随时可以上楼，而她自己则可以得到保护，不致意外被仆人、密探和国民卫队撞见（甚至也不致被国王意外撞见）。即使在幽囚之中，她的“我行我素”还在保卫她的个人自由的最后残余，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

这座古老的宫殿里，阴森森的走廊白天黑夜都用冒着煤烟的油灯勉强照明，蜗牛形弯曲的楼梯，挤得满满的仆役室，尤其是显示人民无上威权的国民卫队，这里真的不是一个舒适的住处；命运安排让国王全家挤在一起，在这里却比在凡尔赛宫这场面宏大的石头匣子般的房子里，过着更加宁静，更加亲密，也许甚至更加舒适的生活。早餐后，王后把孩子们从楼上叫到楼下她身边来，然后她去望弥撒，独自待在自己房里直到共进午餐的时间。午餐后，她和她丈夫一起玩一局台球。国王很不甘心地放弃了他的狩猎，台球对他只是一种很没劲的代用运动。然后国王就去看看书或者睡睡觉，而玛丽·安托瓦内特就退回到自己的房里，和她知心的朋友们，和费尔森，和朗巴勒亲王夫人或者其他人商量事情。晚餐后，全家都聚集在客厅里：住在卢森堡宫的国王御弟普罗旺斯伯爵及其妻子，几位老姑妈和少数几位忠心耿耿的家臣。十一点熄灯，国王和王后各自回到自己的卧室里去。这种宁静的，安排得井井有条的小市民的日常生活里没有变换调节，没有喜庆盛典，没有奢华排场。贝尔丹小姐，这位衣着打扮的艺术家，几乎再也没有受到召唤，讲究珠宝的时代已一去不返，因为路易十六得把钱攒起来，派更加重要的用场：用来行贿和雇人从事秘密的政治事务。从窗口瞥一眼花园，已是秋色一片，落叶开始凋零：时间匆匆掠过，过去王后一直感到时间过得太慢。现在她周围终于已是一片寂静。她过去一直害怕寂静，现在第一次有机会进行严肃清晰的自我反省。

宁静是个有独创性的因素。它能凝聚心神，涤净心灵，整顿内心的力量，把狂野的运动驱散的一切又聚集起来。就像一只摇晃过的瓶子，把它放在地上，沉重的和轻盈的东西截然分开。同样，在混成一片的大自然里，寂静和沉思可以把性格更清晰地提炼出来。玛丽·安托瓦内特被猛然一击后孤身独处，开始找到她的自我。现在她才认识到，她那无忧无虑轻松轻浮的天性中，后果最为严重的莫过于轻而易举，命运就这样轻而易举地把一切都馈赠给她；恰好是这种不应得到的生活馈赠，使她内心贫乏。命运过早过多地娇惯了她，高贵的出身和更加高贵的地位，都落在她的身上，她无须费什么力气；于是她认为，根本用不着努力，只要想怎么活就怎么活，一切似乎全都合适。大臣们去思索，老百姓去干活，银行家为她的舒适付钱，这个备受娇纵的女人伸手取过一切，既不假思索，也不用感谢。只有现在，受到这异乎寻常的要求的挑战，必须奋起捍卫她的王冠，捍卫她的孩子，捍卫她自己的生命，捍卫这一切，来抵抗这史上最宏伟壮观的叛乱，她才在自己心里寻找抵抗的力量，才突然从自己内心取出她尚未动用过的聪明才智和精力活力的储存。终于完成了突破。“只有在不幸之中，你才知道，你是谁。”这句优美动人，感人至深，也使人震撼的话，现在突然在她的一封书信里闪现。那些警告者，她的母亲和朋友们几十年来，对于这颗倔强的灵魂毫无办法。对于这个屡教不改者还为时太早。苦难，才是玛丽·安托瓦内特第一位真正的老师，这个屡教不改者唯一向他学习的老师。

随着不幸，一个新的时代在这不同寻常的女人的内心生活中开始。但是不幸其实从来也改变不了一个人的性格。它并没有把新的因素硬塞进这个性格之中；只是发展了早已存在的一些素质。玛丽·安托瓦内特在这进行最后斗争的几年里，并没有变得聪明能干、坚毅果决、充满活力；——如果这样看那就错了——所有这一切都是她原来固有的素质，只是由于一种心灵的神秘莫测的惰性，一种孩子气的贪玩爱闹的习性，她没有动用她个性中的这一本质的一半；迄今为止，她一直在游戏人生——这并不需要什么力气——从来没有和人生进行过斗争；只有现在，遭遇到这样巨大的挑战，所有这些能量才砥砺成武器。玛丽·安托瓦内特只有在非思考不可的时候才思索、才考虑。因为她被迫非工作不可，她才工作。因为命运迫使她变得伟大，她才提高自己，为了不至于被优势的力量可怜巴巴地碾成齑粉。在推勒里宫中，她的外部的和内心的生活才开始完全改变。同一个女人二十年之久，从来没有能够全神贯注地、从头到尾地听完一位公使的报告，一向总是匆匆忙忙地看信，从来也不读一本书，只是关心游戏、运动、时尚和类似的无足轻重的琐事，现在把她的书桌变成了一个国务办公厅，把她的房间变成一个外交部。现在大家都把她的丈夫当作软弱的案例，厌恶地推到一边，王后便代替他和一切大臣和公使谈判，监督他们的措施，审阅他们的信件。她学习使用密码，想出最奇特的秘密通信的技巧，以便通过外交途径和身在国外的朋友们进行磋商。时而用显影墨水写信，时而在杂志和巧克力盒子上用一种数字系统，把消息偷偷地骗过监视人传送出去；每个字都必须挖空心思巧妙选择，让知情人看了心知肚明，让不知情的人看了莫名其妙。所有这一切都是她独自完成，身边没有助手，没有秘书，密探守在门口，待在她自己的房间里：只要一封信遭到截获，她的丈夫，她的孩子就会遭殃。这个女人从来也不习惯于干这种工作，这时干得筋疲力尽。她有一次在一封信里发出呻吟：“我简直写得疲惫不堪，”又一次叹道，“我已看不清楚，我写了些什么。”

还有其他非常重要的心灵的转变：玛丽·安托瓦内特终于学会认识到耿直正派的顾问存在的必要，放弃了愚蠢的妄自尊大，擅自做主，轻而易举地匆匆瞥上一眼，就对政治事件做出决定。从前她总是强忍着哈欠接待性格沉静、头发花白的麦尔西大使，等到这个讨厌的迂夫子在身后关上房门，她显然松了口气，现在她可是暗自羞惭地追求这位长期以来始终遭到误解的性情耿直经验丰富的朋友：“我越不幸，就越发感到打心眼里感激我的那些真正的朋友。”现在她就用这种充满人性的语气给她母亲的这位老友写信，或者：“我已经迫不及待地要寻找一个瞬间，又能自由自在地和您交谈，和您见面，向您保证我所有的这些感情，我有那么多理由为我一生，把我这些感情奉献给您。”在她三十五岁时，她终于觉察到，她被一种特别的命运选中，不去和另外一些美丽风流、资质平庸的女人争夺时尚短暂的胜利，而是去争取持久的、延续不断的胜利，在后世坚定不移的目光前面经受考验，经受作为王后，作为玛利亚·特蕾西亚女皇的女儿的双重考验。她的傲气，迄今为止只是一个娇生惯养的女孩子小里小气的孩子气的骄傲而已，现在全都坚定不移地用在这样一个任务身上，置身于一个伟大的时代，要向全世界显得庄严伟大，勇气十足。她不再为个人的东西而奋斗，不为权力或者私人的幸福而战：“至于我们个人，那我知道，不论发生什么事情，任何关于幸福的念头都已过去。可是一个国王的职责在于，为别人去受苦受难，我们出色地完成了这项职责。但愿有朝一日，这点能为人所认识。”玛丽·安托瓦内特虽说很晚才认识到，她注定了要成为一个历史人物，但却是直到灵魂深处都认识到这点，这个超越时代的要求极为了不起地大大提高了她的力量。因为当一个人接近自己面临的深渊，当他下定决心要挖开他个人的心灵深处，他便掀起了深埋在自己血液中祖祖辈辈模模糊糊的力量。她是一个哈布斯堡皇族的成员，古老皇帝荣誉的孙女和继承人，玛利亚·特蕾西亚女皇的女儿，这一下子就使这个内心虚弱、心里没底的女人超越了自己。她觉得有责任要使自己配得上“玛利亚·特蕾西亚”，配得上她的母亲，“勇气”一字便成为她死亡交响曲的主旋律。她一再重复，“任何东西也无法摧毁她的勇气”；当她听到维也纳传来消息，哥哥约瑟夫皇帝在可怕的弥留之际，富有丈夫气地决定，直到最后一息都坚定果决，绝不失态，她自己也似乎预见性地感觉受到召唤，用她一生中最为自信的一句话作为回答：“我敢说，他的死配得上我。”

这股傲气犹如一面旗帜，在全世界面前高高举起。当然，这让玛丽·安托瓦内特付出的代价远远超过别人的预料。因为这个女人究其最深层的本质而言，既不高傲，又不坚强，绝不是女英雄，而是极富女性的女人，天生的愿意献身，充满柔情，并非为战斗而生。她表现出来的勇气，只是用来使别人勇敢；她自己内心深处早已不再相信会有更加美好的日子。她一回到自己的房间，她那两条向全世界高擎高傲旗帜的臂膀，立即疲倦地耷拉下来。每次费尔森看见王后，王后几乎总在不断垂泪；和这个被她无限深爱，终于找到的朋友共度的恋爱时光，丝毫不像是缱绻柔情销魂荡魄的良辰美景，这位自己也深深感动的情人得使出全部力气，帮助他深爱的女人摆脱疲惫和忧伤。恰好是玛丽·安托瓦内特的不幸，在这位钟情于她的情人心里激起了极为深切的爱怜之情。费尔森写信给他妹妹：“她常常以泪洗面，非常不幸。我该怎么爱她才好！”这最后几年，对于这颗轻信的心的确十分严酷。“我们看到了太多阴森可怕的事情，太多的鲜血，没法还会再感到高兴。”但是仇恨一再激起，针对这个无力自卫的女人。她除了自己的良心，再也没有任何人来捍卫她。她写道：“我向全世界挑战，让他们证明我的确犯了什么过错。”或者这样写道：“我期待着未来能对我做出公正的判决，这个想法帮我忍受一切苦难。那些拒绝给我公平判决的人，我对他们极度轻蔑，也就不再理会他们。”可是她还是发出呻吟：“怀着这样一颗心，怎么活在这样一个世界里！”我们感到，这个绝望的女人在有的时候只是希望，但愿不久就会终结。“但愿我们现在的所作所为和我们忍受的痛苦，至少有朝一日能使我们的孩子们幸福！这是我现在还允许我自己怀有的唯一的愿望。”只有想起她的孩子们，这唯一的愿望，玛丽·安托瓦内特还敢把它和“幸福”这个字联系在一起。她有一次叹息：“倘若我还能够得到幸福，那也是通过我的两个孩子才得到的。”另外一次她说：“要是我非常悲哀，就把我的小儿子找来。”又有一次：“我整天独自待着，我的孩子们是我唯一的安慰，我尽可能地留他们在我身边多待一会儿。”她生了四个孩子，其中两个夭折。现在她那遭到拒绝的，以往曾经向全世界轻率地敞开的爱，都绝望地激烈地涌向那两个残留下来的孩子身上，特别是储君给王后很多欢乐。他长得身体健壮有力，欢快聪明而又充满柔情，王后深情地称他为“心爱的小宝贝”。但是，在这个经受过许多考验的女人身上，一切柔情和温情也和她的感情一样，渐渐地变得明察秋毫。尽管她对这个男孩宠爱有加，她并没有把他惯坏。她写信给女太傅：“我们对这孩子的柔情必须严厉，我们不该忘记，我们是在把他培养成一位国王。”她用德·图尔赛尔夫人取代波利涅克夫人，成为王太子新的女太傅时，给德·图尔赛尔夫人写了一篇心理描写作为指导，第一次把她一直埋藏心底的判断世人和内心本能的全部能力全都出色地表现出来。她写道：“我的儿子四岁四个月差两天，我不谈他的体格和仪表，这些您自己可以看见。他的健康状况一直很好，但是还在摇篮里就引人注目的是，他的神经分外敏感，极为微小的特别声响就会对他发生作用。他最早的几颗牙齿出得很晚，但是他没有生过病也没有发生过什么意外，直到他最后一颗牙齿，我想是长第六颗牙齿时，他发了一次痉挛。从此以后，这种痉挛只发过两次，一次是在1787年到1788年之间，另一次是他接种疫苗时；但是第二次发得十分轻微。他的神经极为敏感，任何他不习惯的响动都会使他害怕，譬如说他害怕狗，因为他听见过几只狗在他身边狂吠过。我从来也不强迫他看狗，因为我相信，等他懂事一些以后，他对狗的害怕也会自行消失。和一切身体强壮、长得结实的孩子一样，他也会纵情放肆，也会突然凶巴巴地发起火来。尽管如此，只要他的倔脾气不发作，他还是一个性格善良、娇嫩温柔的孩子。他有很强的自尊心，只要引导得法，这自尊心有朝一日会对他很有好处。在他对什么人产生信任之前，他很会自我控制，即便是他的急脾气和他的怒火也会掩饰起来，为了表现得温柔可爱。他要是答应了什么事情，他会很可靠地办到；可是他话多，喜欢重复听到人家说的话，往往并不想说谎，却加上一些他的想象力让他信以为真的事情。这是他最大的错误，这一点我们必须要纠正他。除此之外，就像我重复说的，他是个好孩子，怀着一腔柔情，同时也要花些精力，用不着过于严厉就可以很容易地引导他，总能从他那里达到预期的目的。严厉只会激怒他，因为按照他的年龄，他已经很有性格。我只想举一个例子：在他最早的童年时代，‘请原谅’这个字总让他发火。他要是做错了事，你只要要求他，他什么都会做，什么都会说，只有‘我请您原谅’这句话，他只有流着眼泪，忍受着难以想象的痛苦才说出口来。我从一开始就教育我的孩子们，要对我抱有极大的信任，要是做错了什么事，就要告诉我。这是因为即使我责骂他们，也决不做出很生气的样子，永远只是仿佛我觉得他们做的事情伤了我的心，我很震惊。我让他们习惯于我所说的话都是说一不二，每一个是或者否都是不可挽回的；但是我总让他们知道，我做出这些决定的理由是什么，这个理由是他们这个年龄能够理解的理由，这样他们就不会以为，我这样做纯粹是一时兴起，突发奇想。我的儿子还不能念书，学习很糟；他过于心不在焉，还不知道勤勉努力。他对自己所处的显要地位还一无所知，我非常希望，他能一直这样。我们的孩子会在够早的时候就学会，他们是些什么人。我的儿子深爱他的妹妹，全心全意地爱；要是有什么东西使他高兴，无论是到哪儿去，或者得到了什么礼物，他做的第一件事，乃是也为他的妹妹要求同样的礼物。他的天性明快开朗，为了使他健康，有必要让他多在户外活动……”把这个女人做母亲时写下的这份文件和她从前写的书信并排放在一起，我们简直难以相信，这些文件书信系出于同一个人的手笔。这位新的玛丽·安托瓦内特和另外那位玛丽·安托瓦内特真有天渊之别，就像不幸和幸福，绝望和放纵之间相隔那么遥远。不幸最明显地在柔软的灵魂，在尚未成熟，容易迁就的灵魂上面盖上它的印记：一个性格现在轮廓分明地显现出来，而这个性格迄今为止一直像汩汩流淌的水一样骚动不宁、模糊不清。她的母亲曾经绝望地抱怨：“什么时候，你终于能够变成你自己。”现在随着最初的几丝白发在鬓角出现，玛丽·安托瓦内特终于变成了她自己。

有一幅肖像也证明了玛丽·安托瓦内特这种脱胎换骨的转变，这是王后叫人在推勒里宫为她所作的唯一的，也是最后的一幅肖像。古察尔斯基[1]，一位波兰画家以不受拘束的轮廓画出了这幅肖像，出逃瓦伦纳一事，阻止他完成这幅画作；尽管如此，这却是我们拥有的这位王后最完美无缺的一幅肖像。维尔特米勒[2]的那几幅标志性的画像，维谢-勒布伦的那几幅挂在沙龙里的肖像，都在不断地努力通过华丽贵重的衣裳和布景，让观赏者记起这个女人是法兰西的王后。她头上戴着奢侈的帽子，上面插着精彩绝伦的鸵鸟羽毛，身上披着珠光宝气的绸缎长袍，走到她那盖着丝绒面子的宝座面前，便是那些画她身着一袭神话里的袍子或者乡间的衣裳的画像，上面什么地方总有一个明显的标志，让人知道，这位女士是一位高贵的夫人，是全国最高贵的夫人，是王后。古察尔斯基的这幅画把这些引人注目的装饰品全都抛开：只有一个丰满的美女坐在一把软椅上，带着梦幻的神情向前凝望。她显得有些疲倦，有些虚弱。她没有身着华美的盛装，也没戴首饰，脖子上也没有宝石闪闪发光，她没有涂脂抹粉精心打扮——那些戏子常用的花招已成陈迹，现在已不是时候；那种招人欣赏的心情已为宁静歇息的心情所取代，虚荣已让位给简朴。头发松散而自然地垂落，收拾得极有品味，秀发中已泛出最初的几缕银丝，长袍从她依然丰腴闪光的肩头滑落，但是举止之间没有刻意卖弄风情，向人讨好的印象。嘴巴已不再露出微笑，眼睛也不旨在讨人喜欢；她身上有一片秋日的光辉，依然美丽，但是一种更加柔和的母性的美，闪现在一股朦胧的光影之中，介乎渴求和放纵之间，是一位介乎两个年龄段的女人，不复年轻，可并未年老，不再强烈追求，还依然惹人追求，这个女人就带着这样一副如在梦中的神情。在观赏她的其他肖像时，总有这样的印象，就像一个钟情于自己美丽的女子在奔跑、在舞蹈、在欢笑之中飞快地向画家看上一眼，然后又继续去疯玩，可是在这里我们感到：这个女人已经沉静下来，她喜欢宁静。在观赏了上千种放在珍贵的画框里的偶像画幅，大理石和象牙制作的偶像塑像，这一幅只完成了一半的画像终于画出了一个人；在所有的作品当中，这幅肖像作为唯一的一幅画像，第一次让人预见到，这位王后也拥有一个类似灵魂的东西。

[1] 亚历山大·古察尔斯基（1741—1819），波兰画家，主要在法国作画。

[2] 阿道尔夫·乌尔里克·维尔特米勒（1751—1811），瑞典画家，曾受瑞典国王古斯塔夫三世的委托，为玛丽·安托瓦内特画肖像。

第二十五章 米拉波

王后在这场反抗革命的消耗精力的斗争中，迄今为止只有在一个盟友身边找到庇护之地：那就是时间，“只有容忍和耐心可以帮助我们”。但是时间是一个极不可靠的机会主义的盟友，它通常总是站在强者一边，把那些无所事事，一味信赖它的人都鄙夷不屑地弃之不顾。革命大步向前进军，每个礼拜都在城里、在农民当中、在部队里面招募上千个新兵。新建立的雅各宾俱乐部每天都更加使劲地扳动扳子，为了最终把君主制度扳倒。王后和国王终于认识到，他们孤独地退缩回来有着多大的危险，于是开始寻找盟友。

一位重要的盟友，已经多次以含糊的话语向宫廷自我推荐——这个珍贵的秘密一直讳莫如深地保藏在最狭小的圈子里。自从九月天以后，人们在推勒里宫里已经知道，国民议会的领袖，为多方畏惧，为众人赞赏的米拉波伯爵，这头革命的雄狮，准备从国王手里接受黄金的饲料。他有一次对一个中间传话的人说：“你想办法让宫里的人知道，我更多的是站在他们身边，而不是反对他们。”可是，只要国王还稳稳地坐在凡尔赛宫里，就觉得还稳坐江山，王后也没有认识到这位米拉波的重要性。他比任何人都更善于领导革命，因为他自己就是一个革命的精灵，自由意志的活生生的体现，颠覆力量化身为人，灵动呼吸的无政府状态。国民议会中其他的代表，正直的、具有善意的学者，目光犀利的法学家，为人诚实的民主主义者，他们对秩序和新秩序充满了理想主义的梦想；只有这一个人，国内的混乱局面成为他摆脱自己内心混乱的自我拯救。他那火山迸发般的力量，他自己有一次骄傲地称之为十个人的力量，需要一场世界风暴，让自己能以正确的尺度充分发展；他自己在道德上、物质上和家庭关系上都残破不堪，他需要有一个残破不堪的国家使自己在废墟上昂然挺起。他这种暴烈天性迄今为止的一切迸发，诸如撰写小册子、引诱妇女、和人决斗，种种丑闻，只是他那满溢过剩的脾气取得的并不通畅的阀门，他的这个脾气便是法兰西所有的监狱都未能驯服。这颗狂野的灵魂需要更广阔的空间，这个强劲的精灵需要更重大的任务：犹如一头发狂的公牛，在一个狭窄的牛圈里关的时间太长，他被轻蔑像扎眼的花标头上的尖端激得狂怒起来，冲进革命的竞技场，第一次冲击便推倒等级制度朽坏的栏杆。当他雷鸣般的嗓音第一次响起，整个国民议会都怵然震惊，国民议会就此屈从于它那专横独断的枷锁；强大的精灵，犹如伟大的作家，米拉波这个强劲的铁匠，在短短几分钟里就把最艰难的法律、最大胆的措辞，镌刻到青铜板上。凭着他熊熊燃烧的激情，他夺走了国民议会的意志，倘若不是因为人们对他声名狼藉的往事心存怀疑，倘若维持秩序的思想不是无意识地自我防卫，反对混沌世界的这名使者，那么法兰西的国民议会从第一天起就不是拥有两百个脑袋，而是只有一个唯一的首脑，只有一个独一无二、权力无限的主宰者。

但是这个自由的男高音自己并不自由：债务压弯了他的腰，一系列肮脏的官司犹如罗网，捆住了他的手脚。一个米拉波只有在挥霍无度地使用他的精力时，才能发挥作用。他需要无忧无虑的生活，场面宏大，腰包鼓鼓地装满了叮当作响的金银，铺张的宴席，秘书众多，女人如云，许多助手，无数仆人：只有奢侈无度的生活，才能使他施展全部才能。本着他这唯一的意愿，这个被债主们四下追逐、负债累累之人，向每一个人都表示愿意效劳：向奈克尔，向奥里昂公爵，向国王的御弟，最后向宫廷自己示好。可是玛丽·安托瓦内特最恨的莫过于贵族中的倒戈者，在凡尔赛时，觉得自己还足够强大，便放弃这个“怪物”提供的可以收买的恩宠。王后对中间人德·拉·马克伯爵[1]说：“我希望，我们永远也不至于不幸到这等地步，竟不得不回过头来重走这最后的难堪的一步，向米拉波这样的人寻求帮助。”

可是现在他们已经到了这等地步。五个月后——在一场革命之中，这可是无限漫长的时间——德·拉·马克伯爵从麦尔西大使那里得到消息，王后准备和米拉波谈判。这就是说，准备收买米拉波。幸运的是这还不算为时已晚：接到这个第一次建议，米拉波便立即一口咬住这黄金的诱饵。他贪婪地听说路易十六准备为他支付他亲手签字的四张借据，每张二十五万里弗尔，合计一百万里弗尔，不过要在国民议会闭幕之后，——“其前提是，”就像这个节俭的国王小心翼翼的附言中所说的，“他为我很好地效劳。”这位护民官一看见国王大笔一挥就能清除他的债务，他每月还可能有六千里弗尔进账，这个为法警和暗探追捕之人“一时醺然陶醉，其欢欣鼓舞的模样，起先使我大吃一惊”（德·拉·马克伯爵语）。他平时激昂慷慨地说服别人，如今，他同样激昂慷慨地说服自己：只有他一个人能够，而且愿意拯救国王，拯救革命，同时拯救全国。自从金币滚进他的口袋，他突然想起，他，这头革命的雄狮，其实一直是热烈的保皇党人。5月10日，他用下面的话，为他出卖自己的卖身契签了字：他答应“以忠贞、热忱和勇气”为国王效力……“即使当我在宫廷里只看见弱点，还不了解玛利亚·特蕾西亚女皇女儿的灵魂和思想，还不能指望有这样地位崇高的同盟者时，我已承认我信奉君主政体的原则。即使当我认为，从一位虽说公正，但被人误导的国王那里，既得不到权利，也得不到酬报时，我已经为国王效过力。如今信心加强了我的勇气，因为国王接受了我的原则，我产生的感激之情，使我浑身充满了力量，我这才更要好好地效劳。我过去是什么人，将永远是那个人：本着法律确定的意义，充当君王权力的捍卫者，只要自由为王权所确认，充当自由的倡导者。我的心将沿着理性划定的道路前进。”

尽管这样加重语气，双方都很清楚：这个协定并不正大光明，其实是件怕见阳光的事情。因此双方约定，米拉波绝对不许在宫中露面，只能用书面通信的方式向国王提出忠告。对于大街上的民众而言，米拉波得是革命者，而在国民议会中他得为国王的事业效力——一桩混混沌沌的买卖，没有一个是赢家，谁也不信任谁。米拉波立刻开始行动，接二连三地写信给国王，提出各种忠告：而真正的收信人则是王后。他的希望是能为玛丽·安托瓦内特所理解。因为他不久就知道，国王根本不算数。在他的第二封信里就写道：“国王能支配的只有‘一个’男人，而这个男人乃是他的妻子。对于王后而言，只要国王的权威没有重新建立起来，她就没有安全可言。我估计，没有王冠，她就不愿再活下去，但是我可以肯定，她要是不能保住宝座，也保不住她的性命。这一时刻将会来临，也许不久就会来临。这时人们将不得不指出，一个女人，一个孩子骑在马上能有什么作为。这一点在她的家里已经经受过考验；但是到那一步，一切都必须预做准备，不能以为，无论是借助偶然事件的帮助，还是通过小小的计谋策划，单凭一些寻常的人和手段，就能走出这个不同寻常的危机。”米拉波就十分露骨地把自己当作这个不同寻常的人，这个超凡出众的人推荐给王室。他希望用语言的三叉戟[2]能够同样轻易地把他掀起的滔天浊浪平息下去；陶醉在这种过高估计自我，灼热的自尊自大之际，他一方面看见自己既是国民议会的主席，另一方面已是国王和王后的首席大臣。但是米拉波失算了。玛丽·安托瓦内特一刻也不想把真正的权力交给这个“坏东西”。带有妖魔气息的人，总让平庸的人感到可疑。玛丽·安托瓦内特丝毫也不理解她一生中遇到的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精灵，不理解这个精灵的这种极了不起的没有道德底线的生活方式。看到他性格的种种大胆的转变，王后只感到很不舒服。这个像泰坦巨人般激情迸发的男人，非但没有赢得她，反而使她害怕。因此她的极端秘密的思想乃是，等到不再需要这个狂野粗暴捉摸不定的人，就赶快付钱给他，把他撵走。既然收买了他，他首先得好好地为这笔昂贵的价钱干活，得提出各种忠告，因为他很聪明，也很机灵。只要他提出的忠告，不是太过稀奇古怪，太过于放肆大胆，她会阅读，并且加以采纳，这就完了。王后需要这位出色的鼓动家在投票时充当侦察兵，需要他在国民议会中为了“善良的事业”，充当和平的中介人，必要时也需要这个受贿之人来贿赂别人。这头狮子得在国民议会上大声吼叫，与此同时又能接受宫廷的约束。玛丽·安托瓦内特对这位极为巨大的精灵，就是这样设想的，一丝一毫真正的信任也不给他。她过于轻视此人的用处，对他的“道德良心”，始终鄙夷不屑，对他的创意天才，从头到尾完全没有看到。

不久，双方初次激情的蜜月期过去。米拉波发现，他写的书信全都送进了国王的字纸篓，没有激起一缕精神的火焰。但是不论是出于虚荣心，还是贪图国王允诺的一百万里弗尔，米拉波并不放松对宫廷发起进攻。他既然看到他的书面建议没有结果，他便试图做出最后的努力。凭着政治上的经验，凭着他和女人的无数艳遇，他知道他的最强大的力量，他的真正的力量不在书写，而在讲话。他那让人触电的力量最为强烈地、最为直接地从他个人身上发出。于是他就不断催逼中介人德·拉·马克伯爵，最终给他谋求一次和王后面谈的机会。一小时谈话，王后对他的猜疑就会像在上百个其他女人身上一样，立即转化为赞赏钦佩。只消一次觐见，一次就行！因为想到这次会见不会是最后一次，他的自信心不禁陶醉。谁若一旦认识他，就不可能再逃出他的掌心。

玛丽·安托瓦内特抗拒了很久，最后终于让步，表示准备于7月3日，在圣-克鲁宫接见米拉波。不言而喻，这次邂逅必须严加保密；命运的一种稀奇的嘲讽，使米拉波得到红衣主教德·罗昂，这个受骗的傻瓜梦寐以求的好事——在丛林的掩护下，演出一场花园场景。圣-克鲁宫的花园——有各式各样的秘密隐蔽处，同年夏天，汉斯·阿克瑟尔·封·费尔森也知道了这点。王后写信给麦尔西：“我找到了一个秘密藏身之处，虽说并不舒适，但完全适合于在那里和他相遇，把一切不受欢迎的人跟家里和花园隔离开来。”

约定时间为星期天早上八点，这时国王还在酣睡，近卫军还没估计到会有客人。米拉波无疑激动万分，在帕西他妹妹家里过了一夜。一清早一辆马车把他拉到圣-克鲁宫，他的外甥乔装打扮充当他的车夫。在一个秘密地点，米拉波让马车等在那里，接着他把帽子拉得低低的，遮住他的脸，把大衣领子高高竖起，活像一个阴谋策划者，通过一扇事先确定的，故意没有关严的侧门走进御花园。

不久他就听见碎石路上传来轻轻的脚步声。王后出现，没带任何随行人员。米拉波想要弯腰鞠躬，可是在王后看见这位卑贱的贵族那张被激情所破坏，为天花所侵蚀，为乱发所覆盖的残暴却又强劲有力的面孔时，浑身不由自主地激起一阵寒噤。米拉波注意到王后吃惊的神情，这种情况他早已熟悉。他知道，所有的女人，包括温柔的莎菲·沃朗[3]第一次看见他都吓得直往后退。但是他丑陋的相貌，美杜莎[4]式的力量，能唤起恐怖，也能把人攫住；他一直成功地使女人的这最初的惊恐转化为惊愕，转化为赞赏，甚至！多少次，转化为不由自主的激情。

王后和米拉波在这一小时里究竟谈些什么，始终是个秘密。既然没有证人，所有的报道，譬如自认为知晓一切的王后贴身侍女康庞的那份报告，都仅仅是虚构的故事和臆想的估计。只有这点大家知道，不是米拉波让王后屈从于他的意志，而是王后让米拉波屈从于她的意志，她那世代相传的尊严具有的自然的高贵气派，通过皇权永放光芒的祥光得以加强。在初次交谈时，她与生俱来的尊贵和她突发的理解力，使得她显得比现实生活中那个变化无常的女人，总要聪明得多，果断得多，坚定得多，这一切以不可制服的魔力对米拉波的一点就燃、超群出众的天性发生作用。在米拉波离开花园时，还心情激动地抓住他外甥的胳臂，怀着他特有的激情说道：“她真是一个奇妙的女人，非常高贵，极为不幸。不过我要救她。”单单在这一小时里，玛丽·安托瓦内特就把这个可以收买，摇摆不定的小人变成了一个坚定不移的人物。米拉波写信给他的中介人德·拉·马克：“什么也阻拦不了我，我宁死也不会不遵守诺言。”

我们没有看到王后关于这次邂逅的任何报告。她这张哈布斯堡公主的嘴里，从来没有说出片言只语表示感激或者信任。她从来不想再见米拉波，从未给米拉波写过一行字。就是在那次邂逅中她也没有和米拉波缔结同盟，只是接受了米拉波向她表示的忠诚，她只是允许米拉波为她牺牲自己。

米拉波做出一个允诺，或者不如说，他做了两个允诺。他向国王宣誓效忠，也向民族宣誓效忠；在这场战斗中，他既是这一派的参谋总长，也同时是另一派的参谋总长。一位政治家从来也没有接受过一个比这双重角色更危险的任务，从来也没有人更加天才横溢地将这个角色扮演到底（华伦斯坦[5]与之相比只是一个外行），单从体力上说，米拉波在那富有戏剧性的几个礼拜，几个月里的成绩是无与伦比的。他在国民议会和俱乐部里发表演讲，从事宣传鼓动，进行谈判商议，接待来访人员，中午时阅读、工作，为国民议会写出报告和提案，晚上为国王撰写秘密报告。三四个秘书同时为他工作，还赶不上他那语流飞快的速度。但是所有这一切还不足以穷尽他那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力气。他还要求更多的工作，还要求更多的危险，还要求更多的责任，与此同时还要追求生活和享受。就像一个走钢丝的舞者，他在寻求保持平衡，时而向右，时而向左，把他那不同寻常的天性中的两股基本力量，他洞察一切的政治精神和他那热血沸腾不可抗拒的激情，全都用来为两个事业效劳。他挥剑直劈，又像闪电一样迅速地收剑阻挡，飞快地让剑锋四下旋转，竟无人知道，锋芒究竟指的是谁，是国王，还是人民，是新政权，还是旧政权，也许他在自我陶醉的瞬间，自己也弄不清楚。但是时间一长，这样一种矛盾也难以维持。人们终于产生疑窦。马拉称他被人收买，弗莱荣[6]威胁着要把他吊上路灯。在国民议会里人们向他高呼：“多点美德，少点天才。”但是他，一个真正陶醉忘我之人，不知道害怕，不知道恐惧，整个巴黎都知道他负债累累，他却无忧无虑地挥金如土。他毫不在乎，众人惊讶不已，窃窃私语，纷纷打听他用什么款项支撑他那富若王侯的豪宅，开出令人咂舌的盛宴，买下布丰[7]的藏书，用珠宝钻石装饰歌剧院的女歌手和小婊子；他像宙斯般毫无畏惧地步入狂风暴雨之中，因为他是主宰一切风暴的主人。倘若有人向他进攻，他就用他愤怒的大棒，讽刺的闪电，像另一个参孙[8]把非利人统统打倒在地。在他脚下是万丈的深渊，在他四周是阴森的怀疑，在他身后是致命的危险，他那巨人般的力量终于真正的得其所哉；一股独一无二惊人宏大的火焰在行将熄灭之际，蹿得老高，他那不可比拟的十个壮汉合起来的伟力，在这决定胜负的日子里，燃烧殆尽。这个难以想象的男人终于获得了一个和他的天才相符合的尺度：阻止不可避免的事情发生，命令命运停止运行；他以整个人的全部重量投入正在发生的事件中去，试图以他个人抵御几百万人，使那硕大无朋的革命巨轮倒转。这个轮子可是他自己使之转动起来的。

理解这场两面作战的斗争的奇妙大胆，理解这个介于两面的地位的超人之处，这可逾越了像玛丽·安托瓦内特这样一些秉性直来直去的人的政治理解力。米拉波呈上来的备忘录写得越大胆，他所做出的忠告越显得面目狰狞，王后那归根到底冷静的理智便越发害怕。米拉波的想法是：他要用妖怪来驱赶魔鬼，让革命恶性膨胀，变成无政府状态，从而消灭革命。既然无法改善目前状况，就必须尽快让它恶化——这就是他那臭名昭著的“最坏的政策”[9]，就像一个医生使用兴奋剂，激起危机，从而加速恢复健康。不是阻挡人民运动，而是抓住人民运动；不是从上到下来制服国民议会，而是以秘密的方式挑唆人民，让他们自己把国民议会彻底摧毁；不是希望安宁与和平，而是相反，把不公正和不和睦催到极度炽热的程度，从而激起人们强烈的要求秩序，要求旧日秩序的需求，遇见什么也不退缩，即使爆发内战也不退缩——这就是米拉波的不道德的建议，可是在政治上看，这可是具有远见卓识的建议。米拉波就这样大胆地像吹响号角似地宣称：“四个敌人快步逼近，那就是税收、破产、军队和冬季，必须做出决定，准备意外事件的发生，把一切事态控制在手里。”简而言之，内战肯定爆发，也许必须爆发。这样大胆的宣称，王后听了心里发颤。她惊慌失措地答道：“米拉波或者任何一个能够思维的人怎么能够认为，在任何时候，甚至就在现在，就到了唤起一场内战的时刻？”她称这个计划是“彻头彻尾的疯狂”。这个道德败坏者准备采用任何手段，甚至采用最为可怕的手段。王后对他的怀疑渐渐地达到不可克服的程度。米拉波试图用“震天霹雳来撼动这可怕的漠不关心”，可是徒然，国王夫妇不听他的忠告，他对国王王后的这种心灵的懒散充满愤怒，愤怒之中逐渐又加上某种轻蔑，对于这种“牲口一样的君王”鄙夷不屑，这些拥有绵羊性格的国王引颈待戮，耐心地等着屠夫来宰杀他们。米拉波早已知道，国王只是懒洋洋地准备行善，根本没有能力采取真正的行动，他为国王斗争着实是白费力气。但是米拉波天性喜欢斗争，即使是个失败者，他依然在为一桩失败的事业做斗争，已经卷进黑色的滔天巨浪，他还再一次向这对夫妻喊出他绝望的预言：“善良，然而软弱的国王啊！不幸的王后！你们好好看看这可怕的深渊，在过于盲目的信任和过于夸张的疑虑之间摇摆不定，驱使你们走向这无底深渊！但是双方还保留着做出努力的余地，但这将是最后的努力。倘若放弃这一努力，或者这一努力失败，那么一片黑纱将覆盖这个王国。这个王国将会发生什么事情？这艘船遭到雷劈，又被风暴打得来回旋转，它将飘向何方？我不知道。但是即使我自己得以逃脱这公开的沉船之劫，我也会永远在我退隐之时，骄傲地对我自己说：我让自己冒着沉沦的危险，为了拯救他们大家。但是他们不愿获救。”

他们不愿获救；《圣经》就禁止牛和马拉同一张犁。国王迟钝保守的思想模式，不能和伟大的护民官的烈焰腾腾、冲锋向前、怒气冲冲、撼动一切障碍羁绊的脾气步调一致。玛丽·安托瓦内特是个旧世界的妇女，不理解米拉波身上的革命天性，她只理解率直坦诚的性格，不理解这个天才政治赌徒大胆放肆的孤注一掷。直到最后一刻，米拉波出于好斗心切，出于对他无边无际的放肆大胆的骄傲，一直在斗争。独自一人对抗众人，受到人民怀疑，宫廷怀疑，受到国民议会怀疑，他戏弄大家，同时也反抗大家。他拖着糟蹋殆尽的身体，发烧滚烫的血液，又踏进竞技场，企图再一次把他的意志强加在这一千二百名议员身上，然后在1791年3月——在他同时既为国王又为革命效力了八个月之后，——死神便扑到他的身上。他还发表了一个演讲，直到最后一刻还向他的秘书们进行口授，最后一夜还和两个歌剧院的歌女共度了良宵，然后这位超级强人便力竭身亡。一群群民众伫立在他家门前，想听听这颗革命之心是否还在搏动。三十万人跟随在他的灵柩后面为他送殡。先贤祠第一次敞开大门，让他的棺木在那里永久停放。

但是在这样风疾云涌的时代，“永久”一词是多么卑微可怜！两年之后，米拉波和国王暗中联系之事被揭露，另外一道法令把他尚未腐烂的尸体从坟墓中取出，扔到埋葬动物尸体的坟场中去。

只有宫廷对米拉波的去世表示沉默。国王知道，他何以默不作声。我们完全可以放心大胆地把康庞夫人讲述的愚蠢的逸闻推到一边：据说人们看见玛丽·安托瓦内特听到米拉波的死讯时，眼里泛着泪光。再也没有比这更不足信的了，因为很可能王后会发出一声叹息，感到轻松，欢迎这样的伙伴关系就此解决；此人过于伟大，不可能为王家效劳；过于大胆，不可能一味顺从。宫廷害怕这个活人，甚至害怕这个死者。当米拉波还在弥留之际，躺在床上挣扎之时，宫中派出一个心腹密探，到米拉波家里，从他书桌上把可疑的信件全都清除，这样那种让双方都感到羞耻的勾结得以保密。米拉波感到羞耻，是因为他为宫廷效劳。王后感到羞耻，是她使用了米拉波。随着米拉波的去世，最后一位也许可以在君主政体和人民之间进行斡旋的人也倒下了。现在，玛丽·安托瓦内特和革命之间就面对面地正面交锋了。

[1] 奥古斯特·玛丽·赖蒙特，德·拉·马克伯爵（1753—1833），法国军人，贵族出身，出入宫廷，1789年与米拉波结识，过从甚密。

[2] 三叉戟是希腊神话海神波塞顿的武器，起到定海神针的作用。

[3] 莎菲·沃朗（1716—1784），法国知识妇女，与启蒙运动学者狄德罗交往甚密。

[4] 希腊神话中的蛇发女怪，相貌怪异丑陋，人看见她即化为石头。

[5] 席勒名剧《华伦斯坦》的主人公，十七世纪欧洲三十年战争中天主教诸侯的统帅，后与新教诸侯暗通款曲，事败，被天主教势力刺死。

[6] 路易-玛丽·斯塔尼斯拉斯·弗莱荣（1754—1802），法国大革命时的政治家，马拉的学生。

[7] 乔治-路易·勒克莱克，德·布丰伯爵（1707—1788），法国启蒙运动时期的博物学家。

[8] 参孙，《圣经·旧约全书》中的人物，以色列的英雄，参看《士师记》第13至16章。参孙孔武有力，被俘后，倾覆非利士人的神室，与大批非利士人同归于尽。

[9] 即“物极必反”的政策，把一切都推向极致，而后“物极必反”，出现转机。

第二十六章 准备出逃

随着米拉波的去世，王国在这场反抗革命的斗争中唯一的助手也死去了。宫廷又成了孤家寡人。存在着两种可能性：同革命作斗争，或者向革命投降。和往常一样，国王选择的是二者之中最糟糕的一条道路，中间道路：出逃。

米拉波就曾经考虑过，国王为了重建他的权威，应该摆脱巴黎民众强加在他身上的毫无自卫能力的状况，因为囚徒无法打仗。为了能够很好地作战，手臂必须能够自由活动，脚下必须有坚实的土地。只不过米拉波要求，国王不得偷偷溜走，这有违他的尊严。米拉波说：“一个国王不会在他人民面前逃跑。”他更加急切地要求，“一个国王只能在青天白日离去，只能这样，才能真正成为国王。”米拉波建议路易十六，乘坐他的御用豪华马车到郊区去出游一次，那里得有一团依然效忠的骑兵等待着国王，国王应该在这团骑兵的簇拥下，高踞马上，在阳光照耀下，前去会合他的部队，作为自由人，和国民议会进行谈判。当然，只有一个男子汉才能做出这样的举动，坚毅果决才能大胆行动，可是从来没有碰到过一个比路易十六更加犹豫不决的人。他脑子里虽说也有过这样的念头，可是商量来商量去，最后他贪图舒适方便甚于热爱他的生命。现在既然米拉波已死，每天受够了屈辱的玛丽·安托瓦内特便毅然决然地拾起这个念头。她倒并不害怕出逃的危险，只害怕逃走这个概念有损王后的尊严。但是形势日益险恶，不容王后多做选择。她写信给麦尔西：“只还有两条道路可供选择，要么暴乱者获胜，就毁在他们的剑下，因而不再有任何意义，要么就屈从于那些人的暴政，他们口口声声说是为了我们最高的利益，而实际上总是加害于我们，还将永远加害我们。这就是我们的前途。倘若我们不是下定决心，通过自己的力量和态度，来引导舆论，也许等待着我们的时刻比我们预想的要更近一些。请您相信我，我现在跟您说的话，并非出于过度兴奋的思考，或者由于憎恶我们的处境，或者迫不及待地想要行动。我清楚地认识到危险和此时此刻我们还有的不同的可能性；但是我从各方面只看到可怕的东西在我们面前，最好还是寻找一种自救的手段，而不是完全无所作为地听人宰割。”既然冷静而谨慎的麦尔西从布鲁塞尔一再表示他的顾虑，王后便更有远见更加激烈地写了一封信，表示这位从前十分轻信的女人，如何无情地认清了她自己的沦落：“我们的处境十分可怕，可怕到这样的程度，没有直接机会亲眼看见我们处境的人，根本没法设想。现在对我们而言，只有一种选择：要么就照那些‘叛逆者’的要求行事，或者死于高悬在我们头上的剑下。请您相信我，我并没有夸大危险。您也知道我的原则一直是：只要可能，始终委曲求全，对时代和舆论的转变，抱有希望。但是今天一切都已改变；我们必死无疑，或者就踏上现在还留给我们的唯一的一条道路。我们绝不是这样丧失理智，以为这条道路没有任何危险。但是，既然我们非沉沦不可，那就至少让我们光荣地死去，让我们为了荣誉和宗教尽到我们应尽的职责……我相信，外省一定不像首都这样道德败坏，但是整个王国唯巴黎的马首是瞻。俱乐部和秘密集团领导整个国家，正派人士和心怀不满者尽管为数甚众，却逃亡国外或隐匿起来，因为他们不是更加强大的一派，或者因为他们并不团结，只有等到国王能自由地在一个固守的城市里现身，人们将会惊讶地发现，会有多少迄今为止一直保持沉默或叹息的不满时局的人出现。但是举棋不定的时间越长，将会得到的支持也就越少。因为共和思想在各个阶级都有新的进展，部队已比任何时候都更加处于窘迫的境地，如果拖延的时间再长，部队已无法指望。”

除了受到革命的威胁，还有第二种危险在咄咄逼人。法国的王子们，阿尔托阿伯爵，贡代亲王和其他流亡贵族，都是些糟糕的英雄，都是大声喧哗的吹牛大王。他们小心翼翼地把佩刀放在剑鞘里，在边境线上却挥舞佩刀耀武扬威。他们在各国宫廷进行阴谋活动，只要形势对他们并不危险，他们完全想要扮演英雄的角色，以便为了掩饰他们逃到国外的窘态；他们从一个宫廷窜到另一个宫廷，试图挑动各国皇帝和国王出来反对法国，丝毫也不考虑，也不担心通过这些空洞的示威，会使国王和王后的生命更加受到危险。莱奥波尔特二世皇帝[1]写道：“阿尔托阿很少关心他兄嫂的安危。他谈到国王时就这样说：‘他关心的只是一个结果’根本想也不想，他的计划和他的尝试，会严重地危及国王和我的妹妹。”这些大英雄们坐在科布伦茨和都灵，摆出珍馔杂陈的盛宴，同时宣称，渴饮雅各宾党人的鲜血；王后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至少阻止他们干出最为粗鄙的蠢事。这帮人的阴谋诡计也得彻底打破。国王必须获得自由，以便把激进革命派和激进反动派都强压下去，也就是巴黎城里和国境线上那些漫无节制的人们。国王必须获得自由，为达到这一目的，只好选择最为难堪的弯路：出逃。

出逃计划掌握在王后手里，因此可以理解，王后不言而喻把实际的准备工作都托付给那个她无须隐瞒任何事情，可以毫无顾忌完全信赖的人：那就是费尔森。费尔森说过：“我活着，只是为了为您效力。”王后把这件事情交给这个朋友，只有他会无保留地竭尽全力，不仅如此，他会献出自己的性命去办成这事。困难难以估量，要走出这座由国民卫队严加看守，几乎每个仆人都是特务的王宫，穿过整座陌生的、敌意森然的城市，必须采取十分谨慎的、特殊的措施。而要穿过全国，则必须和部队里唯一可靠的指挥官布耶[2]将军商量妥当。按照计划，布耶将军得在半路上，一直到蒙美第，也就是大约一直到夏隆为止，把个别的骑兵支队派去迎接车驾，以便万一被人认出，或者受到追捕，装载着国王全家的马车能够立即得到保护。现在新的困难是：在边境地区，这样引人注目的部队调动必须要有解释，因此必须找到一个借口，奥地利政府必须在边境上集结一个军团，这样布耶将军才有理由调动他的部队。所有这一切都必须通过无数的信件往还，秘密商量，而且还需要极端小心谨慎，因为大部分信件都必须打开，接受审查。就像费尔森自己说的：“只要人家发现他们最无关紧要的措施，那就一切全都付诸东流。”另外——又有困难出现——这次出逃需要大量金钱，国王和王后已经一贫如洗。他们试图从王后的哥哥，从英国、西班牙、那不勒斯的其他君王们，从宫廷银行家处借贷几百万里弗尔，这些企图全都失败。于是对其他所有事情全都负责的这个外国小贵族费尔森，也为筹措金钱负起责任。

但是费尔森是从他那热恋的激情中汲取力量。他几乎是用十个脑袋十只手在干活，还有一颗充满献身精神的心。他在夜里或者下午通过秘密通道偷偷溜了进来，一连数小时和王后讨论各个细节。费尔森和外国君主们通信，也和布耶将军通信。他选拔最最可靠的贵族，让他们化装成信使，陪伴出逃的国王，有的来回传送文件，又把信件送到边境。费尔森用自己的名义定制了一辆豪华马车，他置办假护照，筹措金银。他用自己的财产担保，向一位俄国贵妇人和一位瑞典贵族分别借了三十万里弗尔，最后甚至向他自己的总管借了三千里弗尔。他把必要的伪装衣服一件一件地带进推勒里宫，另一方面又把王后的钻石首饰偷运出去。他一周复一周，夜以继日地写信、谈判、计划、出差，持续不断地处于紧张状态，同时一直冒着生命危险。因为这张覆盖着整个法国的大罗网，只要有一个网眼脱了线脚，有一个知情人滥用了他的信任，有一句话走漏风声，有一封信遭到截获，他就会因此丧命。但是这位潜伏在幕后的不声不响的英雄，为激情所驱使，大胆而又冷静，头脑清晰又不遗余力，在这出世界史宏伟壮观的戏剧中恪尽他的职责。

但是国王一直还犹豫不决，这位优柔寡断的国王还一直心存希望，会发生什么令人愉悦的事件，可以免去他这次出逃的难堪和辛苦。但是白等了一场，豪华马车已经预订，必要的款项已经筹集，就护送队伍和布耶将军进行的谈判已经结束。现在只缺少一点：这次出逃不管怎么说，不怎么高贵，总得为此寻找一个可以公开的理由，一种道义上的掩护。总得找到一个什么借口，为了在全世界面前明显地证明，国王和王后并非仅仅由于胆怯才出逃，而是恐怖行为自身迫使他们做出出逃的决定。为了制造这个借口，国王向国民议会和巴黎市政府宣布，他要在圣-克鲁宫度过复活节那个礼拜。于是就像国王和王后暗中所希望所预计的那样，雅各宾党人的报纸立即横加干涉，指出宫廷想到圣-克鲁宫去，只是为了在那里望一台由没有宣誓效忠[3]的神父做的弥撒，并且向这个神父忏悔。另外，国王带着他的全家从那里逃亡的危险极大。这些挑动性的报刊文章产生效果，4月19日，国王想要登上他那引人注目的御用马车时，大批人群蜂拥而来。马拉和各俱乐部的大军，前来使用暴力阻止国王出行。

王后和她的谋士们所要得到的，恰好就是这样一桩公开的轰动性的丑闻。这一事件将显而易见地向全世界证明，路易十六个人在法兰西，已经不再有驱车外出十英里去呼吸新鲜空气的自由。王室全体成员故意示威似地登上马车，静等马匹套在车上。但是人群和他们一起的还有国民卫队，拦在马厩门前。最后那位永恒的“救星”拉法耶特赶来，作为国民卫队的司令，下令不得拦住国王的去路，但是谁也不服从他的命令。拉法耶特要求巴黎市长把表示警告的红旗展开，市长冲着他的脸直乐。拉法耶特想向民众讲话，大伙一阵怒吼，气势汹汹，把他制止。无政府状态公然宣布它们有权做出不公正的事情。

在这位可悲的司令官徒劳无功地央告他的部队听从他的命令时，国王、王后和伊丽莎白公主安安静静地端坐在马车里，被这群狂呼乱叫的民众团团围住。这狂野的喧闹声，大量的骂人话丝毫也没有使王后内心不安；相反，她怀着愉悦而宁静的心情，静观拉法耶特，自由的使徒，人民的宠儿，如何在尽情煽动的人群面前变成一个束手无策的弱者。王后不掺和到这两股势力的纷争之中，这两股势力她都同样深恶痛绝；她平静地、毫不动摇地让这阵骚乱在她身旁大吵大闹，因为它明显地让全世界都清清楚楚地看到这一证明，国民卫队的权威已不复存在，彻头彻尾的无政府状态已统治着法国，暴民可以侮辱国王家庭而不受惩罚。这样，国王如果出逃，完全在道义上占理。足足两小时一刻钟，他们让人民充分贯彻自己的意志，然后国王下令，重新把豪华马车拉回到马厩中去，并且宣布放弃到圣-克鲁宫去的一次郊游。这些刚才还在狂呼乱叫，愤怒咆哮，乱蹦乱跳的人群像平素一样，一旦获胜立即群情欢腾，就转过来向国王夫妇发出欢呼。国民卫队突然思想转变，答应王后，好好保护王后。但是玛丽·安托瓦内特知道，这种保护究竟如何，便大声回答：“好的，我们就指望你们保护，但是你们现在不得不承认，我们没有行动自由。”她故意把这几句话大声说出，表面上是向国民卫队说的，实际上是说给整个欧洲听的。

倘若就在4月20日这天夜里，企图变成行动，原因与效果，侮辱与愤怒，打击和反击完全按照逻辑发展的过程互相补充，两辆简单的轻便马车，毫不引人注目，一辆坐着国王和他的儿子，另一辆坐着王后和她的女儿，充其量再加上伊丽莎白夫人，谁也不会注意这样普通的两辆双轮单马轻便马车里面分别乘坐两个人；国王全家会毫不引人注意地抵达国境线：国王的御弟普罗旺斯伯爵，同一时间多亏这样轻车简从逃亡成功，没有发生任何意外事故，便是证明。

但是即使身处生死存亡、间不容发之际，国王之家也不愿破坏神圣的王家规矩，即使进行一次危险至极的旅行，也必须遵守不朽的礼节。第一个错误：他们决定五个人同乘一辆马车，那就是国王全家，父亲、母亲、姑母和两个孩子。法兰西最偏僻的乡村里，人们通过上百幅铜雕像认识他们的相貌。但是这还不够：德·图尔赛尔夫人想起她曾宣誓，一刻也不离开国王的两个孩子，因此也必须作为第六个人同行，这是第二个错误。由于这些不必要的负担，此行的速度自然要减缓，而这行程中也许每一刻钟、每一分钟都起决定性作用。第三个错误：难以想象，王后这时还需要带着贴身侍女，于是两位贴身侍女得乘坐第二辆马车；现在人数已经达到八人，但是马车夫、先导骑士、驿车夫和仆从必须由可靠的人员担任，他们虽然不认得路，但必须出身贵族。国王和王后很幸运地找到十二个人，加上费尔森和他的马车夫，总共是十四个人。对于一次秘密出行，这样的人数实在过多。第四、第五、第六、第七个错误：必须带上礼服，以便国王和王后到达蒙美第以后能身着盛装礼服出现，而不是随随便便地穿着旅行的服装，所以又得再加上几百磅分量，装在簇新的箱子里，高高地堆在马车的顶上——这又使行进的速度减慢，这又更加引人注意。照理应是一次秘密出逃，渐渐地竟变成了一次极为铺张的远游。

一切错误中最大的错误乃是：倘若国王和王后要驱车出行二十四小时，即便是逃离地狱，也必须旅行得舒舒服服。所以必须定制一辆新的马车，特别宽敞，弹簧特别有力，一辆发出新鲜油漆和荣华富贵气味的马车，在每一个换马的驿站，都必然会激起每一个马车夫，每一个驿站马车夫，每一个驿站长，每一个马夫的特别好奇。但是费尔森——深陷爱河之人从来也不会想得深远——想为玛丽·安托瓦内特把一切都安排得尽可能的精彩美丽、奢华，根据他详尽的指示（据说是为一位科尔夫男爵夫人）制造了一辆硕大无朋的车辆，简直是一艘装了四个轮子的战舰，不仅容得下国王全家六口人，还可乘坐女太傅、马车夫和仆役，此外还装得下一切可以想象得到的舒适条件，银子的餐具、大礼服，旅途的干粮，甚至还有国王内急时也需要的坐便器。还安装了整整一个酒窖，装满了美酒佳酿，因为大家都知道国王嗜酒；为了把这荒唐的事情做得更加疯狂，车厢内部蒙上浅色的锦缎，人们几乎会感到奇怪，车门上居然没有明显地装上白色百合花的王家徽章。这辆极尽豪华能事的马车，有着这样沉重的装备，若想以一般的速度前进，至少需要用八匹马拉动，大多数情况下则要用十二匹马，这就是说：一辆两匹马拉的轻便邮车用五分钟就能换马完毕，而给这辆车换马，通常一次需要半个钟头，合在一起，在旅途中要延长四五个小时，而每一刻钟都可以决定生死。那些贵族近卫军必须二十四小时内都身穿低级的仆役的服装，为了给他们做出补偿，就让他们穿上簇新锃亮的，因而也就引人注目的号衣，正好和计划中乔装打扮的国王、王后的简朴服装形成奇特的对比。更因为龙骑兵队突然大大增强，在和平时期占着大道，驶进这几座小城里，据说是为了等待一辆“运钱的马车”，使得国王全家更加引人注意。最后一个真正是历史性的蠢事，乃是舒瓦瑟尔公爵找到了一个最不合适的人，那天神般的莱奥纳德来充当这些部队之间的联络官。此人是王后的理发师，整个人就是个费加罗，极其适合给人理发，但不适合交际，与其说他忠于国王，不如说他忠于他那永恒的费加罗的角色，把已经乱成一团的形势，搅得彻底混乱。

唯一可以原谅这一切的理由乃是：法兰西的国家礼仪，对于国王出逃，在历史上没有榜样可循。如何驱车前去施行洗礼，如何驱车去参加加冕礼，如何上剧院，如何去狩猎，穿什么衣服、什么鞋，戴什么别针去参加大型的、小型的觐见礼，去望弥撒，去狩猎，去游戏，对此都有上百条礼仪的细节规定让人遵循。但是一位国王和王后如何乔装打扮，从他们列祖列宗居住的王宫出逃，对此没有任何规定。在这里还必须大胆地、自由地即兴想出解决办法，并且见机行事。宫廷不谙世事，因此在这初次接触现实世界时，必然漫无头绪，遭到失败。法兰西的国王在穿上一名仆役的号服准备出逃时，他已经不能再主宰自己的命运。

在没完没了地拖延之后，定下出逃的日子是6月19日；这已经是非逃不可的关键时刻，因为这张由这么多双手张开的秘密大网，随时随地都可能在什么地方破裂。马拉的一篇文章犹如挥鞭一击，击中这窃窃私语和悄声谈话，突然宣布有人阴谋劫持国王：“有人企图竭尽全力，把国王劫往荷兰，借口是，他的事业也是一切国王的事业。你们若不阻止这一逃亡，那就是愚不可及。巴黎人，失去理性的巴黎人，我已经倦于一而再地向你们重复：告诉你们，把国王和王储牢牢地关在你们的墙垣之中，好好地看住他们，把那个奥地利女人和她的小姑子，还有这个家庭其余的成员统统关押起来。单单失掉一天，对于整个民族都将产生灾难性的后果。”此人通过他那病态怀疑的眼睛，变得目光特别犀利，做出了这一奇怪的预言。只不过“失掉了这一天”并没有对整个民族产生灾难性的后果，而是对于国王和王后灾难深重。因为到最后一小时，玛丽·安托瓦内特又一次推迟这每个细节都已确定的出逃计划。费尔森殚精竭虑，干得心力交瘁，确定6月19日一切准备就绪，可是徒劳。几个礼拜几个月以来，他夜以继日地把全部精力都用来为这件事情效劳。他一夜又一夜在夜访王后时，把别人的服装藏在大衣下面带出宫去，写了无数的便函和布耶将军敲定，在哪个点上，龙骑兵和轻骑兵该期待国王的御用豪华马车到来；他亲自手握缰绳在前往文塞纳的大道上，试验他亲自订下的驿站马匹。所有的心腹都已知情，整个机械装置，直到最后一个齿轮都已调试完毕。可是在最后瞬间，王后收回先前发出的命令。她的一个侍女和一个革命者有暧昧关系，极为可疑。于是做出这样的安排，恰好在第二天，6月20日，这个侍女不必上班伺候，必须静等这一天的到来。于是灾难深重地耽搁二十四小时。收回前命的命令下达给布耶将军。准备上马出发的轻骑兵又奉命卸下马鞍，已经疲于奔命的费尔森和王后又重新紧张起来，王后几乎控制不住自己的焦躁不安。终于这最后一天也过去了。为了消弭任何嫌疑，王后在下午带着她的儿女和她的小姑子，驱车前往蒂沃里的一座消闲花园。在回宫时她以惯常的尊严和稳健，向司令官布置第二天的安排。看不出她的心情有什么激动，更看不出国王有任何异样，因为这位没有神经的男子根本就不会心情激动。晚上八点，玛丽·安托瓦内特退回自己的卧室，把侍女们打发走。把孩子们安排上床，又假装无忧无虑地在晚餐后，在大客厅里和全家聚在一起。只有一点，一个目光特别尖锐的人也许可以看到，王后有时站起身来，看看时钟，仿佛她已疲倦。但实际上她从来没有比在这天夜里更加神经紧张，更加头脑清醒，更有准备迎接命运。

[1] 莱奥波尔特二世（1747—1792），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玛利亚·特蕾西亚女皇之子，玛丽·安托瓦内特之兄。

[2] 弗朗梭阿-克洛德-阿姆尔·德·布耶侯爵（1739—1800），法国将军。国王出逃失败后，布耶致函国民议会，承认自己独自劫持国王，被判叛国罪，被悬赏捉拿。

[3] 指的是没有向共和国宣誓效忠的神父，这种神父当时受到共和国迫害。

第二十七章 逃往瓦累纳

1791年6月20日的这天晚上，即便是疑心最重的观察者也看不出推勒里宫中有什么可疑之处：和平素一样，国民卫队在值勤上岗，宫中侍女和仆人在晚餐后退下；在大厅里，国王和他的御弟普罗旺斯伯爵，和王家的其他成员宁静和睦地坐在一起玩十五子游戏，或者从容不迫地闲谈聊天。王后大约在十点钟，谈话之中站起身来，离开大厅一会儿，这有什么引人注意之处？丝毫也不引人注意。也许她要去处理一件小事或者写封信，没有仆人跟随着她。她走进走廊时，走廊里空无一人。可是这一次玛丽·安托瓦内特却是紧张地站住脚步，屏住呼吸，谛听卫兵生硬的脚步声，然后快步上楼，走向她女儿的房间，轻轻敲门。小公主惊醒，害怕地叫喊（第二位女太傅，副太傅，布吕尼埃）夫人。这位夫人走来，没弄明白王后下达的命令，叫她赶快给孩子穿上衣服，心里惊讶不已，却不敢反对王后的命令。与此同时，王后也叫醒了太子，她掀开床上缎子华盖的帷幔，向太子柔声低语：“快起来，我们出门旅行。去到一座城堡，那里有许多士兵。”瞌睡懵懂的小王子口齿不清地说了点什么，要求把他的佩刀和制服拿给他，他不是要到士兵那里去吗。可是玛丽·安托瓦内特命令第一女太傅德·图尔赛尔夫人：“快，赶快，我们马上出发。”夫人早已知晓这一秘密，于是借口去参加假面舞会，把太子化装成女孩。两个孩子不声不响地被带到楼下王后的卧室里，那里有件快活的惊喜等待着他们。因为王后打开壁橱时，一位近卫军的军官从橱里走了出来，一位德·马尔登先生，是计划周全不遗余力的费尔森预先把他安置在那里的。于是这四个人便一起走向那没有守卫的出口处。

院子里几乎完全没有灯光。马车排成长长一排，有几个马车夫和仆役懒洋洋地走来走去，或者和国民卫队闲聊，这些军人解下他们沉重的枪支——这柔和的夏夜是多么美妙啊——既没想到职责，也没想到危险。王后亲自打开楼门，向外张望。在这种关键时刻，她一刻也没有失态慌神。马上从马车的阴影里悄悄溜出一人，打扮成马车夫，一言不发，握住王储的手：这就是那个不知疲劳的费尔森，他从一大清早就做出了超人的工作。他预先订好了驿车夫，把三名卫队士兵化装成马车夫，每个人都站在合适的岗位上。他把过夜的物品从王宫中偷运出来，准备好马车，下午还安慰了一番激动得泪流不止的王后。他在巴黎城里来来回回奔驰了三次、四次、五次，其中一次乔装打扮，其余几次穿着他通常的衣服，把一切都安排妥当。现在他冒着生命危险，把法兰西的王储带出王宫，他不求别的酬报，只希望看到他情人的一瞥感激的目光。他的情人已把自己和她的孩子们全都托付给他。

四个人影溜回黑暗之中。王后轻轻地关上楼门。然后迈着轻盈的脚步，无忧无虑毫不引人注目地又走回大厅，就仿佛她刚才只不过去取了一封信而已，她假装无所谓的样子继续聊天。与此同时，孩子们由费尔森领着，顺利地走过宽阔的广场，装进一辆旧式的出租马车，马上就进入酣睡之中；王后的另外两个贴身宫女，乘坐另外一辆马车，预先送往克莱耶。十一点，关键时刻开始。普罗旺斯伯爵和他的妻子，也同样准备今夜逃亡，和往常一样离开王宫。王后和伊丽莎白夫人回到自己的房里。为了不致引起怀疑，王后让她的贴身侍女为她更衣，为第二天清晨出游预订马车。十一点半，拉法耶特照例每晚要去参见国王的仪式，现在应该结束。王后于是下令，全楼熄灯。这就给仆人一个信号，可以回房休息。可是宫女们刚在身后关上王后的房门，王后便又从床上跳了起来，迅速穿上衣服；虽说只是穿上一件并不显眼的灰绸长裙，戴上一顶带有紫色面纱的黑色帽子，面纱使人认不清她的面孔。她再轻手轻脚地走下一道小梯子，走到楼门口，有一个心腹在那里等她，把她带过黑影浓重的卡鲁塞尔广场，一切都进行得极为顺利。但是发生了讨厌的偶发事件，恰好在这时灯火逼近，一辆马车带着随车奔跑的马弁和高擎火炬的随从驶来，拉法耶特的马车，他刚四下查岗完毕，一切都和平素一样稳当妥帖。王后看见灯光，急忙躲进房子门洞的阴暗之处。拉法耶特的豪华马车从旁驶过。挨得如此之近，王后几乎可以摸到车轮。谁也没有注意到她，再走几步，她就走到出租马车跟前。马车里装载着她在这世界上最最深爱的人儿：费尔森和她的儿女。

国王要溜出王宫可就困难多了。首先他还得忍耐拉法耶特每晚都要进行的夜访。这一次访问的时间如此之长，甚至连这位感觉迟钝的国王也难以保持平静。他一个劲地从小沙发上站起身子，走到窗前，仿佛要观测夜空。终于挨到十一点半，这位讨厌的客人起身告辞。路易十六回到他的卧室，在这里开始了和礼仪进行的最后一场绝望的斗争。这个礼仪实在对他的保护过于周到。根据古老的习俗，国王的贴身侍从得和国王同睡一室，手腕上系上一根细绳，只要国王一拉细绳，就能把沉睡中的侍从叫醒。那么现在路易十六想要脱身，这可怜的家伙首先得逃脱他自己的贴身侍从。路易十六于是和平素一样，不慌不忙地让侍从帮他脱去衣服，上床躺下，把床上华盖的两边垂落，仿佛他要睡觉了。而实际上他只在等待仆人到隔壁房里去脱衣服。就在这短促的一瞬间——这一场景完全配得上博马舍的手笔——国王就飞快地从华盖下面钻了出来，赤着脚，穿着睡衣，通过另外一扇房门跑到他儿子空无一人的房间里，有人在那里给他准备了一套简单的服装，一顶粗陋的假发，——又是新的屈辱！——一顶仆人戴的帽子。与此同时，那位忠心耿耿的近侍十分，十分小心翼翼地走进国王的卧室，心惊胆战地屏住呼吸，只希望别把华盖底下他心爱的国王惊醒，和平时一样，他把细绳缠在自己的手腕上。而这时，路易十六，圣路易国王的后裔和继承人，法兰西和纳瓦拉的国王则穿着衬衫，手臂夹着灰色外衣、假发和仆役的帽子，沿着楼梯，轻手轻脚地溜到楼下，那位藏在壁柜里的近卫军军官德·马尔登就在楼下等他，给他引路。借助这身墨绿色的外套，尊贵的脑袋上戴着的这顶仆役的帽子，谁也认不出他来，国王就从容不迫地走过他王宫荒无一人的院子；并未严密守卫的国民卫队，没有认出国王，就让他走了过去。这一来，最艰难的一道关卡看来已经顺利通过。午夜时分，国王全家齐聚在出租马车里；化装成马车夫的费尔森跳上车夫座，带着伪装成仆役的国王和王室全家，横穿巴黎全城。

横穿巴黎，糟糕已极，横穿巴黎全城！因为费尔森这位贵族习惯于让马车夫驾车出行，而不是亲自驾车，他不熟悉这座街道杂乱无章的城市里，没完没了的迷宫。另外出于小心谨慎——糟糕透顶的小心谨慎！——他不是立即驱车出城，而是再一次驶进马蒂侬大街，来确认那辆巨型豪华马车已经驶出。一直到两点，而不是午夜十二点，他才把装载着尊贵乘客的马车穿过城门，带到城外。——足足失去了两个小时，难以弥补的两个小时。

那辆硕大无朋的豪华马车应该停留在关税栅栏旁边；第一个意外：马车不在那里。又浪费时间，直到最后终于发现马车，只套上四匹马，车灯全都熄灭。费尔森这才把出租马车带到豪华马车旁边，以便王室全家可以换车，而不致在法兰西大街的烂泥里弄脏鞋子——把鞋弄脏那就可怕极了！当马匹终于拉动马车的时候，已是拂晓两点半，而不是夜里十二点。这时，费尔森便不断地挥鞭驱马，半个钟头他们就赶到了邦迪。一位卫队军官已经带着八匹养足精神的信使专用的新马匹，等待着他们。在这里得互相告别了，真有点难舍难分。玛丽·安托瓦内特很不乐意看见她唯一可靠的朋友离她而去，但是国王明确表示，他不希望费尔森继续陪伴他们。究竟是什么原因，无人知晓。也许为了不和他妻子的这位过于亲密的朋友，一起去跟他忠实的臣下见面，也许他对费尔森就有顾虑，——反正费尔森在日记里记下：“他不愿意”。然后按照约定，费尔森立刻就去寻找那些终于逃离虎口的人：所以只是一个短暂的离别。这时天边已经升起一道淡淡的霞光，预示一个炎热的夏日——这时，费尔森再一次策马来到马车旁边，为了迷惑陌生的驿站车夫，故意大声叫道：“一路保重，德·科尔夫夫人！”

八匹马拉车比四匹马强，这辆宏大的豪华马车便轻快地在乡间大道的灰色泥土地里，摇摇晃晃地前进。大家都表现出欢快的情绪，孩子们都已睡醒，国王也比平时开朗。大家都拿自己取的假名假姓取乐：图尔赛尔夫人算是高贵的德·科尔夫夫人，王后算是孩子们的家庭女教师，名叫罗歇夫人，戴着仆役帽子的国王是夫人的管家杜朗，伊丽莎白夫人算是夫人的侍女，王储已经变成了一个女孩。其实在这辆舒适的马车里，全家比在他们家里那座大宫殿里要自由得多，那里有一百个仆人和六百名国民卫队在四周窥伺；不久，和国王形影不离忠心耿耿的朋友向他报到：国王饿了。丰富的干粮便取了出来。大家用银制的餐具饱餐一顿，鸡骨头和空酒瓶从车窗里飞了出去，那些勇敢的近卫军也没被忘怀。孩子们碰到这番奇遇非常开心，在车厢里玩了起来。王后和大家聊天，国王趁这千载难逢的机会，认识一下他自己的王国：他便取出地图，饶有兴致地从一个村庄到另一个村庄，从一个村落到另一个村落观看这次出行的进程。渐渐地他们大家都感到一种安全感。清晨六点，在第一个换马站，居民还都睡在床上，谁也不来询问科尔夫男爵夫人一行的护照。现在只要安然顺利地通过大城市夏龙，那么就满盘皆赢了，因为离开这最后一道障碍四英里，在朔姆维斯勒桥边，第一支挺进到那里的骑兵队伍，在年轻的舒瓦瑟尔公爵的率领下，已在等待着他们。

下午四点，终于到达夏龙。许多人聚集在驿站前面，这可并非出于恶意。一辆驿车开来，大家都想从驿车马夫那里迅速获得巴黎的消息，当然会托他把一封信或者一个小包裹，送到下一个驿站。反正在一个百无聊赖的乡间小城市里，大家都喜欢闲聊一会儿，今天和当时都是如此，大家很喜欢看看陌生人，看看一辆漂亮的马车：我的上帝，在一个炎炎夏日还有什么其他更好的事情可干呢！行家们带着专家内行的神气打量着这辆豪华马车。他们首先怀着敬意断言，这是一辆簇新的豪华马车，高贵得异乎寻常，车厢里蒙着绸缎，隔成绝妙的方格，装载华美的行李，肯定是个贵族之家，也许是一批流亡分子。大家都满怀好奇之心，想看看他们，和他们聊聊。可是奇哉怪也：车里六个人在这样晴朗暖和的日子，走了这样长的一段路程，竟一个劲地坐在车厢里，也不下车活动一下坐僵了的双腿，或者十分健谈地喝上一杯清凉的葡萄酒？为什么这些穿着金丝滚边号服的奴仆，这样放肆地装出高贵的样子，就仿佛他们是些特殊人物似的？奇了，奇了！人们开始低声地喃喃自语，有人走向驿站长，在他耳边悄声说了几句，驿站长似乎吃了一惊，大吃一惊。但是他并没有多加干预，而是让这马车平静地向前驰去，可是——谁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半小时后全城都在喋喋不休地谈论，国王和王室全家刚才驾车穿过夏龙。

而国王和王室全家却一无所知，也毫无预感；相反，他们尽管疲劳却心情欢快，因为下一站，舒瓦瑟尔就会率领他的轻骑兵等待他们：那时候就不必再进行伪装躲躲藏藏，国王就可以扔掉那顶仆人戴的帽子，把假护照撕得稀烂，他们终于又将听见沉寂已久的“国王万岁！王后万岁！”的喊声。伊丽莎白夫人焦躁不耐地一再观望窗外，想第一个向舒瓦瑟尔公爵表示欢迎，传令兵迎着落日举起手来，想从远方就能看到轻骑兵的佩刀闪光。但是什么也没有，什么也没有。终于出现一名骑马的人，但只是一个人，一个赶在前面的近卫军军官。

“舒瓦瑟尔在哪儿？”国王大声问他。

“走了。”

“其余的轻骑兵呢？”

“一个也没有。”

欢快的情绪一下子化为乌有。准是出了什么漏子。可这时天色已经昏暗，夜幕低垂。现在驱车前往陌生地方，前往毫无把握的去处，可是令人毛骨悚然。但是没有退路，也不能驻足不前，逃亡者只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向前，继续向前。王后安慰大家。这里没有轻骑兵，那么在圣-梅内胡尔就能找到龙骑兵，到那里只不过两小时的路程，到了那儿就平安无事了。可是这两小时路程却比一整天的路程拖得更长。可是——新的意外事件发生——在圣-梅内胡尔也不见护驾骑兵的踪影。这些骑兵在那里等了很久，白天都坐在酒店里，无聊已极，喝得酩酊大醉，大声喧哗，引起了所有居民的注意。最后指挥官被宫廷理发师的一则混乱的消息所迷惑，认为把部队撤出这座城市，往回撤退一程，在路边等候，就他独自一人留在城里，这样比较聪明。终于那辆八匹马拉的豪华马车极有气派地驰来，后面跟随着一辆双驾轻便马车。对于这个城市的善良小市民，这可是当天发生的第二件难以解释的神秘莫测的事件。起先是一队龙骑兵开来，懒洋洋地闲坐了半天，也不知道他们干吗前来，想干什么。现在驰来两辆马车，车上是些身穿高贵号衣的马车夫；你们瞧啊，龙骑兵的指挥官欢迎这些奇怪的客人，神情是多么毕恭毕敬！不对，不仅毕恭毕敬，简直是低三下四：在他和他们说话的全部时间里，他的手一直放在帽沿上敬礼，没放下来。驿站长德鲁埃是雅各宾俱乐部的成员，狂热的共和主义者。他目光犀利地凝视着，心想，车里坐的必然是显赫的贵族或者流亡分子，高贵的，最最高贵的一帮无赖，咱们可必须采取行动才对。反正他首先悄悄地向他的驿车夫们下达命令，驾车速度不要太快，不必载着这些神秘的乘客赶路。于是这辆乘坐着昏昏欲睡的乘客的豪华马车，便昏昏欲睡地缓缓向前驰去。

但是马车走了还不到十分钟，——是不是有人已从夏龙带来了消息，还是人民的本能猜个正着？——突然谣言四下传开，说马车里乘坐着国王全家。大家鼓噪起来，群情激动，龙骑兵的指挥官迅速感到危机四伏，想把他的士兵派去给国王护驾。但是已经为时太晚，愤怒的群众提出抗议，龙骑兵喝酒之后，情绪激昂，和民众团结起来，成为兄弟，不再服从命令。有几个坚定分子发出紧急警报，大家奔来跑去乱成一团，只有一个人独自下定决心：驿站长德鲁埃，他曾在军中服役，是个优秀的骑手。他立即让人给他备马，然后由一名同伴陪同，纵马飞驰，选择捷径，赶在那辆笨重的豪华马车的前面，抢先赶到瓦累纳。在瓦累纳还可以和这些可疑的旅客详细交谈，倘若真是国王，那就让上帝对他和他的王冠开恩吧！就像曾经发生过千百次的故事一样，这一次也是一个坚决果断的人，做出的一个坚决果断的行动改变了世界历史。

与此同时，国王的这辆硕大无朋的马车，沿着曲曲弯弯的道路向瓦累纳驰去。在被太阳晒得火烫的车顶下面，大家紧紧地挤在一起，走了二十四小时的路程。这些旅客已经疲惫不堪，孩子们早已睡着，国王已把地图折好，王后沉默不语。只要再走一小时，最后一小时，他们将稳稳当当地会有骑兵护驾。但是又有一件意外事件发生：在瓦累纳城外事先约定的换马匹之处，没有马匹等着。马夫在黑暗中到处乱闯，敲敲玻璃窗，回话的尽是并不友善的声音。两个奉命在这儿等候的军官都已躺下睡觉——真不该选择费加罗充当信使——这个打前站的理发师莱翁纳德颠三倒四地胡说一气，让人以为，国王不再驾到。两位军官便上床睡觉，他们这一觉对国王而言，就和拉法耶特在10月6日睡的那一觉一样，造成灾难性的后果。那就只好驱赶着累得筋疲力尽的马匹到达瓦累纳，说不定在那里能找到替换的马匹。但是接着发生第二件意想不到的事情：从门洞中跳出几个年轻人，直扑骑马走在车前的护卫，喝令：“站住！”一下子两辆马车被一帮年轻人团团围住。德鲁埃和他的人早到十分钟，已把瓦累纳的全部革命青年从床上或者酒店里叫了出来。有人命令：“护照！”从马车里有个女人的声音答道：“我们有急事，必须马上赶到。”这是那个所谓的“罗歇夫人”的声音，实际上是王后的声音。在这危机四伏的关头，只有王后一个人还有精力。但是反抗无济于事，他们必须到附近的酒店去——世界历史居然会如此恶毒！——那酒店叫作“伟大君王”，市长就站在那里，看模样是个食品商，听见人家叫他的味道鲜美的名字“沙司”。他要查看护照。这个小商贩心里是臣服于国王的，可是害怕陷进一桩棘手的事件，草草了事地看了一下护照，说道：“没有问题”。按照他的心意，想要让这两辆马车平平稳稳地继续前进。但是那个年轻的德鲁埃已经感到鱼儿上钩，猛拍桌子，大声吼叫：“这是国王和他全家，您要是让他逃到外国去，就犯了叛国大罪。”这句威胁，吓得这个善良的一家之主心惊胆战。与此同时，德鲁埃的伙伴们敲响警钟，家家户户的窗口都亮起灯光，全城听到警报，骚动起来。马车旁边聚集的人群越来越多：没法想象不用暴力还能继续驱车前进，因为新鲜的马匹还没有套在车上。为了使自己摆脱困境，这个能干的小商贩——市长建议，反正时间已晚，没法继续旅行；科尔夫男爵夫人和她的随从人员不如到他家里去权住一宿。这位狡猾的商贩心里暗忖，到明天一早，想必一切无论是好是坏都会见个分晓，我也就摆脱了这凭空落在我头上的责任。没有更好的办法，再说龙骑兵就会赶来，于是国王迟迟疑疑地接受了市长的邀请。

不出一两个钟头，舒瓦瑟尔或者布耶想必会赶到这里。于是路易十六就戴着一顶假的假发，心情平静地走进了市长的房子。他做出的第一个国王的大事乃是，要一瓶酒和一块奶酪——老妇人们和纷纷赶来的农民们心绪不宁，十分激动地悄声耳语：这是国王吗？是王后吗？因为当年一座小小的法国城市，离开宏伟的望不到边的王宫相隔不过若干英里，国王的这些臣仆还没有一个曾经见过他的尊容，只见过银币上镌刻的国王的头像。其实应该派个信使去见一位贵族大人，这样才能最终确认，这位陌生的旅客的确只是一个科尔夫男爵夫人的仆役或是路易十六本人，法兰西和纳瓦拉最虔信基督的国王。

第二十八章 瓦累纳之夜

在1791年6月21日这一天，玛丽·安托瓦内特，活到三十六岁，当了十七年法兰西王国的王后，她才第一次踏进一个法兰西市民的房子。这是从王宫到王宫、从监狱到监狱唯一的一次中间间隔。这条道路首先穿过食品商人的店堂，里面发出陈年油料的哈喇味，风干香肠和调味香料的刺鼻味道。沿着一道咯吱咯吱直响的狭窄楼梯，国王，或者不如说那个戴着假的假发的陌生先生，那位所谓的科尔夫男爵夫人的家庭女教师，一个接一个地爬到楼上；楼上有两间房间，一间起居室，一间卧室。房间低矮寒酸，肮脏不堪。门口马上就有两个崭新的近卫军站岗，和凡尔赛那些穿着锃亮军装的近卫军迥乎不同，这是两个手执长柄干草叉的农民。他们八个人，王后、国王、伊丽莎白夫人、两个孩子、女太傅和两位贴身侍女，在这间狭小的房间里或站或坐。孩子们累死了，抱到床上，立即睡着，由德·图尔赛尔夫人守护着。王后在一张小沙发上入座，用面纱蒙着面孔：谁也无法自诩，曾看见过她的愤怒和她的怨恨。只有国王立刻把自己安排得舒舒服服，就像到了家里一样。他平静地坐在桌旁，用刀子切下几大块干酪。谁也不发一言。

终于在大街上响起嘚嘚的马蹄声，但与此同时也响起了几百人大声嚷嚷的声音：“轻骑兵来了！轻骑兵来了！”同样为错误的消息所迷惑的舒瓦瑟尔终于赶到，他挥动佩刀，劈开一条通道，把他的战士聚集在市长住房的四周。他给骑兵们做的演讲，这些勇敢的德国轻骑兵只听懂了两个德文字“国王和王后”。但是无论如何，士兵们还是服从命令，使劲逼退人群，马车一时从人群的重重包围中挣脱出来。

舒瓦瑟尔公爵急急忙忙地踏着铿锵的脚步跑上楼梯，提出他的建议。他准备腾出七匹马来，国王、王后和他们的随行人员可以骑上这些马匹，趁附近的国民卫队还没有集合起来，就在他的部队簇拥之下迅速脱离这个地方。做完报告之后，这位军官毕恭毕敬地鞠了一躬：“陛下，我等候您的旨意。”

但是发号施令，当机立断，从来不是路易十六擅长的事情。他和这位指挥官来回商量，不知舒瓦瑟尔能否保证在这次突围中，不会有一枚子弹击中他的妻子，他的妹妹，他的孩子？是不是再等一等，等到分散在各个酒馆里的龙骑兵也集合起来，更加妥当？这一来二去又过了好几分钟，弥足珍贵的好几分钟啊。在阴暗的斗室里，国王一家，整个旧时代就坐在秫秸秆垫子的沙发上犹豫不决，谈判个没完。可是革命，那年轻的一代却并不等待。民兵们被警钟惊醒，从各个村子赶来，国民卫队全数集合，从围墙上把古老的火炮拆了下来，大街上筑起了街垒。那些四下分散的士兵骑在马上，毫无意义地东奔西突了二十四小时，乐于接受市民送来的酒浆，和居民打成一片，成为兄弟。大街上聚集的人群越来越多，就仿佛在决定时刻，共同的预感一直侵入到民众的潜意识里。附近整个地面从睡梦中惊醒的农民、有房无地的村民、牧羊人和工人，列队向瓦累纳进发。岁数很大的老太太出于好奇，拿起拐杖，想看看国王的模样。现在既然国王不得不公开亮相，大家也就下定决心，不再让他离开他们的墙垣。任何换上新鲜马匹的企图，都遭到失败。“回到巴黎去，不然我们就开枪了，我们把他打死在他车里。”疯狂嘈杂的声浪向马车夫迎面打将过去，就在这一片混乱之中，又一次敲响警钟。在这戏剧性的夜晚发出的新的警报是，一辆马车从巴黎方向驰来，国民议会随意向全国各个方向派出特派员，让他们截住国王。其中两人碰巧找到了国王的踪迹。无边无际波涛汹涌的欢呼声欢迎他们共同权力的使者。现在责任已经从瓦累纳身上卸下，现在这座可怜的小城里的那些小面包师、小铁匠、小裁缝、小屠户不再需要去决定世界的命运。国民议会的特派员已经来到，这是唯一的权威，人民也承认它是自己的权威。大家把这两个特派员像凯旋的将军似的送到那个正直的肉食店老板沙司家里，登上楼梯，送到国王面前。

在这期间，可怕的黑夜已经渐渐走到尽头，时间已是清晨六点半。两位特派员之一叫罗茂夫，他脸色苍白，态度拘谨，并不乐于肩负这项使命。作为拉法耶特的副官，他常常在推勒里宫为王后值勤。玛丽·安托瓦内特对待一切下属，态度总是自然温和、和蔼可亲，对他也一直怀有好感，往往和他几乎亲切友好地谈话，国王也是如此；拉法耶特的这位副官心灵深处只有一个愿望：拯救国王和王后夫妇。但是那看不见的逼近国王的灾难，却偏偏给他配了一个同伴，名叫拜容。此人极富野心，完全忠于革命。罗茂夫在没有找到国王的踪迹时，心里暗暗地试图拖延自己的行程，为了放国王一马，但拜容这个坚决无情的侦探却逼着他快走。此刻罗茂夫面红耳赤地站在那里，惊慌失措，不敢把国民议会那份后果严重的政令交给王后，政令命令他拦阻国王一家。玛丽·安托瓦内特无法抑制她的惊愕：“什么？是您，我的先生？不会吧，我真没想到会是这样！”窘迫之中，罗茂夫结结巴巴地说道：“整个巴黎群情激昂，国家利益要求国王返回巴黎。”王后不耐烦起来，转过脸去，她从罗茂夫的胡言乱语后面感到了一点恶意。终于，国王要过那份政令，读到他的权利已被国民议会废除，任何一个人碰到国王全家，都可以采用一切措施，阻止国王继续他的行程。虽说十分巧妙地避免使用逃走、逮捕、俘获这些字眼，但是通过这份政令，国民议会第一次昭告天下，国王已失去自由，臣服于国民议会的意志。即便是迟钝者路易也理解了这个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转变。

但是国王并没有反抗，他用睡意浓重的声音说了一句：“现在不再有法兰西王国的国王了。”仿佛这件事情和他自己没有多大关系，心不在焉地把那道法令，随手放在他那两个极度疲劳的孩子正在熟睡的床上。玛丽·安托瓦内特却突然跳了起来，只要她的高傲遭到冒犯，她的荣誉受到威胁，这个在所有的细小事情上表现得小里小气，在所有肤浅的事情上表现得十分肤浅的女人，突然增长了一份尊严。她把国民议会的政令揉成一个纸团，它竟敢大胆地来支配她和她的家人，她把这个纸团鄙夷不屑地扔在地上：“我不愿让这张纸弄脏了我的孩子。”

这一挑衅行为使得在场的小官员们惊出一身寒噤。为了避免一场争吵，舒瓦瑟尔迅速地从地上捡起这张纸来。房间里所有的人都惊愕不止，国王为他妻子的勇气吃惊，两位特派员为自己的尴尬处境感到手足无措；所有的人都迟疑不决。这时国王做出一个建议，看上去似乎是放弃争论，而实际上是暗藏玄机。他们只需要让他在这里休息两三个小时，然后他就乘车返回巴黎。你们自己也看得清清楚楚，孩子们累成什么样子，经过这样可怕的两天两夜，需要稍稍休息一下。罗茂夫立刻明白，国王打的是什么算盘。两个小时之内，布耶的全部骑兵就会赶到这里，紧接着是步兵和大炮。既然他暗地里一心想要拯救国王，便不提任何异议：再说他得到的任务只是一道阻止国王行程的命令。这点他已做到。但是另一位特派员拜容很快发现，这里在搞什么鬼，他就决定用阴险对付阴险。他假装同意国王的意见，懒洋洋地走下楼梯。情绪激动的群众立即把他团团围住，问他做出了什么决定，他就十分伪善地叹了口气：“他们不肯出发……布耶已经赶到附近，他们正在等待布耶。”这几句话不啻火上浇油，这绝对不行！不能再受骗上当！“返回巴黎！返回巴黎！”咆哮之声震得窗玻璃叮当直响。市政府的官员们，尤其是那个不幸的食品商贩沙司，绝望地催促国王赶快出发，否则他们保证不了国王的安全。轻骑兵们陷在民众的重重包围之中动弹不得，或者已经倒向人民，大伙洋洋得意地把马车拖到沙司家的门口，还套上了马匹，为了阻止任何拖延。于是开始了一场屈辱的好戏，因为时间就只差几十分钟，布耶的轻骑兵肯定已到附近，这里赢得的每一分钟，都可能拯救王国：那么，只好想尽一切办法，哪怕是最不体面的办法来拖延返回巴黎的行程，甚至玛丽·安托瓦内特也不得不降低身份，生平第一次亲自出面，央求食品商贩的太太出手帮忙。但是这个可怜的女人担心她丈夫的安危，眼里含着泪水连声抱怨，她竟然不能把法兰西的国王和王后当作客人好生接待，这实在可怕已极，但是她自己也有孩子，要是接待了国王夫妇，她的丈夫将要付出生命作为代价——这个可怜女人的预感真有道理，那位不幸的食品商贩因为在那天晚上帮助国王烧毁了几份秘密文件，后来丢掉了脑袋。国王和王后想出种种匪夷所思的借口赖着不走，但是时间不断流逝，布耶的轻骑兵始终不见踪影。一切都已准备就绪，路易十六突然宣布，他还想吃点东西——他已沦落到什么田地，竟不得不演出这样的滑稽戏。能够拒绝一位国王吃顿便饭吗？不能，那就赶快把饭端来，千万别再延误行程。路易十六一小口一小口地吃了好几口，玛丽·安托瓦内特则不屑地把盘子推到一边。现在可就再也没有借口了，国王全家已经走到房门口，王后的一位贴身女侍奈夫维勒夫人突然装病，倒地抽搐。玛丽·安托瓦内特立即霸道地宣称，她不能把她的侍女弃之不顾。不把医生请来，她是不会走的。但是即便是医生，也比布耶的部队来得早些——整个瓦累纳的居民都已起床。医生让那个装病的宫女服用了几滴镇静药水，那场可悲的戏剧也就没法再演下去。国王叹了口气，第一个走下那狭窄的楼梯。玛丽·安托瓦内特跟在国王后面，紧闭双唇，挽着舒瓦瑟尔的手臂。她预感到，这次归途之中，他们大家将面临什么事情。但是在她担心自己处境的同时，还想到了她的朋友：在舒瓦瑟尔到达的时候，王后的第一句话乃是：“您说，费尔森获救了吗？”要是身边有个真正的男人，即便是这次地狱之行，她也能顺利通过；可是置身于孱头和懦夫之中独自坚毅勇敢，那就难了。

国王全家登上马车。他们还一直寄希望于布耶和他的轻骑兵。但是毫无动静。只有群众排山倒海气势汹汹的鼓噪围在他们四周，震耳欲聋。浩浩荡荡的车队终于起动。六千人围着他们，整个瓦累纳的居民带着他们的战利品向前迈进，这时愤怒和惊恐转化为响亮的胜利欢呼。这艘君主政体的灾难之舟，在革命歌曲的伴随之下，在无产阶级大军的重重包围之中，驶离它方才搁浅的礁石。

只差二十分钟，瓦累纳后面的大道上，滚滚车尘还像烟柱似的直插火烫的晴空，从城市的另一端，骑兵风驰电掣般飞奔而来，整整几个骑兵中队。布耶的轻骑兵，人们徒劳无功地期盼已久的轻骑兵终于赶来！国王要是还能再坚持半个小时，他们就能把国王簇拥到自己大军的中心，现在欢呼胜利的这群人就会惊慌失措地逃回家去。可是当布耶听说，国王没有胆量，业已屈服，他便撤回他的部队。何必还毫无益处地流洒鲜血？布耶也知道，由于君王的软弱，这个王国的命运已经注定。路易十六不再是法兰西的国王，玛丽·安托瓦内特也不再是法兰西的王后。

第二十九章 回京之旅

船在风平浪静的海面上行驶要比在狂风暴雨之中迅速得多。国王的豪华马车从巴黎到瓦累纳只走了二十小时，而返回巴黎之旅则持续了三天。国王和王后得把屈辱的酒杯一点一滴地喝下去，直喝得涓滴不剩。两天两夜不眠不休，没换衣服，国王的衬衫已被汗渍弄得肮脏已极，不得不向一名士兵另借一件。他们六个人坐在像火烧的烤箱一样的车厢里。六月的太阳毫无同情心地直照下来，照在已经火烫的车顶上，空气中散发出火热的尘土的味道。人数越来越多的人群围着马车前进，阴鸷地嘲笑着颜面丢尽、悲惨回京的国王夫妇。那次从凡尔赛到巴黎的六小时路程和这次返回巴黎的行程相比，直如乐园之行。粗野不堪、极端恶劣的话语像石头一样地滚进车窗，每个人都想从这两个被迫还乡的人蒙受的耻辱中取乐。所以宁可车窗紧闭，待在这向前滚动的油锅散发出来的滚烫的热气里，备受烧烤之苦、干渴之罪，也不要让窗外的人用嘲讽的目光来尽情打量，用骂人的话语来横加侮辱。这些不幸的旅客脸上已经蒙上了灰色的尘土，眼睛因为熬夜并且遭受灰尘的侵袭，又布满血丝。但是仍然不许他们一直放下窗帘，因为每次经过一个小站，芝麻绿豆大的小镇长都觉得有必要向国王发表一通训话，每次国王都得保证，他并无离开法国的意图。在这种时刻，所有的人当中只有王后最为镇静，态度沉着。到达一个车站，有人终于给他们送来一些食物，王后就放下窗帘让大家充饥。这时车外的民众大叫大嚷，要求把窗帘拉起来。伊丽莎白夫人已经准备屈服，可是王后断然说“不”，她神情平静地听凭民众鼓噪，过了一刻钟已经不再显得她在服从那道命令，她才亲自拉开窗帘，把鸡骨头扔到窗外，态度坚定地说道：“直到最后，都必须保持镇静。”

终于闪现一点希望的微光：夜里在夏龙休息。市民们在那里的一座石头垒起的凯旋门后面等着，——这真是历史的嘲讽——就是这座凯旋门，二十一年前是为了向玛丽·安托瓦内特致敬而建造的。她当时从奥地利前来乘坐镶嵌玻璃的豪华马车，由向她欢呼雀跃的民众簇拥着前去会见她未来的夫婿。在凯旋门上方的带状花饰上镌刻着一行拉丁文：“但愿这座纪念碑像我们的爱情一样长生永存。”但是爱情比优质的大理石和刻字的石块要短暂得多。玛丽·安托瓦内特觉得一切都像是场梦，她记得盛装的贵族曾在这座凯旋门下迎接过她，街上张灯结彩，民众摩肩接踵，泉眼里流出的全是美酒，为了对她表示敬意。而现在等待着她的只是冷冷的，充其量也不过是带点同情的礼貌。但是经受了那大声喧哗放肆逼人的仇恨，这毕竟还算是好事。他们可以换换衣服，好好睡觉；但是第二天，太阳又充满敌意地灼烧，他们必须继续受苦受难的路程。越走近巴黎，民众仇恨越深。国王要求给他一块湿的海绵，让他洗去脸上的尘土和污垢，一位官员便这样冷言冷语地嘲笑：“出门旅行就是这样。”王后休息了一会儿，踏着马车的阶梯上车，有个女人叫道，声音就像毒蛇的咝咝叫声：“小心点，我的小妞，过不多久你就要踩上另外的阶梯了。”有个贵族向国王夫妇表示欢迎，被人从马上拽了下来，用手枪和小刀打倒在地。到这时，王后和国王才理解到，并不只是巴黎沉溺于革命的“谬误”之中，而是在他们王国所有的田野上，新的种子已经长出丰腴繁盛的花朵；但是他们也许已经不再有力气细细体验这一切：疲劳已使他们完全麻木不仁，毫无感觉。他们虚弱地坐在马车里，对于命运已经完全漠不关心；终于，终于有信使骑马前来报告，国民议会的三名成员向他们迎面驰来，保护国王全家的这一行程。于是他们的性命得到拯救，但也仅此而已。

马车就停靠在敞开的大道上；三位议员，一位保皇党人莫布尔，市民出身的律师巴尔纳弗和雅各宾党人彼济翁向他们走来。王后亲自打开车门，迅速向他们伸出手去，激动地说：“唉，先生们，请您们注意，别让不幸的事件发生，我们的陪同人员不要成为牺牲品，他们的性命能够得到尊重。”王后在关键时刻表现出来的恰如其分的分寸感，立刻使得言行恰当：一位王后不得请求别人保护自己，而是保护那些忠心耿耿地为她效力的人。

王后的这种果断坚决的态度，从一开始就使这些派来的代表无法摆出恩人的架势：即使是那个雅各宾党人彼济翁也不得不在他的札记里颇为勉强地承认，王后感情热烈的话语对他产生强烈的影响。他立刻命令鼓噪的人群保持安静，然后向国王建议，最好让国民议会派来的两名代表也在车里就座，他们在场可以保护国王全家免遭任何不测。德·图尔赛尔夫人和伊丽莎白夫人可以登上另外一辆马车。可是王后答道，她们不下车也行，只要大家挤一挤，腾出位子来就好了。于是匆忙之中做出这样的安排：巴尔纳弗坐在国王和王后中间，王后则把王储抱在自己怀里，彼济翁则坐在德·图尔赛尔夫人和伊丽莎白夫人之间，德·图尔赛尔夫人则把小公主夹在自己的双膝之间。六个人变成了八个人，大腿和大腿紧靠在一起，现在君主制的代表和人民的代表就都坐在一辆马车里，可以说：国王一家和国民议会的代表，从来也没有像在这几个小时之中这样彼此接近。

在这辆马车里，现在发生的事情既出乎意外也自然而然。首先在两个对立面之间，在王家的五名成员和国民议会的两名代表之间，关系极为紧张，敌意森然。双方都下定决心，各自都坚决地向对方保持自己的权威。玛丽·安托瓦内特正因为身处这些“叛道者”的保护，仰仗他们的恩典，所以顽固地把目光从他们身上掠过，绝不开口。而那两位代表也绝不让彬彬有礼和低三下四混为一谈：这次行程，必须要给国王一个教训，国民议会的议员和国王的那些卑躬屈膝的宫廷佞臣不同，都是坚毅廉洁的自由人士，态度坚决。所以保持距离，保持距离，定要保持距离！

怀着这样的情绪，那个雅各宾党人彼济翁公开发起进攻，从一开头他就要给王后，这个最为高傲的女人一个小小的教训，让她手足无措。彼济翁便开口说道，他得到详细的报告，国王一家是在王宫附近登上了一辆普通的出租马车，驾车的是个瑞典人，姓什么来着……一个瑞典人，叫……说到这里，彼济翁停了下来，仿佛他想不起那人的姓名，便问王后，这个瑞典人叫什么名字。当着国王的面，向王后询问她情人的名字，这可是用抹了毒药的匕首刺向王后。可是玛丽·安托瓦内特用强劲有力的一击，挡住这次进攻：“我从不过问我马夫的姓名。”这第一次交火之后，浓重敌意和紧张气氛弥漫了这狭窄的空间。

接着，一个小小的偶然事件，使这难堪的紧张局面得到松动。小王子从他母亲的怀抱中跳下地来。这两位陌生的先生大大地激起了他的好奇心。他用细小的指头抓住了巴尔纳弗节日盛装上的一粒黄铜纽扣，吃力地读出纽扣上的铭文：“不自由，毋宁死。”未来的法兰西国王，恰好以这种方式认识革命的基本原则，自然使这两位特派员非常开心，渐渐地便衍生出一段对话，于是发生了奇怪的事情；巴兰[1]出门去，原来是为了去发出诅咒，结果却不得不决定去祝福别人。双方都开始觉得对方其实都比他们原来从远处估计的要可爱得多。彼济翁既是小市民又是雅各宾党人，巴尔纳弗，年轻的律师，在他们私人生活中一直把“暴君”想象成难以接近，目空一切，傲慢无礼，愚蠢而又放肆的家伙，认为宫廷的那种顶礼膜拜的缭绕香烟，早已窒息得他们人性全无。此刻，这个雅各宾党人和市民革命家，看见王室家庭中那种自然亲切的交往举止，大为惊讶。那个一心想要扮演加图[2]的彼济翁不得不这样报道：“我发现他们彼此之间，态度简单亲切，我很喜欢；没有丝毫王家气派，而有一种轻松自在，家人之间的和睦亲切的味道。王后称伊丽莎白夫人为‘我的小妹’，伊丽莎白夫人也用同样的方式回答，她称国王为‘我的哥哥’。王后让小王子在她膝上跳舞，小公主又和她弟弟玩耍。国王看着这一切，一脸心满意足的神气，尽管并不怎么动情，有些迟钝。”两位革命家惊讶地看到，国王的子女和他们自己的子女在家里玩耍时一样。他们甚至有些感到尴尬，发现他们自己其实比法兰西的统治者穿得体面得多，这位国王甚至还穿着肮脏的内衣。开头时候那种抵触情绪变得越来越松动。国王喝酒时客客气气地把他自己的杯子递给彼济翁。这位法兰西和纳瓦拉的国王在太子要小便的时候，亲手解开他小裤子的纽扣，在他撒尿时，亲自给他端着银质的尿盆，在那个目瞪口呆的雅各宾党人眼里，简直是个超乎自然的事件。这位满腔怒火的革命者不胜惊讶地认识到，这些“暴君”其实和我们是同样的人。同样深感意外的是王后，国民议会的这些“叛逆者”，这些“怪物”其实也都是些和蔼可亲、彬彬有礼的人！根本不是嗜血成性、毫无教养，尤其是丝毫也不愚蠢；相反，他们和王后聊起天来，显得比阿尔托阿伯爵和他那帮同伴要聪明得多。他们一同乘车走了才三小时的路程，原来双方都想以态度强硬、神情高傲来压倒对方，却经历了奇妙的，可是深刻的人性的转变，互相都想争取对方。王后提出政治问题来进行讨论，为了向两位革命者证明，她那个圈子里的人，完全不像人民受到恶劣的报纸误导所猜想的那样头脑狭隘，满怀恶意。两位特派员又努力向王后解释清楚，让她不要把国民议会的目的和马拉先生的狂呼乱叫混为一谈；谈到共和国，彼济翁甚至小心翼翼地避开这个话题。不久就表现出来，——这是古老的经验——即便是最坚定不移的革命家也会被宫廷的空气弄得晕头转向。挨近世代相传的王家尊严，竟会使一个虚荣心重的男人达到什么程度的傻劲大发，这一点再也没有比彼济翁的札记提供的证明更为逗乐的了。经过担惊受怕的三个夜晚，在极不舒服的马车里，难受已极的酷热之中，经过的三天行程，经历了所有这些心灵的激动和屈辱，妇女们、孩子们自然全都累得要命。伊丽莎白夫人身不由己地靠在她的邻座彼济翁身上悄然入睡。这立刻使那虚荣心重的蠢货兴奋不已，达到疯狂的地步，以为他已风流地征服了一颗芳心，于是他在札记中写下了那些话语，让这个被宫廷空气弄得神志昏迷的可怜家伙几百年来都成为笑柄：“伊丽莎白夫人把她那双柔情似水的眼睛转向我，这一时刻露出以身相许的表情，唤醒了我浓烈的兴趣。我们有时四目相遇，彼此会意，互相吸引。夜已深沉，月光开始向四下散布一种相似的柔和的清光。伊丽莎白夫人把小公主抱在怀里，让小公主一半坐在我的膝上，一半坐在她的膝上。小公主睡着了，我伸出一条手臂，伊丽莎白夫人伸出她的手臂搁在我的臂上。这样我们两人的手臂便缠在一起，我的手臂碰到了她的腋下。我透过衣服感觉到动作和暖流。我觉得伊丽莎白夫人的眼睛更加摄人心魄，我注意到她的举止中有某种委身的意味，她的眼睛湿润，在她的忧郁之中夹杂着某种欲念。我也许会搞错，人们也许会把不幸和欢愉的表现形式彼此混淆。但我相信，倘若我们两人单独相处，她一定会滑进我的怀抱，委身于天性的冲动。”

王家尊严危险的魔力对于彼济翁的陪伴者巴尔纳弗的影响，要比“美男子彼济翁”的这段可笑的爱欲幻想严肃得多。巴尔纳弗年纪轻轻，是个初出茅庐的律师，从他的外省小城来到巴黎。当一位王后，法兰西的王后十分谦虚地请他解释革命的根本思想，他俱乐部朋友们的理念时，这位理想主义的革命家简直像着了魔一样。这位波萨侯爵[3]不由自主地思忖，多么好的机会，能影响王后对神圣的原则表示敬畏和尊重，也许能赢得她支持立宪的思想。这位热情如炽的年轻律师说个不停，听见自己在说，瞧——他压根儿没有想到——这个据说非常肤浅的女人（上帝知道，人家对她大肆污蔑！），她侧耳细听时，神情多么关注，充满了理解，她反驳的理由，多么聪明！凭着她奥地利式的亲切可爱的神气和她假装乐于探讨这位年轻律师的建议的样子，玛丽·安托瓦内特完全把这个天真轻信的律师吸引住了。巴尔纳弗感到非常意外，人家对这位高贵的女人的态度多不公平，大大地冤枉了她。她要求的其实只是最好的结果，要是有人给她正确的提示，那么在法兰西，一切都会安然无恙。王后使他毫不怀疑，她在寻找这样一个谋士，也毫不怀疑，倘若他在将来愿意给缺乏经验的女王正确的启蒙，王后一定会感激他。对，这将是他的任务，从此开始把人民真正的愿望，转达给这个如此出人意表的明白事理的王后。在他那方面，又去说服国民议会，确信王后民主思想的纯洁。他们在莫阿的大主教宫殿里休息时，进行了长谈。玛丽·安托瓦内特居然以她亲切可爱的态度，把巴尔纳弗笼络到这种地步，这位特派员愿意为她做各种事情，听她支配。谁也没法预料，会有这样的结果，王后的瓦累纳之行竟然悄悄地带回了一个了不起的政治上的巨大成功。其余的人一路上只是热得冒汗、吃饭、困倦、垂头丧气，王后却在这辆向前滚动的囚牢马车中，还为王家的事业夺得了最后一个胜利。

行程的第三天，也就是最后一天，成为最可怕的一天。便是法兰西的天空，也是向着民众，反对国王。从清晨到夜晚，太阳都在烧烤着豪华马车，这座布满灰尘拥挤不堪的四轮烤炉。没有一丝云翳用清凉的手，把阴影覆盖在这火烧火燎的车顶之上一分钟之久。终于车子来到巴黎的城门前面，可是几十万人想要观看用苦役船运回来的国王，他们的愿望必须得到满足：于是国王和王后不得穿过圣-德尼城门回到自己宫里，而得绕个大圈，走过无穷无尽的环形大道，整条路上听不见一声喊叫，对国王夫妇表示敬意，也听不见一声辱骂，因为横幅已经使每一个向国王表示问候的人遭到蔑视，也对每一个攻击民族俘虏的人发出威胁，要给予一顿痛打。可是在国王的马车后面跟着的那辆马车，却受到万众的无尽欢呼，车里神气活现地坐着驿站长德鲁埃，那位勇敢的猎人，他用计谋和愤怒逮住了这头国王野兽。民众能有这场胜利，全都得归功于他。

这次行程的最后一个瞬间，变成了最为危险的时刻，这就是从马车通向王宫大门的两米路。国王一家有特派员保护，而民众的愤怒总要找个牺牲品，于是火气便都发泄在那三个无辜的卫队士兵身上，他们帮助“劫持”了国王。这三个人已经从车夫座上被拽了下来，一时之间，似乎王后又要再一次在她王宫的门前，看见鲜血淋淋的头颅插在长矛上摇来晃去。这时国民卫队冲到车前，用刺刀扫清了王宫的大门口。这时候，这只烤箱才打开来；国王第一个迈着沉重的脚步走下车来，汗流浃背，衣服肮脏，浑身疲倦无力。王后跟着下车。立刻响起一片危险的含混不清的低语声，冲着这个“奥地利女人”。王后快步跨过马车和大门之间短短的距离，孩子们跟在后面。残忍的旅行到此结束。

宫里仆役们列队恭候，队伍排得庄严隆重：餐桌摆得和平素一样，按照爵位高低，安排座次；返回家园的人们简直可以以为，只是幻梦一场。可是实际上这五天对王国基础的撼动，甚于改革的五年，因为当了俘虏就不再是头戴王冠的君王。国王又下降了一级，革命又升高了一级。

但是这似乎一点也没有打动这个疲惫不堪的男子，他对一切都无所谓，对他自己的命运也淡然置之。他用一只不可动摇的手在他的日记里没写别的，只记下了：“六点半从莫阿出发，八点到达巴黎，没有停顿。”这就是路易十六对他一生中蒙受的最深沉的屈辱所说的一切。彼济翁同样报道：“他（国王）是如此平静，就好像什么也没发生一样。人们简直可以认为，他刚狩猎回来。”

可是玛丽·安托瓦内特却知道，已经全盘皆输，这次徒劳往返的行程中所经历的全部苦难，对于她的傲气几乎是致命的震撼。但是作为一个真正的女人和的的确确的恋爱中人，她怀着迟到的义无反顾的最后一次激情，即使身在这地狱之中，她也仅仅思念已经离她而去的那个男人，她担心她的朋友费尔森会为她过分担心。危机四伏，形势可怕，在苦难中最最使她不安的是，费尔森跟着受苦，跟着担心。王后立即飞快地在一张纸上写道：“您对我们不必担心，我们还活着。”第二天早上，写得更加恳切，更加充满爱意（真正亲密的段落已被费尔森的后人抹去，但是从字句的震颤，仍然可以感到缠绵悱恻的呼吸）：“我还活着……可是我为您担心。因为得不到我们的消息，您受尽痛苦，我真叫苦连天！但愿上天保佑，您能得到这条消息，别写信给我，这就是说，这会使我们遭到危险，尤其不要用任何借口到这里来。他们知道是您帮我们从这儿出走的。您要是回来，那就全都完了。我们在这儿白天黑夜都有人看守，但是我对此已满不在乎。……您千万别担心，我不会出什么事的。国民议会会非常宽厚地对待我们。别了……我可能无法再写信给您……”

可是不然。恰好现在收不到费尔森的片言只语，她受不了。第二天她又写出一封无比炽热，充满柔情的一封信，要求得到他的消息，他的安慰，他的爱情：“我只能跟您说，我爱您，可我自己几乎没有时间爱您。我很好，不要为我而担惊受怕，我只乐于听到关于您的同样消息。请用密码写信给我，让您贴身侍从写下地址……请告诉我，我给您的信该寄谁的地址，因为我不写信给您简直活不下去。祝您一切都好，所有的人当中，爱得最深的，最亲爱的人儿。我用全部心神拥抱您！”

“我不写信给您，简直活不下去。”从来没有人从王后的嘴里听到过这样激情迸涌的呼唤。可是王后，她还剩多少是王后，她被剥夺了多少往日王后的这种权力；只有作为女人，谁也无法从她身上夺走她的爱情。这种感情给她力量，无私地、坚毅刚强地捍卫她的生命。

[1] 巴兰，古代幼发拉底河附近比多地方的一个术士。摩押王巴勒召他来，要他诅咒以色列人，但他服从耶和华，反而祝福以色列人。见《圣经·旧约·民数记》第22至24章。

[2] 马尔库斯·波齐乌斯·加图·尤替赞希斯（前95—前46），又称小加图，古罗马政治家。支持元老院共和派，反对恺撒。

[3] 席勒名剧《唐·卡洛斯》中的人物，卡洛斯王子的挚友，理想主义者，曾向暴君西班牙国王菲利普二世当面进谏，痛陈专制主义的罪恶。

第三十章 尔虞我诈

出逃瓦累纳揭开了法国大革命史新的一章；就在这一天，一个新的政党，共和党诞生。到现在，到1791年7月21日为止，国民议会还无一例外地，统统都是保王党人。因为大会代表全都由贵族和市民组成，但是为了即将举行的选举，在第三等级，即市民阶级后面又冲出第四等级，无产阶级，那人数众多，狂热暴躁，不可抗拒的群体。市民阶级看见他们惊慌失措，就像国王看见市民阶级惊恐不已。广大的有产阶级心惊胆战地认识到，他们释放出了什么样妖魔鬼怪的原始伟力，他们深感遗憾，可惜为时已晚。所以他们希望迅速制定一部宪法，界定国王和人民各自的权限。为了赢得路易十六的赞同，有必要对他个人加以保护；所以态度温和的各个党派贯彻他们的主张，不因国王出逃瓦累纳而对他加以任何谴责。他们伪善地坚持，国王离开巴黎并非自觉自愿，出于个人意志，而是被人“劫持”。雅各宾党人则相反，在练兵场上举行群众大会示威，要求废黜国王。这时市民阶级的领袖巴依利和拉法耶特便第一次坚决地动用骑兵，开枪射击来驱散民众。可是王后被紧紧地围困在自己家里——出逃瓦累纳之后，不许她再紧闭房门，国民卫队严格看守她的一举一动——她心里对于这些迟到的营救企图，究竟有多少实际价值，早已不抱幻想。她在窗前已经不再听到“国王万岁！”的口号，而是新的口号“共和国万岁！”她清楚地知道，这个共和国只有在她、她的丈夫和她的孩子统统毁灭的情况下，才能诞生。

王后不久也认识到，瓦累纳之夜的真正灾难并不是他们自己出逃的失败，而是路易十六的御弟普罗旺斯伯爵同时逃亡却得到成功。刚到布鲁塞尔，普罗旺斯伯爵便立即扔掉他如此长久，如此勉强地戴着的尊崇兄长的面具，宣布只要真正的国王路易十六还在巴黎充当俘虏一天，他就当一天摄政王，当一天王国的合法代表，并且暗地里竭尽全力使得这个时间尽可能地延长。费尔森从布鲁塞尔报告：“人们在这里以极不合适的方式对国王被俘表示高兴。阿尔托阿伯爵简直笑容满面，喜形于色。”现在这两位御弟终于可以挺着胸脯坐在马鞍上，他们不得不谦卑地骑马跟在他们王兄的身后，时间已经太长。现在他们可以把佩刀弄得铿锵作响，毫无顾忌地挑衅，引发战争。倘若路易十六、玛丽·安托瓦内特，但愿也加上路易十七为此统统毁灭，那就更好。因为离开宝座的两步，现在一步就可以跳过去。这样，“普罗旺斯伯爵先生”就可以自称路易十八。糟糕的是，外国的君王们也附和这种观点。对于君主制的思想而言，究竟是哪一个路易坐在法兰西的宝座上全无所谓；主要的是，革命的毒素、共和主义的毒素得从欧洲彻底消灭，得把“法兰西传染病”窒息在萌芽状态之中。瑞典国王古斯塔夫三世曾经以非常恶劣的冷漠写道：“尽管我对法国国王全家的命运极为关注，但是保持欧洲平衡的普遍状况，维护瑞典的特殊利益和各国君王的事业，这些困难就更加沉重地落在天平的秤盘上面。一切全都取决于谁能在法兰西重建王国，究竟现在坐在这个宝座上的是路易十六、路易十七还是查理十世，我们都无所谓；前提是，这个宝座必须重新建立；骑术学校的这个怪物（国民议会）必须彻底砸烂。”表达得不可能比这更露骨，更玩世不恭的了。对于各国君王而言，只有“君王的事业”，这就是说他们自己丝毫未损的权力才重要，就像古斯塔夫三世说的，究竟是哪个路易拥有法兰西的宝座，他们“都无所谓”。事实上，这事现在和未来对于他们都无所谓。这种无所谓的态度，使得玛丽·安托瓦内特和路易十六丢掉了性命。

现在，玛丽·安托瓦内特就得和这内外交困的双重危险，和国内的共和主义，王子们在国境界上煽动战争的行径同时进行斗争，这可是需要超人力量才能完成的任务。对于独自一人、势单力薄、惊魂未定，为所有朋友都抛弃的女人，这项任务完全无法解决。这里需要一个天才，兼有奥德赛和阿喀琉斯[1]的特点，既诡计多端，又英勇大胆；一个新的米拉波；但是在这艰难已极的困境之中，附近只有几个小小的帮手，王后便求助于他们。从瓦累纳返回巴黎途中，玛丽·安托瓦内特很快便一眼认出，这个在国民议会上大放厥词的外省小律师巴尔纳弗，只要王后给他戴几顶高帽子，很容易就可以手到擒来；王后现在决定充分利用他的这一弱点。

于是王后就写了一封密函直接寄给巴尔纳弗，信上说，从瓦累纳回来后，她“对那个和她谈了很多，也有许多同感的人沉思良久，深思此人的聪明才智和卓越精神，若能和此人通过书信进行交谈，定会大有裨益”。她定会守口如瓶，对此完全可以像对她的性格一样放心。她的性格是，只要事关大众的福祉，永远准备屈从大势所趋。在这样一个引子之后，王后变得更加直截了当：“不能在目前状况中长待下去。必然会有什么事件发生。发生什么呢？这点我不知道。我向他请教，想知道这事。他完全可以从我们的谈话中看出，我的意图多么良好。我将永远如此。这是我们还剩下的唯一财富，谁也不可能从我手里夺走。我深信在他身上看到追求正义的愿望，我们也同样怀有这样的愿望，并且随时随地都怀有这一愿望，尽管人们说些情况相反的话。但愿他能让我们有可能共同实现我们的愿望。他若找到一种方法让我知道他的思想，我将坦然回答，我们如何贯彻。倘若我真的看到公共的福祉，我愿做出任何牺牲。”巴尔纳弗把这封信给他的朋友们看，他们既高兴又害怕。可是，他们最后终于决定，从此共同充当王后的秘密谋士，路易十六根本就不算在内。他们首先要求王后敦促王子们回到国内，并且说服她的哥哥，奥地利皇帝，承认法兰西的宪法。王后假装服从，接受他们的这些忠告，根据谋士们的口授，王后写信给她哥哥，她按照他们的指令采取行动；“只有在事关荣誉和感恩这点上”她拒绝让步。这些新的政治教师爷，以为他们已经找到了玛丽·安托瓦内特这么一个全神贯注、知恩图报的学生。

但是这些善良的先生们可是大错特错了！实际上玛丽·安托瓦内特一刻也没有想过，完全听凭这些“叛逆者”摆布。这一系列的谈判，只是为了便于执行旧日的“拖延政策”，直到王后的哥哥召开那渴望已久的“武装会议”为止。她就像珀涅罗珀[2]一样，把她和她的新朋友们在白天织好的轻纱，在夜里统统拆开。她一方面假装顺从地把他们口授的书信寄给她的哥哥莱奥波尔特皇帝，同时又写信让麦尔西知道：“我在29日写了一封信给您，您想必一定会毫无困难地发现，那封信不符合我的风格。但是我想，我得满足这里的政党的要求，这个党亲自把这封信的草稿交给了我。我把另外一封这样的信昨天写给了皇帝。我希望我的哥哥会懂得，目前的处境，迫使我不得不去做他们要求于我的事情。希望我哥哥会理解这点，不然我将会感到非常屈辱。”王后强调：“皇帝会确信，这封信上没有一个字是她的意思，是她观看事物的方式，这点十分重要。”这样，她写的每一封信都成了乌利亚信札[3]。尽管她“不得不公正地承认”，她的谋士们虽然总坚持己见，却非常正直，并且怀有强烈的诚实的意愿，要恢复秩序，从而也就恢复了王国以及国王的权威。但是王后还是拒绝老老实实地听从她的这些帮手们，因为“尽管我深信他们善良的意图，但是他们的思想过于夸张，绝不可能适合于我们”。

玛丽·安托瓦内特以这种内心的矛盾，开始进行一种阴森可怕的两面派把戏，对她而言，并不是非常光荣的事情，因为自她从政以来，或者不如说，因为她从政，她可是第一次被迫撒谎，而实际上她撒的是极为放肆的弥天大谎。她一面伪善地向她的助手们保证，她走的每一步路都私下里并无其他盘算，可同时她写信给费尔森：“您不用害怕，我不会让这些‘狂犬病患者’抓住的。我有时和他们当中的有些人见面，或者和有些人联系，那只是为了利用他们；但是我对他们深恶痛绝，绝对不会和他们同流合污。”最后，王后完全清楚地知道，她对这些怀有好意的人们所做的这种欺骗，实在很不体面。这些人为了她，把脑袋带上了绞刑架。她清楚地感到道义上的罪责，但是她坚决地把责任推到时代、推到环境身上，是时代和环境迫使她扮演了这样可怜的角色。她绝望地写信给她忠实的费尔森：“有时候，我自己也不再理解我自己。我被迫沉思，说话的那个人是否真的是我。可是您说怎么办？所有这一切都是必要的，请相信我，要是我不立刻采取这种方法，我们也许还会跌得更惨，比我们现在更惨。我们这样做至少会赢得时间，而这正是我们所需要的一切。要是有朝一日，我又能成为我自己，我可以向这些讨饭的家伙证明，我没有让他们愚弄我，这将是多大的幸事。”她那无法遏制的傲气就只梦想着这一点，梦想着又能重获自由，不再被迫去搞政治，去搞外交，去一再撒谎。既然她作为加了冕的王后，觉得这种不加限制的自由乃是上帝赋予她的权利，她便认为对一切妄想限制她这一级别权利的人，毫无顾忌地进行欺骗，也就完全在理。

但是并不只有王后独自一人在欺骗别人，在这胜负未定危机重重的时刻，在这场大型博弈中，所有参与者人人都在互相欺骗，——不妨仔细阅读当时各个政府、各位君主、公使和大臣之间无穷无尽的通信，就会发现很少有机会这样形象生动地看到一切秘密进行的政治交易这样不讲道德。大家都在暗地里互相攻击，每人都只为了自己私人的利益。路易十六欺骗国民议会，国民议会那边又只是在等待，共和主义的思想能渗透到足够的程度，以便废黜国王。立宪派人向玛丽·安托瓦内特假装自己还拥有早已不再拥有的权力，又被玛丽·安托瓦内特非常不屑地愚弄了一番，因为玛丽·安托瓦内特背地里在和她哥哥莱奥波尔特皇帝协商。这位皇帝又尽量敷衍他的妹妹，因为他心里早已决定，绝不为了他妹妹的事业派出一兵一卒，付出一枚金币，与此同时他正和俄国、普鲁士相勾结，第二次瓜分波兰。普鲁士国王一面从柏林和奥地利皇帝商讨，举行反对法国的“武装会议”，他自己的公使，同时又在巴黎赞助雅各宾党人，并且和彼济翁同桌进餐。流亡国外的王子们又煽动战争，但并不是为了保住他们王兄路易十六的宝座，而是为了自己能尽快地登上王位，而在这些用纸张进行的比武大赛之中，那位捍卫君王制的堂·吉诃德，瑞典国王古斯塔夫忙活得极为起劲，其实这一切归根到底和他毫不相干，可是他一心要扮演欧洲的拯救者古斯塔夫·阿道尔夫[4]。布劳恩什维格公爵[5]应该率领反法联军，却同时和雅各宾党人密谈，雅各宾党人则把法兰西的宝座献给这位布劳恩什维格公爵。丹东和杜姆里埃[6]又玩弄着两面派的把戏。君王们和革命家们内部意见也都同样并不一致，哥哥欺骗妹妹，国王欺骗人民，国民议会又欺骗国王，一位君王欺骗另一位君王，大家尔虞我诈，互相欺骗，就只为了给自己的事业赢得一点时间。每个人都想浑水摸鱼，通过自己的威胁，使得大家更加心神不定。谁也不想烫着自己的手指，大家又都玩火。可是大家，皇帝们、国王们、王子们、革命家们这样不断地互相勾结，彼此误导，创造了一种互不信任的气氛（就和今天毒化世界的那种气氛相似），最终并非自己有意，却终于把二千五百万人拽到一场二十五年之久的战争急流之中。

与此同时，时代继续汹涌向前，根本不顾这些小小的花招诡计。革命的速度决不迁就这种旧日外交的“延宕”。必须做出一个决定。国民议会终于制定了一份宪法草案，把它呈给路易十六，让他采纳。必须给予回答。玛丽·安托瓦内特明白，这份“妖魔鬼怪似的”宪法，——就像她在致俄国女沙皇叶卡特琳娜的信中写的，——“意味着一种道德上的死亡，它比使人解脱一切苦难的死亡更糟千倍”，她也明白，在科布伦茨[7]和各国宫廷，人家会把他们采纳这部宪法指责为自我背叛，也许甚至于指责为个人解脱，但是国王的权力已经降低到这种地步，甚至连她这个最为高傲的人，也不得不劝人屈从。

王后写道：“我们通过这次出游，已经提供了足够的证明，在事关大众福祉的时候，我们并不害怕个人去承担风险。但是看到目前形势，国王无法再拖下去，拒不采纳这个宪法。请相信我，如果我这样说了，这事便真是这样。您对我的性格有足够的了解，不会不知道，我的性格宁可促使我去从事一桩高贵而又勇敢的行动。可是分明知道这是危险，却要无谓地去冒险，那是毫无意义的。”但是，正当羽毛笔已经放好，准备签字投降，玛丽·安托瓦内特与此同时却告诉她的一些心腹，国王打内心深处根本就没有想过，要向人民信守诺言，——欺骗别人，自己也被欺骗——“关于采纳宪法一事，我认为每一个有头脑的人不会看不出，我们之所以会做，是因为我们已失去自由。重要的只是，我们不要唤醒围在我们身边的这些‘怪物’的怀疑。无论如何，只有外国列强才能拯救我们。我们的军队已经丧失，金钱已不复存在，任何缰绳任何堤防都无法制止这些武装暴民。即便是革命领袖，如果宣讲要有秩序，便没人理会：我们现在身处的便是这样一个可悲的状况。您再加上：我们一个朋友也没有，全世界都背叛了我们，有的是由于恐惧，有的是由于软弱或者由于野心，我甚至已经堕落到这样的地步，竟然害怕有朝一日，人们又给予我们自由。现在，我们是处于毫无权力的状况，我们至少不必自我责备。”王后以奇妙的真诚态度继续写道：“您在这封信里会发现我整个的灵魂。也许我搞错了，但这是我现在看见的让我熬下去的唯一手段。我尽我所能，倾听两方面人士的意见，从中形成我自己的看法；我不知道我的看法是否得到遵从。您认识和我打交道的那个人；在我认为已经说服他的时刻，另外一个人的一句话或者意见，就能使他改变主意，而他自己却未察觉。单单因为这个缘故，上千件事情都无法贯彻执行；反正，不论发生什么事情，请保持您对我的友谊和忠诚。我是多么需要您的友谊和忠诚。请相信我，不论我会遭遇什么样的灾难：我也许会迁就客观形势，但我绝不会同意采取有损我尊严的任何措施。只有在困厄之中，你才感觉到你是谁。我的血液在我儿子的血管中流淌，我希望有朝一日，他会证明自己配得上充当玛利亚·特蕾西亚的外孙。”

这都是些铿锵有力、感人肺腑的话语。但是这些话无法掩饰她内心的羞愧。这个一心只想为人正直的女人，被迫进行这种骗人的把戏时，总感到羞愧。她从内心深处知道，她做出这种不诚实的举动，实在比她自愿放弃宝座更加有失王后风范。但是已经没有选择的余地。她写信给她心爱的费尔森：“也许拒绝采纳宪法要高贵得多，但是目前情况下这不可能。我原本希望，采纳宪法要简单得多，可惜，我们一直被怀有恶意的人团团包围着；可是我向您保证，得到突破的版本是最不恶劣的版本。王子们和流亡者们干的蠢事，也决定了我们的行动方法。所以有必要在采纳宪法时，把每一行可能会引起误解的字句全都删除，它们可能会解释成仿佛我们没有怀着最佳意图就表示赞同。”

通过这种不诚实，因而也就是非政治的假装采纳宪法，国王一家赢得了短暂的喘息时间：这是这场两面派的游戏赢得的全部收获，——但是不久就表明，——这是残忍的收获。大家都喘了口气，假装每个人都的确相信别人的谎言。浓云密布，预示风暴来临，刹那间，云破天青，乌云消散，民众恩宠的灿烂阳光，又一次骗人地照在波旁王室的头上。国王在9月13日通知，第二天他将在大会上向宪法宣誓。消息传出，原来看守王宫的国民卫队立即撤去，推勒里宫的花园向民众开放。王室被俘的状态到此结束，——就像大多数人冒失地相信的那样——革命也就此结束。很多星期很多月以来，玛丽·安托瓦内特第一次，但也是最后一次，听见上万个人同声高喊那早已消逝的欢呼：“国王万岁！王后万岁！”

可是所有的人，朋友和敌人，国境界这一边和那一边早已阴谋策划，不让他们再继续活下去。

[1] 《荷马史诗》中的两个主要人物，前者足智多谋，后者骁勇善战。

[2] 珀涅罗珀，希腊神话中的人物，为斯巴达公主，奥德赛之妻，丈夫去参加特洛亚围城之战，不少人向她求婚，她表示要织完一件她公公的尸布再考虑婚嫁，但她白天织出的东西，夜里又统统拆掉，如是三年。

[3] 乌利亚信札，《圣经》中乌利亚送信的故事，指送信人传送的信件给自己带来灾祸。（见《旧约·撒母耳记下》第11章14—17节）

[4] 古斯塔夫·阿道尔夫（1594—1632），即瑞典国王古斯塔夫二世，阿道尔夫1611—1632年为瑞典国王，是瑞典历史和三十年战争（1618—1648）史上最重要人物之一，他使瑞典一度居于北欧霸主地位。

[5] 卡尔·威廉·斐迪南·封·布劳恩什维格公爵（1735—1806），普鲁士陆军元帅，法国大革命期间担任普奥联军统帅，反对法兰西共和国。

[6] 查理-弗朗梭阿·杜·彼里埃·杜姆里埃（1739—1823），法国将军，在第一次反法同盟的联军进攻法国时，起先曾打败联军，不久背叛法国，反击法军。

[7] 德法边境的城市，法国流亡分子的聚集地。

第三十一章 挚友最后一次出现

玛丽·安托瓦内特的沉沦中，其实悲剧时刻并非疾风暴雨雷电交加的惊人风暴的瞬间，而是这过程中不时闪现的虚幻骗人的艳阳高照的晴好日子。倘若革命像山洪暴发汹涌澎湃，把封建王国一举击成齑粉，王国的沦丧像雪崩似的完成，没有沉思默想，暗怀希望，进行反抗的喘息时间，那么革命对于王后而言，就不会像垂死挣扎的缓慢过程这样可怕地折磨她的神经。可是在风狂雨骤之中总会突然风平浪静：在革命过程中，国王一家五次十次地可以深信，终于和平得以重建，斗争已经结束。但是革命是像大海一样的自然元素，这样的滔天巨浪并非一跳就突破一切，扑上陆地，而是在每次狠狠一击之后又波涛退落，似乎精疲力竭，而实际上只是酝酿着新一轮毁灭性的潮水高涨。受到威胁的人从来也不知道，最近的一层波浪是否就是最为强劲，决定一切的浪涛。

国王采纳了宪法之后，危机似乎已经克服。革命已经变成法律，骚动不宁已经凝固成型。接下来是几天、几周骗人的舒适安宁，几个礼拜虚幻的回光返照。大街小巷充满了尽情欢呼的声浪，议会洋溢着昂扬的激情，戏院里喝彩声掌声犹如雷鸣。但是玛丽·安托瓦内特早已失去了她青年时代天真烂漫、无拘无束的盲目轻信。当她孩子们的女太傅从充满节日气氛、灯火通明的城里回到宫中的时候，王后叹着气对她说：“多可惜啊，这样美好的东西，在我们心里只能引发一种悲哀和不安的情绪。”不，失望的次数太多，她不愿再继续受骗上当。她写信给费尔森，她心灵的挚友：“一切只是暂时平静，但是这阵平静是系于一根绳索。民众现在如此，以往也总是这样，时时刻刻都准备采取一切恐怖行动。他们向我们保证，是拥护我们的。我对此根本不信，至少不信这和我有关。我知道，所有这一切究竟有几分可靠。在大多数情况下，这是花钱买来的。只要我们按照人民的要求办事，人民才爱我们。但这不可能再长期继续下去。在巴黎，现在比从前更不安全，因为大家已习惯于看见我们备受屈辱。”事实上，新选出来的国民议会使他们大失所望。按照王后的看法，这个议会比先前的那个议会要“糟上千倍”，这个议会最初通过的决议之一，便是剥夺国王叫作“陛下”的称呼。几周之后，领导权便转到吉伦特党人手里，他们对共和国公然表示好感，彼此和解的神圣彩虹迅速消逝在重新升起的浓重云层后面。又一次开始战斗。

国王和王后对于自己处境的急剧变化，倒并没有算在命运的账上，而是归咎于他们自己的亲戚。普罗旺斯伯爵和阿尔托阿伯爵把自己的总部设在科布伦茨，从那里公然向推勒里宫宣战。国王身陷困境，采纳了宪法，成为他们最佳的把柄，通过他们收买的新闻记者，把玛丽·安托瓦内特和路易十六当作懦夫大肆嘲弄，而他们自己处于安全地位，则装作唯一有资格充当君王思想真正的捍卫者。他们的兄长为了这场游戏，有可能要以送掉性命为代价，这点他们就不管不顾了。路易十六央告请求他的两位御弟，甚至命令他们返回巴黎，从而消除人民合理的怀疑，但是白费力气。这两个阴谋篡位的家伙阴险地声称，这并不是被俘的国王表现出来的真正意愿，他们待在科布伦茨，身处枪炮的射程之外，不受任何威胁地扮演英雄的角色。玛丽·安托瓦内特对于这些流亡分子的怯懦，愤怒得浑身颤抖。那些“可鄙的族类，一再声称，他们如何喜欢我们，而实际上一直在对我们下着毒手。”她公开谴责她丈夫的这些亲戚，完全是“他们（这些亲戚）的态度使他们陷入现在所处的境地”。——“但是”，她愤怒地写道，“他们想干什么？为了置我们的愿望于不顾，他们便装腔作势地说，我们失去了自由（当然这是事实），因而便不能说我们想说的话，于是他们便不得不采取违反我们意志的行动。”她白白地请求奥地利皇帝，希望他拦住那些身在国外的王子们和其他法国人，但是普罗旺斯伯爵赶上了王后派出的使者，把王后发出的一切命令都说成是在“胁迫下写出的”命令，赢得求战各派人士的赞同。路易十六写信通知瑞典国王古斯塔夫他已采纳宪法，古斯塔夫把路易十六给他的信函，拆都没有拆开就退了回去。俄罗斯的女沙皇叶卡特琳娜更加鄙夷不屑地嘲讽玛丽·安托瓦内特，除了手里的一串念珠，别无其他希望，这也着实十分可悲。王后自己在维也纳的哥哥，拖了好几个礼拜才写了一封曲里拐弯的回信；归根结底列强都在静观其变，直到机会对他们有利，可以在法兰西的无政府状态中浑水摸鱼。谁也没有提供真正的帮助，谁也没有做出明确的建议，谁也没有真诚地问过，那对困在推勒里宫的国王夫妇有什么愿望，有什么需求；他们大家演出的这台两面派的好戏越演越来劲，——以这两个不幸的俘虏为代价。

那么到底玛丽·安托瓦内特自己又有什么愿望，又希望发生什么事情呢？法国大革命几乎和每个政治运动一样，总以为敌人在制定深不可测、神秘已极的计划，深信玛丽·安托瓦内特在推勒里宫有个“奥地利委员会”，正在制定一场极为出色的反对法兰西人民的十字军东征，有些历史学家也跟着瞎说八道。实际上玛丽·安托瓦内特，这位出于绝望的外交家，从来就没有一个清晰的思想，从来就没有一个确切的计划。她只是抱着一种令人赞佩的牺牲精神，以一种对她而言令人意外的坚韧勤奋，写出一批批的信函，寄给各个方面，撰写和编审各种备忘录和建议，和人们商议讨论。可是她写得越多，人家越不明白她的政治思想究竟如何。她隐隐约约地希望出现一个列强的武装会议，一个半吊子的措施，既不过于激烈，也不过于温和，一方面可以通过威胁吓唬革命派，另一方面又不至于伤害法兰西人的民族感情。但是到底如何进行，何时进行，她自己也不清楚。她的行动和思想并不符合逻辑，她的生硬突兀的行动和呼喊，使人想起一个溺水的人，挣扎只使他溺水越来越深。王后有一次宣称对她而言，唯一行得通的道路乃是赢得人民的信任，可是紧接着，在同一封信里，她又写道：“已经不再有和人民和解的可能性。”她不希望发生战争，并且正确而清楚地预见到：“我们一方面有责任为反对他们而进行斗争，这似乎不可避免。另一方面，我们在这里又会有勾结外国军队之嫌。”过了几天，王后又写道：“只有武装力量才能重建一切。”“没有外国的帮助，我们不可能有任何作为！”王后一方面煽动她哥哥，希望这位皇帝终于应该感觉到，人们加在他身上的侮辱。“但愿你们不要再关心我们的安全，是这里的这个国家在挑动你们开战。”可是紧接着她又来阻止她的哥哥：“倘若从国外发动进攻，将使我们死于刀下。”最后，谁也弄不明白她的企图究竟是什么。各国外交部门，根本不想只为召开一次“武装会议”而浪费金钱。倘若花钱把军队投到国境线上，就希望精力充沛地大打一场，有领土兼并，又有战争赔偿。而他们只是“为了法兰西国王”，去让他们的士兵枕戈待旦。对于这种非分的要求，他们只能耸耸肩膀。俄国的女沙皇叶卡特琳娜写道：“有些人不断地以互相矛盾的两种方式和你谈判，对这种人该怎么想呢。”甚至对王后最为忠心耿耿的费尔森，自以为了解王后最深层的思想，最后也弄不清楚，王后到底是要什么，是要战争，还是要和平，她是从内心深处已经顺从宪法，还是只想拖住立宪派人士，她到底是在欺骗革命，还是欺骗各国君王，而实际上，这个备受折磨的女人只希望得到一点：那就是活着，活着，活着，不再受到屈辱。搞这种两面派的把戏，使她真诚直率的天性难以忍受，她内心受到的痛苦远远超过大家的预料。对这种强加于她的角色，她深恶痛绝。这种憎恶之情，一再化为一声深沉的人性的呼喊：“我自己也不明白，该采取什么态度，什么腔调。全世界都责怪我虚伪、作假，谁也不相信——这还很有理由——我哥哥对他妹妹可怕的处境，竟如此不感兴趣，让他妹妹不断遭受危险，却一句话也不对她说。是的，他让我遭受危险，比他自己真正采取行动，要让我遭受千百倍的危险。仇恨、怀疑和放肆是目前驱使这个国家行动的三股力量。人们由于极度恐慌变得放肆狂妄，因为他们同时深信，国外不会采取什么行动……再也没有比像我们现在这样待着不动更糟糕的事了，因为我们已不再指望从时代，从法兰西内部得到任何帮助。”

最后仅仅只有一个人理解，王后所有这些信件的来来往往，下达命令，又撤销命令，只是不知所措的绝望的表示。这个女人孤立无援，无法自救。这个人知道，没有一个人站在王后一边，因为路易十六优柔寡断，根本不算在内，便是王后的小姑子，伊丽莎白夫人，也并不是保王派传说所称颂的，完全像天使般献身上帝，赤胆忠心，和王后志同道合。“我的妹妹是如此轻率冒失，为阴谋家们重重包围，尤其受国外两个哥哥的绝对控制，根本没法互相交谈，不然就会成天吵架。”从王后坦诚真挚的内心深处还迸发出更加厉害、更为狂野的话语：“我们的家庭生活简直是座地狱，即使怀有全世界最良好的企图，你也没法有别的说法。”身在远方的费尔森越来越清楚地感觉到，只有一个人现在可以帮助王后，这个人拥有王后的信任，不是她的丈夫，不是她的哥哥，也不是她的任何亲戚，而是他自己。几周前王后还利用秘密途径，通过埃斯特尔哈奇伯爵[1]向费尔森传递过去始终不渝的爱情的信息：“您若给他写信，请告诉他——无论相距多少里路，相隔多少国家，都无法把两颗心彼此分开，我现在每天都更加深刻地感觉到这一真理。”还有一次：“我不知道他现在在哪里。得不到任何消息，甚至都不知道，我所爱的那些人都在何方，这对我而言真是可怕的折磨。”有一份礼物伴随着这些最后的火热滚烫的情话，这是一枚小小的戒指，正面刻了三枝百合和一句铭语：“谁离弃她，便是懦夫。”玛丽·安托瓦内特写信告诉埃斯特尔哈奇，这枚戒指她是根据自己手指的尺寸叫人打造的，在她寄出这枚指环之前，先把戒指在自己手上戴了两天，就仿佛这样一来，就把她活生生的鲜血的热度渗透到这冷冰冰的金子里去。费尔森把他情人的这枚指环戴在手上。这枚刻着铭文“谁离弃她，便是懦夫”的指环将每天都向他的良心发出呼唤，为这个女人甘愿冒一切风险。既然王后的信件这样强烈地发出绝望的声调，既然费尔森认识到，他心爱的女人已经开始被狂野的感情迷乱所攫住，因为她眼看着自己已被众人所抛弃，他感到自己身受刺激，想要去从事真正的英雄业绩。既然他们两人无法以通信的方式互通消息，为重大的事情做出决定，费尔森决定前往巴黎探访玛丽·安托瓦内特。就在这座巴黎城里，他的性命已经不受法律保护，他的存在对他而言就意味着必死无疑。玛丽·安托瓦内特听到这个预告大吃一惊。不行，她绝不希望她的挚友做出这样重大的，真正体现英雄本色的牺牲。作为真心恋爱中的情人，王后深爱费尔森的性命甚于自己的性命，也甚于费尔森来到她的身边给她带来的难以名状的安慰和幸福。因此她在12月7日急忙回信：“在目前这一当口您绝对不能前来。这将是把我们的幸福进行赌博。我这样说，您就应该相信我，因为我按捺不住地想要见您。”但是费尔森并不让步。他知道，让王后挣脱目前处境已是绝对必要。他和瑞典国王一起制订了一个新的出逃计划，尽管王后表示拒绝，但是一个受到召唤的情人听觉灵敏，他知道王后实在极其渴望见到他。写了这么多小心翼翼、百般掩饰的书信之后，又能自由自在不受限制地交换思想，这个孑然一身的孤独女人定会感到心灵的负担大大减轻。2月初，费尔森做出计划，不再继续等待，径自前往法兰西去见玛丽·安托瓦内特。

这个决定其实是个自杀行为。简直可以有一百比一的把握，证明他这一去，不可能回来，因为当时在法兰西，谁的人头也没有他的人头这样价值昂贵。谁的名字也没有像他的名字这样经常被人提及，这样咬牙切齿地被人提及，费尔森在巴黎已不受法律保护，几乎人人手里都有他的通缉令。只要有一个人在途中，或在巴黎认出他来，他就会遍体鳞伤，横死街头。但是，费尔森却不仅要前往巴黎，在那里找个隐蔽的角落潜伏下来，而且要径直进入米诺陶鲁斯[2]难以进入的洞穴之中——这一行动千百倍地提高了他的英雄主义——他要一直进入推勒里宫，那里有一千二百名国民卫队日夜看守。进入宫中，那里仆役成群，其中每一个仆役，每一个侍女，每一个马车夫都认识他本人。但是这一次这位贵族机会难得，可以证明他这恋人的海誓山盟，不然就永无证明的机会。“我活着只是为了给你效劳”。于是在2月11日，费尔森实现这一诺言，做出了全部法国大革命史上最为英勇大胆的行动之一。费尔森戴了一顶假发，揣着一张假护照上路，他放肆地伪造了此行必要的瑞典国王的签名，说是执行外交使命，前往里斯本，仅仅由他的副官陪同，而他自己则假装是这位副官的仆人。几乎是个奇迹，护照和本人都没有遭到仔细盘查，2月13日，他顺顺利利地在下午五点半抵达巴黎。尽管他在巴黎有个可靠的女友，或者甚至是他的情人，冒着生命危险，准备把他隐蔽起来，费尔森却下了邮车，直接前往推勒里宫。冬日里很早就夜幕低垂，夜色亲切地庇护了这个胆大妄为的情人。他还拥有那道秘密房门的钥匙，这扇门——真是令人难以置信地幸运，——这一次也没人守卫。他忠实地揣在身上的那把钥匙尽了它的职责，费尔森开门进入房间：相隔八个月残忍已极的分离，和发生的难以言表的事件，——一个世界从此彻底改变——情人又回到他心上人的身旁，费尔森再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来到玛丽·安托瓦内特的身边。

关于这次值得记忆的探访，有两份记录都出自费尔森的手笔，一份是公开的，一份是私密的。两者有引人注目的差异。恰好是这些差异，给人以无限的启发，看出费尔森和玛丽·安托瓦内特之间的关系，究竟真正的形式如何。因为费尔森在致国王的正式信函中这样报告：他是在2月13日晚上六点抵达巴黎，同一天晚上就见到了两位陛下，并与之交谈，——他特意强调“陛下”为复数，那就是路易和玛丽·安托瓦内特，第二次交谈是在第二天晚上。这份报告是费尔森为瑞典国王所写，费尔森知道国王非常饶舌，他不愿把玛丽·安托瓦内特的妇女名誉交到国王手里。这份报告便和费尔森日记里的那份意味深长的私密报告有些出入。日记里这样写道：“去见她；采取我通常走的那条路。担心国民卫队，她的房间奇妙无比。”这里明确写道：“去见她”，而不是“去见他俩”，接下来在日记中还有两个字，后来被那只臭名昭著的极其拘谨的手涂了墨水，无法卒读。但是幸运的是后来又成功地抹去了墨水，显出了这两个内容至关紧要的字，那就是“restél”，译成德文是“留在那里”。

凭这两个字，那个特里斯坦[3]之夜的整个情景就清楚了：费尔森在那天晚上不是像他向瑞典国王报告的那样，为两位“陛下”所接见，而是为玛丽·安托瓦内特一人单独接见，而他这天夜里是在王后的寝宫里度过的，这点已不存在任何怀疑。夜里离宫而去，又返回来，再一次离开推勒里宫，必然会无谓地增加许多倍危险，因为在走廊里国民卫队日夜巡逻。玛丽·安托瓦内特的寝宫就在楼下，大家都知道，只包括一间卧室和极小的一间盥洗室：因此除了使那些道德维护派极为难堪的解释之外，别无其他解释：费尔森在这一夜和第二天直到午夜就一直躲在王后的卧室里。在整座皇宫里，只有这一个房间能够安全地避开国民卫队的监视和仆人的目光。

关于他们两人单独相处的那些小时，费尔森只字未吐，守口如瓶，他很善于保持沉默，即使在他的秘密日记本里，他也只字未提。所以其他任何人也应该遵守这一最为高尚的义务。任何人都有权利相信，即便是这天夜晚，费尔森也都在恪尽罗曼蒂克骑士的职责，为王后效劳，两人谈论的尽是政治。但是谁若用心灵感受，而且感觉清明，谁若深信沸腾热血的力量甚于相信永恒的法律，定会意识到，即使费尔森以前没有很早就是玛丽·安托瓦内特的情人，那么在命运安排的这个夜晚也就成了王后的情人，这可是以人性的无限勇气为赌注才赢得的夜晚，是个一去不复返的最后的夜晚啊。

第一夜完全属于这对情侣，第二个夜晚才属于政治。晚上六点，也就是在费尔森抵达之后正好二十四小时，谨慎的丈夫才走进王后的卧室，和那富有英雄气概的使者进行对话。费尔森呈献的出逃计划，路易十六断然拒绝。首先因为他认为这一计划根本不可能执行，其次是出于荣誉感。因为他曾公开向国民议会承诺待在巴黎，不愿背叛他自己的诺言。（费尔森对此在日记中满怀敬意地写道：“因为他是一个正派人。”）接着，国王作为男人信任另一个男人，向这个可靠的朋友分析他的处境：“我们这里都是自己人，可以袒露心扉地说话。我知道，人家责备我性格软弱，不能当机立断，但是谁也没有经历过我这样的处境。我知道我错过了（出逃）的最佳时机，7月14日，从此以后我再也没有重新找到这样的良机。全世界都已把我弃之不顾。”无论是王后还是国王，都已不再抱有自我拯救的希望。列强肯定会想尽一切办法，而不顾及国王和王后本人。只是列强也不要奇怪，国王在这里会对有些事情表示赞同；他们处于现在的地位，也许不得不做一些有违他们心愿的事情。他们只可能给自己争取时间，而救星则只能来自外国。

费尔森在宫里一直待到午夜，该讨论的全都讨论过了。然后就到了这三十小时中最艰难的时刻，他们不得不告别。他们两人都不愿觉察到，却又确确实实地预感到：再无见面之日！绝对不会再见！今生今世再也不会见面！王后心肝皆摧，为了安慰王后，费尔森答应她，只要一有可能，他一定再度前来，看到自己待在王后身边，使她情绪大大平静下来，心里深感欣慰。王后陪伴费尔森走过那幸亏无人问津的黑暗走廊，一直走到门边，他们还没来得及说出最后惜别的话语，还没有最后一次拥抱告别，陌生人的脚步声已经迫近：致命的危险！费尔森披上大氅，戴上假发，闪身溜出门外，玛丽·安托瓦内特则逃回她自己的卧室；这两个情侣就这样最后一次彼此相见。

[1] 瓦伦丁·拉迪斯拉斯·埃斯特尔哈齐伯爵（1740—1805），原为匈牙利人，为法国骑兵军官。

[2] 米诺陶鲁斯，希腊神话中的人身牛头的怪物，食人肉，饲养于克里特岛的迷宫之中。

[3] 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为公元七世纪初，欧洲骑士时代的一对情侣，他们的爱情悲剧成为在西方流传千年的古老传说和，和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故事并称西方两大爱情经典。

第三十二章 遁入战争

古老的药方：倘若国家和政府无法再控制国内的危机，就设法把紧张局势引向国外；根据这一永恒的法则，革命的代言人们为了避免引发不可避免的内战，几个月来，一直要求向奥地利开战。路易十六经过采纳宪法，虽然削弱了他的国王的权威，但却巩固了国王的地位。那些像拉法耶特一样毫无猜疑的人也深信——革命现在已经到头。可是吉伦特党人控制着新选出的国民议会，打心眼里就是共和主义者。他们要取消这个君主制度，为此别无更好的办法，只有通过一场战争，因为战争必然会不可避免地使王室和民族发生冲突。因为外国军队的先锋便是国王的两个大声鼓噪的御弟，而敌对国家的参谋本部全都置于王后哥哥的麾下。

玛丽·安托瓦内特明白，一场公开进行的战争成不了她的事，只会坏了她的事。无论做出什么军事决定，都必然会对她不利。倘若革命军队战胜了流亡者，战胜了列强的皇帝们、国王们，那么可以肯定，法兰西不会继续容忍一个“暴君”。反过来，倘若国民的军队被国王和王后的亲戚们所打败，那么毫无疑问，群情激愤或者受到别人挑唆的巴黎暴民，会让幽囚在推勒里宫的这两个俘虏对此负责。法兰西获胜，他们将失去宝座；外国列强获胜，他们将失去生命。出于这样的原因，玛丽·安托瓦内特写了无数的信函，请求她的哥哥莱奥波尔特皇帝和流亡者们保持平静。这位小心翼翼、犹豫不决、冷静盘算、内心反战的奥地利皇帝，果然把那些挥舞刀剑，进行挑衅的王子们和流亡者们甩开，避免采取一切有可能被解释为挑衅的行动。

但是玛丽·安托瓦内特的幸福之星早已黯淡无光，命运准备突然发生的一切事件，都对她不利。恰好在现在，在3月1日，一场突发的疾病，夺去了她的哥哥莱奥波尔特，这位和平的维护者的生命。十四天之后，一位谋反分子举枪一击，刺杀了瑞典国王古斯塔夫，王后失去了她在欧洲君王当中拥有的保王思想最佳的捍卫者。这样一来，战争便不可避免。因为古斯塔夫的后继者不再思考去维护君主主义者的事业，而莱奥波尔特二世的后继者根本不考虑他的这两位至亲，最后只是衡量他自己的利益。这位弗朗茨皇帝年方二十四岁，幼稚冷漠，毫无感情，在他的灵魂里已经不再燃起玛利亚·特蕾西亚女皇精神的火花。玛丽·安托瓦内特在他那里既得不到理解，也感觉不到想要理解的愿望。他凛若寒冰似的接见了玛丽·安托瓦内特的使者，漠不关心地接读了她的书信。皇帝的这两位至亲是否陷入极端可怕的心灵矛盾之中，他的措施是否会危及他们的生命，他都全然不顾。他只看到，这是扩张势力的良好机会，拒绝接受国民议会的一切愿望和要求，态度冷漠，令人气愤。

于是吉伦特党人幸运地占了上风。4月20日，路易十六经过长时间的反抗，终于被迫，——就像人家说的——眼含泪水，向“匈牙利国王”[1]宣战。军队开始启动，命运不可逆转地发展下去。

在这场战争中，王后心里到底站在哪一边？站在她旧日的祖国，还是她新的祖国一边？倾向于法兰西军队还是倾向于外国军队？保王派的描述者，王后的无条件捍卫者和歌颂者，对于这一决定性的问题忐忑不安地躲躲闪闪，不敢正面回答，甚至把一段段伪造的文字塞进回忆录和信件之中，为了掩饰清楚明了的事实：在这场战争中，玛丽·安托瓦内特全部心灵都在渴求外国联军取得胜利，法国军队遭到失败。这个立场显而易见，不会看错。谁若隐瞒这一立场，就是篡改；谁若否认这一立场，就在撒谎。因为不仅如此：玛丽·安托瓦内特首先感到自己是王后，然后才感到自己是法兰西王后，她不仅反对那些限制她君王权力的人们，站在那些本着王朝思想，想要加强她君王权力的人一边，甚至还做出一切允许她干和不许她干的事情，来加速法兰西的失败，促进外国的胜利。她写信给费尔森：“但愿上帝保佑，人们这次能为我们从这个国家得到的一切挑衅行为进行复仇。”尽管她早已忘记了自己祖国的语言，被迫让人把德文信件译成法文，她还是写道：“我从来没有比现在更因生为德国人值得骄傲的事情。”宣战前四天，她把尽可能获悉的革命军队的作战计划，转达给——或者说得更清楚些——出卖给奥地利大使。她的态度完全一清二楚：对于玛丽·安托瓦内特而言，奥地利和普鲁士的国旗是友好国家的旗帜，而祖国的三色旗则是敌人的旗帜。

毫无疑问，人们立即就会脱口而出——这是公然叛国，任何一个国家的法庭在今天，都会把这样一种态度视为罪行。但请勿忘记，何谓“民族的”，何谓“民族”，这种概念在十八世纪尚未发现，一直等到法国大革命才为欧洲塑造了这一概念。玛丽·安托瓦内特一脑子都是十八世纪的观点，不可须臾离弃。十八世纪只知道纯粹王朝的立场，国家属于国王；国王在哪里，正义也在哪里。谁若为国王和王国而战，便绝对是在为正义事业而战。谁若反对王国，便是暴乱者，便是叛逆者，即使他是在捍卫自己的祖国。爱国主义思想完全没有定型，这出人意表地在这场战争中，敌对方面在感情上产生了非爱国主义的态度：最优秀的德国人克洛卜斯托克[2]、席勒[3]、费希特[4]、荷尔德林[5]，为了争取自由思想，都渴望德意志军队[6]败北，它们还不是人民的军队，而是专制暴政的军队。而在法兰西，国王和王后又欢迎他们自己国家的军队失败，把这视为他们个人的利益。无论是边界的这边，还是那边，这场战争都不是为了国家的利益，而是为了一种精神上的思想而战。或者是为了主权思想，或者是为了自由思想。这新旧两个世纪的观点之间存在着奇怪的矛盾，最明显地体现在德意志各邦联军的统帅布劳恩什魏格公爵身上。开战前一个月，这位公爵认真地思考他是否宁可接受法兰西军队的指挥权，来反对德意志军队。由此可见：在1791年，祖国和民族的概念，在十八世纪人们的心灵之中尚未澄清。一直要到这次战争创造了人民军队，人民意识，从而也创造了各个民族之间的兄弟阋墙的战争，民族爱国主义才应运而生，并且遗传给下一个世纪。

在巴黎，人们没有任何证据，证明玛丽·安托瓦内特希望外国列强获得胜利，证明她有叛国的事实。可是尽管人民作为群体，从来也不会按照逻辑，根据计划地进行思维，但是人民比任何个人拥有更加原始更加灵敏的嗅觉；它不是进行深思熟虑，而是全凭本能。这些本能几乎从来也不会舛错。从一开始，法兰西人民就感觉到推勒里宫弥漫着森森敌意；没有任何根据，人民就嗅到了玛丽·安托瓦内特确实对人民的军队和人民的事业，进行了军事上的背叛；距离王宫一百步之遥，有一个吉伦特党人维尔尼阿[7]，在国民议会上向全场议员大声发出公开控告：“我现在在这座讲台上向你们说话，从这里可以看见王宫，蜕化变质的谋士们正在诱惑欺骗那位把宪法交给我们的国王。这些谋士正在那里锻造锁链，想把我们都拴起来。他们设下阴谋诡计，要把我们交由奥地利皇室摆布。我看见了王宫的窗户，宫里正在酝酿一场反革命，并且想出一切手段把我们扔回奴役状态之中。”为了让大家清清楚楚地认识到玛丽·安托瓦内特是这次所谓的叛乱的主谋，维尔尼阿又以威胁的语气补充了几句：“但愿住在那座王宫的人都知道，我们的宪法只答应给以国王一人拥有不受侵犯的权利。但愿他们知道，法律毫无例外地将把一切罪犯逮捕归案，没有一颗证明有罪的头颅可以逃脱宝剑的惩罚。”革命开始懂得，只有解决掉内部的敌人，才能打败外面的敌人。为了在全世界面前能赢得这一盘棋，国王必须在家里被将死，让他毫无影响。现在一切真正的革命者使劲地激发冲突；于是报纸又打头阵，要求废黜国王。臭名昭著的小册子《玛丽·安托瓦内特丑恶的一生》，连续印出新版，在大街小巷散发，借助新的动力来激活旧日的仇恨。在国民议会故意提出一些动议，希望国王能动用宪法赋予的否决权，予以否决，尤其提出那些虔诚的天主教徒路易十六无法赞同的动议，即用武力把那些拒绝向宪法宣誓效忠的神父驱逐出境，人们试图借此挑动公开的决裂。果不其然，国王第一次振作起来，投了否决票。这位国王在实力强大时，没有使用过任何权利；现在距离沉沦仅半步之遥，这个不幸的人在最为不幸的时刻第一次显示了他的勇气。但是人民已经不愿意再容忍这个蜡制玩偶提出异议。这一声否决应该是国王反对人民，也是向人民说出的最后一句话。

为了给国王，尤其是给她，给这个不屈不挠傲气凌人的奥地利女人一个彻底的教训，雅各宾党人，革命的这支冲锋队选定了一个象征性的日子，6月20日。三年前的这一天，人民选出的议员在凡尔赛的网球场，第一次聚集起来，庄严宣誓，绝不躲避刺刀的威力，用自己的力量，赋予法兰西国家形式和法律。一年前的这一天，国王化装成仆役，通过他王宫的小门，夤夜出逃，避开人民提出的苛刻要求。在这个周年纪念日，得让国王永远记住，他什么也不是，人民却是一切。就像1789年冲击凡尔赛宫，1792年冲击推勒里宫也是有条不紊地预做准备的。但是当年还不得不在黑夜的保护下，秘密而违法地把那支巾帼英雄的队伍召集起来；今天可是在青天白日，警钟长鸣的情况下，有一万五千人在啤酒酿造商桑台尔[8]的指挥下列队前进。市政府一看形势，倒向他们一边。国民议会向他们敞开大门，市长彼济翁应该负责城里的秩序，也都装聋作哑，促使这次羞辱国王之举能取得圆满成功。

革命纵队的进军，一开始仅仅只是在国民议会前举行的一次节日游行队伍。一万五千人排列得整整齐齐，列队前进，举着大字横幅：“打倒否决权！”“不自由，毋宁死！”合着《这样干》[9]的节拍，从骑术学校走过，国民议会就在这所骑术学校里开会。下午三点半，这台大戏似乎终场，游行队伍撤退。可是真正的示威活动现在才刚刚开始，因为这整个庞大的民众人群，非但没有和平地撤退，反而在没有接到命令，却显然有人指挥的情况下，扑向推勒里宫的大门口。那里虽然有国民卫队和宪兵站岗守卫，他们手执步枪插上了明晃晃的刺刀，但是宫廷按照惯有的犹豫不决的态度，对于这一事先可以预见的情况并未下达命令，士兵不作反抗，民众便一举涌入这大门狭小的入口处。人群的压力如此巨大，人们似乎是自动被推上楼梯，一直上到二楼。现在人流已不可阻挡，房门统统被挤开，门锁全被砸烂，还来不及采取任何防护措施，第一批冲进来的人已站在国王面前，只有一小队国民卫队勉强保护国王免遭不测。现在路易十六不得不在自己家里检阅这些起义民众，只有他那不可动摇的迟钝冷漠的沉着镇静，阻止一场冲突发生。国王耐心地对一切挑衅做出彬彬有礼的回答，把一个无套裤党人从自己头上摘下的红帽子，顺从地戴在自己头上。在燃烧般的炎热之中，国王竟毫不拒绝，毫不反抗地容忍了这些充满敌意的客人爱看热闹的好奇心和冷嘲热讽。

与此同时，另外一群暴乱者冲进了王后的寝宫；10月5日，在凡尔赛发生的那个恐怖的场面似乎就要重复，可是既然王后受到威胁的程度甚于国王，军官们便把士兵迅速调来。玛丽·安托瓦内特被挤到一个犄角里，为了保护她，把一张大桌子推到她的面前，使她不致在肉体上受到虐待；另外有三排国民卫队守卫在桌子前面。发疯似的冲进屋来的男男女女无法接近玛丽·安托瓦内特的身体，但是也已靠得很近，可以像观赏一件展品似的带着挑衅的神气，观看这个“怪物”，近到玛丽·安托瓦内特都不得不听到每一句辱骂，每一声威胁。桑台尔进行这次活动的本意，只是想充分凌辱，彻底吓唬王后，努力避免发生真正的暴力行为，便命令掷弹兵退到一边，让民众能称心如意好好观看一下他们的牺牲品，被战胜的王后。同时他又试图安慰王后：“夫人，有人蒙骗了您，民众丝毫不想对您干什么坏事。只要您愿意，每个人都会像爱这个孩子似的爱您。”（说着他用手指了指那个受到惊吓，浑身发抖，紧靠着母亲的王储）“再说了，您不必害怕，他们不会加害于您。”可是，每逢一个“叛乱者”向王后提出帮助，王后的傲气便顿时振作起来。王后口气强硬地回答：“人家既没有蒙骗我，也没有误导我，我并不害怕。在正派人当中，永远也用不着害怕。”王后冷冷地高傲地承受了敌意森然的目光和放肆大胆的讲话。只有当他们想强迫她，给她儿子戴上一顶红帽子，她才转过身去对军官们说：“这太过分了，超出了人的耐心。”但是她坚持住了，一秒钟也没流露出惊恐或者不安。只有等她已不再真正受到她房间里那些闯入者的威胁之后，市长彼济翁方才露面，请求人群都回家去：“别给人家机会，怀疑民众的值得尊敬的企图。”可是一直要到晚上，人群才完全撤离王宫。这时王后，这个遭到屈辱的女人，才体会到她毫无抵抗能力的全部痛苦。现在她才知道大势已去，一切都完了。她匆匆写信给挚友费尔森：“我还活着，这可真是个奇迹，这一天真是可怕。”

[1] 即向奥地利宣战，因为奥地利皇帝身兼匈牙利国王。

[2] 弗里特里希·高特里特·克洛卜斯托克（1724—1803），德国诗人。

[3] 弗里特里希·席勒（1759—1805），德国戏剧家，和歌德并列为德国古典文学两大代表。

[4] 约翰·高特利普·费希特（1762—1814），德国哲学家。

[5] 约翰·克里斯蒂安·弗里特里希·荷尔德林（1770—1843），德国抒情诗人。

[6] 这里的德意志还不是统一的德国，而是反对法国大革命的普鲁士、奥地利和其他德意志境内的大大小小的封建国家。

[7] 彼耶尔·维克图尼安·维尔尼阿（1753—1793），法国大革命时吉伦特党人的首领之一，死于断头机下。

[8] 安多阿纳·约瑟夫·桑台尔（1752—1809），原为啤酒酿造商，法国大革命时跃升为国民卫队司令，指挥民众1792年8月10日攻击推勒里宫。

[9] 《这样干》歌词大意是：“啊，我们将这样干，这样干，把贵族们吊上路灯。啊，我们将这样干，这样干，把贵族统统吊死。专制暴政将要死去，自由将要高奏凯歌，不会再有贵族教士。我们将这样干，到处都将人人平等。”

第三十三章 最后的呼喊

自从玛丽·安托瓦内特感到仇恨的呼吸扑面而来，看到革命的长矛在她自己的房间里，在推勒里宫中闪闪发光，经历了国民议会的荏弱无力，巴黎市长的满腔恶意，她心里明白，如果国外不迅速出手援助，她和她的家人就毫无办法，彻底完蛋。只有普鲁士人和奥地利人出师大捷，才可以使他们获救。尽管如此，在最后时刻，在最后关头，旧日的朋友和新近突然赢得的朋友都在设法让他们逃走。拉法耶特将军想要身先士卒，亲自率领一支骑兵，在7月14日那天从练兵场举行的庆祝活动中，把国王和国王全家带出来，举起出鞘的佩刀，把他们带出城去。但是玛丽·安托瓦内特还一直把拉法耶特视为一切灾难的罪魁祸首，宁可全家沉沦，也不把她的孩子们，她的丈夫和她自己托付给这个生性轻信容易上当的将军。

出于一种更加高尚的原因，她也拒绝了另外一个建议。黑森-达姆斯塔特的侯爵夫人认为王后受到的威胁最为严重，打算把她从宫中救出，侯爵夫人只考虑了王后独自一人的出逃计划。玛丽·安托瓦内特答道：“不行，公主殿下。尽管我完全体会到您的建议极有价值，可我不能接受。我把我的一生献给了我为我的那些亲爱的人该尽的义务，分担他们的不幸，不论人家怎么谈论他们，他们勇敢地承担了自己的命运，他们的勇气使他们值得大家同情。……但愿有朝一日，我们所做的一切，所经受的一切苦难，至少能使我们的孩子们更加幸福，这是我可以怀有的唯一愿望。永别了，公主殿下！我的一切已被剥夺，除了我的心。我的心将一成不变，永远热爱他们。请您永远不要对此怀疑，不然，这将是我无法忍受的唯一的不幸。”

这是玛丽·安托瓦内特不再为她自己，而是为后世所写的第一批信件当中的一封。她从内心深处已经明白：灾难若不再能够得到制止，她只想再尽最后一个职责，沉着稳重，昂首挺胸地走向沉沦。也许她在下意识里已在渴求一死，一种迅速而尽可能富有英雄气概的死亡，而不是陷在泥潭里缓缓地淹死，一刻不停地越陷越深地向下沉沦。在7月14日，攻陷巴士底狱的民众欢庆之日，她最后一次不得不在练兵场上参加盛大的庆典。她拒绝像她小心翼翼的丈夫那样，在外衣里面穿上铠甲防护衣。夜里，她独自睡在房里，尽管有一次有个可疑的人影在她房里出现。她不再离开房子，因为她早已不可能踏进她自己的花园，而不会听见民众在唱“否决夫人早已许下诺言，要把整个巴黎割喉宰杀”。夜里已无法安睡；每当钟楼上钟声响起，整个王宫里的人便都毛骨悚然，这可能就是要对推勒里宫发起进攻的警钟之声，这次进攻早已准备妥当。通过散布在各个秘密俱乐部和郊区各部门的信使和密探，每天，几乎每小时都传来消息，宫廷知道，只还有几天工夫，三天，八天，十天，也许十四天，雅各宾党人就要用暴力做个了断。这些密探并没有泄露什么秘密。因为马拉和埃贝尔[1]的报纸早已发出越来越刺耳的声音，要求废黜国王。玛丽·安托瓦内特心里明白，只有发生奇迹，要不就是普鲁士和奥地利的大军以毁灭性的阵势迅速进军，才能使他们获救。

王后写信给她最为忠实的密友的信札反映了她在那些最后等待、焦躁期盼的日子里，如何惊恐万状担心受怕。其实这些信札已不再是书信，而是呼号，狂野抽搐的惊呼哀号，既不清不楚，又尖锐凄厉，就像一个遭到追逐，被人扼杀的人发出的呼喊。现在只有极端小心谨慎地采用大胆无畏的手段，才能把消息从推勒里宫偷送出去，因为仆人都不再可靠，密探就在窗前门后。玛丽·安托瓦内特的信函总是藏在巧克力盒子里，卷在帽檐里，用显影墨水和密码写成（大多数不再是亲手书写）。信函的内容写得巧妙，即使被人截获，看上去也都显得无关紧要。似乎只在谈论各种各样的琐事，胡编乱造的事务和事故；王后心里的确想说的事情，往往假托第三人称，而且使用密码。现在这种极度困厄之中的呼喊迅速地、接二连三地传出去，越来越快；6月20日之前，王后还写道：“您的朋友们认为，恢复旧日状况已不可能，或者至少非常遥远。因此如若可能，请您安慰他们，他们需要您的安慰，他们的处境已经一天比一天更可怕了。”6月23日，王后的警告已更加急切。“您的朋友现在身处极为危险的境地，他的病势日益加重，进展迅速，大夫们已束手无策……您若还想见他一面，请您抓紧，请把他这令人绝望的状况转告他的父母亲。”温度计标明的热度飙升。（6月26日）她写道：“为了拯救他，有必要迅速制造危机。危机至今尚未出现，我们非常绝望。请把他的状况转告一切和他有联系的人，以便他们采取措施。时间紧迫……”即使在她发出一阵阵警报之际，这个心情迷乱的女人和每一个真心深爱的恋人一样感情细腻，深怕她已使她爱得超乎一切的情人感到深切的不安。玛丽·安托瓦内特即使在她惊恐万状极度困苦之中，首先想的不是她自己的命运，而是她的惊心呼喊会使她的情人心灵震颤：“我们的处境是可怕的，但是请您不要过于不安。我觉得我有勇气，感到我心里有什么东西在对我说，我们不久就会得到幸福，获得拯救。单单这个想法就支撑着我……别了！什么时候我们又能平静地再见！”（7月3日）接着她又写道：“千万不要因为我的缘故而心情焦虑。请相信我，勇气总会得到贯彻……别了，如可能，请设法加快实现您答应的帮助，使我们获救……为了我们，请爱护您自己，千万不要为了我们而烦心焦虑。”可是紧接着，又追着发出一封封信。“明天有八百人从马赛开来，据说他们在八天之中将有足够的力量，贯彻执行他们的计划。”（7月21日）三天之后：“请您转告麦尔西先生，国王和王后的生命在极度危险之中，损失一天就会造成难以估量的灾难……这帮杀人凶手在不断增长，人数一天天增多。”8月1日的最后一封信，也是费尔森收到的王后的最后一封信，以洞察一切的预见性极端绝望地描述了全部危险。“国王的性命，正如王后的性命，的确早已受到威胁。大约六百名马赛人的到来和来自雅各宾党人俱乐部的另一批人的到来，加剧了我们可惜很有理由的不安情绪。人们尽管采取了各种措施来保障国王一家人的安全，但是杀人凶手整个这段时间一直绕着王宫打转：他们煽动民众，国民议会里一部分议员中弥漫着邪恶的思想，另一部分议员则笼罩着软弱和胆怯……现在我们必须思忖，如何避开匕首的锋刃，制止叛乱者的把戏，他们已经蜂拥在宝座周围，想要把它推倒。很久以来，‘叛逆者们’已不再努力掩饰他们的目的，把国王一家抛在一边。在最近两次夜里举行的大会上，他们只是对于如何实施这一目的还没有取得一致意见。您从我从前写的信里可以知道，哪怕只是赢得二十四小时，都是何等重要。我今天只能重复此言，并且补充一句，倘若现在不来援助，那就只有上天才能拯救国王和王后了。”

身为情人的费尔森在布鲁塞尔收到了他心上人的这些信，可以想象他的心情多么绝望。从清晨到夜晚，他一直在和国王们、统帅们、公使们的怠惰、懒散、举棋不定进行斗争。他写出一封封信，访问各式各样的人，凭着鼓动起来的焦躁不耐的情绪所具有的全部力量，敦促大家迅速进军，采取军事行动。但是联军指挥官，封·布劳恩什魏格公爵是个出身旧日军事学派的士兵，这种学派认为，要举行一次进攻，必须事先要有几个月时间精准算出该在哪天出击。根据从腓特烈大帝处学来的战争艺术制定的早已过时的规律法则，布劳恩什魏格慢慢地、认真地、系统地布置他的部队，抱着永恒的将军的倨傲，既不让政治家们，更不让旁观者们说三道四，哪怕只是对他所写的动员计划改变分毫。这位公爵宣称，八月中之前，不可能越过国境线。接下来他可保证，按照计划——武装散步是一切将军永恒的心爱的梦想——将一举挺进到巴黎城下。

可是被推勒里宫发出的惊恐呼喊弄得心烦意乱的费尔森知道：时间已不可能拖那么久。必须采取点什么措施来拯救王后。可是在激情迸发、六神无主之际，这位恋人做出的事情，恰好会使他的情人遭到毁灭。正因为他想采取措施，阻止暴民攻击推勒里宫，不料却加速了暴民的进攻。很久以来，玛丽·安托瓦内特要求联盟各国发表一个公报。

她的——非常正确的——思路乃是，在这份公报里应该设法把共和党人，雅各宾党人的事业和法兰西民族的事业区分开来，从而使法兰西思想正派的（这就是说，那些在她的意义上思想正派的）人士受到鼓舞，使那些“叛逆者”“乞丐们”感到害怕。王后尤其希望，在这份公报里千万不要涉及法兰西的内部情况，要避免过多谈论国王，避免过于让人感到，他们是要支持国王。她梦想着有一份对法兰西人民表示友谊，对恐怖分子进行威胁的声明。但是那个不幸的费尔森，心灵深处都感到惊恐，知道要这些同盟国方面提出一份真正的军事援助，不知要等到猴年马月。他要求这份公报必须以最强硬的口气写成；于是他自己起草了一份公报，让一位朋友把这份草稿转交有关方面。糟糕的是，恰好就是这份草稿得到采纳！联军致法军的那份臭名昭著的公报完全是以居高临下、发号施令的方式写成，就仿佛布劳恩什魏格公爵的大军已经赢得胜利，打到巴黎城下。公报含有的内容，恰好是更了解形势的王后所要避免的一切。公报中不断地谈到最为虔信基督的国王神圣不可侵犯的御体，不断攻击议会违法攫取国家管理的权利，要求法兰西士兵立即臣服于他们合法的君王，巴黎市受到威胁，倘若使用暴力占领推勒里宫，将会“遭到永志难忘的报复，以儆效尤”，由武装部队施以极刑，遭到彻底破坏。还没有打响第一枪，帖木儿[2]的思想已经由一个低能的将军说了出来。

纸面上的这个威胁，效果惊人。甚至于迄今为止，一直忠于国王的人们，一听说他们的国王如此受到法兰西敌人的珍视，认识到，外国军队若取得胜利，将要毁灭革命的一切成果，那时，巴士底狱已被攻陷，网球场上发下的誓言毫无益处，难以计数的法兰西人在练兵场上的宣誓根本不算，他们也就一下子都变成了共和党人。费尔森的手，这只情人的手，用这愚蠢的威胁，把一枚炸弹扔进刚刚冒烟的微火之中，两千万人的这一怒火被这一无谓的挑衅激发，顿时爆炸。

在七月份的最后几天，布劳恩什魏格的这篇灾难性的公报在巴黎传开。联盟各国威胁，倘若民众进攻推勒里宫，就要把巴黎夷为平地，被民众视为挑衅，促使民众进攻。人们立即做好准备，采取措施，之所以没有立即发起进攻，因为还在等候核心部队赶到，这就是从马赛开来的六百名精挑细选的共和主义者。8月6日，这六百人开了过来，他们被南国的太阳晒得脸色黝黑，模样野性十足，神情坚毅果决，合着脚步唱着一首新歌。这首歌的节奏将在几周之内席卷全国，这就是《马赛曲》。这是一位并非才气横溢的军官[3]，在灵光闪现的时刻创作出来的革命的赞歌。现在一切全都准备就绪，要对这衰朽的封建王国进行最后一击。进攻可以开始：“前进，祖国的儿女们……”[4]

[1] 雅克-勒内·埃贝尔（1757—1794），法国新闻记者，法国大革命时激进分子的首领之一，成为罗伯斯庇尔的对立面，最后死于断头台上。

[2] 帖木儿（Tamerlan）（1336—1405），又名瘸子铁木儿，帖木儿帝国的创立者。他的统治以凶残专横著称，但奖掖文学艺术。

[3] 克劳德·约瑟夫·卢歇·德·李斯勒（1760—1836），法国作曲家、诗人、军官。

[4] “前进，祖国的儿女们”系《马赛曲》里的第一句歌词。

第三十四章 8月10日

从8月9日至8月10日的这一个夜晚，预示着将迎来炎热的一天。天上不见一片云翳，万千星辰闪烁不已，没有一丝微风；大街上寂静无声，映照着夏夜月亮清晖的屋顶闪闪发光。但是这片寂静骗不了人。街道之所以如此异乎寻常地荒凉，只是因为有什么异乎寻常殊为离奇的事情正在酝酿之中。革命没有睡觉。革命的领袖们聚集在各个区，各个俱乐部，他们的住宅里。信使们带着命令，形迹可疑地悄无声息地从一个区，急急忙忙地跑到另一个区，起义的参谋总部的成员们，丹东、罗伯斯庇尔和吉伦特党人，自己处于隐身人的位置，正在把非法的军队，巴黎的民众武装起来，准备进攻。

可是在宫里也无人安睡。几天来大家都在等着爆发一场起义。大家都知道：马赛人并不是白白地跑到巴黎来的。最新的消息是：第二天一早，马赛人就会开到。在这酷热难耐、令人窒息的夏夜，窗户洞开，王后和伊丽莎白夫人探出脑袋向窗外谛听。但还是什么声音都听不见。从大门紧闭的推勒里宫御花园里传来的只是宁静的幽寂，院子里只听得见卫兵们的脚步声，有时候佩刀相碰发出撞击声，或者马匹蹬蹄之声，因为有两千多士兵露宿在王宫里，走廊上尽是军官和全副武装的贵族。

终于在清晨一点三刻，一声钟响——大家都冲到窗前——遥远的郊区传来冲锋的信号，紧接着钟响第二声，第三声，第四声。远方很远的地方鼓声隆隆。现在已无任何怀疑，起义人士正在集结。再过几个钟头，便可决出胜负。王后心情万分激动，一再快步走向窗前，想倾耳细听，这咄咄逼人的信号是否越来越强。这夜无人睡眠。终于挨到凌晨四点，血红的太阳在万里无云的天空冉冉升起。这将是个酷热难当的夏日。

王宫里一切准备就绪。在最后一小时，王家最可靠的团队共有九百人之多开到王宫，全是瑞士士兵，坚毅果决不可动摇，军纪严明，尽忠职守。除此之外，从晚上六时起，还有精挑细选的十六营国民卫队和骑兵守卫着推勒里宫。吊桥已经放下，卫兵增至三岗，十几门大炮用寂静无声的慑人炮口封锁了王宫的进口大门。另外还给两千名贵族送去通知，直到午夜，宫门都为他们敞开，当然这是徒劳；只有一小撮贵族，大约一百五十人前来勤王，大多是些年纪较大、头发苍白的贵族。负责宫内秩序的是芒达，一位勇敢坚毅的军官。他下定决心，在任何威胁面前都不后退一步。但是这一点，革命者们也很清楚，清晨四点，芒达突然被撤，要他前往市政府去。荒谬的是，国王竟然让他前去。虽然芒达心知肚明，什么东西威胁着他，等待着他，他还是应召前去。一个新成立的革命公社，未获任何人的委托，强占了市政府。这个公社接见了芒达，并未审判就把他判决；两小时后，他已阴险地遭人谋杀，浮尸塞纳河上，头颅已经砸碎。守卫王宫部队的领袖，这颗坚定不移的心，这只坚强有力的手，被人除掉。

因为国王并非领袖。这个心慌意乱六神无主的男人身穿紫色外衣，睡得假发乱七八糟，目光空洞可怜，犹豫不决，跌跌撞撞地从一个房间走到另一个房间，等啊，等啊，一个劲地在等。

大家昨天还一致约定，保卫推勒里宫直到最后一滴鲜血，带着死不买账的劲头，把这座宫殿改造成一个堡垒，一座军营。可就是现在，敌人都还没有露面，大家就又开始心里没底起来，这种忐忑不安的情绪来自路易十六。此人其实并不怯懦，可是叫他负任何责任，他都惊慌失措。每当需要下定决心的时候，他就像生了病似的，怎么能指望士兵勇气百倍，如果他们看见自己的领袖尽在发抖？瑞士兵团，被军官们严加管理，军心稳固，但是国民卫队里开始出现一些可疑的迹象，他们一再听到这样的问题：“会战斗吗？不会战斗吗？”

王后简直无法再掩饰对她丈夫软弱无能的愤怒。玛丽·安托瓦内特希望现在进行最后的决战。她那疲惫不堪的神经无法再承受这没完没了的紧张气氛。她的傲气也承受不了老是处于危机四伏的状态，总是有失尊严地逆来顺受。在这两年里，她已经充分体验到，一味迁就，动辄退缩，并不能削弱一场革命的要求，而只能增强革命的自信。如今王国已经站在最后一级，最下面的一级，在它后面只有万丈深渊；再退一步，就丧失一切，也包括荣誉。这个傲气难以抑制、浑身战栗的女人恨不得自己走下台阶，走到丧失勇气的国民卫队中去，用自己的坚定决心来激励他们的决心，提醒他们尽忠职守——此时此刻，在无意识之中，在她心里已经唤醒了对她母亲的回忆，特蕾西亚女皇当年处于极端严重的困厄之中，如何怀抱皇太子，走到同样犹豫不决的匈牙利贵族面前，用一个坚定的手势，热情洋溢地把他们争取到自己身边来。但是玛丽·安托瓦内特也知道，在这样一个时刻，一个女人不得代替她的丈夫，一位王后不得代替国王。于是她便说服路易十六，在开战之前再举行一次最后检阅，发表一篇演讲，摧毁守卫者身上的摇摆不定。

这个想法非常正确：在玛丽·安托瓦内特身上，本能总是正确无误。说几句火热滚烫的话语，就像拿破仑在危险的瞬间，找到的那些发自内心坚信不疑的话语，国王向大家发誓，愿与士兵们同生共死，做出一种果敢断然的手势——还有点动摇不定的这几营士兵顿时会团结起来，组成钢铁长城。可是这时一个动作迟钝、毫无军人气概的男人，眼睛近视，动作笨拙，帽子掖在胳臂底下，跌跌撞撞地从宽大的阶梯上走下来，结结巴巴地说了几句断断续续极不得体的话语：“有人说，他们来了……我的事业也是一切善良国民的事业……我们将勇敢战斗，是不是？……”他那摇摆不定的语气，尴尬窘迫的举止，非但没有减弱士兵的不安情绪，反而使之有所增长。国民卫队带着鄙夷不屑的神气，看着这个意志薄弱的国王，迈着怯生生的步伐走近他们的队伍；本来指望他们高呼：“国王万岁！”他们的回答先是一片沉寂，然后是十分暧昧地呼喊：“民族万岁！”等国王冒险一直走到栅栏边，部队和民众已经在那里不分彼此，融成一片，国王听到公开的叛乱口号：“打倒否决权！”“打倒这口肥猪！”国王的拥护者和大臣们大惊失色，围住国王，把他簇拥着带回王宫。海军大臣上到二楼叫道：“我的上帝啊！他们嘲笑国王！”玛丽·安托瓦内特因为流泪和失眠眼睛发炎，眼圈通红，低头凝视了楼下这出可怜见的好戏，愤怒地转过头去。她深受震撼，对她的侍女说：“一切全都完了。国王没有显出魄力和干劲，这次检阅造成的恶劣影响甚于良好效果。”这场斗争还未开始，便已经结束。

在王国和共和国之间进行最终决战的这个早晨，聚集在推勒里宫前的人群当中也有一位年轻的少尉，一位来自科西嘉岛，尚无职位的军官，名叫拿破仑·波拿巴。倘若有人对他说，他将作为路易十六的继任，居住在这座宫殿里，他定会嘲笑此人是个傻子。拿破仑正好没有职务，便以他精准的军人目光估计一下进攻的结果和守卫者的结局。射出几发炮弹，派出一支尖兵冲锋，这批流氓（他日后在圣·海伦娜岛上极度轻蔑地管这些郊区部队叫流氓）就会被铁扫帚扫得四下溃散。倘若国王当时有这位小个子的炮兵少尉在身边，定能和整个巴黎相对抗。可惜在这座王宫里，没有一个人拥有这位小个子少尉钢铁般的心脏和抓紧时机迅速出击的目光。人们给士兵们下达的全部命令乃是：“不要进攻，保持镇静，强化防卫”——一个半吊子的措施，因而就铸成整个的失败。与此同时，时间已到清晨七点，起义队伍的先头部队已经开来。这是一群杂乱无章、装备极差的乌合之众，其威慑力不在于能征善战，而在于下定决心，不屈不挠。有些部队已经聚集在吊桥旁边。决战在即，不会拖延太久。掌玺大臣罗德雷感觉到他的职责所在。一小时前就劝国王移驾国民议会，置身于国民议会的保护之下。玛丽·安托瓦内特听了，直跳起来：“先生，我们这里有足够的兵力，现在终于到了确定谁占上风的时候，是国王占上风还是叛乱分子，是宪法还是革命分子。”可是国王自己现在却找不到一句坚毅果决的话语。他坐在靠背椅里，呼吸沉重，目光慌乱，等着，等着，也不知道在等什么；他还只想拖延时间，只是下不了决心。这时罗德雷又一次走来，身上佩着绶带，就凭这绶带他到处通行无阻，有几位市政府的官员陪他前来；他用果断的语气对路易十六说：“陛下，您现在连五分钟都不能耽搁，您现在除了在国民议会，在任何地方都得不到安全。”路易十六心惊胆战地答道：“不过我在骑兵竞技场上还没看见有多少人呢。”他还一直只想争取时间。“陛下，有一大群人从各个郊区逼近，还携带着十二门大炮。”

一位市政府的官员是个卖花边的商人，王后从前经常在他那里购物，这时也帮着罗德雷劝说国王。“您住口，先生！”玛丽·安托瓦内特立即打断他（只要有哪一个她看不起的人想要救她，她总是这样愤怒），“请您让掌玺大臣说话！”然后自己扭头对罗德雷说，“不过，先生，我们不是自己也有一支军队吗？”——“整个巴黎都向这里涌来，无法进行任何抵抗。”

玛丽·安托瓦内特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激动，热血一直涌上她的面颊，她必须强迫自己按捺住自己的弱点，不要向这些男人大发脾气，他们当中没有一个像男子汉一样地思维。但是责任实在过于重大；当着法兰西国王的面，她作为一个女人不得发出作战的命令。她只好等待着她那永远举棋不定的丈夫做出决定。国王终于抬起头来，凝神看了罗德雷几秒钟，然后叹了口气，高兴地终于下定决心：“咱们走吧！”

路易十六从站成两排的贵族中间走过，贵族们看着他，没有任何敬意；从瑞士士兵面前走过，忘了对他们说一句话，究竟他们要不要战斗；又从越来越密的人群中走过，大伙对国王、王后和他们少数亲信公然嘲笑，甚至威胁，路易十六没有进行斗争，也没有试图反抗，便走出了他祖先建造的宫殿，此后再也不得重新踏入。他们一行穿过御花园，走在前面的是国王和罗德雷，他身后走着王后，挽着海军大臣的胳臂，身边是她的儿子。他们毫无尊严地疾步走向盖了屋顶的骑术学校，宫廷人士从前在这里兴高采烈无忧无虑地观赏骑兵队列，现在国民议会在这里骄傲地亲身经历他们的国王，为逃命浑身战栗，不做抵抗，到他们这里来寻求庇护！一共大概二百步的距离。但是走完这二百步，玛丽·安托瓦内特和路易十六便从他们至高无上的王权地位，不可挽回地降了下来：封建王国就此终结。

国民议会看见他们过去的主人，来向他们乞求充当宾客的权利，感情错综复杂，通过宣誓和荣誉，他们和这位主人还始终有着联系。在最初深感意外之际，维尔尼阿态度宽容，作为议长宣布：“陛下，您可以指望国民议会态度坚决，议会代表曾经发誓，为维护人民的权利和依法任命的权威的权利而死。”这是一句气度恢弘的允诺，因为根据宪法，国王依然是两个依法任命的权威之一，在一片混乱之中，国民议会采取行动，仿佛还有合法秩序存在似的。他们拘泥于宪法的条文，迂腐地认为，在国民议会进行讨论之时，禁止国王在场。既然还要继续讨论，就把平时由速记人员待的旁边的包厢作为国王的避难所。这个包厢是间低矮的房间，低到人在里面没法直立，前面是几把椅子，后面是一张稻草垫子的长凳；有一架铁栏杆一直把这包厢和真正的大会会场分开。现在由议员们亲自动手，用锉刀和铁锤把这铁栏杆拆掉，因为大家一致认为，大街上的这批暴民有可能会设法使用暴力，把国王全家从这里抓走。考虑到这种极端的非常状况，议员们将中断一切讨论，把国王全家安置在他们当中。这个小笼子在这烈火燃烧般的八月天，热得令人窒息。现在玛丽·安托瓦内特和路易十六得带着他们的孩子在这里待上十八个小时，暴露在议员们充满好奇，怀有恶意和怜悯同情的目光之下。每一道着意强调的，或者尖酸刻薄的敌意辱骂都使国王夫妇蒙受难忍的屈辱，但是更加残忍的乃是在这十八小时内，国民议会对于国王全家的存在完全漠然置之。大家根本就忽视国王全家，就仿佛他们是些看门的或者观礼台上的观众；没有一个议员起身走来向他们致意，没有一个人想到提供一点舒适的设备，使他们待在这个牲口圈里日子好过一点。只允许他们侧耳倾听，大家如何自顾自地高谈阔论，根本无视他们：这个鬼气森森的场面，就仿佛有人透过一扇窗户，亲自观看自己的葬礼。

突然会场上发生了一些骚动。有几个议员跳起身来，仔细倾听，大门猛地打开，只听见从旁边推勒里宫传来几声枪响，现在窗户也被沉闷的轰然一声震得直颤：大炮的轰鸣。起义者在冲进王宫时，遇到瑞士卫队。国王方才逃走时心慌意乱，魂不守舍，完全忘记下达命令，或者像他平素一贯的那样，完全没有力气振作起来，明确地说声守还是不守。忠实按照先前，并未收回的命令，瑞士卫队处于抵抗状态，奋力保卫王国的这个空落落的外壳——推勒里宫，奉军官之命，开了几枪。他们已经驱散了王宫院子里的人群，缴获了从外面拖来的大炮，从而证明，一位意志坚强的君王，置身于忠心耿耿的臣下之间，完全可以非常光荣地自我保护。可是这时国王路易十六，这个没有头脑的国君——不久他可真要没有脑袋了——想起了他的职责，他自己表现得勇气尽丧，又怎能要求别人显出勇气，抛洒热血。于是他向瑞士卫兵发布命令，停止保卫王宫。可是决定他王国命运的命令总是：太迟了！国王的迟疑不决或者健忘成性，已经使一千多人丧失了性命。愤怒的人群犹如洪水决堤，涌入无力抵抗的王宫，革命的鲜血淋漓的灯笼又点燃起来：长矛上挂着被杀害的保王党人的头颅，直到上午十一点，血腥的屠杀方才结束。这一天不再有一颗头颅落地，只掉下一顶王冠。

国王一家只好在那闷热的包厢里挤在一起，一句话也不许说，只能默默地经历在国民议会上发生的一切。他们首先看到他们忠心的瑞士卫队，浑身沾满了火药的烟尘，血迹斑斑，冲进议会大厅，身后是获胜的起义人员，企图用暴力把这些士兵从国民议会的庇护下夺走。然后把王宫中抢来的东西陈列在大会的主席台上：银器，珍宝，信件，首饰匣，指券[1]。玛丽·安托瓦内特只好紧闭嘴唇，倾听人们如何称赞起义的领袖们。她只好毫无抵抗能力地倾听各区的代表们，如何纷纷发表无比激烈的言辞，要求废黜国王；如何在报告中把最为显而易见的事实全都予以歪曲，譬如，是奉宫廷之命，警钟敲响，宫廷包围了民众，而不是民众包围了宫廷。王后得以经历那一再重复上演的永恒的戏剧：政治家们一旦感到风向骤变，立即变得怯懦畏缩。同一个维尔尼阿，两小时前还以国民议会的名义许诺，宁可死去也不让法定权威的权利受到侵犯。现在急忙表示投降，提出动议，立即取消执行权的拥有者，也就是废黜国王，要求把国王全家迁往卢森堡宫，“置于市民和法律的保护之下”，这就是说，成为俘虏。为了使那些拥有保王思想的议员们的思想容易拐弯，假装要求为王储任命一位太傅，而实际上谁也不再去想王冠或者去想一位国王。国王唯一的权利否决权被褫夺，同样，国王否定掉的法律，国民议会又自作主张、独断专横地使之生效，没有一道目光射向那个疲惫不堪地坐在速记员包厢里的软椅上，汗流浃背的无助的男人，征求他的赞同。也许他心里正暗自庆幸，不再被人问及。从现在起，路易十六不用再作任何决定。从现在起，人们将决定他的命运。

大会持续了八个小时，十二个小时，十四个小时。挤在包厢里的五个人，在这个惊恐之夜没有睡觉，从这天早晨起，他们经历了整整一个永恒。两个孩子对这一切一点也不懂，困得昏昏入睡，国王和王后的额上沁出汗珠，玛丽·安托瓦内特不得不让人家把她的手帕在水里浸湿，有一两次喝了一杯冰水，这是一个有同情心的人递给他们的。王后眼睛发炎，既疲劳同时又清醒得要命，目不转睛地凝视着这个发着高烧的锅炉房，制造话语的机器，一连几小时，十几小时地围绕着他们的命运拼命旋转。王后一口东西也不吃，和她的丈夫完全不同。路易十六完全不顾有人在旁观看，让人家送来几顿饭，在这间小包厢里，他用沉重的颚骨慢吞吞地咀嚼个不停，就像在凡尔赛宫里摆放银质餐具的餐桌上那样从容不迫。极度危险也不能消除这毫无王者气概的身体里的饥饿感和瞌睡欲，沉重的眼皮渐渐垂落，这场会使他丢掉王冠的斗争进行正酣，路易十六却闭目小憩了足足一个小时。玛丽·安托瓦内特从他旁边挪开，躲进后面的黑影之中。在这种时刻，她总为她丈夫的这一极端有失尊严的弱点感到羞耻。她的这个丈夫，关心自己的胃甚于关心自己的荣誉，就是身处可怕已极的屈辱之中也会不紧不慢地把饭食塞下去，睡一觉。玛丽·安托瓦内特火热的眼睛转向别处，为了不把她的愤怒流露出来，她也从会场把脸转开，恨不得用双手把耳朵捂住。她独自一人感觉到这一天所经受的一切屈辱，在卡住的喉咙里，已经感到了必然会到来的一切所呈现的苦胆一样的味道；但是她一分钟也没有失态，感到有人挑衅，总表现得端庄尊严；不能让这批造反者看见她一滴眼泪，听见她一声叹息。她只是退到包厢更浓重的黑暗之中。

在这滚烫火烧的小笼子里度过了十八小时残忍的时光之后，国王和王后终于可以前往从前斐扬派修士的一座修道院，在一间没有家具、闲置已久的僧房里，匆匆忙忙地给国王和王后搭了一个床铺。几个陌生妇女借给法兰西王后一件衬衫和一身内衣。王后不得不向她的一个侍女借了几枚金币，她自己的钱不是丢了，就是在混乱之中落在柜子里忘了带走。现在终于身边没人，玛丽·安托瓦内特便吃了几口东西。在那装着铁栏杆的窗外，还没有安静下来——因为全城都患着热病——，不断有人成群结队地从窗前经过，从推勒里宫的方向，还传来沉闷的车轮滚动的声音。这是运走一千多具阵亡者尸体的运尸车：夜里进行的丑恶工作。而王国的尸骸将在青天白日清除。

第二天早上和第三天早上，王室全家必须再一次待在同一个可怕的牲口圈里，旁听国民议会的商议；一小时一小时地过去，他们可以感觉到，他们的权利如何在这烈火熊熊的炉子里熔化。昨天人家还在谈论国王，今天丹东已经在谈“镇压人民的人”，而克洛兹[2]则在谈论“被称为国王的那个人”。昨天人们还选定卢森堡宫作为国王夫妇“居留”之地，并且提议给王储安排一名太傅，今天的提法已经严峻得多：把国王置于“置于全民族的保护之下”，这是把充当俘虏说得好听一点而已。另外，公社[3]，也就是8月10日夜里新建立的巴黎革命市政府，不同意把卢森堡宫或者司法部作为国王未来居住的地方，并且明明白白地说出理由：从这两幢大楼太容易逃走。只有把国王王后放在“庙堂”[4]里，他们才能保证这些“在押犯”——对“监禁”的用词已经越来越赤裸裸地表现出来——的安全，国民议会暗自高兴，推卸了责任，不用做出决定，便让公社照管国王。公社答应以“对不幸中人应有的尊敬”，把国王全家带到“庙堂”里去；这样问题便全都解决。这一天余下的时间，直到深夜两点，这座语言的磨坊一直在转个不停，但是没有一句话有利于这两个备受屈辱的人，他们一直弯腰曲背地坐在包厢暗处，犹如置身于命运的阴影之中。

终于到8月13日，“庙堂”已做好准备。在这三天里走完了阴森可怕的一段路程。从封建专制王国到国民议会用了几个世纪，从国民议会到宪法用了两年，从宪法到攻陷推勒里宫用了几个月，从攻陷推勒里宫到囚禁国王只用了三天。从现在到断头台只还有几个礼拜，然后仅仅一哆嗦就进了棺材。

8月13日晚上六点，国王全家在彼济翁的率领下带进庙堂——晚上六点，还不到夜色朦胧的时候，还不在夜里，因为他们希望胜利的人民能够亲眼看到他们昔日的君王，尤其看到她，那个傲气冲天的王后，带往监狱的途中。他们花了足足两个小时，故意让车子慢吞吞地走过半个城市，特意让车子绕道旺多姆广场，为了让路易十六能够看到他曾祖父路易十四的塑像奉国民议会之命从底座上拖下来砸个粉碎，不要再心存疑虑，不仅是他的统治，而是他整个帝王家族的统治都已寿终正寝。

迄今为止一直统治着法国的主人用他祖先的王宫和一座囚牢相换，就在同一天晚上，巴黎的新主人也变换了他的居留之地。同一天夜里，断头机从巴黎裁判所附属监狱贡西埃尔杰里的大院里取出来，以威慑之势安置在骑兵竞技场的广场上。法兰西应该知道，从8月13日起，统治法兰西的不再是路易十六，而是恐怖。

[1] 1789—1797年间流通的一种证券，有国家财产为之担保。后当作通货使用。

[2] 阿那夏尔西斯·克洛兹（1755—1794），法国作家、政治家、革命家，原来是荷兰-普鲁士贵族，二十岁时定居巴黎，后漫游全欧；大革命爆发后回到巴黎，放弃贵族称号，为激进报刊撰文；1792年获法国国籍，成为国民公会成员，欲建世界共和国。他的出身和财富引人怀疑，终于死在断头机下。

[3] 巴黎公社有两个：一个是1870年的巴黎公社，一个便是1791年10月建立的巴黎公社。

[4] 巴黎城郊的庙堂是个古建筑，原为十字军东征时天主教骑士修会的大本营。这些身为骑士的修士保护前往耶路撒冷朝圣的信徒。这一修会在十四世纪被解散，后来这里的宫殿变成贵族饮宴娱乐的场所，这里的塔楼变成坚固的城堡，日后在修道院长管理时，又设立了一座监狱。

第三十五章 庙堂

国王全家到达“庙堂”，也就是昔日庙堂骑士的宫殿时，天色已经昏黑。主楼的窗户点着不计其数的小灯笼——大家不是正在欢庆一个全民节日吗。玛丽·安托瓦内特认得这座小宫殿。在洛可可幸福轻松的年代，国王的御弟阿尔托阿伯爵，王后的舞伴和寻欢作乐的伙伴就住在这里。十四年前的冬天，她有一次头上戴着叮当作响的小铃铛，身上拥着珍贵的皮大氅，乘坐彩绘缤纷的雪橇来到这座宫前，为了迅速地在她小叔子家里用餐。今天这所宫殿不甚友好的房主，巴黎公社的成员把她请到这里来长久居住，站在门口迎候的不是殷勤周到的仆役，而是防范甚严的国民卫队和宪兵在充当守卫。这几个囚犯用晚餐的大厅，我们从名画《孔蒂亲王家的一次茶会》上就已见过。画上的男孩和小女孩，在这里为一个上流社会奏乐助兴，不是别人，正是年方八岁的小沃尔夫冈·阿玛德乌斯·莫扎特和他的姐姐。音乐声和欢笑声笼罩了这些房间，幸福的、乐享人生的贵族们最后就住在这幢房子里。

这幢高雅的宫殿里，镀金的护墙板上也许还有莫扎特银铃般轻柔的音乐在微微震荡。但是并不是这座精致的宫殿被公社指定为玛丽·安托瓦内特和路易十六居住的场所，而是宫殿旁边的两座盖着尖顶的圆形堡垒式的古老塔楼，它们是中世纪庙堂骑士主人用沉重的方石建造的无法攻破的城堡。塔楼灰暗阴沉，酷似巴士底狱，首先使人感到阴森可怕毛骨悚然。塔楼笨重的包了铁皮的大门，低矮的窗户，四周筑有高墙的阴惨惨的院落，使人想起湮没已久的往日歌谣，古老的私设刑庭，宗教法庭，女巫的地窖和刑讯的密室。巴黎人很不乐意以怯生生的目光抬头张望这一施行暴力时代遗留的残余建筑物。房子荒废已久，因而让人倍感神秘地伫立在一个人口众多的小市民聚居的市区里：这是一个诉说着残酷往事的象征，这座古老的废弃许久的旧屋破楼如今用来充作囚牢，关押古老的，同样毫无用处的专制王国的国王、王后。

接下来几个礼拜用来加固这座宽阔的监狱。塔楼周围一些矮小的房屋都被拆掉，院子里的树木悉数砍伐，四外不致在哪一边有任何东西阻挡看守的视线。此外，塔楼旁边的两片砍光树木空无一物的院子，用一道砖墙和其他房屋隔开，先得走过三道要塞的围墙，才能走到这真正的城堡跟前。在所有出口处都设立了守卫的岗亭，每一层楼的走廊和过道的每一扇内部门口都安装了一道栅栏，迫使进进出出的每一个人在七八个不同的卫兵面前出示证件。为这些囚犯提供担保的市政府，每天用抽签的方式，任命四位不同的特派员，轮流监督所有的房间，有责任每天晚上把所有房门的钥匙管理起来。除了这几个特派员和市政府的官员，任何人没有市政府的特许，不得进入庙堂全部城堡中的房间。无论是费尔森还是任何哪一个乐于效劳的朋友，都不可能再接近国王家庭，互相通信或者互通消息的可能性从此不可挽回地就此结束——或者似乎就此结束。

另外一个安全措施对国王全家的打击更加沉重。8月19日夜里，两名市政府的官员前来发布命令，把不属于国王家庭的一切人员统统带走。对于王后而言，最痛苦的莫过于和朗巴勒夫人的诀别。夫人早已到达安全地带，又一次自愿从伦敦返回巴黎，为了恰好在危险时刻证明她对王后的友谊。她们两人都预感到不会再度见面；离别时，没有旁人在场。想必就在这时，玛丽·安托瓦内特把一绺浅黄色的头发缠着一枚戒指，附上一句悲惨的铭文：“它们都因不幸而变白。”作为她最后一件爱情的信物送给朗巴勒夫人。后来人们在这位遭到谋害的亲王夫人残损的尸体上找到了这件信物。公主的女太傅德·图尔赛尔和她的女儿也从这座共同的监狱里搬到另外一座监狱——福尔斯监狱[1]里去关押。同样，国王的陪同人员也都被遣走：只有一个贴身侍从留下为他个人侍候。这样，宫廷的最后一道微弱的光泽和表象，就此破灭。国王全家，路易十六，玛丽·安托瓦内特，他们的一双儿女和伊丽莎白公主就完全孤零零地留了下来。

害怕即将发生的事件，在大多数情况下比事件本身更难忍受。尽管囚禁对于国王和王后而言，意味着屈辱，但是囚禁首先也给予他们某种安全。围在他们四周的厚厚的墙垣，封锁得十分严密的院落，始终荷枪实弹的卫兵，阻止了一切逃走的企图，但是同时也保护他们免遭任何袭击。国王、王后再也不会像在推勒里宫里那样，每天每夜，时时刻刻都要侧耳倾听警钟轰鸣和战鼓隆隆，是不是今天或者明天会发生突然袭击；而在这座孤零零的塔楼里，今天和明天一样，日子过得同样有条不紊，同样安然无恙，风平浪静，与世隔绝，远离尘世的一切喧闹。市政当局起先竭尽全力，使遭到囚禁的国王全家过得舒适一些。革命在斗争中毫无顾忌，但是依照它内在的意志，并非毫无人性。每次狠狠地打击一下之后，总要停歇一会儿，没有想到这些停顿，这些表面上看来的休息，恰好使败北之人更加深切地感受到失败的痛苦。把国王一家移送到塔楼之后的最初几天，市政当局努力给囚禁者们把监狱尽可能弄得好过一点。巨大的塔楼重新裱糊了墙壁，添加一些家具，整整一层楼四个房间归国王使用，四个房间供王后、伊丽莎白夫人和孩子们使用。他们随时随地都可离开这发出霉味的阴郁的塔楼，在花园里散步。公社尤其对丰盛美味的食品特别关注，这对于国王的身体健康，可惜竟是头等重要的东西。至少有十三名雇员为国王的餐桌服务。每天中午起码有三道汤，四道冷菜，两道烤肉，四种甜食、蜜饯、水果，玛尔伐西尔葡萄酒，波尔多葡萄酒，香槟酒，以至于三个半月之中，厨房的开销不少于三万五千里弗尔。只要路易十六还没有被当作罪犯对待，他的内衣、服装和房间的装饰也供应得相当充足。按照国王的愿望，提供给他二百五十七本书籍作为他的藏书，大部分是拉丁文的古典作家的作品——供他消遣：在最初的短暂时间内，国王全家遭到拘留还并不像是受到惩罚，除了内心备受压抑之外，国王和王后日子还过得相当平静从容，几乎平安无扰。每天早上，玛丽·安托瓦内特把孩子们叫来，给他们上课或者和他们游戏；中午大家共进午餐，饭后玩一盘十五子游戏，或者下盘象棋。国王带着储君在花园里散步或者放风筝的时候，王后大多留在房里做做手工，她过于高傲，不愿在卫兵的监视下公开散步。晚上她亲自安排孩子上床，然后再闲聊一会儿，或者玩玩纸牌。有时候她试图弹奏一阵羽管键琴[2]，就像在往日那样，或者唱上几曲，但是和宏伟的外部世界隔绝，和她的女友们隔绝，她轻快的心情早已永远消失不可复得。她很少开口说话，最喜欢和孩子们待在一起，或者独自待着。路易十六和他妹妹极端虔诚，长时间地祈祷，严格遵守斋戒的日子。这种虔信的态度使小市民路易十六和他御妹感到安慰，让他们能够从容忍受苦难。王后却没有这种由于虔诚而得来的安慰。她的生命的意志不像那些缺乏热情者的生命意志那样易于摧折：即使在这四周紧闭的墙垣之中，她也依然心系世界；她那习惯于每仗必胜的心灵还拒绝放弃，她不愿意放弃希望——这些蕴蓄的力量现在凝聚在内心深处。在这囚牢之中，只有她一个人不甘心遭到囚禁；其余的人根本就感觉不到这是囚牢，要不是有卫兵看守，要不是永远害怕明天将会如何，对于小市民路易十六和修道院修女伊丽莎白夫人而言，其实人生的方式已经得到实现，多年来他们无意识地渴望和追求的不就是这种生活方式吗：那就是，不思不想，不担责任的消极被动状态。但是卫兵就在这儿。关押在这里的人不断地被人提醒，另外一种权力在掌控着他们的命运。在餐厅里，公社用大型字母把《人权宣言》的原文挂在墙上，用的是一个对于国王殊为痛苦的付印日期：“共和国元年”。在壁炉的黄铜炉台上，国王必然会读到铭文：“自由、平等”，进午餐，一位特派员，或者驻防部队的司令官作为不速之客出现。每一片面包都由陌生人切开检查，看里面是否含有秘密通信。任何报纸不得带进塔楼的房间里来，同样，每一个进出塔楼的人都必须要由警卫队员严加搜身，看是否夹带了什么文件纸张，另外所有的房门都在外面反锁。国王或者王后每走一步，身后都有一个荷枪实弹的看守，如影随形地跟在身后。没有旁证，不得进行任何谈话，未经书报检查，任何印刷品都不得阅读。只有在他们彼此隔离的卧室里，他们才有幸得到恩赐，单身独处。

这样严厉的看守，是否预先就精心策划得这样残酷毒辣？国王囚禁期间充当看守和监督的人员是否真的像保王党的殉难者故事里所描绘的，的确尽是些虐待狂似的刑讯酷吏？他们是不是不间断地以毫无必要的折磨刁难来侮辱玛丽·安托瓦内特和她的亲人，并且选择了一些特别粗暴的无套裤党人来干这事？公社的报告反驳了这种论点，不过这些报告也都具有党派色彩。究竟革命对于国王这一手下败将是否真的还有意识地加以侮辱和虐待，对于这个关键性的问题要做出公正的判断，需要特别小心谨慎。因为革命这个概念本身就是一个含义极广的词：它的幅度包括从无上崇高的理想主义，到的的确确的野蛮凶残，从恢弘伟大到残忍凶狠，从精神直到其反面，暴力；革命这个概念，光彩闪烁，时刻变化，因为它的色彩总取之于具体的人们和不同的状况。在法国大革命中——就像在任何革命之中，革命者明显地区分为两种典型，出于理想主义的革命者和出于怨恨愤懑的革命者：一种是些日子比群众过得好些的革命者，一心想要把群众提升到他们自己的水平，提高群众的教育、文化、自由和生活方式。另外一种是长期以来日子过得不好的革命者，他们想要对那些日子过得更好的人进行复仇，试图把他们新的权力发泄在从前有权有势者的身上。这种态度因为根植于人性的矛盾之中，适用于一切时代。在法国大革命中，首先是理想主义占上风：国民议会由贵族和市民，由全国有威望的人士组成，想要帮助人民，解放民众，但是被解放的群众，被释放的暴力，不久就转过身来反对其解放者：在法国大革命的第二阶段，激进分子，心怀怨恨的革命者占了上风；对于他们而言，权力还过于新鲜，他们无法抗拒充分享受权力的欲念。那些小知识阶层的人物，终于摆脱了备受压抑的状态，上台执掌政权。他们的野心就在于，把革命直往下拽，拽到他们自己的水平，拽到他们自己心灵平庸的状态。

就是这批满怀怨恨的革命者当中的埃贝尔，被委以照管国王全家的责任，这是一个最为典型、最为恶心的人物。革命中的最为高贵、最有头脑的人物罗伯斯庇尔、加米叶·德穆兰、圣-鞠斯特立刻就看出了这个极端龌龊的拙劣文痞，这个狂呼乱吼最会无理取闹的家伙实际上是个什么东西：是玷污革命荣誉的一个脓疮。罗伯斯庇尔用炽热的火钳把他去除——自然太晚了一些。此人过去的生活十分可疑，有人控告他在剧院售票处有贪污行为，于是失业，毫无顾忌，便投身革命，犹如一头被追捕的野兽，跳进河里，顺应潮流，因为他，像圣-鞠斯特说的，“就像只爬行动物，根据时代的规定和危险的情况变换着自己的颜色”。共和国身上涂上的鲜血越多，他在他撰写的或者不如说在他胡乱涂鸦的《杜歇斯奈老爹》上写字的羽毛笔也就越红；这是大革命时期最低级的一份马路小报。埃贝尔用庸俗不堪的语气，——就像加米叶·德穆兰说的，在报上取悦于最低下的阶级所拥有的令人反感已极的本能，从而使革命在国外丧尽威望；而他自己却多亏这种暴民的拥戴，除了获得高额收入之外，还在市政府赢得一个席位和越来越大的权力。不幸的是，玛丽·安托瓦内特的命运就交到了他的手里。

这样一个人，一旦置于国王全家人的主宰和看守的地位，可以为所欲为，尽情欺侮并且居高临下地对待一位奥地利的大公爵小姐，一位法兰西的王后，他那渺小的心灵自然志得意满。在和王室的个人交往中，埃贝尔故意表现得神情冷漠，彬彬有礼，总是沉稳谨慎地显出他便是新型正义真正的委任代表。可是在《杜歇斯奈老爹》这份报上，他就破口大骂，来发泄他的愤怒，因为王后居然拒绝和他进行任何谈话；《杜歇斯奈老爹》的声音，不断要求对“这个醉鬼和他的婊子”“彻底了断”，动用“民族剃刀”，来对付这位市府特派员埃贝尔每周都要极为客气地进行访问的那几个人。他的嘴巴无疑比他的心更为激烈，恰好是爱国主义者当中这个最卑劣、最伪善的家伙被委派来充当监狱的首脑。单凭这一点，对于这些被打败的人而言就是不必要的屈辱。因为对埃贝尔的恐惧不言而喻也影响到卫兵和官员，因为他们唯恐被埃贝尔看作不可靠的人员，必须干得比他们实际想干的更为粗鲁；可是另一方面他在报上发出的那些满怀仇恨的尖声怪叫，对于关押在这里的囚犯却意外地帮了大忙，因为埃贝尔调来充当看守的这些老老实实、浑然不知的手工业工匠和小市民，从埃贝尔的报纸《杜歇斯奈老爹》中总是读到这个“嗜血成性的暴君”和那婊子似的挥金如土的奥地利女人，现在派来充当守卫，他们看见了什么呢？一个毫无恶意，肥肥胖胖的小市民，手牵小儿子在花园里散步，和儿子一起丈量这个院子究竟有多少平方米和多少平方英尺；他们看见此人，爱吃贪睡，酷爱读书。不久之后他们认识到，这个迟钝的老实巴交的一家之主连一只苍蝇也不会伤害，的确很难仇恨这样一个暴君。要不是埃贝尔如此严加看管，这些士兵很可能和这位和善的先生，像跟一个来自民间的伙伴似的聊聊天，开开玩笑，或者玩玩纸牌。当然，王后则迫使他们保持更大的距离。玛丽·安托瓦内特在餐桌上从来不对任何看守说一句话。当一个委员会前来询问她有什么愿望，或者有什么事情上诉，王后总是说，她没有愿望也不要什么。她宁可忍受一切，也绝不要求她的任何狱卒为她帮什么忙。可是恰好是这种在不幸中保持的尊严，打动了这些天性质朴的人们。一个显然在受苦受难的女人总能激起人们特别的同情。日久天长，这些看守，实际上也是他们看守的囚徒的同囚犯，对于王后和王室全家产生了某种好感。也只有这样，才能解释怎么可能发生过不同的越狱企图；倘若士兵就像保王党的回忆录中所描述的那样，在外表上表现得极为粗暴，特别带有共和主义的神气，有时候也粗鲁地咒骂几句，毫无必要地故意大声歌唱或者大声吹口哨，其实只是为了在监督人员面前掩饰他们内心的同情。这些普通人民比国民公会[3]中的理论家们更加懂得，应该对失败下台的人表示敬畏。王后从塔楼中这些据说是如此粗鲁的士兵处受到的仇恨和丑态的流露，远远少于当年在凡尔赛宫的沙龙里所经受的一切。

但是时间并没有静止，尽管在这四面围着高墙的房子里没有感受，可是在楼外，时间却振动着它硕大无朋的翅膀。从边境传来恶劣的消息，普鲁士人和奥地利终于开动，初次交锋就击溃了革命的队伍。在旺代省农民起义，内战就此开始，英国政府已把公使召回。拉法耶特对于这场由他自己掀起的革命所表现出来的激进主义极为愤怒，已经离开军队。粮食匮乏，民心浮动。所有的词语当中最危险的词，“背叛”，在每次失败之后从成千上万个人的嘴里迸发出来，使得全城惊慌失措。在这一时刻，革命队伍里最强劲有力，最肆无忌惮的一位，丹东，抓起恐怖的血腥大旗，做出可怕的决定，在九月份的三天三夜里，把监狱中一切多少有些可疑的囚犯，一律处死。在这两千人当中也包括王后的女友，朗巴勒亲王夫人。

对于这些异常恐怖的事件，囚禁在塔楼中的国王一家一无所知，他们生活在与世隔绝的状况之中，听不见活人的声音，看不见印刷出来的文字。他们只是突然听见警钟齐鸣，玛丽·安托瓦内特认得这些传播噩耗的青铜飞鸟。只要这些飞鸟振翼翱翔的响声在城市上空轰响，王后知道一定刮起狂风暴雨，一场灾难已经飞近。关押在塔楼里的这几个囚犯心情激动地悄声耳语。是不是布劳恩什魏格公爵的军队已经开到巴黎城下？是不是已经爆发了一场反对革命的革命？

楼下，通向塔楼的大门紧闭。卫兵和市府官员万分激动。正在商议：他们知道更多的消息。先前派出去的信使回来报告，乌泱泱一大伙人从郊区各地涌来，打头阵的长矛上插着被杀害的朗巴勒亲王夫人死灰色的头颅，挂着飘飘荡荡的长发，后面拖着她那赤裸裸的遭到肢解千疮百孔的尸体。毫无疑问，这批人性尽丧的杀人放火的匪帮，被鲜血和酒精弄得大醉，正想给自己取得野蛮残忍的最后胜利，让玛丽·安托瓦内特亲眼看见她死去的女友苍白的头颅和赤裸裸地遭到蹂躏的身体。大伙确信，长期以来，王后和这个女人的肉体一直干着淫乱的勾当。看守拼命派人到公社去请求武装援助，因为单靠卫兵无法抵抗这样疯狂的人群，但是阴险狡诈的彼济翁一到形势危急，就看不见他的身影。没有增援部队前来，大部队携带着可怕的战利品已在塔楼大门前鼓噪叫嚣。为了不使人群更加疯狂，免得他们破门而入——守卫塔楼的司令官设法拖住这群暴民。倘若让他们闯进门来，将会使国王全家遭到流血的致命后果。司令官首先让这支醉醺醺的队伍走进塔楼地区的外面院落，人群立即像一股汹涌澎湃的污浊洪流，泡沫飞溅地冲进大门。

两个食人蛮子握住死者的双腿，拖着她的裸体，另一个食人蛮子手里捧着鲜血淋漓的内脏高高举起，第四个高擎长矛，上面插着亲王夫人白得发绿，血肉模糊的脑袋。这些暴民想要拿着这些战利品直上塔楼，像他们所预告的，要强迫王后亲吻她婊子的头颅。暴力已经控制不住这些疯狂的暴民；于是公社有位特派员便使用计谋来对付他们。他身上有市议员公务绶带作为标志，要求大伙肃静后，他发表了一通演说。为了钓这些暴民上钩，他首先称赞他们干下的丰功伟绩，建议他们不如拿着这颗人头走遍整个巴黎，以便全体人民都能把这“战利品”当作“胜利的永恒的纪念品”来加以赞赏。幸运的是这番阿谀奉承居然让暴民们上套，这批醉汉在狂呼乱叫声中撤去，拖着这具血肉模糊的赤裸尸体继续往前走过大街小巷，直达王家宫殿。

与此同时，囚禁在塔楼里的国王一家已经焦急难耐。他们只听见楼下有一批愤怒的群众发出混乱嘈杂的叫喊，而不知道这些人到底要干什么，有什么渴求。但是他们从攻陷凡尔赛宫和推勒里宫的日子就认识这种阴森可怕的咆哮喧闹，他们发现，卫兵们脸色苍白，惊慌失措，跑到自己的岗位上，想要抵御什么危险。国王极为不安，向一名国民卫队的士兵打听，这个士兵脾气暴躁地答道：“先生，既然您想知道，那好吧，先生：他们想把朗巴勒夫人的脑袋拿来给您看。我只能劝您，如果不想招民众冲上楼来，就别在窗口露面。”

一说这句话，大家只听见一声低沉的呼喊，玛丽·安托瓦内特晕厥过去倒在地上。她的女儿在日后的一篇报告里写道：“这是唯一的瞬间，她心力不济，支撑不住。”

三周之后，9月21日，街上又人声鼎沸、喧闹不已。塔楼里的囚徒们又内心不安地倾听窗外。但是这一次并不是民众发出愤怒的吼声，而是欢声雷动，犹如波涛汹涌澎湃。囚徒听见塔楼下面，报童们故意抬高嗓门，大声喊叫：“国民公会已经通过决议，废黜国王！”第二天，几名议员前来通知不复是国王的国王，他已遭到废黜。这位末代路易——在人家鄙夷不屑地称他为路易·卡彼之前，就管他叫“末代路易”——如此从容不迫地接受了这个消息，就像莎士比亚笔下的理查二世国王一样。

一个国王需要干什么？低头屈从？国王会这样做的。必须剥夺他的宝座？国王听从安排。必须失去国王这个名字？那就失去吧，以上帝的名义！

从一片阴影不可能取回什么光线，早已失去权力的人也不可能取回权力。这个早已对一切屈辱都麻木不仁的人未作任何抗议，玛丽·安托瓦内特也不作任何反驳；也许他们两个甚至感到如释重负。因为从现在开始，他们对自己和国家的命运都不再负有任何责任，不可能再做错什么或者耽误什么，用不着再担心什么，除了他们自己的小命，也许人们还会饶他们一命。现在最好在人性洋溢的小事情上寻找乐趣吧，教女儿做针线活，或者指点她弹钢琴，批改儿子用老大的、僵硬的、孩子气的笔迹写的家庭作业（当然，看到孩子吃力地把刚学会的“王储路易·查理”的这几个字写在纸上，玛丽·安托瓦内特得赶快把这张纸撕掉，——一个六岁的孩子怎么会懂得发生的事情？）她从新的一期《法兰西信使报》上破解谜语，走到楼下花园里去，又走上楼来，注视着壁炉上那只走得过于缓慢的古老的座钟指针的运行，远眺遥远的屋顶上烟雾缭绕，观看秋日的云彩如何带来肃杀的冬天。尤其是，她试图忘记她从前是个怎样的人，试图设想，什么事情将要发生，而且不可避免地必然会发生。

现在看上去，革命似乎已经达到目的。国王已经遭到废黜。他并不抗辩，放弃了王位，如今安安静静地和妻子孩子一起，住在他的塔楼里。但是每一场革命都是一只向前滚动的圆球。谁领导革命，并想继续充当革命领袖，必须像一个站在球上奔走的人一样，要不断地踩着圆球往前奔跑，才能保持自己身体的平衡：在这不断向前流动的发展过程中不得有片刻驻足不前。这点每个党派全都知道，因此害怕落在别的党派后面。右派害怕温和派，温和派又害怕左派，左派又害怕他们当中的极左翼吉伦特党人，吉伦特党人又害怕马拉党人，领袖害怕人民，将军害怕士兵，国民公会害怕公社，公社害怕各区。恰好是这种各个党派之间传染病似的互相害怕，驱使它们内在的力量去进行一次如此激烈的赛跑；大家都害怕被看成温和派，就是这种害怕心理推动法国大革命，超出自己真正的目的如此之远，而同时也赋予法国大革命那种像激流飞瀑似的突破自身的旺盛动力。其命运是，推翻自己既定的一切休止点，一旦达到目的，又继续向上攀升。起先革命认为只要让国王靠边站，就算完成了任务，后来又把废黜国王当作完成任务。可是这个并不危险的不幸之人就是遭到废黜，去掉王冠，依然还是一个象征，即便是死去几个世纪的国王，革命还要把他们从坟墓里挖出来，把早已变成尘土灰烬的尸骸都还要再焚烧一次，它又怎能容忍一个活生生的国王的影子继续存在？所以这些革命领袖认为，把国王在政治上处死之后，还必须在肉体上也把他消灭，这才能保证不致出现任何复辟。对于一个激进的共和党人而言，共和国的大厦只有用国王的鲜血作为灰浆，才能牢固屹立不倒；不久，其他一些不大激进的人士，唯恐在追逐人民恩宠的赛跑中落后，也纷纷附和这项要求，于是确定在12月开庭审讯路易·卡彼。

在塔楼里的人是通过一个委员会突然的出现，才知道这个决定。这个委员会收缴了他们一切尖利的物品，诸如小刀、剪刀和叉子。原来只是由卫兵看守的“在押犯人”，如今被称为“被告”。此外，路易十六和他家人分开。虽说仍然关押在同一个塔楼里，就关在楼下，和他家人只隔着一层楼，可是从这天起，他既不许看见他的妻子，也不许看见他的孩子。这点显示了这一措施的残忍。在所有这些决定命运的几个礼拜里，妻子不得和她的丈夫谈一次话，不得获悉诉讼进程如何，如何做出决定。她不许阅读任何报纸，不得询问丈夫的辩护人；这个不幸的女人必须在一无所知、忐忑不安、万分激动的状况中独自度过这些紧张得心惊胆战的时刻。就低一层楼，仅隔一堵墙，她听得见丈夫沉重的脚步声，可是不许看见他，不许和他说话：完全是无谓的措施，造成难以言表的痛苦。1月20日，一位市政府的官员来见玛丽·安托瓦内特，声音有些压抑地通知她：今天破例，允许她带着家人到楼下去和她丈夫相会。她立刻明白这个恩典的可怕：路易十六已被判处死刑；她和孩子们是去和她的丈夫，他们的父亲见最后一面。考虑到这是一个悲剧时刻，——谁若明天要上断头台，也就不复危险——这四名市政府的官员就第一次让这个家庭，妻子、丈夫、妹妹和两个孩子，待在这个房间里单独相会。他们只是通过一道玻璃门监视这一诀别的场景。

这个充满激情的庄严时刻，既是和判处死刑的国王重新见面，又是和他永远诀别，这一时刻没有外人在场；所有印刷出来的报道，全是罗曼蒂克的信笔编造；同样，那些多愁善感的铜雕画，以那个时代流行的伤感风格，用哭天抹泪过分感伤的元素，大大贬低了这样一个时刻的悲剧色彩。玛丽·安托瓦内特和她孩子们的父亲这一诀别，是她一生中最为痛苦的瞬间之一。为什么对此表示怀疑，为什么还要试图超越这一震撼人心的事情？看见一个即将死去的人，一个判处死刑的人即将走上他人生的最后一程，单单这一点，对于一个有着人性感受的人都是使人心情激动的痛苦。玛丽·安托瓦内特虽说从来没有激情满怀地爱过这个男人，她的心早已献给了另外一个男人，但是她和这个男人朝夕相处，共同生活了二十年，为他生了四个孩子；在这动荡不宁的时代，她看见她丈夫一直对她非常善良亲切，体贴入微，这两个原来只是为了国家利益而缔结姻缘的人，在塔楼度过这些阴郁暗淡的时刻，通过共同经历的极度不幸，在人性上更加接近，现在比当年欢快的年头更加亲密地结合在一起。另外：王后也知道，她不久也必然会跟着丈夫，迈上这最后的台阶。她丈夫不过比她稍稍早走一步而已。

在这非常时刻，在这最后的时刻，国王极度的麻木不仁，曾是他一生中的灾难，如今竟然成为这个经受考验的人的一大好处：路易十六平素无动于衷，镇静自若，叫人如此难以忍受，在这决定性的时刻给予他某种道德上的恢弘伟大。他既不显得惊慌，也不显得激动，待在隔壁房间里的四名特派员，一次也没有听见他抬高嗓门大声说话或者抽泣呜咽。这位软弱得令人抱怨不止的男人，这位完全不称职的国王在和家人诀别的时候，比他一生中任何时候都表现出更多的力量和尊严。这位被判处死刑者和平时任何其他一个晚上一样，在十点钟平静地站起身来，等于示意他的家人，该和他作别。面对国王明显地表现出来的意志，玛丽·安托瓦内特不敢表示反对，尤其是当国王怀着毫无恶意的骗人企图对王后说，明早七点他会再一次上楼去看她，她更无言以对。

紧接着周遭一片平静。王后独自一人待在楼上的房间里，接下来的这一夜，漫长、无眠。终于曙光初露，随着清晨来临，各项准备工作的可怕声响也纷纷苏醒。王后听见一辆装着笨重轮子的马车驰来，听见有人上楼、下楼，尽是脚步声，老是脚步声：起先来的是忏悔师吧，接着是些市议员，还是说已经是刽子手？列队进发的各个团队的鼓声隆隆直响，从远方传来。天色越来越亮，已是白天，孩子们被夺去父亲，她自己被夺去了值得尊敬、善良体贴的多年生活伴侣的时刻越来越近。拘囚在她的房间里，无情的卫兵守在门口，这个备受考验的女人不得走下这短短的几步楼梯，正在发生的事情，她什么也不许听，什么也不许看，只能在内心经历一切，也许因而比现实中发生的事情要恐怖上千倍。接着，她楼下一层楼突然寂静无声，令人惊骇。国王已经离开了这幢房子。沉重的马车载着他驰向刑场。一小时后，断头机给予了玛丽·安托瓦内特，昔日的奥地利大公爵小姐，后来的王太子妃，最后的法兰西王后一个新的名字：卡彼的遗孀。

[1] 福尔斯监狱囚禁了不少政治犯，朗巴勒夫人也关在那里，1792年9月大屠杀时在此遇难。

[2] 流行于16—18世纪的旧式钢琴（Clavecin），后为现代的钢琴取代。

[3] 1792年9月21日，议会举行第一次会议，维持到1795年10月，称为国民公会。

第三十六章 王后孑然一身，形影相吊

刑斧无情地落下，接着是一片难堪的寂静。国民公会只想通过处死路易十六，在专制王国和共和国之间画上一条血红的分界线。大多数议员把这个性格软弱、脾气温和的国王推到刑斧之下，暗自感到遗憾，起先没有一个议员想到也要控告玛丽·安托瓦内特。公社未经商议便批准遗孀可以身穿她所要求的丧服，守卫明显地有所松动。他们把这个哈布斯堡皇室的公主和她的子女还继续囚禁起来，主要是想把她本人当作一件珍贵的抵押品捏在手里，以此使奥地利就范。

但是这个算盘打得不对：法兰西的国民公会大大高估了哈布斯堡皇族之间的家庭亲情。弗朗茨皇帝麻木不仁、感情冷漠、贪得无厌、胸襟狭窄。皇家首饰盒里除了佛罗伦萨钻石之外，还有其他的珍贵珠宝无数，弗朗茨皇帝根本没有想过，哪怕只是取出一枚宝石来赎买他的一位血亲；另外，奥地利的主战派也动用一切力量，使得谈判归于失败。维也纳虽说起先曾庄严宣告，进行这场战争只是为了一种理念，绝不是为了攻城略地，获得赔偿，但是——法国大革命不久也否认曾经有过允诺——，每次战争的本质在于，不可阻挡地变成一场兼并之战。在任何时候，将军们都不喜欢在作战方面受人干扰，各国人民很少依照他们的品味，给予他们打仗的机会，因此打得时间越长越好。老麦尔西在费尔森的催促下，提醒维也纳宫廷，玛丽·安托瓦内特既然被剥夺了法兰西王后的称号，她就又变成奥地利的大公爵小姐，又是奥地利皇家的一个成员，所以奥地利皇帝有道义上的责任，要求接她回国，可是无济于事。在一场世界大战之中，一个被囚的女人是多么无关紧要！一个活人在玩世不恭的政治游戏之中是多么微不足道，人心到处都冷酷无情，大门都紧紧关闭。每一个君王都声称深受感动；可是谁也不动一根指头。玛丽·安托瓦内特完全可以重复路易十六对费尔森说过的一句话：“整个世界都已把我抛弃。”

整个世界都已把她抛弃。玛丽·安托瓦内特在她孤寂深锁的房间里，深深地感到这一点。但是这个女人的生活意志尚未摧折，她由此做出决定：自己救自己。人家可以夺去她的王冠，但是这个女人虽然已经疲倦，脸庞见老，但是她还保存着一种奇怪的力量和强大的魔力，让她能够争取周围的人。埃贝尔和市政当局的其他成员所采取的一切防范措施，碰到这股神秘的磁铁般的力量，丝毫不起作用，这种力量还一直从一位真正的女王身边，从真正女王的威望照射到这些小市民的卫兵和官员身上。短短几周之后，理应看守玛丽·安托瓦内特的一切人等，或者几乎一切发过誓的无套裤党人，都从卫兵变成了秘密的援助者，尽管有公社的严令，把玛丽·安托瓦内特与世隔绝的那道看不见的墙壁已被突破。多亏争取过来的卫兵帮忙，不断有讯息偷运进来，传送出去，有的是用柠檬汁，有的是用显影药水写在小纸条上，然后作为水瓶上的瓶塞，或者放在炉子的通风道里继续传送出去。他们发明了一种手势和表情的语言，不顾十分警惕的特派员们的看守，仍然能让王后知道每天发生的政治事件和战争状况。另外还约定，特地让一个叫卖报纸的商贩在塔楼前面大声叫喊最为重要的新闻，渐渐地在卫兵当中，这个援助者的秘密圈子越来越大。路易十六因为永远迟疑不决，使得任何切实的行动都受到阻碍，如今国王已不在玛丽·安托瓦内特身边，她已被众人抛弃，便敢于自己坚决地设法自我拯救。

危险是一种硝酸。在平平淡淡、不温不火的生活状况中含含糊糊地凑合着混在一起的东西——人的勇敢和胆怯，碰到危险这一考验就区分开来。旧社会里丧失勇气者，贵族当中的自私自利者，等到国王从出逃途中押回巴黎，全都逃亡国外充当流亡者。只有真正赤胆忠心的人留了下来，每一个没有逃亡的人都可以算作绝对可靠的人，因为每一个国王旧日的臣仆，只要留在巴黎便有致命的危险。在这些勇敢分子当中，首先要推从前的夏辖耶将军，他的妻子曾是玛丽·安托瓦内特的宫廷女侍官。为了时刻都能待在王后身边提供帮助，他特地从安全的科布伦茨回到巴黎，让人知道，他准备做出任何牺牲。1793年2月2日，在国王行刑后两个礼拜，有个素昧平生的陌生男子出现在夏辖耶身边，出人意料地向他建议，把玛丽·安托瓦内特从塔楼中拯救出来。这个陌生人看上去活像一个货真价实的无套裤党人，夏辖耶满腹疑窦地看了他一眼，立刻估计这是一个密探。可是这个陌生人递给他一张小小的，显然是王后亲笔写的小纸条：“您可以相信来人，他以我的名义和您谈话并且递给您这张纸条。他的感情我很熟悉，五个月来，从来没有改变。”此人名叫图兰，是塔楼的长期卫兵之一，心理学上一个奇怪的案例。8月10日，在需要粉碎封建王国时，他是第一批向推勒里宫发起冲锋的志愿兵之一。他的胸前骄傲地挂着表彰这一壮举的奖章。多亏这枚奖章公开证明了图兰的共和主义思想，市政府才把他当作一个特别可靠，不会受到诱惑的革命者，把看守王后的任务托付给他。但是扫罗变成了保罗[1]，图兰为自己看守的女人遭到的不幸所感动，变成了王后最忠实的朋友。而他曾经手执武器冲锋上阵，反对过这位王后，如今他向王后表现出这么多牺牲自我的献身精神，玛丽·安托瓦内特在她的秘密报告里总是用别号“忠心耿耿的人”来称呼他。在所有这些卷入这场营救密谋的人当中，这位离奇古怪的图兰是唯一的不是为贪财而去冒生命的危险，而是为了一种人性的激情，也许是为了大胆冒险的欲念：永远总是勇敢的人喜欢危险。当这件事情败露的时候，其余的人全都知道巧妙地自救，这完全合乎逻辑，唯有图兰为他的英勇大胆，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夏辖耶信任这个陌生人，但并没有完全信任。信件完全可能伪造，通信总有危险。所以夏辖耶要求图兰，让他有可能潜入塔楼，和王后当面讨论一切。起先看来根本无法把一个陌生人，一个贵族带进这个围得水泄不通的塔楼。可是在这期间，王后允诺给以金钱，已经在卫兵当中赢得了新的帮手，几天之后，图兰就传给夏辖耶一张新的小纸条：“既然您一定要到这里来，那就最好不久就来。但是看在上帝的分上，您要小心，别让人认出来，尤其不要被那个和我们一起关在这里的女人认出来。”这个女人名叫蒂松，王后凭本能觉得，这是一个密探，她的本能是对的：这个女人诡计多端，异常精明，一切全都坏在她的手里。可是开头一切都成功了：夏辖耶被偷运进塔楼，潜入的方式使人想起侦探喜剧。原来每天晚上都要有人进入监狱的院子里来点燃路灯；根据市政当局的命令，这个院子里里外外都得照得特别明亮，因为黑暗可能会有利于逃亡。图兰说通了这个点灯人，说他有个朋友很想寻寻开心，看看塔楼，他让点灯人把衣服和装备借给他用一个晚上。点灯人听了大笑，很乐意用图兰给他的钱去喝酒。于是夏辖耶裹得严严实实的，顺利走到王后跟前，和她一起制订了一个大胆的出逃计划：王后和伊丽莎白夫人将化装成男人，身穿市议员的制服，携带偷取得来的身份证明离开塔楼，就仿佛她们是市政府的成员，前来视察了一通。比较困难的是，如何把两个孩子偷运出去。可是机缘凑巧，那个点灯人前来点灯时，总让他的半大不小的两个孩子陪他一同前来。于是就让一名意志坚定的贵族来扮演他那点灯人的角色，带上两个孩子，穿着穷人家孩子的衣裳，就仿佛是他平素带来的孩子。点完路灯之后，从容不迫地走过栅栏。附近有三辆轻便马车等候，第一辆乘坐的是王后，她儿子和夏辖耶，第二辆是她女儿和第二个参与这一密谋的勒庇特尔，第三辆是伊丽莎白和图兰。他们希望趁人不备抢先五小时乘坐这些轻便马车，逃脱任何追捕。这个计划的大胆放肆并没有吓倒王后，她表示赞同。夏辖耶准备去联系第二名参与密谋者勒庇特尔。

这第二名参与密谋者勒庇特尔，从前是名教师，碎嘴子，小个子，有点跛脚——王后自己这样写道：“您将看到这位新人，他的外表未必使人对他产生好感，但是他绝不可少，我们必须把他争取过来。”——他在这次密谋中扮演一个特殊的角色。决定他参加这次密谋的，既不是人性，更不是冒险的欲念，而是夏辖耶答应给他的巨额款项，——可惜这笔钱还没到手，因为奇怪的是，这位骑士夏辖耶，和原来那位在巴黎反对革命，提供金钱的人，德·巴茨男爵[2]没有联系。他们这两股密谋几乎同时在平行进行，并无接触。双方互不相识。于是浪费了时间，非常重要的时间，因为先得取信于王后过去的银行家不可。几经周折，款项终于到手，准备停当。可是在这期间，勒庇特尔作为市政府的成员之一，已经弄到了所期待的几张护照，可他自己却失去了勇气。有则谣言四下传开，巴黎的各道关卡都已紧闭，所有的车辆都要严加搜查：勒庇特尔，这个谨小慎微的人害怕起来。也许他从某一个迹象也发现，女密探蒂松正在一旁窥伺；反正他拒绝提供帮助，这样一来，就不可能同时把这四个人全都救出塔楼。只有王后一人得以获救。夏辖耶和图兰都设法说服王后。可是玛丽·安托瓦内特以真正高贵的神气拒绝了这一建议，不同意独自一人获救。宁可放弃这一计划，也不能抛弃她的儿女！人们可以感到她心情万分激动，她向夏辖耶说明做出这一不可动摇的决定的理由：“我们曾经怀有一个美好的梦想，这就是一切。有了这一契机，我得以再次体会到您为我献身的一个新的证明，这是我的一大收获。我对您的信任是完全彻底的。您在任何情况下都会发现我身上的人格和勇气，但是我儿子的利益必须是支配我行动的唯一动力。不论逃出这个地方会对我意味着多少幸福，我绝不能同意和我儿子分离。我十分清楚地认识到，您昨天对我说的话里含有对我的忠诚。请您相信我，我既感到您的理由完全是为我的利益效劳，也感到以后绝不可能再有这样一个机会。但是我若非把我的孩子们留在这里不可，那我再有任何幸福，也无法享受。”

夏辖耶尽到了他骑士的义务；现在他已不可能对王后再有任何帮助。但是这位忠诚的骑士还能为王后再效劳一次：王后可以通过他，安全可靠地向她在国外的亲友带去最后一次表示爱，表示她还活着的信息。路易十六在行刑前不久，想通过他的一个贴身侍从带给他的家人一枚印章戒指和一小绺头发留作纪念，巴黎市政官员却估计这个死囚礼物一定是一次神秘莫测的密谋信号，便把死者的这些遗物悉数没收，封存起来。那个为了王后始终勇气过人的图兰拆开了封存的火漆印记，把这些纪念品带给了玛丽·安托瓦内特。可是王后觉得，放在她身边，日子一长也不安全。既然现在有一名可靠的信使，便把这枚指环和头发寄给国王的两位御弟，予以更加安全的保护。为此她写信给普罗旺斯伯爵：“既然我拥有一位赤胆忠心的朋友，我们可以对他彻底信任，我就利用这一机会，把这份遗嘱传送给您，我的兄弟和朋友。在您手里，它将得到最好的保管。送信人将告诉您，我们是以何等奇妙的方式才得以获得这些珍贵的纪念品。此人现在对我们非常有用，我采取保留态度，不把他的名字告诉您。我的处境使我到现在为止一直不可能把我们的消息告诉您，和我们现在感到的极度快乐，让我们更强烈地感到这残忍的分离。但愿这种分离不会再持续很久！我拥抱您，爱您，直到那时为止，您也知道，这完全发自内心。”一封同样的书信也寄给阿尔托阿伯爵。夏辖耶还一直迟疑着没有离开巴黎，这个勇敢的人还一直希望留在这里，还能对玛丽·安托瓦内特有点用处。最后他待在巴黎纯粹成为无谓的危险。在他行将离去之前，他通过图兰还收到王后的最后一封书信：“您多保重；既然您现在决定离去，我认为最好立即成行。我的上帝，我是多么为您太太表示悲叹！倘若我们不久能相聚一堂，我将感到多么幸福。为了您给我们所做的一切，我对您怎么感谢也不为过。别了！这个字是多么残忍！”

玛丽·安托瓦内特预感到，也知道，这是最后一次能向远方寄出亲密的信息，这是向她提供的唯一的，最后的机会。难道除了给普罗旺斯和阿尔托阿两位伯爵之外，她就没有想向其他任何人传递爱的标记吗？她可没有什么需要感谢这两位伯爵，只是由于血统关系才把他们定为兄长遗嘱的保存者。难道她真的就一点问候也不给予她在这个世界上，除了她的孩子们以外最珍爱的人，不给予他，不给予费尔森吗？她自己说过，得不到费尔森的消息，“没法活下去”。她不是从被围困的推勒里宫这个地狱圈里送给费尔森那枚戒指，让费尔森永远记住她吗？而现在，趁这个最后的，的确是最后的机会，她居然会没有再一次向费尔森敞开心扉？然而没有：哥格拉[3]发表的回忆录，像文献一样详细地记载着夏辖耶那次和王后的诀别，还附有书信的复印件，并没有包含给费尔森的片言只语，没有包含对他的任何问候；我们的感情期待着在这里能突破心灵的压抑，发出最后的信息，可是大失所望。

可是并非如此，感情到末了总是对的。玛丽·安托瓦内特便是在她人生最后的孤寂之中，也没有忘记她的情人。——怎么可能不是如此呢！——夏辖耶极端忠诚地把王后那封出于责任，写给两位御弟的信件也许只是一个幌子，为了掩盖她真正想要发出的信息，这个信息夏辖耶也极端忠诚地传送到了。只不过当这些回忆录在1823年发表时，那个对费尔森的一切保持沉默的密谋已经开始，要向后世隐瞒那桩秘密的关系。便是在这里，对于我们最为重要的信中段落（就像在玛丽·安托瓦内特一案中通常碰到的那样），被那些想要谄媚的编者们已经封杀。一直等到一个世纪之后，这一段落才重见天日。这段文章显示：王后激烈的感情，从来也没有比在她沉沦前最后这段时间表现得更为强烈。为了让她对情人的回忆，永远刻骨铭心地牢记在心，使心灵得到慰藉，她让人打造了一枚戒指，这枚戒指没有刻上法兰西王家的百合花的徽章（这样一枚戒指她已经派人送给了费尔森），而是刻上费尔森的纹章；这样费尔森在自己的手指上戴着王后的铭文，王后在他们远远分开的日子里，自己的手指上则戴着这位瑞典贵族的徽章。法兰西王后向自己手上看上一眼，就必然会想起远在天边的情人。既然现在终于又有可能，向远方的情人再寄去一个信息，——她预感到——这是最后一个爱情的标记，她要告诉她的情人，凭着这枚戒指，她也要保持住她已献给她情人的这份感情。王后把刻着签名的纹章摁在热的蜡烛油上，把这个复印件通过夏辖耶转交给费尔森：用不着再说任何话语，这个印记说出了一切。王后写信给夏辖耶：“请您把我附在这里的这一复印件，转交给您已知道的那位人士。他在去年冬天从布鲁塞尔过来看我。请您告诉此人，这一铭文从来没有比在此刻更加有效。”

玛丽·安托瓦内特特地叫人打造的这枚印章戒指上的那句：“从来没有比此刻更加有效”的铭文，究竟讲了些什么？这枚法兰西王后特意叫人刻上一位瑞典小贵族纹章的印章戒指，在她从前价值几百万的首饰当中，唯一的一件首饰，即使在监狱里也仔仔细细地戴在手指上守护着，上面的铭文究竟讲了些什么？

这句铭文由五个意大利字组成，这句话在离开死亡只有咫尺之遥时比任何时候都更加真实，它们是：“Tuttoatemiguida”，“一切都带我到你跟前”。死亡的激情，永远也不熄灭的烈焰，从一位即将赴死的女人，在她活生生的躯体化为灰烬之前，发出的这一无声的问候里，再一次强劲有力地腾空而起。那身在远方的情人知道这颗热爱他的心，直到最后一刻也在为他搏动。在这诀别的问候中，也唤起了对永恒的思索，在行将消逝的万物之中，又重新召来永不消逝的感情。这出宏伟壮阔、无与伦比的爱情悲剧在断头机的阴影之下已经说出了最后一句台词：现在大幕可以落下。

[1] 耶稣的门徒保罗原名扫罗，是罗马军队的士兵，专门迫害基督徒，后来幡然悔悟，痛改前非，改名保罗，全力宣扬天主教的教义。详见《圣经·新约》。

[2] 让·彼耶尔·德·巴茨男爵（1754—1822），法国商人，保王党人。

[3] 弗朗索瓦·德·哥格拉男爵（1746—1831），法国军人，曾任玛丽·安托瓦内特王后的秘书。

第三十七章 最后的孤寂

如释重负：诀别的话已经说出，感情再一次得以自由宣泄。现在以镇静的态度来等待即将到来的事情，这要轻松得多。玛丽·安托瓦内特已经和这世界告别。她不再抱任何希望，不再做任何尝试。维也纳宫廷，联军的胜利已经不再指望。自从夏辖耶离她而去，忠实的图兰被公社下令除去之后，她知道，城里已经不再有人救她。通过女密探蒂松，市政当局对于卫兵们密切注意。如果说先前企图营救已经极端危险，现在若再试图营救，简直荒谬之极，不啻自杀行为。

但是有些人出于天性，恰好神秘莫测地为危险所吸引。这些生活中的赌徒喜欢孤注一掷，只有冒险去做办不到的事情，才感到自己力量充溢。对于这些人而言，只有放肆大胆的冒险行径才是人生唯一合适的方式。在平平淡淡的时代，这种人简直无法呼吸。人生对他们而言，过于无聊，每个行动都过于狭窄，过于怯懦。他们需要疯狂的任务，显示他们极度的勇敢，狂野疯癫的目标，尝试去做无谓的、匪夷所思的事情乃是他们内心深处的激情。就是这样一个人，当时生活在巴黎，名叫德·巴茨男爵。国王的统治璀璨耀眼，备受尊荣的时候，这位极为富有的贵族，态度高傲地待在幕后；干吗为了一个职位，一个肥缺，低三下四，低头弯腰？只有危险，才把这个天生的冒险家勾引出来。当大家都把那判处死刑的国王彻底放弃之际，这位忠君保皇的堂·吉诃德却显出无谓的英雄气概，投入战斗中去营救国王。不言而喻，这个莽撞的家伙在整个革命过程中，一直站在最危险的地方：他使用几十个假名躲在巴黎，作为唯一的无名氏孤身抗击革命。他牺牲了全部财产从事无数行动，迄今为止最疯狂的一次乃是，当路易十六被押赴刑场时，突然在八万名武装人员当中，他独自一人跳了出来，挥舞佩刀大声叫喊：“拯救国王的人，都随我来！”但是无人响应。在整个法兰西，没有人有这么疯狂的勇气，试图在大青白日劫走一个人。于是德·巴茨男爵趁卫兵们遭到意外，还没缓过劲来，又潜伏到人群中去。但是这次失败，并没有使他丧失勇气，他就做好准备，超越他自己的这一行动，在国王处死之后，立即制订了一个光怪陆离的大胆计划来营救王后。

德·巴茨男爵以行家的目光，一眼看出革命的弱点，它那内心最深层的，秘密的毒芽，罗伯斯庇尔试图用火烧的铁钳把它清除：开始萌芽的腐化。获得政权之后，革命家们获得了国家领导人的职位，所有的职位都贴着金钱，这种危险的腐蚀剂一直浸入人的灵魂，犹如铁锈侵蚀钢铁。无产阶级的生活，地位低下的渺小人物，一辈子没有和巨额收入打过交道，手工业工人、抄写员和至今都还失业的宣传鼓动家，现在突然之间有数额庞大的款项来自军需供应，部队征用，由他们分发，出售流亡分子的财产，由他们掌管，不加监督。没有几个人拥有加图式的严格道德规范，抗拒得了这惊人强大的诱惑。在思想和生意之间建立起暧昧的联系，为共和国建立了功勋之后，最狂野的革命者当中有些人就想在革命身上大捞一把。在腐化分子的鲤鱼池里，这些人玩命似的扭成一团，争夺战利品，德·巴茨男爵就在这鲤鱼池里断然抛下他的钓钩，同时悄声说了一句，这句话就是在今天，也和当时一样使人神志昏迷，那就是：一百万。这一百万就是给那些帮助把王后营救出塔楼的人的！就凭着这样一大笔钱，即使是最厚的监狱墙壁也能炸开，因为德·巴茨男爵和夏辖耶不同，不是和那些下等的帮助者，和什么点灯人和个别士兵打交道，他可是大胆而又坚定地全面进攻：他不是收买低级官员，而是收买监督系统的主要机关，尤其是市政委员会中最重要的人物，从前的柠檬水商人米肖尼斯，所有监狱，包括塔楼的监督检查都归他管。德·巴茨棋盘上的第二枚棋子，乃是整个这一区的军事领导人科尔泰。这样一来，这名为警察日夜通缉的保王党人，把塔楼的民政管理机构和军事监督部门都攥在手里。就在国民公会和公安委员会[1]里，大家都大声怒斥那“卑鄙无耻的巴茨”时，巴茨却掩护得极为严密，正在逐步完成他的任务。

这位密谋大师德·巴茨男爵，既在谋划、行贿时镇静淡定，同时又有一股烈焰冲天般的勇气。几百名密探特务在全国各地拼命追捕这位男爵，公安委员会已经获悉，他正策划一个又一个旨在颠覆共和国的计划，他却化身为塔楼卫队的一名普通士兵，用伏尔盖这个假名排在队伍里，亲自去侦察地形。这位家私万贯、娇生惯养的贵族，手持步枪，身着一名国民卫队士兵脏兮兮破旧不堪的军装，和其他一切士兵一样，在王后的囚室门前执勤站岗。他是否成功地一直进屋走到玛丽·安托瓦内特本人跟前，这事无人知晓，这对于执行计划本身也并不需要，因为应该分得一百万巨款中很大一部分的米肖尼斯，毫无疑问已经亲自告诉了王后。与此同时，由于买通了的军事指挥官科尔泰表示同意，男爵越来越多的帮手已经偷运到卫队的士兵中间。于是最后在世界史上，出现了最为使人瞠目结舌、难以置信的情况之一：在革命的巴黎，不相干的人若无市政当局的允许，不得进入整个塔楼的院落，在1793年某一个确定的日子，囚禁在那里的玛丽·安托瓦内特，这位不受法律保护的法兰西王后，竟然完全为共和国的敌人，足足有一营人之多的乔装打扮的保王党人所守卫。他们的首领就是那个被国民公会，被公安委员会以上百道政令和通缉令所追捕的德·巴茨男爵：一位诗人永远也不可能杜撰出比这更加疯狂、更加大胆的情节突变。

巴茨终于觉得时机已经成熟，可以发起决定性的奇袭。夜晚已经来临，倘若此举成功，这将是世界史上最为难忘的改变命运的壮举之一。因为在这次行动中，法兰西的新王，路易十七将一劳永逸地从革命的势力范围中救出。在这天夜里，德·巴茨男爵将为共和国的兴衰存亡和命运豪赌一把。天色已经昏黑，一切计划直到细枝末节都已准备就绪。受了贿的科尔泰带着他的分队开进院子，和他一起进入塔楼院子的是这次密谋的首领，德·巴茨男爵。科尔泰调配他的部下，把关键性的出口都交到德·巴茨男爵招募来的保王党人手里。与此同时，另一个受贿的官员米肖尼斯负责各个房间的值勤，已经给玛丽·安托瓦内特、伊丽莎白夫人、玛丽·安托瓦内特的女儿提供了军用大衣。一到午夜时分，这三个人就该头上戴着军帽，肩上背着步枪，和另外几个冒牌的国民卫队士兵一起，像一支普通的巡逻队，在科尔泰的率领下，齐步走出塔楼，把小王储夹在他们当中。一切似乎都万无一失，计划周密，连最微小的细节都考虑周全。科尔泰作为卫队的司令官，有权随时下令打开大门，让巡逻队进出。由他亲自率领的队伍顺顺当当地走上大街，这已是毫无疑问的事情。后面的事情，密谋大师巴茨已经全都做了安排。他在巴黎近郊用假名拥有一幢自己的乡间别墅，警察还从未闯进去过。他们将在这里把国王家人先藏几个礼拜，一有安全的机会，再把他们带过边境。另外还有几个能干而又坚定的年轻保王分子安排在大街上，每个人兜里都藏着两把手枪，一有警报，就阻止追捕者。尽管这个计划疯狂荒诞，大胆惊人，实际上考虑得十分周全，差不多已在实现。

时间已近十一点。玛丽·安托瓦内特和她的家人已经做好准备，时刻准备跟着营救者就走。她们听见楼下有巡逻队踏着沉重的脚步走来走去，但是看守已经不使她们害怕，因为她们知道，在这身无套裤党人的制服下，跳动着的是朋友的心。米肖尼斯只等着德·巴茨男爵的一个信号。可是突然之间——出什么事了？她们胆战心惊地吓得直跳起来——有人在使劲地敲打监狱的大门。为了避免引起任何怀疑，他们立刻让来人进来。这是鞋匠西蒙[2]，诚实可靠绝不受贿的革命者，市政管理委员会的委员之一，他万分激动地冲进大门，想亲自检查一下，王后是否已经被人劫持。几小时前有名宪兵递交给他一张纸条，说米肖尼斯正在策划当天晚上进行背叛。西蒙立刻把这个重要消息转达给市政当局各位委员。委员们并不当真相信他的这个罗曼蒂克的故事；每天都有好几百件告密信像雨点似的落在他们桌上。这种事情怎么可能：塔楼不是有二百八十名官兵在看守，有最为可靠的特派员在检查吗？但是不管怎么说吧——有什么关系呢？——他们就委托西蒙，这天夜里取代米肖尼斯，负责塔楼内部的监督工作。科尔泰一看见西蒙前来，立即明白，一切全都完了。幸亏西蒙丝毫也没有估计到，科尔泰也是帮助者当中的一员。西蒙亲切友好地对他说：“你在这儿，我放心了。”便上到塔楼去找米肖尼斯。

德·巴茨男爵眼看着这个疑心极重的家伙使整个计划失败，飞快地思忖了一下：是不是快速地跟上西蒙，及时地一枪让他脑袋开花？不过这样不妥。因为枪声想必会把其余的卫兵全都召来：再说，他们当中肯定已经出了叛徒。王后已经无法再获得营救：任何暴力行动都会毫无必要地损害她的性命。现在至少要把那些乔装打扮溜进塔楼的人，安然无恙地带出塔楼。与此同时，科尔泰也感到大事不妙，便迅速地把参加密谋的人组成一个巡逻队，德·巴茨男爵也在其中。他们大模大样地走出塔楼的院子，走上大街：密谋者们获救了，王后却被放弃。

这当儿，西蒙愤怒地责问米肖尼斯，要他立即向市政当局去进行辩解。米肖尼斯迅速地把伪装的衣服处理掉，态度坚定不移。他不加反驳地跟随这个危险的家伙，走上那危险的法庭。可是奇怪的是，法庭相当冷淡地打发了西蒙，虽然称赞了他的爱国主义，他的善良愿望和他的警惕性，但是让这个老实的西蒙明白，他是疑神疑鬼，见了鬼了。看来市政当局并没有认真对待这整个密谋。

事实上，市政委员会的委员们非常严肃对待这次逃亡计划，只是小心翼翼地对此不说什么而已，这使人深刻认识到政治的曲里拐弯、神秘莫测。一个非常离奇的行动证明市政当局的态度。福利委员会[3]在审讯玛丽·安托瓦内特这个案件时，明确指示公开控诉人，压下那个被西蒙挫败的庞大计划的一切细节，不予提及巴茨和他的帮手们参加了这个计划，只谈试图逃亡这一事实，不提任何细节。市政委员会唯恐让全世界知道，腐败已经多么深重地毒害了他们最优秀的分子。就这样，年复一年地过去，世界史上最富戏剧性，最匪夷所思的插曲之一，始终瞒过世人，讳莫如深。

不过，似乎最可靠的官员也贿赂公行，市政委员会对此无比震惊，不敢公开审讯那些逃亡计划的帮手们，他们却决定从此采取更加严厉的措施，使得这个胆大妄为的女人不可能再进行这类尝试。这个女人非但没有放弃出逃，她那无法控制的心灵冥顽不化，一而再地为争取自由而搏斗。首先是那几个令人怀疑的特派员，尤其是图兰和勒庇特尔被解除职务。玛丽·安托瓦内特则像一个罪犯似的严加监管。深夜十一点，埃贝尔露面。这个市政委员会中最为肆无忌惮的委员，出现在玛丽·安托瓦内特和伊丽莎白夫人房里。她们两位一无所知，早已上床睡觉。埃贝尔利用公社的一道命令，极为充分地“随意”检查有关人员及其住房。一直到凌晨四点，每个房间，每件衣服，每个抽屉和每件家具，都里里外外彻底搜查了一遍。

可是这次检查的收获却少得叫人生气——一个红皮的旧钱包，有几个可有可无的地址，一只铅笔套，却没有铅笔，有一块打印的火漆，两幅袖珍肖像和其他几件用作纪念的标记，路易十六的一顶旧帽子。再进行一次搜查，依然没有找到可以作为罪证的结果。玛丽·安托瓦内特在整个大革命时期，为了不致毫无必要地暴露她的朋友和帮手，坚持不懈地把每一张写过字的纸张立即烧毁。这一次也没有给这几名前来搜查的官员，任何微不足道的起诉的借口。市政委员会抓不到任何把柄证明这个机智果断、聪明善战的对手有违法乱纪的行径，可是另一方面又确信，她并没有放弃她那捉摸不定的努力，于是决心在这个女人最敏感的部位，给以沉重打击：那就是她那母亲的感情。这一次，打击正好命中她的心口。7月1日，密谋被揭穿之后不几天，福利委员会受市政委员会的委托，做出决定，把年幼的王储，路易·查理·卡彼，和他母亲分开，不得与母亲进行交谈，安置在塔楼最安全的房间里，或者说得更露骨更残忍些：把储君从他母亲身边夺走。市政委员会保留为储君选择老师的权利，显然是为了感谢那个鞋匠西蒙的高度警惕性，决定由这个最为可靠，备受考验的无套裤党人充当储君的老师。无论是使用金钱，还是诉诸感情，利用多愁善感，他都不为所动。西蒙是个简单朴素，生性粗鲁，来自民间的汉子，一个货真价实地地道道的无产者，绝不是保王党人胡编乱造、信口瞎说的那个粗野放荡的醉鬼，嗜血成性的虐待狂；可是话说回来，选择这样一个人作为教师是多么恶毒啊！因为此人大概一辈子从来没有读过一本书，从我们所知的唯一的一封他写的书信证明，他连正字法的基本规律都没掌握：单凭他是诚实的无套裤党人，这在1793年似乎便有足够的资格胜任任何职位。六个月来，革命的精神路线急转直下，国民议会起初还打算让高雅的大作家，《人类精神进步史》一书的作者孔多赛[4]充当法兰西储君的太傅。他和鞋匠西蒙形成了多么可怕的差异。但是“自由、平等、博爱”这三个字里面，自从建立了监督委员会，自从动用了断头机，博爱这个概念就像“指券”一样贬值；只有平等的思想，或者不如说，暴力平均主义的思想，还统治着革命的最后阶段，激进暴力的阶段。因此这是有意识地展现他们的目的：这个少年王储不得培养成一个有教养的人，甚至都不得成为有文化的人，而是让他在精神上处于人民当中最低级、最无教养的那群人之中。他得彻底荒废，完全忘却他出身什么家庭，这样也更加便于别人把他忘记。

国民公会已做出决定，玛丽·安托瓦内特丝毫也没有预感到，要把她孩子从母亲的保护下夺走。晚上九点半，市议会的六名议员来敲塔楼的大门。这种残忍的突然袭击的方法，属于埃贝尔惩罚人的体系。他进行视察总以深夜突然袭击的方式进行，事先不作预告。孩子早已上床，王后和伊丽莎白夫人还醒着，并未安寝。市里的几位官员走进房门，王后满心疑虑地站起身来；这样的夜访，每次给她带来的都是屈辱或者噩耗，而不是别的。这一次连市政官员们自己也显得有些尴尬。他们要实施的，是个艰难的公务。他们大多数都有儿女，却要去告诉一位母亲，福利委员会下令，要她立即交出自己的独生子，让他永远置于陌生人的保护之下，没有任何外在的理由，也不让她好好地和儿子告别。

那天夜里，在这位绝望的母亲和市政官员之间演出的场景，我们别无其他报告，只有当时唯一的目击证人，玛丽·安托瓦内特的女儿所提供的那份极不可靠的报告。是不是真像日后的德·昂古莱姆公爵夫人[5]所描述的，玛丽·安托瓦内特泪流满面，苦苦哀求这几名只是奉命行事，完成公务的市政官员，把孩子留给她。王后向官员们叫道，不如把她自己杀死，也不要把她儿子夺走；官员们威胁王后，要是继续拒绝交出储君，他们就要把她儿子和小公主统统杀死（这话听上去不大可信，因为这些官员没有得到这样的命令），最后经过一个多小时你抢我夺的斗争，他们终于使用暴力把那个大声喊叫、拼命哭泣的孩子带走，情形真是这样？官方报告对此一无所知；官员们文过饰非，这样报道：“分离是在感情强烈爆发的情况下完成的，这样一种时刻会这样，也在意料之中。人民的代表表现得体贴入微，考虑周到，这和他们这项公务的严峻，完全和谐一致。”这里，报告和不报告，党派和党派针锋相对，如果按党派的立场说话，很少说出实情。但是有一点是不容怀疑的，这次采用暴力造成的母子分离，无谓的残忍，也许是玛丽·安托瓦内特一生中最沉重的瞬间。母亲特别眷恋这个金发早熟、性情奔放的孩子，想把他培养成一位国王。这孩子话多爱说，开朗欢快，好奇心重，喜欢提问，就是他使母亲在孤寂的塔楼中，日子还可以忍受。毫无疑问，对母亲而言，这个儿子比女儿更加贴心。女儿性格总是阴郁寡欢，情绪恶劣，精神怠惰，在任何方面都无足轻重。她不像这个长得漂亮娇嫩，出奇的头脑清醒的男孩，能给玛丽·安托瓦内特永远活跃的柔情，这么多感情的涌流，而这个男孩却被人以无谓的恶毒，残忍的方式永远从她身边夺走，因为尽管王储继续住在塔楼的范围内，和玛丽·安托瓦内特的塔楼只隔开几米。市政委员会的一条不可原谅的形式主义的指令，不允许母亲和自己的儿子说一句话；即使在她听说孩子病了，也不许她去探望儿子：她就像是一个瘟疫病人，不得和孩子有任何接触。甚至于和孩子奇怪的老师，鞋匠西蒙，也不许说话，——这是又一桩无谓的残暴行为——任何有关她儿子的消息都瞒着她。母亲不得不默默地、无助地知道自己的儿子就近在咫尺，呼吸着同样的空气，却不能对他问候，不得和他有其他任何接触，除了她和儿子内心感情的交流，这是任何公告都无法禁止的。

玛丽·安托瓦内特终于发现，——一个小小的，不能使人满足的安慰！——通过塔楼楼梯里的一扇窗户，可以从四层楼向下窥视院子里的一角，王储有时在那里玩耍。这个备受考验的女人，曾经是这整个王国的王后，现在就一连几个小时无数次白白地站在那里等待着，是否能偷偷地（卫兵们相当宽容）在她监狱的院子里，一刹那间发现那可爱明亮的孩子身影的轮廓。孩子没有想到，他的母亲从一扇装着铁栅栏的小窗户，往往泪眼模糊地看着他的每一个动作；他高高兴兴无忧无虑地在玩——一个九岁的孩子哪里懂得他的命运？——这个男孩很快，实在太快就适应了新的环境。日子过得很开心，他忘记了他是谁的孩子，身上流的是谁的血，用的是谁的姓。他勇敢地大声唱着西蒙和西蒙的伙伴们教他唱的《卡尔玛尼奥勒》[6]和《这样干》，并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他头上戴着无套裤党人的红便帽，觉得很是有趣。他和看守他母亲的卫兵开开玩笑，——这个孩子现在和她在内心上已经不是隔开一堵石头的墙壁，而是隔着整整一个世界。尽管如此，看到她的孩子这样兴高采烈、无忧无虑地玩耍，虽说不能再用手臂，只能用目光来拥抱她的孩子，母亲的心又跳得非常强烈，非常欢快。这可怜的孩子将来会变成一个什么样的人呢？国民公会毫无怜悯之心地把她交到卑鄙的埃贝尔手里，埃贝尔不是在他可耻的报纸《杜歇斯奈老爹》中，写下了这样一些耸人听闻的话语：“可怜的民族，这个小顽童迟早要成为你的灾难；他现在越引人发笑，讨人喜欢，将来越是危险，应该把这条毒蛇和他姐姐放到一座荒岛上去，必须要不惜一切代价把他干掉，再说了，事关共和国的福祉，一个孩子又算得了什么？”

一个孩子算得了什么？对于埃贝尔而言，算不了什么，这点做母亲的知道得很清楚。因此哪一天，这母亲看不见她的宝贝在院子里玩耍，便感到毛骨悚然。因此她打心眼里痛恨的这个敌人走进她的房间，她总因为无助，怒火中烧而浑身战栗，人家就是听从了这个人的意见，才把孩子从她身边夺走，在道德世界里，犯下了最最令人不齿的罪行：对一个战败的女人施行无谓的暴行。革命恰好把王后交到埃贝尔，这个革命队伍里的特西特斯[7]手里，这可是革命史上阴暗的一页，最好把它翻过去不去读它。因为即便是最纯洁的理念，只要它把权利交到小人手里，以革命的名义去做非人道的事情，这个理念也就变得卑下和渺小。

自从孩子的朗朗笑声不再照亮塔楼上铁窗后的房间，这里时间显得漫长，房间变得更加阴暗。再也没有声响，没有消息从外面传来，最后几名出手相助的人已经消失，朋友们都远在他乡，遥不可及。三位孤独的女人日复一日地坐在一起：玛丽·安托瓦内特，她的小女儿和伊丽莎白夫人；她们早已没有什么东西可以互相讲述，再也不会心存希望，也许也不再担惊受怕。尽管冬去春来，不久，夏日来临，她们也不下到楼下的小花园去，巨大的疲劳使她们四肢沉重。在这经受极端严峻考验的几个星期里，王后脸上有一点东西也已熄灭。倘若观看某一位无名画家在这个夏天，为玛丽·安托瓦内特所做的那幅最后的肖像，几乎认不出这就是从前演出牧羊剧的那位王后，洛可可时代的女神，也认不出推勒里宫中依然神情高傲，昂首挺胸进行战斗的那个威仪凌人的女人。在这幅运笔不甚流畅的画上，孀妇的面纱覆盖着已经发白的头发，尽管她才三十八岁，可是经历了过多的苦难，——她已是一个幡然老妪。她从前那双灵动奔放的眼睛，已失去了生气勃勃的光辉，双手因为极度疲劳，慵懒地向下垂落，她坐在那里，准备听从任何呼唤，哪怕叫她去走向终点，她也会驯从地毫不反抗。她脸上往日的妩媚已经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泰然自若的悲哀，焦躁不安已经不见，如今是极度的漠不关心。远远望去，会把玛丽·安托瓦内特的最后一幅肖像，看成是一位修道院院长嬷嬷的肖像，一个不再有任何尘世欲念的女人，看破红尘，对人世不抱任何希望，已经不再过这个人生，已经在过另一个人生。在这张脸上感觉到的不再是美丽，不再是勇气，不再是力量，而只是一种巨大的默默忍受一切的漠不关心。画上的王后已经逊位，女人已经弃绝：只有一个无精打采黯然神伤，年高德劭的妇女，抬起她那明朗的蓝色的目光，不再有任何事情使她愕然，使她惊慌。

几天之后，在拂晓两点钟时，又有人粗暴地敲她的房门，玛丽·安托瓦内特也没有惊慌。在夺走了她的丈夫，她的孩子，她的情人，她的王冠，她的名誉和她的自由之后，这个世界还能做出什么反对她的事情？她平静地起床，穿好衣服，让特派员们走进她的房间。他们宣读了国民公会的一道政令，要求把卡彼的遗孀移送贡西哀尔杰里监狱，因为已经对她提出了控告。玛丽·安托瓦内特静静地倾听，不作回答。她明白，革命法庭提出控告就意味着判处死刑，而贡西哀尔杰里就意味着死囚牢房。但是她并不哀求也不争吵，也不请求延期审判。她一句话也不回答这些人。他们像杀人凶手似的拿着这么一张通告，夤夜向她发动突然袭击。她满不在乎地让他们搜查她的衣服，把她戴在身上的东西统统取走。只允许她保留一块手帕和一小瓶用来强心的嗅盐。现在她得再一次告别——她都已经告别过多少次了——这一次是和她的小姑子和她的女儿告别。她知道，这是最后一次告别。但是这个世界已经让她习惯了告别。

玛丽·安托瓦内特头也不回，挺直身躯，步履坚定地走到她起居室的门口，快步走下了楼梯。任何帮助她都拒绝接受，把盛装强烈提神香料的小瓶子留给她，以防她力量不济时可以使用，这可实在多余：她从内心已经取得了强大的力量。最最沉重的苦难早已度过：再没有什么比她这最后几个月的生活更阴惨沉重的了。现在比较轻松的事情即将来临：那就是死亡。她简直是迫不及待地向着死亡扑了过去。她如此匆忙地快步走出这座充满了可怕回忆的塔楼，竟然在低矮的出口处的小门口忘记低头——也许是泪水糊住了她的双眼——她的额头重重地撞在门口坚硬的横梁上。陪同人员担心地直跳过来，问她有没有撞疼。她平静地回答道：“不疼，现在没有什么东西再能把我弄疼。”

[1] 公安委员会为1792—1795年，法国国民公会的执行机构，拥有警察的全权，监察国家的内部安全，推行恐怖统治。

[2] 安多阿纳·西蒙（1736—1794），激进的雅各宾党人，革命者，死于断头机下。

[3] 1793年4月6日，从国民公会中组成的执行机构，与公安委员会分开，主要任务是监督国民公会和政府的工作，也负责保卫革命。到1793年10月10日，在罗伯斯庇尔领导下，成为权力无限的机构。

[4] 玛利·让·安多阿纳·尼可拉斯·卡里塔·德·孔多赛侯爵（1743—1794），法国哲学家、政治家。

[5] 德·昂古莱姆公爵夫人，即玛丽·安托瓦内特和路易十六的长女，玛丽·特蕾丝·夏洛特·德·波旁（1778—1851），1795年法国与奥地利交换战俘，玛丽·特蕾丝·夏洛特获释，前往维也纳，1799年与其堂兄路易-安多阿纳·德·波旁，即昂古莱姆公爵结婚。

[6] 《卡尔玛尼奥勒》，曲名来自意大利一个地名，是法国大革命时期最有代表性的歌曲之一。

[7] 特西特斯为荷马史诗《伊利亚特》中希腊军队里最丑陋、最怯懦的一个战士。

第三十八章 贡西哀尔杰里监狱

另外一个女人这天夜里也被叫醒了，理查太太，贡西哀尔杰里监狱管理员的妻子。在深更夜半突然交给她一个任务，为玛丽·安托瓦内特准备一间牢房。在公爵们、侯爵们、伯爵们、主教们、市民们，各阶层的受害者之后，现在连法兰西的王后也带到这个死囚的监狱里来了。理查太太着实大吃一惊。对于一个来自民间的女人，听到“王后”这个字就像敲响了一口大钟似的，一阵敬畏之情沁入她的内心。一位王后，把王后安置在她的屋顶下！理查太太立即找出她所拥有的最精致最洁白的床单；美因茨的征服者居斯丁[1]将军的头上也同样悬着刑斧，他必须马上离开他的装了铁窗的囚室。这间囚室在许许多多年以前曾经作过市政厅的会议室；理查太太急急忙忙地把这间阴暗的房间为王后安排妥当。一张折叠的铁床，两个褥垫，两把草垫子软椅，一个枕头，一床薄被，另外还有一个水罐，在潮湿的墙壁前面，铺了一块旧地毯：更多的东西理查太太不得提供给王后。然后她们大家在半是地下室的古老石头房子里等待着。

凌晨三点，有几辆车子隆隆驰来。首先是几名宪兵手持火把走进昏黑的走廊，后面跟着那个善于随机应变的柠檬水商人米肖尼斯，——他巧妙地从巴茨事件中脱身出来，保住了他作为各个监狱总督察的职务。在他身后，在摇曳的灯光照耀下是王后，后面跟着她的一只小狗，这是唯一可以陪她进入囚室的生物。由于时间已晚，省去了王后通常该办的登记手续，要真是办起来，可真是一场喜剧，就仿佛在贡西哀尔杰里监狱里，大家都不知道，法兰西王后玛丽·安托瓦内特究竟是谁似的。他们允许玛丽·安托瓦内特立即进入她的囚室休息。管理员太太的使女，一个来自乡下的年轻穷苦的小女孩罗莎莉·拉莫利哀尔不会写字，但是多亏这个姑娘，我们获得了有关王后生命中最后七十七天最真实动人的报告。当时她深受震撼地跟在这位脸色苍白、一身黑衣的女人身后，提出帮她脱衣卸装。王后答道：“谢谢你，我的孩子。自从我身边不再有人帮忙，我就自己侍候自己。”王后先把她的怀表挂在墙上的一个钉子上，为了测量时间，留给她的时间很短，却又无限漫长。然后她就脱衣上床躺下就寝。一名荷枪实弹的宪兵走进囚室，然后关上房门。这出恢宏壮丽的悲剧，最后一幕就此开始。

贡西哀尔杰里是座精选出来的监狱，专门关押政治犯中最为危险的犯人，这点大家在巴黎和全世界，全都知道。一个名字登上这座监狱的收押名单，完全可以看成是开了死亡证书。从关进圣-拉撒尔、卡尔姆、阿巴耶和其他一切监狱还能回到这个世上，关进贡西哀尔杰里监狱者无一生还，或者只有极不寻常的罕见案例。玛丽·安托瓦内特和公众舆论想必认为，迁往这个死囚牢房去关押，已经奏响了死亡舞曲的第一个音符。实际上，国民公会还根本没有想要这样鲁莽地控诉这位王后，这样珍贵的人质。和奥地利进行的交换战俘的谈判迟迟不见进展，这样带有挑衅性地把王后迁往贡西哀尔杰里关押，只不过是对谈判挥上一鞭，促其加速而已，只是一个威胁性的手势：“你们赶快”，只是一个政治上施压的手段。事实上大家已把国民公会中大声喧嚣的控告压了下去，不再作声。这次慷慨激昂地把王后移押至“死神的前厅”，不言而喻，引来外国所有报纸的一阵惊恐的喊叫，作为回答（这正是福利委员会的期望）。在这移押事件发生三周之后，革命法庭的公开起诉人福基埃-丁维勒[2]还一份公文都没有拿到手里，在这次号角齐鸣地大肆喧嚷之后，无论在国民公会还是公社里，没有一次公开的辩论还提及玛丽·安托瓦内特。埃贝尔这头革命的肮脏野狗虽说有时还在他的《杜歇斯奈老爹》里狂吠：“这个‘婊子’终于也该试用一下参孙的领带了”，刽子手“也该用这头母狼的脑袋玩撞柱球运动了”。但是福利委员会高瞻远瞩，纹丝不动地随他连连追问：“咱们干吗要胡扯那么多借口，才把这只奥地利母老虎判刑，干吗去瞎找把她判刑的罪证，她可是血债累累，要是公平对她，完全可以把她碎尸万段。”——所有这些胡言乱语，狂呼怪叫，丝毫也没有影响福利委员会的秘密计划，福利委员会眼睛只瞅着作战地图。谁知道，这位哈布斯堡皇室的女儿还能派上什么好的用场，也许甚至很快就用得上她，因为七月天对于法兰西军队可是灾难深重。每时每刻联军都可能进逼到巴黎城下；何必浪费这样珍贵的一摊鲜血不加利用！所以他们就泰然自若地让埃贝尔大叫大嚷，因为这可以加强这样的印象，就仿佛他们正在计划不久就把王后处决：而实际上国民公会让她的命运悬而未决。玛丽·安托瓦内特未被释放，也未判决。他们只是非常露骨地把宝剑架在她的头上，时不时地把闪闪发光的刀刃往下垂落一些，因为他们希望吓唬一下哈布斯堡皇室，最终，最终能在谈判中就范。

糟糕的是，把玛丽·安托瓦内特移至贡西哀尔杰里关押的消息，丝毫也没吓着她的至爱亲朋：对于考尼茨而言，只要玛丽·安托瓦内特还是法兰西的王后，就是哈布斯堡皇室政策的一笔资产；一旦遭到废黜，成为一个不幸的普通妇女，对于各位大臣、将军和皇帝，完全变得可有可无。外交是不懂多愁善感的。只有一个人，一个完全无权无势的人，这个消息像烈火一样烧灼到他的心里，这就是费尔森。他绝望地写信给他的妹妹：“我亲爱的莎菲，我唯一的朋友，此时此刻你大概已经获悉这可怕的不幸的消息，王后被移押至贡西哀尔杰里监狱。卑鄙无耻的国民公会发出政令，把王后交付革命法庭审判。从这一时刻起，我已活不下去，因为像我这样留在世上，经受我所感受的一切痛苦，不能算活。我想，我若至少能为解救她做点什么事情，我也会少受一些痛苦。但是除了到处央告乞求，我什么也干不了，对我真是可怕。只有你可以体会，我在忍受什么样的痛苦，对我而言，一切全都完了，我将永远追悔莫及，只有死亡能让我忘记这事。我什么事也干不了，什么事也不能想，一想就是这位经受沉重严峻考验的尊贵王后所蒙受的不幸。我都没有力气来表达我的感受。我真想献出我的生命来营救她，可惜我办不到；我最大的幸福将是为了营救她而死。”几天之后他又写道：“当我想到，她深锁在一座可怕的监狱里，我往往责备我能自由地呼吸空气。这个想法撕碎了我的心，毒化了我的生命，我一刻不停地在痛苦和愤怒之间翻腾。”但是这个渺小的微不足道的封·费尔森先生对于一个权力无边的参谋本部而言，对于那睿智崇高的伟大政治而言又算得了什么？他别无他法，只好把他的愤怒、怨恨与绝望在他心里熊熊燃烧，烧毁他灵魂的全部地狱的邪火，一再化为无效的连声哀求央告发泄出来，跑遍各部门的接待前厅，逐一请求将军、政治家、君王、流亡者们，千万别这样可耻地冷眼旁观，法兰西的一位王后，哈布斯堡皇室的一位公主正受到屈辱，遭到杀害。但是他到处碰壁，遇见的人都对他躲躲闪闪，他们彬彬有礼，然而态度冷漠，就是玛丽·安托瓦内特忠心耿耿的埃卡尔特[3]麦尔西伯爵，他觉得态度也“冷若冰霜”。麦尔西对费尔森态度恭谨，但是断然拒绝他干预此事，不幸的是恰好在这个时候，个人怨恨对麦尔西发生了影响：麦尔西永远不能原谅费尔森和王后关系过于亲密，超过了礼仪允许的界限。他可不愿让王后的情人，这唯一的一个深爱王后和她生命的人——来规定他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

但是费尔森并不让步。众人冷冰冰的态度，和他炽热的烈火形成如此可怕的区别，简直使他发狂。既然麦尔西拒绝，费尔森就去求助于国王家庭另一个忠实的朋友，德·拉·马克伯爵，当年曾经主导过王室和米拉波的谈判。伯爵表示理解，态度也更有人情味。德·拉·马克伯爵便去找麦尔西，提醒老人二十五年前向玛利亚·特蕾西亚女皇所做的允诺，直到最后一刻都要保护她的女儿。在麦尔西的书桌上，他们共同撰写了一封措辞强烈的信函，致奥地利军队的最高司令官封·科堡亲王[4]：“只要王后还没有直接受到威胁，我们还可以保持沉默，由于担心会唤醒把王后团团围住的野蛮人的怒火。可是今天，王后已被交付给一个血腥的法庭，每一个拯救王后的措施，都将变成您的职责。”在德·拉·马克的鼓动下，麦尔西要求科堡亲王立即迅速率领军队向巴黎挺进，为了在巴黎扩大惊恐；其他任何军事行动都应退居这一最为必要的行动之后。麦尔西警告：“请您听我说，倘若在这样一种时刻，我们无所作为，我们大家有朝一日都会感到遗憾。后世无法相信，这样令人发指的罪行竟然会在离开这些常胜的军队只有几小时路程之遥的地方发生，而这些军队居然没有设法加以阻止。”

这个及时拯救玛丽·安托瓦内特的要求可惜是向一个软弱无能，尤其是极端愚蠢，空空如也的脑袋瓜提出的。联军总司令科堡亲王于是做出了相应的回答。就仿佛1793年大家还都生活在巫师横行，宗教法庭的时代，这位以其“无能”著称的亲王建议，“倘若他们敢对王后陛下御体做出丝毫暴力行动，我们就把新近擒获的四名国民公会议员，活活地用车刑处死”。麦尔西和德·拉·马克两人都是高雅而有文化的贵族，听到这样的蠢话真是瞠目结舌，发现和这样一个蠢货交涉毫无意义，因此德·拉·马克便恳请麦尔西，火速致函维也纳宫廷：“请立即另派一位信使，务必让那边的人认识到全部危险，请您表达最严重的忧虑，可惜现在实在太有理由担忧。有必要让维也纳的人终于理解，对于皇帝政府这将是多么难堪，我甚至敢说，是多么糟糕，倘若历史有朝一日会说：离开强大的、常胜的奥地利只有四十英里之遥，玛利亚·特蕾西亚女皇的崇高的女儿命丧断头台，而人们不作任何努力出手援救。对于这样的事情，这将是我们皇帝徽章上的一个拭抹不掉的污点。”为了给这位行动不大灵活的老先生再添一把火，德·拉·马克又补充了一句对麦尔西个人的警告：“请您允许我再说一句，所有的朋友们都非常尊敬您真诚的感情，可是现在我们的宫廷陷入一种灾难深重的麻木不仁的状态之中。在目前这种令人深感遗憾的情况下，您若不从一开始便努力，并且一再重新努力设法把我们宫廷从麻木状态中震醒，世人一向不公正的判断就不会正确地评价您的真诚的感情。”

受到这样一种警告的刺激，老麦尔西终于毅然决然地行动起来，立即上书维也纳：“眼看着自己尊贵的姑母受到命运的威胁，而不设法帮她摆脱这种命运或者甚至挣脱这种命运的威胁，我反躬自问，难道这样做符合皇帝的尊严和利益……难道皇帝在这种情况下无须尽到特别的义务？……我们可不能忘记，我们政府的态度有朝一日要受到后世的评判；倘若吾皇陛下既不设法出手相救，又不打算为此做出牺牲，难道就不害怕后世评判的严峻？”

这封信函出自一位公使之手，可以说是相当勇敢，但却冷冷地放在宫廷办公厅的某一个档案卷宗里，未作回答，蒙上灰尘。弗朗茨皇帝丝毫不想为这事动一根指头；他悠哉游哉地在美泉宫中到处散步，科堡亲王则心情平静地等在他的冬季宿营地里，让他的士兵操练个没完，直到溜号的逃兵比一场浴血战斗中丧失的战士更多。各国的君王全都保持平静、冷漠，丝毫也不担心。因为在古老的哈布斯堡皇室，多一点荣誉，少一点荣誉又算得了什么！谁也不为援救玛丽·安托瓦内特动一根指头，麦尔西勃然大怒，尖刻地说道：“他们即使亲眼看见玛丽·安托瓦内特迈步走上断头台，也不会出手相救。”

对科堡亲王，对奥地利已不能指望，对王子们，对流亡者们和亲戚们也不能指望——于是麦尔西和费尔森就自己行动，尝试最后的办法：行贿。通过舞蹈家诺韦尔，通过一个来路不明的银行家把钱寄往巴黎：谁也不知道这些钱落到谁的手里。他们首先设法接近丹东，——罗伯斯庇尔的嗅觉无误——普遍认为丹东容易接近；奇怪的是，他们走门路也走到埃贝尔那里，尽管大多数行贿受贿都没有证据，但是令人惊讶的是，这位主要的狂呼乱叫的家伙，几个月来像癫痫病人似的怒吼咆哮，要让这个“婊子”鱼跃一次跳进鬼门关去，现在却突然要求把她带回塔楼里去。究竟这些怕见阳光的谈判取得了多大的成功，或者可能会取得多大成功，谁又说得清楚呢？反正这些金弹射出的时间已经太晚。因为正当这些机灵的朋友们在设法拯救玛丽·安托瓦内特的时候，一个最不机灵的朋友已经把她推进深渊：在她一生中一直都是如此，她的朋友比她的敌人给她带来更多的灾难。

[1] 亚当-菲利普·德·居斯丁伯爵（1740—1793），法国将军，占领普鲁士的美因茨，声名大噪，后因战争失利获罪，有反对雅各宾党人的言论，死于断头机下。

[2] 福基埃-丁维勒（1746—1795），法国革命者，大革命时期任革命法庭的公诉人。罗伯斯庇尔倒台后，他也被判处死刑。

[3] 埃卡尔特，德国民间传说中的忠贞骑士。

[4] 弗里特里希·约西阿斯·封·萨克逊-科堡-萨尔费尔特亲王（1737—1815），在奥地利军中服役，1792年成为奥地利对法战争的总司令。

第三十九章 最后一次营救

大革命时代所有的监狱当中，以贡西哀尔杰里这座“死神的接待室”规章制度最为严格。这是一座年代久远、石头砌成的建筑物。厚重的墙壁无法穿透，拳头般厚实的房门都箍上铁皮，每扇窗户都装了铁栏杆，每道走廊都有路障阻拦，有整整几连卫兵团团围住，完全可以在监狱的巨石墙上刻上但丁的名言：“必须放弃一切希望……”[1]严格的监管制度，几百年来经受考验。恐怖时期大批犯人送到这里，监管制度更加严格了几倍，狱中囚犯根本不可能和外界有任何联系。因为这里的监管人员并不像塔楼里的看守选自外行的卫兵，而是一些狱卒中的老手，任何花招都能识破。另外，未雨绸缪，在犯人当中安插了一些所谓的“绵羊”，一些职业密探，他们会把每一个越狱计划事先向官厅报告。不论何处，只要一个制度试用了几年，乃至几十年之久，对于个别人而言，要想反对它似乎毫无希望。

但是，面对一切集体主义的暴力，神秘莫测的安慰乃是：个别人只要不屈不挠，坚定不移，最后证明几乎总是比任何制度都更加坚强。只要人的意志未被摧折，人性总会摧毁纸上印的命令；玛丽·安托瓦内特这一个例也是如此。搬来几天之后，凭着那股半是从她的名字散发出来的神秘魔力，半是从她个人举止的高贵尊严显示出来的力量，就是在贡西哀尔杰里监狱里她也使那些理应看守她的人员，都成了朋友、帮手和仆人。管理员的妻子其实别无其他任务，只是打扫打扫房间，做顿粗陋的饭菜。可是她却以感人的细心，为王后精心制作最佳菜肴；她主动建议为王后理发；并且每天特地从另外一个城区去弄来一瓶玛丽·安托瓦内特爱喝的饮用水。管理员妻子的侍女，又利用每个机会飞快地溜进这个女犯人的囚室，主动发问，看她能帮上什么忙。那些一脸严肃的宪兵长着两撇往上直翘的胡子，挂着宽宽的、铿锵直响的佩刀，荷枪实弹，照理应该禁止这些事情才对，他们又干些什么呢？他们——审讯的记录证明——自觉自愿地每天自己花钱从市场上买了鲜花，送进王后荒芜一片的囚室。下层的人民，生活比市民更接近不幸，可恰好在他们当中，却对这位王后有着一种感人的同情之心，在这位王后养尊处优的日子里，人民可是对她深恶痛绝。贡西哀尔杰里监狱附近的女商贩们，听理查太太说她是给王后买的鸡或者蔬菜，她们就仔仔细细地把最好的货物挑选出来给她。福基埃-丁维勒在审讯时不得不非常恼火，极为惊讶地确认，王后在贡西哀尔杰里比在塔楼日子要好过得多。恰好在死神残忍已极地笼罩一切的地方，人们身上的人性作为无意识的抵抗力量，勃然升起。

在对待玛丽·安托瓦内特这样重要的国家重犯身上，监守的状况如此松懈，想到她先前曾经有过的逃亡企图，乍一看，的确令人惊讶。但是只要想到，这座监狱的最高督察不是别人，而是柠檬水商人米肖尼斯，他曾插手塔楼密谋，予以帮助，有些事情也就可以理解了。透过贡西哀尔杰里监狱厚实的方石砌成的墙垣，德·巴茨男爵的一百万金币发出粼粼鬼火，也照样像闪烁着诱人的微光，米肖尼斯依然在扮演他那惊人大胆的双重角色。他每天都恪尽职守，严肃地走进王后的囚室，摇摇铁窗，检查房门，一丝不苟地向公社报告他对囚室的这些探视。公社暗自庆幸，任命了一个这样可靠的共和党人充当看守，充当监察。而实际上，米肖尼斯每次都只等着宪兵离开房间，便和王后近乎亲切地闲聊，把王后渴望知道的关于她儿女的消息从塔楼带来；有时候，不论是由于贪财还是出于好心，他在视察贡西哀尔杰里监狱时，甚至会私自带进一个好奇心重的人来。有一次带来一个英国人，或者一个英国女人，也许就是那个古怪的阿特金斯女士。有一次带来一个未曾向共和国宣誓效忠的神父[2]，这位神父应该听到了王后的临终忏悔。有一次带进来一位画家，多亏这位画家，我们才看到卡尔特伐莱博物馆中的那幅肖像。最后也极为糟糕地带进来了那个大胆的蠢货，他的鲁莽冒失使得所有这些自由和优待全都一下子摧毁殆尽。

这个臭名昭著的“康乃馨事件”，这桩“丁香密谋”，日后被大仲马改写成一部宏伟的长篇小说，是桩不清不楚的故事，大概永远也不可能把这个故事完全讲透，因为法庭档案的报告很不完整；故事真正的主人公所讲述的极为可疑，听上去有夸大吹牛的味道。倘若相信市政当局和监狱的最高督察米肖尼斯的说法，那么整个事件完全是无关紧要的一个插曲。他有一次在晚餐时和朋友们谈起王后，职责所在，他每天都得去监狱里探望王后。这位陌生的先生，他不知道此人的姓名，表示十分好奇，问他是否可以陪他前去一次。他心情很好，也没有多加考虑，就把这位先生带着一同巡视牢房，不言而喻，得保证不和王后说一句话。

难道德·巴茨男爵的心腹米肖尼斯，真的像他所描述的那样天真？难道他真的没有费心动问一下，他要偷偷带进王后囚室的那位陌生的先生究竟是谁？他要是打听一下就会知道，此人乃是玛丽·安托瓦内特的一个老熟人，德·罗杰维勒骑士[3]，是6月20日拼着性命捍卫王后的那些贵族当中的一个。但是从一切迹象来看，这位大力帮助过德·巴茨男爵的米肖尼斯，有很好的理由，尤其是听上去十分重要的理由，没有多问这位陌生的先生究竟有什么意图，也许密谋已经非常成熟，远远超过今天那些抹去的痕迹让人看到的程度。

反正在8月28日这天，囚室门上的钥匙咣啷咣啷地直响，王后和宪兵都站起身来。每次囚室的房门一打开，王后第一眼几乎总会大吃一惊，因为几个星期，几个月以来几乎每一次官方有人出人意表的来访，都给她带来恶劣的消息。可是这次并非如此，只是秘密朋友米肖尼斯，在某一个陌生先生的陪同下前来，被囚的王后根本没有注意到这个陌生人。玛丽·安托瓦内特吁了口气；她和米肖尼斯闲聊，打听她孩子们的情况：当母亲的第一个问题，也是最迫切的问题总是有关她的儿女。米肖尼斯作了友善的回答，王后的情绪几乎开朗起来：这短短的几分钟，打破了囚室里灰色玻璃罩似的沉默，母亲在别人面前说出了自己孩子们的名字，这对她而言，永远意味着幸福。

可是突然之间，玛丽·安托瓦内唰地一下脸色煞白。霎时间，她面无血色。然后血液才突然涌入她的面颊。她开始浑身哆嗦，勉强挺直身子。实在过于出人意表，王后认出了罗杰维勒。此人在宫中曾上百次地待在她身边，她知道，此人什么大胆鲁莽的事情都干得出来。这是怎么回事——时间飞快掠过，没法把一切都想上一遍——这个稳妥可靠的朋友一下子出现在她的囚室里，究竟意味着什么？是想营救她？跟她说些什么？转告什么？她不敢跟罗杰维勒说话，因为害怕宪兵和打杂的女工，都不敢过于露骨地望他一眼。可是她发现，罗杰维勒一个劲地给她打暗号，可惜她看不懂。几个月来，发现有个使者就在身边，看不懂来者的信息，这既使她欣喜异常，同时又使她痛苦激动。这个女人被突然惊醒，心里越来越不安，越来越怕自我暴露。

也许米肖尼斯觉察到王后有些神色慌乱；反正他想起还得去巡视一下其他的牢房，便急急忙忙地带着那位陌生人离开了王后的囚室，可是明确宣布，回头还要再来。

玛丽·安托瓦内特独自留了下来——膝盖一直哆嗦——她坐了下来，尽量稳住心神。她决定，等这两个人回来，一定要比第一次意外相遇时，精神更加专注，心情更加平静地注意每一个暗号，每一个手势。果然，他们又回来一次，钥匙又咣啷咣啷地响了一回，米肖尼斯带着罗杰维勒又一次走进囚室。现在玛丽·安托瓦内特又完全控制住自己的心绪。她一面和米肖尼斯谈话，一面更加犀利，更加警觉，更加自控地观察罗杰维勒。突然她发现罗杰维勒手指迅速地一弹，什么东西给扔到火炉后面的角落里。她的心脏怦怦直跳，她按捺不住，急于读一下信息的内容；米肖尼斯和罗杰维勒刚一离开囚室，玛丽·安托瓦内特便神态自若地找个借口把宪兵也跟着打发出去。她利用这无人监督的一分钟，一下子就把扔在角落里的东西抓到手里。怎么回事？只是一朵康乃馨？可是不对，在康乃馨里夹着一张叠好的便条。她打开来读道：“我的恩人，我永远也忘不了您，我将永远寻找一切方法，向您证明我愿为您牺牲的决心。您若需要三四百金路易给您身边的人，我将下周五带来。”

大家可以想象这个不幸的女人，在经历了这一充满希望的奇迹之后的心情。天上浓密的乌云又一次像被天使的宝剑劈开，露出晴空。她的一个心腹，路易骑士团的一名骑士，一个熟悉可靠的保王党人，居然不顾一切禁令，藐视公社的种种措施，一直闯进这可怕已极、无法接近的死屋中来：救星想必近在咫尺。肯定是亲爱的费尔森一手安排了这一切，一定又有强劲有力的不知名的帮手参与此事，为了在濒临深渊之际，营救她的性命。霎时间，这个早已万念俱灰、一头白发的女人又获得了生的勇气和愿望。

她有了勇气，糟糕的是，甚至有了太多的勇气。她有了信任，可惜有了太多的信任。她立刻明白，这三四百金币应该用来贿赂她室内的宪兵；只有这一点是她的任务，其他的一切，朋友们自会处理。她突然燃起乐观主义的火花，立即开始行动。她把那张会暴露实情的纸条撕成碎片，自己准备了一个回答。监狱方面拿走了她的羽毛笔、墨水和铅笔，她只有一小张纸。灾难使人脑子灵活，——她把这张纸取来，用她的缝衣针把回答拼成字母，扎在纸上。这张纸条作为圣物保留了下来，当然后来又扎上其他的针孔，已无法卒读。王后把这张纸条交给宪兵吉尔伯尔，答应给他高额酬劳，要他等那个陌生人再来时，把纸条交给那人。

现在这个事件就蒙上了阴影。似乎是宪兵吉尔伯尔内心产生了动摇。三百金路易，四百金路易对于这样一个穷鬼来说，自然闪烁着诱人的光芒；但是断头机上的刑斧也发出阴森可怕的耀眼闪光。他同情这个可怜的女人，但是他也害怕失去他的职位，怎么办？执行这个任务就是背叛共和国，倘若告发这件事，就是滥用了这个可怜的不幸女人的信任。于是这个老实的宪兵首先就走上了中间道路，他向管理员的妻子，那位全能的理查太太倾诉了这件事情。瞧，这下子理查太太分担了吉尔伯尔的尴尬。她也不敢保持沉默，也不敢公开说出此事，更不敢掺和到这样一件要砍脑袋的密谋中去；说不定她耳边也响起了那成百万银币神秘的叮叮当当的声响。

最后理查太太和那个宪兵吉尔伯尔干的一样：既不告发，也不完全沉默。完全和那个宪兵一样，她把责任推开，只是把这张秘密书简的故事，极为机密地告诉了她的上级米肖尼斯。米肖尼斯听到这个消息，当即脸色发白。难道米肖尼斯先前已经发现，他带进监狱的罗杰维勒就是王后的一名帮手，还是说，他直到此时此刻才知道这点？究竟他对这一密谋是知情的，还是说，罗杰维勒骗了他？反正现在一下子有了两个知情人，他感到很不自在。他神色极端严肃地从善良的理查太太手里，把那张可疑的纸条拿来塞进自己的口袋，并且命令理查太太不得和别人谈起这件事情。他希望这样一来，可以弥补王后行事不够谨慎的疏失，顺顺当当地了结这桩棘手的事件。不言而喻，他没有继续向上级报告；就像上次和德·巴茨一起搞的那桩密谋一样，一旦形势危险，他就悄悄地从事件中抽身出来。

其实事情也就此可以风平浪静。可是要命的是，这事让那个宪兵心里总是七上八下，不得安宁。也许给他满满一把金币可以使他闭嘴，可惜玛丽·安托瓦内特没钱。渐渐地，宪兵吉尔伯尔担心起他的脑袋来了。在他勇敢地面对他的同伴和官厅，完全保持沉默了五天之后（这是这件事情值得怀疑，神秘莫测之处），他终于向上级打了报告；两小时后，市政委员会的特派员们万分激动地冲到贡西哀尔杰里监狱，对一切有关人员都进行审讯。

王后首先矢口否认，她谁也没有认出来。特派员们问她，几天前她有没有写过什么东西，她冷峻地答道：她根本就没有任何可以写字的文具。米肖尼斯一开始也装聋作哑，希望大概同样已经受贿的理查太太也会保持沉默。可是理查太太说，她已经把纸条交给了米肖尼斯，这下米肖尼斯只好出示这张纸条（但是他聪明地已经事先把纸条上的那封信用针孔扎得读不清楚）。第二天进行第二次审讯时，王后放弃抵抗。她宣布她在推勒里宫时就认识那人，收到此人放在康乃馨里面的一封书简，并且作了回答。她不再否认自己参与此事和自己的罪行。

但是她以自我牺牲的精神，保护这个愿意为她牺牲性命的人，没有说出罗杰维勒的姓名，只是声称她已记不清这位近卫军军官的姓名。她非常高尚地掩护了米肖尼斯，从而救了他一命。但是二十四小时后，市政委员会和公安委员会就已经知道了罗杰维勒的名字。警察们徒劳无功地满巴黎追捕这个想要营救王后的人，而实际上他只是确定了王后非死不可的下场。

因为这次密谋开始得极为笨拙，大大加速了王后不幸的命运。对待王后的宽容态度，官方原来一直采取默认的态度，表示容忍。如今一下子戛然而止。她所有的财产，最后几只指环，全部没收。甚至她从奥地利带来的一只小金表，对她母亲的最后一件纪念品，以及她充满柔情地存放着她孩子们头发的圆形小装饰盒，也被没收。不言而喻，遭到没收的还有几枚缝衣针，就用这些缝衣针，她突发灵感，写了给罗杰维勒的那封书简。晚上禁止她点灯。态度宽厚的米肖尼斯被免职，同样免职的还有理查太太，改由波尔太太担任新的女看守。同时市政委员会在9月11日颁布的政令中规定，这个一再企图越狱的女犯人，得移送到一个比原来的囚室更加安全可靠的囚室里去监禁；可是在整个贡西哀尔杰里找不到一个牢房，让担惊受怕的市政委员会感到足够可靠，就把药剂师的房间腾出来，加上双重的铁门。窗户可以望到女囚庭院[4]，如今砌上砖头，足足有半个铁栏高，窗下设立双岗。隔壁房间里的宪兵轮流站岗，用生命担保女囚不得越狱。按照一切人世间的考量，现在任何不相干的人都不得再进入囚室：除了那个由于职务的缘故，应召前来的人：刽子手。

现在玛丽·安托瓦内特可就茕茕孑立，彻底孤立地站在她最后的一个台阶，最下面的一个台阶之上。新的监狱看守尽管对她怀有好感，都不敢和这个危险的女人再说一句话，宪兵们也是如此。她的小金表原来用微弱的嘀嗒嘀嗒的声音，为她把无限的时间切碎，现在已被没收。针线活也被拿走，什么都没给她留下，只留下那只小狗。经过二十五年，陷入这彻底遭到抛弃的境地，玛丽·安托瓦内特才想起她母亲经常向她推荐的安慰：她生平第一次要求书籍，用她视力模糊，一直发炎的眼睛一本接一本地读书，人们都来不及给她提供。她不要长篇小说，不要戏剧作品，不要内容欢快，多愁善感的图书，不要爱情故事，这太容易勾起她对往日的记忆，只要非常狂野的冒险故事，库克船长[5]的游记，沉船的故事，大胆的航行，那些动人心弦，使人迷恋、激动、紧张的书籍，让人忘记时代和世界。杜撰虚构的梦想出来的人物，是她孤寂之中绝无仅有的伴侣。没有人再来探望她，一天到晚她只听见附近圣-夏佩勒教堂的钟声和钥匙在锁孔里吱嘎旋转的声响，然后又是一片寂静，在这低矮的房间里，永无止境的寂静，这房间狭窄、潮湿、黑暗，活像一口棺材。缺少活动，缺少新鲜空气，大大削弱了她的身体，过量的月经失血使她浑身疲惫无力。等到叫她去上法庭的时候，她已是一个满头白发的幡然老妪，从这漫漫长夜走到那久违的阳光之下。

[1] 但丁的名诗《神曲》“地狱篇”中描写地狱的门口有一句铭文：“进来的人们，必须放弃一切希望。”

[2] 大革命爆发后，革命政府要求全体天主教神父向共和国宣誓效忠，否则即遭到迫害，投入监狱。

[3] 亚历山大·多米尼克·约瑟夫·龚斯·德·罗杰维勒骑士（1761—1814），为法国大革命中的保王党人，“康乃馨事件”的主人公。

[4] 女囚庭院为坐落在巴黎西岱岛上的古监狱贡西哀尔杰里的一部分，是供女囚放风和洗衣的院子。

[5] 詹姆士·库克船长（1728—1779），英国航海家，多次在太平洋上航行，有许多冒险经历，在夏威夷与土著人战斗中战死。

第四十章 无耻之尤

最后一步台阶已经走完，道路通向终点，命运所能编造的矛盾的极度紧张已经完成。这个生于皇宫之中，曾经拥有自己宫殿里几百个房间的女人，如今住在一间装着铁窗，一半埋在地下的狭小斗室里，又潮湿又阴暗。这个酷爱奢侈的女人，身边曾经堆满了千百件精致绝伦、巧夺天工的奇珍异宝，价值连城，如今房里连一口柜子，一面镜子，一把靠背椅也没有，只有极为必需的东西，一张桌子，一把椅子，一张铁床。往日有无数侍从组成浩浩荡荡的、极为自负的一群人马围在她身边，为她效劳，一位高级御用女总管，一位宫廷贵妇，一位宫中梳妆女官，两位贴身宫中女侍白天值勤，两位贴身宫中女侍夜里值勤，一位朗读者，一位御医，几位外科御医，一位秘书，宫中御膳总管、仆役若干，宫中司库总管、御用理发师、御用厨师若干，宫廷侍童若干。如今她自己梳理她那已经变白的头发。从前每年需要制作三百套新衣的女人，现在睁着半已失明的眼睛，缝补她破损不堪的囚衣的贴边。曾经坚强的女人，已经疲劳不堪。以前艳光四射惹人渴慕的美女，如今脸色苍白，老态毕露。以往从正午到深夜都喜欢高朋满座，宾客如云，如今独自沉思，彻夜不眠，直到铁窗后面晨光初露。夏天日益退去，幽郁的囚室越发阴森，犹如棺材，因为暮色越来越早地侵入囚室，自从监守的规定得到加强，玛丽·安托瓦内特晚上不许再点灯火；只有一盏油灯可怜巴巴的微弱光亮，通过上面的一个玻璃天窗，从走廊射进这一片浓重的黑暗以示同情。可以感到已是秋天来临，寒冷从赤裸裸的石头地板上升起，弥漫在附近塞纳河上的雾气迷蒙的潮湿，透过墙壁浸入囚室，每根木头摸上去都又湿又烂；囚室里充溢着腐烂霉坏的气味，死亡的味道越来越浓重。内衣破损，外套朽烂，一阵阵湿冷爬进骨头缝里，化为关节炎的锥心疼痛。这个内心冻僵的女人越来越疲倦，她曾经——对她的感觉而言，这已是千年前的往事——是这个国家的王后，是法兰西生活乐趣最为旺盛的女人。现在她的周围，寂静越来越冷酷，时光越来越空寂。倘若叫她现在去死，她不再会大吃一惊，因为身在这间囚室里，已活生生地经历了何为葬身棺材之中。

那年秋天刮过全世界的惊天动地的疾风暴雨，没有丝毫声响侵入巴黎城里这座住着活人的坟墓。法国大革命还从来没有比此时此刻更加危机四伏，形势严峻。法兰西共和国的两座最坚固的堡垒，美因茨和瓦伦西哀纳已经沦陷，英国人攻占了最重要的军港。法兰西的第二大城市里昂已经起义，殖民地全部丧失，国民公会里争论不休，巴黎在闹饥荒，情绪沮丧，意志消沉：共和国眼看着就要覆灭。眼前拯救共和国只有一条：大胆抗击，拼命挣扎，勇于挑战，视死如归。共和国只有让别人害怕，自己才能克服害怕心理。“把恐怖提到我们的日程上来”——这句使人心惊胆战的话，响彻国民公会的大厅，使人汗毛直竖，事实肆无忌惮地证实了这句威胁。吉伦特党人遭到清洗，奥里昂公爵和其他无数人提交革命法庭。刑斧挥舞起来，这时比约·瓦莱纳[1]站起身来提出要求：“国民公会刚才给叛国者们一个巨大的严肃处理的范例，这些叛国者不遗余力地准备让自己的国家灭亡。但是国民公会还有义务做出一个重要的决定。一个女人，她是人类和女性的耻辱，终于应该在断头台上为她的罪行赎罪。现在大家到处议论纷纷，说她又被迁回塔楼囚禁，对她进行了秘密审讯，革命法庭已经洗刷了她的罪行，就仿佛一个身上沾满了千万人鲜血的女人，会被法兰西法庭，法兰西的陪审团宣布无罪开释似的。我要求革命法庭在本周之内能对她做出判决。”

尽管这个提案不仅要求对玛丽·安托瓦内特做出判决，也毫不掩饰地要求把她处死，这个提案毫无异议地得到通过。可奇怪的是：福基埃-丁维勒，这位平素雷厉风行，像台机器一样冷静迅速办案的公诉人，现在还犹豫不决，十分可疑。他非但本周没有提出针对王后的动议，下一周，下下周也未提出，不知道是有人暗地里拖住了他的手，还是这个心如铁石的人平素以变戏法的速度，把白纸变成鲜血，把鲜血变成白纸，此刻真的还没有掌握站得住脚的证明文件？反正他延宕着，一个劲地把控诉拖了又拖。他致函公安委员会，要求给他提供材料，奇怪的是，公安委员会方面也引人注目地迟迟不予作答。最后，公安委员会把几份不大重要的文件收集在一起：康乃馨案件的审讯资料，一份证人名单，国王案件的卷宗。可是福基埃-丁维勒还一直没有出手，不晓得他还缺少什么，要不是缺少秘密指令，要他终于起诉，就是缺少一份无往不利的文件，一样显而易见的犯罪的真凭实据，可以给他的公诉书添加光彩，显示共和主义者义愤的火焰，缺少一桩令人发指，使人激奋的罪行，无论是作为女人犯的过失，还是作为王后犯的罪过。这慷慨激昂地要求提出的控告似乎又要无果而终。正在最后时刻，王后最无情最坚决的死敌埃贝尔，突然把一份文件塞到福基埃-丁维勒手里，这是整个法国大革命中最可怕、最卑鄙的一份文件。这个强烈的动力决定了一切：整场诉讼一下子便得以起动。

发生什么事了？9月30日，埃贝尔出乎意料地收到王太子的导师鞋匠西蒙，从塔楼寄来的一封信。信的第一部分是陌生人的笔迹，按照正字法的要求，写得规规矩矩、清清楚楚：“你好！赶快过来，我的朋友，我有些事情要对你说，很乐意看见你；你设法今天就能过来，你将发现，我是一个正直诚实的共和主义者。”信的剩余部分则相反，是西蒙亲笔写的，拼法错误百出，稀奇古怪，显示了这位“导师”的教育水平：

“Jetecoittebienlebon jourmoiemonestpousseJeanBrassetascherestpousseetmaspetistebonamislapetist efilscentoubliertachersoeurquejanBrasse.Jantanpriedenespasmanqueramasdemandepourtevoircelaspressemois.Simon，tonamispourlavis.”[2]埃贝尔忠于职守，雷厉风行，毫不迟疑地赶去会见西蒙。他听到的一切，甚至对于这个老练已极、刀枪不入的家伙都觉得阴森可怕，他本人都不愿继续插手这件事情，而是由整个市政委员会建立一个委员会，由市长担任主席，全体一起前往塔楼，就地以一式三份（至今还都保存下来）的审讯记录，记下针对王后的决定性的控诉材料。

如今我们就接近了长期以来难以相信，心灵上无法接受的一件事情，接近了玛丽·安托瓦内特历史上的那个插曲，只有考虑到那个时代神经上的过分刺激，公众舆论几年来受到的系统的毒化，才勉强可以理解这个插曲。小王储是个非常早熟、激情奔放的小孩。几周前，他还在母亲的保护之下的时候，在玩耍时让一根木棍弄伤了睾丸，找来治疗的外科医生给这孩子贴了一张疝气带子，这个事件似乎也就处理完毕，被人遗忘。这事发生在玛丽·安托瓦内特还囚禁在塔楼的时候。可是有一天，西蒙和他老婆发现，这个管教不严的早熟的孩子正在做某种男孩会犯的顽劣行为，大家全都知道的“手淫”。孩子被当场抓获，没法否认。西蒙于是追问，是谁教他染上了这个恶习。这不幸的少年被逼，信口就说，或者在诱导下说出，是他母亲，他姑母，诱导他染上这个恶习。西蒙觉得这头“母老虎”什么坏事都干得出来，便是干了妖魔鬼怪干的恶事，他也会信以为真，就连连追问，问个没完。一个母亲的品德竟然如此堕落，他愤怒异常，最后逼得孩子说出，这两个女人在塔楼时，常常把他叫到床上，他的母亲就和他干出乱伦的罪行。

一个不满九岁的男孩说出这样骇人听闻的话来，一个有理性的人，一个正常的时代，都不言而喻，只会报以极度的怀疑。但是由于革命方面散发的数不胜数的污蔑性的小册子，早已深入到人们的血液之中，坚信玛丽·安托瓦内特在情欲上贪得无厌，即使说亲生母亲对她八岁半的儿子进行性侵，这样荒谬绝伦的指控也没有引起埃贝尔和西蒙的怀疑。相反，这两个狂热的丧失理智的无套裤党人，觉得这件事情完全合乎逻辑，清楚明了。玛丽·安托瓦内特，这个巴比伦的大婊子，这个腐化堕落，搞同性恋的娘儿们，早在她的特丽雅侬宫里就习惯于每天都得消受几个男人和几个女人。他们于是得出结论：这样一头母狼，囚禁在塔楼里，找不到任何伴侣来满足她厉害无比的花痴欲念，就扑向她自己无助无辜的孩子，还有什么比这更自然不过的事情。埃贝尔和他那些可悲的朋友们完全被仇恨冲昏了头脑，一刻也不怀疑这个孩子谎话连篇，对自己母亲做出控诉的正确性。现在只需要把王后的耻辱，白纸黑字固定在记录上，以便全法兰西都能获悉，这个卑鄙下流的奥地利娘儿们这一极端严重的道德败坏的罪行，这个娘儿们嗜血无厌，罪恶累累，上断头台只能算是从轻处罚了。于是举行了三次审讯，审问一个不满九岁的男孩，一个十五岁的女孩和伊丽莎白夫人——场面是如此恶劣，如此无耻，真可以把它当作并不真实的事情。可是，这些可耻的文件，今天不是还存放在巴黎的国家档案馆里吗？虽然纸张有些发黄，可是还清晰可读，并且还有这两个未成年孩子亲自写下的乱七八糟的签名。

10月6日第一次审讯，到场的有市长帕歇[3]，法律顾问肖麦特[4]，埃贝尔和其他市议员。第二次审讯在10月7日举行，看看签名，还有著名的画家大卫[5]的名字，此人也是大革命时期最最没有气节的人当中的一个。首先把这个八岁半的孩子当作主要证人叫上法庭，讯问他塔楼里发生的其他事情，这个饶舌的孩子也不管他的口供会有多大影响，把暗中帮助他母亲的帮手全都供了出来，尤其是图兰。然后话锋一转，谈到那件棘手的事情，法庭记录写道：“西蒙和他太太多次撞见他在床上搞他的有损健康的恶习。他告诉他们，是他母亲和姑母教他去做这件危险的事情，她们常常看他在她们面前干这件事，来从中取乐。她们常常让他睡在她们当中干这件事。从这孩子表达的方式，让人明白，他母亲有一次接近他，要和他进行性交，所以他的一个睾丸才会肿大，他因而还系上了一根绷带。他的母亲不许他把这事告诉别人，此后这种事情又重复了好几次。另外，这个孩子还控告米肖尼斯和另外几个人，特别亲切地和他母亲说过话。”

这件骇人听闻的事情就这样白纸黑字记录下来，加上七八个人的签名：这份文件的真实性，这个受到蒙蔽的孩子，的确做了这样可怕的口供，这个事实无法否认；最多可以提出反对。恰好关于和这个八岁半的孩子进行乱伦行为的指控，没有写在记录里，这段话是事后添加在正文的边上，——这些宗教法庭的法官们显然自己也有顾虑，把这件无耻的事情记录在文件里是否合适。但是有一点是无法抹去的：孩子费劲地用笨拙的字母描成的“路易·查理·卡彼”[6]的签名，就写在口供的下面。亲生儿子的的确确在这些陌生人面前，对自己的母亲提出了最卑鄙无耻的控告。

但是这件疯狂的事情到此还嫌不够——审案的法官想要彻底干净地完成他们的任务。在审完了这个还不满九岁的男孩之后，又把他姐姐，一个十五岁的女孩叫上法庭。肖麦特问她，在她和她弟弟一起玩的时候，弟弟有没有摸过她身上不该摸的那个地方，她的母亲和姑母有没有让她弟弟睡在她们两人的当中？女孩的回答是“没有”。于是——发生了可怕的场景——这两个孩子，一个九岁，一个十五岁，弄来当面对质，让他们当着这个宗教法庭的面，为他们母亲的名誉而互相争吵。小王储坚持他的说法，十五岁的公主被在场的这些神情严峻的男人吓得要死，又被这些极不恰当的问题弄得不知所措，一再做出这样的口供：她什么也不知道，这些事她什么也没看见。于是把第三个证人，伊丽莎白夫人，国王的御妹叫上法庭：碰到这个二十九岁性情刚烈的姑娘，审问者可不像审问两个毫不猜疑，或者吓得够呛的孩子时那样顺利。他们刚把审问王储的记录放在她的面前，姑娘便立即感到侮辱，面颊涨得通红，一脸鄙夷不屑地把那张纸扔开，说道：这样可耻的事情过于低下，她根本不屑于回答。马上——又展现一场新的地狱里的场景——把那男孩叫来和她对质。男孩勇敢而放肆地坚持，是她，他的姑母和他母亲误导他去做这些淫乱事情的。伊丽莎白夫人再也不能控制自己：她有理由火冒三丈，可又不知所措，这个撒谎成性的小鬼竟然诬蔑她干了这样恬不知耻的事情，她愤怒地叫道：“啊，这个怪物！”特派员们已经听到了他们想听的东西。这份记录工工整整地签署停当，埃贝尔洋洋得意地把这三份文件交给审案法官，希望这样一来，这个王后对当代人和后世，在眼下和永远，都被揭露无遗，钉上耻辱柱。他摆出一副爱国者的神气，昂首挺胸地准备为审讯此案效劳，作为证人走上法庭，控告玛丽·安托瓦内特道德败坏，犯了乱伦之罪。

一个儿子控告自己的母亲，也许因为在史籍中从无先例，对于玛丽·安托瓦内特的传记而言，属于巨大的谜团。为了绕过这个令人难堪的礁石，王后的一些激情如炽的辩护者们绕着圈子进行解释，歪曲事实。他们一直把埃贝尔和西蒙描写成人形的魔鬼，认为是这两人一同密谋，对这个可怜的浑然不知的男孩施以最粗暴的压力，强行逼迫这个孩子硬做出这样无耻的一个控告。保王党的第一个版本是：他们两人一部分是用甜面包，一部分是用鞭子让孩子听话，或者——第二个同样不符合心理学的版本——他们事先用烧酒把孩子灌醉。孩子的口供是在醉酒的情况下做出的，因而完全无效。可是这个场面的一个目击证人做出的清楚明了的描写，丝毫也不偏袒任何一方，尤其反驳了这两种未经证明的断言，此人就是亲手制作这份记录的秘书唐优：“小王子的脚还够不着地，坐在一把靠背椅上，来回摇晃着他的两条小腿。问到相关的事情，他答道：事情就是这样……”王储的整个态度倒不如说是表现出一种放肆大胆的神情，带有挑衅的味道，像是闹着玩似的。同样从另外两份记录的正文也可清清楚楚地看出，这个男孩并不是在别人胁迫之下这样行动，而是相反，带着一种孩子气的执拗劲头——甚至可以感到他是带着某种恶意和报复的快意，自觉自愿地重复他对姑妈做出的这个骇人听闻的控告的。

这一点该如何解释呢？这对于我们这代人，并不是极端困难的事情，我们对于孩子们在性欲事情上满嘴谎话连篇，在科学上和法律心理学上，都比先前的那些时代拥有更加彻底的看法，已经习惯于更加理解未成年人的这种心灵上的偏差错误。首先我们必须把那种多愁善感的观点抛在一边，就仿佛王储觉得交给鞋匠西蒙来照看他是天大的屈辱，因而特别怀念他的母亲；孩子习惯于适应新的环境，快得令人惊讶。所以这第一句话听上去叫人十分害怕：这个八岁半的男孩也许觉得在这个脾气粗鲁，但是颇为幽默的西蒙身边，比在塔楼里待在两个不断哀悼、哭哭啼啼的女人身边要舒服得多。这两个女人整天给他上课，逼他念书，还是个孩子就把他当作未来的法兰西国王，不断地试图教他要有尊严，要举止端庄。而在鞋匠西蒙那里，这位小储君完全自由，天知道，就没用学习来对他多加折磨；他可以随心所欲，到处疯玩，不用担心弄坏身体，不用注意修饰外表；很可能对他而言，和士兵们在一起大唱《卡尔玛尼奥勒》，比和虔诚乏味的伊丽莎白姑妈一起念玫瑰经[7]要好玩得多。因为每个孩子都本能地有向下滑溜的倾向，反对接受强加于他的文化和规矩道德。他觉得在随随便便毫无教养的人们那里比强行接受教养要幸福得多；越是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地方，越不要求自我约束，孩子本性中那种原本就无政府主义的倾向就发展得越强烈。在社会上要求上进的愿望要等到聪明才智甦醒之后才会出现，——一直到十岁，往往甚至直到十五岁，出身良好家庭的每一个孩子都会妒忌他们出身无产阶级家庭的同学。这些同学毫无顾忌什么都可以干。而好人家的孩子管教很严，有些事不许干。感情这样迅速转变，对于孩子们来说，是自然不过的事情——这十分自然的事情，那些多愁善感的传记作家绝对不肯承认——储君似乎不久就摆脱了母亲忧伤的气氛，进入了鞋匠家更加无拘无束，虽说更加低下，可是对他而言，却是更加有趣的氛围之中；他自己的姐姐承认，他曾大声歌唱革命歌曲；另外一个不容置疑的证人说出王储对他母亲和姑妈这样粗野放肆的意见，简直叫人不敢重复。对于孩子信口雌黄胡言乱语的这特别病态的倾向，还有一个更加不可反驳的证据：不是别人，恰好是他自己的母亲在几年前，已经在给女太傅的那篇指导意见中，这样写到这个四岁半的孩子：“他多嘴多舌，喜欢重复听见别人说的话语。他不想撒谎，却把他自己的想象力让他信以为真的东西添加进去。这是他最大的错误，也是必须要帮他改正的一点。”

通过这个性格描写，玛丽·安托瓦内特提供了解决这一谜团的决定性的启示。通过伊丽莎白夫人的一番诉说，这一启示完全合乎逻辑地得到了补充。大家都知道，孩子们若在做什么禁止他们做的事情时，被人当场抓住，几乎总要设法把过错推到另外什么人身上。出于一种本能的自卫措施（因为他们预感到，人家不大喜欢追究孩子的责任），他们几乎总是说自己是受到某人的“诱惑”。眼前这个案子里，关于伊丽莎白夫人的记录，完全澄清了这一情况。她是这样陈述的：——这一事实大多被人愚蠢地略而不提，——她的侄儿很久以来，的确一直犯有这种男孩的恶习，她记得很清楚，无论是她自己还是孩子的母亲因此常常对他厉声叱责。这里总算露出了真正的线索。这就是说，孩子先前就已经被他的姑母，他的母亲撞见过，并且大概多多少少受过严厉的处罚。西蒙一问，是谁教他这一恶习的，他回忆起来，便自然而然地从这件事联系到第一次被人撞见的情形，势所必然地首先想到那些为此责罚过他的人。他无意识地就在为他受过的惩罚进行报复，丝毫没有想到，这样一句口供会惹出什么麻烦，就把惩罚者的名字当作教唆者的名字说了出来，或者毫不迟疑地随声附和，在这个意义上进行诱供的问题，表面上看来极为真实可信。现在事情的脉络就清楚了。一旦卷进谎言之中，这孩子就再也没有退路；只要他还感觉到，就像在眼前这件案子里那样，大家愿意听他的陈述，甚至乐于相信他的陈述，他完全觉得谎话说得十分安全，就高高兴兴地回答特派员们向他问到的一切。自从他发现哪一种说法使他免受责罚，他就出于自我保护的本能，牢牢抓住这种说法。即便是那些比这帮鞋匠、前任演员、粉刷工和公文抄写员更加受过训练的心理学家，面对这样一份清清楚楚、毫不含糊地记载下来的口供，要想起先保持头脑清醒，也着实非常困难。另外在这桩特别的案件里，审案人员还受到群众意愿的影响；对于群众而言，这些每天都读《杜歇斯奈老爹》的读者，孩子的这一可怕的指控完全符合母亲恶魔般的性格。在法兰西全境，那些淫秽小册子已经把王后诬蔑成一切罪恶行为的化身。没有什么罪行，哪怕是最最荒诞不经的罪行，安在玛丽·安托瓦内特身上，那些受到诱导的办案人员都不会感到意外。所以他们没有表示惊讶，也没有多加思考，就和那个九岁的孩子一样，在自古以来曾经对一个母亲想得出来的最严重的卑鄙下流的事情上，加上了他们的签名。

幸而贡西哀尔杰里监狱密不透风的囚禁，使得玛丽·安托瓦内特免于立即知道她儿子这个骇人听闻的口供，一直等到她生命的倒数第二天，对她的公诉书才让她知道了这极端严重的屈辱。十几年来，她淡定地接受一切对她名誉的诬蔑，对她进行的无耻之尤的诽谤，从未因而开口。但是这一件事：眼看着自己已被亲生儿子这样可怕地诬陷，这一难以想象的痛苦想必在她心灵深处造成了极大的震撼。这一折磨人的思想一直陪伴她到死亡的门槛边上；临上断头台的三小时前，这个平素完全可以自控的女人写信给她同时受到指控的伊丽莎白夫人：“我知道，这个孩子一定给你造成了很大的痛苦。但是，请你原谅他吧，亲爱的妹妹，想想他的年幼无知，想想人家多么容易把他们想听的话，甚至把他自己都不明白的事情放进他的嘴里。我希望这一天终将到来，那时他会更好地理解你的爱和你的柔情所具有的价值。”

埃贝尔未达到预期目的：通过这一到处乱传的指控，在全世界面前败坏王后的名誉；相反，在诉讼过程中，那闪闪发亮的刑斧已从埃贝尔手中脱落，砍到他自己脖子上。但有一点他是成功地做到了：给王后的心灵造成了致命的创伤，把这即将殒命的女人最后的几小时，也浸满了毒汁。

[1] 杰克·尼可拉斯·比约·瓦莱纳（1756—1819），法国大革命中的激进分子，后流放国外。

[2] 法文，大意是：我向你问好，我的小朋友没有忘记你亲爱的妹妹。请你不要忽视我的要求，我要见你一面，请到我这里来。西蒙，你一生一世的朋友。

[3] 让-尼可拉斯·帕歇（1746—1823），法国政治家，大革命时期颇为活跃。

[4] 彼耶尔-加斯派尔·肖麦特（1763—1794），法国大革命时的激进分子。

[5] 雅克·路易·大卫（1748—1825），法国画家，国民议会议员，因创作历史题材的作品著称于世。

[6] 路易·查理·卡彼，为王储平民化之后的姓名。

[7] 天主教徒手执念珠，根据耶稣基督钉上十字架的苦难之路，念一系列的《天主经》《圣母经》，祈求上帝。

第四十一章 审讯开始

现在锅里已放了足够的黄油，公诉人可以把肉煎熟了。10月12日，玛丽·安托瓦内特被召到大型会议大厅进行第一次审讯。在她对面坐着福基埃-丁维勒，他的陪审法官赫尔曼[1]，几个书记员。在她身边，一个人也没有。没有辩护律师，没有帮手，只有一个看守她的宪兵。

玛丽·安托瓦内特单独拘押了许多礼拜，使她聚集了力量。危险教导她，思想凝练概括，说话清晰恰当，最好沉默不语：她的每一句回答都无可辩驳，出人意表，同时又小心谨慎，非常聪明。没有一刻失去镇定；即便是愚蠢已极或者阴险异常的问题，都没有使她手足无措。现在到了最后，真正最后一分钟，玛丽·安托瓦内特终于理解到她的名字所负的责任，她知道：在这里，在这间昏暗阴沉的审讯室里，她必须变成王后，从前在凡尔赛宫富丽堂皇的厅堂里，她做王后，做得不够。她在这里不是在回答一名被饥饿驱使，遁入革命的小律师，自以为在这里扮演控诉人的角色，也不是在回答这些化装成法官的警官和书记，而是在回答唯一真实的、真正的法官：历史。二十年前，她的母亲玛利亚·特蕾西亚女皇绝望地写信给她：“什么时候你终于会变成你真正的自我。”现在，离开死亡不足半步，玛丽·安托瓦内特开始凭借自己的力量，夺得她的尊严，迄今为止，她只是在外表上显出尊严而已。按照规定，向她提问：她叫什么名字。她口齿清晰地大声答道：“奥地利-洛林皇室的玛丽·安托瓦内特，三十八岁，法兰西国王的遗孀。”福基埃-丁维勒战战兢兢地一心想要在表面上维持一种规规矩矩的司法程序的形式，认真按照审讯的手续继续发问，仿佛并不知道王后被捕以后关押在哪里似的。玛丽·安托瓦内特丝毫不露嘲讽的神气，告诉她的控诉人，她从未遭到拘捕，而是被人家从国民议会接走，然后送进塔楼。他接着开始以那个时代枯燥乏味的虚假激情，对王后提出各种问题和各种控诉：指控她在革命爆发前，和“波西米亚和匈牙利国王”有政治联系，以一种“可怕的方式”取得丧尽天良的大臣们的认可，大肆挥霍法兰西的钱财，“人民血汗的成果来纵情欢娱，施展阴谋”，让奥地利皇帝获得“千百万的巨款，用来反对哺养她的人民”。

革命爆发以后，她大搞反对法兰西的阴谋活动，和外国间谍密谈，唆使她的丈夫，法兰西国王投否决票。所有这些控告，玛丽·安托瓦内特全都实事求是地一一予以断然否定，等到赫尔曼提出一个表述得特别拙劣的说辞时，对话才活跃起来。

“您就是那个教会卡彼巧妙的装假艺术的女人，凭着这种本事，卡彼欺骗了善良的法兰西市民这么长时间。善良的人民没有料到，你们进行无耻下流阴险奸诈的勾当会达到什么程度。”对于这篇空洞无物的激情独白，玛丽·安托瓦内特回答得心平气和：

“不错，人民是受到了欺骗，甚至受到了残忍已极的欺骗，但是欺骗他们的并不是我丈夫和我。”

“那么是谁欺骗了人民呢？”

“是那些从中获利的人们。我们自己没有丝毫兴趣去欺骗人民。”这个模棱两可的回答，赫尔曼立刻出手攻击。他希望现在逼得王后说出一句话来，可以解释成对共和国怀有敌意。

“那么按照您的意思，哪些人有兴趣欺骗人民呢？”

可是玛丽·安托瓦内特巧妙地闪过。她说，她不知道。她个人的兴趣是给人民启蒙，而不是欺骗人民。

赫尔曼感觉到这个回答暗含嘲讽，立即训斥：

“您并没有清清楚楚地回答我的问题。”

但是王后并没有受到赫尔曼的诱惑，依然坚持守势：“我要是知道这些人的姓名，我会直截了当地回答的。”经过这第一次交锋之后，审讯又变得就事论事一些。他们追问国王全家出逃瓦累纳的详细情况；王后小心翼翼地回答，公诉人想把暗中相助的一些人拽进这场官司，王后竭力掩护了这些朋友。等到赫尔曼提出下一个幼稚的控告时，王后立即使劲反击。

“您从来也没有，一刻也没有停止过设法毁掉法兰西。您想不惜一切代价，都要掌权执政，您想踏过爱国者的尸体，重新登上宝座。”对于这华而不实的连篇废话，王后神情高傲、语气尖锐地答道，（唉，他们干吗把这样一个蠢货弄来向她连连发问！）她和她丈夫根本没有必要登上宝座，因为他们已经拥有王位，除了法兰西的幸福，他们不会有其他要求。

这下赫尔曼变得更加咄咄逼人；他越感到，玛丽·安托瓦内特不会受到诱惑，放弃她那小心翼翼而又安全稳妥的态度，不会为公开审判提供“材料”，就越发暗暗发火，提出更多的控告：说王后灌醉了佛兰德人的团队，和外国宫廷暗通款曲，对爆发战争负有罪责，影响彼尔尼茨协定[2]。但是玛丽·安托瓦内特根据事实逐条予以纠正，是国民公会，而不是她丈夫决定打仗，在官兵的宴会上，她只不过两次走过大厅而已。

最危险的问题，赫尔曼留到结尾的时候才提出来，王后碰到这些问题，要不是否定她自己的感情，就会在某句话里反对共和国。于是赫尔曼向王后问及国家法的基本原理：

“您对于共和国打这一仗的命运有什么样的兴趣？”

“法兰西的幸福是我高于一切的愿望。”

“您认为对于人民的幸福，国王是必要的吗？”

“个别人不能对这样的事情作出决定。”

“毫无疑问，您一定深感遗憾，您的儿子失去了一个宝座。倘若人民没有明白自己的权利所在，没把这个宝座砸烂，您的儿子可能登上这个宝座。”

“我绝不会为我儿子的什么东西感到遗憾，只要这会给他的国家带来好处。”

大家看到，审案法官没有得逞。玛丽·安托瓦内特不可能说得更加精细入微，更加刁钻狡猾，她只说她不会为她儿子的什么东西感到遗憾，只要“这会给他的国家带来好处”。因为王后用了表示拥有关系的这一个词“他的”，并没有公开宣布共和国不负主管责任，却向这个共和国的审案法官当面宣布，她一直认为法兰西是她儿子合法的国土和财产，即使在危险之中，她也没有放弃她最神圣的东西，她儿子的王位继承权。在这最后一次交锋之后，审讯很快结束。法庭问她，为了这场主要的审讯，她是否自己举出一位辩护律师。玛丽·安托瓦内特表示她不认得任何律师，同意让他们用官方名义为她提供一两名她并不认识的律师。归根到底，她知道，无论是朋友还是敌人，谁当她的律师，都无所谓。因为现在整个法兰西再也没有人会如此勇敢认真地为往日的王后辩护。谁只要公开说一句对王后有利的话，就立刻从辩护律师的席位转移到被告席上。现在，——一次合法审讯的表面现象已经得到维持——这位久经考验的形式主义者福基埃-丁维勒可以着手工作，撰写公诉书了。他的笔头灵活，飞快地一张一张地书写：谁要是每天都得炮制一大摞起诉书，自然写得顺畅流利。这个来自外省的法学家有责任为这个特殊的案子注入诗意浓郁的活力：要控告一位王后，必须使用一种更加慷慨激昂的庄严语气，不像对付某一个高呼“国王万岁！”时给当场抓住的缝衣女郎。所以他的公诉书的开头极为浮夸，华而不实：“经过认真研究公诉人提供的各项证词，可以确定，犹如过去人们称之为法兰西王后的梅萨莉娜，布隆希尔德，弗累德贡德[3]，美第奇家族的卡塔琳娜[4]一样，她们永远遭到鄙视的名字不能从历史上抹去，玛丽·安托瓦内特，路易·卡彼的遗孀，自从来到法兰西之后，就成为法兰西人的灾难和吸血鬼。”在这样错误百出的一小段历史人物的简介之后——因为在弗累德贡德和布隆希尔德的时代，还根本不存在法兰西王国——紧接着便是众所周知的指控：玛丽·安托瓦内特和一个称作“波西米亚和匈牙利国王”的人，保持政治联系，提供给奥地利皇帝几百万巨款，参加近卫军团队的“纵酒狂欢”，挑起内战，致使大批爱国者遭到屠杀，向外国提供作战计划。以隐蔽一些的形式把埃贝尔的指控也接受过来，“玛丽·安托瓦内特如此有违天性，熟悉一切罪行，不顾自己母亲的地位，违背自然的法则，肆无忌惮地和她自己的儿子路易·查理·卡彼，干出极不道德的事情，只要设想一下或者仅仅提及这事都会使人厌恶得浑身战栗”。使人深感意外的新罪行乃是，玛丽·安托瓦内特竟然卑鄙、伪装到这种地步，让人印制书籍，予以分发，书中她自己受到颇为不利的描绘，以此让外国列强坚信，她受到法兰西人多么严苛的虐待。根据福基埃-丁维勒的观点，是玛丽·安托瓦内特自己把拉·莫特家的女人和其他无数人所制造的有关王后搞同性恋的小册子预备出来的。根据所有这些指控，玛丽·安托瓦内特从仅仅是被人看守的状况进入受控告的状况。

这份文件，并非法庭雄辩艺术的杰作，墨迹未干，便在10月13日交给辩护律师肖复-拉加尔德[5]，这位律师拿着这份文件立即前往监狱去见玛丽·安托瓦内特。被控告者和律师共同阅读这份公诉书，但是只有律师看到这充满敌意的语言感到惊讶，深受震撼。玛丽·安托瓦内特经过审讯，不指望还有更好的结果，心情倒是非常平静。可是这位认真负责的法学家却一再感到极度绝望。不行，这样乱七八糟的一大堆指控和文件，要在一夜之间理出头绪，这不可能。他只有真正看清楚了这些枯燥乏味的一堆乱麻之后，才能有效地进行辩护。于是他敦促王后申请延迟三天，以便这位辩护律师能根据他整理过的材料和审阅过的证明彻底地准备好他的辩护词。

玛丽·安托瓦内特问道：“那么我得找谁申请呢？”

“找国民公会。”

“不行，不行……这绝对不行。”

“可是，”肖复-拉加尔德催促道，“您不该出于一种在这里毫无用处的自尊心，放弃您的好处。您有责任，不仅为您自己，而是为了您的孩子们保住您的性命。”为了她的孩子们，听到这声警告，王后只好屈服。她于是致函国民公会的主席：“主席公民[6]，法庭派来为我辩护的特龙松公民和肖复公民让我注意到，他们今天才接手这项任务。我明天就将判决，他们不可能在这样短促的时间内研究一切诉讼文件，哪怕只是读上一遍。我对我的孩子们负有责任，不能错过为他们母亲进行充分辩护的任何手段。我的辩护律师申请宽限三天。我希望，国民公会会予以批准。”

读到这封信函，玛丽·安托瓦内特精神上的转变，又使人深感意外。这个一辈子都不会写文章的女人，一个拙劣的外交家，现在开始以王者的气度写信，很负责任地进行思索。因为即使在生命遭到极大危险的情况下，她不得不诉诸法律上的上级机关，国民公会，她也没有给国民公会面子，向它提出请求。她并不是以自己的名义提出申请——不，宁可沉沦也不乞求！——而只是转达一个第三者的申请：“我的辩护律师申请宽限三天”，写在信上是“我希望，国民公会会予以批准”，而不是“我请求批准”。

国民公会未作回答。王后必死这事早已决定，何必再延长法庭的手续？任何拖延都是残忍。第二天早上八点开始审判，每个人都知道，这场官司将如何结束。

[1] 阿芒·约瑟夫·马琪阿尔·赫尔曼（1759—1795），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政治家，与革命法庭的公诉人福基埃-丁维勒同时死于断头机下。

[2] 1791年8月25—27日，在德累斯顿的彼尔尼茨宫举行君王会议。8月27日，普鲁士与奥地利两国在此签订协议，其中包括：支持法王路易十六，为此发表宣言。

[3] 布隆希尔德和弗累德贡德为六世纪时法兰克人的两位王后，为争夺王权进行凶残野蛮的血腥仇杀。其丑恶的历史流传下来，但后来的法兰西王国当时还并不存在。

[4] 美第奇家族的卡塔琳娜（1593—1629），为洛林大公爵的第二个女儿，后嫁给今意大利境内的曼都阿公爵，成为曼都阿公爵夫人，被称为法兰克人的女王。

[5] 克洛德·弗朗梭阿·肖复-拉加尔德（1756—1841），法国律师、政治家，因为玛丽·安托瓦内特辩护而著名。

[6] 法国大革命后，人们不再使用“夫人”“先生”，更不使用贵族称号，而是互称“公民”（Citoyen）。

第四十二章 审判

贡西哀尔杰里监狱里的七十天，把玛丽·安托瓦内特折磨成一个病容满面的幡然老妪。因为流泪不止，眼睛发炎发红，已经不习惯亮光，最近几周，由于不断地严重月经失血，嘴唇白得吓人。现在她得经常和浑身疲惫做斗争，医生不得不多次让她服用强心剂。但是她知道，今天是个历史性的日子，她不能显得疲惫不堪，不能让法庭里的任何人嘲笑这位王后，这位女皇的公主。必须从这个业已筋疲力尽的躯体里，从这早已麻木迟钝的感觉里拼命挤出一切活力，然后这个躯体可以永远休息。在这个世上，玛丽·安托瓦内特只有两件事情要做：昂昂然地自我辩护，昂昂然地前去赴死。

但是不仅内心下定决心，外表上玛丽·安托瓦内特也必须极有尊严地面对法庭。得让人民感到，今天在法庭受审的女人是哈布斯堡皇室的一位公主，尽管有许多废黜国王王后的政令，她却是一位王后。她比平时更加仔细地梳理她已经发白的头发。戴上一顶折叠好的，刚刚浆洗过的白色亚麻布的小帽，两边垂下服丧的黑色面纱；玛丽·安托瓦内特要作为法兰西王国最后一位国王，路易十六的遗孀，出现在革命的法庭上。

上午八点，法官们和陪审团齐聚大厅。罗伯斯庇尔的同乡赫尔曼担任庭长，福基埃-丁维勒担任公诉人。陪审团由各阶层人士组成，一位从前的侯爵，一位外科医生，一位贩卖柠檬水的商人，一位乐师，一位印刷工人，一位制作假发的工人，一位从前的神父和一位木匠。在公诉人旁边还坐了几名公安委员会的委员，为了监视诉讼的过程。大厅挤得水泄不通。看见一位王后坐在被告席上，这可是一个世纪只遇到一次的机会。

玛丽·安托瓦内特从容不迫地走进法庭，平静自若地就座。她可和她的丈夫不一样，没有给她提供一张特别的靠背椅，只有一张光秃秃的木头凳子等着她。便是法官们也不再像庄严隆重地公诉路易十六时那样，是国民议会里挑选出来的代表，而是进行日常审讯工作的人员，就像干本行活路似的处理他们阴郁的职务。但是观众们白白地在王后疲惫不堪，但是并不心烦意乱的脸上寻找明显的心情激动或者惊慌失措的迹象。她腰板挺直，举止坚定，等待着开庭审讯，神情平静地看着法官，看着大厅，积聚力量。

福基埃-丁维勒第一个起立，宣读公诉书。王后几乎听也没听。她现在已经知道所有这些保留的罪状：昨天她已经和她的辩护律师逐条审查了一遍。她一次也没有抬起头来，即使听到最为严重的控告，她也没有抬头，她的手指漫不经心地在椅子的扶手上弹动，“就像在弹一台钢琴”。

然后四十一名证人列队进入大厅，他们将根据他们的誓言，“不怀仇恨，亦不害怕地说出真相，全部真相”。这场官司准备得颇为匆忙，——可怜的福基埃-丁维勒在那几天的确忙得要死，已经轮到吉伦特党人罗兰夫人[1]和其他上百人在劫难逃——，所以各式各样的控告，毫无时间上或者逻辑上的关联，乱七八糟地搅在一起提了出来。证人们时而谈到10月6日在凡尔赛发生的事件，时而谈到8月10日在巴黎发生的事件，谈到革命前或者革命爆发时的罪行。大部分口供都毫无意义，有些简直荒唐可笑，譬如有个叫米洛的使女所做的口供，她声称曾经听说，1788年柯阿尼公爵曾对人家说，王后曾给她哥哥寄去了一笔两亿的巨款，还有更愚蠢的，说玛丽·安托瓦内特随身携带两把手枪，准备谋杀奥里昂公爵。当然有两名证人在庭上发誓证明，亲眼看见王后汇款；但是这些举足轻重的文件的原件却拿不出来。同样，玛丽·安托瓦内特写给瑞士近卫军司令官的一封信也不在手头。信上说：“可以万无一失地去指望您的瑞士士兵吗？在紧要关头他们会勇敢地挺住吗？”提供不出一份玛丽·安托瓦内特亲笔写的信纸，便是在塔楼中遭到没收的那只存放王后私人财物的密封匣子里，也没查出有什么罪证。只有她丈夫和孩子们的卷发，两帧袖珍肖像是朗巴勒亲王夫人和王后青年时代的女友黑森-达姆斯塔特侯爵夫人的肖像，在她的记事本里记下的是她的洗衣妇和她的御医的名字：没有一样东西对控告有用。于是公诉人只好一再回过头来提出一般性的指控，但是王后这一次已有准备，回答得尽可能比预审时更加坚定，更加稳妥。于是便展开下面这样的辩论：

“您从什么地方弄来款项，扩建小宫殿特丽雅侬，并且配备家具，您在那里举行庆祝活动，您自己永远是活动中的女神？”

“为了这些开销，设立了一笔基金。”

“这笔基金想必极为可观，因为小小的特丽雅侬花掉了巨额金钱。”

“这座小特丽雅侬很可能花掉了大笔金钱，也许超过我自己的愿望。人们是逐渐扯进这些开销中去的。话说回来，我比任何人都更加希望，能把这一切都调查清楚。”

“您不就是在这座小特丽雅侬宫里，第一次见到拉·莫特太太的吗？”

“我从来没有见过她。”

“在那臭名昭著的项链事件中，她不就是您的牺牲品吗？”

“她不可能是我的牺牲品，因为我并不认识她。”

“这么说，您坚持否认认识她？”

“我的原则并不是否认。我说的是实话，并将继续只说实话。”

要是真的还有希望存在，玛丽·安托瓦内特完全可以心存希望，因为大多数证人都完全失败而归。她害怕的证人当中，没有一个提供了有分量的罪证。王后的反击变得越来越强劲有力。当公证人声称，她通过自己的影响，使从前的国王办到了她所要求的一切，玛丽·安托瓦内特答道：“给某人出出主意，和让别人去执行什么事情，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在审讯过程中，庭长向她指出，她做的口供和她儿子的口供发生矛盾，她满脸鄙夷地说道：“让一个八岁的孩子说出人家要他说的话，这很容易办到。”碰到真正带有威胁性的问题，她就小心翼翼地用“我不知道这事，我不记得了”来自我掩护。所以赫尔曼一次也没能洋洋得意地证明她公然说了假话，或者自相矛盾。在冗长的几小时内，专注倾听的听众没法发出一声愤怒的大喊，或者激起充满敌意的情绪激动，或者激发爱国主义的欢呼。审讯过程空洞无物，进度缓慢，许多地方搁浅停顿。现在该是提出一份决定性的、的确摧枯拉朽的证词的时候，使得控诉变得生气勃勃。埃贝尔终于觉得提出王后大搞乱伦的可怕指控可以引起轰动。

他走到前面。坚决、自信，大声重复那骇人听闻的指控。可是不久他就觉察到，这个令人难以置信的控告产生的效果居然是无人置信。整座大厅没有一个人对这个道德败坏的母亲，对这个丧尽人性的女人发出愤怒的叫喊，表示深恶痛绝。大家默默无言地坐着，脸色苍白，深受震惊。于是这个可怜的家伙以为，还必须再提供一番特别精心设计的心理学上—政治上的解释不可。这个笨蛋解释道：“大家可以设想，这一罪恶的享受并非由娱乐的需求所决定，而是有其政治目的，想在肉体上使这孩子神经麻木。原来卡彼的遗孀是希望，等她儿子一旦登上宝座，她就可以通过这种阴谋诡计，有权力控制她儿子的行动方式。”

但奇怪的是，即使听到这番世界史上罕见的幼稚可笑的蠢话，听众依然保持寂静，令人震惊。玛丽·安托瓦内特不做回答，一脸轻蔑，对埃贝尔都不屑于正眼看上一眼。她腰板挺直地坐着，不为所动，神情漠然，就仿佛这个阴毒的笨蛋在说中国话，王后脸上毫无表情。庭长赫尔曼也装作没有听见这全部指控。他故意忘记询问那位遭受诬蔑的母亲可有什么话说——他已经在所有的听众，尤其是妇女们的脸上，觉察到这乱伦罪的指控激起的令人难堪的印象，因而匆匆忙忙地想把这个令人憎恶的指控忽略过去。不幸的是，在陪审团里有人冒冒失失地提醒庭长：“庭长公民，我请您注意，被告关于埃贝尔公民声称的，她和她儿子之间发生的那些事情，还没有表明态度。”

这一来，庭长无法再继续躲躲闪闪，只好违背他自己内心的感情，向被告提出这个问题。玛丽·安托瓦内特一下子高傲地抬起头来——甚至连平时如此枯燥乏味的《箴言报》也作了报导——“被告在这里显得感情极为激动”，她以难以名状的轻蔑态度大声回答：“我之所以没有回答，因为人之天性让我拒绝对这样一种针对母亲的控诉作任何回答，我在这里向在场的所有母亲求助。”

果然，一阵地下的狂风呼啸，一阵强烈的心情激动穿过整个大厅。来自民间的妇女们：女工、女鱼贩子、编织女工，屏住呼吸，她们感同身受，奇妙地和王后心心相连：污辱这一个女人，把整个女性全都污辱了。庭长沉默不语，那名好奇心切的陪审员垂下了目光：这个受到污蔑的女人声音里痛苦的愤怒打动了大家。埃贝尔一声不吭从围栏前退了回去，对自己的成绩没法感到骄傲。大家都感觉到，也许埃贝尔自己也感觉到，恰好是他的指控在最严重的时刻，帮助王后赢得了一场巨大的道德上的胜利。想要羞辱她的东西，反而提高了她的地位。

罗伯斯庇尔在当天晚上听到了这一突发事件，无法控制他对埃贝尔的恼怒，他是这批大声嚷嚷喧闹不已的民间鼓动家当中唯一具有政治头脑的人物，他立刻理解，把一个不满九岁的孩子出于恐惧或者负罪感，把别人灌输给他的对自己母亲所做的疯狂的指控，搬到公众面前，是件多么疯狂的蠢事。罗伯斯庇尔怒不可遏地对朋友们说：“这个埃贝尔真是个笨蛋，竟然还帮她赢得了一场胜利。”这个粗野的家伙，通过庸俗的蛊惑人心的宣传和他无政府主义的行动，损害了罗伯斯庇尔心目中神圣的革命事业，他早已对这家伙忍无可忍；在这一天，他心里暗自决定除掉这个污点。埃贝尔本想扔向玛丽·安托瓦内特的这块石头，狠狠地砸在他自己身上，要了他的命。再过几个月，他将装在同样的车子里，走上同样的道路，可是不像王后那样勇敢，而是一副贪生怕死的样子，以致他的伙伴隆珊[2]不得不对他厉声斥责：“该行动的时候，你胡言乱语瞎说一气。现在至少学学怎么去死。”

玛丽·安托瓦内特感觉到了她的胜利。但是她也听见观众席有一个声音惊讶地叫道：“你瞧，她是多么骄傲啊！”于是玛丽·安托瓦内特问她的辩护律师：“我的回答里面是不是含有太多的尊严？”她的辩护律师安慰她：“夫人，您就保持您的本色吧。您将是出类拔萃的。”玛丽·安托瓦内特还有第二天需要战斗，诉讼沉重地拖拖拉拉地继续下去，听众和与会者都疲惫不堪。但是尽管玛丽·安托瓦内特由于出血，筋疲力尽，休庭期间只吃了一盘汤，无论是她的举止还是她的精神都充满活力，挺拔昂扬。她的辩护律师在他的回忆录里写道：“请您设法想象一下，为了能够承受这样漫长而又可怕的审讯，王后所需要的全部心灵的力量。当着全体人民的面，在舞台上和嗜血成性的敌人进行斗争，抵抗别人为她布置的一切陷阱，与此同时还要保持镇定自若的举止，把握恰如其分的分寸，而不致失去自己平素的尊严。”第一天她奋战了十五小时，第二天已经战斗了十二小时以上，庭长终于宣布审讯到此结束，向被告提出询问，是否还要补充什么来减轻自己的罪名。玛丽·安托瓦内特自信地答道：“昨天我还不认识这些证人，我不知道，他们会做出什么样反对我的口供。现在，他们当中没有一个人提出一样实实在在的事实来反对我。我没有别的话，只想说，我只是路易十六的妻子，因此我必须顺从他所决定的一切。”

于是福基埃-丁维勒站起身来，总结公诉，加以论证。两名上面指派的辩护律师相当不温不火地作了回答：他们大概还记忆犹新，路易十六的辩护律师因为过于坚决地站在国王的立场上，结果被送上断头台。所以这两名辩护律师宁可呼吁人民的宽容，而不是断言王后的无罪。庭长还没有把判罪问题提交陪审团，玛丽·安托瓦内特就被带出法庭，于是就只有法官们和陪审团留在法庭上。现在废话说了半天，庭长赫尔曼就把话说得清楚明了：他把百十桩不确定的个别指控搁到一边，把所有的问题集中起来，用简洁明了的方式予以说明：是法兰西人民向玛丽·安托瓦内特提出控告，因为五年来发生的一切政治事件，全都证明玛丽·安托瓦内特有罪。所以庭长向陪审团提出四个问题：

第一，是否已经证明，确实有人和外国列强及共和国的敌人暗通款曲，制订阴谋诡计，为了向他们提供金钱援助，允许他们进入法兰西的国土，支持他们的军队获得胜利？

第二，奥地利的玛丽·安托瓦内特，路易·卡彼的遗孀是否负有罪责，参加了这些阴谋诡计，从事了这类暗中勾结的活动？

第三，是否已经证明，确实存在密谋和叛乱，企图在国内煽动内战？

第四，奥地利的玛丽·安托瓦内特，路易·卡彼的遗孀是否受到控告，参加了这一密谋？

陪审团的团员默不作声，站起身来，退到旁边一间房里。午夜已经过去，在这间因为人多过于温暖的大厅里，蜡烛的光芒闪烁不定，大家的心脏也随着烛火颤动，紧张而又好奇。

这里插入一个问题：从法律上看，陪审团该做出什么样的决定呢？庭长在他结束的动议里，把整个案件政治上的华丽修饰全都抛到一边，把所有的指控其实全都集中到一个女人身上。没有询问陪审团是否认为玛丽·安托瓦内特是一个违背天性，与人通奸，犯有乱伦罪行，极端挥霍无度的女人，而只是问他们，这个前任王后是否犯有与外国暗通款曲，希望并且促成敌方军队获得胜利，而在国内爆发一场起义。

那么，玛丽·安托瓦内特是否在法律意义上犯有这一罪行，并且证明有罪？这可是个双刃的问题，只能予以双重回答。毫无疑问，玛丽·安托瓦内特从共和国的意义上讲，的确有罪。——这正是这场诉讼的强劲有力之处。——我们知道，她无可否认，经常和敌对的外国暗通款曲。按照控告的意思，她的确犯有叛国罪，她把法兰西的军事进攻计划提供给奥地利公使，她的确无条件地利用了并且促进了任何合法和非法的手段，只要能夺回她丈夫的宝座和自由。

所以这个控告是合法的。但是——这里是这场诉讼的弱点——这个控告丝毫也没有得到证明。今天这些文件已经公之于众并且印制出来，清清楚楚地证明玛丽·安托瓦内特犯下了背叛共和国的叛国罪；这些文件存放在维也纳的国家档案馆里，费尔森的遗物之中。但是这场官司是1793年10月16日开庭审理的，当时这些文件一份也没有落到公诉人的手里。在整个诉讼过程中，没有一份真正有效的证明呈放在陪审团的面前，证明王后确实犯下叛国罪行。

一个正直正派，不受影响的陪审团势必要窘迫异常。倘若依照他们的本能，这十二名共和主义者必然会无条件地把玛丽·安托瓦内特判刑，因为他们当中没有一个人会怀疑，这个女人就是共和国的死敌，只要可能，她一定会为她的儿子完完整整地把国王的权力夺回来。但是从字面上看，权力是在王后一边；缺乏实实在在的罪证。作为共和主义者他们可以认为王后有罪，可是作为宣誓秉公办事的陪审团员，他们又得维护法律，只能认为业已证实的罪行才是罪行。幸而这些小市民省去了这种内心斗争。因为他们知道，国民公会根本就不要求公正的司法判决。国民公会派他们来，并不是叫他们做出什么决定。他们奉命前来是为了把一个危及国家的女人判处死刑。他们不是把玛丽·安托瓦内特的脑袋送上断头台，就是把自己的脑袋送上去。所以这十二个人实际上只是装装样子商讨一番，他们之所以好像思考的时间不止一分钟，只是为了假装讨论了一阵，实际上明确的决定早已有命令下达。

拂晓四点，陪审团默默无言地回到大厅。大厅里死一般的寂静，等着他们的判决词。他们一致宣布，玛丽·安托瓦内特犯下了控告她的一切罪行。庭长赫尔曼提醒听众——现在离开午夜时分已经很久，听众已经不多，大部分人已经困得不行，早已回家去了——不可做出任何赞同王后的样子。接着就把玛丽·安托瓦内特带进大厅。就她一个人还没有权利显得疲倦，而她在这第二天，从早上八点就已经毫不停顿地在战斗。法庭向她宣读了陪审团的决议。福基埃-丁维勒要求对她判处死刑，得到了大家一致的赞同。然后庭长就询问被判刑的犯人，她是否还要提出任何异议。

玛丽·安托瓦内特一动不动，十分平静地倾听了陪审团的判词和法庭的判决。她没有表现出丝毫恐惧、愤怒和软弱。她没有回答庭长的问题，只是摇头表示否定的回答。她头也不回，谁也不看，就在全场鸦雀无声之中走出大厅，走下台阶；她已经厌倦了这个人生，厌倦了这些人，打心眼里感到满意，所有这些渺小的折磨就此告终，现在只需要保持坚定，度过这最后的时刻。

在这漆黑的走廊里，她那双过度疲劳、视力衰退的眼睛一时间看不清楚，她的脚踩不到台阶，她迟疑了一会儿，身子摇晃了一下。她还没有跌倒，宪兵军官德·布斯纳便迅速向她伸出手臂，把她扶住。这位宪兵军官是唯一的一个，在审讯期间有勇气递杯水给她喝的人。就因为这名军官扶住了王后，在陪伴这个判处死刑的女囚往前走的时候，帽子拿在手里，就立即被另外一名宪兵举报，不得不做出自我辩护：“我之所以这样做，是防止她摔倒。一切有健全理性的人都不会看出这里别有其他原因，因为倘若她在阶梯上摔倒，立刻就会有人大叫这是密谋，这是背叛。”王后的两名辩护律师在审判结束之后也被拘捕；对他们进行调查，是不是王后暗地里把一份书面讯息交给了他们；可怜的法学家们，这些法官在这个女人离开坟墓只有短短一步距离的时候，还害怕她那无法摧毁的精力。

但是他们害怕、忧虑的这个可怜的女人失血太多，疲惫不堪，对于这些可怜见的烦恼已一无所知；她泰然自若、从容不迫地回到她的牢房。现在她的生命只用小时计算。

在狭小的囚室里，桌上点着两支蜡烛，他们对这判处死刑的女人，给以最后的恩典，不要在黑暗之中度过永恒的黑夜之前的这一夜晚。那个迄今为止一直过于谨慎的监狱看守也不敢再拒绝她的另一个请求：玛丽·安托瓦内特要求纸笔墨水，写一封信；从她那最后的极度阴暗的孤寂状态之中，她还要向那些为她担忧的人说几句话。看守拿来墨水、羽毛笔和一张折好的信纸。最初的晨曦已经照进铁窗，玛丽·安托瓦内特开始用她最后的力气，写她最后一封信。

歌德曾经对人们临死之前最后说的那些话，有过一句精彩的名言：“在生命终结时，从那镇静的精神里便有思想升起，是迄今为止无法想象的思想。这些思想宛如幸福的精灵，憩息在往事的峰巅，光彩夺目。”这样一种神秘莫测的诀别的光芒，也闪耀在这个待死的女人这封最后的书信里；玛丽·安托瓦内特从来也没有把她的灵魂，像在这封给伊丽莎白夫人，她丈夫的妹妹，如今也是她女儿的保护人的这封诀别信里，这样强劲有力，这样坚定清晰地凝聚起来。在囚室里一张寒碜的小桌子上写的这张信纸，字迹比那些在特丽雅侬宫中描金的书桌上写的，如今早已四下飘散的信件中的笔迹要更加坚毅、沉稳，几乎带有男子气。信里的语言更加洗练，感情毫无保留：就仿佛这阵被死神搅起的内心风暴，撕碎了全部焦躁不安的乌云。长期以来，这片乌云灾难性地阻止这可悲的女人张望自己的内心深处。玛丽·安托瓦内特写道：

“亲爱的妹妹，我最后一次写信给你。我刚才被判刑，不是判处一种可耻的死刑，那只是用来对付罪犯，而是让我和你哥哥重逢。你哥哥清白无辜，我希望在最后的时刻能和他一样。我心情平静，只要不受良心责备，就会如此。我深深感到遗憾的是，要离开我可怜的孩子们。你知道，我活着只是为了他们，为了你，我善良的温柔的妹妹。你出于友谊，牺牲掉一切，就为了和我们待在一起，而我却把你留在什么样的处境之中！我从审讯的辩护词里获悉，我的女儿已被迫和你分开。唉，可怜的孩子！我不敢和她写信，因为她不会收到我的信——我甚至都不清楚，这封信是否能到达你的手中。请代替他们两个接受我信中的祝福，我希望以后，等他们长大一些，能和你相聚，能完全享受你温柔的关切。但愿他们两个能想到我不断给他们的教导：遵守基本原则并认真执行自己的职责，乃是人生最重要的基础；他们相互之间表示的友谊和信任将使他们幸福。但愿我的女儿作为姐姐，能感到，必须始终如一地帮助她的弟弟，更多的经验和友谊促使她向弟弟提出忠告。但愿我的儿子又能多方照顾他的姐姐，出于友谊，为姐姐尽力效劳。但愿他们两个终于感到，在他们人生的任何境地，只有彼此和睦相处才能真正幸福。但愿他们能拿我们作为榜样！我们的友谊在我们的苦难之中给了我们多少安慰！只有与朋友分享幸福，才能加倍享受这个幸福。除了在自己家里之外，又能在什么地方找到一个更温柔、更真挚的朋友。但愿我的儿子永远不要忘记他父亲最后的遗言，这是我经过慎重考虑，向他重复的：但愿他永远不要设法为我们的死亡复仇！

“我必须和你谈一件事情，这事深深地刺痛了我的心。我知道，我这个儿子一定给了你许多痛苦，请你宽恕他，亲爱的妹妹，想想他年纪多小，多么容易让一个孩子说他们要他说的话，甚至说他自己也不明白的话。我希望，有朝一日他会更好地理解你给予他们两人的爱和柔情的价值。

“我还必须把我最后的思想向你倾诉。我其实在诉讼一开始就想把这些思想写下来，且不说他们不会允许我写，诉讼进行得如此迅速，我实际上也根本没有时间去写。

“我是抱着罗马天主教会的信仰而死的，这是我父辈的宗教信仰，我从中受到教育，我一直宣称信仰这个宗教。既然我不可能期待任何宗教的慰藉，我不知道，这里是否还有这个宗教的神父，他们若到我这里来，我现在身处的地方会使他们蒙受巨大的危险，我只好从内心祈求上帝，宽恕我有生以来所犯下的所有罪过。我希望上帝仁慈，会俯听我最后的祈祷，就像俯听我很久以来向他发出的所有那些祈祷一样，以便我的灵魂能分享上帝的慈悲和宽容。

“我请求我认识的所有人，特别请求你，我亲爱的妹妹，宽恕我无意中加在你们身上的痛苦。我宽恕我所有的敌人使我遭受的一切恶行。我在此向姑母们，我所有的兄弟姐妹们道别。我有一些朋友。想到我将永远和他们分开，意识到他们的悲痛，是我临死时依然折磨着我的最大的痛苦。但愿他们至少知道，直到我生命的最后瞬间，我始终想着他们。

“永别了，善良温柔的妹妹！但愿这封信能转到你的手里！别忘了我！我用全部心神拥抱你和我可怜的亲爱的孩子们！我的上帝，我将永远离开他们，真叫人心碎肠断！永别了，永别了！我现在将只考虑我的宗教的义务。既然我不能自由做出决定，也许他们会带一名神父过来。但是我在此宣布，我一句话也不会和他说，我将把他当作一个完全陌生的人对待。”

这封信突然在此中断，没有结尾，没有签名。也许疲劳压倒了写信的人。桌子上还继续燃着两支火光摇曳的蜡烛，烛火也许比活着的人活得更加长久。

信中提到的收信人几乎一个也没收到这封在黑暗中发出的信。玛丽·安托瓦内特在刽子手进来前，把信交给监狱长波尔，请他转交给她的小姑子；波尔总算有足够的人性，把信纸和羽毛笔给了她，但是没有足够的勇气，在没有得到上级批准的情况下，把这份遗嘱转交给伊丽莎白夫人（看见砍下来的脑袋越多，就越发担心自己的脑袋！）。波尔便把王后的信按照规定交给了审案法官福基埃-丁维勒。法官把此信签字画押，但同样没有往下传递。等到两年后，福基埃-丁维勒也得爬上刑车——他曾订了这种刑车，把另外许多人送到贡西哀尔杰里监狱去——这封信件已经消失。这世界上没有一个人预料到或者知道有这封信件存在，除了一个极端微不足道的人，他名叫古尔都阿。这位没有头衔也没有头脑的议员，在罗伯斯庇尔被捕后，得到国民公会的委托，整理并出版罗伯斯庇尔遗留下来的文件。趁这个机会，这位从前制造木鞋的商人忽然灵光一闪，悟到，谁若拥有秘密的国家档案，手里将会掌握多大的权力。因为所有受到牵连的国民公会的议员，现在都极为谦卑地围着这个渺小的古尔都阿大献殷勤。从前他们几乎从来都不屑于向他问好，现在向他做出天花乱坠的许诺，只要他把他们写给罗伯斯庇尔的信件还给他们。这个训练有素的商人发现，把尽可能多的陌生人的书信放进自己的抽屉，很有好处；于是他就利用当时各个部门都混乱不堪的机会，把革命法庭的全部档案洗劫一空，用来大做买卖；只有此时落到他手里的这封玛丽·安托瓦内特的书信，这个狡猾透顶的家伙扣了下来：时势变化多端，谁能知道，等到风向一转，这样珍贵的秘密文件能派什么用场。他把这份赃物隐藏了二十年，果然：风向转了。又是一名波旁家的王子，路易十八当了法兰西的国王，当年的“弑君者”，也就是那些投票赞成把他御兄路易十六处以死刑的人，现在都感到脖子上奇怪地发痒。为了获得国王的恩宠，古尔都阿上书路易十八，伪善地表示，愿意把他“拯救”的这份玛丽·安托瓦内特的书信，作为礼物献给国王（偷窃文件真有好处！）。这个卑劣的诡计没帮上忙，古尔都阿和其他人一样也遭到流放。但是这封信总算获救了。在王后寄出此信之后二十一年，这封奇异的诀别信又重见天日。但是为时已晚。玛丽·安托瓦内特在临死前想要问候的人，全都追随她死于非命。伊丽莎白夫人命丧断头台上，王后的儿子不是真的死在塔楼里，便是在当时顶着一个陌生的名字，没有被人认出，跟随自己的命运，成为陌生人，浪迹天涯，漂流四方（至今无人知道全部真相）。便是费尔森，也没能接到这爱人的问候。在那封信里没有片言只语提到他，可是——那些动情的词句不是写给他的，又是写给谁的：“我有一些朋友。想到我将永远和他们分开，意识到他们的悲痛，是我临死时依然折磨着我的最大的痛苦。”职责不允许玛丽·安托瓦内特在全世界面前提到她最亲爱的人，但是她希望有朝一日费尔森能看到这几行字，即使在含蓄收敛的字句里，她的情人也能看出，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她也一成不变地以整个心灵献身给他，想念着他。感情的神秘莫测的遥相感应！——就仿佛他感觉到了王后渴望在最后时刻和他在一起！接到王后殒命的噩耗后，就像受到了神秘的召唤，费尔森在日记里答道：“在那最后的时刻，她不得不单身独处，没有任何慰藉，身边没有一个她可以说话的人，这可真是痛苦中最可怕的痛苦啊。”就像她在极端的孤寂之中思念着她的情人，她的情人也在同样的时刻想念着她。相隔遥远的路途，重重的墙垣，一个看不见另一个，也够不着另一个，但是这两颗灵魂在同一个瞬间表达出同一个愿望：越过时间的阻隔，在不可思议的空间，他们两人的相互思念将在宇宙的振荡之中互相接触，犹如两人的嘴唇交融在亲吻之中。

玛丽·安托瓦内特放下手中的羽毛笔。最艰难的事情已经完成，和所有的人和所有的事都已告别，现在再躺一会儿，集聚力气。今生今世她已不再有许多事情可做。只还有一点，那就是：死亡，但是要昂昂然从容赴死。

[1] 罗兰夫人，即约翰娜-玛丽（或玛侬）·罗兰·德·拉·普拉基埃尔（1754—1793），法国大革命的著名女政治家，吉伦特党人，恐怖时期死于断头机下。其名言为：“啊，自由，以你的名义犯下了什么样的罪行！”

[2] 查尔斯·菲利普·亨利·隆珊（1751—1794），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政治家，埃贝尔派的首领之一，与埃贝尔一起死于断头机下。

第四十三章 最后的行程

凌晨五点，玛丽·安托瓦内特还在写信，巴黎四十八个区已经鼓声隆隆。七点，全体武装部队已经肃立待命，炮弹上膛的大炮封锁了所有的桥梁和大道，卫兵的步枪安上刺刀，穿过全城，骑兵夹道排列。——动用了无数的士兵对付一个女人，这个女人别无其他愿望，只求一死。暴力往往惧怕其受害者，甚于受害者惧怕暴力。

七点钟，监狱看守家的厨房小使女罗莎莉悄悄地溜进王后的囚室。桌上还燃着两支蜡烛，角落里坐着一个阴影，警惕性很强的宪兵队长。罗莎莉起先没有看见王后，后来发现了，不由得大吃一惊：玛丽·安托瓦内特躺在床上，身上穿着寡妇的黑色丧服。她没有睡觉，只是疲倦，不断流血使她耗尽体力。

这个令人感动的乡下小女孩浑身战栗，站在这个判处死刑的女人，她的王后面前，怀着双重的同情。她心情激动地走近玛丽·安托瓦内特：“您昨天晚上什么也没吃，白天也几乎没吃什么东西。您今天早上想吃点什么？”

“我的孩子，我什么也不需要了。对我来说，什么都已结束。”王后答道，没有站起身来。可是女孩又一次坚决地请王后喝点她特地为王后煮的汤，筋疲力尽的王后便说道：“好吧，罗莎莉，给我把汤拿来吧。”她喝了几勺汤，女孩便开始帮她更衣。有人劝告玛丽·安托瓦内特，别穿着她见法官时穿的那身黑色丧服去上刑场，引人注目的丧服可能会激怒民众。此时此刻她哪里还在乎一身衣服！玛丽·安托瓦内特不作反抗，决定穿上一件轻便的白色晨衣。

但是这最后的努力居然还让她蒙受最后的羞辱。这几天王后不断失血，她所有的衬衣都沾上了血渍。她很自然地要求身上干干净净地走上最后的路程，现在她想要换上一件干净的衬衫，请求看守她的宪兵长官稍稍退出囚室一会儿，可是此人奉有严令，必须时时刻刻严密注视玛丽·安托瓦内特，他宣布不得离开他的岗位。于是王后便蹲在她的床和墙壁之间那块狭小的空间，在她更换衬衣时，那个厨房小使女满腔同情地挡在她的面前，遮住她赤裸的身体。可是那件沾了血污的衬衣往哪儿搁呢？作为女人，王后羞于把这染了血渍的亚麻布衣裳，暴露在这个陌生男人面前和其他一些人好奇粗鲁的目光注视之下，再过几小时，这些人就会前来瓜分她的遗物。所以她迅速地把那件沾有血渍的衬衣卷成一小团，塞到炉子后面的墙角落里。

然后王后就特别仔细地穿着打扮起来。她已经一年多没有走上大街，没有见到头上自由辽阔的天空：特别是这最后一段路，她必须穿得体体面面、干干净净地把它走完。不再是女人的虚荣心驱使她这样做，而是意识到这一历史时刻的尊严。她仔细地穿好她的白色晨衣，把一块轻柔的高级薄纱的围巾系在脖子上，穿上她最好的一双鞋，已经变白的头发拢在一顶双褶的女帽里。

八点整，有人敲门。不，来的还不是刽子手。来的只是刽子手的先驱，是一位神父，可是只是曾经向共和国宣誓效忠过的一名神父。王后彬彬有礼地拒绝向他忏悔，她只承认没有宣誓效忠的神父是上帝的仆人。这位神父问道，他是否可以陪同王后走过这最后一程，王后以无所谓的口气答道：“随您的便。”这股看来无所谓的神气在某种程度上是道防护墙，玛丽·安托瓦内特正在后面凝聚内在的决心，去走这最后的路程。十点整，刽子手参孙，一个长着像巨人体魄的年轻人走进囚室，为她剪发，王后平静地让参孙把她的双手捆在背后，不作任何反抗。她知道，她的生命已经无法挽救，能挽救的只有她的名誉。现在千万不要在任何人面前暴露自己的弱点！只有保持坚定的意志，向一切渴望看见她死去的人显示，玛利亚·特蕾西亚女皇的一位女儿是如何从容赴死的。

将近十一点，贡西哀尔杰里监狱的大门打开。运载死囚的囚车停在门外，这是一种两边有栅栏的马车，车前套着一匹强壮的黑马。路易十六那时还是乘坐他的那辆密封的宫廷豪华马车，庄严肃穆极有尊严地前往刑场，玻璃的墙壁挡住了最为粗野的好奇心和令人极端痛苦的仇恨。在这期间，共和国在烽火连天的征程之中走得很远，远得无可限量，即使走向断头台的路程也要讲究平等：一名王后不必比任何哪一个市民死得更加舒服，一辆普通囚车对于卡彼的寡妇已经够好的了。车上的座位就是架在两部梯子横木中间的木板，没有垫子也没有罩子：便是罗兰夫人、丹东、罗伯斯庇尔、福基埃-丁维勒、埃贝尔，所有把玛丽·安托瓦内特送去处死的人，也都坐在这硬邦邦的木板上完成这最后的行程；这位被判死刑的王后，只是比她的法官们先走了一小段路程而已。

起先是一些军官从贡西哀尔杰里监狱阴暗的走廊里走了出来，他们后面跟着整整一连卫兵，手里端着步枪。然后走来玛丽·安托瓦内特，她神情平静，步履坚定。刽子手参孙用一根长绳牵着她，用这根绳子把她的双手捆在背后，就仿佛他的牺牲品在几百名看守和士兵的重重包围之下，还会有逃走的危险似的。围观的民众也对王后受到这想不到的，没有必要的羞辱感到惊愕。听不见一声通常会有的嘲讽的喊叫，大家鸦雀无声地让王后一直走到囚车前面。参孙在那里伸出手来扶她上车，身穿市民便服的神父杰哈尔，在她身边坐下。刽子手身体笔直地站着，脸上毫无表情，手里拉着长绳：就像卡隆[1]把亡灵渡到阿刻隆河的彼岸，参孙则每天无动于衷地把他运载的货物送到人生的彼岸。但是这一次，无论是参孙自己，还是他的几个助手在整个路途中都把三角帽用手臂夹着，就仿佛因为他们所从事的这个可悲的职务，他们要向这个被他们送上断头台的无力反抗的女人表示歉意。

这辆寒碜的马车在碎石路上咔嗒咔嗒地缓缓前进。他们故意拖延时间，得让每个人都能仔细观看这绝无仅有的好戏。王后坐在硬邦邦的座位上，感觉到这辆简陋的马车走在蹩脚的碎石路上的颠簸，每颠一次都叫她痛彻骨髓。但是玛丽·安托瓦内特煞白的脸上毫无表情，眼圈发红的眼睛凝视着前方，丝毫也不向密密麻麻的好奇观众流露出恐惧或者痛苦的迹象。她把所有的心灵力量都汇集起来，以便直到最后都能保持坚强，她最厉害的敌人想窥见她丧失勇气，或者心灰意冷的瞬间，可是徒劳。什么东西也不能使玛丽·安托瓦内特心乱，无论是聚集在圣-罗旭教堂旁边的一帮女人用流行的嘲讽喊声迎接她，还是演员格拉蒙为了在这个阴郁的场景里制造气氛，身穿国民卫队的制服，骑马走在囚车前面，手里挥舞佩刀，大声叫道：“这个就是卑鄙无耻的安托瓦内特！现在她完蛋了，我的朋友们！”玛丽·安托瓦内特也依然方寸不乱。她的脸紧绷着，犹如一块钢铁，似乎什么也没听见，什么也没看见。双手捆在背上，使她的脖子挺得更高，眼睛笔直地凝望着前方，街上形形色色杂乱荒诞的景象都不再侵入她的眼帘，眼睛已经充满了从内心涌流出来的死亡的信息。她的嘴唇没有颤抖，她的身体没有哆嗦，她完全控制住自己的力气，坐在车上，神情高傲，一脸轻蔑，连埃贝尔第二天也不得不在他的《杜歇斯奈老爹》上承认：“话说回来，这个婊子始终大胆放肆，直到最后。”

在圣-奥诺累大街的拐角处，在今天的摄政时期咖啡馆的位置，有一个人等着，他手里拿着铅笔和一张纸。他就是路易·大卫，那个时代最胆怯的懦夫之一，也是那个时代最伟大的艺术家之一。在大革命时期，他是摇旗呐喊的人当中嗓门最大的一个。当权者大权在握时，他为他们效劳。当权者一旦身处险境，他就赶快抛弃。他画过临终时的马拉，在热月[2]八日，他慷慨激昂地向罗伯斯庇尔宣誓效忠，“和他一起把酒杯一饮而尽”，可是等到热月九日，在那危机四伏的会议上，他的这种英勇的渴望就没有了。这位可悲的英雄宁可缩着脖子躲在家里，就凭这阵怯懦，躲过了断头台。大革命时期他是专制暴君不可戴天的敌人，可他又是第一个转变立场，投向新的独裁者。他为拿破仑的加冕典礼作画，放弃他从前对贵族的仇恨，换来“男爵”的称号。这是一个永远投靠权势的倒戈者的典型，对于成功者阿谀奉承，对于失败者冷酷无情，他为加冕典礼上的胜利者作画，也为前往断头台的失败者作画。

后来丹东也从今天运载玛丽·安托瓦内特的同样的囚车上下来，一眼看见了大卫。他深知此人的卑微下贱，居然还迅速地扔给他一句无比轻蔑的骂人话：“奴才坯子！”

尽管大卫长着一颗奴才的灵魂，一个可怜巴巴的胆怯的心，他的眼睛却是精妙无比，他的手万无一失。王后正乘车前往刑场，一刹那间，他已经把王后的面容飞快地捕捉到他的纸上，永不消逝，这是一张令人惊叹的了不起的速写，以令人毛骨悚然的力量热腾腾地取自生活：一个衰老的女人，不复美丽，只是依然高傲。嘴巴紧闭，傲气凌人，似乎在向内心发出呼号，眼神漠然、陌生，她双手捆在背后，上身笔直地坐在囚车上，一副挑衅的神气，就仿佛她是坐在宝座之上。在这张石化了一般的脸上，每一根线条都流露出难以名状的轻蔑鄙薄，她那高高隆起的胸部，表现出不可动摇的坚毅果敢。容忍已转化为对抗，苦难已在内心变成力量，这都赋予这个备受折磨的身躯一种新的可怕的王者尊严。即便是仇恨，也无法在这张纸上否认玛丽·安托瓦内特身上王者的气度，王后就以她那非凡高贵的气度和超群出众的举止克服了囚车给她的羞辱。

巨大无比的革命广场，即今天的协和广场人头攒动，黑压压一片。一万多人从清晨就站在那里，不想错过这千载难逢的好戏，观看一位王后如何死去，按照埃贝尔粗野的话：“如何被民族的剃刀给她修面。”好奇的人群已经等候了好几个钟头。为了解闷，打发时间，和身边的一个漂亮女子聊上几句，大家说说笑笑，从报童那里买上几份报纸或者漫画，翻翻最新出版的现实小册子《王后给她的宠儿和嬖幸的诀别词》或者《前王后的惊人狂热》。大家窃窃私语，胡乱猜测，谁的脑袋明天、后天会在这儿掉进篮子里，与此同时从路边的摊贩那里买点柠檬水、小面包或者核桃：观看这样盛大的场面值得花点耐心。

这批好奇的人群熙熙攘攘，黑压压的一片如潮水涌动，在他们头上耸立着仅有的阒无生气的东西，一动不动地耸立在人群活跃的空间，那是两个侧影：断头机修长的线条，这座从此岸通向彼岸的木头桥梁；在它上端的横梁上那明亮的路标，刚磨得极为锋利的刑斧，在暗淡的十月太阳照射下闪闪发光。这断头机犹如一位可怕的天神遗忘的玩具，轻盈自如地刺向灰暗的天空；飞鸟没有料到这残忍的工具阴惨的意义，正无拘无束地在它上面飞翔嬉戏。

但是在这断头机旁边，矗立着巨大无朋的自由女神的雕像[3]，安放在从前路易十五纪念碑的底座上，严峻而又肃穆，骄傲地高过那死亡之门。这不可亲近的女神坐在那里，头上戴着雅各宾党人戴的红色小帽，宝剑握在手里，沉思着；这自由的女神坐着，像石头一样冷凝，正在酣梦之中。她那白色的眼睛越过她脚下那些永远骚动不宁的人群，远远地越过旁边那台杀人机器，凝视着远方什么看不见的东西。她没有看见她周围的人性，没有看见生命，没有看见死亡，这个不可理解的，永远被人所爱的女神睁着一双石头的睡梦中的眼睛。她没有听见所有向她呼吁的人的呼喊，没有感觉到人们在她石头的膝盖上放下的花圈，也没有感觉到流进她脚下土地里的鲜血。她是永恒的思想，在人们当中殊为陌生，她默默地坐着，凝望着远方，直视她看不见的目标。她不发问，也不知道，以她的名义都发生了什么事情。

人们骚动起来，顿时人潮汹涌，突然之间又趋于沉默。在这寂静之中，人们听见从圣-奥诺累大街传来的狂野的吼叫，大家看见前面带路的骑兵，现在那悲剧的囚车装载着捆着双手的女人，以前法兰西的女主人，拐过街角；在她身后站着刽子手参孙，一只手骄傲地握着绳子，另一只手谦卑地拿着帽子。在这巨大的广场上鸦雀无声，叫卖的人不再呼喊，每个字都不再发出声来，周遭是如此寂静，都能听出马蹄沉重的踏地声和车轮刺耳的转动声。这一万多人，方才还活跃地聊天欢笑，现在都惴惴不安像着了魔似的怀着恐惧的感觉，看着那个捆着双手脸色苍白的女人，可她谁也不看。她知道，只有这最后一次考验！只还有五分钟的死亡，然后便是永生不死。

囚车停在断头台前。王后安详地，独自一人，“脸上的表情比离开监狱时更加严峻冷漠”，拒绝任何帮助，径自踏上断头台木板的阶梯；她穿着缎子的高跟鞋，步履轻盈灵动，登上这最后几步台阶，就像当年走上凡尔赛宫的大理石阶梯一样。现在再越过这熙熙攘攘的人群，抬头远望眼前的天空，抛去茫然的一瞥！她是不是透过秋日的迷雾，认出了远处的推勒里宫，她曾住在那座宫里，经受了难以名状的苦难？在这最后的一分钟，在这人生的最后时刻，莫非她又回忆起同样的这些民众，曾经在同样的花园里热情洋溢地欢迎她这位太子妃？这谁也不知道。没有人知道一个临死的女人最后的思想。这一切都已过去。刽子手们在背后抓住她，迅速地把她推到木板上，脑袋放在刑斧的利刃之下，一拉绳子，一道闪光，利刃嗖地一下飞落，沉重的一击，参孙已经握住头发，抓起流尽鲜血的头颅，举到广场上空，人人都可看到。一刹那间，一万多人屏住呼吸，暗自恐慌，化为一声狂野的呼喊，从憋得近乎窒息的嗓子眼里，迸发出一声雷鸣般的“共和国万岁！”然后人群便近乎匆忙地四下分散。当然啰，时间也已到十二点一刻，早就该是吃午饭的时候；现在赶快回家。干吗还在这儿瞎混！明天，以后几个星期，几个月几乎每天都可以在这同样的广场，每天一次又一次再观看同样的好戏。

已是正午时分，人群都已散去。刽子手用一辆小推车把尸体运走，鲜血淋漓的脑袋放在尸体的两腿之间。几名宪兵还看守着断头台。但是没有人再关心那慢慢渗入泥土的鲜血。广场又变得一片空寂。

只有自由女神着了魔似的化为白色的石头，一动不动地待在原地，继续不断地凝望着她看不见的目标。她什么也没看见，什么也没听到。她严峻地越过人类的疯狂而又愚蠢的所作所为，望着永远的远方。她不知道，也不愿知道，以她的名义都发生了什么事情。

[1] 卡隆，古希腊神话中的人物，是幽灵和夜的儿子，在冥界把亡灵用小舟渡到阿刻隆河的彼岸，通向阴间。但丁在他的《神曲》“地狱篇”第三章中描写了卡隆。

[2] 热月即大革命后一度推行的共和历的第11月，相当于公历7月19—20日至8月17—18日。

[3] 1792年8月11日在巴黎的路易十五广场竖立了自由女神塑像，广场更名为革命广场，自由女神像旁边设立断头台，1800年被毁。

第四十四章 哀悼

那几个月在巴黎发生的事情实在太多，谁也不可能长时间地去想某一个人的死亡。时间过得越快，人的记性越差。过几天，过几个星期，巴黎城里早已忘怀，有个名叫玛丽·安托瓦内特的王后被斩首，已被埋葬。在王后处死后第二天，埃贝尔还在他的《杜歇斯奈老爹》上咆哮：“我看见那个否决权娘儿们的脑袋掉进口袋之中，这只母老虎坐在这辆装着三十六根棍子的车里穿过巴黎的时候，他妈的，我真想描写一下无套裤党人的欢欣鼓舞，……她那该死的脑袋终于和她那婊子脖子分家，共和国万岁的喊声不断，真见鬼，弄得空气里雷声隆隆。”但是大家听也不听他在说些什么，在这恐怖之年，每个人都在担心自己的脑袋。与此同时，王后的棺材停放在坟地里，没有安葬。不会因为一个人的缘故而去挖掘坟墓，这样就太费钱了。就等着勤快的断头机把后续的死尸送来，等到积满了一堆棺材，玛丽·安托瓦内特的棺材才会洒上生石灰，和新送来的棺材一起扔进万人坑里。这样，事情就全都了结。王后的那条小狗还在监狱里焦躁不安地跑来跑去，叫唤了好几天，一个房间一个房间地嗅来嗅去，跳到所有的垫子上，寻找它的女主人，接着连这条狗也漠然无动于衷，监狱看守出于怜悯收留了它。后来：一个掘墓人跑到市政当局，拿出一张账单：“卡彼寡妇的棺材六个里弗尔，坟墓和掘墓人十五个里弗尔三十五个苏。”然后一个法庭仆役还把王后几件穷酸的衣服包在一起，立了一个卷宗，把这些衣服送进一家医院；可怜的老太婆们就穿上这些衣服，既不知道，也不打听这些衣服原来属于什么人。这样一来，对于同时代人，玛丽·安托瓦内特是怎么回事的这个问题算是解决了。几年后有个德国人来到巴黎，问及王后的坟墓，在全城已找不到一个人能够回答，法兰西从前的王后究竟葬在何处。

国境线的那边，玛丽·安托瓦内特处死没有引起多少激动，大家早已估计到这事。科堡公爵过于胆怯，没有及时援救王后，这时在军队的战报中慷慨激昂地宣称要进行复仇。普罗旺斯伯爵因为王后被杀，再一次向日后的路易十八的宝座迈出了极大的一步，——只有塔楼里的男孩想必还隐藏了起来或者已被处理掉，——伯爵这时表面上很动感情地让神父做了几台弥撒，虔诚地哀悼亡灵。在维也纳的宫廷里，弗朗茨皇帝前些日子过于懒散，都没写过一封信去援救王后，这时下令整个宫廷大肆举丧致哀。女眷们一律身着黑色丧服，皇帝陛下几周不进剧院看戏，各报得到命令，全都极为愤怒地撰文抨击巴黎邪恶的雅各宾党人。皇帝总算仁慈地接受玛丽·安托瓦内特托付给麦尔西的一些钻石，后来又拿被俘的几名法国的特派员换来玛丽·安托瓦内特的女儿。可是等到需要偿还拯救王后时付出的款项，还清王后的债务，维也纳宫廷突然装聋作哑。总而言之，皇室不大喜欢让人提及王后遭受死刑一事，这样卑鄙地在全世界面前对一个血亲这样不管不顾，甚至连皇帝也感到良心有些压抑。若干年后，拿破仑还指出：“对于法兰西王后保持深度沉默，这在奥地利皇室是绝对有效的原则。提到‘玛丽·安托瓦内特’的名字，他们就垂下眼睑，顾左右而言他，仿佛想要避免一个不合适的、令人难堪的话题，这是全家都遵循的一条规则，也让他们的外交代表予以遵循。”

这一噩耗只扎进了一个人的心窝，那就是忠心耿耿的人当中最为忠心的人，费尔森。每天他都心惊胆战地等着这件可怕的事情发生：“很久以来我一直在做思想准备，我想我将因此接受这个噩耗，不致太受震撼。”可是等到布鲁塞尔的报纸送来，他还是感到被击成齑粉。他写信给他妹妹：“那个意味着我全部生命，我从未停止过深爱的女人，不，不是从未，而是一刻也没有停止过深爱的女人，我愿为她牺牲一切。我现在才深切地感到，她在我心里的地位，我恨不得千百次为她付出生命，可她已不复存在。啊，我的上帝，为什么这样惩罚我，我究竟怎么激起了你的愤怒？她已不复存在，我的痛苦达到了顶点。我不理解，我自己怎么还苟活在世上。我不知道，我怎么还能忍受我的痛苦，因为我的痛苦过于强烈，永远也不会消失。我将永远把她留在我的记忆里，为她哭泣。我亲爱的妹妹，唉，为什么我没有死在她的身边，在那个6月20日，为她而死，那样我将比现在幸福，现在我痛苦地苟延残喘，一天天耗下去，责备自己，直到我生命终止才会停歇，因为我所爱慕的她的形象，将永远留在我的记忆里，永远不会逝去。”他感到，他现在只能生活在哀悼之中，只能生活在对她的思念之中：“那唯一充满我心灵的对象，对我而言，那唯一融万物为一体的对象，如今已不复存在。直到现在我才领悟，我对她是多么迷恋。她的形象不停地萦绕在我心里，追随着我，不断地陪我到任何地方，我只能谈论她，只能把我一生中最美好的瞬间从我记忆之中唤醒。我派人到巴黎去，把一切还能收集到的能回忆起她的东西全都买来。她的一切都是神圣的，都是圣人的遗物，将是我亲爱的永远赞赏的对象。”什么都无法填补他的损失。几个月之后，他还在日记里写道：“啊，我每天都感到，我失去了多少，她在任何方面都完美无缺。从来没有存在过一个像她这样的女人，也永远不会有一个这样的女人。”年复一年，岁月流逝，都无法减弱他感受到的震撼，一切都成为他重新怀念那被夺去生命的女人的契机。当他1796年来到维也纳，在那里第一次在皇宫里看到玛丽·安托瓦内特的女儿，印象是如此强烈，眼泪不禁涌入他的眼眶：“在我下楼的时候，我的双膝索索直抖。我强烈地感到悲痛和欢乐交集。”

每次看见女儿，他就想起母亲，眼睛立即湿润。女儿身上流淌着母亲的血，深深地吸引着他。但是她不得和费尔森交谈。是维也纳宫廷的那道要忘却这位受害者的密令，还是忏悔师的严禁在起作用，这位忏悔师也许知道了女孩的母亲和费尔森之间“不可饶恕”的关系？奥地利宫廷不乐于看见费尔森出现，很高兴看见他又启程离去：这位最忠心耿耿的挚友从未听见哈布斯堡皇室对他说一句“谢谢”。

玛丽·安托瓦内特去世之后，费尔森变得很不友善，非常严酷。他觉得世界对他极不公平，很是冷酷，生活毫无意义，他的政治上、外交上的雄心壮志都已结束。在战争年代，他作为公使，走遍全欧，时而在维也纳，时而在卡尔斯鲁厄，在拉斯塔特，在意大利，在瑞典；他和其他一些女人建立联系，但这一切并没有触动他的心弦，使他内心得到安慰。在他的日记里一再出现证明，这位恋人归根到底一直在靠那亲爱的阴影活了下来。多年之后，在10月16日，王后逝世的日子，还这样写着：“这一天对我而言是充满敬畏的日子。我永远也不可能忘怀，我失去了什么，我的遗憾将与我的生命同样久长。”但是另外还有第二个日子，费尔森一再把它当作他人生的命运之日，那就是6月20日。他永远也不能原谅自己，在王室出逃的日子，他屈从于路易十六的命令，让玛丽·安托瓦内特独自一人留在危险的境地之中；他一再感到，这一天是他个人尚未补赎的罪过。他一直在重新控告自己，宁可当时被民众撕成碎片，也比心里毫无欢乐，灵魂充满自责地继续苟活，甚至活得比她更长要好得多，要更加富有英雄气概。“为什么我当时，在6月20日，没有为她而死？”这个神秘的自责一再出现在他的日记里，发出控诉。

但是命运喜欢偶然事件的类比和数字的神秘莫测的游戏；多年之后，命运实现了他的罗曼蒂克的愿望。恰好在这一天，又是一个6月20日，费尔森找到了他这梦寐以求的死，而且这个死法也恰好像他所希望的那样。费尔森渐渐地不求闻达，不慕名利，全凭他的姓名在他的故乡变成一个要人：贵族元帅，国王最有势力的谋士，一个炙手可热的人物；但却是一个无情严酷的人物，上世纪意义上的一位贵族老爷。从瓦累纳那天起，费尔森就憎恨民众，视之为恶毒的暴民、卑鄙的流氓，因为他们夺走了他的王后，而民众也以同样极度的憎恨回敬这个贵族。他的敌人悄悄散布谣言，这个放肆大胆的封建贵族，为了向法兰西复仇，想亲自当上瑞典国王，把瑞典民族拽进战争之中。1810年6月，瑞典王储突然猝死。在整个斯德哥尔摩莫名其妙地出现一则谣言，一则疯狂、危险的谣言，说是贵族元帅费尔森用毒药把王储谋害，从而除清道路，自己可以攫取王冠。从这一瞬间起，费尔森的生命也受到民众愤怒的威胁，就像玛丽·安托瓦内特的生命在大革命时期受到威胁一样。因此在王储出殡那天，朋友们听到各式各样的阴谋计划，好心好意地劝告这个脾气倔强的人，不要去参加葬礼，宁可小心谨慎地待在家里。可这是6月20日，费尔森神秘的命运注定的日子：阴郁的意志驱使他去实现这梦寐以求的天命。十八年前如果民众在马车里发现费尔森是玛丽·安托瓦内特的陪同人员，在巴黎可能发生的事情，恰好在6月20日发生在斯德哥尔摩。费尔森的豪华马车刚刚离开府邸，愤怒的暴民便突破了军队的警戒线，用暴力把这个头发花白的贵族元帅拽出马车，用棍棒石头把这手无寸铁的人打倒在地。6月20日的梦中景象得以实现；当年把玛丽·安托瓦内特推上断头台的那些不可驯服的狂野分子，如今对费尔森大肆践踏。末代王后的最后一名骑士，“美男子费尔森”的尸体，就横陈在斯德哥尔摩市政厅楼前，鲜血淋漓，残缺不全。活着，无法使他和王后结合，至少在他们共同的命运之日，他能象征性地为王后而死。

随着费尔森的逝世，对于玛丽·安托瓦内特深切怀念，永志不忘的最后一人也就此消逝。每一个人，和对他的思念，只有在世上还真正有人爱他时，还活在世上，否则便完全死灭。费尔森对死者的哀诉，是最后一句忠诚的话，然后便寂然无声。不久，其他忠于王后的人们也随之死去，特丽雅侬衰败凋零，那些精致的花园也荒芜一片，画像、家具当年和谐地摆放在一起，映照出王后独特的优雅妩媚，如今被拍卖，被抛售。玛丽·安托瓦内特曾经存在过的，最后可以看见的痕迹终于荡然无存。时间又流入时间的长河，鲜血覆盖着鲜血，革命在执政府时期熄灭，波拿巴登上舞台，不久他就叫拿破仑皇帝。他从哈布斯堡皇室又迎娶另外一位大公爵小姐，举行一场新的灾难性的婚礼。但是，这位新的大公爵小姐玛丽·路易丝，尽管和另一位大公爵小姐有同样的血脉相连，却——对于我们的感觉而言，简直难以置信——由于心灵的迟钝，一次也没有问起过，那个女人在哪里痛苦地沉睡不起，那个女人在她之前曾经生活在同一座推勒里宫，同样的几间宫室里，并且备受苦难：这样贴近的一个人物，一位王后，竟然被她最亲近的至亲和后人，如此冷酷如此残忍地遗忘。终于发生转折，良心的不安产生了回忆。普罗旺斯伯爵踏过三百万尸体，终于爬上了法兰西的宝座，变成路易十八，这个潜伏在阴影之中的人终于达到了目的。既然那些如此长久地拦住他道路的人，路易十六和玛丽·安托瓦内特，还有他们不幸的儿子路易十七总算万幸都已被消灭干净，既然死者不会复活提出怨诉，——干吗不事后给他们补建一座富丽堂皇的陵墓？现在终于分配任务，去寻找他们的坟墓（亲弟弟居然从来没有打听过哥哥的坟墓何在）。但是二十二年来这样可耻的漠不关心，要想找到当年的墓地已经很不容易，因为在玛德莱娜教堂旁边那座臭名昭著的修道院花园里，恐怖时期曾经埋葬了上千具尸体，掘墓人匆忙行事，根本没时间为个别的坟墓做上标记，他们只能迅速地把那不知餍足的刑斧每天给他们送来的大量尸体并排堆在一起乱挖乱埋。没有十字架，没有皇冠，让人辨认出那业已下落不明的地点；只有一点他们知道，国民公会下令，国王和王后的尸体得撒上石灰。于是他们就挖啊，挖啊，挖个不停，终于铁锹碰到了很硬的一层。从一只业已朽坏的吊袜带上，他们认出，他们毛骨悚然地从潮湿的泥土里刨出来的一把灰白的尘土，便是那个朽坏了的女人留下的最后痕迹。这个女人在她风华正茂的时代曾是风度优美，品味高雅的女神，然后便是备受考验，选拔出来经受一切苦难的王后。

后记

通常在一本历史书籍的末尾要列举使用过的资料的出处，可是在玛丽·安托瓦内特这一特殊案例，我觉得几乎更重要的是，确认哪些出处“没有”被使用，出于什么原因。因为平素最为可靠的文献，亲笔书信，在这里证明并不可靠。在这本书里，多次提到，依照玛丽·安托瓦内特缺乏耐心的性格，她在写信方面十分疏懒；若不是为真正的压力所逼，她几乎从来也不会自觉自愿地去坐到她那绝妙的精致的书桌旁，这张书桌今天还陈列在特丽雅侬宫，可以观赏。因此在她逝世之后十年，几乎没有什么出自她手笔的书信为人所知，除了那难以计数的账单之外，上面写着必不可少的“请支付，玛丽·安托瓦内特”，这就丝毫也不令人惊讶了。她的确详细进行的两种通信，是和她母亲以及维也纳宫廷的通信，另外一种是和封·费尔森伯爵的私密通信，当时还深锁在档案馆里，以后还有半个世纪也不得公之于世，少数几封已经发表的，王后致波利涅克伯爵夫人的信函原件，也同样不可得见。因此到四十年代，五十年代，六十年代[1]几乎在巴黎举办的每一次手稿拍卖会上，都有王后手写的书信出现，就使人益发感到意外。奇怪的是，这些书信都带有王后的亲笔签名，而实际上王后只在极为罕见的情况下才亲自签名。于是紧接着大量的书籍纷纷面世，一本是胡诺尔施坦因伯爵出版的书，一本是费耶·德·贡歇男爵弄到的王后的书信集（直到今天依然是篇幅最大的一部书信集），第三是克林柯夫斯特雷姆出的集子，里面——当然是删节得贞净已极的节选本——包含着玛丽·安托瓦内特致费尔森的书信。治学严谨的历史学家看到资料这样大幅度地丰富起来，当然欣喜异常，可是仍有隐忧。这些书籍出版之后不过几个月，就有一大批由胡诺尔施坦因和费耶·德·贡歇发表的书信遭到怀疑，于是爆发了旷日持久的论战，不久一些作风正派的人士不可能不怀疑，有某个灵巧的，甚至可说是天才的伪造者肆无忌惮地，把真假信件混杂在一起，与此同时，甚至把伪造的手稿投入市场进行交易。

学者们出于一种奇怪的顾忌，没有提及那位出神入化的伪造者，大家所认识的最巧妙的伪造者之一的名字。虽然最优秀的两位研究者弗拉默蒙和罗歇特里，早已在字里行间明确地暗示，他们认为谁有嫌疑。今天已经不再有理由隐瞒那个名字，从而使伪造学的历史缺少一个心理学上殊为有趣的案例。这位过分热心地增加玛丽·安托瓦内特书信宝藏的人，不是别人，正是她书信的出版者，费耶·德·贡歇男爵；他是一位高级外交官，拥有不同寻常的教养，一位杰出的、有趣的作家，杰出的法兰西文化史专家，他花了十年或者二十年时间，在一切档案馆的私人收藏室里，追寻玛丽·安托瓦内特的一切书信，以真正令人赞赏的勤奋和渊博的知识，把那本著作编制出来——这一成绩至今还值得称道。

但是这位可敬的勤勉的先生怀有一种激情，而激情总很危险：他怀有真正的热忱收集手稿，算得上是这一领域学术上的教皇。多亏他的《好奇者琐谈》，我们得到了有关这本书信集的一篇出色的文章。他收集的原稿，或者，像他自豪地所说的，他的“珍品收藏室”在法国首屈一指。但是有哪一个收藏家觉得藏品已经够多了呢？也许正因为他自己的钱财不足以让他像他所希望的那样，增加他存放藏品的文件夹子，他就亲手制作了一定数量的拉封丹[2]、布瓦洛[3]和拉辛的手稿，甚至在今天，他伪造的产品有时还在市场上出现，并且通过巴黎和英国商人予以出售。但是他真正的杰作，无疑是那些伪造的玛丽·安托瓦内特的信件。在这方面没有第二个健在的人比他更熟悉题材、字体和附带情况。所以他作为第一个查阅过王后致波利涅克伯爵夫人的货真价实的七封信的原件之后，再凭空杜撰出同样数量的伪造信件，或者伪造一些王后给她的那些亲戚当中的某些人的小便条，对他而言就并不怎么过于困难，他知道，这些亲戚和王后的关系殊为亲密。由于他对王后的书法特点和修辞特色具有特殊的知识，他比任何人都更能胜任这一特别的业务，可惜他也决定，伪造书信达到登峰造极、以假乱真的程度，字体逼真，文笔也因深有体会，模仿得惟妙惟肖，因为有丰富的历史知识，每个细节都编造出来。因此大家尽管想尽办法——我们得老实承认——今天读到这些个别的信件，根本就无法区分孰真孰假，究竟是玛丽·安托瓦内特的思想和文字，还是费耶·德·贡歇的杜撰和伪造。不妨举个例子，存放在普鲁士国家图书馆里的那封王后致弗拉克斯兰登男爵的信，我就不能确有把握地说出，这是原件还是赝品。书信的本文说明自己的真实，可是书法四平八稳，圆润丰满，尤其因为此信从前的拥有者是从费耶·德·贡歇那里购得的，都说明这封书信是件赝品。由于所有这种种原因，为了更高程度的历史性的安全可靠起见，在这本书里无情地把每一个别无其他来源，只是取自费耶·德·贡歇男爵可疑的“珍藏室”的任何文件，全都不予考虑。这本书里采用信件的心理学上的原则乃是：宁可少而真实，也勿多而可疑。

在可靠性方面，关于玛丽·安托瓦内特的口头证词也不比书信更强。如果说在其他时代，我们总是抱怨回忆录和目击证人的报告太少，那么在法国大革命时期，我们就要因为材料太多而喟然长叹了。在风云突变的几十年里，整整一代人毫不停顿地从一个政治浪潮掷到下一个政治浪潮中去，很少有时间沉思默想，纵览一切；在二十五年间，当时一代人经历了纯粹意想不到的重大变故，几乎一刻不停地经历了王朝最后的繁荣昌盛和垂死时的拼命挣扎，大革命最初的幸福时光，恐怖时期的可怕时日，督政府时期，拿破仑的崛起，他的执政府，他的独裁统治，帝政时期，世界帝国，千百场胜仗和决定性的失败，又来一个国王，又来一次拿破仑，一百天之久。终于滑铁卢一战后，来一次大休整，在风狂雨骤二十五年之后，一场史无前例的世界风暴终于停顿。人们于是从恐惧之中醒来，揉揉眼睛。他们起先惊讶的是自己居然还活着，接着惊讶的是，他们在这段时间里经历了多少事情——我们自己的情况也没什么不同，湍急的潮水从1914年起，把我们搅得昏天黑地，接着又突然波平浪静——现在他们大家待在平静安全的岸边，想要安安静静有条有理地通览他们心情纷乱激动地看见过和经历过的一切。当时每个人都想在目击证人的回忆录里读到历史，以便把自己没有整理过的人生经历复制出来；于是在1815年以后，出现回忆录得到热销的一片繁荣景象，就和我们这里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战争书籍大肆热卖一样。职业写作者和出版商，不久嗅到这个热门，趁读者兴趣尚未消退——这点，我们也曾经历过——赶快为了满足这突然爆发的好奇的需要，制作一系列有关这一伟大时代的回忆录、回忆录、回忆录。凡是曾经为那些在此期间已经成为历史名人效过力的人，公众都要求他们每一个人叙述自己的经历。可是这批可怜的小人物，大多是稀里糊涂、跌跌撞撞地走过了这些伟大的事件，想不起多少细节，另外他们也不善于把他们回忆起来的事情，描述得生动有趣。于是狡黠灵巧的新闻记者就借用这些人的名义，用少数几粒葡萄干烘烤厚厚的一块面团，用甜腻腻的佐料把面团加上甜味，翻来覆去加上多愁善感的虚构和捏造，最后炮制出一本书来。

每一个当年在推勒里宫，或者在监狱里，或者在革命法庭上经历过那么一小段世界史的人，现在都作为作者登场：玛丽·安托瓦内特的女裁缝啦，贴身女侍啦，第一、第二、第三使女啦，理发师啦，监狱看守啦，孩子们的第一、第二女太傅啦，以及她们朋友当中的每一个人。最后一位，但并非最微不足道的一位，甚至是刽子手参孙先生，现在也得写回忆录，或者至少把他的名字借给别人，用在七拼八凑制作出来的什么书上，当然用钱交换。

不言而喻，这些胡编乱造的报告，在每个细节上都互相矛盾，恰好关于1789年10月5日和6日的至关紧要的过程，王后在推勒里宫遭到突击时的态度，或者关于王后最后几小时，我们拥有七八种，十种，十五种，二十种所谓的目击证人提供的彼此大相径庭的版本。所有的版本，只在政治思想上完全一致，那就是无条件地感人至深而又不可动摇地忠于国王，只要想想，所有这些回忆录都是凭着波旁家的优惠刊印的，这也就可以理解了。同样的这些仆人和监狱看守在大革命时期统统是最为坚决的革命派，而在路易十八统治下全都不厌其烦地百般保证，他们当年私底下多么强烈地尊敬和热爱这位仁慈高贵、纯洁无瑕、德行高超的王后：这些事后忠诚之流，倘若在1792年，真有一小部分像他们在1820年所说的那样忠心耿耿富有献身精神，玛丽·安托瓦内特就绝对不会被关进贡西哀尔杰里监狱，绝对不会踏上断头台。所以那个时代十分之九的回忆录是为了引起轰动效应，或者纯粹是为了阿谀奉承；谁若想寻找历史的真相（和以往的那些描述正好相反），最好把这些突然冒出来的宫廷侍女、理发师、宪兵、侍童，由于他们的记忆力过于讨人喜欢，从一开头就把他们当作不可置信的证人，统统从证人席上撵走；在这本书里基本上就是这样做的。

从以上表述得到解释，为什么在我对玛丽·安托瓦内特所做的这份描述当中，一大批文献、信件和谈话录都未加利用，没有出现，而在以往的一切书籍中都毫不怀疑地得到采用。在那些传记中，有些趣事轶闻使读者感到欣喜，或者觉得逗乐，其中最早的一则便是，莫扎特小时候在美泉宫曾向玛丽·安托瓦内特求婚，接着一个劲地发展下去，直到最后一则轶闻，王后在处死时，不小心踩了刽子手一脚，据说她曾经彬彬有礼地向刽子手说了声：“对不起，先生。”（这个故事编得实在过于聪明，不可能是真的）这些趣事轶闻，读者在本书中就读不到了。另外读不到的是无数信件，尤其是写给她“亲爱的心肝”朗巴勒亲王夫人的那些缠绵悱恻的书信，干脆就是因为这些信件是费耶·德·贡歇男爵为了骗人，自己杜撰出来的，而不是玛丽·安托瓦内特亲笔书写的，同样也看不到一系列口头流传的感情充溢、聪明绝顶的话语，只是因为它们过于聪明，感情过于充沛，不符合玛丽·安托瓦内特中庸平和的性格。

一方面，这是有所失，但只是在感伤主义的意义上，而不是在历史真实的意义上有所失。可是另一方面却有所得，那便是赢得了重要的新资料。尤其在维也纳国家档案馆里进行仔细审查之后发现，已经发表的所谓完整的玛利亚·特蕾西亚女皇和玛丽·安托瓦内特之间的通信集，有非常重要的，甚至是最重要的段落由于内容私密硬被扣住，未予发表。这些信件在本书中得到毫无保留的利用，因为路易十六和玛丽·安托瓦内特之间的夫妻关系，如果不了解长期以来讳莫如深的这个生理学上的秘密，在心理学上是不可理解的。另外，杰出的女研究员阿尔玛·索德杰尔姆，在费尔森后裔的档案馆里所进行的彻底研究，也极为意义深远，她非常成功地揭示了许多出于道德的考量而做出的涂改掩饰之处。由于这些涂抹之处，而变得更加具有说服力的文献，使得这一“虔诚的欺人之谈”，即费尔森对于不可亲近的玛丽·安托瓦内特只怀有行吟诗人般贞净爱情的传说，再也难以为继；此外还有许多模糊不清的细节得以澄清。我们关于一个女人，在人性和道义上拥有权利的观点更加自由，哪怕她碰巧是位王后，我们今天更加贴近真实，更不害怕心灵的真相，因为我们和先前那代人不同，不再相信，为了给一个历史人物赢得同情，有必要不惜一切代价，将其性格理想化，加上多愁善感的色彩或奉之为英雄，把重要的性格特点予以抹煞，把另外一些特点悲剧化地大肆彰显。然而，一切具有独创性的心理学最高法则不是神化人物，而是把人物人化；不是用人为的理据来为之开脱，而是解释其所负的使命。本书在此尝试着在一个性格平庸的人物身上做出这番解释，这个平庸的人多亏她那无与伦比的命运，才拥有超越时代的影响，而她内心的宏伟壮丽得益于她身受的超乎寻常的不幸。我至少希望，无须任何夸张，恰好由于它世俗的局限，也能赢得当代人的同情和理解。

斯·茨威格

1932年

[1] 指十九世纪。

[2] 让·德·拉封丹（1621—1695），法国寓言诗人。

[3] 尼可拉斯·布瓦洛（1636—1711），法国诗人，文学理论家。

玛丽·安托瓦内特年表

1755年11月2日　玛丽·安托瓦内特出生

1769年6月7日　路易十五书面求婚

1770年4月19日　在维也纳举行代理婚礼

　　5月16日　在凡尔赛举行婚礼

　　12月24日　舒瓦瑟尔失宠

1772年1月11日　罗昂到维也纳

　　8月5日　波兰被瓜分

1773年6月8日　王太子妃进入巴黎

1774年5月10日　路易十五去世

　　　　　　　　第一次向玛丽·安托瓦内特兜售项链

　　　　　　　　费尔森第一次到凡尔赛

　　　　　　　　罗昂调离维也纳

　　　　　　　　博马舍向玛利亚·特蕾西亚出售他的污蔑文章

1777年4/5月　约瑟夫二世访问凡尔赛

　　8月　夫妇之间第一次亲密接触

1778年12月19日　长公主出生，即日后的昂古莱姆公爵夫人

1779年　第一份攻击玛丽·安托瓦内特的小册子出版

1780年8月1日　在特丽雅侬的剧院首次登场

　　11月29日　玛利亚·特蕾西亚去世

1781年10月22日　第一位王储出生

1783年9月3日　凡尔赛和约——英国承认美利坚合众国

1784年4月27日　《费加罗的婚礼》在法兰西剧院首演

　　8月11日　冒乐顶替的“王后”和罗昂相会于维纳斯小树林

1785年1月29日　罗昂买下项链

　　3月27日　第二位王储出生

　　8月15日　罗昂在凡尔赛被捕

　　8月19日　《塞尔维亚的理发师》在特丽雅侬上演，同时也是那里的最后一次演戏

1786年5月31日　项链案宣判

　　7月9日　莎菲-贝阿特里克丝公主出生

1788年　开始和费尔森有亲密交往

　　8月8日　宣布1789年5月1日召开三级会议，奈克尔再次出任大臣

1789年5月1日　三级会议开幕

　　6月3日　第一位王储去世

　　6月17日　第三等级组成国民议会

　　6月20日　网球场宣誓

　　6月25日　新闻自由

　　7月11日　奈克尔被流放

　　7月13日　建立国民卫队

　　7月14日　攻陷巴士底狱

　　7月16日　开始流亡（阿尔诺阿、波利涅克）

　　8月底　费尔森在凡尔赛

　　10月1日　宴请近卫军团

　　10月5日　巴黎民众向凡尔赛进发

　　10月6日　国王全家前往巴黎——雅各宾党人俱乐部创建于巴黎

1790年2月20日　约瑟夫二世皇帝去世

　　6月4日　最后一次在圣-克鲁消夏

　　7月3日　与米拉波见面

1791年4月2日　米拉波去世

　　6月20—25日　出逃瓦累纳

　　　　　　　　　巴尔纳弗及其朋友在推勒里宫

　　9月14日　国王向宪法宣誓

　　10月1日　立法会议成立

1792年2月13—14日　费尔森最后一次在推勒里宫

　　2月20日　玛丽·安托瓦内特最后一次上剧院

　　3月1日　莱奥波尔特二世皇帝去世

　　3月24日　罗兰组阁

　　3月29日　瑞典国王古斯塔夫去世

　　4月20日　法国向奥地利宣战

　　6月13日　罗兰政府下台

　　6月19日　国王行使否决权

　　6月20日　第一次攻击推勒里宫

　　8月10日　攻陷推勒里宫，丹东任司法部长

　　8月13日　免除国王的权力——国王全家移囚庙堂

　　8月22日　第一次旺代起义

　　9月2日　凡尔登陷落

　　9月2—5日　九月大屠杀

　　9月3日　朗巴勒亲王夫人遇害

　　9月20日　瓦尔米炮战

　　9月21日　国民公会建立——废除王国，建立共和国

　　11月6日　耶马柏战役

　　12月11日　开始审判路易十六

1793年1月4日　波兰第二次被瓜分

　　1月21日　路易十六被处死

　　3月10日　建立革命法庭

　　3月31日　法兰西人撤离比利时

　　4月4日　杜姆里哀投向敌人

　　5月29日　里昂起义

　　7月3日　王储和玛丽·安托瓦内特分开

　　8月1日　移囚贡西哀尔杰里监狱

　　10月3日　控诉吉伦特党人

　　10月9日　里昂陷落

　　10月12日　第一次审问玛丽·安托瓦内特

　　10月14日　开始审判玛丽·安托瓦内特

　　10月16日　王后被处死

1795年6月8日　据说王储死去（路易十七）

1814年　路易十八（先前的普罗旺斯伯爵）成为法兰西国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