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变一切：气候危机、资本主义与我们的终极命运

THIS
CHANGES
EVERYTHING
CAPITALISM
VS.
THE CLIMATE

改变一切

气候危机、资本主义与我们的终极命运
————

【加】娜奥米·克莱恩——著
李海默 韦涵 管昕玥 黄智敏——译

NAOMI KLEIN

THIS CHANGES EVERYTHING: Capitalism Vs. The Climate
　　by Naomi Klein
　　Copyright © 2014 by Naomi Klein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权登记图字：09-2017-1012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改变一切：气候危机、资本主义与我们的终极命运/（加）娜奥米·克莱恩著；李海默等译.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7.10

ISBN 978-7-5426-6109-8

Ⅰ. ①改… Ⅱ. ①娜…②李… Ⅲ. 气候变化—研究—世界 Ⅳ. P4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255187号

改变一切

气候危机、资本主义与我们的终极命运

责任编辑/黄韬

特约编辑/闫柳君

装帧设计/储平

监　　制/姚军

责任校对/张大伟

“我们需要记住，我们这个时代的工作比气候变化更重大。我们需要看得更加高远、更加深入。如果我们诚实地面对自己，那么，我们真正谈论的是，彻底改变我们在这颗星球上的生存方式。”

——丽贝卡·塔波顿（Rebecca Tarbotton），

雨林行动网（Rainforest Action Network）

执行理事，1973—2012 [1]

“在我的书中，我曾经设想过，人们把墨西哥湾流变咸，拦住格陵兰冰冠上滑下的冰川，将海水泵入撒哈拉和亚洲干燥的盆地以造出盐海，抽取北冰洋的融冰以提供淡水，对细菌进行基因工程改造、把更多的碳固定在树根里，把佛罗里达抬高30英尺、使它重返水面之上，以及（所有这些事情中最艰难的），完全改变资本主义。”

——金·斯坦利·罗宾逊（Kim Stanley Robinson），

科幻作家，2012 [2]

[1] “Rebecca Tarbotton,” Rainforest Action Network, http://ran.org/becky.

[2] Kim Stanley Robinson, “Earth: Under Repair Forever,” OnEarth , December 3, 2012.

导言 颠覆世界的两种方式

第一部分 糟糕的时机

第1章 右翼是对的 气候变化的革命性力量

第2章 热钱 自由市场原教旨主义如何加剧地球过热

第3章 公众及偿付 解决下一代经济体系的意识形态障碍

第4章 规划与禁令 扇掉看不见的手，建立一场运动

第5章 榨取主义之外 对抗我们内部的气候变化否定者

第二部分 不可思议的想法

第6章 摘果，而非除根 大财团与大型绿色环保组织之间的灾难性结合

第7章 没有弥赛亚 绿色亿万富翁无法拯救我们

第8章 将太阳调弱 解决污染的方法是……另一种污染？

第三部分 无论如何，开始吧！

第9章 封锁区运动 新一代的气候斗士

第10章 爱会拯救这里 民主、撤资与到目前为止的胜利

第11章 你和什么军队？ 原住民权利和承诺的力量

第12章 共享天空 大气层共识与偿债的能力

第13章 再生的权利 从榨取到新生

结语 飞跃之年 时间刚好来得及

注释

致谢

导言
颠覆世界的两种方式

“对气候变化的预测大多推定，未来的改变——温室气体排放、温度增高，以及诸如海平面上升等后果——将会次第发生。一定量的排放将会导致一定量的升温，一定量的升温将会导致一定量的海平面平滑递增。然而，气候的地质记录表明，有时，只要气候中某个要素发生相对微小的改变，就会导致整个系统的急剧变化。换句话说，若是将全球气温推升过特定阈值，可能会引发突如其来、不可预测、可能无法逆转的改变。这些改变会产生大量破坏性的大规模影响。到了那个时候，即使我们不再给大气增加任何多余的二氧化碳，可能无法阻止的过程已经箭在弦上。我们可以把它看作一次突发的气候刹车和转向失灵，其问题和后果都不再受我们掌控。”

——世界最大的综合科学团体，美国科学促进学会

（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Science）

报告，2014 [1]

“我热爱排放的味道。”

——莎拉· 佩林（Sarah Palin），2011 [2]

舱内通话系统播报：原定于乘坐3935次航班从华盛顿特区飞往南卡罗来纳州查尔斯顿（Charleston, South Carolina）的旅客，请带好随身行李离机。

他们走下舷梯，聚集在炎热的跑道上。在那儿，他们看见了一些非同寻常的东西：全美航空（US Airways）喷气式飞机的轮子陷入了黑色的路面，就好像地面是未干的水泥。轮子陷得那么深，事实上，连前来拖曳飞机的卡车都无法把它撬开、让它松动。航空公司希望，没了飞机上35名乘客的额外重量，飞机会变得够轻，轻到可以被拉出来。但它还不够。有人贴出了一张照片：“我的航班为啥被取消了？就因为华盛顿特区实在太热，让我们的飞机陷进路面4英寸。” [3]

最终，人们找来了一辆更大、拉力更强的拖车，这次管用了；晚点3小时之后，飞机终于起飞。航空公司的发言人把这次事件归咎于“极不寻常的气温”。 [4]

2012年夏天确实热得反常。（前一年和后一年也同样如此。）事件发生的原因也毫不神秘：恣意燃烧化石燃料——尽管这造成了跑道融化，带来不便，全美航空还是会坚定不移地做下去。燃烧化石燃料急剧地改变了我们的气候，以至于干扰了我们燃烧化学燃料的能力——这一具有讽刺意味的事实并未阻止3935次航班的旅客重新登机，继续他们的旅程。在所有关于此事的主要新闻报道中，也没有任何人提到气候变化。

我没有资格去评判那些旅客。我们所有过着高消费生活的人，无论身处何处，都好比是3935次航班的旅客。面对这样一个关乎人类种族存亡的危机，我们整个文明非但没有停止导致危机的行为，反而变本加厉。就像航空公司找来马力更足的拖车来拖动飞机一样，全球经济将赌注从常规来源的化石燃料转移到更加污染环境、更加危险的来源——来自阿尔伯塔（Alberta）沥青砂的沥青，来自深水钻井的石油，来自水力压裂（hydraulic fracturing）的天然气和来自爆破山体的煤等等。

与此同时，每一桩超出人类负荷的自然灾害都带来极具讽刺意味的场面：气候变得越来越容不下那些恰恰应该为气候变暖负主要责任的行业。比如2013年，卡尔加里（Calgary）发生的史上罕见的洪水。它迫使开采阿尔伯塔沥青砂的石油公司关闭总部、遣返员工。与此同时，一列满载着易燃石油制品的火车在分崩离析的铁路桥边缘摇摇欲坠。又比如此前一年密西西比河暴发的干旱。它使得水位严重降低，以至于满载石油和煤矿的驳船多日无法航行，只有等待陆军工程兵团（Army Corps of Engineers）疏浚运河（为此，工程兵团不得不挪用为重建同一水道拨出的资金。这条水道在前一年遭受了历史罕见的洪水）。还比如在这个国家的其他地方不得不暂时关闭的煤电厂。因为它们用以汲取冷却水的水道要么太热，要么太干（或者，在某些情况下，二者兼具）。

与这种认知失调相伴不过是我们生活的一小部分。从历史上看，我们生活的时代正是个发出刺耳噪音的不和谐时代，曾经被我们故意忽视的危机也正在啪啪地打我们的脸——而我们却还在加倍倚重这些最初导致危机的东西。

我否认气候变化的时间比我愿意承认它的时间要长，我当然知道它正在发生。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 [5] 和茶党（Tea Party） [6] 说，因为冬天继续存在，这就证明了气候变化是一个骗局。我与他们不同。但我也不曾深究细节，对绝大多数新闻故事也只是草草浏览过去，对那些真正骇人的故事尤其如此。我告诉自己，科学太过复杂，是那些环保主义者要处理的事，然后我继续表现得好像我钱包里那张闪亮的卡片毫无问题一般——它标志着我的“精英”飞行常客身份。

我们之中有很多人都这般否定气候变化。我们向问题瞟上一眼，然后就移开目光。或者，我们直视它，随后却把它变成了一个笑话（“更多《启示录》 [7] 的征兆！”）。这不过是另外一种转移视线的方式。

或者，我们直视它，却给自己讲述一些令人安慰的故事。故事说人类非常聪明，将会想出一个技术奇迹，安全地吸走空中的碳，或魔术般地降低太阳的热度。在写作这本书的时候，我意识到，这也不过是另一种转移视线的方式。

或者，我们直视它，却试图将它过度理性化（“同等金钱代价，专注于经济发展比专注于气候变化更有效率，因为财富就是我们面对极端气候的最佳保护”）——就好像当你的城市被淹没水下的时候，多几块钱会大为不同。如果你碰巧是个政治呆子，这也是一种转移视线的方式。

或者，我们直视它，却告诉自己，我们太忙了，没工夫关心这么遥远这么抽象的事情——即使我们看见纽约地铁进水，看见新奥尔良的人们站在屋顶上，即使我们知道无人安全，特别是最弱势的那些人。尽管这完全可以理解，这还是一种转移视线的方式。

或者，我们直视它，却告诉自己，我们只能专注于自己。冥想、在农夫市集购物、停止开车——却忘了去尝试真正改变整个系统、改变使危机不可避免的体系，因为“坏能量”太多，永远不会起作用。初看起来，我们似乎是在直视问题，因为这些生活方式的改变中有许多确实是解决方法的一部分，但其实我们仍然紧闭着一只眼。

或许，我们确实直视了——真的直视了——但随后，无可避免地，我们似乎忘记了。记起来，然后又忘记了。气候变化就是这样，它很难在你的头脑中停留很久。患上这种奇怪的间歇性生态失忆症，我们有充足合理的原因。我们否认它，是因为我们害怕，一旦接受了这场危机的全部事实，一切都会改变。我们是对的。 [8]

我们知道，如果我们继续遵循当前的道路，允许排放年年增长，气候变化将改变我们世界的一切。大城市很有可能会被淹没，古老的文明会被海洋吞噬，我们的后代极有可能要用一生中的大量时间从剧烈的风暴和极度的干旱中逃离并恢复。想要造就这样的未来，我们什么都不用做。我们要做的就是什么都不做。只要继续我们现在的所作所为就行——不管是指望技术修复、照料自己的花园，还是告诉自己我们不巧太忙以至于无暇顾及此事。

我们需要做的，就是不要表现得好像大难临头一样。我们需要做的，就是继续否认自己有多害怕。然后，一步步地，我们将会陷入我们最为恐惧的境地，直面我们避而不视的东西。完全不需要额外的努力。

有些方法能够防止这种残酷的未来，或者至少大大减轻它的悲惨性。但是，隐含的问题在于，这些方法也会改变一切。对我们这些高度消费者来说，它意味着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我们的经济运作方式，甚至是我们所构建的自己在地球上的地位。好消息是，在这些改变之中，许多显然并不是灾难性的。许多变化明显是激动人心的。但是，有好长一段时间，我并未发现这一点。

我还记得我是在何时停止回避气候变化的事实，或者至少是头一次允许自己打量了它好一会儿。那是在日内瓦，2009年4月。我正在会见玻利维亚的世界贸易组织（WTO）大使。那时，担当这一职位的是一位年轻得惊人的女士，名叫安杰莉卡·纳瓦罗·兰诺斯（Angélica Navarro Llanos）。鉴于玻利维亚是一个贫穷的国家，国际预算很少，纳瓦罗·兰诺斯除却贸易职责之外，新近还开始处理与气候有关的事宜。我们在一家冷冷清清的中餐馆共进午餐。整个过程中，她向我阐释了（她用筷子作道具，勾勒了一幅全球排放轨迹图）她对气候变化的观点：气候变化对她的人民是一个可怕的威胁——但也是一个机会。

它之所以是一个威胁，其原因很明显：玻利维亚的饮水和灌溉极度依赖冰川，而那些高高耸立、环伺首都的白顶积雪山峦正在以危险的速度变为棕灰色。机会在于，纳瓦罗·兰诺斯说，由于像她的祖国这样的国家几乎不会让排放增长，他们把自己称为“气候债权人”。排放大国亏欠他们金钱和技术支持，用以支付应对更多气候相关灾害的巨额支出，并帮助他们沿着绿色能源的道路发展。

最近，她在联合国气候会议上发表了演讲。在演讲中，她列出了这类财富转移的实例，并给了我一份副本。其中写道：“在小岛上，在欠发达国家，在内陆国家，在巴西、印度、中国以及全世界的弱势群体中——有上百万人因他人造成的问题所导致的后果而遭受折磨……要是我们想要在下一个十年中控制排放，我们需要进行史上最大规模的动员。我们需要一个针对地球的马歇尔计划（Marshall Plan）。 [9] 这个计划必须在前所未有的规模上调动金融和科技的转移。我们必须让科技在每一个国家得到切实的应用，以确保我们减少排放，同时提升人们的生活质量。我们只有一个十年。” [10]

当然，针对地球的马歇尔计划代价高昂——就算到不了上万亿美元，也要上千亿（纳瓦罗·兰诺斯不愿道出这一数额）。有人可能会认为，这样的代价将会使它毫无成功的希望——毕竟，这是在2009年，全球性的金融危机正达到顶峰。而让人难以忍受的紧缩逻辑——将银行家们的账单以公共部门停摆、学校停课等方式转嫁给人民——还没有被正常化。这场危机好像会让纳瓦罗·兰诺斯的设想看起来更不可能，然而，效果恰恰相反。

近来我们所有人都目睹了，当我们的精英决定宣告一场危机时，一瞬间就会安排上万亿美元。我们被告知，要是允许银行倒闭，经济的其他部分就会垮掉。这事关集体存亡，因此必须找到钱。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的经济体系核心之中一些相当巨大的谎言暴露了出来（想要更多的钱？印一些！）。几年以前，在“9·11”恐怖袭击之后，政府对公共财政采取了类似的措施。在许多西方国家，如果需要建设本土的安全/监控状态，需要在海外发起战争，预算似乎从来就不是个问题。

尽管气候变化确实带有毁灭生命的风险——其规模比银行破产或楼房倒塌要大得多，但我们的领导人却从未把气候变化当作危机来对待。科学家告诉我们，我们必须削减温室气体的排放，想要大幅降低灾难发生的风险必须这么做。然而，这只被人们当作温和的建议，是可以被几乎无限期推迟的行动。显然，宣告一场危机的不仅是铁一般的事实，还是权力和优先级的表达。但在这一切之中，我们无须做一个旁观者：政客并不是唯一有权宣告危机的人。普通人的群众运动也能宣告危机。

对于英美的精英来说，不到废奴主义者把奴隶制变成了危机，奴隶制都不是一场危机。不到民权运动把种族歧视变成了危机，种族歧视都不是一场危机。不到女权主义把性别歧视变成了危机，性别歧视都不是一场危机。不到反种族隔离运动把种族隔离变成了危机，种族隔离都不是一场危机。

同样，如果我们之中有足够多的人停止转移视线，判定气候变化是一场值得以马歇尔计划的水平进行应对的危机，那么，它就会成为这样的危机。政治阶层也不得不应对，而应对的方法就是使资源可资利用，令自由市场规则让步——自由市场的规则已被证明在精英的利益岌岌可危的时候是变通性极强的。每当危机让我们短暂地注意到气候变化时 ，我们偶尔会窥见这一可能。“在这次救援努力中，钱不是问题。需要多少就花多少。”英国首相大卫·卡梅伦说——他自己可是“紧缩先生”。这是在2014年2月，他的国家中大部分地区都遭受了史上罕见的洪水，被淹没在水下。政府没有多加援助，激怒了公众。 [11]

听到纳瓦罗·兰诺斯描述的玻利维亚人的观点，我开始理解气候变化——如果我们能把它当作类似于上涨的洪水一般真实的全球紧急状况——何以成为激励人类的力量。它不仅能让我们所有人更加远离极端天气，还能让社会在所有其他方面变得更加安全、更加公平。就资源而言，我们需要尽快抛弃化石燃料，准备以之应对即将到来的恶劣天气。这些新型资源将使大量人类脱离贫困，提供现今极为缺乏的服务，覆盖从清洁饮水到电力的多个领域。对未来的这种愿景超越了仅仅在气候变化中求生或忍受气候变化，超越了联合国“缓解”和“适应”气候变化的冷酷话语。在这种愿景中，我们一起把危机当作飞跃，跃到某个，坦率地说，比我们现今的所在更好的境地。

那次谈话之后，我发现我不再惧怕将自己沉浸于气候威胁的科学事实之中。我停止了对各类相关文章和科学研究的回避，阅读我能找到的一切。我也不再把问题扔给环保主义者，不再告诉自己这是别人的问题、别人的工作。气候正义运动（climate justice movement）日益壮大，我与其他一些参与者进行了交谈。通过这些对话，我开始发现，气候变化能够以种种方式成为积极改变的催化力量——它可以成为进步人士拥有的最佳论证，用以要求重建并复兴地方经济；用以从腐败管理的影响中重建民主；用以阻止有害的自由贸易新协议，改写旧协议；用以投资极度欠缺的公共基础设施，比如公共交通和经济适用房；用以收回能源和用水之类基础服务的所有权；用以将我们病态的农业体系改建得更加健康；用以向因气候影响而迁居的移民敞开边界；用以最终实现对原住民土地权的保护——所有这些都会有助于终结国家内部和国家之间巨大的不平等。

我也开始发现种种征兆——新的联盟和新的争论——它们暗示着，如果这许多关联能够被更多人理解，气候危机的紧急状况可以构成强有力的群众运动的基础。这场群众运动将把所有这些看似无关的问题编织成相关的故事，告诉人们如何保护人类免受残酷不公的经济体系和失衡的气候系统蹂躏。我之所以写这本书，是因为我得出了结论：气候行动恰巧能提供这样一个难得的催化剂。

人民的休克

不过，我写这本书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气候变化也可能会催化一系列不同的、远非合意的社会、政治、经济变革的发生。

在此之前的十五年里，我专心研究那些遭受剧烈冲击的社会，它们或逢经济垮台，或受自然灾害，或遭恐怖袭击，或陷战争危机。我深入地考察了这些社会在种种压力巨大的时期如何发生改变，而这些事件如何改变关于可能性的集体意识——有时候这种可能性是面朝好的方向而言，但大多数时候都是可能更糟。正如我在我的上一本书《休克主义》（The Shock Doctrine ）中讨论的，在过去的四十年里，企业利益系统性地利用了多种形式的危机，迫使人们接受让少数精英得利的政策——通过放松管制、削减社会支出和推动大规模的公共领域私有化。这也成为他们极端压制公民自由和冷酷侵犯人权的借口。

大量迹象表明，气候变化也不例外——这场危机没有激发解决方案，没有给我们一个真正的机会阻止灾难性的变暖，保护我们免于不可避免的灾难；相反，危机又一次被利用，让更多的资源被移交给1%的人。你已经可以看出这一过程的早期阶段。全世界的公共森林都在被变成私有林场、被保护起来，从而使它们的所有者可以收集“碳信用额度”。我随后会探讨这一利润丰厚的骗局。“天气期货”的贸易正在蓬勃发展，这使得公司和银行可以拿气候变化赌博，就好像致命的灾难不过是拉斯维加斯一张骰子赌桌上的游戏（2005～2006年间，天气衍生品市场几乎翻了5倍，从97亿美元涨到了452亿美元）。全球再保险公司的利润高达数十亿，部分是依靠向一些发展中国家销售新品种的保护方案——而这些国家对制造气候危机几乎毫无责任，其基础设施却最容易受气候危机影响。 [12]

武器巨头雷神公司（Raytheon）某次坦率地解释：“随着消费者的行为和需求因气候变化而改变，更广大的商业机会将会出现。”那些机会不仅包括对该公司的私人灾难应对服务的更多需求，也包括“对它的军用产品和服务的需要，鉴于气候变化引发的干旱、洪水和风暴可能会导致安全方面的顾虑”。 [13] 如果你还对这场危机的紧急性有所怀疑，请勿忘记这一点：私人武装已在组织之中。

除了对佩枪人员的需求增长，干旱和洪水也创造了各种各样的商业机会。2008～2010年间，至少有261项专利申请与种植“抗逆（climate-ready）”作物相关——这些作物的种子被认为能够经受极端的气候条件；在这些专利之中，有接近80%的专利为六个农业巨头所掌控，包括孟山都（Monsanto）和先正达（Syngenta）。与此同时，超级风暴桑迪（Sandy）为新泽西的房地产开发商带来了一笔意外之财，他们从轻度受损区域的新建工程中获得了数百万美元。然而，对于那些生活在严重受损的公共住房中的人来说，桑迪仍是一场噩梦。卡特里娜（Katrina）飓风给新奥尔良（New Orleans）带来的后果也与此类似。 [14]

所有这些并不令人惊讶。我们现行的体系之所以被建构出来，就是为了寻找把公共财产私有化、从灾难中获利的新方法；在这样的设计中，它什么别的也做不了。然而，休克主义并不是社会应对危机的唯一方式。2008年始于华尔街的金融危机冲击全球的这几年，我们已经见证了这一点。粮食价格突然上涨，促成了“阿拉伯之春”（Arab Spring）。紧缩政策激发了从希腊到西班牙到智利到美国到魁北克的群众运动。我们之中的许多人都变得更善于对抗那些冷酷地利用危机劫掠公共领域的人。这些抗议也表明，说“不”是不够的。如果反对运动希望做得更多，而不只是昙花一现，就需要有一个全面的愿景。要想见应当生发什么来替代垮台的体系，也要想见如何运用严肃的政治策略来实现目标。

进步人士曾经知道怎么做。在大规模的危机中，平民主义（populist）曾多次赢得社会和经济正义的重大胜利。在这些胜利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1929年股市崩盘后的罗斯福新政，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诞生的数不尽的社会项目。这些政策极受选民欢迎，以至于无需我在《休克主义》中记录的那种独裁诡计，它们就能够直接获得通过、成为法律。关键在于，建立强有力的群众运动，强到足以对抗那些维护失败现状的人，为所有人争取更加公平的经济分配。这些非凡的历史时刻给我们留下了一些流芳百世（却饱受攻击）的遗产：许多国家的公共健康保险、养老金、住房补贴以及公共艺术基金。

我相信，气候变化意味着规模更加宏大的历史性机遇。为了把我们的排放降低到科学家们建议的标准，作为该项目的一部分，我们再度拥有了推行一些政策的机会。这些政策可以显著地改善生活，缩小贫富差距，创造大量优质工作并彻底复兴民主。气候变化不会走向休克主义的终极表现——疯狂地攫取新资源并进行镇压——它可以成为一场人民的休克疗法，一阵自下而上的疾风。它可以把力量分送到大多数人手中，而非牢牢掌控在少数人手里；它可以从根本上扩充公众所有权，而非把它支离破碎地拍卖出去。那些右翼的“休克医生”利用危机（既有真实的，也有捏造的）推行的政策让我们更容易陷入危机，而本书里讨论的这种变革作用恰恰相反：它将带我们找到我们何以面临系列危机的根本原因，并帮助我们走向比期待中更加宜居的气候及比现状公平得多的经济。

但在这些变化能够发生之前——在我们能够相信气候变化可以改变我们之前——我们首先必须停止转移视线。

“我这一生你们都在谈判。”2011年，在南非德班联合国气候会议上，一名加拿大大学生安加利·阿帕杜莱（Anjali Appadurai）逼视着聚集于此的政府谈判代表，如是说道。她没有夸张。世界各国的政府已经花了20多年的时间来谈论阻止气候变化；他们开始谈判的时候，正是21岁的安加利出生的那一年。她代表所有汇聚而来的年轻人，在会议上发表了令人难忘的演说。然而，正如她在发言中指出的：“在这段时间里，你们未能兑现诺言，你们未能实现目标，你们未能遵守承诺。” [15]

这个政府间组织被委以重任，阻止“危险”水平的气候变化。实际上，在它21年的工作（以及达成协议以来开展的90多次官方谈判会议）中，它不但没有取得进展，反而见证了一个事实上不断倒退的过程。我们的政府把多年时间浪费在捏造数据和争论起始日期上。就像迟交期末论文的本科生一样，他们总是试图延期。

如今，谁也无法否认，所有这些混淆和拖延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初步数据表明，在2013年，全球的二氧化碳排放比1990年——气候协议谈判真正开始的时候——多61%。正如麻省理工学院（MIT）的经济学家约翰·莱利（John Reilly）所说：“我们越是谈论控制排放的必要性，它们增长得越多。”实际上，唯一一样比我们的排放增长得快的东西，就是降低排放的承诺。气候行动若想得到政治上的突破，联合国的年度气候峰会仍是最大的指望。然而在这段时间里，它开始变得不怎么像是一个严肃谈判的论坛，而更像是一次非常昂贵且高碳的群体心理治疗疗程。这个场所供世界上最为脆弱的国家的代表们发泄他们的悲伤和愤怒。而要为悲剧负主要责任的国家的代表们问题倒没那么严重，他们只是专心凝视着自己的鞋。 [16]

2009年哥本哈根联合国气候峰会曾被大肆炒作。自从它崩盘之后，气氛就一直如此。在那次大规模聚会的最后一夜，我和一群气候正义活动家待在一起，其中包括英国最知名的活动家之一。整个峰会期间，这位年轻人一直都是自信与冷静的化身。他每天给数十位记者简单汇报每一轮谈判中发生了什么，以及各种排放目标在真实世界中意味着什么。尽管充满挑战，他对这次峰会的前景一直抱有乐观的心态。然而，会议一落幕，可怜巴巴的协议一经达成，他就在我们眼前崩溃了。坐在一家过度明亮的意大利餐馆里，他控制不住地呜咽起来。“我真心以为奥巴马理解了。”他不断重复着。

我把那个夜晚当作气候运动成熟的时刻：就是在那一刻，我们真正意识到，没有人会来拯救我们。英国心理分析学家和气候专员萨利·温特罗布（Sally Weintrobe）把它描述为峰会的“首要遗产”——人们痛切地意识到，我们的“领导人并不关心我们……没人关心我们的生存”。 [17] 不管政治家的失败让我们失望了多少次，这一领悟还是给了我们重重一击。我们确实只能依靠自己。在这次危机之中，可以依靠的希望只能来自底层。

在哥本哈根，主要的排污国政府签订了一项不具有约束力的协议，承诺以煤炭经济开始前为基准，将气温升高控制在2摄氏度以内（等于3.6华氏度）。这一众所周知的目标据说代表了气候变化的“安全”界限，但它一直是一种高度政治性的选择。相较于保护尽可能多的人，它更大的意义在于降低对于经济发展的影响。当哥本哈根将2摄氏度这一目标定为官方目标时，许多代表激烈反对。他们说，这一目标相当于给一些低地岛国和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大片地区判了“死刑”。事实上，这一目标对我们所有人来说都非常危险：到目前为止，气温只升高了0.8摄氏度，而我们已经体验到了许多令人担忧的影响，包括2012年夏天格陵兰冰盖毫无征兆地融化，以及海洋远超预期地快速酸化。允许气温升高这个数目的两倍多，无疑会导致危险的结果。 [18]

在一份2012年的报告中，世界银行（World Bank）展示了这个目标中隐含的风险。“如果全球气温升高超过2摄氏度，将会有触发非线性倾覆因素的危险。比如西南极冰盖的解体会使海平面上升变得更快，又如亚马孙雨林大规模的顶梢枯死会彻底影响生态系统、河流、农业、能源供应和生活。这将进一步加重21世纪的全球变暖，并影响整个陆地。” [19] 换句话说，一旦允许气温超过某个点，我们将无法控制水银柱的攀升。

然而，更大的问题——也就是哥本哈根之所以引发如此深重的绝望的原因——就是各国政府商定的并不是有约束力的目标，因此他们可以随意忽视自己的许诺。这正是目前发生的情况。实际上，排放增加得极其迅速，以至于除非我们的经济结构发生急剧的转变，否则2摄氏度看起来就像是一个乌托邦式的美梦。敲响警钟的并不只有环保人士。当世界银行发布报告时，它也警告道：“我们正在朝着（至世纪末）增温4摄氏度的世界前去。那个世界的标志是酷烈的热浪，全球食物储备减少，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丧失，以及足以威胁生命的海平面上升。”这份报告还劝诫：“我们也并不确定，是否有可能适应升温4摄氏度的世界。” 丁铎尔气候变化研究中心（Tyndall Centre for Climate Change Research）——它在很短的时间之内就确立了自己作为英国首席气候研究机构之一的地位——的前主任（现副主任）凯文·安德森（Kevin Anderson）更加直率，他说，4摄氏度（7.2华氏度）的升温“与有组织的、公正的、文明的国际化群体的任何合理表征都不相容”。 [20]

我们并不知道一个升温4摄氏度的世界确切的样子，但即使是最乐观的情景也很有可能是灾难性的。4摄氏度的升温会在2100年将海平面抬升1米甚至很可能是2米（并可能会在之后的几个世纪里再上升几米）。这将淹没许多岛国，诸如马尔代夫和图瓦卢，并让众多沿海地区沉在水下：从厄瓜多尔、巴西到荷兰，到大部分加利福尼亚州和美国东北部，以及南亚和东南亚的大片地区。有可能遭受灾害的大城市包括波士顿、纽约、大洛杉矶地区、温哥华、伦敦、孟买、香港和上海。 [21]

与此同时，除却南极洲，在每一片大陆上，足以杀死千万人的酷烈热浪将变成完全不值一提的夏季现象，即使是在富裕的国家也是一样。热浪也会导致全球的主要作物大量减产（印度的小麦和美国的玉米可能减产60%），而由于人口的增长和对肉类增长的需求，此时对作物的需求也会激增。鉴于作物不单单要面对炎热，还有种种极端灾害，诸如大范围的干旱、洪水或虫害，实际的损失很容易就比模型预测的更加严重。再加上毁灭性的飓风、肆虐的野火、垮台的渔业、被广泛破坏的水源、物种灭绝和传遍全球的疾病，实际上很难设想一个和平有序的社会如何维系下去（如果这种东西一开始存在的话）。 [22]

请记住，这些都是乐观主义的景象。在这些情境中，升温差不多稳定在4摄氏度，也没有触发失控的转折点。基于最近的模型，更安全的做法是，假定4摄氏度可能引发许多极其危险的反馈循环——例如每年9月就失去冰雪覆盖的北极，或者，根据一项最新研究，全球植被过于饱和，无法充当可靠的“蓄水池”，它们将开始向外排碳，而非储存在内。一旦此事成真，我们就基本丧失了预测后果的指望。这一过程的发生可能比任何人所能预测的都更快。在2014年5月，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和加州大学欧文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Irvine）的科学家揭示，在西南极洲的某个区段，有一块和法国大小相当的冰川正在“无可阻挡”地融化。这似乎为整个西南极洲的冰盖敲响了丧钟。据研究者埃里克·里格诺特（Eric Rignot）说，这将导致“海平面上升3～5米。这样的事件将使世界范围内数百万人流离失所”。无论如何，解体的过程可能横跨数个世纪。我们仍有时间削减排放，以减缓这个过程、避免最坏的情况。 [23]

有一个事实比所有这些都恐怖得多。众多主流分析认为，按照我们现在的排放轨迹，我们正在走向甚至高于4摄氏度的升温。2011年，一向沉着的国际能源署（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IEA）发布了一项报告，预测我们实际上正走向升温6摄氏度（10.8华氏度）。正如国际能源署的首席经济学家所提出的：“每一个人，即使是学童，都知道这会给我们所有人带来灾难性的影响。”（证据表明，6摄氏度的升温很有可能会引爆多个重要的转折点——除了之前提到的西南极洲冰盖融化等较为缓慢的转折点，它还有可能引发更加剧烈的转折，比如大量释放北极永久冻土中的甲烷。）会计巨头普华永道（PricewaterhouseCoopers）也发布了一项报告，向商界提出警告：我们正朝着“4摄氏度，甚至6摄氏度”的升温前进。 [24]

这些预测相当于你房子里所有的警报同时响起。然后，在你所在的整个街区，警报也一个接一个地鸣响。显而易见，它们意味着，气候变化成为了威胁人类物种存续的危机。就危机的深度和规模而言，唯一与之相似的历史先例是冷战——我们担忧自己正走向核毁灭，让这颗星球上的大部分地区变得不宜人居。但是，那只是（且依然是）一种威胁、一种很小的可能性，只有在地缘政治急剧失控时才有可能。绝大多数核科学家从未告诉我们，如果我们继续照常生活，完全按照既往行为活动，我们几乎肯定会把我们的文明置于危险之中；然而，这正是气候科学家多年以来一直向我们呼吁的。

俄亥俄州立大学（Ohio State University）的气候学家朗尼·G.汤普森（Lonnie G. Thompson）是一位世界知名的冰川融化专家。2010年，他解释道：“和其他科学家一样，气候学家是一个偏向于缺乏热情的群体。我们并不热衷戏剧性地咆哮天要塌了。对于我们之中的大多数人来说，待在实验室里或实地收集数据比接受记者采访或对国会委员会演讲要舒服得多。那么，气候学家为何要宣告全球变暖的危险呢？答案是，现在我们几乎全都相信，全球变暖对文明构成了显而易见的迫切威胁。” [25]

这再清楚不过了。然而，绝大多数人并没有回应警告，没有尽力扭转轨道，反而很自觉地沿着老路继续走下去。只是，就像3935次航班上的乘客一样，他们求助于更加强劲、造成更大污染的发动机。

我们出了什么问题？

时运不济

对于这个问题，人们给出了众多答案。从很难让世界各国政府达成一致，到缺乏真正的科技解决方案，到人性深处那些阻止我们对看似遥远的威胁做出反应的本能，到更加新近的主张：在气候问题上，我们反正已经搞砸了，除却享受堕落的景象，其他尝试毫无意义。

在这些解释之中，有些是成立的。但是，所有解释终归都不够充分。举个例子，有人说，让如此多的国家就行动方案达成一致过于困难。这确实困难。可在过去，联合国曾经多次帮助各国政府协同处理艰巨的跨国挑战，从臭氧层空洞到核扩散。虽然达成的协议并不完美，但它们代表了真切的进展。除此之外，假如说是由于合作过于复杂，我们的政府才无法制定一个严格的、有约束力的法律体系削减排放，可就在同一时间，他们设法建立了世界贸易组织——一个调控全球商品和服务流动的复杂全球体系。其中的条款清晰明确，一旦违反就会受到严惩。

有人断言，我们退缩不前是因为缺乏科技解决方案，这也不再令人信服。在使用化石燃料之前，人们就已经开始使用水能和风能等可再生能源。而且，这些可再生能源每一年都变得更加廉价、更加高效、更易储存。在过去的二十年中，我们看到天才的零浪费设计和绿色城市规划急速增长。我们不仅拥有了抛弃化石能源的技术工具，还拥有了无数的小型试点。在这些试点中，低碳生活方式经过了测试，大获成功。然而，我们还是没能找到一种大规模的转变，获得一个共同避免灾难的机会。

那么，让我们止步的真的只是人类的本性吗？事实上，我们人类曾经在面临威胁的时候多次表现出集体牺牲的意愿，最著名的就是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接受定量配给、胜利花园（Victory gardens）、胜利债券。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为了支持节约燃料，英国几乎消除了为享乐而开车出行的现象。在1938～1944年间，公共交通的使用率在美国提高了87%，在加拿大提高了95%。1943年，2000万美国家庭——代表了人口的3/5——耕种胜利花园，他们的收获占了当年新鲜蔬菜消费量的42%。有趣的是，所有这些活动一同极大地降低了碳排放。 [26]

是的，战争的威胁似乎迫在眉睫、具体实在，但气候危机带来的威胁也同样如此。在世界上一些大城市中，气候危机很有可能已经对引发大量灾害做出了重大“贡献”。自战时的牺牲以来，我们已经变成了软蛋，不是吗？现代人太过自我中心，太沉迷于满足，以至于必须要完全自由地去满足自己的每一次心血来潮——或者我们的文化每天就是这么告诉我们的。然而，真相是，在抽象的更大益处的名头下，我们一直在继续集体牺牲。我们牺牲了我们的养老金，我们来之不易的劳动权，我们的艺术和课外项目。我们把我们的孩子送到日益拥挤的教室里学习，让备受烦扰的教师们教导他们。为那些驱动我们的交通和生活的破坏性能源，我们不得不多付许多费用，我们接受了。公交和地铁的费用日益上涨，而服务却毫无改善，甚至变得更坏，我们接受了。公立大学教育竟然要让学生用半生来偿还贷款，而一代人之前根本不曾听闻这种事，我们接受了。在加拿大，在我生活的地方，（邮政系统的荒废让）信件无法投递到家中，我们就快要接受了。

在过去的三十年中，公共领域一直持续缩小。在当前需要紧缩的名义下，对集体牺牲的要求永无止境。过去我们也曾同样从日常生活中抽离出一些词汇和短语为类似的目的服务：平衡预算，提高效率，促进经济增长。

对我来说，如果人类能够以稳定经济体系——一个让日常生活变得如此昂贵、如此危险的经济体系——的名义牺牲这么多集体利益，那么，人类肯定能为了稳定自然系统——所有生命都依赖于此——做出一些重大的生活方式的改变。尤其是，在这些为了显著减排所做的改变中，有许多还能实质性地提高世界上大多数人的生活质量——从雾霾中的孩子们可以不戴防污面具就在室外玩耍，到清洁能源业为数百万人创造优质工作机会。为我们的气候做点对的事情，似乎并不缺乏短期和中期的激励。

当然，时间紧张。但我们可以从明天起就致力于大力削减化石燃料的排放，选择基于可再生科技的零碳能量来源，并在十年里达成充分的转变。我们已经有了如此行事的工具。如果我们这么做了，海洋仍然会上升，风暴依旧会袭来，但我们会有更大的机会阻止真正灾难性的变暖。事实上，整个国家都可以免于波涛没顶。正如玻利维亚的前联合国代表帕布罗·索伦（Pablo Solón）所说：“要是我已经把你的房子烧掉了，最起码我能请你住到我家来……要是它正在我手里燃烧，那我应该立刻尝试灭火。” [27]

但我们没有灭火。事实上，我们正在火上浇油。由于金融危机，全球排放在2009年出现了罕见的减少。在那之后，全球排放在2010年猛增了5.9%之多——这是工业革命之后最大的绝对增长。 [28]

因此，我总是回到那个问题上：我们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到底是什么阻止我们去扑灭那威胁烧毁我们共同的栖身之所的大火呢？

我认为，相比于许多人想让我们相信的理由，答案要简单得多：我们之所以没能做出减低排放所必须的行为，是因为这些事情从根本上与失控的资本主义相冲突。当我们努力寻找解除危机的方法的时候，这一意识形态一直统治着我们。我们之所以无法前进，是因为那些让我们最有可能避免灾难——并造福大众——的行动，严峻地威胁着少数精英。他们控制着我们的经济、政治进程及绝大多数主要媒体的命脉。要是问题出现在另一个历史时刻，可能就不会难以克服了。但我们遭受了巨大的集体厄运：科学共同体对气候危机做出了决定性的诊断，而与此同时，那些精英正享受着1920年代以来最不受束缚的政治、文化、智识力量。实际上，早在1988年，政府和科学家们就开始严肃地讨论彻底削减温室气体的排放——这一年也是后来所说的“全球化”的曙光之年。美国和加拿大之间签订了世界上最大的双边贸易协定，之后扩展为《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orth American Free Trade Agreement），将墨西哥也包含在内。 [29]

当历史学家回顾过去四分之一个世纪的国际谈判的时候，有两个决定性进程吸引了人们的注意。一个是气候进程：奋力拼搏、唾沫横飞、彻底失败。另一个则是企业的全球化进程，它在一次次胜利中迅猛发展：从第一项自由贸易协议到世贸组织的创建，到前苏联经济的大量私有化，到亚洲大部分地区转型为范围广泛的自贸区，再到非洲的“结构化调整”。当然，这一进程中也有挫折——例如，贸易往来和自由贸易协议频频因阻挠而被拖延。但是，支撑整个项目的意识形态仍然获得了成功。它关注的从来不是货物在疆界之间的贸易——比如在巴西售卖法国葡萄酒，或在中国销售美国的软件。它一直关注的是，用这些广泛的协议以及一系列其他工具锁定全球政策框架，为跨国企业提供最大程度的自由，让它们以尽可能便宜的价格生产产品，在尽可能少的规定下售卖商品——并尽可能少地交税。我们被告知，如果满足企业的这张愿望清单，经济就会增长，最终惠及我们所有人。只有当这些贸易协议替代了这个更为广大的议程，并明白地与之关联，它们才具有意义。

我们都很熟悉这个新时代的三大政策支柱：公共领域的私有化，放松对企业部门的管制，降低企业税负——以削减公共支出作为补偿。很多人都书写过真实世界为这些政策付出的代价——金融市场不稳定，超级富人泛滥，穷人越来越无足轻重、感到绝望，公共事业和服务衰败。然而，几乎没人书写过，市场原教旨主义如何从一开始就系统性地破坏了我们对气候变化的集体反应。这一威胁来临之时，正值这种意识形态攀至顶峰。

在这个时期，市场逻辑牢牢辖制了公共生活。核心问题在于，对气候最直接、最显然的反应被这种束缚变得像是政治上的异端邪说。例如，当公共领域被系统性地拆解拍卖，社会如何能够大规模地投资给零碳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呢？当管制、收税、处罚都被当作共产主义“命令与控制（command and control）”的遗物，遭到摒弃，政府还怎么能对化石燃料公司重重施行这些措施呢？当“保护主义”成了一个令人厌恶的字眼，可再生能源部门怎么能得到需要的支持和保护以替代化石燃料呢？

这种极端的意识形态阻碍了大量明智的行动。本应有另一种气候运动试着挑战它，联合其他部门，一起说明不受束缚的企业力量何以对星球的宜居性构成了极大的威胁。但实情相反，大部分气候运动都浪费了宝贵的数十年，试着让气候危机的方枘去吻合失控的资本主义的圆凿，不断兜售让市场自己解决问题的方法〔尽管我涉入这个项目仅有数年，但我已经发现，污染大户和绿色巨头（Big Green）之间勾结甚深〕。

但在这一时期，市场原教旨主义不仅阻碍了强大的气候行动，还以其他方式成功地深化了危机。更直接的是，那些政策不仅让跨国公司成功免除了几乎所有限制，还大大助长了全球变暖背后的原因——温室气体排放的增长。数字触目惊心：1990年代，正逢市场整合计划兴起之时，全球排放平均每年增加1%；及至2000年代，随着一些“新兴市场”完全整合进世界经济，排放的增长出现了灾难性的加速，在十年间的大多数时候都达到了每年3.4%的增长率。这种急剧的增长率一直延续至今，只在2009年因为世界金融危机被短暂地打断过。 [30]

回头看来，几乎看不出事情怎么才会不一样。这个时代的两大标志就是远距离出口大量产品（一路上都在无情地燃烧释放着碳），以及把一种极端浪费的生产、消费、农耕方式灌输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同样也以恣意燃烧化石燃料为基础）。换句话说，解放世界市场，这个过程的推力就是从大地中“解放”前所未有的化石燃料；而世界市场的解放又急剧地加速了化石燃料的释放，也“解放”了北极冰盖：融化消失。

其结果是，如今我们发现，我们正处于一个非常困难、不乏讽刺的境地。在我们本应削减排放的数十年中，我们却进行了大量的排放。因此，为了避免灾难性的变暖，我们必须要对抗的并不只是在1980年代获胜的失控资本主义。现在，和它冲突的是我们的经济模式核心的基本律令：要么增长，要么死亡。

碳一旦排放到大气层中，就会逗留数百年，吸收热量，有些甚至更久。这种效应是累积性的，随着时间的增长而日益严峻。据丁铎尔中心的凯文·安德森（以及其他人）等排放专家表示，在过去的二十年中，人类容许大量的碳积累在大气层中，以至于如果我们想要变暖的幅度低于国际认可的2摄氏度的目标，现今唯一的指望就是，富裕的国家每年把排放量降低8%～10%左右。 [31] “自由”市场完全无法完成这一任务。实际上，这种水平的排放削减只在经济衰退或深度萧条的背景之下才发生过。

我将在第二章中进一步深入这些数据。不过，其结论在此至关重要：我们的经济体系和行星系统如今正处于交战之中。或者，更准确地说，我们的经济和地球上的多种生命形态正处于开战状态，连同人类的生命在内。要想避免气候崩溃，需要人们缩减对资源的使用；要想避免经济模式崩溃，需要的是不受束缚的扩张。在这些规则之中，只有一组可以改变，而它绝不是自然法则。

幸运的是，转型我们的经济，使它不那么资源密集，并以公平的方式加以实现，让最脆弱的人得到保护，让最该负责的人担负重担，这是很可行的。我们可以鼓励经济体中的低碳部门扩张，创造工作机会，鼓励高碳部门收缩。然而，问题在于，这种规模的经济计划和管理完全越出了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的边界。对于我们现有的体系而言，唯一可行的收缩乃是残酷的破产。在这个过程中，最脆弱的人受伤最重。

因此，我们只剩下一个刚性的选择：要么允许气候异常改变世界上的一切，要么改变绝大部分经济以避免那种命运。但我们需要清楚地意识到：由于数十年间的集体否认，我们现在已经没有循序渐进的选择了。当我们在1990年代夸大美国梦，然后把它推进到全球的时候，对现状进行微调就不再是气候的选择。激进分子之外的人也看到了进行激进改变的必要性。2012年，声望卓著的蓝色行星奖（Blue Planet Prize）的21名往届获奖者——这些人中包括美国航空及戈达德太空研究所（Goddard Institute for Space Studies）的前主任詹姆斯·汉森（James Hansen）、挪威前首相格罗·哈勒姆·布伦特兰（Gro Harlem Brundtland）——联名撰写了一份里程碑式的报告。报告称：“社会正面临一次绝对史无前例的危机，别无选择，只能采取大刀阔斧的行动以避免文明的衰落。要么我们改变我们的行为方式、重建一个崭新的全球社会，要么它们就会因我们而改变。” [32]

对于很多身居要职的人来说，这很难接受，因为它挑战的是比资本主义更加强大的东西，即对温和主义的迷恋——迷恋合理性、严肃性、折中、一般不为任何事情过度兴奋。真正统治我们时代的思维习惯正是它。相比于关注气候政策的自由党人，这种思维习惯在保守党中少见得多——众多保守党人简单地否认了危机的存在。对于这种小心翼翼的温和主义，气候变化带来了一个深远的挑战，因为折中的方法对它无效：正如美国总统奥巴马对他的措施所做的描述，“全面能源”项目成功的概率和全面健康食谱一样。而科学给我们强行设定了严格的最后期限，要求我们真正有所行动。

尽管我把气候变化说成是资本主义和行星之间的战争，但我并没有谈论任何我们并不知道的事情。战争已经打响，但资本主义正在轻松获胜。每当经济增长被当成借口，用以再度推延气候行动或打破已经做出的减排承诺，它就取胜了。每当希腊人被告知，让他们走出经济危机的唯一途径，就是把他们美丽的海洋开放给高危的油气开采，它就取胜了。每当加拿大人被告知，为了避免最终成为希腊那样，我们唯一的希望就是容许人们劫掠我们的北方森林，从而能够开采阿尔伯塔沥青砂中半固体的沥青，它就取胜了。每当伊斯坦布尔的公园被列入拆除名单，让位给另一个购物中心，它就取胜了。每当北京的家长们被告知，为了经济的发展，让他们哮喘的孩子戴着饰有可爱卡通形象的防污面具去上学，是一种可以接受的代价，它就取胜了。每当我们接受，我们只有糟糕的选项——紧缩或开采，污染或贫穷，它就取胜了。

因此，挑战不仅在于需要花费大量的金钱、改变大量的政策；它还在于，我们需要以另一种方式、一种彻底不同的方式思考，这样那些改变才会有微小的可能实现。现在，市场的逻辑，以其支配性和残酷竞争的气质获得了胜利，使得回应气候变化的严肃努力几乎全部瘫痪。数十年来，国家之间残酷的竞争一直锁死了联合国的气候谈判：富有的国家绝不妥协，声称他们不会削减排放，不会冒险失去他们在全球等级中的至高地位。较为穷困的国家宣称，他们不会放弃自己排污的权利，发达国家在致富之路上污染了多少，他们就有权污染多少，即使这意味着加剧灾害，而穷人受害最深。要想做出改变，我们首先需要拥有这样一种世界观：不要把自然、其他国家和我们的邻居当成对手，而要把它们视作共同创新的宏大项目中的伙伴。

这是一个很高的要求，但还会更高。由于我们曾无穷无尽地拖延，我们必须毫不迟疑地努力实现这一巨大的变革。国际能源署警告我们，如果我们不在2017年之前——相当骇人的时间——控制住我们的排放，我们的化石燃料经济将会“锁定”极端危险的变暖。“那时，能源相关的基础设施将会制造可以容许的全部二氧化碳排放”，为了将升温控制在2摄氏度以内，我们的碳预算只有这么多——“没有任何余地留给发电厂、工厂以及其他基础设施，除非它们是零碳的，而这将会极其昂贵。它假定，政府将不愿强制关闭仍然有利可图的发电厂和工厂——这种假定可能是准确的。国际能源署的首席经济学家法迪·比罗尔（Fatih Birol）坦率地指出：“把升温控制在2摄氏度之内的门就要关上了。到了2017年，它将永远关闭。”简而言之，我们已然抵达了一些活动家所谓的气候危机“零纪元（Decade Zero）”：要么现在就改变，要么就此失去机会。 [33]

所有这一切都意味着，自由市场常用的定心丸——技术修复即将到来！肮脏的发展只是通往清洁环境的一个阶段，看看19世纪的伦敦！——都是一派胡言。我们没有一个世纪那么长的时间来让中国和印度跨越它们的狄更斯时期。我们已经失去了数十年，已经到了扭转状况的时候了。这可能吗？当然可能。但如果不挑战失控资本主义的基本逻辑，我们将毫无机会。

在这段旅途中，我遇到过一个人，他叫“红云”亨利（Henry Red Cloud）。在本书中，你们也会和他相遇。他是一位拉科塔族（Lakota）的教育家、企业家。他将年轻的原住民训练为太阳能工程师。他告诉他的学生，有时候，我们必须接受小步向前——另外一些时候，“我们必须像水牛一样狂奔”。 [34] 现在就是我们必须奔跑的时候了。

力量，不只是能量

“我犯下的种种过失近来令我震撼，”《科学美国人》（Scientific American ）的资深编辑盖里·斯蒂克斯（Gary Stix）这样写道。回到2006年，为了回应气候变化，他编辑了一期特刊。就像绝大多数此类努力一样，那些文章仅专注于展现振奋人心的低碳科技。但在2012年，斯蒂克斯写道，他忽视了故事中更庞大而严重的部分——我们需要创造一种社会政治背景，使得这些科技转变有可能取代所有收益巨大的现状。“要是我们要以根本的方式应对气候变化，我们必须专注于从社会层面出发的彻底的解决方案。相比之下，下一代太阳能电池的相对功效微不足道。” [35]

这本书讲的就是这些锐意变革。不仅有社会方面的，也有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的。我不太关心转变的技术细节——从褐色能源转向绿色能源，从单独驾驶车辆转向公共交通，从蔓延的卫星城转向密集的、适于步行的城市——我更关注阻碍转变的力量和意识形态。迄今为止，由于它们的阻碍，这些早已为人理解的解决方案所控制的范围还远远没有达到所需的规模。

在我看来，我们的问题和太阳力（solar power）的技术细节关系不大，反而和“人类权能”（human power）的政治紧密相关——尤其是它的掌控者能否发生转变，从企业转向社群。而这反过来又取决于，在现行体制下遭受不公待遇的大众能否建立一个足够坚定、足够多样的社会力量来改变权力的平衡。在筹划、写作本书的过程中，我也了解到，想要发生这种转变，需要重新思考人类权力的本质——我们有权利榨取越来越多而无须面对后果；我们有能力让复杂的自然系统顺从我们的意志。这一转变不仅会挑战资本主义，还会挑战现代资本主义的先导——物质主义——的基本构建，被有些人称为“榨取主义”（extractivism）的心态。

在所有这些问题之下，是我们一直回避的真相：不像卫生保健和税务，气候变化并不是一个让我们担忧的“问题”。它是一记文明的“警钟”。它用有力的信息——以大火、洪水、干旱和灭绝的语言——告诉我们，我们需要一个崭新的经济模式，需要一个共享这颗星球的新方法。它告诉我们，我们需要进化。

走出否认

有些人说，我们没有时间进行这种转变；危机太过紧迫，而时间正在嘀嗒流逝。我承认，如果我们声称“要想解决这场危机，唯一的方法就是彻底革新我们的经济，从根基处翻新我们的世界观——少了这一点，任何事情都不值得做”，那太过鲁莽。我们现在就能够并且应该做出种种大幅降低排放的措施。但我们并没有采取那些措施，不是吗？原因是，我们没能打响大战，没能转变我们的意识形态、改变我们的社会中权力的平衡。于是逐渐形成了这样一种环境：对于气候变化，任何强力反应在政治上似乎均不可行，尤其是在经济危机的时候（近来，经济危机似乎始终存在）。

因此，这本书提出了另一种策略：大胆假设，深入问题，改变意识形态。令人窒息的市场原教旨主义已经成为了星球健康的头号敌人，我们要让意识形态远离它。如果我们能够改变文化环境，即便只是一点，那些明智的改良主义政策就有了喘息的空间，它们至少会让大气中碳的含量朝着正确的方向移动。胜利就是这样蔓延开的吧，谁知道呢？在今天看来，这里强调的一些想法过于激进，毫无可能——例如，为所有人提供基本收入，或修改贸易法，或承认原住民有权保护世界大部分地区不受污染性的采掘——但或许在几年之内，这些想法就会开始显得合理，甚至必要。

在四分之一个世纪中，我们尝试过温和的渐进改变，试图让星球的物理需要顺从于我们的经济模式的需要，对不断增长和新盈利机会的需要。后果是灾难性的。它让我们所有人都面临着巨大的危险，比这次尝试开始之前的危险要大得多。

当然，没人能够担保，更加系统性的方法将会更成功——尽管像我们之后发现的那样，曾经有过历史先例，给予我们期待成功的理由。事实真相是，这是我写过的最艰难的书，恰恰是因为我的研究让我找出了如此激进的应对方法。我毫不怀疑它们的必要性，但我每天都质疑它们的政治可行性，尤其考虑到气候变化给我们定下了一个如此紧急、如此严格的最后期限。

由于个人原因，这本书的写作更加艰难。

让我觉得最艰难的并不是关于冰川融化的骇人科学研究，虽然我曾经回避它们。让我觉得艰难的是我给我两岁的孩子念的书。《寻找驼鹿》（Looking for a Moose ）是他的最爱之一。书里讲了一群非常、非常、非常想要见到驼鹿的孩子。他们到处寻觅——穿过森林，穿过沼泽，走入多刺的灌木丛，登上山岗，寻找“一只腿儿长长，鼻子隆起，鹿角多叉的驼鹿”。有趣的地方在于，每一页上都藏着驼鹿。最后，动物们全都从隐身之处跑了出来，狂喜的孩子宣告：“我们从没见过这么多驼鹿！”

在大约第75次读这本书时，它突然击中了我：他或许永远都见不到驼鹿了。我试着把事情串连在一起。我回到我的电脑面前，开始书写我在沥青砂之乡北阿尔伯塔度过的时光。在那里，海狸湖克里族（Beaver Lake Cree Nation）的族人向我讲述了驼鹿的变化——一个女人说，在一次狩猎旅行中，人们宰了一头驼鹿，却发现它的血肉已然发青。我还听说过许多奇怪的肿瘤。当地人认为，这和动物的饮水被沥青砂的毒素污染有关。但我听到的最多的说法是，驼鹿干脆消失了。

不只是在阿尔伯塔。“急剧的气候变化将北方森林变成了驼鹿坟场”，2012年5月，《科学美国人》的头条如是说。一年半以后，《纽约时报》报道，明尼苏达的两个驼鹿种群从1990年代的4000只下降到如今的100只。 [36]

他还会见到驼鹿吗？

然后，前不久，我被另一本叫做《抱抱》（Snuggle Wuggle ）的小卡片书打动了。书中描绘了不同动物的拥抱，并给每一种姿势起了一个傻得可笑的名字。“蝙蝠怎么拥抱？”它问。“颠三倒四，颠三倒四。”出于某种原因，我儿子老是在这一页放声大笑。我向他解释，它的意思是大头朝下，因为蝙蝠就是这么睡觉的。

但我能想到的只有这个报道：由于横扫澳大利亚昆士兰部分地区的破纪录高温，10万只左右已死或垂死的蝙蝠落雨一般从天而降。整个蝙蝠种群遭到毁灭。 [37]

他还会见到蝙蝠吗？

几天以前，我发现自己在对着海星喃喃自语。这时我意识到，我遇到麻烦了。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岩石海岸上遍布红色和紫色的海星。不列颠哥伦比亚，我的父母居住于此，我的儿子在这里降生，而我也在这儿度过了成人生涯的半数时光。而海星，一直带给孩子们最大的喜悦，因为你可以轻轻取下一个，细细打量。“这是我一生中最棒的一天！”在潮池中度过一个漫长下午之后，我那来自芝加哥的7岁侄女米里亚姆如此宣布。

但是，在2013年秋天，出现了这样的报道：一种奇怪的消耗性疾病让太平洋沿岸的海星成千上万地死去。这种疾病被命名为“海星消耗综合症”（sea star wasting syndrome），多个海星物种都因此活活解体。它们生机勃勃的躯体消溶成扭曲的一团，腕足脱落，躯体凹陷。科学家们对此困惑不解。 [38]

当我读到这些报道的时候，我发现自己正在祈祷，祈祷这些无脊椎动物能多逗留一年——足以让我的儿子为它们感到惊艳。然后，我质疑我自己：或许他永远没见过海星会更好些——肯定不是见到这样的海星……

在过去，每当类似的恐惧钻进我否认气候变化的铠甲，我都竭尽全力想把它弄走，改换频道，或是点击略过。现在，我试图感受它。在我看来，我把它归功于我的儿子，也归功于我们自己、我们彼此。

生活在一个行将死去、生机日渐消亡的星球上，这令人恐惧。可是，我们要拿这恐惧怎么办呢？首先，承认这恐惧不会消散。我们生活在一个行将死去的世界上。烹茶，开车去买菜，对，还有生孩子，通过做类似的事情，我们之中的许多人都在参与毁灭这个世界。对于这样让人难以忍受的事实，恐惧是一种完全理性的反应。

然后，利用这恐惧。恐惧是一种求生的反应。恐惧让我们奔跑，恐惧让我们跳跃，它可以让我们像超人一样行动。但我们需要一个奔跑的目标。没有目标，恐惧就只会让人瘫痪。因此，真正的诀窍，唯一的希望，实际在于让恐惧——不宜居住的未来所带来的恐惧——得到平衡和舒缓。要是我们有望建构比大多数人之前敢于期望的好得多的东西，恐惧就能缓和。

是的，我们将会失去一些东西，我们之中有些人必须放弃奢侈品，许多产业都将整体消失。想要阻止气候变化的到来，现在已经太迟了；它已然到来，不管我们做什么，日益残酷的灾难都在走向我们。但是，我们仍有时间避免最坏的情况。我们仍有时间改变我们自身，使我们在灾难袭来之时对彼此不那么残忍。在我看来，这很有价值。

关于这场危机，最重大、最压倒性的事情就是，它改变了一切。它改变了我们可能的行为，我们可能的希望，我们可能对自己和对领袖的要求。它意味着，我们曾经被告知不可避免的许多东西无法保持不变。它意味着，我们曾经被告知毫无可能的许多事情必须立刻发生。

我们能否成功？我只知道，没有什么是不可避免的。唯一的例外是气候变化将改变一切。而在极为短暂的一段时间内，变化的实质仍然取决于我们。

[1] Mario Malina et al., “What We Know: The Reality, Risks and Response to Climate Change,” AAAS Climate Science Panel, 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Science, 2014, pp. 15–16.

[2] “Sarah Palin Rolls Out at Rolling Thunder Motorcycle Ride,” Fox News, May 29, 2011.

[3] Martin Weil, “US Airways Plane Gets Stuck in ‘Soft Spot’ on Pavement at Reagan National,” Washington Post , July 7, 2012; “Why Is My Flight Cancelled?” Imgur, http://imgur.com.

[4] Weil, “US Airways Plane Gets Stuck in ‘Soft Spot’ on Pavement at Reagan National.”

[5] 美国地产大亨，2016年当选美国新任总统。——译者注

[6] 保守派平民主义。——译者注

[7] 《圣经·新约》中收录的最后一部作品，包括对世界末日的预言，描述了诸多灾难。——译者注

[8] 关于日常生活中对气候变化的否认，社会学和心理学上的一些重要观点，参见：Kari Marie Norgaard, Living in Denial: Climate Change, Emotions, and Everyday Life （Cambridge, MA: MIT Press, 2011）; Rosemary Randall, “Loss and Climate Change: The Cost of Parallel Narratives,” Ecopsychology 1.3 （2009）: 118-29;以及Sally Weintrobe, ed., Engaging with Climate Change （East Sussex: Routledge, 2013）中的篇章。

[9] 马歇尔计划，即欧洲复兴计划，是二战后美国对被战争破坏的西欧各国进行经济援助、协助重建的计划。因时任美国国务卿的乔治·马歇尔得名。
——译者注

[10] Angélica Navarro Llanos, “Climate Debt: The Basis of a Fair and Effective Solution to Climate Change,” 为Technical Briefing on Historical Responsibility所做的报告, Ad Hoc Working Group on Long-term Cooperative Action, United Nations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 Bonn, Germany, June 4, 2009.

[11] “British PM Warns of Worsening Floods Crisis,” Agence France-Presse, February 11, 2014.

[12] “Exponential Growth in Weather Risk Management Contracts,” Weather Risk Management Association,press release, June 2006; Eric Reguly, “No Climate-Change Deniers to Be Found in the Reinsurance Business,” Globe and Mail , November 28, 2013.

[13] “Investor CDP 2012 Information Request: Raytheon Company,” Carbon Disclosure Project, 2012, https://www.cdp.net.

[14] “Who Will Control the Green Economy?” ETC Group, 2011, p. 23; Chris Glorioso, “Sandy Funds Went to NJ Town with Little Storm Damage,” NBC News, February 2, 2014.

[15] “ ‘Get It Done: Urging Climate Justice, Youth Delegate Anjali Appadurai Mic-Checks UN Summit,” Democracy Now!, December 9, 2011.

[16] Corinne Le Quéré et al., “Global Carbon Budget 2013,” Earth System Science Data 6 （2014）: 253; “Greenhouse Gases Rise by Record Amount,” Associated Press, November 3, 2011.

[17] Sally Weintrobe, “The Difficult Problem of Anxiety in Thinking About Climate Change,” in Engaging with Climate Change , ed. Sally Weintrobe （East Sussex: Routledge, 2013）. 43.

[18] 与2摄氏度的目标相关的重要历史政治学术著作，参见：Joni Seager, “Death By Degrees: Taking a Feminist Hard Look at the 2 Degrees Climate Policy,” Kvinder, Køn og Foraksning （Denmark） 18 （2009）: 11-22; Christopher Shaw, “Choosing a Dangerous Limit for Climate Change: An Investigation into How the Decision Making Process Is Constructed in Public Discourses,” 博士论文, University of Sussex, 2011, 可于 http://www.notar gets.org.uk获得; Christopher Shaw, “Choosing a Dangerous Limit for Climate Change: Public Representations of the Decision Making Process,” Global Environmental Change 23 （2013）: 563-571. COPENHAGEN: Copenhagen Accord, United Nations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 December 18, 2009, p. 1; “死刑”： “CJN CMP Agenda Item 5 Intervention,”活动家Sylvia Wachira 在 Copenhagen climate conference发表的讲话, Climate Justice Now!, December 10, 2009, http://www.climate-justice-now.org; 格陵兰：J. E. Box et al., “Greenland Ice Sheet,” Arctic Report Card 2012, National Oceanic and Atmospheric Administration, January 14, 2013; 酸化：Barbel Honisch et al., “The Geological Record of Ocean Acidification,” Science 335 （2012）: 1058-1063; Adrienne J. Sutton et al., “Natural Variability and Anthropogenic Change in Equatorial Pacific Surface Ocean p CO₂ and pH,” Global Biogeochemical Cycles 28 （2014）: 131-145; 危险的影响：James Hansen et al., “Assessing ‘Dangerous Climate Change’: Required Reduction of Carbon Emissions to Protect Young People, Future Generations and Nature,” PLOS ONE 8 （2013）: e81648.

[19] “Climate Change Report Warns of Dramatically Warmer World This Century,” World Bank, press release, November 18, 2012.

[20] “Climate Change Report Warns of Dramatically Warmer World This Century,” World Bank, press release, November 18, 2012；Hans Joachim Schellnhuber et al., “Turn Down the Heat: Why a 4℃ Warmer World Must Be Avoided,” A Report for the World Bank by the Potsdam Institute for Climate Impact Research and Climate Analytics, November 2012, p. xviii; Kevin Anderson, “Climate Change Going Beyond Dangerous—Brutal Numbers and Tenuous Hope,” Development Dialogue no. 61, September 2012, p. 29.

[21] 关于升温4摄氏度的世界造成的可能影响，对相关科学研究的综述参见Schellnhuber et al., “Turn Down the Heat,” as well as the special theme issue entitled “Four Degrees and Beyond: the Potential for a Global Temperature Increase of Four Degrees and its Implications,” Mark G. New et al.汇集编纂的 Philosophical 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Society A 369 （2011）: 1-241. 2013年世界银行发布了一项追踪报告，探索了升温4摄氏度造成的区域性影响，聚焦于非洲和亚洲：Hans Joachim Schellnhuber et al., “Turn Down the Heat: Climate Extremes, Regional Impacts, and the Case for Resilience,” 由Potsdam Institute for Climate Impact Research and Climate Analytics为世界银行所作的报告，June 2013。即使是对于可能导致4摄氏度升温的排放最强的情况，IPCC 对全球海平面上升的预测也低于此处的引用，但许多专家认为它们过于保守。关于为这段文章提供信息的研究，例证参见Schellnhuber et al., “Turn Down the Heat,” p. 29; Anders Levermann et al., “The Multimillennial Sea-Level Commitment of Global Warming,”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110 （2013）: 13748; Benjamin P. Horton et al., “Expert Assessment of Sea-level Rise by AD 2100 and AD 2300,” Quaternary Science Reviews 84 （2014）: 1-6. 在“照常行动”和其他排放情景（包括更加乐观的情景）下，关于小岛国家、拉丁美洲沿岸地区、南亚和东南亚对海平面上升的脆弱性，参见Working Group II 为IPCC第四和第五次Assessment Reports提供的稿件，可于 http://www.ipcc.ch获得。参见 M.L. Perry et al., ed., Climate Change 2007: Impacts, Adaptation and Vulnerability, Contribution of Working Group II to the Fourth Assessment Report of the 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的第10、13和16章；以及V.R. Barros et al., ed., Climate Change 2014: Impacts, Adaptation, and Vulnerability, Part B: Regional Aspects, Contribution of Working Group II to the Fifth Assessment Report of the 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4） 的第24、27和29章。关于加州和美国东北部，参见Matthew Heberger et al., “Potential Impacts of Increased Coastal Flooding in California Due to Sea-Level Rise,” Climatic Change 109, Issue 1 Supplement （2011）: 229-249; 以及 Asbury H. Sallenger Jr., Kara S. Doran, and Peter A. Howd, “Hotspot of Accelerated Sea-Level Rise on the Atlantic Coast of North America,” Nature Climate Change 2 （2012）: 884-888. 关于最可能被海平面上升威胁的主要城市，一篇最近的分析参见：Stephane Hallegatte et al., “Future Flood Losses in Major Coastal Cities,” Nature Climate Change 3 （2013）: 802-806.

[22] 对于和全球升温4摄氏度或以上相关的区域性气温上升，相关的综述见于：M.G. Sanderson, D.L. Hemming and R.A. Betts, “Regional Temperature and Precipitation Changes Under High-end （ ≥4℃） Global Warming,” Philosophical 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Society A 369 （2011）: 85-98. 亦参见 “Climate Stabilization Targets: Emissions, Concentrations, and Impacts over Decades to Millennia,” Committee on Stabilization Targets for Atmospheric Greenhouse Gas Concentrations, 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2011, p. 31; Schellnhuber et al., “Turn Down the Heat,” pp. 37-41. TENS OF THOUSANDS: Jean-Marie Robine et al., “Death Toll Exceeded 70,000 in Europe During the Summer of 2003,” Comptes Rendus Biologies 331 （2008）: 171-78; CROP LOSSES: “Climate Stabilization Targets,”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pp. 160-63.

[23] 无冰北极: “Climate Stabilization Targets,”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pp. 132-36. 植被: Andrew D. Friend et al., “Carbon Residence Time Dominates Uncertainty in Terrestrial Vegetation Responses to Future Climate and Atmospheric CO₂ ,”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111 （2014）: 3280; “4 Degree Temperature Rise Will End Vegetation ‘Carbon Sink,’ “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press release, December 17, 2013; 西南极洲研究: E. Rignot et al., “Widespread, Rapid Grounding Line Retreat of Pine Island, Thwaites, Smith, and Kohler Glaciers, West Antarctica, from 1992 to 2011,” Geophysical Research Letters 41 （2014）: 3502-3509; “似乎无法阻止”: “West Antarctic Glacier Loss Appears Unstoppable,” Jet Propulsion Laboratory, NASA, press release, May 12, 2014; “数百万人流离失所”和仍有时间: Eric Rignot, “Global Warming: It’s a Point of No Return in West Antarctica. What Happens Next?” Observer , May 17, 2014.

[24] “World Energy Outlook 2011,” 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 2011, p. 40; “World Energy Outlook 2011” （video）,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November 28, 2011; Timothy M. Lenton et al., “Tipping Elements in the Earth’s Climate System,”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105 （2008）: 1788; “Too Late for Two Degrees?” Low Carbon Economy Index 2012, PricewaterhouseCoopers, November 2012, p. 1.

[25] Lonnie G. Thompson, “Climate Change: The Evidence and Our Options,” The Behavior Analyst 33 （2010）: 153.

[26] 在美国、英国和加拿大，代表“胜利花园”和“胜利债券”的术语各不相同，在一战和二战期间也不同；其他一些曾被使用的术语包括“战争花园”和“守卫债券”等。Ina Zweiniger-Bargielowska, Austerity in Britain: Rationing, Controls, and Consumption, 1939–1955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54–55; Amy Bentley, Eating for Victory: Food Rationing and the Politics of Domesticity （Chicago: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98）, 138–39; Franklin D. Roosevelt, “Statement Encouraging Victory Gardens,” April 1, 1944, The American Presidency Project, http://www.presidency.ucsb.edu.

[27] Pablo Solón, “Climate Change: We Need to Guarantee the Right to Not Migrate,” Focus on the Global South, http://focusweb.org.

[28] Glen P. Peters et al., “Rapid Growth in CO₂ Emissions After the 2008–2009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Nature Climate Change 2 （2012）: 2.

[29] Spencer Weart, The Discovery of Global Warming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149.

[30] Corrine Le Quéré et al., “Trends in the Sources and Sinks of Carbon Dioxide,” Nature Geoscience 2 （2009）: 831, 转引自Andreas Malm, “China as Chimney of the World: The Fossil Capital Hypothesis,” Organization ＆ Environment 25 （2012）: 146; Glen P. Peters et al., “Rapid Growth in CO₂ Emissions After the 2008–2009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Nature Climate Change 2 （2012）: 2.

[31] Kevin Anderson and Alice Bows, “Beyond ‘Dangerous’ Climate Change: Emission Scenarios for a New World,” Philosophical 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Society A 369 （2011）: 35; Kevin Anderson, “EU 2030 Decarbonisation Targets and UK Carbon Budgets: Why So Little Science?” Kevin Anderson.info, June 14, 2013, http://kevinanderson.info.

[32] Gro Harlem Brundtland et al.,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 Challenges: The Imperative to Act,” joint paper by the Blue Planet Prize laureates, The Asahi Glass Foundation, February 20, 2012, p. 7.

[33] “World Energy Outlook 2011,” IEA, p. 40; James Herron, “Energy Agency Warns Governments to Take Action Against Global Warming,” Wall Street Journal , November 10, 2011.

[34] 与Henry Red Cloud的个人访谈，June 22, 2011。

[35] Gary Stix, “Effective World Government Will Be Needed to Stave Off Climate Catastrophe,” Scientific American, March 17, 2012.

[36] Daniel Cusick, “Rapid Climate Changes Turn North Woods into Moose Graveyard,” Scientific American , May 18, 2012; Jim Robbins, “Moose Die-Off Alarms Scientists,” New York Times , October 14, 2013.

[37] Josh Bavas, “About 100,000 Bats Dead After Heatwave in Southern Queensland,” ABC News （Australia）, January 8, 2014.

[38] Darryl Fears, “Sea Stars Are Wasting Away in Larger Numbers on a Wider Scale in Two Oceans,” Washington Post , November 22, 2013; Amanda Stupi, “What We Know—And Don’t Know— About the Sea Star Die-Off,” KQED, March 7, 2014.

第一部分
糟糕的时机

“煤炭，老实说，并不与其他商品并列，而是凌驾于它们之上。它是这个国家的物质能量，是万能的工具，是我们所从事的一切事务所共有的要素。”

——威廉·斯坦利·杰文斯（William Stanley Jevons），

经济学家，1865年 [1]

“自然发言了，而人类并没有倾听。想想看这是多么悲伤的事情。”

——维克多·雨果（Victor Hugo），1840年 [2]

[1] William Stanley Jevons, The Coal Question: An Inquiry Concerning the Progress of the Nation, and the Probable Exhaustion of Our Coal-Mines （London: Macmillan and Co., 1865）, viii.

[2] 雨果原文: “C’est une triste chose de songer que la nature parle et que le genre humain n’écoute pas.” Victor Hugo, OEuvres complètes de Victor Hugo , Vol. 35, ed. Jeanlouis Cornuz （Paris: Éditions Recontre, 1968）, 145.

第1章
右翼是对的
气候变化的革命性力量

“气候学者的共识是：气候变化此时此刻正在发生。基于公认的证据，约有97%的气候学者认为人类活动正在导致气候变化。这一共识并不是仅仅在某一研究中得到记录，而是由过去二十年中逐渐汇集的大量证据所证明。这些证据包括科学家的调查、同行评议的研究结果分析以及该领域内几乎所有专家组织所发布的公开陈词。”

——美国科学进步协会的报告，2014年 [1]

“如果不彻底改变美国人的生活方式，如果不阻断经济发展，如果不让我们经济的很大一部分停止运行，这就根本没办法完成。”

——托马斯·J.多纳休（Thomas J. Donohue），

美国商会主席，关于大胆的碳减排方案 [2]

坐在第四排的一位先生有个问题。

他自我介绍为理查德·罗斯柴尔德（Richard Rothschild）。他告诉听众，他曾竞选马里兰州卡罗尔县的县委委员，起因就是他认定与全球变暖作斗争的政策实质上是“对美国中产阶级资本主义的一次攻击”。他向聚集在华盛顿万豪酒店的嘉宾们发问：“到底在多大程度上，整个运动可以简单等同于一匹绿色特洛伊木马，腹中满是红色马克思主义社会经济信条？” [3]

对于那些致力于否认“人类活动导致气候变暖”这一压倒性科学共识的人们来说，于2011年6月下旬举办的哈兰学会（Heartland Institute）第六届气候变化国际会议是他们的高端盛会。在这一会议上，理查德·罗斯柴尔德提出的这一问题被视为一种反诘。这就像是问一群德国中央银行官员“希腊是否不值得信赖”。不过，嘉宾们可不会放过这个机会，他们要告诉提问者他有多么正确。

首先发言的是马克·莫拉诺（Marc Morano），他是“气候站”（Climate Depot）的编辑。这个网站是否认气候变化者必去的新闻站点。“在今天的美国，我们的监管已经深入到我们的淋浴喷头、电灯泡和洗衣机了。”他说，“我们正在容忍美国SUV在我们眼前死去。”如果环保主义者获得胜利，莫拉诺警告说，我们将会看到“这个星球上每个男人、女人和儿童都会被分配一个二氧化碳配额，并由国际组织监控”。 [4]

下一位是克里斯·霍纳（Chris Horner），竞争性企业学会（Competitive Enterprise Institute）的一位高级研究员。他擅长以繁复的官司和基于《信息自由法案》的“钓鱼”盘查骚扰气候学者。他将桌上的麦克风调到嘴巴的方向。“你大可以相信这都是因为气候，”他忧心忡忡地说，“很多人都这样认为，但这不是合理的想法。”早生华发的霍纳看起来像是安德森·库珀 [5] （Anderson Cooper）的兄弟会男孩 [6] 翻版。他很喜欢引述1960年代的反文化偶像索尔·阿林斯基（Saul Alinsky），“这根本就不是问题所在”。而问题显然在于“没有任何自由社会会做出这些（环保）议题所要求做的事情……要做这些事情，第一步就要消灭这些碍事的自由”。 [7]

按照哈兰学会的行为标准，“声称气候变化是一个企图窃取美国自由的阴谋”已经算是非常克制的做法了。在两天的会议过程中，我会听到将现代环保主义比作人类历史上几乎每一次大屠杀，从天主教宗教审判到纳粹德国。我会听说，巴拉克·奥巴马支持本地拥有的生物燃料提炼厂的政治行动，和中国的大炼钢铁别无二致——加图研究所（Cato Institute）的帕特里克·迈克尔斯（Patrick Michaels）如是说；会听说，气候改变是“国家社会主义（即纳粹）的伪装”——前共和党参议员、退休航天员哈里森·施密特（Harrison Schmitt）如是说；还会听说，环保主义者就像是阿兹特克的祭祀，献祭无数的人来取悦诸神并改变天气——又是马克·莫拉诺的高论。 [8]

但其中最重要的是，我会听到某一观点的各种翻版，就是第四排县委委员所表述的：气候变化是一匹特洛伊木马，其设计目的在于革除资本主义并以某种“绿色共产主义”取而代之。这就像会议主持人拉里·贝尔（Larry Bell）在其《腐败的气候》（Climate of Corruption ）一书中所言，气候变化“和环境的状态没什么关系，其真正相关的是桎梏资本主义，以及根据国际财富再分配的利益取向来重塑美国人的生活方式”。 [9]

当然，他们还是用了托词，说代表们反对气候科学只是因为对数据有强烈的异议。而且，组织者费了不少力气来伪装成有公信力的科学会议。他们称这次集会要“恢复科学方法”。他们甚至选择了这样一个名字——“气候变化国际会议”（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limate Change），其缩写ICCC和IPCC仅有一个字母的差异——IPCC这个缩写代表的是国际气候变化领域的顶尖权威——联合国下属的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它是一个有数千名科学家与195个政府参与的协作组织。尽管如此，在哈兰学会组织的这次会议上所提出的种种反驳证据，诸如树木年轮、太阳黑子、中世纪温暖期等等，都不是新闻了，并早已被全面地驳斥。而且，大多数发言者甚至都不是科学家，而是业余爱好者：主要是工程师、经济学家和律师，外加一个天气预报员、一个宇航员和一个“太空建筑师”。这些人坚信，他们通过自己三笔两笔的粗略估算就打倒了世界上97%的气候科学家。 [10]

澳大利亚地质学家鲍勃·卡特（Bob Carter）质疑气候变暖是不是真的发生了。而天体物理学家威利·苏恩（Willie Soon）虽然承认气候变暖已经发生，却说这与温室气体排放毫无关系，而是太阳活动的自然波动所导致的。加图研究所的帕特里克·迈克尔斯与前两人都不同，他承认二氧化碳确实在推高温度，但又坚持说这一影响是如此微小，所以我们“什么都不用做”。异议是所有知识分子集会的活力源泉，但是在这次会议上，所有这些相互抵触的材料在否认气候变化的人之中并没有引发任何辩论。没有人试图在别人面前为自己的论断辩护，也没有人试图厘清到底谁才是对的。当然，会议上还是展示了温度变化图，不过有些老年听众似乎睡过去了。 [11]

然而，当这次运动的天王巨星们登场的时候，整个会议厅忽然就活跃起来。这些人并不是三流的科学家，而是如莫拉诺和霍纳这般的顶级意识形态战士。这才是此次集会的真正目的：为死硬的否认主义者提供一个论坛来收集辩论武器，便于在今后的日子里打击环保主义者和气候科学家。每一处含有“气候改变”或“全球变暖”的网络文章或视频，其评论区都会被经过这次会议检验的论点淹没。它们还会从数以百计的右翼评论家和政客的嘴里飞出，大概从共和党总统一直到诸如理查德·罗斯柴尔德之类的县委委员都不能免俗。在会议议程之外的一次访谈中，哈兰学会会长约瑟夫·巴斯特（Joseph Bast）将“受到这些会议参与者启发或激励的数以千计的文章、社论和演讲”都归功于自己。 [12]

尽管并未明言，更令人惊叹的，还是那些从未发表、从未报道的新故事。在这次会议之前的数年中，尽管极端天气出现得越来越频繁，关于气候变化的报道却大幅度减少：2007年美国三大新闻网——CBS、NBC、ABC——发布了147次关于极端天气的报道；而到了2011年，这几家新闻网在这个话题上只发布了14个新闻报道。这同样是否认气候变化者的功劳，因为他们的目标从来就不是散播怀疑，而是散播恐惧，也就是传递一个明确的信号：任何关于气候变化的言论都会导致你的邮箱或评论区被尖酸刻薄的言论淹没。 [13]

哈兰学会，一家致力于“推广自由市场解决方案”的位于芝加哥的智库，自2008年起就开始举办这类会议，有时一年办两次。在本次会议期间，他们的策略看来奏效了。莫拉诺因率先发布“寻求真相的快艇老兵”的报道并促使约翰·克里（John Kerry）于2004年败选而成名。他在这次会议上带领着听众欢庆胜利。美国参议院的气候立法：死了！联合国关于气候改变的哥本哈根峰会：失败！气候运动：自杀行为！他甚至在大屏幕上投影出一些气候活动家的自责言论（正如进步主义者都会说的），然后鼓动听众一起“庆祝”。 [14]

那个场面，恐怕就只缺气球和从天而降的五彩纸屑了。

当针对重大社会和政治议题的民意发生改变时，变化趋势总是相对平缓。如果有剧变，往往是因为一些引人注意的突发事件。这就是为什么公众对于气候改变的看法在仅仅四年中所发生的变化会让民意调查者感到惊讶。2007年哈里斯民意调查发现71%的美国人相信持续燃烧化石燃料将会改变气候。到2009年时，这个数字下跌到了51%。到2001年6月，这个数字进一步跌至44%——显著低于半数。英国、澳大利亚也有类似的趋势。皮尤民众与媒体研究中心普查研究主任斯科特·基特（Scott Keeter）将美国的统计数据描述为“在近期民意史上最剧烈的短期变化之一”。 [15]

在美国，关于气候改变的总体观点相较于2010～2011年的低点有所反弹〔一些人推断这可能是因为公众这些年经历的极端天气，不过“就算乐观地说，目前证据也并不算确凿”，莱利·邓拉普（Riley Dunlap）如是说。他是俄克拉何马州立大学的教授，也是气候改变政治学的专家〕。但是，政治谱系上右翼一侧仍然触目惊心，调查数据依旧在下滑。 [16]

如今这似乎有点难以置信，但就在2008年，即便是在美国，试图解决气候变化问题，至少在表面上也仍然拥有两党的支持。那一年坚定的共和党人纽特·金里奇（Newt Gingrich）与民主党议员、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Nancy Pelosi）一起制作了一个电视广告，宣布他们将联手与气候变化做斗争。2007年，鲁伯特·默多克（Rupert Murdoch，他的福克斯新闻频道肆无忌惮地放大否认气候改变的运动）在福克斯电视台发起了一个鼓励雇员购买混合动力汽车的计划（默多克宣称他自己已经买了一部）。

那些两党合作的日子已经彻底结束了。今天，超过75%的自称民主党人和自由主义者相信人类正在改变气候。这个水平尽管年年都有波动，但相比2001年只有略微的上升。而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共和党人中拒绝科学共识的占压倒性多数。在一些地区，只有20%自称的共和党人接受科学结论。加拿大同样存在这种政治撕裂。根据2013年10月由伊维公司（Environics）完成的一次民意调查，在自称支持执政的保守党的被调查者之中，只有41%相信气候变化是真实存在的且是人类造成的，而有76%偏左翼的新民主党的支持者和69%中立的自由党支持者相信这是真的。相同的现象也在澳大利亚、英国以及西欧出现。 [17]

自从在气候变化问题上出现政治分歧，有大量社会科学研究都试图摸清究竟政治信仰以什么原因和何种方式在塑造人们针对全球变暖的观点。例如，根据耶鲁大学的文化认知项目，一个人的“文化世界观”（也就是政治知识或对于其余人的意识形态看法）能够比其他个人属性更有力地解释“个人的”针对全球变暖的观念。 [18] 也就是说，它比年龄、民族、教育和党派都更能解释观念差异。

耶鲁的研究者们解释说，持有强烈的“平等主义”和“社群主义”世界观的人（特征是倾向于集体行动和社会正义，关心不公平，且对公司力量持怀疑态度）之中，绝大多数都接受气候变化方面的科学共识。相反，那些持有强烈的“等级主义”和“个人主义”世界观的人（特征是反对政府补助穷人和少数民族，强烈支持产业界，且相信我们基本都已获得我们应得的东西）之中，绝大多数都拒绝科学共识。 [19]

证据十分惊人。在显露出最强的“等级主义”观念的美国各阶层人口之中，仅有11%将气候改变评为“高风险”。相比之下，显露出最强的“平等主义”观念的各阶层之中，这个数字则是69%。 [20]

耶鲁法学教授丹·卡汉（Dan Kahan）是这一研究的领头人。他将“世界观”与对气候科学的接受度之间的这种密切关联归因于“文化认知”。所谓“文化认知”，指的是不论政治倾向如何，每个人都具备的一种认知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人们过滤新的信息，从而保护自己“对于良好社会的愿景偏好”。

如果新的信息看上去是在肯定我们偏好的愿景，我们就会欢迎它，并很容易将其融入我们的认知体系。如果它对我们的信仰体系造成了威胁，那么我们的大脑立刻就会开始琢磨产生一种智识抗体，用以驱逐这种不受欢迎的入侵。 [21]

正如卡汉在《自然》杂志上解释的，“某些高尚的行为对社会有害，而被认为卑鄙的行为则对其有益，接受这一点会令人们本能地感到不安。因为这样一来，他们就会与自己的同伴产生隔阂，对此他们会产生一种强烈的想要拒绝的情绪倾向”。 [22] 换言之，否认现实总比粉碎自己的世界观容易。大清洗高峰期的死硬斯大林主义者是如此，如今遵从自由意志主义而否认气候改变的人也是如此。其实左翼人士也同样倾向于否认那些令他们不舒服的科学证据。如果说保守主义者是天然的体制辩护者，并因此抗拒任何挑战当前占据主导的经济体系的事实证据，那么大多数左翼人士则是天然的体制挑战者，并因此倾向于怀疑企业和政府给出的事实证据。这种倾向可以恶化到拒绝接受事实，这正如一些人坚信跨国制药企业掩盖了儿童疫苗接种和自闭症之间的联系。无论用什么样的证据来驳斥他们的理论，都不会对这些真相斗士产生什么影响——“那只是体制在为自己遮遮掩掩”。

这种防御式的思维有助于解释如今在气候问题周围逐渐上升的情绪强度。近在2007年，几乎每个人都承认气候变化正在发生——只不过他们看起来并不那么在意（当美国人被要求按照优先级来排列各种政治问题时，气候变化仍然敬陪末座）。 [23]

而今天在各国却都有为数不少的选民满怀热情地——甚至是痴迷般地——关注气候变化问题。不过，他们所关注的，是如何揭露这个“骗局”，一个自由主义者编造的用以强迫他们更换电灯泡、搬到苏联式住宅并放弃SUV的“骗局”。对于这些右翼人士而言，反对气候变化已经像低税率、持枪权利、反对堕胎一样，成为他们信仰体系的核心部分。这就是为什么一些气候科学家报告称他们收到了以前只有堕胎医生才会收到的严重骚扰。在加利福尼亚州的湾区（指旧金山湾区），当地茶党（美国极端保守派之一）示威者干扰了讨论次要可持续性发展战略的市政会议，并宣称这次会议是联合国支持的阴谋的一部分，目的是创造世界政府。正如湾区茶党的海瑟·加斯（Heather Gass）在此次集会后的一封公开信中所言：“有一天（2035年）你会在一座政府补贴的房子里醒来，吃政府补贴的食物，你的孩子会被政府的公共汽车扔到灌输训练中心。而你则会在政府安排的岗位上工作，就在都市客运中心的最底层，因为你根本没有车。至于你的父母，谁知道他们在哪里？到那个时候可就太晚了！醒醒吧！！！” [24]

很显然，气候变化里面确实是有什么东西让某些人感到了十足的威胁。

不堪设想的真相

漫步走过哈兰会议的赞助者所布置的成排的桌子，并不难看出形势的发展。传统基金会正在叫卖报告，加图研究所和安·兰德学会（Ayn Rand Institute）也是一样。否认气候变化的运动，完全不是持怀疑态度的科学家的有组织的集会，而完全是这里出场的意识形态网络的杰作。就是这些组织，在过去四十年全球意识形态地图的变化中扮演了主要角色。莱利·邓拉普和政治科学家彼得·雅克（Peter Jacques）在2013年的一次研究中发现，高达72%的否定气候变化的书籍（大多出版于1990年代之后）都与右翼智库有联系。如果去掉近年来越发普遍的自行出版的书籍，这个数字会进一步上升到87%。 [25]

这些机构很多都创建于1960年代晚期或1970年代初。当时美国商业精英担心民意正在危险地转向与资本主义为敌，并朝着即便不是社会主义也是激进的凯恩斯主义的方向移动。作为应对，他们开展了一次反革命运动，一次得到丰厚资金支持的智识运动，来宣扬这样的观点：贪婪和无止境地追逐利润完全不是什么值得道歉的事情，它带来了有史以来最大的人类解放的希望。在这面解放的旗帜下，他们为诸如减税、自由贸易协定、拍卖从通讯到能源到水资源等核心国有资产之类的政策而奋战，这些都以“新自由主义”的名号为世界所知。

1980年代末，也就是玛格丽特·撒切尔执掌英国和罗纳德·里根执掌美国之后十年，时值共产主义遭遇挫败，这些意识形态的战士已准备好宣告胜利：历史已正式终结了， [26] 引用撒切尔经常重复的一句话来说，在市场原教旨主义之外，人类已“别无选择”。他们信心十足，下一个任务是要在每一个先前并不买账的国家里系统性地实施企业解放项目，这常常在政治动乱和大规模经济危机之中圆满实现。在此之后，他们还要通过自由贸易协定和世界贸易组织会员身份更好地巩固这一项目。

当时，各项事务进展顺利，这个项目甚至或多或少地成功熬过了2008年金融危机，而这次危机恰恰是由从繁重的管理和监督之下解放出来的银行业直接导致的。但对于这些参加哈兰会议的人来说，气候变化是一种不同的威胁。气候变化与共和党和民主党之间的政治倾向无关，而与大气和海洋的物理边界有关。如果我们不去挑战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做出的悲观的预估，而“一切照旧”确实是在引领我们直奔威胁文明存在的临界点，那么其含义就非常明显了：由诸如哈兰学会、加图研究所和传统基金会 [27] 之类的智库所哺育的意识形态圣战将不得不戛然而止。那些与市场逻辑相容的软性气候行动（碳交易、碳补偿及货币化的自然“服务”）也一点都不能愚弄这些真正的信徒。他们非常清楚，我们的经济体系是一个由化石燃料创造的、完全依赖燃烧化石燃料的全球经济，而这种如此深刻的依存关系，仅凭几个温和的市场机制是不可能改变的。要改变这种关系，就需要进行高强度的干预：全面禁止污染活动、大力补助绿色替代品、对违规的高额罚款、实施新型税收和新的公共工程计划，以及逆转私有化。这个能够引发意识形态激愤的清单并不止于以上这些。简而言之，这就是作为强大企业利益集团的公共代理人的那些智库几十年来忙于攻击的所有方针。

同时，气候谈判中“全球公平”这个问题也一直不断出现。关于公平的辩论都基于这样一个简单的科学事实，即全球变暖是由近两个世纪大气中温室气体的累积造成。这意味着那些在工业化进程中遥遥领先的国家排放的温室气体比其他大多数国家都多。但是，很多排放量最少的国家却最早遭受气候变化冲击，受到的冲击也最大（这是运气不佳的地理位置和因贫穷所引起的特殊缺陷所导致的）。要解决这一结构性的严重不公，要劝说中国和印度等高速发展的国家不去破坏全球气候系统，北美和欧洲这样的早期排放者就需要首先承担更大的责任。同时，显而易见，我们还需要实现大量资源和技术转移，从而可以用低碳工具来与贫困作斗争。这是玻利维亚气候问题谈判代表安杰丽卡·纳瓦罗·兰诺斯（Angélica Navarro Llanos）呼吁为地球实施马歇尔计划时所意指的方针。这种财富再分配的方式，在美国哈兰学会之类的组织那里，简直代表着最可怕的思想罪。

就算是美国国内的气候行动，在这些智库看来都十分可疑，觉得像是社会主义：所有针对高密度经济适用房和崭新的公交系统的诉求，明显是向活该受穷的人提供隐形补贴的途径。更不用提这场对碳宣战的战争对全球自由贸易的大前提意味着什么——后者所坚持的理念是，地理距离只是一个将被沃尔玛的柴油卡车和马士基的货柜船消除的虚构之物。

然而，比这些更为根本的是，他们深深地恐惧，如果自由市场真的已经促动了一种一旦失去约束就会对大多数人类的存在产生威胁的物理运动和化学过程，那么，从道德上拯救资本主义的整场圣战将徒劳无功。由于这种利害关系的存在，显然贪婪终归没那么好。 [28] 而这也就是否认气候变化的观点忽然在死硬保守派之中兴起的原因：他们逐渐意识到，一旦承认气候变化是真实存在的，他们就会在我们这个时代最核心的意识形态战争中败北。这场意识形态战争就是，我们是根据我们的目标和价值观来规划和管理我们的社会，还是任由市场的力量来主宰。

我们不妨试想，哈兰学会会长约瑟夫·巴斯特怎样看待这一切。他留着胡子，和蔼可亲，曾在芝加哥大学学习经济学。他曾在一次访谈中告诉我，他的个人使命是“将人们从他人的暴政中解放出来”。 [29] 对巴斯特而言，气候行动就像世界末日。虽然气候行动不是，或至少未必是世界末日，但从各种意义上说，强健的、基于科学的减排确实是他那个世界的末日。气候变化让当代保守主义所栖息的意识形态的脚手架陷于崩溃。一方是将集体行动污名化并向所有公司监管法规和公众事务宣战的信仰体系，一方要求采取空前规模的集体行动，严格约束对引起并加深这场危机负主要责任的市场力量，双方根本无法达成和解。

对很多保守人士来说，尤其是那些有宗教信仰的保守人士，所面临的挑战还要更深刻。这不仅威胁了他们对市场的信念，还威胁到他们关于人类与地球关系的核心文化理论：我们是这颗星球的征服者和统治者，还是最强大的电脑也无法模拟的更复杂而不可预知的力量支配下的诸多物种之一？正如墨尔本拉筹伯大学（La Trobe University）的政治学教授罗伯特·曼恩（Robert Manne）所言，气候科学对很多保守党来说是“对他们最深、最珍视的基础信念的一种亵渎。在他们看来，‘人类’有能力也有权利征服地球和她的一切，并建立对于自然的‘统治’”。罗伯特·曼尼提到，对保守党而言，“气候科学不仅仅是一个错误，更是无礼而不可容忍的。那些鼓吹这一信条的人必须被抵制，更要受到谴责”。 [30]

而且他们确实是谴责了，越是针对个人的谴责，就越得他们的欢心——无论是针对美国前副总统阿尔·戈尔（Al Gore）的住宅 [31] ，还是针对著名气候科学家詹姆斯·汉森的演讲费 [32] 。接着，“气候门”事件出现了，这是一场人为制造的丑闻，在此事件中，多位气候科学家的电子邮箱被黑客侵入，哈兰学会的会员和其同盟对邮件内容加以歪曲，声称已找到人为修改数据的证据（实则科学家们多次被证明并未做错什么）。2012年，哈兰学会甚至在一次广告牌公关宣传活动中将那些相信气候变化的人（否认主义者的术语里又被称为“变暖主义者”）比作凶残的邪教首领查尔斯·曼森（Charles Manson）和大学炸弹客泰德·卡辛斯基（Theodore Kaczynski），此举让他们自己也陷入争议之中。在卡辛斯基的照片下，有红色粗体字母写道：“我依然相信全球变暖，你呢？”这是第一个被订购的广告。对于哈兰学会的人来说，否认气候科学是这场战争的一部分，他们也是用战争的方法来对待它。 [33]

很多否认地球变暖的人对于这样一个事实倒是十分坦诚：他们对于科学的不信任源自一种强大的恐惧，他们恐惧如果气候变化是真的，其潜在的政治影响将是灾难性的。正如英国博客作家及哈兰学会定期演讲者詹姆斯·德林坡（James Delingpole）所言，“现代环境保护主义成功推进了很多对左翼势力来说十分重视的行动：财富再分配、税率提高、更大规模的政府干预，以及监管”。哈兰学会会长约瑟夫·巴斯特则说得更为直白，对左翼势力来说，“气候变化是一件完美的事情……它为（左翼）想做的每一件事情提供了理由”。 [34]

巴斯特并没有很多否认派身上常见的狂妄自大，他同样坦承，他和他的同事并不是因为科学上的谬误才反对气候问题。实际上，他们被其潜在的经济和政治影响警醒，才开始证明它们的虚假。“当我们检视这个问题时，我们发现，这是一种急剧扩大政府规模的路径，”巴斯特对我说，并总结道，“在走出这一步之前，让我们重新检视一下科学。因此，我想，保守主义者及自由意志主义者，先停下来，不要轻易地将其作为信念来接受，让我们先实实在在做一点自己的研究。” [35]

玛格丽特·撒切尔的英国前财政大臣尼格尔·劳森（Nigel Lawson）曾宣告“绿色就是新的红色”。他与上文那些人拥有同样的思想轨迹。劳森曾将英国的关键资产私有化、给富人减税且破坏了大型工会的力量，并深以为荣。用他的话来说，气候变化创造了“闯入、干涉和监管的新的许可证”。他认为，气候变化一定是个阴谋，是经典的目的论式的倒因为果。 [36]

类似的在智识上误入歧途的人物，在气候变化否认运动之中随处可见。例如曾为美军研发火箭技术的老一辈物理学家S. 弗雷德·辛格（S. Fred Singer）。他将排放监管认定为他在冷战中抗争过的共产主义的一种扭曲的回响（奈奥米·奥莱斯奇斯和埃里克·康威在《怀疑的商人》一书中对此有可靠的记录）。类似的，捷克前总统瓦茨拉夫·克劳斯（Václav Klaus）在其任职期间曾在哈兰气候会议上发表演讲。对于事业期起于共产主义统治时代的克劳斯而言，气候变化似乎诱发了全面意义上的冷战重现。他将阻止全球变暖所做的努力比作“共产主义中央计划者控制整个社会的野心”，并说，“对于那些在共产主义‘高尚’年代度过大半辈子的人来说，这是不可接受的”。 [37]

你可以理解，从他们的角度来看，气候变化的科学现实肯定是极度不公平。毕竟，参加哈兰会议的人认为他们已经赢得了这些意识形态战争——就算赢得不太公正，也至少是场直截了当的胜利。如今气候科学却在改变一切：如果地球的可居住性依赖于政府干预，那如何才能击败支持干预的观点呢？短期看来，你也许能争辩说，采取行动所带来的经济成本比在未来几十年内放任气候变化发展所带来的成本要高得多（许多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正忙于使用成本收益计算和未来“折现”来支撑这一论调）。但是大多数人都不喜欢自己孩子的生活在别人的电子表格内被“折现”。同时他们对那种因为拯救国家太过昂贵而应允许其消失的想法，也存有出于道德的反感。

这也就是为什么聚集在万豪酒店的意识形态战士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打败一个如此之大的威胁的唯一方法，就是宣称成千上万的科学家在撒谎，就是宣称气候变化是一个精心设计的骗局。也就是宣称风暴实际并未变大，这一切只是我们的想象。就算风暴确实在变大，这也并非由人类所做的事情所引发，或由人类可以停止不做的事情所引发。换言之，这些战士们否认事实，因为事实所暗含的影响是完完全全不堪设想的。

所以，这就是我要说的令人不快的真相：我认为这些死硬意识形态信徒对气候变化的真实影响力的理解比大多数政治中立的“变暖主义者”都更深刻。那些“变暖主义者”依然坚持认为我们的应对措施可以是渐进的且无痛的，认为我们不需要与任何人开战，包括那些化石燃料公司。在我继续深入讨论前，让我直截了当地阐释这一点：世界上97%的气候科学家可以作证，哈兰学会的成员对于科学的理解是完全错误的。但是当谈到这些科学发现的政治经济后果时，尤其是谈到我们所需的不止于针对能耗还需要针对我们自由化牟利性经济的内在逻辑的深刻变革时，哈兰学会的成员可谓直视现实。这些否认者把大量细节都搞错了（不，这并不是共产主义密谋；我们将会发现，独裁政府主导的社会对环境来说是很可怕的，他们是残暴的开采者），但如果说到避免灾难所需的变化的广度和深度时，他们了解得分毫不差。

关于募集的资金……

当强有力的意识形态受到现实世界中有力证据的挑战时，他们很少会完全消失。相反，他们会边缘化，成为一种狂热教派。总有几个虔诚信徒遗留下来，告诫彼此说问题并不在于意识形态本身，而在于领袖们的懦弱，在于领袖们没有足够严格地贯彻那些规则（天知道是不是还有一小撮热衷于新斯大林主义的极左团体）。到了现在这个历史时刻——2008年华尔街崩溃之后，此起彼伏的生态危机之间——按理说，自由市场原教旨主义者应该沦落到类似的无关紧要的地位，在默默无闻之中爱抚着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的《自由选择》（Free to Choose ）和安·兰德（Ayn Rand）的《阿特拉斯耸耸肩》（Atlas Shrugged ）。他们之所以能逃离这种不光彩的命运，仅仅是因为他们关于企业解放的观点——无论与现实如何冲突——能为世界上的亿万富翁带来巨大利益，并据此在智库中享受着多领域高污染能源巨头科氏工业集团和埃克森美孚的拥有者科赫兄弟的衣食款待。

例如，近来一项研究表明，一些否认气候变化的智库及其他倡议团体组织了社会学家罗伯特·布鲁勒（Robert Brulle）所称的“反气候变化运动”。他们每年为各种右翼事业募集超过9亿美元的资金，其中绝大部分都是所谓“暗钱”——来自保守党基金会的无法完全追踪的资金。 [38]

这一切都指向诸如文化认知论等完全专注于个体心理的理论局限。气候变化否认者所做的不仅仅是为了保护他们个人的世界观，也在维护着某些政治及经济利益集团。这些集团从哈兰学会及其他人搅浑气候辩论的行为中获益颇丰。气候变化否认者及这些利益集团之间的联系众所周知，相关记录汗牛充栋。从埃克森美孚以及另一些与科赫兄弟和已故的保守派赞助者理查德·梅隆·斯凯夫（Richard Mellon Scaife）有联系的基金会中，哈兰学会就募集了超过100万美元的资金。究竟该智库从与化石燃料行业相关的公司、基金会或个人手中获得了多少资金，现在仍不为人知。这是因为哈兰学会并不公布捐献者名单，他们宣称这些信息的公布会将我们的注意力从其“目前立场的价值”上转移开。事实上，部分泄漏的内部文件揭示，哈兰学会最大的捐赠者之一竟然是匿名的。这位身份不明的捐赠者一人就捐出超过860万美元，指定用于支持该智库对气候科学的攻击。 [39]

同时，几乎所有参加哈兰气候会议的科学家都与化石燃料行业的资金关系匪浅，从他们身上我们甚至都能闻到化石燃料的臭味。此处仅举一例，来自美国加图研究所、于2011年哈兰会议做主题演讲的帕特里克·迈克尔斯（Patrick Michaels），曾告诉CNN，其咨询公司的40%收入都来自石油公司（加图研究所本身就接受了埃克森美孚和科赫家族基金会的捐助）。绿色和平组织（Greenpeace）一项针对另一参会者天体物理学家威利·苏恩（Willie Soon）的调查显示，2002年至2010年期间，其新获得的研究资金全部来自化石燃料利益集团。 [40]

那些被雇佣在博客、专栏或电视节目中扩散这些科学家观点的人们享受着相同来源的资助。大型石油企业的资金支持着“积极的明天委员会”（Committee for a Constructive Tomorrow）和“竞争性企业学会”，前者收容着马克·诺拉诺（Marc Morano）的网站，而后者则是克里斯·霍纳（Chris Horner）的智识家园之一。2013年2月，《卫报》的一份报告披露，2002年至2010年期间，一批美国亿万富翁匿名捐助了将近1.2亿美元给“散布针对气候变化科学研究的质疑的组织……这些现成的现金流促动了针对奥巴马政府环境议题的保守派的反扑，并摧毁了国会在气候变化领域采取行动的可能性”。 [41]

我们没办法知道这些钱是否会影响或者会如何影响收钱者的观点。但是我们清楚地知道，如果与化石燃料经济有利益联系，一个人就会更倾向于否认气候变化的现实，无论他们拥有何种政治立场。比如，美国仅有的气候变化观点的分野与政治立场的差异并不那么一致的地区，恰恰是高度依赖于化石燃料开采的地区，如阿帕拉契亚山脉的煤炭乡村和墨西哥湾地区。在这些地方，共和党人像其在美国其他地方一样，绝大多数都否认气候变化，而他们的很多民主党邻居也否认气候变化（在阿帕拉契亚山脉的部分地区，仅有49%的民主党成员相信人类造成了气候变化，而在美国其他地方，这个比例达到72%到77%）。加拿大也存在这种地区差异：阿尔伯塔省的经济收入因油砂矿而节节攀升，当地仅有41%的居民告诉民意调查员他们认为人类活动在加剧气候变化。相比之下，在化石燃料开采收益低得多的大西洋沿岸地区，68%的受访者认为人类造成了全球变暖。 [42]

在科学家中也能观察到相似的偏见。97%的在职的气候科学家认为人类活动是气候变化的一个主要成因，而在研究化石燃料的自然形成以使得采掘业能实施商业开采的所谓“经济地质学家”之中，持有相似观点的人数比例则完全不同。仅有47%的经济地质学家认为气候变化是由人类引起的。总而言之，当真相的代价太大时，我们都倾向于否认真相——无论这种代价是情感上的、智力上的还是金钱上的。正如厄普顿·辛克莱（Upton Sinclair）著名的评述：“如果某人的薪水来自他对某事的无知，那就很难让这个人理解这件事！” [43]

备选方案：在逐渐变暖的世界中牟取财富

近期关于气候观点的最有趣的研究发现之一是，在拒绝承认气候变化科学和社会及经济特权之间存在明显关联。绝大多数气候变化否认者不仅来自保守党，而且是白人男性，其收入高于平均水平。与其他成年人相比，这部分人对其观点更为自信，无论这些观点错得多么明显。社会学家亚伦·麦克莱特（Aaron McCright）及莱利·邓拉普就该话题合写了一篇后来广受讨论的论文〔标题为“冷哥们”（Cool dudes）〕。他们发现，保守派白人男性作为一个团体，相信全球变暖“不会发生”的比例，是其他受调查的成年人的六倍。麦克莱特及邓拉普为这种差异提出了一种简单的解释：“保守派白人男性在我们的经济系统中占据了远超其人数比例的实权职位。考虑到气候变化对工业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提出了广泛的挑战，可以想见，保守派白人男性强大的为系统辩护的态度自然会被触发，并否认气候变化。” [44]

但是，在社会和经济巨变面前，气候变化否认者的经济与社会特权并不只意味着更大的损失；即便他们的逆反观点最终被证明是错误的，这也让他们能够更乐观地看待气候改变带来的风险。当我在哈兰会议上听到又一位发言者展示了只能被描述为完全缺乏对气候改变受害者的同情的言论时，我才意识到了这一点。拉里·贝尔（那个太空建筑师）在告诉人们地球变暖根本无伤大雅时惹得听众哄然大笑：“我故意搬到了休斯敦！”（那年，休斯敦经历了得克萨斯州历史上最为严重的单年干旱。）澳大利亚地质学家鲍勃·卡特提出，“从人类角度来看，世界在全球温度提高后反而变得更好”。而帕特里克·迈克尔斯则称，那些担忧气候变化的人应向法国学习：2003年横扫欧洲的热浪仅在法国就杀死了接近1.5万人，在此之后“他们发现了沃尔玛和空调技术”。 [45]

当我在哈兰气候会议上听着这些奇思妙语的同时，大约1300万人仍在非洲之角晒焦的土地上忍受饥饿折磨。气候变化否认者之所以对气候变化受害者的惨痛遭遇麻木不仁，是因为他们坚信，即使他们关于气候科学的想法是错误的，全球温度上升几摄氏度也不是工业国的富人需要担心的。 [46] 〔得克萨斯州国会议员乔·巴顿（Joe Barton）在一次能源与环境委员会听证会上解释道：“下雨时，我们找庇护所。而天气炎热时，我们找阴凉的地方。”〕 [47]

至于其他人，好吧，他们应该停止寻找救济品而开始专心赚钱（不要在意世界银行2012年的报道说，在贫穷国家，风暴、干旱及洪水造成的损失日益攀升，以至于“可能让可持续发展进程倒退几十年”）。当我询问帕特里克·迈克尔斯富国是否有责任帮助贫穷国家支付适应气候变暖的昂贵代价时，他嘲弄地回答道：没有理由让富国把资源给贫穷国家，“因为，由于某种原因，贫穷国家的政治制度根本无法适应”。他宣称，真正的解决办法就是更多的自由贸易。 [48]

迈克尔斯当然知道自由贸易根本无法帮助那些整个国家正在消失的岛屿居民，就像他也毫无疑问地意识到，这个星球上大多数遭受炎热天气及干旱困扰的人也无法通过刷信用卡购买空调来解决他们的问题。在这一点上，极端意识形态与对气候变化的否认相互交叉，变得极为危险。问题不单在于那些“冷哥们”因为气候科学威胁颠覆他们基于其统治地位的世界观而否认气候科学，更在于他们基于统治地位的世界观提供了智识工具，让他们可以忽略大多数人的死活，并且显然，可以将其从全球变暖中获得的收益合理化。

这种根绝同情心的思维方式被文化理论家称为“等级主义的”和“个人主义的”。当务之急是认识到这种思维方式的危险性，因为气候变化将会对我们的道德品性产生前所未有的考验。在试图阻止环境保护署对碳排放进行监管时，美国商会于一份请愿书中辩称，如果真的发生全球变暖，“人类能通过一系列的行为、心理和技术方面的调节来适应日趋变暖的世界”。 [49]

而正是这些“调节”让我最为担忧。除非我们的文化从根本上改变其主导价值观，否则我们如何能诚实地认为我们能够“适应”因日益严重和频繁的自然灾害而无家可归的诸多失业者的存在？我们应该如何对待那些乘着漏水的船逃到我们国家的气候变化受害者？随着清洁水源及食物越来越稀有，我们又该如何应对？

我们都了解这一切的答案，因为它们正在发生。企业对于自然资源的渴求会变得越来越贪婪、越来越猛烈。非洲的可耕种土地仍然会被占领，持续为富裕国家提供食物及燃料，从而在世界上最受殖民压迫的土地上将近代殖民主义掠夺推上新的台阶〔正如记者克里斯汀·普兰蒂（Christian Parenti）在《混乱的热带》（Tropic of Chaos ）中记录的那样〕。当热浪与狂风荡平小农场和渔村时，它们的土地就会被大型开发商占有，建造巨型港口、豪华度假村以及工业化农场。曾经自给自足的农村居民会失去他们赖以生存的土地，并被迫搬到城市日趋拥挤的贫民窟中；而富人则会对穷人说，这是为了保护他们。干旱与饥饿会继续被当做借口来推广转基因种子，而这会让农民欠下更多的债务。 [50]

在较为富裕的国家中，我们会利用昂贵的防波堤及暴风屏障来保护我们的重要城市，而让穷人和土著居民居住的广大海岸地区在暴风雨及海平面上升之中自生自灭。在全球视野里，我们完全可能做同样的事情，利用高科技补救措施来降低全球温度，而这些措施给热带地区居民带来的风险比给北半球居民带来的风险高得多（后面会详述）。我们也不会意识到，对于那些由于我们自身作为（和不作为）而被迫离开故土的移民，我们有所亏欠。相反，我们政府会建立更多的高科技堡垒，采取更严苛的反移民法律，并打着“国家安全”旗号，干预水资源、石油及可耕土地引发的外国冲突，或自己引发冲突。总而言之，我们的文化会继续做现在正在进行的一切，而且会更加残暴更加野蛮，因为我们的制度就是为此建立的。

近几年间，许多大型跨国公司都开始公开表示气候变化可能如何影响他们的业务，保险公司也开始密切跟踪并讨论大型灾难日益升高的发生频率。例如，瑞士再保险公司的美国首席执行官坦承“气候变化让人辗转难眠”，而星巴克或Chipotle也就极端天气可能会影响主要原料的供应而发布警告。2014年6月，由亿万富翁、前纽约市市长迈克尔·布隆伯格（Michael Bloomberg）、前美国财政部长亨利·鲍尔森（Henry Paulson）和对冲基金创始人及环保慈善家汤姆·斯泰尔（Tom Steyer）领导的“高风险商务”项目警告说，仅海平面上升一项就会给美国经济每年带来数十亿美元的损失，而企业界必须认真考虑此类的气候成本。 [51]

此类发言常被视为对防范全球变暖所采取的强力行动的支持。然而它们并非如此。尽管一些公司愿意承认气候变化的可能影响，这也并不意味着他们会支持通过将变暖控制在2摄氏度之内来显著降低此类风险的积极措施。例如，在美国，保险游说集团是目前为止各企业集团之中对日益增高的气候影响最直言不讳的，最大的几家保险公司雇佣了庞大的气候科学家团队来帮助他们为将来的气候灾害做好准备。然而，该行业并没有做出很多努力来推动更为积极的气候政策；相反，很多公司和行业组织还为那些组织气候变化反对运动的智库提供大量资助。 [52]

一段时间以来，这种看起来自相矛盾的变化在哈兰学会的各个部门不断延展。哈兰学会，这个世界上首要的否认气候变化的研究所收容着一个名为“金融、保险及房地产中心”的组织。到2012年5月为止，这个中心几乎完全就是保险业的代言人，由保守派华盛顿圈内人伊莱·莱勒（Eli Lehrer）领导。与哈兰学会的同事不同的是，莱勒愿意实事求是地说话：“气候变化很显然是真的，并且很大程度上是由人类引起的。我真的不认为这两点还有什么需要讨论的。” [53]

所以即使当他的哈兰学会同事们正在组织一场国际会议，用以给民众造成严肃科学论辩的假象，莱勒负责的部门却在和保险游说集团合作，以求在充斥气候混乱的未来之中保护他们的底线。据莱勒尔所言，“整体来看”，他与他否认气候变化的同事们的“日常生活并没有巨大冲突”。 [54] 这是因为很多保险公司希望从哈兰学会的宣传中获得的并不是针对气候混乱的防范行动，而是无论气候怎样变化都能够保护甚至增加其利润的策略。这意味着推动政府退出补贴保险业务，让公司能够和其他“自由市场”举措一样，有更大的自由能提高保险费及免赔额，抛弃高风险地区的客户。

最终，在哈兰学会把相信气候变化的人们比作集体屠杀者之后，莱勒退出了学会。既然给哈兰学会提供资金的保险公司也相信气候变化的理论，那么这种表演也就完全站不住脚了。不过在一次访谈中，莱勒还是强调说，他们之间的分歧在于公共关系，而不是政策。“哈兰学会支持的公共政策基本上仍是我所赞同的那些。”他这样说道。 [55] 事实上他们双方的工作或多或少还是可以共存的。哈兰的否定一派对科学结论存疑至深，所有试图规管温室气体排放的严肃措施都遭到了他们的阻挠，而同时作为保险公司方面，又在致力于推动政策的制定，这些政策意在容许企业方保有他们的高额利润，完全无视排放带来的现实后果。

以上种种指明了对气候变化漫不经心的态度背后的思维——无论这种态度是表现为灾难否认主义还是灾难资本主义。这些人肆意从事高风险的赌博行为，是因为他们相信，他们和他们的财富将受到保护，免遭气候灾难的袭扰，至少在一代人左右的时间里如此。

从更大范围来看，许多区域气候模型都预言，富有的国家——其中大部分位于高纬度地区，也许可以从略微变暖的气候中获得一些经济利益，比如更长的生长季节，和穿过融化的北极圈冰层的更短的贸易线路。与此同时，这些地区的富人已经找到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周密的方式去保护他们自己免遭未来极端天气伤害。受到像超级飓风桑迪之类的事件鼓舞，新的豪华房地产开发项目正向未来的房主推销他们隆重推出的私人防灾基础设施。在一处新的曼哈顿高级公寓的案例中，这些设施可谓应有尽有，包含应急照明、以天然气驱动的水泵和发电机、约4.3米厚的防洪门，以及以“潜水艇风格”密封的防水间。正如哈尔斯泰德房地产公司的开发营销执行主管斯蒂芬·G. 克利格曼（Stephen G. Kliegerman）告诉《纽约时报》的那样：“我认为，买家将很乐意为免于自然灾害带来的可怕不便买单。” [56]

与此同时，许多大公司都有自己的备用发电机，以保证在大规模停电的时候公司仍有光亮（就像桑迪来袭的那段时间高盛投资公司做的那样，尽管他们的电力供应实际上并没有被切断）；他们也会用沙袋来加固房屋（高盛公司也提前这么做了）；此外，他们还有自己的气象学家组成的特别团队（如联邦快递公司）——当美国的保险公司的高端客户在加利福利亚州和科罗拉多州的豪宅面临森林大火威胁的时候，该公司甚至已经开始派遣私人消防队员为其服务。这是美国国际集团（AIG）首先提供的“礼宾”服务。 [57]

同时，公共部门继续瓦解。这在很大程度上要感谢那些在哈兰会议上辛勤工作的战士们。毕竟，这些人，都是狂热的政府破坏者，其意识形态已经侵蚀了公共领域的许多地方，包括防灾。这些声音一直乐于让联邦预算危机波及州政府和市政当局，而后两者进而又通过取消桥梁维修或者消防车更新来应对。这种他们不惜一切地想要保护而使之不受科学证据伤害的“自由”议题，正是导致各国社会将在灾难到来时明显准备不足的罪魁祸首之一。

长期以来，环保人士谈到气候变化都认为它是一个庞大的平衡器，将影响到每一个人，无论贫富。气候变化应该使我们走到一起。然而，所有的迹象都表明，它的效果恰恰相反——气候变化将我们进一步分化为穷人社会和富人社会。富人的财富给予他们在残暴天气面前重要的保护手段，这手段至少暂时有效，而其他人只能求助于日益虚弱的政府。

否认者更恶毒的一面

随着气候变化的影响变得不容忽视，气候变化否认计划的更残忍的一面——现在仍作为潜台词蛰伏着——将变得更加明朗。这个过程已经开始了。2011年8月底，正当全球大部分地区苦于创纪录的高温天气时，保守派博客作家吉姆·格拉提（Jim Geraghty）在《费城调查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他辩称气候变化“将在很多方面有助于美国经济，并且会加强而不是削弱美国的地缘政治力量”。他解释说，由于气候变化将让发展中国家遭受最多损失，“许多对美国具有潜在威胁的国家将发现它们自己处在更为悲惨的境地里”。而这，他强调，是一件好事：“气候变化不是我们的末日，它可能是确保第二个美国世纪延续的关键。”明白我的意思吗？因为那些恐吓美国的人不幸生活在贫穷而炎热的地方，气候变化会把他们烤熟，所以美国人将在全球变暖的火焰中如凤凰般涅槃。 [58] [59]

这种缺乏人性的发言只会越来越多。随着全球变暖，受到气候科学极大威胁的意识形态——就是那种告诉我们“每个人都为自己而活”，“那些受害者活该如此”，以及“我们可以主宰自然”的意识形态——将把我们带到真正的寒冷之地。在部分否认运动的表面掩饰之下，种族优越论正疯狂地卷土重来，它只会变得越来越冷酷。 [60] [61] 在被这种意识形态加剧和固化的严重不公平的世界上，这些理论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需品，用以将他们冷酷的内心合理化，无视贫穷国家里几乎无辜的气候变化受害者，无视“非裔美国人占主体的新奥尔良市是富国之中在气候变化面前最脆弱的城市”这一事实。

在2007年一份由战略中心与国际研究合作出版的关于气候变化对国家安全影响的报告中，前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R.詹姆斯·伍尔西（R. James Woolsey）预言，当地球变得更暖时，“利他主义和慷慨很可能会变得稀有”。 [62] 从亚利桑那到意大利，我们已经可以看出这种变化。气候变化已经开始改变我们，使我们越来越不敏感。每一次大规模的灾难引起的恐慌似乎变弱了，媒体也减少了对灾难的长时间跟踪报道。媒体评论员提出“同情心疲软”，就好像我们的同情，而不是化石燃料，才是有限的资源。

好像是为了证明这一点一样，在飓风桑迪蹂躏完纽约州和新泽西州的大部分地区后，科赫兄弟支持的组织——繁荣美国人协会（AFP）发起了一场运动，以阻止联邦政府针对这些受灾州府的一揽子援助计划。“我们得振作起来，负起责任，自己照顾自己。”协会新泽西州分会总监史蒂夫·隆根（Steve Lonegan）说道。 [63]

然后是英国的《每日邮报》。在2014年不同寻常的冬季洪水期间，这份小报在头版头条呼吁读者签署一份请愿书，要求英国政府“将每年用于海外救助的110亿英镑中的一部分用于抚慰本国的洪水受害者”。 [64] 短短几天之内，超过20万民众签署请愿书，要求削减海外救助，并将这笔资金用于当地的救灾。当然，英国——这个曾发明了燃煤蒸汽机的国家——进行工业级碳排放的时间比地球上任何一个国家都更长，因此英国负有尤其重大的责任去增加外国援助，而不是收回。但是呢，别去管它。让穷人滚蛋吧，让他们忍气吞声。毕竟每个人生来只是为了自己。

这些价值观已然统治了我们的现在，除非从根本上改变我们的发展方向，否则它们将变本加厉地统治我们的黯淡未来。

姑息保守派

一些气候活动家试图动摇那些否认者，让其远离原本的坚定立场。这些活动家们称，推迟气候行动只会让对政府干预的需要变得更加极端。举例而言，广受欢迎的气候博客作家乔·罗姆（Joe Romm）写道：“如果你们讨厌政府入侵我们的生活，那最好停止灾难性的全球变暖。因为没有任何东西比资源稀缺和匮乏更能驱使一个国家走向激进政权……只有保守派所抵制的那种强大政府，才能迁移数以百万计的公民，修建大规模防洪堤，定量配给水和可耕种土地这类至关重要的资源，雷厉风行地强制减少某些能源的使用——如果我们不立刻行动，所有这些都将无可避免。” [65]

的确，灾难性的气候变化将极大抬高政府的作用，以至于无论左翼还是右翼的有识之士都会感到不安。恐惧一些人口中所谓的“绿色法西斯主义”也是合理的。所谓“绿色法西斯主义”是指威权主义势力以严峻的环境威胁为借口，以恢复某种气候秩序的名义掌控大权。但是同样，如果没有右翼意识形态信徒无法接受的那种政府干预水平，我们就无法有效快速地削减排放，避免大灾变的发生。

情况并非总是如此。如果，包括美国在内的各国政府在第一次确立科学性共识时就开始削减排放量，对于主流经济模式来说，那些避免灾难性变暖的措施也就不会如此令人不悦了。例如，第一次为减排设定具体目标的重大国际会议是于1988年在加拿大多伦多举行的“关于变化中的大气层的世界会议”，来自46个国家的300多位科学家和政府决策者出席。此次会议是一个突破，它为里约全球峰会奠定了基础。它建议各国政府，到2005年时，将碳排放量削减到1988年的20%。“如果我们接受这项挑战，”一位出席的科学家评论说，“我们大概可以大幅降低气候变化的速率，争取到培养新机制的时间，使社会成本和生态系统的损失最小化。或者，我们就闭上眼睛，在心里祈祷最好的情况出现，然后等账单到来时支付全部成本。” [66]

如果我们当时听取了这一建议，并在1992年签署完联合国里约气候公约之后立刻开始认真尝试实现这一目标，那么，到2005年，世界只需每年减少2%左右的碳排放量。 [67] 按照这样的速度，发达国家本可以更轻松地开始推出技术取代化石燃料，在减少本国碳排放量的同时，在世界各地协助推动雄心勃勃的绿色转型。由于时间尚在全球化运动主宰世界之前，它还可以为中国和印度等快速增长的经济体创造机会，以低碳的途径消除贫困。（这正是里约会议所支持的“可持续发展”的内涵之意。）事实上，这样的愿景本可以与全球贸易架构相结合，这种新的架构本可以在1990年代中前期逐步兴起。如果能够坚持以这样的步调减少排放量（甚至再稍微慢一点），我们本可以步入正轨，走向在本世纪中叶就能实现的彻底无碳的全球经济。 [68]

但是，我们什么也没有做。正如知名气候学家、宾夕法尼亚州州立大学地球系统科学中心主任迈克尔·曼恩（Michael Mann）所说：“在向大气中排放碳的问题上，拖延的代价是巨大的。”我们等待越久，积累的就越多，为避免灾难性变暖的风险要做出的改变就越剧烈。丁铎尔气候变化研究中心的副主任凯文·安德森进一步做出解释：“或许，在1992年全球峰会的时候，或者甚至在2000年世纪之交时，在现行政治经济制度之内，通过渐进的发展变化，本可以实现2℃的变化目标。但气候变化是一个不断积累的问题！‘渐进改变’的机会是由我们早些时候（更多的）的2℃的碳预算所提供的。如今，2013年，身处高排放量（后）工业化的国家的我们面临一个迥然不同的前景。我们正在进行的集体碳挥霍行为已然浪费了‘渐进改变’的机会。如今，经过二十年的虚张声势和谎言之后，剩余的2℃预算要求对现行政治和经济制度实施革命性的变革。” [69]

简单地说，二十多年以来，我们一直在拖延，同时将这条拖延之路从喷涌着碳的双车道高速公路，扩展成了六车道的超级高速公路。在很大程度上，这一壮举的完成要归功于激进的愿景，这种愿景呼吁在自由市场原教旨主义之上创造一个单一的全球经济。这种自由市场原教旨主义，恰恰就是站在气候变化否认运动前列的右翼智库所哺育的。颇具讽刺意味的是，他们实现了自己的胜利，推动了市场体系的革命性改革，而这正是避免气候混乱最大的希望。

一些人正提出一个不同以往的策略，以此使右翼分子能回归到气候信徒之间。他们并不试图用“倘若我们拖延得更久，就会产生信奉市场干预的政府”来吓唬右翼。相反，这个阵营认为，我们需要一些不那么冒犯保守派价值观的减少排放的方法。

耶鲁大学的丹·卡汉指出，那些在调查中显示为“等级主义者”和“个人主义者”会对任何提及监管的言辞感到不满，他们倾向于喜欢那些不挑战其“人类可以主宰自然”的信念的宏大的、集中式的技术。在一个研究中，卡汉和他的同事先给参与者观看了一些虚构的新闻报道，然后调查他们对气候变化的观点。有的参与者看到的是关于如何通过“反污染”措施来解决全球变暖的报道，有的看到的则是坚持核能作为解决之道的报道，还有的什么都没看。在所有的报道中，关于全球变暖的科学事实都是一致的。研究人员发现阅读了核能解决方案报道的坚定保守派更能接受证明“人类正在改变气候”的科学事实。然而，阅读关于与污染作斗争的报道的人“甚至比未观看新闻报道的对照组中的等级主义者和个人主义者更怀疑这些事实”。 [70]

搞清楚其中的缘由并不难。核能是一种基于开采的、以企业形式运营的、与军工复合体有着深远联系的重工业技术。正如知名精神病学家兼作家罗伯特·杰伊·利夫顿（Robert Jay Lifton）所言，没有任何其他技术能比劈开原子的能力更好地支持“人类已驯服自然”这一想法。 [71]

基于这一研究，卡汉和其他一些人认为，环保人士应通过激起国防安全担忧以及强调诸如核能和“地球工程”等对策来推销气候行动。所谓地球工程，是指一种全球规模的技术干预，用以逆转迅速变暖，包括遮挡一部分太阳光，“富化”海洋从而使其能困住更多的碳。这些方案未经测试，而且风险极高。卡汉推断，既然气候变化被右翼势力看作是通往恐怖的反行业政策的大门，那么解决方案就是“去除其中带有威胁性的东西”。与此相类，伊琳娜·费吉纳（Irina Feygina）和约翰·T. 约斯特（John T. Jost）在纽约大学做了类似实验，建议政策制定者将环境措施包装成保护“我们生活方式”的主题以及一种爱国形式。他们启示性地将其命名为“系统认可的改变”。 [72]

这种建议拥有巨大的影响力。例如，一家长于以缺乏“现代性”来攻击草根环境保护主义的智库——突破研究所（Breakthrough Institute），就一直在探索这条自成一派的“中间道路”。它将核能发电、水力压裂开采的天然气和转基因作物力推为气候解决方案，而同时却在攻击可再生能源项目。我们随后将会看到，很多环保人士甚至开始对地球工程逐渐产生兴趣。 [73] 此外，以“跨过走廊去接触” [74] 的名义，绿色团体不断“重新构造”气候活动，使得气候活动基本上可以被视为“保护地球生命、防止灾难性变暖”之外的任何东西。也就是说，气候活动与所有保守党派理应更为关心的事物有关，这包括切断阿拉伯国家的收入和巩固美国对中国的经济统治地位等等。

这个策略的第一个问题是它完全无效：前述的这些观点是五年来美国大多数绿色团体所提出的核心信息。〔“忘掉气候变化吧，”明尼苏达大学环境研究所主任乔纳森·福利（Jonathan Foley）劝告说，“你爱美国吗？”〕 [75] 正如我们所见，保守派对气候活动的反对在这一时期反而变得更加强硬。

该策略更令人担忧的一个问题是，它不但没有挑战那些促动了灾难否认主义和灾难资本主义的扭曲的价值观，相反，它积极地强化这些价值观。核能和地球工程并非生态危机的解决之道，相反，它们是对让我们陷入这场危局的肆无忌惮的短浅思想的一种加倍下注。就像我们将温室气体排放到大气中，还心想明天将永远不会到来一样，这些风险极高的技术将会带来更为危险的废料，而且同样缺乏明确的退出策略（这一点我将在下文中深入论述）。同样的，超爱国主义积极阻碍着任何全球气候协议的提出，因为它加剧了国家之间的对抗，而不是鼓励它们合作。至于将气候活动定位为保护美国极端消费主义“生活方式”的一种途径，这个方法不是虚伪就是妄想，因为我们无法保护基于无限增长预期的生活方式，更不要提将所有货物出口至全球每一个角落所产生的生活方式。

世界观之战

我非常清晰地意识到，所述的这一切提出了一个问题，即我是否和那些否认者在做同样的事情——只因其威胁了我的意识形态的世界观，就拒绝可能的解决方案？正如我先前概括的，长久以来我一直因全球变暖的科学而担忧——但我却被迫与这些科学有了更为深入的接触，这有一部分是因为我意识到它可以成为我一直相信的各类社会和经济公正的催化剂。

但还有一些重要差异需要说明。首先，我没有要求任何人去相信我对于这些科学的看法；我认为我们应当相信97%的气候科学家和他们的无数经过同行审阅的论文，相信世界上每一个国家科学院的话，更不用说像世界银行和国际能源署这样的知名机构。他们都在告诉我们，我们正在走向灾难级别的变暖。另外，我也并没有说我所支持的对气候变化平等公正的回应是科学的必然结论。

我所要说的是，这种科学迫使我们选择应对的方法。如果继续我们现有的道路，我们得到的气候变化应对方案将会是大公司、大军队和大工程项目——一个由极少数大企业赢家和无数被拒之门外的输家组成的世界。这就像我们在几乎每一部有关反乌托邦未来的幻想作品中看到的那样，比如《疯狂麦克斯》《人类之子》《饥饿游戏》和《极乐空间》。或者，我们可以选择听从气候变化全球叫醒服务，改弦更张，避开排放悬崖，也避开让我们冲向这一绝境的逻辑。因为那些“温和派”一直试图将气候活动重构得更合乎某些人的胃口，这样的做法实际上就是在问：我们如何创造改变，以便让那些对危机负有责任的人不会感觉到被这些解决方案所威胁？如何向一群惊慌的狂妄自大的精英保证他们仍然是宇宙的主人，尽管已经有压倒性的证据表示并非如此？

答案是我们不需要这样做。你只需要确保有足够多的人站在你这边去改变力量均衡，承担责任。你要知道，真正的民粹运动总是同时从左翼和右翼之中汲取力量。不要委屈自己，不要尝试取悦一种致命的世界观，要开始有意地强化那些已经得到自然规律支持而非驳斥的价值观（本书中引用的文化认知学派将之描述为“平等主义”和“社群主义”）。

毕竟，文化是可变的。它之前已多次改变，也可以再次改变。哈兰会议的代表们深谙此理，这也就是为什么他们如此坚决地打压堆积成山的证据，这些证据证明他们的世界观是对地球生命的威胁。基于同样的证据，我们其余人的任务就是去相信，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观可以拯救我们。

哈兰会议成员明白文化可以飞快地改变，因为他们参与过一次改变文化的运动。“经济学就是方法，”玛格丽特·撒切尔说，“目标是改变人心和灵魂。”这个任务基本上业已完成。援引一个例子，1966年，针对美国大学大一学生的一项调查发现，仅有44%的大一学生认为赚钱是“非常重要”或者“必不可少的”，但到2013年，这一数据飙升至82%。 [76]

一个生动的案例是，早在1998年，美国地球物理联合会（AGU）召集了一系列座谈小组，旨在考察他们对于全球变暖的态度。他们发现“座谈小组的受访者都相信环境问题（例如污染和有毒废物）的根本原因是肆意蔓延的自私和贪婪的风气。他们认为这种道德恶化是不可逆的，并因此感到环境问题无法解决”。 [77]

此外，越来越多的心理学及社会学研究表明，美国地球物理联合会的调查对象所言完全正确：一些价值观与占主导地位的资本主义息息相关，而这些价值观的统治地位与反环保观念、行为的出现，存在直接而深刻的联系。大量的研究结果表明，拥有保守的或等级主义的观点并有支持产业界的倾向，极有可能会使一个人否认气候变化。更多的研究将物质享乐主义价值观（甚至是自由市场意识形态）与忽视气候变化及其他环境风险的行为联系起来。在伊利诺伊州的诺克斯学院，心理学家蒂姆·卡瑟尔（Tim Kasser）就活跃在该领域的前沿。2009年，卡瑟尔与英国环保策略家汤姆·克朗普顿（Tom Crompton）在其著作《应对环境挑战：人类身份的作用》（Meeting Environmental Challenges: The Role of Human Identity ）中写道：“当人们将成就、金钱、权利、地位和形象等等价值观和目标置于首要地位时，他们对环境就更倾向于持负面态度，也就更不可能采取积极的环保行为，并且会以不可持续的方式消耗自然资源。” [78]

换言之，正是在我们这个企业时代获得胜利的文化让我们与自然世界对立起来，这必然是一条令人绝望的道路。但是如果社会运动的存在真有什么原因的话，那绝不是认定这些高居统治地位的价值观是牢不可破的，而是为我们的生活提供其他的方式，是去发动并赢得一场文化世界观的战斗。这意味着规划一个对于世界的愿景，并与哈兰会议及我们文化在其他许多方面令人悲伤地展示出的那种世界观展开直接竞争。这个新世界观会与地球上大部分人产生共鸣，因为它是真实的。它意味着，我们并不独立于自然，而是它的一部分。它意味着，为更广泛的利益而采取的共同行动并不应该被怀疑。它意味着，这些基于相互帮助的共同项目创造了人类那些最伟大的成就。它意味着，人类的贪欲必须被规则和榜样所管教和驯服。它意味着，巨大的贫富差异是不合情理的。

这也意味着要保护我们社会中那些已经表现出这些不同于资本主义的价值观的部分，不论那是处境艰难的图书馆、公立公园，还是要求大学教育免学费的学生运动，还是为尊严和更多的开放国界而战的移民权利运动。最重要的是，这意味着不断将这些似乎完全不同的斗争联系起来——比如宣称，那种会在提高富人税率之前削减养老金、食品劵及医疗开支的逻辑，也同样会在我们过渡到可再生能源之前炸毁地球的岩床并榨干最后一方天然气和最后一滴石油。

很多人都在尝试着建立这样的联系，并通过各种方式将这些另类价值观表达出来。但是应对气候危机的强健运动出现得还不够快。为什么？为什么我们作为一个物种还不站起来面对这个历史性时刻？为什么到现在我们还是任由毫无作为的十年从指缝间溜走？

右翼信徒们否认气候变化的行为是符合理性的，因为对他们而言，承认气候变化会引发知识领域的灾难性变化。但是对于那许多排斥这种意识形态的人来说，是什么阻止了他们要求采取那些哈兰学会成员所惧怕的强力措施？世界各地的自由主义和左翼政党为什么不呼吁终止极端的能源开采？为什么不要求全面过渡到基于再生和更新的经济形式？为什么气候变化没能进入进步议题的核心，成为要求建立一个全新的、强健的共同体的紧迫基准，反而经常成为被遗忘的脚注？为什么开明的媒体依然将冰盖融化的新闻放在“绿色”新闻部分，紧挨着网络上疯传的关于建立离奇友情的可爱动物的短片？为什么我们当中有那么多人没有为避免灾难性的升温采取必要的行动？

简短的回答是，气候变化否认者们赢了，至少他们赢了第一回合。他们的胜利并不在于气候科学方面——他们在这一领域的影响已逐渐衰微。气候变化否认者及其开展的意识形态运动所赢得的，是决定统治我们社会的价值观的战斗。他们认为人应该由贪欲引导，或者套用已故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的话来说，我们“主要的错误”是“相信有可能用其他人的钱做善事”。这种观念在过去的四十年间剧烈地改造了我们的世界，几乎将任何与之对抗的力量屠灭殆尽。 [79] 世界银行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放了许多急需的贷款，而这些贷款背后附加的严厉政策条件将极端的自由市场意识形态嵌入到各个国家。它生成了出口导向型发展模式，在发展中国家开辟出星星点点的自由贸易区。这种意识形态被写进了无数的贸易协定之中。不是每个人都相信这些论调，绝不是。但是太多人沉默地接受了撒切尔的格言：我们别无选择。

与此同时，诋毁共同行动和崇尚牟利动机的观点几乎已经渗透到地球上的每个政府、每家媒体组织、每所大学和我们的灵魂之中。正如美国地球物理联合会的调查结果显示的那样，在我们身体的某个地方寄宿着对于他们核心谎言的信任——即我们是自私、贪婪、自我满足的机器。如果我们真是如此，那么我们还有什么希望能采取自我拯救所必需的宏大、艰辛的共同努力呢？这毫无疑问正是新自由主义危害最为严重的遗毒：其黯淡愿景的实现已将我们彼此隔离，这让我们相信自己并不只是缺乏自我保护能力，而是从根本上讲，我们就不值得拯救。

但是另一方面，许多人都知道面前的镜子是扭曲的，知道我们事实上是矛盾的综合体。我们渴望自我满足，但心底仍存有深切的悲悯；我们贪婪，但同时也有同情心及团结心。正如丽贝卡·索尼特（Rebecca Solnit）在其2009年的著作《起于地狱的天堂》（A Paradise Built in Hell ）中形象地记录的那样，每当人道主义危机发生，这些被我们忽略的价值观就会占据主动。无论是大型地震或海啸过后国际社会难以置信的慷慨解囊，还是纽约人在“9·11”袭击发生后自发聚集在一起并相互安慰，都是这一规律的体现。正如哈兰学会成员所惧怕的，气候改变导致的生存危机具有如此强大的力量，它能够解放那些在全球范围内持续被压制的价值观，能够为我们提供一个从他们所构建的已然松动开裂的意识形态高墙之中大规模越狱的机会。 [80]

但在这一切实现之前，我们需要更仔细地观察，市场原教旨主义的遗产及其所基于的更深层次的文化理论如何仍在各个前线上阻挡挽救万千生命的重要气候行动。环保运动的信条是，气候无关左右，只有“对错”，这个观点并没有帮我们取得任何成绩。传统的政治左翼并不握有解决气候危机的完整答案。但是，毫无疑问，当代政治右翼及其代表的大获全胜的意识形态更是人类进步的强悍障碍。

在接下来的四章中我们会看到，人类没能站起来应对气候危机的真正原因，是因为所需的行动会直接挑战我们占据统治地位的经济模式（不受监管的资本主义加上公共领域的开支紧缩），挑战奠定西方文化基础的故事（即我们与自然是分离的，我们能用智慧战胜自然的限制），以及许多构建了我们的身份、定义了我们的社会的活动（如购物，虚无地生存，再购物）。它也会造成世界上有史以来最富有、最强大的产业——石油和天然气行业——的灭亡。如果人类想要避免自身的灭亡，这一行业就不能以任何类似于目前的形式存活。简而言之，我们至今尚未应对气候危机，是因为无论是政治上、物质上还是文化上，我们都已经被禁锢起来。只有找到这些禁锢的锁链，才有机会冲破藩篱。

[1] Mario Malina et al., “What We Know: The Reality, Risks and Response to Climate Change,” AAAS Climate Science Panel, 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Science, 2014, p. 3.

[2] Thomas J. Donohue, “Managing a Changing Climate: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for the Buckeye State, Remarks,” 演讲, Columbus, Ohio, May 1, 2008.

[3] Session 4: Public Policy Realities （video）, 6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limate Change, The Heartland Institute, June 30, 2011.

[4] Session 4: Public Policy Realities （video）, 6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limate Change, The Heartland Institute, June 30, 2011.

[5] 美国知名电视主持人，一头白发。——译者注

[6] 一般指穿着轻浮，喜好饮酒作乐的大学生。——译者注

[7] “Va. Taxpayers Request Records from University of Virginia on Climate Scientist Michael Mann,” American Tradition Institute, press release, January 6, 2011; Christopher Horner, “ATI Environmental Law Center Appeals NASA Denial of Request for Dr. James Hansen’s Ethics Disclosure,” American Tradition Institute, press release, March 16, 2011; Session 4: Public Policy Realities （video）, The Heartland Institute.

[8] 奥巴马为美国，“Barack Obama’s Plan to Make America a Global Energy Leader,” October 2007; 与Patrick Michaels的个人访谈, July 1, 2011; Session 5: Sharpening the Scientific Debate （video）, The Heartland Institute; 与Marc Morano的个人访谈, July 1, 2011。

[9] Larry Bell, Climate of Corruption: Politics and Power Behind the Global Warming Hoax （Austin: Greenleaf, 2011）, xi.

[10] Peter T. Doran and Maggie Kendall Zimmerman, “Examining the Scientific Consensus on Climate Change,” Eos 90, （2009）: 22-23; William R. L. Anderegg et al., “Expert Credibility in Climate Change,”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 107 （2010）: 12107-12109.

[11] Keynote Address （video）, The Heartland Institute, July 1, 2011; Bob Carter, “There IS a Problem with Global Warming ... I t Stopped in 1998,” Daily Telegraph , April 9, 2006; Willie Soon and David R. Legates, “Avoiding Carbon Myopia: Three Considerations for Policy Makers Concerning Manmade Carbon Dioxide,” Ecology Law Currents 37 （2010）: 3; Willie Soon, “It’s the Sun, Stupid!” The Heartland Institute, March 1, 2009, http://heartland.org; Keynote Address （video）, The Heartland Institute, June 30, 2011.

[12] 与Joseph Bast的个人访谈, June 30, 2011。

[13] 在会后的数年中，新闻覆盖反弹回2012年的29条和2013年的30条。Douglas Fischer, “Climate Coverage Down Again in 2011,” The Daily Climate , January 3, 2012; Douglas Fischer, “Climate Coverage Soars in 2013, Spurred by Energy, Weather,” The Daily Climate , January 2, 2014.

[14] Joseph Bast, “Why Won’t Al Gore Debate?” The Heartland Institute, press release, June 27, 2007; Will Lester, “Vietnam Veterans to Air Anti-Kerry Ads in W. Va.,” Associated Press, August 4, 2004; Leslie Kaufman, “Dissenter on Warming Expands His Campaign,” New York Times , April 9, 2009; John H. Richardson, “This Man Wants to Convince You Global Warming Is a Hoax,” Esquire , March 30, 2010; Session 4: Public Policy Realities （video）, The Heartland Institute.

[15] “Big Drop in Those Who Believe That Global Warming Is Coming,” Harris Interactive, press release, December 2, 2009; “Most Americans Think Devastating Natural Disasters Are Increasing,” Harris Interactive, press release, July 7, 2011; 与Scott Keeter的个人访谈，September 12, 2011.

[16] Lydia Saad, “A Steady 57% in U.S. Blame Humans for Global Warming,” Gallup Politics, March 18, 2014; “October 2013 Political Survey: Final Topline,” Pew Research Center for the People ＆ the Press, October 9–13, 2013, p. 1;与Riley Dunlap的个人电子邮件交流，March 29, 2014.

[17] 民主党和自由党：Aaron M. McCright and Riley E. Dunlap, “The Politicization of Climate Change and Polarization in the American Public’s Views of Global Warming 2001– 2010,” The Sociological Quarterly 52 （2011）: 188, 193; Saad, “A Steady 57% in U.S. Blame Humans for Global Warming”; 共和党：Anthony Leiserowitz et al., “Politics and Global Warming: Democrats, Republicans, Independents, and the Tea Party,” Yale Project on Climate Change Communication and George Mason University Center for Climate Change Communication, 2011, pp. 3–4;二十个百分点 Lawrence C. Hamilton, “Climate Change: Partisanship, Understanding, and Public Opinion,” Carsey Institute, Spring 2011, p. 4; 2013年10月民意测验: “Focus Canada 2013: Canadian Public Opinion About Climate Change,” The Environics Institute, November 18, 2013, http://www.environicsinstitute.org;澳大利亚、英国和西欧: Bruce Tranter, “Political Divisions over Climate Change and Environmental Issues in Australia,” Environmental Politics 20 （2011）: 78-96; Ben Clements, “Exploring public opinion on the issue of climate change in Britain,” British Politics 7 （2012）: 183-202; Aaron M. McCright, Riley E. Dunlap, and Sandra T. Marquart-Pyatt, “Climate Change and Political Ideology in the European Union,” Michigan State University, working paper, 2014.

[18] 关于右翼对科学的否认，一个全面易解的研究综述参见Chris Mooney, The Republican Brain: The Science of Why They Deny Science—and Reality （Hoboken, NJ: John Wiley ＆ Sons, 2012）. 文化世界观: Dan M. Kahan et al., “The Second National Risk and Culture Study: Making Sense of—and Making Progress in—the American Culture War of Fact,” The Cultural Cognition Project at Yale Law School, September 27, 2007, p. 4, 可于 http://www.culturalcognition.net 获得。

[19] Dan Kahan, “Cultural Cognition as a Conception of the Cultural Theory of Risk,” 出自 Handbook of Risk Theory: Epistemology, Decision Theory, Ethics, and Social Implications of Risk , ed. Sabine Roeser et al. （London: Springer, 2012）, 731.

[20] Kahan et al., “The Second National Risk and Culture Study,” p. 4.

[21] Dan Kahan, “Fixing the Communications Failure,” Nature 463 （2010）: 296; Dan Kahan et al., “Book Review—Fear of Democracy: A Cultural Evaluation of Sunstein on Risk,” Harvard Law Review 119 （2006）: 1083.

[22] Kahan, “Fixing the Communications Failure,” 296.

[23] Rebecca Rifkin, “Climate Change Not a Top Worry in U.S.,” Gallup, March 12, 2014; “Deficit Reduction Declines as Policy Priority,” Pew Research Center for the People ＆ the Press, January 27, 2014; “Thirteen Years of the Public’s Top Priorities,” Pew Research Center for the People ＆ the Press, January 27, 2014, http://www.people-press.org.

[24] Heather Gass, “EBTP at the One Bay Area Agenda 21 Meeting,” East Bay Tea Party, May 7, 2011, http://www.theeastbayteaparty.com.

[25] 关于否认气候变化中保守运动的作用，更多内容参见：Riley E. Dunlap and Aaron M. McCright, “Organized Climate Change Denial,” in The Oxford Handbook of Climate Change and Society , ed. John S. Dryzek, Richard B. Norgaard, and David Schlosberg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144–160; and Aaron M. McCright and Riley E. Dunlap, “Anti-Reflexivity: The American Conservative Movement’s Success in Undermining Climate Science and Policy,” Theory, Culture, and Society 27 （2010）: 100–133. 对否认气候变化的书籍的研究: Riley E. Dunlap and Peter J. Jacques, “Climate Change Denial Books and Conservative Think Tanks: Exploring the Connection,” American Behavioral Scientist 57 （2013）: 705–706.

[26] 这里是引述弗朗西斯·福山的“历史终结论”。——译者注

[27] 这三者均为美国知名的保守派智库。——译者注

[28] 此处是作者讽刺美国保守主义者的“贪婪是好的”的言辞。——译者注

[29] Bast访谈, June 30, 2011.

[30] Robert Manne, “How Can Climate Change Denialism Be Explained?” The Monthly , December 8, 2011.

[31] 戈尔是美国气候变化的主要支持者，但被曝出丑闻说他的住宅拥有20个房间和8个浴室，还装有一排煤气灯。一年电力消耗大约为19.1万度。——译者注

[32] 指知名气候学者詹姆斯·汉森在公职之外收取违法收入的传闻。——译者注

[33] 戈尔 : “Al Gore Increases His Carbon Footprint, Buys House in Ritzy Santa Barbara Neighborhood,” Hate the Media! May 2, 2010; 汉森: William Lajeunesse, “NASA Scientist Accused of Using Celeb Status Among Environmental Groups to Enrich Himself,” Fox News, June 22, 2011; Christopher Horner, “A Brief Summary of James E. Hansen’s NASA Ethics File,” American Tradition Institute, November 18, 2011;证明：David Adam, “ ‘Climategate’ Review Clears Scientists of Dishonesty over Data,” Guardian , July 7, 2010; 火上浇油：James Delingpole, “Climategate: The Final Nail in the Coffin of ‘Anthropogenic Global Warming’?” Daily Telegraph , November 20, 2009; James Delingpole, “Climategate: FOIA—The Man Who Saved the World,” Daily Telegraph , March 13, 2013; 广告牌宣传活动：Wendy Koch, “Climate Wars Heat Up with Pulled Unabomber Billboards,” USA Today , May 4, 2012.

[34] 与James Delingpole的个人访谈，July 1, 2011; Bast interview, June 30, 2011.

[35] Bast访谈, July 1, 2011.

[36] “The Rt Hon. Lord Lawson of Blaby,” Celebrity Speakers, http://www.speakers.co.uk; Nigel Lawson, The View from No. 11: Britain’s Longest-Serving Cabinet Member Recalls the Triumphs and Disappointments of the Thatcher Era （New York: Doubleday, 1993）, 152–62, 237–40; Tim Rayment and David Smith, “Should High Earners Pay Less Tax,” The Times （London）, September 11, 2011; Nigel Lawson, An Appeal to Reason: A Cool Look at Global Warming （New York: Duckworth Overlook, 2008）, 101.

[37] Naomi Oreskes and Erik M. Conway, Merchants of Doubt （New York: Bloomsbury, 2010）, 5,25–26, 82, 135,164; Vaclav Klaus, “The Climate Change Doctrine Is Part of Environmentalism, Not of Science,” Inaugural Annual GWPF Lecture , October 19, 2010, http://www.thegwpf.org.

[38] Robert J. Brulle, “Institutionalizing Delay: Foundation Funding and the Creation of U.S. Climate Change Counter-Movement Organizations,” Climatic Change 122 （2014）: 681.

[39] “世界观”是否真的与政治意识形态区别开来，并拥有独特的解释力量，这一点依然存疑。此外，社会科学家已经批评了文化认知理论，因为它忽视了气候变化否认运动的结构化推动者。关于这一运动的社会、政治和经济动力学，相关学术专著主要参见Dunlap and McCright, “Organized Climate Change Denial,” and McCright and Dunlap, “Anti-Reflexivity.” 关于Heartland Institute的资金：根据Greenpeace USA的 ExxonSecrets 项目，这个组织“自1998年来从ExxonMobil得到了$676,500”；根据Heartland自己的说法，1992和1993年，它总共从Sarah Scaife Foundation获得$100,000，1994年从Charles G. Koch Charitable Foundation获得$50,000；根据American Bridge 21st Century Foundation维护的Conservative Transparency 数据库，Heartland在1986-1989及2011年还从Charles G. Koch Charitable Foundation 得到了$42,578，1988-1991及1995年还从Sarah Scaife Foundation获得$225,000，1992-1999年间从Claude R. Lambe Charitable Foundation （与Koch家族相关）总共获得$40,000，1986年从Carthage Foundation （Scaife下属基金会）共获得$10,000。参见：“Factsheet: Heartland Institute,” ExxonSecrets.org, Greenpeace USA, http://www.exxonsecrets.org; Joseph L. Bast, “A Heartland Letter to People for the American Way,” The Heartland Institute, August 20, 1996, http://heartland.org; “Heartland Institute,” Conservative Transparency, Bridge Project, American Bridge 21st Century Foundation, http://conservativetransparency.org. “我们的观点的价值”：“Reply to Our Critics,” The Heartland Institute, http://heartland.org/reply-to-critics; 泄露的文件: “2012 Fundraising Plan,” The Heartland Institute, January 15, 2012, pp. 20–21.

[40] “Money Troubles: How to Kick-Start the Economy,” Fareed Zakaria GPS , CNN, August 15, 2010; “Factsheet: Cato Institute,” ExxonSecrets.org, Greenpeace USA, http://www.exxonsecrets.org; “Koch Industries Climate Denial Front Group: Cato Institute,” Greenpeace USA, http://www.greenpeace.org; “Case Study: Dr. Willie Soon, a Career Fueled by Big Oil and Coal,” Greenpeace USA, June 28, 2011, http://www.greenpeace.org.

[41] “Factsheet: Committee for a Constructive Tomorrow,” ExxonSecrets.org, Greenpeace USA, http://www.exxonsecrets.org; Suzanne Goldenberg, “Secret Funding Helped Build Vast Network of Climate Denial Thinktanks,” Guardian, February 14, 2013.

[42] Lawrence C. Hamilton, “Climate Change: Partisanship, Understanding, and Public Opinion,” Carsey Institute, Spring 2011, p. 4; “Vast Majority Agree Climate Is Changing,” Forum Research, July 24, 2013, p. 1, http://www.forumresearch.com.

[43] Doran and Zimmerman, “Examining the Scientific Consensus on Climate Change,” 23; Upton Sinclair, I, Candidate for Governor: And How I Got Licked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4）, 109.

[44] 与Aaron McCright的个人电子邮件交流，September 30, 2011; Aaron McCright and Riley Dunlap, “Cool Dudes: The Denial of Climate Change Among Conservative White Males in the United States,” Global Environmental Change 21 （2011）: 1167, 1171.

[45] Session 5: Sharpening the Scientific Debate （video）, The Heartland Institute; Chris Hooks, “State Climatologist: Drought Officially Worst on Record,” Texas Tribune , April 4, 2011; Keynote Address （video）, The Heartland Institute, July 1, 2011; “France Heat Wave Death Toll Set at 14,802,” Associated Press, September 25, 2003; Keynote Address （video）, The Heartland Institute, June 30, 2011.

[46] 这些信心的大部分都是基于幻想。尽管超级富豪们暂时有能力购买保护措施，但是在大型自然灾害的袭击下，即使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也会土崩瓦解（正如卡特琳娜飓风所显示的）。而且无论如何富有或管理良好，没有哪个社会能真正适应连绵不断的迅猛的大型自然灾害。

[47] “World Bank Boosts Aid for Horn of Africa Famine,” Agence France-Presse, September 24, 2011; “Mankind Always Adapts to Climate, Rep. Barton Says,” Republicans on the House and Energy Commerce Committee, press release, March 25, 2009, http://republicans.energycom merce.house.gov.

[48] “Turn Down the Heat: Why a 4℃ Warmer World Must Be Avoided,”Potsdam Institute for Climate Impact Research and Climate Analytics, World Bank, November 2012, p. ix; 与Patrick Michaels的个人访谈, July 1, 2011.

[49] “Petition of the Chamber of Commerce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for EPA to Conduct Its Endangerment Finding Proceeding on the Record Using Administrative Procedure Act §§ 556 and 557,” Attachment 1, “Detailed Review of the Health and Welfare Science Evidence and IQA Petition for Correction,” U.S. Chamber of Commerce, 2009, p. 4.

[50] Christian Parenti, Tropic of Chaos: Climate Change and the New Geography of Violence （New York: Nation Books, 2011）.

[51] Bryan Walsh, “The Costs of Climate Change and Extreme Weather Are Passing the High-Water Mark,” Time , July 17, 2013; Suzanne Goldenberg, “Starbucks Concerned World Coffee Supply Is Threatened by Climate Change,” Guardian , October 13, 2011; Emily Atkin, “Chipotle Warns It Might Stop Serving Guacamole If Climate Change Gets Worse,” Climate Progress, March 4, 2014; Robert Kopp et al., “American Climate Prospectus: Economic Risks in the United States,”由Rhodium Group为Risky Business Project起草，June 2014.

[52] “Insurer Climate Risk Disclosure Survey,” Ceres , March 2013, p. 53, http://www.ceres.org; Eduardo Porter, “For Insurers, No Doubts on Climate Change,” New York Times , May 14, 2013; “2012 Fundrasing Plan,” The Heartland Institute, January 15, 2012, pp. 24–25.

[53] Joseph Bast, “About the Center on Finance, Insurance, and Real Estate at the Heartland Institute,” Policy Documents, The Heartland Institute, June 5, 2012; 与Eli Lehrer的个人访谈, August 20, 2012.

[54] Lehrer 访谈, August 20, 2012.

[55] Lehrer 访谈, August 20, 2012.

[56] John R. Porter et al., “Food Security and Food Production Systems,” 出自 Climate Change 2014: Impacts, Adaptation, and Vulnerability, Part A: Global and Sectoral Aspects, Contribution of Working Group II to the Fifth Assessment Report of the 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 , ed. C.B Field et al.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4）, 20-21; Joan Nymand Larsen et al., “Polar Regions,” 出自 Climate Change 2014: Impacts, Adaptation, and Vulnerability, Part B: Regional Aspects, Contribution of Working Group II to the Fifth Assessment Report of the 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 ed. V.R. Barros et al.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4）, 20; Julie Satow, “The Generator Is the Machine of the Moment,” New York Times , January 11, 2013.

[57] William Alden, “Around Goldman’s Headquarters, an Oasis of Electricity,” New York Times , November 2, 2012; “How FedEx Survived Hurricane Sandy,” KLTV, October 31, 2012; Kimi Yoshino, “Another Way the Rich Are Different: ‘Concierge-Level’ Fire Protection,” Los Angeles Times , October 26, 2007; P. Solomon Banda, “Insurance Companies Send Crews to Protect Homes,” Associated Press, July 5, 2012.

[58] 在2011年年初，新当选的蒙大拿州议会代表乔·里德（Joe Read）创造了历史，他提出首个法案，公开宣称气候变化是件好事。该法案指出“全球变暖有益于蒙大拿州的福利及商业环境”。里德解释说：“即使气温真的越来越高，我们也会获得更长的作物生长季节。这对蒙大拿州十分有益。我们为什么要阻止这个进程呢？”该法案并未得到通过。

[59] Jim Geraghty, “Climate Change Offers Us an Opportunity,” Philadelphia Inquirer , August 28, 2011; 脚注：“House Bill No. 459,” 2011 Montana Legislature, February 15, 2011; Brad Johnson, “Wonk Room Interviews Montana Legislator Who Introduced Bill to Declare Global Warming ‘Natural,’ ” ThinkProgress Green, February 17, 2011.

[60] 值得一提的后续发展是，美国自由联盟于2011年6月在洛杉矶召开它自己的挑战气候变化现实的会议。该联盟的部分宗旨是“找到对西方文明的威胁”。它以散布恐慌而知名，其散布的主题是“伊斯兰对欧洲的渗透”及相似的针对美国的计划。同时，在哈兰会议上售卖的诸多书籍之中，有克里斯·司盖德（Chris Skates）所著的《走向绿色》（Going Green ）一书。该书为虚构“罪案小说”，其主要情节是气候活动者与恐怖分子共同密谋摧毁美国电网。

[61] 脚注： “Mission Statement,” American Freedom Alliance, http://www.americanfreedomalliance.org; Chris Skates, Going Green: For Some It Has Nothing to Do with the Environment （Alachua, FL: Bridge-Logos, 2011）.

[62] Kurt M. Campbell, Jay Gulledge, J. R. McNeill, et al., “The Age of Consequences: The Foreign Policy National Security Implications of Global Climate Change,”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and Center for a New American Security, November 2007, p. 85.

[63] Lee Fang, “David Koch Now Taking Aim at Hurricane Sandy Victims,” The Nation , December 22, 2012.

[64] “230,000 Join Mail Call to Use Some of the UK’s £11billion Foreign Aid Budget to Tackle Floods Crisis,” Daily Mail , February 14, 2014.

[65] Joe Romm, “Krauthammer, Part 2: The Real Reason Conservatives Don’t Believe in Climate Science,” Climate Progress, June 1, 2008.

[66] Spencer Weart, The Discovery of Global Warming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149.

[67] Global Carbon Project emissions data, 2013 Budget v2.4 （July 2014）, 可于http://cdiac. ornl.gov获得。

[68] Global Carbon Project emissions data, 2013 Budget v2.4 （July 2014）, 可于http://cdiac. ornl.gov获得。

[69] Global Carbon Project emissions data, 2013 Budget v2.4 （July 2014）, 可于http://cdiac. ornl.gov获得；Michael Mann 访谈, The Big Picture with Thom Hartmann, RT America, March 25, 2014; Kevin Anderson, “Why Carbon Prices Can’t Deliver the 2℃ Target,” KevinAnderson. info, August 13, 2013, http://kevinanderson.info.

[70] Kahan et al., “The Second National Risk and Culture Study,” pp. 5-6.

[71] Robert Jay Lifton and Richard Falk, Indefensible Weapons: The Political and Psychological Case Against Nuclearism （New York: Basic Books, 1982）.

[72] Dan Kahan et al., “The Tragedy of the Risk-Perception Commons: Culture Conflict, Rationality Conflict, and Climate Change,” Cultural Cognition Project Working Paper No. 89, 2011, pp. 15- 16, available at http://culturalcognition.net; Umair Irfan, “Report Finds ‘Motivated Avoidance’ Plays a Role in Climate Change Politics,” ClimateWire , December 19, 2011; Irina Feygina, John T. Jost, and Rachel E. Goldsmith, “System Justification, the Denial of Global Warming, and the Possibility of ‘System-Sanctioned Change,’ ”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36, （2010）: 336.

[73] Ted Nordhaus and Michael Shellenberger, “The Long Death of Environmentalism,” Breakthrough Institute, February 25, 2011; Michael Shellenberger and Ted Nordhaus, “Evolve,” Orion , September/ October 2011.

[74] 这指的是与反对派接触，寻找合作契机。——译者注

[75] Scott Condon, “Expert: Win Climate Change Debate by Easing off Science,” Glenwood Springs Post Independent , July 29, 2010.

[76]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Los Angeles 进行了The American Freshman调查。对代际差异感兴趣的心理学家是怎样分析调查数据的呢？一个例子见于：Jean M. Twenge, Elise C. Freeman, and W. Keith Campbell, “Generational Differences in Young Adults’ Life Goals, Concern for Others, and Civic Orientation, 1966–2009,”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02 （2012）: 1045-1062。还有其他一些替代性的解释，诸如教育成本的提高（它本身就是新自由时代的产物）可以帮助解释物质主义态度的变迁。至于1966 -2013 的调查数据，参见：Alexander W. Astin, Robert J. Panos, and John A. Creager, “National Norms for Entering College Freshmen—Fall 1966,” Ace Research Reports, Vol. 2, No. 7, 1967, p. 21; Kevin Eagan et al., “The American Freshman: National Norms Fall 2013,” Cooperative Institutional Research Program at the Higher Education Research Institut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Los Angeles, 2013, p. 40. 撒切尔引文：Ronald Butt, “Mrs Thatcher: The First Two Years,” Sunday Times （London）, May 3, 1981.

[77] John Immerwahr, “Waiting for a Signal: Public Attitudes Toward Global Warming, the Environment, and Geophysical Research,” Public Agenda, American Geophysical Union, April 15, 1999, pp. 4–5.

[78] Yuko Heath and Robert Gifford, “Free-Market Ideology and Environmental Degradation: The Case of Belief in Global Climate Change,” Environment and Behavior 38 （2006）: 48–71; Tim Kasser, “Values and Ecological Sustainability: Recent Research and Policy Possibilities,” in The Coming Transformation: Values to Sustain Human and Natural Communities , eds. Stephen R. Kellert and James Gustave Speth, Yale School of Forestry ＆ Environmental Studies, 2009, pp. 180–204; Tim Crompton and Tim Kasser, Meeting Environmental Challenges: The Role of Human Identity （Surrey: WWF-UK, 2009）, 10.

[79] Milton Friedman and Rose D. Friedman, Two Lucky People: Memoir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8）, 594.

[80] Rebecca Solnit, A Paradise Built in Hell: The Extraordinary Communities That Arise in Disaster （New York: Penguin Books, [2009] 2010）.

第2章
热钱
自由市场原教旨主义如何加剧地球过热

“我们总是希望来年可以变得更好。有时甚至希望今年可以变得更好。我们慢慢了解到哪些方面没有发挥作用，来年在这上面继续努力。你不会尝试一些不同的东西，只是在那些还没有发挥作用的事情上更加努力。”

——韦恩·刘易斯（Wayne Lewis），

黑色风暴事件幸存者，2012 [1]

“作为领导者，我们有责任完全弄清我们人民所面临的危险。如果政治制度不利于我们说实话，我们无疑需要投入更多精力去改变政治制度。”

——马林·摩西（Marlene Moses），

瑙鲁驻联合国大使，2012年 [2]

在1990年代后期及21世纪早期的全球化战争中，我曾经密切关注过国际贸易法规的发展。但必须承认的是，当我全神贯注于与气候变化相关的科学和政治学时，我就不再关注贸易了。我告诉自己，一个人能够记住的摘要和官僚术语也就只有这么多，而我的脑子已经填满了诸如减排目标、（可再生能源的） 入网电价补贴政策以及《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和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之中的各种字母缩写。

然而，大约三年前，我开始注意到绿色能源项目——那些快速降低全球排放量所需的强硬的项目——在国际贸易协议下，尤其是在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则下，正受到与日俱增的挑战。

例如，2010年，美国质疑中国的一个风力补贴项目，其依据是这个项目含有对本地产业的支持，这是一种贸易保护主义。而中国则于2012年提交了一份控诉书，剑指欧盟的各种可再生能源项目，尤其将意大利和希腊单独列出（中国还威胁对美国五个州的可再生能源补贴提起控诉）。与此同时，华盛顿也在世界贸易组织中起诉印度雄心勃勃的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国家太阳能任务，该任务是一个庞大的、多阶段的支持太阳能的项目。美国指控其附含鼓励当地产业的贸易保护主义条款。结果，那些本该生产太阳能电池板的全新工厂现在却面临关闭。印度也不甘示弱，它表示可能将矛头对准美国各州的可再生能源项目。 [3]

在气候危局之中，这简直是再古怪不过的行为了。尤其是，我们可以打包票，这些政府将会在联合国气候峰会上愤怒地指责对方，说对方没有为削减排放作出足够的努力，然后将自己的失败归咎于其他政府投入过低。然而，这些世界上最大的排放国并没有竞相为绿色能源提供最好的、最有效的支持，相反，他们争先恐后地跑到世贸组织去投诉，以求摧毁他国的风电厂。

这类案例接连出现，在我看来，似乎是时候重新探究贸易战争了。在对这一问题的深入探索之中，我发现一个将“自由贸易”与气候活动对立起来的关键的先例，恰恰就发生在加拿大的安大略省——简直就是在我自己的后院里。贸易法突然间就变得没有那么抽象了。

保罗·马卡里奥（Paolo Maccario）坐在长长的会议桌前，俯瞰着自己的工厂车间。他是一名优雅的意大利商人，迁居到多伦多来开设太阳能工厂。他带有下定决心与舰同沉的船长所特有的骄傲与已然接受现实的无奈。他努力地显出一副无所畏惧的样子：的确，“安大略市场几乎已不复存在”，但公司会为太阳能板找到新顾客。他告诉我，可能是欧洲市场，或者是美国市场。他们的产品质量上乘，出类拔萃，而且“价格也具有足够的竞争力”。 [4]

作为安大略光伏组件工厂希尔法博（Silfab）的首席运营官，马卡里奥必须这样说；其他任何说辞都是对信托责任的违背。但马卡里奥也坦言，过去几个月的状况坏到了荒谬的境地。老顾客坚信工厂将会倒闭，并将无法对他们购买的太阳能板信守25年保修的承诺。基于同样的担忧，新顾客不会向他们下单，而会选择中国公司，购买其效率较低但价格也较低的模块。 [5] 那些已经计划在附近开设工厂以降低交通成本的供应商们现在却在保持距离。

即便是远在他自己家乡意大利的总部董事会（希尔法博是意大利太阳能供应商希尔法博股份有限责任公司所有，后者的创始人是意大利光伏电池生产的先驱），看起来也要弃船逃生了。母公司曾承诺投资700万美元用于定制一台机器。据马卡里奥所言，这台机器能够制造的太阳能模块本可以“达到中国及西方国家生产商未曾企及的效率”。但在最后一刻，在这台机器的所有研发和设计都已完成后，“母公司最终却否定了这项技术的投入和引入，”马卡里奥解释道。我们戴上发套、穿上实验服，他向我展示了工厂车间中央的一块空置的矩形场地，那就是为失约的设备所预留出来的空间。

我问他，考虑到已经发生的一切，如果是今天来决定，他选择在此地开设工厂可能性有多大呢？对此，他放弃了所有的官方辞令，回答道：“我会说这个可能性低于零——如果可以的话。”

穿着精心定制的羊毛西装，留着修剪过的杂灰色的山羊胡，马卡里奥看起来仿佛在菲亚特就职，此刻应坐在都灵的露天广场上品着浓缩咖啡——而不是困在这个皇家冰镇果汁店对门、AMC电影院后门小巷往里走的混凝土盒子里，桌子上只摆了一瓶没开封的酸奶。

但是，将公司第一间北美制造厂放在安大略的决策，在2010年时看起来是极其合理的。当时，安大略省可再生能源领域的氛围简直好得令人发狂。在一年之前，华尔街金融危机的高峰时期，安大略省就已公开其气候行动计划，亦即《绿色能源及绿色经济法案》，其核心是一个豪迈的承诺——要让这一加拿大人口最多的省份在2014年摆脱煤炭。 [6]

这一计划被全世界能源专家盛赞，尤其是美国的专家，因为类似雄心勃勃的计划在美国还迟迟不能出台。在对多伦多的一次访问中，前美国副总统阿尔·戈尔对该计划送出了自己最高的祝福，赞美它“已然被广泛认为是北美大陆上最好的绿色能源（项目）”。美国可再生能源理事会（American Council on Renewable Energy）会长迈克尔·T. 艾克哈特（Michael T. Eckhart）将该计划描述为“世界上业已投入实施的最全面的可再生能源政策”。 [7]

该立法创造了著名的入网电价补贴政策，这个政策允许可再生能源供应商将电力出售给电网并提供价格优厚的长期合同。它还包含一系列条款，用以确保开发商不全是大公司，使得当地政府、消费合作社和土著居民社区都能进入可再生能源市场，并从这些优惠价格中获益。不过，对大多数能源供应商而言，获得入网资格的限制条件是，他们必须确保，从安大略当地获取的工人和材料占各自总数的比例不得低于一个最小值。安大略省将这个门槛设得非常高：太阳能开发商必须保证至少40%至60%的劳动力和原料来自本省。 [8]

这一条款的初衷是试图振兴安大略省奄奄一息的制造业。因为该行业早已被美国三大巨头汽车制造商（克莱斯勒汽车公司、福特汽车公司及通用汽车公司）统治，同时还遭受到通用汽车和克莱斯勒濒临破产边缘的不利影响。在这些挑战之外，加拿大阿尔伯塔油砂矿热潮已将加元的汇率推向高位，导致在安大略无论建设什么都十分昂贵。 [9]

在法案公布后的几年中，安大略省摆脱煤炭资源的努力充斥着各种政治决策失误。大型天然气及风能开发商恃强凌弱，践踏当地社区的权益，而政府又浪费了数亿美元（至少）试图清理这种不必要的乱局。然而，即便有这些失败，这个项目的核心仍然获得了不可否认的成功。到2012年时，安大略省已经是加拿大最大的太阳能生产地。2013年，整个安大略省仅剩一个还在运行的火力发电站。本地成分的要求——也就是“购买本地产品”和“雇用本地劳工”条款的别名——也被证明对当地境况不佳的制造业有显著的推动作用。截至2014年，共有31000个就业岗位被创造出来，一大批太阳能和风能制造商已经在当地设立工厂。 [10]

希尔法博是该计划如何发挥作用的一个好例子。意大利业主当时已经决定在北美开设一个太阳能电池板厂。他们一开始考虑选址在墨西哥，但逐渐又比较倾向于美国。马卡里奥告诉我，首选是加州、夏威夷和得州，因为这些地方阳光充足，且都有一些鼓励政策，以及巨大的、正在成长的市场。马卡里奥承认，安大略省——一年之中大量时间都是多云或阴天——并没有在“关注范围内”。但当安大略省引入包含当地成分条款的绿色能源计划时，一切都改变了。马卡里奥将此计划描述为“一个非常勇敢的、意图良好的项目”。这些条款意味着，在每个转向可再生能源的社区内，像希尔法博这样的公司都可以有一个销售产品的稳定市场预期，避免与中国廉价太阳能电池板正面竞争。最终，希尔法博选择多伦多作为其在北美的第一个太阳能电站。

安大略省的政客们喜欢希尔法博。因为希尔法博购置的用于生产太阳能板的建筑是当地一家废弃的汽车配件厂，当时那个厂子就像很多其他工厂一样被闲置着。希尔法博公司雇佣的员工也来自汽车业——克莱斯勒汽车公司及麦格纳公司的失业员工。对于用于组装希尔法博高科技电池板的机械臂，他们已有多年使用经验。当该工厂开始运营时，韦恩·莱特（Wayne Wright），一个曾是下岗汽车工人的希尔法博生产操作工，激动地提到，他17岁的儿子对他说，“最终”，爸爸的新工作将会“为所有的年轻人创造一个更好的未来”。 [11]

但紧接着，一切开始朝着糟糕的方向发展。正如美国反对中国和印度对本地可再生能源的支持，日本和欧盟也表态说，他们认为安大略省的当地成分要求违背了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则。他们明确表示，要求固定比例的可再生能源设备由安大略自产的规定将“排斥安大略之外其他地方所产的可再生能源发电设备”。 [12]

世界贸易组织判定加拿大败诉，裁定安大略有关购买本地产品的条款是非法的。安大略没过多长时间就终止了当地成分规则，虽然这一规则在其计划中的地位是如此重要。 [13] 马卡里奥说，正是这一点导致外国投资商撤回了对工厂扩张的支持。“由于更完善的条款的缺位和信息的混乱……在安大略发生的一切是压倒骆驼的那一根稻草。”

这也是为什么很多像希尔法博这样的工厂很可能会倒闭，而其他工厂从一开始就决定不参与。

贸易压倒气候

从气候角度来看，世界贸易组织的裁定简直是一种暴行：如果我们想要有任何希望实现各国一致同意的2摄氏度的目标，像加拿大这样的富裕经济体就必须将摆脱化石燃料作为其最优先的事务。这是一种道德责任，一种联邦政府在1997年签署《京都议定书》时就已承担的责任。安大略省当时正在采取切实政策来兑现（这与加拿大政府不同，因为加拿大政府允许排放量激增，最终导致其为了避免国际谴责而退出《京都议定书》）。最重要的是，这一计划是行之有效的。世界贸易组织对这个成功项目的干涉是多么荒谬——让贸易压倒了地球自身的需要。

但严格从法律角度来讲，日本和欧盟完全正确。几乎所有的自由贸易协议中都有一个关键条款，其中包含所谓“国民待遇”的内容，它禁止政府区别对待当地公司所生产的产品和设在境外的外国公司的产品。显然，对本地产业的偏好构成了非法的“歧视”。这一规定是1990年代自由贸易战争的导火线，其原因恰恰就是这些限制条件有效地阻止政府去做安大略省当时正在尝试的事情：把在本地采购物资作为获得政府支持的条件，从而创造就业。这只是那些年进步人士输掉的诸多决定性战役中的一场。

这些贸易协定的维护者争辩说，像安大略购买本地产品条款之类的保护行为扭曲了自由市场，应该被消灭。一些绿色能源企业家（那些通常从中国购买产品的企业家）也做出了类似的评价，他们坚持说太阳能电池板和风力发电机在哪里生产并不重要：目标应该是为顾客提供最便宜的产品，这样绿色转变才可能尽快发生。

这些论调最大的一个问题是，在能源行业里根本就不存在一个需要加以保护以防扭曲的自由市场。化石燃料企业不仅每年在全球范围内可以得到7750亿美元至1万亿美元的补贴，还不用花费一分一毫就可获得将我们共享的大气层当做自由垃圾倾倒场的特权——这个事实已经被《斯特恩气候改变经济评估报告》（Stern Review on the Economics of Climate Change ）形容为“世界上最大的市场失败”。免费攫取才是真正的扭曲，污染大气才是真正的补贴。 [14]

为了解决这些扭曲（世界贸易组织没有尝试对其进行任何纠正），政府需要采取一系列强有力的措施——从价格保证到直接补助。只有如此，绿色能源才能有一个公平竞争的机会。我们已从经验中得知，这种方法能够成功：丹麦是世界上可再生能源项目最成功的国家之一，其40%的电力来自以风能为主的可再生能源。但重要的是，该项目是在1980年代启动的。那是在自由贸易时代开始之前，当时没有人对丹麦政府为社区控制的风力发电能源项目的慷慨补贴（1980年时，对新设备的补贴最高可达30%）提出异议。 [15]

正如加拿大替代政策中心工作人员斯科特·辛克莱尔（Scott Sinclair）指出的那样，“丹麦过去用以启动其可再生能源产业的许多政策本会与……国际贸易及投资协议相矛盾”，因为偏好“本地拥有的合作企业将会与无歧视规则冲突，其规定外国公司应享有不亚于国内供应商的待遇”。 [16]

发展经济学家及贸易与气候专家亚伦·柯斯比（Aaron Cosbey）对世贸组织大体上持支持态度，但他一针见血地指出，承诺为当地创造就业是可再生能源项目获得政治成功的关键所在。“许多情况下，绿色就业机会论点是说服政府提供支持的决定因素。这样的要求，如果附属于补贴或投资特权，就违背了世贸组织所规定的义务。” [17]

这也就是为什么，如果政府采取这些经过实践检验的政策——这种政府数量仍然太少——就会被拉入贸易法庭，不管是中国、印度、安大略或者欧盟。

更糟的是，不仅仅是对可再生能源的关键支持面临着受到此类攻击的风险，政府所实施的任何控制高污染化石燃料销售及开采的监管尝试，也容易受到相似的贸易挑战。例如，欧盟正考虑实施新的燃料质量标准，这会有效地限制那些高碳源头如阿尔伯塔油砂矿之中出产的石油的销售。这是一个卓越的气候政策，是那种我们应该大量仿效的政策，但这一努力却因为加拿大赤裸裸的贸易报复威胁而被拖慢。与此同时，欧盟正利用双边贸易谈判，试图绕过美国长期以来对石油和天然气出口的限制，其中包括一个有数十年历史的原油出口禁令。2014年7月，一份泄露的谈判文件显示，欧洲正在奋力争取一个“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承诺”以保障欧洲可进口来自于美国北达科他州巴肯岩层及其他地方开采的水力压裂天然气和石油。 [18]

大约十年前，一名世贸组织官员就指出世贸组织使得人们能够挑战“几乎任何降低温室气体排放的措施”——当时的公众对此言论几乎毫无反应，而如今为时已晚。世贸组织也远不是唯一可被用于此类斗争的贸易武器——那些数不清的双边和地区自由贸易投资协议也可以用于同一目的。 [19]

正如我们后面将要看到的，这些贸易协定甚至可能会支持跨国公司去推翻那些针对极具争议性的开采活动（比如天然气开采）所获得的标志性的草根胜利。2012年，某石油公司开始采取措施，使用《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挑战加拿大魁北克省来之不易的水力压裂禁令。该公司宣称这一禁令非法剥夺了其在该省钻探天然气的权利。 [20] （该案目前还在受理中。）由于越来越多的气候行动赢得了胜利，我们也会迎来更多类似的诉讼挑战。

在其中一些案例中，政府可能成功地在贸易法庭为其减排活动进行了辩护。但在太多的案件里，政府都会早早认输，不想表现出反对自由贸易的态度（这很可能就是为什么安大略省平静地接受了世贸组织做出的反对其绿色能源计划的裁决）。这些挑战并没有扼杀可再生能源；以美国和中国为例，他们的太阳能市场仍然以不俗的速度增长。但这种发展并不够快。恰恰就在科学告诉我们需要快速跃进的时刻，萦绕在一些最重大的绿色能源项目周围的司法不确定性让我们举步维艰。那些晦涩难懂的贸易法都是在有限的公众审查下谈判建立的。允许这种法律在对人类未来极其关键的问题上拥有如此大的决定权，这简直是出离疯狂。正如诺贝尔经济奖得主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所言：“有一群律师，他们在理解问题之前就开始合计对策。你会让这样一群愚蠢的律师干涉拯救地球的事情吗？” [21]

显然不会。国际贸易及公共利益律师史蒂芬·施赖曼（Steven Shrybman），曾与形形色色的民间团体一起抵御这些贸易挑战。他表示，这个问题是结构性的。“如果贸易规则抵制各种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措施——现实确实如此，那么很明显人们需要重新制订这些规则。因为没有方法可以让我们既拥有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又将国际贸易法规维持不变。世界上绝没有这种方法。” [22]

正是这种常识性的结论让哈兰学会会员如此害怕气候变化。因为如果人们醒悟过来，发现政府已让我们陷于数十条协议之中，而这些协议会将对气候变化的强力应对方案里面很多重要部分变得非法，那么人们会强烈反对任何此类型的新协议，直到地球的宜居性这个小问题得到圆满解决。

而各种自由市场正统理论也同样意识到了这一点。从因财政紧缩而阻止政府对低碳基础设施（更不要提消防和洪灾应对）进行必要投资的致命逻辑，到将电力设施拍卖给通常拒绝向利润较低的可再生能源转换的私营企业，它们始终威胁着我们勇敢应对此次危机的能力。

事实上，新自由主义时代的三根政策支柱——将公共领域私有化，放松企业监管，以及以削减公共开支为代价而降低所得税和企业税——全都与我们将排放降到安全水平而采取的诸多措施相矛盾。这三大支柱一起形成了一堵意识形态的高墙，数十年来一直阻碍着我们对气候变化做出认真应对。在深入探究需要采取何种方式去拆除这堵墙之前，我们最好先仔细研究一下那个让我们落入如今这般境地的史诗级的时机选择错误。

高墙倒下，排放上升

如果气候运动有个诞生日，也就是这个问题进入公众意识、再也无法被忽视的时刻，那么这一天肯定是1988年6月23日。其实全球变暖问题在此之前早已受到政界和科学界的关注。在我们如今对气候问题的理解之中占据核心地位的一些基本理念，可以追溯到19世纪下半叶，而第一个揭示碳的燃烧会导致全球变暖的科学突破发生在1950年代晚期。1965年，全球变暖的概念在专家之中得到广泛认同，甚至时任美国总统的林登·B. 约翰逊（Lyndon B. Johnson）也收到了一份来自其科技顾问委员会的报告。该报告警告说：“从全球范围内的工业文明看来，人类正在不自觉地开展一项巨大的地球物理实验……从人类自身角度来看，这场可能是由二氧化碳含量上升所引起的气候变化也许是有害的。” [23]

但是，只有在时任美国航空及戈达德太空研究所主管的詹姆斯·汉森于1988年6月23日在拥挤的国会听证会上陈词之后，全球变暖才成为访谈节目和政治演讲会涉及的题材。那一天华盛顿的天气酷热，气温高达98华氏度（约36.7摄氏度，历年最高温度），大楼中的空调因故障不能工作。在这种条件下，汉森告诉那群汗流浃背的立法者，他对与人类活动有联系的“真实的变暖趋势”有“百分之九十九的把握”。在《纽约时报》的一篇评论中，他又补充道，在科学问题上“是时候停止顾左右而言他了”。在同一个月内，成百上千的科学家以及立法者在多伦多召开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关于变化中的大气的世界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减排问题第一次被正式讨论。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作为在气候危害方面为政府提供建议的首要科学团体，于同年11月召开其第一次正式会议。1989年，79%的美国人听说过温室效应，远远超过1981年的38%。 [24]

这一问题如此突出，以至于1988年《时代》杂志的“年度风云人物”都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名人，而是以“年度行星：濒危的地球”作为封面头条。在标题的下面，画着一个绳索捆缚以免散架的地球，背景是不祥的日落。记者托马斯·桑克顿（Thomas Sancton）解释道：“没有任何个人、事件、运动会比作为我们共同家园的岩石、土壤、水和空气更能激发我们的想象力并占领头条。” [25]

比封面图片更令人震撼的是桑克顿的封面文章。“今年地球发言了，就像上帝曾向诺亚预警洪水一样。它的信息非常清晰，忽然之间人们开始倾听，并琢磨信息所包含的凶兆。”他提出，这一信息是如此重大而意义深远，使得人们开始质疑现代西方文化以之为基础的神话。桑克顿描述危机根源的言论值得在此大段引用：

在许多异教信仰的社会中，地球被视为一位母亲，养育了无数生命。大自然，亦即土壤、森林与海洋，被赐予神性，而人类则为其从属。犹太教与基督教则引入了截然不同的理念。地球是一神论的上帝所创造的。上帝在塑造了地球之后，依《创世记》所述，又命令其居民：“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关于治理、管理的说法可以解读为对人们随意使用大自然的邀请。 [26]

这一判断并非原创，实际上，它是生态保护思想的基本原则的组合。但是这些话出现在美国最谨守政治中立的杂志上就十分引人注目。由于这个以及其他的一些原因，1989年让许多环境运动参与者感觉像是一个关键时刻的开端，似乎冷战终结和全球变暖一起产生了新的观念，认为合作将压倒统治，而面对大自然复杂性的人类将挑战基于科技的狂妄。

各国政府聚集起来探讨如何应对气候改变，发展中国家发表了强烈意见，坚持认为气候问题的核心是遍布西方世界的高消费生活方式。例如，印度总统拉马斯瓦米·文卡塔拉曼（R. Venkataraman）在1989年的一次讲话中提出，全球环境危机是由发达国家“对各种资源的过度消费和以支撑其生活方式为目的的大规模工业化”的结果。 [27] 如果富裕国家少消费一些，那么每个人都会更安全。

如果1989年初的这条道路延续下来，那么一切都会变得不同。然而，在其后的几个月内，民众起义席卷了苏联控制的东欧地区，从波兰到匈牙利，并最终抵达东德，就在那里，就在1989年11月，柏林墙轰然崩塌。在“历史的终结”的旗帜下，华盛顿的右翼意识形态信徒抓住了这个全球剧变的时机，试图摧毁所有的政治竞争者，无论是社会主义、凯恩斯主义，还是深层生态学。他们向政治实验发动正面进攻，攻击这样一种想法：在受管制的资本主义之外，也许存在其他可行的社会组织方式。

在十年之间，存留下来的就只有他们自己那极端支持企业的意识形态了。西方消费者的生活方式不仅毫发无损，还愈演愈烈。美国平均家庭信用卡债务在1980年至2010年间增长了四倍。 [28] 同时，这种贪婪的生活方式也被出口到世界各个角落的中上阶层人群中。尽管早先曾对这种生活方式进行过抗议，但印度也未能幸免。在那里，这种生活方式以难以想象的规模对环境造成了沉重的伤害。在新纪元中，右翼的胜利来得比任何人估计的都要更快更猛烈；而数不胜数的失败者们只能在日益增长的废料山上捡拾渗着沼气的垃圾。

贸易与气候：孤立相望

在这段充满快速变化的时期中，气候和贸易谈判密切同行，彼此相隔几年交替赢得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协定。1992年，各国政府于里约召开联合国地球峰会并签署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该公约为之后的所有气候协商奠定了基础。同年，《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也成功签定，将在两年后开始实行。1994年，关于设立世界贸易组织的协商以成功告终，这个新的全球贸易机构于次年首次登上世界舞台。1997年，《京都议定书》得到通过，其中包含了首批具有约束力的减排目标。2001年，中国获得世界贸易组织会员席位，几十年前就已开始的贸易和投资自由化进程迎来高潮。

而最令人惊叹的是，气候和贸易的平行发展过程是相互孤立的。甚至，气候与贸易两方似乎都积极地假装另一方并不存在，忽略一个如此明显的问题：一方会如何影响另一方。例如，生活必需品如今会通过喷涌着二氧化碳的集装箱船、大型喷气式飞机及柴油卡车运输到遥远的地方，这会怎样影响气候协定致力于削减的碳排放？发展中国家在气候谈判中正在要求对绿色科技进行无偿转让从而帮助他们开拓一条低碳的发展道路，那么世界贸易组织所崇尚的激进的技术专利保护又会对这些诉求产生什么样的影响？而且可能更为关键的是，一些贸易协定条款允许私营企业因某些法律妨碍其盈利而起诉国家政府，这些条款是否会让政府因为害怕被起诉而不采纳强硬的反污染法规？

政府谈判人员并没有对这些问题进行探讨，也没有人尝试调和这两者之间显而易见的矛盾。更没有人问，如果相互冲突的减排和打破商业壁垒的承诺间出现直接矛盾，哪一方会获得胜利：在气候谈判中所做的承诺实际上只是在信誉体系中运行，其针对那些失信的国家的惩罚是虚弱而不具有威胁性的。而贸易协定下所做出的承诺却是由真枪实弹的纠纷仲裁体系来强制执行的，未能遵守约定的国家将被召入贸易法庭，通常都会面临高昂的罚金。

事实上，两者的等级差异是如此明显，气候谈判者在一开始就宣布他们会服从于贸易制度。1992年在里约地球峰会上签署联合国气候协议时，该协议明确指出：“抗击气候变化的措施，包括任何单方面措施，都不能形成……对国际贸易的变相约束。”（《京都议定书》中也有相似的描述。）正如澳大利亚政治学家罗宾·埃克斯利（Robyn Eckersley）所说，这正是“塑造气候和贸易关系的重要时刻”，因为“气候领域的参与方已经保证会保护自由贸易及不断扩张的全球经济免受制约贸易的气候政策的影响，而不是推动调整国际贸易条例并使之与气候保护的要求协调一致”。这实际上保证了协商过程将不能考虑那些本可以从国际层面进行协调的大胆的“限制贸易的”政策选项，如偏好本地采购的可再生能源项目或对生产过程中碳足迹过高的产品交易施加限制。 [29]

一些独立的声音非常清楚地意识到“可持续发展”协商中获得的微薄收益已被新的贸易和投资架构所抵消。这些声音中的一个属于马丁·科尔（Martin Khor），他曾任第三世界网络（Third World Network）的理事，这一组织是发展中国家政府在贸易和气候谈话中的关键顾问。在1992年里约地球峰会快结束时，科尔曾告诫人们，“南方国家 [30] 代表普遍有这么一种感觉……峰会进程之外的事件正在给南方国家带来进一步削弱的威胁，并危及里约议程中的每一个积极的元素”。他引用的例子是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当时正在推行的财政紧缩政策，以及当时即将促使世界贸易组织建立的贸易谈判。 [31]

史蒂芬·史伯曼提出了另一种预警。十五年前他曾观察到，产业化农业 [32] 向全球的出口已经对任何可能的减排进步造成了毁灭性打击。史伯曼在2000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说道：“近几十年中的农业体系的全球化很可能已经成为温室气体排放量整体增加的重要原因之一。” [33]

贸易体系赠予孟山都和嘉吉（Cargill）这样的公司所有有利的政策法规，借助它们在世界范围内巩固和扩展了高能耗、高排放的工业化农业模式。与此相比近期有关进口产品和本地生产的“食物里程”的讨论简直不值一提（编者注：食物里程是指食物由生产地运送到你的餐桌上所经过的距离）。这些政策法规包括不受约束的市场准入、激进的专利保护，以及维持他们高昂的补贴等等。这也反过来解释了为什么现今全球食品体系引起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占全球的19%到29%。史伯曼在一次采访中强调：“在食品体系里，贸易政策和法规实际上以一种非常结构化的方式推动了气候改变。” [34]

人们总是蓄意将气候危机从贸易协定中清除出去，这种习惯一直延续至今。比如2014年初，几份关于“跨太平洋伙伴关系”的谈判文件被维基解密网站及秘鲁人权组织“追求公平的全球化的秘鲁网络”（RedGE）公布出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是一个类似于《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颇有争议的新型贸易协议，它横跨十二个国家。其中一份环境章节的草案中包含的文字称，各国“承认环境变化是需要共同行动的全球关注焦点，并认识到履行各国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下各自承诺的重要意义”。这些话语既模糊又没有约束力，但至少当气候政策像安大略的计划那样在贸易法庭上受到挑战时，政府能以这些言辞为工具来保护自己。然而，其后的一份文件显示，美国的谈判人员提出了修改意见：删除所有关于气候变化和《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中的承诺。换言之，人们总是允许贸易压倒气候，而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允许气候压倒贸易。 [35]

这些谈判人员所讨论的协议，将使排放剧增而让很多解决此问题的方案变得非法。与此同时他们却还将气候危机阻拦在外。这并不是唯一一批如此行事的谈判人员。1990年代早中期，当时第一份气候协议还处于起草阶段，这些谈判人员与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一起细心讨论各种细节，决定各国应当如何测量和监控碳排放。这是一个非常有必要的过程，因为各国政府即将对第一轮减排目标做出承诺，这些承诺需要得到报道和监督。

然而，这些谈判人员在自由贸易出现之前所建立的排放计算系统，是属于那个时代的奇怪古董，完全没有考虑商品制造方式（和地点）在他们眼皮子底下发生的革命性变化。例如，在过去二十年间集装箱船的总运输量上升了400%，然而跨国货物运输造成的温室气体排放却不被划归任何国家，因此没有一个国家需要对降低其污染影响负责（尽管货物运输导致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到2050年时将是现在的两倍或三倍，联合国方面也没有任何改变的趋势）。 [36]

具有决定意义的是，各国仅为自己国境内造成的污染负责，而不为该国进口的货物在制造过程中产生的污染负责；这一部分污染是货物生产国的责任。 [37] 这意味着，生产诸如我客厅里的电视机之类的产品所产生的排放，并不会出现在加拿大的账本上，而会完全归到中国的头上，因为那里是原产地。至于运载着我的电视机漂洋过海的集装箱船（及其回程中）所产生的跨国排放，更是不会进入任何一国的账目。

对于全球排放的诱因的描述，这个带有深度缺陷的系统已经创造了一个极度扭曲的图景。它使得处于高速去工业化进程中的富国能够宣称，他们的排放已经稳定下来，甚至有所降低，而事实上，在他们的消费之中暗藏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在自由贸易时代却在高歌猛进。比如，2011年，《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发表了一份关于《京都议定书》工业化签署国的温室气体排放情况的报告。该报告发现，尽管这些国家的温室气体排放已经停止增长，其中部分原因却是因为国际贸易使得这些国家将高污染产品的生产转移到了国外。研究人员总结说，在发展中国家生产、却在工业化国家被消费的产品带来的排放量增长比工业化国家降低的排放量要大6倍。 [38]

廉价劳工，高污能源：一揽子买卖

随着自由贸易体系的就位，以及离岸生产成为既定法则，温室气体的排放不仅仅转移了位置，还成倍上升。如上文所说，在新自由主义时代之前，排放量上升的速度已经在逐渐降低，年增长率已从1960年代的4.5%下降到1990年代的1%。但2000年则是一个分水岭：2000年到2008年之间，年增长率达到3.4%，远超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当时的最高预测。2009年，排放量增长率因金融危机而下跌，但2010年，年增长率就补上了金融危机造成的下跌，达到了令气候观察家们瞠目结舌的5.9%。（在2014年中期，也就是世贸组织创立20年之后，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终于承认了全球化的现实并在其《第五次评估报告》中提到：“跨国贸易的产品在生产中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占人类总排放的比例不断上升。”） [39]

瑞典籍煤炭历史专家安德里亚斯·马姆（Andreas Malm）所称的“21世纪早期排放量大爆发”背后的原因其实非常简单易懂。中国成为“世界工厂”的同时也变成了燃烧煤炭的“世界烟囱”。这部分是由于中国内部发展造成的，如将电力输送到农村地区或者修筑道路。但其中很多是与对外贸易直接相关。一项研究结果显示，2002年至2008年期间，中国总排放量的48%都与生产出口产品相关。 [40]

“公共市民”（Public Citizen）是一家位于华盛顿的政策研究机构，活跃于反对自由贸易的前线。其执行副总裁玛格丽特·斯特兰德· 朗格尼斯（Margrete Strand Rangnes）说：“我们为什么会遭受气候危机？其中原因之一就是这种全球化模式。”她认为，解决这一问题就需要“从根本上重新构建我们的经济——如果我们想正确地解决它的话”。 [41]

政府为什么会拥抱这种快速、高污染的出口导向型发展模式？国际贸易协定只是其中一个原因，每个国家都有各自的原因。在很多情况下（然而并不包含中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贷款所附带的条件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哈佛或芝加哥大学等学府中的精英学生所接受的主流经济学理念也是主要原因之一。这些以及其他一些因素在形成所谓（恰如其分地）“华盛顿共识”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所有这些的根基都在于对无止境的经济增长的一种持续渴求，这种渴求，如下文将要探究的那样，比过去几十年的贸易史的影响更加深远。但毫无疑问的是，“华盛顿共识”中内嵌的贸易架构及经济理念在排放量激增的过程中发挥了核心作用。

这是因为，设计于1980年代和1990年代中那种特别的贸易体系的主要驱动力之一，就是要让跨国公司能够挖地三尺寻找最便宜、最容易剥削的劳动力。这条路途经墨西哥和中美洲血汗工厂，并在韩国有过长时间的停留。但是到了1990年代末期，几乎每条道路都引向中国。那里工资低，政府愿意投入近乎无限的资金，用于大规模基础设施项目，如现代港口、四通八达的高速路网、无穷无尽的火力发电厂、大型堤坝。这都是为了保障工厂持续运行以及商品能够按时从生产线送到集装箱船上。这是自由贸易主义者的梦想，换言之，也就是气候的噩梦。

之所以称之为气候噩梦，是因为低工资和高排放量密切相关。或者正如马姆所言：“对廉价而守纪律的劳动力的探求与正在上升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之间存在因果关系。”这怎么可能不存在呢？那种用每天几毛钱的工资将工人压榨到最后一滴汗水的思维，显然会燃用难以计数的肮脏煤炭而又不花钱去控制污染，只因为这是最廉价的生产方式。因此当此类工厂搬到中国后，它们带来的污染更甚以往。马姆曾指出，中国的煤炭消耗在1995年至2000年期间已经在略微降低，但是制造业的爆发式发展使得煤炭消耗量重新升高。这并不是说那些将生产搬到中国的公司想让排放量增加：他们仅仅是在追寻廉价劳动力，但事实证明剥削劳工和剥削地球是一揽子买卖。不稳定的气候正是不受监管的全球资本主义带来的成本，是并非蓄意但无可避免的后果。 [42]

自工业革命早期，污染和剥削劳工之间的联系就已成立。但在过去，当工人们组织起来要求更高的工资时，当城市居民组织起来要求更清洁的空气时，公司只能被迫提高工作和环境标准。这一切被自由贸易改变了：由于几乎所有妨碍资本流动的障碍都已被清除，公司在劳动成本上升时可以搬家走人。这解释了为什么1990年代许多大型制造商从韩国迁到了中国，以及为什么现在许多制造商又离开工资正在上涨的中国而迁到工资足够低的孟加拉。因此尽管我们的服装、电子产品和家具也许产自中国，但这种经济模式却产自美国。

然而，当发达工业国之间的讨论提及气候变化的主题时，他们做出的直接反应，通常是“这都是中国的错”。（还有印度的错和巴西的错等等。）既然大家都知道快速发展经济体才是真正的问题，知道他们每个月新开的燃煤发电厂比我们能关闭的所有燃煤发电厂都多，那么又何必削减我们的排放呢？ [43] 这种辩词说得好像在西方的我们仅仅是这种无所顾忌的高污染经济增长的旁观者。说得好像不是我们的政府和我们的跨国企业在推动这种出口导向的发展模式并带来这样的恶果。这说得好像不是我们自己的企业一意孤行把珠江三角洲变成他们高排放的经济特区，说得好像那些货物也不会直接装上集装箱船运到我们的超市。在世界上每个国家，这一切都以供奉经济增长之神（经由超消费的圣坛）的名义发生着。

所有这些做法的受害者都是普通平民：失去了工厂职位的华雷斯和温莎的工人们；得到了工厂职位的深圳和达卡的工人们。那些工作岗位已如此不堪：一些雇主在顶楼周围安装防护网来接住跳楼的员工，或者工作安全规范极度松懈以至于成百上千的工人死于建筑倒塌。受害者还有舔了含铅玩具的儿童；在感恩节假日中工作却被蜂拥而来的消费者踩踏的沃尔玛的员工——他们的工资甚至不够糊口。还有水源被燃煤发电厂污染的中国村民——而我们还在用这些发电厂当作我们不作为的借口。还有北京和上海的中产家庭，他们的孩子因为空气质量太差而被迫在室内玩耍。 [44]

一场自掘坟墓的运动

在所有这些之中，最大的悲剧是，我们原本可以避免这些情况。当制定新的贸易体系规则时，我们已经知道气候危机了。毕竟，《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签署，是在包括美国政府在内的多国政府于里约签署《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一年之后。而且也绝不是说这些贸易协定必然会得到通过。当时北美劳工和环保组织组成了一个强大的联盟来反对《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他们这样做正是因为知道协定将压低劳工薪酬，降低环境标准。有那么一段时间他们看上去甚至像是能够取得胜利。

公众舆论在北美这三个国家都存在很大的分歧，以至于1992年比尔·克林顿在竞选总统的时候做出承诺称：在《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能够充分反映公众的担忧之前，他不会签署这份协定。在加拿大1993年大选中，让·克雷蒂安竞选首相时也反对这份协定。然而这两人登上了大位，这份协定却只字未改，只是添加了两份毫无约束力的附属协议，一份针对北美劳工，另一份针对环境标准。工人运动当然不会被这种小把戏迷惑，他们继续强力反对这项协定。很多美国民主党人也一样。但由于随后我们将会探讨的一系列复杂原因，包括条件反射式的政治中立主义以及企业“伙伴”和捐款者日益增加的影响力，很多大型环境组织的领导层选择了配合。“一个接一个，过去对《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持反对或怀疑态度的人都变成了热情的支持者，而且公开表示了这种态度转变。”记者马克·道伊（Mark Dowie）在他批判美国环境运动的历史书——《节节败退》（Losing Ground ）中写道。这些大型环保群体甚至成立了一个支持《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组织——“支持《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环境同盟”，成员包括全国野生动物联合会、美国环保协会、保护国际、全国奥杜邦学会、自然资源保护委员会以及世界野生动物基金。用道伊的话说，这些组织“为该协定提供了毫不含糊的支持”。当时全国野生动物联合会的领导人杰·海尔（Jay Hair）甚至亲自飞到墨西哥为美国官方贸易代表团游说他的墨西哥同行，同时用“将保护主义的论辩置于对环境的关心之上”的论调攻击他的批评者。 [45]

在环保运动中，不是每个人都会跳上支持贸易的大船：绿色和平组织、地球之友、塞拉俱乐部以及许多小型组织都继续反对《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但这对于克林顿政府而言并不重要，他们已经得到了想要的东西——他们现在有能力告诉怀疑的公众“全国（环保）组织中80%的团体都已认可《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克林顿面临一场艰苦的战斗——在他自己的党派坚决投票反对该协定的条件下，让国会通过《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时任全国自然资源保护委员会主任的约翰·亚当斯（John Adams）简单描述了这些出力组织所扮演的角色，包括其自身团体在内：“我们打垮了《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环境方面的反对派。在我们确定了立场之后，克林顿就只需要与劳工人士斗争了。我们给他帮了个大忙。” [46]

事实上，1993年，当克林顿总统签署法案使《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生效时，他特别提到并感谢“那些站出来并坚持下来的环保人士——他们之中很多人都承受了巨大的批评，尤其是在环保运动之中”。克林顿也明确表示，这场胜利不仅仅是关于一份协定。“今天，我们有机会做我们的父辈曾做过的事情。我们获得了重塑世界的机会。”他解释说，“我们正处于全球经济扩张的边缘……我们批准《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时表现出的自信已经有了回报。我们已朝全球贸易协定迈了一大步，这一协定非常重要，与之相比我国在《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之中获得的物质收益将相形见绌。”他所指的正是世界贸易组织。同时，以防有人仍然担心协定造成的环境后果，克林顿给出了个人承诺：“我们将寻求新的制度安排，以保证这项贸易协定让我们的世界变得更洁净。” [47]

与克林顿总统并肩作战的是副总统阿尔·戈尔，他在获取许多大型绿色团体的支持的过程中发挥了主要作用。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主流环境运动没有急于将人们的注意力引向自由贸易时代带来的灾难性气候影响这件事，也就并不令人惊诧了。他们如果这么做了，只会让他们在帮助美国政府——用克林顿的话说——“重塑世界”的过程中所扮演的积极角色暴露在聚光灯下。所以就如我们将在后文中看到的，他们更乐于谈论电灯泡和燃料效率。

《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签署确实具有历史性的意义，但却是悲剧性的。因为如果环保运动没有如此屈膝逢迎，那么《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或许已然受阻或需要重新谈判以设立一个不同的先例。我们本可以建立一个新的贸易架构，使之不会主动破坏脆弱的全球气候变化共识。就像1992年里约地球峰会上所做的承诺和希望那样，这项新的架构本可以同时立足于扶贫和减排的需求之中。举例而言，进入发展中国家的贸易准入本可以与资源和绿色科技的转移绑定在一起，如此一来关键的新电力和交通基础设施从一开始就可以是低碳的。同时，这些协定本可以如此制订，保证任何为支持可再生能源而采取的措施都不会得到惩罚，反而还可以得到奖励。全球经济也许不会像真实历史上这样快速增长，但它也不会急速冲向气候悬崖。

这一时期的错误无法挽回，但是如今也并不算晚，新的气候运动现在仍然可以挑起与所谓的自由贸易的斗争，并建立这种我们急需的架构。这绝不意味着跨国经济交流的终结，无论现在还是过去。然而，它确实意味着用一种更为深思熟虑的方式来解答为什么我们要进行贸易以及这种贸易将为谁服务的问题。鼓励疯狂地不加选择地消费近乎一次性的产品，这不能再作为贸易体系的目标了。商品必须再次以重复利用为目标进行生产，高能耗的长途运输应实施定量配给，只限于商品无法在本地生产或者本地生产会造成更高碳排放的场合。（比如，在美国寒冷地区用温室大棚种植作物的能耗往往高于在温暖地区种植并通过轻轨运输到寒冷地区的能耗。） [48]

据塞拉俱乐部贸易分析师伊兰娜·所罗门（Ilana Solomon）分析，这是气候运动无可避免的斗争。“为了应对气候变化，我们真的需要开始将我们的经济重新本地化，并思考该如何去采购商品，采购哪种商品，以及这些商品是如何生产出来的。同时，贸易法最基本的原则是，你不能给予国内贸易优于国外贸易的特权。所以，当贸易政策不允许的时候，你又该如何处理这样一种想法——我们需要对本地经济施以物质刺激，将本地绿色就业政策与洁净能源政策捆绑在一起？……如果我们不考虑经济体系是如何构建的，那么我们实际上永远都不可能触及问题的根源。” [49]

对于失业工人，对于无法与廉价进口商品竞争的农民，对于已经历过制造商移往海外以及本地企业被大型连锁超市替代的社区而言，所有此类经济改革都将是利好消息。我们需要所有的这些群体来为这些政策而斗争，因为三十年来有一种为企业力量扫除一切限制的趋势，而他们则代表了这种趋势的对立面。

从疯狂扩张到稳定状态

在我们的政治文化中，挑战自由贸易的正统地位是一项艰巨的任务；任何已经存在如此之久的事物都显得有几分必然性。然而，与这种挑战的重要意义相比，我们所做的还远远不够，并不足以及时降低排放量。要解决这个问题，我们需要直面一个比自由贸易更根深蒂固的逻辑——那就是对经济增长不加区分的逻辑。可以理解，这种想法在偏自由主义的气候观察家那里遇到了大量的阻力，他们坚持认为我们的任务仅仅是把我们目前基于增长的经济模式变得更环保。这种观点背后的数据值得我们加以探究。

英国顶级气候专家之一、丁铎尔气候变化研究中心的凯文·安德森极为有力地论证了我们基于增长的积极逻辑与大气的极限之间已产生了根本矛盾。在超过十年的时间里，安德森耐心地将最新气候科学的推论解释给政客、经济学家和政治活动家，包括从英国国际发展署到曼彻斯特市议会的每一个人。以清晰易懂的语言，这位短发直立的前机械工程师（安德森曾就职于石油化工部门）勾画出一幅严谨的减排路线图，这份路线图能够让我们很有把握地将全球气温增幅限制在2摄氏度以下。

但近年来，安德森的论文和幻灯片已经变得更加令人担忧。在如“气候变化：比危险更危险……残酷的数字和微小的希望”这样的标题下，安德森指出，任何保持在安全温度之内的机会都正在迅速消失。安德森与他的同事爱利斯·博斯—拉金（Alice Bows-Larkin）——一位供职于丁铎尔中心的大气物理学家及减缓气候改变问题专家，都认为，在排放量猛增的同时，我们已经在政治阻塞和虚弱的气候政策上浪费了太多时间，以至于我们如今面临极度猛烈的减排要求，这将挑战我们经济体系核心的扩张主义逻辑。 [50]

他们认为，如果发达国家的政府想要有五成的机会达到将升温控制在2摄氏度内的国际公认目标，如果减排要按照富国和穷国之间的某种公平原则来处理，那么，富裕国家必须开始每年削减大约8%至10%的排放量，并且必须马上付诸行动。在主流气候界，“深度减排是必需的”这种观点过去一直充满争议，专家们认为剧烈减排的最终实施期限看起来总是在遥远的未来（比如，到2050年时削减80%的排放）。但随着碳排放量的飙升，以及临界点的逼近，观点在迅速变化。一直担任联合国最高气候主管直到2009年的伊沃·德布尔（Yvo de Boer）最近甚至谈到，谈判代表们“实现全球升温低于2摄氏度的目标的唯一办法是关停整个全球经济”。 [51]

这的确是言过其实，但它强调并重申了安德森和博斯-拉金的观点，亦即，使用大型环保团体通常提倡的一系列温和的碳定价和绿色科技解决方案，完全不可能实现8%到10%的年减排量。这些措施确实会有帮助，但却远远不够。这是因为，自从我们用煤炭为经济提供能源开始，每年8%到10%的减排几乎史无前例。事实上，经济学家尼古拉斯·斯特恩（Nicholas Stern）在2006年为英国政府编写的报告中指出，每年1%以上的减排量“在历史上，只与经济衰退或大动荡相关”。 [52]

甚至在苏联解体之后，如此幅度和时长的减排也没有发生（前苏联成员国曾经历了连续十年每年约5%的排放量衰减）。在2008年华尔街崩溃之后，美国排放量的降低也没有超过一年。只有在紧随1929年大萧条之后的连续几年，美国排放量才有每年超过10%的下跌，然而那是现代历史上最糟糕的经济危机。 [53]

如果我们既想避免这种惨剧，又想要实现有科学依据的减排目标，那么我们必须通过安德森和博斯-拉金所言的“在美国、欧盟及其他富裕国家立即采取彻底的反增长策略”，来谨慎地控制减排进程。 [54] [55]

说到这里，我知道这一切听起来可能就像末日预言一样，好像减排一定需要许多造成巨大苦难的经济危机。但之所以看起来如此，完全是因为我们拥有这样一个经济体系——它病态地迷恋GDP增长，将之置于其余一切之上。它无视这种行为所带来的社会和生态后果，与此同时毫不珍重我们最珍视的事物，比如体面的生活水平、保障未来生活的措施以及人际关系。因此，安德森和博斯-拉金想要说的就是，我们仍有时间来避免灾难性的全球变暖，但是在目前资本主义的规则下这完全办不到。这实在是迄今为止要求改变这些规则的最强有力的论点。 [56]

安德森和博斯-拉金认为，现在是时候告诉大家真相了，我们不应该再假装能够在不撼动经济现状的情况下解决气候危机，我们应该“让科学摆脱经济、金融和占星学的约束，要坚持科学结论，无论这些结论多么让人不舒服……我们需要无畏的精神来另辟蹊径，构思不同于现行体系的未来”。 [57]

有趣的是，安德森说，当他在气候界展示他的根本性发现之时，他引用的核心事实很少引发争议。更常见的是，他经常听到同事们坦承，他们已经放弃2摄氏度的目标，原因就是这一目标对经济增长提出的严峻挑战。安德森在报告中称：“目前许多为政府担任顾问的资深科学家和经济学家都持有这一立场。” [58]

换言之，与改变资本主义最根本的以增长为基础、以牟利为目的的逻辑相比，用混乱的灾难性的方式来改变地球的气候反倒更容易得到接受。我们大概不应该惊诧于一些气候科学家被他们自己的研究结果所预示的严峻前景吓到了。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都在默默地测量冰核，运行全球气候模型或者研究海洋酸化现象。正如澳大利亚气候专家及作家克莱夫·汉密尔顿（Clive Hamilton）所言，在这个过程中他们竟发现，在向民众揭示我们在气候问题上集体失败的程度时，他们“不知不觉地动摇了政治和社会秩序”。 [59]

尽管如此，秩序确实已经被动摇了，这意味着我们其余人将不得不迅速寻找方法，将“受控的反增长”变得更接近一些创新的经济思想家所言的“大转型”，而非大萧条。 [60]

在过去的十年间，许多绿色资本主义的倡导者都试图兜售绿色科技万灵丹，或将环境影响从经济活动中“分离”出去，以此来掩饰市场逻辑和生态限制之间的冲突。他们向世人描绘了一幅美好画卷。在这幅画卷中，世界仍然类似于现在这样继续运转，只是我们会从可再生能源中获取动力，而所有那些种类繁多的用品和车辆都会变得更加节能，使得我们无须担心气候影响，并能一直消费下去。

如果人类和自然资源的关系如此简单就好了。虽然可再生能源技术在减排方面确实有很大前途，但是如果要在我们所需的规模上实现转变，那么我们要采取的措施就包括兴建庞大的新型电网和交通系统，常常还得从零开始。即使明天就开始建设，现实地讲，这也要花费几年甚至可能几十年才能竣工并投入使用。此外，目前我们的经济还尚未实现由可再生能源驱动，所以在建设绿色项目的过渡过程中将不得不燃烧大量的化石燃料——这是必要的步骤，但其本身并不能足够快地降低我们的排放。因此，富裕国家必须要立刻开始深度减排。这意味着，如果我们一直等待博斯-拉金所说的“速效技术”出现，“那就为时太晚了”。 [61]

那么我们现在能做什么呢？当然，我们只能做我们能做的。在指望技术和基础设施革命之外我们所能做的，就是从现在开始减少消费。与鼓励人们实行绿色消费的政策相比，鼓励人们减少消费的政策实在是难以被目前的政治领导层接受。绿色消费只是要将一种能源替换为另一种，或者将一种消费品型号替换为另一种效率更高的型号。我们如今将所有的鸡蛋都放在绿色科技及绿色效能的篮子里，就是因为这些改变都完全处在市场逻辑的范畴之内——他们鼓励我们走出家门去购买新的、更高效的绿色汽车和洗衣机。

而减少消费则意味着减少我们实际使用的能源：如多长时间开一次车，多长时间坐一次飞机，我们的食品是否必须通过飞机运输，我们购买的商品保质期能否达到两年，我们房子有多大，等等。这些政策至今依然被忽视。研究人员丽贝卡·威利斯（Rebecca Willis）和尼克·艾尔（Nick Eyre）曾在给英国绿色联盟（U.K.’s Green Alliance）的报告中提出，尽管英国温室气体排放量中12%都来自日常食品，“目前英国政府却几乎没有针对农产品生产方式制定任何政策，没有试图采用物质鼓励引导农民采取低能耗的农业模式；政府也没有针对我们的消费方式制定政策，没有引导鼓励消费本地和当季食品”。类似的，“尽管存在让人们驾驶更高效的汽车的鼓励措施，政府却几乎没有采取措施限制依赖汽车的居住模式”。 [62]

许多人已经尝试改变其日常生活，从而减少消费。但如果这种处在需求端的减排要想达到必需的规模，那么依赖这些喜欢穿回收材料制作的衣物和在周六下午逛农夫市集 [63] 的热心城市居民的生活方式选择是远远不够的。我们需要全面的政策和项目，使得低碳选择对每个人而言都简单易行。最重要的是，这些政策必须是公平的，这样那些已经在挣扎着维持基本生活的人们就不会被要求为抵消富人的过度消耗而做出额外牺牲。这意味着建立每个人都能享受的便宜的公共交通和清洁能源驱动的轻轨；在交通线附近建立节能的经济适用住宅；为高密度居住而规划城市；设立自行车道，让骑车人不必在上下班时冒生命危险；实施新型土地管理，压制无序扩张，鼓励本地低能耗农业；从城市设计上保证学校和医疗等必要服务聚集在交通线周围和适合步行的区域里；实施项目，要求制造商为其产生的电子垃圾负责，并从根本上减少内嵌冗余性和陈旧过时的部件。 [64] [65]

随着数以百万计的人口开始能够使用现代能源，那些能耗远超其所需的人必须减少消耗。到底要减少多少呢？气候变化的否认者喜欢宣称环保人士想让我们回归石器时代。而事实上如果想维持在生态极限之内，我们就需要回溯到消费水平疯狂增长的1980年代之前，回归到类似于1970年代的生活方式。这显然不是哈特兰会议上谣传的各种苦难和匮乏。正如凯文·安德森解释的那样：“我们需要给予新兴工业化国家空间，让他们能够发展以及改善其人民的福利和生活水平，也就是说发达国家应该削减更多的能耗。这也意味着生活方式的改变，这对富人影响最大……我们曾经这样做过。1960年代及1970年代，我们享受过健康而适中的生活方式，我们应该再次回归到这种状态，以保证排放量得到控制。这关系到，一国人口中最富裕的20%要承受最大的削减。这也许会带来更平等的社会，我们也一定会从低碳但更可持续的生活方式中受益。” [66]

毫无疑问，这些不同种类的政策除了减排之外还有无数的益处。它们有利于市民空间、体育活动、社区建设以及更清洁的空气与水源，同时也会为减少不平等带来巨大助益，因为受益于公共住房及公共交通改善的总是低收入人群，往往还是有色人种。因此如果过渡方案中包含了强有力的基本生活工资和雇佣当地劳力的条款，那么低收入人群也会从建立和运营那些扩大的公共服务中得到最多收益，同时减少对高污染行业职位的依赖，这种职位现在不成比例地集中于低收入有色人种社区。

来自环境正义组织“全民环保”（Green for All）的菲德拉·埃利斯-拉姆金斯（Phaedra Ellis-Lamkins）说：“我们用来抗击气候变化的工具与改善美国低收入人群及有色人种生活的工具别无二致……我们需要国会作出必要投资，以升级和维修我们摇摇欲坠的基础设施，如建设保护海滨社区的防波堤和维修我们的暴雨排水系统等等。这些措施能创造出足以养家糊口的就业岗位。仅仅是改善暴雨排水系统一项就能为200万美国人提供就业。我们需要确保有色人种成为修建这些新系统的商业社区和劳动大军的一部分。” [67]

从另一个角度考虑，我们需要对国内生产总值（GDP）的组成部分进行彻底的重组。按照传统理解，GDP等于消费、投资、政府开支和净出口的总和。过去30年来的自由市场资本主义已将其重点集中于消费和贸易。但是如果我们要重塑我们的经济从而保证不超出我们的全球碳预算，我们就需要减少消费（除了穷人的消费），（随着再一次将经济本土化）减少贸易，并降低为满足过度消费而实施的对生产的私人投资。借由上涨的政府开支、公共和私人基础设施投资的增加和对将排放量降到零的替代技术的投资，这些削减将会被抵消。所有这一切带来的内在影响会远远多于现在的再分配，这样才能有更多的人在地球能够承受的范围内舒适地生活。

这就是为什么气候变化否认者宣称全球变暖是财富再分配的阴谋，这并不（只）是因为他们多疑偏执，而是因为他们的确也在关注事态的发展。

发展关怀经济，缩减冷漠经济

近些年很多人都在思考，我们应该如何做，才能在减少对物质资源的消耗的同时，提高总体生活质量——这就是法国人所称的“选择性反增长”。 [68] 我们可以实施奢侈品税这样的政策来遏制过度消费。我们可以用募集的资金来支撑我们经济中已有的低碳部分，这些部分并不需要收缩。显然，绿色过渡中的许多行业能够创造大量就业，如大规模交通、可再生能源、节能改造、生态系统恢复等等。这些行业并不受控于那种增加年收益的欲望（如公共领域、合作社、本地企业及非营利性机构），它们将扩展其在整体经济活动中的份额，那些带有绩效生态影响的行业也一样（如职业看护者，这类工作经常由女性及有色人种承担，并因此薪酬过低）。英国萨里大学的经济学家蒂姆·杰克逊（Tim Jackson）著有《无增长的繁荣》（Prosperity Without Growth ）一书。他曾写道：“在这些行业中大力发展我们的经济有各种好处。首先，这些职业所花的时间能直接改善我们的生活质量。当这些职业的效率达到一定程度以后，人们就不想要效率进一步提高了。教师能给更大的班授课有什么意义？医生能每小时看越来越多的病人又能怎么样？” [69]

在其他方面这也能带来益处，比如工作时间变短，这可以帮助创造更多就业机会，但另一方面如果人劳累过度，就会在诸如园艺和烹饪等低碳活动上花费更少的时间（因为他们太忙了）。事实上，不少研究人员都分析过较短的工作时间给气候带来的实实在在的好处。位于波士顿的泰勒斯研究所（Tellus Institute）的一位高级研究员——约翰·斯图兹（John Stutz），提出这样的展望：“与目前发达国家相比，带薪工作时长及收入会在全世界范围内收缩到一个显著低于当前发达国家的水平。”他提出，各国如果能用未来几十年逐步实现每周三天或四天工作制，就能在改善民众生活质量的同时还抵消目前到2030年的所有预测中的排放量增长。 [70]

众多反增长和经济正义思想家也呼吁引入“基本年薪”，也就是不管一个人收入多少都能获得的工资。这是因为人们已经认识到目前制度无法给所有人提供就业，而迫使人们进行那些带来消费提升的工作只会事与愿违。正如《雅各宾》（Jacobin ）杂志编辑艾丽莎·巴提斯托尼（Alyssa Battistoni）写道：“迫使人民参与劣等工作来‘维持’生计这种行为一直很恶毒，而如今这已经开始像是自我毁灭了。” [71]

一个能压制劣等工作（和过度消费）的基本年薪还能为边缘社区提供急需的经济保障。由于石油公司要提炼油砂矿的石油，由于天然气公司要用水力压裂法开采气井，这些社区不得不牺牲他们的健康。没有人愿意饮用被污染的水源，也没有人愿意让自己的孩子受到哮喘的折磨。但是走投无路之人必行亡命之举，这就是为什么，如果我们能互相照顾，如果我们能让更多的社区免受那些无奈抉择的困扰，我们所有人都能获得巨大收益。这意味着我们要拯救社会安全网 [72] 的概念，要能保证每个人的基本需求都得到满足，如医疗、教育、食物和清洁的水源。实际上，在各个方面以各种方式抗击不平等正是我们在气候变化之战中的一个核心战略。

这种精心规划的经济所能够实现的生活方式也许远比我们大多数人在当前体系下的生活方式更为人道、充实，这可以使得以此种诉求集结起来的大规模社会运动成为可能。但是，这些政策也最具政治挑战性。

与鼓励节能不同，我们为了实现转离化石燃料这一正义、公平、鼓舞人心的过渡过程所需要采取的措施，会在各个层面上与当前占统治地位的主流经济学发生正面冲突。这种变迁将会打破所有意识形态规则，它需要有远见的长期规划、对企业的严格监管、对富人的更高课税、高额的公共领域开支，以及在很多情况下逆转重大私有化项目从而给予社区力量做出其渴望的转变。简而言之，这意味着改变我们关于经济的一切想法，如此我们造成的污染才不会改变我们的整个物质世界。

[1] Ken Burns, The Dust Bowl , PBS, 2012.

[2] Marlene Moses, “The Choice Is Ours,” Planet B, Rio + 20 Special Edition, June 2012, p. 80.

[3] 美国对中国的挑战 “China—Measures Concerning Wind Power Equipment,” Request for Consultations by the United States,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December 22, 2010, p. 1; 中国对欧洲的挑战: “European Member States—Certain Measures Affecting the Renewable Energy Generation Sector,” Request for Consultations by China,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November 7, 2012, p. 1; 中国威胁美国: “Announcement No. 26 of 2012 of the Ministry of Commerce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on the Preliminary Investigation Conclusion on the U.S. Policy Support and Subsidies for Its Renewable Energy Sector,” Ministry of Commerc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May 27, 2012, http://english.mofcom.gov; 美国对印度的挑战：“India—Certain Measures Relating to Solar Cells and Solar Modules,” Request for Consultations by the United States,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February 11, 2013, pp. 1–2; 考虑关闭：Chandra Bhushan, “Who Is the One Not Playing by the Rules—India or the US?” Centre for Science and Environment, February 8, 2013;与 Chandra Bhushan, Deputy Director General, Centre for Science and Environment的个人访谈，May 10, 2013; 印度的回应: “Certain Local Content Requirements in Some of the Renewable Energy Sector Programs,” Questions by India to the United States,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April 17, 2013, p. 1; “Subsidies,” Questions Posed by India to the United States Under Article 25.8 of the Agreement on Subsidies and Countervailing Measures—State Level Renewable Energy Sector Subsidy Programmes with Local Content Requirements,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April 18, 2013.

[4] 与Paolo Maccario的访谈, January 9, 2014。

[5] 中国确实已经成为世界上廉价太阳能模块的主要供应商，这使得太阳能价格猛烈下跌。近年间，中国向市场提供了海量的廉价电池板，导致国际市场上电池板供大于求。

[6] Green Energy and Green Economy Act, 2009, S.O. 2009, c.12—Bill 150, Government of Ontario, 2009.

[7] Jenny Yuen, “Gore Green with Envy,” Toronto Star , November 25, 2009; “International Support for Ontario’s Green Energy Act,” Government of Ontario, Ministry of Energy, June 24, 2009.

[8] “Feed-in Tariff Program: FIT Rules Version 1.1,” Ontario Power Authority, September 30, 2009, p. 14.

[9] Michael A. Levi, “The Canadian Oil Sands: Energy Security vs. Climate Change,”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2009, p. 12; Gary Rabbior, “Why the Canadian Dollar Has Been Bouncing Higher,” Globe and Mail , October 30, 2009.

[10] 天然气: Mississauga Power Plant Cancellation Costs, Special Report, Office of the Auditor General of Ontario, April 2013, pp. 7–8; Oakville Power Plant Cancellation Costs, Special Report, Office of the Auditor General of Ontario, October 2013, pp. 7–8; 风能: Dave Seglins, “Ont. Couple Seeks Injunction to Stop Wind-Farm Expansion,” CBC News, September 11, 2012; 太阳能: “Ontario Brings More Clean Solar Power Online, Creates Jobs,” Government of Ontario, Ministry of Energy, press release, July 31, 2012;一所煤电厂：“Ontario—First Place in North America to End Coal-Fired Power,” Government of Ontario, Office of the Premier, November 21, 2013; 工作: “Progress Report 2014: Jobs and Economy,” Government of Ontario, May 1, 2014, http://www.ontario.ca.

[11] “Wayne Wright, Silfab Solar” （video）, BlueGreen Canada, YouTube, June 2, 2011.

[12] “Canada—Certain Measures Affecting the Renewable Energy Generation Sector,” Request for Consultations by Japan,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September 16, 2010, pp. 2–3.

[13] “Canada—Certain Measures Affecting the Renewable Energy Generation Sector; Canada— Measures Relating to the Feed-in Tariff Program,” Reports of the Appellate Body,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May 6, 2013; “Ontario to Change Green Energy Law After WTO Ruling,” Canadian Press, May 29, 2013; “Ontario Lowering Future Energy Costs,” Government of Ontario, Ministry of Energy, press release, December 11, 2013.

[14] Elizabeth Bast et al., “Low Hanging Fruit: Fossil Fuel Subsidies, Climate Finance,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il Change International for the Heinrich BÖll Stiftung North America, June 2012, p. 16; Nicholas Stern, The Economics of Climate Change: The Stern Review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 2007）, xviii.

[15] “Facts About Wind Power: Facts and Numbers,” Danish Energy Agency, http://www.ens.dk; “Renewables Now Cover More than 40% of Electricity Consumption,” Danish Energy Agency, press release, September 24, 2012; Greg Pahl, The Citizen-Powered Energy Handbook: Community Solutions to a Global Crisis （White River Junction, VT: Chelsea Green, 2007）, 69; Shruti Shukla and Steve Sawyer （Global Wind Energy Council）, 30 Years of Policies for Wind Energy: Lessons from 12 Wind Energy Markets （Abu Dhabi, UAE: International Renewable Energy Agency, 2012）, 55.

[16] Scott Sinclair, “Negotiating from Weakness,” Canadian Centre for Policy Alternatives, April 2010, p. 11.

[17] Aaron Cosbey, “Renewable Energy Subsidies and the WTO: The Wrong Law and the Wrong Venue,” Subsidy Watch 44 （2011）: 1.

[18] “Multi-Association Letter Regarding EU Fuel Quality Directive,” Institute for 21st Century Energy, May 20, 2013, http://www.energyxxi.org; “Froman Pledges to Preserve Jones Act, Criticizes EU Clean Fuel Directive,” Inside US Trade , September 20, 2013; “Non-paper on a Chapter on Energy and Raw Materials in TTIP,” Council of the European Union, May 27, 2014, http://www.scribd.com; Lydia DePillis, “A Leaked Document Shows Just How Much the EU Wants a Piece of America’s Fracking Boom,” Washington Pos t, July 8, 2014.

[19] 引文出自Victor Menotti, executive director of the International Forum on Globalization于2005年进行的采访。Victor Menotti, “G8 ‘Climate Deal’ Ducks Looming Clash with WTO,” International Forum on Globalization, July 2007, http://www.ifg.org.

[20] “Notice of Arbitration Under the Arbitration Rules of the United Nations Commission on International Trade Law and Chapter Eleven of the North American Free Trade Agreement,” Lone Pine Resources, September 6, 2013.

[21] “U.S. Solar Market Insight Report: 2013 Year-in-Review,” Executive Summary, GTM Research, Solar Energy Industries Association, p. 4; Bhushan, “Who Is the One Not Playing by the Rules— India or the US?”; Bhushan访谈, May 10, 2013; Maccario访谈, January 9, 2014; “Climate Change, China, and the WTO,” March 30, 2011 （video）, panel discussion, Columbia Law School.

[22] 与 Steven Shrybman的个人访谈， October 4, 2011。

[23] 海洋学家Roger Revelle曾经领导一个团队，就大气中的二氧化碳为约翰逊总统撰写报告。早在1957年，在一篇与化学家Hans Suess合著的里程碑式的气候科学论文中，他就曾经使用类似的语言，把碳排放描述为一次“地质物理实验”：Roger Revelle and Hans E. Suess, “Carbon Dioxide Exchange Between Atmosphere and Ocean and the Question of an Increase of Atmospheric CO₂ during the Past Decades,” Tellus 9 （1957）: 19–20. 关于气候科学和政治的深度历史，参见：Spencer Weart, The Discovery of Global Warming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Joshua P. Howe, Behind the Curve: Science and the Politics of Global Warming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2014）. 历史： Weart, The Discovery of Global Warming , 1–37; 约翰逊报告: Roger Revelle et al., “Atmospheric Carbon Dioxide,” in Restoring the Quality of Our Environment , Report of the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Panel, President’s Science Advisory Committee, The White House, November 1965, Appendix Y4, pp. 126–27.

[24] “Statement of Dr. James Hansen, Director, NASA Goddard Institute for Space Studies,” 为美国参议院做的报告, June 23, 1988; Philip Shabecoff, “Global Warming Has Begun, Expert Tells Senate,” New York Times , June 24, 1988; Weart, The Discovery of Global Warming , 150–51.

[25] Thomas Sancton, “Planet of the Year: What on EARTH Are We Doing?,” Time , January 2, 1989.

[26] Thomas Sancton, “Planet of the Year: What on EARTH Are We Doing?,” Time , January 2, 1989.

[27] President R. Venkataraman, “Towards a Greener World,” 在WWF-India, New Delhi做的演讲，November 3, 1989, 出自Selected Speeches, Volume I: July 1987–December 1989 （New Delhi: Government of India, 1991）, 612.

[28] Daniel Indiviglio, “How Americans’ Love Affair with Debt Has Grown,” The Atlantic , September 26, 2010.

[29] 有这么一个大胆的提议：它想象，在未来对所有源自化石燃料的产品加以限制。它论证道，一旦开始向绿色能源转变，一旦工业开始脱碳，这样的措施就能被引入，逐渐蔓延开来：Tilman Santarius, “Climate and Trade: Why Climate Change Calls for Fundamental Reforms in World Trade Policies,” German NGO Forum on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 Heinrich BÖll Foundation, pp. 21–23. 联合国气候协定: United Nations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 United Nations, 1992, Article 3, Principle 5; “PIVOTAL MOMENT”: Robyn Eckersley, “Understanding the Interplay Between the Climate and Trade Regimes,” 出自Climate and Trade Policies in a Post-2012 World , United Nations Environment Programme, p. 17.

[30] 指发展中国家。——译者注

[31] Martin Khor, “Disappointment and Hope as Rio Summit Ends,” 出自Earth Summit Briefings （Penang: Third World Network, 1992）, p. 83.

[32] industrial agriculture，指以大量使用工业设备和大规模生产为特征的农业。——译者注

[33] Steven Shrybman, “Trade, Agriculture, and Climate Change: How Agricultural Trade Policies Fuel Climate Change,” Institute for Agriculture and Trade Policy, November 2000, p. 1.

[34] Sonja J. Vermeulen, Bruce M. Campbell, and John S.I. Ingram, “Climate Change and Food Systems,” Annual Review of Environment 37 （2012）: 195; 与Steven Shrybman的个人邮件交流, April 23, 2014.

[35] “Secret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Agreement （TPP）—Environment Consolidated Text,” WikiLeaks, January 15, 2014, https://wikileaks.org; “Summary of U.S. Counterproposal to Consolidated Text of the Environment Chapter,”由RedGE公布, February 17, 2014, http://www.redge.org.pe.

[36] 运输指的是集装箱港口运输，通过标准箱（TEUs）单位衡量。从1994年到2013年，全球集装箱港口运输从128,320,326 标准箱增长到了大约627,930,960标准箱，增长了389.4%：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Trade and Development, “Review of Maritime Transport,” various years, available at http://unctad.org。关于2012年和2013年，港口运输的预测是基于Drewry的工业估计作出的：“Container Market Annual Review and Forecast 2013/14,” Drewry, October 2013. 没有归属：“Emissions from Fuel Used for International Aviation and Maritime Transport （International Bunker Fuels）,” United Nations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 http://unfccc.int; 运输排放：Øyvind Buhaug et al., “Second IMO GHG Study 2009,” International Maritime Organization, 2009, p. 1.

[37] “European Union CO₂ Emissions: Different Accounting Perspectives,” European Environmental Agency Technical Report No. 20/2013, 2013, pp. 7–8.

[38] Glen P. Peters et al., “Growth in Emission Transfers via International Trade from 1990 to 2008,”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108 （2011）: 8903-4.

[39] Corrine Le Quéré et al., “Global Budget 2013,” Earth System Science Data 6 （2014）: 252; Corrine Le Quéré et al., “Trends in the Sources and Sinks of Carbon Dioxide,” Nature Geoscience 2 （2009）: 831; Ross Garnaut et al., “Emissions in the Platinum Age: The Implications of Rapid Development for Climate-Change Mitigation,” Oxford Review of Economic Policy 24 （2008）: 392; Glen P. Peters et al., “Rapid Growth in CO₂ Emissions After the 2008–2009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Nature Climate Change 2 （2012）: 2; “Technical Summary,” 出自 O. Edenhofer et al., ed., Climate Change 2014: Mitigation of Climate Change, Contribution of Working Group III to the Fifth Assessment Report of the 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5.

[40] Andreas Malm, “China as Chimney of the World: The Fossil Capital Hypothesis,” Organization ＆ Environment 25 （2012）: 146, 165; Yan Yunfeng and Yang Laike, “China’s Foreign Trade and Climate Change: A Case Study of CO₂ Emissions,” Energy Policy 38 （2010）: 351; Ming Xu et al., “CO₂ Emissions Embodied in China’s Exports from 2002 to 2008: A Structural Decomposition Analysis,” Energy Policy 39 （2011）: 7383.

[41] 与Margrete Strand Rangnes的个人访谈，March 18, 2013.

[42] Malm, “China as Chimney of the World,” 147, 162.

[43] Elisabeth Rosenthal, “Europe Turns Back to Coal, Raising Climate Fears,” New York Times , April 23, 2008; 与IEA Clean Coal Centre的个人电子邮件交流, March 19, 2014.

[44] Jonathan Watts, “Foxconn offers pay rises and suicide nets as fears grow over wave of deaths,” Guardian , May 28, 2010; Shahnaz Parveen, “Rana Plaza factory collapse survivors struggle one year on,” BBC News, April 23, 2014.

[45] Mark Dowie, Losing Ground: American Environmentalism at the Close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Cambridge, MA: MIT Press, 1996）, 185-86; Keith Schneider, “Environment Groups Are Split on Support for Free-Trade Pact,” New York Times , September 16, 1993.

[46] Dowie, Losing Ground , 186–87; Gilbert A. Lewthwaite, “Gephardt Declares Against NAFTA; Democrat Cites Threat to U.S. Jobs,” Baltimore Sun , September 22, 1993; John Dillin, “NAFTA Opponents Dig In Despite Lobbying Effort,”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 October 12, 1993; Mark Dowie, “The Selling （Out） of the Greens; Friends of Earth–or Bill?” The Nation , April 18, 1994.

[47] Bill Clinton, “Remarks on the Signing of NAFTA （December 8, 1993）,” Miller Center, University of Virginia.

[48] Stan Cox, “Does It Really Matter Whether Your Food Was Produced Locally?” Alternet , February 19, 2010.

[49] Solomon访谈, August 27, 2013.

[50] Kevin Anderson, “Climate Change Going Beyond Dangerous—Brutal Numbers and Tenuous Hope,” Development Dialogue no. 61, September 2012, pp. 16-40.

[51] “8—10个百分点”的范围来自对Aderson和Bows-Larkin的访谈以及他们已出版的作品。关于背后的排放情景，参见通路C+1, C+3, C+5和B6 3，出自Kevin Anderson and Alice Bows, “Beyond ‘Dangerous’ Climate Change: Emission Scenarios for a New World,” Philosophical 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Society A 369 （2011）: 35。亦参见：Kevin Anderson, “EU 2030 Decarbonisation Targets and UK Carbon Budgets: Why So Little Science?” KevinAnderson.info, June 14, 2013, http://kevinanderson.info.德·波尔：Alex Morales, “Kyoto Veterans Say Global Warming Goal Slipping Away,” Bloomberg, November 4, 2013.

[52] Stern, The Economics of Climate Change , 231–32.

[53] Stern, The Economics of Climate Change , 231; Global Carbon Project emissions data, 2013 Budget v2.4 （July 2014）, 可于http://cdiac.ornl.gov获得; Carbon Dioxide Information Analysis Center emissions data, 可于http://cdiac.ornl.gov获得。

[54] 而且他们也不放过中国和印度之类的发展中国家。根据他们的计算，发展中国家只能在未来的十年间增加温室气体排放来帮助自身摆脱贫困，还要同时过渡到绿色能源。到2025年时，发展中国家也需要以每年“史无前例的7%”的比例进行减排。

[55] Kevin Anderson and Alice Bows, “A 2℃ Target? Get Real, Because 4℃ Is on Its Way,” Parliamentary Brief 13 （2010）: 19; 脚注：Anderson and Bows, “Beyond ‘Dangerous’ Climate Change,” 35; Kevin Anderson, “Avoiding Dangerous Climate Change Demands De-growth Strategies from Wealthier Nations,” KevinAnderson.info, November 25, 2013, http://kevin anderson.info。

[56] Anderson和Bows-Larkin的分析的基础乃是各国政府在2009年联合国哥本哈根气候峰会上作出的承诺：削减排放必须建立在“公平”的基础上（意指富裕的国家必须带头，使得贫穷的国家有空间发展）。有些人争论，富裕的国家不需要削减那么多排放。然而，即使这是真的，基本的国际图景仍然暗示着，所需要的减排与我们我们所知的经济增长是不相容的。正如Tim Jackson在Prosperity Without Growth 表明的，只靠绿色科技和更高的效能，就算是4.9%这样小幅的全球减排，也是无法达成的。实际上，他写道，想要达到目标，在世界人口和人均收入持续以现有速率增长的情况下，经济活动的碳强度需要以“几乎是目前11倍的速度”下降。到2050年，我们效能需要是现在的22倍。因此，即便Anderson和Bows-Larkin大大过头了，但他们的立足点还是正确的：我们必须改变现在的增长模式。参见：Tim Jackson, Prosperity Without Growth: Economics for a Finite Planet （London: Earthscan, 2009）: 80, 86.

[57] Anderson and Bows, “A New Paradigm for Climate Change,” 640.

[58] Kevin Anderson, “Romm Misunderstands Klein’s and My View of Climate Change and Economic Growth,” KevinAnderson.info, September 24, 2013.

[59] Clive Hamilton, “What History Can Teach Us About Climate Change Denial,” 出自 Engaging with Climate Change: Psychoanalytic and Interdisciplinary Perspectives , ed. Sally Weintrobe （East Sussex: Routledge, 2013）, 18.

[60] 关于走向全球可持续性的“伟大变迁”，Tellus Institute和Stockholm Environment Institute的研究员领导了一项研究，对此进行了基础的情境建模。参见：Paul Raskin et al., “Great Transition: The Promise and Lure of the Times Ahead,” Report of the Global Scenario Group, Stockholm Environment Institute and Tellus Institute, 2002. This research has continued 作为Tellus的Great Transition Initiative的一部分，这一研究继续进行, 可于“Great Transition Initiative: Toward a Transformative Vision and Praxis,” Tellus Institute, http://www.greattransition.org获得。关于英国New Economics Foundation的类似工作，参见：Stephen Spratt, Andrew Simms, Eva Neitzert, and Josh Ryan-Collins, “The Great Transition,” The New Economics Foundation, June 2010。

[61] Bows访谈，January 14, 2013。

[62] Rebecca Willis and Nick Eyre, “Demanding Less: Why We Need a New Politics of Energy,” Green Alliance, October 2011, pp. 9, 26.

[63] Famer’s market，指欧美一些本地农场在城镇中设立的短期市场，售卖本地生产的农产品。——译者注

[64] 欧盟议会通过了一条法律，要求所有手机制造商提供一种通用的充电器，这是向正确方向迈出的一小步。类似的，还有法律要求电子产品制造商循环使用铜和其他金属，这样就可使世界上许多群体免受剧毒开采过程的毒害。

[65] 脚注：“EP Opens Option for a Common Charger for Mobile Phones,” European Commission, press release, March 13, 2014; Adam Minter, Junkyard Planet （New York: Bloomsbury, 2013）, 6–7, 67, 70.

[66] 应Anderson的要求，对引文进行了少许阐释。Paul Moseley and Patrick Byrne, “Climate Expert Targets the Affluent,” BBC, November 13, 2009.

[67] Phaedra Ellis-Lamkins, “How Climate Change Affects People of Color,” The Root , March 3, 2013.

[68] 法语中，“decroissance”有双重含义，即挑战增长“croissance” 和相信“croire”。这里借指选择拒绝相信那种在一个有限的行星上实现无限增长的幻想。

[69] Tim Jackson, “Let’s Be Less Productive,” New York Times , May 26, 2012.

[70] John Stutz, “Climate Change, Development and the Three-Day Week,” Tellus Institute, January 2, 2008, pp. 4-5. 亦参见：Juliet B. Schor, Plenitude: The New Economics of True Wealth （New York: Penguin Press, 2010）; Kyle W. Knight, Eugene A. Rosa, and Juliet B. Schor, “Could Working Less Reduce Pressures on the Environment? A Cross-National Panel Analysis of OECD Countries, 1970–2007,” Global Environmental Change 23 （2013）: 691-700.

[71] Alyssa Battistoni, “Alive in the Sunshine,” Jacobin 13 （2014）: 25.

[72] 指社会基本保障体系。——译者注

第3章
公众及偿付
解决下一代经济体系的意识形态障碍

“除了彻底改造流动性，我们别无选择……很多印度人依旧乘公交、骑自行车或步行——在许多印度城市中，多达20%的居民选择骑行。我们这样做只是因为贫穷。我们如今面临的挑战是改革城市规划，以便我们富裕后还能够拥有如此出行的余裕。”

——苏尼塔·纳瑞（Sunita Narain），

印度科学与环境中心处长，2013年 [1]

“坐在劳斯莱斯汽车里的女士比赫尔曼·戈林 [2] 的轰炸机队更有损士气。”

——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

《狮子与独角兽》（The Lion and the Unicorn ），1941年 [3]

2013年9月22日，在一场艰难的表决里，德国第二大城市（汉堡）夺回了他们的能源管理权。当天，50.9 %的选民投票支持将电力、煤气和供热网归于汉堡市政府管辖之下，逆转了十多年前的那一波私有化甩卖浪潮。 [4]

这一过程已被冠以一些繁琐笨拙的名字，其中包括“重新市政化”及“重新公社化”。但对于参与其中的汉堡民众来说，这一过程只是简单地体现了他们对“地方掌控力” [5] 的渴望。

“我们的汉堡-我们的电网”联盟为支持收回公共事业提出了一系列有说服力的论据。本地控制的能源体系将会关心公众利益，而不是利润。这个联盟还指出，汉堡居民将在能源系统上拥有更大的民主发言权，而不再被遥远的董事会做出的决定所影响。此外，出售能源的收入将返回到城市自身，不再流入当时还控制着电网的跨国公司股东们的口袋。这在严峻的公共开支紧缩期之中，无疑是锦上添花。“人人都赖以生存的东西应属于公众，对于人民来说这是不证自明的。”此次汉堡表决活动组织者韦伯克·汉森（Wiebke Hansen）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如是说道。 [6]

此次表决也有其他推动力。许多汉堡居民都想参与能源转型（Energiewende）。所谓能源转型是一场席卷德国的向绿色环保、可再生能源转变的风潮。2013年，德国近25%的电力来源于可再生能源，其中以风能和太阳能为主，但也有沼气和水力发电。而2000年时，这个数字仅为约6％。相较而言，2013年，美国仅有4%的电力来自于风能和太阳能。从未出售过自身能源网的德国城市法兰克福和慕尼黑早已加入了这场能源变革，并分别承诺到2050年和2025年实现完全依靠可再生能源供能。但汉堡和柏林，这两个曾发生能源私有化的城市，则相对滞后。这一点也是支持重掌汉堡能源的人所持有的一个中心论点：这将允许他们摆脱煤炭及核能，走向绿色能源。 [7]

德国向可再生能源的过渡已被报道多次，特别是过渡的速度，以及雄心勃勃的未来目标（该国拟于2035年实现55%～60%可再生能源）。 [8] 这一项目的缺点也被社会各界激烈讨论，特别是关于逐步淘汰核能的决定是否会导致煤炭回潮（详见下章）。

这也许是世界上最快的向风能和太阳能的转变。然而，分析报道却很少将注意力放在使之成为现实的一个关键因素，那就是，德国数百个城镇的市民通过表决重新夺回了私营企业先前从他们手中买走的能源网。世界未来委员会气候活动家安娜·莱德赫特（Anna Leidreiter），在汉堡表决后评论道：“20世纪90年代，由于城市预算急需资金支持，大批的德国城市将其公共服务出售给大公司。而这次表决则标志着对当年新自由主义政策的一个明确的逆转。” [9]

这种趋势并不微小。据彭博社报道：“自2007年起，德国启用了70多个新的市政公用设施。同期，公有运营者还从私营企业那里收回了200多个能源网络设施。”尽管没有全国的统计数字，但德国地方公用事业协会认为从外部公司夺回能源网的德国城镇肯定不止此数。 [10]

最令人惊奇的是，大部分德国民众反对能源私有化的强大影响力。2013年，83％的柏林选民投票赞成向公有电力公司转换并最终实现100%依赖可再生能源。尽管由于投票人数不足（活动很快就开始了），表决结果并不具有约束力，但这次公投明确无误地表达了民意。因此活动者们依然在推动成立一个非营利性的合作社，在当前合同到期时接管能源网。 [11]

能源私有化的逆转与对于可再生能源的渴求密切相关。近年来这种现象开始风靡德国之外的国家，其中包括美国。例如，在2005年前后，在美国科罗拉多州中北部城市博尔德，一座偏自由主义的城市，居民和当地官员开始游说当地私营电力公司从煤炭转向可再生能源。而这家公司，也就是总部设在明尼阿波利斯的埃克西尔（Xcel）能源公司对他们的提议兴趣寥寥。因此当地环保人士和一个名为“新时代科罗拉多”（New Era Colorado）的活跃青年组织组成了一个联盟，并得出了与德国选民同样的结论：必须夺回能源网。“新时代科罗拉多”成员史蒂夫·芬博格（Steve Fenberg）解释道：“虽然博尔德的能源供给是全美最高碳密集度之一，但我们也是一个具有环保意识的集体，我们想改变这种状况。我们意识到只有掌握了能源供应，我们才有控制权。” [12]

2011年，尽管埃克西尔能源公司在相关公关广告投入中以十比一的比例占据绝对优势，但支持可再生能源的联盟还是以微弱票数优势赢得了两次公投，成功地要求博尔德市政府考虑购回其电力系统。 [13] 虽然投票并没有立刻让电力公司回归公众控制，但它却让市政府获得了认真考虑这项提议所需的授权和资金（而市政府现在也正在考虑）。2013年，该联盟以压倒性优势在一次关键性投票中胜出，此举成功阻止了埃克西尔能源公司支持的企图阻碍新公立电力公司成立的政治运动。

这些都是历史性的投票。因不满私企的服务质量或价格，很多其他城市已逆转了此前形成的私有化局面。但如博尔德环境工程师蒂姆·希尔曼所言，这是第一次，有美国城市“以减少对地球的影响为唯一目的”去采取措施。确实如此，支持公营的社会力量将应对气候变化作为其竞选的重要内容，将埃克西尔能源公司指责为又一家阻挠必需的气候行动的化石燃料公司。芬博格说，他们的愿景并非局限在博尔德。“我们希望向世界展示，你可以负责任地为一座城市提供能源，而且还不必花很多钱。”他新近又说道，“我们希望博尔德可以变成一种模式，而不只是在我们的社区为自己做一件很酷的事情。” [14]

博尔德的特别之处在于，与德国一些类似的政治活动不同，博尔德的初衷并非是反对私有化。博尔德的地方能源运动起初只是希望改用清洁能源，能源由谁提供并不重要。然而，在努力实现这一目标的过程中，博尔德居民发现他们别无选择，只能击倒自由市场时代的核心思想支柱之一，即私营服务始终优于公立服务。这一意外发现与安大略省居民的发现极为相似，后者也认识到此前签署的自由贸易承诺正在阻挠他们向绿色能源的过渡。

虽然在气候政策的讨论中很少被提及，但公有制和社区摆脱传统能源的能力之间的关系显而易见。很多极力推行新能源的国家都成功将其大部分电力行业保持在公众（通常也在本地）手中，荷兰、奥地利和挪威都是如此。美国许多准备在绿色能源方面大展宏图的城市均有公营的公共事业。比如得克萨斯州首府奥斯丁计划在2020年实现35％的可再生能源率，而现在他们的进展已快于原本计划的进度了。加州首府萨克拉门托也在为同样的目标全速努力，他们拟于本世纪中叶实现90%的减排，这一目标在全美也首屈一指。另一方面，设在明尼阿波利斯的地方自力更生研究所高级研究员约翰·法雷尔（John Farrell）提到大多数私营企业的态度是“我们将把销售化石燃料所得收入尽可能地花在政治游说上，从而阻挠任何对我们商业模式的改变”。 [15]

这绝不意味着私营电力垄断企业不会为其客户提供一种包括化石燃料和可再生能源的组合以供其消费：许多企业确实提供这样的选择，通常都会标以高价。还有一些企业专门提供可再生能源，虽然其来源总是一成不变的大规模水力发电。这也绝非说明公营电力公司总会心甘情愿地走绿色能源之路。依旧依赖煤炭的公营电力公司不在少数，他们也极力抵抗改变。

然而，许多社区都发现，虽然公共事业往往需要施加很大的压力才会优先考虑减排（可能需要通过根本性的改革以使其更加民主并对选民负责），但是私营能源垄断企业则完全不存在这种可能。私营企业主要对股东负责，并为丰厚的季度盈利所驱使。它们只有在收入不被影响的情况下，或在法律的强制下，才会主动接纳可再生能源。如果可再生能源被认为更不容易获利，就算只是短期内如此，这些只讲经济效益的公司根本不会做出这样的转型。正如德国的反核活动家拉尔夫·高格尔（Ralf Gauger）所言，越来越多的人都得出这样一个结论：“能源供应和环境问题不应交给这些以盈利为目的的私企去处理。” [16]

这也并不意味着，向可再生能源的转变中，私营企业应被排除在外。太阳能和风能公司已经将清洁能源提供给全球数以百万计的消费者，其中他们通过创新的租赁模式帮助客户省去了购置自家屋顶太阳能电池板的初装费用。尽管有这些近期成功案例，这个市场仍然有极端的波动，而且根据国际能源署的预测，如果碳排放水平要想满足低于2摄氏度升温的目标，清洁能源的投资水平到2030年时就要达到现在的4倍。 [17]

人们很容易把欣欣向荣的绿色能源私营市场误认为是气候行动的可靠计划，这两者虽有关联，但绝不能混为一谈。我们完全可能一方面拥有一个兴旺发达的可再生能源市场，还有一整代迅速致富的太阳能和风能企业家，而另一方面整个国家却未能在我们所剩余的短暂时间里达成科学的减排目标。为了实现这些艰巨的目标，我们需要比繁荣和萧条交替发生的私人市场更为可靠的系统。2013年，格林威治大学的一个研究团队发表论文称：“从历史上看，私营部门几乎很少投资可再生能源发电，此类投资几乎都由政府完成。包括欧洲市场在内，世界各地的近期经验也表明，私营企业和电力市场并不能向可再生能源提供必要规模的投资。” [18]

格林威治研究团队援引了政府利用公营部门来推动新能源过渡（包括德国经验）的各种例子，以及被投资人半途放弃的由大公司推动的可再生能源项目的例子。他们得出结论：“因此，对于发展可再生能源来说，让政府和公共事业扮演活跃的角色，比任何针对市场或私人投资者的昂贵的公共补贴体系都更为重要。” [19]

整理出什么机制最有可能实现一次剧烈的、关系重大的能源过渡，是当务之急。因为如今显而易见的是——至少从技术的角度来看——将我们的能源系统迅速切换至100%的可再生能源是完全可行的。2009年，斯坦福大学土木与环境工程系教授马克·雅各布森（Mark Z. Jacobson）和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交通运输研究所研究员马克·德卢基（Mark A. Delucchi）合撰了一个详细而有突破性的路线图，名为“如何在2030年前实现世界范围内100%的风能、水能及太阳能资源供能”。这个计划随后发表在《能源政策》（Energy Policy ）杂志上，其中涵盖了发电、运输以及供热制冷。作为近年发表的可靠研究之一，它展示了富裕国家和地区如何在20至40年的时间跨度之内，将全部，或几乎全部，能源基础设施转型至可再生能源。 [20] 迅速取得进展的可能性包括：

· 在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能源研究所和非营利性组织“超越零排放”发表了一个计划，预期在短短十年内完成60％由太阳能供电、40％由风能供电的电力系统。 [21]

· 2013年，经过大量气候模式研究，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NOAA）得出结论，到2030年，风能和太阳能有可能为美国电力系统提供70％的能源。 [22]

· 美国能源部下属的国家可再生能源实验室于2012年进行的一项重要研究提出了相对保守的预估。他们认为风能、太阳能和其他现阶段可用的绿色技术能够在2050年满足美国80%的电力需求。 [23]

在所有的研究工作中，由马克·雅各布森（2009年全球计划的研究者之一）领导的一个斯坦福大学研究团队所做的研究最被看好。2013年3月，该研究团队在《能源政策》上发表的一项研究结果指出，纽约州在2030年前就能够以可再生能源满足所有的能源需求。雅各布森与同事正在为美国各个州研发类似的能源计划，并已发布了一些整体的统计数据。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雅各布森说道：“‘我们需要天然气、煤或石油’是一种完全不正确的认识，在我们看来这就是迷信。” [24]

接着，他又提到：“这确实涉及大规模转型。为此所需的投入，堪比阿波罗登月工程或修建州际高速公路体系。但就算不应用什么新技术，这也是能办到的。我们真正需要的是以此作为社会发展方向的共同决心。”同时，他也很清楚这可能会面临的问题：“最大的障碍来自社会和政治上的一些因素，我们所需要的就是意志力。” [25]

事实上，这需要的不仅仅是一种意志力。它更需要上文讨论过的意识形态上的深刻转变。毕竟，在那些雄心万丈的国家项目得到构想和实施的时代过去之后，我们的政府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气候危机带来的紧迫需求，正与我们这个时代的主导逻辑在许多其他方面剧烈地发生冲突。

实际上，每一次当我们铺天盖地地报道一个新的、破纪录的、充斥着人间惨剧的自然灾害，我们就会一再被提醒，应对气候变化多么需要我们投资公有化的社会支柱产业，而这些事业早已由于几十年来人们的忽视变得脆弱不堪。

重建与改造公共领域

当我第一次注意到南丝塔兰·莫伊特（Nastaran Mohit）时，她裹着一件长而臃肿的黑色外套，一顶白色的托克女帽几乎遮住了她的眼睛。那时她正在一个没有暖气的仓库中，向一群聚集的志愿者急匆匆地发布命令：“把大家的需求都记到便签纸上。”她看起来三十岁左右，但说话语速很快，正在给当时刚被指定为第一组的志愿者交代任务。“现在出去开始干活。谁是第二组的？” [26]

那场名为桑迪的超级飓风已经登陆十天了。洛克威是纽约皇后区一条狭长的海边社区，而我们正位于洛克威受灾最严重的街区之一。暴雨聚积的水已经逐渐退去，但成百上千的地下室仍然被洪水淹没着，电力及手机网络服务仍未恢复。国民警卫队乘着卡车及军用悍马沿街巡逻，确保宵禁令的执行。而当在寒冷和黑暗中挣扎的人们需要帮助时，那些国家及大型援助机构并没有采取有效的行动。 [27] （或者更准确地说，这些国家及大型援助机构在洛克威半岛更加富裕的地区体现出了更强硬、更有益的存在。）

目睹这种抛弃和放任不理，成千上万的年轻志愿者举着“战胜桑迪”的旗帜（他们中很多人参与过“占领华尔街”活动，经验丰富），组织大家向那些被忽略区域的居民分发衣服、毯子和温热的食物。他们在社区中心及教堂设立恢复中心，在这栋臭名昭著的高耸的安居大楼（最高的楼房可达23层）中挨家挨户地询问居民是否需要帮助。“Muck”（清扫）成为一个十分普遍的动词，就像“你需要我们帮你清扫地下室吗？”如果需要，这些二十几岁的热切年轻人就会拿着抹布、手套、铁铲和漂白剂，来到你家，帮你完成清扫工作。

莫伊特到洛克威帮助分发必需品，她很快发现了一项更为迫切的需求：在一些地区，没有人提供医疗服务。这种需求之大让她震惊。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洛克威从曾经值得一游的旅游胜地变成了纽约穷人及不受欢迎的人的收留地，比如接受福利救济的人、老人及刚出院的精神病患者。他们拥挤在高耸的安居大楼内，而这些大楼所在的位置被当地人称为“皇后区的巴格达” 。 [28]

在洛克威的很多地方，公共服务遭到了大量削减，而且这种情况还在加剧。在暴风雨来临前六个月，当地仅有的两所医院之一——为低收入及年长人员提供医疗服务的半岛医院中心，由于国家卫生部拒绝介入关闭了。免预约诊所试图填补这个空缺，但诊所和他们的药物都被洪水淹没了，目前还未开放。莫伊特叹息：“这儿成了一个废区。” [29]

因此，她和年轻志愿者给他们认识的所有医生和护士打电话，请他们提供一切能带来的补给。接下来，他们说服了一个在暴风雨中受损的皮货商店主，将他位于临近主要街道的店铺作为临时的陆军野战医院。店铺里悬挂在天花板上的动物皮毛摇摇欲坠，志愿者医生及护士就在这里开始为病人看诊，治疗伤口，开处方并提供创伤咨询。

患者数不胜数；莫伊特估计诊所在前两周帮助了数千人。但在我拜访的那天，人们对安居大楼中受困居民的担忧只增不减。志愿者们头上戴着电筒，在黑暗的大楼中挨家挨户地发放补给，却发现病人的数量让人大吃一惊。抗癌及艾滋病药物耗尽，氧气管用空，糖尿病患者没有胰岛素，瘾君子们不知去向。有人病情十分严重，甚至无法冒险走出黑暗的楼梯井和太多的台阶发出求助；有人没有离开，因为他们无处可去，也无法离开半岛地区（地铁公交停运）；有人担心他们一旦离开就会有其他人入室盗窃。由于电力及手机服务的暂停，许多人甚至不知道外面在发生什么。

更令人惊讶的是，在暴风雨来临后、战胜桑迪志愿者出现之前，无论是国家卫生部、市住房管理局（负责运行项目）或像红十字会那样的大型救助机构都没有人前来探问。“我的老天爷，”莫伊特对我说，“医疗一点也没有被关注。” [30] [31] 当我提到2005年洪水淹没新奥尔良，贫穷的居民被政府抛弃时，她说：“那是卡特琳娜飓风2.0版。” [32]

最令人无奈的是尽管发现了如此急迫的医疗需求，且志愿者医生也开出了相应的处方，“当我们把处方拿到药店后，药店又把处方送了回来，因为他们需要病人的保险信息。然而，当我们尽量搜集到信息送去时，他们说，‘现在需要病人的社会保障号码’”。 [33]

哈佛医学院2005年的调查研究结果表明，美国每年平均有45000人由于缺乏医疗保险死亡。一名研究成员指出，平均每12分钟就有大约一个人死亡。我们不清楚奥巴马总统那未能充分发展的2010年医疗改革法案怎样才能改变这一数字，但在纽约历史上最严重的暴风雨中，医疗保险公司将金钱看得比人的健康更重要，这一行为将这种存在已久的不公平推到了风口浪尖。“我们需要的是全民医疗，”莫伊特指出，“没有其他办法。绝无任何其他办法。”她说，让不同意全民医疗的人来灾区看看，这个场景足以让大家看到现今的制度是多么荒谬、不人道、残暴。 [34]

“Apocalypse”（启示录）来自希腊单词 “apokalypsis”，是指“暴露的或揭示的东西”。除显著地暴露出需要更好的医疗利度之外，10月份纽约洪水的退去揭露了更多的东西。这次灾难告诉我们依赖于集中控制的能源是多么的危险，一击就能破坏所有的供应。它告诉我们社会隔离会带来生或死的代价，因为那些不认识自己邻居或害怕自己邻居的人往往是处于最危险的境地。相比之下，在那些紧密团结的社区，邻居们为彼此的安全承担起责任，他们才更能经受住暴风雨的考验。

这次灾难也揭示了高度不平等带来的巨大危险，那些脆弱的、无记录的工作者，以前被监禁的人，或享受公共住房的人往往遭受着更为严重、历时更长的痛苦。在低收入街区，家里不仅被洪水淹没，也弥漫着重度污染化学品及洗涤剂，而这都是由系统性的环境歧视造成的——将有毒行业建设在有色人种生活的地方。城市在等待时机以将公共住房工程卖给开发商，这导致公共住房工程逐渐衰败，最终变成死亡陷阱，老旧的自来水及电力系统只能屈服于肆虐的暴风雨。洛克威的教育及社区开发行动中心的执行董事阿利娅·多伊（Aria Doe）说道，半岛上最穷困的居民在暴风雨来临之前离暴风雨只有六英尺的距离，“而现在有七八英尺”。 [35]

全世界范围内，气候日趋变暖带来的严峻现实与经济紧缩的无情逻辑产生剧烈碰撞，这向我们揭示了在我们最需要时公共领域的匮乏是多么的不堪一击。像2013年～2014年冬天，席卷英国的那场洪水会让任何政府疲于应对：洪水淹没了成千上万的房屋及工作场所，数以万计的住所及其他建筑失去电力供应，农场消失在人们的视线中，几条铁路线路停运了数周，这一切都描述了一名高级官员所称的“几乎绝无仅有的自然灾害”。而英国现在正在两个月前的一次可怕暴风雨中蹒跚前行。 [36]

对于大卫·卡梅伦带领的联合政府来说，应对洪水尤其艰难，这是由于他在三年前掏空了英国环境署，而环境署正好负责如何应对洪水。自2009年起，环境署至少有1150人失业，1700多人可能面临失业，这大约相当于环境署员工数量的四分之一。2012年，《卫报》指出：“分布在英国各地的大约300个防洪计划由于政府预算削减被搁浅了。”环境署首脑在最近几次削减中明确指出“洪水风险维护会被影响”。 [37]

卡梅伦并不否认气候变化，但正是这一点让他那阻止环境署保护公民免受水位上升及凶猛暴风雨危害的行为如此难以置信，而水位上升及暴风雨正是气候变化的两项众所周知的影响。而对于那些从他大刀阔斧变革下生存下来的员工来说，他对其工作的表扬也于事无补。“将成本削减置于公共安全及保护住宅之上，政府应感到羞耻，”代表环境署员工的工会曾严厉声明，“他们不能鱼与熊掌兼得，既表扬环境署成员的杰出工作，又声明进一步的严重削减。” [38]

在繁荣时期，想要揶揄“大政府”或谈论削减必要性十分容易。但在灾难期间，几乎所有人都丧失了对自由市场的信仰，他们想知道的是，政府会站在他们身后鼎力支持。我们能够肯定的是，像这种极端的天气事件，如超级飓风桑迪，菲律宾的台风海燕以及英国的洪水，这些灾难的不断袭击让海岸线面目全非，摧毁数以百万计的家庭，扼杀成千上万人；它们会一直再来。

20世纪70年代，全球共报道了660起灾难，包括干旱、洪灾、极端高温事件、野外火灾以及暴风雨。而在21世纪前十年，全球报道了3322起灾难，是1970年代的5倍。仅仅30年间，灾难数量的增加已令人难以置信。当然这一切也不是全部由全球变暖造成的，但是气候信号十分明晰。迈克尔·曼（Michael Mann）在一次采访中说道，“毫无疑问，气候变化已引起某些极端天气事件发生频率的增加”，“如干旱、强烈飓风及超级台风，热浪期的出现频率、强度及持续时间，以及其他潜在的极端天气事件，关于这些细节的辩论仍在科学界继续”。 [39]

在同样的三十年间，世界上几乎所有政府都在不断蚕食公共领域的健康和弹性。正是这种忽视一次又一次地将自然灾害变成非自然的灾祸。暴风雨冲破被忽略的防洪堤，大雨从破败的排水系统喷涌而出。野外火灾由于缺乏消防人员及设备而蔓延以致失去控制（希腊的消防部门买不起森林大火消防车的备用轮胎）。应急部门在大型飓风登陆后缺乏应对措施，年久失修的桥梁和隧道在额外的压力下崩溃。

应对日益增加的极端天气事件的成本是庞大的。在美国，每一次大灾难都要花掉纳税人10亿美元以上。应对超级飓风桑迪的成本大约为650亿美元，在此前一年的飓风艾琳造成了大约100亿美元的损失；同一年，仅仅在美国，极端天气事件就造成了140亿美元的损失。2011年是历史上全球自然灾害带来损失最大的一年，总损失至少为3800亿美元。政策制定者们依然沉浸在经济紧缩的逻辑中，这些日益增长的紧急支出通过对日常公共支出的削减来抵消，这会使社会在面临下一次灾难时更为脆弱，从而形成一种典型的恶性循环。 [40]

这样忽视我们社会的基础设施原本就不是好事。而在气候变化的背景下，这种危险的决策简直致命。关于应对气候变化的最优方法存在很多争议——防浪墙还是生态修复？分散的可再生能源，工业级风力发电结合天然气，还是核动力？小型有机农场还是食品工业系统？然而，如果我们要严肃考虑阻止日益严重的全球变暖，并减少未来暴风雨的潜在破坏，公共部门的支出必须达到战时级别。

公共资金需要花在什么地方现在绝非秘密。一大部分公款花在那些已经讨论过的雄心勃勃想要减排的项目上，如智能电网、轻轨、市级堆肥系统、房屋改造、有远见的交通系统，以及有利于解决交通拥堵的城市再规划。大多数基础设施投资都极不宜于交给私营经济：如果这些服务易用且有效，就缺乏能够吸引私营企业的边际收益。

交通就是很好的例子。2014年3月，当法国城市的空气污染度极高时，巴黎的官员做出仓促决定，以免费的公共交通代替私家车的使用，这一决定持续了三天。很显然，私人运营者非常反对此类措施。但不管怎样，我们的交通系统应该对这种紧急且危险的中毒空气污染给出回应。我们不应在服务水平不变的条件下，允许地铁和公交提高票价，我们需要做的是不计成本地降低票价、增加服务。

公共资金也应当用于那些同样重要但可能不那么光鲜的项目及服务上，让我们更好地应对未来的严重天气，如雇佣更多消防员、改善防风大坝。这也意味着要出台新型的、非营利性的灾害保险项目，当人们在飓风或森林火灾中失去一切时，能够摆脱对私营保险行业的依赖。因为私营保险行业已经适应了气候变化，他们会规避巨额支出，甚至可以靠大规模加息再坑受害者一把。旧金山倡议团体“联合投保人”的共同创立者之一——艾米·巴赫（Amy Bach）指出，灾害保险变得“更像健康保险，我们需要逐渐将牟利动机从系统中剥离出去。没有骇人听闻的管理层工资及奖金或股东回报，灾害保险才能高效、有效地运行。这种灾害系统不是可持续的模型。对终端客户消费者来说，一家打着气候变化名号的上市保险公司，并不具备可持续发展的经营模型”。 [41] 要么是新型的保险公司，要么是可免费享用的灾难资本主义；只有这两种选择。

面对严重的气候影响，菲律宾、肯尼亚、孟加拉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对这种改善的需求当然更大。他们需要上亿美元来修建防波堤，建立食物、淡水和药物的存储及分发网络，创办早期预警系统及飓风、龙卷风、海啸庇护所，以及能应对气候相关疾病的卫生保健系统，如疟疾。 [42] 尽管这些国家也需要防止政府腐败的相关机制，但是现在这种把医疗和教育预算花在跨国公司昂贵的灾害保险项目上的做法是不应该的。这些国家的居民应得到那些造成全球变暖的国家（或公司）的直接补助。

谁污染，谁买单

读到这里，明智的读者可能会问：我们到底怎样才能为这一切买单呢？这确实是一个关键问题。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在2011年曾做过这么一个调查：在土地和水资源不恶化的前提下，要解决贫困问题，增加粮食产量以消除饥饿，以及规避气候变化带来的灾难，人类需要花费多少资金？答案是：每年花费1.9万亿美元，持续40年。同时，“至少有一半的投资都必须花在发展中国家”。 [43]

然而大家都知道，除了少数快速增长的所谓新兴经济体，几乎所有国家都在削减开支。在北美和欧洲，2008年开始的经济危机仍是削减国外援助和减少气候项目的托辞。在南欧各地，一些环保政策及法规已被削除。在西班牙，这一情况尤为明显。在财政紧缩的压力下，政府大幅削减对可再生能源的补贴，导致太阳能项目和风力发电厂深陷困境，面临违约或倒闭。大卫·卡梅伦所领导的英国也在减少对可再生能源项目的支持。

因此，倘若我们承认政府已然破产，而且也不太可能像为银行一样为气候系统采取“量化宽松”（又称为印刷钞票）的政策，那么，气候项目的资金又从何而来呢？由于我们只有短短几年时间去大幅降低排放量，唯一合理的做法就是全面贯彻在西方法律中已经确立的原则：谁污染，谁买单。

长久以来，化石燃料公司很清楚他们的核心产品正在使地球变暖。然而，他们非但不接受这一既成事实，反而时时刻刻在阻挠人们应对气候变化的举措。同时，石油和天然气公司却仍然是历史上最赚钱的公司。据统计，2001年到2010年间，前五大石油公司的利润达到了9000亿美元。埃克森美孚依然是美国迄今所知盈利最高的公司，在2011年和2012年，该公司分别赚取了410亿美元和450亿美元。这些公司之所以富有，恰恰是因为他们将清理污染的成本分摊在了普通民众头上。我们需要从根本上改变的，就是这种现状。 [44]

没有强有力的行动，现状是不会改变的。十多年来，一些石油巨头声称自己正在主动拿出利润投资可再生能源的转变。2000年，英国石油公司将口号更改为“超越石油”，甚至将公司标志更换成了旭日。该标志是根据古希腊的太阳神命名的。〔当时，首席执行官约翰·布朗（John Browne）爵士解释说：“我们不是一家石油公司。我们很清楚，世界需要更少的碳密集型燃料。我们要做的就是提供可选的方向。”〕与此同时，雪佛龙（Chevron）公司也进行了高调的广告宣传，他们宣称“现在是石油公司支持可再生能源的时候了……我们赞成这一点”。然而，美国进步中心的一项研究表明，2008年前五大石油公司1000亿美元的利润之中，仅有4%被用于投资“可再生能源和替代能源企业”。相反，石油巨头公司继续将利润用于回报股东，支付高得离谱的高管薪酬〔埃克森美孚的首席执行官雷克斯·蒂勒森（Rex Tillerson）每天收入高达10万美元〕，以及投资研发提炼更脏、更危险的化石燃料的新技术。 [45]

而且，随着可再生能源需求的增加，化石燃料公司对其投入的比例却在不断缩水。到2011年时，绝大部分石油巨头对替代能源的支出在总支出中的比例还不到1%。其中，雪佛龙公司和壳牌石油公司也只花费了令人失望的区区2.5%。2014年，雪佛龙甚至进一步降低了这一比例。根据《彭博商业周刊》的报道，可再生能源部门的实际利润比计划几乎翻了一番，然而该部门职员却被告知“公司向这一方向的投资即将枯竭”，建议“去别处找工作”。雪佛龙公司也开始廉价变卖那些曾为政府和学区开发绿色项目的部门。正如石油行业观察家安东尼娅·朱哈斯（Antonia Juhasz）看到的那样，“从那些石油公司的广告中，你不会了解到这些真实情况的。这些石油公司要么完全从替代能源中撤资，要么就大大缩减了在这些领域的投入，以便加大对更具危险和破坏性的石油和天然气资源的投资力度”。 [46]

鉴于这种发展状况，我们有理由相信：只有迫于法律强制，化石燃料公司才会资助可再生能源转型，并对因其污染而恶化的气候所造成的巨额损失进行补偿。正如烟草公司被迫支付帮助人们戒烟的费用，以及英国石油公司被迫为墨西哥湾漏油事故支付大部分清理费用，现在也是时候让石油行业为气候危机支付至少一半的成本了。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金融界也清楚地认识到了这种趋势。在2013年有关“全球风险”的年度报告中，世界经济论坛（全球的超级精英们每年齐聚达沃斯举办的一个论坛）清晰地指出：“阿拉斯加州的基瓦利纳村因气候变化而面临着‘被从地图上抹掉’的危险，他们要求石油煤炭公司赔偿4亿美元。尽管他们败诉了，但未来的原告却有可能会成功。五十年前，美国烟草业怎么也想不到，1997年它会赔偿3680亿美元的健康相关损失。”而它最后还是赔偿了。 [47]

现在的问题是：我们要如何阻止化石燃料的利润持续流向高管和股东的口袋呢？我们又如何能在公司因整个社会转向新能源系统而利润显著减少，甚至破产之前做到这一点呢？从全球风险报告中我们可以看出，因气候变化而受到严重影响的社区多次试图通过法庭诉讼获取赔偿。但迄今为止，并未出现任何胜诉的案例。高额碳税是一种直截了当的获取部分公司利润的方式。只要附带诸如减税或所得税抵免之类的慷慨的再分配手段，来帮助穷人和中产基层消费者平抑增高的燃料和取暖价格，这就是可行的。加拿大经济学家马克·李（Marc Lee）指出，设计得当的话，“我们可以建立起一种累进的碳税体系，它既能提高排放温室气体的价格，还可以减少贫富不均”。 [48] 对于政府而言，从污染利润中获取分红的一个更直接的方法就是通过谈判提高石油、天然气和煤炭资源的使用费，让资金流向“遗产信托基金”，该基金将专门用于建立一个超越化石燃料的未来，并帮助社区和工人适应新的社会发展。

可以预料，化石燃料企业会抗拒一切分割利润的新规则。因此，包括吊销营业执照在内的严苛处罚，都要摆到台面上作为谈判条件。可以肯定的是，这些公司会以撤出某些领域的业务相要挟。然而，像壳牌石油公司这种跨国企业，一旦花费了数十亿美元建立开采化石燃料的矿井和钻井平台的话，它不大可能会因为使用费上升而舍弃这些基础设施（尽管这些公司会愤愤地抱怨，还可能会向投资仲裁庭提起诉讼要求赔偿）。

但采矿业不会是“谁污染，谁买单”原则的唯一目标。一些统计表明，美国军方是世界上最大的石油消费者。2011年，美国国防部释放的温室气体至少等于5660万吨的二氧化碳。这超过埃克森美孚公司和壳牌石油公司在美国境内的排放总和。 [49] 因此，军火公司显然应该为他们的份额买单，汽车企业、航运业和航空公司也一样。

此外，在财富和排放量之间存在着简单而直接的关联——更富有也就意味着更多的飞行、驾驶、航海以及多套住房的供电。德国消费者的一个案例研究表明，最富裕阶层的旅行习惯对气候造成的影响，比他们收入最低的邻居高出了250%。 [50]

正如托马斯·皮凯蒂（Thomas Piketty）等很多人所著述的那样，这意味着，针对位于经济金字塔最顶端高度集中的财富所进行的任何征税措施，只要部分地导入到气候领域，就能让污染者支付高额成本。记者及气候与能源政策专家加尔·利波（Gar Lipow）表示：“我们应该对富人征收更多的税，因为这是公平之举，还可以改善我们大多数人的生活，并带来一个更加繁荣的经济。不过，为拯救人类文明和降低人类灭绝风险提供资金，是另外一个以公平的税率向富人征税的好理由。” [51] 但我必须说，“谁污染，谁买单”原则并不能仅仅针对超级富人。普林斯顿大学环境研究所（Princeton Environmental Institute）所长和普林斯顿“减碳行动”的负责人之一斯蒂芬·皮卡拉（Stephen Pacala）认为，全世界最富有的约5亿人制造了全球碳排放量的一半。这个群体包括了世界上各个国家的富人阶层，尤其像在中国和印度这些国家的富人，还有北美和欧洲的大部分中产阶级。 [52]

综上所述，如果要为即将来临的风暴公平地筹集资金，同时急速降低碳排放从而避免灾难性的全球变暖，我们是有很多选择的。

看看下面这张并不算完整的单子：

· “低税率”的金融交易税。这将涉及股票、金融衍生产品及其他金融工具的交易。根据2011年欧盟议会的一项决议，在全球范围内，这种交易税每年可带来近6500亿美元的收益（同时也将带来减缓金融投机的额外好处）。 [53]

· 关闭避税港将会有另外的收获。据设在英国的税务正义网络（Tax Justice Network）估计，2010年存放到世界各个避税港的未经申报的私人金融财富在21万亿美元至32万亿美元之间。倘若这些钱都被揭露出来，且按30%税率收取税金，那么每年将产生至少1900亿美元的所得税收益。 [54]

· 联合国提出的1%的“亿万富翁税”，每年可筹集460亿美元。 [55]

· 根据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Stockholm International Peace Research Institute）2012年的数据，将全球前十大军事开支国的军事预算砍掉25%，可以释放出3250亿美元（当然，这可能是所有建议之中最难以推广的，尤其是在美国）。 [56]

· 根据2011年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以及其他组织发布的一份报告，在发达国家对每吨二氧化碳征税50美元，就能每年筹集4500亿美元的资金。而基于较为温和的25美元碳税，每年仍会产生2500亿美元的收益。 [57]

· 2012年据改变石油国际（Oil Change International）和美国自然资源保护委员会（Natural Resources Defense Council）估计，在全球范围内逐步取消化石燃料补贴，仅仅一年就能为各国政府节省7750亿美元的开支。 [58]

若同时采取上述措施，每年将带来超过2万亿美元的资金。 [59] 这肯定足以为资助一场经济大转型开启一个健康的开端（也足以避免经济大萧条）。而且这还没有考虑任何化石燃料资源使用费的提高。当然，这里任何一项税务制裁的有效施行，都离不开各大国政府的协同一致。唯有如此，才能使那些公司无处可逃。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但远不是不可能实现，其实这已经在G20峰会上被频繁提起。

除资金紧缺这一简单事实外，“谁污染，谁买单”引领气候融资还有现实的政治因素的考虑。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应对气候危机可以给大多数人提供实实在在的好处，但切实的解决方案也必然会需要短期和中期的牺牲，还会带来各种不便。我们了解到，在过去因危机而作出的牺牲之中，尤其是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定量配给、保护以及价格控制，其成功与否完全取决于对公平的认知。

比如，二战期间，英国和北美社会各阶层，即便是富人，都被要求以更少的物资度日。事实上，尽管英国的整体消费下降了16%，战争期间穷人的热量摄取却增加了。这是因为政府向低收入人群提供的口粮超出了他们平时买得起的份额。 [60]

当然，那时也存在不少欺诈和黑市牟利行为，但当时的政府计划还是得到了广泛的支持，因为它们至少在理论上是公平的。政府关于战时计划的各项政治宣传之中充满平等的主题：在英国，“公平分享”是一个关键口号，而美国人提倡“分享且公平分享”以及“生产、节约、分享且公平待人”。 [61] 1942年价格管理署（Office of Price Administration）的一本小册子辩称，定量配给是美国传统的一部分。其中提到：“什么是定量配给？”

首先，让我们确定什么不是定量配给。它不是挨饿，不是等待面包的长队，更不是伪劣产品。相反，它是一项在需要的人群之中公平分配我们拥有的供给品的社区计划。其次，定量配给不是“非美国式的”。面对食品及衣物短缺，美国最早的移居者们汇集其宝贵的物资，并在平等的基础上将其分配给每一个人。定量配给那时是一种美国式的理念，如今依然是——在必要的情况下，在国家的福祉需要时，平等分享，共同牺牲。 [62]

政府也在明确公开打击那些腰缠万贯、左右逢源却破坏规则的人，从而释放出一个信号：没有人是例外。在英国，一些电影明星以及像伍尔沃斯（Woolworth）和塞恩斯伯里（Sainsbury）那样的公司，也因违反定量配给而面临起诉。在美国，政府对一些规模最大的公司提起控诉。很多美国大型制造商不喜欢整个定量配给系统，这并不是秘密；他们游说议员去反对配给系统，因为他们认为这会侵蚀其品牌价值。然而，最终他们还是不得不接受。 [63]

这种对于公平的认知，亦即无论权贵还是平民都要遵守同一套规则，到目前为止却在人类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的进程中完全缺席了。数十年来，普通民众被要求关掉他们的灯，穿上毛衣，并为无毒清洁用品和可再生能源支付高价，却眼看着最大的污染者获得扩大排放量的许可而免遭处罚。从1979年7月起，这已成为一种流行的模式，那时吉米·卡特 （Jimmy Carter） 总统针对这一情况说：“现在我们太多人倾向于崇拜自我放纵和消费。一个人的身份不再是靠他做了什么，而是靠他拥有什么来进行定义。”他呼吁美国公众：“为了个人利益和国家安全，避免不必要的旅行，尽可能地拼车出行或选择乘坐公共交通，每周让你的车子额外休息一天，遵守限速规则，设定恒温器以节省燃料。像这样的节能行为不仅仅是常识，我可以告诉你，这也是一种爱国主义行为。” [64]

这次演讲最初广受好评，但后来却被公众嘲笑为“垂头丧气”，并常常被认为是卡特竞选连任时败给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的原因之一。虽然他不是在谈论气候变化，而是在谈论能源紧缺背景下一种广泛的“信任危机”，然而此次演讲还被援引为“对于一个政客而言，任何要求选民作出牺牲以解决环境危机的行为都是政治自杀”的证据。事实上，从那时起，这种评估就催生了环保人士“互利共赢”的宣传思路。

有趣的是，已故的克里斯托弗·拉什（Christopher Lasch），不仅是卡特那次“声名狼藉”的演讲的主要顾问之一，同时也是其最尖锐的批评者之一。作为《自恋主义文化》（The Culture of Narcissism ）一书的作者，拉什强烈敦促总统用对深入公平和社会正义的保证来调和他要求个人节俭的信息。拉什多年后向一位采访者透露，他告诉过卡特：“把更为民粹主义的结构置于对美国消费主义的控诉之中……我们需要的确实是一个提倡牺牲的计划，但应该说清楚，这些牺牲将以一种公平的方式进行分配。”拉什补充道：“这意味着那些最有牺牲能力的人才会承担牺牲。这就是我所认为的民粹主义。” [65]

如果卡特听取了这些建议并提出一个计划，从那些推动无度浪费并从中获利最多的人下手，民众的反应是不是会有所不同？这谁也不知道。但我们知道的是，持续将全部负担加诸个体消费者的气候变化应对措施，注定要失败。举例来说，作为一个独立机构，英国国家社会研究中心（NatCen Social Research）一年一度的“英国社会态度”调查，在2000年和2010年分别提出了一系列类似的有关气候政策的问题。该中心发现：“然而，十年前43%的民众表示他们愿意为保护环境而支付更高的费用，如今，仅有26%的民众愿意这么做。同意支付更高税收的民众比率也有类似的衰减（从31%跌至22%），但降低生活标准的跌幅较小（从26%跌至20%）。” [66]

这些以及其他类似的结果，都被人引述，用以证明在经济困难时期人们会将对环境的关注踢出门外。但这些民意调查其实并不能证明这种说法。诚然，个人为应对气候变化而承担经济负担的意愿确实在下降，但这并不只是因为经济困难。经济困难是西方那些最富阶层的肆意妄为、贪婪腐败所导致的，而西方政府的应对措施，却是要求对困局应负最少责任的人们来承担重负。在通过削减教育、医疗以及社会保障支出为银行家的危机买单之后，民众显然没有心情去救助那些制造了危机并且仍在继续推动危机恶化的化石燃料企业。这难道有什么奇怪的吗？

我们需要注意，这些调查之中的大部分，并不询问受访者对富人加税以及取消化石燃料补贴的看法，而这恰恰都在最可能受欢迎的政策之列。值得指出的是，在2010年，美国尚未从经济危机中完全恢复，一项美国民意调查询问选民是否支持一项计划，“让石油及煤炭公司为他们造成的污染买单，这将创造新的就业机会，鼓励清洁能源（如风能、太阳能以及核能）方面的新技术的开发。这项提案也旨在保护工薪家庭，所以会像退税一样退还直接从美国人身上征得的资金。最终，大多数家庭的生活状况都会有所提升”。这项民意调查发现，四分之三的选民，包括大多数共和党人，都支持这个想法，仅有11%的选民强烈反对。这个计划类似于当时两位参议员提出的被称作《碳排放上限和红利》的提案，但从未引起美国参议院的足够重视。 [67]

2014年6月，奥巴马最终推出一些计划，利用美国环境保护局（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限制现有发电厂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尽管煤炭游说集团愤怒呼号，但公众却坚定不移地支持这一举措。一项民意调查显示，64%的美国人，包括大量共和党人，都支持这项政策，尽管这意味着他们每个月将为能源花费更多的钱。 [68]

我们能够从这些情况中吸取的经验，并不是人们面对气候危机时不会做出任何牺牲，而是他们已经受够了不平衡的牺牲文化：个人被要求为可能的环保方案支付更多的费用，而大公司却逃避管制，不仅拒绝改变他们的行为，甚至还继续进行更多的污染活动。我们完全可以理解，目睹这一切后，人们失去了早期活动时的热情，并明确表示，除非谈判桌上的政策方案是公正的，他们才会做出进一步的牺牲。这并不意味着中产阶级可以不承担责任。要投资社会项目以实现公正的转型，除穷人之外，每个人都必须加税。但如果募集的资金能够用于社会项目和服务以减少不平等并使生活更加安全、稳定，那么公众对税收的态度很有可能也发生转变。

显而易见，要说服世界上几乎每个政府实施我所描述的再分配气候机制，实在是困难重重。但我们应该清楚挑战的性质并不在于“我们”的穷困或者无计可施，而在于我们的统治阶级完全不愿意去找有钱人（除非是为竞选献金），而且企业阶级也死硬地拒绝支付他们在公平分配中应付的份额。

由此看来，我们的领导人迄今未能采取行动避免气候混乱，这实在是不足为奇。事实上，即使推出激进的“谁污染，谁买单”措施，我们也不确定当前的统治阶级是否知道该如何处理这笔钱。毕竟，改变社会基石（比如支撑我们经济的能源、我们的出行方式、大城市的设计）可不是写几张支票就能解决的。它需要各级政府大胆的长期规划，还有对抗陷我们于危险之中的污染者的决心。而除非过去三十五年间塑造了我们政治文化的企业解放工程彻底终结，这样的情形将不会发生。

正如我在美国哈兰学会遇到的气候变化否认者所恐惧的那样，在打破僵化的自由市场规则和推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迅速进展之间，存在着直接关联。这就是为什么，倘若我们要共同应对这场危机的巨大挑战，强健的社会运动需要（并建立）一个特殊的政治领导层，它不仅致力于迫使污染者为针对气候变化的公共事业买单，更愿意复兴两项失去的技艺：长期的公共计划以及向强大的公司说不。

[1] Sunita Narain, “Come Out and Claim the Road,” Business Standard , November 10, 2013.

[2] 纳粹德国的一位政军领袖，曾被希特勒指定为接班人。——译者注

[3] George Orwell, The Lion and the Unicorn: Socialism and the English Genius （London: Secker ＆ Warburg, [1941] 1962）, 64.

[4] Anna Leidreiter, “Hamburg Citizens Vote to Buy Back Energy Grid,” World Future Council Climate and Energy Commission, September 25, 2013; personal email communication with与German Bundestag（左翼）经济政策顾问Hans Thie的个人电子邮件交流，March 14, 2014.

[5] 原文为双关语，亦可翻译为“本地能源”。——译者注

[6] 与Wiebke Hansen的电子邮件交流，20 March 2014。

[7] 德国的数据把可再生电力供应当作总电量消费的一部分进行测量，与美国的数据有轻微的不同。美国的数据测量的是风能和太阳能在电力净产出中所占的比例： “Renewable Energy Sources in Germany—Key Information 2013 at a Glance,” German Federal Ministry for Economic Affairs and Energy, Working Group on Renewable Energy- Statistics （AGEE-Stat）, http://www.bmwi.de; “Table 1.1.A. Net Generation from Renewable Sources: Total （All Sectors）, 2004–April 2014,” Electric Power Monthly, U.S. Energy Information Administration, http://www.eia.gov; “Table 1.1. Net Generation by Energy Source: Total （All Sectors）, 2004–April 2014,” Electric Power Monthly, U.S. Energy Information Administration. 法兰克福和慕尼黑：“City of Frankfurt 100% by 2050,” Go 100% Renewable Energy, http://www.go100percent.org; “City of Munich,” Go 100% Renewable Energy.

[8] “Factbox—German Coalition Agrees on Energy Reforms,” Reuters, November 27, 2013.

[9] Leidreiter, “Hamburg Citizens Vote to Buy Back Energy Grid.”

[10] Nicholas Brautlecht, “Hamburg Backs EU2 Billion Buyback of Power Grids in Plebiscite,” Bloomberg, September 23, 2013; 和Elisabeth Mader, German Association of Utilities发言人的个人访谈, March 20, 2014.

[11] “Energy Referendum: Public Buy-Back of Berlin Grid Fails,” Spiegel Online , November 4, 2013; 与BürgerEnergie Berlin （Citizen Energy Berlin）共同创办人Arwen Colell的个人电子邮件交流，March 20, 2014.

[12] 与Steve Fenberg的个人访谈, March 19, 2014.

[13] “Campaign for Local Power” （video）, New Era Colorado, YouTube, September 1, 2013; “Boulder and Broomfield Counties’ Final 2011 Election Results,” Daily Camera , November 1, 2011.

[14] “Campaign for Local Power” （video）, YouTube.

[15] 荷兰：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 Energy Policies of IEA Countries: The Netherlands; 2008 Review （Paris: 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 and the 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2009）, 9–11, 62–64; 奥地利：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 Energy Policies of IEA Countries; Austria: 2007 Review （Paris: 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 and the 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2008）, 11–16; 挪威：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 Renewable Energy: Medium-Term Market Report 2012; Market Trends and Projections to 2017 （Paris: 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 and the 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2012）, 71–76; 奥斯汀 “Climate Protection Resolution No. 20070215-023,” 2013 Update, Office of Sustainability, City of Austin, p. 3, http://www.austintexas.gov; 萨克拉门托: “Our Renewable Energy Portfolio,” Sacramento Municipal Utility District, https://www.smud.org; “Greenhouse Gas Reduction,” Sacramento Municipal Utility District, https://www.smud.org.; “尽力游说”：与John Farrell的个人访谈, March 19, 2014.

[16] “Unser Hamburg, Unser Netz,” Hamburger Energienetze in die Öffentliche Hand!, http://unser-netz-hamburg.de. 由Tadzio Mueller提供翻译。

[17] “Energy Technology Perspectives 2012: Pathways to a Clean Energy System,” 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 2012, p. 149.

[18] David Hall et al., “Renewable Energy Depends on the Public Not Private Sector,” Public Services International Research Unit, University of Greenwich, June 2013, p. 2.

[19] David Hall et al., “Renewable Energy Depends on the Public Not Private Sector,” Public Services International Research Unit, University of Greenwich, June 2013，pp. 2, 3–5.

[20] Mark Z. Jacobson and Mark A. Delucchi, “A Plan to Power 100 Percent of the Planet with Renewables,” Scientific American , November 2009, pp. 58-59; Mark Z. Jacobson and Mark A. Delucchi, “Providing All Global Energy with Wind, Water, and Solar Power, Part I: Technologies, Energy Resources, Quantities and Areas of Infrastructure, and Materials,” Energy Policy 39 （2011）: 1154–69, 1170–90.

[21] Matthew Wright and Patrick Hearps, “Zero Carbon Australia 2020: Stationary Energy Sector Report—Executive Summary” （2nd ed.）, University of Melbourne Energy Research Institute and Beyond Zero Emissions, August 2011, pp. 2, 6.

[22] 2014年7月，NOAA的研究员展示了他们5年研究的成果，期望在近期出版。Alexander MacDonald and Christopher Clack, “Low Cost and Low Carbon Emission Wind and Solar Energy Systems are Feasible for Large Geographic Domains,” presentation at Sustainable Energy and Atmospheric Sciences seminar, Earth System Research Laboratory, U.S. National Oceanic and Atmospheric Administration, May 27, 2014; 与ESRL主任Alexander MacDonald和ESRL研究科学家Christopher Clack的个人电子邮件交流，July 28, 2014.

[23] M. M. Hand et al., “Renewable Electricity Futures Study—Volume 1: Exploration of High-Penetration Renewable Electricity Futures,” National Renewable Energy Laboratory, 2012, pp. xvii–xviii.

[24] Mark Z. Jacobson et al., “Examining the Feasibility of Converting New York State’s All-Purpose Energy Infrastructure to One Using Wind, Water, and Sunlight,” Energy Policy 57 （2013）: 585; Elisabeth Rosenthal, “Life After Oil and Gas,” New York Times , March 23, 2013.

[25] Louis Bergeron, “The World Can Be Powered by Alternative Energy, Using Today’s Technology, in 20–40 Years, Says Stanford Researcher Mark Z. Jacobson,” Stanford Report, January 26, 2011; Elisabeth Rosenthal, “Life After Oil and Gas,” New York Times, March 23, 2013.

[26] 与Nastaran Mohit的个人访谈, November 10, 2012.

[27] Steve Kastenbaum, “Relief from Hurricane Sandy Slow for Some,” CNN, November 3, 2012.

[28] Johnathan Mahler, “How the Coastline Became a Place to Put the Poor,” New York Times , December 3, 2012; 与 Action Center for Education and Community Development执行主任Aria Doe的个人访谈，February 3, 2013.

[29] Sarah Maslin Nir, “Down to One Hospital, Rockaway Braces for Summer Crowds,” New York Times , May 20, 2012; 与Nastaran Mohit的个人电子邮件交流, March 28, 2014; Mohit 访谈，November 10, 2012.

[30] 这种情况不仅仅发生在洛克威（Rockaway），似乎风暴所经之处的各地公共住房都是如此。在布鲁克林的红钩区（Red Hook, Brooklyn），许多居民失去电力达三周之久。而在此期间，住房管理局（Housing Authority）从未有组织地挨家挨户询问情况。60岁的沃利·贝兹摩尔（Wally Bazemore）在居民会议上愤怒地形容：“我们简直生活在黑暗中，完全是一片漆黑。”

[31] Sarah Maslin Nir, “Down to One Hospital, Rockaway Braces for Summer Crowds,” New York Times , May 20, 2012; 与Nastaran Mohit的个人电子邮件交流, March 28, 2014; Mohit 访谈，November 10, 2012；脚注：Greg B. Smith, “NYCHA Under Fire for Abandoning Tenants in Hurricane Sandy Aftermath,” New York Daily News , November 19, 2012.

[32] Mohit访谈，November 10, 2012.

[33] Mohit访谈，November 10, 2012.

[34] Andrew P. Wilper et. al., “Health Insurance and Mortality in U.S. Adults,” American Journal of Public Health 99 （2009）: 2289–95; Mohit, November 10, 2012.

[35] Doe访谈，February 3, 2013.

[36] John Aglionby, Mark Odell, and James Pickford, “Tens of Thousands Without Power After Storm Hits Western Britain,” Financial Times , February 13, 2014; Tom Bawden, “St. Jude’s Day Storm: Four Dead After 99mph Winds and Night of Destruction—But at Least We Saw It Coming,” The Independent （London）, October 29, 2013.

[37] Alex Marshall, “Environment Agency Cuts: Surviving the Surgeon’s Knife,” The ENDS Report , January 3, 2014; Damian Carrington, “Massive Cuts Risk England’s Ability to Deal with Floods, MPs Say,” Guardian , January 7, 2014; Damian Carrington, “Hundreds of UK Flood Defence Schemes Unbuilt Due to Budget Cuts,” Guardian , July 13, 2012.

[38] Dave Prentis, “Environment Agency Workers Are Unsung Heroes,” UNISON, January 6, 2014.

[39] EM-DAT, International Disaster Database, Centre for Research on the Epidemiology of Disasters （高级搜索）, http://www.emdat.be/database; 与Michael Mann的个人电子邮件交流, March 27, 2014.

[40] “Billion-Dollar Weather/Climate Disasters,” National Climatic Data Center, http://www.ncdc.noaa.gov; “Review of Natural Catastrophes in 2011: Earthquakes Result in Record Loss Year,” Munich RE, press release, January 4, 2012.

[41] 与Amy Bach的个人访谈, September 18, 2012。

[42] “Climate Change: Impacts, Vulnerabilities and Adaptation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UNFCCC, 2007, pp. 18–26, 29–38; “Agriculture Needs to Become ‘Climate-Smart,’ ” 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zation of the UN, October 28, 2010.

[43] “World Economic and Social Survey 2011: The Great Green Technological Transformation,” United Nations Depart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Affairs, 2011, pp. xxii, 174.

[44] 油气部门与Fortune 2012年和2013年的全球500强排名中的前20名联系最紧密，也最具代表性：“Fortune Global 500,” CNN Money, 2013, http://money.cnn.com; “Fortune Global 500,” CNN Money, 2012, http://money.cnn.com. 阻碍进展: James Hoggan with Richard Littlemore, Climate Cover-Up: The Crusade to Deny Global Warming （Vancouver: Greystone Books, 2009）; $900 BILLION: Daniel J. Weiss, “Big Oil’s Lust for Tax Loopholes,” Center for American Progress, January 31, 2011; 2011年收入：“2011 Summary Annual Report,” ExxonMobil, p. 4; 2012年收入：“2012 Summary Annual Report,” ExxonMobil, p. 4; “Exxon’s 2012 Profit of $44.9B Misses Record,” Associated Press, February 1, 2013.

[45] 举例而言，2005年，BP在可再生能源上花了800万美元 。Saaed Shah, “BP Looks ‘Beyond Petroleum’ with $8bn Renewables Spend,” The Independent （London）, November 29, 2005; 石油之外：Terry Macalister and Eleanor Cross, “BP Rebrands on a Global Scale,” Guardian , July 24, 2000; HELIOS MARK: “BP Amoco Unveils New Global Brand to Drive Growth,” press release, July 24, 2000; BROWNE: Terry Macalister and Eleanor Cross, “BP Rebrands on a Global Scale,” Guardian , July 24, 2000; CHEVRON: “We Agree: Oil Companies Should Support Renewable Energy” （video）, Chevron, YouTube, 2010; 2009 研究: Daniel J. Weiss and Alexandra Kougentakis, “Big Oil Misers,” Center for American Progress, March 31, 2009; 执行官收入: James Osborne, “Exxon Mobil CEO Rex Tillerson Gets 15 Percent Raise to $40.3 Million,” Dallas Morning News, April 12, 2013.

[46] Antonia Juhasz, “Big Oil’s Lies About Alternative Energy,” Rolling Stone , June 25, 2013; Ben Elgin, “Chevron Dims the Lights on Green Power,” Bloomberg Businessweek, May 29, 2014; Ben Elgin, “Chevron Backpedals Again on Renewable Energy,” Bloomberg Businessweek, June 9, 2014.

[47] Brett Martel, “Jury Finds Big Tobacco Must Pay $590 Million for Stop-Smoking Programs,” Associated Press, May 21, 2004; Bruce Alpert, “U.S. Supreme Court Keeps Louisiana’s $240 Million Smoking Cessation Program Intact,” Times-Picayune, June 27, 2011; Sheila McNulty and Ed Crooks, “BP Oil Spill Pay-outs Hit $5bn Mark,” Financial Times , August 23, 2011; Lee Howell, “Global Risks 2013,” World Economic Forum, 2013, p. 19.

[48] Marc Lee, “Building a Fair and Effective Carbon Tax to Meet BC’s Greenhouse Gas Targets,” Canadian Centre for Policy Alternatives, August 2012.

[49] U. S. Department of Defense emissions were calculated using the federal Greenhouse Gas Inventory for fiscal year 2011 （total Scope 1 emissions, excluding biogenic）. “Fiscal Year 2011 Greenhouse Gas Inventory,” U.S. Department of Energy, Office of Energy Efficiency and Renewable Energy, June 14, 2013, http://energy.gov; “Greenhouse Gas 100 Polluters Index,” Political Economy Research Institute,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Amherst, June 2013, http://www.peri.umass.edu.

[50] Borgar Aamaas, Jens Borken-Kleefeld, and Glen P. Peters, “The Climate Impact of Travel Behavior: A German Case Study with Illustrative Mitigation Options,” Environmental Science ＆ Policy 33 （2013）: 273, 276.

[51] Thomas Piketty, Capital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 译者Arthur Goldhammer （Cambridge,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Gar Lipow, Solving the Climate Crisis through Social Change: Public Investment in Social Prosperity to Cool a Fevered Planet （Santa Barbara: Praeger, 2012）, 56; Stephen W. Pacala, “Equitable Solutions to Greenhouse Warming: On the Distribution of Wealth, Emissions and Responsibility Within and Between Nations,” presentation to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Applied Systems Analysis, November 2007, p. 3.

[52] 这就是为什么坚持将人口控制作为应对气候变化的解决方案是走入了歧途，而且在道德层面也行不通。该研究表明，碳排放量不断上升最显著的原因不是穷人的生殖行为而是富人的消费行为。

[53] “Innovative Financing at a Global and European Level,” European Parliament, resolution, March 8, 2011, http://www.europarl.europa.eu.

[54] “Revealed: Global Super-Rich Has at Least $21 Trillion Hidden in Secret Tax Havens,” Tax Justice Network, press release, July 22, 2012.

[55] “World Economic and Social Survey 2012: In Search of New Development Finance,” United Nations Depart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Affairs, 2012, p. 44.

[56] Sam Perlo-Freeman, et. al., “Trends in World Military Expenditure, 2012,” Stockholm International Peace Research Institute, April 2013 http://sipri.org.

[57] “Mobilizing Climate Finance: A Paper Prepared at the Request of G20 Finance Ministers,” World Bank Group, October 6, 2011, p.15, http://www.imf.org.

[58] “Governments Should Phase Out Fossil Fuel Subsidies or Risk Lower Economic Growth, Delayed Investment in Clean Energy and Unnecessary Climate Change Pollution,” Oil Change International and Natural Resources Defense Council, June 2012, p. 2.

[59] 关于通过这些来源增加气候资金，更多专注于美国的深度讨论参见Lipow, Solving the Climate Crisis through Social Change , 55-61。

[60] 关于配额、气候变化和环境经济正义，更多内容参见： Stan Cox, Any Way You Slice It: The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of Rationing （New York: The New Press, 2013）. 16个百分点: Ina Zweiniger-Bargielowska, Austerity in Britain: Rationing, Controls, and Consumption, 1939–1955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55, 58.

[61] Nicholas Timmins, “When Britain Demanded Fair Shares for All,” The Independent （London）, July 27, 1995; Martin J. Manning and Clarence R. Wyatt, Encyclopedia of Media and Propaganda in Wartime America , Vol. 1 （Santa Barbara, CA: ABC-CLIO: 2011）, 533; Terrence H. Witkowski, “The American Consumer Home Front During World War II,” Advances in Consumer Research 25 （1998）.

[62] Rationing, How and Why? Office of Price Administration手册, 1942, p. 3.

[63] Donald Thomas, The Enemy Within: Hucksters, Racketeers, Deserters and Civilians During the Second World War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2003）, 29; Hugh Rockoff, Drastic Measures: A History of Wage and Price Controls in the United Stat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4）, 166–67.

[64] Jimmy Carter, “Crisis of Confidence” 演讲（誊录稿）, American Experience , PBS.

[65] “The Pursuit of Progress” （video）, Richard Heffner’s Open Mind , PBS, February 10, 1991.

[66] Eleanor Taylor, “British Social Attitudes 28,” Chapter 6, Environment, NatCen Social Research, p. 104.

[67] Will Dahlgreen, “Broad Support for 50P Tax,” YouGov, January 28, 2014; “Nine in Ten Canadians Support Taxing the Rich ‘More’ （88%） and a Potential ‘Millionaire’s Tax’ （89%）,” Ipsos, May 30, 2013; Anthony Leiserowitz et al., “Public Support for Climate and Energy Policies in November 2013,” Yale Project on Climate Change Communication and George Mason University Center for Climate Change Communication, November 2013; “Voter Attitudes Toward Pricing Carbon and a Clean Energy Refund” （memo）, Public Opinion Strategies, April 21, 2010.

[68] “Americans Support Limits on CO₂ ,” Yale Project on Climate Change Communication, April 2014.

第4章
规划与禁令
扇掉看不见的手，建立一场运动

“后现代主义已将当前与所有的未来割离。日常媒体又雪上加霜地将当前与过去割离。这意味着批判性的观点往往孤陷于当前。”

——约翰·伯格，《约定》

（John Berger，Keeping a Rendezvous ），1991年 [1]

“只有在法律约束下实现环保的公司才是可靠的环保公司。”

——格斯·斯佩思（Gus Speth），

前耶鲁大学林业与环境研究学院院长，2008年 [2]

想要理解自由市场的意识形态如何持续扼杀可能的气候行动，一个有效的途径就是回顾最近的那个时刻。当时气候行动所需的大规模转型性变革，即便是在美国，也出现了可能实现的迹象。那是2009年，正值世界金融危机最严重的时候，也是奥巴马出任总统的第一年。

的确，事后诸葛亮总是很容易当，但请耐心听我讲：回顾过去种种可能，有助于在未来将它们再次实现。

那个时期的历史就像被按了快进键一样：无论是好是坏，仿佛任何事都可能发生。而让环境改善显得可能的一大要素，便是奥巴马刚刚获得的决定性民主授权。 [3] 他赖以胜选的一系列政治承诺中，包括重建“主街”（Main Street）经济， [4] 以及将环境改变看作——以他的话说——“一个机会，因为如果我们能创造一个新能源经济，就能创造500万个新工作岗位……这将成为带动我们走向未来的引擎，就像过去几十年中计算机成为经济增长的引擎一样”。 [5] 无论是化石燃料公司还是环境运动组织都认为，新总统上任不久就会引入大胆的环境立法，这是铁板钉钉之事。

与此同时，金融危机已经在世界范围内摧毁了公众对自由放任式经济的信心，导致即便在美国，公众也强烈支持打破长久以来的意识形态信条——政府不能为创造就业而直接干预市场。奥巴马因此获得了足够的政治筹码，为推动经济重新起步设计了一套高达8000亿美元的刺激方案（他当时本可再多要点儿）。

在那一刻，另一个不寻常的因素是银行业的疲软：2009年时，他们仍然在为数万亿的救市资金和贷款担保跪地求援。而关于银行业应如何重组以报答纳税人的慷慨援助一事，辩论之声也是此起彼伏（甚至还有关于国有化的严肃探讨）。还有一个值得记住的因素是，自2008年起，美国以化石燃料为经济核心的汽车制造三巨头之中的两家，由于严重的经营不善，也不得不把控制权交到了政府的手上，由政府来确保其生存能力。

总而言之，三台巨大的经济引擎——银行业、汽车业和经济刺激法案——在当时的情况下将庞大的经济权力交给了奥巴马及其政党，而如此巨大的权力在富兰克林·罗斯福之后还没有任何美国总统享有过。不妨想象一下，如果奥巴马行政当局愿意用他刚刚获得的权力来建立他在选举中承诺过的新经济，将经济刺激法案、残破的银行业以及濒临崩溃的汽车业作为打造绿色未来的基石……想象一下，如果曾有一个强大的社会运动，一个由行业工会、移民、学生、环境保护主义者以及被崩溃的经济学模型击碎所有梦想的其他人组成的坚强联盟，要求奥巴马履行承诺……

本来，经济刺激计划可以用于建设世界上最好的公共交通系统和智能电网；汽车业可以进行大规模重整，让工厂制造驱动转变的设备——不仅仅是造几辆只有象征意义的电动车（尽管也可以用于驱动转变），还有遍布全国的大型公共交通和铁路系统。就像安大略倒闭了的汽车配件厂被改造为希尔法博太阳能电池厂重新开张一样，类似的转变本来可以发生在这个大陆上其他倒闭或即将倒闭的工厂中。北美劳工运动中最重要的知识分子之一山姆·金丁（Sam Gindin）曾担任过加拿大汽车工会资深研究主管，他在当时就提出过这种改革方案：

如果要严肃对待环境需求与经济的整合，我们就必须改变与生产、消费、旅行和生活方式有关的一切。这样一来，在那些即将倒闭的工具和模具厂里，在那些能够生产多种零件的工厂里，可以由一支急于从事有用业务的劳动大军来承担的潜在工作将是无穷无尽的。

设备和技能不仅可以被用来生产不同的汽车、不同的汽车零件，还可以用于扩展公共交通以及开发新的运输系统。它们能够与环境需求协调一致，用于改变每个工作场所的机械设备以及驱动这些机械的发动机。它们能够被应用于新的生产体系，而这种体系可以重复利用废旧的原料和最终产品（比如汽车）。住宅将会被改造，家用电器也会得到整修，太阳能板和风力发电机将得到广泛使用，新的电网将得到研发，城市基础设施也将不得不被重塑，以便能够适应交通与能源消耗方面的变化。

如今我们既要克服当下的经济危机，又要避免即将到来的环境危机。还有什么时候能比现在更适合于启动计划呢？还有什么更好的时机比现在更适合强调：我们不能失去宝贵的工厂和设备，不能浪费工程师、熟练的手艺人和产业工人们的创造力、知识和才能？ [6]

可以肯定，如此大规模的工厂改造会耗费大量资金，这正好能让那些接受援助的银行发挥作用。一个不惧怕使用新获得的权力的政府，本可以在这场大变革中发挥其对银行的影响力（刚刚将他们从绝境中解救出来）从而征用银行的财力，哪怕必要时施以强硬的态度。每个银行家都知道，当你借钱给别人，你就对他有了一定的控制权。有工厂需要资金来完成从污染能源到清洁能源的转变吗？如果该工厂有一个可信的商业计划，尤其该计划还能支持刺激经济的愿景，那么政府可以在对银行的救助计划中强制要求银行向该工厂提供贷款。若银行拒绝提供贷款，它将会像同期世界上某几家大银行一样，面临国有化的命运。

许多前工厂主没兴趣在这种转变中耗费精力，因为至少在一开始，利润空间并不大。但我们没有任何理由让这些有用的机器被当作废品卖掉。如金丁所言，工厂的工人们本可以有机会以合作社的形式经营工厂，就像2001年阿根廷经济危机后数百家废弃工厂所做的一样。我在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居住了两年，为这些工厂拍摄了一部名为《工人当家》（The Take ）的纪录片。在我们记录的诸多故事之中，有一个是关于一群工人的。他们接管了原来工作的地方——一家倒闭的汽车配件厂，并把它变成一个蒸蒸日上的合作企业。这是一段令人感动的旅程，这群工人承担了巨大的风险，发现自我，突破了过往对自身能力的认知。十多年之后，我们仍然时常收到讯息，得知这个工厂依然发展良好。阿根廷的大多数所谓“复苏的工厂”，亦即数百家工人管理的合作社，仍在正常运营，生产着从厨房地板砖到男装在内的各式产品。 [7] 当前社会正逐步走向绝对不可持续的极端贫富不均，全球最富有的85人掌握着全人类财富的一半。这种分散的所有权模式也是对这种趋势的有力对抗。创造财富的能力逐渐分散到工人自身，收入丰厚的工作也维系了社区的存在。 [8]

如果这种连贯而全面的愿景在变数初生、奥巴马任期伊始就出现，右翼将气候行动描绘成经济杀手的企图就会彻底落空。人们本应清楚地认识到气候行动实际上能够创造大量的就业，能够重建社区，能够在希望稀缺之时带来希望。但是，所有这些都需要政府不惧于大胆的长期经济规划，还要激起海量民众要求实现此等愿景的社会运动。（在这个关键时期，美国主流气候团体却没有帮忙组织大范围的社会运动，而仅仅专注于促使国会通过碳交易能源立法，结果还失败了。）

由于缺少上述因素，历史上罕见的可孕育无限可能性的时刻从指间溜走了。奥巴马放任这些失败的银行为所欲为，即使他们显而易见的管理不善已将整个经济体系置于危险之中。汽车行业的运营基础也保持不变，差不多只能以又一波裁员作为应对经济危机的措施。2008年至2014年间，汽车行业共损失了115000个制造业岗位。 [9]

公平地说，经济刺激法案对风能和太阳能以及诸如建筑节能改造等绿色行动的支持并不算少。毫无疑问，正如记者迈克尔·格伦沃尔德（Michael Grunwald）在其著作《新新政》（The New New Deal ）中展示的那样，投入的资金使得这一法案成为“美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最具革命性的能源法案”。但政府对公共交通的投资仍然是莫名其妙地短斤少两。此时，基础设施投资领域的最大赢家是国家高速公路系统。从气候的角度来看，这简直是背道而驰。而失败的并不只是奥巴马。利兹大学生态经济学家朱莉娅·斯坦伯格（Julia Steinberger）指出，这种失败是全球性的。2008年爆发的金融危机“本可以是一个为21世纪投资低碳公共基础设施的机会。但结果我们反而造成了双输的局面，一方面碳排放量飙升至前所未有的水平，另一方面失业率增加，能源成本提高，收入差距加大”。 [10]

奥巴马之所以没能抓住历史机遇，同时稳定经济和气候，既不是因为缺乏资源，也不是缺乏权力。当时他有大把的资源和权力。真实的原因是，他受到来自一种强大的意识形态的限制，这使得他和其他国家领导人一样确信：即便那些大公司把自己的生意经营得一塌糊涂，指导这些大企业运营仍是不妥的。同时他们认为，即使在生存危机面前，规划建立我们所需要的经济类型仍然是一种“凶兆”，一种暧昧的共产主义。

然而这又是自由市场反革命给我们的另一种馈赠。其实直到1970年代初，为了拯救美国的经济危机，共和党总统理查德·尼克松还愿意实行工资及价格管制，“现在我们都是凯恩斯主义者”的理念盛行一时。 [11] 但到了1980年代，那些如今正在否认气候变化的华盛顿智库们，在当年也挑起了理念的斗争，并成功地把工业规划和斯大林的五年计划等同起来。这些意识形态斗士坚持说：真正的资本家从不做计划，他们只是释放了牟利动机带来的力量，并让市场用其无限的智慧创造出对所有人来说都是最好的社会。

奥巴马显然并不同意这种极端的愿景。他的医疗保险和其他社会政策表明，他相信政府应该对商业施以温和而正确的引导。但是，当银行、汽车业和刺激法案都尽在他的掌握时，他身上那种“反计划经济”的特点却展露无遗。他将手中的筹码视为需要尽快摆脱的累赘，而不是罕见的、可以用来建立激动人心的未来的机会。

如果说我们能从这次巨大机会的错失中吸取什么教训的话，那就是：如果我们期待气候行动按照所需的规模和速度进行，那么美国左翼就必须快速向右翼学习。保守者们之所以能够成功地在经济危机期间拖延甚至击退气候行动，是因为他们把气候和经济紧密联系起来，尤其是和在困难时期（而美国就没有不困难的时候）保护经济增长和工作岗位的紧迫需要紧密联系起来。进步人士也可以轻而易举地进行仿效。那就是向大众展示，气候危机真正的解决方案，也是构建一个更为稳定而平等的经济系统的最佳出路。它将加强并改革公共领域，创造足够的有尊严的工作，并彻底遏制企业的贪婪。

但在此之前，显而易见的是，公民必须要能够民主地决定到底哪种经济才是他们需要的。为了这种权利，一场思想的核心斗争必须先行完成。那些只是试图通过最低限度征税或限制碳排放来约束市场力量的政策是远远不够的。这将是一次严峻的挑战，它涉及改变我们经济的整个基础。我们如果要应对这种挑战，就需要民主政治弹药库中的每一件政策工具。

为就业而规划

一些决策者对此已了然于心。这就是为什么，在世贸组织仲裁法庭上的气候争端之中，有如此之多都起因于（无论是安大略的还是印度的）政府试图在经济领域重新引入产业规划措施。这些政府正在向工业领域传达这样一个信息：我们会支持你们，但前提是你们必须提供收入丰厚的本地工作职位，并在本地制造产品，从而给本地社群以支持。

政府之所以开始选择诸如此类的本地采购和本地雇佣政策，是因为它们在政治上是明智的。任何有可能成功的针对气候危机的应对行动，不但会创造一批赢家，也会产生数量可观的失败者，比如那些不再以其现有形式存在的产业和那些即将失业的工人。化石燃料公司完成绿色转型的希望并不大，因为他们将要损失的利润实在是太大了。然而，对于那些从化石燃料开采和消耗的产业中获得工资的工人来说，未来却不是这样。

如我们所知，如果这些岗位是工人能够得到的唯一的工作，那么无论这种工作是否污染环境，行业工会都会拼尽全力去保护就业。另一方面，如果污染环境型行业的工作者能够得到清洁环保领域的职位（如一位曾在汽车企业工作的工人现在多伦多希尔法博太阳能电池工厂就职），并成为绿色转型的积极参与者，那么这一转型就能获得光速一样的进展。

潜在的新增就业岗位众多。例如，根据促进工会和环保人士联系的美国蓝绿联盟（U.S. BlueGreen Alliance）做的一份规划，每年向公共交通和高速铁路投资400亿美元并持续6年，就会在这6年间产生超过370万个就业岗位。而且我们都知道公共交通领域的投资总是能产生客观的回报：美国研究和政策组织智慧增长协会（Smart Growth America）2011年的一项研究表明，向公共交通投资一美元比向新公路和桥梁建设投资一美元可多创造31%的就业机会。向道路和桥梁维护投资一美元比向新公路和桥梁建设投资一美元可多创造16%的就业机会。 [12] 这一切都表明，无论从气候角度还是经济角度来看，比起新建公路，为更多的人改善现有交通基础设施是一项更为明智的投资。

可再生能源同样有光明的前途，部分是因为每一单位可再生能源比化石燃料能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2012年，国际劳工组织（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估计全世界清洁能源企业已经创造了500万个就业机会。而这还是在政府对减排领域投资不足且随意的状况下实现的。 [13] 如果产业政策能够与气候科学协同一致，那么风能、太阳能和其他可再生能源（如地热能和潮汐能等）将在各个国家的制造、建筑、安装、维护和运行等领域带来大量的就业机会。

加拿大的一项类似的研究也发现，在可再生能源、公共交通或提高能源效率方面投资13亿美元（也就是加拿大政府对石油和天然气公司的补贴金额），就能创造1.7万至2万个就业机会，这相当于在石油和天然气领域投入等额资金所创造的就业机会的6至8倍。根据欧洲运输工人联合会（European Transport Workers Federation）2011年的一项报告，能够将运输业碳排放量减少80%的综合政策，可在欧洲大陆创造700万个新职位，若实现减排90%，则可额外创造500万个新的清洁能源工作岗位。在南非，一个雄心勃勃的联盟，在“100万个气候岗位”的旗号下，呼吁在各个领域中启动大规模的创造就业岗位的项目，这些领域包括可再生能源领域、公共交通领域、生态系统恢复、小规模的可持续性农业等等。该联盟声称：“通过将工人和贫民的利益放在与气候变化作斗争的策略的首位，我们不但能阻止气候变化，还能极大地降低失业率。” [14]

但是，这些就业机会并不是市场自发创造的。唯有通过深思熟虑的政策和规划，它们才能大规模地产生出来。在某些情况下，要获得制订这些规划的工具，市民们就采取德国许多城镇居民的做法：收回本地的发电权，从而能够毫不拖延地完成向可再生能源的转换；同时，获得的所有利润都应重新投入资金短缺的公共服务，而不是流向股东的口袋。

而且，应该获得这种待遇的也不只是电力行业。当我们必须大力发展低碳交通手段以减少乘坐飞机的次数时，如果经营国家铁路的私营企业仍在裁员并进一步腐蚀铁路行业，那么铁路行业也必须被公有化。二十多年的私有化历程之中常有提高价格的同时却降低服务水平的事情。在二十多年后的今天，很多人已经开始考虑公有化这个选项了。例如，英国2013年11月发布的一项民意测验显示，“所有的政治派别的选民团结一致，支持能源和铁路的国有化。68％的公众表示能源公司应由公营机构管理，而仅有21％的公众赞成能源公司应留在私企手中。66%的人支持将铁路公司国有化，而仅有23％的民众反对”。该民意调查中最令人吃惊的方面是自称为保守派的选民对国有化的支持率：52％的保守派选民支持对能源和铁路公司的公有化。 [15]

能源规划

涉及目前被许多政府吹捧为“桥梁燃料”的天然气时，因气候问题而对私有权的反思相当强烈。所谓“桥梁燃料”指的是，在我们向零碳排放能源转型的过程中，天然气可以用来暂时代替诸如煤和石油之类污染更为严重的化石燃料。参考德国等国家向可再生能源的转型速度来看，天然气这个“桥梁”并不见得是必需的。而且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天然气是清洁的”这种观点也有很多问题。但从规划的角度看，最紧迫的问题则是，如果要让天然气发挥桥梁作用，我们就必须找到途径来保证天然气只能作为煤和石油的替代品，而不能用来与可再生能源竞争。这是一个非常现实的担忧：在美国，由于水力压裂技术导致的廉价天然气泛滥已经损害了美国的风电市场。新生发电能力之中风能的比例由2009年的42%急剧下跌到了2010的25%和2011年的32%，而这正是水力压裂法攻城略地的关键年份。 [16] 此外，通向可再生资源的“桥梁” 一旦建成，就必须找出一种可以彻底淘汰天然气开采的方法，因为天然气的使用将是温室气体的一个重要来源。

设计一个能够满足这些特定目标的系统，可以有很多种方式。比如，政府可以强制要求易于调节电力输出的“联合循环”发电厂在可能的情况下对风能和太阳能给予支持，还可以在一个燃煤发电厂退役时才允许一个新的燃气发电厂的建设。加拿大替代政策中心（Canadian Centre for Policy Alternatives）的水力压裂影响专家本·帕菲特（Ben Parfitt）表示，另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是“制定国家和州级法律，从而将天然气开采地及开采方式与最终产物联系起来”，这意味着电厂只能采用已被证实生命总周期排放量低于煤炭的气源。 [17] 这样一来，水力压裂生产的天然气将被彻底否决。同时，我们还可以限制企业出口天然气，从而防止天然气在没有此类限制的国家被使用。这些措施，尽管并不能消除所有与天然气相关的风险，但至少能够限制其中一大部分，而且势必会削弱天然气领域的盈利能力。

对于那些臭名昭著、肆无忌惮的盈利性企业来说，这种商业模式不但使他们无法与大量能源领域的参与者（风能及太阳能）竞争，还要求他们服从为数不少而代价高昂的管制，而其最终目的还是让他们破产。这也产生了一个问题：他们凭什么会接受这种商业模式？答案是，他们不会。将天然气完全视为临时过渡性燃料，这让以盈利为目的的公司深恶痛绝。归根结底，是谁在使用水力压裂技术？是诸如英国石油及雪佛龙这样的公司。长期以来，他们频繁违反安全规章，摆脱严格监管。这些公司的商业模式要求他们用新的化石燃料资源来接替自身现有的、正在开采的石油和天然气资源，否则将面临股东“叛乱”。那些以增长为无上目标的商业模式要求他们尽可能多地占领能源市场。这意味着他们不仅仅要和煤炭竞争，还要和能源市场的每一个参赛选手竞争，其中包括脆弱的可再生能源。时任英国石油公司首席执行官约翰·布朗〔现任天然气巨头夸德里拉资源公司（Cuadrilla）负责人〕曾表示：“公司必须对价格信号作出反应。我们不是公益事业。” [18] 这话说得没错，但是我们的能源公司既不是一直如此，也不需一直如此。

基本原则非常简单。世界上没有私营公司想要把自己搞破产，他们的目的是不断扩张市场。因此，如果天然气要成为短期过渡性燃料，其过渡过程就必须从公众利益出发，接受公众的严格管理，从而使得当前的盈利能够重新投资到未来所需的可再生能源技术中，并避免像如今页岩天然气那样的指数式增长。 [19]

再者，解决方案也绝对不是服从现存商业模式基础上的能源国有化。大型的国有石油公司，比如巴西国家石油公司、挪威国家石油公司及中国石油公司，与他们私营领域内的竞争者一样，都在贪婪地追寻高风险的碳资源。 [20] 另一方面，如果缺乏可信的方案来将收益用于向可再生能源的转换，那么让政府成为这些公司的主要股东将产生严重的腐蚀效应，使政府生出对于石油美元的沉迷。如此一来，政策制定者就更不可能引入任何可能伤害化石燃料收益的措施了。简而言之，无论从哪种角度而言，这些集权式的巨鳄都已过时。不论是公营还是私营，我们都需要将其拆散，并使其逐步退出历史舞台。

正如作家、活动家大卫·波里尔（David Bollier）及其他一些人所提出的那样，更好的模式应该是一种新型公共事业，由使用它们的社区民主地运营。 [21] 这种结构能让市民对能源公司提出远超现在的要求。例如要求能源公司不再将利润花在新的化石燃料开采或是令人咋舌的高管薪酬、股东报酬上，而是用于建设那些目前仅处于辅助性地位的可再生能源网络。我们现在已经知道，这些网络具备巨大的潜能，可以在我们有生之年就支撑起整个经济体系。

德国可再生能源的迅速崛起是这种模式的一个有力案例。过渡已然开始。它首先发生在横扫全国的可再生能源上网电价补贴税项目的背景之下。这个项目包含一套综合激励措施，用以确保任何想要涉入可再生能源发电的人都能以简单、稳定且能够获利的方式参与进来。可再生能源供应商享有以担保价格优先入网的权利，从而使亏损风险降到很低。 [22]

这个项目鼓励小型的非企业参与者成为可再生能源供应商，比如农场、市政当局以及数以百计的新成立的合作社。此举不仅分散了电力来源，也分散了政治权力及财富：约有一半的德国可再生能源设施都掌握在农场主、市民团体以及将近900个能源合作社手中。他们不仅自行发电，还能有机会将多余的电力出售给电网，为所在社区提供收益。总体来看，现在有140万个光伏发电设施及2.5万座风力发电机，它们创造了约40万个就业机会。 [23]

其中的每一项措施都代表了对新自由主义主流经济思想的背离：政府参与到长期国家规划中；有意识地在市场中选择优胜者（用可再生能源替代核电，从而将后者关闭）；固定价格（明显的市场干预）；为任何潜在的可再生能源生产商，无论规模大小，创造公平竞争的空间，使其得以进入市场。尽管有了——或者说恰恰是因为——这些意识形态上的离经叛道，德国的能源过渡在整个世界都处于领先地位。德国左翼党在议会的经济政策顾问汉斯·蒂 （Hans Thie）密切参与了此次过渡，他提到：“几乎所有对扩张的估计都已被超越，扩张速度也大大高于我们的预期。” [24]

此次成功并非孤例。德国的项目与1970年代和1980年代丹麦实施的项目十分相似。该项目将丹麦40%的电力消耗转换使用可再生能源，其中绝大多数为风能。到2000年前后，大约85%的丹麦风力发电机都是小型参与者所有，如农场主及合作社。尽管大型海上风电运营商已于近些年进入市场，这仍然是丹麦和德国之间令人惊异的共通点：在推动可再生能源转变方面夺得最佳成绩的，既不是大型国有垄断企业，也不是从属大型企业的风能和太阳能运营商，而是在目标高远、构建科学的全国框架之下奋斗的社区、合作社和农场主。 [25] 尽管时常被嘲笑为秉承“小即是美”的梦想家们的不切实际的幻想，去中心化模式确实达到了目标。而且这并不是小规模，而是迄今为止尝试过的最大的规模，还是在业已步入后工业时代的发达国家完成的。

丹麦，一个深入的社会民主国家，早在其半心半意拥抱新自由主义之前，就引入了这些政策。德国，在向诸如希腊和西班牙等债务国开出残酷的开支紧缩药方的同时，却从来没在本土遵循这些方案。这显然绝非巧合。这些案例充分说明，当政府愿意引入大胆的项目并将牟利之外的目标作为其制定政策的依据时，变化就会以令人惊讶的速度发生。

一些现实的原因也使得能源的去中心化控制十分重要。有很多大型私营可再生能源项目是由外部力量强加的，缺乏对本地意见的考量，也未能与本地分享收益，并因此遭遇失败。事实上，当社区被排除在外时，他们很可能反对风力涡轮机带来的噪音和“不美观”，以及太阳能电池阵列给野生植物及生态系统带来的或真或假的威胁。这些反对意见常常被斥为“邻避运动”， [26] 并被当做人性中存在自私和短见成分的证明。

但在一些地区，这些反对意见被高明的规划完全消除了。正如世界风能协会前主席普利本·梅佳德（Preben Maegaard）说过的那样：“如果风力发电厂为当地人所有，而且他们能分享利润，他们就会支持风能项目。那时就不会是‘邻避运动’（不要建在我家后院），而是‘邻建运动’（请建在我们的土地上）了。” [27]

这在以无休止的公共开支紧缩为主题的时期显得尤其正确。“未来对于某些人来说是无关紧要的，因为他们不得不为眼下的生存而挣扎。”曾参与希腊反经济紧缩运动的气候变化活动家迪米特拉·斯帕萨里杜（Dimitra Spatharidou）告诉我，“当人们还在为食物和供暖而奋斗时，他们很难理解可持续发展的概念”。由于这些紧迫的问题，她的工作“不是告知人们当气候变化冲击希腊社会时会发生什么，而是告知人们现在正在发生什么，以及我们怎样才能改变我们的经济和社会，使之变得更好、更平等、更公平”。 [28] 对于斯帕萨里杜而言，这意味着向人们展示，由社区控制的可再生能源如何才能比污染更严重的其他选项更便宜，并在能源出售给电网时成为一种收入来源。这也意味着反抗政府推动的对市政供水设施的私有化，推动在希腊受到广泛支持的社区所有制。她说，其中的关键就在于向人们提供现今体系所缺乏的东西：建设更好的生活所需的工具和能源。

电力分散化与成功的气候活动之间的关联，说明了当前所需的规划与过去更加集中的规划所存在的显著差异。毕竟，右翼势力能如此容易地妖魔化国有企业及国家规划，这总是有原因的：很多国有公司都存在官僚主义、机构臃肿以及反应迟钝的问题；社会主义政府制订的五年计划多是一种自上而下的、远程的、与当地需求及经验脱节的政策。

我们需要的那种气候规划是完全不同的类型。全国性的规划和政策要扮演清晰而必要的角色，那就是设立整体排放目标来保证每一个国家都在其碳排放限额内，还要引入像德国、安大略及其他地方的可再生能源上网电价补贴政策，从而使人们用得起可再生能源。确实有一些项目至少需要有一部分在国家层面上进行规划，比如国家电网或有效的铁路交通服务。但是，如果前述的过渡过程要按照所需的速度实现，那么赢得广泛参与的最佳途径就是将其中大量的计划在实际实施的过程中尽可能地去中心化。社区应该被给予工具和权力，从而设计出最适合他们自己的方法，就像工人经营的合作社能在工业转型中发挥巨大作用一样。在能源和制造领域中的这些情况，也同样适用于其他领域：受乘客问责的交通系统，由用户监管的供水系统，经过居民民主规划的小区，等等。

最重要的是，作为温室气体主要排放源之一的农业，一样能够实现去中心化的自给自足和减少贫困的目的，并能成为减排的重要工具。如今，很多关于农业及气候变化的探讨都聚焦于工业化农业与本地有机农业的利弊对比：一方强调高产量，另一方则强调使用更少的化学药剂以及通常（尽管并非总是）更短的供给线。居于这两种路线之间的是“生态农业”，即小型农场主基于现代科学与本地知识相结合，采取可持续方法的农业模式。这一概念目前尚未被大众所了解。

生态农业的基本原则是，农业应当实现最高的物种多样性并加强有利于土壤保护和杀灭害虫的自然体系。生态农业的这种全局考虑，无论在哪里都显得与众不同。但是，《国家地理》杂志刊登的一篇报道，针对这些原则在不同情境中得到的应用提供了有益的概述：“将树木及灌木整合入农田及牲畜场地中；太阳能驱动滴灌，直接将水运送到植物根部；间种，也就是将两种或多种作物种植在一起，以充分利用阳光、水及营养物质；使用绿色肥料，有助于防止水土流失并能够补充土壤养分的速生植物。” [29]

如上种种，有许多方法能够维系健康的土壤，同时在每单位面积上产出比产业化农业更多的富有营养的食物，还能大大减少农场主对化学杀虫剂、化肥和专利种子之类昂贵产品的需求。此外，长期使用这些方法的农场主还发现，它们在气候方面有着三重益处：这些方法在土壤中积累碳，避免使用以化石燃料为原料生产的化肥；产品在运往市场的过程中需要更少的碳；而且更能承受极端天气和其他天气影响。除此之外，能自给自足的社区可以更好地应对更广阔的全球化食物体系之中的价格突变。这就是为什么拥有2亿会员的全球小农场主网络“农民之路”（La Via Campesina）经常宣称“生态农业是气候危机的解决之道”或“小型农场主能给地球降温”。 [30]

近些年内，一群高级食品专家也得出了相似的结论。奥利维尔·德舒特（Olivier De Schutter）于2008年至2014年期间在联合国“食物权”活动中担任特派调查员，他曾表示：“现在科学界很多人认识到农业生态学在食品生产、扶贫和减缓气候变化方面的积极影响，并承认这是资源受限的世界所需要的。” [31]

就像他们认为去中心化能源产能太少而不实用一样，大型工业化农业的辩护者坚持认为，世界人口已经高达70亿，而且还在继续增长，本地有机农业无法满足世界人民对食物的需求。但这种观点总体上是基于工业化（通常是转基因）单一作物与有机的单一作物之间的产量对比，而非生态农业的出发点。正如德舒特提出的，这种观点显然是片面的，“现今的科学依据表明，在饥饿人群生活的地方，尤其是贫瘠的环境中，生态农业的方法在促进食品生产方面比使用化学肥料的效果更好”。马拉维最近采用的生态农业方法，使得一些区域的玉米产量达到了原来的两倍或三倍。德舒特以此为例，又补充道：“迄今，在57个发展中国家的生态农业项目使农作物产量平均提升了80%；在所有非洲项目中，农作物产量平均提升了116%。近期在20个非洲国家实施的项目证明，在3年到10年间生态农业可以使作物产量翻倍。” [32]

20世纪中期慈善组织和政府向亚洲和拉丁美洲引入工业化农业的努力，被称为“绿色革命”。诸如比尔·盖茨之类富有影响力的慈善家们，常常持有这样一种论调：发展中国家，尤其是非洲国家，需要一场“新的绿色革命”。前述的那些证据，是对这一论调有力的回击。“时常有人——尤其是那些想看到绿色革命卷土重来的人们——宣称，绿色革命能使世界免遭饥饿，”《粮食战争》作者、社会学家拉吉·帕特尔（Raj Patel）告诉我，“问题是即使有绿色革命，饥饿依然存在，尤其是在绿色革命最激烈的印度。饥饿并不取决于食物总量，而是取决于人们是否能买得起、是否能控制那些食物。毕竟，美国拥有的食物数量已经超出了他们的支配能力，而仍有5亿人口得不到食物保障。” [33]

他又补充道：“悲剧的是，全球有数以千计的成功试验表明有利于气候的农业模式可以成功。它们的特色，并不是使用来自亚拉（Yara）的昂贵化肥或来自孟山都的专利种子，而是农民们自由而平等地开发和分享的知识。”接着他又说道：“在最佳的条件下，生态农业得以与‘粮食主权’——也就是对食物系统的民主控制——综合在一起。这不仅能生产更多的食物，也能将食物分享给每一个人。” [34]

说到那个德国奇迹……

现在我们有了几个可以借鉴的模式，能够展示如何在一并抗击贫困、饥饿及失业的同时，以令人惊叹的速度启动那些影响深远的去中心化气候解决方案。但显而易见，无论这些模式有多完善，这些工具及激励措施都不足以及时减排。这让我们看到在德国能源过渡中那些失败之处。

2012年，德国的可再生能源领域快速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度，该国温室气体排放量却比前一年还高。初步数据显示，2013年也同样如此。德国的温室气体排放仍然比1990年低24%，因此上述的两年可能只是短期波动。但是，可再生能源的急剧增长没有带来同等水平的减排，这一事实引起了人们的极大担忧。 [35] 同时，这也告诉我们一些非常重要的信息，那就是完全基于激励措施和市场机制的经济规划的局限性。

许多人认为排放量增高是由德国决定逐步淘汰核电造成的，但真正的原因并没有这么简单。的确，在2011年日本福岛核辐射危机唤醒大众后，当时的德国政府在该国强力的反核活动压力下，宣称德国会在2022年前逐步淘汰核电并采取激进的措施来启动这一进程。但与此同时，德国政府并没有采取类似的措施来逐步淘汰煤电，甚至允许煤电公司向其他国家出口电力。因此尽管德国在可再生能源转化中走在世界前列，煤电依然持续增长。部分煤电替代核电，部分替代天然气，还有一些则被出口到其他国家。而德国的大部分煤碳为褐煤，是一种低质高排放的煤。 [36]

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一些最新的可再生能源研究，尤其是斯坦福大学的马克·雅各布森小组的研究表明，全球“最早在2030年”将化石燃料完全替换以可再生能源，亦即“风能，水能及太阳能”，在技术和经济层面都是可行的。这意味着，按照科学的目标降低温室气体排放，并不必然涉及在全球范围内建立一批新的核电厂。事实上，核电厂反而可能大幅度减缓过渡过程，因为可再生能源的建立比核电厂更快而且更便宜，对于现在紧迫的时间表而言，这些因素极为关键。雅各布森说道，除此之外，“不管倡议者怎么讲”，在短期之内核电“并不是没有碳排放。开采、运输和提炼铀，以及建造核电厂，都需要消耗大量化石燃料。规划和建造核电厂的10年到19年间，会不断使用这些带有污染的电力（而风力发电厂仅需2年到5年）”。他总结说：“如果我们投资核电而非真正的可再生能源，几乎可以肯定，冰川和极地冰盖会在我们等待核电时代来临的过程中持续融化。我们的未来也一定会因此遭受更大的风险。”显然，与化石燃料或核能发电设施相比，可再生能源设施给在其附近生活或工作的人带来的风险更小。喜剧演员比尔·马赫（Bill Maher）曾戏称：“你知道如果风力发电机掉进海里会发生什么吗？溅起一堆水花而已。” [37] [38]

除此之外，全世界大约12%的电力来源于核电，而很多核电来自老旧的核反应堆。 [39] 从气候的角度来看，政府应暂缓削减如核电等高风险能源，而应优先减少化石燃料的使用，因为未来的十年对于我们能否避免地球温度上升4～6摄氏度十分重要。同时，我们应该暂停新核电设施的建设，让最老旧的核电厂退役，并在可再生能源能够完全替代化石燃料后逐步淘汰核电。

然而我们也必须意识到，正是德国反核运动的力量首先为可再生能源革命创造了条件（类似于1980年代丹麦的案例）。如果没有因为核电引发的灾难而产生出想要淘汰核电的普遍愿望，也就不会有关于能源过渡的讨论了。而且，许多德国的能源专家相信，到目前为止的过渡速度证明，我们也许可以同时逐步淘汰核动力及化石燃料。比如，2012年一份由德国国家航天、能源及运输研究中心（German National Center for Aerospace, Energy and Transport Research）发布的报告指出，到2030年时，欧盟67%的电力可以由可再生能源供给，2050年这一比例将达到96%。 [40] 但是，很显然，只有正确的政策就位，这一设想才能成为现实。

如果想要达到这一目标，德国政府将必须用应对核电行业的办法处理煤炭行业：引入特定的、由上而下的法规来逐步淘汰化石燃料。然而，现实却恰恰相反。由于德国煤炭行业的游说集团拥有雄厚的政治力量，默克尔当局只能通过欧洲排放交易系统，依赖碳交易中脆弱的市场机制，来向煤炭行业施加压力。 [41] 欧洲碳市场崩溃、碳价格骤然跌落已证实这种政策是完全失败的。煤炭价格低廉，燃烧煤炭不会有什么真正的惩罚，出口煤电也没有壁垒。因此，本应成功控制污染的关键几年，结果却是挫败。

柏林的研究者及气候专家达秋·穆勒（Tadzio Mueller）向我这样解释道：“德国的温室气体排放量的升高并不是因为核电的衰落，而是因为没有人告诉德国的电力公司不要燃烧煤炭。就算德国自身消耗的大部分电力都来自可再生能源，只要这些公司能把电力出售给某个地方并获利，他们就会烧煤。我们需要做的就是在开采和燃烧煤炭方面设立严格的规则。这就是结论。” [42]

对于政府而言，提供创造性的激励措施十分重要。只有这样，世界各地的社区才有接受可再生能源的可能。然而，德国的经验也告诉我们，除非政策制定者们愿意同时拒绝历来贪婪的化石燃料行业，否则所有的成就都有付之东流的危险。

牢记如何说不

见到巨大的矿井之前，窗外的景色依旧是一望无际的翠绿沼泽和苍翠繁茂的北方森林。即便如此，我依然可以感知矿井的存在，那气味让我作呕。接着，越过一个小山坡，那个臭名昭著的（加拿大）阿尔伯塔油砂矿就出现在了眼前。这是一片一直蔓延到视野尽头的焦干的灰色沙漠。废料堆积成数座山丘。它们如此庞大，以至于当地工人们说笑道这些垃圾堆都有自己的天气系统了。尾矿池如此广阔，以至于在天空中都可以清晰可见。这里建有世界上第二大的、用于蓄积有毒废水的大坝。就在这里，我们的地球，被血淋淋地剥去了外皮。

科幻小说中随处可见星球改良的奇思妙想——人类旅行到一个没有生命迹象的星球，并着手将其建造成一个类似地球的栖息地。加拿大油砂矿则恰恰相反——它是星球毁坏。在这里，人类将一个生机勃勃的、适合居住的生态系统毁成一个类似月球表面、几乎没有生命可以存活的地方。这种局面如果继续下去，可能影响到的区域面积相当于整个英格兰。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开采被称为沥青的半固态“非常规”石油。这个开采过程非常困难而且能耗极高，差不多达到了普通石油的三到四倍。 [43]

2011年6月，我联名签署了一封由作家兼气候活动家比尔·麦吉本（Bill McKibben）起草的倡议信，该信号召民众在“夏季最闷热的几周”到华盛顿特区来冒着被捕入狱的风险抗议“基斯顿XL”输油管计划（Keystone XL）。该计划已经得到国会提案。令人惊讶的是，此举得到超过1200人的响应，成为北美气候运动历史上最大的公民抗命运动。 [44]

一年多来，住在计划中的“基斯顿XL”输油管线附近的牧场主和土著居民组成了一个联盟，极力与该项目抗争。而华盛顿的抗议活动将这个活动上升到全国的高度，并将其变成了复苏美国气候运动的引爆点。

之所以要聚焦于“基斯顿XL”输油管计划，其背后的科学原因是极为清晰的。该输油管将运载的，就是从加拿大油砂矿中开采出的石油。当时仍在NASA工作的詹姆斯·汉森近期表示，如果油砂矿中的沥青全部被开采出来并消耗的话，其结果就是“全球气候彻底完蛋”。 [45] 不过，这里还有一些政治策略在发挥作用：其他关键气候政策，都需要经由国会或州政府批准，而是否批准基斯顿输油管计划，则是由国务院以及最终由奥巴马总统本人决定的。总统将决定该计划是否涉及“国家利益”。在这一点上，奥巴马将不得不亲自做出赞成或反对的选择。对我们而言，任何一种选择都有其价值。

如果他否决了，那么这正是美国气候运动所急需的一场胜利。美国的气候运动已经因为未能让国会通过其能源立法而遭受了挫折，因而急需一些好消息去振奋人心。而如果总统选择赞成，好吧，那也能让我们看清现实。几乎所有的气候活动家都为奥巴马的当选做出过努力。如果这种情况发生，他们将不得不彻底放弃他们对当年那位年轻的参议员所寄予的希望，尽管奥巴马此前宣称他当选的那一刻将作为“海平面上升速度开始减缓的时刻，也是我们的星球开始被治愈的时刻”而得到铭记。 [46] 放弃这一信念将会使很多人理想破灭，但至少气候策略会进行相应的调整。此外，我们似乎无需等待很久就可以得出一个结论——总统必须在9月初做出决定，这也就是本次公民抗议活动在8月末开展的原因。

在350.org（由麦吉本等人共同发起的一个气候组织，我也担任过该组织的理事会成员）的那些早期策略会议上，我们从未想过三年后会依旧在等待总统本人做出定夺。这三年来，奥巴马一直在含糊其辞并不断推延，而他的政府则命令进行更多的环境评审，然后对这些评审工作进行评审，接着再对这些评审的评审也进行评审。

我们已花费大量精力试图去理解奥巴马在“基斯顿XL”输油管计划上模棱两可的信号。有时，他似乎像是要放行该计划，比如他在大量的拟被铺设的金属输油管道前合影；然而有时，他又显得倾向于否决，比如他在其激动人心的关于气候改变的演讲之一中公开表示 “除非‘基斯顿XL’输油管计划不会显著加剧碳污染”，他才会批准该计划。 [47]

但是不论他最终做出何种选择（当你读到这本书时，大概我们已经知道他的决定），这场冗长乏味的闹剧至少澄清了一件事情。 [48] 就像德国总理安吉拉·默克尔一样，奥巴马经历了一段地狱般的艰难时期，难以对化石燃料工业说不。而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因为如果要按我们需要的那样快速而深入地降低排放，我们就需要将大量而极具盈利前景的碳资源留在地下。这些碳资源恰恰是化石燃料公司极其渴望开采的。

这就意味着，我们政府需要开始对化石燃料工业设置严苛的限制。这些限制包括拒绝那些与扩大开采规模挂钩的输油管道，为企业的碳排放量施加限额，禁止开设新的燃煤发电站，逐步取缔诸如阿尔伯塔油砂矿之类的高污染能源开采项目，以及否决新的碳资源的开拓（例如北极冰层底下的油田）。

在1960年代和1970年代，美国和其他主要工业国家通过了一大批环境立法。那时尽管拒绝高污染能源企业并非易事，但仍被认为是政府协调行为中的一个正常部分。然而如今却时过境迁。“基斯顿XL”是一个中等规模的基础设施项目，用总统自己的话说，这个项目创造的长期就业岗位如此之少，“相对于需求而言杯水车薪”。 [49] 仅仅因为有暗示奥巴马可能否决“基斯顿XL”，共和党人和不少民主党人就出离愤怒、奔走狂呼。考虑到奥巴马做出支持或反对决策的难度有多么大，对于碳开采量和排放量更广泛、更强有力的控制到今天为止依然难以实现的现象，我们就不会感到惊讶。

奥巴马在2014年6月强制要求发电厂进行减排，并获得了广泛赞誉。这无疑是在正确的方向上前进了一步。然而，其采取的措施太温和了，并不能让美国与保证气温安全的路线协调一致。作家兼气候观察员马克·赫兹加德（Mark Hertsgaard）曾表示：“奥巴马总统显然已明白气候危机的紧迫性并已采取重要措施来应对这个问题。在好的意图和重要举措不再能满足要求的时期执掌大权，这是他的历史命运……也许这一切在奥巴马总统身上施加了不公平的负担。但科学并不管公平与否，无论领袖们继承了什么样的历史，他们都只能选择接受。”然而，赫兹加德也承认，那种能够满足要求的政策“似乎对于政治和经济现状来说并不现实”。 [50]

这方面的发展现状当然是自由市场反革命运动的另一个遗产。几乎在每一个国家，政治阶层都接受了这样一种前提条件，即政府没有资格告诉大型企业他们能或不能做什么，即便公众健康和福利——这当然包括我们人类共有居住地——已处于危急关头。轻度管理以及更常见的积极放松管制的理念已对各个领域造成严重损害，其中以金融领域最为显著。在每一个关键时刻，这种理念都阻碍了对气候危机的基于常识的反应。有时这是在明面上的，比如控制碳开采的规章制度直接被否决；大多数时候这是暗地里的，比如那种规章制度一开始就没有得到提案，还有用那些所谓的市场手段来解决那些它们完全无法应对的任务。

诚然，市场善于创造技术革新，而且，如果让市场不受干涉地独立运行，各个研发部门还将继续想出令人惊叹的方式来使太阳能电池组和各种电器更高效地运转。然而，与此同时，市场力量也会推出一些新型的创造性的方法，从深海和坚硬的页岩中将那些难以触及的化石燃料开采出来。而从气候改变的角度来看，这些高污染的创新将使绿色的创新失去价值。

在哈兰学会的会议上，加图研究所的帕特里克·迈克尔斯曾无意中提到这一点。他争辩说，尽管他相信气候变化正在发生，但真正的解决办法是什么都不要做，坐等一次技术奇迹从天而降。他声称“无所作为才是真的有所作为”，并向观众保证“未来的技术”将会拯救世界。那么他这么说的凭证又是什么呢？“三个字：页岩气……如果人们能够动用智识、求知欲及魄力去发掘新能源。”可想而知，该会议上的听众衷心地为新的智识突破而欢呼。而所谓突破其实就是水力压裂法结合水平钻井技术，为化石燃料产业开启新的方便之门。 [51]

而且这些提炼化石燃料的“非常规”方法恰恰就是对于强有力的规章制度的有力辩词。因为气候辩论中一个最大的错误观念就是社会拒绝改变，就是社会想要保护“一切照旧”的现状。真相是世上没有一切照旧的事情。能源领域始终在发生巨大的变化，但其中绝大部分变化都在将人类引入歧途，朝着比常规能源产生更多温室气体排放的能源前进。

以水力压裂法为例。天然气被认为是煤炭和石油的清洁替代品，而这种认识则是基于用常规方法开采的天然气的温室气体排放量。而在2011年4月，康奈尔大学的顶尖科学家们所做的一项研究表明，当采用水力压裂法开采天然气时，排放情况将发生巨大变化。 [52]

该研究发现，用水力压裂法开采天然气时，甲烷的排放量比常规方法开采的排放量高出至少30%。这是因为水力压裂过程中有气体泄漏现象，从生产、加工、储存到气体输送，每一个过程中甲烷都有泄露。全球气候变化小组（Internation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的一份最新报告指出，甲烷是一种极其危险的温室气体，甲烷的蓄热能力比二氧化碳高出34倍。康奈尔大学的研究表示，采用水力压裂法开采的天然气产生的温室气体影响比石油还大，如果按照整个扩展生命期考量，其升温效应甚至可能达到煤炭的水平。 [53]

此外，该研究的第一作者、康奈尔大学生物地球化学家罗伯特·霍沃斯（Robert Howarth）指出，甲烷在其释放的前10年到15年内有着更高的蓄热能力。事实上，在这一时期，甲烷的升温潜力比二氧化碳高86倍。考虑到目前仍处于甲烷释放后的“第一个十年”，这一问题就变得异常重要。罗伯特·霍沃斯还解释说：“就是在这么一段较短的时间内，我们将自身锁定在急速变暖的风险之中。”尤其澳大利亚、加拿大和美国目前计划或正在建造的巨型液化天然气出口设施并不仅仅是十年的运营计划，而是打算运营接近半个世纪。说白了，在我们需要寻找快速减排方法的关键时期，全球天然气热潮正在建造一个超级强大的大气烤箱网络。 [54]

康奈尔大学的这项研究是首个关于页岩生产过程中温室效应气体足迹的（其中包括甲烷）经过同行评议的研究。虽然该研究的第一作者罗伯特·霍沃斯很快表示自己的数据并不充分（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相关产业缺乏透明度），但这项研究依旧是一颗重磅炸弹。尽管它饱受争议，但一系列新研究都支持该研究的观点，亦即水力压裂过程中存在大量的甲烷泄漏情况。 [55] [56]

天然气行业并非是唯一开始采用高污染、高风险开采方法的行业。像德国一样，捷克共和国和波兰都越来越依赖污染极高的褐煤，并不断扩大其生产量。 [57] 而各大石油公司也都纷纷涌入各个油砂矿区，其中以阿尔伯塔最为著名。这些油砂矿的碳足迹都大大高于常规石油。这些石油公司还进军更深、浮冰更多的海域，从事海上石油开采。这种开采不但有可能产生灾难性的石油泄漏——就像我们在英国石油公司的“深水地平线”（Deepwater Horizon）事故中所见， [58] 而且这些泄漏是完全无法清理的。把石油和天然气从石头里炸出来，把石油从焦油状污泥中蒸出来——越来越多的极端开采手段被混合使用。比如用水力压裂法开采的天然气给水过热〔superheat，使（液体不蒸发而）加热到沸点以上〕，从而融化油砂矿中的沥青——这只是能源死亡螺旋之中的一个简单例子。这些被产业界称为创新的东西，换一种说法，简直就是吸毒成瘾后自杀前的最后挣扎。我们正在炸毁各大洲的岩床，往我们的水里抽送毒物，削掉山峰，铲平北方森林，危及深海，争先恐后地探索正在融化的北极。所有这一切都只是为了夺取最后一滴油和最后一块石头。是的，很多先进技术正使得这一切变成可能。但这并非创新，而是疯狂。

过去十年中，化石燃料公司被允许开展非常规的化石燃料开采活动。这一情况并非无可避免，而是一些意图鲜明的管理决定造成的结果。这些决定许可这些企业开采新的大规模油砂矿和煤矿；许可天然气的水力压裂开采活动席卷美国，并免于管理和监督；许可在一些新的海域进行开采，并取消了对于海上钻探的禁令。这些决定在很大程度上将我们锁定于灾难性的全球变暖，它们同时又是化石燃料产业强力游说的产物，出于其最强大的内驱力：生存的欲望。

一般说来，相比常规能源，对这些非常规能源的开采和提炼是一个更昂贵、更复杂的工业过程。例如，帝国石油公司（埃克森美孚炼油公司拥有其多数股份）在阿尔伯塔油砂矿区投入约120亿美元开设基若（Kearl）露天矿场，它将以200平方公里的规模成为加拿大最大的露天矿场之一，比三个曼哈顿加在一起还大；而这还只是油砂矿建设项目的一小部分。加拿大咨议局（the Conference Board of Canada）估计，到2035年时总计会有3640亿美元的投资。 [59]

与此同时，英国天然气集团（BG）预计今后十年将在巴西投资300亿美元，其中大量投资将用于“亚盐层”（Subsalt） [60] 超深水区开采项目，该项目将在近3000米（一万英尺）的深度开采石油。不过，在所有被锁定的化石燃料产业之中，头奖归属于雪佛龙公司。该公司正向巴罗岛的一个天然气开采项目投资540亿美元，那是一个澳大利亚西北岸外海的“A级天然气油田”。该项目将从地球开采海量的天然气，这与其名称“戈耳工”（Gorgon，希腊神话中三个蛇发女妖之一，面貌丑陋可怕，任何人一见她们的眼睛即化为石头）非常相称。雪佛龙在此项目中的一个合作伙伴是壳牌石油公司。据报道，该公司还额外投资100亿至120亿美元建造了迄今最大的海上漂浮设施（其长度比4个足球场还长），其目的是在澳大利亚西北岸外海的另一个地点开采天然气。 [61]

除非这些公司能够持续开采几十年，否则他们将无法收回投资，因为原始成本是通过分布在这些项目整个寿命中的收益来分期回收的。雪佛龙的澳大利亚项目预计持续产出天然气最少30年，而壳牌公司的海上巨兽计划在那个区域工作最多25年。埃克森美孚公司的阿尔伯塔油砂矿预计运作40年，英国石油公司和加拿大哈斯基能源公司（Husky Energy）合作的建于油砂矿区的庞大的“日出”项目也计划运作类似的时间长度。在世界各地针对难以开采的石油、天然气及煤炭的疯狂混战之中，这只是一小部分巨额投资案例。这些项目所附带的超长时间表告诉我们一些化石燃料产业运营中的假定：他们在赌政府在未来25年至40年间不会认真实施减排。然而，气候专家告诉我们，如果我们想要有任何机会将温度增长保持在低于2摄氏度的水平，那么发达国家经济体需要在这个十年的末尾开始进行能源转型，并在2050年前完全摆脱化石燃料。 [62]

如果这些公司判断错误，而我们已认真确保将碳资源保留在土地里，那么这些巨大的项目则会变成所谓的“搁浅资产”。这是指那些由于诸如环境政策的巨大变化等原因而失去预期价值的投资。当一家公司的账簿上拥有大量昂贵的搁浅资产，股市就会注意到它，并做出反应——出价压低这些押错了宝的公司的股价。

这个问题并不仅仅出现在一些具体项目中。市场会对那些从地球中开采有限资源的公司进行定价，而这个问题已被整合进了定价方法。为了使这些公司的价值保持稳定或增长，石油和天然气公司必须向其股东证明，他们在耗尽已投产的碳资源后仍有新的碳储备以待开采。对于这些矿业公司来说，这就像汽车或服装公司要向其股东证明他们已经规划好了未来的产品。人们期望一个能源公司拥有与投产的资源相等数量的探明储量，这将为该公司带来100％的“储备替代率”。正如广受欢迎的金融教育网站投资百科（Investopedia）解释的那样：“若一个公司要长期运营，则其储量替代率必须至少达到100％。否则必然会耗尽其石油储备。” [63]

这就是为什么投资者会十分警惕储量替代率跌到该水平以下的情况。例如，2009年，壳牌石油公司宣布其上一年的储量替代率不祥地跌落到了95%。而就在同一天，他们也慌忙向市场保证公司并没有陷入困境。可以预料，壳牌公司的保证就是宣布停止在风能及太阳能方面的投资，同时对这样一种策略加倍下注：向储备中加入新的页岩气（仅能通过水力压裂技术开采）、深海石油及油砂矿资源。总而言之，壳牌公司那一年成功添加了相当于34亿桶原油的储备，这几乎是其2009年全年生产量的三倍，或高达288%的储量替代率，创造了新的历史纪录。该集团的股价也因之而上涨。 [64]

对于一家化石燃料巨头而言，从经济方面讲，维持其储量替代率是必要的；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公司就没有任何未来。即使想要维持经济现状，公司也必须不断前行。正是这种结构上的必要性，将能源行业推向最极端的高污染能源；现在根本就没有足够的常规资源能维持储量替代率。国际能源署的年度《世界能源展望》报告指出，目前全球现有油田的常规石油产量会从2012年的每天6800万桶跌到2035年每天2700万桶。 [65]

这意味着，当阿拉斯加的普拉德霍湾的石油枯竭的时候，如果一家石油公司想要向股东保证自己早有准备，它就不得不迈入风险和污染都更高的领域。有力的证据就是，比如，埃克森公司于2011年增加的一多半储备都是来源于一个单独的石油项目，即阿尔伯塔省油砂矿区中正在开发的规模庞大的基若矿场。 [66] 这种迫切需求也意味着，只要该商业模式还在运转，就没有哪条海岸线或含水层是安全的。每一次对抗化石燃料公司获得的胜利，无论其过程多么艰难，都只是暂时的，都将会被“钻吧，宝贝儿，钻吧”的狂呼掀翻。就算墨西哥湾上的钻井平台多到像跨海大桥一样连绵不绝，就算澳大利亚的大堡礁变成运煤船的停靠站，就算格陵兰岛正在融化的冰原被泄漏的原油染黑而我们根本不知该如何清理，也远远不能填饱这些公司。因为一年又一年，它们永远需要更多的储量来补充其储量替代率。

从化石燃料公司的立场而言，追逐此类高风险的碳资源不是自愿选择，而是其对股东的信托责任，因为股东坚持要求他们能在明年获得与今年或去年水平相同的巨额利润。而对这种信托责任的满足几乎等于烤熟整个地球。

这么说并不夸张。2011年，伦敦一家名为“碳追踪计划”（Carbon Tracker Initiative）的智库开展了一项突破性的研究，该研究统计了所有私营及国有化石燃料公司占有的化石燃料储备。研究发现这些公司已经占有的资源，亦即出现在其资产表上而且已经在为股东赚钱的资源，代表了高达27950亿吨碳。这是一个大问题，因为我们知道从现在到2050年之间我们最多大概允许燃烧多少碳，才能有不错（大致80%）的把握能将升温控制在2摄氏度以内。一项非常可靠的研究表明，从2011年至2049年燃烧的碳上限是5650亿吨。正如比尔·麦吉本所说：“需要注意的是，27950亿吨是5650亿吨的五倍。”他还补充说：“这些数字的含义十分简单。能源产业在其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备案中以及对股东的承诺中宣称，他们已下定决心要燃烧五倍于地球大气层能够吸收的化石燃料。” [67]

这些数字也告诉我们，我们为了避免灾难所必须做的事情，也就是停止钻探，恰恰是这些公司绝对不可能考虑的——只要他们不想自寻死路。他们告诉我们，严肃地应对气候变化，亦即激进地削减排放量，与世界上获利最丰的行业之一的生存发展是完完全全不能兼容的。

这将涉及天文数字的资金量。目前储备的碳总量意味着大约27万亿美元，超过了英国每年国内生产总值的十倍。如果我们是真的想把全球变暖程度控制在2摄氏度以下，80%的碳储备就会变成毫无用处的搁浅资产。为什么化石燃料公司疯狂地阻止任何能将我们指向正确减排方向的立法？为什么一些公司直接资助否认气候变化者的活动？考虑到前述利害关系，这些问题的答案就一点都不神秘了。 [68]

并且，这些公司的利润都非常巨大。除了普通的开销，他们还有多余的钱进行贿赂，尤其在贿赂是合法的时候。2013年，仅在美国，石油和天然气行业平均每天耗资几近40万美元来游说国会及政府官员。2012年总统竞选期间，该行业在联邦竞选活动及政治捐款中花费了创纪录的7300万美元，这一数字与2008年相比增加了87%。 [69]

在加拿大，企业没有义务公布自身在游说方面的投入，但是他们与政府官员交流的次数是有公开记录的。2012年的一份报告指出，仅一个工业组织——加拿大石油生产商协会（Canadian Association of Petroleum Producers），在2008年至2012年期间就与政府官员沟通了536次。其中，负责“基斯顿XL”输油管道项目的横加公司（TransCanada）进行了279次交流。而该国最大的减排联盟，气候行动网络（Climate Action Network）在同一时间段与政府官员仅有6次交流。在英国，大卫·卡梅伦担任首相的第一年中，能源行业与英国能源与气候变化部交流次数比环保团体高11倍。事实上，石油及天然气行业和英国政府之间的界线已变得越来越模糊。英国《卫报》2011年的报道指出：“包括法国电力能源（EDF Energy）、全国电力（npower）及森特理克（Centrica）在内的多家化石燃料公司，在过去的四年间，至少向政府派出了50名员工参与能源方面的工作……这些员工都是免费借调进入政府部门，最长达两年。” [70]

所有这些金钱和门路意味着，每当气候危机正当地触发了我们的自我保护本能时，化石燃料行业大得难以想象的财力，受其反应更灵敏的自我保护本能的驱使，就会出来挡道。环保人士经常将当代人比作温水中的青蛙，青蛙已经慢慢适应逐渐升高的温度，而不想跳往安全的地方。但事实是，人类已经尝试跳了好几次——1992年在里约热内卢，1997年在东京。2006年及2007年，随着《难以忽视的真相》（An Inconvenient Truth ） [71] 的上映以及阿尔·戈尔和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荣获诺贝尔和平奖，全球对气候变化的关注又一次得到提升。还有2009年，在哥本哈根召开的联合国气候峰会准备会议。然而问题是，败坏了政治流程的金钱就像盖子一样，截断了我们的生存本能并将我们所有人封在锅里。

化石燃料行业掌握着巨大的影响力，能够很好地解释为什么该行业完全不在乎联合国气候峰会上政治家做出的、意图将全球变暖程度控制在2摄氏度以下的缺乏约束力的承诺。其实在哥本哈根峰会闭幕的那天，也就是“将升温控制在2摄氏度以内”成为正式目标的那天，一些大型化石燃料公司的股价几乎没有变化。 [72]

很明显，机智的投资者们早已确定，并不需要担心各国政府在气候峰会上做出的承诺，这些承诺的重要性根本比不上他们各自强大的能源部门授予的采矿和钻探许可。实际上，2014年3月，埃克森美孚公司在行动派股东的压力下对一则报告的回应中也证实了这一点。该报告指出，如果政府通过激进的气候立法来实现其2摄氏度的控制升温承诺，那么埃克森美孚公司的多数储备都会变成搁浅资产。该公司回应道，公司已经确信具备约束力的气候政策“非常不可能”出台，并且“据此分析，我们有信心我们的碳氢储备现在或将来都不会变成搁浅资产”。 [73]

那些在政府工作的人非常了解这些规律。约翰·艾什顿（John Ashton）曾于2006年至2012年期间担任连续三任英国政府气候变化特派代表。他告诉我说，他经常向制定能源政策的同事指出他们对化石燃料发展所采取的方法与政府“执行2摄氏度气候政策”的宣言相抵触。但当他这样做的时候，那些人“完全忽略我的努力，仍然照旧行事。好像就算我之前说的是古希腊语，结果也不会有什么不同”。艾什顿从此得出结论：“在政府工作中，想纠正两种政策之间的轻微失调很容易，但是完全矛盾的政策是几乎没办法调和的。如果存在矛盾，维持旧有做法的力量就会有巨大优势。” [74]

这种规律仅会在化石燃料产业的权力（及财富）被严重侵蚀的情况下得到改变。这是很难完成的：贩卖整个社会以之为基础的自然资源，以及至今仍能成功阻挡任何提供真正不同选择的政策，这些现状迫使大多数人都只能不停地购买你的产品，无论他们喜不喜欢。因此，由于这些公司会继续在可预见的未来保持富有，打破政治僵局的最大希望就在于彻底限制这些公司用其利润来贿赂或胁迫政治家的能力。

对于气候运动而言，好消息是，许多其他行业也同样对限制金钱对政治的影响感兴趣，尤其是在业已成为气候进步最大障碍的美国。毕竟，使得气候行动在国会山上陷于失败的因素，也同样导致2008年金融危机后重要的金融领域改革无法得到通过，阻碍了2012年康涅狄格州牛顿镇令人震惊的校园枪击案发生后的枪支改革，让奥巴马的医疗改革在医疗保险和制药公司的侵蚀影响面前败下阵来。正是因为大型企业掌握了远远超过应有限度的政治力量，所有这些试图改正体制内明显而深入的缺陷的尝试都失败了。这种力量的获得，有时是通过大部分暗箱操作的公司竞选捐款，有时是通过游说者与监管者之间几乎不受约束的接触，有时是通过企业和政府之间臭名昭著的“旋转门”， [75] 还有的时候是通过美国最高法院赋予这些大型企业的“自由言论”权。 [76] 不仅美国政治在这一方面早已病入膏肓，其他西方民主国家在政治准入和权力方面也并无公平可言。

这些扭曲存在已久，也伤害了各类选民，很多有识之士针对如何清理体制的问题已经思考良多。就像针对气候改变的应对措施一样，这个问题并非没有解决方案，而且非常明晰。我们必须禁止政治家接受来自受他们监管的产业的捐献，禁止他们接受用以替代贿赂的工作职位。政治捐赠必须完全披露，并对数额进行严格限制；各种运动也必须被授予使用公共电视广播的权利；在理想情况下，作为民主制度的基础成本，竞选应该由政府出资。

然而在大部分民众之中却弥漫着一种宿命论的观点：在企业影响力仍然紧密约束着政客的时候，你怎么样才能说服政客们投票改革，将自身从这种约束中解脱出来？这肯定会很难。但是与失去捐款相比，这些政治家更害怕的是输掉竞选。在这个问题上，气候改变的威力，与其建立最大政治集团的潜能，恰恰能够发挥作用。正如我们所见，美国科学促进协会（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Science）、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英国皇家协会（Britain’s Royal Society）、全球气候变化小组、美国国家科学院（U.S.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世界银行及国际能源署等等，无数可靠的科学组织和知名的国际机构都提出了科学警告：我们用于阻止气候灾难的时间已经快要耗尽了。气候运动的复兴可以利用这些警告，在“企业资金滚出政治”的口号下，点燃燎原之火。这并不仅仅是针对化石燃料企业，还针对所有腰缠万贯的反动派，包括美国步枪协会（National Rifle Association）、快餐产业和私营监狱复合体在内。从医疗工作者到担心其在校子女安全的父母，大量选民都能从削弱企业对政治的影响力中获益。前述的集结口号可以使这些选民群体联结起来。没有人能保证选民联盟在其他类似尝试都已失败的情况下能获得胜利，但它值得花费的能量与资金应该不亚于美国气候运动在某些气候立法行动中的投入。在那些失败了的立法行动中，美国气候运动尝试推动一些他们早已知道完全不足的法案，它们的意义只是为了消解来自化石燃料公司的反对（稍后会详述）。

不是“问题”而是框架

在挑战腐败与降低排放之间的关联，展示了气候危机如何能——借助其紧急性和对世界上每一个人的影响——将新的生机注入已有大量民众支持的政治目标之中。作为一个案例来说，这对我们前面讨论过的其他问题也同样有效，比如提高富人的税率、阻碍有害的新贸易协议以及重新投资公共领域。但在建立此类同盟之前，我们需要抛弃一些极坏的习惯。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环保人士的所作所为看上去就好像没有什么问题比那个特定的超级问题更重要。有些人质问（经常大声地），为什么人们要把自己的时间浪费在女性权利、贫穷和战争上？如果人类的恶劣行为招致地球对我们的驱逐，显然这一切都没有意义。当首届“地球日”于1970年宣布发起时，该活动的一位领导者、民主党参议员盖洛德·尼尔森（Gaylord Nelson）宣称，与环境危机相比，“越南、核战、饥荒、城市衰败以及人们知道的其他重大问题都变得相对次要”。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伟大的激进记者I. F.斯通（I. F. Stone）将“地球日”描述为“超级骗局”，通过使用“摇滚乐、理想主义以及无关紧要的社会问题来转移年轻一代对其他问题的关注，而那些问题才是对权力结构的真正威胁”。 [77]

这两方都错了。如果在足够广阔的图景上考虑，环境危机既不会压倒也不会分散我们对最紧迫的政治和经济问题的关注，而会以真实存在的紧迫性加强这些议题的强度。正如纽约“占领华尔街”活动的组织者之一约谭·马罗姆 （Yotam Marom）于2013年7月所写：“气候斗争并不是一场孤立的运动。对于我们所有的活动而言，它既是挑战也是机遇。我们不需要成为气候活动家，我们本就是气候活动家。我们不需要一场单独的气候运动，我们需要的是抓住气候的时机。” [78]

这个时机的特点为人熟知，但也值得在此重复：工业化国家是否会在未来十年内开始深度减排，将会决定着我们能否期望诸如中国和印度之类的快速发展国家在下一个十年内深度减排，这继而决定人类能否将集体碳预算维持在安全线之内，亦即能否有很好的把握使全球变暖维持在我们政府认为无法接受的危险程度以下。换言之，我们没有另一个二十年的余裕让我们在满足于偶尔小胜的同时讨论所需的变化。针对这一系列残酷的事实，我们需要的是方案、清楚的期限以及坚持不懈的关注。即便是当下最进步的运动，也缺乏这些要素。

更为重要的是，这个气候时机能提供一个宏大的叙事体系。在其中，从争取好工作，到为移民争取公平，到为奴隶制和殖民主义等历史错误作出补偿，都可以成为一项宏大工程的一部分，在为时过晚之前建立起一个无毒的、抗冲击的经济体系。

并且，正因其容易忘记，所以更加值得牢记：这个宏大工程的对立面，并不是无限延长的现状。那是气候改变促成的灾难资本主义，亦即伪装成减排的强取豪夺，是私有化超级军事化的边界，还很有可能是高风险的地球改造工程。

那么，将气候变化视为可能的政治游戏规则颠覆者，或视为所有这些不同问题及运动的统一者，这些想法到底有多现实呢？其实，忠实的右派保守分子付出如此巨大的努力想要否认气候变化的存在，并不是没有原因的。他们的政治工程毕竟没有1988年气候变化第一次得到公众关注时那么强健了。虽然自由市场的意识形态仍然约束着我们的社会精英的想象力，但对于大多数公众而言，这种意识形态已经耗尽了它的说服力。新自由主义在过去三十年间灾难般的业绩是摆在台面上的。一小撮巨富寡头掌握着世界上一半的财富，每一波关于他们的统计数据都揭示了一直以来的私有化和放松监管政策都不过是稍作掩饰的偷窃执照。每一篇关于孟加拉工厂失火、中国不断加重的污染以及底特律切断居民供水的报道都提醒我们，自由贸易正是很多人警告过的竞相拉低底线的竞争。每一篇关于意大利或希腊因不愿忍受新一轮经济紧缩而宁愿自杀的养老金领取者的报道，都说明了有多少生命正不断成为少数人的牺牲品。

不受监管的资本主义未能实现其宣称的美妙结果，这正是为什么自2009年以来，世界各国的公共广场纷纷变成愤怒的被剥夺者的半永久营地。这也是为什么现在要求根本性改变的声音比1960年代以来的任何时候都多。这更是为什么，像托马斯·皮凯蒂的《21世纪资本论》（Capital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这样一本揭露持续升高的财富集中度的内在原理的挑战性书籍，能够连续数月稳坐畅销榜首。这还是为什么，当喜剧演员和社会评论家拉塞尔·布兰德（Russell Brand）在BBC上号召“革命”时，吸引了YouTube上超过一千万次的收看。 [79]

气候改变使得维持地球稳定所需的要素与我们的经济模型用以维持自身的要素对立起来。不过，既然这种经济模型在很多方面辜负了这个星球上的大多数人，对立不见得是坏事。换言之，如果存在这么一个时机，能让我们推行治愈地球的计划，并治愈我们残破的经济和破碎的社区，那就是现在。

阿尔·戈尔把气候变化称为“带来不便的真相”，认为气候变化是我们宁愿忽略而实则无法逃避的事实。然而除了不断变暖这种小问题，如果我们满足于现状，气候变化才会带来不便。但如果在气候变暖之外，我们也能注意到转型的需要，认识到我们正走在绝路上这个事实反而对我们更有利，尽管是以一种奇怪的方式。因为它告诉我们最好立刻开始全面的、迅速的改变。

当然，对此领会最深的人正是我们经济模式下一直以来的那些牺牲品。有很多社区与采矿业的污染区比邻而居，比如冶炼厂边上或矿区下游。环境正义运动——一个由与这类社区协作的群体组成的松散团体——坚持认为，针对减排的强健应对措施可以形成经济改革项目的基础。事实上，该运动长期以来采用的口号就是“系统改变，而不是气候改变”，这指出了我们目前所面临的两项选择。 [80]

“有史以来，美国及全球的气候正义斗争并不仅仅是与（最大的）生态危机的战斗，”位于奥克兰的亚太环境网络（Asian Pacific Environmental Network）执行总监吉谷美耶（Miya Yoshitani）解释道，“它还是为新经济、新能源体系、新民主、新的与地球和其他人的关系而战，为土地、水和食物主权而战，为原住民权利而战，为人权和所有人的尊严而战。只要气候正义胜利了，我们就能赢得我们想要的世界。我们不能袖手旁观，这不是因为我们拥有太多、害怕失去，而是因为我们需要争取的东西太多……在这场战斗中，我们是一体的，不仅是为了减少大气中二氧化碳的比例，也是为了转型经济，重建一个我们渴望的世界。” [81]

在这一点上，许多自由评论员作出了错误的判断。他们认为气候行动是徒劳的，因为它要求我们为长期利益做出牺牲。“怎么才能说服人类优先考虑未来的利益而不是当下的呢？”《观察家》专栏作家尼克·科恩（Nick Cohen）沮丧地问道。 [82] 答案是你无需这么做。你应该指出，就像吉谷那样，对大多数人来说，如果要获得一个更好的现在以及一个更令人兴奋的未来，那么气候行动是他们最大的希望。

旧金山湾区是绿色工作运动的发源地，其最有声望的支持者是前奥巴马顾问范·琼斯（Van Jones），吉谷就是其中的活动家之一。当我第一次见到吉谷的时候，亚太环境网络正与奥克兰亚裔移民密切合作，要求政府提供靠近大型公交枢纽的低收入阶层适用房，从而避免城市士绅化， [83] 将实际需要乘坐地铁和公共汽车的人们赶出适宜他们居住的区域。同时，亚太环境网络还参与行动，在里士满附近帮助太阳能行业建立工人合作社，给当地提供雪佛龙炼油厂之外的就业岗位选择。

更多像这样的气候行动与经济正义之间的联系一直都存在。正如我们将看到的那样，一些试图阻止危险的输油管道或天然气压裂开采的社区，正与那些领地遭到同样威胁的原住民建立强大的新联盟。而包括绿色和平组织、塞拉俱乐部、蓝绿联盟以及350.org在内，美国几家大型环保组织立场鲜明，支持对美国移民系统进行全面改革的诉求。其中的部分原因是，移民也越来越多地与气候联系起来；另一个原因是，移民社区的成员往往无法保卫自己的利益免遭业已加剧的环境风险的威胁，因为他们那样做的话可能会被捕入狱或被驱逐出境。 [84]

这些都是鼓舞人心的信号，而且为数众多。然而，要改变整个社会，我们的反抗力量仍然规模有限。这简直是一种痛苦的讽刺：当右翼一直将气候变化定性为左翼阵营的一个阴谋的时候，大多数左翼人士和自由主义者仍然未能看清现实，没能认识到气候科学已经给予了他们自威廉·布莱克（William Blake）的“黑暗的撒旦般的磨坊”熏黑英格兰的天空以来（这恰巧是气候变化的开端），最强有力的对抗放任资本主义的论据。无论从哪方面讲，这一事实本应该使进步的信念扬帆远航，本应该为要求更公正的经济模式的行动提供新的信心。然而，当示威者在雅典、马德里、伊斯坦布尔和纽约抗议经济系统的各种弊端时，本可以一击致命的气候变化却常常变成了微末的脚注。 [85]

与此同时，主流环境运动基本上不参与这种表达大众失望的活动，而选择狭隘地定义气候活动——比如要求碳税，或试图阻止输油管建设。那些政治活动固然很重要，但是，要对抗那些反对基于科学的减排行动的企业力量，就需要组织一场大规模的民众运动，而这又需要最广泛的盟友，包括在公共部门的工人们——消防员、护士、教师、清洁工——为保卫服务和基础设施而斗争，这些将是我们抵御气候变化的最佳保护手段。这也将包括那些反贫穷的活动家，他们试图保护城市核心区低收入者的适用房，避免城市士绅化将低收入人群驱逐到需要驾车更久的城市外围。这正如设在奥克兰的湾区本地化组织（Bay Localize）的科林·米勒（Colin Miller）告诉我的那样，“住房是一个气候问题”。此外，在这样一个我们应该竭尽所能让地铁和公共汽车更舒适、更能让大众负担得起的时代，前述的盟友还应包括与车票涨价抗争的乘客。当人民群众都走上街头，为阻止车票涨价和要求公交免费而示威时——就像2013年6月、7月他们在巴西所做的那样——这些行动都应该作为与气候混乱作斗争的全球性努力的一部分而受到欢迎，即便那些民粹运动从没有使用过“气候变化”这样的词语。 [86]

或许，我们不应该因为持续的民粹主义气候运动尚未出现而感到惊讶——反对当前经济模式其他缺陷的类似运动都没能持续下去。诚然，有一些时候，面对财政紧缩、贪污以及不平等，民众的激愤会如洪水般涌进街道和广场，持续几周直至几个月。但如果近几年来频繁的反抗已经证明了什么，那就是这些运动——不管是武力镇压还是政治招安——都被过于迅速地扼杀了，而其所反对的那些体系，却以更恐怖和危险的形式得到重建。看看埃及，再看看2008年经济危机之后，对财政援助和财政紧缩的反对运动此起彼伏，不公平现象却变本加厉。

在过去，我曾坚决捍卫初创运动采取无定型结构的权利，无论那意味着拒绝任何明确的领导制度还是回避纲领性要求。同时，毫无疑问的是，陈旧的政治习惯和结构必须被彻底改造，以反映新的现状和过去的失败。但是，我承认，过去五年浸淫在气候科学中的经历使我变得缺乏耐心。正如许多人逐渐意识到的那样，对于无结构性的迷恋以及对所有制度化形式的反叛，都已成为如今的改良运动所不能负担的奢侈品。

问题的核心重新回到了这样一个既阻挠了气候行动又加速了排放的无可回避的事实：我们所有人都生活在由新自由主义构建的世界上，尽管我们也是新自由主义的批判者。

实际上，这意味着，尽管有无休无止的牢骚、推文、快闪和占领行为，从集体角度看，我们仍然缺乏可构建和维持改革运动的工具。我们的公共机构正在瓦解，而传统的左翼机构——进步政党、强大的工会以及会员制的社区服务组织——都在为自己的生存而斗争。

挑战已经超越了制度性工具的缺乏，而触及了我们自身。由于金融资本的存在，当代资本主义不仅加速了人们改变气候的行为，也改变了作为个体的我们：虚拟化、背井离乡、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令我们无处不在却又无处可归。推特对我们的注意力时长做了什么？手机屏幕对我们的人际关系有何影响？——这些已是当今司空见惯的焦虑论调。但我们与气候挑战之间的关联方式，确然与此有着特别的关系。

因为究其本质而言，这是一场发展缓慢而且与地理位置密切相关的危机。在早期阶段，还有那些巨大灾难的间隔期里，气候关心的是某一种花的花期提前，是湖中薄得不同寻常的冰，是一种候鸟的迟到。要留心到这些小小的变化，需要一种与自然的交融，它来自于对一个地区的深刻了解，不仅仅是作为风景，也是作为生存环境，同时还有对当地知识怀着神圣托付感的代代相传。还有多少人保持着这样的生活方式？类似的，气候变化关心的也是过去的行为对当下和未来无可回避的影响。这些时间框架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已经变成了一种难以理解的语言。事实上，西方文化一直在为清除土著世界观而努力，这种世界观召唤过去和未来，让先人和后辈一同列席，审判今日的行为。

简而言之，时机越来越糟糕。自然界有诸多微妙变化显示出某些事物已出现严重差错，在需要我们慢下来并留意这些变化的时候，我们开始加速；在需要我们从更长的时间跨度去观察过去的行为对未来发展造成的影响之时，我们关注的却是当下无休止的索取，前所未有地将我们的注意力分割成无数碎片。

要了解我们是如何走到与环境和彼此之间严重脱节的这种境地，要思考我们该如何建立一套以重新关联为基础的政策体系，我们要追溯到比1988年更早的时候。因为尽管当代超全球化的资本主义加剧了气候危机，但制造危机的却并不是它。18世纪晚期我们开始以商业规模使用煤炭，而早在那之前我们就开始了类似的不计后果的生态实践，自那时起大气层就已经变成了我们的垃圾场。

另外，人们不只是在资本主义体系中才会目光短浅地行事，在号称社会主义的制度下也是一样。其实，气候危机的根源可以追溯到启蒙运动后西方文化以之为基础的核心文明神话，该神话说人类有责任支配一个（曾被认为是）无限而完全可控的自然界。这不能归咎于政治右翼或者美国；这些都是强大的文化叙事，超越了地理和意识形态上的差异。

到目前为止，我已经强调过很多深度解决气候危机的方案中我们熟悉的部分，从中我们可以获取一些真正的安慰。它们意味着，在许多关键性的应对措施上，我们不必从零开始，相反，我们有超过一个世纪的进步事业作为基础。但是，要真正应对气候挑战——特别是气候对经济增长的挑战——我们需要更深入地挖掘过去，并踏入一些完全未知的政治领域。

[1] John Berger, Keeping a Rendezvous （New York: Pantheon, 1991）, 156.

[2] James Gustave Speth, The Bridge at the End of the World: Capitalism, the Environment, and Crossing from Crisis to Sustainability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8）, 178.

[3] 民主授权，指民众通过选举向政务官授以权力，此处可理解为奥巴马通过选举赢得了总统宝座。——译者注

[4] 在美国政治中，“华尔街”是金融业和大集团的代名词，主街，则是代表本地政治、经济、文化生态圈。主街经济指的是以无数本地中小企业，而不是大集团和金融企业为主导的经济。——译者注

[5] “The Second McCain-Obama Presidential Debate”（誊录稿），Commission on Presidential Debates, October 7, 2008.

[6] Sam Gindin, “The Auto Crisis: Placing Our Own Alternative on the Table,” Bullet/Socialist Project, E-Bulletin No. 200, April 9, 2009.

[7] 最近几年，美国和欧洲的工人在工厂倒闭时尝试模仿了这种模式。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广为人知的共和门窗公司（Republic Windows and Doors）芝加哥工厂的案例。该工厂在经济危机期间倒闭，随后被工人接管。如今，很多前雇员都成了重组后的新时代窗业合作社（New Era Windows Cooperative）的工人业主。

[8] Ricardo Fuentes-Nieva and Nick Galasso, “Working for the Few,” Oxfam, January 20, 2014, p. 2; 脚注：Jason Walsh, “European Workers Rebel as G-20 Looms,”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 April 1, 2009; Rupert Hall, “Swansea Factory Workers Start Production at Former Remploy Site,” Wales Online, October 14, 2013; Alejandra Cancino, “Former Republic Windows and Doors Workers Learn to Be Owners,” Chicago Tribune , November 6, 2013.

[9] 根据 U.S. 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 的数据，2008年1月到2014年1月之间，制造业工作职位的净损失是 114,500个；“Employment, Hours, and Earnings from the Current Employment Statistics Survey （National）,” U.S. 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 http://data.bls.gov.

[10] Michael Grunwald, The New New Deal: The Hidden Story of Change in the Obama Era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2012）, 10–11, 163–168; “Expert Reaction to Two New Nature Papers on Climate,” Science Media Centre, December 4, 2011.

[11] Roger Lowenstein, “The Nixon Shock,” Bloomberg Businessweek Magazine, August 4, 2011; Bruce Bartlett, “Keynes and Keynesianism,” New York Times , May 14, 2013.

[12] 估计的370万工作机会来自于Apollo Alliance Project。2011年，它与BlueGreen Alliance合并。“Make It in America: The Apollo Clean Transportation Manufacturing Action Plan,” Apollo Alliance, October 2010; Smart Growth America, “Recent Lessons from the Stimulus: Transportation Funding and Job Creation,” February 2011, p. 2.

[13] “Working Toward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pportunities for Decent Work and Social Inclusion in a Green Economy,”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May 2012.

[14] “More Bang for Our Buck,” BlueGreen Canada, November 2012; Jonathan Neale, “Our Jobs, Our Planet: Transport Workers and Climate Change,” A report originally written for the European Transport Workers Federation, October 2011, p. 49; “About,” One Million Climate Jobs, http://www.climatejobs.org.

[15] Will Dahlgreen, “Nationalise Energy and Rail Companies, Say Public,” YouGov, November 4, 2013.

[16] “2011 Wind Technologies Market Report,” U.S. Department of Energy, August 2012, p. iii; Matthew L. Wald, “New Energy Struggles on Its Way to Markets,” New York Times , December 27, 2013.

[17] 与Ben Parfitt的个人访谈，September 21, 2013。

[18] Michelle Kinman and Antonia Juhasz, ed., “The True Cost of Chevron: An Alternative Annual Report,” True Cost of Chevron Network, May 2011, pp. 12, 18, 22, 43; Patrick Radden Keefe, “Reversal of Fortune,” The New Yorker , January 9, 2012; Pierre Thomas et al., “B.P.’s Dismal Safety Record,” ABC News, May 27, 2010; Alan Levin, “Oil Companies Fought Stricter Regulation,” USA Today , May 20, 2010; Chip Cummins et al., “Five Who Laid Groundwork for Historic Spike in Oil Market,” Wall Street Journal , December 20, 2005.

[19] Seth Klein, “Moving Towards Climate Justice: Overcoming Barriers to Change,” Canadian Centre for Policy Alternatives, April 2012.

[20] Lucia Kassai, “Brazil to Boost Oil Exports as Output Triples, IEA Says,” Bloomberg, November 12, 2013; Jeffrey Jones, “Statoil, PTTEP Deal to Test Tighter Oil Sands Rules,” Globe and Mai l, January 30, 2014; “PetroChina Buys Entire Alberta Oilsands Project,” Canadian Press, January 3, 2012.

[21] David Bollier, Think Like a Commoner: A Short Introduction to the Life of the Commons （Gabriola Island, BC: New Society Publishers, 2014）.

[22] 可再生能源上网电价补贴指的是德国等国家实施的针对可再生能源的一种电力收购定价政策。这种定价着眼于发电成本，而不是基于统一的市场竞争。传统方案中，一千瓦太阳能电力和一千瓦燃油电力的价格是一样的。但是这样难以维持目前价格较高昂的可再生能源的生存发展，因此这些国家依据可再生能源发电的成本来定价，保证这些发电组织的盈利，比如风电的价格较低，而太阳能、潮汐能价格较高。同时，他们通过逐渐降低收购价格来促使这些组织不断改进技术，提升可再生能源发电的性价比。

[23] 与German Bundestag （左翼）经济政策顾问Hans Thie的个人访谈，March 20, 2014; “Solarstrombranche （Photovoltaik）,” Statistische Zahlen der deutschen, BSW Solar, April 2014, p. 1; “Status Des Windenergieausbasus An Land In Deutschland,” Deutsche WindGuard, 2013, p. 1; “Flyer: Renewably Employed!” Federal Ministry for the Environment, Nature Conservation, Building and Nuclear Safety, August 2013.

[24] Hans Thie, “The Controversial Energy Turnaround in Germany: Successes, Contradictions, Perspectives,” Vienna Theses, July 2013.

[25] “Danish Key Figures,” Facts and Figures, Danish Energy Agency, 2010, http://www.ens.dk/en; personal email communication with Carsten Vittrup, strategic energy consultant, Energinet.dk, March 20, 2014.

[26] 邻避运动〔NIMBR-ism（Not in My Backyard）〕指的是很多国家发生的各地社区拒绝在本地建设工厂或市政设施，却同时希望享受相关福利的思想潮流。——译者注

[27] Russ Christianson, “Danish Wind Co-ops Can Show Us the Way,” Wind-Works, August 3, 2005.

[28] 与Dimitra Spatharidou的个人访谈，May 20, 2013。

[29] Andrea Stone, “Family Farmers Hold Keys to Agriculture in a Warming World,” National Geographic, May 2, 2014.

[30] Calogero Carletto, Sara Savastano, and Alberto Zezza, “Fact or Artifact: The Impact of Measurement Errors on the Farm Size–Productivity Relationship,”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103 （2013）: 254-261; “Typhoon Haiyan Exposes the Reality of Climate Injustice,” La Via Campesina, press release, December 4, 2013; Raj Patel, Stuffed and Starved: The Hidden Battle for the World Food System （Brooklyn: Melville House, 2012）, 6-7.

[31] De Schutter的分析得到了主流发展团体的回应，包括U.N. Conference on Trade and Development （UNCTAD） 和International Assessment of Agricultural Knowledg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for Development （IAASTD）。近年来，这两个团体都发布过报告，把建立小规模的生态农业——尤其是当土地由女性掌控的时候——当作气候危机和持续贫穷的关键解决方案。参见：“Trade and Environment Review 2013: Wake Up Before It Is Too Late,” 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Trade and Development, 2013; “Agriculture at a Crossroads: Synthesis Report,” International Assessment of Agriculture Knowledg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for Development, 2009. “LARGE SEGMENT”: “Eco-Farming Can Double Food Production in 10 Years, Says New UN Report,” United Nations, Office of the High Commissioner for Human Rights, press release, March 8, 2011.

[32] Verena Seufert, Navin Ramankutty, and Jonathan A. Foley, “Comparing the Yields of Organic and Conventional Agriculture,” Nature 485 （2012）: 229-232; “Eco-Farming Can Double Food Production in 10 Years, Says New UN Report,” United Nations.

[33] 与Raj Patel的个人电子邮件交流，June 6, 2014。

[34] 与Raj Patel的个人电子邮件交流，June 6, 2014。

[35] Thie访谈，March 20, 2014; “Greenhouse Gas Emissions Rise Slightly Again in 2013, by 1.2 Percent,” German Federal Environment Agency （UBA）, press release, March 10, 2014.

[36] Thie访谈，March 20, 2014; Helen Pidd, “Germany to Shut All Nuclear Reactors,” Guardian , May 30, 2011; Peter Friederici, “WW II-Era Law Keeps Germany Hooked on ‘Brown Coal’ Despite Renewables Shift,” InsideClimate News, October 1, 2013.

[37] 大量将核能作为全球变暖的解决方案的支持行为都是基于“新一代”核电技术的特性。这包括由气体而不是水来冷却的更高效的反应堆，以及能够依靠废料运转或在消耗燃料的同时“培育”新燃料的“快堆”，甚至还有用核聚变（就像在太阳上的核反应那样）取代核裂变。这些开创性技术的支持者们向我们保证，这些技术消除了许多目前与核能相关的风险——从堆芯熔毁到长期废料储藏，再到浓缩铀的武器化。或许它们有消除部分风险的潜力，但是，由于这些核技术未经检验，其中一些也可能会导致更严重的风险。确定其安全性的工作需要由那些支持者们来完成，而不是我们。更何况，我们已经证明了可再生清洁能源技术已经可供使用，以及用以实施这类技术的民主的参与性的模式，这些都没有类似的风险。

[38] Mark Z. Jacobson and Mark A. Delucchi, “A Plan to Power 100 Percent of the Planet with Renewables,” Scientific American , November 2009, pp. 58-59; Mark Z. Jacobson, “Nuclear Power Is Too Risky,” CNN, February 22, 2010; Real Time with Bill Maher , HBO, 第188期, June 11, 2010.

[39] 2011年，全世界核电净产量总共占11.9%，这是来自U.S. Energy Information Administration拥有完整数据的最近年份的统计。“International Energy Statistics,” U.S. Energy Information Administration, http://www.eia.gov.

[40] Sven Teske, “Energy Revolution: A Sustainable EU 27 Energy Outlook,” Greenpeace International and the European Renewable Energy Council, 2012, p. 11.

[41] Thie访谈，March 20, 2014; Andreas Rinke, “Merkel Signals Support for Plan to Lift Carbon Prices,” Reuters, October 16, 2013.

[42] 与Tadzio Mueller的个人电子邮件交流, March 14, 2014.

[43] “Development of Baseline Data and Analysis of Life Cycle Greenhouse Gas Emissions of Petroleum-Based Fuels,” U.S. Department of Energy, National Energy Technology Laboratory, DOE/NETL-2009/1346, 2008, p. 13.

[44] Bill McKibben, “Join Us in Civil Disobedience to Stop the Keystone XL Tar-Sands Pipeline,” Grist, June 23, 2011.

[45] James Hansen, “Game Over for the Climate,” New York Times , May 9, 2012.

[46] Barack Obama, “Barack Obama’s Remarks in St. Paul” 演讲, St. Paul, Minnesota, New York Times , June 3, 2008.

[47] “Remarks by the President on Climate Change,” 演讲, Washington, D.C., June 25, 2013, White House Office of the Press Secretary.

[48] 奥巴马最终终否决了该计划，但至此书中文版出版时，新任美国总统特朗普于2017年1月下令重新启动“基斯顿XL”计划。——编注

[49] Jackie Calmes and Michael D. Shear, “Interview with President Obama,” New York Times , July 27, 2013.

[50] “Presidential Memorandum—Power Sector Carbon Pollution Standards,” White House Office of the Press Secretary, June 25, 2013, http://www.whitehouse.gov; Mark Hertsgaard, “A Top Obama Aide Says History Won’t Applaud the President’s Climate Policy,” Harper’s , June 2, 2014.

[51] Keynote Address （video）, 6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limate Change, The Heartland Institute, June 30, 2011.

[52] Robert W. Howarth, Renee Santoro, and Anthony Ingraffea, “Methane and the Greenhouse- Gas Footprint of Natural Gas from Shale Formations,” Climatic Change 106 （2011）: 679–90.

[53] Robert W. Howarth, Renee Santoro, and Anthony Ingraffea, “Methane and the Greenhouse- Gas Footprint of Natural Gas from Shale Formations,” Climatic Change 106 （2011），681-85, 687; Gunnar Myhre et al., “Anthropogenic and Natural Radiative Forcing,” 出自Climate Change 2013: The Physical Science Basis. Contribution of Working Group I to the Fifth Assessment Report of the 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 , ed. T. F. Stocker et al.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3）, 714.

[54] Robert W. Howarth, Renee Santoro, and Anthony Ingraffea, “Methane and the Greenhouse- Gas Footprint of Natural Gas from Shale Formations,” Climatic Change 106 （2011），681-85, 687; Gunnar Myhre et al., “Anthropogenic and Natural Radiative Forcing,” 出自Climate Change 2013: The Physical Science Basis. Contribution of Working Group I to the Fifth Assessment Report of the 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 , ed. T. F. Stocker et al.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3）, 714；与Robert Howarth的个人访谈, April 10, 2014。

[55] 由于天然气常常被视为自2007年以来美国二氧化碳排放量下降12%的原因，人们对天然气的气候收益抱有大量的误解。但这一利好消息并没有提到如下事实：在过去的十年中甲烷的排放量一直在上升，以及由于对甲烷泄漏的统计极度不完全，美国的甲烷排放量很可能被低估了。此外，许多专家和建模人员警告称，任何页岩气大潮所带来的气候收益都将继续被削弱，不仅仅被强有力的甲烷排放削弱，还会被廉价天然气取代风能和太阳能的趋势所削弱。同样的，由于美国燃煤发电被天然气取代，煤炭公司就将他们高污染的产品出口海外。据二氧化碳计分卡集团分析，由此带来的排放已经超过了天然气自2007年以来所节省的排放。

[56] Howarth提供了一份有益的综述，综合了关于页岩气甲烷排放的后续研究。他论证，这一工作加强了2011年的论文中的关键结论。出自：Robert W. Howarth, “A Bridge to Nowhere: Methane Emissions and the Greenhouse Gas Footprint of Natural Gas,” Energy Science ＆ Engineering 2（2014）: 47–60. 第一篇同行评审文章：Howarth, Santoro, and Ingraffea, “Methane and the Greenhouse-Gas Footprint of Natural Gas from Shale Formations,” 687; 很快主动提供：Bryan Schutt, “Methane Emissions ‘Achilles’ Heel’ of Shale Gas, Cornell Professor Contends,” SNL Daily Gas Report, May 23, 2011;缺乏透明度：Robert W. Howarth, Renee Santoro, and Anthony Ingraffea, “Venting and Leaking of Methane from Shale Gas Development: Response to Cathles et al.,” Climatic Change 113 （2012）: 539–40; 脚注：“U.S. Energy-Related Carbon Dioxide Emissions, 2012,” U.S. Energy Information Administration, October 2013, p. ii; Scot M. Miller et al., “Anthropogenic emissions of methane in the United States,”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110 （2013）: 20018–20022; “Changing the Game? Emissions and Market Implications of New Natural Gas Supplies,” Energy Modeling Forum, Stanford University, EMF Report No. 26, Vol. 1, September 2013, p. vii; Shakeb Afsah and Kendyl Salcito, “Us Coal Exports Erode All CO₂ Savings from Shale Gas,” CO₂ Scorecard Group, March 24, 2014, http://www.co2scorecard.org.

[57] Stefan Wagstyl, “German Coal Use at Highest Level Since 1990,” Financial Times , January 7, 2014; Stefan Nicola and Ladka Bauerova, “In Europe, Dirty Coal Makes a Comeback,” Bloomberg Businessweek , February 27, 2014.

[58] 即2010年墨西哥湾漏油事故。——译者注

[59] Chester Dawson and Carolyn King, “Exxon Unit Seeks Canada Approval for Oil-Sands Project,” Wall Street Journa l, December 17, 2013; “Environmental Responsibility,” Kearl, Operations, Imperial, http://www.imperialoil.ca; “Fuel for Thought: The Economic Benefits of Oil Sands Investment for Canada’s Regions,” Conference Board of Canada, October 2012, pp. 3, 9.

[60] 指石油开采中在外生性盐层下埋藏的油气资源。——译者注

[61] Leila Coimbra and Sabrina Lorenzi, “BG to Spend $30 Billion on Brazil Offshore Oil by 2025,” Reuters, May 24, 2012; “Chevron Announces $39.8 Billion Capital and Exploratory Budget for 2014,” Chevron, press release, December 11, 2013; “Gorgon Project Overview,” Chevron, May 2014, pp. 1-2, http://www.chevronaustralia.com; Andrew Callus, “Record-Breaking Gas Ship Launched, Bigger One Planned,” Reuters, December 3, 2013; “A Revolution in Natural Gas Production,” Shell Global, http://www.shell.com.

[62] “Gorgon Project Overview,” p. 1; “Prelude FLNG in Numbers,” Shell Global, http://www.shell.com; “Operations: Kearl Oil Sands Project,” Overview, Imperial Oil, http://www.imperialoil.ca; “Sunrise Energy Project,” Husky Energy, http://www.huskyenergy.com; Kevin Anderson and Alice Bows, “Beyond ‘Dangerous’ Climate Change: Emission Scenarios for a New World,” Philosophical 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Society A 369 （2011）: 35.

[63] “Reserve-Replacement Ratio,” Investopedia Dictionary, http://www.investopedia.com.

[64] Fred Pals, “Shell Lagged Behind BP in Replacing Reserves in 2008,” Bloomberg, March 17, 2009; “Royal Dutch Shell Plc Strategy Update 2009—Final,” Fair Disclosure Wire, March 17, 2009; Robin Pagnamenta, “Anger as Shell Cuts Back on Its Investment in Renewables,” The Times （London）, March 18, 2009; “Royal Dutch Shell Plc Updates on Strategy to Improve Performance and Grow,” Royal Dutch Shell, press release, March 16, 2010; Robert Perkins, “Shell Eyes 2012 Output of 3.5 Million Boe/d,” Platts Oilgram Price Report , March 17, 2010.

[65] “World Energy Outlook 2013,” 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 2013, pp. 471–72.

[66] “Exxon Mobil Corporation Announces 2011 Reserves Replacement,” ExxonMobil, press release, February 23, 2012.

[67] 本段中给出的数据可能有所不同，这是因为，为了把升温限制在2摄氏度，人们所估计的碳预算不同。原本的Carbon Tracker报告依据的是Nature 上2009年发表的一篇原创性论文：James Leaton, “Unburnable Carbon: Are the World’s Financial Markets Carrying a Carbon Bubble?” Carbon Tracker Initiative, 2011, pp. 6–7; Malte Meinshausen et al., “Greenhouse-Gas Emission Targets for Limiting Global Warming to 2℃,” Nature 458 （2009）: 1161. 关于来自Carbon Tracker的更新的分析，参见：James Leaton et al., “Unburnable Carbon 2013: Wasted Capital and Stranded Assets,” Carbon Tracker Initiative, 2013. 关于最新的IPCC Assessment Report 中估计的升温两摄氏度的碳预算，参见：“Summary for Policymakers,” 出自 Climate Change 2013: The Physical Science Basis. Contribution of Working Group I to the Fifth Assessment Report of the 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 , ed. T. F. Stocker et al.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3）, 27–28. “需要注意的事情”： Bill McKibben, speech, New York City, Do the Math Tour, 350.org, November 16, 2012.

[68] John Fullerton, “The Big Choice,” Capital Institute, July 19, 2011; Leaton, “Unburnable Carbon,” p. 6.

[69] 根据Center for Responsive Politics ，2013年，油气业的游说总共花费 $144,878,531：“Oil ＆ Gas,” OpenSecrets.org, Center for Responsive Politics, https://www.opensecrets.org; ELECTION SPENDING: “Oil and Gas: Long-Term Contribution Trends,” OpenSecrets.org, Center for Responsive Politics, https://www.opensecrets.org.

[70] Daniel Cayley-Daoust and Richard Girard, “Big Oil’s Oily Grasp: The Making of Canada as a Petro-State and How Oil Money is Corrupting Canadian Politics,” Polaris Institute, December 2012, p. 3; Damian Carrington, “Energy Companies Have Lent More Than 50 Staff to Government Departments,” Guardian , December 5, 2011.

[71] 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派拉蒙家庭视频公司等七家公司于2006年联合发行的一部环保纪录片。——译者注

[72] Google Finance对ExxonMobil, Chevron, Royal Dutch Shell, ConocoPhillips, BP, Anglo American和Arch Coal在2009年12月1日到2009年12月31日之间的历史价格记录，尤其是12月18日。

[73] Suzanne Goldenberg, “Exxon Mobil Agrees to Report on Climate Change’s Effect on Business Model,” Guardian , March 20, 2014; “Energy and Carbon—Managing the Risks,” ExxonMobil 2014, pp. 1, 8, 16.

[74] 与John Ashton的个人邮件交流，March 20, 2014。

[75] 指一些人员不受限制地在企业和政府间轮换任职的情况。——译者注

[76] 指美国最高法院把企业政治捐款认定为是言论自由一部分的判决。——译者注

[77] Mark Dowie, Losing Ground: American Environmentalism at the Close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Cambridge, MA: MIT Press, 1996）, 25.

[78] Yotam Marom, “Confessions of a Climate Change Denier,” Waging Nonviolence, July 30, 2013.

[79] “Paxman vs. Brand—Full Interview” （video）, BBC Newsnight , October 23, 2013.

[80] “System Change—Not Climate Change,” A People’s Declaration from Klimaforum09, December 2009.

[81] Miya Yoshitani, “Confessions of a Climate Denier in Tunisia,” Asian Pacific Environment Network, May 8, 2013.

[82] Nick Cohen, “The Climate Change Deniers Have Won,” The Observer , March 22, 2014.

[83] 指富裕阶层迁入后，居民区房价和生活开支上涨，从而导致中下阶层被迫迁出的情况。——译者注

[84] Philip Radford, “The Environmental Case for a Path to Citizenship,” Huffington Post, March 14, 2013; Anna Palmer and Darren Samuelsohn, “Sierra Club Backs Immigration Reform,” Politico, April 24, 2013; “Statement on Immigration Reform,” BlueGreen Alliance, http://www .bluegreenalliance.org; May Boeve, “Solidarity with the Immigration Reform Movement,” 350.org, March 22, 2013, http://350.org.

[85] Pamela Gossin, Encyclopedia of Literature and Science （Westport, CT: Greenwood, 2002）, 208; William Blake, “And Did Those Feet in Ancient Time,” 诗歌，出自 The Complete Poetry and Prose of William Blak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8）, 95.

[86] 与Colin Miller的个人访谈, March 14, 2011; Simon Romero, “Bus-Fare Protests Hit Brazil’s Two Biggest Cities,” New York Times , June 13, 2013; Larry Rohter, “Brazil’s Workers Take to Streets in One-Day Strike,” New York Times , July 11, 2013.

第5章
榨取主义之外
对抗我们内部的气候变化否定者

“地球最美好的部分就是你钻几个洞，然后石油和天然气就滚滚而出。”

——共和党国会众议员

史蒂夫·斯托克曼（Steve Stockman），2013年 [1]

“拉丁美洲被切开的血管仍在不停流血。”

——玻利维亚土著居民领袖尼尔达·罗杰斯·万卡

（Nilda Rojas Huanca），2014年 [2]

“我们遭遇到的困境是，明明生活在一个有限的世界中，却表现得好像它是无限的一样。持续高速的物质增长，外加对资源的消耗和对人口不加任何限制，是今天决策者们最经常采用的主导性概念模型，这种对于现实情况的大略估计已经不再准确并且开始逐步瓦解了。”

——全球体系分析专家罗德里格·卡斯特罗

（Rodrigo Castro）和他的团队在2014年的

一次科学模型会议上提交的论文报告 [3]

在过去数年中，瑙鲁这座小岛开始了一项促进健康的活动。公共建筑的混凝土墙绘满了壁画，旨在推进经常性锻炼和健康饮食，同时警告糖尿病可能带来的风险。年轻人在向他们的祖父母请教如何捕鱼，这是一项失传的技艺。但这里仍有一个问题。就如在岛上的一家糖尿病中心工作的娜瑞妲-安·史黛西娅·休伯特（Nerida-Ann Steshia Hubert）所指出的那样，瑙鲁的平均寿命还是很短的，部分是缘于一种传染病。“老一辈人去世得很早，随着他们的去世，我们的很多知识都流失了。这就像是在与时间的赛跑——希望在他们去世之前从他们那儿得到知识。” [4]

在数十年的时间里，这个小小的、与世隔绝的、只有21平方公里、居住了1万名居民的南太平洋岛屿，被逐渐树立为整个世界的典范——一个做对了所有事情的发展中国家。在1960年代早期，澳大利亚政府（其军队于1914年自德国人手中夺取了瑙鲁的军事控制权，并一直驻军在此）对这块保护地感到非常自豪，专门为其制作了宣传视频，展示密克罗尼西亚人穿着上了浆的白色百慕大短裙，顺服地在说英语的学校里上着课，在英国式的法庭上解决他们之间的纠纷，在存货满满的现代便利商店里购买那些现代化的便捷商品。 [5]

在1970年代和1980年代，瑙鲁赢得了独立，这个岛屿经常被媒体形容为一个挤满了几乎是富到面目可憎的有钱人的地方，就如今天的迪拜那样。一篇美联社1985年的报道称瑙鲁人有着“全球最高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比波斯湾那些产石油的酋长国还要更高一些”。每个人都有免费的健康保险、房屋和教育；房屋有着空调以维持低温；居民们开着崭新的汽车和摩托车在他们小小的岛屿上来回轰鸣疾驰着——跑一个整圈下来大概只需要二十分钟的时间。一位警察局长因为给自己买了台黄色的兰博基尼而声名大噪。史黛西娅·休伯特回忆道：“当我年轻的时候，我们会去参加一些派对，人们会将数千美元直接放在婴儿身上。非常豪华和铺张的派对——一岁生日，十六岁生日，十八岁生日，二十一岁生日，以及五十岁生日……他们会带着这样的礼物来参加派对：有汽车，还有塞满了百元大钞的枕头等——都送给一个一岁的宝宝！” [6]

瑙鲁所有的货币财富都来自一个古怪的地质学事实。在几十万年的岁月里，这个岛屿只是突出于水面波涛之上的一群珊瑚礁，但是它一直是迁徙鸟类偏爱的中途休息站，鸟儿们会在这里停下来享用甲壳类动物和无脊椎软体动物。逐渐地，鸟粪在珊瑚的塔层与尖顶之间堆积起来，最终变硬而形成了一块多岩石的陆地。随后表层土与稠密的森林覆盖了岩石，创造出一片拥有椰子树、安静的海滩与茅草覆盖的小屋的热带绿洲，它是如此的快乐幸福，第一批到访的欧洲游客称其为“令人愉快的岛”。 [7]

在数千年的时间里，瑙鲁人在岛屿上生活，以捕鱼和捕捉一种黑色的燕鸥型鸟类为生。但当一位殖民地官员捡起了一块石头，发现是由近乎纯的磷酸石灰所构成，而磷酸石灰是一种非常有价值的农业肥料时，这一切都开始了改变。一家英德合资的公司开始开采，然后该公司又被一家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合办的企业所取代。 [8] 瑙鲁开始以史无前例的速度发展起来，令人印象深刻的是，这同时也是其自杀的速度。

在1960年代，如果你从海上开始接近瑙鲁，它看起来仍让人感到舒适和愉快，但这仅仅只是一幅幻象。在被椰子树所环绕的海岸狭窄的外缘下，是一个被毁坏的内部。从天空往下看，这个椭圆岛屿的森林和表层土正被贪婪地吞噬；开采磷酸盐的矿井一直向下打到这个岛屿尖锐突出的骨架层上，留下了拥有幽灵般的珊瑚图腾的森林。岛屿的中心已经不能居住，而且大片都是不毛之地，除了一些较小的灌木覆盖区之外，瑙鲁人只能生活在那些非常稀薄的带状海岸上，他们的家和各种公共设施都局促于此。 [9]

瑙鲁不断迎来一波又一波的各种殖民者——经济上的使者将磷酸盐岩磨滑碾碎为细粉尘，然后用远洋运输运到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去肥沃其土地——他们对这个国家的计划非常简单：他们会一直持续开采磷酸盐，直到整座岛只剩下一座空壳为止。“当磷酸盐供应在未来30年至40年中被耗尽，专家预测那时人们将不能再居住在这个愉快的小小岛屿上了。”在一盒1960年代由澳大利亚政府制作的黑白录像带中，一位瑙鲁议会议员以一种生硬的声音如是说。但该影片的解说员告诉我们不必担心：“为了瑙鲁人的未来，各项工作正在积极准备之中，澳大利亚将提供自己的海滩为他们营造一个永久的家园……前途是光明的，他们的未来是有保障的。” [10]

换句话说，在澳大利亚政府和掌控其命运的开采公司的设计中，瑙鲁在逐步走向消亡。它是一个随时可以被抛弃的国家。他们并不是敌视这个地方，也完全没有搞种族灭绝的意图。只是即使这个岛死了，大概也没什么人会知道它曾经存在过，因此在由产业化农业所代表的进步的名义下，它的牺牲似乎是可以接受的。

当瑙鲁本地人在1968年夺回了他们国家的主导权，他们希望逆转这些计划。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他们用开采所得的一大部分收入成立了一个信托基金，然后投资到澳大利亚和夏威夷看起来比较稳定可靠的房地产企业中。其目标是一边依靠基金的收益存活，同时降低磷酸盐开采的速度，并逐步恢复这个岛屿的生态系统——这是一项耗资巨大的任务，但也许并非不可完成。 [11]

这个计划失败了。瑙鲁政府接纳的投资建议非常非常糟糕，开采所得的财富被大量白白浪费。与此同时，瑙鲁仍然在不断地消失，它的骨头研磨成的白色粉末被源源不断地装上运输船，开采也没有受到削弱或中断。同时，长达数十年的轻易获取财富的状态对瑙鲁的生活与文化产生了预料之中的消极冲击。政治上充满了贪污腐败，酒后驾驶在死亡原因中遥遥领先，平均寿命惊人地低，而且瑙鲁赢得了一项非常可疑的荣誉：在一档美国新闻节目中被列为“全球最胖的地方”（半数以上的成年人口患有因极不健康的饮食方式导致的2型糖尿病，他们的食物几乎全都是流水线上加工过的进口食品）。“在开采区土地使用费不断涌入的黄金时代，我们从不在家里做饭，我们都是在餐厅里吃的。”卫生保健工作者史黛西娅·休伯特回忆道。就算瑙鲁人想吃点别的，那也非常困难：整座岛屿到处布满了深深的黑洞，想要在这种土地上种植出足够的新鲜农产品养活岛民，基本是不可能的。对于一个主要出口品是农业用肥料的岛屿来说，这种荒凉不毛的情况真是一种令人悲痛的讽刺。 [12]

在1990年代，瑙鲁迫切地渴望外国货币，并为此追逐一些明显可疑的暴发致富的方案。被时代盛行的金融自由化浪潮所推动，这个岛屿变成了一个重要的洗钱避难所。在1990年代末期的一段时间里，瑙鲁是大约400所幽灵银行名义上的“家”，它们几乎完全不受监控、监督、税收和监管的限制与妨碍。在瑙鲁登记空壳银行这件事，在俄罗斯的黑帮中特别流行，据报道，他们在瑙鲁洗钱的金额高达惊人的700亿美元（要知道，按照最近的统计数字，瑙鲁的整个GDP也不过7200万美元而已）。《纽约时报》2000年的一篇文章认为俄罗斯经济的垮台部分要归因于瑙鲁：“专家估计，在最近扩张的一系列洗钱中心里，地下经济达到了大约5万亿美元的规模，瑙鲁是其中的头号公敌。” [13]

这些方案也把瑙鲁自己套了进去，现在这个国家面临着双重破产危机：整个岛屿的90%已经被开采掏空，生态面临崩溃；同时它负有至少8亿美元的债务，财政也即将破产。但瑙鲁的问题还不止于此。气候变化及其带来的干旱、海洋酸化和海平面上升如今也在威胁着毫无抵抗能力的瑙鲁，尽管它几乎不需对这一危机负责。自1993年以来，瑙鲁附近的海平面以年均5毫米的速度持续稳定上升，如果目前的趋势一直继续，这一速度在未来将会变得更快；而日益严重的干旱已经导致了棘手的淡水短缺。 [14]

十年前，澳大利亚哲学家、可持续发展学教授格伦·阿尔布雷希特（Glenn Albrecht）开始寻找一个词，用来描述当我们珍爱的、从中得到安慰的家园被开采和工业化急剧改变，变得疏远和陌生时，产生的一种心理困扰。他使用了一个词，“乡痛”（solastalgia），它唤起了安慰、毁灭与疼痛，并被定义为指代“当你人还在家时，会有的那种思乡之病”。他解释说，虽然这种不安情绪的特殊形式一度主要流行于那些生活在“被牺牲的区域”——被露天开采或者扫荡砍伐所摧毁的土地——的人群中间，但它正在迅速成为一种全球性的人类的共同经验，因为气候变化正在制造一种“新的反常”，不管我们住在世界上的哪一个地方。“从大的图景来说，整个地球就是我们正在遭受袭击的家园，这和区域性的消极转变一样糟糕。随着地球温度的上升和气候越来越充满敌意、不可预测的变化，这种全球性的恐惧感再一次得到了验证。”他如是写道。 [15]

有一些地方非常不幸地同时遭遇了区域性的和全球性的“乡痛”侵蚀。在达成了《京都议定书》的1997年联合国气候峰会上，瑙鲁当时的总统金扎·克罗杜马（Kinza Clodumar）如此形容席卷瑙鲁的集体性幽闭恐怖症：“我们被困住了，我们的背后是一片不毛之地，我们的面前是令人不寒而栗的、不断上升的水面，最终等待我们的可能是《圣经》里提到过的那种规模的大洪水。” [16] 全世界没有任何一个地方比瑙鲁更能生动地展现将经济建设于污染性开采之上带来的自杀性结果。上个世纪对磷酸盐矿的开采使得瑙鲁由内部开始逐渐消失；而现在，全球对化石燃料的集体性开采又令它面临着从外向内消失的危险。

在维基揭秘（Wikileak）公布的一份2007年有关瑙鲁的电报中，一位不具名的美国官员总结了美国政府对于瑙鲁政策失误的分析：“瑙鲁就是挥霍无度，而从来不担忧明天。” [17] 听起来非常公平，但这种诊断未必仅仅只适用于瑙鲁；我们整个文化就是毫无节制地消耗我们的有限资源，而从来不担心明天。在数百年的时间里，我们不停地告诉自己，我们可以从地球的肚子里不断掏出别的生命体漆黑的遗骸，将大量燃烧产生的大气尘粒悬浮粒子和瓦斯气体不断地释放到大气层中去——因为我们看不见它们——不会有任何影响。或者就算它们有影响，以我们人类的聪明智慧，也必定能找到一条出路，不管我们造成的混乱和困境有多么严重。

我们无时无刻不在告诉自己，各式各样类似的“不会有后果”的故事，不管它们是多么的不可信：关于我们可以如何蹂躏与破坏这个世界而不会有任何的不利后果。而事实上每当事与愿违时，我们总是感到惊讶和震撼。我们只负责不断榨取而从来不补充，还在那里疑惑为什么鱼儿会消失，为什么土地会需要更多的“投入”（比如说磷酸盐）以保持肥沃。我们占领了别的国家，武装了他们的民团，还在疑惑为什么他们会憎恶我们。我们压低了工资，将工作职位发配往海外，破坏了工人的保障机制，掏空了我们的地方经济，还在疑惑为什么人们不能像以往那样大手大脚地花钱购物。我们给那些未能成功还款的人次级房贷，而不是稳定的工作机会，然后疑惑为什么没有人预见到一个建立在坏账基础上的系统最终将会垮塌。

在每一个阶段，我们的行动对于我们将要释放出的力量都缺乏足够的敬畏之心。我们确定或者至少是希望，被我们变成垃圾的自然界，和我们以对待垃圾的方式来对待的那些人不会像鬼魂一样回来折磨我们。瑙鲁人深知于此，因为在过去的十年中它变成了另一种意义上的垃圾场。为了获得所需的收入，它同意成为澳大利亚政府的一个离岸难民拘留收容中心。这一策略被形容为“太平洋解决方案”，澳大利亚海军和海关的舰船拦截那些移民船，并立马将它们发配往3000公里之外的瑙鲁（还有其他一些太平洋岛屿）。这些非法移民一旦到达瑙鲁——大多数来自阿富汗、斯里兰卡、伊拉克、伊朗和巴基斯坦——就被塞进一个老鼠成灾的严密守卫的营地，营地由几排人满为患、热到令人窒息的帐篷构成，他们在这里最多可以被监禁五年。因为这些非法移民长期处于身份不定的窘境，澳大利亚政府希望可以借此震慑他们，从而减少未来难民的数量。 [18]

澳大利亚和瑙鲁政府花费了大量精力限制有关营地状况的信息外泄，也阻拦那些远道而来的记者探访。但真相到底还是披露出来：在低像素的视频片段里，被囚者们呻吟着“我们并非动物”；大规模绝食抗争和尝试自杀的相关报道；难民们用回形针将自己的嘴巴缝起来的照片令人恐惧；一个男人在一次失败的上吊自杀举动之后，一张照片展示出他严重残损的颈部；初学走路的孩子在玩污泥，与他们的父母一起蜷缩在帐篷的帘布下避暑（最初营地只接收成年男性，但是目前有数以百计的女性与儿童也被遣送到了那里）。2013年6月，澳大利亚政府最终允许一组BBC的采访队进入营地，以炫耀其最新建成的营房设施——但是这一公关尝试被一个月后的一则新闻完全颠覆：发生了一场在囚人员的暴动，几乎完全摧毁了新建成的设施，还有一些在囚人员因此受伤。 [19]

国际特赦组织（Amnesty International）称这个位于瑙鲁的营地是“残忍的”和“可耻的”。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在2013年的一份报告中总结道，以上这些情况，“再加之一些寻求庇护的人在此度过的一再被拖延的漫长时间，都提出了严峻的问题：这些营地的运作是否与国际人权法律（包括禁止折磨拷问和残忍，或者以非人道或者有辱人格的方式对待难民）相符合”。在之后的2014年3月，一度驻扎于该营地的前救世军雇员马克·艾萨克斯（Mark Isaacs），出版了一部回忆录《不受欢迎的人》（The Undesirable ），将一切和盘托出。他讲述那些从战争和航海的危险中幸存下来的人在瑙鲁如何失去了对生活的信心，有人试图吞咽清洁剂，有人疯掉了开始学狗叫。艾萨克斯将营地形容为“死亡工厂”，在一次访谈中，他提到整个营地就是“将原本坚韧的人们碾为尘土”。在一次自身也在逐渐化为尘埃的岛屿上，这是一幅悲惨的景象。同样悲惨的是，那些很可能明天就成为气候难民的人们，今天却还在做政治与经济难民们的看守。 [20]

回顾这个岛的痛苦历史，最使我震惊的是，这个岛曾经走错过的那些路——包括那些仍在进行中的错误——都与它的位置密切相关：它经常被形容为“与世隔绝的地方”，或者用1921年的《国家地理》中的一句话来说，“也许是这世界上最为遥远的一块领土”，是“孤寂之海”中的一个小点而已。这个国家的偏僻位置使其变成了一个触手可及的垃圾桶——一个将土地转化为垃圾、狂洗黑钱、让那些讨厌的人消失的绝佳场所，而现在甚至有人认为干脆让整个岛屿完全消失好了。 [21]

对于大部分我们无法轻易看到的事物，我们经常都是如此，这也是碳污染问题成为顽疾的一个重要原因：我们看不见它，所以当它不存在。我们的文化里充满了否认和似懂非懂，化石燃料的全球市场将有关于接近性的幻觉加上距离的现实存在一起精心打磨，变成一种臻于完美的诡计与骗局。因此我们同时既知道，也不知道：到底是谁生产制造了我们的商品，是谁在我们之后来打扫和收拾，我们产出的废物最终将会消失于何处——不管是我们的污水、电子工业，还是碳排放，尽皆如此。

但是瑙鲁的命运告诉我们，其实并没有那种所谓与世隔绝的地方，所谓不用被“计算在内”的地方——而且没有什么真的会消失。在一定程度上我们清楚地知道，每个人都是那张关系千万重的漩涡式大网的一部分。但是我们还是陷在那种告诉我们相反一面的线性化叙事中不能自拔：我们可以无限地扩张，总会有更多的空间接纳我们制造的废物，更多的资源为我们的欲望供应燃料，更多的人供我们虐待和侮辱。

如今瑙鲁终日在政治危机的边缘疲于奔命，新的贪污丑闻不断曝光，威胁着政府的存在合法性，而且有时真的促成了政府垮台。鉴于这个岛屿在许多问题上都走了错棋，瑙鲁的领导者们完全有理由、有权利指责外来的那些势力——殖民者曾经大肆掠夺他们，投资家们曾经敲诈欺骗他们，而如今发达国家的排放量则等于是在威胁要淹没他们。一些瑙鲁的领导者确实这样做了。但是另一些瑙鲁的领袖则打算去做点别的：将国家高高举起，作为给全球变暖问题的一个真实警告。

举个例子，在2011年的《纽约时报》上，当时的瑙鲁总统马库斯·斯蒂芬（Marcus Stephen）写道：瑙鲁提供了“一个关于在严苛的生态限制环境下生命存续的警示故事”。他声称瑙鲁展示了“当一个国家无路可走时会发生什么。煤炭和石油无休止地燃烧，改变了地球的气候，融化了冰盖，提升了海洋酸性，整个世界正走在一条相似的通往深渊的路上，我们的生存之地日益逼仄，终有一天没有人能再理所当然地得到干净的水、肥沃的土壤或者充足的食物”。换句话说，瑙鲁不是唯一自掘坟墓的个体，我们其实都一样。 [22]

但是瑙鲁给我们上的这一课其实不仅仅只是关于化石燃料排放的危险。这是一种惯性的心态，我们中的许多人，包括我们的先辈，都相信我们可以粗暴地对待地球与这样的暴力——大量开采和挖掘我们所需求的物质，基本不考虑留下的垃圾，不管是在地上、水下（开采活动作业的地方）还是在大气中（被开采出的物质经过燃烧后将会去的地方）。这种毫不关切的粗心大意正是一种经济模型的核心，一些政治学者管这种经济模型叫做“资源榨取主义”（extractivism），这一术语最初被用来形容一种以不断从地球移除原材料为基础的经济体制，通常是出口到传统的殖民国家去，并在那里进行“价值”加工。这同时也是一种思维习惯，试图解释为什么无穷增长的经济模型在一开始时看似可行。这一模型成长于资本主义，然而如今各种不同意识形态的政府都在拥抱这种耗尽资源的经济模型，以求得通往增长之路，正是这样一种逻辑，被气候变化的残酷现实严厉地拷问着。

资源榨取主义是一种与地球之间单向性的、建立于统治支配之上的关系，人类是只知道索取的一方。这完全是管理学的对立面，因为管理工作不只有索取，还有照顾和呵护，以确保资源的再生和未来生命的繁衍生存。资源榨取主义是一种山顶搬运工的心态，一种老龄林区清场伐木者的心态。它将生命简化为可以利用的物质，消除其完整性，无视它们的自有价值——将现存的复杂生态系统变为“自然资源”，将山丘变为“多余的负担”（采矿业对于挡在其推土机面前的森林、岩石和河流都这样看待）。它也将人类简化为被残酷榨取和无限逼迫的劳动力与社会负担这样两种存在，后者要么应该作为麻烦被隔离在边界外，要么应该被关在监牢和保留地中。在资源榨取主义的经济体系里，关于生命的各种多样化、具体化的构成之间的关联是被忽视的，没有人关心切断它们可能导致的后果。

资源榨取主义也与那种可牺牲区域的观念有直接的关联。对于开采者来说，可牺牲区域是不作数的。因此在为了经济发展所拟定的更大利益的旗帜下，它们都是可以被毒化、抽干或者摧毁的。这种有毒的观念往往与帝国主义紧密结合在一起，帝国主义模式操纵着可以随时被抛弃的边缘地带来滋养其闪耀的中心。而同时它也与种族优越感的观念紧密相连，因为既然有这些可牺牲的地区，也就必然会有随时可以牺牲掉的无足轻重的种族和文化。资源榨取主义在殖民主义下泛滥成灾，因为殖民主义将世界看成征战的前线而非自己的家园，无需对其承担责任。殖民主义培植出了这样一种信仰：一旦目前的开采地资源穷尽，总还会有新的地方可以被开拓、占领和剥削。

这些观念出现于化石燃料的工业化规模开采时代之前，而燃烧煤炭用于驱动工厂和轮船的可能，是这些危险的观念征服全球最重要的助力。这是一部值得更深探究的历史，因为它深刻地解释了气候危机如何在挑战了资本主义的同时，也挑战了潜藏的关于无穷增长和发展的文明故事，而我们所有人至今都仍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深陷于其中。

终极资源榨取主义关系

如果这种现代的资源榨取型经济有一个保护圣徒的话，那么这荣誉大概还是要归之于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这位英国哲学家、科学家和政治家成功地促使英国的精英们一次性地永久抛弃关于地球的异教徒式观念：即将地球视为一位给予我们生命的母亲形象，需要我们去尊重和敬畏（并且适度地恐惧之）。转而，英国精英们接受了一个新任务：做她的地下城主。“因为你只能选择追随，就好像在她的漫游中有一种猎犬的天性，”培根在1623年的《广学论》（De Augmentis Scientiarum ）中曾如是说，“这样只要你愿意，你就能够领着她或者跟在她后面再次回到老地方去……当探究真相是我们唯一的目标时，我们不应犹豫，而是应该义无反顾地进入或者刺入这些洞穴与角落之中。”（毫不奇怪，女性主义学者写了大量的文章来分析这位前上议院大法官的隐喻性选择。） [23]

那种有关地球是完全可知可控的观念不仅促使了科学革命的兴起，而且，至为关键地推动了殖民计划。殖民国派出各种舰船交叉往来于全球，四处又刺又戳，并为各自的君主带回了大量的秘密和财富。这种人类必胜的情绪统治了这个时代，并被精巧地包装于教士和哲学家威廉姆·德勒姆（William Derham）1713年的著作《自然神学》中：“如果有需要的话，我们可以洗劫整个星球，渗透到地球的内脏去，沉潜到最深处的深渊，到最边远的区域去旅行，去攫取财富。” [24]

18世纪的冒险风潮盛行，殖民主义与工业化的双子计划仍然在几个关键点上受到自然的制约。装载着奴隶和掠夺到的原材料的船舰只能在风势好的情况下航行，而这可能会给供应链带来很长时间的延迟。而在工厂里将这些原材料变为制成品的生产流程是由巨大的水轮力量所驱动的。它们必须建立于瀑布或者湍流的旁边，功效取决于水流的流速和河流的水平落差。于是伴随着海洋的风大或风小，特别是干燥季或雨季的变动，在生产纺织品、面粉和糖的工厂里的工作时间也必须相应得到调整——而当市场扩张并日益推广到全球范围时，这就越来越成为一件烦心事。

许多由水力驱动的工厂遍布于农村各地，在接近快速流动的河流旁边扎根。等到工业革命成熟，工厂里的工人为了更好的工资和生存状况而开始罢工，甚至发生暴动。这种去中心化使得工厂主非常脆弱，因为在乡间马上找到可替代的工人是非常困难的。

从1776年开始，苏格兰工程学家詹姆斯·瓦特（James Watt）研制并且优化了一种能量来源，解决了以上所有这些脆弱性。律师与历史学家芭芭拉·弗里斯（Barbara Freese）形容瓦特的蒸汽机“也许是创造现代世界的进程里最为重要的发明”——而且这么说完全是有充分依据的。 [25] 向老模型里加入一个分离冷凝器、一个空气泵，后来又加入一个飞轮，瓦特将烧煤的蒸汽机变得功率更大、更具适应性。比较而言，这种新的机器能够驱动一系列包括船只在内的工业作业。

在最初的数十年中，这种新的引擎卖得并不太好。毕竟煤炭驱动比起水力驱动来还是有很多不足。其中之一是，水力驱动是免费的，而煤炭驱动则需要不断地重复购买。同时与一般认为的蒸汽机要比水轮机提供更多的能量相反，这两个选项其实差不多，而那些更大的轮子可以比煤炭驱动的对手提供多出几倍的马力。只要水仍是源源不断地流着，水轮机运转起来是非常顺畅的，技术性故障也更少。“英国棉花行业从水轮机转到蒸汽机的转变并不是因为水资源的稀少，或者水轮机不那么强劲，或者水轮机比蒸汽机更贵，”瑞典煤炭专家安德里亚斯·马尔姆（Andreas Malm）这样写道，“恰恰相反，蒸汽机逐渐赢得了优势地位，尽管水资源充足，水轮机与蒸汽机至少同样强劲，同时水轮机绝对要更便宜。” [26]

随着英国城市人口的爆炸性增长，两个因素扭转了局势，使蒸汽机变得风行起来。第一个是蒸汽机逐渐摆脱了自然界的影响：蒸汽机随时都可以以恒定的速度工作，只要有足够的煤块驱动，并且机械装置本身没有被破坏。它完全不需要像水轮机那样考虑到河流的流速。同时，蒸汽机可以在任何地方展开工作，不管其地理情况如何，也就意味着工厂主可以将厂址从偏远区域迁移到大城市如伦敦、曼彻斯特和兰开斯特等，在那儿有大量愿意工作的产业工人，压制罢工和解雇闹事者要容易得多。一位英国经济学者在1832年的一篇论文中解释道：“蒸汽机的发明使得我们可以从以往那些不方便的情势中解脱出来：比如说必须将工厂建设在一些不方便的地方，仅仅是因为那里有一个瀑布。”又或者如瓦特的一位早期传记作者所描述的那样，能量的产生将不再会依赖于“此前一直依赖着的、自然界最变化无常的因素——大气影响”。 [27]

同样的，当瓦特的引擎被安装到船上，船员们不再需要根据风向和风力不断调整他们的旅程，这项应用极大增强了殖民计划和欧洲诸强权吞并遥远国家的能力。就如利物浦伯爵在1824年一次公开纪念瓦特的活动中所说的那样，“不管风况有利还是不利，蒸汽机的力量都能克服一切困难……不管风从何处吹来，不管军队的终点是世界上的哪一个地方，有了蒸汽机，你就有了力量与方法，可以在任何合适的时间以合适的方式使用武力”。 [28] 直到全球电子贸易的出现，商业才再次从地理与自然因素的限制中解放出来。

与所替代的那些能源不同，化石燃料释放出的能量通常需要被牺牲的区域——可能是煤矿工人的黑肺病，或者矿址周遭被毒化的水道。但是这些代价被认为是值得的，以换取煤炭令人陶醉的关于从物质世界中获得解脱的承诺——这种自由将释放出工业资本主义的全部力量，以支配工人和其他的文化系统。利用他们易随身携带的能量制造装置，19世纪的工业家和殖民者们得以去往那些劳动力最为廉价、最容易利用，以及资源最丰富、最有价值的地方。就如1830年代中期一本蒸汽机指南小册子的作者所写的那样：“我们一声令下，它的强有力的服务就会随之而来，无论冬天还是夏天，无论白天还是晚上——只要我们希望，它就不会停歇。” [29] 简而言之，煤炭所代表的是对自然和其他人的完全控制，最终彻底实现了培根的梦想。“自然是可以被征服的，”据说瓦特曾如此说过，“如果我们找到她的弱点的话。” [30]

因此瓦特蒸汽机的引入带来英国制造业爆炸性的增长就毫不奇怪了。从1760年到1840年的八十年间，英国从进口250万磅原棉增加到了进口3.66亿磅原棉，这完全是一场革命，由国内采用煤炭和海外的奴隶劳工贸易野蛮地复合在一起所产生的巨大力量所推动。 [31]

这一处方所生产出的远远不只是新的可供消费的产品。在《生态经济学》（Ecological Economics ）一书中，赫尔曼·戴利（Herman Daly）和约书亚·法利（Joshua Farley）指出，当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在1776年出版时，瓦特也在这一年制造出了第一架商用蒸汽机。“这并非巧合，”他们写道，“市场经济与化石燃料经济几乎是在同一时刻出现的……新的技术和大量的化石能量允许人类去制造数量前所未有的生活消费品。而这些大量制造出的生活消费品需要新的市场，同时也需要新的原料资源，这些需求在殖民主义和对帝国的追求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市场经济在配置这些商品时成为一种非常有效的方式，并且刺激了生产。” [32] 就如殖民主义需要煤炭去实现其完全控制支配的梦想，由煤炭和殖民所驱动的商品泛滥也需要现代资本主义。

由瓦特贩卖的从自然中解放出来的承诺，如今依旧是化石燃料的一项重大推力。正是这种力量，允许今天的那些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彻底搜索最便宜、最易开发利用的劳动力，那些在以往被看作障碍的特征与事件——广阔的海洋、危险的陆地、季节性的波动起伏——现在看起来连最小的烦恼都算不上了。至少在某一段时间里是如此。

我们经常说大自然母亲总是留一手，对于某些最想征服自然的人来说，这一点尤其感同身受。关于培根的死亡有一个未曾确认的故事：为了验证有关冷冻肉不会腐烂的假设，他在极端寒冷的天气里跑到外面用雪塞满了一只鸡的肚子，因此感染了肺炎，并最终导致他的去世。 [33] 尽管对此有一些争议，这一轶事由于其传奇的赏罚性质而一直流传下来：一个认为自然将会顺服他自身的意志的人死于简单地曝露于严寒之中。

相似的因果报应看起来同样正发生在我们整个人类身上。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管煤炭叫“一种便携式的气候”——而且它的确取得了了不起的胜利，带着数不尽的优势，从延长了人类寿命，到将亿万人从艰苦的劳动中解放出来。 [34] 但正是因为我们的身体与地理状况如此泾渭分明，拥有这种特权的我们已经证明自己轻易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我们不仅仅是改变了自身的气质与思想，同时也改变了整个地球的气候。我们不仅让室内暖和起来，而且也使整个室外空间变暖了。然而，我们的确未能对变暖现象给予足够的关注。

在至少几个世纪的时间里，利用化石燃料的能量似乎的确将很多人从原本必需的与自然界的双向对话中解放出来，人们不再需要为了计划、野心和时间方案与自然界的波动和地形学的因素进行协调。煤炭和石油，正因为它们是化石燃料，是看起来能够完全掌控的能量形式，它们并不能独立地行动，不像风或者水或者工人那样，而是如瓦特的引擎机器所承诺的那样，一旦购买之后，它将不论何时何地皆按主人的意愿去生产能量——一种终极的单向性关系。

但是我们从大气科学中学到的是，自然界中所有关系的本质真髓是一种有来有往、互相迁就、彼此呼应的关系。它并没有随着化石燃料的兴起而被消灭，仅仅是被延迟了。它一直都在积累力量与速度。现在，这些在几个世纪中燃烧掉的碳正在逐渐积累起来，并将最终释放出最为残忍惊人的自然之怒。

结果就是，瓦特和他的同侪们一度兜售的那种全然的能力与控制力的幻象渐渐褪色，在惊人的自然力如桑迪飓风和海燕台风的侵袭之下，接近于全然无力和失控的真实状态浮现出来。这也是气候变化如此让人不寒而栗的原因之一。因为诚实地去面对灾难危机就是等于去直面我们自己——在构成了我们的星球和身体的元素面前，像我们的祖先那样正视我们自身的脆弱。这是去接受（甚至是去拥抱）这样一个认识：我们只是这个世界中可以被渗透的一部分，而不是像培根在很久以前许诺的那样，我们是这个地球的主人或工程师。认识到这种关联性是大为有用的，同时也是让人愉快的。但我们不应低估这种关系所代表的文明上的挑战深度。就如澳大利亚政治学者克莱夫·汉密尔顿所说的那样，面对这些关于气候变化的真相“意味着承认人类与地球之间的权力关系与我们三百年来所以为的那种情况恰恰相反”。 [35]

有一个世纪的时间，瓦特的一尊巨大的白色大理石雕像占据着威斯敏斯特大修道院的圣保罗礼拜堂，纪念辞写着，瓦特“增加了这个国家的资源”并“增强了人类的力量”。瓦特的确做到了这一点：他的引擎机器极大地加速了工业革命，产生的蒸汽动力最终将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和印度置于殖民者的掠夺之下。除了帮助欧洲更富裕之外，他还帮助世界的许多其他地方变得更穷了，并促进产生了直到今天仍顽强存在的由碳所驱动的不平等性。事实上，煤炭就是现代资本主义写就历史所用的黑色墨水。

但当1825年瓦特被塑为大理石形象时，这些事还没有发生。因为始于那些早期的磨坊和矿山中的碳排放的影响是一点一滴累积而成的，而它们已经深深刻于地质学的记录中——在海平面高度、在它们的化学构成、在将瑙鲁那样的岛屿缓慢地抹去的过程中；在冰川的消退、冰盖的垮塌和永久冻土的融化过程中；在被扰乱的土壤循环和被烧焦的森林中。

事实上，煤炭造成的早期伤亡——因黑肺病而死去的矿工，在炼狱般的磨坊中死去的工人——都不仅仅只是进步造成的代价。他们也是最早的警告：我们正在向地球释放出一种有毒的物质。“在上个世纪中这一事实变得越来越清楚，”厄瓜多尔生态学者埃斯佩兰萨·马丁内兹（Esperanza Martínez）写道，“资本主义的能量之源化石燃料在摧毁生命——从那些它们被提炼出的土地上到吸收废物的海洋和大气层。” [36]

让-保罗·萨特称化石燃料是“其他生物给予地球的主要馈赠”；它们事实上是很久以前逝去的生命的腐败残体。并非这些物质本身是邪恶的，只是它们应该属于自己的地方：在地底下，在那里它们执行着非常重要和宝贵的生态学功能。煤，当被独自留下来时，不仅成功地帮助将（植物在很久以前从空气里提取出的）碳隔离开来，而且还隔离了各种各样的毒素。就如世界知名的澳大利亚气候学者蒂姆·弗兰纳里（Tim Flannery）所描述的那样，煤的作用就如同一块“天然海绵，吸收了从铀到水银和镉等溶解在地表水中的物质”。 [37]

然而，当煤被挖出来并燃烧掉，那些毒素被释放到生态系统中，最终去到海洋里，在那里它们被磷虾和浮游生物吸收掉，然后被鱼吃掉，鱼再被我们吃掉。同时，那些释放出的碳进入大气中，造成了全球变暖（更不必提煤炭造成的自工业革命起就在都市里肆虐的雾霾和微粒污染，它们给不可计数的人带来了呼吸方面、心脏方面和其他的疾病折磨）。

面对这项遗产，我们的任务重大，但又简单明晰：我们需要的不是一个强盗横行的社会，我们需要成为一个放大生命体验的人的社会，从维系生命的元素中直接获取能源。是时候让死者安息了。

资源榨取主义的左翼

殖民主义、煤炭和资本主义之间交织缠绕的历史线索深刻地揭示了，为什么我们中许多人愿意去挑战市场体系的不公平性，却在面对气候威胁时保持麻痹和无动于衷。化石燃料和其代表的更为根深蒂固的资源榨取主义思维模式建造了现代世界。如果我们是工业和后工业社会的一部分，我们仍然生活在由煤炭所书写的故事中。

自从法国大革命以来，在这个故事里曾经发生过激烈的意识形态战争：共产主义者、社会主义者和工会都曾经为关于开采所得财富更为平等地分配而奋斗过，并为穷人和工人阶层赢得了重要的胜利。这一时段的人权和解放运动也曾与工业资本主义那种将人类所有种族视为可以牺牲的、未经加工的原材料全然无异的态度勇敢地斗争过。这些斗争在同以支配关系为基础的模型斗争时都取得过重要胜利——反抗奴隶制、争取普选权、争取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等。同时，在这些运动中都有一种声音在强调，经济模型对自然世界和对那些认为可以牺牲的，或者至少是无关紧要的人的滥用之间，存在着一种平行的关系。举个例子来说，卡尔·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与“关于生命的自然法则”之间存在着“不能修补的裂痕”，而女性主义学者们一直认为父权社会对女性身体和地球的身体发起的双重战争，与思想和身体之间——同时也是在身体和地球之间——的那种至为关键的腐蚀性的隔离（从这种隔离中派生出了科技革命与工业革命）大为相关。 [38]

然而，这一系列挑战主要是在智识领域上的；培根那种由《圣经》激发起来的框架基本上没有受到攻击——人类拥有将自身凌驾于时刻支撑着我们的生态系统之上的特权，可以随意虐待地球，一如它是一架无生命的机器。对于这种世界观最强有力的挑战一直来自其逻辑系统之外，发生在那些历史的交汇关头，开采的计划直接与一种不同的、更古老的与地球联结的方式发生碰撞，而后者进行了反击。自从工业化开始时就是如此，比如说，英国和爱尔兰的农民第一次尝试反抗收回公共土地的行为，同时它一直在延续，在殖民者与土著居民几个世纪的冲突中一直延续到——就如我们将看到的那样——今天的由土著居民所领导的反抗极端化化石燃料开采的行动，这种势力正在日益增强。

但是对于我们这些生于长于这个系统的人来说，虽然可能对于其核心逻辑的那种无出路的错误看得很清楚，但还是很难真正发现一条可行的出路。怎样才能有所不同呢？后启蒙运动的西方文化并没有给出一个路线图，告诉我们如何不以一种资源榨取主义的、和自然保持单向关系的方式生活。

这就是右翼的气候变化否定者们过度强调的阴谋论，他们认为全球变暖问题对于左翼而言是一种宇宙的馈赠。就如我已经陈述的那样，的确，很多有关气候变化的回应增强了对政府干预市场、更大的平等和更为强健的公共领域的进步主义式的支持。但是由生态危机所传递的更深层信息——人类应以促进再生性的方式而不是以资源榨取性的方式，更好地对待支撑着我们的生态系统——对于左右两派的大部分人来说都构成了深刻的挑战。这对于一些工会来说是一种挑战，尤其是对那些致力于保住现有肮脏的工作职位，而不是努力争取其成员应得的更好更清洁的工作职位的工会而言。这对于中间偏左的凯恩斯主义者中的绝大多数也构成了挑战，因为他们仍然将经济上的成功定义为与传统的GDP增长有关，而丝毫不顾那种增长是否来自猖獗的资源榨取和滥采行为。（这一切都更为让人困惑，因为凯恩斯和约翰·斯图亚特·穆勒一样，都提倡人们转向一种后增长式经济模式。）

对于那些将社会主义等同于苏联和其卫星国的左派来说，这也构成了一种挑战（尽管一直都有一种强大的传统，特别是在那些无政府主义者中，认为斯大林的所作所为是对核心的社会公正原则的一种可恶的毁坏）。因为实际上那些社会主义国家以一种和他们资本主义的对手同样的乐观情绪吞噬了大量的资源，并且同样肆无忌惮地排放垃圾。在柏林墙倒掉之前，平均每个捷克人和俄国人碳排放量要比平均每个加拿大人和澳大利亚人还高。这也就是为什么在发达世界里仅有的几次碳排放量急剧下降，其中之一是发生于1990年代初期苏联经济崩盘之后。而与此同时，俄国的石油和天然气公司在国家社会主义者的控制下，就和他们今天在寡头和俄罗斯的统合主义国家政权的掌控下同样地肆无忌惮并趋于事故多发。 [39]

为什么它们会这样呢？威权式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有一个很强的共性：即倾向于中央集权化（一个是控制于国家的手中，另一个是控制于大公司财团的手中）。这两个系统都倾向于自我的扩张——或者是通过为生产而生产（像苏联时代的社会主义那样），或者是通过为消费而消费（就像消费式资本主义那样）。

一个可能的光明前景是斯堪的纳维亚式的社会民主主义，它在全球率先取得了绿色运动方面一些毋庸置疑的重大胜利，从斯德哥尔摩富有前瞻性的都市设计（大约74%的居民步行、骑自行车或者搭乘公共交通设施去上班），到丹麦由社区控制的风力革命。然而挪威作为一个后期崛起的石油生产国，国有控股为主的挪威国家石油公司参与破坏了阿尔伯塔的沙漠生态，同时还准备去开采北极区的大量储藏。这让我们有理由怀疑这些国家是否真的在开创一条不同于且远离于资源榨取主义模式的新道路。 [40]

在拉丁美洲和非洲，逐渐摆脱对原材料的开采与出口的过度依赖，转向更为多元性的经济，一直都是后殖民地时代发展计划中的关键核心。然而在过去十年间，在一些国家中掌权的左翼和中间偏左政府正在逐渐偏向相反的方向。这种倾向在这些区域之外的地方很少被提及和讨论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而且没什么好奇怪的。全世界的进步主义者都正确地为拉丁美洲选举上的“粉红色潮流”而欢呼，一个又一个的政府上台承诺减少不平等，处理极端贫穷化现状和收回开采型工业的控制权。如果仅从减少贫困的角度来看，结果确实往往是极好的。

自从路易斯·伊纳西奥·卢拉·达席尔瓦（Luiz Inácio Lula da Silva）当选，在他的前任总参谋长迪尔玛·罗塞夫（Dilma Rousseff）的领导下，根据政府提供的数据，巴西在十年中将它的极端贫困率削减了65%。超过3000万人从贫困中解脱出来。自从查韦斯（Hugo Chávez）当选后，根据政府统计数字，委内瑞拉将其生活在极端贫困状态的人口数量削减了超过一半，从1999年的16.6%到2011年的7%；大学入学率自2004年以来翻了一番。根据世界银行提供的数字，厄瓜多尔在拉斐尔·科雷亚（Rafael Correa）的统治下，贫困率下降了32%。根据联合国采集的政府数据，在阿根廷，都市贫困人口从2003年的54.7%下降到2011年的6.5%。 [41]

在总统埃沃·莫拉莱斯（Evo Morales）的统治下，玻利维亚的记录给人的印象也非常深刻。根据政府数字，生活在极端贫困状态的人口比率从2005年的38%下降到2012年的21.6%， [42] 失业率降低了一半。最为重要的是，当其他发展中国家用增长去创造出一个个充斥着大赢家和大输家的社会时，玻利维亚真正较为成功地建造了一个更为平等的社会。联合国拉丁美洲与加勒比海地区经济委员会执行秘书艾丽西亚·巴塞纳·伊巴那（Alicia Bárcena Ibarra）观察到，在玻利维亚“贫富差距减小的力度非常大”。 [43]

比起以往，所有这些都是显著的进步与成就。以前从这些国家开采出的财富极大地集中于少数精英圈子中，其中很大一部分更是完全逃脱了其母国所在的那片大陆。然而，这些左翼或者中左的政府到目前为止都未能创造出一个新的经济模式：那种不再需要极度地拼命开采有限的资源（以至于常常造成巨大的生态环境乃至人类意义上的损失）的新模式。对于厄瓜多尔来说是如此，它日益依赖石油，包括从亚马孙开采的石油；玻利维亚，异常依赖于天然气；阿根廷，继续支持露天采矿和它的“绿色沙漠”，即转基因大豆和其他农作物；巴西，有着非常有争议性的超级大坝，并卷入了高风险的近海石油钻探事业中；当然还少不了一直依赖于石油的委内瑞拉。此外，在实现存在已久的使经济多元化并远离原料资源出口的梦想的道路上，这些政府中的绝大多数都没有取得什么实质性进展——事实上，在2004年到2011年之间，这些国家除了阿根廷以外——尽管这些增长中的一部分毫无疑问与上升的商品价格有关——原料资源在整个出口中所占的份额比率都是有增无减。对问题没有帮助的是中国在这片大陆上推行宽松信贷，并在一些情况下要求用石油进行偿还。 [44]

对于高风险又破坏生态环境的开采形式的依赖，在玻利维亚的莫拉莱斯和厄瓜多尔的科雷亚那里表现得特别突出，也特别让人失望。在第一个任期中，他们都暗示一个新的、非资源榨取型的篇章将逐渐展开。其中一部分是赋予在几个世纪的边缘化和压制中幸存下来的、拥有强大政治力量的土著文化一种真正的崇拜。在莫拉莱斯和科雷亚治下，土著文化的sumak kawsay和buen vivir概念——致力于构建与自然相和谐的社会，在其中每个人都有足够的供给，而不是不停地索取——成为国家推动的口号，甚至被写入法律中。但是在这两个国家中，不断增长的工业规模和开采行动宣告了这些承诺的破灭。厄瓜多尔的埃斯佩兰萨·马丁内兹说：“从2007年以来，科雷亚政府成为我国历史上最为资源榨取型的政府，特别是在石油开采和现在的采矿上。”事实上拉丁美洲的知识分子们发明了一个新词去形容他们所处的情况：“进步主义范式的资源榨取主义”（Progressive extractivism）。 [45]

政府说他们别无选择——他们需要执行资源榨取主义的策略，以支付那些纾解贫困的政策项目的花费。然而在许多层面，这样的解释又回到气候债务的问题上来：玻利维亚和厄瓜多尔都参与了“要求那些为历史上的绝大多数温室气体排放负责的国家为南半球买单，以协助他们从肮脏能源逐步过渡到低碳型发展上来”的政府联盟。这些呼吁要么被忽视，要么被拒绝。于是只有在贫困和污染之间择其一，这些政府选择了污染，但是这似乎不应该是他们仅有的选项。

只能继续依赖肮脏的开采，并非只是发展中国家追求发展过程中会面临的问题。举个例子，2013年5月在希腊，我非常惊讶地发现左翼的激进左翼联盟党（Syriza party）——当时是该国的正式反对党，在许多进步主义的欧洲人眼中，这个党派很有希望在欧洲大陆上提供另一种可行的政治选择——并没有反对执政联盟新的石油和天然气开采计划。反而，他们认为由此筹措的资金都应该花在养老金上，而不是用来偿还债权人。换句话说，他们并非为资源榨取主义提供另一条出路，而只是对于怎样分配得到的财富有着更好的计划而已。

全然没有将气候变化视为一个机会，借此加强他们的社会主义式的乌托邦梦想论说（保守的否定气候变化论者可能会害怕这一点），激进左翼联盟党干脆完全不提及全球变暖。

这也是该党党魁亚历克西斯·齐普拉斯（Alexis Tsipras）在一次访谈中很坦率地向我承认的：“环境问题和气候变化议题的确是本党的核心利益，但是鉴于希腊这些年的经济萧条不景气情况，我们已经忘记了气候变化。” [46] 至少他是诚实的。

一个重要的好消息是，在所有这些国家中，日益增长的大型社会运动正在积极挑战那种开采和再分配是解决贫困和经济问题的唯一方法的论调。在希腊也有大型运动在抵制采金，声势之大使得激进左翼联盟也成为其中的重要一员。与此同时，在拉丁美洲，很多进步主义式的政府日益发现，他们正与许多当年将他们选上来的选民发生着直接的冲突，面临着指控和抱怨：他们的新模型（被查韦斯称为“21世纪社会主义”）其实并不够新。巴西的大型水坝、穿越玻利维亚敏感地区的高速公路、厄瓜多尔亚马孙区域的石油开采都成为各自内部的讨论热点。是的，财富是更好地得到了分配，特别是在都市贫民中间，但是在城市以外，土著居民和农民的生活方式仍然在未获告知的情况下被不断危及，他们仍然在生态系统的破坏中失去了土地。玻利维亚的环境学者帕特丽夏·莫利纳（Patricia Molina）认为真正需要的是关于发展的一种新的定义，“目标是根除贫困，而不是消灭穷人”。 [47]

这种批评代表的不仅是政治上的冲突碰撞；它是有关一个日益增大和逐渐发声的政治群体如何看待经济活动的目标与发展的意义方面的根本性变革。空间正在逐步打开，土著人思想在新一代运动积极分子身上的影响力正在变得越来越大。从墨西哥1994年影响巨大的萨帕塔主义者起义开始，就如我们看到的，在北美、拉丁美洲、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反开采斗争中，土著居民的土地权利运动都扮演了重要的领导角色。某种程度上说，通过这些斗争，非土著的进步主义式运动开始认识到一种新的世界观：建立于和自然界的相互作用与相互联结之上的世界观，一种立于资源榨取主义的对立面的世界观。这些运动真正听到了气候变化传递的信息，并取得了重大战役的胜利，将大量的碳牢牢锁定在地层中免于被开采出来。

有一些警告，但是没人听得进去

还有一种团体可能会对西方文化将自然看作无限售货机的灾难性观念发起挑战。这种团体当然就是环境保护运动，一种致力于从人类的吞噬行动中保护和拯救自然世界的组织网络。然而该运动实际上并没有扮演这样的角色，至少没有以持续和连贯的方式扮演此角色。

这在某种程度上，特别是在北美，与该运动精英化的历史有关。当自然资源保护运动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作为一种强有力的力量浮现出来时，参与者主要是那些享受垂钓、捕猎、露营和远足的特权阶层，那些意识到他们特别钟爱的野外地点正在遭受工业化急速扩张带来的威胁的阶层。在大部分情况下，这些人对于那种正在整片大陆上到处吞噬自然风景的狂热经济计划并不抱有怀疑，他们仅仅是希望一些特别壮观的风景能够确保留下来，以供他们悠游休闲和审美欣赏之用。就像那些和商人与士兵一起旅行的基督教传教士们一样，绝大多数早期的自然保护主义者将他们的工作看成是殖民与工业化计划的一个具有开化意义的附件，而不是对殖民与工业化计划的一种挑战。布朗克斯动物园的主管威廉·坦普尔·霍纳迪（William Temple Hornaday）在1914年写的一则东西对于这种社会思潮做了恰如其分的归纳总结，他敦促美国的教育工作者们去“承担起他们那一部分白人的负担”，以“帮助我们的国家去保护野生生物”。 [48]

这一任务并非由破坏性的抗议所完成，因为整个运动深深嵌入社会地位较高的阶层，而破坏性的抗议看起来会很不得体。这一任务实际是通过安静的游说工作完成的，有教养的绅士们试图唤醒同一社会阶层中其他人应有的那种精英品德，以拯救一片片被珍爱的土地，将其变为国立或者州立公园，或者私家保留地——通常直接的代价就是原住民被禁止继续在这些土地上从事渔猎活动。

但是，运动中也有一些人在他们国家那些最美的地方所面临的威胁中看到了更深层的文化危机的信号。举个例子，在1892年帮助创立塞拉俱乐部的伟大的自然主义作家约翰·缪尔（John Muir）就曾经严厉指责实业家们筑坝控制自然河流与美丽的山谷灌为平湖的行为。对他来说他们就是粗鄙野蛮的人——“破坏性重商主义的信徒”，“并不崇敬与礼赞山川的神灵，而只知道一味膜拜万能的金钱”。 [49]

他并非唯一的异端。一股激进主义的张力驱使一些早期的西方生态学思想家们力主人类不应该只是去保护一些被隔离开的区域性风景。尽管通常不会主动承认，这些思想者们大量征引东方一些关于所有生命彼此关联的信条，同时也征引一些美洲原住民的宇宙论，而这些宇宙论将所有生灵都视为我们的“亲戚”。

在19世纪中期，亨利·大卫·梭罗（Henry David Thoreau）写道：“我脚下踩着的地球并不是一个无生命的一团惰性质量物。它是一个身体，有自己的精神。它是有机的，同时是在其精神影响下不断流动的。那种精神的每一个微粒都在我的身体中。” [50] 这等于是直接否定了培根将地球作为一个呆滞的机器，并认为地球的神秘性是完全可以由人类来操控掌握的看法。在梭罗之后大约一个世纪，奥尔多·利奥波德（Aldo Leopold）出现了，他的著作《沙郡年记》（Sand County Almanac ）是第二波环境主义运动的试金石，同样呼唤一种伦理规范来“扩展我们的社区的边界线，将土地、水源和动物囊括在内”，并认为“每个个体都是一个彼此相互依赖的社群里的构成之一”。他认为这可以说是一种“土地伦理”，“将现代人的角色从土地社群的征服者转变为土地社群里的一个普通成员和公民。它暗示着人类需要对他们的同侪给予足够的尊敬，同时也要高度尊敬整个社群的存在”。 [51]

这些观念在生态学思想的演进中是非常有影响力的，但是却未能与发自草根阶层的群众运动充分联系起来，对于飞速发展的工业化基本上没有造成任何威胁。占支配地位的世界观继续将人类视为一支战无不胜的军队，不断征服自然世界并使之机械化。即便如此，到1930年代，随着社会主义在全球范围内的兴起，日益增长的环境保护运动中较为保守的一派开始寻求将自身与利奥波德的“激进”建议（自然有着一种高于人类实用性的内在价值）区隔开来。如果像利奥波德所述那样，那些河流流域与古老的森林都有“继续存在的权利”（这也可说是对数十年后将会发生的“自然的权利”论战的一种预演），那么一个土地的所有者是否能在自己的土地上为所欲为这一问题本身就很值得怀疑了。在1935年，杰伊·诺伍德·“丁”·达林（Jay Norwood “Ding” Darling），这位不久之后帮助成立美国野生动物保护联盟的人士写道，利奥波德曾经警告过他：“我不能摆脱这样一种看法，就是你的关于野生动植物环境的新哲学会将我们引向比我们身高还要深的危险水域，那条路的尽头将指向对财产的社会主义化。” [52]

当蕾切尔·卡逊（Rachel Carson）在1962年出版《寂静的春天》（Silent Spring ）时，那种试图将自然变成美国工业化大潮里的一颗小小螺丝钉的观点变得如此激进，如此公然好斗，人们已经不能再假装接受这样的论述：将资本主义与自然保护结合起来仅仅只是致力于保护那些一小片一小片的特定绿地而已。卡逊的书洋溢着对化学工业使用空袭技术消灭害虫，并在同一过程中轻率危害人类和动物生命的正义的非难。这位从海洋生物学家转行成为社会评论家的学者描绘了一幅相当生动的图景：傲慢的“控制人员”沉醉于一个“崭新的酷炫玩具”，并用力地将毒药抛向四方，最终危及“生命的组织构造”。 [53]

卡逊关注的是滴滴涕（DDT）。但是对她来说，问题并不在于哪一种特别的化学制品那么简单，而是在于一种逻辑。“那种‘控制自然’的论调，”卡逊写道，“是一个由自大与傲慢所制造出的术语，在穴居人时代的生物学和哲学中就已经产生，在它看来自然的存在就是为了人类的便利……使人担忧的不幸在于如此原始的观点却用最现代和最糟糕的武器武装了自己，在对付昆虫的同时，他们其实也在对付和折磨着这个地球。” [54]

卡逊的著作激发了新一代更为激进的环保主义者，他们将自己视为一个脆弱的地球生态系统的一部分，而不是这个系统的工程师或机械师，于是也就派生出了生态经济学。正是在这一语境中，资源榨取主义的根本逻辑——总会有更多的地球部分供我们去消耗——开始在主流媒体受到严重而激烈的挑战。这场辩论的高峰在1972年到来，罗马俱乐部出版了一本非常抢手的畅销书《增长的极限》（Limits to Growth ）。该书运用早期的电脑模型做出预测：如果自然系统继续按目前的速度不断消耗的话，人类最终会在21世纪中期突破地球的承载能力。仅仅保护一些美丽的山脉并不足以使我们摆脱这一困境；需要直面挑战的是增长的逻辑。

克里斯蒂安·帕伦蒂（Christian Parenti）最近注意到这本书的持续影响力，“此书综合了大科学的魅力——强大的麻省理工学院计算机和来自史密森学会（Smithsonian Institution）的支持——与对事物之间互联性的特别聚焦，是以非常契合新反主流文化的时代精神”。同时尽管此书的一些预测与推断并没有被时间所证实——比如，作者低估了利润激励和创新技术解锁新的储备资源的能力——但该书正确地指出了所有限制条件中最为重要的部分。在“自然界的‘下水道’极限，或者地球吸收污染的能力”一节中，帕伦蒂写道：“极限描述的灾难性黯淡前景确实出现了。我们也许能找到新的投入——更多的石油或者铬——又或者研发出替代品，但是我们不能制造或者发现更多的自然界的下水道。地球吸收全球资本主义贪婪的新陈代谢产生的污秽副产品的能力已经到达了极限水平。关于此点的警告一直是此书中最为强有力的部分。” [55]

然而，在我们遭遇气候威胁最为关键的数十年中，在环境保护运动最为强有力的部分，这些警告的声音都没能引起足够的重视。环境保护运动并没有在一个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经济系统中充分应对和处理增长极限的相关问题，而仅仅只是去试图证明拯救地球可以是一项新的重大商业机会而已。

导致这一政治胆怯的原因与我们已经讨论过的一系列主题密切相关：自由市场逻辑的力量与诱惑力夺取和占领了1980年代后期和整个1990年代的大量智识生活的空间，其中也包括自然保护运动中的大部分。但是这种始终不愿承认科学结论的态度也证明了那种文化叙事的巨大力量，即所谓人类是最终掌控着地球命运的，除此之外绝无其他可能。同样的叙事模式使得我们确信，不管事情变得怎么糟糕，在最后关头我们都将获得拯救——既可能是被市场拯救，也可能是被博爱而慈善的亿万富翁所拯救，甚至可能是被那些技术怪才们所搭救——当然还有可能是碰到最好的情况，即被这三股力量联合起来所救。而在我们等待的时间里，我们不断向更深处挖掘不止。

只有去除了这种种不靠谱的奇幻思维之后，我们才能真正准备好将资源榨取主义抛诸脑后，并在我们所拥有的界限之内建造我们所需要的社会——那会是一个没有牺牲地带的世界，也不会再有新的瑙鲁们。

[1] Steve Stockman, Twitter post, March 21, 2013, 2:33 p.m. ET, https://twitter.com.

[2] Ben Dangl, “Miners Just Took 43 Police Officers Hostage in Bolivia,” Vice , April 3, 2014.

[3] Rodrigo Castro et al., “Human-Nature Interaction in World Modeling with Modelica,” 为 Proceedings of the 10th International Modelica Conference起草，March 10–12, 2014, http://www.ep.liu.se.

[4] 与Nerida-Ann Steshia Hubert的个人访谈， March 30, 2012。

[5] Hermann Joseph Hiery, The Neglected War: The German South Pacific and the Influence of World War I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95）, 116–25, 241; “Nauru,” New Zealand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and Trade, updated December 9, 2013, http://wwww.mfat.govt.nz; “Nauru” （video）, NFSA Australia, NFSA Films.

[6] Charles J. Hanley, “Tiny Pacific Isle’s Citizens Rich, Fat and Happy—Thanks to the Birds,” Associated Press, March 31, 1985; Steshia Hubert interview, March 30, 2012.

[7] “Country Profile and National Anthem,” Permanent Mission of the Republic of Nauru to the United Nations, United Nations, http://www.un.int; Jack Hitt, “The Billion-Dollar Shack,” New York Times Magazine , December 10, 2000.

[8] Hiery, The Neglected War , 116–25, 241; “Nauru,” New Zealand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and Trade.

[9] Hitt, “The Billion-Dollar Shack”; David Kendall, “Doomed Island,” Alternatives Journal , January 2009.

[10] “Nauru” （video）, NFSA Films.

[11] Philip Shenon, “A Pacific Island Is Stripped of Everything,” New York Times , December 10, 1995.

[12] Hitt, “The Billion-Dollar Shack”; Robert Matau, “Road Deaths Force Nauru to Review Traffic Laws,” Islands Business, July 10, 2013; “The Fattest Place on Earth” （video）, Nightline , ABC, January 3, 2011; Steshia Hubert interview, March 30, 2012.

[13] Hitt, “The Billion-Dollar Shack”; “Nauru,” Country Profile, U.N. Data, http://data.un.org.

[14] “Nauru,” Overview, Rand McNally, http://education.randmcnally.com; Tony Thomas, “The Naughty Nation of Nauru,” The Quadrant , January/February 2013; Andrew Kaierua et al., “Nauru,” 出自 Climate Change in the Pacific , Scientific Assessment and New Research, Volume 2: Country Reports, Australian Bureau of Meteorology and CSIRO, 2011, pp. 134, 140; “Fresh Water Supplies a Continual Challenge to the Region,” Applied Geoscience and Technology Division, Secretariat of the Pacific Community, press release, January 18, 2011.

[15] Glenn Albrecht, “The Age of Solastalgia,” The Conversation , August 7, 2012.

[16] Kendall, “Doomed Island.”

[17] “Nauru: Phosphate Roller Coaster; Elections with Tough Love Theme,” August 13, 2007, via WikiLeaks, http://www.wikileaks.org.

[18] Nick Bryant, “Will New Nauru Asylum Centre Deliver Pacific Solution?” BBC News , June 20, 2013; Rob Taylor, “Ruling Clouds Future of Australia Detention Center,” Wall Street Journal , January 30, 2014; “Nauru Camp a Human Rights Catastrophe with No End in Sight,” Amnesty International, press release, November 23, 2012; “What We Found on Nauru,” Amnesty International, December 17, 2012; “Hundreds Continue 11-Day Nauru Hunger Strike,” ABC News （Australia）, November 12, 2012.

[19] Bryant, “Will New Nauru Asylum Centre Deliver Pacific Solution?”; Oliver Laughland, “Nauru Immigration Detention Centre—Exclusive Pictures,” Guardian , December 6, 2013; “Hundreds Continue 11-Day Nauru Hunger Strike,” ABC News （Australia）; “Police Attend Full-Scale Riot at Asylum Seeker Detention Centre on Nauru,” ABC News （Australia）, July 20, 2013.

[20] “Nauru Camp a Human Rights Catastrophe with No End in Sight,” Amnesty International, press release, November 23, 2012; “UNHCR Monitoring Visit to the Republic of Nauru, 7 to 9 October 2013,” United Nations High Commissioner for Refugees, November 26, 2013; Mark Isaacs, The Undesirables （Richmond, Victoria: Hardie Grant Books, 2014）, 99; Deborah Snow, “Asylum Seekers: Nothing to Lose, Desperation on Nauru,” Sydney Morning Herald, March 15, 2014.

[21] “The Middle of Nowhere,” This American Life , December 5, 2003, http://www.thisamericanlife.org; Mitra Mobasherat and Ben Brumfield, “Riot on a Tiny Island Highlights Australia Shutting a Door on Asylum,” CNN, July 20, 2013; Rosamond Dobson Rhone, “Nauru, the Richest Island in the South Seas,” National Geographic 40 （1921）: 571, 585.

[22] Marcus Stephen, “On Nauru, a Sinking Feeling,” New York Times , July 18, 2011.

[23] Francis Bacon, De Dignitate et Augmentis Scientiarum, Works , ed. James Spedding, Robert Leslie Ellis, and Douglas Devon Heath, Vol. 4 （London: Longmans Green, 1870）, 296.

[24] William Derham, Physico-Theology: or, A demonstration of the Being and Attributes of God, from His Works of Creation （London: Printed for Robinson and Roberts, 1768）, 110.

[25] Barbara Freese, Coal: A Human History （New York: Penguin, 2004）, 44.

[26] 强调部分依照原文。这段叙述中的许多来源原本转引自Andreas Malm, “The Origins of Fossil Capital: From Water to Steam in the British Cotton Industry,” Historical Materialism 21 （2013）: 31.

[27] J. R. McCulloch 【未签字】, “Babbage on Machinery and Manufactures,” Edinburgh Review 56 （January 1833）: 313–32; François Arago, Historical Eloge of James Watt , 译者James Patrick Muirhead （London: J. Murray, 1839）, 150.

[28] C. H. Turner, Proceedings of the Public Meeting Held at Freemasons’ Hall, on the 18th June, 1824, for Erecting a Monument to the Late James Watt （London: J. Murray, 1824）, pp. 3–4, 转引自Andreas Malm, “Steam: Nineteenth-Century Mechanization and the Power of Capital,” 出自Ecology and Power: Struggles over Land and Material Resources in the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 eds. Alf Hornborg, Brett Clark, and Kenneth Hermele （London: Routledge, 2013）, 119.

[29] M. A. Alderson, An Essay on the Nature and Application of Steam: With an Historical Notice of the Rise and Progressive Improvement of the Steam-Engine （London: Sherwood, Gilbert and Piper, 1834）, 44.

[30] Asa Briggs, The Power of Steam: An Illustrated History of the World’s Steam Ag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2）, 72.

[31] Jackson J. Spielvogel, Western Civilization: A Brief History, Volume II: Since 1500 , 8th ed. （Boston: Wadsworth, 2014）, 445.

[32] Herman E. Daly and Joshua Farley, Ecological Economics: Principles and Applications （Washington, D.C.: Island Press, 2011）, 10.

[33] Rebecca Newberger Goldstein, “What’s in a Name? Rivalries and the Birth of Modern Science,” 出自Seeing Further: The Story of Science, Discovery, and the Genius of the Royal Society , ed. Bill Bryson （London: Royal Society, 2010）, 120.

[34] Ralph Waldo Emerson, The Conduct of Life （New York: Thomas Y. Crowell, 1903）, 70.

[35] Clive Hamilton, “The Ethical Foundations of Climate Engineering,” 出自Climate Change Geoengineering: Philosophical Perspectives, Legal Issues, and Governance Frameworks , ed. Wil C. G. Burns and Andrew L. Straus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3）, 58.

[36] Esperanza Martínez, “The Yasuní—ITT Initiative from a Political Economy and Political Ecology Perspective,” 出自Leah Temper et al., “Towards a Post-Oil Civilization: Yasunization and Other Initiatives to Leave Fossil Fuels in the Soil,” EJOLT Report No. 6, May 2013, p. 12.

[37] Jean-Paul Sartre, Critique of Dialectical Reason , 译者Alan Sheridan-Smith （London: Verso, 2004）, 154; Tim Flannery, Here on Earth: A Natural History of the Planet （New York: Grove）, 185.

[38] Karl Marx, Capital , Vol. 3, as cited in John Bellamy Foster, Marx’s Ecology: Materialism and Nature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2000）, 155.

[39] “Yearly Emissions: 1987,” CAIT database, World Resources Institute, http://cait.wri.org; Nicholas Stern, The Economics of Climate Change: The Stern Review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 2007）, 231; Judith Shapiro, Mao’s War Against Nature: Politics and the Environment in Revolutionary Chin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Mara Hvistendahl, “China’s Three Gorges Dam: An Environmental Catastrophe?” Scientific American , March 25, 2008; Will Kennedy and Stephen Bierman, “Free Khodorkovsky to Find Oil Industry Back in State Control,” Bloomberg, December 20, 2013; Tom Metcalf, “Russian Richest Lost $13 Billion as Global Stocks Fell,” Bloomberg, March 4, 2014.

[40] 大约81%：“Stockholm Action Plan for Climate and Energy, 2012–2015: With an Outlook to 2030,” Stockholm Environment and Health Administration, p. 12; 大多国有：“Annual Report on Form 20-F,” Statoil, 2013, p. 117, http://www.statoil.com; 沥青砂：“Oil Sands,” Statoil, http://www.statoil.com; 北极：“Large-Scale Arctic Oil and Gas Drilling Decades Away,” Reuters, November 29, 2013; “Statoil Stepping Up in the Arctic,” Statoil, press release, August 28, 2012; 伊拉克：“Iraq,” Our Operations, Annual Report 2011, Statoil, http://www.statoil.com; Stephen A. Carney, “Allied Participation in Operation Iraqi Freedom,” Center of Military History, United States Army, 2011, http://www.history.army.mil.

[41] Instituto de Pesquisa Econômica Aplicada （IPEA） 数据，http://www.ipeadata.gov.br; Mark Weisbrot and Jake Johnston, “Venezuela’s Economic Recovery: Is It Sustainable?” Center for Economic and Policy Research, September 2012, p. 26; “Ecuador Overview,” Ecuador, World Bank, http://www.worldbank.org; “Population Below National Poverty Line, Urban, Percentage,” Millienium Development Goals Database, U.N. Data, http://data .un.org.

[42] “Bolivia: Staff Report for the 2013 Article IV Consultation,”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February 2014, p. 6.

[43] Luis Hernández Navarro, “Bolivia Has Transformed Itself by Ignoring the Washington Consensus,” Guardian , March 21, 2012.

[44] 厄瓜多尔：Nick Miroff, “In Ecuador, Oil Boom Creates Tensions,” Washington Post , February 16, 2014; 玻利维亚和委内瑞拉：Dan Luhnow and José de Córdoba, “Bolivia Seizes Natural-Gas Fields in a Show of Energy Nationalism,” Wall Street Journal , May 2, 2006; 阿根廷：“Argentine Province Suspends Open-Pit Gold Mining Project Following Protests,” MercoPress, January 31, 2012; “绿色沙漠”：“The Green Desert,” The Economist , August 6, 2004; 巴西：“The Rights and Wrongs of Belo Monte,” The Economist, May 4, 2013; 原材料：Exports of Primary Products as Percentage of Total Exports, “Statistical Yearbook for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 Economic Commission for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 United Nations, 2012, p. 101; 中国：Joshua Schneyer and Nicolás Medina Mora Pérez, “Special Report: How China Took Control of an OPEC Country’s Oil,” Reuters, November 26, 2013.

[45] Eduardo Gudynas, “Buen Vivir: Today’s Tomorrow,” Development 54 （2011）: 442–43; Martínez in Temper et al., “Towards a Post-Oil Civilization,” p.17; Eduardo Gudynas, “The New Extractivism of the 21st Century: Ten Urgent Theses About Extractivism in Relation to Current South American Progressivism,” Americas Program Report, Washington, D.C.: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Policy, January 21, 2010.

[46] 与Alexis Tsipras的个人访谈，May 23, 2013。

[47] Patricia Molina, “The ‘Amazon Without Oil’ Campaign: Oil Activity in Mosetén Territory,” 出自Temper et al., “Towards a Post-Oil Civilization,” p. 75.

[48] William T. Hornaday, Wild Life Conservation in Theory and Practice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14）, v–vi.

[49] “Who Was John Muir?” Sierra Club, http://www.sierraclub.org; John Muir, The Yosemite （New York: Century, 1912）, 261–62.

[50] “在黎明中我把我的智力沐浴在《薄伽梵歌》的宏伟宇宙的哲学中，”梭罗在他的经典著作《瓦尔登湖》中这样写道，“我放下了书本，跑到我的井边去喝水。瞧啊！在那里，我遇到了婆罗门教的仆人，梵天、毗湿奴和因陀罗的僧人，他还是坐在恒河上，他的神庙中，读着他们的吠陀经典，或住在一棵树的根上，只有一些面包屑和一个水钵……纯净的瓦尔登湖水已经和恒河的圣水混合了。”

[51] Bradford Torrey, ed., The Writings of Henry David Thoreau: Journal, September 16, 1851–April 30, 1852 （New York: Houghton Mifflin, 1906）, 165; Aldo Leopold, A Sand County Almanac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49）, 171; FOOTNOTE: Henry David Thoreau, Walden （New York: Thomas Y. Crowell, 1910）, 393–94.

[52] Leopold, A Sand Counrty Almanac , 171; Jay N. Darling to Aldo Leopold, November 20, 1935, Aldo Leopold Archives,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Digital Collections.

[53] Rachel Carson, Silent Spring （New York: Houghton Mifflin, 1962）, 57, 68, 297.

[54] Rachel Carson, Silent Spring （New York: Houghton Mifflin, 1962）,297。

[55] Christian Parenti, “ ‘The Limits to Growth’: A Book That Launched a Movement,” The Nation , December 5, 2012.

第二部分
不可思议的想法

“巨大的经济刺激促使人们发明治疗酗酒和药物上瘾（毒品）的药物，也有很多人吹嘘蛇油也有同样的效果，但药物滥用却仍未从我们的社会里消失。现代文明对于廉价能源的沉溺与此并无二致，那些相信只要有技术就能从化石燃料的大帽子中抓出气候这只兔子的人应当对此感到不安和气馁……许多绿色环保组织将希望置于一种技术性的修复方案上，其实是一种极端现代主义的表达，他们对科技的力量深信不疑，同时也充满理性，就如同奥古斯丁信奉耶稣基督一样”。

——政治学者威廉姆·巴恩斯（William Barnes）

和思想史学者尼尔斯·吉尔曼（Nils Gilman），2011年 [1]

“我们国家最大的环保团体的领导者们早已习惯和那些他们挑选过的财团董事会成员一道坐着舒适的喷气式飞机到处潇洒寻开心，这种悠游的生活方式都要拜那些财团大亨们所赐。因此也就丝毫不奇怪这些领导者们（总在渴望下一笔捐款）不会促使和激励那些捐款给他们的财团领袖在环保方面做得更好，他们只会在每一次合影时大力表扬这些财团精英们的姑息手段。”

——克里斯汀·麦克唐纳（Christine MacDonald），

保护国际基金会前雇员，2008年 [2]

[1] William Barnes and Nils Gilman, “Green Social Democracy or Barbarism: Climate Change and the End of High Modernism,” 出自The Deepening Crisis: Governance Challenges After Neoliberalism , ed. Craig Calhoun and Georgi Derluguian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2011）, 50.

[2] Christine MacDonald, Green, Inc.: An Environmental Insider Reveals How a Good Cause Has Gone Bad （Guilford, CT: Lyons Press, 2008）, 236.

第6章
摘果，而非除根
大财团与大型绿色环保组织之间的灾难性结合

“我们的论证必须要能被转化为对工业产业而言的实际利润、收入、生产力和经济刺激因素才行。”

——前全国野生生物联合会主席杰伊·海尔

（Jay Hair），1987年 [1]

“我知道这看起来是自相矛盾的，但是底线并不是新的烧煤的工厂有没有被建起来……如果新的烧煤工厂完全遵循了总量控制的标准（目的在于降低总体排放量），那么它就远不是全世界最糟糕的东西。煤炭本身并非敌人，碳排放量才是我们的敌人。”

——美国环保协会总裁弗雷德·克虏伯

（Fred Krupp），2009年 [2]

在20世纪之前，大约有100万只阿特沃草原鸡（Attwater’s prairie chickens）生活在路易斯安那州和得克萨斯州海岸边的高茎草丛中。 [3] 在其交配季节，那真是一幅相当壮观的图景。为了吸引雌性，雄性以小步的不连贯的动作重重地跺着它们的脚，发出宏大的、令人惊恐的“喔啊”和“咕咕”的噪声，它们脖子两侧明黄色的气囊膨胀着，看起来就像是吞下了两枚金色的蛋。

但是随着油气开采的发展，天然草原逐渐被分割为若干小的区域，阿特沃草原鸡的数量开始锐减，本地的猎鸟者们开始抱怨这一损失。1965年，大自然保护协会（Nature Conservancy）——因经常购买在生态学上具有重要意义的地块并将其变为保护地而知名——开张了得克萨斯州分部。从一开始，其主要的优先考虑目标之一就是拯救濒危的阿特沃草原鸡。 [4]

这不是一项容易的工作，就算是对于那些将要成为世界上最富有的环保组织的团体来说也是如此。最后几个繁殖基地之一坐落在得州东南部加尔维斯顿湾海滨2303英亩的土地上，这一处产业恰好是由美孚所拥有（现在叫埃克森美孚）。这个化石燃料巨头还没有在这片土地上开建油气开采的基础设施，但是在南部边缘上有着非常活跃运作中的钻井，与这片濒危鸟类的繁殖基地在地理上相当接近。意外的是，1995年，美孚将其加尔维斯顿湾的产业捐赠给了大自然保护协会——“这是为了实现拯救地球上最为濒危的一个物种的最后的也是最好的希望。”保护协会将这片土地命名为得克萨斯城草原保护区，并将“恢复阿特沃草原鸡作为最重要的首要任务”。从各个方面看起来，这都是一个保护工作成功的绚丽故事——有力地证明了不需要通过对抗和斗争，而只需要建立彼此间的互信与合作，环保主义也能产生出切实的结果来。 [5]

但是四年之后，奇怪的事情发生了。大自然保护协会竟然开始干那件他们本应全力阻止的事情：从保护区内提炼化石燃料。1999年，保护协会任命了一家油气运营商在保护区内开凿一口新的气井，这一气井会为该环境组织的金库带来数百万美元的进账。同时尽管老的油气井——那些在此地被划为鸟类保护区之前就已开凿的油气井——多数分布在距离阿特沃草原鸡栖息地很远的地方，这个新的油气井却将不会如此。据保护区的现任经理亚伦·杰梅兰德（Aaron Tjelmeland）说，这个保护协会批准钻井的选址离濒危的草原鸡筑巢和进行它们的特色交配仪式的地方比较近。在所有的井址中，这一钻探地点是距离“草原鸡平常游荡闲逛和常规求偶的地点最为接近的”，他在一次访谈中透露道。 [6]

在大约三年的时间里，大自然保护协会涉足化石燃料产业一事都没有引起公众舆论的关注。2002年，事情有了变化，当时刊登于《洛杉矶时报》的一篇报道揭露了钻井开采的事情。对于传统的环境保护主义者们来说，这就好像是发现国际特赦组织在关塔那摩开了自己的监狱一样。“他们这是在剥削和利用阿特沃草原鸡去赚钱。”当时的野生生物协会主席，同时也是一位草原鸡领域的研究专家柯莱特·E. 布劳恩（Clait E. Braun）愤怒地抨击道。然后，在2003年的5月，《华盛顿邮报》接着刊发了一篇措辞非常严厉的调查，全面检视该组织这一可疑的土地交易，更深入地解析有关得克萨斯城草原保护区的让人惊诧的事实：全美国最受人尊敬的环境保护组织现在居然开始以燃气钻探开采为其副业了。 [7]

就如同所有其他在油气行业的从业者一样，大自然保护协会方面也坚持声称：“我们可以一边开采，一边确保阿特沃草原鸡和它们的栖息地不受侵袭。” [8] 但是追踪相关记录表明，这一表态与实际情况之间的吻合程度并不高。任何开钻工作都一样会带来交通压力、光污染和噪音的显著增加，在其他重要方面，开采业务和野生保护工作之间看起来是有直接冲突的。

举个例子来说，因为阿特沃草原鸡是如此珍稀，一个公私合作的项目致力于首先将它们圈养，然后再放归野生环境。大自然保护协会得克萨斯城草原保护区项目是参与到这项倡议中的。但是当其开始涉足钻探开采工作时，输气管道建设上的一个延迟导致保护协会推迟了三个月的时间去释放那些圈养的草原鸡——这是一项非常冒险的做法，因为那些正在迁徙中的猛禽和其他捕猎者们一直在等待草原鸡的归来。 [9]

那一年的草原鸡释放是一个灾难。根据一份大自然保护协会的内部报告，所有17只小鸡都在“（被延迟的）释放之后很快就死了”。该会得州分会的科学主管写道，长达数月的等待期使得这些鸟类曝露于“更高的死于猛禽捕食的可能性”。根据《华盛顿邮报》的一份报道，到2003年，大自然保护协会在保护区里录得的阿特沃草原鸡数量只剩下16只了，而在钻井开采业务展开之前，这个数字是36只。尽管保护协会的高层官员们坚持说工业化行动对草原鸡没有不利的影响，但这仍是一个让人感到凄凉和忧郁的记录。 [10]

当我第一次整理这个长达数十年的故事，我猜测当其被曝光之后，大自然保护协会应该早已停止了开采作业活动，因为项目的曝光引发了一场巨大的争议，迫使该组织承诺将不再重复使用这种特定的筹募资金的手法。在这一故事被曝光之后，组织当时的主席已经说得很清楚：“我们将不会再在我们自己所拥有的保护区的土地上开发任何新的石油、燃气开采项目或对硬质岩石矿物的采矿。在我们52年的历史中，我们只做过两次类似的事情，但基于非常明显的理由，我们想我们不应该再那样做了。” [11]

结果证明我错了。事实上，直到本书写作时，保护协会仍然在这片由其于1995年自埃克森美孚公司手中拯救下来的得州保留地上开采着碳氢化合物。在一系列的来往沟通中，保护协会的发言人坚持声称在最初的钻井租约的条款框架下，该组织必须要继续进行化石燃料的开采。同时值得玩味的是上述那个2003年的保证承诺的措辞非常谨慎，因为它承诺的是不去开展任何“新的”钻井开采行为，还有一个附带条件说它会非常尊重“那些目前已经存在的合同与契约”。 [12]

然而大自然保护协会并没有只是继续在同样的井里开采燃气，一份2010年在石油工程师学会的会议上发表的、由两位保护协会官员合作完成的论文揭示了最初的那口井“由于积水过多，已经在2003年3月废弃了”。于是自2007年末开始，他们启动了在同一区域的另一口替代性井的钻探开采。最初的井是为了开采燃气，新的目前只生产石油。 [13]

从大自然保护协会的第一口井被废止，到替代的新井的开挖之间，大约五年的时间过去了。如果该组织真的有强烈意愿去做的话，它是有可能找到法律根据将其自身从最初的租约中解救出来的。我所看到的那份租约清楚地陈述了，如果石油或燃气的生产一旦在一个给定的“好地块”上停止了，经营者有一个180天的窗口期去开始“重新运作”那口井或者钻采一口新的。如果经营者未能做到这一点，对于那一片区域的租约就会自动终止。而如果大自然保护协会造成了经营者工作的延迟——该组织曾解释类似的现象是经常发生的，因为每年都有几个月限制钻采——那么180天的窗口期将会以相等的时间量被延长。因此，该组织坚持认为，虽然它十分“关切”关于2007年新井的最初计划（因为选址非常靠近阿特沃草原鸡的栖息地），但是他们相信即使是在一个不同的选址，这也是由“目前的租约规定的，必须允许在替代性的新井上的钻采工作”。保护协会的市场策略主管詹姆士·佩特森（James Petterson）告诉我该组织曾经寻求过“来自一位油气业专家的场外法律意见”，该意见肯定了上述这个观点。但是在一份内部的就钻采情况的解释性文件（标题为“阿特沃草原鸡之背景”）中，该组织强调，它有权力去控制和决断什么是能发生在保护区土地上的，什么是不能的。“鉴于这种鸟类的濒危状况，”这份文件陈述道，“任何被认为有可能威胁到这个物种存在的行为和行动都不应该被允许发生。”佩特森坚持说，“已经请教过鸟类专家们的意见了”，“我们没有人想去做任何可能会伤害这一濒危物种的事，特别是像阿特沃草原鸡如此濒危的情况……没有人会去选择发展油气事业，而置这些地球上仅存的少得可怜的草原鸡于不顾”。 [14]

且不管保护协会在得州重开油井钻取石油是因为它别无选择，还是因为当最初的争议平息之后它又想通过石油大把赚钱，这一议题已经进入了新的更为紧急的阶段，而且看起来我们已经迟了。这是因为，在2012年11月，最后的阿特沃草原鸡已经悄无声息地从保护区中消失了。保护区的经理亚伦·杰梅兰德先生说：“保护区里已经连一只草原鸡都找不到了。”特别值得强调的是，在这个被《纽约客》杂志称为“全世界最大的非政府性环境保护组织”——以据称有超过百万会员、大约60亿美元资产、在全球超过35个国家进行运营而自炫的组织——的监管与照料下，一个濒危物种在其最后的栖息地被彻底清除了，而该环境组织从油气开采上获得了数百万美元。令人倍感惊讶的是，得克萨斯城草原保护区的网站继续吹嘘“保护协会在保护区里所运用的土地管理技术是最佳的，我们正将其输出应用于别的保护地”。尽管其中明确提到了保护区里已经不再有阿特沃草原鸡存活的踪迹了，却完全没有提到它在油气领域的副业。 [15]

草原鸡的消失毫无疑问是一系列因素复合作用所产生的结果——入侵的物种、被捕获之后再饲养成功的数量太少、干旱（很可能与气候变化有关），以及保护区里本来就相对比较小的草原鸡数量规模（保护协会无疑很喜欢用这样的解释）。油气开采的确有可能在此并未扮演任何角色。

那么且让我们暂时抛开草原鸡不谈，就算一些草原鸡有幸存活下来，或者甚至有一些草原鸡会在未来回归到这里，一个不可改变的事实是，大自然保护协会已经涉足油气开采领域超过15年了。在一个气候变化的时代，这种事实的发生指出了另一种痛苦的现状（这一现状隐藏于环保运动未能有效遏制飙升的排放背后的经济利益这一灾难性失败之后），那就是：环保运动中的很大一部分都不是真的在对抗那些利益——它们反而与那些利益结合到了一起。

我需要强调的是，大自然保护协会是唯一一个挖掘自己的油气井的绿色环保组织（起码就我知道的情况而言是这样），但它绝非唯一与化石燃料行业和其他主要污染者之间维系着密切关系的绿色环保组织。举例来说，保护国际基金会、大自然保护协会和保护基金会（Conservation Fund）都从壳牌和英国石油公司那里拿过钱；而美国电力，一家传统燃烧脏煤的公用事业公司，曾给保护基金会和大自然保护协会捐过款；世界野生动物基金会与壳牌之间有着长期的合作伙伴关系；而世界资源研究所则称其与“壳牌基金会之间有着长期的、非常密切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保护国际基金会与沃尔玛、孟山都、澳大利亚采矿和石油巨头必和必拓公司（BHP Billiton，一家大煤炭开采商）、壳牌、雪佛龙、埃克森美孚、丰田、麦当劳和英国石油公司等之间一直有合作伙伴关系（根据《华盛顿邮报》的报道，数年以来英国石油公司一共向保护国际基金会输送了约200万美元的资金）。 [16] 以上这些仅仅只是部分数据而已。 [17]

而实际关系要比简单的捐款与合作伙伴更为复杂。大自然保护协会将英国石油公司美国分部、雪佛龙和壳牌都算作其商务委员会的成员，而全美最大的燃煤产业公司之一杜克能源的董事会主席和前任CEO吉姆·罗杰斯（Jim Rogers）列名于该组织的董事会名单中（以前曾列名的还包括通用汽车与美国电力的前CEO们）。 [18]

在气候危机漩涡的中心，一些绿色环保组织还以另一种方式将其命运与那些大财团们纠缠在一起，也就是将它们自身的钱投资于那些大财团的事业项目中。举个例子来说，当在调查大自然保护协会开展自身的油气钻探项目时，其2012年财务报告中的一项列表令我震惊：一笔2280万美金的捐赠——在美国国内这也可算是最大的几笔之一了——被投资到了“能源”公司中去（从那时候到现在，这个数字已经增长到2650万美金）。能源，当然就意味着石油、燃气、煤炭和诸如此类的东西。 [19] 很快我惊异地发现，一般没有政策禁止那些最大的环境保护组织将所获捐赠投向化石燃料公司。这一虚伪性是非常惊人的：这些组织每年都募得海量资金，承诺将这些钱用于资助那些旨在保护野生生物和尝试阻止灾难性的全球变暖的项目。然而很多时候完全就是反过来的，钱被投到那些公司，从其储量就能看出来，它们的开采计划将产生出数倍于大气层能够吸收的碳含量。有必要表明的是，这些决策，是由这些大型绿色环保组织的高层领导者们单方面做出的，完全不能代表数百万计通过捐款表达支持或者参加真正的支持环保社区运动（清洁那些被污染的河流、保护每一片被珍爱的郊野自然荒地或支持关于可再生能源的相关立法工作等）的人们所持有的愿景和价值观。事实上，当许多人发现他们所相信和信赖的那些本来应该去挑战污染者的环保组织实际却在和污染者们做生意时，他们都已经高度警觉了起来。 [20]

当然，绿色环保运动中还有很多团体从未卷入此类的行动中——它们没有足够的捐赠可以去进行投资，或者有明确的内部政策禁止进行化石燃料行业相关投资，还有一些有明确的政策规定不可以从污染者那里获得捐赠和捐款。理所当然，这些团体往往倾向于与大的石油和煤业公司之间正面交锋，并且有记录可查：地球之友（Friends of the Earth）和绿色和平（Greenpeace）自1990年代早期以来就与壳牌和雪佛龙之间的共谋（涉及尼日尔三角洲上发生的骇人听闻的侵犯人权活动）展开了坚决的斗争（尽管壳牌同意支付1550万美金去达成法律和解，但它仍旧否认自己有任何的错误行为；雪佛龙基本也是如此）；雨林行动网络一直在针对雪佛龙遗留在厄瓜多尔亚马孙流域的生态灾难的国际性抵制运动中站在最前排；食物与水观察组（Food ＆ Water Watch）帮助赢得了针对水力压裂法的巨大胜利；350.org帮助发起了清除化石燃料的运动，并且一直在抵制“基斯顿XL”输油管道的全国性运动中站在队伍最前列。

塞拉俱乐部是一个更为复杂的案例：它也曾是这些运动的一部分，并且是美国煤炭行业的天敌；但是在2007年到2010年之间，该组织秘密地从一家天然气公司手上拿了好几百万。在其新的领导层的带领下——同时面临着来自草根阶层的压力——它目前已经和化石燃料行业断绝了关系。 [21]

即便如此，基本可以说没有人是干净的。这是因为支持了大量环保运动的许多顶级基金会——包括我本人曾经参与的一些团体与项目——都是由与化石燃料产业密切相关的企业，比如洛克菲勒家族的资金所赞助的。同时，尽管这些基金会的确资助了那些谴责大型污染者的环保运动，但是它们本身往往并不排斥可能来源于煤矿和石油的捐款。因此，举个例子来说，一直在支持美国环保协会和自然资源保护协会（Natural Resources Defense Council）的福特基金会（Ford Fundation），同时赞助拍摄了一部与这本书相关的电影。2013年的一份报告指出，它持有大约1400万美金壳牌和英国石油公司的股票（并持有数百万美金挪威国家石油公司的股票）。 [22] 在北美和欧洲，从事任何规模的公共利益相关工作——包括学术研究、新闻报道或者积极运动——都基本不可能避开来源可疑的资助，不管这源头是国家，还是公司财团，又或者是私人慈善捐款。同时尽管我们非常需要更负责任的草根运动融资模式（众筹可能是一个有前景的考虑方向），以上这些与金融资本勾连的事实其实并不值得被特别关注，也并不能成为不法贪污腐败的证据。

但是我们如果有足够的理由去相信资金支持在发挥着不正当的影响力与压力——比如左右研究项目的进行、政策的制定或者第一时间的质疑，追踪资助者与公共利益相关事业之间的财务联系背后所隐藏的东西就变得完全有必要了。同时因为人们一般都接受一个事实，就是化石燃料资本的资金与保守派基金会的资金塑造了否定气候变化的运动，所以提出这样一个问题看起来是非常公平的：化石燃料财团的资金和立场中立的基金会所持的价值观有没有影响那些负责提出解决方案的运动？有大量的证据可以证明，上述这些关联的确发挥着决定性的影响力。

那些庞大的、与财团间有着附属关联的绿色环保组织当然并不否认气候变化的真实存在性——许多还辛勤努力地工作，以期向公众敲响警钟。然而一些团体也曾持续激进地推动这样一种面对气候变化的回应方式，这种方式对于那些地球上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者而言是最不繁重与最不累赘的，同时往往是直接有利的——即使这些政策的代价可能导致为将化石燃料保存于地下而奋斗的团体的直接损失。这些团体应该推进的政策是将温室气体视为危险污染物而需要明晰的、可被执行的监管措施以限制排放，并为全面转向可再生能源创造条件。而实际上，他们却在推动一种令人费解的基于市场的方案，将温室气体视为晚期资本主义模式下的一种抽象概念，可以用来交易、打包出售和进行投机，就像货币或者次级债务一样通行于全球各地。

许多此类团体都支持以化石燃料中的一种——天然气——作为应对气候变化的预计解决方案，而无视越来越多的不利证据。这些证据表明，在未来数十年，由此产生的甲烷（特别是水力压裂法所产生的），有可能将我们锁定于灾难性级别的温暖环境之中（就如第4章所介绍的那样）。在一些案例中，大的基金会彼此团结合作，明确引领和推动美国绿色环保运动朝着这些政策的方向不断前进。在整个运动中最声名狼藉的就是一份2007年由六家大型基金会赞助完成的路线图，标题是“为获胜而设计：在对抗全球变暖的战争中慈善捐款所扮演的角色”，提倡将碳交易作为应对气候变化的一种可取措施，支持天然气，同时还支持继续扩展核能事业。而当这些政策转化为政治上的运动时，传递给绿色环保组织的信息是非常明确的，知名太阳能企业家、前绿色和平美国分部理事会成员、曾担任聚焦于工业产业的碳作战研究室（Carbon War Room）主管的基格·沙（Jigar Shah）这样回忆道：该信息的实质就是“站到队列中来，否则你就会拿不到你的那部分钱”。 [23]

这种“基于市场的”气候解决方案深受许多大型基金会喜爱，并被许多绿色环保组织采纳，它向整个化石燃料产业提供了一种极有价值的服务。举个例子来说，起初这是一场关于逐步远离化石燃料的单刀直入的辩论，但是后来却被置于一部令人费解的行话术语生成机中，导致整个气候议题对非专家的外行人来说都变得过于复杂和神秘，难以理解。不然，辩论很有潜力发展为一场能与强有力的污染者们一较高下的大型基层群众性运动。就如德雷塞尔大学的社会学家罗伯特·布吕莱（Robert Brulle）观察到的那样：“将技术性与基于市场之上的分析当作改革环保主义的核心的做法，毁坏了一切（环保运动曾经秉持的）进步主义式的图景。”他又说：“并非与更为广大的公共领域相结合，这种改革环保主义仅仅关注着发生在科学界、法律界和经济界的专家们内部的辩论和讨论。它能够对某些具体的细节问题提出技术解决方案，但是它忽视了更大的社会动力学的存在，正是这种社会动力学从本质上造成了环境的恶化。” [24]

这些政策同时带来了错误的认知，即向可再生能源的全面转化在技术上是办不到的——因为如果这是可能的话，何以解释这些有着良好意图的绿色组织全都在花费大量的时间推动贸易制度并为天然气唱赞歌（即使天然气是用对生态环境有强烈破坏性的水力压裂法开采出来的）？

通常这些妥协与让步都是根据“低到伸手可摘的果实”理论而被合理化的，这种策略在本质上认为，要劝说政客们去着手监管和惩戒世界上最强有力的公司与财团，无疑是艰难且昂贵的。所以与其选择这种艰难的战斗，不如去选一些更容易的选项，后者明显要来得更为明智和高效。打个比方说，劝说消费者们去购买一种更为昂贵，却有着更少毒素的衣物清洁剂；把汽车制造得能更有效地利用燃料；转向一种据说更清洁的化石燃料；给巴布亚新几内亚土著部落居民们塞钱，让他们停止砍伐森林，以抵消在俄亥俄运行的一座煤电厂的排放量。

自1992年联合国气候协定签署以来，排放量又上升了大约57%，上述这一彬彬有礼的策略的失败已不言而喻。然而，在气候运动的上层圈子里，从未将急剧升高的排放量真正归咎于那些粗鲁地阻断一切对排放进行监管的严肃尝试的化石燃料公司，更别提那种要求这些公司将利润置于自然生态系统的健康（我们所有的生命都赖此以生存）之前的经济模式了。那些被指责的反面人物与罪魁祸首总是相当模糊和不具威胁性——比如说，欠缺“政治上的意志”或者缺乏“雄心与抱负”——而在联合国气候峰会上化石燃料公司的高层管理者们往往受到欢迎和礼遇，被当作寻求气候解决方案过程中的关键“合作伙伴”。 [25]

这个颠倒的世界在2013年于波兰华沙召开的联合国气候峰会上达到了一个更为荒谬的新水平。这次集会由一系列的化石燃料公司资助，其中包括一家重要的褐煤矿开采商，而波兰政府还同时主办了一场平行的“煤与气候高峰会”，试图将化石燃料产业中最肮脏的部分也拉进对抗全球变暖的战役中来。联合国气候协商流程默许支持了这一战略性活动，其最高层的官员——联合国关于气候变化框架性协议的执行干事长克里斯蒂娜·菲格雷斯（Christiana Figueres）——同意在会议上发表一个主旨性演讲，完全不认同那些积极运动分子有关抵制会议的要求。“这一峰会将其焦点置于对煤的持久依赖与信任上，是与气候谈判协商目的完全背道而驰的，”科学家关切联盟（Union of Concerned Scientists）的奥尔登·梅耶（Alden Meyer）说，“谈判真正的目标在于大量削减热量气体的排放，以避免气候变化可能带来的最坏冲击。” [26]

许多进步主义者已经选择从气候变化的争论中退出，部分原因是因为他们相信，大型绿色环保组织在拿到那么多的慈善捐款之后，早已经将此问题妥善处理了。然而这种想法其实是大错特错。要想理解为什么这么说，我们有必要再一次回到自1980年代后期以来放任了这场危机的史诗级的糟糕历史事件。

环境法的黄金时代

I. F. 斯通（I. F. Stone）可能会认为环保主义令1960年代和1970年代早期的年轻人从更为紧迫的运动中分神了，但是如果用今日的标准来看，那个年代的环境保护主义者就像是吞吐着熊熊火焰的激进分子。被1962年《寂静的春天》的出版和1969年圣巴巴拉溢油事件（可以说是那个年代的“深水地平线”灾难）所触动，他们发起了一种全新的北美环境主义运动，比之过去的绅士范儿的保护活动更具冲突性。

除了1969年成立的“地球之友”和1971年成立的“绿色和平”之外，这一运动还包括如美国环保协会（自然保护基金会）一类的组织，该基金会由一群好斗的理想主义科学家和律师所组成，他们决心要关注蕾切尔·卡逊的警告。该组织的非正式口号是“起诉那些混蛋”，而他们也的确这样做了。美国环保协会为之奋斗并正式提出了一份原创性的法律诉讼案，让美国禁止使用滴滴涕作为杀虫剂，使得许多濒危鸟类得以复兴，其中就包括白头鹰。 [27]

曾经有段时间，直接介入市场以阻止伤害仍被认为是一种可取的政策选择。面对着关乎重大集体性问题无懈可击的证据，政治立场各异的决策者们仍会扪心自问：“我们能做些什么使它停下来呢？”（而不是“我们如何发展出一套复杂的金融机制让市场帮助我们解决和修复它呢？”）

随之而来的是一波即使用今天的反政府标准衡量也超出想象的环保胜利。在美国，立法法案的通过特别使人印象深刻：1963年的《净化空气法案》，1964年的《荒野保护法案》，1965年的《水质量法案》，1967年的《空气质量法案》，1968年的国家《自然与风景河流法案》，1970年的《国家环境方针法案》，1970年的《净化空气法案》修订版，1970年的《职业安全健康法案》，1972年的《洁净水法案》，1972年的《海洋哺乳动物保护法案》，1973年的《濒危物种法案》，1974年的《饮用水安全法案》，1976年的《有毒物质控制法案》，以及同年的《资源保护与恢复法案》。仅在1970年代就共有23项联邦环境法案正式通过成为法律。这一切在1980年的《超级基金法案》达到高潮：通过一项小额征税，它要求各工业行业为清洁那些被毒化了的区域买单。

这些胜利影响波及加拿大，而加拿大也正经历环境保护激进行动主义的浪潮。联邦政府通过了它自己的《水质量法案》（1970）和《净化空气法案》（1971），在数年之后又进一步增加了19世纪就已经通过的《渔业法案》的力度和强度，使其成为对抗海洋污染和保护海洋生物的栖息地的强大力量。与此同时，欧共体在1972年时就已经将环境保护列为其工作的重中之重了，这也为其在接下来几十年环境立法领域的领袖地位奠定了基础。联合国斯德哥尔摩人类环境会议也于同年召开，此后的整个1970年代成为国际环境立法的打基础的十年期，通过了大量标志性的法案，如1972年的《防止倾倒废物和其他物质污染海洋的公约》、1973年的《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和1979年的《长程跨界空气污染公约》。

尽管接下来的十余年里强势的环保法律在发展中国家都不会形成趋势和潮流，但直接的环境保护工作也在南半球的农民、渔民和土著居民社区中日益强化，这也是所谓“穷人的环境主义”〔用经济学家琼·马丁内兹·阿列尔（Joan Martínez Alier）的话来说〕运动的起源。这一运动覆盖面极广，从在印度和肯尼亚发生的开创性的、由妇女所领导的对抗森林砍伐的运动，到在巴西、哥伦比亚和墨西哥发生的对核电厂、大坝和其他工业化发展形式的广泛抵抗。 [28]

环境立法的黄金时代是由简单的原则主导的：禁止或者严厉地限制那些违规的行动或者污染物，当情况允许时，迫使污染者为环境的清理工作买单。就如记者马克·道伊在其所撰美国环保运动历史《节节败退》中所述的那样，这一路径所取得的实际结果是富有成效和引人注目的。“上千万英亩的土地被列入联邦野生保护地的系统中，目前在所有主要的发展项目中都被要求执行环境影响评估，一些被宣告死亡的湖泊重获新生……大气中的铅微粒显著减少，美国人的人体脂肪中不再会发现滴滴涕，同时大量减少的还有多氯联苯（PCBs），而此物曾一度在体脂中大量存在。在大湖区的沉淀物中水银基本上消失了；在牛奶和母乳中不再能找到锶-90了。”道伊还强调：“所有这些事实共通的一点就是它们都是全面严格禁止使用带有可疑物质的产品所取得的成果。” [29] [30]

正是凭借着这些强劲的工具，环境保护运动赢得了它最重要的一系列胜利。但是随着这些胜利而来的，是一些相当重要的变化。对于许多团体来说，环境保护的工作不再是组织抗议和各种宣讲会，而转为拟定相关法律，然后起诉那些违法的财团公司，并且在政府未能贯彻推行这些法律时不断发起挑战政府的行动。曾经是一群由嬉皮士组成的吵吵嚷嚷的乌合之众，迅速变成一场由律师、说客和联合国峰会的专业人士所组成的运动。结果就是这批新的专业环境保护主义者中的许多人都以自己是终极的局内人而自傲，他们有能力回旋于政治光谱的各个角落并和不同势力娴熟地打交道。而只要胜利接连到来，局内人策略看起来就是管用的。

然后1980年代到来了。“一棵树就是一棵树，”身处有关伐木权的纷争之中，里根总统如是说，“你还需要去看多少棵？”伴随着里根入主白宫，和许多来自智库的理论家在其政府中获得实权高位，球门柱明显地向右移动了（右翼开始占据上风）。里根的幕僚圈里充满了支持工业化的科学家，他们否认包括从酸雨到气候变化的各种环境病症的真实存在。看起来就像是在一夜之间，禁止和严厉监管对环境有害的工业从两党之间的共识，变成了一种“对环境主义的指挥与控制”的表征。运用一种与三十年后哈兰会议非常契合的论说与传播方式，里根政府令人厌恶的内政部长詹姆斯·瓦特（James Watt），控诉绿色环保组织利用公众对环境问题的担忧“作为一项工具去达到更大的目标”，而他声称这个目标就是“中央集权式的计划体制和对社会的控制”。瓦特还警告，这有可能将美国领向某种黑暗深渊。“看看1930年代在德国发生了些什么吧，人类的尊严被强迫屈从于法西斯主义的力量，人类的尊严也曾被强迫屈从于俄国的力量。如果我们对事态不加控制，就可能会演化到那样的可怕地步。” [31]

对于那些大型绿色组织来说，这一切都来得太出人意表。转瞬之间他们成了局外人，被那些曾与他们一起同桌共饮的人当成攻击的目标。更为糟糕的是，环保运动的核心信条——有必要通过严格监管那些公司和财团来应对环境风险的威胁——被随意地扔到了历史的垃圾堆中。那么一位局内的环保主义者又该就此做些什么呢？

极端倾向的1980年代大变革

就如同惯例一样，选择总是会有的。绿色组织可以加入工会、民权团体和领取退休或抚恤金的人组成的联盟，这些组织长期奋斗所争取得的结果也正在遭受攻击，大家可以一起组成一个联合阵线以应对公共部门的削减和去监管化带来的伤害。同时，绿色组织也可以保持攻击性，通过法院对那些混蛋提起诉讼。在整个1980年代，甚至在共和党中都有越来越多的人对里根环境政策上的大反转表示关切（这也就是何以1989年初地球会以“年度人物”登上《时代》杂志的封面）。 [32] [33]

一些人的确投入了斗争，当里根发起对环境监管措施的一系列攻击时，马上就有了反抗，特别是在地方上更是如此。比如非洲裔美国人社群面临富有侵略性的新一波的有毒垃圾倾倒。这些紧急的、与人的健康密切相关的斗争最终走到了一起，形成了一个要求环境正义的运动。在1991年10月举行的第一次全国有色人种环境保护领袖峰会是一次历史性的集会，采纳了一系列的标准和原则，直到今天还是检视环保运动的重要试金石。 [34] 在美国全国与国际层面上，如绿色和平等组织在整个1980年代都持续开展直接的行动，尽管他们的许多能量都集中于应对核能和核武器所带来的危险上（结合时代背景，这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许多绿色组织却选择了一种截然不同的策略。在1980年代，极端的自由市场意识流行于精英之间，即使大部分的公众仍对此保持疑虑。对主流的绿色运动而言，迎面对抗反政府的市场必胜主义逻辑将意味着将自我放逐到无足轻重的边缘区域。而许多有着庞大预算的绿色组织——越来越满足于获得来自大的精英式基金会的力量与慷慨支持——并不愿意去那样做。自然资源保护协会的创建者之一，同时也是卡特政府执政时期的一位最高层级环境事务顾问的格斯·斯佩思，如此形容这个问题：“我们并非随着里根的政策而调整，我们一直持续在一个体系内工作，但是我们应该去尝试改变这个体系，尤其是从根本上改变这个体系。” [35] （在经历了长期的联合国系统内的高级工作以及耶鲁林业与环境研究学院院长的工作之后，斯佩思今天与环保运动的积极分子站在同一阵线中，在抗议“基斯顿XL”输油管道的活动中被逮捕，并且成立了一个组织，专门质疑当前经济增长的逻辑。）

另一个迫使绿色组织在意识形态上趋同的原因，是环保领域一些新组织加入之后，大家需要一起去争取有限的慈善捐款。这些组织宣称他们是里根时代应运而生的现代环保团体：支持商业，非对抗性，同时致力于擦亮哪怕是最污秽锈蚀的企业商标。“我们的路径取向是合作，而非对抗。我们是富有创造力的，富有企业家精神和合作伙伴关系导向的，我们不致力于对簿公堂。”1985年成立的保护基金会如此解释道。两年之后保护国际基金会成立了，宣称它能独力改善保护工作的质量，因为它有着一套独到的工作哲学：“和不论大小的公司都密切合作，将保护工作逐渐变为他们的商业模式中一个不可或缺的构成部分。” [36]

这种对商业领域开放的路径非常擅长吸引大的捐助者和精英阶层，许多传统绿色组织都选择奋起直追，对这些厚颜无耻的极端性组织采取一种“当你不能击倒它时就选择加入”的态度。正是在这一时期，大自然保护协会开始逐渐放宽其对于“保护”的定义，让保护区的土地最终可以容纳那些不协调的行动，比如兴建大厦宅邸和开采石油（这为绿色环保组织自身逐渐卷入钻井行动提供了先期的铺垫）。“我曾经说过在大自然保护协会管理的保留地里除了采矿和奴隶制之外，基本什么都可以做，没人来禁止，后来我连这二者是否真被禁止也没把握了。”生物多样性中心的基兰·萨科林（Kieran Suckling）说道，“现在我大概要撤回这整句话了，看起来在保护区中基本什么都能干。” [37]

1980年代绿色运动组织大量转向商业化确实导致了环保运动中的深刻分裂。对于大型绿色运动组织心甘情愿与污染者为伍，一些环保运动的积极分子感到幻灭，他们选择与主流的环保运动彻底绝缘。另一些人则开始组织更为好战的、以积极抗争为导向的组织，比如“地球第一！”（Earth First!），其成员致力于通过破坏活动和直接行动来阻止伐木者。

这些论争多数情况下都在幕后发生，但是在1990年4月23日，它们涌上了媒体的头条。这是“地球日”之后的一天——所谓“地球日”，其实也是许多大公司进行一年一度的仪式性“洗绿”的日子——大约有1000名示威者冲击了纽约与太平洋股票交易所，希望能够引起公众关注“那些需要对绝大多数毁灭地球的生态破坏行为负责的机构”。草根组织如洛夫运河业主管理委员会（Love Canal Homeowners Association）、博帕尔行动资源工作组（Bhopal Action Resource Group）和全国有毒物质运动（National Toxics Campaign）的成员们散发了大量的小册子，并大声宣读其中的一部分内容：“是谁在毁灭地球？难道我们每个人都该受到同样的谴责吗？不！我们要追根溯源。我们要把源头追溯到华尔街去！”“污染者们希望我们相信我们都只是地球这艘宇宙飞船上普通的旅行者，但是实际上其中的一些人根本就是控制者与操纵者，而剩下的我们则因为他们肆无忌惮地排放废气而面临着窒息的危险。” [38]

这种抗争性的论述修辞——二十年后占领华尔街运动和化石燃料撤资运动的先兆——是对商业资本向绿色运动渗透的一种直白的批评。反对财团的抗议运动的一位发言人丹尼尔·芬肯塔尔（Daniel Finkenthal）曾声称：“真正的环境保护组织都对被财团收买的地球日深恶痛绝。”他告诉一位记者，这些赞助者“在地球日的推广活动上花的钱要远远多于他们在实际的公司改革和环境保护上花的钱”。 [39]

气候政策与投降的代价

在1980年代，很多大型绿色环保组织经历了支持商业的转变，其中没有比美国环保协会（即自然保护基金会）更能引来辛辣的批评和广泛的失望的了。这一组织在早期曾经是极富战斗性的，立志于将蕾切尔·卡逊的想法引入到实际行动中来。在1980年代中期，一位叫弗雷德·克虏伯的年轻律师接掌了该组织的领导地位，并认为该组织“起诉那些混蛋”的座右铭已经完全过时了，和《增长的极限》的旧书一样都可以拿去折价卖了。在克虏伯的领导下（迄今为止仍是如此），协会新的目标变成了“为混蛋们创造市场”〔就如他的同事埃里克·普利（Eric Pooley）在日后所形容的那样〕。 [40] 正是这一转变发挥了最关键的作用，使得主流气候运动愿意一面让煤炭和石油公司来出资支持重要的环保峰会，一面将自身的财富投资到煤炭与石油行业领域中去。

这一新时代正式诞生于1986年11月20日，当时克虏伯在《华尔街日报》上刊载了一篇非常自大的署名评论文章，宣称新一代支持商业的环保主义者们已经登场，并带来“环保运动的一种新方略”。克虏伯解释道，他这一代新人拒绝传统的观点，“要么是工业化的经济获胜，要么是环境获胜，如果一方赢了另一方就是输了。新的环保主义不接受这种‘二选一’的必然性，许多例子已经足以证明这种老的看法充满了错误”。不再尝试去禁止那些有害的活动（克虏伯自己所在的组织就曾赞助过滴滴涕的生产），美国环保协会如今与污染者结成战略伙伴关系——或者说“与旧日对手和敌人结盟了”——并尝试劝说他们如果新的市场变得绿色环保的话，是绝对可以节省开支的。过不了多久，沃尔玛、麦当劳、联邦快递和美国电话电报公司都会开始享受与这位充满传奇色彩的新环保运动先驱之间十分高调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41]

美国环保协会为其跨越意识形态鸿沟而取得的“结果”感到自豪和骄傲，但实际上由克虏伯掌权的这一机构是非常意识形态化的——只是其意识形态是支持当下大财团的集体审议，认为私有化、基于市场之上的解决方案本质上就是要优于简单的监管措施。一个转折点发生于老布什总统1988年上台执政时，他承诺将对酸雨采取行动。过去解决问题的方法是相当直接的：二氧化硫的排放是造成酸雨的主要原因，因此解决方案就是要求全行业都按照一定量减少二氧化硫物质的排放。然而，美国环保协会现在却不这么做，它力推一个全面的总量管制与交易制度系统。这个制度没有告诉污染者他们必须削减其二氧化硫排放，而是设置了一个全国范围性的二氧化硫排放总量上限，在此之下大的排放者们如燃煤的火力发电厂可以爱排多少就排多少，只要总量不超过就好——然后再把钱给其他一些公司，让这些公司从自己的份额中减少排放，购买到这些限额就可以使大排放者们和以往排放得一样多，又或者将那些他们用不完的许可证再转手卖掉以获得盈利。 [42]

这一新的路径在基金会和私人捐款者那里非常受欢迎，特别是在华尔街，那些金融家们理所当然地被这样一种新观点所吸引：利用盈利动机来解决环境病症。在克虏伯的领导下，美国环保协会的年度预算从300万美元暴涨到大约1.2亿美元。对冲基金公司老虎基金（Tiger Management）的创始人朱利安·罗伯森（Julian Robertson），捐助美国环保协会4000万美元。对于单项捐款来说，这的确是个令人惊讶的数字。 [43] [44]

美国环保协会一直都坚称它没有从战略伙伴那里拿过捐款——按该协会战略与通讯事务高级副总裁普利先生的话来说，“那将会有损于我们的独立性与正直诚实”。但是这一政策实际上却经不起仔细检视。举个例子来说，美国环保协会的一项旗舰型的合作伙伴关系就是与沃尔玛建立的。它们并肩合作，希望使“沃尔玛公司变得更具可持续性”。的确，沃尔玛并不向美国环保协会直接捐款，然而由创建沃尔玛的沃顿家族成员完全掌控的沃顿家族基金会在2009年至2013年间一共给予协会6500万美元的赞助支持。2011年，该基金会捐助的款项构成了协会总募得基金的大约15%。与此同时，沃尔玛创始人山姆·沃顿的孙子山姆·罗林斯·沃顿（Sam Rawlings Walton），在美国环保协会的理事委员会里拥有了一个席位（在该协会网站上他的头衔是“船夫、慈善家与企业家”）。 [45]

美国环保协会宣称它“对于沃尔玛所持的标准与它对其他任何公司所持的标准都是一样的”。然而，如果我们从这种双边合作开展至今沃尔玛那令人沮丧的环境记录来看——从它在为城市扩张提供动力一事中所扮演的核心角色，到它稳步增长的排放量——这一标准根本就说不上是什么高标准。 [46]

美国环保协会/自然保护基金会也并非唯一受惠于沃顿家族慷慨捐赠的环境组织。他们的基金会是顶级的绿色组织资金提供者之一，在2011年为环境问题提供了超过7100万美金的赞助支持，而其中大约一半的资金流向了自然保护基金会、保护国际基金会和海洋管理委员会。这些组织均与沃尔玛之间有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论是试图降低排放，还是在沃尔玛所出售的一些海产品上打上“环保”的印戳，又或者一同构建起一条“从矿场直通市场的”珠宝供应线。本地自力更生学会（Local Self-Reliance）的一位研究人员史黛西·米切尔（Stacy Mitchell），观察到大量绿色环保运动竟然是如此地依赖于同一家公司的富豪子孙（这家公司几乎只手遮天地占据了零售领域并将其商业模式推广到全世界），这一事实本身有着极为深远的政治意义。“沃尔玛的钱在议程设定、问题界定和特定路径的选取与倚重上有着异常重大的影响力——特别是在加强而非挑战大财团对经济与社会的作用力的方面更加如此。”她这样写道。 [47]

而这也是问题的实质——不仅仅是说当一个组织的预算中一大部分来自沃顿家族，它将很难对沃尔玛持批判性的意见和立场。1990年代是一个关键的十年，气候战争的基本轮廓被界定——应对挑战的集体策略被逐步发展起来，第一波被认为可行的解决方案被呈现于公众之前；这一时代同时也是大型绿色运动组织最为热情地支持财团、最坚定地致力于营造一个社会变革的低冲突模式，以确保所有的事都能“双赢”的时代。也正是在同一时代，许多成为财团伙伴的绿色运动组织，比如美国环保协会/自然保护基金会和大自然保护协会——正与如沃尔玛、联邦快递和通用汽车等财团密切合作——而正是后者在努力构建全球范围的去监管化网络，而这一网络对于排放量的急剧攀升贡献颇大。

这种经济利益上的结盟，再加之希望被以“力挺市场路线”为唯一任务的圈子严肃对待的强烈愿望，从本质上塑造了绿色运动组织看待气候挑战的方式。全球变暖不再是一种由过度消费，或者产业化农业的高排放，或者汽车文化引发的危机，也不是由一种坚持地理距离对污染毫无影响的贸易系统所加速的危机——这些因素原本会要求我们在居住、工作、饮食和消费等多个层面做出改变。取而代之的是，气候变化被界定为一种狭义的技术性问题，在市场体系中不具备一种可以产生利润的解决方案，而许多解决方案其实是可以在沃尔玛中买到的。 [48]

就如苏格兰作家和环保主义者阿拉斯泰尔·麦金托什（Alastair McIntosh）所形容的那样，这种“讨论的边界”所产生的影响，远不止少数几个美国团体组织。麦金托什写道：“在我的经验中，大多数国际气候变化组织的工作人员都认为削减消费主义的政策不可行，‘我们不能走那么远’。”这常常被装饰为一种关于市场的乐观信念，但是实际上它“掩盖了悲观主义的倾向，因为它将我们困于一种替代性的置换之中，使我们弄错了应受责备的对象。它是对现实的一种逃避，也是对从根本上评鉴人类状况以寻求希望根源的需要的逃避”。 [49] 换句话说，太多的环境保护运动者拒绝考虑如何应对气候危机问题，因为这些应对措施很可能会掀翻整个经济现状，于是就只能将希望全部系于所谓的解决方案上——不管是通过那些神话般的奇迹产品，或者碳市场，又或者那些“过渡性燃料”——而这些解决方案要么太乏力，要么风险太高。如果将我们的集体安全福祉托付给它们，那简直就可以说是一种“奇幻般的（不可思议的）思维”。

我并不质疑这些自成一派的实用主义者们保护地球免于灾难性变暖的愿望，但是在哈兰学会工作人员的立场（即认为气候变化是一种对于我们的经济和社会体系的深刻威胁，因此试图从科学上否定其真实存在性），和那些宣称气候变化的问题仅仅需要对目前的商业模式进行微小的调整即可迎刃而解，并因此允许他们自己相信其真实存在性的人所持的立场之间，还真不好说究竟哪一种更加虚妄和自欺欺人。

买出一条路来

在2006年戈尔的著作《难以忽视的真相》出版前后的那几年里，看起来似乎气候变化终于要激起我们时代的变革运动。公众对这一问题的信仰非常高涨，而这一问题似乎也存在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但是当我们回看那个时期，奇怪的事情是似乎所有的能量都来自社会最高端的阶层。在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中，关于气候的讨论往往是一个精英界的议题，比如那些在达沃斯论坛和绚丽耀眼的TED演讲台，又或如《名利场》上的绿色环保专号特辑里所探讨的东西；比如名人们前往各种学院派颁奖典礼时往往会选择乘坐混合动力汽车。然而在这盛大表象的背后，没有有辨识性的运动，至少没有民权、反战和女权那种规模的运动，只有为数极少的大众游行，除了偶尔的面向媒体的噱头之外，几乎没有直接的行动，也缺乏愤怒的领袖（除了美国的一位前任副总统之外）。

某种意义上，这一时代象征着一种向保护运动起始点的绅士俱乐部性质的全面回归，在那时塞拉俱乐部的共同创始人约翰·缪尔在与老罗斯福总统围着营地篝火坐谈时成功地劝说了总统去保护约塞米蒂（Yosemite）的大片土地。尽管保护国际基金会的头头没有为了让总统切身体验到气候变化的真实存在而和小布什总统一起到融化的冰川上去露营，但是我们仍能见到大量后现代的相似动作，包括名流汇聚的所谓生态环境考察之旅，以便《财富》杂志500强的CEO们对于濒危的珊瑚礁有一个更近距离的认识。

这并不是说公众就不再扮演任何角色了。我们经常周期性地被呼吁要写请愿信，签署请愿书，熄灯一小时，制造巨大的可以从天空中拍摄到的人造沙漏，以警示世人时不我待。自然我们也经常会被请求将我们的钱寄往那些大型绿色环保组织，翘首期待他们在有关气候变化解决方案的尖端协商谈判中公正地代表我们的利益。但最常见也是最重要的，就是普通人常常被请求去行使他们的消费者力量——不是买得更少，而是发现新的激动人心的途径去买得更多。 [50] 如果我们为此感到了内疚，我们可以用便利碳计算器在一系列的绿色环保固定地点中选一处购买些碳抵减，我们的罪恶感就会马上消失。 [51]

除了宣扬不用太费力就可以降低排放的方法，这一系列的做法也在致力于加强那种“外来”的价值观念（现在我们已经知道这是展开气候行动所面临的最大的心理障碍），从对财富和名声的膜拜，到认为变化应当由更优秀的人发起，而非我们出于自身利益主动要求。它们甚至更扮演着一种角色，逐渐促使大众不再相信真的是人类的所作所为导致了气候的变化。事实上，越来越多的传播学专家相信，正因为大量绿色环保组织在这一阶段提出的气候变化相关“解决方案”太过暧昧和轻佻，许多人开始相信这些环保组织其实是过分地夸张和渲染了问题的程度范围及严重性。毕竟，如果气候变化真有戈尔在《难以忽视的真相》一书里所预测的那样可怕的话，绿色环保组织难道不会促请公众去做更多的事，而不仅仅只是更换洗涤剂品牌、偶尔走路去上班和捐些钱？难道他们不会去尝试关掉那些化石燃料公司吗？ [52]

“让我们想象一下，如果有人发起了反对吸烟的新的运动，他将会展示那些非常形象的有关烟民们死于肺癌的鲜活图像，并且加上这样一句话：‘想要健康其实很容易——每个月少抽一根烟就行了。’我们立刻能够预知这场运动将会以失败告终。”英国气候活动家和作家乔治·马歇尔（George Marshall）写道，“目标是如此滑稽，图像和信息陈述二者之间差距是如此之大，最终绝大多数的烟民们都只会一笑置之。”

如果在要求个体自愿在他们生活细节上逐渐“绿色环保”起来的同时，大型绿色环保NGO组织也能去追踪那些大的污染者，要求他们在碳排放方面配合每个人小小的努力，采取大规模的、全产业范围的削减的话，那自然是极好的。一些绿色环保组织的确这样做了。但是绝大多数有影响力的绿色环保组织都在做着刚好相反的事情。他们不仅发展出了复杂的财政机制以允许那些财团继续排放，并且非常积极地为三种最主要的化石燃料之一扩展市场。

水力压裂法和燃烧的桥梁

在1980年代早期，煤气行业常常宣称自己能够成为通往一个清洁能源的未来的“桥梁”。在1988年，当有关气候变化的认识进入社会主流领域之后，美国煤气协会（American Gas Association）开始公开地将其产品形容为对于“温室效应”的一种有力回应。 [53]

1992年，一群进步主义组织的联盟——包括自然资源保护协会、地球之友、环境行动和公共市民等在内——公开拥抱这一观点，打算向即将接任的克林顿政府推销一种“可持续性能源蓝图”，其中就包含着天然气所扮演的重要角色。自然资源保护协会特别支持这一方案，直接管天然气叫“通往人类更依赖清洁和可再生能源的未来的一座桥梁”。 [54]

在那时，这一切看起来都很有些道理：那时的可再生技术远不如现在这么发达，煤气被开采出来的方式也是传统的钻井模式。今天，这两个方面的情况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可再生能源的技术变得更为有效，价格合理适中，因此未来几十年后，有理由相信一个全面转向可再生能源的前景从技术上和经济上来说都是可能的。另一个重大变化是绝大多数北美地区的新煤气项目现在都是依赖于水力压裂法——而非传统的钻井法——而在全球范围，基于水力压裂法之上的勘探与开采也正在迅速发展。 [55]

这些发展使得天然气在气候方面的优势被显著弱化了——特别是经由水力压裂法提炼出的天然气。我们现在知道，裂解过程中泄露的甲烷达到一定量后可能会造成变暖的影响，特别是在短期内，其效应基本上等同于煤炭。安东尼·英格拉菲（Anthony Ingraffea）是康奈尔大学一项关于甲烷泄漏的突破性研究的研究人员之一，自我描述为“资深的石油和煤气工程师，曾帮助能源部门发展页岩裂解技术”，这位科学家在《纽约时报》上写道：“从页岩的储藏层里开采出来的燃气并非一座通往可再生能源的未来的桥梁，它只是一个跳板，引领人们通往更暖的气候，并远离清洁能源方面的投资。” [56]

从美国的经验，我们还知道，廉价丰富的天然气不仅仅替代了煤，还占据了可再生能源可能产生的潜力。这使得丁铎尔气候变化研究中心的凯文·安德森总结道：“如果我们真的想要避免危险的气候变化，那么页岩气唯一安全的地方就是保留在地层里。”纽约人民反对水力压裂法协会（New Yorkers Against Fracking）的生物学者桑德拉·斯坦格雷伯（Sandra Steingraber）这样形容我们面临的严峻选择：我们正站在“一个能源的十字路口，一个指示牌指向在未来我们继续挖掘化石燃料获取能量，另一个则指向可再生能源。你不可能同时走向两个不同的方向。为其中一个选择提供基础建设的资金将会在本质上遏制另一个选择”。 [57]

更为重要的是，许多专家相信，我们不需要那些非传统性的燃料比如通过水力压裂法所得到的天然气来支撑我们最终全面转型到可再生能源。斯坦福大学工程学教授，曾与人共同主持完成如何在2030年时达成百分百可再生能源的路线图的专家马克·Z. 雅各布森，就曾说传统型的化石燃料既能够驱动转型，同时又能够应付目前的需求。“我们并不需要一种非传统性的燃料去营造基础设施，以便转向我们所期许的完全清洁的和可以再生的风能、水能和太阳能。我们可以依赖于现有的基础设施，再加上那些产生可再生能源的新的基础设施，加在一起就足以提供能量来生产和制造所需的清洁型基础设施。”他在一个访谈中说，“传统的石油和汽油已然足够充裕。” [58]

那么这些大型绿色环保组织是如何回应这一信息的呢？有一些，比如自然资源保护协会，从其早先的支持中慢慢冷静下来，承认风险的客观存在，并且呼吁更严格的监管，但仍宣称天然气可以作为煤炭和其他肮脏燃料的替代品。而另一些组织则选择向更深处掘进。比方说，美国环保协会与大自然保护协会对于这种旨在揭示天然气可能存在巨大风险的回应就是发起了一系列的倡议计划，试图给人造成一种清晰的印象，即水力压裂技术正在不断革新，未来将更加清洁和安全。同时，就如往常一样，这种表态的大量资金资助都与化石燃料行业之间有着非常密切的关联。

就大自然保护协会而言，它从JP摩根那里收取了数十万的资助，为水力压裂法提出一套自愿性规则。无需意外，JP摩根是投资该产业的金融领头人，据该银行的首席环境执行官马修·阿诺德（Matthew Arnold）透露，它至少有着100个从事水力压裂事业的主要客户。（“在任何一年的全球石油燃气行业中我们不是第一就是第二。”阿诺德先生在2013年2月对《卫报》这样说。）大自然保护协会与英国石油公司在怀俄明的约拿油田也有着高调的合作关系，那是在一个脆弱的野生生物系统区域开展的庞大的压裂取气运作。大自然保护协会的工作是确定栖息地的保护和保存项目，以“抵消石油、气体钻井垫与基础设施造成的影响”。从气候变化的视角来看，这实在是一项非常荒谬的提议，因为该项目根本没有希望抵消掉最具破坏性的冲击——向大气层释放的包含大量热量的燃气。这也就是为什么，任何环境组织应当做的最重要的保护工作就是将碳保留在地下，不管在地下的什么地方。（我们知道大自然保护协会在得州的一个自然保护区里还有自己的燃气井。） [59]

同样的，美国环保协会也与一些大能源公司组成了合作团队，并为此成立了页岩可持续发展中心（CSSD）——就如许多人指出的那样，中心的名字已经清楚表明，它不会质疑在一个气候变化的年代里实现从页岩中持续开采出化石燃料的可行性。该中心开始设定了一系列自愿自发性的行业标准，其成员也都声称将会逐渐使水力压裂法的应用过程更为安全可靠。但是就如德莫斯政策研究所（Demos）的高级政策分析师J. Mijin Cha所指出的：“该中心的新标准……是根本无法推行的，他们无非是想掩饰石油燃气公司想让可再生能源驱动的清洁经济转型偏离轨道的企图。” [60]

该中心的重要资助者之一是亨氏基金（Heinz Endowments），事实证明，它并非利益不相关的一方。在2013年6月一份由公共问责倡议计划（Public Accountability Initiative）进行的调查报告指出：“亨氏基金与天然气行业之间有着重要的、未公开的关联……亨氏基金主席罗伯特·F. 瓦格特（Robert F. Vagt）目前是金德摩根（Kinder Morgan）公司的一名主管，这是一家天然气管道公司，瓦格特拥有超过120万美元的公司股份，而且没有在亨氏基金会的网站或者CSSD（瓦格特也是其主管之一）的网站上进行披露。最近，金德摩根公司的文件指出，逐渐增加的对水力压裂技术的监管蕴含了极大的商业风险。”（这一争议性事件曝光之后，亨氏基金会开始逐渐从早先的支持燃气的立场上退下来，并开始对员工层进行更换，包括瓦格特，他在2014年初从基金主席职务上卸任。） [61]

美国环保协会也从纽约前市长、亿万富翁迈克尔·布隆伯格的基金会那里得到了大约600万美元的捐款（他异常支持水力压裂法），专门用于发展和维护那些意图让水力压裂法更为安全的监管措施——完全不对结果是否可行进行公正客观地评估。对于这一切，布隆伯格绝非客观中立的观察者。这位前市长的个人与慈善财富——大约价值300亿美金——是由投资公司威利特顾问公司来管理的，这家公司由布隆伯格和他的商业伙伴一起发起建立。根据《彭博商业周刊》的报道，同时也经由布隆伯格慈善基金会的确认（与该投资公司在同一栋大楼中办公），威利特“实际资产投资集中于石油与天然气领域”。尽管不断有人对此进行询问，但是布隆伯格并没有回应和发表评论。 [62]

美国环保协会不仅仅帮助水力压裂行业在对待环保议题上表现得严肃得体，还领导了一项研究，驳斥那样一种说法，即大量甲烷泄漏否定了裂解天然气成为气候问题解决方案的资格。美国环保协会与壳牌、雪佛龙和其他一些顶级能源公司一道推动了一项关于甲烷泄漏的研究计划，其目标就如美国环保协会一位官员所说的那样，被明确设定为帮助“天然气成为改善能源安全和去往一个清洁能源的未来的全盘大策略的一部分”。当第一份研究报告2013年9月在《国家科学院议程》（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刊发时，它成了媒体的焦点，因为它定义的天然气开采过程中的甲烷泄漏率比现如今几乎所有其他的相关研究都要少上10～20倍。 [63]

但是该研究的设计有着严重的局限性，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其允许燃气公司自行选择那些他们想要检测和调查的钻井。2011年康奈尔大学对同一问题的突破性研究的第一作者罗伯特·霍沃斯指出，美国环保协会的结论建立于“在燃气公司精心选定的时间和地点上取得数据样本并进行衡量测定”的前提下，因此只能被看作是“最理想情况下可能发生的场景”，而不是对整个产业运行状况的一份综合性的评估。他又说道：“燃气行业其实是可以在生产的同时产生较低排放的，但是他们往往不愿意这么做。而当他们知道自己正被外界细致地检视时，他们往往会做得更好一些。”然而这些忧虑被美国环保协会的研究激起的那荒谬的头版头条抢走了全部镜头：“研究证明，天然气井所造成的泄漏比原来人们所认为的要小”（《时代周刊》）；“研究证明，燃气开采所导致的甲烷泄漏并不算严重”（美联社）；“有关水力压裂法可能导致甲烷泄漏的恐惧消息可能是宣传过度了”（《澳大利亚人报》），等等。 [64]

这一切造成了很大的公众不确定。水力压裂法到底安不安全吗？它会变得更安全吗？它是清洁的还是肮脏的？就如我们熟悉的散播怀疑气候变化科学的种子的手法一样，这一困惑有效地削弱了人们试图远离化石燃料和向可再生能源转型的动力。就如有关水力压裂法的奥斯卡金像奖提名纪录片《天然气之地》（Gasland ）的导演乔什·福克斯（Josh Fox）所说的那样：“我认为大众不再使用化石燃料的政治意愿前所未有地强烈，目前正在发生的事是浪费了这种意愿。” [65]

因为当绿色环保组织在研究和自愿规范等问题上激烈交锋时，燃气公司仍然在不停歇地钻探、泄漏，并将数十亿美元的资金投入到可以使用数十年的新的基础设施建设中去。

关于污染的交易

当各国政府开始协商一个全球性的气候协议（《京都议定书》的雏形）时，就该协议应该达到什么效果曾经有一个广泛的共识。那些要为历史排放负主要责任的富裕工业化国家应当做出表率，将他们的排放量控制在限定的范围，同时系统性地逐步降低。欧盟和发展中国家都认为各国政府会通过强硬的国内措施来降低国内排放，以最终实现既定目标（比如说向碳征税）和开始向可再生能源转型等。

但是当克林顿政府来到谈判桌上时，它却提出了另一条路线：创建一个国际化的碳交易体系，模仿应对酸雨问题的总量管制与限额交易制度进行（在准备去京都之前，美国环保协会与戈尔的办公室针对该计划进行了密切合作），而非直接要求所有的工业化国家按照一个设定的数值降低其温室气体排放量。 [66] 这一方案会签发出污染许可，可以自己使用，也可以出售不需要的许可，或者购买更多的许可以便他们可以制造更多污染。而各国的国内计划也会随之建立起来，然后公司之间也可以进行许可交易，只要确保整个国家的总排放量是在其现有的限度之下就行。与此同时，那种旨在将碳隔绝于大气之外的行动——不管是通过植树来锁住碳，或者通过生产低碳能源，或者升级那些肮脏的工厂以使其排放量降低——是可以用来作为碳信用额的；而污染者可以购买这些碳信用额来抵消掉他们自身的排放。

美国政府对于这种方法异常乐观。在京都谈判时，美国威胁如果不纳入碳交易制度，美国将退出协议谈判。这就导致了被法国前环境部长多米尼克·瓦内（Dominique Voynet）称之为美国与欧洲之间的“超级敌对性”冲突，欧洲认为全球碳市场的创建等于将气候危机抛弃给冷酷的“丛林法则”。当时任德国环境部长的默克尔坚持认为：“目标绝对不能是，让工业化国家只通过排放交易和利润来履行他们的责任与义务。” [67]

这是环境史上最大的反讽之一：美国——在谈判桌上赢得这场激战之后——未能在本国通过批准《京都议定书》的决议，而最重要的排放市场却在一开始普遍反对的欧洲建立起来。欧盟的排放权交易系统（ETS）在2005年建立，并很快与联合国清洁发展机制（CDM）整合起来，而这一机制则是明定于《京都议定书》中的。至少在一开始时，市场看起来是欣欣向荣的。从2005年到2010年间，世界银行估计全球各地的碳市场大约见证了5000亿美元的交易（尽管一些专家认为这样的估计有点过于夸大）。与此同时，全球各地大量的项目正在不停地生产碳信用额——据估计，在2014年初，仅CDM框架内就有超过7000个已经注册在案的项目。 [68]

但是，没用多长时间，这一计划的问题就显现出来，在联合国体系下，各种各样狡猾的工业项目都可以生产出有利可图的信用额。比如说，在尼日尔三角洲运营的石油公司有时会采用“燃烧发光”（flaring）技术——向石油钻探过程中释放出的天然气直接点火，因为捕捉和使用这些烈性温室气体要远远比燃烧掉它们昂贵——这些公司认为他们一旦不再干这种破坏性巨大的燃烧，就应该得到报酬。而实际上确实有一些公司已经登记，以从联合国框架下获得碳信用额，仅仅因为它们停止了这项“燃烧发光”技术——尽管实际上这种做法早在1984年就已经被尼日利亚政府宣布为违法的了（自然，那部法律充满了漏洞，并在很大程度上被忽视了）。 [69] 在联合国框架规则下，就算是一家高度污染的工厂，只要安装一件可以使温室气体不进入大气的设备，就能够被算做是“绿色环保的发展”；而反过来，这一行为又可以给别处更肮脏的排放提供正当理由。

对于这一模型的捍卫者们来说，最为尴尬的争议发生在印度和中国的冷冻剂工厂里。作为副产品，它们排放了烈性温室气体三氟甲烷（HFC-23）。通过安装相对比较便宜的设备来消灭这种气体（比如说等离子体喷枪等）而不是将其排放到空气中，这些工厂——多数都是生产空调和电冰箱所需使用的气体——每年都能产生出相当于数千万美元的排放信用额。这种方案是如此有利可图，事实上，它甚至引起了一系列不正当的动机：在一些案例中，通过消除一种刻意产生的副产品，公司能够赚取两倍于制造主要产品时所赚得的钱（而这种主要产品本身也是涉及大量排放）。在最不堪的一个案例中，一家印度企业2012年出售碳信用额获得的收益占其一年总收入的93.4%。 [70]

根据一个曾经向联合国请愿要求改变其三氟甲烷项目政策的团体所述，有“相当充足的证据可以说明制造商们正在玩弄”这个体系：“他们努力生产更多的烈性温室气体，然后当他们去消灭这些气体时，就能得到报酬了。” [71] 但是事情可能会更糟糕：这些工厂生产的主要产品是一种冷冻剂，对于臭氧的破坏非常大。在有关臭氧损耗的《蒙特利尔条约》框架下这些产品都是被规定应逐步淘汰掉的。

这不是世界排放市场的边缘部分——在2012年，联合国体系将最大一份的排放信用奖励给了冷冻剂制造商，比给予任何真正的清洁能源项目的都要更多。 [72] 自从那时候开始，联合国开始颁布一些局部的改革措施，而欧盟在其碳市场上禁止使用这些工厂的信用额。

这么多本身有问题的抵消补偿项目如今统治了排放市场，这件事情并没有什么值得奇怪的。那种基于某种不可见的物质有多少量被隔绝于空气之外，来判断支付多少现金的方案往往是一种吸引骗局的磁石。碳市场已经吸引了大量的骗子和小偷，横扫像巴布亚新几内亚、厄瓜多尔和刚果等在生物意义上很富有，而经济上却很贫穷的国家。他们往往瞄准了那些与世隔绝的土著居民进行掠夺，将他们的森林作为抵消交易物。这些人被称为碳市场上的牛仔，他们来到的时候带着侵略性协议或契约文件（往往用英文写成，而且不带翻译），协议规定只要将大片的土地交给环境保护组织，就可以大发横财。在巴布亚新几内亚的丛林中，这样的碳交易经常被称做“天上掉下的钱”；在马达加斯加，承诺的财富如同交易的产品一样转瞬即逝，贝齐米萨卡（Betsimisaraka）的当地土著人则说这些外来的陌生人是在“卖风”。 [73]

一个非常臭名昭著的碳市场牛仔是澳大利亚人大卫·尼尔森（David Nilsson），他运营着一个特别不可靠的生意：在最近的一次典型案例中，据报道，他的碳信用企业仅仅是由一个电话接线服务和一个网络域名所组成。当尼尔森尝试说服秘鲁的马忒色人（Matsés）放弃他们的土地权利，依靠交换碳信用额获得数十亿的收入时，亚马孙流域的一个土著人联合组织要求将尼尔森从秘鲁驱逐出去。他们声称尼尔森的腔调与“其他100个碳项目并无二致”，都是“用实际根本不存在的成为百万富翁的白日幻梦来分裂我们的人民”。 [74] 一些土著居民的领袖甚至说与那些大的石油和矿业公司打交道要比与尼尔森们打交道更为容易，因为至少人们很清楚这些大公司都是谁，他们都想要什么；但当渴望你的土地的组织看起来像是非常富有美德的NGO，其想购买的东西是一些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时，你就不是很容易弄清这些问题了。 [75]

这就指向一个关于抵消交易的更宽泛的问题，这个问题超出官方交易系统之外，并深入于一张自发形成的由大型环境保护组织进行管理的网络，以非官方地“抵消掉”大污染者们的排放。特别是在抵消交易进行的早期阶段，1980年代末期至1990年代早期森林保护项目兴起之后，到目前为止最富有争议的就是——为了在数量上确定和控制有多少的碳被储存起来，以及给现有的树木分派一个货币金额上的价值——居住在那些森林中和其周边的人们有时候被要求迁移到一小块保留地式的居住区中，与他们原有的生活方式彻底告别。 [76] 这种告别的方式绝无虚言：用篱笆将特定区域围起来，武装人员在领地上巡逻，搜捕擅自穿越闯入者。那些NGO们声称他们只是在试图保护资源和它们所代表的碳，但是这些行为的确很容易被视为一种攫取强夺土地的形式。

举个例子来说，在巴西的巴拉那（Paraná），大自然保护协会和一家巴西的NGO共同管理一个为雪佛龙、通用汽车和美国电力提供抵消交易的项目，禁止土著瓜拉尼人（Guarani）在其间搜寻木料或在长期由他们所占领的土地上打猎，甚至禁止他们在附近的河流里捕鱼。就如一个本地人所说的：“他们想从我们的手上夺去我们的家园。”克瑞赛特·拉克托玛卡（Cressant Rakotomanga）是马达加斯加一个社区协会组织的主席，而国际野生生物保护学会正在该地运营着一个抵消交易项目，拉克托玛卡也表达出了与前述相似的情绪。他说：“人们感到非常挫败，因为在项目开展之前，他们可以完全自由地狩猎、捕鱼和砍伐树木。” [77]

实际上抵消与补偿市场创造出了一个新的“绿色”践踏人权的分类，那些试图进入他们传统的领地（现在成为“碳汇”之地）采摘植物、伐木或者捕鱼的农民和本地土著们被骚扰，甚至遭受到更坏的对待。关于此类暴行并没有完整的综合性数据，但是被媒体报道出来的事故却在不断增加积累之中。新闻报道说，在巴西的瓜拉奎卡巴（Guaraqueçaba），当本地人在由大自然保护协会所主持的巴拉那碳抵减项目所包含的林地中搜索食物和植物的时候，他们遭到了公园管理员的枪击。“他们不想有人类出现在林地中。”一位农民告诉调查此事的记者马克·夏皮罗（Mark Schapiro）。在乌干达埃尔贡山（Mount Elgon）国家公园和基巴莱（Kibale）国家公园的由一家荷兰组织所运营的碳抵减植树项目中，当地村民们称发生过类似的枪击，种植的谷物还曾被连根拔起。 [78]

鉴于诸如此类的报道，一些参与抵消补偿项目的绿色环保组织现在开始强调他们对本地土著居民权利的付出。然而，令人不满的情况仍然经常发生，争议性的事件仍在不断地浮现。举个例子，在洪都拉斯的巴霍·阿关（Bajo Aguán）地区，一些棕榈油种植园主参加了一个旨在捕捉甲烷的碳抵减项目。受到这种一旦捕捉到燃气就有钱拿的承诺的鼓舞，大片刻意种下的树林代替了本地的农业，造就了一个占据土地和驱逐土著居民的暴力循环圈，到2013年为止，已有数百位当地的农民和他们的支持者因此而死。“在我们看来，如今做一个农民，本身就像是在进行一种犯罪。”本地联合一致农夫运动（Unified Campesino Movement of Aguán）的埃里韦托·罗德里乌斯（Heriberto Rodríguez）如是说。他将这些死亡案例的部分原因归咎于碳市场本身，“不管是谁在出钱支持这些公司，他们实际也是造成这些死亡的同谋，因为如果他们削减资金投入，这些农场主就会感到有必要去改变他们现行的方式”。 [79]

尽管被吹嘘为一种经典的“双赢”式气候解决方案，在这些农场和森林之间其实只有相当少的几个赢家，为了保障跨国财团们继续污染大气的自由，乡下的人们、农夫们和土著居民们都在失去平静生活的自由。当大型绿色环保组织将碳抵减项目形容为气候行动的“低到伸手可摘的果实”时，他们做的实际上是一种粗糙的“成本-效益”分析，认定将穷国森林里世代居住着的政治上较为弱势的人们隔离起来，要比叫停那些富国里的政治强势的财团排放者们更为容易——这也就是说，相较于挖出根系来，只采摘果实明显是更为容易的。

更讽刺的是，许多为了碳市场而牺牲的人实际上本来是过着地球上最为可持续性的、低碳的生活方式，他们与自然之间有着很强的互惠关系，仅仅只是小规模地利用本地生态系统，同时又关心土地并不断致力于使土地资源得以再生（只有这样，土地才能继续为他们和他们的后代提供支持）。一场致力于真正的气候问题解决方案的环境保护运动将会试图寻找到一些方法以支撑此类生活方式——而不会去切断这种管理自然界的工作的悠远传统，使得更多的人变成无根的都市消费者。

在雅加达工作的英国环保积极分子克里斯·朗（Chris Lang），打理着一个专门监察碳抵减项目的网站，叫做“REDD-监测者”。他告诉我，他从来都没有想过他的工作有可能会涉及揭露绿色环保运动的失败之处。“我非常不喜欢这样的情况，即环保运动在其本身的阵营中互相扭打，而不是团结一致去和那些石油公司斗争。”他说，“但是好些组织看起来根本就不愿意去真正挑战石油公司。还有一些，我不知道他们究竟是否真能被称为环保主义者。” [80]

这并不是说每一个获得了碳信用额奖励的项目都是欺骗性的，或者对于本地人的生活都是毁灭性的。风力农场和太阳能矩阵被建立起来，一些被列为抵减项目的森林得到了保存和延续。问题是在于使用这种模式进行融资和财务运作，就算是最好的绿色环保项目也会被弄成无效的气候问题回应机制，因为每一吨由项目发展者们从大气中分离出来的二氧化碳，对应的都是工业化世界里公司财团向空气中注入的一吨二氧化碳。这些财团运用抵减项目去宣称，污染已经被中和了。上前一步，然后又退回来一步，最好的情况也只不过是在原地踏步而已。就如我们即将看到的，比起全球碳市场来，还有其他更为有效的方法去资助绿色环保运动的发展。

地理学者布拉姆·布舍尔（Bram Büscher）制造了一个术语“液体状的自然”（liquid nature）以形容那些市场机制是如何对待自然世界的。如他所形容的那样：那些树木、草场和山峦都失去了其本质固有的、基于特定地点之上的意义，而成为全球交易系统中的某种无根漂浮的、虚拟的商品。生物的锁碳潜能几乎被倾泻到了那些污染企业中，就如同汽油被倒进了一辆汽车的油缸中一样，使得那些污染企业可以继续去排放。一旦被吸收到了这一系统中，一座原始森林可能看起来将会永葆茂盛和生机，但是它实际上却成为地球那边的某座肮脏的发电厂的延伸部分，被牢牢粘附于看不见的金融交易上。那些污染的烟尘可能并不会从其树木的顶部翻腾喷涌而出（当然这也是完全有可能发生的），因为现在被指定为碳抵减项目的树木允许污染在别处发生。 [81]

早期生态学者们所信奉的是“万物彼此关联”的口号——每一棵树都是生命那张错综复杂的大网的一部分。而那些与财团结为伙伴的环境保护者的口号则是与此非常不同的，他们会说：“万物互不相关。”因为他们自认为已经成功地构建出一种新的经济形态，在其中，一棵树将不再是一棵树，而是一个储碳所，几千里外的人们可以使用它来安抚良心和维持经济发展水平。

但是这一路径的最大问题就是即使作为一个市场而言，在商言商地说，碳市场也是失败的。在欧洲，问题开始于为了吸引各公司和各国加入这个市场，大量便宜的碳许可被抛售。而当经济危机于数年之后来袭时，它造成制造和消费这两方面的收缩，而排放量也开始与同期相比下降。这也就意味着新的排放市场上充满了过量的许可，也就接着进而促成碳价格的急剧下跌（2013年，一吨碳只能换得不足4欧元，而此量的目标价格应当为20欧元）。这也就使得远离肮脏能源或者购买碳信用的选项变得不那么有吸引力和推动力，因此我们很容易理解为什么在2012年，英国电力生产中煤炭所占的比例上升了超过30%。而在德国，就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即使整个国家正在快速地拥抱可再生能源，由煤炭所造成的排放量仍在攀升。与此同时，联合国清洁发展机制的表现更为糟糕，借用联合国自己组织的一份调研报告的话来说，事实上它基本“已经垮塌了”。“非常弱的排放目标，加上富裕国家的经济衰退，二者复合，构成了2008年到2013年间碳信用价格下滑了接近99%。”政策研究所的气候财政学专家奥斯卡·雷耶斯（Oscar Reyes）如此解释道。 [82]

这是一个有关市场盛衰周期的特别极端的案例，而市场在本质上就是变化不定和高风险的。那就是这种所谓的解决方案的最核心问题：将我们的集体命运置于这样一种多变的和不可靠的力量中，所冒的风险实在是太高了，而时间实在是太短了。约翰·克里曾将气候变化的威胁比作一种“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这是一个合理的比拟。 [83] 但是如果气候变化带来的风险与威胁同核战争一样大，那么我们为什么不能以同样的严肃和慎重程度来回应气候变化呢？为什么我们不能下令让那些公司财团住手，不要再将我们的未来置于风险中呢？为什么我们要选择贿赂收买，以甜言蜜语哄骗和勾引它们呢？为什么我们要这样去赌博呢？

正是因为厌倦了这种时间的虚耗，在2013年2月，超过130个追求环境与经济公正的团体联合起来要求废除全世界最大的碳交易系统——欧盟的排放交易系统（Emissions Trading System，ETS），以“腾出空间给那些确有成效的气候措施”。这一宣言声称，尽管排放交易系统已经实践了整整七年，“并没有成功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那些最为恶劣的污染者基本就没有义务与职责去从源头上削减排放。事实上，抵减项目导致了全球范围排放量的增加，就连偏于保守的分析也估计ETS买进的大约1/3到2/3的碳信用根本‘不能代表真正的碳削减’”。 [84]

这一系统还允许电力公司和其他一些公司将开销和代价直接转嫁至其消费者头上，特别是在这一市场构筑的初级阶段里，这也导致点碳咨询公司（Point Carbon）在2008年的一份分析报告里认为，在仅仅五年的时间里，英国、德国、西班牙、意大利和波兰的电力行业获得了从320亿美元到990亿美元不等的意外之财。2012年另一份研究则表明当航空公司首次进入市场，一年之间有些就已经获得了高达18亿美元的意外之财。简而言之，为了一个甚至还没开始见到任何效果的方案，纳税人和差饷缴纳人已经向污染者身上堆积了大量的金钱，却未能让污染者为他们带来的烂摊子买单——而这原本应是环境正义最基本的原则。 [85]

鉴于欧洲的大败，气候立法2009年未能在美国参议院通过一事，也就算不上气候运动最大的失败（就如很多人认为的那样），而更像是一颗勉强躲过的子弹。在奥巴马第一个任期里，经由美国参众两院审查与考量的总量管制与交易制度的法案完全有可能重蹈欧洲与联合国在排放交易系统上的覆辙，而且有可能会出现一些新的独创性的错误。

所有这些法案都是建基于一个联合体所提交的草案之上，而该联合体则是由美国环保协会的克虏伯组织和整合起来的，一边是邀请了那些大的污染者（包括通用电气、陶氏化学公司、美国铝业、康菲石油公司、英国石油公司、壳牌、煤炭巨头杜克能源、杜邦等），另一边则是一大批的大型绿色环保组织（包括大自然保护协会、全国野生动物协会、自然资源保护协会、世界资源研究所和那时被叫做皮尤全球气候变化中心的组织）。这一联合被称为美国气候行动合作组织（United States Climate Action Partnership，USCAP），它由我们所熟悉的失败主义者的逻辑所主导：完全没有理由试图去直接追责那些大的排放者，更好的方式是劝说他们加入己方的计划，尽管这个计划方案里可能满是财团的接济与实际的漏洞。 [86]

美国气候行动合作组织——该组织的成立一度被吹嘘成绿色运动组织和工业领域之间实现的历史性妥协——最终形成的解决方案，向包括煤电厂在内的能源公用事业行业颁发足以覆盖其排放量90%的限额，也就意味着它们可以继续维持排放量，而完全不用支付任何代价。“我们不可能得到比这更好的交易了。”杜克能源当时的CEO吉姆·罗杰斯这样自夸道。“90%这一比例真是太好了。”代表着煤业资源丰富的弗吉尼亚州西南部的民主党国会议员里克·鲍彻（Rick Boucher）先生如是说，他坦承这一方案对于工业企业方面有许多的意外馈赠，可说是“开创了煤炭工业的新黄金时代”。 [87]

这些准予燃烧或者交易碳排放的“免费限额”本质是贿赂。就如太阳能行业的企业家基格·沙所说的那样：“当你去查看美国气候行动合作组织中列名的那些公司时，你会发现他们根本对于监管与限制碳排放一事毫无兴趣。他们真正在意的是大量财富被转移到他们公司名下以换取他们对于气候变化议题的投票。” [88] 更不必说，这个政策使得化石燃料行业如此高兴，它也不会将我们带至经科学预测的为确保变暖程度不会高于2摄氏度所需要做出的削减程度。然而美国气候行动合作组织中的绿色运动组织不仅仅只是往后站，并任由那些有着直接利益冲突的公司来制定美国的气候政策——他们实际上是在积极招徕这些公司参与到这种行为中来。

所有这些纵容与迁就中最让人伤感的讽刺点就是，对于污染者而言这样仍然不够。与美国气候行动合作组织一起合作起草关于气候的立法，对于许多选择加入这一联合性框架的大同盟来说，就是一个防止金钱损失的手段。在2007年，当这个组织创立时，关于气候的立法看起来很有可能会发生。这些公司希望确保不管送往国会的是怎样的草案，它都能布满足够的漏洞，并在本质上毫无意义——这也是一种典型的华盛顿策略。他们还知道置身于总量控制与交易制度的背后，是令新当选的总统消除通过美国国家环境保护局（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EPA）对碳排放量设置严格限制这一想法最好的办法。事实上，瓦克斯曼-马基（Waxman-Markey）气候法案，作为建基于此一联合所提供的蓝图之上的最主要的气候立法法案，就明确禁止国家环境保护局从包括烧煤的发电厂等主要的污染源上，对碳排放进行监管。杜邦公司负责政府事务的高级管理人员迈克尔·帕尔（Michael Parr）将公司的策略简洁清晰地归纳为：“要么在桌子前，要么在菜单上。” [89]

对于克虏伯和他的同事来说，问题在于这些公司同时坐在许多别的桌子前。许多仍然是美国石油协会、美国全国制造商协会和美国商会的成员——所有这些组织都在积极地反对气候立法。当奥巴马在2009年1月成为总统，看起来似乎所有的财团强硬派分子都会输掉。但是随之而来的是，在2009年的夏天，随着美国气候行动合作组织仍继续致力于在美国参议院推进总量控制与交易制度，政治气候发生了剧烈的转变。经济情况还是十分艰困，奥巴马的受欢迎度缩减，一股新的政治力量来到舞台中心。由来自科赫兄弟的大量石油资本，再加上福克斯新闻打气，茶党在全国各地的市政厅会议中如鱼得水，所向披靡，高呼着奥巴马的医疗改革是一个阴险的、灾难性的计划的一部分，旨在将美国变成一个乌托邦。总统立即开始发出信号，表明他不愿意再卷入另一场重要的立法战争中。 [90]

就是在这时，美国气候行动合作组织中的许多关键财团成员开始意识到，他们现在有一个实实在在的机会一次性地彻底避开气候立法。卡特彼勒公司（Caterpillar）和英国石油公司从该联盟中撤了出来，康菲公司也同样在抱怨“在一直是低利润率的商业领域里……的不可恢复的花费”之后宣布撤出（在离开美国气候行动合作组织之后的一年里，康菲总收入是660亿美元，其中净盈利是124亿美金）。而另一些公司不仅仅只是离开了克虏伯的这个“以前的敌人们”组成的联盟，而是干脆将强大的火力完全集中于其刚刚参与起草的法案本身，清楚地展现出他们一直都是敌人。举个例子来说，康菲石油公司设置了一个专门的网页鼓励访客们（包括其大约30000名雇员）去告诉立法者们，他们是如何反对气候法案的。“有关气候变化的立法将会导致典型美式家庭更高的直接能源开销。”该网站如此警告道，并且进一步宣称（非常诡异地）：它还可能导致“每年净损失超过200万的美国国内工作机会”。同样叛出的英国石油公司的发言人罗尼·查普尔（Ronnie Chappell）解释道：“对于减低排放的花费，代价最小的选项就是增加对于天然气的使用。” [91]

换句话说，尽管那些大型绿色环保组织起初认为他们在进行着一场高明的局内人之间的游戏，最终他们在很大程度上却反而是被人家以计谋胜过了。参加了美国气候行动合作组织的环境问题专家们灾难性地误读了政治图景。他们选择了一种复杂到惊人的路径去应对气候变化，该路径会阻遏其他更为有效的策略，特别因为此一路径对于大的排放者而言是更有吸引力的——我们最终会发现，对于污染者而言最有吸引力的气候政策就是干脆不要有气候政策这回事。更糟糕的是，一旦他们的公司财团合作伙伴逃离了这个联盟，叛逃者将火力全开，打击曾经的伙伴。他们宣称，气候法案就是一件毫无意义的事情（确乎如此！），充满了各种施舍和补贴（绝对的！），它将会把更高的能源开销直接转嫁于缺乏现金的消费者头上（非常有可能！）。 [92] 更为厉害的，就如支持石油业的共和党众议院议员乔·巴顿所形容的那样：“环境能带来的利益与好处基本是不存在的。”（绿色环保运动的左翼阵线一直以来也都是这么说的。） [93]

这是一个经典的欺骗性行为，而且它的确生效了。2010年1月，按美国气候行动合作组织的草案提出的气候相关立法在参议院无疾而终。如果它没有先行败坏人们脑中对于气候行动的观念，本可以避免这样的命运。 [94]

关于绿色环保组织在总量管制与交易制度系统的战斗中到底做错了些什么，有着大量的事后研究分析，其中最有力而中肯的批评来自哈佛大学的社会学家西达·斯考切波 （Theda Skocpol）的一份措辞严厉的报告。她认为通往成功的一个重要障碍是缺乏来自基层群众性运动施加的压力，“为了对抗狂暴的政治对手，改革者们必须建立起全国范围的组织网络，他们必须有效协调好各项持久的政治努力，而这些努力应该是要远远不止于友善的国会办公室、舒服的会议室和时髦的休闲地”。 [95] 就如我们即将看到的那样，一个复兴的草根气候运动目前正在来到，他们所做的正是这些——在对抗化石燃料产业方面，他们已经赢得了一系列令人惊讶的胜利。

但是旧习惯总是很难根除的。当美国国会里有关总量管制与交易制度的战争结束的时候，5亿美金的钱已经花在了推进这一策略上面（最终全都付之流水），那位领导这一亲商业的绿色环保运动大革命的人给出了他自己关于哪一步走错了的分析。克虏伯——穿着一身笔挺的灰色西装，有型的头发在二十五年领导美国环保协会的工作经历之后变白了——解释道，气候立法之所以失败，是因为那些绿色环保组织实在是太强硬、太过于“尖锐”，因此有必要变得更为“谦卑”和更富于合作性，以获得双方共同支持。 [96] 换句话来说，要更多地妥协，使用更低更软的音调，在强调观念时带有更少的自信，在对手面前要表现得更令人愉快和赏心悦目。然而，自里根时代以来，美国环保协会这一类团体每天都在干这样的事情。

克虏伯选择在《财富》杂志举办的年度头脑风暴绿色会议上分享他的这些珠玑高论，是非常恰当的。该杂志一向致力于向世间的财富致敬与献礼，同时这个大会的赞助商还包括了壳牌在内的一系列财团。 [97]

[1] Barry Commoner, “A Reporter at Large: The Environment,” New Yorker , June 15, 1987.

[2] Eric Pooley, The Climate War （New York: Hyperion, 2010）, 351–52.

[3] Valgene W. Lehmann, “Attwater’s Prairie Chicken—Its Life History and Management,” North American Fauna 57, U.S. Fish and Wildlife Service, Department of the Interior, 1941, pp. 6–7; “Attwater’s Prairie-Chicken Recovery Plan,” Second Revision, U.S. Fish and Wildlife Service, 2010, p. 5.

[4] “Texas Milestones,” The Nature Conservancy, http://www.nature.org.

[5] Joe Stephens and David B. Ottaway, “How a Bid to Save a Species Came to Grief,” Washington Post , May 5, 2003; “Texas City Prairie Preserve,” Nature Conservancy, http://www.nature.org, 此版本保存于 Internet Archive Wayback Machine on February 8, 2013, http://web.archive.org.

[6] Richard C. Haut et al., “Living in Harmony—Gas Production and the Attwater’s Prairie Chicken,” 为Society of Petroleum Engineers Annual Technical Conference and Exhibition起草的演示, Florence, Italy, September 19–22, 2010, pp. 5, 10; Oil and Gas Lease, Nature Conservancy of Texas, Inc. to Galveston Bay Resources, Inc., March 11, 1999, South 1,057 Acres; Stephens and Ottaway, “How a Bid to Save a Species Came to Grief”; 与Aaron Tjelmeland的个人访谈，April 15, 2013.

[7] Janet Wilson, “Wildlife Shares Nest with Profit,” Los Angeles Times, August 20, 2002; Stephens and Ottaway, “How a Bid to Save a Species Came to Grief.”

[8] Wilson, “Wildlife Shares Nest with Profit.”

[9] Stephens and Ottaway, “How a Bid to Save a Species Came to Grief.”

[10] Stephens and Ottaway, “How a Bid to Save a Species Came to Grief.”

[11] “Nature Conservancy Changes,” Living on Earth , Public Radio International, June 20, 2003.

[12] 与The Nature Conservancy Texas 分部营销和通讯副主任Vanessa Martin的个人电子邮件交流，May 16 and 21 and June 24, 2013。

[13] 除了原本的1999年的钻井以及2007年在同一地区替代它的钻井，在Nature Conservancy 的租约下，还有另外两口井，钻于2001年：一口天然气井，2004年被填埋遗弃，另一口井被发现并无产出。Haut et al., “Living in Harmony,” p. 5; 与Vanessa Martin的个人电子邮件交流, April 24 and May 16, 2013.

[14] Oil and Gas Lease, Nature Conservancy of Texas, Inc. to Galveston Bay Resources, Inc., pp. 3–5; Martin email communications, May 21 and June 24, 2013; “Attwater’s Prairie Chicken Background,” The Nature Conservancy, provided on April 24, 2013, p. 3; personal interview with James Petterson, July 31, 2014.

[15] 2012年11月: 与野生生物学家Mike Morrow的个人电子邮件交流，Attwater Prairie Chicken National Wildlife Refuge, April 17, 2013; “我们一无所知”：Tjelmeland访谈, April 15, 2013; “最大”以及三十五个国家：D.T. Max, “Green is Good,” The New Yorker , May 12, 2014; MEMBERS: “About Us: Learn More About the Nature Conservancy,” Nature Conservancy, http://www.nature .org; 资产：“Consolidated Financial Statements,” Nature Conservancy, June 30, 2013, p. 3; 数百万：Stephens and Ottaway, “How a Bid to Save a Species Came to Grief”; 网站：“Texas City Prairie Preserve,” Nature Conservancy, http://www.nature.org.

[16] 到2011年，事情已经开始变得离奇，保护国际基金会变成了一则令人尴尬的恶作剧的攻击对象。一队环保运动积极分子/记者们伪装成军火巨头公司洛克希德·马丁（Lockheed Martin）公司的执行官，告诉保护国际基金会的财团关系部主管他们正在寻求外界帮助，以使公司的形象变得绿色环保。他们不想降低排放，他们正在试图尝试资助拯救一些濒危物种。保护国际基金会的代表马上向他们推荐了一种猛禽，而且说这种猛禽与“航空也有一定象征意义的关联”。（“我们并不帮助公司改善其形象”，保护国际基金会随后出面澄清，并强调洛克希德要实现目标，也必须通过“企业经营评估”。）

[17] SHELL 和BP 给 CF, CI和TNC的捐赠，以及AEP 给CF的捐赠：Christine MacDonald, Green, Inc.: An Environmental Insider Reveals How a Good Cause Has Gone Bad （Guilford, CT: Lyons Press, 2008）, 25; AEP 给TNC的支持：如上，139; WWF和SHELL: Alexis Schwarzenbach, Saving the World’s Wildlife: WWF—The First 50 Years （London: Profile, 2011）, 145–48, 271; “The Gamba Complex—Our Solutions,” World Wildlife Fund Global, http://wwf.panda.org; WRI 和SHELL FOUNDATION: “WRI’s Strategic Relationships,” World Resources Institute, http://www.wri.org; CI合作伙伴：“Corporate Partners,” Conservation International, http://www.conservation.org; 两百万美元: Joe Stephens, “Nature Conservancy Faces Potential Backlash from Ties with BP,” Washington Post , May 24, 2010; 脚注：“Undercover with Conservation International” （video）, Don’t Panic, May 8, 2011; Tom Zeller Jr., “Conservation International Duped by Militant Greenwash Pitch,” Huffington Post, May 17, 2011; Peter Seligmann, “Partnerships for the Planet: Why We Must Engage Corporations,” Huffington Post, May 19, 2011.

[18] John F. Smith Jr.,曾任 General Motors的CEO，后任董事长，E. Linn Draper Jr.,曾任American Electric Power的CEO和董事长，两人均位列Nature Conservancy的董事会之中：“Past Directors of The Nature Conservancy,” Nature Conservancy, http://www.nature.org; David B. Ottaway and Joe Stephens, “Nonprofit Land Bank Amasses Billions,” Washington Post , May 4, 2003. 商务委员会：“Working with Companies: Business Council,” Nature Conservancy, http://www.nature.org; 董事会：“About Us: Board of Directors,” Nature Conservancy, http://www.nature.org.

[19] 当我论述此事的文章在《国家》（The Nation ）杂志发表后，大自然保护协会通过了一项政策，以“开始逐渐与某些特定公司——收入的很大一部分来自高碳化石燃料产业的公司——断绝联系，并开始赞助和支持那些旨在中长期实现向无碳能源转化的事业”。

[20] “Consolidated Financial Statements,” Nature Conservancy, June 30, 2012, pp. 20-21; “Consolidated Financial Statements,” Nature Conservancy, June 30, 2013, p. 21; Naomi Klein, “Time for Big Green to Go Fossil Free,” The Nation, May 1, 2013; 脚注：Mark Tercek 与资深经理的电子邮件交流，August 19, 2013.

[21] 为了平息一件与侵犯人权相关的案件，Shell同意支付1550万美元，但仍不承认自己犯了错，Chevron也是这样做的：Jad Mouawad, “Shell to Pay $15.5 Million to Settle Nigerian Case,” New York Times , June 8, 2009; Michelle Kinman and Antonia Juhasz, ed., “The True Cost of Chevron: An Alternative Annual Report,” True Cost of Chevron network, May 2011, p. 46; “Bowoto v. Chevron,” EarthRights International, http:// www.earthrights.org. SIERRA CLUB: Bryan Walsh, “How the Sierra Club Took Millions from the Natural Gas Industry—and Why They Stopped,” Time, February 2, 2012; Michael Brune, “The Sierra Club and Natural Gas,” Sierra Club, February 2, 2012;与Sierra Club通讯主任Bob Sipchen的个人电子邮件交流， April 21, 2014.

[22] 2012 Form 990, Attachment 8, Ford Foundation, pp. 44, 48, 53.

[23] 为了准备美国的碳贸易，国会中展开了战争。包括ClimateWorks Foundation在内的慈善家从 Hewlett Foundation 和Packard Foundation等来源筹措资金之后，将数千万美元散布给多个环保团体。据报道，这有助于创建一种大气压力，使人们专注于限额与交易的斗争，或避免干扰：Petra Bartosiewicz and Marissa Miley, “The Too Polite Revolution: Why the Recent Campaign to Pass Comprehensive Climate Legisl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Failed,”在Politics of America’s Fight Against Global Warming的研讨会上展示的论文, Harvard University, February 2013, p. 30; 与Jigar Shah的个人访谈, September 9, 2013. 设计取胜：“Design to Win: Philanthropy’s Role in the Fight Against Global Warming,” California Environmental Associates, August 2007, pp. 14–18, 24, 42.

[24] Robert Brulle, “Environmentalisms in the United States,” in Environmental Movements Around the World , Vol. 1, ed. Timothy Doyle and Sherilyn MacGregor （Santa Barbara: Praeger, 2013）, 174.

[25] Global Carbon Project emissions数据, 2013 Budget v2.4 （July 2014）, 可于http://cdiac.ornl.gov获得; “Caring for Climate Hosts Inaugural Business Forum to Co-Create Climate Change Solutions,” United Nations Global Compact, press release, November 19, 2013; Rachel Tansey, “The COP19 Guide to Corporate Lobbying: Climate Crooks and the Polish Government’s Partners in Crime,” Corporate Europe Observatory and Transnational Institute, October 2013.

[26] “Partners for COP19,” United Nations Climate Change Conference, COP19/CMP9 Warsaw 2013, Media Centre, press release, September 17, 2013; “Who We Are,” PGE Group, Investor Relations, http://www.gkpge.pl/en; “International Coal ＆ Climate Summit 2013,” World Coal Association, http://www.worldcoal.org; Adam Vaughan and John Vidal, “UN Climate Chief Says Coal Can Be Part of Global Warming Solution,” Guardian , November 18, 2013; David Jolly, “Top U.N. Official Warns of Coal Risks,” New York Times , November 18, 2013.

[27] Pooley, The Climate War , 59; “25 Years After DDT Ban, Bald Eagles, Osprey Numbers Soar,” Environmental Defense Fund, press release, June 13, 1997.

[28] Ramachandra Guha and Joan Martínez Alier, Varieties of Environmentalism （Abingdon, Oxon: Earthscan, 2006）, 3–21; Joan Martínez Alier, The Environmentalism of the Poor: A Study of Ecological Conflicts and Valuation （Cheltenham: Edward Elgar, 2002）.

[29] 我们最好记住这段历史：自由市场的坚定信徒们将一个更为清洁的环境作为资本主义发展中的一个自然经历阶段。事实上这正是由特定的规管措施所导致的，这些措施恰恰与那些极右的意识形态形成鲜明的对照。

[30] Mark Dowie, Losing Ground: American Environmentalism at the Close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Cambridge, MA: MIT Press, 1996）, 33, 39.

[31] Lou Cannon, Governor Reagan: His Rise to Power （Cambridge, MA: PublicAffairs, 2003）, 177–78; “Watt Says Foes Want Centralization of Power,” Associated Press, January 21, 1983.

[32] 到1980年代末期，自认为共和党的人中大多数都告诉民意测验者，他们认为在环境保护工作上的开支实在是“太少了”。到1990年，回答同意这一陈述的共和党支持者更升高到70%。

[33] Riley E. Dunlap et al., “Politics and Environment in America: Partisan and Ideological Cleavages in Public Support for Environmentalism,” Environmental Politics 10 （2001）: 31; “Endangered Earth, Planet of the Year,” Time , January 2, 1989; 脚注：Dunlap et al., “Politics and Environment in America,” 31.

[34] “Principles of Environmental Justice,” First National People of Color Environmental Leadership Summit, October 1991, http://www.ejnet.org.

[35] Gus Speth, “American Environmentalism at the Crossroads,” 演讲, Climate Ethics and Climate Equity series, Wayne Morse Center for Law and Politics, University of Oregon, April 5, 2011.

[36] “Corporations,” Conservation Fund, http://www.conservationfund.org; “History,” Conservation International, http://www.conservation.org, 此版本保存于Internet Archive Wayback Machine on December 3, 2013, http:// web.archive.org.

[37] Ottaway and Stephens, “Nonprofit Land Bank Amasses Billions”; Joe Stephens and David B. Ottaway, “Nonprofit Sells Scenic Acreage to Allies at a Loss,” Washington Post , May 6, 2003; Monte Burke, “Eco-Pragmatists; The Nature Conservancy Gets in Bed with Developers, Loggers and Oil Drillers,” Forbes , September 3, 2001.

[38] “Environmentalists Disrupt Financial Districts in NYC, San Francisco,” Associated Press, April 23, 1990; Donatella Lorch, “Protesters on the Environment Tie Up Wall Street,” New York Times , April 24, 1990; Martin Mittelstaedt, “Protesters to Tackle Wall Street,” Globe and Mail , April 23, 1990.

[39] Elliot Diringer, “Environmental Demonstrations Take Violent Turn,” San Francisco Chronicle , April 24, 1990; “Environmentalists Disrupt Financial Districts in NYC, San Francisco.”

[40] Pooley, The Climate War , 69.

[41] Fred Krupp, “New Environmentalism Factors in Economic Needs,” Wall Street Journal , November 20, 1986; “Partnerships: The Key to Lasting Solutions,” How We Work, Environmental Defense Fund, http://www.edf.org.

[42] Michael Kranish, “The Politics of Pollution,” Boston Globe Magazine , February 8, 1998; Pooley, The Climate War , 74–81; 与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的律师Laurie Williams和Allan Zabel的个人访谈，以个人身份接受访谈，April 4, 2014.

[43] 事实上，在后来的日子里，大型绿色环保组织与金融界之间的关系会变得越发密切——此间交织着捐款、理事会成员和合作伙伴关系——当大自然保护协会在2008年需要一个新的CEO时，它没有从非盈利组织的圈子里招募，而是直接从高盛招募。它目前的主管马克·特瑟克（Mark Tercek），在转入该NGO工作之前曾经在那家异常著名的投资银行工作超过25年，而他运营保护协会的方式就是不断地将更多的自然世界融入到市场中去。

[44] “Fred Krupp,” Our People, Environmental Defense Fund, http://www.edf.org; “Our Finances,” About Us, Environmental Defense Fund, http://www.edf.org; Pooley, The Climate War , 98; 脚注：Ken Wells, “Tree-Hitter Tercek Channels Goldman at Nature Conservancy,” Bloomberg, May 31, 2012.

[45] 6500万美元：“2011 Grant Report,” Walton Family Foundation, http://www.waltonfamily foundation.org; “2011 Annual Report”, Environmental Defense Fund, p. 31, http://www.edf.org. 捐赠政策：“Corporate Donation Policy,” How We Work, Environmental Defense Fund, http://www.edf.org; “会破坏”：Eric Pooley, “Viewpoint: Naomi Klein’s Criticism of Environmental Groups Missed the Mark,” Climate Progress, September 11, 2013; Michelle Harvey, “Working Toward Sustainability with Walmart,” Environmental Defense Fund, September 18, 2013;家族掌控：2012 Form 990, Attachment 14, Walton Family Foundation, https://www.guidestar.org; “无直接捐赠”：Stephanie Clifford, “Unexpected Ally Helps Wal-Mart Cut Waste,” New York Times , April 13, 2012; SAM RAWLINGS WALTON: “Our Board of Trustees,” About Us, Environmental Defense Fund, http://www.edf.org.

[46] Stacy Mitchell, “Walmart Heirs Quietly Fund Walmart’s Environmental Allies,” Grist, May 10, 2012; Stacy Mitchell, “Walmart’s Assault on the Climate,” Institute for Local Self-Reliance, November 2013.

[47] “2011 Grant Report,” Walton Family Foundation, http://www.waltonfamilyfoundation.org; “Walmart Announces Goal to Eliminate 20 Million Metric Tons of Greenhouse Gas Emissions from Global Supply Chain,” Environmental Defense Fund, press release, February 25, 2010; Daniel Zwerdling and Margot Williams, “Is Sustainable-Labeled Seafood Really Sustainable?,” NPR, February 11, 2013; “Walmart Adds a New Facet to Its Fine Jewelry Lines: Traceability,” Walmart, July 15, 2008, http://news.walmart.com; Mitchell, “Walmart Heirs Quietly Fund Walmart’s Environmental Allies.”

[48] 这是哈兰学会的“绿色环保运动者们多为秘密的社会主义者”论断中所蕴含的诸多反讽之一。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么他们一定埋藏得很深。事实上，许多主流的环保主义者对于被称为左翼感到非常不满和愤怒，他们担心（而且这种担心是正确的）这样一种身份界定会损害他们在基金会和财团的捐款者那里受欢迎的机会与程度。很多大型的环保组织不是将气候变化当成一种改变美国生活方式的工具，而是在花费大量的时间用它们所能掌握的所有力量狂热地保持和捍卫现有的生活方式。这种行为的直接代价就是不再去追寻那些科学上必要的各种程度的改变。

[49] McIntosh, “Where Now ‘Hell and High Water’?”

[50] 大自然保护协会一直都在试图突破既定的框架与界限，并对此特别富有热情，其市场部主管直接雇佣自世界摔跤娱乐联盟（World Wrestling Entertainment），并且参与到伴随着环球影业的电影《老雷斯的故事》（The Lorax ）的上映所掀起的市场狂潮中〔该片运用了苏斯博士反消费主义的经典作品去兜售国际饼干屋（IHOP）的松饼和马自达汽车〕。在2012年，保护协会激怒了它的许多女性雇员，因为它与一家在线奢侈品零售商Gilt合作去推广《体育画报》的游泳衣专辑（该杂志解释道：“不管您是否决定购买比基尼、冲浪板或者我们的派对入场门票，您花的每一分钱都会帮助大自然保护协会确保我们在下一个五十年中继续保有那可以看着各色泳衣美女寻开心的沙滩。”）。

[51] 脚注：“Universal Pictures, Illumination Entertainment and the Nature Conservancy Launch ‘The Lorax Speaks’ Environmental Action Campaign on Facebook,” Universal Pictures, press release, February 17, 2012; Raymund Flandez, “Nature Conservancy Faces Flap Over Fundraising Deal to Promote Swimsuit Issues,” Chronicle of Philanthropy, March 6, 2012; “Sports Illustrated Swimsuit Inspired Swimwear, Surfboards and Prints on Gilt.com,” Inside Sports Illustrated, January 30, 2012.

[52] George Marshall, “Can This Really Save the Planet?” Guardian , September 12, 2007.

[53] Edward Roby, Untitled, UPI, June 11, 1981; Joseph Romm, “Why Natural Gas Is a Bridge to Nowhere,” Energy Collective, January 24, 2012; Martha M. Hamilton, “Natural Gas, Nuclear Backers See Opportunity in ‘Greenhouse’ Concern,” Washington Post , July 22, 1988.

[54] “Nation’s Environmental Community Offers ‘Sustainable Energy Blueprint’ to New Administration,” Blueprint Coalition, press release, November 18, 1992; Natural Resources Defense Council, Hearing Before the Subcommittee on Energy and Air Quality, Committee on Energy and Commerce, United States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107th Congress, 项目律师Patricio Silva的陈述，February 28, 2001.

[55] “Golden Rules for a Golden Age of Gas,” World Energy Outlook Special Report, 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 May 29, 2012, pp. 9, 15, http://www.worldenergyoutlook.org; Nidaa Bakhsh and Brian Swint, “Fracking Spreads Worldwide,” Bloomberg Businessweek , November 14, 2013.

[56] Anthony Ingraffea, “Gangplank to a Warm Future,” New York Times , July 28, 2013.

[57] “Climate Experts Call for Moratorium on UK Shale Gas Extraction,” University of Manchester, press release, January 20, 2011; Sandra Steingraber, “A New Environmentalism for an Unfractured Future,” EcoWatch, June 6, 2014.

[58] 与Mark Z. Jacobson的个人访谈, April 7, 2014.

[59] “Companies We Work With: JPMorgan Chase ＆ Co.,” Nature Conservancy, http://www.nature.org; Marc Gunther, “Interview: Matthew Arnold on Steering Sustainability at JP Morgan,” Guardian , February 18, 2013; Ann Chambers Noble, “The Jonah Field and Pinedale Anticline: A Natural-Gas Success Story,” WyoHistory.org （Wyoming State Historical Society）, http://www.wyohistory.org; Bryan Schutt, et al., “For Veteran Producing States, Hydraulic Fracturing Concerns Limited,” SNL Energy Gas Utility Week , July 11, 2011; “Working with Companies: BP and Development by Design,” Nature Conservancy, http://www.nature.org.

[60] “Strategic Partners,” Center for Sustainable Shale Development, www.sustainableshale.org; J. Mijin Cha, “Voluntary Standards Don’t Make Fracking Safe,” Huffington Post, March 22, 2013.

[61] “Big Green Fracking Machine,” Public Accountability Initiative, June 2013, p. 1; Joyce Gannon, “Heinz Endowments President’s Departure Leaves Leadership Void,” Pittsburgh Post-Gazette , January 14, 2014; Kevin Begos, “Heinz Endowments Shift on Environmental Grants,” Associated Press, August 4, 2013; 与Heinz Endowments的通讯官员Carmen Lee的个人电子邮件交流, June 25, 2014.

[62] “Environmental Defense Fund Announces Key Grant from Bloomberg Philanthropies,” Environmental Defense Fund, August 24, 2012; Peter Lattman, “What It Means to Manage the Mayor’s Money,” New York Times , October 15, 2010; “Company Overview of Willett Advisors LLC,” Capital Markets, Bloomberg Businessweek , http://investing.businessweek.com; 与Bloomberg Philanthropies代表的个人电子邮件交流，April 16, 2014.

[63] “First Academic Study Released in EDF’s Groundbreaking Methane Emissions Series,” Environmental Defense Fund, press release, September 16, 2013; Michael Wines, “Gas Leaks in Fracking Disputed in Study,” New York Times , September 16, 2013; “University of Texas at Austin Study Measures Methane Emissions Released from Natural Gas Production,” Cockrell School of Engineering, press release, October 10, 2012; David T. Allen et al., “Measurements of Methane Emissions at Natural Gas Production Sites in the United States,”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110 （2013）: 17, 768–773; Robert Howarth, “Re: Allen et al. Paper in the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release, September 11, 2013.

[64] “First Academic Study Released in EDF’s Groundbreaking Methane Emissions Series,” Environmental Defense Fund, press release, September 16, 2013; Michael Wines, “Gas Leaks in Fracking Disputed in Study,” New York Times , September 16, 2013; “University of Texas at Austin Study Measures Methane Emissions Released from Natural Gas Production,” Cockrell School of Engineering, press release, October 10, 2012; David T. Allen et al., “Measurements of Methane Emissions at Natural Gas Production Sites in the United States,”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110 （2013）: 17, 768–773; Robert Howarth, “Re: Allen et al. Paper in the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release, September 11, 2013；Denver Nicks, “Study: Leaks at Natural Gas Wells Less Than Previously Thought,” Time , September 17, 2013; Seth Borenstein and Kevin Begos, “Study: Methane Leaks from Gas Drilling Not Huge,” Associated Press, September 16, 2013; “Fracking Methane Fears Overdone,” The Australian , September 19, 2013.

[65] Lindsay Abrams, “Josh Fox: ‘Democracy Itself Has Become Contaminated,’ ” Salon, August 1, 2013.

[66] Pooley, The Climate War , 88–89.

[67] William Drozdiak, “Global Warming Talks Collapse,” Washington Post , November 26, 2000; “Special Report,”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 Reporter , February 4, 1998.

[68] “The EU Emissions Trading System,” Policies, Climate Action, European Commission, http://ec.europa.eu; “State and Trends of the Carbon Market 2011,” Environment Department, World Bank, June 2011, p. 9; 与UNEP DTU Partnership的能源效率顾问Jacob Ipsen Hansen的个人电子邮件交流 April 15, 2014; 与The Corner House的碳贸易专家Larry Lohmann的电子邮件交流.

[69] Oscar Reyes, “Future Trends in the African Carbon Market,” in Trusha Reddy, ed., “Carbon Trading in Africa: A Critical Review,” Institute for Security Studies, Monograph No. 184, November 2011, pp. 21–28; Fidelis Allen, “Niger Delta Oil Flares, Illegal Pollution and Oppression,” in Patrick Bond et al., “The CDM Cannot Deliver the Money to Africa: Why the Clean Development Mechanism Won’t Save the Planet from Climate Change, and How African Civil Society is Resisting,” EJOLT Report No. 2, December 2012, pp. 57–61; “Green Projects,” Carbon Limits （Nigeria）, http://carbonlimitsngr.com.

[70] Elisabeth Rosenthal and Andrew W. Lehren, “Profits on Carbon Credits Drive Output of a Harmful Gas,” New York Times, August 8, 2012; John McGarrity, “India HFC-23 Emissions May Rise if CDM Boon Ends—Former Official,” Reuters （Point Carbon）, October 31, 2012; “Two Billion Tonne Climate Bomb: How to Defuse the HFC-23 Problem,” Environmental Investigation Agency, June 2013, p. 5.

[71] “CDM Panel Calls for Investigation over Carbon Market Scandal,” CDM Watch and Environmental Investigation Agency, press release, July 2, 2010, http://eia-global.org.

[72] “CDM Projects by Type,” CDM/JI Pipeline Analysis and Database, UNEP DTU partnership, September 1, 2013更新, http://www.cdmpipeline.org.

[73] Rowan Callick, “The Rush Is on for Sky Money,” The Australian , September 5, 2009; “Voices from Madagascar’s Forests: ‘The Strangers, They’re Selling the Wind,’ ” No REDD in Africa Network, http://no-redd-africa.org.

[74] 有意思的是，当尼尔森还没有进入这场碳游戏之前，他曾因向瑙鲁那些不幸的人销售完全虚构出来的澳大利亚房地产而被昆士兰议会的一位议员调查。

[75] Ryan Jacobs, “The Forest Mafia: How Scammers Steal Millions Through Carbon Markets,” The Atlantic , October 11, 2013; Luz Marina Herrera, “Piden Que Defensoría del Pueblo Investigue a Presunto Estafador de Nacionalidad Australiana,” La Región , April 4, 2011; Chris Lang, “AIDESEP and COICA Condemn and Reject ‘Carbon Cowboy’ David Nilsson and Demand His Expulsion from Peru,” REDD-Monitor, May 3, 2011; Chris Lang, “David Nilsson: Carbon Cowboy,” Chris Lang.org, November 22, 2011, http://chrislang.org; “Perú: Amazónicos exigen ‘REDD+ Indígena’ y rechazan falsas soluciones al cambio global,” Servindi, May 2, 2011; 脚注：Patrick Bodenham and Ben Cubby, “Carbon Cowboys,” Sydney Morning Herald , July 23, 2011; “Record of Proceedings （Hansard）,” 48th Parliament of Queensland, December 3, 1996, pp. 4781–83, http://www.parliament.qld.gov.au.

[76] Larry Lohmann, “Carbon Trading: A Critical Conversation on Climate Change, Privatisation and Power,” Development Dialogue no. 48, September 2006, p. 219; Deb Niemeier and Dana Rowan, “From Kiosks to Megastores: The Evolving Carbon Market,” California Agriculture 63 （2009）; Chris Lang, “How a Forestry Offset Project in Guatemala Allowed Emissions in the USA to Increase,” REDD-Monitor, October 9, 2009.

[77] The Carbon Rush , Amy Miller执导 （Kinosmith, 2012）; Anjali Nayar, “How to Save a Forest,” Nature 462 （2009）: 28.

[78] Mark Schapiro, “GM’s Money Trees,” Mother Jones , November/December 2009; “The Carbon Hunters” （誊录稿），Mark Schapiro报道，Frontline/World , PBS, May 11, 2010; Chris Lang, “Uganda: Notes from a Visit to Mount Elgon,” ChrisLang.org, February 28, 2007, http://chrislang.org.

[79] Rosie Wong, “The Oxygen Trade: Leaving Hondurans Gasping for Air,” Foreign Policy in Focus , June 18, 2013; Rosie Wong, “Carbon Blood Money in Honduras,” Foreign Policy in Focus , March 9, 2012.

[80] 与Chris Lang的个人电子邮件交流，September 28, 2013。

[81] Bram Büscher, “Nature on the Move: The Value and Circulation of Liquid Nature and the Emergence of Fictitious Conservation,” New Proposals: Journal of Marxism and Interdisciplinary Inquiry 6, （2013）: 20–36; 与Bram Büscher的个人电子邮件交流, April 16, 2014.

[82] 欧洲碳市场：Stanley Reed and Mark Scott, “In Europe, Paid Permits for Pollution Are Fizzling,” New York Times , April 21, 2013; “MEPs’ Move to Fix EU Carbon Market Praised,” BBC, July 4, 2013; U.K. COAL: “Digest of UK Energy Statistics 2012,” United Kingdom Department of Energy and Climate Change, press release, July 26, 2012, p. 5; “Digest of UK Energy Statistics 2013,” United Kingdom Department of Energy and Climate Change, press release, July 25, 2013, p. 6; UN委托报告: “Climate Change, Carbon Markets and the CDM: A Call to Action,” Report of the High Level Panel on the CDM Policy Dialogue, 2012, p. 67; “百分之九十九”：与Oscar Reyes的个人电子邮件交流，May 2, 2014; Alessandro Vitelli, “UN Carbon Plan Won’t Reverse 99% Price Decline, New Energy Says,” Bloomberg, December 12, 2013.

[83] Gillian Mohney, “John Kerry Calls Climate Change a ‘Weapon of Mass Destruction,’ ” ABC News, February 16, 2014.

[84] “It Is Time the EU Scraps Its Carbon Emissions Trading System,” Scrap the EU-ETS, press release, February 18, 2013; “Declaration Signatories,” Scrap the EU-ETS, http://scrap-the-euets.makenoise.org; “Declaration Scrap ETS,” Scrap the EU-ETS, http://scrap-the-euets.makenoise.org.

[85] “EU ETS Phase II—The Potential and Scale of Windfall Profits in the Power Sector,” Point Carbon Advisory Services for WWF, March 2008; Suzanne Goldenberg, “Airlines ‘Made Billions in Windfall Profits’ from EU Carbon Tax,” Guardian , January 24, 2013.

[86] Michael H. Smith, Karlson Hargroves, Cheryl Desha, Cents and Sustainability: Securing Our Common Future by Decoupling Economic Growth from Environmental Pressures （London: EarthScan, 2010）, 211.

[87] Pooley, The Climate War , 371, 377.

[88] Bartosiewicz and Miley, “The Too Polite Revolution,” p. 26.

[89] “Comparison Chart of Waxman-Markey and Kerry-Lieberman,” Center for Climate and Energy Solutions, http://www.c2es.org; Bartosiewicz and Miley, “The Too Polite Revolution,” p. 20.

[90] Johnson, “Duke Energy Quits Scandal-Ridden American Coalition for Clean Coal Electricity”; Jane Mayer, “Covert Operations,” The New Yorker , August 30, 2010; Ian Urbina, “Beyond Beltway, Health Debate Turns Hostile,” New York Times , August 7, 2009; Rachel Weiner, “Obama’s NH Town Hall Brings Out Birthers, Deathers, and More,” Huffington Post, September 13, 2009.

[91] 成员退出：Steven Mufson, “ConocoPhillips, BP and Caterpillar Quit USCAP,” Washington Post, February 17, 2010; “不可恢复”：Red Cavaney的陈述，高级副总裁，政府事务，ConocoPhillips, U.S. Climate Action Partnership: Hearings Before the Committee on Energy and Commerce, United States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111th Congress, 5 （2009）; ConocoPhillips, 2012 Annual Report, February 19, 2013, p. 20;CONOCOPHILLIPS网站: Kate Sheppard, “ConocoPhillips Works to Undermine Climate Bill Despite Pledge to Support Climate Action,” Grist, August 18, 2009;雇员：“ConocoPhillips Intensifies Climate Focus,” ConocoPhillips, press release, February 16, 2010; “代价最低的选项”：Michael Burnham, “Conoco, BP, Caterpillar Leave Climate Coalition,” New York Times （Greenwire）, February 16, 2010.

[92] 哈兰学会的老主顾克里斯·霍纳将这笔账单称为安然（Enron）模式中的“裙带资本主义”——霍纳当然知道，他一度也为安然工作过。

[93] “Representative Barton on Energy Legislation” （video）, C-SPAN, May 19, 2009; 脚注：Session 4: Public Policy Realities （video）, 6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limate Change, The Heartland Institute, June 30, 2011; Chris Horner, “Al Gore’s Inconvenient Enron,” National Review Online , April 28, 2009.

[94] John M. Broder and Clifford Krauss, “Advocates of Climate Bill Scale Down Their Goals,” New York Times , January 26, 2010.

[95] Theda Skocpol, “Naming the Problem: What It Will Take to Counter Extremism and Engage Americans in the Fight Against Global Warming,” 在Politics of America’s Fight Against Global Warming研讨会上展示的论文, Harvard University, February 2013, p. 11.

[96] “Environmentalist Slams Exxon over EPA” （video）, CNN Money, April 5, 2011; Colin Sullivan, “EDF Chief: ‘Shrillness’ of Greens Contributed to Climate Bill’s Failure in Washington,” New York Times （Greenwire）, April 4, 2011.

[97] “Fortune Brainstorm Green 2011,” Fortune Conferences, http://fortuneconferences.com.

第7章
没有弥赛亚
绿色亿万富翁无法拯救我们

“我总是违反规则却能全身而退，我以为这次也会一样的。事实上，如果我不是那么贪心的话，我的确也能全身而退。”

——理查德·布兰森（Richard Branson）在谈到他在

1970年代逃税被捕一事时如是说 [1]

“你必须在前沿领域引领风潮，没有人能够在草根中开启领导群伦的事业。”

——前纽约市市长迈克尔·布隆伯格，2013年 [2]

在他的自传/新时代商业宣言书《管它做什么，我们来干吧》（Screw It, Let’s Do It ）中，维珍集团（Virgin Group）喜欢炫耀的创始人布兰森分享了他“洗心革面”加入对抗气候变化的战斗中的故事。那是在2006年，戈尔在宣传其《难以忽视的真相》一书时来到了这位亿万富翁的家，试图让他认识到全球变暖的巨大危险，同时希望能够说服布兰森以他的维珍航空来作为促成重大改变的催化剂。 [3]

“能和戈尔这样的智者沟通交流真是一件幸事，他给我来了一场面对面的PPT展示，”布兰森如此描述这场会晤，“这是我有生以来看过的最好的展示，当我认识到我们正在慢慢地走向地球的灭亡之日时，我感到了相当的不安和震惊……当我坐在那里听着戈尔的演讲，我觉得我们正在一同远眺世界末日善恶之间的大决战。” [4]

布兰森说，当他首次顿悟到如此恐怖的真相时，他的第一反应是召集维珍集团的商业和品牌发展项目总监威尔·怀特霍恩（Will Whitehorn）。他们一起“仔细探讨了这些议题，然后决定改变维珍在公司层面和国际层面的运营方式，我们管这一新的维珍运营路径和方法叫做盖亚女神式资本主义（Gaia Capitalism），以纪念詹姆斯·洛夫洛克（James Lovelock）和他革命性的科学观念”。（这主要是指洛夫洛克有关于“地球是一个巨大的活着的有机体，生态系统的每一个单一部分都会对其他部分作出相应的反应”的理论。）这种盖亚式资本主义不仅会“帮助维珍在下一个十年发生彻头彻尾的改变（并无需羞愧同时也能把钱也赚了）”，而且布兰森相信它十分有潜力成为“在全球层面进行商业活动的一种新的方式”。 [5]

这一年还没过完，他已经做好准备大踏步地进入绿色环保的领域（同时布兰森十分清楚如何制造一种氛围——通过跳伞、通过热气球、通过喷射雪橇、通过搭乘大风筝飞行，还有让一位全裸的模特趴在他的背上……）。在纽约2006年克林顿全球倡议年会上——慈善领域界的最高规格活动之一——布兰森承诺会在未来十年花费大约30亿美元发展作为石油和汽油的替代性产品的生物燃料，以及其他技术以迎战气候变化。这一数字本身就已经相当惊人了，但最文雅的部分在于钱从何而来：布兰森将从维珍旗下燃烧化石燃料的运输线事业的盈利中拿到这些钱。就像布兰森在一场访谈中所解释的那样：“我们的航空和铁道运输事业项目所带来的任何红利，或出售份额所赚的，或任何相关钱款都将会被投入应对全球变暖的战斗中去，投入到寻找更新的和更为清洁的燃料中去，投入到为我们的喷气式飞机的发动机寻找新的燃料中去，以使得我们有望扭转地球（若继续目前这样走下去）将面临的不可避免的毁灭命运。” [6]

简而言之，布兰森是在为政府不愿立法的那些事项去做鼓吹的志愿者——要求把通过造成全球变暖而得到的利润输送到一个花费巨大的转变过程中，远离这些危险的能量来源。自然资源保护协会（NRDC）推动美国超越石油运动（Move America Beyond Oil campaign）主管如此评价维珍的可再生能源倡议：“这是整个行业都应该学习的方向。”此外，布兰森许诺如果其运输部门本身利润达不到30亿美元的目标，“钱将从我们现有的企业和事业中出”。他将会为了兑现承诺而去做“任何有必要的事情”，因为如果人类没能及时行动，“如果退缩，那将来不会再有任何生意可以做了”。 [7]

克林顿被震惊了，管这个30亿美元的承诺叫“突破性的和划时代的，不仅是因为其数额——那的确是非常显眼的——更是因为布兰森想要向我们传达的信息”。《纽约客》则形容其为“迄今为止在对抗全球变暖方面所作出的最大承诺”。 [8]

但布兰森还有别的计划，一年之后他带着他的“维珍地球挑战奖”重新成为新闻的焦点——2500万美元的奖励会归于第一个发明出如何将10亿吨碳从空气中隔绝出来整一年时间并且不会产生“有害效果”的发明家。他形容这是“有史以来最大的科学与技术方面的奖励”。布兰森宣称这是“找到气候变化问题解决方案的最好途径”，并在一份官方报告中详细解释了此点：“如果今天全世界最伟大的思想为了夺取‘维珍地球挑战奖’而彼此之间展开竞争，我确定这会发生，那我相信关于二氧化碳问题的解决方案将很有可能被找到——那是一种能拯救我们的星球的解决方案——不仅是为了我们的孩子，也是为了人类以后所有的下一代。” [9]

他说，最好的部分在于如果这些相互竞争的天才们破解了碳的密码，那么“惨淡而命定将会消亡”的凄凉前景就会随之消失。我们可以继续以一种正常的方式延续我们的生活——我们可以继续开着我们的车，我们可以继续驾驶着我们的飞机，生命将如以往一样展开。 [10] 事实上这样一种宣称“我们不需要对生活方式做任何改变就成功解决气候危机”的理念——当然不会是更少地搭乘维珍航空的班机——是布兰森的各种气候倡议所共有的潜在基本假定。

他宣称将投入30亿美金去尝试发明一种低碳燃料，供他的航班事业全速运行。如果这个计划失败了，为了使飞机持续飞行，同样的碳仍需要被烧掉的话，那么这个奖项将一定会帮助在一切无法挽回之前，发明一种方法将包裹着热量的气体从天空中抽吸出来。为了有更强大的基础，在2009年布兰森还发起了碳作战研究室项目，这是一个产业集群，旨在为不同的领域找到道路，在自动降低排放的同时也为其节省更多的钱。“碳就是敌人，”布兰森宣称，“让我们在有可能的每一条战线上都开始对其展开攻击，否则很多人将会像在大战中一样白白死去。” [11]

亿万富翁与破碎的梦

对于许多主流的绿色运动者来说，布兰森本人看起来就像是美梦成真一样：一个熠熠生辉的受媒体宠爱的亿万富翁，试图向世界展示大量使用化石燃料的公司也可以带领我们去向一个绿色的未来，用利润作为他们最强有力的武器，自己掏出大笔的钱以证明他对此事是何等的严肃认真。就如布兰森告诉《时代》周刊的那样，“如果我们的政府做不了这些，那就只好等企业自己来完成了。我们必须致力于让所有相关利益方都达成一种双赢的局面”。 [12] 这就是美国环保协会等组织自1980年代所提倡的理念，他们试图解释为什么要与大污染者进行合作，他们想通过碳市场（carbon market）来尝试证明些什么。但在以前还从来没有哪个人自愿用数十亿美元的资产来做这个试验。戈尔的PPT对布兰森所造成的个人影响也再次确认了这一在许多绿色运动圈子里被推崇的理念：使经济从化石燃料中逐渐转型出来并非是要和那些富有的权力阶层发生正面冲突，而是尽力去以数字和证据劝说他们，唤醒他们的人文关怀。

过去也曾有过重要的绿色运动慈善家。比如金融家杰瑞米·格兰瑟姆（Jeremy Grantham），就曾经赞助了美英两国绿色运动中很大的一部分，同时也支持了很多相关研究的开展进行，大量的资助资金来自他参与创立的投资管理公司——GMO有限责任公司（Grantham, Mayo, Van Otterloo ＆ Co.）。 [13] 但是这些资助者一般倾向于隐身幕后，同时不像布兰森，格兰瑟姆丝毫无意将他自己的金融企业变成“追求短期利润与对生态灾难的个人关切共存共生”的一个例证。相反，格兰瑟姆因他灰暗的季度投资信件而知名，在其中他反思我们的经济模型与地球的常轨之间的碰撞与冲突。“资本主义，通过忽视资源本质上的有限性和地球的长远利益以及地球上潜在的至为关键的生物多样性，而最终威胁到了我们的存在。”格兰瑟姆在2012年如此写道——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精明的投资者不能够顺势获得财富：他们可以从化石燃料的最终争夺中致富，也可以靠将他们自身树立为灾难资本家而致富。 [14]

我们可以以巴菲特为例。有那么一段时间，他似乎也在尝试去扮演伟大的绿色运动希望的角色，他在2007年呼吁，“全球变暖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并说即使有可能全球变暖未能发生，“你也有必要在雨落下来之前造好避难用的方舟。如果你必须犯错，那也只能站在地球这边。爱护我们唯一的地球，为她打造足够的安全系数”。 [15] 但很快我们就看到，巴菲特丝毫无意将这一套逻辑应用于他自己的公司资产上。恰恰相反，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Berkshire Hathaway，巴菲特的旗舰企业，全球规模最大的多元化集团企业，通过对低估值公司的投资获得资本增值收益）在接下来的数年中做尽了一切让风雨更猛烈的事情。

巴菲特拥有大量的燃煤设施，同时持有埃克森美孚和沥青砂巨头森科能源公司（Suncor）的股份。最引人注目的是，2009年，巴菲特宣布他的公司将花费260亿美元收购伯灵顿北方圣塔菲铁路运营公司（Burlington Northern Santa Fe）中还不属于他的那一部分权益。巴菲特称这一交易——伯克希尔·哈撒韦历史上最大的一宗——是“有关于国家的一场赌博”。 [16] 这其实也是有关于煤炭的一场赌博：伯灵顿北方圣塔菲铁路运营公司是美国最大的煤炭运输企业，也是向中国大量出口煤炭最为有力的推动者之一。

此类投资将通向更为灾难性的变暖现象，当然，即使如此，巴菲特也时刻准备着成为最大的赢家之一。这是因为他是再保险业里的主要参与者之一，而再保险业又将成为最能从气候事故中获得利润的行业。就如一位在其极富争议性的广告牌宣传战之后从哈兰学会叛逃出来的保险业提倡者伊莱·莱勒所解释的那样：“像巴菲特的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那样大的再保险集团很可能在同一时间里给日本的一场产业危机，或英国的一场洪水，或佛罗里达的一场飓风，或澳大利亚的一场龙卷风做保险，因为这些事件基本上不大可能在同一时刻发生，再保险方即使需要对某一事件支付大量费用，同时也能够从其他保险项目的保费上获得更多的利润和报酬。”也许我们应该记住，诺亚方舟的建造并不是为了救助所有人，而只是为了那些极少数足够幸运的人和物而已。 [17]

在气候领域给人们带来新希望的亿万富翁是汤姆·斯泰尔。他是好些气候运动和反沥青砂运动的主要捐款支持者，同时还捐了大量的政治献金给民主党。斯泰尔的财富来自和化石燃料密切相关的对冲基金法拉龙资本管理（Farallon Capital Management），他做了一些非常严肃的尝试，试图将商业运转和对气候问题的关切整合起来。但与布兰森不同的是，斯泰尔为此离开了他自己创立的企业，正如《环球邮报》所报道的，因为“该企业所珍视的是公司的盈利底线，而非其碳排放量”。他进一步解释道：“我有激情去推动我认为正确的那些事，我的良心不允许我在做这些事情的同时，还从事另一份与之对立的工作，并从中获得丰厚报酬。” [18] 这一立场与布兰森大相径庭，布兰森急于证明一个建基于化石燃料之上的公司有可能既做正确的事情，同时又引领整个行业向清洁经济转型。 [19]

布兰森与布隆伯格和盖茨也有所不同，他们二人都以慈善捐款的方式积极参与塑造了那些有潜力的气候解决方案。比如说，布隆伯格就因向绿色环保组织如塞拉俱乐部和美国环保协会大量捐款，以及担任纽约市市长期间引入的普遍认为较为开明的气候政策而被奉为英雄。 [20] [21]

然而在大谈有关碳泡沫和套牢资产的游戏时（他的公司致力于介绍和引入一种“布隆伯格式碳风险评估工具”，以向客户提供有关化石燃料的储备将会如何被一系列气候行动所影响的相关数据和分析），布隆伯格却并没有以一种相呼应的方式去试图管理自己持有的巨大财富。恰恰相反，就如前面提到的那样，他创立了威利特顾问公司，专门为他自己的和慈善类资金管理石油和燃气资产。威利特公司的财富主管布拉德·布瑞尼尔（Brad Briner），在2013年5月直白地说：“我们是天然气的哄抬者，（根据新的钻井投资数据）我们认为石油目前定价也很好。” [22]

布隆伯格积极抢购化石燃料资产，即使他同时也在资助对“高风险商业领域”发出气候变化警报的相关研究报告。事情还不仅仅如此。由于布隆伯格在环境方面的贡献，那些燃气资产很可能还会增值——美国环保协会大力宣扬天然气对煤炭的替代性，而塞拉俱乐部花费了布隆伯格捐款中的数千万去关闭煤厂。资助这场对煤炭发起的战争，是否至少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关乎提升燃气的股价呢？又或者这仅仅只是一种红利而已？也许他对慈善事业的关注和他将大量个人财富托付于石油与燃气行业的决定两者之间并无关联，但这些投资决策的确提出了一系列让人感到不安的问题，让人怀疑布隆伯格的气候英雄的身份，也让人怀疑他究竟是否有资格在2014年被联合国委任为城市与气候变化议题的特使（尽管布隆伯格本人曾被反复问到这些问题，但他却鲜少作出回应和解答）。至少，这一系列事件显示，即使看到气候变化在中长期可能对金融市场构成的风险与威胁，也不足以削减短期内从地球的不稳定化过程中获利的诱惑。 [23]

比尔·盖茨在他的言论和财富之间也设置了一座相似的防火墙，尽管他表态说自己相当关切气候变化，但是盖茨基金会在2013年12月至少投资了12亿美元到两个石油巨头，即英国石油公司和埃克森美孚那里，而这些还仅仅只是他在化石燃料领域持有财富的开端而已。 [24]

与此同时，盖茨接近气候危机的路径与布兰森十分相似。当盖茨在气候变化议题一事上有了自己的顿悟时，他也马上转向依靠高科技的银色子弹来修复一切的前景，而不再思考那些当下可行的——如果是在经济上构成挑战的——各种方法。在TED演讲里、在专栏文章中、在访谈节目和被广泛讨论的年度信函中，盖茨一再重复他的呼吁：期待政府大量增加资金投入以支持那些旨在发现“能源奇迹”的研发计划。当盖茨说到奇迹时，他的意思是指目前还没有被发明出来的核反应堆（他是新的核能源公司TerraPower的主要投资者和董事长），是那些可以从大气中吸出碳来的机器（他同时是至少一种类似的实业公司计划的主要投资人），也是指直接的气候操纵（盖茨花费了数百万美元资助了几个意图遮蔽太阳的研究计划方案，他的名字也被列在几个抑制飓风的专利上）。在同一时间，他对于现有的再生能源技术的潜力表达出了轻蔑和鄙视。“我们过于关注如何部署我们今天所拥有的东西了。”盖茨如此宣称。他放弃了如楼顶太阳能这类能源解决方案，说它们是“精巧的”，但是“一点也不经济实用”。（然而这些精巧的技术为德国提供了总发电量的25%。） [25]

盖茨与布兰森之间真正的不同在于，布兰森仍在领导着维珍航空，而盖茨已经在数年前离开了他在微软的领导工作。这也就是为什么当布兰森介入气候论战中时，他实际上也是在进行自己的事业计划——承诺将一家高度依赖于化石燃料的跨国公司变为一个建造下一经济模式的发动引擎。唯一有着同样意图的知名公众人物是傲慢无礼的得州石油商T. 布恩·皮肯斯（T. Boone Pickens）。在2008年，他发起了“皮肯斯计划”，该计划在纸质媒体和电视上投入了大量的广告，承诺通过大量增强风能和太阳能而终结美国对于外国石油的依赖，并将车辆的主要燃料转为天然气。“我这一生都是个石油商人，”皮肯斯在商业广告里用他浓重的得克萨斯鼻音强调，“但是在这场紧急危机的面前，我们没有办法通过钻机去钻出一条路来。” [26]

皮肯斯提倡的那种政策和补贴计划正是这个亿万富翁的能源对冲基金BP资本的盈利模式——但是为了让绿色运动组织送上欢呼和称赞，这一点不能被强调。当时的塞拉俱乐部主管卡尔·波普（Carl Pope）和皮肯斯一起登上了他的私人湾流飞机，帮助他将计划推销给记者们。“直白地说，皮肯斯将站出来拯救美国。”波普告诉我们。 [27]

或者并非如此。在皮肯斯宣布他的计划之后不久，水力压裂法的狂潮开始兴起，转瞬之间对于BP资本而言，用非传统方式获取的天然气来为输电网提供动力，看起来要比依赖于风力等方案更有吸引力。只是在数年之间，皮肯斯计划发生了重大改变。它现在变得几乎与可再生能源毫不相关，完全是关于如何不计代价地推动更多的燃气开采。“你们被困在碳氢化合物中了——来吧，大家都现实起来。”当被问到人类造成的全球变暖现象究竟会有多严重时，皮肯斯在2011年4月这样告诉一群记者。2012年，他称赞沥青砂和“基斯顿XL”输油管线的种种好处。如科学家关怀联盟（Union of Concerned Scientists）的清洁交通工具项目的研究主管大卫·弗里德曼（David Friedman）所述，皮肯斯“一直在说这不是关于私人的利益，这是关于国家的和世界的利益。但是将在降低全球变暖和污染方面最具潜力并能帮助增加美国新的就业岗位的特定部分完全抛弃，转而支持那些最有经济效益的方案，这让我们非常失望”。 [28]

剩下的就只有布兰森了——他的承诺、他的奖励和他自愿去改变资本主义（以使其能够与盖亚大地女神的法则相符合）的更为广阔的视野。在布兰森PPT顿悟横空出世大约十年之后的现在，看起来是时候检阅这场所谓“双赢”的征途了。当然，期望布兰森在十年之间改变商业模式，也许的确有点过份奢求。但是鉴于他曾经的大肆宣传，如果我们去检验他的尝试是否能证明工业本身能够带领我们远离气候灾难而不需要大规模的政府干预，看起来也是相当公平。由于他的提倡绿色运动的亿万富翁同侪们在这一方面的表现记录难以令人满意，我们大概有理由认为，如果布兰森也办不到的话，那么也没有人能够办到。

沦为“姿态”的承诺

让我们从布兰森十年中花费30亿美金研发奇迹燃料的“坚定承诺”开始。尽管许多新闻稿将这一承诺视为馈赠，但是最初的理念更像是纵向一体化的整合。而整合本身就是布兰森的标志招牌：最初的维珍公司只是销售唱片，但布兰森通过对唱片店、录音工作室和唱片商标的统一整合建立起了他的全球化品牌。现在他对于航空事业采取的是同样的逻辑。如果能发明自有运输燃料，为什么还要从壳牌和埃克森美孚购买燃料来驱动维珍的飞机和列车呢？如果这一目标实现，布兰森不仅会成为环保领域的英雄，还可以从中获取更多的财富。

因此布兰森从运输事业里拨出的第一部分钱用于发展一项新的维珍事业，最初叫做“维珍燃料”，继而在此基础上成立了一家私有股份公司——维珍绿色基金。为了兑现他的承诺，布兰森开始投资不同的农业燃料事业，其中包括一笔巨大的对谷物乙醇的投资，大约投入了1.3亿美元。 [29] 同时维珍还冠名了好几个前沿生物燃料计划——其中一个试图从桉属植物树木中提取飞机燃料，另一个则是试图从发酵了的燃气残余物质中提炼出同样的东西——尽管维珍并没有以投资者的身份介入其间（它主要是提供公共关系方面的支持，并承诺一旦技术研发成功，会购买相关燃料）。但是布兰森自己亲口承认，他寻找的奇迹燃料“还没有被发明出来”，同时生物燃料计划也是处于暂停状态。这部分要归功于大肆泛滥的水力压裂法提炼出来的石油和燃气。在回答媒体提问时，布兰森坦承：“很清楚，我们需要创造的是一种市场环境，能够让各种可再生能源的生产者、供应商和客户们像传统能源供应链一样在其中运作。这也正是碳作战研究室的可再生飞机能源行动试图解决的核心问题之一。” [30]

可能这也正是为什么布兰森的绿色产业投资倡议不再像刚开始那样沉醉于寻找不同的替代性能源了。如今，维珍基金仍然继续向一个生物燃料公司投资，但是基金其他的投资则混杂着各种暧昧的、虚有绿色运动外表的计划：从水的脱盐作用到高效能源的照明，再到一个车载监控系统（以帮助司机保存和节省更多的汽油）。维珍绿色基金会的一位合伙人伊万·洛弗尔（Evan Lovell）在一次访谈中承认，寻找一种突破性的燃料的工作已经让位于一种更为“逐渐增长型”的工作路径，这一路径面临的风险更小，同时有可能会产生更多的短期回报。 [31]

自然，将投资分散于整个绿色环保市场的各个方面并设定先后秩序是布兰森的专属自由。但是数以百计的冒险资本家先驱们都设置了同样类似的安全阀，就如同所有大投资银行所做的那样。这看起来与布兰森最初宣布时的那种极力夸耀是完全不相称的，特别是因为所有的投资本身看起来是如此不值得人们注意。布兰森的支持者基格·沙对此非常直率和坦白：“我不认为他在气候变化这一领域里做了多大投资，但是他对此充满激情是一个事实，而且我认为这是件好事情。” [32]

所以钱多钱少就是个小问题了。当布兰森作出许诺时，他说他会“将维珍集团在未来交通事业部分的收入100%投资于处理全球变暖问题，即在未来10年投入大约30亿美元”。 [33] 那时是2006年。如果布兰森要在2016年达到30亿美元的目标的话，那么到目前为止，他至少应该已经开销了20亿美元，但实际上远远没有达到这个数字。

在2010年——许诺做出的四年后——布兰森告诉《经济学人》，他一共只投资了“2亿到3亿美元在清洁能源项目上”，同时将原因归于航班事业的收益不佳。2014年2月，他告诉《观察家报》：“我们已经投入数亿美金于清洁科技计划上。”换句话说，并没有太大的进展。而且实际上，钱有可能更少：根据维珍绿色基金会的合伙人洛弗尔所说，到2013年，维珍仅对最初的乙醇投资项目投入了大约1亿美元（场外投资者投入的数字大致与此相当）。基于此，布兰森的整体投资量大概是2.3亿美元左右（洛弗尔确认他的单位是兑现布兰森承诺的主要执行载体）。再加上对研发藻类植物的美国太阳酵素公司（Solazyme）一笔尚未公布但规模有限的私人投资，仍然无法达到3亿这个数目，而距离布兰森承诺30亿美元的10年期限已经过了7年。当本书在写作时，并没有任何新的大型投资计划被宣布。 [34]

布兰森拒绝回答有关他到底投了多少钱的问题，他的书面回复是：“关于在整个集团范围内一共投入到气候变化相关领域的资金，我们难以估计出一个总体数字。”他迷宫般的财富持有结构，也使得独立机构难以进行估算。“我不擅长数字，”对于维珍财富帝国的另一个阴暗角落，这位亿万富翁说，“我连初级数学都不及格。”我们的困惑部分源自不知道究竟哪些应该被计入到30亿美元的承诺中。最初其针对的是寻求一种奇迹般的绿色燃料，然后扩展到只是去寻找一种普遍性的清洁技术，再然后，显然地，扩展到任何与生态环境相关的事物。布兰森说现在他已经算入那些“由维珍子公司所执行的、在可持续性措施方面的投资，比如说更加高效的机组”。更近些时候，布兰森迎战全球变暖的举措集中到一些“绿色化”行动。比如他在加勒比海拥有的两座私家岛屿，其中一座上坐落着他的豪华府邸，而另一座上则是一家酒店，房价是6万美元一晚。布兰森声称，他树立的这些典范将会帮助附近的加勒比海国家向可再生能源转型。也许这是真的，但这与2006年许下的彻底改变资本主义形态的豪言壮语真是天差地别。 [35]

维珍的老板现在正在逐渐淡化他最初的许诺，不再称其为一种“承诺”，而仅仅是一种“姿态”。在2009年，他告诉《连线》（Wired ）杂志：“在某种意义上，不管是20亿，还是30亿或者40亿都不是特别有关系的。”布兰森亲口告诉我，当截止时间迫近的时候，“我怀疑我们投入的没有达到10亿美元”。这一数据可能也会被证明是一种夸大：如果公众接触到的那些数据是准确的话，他必须要将他在绿色能源方面做出的投资增加整整三倍才行。当被问及时，布兰森转而责备外界环境的不足，从高油价直到全球金融危机：“在2006年时世界是很不一样的……在过去的八年中我们的航班事业亏损了数亿美元。” [36]

基于这种种的解释，我们有必要去看看布兰森和维珍在这个关键时期赚了多少钱。比如说，在全球范围内推出更多碳排放的飞机，飞机的尾翼上都画着大大的颇具风格的维珍招牌V字。

当布兰森和戈尔见面时，他提醒前副总统，尽管对气候变化已经有所了解，并产生了一定的警觉，但是他仍将开辟一条去迪拜的新航线，并且不会改变这一想法。而实情远远不止于此。在2007年，就在与戈尔一同看到了气候问题的曙光并决定“将我的人生新目标设定为减少碳排放”一年之后，布兰森成立了长期以来他最为雄心勃勃的商业项目：维珍美国——一个旨在占领美国市场的全新航空公司。就算是以一个崭新企业的标准来看，维珍美国在其最初五年中的增长率也是相当惊人的：从第一年的每天40次航班去往5个目的地，迅速增长到2013年的每天177次航班飞往23个目的地。在未来的五年中，维珍美国计划再向其机组增加40架新的飞机。2010年，《环球邮报》报道维珍美国正展开其“所有北美航空公司中最富有野心的扩张计划，而与此同时绝大多数的美国国内航空公司都正在缩减其业务”。 [37]

布兰森之所以能够如此迅速地扩张，低票价是主因，其中有些票价低到 60美元。 [38] 凭着如此之低的票价，布兰森不仅仅从联合航空和美国航空那里抢来旅客，还将更多的旅客吸引到乘坐航班而不是其他交通方式出行的选择上来。然而，这一耗费巨资的新航空公司导致了数亿美元的资产损失。这对于维珍绿色基金会来说当然是坏消息，因为它需要维珍的交通运输事业盈利来为其补充运营资金。

布兰森不仅在美国扩张运输业的版图，好几个维珍旗下的澳大利亚航空公司也在他作出气候承诺之后的五年间增长了27%的乘客，从2007年的1500万到2012年的1900万。在2009年，他又开办了一家全新的长距离航空公司，取名叫“V-澳大利亚”。然后在2013年4月，布兰森又揭开了另一项雄心勃勃的商业冒险计划：小红线（Little Red）公司。这是一家英国本土的航空公司，开始的时候每天只有26次航班。但这家公司完全是布兰森的风格。在爱丁堡创立新的航空公司时，他穿了一身苏格兰短裙，并且在记者面前露出了他的内衣，上面醒目地印着几个字：“激烈竞争”（stiff competition）。 [39] 但和美国维珍一样，这不仅仅是与现有对手的竞争角逐，维珍急于扩展顾客群（尽管飞机是碳排放最厉害的交通工具），给予顾客低廉的价格。在其中一些航线上，甚至根本不收取任何费用，而只是收取税费而已——这样的价格大概等于在繁忙时段从伦敦中心区打车到希思罗机场的花费。 [40]

这就是布兰森洗心革面，相信气候变化问题的真实性之后所做的事情：继续疯狂地大量采购飞机。汇总一下，自布兰森与戈尔会面顿悟以来，大约160架不停工作的飞机加入了维珍的全球机组中——实际数字可能更多，随之产生的大气影响完全可以预期。在他作出气候承诺之后的几年，维珍航空的温室气体排放量急剧攀升了大约40%。维珍澳大利亚的排放量从2006到2007年度到2012到2013年度之间增长了81%，而维珍美国的排放量则在2008到2012年间激增了177%。（布兰森的排放记录中唯一比较光彩的是维珍大西洋公司在2007～2010年间排放量的下降——但是这很可能是由于新的气候政策的影响，还有全球经济的下滑态势和冰岛火山的大喷发。这两个因素几乎影响了所有来往于大西洋上的航空公司。） [41]

维珍总排放量的急剧上升应该归因于公司的快速扩展——但这也不是唯一的因素。全球清洁运输理事会（International Council on Clean Transportation）的一份研究报告分析了2010年15家美国国内航空公司的燃料功效，发现维珍在其中只是排名第九而已。 [42] 这件事情是很难堪的，因为与那些较老的竞争对手不同，新的航空公司本来可以从创立第一天开始就采用最佳能源策略，但是很明显，维珍选择的不是这条路。

此外，其实也并不仅仅是飞机本身。当他公开向碳宣战时，布兰森同时宣布他将组建维珍车队征战一级方程式赛场（他曾经声称他之所以会卷入赛事，完全是因为看到能将比赛变得更为绿色环保的机会，但是他很快就没了这方面的兴趣）。他还投了很多钱到维珍银河公司，这是他个人的梦想：成为人类史上向太空发射商业性宇宙飞船的第一人，价钱只需25万美元每人。这种休闲式的太空旅行不仅毫无意义地浪费了能源（可能导致地球变暖），同时也是一个无底洞。据《财富》杂志报道，在2013年初布兰森在这个典型的形象工程上花费了超过2亿美元，后续还有更多，超过他为飞机寻找新的绿色动力燃料的投入。 [43] [44]

当被问及他那个30亿美元的气候承诺目前的状态时，布兰森倾向于哭穷，强调他在运输事业领域里蒙受的损失。 [45] 但是考虑到在这些领域里疯狂增长的投资，这是一个空洞的借口。不仅他的铁路运营事业进展得非常好，而且鉴于他旗下的新航空公司大肆开拓新的路线，很明显他是有足够的盈余以供开销的。事情很简单，维珍集团决定跟随资本最基本的规则而动：要么增长，要么消失。

我们还应该记住的是，布兰森在宣布他的承诺时曾经说得非常清楚，如果运输事业的盈利不足以达成目标的话，他将会从维珍帝国别的产业项目中挪出资金来支持承诺的最终实现。在这一点上，我们碰到了另一个问题：布兰森的商业手法并不算传统，他倾向于在赚取少量利润的同时（或者干脆是亏损）花掉大笔的钱（包括他自己的钱、他的商业合作伙伴的钱和纳税人的钱），并用这些钱铸就维珍品牌令人目眩的扩张。于是，每创办一个新的公司，他都会以高价出卖全部或者部分股份，还有获利颇丰的牌照交易。这一部分钱并没有被列入其公司的盈利范畴，但是却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布兰森的资产净值从2006年他和戈尔相会时的28亿美元一路攀升到2014年的51亿美元。在与《观察家报》的约翰·维达尔（John Vidal）一起回顾自己对于环境保护运动的高涨热情时，布兰森说：“我发现相比赚更多的钱来说，环境保护议题更能激起我的兴趣，思考环境保护议题令人感到满足。”然而毫无疑问，他的确是赚到了更多的钱。 [46]

与此同时，随着十年之期正在临近，我们似乎并没有更接近能够驱动布兰森的飞机的奇迹燃料，而布兰森的机组目前所燃烧的碳则要比他刚作出承诺时要多得多。不过没什么好担心的，布兰森还有他所形容的那种“备用保险方案”。所以这方面的进展又如何呢？ [47]

以惊人速度消散的地球挑战奖

在布兰森最初宣告2500万美元的维珍地球挑战奖（通常也被称之为地球奖）的喧嚣过去之后，该倡议有一段时间内像是进入了休眠状态。当记者们不忘追问这位维珍总裁有关寻找奇迹科技来吸收空气中的碳时，他似乎微妙地调低了期望值，就如他对于绿色燃料所做的事情一样。他一直在警告有可能根本没人能拿走那个奖励。在2010年11月，布兰森宣布维珍已经获得了大约2500条参赛登记，布兰森的发言人尼克·福克斯（Nick Fox）解释道，许多想法只能被排除在外，因为他们冒的风险太大了，比较安全的选项也没有获得“足够的发展，以达到批量生产制造的要求”。用布兰森的话来说，目前还没有“赢家出现”。 [48]

福克斯还提到为了确定一些想法广泛实施的可行性，要花费的资金远远不止2500万美元，实际需要的可能是比25亿美元还多。 [49]

布兰森声称他并没有完全放弃希望，他可能将在未来的某个时间点兑现颁奖，“我们希望最终能出现赢家，而等待赢家的出现只是一个时间问题”。然而，他的角色已经从赞助者变得更像是真人秀的名人评委，对最有前途的想法给予祝福，帮助他们得到一流的建议和投资，还有与维珍品牌产生紧密联结带来的其他机会。 [50]

2011年11月，地球挑战奖的新化身在阿尔伯塔卡尔加里的一次能源峰会上现身（当然比第一次少了很多炫耀性）。布兰森通过视频宣布了11项大有前景的入围者，其中四项是有关于直接从空气中吸附碳的机器（尽管没有一台能达到可应用的规模），三个是生物碳技术公司，将含碳的植物或者肥料转变为木炭然后掩埋。同时其他的点子中还包括一项科技含量很低的技术：通过改革家畜放牧方式来提高土壤锁住碳的相关能力。 [51]

根据布兰森自己的说法，这些进到决赛中的选手没有谁能够捧走2500万美元的奖励，但是它们都已经像选美皇后那样在能源会议上一一走过展示的秀场了，“最优秀的工程师、投资家、舆论制造者和政策制定者为了这个挑战奖而聚在一起，只有这样潜力才会被挖掘。我认为卡尔加里是一个非常好的起点”。 [52]

这当然是一个有启示性的选择。卡尔加里是加拿大沥青砂狂潮的经济中心，从这些肮脏的沉淀物中开采出的石油使这座城市成为全球最富有的都会之一，其繁荣持续的时间完全依赖于能否为其产品找到客户。这取决于是否能将“基斯顿XL”输油管道（及一系列类似管道）真正铺就下来（要穿过一大片对此管道的建设非常不友好的区域），同时还取决于能否劝阻其他政府不要通过法律惩罚阿尔伯塔的高碳燃料。

艾伦·奈特（Alan Knight）是布兰森的可持续性发展顾问和指定的地球挑战奖负责人。奈特觉得非常有幸能成为布兰森走向环保事业的执行人，但是他与布兰森之间的关系并非一对一的性质。壳牌与挪威国家石油公司（这两家是全球沥青砂领域最大的投资方）也都向奈特咨询业务。与此同时，用他的原话来说，还包括有“卡尔加里市政府和阿尔伯塔的沥青砂产业”，特别是油砂领导力倡议集团（Oil Sands Leadership Initiative，OSLI），一个由康菲石油、耐克森（Nexen）、壳牌、挪威国家石油、森科能源和道达尔（Total）等联合组成的产业贸易集团。奈特曾经吹嘘自己能够参与到“他们的私人闭门会议中去”，为阿尔伯塔石油产区的客户们提供建议，以辅佐他们减轻公众对开采过程造成的巨大生态代价（比通常的原油生产要多出三到四倍的剧烈温室气体排放）的关切。 [53]

那他的建议是什么呢？要采取这样一种叙事策略：陈述他们“超炫”的科技手段，不仅仅将用于开采肮脏的石油，还会用于解决未来的环境问题。与此同时，他说，选择卡尔加里主办布兰森下一阶段的地球挑战奖不是“一个偶然的巧合”；这实际是一个机会，可以一次性为他的重量级客户利益服务——其中既包括那些沥青砂巨头，也包括布兰森本人。在一次访谈中，奈特解释道：“一方面你有大量天才的工程学者，而另一方面你又有一大批非常富有的公司，这些公司正应该去了解和学习新的技术。” [54]

但是他们到底想用这些技术干什么呢？不仅仅是吸附排放到空气中的碳，还包括向空气中排放更多的碳。因为在卡尔加里，维珍地球挑战奖，用奈特的话来说，被“重新装配”。之前的目标是找出一种技术，能够用于除去大量的碳并将它们安全地储存起来，奈特现在开始将这个奖励说成是“一个有关发展技术以对空气中的二氧化碳进行再循环，并使其能够商品化的倡议”。 [55]

这的确是有些道理的：因为从空气中分离出碳在技术上早就可行了。问题在于那种移除技术的耗费相当巨大，同时在储存方面和应用规模方面都面临实际的困难。在市场经济体系中，这就意味着需要找到有兴趣购买被吸获的碳的顾客，这也就是为什么要在卡尔加里宣布那11个最有前景的技术条目。自从2005年以来，石油行业开始越来越多地使用提高原油采收率技术（EOR），通过注入高压的燃气或蒸汽以从现有的油田中开采出更多的石油。最常见的情况是，将二氧化碳打入油井，而研究显示这样使用二氧化碳可以使美国已探明的石油储量翻倍；甚至，借助“新一代”的技术，增长到原来的四倍。但是这里仍有一个问题（除了那个显而易见的等于是用火煎烤着地球的问题之外）：据得州油气公司丹柏瑞资源公司（Denbury Resources）的前任总裁特蕾西·伊万斯（Tracy Evans）所述，“限制提高原油采收率技术的最大因素是缺乏大量稳定可靠和价格低廉的二氧化碳”。 [56]

请记住这一点，布兰森的最后11组决赛选手中的好几组都声称他们是最好的创业者，能向石油行业提供稳定足量的二氧化碳供开采使用。乞力马扎罗能源（Kilimanjaro Energy）的总裁，同时也是进入布兰森的决赛环节的内德·大卫（Ned David）声称，他的机器有潜力在一度被认为是不可能开采的地方开采出大量的石油，非常像水力压裂法开采天然气带来的效果。“这会像一个喷钱的龙头一样，”他告诉《财富》杂志，“只要能够经济地从空气中捕捉到二氧化碳，奖品将会是接近1000亿桶美国自产石油，价值10万亿美元。” [57]

研究了25年地球工程的专家大卫·基思（David Keith），同时也是布兰森榜单的入围者（他研发了另一种捕碳机器），看起来要更为慎重一些。他解释道，如果要将碳从空气中移除出来并用于开采石油，“实际是在制造一种碳氢化合性燃料，同时碳排放的生命周期长度将会非常短”。其实也许并没有这么短，因为根据美国能源部国家能源技术实验室的一份研究，与目前常规的开采相比，提高原油采收率技术大约会多排放出三倍的温室气体。而那些石油最终还是会被烧掉，同样对气候变化做出了贡献。当然，就提高原油采收率技术的总体碳排放轨迹我们还需要进行更多的研究。一项令人惊异的模型研究用煤炭厂里直接捕捉到的二氧化碳替代从空气中抽取的二氧化碳进行了检测，结果发现捕捉过程中所产生的排放量比额外开采出来的石油所能抵消的排放还要多：系统范围内的测算表明，这一过程最终排放的二氧化碳是其能够节省的四倍。 [58]

除此之外，其中的许多都是目前被认为是不可恢复的石油——也就是说，甚至不必以现已勘探证明的存量计算（这已经代表了五倍于我们可以安全燃烧掉的量）。任何可以将美国石油储量翻上四倍的技术都是对气候的一种威胁，而不是一种解决方案。就如自然资源保护委员会的大卫·霍金斯（David Hawkins）所说的那样，空气捕捉技术的目的“在快速变化：原来是移除二氧化碳，现在却是制造二氧化碳”。 [59] 而布兰森则从原来承诺帮助我们摆脱石油，到现在支持旨在开采和燃烧掉更多石油的技术。

一种监管回避策略？

在布兰森允许地球挑战奖和阿尔伯塔的石油行业品牌共存的决策中，还有一些部分是值得引起注意的。卡尔加里的事件发生于这样一个时刻：总部在旧金山的“森林伦理”（Forest Ethics）正在加紧要求大财团抵制从阿尔伯塔的沥青砂中所提炼出的石油，因为其碳排放量相当之高；另一场关于新的欧洲燃料标准是否会有效禁止沥青砂石油在欧洲销售的辩论也在激烈展开。至少从2008年开始，自然资源保护委员会就已经向15家美国和加拿大的航空公司发出公开信，请求他们“采取自己公司低碳燃料标准并公开反对”来自沥青砂（和其他非传统来源）的燃料的扩张趋势，并承诺不在他们自己的航班上使用这些燃料。这个组织向布兰森发出吁请，并特别强调这是鉴于他在“与全球变暖作战和发展其他替代性燃料”中的领导地位。 [60]

这看起来是一个非常公平的呼吁：这位维珍公司的领袖因为其公开的承诺已经享受了太多的媒体曝光率。虽然承诺大多没有兑现，但在他等待以海藻为原料的飞机燃料的梦想成真，或者最终有人获得地球挑战奖的同时，布兰森可能会做出小的让步：拒绝用碳排放量最大的燃料来驱动他迅速增长的飞机机组。

布兰森没有同意这一承诺。艾伦·奈特公开宣称，“我不认为支持一场抵制运动是公平的”，并声言“航空公司不可能抵制来自沥青砂的燃料”——这一立场与许多专家相抵触。 [61] [62] 但是布兰森所做的远远不止于拒绝抵制。他将地球挑战奖带到卡尔加里，让沥青砂也染上了他在气候问题上的那种豪迈的高姿态（但很大程度上也是非常短暂的和易逝的）：炫耀对碳污染奇迹般的技术性修复，以换取继续上升的排放值和干涉性监管的缺席。事实上我们可以认为—— 一些人也确实如此认为——布兰森的救世主形象其实是一种煞费苦心的尝试，试图在高调转向绿色运动的同时，规避英国与欧洲大陆上的严格监管。

毕竟，2006年是有关气候变化论战的重要一年。公共越来越关心这个问题，特别是在英国，青年运动积极分子主宰了激进的草根阵营，他们下决心要阻挡化石燃料经济的扩张势头。就如他们今天反对水力压裂法一样，这些运动的积极分子采取了大胆直接的行动反对新机场的建设，也反对希思罗机场那条极富争议性的新跑道增建方案（机场方面曾经宣称，它能够增加50%的飞机出入港量）。 [63]

在同一时间，英国政府正在考虑一个范围较广的气候变化法案，而一旦通过，势必将冲击到航空业。与此同时，英国当时的内阁大臣戈登·布朗（Gordon Brown）曾尝试通过略微增加乘客税来打击航空业。此外，欧盟也在积极考量一个方案，计划除去航空业的一项重要豁免（免于支付一项增值税）并对航空燃油征收一项额外税。所有这些加在一起，对布兰森产业的效益和利润构成了重大威胁。 [64]

布兰森常常说要支持政府的监管（比如说他支持全球性的碳排放费），但当真正开始讨论时，他又反对那些严肃的气候监管政策。举个例子来说，他曾经一度是英国机场扩张运动的极为夸张甚至是带有霸凌性质的支持者，其中就包括希思罗机场的新跑道。他对于扩张是如此之饥渴，以至于数度宣称，这条跑道的缺失“将使英国成为一个第三世界国家”，而“那些国际公司财团将放弃伦敦而选择其他更好的接连城市”，还有“希思罗机场将成为英国日薄西山的象征”。 [65] [66]

这并不是布兰森对碳宣战的承诺与他顽强的商业本能之间唯一一次发生剧烈冲突。他在澳大利亚站出来反对提议中的气候税，同时又猛烈批评对全球航空公司征税的计划方案，宣称其“有可能会摧毁整个产业”。 [67] [68]

正是这种模式使得地球之友英国分部的迈克·蔡尔兹（Mike Childs）相信，布兰森将自己的形象从一个地球破坏者转变成因内疚而开始用自己的碳利润解决气候危机的志愿者，这本身不过是一场见利忘义的谋划而已。“它出台的时候的确像一种慈善行为，”蔡尔兹对这个30亿美元的保证承诺提出警告，“但我想他也在试图从航空业中减少一些热量排放，并将此作为一项政治议题。如果你在运营一家交通运输公司，你必须要认识到气候变化对你而言将会是一项重大的议题。” [69]

他是对的吗？好吧，布兰森的承诺带来的直接影响是，忽然之间，你又一次对飞行充满好感——毕竟你那张去巴巴多斯的机票给布兰森带来的利润将会被投入他那宏大的、旨在发现奇迹绿色燃料的计划中。这是一种有效的良心清洁剂，比起那些碳补偿计划（维珍也出售类似计划）来甚至要更为有效。至于说到惩罚性监管和征税，谁又愿意去阻碍这样一家致力于将收入投入到伟大良善事业中的航空公司呢？这也一直是布兰森的论点：请让他成长壮大起来，不必受到监管的阻碍，他将利用那种增长去为未来向绿色环保的集体转型提供资金支持。“如果你阻碍了产业的发展，那么作为一个国家，我们将不能拥有足够的资源去实现新的清洁能源的解决方案。”布兰森如此论述，“商业是一个关键：通过它我们能够解决金融危机和环境危机。” [70]

所以，那些怀疑论者可能是对的：布兰森的各项气候探索可能都只是一些精彩的表演而已，是一种维珍公司特别定制的产品。在拥有了所有人的喜欢和支持之后，亿万富翁扮演起地球拯救者的角色，构建他的品牌，登上深夜电视节目，摒退监管者，做坏事却感觉良好。值得注意的是，自从偏保守的卡梅伦政府在英国上台之后，布兰森和他的家族确认自己不会面临由上至下的气候监管的严肃挑战，整个真人秀节目就变得不再那么夸夸其谈了。

不过，就算布兰森气候倡议中持续变化的观点确实值得上面的冷嘲热讽，也有一种更温和的解释，旨在阐释事情从哪一步开始走错了。这种解释会承认布兰森对自然明显的热爱，不管是在他自己的私家岛屿上观赏热带鸟类，还是乘坐热气球游览喜马拉雅山脉，这会使他看起来真的是在努力尝试寻找以下二者之间的和解与平衡之道：一边是继续经营产生大量碳的产业，另一边是一种强烈的个人愿望去帮助减缓物种灭绝和避免气候灾难。而且这种解释也承认，承诺、奖励和碳作战研究室，布兰森确实想出了一些非常有创意的机制，以将其从推动地球变暖的过程中所赚得的利润转化为一些可能会让它逐渐冷却下来的计划。

但是如果我们承认布兰森意愿良好的话，那么我们就应该注意到，事实上所有这些计划迄今为止都没有产生任何结果。布兰森打算操纵利益动机以解决气候危机——但是从这一实践过程中获利的诱惑令人难以抗拒，带来了危机的进一步恶化。一次又一次，建造一个成功的商业帝国的心愿战胜了气候上的需求——包括为抗拒必要的监管政策而展开游说，扩充机组，并招徕石油公司使用他钟爱的神奇技术开采出更多的石油。

那种认为资本主义，并且只有资本主义才可以将世界从资本主义所创造的危机中解救出来的看法不再是一种抽象理论，而是一种在现实世界里经过反复测试的假说。我们现在将理论放在一边，先仔细地审视结果：本该为时髦的绿色生活方式作出表率的名流和传媒集团早就已经开始追寻新的流行时尚；当经济不景气的信号一开始，绿色环保产品就被移到超级市场货架的尾端去了；风险投资家本该为一系列的创新提供资金赞助，但是他们提供的资金却远远不足；骗子横行的、一时大涨一时又大跌的碳市场在减低排放方面几乎一无所成；天然气行业本来被认为是通往可再生能源的桥梁，但最终却是在吞噬和毁灭可再生能源的市场。同时，最为重要的是，本来要开发一种新的开明资本主义模型的亿万富翁们，三思之后却决定用老一套，因为那一套实在是太有利可图而无法抗拒。

我们已经尝试过了布兰森那一套（同时也试过了巴菲特、布隆伯格、盖茨和皮肯斯的道路），一路增长的排放量可以为其见证。毫无疑问，我们会看到更多亿万富翁型的拯救者闪亮登场，更多试图为资本主义重塑形象的方案和计划。问题在于，我们并没有更多的十年去将希望白白浪费在这些华而不实的表演上。在一个零碳的经济模型下，空间仍然很大，但是利润动机不会是这场大转型的促成因素。

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布兰森在他的承诺中的确说中了一些东西。我们应该锁定那些最需要为气候危机的恶化负责任的公司和企业，从他们的利润和收入中拿出钱来，资助通往更安全、更绿色的未来的转型。布兰森最初的想法——将他在铁路和航空运输方面所赚取的收入完全投入到对摆脱化石燃料有益的方法的追寻中去——至少在理论上是应该在大范围内发生的。问题在于在现有的商业模式下，一旦投资者们拿走一部分利益，一旦高管们又一次给自己加薪，一旦布兰森又发起一项新的控制世界的计划并购买了另一座私人岛屿，就没多少钱留下去兑现承诺了。

类似的，当奈特告诉他的沥青砂客户们，他们应当运用其在技术方面的强大优势去开拓低碳可再生的未来能源时，他其实也说对了很多东西。就如他所说的：“潜在的叙述是完美的。” [71] 当然，问题在于，当这一愿景被留给只顾一己之私的石油和航空公司高管们时，它就会一直只是一种叙述而已，或者说，一个童话。与此同时，整个行业将会运用技术与资源去寻找更多天才的、获利丰厚的新方法，从地球更深的储藏处开采化石燃料；甚至会猛烈地捍卫其公共财政补贴，反对税收和专利税方面微末的税率提升，而这些增税本来可以促使政府去资助绿色环保的转型，而不必借助于化石行业的帮助和支持。

在这一方面，维珍实在是特别的厚颜无耻。全国铁路、海事与运输工会（National Union of Rail Maritime and Transport Workers）估计，维珍公司的铁路运营业务自1990年代后期英国铁路私有化以来，大约收到了超过30亿英镑（约相当于50亿美元）的财政补贴——这个数字明显要多于布兰森的绿色环保基金所承诺的金额。就在最近的2010年，布兰森和他的维珍集团从维珍铁路运营部门收到了1800万英镑的红利回报。布兰森一直坚持说将他比拟为吃白食的揩油者形象的讲法是“垃圾”，向人们指出维珍铁路运输乘客数量的激增，并写下“远非坐收补贴，我们现在每年向纳税人支付超过1亿英镑的金额”。但是交税不过只是生意的一部分罢了。那么，当布兰森向绿色环保基金注资的时候，究竟用的是谁的钱呢？——是他自己的还是纳税人的？同时如果其中很大一部分原本是属于纳税人的，那么一开始就不应该将铁路卖掉和私有化才对。 [72]

如果事情是这样的话，英国人——谨记气候危机的存在——就有可能在很久之前就决定将铁路的利润用来改善他们的公共交通运输系统，而不是让火车变得过时，火车票价飙升，同时像布兰森这样的私营铁路公司持股人可以从纳税人补贴的经营活动中拿到数亿的回报。因此，他们不会选择在发明奇迹燃料一事上下注赌博，而可能会倾向于将整个系统转向电气化火车（能量来自可再生能源，而不是像现在这样，铁路系统的很大一部分仍由柴油驱动），并以此作为首要政治任务。因此当我们看到66%的英国居民告诉民意测验者他们支持重新将铁路公司国有化时，就没什么好惊讶的了。 [73]

布兰森至少在有一件事情上是说对了。他向我们展示了一种十分大胆的模型，该模型有机会在目前剩下的不多的时间框架里起作用：那些最为肮脏的行业的利润必须被运用于富有希望的、旨在收拾他们留下的烂摊子的宏大计划。但是布兰森的事例也证明，这不大可能自愿发生，也不可能在一种追求荣誉的体系中发生，而必须是通过立法，运用严格的监管、高额的征税和更为严苛的专利税率。而所有这些都是此类企业长期以来所反对和抗拒的。

当然，布兰森的技术方案还有可能实现。他可能会偶然发现一种零碳的喷气式飞机燃料，又或者一种神奇的机器可以安全廉价地从天空中抽除碳。但是留给我们的时间已经很少了。作为一种吸碳机器的研发者（盖茨给他投了不少钱），大卫·基思估计那种机器若要达到广泛被使用的水平，我们人类至少还要等上几十年。他说：“如果想要移除足够的二氧化碳，我们至少还要等上三分之一个世纪，甚至50年左右。” [74] 在讨论气候变化的议题时，我们最好不要忘记不停飞奔的时钟——它告诉我们，如果说我们还有避免灾难性变暖的可能，从现在开始的50年间，我们将必须尽可能减少化石燃料的燃烧，如果在这些宝贵的时间中继续急剧扩大排放（就如布兰森和他的航空公司所做的，也如奈特的客户们在沥青砂上所做的），那么我们只能将地球未来的宜居性全部押宝在奇迹的出现上。

然而布兰森（一个对高危运动出名上瘾的人，相当热衷于热气球紧急着陆项目）远不是唯一一个愿意拿我们的集体未来在高风险赌局上下注的人。事实上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他那一系列牵强的计划方案会受到如此认真的追捧的原因就是，他和对能源奇迹进行神秘探索的盖茨一道，利用了我们文化中最令人沉醉的那种叙事：相信科技最终会将我们从自身行动所造成的危机之中拯救出来。后市场时代的严重危机和不断增加的不平等，使得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已经认识到，这个去监管化和大量私有化时代所造就的寡头们，并不会为了我们的利益消耗属于他们自己的大量财富去拯救地球。然而深陷于超级英雄的叙事中，我们对技术神话的高度信仰仍然一点没变：我们相信在最后一分钟，最优秀和最聪明的人将及时出手，拯救我们于水火之中。

这是地球工程的伟大承诺，也一直是我们的文化体系中奇幻思维最强有力的形式。

[1] 这段引文出现在Branson著作的第一版里，出版于2007年。对这本书的所有引用都指的是更新的2008年版。Richard Branson, Screw It, Let’s Do It: Expanded Edition （New York: Virgin, 2008）, 114.

[2] Katherine Bagley and Maria Gallucci, “Bloomberg’s Hidden Legacy: Climate Change and the Future of New York City, Part 5,” InsideClimate News, November 22, 2013.

[3] Branson, Screw It, Let’s Do It , 118.

[4] Branson, Screw It, Let’s Do It ,，122–24。

[5] Branson, Screw It, Let’s Do It ,，119, 127。

[6] Andrew C. Revkin, “Branson Pledges Billions to Fight Global Warming,” New York Times , September 21, 2006; Marius Benson, “Richard Branson Pledges $3 Billion to Tackle Global Warming,” The World Today , ABC （Australia）, September 22, 2006.

[7] Bruce Falconer, “Virgin Airlines: Powered by Pond Scum?” Mother Jones , January 22, 2008; Branson, Screw It, Let’s Do It , 131.

[8] “Virgin Founder Richard Branson Pledges $3 Billion to Fight Global Warming,” Reuters, September 22, 2006; Michael Specter, “Branson’s Luck,” The New Yorker , May 14, 2007.

[9] “The Virgin Earth Challenge: Sir Richard Branson and Al Gore Announce a $25 Million Glob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rize,” The Virgin Earth Challenge, Virgin Atlantic, http://www.virgin -atlantic.com; “Branson, Gore Announce $25 Million ‘Virgin Earth Challenge,’ ” Environmental Leader , February 9, 2007; Branson, Screw It, Let’s Do It , 138; “Virgin Offers $25 Million Prize to Defeat Global Warming,” Virgin Earth Prize, press release, February 9, 2007.

[10] Branson, Screw It, Let’s Do It , 140.

[11] Joel Kirkland, “Branson’s ‘Carbon War Room’ Puts Industry on Front Line of U.S. Climate Debate,” ClimateWire, New York Times , April 22, 2010; Rowena Mason, “Sir Richard Branson: The Airline Owner on His New War,” Telegraph , December 28, 2009.

[12] Bryan Walsh, “Global Warming: Why Branson Wants to Step In,” Time , December 31, 2009.

[13] 格兰瑟姆环境保护基金会广泛资助了一系列大型环境保护团体，包括大自然保护协会、绿色和平、美国环保协会和350.org等。

[14] Carlo Rotella, “Can Jeremy Grantham Profit from Ecological Mayhem?” New York Times , August 11, 2011; Jeremy Grantham, “The Longest Quarterly Letter Ever,” Quarterly Letter, GMO LLC, February 2012, http://www.capitalinstitute.org; 脚注：“Grantees,” The Grantham Foundation for the Protection of the Environment,” http://www.granthamfoundation.org.

[15] Whitney Tilson, “Whitney Tilson’s 2007 Berkshire Hathaway Annual Meeting Notes,” Whitney Tilson’s Value Investing Website, May 5, 2007, http://www.tilsonfunds.com.

[16] “NV Energy to Join MidAmerican Energy Holdings Company,” MidAmerican Energy Holdings Company, press release, May 19, 2013, http://www.midamerican.com; “Berkshire Hathaway Portfolio Tracker,” CNBC, http://www.cnbc.com; Nick Zieminski, “Buffett Buying Burlington Rail in His Biggest Deal,” Reuters, November 3, 2009; Alex Crippen, “CNBC Transcript: Warren Buffett Explains His Railroad ‘All-In Bet’ on America,” CNBC, November 3, 2009.

[17] Keith McCue, “Reinsurance 101,” presentation, RenaissanceRe, 2011; 与Eli Lehrer的个人访谈，August 20, 2012; Eli Lehrer, “The Beach House Bailout,” Weekly Standard , May 10, 2010.

[18] 应当指出，尽管斯泰尔将他的私人资金与法拉龙资本管理的资金分割开来，他仍然是该公司的有限合伙人，并且也参与推动了天然气的使用。他资助了美国环保协会的支持水力压裂法的研究，在《华尔街日报》上充满信心地支持天然气。

[19] Josh Wingrove, “Meet the U.S. Billionaire Who Wants to Kill the Keystone XL Pipeline,” Globe and Mail , April 6, 2013; 脚注：Joe Hagan, “Tom Steyer: An Inconvenient Billionaire,” Men’s Journal , March 2014; “Unprecedented Measurements Provide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Methane Emissions During Natural Gas Production,” University of Texas at Austin, press release, September 16, 2013; Tom Steyer and John Podesta, “We Don’t Need More Foreign Oil and Gas,” Wall Street Journal , January 24, 2012.

[20] 那些政策被批评是过于照顾大的发展者而不顾脆弱的社区，利用绿色环保的外表虚饰去推动宏大的地产发展项目，并可疑地宣称为“环境收益”，就如一位亨特学院的都市事务教授汤姆·安格特（Tom Angotti）和其他一些学者所论述的那样。与此同时，那些被桑迪飓风严重影响到的本地社区也曾抱怨过，布隆伯格的所谓灾后重建计划也只有象征性的投入。此外这位前市长还是水力压裂法最积极、最有影响力的提倡者之一。

[21] “Beyond Coal Campaign,” Philanthropist: Moving Beyond Coal, Mike Bloomberg, http://www.mikebloomberg.com; “Bloomberg Philanthropies Grant Awarded to Environmental Defense Fund,” Bloomberg Philanthropies, press release, August 27, 2012; Katherine Bagley and Maria Gallucci, “Bloomberg’s Hidden Legacy: Climate Change and the Future of New York City, Part 1,” InsideClimate News, November 18, 2013; 脚注：Tom Angotti, “Is New York’s Sustainability Plan Sustainable?” paper presented at Association of Collegiate Schools of Planning and Association of European Schools of Planning joint conference, July 2008; Michael R. Bloomberg and George P. Mitchell, “Fracking is Too Important to Foul Up,” Washington Post , August 23, 2012.

[22] “Introducing Our Carbon Risk Valuation Tool,” Bloomberg, December 5, 2013; Dawn Lim, “Willett Advisors Eyes Real Assets for Bloomberg’s Philanthropic Portfolio,” Foundation ＆ Endowment Intelligence, May 2013.

[23] “Risky Business Co-Chair Michael Bloomberg” （video）, Next Generation, YouTube, June 23, 2014; Robert Kopp, et al., “American Climate Prospectus: Economic Risks in the United States, prepared by Rhodium Group for the Risky Business Project, June 2014; “Secretary-General Appoints Michael Bloomberg of United States Special Envoy for Cities and Climate Change,” United Nations, press release, January 31, 2014.

[24] 持有股份的主要油气公司包括Shell、ConocoPhillips和Chevron，该基金还投资给大量其他油气探索、生产、服务和工程公司，还有煤矿、天然气和矿产公司：Bill ＆ Melinda Gates Foundation Trust, Form 990-PF, Return of Private Foundation, 2012, Attachment C, pp. 1–18, and Attachment D, pp. 1–15; U.S. Securities and Exchange Commission, December 31, 2013, http://www.sec.gov.

[25] “能源奇迹”：Bill Gates, “Innovating to Zero!” （video）, TED, February 2010; TERRAPOWER: “Chairman of the Board,” http://terrapower.com; Robert A. Guth, “A Window into the Nuclear Future,” Wall Street Journal , February 28, 2011;吸碳投资：“About CE,” Carbon Engineering, http://carbonengineering.com; 他自己的数百万财产： “Fund for Innovative Climate and Energy Research,” http://dge.stanford.edu; 专利：U.S. Patent 8,702,982, “Water Alteration Sructure and System,” 归档于 January 3, 2008; U.S. Patent 8,685,254, “Water Alteration Structure Applications and Methods,” 归档于January 3, 2008; U.S. Patent 8,679,331, “Water Alteration Structure Movement Method and System,” 归档于January 3, 2008; U.S. Patent 8,348,550, “Water Alteration Structure and System Having Heat Transfer Conduit,” 归档于May 29, 2009; “我们专注”：与David Leonhardt的访谈（誊录稿）, Washington Ideas Forum, November 14, 2012; “可爱”：Dave Mosher, “Gates: ‘Cute’ Won’t Solve Planet’s Energy Woes,” Wired , May 3, 2011; “非经济”：“Conversation with Bill Gates” （誊录稿），Charlie Rose Show , January 30, 2013; 25个百分点：“Production: Gross Electricity Production in Germany from 2011 to 2013,” Statistisches Bundesamt, https://www.destatis.de.

[26] “Texas Oilman T. Boone Pickens Wants to Supplant Oil with Wind,” USA Today , July 11, 2008; “T. Boone Pickens TV Commercial” （video）, PickensPlan, YouTube, July 7, 2008.

[27] Dan Reed, “An Apology to Boone Pickens: Sorry, Your Plan Never Had a Chance,” Energy Viewpoints , December 9, 2013; Carl Pope, “T. Boone and Me,” Huffington Post, July 3, 2008.

[28] Christopher Helman, “T. Boone Reborn,” Forbes , March 31, 2014; Kirsten Korosec, “T. Boone Pickens Finally Drops the ‘Clean’ from His ‘Clean Energy’ Plan,” MoneyWatch , CBS, May 19, 2011; Fen Montaigne, “A New Pickens Plan: Good for the U.S. or Just for T. Boone?” Yale Environment 360 , April 11, 2011; “T. Boone Pickens on Why He’s for the Keystone XL Pipeline, Why the Tax Code Should Be ‘Redone’ and No One Person Is to Blame for Gas Prices,” CNN, April 25, 2012.

[29] 国家科学会的一份相关调查显示，拜此类投资所赐，2007至2008年间农产品价格涨幅的20%到40%是乙醇燃料热潮影响所致。

[30] 维珍绿色基金：Nicholas Lockley, “Eco-pragmatists,” Private Equity International, November 2007, pp. 76–77; 农业燃料投资：“Khosla Ventures and Virgin Fuels Invest in Gevo, Inc.,” Gevo, Inc., press release, July 19, 2007; Kabir Chibber, “How Green Is Richard Branson?” Wired, August 5, 2009; 并非生物燃料项目的投资者：与LanzaTech的欧洲关系主任Freya Burton的个人电子邮件交流，April 18, 2014; Ross Kelly, “Virgin Australia Researching Eucalyptus Leaves as Jet Fuel,” Wall Street Journal , July 6, 2011;电子邮件交流，通讯经理，Future Farm Industries Cooperative Research Center, April 29, 2014; “未曾”：Branson, Screw It, Let’s Do It , 132; 生物燃料停滞：“What Happened to Biofuels?” The Economist, September 7, 2013; “日益清楚”：与Richard Branson的个人电子邮件交流， May 6, 2014; 脚注：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 Renewable Fuel Standard: Potential Economic and Environmental Effects of U.S. Biofuel Policy （Washington, D.C.: National Academies Press, 2011）, 130–34.

[31] “Our Companies: Gevo,” Virgin Green Fund, 此版本保存于Internet Archive Wayback Machine on September 28, 2013, http://web.archive.org; “Our Companies: Seven Seas Water,” Virgin Green Fund, 此版本保存于Internet Archive Wayback Machine on April 4, 2014, http://web.archive.org; “Our Companies: Metrolight,” Virgin Green Fund,此版本保存于Internet Archive Wayback Machine on October 30, 2013, http://web.archive.org; “Our Companies: GreenRoad,” Virgin Green Fund, 此版本保存于Internet Archive Wayback Machine on November 29, 2013, http://web.archive.org; 与Evan Lovell的个人访谈， September 3, 2013.

[32] 与Jigar Shah的个人访谈, September 9, 201。

[33] Chibber, “How Green Is Richard Branson?”

[34] Branson 参与了Solazyme的 D轮融资。在这一轮中，该公司从至少10位投资者手中筹集了大约5000万美元。这一轮融资的带头人是Morgan Stanley和Braemar Energy Ventures，据称他们通常投资“100万到1000万每轮融资”，总共高达2500万美元。即使D轮资金主要来自Branson（这种情况不太可能），公开的投资还差3000万美元：“Solazyme Announces Series D Financing Round of More Than $50 Million,” Solazyme Inc., press release, August 9, 2010; “Solazyme Adds Sir Richard Branson as Strategic Investor,” Solazyme Inc., press release, September 8, 2010; “About Braemar Energy Ventures,” Braemar Energy Ventures, http://www.braemarenergy.com. “2000万或3000万美元”：“Richard Branson on Climate Change” （video）, The Economist , September 23, 2010; “数千万美元”：John Vidal, “Richard Branson Pledges to Turn Caribbean Green,” Observer , February 8, 2014; Lovell interview, September 3, 2013.

[35] Branson的电子邮件交流，May 6, 2014; Irene Klotz, “Profile: Sir Richard Branson, Founder, Virgin Galactic,” SpaceNews , November 11, 2013; Vidal, “Richard Branson Pledges to Turn Caribbean Green.”

[36] Chibber, “How Green Is Richard Branson?”; Branson电子邮件交流，May 6, 2014.

[37] Branson, Screw It, Let’s Do It , xi; Dan Reed, “Virgin America Takes Off,” USA Today , August 8, 2007; 与Virgin America的媒体关系经理Madhu Unnikrishnan的电子邮件交流， September 6, 2013; Victoria Stilwell, “Virgin America Cuts Airbus Order, Delays Jets to Survive,” Bloomberg, November 16, 2012; Grant Robertson, “Virgin America Sets Course for Canada,” Globe and Mail , March 19, 2010.

[38] “Virgin America Orders 60 New Planes, Celebrates ‘Growing Planes’ with Sweet 60 Fare Sale,” Virgin America, press release, January 17, 2010.

[39] 在布兰森的公关机器里这类幼稚的幽默是一个反复出现的主题〔该公司曾在一架新的空中巴士A340-600的外壳喷涂上“我的就是比你的大”，吹嘘其商务舱的座椅“大小确实有关系”，甚至让一架小型飞机飞临伦敦上空，并在外壳喷涂上一行标语：“英国航空公司根本就飞（硬）不起来！！”〕。

[40] 人数：“ Annual Report 2012,” Virgin Australia Holdings Ltd., p. 2, http://www.virginaustralia.com; 竞争激烈：“Richard Branson Beats off Stiff Competition for Scottish Airport Links,” Courier , April 9, 2013;免费：Alastair Dalton, “Virgin’s ‘Zero Fares’ on Scots Routes in BA Battle,” Scotsman , March 18, 2013; “Taxi Fares,” Transport for London, http://www.tfl.gov.uk; 脚注：Mark Pilling, “Size Does Matter for Virgin Boss Branson,” Flight Daily News , July 23, 2002; Peter Pae, “New Airline Begins Service Between Los Angeles and Australia,” Los Angeles Times , February 28, 2009; Lucy Woods, “5 Virgin Aviation Stunts by Sir Richard Branson,” Travel Magazine , May 7, 2013.

[41] Virgin Atlantic和Virgin America的媒体代表确认两家航空公司将扩张机队。对Virgin Australia扩张机队的估计使用的信息来自于航空公司2007年的年报，以及2014年的半年报，包括特许的飞机和其他服务。Virgin暂时投资的其他航空公司，例如Brussels Airlines, Air Asia X和Virgin Nigeria （现Air Nigeria） 并不包括在内：“Annual Report 2007,” Virgin Blue Holdings Ltd., p. 3; “2014 Half Year Results” （presentation）, Virgin Australia Holdings Ltd., February 28, 2014, p. 11. 估计排放的增长是通过比较Virgin Atlantic和 Virgin Australia 2007年的总排放与三家主要的Virgin航空公司2012年的总排放得到的（Virgin America在2007年年中开始运营）。Virgin Australia的排放来自2006–7 和 2011–12财政年报告：“Supply Chain 2013,” Virgin Atlantic Airways Ltd., Carbon Disclosure Project, p. 8, https://www.cdp.net; “Annual Report 2007,” Virgin Blue Holdings Ltd., p. 5; “Annual Report 2012,” Virgin Australia Holdings Ltd., p. 29; 2008 and 2012 emissions information submitted to the Climate Registry, Virgin America Inc., p. 2, https://www.crisreport.org. For Virgin Australia in 2012–2013, see: “Annual Report 2013,” Virgin Australia Holdings Ltd., p. 32. DIP: “Sustainability Report: Winter 2011/12,” Virgin Atlantic Airways Ltd., p. 4, http://www.virgin-atlantic.com.

[42] Mazyar Zeinali, “U.S. Domestic Airline Fuel Efficiency Ranking 2010,” International Council on Clean Transportation, September 2013, http://theicct.org.

[43] 且引用社会学家萨尔瓦托·巴伯尼斯（Salvatore Babones）的研究报告中一段非常严厉的评价：“如果有两个词能捕捉过去四十年间财富从工人到富人惊人的再分配、当代炫耀消费的厚颜无耻、过去公有的基本权利的私有化，以及可能导致地球上几乎所有非人类生命形式灭绝的对大气层荒唐的破坏——所有这一切都被掩盖在那种貌似虔诚的保护环境的美德的伪善伪装之后，这两个词就是Virgin Galactic（维珍银河之旅）。”

[44] “Virgin and Brawn Agree Sponsorship to Confirm Branson’s Entry to Formula One,” Guardian , March 28, 2009; Daisy Carrington, “What Does a $250,000 Ticket to Space with Virgin Galactic Actually Buy You?” CNN, August 16, 2013; Peter Elkind, “Space-Travel Startups Take Off,” Fortune , January 16, 2013; 脚注：Salvatore Babones, “Virgin Galactic’s Space Tourism Venture for the 1% Will Warm the Globe for the Rest of Us,” Truthout , August 14, 2012.

[45] Chibber, “How Green Is Richard Branson?”

[46] Richard Wachman, “Virgin Brands: What Does Richard Branson Really Own?” Observer , January 7, 2012; David Runciman, “The Stuntman,” London Review of Books , March 20, 2014; Heather Burke, “Bill Gates Tops Forbes List of Billionaires for the 12th Year,” Bloomberg, March 9, 2006; “The World’s Billionaires: #308 Richard Branson,” Forbes , 截至July 2014; Vidal, “Richard Branson Pledges to Turn Caribbean Green.”

[47] Chibber, “How Green is Richard Branson?”

[48] James Kanter, “Cash Prize for Environmental Help Goes Unawarded,” New York Times , November 21, 2010; Paul Smalera, “Richard Branson Has Deep-Sea Ambitions, Launches Virgin Oceanic,” Fortune , April 5, 2011.

[49] Kanter, “Cash Prize for Environmental Help Goes Unawarded.”

[50] Branson的电子邮件交流，May 6 2014; Helen Craig, “Virgin Earth Challenge Announces Leading Organisations,” Virgin Unite, November 2011.

[51] Branson的电子邮件交流，May 6 2014; Helen Craig, “Virgin Earth Challenge Announces Leading Organisations,” Virgin Unite, November 2011；“$25 Million Prize Awarded to Green Technology” （video）, SWTVChannel, YouTube, November 3, 2011; “The Finalists,” Virgin Earth Challenge, http://www.virginearth.com; “Biochar: A Critical Review of Science and Policy,” Biofuelwatch , November 2011.

[52] Craig, “Virgin Earth Challenge Announces Leading Organisations”; “Virgin Coming to Global Clean Energy Congress in Calgary,” Calgary Economic Development, press release, September 9, 2011.

[53] Knight自2012年起不再担任Virgin Group的independent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dvisor，尽管他仍然与Earth Prize有所联系：“Management Team,” The Virgin Earth Challenge, http://www.virginearth.com. 其他客户：“My Corporate Expertise,” Dr. Alan Knight, http://www.dralanknight.com; “个人接触”：Alan Knight, “Oil Sands Revisited,” Dr. Alan Knight, November 10, 2011, http://www.dralanknight.com; OSLI: “Contact,” Oil Sands Leadership Initiative, http://www.osli.ca.

[54] Knight, “Oil Sands Revisited”; 与Alan Knight的个人访谈，December 12, 2011.

[55] Rebecca Penty, “Calgary Firm a Finalist in Virgin’s $25M Green Technology Challenge,” Calgary Herald , September 28, 2011; Alan Knight, “Alberta Oil Sands Producers ‘Distracted from Ambition and Creativity,’ ” Financial Post , November 1, 2011.

[56] 根据U.S. Energy Information Administration，已证明的原油储量在2012年为265亿桶。通过现有的和“下一代”CO₂ -EOR 技术可以开采其他一些经济可采的原油，其估计值已经被加入2012年的基线：“Crude Oil Proved Reserves,” International Energy Statistics, U.S. Energy Information Administration; Vello A. Kuuskraa, Tyler Van Leeuwen, and Matt Wallace, “Improving Domestic Energy Security and Lowering CO₂ Emissions with ‘Next Generation’ CO₂ -Enhanced Oil Recovery （CO₂ -EOR ）,” National Energy Technology Laboratory, U.S. Department of Energy, DOE/NETL-2011/1504, June 20, 2011, p. 4. “唯一最大的妨碍”：Marc Gunther, “Rethinking Carbon Dioxide: From a Pollutant to an Asset,” Yale Environment 360, February 23, 2012.

[57] Marc Gunther, “Nations Stalled on Climate Action Could ‘Suck It Up,’ ” Bloomberg, June 18, 2012; Marc Gunther, “The Business of Cooling the Planet,” Fortune , October 7, 2011.

[58] Penty, “Calgary Firm a Finalist in Virgin’s $25M Green Technology Challenge”; Robert M. Dilmore, “An Assessment of Gate-to-Gate Environmental Life Cycle Performance of Water- Alternating-Gas CO₂ -Enhanced Oil Recovery in the Permian Basin,” Executive Summary, National Energy Technology Laboratory, U.S. Department of Energy, DOE/NETL-2010/1433, September 30, 2010, p. 1; Paulina Jaramillo, W. Michael Griffin, and Sean T. McCoy, “Life Cycle Inventory of CO₂ in an Enhanced Oil Recovery System,” Environmental Science ＆ Technology 43 （2009）: 8027–8032.

[59] Marc Gunther, “Direct Air Carbon Capture: Oil’s Answer to Fracking?” GreenBiz.com, March 12, 2012.

[60] “NRDC Calls on Major Airlines to Steer Clear of Highly Polluting New Fuel Types,” Natural Resources Defense Council, press release, January 10, 2008; Liz Barratt-Brown, “NRDC Asks Airlines to Oppose Dirty Fuels and Cut Global Warming Pollution,” Natural Resources Defense Council, January 10, 2008; Peter Lehner, Executive Director of the Natural Resources Defense Council致Gerard J. Arpey, Chief Executive Officer of American Airlines的信，January 9, 2008, http://docs.nrdc.org.

[61] 包括可持续性顾问布兰登·梅（Brendan May），同时也是罗伯茨布里奇集团（Robertsbridge Group）的创始人。“当然你可以根据其来源而将燃料隔离开来，” 梅写道，“如果有意愿，就一定会有方法……但在目前，就是没有意愿。”

[62] Alan Knight, “Alberta Oil Sands Producers ‘Distracted from Ambition and Creativity,’ ” Financial Post , November 1, 2011; 脚注：Brendan May, “Shell Refuses to Save the Arctic, but Its Customers Still Could,” Business Green , July 24, 2013.

[63] Julie Doyle, “Climate Action and Environmental Activism: The Role of Environmental NGOs and Grassroots Movements in the Global Politics of Climate Change,” in Tammy Boyce and Justin Lewis, eds., Climate Change and the Media , （New York: Peter Lang, 2009）, 103–116; Mark Engler, “The Climate Justice Movement Breaks Through,” Yes! , December 1, 2009; “Heathrow North-west Third Runway Option Short-Listed by Airports Commission,” Heathrow Airport, press release, December 17, 2013.

[64] James Sturcke, “Climate Change Bill to Balance Environmental and Energy Concerns, Guardian , November 15, 2006. George Monbiot, “Preparing for Take-off,” Guardian , December 19, 2006; Dan Milmo, “Brown Hikes Air Passenger Duty,” Guardian, December 6, 2006; “Euro MPs Push for Air Fuel Taxes,” BBC News , July 4, 2006.

[65] 在2012年，他走得非常远，同意投入大约80亿美元到维珍大西洋在希思罗机场的业务扩张上，前提是政府能同意新的跑道——这一预期让人再次对布兰森有关自己经营不善以至于根本无法兑现30亿美元的气候承诺的自我辩护产生了疑问。

[66] Jean Chemnick, “Climate: Branson Calls Carbon Tax ‘Completely Fair’ but Dodges Question on E.U. Airline Levy,” E＆E News , April 26, 2012; Gwyn Topham, “Virgin Atlantic Planning Heathrow to Moscow Flights,” Guardian , July 2012; Richard Branson, “Don’t Run Heathrow into the Ground,” Times （London）, June 30, 2008; 脚注：Roland Gribben, “Sir Richard Branson’s 5bn Heathrow Offer Rejected,” Telegraph , March 12, 2012.

[67] 布兰森明显不喜欢交税这个事情，他在海峡群岛和英属维京群岛所拥有的极为错综复杂的离岸股份公司的相关网络足以证明此点。事实上，在1971年运营他的第一家公司时，他曾因为卷入一个跨国界的非法避税骗局被警方逮住而在监狱里过了一晚上，交了一笔很重的罚款。“我是一个罪犯。”布兰森在其自传里曾经如此描述他的监狱故事。

[68] “Branson Criticises Carbon Tax, Backs Biofuels,” PM, ABC （Australia）, July 6, 2011; Rowena Mason, “Sir Richard Branson Warns Green Taxes Threaten to Kill Aviation,” Telegraph , December 16, 2009; 脚注：“Behind Branson,” The Economist , February 19, 1998; Juliette Garside, “Richard Branson Denies Being a Tax Exile,” Guardian , October 13, 2013; Branson, Screw It, Let’s Do It , 113-116.

[69] Matthew Lynn, “Branson’s Gesture May Not Save Aviation Industry,” Bloomberg, September 26, 2006.

[70] “Virgin America Selling Carbon Offsets to Passengers,” Environmental Leader , December 5, 2008; John Arlidge, “I’m in a Dirty Old Business but I Try,” Sunday Times （London）, August 9, 2009.

[71] Knight, “Alberta Oil Sands Producers ‘Distracted from Ambition and Creativity.’ ”

[72] Karl West, “Virgin Gravy Trains Rolls On,” Sunday Times （London）, January 16, 2011; Phillip Inman, “Privatised Rail Will Remain Gravy Train,” Guardian , July 4, 2011; Richard Branson, “It’s Nonsense to Suggest Virgin’s Success Has Depended on State Help,” Guardian , November 23, 2011.

[73] Gwyn Topham, “Privatised Rail Has Meant ‘Higher Fares, Older Trains and Bigger Taxpayers’ Bill,’ ” Guardian , June 6, 2013; Adam Whitnall, “Virgin Trains Set for £3.5m Refurbishment—to Remove Smell from Corridors,” Independent （London）, October 6, 2013; Will Dahlgreen, “Nationalise Energy and Rail Companies, Say Public,” YouGov, November 4, 2013.

[74] Penty, “Calgary Firm a Finalist in Virgin’s $25M Green Technology Challenge”; Gunther, “The Business of Cooling the Planet.”

第8章
将太阳调弱
解决污染的方法是……另一种污染？

“地球工程将致力于履行解决全球变暖问题的承诺，而且每年只会花费掉我们数十亿美元。”

——纽特·金里奇（Newt Gingrich），

美国众议院前议长，2008年 [1]

“我们的科学是一滴水，我们的无知就是一片海。”

——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1895年 [2]

现在是2011年3月，我刚抵达位于伦敦西北方、距离伦敦一个半小时车程的白金汉郡乡间，在这里将举行一个为期三天的地球工程会议。这个会议是由英国著名的学术机构皇家学会召集的，牛顿、达尔文和霍金都曾是其成员。

最近几年，该学会成为宣扬“鉴于减排方面进展的停滞，现在政府必须准备一个技术备案”这一理念的最为显著的科学机构。在2009年发表的一份报告中，它呼吁英国政府向在地球工程方面成果卓越的研究领域给予重要的资源支持。两年之后，它宣称能阻挡一部分太阳光的行星规模的工程学介入“或者才是气候事件突发时，迅速降低全球温度的唯一选择”。 [3]

在白金汉郡的会议焦点更明确：关于地球工程和永续性发展的研究应当如何管控？研究者应当遵循哪些规则？应当由怎样的机构（如果有这样的机构存在的话）来监管这些试验？是国家政府还是联合国？怎样才能达成地球工程的“良善治理”？为了回答这些和其他一些问题，学会与另外两个赞助团体一同举办了这次会议，分别是聚焦于在发展中国家推进科学机会的位于意大利的世界科学院（World Academy of Sciences）和形容地球工程为一种“架设通路型的工具”的美国环保协会（此协会曾用几乎一样的口吻形容过天然气）。 [4] 这使得这次会议成为迄今为止最具国际性的地球工程领域集会，同时也是首次有主要的绿色运动组织公开对“激进地介入地球气候系统以应对全球变暖的尝试和探究”表示祝福。

这一场未来主义式的讨论发生在奇切利大厅（Chicheley Hall）。这个大厅有62个房间，完美复原了乔治时代的红砖结构，曾经一度是BBC拍摄《傲慢与偏见》的布景地之一，同时也是皇家学会新获得的休息与会议中心。其效果是令人惊异的时代错乱：被精雕细琢的篱笆框围起来的蔓延生长的鲜绿草地，像是在急切呼唤着那些穿着束腰丝绸长袍、撑着阳伞、热烈讨论求婚者的女子——而不是头发凌乱的科学家们在讨论如何为这个星球做一把遮阳伞。然而地球工程本来就有一种复古的气质，虽然并非蒸汽朋克那种类型，但是它毫无疑问地回溯到一个我们更有自信的年代。在那个时候控制天气看起来就像是科学创新下一个激动人心的前沿领域——而不是试图将我们从火葬场里拯救出来的最后一搏。

吃晚饭时就餐者背后的墙上高高地挂着戴着银色假发、面容饱满的绅士们的油画。在晚宴之后，代表们被邀请到一处木版镶嵌的图书馆。在那里，大约三十位科学家、律师、环境主义运动人士和政策研究者齐聚一堂，对正在考量的几个不同的地球工程计划正式展开“技术简报”。一位皇家学会的科学家向我们展示了一组幻灯片，包括用铁使海洋“受精”以将碳从大气中抽离，用巨大的白色板片覆盖沙漠以使阳光被反射回太空，还有制造可以和布兰森的地球挑战奖相媲美的机械舰队，以便从空气中吸附碳。

这位科学家解释说，有太多诸如此类的方案等着我们去深入考量，同时每一种在监管方面都面临挑战。所以在接下来的三天中，我们将会瞄准那些科学家们认为最有可能和最有前途的地球工程方案。这包括通过几种不同的方式将一些粒子注入大气，把更多的阳光反射回太空，由此减低到达地球的热度总量，地球工程术语称之为太阳光辐射管理（Solar Radiation Management，SRM）——因为这些方法真的都在尝试“管理”到达地球的阳光总额。

有许多种不同的使太阳变暗的方法。最欢乐的科幻小说式的方法是太空镜子，但是很快就被否决了。另一个是“云层增亮”，将海水喷洒到天空中（不管是从舰船上或者从岸边的高塔上）以创造更多的云层覆盖，或者使云层变得更具反射性、存在时间更长。被讨论得最频繁的选项涉及了将硫酸盐气雾剂（sulfate aerosols）喷洒到同温层，即平流层（stratosphere）中。可以用改造过的飞机来喷洒，或者通过由氦气球悬吊上去的一根非常之长的管子喷洒，有些人甚至建议使用大炮。

鉴于海洋“受精”试验已经在好几片海域展开（其中包括被广为报道的2012年在英属哥伦比亚海岸之外进行的极为“凶猛的”测试），仅仅聚焦于太阳光辐射管理的这一选择多少有些武断。但是，严肃科学最感兴趣的还是太阳光辐射管理技术：遮挡太阳已经是超过100篇经过同侪审查的论文所讨论的主题，一些非常高端的研究小组正在镇定自若地推进露天试验场试验，将通过使用轮船、飞机和非常长的管子来测试这些方案的结构与机制。如果相关的规则与指引不能很快有所进展的话（就如一些人所建议的那样，完全禁止实地试验），我们可能将迎来研究失控的局面。 [5]

在1991年菲律宾的皮纳图博火山（Mount Pinatubo）喷发之后，向平流层喷洒硫酸盐经常被说成是“皮纳图博选项”。大多数的火山喷发都是将灰尘与气体传输到较低的大气层，在那里形成含硫磺的酸性微小水滴，然后再落到地面（比如说2010年使得很多欧洲航班停飞的冰岛火山喷发就是如此）。但是在另一些较少出现却也实际存在的场景中，火山喷发——皮纳图博火山就是其中之一——可以将大量的二氧化硫直接送到平流层中。

这种时候，含硫的酸性水滴不会落下来；它们会持续停留在平流层中，在数周之内它们将游遍整个地球。这些水滴就像微小的、散光的镜子一样，阻挡太阳，并削减到达地球表面的太阳热量。当这一类的更大的火山在热带地区喷发时，那些悬浮微粒甚至会在平流层中停留一年到两年的时间，而随之产生的全球凉化现象也将会持续更久。

那是皮纳图博事件发生之后的事了。发生喷发的第二年，全球气温下降了0.5摄氏度，同时就如奥利弗·莫顿（Oliver Morton）在《自然》杂志文章中所指出的那样：“如果厄尔尼诺现象并没有同时发生的话，在全球范围内1992年会比1991年要低0.7摄氏度。” [6] 那个数字是很值得注意的，因为迄今为止由于我们的温室气体排放，地球被我们变暖了大致同样的温度。这也就是为什么有一些科学家确信，如果他们可以通过人工的方式制造出那些大喷发所造成的结果，他们就能抵御全球变暖，迫使地球的气温降低。

领导这一次简报的科学家从这一路径的支持论说开始入手，他观察到与此相关的技术的确是存在的，尽管还需要通过反复的进一步测试；但它相对来讲更便宜。还有，如果它的确能发生作用，冷却的效果将会比较迅速地见效。而反对的意见在于，阻挡太阳的技术是否应该被利用、应在怎样的范围内被利用，这些决策可能会在地球的上空产生一种永久性的雾霾，使蓝天变成过去式。 [7] 这层雾霾的存在可能使得天文学家将不再能够清晰地观测天上的恒星与行星，更弱的太阳光也可能导致太阳能发电机的产能降低（一个讽刺意味的警示）。

但是，皮纳图博选项伴生的最大问题就是，它丝毫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气候变化的成因，亦即那些将热量包裹其中的气体的堆积和发展，而仅仅只是致力于应对最为显著的症状——更暖和的气候。那对于控制住某些问题，如冰川融化而言可能是有效的，但是它丝毫不能影响海洋持续吸收大气中增加的碳物质，而这已经对从珊瑚到牡蛎的硬壳类海洋生物造成严重的不利影响，同时还可能产生连锁反应进而影响到整个水生食物链。在另一方面，一面通过人工保持较低的气温，一面允许大气中二氧化碳水平的攀升，可能会带来一些有利因素，因为植物喜欢二氧化碳（只要它的到来不是伴随着极热的高温和干旱），它们这一方面的表现可能会在一个人工的全球温室中变得更好。

啊，别忘记了，还有另一个反对原因：一旦你开始将物质喷洒到平流层中以阻挡阳光，这个过程就基本上不可能停止。因为一旦停止，那些用一把虚拟的人工遮阳伞压抑住的热量，就会像一个巨大的热浪一样直接扑向星球的表面，根本容不得循序渐进的适应。想象一下童话故事里的那些恶毒的巫婆们，她们饮用经由不正当手段获得的、有魔力的不老药来保持年轻，一旦供应源被突然掐断，马上就会在瞬间腐朽和凋谢。

对于这个“程序终止问题”有一个解决方案，就如我们的英国向导彬彬有礼地指出的那样，就是从大气中吸出相当多的碳，同时遮阳伞继续保持打开的状态，那么当粒子消散，太阳光线全部投射下来时，大气里包裹着热量的气体会变少，也就不会增强变暖的程度。这一策略可能是可行的，但问题是我们根本不知道行动规模应该多大（就像布兰森已经发现的那样）。

当我们听到所有这些之后，一幅残酷的图景就浮现出来。没有东西能脱离人类这台容易犯错的机器所能达及的范围。我们可能会获得一个屋顶，而不是一片天空——那将是一个乳白色的、地球工程制造出的天花板，向下俯视着一片死气沉沉的、高度酸化的海洋。

而且情况可能会变得比这更为糟糕，因为我们的向导将最大的反方意见留到了最后。一张幻灯片放映出了一张世界地图，基于预测的数据，各个不同的区域都做了颜色标注，不同颜色代表通过向平流层注射硫化的二氧化物，各地的降雨被影响的不同严重程度。欧洲和北美的降雨量看起来是受影响最小和变化最小的，但是非洲的赤道地区就如同被点燃了一样，这意味着非洲将面临严重的干旱。同时尽管边界有些模糊，亚洲的一部分也显得问题重重，因为由一个更弱的太阳所造成的地面温度的下降也会削弱夏天的季风，而在这些区域，夏天的季风恰恰是主要的降水来源。

到这一点为止，听众们都静静地听着，但新的消息似乎已经使得整个房间醒来。一位参与者打断了演讲。“让我们暂时抛开科学而主要讨论下伦理学吧。”他沮丧地说道，“我来自非洲，我非常不喜欢我在降水示意图中看到的一切。” [8] 确实如此，学会在他们自己出版的地球工程的报告中承认太阳光辐射管理“将导致比‘没有太阳光辐射管理’这一选项时还要糟糕的气候变化”。 [9]

非洲代表摇头：“我不知道我们中还有多少人能够安睡。”

暖到“令人恐惧”

那些刻意介入和干预气候系统以抵消全球变暖的作用力的相关方案到目前为止至少已经存在半个世纪了。事实上，约翰逊总统的科学顾问委员会（Science Advisory Committee）在1965年呈交了一份报告警告总统先生气候变化问题，作者们根本就没有提到削减排放。唯一被考虑过的解决方案就是技术性的（technological）计划，比如说修改云层或者向海洋中乱洒反射性的微粒。 [10]

在被视为应对全球变暖的一种潜在工具之前，气候更改方案仅仅被视为一种武器。在冷战中，美国物理学家曾设想通过暗地里操纵降雨模式来削弱美国的敌人，包括制造干旱和使一条重要补给路线洪水泛滥的标靶性风暴，就如在越南战争中曾经尝试的那样。 [11]

这也就解释了为何直到最近，主流气象学家一直对有关地球工程的讨论避而不谈。不仅仅是《奇爱博士》（Dr. Strangelove ）般的包袱，大家普遍担心和害怕会营造出一种气候学的道德困境。就如同当银行家们知道政府会帮他们渡过难关时，他们会倾向于冒更大的风险，这种恐惧就是，任何对紧急情况下的技术修复（emergency techno-fix）的微小示意——不管是多么无把握和遥远——都会滋生一种危险但却流行的信念：我们可以在未来的数十年中继续增加排放而不会出问题。

更多的是出于绝望而非信念，这一关乎地球工程的禁忌在过去十年中被逐渐打破。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在2006年到来，当时，以对臭氧层逐渐恶化的突破性研究而获得诺贝尔化学奖的科学家保罗·克鲁岑（Paul Crutzen）写了一篇文章，称时间节点已经到来，人类应该开始考虑将硫磺注入平流层，作为逃脱日益严重的全球变暖问题的一条紧急逃生路线。“如果对于温室气体排放的巨大削减无法实现，而温度继续快速升高；如果我们希望能快速地缓和升温情况和消减其他气候方面的影响，那么气候工程……就将是唯一的可用选项了。”他如此写道。 [12]

克鲁岑为初期研究的开展创造了空间，但是地球工程真正取得突破是在2009年的哥本哈根峰会失败之后。正是在同一年，关于气候的立法在美国参议院铩羽而归。这两个进程本来都被普遍寄予厚望，而当两者都失败时，那些自诩为行星黑客的人们从他们的实验室中走出来，指出那个看起来最为古怪诡异的方案可能是剩下的唯一现实可行的方案了——特别是考虑到正在发生的世界性经济危机使得耗资巨大的能量转换方案从政治上来说根本不可行这一背景。

皮纳图博选项之所以会成为媒体的宠儿，很大程度要归功于内森·梅尔沃德（Nathan Myhrvold）的著作，这是一位容易激动的微软公司前技术主管（chief technology officer），目前在经营着高智公司（Intellectual Ventures）——一家专注于兼收并蓄的高科技发明的公司，也常常被形容为专利投机行为（patent trolling）的载体。 [13] 梅尔沃德简直像是一个天生就该做电视明星的人物——从一个少年奇才，变成一个物理学家，再变成一个科技明星，同时也是一位热心的恐龙猎人和野生动物摄影家。更不必提他还是一位受过正式训练的业余厨艺爱好者，花费了数百万元研究并且与人合著了一部六卷本的有关分子烹饪法（molecular gastronomy）的著作。

在2009年，梅尔沃德和他的团队揭示了被称为“平流层盾”的奇异装置的细节。这个装置用氦气球将一条喷洒二氧化硫的软管悬挂在距地面30公里的天空中。他马不停蹄地将此宣传为政府行动的替代品：在哥本哈根峰会结束的两天之后，梅尔沃德就在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上吹嘘他的设备。他宣称这个装置可以制造出一个“我们所需要的皮纳图博火山来”，并且有能力“全盘缓解我们今天所面临的全球变暖问题”。 [14]

在此之前两个月，史蒂文·D. 莱维特（Steven D. Levitt）和史蒂芬·J. 达布纳（Stephen J. Dubner）合著的全球畅销书《超级魔鬼经济学》（SuperFreakonomics ）面市了，令人惊叹地用了一整章篇幅去描述梅尔沃德向天空升起管子的计划。多数参与这一研究中的科学家都非常谨慎地将遮挡太阳作为一种最坏的场景——仅有当A计划（减排）被证明不足时才有可能被考虑和采用的B计划——莱维特和达布纳宣称，皮纳图博选项比起摆脱化石燃料来更可取。“对于那些喜欢便宜和简单解决方案的人来说，没有比这更好的事情了。” [15]

其他绝大多数号召展开更多地球工程相关研究的声音，都没有如此欢欣。在2010年9月，新美国基金会（New America Foundation）和《石板》（Slate ）杂志在华盛顿举办了一个为期一天的论坛。题目是“地球工程：令人恐惧的主意，谁的时代到来了？” [16] 这个句子很好地总结了那种冷酷的顺从基调，而这种基调在各种会议和政府报告的稳定出现将地球工程一步步地推入主流政治中。

奇切利大厅的聚会是这一常态化过程中的又一里程碑事件。并非真的是在讨论要还是不要开展地球工程的研究——这是之前许多集会主要做的事情——这次会议看起来已经认为采取某些特定的地球工程行为是理所当然的了（要不然的话为什么它会需要被“监管”呢）。会议强调这样做不仅是不可避免的，而且已经是老生常谈了，会议的组织者们甚至给了这一过程一个沉闷的首字母缩略词，叫“SRMGI”：太阳光辐射管理的政府监管的主动倡议。

地球工程的相关讨论通常是在排外的小团体里展开，同样的一群科学家、发明家和金主们互相称赞彼此的工作，来回往复，覆盖了关于此议题的几乎所有相关讨论。〔第一部地球工程著作的作者、科学记者伊莱·金提许（Eli Kintisch）管他们叫“地球工程圈”（Geoclique）〕这个圈子中的许多人都参与了此次会议。我们可以看到瘦长结实的狂热的物理学者大卫·基思。他当时执教于卡尔加里大学（现在任教于哈佛），其学术研究主要聚焦于太阳光辐射管理技术，他的吸碳机器——由布兰森和盖茨共同赞助——将使他变得非常富有（一旦以技术修补全球变暖问题的方案全面展开的话）。这种既得利益是一个反复出现的主题：许多地球工程研究的最为激进的支持者，都与正在兴起的那些准备去“黑”地球的公司有联系，或者以各种方式拥有各种专利。科尔比学院的科学史家詹姆斯·弗莱明（James Fleming）说，这一点让他们有了“参与游戏”（skin in the game）的可能，因为“一旦他们的技术被推广，这些科学家就能赚取惊人的利润”。 [17]

肯·卡尔戴拉（Ken Caldeira）也参加了会议。他是卡耐基科学研究所的一位知名的大气科学家，同时也是最早用严肃的电脑模型测试有意调弱太阳光可能产生的冲击的气候学家之一。在他的学术工作以外，卡尔戴拉与梅尔沃德的高智公司之间有着不间断的联系，并以高智公司的“资深发明者”身份示人。 [18] 另一位参与者菲尔·拉希（Phil Rasch），则是华盛顿州的西北太平洋国家实验室的气候学者。他一直在尝试发起很可能是首次的云层增亮试验场试验。

比尔·盖茨并没有到场出席，但却为集会提供了大量的资金支持，由基思和卡尔戴拉所管理的一个基金负责具体分配。盖茨给了科学家们至少460万美元专门进行气候科学研究，而这部分受资助的研究没有别的资金来源。资金的大多数都投入到了地球工程相关的课题上，基思、卡尔戴拉和拉希都拿到了很大的一部分。盖茨还是基思的碳吸收公司的投资人，同时也是高智公司的投资人，他的名字出现在好几份地球工程的专利上（和卡尔戴拉一道），梅尔沃德则是盖茨创办的核能事业——泰拉能源的副主席。布兰森的碳作战研究室也派来了代表，并在许多方面提供了支持。 [19] 如果这些线索听起来让人困惑和感到不舒服，特别是因为我们所讨论的是一个如此全球性的和赌注高昂的冒险的话，那么好的，这就是“地球工程圈”。

因为监管地球工程，而不是仅仅去测试它，是这一会议的核心议题，那个往常的小圈子俱乐部暂时性地多邀请了来自亚洲和非洲的一些气候科学家，还有法律伦理学学者、国际条约和会议专家和一些来自绿色非政府组织的官员。这些非政府组织包括绿色和平和世界野生动物基金会英国分部（绿色和平并没有支持地球工程，但是世界野生动物基金会英国分部宣布将谨慎地支持“有关地球工程各路径的研究，以找出可行性”）。 [20]

组织者们也邀请了一批直言不讳的批评者。来自罗格斯大学（Rutgers University）、以粗暴脾气和白色胡须闻名的气候学者艾伦·罗伯克（Alan Robock）也有到场。当我看到他时，他正在展示一个幻灯片，题目叫“地球工程可能是一个糟糕的想法的20个理由”，从“使天空变白”（第7号理由）到“如果相关部署一旦停止，将会面临急速变暖”（第10号理由）。最为激烈的是澳大利亚的气候专家克莱夫·汉密尔顿，他高声地说出他的思虑：“地球工程学者会不会是现代的法厄同？ [21] 他们敢于去控制太阳，但终将在摧毁地球之前，被宙斯击败。” [22]

在最后，会议并没有达成任何实质性的共识——甚至就连对小规模试验场试验是否应该进行这一问题都没有统一意见。但是这一群人在同一座乡间宅邸共处的这三天里的确释放出了非常有意思的智识上的火花。

哪一步可能会出错？

经过了一夜的休息之后，奇切利大厅的客人们已经准备好投入到论战中去了。在老马车房一个井然有序的由板岩和玻璃装饰的演讲厅里，会议的组织者让我们分组讨论。每个人都得到一张纸，纸上画着一个三角形，在三角形的每一个顶点上都各有一个词，分别是“推进”、“禁止”和“监管”。指示写道：“标出你个人目前的倾向。你是否希望去禁止更多的有关遮蔽太阳的研究，还是希望积极推进，又或者以某种受监管的方式推进？”

我花了整个上午去旁听了不同的小组讨论，不久之后一种模式浮现出来。已经参与到地球工程相关研究中的科学家们一般倾向于将他们的立场归纳为介于“监管”和“推进”之间，而几乎所有其他的人都倾向于“禁止”和“监管”之间。一些与会者表达了对推进更多的相关研究的期待，但是出发点却是希望证明地球工程并非我们在最后关头的可行选择。“我们特别需要知道它是否会失灵，”一位环境学者在小组讨论中向别的科学家提出了这样的请求，“现在我们还在黑暗中摸索。”

但是在其中一个小组中，事情变得有些不那么寻常。一位参与者直接拒绝了在这个三角形上标示出他的立场和观点，而打开了他自己的一份大大的海报式的文件。他用蓝色记号笔在上面写下了三个问题：

1. 那些带给我们气候危机的人类真的能妥善安全地监管太阳光辐射管理技术吗？

2. 在考虑太阳光辐射管理技术的相关监管时，难道我们不也是在危险地延续我们可以按照自身的利益来操纵地球这一观点吗？

3. 难道我们不应该先去仔细思考和讨论以上这些问题，然后再来处理这个三角形吗？

当各个小组回头聚在一起讨论他们的三角形意识地图时，这些问题没有被承认，更别说被解答了。它们仅仅作为一种沉默的非难，被悬挂在会议厅的墙壁上。这真是太糟糕了，因为帮助开启科学革命和化石燃料时代的皇家学会有着显赫绵长的历史，它完全可以提供一个独特的优势位置来帮助我们去思考这些议题。

皇家学会在1660年成立，最初是为了纪念培根。该学会的座右铭——Nullius in verba——“不盲从权威”——来自培根的教导和启发。同时看起来有些古怪，皇家学会的大部分基础性架构是模拟培根在1627年出版的、可被称为科幻与乌托邦鼻祖的小说《新亚特兰蒂斯》（New Atlantis ）中所描述的虚构科学社团的形制构建的。该学会曾经站在英国殖民计划的最前沿，资助了库克船长的旅行（包括那次发现新西兰之旅）。同时在超过四十年的时间里，皇家学会是由库克船长的一位旅行伙伴所领导的，那就是富有的植物学家约瑟夫·班克斯（Joseph Banks），此人曾被一位英国殖民官员形容为“那个时代最坚定的殖民主义者”。 [23] 在他的任期内，该学会的研究员瓦特先驱性地发明了蒸汽机，并与瓦特的商业伙伴马修·博尔顿（Matthew Boulton）一道主导开启了煤炭时代。

就如挂在墙上的那些问题所暗示的那样，这些就是制造出地球工程正尝试解决的危机的工具和逻辑——不仅仅只是燃烧煤炭的工厂和殖民地的蒸汽船，同时也是培根那种多少有些扭曲的、将地球视为一个逆来顺受的女人的观念，和瓦特试图找到她的“薄弱方面”的必胜主义情结。鉴于这些，我们真的应当那样去行动吗？——只要大脑够大，电脑够先进，人类就可以掌握和控制气候危机，就如曾经幻想伴随着工业化的黎明到来他们可以掌控自然世界那样——到处挖掘，到处筑坝，到处开采，到处设堤。真的仅仅只是向我们驯服自然的武器库里添加一件武器（遮挡和调弱太阳光）那么简单吗？

这就是地球工程面临的奇特悖论。的确，较之人类以前尝试过的各种工程计划，它都有野心得多，也危险得多。但是，它同时也是非常为人们所熟悉的，近乎陈词滥调，因为过去五百年的人类历史不可避免地带领着我们来到这一点上。不像将减排工作推进到科学界所公认的水平所需要付出的努力，服从地球工程的逻辑根本不要求我们自身做出任何变化；它只要求我们延续数百年来我们都在做的事情，只是要求我们做得更多。

在奇切利大厅精心打理的花园里徜徉——穿过被修剪成棒棒糖形状的树木，穿过被雕刻成短剑形状的篱笆——我意识到最使我感到忧惧的并不是生活在一个“被专门设计出的行星”（这个词是我在早前一个地球工程的会议上听到的）上的前景。我所恐惧的是现实世界里的结果将远不如这座花园这样美好惬意，甚至连我们在科技简报里所见到的都实现不了，现实结果要恶劣得多。如果在应对由污染所造成的全球性危机时，我们仅仅只是回应以更多的污染——为了处理较低的大气层中肮脏的物质，将另一种肮脏的物质打入平流层——那么地球工程可能会做出远比驯服最后一处“狂野的”自然遗迹更为危险的行为。它可能将推动地球向我们无法想象的狂躁程度和方式发展，使得地球工程不再是最后一处工程的前沿阵线，也不再是皇家学会墙壁上悬挂的下一次胜利祝捷纪念，而是这个长达数世纪之久的关于控制的童话故事里最后一个悲剧性的行动。

在我们最聪明的科学家中，许多人都将过去工程的各种失败教训铭记于心，这包括由气候变化自身所代表的预见失败，这也是生物学家和气候学家对地球工程仍很抗拒的主要原因之一。我们可以引用萨莉·奇泽姆（Sallie Chisholm）的话——她是麻省理工学院海洋微生物学方面世界知名的专家，“地球工程研究的支持者们一直在忽视这样一个事实，即不管我们做什么，生物圈本身都将是一个参与者，而非仅仅只是一个回应者。生物圈的运行轨迹是无法被预测的。它是一系列有机体（多数是微生物）在每一秒里生生不息的呼吸——‘一个自我组织的、复杂的、具有适应性的系统’（用严格的术语来说）。这些系统的一些紧急性能是无法预测的。这些我们都知道！然而地球工程研究的支持者们却完全不讨论这些问题”。 [24]

事实上，在我和这些准地球工程学者们共处的日子里，我一次又一次地被这样的情况所震惊：在自然面前保持谦卑，这一代价沉重的教训（这些教训塑造了现代科学，特别是有关混沌和复杂性理论的相关领域）如何未能穿透这个特殊的透明保护罩。恰恰相反，“地球工程圈”充满了过度的自信，他们倾向于彼此间互相表扬和恭维，夸赞对方让人感到害怕的智慧。在这一端，我们可以看到比尔·盖茨——这一运动的甜心老爹，他曾经说他很难判断他在电脑软件上的工作成果和医学上的预防接种哪一样更为重要，因为这二者都与“印刷术和火药一样排名非常高”。在另外一端，我们可以看到拉斯·乔治（Russ George），一个被称为“流氓地球工程师”的美国企业家，因为他曾在2012年将100吨硫酸铁抛入不列颠哥伦比亚省附近的海洋中。“我是地球上关于此项议题的拥护者”，当他的试验被曝光时，他如此宣称，他说他是唯一有胆量向前“迈出一步去拯救海洋的人”。处在两端之间的是像基思这样的科学家，经常表现得完全不愿意做那个打开潘多拉魔盒的人——但同时却说由太阳光辐射管理导致的被弱化的雨季所带来的威胁中，“水文学上的压力”可以“通过灌溉缓解一部分”。 [25]

古人把这叫做狂妄自大；伟大的美国哲学家、农夫和诗人温德尔·贝瑞（Wendell Berry） 管这叫“自大的无知”，并说：“自大的无知使我们愿意从事规模过大的工作，从而押上了过多的东西。” [26] [27]

就在我们齐聚奇切利大厅两周之前，福岛核电站的三台核反应堆在一场来势汹汹的海啸中熔化了，而这丝毫不能给人带来些许安心。在聚会的整个时间里，福岛核电站的相关新闻仍占据着各处头版头条。然而，对于这场灾难，准地球工程学者们担心的是核能量的反对者可能抓住这一危机阻挡新的反应堆项目。他们从未想到过，对于他们高风险的工程野心而言，福岛事故可能是一个绝佳的提醒。

回顾开幕式那晚造成大轰动的幻灯片演示，非洲被红色点燃了一片又一片：是否对许多人而言，地球工程远非一种迅速的紧急修补方式，甚至可能使气候变化的影响变得更加恶劣？如果是这样的话，谁冒的风险最大？谁又能决定应该由谁去承担这些风险？

就如气候变化一样，火山喷发也充满了歧视

太阳光辐射管理系统的支持者们倾向于拐弯抹角而非正大光明地谈论将二氧化硫注射进平流层可能产生的“分布性的后果”和其冲击效应的“空间异质性”。宾州州立大学的一位地理学者皮特拉·查奇科特（Petra Tschakert）称之为“有关一些特定国家将会被破坏的委婉说法”， [28] 但究竟是哪些国家呢？又是如何破坏的呢？

获得这些关键问题的可靠答案，是考虑部署这种改变世界的技术的先决条件。但是，别的且不说，就连我们是否有可能获得这些答案这一点都是完全不确定的。梅尔沃德和基思可以去测试到底是软管和飞机哪一种更适宜于将二氧化硫送入平流层；别的科学家可以从船上或者塔上喷洒盐水，测试它是否能使云层增亮。但是你必须在一个规模大到足以影响全球气候系统的程度上进行部署，因此必须确定，举例而言，在北极或热带地区喷洒硫究竟会怎样影响撒哈拉或者印度南部的降雨量。但那就不能算是一场试验，而是地球工程在实际世界的直接执行。 [29]

持续一段时间的地球工程方案也不可能给我们需要的答案——比方说，用一整年时间注射硫。因为全球天气模式在不同年份中有着巨大的差异（举例而言，一些年份的雨季自然比另一些年份的要弱），更不必提全球变暖给人类带来的那些报复性的破坏与浩劫了，将一场特定的暴风雨或者干旱与一次专门的地球工程行动联系起来是不可能的。注射硫的过程必须保持足够长时间，以便排除自然波动和日渐增强的温室效应的干扰，从而清晰分辨出其功效。这有可能意味着计划要不停歇地进行十年或者更久。 [30] [31]

正如新泽西州罗格斯大学的哲学家和气候变化专家马丁·本泽（Martin Bunzl）所指出的，对地球工程而言，光这些事实本身就已经呈现出一个巨大的、甚至是不可克服的伦理学问题。他写道，在医学上，“你可以在一个人身上测试一种疫苗，令其面临风险，而不必让每个人都面临风险”，但是在地球工程中，“你不可能建造出一个大气的比例模型，或者将大气的一部分用帐篷遮盖起来。因此你只能从一个模型直接过渡到覆盖整个地球的装置”。总而言之，除非你将数十亿的人列为试验品——并且长达数年之久——否则你不可能对这些技术进行富有实际意义的检验。这也就是为什么科学史家弗莱明称地球工程的方案是“未经检测和无法检测的，而且可能是超乎人们所相信的危险程度”。 [32]

是的，电脑模型可以帮助我们。这也正是我们如何做出温室气体对地球影响的最佳准确估算。我们可以直接增加另一种排放物——平流层中的硫——到那些模型中去，再进而观察结果会如何变化。不少研究小组正在进行这一方面的工作，而他们给出了一些让人非常不安的结果。举例而言，艾伦·罗伯克利用超级计算机运行了几种不同的太阳辐射管理模型。他在2008年《地球物理学研究学刊》上与人合撰的一篇论文给出了非常直率的研究结果，注入二氧化硫的工作“可能会干扰和破坏亚洲和非洲的夏季季风，减少降水，而这些降水关系到数百万人的食物供应”。那些季风为全球人口中的大部分提供至为珍贵的淡水资源。单印度一地，其年均降水总量的约70%～90%就来自于6月到9月的雨季。 [33]

罗伯克和他的同事们不是唯一得出令人担忧的预测的研究团队。一些研究团队制造的模型显示出太阳辐射管理和其他反射阳光的地球工程方法会导致的雨量严重减少。一份2012年的研究显示，大量使用太阳辐射管理技术后，亚马孙河的一些区域降水量减小了20%。在2013年，另外一个团队模拟在北半球的一些试验点喷洒硫化物，结果预测出北非的萨赫勒地带国家（布基纳法索、乍得、马里、尼日尔、塞内加尔和苏丹）粮食生产率中的一项关键指标发生了60%～100%的可怕下跌——这也就意味着，在一些地区农作物产业可能彻底崩溃。 [34]

这不是一些小的副作用或者“非预期性后果”。只要其中的一部分预测成真，就会将一个原本为帮助我们从灾难性气候变化中紧急逃生的过程变成一场屠杀。

有些人可能会认为所有这些令人警醒的研究足以使围绕在皮纳图博选项周围的那些兴奋乐观的讨论降温。问题在于，尽管电脑模型已经被证明在广泛模式下对气候变化的预测堪称精确，但它们并不是绝对可靠的。就如我们在最近数十年中所看到的，其对夏季北极海冰减少的严重程度，和对全球海平面上升比率的预测都不幸失败了。电脑模型总是倾向于低估特定的风险，并高估其他的另一些风险。 [35] 最为显著的是，当气候模型被用于预测非常具体的区域性影响冲击时，它们发挥的效力是最弱的——比如说，索马里南部会比美国中部要暖上多少，或者究竟是多大程度的干旱会对印度与澳大利亚的农作物生产造成冲击。这些不确定性使得一些准地球工程学者嘲笑那些认为太阳辐射管理技术可能导致潜在的人道主义灾难的研究结果，并坚持声称区域性的气候模型从本质上说是不可靠的，并同时引导人们去相信给出更令人安心的结果的其他模型。如果这一论战仅仅只是不同电脑模型之间的决斗的话，那么也许我们可以称其为一个平局，但是事实并非如此简单。

历史——作为老师和警告

因为既不能依赖模型，也不可能依赖于实地试验，那么就只剩下一种工具可供我们用以预测阻挡太阳光可能产生的风险，而它的科技含量非常低。那就是历史，特别是火山大爆发之后有关的天气模式的历史记录。历史的高度关联性是辩论各方都承认的。卡尔戴拉曾经形容1991年皮纳图博火山的爆发为“一场来自自然界的对于太阳光辐射管理的一些基础概念的测试”，因为它将大量的二氧化硫送入了平流层中。基思则向我保证：“如果我们仅是将许多硫注入到平流层中，看起来并不怎么坏，因为毕竟，火山就是这么做的。”同样，梅尔沃德在平流层盾项目发明中的合作伙伴洛厄尔·伍德也宣称，因为将管子升到天空的尝试性方案是在模拟自然界的火山效应，故而“足以证明其为无害的”。 [36]

莱维特和达布纳最为有力地强调了历史先例的相关性，他们在《超级魔鬼经济学》一书中写道：不仅是地球在皮纳图博火山喷发之后冷却下来，并且“全世界的森林都更为茂密地生长，因为树木喜欢接收到更为分散的阳光。所有平流层中的二氧化硫协同作用，将制造出人类所见过最瑰丽的落日景象”。然而，看起来他们并不相信历史留下了任何值得我们警醒的教训：除了偶尔提及由风暴和泥石流等在火山喷发之后造成的“相对为数很少的”死亡之外，他们在书中基本没有提到皮纳图博选项可能导致的任何消极影响。 [37]

太阳屏蔽计划的批评者们从历史上寻找证据以支持他们的论点，而当他们回看的时候，他们看到的远远不止瑰丽的落日和“无害的证据”。事实上，大量引人注目的研究表明，在大型的火山爆发和一些电脑模型做太阳辐射管理模拟时所测试出的干旱之间存在着关联。就以1991年皮纳图博火山爆发为例。当它爆发时，非洲的大片地区已经因为自然界本有的波动起伏而正在遭受干旱。但是在爆发之后，干旱的情况变得更加糟糕。在接下来的一年里，南部非洲降水量减少了20%，南亚降水量则减少了10%～15%。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形容这场干旱是“上个世纪最为严重的”，估计有1.2亿人受到了影响。《洛杉矶时报》报道粮食作物产量减少了50%～90%，津巴布韦一半的人口需要依赖于食物援助。 [38]

在那个时候，很少有人将这些灾难性事件与皮纳图博火山的喷发联系起来，因为把这些气候信号区分开来是需要时间的。但是最近有关 1950年到2004年降水与河川径流模式的研究已经证明，只有皮纳图博火山送入平流层的二氧化硫可以导致降雨量的锐减。纽约州立大学奥尔巴尼分校的全球干旱问题专家戴爱国强调，尽管干旱也有着别的成因，“皮纳图博火山喷发是干燥现象至关重要的成因”。在戴教授与科罗拉多国家大气研究中心的气候分析部主管凯文·崔伯斯（Kevin Trenberth）2007年合作的一份论文中，他们认为“皮纳图博火山爆发在1992年陆地降水与陆基排放的创纪录锐减以及与之相关的干旱环境中，扮演了一个十分重要的角色”。 [39]

如果皮纳图博是唯一伴随严重的、危害生命的干旱的大型火山喷发，那我们大概无法获得足够的证据以得出一个清晰的结论。但是实际上，它却与一个更大的模式完美契合。研究火山对气候影响的领军专家罗伯克特别指出另外的两场喷发——1783年冰岛的拉基（Laki）火山爆发和1912年阿拉斯加的卡特迈火山（Mount Katmai）火山爆发。两者都足够强劲，将大量的二氧化硫送入了平流层中。同时，就如皮纳图博火山一样，两者喷发之后，都随之出现了一系列糟糕或者更为恶化的区域性干旱。

关于降水量的可靠记录大约只能往前追溯一百年左右，但是就如罗伯克告诉我的那样，“有一个指标是1500年来都在持续测量的，那就是尼罗河的水流量。如果回顾1784年或者1785年的尼罗河水流量”——也就是冰岛的拉基火山喷发之后的两年——“比往常的水量明显少了很多”。以往负责将水和宝贵的肥沃营养物带到田里的洪水几乎没有出现，18世纪的法国历史学家康斯坦丁·弗朗索瓦·沃尔内（Constantin-François Volney）在旅行回忆录中详细记载了这一系列毁灭性的后果：“就在11月末之后，饥荒开始在开罗肆虐，就如瘟疫一般；街道上以往挤满了乞丐，如今则空无一人；所有的人要么死了，要么逃离了城市。”沃尔内估计在两年中，埃及六分之一的人口要么是死了，要么是逃离了这个国家。 [40]

学者们还发现，就在火山喷发的那一年，干旱与饥荒在日本与印度肆虐，夺取了数以百万计的生命，尽管围绕着这是否亦由拉基火山喷发造成有着许多的争论和不确定因素。与此同时，在西欧和中欧，一个酷寒的冬天导致了洪水和高的死亡率。专家们对于此次喷发和随之而来的极端天气所导致的全球总死亡人数有着许多不同的估计，从超过150万人到600万人的数据都有。鉴于当时的全球人口总量少于10亿，这些数字都高到令人震惊，拉基火山喷发由此成为可能是有记录以来最致命的火山喷发。 [41]

当罗伯克致力于研究1912年阿拉斯加卡特迈火山喷发所带来的后果影响时，他发现了相似的情况。再一次，他的团队去查阅尼罗河流量的历史记录资料，发现卡特迈火山喷发之后的一年，“录得了20世纪的最低流量”。罗伯克和他的同事们还“发现在1912年阿拉斯加的卡特迈火山爆发之后，印度的雨季显著变弱了，而这是由于亚洲和印度洋之间的温度梯度显著减小所导致”。但是大喷发夺去最多人命的地方是非洲。在尼日利亚，田里的高粱、小米和稻米作物都枯萎了，而投机者又将幸存的粮食谷粒囤积起来。结果就是1913年至1914年间的大饥荒，在西非一地就夺走了至少125000条生命。 [42]

还有其他的例子。罗伯克仔细调查了在过去的两千年中这样的喷发是如何影响“萨赫勒和北非地区的来水量”。“对于研究的每一次喷发，基本上你都会看到同一个故事，”他说道，“其实并没有那么多大型的喷发，但是它们都告诉了你同样的故事……全球平均降水量降低了。事实上，如果你去看看过去50年的全球平均降水量，其中最低的三年都恰好是在三次最大的火山爆发之后，分别是1963年的阿贡（Agung）火山爆发、1982年的埃尔奇琼（El Chichon）火山爆发和1991年的皮纳图博火山爆发。”联系是如此清晰，罗伯克和他的两位合作作者在一篇论文中认为，如果下一次有一座“处于高纬度的火山喷发”，决策者应该马上开始着手准备食物救济，“以给社会留出充分的时间去准备和补救可能的后果”。 [43]

鉴于所有这些随手可得的证据，地球工程的支持者们要如何援引历史记录去论证他们所谓“无害的证据”呢？真相是完全相反的：地球上所有周期性的极端事件——从地震和海啸到飓风和洪水——强有力的火山喷发可能是对人类生活最具威胁性的。因为喷发本身不是人类唯一的威胁，数十亿分散居住于世界其他地方的人们可能在随后几年的干旱中，因食物和水资源短缺而死亡。除了小行星撞击地球之外，没有任何一场自然发生的灾难会引起如此广泛的全球性影响。

糟糕的追踪记录使得关于皮纳图博选项的愉快讨论看起来非常诡异，如果不是完全阴险邪恶的话——特别是因为被思考和揣度的不仅仅是一次性地模拟皮纳图博喷发式的冷却效应，而是持续数十载年复一年地不停模拟，而这样做明显会带来比已有记录中一次性喷发的后果更严重的风险。

当然，这样的风险预测是可以被讨论和挑战的，而它们实际上也的确在经历着讨论和挑战。最常见的回应是：是的，可能有消极的影响，但再消极也消极不过气候变化本身带来的冲击。基思走得更远，认为只要我们的设计适当，我们就能有效地将风险降到最低；他提出了一种太阳辐射管理项目，先缓慢提升功率，然后再降低，“既可以降低排放，也可以朝着降低——而非彻底消除——气温升高比率的目标迈进”。就如他在2013年《气候工程的一个案例》（A Case for Climate Engineering ）中所解释的那样：“农作物减产、高温来袭与洪水都是气候变化产生的影响，它们最有可能在世界上最穷的人群中间肆虐。在这一缓慢变化的图景中，地球工程方案将可能在未来半个世纪中减少以上所列的每一种影响，所以它将使穷人和政治上的弱势群体受惠，而这些人正是面对急剧环境变化最没有抵抗力和最易受到攻击的人群。削减气候风险的潜在前景正是我严肃思考地球工程议题的原因。” [44]

但是气候模型和历史记录讲述的都是出错的可能（决定如何使用这些技术的当然是政客们，而不是科学家），而关注真实风险的理由已经相当充裕。研究皮纳图博悲惨遗产的崔伯斯与戴爱国说得非常直率：“用地球工程技术修补全球暖化的核心问题是，解决方案有可能比病症本身更坏。”他们同时强调：“为了应对全球暖化，将世界置于干旱蔓延和水资源减少的风险之中，这看起来不像是一个合适的修补方案。” [45]

我们很难不把许多地球工程支持者有意掩饰风险的程度，甚至完全忽视这些风险的意愿同最脆弱的人群联系起来。毕竟，如果由多个模型所支持的历史记录指出向平流层注射硫将会导致北美和德国，而不是萨赫勒和印度的大规模干旱与饥荒的话，是不是有可能这个B计划将会得到更为严肃与周全的考量呢？

事实上，在技术上是可以用一种更公平的风险分布方式来推进地球工程实践的。比如说，2013年那份指出在北半球（通常硫注射工程都假定发生在北半球）实行太阳辐射管理技术很可能会摧毁北非萨赫勒区域的研究，同样也发现了如果注射工程被挪到南半球的话，萨赫勒地区的雨量反而会增加。然而，在这样一幅场景中，美国和加勒比海区域遭受飓风袭击的几率会增加20%，而巴西的东北部可能会雨量锐减。换句话来说，可以对这些技术进行专门的调整，以帮助地球上那些最为弱势的群体，而这些人们同时也是对气候危机的产生需负责任最小的一群——但是若如此，又会威胁到一些最为富庶和最有影响能力的区域。所以我们面临的问题更多的不是有关技术，而是有关政治：是否真的有人会相信地球工程技术将被用来帮助非洲，哪怕这种帮助要以置北美于极端气候的威胁下为代价？ [46]

相较而言，我们非常容易想象到这样的场景：为了尽可能拯救南达科他州令人绝望的玉米作物减产而启用地球工程，即使这样做可能意味着要牺牲掉南苏丹的降水量。我们之所以能想象得到，是因为富裕国家的政府已经——尽管是较为消极和被动的——允许一些地方的气温升高到会对数亿人（这些人绝大多数都生活在世界上最穷的区域里）的生命产生威胁的程度，而不会去引入那些可能影响到其短期利益的政策方案。这也就是为什么在联合国气候峰会上非洲代表们开始使用诸如“种族灭绝”一类的词语以形容在降低排放问题上的集体性失败；也是为什么菲律宾的气候变化部门负责人玛丽·安·露西尔·泽林（Mary Ann Lucille Sering）会在2013年于波兰华沙举行的峰会上说：“我开始感觉到我们在协商与讨论的是谁能活下来，谁该死去。”威斯康辛大学英文教授和作家罗伯·尼克松（Rob Nixon）大声疾呼：我们应该将气候变化的残酷性形容为一种“慢性暴力”；而地球工程很可能会被证明为一种将慢性暴力变为快速发生的暴力的有效工具。 [47]

作为休克疗法的地球工程

所有这些可能仍然有些抽象，但是我们有必要从现在开始正视这些恐怖的风险。这是因为一旦地球工程的方案开始实施，随之来临的定是一种集体恐慌的氛围，也不会有足够的时间够我们冷静地思考。其捍卫者们很容易做出让步。比尔·盖茨形容地球工程只是“一个保险的策略而已”，是我们“内侧口袋里以防事情急速恶化发展的一个备用方案”。梅尔沃德将太阳辐射管理比作“在一栋房子里装上消防喷头”——你会希望你永远不要用到它，“但是你需要它的存在，以便在发生火警时向火源洒水”。 [48]

在一个真正的紧急状态中，谁能够完全对这样的逻辑免疫？反正我是做不到的。当然，目前来说，我觉得那种向平流层中喷洒二氧化硫以形成某种宇宙伞的方案是非常疯狂的。但是当我的城市是如此炎热，人们数以千计地死去，而某些人在兜售一种快速但肮脏的方式去降低温度，难道我不会去寻求这种解脱吗？这就像是我明明知道打开空调其实就是在恶化我所希望解决的问题，但是当在一个闷热得难受的天气里，我还是会寻求空调的帮助。

这就是休克主义的工作原理：在真正的危机所带来的各种绝望之中，各种原本明智的反对意见都在纷纷消退，而各种高风险的行为方式忽然间看起来都是暂时可被接受的。只有当我们处于这种危机的氛围之外，我们才能够理性地衡量与思考未来的伦理观和剧变时期被迫采取地球工程科技可能带来的风险。那些风险告诉我们，削弱太阳完全不同于安装一个喷水系统——除非我们愿意接受其中的一些喷头喷洒的不是水，而是汽油。哦，还有一旦打开开关，我们就可能无法关闭这个系统，除非冒着巨大的风险：由此触发的恶劣情况足以烧毁整栋建筑物。如果有人卖给你一个那样的喷头，你当然会想要退款。

也许我们不需要知道关于这些技术我们到底能做些什么，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永远不可能获得足够的知识以达到完全负责地去部署它们的程度。但是如果我们接受这种逻辑，那么我们也就必须接受这样一种情况：小范围的试验场试验往往会变成大规模的测试。在起始时，可能仅仅只是检查调度性的硬件设施，但是离这些地球黑客们考虑能否改变一个偏远的人口稀少的地区的温度（毫无疑问会被形容为“不毛之地”），并接着开始进一步去一个不那么偏远的地方展开试验，还会用多久呢？

过去已经教给我们，一旦严肃的试验场试验开始进行，大规模的部署展开就不会远了。代号“三位一体”（Trinity）的核试验成功不足一个月，广岛和长崎就挨了核弹——尽管许多参加曼哈顿计划的科学家认为他们参与建造的核弹仅仅只会被当成一种威慑武器。虽然拒绝任何一种知识都让人心痛，但是我们应当记住，过去我们曾经集体忘记了一些特定的研究，因为我们明白其伴随的风险实在太过于巨大。168个国家都签署了禁止生化武器发展的条约，同样的禁忌也被贴在优生学的研究上，因为它太容易变为被别有用心的人拿来边缘化甚至于铲除特定人群的工具。更别提在1970年代末期的联合国《禁用改变环境技术公约》（Environmental Modification Convention）中，已经禁止人类将修改天气作为一项武器——这一禁令被今天的准地球工程师们刻意地回避，他们坚称他们的目标是和平而非武力（尽管他们的所作所为对数十亿人而言可能与战争别无二致）。

怪物地球

并非所有地球工程的支持者都忽视了可能会释放出的巨大危险，但是他们中的很多都耸耸肩表示生活本来就是充满风险的——就像地球工程在尝试解决由工业化制造的一系列麻烦问题，日后自然也会有新的技术足以解决地球工程可能制造出的麻烦。

其中一种得到不少认同的“我们迟些时候会解决它”的论说来自于法国社会学者布鲁诺·拉图尔（Bruno Latour）。他的论据是人类没有理解玛丽·雪莱（Mary Shelley）的《弗兰肯斯坦》（Frankenstein，人类扮演上帝的小说的鼻祖）。据拉图尔所说，雪莱真正的告诫并非如通常所理解的那样“不要和大自然作对”，而是不要摒弃你所掌握的应对大自然的技术手段，就像年轻的弗兰肯斯坦博士遗弃了他所造出的怪物。与此相反，拉图尔认为我们应该坚持下来，将自己看成神祇并继续照料我们的“怪物”。“真正的目标必须是就如上帝对待我们那样去对待我们所创造的东西，同样地富有耐心和富有责任感。”他写道，“从现在开始，我们必须停止鞭笞自己，并将我们一直以来都在做的事情坚定地和明白无误地推展下去。”〔英国环保主义者马克·林纳斯（Mark Lynas）发表了相似的蔑视自然的自大言论，号召我们努力成为“上帝种群”，并以此为名出版了一本书。〕 [49]

拉图尔“关爱你的怪物”的号召在特定的绿色运动圈子里成了集合令，特别是在那些坚定地试图找到与市场逻辑相契合的气候解决方案的团体中。那种认为我们的任务是成为更负责任的弗兰肯斯坦博士，而不是像游手好闲的父亲抛弃自己的孩子的观点，当然毫无疑问是很吸引人的。但其实对地球工程来说，这是一个相当糟糕的隐喻。首先，我们被要求去爱的那个“怪物”不是实验室里某种突变的生物，而是地球自身。我们并没有创造地球；地球创造了——并维系了——我们的生存。地球并不是我们的犯人、我们的病人或者我们的机器，更不是我们的怪物，它是我们的整个世界。应对全球暖化的解决方案并不是去修理这个世界，而应是去修理我们自身。

因为地球工程肯定会以人类史上前所未见的方式将地球“怪物化”，我们极有可能面对的不是单一的地球工程项目，而是有害的复合型技术修补方案——天空里的硫磺以降低温度，云层播种以解决前者所带来的干旱，在绝望的开局中进行的海洋肥沃化（以应对酸化）和吸碳机器以帮助我们一劳永逸地解决地球产生的废物。

这使得地球工程站在灵丹妙药的对立面，后者的目标是达到一种健康和平衡的状态，而不再需要更多的干涉。地球工程则恰恰相反，这些技术应对污染所造成的失衡的结果，竟然是将我们的生态系统进一步带离自我调节。我们需要用机器不停地将污染物投放到平流层中，而且不能停下来，除非我们发明了别的机器将现存的污染物从较低的大气中吸出来，然后永远不停地存储与监控那部分废物。如果我们确定采用这一计划，并称其为“管理工作”，那么我们将再也不会是健康的。地球——支持我们生命的那个系统——会被装上另一个维生系统，一周七天每天24小时不间断地连接到一台机器上，以防止其变成一个怪物来压倒和攻击我们人类。

真正的危险比这还要更大，因为我们可能会面对的是多个国家在同一时间各自启动他们的地球工程项目，制造出未知的和不可知的互动。换句话说，在一个弗兰肯斯坦的世界中，我们往往在解决一个问题时又会引出新的问题，然后继续将各种技术修理方案堆积起来。而且看起来似乎没有人愿意去讨论，如果我们的地球工程项目在运转中被一些特定因素干扰的话会发生些什么——比如说战争、恐怖袭击、机械故障或者极端天气。又或者，如果在我们模拟皮纳图博火山的相似效应——比如喷发——时，一场真正的皮纳图博火山喷发也在同时上演的话，究竟会发生什么？仅仅因为我们再一次忘记了我们实际上并不处于司机座位上，我们就觉得自己可以引发（基思所形容过的那种）“一个世界范围的冰河时代，一个雪球般的地球”的风险了吗？ [50]

“借助技术能力以使得我们平安跳过危机”的坚定信仰从早期科学技术取得突破性进展的时候就已经诞生了——比如裂变原子或者将人类送上月球。对气候变化的技术性解决方案最为激进的推动人士，曾经直接参与到那些早期的科技胜利之役中——比如伍德，曾经帮助发展最为先进的核武器库，又或者如盖茨和梅尔沃德，曾经革命性地发展了运算处理的方式。但就如长期从事可持续性发展研究的专家埃德·艾尔斯（Ed Ayres） 在《上帝最后一个出价》（God’s Last Offer ）一书中所写的那样：那种“我们能将人类送上月球”的夸耀性思维方式“掩盖了事情的真相，即制造火箭与建造适合于人类居住的社区从本质上来说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努力：前者所需要的是窄聚焦，后者则必须采用一种全盘性的观念。建造一个适合人类居住的世界并不是火箭科学，而是比火箭科学要远远更为复杂的东西”。 [51]

我们真的尝试过A计划了吗？

奇切利大厅地球工程会议的第二天，一场激烈的辩论爆发了，讨论的核心议题是联合国是否应当插手地球工程试验方面的管理。那些急于测试他们的模型的科学家最急于抛开这一机构性的制约，他们担心一个繁杂漫长的流程会束缚他们。从非政府组织方面来的那些参与者们则不大愿意扔掉这一组织性制约，因为毕竟那里曾经是气候治理的主要论坛，不管存在多少问题或不尽如人意。

就当论争白热化时，演讲大厅玻璃门外发生了一阵骚动。

一队崭新的豪华汽车停在了外边，一堆扈从人员蜂拥而出——他们都比参加地球工程会议的人士穿得更加体面，他们擦得发亮的皮鞋和高跟鞋在碎石铺就的小径上响个不停。皇家学会的主持人之一向我们解释道，在这一天接下来的时间里，奥迪汽车公司将在装修一新的马车房会议厅里举办他们的一场活动。我向窗外望去，发现不少标志上都刻着奥迪那像奥林匹克五环状的商标，而它们随着车道分列开来。

接下来的整个下午，我们关于遮蔽太阳产生的伦理学问题的激烈争论不时被隔壁房间里高声的祝贺与敬酒声所打断。为什么他们要庆贺，他们在庆贺什么，我们被告知都属于商业秘密，但是奥迪的那帮人明显是因为某事而特别高兴——可能是新一代车型的问世，又或者表现出色的销售业绩。

皇家学会经常会将奇切利大厅出租给商业宴会，和唐顿庄园式的婚礼仪式，是以这两个活动在同一处乡间别墅中举行应该只是巧合而已。但是因为两个会议之间仅仅隔着一面薄薄的滑动墙，焦虑的准地球工程师就像正在与无忧无虑的德国汽车销售员对话——就好像是，我们房间里的人想要证明合理的和想要去从事的那些不顾后果的大胆试验，实际上就是为了使得隔壁汽车公司的人可以在未来继续举办这样的欢乐宴会。

人类的大脑都习惯于将随机的近似事件勾连在一起进行思考，但这个案例其实并不完全随机。毫无疑问，一些地球工程的推动者将这些技术视为尽可能长地延续化石燃料狂潮的一种方式，而非帮助人们离开化石燃料的一个紧急出口。梅尔沃德就是其中的一个，他甚至提议利用加拿大阿尔伯塔的沥青砂生产中产出的废物——堆积如山的黄色硫磺去遮挡太阳。而这种动议将会顺带促使和允许主要的石油巨头们继续无限地开采钻井。“你可以把一个小小的抽吸装置放在那儿，然后只需硫磺山一个角落的量，我们就可以解决整个北半球的变暖问题。”同时，基思开办的碳工程（Carbon Engineering）公司，不仅有比尔·盖茨作为投资人，还有默里·爱德华兹（Murray Edwards）的赞助，后者的公司加拿大自然资源（Canadian Natural Resources）是沥青砂产业界最大的公司之一。 [52]

这二者都不是孤立的案例。不管是开采化石燃料的公司还是像汽车公司这种消耗化石燃料的公司，只需要为他们所制造的氧化燃烧中的极小一部分负责，而他们都有一长串支持地球工程作为气候变化应对方案的历史记录，地球工程的方案在他们看来要明显优于叫停他们自身所制造的污染。这可以上溯到1992年，当时国家科学院与他人合作发表了一份充满争议性的报告，题目是《温室暖化的政策涵义》。那份文件让许多气候学者感到惊恐不已，它包含了一系列地球工程的可备选项，其中一些相当奇异，从将5万面反光镜送到地球的轨道上，到“将数十亿铝化的氢气球放到平流层中，以打造一面可反射的镜幕”。 [53]

更具争议性的是，报告的这一章是由罗伯特·A. 弗罗什（Robert A. Frosch）主导撰写的，他当时是通用汽车的副总裁。就如他当时所解释的那样：“如果有更好的方法可以阻止变暖，我不知道为什么还会有人感到有责任去削减二氧化碳排放。当开始真正大幅度削减排放时，你将会花掉大量的钱，并且会改变整个经济结构。我不明白为何我们如此随意地胡乱修改人类在地球上的生活方式，而不去进一步地修改我们影响环境的方式。” [54]

同时，值得注意的是，英国石油公司的首席科学家斯蒂芬·库宁（Steven Koonin）在2008年召集了第一次正式的地球工程相关科学会议。这次会议发表了一份报告，给出了一个长达数十年的气候修正的研究计划，重点关注太阳光辐射管理议题（库宁先生后来离开了英国石油公司，在奥巴马政府中担任能源部的科学事业主管）。 [55]

几乎同样的事情发生在许多由化石燃料产业的慷慨赞助所支持的知名智库中。比如说，在较长的一段时间内，美国企业研究所（AEI）都在助长否定气候变化的势头，它从埃克森美孚公司那里拿到了数以百万计的美元的捐赠。在热衷于阻遏气候行动的保守基金会中，它一直是获得捐款最多的智库。自2003年以来，美国企业研究所至少获得了8670万美元的资助。而在2008年，该智库成立了一个新的部门，就叫“地球工程计划”。该计划举办了数场会议，发表了多份报告，同时派出了好些专家到国会听证会上作证——全部都在传递同一个信息，即地球工程并不是减排措施失败之后的B方案，其本身就是A方案。数年间一直是美国企业研究所该项目主要发言人的李·莱恩（Lee Lane），在2010年解释道：“有人相信气候变化有可能在未来某个时刻带来重大威胁，他们同时也赞同控制排放不仅花费巨大，在政治上也是不切实际的，因此气候工程看起来像是我们最后的、也是最好的希望。” [56]

考虑到该智库曾经多次攻击气候科学，并致力于打倒和击溃几乎每一个旨在对排放进行监管的严肃尝试，包括支持使用节能照明灯的温和的立法方案在内（一位美国企业研究所的研究人员称，这是大型的政府主导性干涉，“试图改变我们照亮自己的方式”）。 [57] 近年中，该智库里的一些人表明他们愿意接受一种温和的或者在收益上保持中立的碳排放税，而在那些不否认气候变化的共和党人中，地球工程也日益受到推崇与膜拜。然而，你可能会认为，比起要求市民们换掉他们的灯泡而言，为地球上的每一个人调弱太阳是一种更大规模的强大政府介入。但这并不是重点：对于化石燃料公司和被他们收买的拥护者来说，无论什么都要比监管埃克森美孚来得更好更合意一些，包括监管太阳。

我们中有其他一些人倾向于从另一个视角看问题，地球工程被如此严肃地对待反映出的是我们迫切需要一个真实的A计划——一个建基于减排之上的计划，不管在经济上有多么激进。毕竟，如果气候变化的危险已经迫切到足以促使政府去考虑科幻小说里才会提到的那些解决方案的话，难道它不是也同样足以迫使政府去考量那些建基于科学之上的朴素的解决方案吗？

科学告诉我们，我们有必要将已经探明的大量化石燃料储量保存于地下。因此，看起来合理的方案是，任何政府如果已经准备好资助那些改变气候的试验的话，他们也应当至少同样愿意中止对新的极端能源的开发，并为迅速切换到可再生能源提供足够的财政资助。这就好像丁铎尔中心的凯文·安德森所指出的那样，“我们现在在开采页岩气、沥青砂和大量的煤，将来，我们还会挖开北极的地底。我们不需要太过关心未来的地球工程，我们只需要从今天开始停止对化石燃料的开采”。 [58]

其他曾被讨论过的解决方案如何呢？——比如说，从最应对破坏气候负责的流氓公司的利润里拿走更大的一部分，并将这些资金用于清理他们所遗留下的混乱问题？又或者将能源私有化的潮流逆转过来，赢得对我们的能源管道网络的控制权？在我们必须全盘抛弃化石燃料前，这种策略可行之有效的窗口期已经十分短暂，所以它们当然是值得讨论的。

与此同时，印度作家与环境运动积极分子凡达纳·施瓦（Vandana Shiva）指出，朝向以生态农业为基础的农业模型的转变不仅仅会隔离出大量的碳，还能减少排放并加强食物安全。而且不像地球工程，“这并非一个为期长达五十年的试验，而是一条有保证的可以让我们有信心的稳健道路，并已经被充分证明是有效的”。 [59] 无可否认，这样的回应方式打破了几乎所有的自由市场规则，并且再一次将银行与汽车公司从困境中解救出来。而它们仍未能接近那种试图打破温度与大气中碳含量之间的根本连接的激进程度——所有一切都只是为了满足我们给地球装上一个空调的欲望。

如果我们仔细观察最为迫切和不可避免的气候紧急情况的话，地球工程中所蕴含的荒谬的计算方式——为了救整个中国，要牺牲掉拉丁美洲的一部分，又或者为了阻挡灾难性的全球海平面上升以保存剩下的冰川和冰原，就要冒着危及印度食物供应来源的风险——可能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就算我们获得了足够的信息做出这些计算（非常难以想象我们如何能达到这一步），我们仍然没有抓住重点。我们有别的选项，而这些选项将会极大地降低我们遭遇那些近乎不可能的选择的几率，那些近乎不可能的选择实际上应当称之为种族灭绝选择。如果我们错失这些选项——这也正是我们在做的事情——而且是在完全明白这样的错失会迫使政府寻找理由去冒将整个国家甚至整块次大陆牺牲掉的风险的前提下，此一决定，可能会被我们的后代认为是人类所作的最不道德的行动。

宇航员视角

在地球工程会议上，一张布兰森宣布启动2500万美元的维珍地球挑战奖的照片不断重现在我脑海间。穿着一身黑衣服的布兰森，脸上挂着大大的笑容，兴高采烈地将一个塑料的地球模型抛向天空，就宛如它是一只充气的大沙滩球。戈尔，一副不确信这是否是个好主意的样子，站在布兰森的旁边。 [60]

那个凝固的瞬间触动了我，它就像是气候运动首次化身为人的一个完美定格：一位掌控了全世界的有钱有势的人，承诺为了公共利益去拯救脆弱的蓝色星球。他刚刚宣布，通过利用天才的力量和对金钱的渴望，这一英雄式的壮举将会被完成。

这张照片大错特错。比如仅仅通过高明的公关，就想将一个主要的气候污染者彻底改造为一个气候拯救者。再比如，假定只要拿出足够的钱来，就能解决任何我们制造的麻烦。这更包含了一种确定性，即确信气候变化的解决方案只能来自社会的上层而非下层。

但是我开始认为这里还有另一个问题——这与布兰森抛向天空的那个苍白的蓝色星球有关。在超过四十年的时间里，从太空看到的那个地球的图景变成了环境运动的非官方的标识——以特写的形式被放在数不清的T恤衫、饰针和车贴上。这是我们在联合国气候会议上所应去保护的那个东西，也是每个地球日我们被号召去“拯救”的那个东西，它就像是一个濒危物种，一个身在远方的忍受着饥饿煎熬的孩子，或者一个需要我们照顾的宠物。这种认识可能和那种将地球视为一台我们可以操纵的机器的培根式幻想同样危险，因为它仍然将我们自己置于最顶端。

当我们为那块蓝色大理石的精致和脆弱感到惊异并决心拯救这个星球时，我们将自身投射到了一个非常特定的角色上，一个父母的角色，地球的父母，但将关系颠倒过来才是对的。我们人类是脆弱和易受攻击的，而地球则是健壮和强大的，我们在其掌控之中。用实用主义逻辑来说，我们面临的挑战与其说是将地球从我们自己的手中救出来，不如说是将我们自己从一个如果被逼迫得太厉害会有足够能量去撼动、焚烧乃至彻底摧毁我们的地球中拯救出来。那种认识应当全程指引我们的行动——特别是有关于我们是否要在地球工程的问题上赌一把的决定。

当然，本来事情并非如此。在1960年代后期，当NASA第一次向公众分享从外太空拍摄的整个地球的照片时，出现了大量有关这张照片将怎样促进人类意识飞跃的狂热猜测。当我们最终能够将我们的世界看成一个互相连结的统一实体时，我们大概也终于能理解这个孤独的行星真的是我们唯一的家，并且我们将自己决定是否能够成为负责任的守护者。 [61] 这就是“地球飞船”的概念，对这一概念的认知很有可能会让每个人都能理解英国经济学家和作家芭芭拉·沃德（Barbara Ward）在1966年说这番话时的寓意：“这样的太空旅行是充满危险的。我们只能依靠一个装着土壤的小信封和一个装着空气的大信封维系生命。这二者都很容易被污染和毁灭。” [62]

那么我们又是如何从面对生命的危险和不确定性的谦卑态度，来到布兰森以地球为沙滩球的游戏的呢？易怒的美国小说家库尔特·冯内古特（Kurt Vonnegut）曾预见了这一切：“在NASA发给我的照片中，地球是一颗由蓝色、粉色和白色构成的美丽珍珠。”他在1969年的《纽约时报》杂志中如是写道。“它看起来是如此的洁净，你不会看到所有生活在地球上的那些饥饿、愤怒的凡俗生物——也不会看到烟雾、下水道、垃圾以及各种精密复杂的武器。” [63]

在那些画面出现之前，环保主义基本上是地方性的——是一个关于当地的质朴事情，而非一个关于地球的事情。它是瓦尔登湖畔的梭罗面对土地里成行的白色灌木豆子的沉思，它是爱德华·艾比（Edward Abbey）在犹他州南部红色的岩石山中的徘徊游弋，它是蕾切尔·卡逊与被滴滴涕污染的蠕虫在泥土中结伴。它是极其生动的叙事散文，是自然主义者创作的素描，是试图唤醒与激发对特定物种和处所的热爱的记录摄影和纪录片——同时，推及至和其相仿的遍布于全球的同类物种和处所。

当环保主义到了外太空，并采用了无所不知的外来者视角，就像冯内古特曾警告的那样，事情开始可怕地模糊起来。因为如果你永远都是从天上俯瞰地球，而不是从它的基底和土壤里仰观的话，你就会慢慢习惯于为污染源和污染汇集地推诿和敷衍，并认为这样做是合理的，因为它们看起来不过像是一个行星规模的棋盘上的一些小块零件而已：一片热带雨林可以吸收掉一座欧洲工厂的排放物，低碳裂解天然气取代了煤炭，大片的玉米地取代了石油，同时很可能在不久的将来，海里的铁会与平流层里的二氧化硫联手对付较低大气层里的二氧化碳。

于是，就如冯内古特曾经警告过的那样，那种承认人类卑微地生活于脆弱的云层下的声音消失了——人们都是与不同的土地相联系，同时他们对于如何才算构成“解决”方案有着非常不同的看法。这种慢性的遗忘正是将近年来大批重大政策失误联结起来的线索，从采用裂解天然气作为过渡性燃料的决定（未能注意到在那些特定的土地上有人试图抗拒将他们的土地拆散，将他们的水源毒化的行为）到采纳总量控制与交易制度以及碳补偿制度（再次遗忘了那些住在冶炼厂附近被迫呼吸着有毒空气的人，正是由于那些幕后交易，这些冶炼厂才得以继续存在；同时还包括那些被排除于他们世代依赖的林地之外的人，因为这些森林已经成为了碳市场上补偿交易的一部分）。

我们看到参与者中的许多人尝试说服自己：相对于石油和煤气，生物燃料是理想的低碳替代品——而如果他们将人和碳放在同等位置，他们就会发现他们所忽略的显而易见的事实：用最好的土地培育燃料，实际上是压榨了食物的产出，最后可能会导致大范围的饥饿。我们会看到同样的问题出现于，政策制定者们不顾一切地致力于推进没经过本地参与和同意的产业化规模的风力农场和广阔的沙漠太阳板矩阵。如果重视人，他们会发现当地居民对土地该如何利用和谁该从发展中受益有着不同的意见。

这种致命的健忘在地球工程的相关讨论中（比如在奇切利大厅举行的那种会议）再一次出现。请再次想象这不安的场景：一种科技介入可以拯救北极冰层的融化，但是生活在亚非地区、靠雨季定期到来生存的上亿人口再次被忽略了，是他们在为科技介入付出代价，备受煎熬甚至丧命。

在一些案例中，宇航员视角所造成的影响被证明是特别极端的。他们的思想在轨道之外盘旋，那里有些人开始想象着为了更好的未来而离开地球——说着“再见地球！”之类的话。这种豪言壮语来自普林斯顿的物理学家杰拉德·奥尼尔（Gerard O’Neill），在1970年代中期，他就开始呼吁建立太空殖民地以克服地球的资源短缺问题。非常有趣的是，奥尼尔最为忠诚的学生之一就是斯图尔特·布兰德（Stewart Brand）——《全球目录》（Whole Earth Catalog ）的创建者之一。他在1970年代花费了大量时间精力呼吁美国政府建立太空殖民地；而今天，他是大科技可以解决气候变化问题这一理论的最知名的支持者，不管这科技是核动力还是地球工程。 [64]

最终逃亡幻想的著名地球工程支持者不止他一个。向天空插管子方案的合作发明者洛厄尔·伍德，是一位将火星地球化方案的福音派支持者：那里有“50%的机会让今天的年轻孩子们有一天会在火星的草场上行走……在火星的湖泊里游泳”，他在2007年这样告诉阿斯彭学会的听众们，形容能够使得这幅图景实现所需的科技与专门知识不过只是“小孩子的玩物”。 [65]

然后是布兰森，太空零售商先生。2012年9月，布兰森告诉CBS电视台的《今日早晨》栏目：“在我的一生中，我都坚决致力于实现人类向火星拓殖计划的开展。我认为这是完全现实的。它将会发生。”他说，这一计划包括了“人类定居于火星……栖居于制造出的某种巨型穹顶之下”。在另一处访谈中，他说他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去思考将邀请谁参加到这场外太空的鸡尾酒会中：“你将会需要内科医师，你将会需要喜剧演员，你将会需要有趣的人、美丽的人、丑陋的人……地球上有的，火星上也得有。人们必须聚在一起和睦共处，因为所处的地域将会是很局限的。”噢，慢着，还有这么一号人必须要在名单上：“因为可能是一个有去无回的旅程，我自己可能会等到我生命的最后10年才动身，而且必须先征得我妻子的同意才行。”布兰森如是说。在解释他的理由时，这位维珍地球挑战奖的主脑援引了物理学家霍金的话，他“认为人类到别的星球进行殖民是非常有必要的，因为有一天，地球会发生一些非常可怕的事情。如果因此浪费掉人类漫长的进化演变，那将是非常可悲的”。 [66]

说此话的人所拥有的航班的碳排放量与洪都拉斯一国的排放量大致持平，他将拯救地球的希望不置于减少排放量上，而是放在一种迄今仍未被发明出来的吸碳机器上。 [67] 也许这只是个巧合，但是的确值得注意的是，地球工程圈子里大量的核心人物都非常认同弃我们的星球而去的此类方案。因为当你后口袋里装着C方案时，接受一个前景高危的B方案就自然变得要容易得多。

危险并不在于这些愿景将会实现；用地球工程的方法塑造地球已经是风险很大的赌注，更不必提试图将火星地球化的尝试。然而，布兰森的排放量已经完美证明了这些幻想在当下造成的真实伤害。就如环境作者肯尼斯·布劳尔（Kenneth Brower）所写到的那样：“那种科学将拯救我们的观念其实是一种虚构的幻想，它允许当下的这一代人消耗其所欲求的所有资源，就好像根本不会有下一代一样。这种观念同时还是一种镇定剂，它促使人类文明坚定地向生态环境灾难不断迈进。它先发制人地阻止了真正的解决方案的产生，那种解决方案原本将致力于以猛烈的和非技术性的方式改变人类的行为模式。”这种观念最糟糕之处在于，它告诉我们：“如果解决方案失败了，我们人类还有别的地方可以移居”。 [68]

我们对这种逃出生天的叙事太过熟悉了，从诺亚方舟到那些地球面临灾变之前上帝的现身，皆是如此。我们需要的是那些能告诉我们不同观念的故事：这个星球是我们唯一的家，我们怎样对待它，它就会怎样回馈我们（同样的道理，那些上升到天空中的物质也将会在天空中停留较长时间，因此我们最好对于投放何物采取慎重的态度）。

的确如此，如果地球工程在此方面有任何的作为，那就是它恰如其分地嵌入了我们最为陈腐的文化叙事。大部分人从有组织的宗教活动中被灌输了那样的叙事模式，又或者从好莱坞制作的各种动作电影中吸收了那种叙事。它告诉我们，在最后一分钟，我们中的一些人（或者说我们中比较重要的一些人）将会得到拯救。同时，因为流行的世俗宗教就是对技术的崇拜，所以最后拯救我们的大概不会是上帝，而是比尔·盖茨和他服务于高智公司的那些超级天才伙伴们。煤如何马上变“清洁”，沥青砂所产出的碳将如何从空气中被吸出来、再深埋于地下，强大的太阳将会如何像安了调光器的吊灯一样被调弱，每当诸如此类的商业广告面世，我们就能听到类似叙事的各个版本。而如果目前的计划不可行，同样的故事总会告诉我们，别的替代性方案会毫无疑问地在最后的关头如期而来，毕竟我们是超级种群，是被选中的人，是上帝的种群。我们将最终获胜，因为获胜本身就是我们做的事情。

但是在许多我们最为复杂的系统，从英国石油公司的深水钻井平台到衍生品市场都一一失败了之后——大批最有智慧的人都未能准确预见如此惨淡的结果——有证据可以证明这种特别的叙事模式的力量在慢慢减弱。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 Institution）在2012年发布了一项调查发现：10个美国人中大约有7个认为那种企图将阳光调弱的尝试带来的更多是危害而非益处；10个人中大约只有3个相信“科学家有能力找到方案改变气候，减少目前存在的由暖化所导致的问题”。在2014年初发表在《自然气候变化》（Nature Climate Change ）的一篇文章中，研究者们分析了经过采访和在澳大利亚与新西兰进行大规模在线调查得来的数据——这也是迄今为止进行的有关地球工程的公共意见调查中样本量最大的。这项研究的第一作者马尔科姆·赖特（Malcolm Wright）解释道：“这项研究表明公众对于气候工程有着非常强烈的反感情绪……这是一个引人注目的结果，同时也是一种非常清晰的模式。介入性的方式，比如将反射镜放置在太空中，或者将精细粒子投放于平流层中，反响都不大好。”最有意思的一项发现是，尽管讨论的题目事关高科技，年纪较大的受访者比起年纪较轻的来，反而更易于接受地球工程的概念。 [69]

最好的消息是宇航员视角的环境主义时代看起来正在过去，一个新的运动正在积极挑战其地位。该运动深深植根于特定的地理区域，但同时又前所未见地在全球范围内相互联结。在目睹了最近一系列重大失败之后，这一代的环境运动者们不再愿意以过高和不可替代性的代价赌博了，也不再相信过于自信的工程学者们那些旨在使人安心的言论。

这是一个由许多运动组成的运动，尽管从太空上完全看不见其痕迹，它已经开始撼动化石燃料产业的根本。

[1] Newt Gingrich, “Stop the Green Pig: Defeat the Boxer-Warner-Lieberman Green Pork Bill Capping American Jobs and Trading America’s Future,” Human Events , June 3, 2008.

[2] William James, The Will to Believe: And Other Essays in Popular Philosophy （New York: Longmans Green, 1907）, 54.

[3] “Geoengineering the Climate: Science, Governance and Uncertainty,” Royal Society, September 2009, p. 62; “Solar Radiation Management: the Governance of Research,” Solar Radiation Management Governance Initiative, 由Environmental Defense Fund, Royal Society和TWAS召开，2011, p. 11.

[4] Environmental Defense Fund, “Geoengineering: A ‘Cure’ Worse Than the Disease?” Solutions 41 （Spring 2010）: 10–11.

[5] 实验：Patrick Martin et al., “Iron Fertilization Enhanced Net Community Production but not Downward Particle Flux During the Southern Ocean Iron Fertilization Experiment LOHAFEX,” Global Biogeochemical Cycles （2013）: 871–881; “The Haida Salmon Restoration Project: The Story So Far,” Haida Salmon Restoration Corporation, September 2012; 同行评审论文： GeoLibrary, Oxford Geoengineering Programme, http://www.geoengineering.ox.ac.uk; 船和飞机：John Latham et al., “Marine Cloud Brightening,” Philosophical 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Society A 370 （2012）: 4247–4255; 软管：David Rotman, “A Cheap and Easy Plan to Stop Global Warming,” MIT Technology Review , February 8, 2013; Daniel Cressey, “Cancelled Project Spurs Debate over Geoengineering Patents,” Nature 485 （2012）:429.

[6] P. J. Crutzen, “Albedo Enhancement by Stratospheric Sulfur Injections: A Contribution to Resolve a Policy Dilemma?” Climatic Change 77 （2006）: 212; Oliver Morton, “Is This What It Takes to Save the World?” Nature 447 （2007）: 132.

[7] Ben Kravitz, Douglas G. MacMartin, and Ken Caldeira, “Geoengineering: Whiter Skies?” Geophysical Research Letters 39 （2012）: 1, 3–5; “Geoengineering: A Whiter Sky,” Carnegie Institution for Science, press release, May 30, 2012.

[8] 该会议的召开过程严格遵守了查塔姆研究所守则（Chatham House Rules），允许参加者报道会议内容，但是不允许报道具体是谁说了这些话（任何在官方议程之外发生的访谈都不受此项限制）。

[9] “Solar Radiation Management,” p. 16.

[10] Roger Revelle et al., “Atmospheric Carbon Dioxide,” 出自Restoring the Quality of Our Environment , Report of the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Panel, President’s Science Advisory Committee, The White House, November 1965, Appendix Y4, p. 127.

[11] James Rodger Fleming, Fixing the Sky: The Checkered History of Weather and Climate Control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0）, 165–188.

[12] Crutzen, “Albedo Enhancement by Stratospheric Sulfur Injections,” 216.

[13] “When Patents Attack!” Planet Money , NPR, July 22, 2011.

[14] “The Stratospheric Shield,” Intellectual Ventures , 2009, pp. 3, 15–16; “Solving Global Warming with Nathan Myhrvold”（誊录稿）, Fareed Zakaria GPS, CNN, December 20, 2009.

[15] Steven D. Levitt and Stephen J. Dubner, SuperFreakonomics （New York: HarperCollins, 2009）, 194.

[16] “A Future Tense Event: Geoengineering,” New America Foundation, http://www.newamerica.net.

[17] Eli Kintisch, Hack the Planet: Science ’s Best Hope—or Worst Nightmare—for Averting Climate Catastrophe （Hoboken, NJ: John Wiley ＆ Sons, 2010）, 8; 与James Fleming的个人访谈， November 5, 2010.

[18] “Inventors,” Intellectual Ventures, http://www.intellectualventures.com.

[19] 盖茨和投资: “Fund for Innovative Climate and Energy Research,” Carnegie Institution for Science, Stanford University, http://dge.stanford.edu; 盖茨和碳工程: “About CE,” Carbon Engineering, http://carbonengineering.com; 盖茨和智力投资：Jason Pontin, “Q＆A: Bill Gates,” MIT Technology Review, September/October 2010; PATENTS: U.S. Patent 8,702,982, “Water Alteration Structure and System,” 归档于 January 3, 2008; U.S. Patent 8,685,254, “Water Alteration Structure Applications and Methods,” 归档于January 3, 2008; U.S. Patent 8,679,331, “Water Alteration Structure Movement Method and System,” 归档于January 3, 2008; U.S. Patent 8,348,550, “Water Alteration Structure and System Having Heat Transfer Conduit,”归档于May 29, 2009; TERRAPOWER: “Nathan Myhrvold, Ph.D.,” TerraPower, http://terrapower.com; BRANSON: “Stakeholder Partners,” Solar Radiation Management Governance Initiative, http://www.srmgi.org.

[20] Jon Taylor, “Geo-engineering—Useful Tool for Tackling Climate Change, or Dangerous Distraction?” WWF-UK, September 6, 2012, http://blogs.wwf.org.uk.

[21] Phaetons，希腊神话中太阳神赫利俄斯之子，强驾太阳车从天上跌下致死。——译者注

[22] Alan Robock, “20 Reasons Why Geoengineering May Be a Bad Idea,” Bulletin of the Atomic Scientists 64 （2008）: 14–18; Clive Hamilton, “The Ethical Foundations of Climate Engineering,” 出自Climate Change Geoengineering: Philosophical Perspectives, Legal Issues, and Governance Frameworks , ed. Wil C. G. Burns and Andrew L. Straus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3）, 48.

[23] Francis Bacon, Bacon ’s New Atlantis , ed. A. T. Flux （London: Macmillan, 1911）; John Gascoigne, Science in the Service of Empire: Joseph Banks, the British State and the Uses of Science in the Age of Revolu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175.

[24] 与Sallie Chisholm的个人电子邮件通讯, October 28, 2012。

[25] “印刷机和火”：Matthew Herper, “With Vaccines, Bill Gates Changes the World Again,” Forbes , November 2, 2011; RUSS GEOR GE: “Background to the Haida Salmon Restoration Project,” Haida Salmon Restoration Corporation, October 19, 2012, p. 2; 一百吨：“Haida Gwaii Geo-engineering, Pt 2,” As It Happens with Carol Off ＆ Jeff Douglas , CBC Radio, October 16, 2012; “保卫者”：Mark Hume and Ian Bailey, “Businessman Russ George Defends Experiment Seeding Pacific with Iron Sulphate,” Globe and Mail , October 19, 2012; “潘多拉的魔盒”：Jonathan Gatehouse, “Plan B for Global Warming,” Maclean’s, April 22, 2009; “灌溉”：与David Keith的个人访谈，October 19, 2010.

[26] 让人感到非常头疼的一点是，在那些主宰着地球工程辩论场的科学家、工程学者和发明家的小圈子中，很多人都曾经在过去的公共决策中铸下了比较大的错误。比如洛厄尔·伍德（Lowell Wood）——梅尔沃德公司的平流层盾的合伙发明人，在成为“皮纳图博选项”的知名支持者之前，伍德因为参与到里根的“星球大战”导弹防御系统计划里最为空想的一些元素的提出和创造而名声大噪，该防御系统计划被广泛质疑其昂贵和鲁莽。

[27] Wendell Berry, The Way of Ignorance: And Other Essays （Emeryville, CA: Shoemaker ＆ Hoard, 2005）, 54.

[28] Petra Tschakert, “Whose Hands Are Allowed at the Thermostat? Voices from Africa,” 在 “The Ethics of Geoengineering: Investigating the Moral Challenges of Solar Radiation Management”的演示，University of Montana, Missoula, October 18, 2010.

[29] Alan Robock, Martin Bunzl, Ben Kravitz, and Georgiy L. Stenchikov, “A Test for Geoengineering?” Science 327 （2010）: 530; Alan Robock, Luke Oman, and Georgiy L. Stenchikov, “Regional Climate Responses to Geoengineering with Tropical and Arctic SO2 Injections,” Journal of Geophysical Research 113 （2008）: D16101.

[30] 我们是聪明的，如果我们能预见到就算是很小的地球工程项目也能释放出一个新的时代，这个新时代里充斥着与气候相关的地缘政治学上的相互归罪指责猜疑妄想，甚至于可能是报复性的打击，未来所有自然灾害都有可能归咎于——不管是对的还是错的——那些在遥远的实验室里扮演着上帝的角色的人。

[31] Robock, Bunzl, Kravitz, and Stenchikov, “A Test for Geoengineering?” 530.

[32] Martin Bunzl, “Geoengineering Research Reservations,” 向the 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Science所做的演示，February 20, 2010; Fleming, Fixing the Sky , 2.

[33] Robock, Oman, and Stenchikov, “Regional Climate Responses to Geoengineering with Tropical and Arctic SO2 Injections”; K. Niranjan Kumar et al., “On the Observed Variability of Monsoon Droughts over India,” Weather and Climate Extremes 1 （2013）: 42.

[34] 众多论文都重现了Robock的结果，发现SRM对全球水循环和局部降水模式可能有其他的潜在伤害效果。最近一些值得注意的例子包括：Simone Tilmes et al., “The Hydrological Impact of Geoengineering in the Geoengineering Model Intercomparison Project （GeoMIP）,” Journal of Geophysical Research: Atmospheres 118 （2013）: 11,036–11,058; Angus J. Ferraro, Eleanor J. Highwood, and Andrew J. Charlton-Perez, “Weakened Tropical Circulation and Reduced Precipitation in Response to Geoengineering,” Environmental Research Letters 9 （2014）: 014001. 2012年的研究是：H. Schmidt et al., “Solar Irradiance Reduction to Counteract Radiative Forcing from a Quadrupling of CO₂ : Climate Responses Simulated by Four Earth System Models,” Earth System Dynamics 3 （2012）: 73. U.K. Met Office Hadley Centre所做的较早的研究发现，南非临海的亮化云层可能造成亚马孙的降水减少得甚至更多，达到30%。根据该研究的新闻发布，“可能加速森林的枯死”。参见：Andy Jones, Jim Haywood, and Olivier Boucher, “Climate Impacts of Geoengineering Marine Stratocumulus Clouds,” Journal of Geophysical Research 114 （2009）: D10106; “Geoengineering Could Damage Earth’s Eco-systems,” UK Met Office, press release, September 8, 2009. 2013年的研究是：Jim M. Haywood et al., “Asymmetric Forcing from Stratospheric Aerosols Impacts Sahelian Rainfall,” Nature Climate Change 3 （2013）: 663.

[35] 气候模型“似乎低估了20世纪降水变化的幅度”，某些研究者认为，这与SRM的风险关系特殊：Gabriele C. Hegerl and Susan Solomon, “Risks of Climate Engineering,” Science 325 （2009）: 955–956. 北冰洋冰盖消失和全球海平面上升：Julienne Stroeve et al., “Arctic Sea Ice Decline: Faster than Forecast,” Geophysical Research Letters 34 （2007）: L09501; Julienne C. Stroeve et al., “Trends in Arctic Sea Ice Extent from CMIP5, CMIP3 and Observations,” Geophysical Research Letters 39 （2012）: L16502; Stefan Rahmstorf et al., “Recent Climate Observations Compared to Projections,” Science 316 （2007）: 709; Ian Allison et al., “The Copenhagen Diagnosis, 2009: Updating the World on the Latest Climate Science,” University of New South Wales Climate Change Research Centre, 2009, p. 38.

[36] Ken Caldeira, “Can Solar Radiation Management Be Tested?” 致Google Group邮递表“Geoengineering” 的电子邮件，September 27, 2010; Levitt and Dubner, SuperFreakonomics , 197.

[37] Ken Caldeira, “Can Solar Radiation Management Be Tested?” 致Google Group邮递表“Geoengineering” 的电子邮件，September 27, 2010; Levitt and Dubner, SuperFreakonomics ，176。

[38] 与Aiguo Dai的个人访谈, June 6, 2012; Kevin E. Trenberth and Aiguo Dai, “Effects of Mount Pinatubo Volcanic Eruption on the Hydrological Cycle as an Analog of Geoengineering,” Geophysical Research Letters 34 （2007）: L15702; “Climate Change and Variability in Southern Africa: Impacts and Adaptation Strategies in the Agricultural Sector,” United Nations Environment Programme, 2006, p. 2; Donatella Lorch, “In Southern Africa, Rains’ Return Averts Famine,” New York Times , April 23, 1993; Scott Kraft, “30 Million May Feel Impact of Southern Africa Drought,” Los Angeles Times , May 18, 1992.

[39] Dai访谈，June 6, 2012; Trenberth and Dai, “Effects of Mount Pinatubo Volcanic Eruption on the Hydrological Cycle as an Analog of Geoengineering.”

[40] Volney的全名是Constantin-François de Chasseboeuf, count de Volney。“弱于平常”：与Alan Robock的个人访谈, October 19, 2010; “全部死去”：Constantin-François Volney, Travels Through Syria and Egypt, in the Years 1783, 1784, and 1785 , Vol. 1 （London: G. and J. Robinson, 1805）, 180-181.

[41] John Grattan, Sabina Michnowicz, and Roland Rabartin, “The Long Shadow: Understanding the Influence of the Laki Fissure Eruption on Human Mortality in Europe,” Living Under the Shadow: Cultural Impacts of Volcanic Eruptions , ed. John Grattan and Robin Torrence （Walnut Creek, CA: Left Coast Press, 2010）, 156; Clive Oppenheimer, Eruptions That Shook the Worl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1）, 293; Rudolf Brázdil et al., “European Floods During the Winter 1783/1784: Scenarios of an Extreme Event During the ‘Little Ice Age,’” Theoretical and Applied Climatology 100 （2010）: 179–185; Anja Schmidt et al., “Climatic Impact of the Long-lasting 1783 Laki Eruption: Inapplicability of Mass-independent Sulfur Isotopic Composition Measurements,” Journal of Geophysical Research 117 （2012）: D23116; Alexandra Witze and Jeff Kanipe, Island on Fire: The Extraordinary Story of Laki, the Volcano That Turned Eighteenthcentury Europe Dark （London: Profile Books, 2014）, 141–45.

[42] Luke Oman et al., “High-Latitude Eruptions Cast Shadow over the African Monsoon and the Flow of the Nile,” Geophysical Research Letters 33 （2006）: L18711; Michael Watts, Silent Violence: Food, Famine and Peasantry in Northern Nigeri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3）, 286, 289–290; Stephen Devereux, “Famine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Institute of Development Studies, IDS Working Paper 105, 2000, pp. 6, 30–31.

[43] Oman et al., “High-Latitude Eruptions Cast Shadow over the African Monsoon and the Flow of the Nile”; 与Alan Robock的个人访谈, May 29, 2012.

[44] David Keith, A Case for Climate Engineering （Cambridge, MA: MIT Press, 2013）, 10, 54.

[45] Trenberth and Dai, “Effects of Mount Pinatubo Volcanic Eruption on the Hydrological Cycle as an Analog of Geoengineering.”

[46] Ed King, “Scientists Warn Earth Cooling Proposals Are No Climate ‘Silver Bullet,’ ” Responding to Climate Change, July 14, 2013; Haywood et al., “Asymmetric Forcing from Stratospheric Aerosols Impacts Sahelian Rainfall,” 663–64.

[47] “Why We Oppose the Copenhagen Accord,” Pan African Climate Justice Alliance, June 3, 2010; “Filipina Climate Chief: ‘It Feels Like We Are Negotiating on Who Is to Live and Who Is to Die,’ ” Democracy Now!, November 20, 2013; Rob Nixon, Slow Violence and the Environmentalism of the Poor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48] “Bill Gates: Innovating to Zero!” TED Talk, February 12, 2010, http://www.ted.com; Levitt and Dubner, SuperFreakonomics , 199.

[49] Bruno Latour, “Love Your Monsters: Why We Must Care for Our Technologies as We Do Our Children,” 出自Love Your Monsters: Postenvironmentalism and the Anthropocene , ed. Michael Shellenberger and Ted Nordhaus （Oakland: Breakthrough Institute, 2011）; Mark Lynas, The God Species: How the Planet Can Survive the Age of Humans （London: Fourth Estate, 2011）.

[50] Keith, A Case for Climate Engineering, 111.

[51] 斜体部分依照原文。Ed Ayres, God ’s Last Offer （New York: Four Walls Eight Windows, 1999）, 195.

[52] Levitt and Dubner, SuperFreakonomics , 195; “About CE,” Carbon Engineering, http://carbon engineering.com; Nathan Vardi, “The Most Important Billionaire In Canada,” Forbes, December 10, 2012.

[53] “Policy Implications of Greenhouse Warming: Mitigation, Adaptation, and the Science Bas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National Academy of Engineering, Institute of Medicine, 1992, 458, 472.

[54] Dan Fagin, “Tinkering with the Environment,” Newsday , April 13, 1992.

[55] Jason J. Blackstock et al., “Climate Engineering Responses to Climate Emergencies,” Novim, 2009, pp. i–ii, 30.

[56] “Factsheet: 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 ExxonSecrets.org, http://www.exxonsecrets.org; Robert J. Brulle, “Institutionalizing Delay: Foundation Funding and the Creation of U.S. Climate Change Counter-Movement Organizations,” Climatic Change , December 21, 2013, p. 8; 2008 Annual Report, 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 pp. 2, 10; Lee Lane, “Plan B: Climate Engineering to Cope with Global Warming,” The Milken Institute Review , Third Quarter 2010, p. 53.

[57] Juliet Eilperin, “AEI Critiques of Warming Questioned,” Washington Post , February 5, 2007; “Factsheet: 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 ExxonSecrets.org; Kenneth Green, “Bright Idea? CFL Bulbs Have Issues of Their Own,” Journal Gazette （Fort Wayne, Indiana）, January 28, 2011.

[58] Rob Hopkins, “An Interview with Kevin Anderson: ‘Rapid and Deep Emissions Reductions May Not Be Easy, but 4℃ to 6℃ Will Be Much Worse,’” Transition Culture, November 2, 2012, http://transitionculture.org.

[59] “A Debate on Geoengineering: Vandana Shiva vs. Gwynne Dyer,” Democracy Now! , July 8, 2010.

[60] Jeremy Lovell, “Branson Offers $25 mln Global Warming Prize,” Reuters, February 9, 2007.

[61] 极具讽刺性的是，被复制使用最多的从太空看地球的图片很可能是由施密特（Harrison Schmitt）拍摄的，此人是一个彻底否定气候变化的人，曾担任美国参议员并经常在哈兰会议上发言。他对于那段经验相当厌倦，据报道他曾经说过：“你就是看到了一个地球，而你早就看过这样的东西了。”

[62] Barbara Ward, Spaceship Earth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6）, 15; 脚注： Robert Poole, Earthrise: How Man First Saw the Earth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8）, 92–93; Al Reinert, “The Blue Marble Shot: Our First Complete Photograph of Earth,” The Atlantic , April 12, 2011; Andrew Chaikin, “The Last Men on the Moon,” Popular Science , September 1994; Eugene Cernan and Don Davis, The Last Man on the Moon （New York: St. Martin’s, 1999）, 324.

[63] Kurt Vonnegut Jr., “Excelsior! We’re Going to the Moon! Excelsior!” New York Times Magazine , July 13, 1969, SM10.

[64] Poole, Earthrise , 144–145, 162; Peder Anker, “The Ecological Colonization of Space,” Environmental History 10 （2005）: 249–254; Andrew G. Kirk, Counterculture Green: The Whole Earth Catalog and American Environmentalism （Lawrence: University Press of Kansas, 2007）, 170–172; Stewart Brand, Whole Earth Discipline: Why Dense Cities, Nuclear Power, Transgenic Crops, Restored Wildlands, and Geoengineering Are Necessary （New York: Penguin, 2009）.

[65] Leonard David, “People to Become Martians This Century?” NBC News, June 25, 2007.

[66] “Richard Branson on Space Travel: ‘I’m Determined to Start a Population on Mars,’ ” CBS This Morning , September 18, 2012; “Branson’s Invasion of Mars,” New York Post , September 20, 2012; “Branson: Armstrong ‘Extraordinary Individual’ ” （video）, Sky News , August 26, 2012.

[67] 2011年，三家Virgin名下的航空公司总共排放了大约880万公吨的二氧化碳，比洪都拉斯当年的排放多了近800万公吨：“Sustainability Report: Autumn 2012,” Virgin Atlantic Airways Ltd., p. 11; “Annual Report 2011,” Virgin Blue Holdings Ltd., p. 28; 2011 emissions information submitted to the Climate Registry, Virgin America, Inc., p. 2, https://www.crisreport.org; “International Energy Statistics,” U.S. Energy Information Administration, http://www.eia.gov.

[68] Kenneth Brower, “The Danger of Cosmic Genius,” The Atlantic , October 27, 2010.

[69] Christopher Borick and Barry Rabe, “Americans Cool on Geoengineering Approaches to Addressing Climate Change,” Brookings Institution, Issues in Governance Studies No. 46, May 2012, p. 3-4; Malcolm J. Wright, Damon A. H. Teagle, and Pamela M. Feetham, “A Quantitative Evaluation of the Public Response to Climate Engineering,” Nature Climate Change 4 （2014）: 106–110; “Climate Engineering—What Do the Public Think?” Massey University, press release, January 13, 2014.

第三部分
无论如何，开始吧！

“有一天，资本主义将会被迫容忍非资本主义的社会形式存在，并且承认资本主义的统治地位也是有限的；有一天，资本主义也会不得不意识到，它的原材料供应不是无限的；而那一天就是改变到来的日子。如果这个世界还有任何希望，那它一定不存在于气候变化相关的会议室中，或者高楼矗立的城市中；这希望根植在大地上，将人们拥入自己的臂弯，这些人深知大地的森林、山脉和河流保护着自己，因此他们每天都投入战斗去保护自己的森林、山川与江河。

“当我们为这个已经走进歧路深处的世界设想其他的可能性时，首先要做的是学会停止戕害那些拥有不同理念的人，他们的想法超越了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二元对立，并且对快乐和满足有着完全不同的理解。为了获得这种意识形态上的自由，我们必须腾出一些空间，让那些仿佛是传统的卫道士们能够生存，事实上他们很可能是我们走向未来的领路人。”

——阿兰达蒂·洛伊（Arundhati Roy），2010年 [1]

“我1993年开始起诉雪佛龙，当时我想，‘为了打败这家公司，伸张正义，我们必须团结整个亚马孙地区’。这是一场艰苦的挑战。我们面对的是一个艰巨的任务。而今天，我要说，我们必须团结整个世界——我们要团结全世界对抗这些公司，对抗这些挑战。”

——路易斯·扬萨（Luis Yanza），亚马孙防卫前线联合创始人

（Frente de Defensa de la Amazonía/ Amazon Defense Front），2010年 [2]

[1] Arundhati Roy, “The Trickledown Revolution,” Outlook, September 20, 2010.

[2] 由Amazon Watch的区顾问Mitchell Anderson提供翻译。Gerald Amos, Greg Brown, and Twyla Roscovich, “Coastal First Nations from BC Travel to Witness the Gulf Oil Spill” （video）, 2010.

第9章
封锁区运动
新一代的气候斗士

“面对严重或不可逆转的损害时，我们不能以缺乏充分的科学证据为理由，推迟利用符合成本效益的措施来防止环境恶化。”

——联合国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

（The United Nations Rio Declaration on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1992年 [1]

“在石油行业，一个诚实而认真的人就像博物馆的藏品一样罕见。”

——美国内政部长哈罗德·伊克斯

（Harold Ickes），1936年 [2]

“护照。”这个警察对我们说。催泪弹和手榴弹从他的防弹背心上垂下，仿佛荣誉奖牌一样。我们交出护照、记者证和其他证件，证明我们只是一车加拿大纪录片摄制者罢了。

这个防暴警察默默地接过这些文件，示意我们的翻译下车；然后低声跟他一个同事说了很久的话，他这个同事双臂交叉，眼睛只盯着自己鼓起的巨大二头肌。然后来了一个警察，然后又来一个。最后来的那人掏出一部手机，在电话里费力地读出每份文件上的姓名和电话号码。他偶尔会问我们的翻译问题。在这附近，很多个穿制服的人绕着我们打转儿。我数了一下，一共是十一个。

天快黑了，我们所在的泥路破烂不堪，没有路灯，而且一边的路基脱落下来，悬在路面上。

我强烈地感觉到，他们正在故意搞我们——这个冗长的文件检查的全部意义在于迫使我们在黑暗中开上这个糟糕的路面。但我们都知道游戏规则：看上去轻松；不作眼神接触；除非有人问你问题，不然绝不说话。我们要遏止给这些站在铁丝网圈前的全副武装的警察拍照的冲动（令人开心的是，我们的摄像师当时用他的帽子做掩护，拍了下来）。当你遭遇强权时最重要的是：不要表现出你有多么生气。

等待——半小时……四十分钟……更长的时间。夕阳西下。面包车里满是贪婪的蚊子。我们继续保持微笑。

说到检查站，我见过更可怕的。那是在被入侵后的伊拉克，进出任何带有一点儿官方色彩的建筑，每个人都必须被全身搜查。有一次，在进出加沙的路上，我们被八种不同的机器扫描，而且以色列国防军和哈马斯都对我们进行了长时间的审问。但是这次的不寻常在于，我们不是在战区，至少官方没有正式宣布。这个国家也不是一个军事政权，或者被占领国，或者任何一个你会预料可能会被无故扣留并长时间审问的地方。这是一条位于希腊的公路；希腊，一个属于欧盟的民主国家。此外，这条路在哈尔基迪基（Halkidiki）——世界知名的旅游胜地，每年吸引成千上万的游客。人们着迷于这个半岛上迷人的沙滩、蔚蓝的海水和橄榄树，古老的森林里满是四百岁的山毛榉和橡木树，同时点缀着许多瀑布。

那么，为什么有这些防暴警察、铁丝网，和绑在树枝上的监控摄像机？

欢迎来到封锁区

因为这个区域已经不再是希腊的度假区。刷着白浆的度假村和海滨小酒馆里仍然充斥着游客，这些地方有着蓝格子的桌布，地板上黏糊糊的是茴香酒。这里变成了人们口中“封锁区”的前哨。封锁区不是地图上的具体位置，而是一个跨国流动的冲突区。任何一个采掘项目所在的地区，只要是试图挖掘和钻取，无论是露天矿、天然气压裂，还是沥青砂石油管道，都会突然出现封锁几率增大、封锁强度增加的情况。

采矿公司和化石燃料公司的巨大野心将这些相互联系日益紧密的小块地区联系在一起。为了追求高价高风险的“非常规”燃料，这些大财团无情地闯入无数新的地区。它们罔顾对当地生态环境的影响（特别是当地水体系统），亦不理会许多有问题的工业活动没有经过充分的论证，也没有合适的监管，而这些活动非常容易导致环境的污染。

另一方面，将封锁区联系在一起的还有那些处在最前线的人，他们包围当地的市议会会议，在省会城市游行，被装进警车拖走，他们甚至用自己的身体横在推土机和土地之间：他们看起来完全不像专业的活动家，一个封锁区的人和另一个封锁区的人没什么相似之处。相反，他们看起来就像他们家乡的当地人，平凡无奇：他们中有当地的商店老板、大学教授、高中学生的祖母。〔在耶里索斯（Ierissos）古朴的海滨希腊村庄，红色屋顶和活泼的海滨长廊交相辉映，当反采矿游行被召集起来，小酒馆的老板们不得不亲自服务顾客，因为他们的员工都去游行了。〕

高风险的极端开采行为激起了一系列的抵抗运动，这类运动正在形成一个全球性的、草根的和拥有广泛基础的人民网络，这在与之相似的环保运动中是很少见到过的。也许这种现象甚至都不应该被称为环保运动，因为它主要的内在驱动力是对更彻底的民主的渴望。对于与集体生存关系最大的资源——水、空气和土壤的安全程度——社区人民现在要更大的话事权。在这个过程中，这些基于各个地区的抵抗运动正在事实上阻断行进中的气候犯罪。

看到这些成就，以及自上而下的环保行为的失败，很多关心气候变化的年轻人选择绕开狡黠的环保团体和臃肿的联合国峰会。如今，他们都选择涌向封锁区。这不仅仅是战略上的改变；它标志着看问题的视角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对气候危机的集体性响应正在发生变化，以前，它主要在闭门的政策制定过程和游说会议上发生，现在它正变得活跃、不可预测，而且地点大部分转移到了街头（和山区、农民的田地和森林）。

以前，活动家们曾经花多年时间在宇航员视角下描画气候危机；今天，他们的后辈们抛弃了全球模型，他们又一次关注起了自己眼前的这片土地。斯科特·帕金（Scott Parkin）是热带雨林行动网络的一名气候运动组织者，正如他所说的那样：“人们渴望气候行动，而不仅仅是要您发送电子邮件给否认气候变化的国会议员，或者在脸书（Facebook）上更新状态时写写关于化石燃料的漂亮话儿。今天，新的反传统运动已经与华盛顿代表的嵌入式精英主义决裂，并激励新的一代人站在推土机和运煤车的前面。” [3] 它把习惯于发号施令的采掘业杀了一个措手不及：突然间，任何一个新的大项目，无论多么看似常规，都不再那么容易进行了。

在耶里索斯附近的斯哥里斯（Skouries）森林，我们的面包车被截停了下来。在这里发生的封锁区运动的导火索是加拿大的埃尔多拉多黄金公司（Eldorado Gold）的一项计划，计划的实施将会砍伐一大片古老森林，并重新设计当地的供水系统，以便建立一个巨大的露天黄金矿场和铜矿场，配套的还有一个加工厂和一个大型地下矿井。 [4] 我们被拦下来的地方，是计划夷为平地的森林一部分。其目的是建立一个大型水坝和尾矿池，尾矿池用于盛放采矿作业过程中的液体废物。我们就像在拜访一个只有六个月可活的人。

许多居住在附近村庄的人依赖这座山获得淡水供给。他们坚决反对这个工程。他们担心自己的孩子和牲畜的健康。他们认为，这种大规模的、有毒的工业行为在这个高度依赖旅游业、渔业和养殖业的地区，根本不应存在。当地人通过他们能想到的各种手段表达自己的反对态度。在这个度假社区里，这导致了一种奇异的共存：斗志昂扬的人们游行经过微型游乐园，又在专门售卖搅拌饮料的茅草屋顶酒吧中进行热烈的政治会议直到深夜。又比如，一个当地的奶酪生产商——他创造了有史以来最大的山羊奶酪的吉尼斯世界纪录——被逮捕并审前拘留了数周。间接证据显示，在一次焚毁矿用卡车和推土机的蒙面袭击事件中，这个奶酪制造商和其他几个村民有很大的嫌疑。 [5] [6]

尽管位置偏远，斯哥里斯森林的命运获得了来自整个国家的热切关注。国民议会和晚间脱口秀节目都在谈论它。它也是希腊声势浩大的进步运动中一桩有名的案件：城市活动家们在萨洛尼卡（Thessaloniki）和雅典举办大规模游行示威，并来到这片树林参加各种运动和筹款音乐会。“救救斯哥里斯”的涂鸦遍布全国各地，官方反对党——激进左翼联盟承诺，如果当选，首先将取消该地区的开采活动。

支持紧缩财政政策的执政联盟也抓住斯哥里斯这一标志性事件。希腊总理安东尼斯·萨马拉斯（Antonis Samaras）日前宣布，开采工作将“不惜一切代价”继续下去，以保护“在希腊境内的外商投资”。援引希腊当前的经济困难，他的联盟声称，尽管当地有反对意见，建设矿山能向全球市场发出信号，表明希腊的经济开放姿态。这将允许该国迅速推进其他饱受争议的采掘项目：在爱琴海和爱奥尼亚海钻探石油和天然气，北部地区新的燃煤电厂，开放并大规模发展以前受保护的海滩，以及其他多个开采项目。正如一位著名评论家所说的那样：“这个国家需要这些项目来克服经济危机。” [7]

由于上述这些国家利益，政府已经对反开矿运动发起了镇压。这是希腊自独裁统治的黑暗时期以来前所未有的。森林已变成了战场。橡皮子弹被用上了，催泪瓦斯浓烈到让老年人晕厥。 [8] 当然，还有检查站，所有重型建筑设备进驻的道路上都交错布满了检查站。

但是，在这个封锁区的前哨，设立检查站的不仅有警方：在耶里索斯，超过200名全副武装的防暴警察，通过狭窄的街道穿镇而过，边走边向四周投放催泪弹。其中一个在校园里炸开，导致正在上课的儿童窒息。 [9] 为了确保他们不会再次经历这样的突袭，当地居民在村子的每个入口也设立了检查站。志愿者全天候地守卫在检查站中，一旦发现警车，就有人跑到教堂敲响警钟。不多会儿街道上就会充斥着抗议的村民。

类似的场景，让人想起的是内战而不是政治抗议。但这些场景正在世界各地有争议的土地上出现，它们构成了封锁区运动的各个前线。希腊僵持地区向北800多公里，在罗马尼亚的农业小镇蓬格斯蒂（Pungesti），村民们摩拳擦掌准备和雪佛龙一决高下。雪佛龙准备在此开发罗马尼亚全国首个页岩气勘探井。 [10] 2013年的秋天，农民在田地里建起了一个抗议营，营里储备的日常供给可以供他们使用好几个星期，另外还挖了一个厕所。村民誓言要阻止雪佛龙公司开动工程。

和希腊一样，政府的反应惊人的粗暴，和这样一个田园牧歌般的环境格格不入。拿着盾牌和警棍的防暴警察走进农田攻击和平示威者。一些人被打得血肉模糊，抬上了救护车。有一次，愤怒的村民拆除了保护雪佛龙公司运营的栅栏，这引发了更多的报复。目击者说，防暴警察在村里夹道而立，像“占领军”一般。同时，通往城镇的道路被警察检查站一分为二，旅行禁令也安排生效以便防止媒体进入冲突地区。据说甚至居民放牧都被禁止了。村民解释说，他们不得不抗议，因为他们确信有开凿工程会极大地威胁到他们的生计。“我们靠这里的农业生存，”一个本地居民这么说，“我们需要清水。如果水脏了，我们的牲畜喝什么？” [11]

封锁区运动还出现在多个加拿大的资源热点地区。比如说2013年10月，蓬格斯蒂出现在新闻上的同一时间，一个非常类似的僵局出现在新不伦瑞克省。争议发生在艾希布图第一民族保留区（Elsipogtog First Nation），这是一个加拿大土著米克马克人（Mi’kmaq）的社区，他们扎根在现在加拿大东部地区已经有一万年左右的历史了。艾希布图的居民领导发起了一项针对美国西南能源公司（SWN Resources，总部在得克萨斯州，这里是加拿大的子公司）的封锁区运动。美国西南能源公司试图在压裂操作工程前进行地震测试。有争议的土地没有通过战争或条约等形式移交，因此加拿大最高法庭认可米克马克民族继续管理这些土地和水域的权利。示威者说，如果压裂操作释放的毒素污染了这片土地，这些权利就毫无意义了。 [12]

此前的6月份，“第一民族”的成员宣布的“神圣之火” [13] 篝火仪式，将持续燃烧数日，并将邀请非印第安加拿大人参与他们的封锁燃气公司卡车行动。很多人积极响应号召参与其中。示威者持续好几个月在地震测试区域附近安营扎寨，阻断道路和设备，同时用手鼓演奏传统歌曲。有好几次，货车都不能工作。一个米克马克女人甚至一度把自己和一堆地震检测装置绑在一起，阻止它们被移动。

冲突逐渐归于平静，但随后10月17日，基于该公司提请的禁令，加拿大皇家骑警介入疏通道路。然后田园变成了战区：百余名警察，有的手持狙击步枪，带着攻击性警犬，向人群扫射豆袋，喷洒胡椒喷雾，并用软管袭击人群。老人和儿童均遭到袭击，另有数十人被捕，其中包括艾希布图第一民族的现任酋长。一些示威者报以反击，他们攻击警车，当天结束时五部警车和一部没有标志的面包车被烧毁。“本地页岩气抗议爆发暴力冲突”，成为一个典型的头条新闻。 [14]

封锁区运动也在英国的多处乡村爆发。英国政府 “冲向天然气”（dash for gas）运动的反对者们用一系列创造性的战术来干扰工业活动。封锁道路的抗议野餐，封锁了通向西萨塞克斯郡巴尔科姆（Balcombe，West Sussex）一个小村庄的水力压裂工地的道路；21个活动家关停了一个燃气电站，电站耸立在西顿这个已经被遗弃了的历史悠久的村庄和村庄旁美丽的河流上，莎士比亚在《亨利四世》中将它描述为“银色”的特伦特河。大胆地攀登上电站后，这群活动家们在290米高的水塔上露营了一个多星期，使得生产完全停滞（该公司被迫在公众的压力面前取消总额5亿英镑的诉讼）。最近，活动家们封锁了曼彻斯特附近的一个水力压裂试验场地的入口，一个巨大的风力涡轮机叶片被丢在一旁。 [15]

封锁区运动甚至还登上了极地曙光号（Arctic Sunrise）。当时30名绿色和平活动家在俄罗斯境内的北极区举行抗议，提请全球注意匆忙在融冰下进行钻探作业的危险。仿佛突击队袭击一般，武装海岸警卫队人员从直升机上下滑至船上。活动家们被关押了两个月。 [16] 本来他们面临“海盗”的指控，这意味着10年到15年的刑期，但最终他们都被释放并获得了大赦。因为俄罗斯政府面临着极大的国际压力，其中不只包括49个国家的示威活动，还有大量的国家元首和11位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施加了压力〔更不用提保罗·麦卡特尼（Paul McCartney）〕。

甚至在中国边远地区，也有封锁区运动的精神出现。牧民拒绝把他们化石燃料丰富的家园建成“能源基地”。“风大的时候，我们全身都是煤尘，因为它是个露天矿，而且每年水位都在下降，”一位牧民说，“生活在这里确实没有一点意义了。” [17]

部分是因为这种来自国内的反对煤炭开采的声音，中国从国外进口煤量持续增加。但是，许多这样的煤炭出口国自己也在面临封锁区运动的折磨。例如，在澳大利亚的新南威尔士州，新的煤矿开采工作面临更严重的抗议，持续时间得按月计算。 2012年8月开始，一系列组织联合成立了他们所谓的“澳大利亚历史上第一个煤矿封锁阵营”，之后一年半的时间（甚至更长），活动家几乎是把自己锁在了莫尔溪（Maules Creek）项目的各个入口处，这个项目是澳大利亚国内在建规模最大的矿业项目，加上同一区域的其他项目一起，将要砍伐将近3750公顷（9250英亩）的雷瑞德森林（Leard State Forest），占该森林总面积的一半。而据估计，由此导致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将超过澳大利亚年度排放配额的5％。 [18]

这些煤炭多是出口到亚洲的，但是，活动家们也整装待发，准备打击在昆士兰州的港口扩张。扩张完成后将极大提高每年由澳大利亚出发的运煤船只数量。船只将通过生态系统脆弱的大堡礁。大堡礁是世界遗产，也是地球上最大的由生物体组成的自然结构。澳大利亚海洋保护协会声称，疏浚海底以便增加煤炭运输的行为“前所未有”地威胁到脆弱的珊瑚礁。而珊瑚礁已经在海洋酸化以及各种形式的污染径流的严重压力下不堪重负。 [19]

这只是对封锁区运动最简单的勾勒。但如果没有下述这件事，拼图就不完整：无论是加拿大还是美国，几乎任何一块与阿尔伯塔沥青砂有关的基础设施都激起了惊人的抵抗运动。

其中最著名的莫过于横加公司提出的“基斯顿XL”管道计划。该计划是纵横整个北美大陆的更广阔的基斯顿管道系统的一部分，整个项目的第一阶段称为基斯顿1号，从开工起就不太顺利。在差不多第一年的运作里，管道沿线的泵站就有12次溢出沥青油。大部分溢油规模较小，但最大的那次迫使整个管道一个月内关闭了两次。在一次溢油中，北达科他州的一个牧场主醒来发现，一股石油喷泉在他的农场附近的三叶杨树林里涌动。他说，这“就像在电影里，你发现了石油，石油喷涌而出”。如果基斯顿项目构建完毕（南站，从俄克拉何马到得克萨斯州海岸终端，已经启动并运行），70亿美元的项目将新增总长共计2677公里的管道，沿途通过七个州和行政区，向墨西哥湾沿岸的炼油厂和出口码头每天提供高达83万桶沥青砂油。 [20]

正是基斯顿项目引起了2011年发生在华盛顿的史上罕见的公民抗命运动（见168页），随后而来的是美国环境运动史上最大规模的示威游行（2013年2月，白宫外聚集了超过4万人）。也正是基斯顿项目促成了沿线原住民部落与大型农场经营者之间令人意想不到的、被称作“牛仔-印第安人联盟”（the Cowboyand Indian alliance）的联合，更不消说奉行“吃肉即谋杀”的素食主义者和在家里悬挂着鹿头作为装饰的牧场工人两者之间不可思议的结盟了。实际上，“封锁区运动”这个词正是直接行动团体“封锁沥青砂”（Tar Sands Blockade）在2012年8月份创造的。当时他们正在计划开展封锁运动，该运动后来演变成为一场挑战东得克萨斯州基斯顿项目的、长达86天的树木占据式封锁（Tree Blockade）。该团体运用了几乎所有能够想象的方法来阻拦该管道南线的建设，比如把自己锁在还没有被铺设的管道里面，或者在管道沿线建造复杂的树屋网络以及其他建筑物。 [21]

与此相似，在加拿大，对生态问题的潜在愤怒被恩桥公司（Enbridge）力推的“北方门户管道计划”（Northern Gateway pipeline）唤醒。这条长达1177公里的管道将始于阿尔伯塔省埃德蒙顿市附近，日均运输52.5万桶高度稀释的沥青砂油。该管道在跨越大约一千条水道，穿过一片世界上最为古老的温带森林（以及有高度雪崩风险的山地）之后，最后止于一个新建于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北部城镇基提马特（Kitimat）的原油出口终端。在那里，这些油将被装入巨型油轮，通过狭窄且经常遭遇巨浪袭击的的太平洋沿岸水道（该省这一地区的度假村将冬天称为“观赏风暴”季）。这个提案的胆大包天之处在于，它将如此之多的在加拿大广受热爱的原野、渔场、沙滩和海洋生命置于险境，以致催生了反对该项目的加拿大人之间规模空前的联合，包括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原住民之间具有历史意义的联盟，他们发誓要成为“自美加边境绵延至北冰洋的一堵牢不可破的墙”，以阻拦任何沥青油运输管道穿过他们的共同领域。 [22]

处于这些斗争中心的公司还在尝试着找出是什么令他们陷入绝境。横加公司就是一个例子，此前它深信基斯顿管道项目将会一帆风顺地推进下去，从一开始就购买了价值超过10亿美元的管道。他们有什么理由不这么做呢？奥巴马总统都提出“全方位”（all of the above）能源政策了，而加拿大总理史蒂芬·哈珀（Stephen Harper）也称实施这个项目是一件“明摆着的事情”（no-brainer）。不过，这个项目并没有拿到横加公司原本期待的橡皮图章，相反，它激起了一场环保运动，规模之大甚至带来了美国环保主义的复兴（或者说，重塑）。 [23]

如果多花些时间关注“封锁区运动”，你就能够注意到其特点。海报上的口号有“水即生命”、“你没法吃钱”、“划定最后界限”。这反映了一种准备长期斗争并竭尽所能夺取胜利的共同决心。另一个反复出现的元素是女性在其中起的重要作用，她们经常作为运动前线的主导力量，赋予这场运动强大的道德感召力及一些最为持久的影像象征。比如在新不伦瑞克省，一个米克马克部落原住民妇女手握一根鹰毛，在高速公路上孤零零地跪在一排防暴警察跟前的照片就迅速传播开来。在希腊，一个七十四岁老妪对着一排防暴警察，唱着希腊人民抵抗德国侵略者的革命歌曲的场景，更是打动了很多人的心。一张来自罗马尼亚的照片也传遍全球，照片中一位老妇披着头巾，拄着一根多节拐杖，下面带着标题“当你的祖母开始参加暴动时，你就知道你的政府已经失败了”。 [24]

这些团体奋起反抗的各种险恶威胁似乎正在唤醒一些普世的甚至是原始的本能——从保护孩子免遭危害的强烈驱动力，到一种之前被压抑的、对土地的深厚感情。尽管这些抵抗在主流媒体当中被报道为针对特定项目的孤立示威事件，他们却日益把自己视作反对在任何地方发生的“商品追逐潮”（commodities rush）的全球运动的一部分。社交媒体更是使这些地理上相互隔绝的团体得以将他们的故事告诉全世界，从而超越国境，成为共同抵抗生态危机的故事的一部分。

于是就有了一辆接着一辆大巴满载着反压裂和反掀顶采矿的示威者前往华盛顿，举行反对“基斯顿XL”管道的示威。他们知道他们都在反对同一个敌人：更加极端和高风险的化石能源开采方式的推进。法国的一些社区在得知他们的土地被出租给一个准备在欧洲进行闻所未闻的“水力压裂法”的油气公司后，联系上了魁北克省一些曾经成功叫停该采油方法的说法语的活动人士。（而这些活动人士此前也大力依赖过美国活动家，特别是纪录片《天然气之地》，该片被证明是一种在全球范围内进行组织的强有力手段。） [25] [26] 最后在2012年9月，全部全球行动整合成了“全球反水力压裂法运动”（Global Frackdown [27] ），200个团体在超过20个国家展开了行动，一年之后加入该运动的团体更多。

还有一些其他的因素将这些地区性的抵抗组织联合在了一起：环境危机意识的广泛传播和对于这些新的采油项目将会把整个地球引向错误方向的认识——与传统方法相比而言，提取沥青砂时将产生更多的二氧化碳，而水力压裂法则会产生更多的甲烷。这些活动家知道，避免灾难性全球变暖发生的前提，在于把碳保持在地下，并保护吸收碳排放的古老森林不会因为建矿而被砍光。所以尽管这些冲突总是源于当地生计和安全考虑，他们也同时关注全球利益。“无油亚马孙”（oil-free Amazon）运动的领导者之一，厄瓜多尔生物学家埃斯波兰萨·马丁内兹（Esperanza Martínez），针对这一系列运动质询道：“假如开采化石能源从一开始就是错误的，那我们为什么还要牺牲新的地区呢？”的确，如果这些运动有一个指导理念，那就是现在是停止化石能源开采，而不是继续扩张它的时候了。以西雅图为基地的环境政策专家K. C. 戈尔登（KC Golden）将这个理念称作“基斯顿原则”。他解释道：“基斯顿管道并不单纯是国家气候运动洪流中的一条管道。”它是一种对于“在我们可以有效解决这个问题前，应该先阻止其恶化”的基本原则的表达。更确切地说，我们应该停止对新的化石能源设施进行大规模的、长期的投资，这种设施已经将排放量锁定在危险水平长达好几十年了。跳出一个坑的第一步，就是停止挖掘。 [28]

所以假如说奥巴马的能源政策是“全方位”——实际意思就是开足马力推进化石能源开采，然后在边角再补充点可再生能源——那么“封锁区运动”则是在用一种强硬的——可以称之为“以下都不行”（None of the below）的哲学来对付。这个哲学基于一个简单的原则，那就是现在是停止从深处开采毒药般的化石能源，并全速转向利用地表其他的丰富资源来驱动人类生活的时候了。

气候变化行动

尽管这类反开采活动的规模之大与联动性之高前所未闻，但是反开采运动在这次反基斯顿XL管道的斗争之前早已开始。追溯这个浪潮发源的具体时间与地点，应该是1990年代全球受石油开采蹂躏最严重的地区——尼日尔河三角洲。自从英国殖民统治末期国门被蜂拥的外国投资者打开以来，各种石油公司已经从尼日利亚抽走了价值数以千亿计美元的原油，其中大部分产自尼日尔河三角洲。与此同时，他们全都以毫不掩饰的蔑视之情来对待那里的土地、水源和人民。废水被直接排入江河、小溪和大海；联通大海的运河胡乱开挖，使得宝贵的淡水水源变咸；管道被随意暴露放置，缺乏维护，导致上千次的漏油事故。根据一个经常被引用的数据，五十年来，尼日尔河三角洲每年的漏油量相当于一次阿拉斯加港湾漏油事件 [29] ，毒害着鱼类、动物和人类。 [30]

但是这些都无法与气体燃烧所导致的不幸相比。在开采石油的进程中，同时也产生了大量的天然气。如果尼日利亚修筑了收集、运输和利用这些气体的设施，那么它们将足以满足全国的电力需求。但是在尼日尔河三角洲地区，为了节省开支，跨国公司主要还是选择点燃的方式处理，大片的污染性火焰将气体排入大气层。这种行为应对尼日利亚约40%的二氧化碳排放总量负责（这也是为什么——如同我们先前所提到的——有些公司不可理喻地试图以停止这种行为来进行排污交易）。与此同时，超过半数的当地社区都缺乏电力和自来水供应，失业率高企，而且一个残酷的讽刺是，当地饱受能源匮乏困扰。 [31]

自1970年代以来，在尼日尔河三角洲地区居住的尼日利亚人就一直要求跨国石油巨头对他们所造成的损害进行赔偿。这场斗争在1990年代初进入一个新阶段。当时一个相对较小的原住民群落奥戈尼（Ogoni）在著名人权活动家和剧作家卡山伟华（Ken Saro-Wiwa）的领导下，组织了奥戈尼人民生存运动（Movement for the Survival of the Ogoni People，MOSOP）。他们特别针对了壳牌公司，该公司自1958年到1993年间从奥戈尼人的土地上攫取了52亿美元。 [32]

这个全新的组织并不仅仅停留在乞求政府提供更好的条件，它还主张奥戈尼人民有控制他们土地底下资源的权利，并着手要把这一权利争取回来。不仅油厂被迫关闭，而且据尼日利亚政治生态学家和环境活动家戈德温·乌伊·奥乔（Godwin Uyi Ojo）记载，在1993年1月4日，“约30万奥戈尼人，包括妇孺，进行了一次历史性的非暴力示威，并对壳牌公司的‘生态战争’进行游行抗议”。当年，壳牌公司被迫放弃大量的收入并撤出奥戈尼人的土地（尽管该公司至今仍是尼日尔河三角洲其他地区最大的石油业玩家）。卡山伟华表示，尼日利亚政府“得枪毙每一个奥戈尼的男人、女人和孩子才能拿走更多属于奥戈尼人的石油”。 [33]

直到今天，奥戈尼地区的石油开采行动都一直处于停滞状态——这一直是全球各地的草根环境保护行动中最为重要的成果之一。由于奥戈尼人的抵抗，碳被保持在地里而未被排入大气中。壳牌撤离后的20年里，土地的创伤开始缓慢地愈合，并且有初步报告指出农业产出有所增长。奥乔认为，这代表了“在全球范围内，针对石油企业最为强大的全社区性抗争”。 [34]

但是对壳牌公司的驱逐并不是整个故事的结束。自从抗议开始，依赖石油来获得80%的预算和95%的出口收入的尼日利亚政府，就将有组织的奥戈尼人视作心腹大患。随着整个地区被动员起来同壳牌公司争夺本地区的土地，数以千计的尼日尔河三角洲地区居民被虐杀，数十个奥戈尼村庄被毁。1995年，萨尼·阿巴查（Sani Abacha）将军的军政府以莫须有的罪名审判了卡山伟华和他的八名同僚。九人被绞刑处死，这应验了卡山伟华的预测：“他们将把我们全部逮捕并处死，一切都是为了壳牌。” [35]

这对于运动而言是一次痛苦的打击，但是尼日尔河三角洲地区的居民仍继续战斗。通过应用越来越军事化的手段——如接管海上钻井平台、运油驳船和集油站等，这场社区领头的抵抗运动成功迫使约20个石油设施关闭，并显著地减少了石油产量。 [36]

尼日尔河三角洲的化石能源抵抗运动中最为关键，但也少有研究的一章发生在1998年末。5000名来自尼日利亚最大族群之一——伊贾族（Ijaw）的年轻人，在三角洲的一个南部省份的凯阿玛（Kaiama）城举行了集会。在那里，伊贾青年委员会（Ijaw Youth Council）起草了凯阿玛宣言。该宣言主张，政府70%的石油收入来自于伊贾族的领地，而“尽管做出如此巨大的贡献，我们得到的回报依然只是生态破坏和军事压迫所导致的原可避免的死亡”。该宣言得到了来自三角洲地区的跨阶层的支持与认可，并宣称：“所有在伊贾族领地上的土地和资源（包括矿产资源）都属于伊贾族社区，且是我们生存的基石。”同时进一步要求“自治权和资源控制权”。 [37]

但是最受到人们注意的是第四条款——“因此，我们要求石油公司停止在伊贾族领地上的一切石油勘探与开采行动……因此，我们建议所有的石油公司职员和承包商在1988年12月30日前撤离伊贾族领地，以待解决尼日尔河三角洲的伊贾族领地上的资源拥有和控制问题”。 [38]

伊贾青年委员会全票通过了关于把他们的进攻性行动称为“气候变化行动”（Operation Climate Change）的决议。运动的组织者之一艾萨克·奥索卡（Isaac Osuoka）告诉我：“我们的理念是：我们将要改变世界。”“大家都认识到原油在导致我们贫穷的同时，也导致了地球贫瘠。而且一个改变更广阔的世界的运动，可以从改变我们自己的世界开始。”也就是说，这是一种对于另一种气候变化的尝试——一群自己的土地被荼毒、自己的未来岌岌可危的人民，试图改变自己的政治环境、安全环境、经济环境，甚至还包括他们的精神环境的尝试。 [39]

如承诺的那样，12月30日数以千计的年轻人走上了街头。领导层指示参与者不要携带武器，也不要喝水。这些被称为“奥格勒”（Ogeles）的示威游行——伊贾族的传统表演——是非暴力且戏剧性的。很多示威者穿着黑色的衣服，手拿蜡烛，唱歌、跳舞、击鼓。好几个石油平台被占领——不是用武器，而是依靠远超守卫人数的人群的血肉之躯。“有时，”奥索卡在电话采访中回忆道，“有人在石油公司里工作过一小段时间，他们知道应该关掉哪个阀门。”

尼日利亚政府的反应非常激烈，调动了大约15000名士兵，还派出了战舰和坦克列队。在一些区域，政府宣布实行紧急状态法并实施宵禁。据奥索卡说，“政府派遣的士兵一个村接着一个村地对手无寸铁的百姓开火”。在“凯阿玛、姆比阿玛（Mbiama）和叶那果阿（Yenagoa）等城市，人们直接在大街上被杀死，妇女和年轻女童在家中被强奸。政府表面上打着保护石油设施的旗号，实则放纵骚乱发生”。 [40]

这些对峙持续了差不多一个星期。到最后，据报道多达200人甚至更多的人丧生，数以百计的房子被焚毁。至少有一次，进行这些致命性扫荡的尼日利亚士兵乘搭雪佛龙公司的工作用直升飞机飞入当地。〔这个巨型石油公司声称他们除了把直升飞机提供给军方之外别无选择，因为这个直升飞机是公司与军方联合斥资购买的，尽管人权观察（Human Rights Watch）注意到，“该公司对于将飞机用于杀戮并没有进行任何抗议，而且也并未表示他们将在日后采取行动阻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 [41]

这些暴虐的事件进一步解释了为什么尼日尔河三角洲地区的年轻人丧失了对非暴力活动的信念，以及为什么到2006年，这个地区充斥着武装叛乱——从爆破石油设施和政府目标，到对石油管道的暴力破坏，以及绑架石油工人（被武装分子称作“敌方战斗人员”）以勒索赎金，还有最近的，在特赦令下，用武器换钱。戈德温·乌伊·奥乔写道，随着武装冲突的持续，“悲痛很快就与贪婪和暴力犯罪搅在一起”。 [42] 在此过程中，这些运动原本的目标——停止生态破坏，重新获得对这片土地上的资源的控制权——变得越来越难以辨认。

但是重温1990年代活动的初衷，我们可以看到，在奥戈尼人和伊贾人最初的抗争中，很明显反对资源提取和争取更大的社区自主权、民主和主权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尼日利亚的经验同时也对正在对抗石油巨人的、资源富足的其他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有着难以估量的巨大影响。

在这种经验交换中，最重要的一次发生在1995年卡山伟华遇害之后。尼日利亚“环境权益行动”（Environmental Rights Action）中的一些活动家和厄瓜多尔的一个类似的组织——“生态行动”（AcciónEcológica）——结成了联盟。当时“生态行动”深陷德士古石油公司（Texaco）在该国东北部地区遗留下来的一场环境和人类健康灾难，这场灾难被称作“雨林切尔诺贝利”。（雪佛龙并购了德士古之后，被厄瓜多尔最高法院要求为这些破坏赔偿95亿美元。如今司法斗争仍在继续。） [43] [44] 地球上受石油影响最严重的两个地区的前线活动家们组成了一个叫做“国际石油监察”（Oilwatch International）的组织。这个组织始终在“把石油留在土地中”（Leave the oil in the soil）的全球运动中发挥先锋作用，其影响贯穿整个“封锁区运动”。

尼日利亚和厄瓜多尔的经验清楚地表明，反开采活动并不是一个新现象。对土地有着深情厚谊的当地社区一直都会，而且永远都会抵抗那些侵犯他们的生活方式的企业。而且在美国，反化石能源行动也有着悠久历史，最值得注意的是阿巴拉契亚山脉（Appalachia）的反掀顶采矿法运动。而且，反对无止境资源开采的直接行动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就一直是环境运动的一部分，并且已经在保护地球上一些生物最为多样的土地和水域方面取得了成功。很多今天封锁区运动活动家所采用的特定策略——尤其是树木占据式封锁和设备封锁——是1980年代“地球第一！”行动所开创的。当时这个行动团体正在发动反对扫荡式伐木的“丛林战争”。

近几年发生的变化主要是运动规模的扩大。而在当下这个历史转折点上，这种变化本身就反映了开采计划令人眼花缭乱的种种目标。在很多方面，封锁区运动的蓬勃开展是碳排放爆发式增长的硬币的另一面。消费品的高物价、新技术和被耗尽的常规能源储备三者相结合，导致工业在各个方面都在大肆扩张——开采更多的能源，向更多的领域推进，并且依靠更多危险的生产方法。这些因素中的每一个都在激起反抗的浪潮，所以有必要一个一个地进行分析。

全部都在“牺牲区”内

尽管极端能源（沥青砂、水力压裂法开采油气、深水钻井、掀顶式采矿等）必然会带来崭新而且扩大了的风险，我们需要记住：能源行业从不是安全或是低风险的。依靠提取和提炼过程中不可避免排放有毒物质的能源来发展经济，必将产生“牺牲区”（sacrifice zone）——成群的人被定义为非完全的人类，这使得在“进步”的名义下毒害他们显得更容易接受。

而且长期以来，牺牲区都具备一些共同点。它们都是些贫穷偏远的地区，居民往往由于种族、语言和阶级等原因而缺乏政治权力。而且这些住在被诅咒的地区的人们知道他们将会被刻意忽视。来自西弗吉尼亚州贝克利（Beckley，West Virginia）——该地区地貌遭到掀顶式采矿法的蹂躏——一个来自矿工家庭的活动家保拉·斯维伦金（Paula Swearengin）曾经说过：“我们居住在失落之地。” [45]

全球变暖怀疑论和种族歧视主义的伟大功绩，使得北美和欧洲那些享有特权的人们得以在精神上忘却穷乡僻壤、荒山野岭和无名之地之类不幸的地方——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无名之地中的无名之地：瑙鲁。对于那些足够幸运发现自己处于被诅咒的地域以外的人（包括我在内）而言，我们的地盘——我们所居住和逃向的地方（被设定为一切的中心的最佳之地）——看起来不会为驱动化石燃料机器而牺牲。

而且直到最近，这个现象还被视作碳时代的一大契约而得到遵守：只要这些“牺牲区”没有进入他们的视线，从开采行为中牟取大量利益的人就可以假装没有看见舒适背后的代价。

但是在极端能源潮和商品爆炸的短短十年内，开采企业就打破了这个心照不宣的契约。在很短的时间内，这些牺牲区就大规模扩张，吞噬了更多的区域，并把更多原本以为自己很安全的人置于危险境地。不仅如此，在最大规模的牺牲区中，好几个都属于世界上最为富裕、强大的国家。能源工业顾问〔同时也是《奖赏》（The Prize）的作者〕丹尼尔·耶金（Daniel Yergin）曾经比喻性地描述道：从致密岩层——通常是页岩——中提取石油，与发现一整个新的石油国家是一样的。“这就像是在2020年前多了一个委内瑞拉或者科威特，只不过这些致密岩层油田位于美国罢了。” [46]

而且当然，不仅仅是这些油田旁边的社区被要求作出牺牲。在美国境内（或者“沙特美国”，如同一些市场观察家所称的那样）开采的石油是如此之多，以至于在仅仅5年的时间里，运油火车车厢总量就上涨了4111%，从2008年的9500车到2013年的约40万车。（在这种情况下，2013年一年里因铁路事故泄漏的石油量比过去40年加起来的总量还要多，或者晚间新闻里面越来越频繁地出现车厢被冒烟的火球所吞噬的场景，也就没什么可奇怪的了。）实际上，这意味着成百上千的城镇发现自己突然间就处于管理不善且相关法律规范不完整的“石油炸弹”列车的路径上了——2013年7月，在魁北克的梅岗蒂克小镇（Lac-Mégantic），一列满载贝肯页岩油（比常规更易燃的一种石油）的72节油罐车发生爆炸，47人丧命，如画般的小镇中心一半被夷为平地。〔前北达科他州州长乔治·西讷（George Sinner）在自己老家卡瑟尔顿发生油气列车爆炸后，曾说它们造成的威胁“不足挂齿”。〕 [47]

同时，阿尔伯塔沥青砂开采的扩张是如此迅猛，以至于很快，它自己品牌旗下的高碳值石油的产量将会超过目前石油管道的承载力——这也是为什么它如此执着于推进诸如穿过美国的“基斯顿XL”管道工程和穿过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北方门户管道工程（North Gate）的原因。2011年6月，时任阿尔伯塔省能源部长的罗恩·列珀特（Ron Liepert）曾说：“如果有什么事情让我彻夜难眠，那就是对于我们很快将被沥青包围的恐惧。如果我们无法把我们的油弄出阿尔伯塔，我们就无法成为超级能源霸主。” [48] 但是我们所看到的是，这些管道建设影响了大量的社区：那些居住在管道建议方案数千公里沿线的居民，那些居住在漫长的海岸线上的、眼看着酝酿着灾难的油轮在他们的水域横行的居民。

似乎没有什么地方不能利用水力压裂法开采天然气，也没有任何开采活动比它更贪婪地需求新的土地。2010年切萨皮克能源公司（Chesapeake Energy）时任首席执行官奥布里·麦克伦登（Aubrey McClendon）曾经表示：“过去的几年里我们在美国发现了以天然气的形式存在的、相当于两个沙特阿拉伯产量的油气。不是一个，而是两个。” [49] 这就是为什么石油产业要为在任何可能的地方进行水力压裂开采而奋斗。比如马塞卢斯页岩气公司（Marcellus Shale），它的业务遍布宾夕法尼亚州、俄亥俄州、纽约州、西弗吉尼亚州、弗吉尼亚州、马里兰州多地，而这只是由富含甲烷的岩石织就的众多毛毯当中的一条。

据共和党政治家里克·桑托勒姆（Rick Santorum）所言，最后阶段就是“到处开采”——而且这已经有所展露。《卫报》记者苏珊·戈登堡（Suzanne Goldenberg）报道：“能源公司在教会属地、学校用地和门禁社区都钻了油井。去年11月，一个石油公司在北得克萨斯州大学丹顿市附近的校区内安了一个油井，刚好在网球场的旁边，而且就在主体育馆和一组风力发电机的马路对面。”压裂法四处推进，2013年《华尔街日报》的一项调查显示，“超过1500万的美国人住在自2000年来就开始钻探的一口压裂油气井的一英里范围内”。 [50]

在加拿大，开采目标也是同样的野心勃勃。魁北克省的前政治家、现在的反压裂法活动家基姆·科内里森（Kim Cornelissen）报道称：“到2012年中期，蒙特利尔、拉瓦尔和隆格伊（魁北克三座主要城市）的地底下将会被油气公司所占有。”（到目前，魁北克居民已经设法用暂禁令挡住了这些油气公司。）在英国，被水力压裂法纳入考量的土地加起来差不多有整座岛屿的一半那么大。而且在2013年7月，英国东北部的居民被上议院对他们的土地作出“无人居住且荒凉”——因此非常适合被牺牲——的表述所激怒。曾任大卫·卡梅伦政府能源顾问的豪厄尔勋爵（Lord Howell）声称：“东北部的部分地区无疑有大量可供水力压裂开采的空间，这些地区远离人烟，因而我们可以在对乡村环境没有任何威胁的情况下进行开采。” [51]

这个表态对于那些曾享有特权的人而言是一个蛮横的意外，他们突然间发现自己与之前那些早已身处前线很久的社区居民有同样的感受：一个遥远的大公司怎么可以来到我的土地上，把我和我的孩子置于险境之中——而且是在未经我允许的情况下？他们知道孩子在那里玩耍，却仍把化学物质排放到空气中，这怎么可能合法？本该保护我免遭侵袭的政府，怎么能派遣警察来殴打那些唯一的罪行就是试图保护他们的家庭的人？

这种不受欢迎的觉醒使得化石能源企业在从前的朋友中树敌无数。南达科他州牧场主约翰·哈特上诉至法院，以尝试阻止横加公司把基斯顿XL管道的一部分埋到自家的土地里。“我从来不认为自己是一个生态环境保护主义者，”他告诉记者，“但是我想如果现在这么称呼我，我也觉得无所谓。”油气行业也疏远了像克里斯蒂娜·米尔斯这样的人，米尔斯在她的职业生涯中的大部分时间都在俄克拉何马州的石油公司里做查账员。但是当一个石油公司开始在她位于北得克萨斯的中产阶级小区里使用水力压裂法采油时，她对这个行业的观感改变了。“他们直接搞到私人的地方了，这让我觉得很不舒服……他们跑到了我们社区的后面，就离后栅栏不到300英尺。这非常扰民。” [52]

而且在2014年2月，不是别人，正是埃克森石油公司的CEO雷克斯·蒂勒森悄悄地参加了一场反对在他价值500万美元的得克萨斯州的家旁边进行水力压裂的诉讼，声称这将降低他房产的估值。水力压裂法反对者听到这一消息一定会忍俊不禁。“我想正式地欢迎雷克斯加入‘被开采活动包围的愤怒市民’社团 [53] ，”科罗拉多州民主党众议员杰瑞德·波利斯（Jared Polis）在一个讽刺性的声明中说道，“这一组被选定的普通市民数年来一直在为保护自身房产的估值、当地居民的健康和环境而不懈奋斗。对于有一个国际大油气公司的CEO加入我们这个迅速扩大的多阶层团体，我们感到非常兴奋。” [54]

1776年，汤姆·潘恩（Tom Paine）在他鼓动群众的小册子《常识》（Common Sense ）中说道：“与悲剧的场面相距甚远，是许多人的福分。” [55] 好吧，这个距离正在缩小，而且很快就没有人能够幸免于生态灭绝的悲剧了。在某种程度上，希腊反采矿运动所针对的公司的名字——埃尔多拉多说明了一切：埃尔多拉多意指一个传说中的“失落的黄金之城”，它驱动西班牙征服者在美洲进行了几场最为血腥的大屠杀。之前，这种掠夺都是被预留给非欧洲国家的，然后掠夺者再返回他们在欧洲的祖国。可是埃尔多拉多在希腊北部的行动清楚地告诉我们，今天这些“征服者”也在掠夺他们自家的地盘。

这可能将是一个致命的战略错误。一如蒙大拿州的环保作家和活动家尼克·恩格尔弗雷德（Nick Engelfried）所说：“每个位于城市水源旁边的水力压裂油井，和每一列穿过小城的矿石货运列车都给予了一些社区憎恶化石能源产业的理由。而且由于未注意到这一点，油气和矿业公司可能正在自掘政治坟墓。” [56]

这一切并不意味着采矿采油对环境的影响突然间分配均匀了。在历史上深受其害的发展中国家人民和发达国家中的有色人种社区，仍然面临着更大的威胁——他们居住在矿区下游、炼油厂的隔壁或者毗邻输油管道，一如他们面对气候变化的影响更为脆弱一样。但是在极端能源年代，再也没有了对谨慎的牺牲区的幻想。如原法定公民权利律师委员会（Lawyers’Committee for Civil Rights Under Law）成员迪奥恩·菲利斯（Deeohn Ferris）一针见血地指出的那样：“我们都在同一条正在下沉的船上，只不过有色人种离洞最近而已。” [57]

另一个打破这一分界的当然就是气候变化。尽管很多人还足够幸运地生活在极端能源潮的威胁范围之外，但没有任何人能够逃离日趋极端的气候所带来的实际影响，或者那种眼看着我们自己慢慢老去，而同时我们的孩子在愈加无法预料的气候中长大的心理压力。如同石油泄漏会从开放水域渗入湿地、海滩、河床和海底深处，将其毒素传播到不计其数的物种生物圈当中一样，我们对化石能源的集体依赖所产生的“牺牲区”，也正在像巨大的影子一样在地球上蹑足蔓延。不过在假装了两个世纪后——假装我们可以隔离这一肮脏习惯带来的破坏，将风险转嫁给他人——游戏结束了，我们现在都在牺牲区内了。

困于敌对区域内

为了染指之前无法企及的碳资源，化石能源产业打破牺牲区协议。这一变化对新的气候运动的影响体现在几个重要方面。其一，新的开采和运输计划的规模，促成了许多传统上声音无法到达主流讨论的草根人群与很多有社会影响力的人结盟。在这方面，沥青砂管道被证明是强力制敌武器，在某种意义上，是给政治组织的一份大礼。

这些管道自阿尔伯塔省北部开始（原住民在这里深受其害），到有色人种的市区为止，中间还要经过许多其他地区。毕竟同一个基建工程将会穿越多个省（加拿大行政单位）或者州（美国行政单位），或者两者兼有，穿越大城小镇的集水区，穿越农田和渔区，穿越更多属于原住民的土地，以及穿过被上层中产阶级所占有的土地。而且尽管他们之间差异巨大，居住在沿线的每一个人都在抵御同样的威胁，因此互为潜在盟友。在1990年代，贸易协定使规模巨大、结盟可能性小的联盟得以结成；今天做到这点的则是化石能源基建设施。

在推进极端能源之前，大型石油和煤炭公司习惯于靠着其经济上的无所不能，成为当地实际操纵者。在路易斯安那州、阿尔伯塔省和肯塔基州——更不用提尼日利亚以及查韦斯时代前的委内瑞拉——化石能源公司将政治家视作他们非官方的公共关系部门，将当地司法机关视作自己的私人法律部门。由于他们提供了如此多的岗位，对税收的贡献占比如此之大，普通的人民只能忍气吞声。比如说，即便在“深水地平线”灾难之后，尽管很多路易斯安那人想要更高的安全标准，想在离岸石油税收收入中获取更大的份额，但很多人并没有参加叫停深水钻探开采行为的活动，即使他们深受其害。 [58]

这就是化石能源产业的“第22条军规” [59] ：由于这些公司的活动是如此的肮脏、极具扰乱性，他们倾向于弱化甚至于摧毁其他驱动经济发展的行业的影响力：渔业养殖被污染所伤，伤痕累累的地貌降低了当地对游客的吸引力，农田变得贫瘠。但是与激发民愤相反的是，这种缓慢的毒害过程最终的结果可能只是增强化石能源企业的影响力，因为到最后他们成了城里的唯一玩家。

不过，随着开采企业闯入之前未被染指的领域，他们突然发现自己对抗的是更不妥协的人民。在许多碳能源开采的新领域，化石能源公司需要运输他们的产品穿越那些地区：在那里，当地的水质仍然很清洁，而且当地人对土地的感情也更为深厚——而且大量的人认为有毒开采不能容忍，他们愿为保卫自己的生活方式而抗争。

例如，天然气行业最大的战略失误之一就是决定在纽约州伊萨卡城内与周围进行水力压裂法开采活动。伊萨卡是一个自由主义的大学城镇，有着活跃的经济本土化运动，且坐拥摄人心魄的峡谷与瀑布。这座田园般的社区所遭受的直接威胁，使得伊萨卡不仅成了反开采活动的中心，也成了以未被发现的风险为研究对象的严肃学术中心。无怪乎在伊萨卡的康奈尔大学的研究人员对与水力压裂法相关的甲烷排放进行了一次改变游戏格局的研究，其成果已成为全球反水力压裂法运动的不可或缺的工具。而且对于该产业更大的不幸还在后头：著名生物学家、作家桑德拉·斯坦格雷伯——一位世界知名的研究工业毒素与癌症之间关系的专家——最近在伊萨卡学院就职。斯坦格雷伯全身心投入对水力压裂法的斗争，在无数听众面前提供专业性证词，并协助动员成千上万的纽约州人民。她工作的贡献不仅在于把水力压裂法从业者赶出了伊萨卡，还在于促使全州范围各县市采纳差不多180条禁止或暂停水力压裂法的法令。 [60]

当化石能源行业开始在纽约州米尼辛克市（Minisink）的正中央建设一个12260马力的压缩站，以贮存水力压裂开采出的宾夕法尼亚州的油气时，他们又一次错估了形势。许多民宅离这个设施的距离都在半英里以内，其中之一只有180米。而且这个压缩站威胁的不仅仅是这个城镇居民的身体健康。该城镇的周围是享有盛名的农业用地，分布着小的家庭农场、果园和葡萄园，它们为纽约州的农贸市场和本地菜餐馆供应有机和人工种植的农产品。所以“千禧年管道”（Millennium Pipeline）——压缩站背后的公司——发现自己不仅在与一群愤怒的当地农民对抗，还在与更多的纽约市消息灵通人士、名人大厨和马克·鲁法洛（Mark Ruffalo）这样的影星对抗，他们不仅要求停止水力压裂法开采，还要求州政府向使用100%可再生能源转型。 [61]

而且化石能源行业还有一个令人难以理解的愚蠢主意，居然想在法国南部开展欧洲第一次主要的水力压裂法作业。当以橄榄、无花果、绵羊和圣特罗佩兹（Saint-Tropez）沙滩闻名的瓦尔省（Department of Var）居民，发现他们好几个社区可能将开展水力压裂法开采作业时，他们愤怒地组织起来。经济学家与活动家马克西姆·孔布如此形容活动开始之时法国南部的景象，当地“被影响的社区的公共集会场所被挤满，而且这些集会参加者的人数经常比当地的村民人数还要多”。孔布写道，瓦尔省将很快经历“这个在政治谱系上一般都属右倾的省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公民动员运动”。由于化石能源行业在法国干的蠢事，最后它们不仅失去了在里维埃拉地区 [62] 进行水力压裂法操作的权利（至少现在是这样），而且在2011年，法国成了第一个采纳全国性水力压裂法禁令的国家。 [63]

即便是如同把重型机械运到阿尔伯塔省北部，以便保持当地沥青砂矿和质量改善装置正常运作的常规操作，也激起了新的反抗运动。为了与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工业项目所相关的一切事物的巨硕规模保持一致，这些被运输的韩国产机械，长度和重量可以与波音747媲美，而且其中被称为“大块头”的，有三层楼那么高。这些巨型怪物般的货物没法用货车正常运送，埃克森美孚这样的石油公司只能把它们装到特制的拖车上面，而这些拖车占用高速公路两个以上的车道，且高到无法从标准高度的立交桥下面穿过去。 [64]

唯一能够满足油气公司要求的道路位于与其明显敌对的地区。比如说，蒙大拿州和爱达荷州的居民就引领了一场持续数年的激烈的运动，以阻止钻机经过景观优美但狭窄的12号高速公路。他们反对为了让这些巨型机械通过而封住这条至关紧要的公路长达数小时所付出的人力成本。假如其中一辆车在这条公路上大量的急转弯中翻入小溪或者河流，可能带来的环境风险也是他们反对的理由（这是一个全民热爱飞蝇钓钓鱼的地区，因此当地人非常热爱他们的野外河流）。

2010年10月，一小批当地活动分子带着我们沿着12号高速公路的一部分路段兜风。而这部分路段恰好是所谓大型钻机将要通过的地方。我们经过了香柏树林、花旗松和发光的金色落叶；经过了驼鹿道口的标志，并从高耸的裸岩底下穿过。在我们开车的过程中，随着路边落叶沿着洛洛溪（Lolo Creek）冲向下游，我的导游们在物色位置以建立计划中的“行动营地”。这个营地会集合来自阿尔伯塔省反沥青砂活动家，和“基斯顿XL”石油管道沿线的农场主和原住民，当然也包括志在阻止大型钻机通过12号高速公路的当地人。他们谈论到一个为早冬的营地提供移动厨房和物流的朋友。当时作为原住民环境网络（Indigenous Environmental Network）的输油管道活动家的马尔蒂·柯贝内（Marty Cobenais）向我们解释了这些运动是如何相互联结起来的。“如果他们可以在这里阻止钻机通过，那么这将影响到沥青砂，继而影响到装进管道里运走的沥青砂油的产能。”接着他笑了，“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建立牛仔-印第安人联盟的原因了。” [65]

经过旷日持久的战斗后，在内兹·珀尔斯（Nez Perce）部落和环境保护团体“爱达荷河流联合会”（Idaho Rivers United）联合起诉下，这些钻机最终被禁止进入12号高速公路的这一段。“他们试图穿过蒙大拿州西部和爱达荷州是一个巨大的错误，”一位来自蒙大拿州比灵斯市的牧羊人和活动家阿列克谢·波诺戈夫斯基（Alexis Bonogofsky）告诉我，“看上去真有趣。” [66]

最后石油公司找了一条供巨型货车通过的新路，这条路穿过俄勒冈州东部——又一项愚蠢的举措。2013年12月，第一批货物通过俄勒冈州时，它们好几次被活动家的封锁和路障所阻止。乌玛蒂拉印第安人部落联盟保护运动（Confederated Tribes of the Umatilla Indian Reservation）的成员反对这些货物通过他们祖先留给他们的土地，并在俄勒冈州彭德尔顿市（Pendleton）的第二批货物旁举行了祈祷仪式。而且尽管当地人对大型钻机所造成的安全隐患的关心是真切的，很多参与者却清楚地表明他们参加环保运动的主要动因是对于这些机械到达目的地后对气候所造成的影响的担忧。“这太过分了，”一个在乌玛蒂拉设置路障的人在她被捕前说，“我们的孩子将会因此而死。” [67]

毋庸置疑，石油和煤炭企业一定在诅咒遇到西北太平洋地区——俄勒冈州、华盛顿州和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那一天。该产业得面对由叛逆的原住民部落、农民和渔民，以及越来越多相对新来的移民所组成的强大联合体。前者的生计依赖于当地洁净的水土，后者由于当地的自然美景而选择在这块地方居住。同时，引人注目的是，这个地区的本土环保运动从未完全屈服于企业合作模式的引诱，并且直接的陆上行动在当地有悠久且激进的历史，曾被用来阻止扫荡式伐木和肮脏的矿业开采。

如我们所看到的，这意味着对沥青砂管道的激烈反对。而且近年来，西北太平洋地区重要的生态价值也成为美国矿业的痛苦之源。由于反对建造新的火力发电厂的民众运动，关闭旧的火力发电厂的压力，以及天然气的快速崛起，美国境内的煤炭市场业已崩溃。在2008～2012年的仅仅四年间，美国发电量中煤炭所占比已从50%大跌至37%。这意味着如果煤炭行业还有未来，他们就得把美国的煤炭运往世界上仍有大规模煤炭需求的地区。这就是亚洲。〔全球能源专家和作家迈克尔·T. 克莱尔（Michael T. Klare）曾把这种战略形容为烟草公司数十年前开始采用的战略。“如同卫生官员现在谴责大型烟草企业着重将烟草出售给生活于医疗体系不健全的国家中的穷人一样，”他写道，“那么某一天大型煤炭企业这种类似‘吸烟’的习惯也会被视作对人类生存的大规模威胁。”〕对于煤炭企业而言，问题在于美国太平洋沿岸港口并不能应对如此大规模的煤炭运输的装备，这意味着煤炭行业需要建筑新的航运基地，也意味着他们需要大量地增加从怀俄明州和蒙大拿州的粉河盆地（Powder River Basin）的大型煤矿开往西北部的运煤列车。 [68]

同当初建设沥青砂管道和运输大型机械时一样，煤炭工业到达大海的计划的最大障碍在于西北太平洋地区居民的激烈反对。每一个发现自己被提名为新的煤炭出口基地的华盛顿州和俄勒冈州社区都起来示威。这既是由于担忧煤炭烟尘对健康造成的影响，也是出于对燃烧全部这些煤炭所造成的全球影响这一更大层面上的考虑。制定了华盛顿州许多最为重要的气候政策的K. C.戈尔登有力地写道：“伟大的西北太平洋地区不是一个全球煤炭仓库，不是一个化石能源依赖症的推手，也不是环境毁灭的物流枢纽。我们是地球上最后一个需要解决就业和环境之间翻来覆去的错误选择的地方。煤炭出口与我们的愿景和价值观本质上是不相容的。这不仅是给环保团体的一记耳光，这是一场道德灾难和对我们集体身份的侮辱。” [69] 毕竟，如果它们将会被煤炭烟尘覆盖，安装太阳能电池板和雨水桶的意义何在？

这些环保运动发现，虽然在自家门口与化石能源企业直接对抗不可能取得成功，但是如果将战线拉到能源产业势力较弱、仍然盛行非压榨式的生活方式、且当地居民与政治家对石油和煤炭收入并没那么依赖的地区，那么胜利的把握就大大增加了。同时，随着极端能源侵蚀性的触角像一只巨大的金属蜘蛛一样四处伸展，能源产业又正在向很多这类地区推进。

同时进行中的还有别的。当对这些开采企业的反抗活动随着这些企业的触角伸向远处的四面八方时，它们也开始传回碳产业国家的本土——甚至那些化石能源企业自以为早就征服了的地区也被激起了反抗的勇气。

在与旧金山隔湾相望的加利福尼亚州里士满市，我们可以一瞥这种政治版图的快速转变。作为一个主要人口为非洲裔和拉丁裔美国人的城市，里士满是一个界限模糊、以工人阶级为主的小社区，在湾区高科技产业的驱动下不断地再城市化（gentrification）。在里士满，最大的雇主不是谷歌，而是雪佛龙。当地居民指责雪佛龙的大型炼油厂带来了无尽的健康与安全隐患，从哮喘发病率的上升到这一粗拙的设施经常发生的事故（包括1999年一场致使上百居民入院的大火）。但是作为该市最大的公司和雇主，雪佛龙仍有发号施令的能力。 [70]

现在这种能力已经没了。2009年，当地社区成员成功地阻止了雪佛龙大规模扩建炼油厂的计划，该计划可以让工厂加工更重、更肮脏的原油，比如说产自沥青砂的沥青油。一个环保司法组织的联合体在大街上和法庭里挑战扩建计划，强调这会进一步污染里士满的空气。最后，一个更高级的法庭引证了一个完全不充分的环境影响评估报告（法官辛辣地评论道：“作为一个本该提供信息的文件，它是失败的。”），做出了不利于雪佛龙公司的判决。雪佛龙公司提出了上诉，但是2010年又打输了官司。“这是草根阶层的胜利，也是过去一百年里一直忍受炼油厂带来的不良健康影响的人民的胜利。”亚洲太平洋环境网络的资深活动组织者托尔姆·诺姆普拉瑟尔特（Torm Nompraseurt）如是说。 [71]

里士满不是大型石油公司主宰的地区里唯一一个发起反抗的地区。随着反沥青砂运动扩散到北美和欧洲，被压在野兽肚子底下的原住民——他们早在环保团体对该问题有任何兴趣之前，就已经在敲响关于沥青砂危险的警钟了——也被鼓动到前所未有的地步。他们针对侵犯其土地权利的行为提起了新的诉讼，而这可能会严重波及能源产业对碳储备的使用；而且，受严重影响的第一民族群落代表正在频繁穿梭于世界各地，以他们土地遭到的破坏警示更多的人，从而希望切断更多能源企业的动脉。其中一个活动家是梅丽娜·拉布坎-马西莫（Melina Laboucan-Massimo），一位有着朴素的勇气的令人着迷的演说家。她把三十岁之后的大部分时间用于在路途上奔波，向世人展现石油泄漏的丑陋面、被蹂躏的美景，以及描述油气产业对她的人民——卢比康湖部落（Lubicon Lake First Nation）发动的无声战争。“民众现在开始聆听了，”她在2013年夏天眼含泪水地告诉我，“但是使民众接触到当地的情景还需要很长时间。”而她说，这意味着“有希望，但是阿尔伯塔省的形势有时极为糟糕”。 [72]

面对巨大的能源开采行业，孤身奋战显然看上去是不可能的，特别是在偏远且又人烟稀少的地区。但是如果你是一个全洲范围，甚至全球范围的反能源开采行业运动的一份子，那么情况就完全不同了。

这个体系互相的交叉传递一般是不可见的——它一般是以一种情绪，一种能够从一地传往下一地的能量形式存在的。但是在2013年9月的一段时间，封锁区运动的激励网络变成了有形存在。五名来自华盛顿州卢米部落（Lummi Nation）的雕刻师，出现在了蒙大拿州的水獭溪（Otter Creek）。该部落正在领导在饱受争议的西海岸土地上反对建造最大型煤炭出口码头的斗争。这些雕刻师把一个22英尺高的香柏木图腾柱绑在平板货车上，跨越了大约1300公里，从他们故乡布满温带雨林的山区和崎岖的太平洋海滩，来到蒙大拿炎热的草原和平缓的小丘。水獭溪则是一个计划中的大型煤矿的所在地，也是卢米来的访客同来自附近北夏安族预留地（Northern Cheyenne Reservation）的一百多人以及当地一群牧场主所聚集的地方，直到最近仍然没有找到挽回的余地。于是，他们共同探讨如何应对使他们聚合在一起的威胁——开采碳资源的狂热野心。

如果水獭溪的煤矿建造在粉河盆地里面，那它将牺牲牧场主和北夏安族人的空气与水质，而将煤炭运往西海岸的铁路将会毁坏夏安人的古代墓地；同时，西海岸的出口港口，则计划建立在卢米人的古代墓地之上，到达港口后煤炭将会被装上驳船，而这将破坏他们的捕鱼区，并有可能威胁到许多人的生计。

这群人一同站在水獭溪岸边的谷地里，在翱翔着雄鹰的晴朗天空下，他们用烟斗向图腾柱祈愿，并发誓为了将煤炭保存在他们脚下土地之中，为了阻止铁路和港口的修建而一同奋斗。之后，卢米雕刻师重新将他们命名为“科威尔·荷伊”（Kwel hoy’，意为“我们画下底线”）， 的图腾柱绑回货车上，并继续他们去往其他8个社区的16日征程。这些社区都处于煤炭列车、大型货车、沥青砂管道或者油轮的影响范围内。他们每到一站就会举行祈祷仪式，从而使得卢米访客与当地居民——不管是原住民还是非原住民—— 一同增进反抗开采行业的战斗友谊。路途结束于北温哥华的茨雷尔-瓦乌图斯（Tsleil-Waututh），这是一个在反抗油轮运输的斗争中举足轻重的社区。图腾柱被永久性地树立在那里，面朝太平洋。

在蒙大拿，卢米人的首席雕刻师朱厄尔·“祈祷的狼”·詹姆斯（Jewell Praying Wolf James）解释了这次长途旅行的目的：“我们对环保，对从粉河盆地到西海岸沿线人民的健康都十分关切……我们为了统一民众的呼声而进行跨国旅行。无论你是谁，你在哪里，或者你属哪一人种——红色人种、黑色人种、白色人种或是黄色人种——我们在这个问题上都是一致的。” [73]

这种在各个据点之间建立的联盟一次又一次地证明了封锁区运动的批评者是错误的。当反对“基斯顿XL”管道的运动愈演愈烈时，好些知名的专家坚持认为这是在浪费宝贵的时间和精力。乔纳森·切特（Jonathan Chait）就曾在《纽约》杂志中写道，这些石油无论如何都将会通过另外的渠道运走，而且与整体相比，这个管道所携带的碳量只可算作是“舍入误差”。专家们认为为征收碳排放税，为环保署制定更强的法规，或是为重新采用“最高限度-贸易”模式（一种政府与企业间的排污交易模式）而斗争更好。《纽约时报》专栏作家乔·诺克拉（Joe Nocera）甚至称这个战略“完全是愚蠢的”，并且指责詹姆斯·汉森——他的国会证词激起了这场现代环保运动——“伤害了他声称自己极为关心的事业”。 [74]

我们现在所知道的是，与基斯顿项目相关的一直不仅仅是一条输油管道，它是一种新的斗争精神，且具有传播性。一场战斗并不会削弱另一场战斗，而是会造成战斗效果的倍增。每一个勇敢的举动，每一次胜利，都会激励他人，增强他们的决心。

“英国石油公司”因素：没有信任

除了化石能源产业的快速扩张，以及其对敌对地盘的进军以外，还有其他因素促进了近年来运动的发展。那就是大家都普遍认识到，今天的开采活动比之前风险更高：毋庸置疑，沥青油对当地生态系统而言比常规原油更具破坏性。很多人认为沥青油的运输更为危险，而且如果泄露了将更难清理。类似的风险增长点还存在于开采油气方法向水力压裂法的转变，从浅水区钻探向深水区钻探的转变（如英国石油公司灾难所呈现的），以及最为戏剧性的，从温水区开采向北冰洋开采的转变。受这些非常规能源计划影响的社区深信，他们被迫承受巨大的风险，而大多数情况下他们的牺牲所获得的回报非常少，不论是在稳定的工作供给还是足够的补贴费方面都是如此。

鉴于他们的角色，能源行业和政府一直都非常不愿意承认极端能源带来的风险正在上升，更不用说对其采取行动了。数年来，铁路公司和官员大都把来自巴肯的水力压裂法开采出的石油像常规原油一般对待——尽管有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它更不稳定（在2014年发布了一些大多属自愿性、且一般被视为不够充分的安全守则之后，美国立法者声称正在制定针对原油铁路运输的更为严苛的法令）。 [75]

与此相似，尽管缺乏对稀释沥青油是否比常规原油更易泄露的可靠的、通过同行评审的研究，政府和能源行业还是在推动阿尔伯塔省沥青油管道的大规模扩建。我们有足够的理由来担心这个问题。自然资源保护协会、塞拉俱乐部和其他组织2011年联合发布的报告称，“很多迹象显示稀释沥青油比常规原油对石油管道更具腐蚀性。比如，阿尔伯塔省的输油管道系统因内部腐蚀而发生泄漏的几率就比美国的管道系统高出大约16倍。但是，美国用于规范沥青油管道运输的安全规则和溢油应急标准是为常规石油所设计的”。 [76]

但与此同时，我们对于沥青油泄露对水域造成的影响的认识有巨大的差别。在过去的十年里，关于这一问题的研究很少，而且几乎全部都是为石油公司所委托。不过，最近一项由加拿大环境署进行的调查中含有一些令人不安的发现，包括稀释沥青砂油在“被波浪拍打以及与沉积物混合时”将会沉入盐水中（而非在大洋表面漂浮从而可以部分被回收），而且根据《环球邮报》（The Globe and Mail ）发布的报告，英国石油公司的“深水地平线”灾难中用到的分散剂只能发挥“有限的作用”。同时，对于用货车和铁路运输沥青砂油的风险，则根本没有任何已知的正式研究。 [77]

同样，我们对于阿尔伯塔省的沥青砂本身，及其所伴随的巨大露天矿、可以达到五层楼高的自动倾卸卡车，以及轰鸣的质量改善装置所造成的生态和人类健康影响的认识也存在较大差异。在加拿大沥青砂油热潮的原爆点（ground zero），麦克默里堡（Fort McMurray）周边广阔的乡村间，这片北方针叶林——原先一片葱茏、充满生机——如今已被榨干。每过几分钟，腐臭的空气就会被震耳欲聋的大炮声刺破，以阻止候鸟栖息在巨大的尾矿库表面的那层奇怪的银色液体上。 [78] [79] 在阿尔伯塔省，控制自然的百年战争并不是一个隐喻；这是一场配备了大炮的真实的战争。

石油公司自然会说他们正在使用能够保护环境的最安全的方法：他们声称庞大的尾矿库是安全的，当地的水是可以安全饮用的（虽然石油工人都依赖于瓶装水），以及当地很快就会“被收回”并归还给驼鹿和黑熊（如果它们还在的话）。而且尽管数年来，像生活在阿萨巴斯卡河沿岸的矿脉下游的奇佩维安人（Chipewyan）这样的原住民部落一直却在投诉，政府和矿业一直却坚持河里发现的任何有机污染物都是“天然存在的”——毕竟这里是一个石油资源丰富的地区。

对于任何见证了沥青砂经营规模的人而言，这样的保证看起来都难以置信。过去了这么多年，开采作业对周边水域的影响仍然缺乏真正独立的、全面的监测——尽管这是一个估价逼近5000亿美元的工业项目。加拿大政府最后迫于压力委任了一个咨询委员会负责监督此类问题的研究和监控，之后就对相关工作失去了控制。2014年2月，委员会的环境科学家比尔·多纳休（Bill Donahue）在提及最新发现时说：“这些尾矿库不仅正在发生泄漏，而且泄漏量看起来还很大，它们通过地表流入阿萨巴斯卡河。”他同时表示：“这才是我们所听到的‘这些尾矿库是安全的，它们不会泄漏’的消息的真相。”在另一起事件中，尽管哈珀政府竭力避免研究人员与新闻界接触，加拿大环境署的政府科学团队还是证实了一项外部研究得出的结论——沥青砂作业将会对雪造成大面积污染。 [80]

而且，关于此种污染对人类健康所造成的影响，也仍未有全面性的研究。相反，一些选择站出来说话的人都面临着可怕的报复。最著名的莫过于约翰·奥康纳（John O’Connor）的遭遇了。奥康纳是一位带有家乡爱尔兰口音的、蓄着灰胡子的温和的家庭医生。2003年，奥康纳宣布，他在奇佩维安堡（Fort Chipewyan）治疗病人时，发现当地癌症病例数量惊人，其中包括极为罕见且具侵略性的胆管恶性肿瘤。他很快就发现自己遭到了联邦卫生监管者的攻击。监管者与阿尔伯塔省内外科医生协会一道，指控他有一系列的“不端行为”（包括引起“过分恐慌”）。奥康纳针对自己的声誉遭破坏以及与这些指控长达数年的斗争表示：“我个人从来就没听说过任何医生遭遇到我现正经历的情况。”最终针对他的所有指控被撤回，紧接着对癌症发病率的调查显示，他的好几项警告都是正确的。 [81]

但在此之前，已经有消息传到了其他医生那里：受阿尔伯塔能源监管机构（Alberta Energy Regulator）委托的一份报告发现，医疗人员对于沥青砂造成的健康影响“极其不愿意发声”，且有好几位被调查者特别指出了奥康纳医生的遭遇。（撰写报告的毒理学家因而得出结论：“医生们很坦率地表明，他们害怕接诊与石油和天然气工业相关的健康问题。”） 而且，联邦政府阻止资深环保和气候科学家与记者谈论环境敏感话题，也已成为常态。〔一位科学家对邮报传媒公司（Postmedia）表示：“等媒体关系部说我有空时，我就有空了。”〕 [82]

而且这也仅仅是史蒂芬·哈珀总理被称作“对科学的战争”的一个方面。环境监测的预算被大规模削减，而该监测涵盖了从石油泄漏、工业空气污染到对气候变化的更广泛影响的方方面面。自2008年以来，已经有两千多名科学家由于预算削减而失去了自己的工作。 [83]

这当然是一种策略。只有通过系统性地忽视基础研究，以及让那些负责调查健康和环境问题的专家保持安静，政府和能源产业才可以盲目乐观地声称“石油行业的一切都在控制中”。 [84] [85]

类似的故意视而不见，也盛行于快速扩散的水力压裂法中。多年来，面对水井被污染的报告，美国的油气产业一直都坚持回应说，并无任何科学证据表明水力压裂法和油井附近居民发现自己可以点燃自来水的现象存在关联。不过之所以没有科学依据，是因为石油行业从联邦监管系统那儿获取了前所未有的免责权——也就是乔治·W. 布什任内出现的所谓“哈里伯顿漏洞”（Halliburton Loophole）。这一漏洞使得大部分的水力压裂法操作免受《安全饮用水法案》的规管，油气公司无需向环境保护局报告他们正在向地底注入的任何化学物质，这让他们使用的最危险的化学品得以免受环境保护局的监控。 [86] 而且如果没有人知道你正在向地里排放什么，那就很难确定这些毒素是何时进入人们的自来水的。

但是随着越来越多的证据涌现，天平逐渐开始剧烈地向一方倾斜。越来越多的独立且经同行评审的研究证明，水力压裂法将饮用水，包括地下蓄水层置于险境的说法是成立的。比如在2013年7月，一篇杜克大学牵头的论文分析了宾夕法尼亚州东北部马塞勒斯页岩区的几十个饮用水井。研究人员发现，产自甲烷、乙烷和丙烷的污染物水平与页岩气油井的邻近度密切相关。能源工业的回应则称，这只是在含有丰富天然气的地区里发生的自然泄漏（这与阿尔伯塔省水域被发现含有有机污染物后，当地沥青矿业的台词一模一样）。不过这项研究也发现，大部分取样的水井里均含有甲烷，而距离油井一公里内的水井里甲烷浓度会高出六倍。在一项尚未发表的研究中，杜克大学的研究小组同时也分析了得克萨斯州那些之前被宣布为安全的水井。在那里他们发现，与政府和能源行业的保证相反的是，很多水井的甲烷含量都超过了美国地质勘探局设定的最低安全水平。 [87]

水力压裂法与小型地震之间的联系也逐渐得到佐证。2012年，得克萨斯大学的科学家分析了2009年11月～2011年9月发生在得克萨斯州巨大的巴尼特页岩区的一部分地震活动。页岩区分布在沃斯堡和达拉斯的部分地底，研究人员在此找到了67次小规模地震的震中。 [88] 其中定位最为可信的地震都位于一个注入井的两英里范围内。《地球物理研究》杂志（Journal of Geophysical Research ）2013年7月的一项研究发现，水力压裂法产生的废料注入与俄亥俄州扬斯敦一年内发生的109次小地震存在着联系，而扬斯敦自18世纪开始有地震监控以来就没有过地震记录。一项曾发表于《科学》杂志的类似研究的首席研究员解释道：“这些（废水注入井里的）流体正在使断层到达临界点。” [89]

所有这一切都说明了非常规提取方法为什么如此令人不安。传统的石油和天然气钻探以及地下煤炭开采肯定是具有破坏性的。相对而言，它们相当于外科医生的手术刀——进行这种碳提取所造成的切口相对较小；而极端的非常规提取活动却等于向整个周边环境抡起大锤。当这把大锤抡向地表时——如同掀顶式采矿和露天开采沥青砂一样——此种暴力可以直接为肉眼所见。不过，像水力压裂法、深水钻探和（“就地”）地下开采沥青砂这样的开采活动则是将锤子抡向了地底。起初由于所造成的影响不太明显，它们被认为更温和。但是一次又一次，我们开始察觉我们正对生态环境的关键部位造成多么严重的破坏，而这种破坏是我们最好的专家都无法修复的。

灾难教育

在全世界“封锁区运动”的前哨站里，英文缩写“BP”充当了某种咒语或者说祈愿的角色——意为：不管你做什么，都不要信任开采企业。这两个首字母意味着采用被动与信任的姿态来面对如下保证：要解决你水龙头里可燃的自来水，你家后院里的浮油，或者大街上的火车爆炸，就必须采用“世界一流的技术”和“尖端的安全保障措施”。

事实上，很多封锁区运动的活动家都将2010年发生在墨西哥湾的英国石油公司灾难视作自己政治觉醒的节点，或是意识到必须要战胜极端能源的时刻。该情况下的各种案例都是相似且值得反复强调的。在这场史上规模最大的海上溢油事件中，美国最先进的海上石油钻井平台发生爆炸，造成11名工人死亡，同时石油从海平面以下约1.5公里处的破裂的马孔多油井井口喷涌而出。惊恐的公众印象最为深刻的不是被焦油覆盖的佛罗里达旅游海滩，也不是路易斯安那州浸满油污的鹈鹕。而是石油公司面对在如此深的地方发生井喷完全没有防备，只会一次又一次地拼凑失败的修补计划，而与此同时，政府监管部门和应对部门的表现稀里糊涂，毫无头绪。他们不仅轻信了英国石油公司关于操作安全性的言论，面对此种规模的灾难也极度缺乏准备，以至于允许英国石油公司——灾难的始作俑者——来负责清理工作。在举世瞩目下，专家们很明显正在走一步算一步地捏造谎言。

随后的调查和诉讼过程表明，节省成本的愿望给事故发生创造了条件。比如，在华盛顿想方设法尽快恢复失去的信誉的同时，美国内政部的一项调查发现“英国石油公司做出节省成本与时间的决定时，并未考虑突发事件和减灾措施；这些原因促成了马孔多油井的爆炸”。特别创建的总统石油泄漏委员会（Presidential Oil Spill Commission）的一份报告同样发现：“无论是否故意，很多英国石油公司（及其承包商）哈里伯顿公司（Halliburton ）和越洋公司（Transocean）做出的决定，在增加了马孔多油井爆炸的风险的同时，显然节约了这些公司大量的时间和金钱。”海洋环境保护组织（Oceana）的副会长、海洋学家杰基·萨维茨（Jackie Savitz）说得更直接：英国石油公司“把利润置于预防措施之上。他们让美元符号驱动着冒险文化，而这导致了令人无法接受的后果”。 [90]

而认为该问题仅存在于英国石油公司的观点随后也迅速被推翻了。在船员成功阻止石油涌入墨西哥湾仅仅十天之后——恩桥公司的一条管道在密歇根州爆裂，造成了美国历史上最大的陆上石油泄漏。该管道在卡拉马祖河（Kalamazoo River）的一段支流破裂，随后100多万加仑的石油迅速污染了超过55公里的水道和湿地，天鹅、麝鼠和海龟们覆盖上了一层黑色油污。房屋被清空，当地居民患病，而一篇报告显示，观察者看到“如暗黑巧克力奶一般的河水拍打着地面，腾起惊人的褐色薄雾，将大坝笼罩在阴影中”。 [91]

如同英国石油公司一样，似乎恩桥公司也将盈利置于安全之上，而监管者对此视而不见。比方说早在2005年，恩桥公司就已经知道这一部分出事的管道受到了腐蚀；到2009年，公司又在穿过密歇根州南部的管道上，发现了另外329处按照联邦法律规定需要马上修复的缺口。而这家市值400亿美元的公司却获准延期维修，在爆裂发生前10天又刚刚申请到了第二次延期——同日恩桥公司副总裁还对国会表示，其公司面对泄漏可以做出“几乎是瞬间的”反应。实际上他们光关闭泄漏管道的阀门就用了17个小时。灾难发生三年后，仍有约18万加仑的油沉在卡拉马祖河的河底。 [92]

如同墨西哥湾灾难（英国石油公司默默在此进行深海钻探的时间要早一些）一样，卡拉马祖河灾难也与极端的、高风险的化石能源开采新时代有关，但是过去了一段时间之后这一真相才浮现出来。在泄露发生的一个多星期里，恩桥公司都没有告知公众泄漏的物质不是传统原油，而是稀释沥青，开采自阿尔伯塔省的沥青砂，途经密歇根州。实际上早前恩桥的前CEO帕特里克·丹尼尔断然否认过这些油来自于沥青砂，后来他被迫撤回这些言论。“我的意思是这些油并不是我们传统意义上所说的沥青砂油，”丹尼尔声称他所指的是直接采自沥青砂的沥青油，“如果两者真的出自同一种地质构造，那么我听从专家的意见。” [93]

2010年秋，当许多这样的灾难还在发生时，原住民环境网络的马尔蒂·柯贝内就告诉过我这场“泄漏之夏”，对于处于新基础设施项目——无论是大钻机、管道或是油轮——路径上的社区，有着巨大的影响。他表示：“石油产业一直在说他们生产的石油到达海岸的可能性是0%，而英国石油公司的事故告诉我们这是有可能的。他们的预估永远都是错误的。他们整天在谈论‘故障防治’，但是在卡拉马祖河事故中我们看到他们几个小时都关不掉（管道阀门）。” [94]

换句话说，很多人都不再相信行业专家告诉他们的事情了；他们相信他们所看到的。而且在过去的几年中，我们看到的事情太多了。奇异的水下漏油监控摄像头（spill-cam）拍下令人难忘的图像，显示英国石油公司的石油涌入墨西哥湾长达三个月；与其无缝对接的是魁北克省梅岗蒂克小镇发生可怕的列车爆炸后的悲恸，以及家庭成员在废墟中寻找自己所爱的人的印迹的场景；随之而来的是西弗吉尼亚州的30万居民被告知，由于受到煤矿产生的化学物质的污染，他们的自来水在接下来的10天内都无法饮用或沐浴。还有一个看点，那就是壳牌公司首次涉足一种最为高风险的策略：北极开采活动。聚焦点包括：壳牌的巨型钻机摆脱了它的牵引，并在锡特卡里达克岛（Sitkalidak Island）的海岸触礁；另一个钻机则在锚地上打滑；而且据一位美国安全与环保执法局官员所说，油气泄漏安全壳像“啤酒罐一样被压碎”。 [95]

如果此种石油泄漏及事故看上去比之前要多，那是因为事实的确如此。“能源资讯”（EnergyWire）一次长达数月的调查显示，2012年美国的陆上石油和天然气设施发生了超过6000次石油泄漏及“其他事故”。“相当于日均超过16起事故，而这与2010年相比增幅非常明显。在有可比数据的12个州当中，石油泄漏的发生率增长了17%。”还有证据表明，石油公司在清理自己所造成的乱局时工作效率更差了：在一次对于管道泄漏的危险液体（大部分与石油相关）的调查中，《纽约时报》发现在2005年～2006年，管道运营商报称“回收了超过60%的泄漏液体”；而在2007年～2010年“运营商的回收率少于三分之一”。 [96]

产生广泛不信任的因素不只在于工程方面的失败。对于英国石油公司与恩桥公司而言，则是贪欲——因放松监管而得以释放——导致的作弊行为被不断地揭发出来。如壳牌公司的钻机无视恶劣天气而触礁，显然就是由于公司试图尽早离开阿拉斯加，以免向州政府上交额外的税收。 [97]

而且，在梅岗蒂克灾难的前一年，政府还批准了导致灾难的蒙特利尔-缅因和太平洋铁路公司（Montreal，Maine ＆ Atlantic）将列车上的工作人员缩减到仅一名工程师。直至1980年代，像这次脱轨的列车上工作人员的标准配备还是五人，且都有保证安全运行的职责。现在数量已经缩减为两人了，但是对于蒙特利尔-缅因和太平洋铁路公司而言，这还是太多了。据一位曾在该公司工作的铁路工人所说，“一切都是为了削减成本，削减成本，再削减成本”。根据《环球邮报》所做的一份长达四个月的调查，除了这些风险以外，“各铁路公司在发车前，很少测试他们运输的石油的爆炸性”。无怪乎在梅岗蒂克事故发生后的一年内，又发生了多起运油列车燃烧的事故——其中，一起发生在北达科他州卡瑟尔顿（Casselton），一起发生在新不伦瑞克省西北部的一个村庄外围，一起发生在弗吉尼亚州林奇伯格市（Lynchburg）市区。 [98]

若是在一个神志清醒的世界，这一系列隐含着更大的气候危机的灾难，本应促发显著的政治变革。政府本该发布上限标准或者暂停令，弃用极端能源的转变早已开始。可事实上，这种事情并没有发生，而且对更加危险的的采掘活动的许可证和租赁协议仍在发放。这一事实至少部分是由于老掉牙的贪腐所导致的——其中既有合法的，也有非法的。

英国石油公司的灾难发生前一年半，就已经出现了一段特别耸人听闻的插曲。一项美国政府的内部报告显示，当时的矿业资源管理局（Minerals Management Service）——一个负责从油气行业收取特许权使用费的美国内政部部门——深受“道德沦丧的文化”所害。官员们不仅多次接受来自石油行业员工的礼品，而且据内政部的总监察长所言，有的官员还“经常在行业聚餐上饮酒，曾经使用过可卡因和大麻，并与石油和天然气公司的企业代表发生性关系”。对于一直以来就在怀疑公务员与油气行业说客沆瀣一气的公众而言，这是相当形象的证据。 [99]

这样一来，难怪2013年哈里斯公司进行的一次民意调查显示，只有4%的美国受访者认为石油企业是“诚实且值得信赖的”（表现仅仅优于烟草行业）。同年，盖洛普公司就民众对25个行业的观感进行调查，其中包括银行业与政府。没有比油气产业更为民众所讨厌了。与此同时，在2012年加拿大举行的一次民意调查中，让受访者评定11个团体在“能源问题”上的可靠性。油气公司及能源行业高管排名倒数第一、第二，大大低于排名第一的学者，以及也得到了积极评价的环保团体。而且，在同年一个全欧盟范围的调查中，受访者被询问其对11个不同的行业的印象，及这些行业有无 “努力地对社会负责”——与金融业与银行业一道，矿业与油气行业排名再度垫底。 [100]

这些露骨的现实对开采行业高薪雇佣的舆论导向专家构成了巨大挑战。他们已经习惯于在制作精良的广告中，展现金发孩童们在田野上奔跑，或是让来自各种族人士穿着实验服表达对环境问题的关切。这些广告几乎可以用来粉饰所有的争议。但是近来这种方法不再奏效了。不管他们花费多么巨额的资金在吹捧沥青砂油的现代性或天然气的清洁性的广告宣传上，明显很多人已经不再听他们的那一套了。而那些被证明是抵触心最重的人群，正好是意见最为重要的：他们就是那些居住在开采企业需要进驻（以维系其天文数字的利润）的土地上的人民。

预防措施的回归

数十年来，环境运动都在借用“风险评估”（risk assessment）这一口径，努力与商界政界的伙伴合作，在危险污染水平与利润和经济增长的需求间寻求平衡。对于可接受的风险水平的假设如此深入人心，构成了官方气候变化讨论的基础。将人类从气候混乱（climate chaos）的现实风险中拯救出来的必要行动，被其对国民生产总值（GDP）所构成的威胁平衡掉了，搞得好像经济增长对于一个因恶疾而痉挛的星球有意义一样。

但是在封锁区运动当中，“风险评估”已经被遗弃在设有路障的道路边，并被复兴的“预防原则”（precautionary principle）所取代——该原则认为，当人类健康和环境处于严重危险当中时，采取行动之前并不需要完美的科学定论。此外，不应让可能受到伤害的公众来承担证明一种做法是否安全的责任。

封锁区运动正在扭转局势，并坚持认为一种方法的安全性应由油气产业做出证明——而在极端能源的年代，这显然是不可能的。生物学家桑德拉·斯坦格雷伯曾说过：“你能给我举一个生态系统的例子吗？一个投入一堆毒药之后不会得出可怕的、难以预料的结果的例子？” [101]

简而言之，和化石能源公司打交道的，已经不再是那些可以靠慷慨捐赠或卸掉良心包袱的碳排放补偿计划（carbon offset program）就能够打发走的大型环保组织了。他们现在面对的社区，大部分都不想谈出一个更好的协议——不需要给当地提供就业机会，也不需要得到更高的提成或是更高的安全标准。越来越多的社区只是在简简单单地说“不”而已。不要管道、不要北极钻探、不要运煤运油的列车、不要重型货车、不要出口油库、不要水力压裂法，而且不仅仅是在自家的后院里不要，如一位法国反水力压裂法活动家所言：不仅这里不要，其他任何地方也不要（Ni ici， ni ailleurs.）。也就是说，不要新的碳能源开采领域（carbon frontier）。

的确，之前对这些活动家“事不关己，高高挂起”（NIMBY）的信誓旦旦的诽谤已经没有市场了。温德尔·贝利（Wendell Berry）借用E. M. 福尔斯特（E. M. Forster）的话说，守护会产生感情——如果我们中的每个人都足够热爱我们的家乡，愿意去捍卫它，那么就不会有生态危机，也没有任何地方会被划入牺牲区了。 [102] 这样，我们除了运用无毒的方法来满足我们的需要以外，别无选择。

在经过几十年与环保组织卿卿我我的合作后，这种明确的道义感对采掘业而言构成了真正的冲击。环保运动终于发现了自己不能妥协的底线。这种刚毅性，不仅仅是催生针对最应为气候危机负责的企业的、大而激进的抵抗力量。如我们在下一章所见，它还催生了环境运动数十年来最为重要的几次胜利。

[1] “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 Rio Declaration on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 International Legal Materials 31 （1992）: 879, http://www.un.org.

[2] Harold L. Ickes, The Secret Diary of Harold L. Ickes: The First Thousand Days , 1933–1936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53）, 646.

[3] Scott Parkin, “Harnessing Rebel Energy: Making Green a Threat Again,” CounterPunch , January 18–20, 2013.

[4] “Greece Sees Gold Boom, but at a Price,” New York Times , January 13, 2013; Patrick Forward, David J. F. Smith, and Antony Francis, Skouries Cu/Au Project, Greece, NI 43-101 Technical Report , European Goldfields, July 14, 2011, p. 96; “Skouries,” Eldorado Gold Corp., http://www.eldoradogold.com; Costas Kantouris, “Greek Gold Mine Savior to Some, Curse to Others,” Associated Press, January 11, 2013.

[5] 村民们坚持其斗争是非暴力的，并将纵火事件归咎于外来人，甚至是破坏分子。

[6] 与希腊政治活动家、作家的Theodoros Karyotis的个人访谈， January 16, 2014。

[7] Deepa Babington, “Insight: Gold Mine Stirs Hope and Anger in Shattered Greece,” Reuters, January 13, 2014; Alkman Granitsas, “Greece to Approve Gold Project,” Wall Street Journal, February 21, 2013; Jonathan Stearns, “Mountain of Gold Sparks Battles in Greek Recovery Test,” Bloomberg, April 9, 2013.

[8] Karyotis访谈，January 16, 2014.

[9] Nick Meynen, “A Canadian Company, the Police in Greece and Democracy in the Country That Invented It,” EJOLT, June 13, 2013; “A Law Unto Themselves: A Culture of Abuse and Impunity in the Greek Police,” Amnesty International, 2014, p. 11; Karyotis访谈，January 16, 2014.

[10] Luiza Ilie, “Romanian Farmers Choose Subsistence over Shale Gas,” Reuters, October 27, 2013.

[11] “Romania Riot Police Clear Shale Gas Protesters,” Agence France-Presse, December 2, 2013; Alex Summerchild, “Pungesti, Romania: People Versus Chevron and Riot Police,” The Ecologist , December 12, 2013; Antoine Simon and David Heller, “From the Frontline of Anti-Shale Gas Struggles: Solidarity with Pungesti,” Friends of the Earth Europe, December 7, 2013, https://www.foeeurope.org; Razvan Chiruta and Petrica Rachita, “Goal of Chevron Scandal in Vaslui County: Church Wants Land Leased to US Company Back,” Romania Libera , October 18, 2013.

[12] “First Nations Chief Issues Eviction Notice to SWN Resources,” CBC News, October 1, 2013; “SWN Resources Wraps Up Shale Gas Testing in New Brunswick,” CBC News, December 6, 2013; Daniel Schwartz and Mark Gollom, “N.B. Fracking Protests and the Fight for Aboriginal Rights,” CBC News, October 21, 2013.

[13] 艾希布图在本地印第安语中意思是火之河流。——译者注

[14] “Shale Gas Clash: Explosives, Firearms, Seized in Rexton,” CBC News, October 18, 2013; “First Nations Clash with Police at Anti-Fracking Protest,” Al Jazeera, October 17, 2013; “RCMP Says Firearms, Improvised Explosives Seized at New Brunswick Protest,” Canadian Press, October 18, 2013; Gloria Galloway and Jane Taber, “Native Shale-Gas Protest Erupts in Violence,” Globe and Mail , October 18, 2013; “Police Cars Ablaze: Social Media Captures Scene of Violent New Brunswick Protest,” Globe and Mail , October 17, 2013.

[15] William Shakespeare, King Henry IV: Part 1, 出自 The Arden Shakespeare , ed. David Scott Kastan （London: Thompson Learning, 2002）, 246; James Ball, “EDF Drops Lawsuit Against Environmental Activists After Backlash,” Guardian , March 13, 2013.

[16] John Vidal, “Russian Military Storm Greenpeace Arctic Oil Protest Ship,” Guardian , September 19, 2013; “Greenpeace Activists Being Given Russian Exit Visas After Amnesty,” UPI, December 26, 2013.

[17] David Pierson, “Coal Mining in China’s Inner Mongolia Fuel Tensions,” Los Angeles Times , June 2, 2011; Jonathan Watts, “Herder’s Death Deepens Tensions in Inner Mongolia,” Guardian , May 27, 2011.

[18] “About,” Front Line Action on Coal, http://frontlineaction.wordpress.com; Oliver Laughland, “Maules Creek Coal Mine Divides Local Families and Communities,” Guardian , April 9, 2014; “Maules Creek Coal Project Environmental Assessment,” Section 7: Impacts, Management and Mitigation, Whitehaven Coal Limited, Hansen Bailey, July 2011, pp. 90–91; Ian Lowe, “Maules Creek Proposed Coal Mine: Greenhouse Gas Emissions,” 提交给Maules Creek Community Council, 2012, http://www.maulescreek.org; “Quarterly Update of Australia’s National Greenhouse Gas Inventory: December 2013,” Australia’s National Greenhouse Accounts, Department of the Environment, Australian Government, 2014, p. 6.

[19] “Dredging, Dumping and the Great Barrier Reef,” Australian Marine Conservation Society, May 2014, p. 3.

[20] “Final Environmental Impact Statement for the Keystone XL Project,” U.S. Department of State, August 2011, Table 3.13.1-4: Reported Incidents for Existing Keystone Oil Pipeline, section 3.13, pp. 11–14; Nathan Vanderklippe, “Oil Spills Intensify Focus on New Pipeline Proposals,” Globe and Mail , May 9, 2011; Carrie Tait, “Pump Station Spill Shuts Keystone Pipeline,” Globe and Mail , May 31, 2011; Art Hovey, “TransCanada Cleaning Up Spill at N.D. Pump Station,” Lincoln Journal Star （Nebraska）, May 10, 2011.

[21] Jamie Henn, “40,000+ Join ‘Forward on Climate’ Rally in Washington, DC,” Huffington Post, February 17, 2013; 与Tar Sands Blockade的Ramsey Sprague的个人电子邮件交流, January 22–23, 2014.

[22] “Oil Sands Export Ban: BC First Nations Unite to Declare Province-Wide Opposition to Crude Oil Pipeline,” Yinka Dene Alliance, press release, December 1, 2011.

[23] Ian Ewing, “Pipe Piling Up,” CIM Magazine , October 2013; Shawn McCarthy, “Keystone Pipeline Approval ‘Complete No-Brainer,’ Harper Says,” Globe and Mail , September 21, 2011.

[24] Ossie Michelin, “Amanda Polchies, the Woman in Iconic Photo, Says Image Represents ‘Wisp of Hope,’” APTN, October 24, 2013; “Greek Granny Goads Riot Police at Gold Mining Protest with Wartime Song,” （video） Keep Talking Greece, March 8, 2013; David Herron, “Government Still Ensuring Hydraulic Fracturing Happens in Pungesti, Romania, Despite Protests by Villagers,” The Long Tail Pipe, January 5, 2014.

[25] 法国经济学家和反水力压裂法活动家马克西姆·孔布（Maxime Combes）观察到：“电影中，土地所有者麦克·马克汉姆在他家里用香烟点燃水龙头里的瓦斯这一桥段，比任何报告和演说对反水力压裂运动的影响都大。”

[26] 脚注：Maxime Combes, “Let’s Frackdown the Fracking Companies,” in Leah Temper, et al., “Towards a Post-Oil Civilization: Yasunization and Other Initiatives to Leave Fossil Fuels in the Soil,” EJOLT Report No. 6, May 2013, p. 92.

[27] Frackdown一词应为制裁“crackdown”与水力压裂法“frack”两词的结合。——译者注

[28] Esperanza Martínez, “The Yasuní—ITT Initiative from a Political Economy and Political Ecology Perspective,” in Temper et al., “Towards a Post-Oil Civilization,” p. 11; KC Golden, “The Keystone Principle,” Getting a GRIP on Climate Solutions, February 15, 2013.

[29] 1989年3月24日午夜，欲前往加州长滩的埃克森油轮瓦迪兹号（Exxon Valdez）在阿拉斯加州威廉王子湾触礁，导致1100万加仑原油泄漏。这起事件被认为是当时最严重的环境污染事件。——译者注

[30] “Chop Fine: The Human Rights Impact of Local Government Corruption and Mismanagement in Rivers State, Nigeria,” Human Rights Watch, January 2007, p. 16; “Niger Delta 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 2006, p. 76; Adam Nossiter, “Far from Gulf, a Spill Scourge 5 Decades Old,” New York Times , June 16, 2010; Christian Purefoy, “Nigerians Angry at Oil Pollution Double Standards,” CNN, June 30, 2010.

[31] 根据来自U.S. National Oceanic and Atmospheric Administration的卫星数据，2011年，尼日利亚燃烧了大约5150亿立方英尺（146亿立方米）天然气；遵照U.S. Energy Information Administration，假定每1000立方英尺的天然气等于127千瓦时，理论上，这样可以产生的电力大约是尼日利亚消耗的三倍（大约231亿千瓦时）。大约有一半的尼日利亚人得不到电力。同样根据EIA的数据，2011年，尼日利亚天然气燃烧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总共为3110万公吨，只占尼日利亚能源消耗产生的总排放的40%。关于数据的来源，参见：“Estimated Flared Volumes from Satellite Data, 2007–2011,” World Bank, Global Gas Flaring Reduction, http://web.worldbank.org; “Frequently Asked Questions: How Much Coal, Natural Gas, or Petroleum is Used to Generate a Kilowatthour of Electricity?” U.S. Energy Information, U.S. Department of Energy, http://www.eia.gov; “International Energy Statistics,” U.S. Energy Information Administration, U.S. Department of Energy, http://www.eia .gov. 三角洲社区短缺：Paul Francis, Deirdre Lapin, and Paula Rossiasco, “Niger Delta: A Social and Conflict Analysis for Change,” Woodrow Wilson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Scholars, 2011, p. 10; Richard Essein, “Unemployment Highest in Niger Delta,” Daily Times Nigeria , March 30, 2011; “Communities Not Criminals: Illegal Oil Refining in the Niger Delta,” Stakeholder Democracy Network, October 2013, p. 4.

[32] Jedrzej George Frynas, “Political Instability and Business: Focus on Shell in Nigeria,” Third World Quarterly 19 （1998）: 463; Alan Detheridge and Noble Pepple （Shell）, “A Response to Frynas,” Third World Quarterly 3 （1998）: 481-482.

[33] 需要注意，在Shell撤出之后，从其他钻井发出跨越Ogoni地域的管道仍然有效。 Godwin Uyi Ojo, “Nigeria, Three Complementary Viewpoints on the Niger Delta,” 出自Temper et al., “Towards a Post-Oil Civilization,” pp. 39–40; “Nigeria Ogoniland Oil Clean-up ‘Could Take 30 Years,’ ” BBC News , August 4, 2011; Carley Petesch, “Shell Niger Delta Oil Spill: Company to Negotiate Compensation and Cleanup with Nigerians,” Associated Press, September 9, 2013; Eghosa E. Osaghae, “The Ogoni Uprising: Oil Politics, Minority Agitation and the Future of the Nigerian State,” African Affairs 94 （1995）: 325–344.

[34] Osuoka访谈，January 10, 2014; Ojo in Temper et al., “Towards a Post-Oil Civilization,” p. 40.

[35] Elisha Bala-Gbogbo, “Nigeria Says Revenue Gap May Reach as Much as $12 Billion,” Bloomberg, November 1, 2013; Ed Pilkington, “14 Years After Ken Saro-Wiwa’s Death, Family Points Finger at Shell in Court,” Guardian , May 26, 2009; Frank Aigbogun, “It Took Five to Hang Saro- Wiwa,” Associated Press, November 13, 1995; Andrew Rowell and Stephen Kretzmann, “The Ogoni Struggle,” report, Project Underground, Berkeley, California, 1996.

[36] Bronwen Manby, “The Price of Oil: Corporate Responsibility and Human Rights Violations in Nigeria’s Oil Producing Communities,” Human Rights Watch, HRW Index No. 1-56432-225-4, January 1999, pp. 123–26.

[37] “The Kaiama Declaration,” United Ijaw, 1998, http://www.unitedijaw.com.

[38] “The Kaiama Declaration,” United Ijaw, 1998, http://www.unitedijaw.com.

[39] 与Isaac Osuoka的个人访谈，January 10, 2014。

[40] Isaac Osuoka, “Operation Climate Change,” 出自Climate Change: Who ’s Carrying the Burden? The Chilly Climates of the Global Environmental Dilemma , ed. L. Anders Sandberg and Tor Sandberg （Ottawa: The Canadian Center for Policy Alternatives, 2010）, 166.

[41] Bronwen Manby, “Nigeria: Crackdown in the Niger Delta,” Human Rights Watch, Vol. 11, No. 2 （A）, May 1999, pp. 2, 11, 13–17.

[42] Ojo in Temper et al., “Towards a Post-Oil Civilization,” p. 44.

[43] 切尔诺贝利核电站曾发生过核泄漏灾难，使得周围居民被迫疏散。——译者注

[44] Paul M. Barrett, “Ecuadorian Court Cuts Chevron’s Pollution Bill in Half,” Bloomberg Businessweek , November 13, 2013; “Supreme Court will hear Chevron appeal in Ecuador environmental damages case,” The Canadian Press, April 3, 2014.

[45] Bob Deans, “Big Coal, Cold Cash, and the GOP,” OnEarth , February 22, 2012.

[46] Clifford Krauss, “Shale Boom in Texas Could Increase U.S. Oil Output,” New York Times , May 27, 2011.

[47] Brian Milner, “ ‘Saudi America’ Heads for Energy Independence,” Globe and Mail, March 18, 2012; “Moving Crude Oil by Rail,”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Railroads, December 2013; Clifford Krauss and Jad Mouawad, “Accidents Surge as Oil Industry Takes the Train,” New York Times, January 25, 2014; “Kim Mackrael, “How Bakken Crude Moved from North Dakota to Lac-Mégantic,” Globe and Mail , July 8, 2014; Jim Monk, “Former Gov. Sinner Proposes National Rail Safety Discussion,” KFGO （North Dakota）, January 7, 2014.

[48] Nathan Vanderklippe and Shawn McCarthy, “Without Keystone XL, Oil Sands Face Choke Point,” Globe and Mail , June 8, 2011.

[49] “Energy: The Pros and Cons of Shale Gas Drilling,” 60 Minutes , CBS, November 14, 2010.

[50] “Glenn Beck—Bernanke Confused, a Coming Caliphate and Rick Santorum,” Glenn Beck , June 23, 2011; Suzanne Goldenberg, “Fracking Hell: What It’s Really Like to Live Next to a Shale Gas Well,” Guardian , December 13, 2013; Russell Gold and Tom McGinty, “Energy Boom Puts Wells in America’s Backyards,” Wall Street Journal , October 25, 2013.

[51] Kim Cornelissen, “Shale Gas and Quebecers: The Broken Bridge Towards Renewable Sources of Energy,” 出自Temper et al., “Towards a Post-Oil Civilization,” p. 100; Emily Gosden, “Half of Britain to Be Offered for Shale Gas Drilling as Fracking Areas Face 50 Trucks Passing Each Day,” Telegraph , December 17, 2013; Damian Carrington, “Fracking Can Take Place in ‘Desolate’ North-East England, Tory Peer Says,” Guardian , July 30, 2013.

[52] David Mildenberg and Jim Efstathiou Jr., “Ranchers Tell Keystone: Not Under My Backyard,” Bloomberg Businessweek , March 8, 2012; Goldenberg, “Fracking Hell.”

[53] Society of Citizens Really Enraged When Encircled by Drilling（SCREWED），首字母缩写是被骗、糟透的意思。——译者注

[54] Daniel Gilbert, “Exxon CEO Joins Suit Citing Fracking Concerns,” Wall Street Journal , February 20, 2014; “Polis Welcomes ExxonMobil CEO into ‘Exclusive’ Group of People Whose Neighborhood Has Been Fracked,” Congressman Jared Polis, press release, February 21, 2014.

[55] Thomas Paine, Rights of Man, Common Sense, and Other Political Writings, ed. Mark Philp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25.

[56] Nick Engelfried, “The Extraction Backlash—How Fossil Fuel Companies Are Aiding Their Own Demise,” Waging Nonviolence , November 22, 2013.

[57] Mark Dowie, Losing Ground: American Environmentalism at the Close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Cambridge, MA: MIT Press, 1996）, 125.

[58] “Americans, Gulf Residents and the Oil Spill,” poll, CBS News/New York Times , June 21, 2010; Bruce Alpert, “Obama Administration ‘Cannot Support’ Bill Increasing Offshore Revenue Sharing,” Times-Picayune , July 23, 2013; Annie Snider and Nick Juliano, “Will Landrieu’s Rise Give New Life to Revenue Sharing?” E＆E Daily, February 25, 2014; “The Damage for Gulf Coast Residents: Economic, Environmental, Emotional,” 民意测验，ABC News/Washington Post , July 14, 2010.

[59] 美国小说《第22条军规》说疯子可不必驾驶飞机，但是疯子需要自己提交证明，而这种为自己考虑的理智又可被用于证明自己不是疯子，从而使该看似人性化的法令形同虚设，成为悖论式进退维谷的情况的代名词。——译者注

[60] Current High Volume Horizontal Hydraulic Fracturing Drilling Bans and Moratoria in NY State,” FracTracker.org, http://www.fractracker.org.

[61] “Minisink Compressor Project: Environmental Assessment,” Federal Energy Regulatory Commission, March 2012; Mary Esch, “NY Town of 9/11 Workers Wages Gas Pipeline Fight,” Associated Press, February 14, 2013; “Blow-Down Events at Minisink Compressor Frighten Un-Notified Residents,” Stop the Minisink Compressor Station and Minisink Residents for Environmental Preservation and Safety, March 11, 2013, http://www.stopmcs.org.

[62] Riviera，南欧的地中海沿岸地区，在法国则泛指南部。——译者注

[63] Maxime Combes, “Let’s Frackdown the Fracking Companies,” in Temper et al., “Towards a Post-Oil Civilization,” p. 91, 97.

[64] Vince Devlin, “Proposed Big Rigs 9 Feet Longer than Howard Hughes’ Spruce Goose,” Missoulian , November 13, 2010; “747-8: Airplane Characteristics for Airport Planning,” Boeing, December 2012, p. 7; “Vertical Clearance,” Federal Highway Administration, U.S. Department of Transportation, http://safety.fhwa.dot.gov.

[65] 与Marty Cobenais的个人访谈, October 17, 2010。

[66] Betsy Z. Russell, “Judge Halts Megaloads on Highway 12 in Idaho,” Spokesman-Review （Spokane）, September 13, 2013; 与Alexis Bonogofsky的个人访谈，October 21, 2010.

[67] Marc Dadigan, “Umatilla Tribe Battles Mega-Loads Headed for Alberta Oil Sands,” Indian Country Today Media Network , December 11, 2013.

[68] Lesley Fleischman et al. “Ripe for Retirement: An Economic Analysis of the U.S. Coal Fleet,” The Electricity Journal 26 （2013）: 51–63; Michael Klare, “Let Them Eat Carbon: Like Big Tobacco, Big Energy Targets the Developing World for Future Profits,” TomDispatch, May 27, 2014.

[69] KC Golden, “Live on Stage in the Great Northwest: King Coal’s Tragic Puppet Show, Part 1,” Getting a GRIP on Climate Solutions, March 4, 2013.

[70] Michelle Kinman and Antonia Juhasz, ed., “The True Cost of Chevron: An Alternative Annual Report,” True Cost of Chevron network, May 2011, pp. 13–14; “Contra Costa County Asthma Profile,” California Breathing, http://www.californiabreathing.org; Jeremy Miller, “The Bay Area Chevron Explosion Shows Gaps in Refinery Safety,” High Country News, September 3, 2012; Robert Rogers, “Chevron Refinery Fire One Year Later: Fallout, Impact Show No Sign of Warning,” Contra Costa Times , August 10, 2013.

[71] David R. Baker, “Judge Deals Setback to Chevron Refinery Plan,” San Francisco Chronicle , June 9, 2009; Katherine Tam, “Court Rules Richmond Refinery Plan Is Inadequate,” Contra Costa Times , April 26, 2010; “Chevron Refinery Expansion at Richmond, CA Halted,” EarthJustice, press release, July 2, 2009.

[72] 与Melina Laboucan-Massimo的个人访谈，July 5, 2013。

[73] Hannibal Rhoades, “ ‘We Draw the Line’: Coal-Impacted Lummi Nation and Northern Cheyenne Unite in Solidarity,” IC Magazine , October 9, 2013.

[74] “Jonathan Chait, “The Keystone Fight Is a Huge Environmentalist Mistake,” New York Magazine , October 30, 2013; Joe Nocera, “How Not to Fix Climate Change,” New York Times , February 18, 2013; Joe Nocera, “A Scientist’s Misguided Crusade,” New York Times , March 4, 2013.

[75] Jad Mouawad, “U.S. Orders Tests on Rail Shipments,” New York Times , February 25, 2014; Jad Mouawad, “Trailing Canada, U.S. Starts a Push for Safer Oil Shipping,” New York Times , April 24, 2014; Curtis Tate, “Regulators Take Voluntary Route on Tank Car Rules,” McClatchy Newspapers, May 7, 2014.

[76] 有证据显示，在一定条件下，沥青稀浆的腐蚀性比其他原料更强，尤其是在高温情况下。可是，近年来有人对此提出质疑。同样有证据表明，沥青稀浆更可能引发其他形式的管道失效，例如开裂。Anthony Swift, Susan Casey-Lefkowitz, and Elizabeth Shope, “Tar Sands Pipelines Safety Risks,” Natural Resources Defense Council, 2011, p. 3.

[77] Vivian Luk, “Diluted Bitumen Sinks When Mixed with Sediments, Federal Report Says,” Globe and Mail , January 14, 2014; “Properties, Composition and Marine Spill Behaviour, Fate and Transport of Two Diluted Bitumen Products from the Canadian Oil Sands,” Federal Government Technical Report, Government of Canada, November 30, 2013.

[78] 2008年，1600只鸭子在暴雨中于危险的水域登陆后死亡；两年后，另一起类似事故则又导致超过500只鸭子死亡。（为阿尔伯塔省政府调查第二起事件的一位生物学家解释道，鸭子在肆虐的暴风雨中登陆并不是油气公司的错。但是他随后不带讽刺意味地指出，这些暴风雨由于气候变化将会更加频繁。）

[79] 脚注：Bob Weber, “Syncrude Guilty in Death of 1,600 Ducks in Toxic Tailings Pond,” The Canadian Press, June 25, 2010; Syncrude, Suncor Cleared After Duck Death Investigation,” CBC News, October 4, 2012; Colleen Cassady St. Clair, Thomas Habib, and Bryon Shore, “Spatial and Temporal Correlates of Mass Bird Mortality in Oil Sands Tailings Ponds,” 为 Alberta Environment起草的报告，November 10, 2011, pp. 17–18.

[80] 尽管油砂的价值每年会基于储量波动，但仍随着产业的扩张而上升，从1990年的190亿加元到2010年的4600亿加元：“Energy,” Canada Year Book 2012, Statistics Canada, http://www.statcan.gc.ca. Bill Donahue was not an author of the study he commented on: “Oilsands Study Confirms Tailings Found in Groundwater, River,” CBC News, February 20, 2014; Richard A. Frank et al., “Profiling Oil Sands Mixtures from Industrial Developments and Natural Groundwaters for Source Identification,” Environmental Science ＆ Technology 48 （2014）: 2660–70.不同的案例：Mike De Souza, “Scientists Discouraged from Commenting on Oilsands Contaminant Study,” Postmedia News, November 4, 2012.

[81] Florence Loyle, “Doctor Cleared over Suggested Link Between Cancer, Oilsands,” Edmonton Journal , November 7, 2009; Vincent McDermott, “Fort Chipewyan Cancer Study Set to Begin,” Fort McMurray Today , February 20, 2013; Michael Toledano, “We Interviewed Dr. John O’Connor, One of the First Tar Sands Whistleblowers,” Vice , March 3, 2014.

[82] Peter Moskowitz, “Report Finds Doctors Reluctant to Link Oil Sands with Health Issues,” Al Jazeera America, January 20, 2014; Mike De Souza, “Scientist Speaks Out After Finding ‘Record’ Ozone Hole over Canadian Arctic,” Postmedia News, October 21, 2011.

[83] Mike De Souza, “Federal Budget Cuts Undermine Environment Canada’s Mandate to Enforce Clean Air Regulations: Emails,” Postmedia News, March 17, 2013; “Silence of the Labs,” The Fifth Estate , CBC News, January 10, 2014.

[84] 这种声称的确很荒谬。比如2014年《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的一项独立调查显示，来自沥青砂油的潜在有毒污染物的排放比之前企业向监管者报告的“大2到3个数量级”。在对这些邻近沥青砂开采活动区的空气中的污染物进行实地检测后，这个差异就明显了。该研究的共同作者，多伦多大学的环境科学家弗拉克·瓦尼亚（Frank Wania）将官方的估计描述为“不足和不完整的”，并依据常理判断出：“只有对排放量大小做出完整而准确的判断，实际上才有可能对其给人类健康造成的危害和对环境的影响做出有意义的评估。”

[85] 脚注：Abha Parajulee and Frank Wania, “Evaluating Officially Reported Polycyclic Aromatic Hydrocarbon Emissions in the Athabasca Oil Sands Region with a Multimedia Fate Model,”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111 （2014）: 3348; “Oil Sands Pollution Two to Three Times Higher than Thought,” Agence France-Presse, February 3, 2014.

[86] “Regulation of Hydraulic Fracturing Under the Safe Drinking Water Act,”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 http://water.epa.gov; Mary Tiemann and Adam Vann, “Hydraulic Fracturing and Safe Drinking Water Act Regulatory Issues,”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Report R41760, January 10, 2013; Lisa Song, “Secrecy Loophole Could Still Weaken BLM’s Tougher Fracking Regs,” InsideClimate News, February 15, 2012.

[87] Robert B. Jackson et al., “Increased Stray Gas Abundance in a Subset of Drinking Water Wells Near Marcellus Shale Gas Extraction,”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110 （2013）: 11250-11255; Mark Drajem, “Duke Fracking Tests Reveal Dangers Driller’s Data Missed,” Bloomberg, January 9, 2014.

[88] Cliff Frohlich, “Two-Year Survey Comparing Earthquake Activity and Injection Well Locations in the Barnett Shale, Texas,”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109 （2012）: 13934–13938.

[89] Cliff Frohlich, “Two-Year Survey Comparing Earthquake Activity and Injection Well Locations in the Barnett Shale, Texas,”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109 （2012）: 13934–13938; Won-Young Kim, “Induced Seismicity Associated with Fluid Injection into a Deep Well in Youngstown, Ohio,” Journal of Geophysical Research: Solid Earth 118 （2013）: 3506–3518; Charles Q. Choi, “Fracking Practice to Blame for Ohio Earthquakes,” LiveScience , September 4, 2013; Nicholas J. van der Elst et al., “Enhanced Remote Earthquake Triggering at Fluid-Injection Sites in the Midwestern United States,” Science 341 （2013）: 164–167; Sharon Begley, “Distant Seismic Activity Can Trigger Quakes at ‘Fracking’ Sites,” Reuters, July 11, 2013.

[90] “Report Regarding the Causes of the April 20, 2010 Macondo Well Blowout,” U.S. Department of the Interior, Bureau of Ocean Energy Management, Regulation and Enforcement, September 14, 2011, p. 191; “Deep Water: The Gulf Oil Disaster and the Future of Offshore Drilling,” National Commission on the BP Deepwater Horizon Oil Spill and Offshore Drilling, January 2011, p. 125; Joel Achenbach, “BP’s Cost Cuts Contributed to Oil Spill Disaster, Federal Probe Finds,” Washington Post , September 14, 2011.

[91] Elizabeth McGowan and Lisa Song, “The Dilbit Disaster: Inside The Biggest Oil Spill You’ve Never Heard Of, Part 1,” InsideClimate News, June 26, 2012.

[92] Elizabeth McGowan and Lisa Song, “The Dilbit Disaster: Inside The Biggest Oil Spill You’ve Never Heard Of, Part 1,” InsideClimate News, June 26, 2012；Charles Rusnell, “Enbridge Staff Ignored Warnings in Kalamazoo River Spill,” CBC News, June 22, 2012; “Oil Cleanup Continues on Kalamazoo River,” U.S.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 June 2013.

[93] 在解释之前的否认时，Daniel似乎想要争辩，因为Enbridge管道中的沥青稀浆提取自较新的“原地”蒸汽注入技术，而不是被开采出来的，它并不能被算作沥青砂油：Todd Heywood, “Enbridge CEO Downplays Long-Term Effects of Spill,” Michigan Messenger, August 12, 2010. 多于一个星期：McGowan and Song, “The Dilbit Disaster”; DANIEL: Kari Lyderson, “Michigan Oil Spill Increases Concern over Tar Sands Pipelines,” OnEarth , August 6, 2010; Kari Lyderson, “Michigan Oil Spill: The Tar Sands Name Game （and Why It Matters）,” OnEarth , August 12, 2010.

[94] Cobenais访谈，October 17, 2010.

[95] Dan Joling, “Shell Oil-Drilling Ship Runs Aground on Alaska’s Sitkalidak Island,” Associated Press, January 1, 2013; Rachel D’Oro, “Nobel Discoverer, Shell Oil Drilling Vessel, Shows No Signs of Damage, Coast Guard Claims,” Associated Press, July 15, 2012; John Ryan, “Sea Trial Leaves Shell’s Arctic Oil-Spill Gear ‘Crushed Like a Beer Can,’ ” KUOW.org, November 30, 2012.

[96] Mike Soraghan, “Oil Spills: U.S. Well Sites in 2012 Discharged More Than Valdez,” EnergyWire , Monday, July 8, 2013; Dan Frosch and Janet Roberts, “Pipeline Spills Put Safeguards Under Scrutiny,” New York Times , September 9, 2011.

[97] Jim Paulin and Carey Restino, “Shell Rig Grounds off Kodiak,” Bristol Bay Times , January 4, 2013.

[98] “一个工程师”：Bruce Campbell, “Lac-Mégantic: Time for an Independent Inquiry,” Toronto Star , February 27, 2014; 直至1980年代：与Railroad Workers United的秘书长Ron Kaminkow的个人访谈, January 29, 2014; “缩减”： Julian Sher, “Lac Megantic: Railway’s History of Cost-Cutting,” Toronto Star, July 11, 2013; “通常不经检测”：Grant Robertson, “Fiery North Dakota Train Derailment Fuels Oil-Shipping Fears,” Globe and Mail , December 30, 2013; NORTH DAKOTA: Daniella Silva, “Mile-Long Train Carrying Crude Oil Derails, Explodes in North Dakota,” NBC News, December 30, 2013; NEW BRUNSWICK: Solarina Ho, “Train Carrying Oil Derails, Catches Fire in New Brunswick, Canada,” Reuters, January 8, 2014; VIRGINIA: Selam Gebrekidan, “CSX Train Carrying Oil Derails in Virginia in Fiery Blast,” Reuters, April 30, 2014.

[99] Charlie Savage, “Sex, Drug Use and Graft Cited in Interior Department,” New York Times , September 10, 2008.

[100] “Americans Less Likely to Say 18 of 19 Industries Are Honest and Trustworthy This Year,” Harris Interactive, December 12, 2013; Jeffrey Jones, “U.S. Images of Banking, Real Estate MakingComeback,” Gallup, August 23, 2013; André Turcotte, Michal C. Moore, and Jennifer Winter, “Energy Literacy in Canada,” School of Public Policy SPP Research Papers, Vol. 5, No. 31, October 2012; “How Companies Influence Our Society: Citizens’ View,” TNS Political and Social, European Commission, Flash Eurobarometer 363, April 2013, Q3, p. 25.

[101] Sandra Steingraber, “It’s Alive! In Defense of Underground Organisms,” Orion Magazine , January/February 2012, p. 15.

[102] Wendell E. Berry, “It All Turns on Affection,” Jefferson Lecture in the Humanities, National Endowment for the Humantities, 2012, http://www.neh.gov.

第10章
爱会拯救这里
民主、撤资与到目前为止的胜利

“我相信，我们越集中我们的注意力于宇宙中的奇迹和现实，我们就越不会有对毁灭的渴望。”

——蕾切尔·卡逊，1954 [1]

“如果一座山仅仅是立在那里，那它有什么用呢？”

——杰森·博斯蒂克（Jason Bostic），

西弗吉尼亚州煤炭工业协会副会长，2011 [2]

2012年4月的一天，不列颠哥伦比亚省下着毛毛雨，一架27座的涡桨飞机降落在贝拉贝拉机场（Bella Bella airport）—— 一个只有单条跑道以及木隔板建筑的机场。从这架蓝白相间的太平洋海岸航空（Pacific Coastal）班机上下来的乘客中包括由加拿大政府建立的一个审查小组的三名成员。他们千里迢迢地从480公里外的温哥华来到这个偏远的岛屿社区——这个深邃的峡湾和茂密的常绿森林一直延伸到大海的地方——就是为了举行一次关于北美新的化石燃料基础设施中最有争议的项目之一：恩桥公司的“北方门户管道计划”的公开听证会。

贝拉贝拉并不直接处于石油管道的路线之上（管道在该地以北200公里处）。不过，其面对的太平洋水域处在装满管道运来的稀释沥青油的油轮的诡谲路径上。有些超级油轮的载油量比1989年在阿拉斯加州威廉王子湾（Prince William Sound）发生溢油事件，并摧毁了该地区海洋生物和渔业的埃克森瓦迪兹号还要高出75%。 [3] 若漏油事故在贝拉贝拉发生，那么结果将更为严重，因为其偏僻的地理位置使得到达事故现场困难重重，特别是在遭遇冬季风暴的情况下。

受任命的审查小组成员——一女二男，在其随员的陪同下——已经在当地举行了长达数月的听证会了，并最后将向联邦政府提交关于工程是否应该继续的建议。贝拉贝拉的人口90%都来自黑勒楚克部落（Heiltsuk First Nation），并且已经做好了万全的准备。

一列黑勒楚克世袭酋长在停机坪上等候，并都全身穿着部落服装（full regalia）：绣有老鹰、鲑鱼、逆戟鲸和其他天上及海里的生物的袍子，装饰着动物面具和长条的白貂皮的头饰，以及手工编织的雪松圆帽。他们用迎宾的舞蹈迎接来客，手中和袍子下摇曳着喧闹声，一队鼓手和歌手跟随着他们。而在勾花护栏网的另一边，则是一大群携带反管道建设的标语和独木舟桨的示威者。

为表尊重而站在酋长们后面半步距离的杰斯·郝斯蒂（Jess Housty）是一个大约25岁的女人。她帮助推动了部落社区与审查小组的接触（并很快将会被选为黑勒楚克部落会议最为年轻的成员）。作为一个有成就的诗人，郝斯蒂在十几岁时就创建了贝拉贝拉唯一的图书馆。她形容机场的场景是“由我们整个社区共同规划工作的成果”。 [4]

而且当地学校转型成为组织工作中心的也是年轻人。学生们提前几个月就为听证会做准备了。他们研究了石油管道的历史和油轮泄漏事故，包括2010年卡拉马祖河上发生的事故，并发现应对该事件负责的正好是力推北方门户管道计划的恩桥公司。这些年轻人也对埃克森瓦迪兹号事故颇感兴趣，因为该事故发生地的北方地貌正好也与他们的家乡类似。作为一个主业是捕鱼和其他海洋产业的社区，他们得知威廉王子湾里的鲑鱼在泄露发生的几年后都一直染病以及当地的鲱鱼群已被严重摧残后（事故发生之后20年，当地都没有完全恢复原状），立刻提高了警觉。

学生们设想了这种灾难对他们的海岸将意味着什么。如果当地的基本物种红鲑鱼受到威胁，那么这将产生连锁效应，因为他们是经常逡巡于附近海湾水面的虎鲸和白海豚，以及在裸露的岩石上吠叫及享受日光浴的海豹和海狮的食物。当这些鱼回到淡水河流中产卵时，他们又给老鹰、黑熊、灰熊及狼提供食物，而这些动物的粪便为河流沿岸的地衣，与挺立在温带雨林之上的雪松和道格拉斯冷杉提供了营养物质。正是这些红鲑鱼，把小溪与河流，河流与大海，以及大海与森林连接起来。如果你威胁到红鲑鱼，那么你将威胁到依靠这一物种的整个生态系统，包括把古老文化和现代生活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的黑勒楚克人。

贝拉贝拉的学生就这些主题写了论文，准备了提交的证词，并涂制了欢迎审查小组成员的标牌。有的学生进行了48小时的绝食活动以引起人们对失去他们的食物来源的严重问题的注意。教师则发现从未有过能够让社区里的年轻人如此全身心投入的事业，甚至有些人还注意到了抑郁和吸毒的发生率出现了下降。这对一个前不久才刚刚遭遇年轻人传染性自杀的地方来说尤为重要。自杀事件源于殖民政策的遗毒，数代人的孩子——今天的青少年和年轻的成年人的曾祖父母、祖父母，有时甚至是父母——被从家庭中带走，并被安置在教会办的寄宿学校，其中凌虐现象非常普遍。

郝斯蒂回忆道：“我在停机坪上，站在我的酋长身后时，我回想起了自从听到传言开始，我们社区围绕恩桥公司北方门户管道计划的问题上的成长。我们的气势已经被培养起来了，而且还很强大。作为一个社区，我们已经准备好要有尊严、有凝聚力地站起来，守护养育了我们的祖先，养育了我们而且也将养育我们的子孙后代的土地与水域。”

在舞蹈表演后，审查小组成员挤进一辆白色的小面包车里，前往5分钟车程开外的城镇。整条路排满了数以百计的居民，包括儿童。他们手里举着亲手制作的海报板标语，上面写着“石油即是死亡”，“我们有说不的道德权利”，“保卫海洋的湛蓝”，“我们的生活方式不是花钱能买的！”，“我喝不了石油”。一些人举着逆戟鲸、鲑鱼，甚至海带的图画。很多的标语则仅仅写着“不要油轮”。有个人发觉审查小组成员并不愿意往窗外看，于是他一边跟着面包车走，一边敲打着面包车的侧边，并将自己的标语贴在了车窗上。

根据某些统计数据，当天有1450名居民走上了街头，相当于贝拉贝拉人口的三分之一，这是当地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示威。 [5] 其他的人以不同的形式参与：他们收集并准备着供晚宴使用的食物，而在晚宴上小组成员将作为贵宾出席。这是黑勒楚克人热情好客传统的体现，同时也是在向访客展示如果一艘油轮出了问题，这些食物将受到威胁。菜单上有鲑鱼、鲱鱼子、比目鱼、烛鱼、螃蟹和大虾。

审查小组在其到访的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各地都遇到了相似的情景：成群结队的居民走上街头，一致或接近一致地表达对该项目的反对。原住民一般都走在前面，并且是抗议的中心。这反映了该省拥有北美最为强大的原住民土地权运动，而这被当地接近80%的土地未被割让（即其产权从未由于任何条约而被放弃，或被加拿大政府通过宣战的方式加以吞并）的事实所佐证。 [6]

然而很明显，小组成员对贝拉贝拉迎接他们时的热情心存芥蒂。这些访客拒绝参加晚宴，这下首席部落委员玛丽莲·斯雷特（Marilyn Slett）就被推到了一个很糟糕的位置上。她只得拿起麦克风，宣读她刚刚从审查小组那里收到的信件。信件中表示，聚集的民众花了几个月准备的听证会被取消了。显然审查小组在进城的道路上遇到的示威使他们觉得不安全，而且他们在信中表示：“审查小组不能够身处无法确保人群和平性的环境当中。”后来发现，那个击打面包车侧部的男子发出的声响，被误认为是枪声（参与维持秩序的警察则断称，示威一直都是非暴力的，而且也从来没有任何安全威胁）。 [7]

郝斯蒂说听证会取消的消息带来了“实际影响。我们已经根据我们得到的教导竭尽所能，而发现自己仍被不屑一顾，实在是一种莫大的侮辱”。最后，听证会重新开始，但是原先允诺的会面时间中，有一天半已经失去了，这使得许多社区成员失去了当面表达意见的希望。 [8] [9]

使贝拉贝拉的居民感到吃惊的不仅仅是这些对他们“暴力行为”的怪异诬陷，还有他们的整个行动的灵魂被误解的程度。当小组成员从车窗往外看时，他们看样子只是看到了一群给人以刻板印象的愤怒的印第安人暴徒，想要向任何与管道有关的人发泄自己的怒火而已。但是那些在玻璃的另一边，那些举着桨和鱼的画的人，其示威主要并不是为了愤怒或仇恨。这个示威是有关爱的——对他们所在的令人惊叹的世界的感同身受的集体之爱。

随着社区里的年轻人最终得到向小组做出解释的机会，他们的健康和身份都被千丝万缕地绑定在他们追随自己祖先脚步的能力上——在一样的水域钓鱼划船，在外部沿海岛屿一样的潮汐区采集海带，在同一个森林狩猎，在同一片草地上收集草药。这也是为什么北方门户管道计划看起来不仅是对当地渔业的威胁，还是代际治愈工作的潜在毁灭者，因此也就被视作新一波殖民主义暴力行为。

当杰斯·郝斯蒂在恩桥北方门户管道计划审查小组面前提供证词时〔为此她要花一整天的时间去往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特雷斯市（Terrace）〕，她毫不含糊地指出了这一点。

当我的孩子出生时，我希望他们生于一个具备希望和转变可能性的环境中。我想要他们出生在一个故事仍具备着力量的世界中。我希望他们可以从一切文字意义上都可以被算作“黑勒楚克人”。我希望他们会践行我们的风俗习惯并明白自己的身份，这些东西使我们部落数百年来一直保持着强大。

而如果我们不维系我们领域的凝聚力，我们的陆地与海洋，以及那些将我们与土地联系在一起的管理工作，这一切将无从谈起。我谨代表我社区的年轻人，礼貌地反对任何关于可以为我们身份的丧失，以及我们作为黑勒楚克人的权利的丧失提供赔偿的观点。 [10]

恰恰是因为再多的钱也没法消除这种爱，所以这种巨大的爱的力量被资源公司和他们在政府里的说客不可避免地低估了。当为之奋斗的目标是一种身份，一种文化，一片人们决心传递给自己的子孙后代而祖先可能为之做出了巨大牺牲的心爱的土地时，油气公司将没有任何谈判筹码。任何安全承诺都没法减轻这种决心，任何贿赂都不足以弱化这种纽带。这种对土地的联系对于已经与土地绑定了数千年的原住民而言是最强的，而它实际上也是整个封锁区运动的定义性特征。

我在希腊的哈尔基迪基看到过这种特质，它在当地居民对抗金矿的行动中得以发扬光大。在那里一位名叫梅拉克里尼·莉亚科乌（Melachrini Liakou）的年轻母亲——反金矿运动中最为勤勉的领导人之一——以毫不动摇的信心告诉我，她作为一个第四代农民，和矿业公司看待这一片土地的方式的区别在于：“我是土地的一部分。我尊重它，我热爱它，我不会把它看作一个无用的物体，不会从中攫取完后就把剩余的视作垃圾。因为我今年想住在这里，明年也想住在这里，而且还想把它传给我的后代。与之相反的是，埃尔多拉多，和其他所有的矿业公司一样，都只想着毁灭土地，掠夺土地，为自身利益而从土地中抢走最为珍贵的东西。” [11] 她还说，他们离开后，会留下“一个对全人类和自然构成威胁的大型化学炸弹”。

曾经告诉过我石油公司试图用12号高速公路运输大型钻机是一个非常“巨大的错误”的阿列克谢·波诺戈夫斯基，针对蒙大拿州东南部发生的反对如安炽煤业公司（Arch Coal）等矿业公司的活动，也发表了类似的评论。但是对于波诺戈夫斯基——一位33岁的牧羊场主，喜欢在闲暇时间做瑜伽运动的环保人士而言，更为关键的影响并不是在农业方面，而是在猎鹿方面。“虽然听起来很荒谬，但是有这么一个地方，我可以坐在沙砾上，然后感知到麋鹿正在迎面走来，穿过大地，进行迁徙，而且你知道，它们已经这么做了数千年。你坐在那里，可以感觉到你与这一场景之间的联系。有时你甚至几乎可以感到大地在呼吸。”她又说，“安炽煤业公司并没有意识到这种人民与土地的联系和他们对土地的爱。他们低估了这一影响。他们并不明白，所以忽略了它。而正是这种联系与爱，最后将拯救这片土地。能够拯救这里的，不是对矿业公司的憎恶与愤怒，而是爱。” [12]

这也是为什么封锁区运动中的抗争会激化的原因。化石能源开采的文化——不管是从必要性还是从设计上——都极其缺乏稳固根基。由大型钻机司机、管道组装工、矿工和工程师组成的劳动力，总体上机动性强，他们从一个工作地点搬到另一个工作地点，而且通常住在臭名昭著的“集中营”中——自我封锁、风格类似于兵营、可以满足所有从健身房到电影院的需求（有时还包括对地下淫秽产业的需求）的可移动社区。

即便是在开采业工人定居数十年，并在当地生儿育女的怀俄明州吉列市（Gillette），或是阿尔伯塔省麦克默里堡（Fort McMurray），石油产业的文化依旧保持着其短暂无常的特点。几乎无一例外的是，工人们在积攒了足够的钱——还清助学贷款，为家庭购置房产，或者，对真正的大梦想家而言，可以应付退休的开销后，就会盘算着离开这个地方。而且，由于如今剩余的高薪蓝领工作机会稀缺，这些开采业的职位也就成了唯一一条可以让他们摆脱债务和贫困的道路。据说沥青砂工人经常在聊天时将他们在阿尔伯特省北部的生活与工作描述为与高利润的有期徒刑无异：有“三年计划”（攒足20万美元，然后走人）、“五年计划”（拿到50万美元，然后走人）、“十年计划”（赚够100万美元，然后在35岁时退休）。不管计划细节如何（有鉴于城市里一些臭名昭著的场景，暂且也不管它们如何不切实际），这些计划基本上都相似：在麦克堡〔或者如它经常被称呼的那样，“挣钱堡”（Fort McMoney）〕坚持工作到底，然后离开这个鬼地方，开始自己真实的生活。调查显示，98%在沥青砂矿地区工作的受访者表示他们想在别的地方退休养老。 [13]

很多这种选择背后都蕴含着真正的悲情：在酒吧里满堂喝彩的场景幕后，是由于长时间的分居和紧张的工作压力而产生的极高离婚率与暴涨的吸毒率，许许多多人希望自己住在除了此地以外的任何地方。这种与土地相互分离的倾向，正是那些道貌岸然的人为了极端能源的需求，对土地进行大规模损害造成的。比如，一位来自怀俄明州吉列市的露天煤矿工人告诉我，他已经能够训练自己把粉河盆地看作“另一个星球”了（露天开采留下的如同月球表面般荒凉的土地，很容易使人产生这样的联想）。 [14]

这些生存策略都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是当采掘业深入骨子里的短暂无常的文化，与对自己的出生地有着根深蒂固的爱和守护决心的人，剧烈地碰撞在一起时，那么后果将是爆炸性的。

爱与水

当这两个非常不同的世界撞击在一起时，可能发生的事情是——如同我们在贝拉贝拉看到的那样——当地社区远在开采行业的威胁真正来临前，就开始珍惜他们所拥有却有可能失去的东西。这非常值得关注，因为在发动反开采斗争中最为激烈的人，都被世俗视为穷人。他们执意维护一种无法用经济计算的财富。“我们的厨房里堆满了自制的果酱和蜜饯，一袋袋坚果，一箱箱蜂蜜和奶酪，这些全部都是我们制作的，”参与反水力压裂法示威的罗马尼亚村民多伊娜·德迪乌（Doina Dediu）对记者说，“我们也并不是那么穷。我们可能没钱，但是我们有干净的水，我们很健康，而且我们只是想不被打扰地生活。” [15]

所以这些斗争经常面临着严峻的选择：水还是气，水还是油，水还是煤？说实话，从反对极端开采运动所催生的，与其说是反化石能源运动，还不如说是一场支持水资源保护的运动。我第一次受到这一观点的冲击，是在2011年12月参加原住民誓言要把“北方门户管道”以及其他类似的沥青砂项目逐出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历史性的《保护弗雷泽河宣言》（Save the Fraser Declaration ）签署仪式的时候。超过130个原住民部落签订了这一宣言，此外还有许多非原住民联署。仪式在温哥华公共图书馆举行，还有几位酋长亲自到场来写下自己的名字。当天在媒体聚光灯下发言的有玛丽莲·巴普蒂斯特（Marilyn Baptiste），她是奇勒赫科特因（Tsilhqot’in ）第一民族的谢尼·格威特因（Xeni Gwet’in）部落选举出来的酋长。她介绍了她自己，她的人民，以及通过列举相互连接的水体来表达他们在斗争中的利益诉求：“我们处于奇尔科河（Chilko）的上游，在那里巨大的野生鲑鱼来回游动；那里同时也是汇入奇尔科河的塔塞科河（Taseko）的一部分；奇尔科河又流入奇尔科廷河（Chilcotin），并最终汇入弗雷泽河。因此我们所有的人们联合在一起，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16]

对在场的各位而言，之所以画出这幅水系图的原因显然不言而喻：这些不同的部落与群落当然会联合在一起对抗一场漏油事故的威胁——他们都已经被互相联通的水体、河流湖泊，以及小溪与海洋连为一体了。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将所有这些水道连接在一起的生物是鲑鱼。这种适应能力强的旅行者，在其生命周期中在淡水与咸水水域之间往返穿梭。这也是为什么宣言的名字是“保护弗雷泽河宣言”而非“反对油轮和管道宣言”的原因——长度几近1400公里的弗雷泽河是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最长的河流，而且是该省最为高产的鲑鱼渔场的所在地。如同宣言所说的那样：“对弗雷泽河及其上游的威胁，是对所有依靠其生活的人的健康的威胁。我们不会坐视我们的鱼群、动物、植物、人民及生活方式受到威胁……我们不会允许恩桥公司‘北方门户管道计划’以及其他类似的沥青砂项目穿过我们的土地，包括领土和水域，或是弗雷泽河的鲑鱼在海洋中的迁徙路线。” [17]

如果这条沥青砂管道有可能变成一条携带着毒药穿过大约1000条水道的死亡动脉，那么巴普蒂斯特酋长勾勒出的这些相互连通的水体则是生命的动脉，它们共同流动，将这些分散的社区聚合到同一个共同目标下。 [18]

保护水的义务不仅要把这一条管道的反对力量联合在一起，还要把所有反开采运动背后的生机勃勃的力量联合在一起。无论是深水开采、水力压裂法，还是矿业开采，不管是输油管道、大型钻机，还是出口码头，社区居民都因这些活动对供水系统的影响感到恐惧。这一恐惧，将蒙大拿州东南部的牧场主同北夏安人民，再同华盛顿州与运煤列车和出口码头作斗争的社区都连接在一起。对于受污染的饮用水的恐惧，是反水力压裂法运动打响的肇因（而且当一个批准在1500万名美国人的淡水来源——特拉华河盆地开凿大约2万个水力压裂法油井的计划浮出水面后，该运动直接推进到了美国主流社会里）。 [19]

相似的，要不是横加公司做出让石油管道穿过约为200万人提供饮用水、提供全国大约30%的灌溉用地下水的奥加拉拉蓄水层（Ogallala Aquifer）的决定引发众怒，反对基斯顿XL管道项目的运动也就无法产生如实际中那样大的反应。 [20]

除了水污染的威胁以外，所有这些开采项目也因为其用水量而臭名昭著。例如，每生产1桶沥青砂油，就要用掉2.3桶水——这远远超过传统原油所需的0.1～0.3桶水，这也是为什么沥青砂矿和精炼厂都被巨大的、在太空中都可见的尾矿库所环绕。相似的，为采取页岩气和致密油（tight oil）而使用的水力压裂法也要比常规钻探消耗更多的水，而且也比1990年代所使用的水力压裂法耗水量更大。根据一项2012年的研究，现代的水力压裂“项目”（events）（一如研究中所宣称的）平均耗水量达500万加仑——“这是传统水力压裂法耗水量的70～300倍”。一旦被使用过后，这些水大部分都变得具有放射性和毒性。2012年，油气产业单单在美国就产生了2800亿加仑此种废水——如《卫报》指出的那样：“足够将整个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淹没在一个22英尺深的有毒泻湖中”。 [21]

也就是说，极端的能源需求需要我们摧毁大量赖以生存的必需物质——水——仅仅是为了提取更多威胁我们生存的物质，以使得我们可以离开它而为我们的生活提供能源。

况且，这些事情还是在世界淡水资源短缺的背景下发生的。的确，用于开采操作中的水经常是来源于那些因为多年干旱而干涸的含水层，比如拥有巨大的蒙特雷页岩区的加利福尼亚州南部，还有近年来水力压裂法活动飞速增长的得克萨斯州。与此同时，在卡鲁（Karoo）——南非一片干旱而壮观的区域，意为“极度干渴之地”——壳牌公司打算在那里进行水力压裂法操作。这也是为什么当地宗教领袖乌姆·约翰内斯·威廉姆塞（Oom Johannes Willemse）说：“水是如此的神圣。如果没有水，就没有任何可以值得为之生存的东西。”他还说：“我会抗争到死。我绝不允许这里的水被毁灭。” [22]

对污染和环境变化的斗争有时看起来会有点抽象，但是不管人们生活在哪里，他们都会为水源而战，甚至为之而死。

“没有水我们还能生存吗？”反对水力压裂法的农民们在罗马尼亚蓬格斯蒂高唱道。

“不能！”

“没有雪佛龙我们可以生存吗？”

“可以！” [23]

这些真理并不是来源于关于“常识”的抽象理论，而是来自现实经历。这些不断壮大且将世界各地的社区联系在一起的真理，解答了我们当中很多人内心深处的困惑。我们知道我们被困在一个退步的经济系统当中；这个经济体系将有限的事物（如清洁的水、化石能源以及大气层吸收排放物的承载力）当成无限，同时坚持对本可以灵活处理的东西施加严格而不可动摇的限制：如人类制度所产生的财政资源；而且，如果我们换一种角度思考，我们甚至可以建立一个我们所需要的更充满关怀的社会。希腊反对埃尔多拉多金矿的斗争的一位年轻工作者安妮·瓦西里欧（Anni Vassiliou），将之形容为“一个颠倒是非的世界。我们正在面临越来越多洪水的威胁，就在这里——希腊，我们正在面临永远不再有春天和秋天的危险。然后他们还在和我们说我们正在面临退出欧元区的威胁。这是多么疯狂啊！” [24] 换句话说，我们可以拯救一个破产的银行，但我们无法修复一个毁坏了的北极。

早期的胜利

这里讲述的许多斗争中，哪一方会取得胜利仍不明确——我们只知道那些被千夫所指的企业面临着让他们得不偿失的反对浪潮。不过，反开采运动已经取得了一些实在的（solid）胜利，由于数量过多，在这里不一一列举。

比如，活动家们在几十个市镇以及更大的行政地区，赢得了颁布针对水力压裂法的禁令或暂停令的胜利。除了法国以外，颁布了水力压裂法暂停令的还有保加利亚、捷克和南非（尽管南非在启用暂停令的同时取消了禁令）。禁令和暂停令也在佛蒙特州、魁北克省，以及纽芬兰和拉布拉多省等州和省份生效（直至2014年初，纽约州有争议的暂停令仍然生效，但是看上去岌岌可危）。考虑到如此多的本地反水力压裂法活动都没有通过基金会资助，而是通过老掉牙的方式筹集资金：在社区活动中传递帽子收集捐款，以及来自当地居民的无数的志愿捐献——这一纪录就显得更加卓越。

有些对化石能源的斗争中取得的胜利几乎没有得到任何媒体关注，然而它们同样非常重要。比如在2010年，哥斯达黎加通过了一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法律——在全国范围内禁止新的露天开采项目。以及在2012年，哥伦比亚的圣安德烈斯群岛、普罗维登西亚群岛和圣卡特琳娜岛群岛（archipelago of San Andrés，Providencia，and Santa Catalina）的居民成功抵制了政府在美丽的群岛的周围水域修建海上钻井平台的企图。该区域坐落着西半球最大的珊瑚礁之一，而且如同对这次胜利的评论中所言，这次胜利确立了“珊瑚礁比石油更重要”这一不争的事实。 [25] [26]

然后还有世界范围内的对煤炭所取得的胜利。在巨大的压力下，世界银行和其他的国际资助机构都宣布他们不再向除特殊情况外的煤炭项目提供资金。假如其他的资助机构跟进，那么这对煤矿产业而言将是一个巨大的打击。在土耳其盖尔泽（Gerze），一项在黑海岸边建立一个大型燃煤电厂的计划因当地居民的反对而失败。塞拉俱乐部与其他几十个当地伙伴机构合作发动的 “不要煤炭”（Beyond Coal）运动成效显著，自2002年以来已经成功地让170座燃煤电厂退役，同时叫停了超过180座规划中的燃煤电厂。 [27]

同样，叫停在太平洋西部沿海地区建设的出口码头的运动也在取得一个又一个成功。主要由“能源拒绝煤炭”联盟（Power Past Coal）组织的当地强有力的社区运动，使得三个建设出口码头的计划——一个在俄勒冈州克拉茨卡尼（Clatskanie），一个在俄勒冈州库斯贝（Coos Bay），还有一个在华盛顿州霍奎厄姆（Hoquiam）——都被否决。好几个港口计划都悬而未决，然而斗争的烈度不减，尤其在计划修建的港口规模最大的华盛顿州贝灵汉（Bellingham）市郊。“如今在煤炭产业工作并不是一件有趣的事情，”美国煤炭公司自然资源合作伙伴（Natural Resource Partners）的总裁兼首席运营官尼克·卡特（Nick Carter）表示，“每天早上起床，上班，然后花时间与你自己的政府争斗不是很有趣。” [28]

与之相比，反对各种各样的沥青砂油管道的行动则还没有赢得任何明显的胜利，只有一系列工程上的长期延时。但是这些延时本身就有着重要的意义，因为它们给阿尔伯塔省石油行业保住其增长预期的能力打了个问号。而且如果真的说有什么东西是那些动辄斥资上亿美元的投资者所痛恨的，那就莫过于政治上的不确定性了。而如果阿尔伯塔省的内陆石油企业没法给投资者一个出海的可靠路径的保证，以便将生产的沥青油装载到油轮上，那么，如阿尔伯塔省前能源部长罗恩·列珀特所言，“投资将会枯竭”。2014年1月，沥青油产业最大的公司之一塞诺佛斯（Cenovus）的首席执行官布莱恩·弗格森（Brian Ferguson）确认了这一说法：“如果没有办法扩建管道的话，看来我只能放缓速度了。”显然他把这视作某种程度上的威胁，然而对于气候而言，这听上去则像是数年以来最好的消息。 [29]

即便这些策略仅仅在拖延扩建计划方面取得了成效，它们也能够为清洁能源扩大市场份额争取时间，成为更可行的替代品，从而削弱化石能源对政府游说的力量。而且更为重要的是，这些拖延也给予了最大的煤炭市场——亚洲的居民一扇机会之窗，来增强他们对于清洁能源革命的需求。

这些需求已经在蓬勃发展，在亚洲，新的燃煤电厂和格外肮脏的汽油市场的扩张前景不再那么明晰。在印度，类似于封锁区运动的起义近年来风起云涌，有些地区反对建造燃煤电厂的人民运动极大地压制了对于肮脏能源的狂热。印度东南部的安得拉邦（Andhra Pradesh）发生过好几起标志性的抗争。其中一起发生在稻田和椰林围绕下的喀喀拉帕里（Kakarapalli）村，当地居民在城镇入口处的一棵猴面包树下建立了一个半永久性的检查站，封住了通往一座在2011年因抗议而停工的烂尾电厂的唯一一条路。另一起发生在附近的索姆佩塔（Sompeta），该城镇也计划建设燃煤电厂。然而，由于市区的中产阶级专业人士与当地自给自足的农民和渔民结成了具有突破性意义的联盟，意在共同保护附近湿地，工程被叫停。在2010年警察冲击了一群示威者，并射杀至少两人以后，全国一片哗然，迫使国家环境管理局撤销了对该项目的许可。 [30] 但是社区仍然保持着警惕，并保持着每天轮流的绝食运动，在2014年初已经进入了第1500天。

与此同时，中国也陷入了一场关于城市空气污染的危险水平的辩论之中。中国城市的空气污染很大程度上是对煤炭的巨大依赖导致的，最为引人注目的例子发生在广东省一座小城。2011年12月，当地居民抗议当地扩建燃煤电厂的计划。理由是，当地已有的燃煤电厂已经导致了包括癌症在内的各类健康问题。一位抗议者表示，他们之所以站在那里，是为了传达这样的一条信息：“这将影响到我们的子孙后代。他们仍然需要生存。”电厂扩建计划因此被搁置。 [31]

中国近年来的变化，同时也是当政者的首要关注点，在于精英阶层，也就是在市场经济改革中致富的赢家，越来越为工业化所付出的代价感到痛心。这的确如此。一如中国创立最早的环保组织“自然之友”的领导人李波所言。中国的城市空气污染“是中国环境问题中的重头戏”，他又笑称中国环保人士“应该感谢雾霾”。他解释道，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无论多么富有，你都没法躲开有毒气体的“无差别覆盖”。“没有人能够得到特殊的空气输送，”他表示，“而这正是它迷人的地方。” [32]

为了更准确而具体地应对健康危机，世界卫生组织将危险空气污染物微粒（即我们通常所说的PM2.5）的安全标准设为每立方米不超过25微克，250微克被认为已经具备危害。而2014年1月的北京，这些污染物的水平达到了每立方米671微克。随处可见的口罩并不足以阻止呼吸道疾病的爆发。与此同时，上海出台了应急机制，规定若空气中颗粒物质水平达到每立方米450微克，幼儿园和小学应自动停课。难怪2013年3月，一位已退休的前官员说道：污染对中国社会的威胁甚至超过了土地纠纷。 [33]

如李波所言，“我们得先变富，才能处理环境问题”这一方法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是奏效的，但是现在，李波表示，“他们的说法突然间窒息在烟雾中了”。

面对采用更为可持续的发展路径的压力，中国政府将预期的经济增长率削减到超过十年以来的最低值，并推出大规模的替代能源方案。与此同时，许多使用肮脏能源的工业项目建设被取消或者延期了。比如在2011年，据塞拉俱乐部国际气候项目副主任贾斯汀·古维（Justin Guay）所言，中国三分之一获批的燃煤电厂“建设陷入停滞，而对新的燃煤电厂的投资甚至不及2005年的一半。更好的消息是，中国实际上在2001—2010年间关停了总产电量超过8000万千瓦的燃煤电厂，并计划再淘汰2000万千瓦的燃煤电厂。具体而言，这差不多相当于世界第11大电力市场西班牙全国的电力供应总量。”（为了减少雾霾，政府也在探索运用水力压裂法开采天然气的潜力，但在严重缺水且地震多发的国家，这个计划不太可能平息社会问题。） [34]

所有这些来自中国的力量，对于从澳大利亚到北美的更广阔的反化石能源运动大局而言有着巨大的意义。这意味着如果沥青砂油管道和煤炭出口码头的建设再多推迟几年，油气公司想要运到亚洲市场售卖的肮脏货物将会大大缩水。其中一个类似于转折点的事件发生于2013年7月，当时跨国投资银行高盛公司发表了一篇题为“对热能煤投资的窗口正在缩小”的研究论文。6个月后，高盛公司出售了手中计划在华盛顿州贝灵汉建设最大的煤炭出口码头公司49%的股权。显然它已经得出了“投资窗口已经关闭”的结论。 [35]

胜利还在累积：避免了数以百万计无法估量的碳和其他温室气体排放进入大气。不管初衷是不是为了遏制气候变化，这些成果背后的本土运动都应作为默默无闻的“碳守护者”（carbon keepers）而被铭记。他们保护了自己心爱的森林、山川、河流和海岸线，同时也为保护我们所有人贡献了力量。

清除化石能源：撤资运动

环境活动家并未幻想通过关停燃煤电厂、阻碍沥青砂油管道建设和实施水力压裂法禁令，就能够如科学所要求的那般迅速深入地降低排放量。有太多的开采工程业已启动运行，太多的项目正在推进当中。而且跨国石油公司转移极为迅速——他们会转移到任何能够开挖的地方。

有鉴于此，开始有讨论提出要把这些运动秉持的“不得建立新的化石能源开采领域”的原则转化为国际法。提案包括一项全欧洲范围内的水力压裂法禁令（2012年，欧洲议会的766名成员中超过三分之一投票赞成一项即刻生效的水力压裂法暂停令）。 [36] 要求在全球范围内禁止在敏感的北极地区进行离岸钻探，及禁止在亚马孙雨林中进行开采的运动也在日益壮大。相似的，活动家也正在力推在全世界范围内实施对沥青砂开采的暂停令，理由是这种开采是碳密集型活动，应当实施跨国行动。

另一种迅速发展的策略则是呼吁如大学院校、宗教组织、市政府这样的公共利益机构出售他们在化石能源企业中的一切金融股份。这种撤资运动有组织地形成于各种试图从源头阻止碳提取的封锁区运动中——尤其是阿巴拉契亚山脉反对掀顶式采矿的运动中。该运动在寻找一种可以向漠视当地民意的煤炭公司施压的策略。后来，环保网站350.org牵头的一个号召对煤炭企业、对全部化石能源企业进行撤资的全国性乃至国际性的运动加入了进来。这个策略背后的理念是，不仅仅要针对个别不得人心的项目，还要针对驱动疯狂的高风险开采浪潮的整个行为逻辑。

比尔·麦吉本对撤资运动的建基理念做出了一个令人信服的阐述：任何具备基础数学知识的人都可以了解，化石能源企业储备了多少碳量，用之减去科学家告诉我们如果要把气候变暖的幅度保持在2摄氏度以内所能够排放的碳量，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化石能源公司有把地球推向崩溃的强烈意图。

这些简单的事实使学生领导的撤资运动得以将化石能源公司的核心业务模式押上审判台，指控他们已经成为将自己的经济持续生存能力建立在气候剧烈不稳定性之上的流氓行为者——以及因此，所有声称自己服务于公众利益的机构都有将自己从这些令人憎恶的收益中解放出来的道德责任。“化石能源企业撤资活动想要向这些企业传达的是，你们提取和燃烧碳的基本商业模式将会使得地球不适宜居住，所以你们必须要停止这么做。你们得采用新的商业模式。”哈佛撤资运动的协调人克洛伊·马克西敏（Chloe Maxmin）如是说。 [37] 而且，年轻人在向校方提出这种说法时具有特殊的道德权威：他们的未来是托付给这些教育机构的；因此，如果教育机构居然从那些根本上威胁到他们的未来的产业中获取利润，那就是最严重的表里不一。

撤资战术在气候战争中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有力共鸣。截至活动正式启动半年的2012年11月，已有超过300所学校，100多个美国城市、州和宗教机构主动地进行了撤资。这一要求迅速地传播到了加拿大、澳大利亚、荷兰和英国。在本书出版之时，13所美国大学宣布打算放弃其持有的化石能源企业股票和债券；25个北美城市，包括旧金山和西雅图的领导人也表达了类似的意向。大约40个宗教组织也已经采取了类似的做法。到目前为止最大的胜利是，持有高达187亿美元的巨额煤炭行业投资的斯坦福大学宣布，将出售所有煤炭企业股份。 [38]

批评家很快就指出，这种撤资行动根本无法使得埃克森公司这样的大型油气企业破产；如果哈佛大学将其330亿美元的投资撤走，那么很快会有人接手。但是这种说法忽略了这一战略的力量：每当学生、教授和宗教领袖决定撤资，他们就在一点点地撕烂这些公司经营所依赖的社会许可。一如斯沃斯莫尔学院（Swarthmore College）的撤资运动组织者萨拉·布拉泽维奇（Sara Blazevic）所言，这场运动“正在消除对化石能源开采的投资在社会上和道德上的合理性，进而削弱化石能源产业对于我们政治体制的控制”。在加拿大，推动撤资运动的领军人物之一卡梅伦·芬顿（Cameron Fenton）进一步表示：“没有人认为我们可以让这些化石能源企业破产。但是我们可以使他们声名狼藉，拿走他们的政治力量。” [39]

撤资运动的最终目标是要将石油企业置于如今烟草公司的境地，这会使得其他重要的诉求更容易得到实现——比如说禁止来自化石能源企业的政治献金，禁止化石能源企业在电视上做广告（同样出于我们禁止播报烟草广告的公共健康理由）。最重要的是，它甚至可能创造空间以严肃讨论这些利润是否非法，是否应因此被挪用和再投资于解决气候危机当中去。撤资只是去合法化进程的第一阶段，但它正在顺利进行。所有这些撤资活动并不能够替代全面规范的节能减碳的重大政策改革。但是，这已网络化的草根运动的出现意味着，下一次气候活动家进入一个满是政治家和污染型产业者的房间进行谈判的时候，将会有数以千计的人们聚在门外，他们有能力释放出引人注目的政治压力——如果无法取得实际进展，可能会出现更激烈的抵制活动、诉讼案件，或是更为激进的直接行动。而这确实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转变。

封锁区运动与撤资运动风起云涌，正在对主流环保界产生巨大影响，特别是对于那些选择与化石能源企业合作的“大型环保组织”（更不用提自己就在得克萨斯州运营着油气项目的美国自然保护协会了……）而言。毫不意外的是，有一些亲油气产业的大型环保团体把这场新的战斗看作对其领域的不受欢迎的入侵。特别是当问题涉及水力压裂法时，像美国环保协会这样的团体故意无视草根团体提出的发布开采禁令，并百分百彻底转向可再生能源的呼声，反而还把自己定位为代理人，提供他们所谓能够解决当地环境问题的、与工业团体共同开发的“最佳经验方法”（即便当地居民已经很清楚地表明最佳的方法就是明确禁止施行水力压裂法）。“我们担心那些在任何地方都无差别地反对天然气生产的人，在实际效果上会使得美国经济更难断绝对肮脏的煤炭的依赖。”美国环保协会首席顾问马克·布朗斯坦（Mark Brownstein）指责道。 [40]

可以预测的是，这些行为已经引起了紧张的局势。基层活动家也在指责美国环保协会为污染者提供掩护，并削弱他们工作的效果。 [41] [42]

但并不是所有的大型环保组织都是在以这种形式作出反应。有一些组织——像食品和水观察组、350.org、绿色和平组织、雨林行动网络以及地球之友——从一开始就是新的反化石能源运动的中流砥柱。至于那些态度较为暧昧的组织，这一新的、毫不妥协的环境运动的迅速扩张对他们而言就像一个起床闹钟，提醒他们已经离起初的原则太远了。这种转变对于塞拉俱乐部而言尤为明显。塞拉俱乐部在前任执行董事卡尔·波普的领导下，已经由于做出了许多亲油气产业的举动而备受争议，如将自己的徽标出借给一系列高乐氏公司生产的“绿色”清洁用品。最具破坏性的是，波普本人曾经是天然气的热心支持者，而且曾经在公共场合与水力压裂法狂潮的排头兵——切萨皮克能源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奥布里·麦克伦登一起为化石能源唱赞歌（甚至还在国会为之游说）。许多深陷反对水力压裂法的战斗的塞拉俱乐部地方分会对此一直怒气冲冲。后来还有证据显示，同期塞拉俱乐部接受了切萨皮克能源公司高达数百万美元的献金——这是环境运动几十年以来最大的争议之一。 [43] [44]

不过，之后的几年里塞拉俱乐部发生了许多改变。新任执行董事迈克尔·布伦（Michael Brune）决定中止与切萨皮克能源公司达成的秘密协定，并取消了与高乐氏公司的合同（尽管替代这笔钱的是来自迈克尔·布隆伯格基金会的巨额献金，而该基金会——尽管当初并没有人知道——在石油和天然气领域有着大量投资）。布伦本人也在参加白宫外的一次反对建设“基斯顿XL”沥青砂油管道的示威时被捕，这打破了协会长期以来对成员参与公民抗命运动的禁令。或许更为重要的是，塞拉俱乐部还参与了撤资运动。它如今有着反对从化石能源企业及其附属组织获取资金以及向其进行投资的明确政策。 [45]

2014年4月，美国自然资源保护委员会宣布，它参与创立了“首个股权全局索引工具（equity global index tool），其将排除所有与碳基化石燃料的勘探、参股或提炼有关联的公司。这种新的投资工具将会允许那些声明自己具有社会责任感的投资者，包括基金会、大学与一些团体养老基金，调整其投资，以契合他们的使命”。尽管这种新工具的严谨性还有待检验（而且我有自己的疑虑），但是它代表了该组织与前一年相比在立场上的转变——当时自然资源保护委员会承认，自己的资产组合被投资于未筛选掉的化石燃料企业的共同基金和其他混合资产当中。 [46]

撤资运动甚至（慢慢地）开始涵盖一些资助环保运动的基金会。2014年1月，17个基金会保证将从化石能源企业撤资，并投资于清洁能源企业当中去。尽管没有任何大型环保组织的金主——如惠普基金会（Hewlett and Packard Foundations）和沃顿家族基金会，更不用提福特基金会或者布隆伯格基金会——在这17个基金会的列表当中，但是好几个相对较小的基金会，如华莱士全球基金（Wallace Global Fund）和帕克基金会（Park Foundation）都是反对化石能源运动的主要资助者。 [47]

直到最近人们都还普遍相信，由于大型石油公司有着故障安全盈利方案（fail-safe profit-making formula），无论是撤资运动，还是实地的反抗运动，都无法对他们的权势与财富构成任何威胁。不过，2014年1月，前一年收入还排在全球首位的壳牌公司公布了让投资者大跌眼镜的第四季度利润时，这种态度需要一些转变了。与前一年同期56亿美元的收入相比，壳牌公司的新任首席执行官本·范伯登（Ben van Beurden）宣布，该公司该季度收入只有29亿美元，令人震惊地缩水了48%。 [48]

这一结果并不是单一事件所导致的，不过很显然对壳牌公司而言，各式各样的麻烦正在积累当中：它在北极运气不佳，沥青砂油开采的前景未卜，尼日利亚又出现持续的政治不稳定，此外还有越来越多的流言称其股价正在因“碳泡沫”（carbon bubble）而过度膨胀。金融研究机构桑福德·C. 伯恩斯坦公司（Sanford C. Bernstein ＆ Co.）对此新闻回应称，这种收入大幅下跌的情况“对于一个一体化综合性石油公司而言十分罕见”，并称自己公司也“有点被吓呆了”。 [49]

民主危机

随着反化石能源运动逐渐发展壮大，能源开采企业开始用其惯用手段进行反击：自由贸易协定中的投资者保护规定。如上文所述，在魁北克省成功地通过法案禁止水力压裂法后，在美国注册成立的油气公司“孤松资源”（Lone Pine Resources）宣布计划向加拿大政府提起诉讼，并根据《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中有关征用没收和“公正与公平待遇”的规定，要求得到2.3亿美元的赔偿。在仲裁文书当中，孤松公司抱怨称这一由民主选举产生的政府施行的暂停令导致了“对企业在圣劳伦斯河（St. Lawrence River）底下开采油气的宝贵权利的武断、反复无常，而且是非法的撤销”。它同时（令人难以置信地）声称，这一决定“没有可辨识的公共目的”，更不用提“没有一分钱的赔偿”了。 [50]

不难想象，这些开采梦因民主运动而破灭的公司将会发起更多类似的挑战。而且的确，在“基斯顿XL”管道建设被延期后，2014年4月，加拿大政府和横加公司官员又开始暗示可能将在《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框架下对美国政府发起挑战。

实际上，目前的贸易和投资规则为外国公司反抗当地政府对其化石燃料开采行为进行规管的任何尝试提供了法律依据，特别是当一个碳能源储存地已经被投资，且开采已经开始的时候。而当投资的目的已经明确是为了面向世界市场出口油气和煤炭时——情况越来越是这样——成功阻挡这些出口的运动同时也将面临不少类似的法律挑战，因为对跨境自由流动的货物施加“数量限制”违反了贸易法的基本原则。 [51]

“我真心觉得如果想要应对气候危机，最为基本的一步就是剥除化石能源企业享有的权力，因为它们借此在贸易方面煽动了巨大的投资挑战，”塞拉俱乐部的贸易专家伊莱娜·所罗门（Ilana Solomon）说，“比如在美国，随着我们开始规管化石能源行业，它们可能会越来越多地用出口原材料的方式来进行回应，不管是煤炭还是天然气。而按照贸易法规，一旦这些资源被开采出来，其阻止出口在技术上就是非法的，叫停因此会非常困难。” [52]

意料之中的是，随着封锁区运动取得的胜利越来越多，化石能源企业的商业挑战也开始越来越多。当下的投资纠纷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多，其中大部分来自化石能源企业——在2013年，世界银行争议仲裁局169个未决案件中竟有整整60件与油气或采矿行业有关；而在1980年代和1990年代，与这类行业相关的案件加起来也仅仅只有7件。据公民全球贸易观察（Public Citizen’s Global Trade Watch）董事洛瑞·沃勒克（Lori Wallach）所言，在美国自由贸易协定与双边投资协定的框架下给出的超过30亿美元的赔偿中，超过85%“涉及对自然资源、能源和环境政策的挑战”。 [53]

这些事情发生并不奇怪。世界上最有钱、最强大的公司当然会利用法律来铲除现实的和可能的威胁，锁定自己在全世界随心所欲地开挖钻探的能力。很多政府似乎死心塌地地要颁发新的、覆盖面更广的贸易协定，为这些公司递上更致命的法律武器，而这些武器随后就会被用于反对政府自己制定的国内法规。

不过，开采行业大肆动用贸易法规以获得环境相关案例的胜利的情况还是有可能出现转机的：在面对神秘的自由贸易协定谈判长达十年的麻木不仁与缺乏关注后，新一代活动家再一次逐渐适应了这些条约所代表的民主威胁。事实上，当下有关贸易协定的公众监督和争论比之前的许多年都要更多。

不过，这种公众监督，不应该意味着向另一个阻碍着明智环境运动的障碍物举起双手投降。因为，尽管企业权利的国际法律架构的确既令人生畏又阴险，但是这些交易背后深层次的秘密则是，其效力范围的决定权还是在政府手里。这些交易充满了漏洞和操作空间，任何与科学一道、赞同认真采取减排气候政策的政府肯定能找到一种方法来与其对抗，不管是通过积极挑战站在污染企业一边的贸易裁决，还是通过拒不遵守裁决或是采取反制措施（因为这些机构本身实际上并不能迫使政府改变法律），还是通过尝试重新通过谈判制订规则。换句话说，真正的问题不在于贸易协定使得化石能源公司可以挑战政府，而是在于政府没有针对这些企业的挑战进行反击。而这种情况的出现与其说应怪罪于任何单独的贸易协定，不如说更应怪罪于我们政治制度的深度腐坏。

超越僵化的民主政体

为了应对支持开采经济的企业-国家权力关系，很多人选择直面允许跨国公司自己制定自己遵守的法规的潜在民主危机——不管是在城市层面、省州层面、国家层面，抑或是国际层面。我们的政治制度就像战争核心的燃料一样僵化，正是这种腐坏状态推动了封锁区运动迅速转变为一场草根亲民主运动。

有能力保卫自己的社区水源免遭威胁，对于很多人来说似乎就是自决的精髓所在。民主如果连集体决定去保护我们生存不可缺少的物质的能力都不包括，又算什么民主呢？

坚持要在与水、土地和空气有关的决策中有一席之地，是贯穿整个封锁区运动的主线。这种感情被海伦·斯罗提耶（Helen Slottje）——一位曾协助大约170座纽约州的城市采用反水力压裂法法令的前企业律师，很好地总结为：“你在开什么玩笑？你觉得你可以直接跑来我们城里，然后告诉我你要在任何你想要的地方，任何你想要的时间，做任何你想要的事情，而我却毫无发言权吗？你以为你是谁啊？”玛丽莉·帕潘尼科拉欧（Marily Papanikolaou）也对我说过类似的话。她是一个一头鬈发的希腊山地自行车向导，一直快乐地抚养自己的小孩，带领着旅客们穿过森林小径，而如今她将自己的空闲时间用在反对开矿的示威与集会当中。“我不能让任何人进到我的村子里来，然后未经我允许就做这种事情！住在这里的是我！”你也可以从得克萨斯州的土地拥有者那里听到非常相似的言论，他们因一个加拿大管道公司试图使用土地征用权的相关法案来得到他们祖居的土地而愤怒不已。“我完全不认为一个显然是为了获取经济利益而建造输油管道的加拿大组织对于我的土地比我更有权利。”朱莉亚·特里格·克劳佛德（Julia Trigg Crawford）说。她曾经向法院起诉横加公司，该公司占用她在得克萨斯州巴黎市附近的650公顷的牧场土地，这片土地由她祖父在1948年购入。 [54]

然而反开采的草根运动中最为不和谐的惨痛现实是大部分社区的确缺乏这种能力；而外部力量——一个远在天边的中央政府，及与之狼狈为奸的跨国企业——纯粹只是在将巨大的健康和安全隐患加于居民之上，即便这有时候意味着违反当地法令。水力压裂设施、沥青砂管道、煤炭铁道和出口码头，正在大多数人已经通过投票箱、官方咨询活动以及街头抗议明确表明了反对意见的那些地区计划修建。

然而当地居民是否同意似乎无关紧要。一次又一次，政府在无法说服当地居民这些项目符合他们真正的最佳利益之后，选择与能源企业合作，将和平的活动家诬陷成恐怖分子，使用暴力和严苛的法律手段镇压反对意见。 [55] [56]

各色各样的非政府组织发现自己处于安保部队和能源企业越来越严密的监控之下，而且这两者常常是联合行动的。宾夕法尼亚州国土安全局雇用了一个私人承包商以搜集反水力压裂法团体的情报，并同步与大页岩气公司分享。同样的现象也正在法国上演，2011年，公益性质的美国环保协会被判非法刺探绿色和平组织的情报。与此同时，在加拿大，有消息披露说加拿大负责监督间谍机构的国家安全情报局的委员会主席查克·施特拉尔（Chuck Strahl），曾登记为恩桥公司的游说者——而这家公司正是极具争议性的北方门户沥青砂油管道的幕后企业。这是一个麻烦的事情，因为国家能源局已经指定该机构评估该管道工程遭受的安全威胁，而明眼人都能看出这实际上是监视环保人士和原住民的暗号。 [57]

施特拉尔的双重身份，让人怀疑恩桥公司是否也可以接触到委员会所收集的资料的问题。后来又传出消息称，施特拉尔并不是似乎同时在为政府和化石燃料公司工作的唯一一人。加拿大广播公司报道称：“哈珀政府任命的其他负责管控间谍活动的人员中，有一半也与石油产业有关联。”——包括恩桥公司旗下全资子公司恩桥天然气新不伦瑞克公司（Enbridge Gas NB）的一名董事会成员，以及另一个横加公司的前董事会成员。施特拉尔在争议中宣布辞职，但是其他人并没有。 [58]

企业和政府之间的勾结已经是如此的我行我素、目中无人，以至于这些进行阻拦工程的团体对他们而言顶多算作是“覆岩层”而已——而“覆岩层”则是开采行业用以形容那些为了获取沥青砂或矿藏而必须被移除的“废土”的极为丑恶的用词。如同那些被工业机器铲出、磨碎并堆积成巨大的矿渣堆的树木、土壤、岩石和泥土一样，民主也正在分崩离析，被嚼碎后扔到一边，并为推土机开路。

这很显然就是被贝拉贝拉市黑勒楚克人的欢迎仪式惊吓到的三人联合审查小组最终向加拿大联邦政府提交的建议书里所要传达的消息。小组宣布北方门户管道计划应当继续。而且尽管它列举了施工前必须满足的209个条件——从提交驯鹿栖息地的保护计划，到以“Adobe PDF与Microsoft Excel电子表格的格式”制作水路交汇点的最新清单——这一裁定还是几乎被普遍解读为政治上的绿灯。 [59]

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在审查小组的社区听证会上发言的超过1000人中，只有两个人是支持这一项目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80%的该省居民反对在他们资源丰富的海岸线出现更多的油轮。一个所谓的公正的审查机构在压倒性的反对意见下仍赞成管道的修建，这被很多加拿大人视作一个严重的潜在危机的明确证据，一个与权力和金钱而非环保相关的危机。“令人悲伤的是，今天的结果恰恰就是我们预料的那样，”反管道建设运动家托伦斯·科斯特（Torrance Coste）说道，“这证明我们的民主体制已经崩坏了。” [60]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些仅仅是气候变化本身所代表的全球民主危机的局部表现。正如委内瑞拉政治科学家爱德加多·兰德尔（Edgardo Lander）贴切指出的：“气候谈判的全面失败可以突出显现我们在多大程度上已经生活在一个后民主社会里。金融资本和油气行业的利益如今比全球各地人民的民主需求更加重要。在全球新自由主义社会里，利润比生命更重要。”或者如《卫报》不可或缺的环境专栏作家乔治·蒙贝尔特（George Monbiot）在里约热内卢地球峰会20周年时所说的那样：“当我们要求世界各国的政府，在实现了诸如研制隐形轰炸机和作战无人机、全球市场和万亿美元的救助计划的奇迹之余，能够抽取他们投入在这些项目中所花费的能源和资源中的哪怕一成，用于保护我们的地球时，难道我们要求得太多了吗？不幸的是，似乎的确是这样。”事实上，我们的政治领导人甚至未能尝试为我们确保一个安全的未来，而这代表着难以想象的合法性危机。 [61]

然而很多人对此危机的反应并不是放弃获取真正的自治权利的前景，而是试图在其仍有着真正影响的领域实现这一愿景。比如说，引人注目的是，即便是各国政府和国际组织让我们失望之时，从波哥大到温哥华的世界各城市却在引领气候运动。较小的那些社团也正率先为气候变化后的未来作民主准备。我们可以从快速发展的城镇转型计划（Transition Town）中最为清楚地看到这一点。自从2006年创立于托特内斯（Totnes）——英格兰德文郡一个波西米亚风气浓郁的古老市镇——以来，该组织已经扩散到了全世界范围内至少43个国家的超过460个地区。每一座参与转型的城市（有可能是一座真正的城市，也有可能是在一座更大的城市里的一个社区）都需要设计一项叫做“能源下降行动计划”的方案——这是一份集体起草的，旨在降低排放量和逐渐摆脱化石燃料的蓝图。这一过程为参与式民主提供了难得的空间。各路邻居涌入市政府的咨询会议，分享他们从发展本土农业以增强食品安全到建造更为有效的经济适用房之类的观点。 [62]

这一进程也并不全是干巴巴的计划会议。在托特内斯，当地的转型活动团体经常组织电影之夜、公共演讲和讨论，以及街头节庆活动来庆祝每一个意味着更大的可持续性的标志性事件。这同时也是一种对于环境危机的回应，而且与安全的食品供应和建设坚固的海堤一样至关重要。因为任何社区想要在如此极端的气候事件中生存下来，关键的决定性因素在于它的连接组织——当地的小商户与公共空间的存在，使邻居们得以互相认识，并保证老年人不会在毁灭性的热浪与风暴中被遗忘。正如环境作家和分析师大卫·罗伯茨（David Roberts）所观察到的那样：“弹性的成分”正在“使得社会圈与公民圈重叠，其中充满着由于住得比较靠近、共享公共空间而互相认识并相互照顾的人们。在面临巨大压力或者威胁的时候，最大的危险就是与世隔绝。想方设法扩展公共空间并培养公民的参与度并不仅仅是什么糊涂的自由主义项目——它是一种生存战略”。 [63]

地方政治中的紧密联系也使得这一层级的政府变成了抵御碳能源开采狂潮的重要部分——无论是在那些投票收回对一个拒绝转用可再生能源的燃烧煤炭的公有企业控制权的城市（正如许多德国公民正在做的那样），那些采用从化石能源产业撤资政策的城市，还有那些通过了反水力压裂法条令的城市。而且这些不仅仅是不满的象征性表达。在谈到他的客户挑战当地反水力压裂法条令所涉及的利害关系的时候，挪威能源公司美国分公司（Norse Energy Corporation USA）聘用的一名律师托马斯·韦斯特（Thomas West）对《纽约时报》表示：“它将决定纽约州内油气产业的未来。” [64]

地方性法令并不是占领区运动扩展其最初胜利的唯一非常规法律手段，甚至也不算是最强大的。当恩桥公司的北方门户管道计划的检查小组发布了他们的建议书之后，这就更明显了。他们给联邦政府批准这一令人厌恶的沥青砂项目亮绿灯的消息，很大程度上得到的回应并不是绝望。相反，许多加拿大人仍然相信，不仅管道将永远无法继续施工，而且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海岸也将得到保护——不管检查小组说什么，或是联邦政府做什么。“联邦内阁需要来自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原住民的认可以及社会上的许可，但他们两个都没有。”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塞拉俱乐部的活动总监凯特琳·弗农（Caitlyn Vernon）说。她还引用《保护弗雷泽河宣言》的签署人巴普蒂斯特酋长的话表示：“根据原住民法律，原住民已经正式禁止了管道和油轮从他们的土地上穿过。” [65] 这是一种在新闻报道中反复回响的情绪：该省原住民的法定所有权是如此的强大，以至于即便联邦政府批准了管道的修建（且它在2014年6月的确这么做了），这个计划仍然会由于原住民的法律挑战，以及森林中的直接行动而最终成功地被阻止。

事实真的如此吗？正如我们在下一章节中所要探究的那样，世界各地在气候问题上一直被亏欠的原住民以及发展中国家，的确有抗衡越来越反民主且肆意妄为的政府的危害的潜力。不过这种力量斗争的结果并不明朗。如往常那样，这取决于这些人权和道德要求能够发起的运动与集会类型。

[1] Rachel Carson, “The Real World Around Us,” 对Theta Sigma Phi所做的演讲，Columbus, Ohio, 1954, 出自 Lost Woods: The Discovered Writing of Rachel Carson , ed. Linda Lear （Boston: Beacon Press, 1998）, 163.

[2] Paige Lavender and Corbin Hiar, “Blair Mountain: Protesters March to Save Historic Battlefield, Huffington Post, June 10, 2011.

[3] Northern Gateway 打算在BC水域使用的最大油轮的容量上限是220万桶油，略多于Exxon Valdez 运输的1,264,155桶的74%：“Section 3.9: Ship Specifications,” TERMPOL Surveys and Studies, Northern Gateway Partnership Inc., Enbridge Northern Gateway Project, January 20, 2010, pp. 2–7; “Oil Spill Facts: Questions and Answers,” Exxon Valdez Oil Spill Trustee Council, http://www.evostc .state .ak.us.

[4] Jess Housty, “Transformations,” Coast, April 1, 2013.

[5] “Protesters Blamed for Cancelled Pipeline Hearing,” CTV News Vancouver, April 2, 2012.

[6] 与York University博士生Tyler McCreary的个人电子邮件交流，January 30, 2014.

[7] Sheri Young，代表 Enbridge Northern Gateway Project Joint Review Panel，致Heiltsuk Tribal Council, Heiltsuk Hereditary Chiefsh和Heiltsuk Economic Development Corporation的信，April 2, 2012; Housty, “Transformations”; Alexis Stoymenoff, “Enbridge Northern Gateway Protest in Bella Bella Was ‘Absolutely Peaceful,’ ” Vancouver Observer , April 2, 2012.

[8] 当联合审查小组几个月之后又安排了一个补偿性的听证会时，会场却变成了省内另一处一个主要由白人构成的社区。

[9] Housty, “Transformations”; Kai Nagata, “Enbridge Misses Heiltsuk Pipeline Hearings,” The Tyee , July 27, 2012; 脚注：Sheri Young，代表 Enbridge Northern Gateway Project Joint Review Panel，致Heiltsuk Tribal Council, Heiltsuk Hereditary Chiefsh和Heiltsuk Economic Development Corporation的信，April 2, 2012; Housty, “Transformations”; Alexis Stoymenoff, “Enbridge Northern Gateway Protest in Bella Bella Was ‘Absolutely Peaceful,’ ” Vancouver Observer , April 2, 2012.。

[10] Jess Housty, “At the JRP Final Hearings,” Coast, June 20, 2013.

[11] 与Melachrini Liakou的个人访谈，May 31, 2013。

[12] 与Alexis Bonogofsky的个人访谈，March 27, 2013。

[13] Andrew Nikiforuk, Tar Sands: Dirty Oil and the Future of a Continent （Vancouver: Greystone, 2010）, 44.

[14] 与Jeff King的个人访谈，June 23, 2011。

[15] Luiza Ilie, “Romanian Farmers Choose Subsistence over Shale Gas,” Reuters, October 27, 2013.

[16] “Oil Sands Export Ban: BC First Nations Unite to Declare Province-Wide Opposition to Crude Oil Pipeline and Tanker Expansion,” Yinka Dene Alliance, press release, December 1, 2011; “First Nations Gain Powerful New Allies in Fight Against Enbridge Northern Gateway Pipeline, Tankers,” Yinka Dene Alliance, press release, December 5, 2013; 作者原创报告，December 1, 2011.

[17] “Read the Declaration,” Save the Fraser Declaration, Gathering of Nations, savethefraser.ca.

[18] Sheila Leggett, Kenneth Bateman, and Hans Matthews, “Report of the Joint Review Panel for the Enbridge Northern Gateway Project,” Volume 2, National Energy Board, 2013, pp. 222, 271.

[19] “White House Could Cast Decisive Vote to Permit 20,000 Fracking Wells in Delaware River Basin,” Democracy Now!, November 11, 2011; “Natural Gas Development Regulations,” Delaware River Basin Commission, November 8, 2011, p. 19.

[20] “High Plains Aquifer Water Quality Currently Acceptable but Human Activities Could Limit Future Use,” U.S. Department of the Interior U.S. Geological Survey, press release, July 16, 2009; “Ogallala Aquifer Initiative,” Natural Resources Conservation Service, U.S.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 http://www.nrcs.usda.gov.

[21] 2.3桶: “Oil Sands Water Use” （2013 data）, Oil Sands Information Portal, Government of Alberta, http://osip.alberta.ca; 常规原油: “Growth in the Canadian Oil Sands: Finding the New Balance,” IHS Cambridge Energy Research Associates, 2009, pp. III–7; 需要更多水: Trisha A. Smrecak, “Understanding Drilling Technology,” Marcellus Shale no. 6, Paleontological Research Institution, January 2012, p. 3; “70至300 倍”：Seth B. Shonkoff, “Public Health Dimensions of Horizontal Hydraulic Fracturing: Knowledge, Obstacles, Tactics, and Opportunities,” 11th Hour Project, Schmidt Family Foundation, April 18, 2012, http://www.psr.org; 2800亿: Elizabeth Ridlington and John Rumpler, “Fracking by the Numbers: Key Impacts of Dirty Drilling at the State and National Level,” Environment America, October 2013, p. 4. http://www.environmentamerica.org; “足以泛滥”：Suzanne Goldenberg, “Fracking Produces Annual Toxic Water Enough to Flood Washington DC,” Guardian , October 4, 2013.

[22] Monika Freyman, “Hydraulic Fracturing and Water Stress: Water Demand by the Numbers,” Ceres, February 2014, pp. 49–50, 59–63; David Smith, “Proposed Fracking in South Africa Beauty Spot Blasted,” Guardian , August 23, 2013; “Hydraulic Fracturing and the Karoo,” Shell South Africa, July 2012, http://www.shell.com/zaf.html; “Tampering with the Earth’s Breath” （video）, Green Renaissance, Vimeo, May 11, 2011.

[23] Ilie, “Romanian Farmers Choose Subsistence over Shale Gas.”

[24] 与Anni Vassiliou的个人访谈，June 1, 2013。

[25] 令人遗憾的是，在国际法庭裁定这些加勒比岛屿为尼加拉瓜政府的合法领土之后（尽管实际上这些岛屿仍然是哥伦比亚的一部分），这个还没建立多久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生物圈保护区（UNESCO Biosphere Reserve）又一次受到了威胁。尼加拉瓜已经宣布有意向在当地进行开采。

[26] Marion W. Howard, Valeria Pizarro, and June Marie Mow, “Ethnic and Biological Diversity Within the Seaflower Biosphere Reserv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sland Affairs 13 （2004）: 113; “Caribbean Archipelago Spared from Oil Drilling,” Rainforest Rescue, June 21, 2012, http://www.rainforest-rescue.org; 脚注：“Nicaragua Files New Claim Against Colombia over San Andres,” BBC, September 16, 2013.

[27] “Victories,” Beyond Coal, Sierra Club, http://content.sierraclub.org; Mary Anne Hitt, “Protecting Americans from Power Plant Pollution,” Sierra Club, September 17, 2013; “Proposed Coal Plant Tracker,” Beyond Coal, Sierra Club, http://contentsierraclub.org.

[28] James E. Casto, “Spokesmen for Coal Blast EPA Regulatory Mandates,” State Journal （West Virginia）, November 15, 2013.

[29] Jeremy van Loon, “Canada’s Oil-Sand Fields Need U.S. Workers, Alberta Minister Says,” Bloomberg News , September 7, 2011; Shawn McCarthy and Richard Blackwell, “Oil Industry Rebuts ‘Trash-Talking’ Celebrity Critics,” Globe and Mail , January 15, 2014.

[30] T. S. Sudhir, “After Police Firing, Srikakulam Power Plants Under Review,” NDTV.com, July 16, 2010.

[31] Barbara Demick, “Residents of Another South China Town Protest Development Plans,” Los Angeles Times , December 21, 2011; Gillian Wong, “Thousands Protest China Town’s Planned Coal Plant,” Associated Press, December 20, 2011; Gillian Wong, “Tear Gas Fired at Protesters in China Seaside Town,” Associated Press, December 24, 2011.

[32] 与Li Bo的个人访谈，January 11, 2014。

[33] “Beijing’s Air Pollution at Dangerously High Levels,” Associated Press, January 16, 2014; Ma Yue, “Alarm System to Close Schools in Severe Smog,” Shanghai Daily , January 16, 2014; “Chinese Anger over Pollution Becomes Main Cause of Social Unrest,” Bloomberg, March 6, 2013，网上刊登日期January 29, 2014.

[34] Bruce Einhorn, “Why China Is Suddenly Content with 7.5 Percent Growth,” Bloomberg Businessweek , March 5, 2012; “GDP Growth （Annual %）,” 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 World Bank, http://data.worldbank.org; James T. Areddy and Brian Spegele, “China Chases Renewable Energy as Coast Chokes on Air,” Wall Street Journal , December 6, 2013; Justin Guay, “The Chinese Coal Bubble,” Huffington Post, May 29, 2013; Katie Hunt, “China Faces Steep Climb to Exploit Its Shale Riches,” New York Times , September 30, 2013.

[35] Christian Lelong et al., “The Window for Thermal Coal Investment Is Closing,” Goldman Sachs, July 24, 2013; Dave Steves, “Goldman Sachs Bails on Coal Export Terminal Investment,” Portland Tribune , January 8, 2014.

[36] “Shale Gas: Member States Need Robust Rules on Fracking, Say MEPs,” European Parliament, press release, November 21, 2012.

[37] Andrea Schmidt, “Heirs of Anti-Apartheid Movement Rise Up,” Al Jazeera, December 15, 2013.

[38] Naomi Klein, “Time for Big Green to Go Fossil Free,” The Nation , May 1, 2013; “Commitments,” Fossil Free, 350.org, http://gofossilfree.org; “Stanford to Divest from Coal Companies,”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release, May 6, 2014.

[39] “Harvard University Endowment Earns 11.3% Return for Fiscal Year,” Harvard Gazette , September 24, 2013; Andrea Schmidt, “Heirs of Anti-Apartheid Movement Rise Up,” Al Jazeera, December 15, 2013; Mark Brooks, “Banking on Divestment,” Alternatives Journal , November 2013.

[40] Mark Brownstein, “Why EDF Is Working on Natural Gas,” Environmental Defense Fund, September 10, 2012.

[41] 例如在2013年5月，68个团体与个人——包括地球之友、绿色和平和小罗伯特·肯尼迪（Robert Kennedy Jr.）——签署了一封直接批评美国环保协会及其总裁弗雷德·克虏伯的信，信中指责其参与组建与能源产业展开合作的可持续页岩气发展中心（Center for Sustainable Shale Development， CSSD）。信中表示：“CSSD自我标榜为‘有着共同目标的广泛利益团体’之间的协同努力，但是我们作为一个国家的目标不是也不能和雪佛龙、康寿能源（Consol Energy）、殷拓集团（EQT Corporation）和壳牌保持一致，而它们却都是CSSD的合作伙伴。”“这些集团只对尽可能多且便宜地开采页岩气和石油感兴趣。而我们则是对尽可能地消除开采活动、对化石能源的利用，以及促进向真正可持续能源——如太阳能、风能和水能——的迅速过渡感兴趣。”

[42] 脚注：Letter to Fred Krupp from Civil Society Institute, et al., May 22, 2013, http://www.civilsocietyinstitute.org.

[43] 我用电子邮件和卡尔·波普取得了联系，他此前还未对这个争议性事件发表过看法。他是这样解释他的行为的：“气候运动倡导者们在与煤炭行业展开战争，而在那一刻切萨皮克公司却愿意与我们合作。我理解那些认为这一联合是一个坏主意的人的顾虑——但是如果没有这一联合，很可能我们阻止的150个悬而未决的燃煤电厂项目里面，大约有75个将会完成。”他同时表示：“我所真正感到后悔的是，当时我并没有能够了解页岩油气革命的规模与形式。而这使得我们不合时宜地对宾夕法尼亚、西弗吉尼亚和科罗拉多等州进行了以应对可能受到的冲击为目的的投资。这是一个严重而昂贵的有失远见的做法。”

[44] Ben Casselman, “Sierra Club’s Pro-Gas Dilemma,” Wall Street Journal , December 22, 2009; Bryan Walsh, “How the Sierra Club Took Millions from the Natural Gas Industry—and Why They Stopped,” Time , February 2, 2012; Dave Michaels, “Natural Gas Industry Seeks Greater Role for Power Plants, Vehicles,” Dallas Morning News , September 18, 2009; Sandra Steingraber, “Breaking Up with the Sierra Club,” Orion , March 23, 2012.

[45] Felicity Barringer, “Answering for Taking a Driller’s Cash,” New York Times, February 13, 2012; “48 Arrested at Keystone Pipeline Protest as Sierra Club Lifts 120-Year Ban on Civil Disobedience,” Democracy Now!, February 14, 2013; 与Sierra Club的通讯主任Bob Sipchen的个人电子邮件通讯，April 21, 2014.

[46] Robert Friedman, “Tell Your Alma Mater, Fossil Fuel Divestment Just Went Mainstream,” Natural Resources Defense Council, April 30, 2014; Klein, “Time for Big Green to Go Fossil Free.”

[47] Andrea Vittorio, “Foundations Launch Campaign to Divest from Fossil Fuels,” Bloomberg, January 31, 2014; “Philanthropy,” Divest-Invest, http://divestinvest.org.

[48] “Global 500,” Fortune , 2013, http://fortune.com; Stanley Reed, “Shell Profit Rises 15% but Disappoints Investors,” New York Times , January 31, 2013; Stanley Reed, “Shell Says Quarterly Earnings Will Fall 48%,” New York Times , January 17, 2014.

[49] “Global 500,” Fortune , 2013, http://fortune.com; Stanley Reed, “Shell Profit Rises 15% but Disappoints Investors,” New York Times , January 31, 2013; Stanley Reed, “Shell Says Quarterly Earnings Will Fall 48%,” New York Times , January 17, 2014.

[50] “Notice of Arbitration Under the Arbitration Rules of the United Nations Commission on International Trade Law and Chapter Eleven of the North American Free Trade Agreement,” Lone Pine Resources Inc., September 6, 2013, pp. 4, 15–18.

[51] The General Agreement on Tariffs and Trade （GATT 1947）,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Article XI: 1, http://www.wto.org.

[52] 与Ilana Solomon的个人访谈，August 27, 2013。

[53] Sarah Anderson and Manuel Perez-Rocha, “Mining for Profits in International Tribunals: Lessons for the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Institute for Policy Studies, April 2013, p. 1; Lori Wallach, “Brewing Storm over ISDR Clouds: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Talks—Part I,” Kluwer Arbitration Blog, January 7, 2013.

[54] Lindsay Abrams, “The Real Secret to Beating the Koch Brothers: How Our Broken Political System Can Still Be Won,” Salon , April 29, 2014; 与Marily Papanikolaou的个人访谈，May 29, 2013; Mark Strassman, “Texas Rancher Won’t Budge for Keystone Pipeline,” CBS Evening News , February 19, 2013; Kim Murphy, “Texas Judge Deals Setback to Opponents of Keystone XL Pipeline,” Los Angeles Times , August 23, 2012.

[55] 这在2013年12月达到了真正不可理喻的程度，当时大约20名反水力压裂法活动家在德文能源（Devon Energy）俄克拉何马城总部打出了抗议横幅之后，被指控进行了“恐怖主义敲诈”。其中一个横幅化用《饥饿游戏》（Hunger Games ）的口号说：“我们永无胜算。”（THE ODDS ARE NEVER IN OUR FAVOR.）这是一种标准甚至良性的维权模式，除了一个细节以外。据俄克拉何马城警察队长德克斯特·纳尔逊所言，根据警方的报告，在条幅降低的同时，它洒下了“黑色粉末状物质”以模仿“一场生化袭击”。队长又说，这邪恶之粉，“后来被确定是荧光物质”。更不用提后来该事件的视频显示，周围聚集的围观群众根本没有注意到这些洒落的荧光物质。为此被指控和可能面临长达十年的监禁的人之一 ——斯特凡·华纳（Stefan Warner）表示：“如果他们给我一把扫帚，我两分钟就可以把它们扫干净。”

[56] 脚注：Suzanne Goldenberg, “Terror Charges Faced by Oklahoma Fossil Fuel Protesters ‘Outrageous,’ ” Guardian , January 10, 2014; Molly Redden, “A Glitter-Covered Banner Got These Protesters Arrested for Staging a Bioterror Hoax,” Mother Jones , December 17, 2013; 与Moriah Stephenson的个人电子邮件通讯，Great Plains Tar Sands Resistance, January 22, 2014; Will Potter, “Two Environmentalists Were Charged with ‘Terrorism Hoax’ for Too Much Glitter on Their Banner,” Vice , December 18, 2013.

[57] Adam Federman, “We’re Being Watched: How Corporations and Law Enforcement Are Spying on Environmentalists,” Earth Island Journal , Summer 2013; Richard Black, “EDF Fined for Spying on Greenpeace Nuclear Campaign,” BBC, November 10, 2011; Matthew Millar, “Canada’s Top Spy Watchdog Lobbying for Enbridge Northern Gateway Pipeline,” Vancouver Observer , January 4, 2014; Jordan Press, “Chuck Strahl Quits Security Intelligence Review Committee,” Postmedia News, January 24, 2014.

[58] Greg Weston, “Other Spy Watchdogs Have Ties to Oil Business,” CBC News, January 10, 2014; Press, “Chuck Strahl Quits Security Intelligence Review Committee.”

[59] Leggett, Bateman, and Matthews, “Report of the Joint Review Panel for the Enbridge Northern Gateway Project,” Volume 2, pp. 209, 384.

[60] 更加新近的一次民意测验发现，64%的不列颠哥伦比亚省人反对油轮交通增长。“强烈”反对的人数是“强烈”支持者的四倍：“Oil Tanker Traffic in B.C.: The B.C. Outlook Omnibus,” Justason Market Intelligence, January 2014, p. 5. 社区听证：Larry Pynn, “Environmentalists Pledge Renewed Fight to Stop Northern Gateway Pipeline,” Vancouver Sun , December 19, 2013; 80个百分点：Scott Simpson, “Massive Tankers, Crude Oil and Pristine Waters,” Vancouver Sun , June 5, 2010; “体系破坏”：Christopher Walsh, “Northern Gateway Pipeline Approved by National Energy Board,” Edmonton Beacon , December 19, 2013,

[61] Edgardo Lander, “Extractivism and Protest Against It in Latin America,” 演示于The Question of Power: Alternatives for the Energy Sector in Greece and Its European and Global Context, Athens, Greece, October 2013. George Monbiot, “After Rio, We Know. Governments Have Given Up on the Planet,” Guardian , June 25, 2012.

[62] “Initiative Figures,” Transition Network, updated September 2013, https://www.transitionnet work.org; Transition Network, “What Is a Transition Initiative?,” http://www.transitionnetwork.org.

[63] David Roberts, “Climate-Proofing Cities: Not Something Conservatives Are Going to Be Good At,” Grist, January 9, 2013.

[64] Jesse McKinley, “Fracking Fight Focuses on a New York Town’s Ban,” New York Times , October 23, 2013.

[65] “Panel Fails to Listen to British Columbians,” Sierra Club BC, press release, December 19, 2013.

第11章
你和什么军队？
原住民权利和承诺的力量

“我从来没有想到过我会亲眼见证我们团结在一起的那一天。我们之间的关系正在改变，刻板印象正在消除，我们互相开始更为尊重对方。如果要说是因为什么，那就是恩桥公司的北方门户管道计划统一了不列颠哥伦比亚省。”

——杰拉尔丁·托马斯-弗鲁勒尔（Geraldine Thomas-Flurer），

反对恩桥公司北方门户管道计划的原住民组织

“因卡德内联盟”（Yinka Dene Alliance）协调人，2013年 [1]

“西弗吉尼亚州永远不会有和平，因为这里永远没有公正。”

——玛丽·哈里斯·“母亲”·琼斯，

劳工运动组织者，1925年 [2]

那个标准普尔公司（Standard ＆ Poor’s）来的家伙正在翻动会议厅圆桌上油腻的粘合剂，他眉头紧锁，眼神飘忽，点着头。

那是2004年，我正在参加两个重要的原住民领袖和世界三大信用评级机构之一的代表之间的私人会议。会议由亚瑟·曼纽尔（Arthur Manuel）发起，他是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内陆的内斯康立斯（Neskonlith）部落的前酋长，现在是原住民经济贸易网络的发言人。

亚瑟·曼纽尔是许许多多受人尊敬的原住民领袖中的一员，并且是关于如何使好战的政府尊重原住民土地权利方面的国际公认的思想家，虽然你可能无法从他直言不讳的态度或他在说话中间抿嘴笑的习惯当中看出这一点。他的理论是，除非有可信的威胁显示继续侵犯原住民权利将会给政府或者投资者带来巨额的经济损失，情况将不会发生改变。所以他一直在寻求不同的方法来给他们制造这种损失。

这也是为什么他决定与标准普尔公司进行接触，该公司时常赐予加拿大AAA的信用评级。这是一个对投资者而言垂涎欲滴的指标，告诉他们这个国家是投入存放资金的安全去处。在给该公司的信件中，曼纽尔争辩说，加拿大不应该得到如此高的评级，因为它漏报了一项非常重要的债务：自1846年以来，未经允许从未被割让的原住民土地上榨取的所有财富。 [3] 他又进一步解释，最高法院作出的许多判决肯定了原住民和条约权利至今仍然有效。

经过不知多少回的往复后，他最终得以与主权评级团队（Sovereign Ratings Group）董事乔伊迪普·穆克赫吉（Joydeep Mukherji）会面，正是这个人负责发布加拿大的信用评级。会面在标准普尔的总部举行，那是毗邻华尔街的一幢高耸的大厦。曼纽尔也邀请了海伊达部族（Haida Nation）充满魅力的领袖古贾乌（Guujaaw）来帮助他阐明那些未偿债务的情况，并在最后一刻邀请我作为见证人参加了这次会面。由于不清楚“9·11事件”后需要有官方的身份证明才能进出主要的曼哈顿办公楼，海伊达的领袖把自己的护照留在了酒店客房。他穿着短袖格子衬衫，背后垂着长辫子，因此差点无法通过安检。但是经过与安检人员的一些交涉（以及曼纽尔楼上的联系人的干预）之后，我们成功地进入了大楼。

在会面时，曼纽尔展示了奥肯那根部族（Okanagan）的传讯令状，并解释说许多其他原住民部族也发布了相似的传讯令状。这些简单的文件宣布了这些部族对大片土地的所有权主张，并通知了加拿大政府他们有强烈的、采取法律行动的意向，以讨回资源公司在未经其同意所使用的土地上获取的经济利益。曼纽尔解释说，这些令状显示了加拿大政府拥有的数以万亿美元计的未偿还债务。

接着，古贾乌神情严肃地向穆克赫吉展示了海伊达部族登记的索赔声明，一份由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最高法院归档的七页长的法律文件。该声明要求从省政府那里获取其在海伊达部族合法拥有的土地上进行非法开发及污染的损失赔偿，指控伐木业巨头惠好公司（Weyerhaeuser）和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政府未经征询，就在海伊达部落所属太平洋岛屿格瓦伊岛（Haida Gwaii）进行伐木作业。的确，当时加拿大最高法院还在对这个案例进行讨论。“现在加拿大和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政府正在使用我们的土地和资源——而这是我们原住民条约中所规定的合法权益——来作为他们从华尔街获得的所有贷款的抵押，”曼纽尔说，“实际上我们正在以自己的贫穷补贴加拿大和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财富。” [4]

穆克赫吉和他的一个标准普尔公司的同事听着我们说话，并安静地浏览曼纽尔提供的文件。他又礼貌地问了一个有关加拿大最近的联邦选举的问题，以及新的政府是否有望改变他们在实施原住民土地权方面的现状。很明显这些对他们来说并不陌生——不管是这些索赔声明，还是法院裁决，抑或是宪法语言。他们也并没有对这些事实提出异议。不过穆克赫吉尽可能友善地解释说，该公司已经得出结论，认为加拿大的原住民并没有行使其权利的力量，因此也无法争取回他们的巨额债务。这也就意味着，在标准普尔公司看来，这些债务并不会影响到加拿大主要的信用评级。不过，公司将会持续监察有关情况，关注动态变化。

我们带着这个答复回到了街上，被捧着拿铁咖啡、对着手机吼叫的纽约市民包围。曼纽尔闪拍到了几张古贾乌站在标准普尔公司的标志下，被身穿防弹衣的安保人员从侧面包围的照片。两个男人似乎对于发生的事情毫不气馁，而我却感到震惊。因为标准普尔公司的人事实上对我们国家的原住民代表所说的是：“我知道你们从来就没有出售过你们的土地。但是你们有什么办法让加拿大政府信守诺言呢？你和哪一支军队？”

在那个时候，这个问题似乎没有很好的答案。北美原住民权益背后并没有集结起强大的力量，而他们面对的却是强大的反对力量。不仅仅是政府、能源工业和警察，还有把原住民刻画成生活在过去、享有不当特殊权利的群体的私营媒体，也正是这些媒体，常常未能就我们的政府（及其英国前任）签署的条约的性质进行基本的公共教育。即便是最为聪明的、进步的思想家也很少对此给予关注：的确，他们在理论上支持原住民权利，但通常仅仅是把它作为更广泛的多元文化马赛克的一部分，而非一个需要积极维护的事物。不过，在占领区运动式抗争的崛起这一最为重要的政治发展的进程中，这种状况正在迅速改变——而且越来越多的各式各样的“军队”开始聚拢在将原住民土地权利转化为实质的现实经济收入的斗争当中，而无论是政府还是能源工业都无法忽视这一点。

最后一条防线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在现今反化石能源浪潮的崛起过程中，原住民权利的行使发挥了中心作用。内兹·珀尔斯部落最终阻止了巨大钻机通过爱达荷州和蒙大拿州的12号高速公路；北夏安的原住民至今仍然是蒙大纳州东南部的煤矿业扩张的最大阻碍；计划中的西北太平洋最大煤矿出口港口所面对的最大法律障碍则是卢米部落；在新不伦瑞克省，艾希布图部落则设法大幅度干扰了水力压裂法进行的地质测试，等等。当我们回溯历史，值得一提的是尼日利亚的奥戈尼和伊贾族的抗争，其中包括对于夺回两部族声称在尼日利亚殖民化进程中被非法剥夺的自治权和土地资源控制权的要求。简而言之，在不少的占领区运动当中，原住民土地条约权利被证明是能源开采产业的主要障碍。

同时通过这些胜利，许许多多的非原住民开始了解到，这些权利代表着阻止生态危机的最为强大的工具。更为重要的，许多非本地人也开始看到，原住民正在维护的生活方式对于如何以无需开采化石能源的方式与土地展开互动有着重要的教育意义。这是一个短时间内真正翻天覆地的变化，从我的祖国即可一窥这种转变的迅猛。

《加拿大宪法》和《加拿大权利和自由宪章》承认“原住民权利”并为其提供保护，包括条约权、自治权与实践传统文化习俗的权利。不过，在加拿大人中间仍然存在一种普遍的看法，认为协议代表着原住民同意完全放弃大部分的土地以换取公共服务和更小的预留地上的指定权利。很多加拿大人也认为，在未被条约所覆盖的土地上（这占国家土地的很大一部分，单单是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就占了80%），非原住民可以对当地的自然资源为所欲为。第一民族原住民有权处理他们的自然资源储备，但他们同样也有权不去处理，那样的话，经过这么多年的自然损耗，他们实际上已经失去了这些储备。“谁捡到东西，东西就归谁”之类的想法仍然流行。 [5]

然而在1990年代末期，形势发生了逆转。当时加拿大最高法院对于那些考验原住民所有权和条约权利的范围的案件做出了一系列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宣判。第一个案件是1997年的德尔加穆库诉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案（Delgamuukw v. British Columbia），法院的裁决是，在条约未涵盖的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大部分土地当中，原住民对于这些土地的所有权从未失效，仍需落实。许多原住民部落将此解释为明确肯定他们对于那片土地仍然享有充分权利，包括有权在那里捕鱼、打猎和采摘。切尔西·瓦沃尔（Chelsea Vowel）——一位主要在蒙特利尔活动的混血教育家和原住民法律学者，解释了这一裁决所造成的冲击。“有一天，加拿大人突然间意识到这样一个法律事实：有数百万公顷的土地从未属于王室，”而这将“对我国从未被割让过的其他地区产生直接影响”。 [6]

两年后的1999年，著名的 “马歇尔裁决”确认了这样一个事实：当主要居住于新不伦瑞克和新斯科舍（Nova Scotia）的米克马克、马利希特（Maliseet）和帕萨马克沃蒂（Passamaquoddy）部落在1760年和1761年与英国王室签订“和平友好”条约时，他们并没有如许多加拿大人所想的那样，同意放弃他们对他们祖传领土的权益。相反，他们只是同意在原住民部落可以继续在这些土地上继续进行捕鱼、贸易和举行仪式等传统活动的条件下，将这些土地与殖民者分享。该案件主要是由于一个渔民——小唐纳德·马歇尔（Donald Marshall Jr.）发起的。他在禁渔期捕捉鳗鱼，且未携带捕鱼许可证。法院判决则称米克马克和马利希特部落全年都有权在他们祖先曾经捕过鱼的地方捕鱼，以维持“小康生活”，从而使得原住民无需受制于联邦政府给其他非原住民捕鱼船队制订的许多规定。 [7]

许多其他的北美条约也含有类似的资源共享规定。例如涵盖了阿尔伯塔省沥青砂油区大部的第六号条约，就明确指出“印第安人有权在交出的土地上继续自己的狩猎和捕鱼的职业”。也就是说，他们只是交出他们对于这片土地的专属权，并同意由缔约双方共同使用这片土地，允许定居者和原住民并行追求自己的利益。 [8]

但是，假如缔约的其中一方对这片共享的土地做出无可挽回的改变和毒害，那么和平共处显然是不可能的。而且的确，尽管在条约文本上并没有写明，但是居住在当地的原住民长者表示，原住民谈判者仅仅允许定居者使用土地达“一犁的深度”——大大浅于今天开挖的如海绵孔般密集的各种深坑。在创造现代北美版图的协议中，这种土地共享规定构成了最主要条约的基础。

在加拿大，最高法院做出决定的那段时期动荡不安。联邦和省政府很少或者根本没做任何保护法官们所确认的原住民权利的事情，所以这一任务落到了原住民身上。他们来到属于自己的土地和水域上宣扬自己的权利主张，并在上面捕鱼、打猎、伐木，建造仪式用的建筑，而且往往没有得到国家许可。强烈的反对随之而来。全国范围内的非原住民渔民和猎人抱怨称印第安人“凌驾于法律之上”，称他们将要清空海洋和河流里面的鱼群，捞走全部好处，毁灭森林，等等等等（他们却毫不介意加拿大各级政府不计后果的、层出不穷的资源处置失当）。

在新不伦瑞克省的米克马克部落伯恩特·彻奇（Burnt Church），这种紧张局势达到了顶峰。马歇尔裁决判定米克马克人可以行使他们的条约权，并有权在政府指定的禁渔期内捕鱼，被激怒的非原住民渔民暴徒对他们的原住民邻居发动了一系列暴力袭击。在这场后来被称作“伯恩特·彻奇危机”的事件中，成千上万的米克马克捕龙虾器被毁，三个鱼类加工厂被洗劫一空，一个用于举行仪式的木柱被烧毁，几名原住民则在他们的卡车被袭击后住院。而且不仅仅是暴力攻击。随着长达数月的危机的持续，满载防暴警察的政府船只撞上了原住民的渔船，致使两艘渔船沉没，船员只好跳入水中求生。米克马克的渔民尽己所能来保护自己，并求助于米克马克战士协会（Mi’kmaq Warrior Society），但是他们实力悬殊，因此随后的几年渔民一直生活在恐惧当中。种族歧视是如此严重，甚至有非原住民渔民戴上原住民式的长发发套，在甲板上，在欢快的电视拍摄镜头前，跳起卡通化的“战舞”。

那是2000年。在2013年，在从伯恩特·彻奇沿着岸边开车一个小时出头就能到达的另一处地方，米克马克战士协会又一次登上了新闻。这次是因为他们与艾希布图部落合作，以驱逐处在该省的水力压裂法狂潮的风头浪尖上的一家得克萨斯州企业。但他们的情绪和潜在的动机却完全不同。这一次，在几个月的示威之后，这些战士协助点燃了一系列的仪式性篝火，并专门邀请了非原住民群体来加入他们的街垒斗争当中，“以保证这家企业无法重新开展用水力压裂法开采页岩气的工作”。随后的一个声明解释说：“这是团结原住民、阿卡迪亚人和盎格鲁人的更大运动的一部分。”（新不伦瑞克省有许多说法语的阿卡迪亚人，他们本身就与说英语的主体人口有历史纠纷。） [9]

许多人响应了这一号召，而且人们经常指出艾希布图部落领导的示威非常具有多样性，吸引了来自该省的所有族群，以及全国范围内各原住民部落的参与者。正如一个非原住民示威者德比·郝珀（Debbi Hauper）对一个影片摄制组所说的那样：“这是真正意义上的团结。我们在最为重要的议题上团结在了一起，而且也开始认清越来越多政府和开采产业试图分化我们的手段。是正视的时候了，这些手段几十年来一直都在奏效，但我认为我们正在醒悟。” [10]

的确有人试图复兴那些古老的仇恨。有人无意中听到一位警官说：“王室领土属于政府，而不是该死的原住民。”而且随着与警察的冲突开始暴力化，新不伦瑞克总理戴维·阿尔瓦德（David Alward）观察到，“很显然，有些人还没有和我们新不伦瑞克人享有共同的价值观”。但是整个群体还是团结在了一起，而且全国数十个城镇也发生了旨在表达支持与团结的示威：“这不仅仅是一场原住民运动。说实话，当这个省份所有的主体族群——英语族群、法语族群和原住民，为一个共同目标而团结在一起的时候，这实在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新不伦瑞克绿党党魁大卫·库恩（David Coon）如是说，“这实际上是一个事关正义的问题。他们想保护他们共同的土地、水和空气免遭破坏。” [11]

在那时该省的许多民众。已经意识到，米克马克在其传统拥有的土地上进行打猎与捕鱼的权利——而正是这一权利在12年前引发了种族暴乱——代表了反水力压裂法的大多数新不伦瑞克民众的最好的希望。 [12] 当然这一运动显然也需要新的工具。阿尔瓦德总理在2010年当选之前是一位水力压裂法怀疑论者，但是就职之后他马上就改变了腔调，说页岩气提供的财政收入对于提供社会服务和就业机会是必要的——正是这种出尔反尔滋生了那些关于代议制民主的世界已经完蛋的愤世嫉俗的观点。

不过，与此相反的是，原住民权利本身并非建立在政治家的怪念头之上。艾希布图部落的立场是，并没有任何条约给予了加拿大政府从根本上改变他们祖先的土地的权力。经马歇尔判决确认的打猎与捕鱼的权利，被威胁到他们的土地和水域的基本状况的工业活动所侵犯（因为假如水都已经被污染了，捕鱼权又有什么用处呢？）。艾希布图部落的盖利·西蒙（Gary Simon）解释称：“我相信我们的条约是为我们的子孙后代保留清洁水源的最后防线。” [13]

这也是卢米部落在对抗华盛顿州贝灵汉附近的煤炭出口港口时所采用的立场，他们辩称，在乔治亚海峡（Strait of Georgia）水域猛增的货轮交通流量，以及煤灰所产生的污染性影响，侵犯了他们对于这些水域的受到条约保护的权利。〔华盛顿州的下艾尔华·克拉拉姆部落（Lower Elwha Klallam tribe）在其领导人争取阻止艾尔华河上游两座大坝的修建的时候，也做出了类似的声明。他们声称这些大坝阻挡了鲑鱼的流动，从而侵犯了他们的捕鱼权，并取得了成功。〕而当美国国务院在2014年2月表示可能很快就会同意“基斯顿XL”管道计划的修建的时候，拉科塔部族的成员们很快就宣称他们认为这一管道工程是违法的。正如罗斯布德部落（Rosebud tribe）的土地部门雇员保拉·安特瓦内（Paula Antoine）所解释的那样，由于管道穿过了拉科塔部落受条约保护的传统领地，且离预留地很近，“它们并没有尊重我们的条约，而且正在以通过我们的领地的形式，侵犯我们的条约权和我们的领地界线。在条约中所定的界线以内的任何地面干扰都会对我们造成影响”。 [14]

这些权利是真实有力的，因为我们的星球许多最大且最为危险的尚未爆发的碳能源弹，就埋在原住民合法拥有的地面和水域之下。没有人比那些居住在河流下游、受条约保护的捕猎场地业已受到污染的原住民部落，拥有更强大的法律力量去阻止沥青砂的疯狂扩张，正如没有人比那些生计将会被一场漏油事故摧毁的因纽特人、萨米人和其他北方原住民，拥有更强大的法律力量去制止在北极融冰下进行钻探的疯狂浪潮一样。而他们是否能够行使这些权利，又是另一回事。

这种力量在2014年1月得到了展示。当时，一些阿拉斯加当地部落与几个大型环保团体一道，在对抗壳牌公司已经深陷丑闻的北极冒进性开采的法律诉讼中取得了一次重要胜利；在原住民村落尖望小镇（Point Hope）的带领下，联合体宣称当美国内政部向壳牌公司和其他企业发出楚科奇海的开采许可时，并没有把所有风险考虑齐全，包括其对原住民生活方式的侵害，而这种生活方式与一个健康的海洋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正如镇长史蒂夫·乌米图克（Steve Oomittuk）在提交诉状时所说的那样，他的人民“数千年来一直都在依靠狩猎楚科奇海上的迁徙动物生存。这是我们的花园，我们的身份，我们的生机。没有它们，我们今天将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我们反对可能危及我们的生活方式和我们所高度依赖的动物生存的任何行为”。原住民领地反环境破坏运动（Resisting Environmental Destruction on Indigenous Lands）的执行董事法伊斯·葛米尔（Faith Gemmill）提到，对于依赖楚科奇海生存的因纽特人而言，“你不能把对他们的生活的影响和对环境的影响割裂开来，因为两者是一样的”。 [15]

联邦上诉法院做出了有利于原住民同盟的裁定，并发现内政部的风险评估的依据是“恣意和反复无常的”， [16] 或是“只包含最理想的情况下对环境的危害”。

这与为英国石油公司的“深水地平线”灾难埋下祸根的虚假风险评估不相同。英国绿色和平组织的执行董事约翰·萨乌文（John Sauven）将该裁决形容为“对壳牌公司北极野心的当头一击”。的确如此，几天之后，壳牌公司就宣布他们将无限期搁置他们的北极计划。“这是一个令人失望的结果，但是缺乏推进工程的畅通无阻的路径，意味着2014年我们并没有准备好在阿拉斯加进行更多的资源开采，”壳牌首席执行官本·范伯登表示，“我们将会寻求与相关部门和法庭合作，以尽快解决公开的法律问题。”要不是原住民团体在这次战斗中提出了人权的利害关系，这一胜利可能永远都不会出现。 [17]

与此相似，在全球范围内，推进新的大型煤矿和煤炭出口港口的企业开始被迫将原住民所拥有的独一无二的法律权利纳入考量范围。比如在2013年的澳大利亚西澳大利亚州，需要与原住民展开土地所有权诉讼的前景，是导致一个价值450亿美元的液化天然气加工厂和港口计划泡汤的重要原因。而且尽管州政府坚持要在当地修建天然气基建设施以及进行水力压裂法开采，原住民团体则威胁要在法庭上维护自己传统的所有权和诉讼权利。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面临煤层气开发的新南威尔士州。 [18]

与此同时，几个亚马孙河流域的原住民群体都在坚决抵制石油利益集团决心牺牲大片森林的企图，并保护了地底下的碳储藏和吸收碳排放的树木，以及那些油气矿床之上的土壤。他们在美洲人权法院（Inter-American Court of Human Rights）上又进一步成功地捍卫了他们的土地权利，该法院在许多与自然资源和土地权利相关的原住民和政府的法律纠纷中，站在了原住民的一边。 [19] 而在哥伦比亚安第斯山脉云端，树冠被薄雾永恒笼罩的丛林中，与世隔绝的乌瓦（U’wa）部落创造了历史。他们抵御了石油巨头在其领土上进行钻探的多次尝试，坚持认为窃取地底下的石油将会带来部落的毁灭（尽管石油公司还是开展了一些有限的钻探活动）。

随着原住民权益运动在全球范围内力量的增强，原住民在取得外界对这些土地归属权的正当性的认同上取得了巨大的进展。最值得一提的莫过于联合国大会在2007年9月以143国赞同（4个原先投反对票的国家——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最后都在国内压力下一个个地选择投赞同票）的结果通过的《联合国原住民人民权利宣言》（United Nations Declaration on the Rights of Indigenous Peoples）。该宣言宣称：“原住民族有权养护、保护环境和他们的土地或领土和资源的生产能力。”并进一步说明，“在未事先获得原住民族自由知情同意的情况下，而没收、夺走、占有、使用或破坏他们历来拥有或以其他方式占有或使用的土地、领土和资源，原住民族有权要求补偿”。一些国家甚至开始着手修订宪法以确认这些权利。玻利维亚2009年全民公投通过的新宪法规定：“应当于在原住民所居住的领土上开采不可再生的自然资源之前，确保原住民事先同意的权利：包括强制要求政府开展协商，及要求政府出于善意及基于共识开展工作。”这是一个巨大的、来之不易的立法胜利。 [20]

强权与权利

而尽管民众对于这些权利的认同越来越强烈，政府所说的（以及签署的）和所做的之间仍然存在巨大差距——而且当这些权利在法庭上受到考验时，并不能确保获胜。即便是在玻利维亚和厄瓜多尔这样有着开明法律的国家，政府仍然在没有征得依靠土地生存的原住民同意的情况下推进开采项目。 [21] 而在加拿大、美国和澳大利亚，不仅这些权利被忽视，而且原住民还知道，如果他们打算采取实际行动阻止那些显然本身就是违法的开采项目的话，他们将极有可能会面对一罐辣椒喷雾或是枪弹。当律师们在法庭上就土地所有权的复杂问题展开辩论时，嗡鸣的电锯正在将相当于我们国家年龄的四倍的大树推倒，而水力压裂法产生的有毒液体正在渗入地下水。

能源工业之所以可以免受惩罚，和法律没什么关系，而是与政治强权密切相关：与世隔绝且一贫如洗的原住民总体上缺乏行使他们的权利的财力和社会影响力，再说，警察是政府控制的。况且在法庭上与跨国能源开采企业对峙的成本相当巨大。比如说，在厄瓜多尔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雨林切尔诺贝利案”中，最高法院裁定雪佛龙公司为其所造成的破坏赔偿95亿美元。当时，一个雪佛龙公司发言人说了一句很出名的话：“我们会一直战斗到整个地狱都冻结……到那时我们将在冰面上一决胜负。”而且的确，这场官司还在继续。 [22]

在阿尔伯塔省北部的海狸湖克里部族旅行时，巨大的不平衡令我震撼。这个部落深陷于与沥青砂相关的一场高风险法律斗争中。2008年，他们对省政府、联邦政府和英国王室提出了一次历史性的起诉，指控由于被告许可在原住民传统的领土上搭建石油和天然气基础设施的网格构架，以及毒害驱离当地的野生动物，被告不低于15000次侵犯了原住民在其领地上继续捕鱼捕猎的条约权利。 [23] 该案例之所以引人注目，是因为它所针对的对象并不是特定的一次侵权，而是针对有毒开采活动的整个模式，根本性地指出正是这种模式本身构成了严重的违约。

“加拿大和阿尔伯塔省的政府对我们的人民做出了很多承诺，而我们也希望看到他们能够保守这些诺言。”海狸湖克里部族强大的酋长阿尔·拉美曼（Al Lameman）在提交诉讼的时候说道（拉美曼之前也在提交最初的几个控告加拿大政府侵犯原住民人权的诉讼时创造过历史）。尽管胜算不高，该案却一直在加拿大法院系统中畅通无阻。在2012年3月，阿尔伯塔省的一个法院断然拒绝了政府以“轻率”、“滥用法律手段”和“难以管理”的理由驳回该案的企图。 [24]

在阿尔伯塔省法院做出判决的一年后，我遇到了现已退休的阿尔·拉美曼，和他的表妹杰曼·安德森（Germaine Anderson）——一个民选部族议员，以及前酋长的侄女克里斯托·拉美曼（Crystal Lameman）——她已成为国际舞台上反对沥青砂最引人注目的人物之一。这三个人对于推动该案件进程负有最大责任，杰曼·安德森邀请我参加一场家庭烧烤并讨论这个案件。

当时是7月上旬，在一个又长又黑暗的冬天之后，一切都仿佛揭去了面纱：晚上10点钟时太阳依然是亮的，而北边的大气看上去有一种薄薄的、经过烘焙的质感。阿尔·拉美曼近年来明显地变老了许多，而且时常悄悄地加入对话，又悄悄地退出。非常害羞的安德森健康状况也不好。这个家庭聚会的地点正是安德森消夏的地方：树林中一处空地上的移动房屋，没有自来水和电力供应，完全脱离电网。

我知道海狸湖克里部族正在经历一场以弱胜强的斗争。但是在那个漫长的夏夜中，我突然间意识到这一切真正意味着什么：在我的国家中一些最边缘化的人——其中有很多，如拉美曼部族的年长成员，是虐待性寄宿学校的代际创伤中的幸存者——正在迎击这个星球上最为富有强大的力量之一。他们英雄般的抗争不仅仅是他们的人民获得一个健康的未来的最佳机会，而且如果如同海狸湖之类的法庭挑战能够成功阻止沥青砂油工程的扩张，那么它们很可能也是其他人继续享受一个适宜人类居住的气候的最好机会。

这是一个沉重的负担，而且这些部落在背负起这个使命的时候，我们其他人给予的支持却少得可怜。这是一种无以言状的社会不公。

往北走大概几个小时，就能够来到另一个原住民社区，阿萨巴斯卡奇佩维安部族（Athabasca Chipewyan First Nation）。他们最近发起了又一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诉讼，这次他们针对的是壳牌和加拿大政府允许壳牌对大型沥青砂矿进行扩建的行为。起诉方同时还挑战了另一个壳牌公司的项目——计划中的皮埃尔河矿，称它会“对水土和野生动物产生严重影响，从而影响到原住民部族使用他们的传统土地的能力”。这次的力量对比再一次失衡到惊人。阿萨巴斯卡奇佩维安部族只有大约1000个成员，运营预算只有区区大约500万美元，而他们的对手却是加拿大政府，以及在全球70多个国家拥有92000名雇员、2013年的全球收入高达4512亿美元的壳牌公司。很多社区知道这种悬殊的力量对比，因此不难理解他们为什么从来都没有想过涉足这种官司。 [25]

正是这种权利与资源之间的差距——这种法律文字所述和面对比自己强大得多的实体穷人们的有限能力之间的差距——使得政府和能源工业多年来一直都可以只借不还。

“遵守条约”

情况正在改变。许多非原住民开始意识到原住民权利——一旦获得法院裁决、直接行动和大型群体运动要求获得尊重的大力支持——就能够成为我们免遭未来气候混乱的最强堡垒。

这也是为什么，在很多情况下，反对极端能源开采的运动已经不再针对特定的石油、天然气和煤炭企业，甚至也不仅仅是民主运动。他们正在为原住民和非原住民之间的历史性和解创造条件。后者总算明白了，当民选官员开始公开鄙弃民主原则的时候，原住民权利就已不再是一种威胁，而是一份大礼了。在大部分北美地区，原住民条约谈判者都有先见之明，将依靠传统领地生存的条款加入条约中，这使得这些国家以及其他国家的所有居民，在日后需要阻止政府参与掠夺地球的行为的时候，拥有了代代相传的法律工具。

也正因如此，在往日只有愤怒、嫉妒和几无掩饰的种族主义的社区里，开始出现了新的、不同寻常的东西。“我们真的很感谢在这次斗争中和我们站在一起的原住民伙伴。”家住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圣詹姆斯堡（Fort St. James）的房地产经理里昂奈尔·科南特（Lionel Conant）说。从他家里就能看见规划之中的北方门户管道。“（他们）拥有解决（管道问题）的法律手段……因为所有这些土地都未经割让。”在华盛顿州，反对煤炭出口码头建设的活动家将卢米人的条约权利视作自己在其他方法都不奏效的情况下的“最后王牌”。而在蒙大拿州，塞拉俱乐部的麦克·斯科特（Mike Scott）直截了当地告诉我：“我并不认为人们了解原住民作为主权实体所拥有的政治力量，而这往往是由于他们缺乏行使这种力量的资源所导致的。他们可以用我们做不到的方法来阻止能源项目。” [26]

在新不伦瑞克省，一个参与了反水力压裂法运动的米克马克妇女苏扎内·帕特尔斯（Suzanne Patles），描述了非原住民是如何“找到原住民并告诉我们‘我们需要帮助’的”。 [27] 一直以来，受救世主主义和怜悯施舍毒害的原住民居民和善意的自由主义者之间的关系，正在转变。

正是在这种意识的逐渐转变当中，“不再坐视”运动（Idle No More）开始在2012年末闯入加拿大政坛，并迅速传到边境以南。北美的购物中心——从庞大的西埃德蒙顿购物中心（West Edmonton Mall ）到明尼苏达的美国商城（Mall of America）——随着原住民在圣诞购物季的顶峰在北美大陆各地进行快闪活动，手鼓和礼服叮当的声音使得整个商城都焕发出生气。在加拿大，原住民领导人绝食，而青年们走上了长达数月的精神远足的路途，并封锁公路和铁路。

这一运动的导火索是加拿大政府对于原住民主权的一系列攻击，以及其对已有环境保护措施，尤其是与水有关的措施的全面出击，以便为沥青砂的快速扩张、更多的大型矿场和像恩桥公司的北方门户管道一样的计划铺平道路。这些攻击在2012年以两份综合预算法案的形式出现，对全国的环境监管框架造成了大规模破坏。因此，突然间一大堆工业活动无需经过联邦环境审核，而伴随着其他的一些变化，这大大削减了当地社区表达意见的机会，且使得哈珀的顽固右翼政府得以腾出手来巩固不得人心的能源和发展项目。这两份综合预算法案同时还彻底改掉了《通航水域保护法案》（Navig Waters Protection Act）中关于保护物种和生态系统不受损伤的核心条款。之前，全国几乎百分之百的水体都被这些保护措施所覆盖；而根据新的法令，这一比例被大幅砍至不到1%，而对一些管道而言这种保护措施直接就被免除掉了（后来，有文件披露称，后一项措施是管道产业所特别要求的）。 [28]

加拿大人被制度改变的程度和速度所震惊。大部分人感到无能为力，而且他们很有理由这么做：尽管只得到了39.6%的选票，哈珀政府在议会中拥有多数席位，因此显然可以为所欲为。 [29] 但是原住民的回应并不是绝望，而是发动一场从太平洋海岸到大西洋海岸的“不再坐视”运动。运动的领袖表示，这些法律是对原住民使用清洁水源和维持传统生活方式权利的侵犯。突然间，那些在地域冲突中所提出的论点被上升到了国家层面，用来对付不可一世的联邦法律。而且有一段时间“不再坐视”运动似乎占据了主导权，吸引了加拿大社会的广泛支持，从工会到大学生，再到主流报纸的言论版。

这些“多权少钱”人群和相对而言“多钱少权”人群的联合体有着巨大的政治潜力。假如有足够多的人要求政府遵守他们向其建立殖民地的土地上的人民所作出的法律承诺，并以足够的力量进行兑现，对竞选连任感兴趣的政治家们就不能一直忽略他们。同时那些法院——无论他们怎么声称自己如何超脱于这些影响之外——也将不可避免地被他们赖以运转的社会中的价值观所塑造。尽管不乏少数勇敢的裁决，但如果一个不起眼的土地权利或条约被一个文化整体系统性地忽略的话，法院通常会得过且过。但是如果更广泛意义上的社会主体能够认真看待这些承诺，那就有更大机会让法院遵从这样的社会认知。 [30]

随着“不再坐视”运动愈演愈烈，它开始得到了许多投资者的注意。“六年来，加拿大的省份首次未能在2012～2013年的最佳矿业司法管辖范围的调查中居于首位，”路透社2013年3月报道称，“参与调查的矿业公司反映他们担心土地归属权的问题。”该篇文章引用了在安大略省拥有多个项目的尊贵金矿公司（Premier Gold Mines）首席执行官伊万·唐尼（Ewan Downie）的话：“我想说的是，现在给加拿大矿业投资造成最大压力的事情之一就是原住民的问题。” [31]

在《卫报》工作的记者和活动家马丁·卢卡奇（Martin Lukacs）发现加拿大人似乎终于开始明白：

如果他们按照《联合国原住民人民权利宣言》落实原住民的权利，那么这将可以在一片广阔的土地上改变主导权的平衡：给予原住民更多的控制权，同时大大减少大型企业的控制权。这意味着到最后尊重原住民权利将不仅仅事关偿还加拿大对原住民的巨额债务：这也是我们保护大片土地免遭无尽的开采与破坏的最佳机会。毫不夸张地说，原住民的行动——以及加拿大人决定是否站在他们一边——将决定这个星球的命运。

这种新的认识正在传播给越来越多的加拿大人。数以千计的人签名参加与原住民结为盟友的教育活动……持续地给原住民要求施加真正影响力的行动，将会迫使大家考虑加拿大经济的本质——乃至国家转型的可能性。那是一个不断增长的大规模抗议运动、一个由无尽的力量和数字组成的军队带来的承诺。 [32]

简而言之，像亚瑟·曼纽尔和古贾乌在2004年与标准普尔公司会谈时，后者所要求的那种将权利转换为权力的影响力已经开始发展壮大。

这一联合体的力量在2014年1月，摇滚传奇人物尼尔·杨（Neil Young）拉开跨加拿大的“遵守条约”（Honour the Treaties）之旅的序幕时又一次得到了增强。他几个月前造访了沥青砂矿，并因他所看见的一切而深受打击，（颇具争议地）表示这片区域“看上去像广岛”。在那片区域中，他遇见了阿萨巴斯卡的奇佩维安部落的酋长艾伦·亚当，并听说了那些对抗壳牌公司沥青砂扩建的法律诉讼，以及目前的石油生产水平给当地社区健康带来的影响。“我坐在酋长的帐篷里，就在预留地上。我听着那些故事。我看到了所有的部落癌症发病率都在上升。这不是虚构，这是千真万确的。”杨说道。 [33]

而他总结说他为对抗沥青砂矿所能做的最好的贡献，就是帮助阿萨巴斯卡奇佩维安部落在法庭上行使权利。于是，他进行了一次巡回演唱会，并将全部收入捐给部落以应对诉讼。除了在两个月内为诉讼募集得60万美元以外，他的巡回演唱使得失控的沥青砂开发所造成的当地和全球影响得到了加拿大全国前所未有的关注。首相办公室进行了回击，攻击了加拿大最受爱戴的偶像之一，但是他们失败了。很多加拿大名人公开表达了对运动的支持，而且民意调查显示即便是在阿尔伯塔省，大多数民众在这一争端上也站在杨这边。 [34]

更为重要的是，“遵守条约”巡回演唱会引发了一场关于尊重原住民合法权利的责任的全国性讨论。“加拿大人的正直是否被一个不遵守构建国家基础的条约的政府所威胁，这应该由全国各地所有的加拿大人决定。”杨表示。而且全国民众也直接听见了艾伦酋长的发言，他将他的祖先签订的条约描述为“不仅仅是一张张的纸，还是抵御很多人不想要、而我们已经饱受其扰并且还在不断侵蚀中的沥青砂开发计划的最后防线”。 [35]

经济选项的道义责任

这条最后防线最大的主体，是一个涉及面远远不止摇滚音乐会和支付律师费的现金的复杂挑战。原住民群体之所以不反抗壳牌这样的公司的深层次原因，在于对他们的经济和社会权利的系统性剥夺，而这使得与重度污染的石油或矿业企业做生意看起来成了唯一一个满足基本人类需求的方法。是的，保护河流、小溪和海洋以供传统渔业的渴望的确存在。但是在加拿大，根据2011年的一份政府报告，25%的原住民群体的供水系统是如此地缺乏维护与资金，以至于它们对健康构成了“总体高风险”；而数以千计的居住在原住民预留地的居民则根本没有排水或者自来水设施。如果你是这样一个社区的领袖，付出一切代价来保养这些基础服务，很可能将是压倒一切的优先事项。 [36]

而讽刺的是，在大多数的情况下，气候变化正在进一步给原住民社区施加经济压力，逼迫他们与采掘业进行快速和肮脏的交易。这是由于颠覆性的天气变化，尤其是在北方地区，使得狩猎和捕鱼更为艰难（比如说当气温不足以支持冰块凝固的时候，极北的部落社区基本上就已经被困住了，他们将连续几个月都没法收获食物）。这一切使得当壳牌这样的公司来到城里，并提供在职培训和资源共享的时候，你很难说不。这些部落成员都知道，钻探只会让他们更加难以从事生计活动——不过还是有人真正关注石油开发对鲸、海象、驯鹿的迁移的影响——而且是在无法避免的漏油事故还没有出现的情况下。然而正是由于生态环境已经被气候变化严重破坏，看起来往往没有别的选择。

这种好的选择的缺乏在格陵兰岛得到了或许是最好的演绎。在那里，后退的冰川和融化的冰层为开发新矿场和离岸石油勘探展示了巨大的潜力。作为前丹麦殖民地，格陵兰岛在1979年取得了自治权，但是这个因纽特国家每年仍然依赖来自丹麦的超过6亿美元的资助（相当于本国经济总量的整整三分之一）。2008年举行的自治公投给予了格陵兰更多对于自己内部事务的控制权，但也使它坚定不移地走上了依靠钻探和采矿获得完全独立的道路。“我们非常清楚钻探石油将会导致更多的气候变化，”一位时任自治办公室主任的格陵兰高官在2008年的时候这样说道，“但是我们还有别的办法吗？当它让我们能够买来独立时，我们还能说不吗？”目前格陵兰岛的最大产业是渔业，当然，一次大规模石油泄漏就足以将其摧毁。而被选为开发格陵兰岛大约500亿桶离岸石油和天然气的企业之一，正是英国石油公司，这也显然并不是什么好兆头。 [37]

的确，这种忧郁的动态令人强烈地回想起英国石油公司在“深水地平线”灾难之时启动的“机会之船”项目。在长达数月的时间里，几乎整个路易斯安那州的捕鱼船队都只能够空停于港口，民众对海产品安全问题的担忧让他们无法维持生计。当时英国石油公司提议将所有的渔船改装为清理船，使用英国石油公司提供的围油栏捞起一些油（几乎没有任何用处）。对于当地捕捞虾和牡蛎的渔民来说，从刚刚夺走他们生计的公司那里接活是非常难以接受的——但是他们还有什么别的选择吗？没有人会为他们付账。这正是油气产业维系其控制的手段：把救生筏丢给他正在淹死的人。

原住民将开采产业视为他们的一系列坏选项中最好的选项，也就不令人惊讶了。在大多数原住民社区里面，几乎没有任何经济发展可言，没有任何人提供任何职务或者技能培训。所以，几乎在所有的处于开采活动战斗前沿的社区里，总有一些派别认为不应该由原住民以牺牲自己来保护世界的其他部分免遭气候变化之苦，并认为他们应该聚焦于如何从矿业和油气企业中达成更好的交易，以便为他们的基本服务和年轻人的职业技能培训买单。麦凯堡部落（Fort McKay First Nation）酋长吉姆·布谢尔（Jim Boucher）的部族领地被阿尔伯塔省的沥青砂油计划所毁坏。他在2014年的一场由石油产业赞助的会议上说：“除了沥青砂之外没有任何其他让我们的人民得到雇佣或者拥有某种形式的利益的机会。”——参考之前曾一度推动当地经济发展的皮毛交易，他甚至将这些矿场称为“新的陷阱路线”（new trap line）。 [38]

可悲的是，这种说法已经造成了恶意的分裂，而家庭经常就究竟是接受能源产业的合约还是秉承传统教导分歧严重。随着能源产业所提供的物资变得丰富起来（这本身也是占领区运动力量越来越强大的体现），那些尝试着守护底线的人经常感到，他们除了长期贫困以外，并没有给他们的人民带来什么。正如一位传统的北夏安说书人和矿业发展的资深反对者小菲利普·惠特曼（Phillip Whiteman Jr.）告诉我的：“我不能一直要求我的人民与我一起受难。” [39]

这些情况引发了对崛起中的占领区运动而言令人困扰的道德问题，它越来越依赖原住民来作为反对新的、高碳排放的计划的法律堡垒。将条约权利和所有权赞美为反对化石能源开采的“最后防线”当然很好，但是如果非原住民正在请求这个星球上那些最为贫穷的、权利被最为系统性地剥夺的人群之一来作为人类的拯救者的话，那么冒昧问一句，我们又能够为他们做些什么呢？这种关系又何尝不会是另一种类似于开采企业与原住民之间的关系，也就是非原住民将原住民辛辛苦苦赢得的权利为己所用，却没有或者只给一点点回报呢？正如我们从碳补偿政策的经历中看到的，大量新的“绿色”关系只是在复制旧模式而已。大型非政府组织经常搬出原住民作为他们的法律立足点，分担一些昂贵法律诉讼的费用，却对为什么那么多原住民一开始被迫接受这些合同的深层次原因不闻不问。失业率依然居高不下。选择的余地，在大多数情况下，黯淡无望。

如果这种情况想要有所改变，那么比起为法律斗争筹款，“遵守条约”运动的呼吁就要走得再远一些。我们的祖先没能成为原住民的条约协议和土地分享的伙伴，而我们需要做到这一点，兑现他们立下的一整套诺言。在不会危及原住民从事传统生活方式的权利的前提下，提供医疗保障和教育，以便创造经济机会。因为那些真正有权从长远角度拒绝肮脏开发的人，就是那些看到了切实可行的、充满希望的其他选项的人。不仅仅在富裕国家内部是如此，在富裕的后工业化发达国家和快速工业化的发展中国家之间也是如此。

[1] Melanie Jae Martin and Jesse Fruhwirth, “Welcome to Blockadia!” YES! , January 11, 2013.

[2] Mary Harris Jones, Autobiography of Mother Jones （Mineola, NY: Dover [1925], 2004）, 144.

[3] Gurston Dacks, “British Columbia After the Delgamuukw Decision: Land Claims and Other Processes,” Canadian Public Policy 28 （2002）: 239–255.

[4] “Statement of Claim between Council of the Haida Nation and Guujaaw suing on his own behalf and on behalf of all members of the Haida Nation （plaintiffs） and Her Majesty the Queen in Right of the Province of British Columbia and the Attorney General of Canada （defendants）,” Action No. L020662, Vancouver Registry, November 14, 2002, http://www.haidanation.ca; Haida Nation v. British Columbia （Minister of Forests） 3 SCR 511 （SCC 2004）; “Government Must Consult First Nations on Disputed Land, Top Court Rules,” CBC News, November 18, 2004; 与Arthur Manuel的个人访谈， August 25, 2004.

[5] 与York University的博士生Tyler McCreary的个人电子邮件交流， January 30, 2014.

[6] Delgamuukw v. British Columbia , [1997], 3 SCR 1010; British Columbia Treaty Commission, “A Lay Person’s Guide to Delgamuukw v. British Columbia,” November 1999, http://www.bctreaty.net; Chelsea Vowel, “The Often-Ignored Facts About Elsipogtog,” Toronto Star , November 14, 2013.

[7] Melanie G. Wiber and Julia Kennedy, “Impossible Dreams: Reforming Fisheries Management in the Canadian Maritimes After the Marshall Decision,” 出自Law and Anthropology: International Yearbook for Legal Anthropology , Vol. 2, ed. René Kuppe and Richard Potz （The Hague: Martinus Nijhoff Publishers, 2001）, pp. 282–297; William Wicken, “Treaty of Peace and Friendship 1760,” Aboriginal Affairs and Northern Development Canada, https://www.aadnc-aandc.gc.ca; R. v. Marshall , 3 SCR 456 （1999）; “Supreme Court Decisions: R. v. Marshall,” Aboriginal Affairs and Northern Development Canada.

[8] “Map of Treaty-Making in Canada,” Aboriginal Affairs and Northern Development Canada, https://www.aadnc-aandc.gc.ca; “Alberta Oil Sands,” Alberta Geological Survey, last modified June 12, 2013, http://www.ags.gov.ab.ca; “Treaty Texts—Treaty No. 6; Copy of Treaty No. 6 Between Her Majesty the Queen and the Plain and Wood Cree Indians and Other Tribes of Indians at Fort Carlton, Fort Pitt, and Battle River with Adhesions,” Aboriginal Affairs and Northern Development Canada, https://www.aadnc-aandc.gc.ca.

[9] “Emergency Advisory: Mi’kmaq say, ‘We Are Still Here, and SWN Will Not Be Allowed to Frack,’ ” press release, Halifax Media Co-op, November 3, 2013.

[10] Martha Stiegman and Miles Howe, “Summer of Solidarity—A View from the Sacred Fire Encampment in Elsipogtog,” （video）, Halifax Media Co-op, July 3, 2013.

[11] “ ‘Crown Land Belongs to the Government, Not to F*cking Natives,’ ” APTN, October 17, 2013; Martin Lukacs, “New Brunswick Fracking Protests Are the Frontline of a Democratic Fight,” Guardian , October 21, 2013; Renee Lewis, “Shale Gas Company Loses Bid to Halt Canada Protests,” Al Jazeera America, October 21, 2013.

[12] “FORUMe Research Results,” PowerPoint, MQO Research, presented at FORUM e conference, New Brunswick, June 2012, http://www.amiando.com; Kevin Bissett, “Alward Facing Opposition from N.B. Citizens over Fracking,” The Canadian Press, August 30, 2011.

[13] Stiegman and Howe, “Summer of Solidarity.”

[14] Richard Walker, “In Washington, Demolishing Two Dams So That the Salmon May Go Home,” Indian Country Today , September 22, 2011; “Press Release 02/26/2014,” Shield the People, press release, February 26, 2014; “Keystone XL Pipeline Project Compliance Follow-up Review: The Department of State’s Choice of Environmental Resources Management, Inc., To Assist in Preparing the Supplemental Environmental Impact Statement,”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 and the Broadcasting Board of Governors, February 2014; Jorge Barrera, “Keystone XL ‘Black Snake’ Pipeline to Face ‘Epic’ Opposition from Native American Alliance,” APTN, January 31, 2014.

[15] Steve Quinn, “U.S. Appeals Court Throws Arctic Drilling into Further Doubt,” Reuters, January 23, 2014; Native Village of Point Hope v. Jewell , 44 ELR 20016, No. 12-35287 （9th Cir., 01/22/2014）; “Native and Conservation Groups Voice Opposition to Lease Sale 193 in the Chukchi Sea;” World Wildlife Fund, press release, February 6, 2008; Faith Gemmill, “Shell Cancels 2014 Arctic Drilling—Arctic Ocean and Inupiat Rights Reality Check,” Platform, January 30, 2014.

[16] Native Village of Point Hope v. Jewell.

[17] Terry Macalister, “Shell’s Arctic Drilling Set Back by US Court Ruling,” Guardian , January 23, 2014; “New Shell CEO Ben van Beurden Sets Agenda for Sharper Performance and Rigorous Capital Discipline,” Shell, press release, January 30, 2014.

[18] Erin Parke, “Gas Hub Future Unclear After Native Title Dispute,” ABC （Australia）, February 7, 2013; “Environmentalists Welcome Scrapping of LNG Project,” ABC （Australia）, April 12, 2013; Andrew Burrell, “Gas Fracking Wars to Open Up on a New Front,” Australian, December 30, 2013; “Native Title Challenge to Canning Gas Bill,” Australian Associated Press, June 20, 2013; Vicky Validakis, “Native Title Claimants Want to Ban Mining,” Australian Mining , May 14, 2013.

[19] “Ecuador: Inter-American Court Ruling Marks Key Victory for Indigenous People,” Amnesty International, press release, July 27, 2012.

[20] 原始投票：United Nations News Centre, “United Nations Adopts Declaration on Rights of Indigenous Peoples,” United Nations press release, September 13, 2007; 稍后承认：“Indigenous Rights Declaration Endorsed by States,” Office of the United Nations High Commissioner for Human Rights, press release, December 23, 2010; “有权”“赔偿”：United Nations Declaration on the Rights of Indigenous Peoples , G.A. Res. 61/295, U.N. Doc. A/Res/61/295 September 13, 2007, pp. 10–11, http://www.un.org; 宪法（西班牙语原文）: República del Bolivia, Constitución de 2009, Capítulo IV: Derechos de las Naciones y Pueblas Indígena Originario Campesinos, art. 30, sec. 2; 宪法（英语译文）: Leah Temper et al., “Towards a Post-Oil Civilization: Yasunization and Other Initiatives to Leave Fossil Fuels in the Soil,” EJOLT Report No. 6, May 2013, p. 71.

[21] Alexandra Valencia, “Ecuador Congress Approves Yasuni Basin Oil Drilling in Amazon,” Reuters, October 3, 2013; Amnesty International, “Annual Report 2013: Bolivia,” May 23, 2013, http://www.amnesty.org.

[22] John Otis, “Chevron vs. Ecuadorean Activists,” Global Post , May 3, 2009.

[23] “Beaver Lake Cree Sue over Oil and Gas Dev’t,” Edmonton Journal , May 14, 2008; “Beaver Lake Cree Nation Draws a Line in the （Oil） Sand,” Beaver Lake Cree Nation, press release, May 14, 2008.

[24] “Beaver Lake Cree Sue over Oil and Gas Dev’t,” Edmonton Journal , May 14, 2008; “Beaver Lake Cree Nation Draws a Line in the （Oil） Sand,” Beaver Lake Cree Nation, press release, May 14, 2008；Court of the Queen’s Bench, Government of Alberta, 2012 ABQB 195, Memorandum of Decision of the Honourable Madam Justice B. A. Browne, March 28, 2012.

[25] Bob Weber, “Athabasca Chipewyan File Lawsuit Against Shell’s Jackpine Oil Sands Expansion,” The Canadian Press, January 16, 2014; Chief Allan Adam, “Why I’m on Tour with Neil Young and Diana Krall,” Huffington Post Canada, January 14, 2014; “Administration and Finance,” Athabasca Chipewyan First Nation, http://www.acfn.com; “Shell at a Glance,” Shell Global, http://www.shell.com/global.

[26] Emma Gilchrist, “Countdown Is On: British Columbians Anxiously Await Enbridge Recommendation,” DesmogCanada, December 17, 2013; 与Mike Scott的个人访谈, October 21, 2010.

[27] Benjamin Shingler, “Fracking Protest Leads to Bigger Debate over Indigenous Rights in Canada,” Al Jazeera America, December 10, 2013.

[28] 公共汽车法案：Bill C-38, Jobs, Growth and Long-Term Prosperity Act, 41st Parliament, 2012, S.C. 2012, c. 19, http://laws-lois.justice.gc.ca; Bill C-45, Jobs and Growth Act 2012, 41st Parliament, 2012, S.C. 2012, c. 31, http://laws-lois.justice.gc.ca; 检查：Tonda MacCharles, “Tories Have Cancelled Almost 600 Environmental Assessments in Ontario,” Toronto Star , August 29, 2012; 社区意见：Andrea Janus, “Activists Sue Feds over Rules That ‘Block’ Canadians from Taking Part in Hearings,” CTV News , August 15, 2013; 法令：Navigable Waters Protection Act, Revised Statutes of Canada 1985, c. N-22, http://laws-lois.justice.gc.ca; 从实际上的100%：“Omnibus Bill Changes Anger Water Keepers,” CBC News, October 19, 2012; 到少于1%： “Legal Backgrounder: Bill C-45 and the Navigable Waters Protection Act” （RSC 1985, C N-22）, EcoJustice, October 2012; “Hundreds of N.S. Waterways Taken off Protected List; Nova Scotia First Nation Joins Idle No More Protest,” CBC News, December 27, 2012; 管道：参见Bill C-45, Jobs and Growth Act 2012, 41st Parliament, 2012, S.C. 2012, c. 31的修正案349（5） 和349（9）; 文件揭示：Heather Scoffield, “Documents Reveal Pipeline Industry Drove Changes to ‘Navigable Waters’ Act,” The Canadian Press, February 20, 2013.

[29] “Electoral Results by Party: 41st General Election （2011.05.02）,” Parliament of Canada, http://www.parl.gc.ca; Ian Austen, “Conservatives in Canada Expand Party’s Hold,” New York Times , May 2, 2011.

[30] 的确，2014年6月，加拿大最高法院做出了它到目前为止做过的可能最重要的有关原住民权益的裁决——给予奇勒赫科特因部落以1750平方公里的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土地的所有权声明——这也许并非偶然。这一全票通过的决定确定了该所有权包括土地使用权、决定这片土地应该如何被他人使用，以及从中获取经济利益的权利。它也同时表示，政府在满足特定标准之后才能踏足这片土地，并且不仅要与原住民磋商，还要经原住民同意。很多人评论说，这将使得像沥青砂管道这样具有争议性的工程——同时也遭到了当地原住民部落的反对——明显变得更困难。

[31] Julie Gordon and Allison Martell, “Canada Aboriginal Movement Poses New Threat to Miners,” Reuters, March 17, 2013.

[32] Martin Lukacs, “Indigenous Rights Are the Best Defence Against Canada’s Resource Rush,” Guardian , April 26, 2013.

[33] “Neil Young at National Farmers Union Press Conference” （video）, YouTube, Thrasher Wheat, September 9, 2013; Jian Ghomeshi, “Q exclusive: Neil Young Says ‘Canada Trading Integrity for Money’ ”（video）, CBC News, January 13, 2014.

[34] 与通讯经历Eriel Deranger的个人访谈，Athabasca Chipewyan First Nation January 30, 2014; “Poll: How Do You Feel About Neil Young Attacking the Oilsands?” Edmonton Journal , January 12, 2014.

[35] Ghomeshi, “Q exclusive: Neil Young Says ‘Canada Trading Integrity for Money’ ”; Adam, “Why I’m on Tour with Neil Young and Diana Krall.”

[36] “National Assessment of First Nations Water and Wastewater Systems,” Neegan Burnside为 Department of Indian and Northern Affairs, Canada起草，April 2011, 16, http://www.aadnc-aandc.gc.ca.

[37] 2012年，Denmark给Greenland的补助大约是36亿丹麦克朗，等于当年GDP的31%。2013年的补助同样也约为36亿丹麦克朗：“Greenland in Figures: 2014,” Statistics Greenland, 2014, pp. 7–8; Jan. M. Olsen, “No Economic Independence for Greenland in Sight,” Associated Press, January 24, 2014; “我们的独立”：McKenzie Funk, Windfall: The Booming Business of Global Warming （New York: Penguin, 2014）, 78.

[38] Angela Sterritt, “Industry and Aboriginal Leaders Examine Benefits of the Oilsands,” CBC News, January 24, 2014.

[39] 与Phillip Whiteman Jr.的个人访谈，October 21, 2010。

第12章
共享天空
大气层共识与偿债的能力

“森林已经是‘已开发的’了，森林就是生命。”

——弗朗哥·维特利（Franco Viteri），

厄瓜多尔萨拉亚库（Sarayaku）部落首领 [1]

“在发达国家，这些事情怎么可能发生呢？当富裕国家沉浸在疯狂之中，其理论家和精英正将‘债务危机’、‘良药苦口’和‘紧缩政策’这样的谜团凌驾于联邦的一切诉求之上的时候，发达国家怎么可能会认同向气候变化进行大规模的资金和技术投资，并向发展中国家提供大量支持的必要性呢？……当发达国家恐惧于一个崛起中的亚洲，并顽固地坚持认为发展中国家既不愿意也没能力削减其碳排放的时候，它们怎么可能认识到这一逻辑的残酷之处——对一个毫无出路的未来的恐惧——正好是深深鼓舞发展中国家谈判者奋发向上的因素呢？而且，当发达国家对以上几点的无视正好构成其继续投机取巧行为近乎完美的现成借口，还有什么能拦住那些并非从发达国家开始的快速增长的全球野心呢？”

——斯万·卡尔塔（Sivan Kartha），

汤姆·阿萨纳西奥（Tom Athanasiou）和保罗·贝尔

（Paul Baer），气候研究人员，2012年 [2]

我是在报道化石燃料抗争最利害的东南蒙大拿战线时，发现这种新型伙伴关系正在行动。在那里，在点缀着牛、马，以及鬼斧神工的砂岩岩层的连绵起伏的丘陵下，蕴藏着丰富的煤炭资源。这些煤炭资源是如此之多，以至于你可以在道路的两旁看到煤层。按照美国目前的能源消费水平，这个区域的煤炭储量能够满足将近200年的需求。 [3] 的确，大多数打算出口到中国的煤炭都将产自这里正在规划中的煤矿，而这些煤矿全部都以这样那样的方式对北夏安产生着影响。能源产业想要得到北夏安预留地地下和附近的煤炭，而且如同先前商讨的那样，它们还想沿着预留地的边界修建一条将煤炭运出去的铁道——这条铁道和煤矿一道，威胁到北夏安的关键水源——唐格河（Tongue River）。

北夏安自1970年代早期以来就一直在与矿业公司展开斗争，其部分原因是由于一项重要的“甜药”（Sweet Medicine）预言。该预言经常被理解为，挖出“黑色岩石”将会带来一种疯病，并最终毁灭夏安文化。但是当我第一次在2010年参观这块预留地的时候，该地区正处在化石能源狂潮所带来的阵痛当中，承受着来自四面八方的攻击——而且社区的反煤炭运动还能支撑多久也不明朗。

在一次丑恶的战斗之后，煤矿建设的反对者刚刚在州国土局关于在临近北夏安预留地边界的水獭溪修建新煤矿的投票当中败北（这正是卢米部落的雕刻师在其仪式图腾柱之旅中拜访过的地方）。水獭溪正在修建中的新煤矿是美国规模最大的，而且以当时的时间点来看，工程似乎铁定要继续进行。因此关注点开始转向反对把煤炭运出矿区的交通动脉的建设，也就是提议中的唐格河铁路——这条铁路很可能将影响到夏安人的墓地。如同沥青砂管道一样，这场战斗也演变成了一次“阻塞点”战斗：倘若没有这条铁路，那么将煤炭运出矿区也就绝无可能，因此建设新的煤矿也就全无用处。

但是回到2010年，关于铁路的斗争也并没有充分动员起北夏安的反对力量，因此铁路似乎也很可能继续建设。与此同时，在临近的克拉乌预留地（Grow Reservation），又有一个建立煤炭液化厂的计划。该厂包含将煤岩转化为高污染性的液体燃料的有毒过程，而这种液体燃料燃烧的时候会比常规汽油的碳排放高出两倍。该工厂背后的澳大利亚公司将这个项目称作“繁星”（Many Stars），并委托了一位著名的克拉乌艺术家创造了其标志：两个对着星空的圆锥兽皮帐篷。 [4]

塞拉俱乐部的麦克·斯科特在和我对话的时候，将他的工作形容为“分流法”（triage）——为试图阻止或者延缓一个又一个糟糕的主意而奔波。他的搭档阿列克谢·波诺戈夫斯基当时告诉我：“实在有太多事情发生了，人们都不知道应该与哪一个斗争。” [5] 他们两个人每天都会从他们在比灵斯郊外的牧羊场出发，去往不同的方向，以试图阻止又一波化石能源狂潮的攻势。

波诺戈夫斯基的正式职务称呼是国家野生动物联盟（National Wildlife Federation）的“部落土地项目经理”，她在帮助推进原住民部落行使自己保护土地、空气和水的合法权利。与她工作最为密切的部落是北夏安部落，这既是因为他们处于新的煤炭开发的靶心之中，也因为他们有利用土地管理的相关法令保护自己权利的悠久传统。比如，北夏安人打破法律依据，辩称他们享有的传统生活方式权应当包括呼吸洁净空气的权利。1977年，环保局同意并给予了北夏安预留地尽可能高的空气质量水平（根据《清洁空气法案》为I类）。这个看似官僚主义的技术细节使得该部落有权在法庭上指控远在怀俄明州的污染型项目侵犯了他们的条约权利，因为当地的污染物可能会传播到北夏安预留地，损害其空气质量和水质量。

波诺戈夫斯基穿着她常穿的法兰绒格子衬衫和牛仔靴子，每个星期都要花很多时间在她的白色皮卡车上，从牧场前往位于北夏安预留地中央的穷酸小城——拉美迪尔（Lame Deer）。在那里，她经常会拜访一个归化摩门教堂里的部落环境保护办公室，并与该办公室坚韧不拔的主任夏琳·奥尔登（Charlene Alden）会面并策划方案。

奥尔登一直都在主持北夏安反对煤炭的长期斗争，并取得了一些重大胜利，例如禁止直接将提炼煤层气产生的未经处理的废水倾倒入唐格河。但是当我们见面的时候，她并不确定自己还能抵抗亲煤矿势力多久。

这些问题既有外部因素，也有等量的内部因素。部落刚刚选举出一个前矿工为部落酋长，而他决心要向采掘工业开放部落的土地。我到达的当天，社区的公告栏就出现了宣布将在未来的十天内就开发预留地的煤炭与甲烷向部落成员展开意见调查的粉红色传单。

夏琳·奥尔登对这些传单感到非常愤怒。投票中的措辞带有倾向性，而且奥尔登称投票过程违反了若干选举规则。但是她也认识到为什么她的人民中有一部分人经不住金钱的诱惑。部落里的失业率高达62%，未来的预期数据可能还会更高；预留地内吸毒现象泛滥（市中心的一幅壁画将冰毒形容为一条正被神圣的弓箭击退的、有着邪恶眼睛的绿蛇），而且这些问题已经困扰这个社区很久了。1995年，奥尔登在与黛安·索耶（Diane Sawyer）共同主持的美国广播公司的时事类节目“第一天”（Day One）上播出了一个视频，而在当时这标志着原住民在电视网出镜的一次突破。它以视频日志的形式对历史创伤进行了深思，并展示了奥尔登自己的姐姐从一个塑料罐中饮用有毒的来苏清洗液（Lysol）的触目惊心的影像；该清洗液被叫做“夏安香槟酒”。 [6]

正是这种绝望，使得像阿奇和皮博迪（Arch and Peabody）这样的矿业企业得以进入城镇，承诺提供就业机会和对新社会计划的赞助资金，这为企业赢得了一批忠实拥趸。“大家说，我们的失业率高企，我们甚至没有税收基础。如果能推进这件事情，我们就能有好的学校和排污系统。”奥尔登对我这样表示。但是，奥尔登担心为了获得煤炭美元而牺牲土地的健康，只会进一步将夏安人和他们的文化与传统割裂开来，而且很可能会带来更多的抑郁和药物滥用。“在夏安，意为水的词和意为生命的词是一样的，”她说，“我们知道，如果我们开始和煤炭一起瞎搞，那么这将毁掉生命。” [7]

奥尔登逐渐开始相信，打破僵局的唯一方法，就是向下一代的夏安领导人证明，还有另一条摆脱贫困和绝望的道路——一条无需交出他们的祖先为之付出了高昂代价的土地的道路。

而且她也看到了无尽的可能性。当我们在聊天的时候，她一个同事突然间出现，告知她前一天晚上有人进入大楼盗窃，并偷走了一个电暖器。奥尔登并不感到惊讶。时值秋天，晚间气温正在下降，而预留地的房屋又是出了名的透风，其中大部分是用政府在上世纪四五十年代发放的套件建造的。你甚至可以看到连接墙壁的铰链。居民把暖气开到最大（甚至还开启他们的烤炉作为备用热源），也只能让热量通过墙壁、窗户和门缝散失掉。因此，暖气费都高得惊人——每月平均400美元，不过我还见过冬天暖气费突破1000美元的人。而且由于这些暖气来自煤和丙烷，它也正在加剧这一地区业已严重的气候危机，而这个危机已经带来了持续的干旱和大规模山火。

对于奥尔登而言，这个场景的一切都不对劲——昂贵的账单、糟糕的房屋、肮脏的能源，而这一切都指向了蕴藏着巨大机遇的发展模式——这种发展模式将会尊重，而非侵犯夏安人的价值观。比如，作为节能计划的一部分，我们就座的归化教堂就安上了新窗户，而且奥尔登对效果感到很兴奋：新窗户节省了供热成本，让更多的自然光进入室内，而且安装它们也为社区成员创造了工作机会。但是这个规模太小了。为什么不能搞一个为预留地所有的房屋都安装像这样的窗户的项目呢？

一个非政府组织前几年曾经来过，并用草砖建造了一些样板房，这是一种古老的建筑形式，能够保持建筑物冬暖夏凉。而如今，奥尔登带着一丝惊喜报告说，这些家庭的电费如今微不足道——“一个月19美元，而不是400美元！”但她看不出为何原住民需要外人基于原住民的知识来建造房屋。为什么不训练原住民成员来设计并建造这种草砖屋，并争取资金来向整个预留地推广这种房屋呢？这样的话很快就会有一次绿色建筑热潮，然后受训者就可以在别处使用他们的技术了。蒙大拿州同时又具备利用风能和屋顶太阳能的良好条件。

不过，这些项目需要资金，而这正是北夏安所没有的。大家曾经希望奥巴马总统会显著加大对弱势群体的绿色就业机会的投资力度，然而这些计划在经济危机爆发后基本上都被搁置了。不过波诺戈夫斯基深信，为北夏安找到煤炭以外的真正的经济发展替代物的梦想，和为他们的反煤炭诉讼提供资金赞助一样重要。因此她和奥尔登着手投入相关工作。

在我拜访教堂的一年之后，波诺戈夫斯基打电话告诉我：她们想方设法从环保局和她自己的非政府组织那里凑了一笔钱，来实行一个新的、激动人心的计划。亨利·“红云”（Henry Red Cloud）——一位因将风能和太阳能引入南达科他州的松树岭预留地（Pine Ridge Reservation）的工作而获奖的社会企业家，将会指导大约十几个北夏安人在他们预留地的家中安装太阳能热水器。这些热水器每个价值2000美元，不过它们是免费的，而且将会使暖气费减半。我是否希望回到蒙大拿州看看呢？

太阳出来了

我的重返之旅与第一次大不相同。那是2011年的春季，而那些围绕着预留地的和缓的小山丘如今已经覆盖上了小小的黄色野花，草丛像在电子游戏里一样葱绿。训练计划业已展开，大约15个人聚集在一座住宅的草坪上，学习如何制造一个简单的、主要由茶色玻璃制成的盒子，用来收集足够的热量为整个住宅供暖。

“红云”，一个有着将他的课程转变成为朋友聚会的天赋的天然领袖，毫不费力地讲授被动式太阳能系统的技术课程，并传递这样一种冥想——“太阳能一直都是原住民生活方式的一部分，一切都遵循着anpetuwi tawonawaka——太阳给予生命的力量。它与我们的文化、我们的仪式、我们的语言、我们的歌曲紧密相关，我们因此能够理解它”。 [8]

“红云”在每次安装开始时都会拿着一个便携式太阳轨迹探测器在房子周围游荡一阵。这个探测器会告诉他，太阳在那个方位的年度照射轨迹。太阳能箱一般放置在建筑物的侧面，每天它们需要至少6小时的太阳照射才能有效地运行。有些房子掩映在树木和山脉的阴影下，这让它们不合适安装太阳能箱。对于这些房子，可以用屋顶光电板代替，或完全使用其他能源。

“红云”以前是金属制造工人，在大型工业场所谋生。他很明显喜欢可再生能源工作的灵活度；他说自己在调整、适应，在“印第安化”；他也回忆起他把保留地上生锈的那台1978年的雪佛兰开拓者拆了，造出自己的第一台风力发电机。看着他在这些屋子间来回踱步，他的眼睛里闪烁着光芒，我意识到，因为需要适应自然，所以有一些人十分憎恨可再生能源：在一个非常大的层面上，可再生能源需要人们抱着谦卑的态度，这种谦卑与筑坝中断河流、爆破岩床抽取天然气或推崇核反应的行为是完全对立的。可再生能源要求我们适应自然的节奏，而不是根据我们的意志利用蛮力工程任意扭曲自然。换句话说，如果采掘能源是国家橄榄球联盟（NFL）的运动员在粗暴地玩弄地球，那么可再生能源就是冲浪运动员，在乘波而来的途中展示美妙的技巧。

18世纪70年代后期，詹姆斯·瓦特的蒸汽机将我们从这种顺应自然的需求中解放出来。被释放出来的工厂老板们不必再去找最好的瀑布，而船长们也再不用担心季风会影响航行。就像安德烈亚斯·马尔姆（Andreas Malm）写到的，第一个商用蒸汽机“很棒，因为它一点自己的脾性都没有，没有外部的影响，除了所有者购买的部分外没有多余的部分；这是绝对的，本体论上它确确实实臣服于它的所有者”。 [9]

大量能源榨取的支持者不愿放弃的，正是绝对控制这种诱人的幻觉。事实上，在哈兰学会主办的否认气候变化的会议上，可再生能源被嘲笑为“日光和友好的微风”——这句话的潜台词很清楚：真正的男人烧煤。 [10] 毫无疑问，向可再生能源转型这件事代表的不仅仅是动力源的转变，更是我们和我们赖以生存的自然世界之间权力关系的根本性转变。可以肯定的是太阳、风和潮汐的力量都可以被利用，但不同于化石燃料，这些力量永远不可能完全为我们所有。今天无处不在的运作规则也会完全变化。

所以，现在我们发现，在与自然对话中，我们又回到了起点。化石能源和核能的支持者们不断告诉我们，可再生能源是“不可靠的”。他们其实想说，可再生能源要求我们认真思索我们住的地方，要我们关注阳光什么时候出现，风什么时候起，河流在什么时候在哪些区段是湍急的，在什么地方是孱弱的。 [11] 这是真的：可再生能源，至少在“红云”看来，要求我们忘掉我们是自然的的主人——“上帝物种”——并拥抱这样的事实：我们与自然界的其他部分是连接在一起的。但我们和自然的关系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这种关系基于我们对自然的理解，这种理解远远超过了我们化石燃料纪元的祖先们所能想象的程度。我们已经了解，有很多东西我们永远也不会知道，但我们的知识足以让我们找到巧妙的方法来扩大大自然给我们提供的系统，这是女权主义历史学家卡罗琳·麦茜特（Carolyn Merchant）描述的“伙伴伦理”。 [12]

“红云”的学生身上最突出的特质是团队合作。大学刚刚毕业的兰登·明斯（Landon Means），搬回了保留地。他告诉我，太阳能这件事让他的世界观发生了转变，太阳能告诉我们，我们和地球的关系是“协同合作”，而不仅仅是“利用地球”。这样的洞察对年轻的夏安族男子影响最大。在煤炭行业工作的他们，受够了为了赚取薪水而不得不抑制自己的身份认同。训练第一天午休时候，一个叫杰夫·金（Jeff King）的夏安族学生坦承他还在怀俄明州一个叫吉列的地方工作。那是粉河盆地煤炭开采热潮中最核心的地区。他恶狠狠地形容这个地方是“世界碳都”，并明确表示自己离开的愿望。他以前从没想过自己会以给煤矿开卡车为生；十年前，他曾是那一代夏安族人中最有前途的学生之一，他拿着达特茅斯大学的奖学金主修艺术，他说那是“一种召唤”。但掘碳狂潮把他吸引了过去。他说，他现在不知道他怎么可能回去吉列那个地方。他和朋友蜗居在一起，讨论开一间为保留地服务的太阳能公司。 [13]

最后几间装上太阳能热水器的房子之一坐落在拉美迪尔市中心一条繁忙的街道上。“红云”的学生测量、钻探、敲敲打打的时候，开始吸引到一群观众。孩子们驻足观看他们，老妇人们问发生了什么事。“能省一半的电力费用？真的吗？怎么能搞一个？”

“红云”笑了。这是他的营销策略，为的是在印第安乡村鼓动起一场太阳能革命。他说第一步是让“祖母家的房子上装起几片太阳能板。每个和祖母见面的人都会问：‘那是什么啊？我也想要。’”阿列克谢·波诺戈夫斯基这时候在旁边微笑。随着培训期即将结束，她告诉我：“这可能是我干上这份工作以来最好的一周，这感觉真不同。”她说：“感觉就像有什么事情变了。” [14]

在未来的几个月中，创始小组的几名成员会继续协助“红云”进行培训工作，其他人会加入他们的项目，仿佛朝圣般来到他的学校——在松树岭保留地的“红云可再生能源中心”。杰夫·金辞去了在吉列煤矿上的工作并着手开创一项太阳能业务。收入的确不是很好，但是，他说，“我现在明确了自己的方向”。

“红云”的一个明星学员竟然是一个二十九岁的女孩子，她名叫“辫发者”凡妮莎（Vanessa Braided Hair）。在大部分学员是男性的班上自己举电动工具这件事儿对于她实在不算什么，她曾作为季节性消防员为印第安事务局工作。2012年夏季，她曾与那场前所未有的野火作战。大火蔓延了230多平方公里（90多平方英里），单在北夏安族保留地，大火就摧毁了19栋房屋。（正如当时美联社的报道，大火“肆虐而来，犹如土地都被浇上了汽油”。）辫发者凡妮莎不需要任何人告诉她气候变化是一场生存危机，她很高兴有机会能够为解决这个问题做贡献。但这件事有更深的意义，她说，太阳能体现了她的世界观：“你别老是索取，索取，索取；你也别老是消费，消费，消费。各取所需，然后交还给土地。” [15]

“红云”告诉他的学生们，改换能源生产的方式从而治愈和保护自然世界不仅仅是为了就业，而是为了延续“我们祖先为地球流血，为地球抗争的传统”。他说，他不是训练他们成为技术员，而是成为“太阳能战士”。 [16]

我承认，当初第一次听到这个说法的时候，我认为这不过是“红云”营销天赋的另一个例子。但随后几个月甚至随后几年间，我看到在那些他教导过的年轻人身上，他的预言成真。在2012年，他的训练仍在进行。针对北夏安族保留地上的矿山和运煤车的斗争再次火热上演，上一次是在2010年，那次斗争仿佛宣告了北夏安族的失败。突然间，有这么多夏安族人愿意加入抗议的行列，要求与监管机构会面，或者在听证会上做出慷慨激昂的陈辞。而“红云”的太阳能战士们走在抗议队伍的前列并扮演着重要角色。他们身着红色的“超越煤炭”（Beyond Coal）T恤衫，宣布自己“不再坐视”，意指那场开始于加拿大，并横扫整个北美大陆的原住民社区运动。

在一场针对即将在水獭溪上马的大规模煤矿项目技术听证会上，凡妮莎毫不客气：“你给我听着，在我们很多人看来，你们这些机构和阿奇煤炭公司是一丘之貉。”她面对的官员小组包括蒙大拿州的环境质量部门的负责人，他们在她的斥责下局促不安。二十八岁的卢卡斯·金（Lucas King）是“红云”的另一个学生。在水獭溪矿区相关的另一次听证会上，卢卡斯说道：“这是夏安族的土地。它的历史相当长，长过这个世界上任何货币存在的时间。我不希望你们理解我们，你们根本不了解。但我也不是说我就理解你们。但我知道你们听得懂‘我不要’。”他在发言的最后说：“走吧。回去告诉那些指使你们的人，告诉他们我们不要。这个项目不是为了我们的利益。谢谢你们。”房间里爆发出热烈的掌声。新一代战士已经诞生。 [17]

如今，蒙大拿州东南部的这些肮脏能源的反对者们的心情是积极欢腾的。他们谈论“何时”他们可以阻止铁路的建设，而不是说他们能不能做。如果成真的话，意味着水獭溪矿区项目将无法推进。现在已经没什么人谈论要在夏安族人的保留地上开矿了；在克劳族保留地上建设煤炭液化设备的计划也没有了，塞拉俱乐部的麦克·斯科特与克劳族部落的成员合作建立了风力发电场。

在这里，我们清楚地看到，在与化石燃料的斗争中，最强有力的武器就是创造出真正的可替代方案。新的经济模式只需仅仅一瞥，就足以激发对旧的经济模式的斗争。这样的论断也是有着极其成功的先例的：丹麦和德国是对能源分散化、将可再生能源交由社区来控制这方面投入最为大力的两个国家。这些国家中新能源取得的胜利，其根源可以追溯到反核运动。在这两个国家中，各个社区都极其厌恶与核电站相关的风险，但他们知道，为了在这场战役中获胜，他们需要给出替代方案。所以不是仅仅说“不行”，他们要求政府出台政策，让对核能有疑惑的社区自己生产清洁能源并在这个过程中产生收益。如果社区缺少政治权力，这样大规模的胜利是不可想象的。这个来自欧洲的例子告诉我们，对于世界各地的原住民而言，可再生能源可以是矿场开凿的一个可行的替代选项；可再生能源行业可以为贫困社区提供技能培训和就业机会，并成为贫困社区稳定的收入来源。但，机会正在不断失去。

比如成立于2001年的黑山水资源联盟（Black Mesa Water Coaliton），它是由亚利桑那州的一群纳瓦霍族（Navajo）和霍皮族（Hopi）青年发起的。在2005年时，他们赢得了一场重要的战役，促使臭名昭著、污染严重的莫哈维发电站以及黑山矿被关停。但是，煤炭开采和煤炭发电活动继续肆虐在纳瓦霍族的领地上，这些活动产生的能源点亮了包括凤凰城在内很大一部分亚利桑那州的土地，还有内华达州和加利福尼亚州的部分地区。的确，采矿活动威胁到水源，但这些黑山活动家们也知道，如果不能提供切实可行的替代方案，要关闭这一切就是痴人说梦。因此，在2010年，他们给出了一个非常详细的方案，计划利用矿上贫瘠的、被污染和废弃的土地。在这些土地上，他们准备大规模放置太阳能电池板，由此生产出来的电力不单足够他们的保留地使用，还可以供给城市繁华地段使用。由于煤炭企业已经将基础设施和传输线路都建好，这只是一个转换能量源头的问题。联盟的执行主任吉翰·吉尔龙（Jihan Gearon）评价道：“为什么我们不把这些土地变成积极的东西，既给住在该地区的居民带来真金白银的收入，也同时可以开始远离煤炭的过渡过程？”但在这个计划中，纳瓦霍族人民而不是外部的跨国能源公司，将成为电力生产和销售等活动的主人。由此赚取的钱能够支持传统的经济，比如说纳瓦霍刺绣。这就是这个计划与众不同之处：这一次，在任何意义上，这个项目都不带有榨取性质——潜在的污染会留在地下，金钱和技能会留在部落里。 [18]

然而五年之后，这个完美的计划仍未顺利执行。一如既往，主要障碍还是资金。问题并不仅仅是针对黑山而言的，同样也是针对任何一个关心气候变化的人——因为如果纳瓦霍人不能证明清洁能源可以提供脱离贫困的方法，走向真正的自治，那么煤矿开采将会持续，并且对每一个人造成损害。那么接下来，气候变化工作的一部分，就是从道德层面考虑，哪一个部落遭受了最为不公平的资源关系，他们将会首先获得支持以建设下一个生命基础的经济模式。

这也就意味着从根本上建立起一个新的关系，在其中部落完全控制了资源供给，他们会因此提供技能训练、工作和稳定收入的机会（而不是一次性付款）。这一要点需要被进一步强调，因为太多的大规模再生性能源项目并没有经过适当的磋商以及有关方面的同意，而仅仅是复制过去的殖民地模式而使局外人获得收益（以及技术和工作）。从一个电力系统向另一个电力系统的转变必须不仅仅是从地下搬到地上；它必须伴随着对之前横行于社会的不公正进行强有力的校正。这就是一支太阳能战士军团的组建。

当然，提供实实在在经济替代品的需求并不仅仅对于原住民来说是紧迫的。纳瓦霍族自治区以及夏安族所要面对的不可能的选择是许多低收入群体面临的情况的加强版。对于他们来说，现实如此艰难，极大的生活压力迫使他们只能着眼于当下，为未来着想看起来更像不可能的奢侈。例如，在同大农业公司的激烈竞争中坚持运营家庭农场是十分艰苦的，因此农民和农场主愿意通过出租土地给能源公司来挣些外快——即使那意味着会同反对他们的邻居发生争执，即使那意味着危害到他们自己的水供给和牲畜。绝望之人才会做出绝望之事。

同样的事情还发生在那些想要建输油管道，压裂开采天然气和在污染性炼油厂工作的人身上。北美的制造业和家庭农场一样落后，这也就意味着高薪的工作十分短缺，人们不得不为任何一份工作竞争，无论那份工作是危险的、不稳定的，还是对他们自己、家人或者社会有危害的。而解决的办法，就像更有远见的劳工运动所理解的那样，要为那些不强求工人做出上述这些选择的政策而战。

例如，2012年一份由加拿大政策转换中心（Canadian Centre for Policy Alternatives）提供的研究报告里，比较了价值50亿美元的输油管道带来的公共价值——恩桥公司北方门户管道项目的成本——以及对绿色经济活动的等价投资所带来的公共价值。如果50亿美元花在输油管道上，它带来的主要是短期建筑工作、私营部门的庞大收益，以及对未来环境破坏支付的巨额公共成本。但是如果50亿美元花在了公共运输、翻新重建和再生能源上，那么从短期看可以提供最少三倍的工作机会；从长期看，这也有助于减少长期气候变暖灾难发生的几率。事实上，根据模型推演，工作的数量会远多于此。最多的情况下，绿色投资所产生的工作数量比单单架构另一条输油管道要多34倍。 [19]

当然，问题是恩桥公司这类的企业花费大量金钱去架设管道的时候，政府不愿意在替代选项上花如此多的钱。在加拿大，按每吨油最少课税10美元计算，一年会给政府带来50亿美元的收入，这一收入——不同于一次性的输油管道投资，会年复一年地产生。 [20] 如果这样的政策选择被摆到桌面上，工作岗位和环境问题之间的二元对立绝不可能消失。

这也就是为什么现在的气候活动不能简单说“不”，而必须要争取一系列变革性的“行”的另一个原因——这些“行”是我们下一个经济模式的基本构建模块。这一经济模式可以提供优质的、清洁的工作，并为那些不可避免要遭受损失的人提供一个社会安全网络作为缓冲的空间。

不仅仅是要撤资，还要再投资

就像之前所讨论的那样，这种转变的资源必须从根本上来自国家，要在化石燃料公司尚且有利可图的这段时间里，从它们所获的利润中征税。但是在政治浪潮转向，令这一需求实现之前，有多种方法可以汇集多种所需要的资源来服务于下一个经济模式。这是日益增长的化石燃料撤资运动中最为令人激动的一个方面：越来越多的参与者不仅仅号召大学和市政当局之类公共机构卖掉他们在毁坏地球环境的企业中拥有的股份，同时，还号召他们将得来的钱投到对治愈过程有明确效用的实体中去。

这一运动的一个重要顾问、责任捐赠联盟（Responsible Endowments Coalition）的前领导人丹·阿普菲尔（Dan Apfel）表示：“我们的大学、其他慈善机构、养老基金以及基金会都必须起到领头示范作用。”他指出：“这些与公共利益有关和为公共利益服务的机构，其资金总额的5%大概有4000亿美元。4000亿美元的新项目投资可以刺激真实有效的气候解决方案的产生，为进一步投资创造市场，鼓励政策改变并且维持长期财务投资回报。” [21]

不少基金会和富人们已经加入了化石燃料撤资运动，将他们的资金从化石燃料领域转投到清洁能源领域（也就是我们最初所说的剥夺投资）。一些大学也采取了相似的行动。经济分析师杰瑞米·布雷切（Jeremy Brecher）、 布伦丹·史密斯（Brendan Smith）和克里斯滕·锡兰（Kristen Sheeran）指出：“北卡罗来纳州杜克大学投入800万美元用于建立自助信用联盟，其中部分资金用于建立绿色住宅；明尼苏达州的卡尔顿学院和佛罗里达州的迈阿密大学都对再生新能源进行了直接投资。” [22]

这些大投资者都走出了坚实的第一步；而如果他们用投资的一部分赞助走得更远的项目就更胜一筹：不仅仅从褐色能源转为绿色能源，而且支持那些旨在鼓励地方经济、提升公共交通和加强贫瘠的公共领域的前沿项目。其实，聪明的再投资策略甚至可以让受化石燃料影响最大的区域获得所需要的经济工具来在源头上防止煤炭污染——就像黑山水资源联盟计划的市级太阳能电力系统，或者在里士满和加利福尼亚的非裔美国人和拉丁美洲的工人使用的太阳能合作社模式（如果没有这个模式，他们可能除了雪佛龙炼油厂之外没有其他的选择）。布雷切、史密斯和锡兰详细说明了这种创造的可能性，而这种创造指的就是怎样的撤资运动能够“使用其影响力为整个星球，也为当地社区构建一个新的可持续的经济模式”：

政府需要更多地从积极方面考虑：他们的资金怎样才能最大化实现向可持续经济的转变？可以从这里开始：数以百计的社区投资资金、面向社会的银行和信用社、工会养老基金以及其他金融载体，它们在社会投资方面有着很多经验。有数以千计的消费合作社、工人所有和集体所有的企业、非盈利性组织、市政项目，以及其他企业从小规模着手创造新经济体。

致力于公共目的的、工人和雇员掌握更大控制权的行业，包含以下的元素：隔热的太阳能建筑，扩大的公共交通体系，为学校和医院开发低碳设备和技术，建设处理废物的全新循环系统。这些行业也创造了以社区为基础的经济，这会提供经济保障，准许工作场所实行民主管理制，并且避免了工作岗位的流失。但是这一行业普遍缺乏资本投入。尽可能迅速地扩大资源来建设这一行业对于撤资者来说是优先选项。 [23]

撤资并没有给壳牌公司和雪佛龙在短期内带来财政上的损害，而是损害了化石燃料公司的社会信用并给政治家们施加了进行全面节能减排的压力。那种压力，反过来，也增强了人们对投资环境的怀疑，怀疑化石燃料的股价是否定价过高。一个伴随再投资策略或者一个从开始就十分有远见的投资策略的益处在于，其有潜力让这个行业变得更加高效，可以强化可再生能源行业的力量，使其在与化石燃料行业的竞争中更加有力；同时又能给予前线守护着土地与空气的人们以支持，他们需要为社区提供真实可行的经济上的替代方案。

所有的这些也都指向一些其他的东西，这些东西将封锁区运动同之前的同类运动区分开。在过去，当人们决心进行一项社会变革时，他们往往相信必须从对抗现有体系和构建代替者之间进行选择。所以，在20世纪60年代，反主流的文化分成两派：一派留在城市中反对战争、痛批不平等；另一派选择离开，返璞归真，与志趣相投的人一起生活在有机牧场或者大小易于管理的城市，例如华盛顿州的贝灵汉。他们一派是积极的活动家，另一派是出走者。

如今的活动家们即使想要，也没有这些奢侈的选择。在持续的经济压力和撤资压力之下，带头对污染能源说不的社区发现，除非他们同时可以提供其他经济方案来替代他们所反对的项目，不然他们永远无法建起所需的基础设施。所以，在连续三年对“基斯顿XL”输油管道发展计划说不之后，内布拉斯加州的一群农民提出了这样一个策略：他们在输油管道的铺设路径上建起一个靠风力和太阳能发电的谷仓。他们指出，谷仓中产生的能量都比这条终点是得州的输油管线里的石油提供的能量多。 [24] 在某种程度上，“建立我们的能量谷仓”只是一次公关行为：这些农民在向奥巴马总统挑战，问他有没有胆量拆除新能源设备为肮脏的石油让路。但是这也向他们的邻居表明，只要正确的政策到位，不需赌上土地就可以挣得一些额外的收入。

与之相似，2013年，在英国西萨塞克斯郡的乡村巴尔科姆发生大型的反压裂抗议和愤怒的冲突之后，一个新的电力公司建立起来，名叫“重新驱动巴尔科姆”（REPOWERBalcombe）。它的目标就是“通过社区所有的、当地生产的可再生能源，提供相当于巴尔科姆电力要求100%的电力”——资金来自居民购买的能源合作性股票。这场斗争在法院之外持续进行，但是太阳能板已经在路上了，而最初十分喜欢石油和天然气的本地居民们也受自给自足和节省费用的吸引，加入了这个合作社。 [25] 类似的事情也在蓬格斯蒂上演，这个罗马尼亚的农村公社也在同水力压裂法抗争。雪佛龙的支持者们认为，天然气的开采是这个国家贫穷地区唯一可以选择的工作，这让水力压裂法的反对者不得不提出他们自己的主张——比如一个社区风力农场，一个加工本地蔬菜的加工厂以及一个牲畜屠宰场。所有这些提议都将会为这一区域的传统谋生之道增添价值。

简而言之，一些关于生态危机最为实质性的回应并不来自那些乌托邦式的逃离社会的项目，而是来自站在同极端榨取主义斗争的最前线的社区。他们在愤怒的火焰中被锻造。与此同时，他们中的许多人，几十年之前曾在地方尝试其他替代性选项，如今不得不回到斗争中。这是因为许多最为田园牧歌式的地区，那些由1960年代逃离社会的人建立起来的乌托邦，突然之间被包围了：石油和煤炭油轮威胁着他们的海岸，石油和煤炭列车威胁着他们的市中心，水力压裂法的倡议者想要他们的土地。

即使某一块土地足够幸运，幸免于（到目前为止）所有这些威胁，气候的变化正在破除这种任何反主流文化都可以提供一个安全的港湾的想法。2011年8月，佛蒙特州的农民组织十分清晰地看到了这一点。他们在北美倡导最为先进且可持续发展的农业系统，其中可能最有名的就是红壤丘陵（Intervale），这是一个城市农场网络，提供了伯灵顿大约10%的新鲜食物，同时还将废料变为混合肥料并持续发电（其发电量占了总电量的很大一部分）。但是，当飓风艾琳来袭时，洪水不仅漫过了历史悠久的桥梁，而且就像比尔·麦吉本—— 一个佛蒙特州人以及食物本土化的坚决拥趸——不久之后对我说的，“它冲走了大量美好的本地农作物。伯灵顿的红壤丘陵突然就没入水下五英尺，颗粒无收。曾经有大量的农作物在美丽富饶的表层土壤上种植，而现在那里覆盖着厚厚的、河中的泥沙”。他从那些经验中得出结论：“如果我们不能够解决气候问题，那么所有这些都是泡影。” [26]

一年后，我在纽约目睹了相似的事件，但规模较小，那就是飓风桑迪所导致的直接后果。当访问布鲁克林红钩区，也是受灾最严重的一个区后，我顺便访问了红钩区农牧社团——这是一个令人惊讶的地方，他们教授附近的孩子们如何种植健康的食物，为大量居民提供成吨的混合肥料，经营每周一次的农贸集市，并且组织了一个社区支持农业项目（Community Supported Agriculture, CSA），以获得各种人们所需要的产品。农场不仅提升了附近居民的生活质量，从气候的角度看，它也做对了每一件事——减少食物里程，远离石油输入，将碳留在土地里，通过混合肥料减少垃圾排放。但是当风暴到来时，这些都不重要了。即将到来的丰收就这样没有了。而我在那里遇见的城镇中的农民——他们仍然对如此多的劳作化为乌有震惊不已——都十分担心水会淹没他们的田地。这些水有毒，而他们也就不得不去寻找新的田地来进行耕作。

简而言之，隐退种田对我们这一代人来说并不是一个好的选择。不会再有更多绿色博物馆，因为化石燃料这辆狂奔的列车正在不可阻挡地向我们驶来。参与抵抗某个威胁生命的机制，或是建立替代那些机制的选项，这两者曾经是可以有意义地分开的。但是如今我们必须两方面同时进行：建立并支持鼓舞人心的替代方案，就像红钩区农牧社团这样——并且确保替代选项健康发展的可能，以便去改变那种“无处是乐土”的奸诈的经济模式。在英国和法国的长期生态活动家约翰·乔丹（John Jordan）将这种阻力和替代选项描述为“社会变迁的DNA双螺旋结构。他们其中的任何一方，都不能抛却另一方而单独存在”。 [27]

封锁区运动的参与者们生活在这种环境下，因而也了解它。这也就是为什么他们的运动不是否定运动（不否定采矿者/钻矿者/铺管者/运输者），也不是纯粹的保护运动（保护那些珍贵的、静止的生活方式）。更多的，这也是一个建设性的活动，积极地构建一个基于完全不同的准则和价值观的替代经济。

他们同样也在学习——在人们对休克主义的反演中——构建下一个经济模型的最恰当的时机，就是灾难过后，尤其是和气候变化相关的灾难。这是因为像超级飓风桑迪和台风海燕这样重复出现的灾难，会杀死上千人，造成数以百亿计的损失；而这些，戏剧性地教育了公众我们目前的体系带来的惨重代价，以及我们需要的是彻底的釜底抽薪式的变革，而非隔靴搔痒式的变革。在志愿服务以及捐款的涌现中，在对任何牟取不正当利益的行为的愤怒中，这些灾难同样也激活了潜在的、广泛共享的慷慨大度，这是资本主义竭力想避免的。更不必说，就像灾难资本家们知道的那样，这些事情的结果就是大量的公共资产被摆在了明面上——在经济紧缩期间，这是稀有事件。

伴随着各种正确的公共压力，这些钱财不仅可以用于重新构建城市和社区，还可以被转变为非榨取模式。除了我们通常要求的更坚固的防波堤，我们可以走得更远：活动家们可以要求任何事情，从免费的、民主运营的公共运输系统，到那些运输路线上更多的公共住房的建造。这些住房可以由社区控制的可持续能源供电，而这一投资项目将会给本地工人带来谋生的工作。与灾难资本家用这些危机来避开民主不同，民众的重建运动（如桑迪飓风之后的占领运动）将要求一个新的民主进程，包括邻里集会，来确定这些受损严重的社团要如何进行重建。最重要的原则必须是同时解决这种不平等和气候变化的双重危机。

关于这种反向休克主义的一个例子就发生在堪萨斯州格林斯堡（Greensburg）的一个乡村中。在2007年，一切超强龙卷风席卷了这一区域，将95%的房屋变成废墟。灾难降临的第二天，社区就开始领导处理这一特大事件。左邻右舍在帐篷里开会，讨论关于他们过去生活的变化以及今后生活的发展。如今，格林斯堡堪称一个“绿色城市”的楷模，同时也被认为是美国最环保的一个地方。医院、市政厅、学校，这些设施建设都拥有领先能源与环境设计（Leadership in Energy and Environmental Design）给出的最高品质评估。这个城镇已经变成了数以百计的政策制定者的终极目标，他们渴望从中学习到更多，包括低能耗照明设备、先进的绿色建筑和废物减排体系，以及通过产生高于当地居民所需的电而为市政盈利的风力涡轮机。 [28]

最为引人注目的是，这个“生活实验室”建立在一个共和党投票区的郡县的中心地带，在这里很多人完全不相信气候变化的真实性。但是那些争论看起来和当地居民并没有太大的关系：对于巨大痛苦的感同身受，以及灾难之后所流露出来的慷慨大方，这些都在格林斯堡重新让土地管理产生了价值，并且增加了两代人之间的责任感。其实，这些都和田园生活有着密切的关联。“在那些帐篷会议中讨论最多的话题就是我们是谁——我们的价值是什么？”格林斯堡的镇长鲍勃·迪克森（Bob Dixson）说。他之前是邮政局长，而在更早的从前，他也是农民中的一员。他进一步说明，“有时候我们赞同反对的意见，但是对彼此而言，我们都是公民。让我们不要忘记，我们的祖先是这片土地的管理者，他们住在最原始的绿屋之中：草泥墙房屋……我们发现，唯一真正的绿色而可持续的事物，是我们如何对待彼此”。 [29]

用这种深刻的自我反省来应对灾难，同那种自上而下的休克主义模式是完全不同的——不是试图利用危机，而是通过危机治理，从根源上解决潜在的问题。用这种方法可以扩大我们的民主程度而不是相反。在卡特里娜飓风肆虐之后，新奥尔良州变成了一个为企业利益服务的实验室，其目的在于捕获和彻底缩小公共领域、攻击公众健康和教育，以及让这个城市在接下来更容易受到下一次灾难的袭击。然而，并没有任何理由表明为什么未来的灾难不能成为唤醒公众、改造公众的实验室，不能成为研究如何降低毁灭性灾难出现频率的实验室。

从地方到全球的债务

在我第一次到访北夏安保留地时，关于如何负担这些反煤矿积极分子为之奋斗的健康经济的问题就时常出现。一度，向夏安的年轻人传授本地历史的组织的经营人奈特·“两头公牛”（Lynette Two Bulls），告诉我她听说厄瓜多尔发生了一些十分令人激动的事情。她谈论国际社会对未提取出原油的亚苏尼（Yasuní）雨林进行补偿的呼吁，所筹集的资金可以投给社会项目并向清洁能源过渡。这听起来正是保留地所需要的，而她想知道：如果厄瓜多尔能够因将石油留在地下而获得补偿，那么为什么北夏安地区不能因将碳留在煤层中而得到补偿呢？

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类似的案例也十分突出。厄瓜多尔亚苏尼国家公园是厄瓜多尔雨林一个很美的地带，也是一些本土部落和许多非常珍稀的野生动物的家（在它2.5英亩的土地上涵盖的树种几乎相当于整个北美的树种数量）。在如此丰富的生命之下有大约8.5亿桶的原油储存，其价值约有70亿美元。燃烧那些原油——为了得到它们，还得砍伐雨林——将会额外增加5.47亿吨的二氧化碳排放。石油大亨们当然希望介入。 [30]

所以在2006年，环境保护组织生态行动（Acción Ecológica，这个组织早期曾与尼日利亚的反原油运动结盟）提出了一个反对建议：厄瓜多尔政府可以同意不销售石油，而这必须得到国际组织的支持，因为保护生物多样性和不让温室气体进入大气这两方面使得全球所有人受益。这就意味着，需要部分补偿厄瓜多尔本可以获得的石油收入。就像生态行动会长艾斯佩兰扎·马丁内斯（Esperanza Martínez）所解释的那样：“这一提议构建了一个先例，也就是说对不开采石油的国家予以奖励……筹集的资金将会被用来促进向可再生能源的转变，这也可以看作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偿还生态债务。并且，资金应该在地方和全球层面被民主地分配。”另外，她写道，当然“降低二氧化碳排放最为直接的方法就是将化石燃料留在地下”。 [31]

亚苏尼计划是在这样的前提之下进行的：和所有发展中国家一样，厄瓜多尔背着气候变化内在的不平等带来的债务；而事实是发达国家，在发展中国家能够有机会进行建设之前，就用光了大气层能安全吸收的二氧化碳份额。因为把碳留在地下会使整个世界受益（这会帮助稳定全球气候），期待厄瓜多尔——作为一个贫穷的国家，它的国民们对于气候问题的参与非常少——扛起放弃潜在石油资源而造成的经济负担是很不公平的。相反，这种负担需要由厄瓜多尔和高度工业化的国家共同肩负起来，也就是说，他们都有责任来控制大气中碳的含量。这并不是一种慈善，换句话说：如果发达富裕的国家不想让贫穷的国家用同样肮脏的做法来摆脱贫困，他们的政府就要为此买单。

毫无疑问，这是支持“气候债务”存在的核心论点——同样的论点玻利维亚气候谈判专家安赫利卡·纳瓦·罗亚诺斯（Angélica Navarro Llanos）2009年在日内瓦就曾向我阐述过。当时，她在帮助我理解气候变化是如何促成从核心上打破不平等的，这是“地球马歇尔计划”的基础。 [32] 在这一争论背后的数学问题其实十分简单。正如同我们所讨论的那样，气候变化是累计排放量的结果：我们所排放的二氧化碳在大气中会存在一到两个世纪，甚至有一部分会存在长达千年之久。 [33] 由于气候的变化是二百多年里这种排放所累积出来的结果，这也就意味着，自工业革命以来就用化石燃料推动经济发展的国家比那些近几十年来才加入全球化游戏的国家要为气温升高承担更大的责任。 [34] 发达国家，也就是代表了全世界20%人口的国家，却排放了60%的全球温室气体；而温室气体导致了气候的不稳定（单单美国，人口不到全球的5%，却制造了大概占全球总量14%的温室气体）。 [35]

而像中国和印度这样的发展中国家虽然制造了大量的二氧化碳，但他们无需同发达国家负同样的责任，因为他们对于近二百年来的环境污染并没有做出太大的贡献。更进一步说，并不是每一个人都需要煤炭来做同样的事情。例如，自从1776年詹姆斯·瓦特改良蒸汽机以来，英国人就一直在积累财富并排放工业二氧化碳；印度仍然有大约三亿人口在没有电的环境下生活，他们要在节能减排上承担同英国人一样的责任吗？ [36]

当然不。这也就是为什么195个国家，包括美国，在1992年共同签署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其中记载了“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这一原则。这就意味着，每一个人都有责任解决气候问题，但是在过去一个世纪中排放二氧化碳更多的国家需要成为更早减排的国家，同时还要帮助经济困难的国家向清洁发展模式转变。 [37]

没人否认气候债务是一个正义的观点，而且符合国际法公约的规定。可是厄瓜多尔将其付诸实践的尝试却困难重重，并且很有可能失败。我们又一次看到，身为正确的一方，甚至是拥有权利的一方，都不足以凭自己的力量动摇有钱有权阶层的地位。

在2007年，中间偏左的拉斐尔·科雷亚（Rafael Correa）政府采用了亚苏尼提议并在世界舞台上支持它，虽然时间很短暂。在厄瓜多尔内部，亚苏尼—ITT计划〔得名于公园内令人垂涎的伊施品戈（Ishpingo）、谭波科查（Tambococha）和蒂普蒂尼（Tiputini）油田〕，成为了一个民粹主义者的集会口号，他们认为经济的发展不应该以牺牲一个民族最为珍贵的部分为代价。2011年的民意调查显示有83%的厄瓜多尔居民支持不开采亚苏尼石油，而2008年这个比例仅为41%—— 一个改革的愿景竟可以如此迅速地征服公众的想象力。但是发达国家的援助却迟迟未到（原定36亿美元的目标只完成了1300万美元），2013年科雷亚宣布他将允许钻探开始。 [38]

然而，这个计划的本地支持者们从未放弃过，科雷亚的这一举措也打开了封锁区运动的新战线：开采行为的抗议者们面临牢狱之灾和橡皮子弹，而由于缺乏政治解决方案，本地的组织可能要以他们的血肉之躯来进行抵抗。与此同时，在2014年4月，一个非政府组织和市民组织联合搜集到了超过75万个签名，并要求就这一问题进行全国性的投票（到本书出版时，科雷亚似乎已经决定阻挠投票并继续推进开采活动）。凯文·凯尼格（Kevin Koenig）——亚马孙观察组织的厄瓜多尔项目部主任，在《纽约时报》上写下了这样一句话，“虽然政府应该承担责任，”这也并不都是科雷亚的错，“亚苏尼—ITT项目的流产也需要承担一部分责任”。 [39]

而且这一挫败，也是更广泛意义的国际气候谈判失败的一个缩影，那些制造了危机的始作俑者左右着气候行动的进展，这一核心问题让谈判和行动计划一再陷入僵局。最后的结果是：排放量持续上涨，大大超出安全水平，每个人都是失败者，而最穷的人最先失败，也失败得最惨。

因此，放弃那些真正的解决方案，如拯救亚苏尼的第一个创意性的提案，并不是一种选项。至于原住民的土地权益，假如政府不愿意履行他们的国际（和国内）责任，那么人民运动将会进入到这一领导真空当中，并想方设法改变力量平衡。

右派通常比左派更加了解这些，这也是为什么否认气候变化的群体一直声称，全球变暖是一个实行财富再分配的社会主义阴谋（竞争性企业学会的克里斯·霍纳喜欢说富国被穷人“勒索”）。 [40] 气候债务不是敲诈，但直面气候变化，确实会提出某些棘手的问题：我们这些生活在富裕世界的人群，对于那些几乎无需为危机的发生负责却处于气候危机最前线的国家究竟亏欠了什么？与此同时，随着中国和印度等国家的精英们不断挥霍其油耗和排放，传统的发达与发展中国家区分开始消除，世界上不管哪个角落的人都得面对关于富人责任和穷人权利的类似问题。因为如果不直面这些问题，那么在那些最关键的地方控制排放就绝无希望。

如我们所见，北美和欧洲的排放仍然需要大力裁减，但是很大程度上由于自由贸易时代的离岸外包，这些排放已经基本上停止了增长。而最应该对于近年来激增的排放量负责的，正是发展中国家中快速增长的经济体——包括印度、巴西、南非和中国——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正在比预想当中快得多地奔向临界点的原因。

这一排放源头转变的原因在于那些跨国公司成功地将肇始于富裕西方国家的、以高消费为基础的经济模型推广到了全世界。而问题在于，我们现在的环境并不能承受这一问题。作为大气物理学家以及环境治理专家，爱丽丝·伯乌斯-拉尔金（Alice Bows-Larkin）提出了这样的观点：“第一波经历工业化人口的数量和这一次经历工业化人口的数量相比，就是沧海一粟。”而奥巴马总统在2013年表示，如果中国和印度的能量消耗按照美国的模式来进行，“我们将会活在水下四英尺”。 [41]

我们的文化让我们习惯性地认为，我们的行为将会塑造世界未来的命运。但是狠狠抽在我们脸上的事实是，是否能赢得这场战役并不取决于我们，而是取决于正在南半球进行的各种运动是否能够成功。参与这些运动的人们发起属于他们自己的封锁抗争，要求属于他们自己的清洁能源革命，属于他们自己的绿色就业机会，将碳保留在地下。可他们面对的是自己国家内部的强力民意，这部分民意认为应该“轮到”他们这些国家用污染的方式来获得经济繁荣，没有什么比经济的增长更重要。很多南半球的政府也的确指出，希望发展中国家承担大部分人类避免气候灾难的责任是极度不公平的；而这已经成为南半球各国政府推卸责任的一个极其有效的借口。

如果我们相信科学，认同我们需要迅速采取行动以避免灾难性的气候变化，那么我们就该把行动集中在那些可以产生最大影响的点上。很显然，这里所指的最有影响力的点就是南半球。仅举一个例子来说明：大约三分之一的温室气体产生于建筑物的采暖、制冷和照明需求。到2021年，亚太地区的建筑存量预计会大幅增长47％，同期，发达国家的相应数据将保持平稳。这意味着，我们最重要的工作是确保亚洲新建的建筑符合最严格的能耗标准，虽然让我们现有建筑物的能源效率提高也是非常重要的事。否则，不论我们在哪个半球，都将会面临灾难性的温室气体排放增长。 [42]

改变平衡

然而，工业化的发达国家还可以做许多事来扭转局势，实现一个不依靠无止境的增长和化石燃料的发展模式。那些管道和出口终端将把化石燃料送往亚洲，如何与它们斗争是难题的一部分。因此我们应该与自由贸易协定作战，控制我们自己的过度消费，而且很明显，要重新本土化我们的经济，因为发展中国家燃烧了大量的煤炭资源，却为我们制造了许多用不上的东西。

但是对发展中国家而言，最有力的改变手段和发达国家其实是一样的：积极的、实际的、具体的代替化石燃料的选择的出现，让人们无需在更高的生活水平和提取毒素中间做出选择。因为如果高污染的煤是印度电力供应的唯一方式，那就是如何改进电力供应的问题。如果德里的公共交通系统是一个灾难，那么越来越多的人依然会选择驾车出行。

而其实是存在着替代选择的——政策将会让大量的人群通过去中心化的可再生能源获得电能，并改革城市交通运输系统，这样公共交通将会比私家车更加令人满意（确实，就像之前所讨论的，关于巴西的公共交通系统就出现过一些骚乱）。

有一个提议获得了越来越多的注意，那就是“全球入网电价”，即建立一个全球化管理的基金来支持发展中国家向清洁能源转化。这一计划的设计者——经济学者塔里克·巴努里（Tariq Banuri）和气候专家尼克拉斯·黑尔斯特伦（Niclas Hällström）——预计每年需要1000亿美元的投入，持续10年至14年，“可以有效帮助15亿人口获得能源，同时向可再生能源的未来迈出决定性的脚步，从而可以防止整个社会遭受全球性的气候灾难”。 [43]

苏尼塔·纳拉因（Sunita Narain）——印度最具影响力的环境组织新德里科技和环境中心（New Delhi-based Centre for Science and Enviroment）的领导人，强调解决的方案并不是让富有的国家来制定经济发展战略，而发展中国家依然以污染环境为代价来发展经济（即使后者是有可能的）。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需要不同的发展方式。我们不希望先污染再治理。所以我们需要资金，需要技术，这样才能使事情有所不同。 [44] 这也就意味着富裕的国家必须为气候债务买单。

然而，为快速发展的经济体提供转变资助，并没有成为发达国家活跃人士的首要目标。确实，在美国，许多大型的绿色组织都将气候债务问题视为一个政治毒瘤，因为不同于标准化的“能源安全”口号和绿色岗位的争辩，气候债务的观点强调的是国际社会合作的重要性，而他们已经习惯于将当前的气候行动当成一项比赛，发达国家一定能够取得胜利。

苏尼塔·纳拉因常常听到这样的反对意见。“别人经常跟我说——尤其是我在美国的朋友们——历史责任的问题是不需要讨论的，先人的所作所为不是我们的责任。”但是，她在一个采访中说道，这就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也就是过去的这些作为对于为什么有些国家富有、有些国家贫穷，是有直接的影响的。“你们这些国家今天的富有同社会对自然环境的利用是有着直接的联系的，并且社会也透支了自然环境，而这些透支必须被偿还。这也就是我们需要探讨的历史责任的议题。” [45]

当然，这些争论在那些关于赔偿的斗争中是十分明显的。在拉丁美洲，进步的经济学者们一直认为，西方国家对殖民地土地和资源的掠夺，使其背上了长达几个世纪的“生态债务”。而非洲和加勒比地区的政府在许多场合（最值得一提的就是2010年南非德班的全球反种族主义大会上），都要求大西洋彼岸的殖民者们对他们的所作所为予以赔偿。2013年，德班会议举行十多年之后，这些要求又回到了新闻媒体的视野中，因为14个加勒比海国家联合发出一个正式声明，要求英国、法国、荷兰以及参与奴隶贩卖的其他欧洲国家应该予以赔偿。“我们为了发展资源不停地寻找与挣扎，这是因为在奴隶时期和殖民地时期，我们无法为我们的族人积累财富”。安提瓜和巴布达总理鲍德温·斯潘塞（Baldwin Spencer）在2013年7月说道。他表示，赔款的目标是足以永远地打破其作为附属国的束缚。 [46]

但是富裕的国家在很多时候都无视这样的呼喊，将其统统作为古代史来看待而不予理会。就像美国政府那样，完全忽视来自非裔美国人关于奴隶赔偿的呼吁〔2014年春天，由于《大西洋月刊》塔那西斯·科茨（Ta-Nehisi Coates）的突破性报道再次点燃这一争端，呼吁变得更加激烈〕。 [47] 但是气候债务问题有一些小小的不同。我们可以争论殖民主义的遗产，我们也可以争论奴隶制度在多大程度上塑造了欠发达的状况；但是气候变化科学并没有给我们留下争辩的余地。碳会留下清楚无疑的痕迹，蚀刻在珊瑚和冰核之中。我们可以精确地估测，我们一共能将多少碳排入大气层，以及在过去的二百年中，谁取得了这些预算。

另一方面，所有这些被忽视的和被压制的债务并不是彼此孤立的，而是一个整体的不同部分，是一个连续着的故事。是制造了温室气体的煤炭为曼彻斯特和伦敦的纺织厂和炼糖厂提供动力，它们从殖民地中夺取原棉和甘蔗，而其中的许多都是由奴隶们进行收割的。已故学者埃里克·威廉斯（Eric Williams），也是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的首任总理，有一个很著名的论点，即英国的工业化进程加快得益于奴隶制的直接补贴。而我们现在知道这一进程至今也无法摆脱气候变化的影响。威廉斯论文中的详细内容长期以来备受争论，但是在2013年，伦敦大学的研究人员发布了一个数据库，其中记载了英国19世纪中叶奴隶主们的身份和资产状况，为威廉斯提供了额外的辩护。 [48]

这个研究项目探讨了一个事实，那就是当英国议会在1833年废除了奴隶制度之后，他们承诺补偿英国的奴隶主们失去的人类财产——一种针对这些犯有贩卖奴隶罪行的人，而非受害者的赔偿。赔偿总额达2000万欧元——据《独立报》报道，这一数字，“相当于财政部年预算的40%左右，而按照收入产值估算，这些钱在今天大约相当于165亿欧元”。那时正是工业革命高歌猛进的时期，这些钱多数直接投入了煤炭驱动的基础设施的建设之中——从工厂到铁路再到轮船。这些，反过来，也是使殖民者们变得更加贪婪的工具，而这些伤疤直到今天依然隐隐作痛。 [49]

煤炭并没有创造结构不平等——使得跨大西洋奴隶贩卖和第一个殖民地的掠夺成为可能的船是风力驱动的，而早期的工厂都是靠水轮发电。但是煤炭那种持续不停的、可被预知的能力确实掌控了全局，使得人类劳动和自然资源以之前无法想象的速度被提取，构建出了现代世界经济的整个骨架。

如今我们看到，这样的盗取在奴隶制度彻底废除之后，或者说在殖民地策略已经是强弩之末的时候，依然没有停止。事实上，这依然在进行之中，因为早期轮船和工厂的排放污染只是增加大气中碳含量的开始。所以对于这一段历史的另一个考量就是，两个世纪之前，煤炭帮助西方国家非法占有其他地区人民的生命和土地；来自于煤炭（以及之后的石油和天然气）的污染排放一直留在大气中，让他们顺理成章地占用了后人的天空，贪婪地吞噬着大气层安全吸收二氧化碳的能力。而这一能力本是全人类共有的。

作为连续几个世纪进行盗取的直接结果——对于陆地、劳动力和大气层——发展中国家现如今在全球气候变暖的影响之中不断挣扎，固有的贫困又雪上加霜，而在当下的经济体制之下，燃烧更多的煤炭能够帮助他们获得一个更加低廉容易的经济增长方式，同时也会让气候危机进一步恶化。他们无法在没有帮助的情况下解开这个死局，而这种帮助也只能由那些富裕国家或者组织来提供，在很大程度上，他们的财富来源于非法占有。

这个赔款要求和之前那些的不同之处并不在于它更加有力，而是在于它高于伦理和道德的考虑：富裕的国家需要做的并不仅仅是帮助发展中国家走上节能减排的经济发展道路，因为这本就是正确的事情。我们需要做这件事，因为它决定了我们的集体生存。

与此同时，我们要赞同这样一个观点：曾经被损害，并不代表被赋予了可以在一个更大的规模上重复同样罪行的权利。就像是被强暴的人并没有强暴别人的权利，被抢劫的人也没有权利去偷盗一样，错过了用污染物阻塞大气的机会并不代表如今就有阻塞的权利，特别是今天的污染者比之前的实业家更了解污染带来的灾难后果。

所以需要找到一个中间的立场。幸运的是，生态公平智库（EcoEquity）和斯德哥尔摩环境研究所（Stockholm Environment Institute）的一群研究人员正在尝试去做这些：他们为一个全球规模的严格公平的减排方法建立了一个详细的创新模型，叫做“温室发展权利”（Greenhouse Development Rights）框架。这是一个尝试，尝试更好地反映正在向发展中国家移动的财富和碳污染的最新现状，同时又坚决维护可持续发展战略，并且承认西方应该为累积排放承担更大的责任。这样的一个行为，他们相信，是我们想打破气候死局必须要去做的事情，因为它处理了“在国家与国家之间，和国家内部当中存在的巨大差异”。发达国家可以确保发展中国家的财富能够正确地发挥作用，无论是现在还是将来；而穷人关于大气的权益也会得到保障。 [50]

出于这样的考虑，全球减排负担在每一个国家的公平分配是由两个关键因素决定的：历史排放的责任和基于国家发展水平的排放体量。在一个演示方案中，美国的全球节能减排份额需要在十年之后减少30%（是所有国家中最多的）。但是并不是所有的减排都需要在国门内进行——一些可以通过融资或者其他的渠道来支持发展中国家向低碳排放过渡来实现。根据这个调查研究，每一个国家在全球体系下应当担负的责任都被清晰地定义和量化，那么就没有必要来依靠像碳交易那种无效并且易被利用的市场机制。 [51]

当富裕的国家哭穷并削减社会服务的时候，要求政府来进行那种国际性的承诺听起来不太可能。我们连传统的援助都做不到，更别提拿出一些雄心勃勃的、以正义为基础的新方法。但是马上，对于发达国家来说，就会有许多负担得起的方法来偿还气候债务而不会破产——从取消当前发展中国家的外债作为交换，到开放绿色能源专利，并转移相关的知识技能。

此外，许多花费并不需要来自纳税人，它可以且应该来自应该为这场危机负责的企业。它可以是我们已经讨论过的污染赔偿方式的任何组合，从金融交易税，到取消对化石燃料企业的国家补偿。

我们不愿意看到的是，在这场危机中，让责任最小的人们承担所有或是大部分后果，因为那将使得我们的大气中聚集的碳达到灾难性的规模。就像号召我们尊重与原住民签订的条约和土地分享协议一样，气候的改变又一次迫使我们去观察，过去那些假装已经被掩埋的不公正，正在塑造我们面对全球气候灾害的共同脆弱。

当土地上许多未开发的最大碳资源被这个星球上最穷困的人们所掌控，当工业废气排放在最穷的那些国家高速飙升，除了纠正贫困的真正根源，我们无路可走。

[1] Leah Temper, “Sarayaku Wins Case in the Inter-American Court of Human Rights but the Struggle for Prior Consent Continues,” EJOLT, August 21, 2012.

[2] Sivan Kartha, Tom Athanasiou, and Paul Baer, “The North-South Divide, Equity and Development—The Need for Trust-Building for Emergency Mobilisation,” Development Dialogue no. 61, September 2012, p. 62.

[3] 根据U.S. Geological Survey，在Powder River Basin，有1620亿美吨技术可采煤矿。使用来自U.S. Energy Information Administration的数据，2012年总煤炭消费为8.89亿美吨，这一资源大约可以持续182年：David C. Scott and James A. Luppens, “Assessment of Coal Geology, Resources, and Reserve Base in the Powder River Basin, Wyoming and Montana,” U.S. Geological Survey, February 26, 2013; “International Energy Statistics,” U.S. Energy Information Administration, U.S. Department of Energy, http://www.eia.gov.

[4] “Many Stars CTL,” Beyond Coal, Sierra Club, http://content.sierraclub.org; Homepage, Many Stars Project, http://www.manystarsctl.com/index.html.

[5] 与Mike Scott的个人访谈，October 21, 2010; 与Alexis Bonogofsky的个人访谈，October 21, 2010。

[6] “2013 American Indian Population and Labor Force Report,” U.S. Department of the Interior, Office of the Secretary, Office of the Assistant Secretary—Indian Affairs, January 2014, p. 47 “Cheyenne Warriors,” Day One , ABC News, July 6, 1995.

[7] 与Charlene Alden的个人访谈，October 22, 2010。

[8] 与Henry Red Cloud的个人访谈，June 22, 2011。

[9] Andreas Malm, “The Origins of Fossil Capital: From Water to Steam in the British Cotton Industry,” Historical Materialism 21 （2013）: 45.

[10] 与Larry Bell的个人访谈，July 1, 2011。

[11] 可再生能源，实际上，比依靠开采的能源更加可靠，因为那些能源模型需要不间断地新输入去避免崩溃；而对可再生能源而言，除了最初对基础设施的投资外，大自然会免费提供原始的材料。

[12] Carolyn Merchant, “Environmentalism: From the Control of Nature to Partnership,” Bernard Moses Lectur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May 2010.

[13] 与Landon Means的个人访谈，June 24, 2011;与Jeff King的个人访谈，June 23, 2011。

[14] 与Henry Red Cloud的个人访谈，June 22, 2011; 与Alexis Bonogofsky的个人访谈，June 22, 2011。

[15] Matthew Brown, “Wildfires Ravage Remote Montana Indian Reservation,” Associated Press, August 31, 2012;与Vanessa Braided Hair的个人访谈，March 27, 2013。

[16] 与Henry Red Cloud的个人访谈，June 24, 2011。

[17] 作者原创报告，March 21, 2013; 由Alexis Bonogofsky提供的录音，January 17, 2013。

[18] “Our Work,” Black Mesa Water Coalition, http://www.blackmesawatercoalition.org; “Black Mesa Water Coalition” （video）, Black Mesa Peeps, YouTube, December 19, 2011.

[19] Marc Lee, Enbridge Pipe Dreams and Nightmares: The Economic Costs and Benefits of the Proposed Northern Gateway Pipeline , Vancouver, BC: Canadian Centre for Policy Alternatives, March 2012, 4-7

[20] Marc Lee, Enbridge Pipe Dreams and Nightmares: The Economic Costs and Benefits of the Proposed Northern Gateway Pipeline , Vancouver, BC: Canadian Centre for Policy Alternatives, March 2012，p. 6。

[21] Dan Apfel, “Why Investors Must Do More Than Divest from Fossil Fuels,” The Nation , June 17, 2013。

[22] Diane Cardwell, “Foundations Band Together to Get Rid of Fossil-Fuel Investments,” New York Times , January 29, 2014; Brendan Smith, Jeremy Brecher, and Kristen Sheeran, “Where Should the Divestors Invest?” Common Dreams, May 17, 2014.

[23] Diane Cardwell, “Foundations Band Together to Get Rid of Fossil-Fuel Investments,” New York Times , January 29, 2014; Brendan Smith, Jeremy Brecher, and Kristen Sheeran, “Where Should the Divestors Invest?” Common Dreams, May 17, 2014.

[24] Melanie Wilkinson, “Pipeline Fighters Dedicate Structure on Route,” York News-Times （Nebraska）, September 24, 2013.

[25] “Our Mission,” RepowerBalcombe, http://www.repowerbalcombe.com.

[26] 与Bill McKibben的个人访谈，November 5, 2011。

[27] 与John Jordan的个人电子邮件交流，January 13, 2011。

[28] Patrick Quinn, “After Devastating Tornado, Town is Reborn ‘Green,’ ” USA Today , April 23, 2013.

[29] Patrick Quinn, “After Devastating Tornado, Town is Reborn ‘Green,’ ” USA Today , April 23, 2013.

[30] Scott Wallace, “Rain Forest for Sale,” National Geographic, January 2013; Kevin Gallagher, “Pay to Keep Oil in the Ground,” The Guardian , August 7, 2009.

[31] Esperanza Martinez, “The Yasuní—ITT initiative from a Political Economy and Political Ecology perspective,” 出自Leah Temper, et al., “Towards a Post-Oil Civilization: Yasunization and Other Initiatives to Leave Fossil Fuels in the Soil,” EJOLT Report No. 6, May 2013, pp. 11, 27.

[32] Angélica Navarro Llanos, “Climate Debt: The Basis of a Fair and Effective Solution to Climate Change,” 为Technical Briefing on Historical Responsibility所做的演示，Ad Hoc Working Group on Long-term Cooperative Action, United Nations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 Bonn, Germany, June 4, 2009.

[33] Susan Solomon et al., “Persistence of Climate Changes Due to a Range of Greenhouse Gases,”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107 43 （2010）: 18355.

[34] “Kyoto Protocol,” Kyoto Protocol, United Nations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 http://unfccc.int.

[35] Matthew Stilwell, “Climate Debt—A Primer,” Development Dialogue no. 61, September 2012, p. 42; Global Carbon Project emissions data, 2013 Budget v2.4 （July 2014）, 可于http://cdiac.ornl.gov获得。

[36] Matthew Stilwell, “Climate Debt—A Primer,” Development Dialogue no. 61, September 2012, p. 42; Global Carbon Project emissions data, 2013 Budget v2.4 （July 2014）, 可于http://cdiac.ornl.gov获得；“Global Status of Modern Energy Access,” 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 World Energy Outlook 2012; Barbara Freese, Coal: A Human History （New York: Penguin, 2004）, 64.

[37] “Status of Ratification of the Convention,” UNFCCC, http://unfccc.int; “Article 3: Principles,” Full Text of the Convention, United Nations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 http://unfccc.int; Kyoto Protocol, United Nations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 http://unfccc.int.

[38] Martínez in Temper et al., “Towards a Post-Oil Civilization,” p. 32; Jonathan Watts, “Ecuador Approves Yasuni National Park Oil Drilling in Amazon Rainforest,” Guardian , August 16, 2013.

[39] Mercedes Alvaro, “Coalition to Halt Ecuador Oil-Block Development to Appeal Invalidation of Signatures,” Wall Street Journal , May 9, 2014; Kevin M. Koenig, “Ecuador Breaks Its Amazon Deal,” New York Times , June 11, 2014.

[40] James M. Taylor, “Cancun Climate Talks Fizzle, but U.S. Agrees to Expensive New Program,” Heartlander Magazine , The Heartland Institute, January 3, 2011.

[41] 与Alice Bows-Larkin的个人访谈，January 14, 2013; David Remnick, “Going the Distance: On and off the Road with Barack Obama,” The New Yorker, January 27, 2014.

[42] Sustainable Buildings and Climate Initiative, Buildings and Climate Change: Summary for Decision Makers, United Nations Environment Programme, 2009, http://www.unep.org; “Global Building Stock Will Expand 25 Percent by 2012, Driven by Growth in Asia Pacific, Forecasts Pike Research,” BusinessWire , December 28, 2012; “Retail and Multi-Unit Residential Segments to Drive Global Building Space Growth through 2020,” Navigant Research, press release, September 19, 2011, http://www.navigantresearch.com.

[43] “Climate Change Leadership—Politics and Culture,” CSD Uppsala, http://www.csduppsala.uu.se; Tariq Banuri and Niclas HällstrÖm, “A Global Programme to Tackle Energy Access and Climate Change,” Development Dialogue no. 61, September 2012, p. 275.

[44] “ ‘The Most Obdurate Bully in the Room’: U.S. Widely Criticized for Role at Climate Talks,” Democracy Now!, December 7, 2012.

[45] 与Centre for Science and Environment的主任Sunita Narain的个人访谈， May 6, 2013.

[46] Nicole Itano, “No Unity at Racism Conference,”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 September 7, 2001; Declaration of the World Conference Against Racism, Racial Discrimination, Xenophobia and Related Intolerance, http://www.un.org/WCAR/durban.pdf; Ben Fox, “Caribbean Nations Seeking Compensation for Slavery,” Associated Press, July 25, 2013; “Statement by the Honorable Baldwin Spencer, Prime Minister of Antigua and Barbuda to 34th Regular Meeting of the Conference of Heads of Government of the Caribbean Community, July 2013—On the Issue of Reparations for Native Genocide and Slavery,” Caribbean Community Secretariat, press release, July 6, 2013.

[47] Ta-Nehisi Coates, “The Case for Reparations,” The Atlantic , May 21, 2014.

[48] Eric Williams, Capitalism and Slavery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44] 1994）; “Legacies of British Slave-ownership,” 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 http://www.ucl.ac.uk.

[49] Sanchez Manning, “Britain’s Colonial Shame: Slave-owners Given Huge Payouts After Abolition,” Independent , February 24, 2013; “Legacies of British Slave-ownership,” 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

[50] Paul Baer, Tom Athanasiou, Sivan Kartha, and Eric Kemp-Benedict, “The Greenhouse Development Rights Framework: The Right to Development in a Climate Constrained World,” revised 2nd edition, Heinrich Böll Foundation, Christian Aid, EcoEquity, and the Stockholm Environment Institute, 2008; Kartha, Athanasiou, and Paul Baer, “The North-South Divide, Equity and Development,” p. 54.

[51] 欲知关于Greenhouse Development Rights的更多信息，探索该框架在实践中的情况，参见, GDRs 网站上的交互性公平计算器以及其他信息：http://gdrights.org. 30 个百分点和碳贸易：Kartha, Athanasiou, and Baer, “The North-South Divide, Equity and Development,” pp. 59–60, 64; 与Sivan Kartha的个人访谈，January 11, 2013.

第13章
再生的权利
从榨取到新生

“不要说我的适应力强，我适应力并不好。因为每一次当你说‘哇，他们适应力真好’的时候，你往往对我也产生了影响。”

——特蕾西·华盛顿（Tracie Washington），

新奥尔良公民权利代理人，2012 [1]

“原始法则让女性成为第一个生态环境。在孕期我们的身体维系着生命……女性的乳房哺育着后代。女性的身体流淌着世代与社会和自然的关系。老人们说，地球是我们的母亲。从这一方面来说，我们女性就是世界。”

——凯西·库克（Katsi Cook），莫霍克族助产士，2007 [2]

在这本书的最开始，我写了关于在一个气候问题导致生物灭绝的时代里如何成为一个母亲的事情。我之前已经感觉到了这一危机，当然，我们所有人在某种程度上都感受到了。但是大多数时候，我对于气候的恐惧就像一种低级的忧郁，一种不时的恐慌，而不是一种完完全全的悲伤。

在大约七年之前，我意识到我已经确信我们将走向一个严峻的生态环境的崩溃，我已经失去了享受人生乐趣的能力。越是美好的经历，我就越会因为其必然消失而感到悲伤——就像一些人无法完全沉浸在爱情之中，因为她无法停止去想象不可避免的心碎。

不列颠哥伦比亚省阳光海岸上的海湾是个充满生机的地方，但我会突然想象到它的贫瘠，那里的老鹰、鹭、海豹和水獭都消失了。当我报道了英国石油公司在墨西哥湾的泄露，一切变得更糟：两年了，我仍无法看着一片水域而不去想象其被油污覆盖的样子。日落时分尤其困难，海浪上方的粉色晚霞看起来更像是石油的光泽。有一次，当我正在烤一片美丽的新鲜红大马哈鱼片，我让自己去想象，如何像一个干瘪的老太太一样，把这非凡的鱼类那令人激动的颜色、宝石般的质感描述给一个住在野生生物已经消失的世界的孩子。

我把我这种消极的习惯叫做“失去前”（pre-loss），电影《少数派报告》（Minority Report ）中“犯罪前”（pre-crimes）的变体。我也明白我并不是唯一一个承受这种痛苦的人。几年前，我还是《国家》杂志专栏作家的时候，曾经主持过一个一周穿越阿拉斯加的栏目。杂志的满版广告上的标语是：来看看那些冰川吧，趁它们还没有融化。我狂怒地给杂志编辑打电话：我们怎么能在推销碳排放度假的同时开关于冰川融化的玩笑？这是在说全球变暖很有趣吗？我们不用为阻止变暖做点什么吗？那个广告撤掉了，但是那之后我认识到，撇开低品位不谈，这也正是我们中的大多数消费野外环境的方式——一种虚无主义式的、最后的道别。在一切彻底消失前尽可能地享用它们。

这种生态绝望也是我在三十岁之前不想要孩子的重要原因之一。我还曾经开玩笑说，我会生一个疯狂麦克斯式的环境斗士，和她的朋友一起为食物和能源斗争。我很清楚，如果我们想避开这样的未来，就必须减少我们制造出的超级消费者的数量。在写这本书时，我的态度发生了变化。一部分，毫无疑问，是标准化观点的否决（多一个小孩能有什么影响……），但还有一部分是因为，这些年来沉浸于国际气候正义运动中，让我想象到各种与我潜意识中那些后末日题材的气候小说场景相比不那么阴冷的未来景象。可能，也只是可能，未来我们可以改变自身在地球上的存在，可以重新成为造物循环的一环，而不是其破坏者。

当然我也是幸运的：尝试的第一个月我就怀孕了。但是后来，运气来得快走得也快。流产，卵巢肿瘤，对癌症的恐惧，手术，验孕棒上月复一月的一条粉色杠的失望，又一次的流产。

之后我陷入了一个我称之为“生育工厂”的漩涡（“你一定要那样叫它吗？”我耐心的丈夫恳求道）。在一栋市区办公大楼如迷宫般的房间里，药物、激素和日间手术像牙医办公室里随意摆放的牙刷一样随意发放。他们的工作前提是，每一个踏入这道门的女人都可以不惜一切地怀上孩子，即使这意味着怀了三个（或五个）孩子而不是一个，即使这意味着要使用会严重损害健康的危险药物和监管不力的医疗程序。

有那么一段时间，我确实准备做一个很有耐心的病人，但是事与愿违。最后一根稻草是，一位医生告诉我，在我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体外受精后，我可能出现了“卵子质量问题”，我应该考虑一个卵子捐赠者。我感觉自己就像是超市里面过期的鸡。想到这些医生对于提升“活胎出生率”的渴求带来的更多问题，我就不再去了。我扔掉药片，安全处理掉注射器，然后继续生活。

告诉朋友和家人我放弃了用技术解决不孕这件事是极其困难的。人们常常觉得有必要告诉我关于他们朋友和熟人在机会渺茫时成为父母的故事。通常这些故事所涉及的主人公怀孕所使用的技术，正是我决定要放弃的（他们指责性地暗示我，说我显然是对生育这件事不够坚定）。很多故事是关于那些试遍每一种可能的女性——九次体外人工受精、卵子捐献者、代孕等等——一停止就怀孕了。所有这些故事的共同点在于，它们都有一个毋庸置疑的假设：身体上的“不”从不意味着真正的“不”，总会有一个解决方案的。还有，明明有能够解决生理障碍的技术可用，那么选择不去使用就是错的。

在某种程度上，这种信念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女性生殖系统——两个卵巢和输卵管是非常有韧性的；成千上万的卵子中其实真正需要的只是几十个健康的。怀孕机会较大的年龄是在12～50岁（或多或少）之间。但我觉得身体在告诉我，即使有着巧妙的内置的韧性，仍有一堵墙竖在那里，超过这个地方我们便无法推动。我觉得这堵墙作为身体的真实内部结构，拍击它已经让我受伤。我不想继续拍击了。

我对进一步干预的抗拒并非来自一些关于婴儿应该或不该自然受孕的固有观念。我知道对于那些有明确不孕症的男人和女人而言，这些技术是一个令人愉悦的奇迹。对于同性恋和变性人夫妇而言，某种形式的生育繁殖协助是他们成为父母的唯一途径。我认为，每个想成为父母的人都应该有所选择，不管他们的婚姻状况、性取向或收入如何（在我看来，这些程序应该被公共健康保险所覆盖，而不是仅限于那些能负担得起这些天文费用的父母）。

诡异的是，让我在诊所感到不安的许多事情也令我对地球工程师感到不安：无法解决导致基本问题的那些根本原因，和我们似乎在转而寻求高风险科技的事实。这种退而求其次不是因为我们没有其他选择，而是麻烦一出现我们就向科技寻求帮助——甚至把它当成一个捷径〔一定年纪的女性被警告说“时间正在流逝”（tick tock）〕。比如在我住的地方，要找到一个卵子捐赠者或代孕者明显就比收养一个婴儿容易得多。

然后是未被公开承认的风险问题。尽管许多实践者在这一超过100亿美元的全球产业中显得轻松随意，但风险是真实存在的。例如荷兰的一项研究显示，那些做过试管受精的妇女患“恶性卵巢肿瘤”的概率是常人的两倍；以色列的研究发现，服用常见生育药物枸橼酸克罗米酚的女性患乳腺癌的风险更高（我也服用过）；瑞典的研究人员发现，试管婴儿患者在怀孕早期患上危及生命的肺部血凝块的概率比普通人高七倍。其他研究也显示了用这种方法出生的婴儿面临的各种各样的风险。 [3]

当我去诊所的时候，并不了解这项研究。我的担心源于一种常规性的担忧——要靠服用药物来显著提高用于每个月受精的卵子的数量，可是在我身体的安全机制中，我才是最重要的，最好还是不要勉强。但在诊所几乎没有余地来表示疑问：与医生的对话像闪电约会一样简短，任何问题都被当作软弱的表现。看看在检查室和走廊的所有可用空间里张贴的那些充满感激的欢乐的出生通告，还有什么能比这更重要吗？

那为什么我要在一本有关气候变化的书中分享这些经验和观察？部分是因为我对透明性的执着。我花了五年时间研究并撰写这本书，在同一段时间里，我的个人生活被失败的药品和技术治疗占领，当然最终，怀上孩子，成为母亲。一开始我想要让这些事情各自独立进行，但很不顺利。不可避免地，某一项工作会占据太多我的精力，影响其他的工作。我了解了生态危机，这让我面对自己的生育危机时眼界更加开阔；而我在生育过程中所学到的，影响着我看待生态危机的方式。

我生命中这两股河流交织的方式有些时候让我非常痛苦。举例来说，当时我正经历一个特别困难的不孕时期，仅仅是出席环保聚会就可能让我产生情感崩溃。最糟糕的部分是人们不断地说起，我们对“我们的孩子”和“我们的子孙”要负责任。我知道这些跨越代际的责任都是人们由衷的倾诉，绝不意味着要排除掉任何人，可是我无法遏抑地感觉到自己被排斥在外。如果关心未来只是为了爱护自己的子孙，那对于我们这些没有或无法有孩子的人来说，我们在这样的话语中有什么位置呢？如果没有孩子，是不是就没有可能成为一个真正的环保主义者？

再有就是那些与地球母亲相关的整套话语体系：因为生育子女的天然生理能力，妇女会享受这种特别的比喻。她化身为肥沃、丰富的地球，是一个大家族的女族长。我毫不怀疑，某些女性感到与自然这样的联系，并且这种联系成为她们强大的创作力量。但同样真实的是，我认识的某些最有创意、最具关爱心的女性（和男性）选择不要孩子。我想要受孕，但却不能，那么这个把母性等同于大地的隐喻让我们这样的女性如何自处？我们被自然放逐了？在我特别悲观的时刻，有种说法是我的身体和生命繁衍之间的联系已被切断，像没有信号的电话线。那时我与这样的信念战斗着。

可是一路走来，那种感觉变了。这并不是说我和我内心的地球母亲连接上了，而是我开始注意到，如果地球确实是我们的母亲，那么她远远不是神话中描述的丰饶女神，她是一个正独自面临着很多生育挑战的母亲。事实上，在我们的工业活动影响自然世界的方式中，最令人痛心的影响之一是，它们在干扰着地球生命周期的最核心的系统，从土壤到沉积物。我也开始注意到除了我们人类自己，还有越来越多的物种正撞上不孕的高墙，它们越来越难以成功繁殖后代。更难的是，在气候变化带来的严峻压力下保护他们的幼子。

而一个更加乐观的观察是，我开始学习到，如果我们要真正超越今天以开采为核心的经济模式，那么我们需要围绕着保护和重视地球精巧的原生繁育系统及其所有居民的繁衍，重建新的世界观。这种世界观的基础是再生和重建，而不是统治和枯竭。

一次水体流产

因为我退出了诊疗，所以去路易斯安那报道英国石油公司漏油事件的时候，我不知道自己怀孕了。几天后，我回到家，清楚地感觉到有些东西不太对劲，就在家做了一个妊娠试验。这一次是两条线，但第二条线很奇怪，是淡淡的。俗话说“你不能只是怀了一点孕”，然而我那时的情况似乎就是那样。在进一步检查之后，我的家庭医生告诉我（用我熟悉的希望渺茫的口气），虽然我怀孕了，可是我的激素水平过低，可能会出现第三次流产。

我的脑海里立马想到了墨西哥湾。为了报道泄漏事件，我曾好些天吸入有毒的烟雾。有一次，我涉过齐腰的水去一处幽静的被泄漏的原油覆盖的海岸。我搜索英国石油公司使用的化学物质，并发现喋喋不休的网民们把它们与流产联系起来。不管是怎么回事，我毫不怀疑，这次流产是我自己的原因。

大约一周的监测后，妊娠诊断为异位，这意味着胚胎已在子宫外，最可能是在一个输卵管里。我被推着从医生的办公室冲到急诊室。异位妊娠是产妇死亡的主要原因，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如果未能诊断出来，胚胎不断在这个位置生长，会导致破裂而大量内出血。如果发现及时，治疗方法有些吓人：一剂或多剂注射甲氨蝶呤，这种强大的药物在化疗中用于阻止细胞发育（并带有许多类似的副作用）。一旦胎儿发育停止，妊娠自身就会中断，但这可能需要几周时间。

对我的丈夫和我而言，这是一种艰难的、抽离式的损失。但得知流产与发生在墨西哥湾的事情没有关系，也让我松了口气。了解这一点确实让我对报道泄漏那段时间的想法发生了一点点变化。至于我，等待妊娠“自行解决”的时间里，我不断想起在“吞食鱼号”（Flounder Pounder）上度过的漫长的一天，那是我们租的一条运动渔船。我们一组人当时去寻找证据，证明石油已经进入了沼泽地。

我们的导游是乔纳森·亨德森（Jonathan Henderson），他是海湾复原网络（Gulf Restoration Network）的召集人之一。海湾复原网络是个英勇的本地组织，致力于救护被石油和天然气行业破坏的湿地。我们驶过密西西比河三角洲各个狭窄的河口，这个过程中，亨德森一直靠在船远端的那侧，以便更好地观察那些绿油油的草。最让他忧心的不是我们眼中的景象：鱼在污水中游行，罗索甘蔗表面沾满了红棕色的油。他忧心的是那些更难被发现的东西，至少在没有显微镜和样品罐的情况下你发现不了。春天是墨西哥湾沿岸动物们的产卵季节，亨德森知道，这些沼泽里熙熙攘攘地住满了几乎看不见的浮游动物和微小的幼体，它们会发育成成虾、牡蛎、螃蟹和鳍鱼。在这脆弱的几周和几个月内，沼泽草就像一种水产孵化器，向这些幼体提供营养，保护它们免受天敌的伤害。 “一切都诞生在这些湿地中。”他说道。 [4] 当然，除非这个过程受到干扰。

与成年动物不同，鱼类在卵和幼体阶段没有任何防御的手段。这些微小的生物随潮汐而行，无法规避这条路上的任何毒素。而在这发育成长的早期，玲珑脆弱的细胞膜无法提供任何抵御毒素的保护。微小，甚至可以忽略不计的剂量都可导致小鱼的死亡或突变。

在亨德森看来，这些微小生物的前景并不乐观。水一波一波的，带来了更多的石油和分散剂，把致癌物质多环芳烃（PAHs）水平迅速推高。而这一切都发生在对生物生命周期而言绝对最糟糕的时刻：不仅仅是贝类，蓝鳍金枪鱼、石斑鱼、鲷鱼、鲭鱼、旗鱼和马林鱼都在这几个关键月份产卵。而在三角洲外开阔的水面上，半透明的原生生物聚落只能被动等待着无数条石油和分散剂油污中的一条的到来，就像等待死亡天使的光临。正如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的渔业生物学家约翰·拉姆金所说：“与油接触的幼虫不会有任何存活的机会。” [5]

它们的死亡不可能像满身油污的鹈鹕和海龟那样，出现在世界报纸那一周的头条；没有媒体会关注它们，在官方对石油泄漏的评估中它们的死也无足轻重到根本不会计算在内。对啊，如果某些物种的幼虫在这个过程中被扼杀了，我们可能多年以后才会了解到：直到这些胚胎的生命形式按理说应该达到成熟的若干年后。然后，与那些相机随时准备记录的大规模暴毙不同，什么……都不会有。一片空白，这是生命周期中的一个缺口。

这就是鲱鱼这个物种在“埃克森-瓦尔迪兹”号油轮灾难发生后所经历的。漏油事件后的三年间，鲱鱼数量十分稳定。但第四年，种群数量突然暴跌了大约四分之三。接下来的一年里，鲱鱼数量如此之少，如此羸弱，以至于威廉王子湾的鲱鱼渔场都要关闭。掐指一算就知道：灾难发生时还是鱼卵和幼虫阶段的鲱鱼刚好是那一年进入成熟期。 [6]

凝视沼泽草地时，亨德森担心的恰恰是这种延后发生的灾难。到达红鱼湾后，我们关掉了吞食鱼号渔船的引擎，在沉默中漂流了一段时间，同时把整个油光发亮的水面录进了视频。这里曾经是游钓活动爱好者的天堂。

我们的船在那可怕的地方晃动着，黑鹰直升机和雪白的白鹭在天空中嗡嗡作响，我忽然觉得我们不是浮在水中，而是悬浮在羊水中，我们淹没在这场巨大的多物种的流产中。当我得知我那时也是在孕育一个命运多舛的胚胎的早期，我开始觉得那个时候在沼泽里，我是在一场流产中经历着另一场流产。

就在那时，我不再认为不孕对我而言是某种来自大自然的流放，而开始有一种感觉，这种感觉我只能形容为一种与不孕的血缘关系。我突然明白我确实是一个巨大的生物群落中的一个个体。在这个群落里我们有很多同类，无论人类或非人类，都正为创造新生命而艰苦战斗。

老者的国度

相对关于生命权和未出生的生命所有的权利的讨论，我们的文化极少关注儿童的脆弱性，更不必说那些正在孕育中的生命。当我们审批药物和化学品的安全性和可暴露范围时，我们的风险评估集中讨论的是它对成年人的影响。生物学家桑德拉·斯坦格雷伯的观察是，“整个监管制度的基础假设是，从生物学上，我们都被当做中年男性对待……例如说直到1990年，对于辐射暴露的参考剂量都是基于5英尺7英寸、体重157磅的高个子白人男性做出的”。美国大规模生产的化学品中，有超过四分之三从来没有测试过它们对胎儿和儿童的影响。这意味着它们被释放到环境中的时候，没人会顾虑它们将如何影响一个20磅重的人（这是你一岁女儿的平均体重），更不要提对体重是0.5磅的孩子（相当于一个19周的胎儿）的影响。 [7]

然而，不育症频繁出现，婴儿集体患病率上升，它们很可能是一种更广泛的健康危机的最早的征兆。例如，虽然多年来我们知道水和空气的安全问题一定与压裂技术有关，但却没有明确的证据表明，这种做法严重影响了人类的健康。但在2014年4月，科罗拉多公共卫生学院和布朗大学的研究人员联合发表了一份权威的研究报告，报告检视了科罗拉多州乡村地区的新生儿健康水平。这些地区正在进行大量的水力压裂工程。研究发现，生活在天然气开发最多的地区的母亲比那些住在没有天然气井地区的母亲更有可能生出患先天性心脏缺陷的婴儿（高出30％）。他们还发现了一些证据表明，母体暴露于高水平的天然气开采活动中会增加新生儿神经系统缺陷的风险。 [8]

大约在同一时间，来自普林斯顿大学、哥伦比亚大学、麻省理工学院的学者们在美国经济协会的年会上发表了演说，演说中他们展示了基于宾夕法尼亚州从2004年到2011年出生记录所做研究的初步发现（研究尚未发表）。彭博社的马克·怀特豪斯（Mark Whitehouse）是少数几个在场的记者之一，他后来报道：“他们发现，生活环境与水力压裂工程接近的话，新生儿出生体重偏低的可能性增加了一半以上，从约5.6％增至9％还多。而新生儿阿氏评分偏低的可能性几乎翻了一番（阿氏评分是新生儿健康状况的综合性指标）。” [9]

还有人居住在我们的化石燃料产业链最肮脏的那些地区附近。对于这些居民而言，上述这些对婴幼儿健康的影响，甚至更糟的情况都再熟悉不过了。比如说阿马吉纳昂（Aamjiwnaang）原住民社区，这个社区位于安大略省南部的工业城市萨尼亚南部，因为“消失的男孩”事件一直是严密科学研究的课题。直到1993年，该社区男孩和女孩的出生数量与全国平均水平保持一致，男孩比女孩稍多。但随着人们靠近石化厂生活的时间越久（这些工厂已经为该地赢得了绰号“化学谷”），事情逐渐改变了。到2003年，日托中心满是女孩，只有极少数男孩，并有许多年，该社区只能勉强凑够男孩来组成一个棒球或曲棍球队。果然，对出生记录的研究证实，从1993年到2003年，这片保留地上出生的女孩是男孩的两倍。而1999年至2003年，只有35％的阿马吉纳昂原住民的新生儿是男孩。《男性健康》杂志在2009年的调查报道揭露，这是“有记录以来关于男孩女孩的比例幅度最大的降低”。研究还发现，阿马吉纳昂的女性中39％经历过流产，而一般人群中的女性这一数字大约是20％。在2013年发表的研究发现，激素干扰物可能是罪魁祸首。该地区的妇女和儿童体内的多氯化联苯含量高于平均水平。 [10]

在路易斯安那州的摩斯维尔（Mossville），我听说了同样的生育灾难。这个城市靠近查尔斯湖，是一个历史悠久的非裔美国人城镇。近年来，这个城市的2000个家庭中已经有超过一半离开了。他们要逃避不请自来的隔壁邻居带来的无情污染：成片的巨大的工业厂房把从墨西哥湾开采出来的石油和天然气炼成汽油、塑料和化学品。摩斯维尔是一个环境种族主义的教科书式的案例：这个城市由被释放的黑奴组成，它曾经为它的居民提供了一个安全的港湾。居民们享受这里的舒适生活，这样的生活部分得益于周围的湿地，湿地提供了丰富的狩猎场和渔场。但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开始，州里的政客积极拉拢石化等行业的企业，向他们提供慷慨的税收减免政策，于是一家又一家，巨大的工厂在摩斯维尔城边落脚。有的工厂距离木屋只有几百英尺。今天，十四家化工厂和炼油厂包围着城市。其中有美国乙烯生产设施最集中的工厂。许多笨重的结构看上去全部是由金属管构成，就像危险的化学大教堂的尖顶。轰鸣的机器二十四小时持续不断地排出废气，泛光灯和闪光灯照亮夜空。 [11]

意外泄漏已是家常便饭，爆炸也频繁发生。但是，即使工厂运行平稳，每年也会向周围的土壤、空气、水源和地下水系排放大约400万磅的有毒化学物质。 [12] 抵达摩斯维尔之前，我就听说过关于本地的癌症和呼吸系统疾病问题，而且我知道有些居民体内的二英含量是全国平均水平的三倍。但我却完全没有料到，我将听到这些流产、子宫切除和出生缺陷的故事。

黛布拉·拉米雷斯（Debra Ramirez）经过多年的抗争以后终于被迫放弃她在摩斯维尔的家，搬到查尔斯湖。她向我描述摩斯维尔时，说这个城市像“满是化学物质的妇女的子宫。我们正在这个子宫中死去”。刚在英国石油公司污染采访后经历了流产的我，觉得这个“有毒的子宫”的比喻实在令人不寒而栗。拉米雷斯分享自己的家人的一些健康历史以后，我的战栗愈发强烈。三十年前，她接受了子宫切除术。之后她的三个姐妹和她的女儿也经历了同样的手术。“代代相传。”她说。一个家庭五个子宫切除术可能只是基因出了问题。但随后拉米雷斯向我展示了一份影像资料。这份录像来自CNN的桑贾伊·古普塔博士（Dr. Sanjay Gupta）主持的关于这个“毒镇”的特别市政厅会议。在视频里，拉米雷斯告诉来访的记者，她接受了子宫全切术，“像大多数在这区域的年轻女性一样”。 桑贾伊·古普塔博士吃了一惊，向房间里边的其他女性求证，她们是否经历过子宫切除术，许多女性给出了肯定的回答，她们默默地点头。然而，尽管现有的许多研究试图指出在摩斯维尔市毒素对人体健康的影响，但却没有一项研究详细检测本市的毒素对生育的影响。 [13]

也许这本来就一点儿也不奇怪。我们的文化本就不怎么重视保护，甚至都不关注生育这件事，不仅仅是在人类当中，对一切生命物种都是如此。大量的资金和尖端技术都倾注于用来积极干预我们的生命周期。我们现有的全球农业模式已经成功地把农民保存种子这件事变成一种违法行为。而种子是生命的基石；保存种子是农民们世世代代的古老做法。今天，农民们不得不每年购买新的种子。同时，我们的全球能源模式中化石燃料的价值居然在水之上。可是水是所有生命的起源，没有它，没有生命可以苟活。

我们的经济体系不重视妇女的生育行为，我们向孩子的看护者支付可怜的薪水，教师的薪资几乎一样糟糕。而只有当男人试图参与规制的时候，我们才能大致听说关于女性生育的话题。

英国石油公司的遗产和“什么都捞不着”

如果说我们倾向于忽视我们的工业活动对人类生殖活动的影响，那么那些更脆弱的非人类生物的待遇要糟糕得多。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那份英国石油公司在墨西哥湾灾难前所做的风险评估报告。为了深水区域的钻探作业获得政府批准，该公司需要给出一份可信的计划，用于评估一旦泄漏，生态系统会受到怎样的影响，而公司会如何应对。因为风险最小化是这个行业的标志之一，所以该公司自信地预言，许多成鱼和贝类将能够在石油泄漏的情况下生存下来，它们可以游离或“对碳氢化合物进行代谢作用”，像海豚之类的海洋哺乳动物可能会有一些“压力”。 [14] 报告光明正大地忽略了“卵”，“幼虫”，“胎儿”和“幼体”。换句话说，这份报告的基础假设是我们生活在所有生物体都已经完全成熟的世界里。

这个假设，毋庸置疑，被证明是一个悲剧性的假设。正如在泄漏初期人们所担心的，英国石油公司带来的这场灾难的最持久的遗害之一，可能就是这片水体成为生命不存之地的危机。在这片海湾地区的某些地方，灾难的影响将会持续几十年甚至更久。唐尼·沃特斯（Donny Waters）是来自佛罗里达州彭萨科拉的渔民，主要从事红鲷鱼和石斑鱼的大规模捕捞，是彭萨科拉地区最大的个人捕捞配额持有者之一。漏油事件两年后，他报告说，“我们没有看到足够多的小鱼”，他指的是那些在灾难最恶劣的阶段时处于幼体阶段的那些小鱼。这件事尚未影响商业捕捞，小鱼本来也不在捕捞之列。但是沃特斯担心2016年或2017年到来的时候——正常情况下这批小鱼会在那时长成——他和他的同事们将会撒了一把网却“什么都捞不着”。 [15]

漏油事件发生一年后，在路易斯安那州和密西西比州受灾最严重的地区进行虾、蟹以及蚝类捕捞的渔民开始报告捕鱼量的大幅减少。而在某些地区，雌蟹变得稀少，而且许多在产卵季节捕获的雌蟹体内没有任何的蟹卵（在这些地区的贝类已经显示出明显的改善，但雌蟹体内蟹卵缺失或蟹卵偏少的情况一直持续；类似这样生殖能力受损的情形在虾和牡蛎捕捞业中均有出现）。 [16]

漏油事件对这些生育问题的确切影响仍不清楚，因为很多研究还没有完成，但越来越多的科学数据强化了这些渔船船员间传闻的可信度。例如在一项研究中，研究人员对石油泄漏后的牡蛎进行抽样调查发现，石油中含有的三种重金属在牡蛎体内的浓度表现出惊人的上升，89％的样本牡蛎也出现了上皮化生症状，这是因外界刺激而产生的一种组织畸变，会影响生殖活动。在另一项由佐治亚理工大学组织的研究中，研究人员测试英国石油公司的石油与科瑞科特（Corexit）石油分散剂混合后对轮虫的影响。轮虫是处于食物网底端的显微动物，它提供了“河口地区鱼、虾、蟹的幼体所需的食物”。研究发现，即使量非常微小，“轮虫卵的孵化率也降低了50％”。 [17]

也许最令人担忧的是安德鲁·怀特黑德（Andrew Whitehead）教授的实验结果。怀特黑德教授是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的生物学教授，他曾与同事一起进行了一系列的研究，调查英国石油公司的漏油事件对墨西哥湾沼泽地区产量最丰富鱼类之一小型鳉鱼的影响。他发现，当鳉鱼胚胎接触到含有漏油污染的沉淀物（包括漏油事件一年多后所收集的沉积物样品）后，“这些胚胎越来越缺乏生命力……不再正常成长，也无法正常孵化，表现出心血管系统发育的问题，它们的心脏都无法正常发育成型”。 [18]

沃特斯担心这些消失的鱼儿们登不上新闻，因为首先没有图片，不过是“什么都没有捞上来的渔网”。但是对于小海豚集体死亡的事件来说，这样的担心就多余了。2011年初，单就2月份一个月，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NOAA）下属的国家海洋渔业局就报道，有35只幼年海豚在墨西哥湾沿岸的海滩和湿地上死去——这几乎是平时数量的17倍（正常年份的2月份这个数字是两只）。到2014年4月底，共有235只幼年宽吻海豚尸体出现在墨西哥湾沿岸。这是一个骇人的数字，因为科学家们估计，在岸边或海岸附近发现的鲸类尸体的数量仅仅代表了“真正死亡数”的2％。 [19]

对这些海豚进行检查后，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的科学家们发现，有些小海豚在母亲腹中就死去了，而其他则是在出生后几天内死亡的。莫比·索朗基（Moby Solangi）表示“某些已经发生的事情导致这些动物要么流产，要么无法在这样的环境里生存”。他是位于密西西比州格尔夫波特的海洋哺乳动物研究所（IMMS）的执行董事，也是参与调查事件的科学家之一。 [20] [21]

这次大规模死亡事件发生在英国石油公司漏油事件后第一个分娩季。这意味着，十二个月妊娠期间，怀着这些海豚幼胎的海豚妈妈们极有可能游弋在这片被石油和化学分散剂污染的水体中，当她们浮出水面呼吸时，很可能吸入了有毒的烟雾。代谢碳氢化合物对生物体而言是沉重的负担，也会使海豚更容易受到细菌和疾病的侵袭。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当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牵头的科学家团队对29只路易斯安那州海岸附近的海豚进行研究时会发现大量肺部疾病，而皮质醇水平低到让人目瞪口呆——这表明肾上腺皮质功能不全和为了应对压力机体受到了严重损害。他们还发现了一只怀孕五个月的海豚妈妈，她的胎儿“成活不了”。这对海豚这个物种而言极其罕见，此前科学文献中都没有相应的记录。“我从来没有见过患病动物的比率如此之高，和如此不同寻常的体征，比如肾上腺皮质激素异常。”洛瑞·施瓦克（Lori Schwacke）这样表示。他是关于这些发现的论文的主要作者，论文在2013年下半年发表。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警告说，海豚“可能”面临着“存活率降低和繁殖能力削弱”。 [22]

在这么重要的一个时期，漏油不是这些动物需要面临的唯一额外压力。2010～2011年冬季本地迎来了异常的强降雪。科学家们认为这种现象与气候变化有关。当大量的积雪融化，淡水水流进入墨西哥湾。对习惯了墨西哥湾温暖海水的哺乳动物来说，这不仅把盐度和温度降低到危险的水平，还有可能与石油和分散剂相结合，形成一个对海豚和鲸类等更加危险的环境。露丝·卡迈克尔（Ruth Carmichael）——来自多芬岛海洋实验室的资深海洋科学家——解释道：“这些像货物列车般的冰冷淡水有可能袭击（海豚），这几乎是雪上加霜。” [23]

这就是建立在化石燃料基础上的经济带来的双重恶果：当开采活动出现问题时，这些碳元素在开采点就会逃逸出来，这是致命的；即使开采活动一切顺利，碳元素释放到大气中，这也是致命的。而当这两股力量在一个生态系统中同时出现时，其结果是灾难性的，就像那个冬天在墨西哥湾沿岸所发生的一切。

在变暖的世界中消失的孩子们

气候变化向一个又一个物种施加压力，剥夺他们最重要的生存方式：创造新生命，延续自己的血脉。生命的火花在最早最脆弱的时候被扑灭和扼杀：在卵的形态时，在胚胎的形态时，在鸟巢里，在兽穴里。

海龟这个古老的物种，在令恐龙灭绝的小行星碰撞时都生存了下来，今天它们却面临繁育的难题：雌海龟产卵地区的沙子变得太热了。在某些情况下，温度高到许多卵完全不能孵化，要不然就是能孵化但大多孵化出的是雌性的小海龟。而至少有一种珊瑚正经历一个类似的与气候相关的生殖危机：当水温高于34摄氏度（93华氏度）时，卵子与精子的结合活动就会停止。同时，高温可使形成珊瑚礁的珊瑚缺乏食物，它们不得不消化自己的卵子和精子来获取营养。 [24]

沿着俄勒冈州和华盛顿州的太平洋海岸生存的牡蛎，因为近几年海水以惊人的速度酸化，幼体在生命的最初几天无法形成小贝壳，这导致大规模的死亡甚至整个种群的死去。理查德·菲利（Richard Feely）是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的海洋学家，他解释说，在这种大规模死亡开始出现前，“当时我们所知道的是，许多成年的生物对酸化敏感。我们不知道的是，这些生物在幼体阶段对酸化的敏感程度要大得多”。到2014年，这件事导致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扇贝种群的整体崩溃。该海岸某个最大的扇贝养殖场报称，单在他们的养殖场就有大约1000万软体动物死亡。 [25]

在陆地上，气候变化最先、最严重影响到的也是年幼的生物。比如在格陵兰岛西部，小驯鹿的出生和存活率出现了急剧的下降。气温上升似乎已经改变了某些植物的生长周期，这些植物对小驯鹿的成长极其关键，对繁殖期和哺乳期的母鹿也非常重要。同时以斑姬鹟为例，鸣禽类的种群在欧洲的一些地区几乎完全消失，因为成年鸟类需要依靠毛虫养活自己的幼鸟，而现今毛虫孵化得太早。在缅因州，北极燕鸥幼鸟出于同样的原因被饿死：它们赖以生存的小鱼已经逃到了水温更低的水域。与此同时，有报道称在加拿大的哈德孙湾附近，由于永冻土解冻，北极熊的兽穴正在逐步崩溃，这让北极熊幼崽暴露在危险之中。 [26]

随着对气候变化对繁殖和幼体生物的影响研究逐渐深入，我碰到更多这一类自下而上的威胁的例子，受到威胁的物种从狼獾的幼仔（它们的父母现在不能在冰里储存食物），到游鹰（游隼）的幼鸟（它们要么遭遇低温，要么在异常的大雨中溺亡），一直到环北极的海豹幼崽（白雪皑皑中它们用以分娩的兽穴正受到威胁，像北极熊一样）。 [27] 一旦我们意识到这样的趋势，事实就很明显了：幼体生物天然地比成年动物更羸弱，即使是最细微的环境变化也会对他们造成更多的伤害；而当动物处于环境压力之中时，生育也自然是第一个被削弱的生理机能。然而，对我而言在这个研究中最震撼的事实是，这一切来得太突然，甚至专家都为之惊骇。

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对这些现象的忽视是说得通的。我们的思维习惯是，灭绝这个过程，对一个物种或者一些物种的各个年龄层的影响是无差异的。就像恐龙在小行星的撞击下在地球的表面被完全抹去，或者像我们的祖先猎杀各种动物，直到它们全部死去。所以我们认为生物的摧毁也当然是这种方式。但在化石燃料的时代，让地球了无生机的手段变得更为隐蔽：我们先是妨碍了成年动物的生殖能力，再让它们的幼体难以生存。没有尸体，只是消失——什么也看不到。

休耕季节

我不再去生育诊所几个月后，一个朋友建议我去看一个自然疗法医生。这个医生帮助她认识的好几个人成功怀上了孩子，有自己独特的一套理论解释为什么这么多女性虽然没有明显的病变却还是怀不上孩子。这些理论与我所知的所有理论完全不同。

她告诉我，怀孕是我们对自己的身体做出的最高的要求之一，而如果我们的身体拒绝这个任务，这往往表示我们的身体面临着太多的其他要求：也许是高压力的工作，这让我们几乎时时都在“要么战斗要么逃跑”的状态，也许是我们的身体需要代谢毒素或过敏原，或者也许是现代生活带来的压力（或是所有上述的一些组合）。如果我们的身体要强化并抵御这些现实和感知到的威胁，它就会开始发出信号提示我们它现在没有多余的能量来构建和滋养一个全新的生命。

绝大多数生育诊所会用药物和医疗技术来击溃这些身体抵抗力，这也对很多人起作用。但是，如果不起作用的话（情况往往如此），妇女会变得更加紧张，导致她们的荷尔蒙比开始治疗时还要不正常。自然疗法与此完全相反：尽量找出对我身体造成过度压力的因素，去掉它，然后祈望一个更健康更平衡的内分泌系统会向这些即将到来的新生命发出更温馨的信号。

经过一系列的测试，我被诊断出患有严重的过敏症，这之前我完全不懂。另外我的肾上腺皮质功能减退和皮质醇水平偏低（奇怪得紧，这就是那群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的科学家给墨西哥湾沿岸海豚的测试结果）。医生问了很多关于我的生活方式的问题，包括过去一年间我曾经飞行过多少个小时。“为什么问这个？”我警惕地问，因为我知道我的答案听上去会很夸张。“因为辐射。一些对空姐的研究表明暴露在其间对生育功能有伤害。”非常棒，原来飞行不只毒害大气，它可能已经毒害我多时了。 [28]

我得说我当时根本不信这种新方法会让我怀孕，我甚至不认为它背后的科学理论站得住脚。而且我敏锐地意识到，把不孕归因到女性压力这种说法有着广泛而不光彩的历史。“要放松”，不孕的女人们早就被告知（换句话说：这一切都在于你的脑袋/都是你的错）。话又说回来，在生育工厂的这些医生显然在这件高利润的猜测工作上非常投入。和她见面后，这位医生的确让我有点儿清新脱俗的感觉。 [29] [30] 终于有人试图弄清楚为什么我会怀不上这件事情，而不是试图逼我的身体做一些它明确拒绝的事情。至于缺点，他们让我想起了一个有关全球变暖的热门动画片——一个人在气候峰会上问道：“如果这是一个大骗局，我们不是凭空创造了一个更美好的世界吗？”如果这些肾上腺什么的都是胡扯，能发生的最糟糕的事情不过是，我更健康了，更少压力了。

所以我一切照做。瑜伽、冥想、饮食结构的改变（常见的与小麦、麸质、牛奶以及糖做斗争，还有各种更深奥的琐碎细节）。我接受针灸治疗，喝苦涩的中药，我的厨房柜台摆满了各种粉末和补充剂。我也离开了我在多伦多城里的家，搬到不列颠哥伦比亚省乡下。这里距离最近的城市需要乘坐渡轮，到最近的五金商店也有20分钟的车程。这是我的父母生活的世界，我的祖父母葬在那里，我之前只有写作和休息时才会去。我将会了解专门生活在那儿会是怎样一种感受。

渐渐地，通过声音我就能辨识出好几种鸟儿，通过出现在水面的涟漪，我就能知道是什么样的海洋哺乳动物。我甚至发现欣赏这些美丽的瞬间却毫不挂怀这会让我损失的其他东西，我钱包里能够证明我是旅行常客的金卡十年来第一次过期，但我却很高兴。

我依然会为了研究而旅行。但是每当这时，我就意识到我的新医生关于不孕的理论，和为了避免灭绝我们人类必须做出的变化之间，有很多相似之处。她的意见归结起来是这样的：在开始照顾另一个生命前，你要先照顾好自己。从某种意义上说，她说的是，我要给自己一些时间“休耕”，而不是西方医学中强调的、机械般的“更用力点儿”。

我离开那个藏身之处前往堪萨斯州萨利纳的土地学会，那时我就在思索这种思路。土地学会是当前还在活跃中的最令人兴奋的一个实验室，他们研究前沿的农业生态养殖方法。韦斯·杰克逊（Wes Jackson）是该学会的创始人和主席，他说他正在设法解决所谓“农业最古老的问题”。 [31] 本质上讲，自人类种植和耕作伊始，我们就一直在剥离土壤的肥力。

若是没有人类干预，在另一种植物旁边会生长不同品种的植物并且可以作为多年生植物，年复一年地再播，保持根部增长并扎得更深。这种多样性和永恒性的组合保持了土壤的健康、稳定与肥沃。根部固定了土壤，植物更安全地慢慢吸收着雨水，不同的植物提供不同的生育功能（一些如豆类和三叶草的植物，更善于固定氮，这对于植物生命的基础构建十分关键），而多样性控制着害虫和杂草入侵。

这是一个自我维持的循环圈。通过分解植物来作为新植物的自然肥料，生命循环得以不断更新。根据农民和哲学家温德尔·贝利（Wendell Berry）所言，保持这种循环必须是人类与自然的关系的核心。“可持续性的问题很简单，”他说，“它要求出生、成长、成熟、死亡和腐烂的生息循环……连绵不断，这样的话，收益得以保持，并且没有浪费任何东西。” [32] 简而言之，尊重地力，持续发展。

但是，当人类开始种植需要年复一年再播种的单一作物时，地力损失的问题就产生了。工业化农业处理这个问题的方式众所周知：靠大量灌溉来弥补一年生作物较差的保留水分的性能（随着淡水变得越来越稀缺，又出现了一个日益严重的问题），和依靠化学物质施肥抵御外来入侵的害虫和杂草。

这反过来产生了一系列新的环境和健康问题，包括由农业径流带来的的大量的无水地带。换句话说，土壤的肥沃问题没有解决，我们只是简单地把陆地危机转化成了海洋危机。不孕的链条变得更长，因为在工业农业中使用的一些化学物质是内分泌干扰物，如草类杀手莠去津，研究发现它能导致两栖类、鱼类、爬行类和老鼠的不育，还有雄性青蛙的性异变。虽然莠去津的制造商对此有所争辩，但这些化学物质同样与人类的出生缺陷和流产的发生率增加紧密相关。与此同时，许多专家说，蜜蜂——最关键的自然传粉者，正在受到威胁，有可能成为农业化学依赖性的下一个牺牲品。 [33]

尽管种植着一年生作物，许多传统的农业社会已经发展出保持土壤肥力的方法。例如，中美洲的玉米种植，允许土地有可以再生的闲置时间，并补种有固氮功能的豆科植物，比如大豆和其他作物的混合间种。这些模拟类似的植物在野外生长的方式，已经成功地让土地肥沃了数千年。健康的土壤还有额外的固碳（帮助控制排放）作用，多元化的农业面对极端气候也不会那么脆弱。 [34]

土地研究所韦斯·杰克逊和他的同事们更进一步：他们试图改造工业社会，方法是依靠杂交方式培育多年生的谷物如小麦、麦草、高粱、向日葵，这些作物不需要每年重新种植——就像大规模的农业开始以前，最初形成草原景观的高高的野草。“我们的目标是打造一种像原生态系统一样可持续发展的农业，”研究所文献中这样解释，“要找到一种给农民和土地带来回报，而不是给外部输入的制造商利润刺激的作物种植方式。我们设想一种农业，不仅可以保护不可替代的土壤，而且可以减少我们对化石燃料和破坏性的化学合成物的依赖。” [35]

这种工作已经开始了。2010年我第一次参观研究所时，礼品商店开始出售第一批由多年生麦草制作的面粉。杰克逊和他的团队驯化了这批麦草，并称之为柯查（Kernza）。当我一年后回来时，南部平原正在遭遇毁灭性的干旱，得州遭遇其历史上最干旱的一年，小麦、玉米、高粱减产了50%～60%，农业损失高达70亿美元。 [36] 但土地研究所的试验田却仍然健康而肥沃，植物长长的根系能够依靠稀少的水量存活。这是方圆几英里内唯一的一片绿色。

就在那时我怀上了我的儿子。怀孕最初几个月，最困难的部分是相信一切都是真的，是正常和健康的。不管有多少测试得出可靠的结果，我都会准备好迎接悲剧。那时帮助我最多的就是徒步旅行了，在生产前的最后几周的焦虑期内，我会通过走路来平复我的神经，只要臀部感觉到了酸痛，我就会沿着原始的小溪踏上干净的小道。小溪源于附近一个冰雪覆盖的山头，清澈的水从瀑布上落下来，聚集在十几个池塘里，形成急流，最后汇入太平洋。

在这些徒步中，我会睁大眼睛去观察银色的鲑鱼溯河洄游，在浅河口经过几个月的孵化之后，开始它们的大海之旅。我想象着银鲑、粉鲑和大马哈鱼们穿过激流和瀑布去到达它们出生的地方。这是我儿子的决心，我会告诉自己。他显然是一个战士，即使困难重重，也要想方设法来到我的怀里，同样，他也会让自己安全来到这个世上。

没有比太平洋鲑鱼更能代表生命的坚韧的了。为了到达它们的产卵地，银鲑像疯狂的皮划艇爱好者一样跨越巨大的瀑布，躲避着老鹰和灰熊。在生命的最后，鲑鱼会用尽它们最后的生命力来完成自己的使命。鱼苗必须经过一次巨大的物理变化（蜕皮），让身体做好准备从淡水过渡到海洋。它们将生活在那里，直到开始自己的逆流之旅。

但是这些生物上的胜利只是再生故事的一部分。因为住在鲑鱼国家的人知道，有时秋天的河流会空得可怕，除了枯叶或者一两条杂色的鱼，什么都没有。鲑鱼的确是我们的奥林匹克运动员，它们决心用这个星球上最强大的表达方式进行一个生命循环。但它们不是不可战胜的。它们的力量可以被过度捕捞所削弱，水产养殖带来的海虱传播会杀死成群结队的年轻鲑鱼，科学家认为水温升高有可能威胁到它们的食物供应，粗心的伐木工作留下的碎片会堵塞它们产卵的溪流，混凝土大坝让最擅长杂技的银鲑无计可施。当然，石油泄漏和其他工业事故也完全可以把它们扼杀在成长的路上。

这就是为什么鲑鱼从占西北太平洋鱼类的40%开始减少的原因，部分种群如银鲑、大鳞大马哈鱼、红鲑也在持续的威胁之下面临灭绝的风险。 [37] 想知道这些数字意味着什么，我们只需要看看新英格兰和欧洲大陆，一度十分活跃的大西洋鲑已经从那里的河中消失了。就像人类一样，鲑鱼可以克服很多——但并不是所有——困境。

这就是为什么，我自己的故事的美好结局仍然让我感到不安和不圆满。我知道，对有些人来说，我的怀孕故事好像在强化人的韧性最后一定会胜利这样一个观念，但那并不是我所感受到的。我不知道为何这次怀孕成功，就如同我不知道以前为何失败一样——我的医生也不知道，不管是高科技还是低科技。不孕症仅仅是我们人类所面临的未知世界中的一个。因此能够走到这一步我仍然感到十分幸运，毕竟就算生活再平静，失败也还是那么容易。如果我乐于提高科技赌注的话，很有可能我也会在那些多产工厂的墙上，贴上我可爱的宝宝的照片。

我想我的一部分仍然在路易斯安那满是油污的沼泽中，和我身体内命途多舛的胚胎一起，浮在满是中毒的幼虫和胚胎的海面上。让我回到那个悲伤之地的并不是自怜，而是因为我相信，在对抗生物学极限的身体记忆中——两次、三次、四次失败——一定有某种珍贵的事物，一种我们所有人都应当了解的东西。撞到墙上并不能驱散我对痊愈和恢复的信念。它教会我这些礼物需要特殊的照料，还有一种对于极限的警惕，极限之外，生命将无以维系。

因为真相是人类有奇迹般的韧性，能够面对各种各样的挫折。我们生来就是为了生存，我们有肾上腺素，有复杂的生物冗余，允许我们获得奢侈的第二、第三、第四次机会。我们的海洋和大气也是这样。但是生存与繁荣不同，与活得精彩也不同。如同我们看到的，对于大部分物种来说，生存不代表能够养育和创造新的生命。生物界的慷慨大方并不代表它的宽恕是无限的。有适当的照料，我们能伸展自如，但是我们也同样可能会破坏——我们的身体，我们的社区，还有我们的生态体系。

恢复生机

回到2013年早期，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听到来自米西索加的作家和学者林娜·辛普森（Leanne Simpson）的一场演说，她在其中如此描绘她的人民的教导和治理结构：“我们的系统被设计出来去提升我们的生活。” [38] 这番陈述让我思索良久。我马上想到这个引导方向和榨取论十分对立，榨取理论认为生命可以被无限利用。这一理论非但不能提升未来的生命，反而致力于将生命系统变为垃圾。不论是成堆的“超负荷”的阿尔伯塔沥青砂，还是那些徘徊在世界各地寻找临时工作的被抛弃的人，或者曾对生态系统有益的、阻塞大气层的微粒和气体。更进一步说，温室气体使得风暴变得更为强劲，而在风暴袭击后城市和城镇变成了废墟。

听完了演讲，我写信给辛普森问她是否愿意告诉我观点背后的故事。之后我们在多伦多的一家咖啡馆见面，她穿着黑色火箭T恤和机车靴。我看得出来，她十分担心自己的思想会遭到其他白人研究者的利用。她花费了生命中大量的时间致力于收集、翻译和艺术地阐述她的人民的口述历史和故事。

我们的对话进行了很久，涉及的范围也很广，主要关于榨取主义者的思维定势（辛普森坦率地描述为“偷窃”和将事情“从关系中抽离”）和一个再生主义者的不同。她描述阿尼什纳比（Anishinaabe）系统为“一种旨在产生生命，不仅仅是人的生命，而是所有物种的生命的生活方式”。这是一种平衡或和谐的概念，在许多印地安文化中很常见，通常翻译成“好的生活”（the good life）。但是辛普森告诉我她更喜欢“连续再生”（continuous rebirth）这样的翻译，她从同样是阿尼什纳比作家和积极分子的薇若娜·拉杜克（Winona Laduke）那里第一次听到。 [39]

我们现在将这些观点和印地安人的世界观相联系是可以理解的：当面对殖民主义的推土机和公司全球化，是这样的文化将另一种看待世界的方式保存了下来。就像种子保护者为了保护全球种子库的生物多样性一样，许多印地安文化之所以守护不同的世界观，部分基于一个信仰：需要这些智慧的种子的时代将会来临，孕育它们的土壤将会又一次丰饶起来。

封锁区运动最重要的发展之一，就是随着这个运动逐渐成形，随着原住民逐渐成为运动的领导，这些被长期保存下来的看待事物的方式在以前所未有之势传播开来。实际上出现的是一种新型的生育权运动，人们争取权利，不仅仅是为了女性生育权，而且是为了整个星球的生育权——那些被铲平的山脉、被淹没的山谷、轮廓鲜明的森林、畸形的地下水位、露天开采的山腰、有毒的河流和“癌症村”。所有的生命都有权利更新、再生和自我痊愈。

基于这个原理，玻利维亚和厄瓜多尔——有大量的原住民居民——已经将“地球母亲的权利”写进法律，创造强有力的法律工具以维护生态系统不仅要生存而且要“再生”的权利。 [40] [41] 这一词条本身带有的性别因素的特性仍然让人们感觉不舒服。但是在我看来，这个特别的女性本质并不具有核心重要性。无论我们将地球看做母亲、父亲、双亲或者无性别的生物，重要的是我们要承认我们并不是管理者，而是我们依赖的庞大生存系统中的一员。地球，正如伟大的生态学家斯坦·罗（Stan Rowe）所写的，地球不是“资源”（resource），而是“源头”（source）。

这些法律概念现在在非本地环境中被接受和提出，包括北美洲和欧洲，越来越多的团体试着通过他们自己的“自然权利”提案来从极端的榨取中保护自己。2010年匹兹堡市议会通过一项法律，这项法律明确禁止所有的天然气开采并声称自然在城市中有“不可分割的存在和繁荣的基本权利”。欧洲的一个相似的努力是尝试在国际法中建立生态灭绝罪。这一运动定义生态灭绝为“生态系统区域大量的损坏、摧毁、损失，无论是由于人类还是其他原因，使得该区域的居民能安静享受的环境已经或将严重减少”。 [42]

受原住民启发的思想传播到这些令人惊奇的环境中，促成了一些其他事情的发生：不论埋藏得有多深，许多人仍记得他们自己的文化管理传统，并承认人类的提升生命的角色。我们可以和自然相分离、我们不需要和地球建立永远的伙伴关系这种观念，即使在西方国家也是异类。的确，人们曾经一度接受过这种致命的观念——地球是一种惰性机器，人类则是它的工程师，有些人开始忘记我们的职责是保护和促进重建我们赖以生存的自然生态。

好消息是并不是每个人都同意忘记。极端能量狂潮带来的一些更加有趣的、出人意料的附带作用是，在人们集体安全面临更严峻的威胁时，那些古老的思想再一次证明了自己——异花传粉、杂交和寻找新形势下的应用。

例如，在希腊的哈尔基迪基，村民们保护他们的家园不受露天开采金矿的侵害，一个秘密武器是代际的努力——穿紧身牛仔裤、戴大墨镜的年轻女孩和她们穿着素衣和矫形鞋的祖母并肩站在一起。这是一种新现象：在矿主威胁到山河之前，许多老年人都被遗忘了，他们天天坐在家中电视机前，如同已经过时了的手机一样不中用。但当村庄组织起来，当地的年轻人发现，虽然他们很擅长一些事情，比如组织快闪行动、在社交网络上散布信息，但他们在战争中幸存下来的祖父母们知道更多，比如在一个大的群体中该如何生活和工作。他们不仅能为50个人做饭（封锁区运动中一个很重要的技能），而且还记得如何集体协作完成农耕，让他们的子孙相信不需撕裂土地也可以生活得很好。

在“年轻的”国家比如加拿大、美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有的更多的是神话而不是回忆，这种回忆的进程更加复杂。对于定居者的后代和新移民来说，回忆开始于去了解我们生活的地方的真实故事——例如通过阅读协议，了解我们是如何拥有现今的一切，虽然这个过程很痛苦。然而麦克·斯科特——一个站在蒙大拿州反煤矿斗争最前列的山羊农场主和环保人士说：原住民和非原住民一起紧密合作的过程让“许多人的世界观再度觉醒”。 [43]

深刻地感到对自然世界的依赖，使得乡村的封锁区运动，一路从希腊到不列颠哥伦比亚充满活力地展开。在许多人生活和工作的人口稠密的城市中，我们对自然的依赖藏在了高速公路、管道、电力线路和库存过多的超市中。在这个精致的封闭的系统中，直到有东西出现裂痕或者受到威胁，我们才能发现我们有多么脆弱，多么依赖大自然。

而且这些裂痕正以更规律的方式出现。每一次当空前的山火吞噬墨尔本郊区居民的家，当泰晤士河的泛滥淹没伦敦的通勤城镇，当飓风桑迪把纽约地铁变成一条运河，我们的城市和当权者建起来的那些压制自然界的屏障正在开始坍塌。

随着极端的榨取行动的触手偷偷地伸入我们最现代化的城市——在洛杉矶的后花园使用水力压裂法，在多伦多的沥青砂管道泄漏——正是这些榨取行动自己毁掉了那些屏障。悉尼的居民没有什么理由去想他们喝的水从哪里来——但是如果在澳大利亚城市地下水层实行水力压裂，一大批人会让自己知道这个问题。实际上，我们从来没有和自然失去联系——它们一直在那里，在我们的身体和我们已经走过的生命中。大部分人只是暂时忘记了。

随着人们逐渐从简单的反对用榨取主义去建造世界（这个世界定是建在废墟之上）中走出来，保持地力循环在最近出现的许多模型中处于中心地位，从永久的居住建筑到雨水的集蓄利用。一次又一次，线性单向的榨取关系将会被循环和互惠的系统取代。水会被循环利用，动物性杂肥会取代化肥，如此等等。没有僵化套用的模式，各处地理环境不同，我们的工作要“因地制宜”， [44] 如同韦斯·杰克逊（引用亚历山大·蒲柏）所说。然而，有一种模式还是会反复出现：创造最小化的外部输入需求和基本没有废物产出的系统——这是对内在平衡的追求，和“地球工程”专家告诉我们要学会爱“地球怪物”的做法恰恰相反。

与资本主义在各个市场都向垄断或寡头垄断移动相反，这些系统模仿自然那天才般的内在丰饶，使用更多样化的种子、更多元的能源和水资源来实现多样性。目标不是去创造一些大型绿色解决方案，而是去无限地增加小的解决方案，并且利用政策——就像德国可再生能源的入网电价制度——以鼓励增殖而不是合并。这种模型的美好之处在于，如果它们失败，这种失败也是小规模的、可控的——并且有替代的备用系统。因为我们知道，未来我们还会面临大量的冲击。

非榨取的生活并不意味着榨取不再发生：为了生存，所有的生物都会从自然中索取。但是这意味着榨取的心态的终结——只索取不照料，把土地和人当做资源去耗尽而不是作为拥有权利的复杂实体（基于改良和再生的严肃的存在）。甚至一些传统的破坏性实践如伐木，甚至是一些小规模的采矿业，都可以有应对地开展，特别是由本地人控制的、和当地居民的健康以及土地生产力利益攸关时。但最重要的是，生活在非榨取的世界意味着依赖大量的可再生资源：从保护土壤肥力的耕作技术中得到粮食；能够利用太阳能、风能和水能技术得到能源；从回收站和再利用资源中得到金属。

这种进程被叫做“有恢复力的”，更合适的名字应该是“再生的”。因为恢复力虽然是自然的伟大馈赠之一，但是这个过程暗示着吸收和回复的能力是被动的；另一方面，再生则是主动的：我们成为最大化生活创造过程中的全力参与者。

这是一个更加广阔的视野，而不是我们熟悉的对渺小和畏缩的人类影响和“足迹”施压的生态批评。今天这已经不是一个选项了，也没有种族灭绝的暗示：我们在这里，我们有很多人，我们必须利用我们的技能。然而，我们可以通过我们的活动改变自然，使它们可以可持续发展，而不是榨取生活。“我们可以构建土壤、传授花粉、施肥和降解，”在加利福尼亚州奥克兰，草根生态学者和积极分子戈帕尔·达亚内尼（Gopal Dayaneni）告诉我，“如果我们从事有思考性的协调的活动，就可以通过我们的劳动，加速生命系统的恢复和再生。我们显然是这个时代的关键物种，所以我们必须将我们的战略与地球母亲的治愈力量相结合——这是无法回避的。但它不是一种停止和撤退，而是将我们的劳动大量投入到恢复过程中去。” [45]

面对如此之多忽视生命和忘记生命的威胁，那种精神已经在忙于提升和保护生命了。它甚至到达了我怀孕期间徒步去的小溪。当我第一次发现那条小径，我将溪水里还能看到鲑鱼纯粹归功于它们不屈的意志。但是在我的徒步过程中，通过和当地人的谈话得知，从1992年开始，一些志愿者团队就在几千米的上游帮助这种鱼，他们清理水中的伐木碎片，确保有足够的阴凉来保护小鱼苗。每年有千百万条粉鲑、银鲑、大马哈鱼和大鳞大马哈鱼的鱼苗在附近的水域被释放。这是共享这片区域的鱼、森林和人类之间的一种合作关系。

两个月之后我的儿子出生了，我们的小家庭去那个孵卵处进行了一次野炊，这个地方现在靠微型涡轮机和热能供电。虽然我儿子太小，无法看到吊兜以外更远，我还是希望他能看看那些在他出生之前对我来说很重要的鲑鱼宝宝。那很有趣：我们一起往绿色的网子里看，在小鱼长大到能够保护自己之前，网子用来确保它们的安全。我们回到家在他的墙上贴了“鲑鱼字母表”，现在仍然在墙上。

这并不是一个水产养殖场或者生殖工厂——没有强迫性地、勉强地创造什么。这仅仅是一臂之力，以帮助鲑鱼保持生育周期。这也是一种表达，从这里开始，当我们决定做点什么，我们要做的不仅仅是归还，还有照顾。

[1] 与Tracie Washington的个人访谈，May 26, 2010。

[2] Katsi Cook, “Woman Is the First Environment,” 演讲，Live Earth, National Museum of the American Indian, Washington, D.C., July 7, 2007, http://nmai.si.edu.

[3] “Global In Vitro Fertilization Market to Reach $21.6 Billion by 2020,” Allied Market Research, press release, January 29, 2014; F. E. van Leeuwen et al., “Risk of Borderline and Invasive Ovarian Tumours After Ovarian Stimulation for in Vitro Fertilization in a Large Dutch Cohort,” Human Reproduction 26 （2011）: 3456–3465; L. Lerner-Geva et al., “Infertility, Ovulation Induction Treatments and the Incidence of Breast Cancer—A Historical Prospective Cohort of Israeli Women,” Breast Cancer Research Treatment 100 （2006）: 201–212; Peter Henriksson et al., “Incidence of Pulmonary and Venous Thromboembolism in Pregnancies After In Vitro Fertilisation: Cross Sectional Study,” BMJ 346 （2013）: e8632.

[4] 与Jonathan Henderson的个人访谈，May 25, 2010。

[5] Cain Burdeau and Seth Borenstein, “6 Months After Oil Spill, Scientists Say Gulf Is Sick but Not Dying,” Associated Press, October 18, 2010.

[6] Doug O’Harra, “Cordova on the Brink,” Anchorage Daily News , May 1, 1994.

[7] Sandra Steingraber, Raising Elijah: Protecting Our Children in an Age of Environmental Crisis （Philadelphia: Da Capo, 2011）, 28; Sandra Steingraber, Having Faith: An Ecologist ’s Journey to Motherhood （Cambridge, MA: Perseus, 2001）, 88.

[8] Lisa M. McKenzie et al. “Birth Outcomes and Maternal Residential Proximity to Natural Gas Development in Rural Colorado,” Environmental Health Perspectives 122 （2014）: 412–417.

[9] Mark Whitehouse, “Study Shows Fracking Is Bad for Babies,” Bloomberg View , January 4, 2014.

[10] Constanze A. Mackenzie, Ada Lockridge, and Margaret Keith, “Declining Sex Ratio in a First Nation Community,” Environmental Health Perspectives 113 （2005）: 1295–1298; Melody Petersen, “The Lost Boys of Aamjiwnaang,” Men’s Health, November 5, 2009; Nil Basu et al., “Biomarkers of Chemical Exposure at Aamjiwnaang,” McGill Environmental Health Sciences Lab Occasional Report, 2013.

[11] 与Advocates for Environmental and Human Rights的联席主任Monique Harden的电子邮件交流，February 13, 2012; 与化学家、环境顾问Wilma Subra的个人访谈，January 26, 2012; David S. Martin, “Toxic Towns: People of Mossville ‘Are Like an Experiment,’ ” CNN, February 26, 2010.

[12] Living on Earth, “Human Rights in Cancer Alley,” April 23, 2010, http://www.loe.org; 与Monique Harden的个人电子邮件交流，February 13 and 15, 2012.

[13] 与Debra Ramirez的个人访谈，May 27, 2010; Martin, “Toxic Towns”; Subra访谈，January 26, 2012。

[14] “Initial Exploration Plan, Mississippi Canyon Block 252,” BP Exploration ＆ Production Inc., p. 14-3.

[15] 与Donny Waters的个人访谈，February 3, 2012。

[16] Monica Hernandez, “Fishermen Angry as BP Pushes to End Payments for Future Losses,” WWLTV, July 8, 2011; 与捕蟹人、St. Bernard Parish 前议员Fred Everhardt的个人访谈， February 22, 2012, and March 7, 2014; 与United Commercial Fisherman’s Association的主席George Barisich的个人访谈， February 22, 2012, and March 10, 2014.

[17] “Scientists Find Higher Concentrations of Heavy Metals in Post–Oil Spill Oysters from Gulf of Mexico,” California Academy of Sciences, press release, April 18, 2012; “Gulf of Mexico Clean-Up Makes 2010 Spill 52-Times More Toxic,” Georgia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press release, November 30, 2012; Roberto Rico-Martínez, Terry W. Snell, and Tonya L. Shearer, “Synergistic Toxicity of Macondo Crude Oil and Dispersant Corexit 9500A（R） to the Brachionus Plicatilis Species Complex （Rotifera）,”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173 （2013）: 5–10.

[18] 与Andrew Whitehead的个人访谈，February 1, 2012; Andrew Whitehead et al., “Genomic and Physiological Footprint of the Deepwater Horizon Oil Spill on Resident Marsh Fishes,”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109 （2012）: 20298–20302; Benjamin Dubansky et al., “Multitissue Molecular, Genomic, and Developmental Effects of the Deepwater Horizon Oil Spill on Resident Gulf Killifish （Fundulus grandis ）,” Environmental Science ＆ Technology 47 （2013）: 5074–5082.

[19] “2010–2014 Cetacean Unusual Mortality Event in Northern Gulf of Mexico,” Office of Protected Resources, NOAA Fisheries, National Oceanic and Atmospheric Administration, http://www.nmfs.noaa.gov; Rob Williams et al., “Underestimating the Damage: Interpreting Cetacean Carcass Recoveries in the Context of the Deepwater Horizon /BP Incident,” Conservation Letters 4 （2011）: 228.

[20] 海豚的相继死去并不仅限于幼年海豚。到2014年4月底，墨西哥湾沿岸已经发现了超过1000只海豚尸体，各年龄段都有分布，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称其中部分为“异常死亡事件”。这些数字只是整个死亡事件的表象而已。

[21] Harlan Kirgan, “Dead Dolphin Calves Found in Mississippi, Alabama,” Mobile Press-Register , February 24, 2011; 脚注：“2010–2014 Cetacean Unusual Mortality Event in Northern Gulf of Mexico,” Office of Protected Resources, NOAA Fisheries, National Oceanic and Atmospheric Administration, http://www.nmfs.noaa.gov.

[22] Lori H. Schwacke et al., “Health of Common Bottlenose Dolphins （Tursiops truncatus ） in Barataria Bay, Louisiana, Following the Deepwater Horizon Oil Spill,” Environmental Science ＆ Technology 48 （2014）: 93–103; “Scientists Report Some Gulf Dolphins Are Gravely Ill,” NOAA Fisheries, National Oceanic and Atmospheric Administration, press release, December 18, 2013.

[23] “Dolphin Deaths Related to Cold Water in Gulf of Mexico, Study Says,” Associated Press, July 19, 2012.

[24] Moises Velasquez-Manoff, “Climate Turns Up Heat on Sea Turtles,”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 June 21, 2007; A. P. Negri, P. A. Marshall, and A. J. Heyward, “Differing Effects of Thermal Stress on Coral Fertilization and Early Embryogenesis in Four Indo Pacific Species,” Coral Reefs 26 （2007）: 761; Andrew C. Baker, Peter W. Glynn, and Bernhard Riegl, “Climate Change and Coral Reef Bleaching: An Ecological Assessment of Long-Term Impacts, Recovery Trends and Future Outlook,” Estuarine, Coastal and Shelf Science 80 （2008）: 435–471.

[25] 加速酸化可能是两种原因的综合作用：人类排放导致更多的碳被吸收，更深的、腐蚀性的水自然上涌。“敏感得多”：与Richard Feely的个人访谈，November 20, 2012; 扇贝相继死去：Mark Hume, “Mystery Surrounds Massive Die-Off of Oysters and Scallops off B.C. Coast,” Globe and Mail , February 27, 2014.

[26] 驯鹿产仔：Eric Post and Mads C. Forchhammer, “Climate Change Reduces Reproductive Success of an Arctic Herbivore Through Trophic Mismatch,” Philosophical 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Society B 363 （2008）: 2369–2372; 斑姬鹟：Christiaan Both, “Food Availability, Mistiming, and Climatic Change,” 出自Effects of Climate Change on Birds , ed. Anders Pape Moller et al.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129–131; Christiaan Both et al., “Climate Change and Population Declines in a Long-Distance Migratory Birds,” Nature 441 （2006）: 81–82; 北极燕鸥：Darryl Fears, “Biologists Worried by Migratory Birds’ Starvation, Seen as Tied to Climate Change,” Washington Post , June 19, 2013; 洞穴坍塌、暴露无遗、 并不安全：Ed Struzik, “Trouble in the Lair,” Postmedia News, June 25, 2012; 与Polar Bears Interrnational的首席科学家Steven Amstrup的个人访谈，January 7, 2013.

[27] “Arctic Rain Threatens Baby Peregrine Falcons,” CBC News, December 4, 2013; Dan Joling, “Low-Profile Ring Seals Are Warming Victims,” Associated Press, March 5, 2007; Jon Aars, ”Variation in Detection Probability of Polar Bear Maternity Dens,” Polar Biology 36 （2013）: 1089–1096.

[28] Schwake et al., “Health of Common Bottlenose Dolphins （Tursiops truncatus） in Barataria Bay, Louisiana, Following the Deepwater Horizon Oil Spill”; L. Lauria, “Reproductive Disorders and Pregnancy Outcomes Among Female Flight Attendants,” Aviation, Space and Environmental Medicine 77 （2006）: 533–539.

[29] 2014年5月出版的《人类生殖》期刊刊登的最新研究表明压力和不孕症之间有很强的关联。这个研究跟踪调查了大约500名想要怀孕的美国女性，她们都没有已知的不孕症。研究通过测量她们体内α-淀粉酶的水平确定她们的压力高低，发现压力大的女性未怀孕的可能性是其他女性的两倍，达到了足够被界定为不孕的程度。

[30] 脚注：C.D. Lynch, et. al., “Preconception Stress Increases the Risk of Infertility: Results from a Couple-based Prospective Cohort Study—The LIFE Study,” Human Reproduction 29 （May 2014）, 1067–1075.

[31] Wes Jackson, “We Can Now Solve the 10,000-Year-Old Problem of Agriculture,” in Allan Eaglesham, Ken Korth, and Ralph W. F. Hardy, eds., NABC Report 24: Water Sustainability in Agriculture , National Agricultural Biotechnology Council, 2012, p. 41.

[32] Wendell Berry, “It All Turns on Affection,” Jefferson Lecture in the Humanities, Washington, D.C., April 23, 2012, http://www.neh.gov.

[33] Tyrone B. Hayes et al., “Demasculinization and Feminization of Male Gonads by Atrazine: Consistent Effects Across Vertebrate Classes,” Journal of Steroid Biochemistry and Molecular Biology 127 （2011）: 65, 67; Karla Gale, “Weed Killer Atrazine May Be Linked to Birth Defect,” Reuters, February 8, 2010; Kelly D. Mattix, Paul D. Winchester, and L. R. “Tres” Scherer, “Incidence of Abdominal Wall Defects Is Related to Surface Water Atrazine and Nitrate Levels,” Journal of Pediatric Surgery 42 （2007）: 947–949; Tye E. Arbuckle et al., “An Exploratory Analysis of the Effect of Pesticide Exposure on the Risk of Spontaneous Abortion in an Ontario Farm Population,” Environmental Health Perspectives 109 （2001）: 851–857; Rachel Aviv, “A Valuable Reputation,” The New Yorker , February 10, 2014.

[34] Charles C. Mann, 1491: New Revelations of the Americas Before Columbus （New York: Vintage, 2006）, 226.

[35] “Transforming Agriculture with Perennial Polycultures,” The Land Institute, http://landinstitute.org.

[36] Blair Fannin, “Updated 2011 Texas Agricultural Drought Losses Total $7.62 Billion,” Agrilife Today , March 21, 2012.

[37] James A. Lichatowich, Salmon Without Rivers: A History of the Pacific Salmon Crisis （Washington, D.C.: Island Press, 2001）, 54.

[38] “Leanne Simpson Speaking at Beit Zatoun Jan 23rd 2012” （video）, YouTube, Dreadedstar’s Channel, January 25, 2012.

[39] 与Leanne Simpson的个人访谈，February 22, 2013。

[40] 当2008年厄瓜多尔采用新的章程时，它成为第一个把自然权利写进法律的国家。国家宪法的第71条规定：“自然，或大地母亲，生命被创造和再生的地方，它的存在权利和其至关重要的周期、结构、功能和演化进程的维护和再生都应得到完整的尊重。每一个人、群落、人类或国家都可以向公共机关要求实现这些自然的权利。”类似的规定被记录在世界气候变化和地球母亲权益大会签署的“人民协定”中，这是在2010年4月，聚集在玻利维亚科恰班巴的国际公民社会的3万多个成员接受了该协议。由于“地球的再生能力已经被透支”，该协议认定地球有“再生其承载力的权利和保证其至关重要的循环和进程不受人类控制的权利”。

[41] John Vidal, “Bolivia Enshrines Natural World’s Rights with Equal Status for Mother Earth,” Guardian , April 10, 2011; Clare Kendall, “A New Law of Nature,” Guardian , September 23, 2008; 脚注：Edgardo Lander, “Extractivism and Protest Against It in Latin America,” 在Question of Power所做的演示：Alternatives for the Energy Sector in Greece and Its European and Global Context, Athens, October 2013; República del Ecuador, Constitución de la República del Ecuador de 2008, Capítulo Séptimo: Derechos de la Naturaleza, art. 71; “Peoples Agreement of Cochabamba,” World People’s Conference on Climate Change and the Rights of Mother Earth, April 24, 2010, http://pwccc.wordpress.com.

[42] Fiona Harvey, “Vivienne Westwood Backs Ecocide Law,” Guardian , January 16, 2014; “FAQ Ecocide,” End Ecocide in Europe, April 16, 2013, https://www.endecocide.eu.

[43] 与Mike Scott的个人访谈，March 23, 2013。

[44] Wes Jackson, Consulting the Genius of the Place: An Ecological Approach to a New Agriculture （Berkeley: Counterpoint, 2010）.

[45] 与Gopal Dayaneni的个人电子邮件交流，March 6, 2014。

结语
飞跃之年
时间刚好来得及

“作为一个国家，我们必须经受彻底的价值革新。我们必须快速从‘以物为本的社会’转向‘以人为本的社会’。当机器和电脑、利润动机和产权，被看得比人更加重要，我们就无法克服巨大的三胞胎：种族主义、极端物质主义和军国主义。”

——马丁·路德·金，《越南之外》，1967 [1]

“基于有瑕的价值体系，发达国家造成了全球性的危机。我们没理由必须接受同一体系给出的解决方案。”

——马林·摩西，瑙鲁驻联合国代表，2009 [2]

2012年12月，在旧金山的美国地球物理联合会的秋季会议上，布拉德·维尔纳（Brad Werner）——一位复杂系统的研究者，头发粉红，表情严肃——穿过24000位地球与空间科学家构成的人群。在当年的与会者中，有些人声名卓著，从来自NASA旅行者计划的埃德·斯通（Ed Stone）——他解释了通往星际空间道路上的新里程碑，到电影工作者詹姆斯·卡梅隆（James Cameron）——他讨论了他在深海潜水器中的冒险。但是，维尔纳自己的议题吸引了大多数议论。它的标题是：“地球完蛋了吗？”（“Is Earth F**ked？”全称：“地球完蛋了吗？全球环境管理在动力学上的无意义，以及通过直接行动的行动主义可持续发展的可能性”）。 [3]

在会议室前方，这位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 Diego）的教授向人们展示了他用以回答这个尖锐问题的高级计算机模型。他谈论了系统边界、微扰、耗散、吸引子、分叉点，以及一大堆其他事物。对于我们之中那些不了解复杂系统理论的人来说，这些东西大多令人费解。但结果足够清楚：全球资本主义使得消耗资源变得极为快速、便捷、毫无阻碍。相应的，“地球-人类系统”变得极不稳定。当一位记者恳请维尔纳就“地球完蛋了吗”这个问题给出明确答案的时候，他把术语搁在一旁，回答道：“差不多。” [4]

然而，在这个模型中，有一种动态提供了少许希望。维尔纳将它描述为“阻抗”——“采用了某些不符合资本主义文化的动力”的“人们或群体”发起的运动。根据他的演讲的摘要，这包括“直接的环保行动和源自主流文化之外的阻抗，如原住民、工人、无政府主义者和其他活动群体发起的抗议、封锁和破坏”。这样的大规模民众起义——沿袭废奴运动和民权运动的传统——代表了最有可能的“摩擦”的来源。只有摩擦才能让失控倾斜的经济机器放慢速度。 [5]

他论述道，从历史上看来，这一点很清楚。历史告诉我们，过去的社会运动“对主流文化的演进……具有巨大的影响”。因此，显而易见，“如果我们要思考地球的未来，思考我们与环境的关联的未来，我们必须把阻抗考虑在变化之内”。维尔纳说，这不是观点问题，而“确实是一个地球物理问题”。 [6]

换句话说，如今，只有群众社会运动可以拯救我们了。这是因为，我们知道不受阻碍的现行体制正去往何方。我要补充的是，我们还知道，这一体制将会如何处理一系列和气候相关的灾害事实：牟取暴利，并推动野蛮的行为，从而将失败者和成功者隔离开来。想要实现这样的“敌托邦”（dystopia），我们只需继续沿着目前的路径快速前进即可。仅存的唯一变量就是，某些对抗性的力量是否会出来堵住道路，同时开辟一些替代的路径，让我们前往更加安全的目的地。如果这会发生，那么它将改变一切。

这本书中考察的运动——封锁区运动飞速增长的前哨基地，化石燃料的撤资/重投资运动，禁止高危开采的地方法律，原住民群体和其他人对法庭的大胆挑战——都是这种阻抗的早期体现。它们不仅找出了多个限制化石燃料公司扩张计划的瓶颈，这些运动提出并建构的替代经济还描绘了在星球上生活的方式。这些生活方式的基础是复杂的互惠关系，而不是残忍的榨取。这就是维尔纳所说的“摩擦”。我们需要这种摩擦来削减摧毁性的、破坏稳定的力量。

每当我为改变的前景感到绝望的时候，我都会回想起我在写作这本书的五年中目睹的一些事情。诚然，大多数都令人痛苦：从年轻的气候活动家在哥本哈根峰会上崩溃到在我肩头哭泣，到哈兰学会的气候变化否定者嘲笑灭绝的前景；从疯狂的科学家在英国的乡间庄园筹划屏蔽太阳，到英国石油公司的石油灾难导致湿地变黑、一片寂静；从大地被撕碎、发出咆哮，只为挖出阿尔伯塔的沥青砂，到令人震惊的发现——世界上最大的绿色团体自己就在钻探石油。

但我想到的不只是这些。当我开始踏上这段旅途的时候，绝大多数狂热对抗化石燃料的阻抗运动要么尚不存在，要么远远及不上现在的规模。那时，它们明显全都更加孤立。北美人完全不知道沥青砂是什么；我们中间的大多数人从未听说过水力压裂；除了有几千人愿意共同参与非暴力反抗，北美还从未有过一场真正的对抗气候变化的群众游行；没有摆脱化石燃料的群众运动；德国的上百个城镇还没有进行投票收回他们对电网的控制，以加入可再生能源革命；在我所在的省份，还没有哪一个绿色能源项目大胆到足以让我们进入贸易法庭；从中国传出的环境新闻几乎都很糟糕。和现在相比，只有少得多的一流研究证明，100%由可再生能源驱动的经济触手可及；只有孤立的极少数人质疑经济增长的逻辑；几乎没有气候科学家愿意直率地谈论，他们的工作对我们狂热的消费文化来说有什么政治寓意。在我写作这本书的时候，所有这些发生了急剧的变化，以至于我不得不全速前进才能跟上。是的，冰盖的融化比模型预测的要快，但阻抗运动正开始沸腾。每一个在气候变化“零纪元”生存呼吸的人，都需要拥有一定的献身精神和想象力。在这些已经存在、正在发展的运动中，我们如今已清晰地窥见了这种奉献与想象。

因为碳记录不会撒谎。记录告诉我们，排放仍在攀升：每一年，我们都比前一年释放更多的温室气体，增长率节节升高——这些气体将会滞留热量，持续数代，让世界变得更加炎热、更加寒冷、更加潮湿、更加干旱、更加饥饿、更加愤怒。因此，如果有任何希望可以扭转这些趋势，昙花一现是不够的；我们需要气候革命反复发生，日日夜夜，无处不在。

维尔纳正确地指出，既然大众阻抗运动曾经掌舵，那就能再次成功。与此同时，我们必须认识到一个事实：要想遵照气候科学家们急迫的警告，削减全球排放，就需要以骇人的速度和规模开启变化。为了实现以科学为依据的目标，意味着要把大量已经探明的化石能源储量留在地下，迫使这个星球上某些获益最为丰厚的公司放弃数万亿美元的未来收益。 [7] 它还需要我们额外筹措数万亿美元，用来支付零碳、防灾的社会转型。假定我们想要民主地、不流血地完成这些激进的事情，那么，暴力、前卫的革命对路线图不会有多大作用。

于是，剩下的关键问题就是：历史上是否曾经发生过这种经济转变？我们知道，它可以发生在战时。那时，总统和首相是自上而下要求变革的人。可是，当领导人完全放弃了他们的职责，是否曾有普通人自下而上地要求转变呢？我梳理了社会运动的历史，搜寻先例。我得说，可以预计到，这个问题的答案非常复杂，充满了“某种”和“几乎”——但至少，还有一个“是”。

在西方，为了展现社会运动确实可以是一种摧毁性的历史力量，人们最常引用的先例就是上个世纪著名的人权运动——最突出的就是公民、妇女和同性恋权利。毫无疑问，这些运动改变了主流文化的面貌与性质。但是，鉴于气候运动面临的挑战取决于实行深刻激进的经济转型，我们必须注意到，对于这些运动来说，在法律和文化方面的战役总是比经济战役更加成功。

举例而言，美国的民权运动不仅抗击法制的隔离和歧视，也争取对学校和工作项目的大规模投资，因为这些项目可以一劳永逸地弥合黑人和白人之间的经济鸿沟。1967年，马丁·路德·金出版了《我们去往何方：混乱还是统一？》（Where Do We Go from Here: Chaos or Community ?）他在书中指出：“迄今为止，改变这个国家的实际代价一直很小。我们以低廉的价格获取了有限的改革。让黑人与白人分享午餐柜台、图书馆、公园、宾馆和其他设施，无需费用，无需税收……真正的代价即将来临……如果要实现优质教育，给予黑人的折扣教育将不得不以全价购买。创造工作比创造选票更难也更贵。铲除数百万贫民窟住房比整合公交与午餐柜台困难得多。” [8]

尽管常常被人们忘却，但第二波女权运动中较为激进的派别也力主从根本上挑战自由市场经济的秩序。它不仅要求女性在传统工作上同工同酬，还要求她们在家中照料孩子和老人的辛劳得到认可，并以大规模市场补贴的方式获得补偿——本质上，他们要求的是财富的再分配，其规模比罗斯福新政大得多。

可是，就我们所知，尽管这些运动对制度性的歧视取得了巨大的胜利，但用马丁·路德·金的话来说，对于那些不能以“低廉的价格”购买的东西，胜利依然难以捉摸。非裔美国人依然没能在工作、学校和良好住房方面获得大笔投资，就像1970年代的妇女运动对“家务工资”的需求没能得到满足（事实上，在世界上的大部分地区，带薪产假仍然是一场战斗）。分享法律地位是一码事，分享资源就是另一码事了。

如果这一规则存在例外的话，那就是劳工运动在大萧条的余波中所赢得的巨大成就——大规模的工会化浪潮迫使所有者们和工人分享更多的财富。反过来，这又帮助创造了一种环境，使人们要求更具雄心壮志的社会项目，诸如社会保障（Social Security）和失业保险（大部分非裔美国人和许多女性工人显然被排除在外）。作为对1929年股市崩盘的回应，人们引入了无情的新政策来管理金融部门，不受约束的逐利付出了实实在在的代价。在同一时期，在整个工业社会，社会运动的压力为罗斯福新政和类似的项目创造了条件。这些项目为公共基础设施——公共事业、交通系统、住房等等——投入了大量资金，其规模可以与气候危机的需求相提并论。

如果将搜寻历史先例的范围扩展到世界上的其他地方（在这一方面，这是一个大到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值得一试），那么，经验也与之类似，好坏各半。自1950年代以来，众多民主选举的社会主义政府将他们的大部分采掘部门收归国有，开始把此前流入外国银行账户的财富重新分配给穷人和中产阶级。最著名的有伊朗的穆罕默德·摩萨台（Mohammad Mosaddegh）和智利的萨尔瓦多·阿连德（Salvador Allende）。但是，在这些实验发挥潜力之前，它们就被外国赞助的政变打断了。事实上，后殖民独立运动——它们的核心使命常常是重新分配不公正地集中的资源，不管是土地还是矿产——总是遭到破坏，比如政治暗杀、外国干预和近来的一系列债务驱动的结构化调整项目（更不要说本地精英的腐败了）。

尽管南非在反种族隔离的斗争中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但是，在经济平等的战线上，它依然遭受了最惨重的失败。值得铭记的是，这个国家的自由斗士们不仅仅要求投票和自由行动的权利。正如非洲国民大会（African National Congress）的官方政策纲领——《自由宪章》（Freedom Charter ）——所明示的那样，他们努力争取经济的关键部门——包括矿藏和银行——的国有化。它们的收入被用来支付社会项目的费用，让有色人种居住区中的数百万人脱离贫穷。南非黑人赢得了法律和选举的核心战役，在种族隔离中积累起来的财富却原封不动。在后种族隔离的时代，贫穷显著地加剧了。 [9]

然而，曾经有过一些社会运动成功地挑战了根深蒂固的财富。要是我们想要避免气候灾难，今日的运动也必须采取类似的方式。它们是废奴运动和第三世界脱离殖民力量的运动。这两种变革性的运动迫使统治精英放弃了他们获利巨大的行动，其量级相当于今日的化石燃料开发。

尤其是废奴运动。它向我们表明，曾经发生过一个转变，就像我们今天所面临的转变一样巨大——事实上，它被人们铭记心中，被当作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时刻之一。正如许多历史学家和评论家所观察到的，废奴运动在19世纪中叶的经济影响与急剧减排的后果具有惊人的相似之处。2014年，记者和播音员克里斯·海耶斯（Chris Hayes）写了一篇题为《新废奴主义》（The New Abolitionism）的获奖文章。他在这篇文章中指出，“气候正义运动要求一整套现存的政治和经济利益集团被迫挥别数百亿美元”，并总结道，“除了废奴运动，我们不可能找到任何其他先例”。 [10]

毫无疑问，对于那个时候的大部分统治阶级来说，失去剥削奴隶的权利意味着经济上的重创，其损失与埃克森和理查德·布兰森之类的活动家如今必须承受的一样巨大。正如历史学家葛雷格·格兰丁（Greg Grandin）所提出的：“在经济学的领域，奴隶的重要性远超过他们的无偿劳动产生的财富。奴隶制是让美国市场革命转动的飞轮——不只是在美国，在整个美洲都是一样。”在18世纪，完全依赖于奴隶劳动的加勒比糖料种植园是大英帝国最有利可图的哨点，它创造的利润比其他殖民地要多得多。在《埋葬锁链》（Bury the Chains ）中，亚当·霍克施尔德（Adam Hochschild）引述道，狂热的奴隶贩子把买卖人口描述为“世界上所有贸易运动的枢纽”和“我们商业的基础……以及我们国家的工业和财富的第一因”。 [11]

尽管并不完全等同，但美国经济对奴隶劳动的依赖——尤其是在南方各州——必然可以与现代全球经济对化石燃料的依赖相提并论。 [12] 据历史学家埃里克·方纳（Eric Foner）所说，在内战开始时，“作为财产，奴隶比这个国家里所有的银行、工厂和铁路加在一起更值钱”。为了强调奴隶制与化石燃料的可比性，海耶斯指出：“在1860年，奴隶相当于全美国的总家庭资产——换句话说，所有财富——的16%。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惊人的1000亿美元。”如果我们想要有机会把升温控制在2摄氏度之内，在全世界范围内，我们必须留在地下的碳差不多就值这么多钱。 [13]

但是，众所周知，这一类比还远远说不上完美。燃烧化石燃料在道德上当然不等同于拥有奴隶或占领国家（不过，领导一家石油公司去积极破坏气候科学，咄咄逼人地游说反对排放控制，对诸多埋藏地下的碳提出要求，毫不考虑由此产生的气候影响足以淹没孟加拉国这样人口稠密的国度、让撒哈拉以南的非洲热浪沸腾的恶果，这确实是十恶不赦的道德犯罪）。终结奴隶制和击败殖民统治的行动也并非完全避免了流血：尽管抵制和抗议之类的非暴力策略起到了主要作用，但加勒比的奴隶制还是在多次被野蛮镇压的奴隶叛乱之后才变得非法。还有，美国无疑是在内战的屠杀之后才废除了奴隶制。

这一类比的另一个问题是，尽管这一阶段解放了上百万奴隶——英国殖民地约80万，美国约400万——代表了那个时代（或许所有时代）最伟大的人权胜利，这一斗争在经济方面取得的成就却小得多。本地和国际的精英常常想方设法榨取不合理的补偿，以弥补在人身财产上的“损失”，却不给从前的奴隶提供多少东西。在内战临近结束的时候，获得自由的奴隶被许以美国南方大面积土地的所有权（通俗地说，就是“40亩地加一头骡子”），可华盛顿却没有遵守承诺。相反，土地被还给了从前的奴隶主。他们继续通过佃农契约劳役雇佣奴隶。如前所述，在废奴之时，英国给了奴隶主大量的外快。最令人震惊的是，法国派出了一支小型舰队，向新解放的海地要求大笔赔款，以补偿法国王室损失的固有劳动力——不然就发动进攻。 [14] 赔偿，但却是反向的。

从海地到莫桑比克，人们仍然在用生命偿付这些可怕的不公勒索。这些新解放的国家被强加了反向赔款，人们背负了可憎的债务，因此丧失了真正的独立。而这些钱却帮助加快了欧洲的工业革命，巨大利润必然缓和了废奴带来的经济上的冲击。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化石燃料时代的真正终结并不能给石油、天然气和煤炭产业的活动家提供类似的慰问奖。当然，太阳能和风能能够挣钱。但是，鉴于它们分散的本质，它们永远无法提供化石燃料巨头们过于习以为常的那种集中的超级利润。换句话说，如果气候正义获得胜利，我们的精英将要付出货真价实的代价——不仅仅是由于留在地下的碳，也是由于目标转变所需的调控、税收和社会项目。实际上，这些对超级富豪的新需求将有效地终结不受束缚的达沃斯（Davos）寡头政治时代。

未竟的解放事业

许多伟大的社会运动都未能完全实现它们的愿景中最为昂贵的部分。在某种程度上，这可以被视为惰性甚或绝望的原因。如果连它们都未能按计划迎来一个更加公平的体系，那气候运动怎么才能期望获得成功呢？

然而，我们还可以用另一种方法看待这一记录：这些经济上的要求——要求有效的基础公共服务，要求体面的住房，要求土地的重新分配——只不过代表了过去两个世纪中那些最有力的解放运动——从民权到女权到本土主权——未竟的事业。想要应对气候威胁，人道地、平等地适应我们必将面临的严酷气候，避免我们仍可避免的真正灾难性变暖，需要大量的全球投入。这些投入是一个改变一切的机会。这次我们可以完成它。它可以实现从殖民统治和独裁独立之后本该发生的公平再分配农业用地；它可以带来马丁·路德·金梦想的工作和住房；它可以给原住民群体带来工作和洁净用水；它最终可以给每一个南非乡镇通上灯火和自来水。这就是针对地球的马歇尔计划所允诺的。

绝大多数英勇的社会正义运动在法律战线获得胜利，却在经济战线惨败，这一事实恰恰就是我们的世界依然从根本上不平等、不公正的原因。那些失败留下的遗产是持续的歧视、双重标准和根深蒂固的贫穷——每一次新的危机都使得穷困加深。但是，与此同时，这些运动确实赢得了一些经济战役，它们正是我们仍然还保留了些许公共机构的原因——从图书馆到公共交通，再到公立医院——其基础是一个狂妄的理念：真正的平等意味着，每个人都能平等地获得那些使生活具有尊严的基础服务。最重要的是，所有这些过去的运动在今天依然以某种形式继续斗争——争取完全的人权和平等，不管种族、性别、性取向，争取真正的去殖民化和赔偿，争取食品安全和农民权利，对抗独裁统治，以及保卫并扩张公共领域。

因此，气候变化并不需要一些光鲜的新运动，不需要以此在其他运动失败之处魔术般地获得成功。反之，气候变化是榨取主义者的世界观创造出的最深远的危机，这个危机给人类制定了一个无法动摇的最后期限。气候变化可以成为动力——巨大的推动——把所有这些仍然活跃的运动集合起来。奔流的大河成于无数的小溪，集合了群体的力量最终抵达海洋。“根本的对抗看似是殖民主义对反殖民主义，实际上是资本主义对社会主义。它已经失去了它的重要性。”在1961年出版的著作《全世界受苦的人》（The Wretched of the Earth ）中，弗朗茨·法农（Frantz Fanon）写道：“对于今天来说，最重要的事情，封锁人们视野的东西，就是财富的重新分配。人们必须处理此事，无论会有多么破坏性的后果。” [15] 气候变化就是我们的机会，让我们最终可以更正这些腐朽的错误——未竟的解放事业。

为了获胜，必然需要以闻所未闻的规模聚集各种各样的支持者。这是因为，尽管气候变化带来的挑战在历史上并没有一个完美的参照物，但过去的变革运动定然可以教给我们一些东西。一个此类经验是，如果经济的力量平衡发生变化，它们往往源自高水平的社会动员。在那些节骨眼上，执行行动的不再是一个文化群落中的一小撮人，无论是先锋、激进分子还是一小部分聪明的专业人士（尽管他们各自起到了自己的作用）。它变成了整个社会中全然寻常的活动——它是租房者协会、妇女辅助机构、园艺俱乐部、邻里集会、工会、行会、运动队、青年团等等。在杰出的历史时刻——世界大战，大萧条的余波，或民权时代的巅峰——“活动家”和“普通人”这样的惯常分类变得毫无意义，因为改变社会的项目已经深深地织入了人生企划。显而易见，活动家就是每一个人。

这把我们带回了我们的出发点：气候变化和时运不济。我们必须一直铭记心间：阻碍人类面对气候危机的最大障碍并不是为时已晚，也不是我们无计可施。时间刚好足够，绿色科技和绿色计划令我们应接不暇。然而，为数众多的人之所以倾向于对布拉德·维尔纳挑衅式的问题予以肯定的答复，是因为我们害怕——理由充足——我们的政治阶层完全无法利用那些工具、实施那些计划。因为为了这么做，需要抛弃令人窒息的自由市场意识形态的核心原则，而正是这些原则支配了他们获取力量的每一个阶段。

不仅仅是那些被我们选入政府然后遭到埋怨的人——也是我们自己。对于生活在后工业社会的我们来说，当我们看到1930年代的大罢工、1940年代的胜利花园、1960年代的自由行刺刺啦啦的黑白影像记录，大多数人完全无法设想亲身参与到如此深广的动员中去。别人可以那么做，但我们肯定不行——我们的眼睛粘在智能手机上，注意力分散在新闻噱头上，忠诚因负债和不稳定的合同工四分五裂。我们能在哪里组织起来？谁能得到足够的信任以领导我们？还有，“我们”是谁？

换句话说，我们是我们时代的产物，是占据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计划的产物。它频频教导我们，只把自己看作微小的寻求满足的孤立单位，想要最大化我们狭隘的利益。同时，它把我们从更大的群体上分隔出来，而群体的集体技能能够解决大大小小的问题。这一计划也致使我们的政府无能地袖手旁观了二十多年，让气候危机从一个“孙辈”的问题变作了一个迫在眉睫的问题。

所有这些原因将使任何回应气候挑战的尝试成为徒劳。除非，它被视为更广大的世界观之战的一部分，在多年的攻击和忽视之后重建并革新关于集体、公共、平民、公众和公民的概念。因为气候挑战让人难以应对的一点就是，它需要立刻打破众多规矩——写入了国家法律和贸易协定的规矩，以及一些强大的不成文的规定：它们告诉我们，政府不可增加税收、保持强权；不管投资带来的损害多大，都不可对大笔投资说不；就算是经济中危及所有人的部分，也不能计划逐渐缩减它们。

然而，所有这些规则都出自相同的、一致的世界观。如果那种世界观的合法性被取消了，那它所包含的所有这些规则就会相对无力、更加脆弱。横跨政治谱系的社会运动史还教给我们另外一点：当基本的改变来临之时，它通常不是均匀分布在数十年间、点点滴滴地制定法律；相反，它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制定了一系列法律，接二连三地取得重大突破。右翼称之为“休克疗法”，左翼称之为“平民主义”，因为它需要极为广大的支持和动员（想想罗斯福新政时期涌现的管理结构，或者说，就气候问题而言，想想1960年代和1970年代的环境立法）。

所以，怎么才能改变世界观，改变无可质疑的意识形态呢？部分的解决方案包括，选择正确的早期政策斗争——改变游戏规则的斗争不仅以改变法律为目标，还要改变思维模式。这意味着，争取最低碳税可能比不上组建一个要求保障最低收入的大联盟。这是因为，如前所述，最低收入使工人们可以对污染能源的工作说不。不仅如此，力主普遍社会保障体系的过程打开了一片空间，使人们能够放声为价值观辩护——根据我们共享的人性，我们彼此亏欠多少，以及在我们的集体价值观中，是什么比经济增长和公司利润更重要。

事实上，大量深刻的社会变革工作都把辩论包含在内。在辩论的过程中，我们可以讲述新的故事，取代让我们失望的那些。这是因为，如果我们想要有望做出重大的时代所需的那种文明飞跃，我们必须（再度）开始相信，人性并不是不可救药地自私贪婪——从真人秀到新古典经济学的所有东西都在不断向我们宣传这样的形象。

自相矛盾的是，这或许还能让我们更好地了解我们个人对气候的不作为，容许我们中的许多人同情地看待过去（和现在）的失败，而不是对其抱有愤怒的评判。我们之中有如此多人没能行动，如果其部分原因并不是我们自私到不去关心抽象或看似遥远的问题——而是我们完全被我们过度的关心压倒了，那会怎样呢？如果我们默不作声并不是出于默许，而部分是因为我们缺乏集体空间、无法对抗陌生的生态灭绝的恐惧，那会怎样呢？毕竟，如我们所知，世界尽头并不是每个人都必须亲自面对的东西。在《活在否认中》（Living in Denial ）这本书中，社会学家卡里·诺加德（Kari Norgaard）令人着迷地探索了几乎我们所有人如何压抑气候危机这个完全的事实。正如书中提出的：“否认可以——我相信它应该——被理解为一种证据，见证了我们人类共情、同情的能力，以及必须做出回应（即使我们没能这么做）的潜在道德感。” [16]

根本上，我们的任务不只是找出一套替代性的政策提案，更是找出一种替代性的世界观，与生态危机的核心世界观相竞争。内嵌在这种世界观里的是相互依赖而非过度个人主义，是互惠而非通知，是合作而非阶级。我们不仅需要这种价值观来创造急剧降低排放的政治环境，也需要它来帮助我们应对我们无法避免的灾难。这是因为，我们过去的排放已经使炎热风暴的未来变得不可避免，而文明和野蛮之间唯一的阻隔，就是对人人平等不可动摇的信念和深切同情的能力。

过去的变革运动还教给我们另外一点：他们全都理解，转变文化价值的过程——尽管有些短暂、难以量化——是他们工作的中心。因此，他们公开做梦，展现更好的人性，构建不同的价值观——以自己的行为和解放政治想象的过程，迅速扭转了对可能性的知觉。他们也毫不畏惧道德的话语——暂停关于实用主义成本收益的论争，谈论正确与错误，爱与尊严。

在《国富论》中，亚当·斯密批驳道，奴隶制与道德关系甚微，而与盈亏紧密相关。他论证道，获取薪水的劳作“最终必比奴隶劳作更廉价”：他说，这不仅是因为奴隶主需要担负他们的人力资产的“损耗”，更是因为，获酬的劳动者有更强的动机努力工作。 [17] 许多大西洋两岸的废奴主义者都会欢迎这样实用主义的论证。

然而，当废止奴隶贸易（之后是奴隶制本身）的推动在18世纪晚期的英国激增之时，这一运动更多地是在强调奴隶制对道德的歪曲以及使之成为可能的腐蚀性的世界观。1808年，英国废奴主义者托马斯·克拉克森（Thomas Clarkson）在作品中把奴隶贸易之战比作“一场战争，斗争的一方深深感受到他们同类的幸福和尊严，另一方借由邪恶的习俗和贪婪的冲动践踏他们本性中神圣的权利，甚至试图从自己的意识中抹去神圣形象的所有称号”。 [18]

美国废奴主义者的修辞和争论甚至更加明白，更加坚定。在1853年的讲话中，著名的废奴主义演讲者温德尔·菲利普斯（Wendell Phillips）坚称，人们有权对那些捍卫奴隶制的人予以最强烈的谴责。“现在，请向我证明，严厉的呵斥、义愤的指责、尖刻的挖苦和无情的讽刺总是毫无理由；如果不能，那么，在如此绝望的情况下，我们不敢抛弃任何一件武器。它们使我们可以打破无知偏见的外壳，唤醒麻木不仁的良知，羞辱骄傲的罪人，或者，以任何方式改变人类的行为。我们的目标是改变公众舆论。”和这一目标密不可分的，还有获得解放的奴隶们自己的声音。就像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Fredrick Douglass）这样的人。在他的著作和演说中，他以这样的问题挑战美国爱国主义的根本：“对于美国奴隶来说，你们的独立日意味着什么呢？” [19]

对于一场牵连甚广的战争来说，这些热烈的、高度偏激的修辞是非常典型的。历史学家大卫·布里翁·戴维斯（David Brion Davis）写道，废奴主义者知道，他们的角色不仅仅是废止一种可恶的行为，他们还要试图改变让奴隶制一开始为人接受的深入人心的价值观。“新世界的奴隶制之所以能够废除，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道德观念上的一个重大转变——取决于作家、演说家和革命家。从18世纪中叶开始，他们涌现出来，愿意谴责一种数千年来都获得认可的制度，并努力使人类社会超越贪婪和权力的无尽争斗。” [20]

在所有重大进步胜利的核心之处，都存在着同样的领悟：主张生活的内禀价值是必要的。从全民选举到全民医保都是这样。纵然这些运动在建构合理性的时候都把经济论证包含在内，但是，它们之所以取得胜利，并不是因为它们给赋予平权和自由标注了经济价值。它们之所以取得胜利，是因为它们主张，这些权利和自由价值太高以至于无法衡量，而且它们是我们每个人与生俱来的。类似的，越来越多有耐心的投资者意识到，有很多坚实的经济论证支持我们超越化石燃料。这一点值得指出。然而，如果我们试图在他们自己的游戏中打败这些账房先生——例如，论辩现在投资减排比灾难发生后做出反应性价比更高——这种做法无法让我们赢得战争。想要赢得战争，我们需要主张，这些计算道德败坏。因为它们暗示着，容许整个国家消失、让数不清的人因干旱而死、使今日的儿童无权生活在一个充满瑰美生灵的世界上，这些都有一个可以接受的价格。

气候运动还没有在世界舞台上找到它完全的道德呼声，但是，它确实清了清嗓子——它开始展现决策必然导致的真切的盗窃和痛苦，用来嘲讽国际气候承诺以及历史上最值得谴责的罪行。有一些道德清晰的声音来自极为年少的青年，他们在街头呼吁，并逐渐在法庭上吁求代际之间的公正。有些声音来自过去伟大的社会正义运动。就像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德斯蒙德·图图（Desmond Tutu）——前开普敦大主教那样，他热切地加入了化石燃料撤资运动，宣称“造物监管人并不是一个空衔；它要求我们加以行动。这可怕的处境有多危急，我们的行动就得有多迅速”。 [21] 最重要的是，那些清澈响亮的声音来自封锁区运动的前线，来自那些直接被高危化石燃料采掘和早期气候失衡影响的人们。

突然，每个人

近年来，总有社会团体突然决定他们受够了，让所有的专家和预测者都落了空——从“阿拉伯之春”（Arab Spring，悲剧、背叛以及一切）到欧洲的“广场运动”（示威者将市中心占领数月），到占领华尔街，到智利和魁北克的学生运动。这些罕见的政治时刻似乎立刻融化了犬儒主义。墨西哥记者路易斯·赫尔南德斯·纳瓦罗（Luis Hernández Navarro）把它们描述为“反叛的欢腾”。 [22]

这些涌动最让人震惊的特点是，当社会需要变革式的改变，它们常常突如其来——尤其是对于运动的组织者而言。我多次听闻这样的故事：“头一天，只有我和我的朋友在幻想毫无可能的计划，第二天，好像整个国家都和我们一起来到了广场上。”对于所有参与者来说，真正令人惊讶的是，我们比我们被告知的更加伟大——我们渴望更多，而同样渴望的伙伴比我们曾经想象的更多。

无人知道，下一个这样的欢腾时刻何时到来。也没有人知道，一次经济危机，另一场自然灾害或某种政治丑闻是否会将它促成。悲哀的是，我们确实知道，一个变暖的世界绝不会吝于提供潜在的火花。对此，斯德哥尔摩环境研究所的高级科学家斯万·卡尔塔是这样说的：“要是再来几次卡特里娜飓风、超级风暴桑迪或宝霞台风，政治上现实的东西和现在的将会大不相同。” [23] 确实如此：当我们毕生努力积攒的东西突然漂在街道上、被碾成碎片或变成垃圾，世界可能会看起来有点不同。

世界和1980年代晚期的时候也不太一样了。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气候变化进入公共议程的时候正值自由市场的巅峰时期，人们怀有终结历史的必胜心态。事实上，这是一个非常糟糕的时机。然而，它的生死时刻却在一个极为不同的历史关头到来了。如今，阻止人们严肃应对危机的障碍很多已然显著受到侵蚀。数十年间不断加剧的不公和腐败已经让自由市场的意识形态失去信用，剥夺了它的大部分说服力（如果还没剥夺它的政治和经济力量的话）。多种多样的奇想曾经转移了宝贵的能量——从盲目信仰科技奇迹到崇拜好心的亿万富翁——现在也迅速丧失掌控力。我们之中的很多人慢慢意识到，没有人会参与其中、解除危机；如果改变发生，只会是因为从下层中产生了领导。

就算是和十年前相比，我们也明显比那时的大多数人更加团结：尽管后现代生活使我们分离开来，但是，从新自由主义的瓦砾中建立起新结构——从社交媒体到工人合作社，到农夫市集，到社区共享银行的所有一切——帮助我们找到了群体。事实上，尤其是因为社交媒体，我们之中的许多人持续性地参与到杂乱的全球性对话中来。尽管它有时候令人极其恼火，但它在规模和力量上都是史无前例的。

考虑到这些因素，如果有另一场危机，我们几乎肯定会再度走上街头和广场，让所有人都大吃一惊。真正的问题是，哪些进步力量将会促成这一时刻，什么样的力量和信心会抓住这一机会。因为不可能突变为可能的时刻极为稀少，极为珍贵，它们必须尽可能促成更多的东西。当它下次来临之时，我们必须驾驭它。不仅要用它来斥责世界，更要建立每一个稍纵即逝的自由空间。它必须成为催化剂，切实建立保障所有人安全的世界。我们的赌注太高，时间太短，不能失败。

一年前，我和某些新朋友在雅典共进晚餐。我向他们询问，我应该向亚历克西斯·齐普拉斯——希腊官方反对党的年轻领导人，被紧缩政策破坏的欧洲中少有的希望之一——提什么问题。

有人建议：“问问他：历史敲了你的门，你回应了吗？”

这是个好问题，对我们所有人来说都是如此。

[1] Martin Luther King Jr., “Beyond Vietnam,” 演讲，New York, April 4, 1967, Martin Luther King Jr. Research and Education Institute, Stanford University, http://mlk-kpp01.stanford.edu.

[2] Marlene Moses, Statement on Behalf of Pacific Small Island Developing States, 在Youth Delegates Demand Climate Justice所做的演示，United Nations Youth Delegates的周边会议，New York October 13, 2009.

[3] 与Brad Werner的个人电子邮件交流，December 22, 2012。

[4] “The Future of Human-Landscape Systems II” （video）, American Geophysical Union （AGU）, YouTube, December 5, 2012; 与Brad Werner的个人访谈，October 2, 2013; Dave Levitan, “After Extensive Mathematical Modeling, Scientist Declares ‘Earth Is F**ked,’ ” io9, December 7, 2012.

[5] “The Future of Human-Landscape Systems II” （video）, YouTube; 与Brad Werner的个人电子邮件交流，December 22, 2012; 与Brad Werner的个人访谈，February 15 and October 2, 2013.

[6] “The Future of Human-Landscape Systems II” （video）, YouTube.

[7] John Fullerton, “The Big Choice,” Capital Institute, July 19, 2011.

[8] Martin Luther King Jr., Where Do We Go from Here: Chaos or Community? （Boston: Beacon, [1967] 2010）, 5–6.

[9] Johannes G. Hoogeveen and Berk Özler, “Not Separate, Not Equal: Poverty and Inequality in Post-Apartheid South Africa,” Working Paper No. 739, William Davidson Institut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Business School, January 2005.

[10] 关于气候变化、奴隶制和废奴主义之间多方面的相似性，更加广泛的探索工作参见：Jean-François Mouhot, “Past Connections and Present Similarities in Slave Ownership and Fossil Fuel Usage,” Climatic Change 105 （2011）: 329–355; Jean-François Mouhot, Des Esclaves Énergétiques: Réflexions sur le Changement Climatique （Seyssel: Champ Vallon, 2011）; Andrew Nikiforuk, The Energy of Slaves （Vancouver: Greystone Books, 2012）; HAYES: Christopher Hayes, “The New Abolitionism,” The Nation , April 22, 2014.

[11] Greg Grandin, “The Bleached Bones of the Dead: What the Modern World Owes Slavery （It’s More Than Back Wages）,” TomDispatch, February 23, 2014; Adam Hochschild, Bury the Chains: Prophets and Rebels in the Fight to Free an Empire ’s Slaves （New York: Houghton Mifflin, 2006）, 13–14, 54–55.

[12] 其依赖性肯定不仅限于南方州：前沿的历史研究推翻了长期以来的认识——美国的南方和北方在这一时期的经济体截然不同、不可调和。实际上，北方工业家和华尔街对奴隶制的依赖和关联比通常认为的更大。甚至有些关键的科学管理与会计创新都能追溯到美国的种植园经济。

[13] Christopher Hayes, “The New Abolitionism,” The Nation , April 22, 2014; 脚注：Seth Rockman and Sven Beckert, eds., Slavery ’s Capitalism: A New History of American Economic Development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forthcoming）; Sven Beckert and Seth Rockman, “Partners in Iniquity,” New York Times , April 2, 2011; Julia Ott, “Slaves: The Capital That Made Capitalism,” Public Seminar, April 9, 2014; Edward E. Baptist and Louis Hyman, “American Finance Grew on the Back of Slaves,” Chicago Sun-Times , March 7, 2014; Katie Johnston, “The Messy Link Between Slave Owners and Modern Management,” Forbes , January 16, 2013.

[14] Lauren Dubois, Haiti: The Aftershocks of History （New York: Metropolitan Books, 2012）, 97–100.

[15] Frantz Fanon, The Wretched of the Earth （New York: Grove, 2004）, 55.

[16] Kari Marie Norgaard, Living in Denial: Climate Change, Emotions, and Everyday Life （Cambridge, MA: MIT Press, 2011）, 61.

[17] Adam Smith, The Wealth of Nations , Books I–III, ed. Andrew Skinner （London: Penguin, 1999）, 183–84, 488–89.

[18] Seymour Drescher, The Mighty Experiment: Free Labor Versus Slavery in British Emancipa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34–35, 233; Thomas Clarkson, The History of the Rise, Progress, and Accomplishment of the Abolition of the African Slave-Trade, by the British Parliament , Vol. 2 （London: Longman, Hurst, Rees, and Orme, 1808）, 580–81.

[19] Wendell Phillips, “Philosophy of the Abolition Movement: Speech Before the Massachusetts Antislavery Society （1853）,” 出自 Speeches, Lectures, and Letters （Boston: James Redpath, 1863）, 109–10; Frederick Douglass, “The Meaning of July Fourth for the Negro,” 在 Rochester所做的演讲，New York, July 5, 1852, 出自Frederick Douglass: Selected Speeches and Writings , ed. Philip S. Foner and Yuval Taylor （Chicago: Chicago Review Press, 2000）, 196.

[20] David Brion Davis, Inhuman Bondage: The Rise and Fall of Slavery in the New Worl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1.

[21] Desmond Tutu, “We Need an Apartheid-Style Boycott to Save the Planet,” Guardian , April 10, 2014.

[22] Luis Hernández Navarro, “Repression and Resistance in Oaxaca,” CounterPunch , November 21, 2006.

[23] 与Sivan Kartha的个人访谈，January 11, 2013.

注释

注意：为免尾注长于正文，书中信息并未全部给出索引。有来源的信息包括：所有的引用、统计、数据点，以及与气候科学和减少碳排放相关的信息。一般在信息初次见于文中的时候给出，再次提到的时候将省去。部分因某些原因而有所争议的事项，虽不属于上述类别，亦会给出来源。

无争议的、可用关键字查找确认的参考文献（通常是新闻事件），书中没有给出资料来源。明显来自作者的个人报告（引用除外）的资料一般也是如此。

有多处信息和引用的段落，会在段末加上标，不再单独标注。为保证文字简洁，缩短尾注长度，如非另外注明，在注释中信息来源的排列顺序和信息在段落中出现的顺序相同。

如果引文源自作者或她的研究员〔通常是拉吉夫·西科拉（Rajiv Sicora）或亚历山德拉·丹普斯（Alexandra Tempus）〕进行的访谈，或源自此书纪录片〔阿维·刘易斯（Avi Lewis）导演〕，尾注中将标注为“个人访谈”。

如果脚注也有来源，会在最靠近星号（*）的尾注中给出，标注为“脚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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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谢

我在职业生涯中做出的最佳决定就是在2010年初聘请拉吉夫·西科拉（Rajve Sicora）作为这个项目的首席研究员。拉吉夫不仅仅是一位杰出的研究者，在写作这本书的漫长路程中，他还是一个真正睿智的同伴。他综合了极为不同的领域中如山的资料，在每一个阶段和我分享他自己精彩的政治分析。

拉吉夫全面参与了这本书的研究。不过，在关于贸易、气候否认的心理、废奴的历史、气候债务和气候科学相关的一切——包括“地球工程”——的章节中，尤其可以感受到他独特的痕迹。拉吉夫知识的广度和他对材料的掌控令人沉醉，他对这一项目和相关事项的深切承诺也同样如此。自始至终有他作为伙伴和朋友，实乃幸事。

两年前，亚历山德拉·丹普斯（Alexandra Tempus）——另一位杰出勤劳的记者和研究员，加入了我和拉吉夫。亚历山德拉很快掌握了她自己的那些话题，从超级风暴桑迪灾难后的资本主义到自然的金融化，到绿色团体和基金资助不透明的世界，到气候对生产力的影响。她发展了重要的新联系人，揭露了令人震惊的新信息，一以贯之地分享她深思熟虑的分析。

拉吉夫和亚历山德拉都和数十位专家进行过交流和访问。在本书进入最后阶段的时候，数千条信息需要追查来源、检查、复查和法律审查。此时，我深深地被他们的态度所感动。无论是什么事情，只要能让工作完成，他们都愿意去做，包括诸多无眠之夜。能够得到两位如此认真尽责的同事的支持，真是天赐的礼物。

另一个要感谢的是极为严格和极具才智的编辑团队，他们敦促我不断改进书稿。在首次合作出版《No LOGO》（No Logo: Taking at the Brand Bullies ）十五年后，我很高兴仍然有幸与加拿大兰登书屋无畏的传奇出版人露易丝·丹尼斯（Louise Dennys）共事。一如既往，我的好友露易丝知我最深，也在编辑方面催促最严，以一种尽可能鼓舞人心的方式。英国企鹅出版集团的海伦·康福德（Helen Conford）是《休克主义》（The Shock Doctrine ）的重要合作者。她再次以她深思熟虑的疑问和洞察强化了书稿，并继续担当一个给人启发的出版搭档。

这是我第一次在美国的西蒙与舒斯特（Simon ＆ Schuster）出版公司出版书籍。要不是有乔纳森·卡普（Jonathan Karp）具有远见的领导以及鲍勃·本德（Bob Bender）编辑方面的敏锐，我是不会做出改变的。很高兴我这么做了。他们签下了一个怀孕七个月的作家，承担了在我看来非常女性主义的风险，相信这本书会被写完。它显然写完了，却也不无延误。我一直感谢他们的耐心和他们对这个项目深深的信心。鲍勃，你优雅地掌控着编辑团队，一遍又一遍地改进书稿。谢谢你。

何其有幸，我能有阿曼达·乌尔班（Amanda Urban），以及她优秀的同事卡罗莉娜·萨顿（Karolina Sutton）和海伦·曼德斯（Helen Manders）作为我的代理。她们持之以恒地在全世界寻找完美的出版合作者。当事情变得困难，她们也是最忠实的伙伴和斗士。我喜欢你们。

然后还有杰姬·乔伊纳（Jackie Joiner）——这位女士经营着我的生活以及克莱恩·刘易斯（Klein Lewis）制作公司，我们小小的书籍和电影制作机构。只有杰姬能够安排如此之多的灵活部分，为我创造出时间和空间，让我既能写作这本书，也能享受新的母亲身份。在我们启动之时，正是杰姬使我们避免倾覆。杰姬，你是我们家的一员。要是没有你，我和阿维就会迷失方向。

黛布拉·利维（Debra Levy）是我的长期研究助理。令人遗憾的是，2012年，她不得不离开这个项目。在她离开之前，她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尤其是对关于地球工程、弥赛亚式百万富翁和气候债务的部分。她也对训练拉吉夫和亚历山德拉有所帮助。她是我的事业中最杰出的合作者之一，我依然想念她。

在截稿日期前的最后几个月，艾琳·布朗（Alleen Brown）和劳伦·萨瑟兰（Lauren Sutherland）超越了他们的职责，在极短的期限内极大地帮助了核查信息。劳伦也为“没有弥赛亚”一章做出了优秀的研究。戴夫·奥斯瓦尔德·米歇尔（Dave Oswald Mitchell）为强制增长做出了睿智全面的研究，玛拉·卡达斯-尼尔森（Mara Kardas-Nelson）就德国和博尔德的本土能源运动做出了相同的贡献。

拉吉夫和我也深深地感激极为繁忙的气候科学家团队，他们同意阅读本书中与气候变化的影响和预测相关的部分。我们的审读者们最终构成了一支科学专家的全明星阵容，他们包括：凯文·安德森（Kevin Anderson，丁铎尔气候变化研究中心），爱丽丝·博斯-拉金（Alice Bows-Larkin，丁铎尔中心），詹姆斯·汉森（James Hansen，哥伦比亚大学），彼得·格莱克（Peter Gleick，太平洋研究所）和斯万·卡尔塔（Sivan Kartha，斯德哥尔摩环境研究所）。他们审查了书中大量内容的准确性。迈克尔·E. 曼（Michael E. Mann，宾州州立大学）和奥莉维亚·瑟德兹尼（Olivia Serdeczny，气候分析师）也检查了对升温4摄氏度世界的预期，并提供了优异的反馈。我不是科学家，有这样一个专家团队审查材料是否准确，是至关重要的；从这些科学结果中得出的所有政治结论都源于我自己，并不反应这些慷慨的审阅者的观点。

2011年，当比尔·麦吉本（Bill McKibben）要我加入350.org的董事会的时候，我完全不知道这是一段多么狂热的旅程。在基斯顿XL运动和开启化石燃料撤资运动的过程中，和350.org的优秀团队共事——尤其是富有想象力的执行总监梅·波芙（May Boeve）——让我加入了快速变化的气候正义运动的前线。在这些书页里，这一运动得到了部分记载。比尔，你是世界上真正伟大的人之一，是朋友的坚实依靠，而且几年以前你就写过大部分内容。我喜欢和你并肩战斗。在此表述的所有观点全都属于我个人，与350.org这个组织毫无关系。

另外有一些各自领域的专家同意审阅此书相关部分的准确性，他们包括莱利·邓拉普（Riley Dunlap），亚伦·M. 麦克莱特（Aaron M. McCright），罗伯特·布鲁勒（Robert Brulle），史蒂芬· 施顿曼（Steven Shrybman），奥斯卡·雷耶斯（Oscar Reyes），拉瑞·罗曼（Larry Lohmann），帕特里克·邦德（Patrick Bond），达秋·穆勒（Tadzio Mueller）和汤姆·克鲁斯（Tom Kruse）。我由衷地感谢他们所有人。

我的挚友京·麦克里尔（Kyo Maclear），伊芙·恩斯勒（Eve Ensler），贝齐·里德（Betsy Reed），和约翰·哈里（Johann Hari）均阅读了部分书稿，并分享了他们作为作者和编辑的杰出技艺。事实上，约翰提供了一些最具变革性的编辑建议，我永远受惠于他。这个非官方的幕后出版团队以数不清的方式给予我支持，从帮助我起名到不断谈论本书的主题。

我的双亲，邦妮（Bonnie）和迈克尔·克莱恩（Michael），也提供了有益的反馈。我的父亲倾尽毕生精力研究产科干预的风险，拥护女性健康。在我研究生育治疗的过程中，他充当了一位有趣的、资历过高的研究助理。我尤其要感谢我的兄弟塞斯·克莱恩（Seth Klein），他进行了细致的编辑，感谢他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加拿大替代政策中心的所有同事，他们就气候正义做出了突破性的工作。

我的丈夫阿维·刘易斯总是我的第一个读者和主要合作者。在这个项目上，我们把这种身份正式化了：在我写作这本书的同时，阿维就相同的主题执导了一部纪录片，这个并行过程常常让我们可以一同研究旅行。纪录片的工作也为这本书提供了材料。尽管纪录片的工作人员表会真正感谢参与人员，但如果没有一些纪录片的合作者，这里的致谢就是不完整的。他们包括：乔斯林·巴恩斯（Joslyn Barnes），凯蒂（Katie），麦肯纳（McKenna），阿纳迪尔·侯赛因（Anadil Hossain），玛丽·兰普森（Mary Lampson），谢恩·霍费尔德（Shane Hofeldt），马克·艾拉姆（Mark Ellam），丹尼尔·休伊特（Daniel Hewett），克里斯·米勒（Chris Miller），尼古拉斯·若利埃（Nicolas Jolliet），马丁·卢卡奇（Martin Lukacs），米克尔·普莱莫（Michael Premo），亚力克斯·凯利（Alex Kelly），达芙妮·怀沙姆（Daphne Wysham），杰奎琳·索亨（Jacqueline Soohen），以及爱伦·多尔西（Ellen Dorsey），汤姆·克鲁斯（Tom Kruse），卡拉·莫特斯（Cara Mertes）和艾米·饶（Amy Rao）。 感谢他们从最初开始的巨大支持。

我们在实践中与之相遇并一起工作的人们从多个方面和我一起塑造了这一作品。他们包括：Theodoros Karyotis，Apostolis Fotiadis，Laura Gottesdiener，Crystal Lameman，Alexis Bonogofsky，Mike Scott，Nastaran Mohit，Sofia Gallisá Muriente， Wes Jackson，Phillip Whiteman Jr.，Lynette Two Bulls, David Hollander, Charles Kovach，以及其他许多人。

还有另一些人也分享了他们非凡的专长，包括Soren Ambrose, Dan Apfel, Tom Athanasiou, Amy Bach, Diana Bronson, John Cavanagh, Stan Cox, Brendan DeMelle, Almuth Ernsting, Joss Garman, Justin Guay, Jamie Henn, Jess Housty, Steve Horn, Martin Khor, Kevin Koenig, F. Gerald Maples, Lidy Nacpil, Michael Oppenheimer, Sam Randalls, Mark Randazzo, Janet Redman, Alan Robock, Mark Schapiro, Scott Sinclair, Rachel Smolker, Ilana Solomon, Matthew Stilwell, Jesse Swanhuyser, Sean Sweeney, Jim Thomas, Kevin Trenberth, Aaron Viles, Ben West, Ivonne Yanez, Adam Zuckerman。

许多研究机构、NGO和媒体提供了珍贵的支持，特别感谢Climate Science Rapid Response Team, DeSmogBlog, EJOLT（Environmental Justice Organisations, Liabilities and Trade）, the Pembina Institute, Greenpeace Canada, the Carbon Dioxide Information Analysis Center, Oil Change International。Grist网站和Climate Progress博客为我提供了大量的气候新闻，Orion 的优秀作者们则提供了深入分析。在无人愿意之时，唯有Democracy Now!锲而不舍地报道气候新闻，为每次访谈提供免费的誊录稿。

许多著作和报道已经在文中和注释中感谢过，但我尤其感谢：《失落之地》（Losing Ground ）的作者Mark Dowie，《绿色公司》（Green Inc. ）的作者Christine MacDonald，《过于礼貌的革命》（The Too Polite Revolution ）的作者Petra Bartosiewicz和Marissa Miley，还有Herbert Docena关于碳贸易史的著作。Andreas Malm关于煤炭史的作品深深影响了我，Clive Hamilton的全部作品也同样如此。Leanne Betasamosake Simpson帮助我理解了榨取主义背后的逻辑，Renee Lertzman, Kari Marie Norgaard, Sally Weintrobe和Rosemary Randall让我以全新的方式看待对气候变化的否认。

气候危机的政治经济是一个繁重到难以置信的领域。要是我想引用构成本书基础的所有那些批判性的思想家，无论用什么方法也没可能做到。我并不指望能够穷尽，只是提一些对我的教育特别重要的作家，以及之前尚未列出之人：Joan Martínez Alier, Nnimmo Bassey, Robert D. Bullard, Erik M. Conway, Herman Daly, Joshua Farley, John Bellamy Foster, David Harvey, Richard Heinberg, Tim Jackson, Derrick Jensen, Van Jones, Michael T. Klare, Winona LaDuke, Edgardo Lander, Carolyn Merchant, George Monbiot, Naomi Oreskes, Christian Parenti, Ely Peredo, Andrew Ross, Juliet B. Schor, Joni Seager, Andrew Simms, Pablo Solón, James Gustave Speth, Sandra Steingraber, 还有Peter Victor。

出版是一项高度讲究的事业，相比于时尚，它更关注细节。我非常感谢所有为这些重要的细节工作的人们，尤其是西蒙和舒斯特的明星团队，包括Johanna Li，Ruth Fecych， Fred Chase，还有 Phil Metcalf。在加拿大克诺夫/兰登书屋，阿曼达·路易斯（Amanda Lewis）进行了勤勉的审阅，并贡献了有益的编辑点评。加拿大兰登书屋的斯科特·理查德森（Scott Richardson）为本书大胆的封面设计负责。除了斯科特，没人能够做出这样的设计，可以说服我把自己的名字从自己的书的封面上拿掉。提前感谢三位富有才智、尽心竭力的出版人，是她们负责把这本书带入世界：西蒙和舒斯特的茱莉亚·普罗塞（Julia Prosser）、加拿大兰登书屋的肖纳·库克（Shona Cook）和英国企鹅出版集团的安娜贝尔·赫胥黎（Annabel Huxley）。还要感谢审阅本书的律师：Brian MacLeod Rogers，Elisa Rivlin和David Hirst。

还有其他一些研究员和《国家》杂志的实习生在本书写作的五年中也曾参与过此项目，包括：Jake Johnston, Dawn Paley, Michelle Chen, Kyla Neilan, Natasja Sheriff, Sarah Woolf, Eric Wuestewald, Lisa Boscov-Ellen, Saif Rahman, Diana Ruiz, Simon Davis-Cohen, Owen Davis和 Ryan Devereaux。他们全都做出了优异的工作。Alonzo Ríos Mira和其他几位为誊录访谈提供了无价的帮助。

我的写作一直受到国家研究所（The Nation Institute）的支持。我是其中的Puffin Foundation Writing Fellow。研究所慷慨地为拉吉夫提供了项目全程的办公空间，《国家》杂志也给予了亚历山德拉同等的待遇。感谢我在国家研究所的同事，尤其是我的编辑贝齐·里德，还有Katrina vanden Heuvel, Peter Rothberg, Richard Kim, Taya Kitman, Ruth Baldwin, Esther Kaplan。还要特别感谢华莱士全球基金（Wallace Global Fund）、兰纳基金会（Lannan Foundation）和诺瓦基金会（NoVo Foundation）多年来的支持。

拉吉夫要向Hannah Shaw、他的父母Durga Mallampalli和Joseph Sicora致以特别的感谢。亚历山德拉同样想感谢她的父母Robyn Shingler和Kenneth Shingler，感谢Kent Tempus，Denise Sheedy-Tempus，还有她的祖母Sandra Niswonger。我们全都感谢他们在这个漫长投入的项目的过程中给予的理解和支持。

关于这些主题，我曾经与许多朋友进行过不间断的丰富对话。除了上面列出的许多人之外，还有Justin Podur, Clayton Thomas-Muller, Katharine Viner, Arthur Manuel, Harsha Walia, Andréa Schmidt, Seumas Milne, Melina Laboucan-Massimo, Robert Jensen, Michael Hardt, John Jordan, Raj Patel, Brendan Martin, Emma Ruby- Sachs, Jane Saks, Tantoo Cardinal, Jeremy Scahill。Gopal Dayaneni和Movement Generation的整个团队给予我持续的教育和无尽的鼓舞。还要对Misha Klein, Michele Landsberg, Stephen Lewis, Frances Coady, Nancy Friedland, David Wall, Sarah Polley, Kelly O’Brien, Cecilie Surasky, Carolyn Hunt, Sara Angel, Anthony Arnove, Brenda Coughlin, John Greyson, Stephen Andrews, Anne Biringer, Michael Sommers, Belinda Reyes和 Ofelia Whiteley致以个人的谢意。

我最深挚的感谢要送给小Toma。作为一个学步小孩，他的耐心是真正的英雄般的壮举。他将要学到，世界比我们的邻里略大一些。

NO LOGO：颠覆品牌全球统治

[加]克莱恩（Klein，N.）　著

徐诗思　译

NO LOGO：颠覆品牌全球统治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桂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NO LOGO：颠覆品牌全球统治/（加）克莱恩（Klein，N.）著；徐诗思译. —桂林 :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9.5

ISBN 978-7-5633-8388-7

Ⅰ. ①克…②徐… Ⅲ.跨国公司—企业管理：质量管理 Ⅳ. F27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221204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桂林市中华路22号 邮政编码：541001

　　网址：www.bbtpress.com

出 版 人：张艺兵

目录
CONTENTS

导言 品牌网络

第一部分 别无空间 No Space

第1章 崭新的品牌化世界

第2章 品牌扩张

第3章 一切均可变

第4章 学习的品牌化

第5章 父权体制过时了

第二部分 别无选择 No Choice

第6章 品牌轰炸

第7章 企业并购与合作案

第8章 企业审查

第三部分 别无工作 No Jobs

第9章 被遗弃的工厂

第10章 威胁以及临时雇员

第11章 培养不忠

第四部分 拒绝品牌 No Logo

第12章 文化反堵

第13章 收复街道

第14章 群情激奋

第15章 品牌自作自受

第16章 三个品牌的故事

第17章 当地的对外政策

第18章 超越品牌之外

结语 消费主义VS.公民权

后记 街头的两年

致谢

注释

附录

延伸阅读

也许你还没有发现什么表面上的异常，

但在看不见的地方，它正在燃烧。

——印尼作家Y.B.Mangunwijaya,

1998年7月16日

导言
品牌网络

假如我眯起眼，斜着头，闭上左眼，望出窗外就是1932年的景象，一路直至湖畔。棕色的仓库，燕麦色的烟囱，漆在砖墙上的告示已然褪色，徒然宣传着“可爱”（Lovely）及“喜穿”（Gaywear）等早已夭折的品牌。此地是多伦多的老工业区，由成衣厂、毛皮商及结婚礼服批发商组凑而成。到目前为止，尚未有人想出要怎样才能捣毁这片残砖破瓦，重获利润；在这块由八九个街区组成的弹丸之地，现代都市草率地覆盖在旧市镇的上方。

撰写本书时，我住的就是多伦多成衣区遗迹中一个十层楼高的仓库。许多类似的建筑物早已封闭，玻璃窗破碎不堪，烟囱也停止了呼吸；它们在资本主义社会仅剩的作用，就是悬挂在焦油屋顶上那一闪一灭的大型招牌，好提醒正在湖畔高速公路那侧塞车的驾驶员们，世上曾经有过摩森啤酒（Molson’s beer）、现代汽车（Hyundai cars）以及EZ Rock电台。

20世纪20年代到30年代，来自俄罗斯及波兰的移民就在这几条街上冲来跑去，不时还迅速闪进熟食店中争论几句托洛茨基（Trotsky）和国际妇女服装工人联合会（International Ladies’Garment Workers’Union）领导问题的事情。直到现在，葡萄牙老人仍会将整架的服饰及大衣推到人行道上卖。此外，假如恰巧有需要（比如万圣节的服装啊，或者学校要演场戏什么的……），你依然可以在隔壁买到新娘子用的水钻饰品。不过，精华之地还是过了这个街区的甜糖山（Sugar Mountain），四周都是让人大快朵颐的宝贝；这儿是搭上复古风的糖果圣地，一直开到凌晨2点才打烊，好满足混夜总会的年轻人的食欲。楼下的店面仍做着出租光头裸体模特儿的正经生意，多半是用来做某电影学院作业的超现实布景，抑或某电视访谈中过分赶时髦的背景。

一如许多同处后工业废墟之境的城市地段，覆盖在斯帕蒂那大街（Spadina Avenue）上的层层岁月，有着奇妙而意外的魅力。出没于阁楼和工作室的人们心知肚明，自己在这出城市表演艺术的戏中饰演了一角，不过，大致来说他们尽量不让自己留意到这点。假如有人对“真正的斯帕蒂那”太过念兹在兹，其他人都会开始自觉像是廉价的道具，而一切的富丽堂皇也将随之崩解。

也因此，当市政府觉得时机已到，可以制作一系列公共艺术装置好“庆祝”斯帕蒂那大街历史的时候，情况会如此可悲。最初是栖息在街灯上方的铁像：女人弯腰对着缝纫机；抗议的劳工群众挥舞着告示，其上还刻了难以解读的标语。最惨的事还在后头：巨大的黄铜顶针赫然驾临—就坐落在我这个街角上。瞧瞧它：足足有11.5英尺高，11英尺宽。邻边的人行道上则塞了两个巨大的粉蜡笔色纽扣，扣子洞口还有啼哭的小孩探出头来。感谢上帝，艾玛·戈德曼（Emma Goldman），这位1930年代晚期住在这条街上的著名的无政府主义者兼工运组织分子，无须在场目睹制衣工人的奋斗是如何变成了一场剥削劳力的庸俗肥皂剧。

街头巷尾滋生着一种痛苦而全新的自我意识，那顶针不过是其中最突出的一环罢了。环顾四周，老旧的工厂建筑被重新划分，被改建为可供人居住的复合建筑物，还冠上“糖果工厂”之类的名称。机智的时尚界将触手伸入工业时代的遗迹—请看看那些破烂的厂房工人制服、迪赛工人牛仔裤（Diesel’s Labor brand jean），还有卡特彼勒靴（Caterpillar boot）。当然啰，自转卖工厂改建的住家大楼亦是商机处处，不但经过豪华的重新装潢，更附有浴缸、石板瓦砌成的淋浴间、地下停车位、设了天窗的健身房，以及二十四小时的门房。

到目前为止，我那位专靠产销伦敦雾大衣（London Fog overcoat）发财的房东，依然坚拒卖出我们的建筑物，好让人改建成天花板挑高的大厦。他迟早会后悔的，但目前为止他仍然有几名成衣商房客，这些人的生意小到不可能迁往亚洲或中美洲，而且不知为何，他们也不愿跟随产业趋势，转型成按件计酬的家庭代工。建筑物的其他部分则充当生活兼工作空间，租给瑜伽教练、纪录片制片人、平面设计师以及作家和艺术家。每当看见披挂链条、穿着高及大腿的皮靴、宛如玛丽莲·曼森（Marilyn Manson） * 第二的小伙子重重踏过大厅前往公共厕所（手上还抓着一管牙膏），那些仍在隔壁办公室卖外套的老古董们，表情总变得难看无比，但他们又能如何？这会儿我们全卡在这儿，卡在经济全球化的严酷现实以及历久弥新的摇滚视听美学之间。

雅加达—“问一下她做的是哪一家的—商标上写了什么字。了解吗？—商标？”我说，一边把手伸到头后，将衬衫的领子翻出来给对方看。现在这些印度尼西亚工人已经很习惯我辈之流了：外国人，跑来询问糟糕透顶的工作环境，她们就是在那儿为跨国公司如耐克（Nike）、盖璞（Gap）以及丽诗卡邦（Liz Claiborne）剪剪缝缝的。不过，这批女缝纫工跟我在自家电梯遇到的老裁缝完全不一样。这儿的人都很年轻，其中有些才不过15岁而已，只有几位超过21岁。

1997年8月的这一天，上述所提的糟糕环境爆发了罢工，地点是位于雅加达郊区、卡贝努（Kawasan Berikat Nusantar）工业区的卡厚（Kaho Indah Citra）制衣厂。这群一日所得折合两美元的卡厚工人要抗议的是，她们被迫长时间加班，却未获得合乎法定标准的工资补贴。经过三天的联合罢工后，管理阶层提出了一个在这种劳工法松弛无能的地区可谓司空见惯的妥协案：加班不再是强制性的，不过津贴依旧低得不合法。2000名工人全回到缝纫机前—除了101位年轻女性，她们被管理层视为罢工背后的捣乱黑手。“我们的事一直到现在都还没有下文。”其中一名工人告诉我，她满脸失望，面前更全无援手。

我当然很同情，不过身为来自西方的异邦人，我还想知道她们在卡厚工厂里制作的衣服到底是哪一种牌子—假使我想在国内报道她们的遭遇，我就必须有新闻卖点。于是，我们十个人挤在一个只比电话亭大上一点的混凝土小房间，投入地玩着你做什么工作的猜谜游戏。

“这家公司做的是长袖子，天气冷时穿的。”一名工人表示。

我猜道：“是毛衣吗？”

“我不认为是毛衣。假如你准备出门，外面天气又很冷，你会穿……”

我知道了：“大衣！”

“但不重，很轻。”

“夹克！”

“对，很像夹克，但又不是夹克—蛮长的。”

这种混乱其来有自：外套对于赤道居民来说根本是无用之物—无论衣柜中抑或词汇里。然而，加拿大人过冬要买厚衣，已逐渐不再依靠仍在斯帕蒂那大街上奋斗不休的女缝纫工，而是由在热带气候区工作的年轻亚洲女性提供，比如眼前的实例。1997年，加拿大人从印度尼西亚进口了时值1170万美元的御寒外套和雪衣，1993年才只有470万美元而已。 1 这些事我早就知道了。但我仍然不晓得这群卡厚工人在失业前缝制的长外套到底是哪一种牌子？

“蛮长的，好。那商标上写了什么字？”我又问了一次。

她们压低声音稍微讨论了一下，答案终于出来了：“伦敦雾。”

全球化的巧合（global coincidence），我想着。我开口告诉卡厚工人，我那栋多伦多公寓曾经是生产伦敦雾大衣的工厂，但话说到一半就猛然打住了，因为从听者的脸色明显可知，竟然有人会选择住在成衣工厂，对她们来说实在太不可思议了。在世界的此端，每年有数以百计的工人被活活烧死，就是因为其宿舍位于消防设施阙如的血汗工厂上方。

盘着腿坐在狭小宿舍的混凝土地板上，我想着自家附近的邻居：二楼的阿斯汤伽（Ashtanga）瑜伽教练、四楼的商业卡通业者、八楼的芳香疗法蜡烛批发商。而眼前来自出口加工地的年轻女性，似乎也勉强称得上是我们的室友，她们和我们是由覆盖全球的纺织品、鞋带、专利权、泰迪熊（teddy bears）、品牌名称等的网络串联起来的；这种事屡见不鲜。另一个我们共有的品牌是Esprit，这也是在该地区加工的厂牌之一。青少年时代的我曾在卖Esprit服装的店里打过工。还有，当然啰，麦当劳（McDonald’s）：一家分店恰好刚在卡厚附近开张，害得工人们满心沮丧，因为这种所谓的便宜食品完全是她们的消费能力负担不起的。

关于这张品牌及商品的全球网络，相关报道通常满载着地球村意气风发的营销辞令：多么令人不敢置信的地方啊，遥远的热带雨林部落成员敲打着笔记本电脑，西西里岛上的老阿妈经营着电子商务（E-business），“全球的青少年”更分享着—用李维斯（Levi’s）牛仔裤网站上的话来说—“以全世界为范围的文化风格”。 2 从可口可乐到麦当劳到摩托罗拉（Motorola），各家公司无不依着这种后国家视野（post-national vision）来调整自己的营销策略，不过，还是IBM长期推动的“为我们的小行星找出解决之道”（Solutions for a Small Planet）计划，最生动地道出了这个由品牌串联的星球所编织出的平等愿景。

无须多久，全球化热舞所引发的兴奋感就渐趋稀薄，其光鲜亮丽的表面下的裂缝与细痕也随之浮现。过去四年来，我们西方人愈来愈常瞥见到的是另一种地球村，在该村中不但经济差距变大，文化选择也愈形狭隘。

在这种地球村内，某些跨国企业不但没有为大众提供工作及科技，让全球的游戏场渐趋平等，反而着手残害本星球上最贫穷的偏远国家，牟取暴利。这种地球村是比尔·盖茨（Bill Gates）所居住的，他身价550亿美元，他的员工却有三分之一被列为临时雇工，而他的竞争对手们要么被收编入微软这个庞然怪兽，要么就是被“软件捆绑”（software bundling）的政策逼得淘汰出局。在这个地球村内，我们确实通过品牌网络与对方相连，但这张网络的背面却是藏污纳垢的产品暗巷，一如我在雅加达城外所见。

IBM宣称其产业遍布全球，确实如此，但这种国际化的门面却来自廉价的第三世界劳工，包括启动机器必需的电脑芯片和电源插座都是这些人制造的。举例来说，我在马尼拉郊区遇见一位替IBM拼组CD-ROM槽的17岁女孩。我跟她说，像她那么年轻的人可以胜任如此高科技的差事，真是让人印象深刻。“我们制造电脑，”她告诉我，“但我们不知道如何使用电脑。”似乎，我们的行星终究没有想象中那么小。

从殖民主义早期阶段回溯而下，要相信西方消费者从未从这种种全球不平等中获取利益，就未免太天真了。众所皆知，第三世界向来是为了第一世界的安适而存在的。然而，一股新趋势正在酝酿中：愈来愈多的人似乎关注起这些贴上商标的产品之源头，关注起当其尚未烙上商标的时候。耐克运动鞋的旅程可追溯到剥削劳工的越南厂房，芭比娃娃（Barbie）的小礼服可上溯至苏门答腊的童工，壳牌石油（Shell’s oil）则可追溯到尼日尔三角洲横遭污染的贫穷村落。

本书的标题“No Logo”，并非邀人解读为一板一眼的口号（比如“商标别再出现了！”），也非后商标的商标（post-logo logo）。名为“No Logo”的服饰系列已经出现了，至少有人是这么告诉我的。这个书名所要描绘的是我所观察到的一种反企业态度（anticorporate attitude），萌芽自许多年轻的异议分子身上。本书的立论很简单：一旦愈来愈多的人发现全球品牌网络背后的品牌秘密，他们的愤怒将引爆下一波浩大的政治运动，激烈的抗议浪潮也将正面冲向各家跨国企业，尤其是品牌之名广受肯定之辈。

不过，我必须强调，这并非一本预言之书，而是第一手的观察。本书审视的是一个多为地下进行的组织，关乎信息、抗争及规划，满载行动及构思，穿越众多国境，横跨几代人。

四年前刚撰写本书时，我的假说大多基于灵光一现。我对大学校园做了一些研究，留意到许多与我会面的学生都很关心私人企业侵入公共校园的问题。他们很气愤广告蔓延至用餐区、公共休息室甚至浴室，很气愤学校一头栽入与饮料商谈好的独家销售交易，也很气愤学术研究开始愈来愈像市场调查。

他们担忧教育正在每况愈下，因为发言权落入了那些与私营企业最易串联的学院手中。他们对某些与学校关系日益紧密的企业的所作所为也发出严正的道德质疑—不仅是企业在校园里的活动，还有其在远方，比如缅甸、印度尼西亚、尼日利亚等国家的业务。

我自已离开大学校园不过是几年前的事，因此我很清楚在政治焦点上这是一种相当突然的转变；五年前，校园内的政治议题都是关乎歧视及身份的—种族、性别及性取向，所谓“政治正确的战争”。如今，议题已延伸至企业力量、劳工权益，而针对全球经济局势的分析也颇具小成。这些学生确实不占人口的大多数—事实上，这个运动一如所有类似的运动，是由少数族群发动的，但该少数族群的力量是愈来愈大了。简单来说，反企业主义（anticorporatism）已成为激发下一代闹事者与扒粪者想象力的政治标签。我们只需回想1960年代的激进学生、1980和1990年代为身份而战的斗士，就可知道这种转变的影响力有多么深远。

大约在我做报章杂志的报道的同时，也开始留意到近来社会及环保运动浪潮频频推出相似的概念。一如与我会面的校园学运分子，带领这些运动的人士也同样关注着侵略性的企业赞助、公共空间与文化生活惨遭零售所带来的种种影响，范围包括全球及本地。北美洲到处可见小城镇阻止大零售商〔如沃尔玛（Wal-Mart）〕侵入家园的战争。伦敦上演了麦当劳诽谤官司：两名英国环保人士把麦当劳控告自己的诽谤官司搬上了全球可见的网络平台，逼这个无所不能的饮食厂商面对审判。尼日利亚作者兼反壳牌运动分子肯·萨罗－维瓦（Ken Saro-Wiwa）惨遭绞刑后，一连串针对壳牌石油的抗议行动随之引爆。

还有一天早上，我醒来，发现街上每一面招牌都被午夜侠盗“弄上了”反企业口号。此外，睡在我家楼下大厅的塑料世代小子们，似乎都在缀有耐克那撇飞扬商标以及“暴乱”（Riot）字样的衣服上，亲手打上了几块补丁。

这些零散的事件与运动有一个共通之处：攻击的中心目标都是有头有脸的企业—耐克、壳牌石油、沃尔玛、麦当劳〔以及其他如微软、迪士尼、星巴克（Starbucks）、孟山都（Monsanto）等〕。着手撰写本书之前，我不知道这一小撮一小撮的反企业抗争除了对象都是大品牌之外究竟有何共通之处，但我渴望探究下去。这项个人的追寻，促使我来到伦敦的法庭聆听麦当劳诽谤案的判决，让我前去拜访肯·萨罗－维瓦的亲朋好友，让我前往纽约和旧金山参加耐克城（Nike Towns）外抗议剥削劳力工厂的活动，让我参加了在大型卖场的美食天地里举办的工会聚会。我与某个“另类的”广告商交游，又和几位把该广告替换为自家信息的“广告破坏者”联络。我参加了几场临时举办的街道派对，策划人的意图是要让公共空间暂时从广告、车辆、警察的束缚中解放。我还与电脑黑客秘密见面，他们放话要让那些在中国践踏人权的美国企业的网络系统寸步难行。

最难忘的是，我因而来到了亚洲南部的工厂和工会总部，在马尼拉郊区目睹菲律宾工人在劳工史上记上辉煌的一章：在这块输出全球最耳熟能详品牌的加工处理地区，创立了第一家工会。

这趟旅行，我遇到了一个美国的学生团体，他们关注在缅甸设厂的跨国企业，由于当地政权种种破坏人权的行径，他们强硬呼吁撤厂。在公报中，这批学运分子自称“蜘蛛”，而我觉得这个形象对于网络时代的全球激进分子是再适合不过了。品牌的无所不在，使其成为最近似国际语言之物，在许多地方比英文还更为人所知。激进分子如今可像间谍／蜘蛛（spy/spider）一般，自由穿透这张品牌网络—交换全球各地关于劳工政策、化学污染、虐待动物、不道德交易等信息。

我慢慢相信，地球公民要为这个被出卖的行星找出长治久安之道，终究是要靠着上述由品牌熔铸而成的全球网络的。我并不宣扬本书能全面刻画出一项仍在萌芽的全球运动。我的重点是记录下抗争的早期阶段，并提出一些基本的问题。这些反抗的由来为何？成功的跨国企业发现自己日渐四面楚歌，无论是扔在比尔·盖茨脸上的奶油派也好，还是不断被仿制的耐克那飞扬的一撇商标也罢—到底是何种力量驱使愈来愈多的人对跨国企业疑心大起，甚至愤怒至极？那可是推动全球发展的引擎呢。更确切地说，促使那么多人（尤其是年轻人）将愤怒与疑心化为解放力量的，究竟是什么呢？

这些问题看似易答，而且某些显而易见的答案也确已为人熟知，比如企业发展得过于巨大，甚至取代了政府；企业不似政府，只对自己的投资人负责；我们缺乏强制企业对大众负责的机制。好些内容详尽的著作已描述过所谓“企业统治”（corporate rule）的无所不在，我对全球经济的了解即受惠于其中多本（请见本书所附的书单）。

不过，本书并非又记述一遍身为真正全球政府的巨型企业精英，其实力有多雄厚。本书只是试图分析并记述反企业统治的势力，勾勒出促生这些反对势力的刻不容缓的文化经济条件。第一部“别无空间”，检视文化与教育对营销的屈服。第二部“别无选择”，记述一个富含各式各样的文化选择的愿景，是如何被合并案、侵略性的专利经销权、合作案（synergy）以及企业审查所出卖。第三部“别无工作”，审视劳动市场的趋势是如何使得许多劳工与雇主之间的关系渐趋薄弱，包括自行创业、麦工（McJob）、向国外采购零配件以及兼职和临时雇员。上述这些力量的互相冲突与影响，使得社会三大梁柱—工作、公民自由、公民空间—分崩离析，这才使得反企业运动兴起，这也就是本书最后一部“拒绝品牌”所要描述的；这项运动正在含笑收割，迎接有别于企业统治的真诚选择。

注释

* 1990年代重金属摇滚男歌手，穿着前卫。——译者注

第一部分　别无空间
No Space

两张带着品牌化笑容的面孔

上图：桂格燕麦片早年包装上的杰米玛阿姨，使产品更具人性化，消除人们对于工业化的畏惧。

下图：斯图尔特（Martha Stewart），一个商标人物的新品种。

第1章　崭新的品牌化世界

惯于独处的我，热爱风景，但我从未见过任何广告招牌可为景色添彩。树立广告牌可说是人类最卑鄙的行径了。从麦迪逊大街 * 退休后，我要成立一个秘密集团，让戴着面具的治安维持会成员踩着没有声音的电动脚踏车巡访全球各地，趁月色昏暗时铲除招牌。假如在从事此种善良市民行为时被捕，又有几个法官会判人有罪呢？

——大卫·奥格威，奥美广告公司创办人，《一位广告人的忏悔录》，1963年

跨国企业的财富及文化影响力在过去15年来涨幅有如天文数字，原因或可上溯至1980年代中期，由管理学界提出的某个看似无害的点子：成功企业的要务在于创造品牌而非制造产品。

在此之前，虽然企业界咸认鼓吹品牌是很重要的，但是所有脚踏实地的厂商，无不将产品的制造放在第一位。这项准则是机械时代（machine age）的无上真理。举例来说，1938年《财富》（Fortune）杂志上的一则社论就主张，美国经济尚未从不景气当中复苏，完全是因美国人已经看不到制造“物品”（things）的重要性：

这个主张的内涵就是，工业经济的一项基本而且无可取代的功能，即是“制造物品”；制造的东西愈多，收入就愈高，无论是金钱，抑或不动产。所以，若欲找回失去的复苏力道，必须从工厂下手，那儿才有车床、电钻、炉火及榔头，工厂及土地才是购买力的“源头”。 1

长久以来，制造物品一直是（至少在原则上是）所有工业化经济的核心。可是到了1980年代，受当代经济衰退所迫，某些全球势力最大的厂商开始迟疑。于是出现了这一共识：企业虚胖，雇员太多，更有“太多物品”让它担负过重。生产过程本身（经营自己的工厂，向成千上万的全职固定员工负责）愈来愈不像是通往成功之道，反倒像是沉重的负债。

与此同时，一种全新的企业类型开始和传统的美国自产自销厂商争食市场大饼，像耐克和微软，以及晚一点的汤米·希尔费格（Tommy Hilfiger）、英特尔（Intel）。这群先行者无畏地声称，制造产品不过是买卖的附带部分；而且，由于近来贸易自由化，加上劳工法改革大有斩获，他们可以让承包商为自己制造产品，其中有不少来自海外。他们表示，这些公司主要生产的并非物品，而是品牌的“形象”。他们真正干的活并非制造，而是营销。毋庸多言，这项准则已经证明可以财源滚滚，成功的准则也使得各家公司纷纷投入减重比赛：拥有的愈少，薪资列表上的员工愈少，所创造的形象（而非产品）愈打动人心，就愈能拔得头筹。

因此，过去几年企业界的合并风潮不过是一场骗人的把戏：大公司相互合并，只不过是“看似”变大了而已。要真正了解这些转变，就必须知道，从某些重要层面（当然不是利润）来看，这些合并的公司其实是瘦身了。它们表面上的巨大，不过是为了以最有效率的方式通往真正的目标：一脚踢开物品的世界。

现今许多有名的厂商已不再制造、推销产品，而是购买产品，继而为其“打烙品牌”，因此这些公司永远在寻觅有创意的新方法，好打造并加强自身的产品形象。生产也许需要电钻、熔炉、榔头等，打造品牌需要的则是一套全然不同的工具及素材。为了便于营销，需要无止境地炫耀品牌之名，持续更新形象，更重要的是，要用全新的空间来散播品牌本身的概念。在本书这一部分中，我将审视执著于品牌认同（brand identity）的企业是如何挑战（方式可能隐秘不显，也可能昭然若揭）公众及私人空间，包括学校等公众机构、年轻人的身份、国籍的概念，以及非贩卖空间（unmarketed space）的可能性。

品牌的发轫

简单回溯一下品牌的概念是如何萌芽的，应该对我们有所帮助。尽管打造品牌（branding）与广告宣传（advertising）常常交替使用，但它们所指的并非同样的过程。广告宣传不过是商标品牌大计的一部分，一如赞助（sponsorship）及商标专利权（logo licensing）。品牌可视为现代企业的核心意义，广告宣传则可视为用来将该意义推广至全世界的一种利器。

首桩大规模的营销活动始于19世纪下半期，它与广告宣传关联较大，而非今日我们所知的打造品牌。面对一系列新近发明的产品（如收音机、留声机、汽车、灯泡等），广告商有远比为某特定企业打造品牌认同更为迫切的任务。首先，他们得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广告必须让顾客晓得某项新发明的存在，继而使他们相信假如用A取代B，生活会更加美好，比如用汽车取代马车、电话取代信件、电灯取代油灯。这类新产品都有品牌名称（其中某些至今依然存在），但这纯属巧合。这些产品本身就是新闻，只需稍加宣传即可。

第一批具有品牌意义的产品与宣传新产品的广告大约同时出现，此一现象主要归功于另一项近代的创举：工厂。一旦货物开始由工厂出品，不但全新的产品上市，就连旧产品甚至基础原材料产品也以崭新的方式现身。早期的品牌打造与先前较直截了当的推销有所不同，主要的原因是，市场如今充斥着整齐划一、大量制造、几乎无法分辨个体差异的产品。由于产品并无二致，制造产品的同时也必须创造形象的差异，竞争激烈的品牌打造就此成为机械时代的必需品。

也因此，宣传的角色从寄送产品目录，转变为替产品独特的商标名称营造形象。品牌打造的第一步，就是为那些与品牌八竿子扯不上边的货品（比如过去商家从大桶里挖出来的糖、面粉、肥皂和麦片）取个适当的名称。1880年代，公司品牌已成为大量生产的货品的一部分了，如康宝浓汤（Campbell’s Soup）、海因茨腌菜（H.J.Heinz pickles）及桂格燕麦片（Quaker Oats）。一如设计史学家勒普顿（Ellen Lupton）及米勒（J.Abbott Miller）所注意到的，品牌的创制是为了让顾客产生熟悉度与亲切感〔见杰米玛阿姨（Aunt Jemima）的照片〕 * ，以便消除对于包装商品的陌生感。“布朗博士、班恩叔叔、杰米玛阿姨、大老爹这一类熟悉的人物，取代了负责为顾客挑选大批食物、推销产品的店家老板……全国熟知的品牌取代了当地的小店家，成为顾客及产品间的接口。” 2 一旦产品的名称与代言人物深入人心后，广告宣传就变成了他们向未来顾客直接发言的管道。经过特殊命名、包装及广告宣传的企业“性格”就此问世。

大致说来，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广告宣传有一套类似科学的僵化公式：对手的名字绝口不提，宣传稿只用陈述句，标题要大，还要不少留白—根据某位世纪之交的广告商所言：“广告必须大得让人有印象，但不可比宣传的物品本身还大。”

但部分业界人士了解广告宣传不只是科学而已，它也是精神的。品牌能够唤起情感（想想杰米玛阿姨令人安心的形象），不只如此，连整个企业都可能拥有自身的意义。20年代早期，广告界的传奇人物巴顿（Bruce Barton）将通用汽车（General Motors）变成全美家庭心目中象征“个性化、温暖、人性化”的符号；GE代表的也不再是面目模糊的通用电器公司（General Electric Company），套一句巴顿的话来说，反而是“某位友人姓名的缩写”。1923年，巴顿又提出另一套说法，他说，广告的角色是帮助企业寻觅自己的灵魂。身为牧师之子，他利用自身的宗教背景来散播振奋人心的信息；他告诉通用汽车总裁杜邦（Pierre du Pont）：“我喜欢把广告宣传想得很大，很辉煌壮观；它能深入机构，掌握其灵魂……机构是有灵魂的，就跟人和国家一样。” 3 通用汽车的广告开始描述开车人的故事，包括牧师、药剂师、乡村医生等，好像只有那值得信赖的通用汽车，才能及时来到“某个垂死的孩童床边，使他脱离险境”。

到了1940年代晚期，大家逐渐体会到品牌不只是吉祥物、标语或某个印在公司产品商标上的图案而已，公司是有品牌认同的，或用当时昙花一现的词来说，是有“企业意识”（corporate consciousness）的。随着这个概念逐渐演化，广告人不再视自己为商品宣传者，而是广告学者罗思伯格（Randall Rothberg）口中的“商业文化的哲学王”。 4 寻觅品牌的真正意义（抑或许多人口中的“品牌要素”），逐渐使公司远离个别产品及其特质，转而从心理学及人类学的层面上检视品牌对于文化及人类生活的意义。大家都认为这一点是很重要的，理由是，就算企业能制造产品，顾客买的却是品牌。

产业界花了数十年的时间适应这项转变。他们坚称自己的主要任务仍是生产，品牌打造不过是重要的附加品而已。随后，1980年代的品牌净值追逐热潮就上演了，1988年菲利普·莫里斯（Philip Morris） * 以126亿美元买下卡夫食品（Kraft），这个价值是该公司市值的六倍，价差显然是卡夫之名所带来的。当然，华尔街已警觉到数十年的营销及品牌宣传是可以使该企业的价值高于资产及年销售总额的。卡夫收购案使得原先抽象且无法量化的品牌，终于化为高额的金钱价值。这对广告界来说是轰动性新闻，如今他们可以宣称广告费不单只是销售策略而已，还是扎扎实实的净值。花的钱愈多，公司愈有价值。一点都不令人惊讶，广告支出从此水涨船高，更重要的是，企业界重新燃起对品牌认同的兴趣，计划内容不只是牵涉几面广告牌及电视广告那么简单而已。赞助案超出原来的界线，开辟新地盘以“拓展”品牌；并且，公司随时致力于探索时代潮流，以确保为品牌所选择的“要素”与其目标市场相合无间。基于本章即将陈述的一些理由，企业哲学上的剧烈转变，使得制造商陷入吸收文化的狂热中，他们攻占每一处尚未被商品化的园地，以寻觅拓展品牌所需的氧气。在这个过程之中，几乎无物不被品牌化。这一切令人印象深刻，特别是考虑到近在1993年，华尔街宣布品牌已死抑或宛然已死。

品牌之死（谣言总是三人成虎）

品牌的演化史有过令人惊恐的一页，它曾经濒临灭绝。想了解这个与死神擦身而过的经历，首先我们必须懂得广告本身特殊的重力定律，亦即，如果你无法一飞冲天，很快就会摔得粉身碎骨。

交易市场永远往创新的高峰攀爬，打破去年的世界纪录，并计划下一年度要以更多、更新的广告来打动顾客。广告界的高速增长率可清楚反映在全美广告总支出的年度数据上（见表1-1）；从表中可见该支出的稳定上升，1998年的数据高达1965亿美元，而全球的广告支出估计则有4350亿美元之多。 5 根据1998年联合国人力发展报告（Human Development Report），全球广告支出的增长率，“如今已超过全球经济增长率三分之一”。

这个模式是“要持续不断地增加广告支出，品牌才能屹立不摇”这样一个根深蒂固的信念的副产品。根据报酬递减定律（law of diminishing returns），广告宣传愈多（根据此定律，永远都会更多），品牌就愈需要更强悍有力的广告宣传，以便出人头地。当然，再也没有人比广告商自己更了解广告的无孔不入了；对他们而言，广告的泛滥即是在召唤更多、更具侵略能力的广告上场。由于竞争如此激烈，广告公司表示，厂商必须花更多的钱，确保自己的叫卖声比别人大。宏盟集团（Omnicom Group）的广告部资深主管鲁伯斯（David Lubars）比大多数人更坦诚地诠释这个行业的首要准则。他说：“消费者就跟蟑螂没两样—你持续不断地喷射，没一会儿就免疫了。” 6

所以，假如消费者像蟑螂，商人就必须永远构思新处方，好在企业耐力的竞赛中取胜。由于赞助制度的发展已至成熟阶段，1990年代的商人必须提出聪明而强悍的新销售策略，才能完成己任。近来的焦点包括下列种种创新：哥顿牌杜松子酒（Gordon’s gin）试图让杜松子浆果的香味飘满英国的电影院；卡尔文·克莱恩（Calvin Klein）将“CK Be”的香水片贴在“卖票大师”（Ticketmaster）出售音乐会入场券的信封背面；在某些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国家，你可打“免费”长途电话，只要你受得了广告不时插入你与对方的交谈之中。还有更多横跨千里、无孔不入的做法：粘在水果上宣传美国广播公司（ABC）喜剧节目的小标签，贴在公厕的李维斯广告，女童军饼干盒上印的公司商标，外卖餐盒上印的流行专辑广告，以及投射在人行道上或夜空中的蝙蝠侠电影宣传片。广告甚至已出现在国家公园的长椅，还有公立图书馆的借书卡上；1998年12月，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宣布要以广告宣传太空站的计划。另外，百事可乐不断放话将商标投影在月球表面上的计划虽未实现，但美泰（Mattel） * 确实把英格兰索尔福德（Salford）一整条街都漆成“明亮得令人尖叫的、泡泡糖色调的”粉红色—房屋、门廊、树木、道路、人行道、狗狗、车子都成为“粉红芭比月”（Barbie Pink Month）庆祝活动的配件，并有电视转播。 7 芭比不过是“经验交流式”产业（experiential communication industry）的一小部分而已；这项蓬勃发展的产业时值300亿美元，包括上述这种企业表演艺术的品牌秀，以及其他种种“事件”。 8

我们的生活离不开企业赞助已经是个事实。而且跟您打一个稳赢不输的赌：随着广告花费持续往上攀升，用来对付我们这些“蟑螂”的花招只会愈来愈多，如此下来，哪怕要人兴起一丝丝义愤，也将愈发困难，并且显得毫无意义。

但正如先前所提，广告业曾经有段时期看似前景堪虞。1993年4月2日，广告业本身遭到其亲手建立的品牌（其中有些甚至超过两个世纪）所质疑。营销业界普遍称那一天为“万宝路星期五”（Marlboro Friday），即菲利普·莫里斯突然宣布将把万宝路香烟的价格压低20％，好跟其他瓜分市场的便宜牌子竞争。权威人士简直发疯了，异口同声激动地表示，不只万宝路已死，所有名牌商标也跟着一命呜呼了。理由是：万宝路的形象是由超过10亿美元的宣传费所仔细塑造哄抬而成的，假如连这种“知名”品牌都走投无路到愿与无名小卒一较长短，品牌的整个概念显然已经过时。大众看见了宣传广告，却满不在乎。“万宝路先生”毕竟不是一个普普通通的老宣传活动；它在1954年就开始了，也是史上历时最长的广告活动，它是一个传奇。假如连“万宝路先生”都不堪一击，那么品牌的价值也将崩盘。这暗示着美国人突然开始会精打细算了，华尔街因而激起巨大的回响。就在莫里斯宣告减价的那一天，所有为人熟知的品牌，股价都往下急跌：海因茨腌菜、桂格燕麦片、可口可乐、百事可乐、宝洁（Procter&Gamble）以及纳贝斯克（RJR Nabisco）。其中，莫里斯的股票跌得最惨重。

安永（Ernst and Young） * 顾客产品营销部的全国总监鲍勃·斯塔诺耶夫（Bob Stanojev）如此解释华尔街的惊恐所为何来：“假如一两个大牌产品的公司开始永久减价，情势将如雪崩一般不可收拾。这等于进入价格至上的世代（value generation）。” 9

没错，这项共识的达成是过快且夸大了，但并非全无缘由。万宝路向来靠形象营销战吃饭，平凡如价格之物是看不在眼里的。一如我们今日所知，“万宝路先生”撑过了这场价格战争，损伤不大。然而，当时的华尔街却认为莫里斯的决定预示了巨变的到来。减价就等于承认万宝路之名已不足以独占鳌头；而在形象即净值的世界中，这意味着万宝路犹豫了。假如连万宝路这种代表性的国际品牌都犹豫的话，品牌疑云笼罩的不只是华尔街而已，也远超过莫里斯思想所及。

“万宝路星期五”恐慌事件并非是针对单一事件的反弹。这股焦虑已长年累积，与日俱增。消费者的某些习性产生急剧变化，使某些耳熟能详的品牌〔从汰渍（Tide）到卡夫莫不如此〕的市场占有率逐渐流失。天性喜好比价的购物者为经济不景气所苦，转而开始注重价格，他们把1980年代雅痞广告所塑造的产品名望摆在一边。社会大众所罹患的重症，正是业界所谓的“品牌眼盲症”（brand blindness）。 10

一连串的研究显示，婴儿潮世代对广告诱人的影像视若无睹，对代言名人的空洞承诺听如未闻；他们不顾对名牌的终身承诺，选择超市中的无名牌子养活家人—还离经叛道地声称自己根本分不出有什么不同。从经济不景气早期直至1993年，劳布洛（Loblaw）的顶级上选系列、沃尔玛的物超所值系列、玛氏百货（Marks and Spencer）的St.Michael特调食品系列，在北美和欧洲的市场占有率几乎翻了两番。 11 便宜的复制品大量涌进现今的电脑市场，迫使IBM减价，以免坐困愁城。大家好似回到了前品牌时代，看着熟面孔的店老板从大桶里挖出不知名的货品一样。

1990年代早期的特价浪潮彻底撼动了名牌。大家突然觉得，把资源投注在减价及其他因素上，似乎比昂贵无比的广告活动要聪明多了。这种矛盾的心理开始反映在公司愿意为塑造形象而支付广告的金额上。然后在1991年，事情发生了：前100强品牌的广告总支出确实下滑了5.5％。自从1970年稍微下滑0.6％后，这是稳定上扬的全美广告支出的首次跌落，也是40年以来的最大跌幅。 12

并非大公司没有促销商品，只不过许多公司为了吸引善变的消费者，决定把钱花在促销活动上，如赠品、夺标竞赛、店内展示及减价（如万宝路）。1983年，美国各品牌把总营销预算的70％用来打广告，30％则用来做其他类型的促销活动。到了1993年，情势骤变：只有25％用在广告上，剩下的75％用来做促销。

当广告公司眼睁睁看着大客户背离自己，转而打起减价泥水战时，他们的兵荒马乱是可想而知的。他们只好尽全力说服如宝洁及莫里斯之类的大客户，要想脱离这场品牌危机，最佳办法不是减少广告宣传，而是增加。1998年全美广告协会的年度聚会上，奥美广告公司美国分公司董事长菲利普斯（Graham H.Philips）斥责与会主管竟屈从“以产品为尊的市场”，不顾以形象为尊的市场：“一个以产品为尊的市场，是只就价格、促销、交易相互竞争的，而这一切都可轻易被对手所复制，结果将是持续下滑的利润、衰退，以及最终的破产。我怀疑在座的你们会欢迎这样的市场？”有些人则提及保持“概念的附加价值”（conceptual value-added）的重要性，实际上这里所指的附加价值无他，不过是增加推销宣传罢了。广告公司语带不祥地警告，屈从以实际价值作为竞争基准，宣告的不只是品牌的消逝，更预示了企业之死。

大约与“万宝路星期五”同时，广告业界的腹背受敌感是如此强烈，市场研究者迈尔斯（Jack Myers）出版了《广告劫：如何捱过广告业界的黑暗期》（Adbashing：Surviving the Attacks on Advertising），整本书都在呼吁业界武装迎敌，从分发豆子罐头折价券的超市收银员，到打算对广告业者加新税的国会议员都算在内。“本行业同仁必须认识到，广告之劫难不但会威胁到资本主义、媒体自由、我们的基本娱乐方式，甚至还会影响我们子孙的未来。”他写道。 13

尽管杀气腾腾的字眼不断出现，大多数市场观察者始终深信名品牌的黄金岁月已然一去不返。海兰沃克（Hiram Walker）的欧洲部主管斯科特兰（David Scotland）表示，1980年代为品牌及装腔作势的专柜名牌而疯狂，但主宰1990年代市场的显然是价格。他表示：“几年前穿一件口袋上绣有专柜品牌的衬衫，或许看上去很帅；现在嘛，坦白说，感觉有一点无聊。” 14

至于大西洋彼岸，辛辛那提记者谢利·里斯（Shelly Reese）也得出相同的结论：未来将是无名小卒的时代。她写道：“我们再也看不到裤子后袋上绣着卡尔文·克莱恩字样的美国人，推着装满巴黎水（Perrier）的购物车走过超市了。他们挑的衣服牌子将是凯玛特商场（Kmart）卖的史密斯（Jaclyn Smith）之类，购物车满载的则是克罗格（Kroger）的Big K可乐。欢迎进入个人品牌的时代。” 15

假如斯科特兰和里斯还记得自己大胆的预言，现在也许会自觉有几分愚蠢。他们所谓绣上专柜品牌的“口袋”，实在和今日的品牌狂热没得比；名牌瓶装水的销售量每年持续增长9％，1997年更是贵为身价34亿美元的行业。从今日品牌至上的标准来看，几乎无法理解为何仅仅六年前，品牌的死刑不只显得合情合理，甚至不言自明。

所以，从汰渍公司的讣闻到今日蔚然成群的汤米·希尔费格、耐克、卡尔文·克莱恩广告牌，这到底是怎么样一段历程呢？是谁促成了品牌的绝地大反攻？

品牌再现江湖

当华尔街宣告品牌已死时，有些厂牌正在一边观望着。他们一定想着：可笑，我们一点都不觉得自己像是踏入棺材的模样。

正如广告人在经济不景气初期的预告，能够远离萧条的，永远是那些打营销战而非价格战的公司，如耐克、苹果电脑（Apple）、美体小铺（the Body Shop）、卡尔文·克莱恩、迪士尼、李维斯及星巴克。这些品牌不只活得好好的，多谢关心，其生意重心还愈来愈偏向品牌营销。对这些公司而言，表面的产品不过是真实的产品—品牌—的填充物罢了。他们将品牌的概念融入公司的血肉中。他们的企业文化是如此紧密闭锁，以致在局外人眼中有如宣誓的兄弟会、秘密宗教或疗养院。一切都是为了宣传品牌，例如用怪异的字眼来形容员工（伙伴、哥儿们、选手、船员）、公司歌、明星企业首席执行官（CEO）、对于设计的惯性狂热、吹嘘丰功伟业的习性，以及新世纪任务的声明。不同于汰渍及万宝路等经典知名品牌，上述这些牌子并没有退流行，他们正在专心扫荡营销世界中的一切障碍物，好成为文化尖兵兼风尚哲人。这些公司没有将形象视如敝屣—其形象与生意是如此密切相合，其他人反倒必须把“他们的”形象穿在身上。当品牌崩盘时，这些公司根本没注意到—他们与品牌的结合已深入骨髓。

因此，“万宝路星期五”的真正贡献在于，它引出了1990年代营销暨消费最重要的两项发展：一为提供生活必需品、不赶时髦的便宜货大卖场，垄断不成比例的市场占有率（如沃尔玛等）；另一则为提供生活风格的必需品、推销“生活态度”的超优质名牌，垄断不断扩张的文化空间（如耐克等）。这两种层次的消费主义，其发展将深深影响未来几年的经济。当1991年广告支出额整体下滑时，耐克和锐步（Reebok）却忙着在广告战场上一争长短，增加预算以求胜过对方（见表1-2）。光是1991年，锐步的广告支出就增加了71.9％，耐克则为已暴涨的广告预算追加了24.6％，使得该公司当年的营销总支出高达2.5亿美元。这两家球鞋贩子不但丝毫不忧心价格竞争的问题，反而设计更复杂、更科学的气垫，用天价签下明星球员来哄抬售价。这种恋物策略似乎效果非凡：到1993年为止，六年下来耐克的身价已从7.5亿美元飞涨为40亿美元，而奈特（Phil Knight）的俄勒冈州比佛顿（Beaverton，Oregon）公司 * 也安然度过经济不景气，利润比刚成立时足足上扬了900％。

同一时期，贝纳通（Benetton）和卡尔文·克莱恩也在增加生活风格的营销费用支出，运用广告将自己的产品与情色艺术（risque art）、激进政治相联结。衣服很少出现在这类概念高深的广告中，价格就更别提了。更为抽象的莫过于“绝对伏特加”（Absolut Vodka），这几年来他们已练就一种营销策略，不但产品消失，连商标也不过是一个瓶状的空白空间，任何观者都可填上对该品牌自己最想要的内容：《哈珀》（Harper’s）杂志上是知性，《连线》（Wired）杂志上是未来主义，Spin杂志上是另类，Out杂志上是骄傲有信心，《花花公子》（Playboy）上则是杂志中间的情色折页。该品牌将自己重塑成一块文化海绵，吸收、模拟周遭的环境（见附录表1-3）。

“土星”（Saturn）也是在1990年10月凭空冒出来的；当时通用汽车发表了一款素材是新世纪心灵及1970年代女性主义而非钢铁、橡胶的汽车。车子上市数年后，公司为“土星”的车主办了一个“回娘家”的周末聚会，让大伙儿参观汽车工厂，并和制造车子的人一起野餐。一如当时“土星”的广告所夸：“有4.4万人与我们在车厂内共度假期。”这简直跟杰米玛阿姨再生，请你到她家晚餐一样。

1993年，亦即“万宝路先生”被“品牌眼盲”的顾客暂时丢弃的那一年，微软首次名列《广告时代》（Advertising Age）中广告支出前200强的企业；同年，苹果电脑继1984年超级杯首次推出广告写下其品牌打造史的辉煌一章后（见第四章），将营销预算又提升了30％。跟“土星”一样，这两家公司的卖点都是人与机械之间时髦的新关系，蓝色巨人IBM相形显得笨重、可畏，一如已经消逝的美苏冷战。

更别忘了有些公司可是从头到尾都很清楚自己卖的是品牌而非产品。可口可乐、百事可乐、麦当劳、汉堡王（Burger King）、迪士尼丝毫不为品牌危机所惑，反而选择扩大品牌战，特别是因为他们已牢牢盯上了全球扩张（global expansion）的大饼（见附录表1-4）。1980年代晚期至1990年代早期，一批经验丰富的制造商及零售商引领他们加入这个计划。那个时期，盖璞、宜家（IKEA）、美体小铺的扩张如野火燎原一般，它们通过大胆而缜密的品牌包装，以及促销“经验交流式”的购物环境，巧妙地将一般日用品变成名牌。美体小铺早在1970年代就于英国现身，但一直要到1988年才如雨后春笋般在美国的大街小巷冒出来。即使是经济最萧条的年代，该公司依旧每年增加40到50家分店。最让华尔街百思不解的是，美体小铺的版图扩张竟未花上一块钱的广告宣传费。一旦销售渠道打的是“既道德又环保的美容圣品”这样的立体广告，谁还需要招牌和杂志页呢？美体小铺打的纯粹就是品牌战。

与此同时，星巴克咖啡连锁店也在开拓疆土，它在广告宣传上的花费也不多，反而致力于将名字的附加价值融入各种品牌计划中，如星巴克机上咖啡、办公室咖啡、咖啡冰淇淋、咖啡啤酒。星巴克对于品牌的了解，似乎比麦迪逊大街还深，它将营销融入企业血肉的概念中—从店面与书籍、蓝调、爵士之间的策略性串联，到具有欧陆拿铁风味的术语，莫不如此。美体小铺以及星巴克的成功表明，打造品牌一举已不只是把自家的商标贴到招牌上而已。这两家公司都塑造出强烈的个性素质，将自己的品牌理念化为“病毒”，通过各式各样的管道散布到社会之中：文化赞助、政治争议、消费者经验以及品牌的延伸。在这个脉络里，形象是用更自然的方法营建的，直接打广告反而是笨拙的介入。

星巴克营销部企业副执行官斯科特·贝伯瑞（Scott Bedbury）公开承认，“顾客并不真正相信各家产品之间有太大的差异”，因此品牌必须与顾客“建立情感联系”，一如“星巴克经验”所示。 16 排队光顾星巴克的人并非单为咖啡而来的，企业首席执行官霍华德·舒尔茨（Howard Shultz）写道：“人们走进星巴克，是为了体验咖啡的浪漫，以及温暖与共享的感受。” 17

有趣的是，贝伯瑞在就职星巴克之前，是耐克的营销部主管，“Just Do It！”口号的推出，以及其他的重要宣传，都是由他负责监督的。在下面的段落中，他解释自己是用哪些共通的法门为这两个不同的品牌开创意义：

举例来说，耐克牵动的是人们对于运动及舒适感的深刻情感联系。在星巴克里，我们可以见到咖啡是如何融入人们的生活脉络，而这就是牵动情感的契机……伟大的品牌打破疆界—使得经验本身平添更多的目标感，不论是挑战你在运动与舒适感上的极限，抑或是保证你喝下的那杯咖啡确实与众不同。 18

看来，这就是1980年代末、1990年代初所有成功故事背后的秘密。“万宝路星期五”的教训是，品牌危机从未真正存在过—不过是品牌本身产生的信心危机罢了。华尔街得出这么一个结论：只要品牌自己对品牌打造的准则信念坚定，永不退缩，自然就天下太平。一夕之间，“要品牌不要产品！”成为营销界文艺复兴的响亮口号，领头的是一群视自己为“意义代理人”而非“产品制造者”的新兴公司。卖的内容改变了，不论广告宣传或品牌打造都是如此。旧模式认为任何营销卖的都是产品。然而在新模式中，产品必须让位给真正的产品：品牌。想要卖品牌，你需要的是一种只可形容为精神的额外素材。广告宣传是要兜售产品。最正确、最前卫的品牌打造，讲的则是企业的超然存在（corporate transcendence）。

这一切听起来很疯狂，但确实如此。“万宝路星期五”之后，卑微的减价贩子及崇高概念的品牌建筑师之间已明显区分开来。品牌建筑师达阵得分，新的共识也随之达成：未来大行其道的产品将以概念而非“商品”的风貌出现；亦即，品牌即经验，即生活风格。

此后，一群精英企业便试图从商品、制造及产品的肉身世界挣脱，好在另一个舞台上挥洒露脸。他们头头是道地说，任何人都能制造产品（事实证明经济不景气时，人人可做的无名牌子也能成功）。这种微不足道的小事可以（且应该）交给承包商和转包商，这些人唯一关注的，就是如何在预算范围内准时完成订单（第三世界是最理想不过了，劳力便宜如尘，律法松弛不张，还有众多的税收减免）。这样一来，总部就可专心处理手边真正的生意了—创造强大的企业神话，只需签上其名，就可将意义融入未加工的对象中。

企业界向来有深刻的新世纪愿景，那是某种（事实摆在眼前）无法被“产品换现钞”所满足的深远需求。当企业的想象力为品牌所掳获时，对新世纪愿景的渴求就会占据舞台中央。正如耐克企业首席执行官奈特的解释：“多年来我们一直视自己为生产取向的公司，也就是说，我们将一切精力放在设计以及产品生产上。但如今我们了解到，最重要的是推销产品。我们改变立场，宣示耐克是营销取向的公司，而产品则是我们最重要的营销工具。” 19 随着网上企业巨人如亚马逊（Amazon.com）的诞生，计划又提升到更先进的层次。网络成就了最纯粹的一种品牌：远离了真实世界中商店及产品制造的束缚，品牌可尽情高飞，比较像是一种集体幻想，而不是货物或服务的传播者。

托马斯·彼得斯（Tom Peters，《追求卓越》一书作者）长期追踪多位企业首席执行官的心路历程，领会出赚大钱的秘诀就是品牌崇拜，并根据注重超越俗世的品牌还是脚踏实地的产品，来区分两种不同类型的公司。“上焉者如可口可乐、微软、迪士尼等，是动脑筋的纯粹‘玩家’。下焉者如福特（Ford）和通用汽车，仍是笨重物品的供货商，尽管汽车已经比从前‘轻盈’多了。”彼得斯在《创造的循环》（The Circle of Innovation，1997）这本歌颂营销力量超越生产的书中这么写道。 20

1990年代末期，当李维斯的市场占有率开始下滑时，一般认为该公司的失败在于，尽管撒下大笔广告支出，仍无法超越产品层次，具备独立的意义。“也许李维斯的问题之一就是不生产可乐，”在《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里，珍妮弗·施泰因豪尔（Jennifer Steinhauer）推测道，“它不生产牛仔布色彩的家用油漆。本质上李维斯做的仍是商品：蓝色牛仔裤。广告也许能引发粗犷的户外生活之感，但李维斯并未提倡任何独特的生活方式，以便销售其他产品。” 21

在这种高风险的新环境中，走在尖端的广告公司卖给企业的，不再是个别的宣传活动，而是其担任“品牌总管”的能力：识别、表达、保卫企业的灵魂。这对美国广告业界无疑是好消息；1994年的广告总支出比前一年增加了8.6％。一年后，广告界躲过一场险些发生的危机，进入一个“前所未有的好年头”。 22

而这不过是往后胜利的开端。到了1997年，企业的广告额度比前一年增加了18％；广告的定义也变成了“为企业的价值及性格寻找定位”。 23

随着这波品牌狂热，一批新品种的生意人登场了，他们会骄傲地告诉你，某品牌并非产品，而是一种生活方式、一种态度、一整套价值观、一种样态、一个概念。这听起来真的好棒—远比某品牌是螺丝起子、汉堡连锁店、牛仔裤，甚或什么名气响当当的球鞋系列要帅多了。1980年代晚期，奈特宣称耐克是“运动公司”；耐克的使命不是贩卖球鞋，而是“通过运动及舒适感来提升人们的生活”，让“运动的魔力永垂不朽”。 24 公司总裁兼球鞋万事通汤姆·克拉克（Tom Clark）解释道：“运动使我们永远焕然一新。” 25

这类“品牌愿景”显灵的报道开始从各地浮现出来。“拍立得（Polaroid）的问题，”其广告代理商董事长约翰·赫加蒂（John Hegarty）评断，“就在于他们一直把自己看成是照相机。但‘品牌愿景’给我们上了一课：拍立得不是照相机—它是社会的润滑剂。” 26 IBM卖的不是电脑，而是做生意的“解决之道”。斯沃琪（Swatch）和钟表无关，而与时间的概念有关。迪赛牛仔裤（Diesel Jeans）的老板伦佐·罗索（Renzo Rosso）向Paper杂志表示：“我们不卖产品，我们卖的是生活风格。我想我们创造了一种运动……迪赛的概念包含一切，是生活的方式，穿着的方式，也是做事的方式。”美体小铺的创办人安妮塔·罗迪克（Anita Roddick）也曾向我解释，她的店不是在卖东西，而是在传达宏伟的观念—一种关于女人、环境及道德事业的政治哲学。“这家公司的成功乃属无心插柳—不该是如此，我也无意如此。我不过是利用了公司的产品来倡导一些议题。”罗迪克说。

已故的著名平面造型设计师蒂博尔·卡尔曼（Tibor Kalman）为品牌的角色变迁下了这么一个结论：“品牌的原始概念是质量，但如今品牌是一种精神的象征。” 27

贩卖的是一个品牌的精神而非产品本身，这个观念使企业首席执行官迷醉不已，更让他们趁机毫无节制地延伸其义。毕竟，假如品牌并非产品，就可以是任何东西！再也没有任何人比理查德·布兰森（Richard Branson）更以教徒般的热忱欢迎着品牌理论了，他的维珍集团（Virgin）为诸多合营企业包装品牌，从音乐、婚纱、飞机、可乐到金融服务，无所不包。布兰森嘲笑“盎格鲁—撒克逊式的矫揉造作的消费观”（认为品牌应与球鞋、冷饮之类的产品有所关联），他中意的反而是“亚洲戏法”（keiretsus，这个日本词指的是一群互相串联的企业之网络）。对于这项概念，他解释道：“不以产品而以名声为打造品牌的依据。知名的亚洲品牌代表的是质量、价格以及创新，而非特定的产品。我称之为‘特质’品牌（attribute brands）：例如火星巧克力（Mars bar）或可口可乐，它们并不直接关乎某产品，而是一整套价值观。” 28

同一时期，汤米·希尔费格的生意更像是在各处署名而非制造服饰。整家公司的营运完全通过许可合约委托其他公司制造旗下所有产品：骑士国际（Jockey International）生产希尔费格内衣，Pepe Jeans伦敦公司制作希尔费格牛仔裤，Oxford Industries公司制造汤米衬衫，Stride Rite公司则负责该公司的鞋类。汤米·希尔费格到底制造了什么产品呢？完全没有。

在这个品牌即生活风格的时代，产品已随风而逝，因此在1990年代晚期，露诗化妆品（Lush）及老海军服饰（Old Navy）等新公司都开始推出复古风格的商品，以复古为营销意象。露诗连锁店是用冰箱里的不锈钢碗来陈列面膜及滋润乳霜，要卖时再挖出来装进贴着商标的塑料容器里。老海军服饰则用熟食店风格的铬制冰箱展示用收缩胶膜包装的T恤及运动衫，活像什么肉类、奶酪一般。当你是一个纯粹概念化的品牌时，未加工产品的美学可以“真实”得像高尚生活一般。

为了不让品牌大业被人低估为时髦消费商品（如球鞋、牛仔裤、新世纪冷饮）的游戏场，请再想想，以生产牵引机及捣乱工会闻名的卡特彼勒（Caterpillar）也一头栽进了品牌大业，开发卡特（Cat）配件系列：包括靴子、背包、帽子以及任何后工业风格杂七杂八的事物。英特尔制造的电脑零件无人得见，少人了解，但它却将中央处理器变成了恋物崇拜的品牌，电视广告上还可看到英特尔的生产线技师穿着稀奇古怪的金属光泽太空装，随着《快活摇摆》（Shake Your Groove Thing）的调子翩翩起舞。英特尔的吉祥物是那么受欢迎，公司还卖掉了成千上万以闪闪发光的跳舞技师为模型的玩偶。因此，当有人询问营销部门资深经理助理欧特里尼（Paul S.Otellini）英特尔为何决定推动产品多元化时，他的回答丝毫不令人讶异：英特尔“就像可口可乐一样，一个品牌，无数不同的产品”。 29

而假如卡特彼勒和英特尔办得到，肯定没有人办不到。

事实上，营销理论界内有一种新观点，认为即使是最初级的未经加工处理的原料也可创造出品牌认同，天价化妆品的走红即为此理。广告界主管萨姆·希尔（SamⅠ.Hill）、杰克·麦格拉思（Jack McGrath）及达亚尔（Sandeep Dayal）曾联合发表一篇标题绝妙的文章：《如何将沙子品牌化》。他们向业界同声表示，只要有正确的营销计划，没有任何公司需要陷在产品的买卖里打转。“根据大量的研究报告，我们可说不只沙子可变成品牌，就连小麦、牛肉、砖头、金属、混凝土、化学药品、玉米粉，以及数不清的各式各样一般认为对品牌免疫的商品，也都可以品牌化。” 30

过去六年来，全球企业记取“万宝路星期五”的濒临死亡的教训，满怀着唯有用宗教热忱堪可比拟的冲劲，跳上品牌打造的列车。企业界再也不会跪在商品市场的祭坛前祈祷。他们崇拜的偶像只有媒体宣传。或者，引用本身也是品牌界人士的彼得斯的话来说：“不论是1990年代末期，抑或从今而后，品牌！品牌！品牌！它就是无上真理……” 31

注释

* Madison Avenue，著名广告大街。—译者注

* 这是一个露齿而笑的非裔妇女，最早出现在1890年代的煎饼粉盒子上，成为家喻户晓的商标。在20世纪杰米玛阿姨反映了美国人对非裔美国人的认知改变。—编者注

* 全球最大烟草供货商。—译者注

* 知名玩具品牌，产品包括芭比娃娃。—译者注

* 全球知名的商业管理咨询公司。—译者注

* 即耐克公司总部。—编者注

第2章　品牌扩张

品牌是如何跃居舞台中心的

既然鳄鱼是法国鳄鱼（Lacoste）的象征符号，我们猜想他们也许会有兴趣赞助我们这儿的鳄鱼。

——1998年3月，里斯本动物园商业处处长戈梅斯（Silvino Gomes）对于该公司颇富创意的企业赞助案发表意见

记得我就读小学四年级时，正是贴身名牌牛仔裤炙手可热之际，我和我的朋友花了不少时间查看对方的后臀以找寻商标。“我与我的卡尔文·克莱恩之间别无他物。”布鲁克·希尔兹（Brooke Shields）保证道。而当我们像奥菲莉娅（Ophelia）一样躺在床上，拉上铁衣架上约达西（Jordache）牛仔裤的拉链时，我们知道她没有半句虚言。大约同时，学校里的小法拉·福塞特（Farrah Fawcett，1970年代美国女演员）罗蜜（Romi），也习惯在成排的桌子之间绕前绕后，翻看大家的运动衫和Polo衫领子。对她来说，光看到衣服上一只鳄鱼或跳跃的马术师是不够的—这可能是仿冒品啊。她想看的是图样背后的商标。那时我们才不过八岁而已，品牌统治的恐怖就已然降临。

大概九年后，我在蒙特利尔（Montreal）的Esprit服饰店找到一份叠运动衫的工作。母亲会带着六岁的女儿进来，表示只想看有印黑体字母Esprit字样的衬衫。“上面没名字的衣服她是绝不肯穿的。”当我们在试衣间外闲聊时，妈咪会抱歉地这么说。如今品牌化变得更加普遍而扰人，早已不是什么新闻了。Baby Gap及Gap New Born等品牌更把商标认知刻印到童装上，把娃娃变成小型广告牌。我的朋友莫妮卡（Monica）就告诉我，她七岁的儿子做作业都不用勾选符号，而是用耐克的红色小飞扬符号。

1970年代初期以前，衣服上的商标大多是隐形的，谨慎地缝在领子的内侧。有些小型的设计师标志在20世纪上半期确曾出现在上衣外侧，但这种轻便的设计大多专属于富人的高尔夫球场及网球场。1970年代晚期，当时装界群起反抗新世纪的浮夸之际，对于初为人父人母的保守民众及其就学的小孩来说，1950年代的乡间俱乐部服饰成了大众风格。拉夫·劳伦（Ralph Lauren）的“Polo骑士”以及Izod Lacoste的“鳄鱼”逃离了高尔夫球场，奔入大街小巷，毅然决然将商标推上了上衣外侧。这些商标的社会作用就跟衣服的价格标签一样：大家清楚地知道穿者愿意为品味花上多少钱。1980年代中期，卡尔文·克莱恩、Esprit以及加拿大的Roots加入了法国鳄鱼和拉夫·劳伦的阵营；大致来说，商标已从夸耀的无聊玩意儿转变成活跃的时尚配件。更重要的是，商标本身的体积变大了，从四分之三英寸的符号膨胀为胸膛大小的图形。这股商标膨胀的潮流依然在发展中，但再也没有比汤米·希尔费格更浮夸的了，希尔费格所倡导的服装风格简直是想将使用者变成会走会说、真人大小的汤米娃娃，冻结在完全品牌化的汤米世界中。

商标角色的上扬幅度是如此惊人，以致产生本质上的变化。过去15年来，商标膨胀得如此巨大，衣服实质上已变成了承载商标的一团空白。换言之，作为隐喻符号的鳄鱼已一跃而起，吞下了真实的上衣。

这种轨迹反映出自从“万宝路星期五”以来我们的文化所经历的更大转变；它起因于一群制造商急着用超脱的品牌取代笨重的产品生产设备，并将意味深长的信息输入自己的品牌中。到了1990年代中期，耐克、Polo以及汤米·希尔费格等公司着手将品牌打造推向新的高峰：不仅替本身的产品打造品牌，更囊括了外在文化圈—借由赞助文化活动，他们可进军世界，占据其中寸土以为前哨站。对于这些公司而言，打造品牌不只是为产品增加价值而已，而是饥渴地吸取其产品所能反映的文化概念及图像，再将这种种意象投射回文化中，成为其品牌的“延伸”。换言之，文化会为他们的品牌增加价值。例如索查龙舌兰（Tequila Sauza）的资深品牌经理米勒（Onute Miller）就表示该公司赞助乔治·霍尔兹（George Holz）的情色摄影展，是因为艺术与索查龙舌兰的产品是天作之合。 1

如今品牌的文化扩张已经超越传统的企业赞助，典型的安排有：公司捐钱给某活动，好让自家的品牌出现在横幅或节目单上。更有甚者如汤米·希尔费格之流，出现毫无保留的狂打品牌行径，举凡城市景观、音乐、艺术、电影、社区活动、杂志、运动及学校都包括在内。野心勃勃的计划使得品牌走到何处都成为焦点—并非附加物或快乐的盟友，而是主要卖点。

广告及企业赞助向来都在运用意象，好将产品与正面的文化社会经验联结在一起。1990年代品牌打造工程的不同之处在于，主事者愈来愈努力把这些联结移出象征领域，使之成为活生生的现实。因此，目标不仅是让儿童演员在电视广告上喝喝可乐，而是让英国学生在课堂上一同为可口可乐的下一出广告构思内容；不只是让缀以品牌的Roots服饰勾起夏令营的回忆，而是再接再厉地建造真实的Roots乡间小屋，让它变成Roots品牌概念的立体展示品。迪士尼超越旗下的运动频道ESPN，超越这个让人群在运动酒吧对电视吆喝的频道，转而成立设有大屏幕电视的ESPN运动酒吧连锁店。打造品牌工程不只限于猛推斯沃琪表，斯沃琪集团更创新推出“网络时间”（Internet time），将一天分为1000个“斯沃琪表节拍”（Swatch beat）。这家瑞士公司如今正在试图说服网络世界放弃传统钟表，改用其无时区的品牌化时间。

即使不尽然是原始的意图，高度品牌化的效果，就是把身为主角的文化反推入幕后，让品牌一跃成为台上的明星。品牌不再是赞助文化，反而是要成为文化。有何不可？假如品牌并非产品，而是概念、态度、价值观及经验，又为何不能成为文化呢？一如本章稍后提到的，计划太成功了，以致企业赞助者和被赞助者间的文化区别已全然消失。但这种融合并非是被动的艺术创作者被强悍的跨国企业推入幕后这样一个单向的过程。许多艺术家、媒体宠儿、电影导演及运动明星正在奋起直追，好半路加入这场企业的品牌游戏。如今，迈克尔·乔丹（Michael Jordan）、吹牛老爹（Puff Daddy）、玛莎·斯图尔特（Martha Stewart）、奥斯汀·鲍尔斯（Austin Powers）、布兰迪（Brandy）以及《星球大战》（Star Wars）都在仿效耐克及盖璞等企业的架构，他们跟制造商一样，对于开创与运用自身的品牌魅力兴致勃勃。因此，过去那种开个价把文化卖给赞助商的行径已随风而逝，代之而起的是“联手打造品牌”（co-branding）的逻辑—名人与名牌之间流畅无阻的伙伴关系。

假如没有过去30年来的松绑及私有化政策，要让文化变成等同于后续品牌的延伸，几乎是不可能的任务。在加拿大有马尔罗尼（Brian Mulroney），在美国有里根，在英国有撒切尔夫人，世界上还有其他许多地方，在他们的统治下，企业税大幅调低，不但侵蚀了税基，也使国有企业日渐萧条（表2-1a）。随着政府支出的缩减，学校、博物馆、广播电视急切想弥补自身的预算赤字，因而也做好与私人企业合作的准备。以当时的政治气氛而言，要宣扬非商业化之公共领域的价值，几乎是连门儿都没有的。那是大政府（Big Government）及赤字歇斯底里的时代；只要主旨跟企业自由的增加有丝毫不和，任何政治举措都会被抹黑成国家破产的支持者。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企业赞助急速从寥寥无几（1970年代）变为快速增长的行业（1980年代中期），在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时更是冲到最高点（表2-2）。

起初，这些安排似乎是一种双赢的局面：文教机构得到了急需的资金，赞助的企业则有适度的公众掌声及税收宽减。事实上，许多公共配合私营的新安排就是这么简单，不但在文化事件或公共团体自主权以及赞助者对名声的渴望之间保持平衡，更常促使一般大众亲近艺术。诸如此类的成功通常为批评商业化的人士所忽略，其中有人更擅长一竿子打翻一船人，好似任何与企业品牌的接触都有损于原本洁净无瑕的公众事件或标的。广告评论家麦卡利斯特（Matthew McAllister）在《美国文化的商业化》（The Commercialization of American Culture）一书中，将企业赞助标示为“慈善外表背后的控制”。 2 他写道：

企业赞助一方面哄抬企业，另一方面则贬低其所赞助的事物……运动赛事、戏剧、音乐会以及公众电视节目都变成了推销的附庸，因为在赞助商的心中，该项活动的象征主要都是为了推销而存在的。与其说是为了艺术而艺术，还不如说是为了广告而艺术。在公众眼中，艺术被拖离自身独立的、理论上自主的领域，公然被安置在广告中……每当广告渗入文化，就会促使公共领域的纯正性随着企业促销活动的明显入侵而降低。 3

这幅关于文化失落其纯真的图画，大体如言情小说一般。尽管总是有艺术家激烈地捍卫自身作品的纯正性，不论是艺术、运动，抑或媒体，从来都不是（连理论上都不曾是）麦卡利斯特想象中受保护的自主领域。文化产品向来是权势者的最爱，在富有的政治家及统治者的手中玩来捏去，比如公元前33年使诗人贺拉斯（Horace）留名青史的梅塞纳斯（Gaius Cilnius Maecenas）、弗兰西斯一世（Francis I），以及16世纪热爱艺术、坚定支持文艺复兴画家的梅第奇（Medici）家族。尽管干预程度彼此有别，文化的建立确实是在公众利益以及权贵的个人、政治及经济雄心之间的妥协之道。

当然，某些企业赞助的形式，本质上就不怀好意—马上闪进脑海的印象就是烟草业者对于艺术的攫取。不过，并非所有的赞助协议都可以如此简单地盖棺论定。这种粗略的抨击，不仅对有价值的赞助案不公平，也许更重要的是，这将使我们看不清楚这个领域的变化。假如把一切企业赞助案都视为妥协，很容易忽视企业赞助人的角色是从何时开始扩张并产生变化的—这也正是过去十年来不断上演的戏码，全球的企业赞助金额从1991年的70亿美元膨胀为1999年的192亿美元。

Absolut Vodka/Keith Haring, Absolut Haring (局部)，1986年。

1980年代中期，当私人赞助大量取代公家经费的角色时，许多一直在从事这项实验的企业不再视赞助为慈善行为及形象提升的综合品，转而视为纯粹的营销工具，而且还是绩效非凡的工具。随着促销价值上升，文化事业愈发倚赖赞助所得，赞助商及被赞助者之间巧妙的互动开始转变；许多企业变得愈来愈有野心，要求更多的认同及掌控力，甚至直接花钱制造话题事件。把商标绣在摇滚音乐会的旗帜上，已经不再能让摩森啤酒及美乐（Miller）啤酒满意（我们将于本章看到更多的说明）。他们转而发起新型的赞助音乐会，让东道主的商标抢走众明星的风采。另外，尽管长久以来企业赞助都是博物馆及画廊的支柱，当1999年1月莫里斯旗下的Altoids薄荷糖决定掺和一脚时，它把中间的媒介一脚踢开—并非赞助现有的展览，而是自己花了25万美元买下20位刚崭露头角的艺术家的作品，自行推出“烈得妙展览”（Curiously Strong Collection），这场巡回艺术展就是在配合Altoids的营销口号：“烈得妙薄荷糖”。Altoids的品牌部经理佩帝（Chris Peddy）表示：“我们决定更上一层楼。” 4

这些公司不过是更大现象中的一环，该行业的圣经《国际事件团体赞助报告》（International Events Group Sponsorship Report）一书的执行编辑乌克曼（Lesa Ukman）认为：“从万事达卡与达能食品（Dannon），到凤凰城家庭生活（Phoenix Home Life）与拉塞尔（LaSalle）银行，各公司正在添置道具，自己办活动。不是因为他们想从事这行，而是赞助商获得的回报不敷所需，抑或为人作嫁曾带来负面的经验。” 5 这项发展的背后是有某种逻辑的：首先，一群精英制造商让自己脱离真实产品，然后，随着营销已升级为生意的第一考虑，他们试图改变营销的社会地位，摆脱商业干预的恶名，以合作无间的整合取而代之。

这项转变最贻害无穷的后果是，几年下来经过摩森音乐会、百事可乐赞助教皇出巡、Izod动物园，还有耐克的课外篮球营，一切的一切，举凡小型社区聚会到大型宗教礼拜都是“需要赞助人的”，否则没办法举行。举例来说，1999年8月出现了首次由企业赞助的私人婚礼。这就是《被赞助的生活》（The Sponsored Life）一书作者萨万（Leslie Savan）所谓被赞助心态的首要病症：每个人都愈来愈相信，并非企业在搭社会与文化活动的便车，反倒是若无企业的慷慨大方，创意及人群活动根本无从发挥。

市景（cityscape）的品牌化

品牌扩张的轨迹于1997年出现在伦敦人眼前，那是一场在节日上演的道德剧。事情起因于摄政街协会（Regent Street Association）发现经费不够，无法更换用来装饰街容的圣诞灯饰。伊夫·圣罗兰（Yves Saint Laurent）表示愿意慷慨解囊，分担新灯饰的费用，条件是让其商标出现在灯上。但到了悬挂圣诞灯饰的时节，伊夫·圣罗兰的商标似乎比原先协议的要大得多了。每隔几步，头顶上5.5米高的闪烁标志就提醒着购物者，到底是谁花钱给他们过圣诞节的。标志后来换成较小的尺寸，但教训依然存在：就像大多数的广告一样，赞助商的角色有扩张的倾向。

过去的企业赞助商也许只需支持公众事件就心满意足了，追寻意义的品牌建筑师却无法安于这种角色太久。打造品牌根本上是竞争激烈的事业，品牌的竞争对象不只是最直接的对手（举例来说，耐克与锐步，可口可乐与百事可乐，麦当劳与汉堡王），还包括其他所有出现在媒体世界的品牌，包括其所赞助的事件与人物。这恐怕是品牌最残酷的反讽：大多数制造商及零售业者刚开始都是在挑选真实的场景、重要且真心喜爱的公众事件，好让这些理念为其品牌增添意义。这类行为背后的动机通常是诚心激赏及慷慨大方。然而，品牌化过程的扩张天性却常常使得原事件销声匿迹，造成典型的双输局面。不只忠实追随者开始觉得与原先珍而重之的事件有几分疏离（假如并非全然嫌恶的话），就连赞助商也失去了其最需要的事物：让产品搭便车的信赖感。

这活脱脱就是切斯尼（Michael Chesney）个人的遭遇，他就是将加拿大广告牌带入品牌时代的嘻哈（hip-hop）广告人。他深爱多伦多的皇后街西区（Queen Street West），那儿有专卖奇装异服的店面、挤满天井的艺术家，还有那大剌剌地出现在墙壁上的涂鸦艺术。在切斯尼眼中，既然公众对涂鸦的文化价值愈来愈感兴趣，要从这儿发展到商业接管此块边缘空间（全世界每一个城市都存在着这种被边缘公民一再使用以传达政治、文化信息的空间），不过是一步之遥而已。

打从一开始，切斯尼就自认是涂鸦小子的远亲—尽管他比较像是有钱的叔叔而非普通亲戚。他的想法是：除了商业美术家及广告牌推销人外，他也是一员街民，他会跟涂鸦艺术家一样将签名留在墙上，即便是为企业顾客作画。在这种背景下，切斯尼发起了广告业的“建筑物大攻占”活动。1980年代晚期，切斯尼的公司穆拉德（Murad）开始直接在建筑物的墙上作画，让广告的尺寸与建筑物相符合。这个点子可上溯至1920年代出现在街头小店上的可口可乐壁画，还有工业年代早期城市里的工厂及百货公司，将自己的名字及商标用巨大的印刷体字母漆在建筑物的表面上。然而，切斯尼租给可口可乐、华纳兄弟及卡尔文·克莱恩的墙面确实大了些，一面两万平方英尺的巨型广告牌直贴到楼顶，俯视着多伦多顶尖繁忙的十字路口。广告逐渐越过了建筑物的边角，不只一面墙，而是完全覆盖：广告即建筑物。

1996年夏天，当李维·斯特劳斯（Levi Strauss）选择多伦多试售新的SilverTab牛仔裤系列时，切斯尼决定推出最具雄心的一场表演，他称之为“皇后街大攻占”。1996年到1997年间，李维斯牛仔裤花在广告招牌上的钱增加了301％，而多伦多也坐收了一笔意外之财。 6 这场加拿大史上最昂贵的户外广告活动的主秀上演了一年之久。切斯尼把他最爱的街道漆成了银色。皇后区最繁忙的地区里几乎每幢建筑物的表面都被他买下来改成李维斯的广告牌；他还添加了立体设备、镜子及霓虹灯，把这个疯狂广告的花费推得更高。这是穆拉德的大胜，但这场攻占也给切斯尼闹出一些问题。我花了一天跟他在SilverTab银色大街闲逛，几乎每走几步就会撞见某个为这场侵略愤怒不已的人。闪了几颗“流弹”后，他告诉我与某个认识的人巧遇：“她说：‘你夺走了皇后街。’她差不多是大吼大叫了，我，呃，我的心往下一沉，而她真的发起飙来了。可是，呃，能怎么办？这是未来，这不再是皇后街了。”

几乎每个大城市都上演着这类立体广告大攻占的变奏曲，要不是整座建筑物，就是巴士、电车或出租车。然而，要针对这类品牌的扩张表达不满，有时是很困难的—再怎么说，若干类型的广告毕竟在这些地段与交通工具上出现了数十年。不过就是在次序上动了一下，如今巴士、电车、出租车靠着数字影像及大片粘胶之助，变成了有轮子的广告，顶着巨大的巧克力条及口香糖包装纸，载着乘客跑来跑去，一如希尔费格和POLO，将衣服变成了可穿可脱的品牌一样。

从出租车和衣服来看，这种可怕的广告扩张似乎仅是文字突袭而已，至于另一种营销趋势的问题，即整个邻里与城市的品牌化，就棘手多了。1999年3月，洛杉矶市长赖尔登（Richard Riordan）公布了一项改造市中心贫民区的计划，该区受1992年罗德尼·金（Rodney King）判决造成的暴动影响，许多区域至今仍伤痕累累。参与该计划的企业将认领市中心某块衰颓地段，以其品牌之名义从事再开发。目前为止，Geneis L.A.（该计划之名）的赞助商，包括美国银行（Bank-America）及美国富国银行（Wells Fargo），只能让这些地区以自己的品牌冠名，就像赞助运动赛事一样。不过，假如情势依照品牌扩张脚本来走的话，赞助商很可能会在社区里扮演更有政治影响力的角色。

完全私有化、品牌化的城镇或邻里，几年前还不至于有多离谱，这一点佛罗里达迪士尼欢庆镇（Celebration）的居民即可作证，华盛顿卡什米尔（Cashmere）的居民也很快就学到了这一点。卡什米尔是一个有2500居民的沉闷小镇，主要产业是自由果园（Liberty Orchard）糖果工厂，自从1918年建厂以来，就一直在生产阿普列与卡特列（Aplets&Cotlets）黏甜糖（chewy sweets * ）。本来一切天下太平，直到1997年9月自由果园宣布迁厂，除非该镇同意改头换面，变成阿普列与卡特列这个纯美国商品的立体旅游景点，高速公路沿道必须设置标语，城中区也得变成企业经营的礼品店。《华尔街日报》（The Wall Street Journal）报道了该公司的赎款通牒：

他们表示，所有的路标以及该市的官方通讯都得标上“卡什米尔，阿普列与卡特列的家乡”的字样。他们要求市区两条主要干道分别改名为卡特列大道和阿普列大道。该糖果制造商还希望市长及议会把市政府卖给他们，建造新的停车场，最好还投身债券市场好换钱安排观光之旅，当然，他们代表的是某家足迹遍布全球、自称其故事即等同“美国之缩影”的公司。 7

媒体的品牌化

尽管这些故事都有清楚的脉络可循，但走到人类赞助史上的这个阶段，梦想着无品牌的神话过往抑或无广告的乌托邦未来，都没什么意义。假如天平大幅度倾向赞助的品牌，使得原为主人的文化丧失了固有价值，变得与促销工具没两样，打造品牌就会变成烫手山芋（从前面讨论过的例子可见一斑）。然而，营造更加平衡的关系是可能的—让赞助商与被赞助者都拥有自己的权利，划清界限并捍卫之。身为记者，我知道批判的、独立的—甚至反企业的—文章确实出现在由企业撑腰的媒体上，同样也被夹在汽车和烟草广告之间。这种不纯正的环境会污染文章吗？这是毋庸置疑的。但假如目标是平衡（而非纯正），那么，也许作为大众市场的广告活动中最初温床的印刷媒体，可以传达一些重要的教训，告诉大家该如何应付品牌的扩张行径。

我呼吁所有制片人不要发行“受人赞助的”电影……相信我，如果你把广告塞进人家的咽喉、眼睛和耳朵，你将燃起一股怨恨，不久就会祸及你的生意。

——环球影业卡尔·蓝蒙（Carl Laemmle），1931年

广告客户普遍对有争议的内容都很感冒，稍觉受到批评就撤掉广告，并不断想办法与所谓的具附加价值产品搭上边—比如吹捧其商品的购买指南及时尚广告。举例来说，庄臣（S.C.Johnson&Co.）便规定在女性杂志上登的广告“不能放在极度有争议的报道旁边，也不能放在与产品之性质及外表相对立的报道内容旁边”。De Beers钻石亦要求自家广告必须远离任何“硬性新闻，以及主题为反爱情或反浪漫的社论”。 8 此外，一直到1997年，只要克莱斯勒汽车（Chrysler）登广告，便会要求对方：“假如社论含有性、政治或社会议题，抑或有近似挑衅或冒犯的言论，必须事先提出警告。” 9 但广告客户并非总是能随心所欲：文字及广播媒体上总少不了争议性的报道，就连批评主要广告客户的也很常见。一旦新闻媒体犀利顽强起来，就能提出适切的主张以维护公众利益，尽管这些战役常常赢得悄然无声。另一方面，一旦媒体差劲起来，品牌化对公共话语可能造成的扭曲影响就立即可见—况且新闻界一如我们文化的其他面相，有愈来愈强的压力要迫使它与品牌同流合污。

这种加速上升的压力，部分是因为受赞助的影视节目与日俱增。包括杂志、网站、电视节目，在计划的开发阶段就邀请企业赞助人掺一脚。喜力啤酒（Heineken）在电视一台（1TV）播出的英国音乐暨青少年文化综艺节目“巴比伦饭店”（Hotel Babylon）中就是这么做的。1996年1月，尴尬的事发生了，喜力管理人员的备忘录流入媒体手中，内容是斥责制作人对尚未上映的节目“喜力”得不够彻底。科什（Justus Kos）还特别反对男性观众喝葡萄酒，而非“啤酒、威士忌等男性饮料”，他写道：“啤酒多多露面不只是要求，更是必需的。”并抱怨节目主持人“介绍来宾时不应该站在啤酒广告板的前方”。更劲爆的是，这位仁兄还抱怨“观众中黑人的比例太高了”。 10 这项丑闻经媒体披露后，喜力首席执行官弗斯汀（Karel Vuursteen）做了公开道歉。

另一桩赞助丑闻案是在1998年日本长野冬奥会时爆发的。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调查记者巴斯金（Roberta Baskin）发现CBS体育部同仁在播报比赛时穿着饰有明显耐克商标的夹克。耐克是该电视台奥运报道的赞助企业，提供有飞扬符号的衣着给新闻及体育记者，耐克发言人温斯坦（Lee Weinstein）说这样可以“帮助他们建立对耐克公司产品的认知”。CBS记者群看似在为耐克背书，这让巴斯金又气又窘，不只因为社论与广告之间的界线愈发模糊，更因为两年前巴斯金报道了一则关于耐克的越南鞋厂虐待工人的新闻。她指控电视台是因为跟耐克签了赞助合约，才拒绝让她做后续报道，而且还不按照原计划重播最先那则报道。CBS新闻主任海沃德（Andres Heyward）强烈否认公司向赞助商的压力低头，并称巴斯金的指控“荒唐至极”。倒是他确实在比赛进行时吩咐新闻记者把耐克的夹克脱掉，不过体育记者仍必须穿着。

从某些方面来说，这些故事不过是社论及广告之间老掉牙拉锯战的夸张版本，记者面临这个问题已有一百二三十年了。然而，企业不仅是想尽办法把产品塞进文章和照片里面，好让编辑与制作人成为其心照不宣的广告商，他们还要求杂志帮忙创造出刊登在杂志上的广告，好成为其名副其实的广告商。愈来愈多的杂志把办公室变成了市场调研公司，把读者变成焦点团体，通过大量的调查及问卷得出巨细靡遗的读者人口统计学资料，努力为广告主提供最宝贵的“增值品”。

于是，许多杂志运用读者数据，为广告主设计出贴近目标的广告。举例来说，1997年10月《细节》（Details）杂志设计了24页的广告连环漫画，把Hugo Boss古龙水和Lee牛仔裤等产品编进某个职业滑冰选手每天的冒险故事。在各家商品卖力客串演出之后，下一页就是公司真正的广告。

讽刺的是，这些品牌打造实验的做法似乎只会让品牌愈来愈厌恶主导自己的媒体。以生活风格为卖点的品牌也不免开始发出疑问：为什么他们要让自己和其他人的媒体企划案扯上关系呢？既然他们已证明自己最有资格与最时髦的杂志结合，为什么他们还得被晾在一边，更糟的是还被冠上“广告”这类字眼，有如香烟盒上的健康告示？于是乎，当生活风格的杂志愈来愈像设计师的设计样册时，设计师的设计样册也开始愈来愈像杂志。Abercrombie&Fitch、J.Crew、Harry Rosen、Diesel等品牌的产品目录则全改成了故事书的形态，里面有欢乐的人物并配上简单的绘图。

1998年1月，青少年影集《恋爱时代》（Dawson’s Creek）的推出，使得媒体与品牌目录之间的合并攀上新高峰。影集里所有的人物都穿着J.Crew的衣服，迎风扬起的船帆使他们有如从J.Crew目录页走下来一样，角色的嘴里老是冒出“他看起来好像从J.Crew目录页走下来似的”这类对白，整个班底还上了J.Crew一月目录的封面。最新一期freestyle magalog杂志里面，照片上的年轻演员全在小船或码头上—好似他们才刚离开《恋爱时代》拍摄现场。

想要一睹此类商标雄心的发源地，最好到网络上去看，在那儿，评论与广告之间从未有真正的墙。网上的营销语言已修炼到无招胜有招的境地：所谓不见广告的广告。大致来说，媒体广告的在线版用的也是直截了当的大标题，与平面版或影视版类似，但许多网络媒体广告混淆评论与广告之间界线的程度，比现实世界的广告还更有侵略性。举例而言，在《青少年》（Teen People）的网站上，读者一边阅读，一边即可点选、订购化妆品与服饰。在《娱乐周刊》（Entertainment Weekly）的网站上，访客可以点选、订购被评鉴的书籍与CD。在加拿大，《环球邮报》（The Globe and Mail）开辟的书评在线版ChaptersGLOBE.com使独立书商气愤不已；因为读了《环球邮报》的书评后，读者即可直接在Chapters连锁店（书评与零售商合组的“加拿大最大的在线书店”）选购书籍。《纽约时报》与巴诺书店（Barnes and Noble）的在线合作关系在美国也引发了类似的争议。

然而，这些网站不过是“品牌与内容整合”的小例证。愈来愈多的网站是“内容开发者”（content developer）所设立的，他们的角色就是制造评论，为大牌主顾布置舒适的基地。Parent Soup就是这类在线事业的例证，该站是内容开发者“iVillage”替Fisher-Price、星巴克、宝洁及拍立得所设的。它自称为“父母社区”，并试图仿效以用户为尊的新闻群组，然而当爸爸妈妈前往Parent Soup寻求建议时，总得到这类品牌化的建言：想要提升孩子的自尊？请多用拍立得拍他。再也不用骚扰或收买编辑了—只需弄出广告内含的自助手册内容即可。

从1997年绝对伏特加公司的绝对凯利网站（Absolut Kelly Internet）上，我们可一窥品牌化媒体的早期发展方向。长久以来，这家蒸馏酒公司就一直从视觉艺术家、风尚设计师、小说家那儿搜集商标的原创性，用在广告里—但现在不一样了。在绝对凯利，只有网站之名是在宣传产品，其余都是从《连线》杂志编辑凯利（Kevin Kelly）的《失控》（Out of Control）一书中节选的插图。这似乎是品牌部经理长久以来的梦想：让品牌悄悄地融入文化的核心。当然，假如制造商落在商业／文化二分法的错误那端，他们是会大声叫停的，但他们真正的期望是为自家品牌争取被人接纳的权利：不只是广告艺术而已，而且要成为艺术。离开网络，绝对伏特加依然是《连线》杂志的主要广告商，但在网络上，做主的是绝对伏特加，《连线》的编辑不过是配角罢了。

在网络上，企业界不再仅仅是出钱雇用某人制造内容，反而尝试扮演垂涎已久的“内容开发者”一角：盖璞的网站提供旅行小秘诀，Volkswagen提供免费的音乐试听，百事可乐鼓励访客下载电玩游戏，星巴克提供其杂志《乔》（Joe）的在线版本。每个有网站的品牌等于是拥有了虚拟的、品牌化的媒体管道—一个足可让他们扩张深入其他非虚拟媒体的桥头堡。愈发明显的是，企业界不仅只是在在线贩卖自家产品，他们还在销售媒体与企业金主关系的新模式。因特网基于无政府主义的特性，开创出一个让这个模式能迅速实现的空间，但结果显然是为离线的输出品（off-line export）而设计。举例来说，绝对凯利设立一年后，该公司在《周六夜晚》（Saturday Night）杂志上完成了与评论彻底融合的壮举：九页摘录自莫迪凯·里奇勒（Mordecai Richler）小说《巴尼的版本》（Barney’s Version）的片段，最后一页是用绝对伏特加酒瓶的侧影包起来的。这不是广告，这是故事的一部分，只是在页尾出现了“绝对莫迪凯”的字样。 11

尽管杂志和个别电视节目开始体验到品牌的魅力，但MTV电视频道才是彻底品牌化媒体的典范。MTV是企业赞助起家的，它是华纳传媒（Warner Communications）与美国运通（American Express）的共同投资。打从一开始，MTV就不仅是为其夜以继日推销之商品的营销机器（不管该商品是沐浴乳，还是与音乐录像带同步上市的专辑），它也是二十四小时为MTV自己打的广告：第一个真正品牌化的电视频道。虽然出现了不少模仿者，但每个商场老手都会告诉你，MTV的创举在于让观众感觉不是观赏个别节目，只是在观赏MTV而已。“依我们看，MTV才是明星。”该频道创办人弗雷斯顿（Tom Freston）如是说。 12 因此，广告客户不只想在MTV台上做广告而已，还想与该频道合作，用一些大多数电视台梦想不到的方式打造品牌，包括赠品、比赛、电影、音乐会、颁奖典礼、服饰、倒数计时、排名、信用卡等。

这种由MTV发扬光大的“媒体即品牌”模式，后来几乎每家大媒体公司都群起效法，不论是杂志、电影制片场、电视联播网，抑或个别的表演节目。嘻哈世代杂志Vibe（第一家大众市场的嘻哈风格杂志，创立于1992年）向电视、时装秀以及音乐研讨会伸出触角。福克斯体育台（Fox Sports）宣布希望其新一季的男装能与耐克搭配上市：“我们希望能将福克斯体育台的态度与风格从电视上带到男人的背上，创造出在全国到处走动的广告牌。”福克斯广播电台的首席执行官希尔（David Hill）如是说。

品牌化的热潮在电影业最为引人注目。于电影中现身的名牌，对于耐克、苹果电脑及星巴克等公司而言，已成为无可取代的营销利器；与此同时，电影本身逐渐也被概念化为“商标媒体产业”（branded media properties）。新合并的娱乐企业集团总是在想办法穿针引线，好将自己分散的跨界营销（cross-promotional）网络股份串联起来，而这条线就是好莱坞强档片所营造出的名气。电影创造明星，让明星在书本、杂志和电视上为自己跨界促销，同时也将舞台提供给运动场、影视界和音乐界的明星，让他们“延伸”自己的品牌。

在本书第9章里我将探究这类追求合作案的生产所带来的文化余绪，但这里还有另一个更直接的冲击是，本节所要谈到的非贩卖文化“空间”（unmarketed cultural“space”）的消失现象。当品牌部经理视自己为敏感的文化创造者时，文化创造者也采用品牌开创者一板一眼的生意技巧，翻天覆地的心态变化已然兴起。不管大家如何有心想让电视节目不受太多的赞助商干扰、让新出现的某音乐类型远离粗糙的商业主义、让某杂志脱离公然的广告商控制，一切努力全不敌狂热的品牌化准则，亦即：通过一切可行之道，将自己的品牌“意义”散播出去，常用的方法是与其他强势的品牌合作。在这种脉络中，在J.Crew目录上大量曝光，使得《恋爱时代》获利良多；与绝对伏特加联手，使得凯利品牌更形茁壮；与汤米·希尔费格密切合作，使得《人物》（People）杂志人气上升；Phantom Menace与必胜客、肯德基、百事可乐合作，促销《星球大战》系列的产品。一旦品牌意识成为所有人的共同目标，重复与曝光度就是衡量成功的唯一真实标准。广告与艺术、品牌与文化的完全融合，这项工程几乎耗尽整个20世纪的时间才完成，然而再也无法回头的关键时刻是：1998年4月盖璞卡其裤的企划案。

音乐的品牌化

1993年，盖璞登刊“谁穿卡其裤？”系列广告，以身着米色长裤的詹姆斯·迪恩（James Dean）、杰克·凯鲁亚克（Jack Kerouac）等反文化人物的老照片为号召。这项企划案的模式可谓千篇一律地借他人之光：引进够酷的艺术家，想办法让他的神秘和你的品牌有所关联，再祈祷此举奏效，让你看起来也一样酷。这一招自然引起关于叛逆精神被大众营销化的种种争议，正如大约同时出现在耐克广告上的威廉·巴罗斯〔William Burroughs〕一样。 *

回到1998年。盖璞发布令人耳目一新的卡其裤摇摆广告：那是一个简单、活泼的小型音乐录像带，目的是让人“跳跃、摇摆、呼啸”—就此而言，可谓成绩斐然，至于探究这些广告是否“吸收到”音乐的艺术纯度则毫无意义。盖璞的广告并没有利用复古的摇摆风—反而可具体论断的，是盖璞的广告促使摇摆风重现江湖。几个月后，歌手兼词曲创作者维恩莱特（Rufus Wainwright）出现在以圣诞节为主题的盖璞广告中，而他的专辑销售数字也跟着直往上冲；唱片公司开始把他宣传成“盖璞广告中的那个家伙”。R&B新天后梅西·格雷（Macy Gray）也是从盖璞婴儿服广告打响知名度的。而且，并非盖璞卡其裤广告看似抄袭MTV录像带，情况恰好相反，一夕之间，MTV台的每一卷音乐录像带（从布兰迪到小甜甜布兰妮到新好男孩）都看似盖璞的广告；这家公司开创了自己的美学，并进军音乐界以及其他地广告宣传，甚至《黑客帝国》（The Matrix）等电影。经过五年密集的生活风格品牌化运动，显然盖璞和其广告中的艺术家一样，做的是文化创造的生意。

如今许多艺术家不再把盖璞这类型的公司当成试图借他人之光的暴发户，反而认为这只不过是另一种可供利用、可促销本身品牌的管道，和广播、电视及杂志没什么两样。“我们必须无所不在。但是太昂贵的营销我们又负担不起。”这是亚特兰大唱片行政副董事长罗恩·夏皮罗（Ron Shapiro）的解释。除此之外，耐克或盖璞的某个主要广告案对文化的抽丝剥茧之效，远胜于MTV上强力播放的录像带或《滚石》（Rolling Stone）杂志的封面文章。也因此，从耐克广告上的“Fat Boy Slim”、封面女郎（Cover Girl）广告上的布兰迪，到Lil’Kim为Candies唱饶舌歌，搭这类型广告的顺风车已等同于《商业周刊》（Business Week）欣然宣布“今日排行榜的前40名”。 13

当然，音乐的品牌化并非失落纯真的故事。自从有广播电台以来，歌手早就开始唱广告歌、签赞助约，并想办法让自己的歌曲在商业广播台上播放，与跨国唱片公司签约。纵观1980年代（诱惑扶摇直上的音乐年代），埃里克·克莱普顿（Eric Clapton）之类的摇滚明星在啤酒广告开唱，流行歌手则理所当然为通俗文化柔情献声：乔治·迈克尔（George Michael）、罗伯特·普兰特（Robert Plant）、惠特尼·休斯顿（Whitney Houston）、Run-DMC、麦当娜、罗伯特·帕默（Robert Palmer）、大卫·鲍伊（David Bowie）、蒂娜·特纳（Tina Turner）、莱昂内尔·里奇（Lionel Richie）和雷·查尔斯（Ray Charles）都拍过百事可乐或可口可乐的广告。连披头士（Beatles）的《革命》（Revolution）这种1960年代的圣歌，也变成了耐克广告的背景音乐。

大约同时，滚石合唱团引进了有赞助商的摇滚巡回演唱会，写下音乐史新的一页—顺理成章，16年后依然是滚石带头做出了摇滚企业的最新创举：乐团即为品牌的延伸品。1981年，Jovan这家跟摇滚完全搭不上边的香水公司，出钱赞助滚石合唱团的巡回演唱，首开这类活动的风气，虽然以今日的标准而言仍嫌呆板。尽管该公司让自己的商标出现在几则广告和旗帜上面，选择“出售”的乐团和花大钱让自己与摇滚的天生叛逆连在一起的公司，依旧泾渭分明。也许这种从属地位，对于只想销售产品的公司还可以接受，然而，当设计师汤米·希尔费格认定摇滚和饶舌将成为他的“品牌要素”时，他寻求的是一种相互融合的经验，一种与他本身超脱的品牌认同更加契合的经验。1997年汤米赞助滚石合唱团的“通往巴比伦之桥”（Bridges to Babylon tour）巡回演出，就是明显的例子。希尔费格不只握有打理米克·贾格尔（Mick Jagger）服装的合约，连为滚石开场的雪尔·克罗（Sheryl Crow）也同理照办—台上的他们，简直就是汤米·希尔费格的模特在发布新版“摇滚系列”。

不过，直到1999年希尔费格负责滚石的“安全不再之旅”（No Security Tour）巡回演唱会的广告企划，品牌与文化之间的完全融合才告完工。广告上，容光焕发的汤米模特占了一整页的篇幅，“观赏着”正在隔页进行的滚石音乐会。乐团成员的照片大小只有模特的四分之一。在某些广告上，滚石合唱团连影子也不见，只见汤米模特捧着乐手的吉他搔首弄姿。在每一幅广告上，都看得到由滚石著名的红舌头以及汤米的标志—红白蓝旗合组的商标。下方的引言为“汤米·希尔费格荣幸引介滚石合唱团的安全不再之旅”—可是，广告上丝毫不见巡回之旅的场地、日期，只见汤米各旗舰店的地址。

换言之，这不是对摇滚乐的赞助，而是“实况演出的广告”（live-action advertising）—媒体顾问沃尔夫（Michael J.Wolf）这么形容这则广告。 14 从企划案的设计明显可知，希尔费格是没兴趣买下某场演出的一个小片段的，就算对方是滚石合唱团也不例外。演出是背景，目的在强力呈现出汤米·希尔费格产品真正的摇滚本质；而这一切不过是希尔费格大计划的一环：在音乐版图占领一席之地，不是以赞助商的身份，而是自己粉墨登场—这与耐克在运动世界闯出的成绩有异曲同工之妙。

乐团与赞助商之间的新关系，这种横扫音乐界的现象，希尔费格与滚石的“联手打造品牌”不过是其中最出名的例子而已。举例来说，大众汽车（Volkswagen）促销新型甲壳虫车型（Beetle）的广告时使用了前卫的电子音乐，然后顺理成章就举办了1999年的驾驶节（DriversFest），那是一个由大众汽车印上商标的音乐艺术节，地点是纽约长岛。与驾驶节打对台的是“曼妥思清凉之旅”（Mentos Freshmaker Tour），那是一个有两年历史的巡回音乐艺术节，金主是一家薄荷产品制造商；在曼妥思网站上，访客可票选自己最想要的乐团。跟“绝对凯利网站”以及Altoids的“烈得妙”（Curiously Strong）艺术展一样，都不是受赞助的活动：品牌是活动的基础，艺术家则成了活动的填料；这种动力流向的彻底反转，使得任何针对保护非贩卖之艺术空间（unmarketed artistic space）的讨论，显得无药可救的天真。

最能明显看出这股新兴动流的地方，就是大啤酒厂商一手打造的品牌化音乐会。Hole、声音花园（Soundgarden）、大卫·鲍伊以及化学兄弟（Chemical Brothers）等乐手，不仅在啤酒广告里掺了一脚—这是1980年代的作风，如今他们还参加啤酒厂商的音乐会演出。摩森啤酒厂拥有加拿大唯一一家国有的音乐会促销公司“联合音乐会”（Universal Concerts）50％的股份；只要加拿大有摇滚明星或流行歌手登台演出，几乎每次都可看到摩森的宣传字样—不是通过该公司旗下的摩森加拿大摇滚促销部，就是通过其五花八门的各家分支：摩森舞台、摩森公园、摩森露天剧场。最初十年左右，这种安排甚佳，但到了1990年代中期，光芒总被别人抢去，让摩森感到厌烦。摇滚明星拥有霸占聚光灯的讨厌倾向，而且更糟的是，有时他们甚至还在台上侮辱自己的赞助商。

显然是受够了的摩森于1996年举办了第一届“乱点鸳鸯谱音乐会”（Blind Date Concert）。这个概念（之后还被其姊妹企业美乐啤酒外销到美国）很简单：开办竞赛，赢家可荣获一场由摩森和美乐赞助的独家音乐会，地点则是小型俱乐部，规模比一般大明星登场的场地要小。卖点在于：一直到登场前，乐团的名字都必须保密。该音乐会引发广大回响（国有的广告促销公司功不可没），但众人挂在嘴上的名字并非大卫·鲍伊、滚石、声音花园、INXS抑或其他可能出现的团体，而是摩森与美乐。毕竟没有人晓得谁要上台演出，但大家都知道举办这场活动的是谁。借由“乱点鸳鸯谱音乐会”，摩森和美乐设法让自家品牌与大受欢迎的乐手产生关联，但同时把主控权握在自己手上。“蛮好笑的，”联合音乐会的史蒂夫·赫尔曼（Steve Herman）说，“啤酒竟然比乐团还重要。” 15

成为摩森成年礼派对上高价抢手的摇滚明星，仍持续用可悲的小手段进行挑衅。几乎每一位参加过“乱点鸳鸯谱音乐会”的乐手都曾经做过。考特尼·洛夫（Courtney Love）告诉记者：“上帝保佑摩森……我都用它来灌肠的。” 16 性手枪（The Sex Pistols）的约翰尼·莱登（Johnny Lydon）在台上尖叫：“谢谢你们赏的钱。”而声音花园的克里斯·康奈尔（Chris Cornell）告诉群众：“没错，我们能在这里演出，是因为某个该死的啤酒公司的功荣……它的名字是Labatt。”但这一切叫嚣都不过是主要事件的附属品而已；摩森与美乐才是货真价实的摇滚明星，坏脾气的出租乐团态度如何并不真的重要。

美乐的营销部副董鲁尼（Jack Rooney）解释，他那2亿美元的促销预算是用来规划有创意的新方法，目的在于让美乐的产品与市场上五花八门的其他产品有所区别。“我们竞争的对象不只是科罗娜（Corona）啤酒，”他说，“还包括可口可乐、耐克及微软。” 17 不过他讲的还不够全面。《广告时代》票选1997年最佳品牌的“营销前100强”名单上，出现了一匹黑马：辣妹合唱团（The Spice Girls，再适切不过，因为时髦辣妹就曾告诉记者：“我们想要成为‘家喻户晓的明星’，就跟Ajax一样。” 18 ）。而辣妹合唱团在《福布斯》（Forbes）杂志1999年5月初次问世的“百位名人”中名列第六。这项新排名并非根据名声或财富，而是明星的商标“专利权”。这份名单是企业史上的关键时刻，它点出了一个事实，正如迈克尔·沃尔夫所说：“品牌和明星已变成了同一件事。” 19

然而，当品牌与明星变成了同一回事时，双方有时在这场品牌意识的高风险战争中也会成为竞争对手；愈来愈多消费者导向的公司已坦承这个事实了。举例而言，加拿大成衣公司Club Monaco，登广告从来不用名人。“我们是有考虑过，”副总裁拉尔夫斯（Christine Ralphs）表示，“不论怎么走，最后总会变成明星比品牌更重要，我们就是不愿意与人分享好处。” 20

这种自我保护现象是有原因的：尽管愈来愈多的成衣及糖果公司看似热衷将乐手转化成自己的开场秀，但乐团及其所属唱片公司也对这种次等的地位频频发出挑战。唱片公司眼见盖璞及汤米·希尔费格靠音乐界捞到丰厚的利润，索性自行加入品牌事业的战场。不仅公司会为现有乐手营造高度复杂的跨品牌化机制（cross-branding apparatus），乐团也愈来愈被当成品牌一样设计及试售：包括辣妹合唱团、圣女合唱团（All Saints）等。过度包装的乐团对音乐界而言并非新鲜事，自行推出促销产品的乐团亦然，但该现象从未像1990年代末期一样在流行文化界横行无阻，而乐手过去也从未与消费者导向的品牌竞争得如此激烈。肖恩·康伯斯（Sean“Puffy”Combs）运用自己身为饶舌歌手及唱片制作人的名气，开办了一家杂志、数间餐厅、一家服饰品牌，以及冷冻食品系列。饶舌乐团武当派（Wu-Tang Clan）的Raekwon即言：“音乐、电影、服装，这都是我们宏图的一环。等到2005年，我们也许会在诺思通（Nordstrom，高级百货公司）卖武当派家具呢。” 21 无论是盖璞还是武当派，这场赞助之争唯一剩下的问题似乎是：如何才有胆量划下品牌版图扩张的界线呢？

耐克及运动的品牌化

无可避免，任何针对品牌化名人的讨论都会指向同一个人：乔丹。这个男人盘踞了所有排名榜上第一名的宝座，他让自己融入所谓的乔丹品牌（JORDAN brand），其代理商甚至铸造了“超级品牌”（superbrand）的术语来形容他。不过，要想讨论乔丹的品牌潜能，就不能不从将他品牌化的耐克开始。

耐克成功地让运动黯然失色，相较之下，啤酒公司的摇滚明星梦有如雕虫小技。一如大厂牌的音乐，如今的职业赛事当然在本质上是利润取向的事业，也因此，要用耐克的故事来探讨“非贩卖空间”之丧失（该空间在这个脉络中可说从未存在过），还不如研究品牌打造之力学及其掩尽他人光彩的力量。身为一家大口鲸吞文化空间的公司，耐克绝对是1990年代超级品牌的经典之作，没有一家公司比得上，其所作所为充分展现出，品牌打造工程是如何努力在消弭赞助商与被赞助者间的一切樊篱。这家球鞋公司决意将职业运动、奥运，甚至是明星运动员赶下台，好让自己变成运动的同义词。

耐克首席执行官奈特在1960年代就开始贩卖慢跑鞋，但一直要到高科技球鞋趁着美国慢跑狂潮变成了必需配件，他才开始赚钱。然而，等到慢跑在1980年代中期退烧，而锐步又以新潮的有氧舞蹈鞋垄断了市场，耐克产品的命运就只有被扔进雅痞风的大垃圾箱里。奈特决定，犯不着改弦易辙生产不同种类的球鞋，而慢跑鞋也将不再是重生的耐克的重心。球鞋就让给锐步和阿迪达斯吧—耐克将转型为奈特口中的“全世界最棒的运动与健美公司”。 22

在企业神话中，耐克之所以成为运动与健美公司，是因为它拥有一群运动迷，疯狂地全心膜拜优秀的运动员。事实上，耐克的计划要更复杂一点，并可分为三项指导原则。首先，将一群精英运动员变成好莱坞风格的超级明星，让他们跟自己的球队，甚至（有时候）与运动无关，反而是和一种运动即等同超越及坚忍的纯粹概念有关—这体现了希腊—罗马时期理想的完美男性形象。其次，让耐克的“纯粹运动”以及其旗下的运动明星群，与墨守成规的运动界成对立之势。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要像疯子似的打造品牌。

第一步：创造运动明星

将耐克弹向品牌化天堂的，是乔丹优秀的篮球技巧，但将乔丹塑造成超级明星的，却是耐克的广告。确实，在耐克时代之前，亦有天才运动员如贝比·鲁思（Babe Ruth）及拳王阿里享负盛名，但他们从未有像乔丹那样超越世俗的声名。那个层次专属于借电视及音乐录像带特效、艺术指导与仔细的影片摄制改头换面的电影明星及流行歌手。前耐克时代的运动明星不管如何才气纵横、受尽崇拜，双脚仍然牢牢踏在地面上。足球、冰上曲棍球、棒球也许在电视上无所不在，但电视上的运动赛事不过是实时的实况报道，通常很单调，唯有在慢动作回放时才偶尔变得刺激且高科技。至于为产品代言的运动员，其平面或影视广告实在称不上是尖端的明星产物—请看看张伯伦（Wilt Chamberlain）从一盒Wheaties麦片后露出的傻笑，更别忘了火箭理查德（Rocket Richard）拍了希腊处方（Grecian Formula）的染发广告后，被讥为“帅只有两分钟”。

我每天早上起床后去淋浴的时候，都会往下注视着这个符号，如此一来整天都很有干劲。这样做是为了每天提醒自己最必要的事为何，那就是：“Just Do It.”

——24岁的互联网企业家卡勒森（Carmine Colettion）谈论自己为何决定把耐克的飞扬符号刺在肚脐上，1997年12月

1985年耐克为乔丹做的电视广告，将运动带进了娱乐界：静止的镜头、特写、快速剪接，让乔丹有如停在跳跃的动作中，制造出飞翔的惊人幻觉。利用运动鞋科技创造出超越的存在（乔丹以静止的动作飞越天空），这就是耐克所谓的神话制造。这批广告是第一个以运动为主题的摇滚视频，而他们也的确开创出一片新天地。正如乔丹所言：“菲尔（奈特）和耐克所做的，就是把我变成一个梦想。” 23

耐克许多知名的电视广告，都使用耐克的超级明星来传递运动这个概念，而不仅仅只是呈现该运动员在专业上的最佳表现。广告常常让知名运动员做一些与其专业无涉的运动，比如网球名将阿加西（Andre Agassi）就秀了一手自己的“摇滚高尔夫”。突破性的“波有一套”（Bo Knows）广告案，将棒球兼橄榄球好手波·杰克逊（Bo Jackson）抽离他那两个职业运动圈，把他塑造成无所不知的全能跨界教练。一系列访谈耐克明星〔网球好手麦肯罗（John McEnroe）、乔丹、冰球手葛瑞斯基（Wayne Gretzky）〕的快剪镜头，反讽地暗示杰克逊对他们的领域远比他们自己更熟悉，比如“波对网球有一套”、“波对篮球有一套”，诸如此类。

1998年长野冬奥会上，耐克首席执行官奈特将这套策略从电视广告的制约环境运用在真实的运动竞赛里。这场实验开始于1995年，当时耐克的营销部做起大梦，想用肯尼亚的跑步运动员组成非洲第一支奥运滑雪队。耐克的全球运动部总监马克·博萨尔特（Mark Bossardet）提出解释：“有一天我们坐在办公室里，然后有人说：‘为什么我们不把肯尼亚的运动员集合起来，将他们的才能转投在越野滑雪上呢？’” 24 从1968年起即主宰奥运田径比赛的肯尼亚运动员，在耐克总部人员的心目中一直代表着“运动的精义”（“肯尼亚人跑到哪里去了？”有一回奈特看了一则不够灵巧积极的耐克广告，有人听到他这么问道。在耐克内部，这句话即等同于“运动的精神到哪里去了？”）。 25 因此，根据耐克的逻辑，假如两位肯尼亚跑步运动员（运动的真实化身）放弃原来的运动，放弃自己的国家和当地气候，被空投到冰冻的山顶上，假如他们往后能将自己的灵敏、力气、坚忍转而投入越野滑雪，那他们成功的那一刻就象征着纯粹运动的超越之美。这会是人类的心灵变革，战胜自然、出身、国家以及小心眼的运动官僚—当然，这是耐克一手引介给全世界的。“耐克始终认为运动是不该划分界限的。”印有飞扬符号的媒体新闻稿如是说。终于，提出证明的时刻到了。

别的不论，耐克的名字也会出现在很多人们感兴趣的花边新闻上—就像1988年加拿大卡尔加里（Calgary）冬奥会的牙买加雪橇队一样。有哪个体育记者能放过非洲第一支滑雪队这种励志新闻呢？

耐克选了两名中跑运动员当实验小白鼠：菲利普·博伊特（Philip Boit）和亨利·比托克（Henry Bitok）。由于肯尼亚不下雪，也没有滑雪联盟及训练设施，耐克全额资助这项昂贵的计划，捧上25万美元，好让球员到芬兰做训练，定做制服，并支付薪水供应球员离家的花费。当长野冬奥会举行时，比托克因资格不符无法参赛，博伊特则得了最后一名—比金牌得主挪威的戴利（Bjørn Dæhlie）足足慢了20分钟。事实证明，越野赛跑和越野滑雪尽管名称类似，还是必须用到迥然不同的技巧及肌肉的。

但那还不是重点。比赛开始前，耐克在其奥林匹克的总部召开了记者会，用肯尼亚的食物及啤酒招待客人，还放了录像带让记者观赏肯尼亚运动员第一次看到雪、滑进树丛间、一屁股跌坐在地上等片段。记者同时也听到气候的变化是如此剧烈，导致肯尼亚人的皮肤龟裂，连手指甲和脚趾甲也脱落了，但“现在我爱上了雪，没有雪的话，我就不可能从事我的运动了”，博伊特表示。1998年2月12日的《坦帕论坛报》（Tampa Tribune）评论道：“他们不过是两个疯狂的肯尼亚人，妄想征服冻结的苔原。”

这就是耐克典型的打造品牌工程：让公司与运动员、运动精神在最初就画上等号，使得耐克不再仅是为比赛提供衣着而已，而是自己下场比赛。而一旦耐克随着旗下的运动员加入比赛，除了消费者之外，它还能坐拥疯狂的运动迷。

第二步：摧毁竞争对手

一如任何一个野心勃勃的运动选手，耐克的目标就是胜利。但胜利对耐克而言不只是运动鞋之争而已。耐克当然无法容忍阿迪达斯、斐乐（Fila）及锐步，但更重要的是，奈特还与运动经纪人开战；他认为这些人的私欲驱使他们“很自然地常常与运动员的利益起冲突”； 26 在他的心目中，NBA是不公平地搭上了耐克打造明星机制的顺风车； 27 至于国际奥委会的精英主义及腐败，早在1999年行贿丑闻曝光之前，奈特就在冷嘲热讽了。 28 在耐克的世界中，所有的官方运动俱乐部、组织及委员会，事实上都在践踏运动精神—这种精神只有耐克才能真正地体现并且欣赏。

因此，正值耐克的神话机器打造“耐克联盟”（Team Nike）这个概念之际，耐克的公司团队同时也在想办法让自己在职业运动界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首先，耐克开设自己的经纪公司，试图抢夺运动经纪人的饭碗；这样做不只是为了在合约协商时代表运动员洽谈，也是为了替客户发展出一套完善的营销策略，以加强（而非削弱）耐克自身的品牌打造策略，而其手段通常是将自身的广告概念推广给其他公司。

其后耐克试图创立（和拥有）“超级碗”（美国橄榄球联盟的）大学版（命名为耐克碗），但功败垂成。1992年，耐克真的买下了本·霍根（Ben Hogan）高尔夫巡回赛，改名为耐克巡回赛。“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立足体坛。我们是体坛的一分子—这就是我们的本色。”当时奈特是这么跟记者说的。 29 确实如此，请看看耐克和敌手阿迪达斯是如何解决一场恩怨的：究竟谁才有资格在广告中声称自己是“活着的人中跑得最快的”呢？是耐克的迈克尔·约翰逊（Michael Johnson），还是阿迪达斯的多诺万·贝利（Donovan Bailey）？由于两位选手隶属于不同的竞赛领域（贝利跑的是100米，约翰逊跑的是200米），这两家球鞋厂商异中求同，协议让选手在自创的150米赛事里一较高下。最后，赢家是阿迪达斯。

无可避免地，奈特的做法招来纯运动主义者的批评，批评他对赞助赛事的影响力过高，而他一贯的答复是：“运动员永远是我们存在的理由。” 30 一如该公司与篮球明星“鲨鱼”奥尼尔的交手显示，耐克只不过会为某一类型的运动员付出心力。该公司的传记作者唐纳德·卡茨（Donald Katz）描述了奥尼尔的经纪人伦纳德·阿尔马托（Leonard Armato）与耐克营销小组间紧张的会议：

“鲨鱼”观察到运动营销界的荣景（阿尔马托说：“他修了运动营销界的相关课程。”）以及乔丹的一飞冲天，于是下定决心：与其变成各种不同的企业营销策略的一环，还不如把几家公司组合起来，融合为某个以他为名的品牌的一部分。以消费者为尊的商品公司会成为鲨鱼队的一部分，这是最为可行之道。“我们寻求的是形象的连贯感，”阿尔马托代表“鲨鱼”募集团队时会这么说，“就像米老鼠一样。”

唯一的问题是，在耐克的指挥总部中是没有鲨鱼队的，只有耐克队。耐克挂了免战牌，将这位许多人认定是下一位迈克尔·乔丹的球星让给了锐步—他不是“耐克的材料”，他们说。根据卡茨的说法，耐克的使命“从一开始就是要将运动推上前所未见的高台”。 31 但在曼哈顿的耐克城里，高台上供的既非乔丹，也非篮球这项运动，而是旋转的耐克球鞋，聚光灯下的这一只名鞋，就像首席女歌手一样耀眼。

第三步：将品牌当作柏林围墙的碎片来贩卖

没有任何东西比耐克城—耐克公司的旗舰零售连锁店—更能代表品牌时代了。每家店面都是一座圣坛，一个为信徒特别开辟的场所，一座陵墓。位于纽约曼哈顿东五十七街的曼哈顿耐克城，不只是以铬黄及金黄色木头装饰的精品店，更是圣堂；在此，那撇飞扬符号被当成艺术及英雄象征般供人顶礼膜拜。每个角落都可见飞扬符号与运动平起平坐；请瞧瞧贴了“运动员的定义”字样的玻璃展示圣柜，镶有“勇气”、“荣誉”、“胜利”、“团队精神”等鼓舞字句的地板，以及该建筑物里“献给所有运动员以及他们的梦想”的题词。

我询问销售员，在这数以千计的T恤、游泳衣、运动胸罩或袜子里面，有没有哪件衣物的外面是没镶耐克的商标的，他苦苦思索：T恤？没有。鞋子？没有。田径服？没有。

“怎么啦？”他最后问道，听起来有点受伤，“有人会对飞扬符号过敏吗？”

耐克，超级品牌的王者，就像吃得饱胀的小精灵（Pac-Man，一种吃金币闯迷宫的老牌电脑游戏）一样，它全神贯注地吞噬，并非出于恶意，而是出于咬食本能的反射动作。它就是天生的狼吞虎咽，恰好符合耐克的打造品牌策略里有一个看似打钩符号的品牌。耐克一边在空间上打钩，一边吞噬掉该空间：超级商场？打钩。冰上曲棍球？棒球？橄榄球？打钩，打钩，打钩。T恤？打钩。帽子？打钩。内衣？打钩。学校？洗手间？打钩，打钩。由于耐克是服饰品牌化的领袖，毫不令人惊奇，它同时也带头冲向了品牌的终极边界：肉身的品牌化。不仅许多耐克员工将飞扬符号刺在自己的小腿上，遍布北美的刺青店也表示，飞扬符号已经变成店里最畅销的产品。人体的品牌化？打钩。

品牌化的明星

耐克推广品牌之所以能获得惊人的成功，其背后还有另一个原因。这些超级明星运动员，他们是耐克形象的基石—耐克创造了这些人物，其后阿迪达斯及斐乐又复制了他们—已经被证明是特别适合在协同合作（synergy）的时代里飞黄腾达：他们生来就是要做跨界推销（cross-promote）。辣妹合唱团可以拍电影，电影明星可以上台高歌，但他们都不太有办法赢得奥运奖牌。不过，比起要马丁·埃米斯（Martin Amis，英国作家）或“欢乐单身派对”中的主人公森菲尔德（Jerry Seinfeld）到公牛队做后卫，要罗德曼（Dennis Rodman）写两本书、拍两部电影、开拍自己的电视节目，就实际可行多了；同理，比起要运动辣妹（Sporty Spice）参加NBA选秀，要“鲨鱼”奥尼尔出一张饶舌专辑就容易多了。只有卡通人物（协同合作时代的另一热门人物）才能够在协同合作的游戏中比运动明星还吃香。

对于耐克而言，其旗下明星背书人的魅力亦有负面之处。尽管奈特永远不会承认，但是耐克的竞争对手不只是锐步、阿迪达斯、NBA而已，它也开始要和另一个品牌一较高下，那就是迈克尔·乔丹。

乔丹退役三年前，就开始淡化其耐克之化身的色彩，让自己转型成其经纪人福尔克（David Falk）口中的“超级品牌”。当耐克投身运动经纪人市场时，他拒绝加入，并告诉耐克必须先支付数千万美元的收入补偿才行。非但不让耐克处理自己的代言投资案，反而尝试让自己的各家赞助商进行合作案交易，包括莫名其妙地试着说服耐克换电话公司，只因自己成为WorldCom的明星代言人。 32 福尔克所谓的“迈克尔·乔丹的企业合伙计划案”，包括WorldCom的一个广告，其中演员都穿戴上了奥克利（Oakley）太阳眼镜以及威尔胜（Wilson）运动服，全是赞助乔丹的厂牌。当然啰，还有电影《空中大灌篮》（Space Jam）—乔丹主演，福尔克担任执行制片人—乔丹自家品牌初试啼声之作。这部电影穿插了乔丹每位赞助商的小广告〔精选对话包括：“迈克尔，上场露脸的时候到啦。穿上你的Hanes（生产T恤、便服、运动衫），绑好你的耐克，带上你的Wheaties（某麦片牌子）和佳得乐（Gatorade，运动饮料），咱们在路上再买个麦香堡！”〕，而麦当劳也帮忙电影做宣传，推出空中大灌篮玩具以及快乐餐。

耐克曾在“首席执行官乔丹”广告系列中大力强调乔丹的企业雄心；广告里有他在球赛中场休息时间换上西装，冲向办公室的画面。但私底下，该公司一直厌恶乔丹在耐克以外的活动。早在1992年卡茨就写道：“奈特深信，迈克尔·乔丹不再—以运动营销的术语来说—‘遵守规则’（clean）。” 33 重要的是，耐克抵制了《空中大灌篮》这个联手打造品牌的大金矿。跟麦当劳不一样，它并没有把这部电影用在促销的广告里，尽管《空中大灌篮》的蓝图就是一系列以乔丹和兔八哥（Bugs Bunny）为主人公的耐克广告。当福尔克向《广告时代》表示“对于该电影的效果，耐克不甚以为然”， 34 他的语气是相当保留的。耐克的资深广告人里斯沃尔德（Jim Riswold）是第一个想到把乔丹和兔八哥在球鞋广告配在一起的人，他向《华尔街日报》抱怨道，《空中大灌篮》“先是推销的大金矿，其次才是电影。重点是要把很多产品卖出去”。 35 这是文化之品牌化的历史时刻，完全反转了艺术与商业之间的传统联结：球鞋公司以及广告代理商指责一部好莱坞电影会破坏自家广告的纯粹性。

至少到目前为止，和平已降临在剑拔弩张的超级品牌之间。耐克给乔丹更多的空间去建立自己的服饰厂牌，虽然是在耐克王国之内，但更加独立自主。自篮球界退役的同一周，乔丹宣布要让乔丹服饰系列从篮球服扩张到生活风格服饰，与PoLo、希尔费格及诺蒂卡（Nautica）正面交锋。他全面投入首席执行官的角色（相对于名流背书人的角色），签下其他职业运动员，让他们为乔丹品牌背书：如纽约扬基队的游击手德雷克·杰特（Derek Jeter）以及拳击手小罗伊·琼斯（Roy Jones Jr.）。1999年5月，乔丹品牌在自家的“零售概念店”正式登场—两家在纽约，一家在芝加哥，计划于2000年底扩增到50家店面。乔丹最终达成了心愿：成就自己的独立品牌，并让许多社会名流为他背书。

品牌蜥蜴（brandasaurus）的年代

表面上，身价百万的运动员与兆亿企业之间的权力游戏，似乎与本节的主题关系不大。然而，乔丹和耐克只不过是大家最熟知的范例，这两个范例告诉我们，品牌化的规则如何改变了人们对赞助人及被赞助者的想象方式，以至于非品牌化的空间这个概念（有别于卡其装的音乐，非啤酒品牌延伸的艺术节，独立自主的运动员成就）变得几乎无法想象。乔丹和耐克所象征的是全新的范例，消弭品牌与文化之间的一切障碍，不留任何余地给非贩卖空间。

时装设计师、运动鞋公司、媒体业界、卡通人物以及各式各样的名流或多或少都是同道中人（将自家品牌推销出去的同道中人），这个共识正开始萌芽。这就是为什么好莱坞势力最大的名人经纪公司“创意艺术家”（Creative Artists Agency）从1990年代早期起，开始代理名人之外的知名品牌，如可口可乐、苹果电脑，甚至还和耐克结盟。这也是为什么贝纳通、微软、星巴克跳过了产品目录的风潮，直接全力进攻杂志出版的市场：贝纳通出版《色彩》（Colors），微软推出线上杂志《石板》（Slate），星巴克与时代集团（Time Inc.）共同投资《乔》（Joe）。这是为什么青少年偶像小甜甜布兰妮以及喜剧人物艾丽·麦克比尔（Ally McBeal）会有自己的设计师服饰系列，汤米·希尔费格会协助某家唱片品牌的成立，饶舌歌手Master P会开发自己的运动经纪公司事业。这也是为什么拉夫·劳伦旗下会有设计师家用油漆系列，布鲁克斯兄弟（Brooks Brothers）会开发葡萄酒系列，耐克会准备让一艘有飞扬符号的游轮下海，汽车零件巨人马格纳（Magna）会着手经营游乐场。这也是为什么营销顾问费思·波普康（Faith Popcorn）开发了自己的茧型人物皮制扶手椅（leather Cocooning armchairs）品牌，品牌名即出自她所命名的趋势报告； * 为什么美国时尚牌照（Fashion Licensing of America Inc.）会促销海明威家具系列，其设计精神是要捕捉这位已故作家的“品牌个性”（brand personality）。 36

随着厂商及娱乐界人士互换角色，携手共造品牌化生活风格的幻影，耐克主管群预测自己“未来的竞争对手将是迪士尼，而非锐步”。 37 这个说法似乎也呼应了耐克踏入娱乐事业之际，娱乐界巨头也决定在球鞋市场分一杯羹这件事。1997年10月，华纳兄弟（Warner Brothers）开发了一种低帮的篮球鞋，代言人是“鲨鱼”奥尼尔。“这是我们致力于零售业界的延伸”，华纳消费者产品处的罗马内利（Dan Romanelli）如此解释。

似乎，不管各品牌是从何处起步（鞋子、运动、零售、食物、音乐或卡通），其中最成功的都降落在同样的地点：超级品牌专属的最上层。因此，米克·贾格尔会穿着汤米·希尔费格昂首阔步，史蒂文·斯皮尔伯格（Steven Spielberg）和可口可乐拥有同一位经纪人，“鲨鱼”奥尼尔希望“像米老鼠一样”，而且每一个人都拥有自家品牌的餐厅—从乔丹到迪士尼，从黛米·摩尔（Demi Moore）到康伯斯（Puffy Combs）以及许多超级名模。

当然，到目前为止提出品牌化最高殿堂蓝图的人是迈克尔·奥维兹（Michael Ovitz），其计划将包含音乐、运动和时尚，就和迪士尼很久以前为儿童卡通所做的一样：将电视的平面世界变成真实世界的品牌化环境。1995年8月，奥维兹离开创意艺术家经纪公司，不久后又被赶下迪士尼总裁的宝座，他带着史无前例的8700万美元离职金，投入全新的投资：以娱乐及运动为主题的超级卖场（megamall），综合了职业运动、好莱坞名流以及购物。他的远景是将耐克城、好莱坞星球餐厅（Planet Hollywood）以及NBA球场的购物侧厅凑在一起—每一处都直接通向收银台。首笔投资是位于俄亥俄州哥伦布（Columbus）占地150万平方英尺的主题卖场，计划于2000年开幕。假如一切按照奥维兹的意思而行，另一家计划于洛杉矶设址的大卖场将包含一座NFL橄榄球场。

正如以上各种未来宏图所示，企业赞助者以及被他们贴上品牌的文化混合在一起，创造出了第三种文化：一个自给自足的宇宙，包括以品牌为名的人、以品牌为名的产品，还有以品牌为名的媒体。有趣的是，1995年由密苏里大学教授福克斯（Roy F.Fox）主导的研究显示，许多小孩子单凭直觉就能领会这个领域中独特的暧昧不明。这项研究指出，让密苏里中学生在课堂上观看第一频道里混合的新闻及广告，其中，绝大多数人认为运动明星是付了钱给球鞋公司才能够出现在广告上的。“我不知道为什么运动员这样做—自己花一笔钱就为了上那些愚蠢的广告。大概是以为这样会让大家更喜欢他们、更喜欢他们的队伍吧。” 38

这是黛比（Debbie）的意见，她是九年级生，也是参与这项研究的200名学生中的一员。对福克斯而言，这项评语意味的是媒体知识的严重缺乏，证实小孩子是没有能力批判自己在电视上看到的广告的。但这项研究结果显示的是，小孩子了解一件我们大多数人都拒绝深思的事。也许他们知道，赞助是一种远比数十年前买方／卖方二分法更加复杂的过程，而要想讨论谁赚钱、谁花钱已成为不可能的过时任务。在这种人即品牌、品牌即文化的时代，耐克和乔丹的所作所为更近似于“联手打造品牌”（co-branding），而非直接的推销；今天辣妹合唱团可以拍百事可乐的广告，明天她们就能够轻而易举地推出自家的辣妹可乐。

中学生对于品牌化生活之荒谬有更写实的认知，这是相当合理的。毕竟，他们的成长就是一部贩卖史。

注释

* 一种含有果肉的粘牙软糖。—译者注

* 美国小说家，与艾伦·金斯堡（Allen Ginsberg）及杰克·凯鲁亚克同为“垮掉的一代”文学运动的创始人，著有《裸体午餐》（Naked Lunch）。

* 茧型人物闲暇时间避居家中，宛如住在茧内。请参考费思·波普康的著作《爆米花报告》。—译者注

上图：摇滚范儿十足的维珍首席执行官布兰森（Richard Branson）。

下图：革命汽水公司把切·格瓦拉当成消费品。

第3章　一切均可变

青少年市场以及酷的营销

说来恐怖，最令人兴奋的服装往往来自赤贫人士。

——设计师拉克鲁瓦（Christian Lacroix），1994年4月

高中最后一年，我和最好的朋友英兰（Lan Ying）总喜欢用病态的讨论打发时间，谈着当一切该做的都已做完，生命会是多么无意义。展现在我们面前的世界并不是充满各种可能性，反倒像路轨已经磨损的迷宫，这条路就像被虫子啃光硬木的屋脊一般。就算离开了直而窄的前途与物质主义至上的路，也不过是踏上另一条路而已—为从主要路轨步下的人所准备的另一条路。而这条路确实很多人都走过了（某些足印就是我们双亲所留下的）。想要旅行？想做现代的凯鲁亚克吗？请踏上“去欧洲”的老套路吧。离经叛道一下怎么样？当个前卫艺术家？请到尘埃满布、蛀虫长驻的二手书店买下您的另类老套路吧。无论你想象自己身在何处，全变成了脚下的陈词滥调—活像模仿吉普车广告与肥皂剧之类的玩意儿。对我们而言，好似轮到我们要毕业时，一切典范都变得陈旧，连身着黑衣、垂头丧气的知识分子（我们当时在扮演的角色）也包括在内。在旧思想及旧风格的包围下，我们找不到开放的空间。

当然，相信历史的终结恰好就发生在自己的时代，这是青少年自恋主义的典型症状。几乎每一个忐忑不安、拜读加缪著作的17岁女孩最终都将找到自己的道路。但高中时代的全球幽闭恐惧症（globo-claustrophobia）仍有一部分未曾离我远去，而且从某一方面来说，似乎还随着时间流逝而增强了。在我心头缠绕不去的，与其说缺乏真实的空间，还不如说是对象征空间的深刻渴求：释放、脱逃、某种开放的自由。

我的双亲渴望的就是康庄大道以及大众露营车。对他们而言，逃脱的管道已经够多了。海洋、夜空，再加上音响、吉他……人生夫复何求？事实上，你还能脚踏滑雪板从山腰滑下来呢，让自己在那一刻好似身处云端。你可漫游东南亚，一如亚历克斯·加兰（Alex Garland）的小说《海滩》（Beach）中厌世的20多岁的青年，在星球上寻觅尚未被孤独星球（Lonely Planet）载明的某个角落，建立自己的乌托邦。就此而言，你还可加入某个新世纪秘密教派，梦想着外星人会来绑架自己。从秘密教派到疯狂派对，到上街暴动，到球赛狂热，脱逃的永恒渴求好似从来没有被炒得如此炙手可热。

然而，既无星际旅行，又被地心引力所束缚，我们大多数人都尽量利用来之不易的狭小空间，躲在沉重的栅栏外，宛如偷吸香烟般小心翼翼。大街小巷也许遍布着招牌及专利标志，但年轻人仍然有一套，搭起几个网子，在车子之间丢掷着足球抑或冰上曲棍球用的橡皮圆盘。英格兰的免费音乐艺术节，变成公共空间的荒地，也代表着同样的释放感：废弃的工厂被街头小子改为私人天地，通往办公大楼门口的斜坡在星期日下午也摇身变为滑板比赛的场地。

但是，当私人企业溜进公共生活的每一个角落时，就连这种自由的夹缝以及无赞助空间的小巷也逐渐消失了。单打独斗的滑板手及滑雪手签下了Vans的球鞋合约，街上的曲棍球赛成了啤酒广告的猎物，市中心重建计划是由美国富国银行所赞助的。免费的艺术节全面禁止，取而代之的是一年一度的电子音乐艺术节“部落聚会”（Tribal Gathering），其海报宣传是这么说的：“这是一场反攻，反的是既有体制、平庸及商业主义所构成的邪恶王国，以及浩瀚反动文化中潜伏的企业资本主义。” 1 然而，该节日的策划人却总是没收非现场购买的瓶装水，完全无视在狂热的宴会上致命死因即是脱水。

我还记得自己猛然惊觉的那一刻。我发现自己对于空间满怀挫折的渴求，不仅是无可避免的历史发展所致，更因为商业广告入侵的速度已经快到上一个世代的人无法想象的地步。我看过电视节目辩论1994年伍德斯托克音乐节（Woodstock）的25周年活动所引起的争议。婴儿潮一代的学者与老摇滚明星，痛批一罐两美元的伍德斯托克纪念装百事可乐、音乐节钥匙圈，还有场地上的自动提款机，这些完全背弃了活动原本的反商业精神；令人不敢置信的是，他们竟还抱怨三美元的纪念保险套等于是吹响了“自由性爱”的死亡号角（好似艾滋病是捏造出来恶意侮蔑其怀旧情怀的）。

我印象最深刻的，是这场辩论完全围绕着过往的神圣打转，对现在进行时的文化挑战却视若无睹。尽管周年纪念音乐会的主要消费人群是青少年与大学生，捧的是新蹿起的乐团如绿天（Green Day）等，却没有评论者探究这种青少年文化的“商品化”（commodification）对于真正参加盛会的年轻人来说有何意义。至于对嬉皮世代的冒犯，就别在意了。亲眼目睹你的文化如今“惨遭贩卖”的感觉如何？唯一提到新世代年轻人存在的，就是策划者遭受曾监督过葛利斯托克（Greedstock）或伍斯洛克（Woodshlock）活动的前嬉皮世代指责时，辩称假如活动没有塑料膜包装的商品，没有赞助商合办，现在的年轻人可是会暴动的。伍德斯托克的承办人罗伯茨（John Roberts）解释道，现在的年青一代“对赞助商太习惯了。假如哪个小鬼去了场音乐会，却没有任何商品可买，他可能会疯掉”。 2

罗伯茨并非唯一抱持此种观点的人。《广告时代》杂志的记者杰夫·詹森（Jeff Jensen）甚至挑明了说，对现在的年轻人而言，“商品买卖不仅一点问题也没有，还是赶时髦呢”。 3

换言之，反对的话，就是老古董了。无需更进一步美化伍德斯托克音乐节的原貌了。再怎么说，它终究是一场由各大厂牌赞助的摇滚音乐会，目的只是为了赚取利润。但伍德斯托克作为纯粹的青少年文化邦国的这种神话，可说是世代自我定义这种大业的一部分—不过，对于参加1994年伍德斯托克音乐会的人而言，这种概念是完全陌生的。对他们来说，世代身份大多是已包装好的商品，至于对自我的追寻，也总被营销宣传所控制—不管当事者是否相信它，抑或以定义自己来反对它。这就是品牌扩张的副作用，远比文化及都市空间的品牌化更难以追索和量化。这种空间的丧失发生在个人的内心，是一种心理空间而非物质空间的殖民。

处于迎合青少年市场狂潮的氛围中，一切的文化创造都变得与该狂潮密不可分。大多数青少年文化逐渐深陷社会学者罗伯特·戈德曼（Robert Goldman）及佩普森（Stephen Papson）所谓的“中断的发展”（arrested development）：“假如不努力挖掘其中的金矿，朋克或破烂风格（grunge，一种披挂松垮旧衣物的时尚风格）或嘻哈这类社会文化运动究竟会是何种面貌呢？这是很难想象的……” 4 这种“挖掘”并非无人注意或无人反对。反企业文化期刊The Baffler以及如今已停刊的Might杂志，都高明地讽刺过1990年代中期青少年文化工业的不择手段及无坚不摧的特性。若非数百家，也有数十家在线杂志及网站纷纷成立，对于我在本书第四部分所记述的那类对品牌的抨击起了不小的作用。然而，品牌化那无可餍足的文化渴欲，通常只是创造了更多的营销而已，而且是自以为是文化的营销。

想了解1990年代早期青少年文化是如何转变成炙手可热的市场，简单回顾刚好就在这段狂潮之前出现萧条期的“品牌危机”是有帮助的—有太多顾客达不到企业的期望了，这项危机促使市场明显迫切地需要新的消费人群介入并接棒。

品牌危机出现前的20年间，主流的文化产业仍然深深仰赖婴儿潮世代的购买力，青少年人口发现自己身处边缘，光彩全被经典摇滚乐和复出巡回演出的惊人力量所掩盖。当然，对于不太做青少年营销的产业而言，真实的青少年顾客依然是考虑点之一，但在娱乐及广告业界眼中，青少年文化本身普遍被认为是相当浅薄而无趣的。确实，七八十年代也有许多年轻人认为自己的文化是“另类”或“反主流”的。每个市市中心都保有自己的波希米亚社区，里面的信徒一身全黑，聆听《感谢死者》（Grateful Dead）或朋克摇滚（或较好消化的新浪潮摇滚），光顾二手旧衣店和潮湿的唱片行。假如你住在郊区，可利用杂志背面附的单子来订购风格酷炫的录音带和配件，如《最高摇滚》（Maximum Rock&Roll），或可通过同好网络交换，抑或在音乐会上购买。

这就是数十年来起伏不定的青少年亚文化的简单图像，但需要厘清的一点是，这些只能说是市场里的冷门而已。部分原因是，1970年代的朋克达到它的巅峰，同一时期又有更能为大众市场接受的迪斯科、重金属，以及高档的preppy风格。尽管饶舌音乐在1980年代中晚期的销售数字一飞冲天，自成一套圆熟的风格及标准，白人主宰的美国却尚未准备拥抱这波全新的青少年文化。一直要到数年后，等到都会贫民区年轻黑人的风尚和音乐与白人城郊区彻底融合时，这一天才会到来。

所以说，这些亚文化的背后并没有大众营销市场的机器运作：没有因特网、没有巡回的另类文化购物卖场如Lolla-palooza与莉莉丝音乐节（Lilith Fair），当然更没有迪莉娅（Delia）及空中小店（Airshop）这类光滑的目录，专门将发光饰物、塑料长裤、比萨之类的大都市风尚送到城郊小孩手上。操控西方消费主义的产业，仍然在迎合已成为热衷消费之雅痞的伍德斯托克国度的居民。他们的孩子大多可视为未来的雅痞，因此，实在不值得花力气去追踪那些喜爱标新立异的青少年所喜好的风尚潮流。

我来自一个黯淡无光的地方，我只通过阅读Highlights杂志来获取信息。

——“巨星公主”（Princess Superstar）的歌曲

《我是怀特》（I'm White），选自Strictly Platinum专辑

青少年市场是救星再世

1990年代初期，一切风云变色，婴儿潮世代舍弃原先光顾的店铺，各厂牌则经历身份危机。大约与“万宝路星期五”同时，华尔街仔细审视了经济不景气时仍欣欣向荣的各家品牌，发现了一件有趣的事。稳定发展或直线上蹿的产业是啤酒、软性饮料、快餐以及球鞋—另外，口香糖还有芭比娃娃就更不用说了。此外，1992年也是自1975年来美国青少年人口数首度上升的年份。许多制造部门及娱乐产业界的人开始萌生一个念头：也许销售数字下滑，不是因为顾客得了“品牌眼盲症”，而是因为企业盯上了错误的消费人群。现在不是向家庭主妇推销汰渍以及Snuggle等洗洁精的时机—这会儿应该向全球青少年以及其年长的仿效者推销耀眼的MTV、耐克、希尔费格、微软、网景（Netscape）以及《连线》。父母亲也许跑去买特价品了，但小孩子显然仍愿意撒钱好跟上潮流。其中，同侪压力变成强而有力的市场动力，这种“我要跟谁一样”的消费主义让中产阶级的双亲相形见绌。一如服饰零售商Elise Decoteau对其青少年顾客的描述：“他们成群结队而来。假如跟其中一个做成生意，等于是跟他班上及学校所有同学做成生意一样。” 5

麻烦只有一项。一如耐克等品牌化明星的成功所示，对于各家公司而言，单单把商品换汤不换药地卖给年轻族群是不够的；他们必须塑造出与这种新文化相互呼应的品牌认同。假如想把光彩尽失的产品变成意义非凡的机器（这正是品牌化的要义），他们就必须用1990年代各种酷酷的形象来重塑自己，不论是音乐、风格，还是政治。

酷得让人嫉妒

在品牌化和年轻市场的双重愿景激励之下，企业部门爆发了一连串的创造力。酷、另类、青春、嬉皮，随便你安上什么名称都行，以产品为主的公司若想转型成以形象为本的非凡品牌，上述种种就是完美的身份。广告客户、品牌部经理、唱片电影电视制作人一窝蜂拥向高中，疯狂地向圈内人吸收信息，好在电视广告中精准复制出那种促使嚼着零食、听着流行音乐的青少年及20多岁年轻人花钱的“心态”。在各地高中校园里，“我酷吗？”已成为乏味至极但又无时不在的消耗性问题，不只回荡在课堂上和更衣室里，更在企业高层马力全开的会议及论证中让人绞尽脑汁。

对酷的追寻，本质上是充斥着自我怀疑的（“这酷吗？”你可听到一票青少年消费者紧张地相互询问，“你觉得这会不会很逊啊？”）。只不过，青少年磨人的怀疑心如今已成为这个时代价值上亿的问题。这种不安全感在会议室大桌旁绕来绕去，逼使广告创意人、艺术总监及企业首席执行官变身为精力如涡轮机的青少年，成天在卧室的镜子前打转，好让自己看起来高冷一点。那些小鬼头认为我们够酷吗？他们渴望知道。我们是努力装酷呢，还是真的很酷？我们有这种心态吗？正确的心态？

《华尔街日报》定期认真探讨宽边牛仔裤及袖珍型背包的流行趋势对股市的影响。1980年代之际，光芒被苹果电脑、微软以及几乎任何一家公司遮盖的IBM，转而专注讨好酷小孩，用该公司的行话来说，就是黑衫一族（People In Black）。“我们曾称呼他们为马尾辫一族，黑色高领毛衣一族。”IBM的戴维·吉（David Gee）如是说，他的工作就是让蓝巨人够酷。“如今他们是黑衫一族了—People In Black。我们必须与黑衫一族声气相通。” 6 至于佩普牛仔裤（Pepe Jeans），其目标如营销部总监斯普尔（Phil Spur）所言：“必须让他们（酷小孩）看着你的牛仔裤，看着你的品牌形象，然后说：‘嗨，酷喔……’这会儿我们正努力让佩普在适合的地方被适合的人看到。” 7

被排除在成功的时髦品牌之外的公司（球鞋太小了，裤管太细了，急就章的广告不够嘲讽）如今悄悄退至社会的边缘：成为企业笨蛋。“酷，对我们来说依旧不可捉摸。”洛杉矶Gear运动服总裁本福德（Bill Benford）如此说道， 8 让人以为他是个15岁的孩子，在新学期开始之际，面对沸腾的学校生活，自感被排斥在外，不禁扼腕神伤。没有人能从这场残酷的排斥战全身而退，这正是1998年李维·斯特劳斯学到的一课。审判的结果是很无情的：李维斯并没有迪士尼一般的大型卖场，没有像盖璞一般的酷广告，没有像希尔费格一般的嘻哈名声，更没有人会想把其商标像耐克一样刺在肚脐上。简言之，它不酷。一如新任的品牌开发员迪伊（Sean Dee）所下的诊断，李维斯无法了解“宽松的牛仔裤并非一时风尚，这是典范的转移（paradigm shift）”。 9

在1990年代的品牌打造工程中，“酷”似乎是攸关成败的条件。酷是ABC电视台情境喜剧及深夜脱口秀节目的卖点；酷让迷幻药般的网络服务器、造型夸张的运动服、可笑的手表、令人狂high的果汁、宛如拼补的牛仔裤、后现代的球鞋以及后性别的古龙水，大卖特卖。正如营销研究学者所言，“最渴望的年龄”约莫是17岁，这点适用于害怕失去酷味儿的47岁婴儿潮世代，也适用于向街头青少年挑衅的7岁小鬼。

由于企业高层的任务是让公司够酷，我们甚至可预见在往后的年代，大家推选出来的领袖念兹在兹的将是“让我们的国家够酷”。从许多方面来说，这个时代已然来临了。自从1997年胜选以来，英国年轻首相布莱尔（Tony Blair）一直致力于把英国颇老旧的形象改头换面成“酷味十足的大不列颠”。法国总统希拉克（Jacques Chirac）与布莱尔在加纳利码头（Canary Wharf）艺术味十足的会议室里一同参加了某场高峰会议后，即表示：“我印象深刻。这一切使得英国的形象跃升为年轻、有动力的现代国家。”在伯明翰（Birmingham）的G-8峰会上，布莱尔将严肃的会议变成了地下室的康乐联欢会，各国领袖观赏圣女合唱团的音乐片，然后还有人出来领唱《你所需要的就是爱》（All you need is love），只差没有任天堂的游戏就是了。布莱尔是世界领袖，也是国家的设计师—但是，他“为英国重造品牌”的计划真能奏效吗？还是他会被老旧过时的英国正字标记压得喘不过气来？假如有人办得到的话，那个人就是布莱尔；他以革命汽水（Revolution Soda）的商家为榜样，成功地把自家的政党名从对忠诚及政治倾向〔也就是“劳工”（labour）〕的真实描述，变成了品牌资产的叙述符号（brand-asset descriptor）：“新劳工”（New Labour）。他的党不再是工党，而是有劳工味儿的党。

潮流间谍：让饮水机变酷

然而，现今全球酷风的发展旅程，几乎在真正开始之前就结束了。一直到1993年，少有哪家风尚、食品、饮料或娱乐公司不注意青少年市场，即便许多人仍浑然不知该怎么做才好。酷风兴起时，许多企业正陷于人事冻结的麻烦，挨过一波波的解雇潮，大多数公司的运作都遵循着1980年代晚期经济不景气时的“晚到先走”原则。薪资单上的年轻员工少了很多，又没有新人加入，许多企业主管发现自己处境尴尬，几乎不认识任何30岁以下的人。在这种发育不良的脉络中，年轻本身就看起来奇货可居—而关于X世代、Y世代、二十来岁人的信息忽然变成了最宝贵的商品。

幸运的是，一批饥渴的二十来岁备位人选已经置身于就业市场了。宛如出色的资本家，这批年轻员工中许多人已领悟到自己在市场上的有利条件：年轻、够内行。长话短说，他们向未来的老板保证，假如雇了自己，流行的、年轻的反文化就会以一周一个的速度送货到府；公司会变得很酷，会在商场上备受尊崇。他们还许下了年轻购买群、数字革命、新旧迅速融合等愿景。

正如我们现在所知，等得到差事之后，这些酷的来源管道并不认为有需要把自己脱胎换骨成如出一辙的上班族。如今，我们可看到其中不少人在《财富》杂志前500强企业的走廊上漫游，脚下踩着滑板。他们把通宵舞会备忘录之类的玩意儿记在办公室的饮水机上（给老板的备忘录：为什么这玩意儿里不装搀了人参酒的草药冰茶呢？）。明日的首席执行官并非员工，套用IBM内部的流行话来说，他们是潮流间谍。但他们是不是伪装在嘻哈滑雪装备下的骗子呢？完全不是。这些年轻员工有不少是真材实料；他们献上真实、坚定的潮流产品，全心投入改造自家的品牌。一如电影《甜心先生》（Jerry Maguire）的汤姆·克鲁斯（Tom Cruise），他们加班至深夜，摇笔杆撰写革命短文类的宣言，呼吁大家拥抱新意、抗拒官僚体制、上网（否则就等着落伍吧）、更新潮果敢地重塑广告案、用更快的速度改头换面，还有，得更时髦些。

而潮流间谍的老板怎么说呢？当然，他们说往前冲吧。正如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所言，渴望形塑品牌认同、与时代精神亦步亦趋的公司了解，“当某事某物正处流行（current），就能创造货币（currency）”。刚一出现，潮流间谍就挑战了老板的中年自我—使用的是相同的企业内部网络（intranet）系统，可瞧瞧老板和前卫分子脱节得有多严重？请看看网景，他们已不再雇用人事经理了，反而请来了玛吉·马德（Margie Mader）担任“引进酷酷一族”部门的主管。当《快公司》（Fast Company）问她：“要如何面谈酷酷一族呢？”她回答道：“……有一种人就是会散发酷的味道：有个家伙溜着滑板来面试，还有人面试时穿着冰球鞋呢。” 10 MTV台有两个25岁的制作助理都叫做梅里莎（Mellisa），她们共同撰写了一篇名为《梅里莎宣言》的文章，呼吁已然不够活泼轻快的MTV台变得更活泼轻快些（她们无所畏惧的要求中有一项就是“我们需要更干净、更明亮、更有趣的MTV”）。MTV总裁朱蒂·麦格拉思（Judy McGrath）读了那则短文后对一位同事说：“我真想把每个人都轰下台，叫这些人来当家做主。” 11 她的叛逆伙伴、MTV首席执行官弗雷斯顿给出了解释：“朱蒂本质上是一个反体制的人。任何出现在她面前喊出‘嗨，来造反吧’的人，都能让她侧耳倾听。” 12

酷感猎人：青少年文化的法定狗仔队

当潮流间谍从里向外努力让企业界变得愈来愈酷之际，“酷感猎人”这项新产业也承诺要从外向内让各公司酷味纵横。几家主要的企业酷味咨询所—斯普特尼克（Sputnik，取自苏联发射的第一枚人造卫星）、《L报告》（The L.Report）、风潮社（Bureau de Style）—都是在1994年到1996年间成立的，来得恰恰及时，可让自己成为各家品牌私人的酷感采购员。这些人的概念很简单：他们上天下海搜索前卫的生活风格，记录在录像带上，附上“修道士很酷”之类大胆的宣言，再交到锐步、绝对伏特加以及李维斯等客户的手中。 13 他们会建议客户在广告案中使用反讽、运用超现实、使用“病毒传播”（viral communication）。

斯普特尼克的创办人洛皮亚诺－密斯顿（Janine Lopiano-Misdom）与德·卢卡（Joanne De Luca）在其著作《街头风尚》（Street Trends）中坦承，几乎任何人都能访问一群年轻人，并归纳出“你怎么知道找到的是正确的呢—你看过他们的衣柜吗？跟着他们的日常作息跑过吗？跟他们有过社交活动吗？……他们是核心顾客，还是主流的追随者？” 14 营销专家运用焦点团体（focus group）及单向镜观察青少年，宛如对方是长成的实验室老鼠一样，斯普特尼克就不一样了，它是“咱们这一国的”—它是圈内人。

当然，你必须对这一切有所保留。酷感猎人以及其企业界客户是被锁在一支有点施虐／受虐倾向（S/M）的共生舞蹈中：客户急切地想相信，确实存在着超乎自己理解范围的酷感，而猎人为了让自己的建议更形珍贵，夸大了品牌面临的可信度危机。然而，就算某品牌成为下一个耐克的机会微乎其微，许多企业依然是愿意撒大钱的。因此，有了潮流间谍和酷感猎人的辅助，超级品牌摇身变成青少年追随者，哪儿嗅得到酷的味道就往哪儿冲。

1974年，梅勒（Norman Mailer）把城市涂鸦艺术家喷洒的油漆形容成战时朝街头和建筑物发射的大炮，“当你射出你的名字，也许这整个系统里有某种东西就会发出死前的哀鸣。因为如今你的名字覆盖在他们的名字上方……你的存在位于他们存在的上方，你的化名悬挂在他们的地盘上”。 15 25年后，这种关系完全反转。超级品牌从过往的涂鸦艺术家身上搜集情报，把所有人贴上标签—包括涂鸦者自己。没被品牌化的空间已不复见。

嘻哈文化炒热了品牌

正如我们所见，1980年代你必须相当富有，才能引起商人的注意。1990年代你只需够酷就好。一如设计师拉克鲁瓦在《时尚》（Vogue）杂志上发表的评论：“说来恐怖，最令人兴奋的服装往往来自赤贫人士。” 16

过去十年，美国都会贫民区的年轻黑人，一直是市场上品牌专家全力开挖的金矿，从中借镜、吸取“意义”与身份认同。这就是耐克和汤米·希尔费格的成功秘诀，他们能一飞冲天成为超级明星，实在受惠于穷小子不少；这些人将耐克和希尔费格融进了嘻哈风格中，同一时间，饶舌音乐也被MTV和Vibe推上势力扩张的青少年文化舞台。洛皮亚诺－密斯顿与德·卢卡在《街头风尚》中写道：“嘻哈国度是第一个伸手拥抱设计师或主要品牌的，它让品牌成为‘概念远大’的风尚。换言之，它‘炒热了品牌’。” 17

思达西（Stussy）、希尔费格、Polo、DKNY以及耐克等专柜拒绝扫荡贫民区里将商标仿冒在T恤及棒球帽上的违法情事，其中某些厂商还摆明了不会认真阻止猖獗的顺手牵羊行径。各大品牌如今了解，印有商标的衣服，其利润不只来自成衣的买卖，让大家看到你家的商标出现在“正确的人”身上更是重要—这是佩普牛仔裤的斯普尔的明智建言。事实摆在眼前，全球各家品牌口中的“你必须够酷”，通常是绕了个弯在说“你必须够黑”。正如在美国酷的历史其实就是（许多人如此主张）非裔美国文化的历史—从爵士乐和蓝调到摇滚乐，再到饶舌音乐—对许多超级名牌而言，酷的狩猎不过就是黑人文化的狩猎。这也就是为什么酷感猎人的第一站总是美国贫民区的篮球场。

主流美国文化向贫民区取经的最新一章始于1986年，当时饶舌乐团Run-DMC用畅销单曲《我的阿迪达斯》向他们最爱的品牌致敬，为阿迪达斯注入了新的生命。这个超级有名的饶舌三人组，早就有成群结队的歌迷复制他们的招牌风格，例如金奖章、黑白阿迪达斯运动服，以及不绑鞋带的阿迪达斯运动鞋。“我们这辈子都穿阿迪达斯。”麦克丹尼尔斯（Darryl McDaniels，Run-DMC的一员）这样讲着自己的阿迪达斯运动鞋。 18 本来也没事，但Run-DMC的东家第一流果酱唱片（Def Jam Records）的总裁西蒙斯（Russell Simmons）不久便想到：我们的小子为阿迪达斯做宣传，理应获得酬劳。他与这家德国鞋厂公司接触，希望对方能贡献些资金，赞助1987年“永远在一起”（Together Forever）巡回演唱会。要与饶舌音乐扯上关系，阿迪达斯高层满怀疑虑，当时饶舌不是被摒弃为一时风尚，就是被诽谤成煽动暴乱。为了让阿迪达斯改变心意，西蒙斯带了几位公司高层去观赏Run-DMC表演。沃恩（Christopher Vaughn）在《黑色企业》（Black Enterprise）一书中描述了这件事：“当饶舌乐团正在演唱《我的阿迪达斯》这首曲子时，某个重要时刻一到，其中一位成员就喊着：‘OK，在场每一个人，摇滚一下你们的阿迪达斯吧！’3000双运动鞋瞬时飞入空中。阿迪达斯高层只担心自己掏支票簿的速度还不够快。” 19 该年度亚特兰大运动鞋超级秀来临时，阿迪达斯宣布新系列Run-DMC球鞋上市：明星中的明星—“专门为不系鞋带的人设计的”。 20

打从《我的阿迪达斯》开始，贫民区的品牌化就再也不是偶然与巧合了。唱片大厂商如BMG如今都会雇用年轻黑人担任“街头群众”，在自家社区高谈阔论嘻哈专辑，抑或外出打游击张贴海报。以洛杉矶为基地的斯蒂芬·里夫金德公司（Stephen Rifkind Company）就自封为“擅长在都会地段及贫民区建立口碑，让民众口耳相传”的营销公司。 21 里夫金德旗下即有饶舌系列吵嚷唱片（Loud Records），而像耐克之类的公司会付里夫金德大把钞票，好知道如何让领先潮流的年轻黑人觉得自家的品牌够酷。

耐克是如此专注地从都会年轻黑人的身上吸取风格、态度和意象，甚至特别为这种操作取了一个词汇：称兄道弟化（bro-ing）。耐克的厂商和设计师会带着球鞋的样品赶赴纽约、费城或芝加哥的都会贫民区，然后说，“喂，弟兄们，试试这些鞋子”，以便判断新风格的接受度并制造人气。耐克设计师库珀（Aaron Cooper）接受新闻记者费特（Josh Feit）的访问时，描述了他在哈林黑人区的称兄道弟感化之旅：“我们前往球场，把球鞋散了一地。真是不可置信。那些小鬼头全疯了。就是这种时候你才能了解到耐克的重要。听小鬼告诉你耐克是他们生命中的第一—第二才是女朋友。” 22 耐克甚至靠着负责慈善事业的分公司P.L.A.Y（Participate in the Lives of Youth）加入年轻人的生活，在球场上称兄道弟，成功地把篮球场品牌化。P.L.A.Y公司赞助贫民区的球类运动，交换条件就是让飞扬的注册商标频繁出现，包括重新铺好的贫民区篮球场正中央的巨型一撇。在都市里其他较有钱的地段，这种事会被视为广告，你必须花钱才能取得空间，但在分界线的另一侧，耐克一分钱也没花，还可用慈善名义报账减税。

汤米·希尔费格：来去贫民区

汤米·希尔费格将贫民区酷味的操控变成了大众营销科学，其手腕甚至比耐克或阿迪达斯还高。希尔费格创造出了一个大家竞相仿效的模式，后继者包括Polo、诺蒂卡、Nunsingwear（感谢吹牛老爹对其企鹅商标的喜爱），以及其他几家想抄近路以贫民区风格在郊区大卖场立足的成衣公司。

跟无政治色彩、超越爱国主义的贝纳通一样，希尔费格的广告是一团乱的鳕鱼角多元文化主义（Cape Cod Multiculturalism）：天空下宏伟的乡间俱乐部里，黝黑的面孔懒洋洋地靠着其迎风吹拂的白人弟兄姊妹，而背景总是一面飘扬的美国星条旗。“对彼此的尊重，使得我们可以打动任何文化以及社会。”该公司表示，“我们推销的是……实现美国梦这个概念。” 23 然而，汤米·希尔费格种族融合的经济成就有其残酷的事实面：它的成功与寻找各文化之间的共同点关联不大，靠的反而是深植于美国种族隔离心态中的力量与神话。

最初，汤米·希尔费格摆明了是追随拉夫·劳伦及法国鳄鱼的白人大学生服饰这种传统。但这位设计师很快了解到，他的衣服在贫民区也享有特殊的地位。在那儿，有鉴于“活得要够炫”的嘻哈哲学，贫穷的劳动阶级小孩穿戴某类昂贵休闲活动的服饰配件（比如滑雪、高尔夫球，甚至划船），即可在贫民区获取地位。也许是为了让自己的品牌更好地融入这种都会想象，希尔费格开始更有意识地把自家服饰和这些运动联结起来，在游艇俱乐部、海滩和其他海上景点刊登广告。同时，衣服本身也经过重新设计，以便更直接地诉诸嘻哈美学。文化理论家史密斯（Paul Smith）这么描述这项转变：“更大胆的颜色，更硕大、蓬松的风格，更多的连衣帽及线绳，以及更醒目的商标及汤米·希尔费格的名字。” 24 汤米还免费把衣服送给饶舌艺术家如史努比狗狗（Snoop Dogg）披挂，并开发汤米·希尔费格传呼机系列。

等到汤米坐稳贫民区代言人的位子后，真正的销售就可以启动了—不只卖给规模相对较小的贫民区年轻人市场，还可销到大一点的中产阶级白人及亚洲小孩的市场，这些小孩模仿黑人风格，从词汇到运动到音乐，无所不包。该公司销售量在1998年高达8.47亿美元—1991年时还是微不足道的5300万美元呢；像史密斯所形容的，当时的希尔费格仍是“共和党年轻人的服饰”。就像大多数的酷感追猎战，希尔费格的营销之旅吸取的是美国种族关系内含的疏离感：利用了年轻白人对黑人风格的崇拜，也利用年轻黑人对白人财富的崇拜。

独家订作公司（Indie Inc.）

记者蒙克（Nina Munk）为《财富》杂志的读者写了一篇如何要年轻少女掏腰包的文章，她提出下列忠告：“你必须假装她们在掌控一切……假装你仍然需要发掘。假装这些女孩才是老大。” 25 在华尔街，大企业可能是吃得开的，但各家品牌马上就从酷感追猎战了解到，“独家订作”（indie）才是酷味街的关键词。许多企业不为这项转变所动，依然推出冒牌独家的品牌，如Moonlight Tobacco的Politix香烟（菲利普·莫里斯），Dave’s Tobacco Company的Dave香烟（又是菲利普·莫里斯）。还有老海军的mock army surplus（盖璞），以及OK可乐（可口可乐）。

为了利用独家订作的营销热大发利市，就连可口可乐这个全球最为人熟知的品牌，也试着隐姓埋名。该公司担心自己对于品牌意识浓厚的青少年而言太过老掉牙，就在威斯康星州推广广告，宣称可口可乐是“非官方的国民饮料”。该计划包括据称是由EKOC这个地下广播站台放送的一系列节目，而EKOC就是把COKE（即可口可乐）倒过来写。不愿相形失色，盖璞旗下的老海军真的创办了专门推销自家品牌的地下电台—微波发射台，只能在芝加哥某个老海军广告牌邻近之处才能收到信号。 26 1999年，当李维斯认为重振其遗失之酷感的时候到了之后，也开始隐姓埋名，开发红线牛仔裤（Red Line jeans）（完全找不到李维斯的字样）以及K-1卡其系列（亦不见李维斯或Dockers的字样）。

他们贩卖501，并觉得把造反变成金钱是有趣的。

——Chumbawamba乐团的歌曲

That’s How Grateful We Are

反讽的消费：无需解构

然而，李维斯也许再次错过了“典范的转移”。没多久，上述种种认真把最一般的量产品（比如选择朋克摇滚的生活风格）当成卖点的企图，就被难以捉摸、引领潮流的酷之一族嗤之以鼻了。当品牌赶上之际，许多人早已将独家订作抛诸脑后。这会儿，他们表达对大众文化不屑的方式，不再是拒绝，反而是完全耽溺—但带着淘气的反讽。他们观赏《飞越情海》（Melrose Place），在旋转餐厅吃海鲜牛排，在卡拉OK店唱弗兰克·西纳特拉（Frank Sinatra），在tikki吧啜饮女孩子气的饮料。这些举动被视为时髦而大胆，只因为，呃，做的人是他们嘛。他们不只是在对自身无法全然脱逃的文化做出颠覆性评论，同时也在抗拒1970年代女性主义的清教徒教条主义、1960年代对原汁原味（authenticity）的恳切追寻，以及许多文化评论家的“刻板”解读。欢迎进入反讽的消费。在线杂志Hermenaut的编辑阐述了其中的真谛：

跟随已故的民族学家德·塞尔托（Michel de Certeau）的脚步，我们偏好关注如何独立使用大众文化产品，就像有保护色的鱼类及昆虫的做法，这种做法也许不能“推翻体制”，却可让我们在该体制内毫发无伤、独立自主，这也许就是我们最好的期待了……前往迪士尼乐园向米老鼠喷漆，并不具有革命精神。然而，前往迪士尼乐园，心知肚明这一切有多可笑、邪恶，但仍然以某种近乎无意识甚至精神分裂的方式，充分享受无忧无虑的时光，这可是完全不同。这就是德·塞尔托所谓“待在中间的艺术”（the art of being in-between），这也是在现今的文化中唯一通往真正自由的路途。所以，就让我们待在中间吧。让我们好好享受《海滩护卫队》（Baywatch）、Joe Camel、《连线》杂志，甚至描绘奇观世界的体面书刊touché，但千万不要对这些事物的魅力屈服。 27

在这种复杂的脉络中，品牌想要真正够酷，就必须把此种“不酷等于酷”的美学纳入考虑：他们必须自我嘲讽，一边发言，一边反驳自己，同时既老油条又鲜活如新。当品牌和其酷感猎人已将一切可用的边缘文化收纳网中，把那块为反讽所占据的狭小空间，填上事先计划好的蓄意嬉笑、他人的老掉牙论点，甚至观者思考模式的当下仿真，这似乎蛮自然的。“新种的垃圾品牌，”作家康普顿（Nick Compton）对庸俗风格（kitsch）的品牌如Diesel牛仔裤的批评，“提供了引号，范围大到足以让人在里面生活、恋爱和大笑。” 28

Pop Up Videos是一个用呛人的对话泡泡框点缀音乐视频的VH1节目，它可能是这类商业反讽的最后一幕。在别人会意前，它就先丢出结尾的警言妙句，这使得社论（甚至无聊的嘲讽），就算不显累赘，也不太值得多花精神。

比起认真提供水果饮料给地下摇滚乐团，抑或提供球鞋给混帮派的饶舌歌手，反讽那个舒适、保护、自我指涉的小角落是要适合多了。事实上，对于寻找够酷的新自我认同的品牌而言，反讽及谐仿（camp）变得如此万能，甚至可以创造一切。事实证明，这种“糟到极点即是好”的营销手法可用来让不酷到无望的品牌以及失败的文化产品起死回生。举例来说，继《艳舞女郎》（Showgirls）在电影院线惨败六个月后，MGM风闻这部性爱电影的视频不只被当成尚可观赏的黄色电影，而且发行量还不错，似乎有成群的二十来岁的时髦年轻人举办“艳舞女郎”反讽派对，讥笑那烂得难以置信的剧本，并在耗氧的性爱镜头出现时发出震惊的尖叫声。MGM不满于仅坐收视频的利润，索性决定把这部电影再度搬上屏幕，有如《洛基恐怖电影秀》（Rocky Horror Picture Show）。这一回，报纸广告不再惺惺作态地声称有人真心欣赏这部片子了。他们反而引用了一些恶评，宣称《艳舞女郎》“立刻成为谐仿的经典作品”，是“丰富的庸俗飨宴”。制片厂甚至为纽约的放映场雇了一群变装皇后，每逢电影高潮出现时，就让他们用扩音器向群众发出叫威。

品牌化的触角伸入青少年文化的每一道缝隙，不只从街头风格（如嘻哈），更从心理态度（如反讽的疏离感）过滤出品牌形象的内容；如此一来，酷感狩猎战就必须出征更远的地方，好寻找尚未盗用的空间，然而就只剩下“过往”这一块领域了。

其实，所谓怀旧，不就是重新被消费的历史，再搭配上百事可乐、薄荷糖以及电话卡等新产品吗？从《星际迷航》（Lost in Space）、《星球大战》三部曲以及《星球大战之魅影危机》（The Phantom Menace）的再度上演可以看出，怀旧风娱乐事业的真言似乎是“协同合作再出发”。好莱坞回到过去，用超越从前商人的想象方式，撒钱探寻做买卖的机会。

卖或者被卖

历经将近十年的打造品牌狂热后，酷感狩猎已成为一种内在矛盾：酷感猎人必须声称唯有专职的猎人才知道个中门路，如此才能让青少年“微观文化”（microcultures）物以稀为贵—要不然，还会有人雇用酷感猎人吗？斯普特尼克警告顾客，假如酷的潮流“在你家附近看得到，抑或挤满了附近的卖场，就无需再进行追踪了。为时已晚……你必须自己踩街头，每天冲锋陷阵”。 29 不过，这简直错得离谱。所谓的街头时尚（其中许多打从最初就是由耐克、希尔费格这些品牌专家所培植的），连一秒钟也不浪费，就侵入了浮夸的青少年文化杂志及电台等不断扩张的行业里。如果有件事是现在每个年轻人都知道的，那就是街头时尚及青少年文化是可以无限营销的商品。

除此之外，几年前被漠视的酷之小族群，现已不复存在。结果证明，青少年狩猎者这种普遍又合法的方式，不过是冰山一角：斯普特尼克对于趋势营销的展望，就是让各行各业雇用斯普特尼克子弟兵团—年轻的“街头推销员”、“网络推销员”以及“街头批发商”，他们会在街上、俱乐部里、网络上做一对一的品牌宣传。“请善用同侪推销的魔法—这招用在风格自由的运动文化上相当奏效，主因即为推销人是朋友……街头推销将成为唯一存留下来的真正‘口耳相传’之道。” 30 总之，一切线索都指出，“街头搜密”（street snitches）这个日益蓬勃的行业，将会吸引更多的人投入，而这些人及族群的公认代表很乐意成为耐克、锐步以及李维斯的活动广告。

1998年秋天，一切水到渠成，韩国车商大宇（Daewoo）在200处校园雇用2000名大学生和友人聊汽车经。Anheuser-Busch的账单上也有好几批美国大学兄弟会及姊妹会的成员姓名，好在校园派对及酒吧促销百威（Budweiser）啤酒。 31 未来的展望既吓人又热闹：到处都将是受人赞颂的日记偷窥者及专业窃听员，这即是被企业驱策的谍对谍青少年文化的自我追猎，成员记录下彼此的发型，在自己熟稔的新闻群组（newsgroups）上闲聊自家企业的最新酷产品。

摇滚CEO

竟然那么多的企业愿意付给酷感猎人大把钞票，好让他们带领自己迈向品牌形象的极乐天堂，这是个有趣的反讽现象。真正的趋势气压计并非猎人、后现代的广告人、潮流间谍，甚至大伙儿疯狂追逐的时髦青少年，而是首席执行官自己—其中大多数都有钱得要命，足可立足于一切酷文化潮流的尖端。像Dielel牛仔裤的创始人罗索（Renzo Rosso）这种人，根据《商业周刊》所言，是“骑着杜卡迪巨兽摩托车（Ducati Monster motorcycle）上班的”。 32 或者像耐克的奈特，他一直到奥克利首席执行官詹纳德（Jim Jannard）拒绝把公司卖给他，才脱下他那副如影随形的奥克利宽边太阳眼镜。或者如知名广告人威登（Dan Wieden）和肯尼迪（David Kennedy），他们在自家的企业总部里盖了篮球场—连露天观众席都一应俱全。又像是维珍的布兰森，身着结婚礼服为某家伦敦婚纱店举行开幕，从他那新的温哥华超级商店的屋顶上，一边开香槟，一边攀绳下降，晚些还乘着热气球在阿尔及利亚沙漠上着陆—这一切可都是1996年12月的事呢。这些企业首席执行官是新的摇滚明星—有何不可呢？他们永远跟着酷的潮流前进，是一天二十四小时的专职青少年，但与真正的青少年不同，他们无须分心，尽可狂追时代尖端：没有功课，没有青春期困扰，没有大学入学考试，更没有宵禁。

克服难关

我们稍后会看到，企业酷感狩猎战的贪婪本色，大力掀起了以品牌为标的的激进主义：经由破坏广告、入侵电脑，还有自发的非法街头派对，全世界的年轻人以街头游击队的风格，“去除其上的商标”，气势汹汹地从企业界手上收复空间。但是，酷感狩猎战的成功也以另一种方式为反企业激进主义开辟了舞台。并非特意，但酷感狩猎确实暴露出其他形式的政治抗争的无能，唯有反企业抗争才是此时此刻的新贵。

哺育青少年文化的狂潮在1990年代早期揭起，当时我们许多人还年轻，视自己为某个肉食营销机器嘴中的牺牲品，它吸取了我们的身份、风格及想法，将之变成了品牌的食物。任何事物都无法免疫：包括朋克、嘻哈、恋物、急拍子的电音舞曲（techno）—甚至连校园里的女性主义或多元文化主义也不例外，这点我将在第5章详加阐述。很少人询问（至少不会立即就问），为什么事实证明是这些事件及想法如此好包装、如此不具威胁性—而且如此有利可图呢？许多人曾经确信我们的作为是颠覆而叛逆的，可是……那到底是什么呢？

回头来看，关键就在于一个一般人大多不会去质疑的假定：就因为某个景象或风格是与众不同的（亦即新颖，而且尚未成为主流），它必然和主流相对立，而非安坐在主流的边缘。我们许多人认为“另类”（难以聆听的音乐、难以入眼的风格）就是反商业的。Hype！这部纪录片讲的是“西雅图之声”（the Seattle sound）如何将自发、激烈的运动变成了主题为青少年文化的国际工厂。片中，珍珠果酱乐队（Pearl Jam）的维德（Eddie Vedder）发表了相当感人的演说，描述其乐团所代表的“另类”

突破有多么空洞：

如果这个国家的一部分有这个影响力，而且这场音乐活动有这个影响力—假如我们不善加利用这一切的话，这会是一场悲剧。假如不善加利用，比如做某些改变、做某些不同的事，会用这种方式去感觉的这一群人，他们能够了解我们所遭遇过、认真生活过的经验—但是，假如他们后来跑到最前线，却什么成果也没有，这会是一场悲剧。 33

但这场悲剧已然发生了，而维德之所以无法说出他真正想说的话，与这一点不无关系。当全世界的镜头转向西雅图时，我们所看到的就是几句反体制的“去你的”，以及少数服药过量的例子和科本（Kurt Cobain）的自杀。我们同时也看到了这十年中最撼动人心的“背叛”—科特妮·洛夫（Courtney Love）在两年内令人惊叹地从吸毒朋克皇后摇身变为时装设计杂志的封面女郎。似乎科特妮从头到尾都在玩变装的游戏。这一切显示出这点是多么无关紧要。洛夫是否背叛了她的劣质烟熏妆、冷漠伤人、对媒体态度恶劣？人是否必须先真诚地买进，然后再嘲讽地卖出？

西雅图事件之所以内爆（implode），正是因为没有人愿意回答这种问题，然而以科本为例，甚至以维德为例，许多当事人确实对商业主义的浮华抱持着真诚的（就算是可改变的）不屑。不论是西雅图事件，还是其他所有不幸被酷感猎人锁定的亚文化，其中被“出卖”的都是某种纯粹的概念：比如从自助式产品、独立品牌的对抗大企业，以及不向资本主义机器屈服。但是少有当事人愿意大声说出这些想法，而早已死灭、为人遗忘、无法成为时尚的西雅图，如今则成为一则警世寓言，告诉大家为何1990年代早期到中期，针对文化空间被窃取的反对运动会如此稀少。各家反英雄（antihero）被反讽弄得束手束脚，又身负太多流行文化的包袱，没有任何一位能够把持住单一、坚定的政治立场。

如今，每位反讽的顾客都面临着类似的挑战—而我们许多人都不愿批评这副文化盔甲，因为它让我们在观看无数的糟糕电视节目时沾沾自喜。不幸的是，当800磅的文化工业怪兽想与我们一起坐在长沙发上，想要尾随着我们进行反讽的大卖场之旅时，想要保持德·塞尔托所谓“待在中间”的这种微妙状况，是很艰难的。这种“待在中间”、保持反讽、抑或谐仿〔桑塔格（Susan Sontag）在其1964年的文章《对谐仿的注释》中有启发人心的阐述〕的艺术，其基础是本质上的党同伐异（cliquiness），是一群懂得该种美学双关语的人。“因此，讨论谐仿就是破坏了谐仿。” 34 她在文章的开头即坦承，并选择列举注释这种模式而非叙事文，好更轻巧地处理她的主题，只因该主题太容易被人用过于沉重的方式蹂躏了。

自从桑塔格的文章发表后，谐仿就被量化、计算、衡量、重点采样并试售。要说谐仿被破坏了（亦即桑塔格所担忧的），实在是低估之词。如今剩下的只不过比略带嘲讽地吃比萨口味的爆米花要稍好一点而已。谐仿无法在反讽的商业文化中生存，那儿无人全心投入，人人骨子里都是局外人，原因正如桑塔格所写，“在纯真抑或纯粹的谐仿中，最基本的要素就是严肃，一种失败的严肃”。 35

桑塔格笔下许多早期的谐仿文化，都与运用想象，让边缘性（甚至被唾弃）事物显得辉煌美好有关。举例来说，变装皇后就将自身被迫的边缘身份变成了永远不会邀请他们参加的好莱坞舞会上的所有装饰品。同样的情况甚至出现在安迪·沃霍尔（Andy Warhol）身上。这个带领世界走上谐仿之旅的男人，出生于保守的美国小镇；后来，“工厂”变成了他的至尊国度。桑塔格提议把谐仿当成对抗大众文化之平庸、丑陋及过度认真的防御机制。“谐仿是现代的纨绔主义（dandyism，流行于19世纪末的颓废美学，以王尔德为代表人物）。如何在大众文化的时代做个纨绔子弟呢？谐仿就是答案。” 36 直到约35年后的现在，我们才面对这项比从前困难得多的问题：如何在大众谐仿的时代中拥有真正的批判能力呢？

或许问题并没有那么困难。没错，酷感猎人是将生气蓬勃的文化概念降低成考古加工品，并榨干了其曾经支持与共同生活者的一切意义—但事情向来都是如此。要吸收风格是很容易的。这在从前也是屡见不鲜，比起扮装及破烂风格（grunge）的小规模入侵，其规模要大多了。举例而言，包豪斯（Bauhaus）现代主义的基础是想象脱离俗艳装饰的社会主义乌托邦，但它几乎立刻被美国企业界的玻璃钢筋摩天大楼挪用，变成了造价相对来说较便宜的精选建筑。

另一方面，尽管以风格为基础的运动一次又一次丧失了其原始的意义，但文化侵入政治活动的成效，常是如此荒唐，所以最合理的反应只能一笑置之。举例来说，1998年春天的普拉达（Prada）收藏展，就大量借镜工人运动抗争。正如“超级购物家”冯·哈恩（Karen von Hahn）来自米兰的报道：“这项收藏展的风格带点共产革命／苏联劳工的味道，到处可见机巧的时代意味；展示地点是普拉达家族殿堂里的某个普拉达蓝的房间，只有少数特定观众才能欣赏。”她补充说：“走完秀后，人数虽少却热情洋溢的信众享用香槟鸡尾酒及开胃小菜，背景是优雅的爵士乐。” 37 列宁的形象也出现在1999年“红或死”（Red or Dead）系列的手提包展上。尽管以上种种明显是吸纳了阶级抗争的要素，但很难想象全世界的劳工运动者会“呼”的一声甩掉擦汗的毛巾，不再在世界各地争取合理的工作环境及工时工资规定，只因革命领袖忽然成了米兰的宠儿。各地的工会成员也不会因为必胜客做了一个老板送比萨给示威者的广告就接受减薪，也不会因为有免费的食物可吃就消弭对投资方的敌意。

野兽男孩（Beastie Boys）合唱团、布拉德·皮特（Brad Pitt）以及设计师安娜·苏（Anna Sui）的持续“抬爱”，似乎也让西方世界里的藏族人尴尬不已；安娜·苏是如此为藏族人感动，她甚至发表了一整套印有香蕉的比基尼上衣及冲浪短裤系列，灵感即来于此〔《女装日刊》（Women’s Wear Daily）为这套西藏系列取了“电音海滩毯宾果”（techno beach blanket bingo）的绰号 38 〕。至于苹果电脑用甘地为“不同的思考”企划案做宣传，革命汽水把切·格瓦拉（Che Guevara）的身影做成自家的商标（口号为：“加入革命”），伦敦某家名为“切”的高级雪茄会客室也用切·格瓦拉当吉祥物，众人的反应就更淡漠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些被“吸纳”的运动中没有一个是通过风格或态度来表达自己的。所以说，风格的吸纳—麦迪逊大街上每个人脑力激荡的焦点—并不具备破坏原物的力量。

这似乎是无用的慰藉，不过，既然如今我们已晓得推销即为狂热的运动，首席执行官则是新的摇滚明星，就必须谨记：狂热的运动并非政治运动，摇滚也非革命（尽管摇滚的著名主张确是革命）。事实上，要想判断某个运动是否真心在挑战政治经济权力的结构，你只需观察该运动容不容易为时尚及广告工业的动态所影响。即使被圈选为最新的时尚，假如该运动依然故我，那它很有可能即是真正的运动。假如很多人开始怀疑某运动可能丧失了“批判力”，那其信众或许就该找寻更尖利的武器。我们会发现，这的确是许多年轻激进分子正在做的事。

第4章　学习的品牌化

中小学与大学内的广告

民主的教育系统……肯定能创造并广泛开拓各式各样商品的市场，与时尚关系密切的商品尤其如此。

——前广告人罗蒂（James Rorty），《吾主的声音》（Our Master’s Voice），1934年

尽管品牌看似无所不在（在小孩子的音乐会上、在他们歇息的沙发上、在舞台上他们的英雄的身边、在他们网络的聊天群组里，也在他们的操场及篮球场上），长久以来，一直存在着一块广大的、未品牌化的青少年边陲地带：在那儿，年轻人聚会、聊天、偷偷吸烟、探索事物、形成意见，还有更疯狂的呢—连续逛好几个钟头好让自己看起来够酷。那个地方叫做学校。显然，品牌必须进攻校园。

“你必须同意，青少年市场是尚未挖掘的源泉，遍地都是新利润。你也必须同意，青少年市场的顾客一天中大部分的时间都耗在学校里。现在的问题是，你要如何与那块市场接触呢？”第四届孩子力量营销年度会议（Fourth Annual Kid Power Marketing Conference）上一份诱人的手册问道。

上图：1984年苹果电脑的电视计划；苹果一直是课堂上科技设备的主要赞助者。

下图：有1.2万所美国学校播放第一频道。

正如我们方才所见，这十年来商人及酷感猎人一直努力让品牌逐鹿中学，将产品套入叛逆青少年的模式里。好几家极成功的品牌甚至将自己的企业总部设在私立学校，称之为“校园”分部；耐克世界校园（Nike World Campus）里有幢被学生昵称为“学生自治会大楼”的建筑物。就连酷感猎人也自命清高起来；1990年代晚期，业界流行的就是把自己重塑成书呆子味的研究生，而非时髦的派对常客。事实上，有些人坚称自己并非酷感猎人，而是“都会人类学者”。

然而，尽管已具备最新款的服饰配件以及知识分子的装腔作势，品牌及其经营者发现自己仍然不得学校大门而入，这真是让人无法容忍，但不会持续太久的。美国营销顾问迈尔斯是这么形容这项无可容忍的疏忽的：“在这个国家（美国），我们的选择就是让教育系统融入电子时代，采用学生可以理解并有归属感的方式跟他们沟通。或者，我们的学校可以继续使用过时的沟通模式，变成数百万年轻人的白日牢笼，一如市区贫民区一样。” 1 这项推论将企业与学校之间的关联，直接与现代科技画上等号，还将眼光放远到未来。而品牌如何在仅仅十年间，将广告与教育之间的障碍物几乎全扫荡干净，该论点即为关键。科技让1990年代长期资金不足的问题更显急迫：正当学校的预算削减愈来愈烈时，经营现代化教育的花费却急速攀升，迫使许多教育者向外寻求替代的资金来源。在信息科技的轰炸下，连新版教科书都无法负担的学校，突然变得有责任提供学生视听设备、摄影机、课堂上的电脑、桌上型排版设备、最新的教育软件程序、上网设施—某些学校甚至连视频会议都得搞定。

正如许多教育学者所言，科技带给课堂的教学便利，顶多只能说令人半信半疑而已，但事实摆在眼前，老板吵着要受过科技训练的毕业生，而街那头或城那边的私立学校拥有一切最新颖的设备及玩意儿。在这种背景下，与企业合作、签订赞助合约，对于许多公立学校而言（尤其贫民区的学校），似乎是脱离此种高科技困境的唯一可行之道。其思维如下：假如维持现代化的代价就是要对广告敞开校门，那么，父母亲和老师就必须咬着牙逆来顺受。

虽然有愈来愈多的学校向私人企业争取科技开销的资金援助，但这并不代表政府拒绝提供电脑给公立学校。恰恰相反。愈来愈多的政治人物开始把“每张桌上都有一台电脑”列为其竞选宣言的要点—只不过合作的对象换成当地的企业而已。可是，当学校的理事会渐渐抽走音乐及体育等课程的预算，转而修筑高科技的美梦时，他们同时也向企业赞助敞开了大门，让品牌促销侵入缺乏现金的学生餐厅及体育赛事中。

快餐店、运动服厂商及电脑公司横加插手之际，也引进了自己的教育议程表。一如所有的品牌化计划，单单在校园里贴几个广告是绝对不够的。取得立足点后，品牌部经理便在校外音乐界、运动界、新闻界里想办法喧宾夺主，把聚光灯抢到手。他们奋战不休，好让自家的品牌成为教育的主题而非附属物，成为必修课而非选修课。

当然，打入校园的公司并非反教育。他们表示，学生应该尽可能地学习，但是，何不让他们阅读与我们公司有关的文章、书写我们的品牌、研究他们自己的品牌喜好，或者为我们下一波广告宣传案画幅图呢？这些企业似乎相信，教育学生以及打造品牌认知可以一举两得。第一频道（K-111Communications旗下的公司），以及性质类似的加拿大青春新闻网（YNN）就是这样侵入的，它们或许是最为人熟知的校园内品牌化实例。

1990年代初期，这些自封为校园广播电台的组织向北美各校董事会送了提案。他们要求每天在课堂上播放两分钟的广告，就夹在十二分钟的青少年时事节目之间。许多学校同意了，节目也立刻播放了。关掉活泼热闹的广告，并不是个选择题。该节目不只强制学生收听，就连老师也不能调整音量的大小，尤其是广告时间。交换条件是：学校不直接向电台收钱，却能在其他课堂上使用令人垂涎的视听设备，某些情况甚至还有“免费的”电脑可拿。

如今，第一频道向想搭上课堂通路的广告商收取巨额的款项（一般电视台的两倍）；由于收听是强制性的，听众也无法换台收听或转小音量，第一频道因而可吹嘘自己办到了其他电台无法达成的壮举：“听众零流失率”。现在这个电台的踪迹遍布1.2万所学校，估计有800万名学生受众。

当学生没在收看第一频道，也没在“轰炸我！”（ZapMe！，此为校园内的网络浏览器，于1998年首次免费提供给美国各校）网页上闲逛的时候，他们或许会转而注意课本—而课本可能送出了更多与“Just Do It”或“CK Be”相关的信息。封面概念（Cover Concepts）公司贩卖漂亮的广告纸给3万所美国学校，让教师使用这种纸，而非塑料纸或锡箔纸，做书本的护套。此外在午餐时间，许多学校里有更多的广告堂而皇之登上了菜单。1997年，20世纪福克斯（Twentieth Century-Fox）电影公司设法让40所美国小学的餐厅菜色依照旗下电影《真假公主》（Anastasia）的角色命名。学生可以点“Rasputin烤肋骨排加Bartok小圆面包”以及“Dimitri花生酱奶酪软糖”。迪士尼和家乐氏（Kellogg’s）学院也通过自称是“校园午餐广告经纪公司”的校园营销进行相似的午餐菜单促销活动。 2

与菜单赞助商竞争的反而是快餐连锁店，它们在全美13％的学校里与餐厅进行肉搏战。麦当劳及汉堡王之类的商家如今在餐厅设置摊位，在整个校园内进行宣传，这种事在1980年代是前所未闻的。地下铁（Subway）快餐店供应三明治给767所学校；必胜客比萨垄断了将近4000所学校的市场；而有2万所学校参加了塔可钟（Taco Bell）的“冷冻墨西哥面饼生产线”计划。地下铁三明治的《如何开辟校园内市场指南》告诉经销商：想向学校董事会推销自家的品牌，你可说这是防止学生在午餐时间溜出校门去惹麻烦的方法。“留意本地学校董事会的校园午餐政策是否很保守。假如是的话，你可大力鼓吹，名气响亮的产品可让学生乖乖待在校内。” 3 这套理论对于洪森（Bob Honson）这种行政人员而言很入耳，他是俄勒冈州波特兰学区（The Portland，Oregon，School District）的营养部主任。“来我们学校的小孩子是偏好品牌的。”他解释道。 4

然而，并非每位学生的品牌偏好都能荣获同等热忱的服务。由于快餐店不接受参与联邦午餐补助方案学童所持的证件，而且这儿的食物通常比校园餐厅的饮食贵上两倍，贫苦人家的孩子只好忍耐，看着有钱的同学大嚼必胜客的比萨以及麦当劳汉堡。他们甚至无法期待餐厅哪天会供应比萨或吉士汉堡，因为许多学校与快餐连锁店签下协议，不能贩卖与快餐餐点同款的食品。好像没冠上商标名的汉堡就构成了“不公平的竞争”似的。

学生也许还会发现，品牌战争已延伸至体育场外的饮料贩卖机。在加拿大和美国，许多学校董事会都把独家贩卖权交给百事可乐，以交换一笔金额不公开的款项。百事可乐和学校交易所得到的报酬，各地不一。在多伦多，百事可乐可在560所公立学校里设置自动贩卖机，阻绝可口可乐及其他竞争者的销售通路，并可颁发“百事可乐成就奖”以及其他镶有其商标的小礼物。在安大略省郊区出产烟草的农业小镇卡尤加（Cayuga），百事可乐买下了整个学校的商标权。那儿的路旁可见一幅巨大的招牌：“百事可乐—卡尤加高中的正式冷饮”。佛罗里达州的南福尔克（South Fork）高中则上演着赤裸裸的强迫推销戏码：该校与百事可乐的合约上，载明学校必须“尽其所能增加百事可乐产品的一切贩卖商机”。 5

同样古怪而杂乱的企业促销活动也在全球各大专院校内散布。北美几乎每一所大学里，都可看到广告牌出现在校园的脚踏车架上、长凳上、通往演讲厅的走廊上、图书馆里，甚至连厕所里都有。信用卡公司以及长途电话公司不断向学生招手，打从他们收到新生手册起，到颁发学位那刻为止。在某些学校里，伴随学位证书而来的是一个塞满优待券、信用卡宣传单以及广告传单的信封。放眼全美，巴诺书店正迅速取代校园书店，而加拿大的Chapters书店也打着相同的算盘。塔可钟、肯德基、星巴克及必胜客已经是大学校园内的常景，而它们通常挤在校园卖场的美食街里。一点也不令人惊讶，在美国和加拿大，最激烈的校园营销战是在高中体育课和大学运动赛事上开打的。首屈一指的高中篮球队与耐克、阿迪达斯签下赞助合约，让耐克用镶有飞扬符号及长条纹的球鞋、体育用品袋来打点青少年的门面。至于大学，耐克和全美超过200家学校的体育系签有赞助协议，加拿大则有12家。正如任何熟悉大学球赛的人所知，典型的协议内容包括耐克有权把飞扬符号印在球衣上、运动器材上、大学商品及衣服上、体育场座位上，以及最重要的广告旗帜上—好让拍摄热门赛事的摄影机照得一清二楚。由于业余赛事的学生选手不支薪，收下企业的钱、用适当的商标来装点自家队伍的人都是教练，这可是一笔相当庞大的金额。像是杜克（Duke）及北卡罗来纳（North Carolina）这类运动名校，耐克支付每位教练的赞助金额多达150万美元，相比之下教练的薪水实在微不足道。

正当教育机构被品牌化的疯狂行径逼得毫无招架能力之际，一种新的语言逐渐成形。耐克所属的高中及大学对阿迪达斯所属的敌方摆好战斗姿势：连“正式饮料”最好也壁垒分明些，是要可口可乐还是百事可乐呢？第一频道的每日广播里，不时提及“第一频道学校”（Channel One schools）里发生的事。研究广播电台的瓦萨学院（Vassar College）社会学者宏恩斯（William Hoynes）表示，这种行为是“更为广泛的营销策略的一部分，目的是要建立该频道的‘品牌名称’意识，包括将‘第一频道学校’的身份发扬光大”。 6

正如好几位评论家所说，第一频道不只是在向上学的小孩子兜售其广告商的球鞋及糖果而已，它同时也在推销一种观念：其旗下的节目是可贵的教育辅助工具，可将书本和教师这种枯燥、过时的教育资源变得现代化。依照这些电台提倡的模式，学习的过程差不多就是把“材料”转入学生的脑子里而已。根据这套理论，不管这个材料是迪士尼的最新票房冠军，还是勾股定理，最终效果都是一样的：塞进更多的材料。因此，福克斯电影公司在校园推销《真假公主》的计划不只是午餐菜单，它还提供教师《真假公主学习手册》。根据福克斯宣传营销部资深副总Jeffrey Godsick的解释，是福克斯在服务学校，而非学校在服务福克斯。“公立学校教师对于能够引发孩子兴趣的题材求之若渴。”他说。 7

确实，我们不可能知道哪些教师在班上使用品牌化的教材，哪些又弃之如敝屣，但是，1995年由美国消费者协会（U.S.Consumers Union）发布的报告发现，“有数千家企业用营销活动包围了学校的孩子或其教师，从教学录像带、手册、海报、比赛、产品赠品到优待券，无所不包”。 8

不意外的是，最先进的计划是耐克世界校园那批人设计出来的，内容综合了课堂广告、公共关系训练以及模拟的教学辅助工具：“上天入地”（Air-to-Earth）课程。在1997年至1998年间，全美有超过800间教室的小学生在桌子后坐定，发现今天的课程是要制造耐克球鞋，有飞扬符号，有来自NBA明星的背书，一样不缺。这项“创造你自己的耐克”的练习，号称是要让大家更了解该公司重视环保的制造过程，却被国家教育协会（National Education Association）称为“课堂时间的无耻滥用”，被消费者协会斥为“教育的扭曲”。耐克的绿色政策指的是公司回收旧球鞋以重建社区中心的篮球场，顺着后现代的营销螺旋（marketing spiral）而下，可想而知，球场镶上了耐克飞扬符号的商标。 9

嗨，孩子们！自己来做推销商吧！

虽然企业狂热搜寻着酷感的秘方，依然有更多的校园内资源可供开发。毕竟，假如酷感猎人教了任何东西给我们，那就是，这群小孩不只是低微的消费者而已：他们也是该年龄层的正式代表。在品牌经理的眼中，每一间学生餐厅和教室都是等着采样的群体。因此，争取到校园管道，意味的不只是兜售产品而已—还是货真价实、物美价廉的酷感狩猎契机。

基于这个理由，校园内的电脑网络“轰炸我！”就不仅是把广告空间贩卖给赞助商而已，它还监控学生在网上漫游的路径，再把这项珍贵的市场研究依据学生的性别、年龄和邮政编码分门别类，转交给自己的广告商。然后，当学生进入“轰炸我！”时，他们就会看到特别为自己“重点圈出”的广告。 10 这类巨细靡遗的市场研究正在北美各校激增：每周的采样群、偏好测验、品牌偏好问卷、民意调查、网络座谈会等，现在都在课堂上出现。说到同侪之间的酷感狩猎谍对谍，某些耐克营销研究员还尝试叫放学回家的小孩子带拍立得拍摄朋友和家人的照片—送回时要附上文字解说，证明这是“他们最爱溜达的地方”。这类型的练习是“富于教育意义的”，而且“能够增长知识”，市场研究者如此申论，某些教育学者也点头同意。马萨诸塞州林田（Lynnfield）“圣母升天”（Our Lady of Assumption）小学校长解释麦片的偏好测验究竟有何好处，她说：“这是学习的经验。她们必须阅读，必须观察，必须比较。” 11

第一频道将市场研究的模式发扬得更壮观，它不时征召“同伙”教师设计课程，好让学生为Snapple饮料创造新的广告企划案，或重新设计百事可乐的自动贩卖机。纽约和洛杉矶的高中生为Starburst水果糖做了30秒钟的卡通短片，科罗拉多泉（Colorado Springs）的学生也为汉堡王设计挂在校车上的广告。 12 完成的作业交给企业，而最优秀的作品会赢得奖章，甚至被公司采用—一切补助全来自纳税人资助的学校系统。温哥华的Laurier Annex学校，三四年级的学生就为不列颠哥伦比亚的连锁餐饮店白斑（White Spot）设计了两项新产品。1997年，学生花了好几个月的时间发展概念，最后包装出“敏捷”（Zippy）比萨汉堡，如今这项产品就列在白斑的儿童菜单上。次年，他们又为连锁店设计了一整套生日派对点子。这些学生的共同成果包括“广告样本、菜单款式、学生发明的派对游戏，以及蛋糕点子”，并将安全、可能的食物过敏、低成本以及“兼顾弹性”等议题都考虑进去。 13 根据9岁的杰弗里·耶（Jeffrey Ye）所言：“这真的很花工夫。” 14

也许，这些实验中最恶名昭彰的，就是1998年那一桩吧，当时可口可乐举办了一项竞赛，要求好几家学校提出分送可口可乐优待券给学生的方案。设计出最佳促销方案的学校将赢得500美元的奖金。位于佐治亚州埃文斯（Evans）的Greenbriar高中相当认真地看待这项竞赛，还正式将3月下旬某一天命名为可口可乐日；当天所有学生都要穿着可口可乐T恤上学，他们还用身体搭成Coke的字样拍照，聆听可口可乐主管的演讲，在课堂上学习关于黑色冒泡饮料的一切大小事。这可说是学校顿时成了品牌化的小天堂，直到校长发现一位名叫迈克·卡梅伦（Mike Cameron）的19岁高年级生干下令人厌恶的叛逆事件：穿了印有百事可乐商标的T恤来上学。他立刻被勒令休学。“我知道这传出去蛮难听的。小孩子在可口可乐日穿了百事可乐T恤就被勒令休学了。”校长汉密尔顿（Gloria Hamilton）说，“我们应该还能打马虎眼啦……假如是在屋内的话。但可口可乐本区的长官也在，还有人从亚特兰大飞来担任募集财源的荣誉演讲者呢。学生是知道我们有客人的。” 15

尽管每一所公立学校都渴求着新的收入来源，大多数学校及大学确实曾尝试设限。1997年，约克大学（York University）的Atkinson学院向捐赠人发出征召令，表示“只要捐赠1万美元，您或您的企业就能成为本校多媒体高科技新课程发展设计的正式赞助者”，但学院也坚持，只有课程的名称可供贩卖—课程内容就恕不出售了。担任安大略省麦克马斯特大学（McMaster University）与企业之间交易中介人的特鲁尔（Roger Trull），说出自己的底线：“必须不影响学术发展。”也就是说，只能是课外赞助。除此之外，许多人指出，早在餐厅及学校运动衫接受品牌洗礼之前，学校就已非远离企业的净土了。广告历史学家尤恩（Stuart Ewen）写道，早在1920年代，教小孩子如何买东西，就被视为不过又是一种倡导爱国主义及经济福利的方式。回想当年，牙刷公司巡回全美各校教导“牙膏的使用技巧”，可可制造商则在科学课上示范“可可（Cocoa）制造过程的各种阶段”。 16

而且，就算较近期，商业主义也早在品牌驾临之前，成为校园生活的主要部分了。举例来说，美国的大学运动本身就是一笔大买卖，1997年的商品销售额高达27.5亿美元，比起NBA、美国职业棒球大联盟、NHL的销售额都还高。此外，早在快餐入侵之前，许多校园餐厅就已和万豪国际（Marriott）及Cara签下独家合约，这两家的专长还包括供应机上及医院里难吃的标准式伙食。

不过，就承办餐点的大商家而言，其特征仍是随处可见、无品无牌—恰恰是品牌化的反义词。等到首屈一指的品牌莅临校园，它们也引进了重视包装的价值观，将企业形象管理、品牌能见度、其他产品的捆绑销售，以及商业机密的重重保护，这些新概念介绍给学校。而学院原则及品牌规范之间的冲撞，往往令人不太舒服。举例而言，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的学生一直无法得知学校和可口可乐公司签订的协议内容为何。尽管UBC是公立大学，该公司为了保有企业竞争力，要求为取得专卖权而付出的金额必须保密（可口可乐也拒绝向本书提供信息，表示该公司所有的校园活动—包括与几家学校签下协议—基于“竞争力的因素”，都必须保密）。

1996年5月，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的学生及教职员倒真的发现校方行政部门将与锐步签订的赞助协议内容—而他们对该内容颇有意见。校方的协议包括“不得中伤”的条款，禁止校园团体的成员批判这家运动器材公司。条款内容如下：“在合约期间以及合约期满后一段适当的时间内，学校的官方声明中不得有中伤锐步的文字。此外，校方任何一位雇员、经纪人或代理人，包括教练在内，若发表中伤锐步及其产品的言论，抑或与锐步有关的广告商或其他机构的言论，校方必须立刻依循一切必要的合理步骤予以回应。” 17 等到学生与教职员发起了教育抗争，批判该公司在东南亚劳工权利方面的记录有多难看之后，锐步同意撤掉这项条款。威斯康星大学条款的特别之处在于，校园团体在合约签订之前就发现了。其他大学的情况就并非如此了，例如体育系就经常签下含有类似言论钳制令的千万美元协议。举例来说，肯塔基大学（University of Kentucky）与耐克的协议就包含一项条款，表示公司有权终止这项五年2500万美元的合约，假如，“学校中伤耐克的品牌……抑或做出任何与赞助耐克之产品相违背的行径”。耐克否认其动机是要扼杀校园舆论。 18 “假如大家可以摒弃耐克打算控制学校的这种想法，就会了解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19 耐克的大学运动营销部主管米勒（Steve Miller）如是说。

不论签订时合约的目标为何，事实摆在眼前，当校园言论与某家企业赞助商的利益产生冲突之时，前者是常常受到抑制的。举例来说，肯特州立大学（Kent State University，与可口可乐签有独家销售权协议的美国学校之一）的国际特赦组织分会鼓吹大家抵制可口可乐，因为该公司和其后被推翻的尼日利亚独裁政府做生意。1998年4月，这批学运人士按照惯例向学生会申请经费，打算邀请自由尼日利亚运动（Free Nigeria Movement）的一位人权工作者来演讲。“他会批判可口可乐吗？”一位学生会成员问道，“可口可乐做了不少对学校正面的事，比如资助机构和运动赛事。”国际特赦组织的人答复说，该演讲者确实会针对可口可乐在尼日利亚的所作所为做出批判，于是经费申请被驳回了。 20

在某些大学校园，批判企业赞助商的言论被有效地防堵。1996年8月，“加拿大网球”（Tennis Canada）在约克大学主办杜·莫里埃网球公开赛（du Maurier Tennis Open Tournament），赞助商是皇家烟草公司（Imperial Tobacco）。反烟团体持镰者协会（Grim Reaper Society）认为，不论是大学抑或运动赛事，都不应该支持烟草产品，便要求约克大学准许他们在学校体育场附近向学生以及与会者分发宣传小册。约克大学校长曼（Susan Mann）拒绝这项提议，他表示“一般来说”不容许“利益团体”出现在校园里，“除非是为了学校的议题着想”。学生运动人士在约克大学门外的交通信号灯旁向摩托车骑士分发传单，并且在大赛最后一天上演了文化围堵战：分发形状和扇子一样的传单，许多与会者显然觉得很有趣，便携着扇子进入网球场，摇着反烟标语扇凉。几个小时后，大会请来的警官光临这场和平的会外示威现场，搬出制造交通问题的法条，向两位学生运动分子开罚单，并没收了剩下的扇子。

以上是一些极端的例子，揭露了企业赞助合约是如何重新操纵公立学校的某些基本价值，包括经济透明化，以及在校园内进行讨论及和平示威的权利。但是，隐而不见的影响力同样令人忧心。许多教授提及大卖场心态（mall mentality）的缓慢侵蚀力，表示当愈来愈多校园的做法及外观看起来像大卖场时，就会有愈来愈多的学生表现得像消费者。他们谈到学生填写课堂评价表格，有如连锁大饭店的游客作答顾客满意度问卷时一样沾沾自喜、自以为是。“我最不喜欢的，就是弥漫在答案之间那种冷静的专业消费者态度。他们单纯地认为我的作用—更重要的是，弗洛伊德或莎士比亚的作用—就是要取悦他们、娱乐他们，并使他们感兴趣，这种想法让我觉得困扰。”弗吉尼亚大学教授埃德蒙森（Mark Edmundson）在《哈珀》上写道。 21 多伦多约克大学的校园里有一家应有尽有的大卖场，那儿一位教授告诉我，他的学生会大口喝着大杯的拿铁咖啡溜进教室，在后面聊天，然后再溜出去。他们漫游，购物，完全不受约束。

大学的品牌化

正当品牌慢慢改变大学生的校园生活之际，另一种学院研究方面的侵占也在展开中。全世界的大学校园将研究设备及无价的学术信誉双手奉上，任凭各家品牌随意使用。放眼今日的北美洲，学院内的企业研究合作案可说无所不包：设计新的耐克冰鞋，为壳牌石油开发更有效率的钻油技术，为迪士尼评估亚洲市场的稳定度，为贝尔电话测试顾客对于更高频宽的需求量，抑或评判某名牌药品较诸某无名小卒药品的相对优点为何。以上不过是信手拈来的例子而已。

贝蒂·董（Betty Dong）博士是加州大学（University of California）旧金山分校的医学研究员，她不幸遇上了上述最后一项任务—领某品牌给的钱，为其测试药品。贝蒂·董博士主导一项由英国药厂Boots（现已改名Knoll）及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赞助的研究计划。赞助案的宿命已经明确表示，大学的使命是为公众利益做研究的，而这点往往与品牌化调查任务的利益相违背。

贝蒂·董博士的研究内容是比较Boots的甲状腺药物Synthroid以及某个无名药品，观察到底哪一个有效。该公司希望这项研究能证明自家标价昂贵的药品比无名小卒出色，抑或至少作用大不相同—这项声明若能获得信誉卓越的大学的背书，自然能提升Synthroid的销售量。但贝蒂·董博士发现结果恰好相反。这两种药物从生物学的观点来看是相同的，这表示服用名牌药品的800万美国人一年将可省下3.65亿美元，同时也意味着Boots将损失6亿美元（Synthroid带来的收入）。于是贝蒂·董博士请同事审阅自己的研究结果，预定在1995年1月25日出版的《美国医学协会期刊》（Journal of the 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上发表。然而，Boots在最后一分钟成功地挡下文章的发表，指出合约中有一项条款，规定公司有权不让研究成果公之于世。学校担心昂贵的诉讼费，于是便偏袒药厂，文章就此被拦了下来。整场斗争后来被《华尔街日报》揭露，Boots终于让步了，该报告最后于1997年4月发表，比原先计划晚了两年。 22 “受害者是谁显而易见，就是学校。”哈佛的科学及国际事务中心（Center for Science and International Affairs）教员辛博格（Dorothy S.Zinberg）写道，“大学与社会之间有不成文约定：要尽可能回避秘密主义，拒绝政府或企业的压力，保持独立自主。每次违反这个约定，都使大学的廉正操守岌岌可危。” 23

1998年，类似案例也让多伦多大学及其附属儿童医院鸡飞狗跳—只不过这一回，研究者发现实验的药物可能确实对病人有害。奥利维里（Nancy Olivieri）博士是世界知名的科学家、地中海贫血症的权威，她与药厂巨人Apotex签了研究合约。该公司请奥利维里在罹患第一型地中海贫血症的小病人身上测试deferiprone这种药物是否有效。奥利维里发现，在某些病人身上，这种药物的副作用可能有危害生命之虞。她想警告参加实验的病人以及其他专研相同领域的医生。Apotex叫停这项研究，威胁奥利维里假如公之于世就要控告她，并指出研究合约中有条少人留意的条款，规定药厂有权在实验结束后封锁结果一年。但奥利维里仍决定在《新英格兰医药期刊》（The 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上发表文章，历史重演，她所属的大学及医院都无能捍卫为公众谋福利的学术研究殿堂。1999年1月，耻辱史上再添一笔，原本坐拥医院顶尖研究职位的奥利维里被降了级 24 （经过漫长的公开战役，博士最后要回了她的工作）。

也许，最令人寒心的例子要数罗得岛布朗大学（Brown University）某位副教授吧，他是该大学附属罗得岛波塔基特纪念医院（Memorial Hospital of Rhode Island in Pawtucket）的健康内科医生。大卫·克恩（David Kern）医生受当地纺织工厂委托，调查两桩他在院内经手治疗的肺病案例。他在150人的工厂里发现了6桩案例，数字相当惊人，因为此病在一般人口的发生率是一比四万。一如董博士和奥利维里医生，当克恩医生准备发表他的研究报告时，纺织公司引用合约内一项“贸易机密”不得发布的条款，威胁要控告他。历史再度重演，大学及医院当局表明了偏袒纺织厂，禁止克恩医生发表成果，还关闭了他做研究的诊所。 25

细查这三桩被腰斩的研究案例，唯一的变量就是具个人风骨的学术人，以及他们公开挑战企业“伙伴”与雇主的顽强韧性—也因此，最后真相才由媒体披露出来。然而，仰赖个人发动圣战以保卫学术研究的廉正，并非放诸四海皆准的安全保护罩。根据1994年的调查，放眼美国学院内的业界研究合作案，大多数的企业干预都是静悄悄地发生，无人抗议。这项研究指出，在35％的案例中，公司会保留发表研究成果的权利，同时有53％的受访学者同意“发表可能会被延迟”这种说法。 26

凯玛特的态度一直都是这样子的：我们今年可以从你那儿获得什么呢？……许多凯玛特的人都以为我是凯玛特的员工。

——韦恩州立大学（Wayne State University）的凯玛特营销主席凯利（J.Patrick Kelly），《高等教育记事》，1998年4月

此外，更隐晦的干预每天都在大学内发生，这类干预在研究开始前就已存在，甚至连提案都还未写成白纸黑字呢。盖恩斯维尔（Gainesville）的佛罗里达大学（University of Florida）校长隆巴尔迪（John V.Lombardi）说：“我们已经往前跃进，说：‘让咱们假装自己是一家企业吧。’” 27 到头来，这类跃进即意味着研究必须经过设计，好让受企业资助的研究主席完成使命，而响当当的名号也将随之而来，如华盛顿州立大学的塔可钟杰出旅馆暨餐厅行政管理教授、斯坦福大学（Stanford University）的雅虎信息系统科技主席、麻省理工学院的乐高（Lego）学习研究教授。凯利在韦恩州立大学担任凯玛特商场营销主席，这个职位使他赚进200万美元的捐献金，但他估算自己的研究为凯玛特省了比200万“多上好几倍”的钱。 28 在西弗吉尼亚大学（West Virginia University）担任由凯玛特捐助之主席职位的教授，如今与这家零售店的关系是如此的密切，他甚至必须遵照合约，每年至少花30天的时间训练经理助理。

反对声浪何在？

许多人在听闻这些高阶的品牌化教育后，都想知道这项转变酝酿之际，大学的教师、中小学教师、学校董事会以及父母亲跑到哪里去了。以小学及中学来说，这个问题是难以回答的—特别是很难找到其他积极称颂广告进入校园的人，除了广告商以外。这十年来，北美的所有大型教师协会都在大声疾呼商业化对教育独立造成的威胁，许多关心的家长也组成了拉夫·奈得（Ralph Nader）商业警戒（Commercial Alert）之类的团体，好传达自己的反对声音。可是，尽管如此，从来没有出现哪个大议题，可让家长及教育学者在课堂商业化的政策战场上携手奋战—并在可能的未来迎接胜利。

不同于学校里祷告以及赤裸裸性教育这类议题，会促使双方公开表明立场，推动广告进入校园，并非某个势不可挡的决策所致，而是数千个小决策。往往是个别案例，各校互异。通常无辩论、无预警，也无公众监督可言，因为广告经纪公司为了钻学校董事会官方规定的漏洞，校园促销都做得极为小心。

然而，当第一频道及青春新闻网想把广告直接送上课堂时，是有一些人提出异议的：学校董事会进行了真诚、热切的讨论，而大多数加拿大的董事会都决定将青春新闻网封杀出局。尽管第一频道比较成功（特别是在较贫穷的地区），也必须承受被某些董事会打回票的命运。

不过，还有一项更根深蒂固的文化因素在帮助品牌深入校园，这点与品牌化本身的强大效力息息相关。很多父母亲和教育学者看不出一味的抗拒究竟能得到什么，今天的小孩本就饱受品牌轰炸，因此，保卫教育空间不受商业化侵扰，似乎比不上新赞助资源的直接利润来得重要。校园广告的掮客也不遗余力向父母亲及教育工作者散播这种徒劳无功的感觉。正如“轰炸我！”网络系统总管弗吉尔（Frank Vigil）所言：“美国年轻人生活的许多层面都笼罩在广告之下。我们相信学生有能力分辨教育内容及营销素材之间的不同。” 29 于是，许多无能捍卫原先属于公共空间的父母及老师安慰自己，就算学生在课堂上或校园里看不到广告，他们自然也会在地铁里、网络上，抑或回家后在电视上看到，借此将自己的无能合理化。在这群信息灵通的小孩生活里多加一则广告会怎么样呢？然后，呃……再多加一则如何？

虽然这个理由也许可以解释品牌是如何侵入高中校园的，但依然没有解释这个过程是如何在大学校园里落地生根的。为何大学教授会保持沉默，被动地任凭他们的企业“伙伴”践踏求知论理的自由原则？这难道不是学术圈公认的核心价值吗？说得更明确些，我们的校园不是应该充斥着酷爱兴风作浪的、作风激进的终身制教授吗？终身制的制度保障人一辈子工作无忧，其设计难道不就是让学术人能不畏后果、坚守激进的立场吗？这群人难道不是—借用学术圈内更通用的术语—反霸权的吗？

约克大学社会学教授纽森（Janice Newson）曾就这项议题发表多篇文章，她表示：“表面上，要解释与企业挂钩的大学数量为何激增，比解释为何鲜少见人抵抗要容易多了。”纽森曾经大声疾呼，要众人注意企业对学术自由构成的威胁已超过十年，她写道她曾（错误地）认为：

学术社群的成员就算不抗拒，也会积极关切这种方向的转变。毕竟，在这段相当短的时间内，制度变动的模式就算并非彻头彻尾，至少也是显而易见的。而且从许多方面来说，这些变化与大学的思想及作为形成强烈的对比，大多数现存的学术圈人士都看得出这点。 30

纽森的评语很适合延伸到学生运动分子身上；一直到1990年代中期为止，这些人在企业私有化的“非辩论”（non-debate）中一直是神秘的失踪者。令人悲哀的是，校园缺乏动员力的原因之一，就是简单明白的利己主义。直到1990年代中期为止，似乎，企业对教育及研究的影响力全集中在工程学系、管理学院以及科学实验室。校园激进人士总是很自然地将这些科系视为无药可救、擅长妥协的右翼堡垒而加以唾弃：谁在乎校园这一侧发生的事呢？只要传统上更为先进的领域（文学、文化研究、政治科学、历史以及艺术）仍是一片净土就好了。当艺术人文学科的教授、学生对这项校园文化及重心的根本转变仍然漠不关心时，他们就能够自由地探索其他的兴趣—而且，确实有多种选项可任君选择。举例来说，有好几位享有终身制的激进教授，他们完全沉浸在自己的后现代认知中，断定真实本身即为建构（construct）。这种认知使许多学术人士无法参与政治辩论，这样做会使得某种学习模式（公众）“高于”另一种（企业）。而既然事实是相对的，谁敢说柏拉图的对话录比福克斯公司的《真假公主》更有“权威”？

然而，学术风尚只解释了缺乏行动的部分原因。许多其他的校园激进分子仍然摩拳擦掌准备打一场美好的政治战，但在企业入侵校园的关键年代里，他们被别的战役绑住了手脚，亦即，所谓政治正确的战争，耗人精力的性别及种族争论。正如我们将在下一章所见，假如学生允许自己变成试售的对象，有部分原因是他们的心系在其他事情上。他们忙着挑战自己的教授，争论典范的好处为何、是否需要更严格的校园性骚扰处理政策。而假如教授没去阻止自由的学术论述原则被出卖以赚取快钱，那可能也是因为他们忙着向“麦卡锡主义”的学生捍卫自己。于是，当所有人都在为妇女研究及最新的反动书籍奋战不休时，却浑然不知脚下的校园已被卖出。一直要到个人再现（personal representation）的政治也被品牌化吸收进去，学生及教授才开始把自己的纷争丢在一旁，了解到前面有更强大的敌人等着他们。

但那时已有很多事是无法挽回的了。一旦学校“假装自己是企业”（借用佛罗里达大学的措词），失去的与其说是“纯正”的教育及研究这种有点过时的概念，更重要的是未品牌化的空间。从许多方面来说，中小学和大学一直是我们的文化里面公共空间及集体责任最具体可见的象征。大学校园（以及其名下的住宅、图书馆、绿色空间和开放尊重的论述所需要的共同标准）尤其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尽管如今大多只是象征性的）：要让年轻人知道何谓货真价实的公共生活，这儿可说是硕果仅存之地。无论过去我们对这些体制的保护有多么不妥善，在历史的此时此刻，抗拒将教育变成名牌推销活动的反对声浪，足可呼应与国家公园及自然保育地相关的抗争：这些半神圣的空间提醒我们，未品牌化的空间仍然是有可能的。

第5章　父权体制过时了

身份营销的胜利

让我们承认吧，当你进入《老友记》剧中的情节时，实在很难继续认为自己还是激进分子。

——AIDS运动人士Jay Blotcher，《纽约》（New York）杂志，1996年9月

我就读大学的时间是1980年代晚期至1990年代早期，我是属于那种过了好一会儿才警觉到大学生活已慢慢品牌化的学生。我以个人经验作证，并不是没注意到企业愈来愈常出现在校园里—我们甚至有时还抱怨几句呢。只是，我们无法为此事而激动。我们知道快餐连锁店在图书馆设了摊位，也晓得应用科学系的教授跟制药公司走得很近，但要确切掌握会议室和实验室里的暗盘交易需要很多工夫，此外，坦白说，我们很忙。是否应该让犹太人参加校园妇女中心的种族平等干部会议呢？又为什么讨论该议题的会议要跟同性恋干部会议定在同一天呢？—主办者是在暗示没有犹太裔女同性恋者？没有黑人双性恋者吗？这些问题就够我们争战不休了。

放眼外面的世界，种族、性别、性取向的政治一直集中在更具体、更迫切的议题上，如同工同酬、同性配偶的权利以及警察暴力，而这些严肃的运动对社会和经济规范确实造成了威胁（且一直如此）。但它们对于很多大学生来说似乎魅力不大，因为学生心目中的身份政治在1980年代晚期已演化成相当不一样的事物。我们打过的诸多战役都关乎“再现”议题—这是一套定义模糊的抱怨，控诉的对象大多为媒体、课程以及英语。校园女性主义者争论书单上女人的“再现”，同性恋者希望电视能更正面地“再现”他们，饶舌歌手吹嘘自己“再现”了贫民区，斯派克·李（Spike Lee）1989年的电影《为所应为》（Do the Right Thing）的结局用暴动来回答“为什么不见我们的弟兄呢？”这个问题—我们的政治充斥着镜像的反射以及隐喻。

这些议题一直排在民权运动及妇女运动的政治议程表上，再晚些还得加上对抗艾滋病的战争。打从一开始，大家就认为，女性及少数民族被压抑的部分原因，就是不见占据有力社会地位、明显可见的范本人物，此外，由媒体散而广之的刻板印象（深植于语言的脉络中）以白种男人为尊，做得又不够巧妙。要让真正的进步发生，双方的想象力都必须去殖民化（decolonized）。

不过，等到我这个世代继承这些想法时（常常已脱胎换骨了两三回了），再现已不再是许多方式的其中一种，而是关键。由于缺乏清楚的法律或政治策略，我们几乎把所有的社会问题都归咎到媒体及学校课程上，认为它们要不就是加深负面的刻板印象，要不就是索性对问题视而不见。亚洲人和女同性恋者感到自己是“隐形的”，男同性恋者的刻板印象是离经叛道，黑人是罪犯，女人则是软弱、不如人的：几乎现实世界的一切不平等都可归诸这部自导自演的预言书上。于是，我们的战场充斥着黑人邻居永远上不了床的情境喜剧，满是老白人照片的报纸，倡导纳奥米·沃尔夫（Naomi Wolf）所谓“美貌神话”（the beauty myth）的杂志，预期中应如贝纳通广告的书单（就是贝纳通使我们对书单的要求愈来愈低）。我们这些媒体经验不足的人是如此被杂志、书籍及电视上褊狭、压迫的描绘所激怒，因此我们说服自己，假如刻板的印象及载满历史的语言改变的话，现实亦会改变。相信我们将从MTV、CNN及卡尔文·克莱恩的洗心革面中找到救赎。为何不呢？既然媒体似乎是那么多问题的根源，假如我们可以“颠覆”媒体，让媒体更适切地再现我们，当然媒体就能够反过来解救我们。有了更好的集体反射镜（collective mirror），自尊将提升，偏见将神奇地消失，社会也会被注入强心针，突然符合我们重新润饰过的美好形象。

上图：1999年捣乱游行的“死谏”场面。

下图：Diesel 1995年的海报，画面上有两名互相亲吻的水手。

对于从小在媒体包围中成长的我们来说，通过流行文化来改变世界等于是第二天性。问题在于，这些信念逐渐改变了我们自己。随着时间流逝，校园身份政治变得如此充斥着个人政治，以致其他的问题几乎完全被遮蔽。“个人即政治”这句口号逐渐取代了“经济即政治”，甚至到头来连政治都不再是政治。我们愈重视再现的议题，再现在生活中占据的位置就愈来愈重要—也许原因在于，若缺乏较具体的政治目标，任何关乎谋求更好的社会反射镜的行动，都将成为自身自恋情结的受害者。

很快，“出柜”（outing）就不再只是艾滋病人的问题，反而变成了一对男女同性恋者“能见度”（visibility）的普遍要求—每一位同性恋者都应该出柜，不只是右翼政治家，还包括名人。1991年，激进团体酷儿国度（Queer Nation）扩大了对媒体的批判：它不只反对将有杀人犯倾向的疯子塑造成艾滋病患者，任何同性恋杀人犯它都一概坚拒。该团体的旧金山及洛杉矶分会对《沉默的羔羊》提出抗议，反对该电影对那位有变性欲的连续杀人犯的描述。他们还阻挠《本能》（Basic Instincts）上映，只因片中有挥冰钻杀人的女同性恋者。男女同性恋者反诽谤联盟（Gay and Lesbian Alliance Against Defamation）不再向新闻媒体说请别使用“同性恋瘟疫”的字眼来形容艾滋病，转而积极要求电视公司让更多男女同性恋者的角色出现在电视节目里。1993年，知名的美国女同性恋者民权运动人士奥斯本（Torie Osborn）表示，她的选民眼中唯一最重要的政治议题，并非同性配偶的福利、从军的权利，甚至也不是两名女性结婚及领养小孩的权利，而是“缺乏能见度”。她向记者说：“就这样，如此而已。” 1

一如前一世代的反色情女性主义者在脱衣场外发动游行，许多1990年代早期的政治抗议步下了政府机关及法庭的台阶，登上了举办非洲艺术展的博物馆阶梯—不用说，那肯定是在颂扬殖民者的心态。他们聚集在上演大型音乐剧如《画舫璇宫》（Showboat）及《西贡小姐》（Miss Saigon）的戏院入口，甚至直接跑到1992年奥斯卡颁奖典礼的红地毯上。

回顾过往，这些奋斗看似微不足道，但你很难责怪我们这些媒体自恋者竟相信自己是在代表四面八方受压迫的人民进行重要的奋战：我们的每一步行动都在保守的敌军那儿掀起新一波末世恐慌论的浪潮。假如我们不是革命者，那么，为什么我们的敌手都说革命正在风起云涌，而我们正处于“文化战争”的中心点呢？“美国校园的转变是如此剧烈，用革命来称呼绝不夸张。”《非文雅教育》（Illiberal Education）的作者德·索萨（Dinesh D’Souza）告诉读者：“这种转变的独特记号，可见于今天美国任何重要的校园以及大学生活的任何层面。” 2

尽管宣称自己生活在不容反对声浪存在的斯大林主义式的政权下，我们的教授及行政官员确实上演了声势惊人的反攻战：他们拼命争取激怒我们这群敏感激进分子的机会；横挡在每项新的反骚扰政策前方，表现得好像自己在为西方文明的未来奋斗一样。一大堆类似的杂志报道支持“身份政治已是刻不容缓的国际议题”这种说法：“非自由主义的教育”〔《大西洋月刊》（Atlantic Monthly）〕、“身着粗花呢的西哥特人”（《财富》）、“沉默之声”（Maclean’s）、“学院的新领袖（Ayatollah）”（Outlook）、“展开攻击”（Newsweek）。作家泰勒（John Taylor）在《纽约》杂志上撰文，将我这一辈的校园学生运动分子比为秘密宗教教徒、希特勒青年团体，以及基督教原教旨主义者。 3 宣称由我们所造成的威胁是如此巨大，以致老布什总统甚至抽空警告世界：政治正确“用新的偏见取代了旧的偏见”。

身份认同的营销

身份政治所引发的反弹，成功地遮蔽了以下的事实：我们为更适切地再现所勾勒出的远景，很快就被商人、媒体人及流行文化生产者等接收了—他们的理由也许并非我们心中所愿。假如必须为这种态度的转变挑个精确的时间，我会选择1992年8月：以“万宝路星期五”为代表的“品牌危机”之最盛时期。就在此时，我们才发现，自己势不两立的“主流”敌人（对我们而言，就是在我们所知的校园另类文化圈之外的一团庞然大物）对我们既不害怕也不讨厌，事实上还觉得我们蛮有趣的。一旦我们出发寻觅新的尖端意象，我们对于性别身份及种族身份的异常坚持，就构成了上好的品牌内容以及利基营销（niche marketing）素材。各家品牌似乎在这么说：假如我们渴望的是多样化（diversity），那么我们就会得到多样化。于是，商人及媒体人手持喷枪，直扑而下，好在我们的文化中涂抹颜色及图像。

接下来的五年是一场由红丝带（red ribbons）、马尔康姆X（Malcolm X）棒球帽及“沉默等于死亡”T恤（Silence=Death T-Shirts）组成的狂欢宴。1993年，学院所谓的善恶大对决已然消失，大家转而争论《老爷》（Esquire）杂志中的“Do-Me女性主义”以及《纽约》杂志与《新闻周刊》中“女同志时尚”的性感风潮。这种态度的转变并非大规模的政治信仰改变所致，而是某些严酷的经济考虑。根据《摇滚时代》（Rocking the Ages，美国顶尖顾客研究中心Yankelovich Partrners1997年出版）的说法，相对于婴儿潮世代的“个人特质”及其父母的“责任”，X世代的“中心概念”就是“多样化”。

X世代抱着前所未见的多元论心态，进军今日世界。展望未来25年，随着X世代成长，他们除了执掌权力的缰绳，也将成为消费者市场的主要购买群，拥抱另类生活风格的风潮明显将会愈来愈强，愈传愈广……对X世代而言，多元化是生活的基本事实，是他们带进市场的核心观点。任何形式的多元化—文化、政治、性别、种族、社会—都是这个世代的正字标记…… 4

如今，斯普特尼克酷感狩猎经纪公司解释道：“今日的年轻人就是多元化的巨大样本”，他们鼓励自己的顾客潜入迷幻药般的“多元化综合大街”，不要害怕品尝第一手的滋味。《L报告》的作者戈登力劝顾客手持鞭子踏入年轻少女的世界：“年轻少女希望看到别人回踢她们的屁股”； 5 此外，品牌高手彼得斯用疑似我和我那群大学友人的口气，教训他的企业听众太像“白种老男人了”。

一如我们所见，这股热潮源自另外两个相关的事实。第一，顾客取向的公司唯有把企业王国建筑在“品牌认同”上，才能够存活下去。其次，销路成败的钥匙掌握在激增的青少年人口手上。于是，假如市场研究员及酷感猎人一致报道多元化是这个富有的人口群的关键特质，那可做的事当然就只剩一件了：每一家积极往上爬的企业都必须以多元化为主题，吹奏出自家的品牌认同。

这也正是大多数追逐品牌的企业尝试做的事。《广告时代》企图了解完全不做全国性广告宣传的星巴克如何在1996年一夕之间变得家喻户晓，它推测原因应和星巴克扎染风格的第三世界氛围有关。“对于星巴克迷而言，星巴克‘经验’不只是每日一杯espresso而已，而是沉浸在政治正确的文化避难所……” 6 不过，星巴克只是政治正确营销热潮中的小玩家而已。Abercrombie&Fitch广告让仅着内衣的人深情款款地注视着对方；Diesel更进一步让两名水手拥吻（见137页图）；维珍可乐在美国的电视台买下广告时段，播送“首场出现在广告中的同性婚礼”，新闻稿如此骄傲地宣称。也可见到以同性恋者为诉求对象的品牌，如骄傲啤酒（Pride Beer）和浪潮矿泉水（Wave Water），提出“我们替饮料贴上商标，不替人贴上商标”的宣传口号，而同性恋社群也有自己的酷感猎人—用隐藏摄影机搜寻同性恋酒吧的市场研究员。 7

现在，盖璞的广告里充斥着不同种族、骨感且孩子气的模特儿。Diesel在反讽广告里将女性送上餐桌给一整桌猪仔吃，讽刺美貌神话的虚无。美体小铺操纵针对上述两个广告的反弹声浪，索性拒绝做广告，转而用红丝带以及严斥对女性施加暴力的海报装饰自家的橱窗。多元化热潮与拥抱非裔美国人的风格及英雄的风气，配合得天衣无缝，耐克及汤米·希尔费格等公司早就视之为丰富的营销资源。但耐克同时也了解，视自己为受压迫族群的人是现成的利基市场：抛几句配合他们的自由主义陈词滥调，转瞬间你不只是某某产品，也成了共同奋斗的盟友。因此，耐克城的墙上装饰着引自“老虎”伍兹（Tiger Woods）的话：“美国境内仍有我无法参赛的场地，原因即在我的肤色。”耐克广告里的女性则告诉我们：“我相信‘宝贝’（babe）是侮蔑的字眼”，以及“我相信高跟鞋是打击女人的阴谋”。

此外，似乎每一个人都在玩性别的流动性：老掉牙的故事就是MAC化妆品用变装皇后鲁波（RuPaul）担任代言人，龙舌兰酒广告告知观众穿着比基尼的“她”其实是“他”；卡尔文·克莱恩古龙水告诉我们性别本身就是一种建构，绝超干防臭剂（Sure Ultra Dry deodorant）则转而呼吁一切围绕性别的喧嚣平缓下来：“男人？女人？有那么重要吗？”

思怀压迫？

这些广告案所引发的争辩迄今依然热烈。它们是全然愤世嫉俗的吗？抑或这暗示着广告商有意改进，扮演更加正面的社会角色？贝纳通1990年代中期的广告在两边强烈摆荡，一边是美丽与机智对种族刻板印象之挑战，另一边是对人类苦难的怪诞商业炒作。然而，无可否认，它们都称得上是在真诚使用企业广大的文化不动产，传达出并非“再多买几件毛线衣”的信息，而且，它们也在时装界对抗艾滋病的战役上扮演了核心角色。同样，美体小铺也向企业界证明了跨国企业是可以一边担任直言无碍、引发争议的政治代言人，一边靠泡泡澡及身体乳液赚进千万美元的，这确实是创举。这些“道德”企业背后的种种复杂动机以及明显的前后矛盾，将于后面的章节进行更深入的探讨。不过，对于许多在不久前还深信更恰当的媒体再现会造就更正义的世界的社会运动人士而言，有件事变得再明显不过：身份政治并非在跟体制作战，甚至连颠覆也没有。以企业品牌化这片广大新工业而论，身份政治反而为体制提供了养分。

性别多元化与种族多元化荣受加冕，成为广告界及流行文化界的新星，这理所当然制造了某种程度的身份政治之危机。一些为身份认同奋战的战士甚至怀念起美好的旧日时光，是的，他们是受到了压迫，但他们激进主义的符号不会被拿到沃尔玛拍卖。音乐评论者安·鲍尔斯（Ann Powers）认为“女孩力量”（Girl Power）有过度夸张的优势：“在传统女人味以及前卫女孩交错的十字路口上，出现的不是革命，而是大卖场……因此，真诚的运动变成了盛大的购物欢宴，女孩子被鼓励选购任何最适合她们的现成身份。” 8 同样，曼德森（Daniel Mendelsohn）写道，同性恋者身份认同已缩小成“简言之，一整套的产品选择……起码就文化而言，压迫可能是发生在同性恋文化上最好的事。少了压迫，我们什么也不是”。

当然，这种怀旧是荒唐的。倘若受人追问，就连最愤世嫉俗的身份认同战士也会承认，让艾伦·德杰尼勒斯（Ellen Degeneres，美国电视节目主持人，因公布与安妮·海切的同性恋情而喧腾一时）以及其他同性恋角色出现在电视上是有若干具体的好处。也许这对小孩子是好的，尤其是住在大都会以外地区的孩子，在那儿，要当同性恋者比较可能会让他们的生命陷入自我厌恶（1998年美国同性恋及双性恋男孩的企图自杀比率为28.1％，比较起来，同年龄层的异性恋男孩只有4.2％）。 9 同样，大多数女性主义者都会承认，尽管辣妹合唱团轻吟“假如你想当我的爱人，你就必须先跟我的朋友处得来”不可能粉碎美貌神话，但较之史努比狗狗1993年对轮暴的歌颂—“假如我的哥们儿什么也分不到，那就没意思了”，仍是进了一大步。

尽管提升青少年的自尊、确保他们有正面的角色模范，这是可贵的成就，但仍然是颇为狭隘的。从社会运动人士的观点来看，实在无法不扪心自问：就这样了吗？我们的一切抗争以及据称颠覆的理论难道就只为文化工业提供丰富的内容、只为李维斯的新广告计划“什么是真的”（What’s True）提供崭新的生活风格意象、只为音乐工业提供女孩力量的唱片销售量？换言之，为什么我们的政治反抗理念老是对企业的平稳前进完全不具威胁性呢？

当然，问题不在于为什么是这样，而在于为什么不是这样。当聪明的企业拥抱了“品牌，而非产品”的方程式后，它们很快就了解到，短期的不舒适（不论是需要雇用更多的女性，抑或要更小心地审查广告案所使用的语言）相较于多元化所许诺的庞大市场占有率，付出的不过是极小的代价。因此，尽管货真价实的收获或许真的在这段过程中出现了，但下列事实同样也是真的：丹尼斯·罗德曼穿着女装，迪士尼乐园庆祝同性恋节，与其说是政治进步，还不如说是经济权宜之计。市场紧紧抓住多元文化主义以及性别倾向，方式一如其紧攀住一般青少年文化不放一样—不只视之为利基市场，更是新嘉年华意象的来源。正如罗伯特·戈德曼及佩普森（Stephen Papson）所言：“白面包文化（White-bread culture，意指中产阶级白人文化）再也吃不开了。” 10 这个价值2000亿美元的文化工业（现今美国最大的输出品）需要千变万化、源源不绝的街头风格、吵闹的音乐视频以及各色人种的加入。1990年代早期吵着争取“再现”的激进媒体评论者，真的把自己多姿多彩的身份认同交给了大品牌商来包装。

对多元化的需求（我大学时代的呼声）如今不只被文化产业所接受，更是全球资本的灵咒。施行于1990年代的身份政治不是一种威胁，反而是金矿。“这场革命，”文化评论者古得斯坦（Richard Goldstein）在《村声》（The Village Voice）写道，“变成了晚期资本主义的救星。” 11 而且来得正是时候。

市场大杂烩：多元化以及全球推销战

大约就在我和友人为更恰当的“再现”奋战不休之际，广告经纪公司、电视台及全球品牌也在忙着处理一些重要问题。由于更自由的贸易以及其他形式的加速撤销管制措施，全球化市场最终成为事实，但新问题紧跟而来：如何把相同的产品销出多重的国界呢？广告商要用何种声音向全世界第一时间致辞呢？公司如何能够一方面涵纳文化差异，另一方面仍然保持内在的一致性？

对于某些企业而言，答案很简单：强迫世界说你的语言，吸收你的文化。1983年，哈佛商学院教授拉威特（Theodore Levitt）发表了《市场的全球化》（The Globalization of Markets）这篇文章，声称情愿屈就当地习惯或品位的企业是注定失败的。当时除了少数几家企业，全球化市场仍是可望而不可即的。“全世界的需求及想望已无可扭转地变得同质化（homogenized）了。”他这段话立刻变成了全球营销战的宣言。拉威特将两种类型的企业做了强烈的对比，一为软弱的多国（multinational）企业，随着前往的国家不同而改变策略，一为强势的全球企业，正如其定义，无论行往何处，策略始终如一。“多国企业在几个国家中运作，并根据各国国情调整自身的产品及业务—相对支出高。全球企业的运作就固定不变—相对支出低—有如全世界（抑或全球的主要地区）是单一的存在。无论在何处，它都以同样的方式贩卖同样的产品……过去那种各国民情或做生意方式的差异消失殆尽。” 12

当然，拉威特的“全球”企业是美国企业，而其所倡导的“同质化”形象是美国的形象：吃着家乐氏谷物的金发碧眼小孩出现在日本的电视上；万宝路男人将美国遍野牛群的乡下带到非洲的村庄；可口可乐及麦当劳将美国人的品味卖到全球各地。当全球化不再是疯狂的幻想，而成为现实，这种牛仔营销的把戏便碰了几次壁。在离今较近的几年间，20世纪为人熟知的幽灵—“美国文化帝国主义”—在法国引发了“文化切尔诺贝利”（cultural Chernobyl）的呼声，在意大利激起了“慢食运动”的出现，更促使一些人在印度首家肯德基门外焚烧鸡肉。

众所周知，美国人的文化敏感度向来不高，因此，拉威特所谓的全球营销之路上满布着文化错失（cultural faux pas），并不意外。最严重的错失发生在东欧巨变之后，媒体大亨前仆后继争抢让世界走上自由民主之路的功劳—稍后他们将会为此付出代价。“我们将MTV送入东欧，隔天柏林围墙就倒了。”维亚康姆国际（Viacom International）的董事长萨姆纳·雷德斯通（Sumner Redstone）表示。 13 特纳（Ted Turner）赞颂CNN及亲善运动（Goodwill Games）。“我说：‘让我们试着挣脱束缚。让我们把年轻人集合在一块儿，把共同的步调调整好，让我们试着推动世界和平，让我们终结冷战。’然后，天啊，我们办到了。” 14 这会儿，鲁珀特·默多克（Rupert Murdoch）告诉世界：“卫星广播使得许多封闭社会中渴求知识的居民，得以绕过受国家控制的电视台。” 15

这种后冷战虚张声势的调调在亚洲一些国家不太吃得开，在这些地方，扬弃所谓的西方价值观仍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政治主张。因此，几位西方媒体大亨（这会儿正急切想用其卫星渗透亚洲的所有地区）花了不少工夫，与自己早先自由斗士的论调划清界限，如今更积极地与这些国家合作，限制信息的流通，这个情况在第8章将有更详细的讨论。

“多元化”营销就是在这块地雷区出现的，号称是全球化扩张困难的万灵丹。与其为不同的市场创造不同的广告计划，广告计划可以将“多元化”这个概念同时贩卖给所有的市场。这种模式维持了旧式牛仔文化帝国主义中“一体通用”的低成本优点，触怒当地人情感的风险却小得多。不再怂恿世界体验美国，该模式呼吁大家—就如Skittles糖果广告所言—“体验多色的彩虹”。这种包了糖衣的多元文化主义以更加宽容、温和的姿态降临，替印度物理学家希瓦（Vandana Shiva）口中单一文化的同质化效果提供包装—而这种单一文化其实是单一的多元文化主义。

如今，全球营销界的通关密语不是把美国销售给全世界，而是把市场大杂烩带给全世界的人。1990年代晚期的卖点不是万宝路男人了，而是瑞奇·马丁（Ricky Martin）：北方与南方的双语混合，有点拉丁，有点R&B，再饰以宛如全球化派对的歌词。这类种族美食街的法门创造了单一世界的无地域感（One World placelessness），创造了全球化大卖场，让企业一方面将单一商品贩卖给无数的国家，另一方面无须引发“可口可乐殖民”（Coca-Colonization）的老调呼声。

随着文化愈来愈全球化，营销的任务就是要避开当品牌产品看起来不再像生活风格或华丽概念，突然间回归其普通面目的这个梦魇。标榜着种族的流动性，市场大杂烩被引介为恐怖的文化均质性之解毒剂。品牌吸纳了个人色彩浓厚、永远求新的企业身份认同，借此试图为自己打预防针，好反驳别人对人他们千篇一律的商品的指责。

全球化青少年

当然，并非每一个人都喜欢把文化及国籍视为穿脱自如的时尚配件。打过仗、熬过革命的人会比较倾向于保护国家传统。占全球人口四分之一的赤贫阶级， 16 有些仍难以进入全球化的轨道，特别是因为有线电视以及大多数品牌对于发展中国家的人民，仍然只是传说而已（有1.3亿人一天开销只有1美元，甚至更少）。 17 不，全球化的希望之星是发达国家或发展中国家的年轻人。满身品牌的中产阶级青少年一心一意想将自己灌入媒体所铸造的模子里，他们已成为全球化最有力量的符号。

多元化，哪一种都好。

——加拿大伊顿百货公司1998—1999年广告案口号

该现象的出现是有几个理由的。首先，就跟美国市场的情况一样，青少年为数众多。这个世界充斥着青少年，尤其在南方国家—根据联合国的统计，那儿有5.7亿的成人将在40岁前死亡。 18 亚洲人口有三分之二不到30岁，此外，由于连年的流血战争，越南有将近一半的人口都是在1975年后出生的。总而言之，所谓的全球化青少年人口估计有10亿，而这些青少年的花费占了家庭总收入极高的比率。举例来说，在中国，假如要每位家庭成员都大量消费，这大体上是不切实际的。不过，市场研究员辩称，中国人会为小孩牺牲一切—尤其是男孩—这种文化价值观对于手机及球鞋厂商而言是好消息。针对中国青少年做了一项消费者研究的美国公司“就是小孩”（Just Kid）的劳瑞·克莱恩（Laurie Klein）发现，妈妈、爸爸、祖父母及外祖父母没有电也照样过日子，但家里唯一的儿子（归功于中国的一胎化政策）却时常坐享华奢，这即是一般人所谓的“小皇帝症候群”，抑或她称之为“四—二—一”的现象：四名长辈与双亲省吃俭用，好让唯一的孩子成为有如从MTV走下来的复制品。“假如有爸爸妈妈和四位祖父母把钱撒在唯一的小孩身上，用小脑想都知道这是好市场。”一位中国的风险资本家如是说。 19 除此之外，由于小孩子文化吸收力比父母更强，他们常常成为家中最热心的购物者，甚至大型家用品也不在话下。综合言之，这项研究指出，大人或许还保有传统习惯与方法，全球化青少年丢弃这些麻烦的国家包袱，就有如丢弃去年的时尚一样容易。“他们喜欢可口可乐胜于茶，喜欢耐克胜于凉鞋，喜欢麦乐鸡胜于米饭，喜欢信用卡胜于现金。”迪安·威特·雷诺公司（Dean Witter Reynolds Inc.）的资深经济学者约瑟夫·昆兰（Joseph Quinlan）向《华尔街日报》这样表示。 20 信息很明确：讨到了小孩子的欢心，整个家庭以及未来的市场都在你的手掌心里。

在这种论调的助长下，全球化青少年的形象好似意气风发的企业幻影，飘浮在整个星球上方。我们一遍又一遍地听说，这些小孩子的定居之所并非某个地理位置，而是全球化的圈圈：经由手机和网络新闻群组热线联系，被索尼的游戏机、MTV影片以及NBA篮球赛牢牢串在一起。针对全球化青少年人口做的规模最大、最常为人引用的研究见于1996年，主导者是以纽约为基地的广告经纪公司DMB&B的脑力激荡部门。“新世界青少年研究”调查了45个国家里2.76万名15岁到18岁的中产阶级青少年，结论对于该公司的客户而言是极好的消息（这张客户名单包括可口可乐、汉堡王、飞利浦）。“尽管文化各异，全世界的中产阶级青少年似乎生活在平行的宇宙里。他们早上醒来，穿上李维斯和耐克，抓起帽子、背包以及索尼个人CD随身听，上学去。” 21 该广告经纪公司的副总裁摩西（Elissa Moses）把全球化青少年人口的降临称为“有史以来最好的营销契机”。 22

不过，在不同品牌能够用同样的方式销售同样的产品于全球各地之前，青少年自己必须要能认同他们的新人口族群。基于这个因素，大多数全球化广告计划推销得最积极的，就是全球化青少年市场这个概念—多民族的面孔混合在一起的万花筒：Rasta发辫、粉红色头发、美甲、耳洞及刺青、几面国旗几幅外国街头招牌的景象、广东话及阿拉伯语的字母加上零星几个英文字，再配上层层电子音乐的背景。国籍、语言、种族、宗教及政治全被分解成最缤纷多彩、最具外国风情的配件，它们齐聚一堂向我们保证（一如Diesel总裁所为）：“从来没有‘我们与他们’之分，只有巨大的‘我们’。” 23

为了达成这种浑然一体的境界，全球化青少年有时必须挺身与传统的大人对抗。关于小孩子对牛仔裤的激进品位，大人可是大大不以为然。举例来说，Diesel牛仔裤的一则广告中，两名韩国青少年在双双自杀后变成了小鸟。唯有向品牌完全臣服，才能找到自由。这些广告中，终极的产品并非冷饮、冰淇淋、球鞋或牛仔裤，而是全球化青少年。这个人口族群必须存在于全世界的年轻消费者心中，否则全球营销的整体运作将会崩溃。基于此点，全球化青少年营销可说是一种令人头痛的循环事业，它从其试图操纵的概念中吸取养分，而该概念就是第三种国籍—既非美国，也非当地，而是通过购物而综合两者。

在全球化青少年现象中心挺立的赢家就是MTV。1998年全世界有2.735亿个家庭收看MTV—其中只有7000万户美国家庭。1999年，MTV的八个全球分部在83个国家及区域放送，尽管数目比CNN的212个国家少，成绩却依然亮眼。此外，“新世界青少年研究”发现，在其调查的中产阶级青少年中，建立共同品位最重要的单一因素就是电视—特别是MTV，其中有85％的人每天都看。摩西称呼该台为“创造品牌形象的新闻公告栏”， 24 以及“向某世代播送的有线广播”。 25 打从1950年代家家户户围在电视机前收看苏利文剧场（Ed Sullivan show）以来，这类型的收视率就是前所未有的。全球化青少年每天收看那么久的MTV，而大人唯一可以等量齐观的共同文化经验，就是战争爆发之际，所有的眼睛都会盯着同样的CNN影像看。

充斥着同侪文化交换（全球化青少年流浪者）的MTV收看的观众愈多，广告商用来贩卖商品的市场就会更同质化。根据“新世界青少年研究”的负责人沃克（Chip Walker）所言：“观看MTV音乐录像的青少年比其他青少年更有可能穿着牛仔裤、球鞋、牛仔夹克这类的‘青少年制服’……他们也更有可能拥有电器用品，消耗糖果、苏打汽水、饼干、快餐这种‘青少年’食品。他们也更有可能使用各式各样的个人保养用品。” 26 换句话说，MTV国际台已变成了现代品牌化生活中最醒目的全球化目录。

全球化之屋被焚毁时的混战

全球经济对“再现国度”的拥抱，代表我等一辈的校园身份政治最终简化成一系列小心审慎的政治目标—尽管这些目标常（虚伪地）被激进的辞令及战术所包装。以上并非政治正确的道歉话。对于我们赢得更充足的校园照明、更多的女性教职员、较不欧洲中心主义的课程（这个备受抨击的词汇是从我那政治正确的过往岁月中挖出来的）这一类小小的胜利，我感到骄傲。我所质疑的是北美文化斗士一直未曾用心考虑过的战役。回首过往，贫穷不是常出现的议题。当然，在我们对抗某某主义的圣战中，偶尔会有人提出“阶级歧视”的问题，而由于我们是超级政治正确的，我们会忠实地把“阶级歧视”加入考虑中的热门名单。但我们的批评集中在权力结构中女人及少数民族的再现，而非该权力结构背后的经济情况。“歧视贫穷”（我们对于不公平的理解方式通常就是歧视某某东西）这个问题，无论改变认知或改变语言，甚或（严格来说）改变个人行为，都是无法解决的。身份政治的基本前提就是生活宽裕的环境。20世纪七八十年代有这种宽裕的环境，让女人以及非白人足可争取分享共同的大饼：白种男人会学着分享吗，抑或他们会霸占着权力不放？然而，在再现政治挂帅的1990年代新经济，女人以及男人，白人以及有色人种，如今都在争夺同一块日益缩减的大饼—并且众口一致不理会其他人的死活。对于我们这些学生，要探讨“阶级歧视”的根本疑问，必须面对的是财富分配的核心议题—而且，与性别歧视、种族歧视或恐同症（homophobia）不同，这些议题并非我们所熟悉的“认知问题”。

于是乎，阶级被推下了议事桌，所有重要的经济研究（企业研究就更别提了）也随之隐匿。当然，身份认同斗士之中也有人是心怀革命目标的。一如1960年代的反文化激进人士认为服用迷幻药是在动摇西方文明的基础，少数热衷身份政治的教授与学生也相信，“在理论的领域里，资本主义遭受重重迎面一击”—评论家斯皮瓦克（Gayatri Spivak）如是说。 27 德·索萨和他那一帮人无法不称呼政治正确信徒为“新马克思主义者”—但这与实情离了十万八千里。更动几个代名词、把少数几位女性和少数民族推上委员会和电视，这对于华尔街的营利大原则并不构成实际的威胁。“政治正确的真正罪行……”1991年，纽约州立大学的文学教授蒂姆·布伦南（Tim Brennan）表示，“并非想象中的不宽容或缺乏弹性，而是它不够政治—它只是在模仿政治斗争。” 28

这项失败后来变得棘手无比，因为过去十年来加速行进的经济趋势都与世界资源的再分配及阶层分化有关：包括工作、货物以及金钱。除了位于企业精英最高层的人，每个人得到的都愈来愈少。

回顾过往，最触目惊心的就是，当政治正确之政治达到自我指涉（self-referential）的巅峰之际，世界其他地方正在进行非常不一样的游戏：有人正在向外张望，扩张疆域。左翼进步分子的视野愈来愈小，最后只容得下自身的周遭环境，全球经济的视野却愈变愈大，将整个星球都涵纳进去。当那些CEO做着俄罗斯出现麦当劳、上海出现贝纳通、商标投影到月球上的美梦时，太多社会运动人士及理论家的政治镜头缩得如此之小，除了波斯湾战争的短暂期间，外交及经济政策完全不在他们的雷达侦测范围内。在北美，甚至连抵制自由贸易的战争都完全关乎如何保护美加员工及资源，至于该贸易协议对墨西哥可能造成的影响，抑或其他快速自由化之措施对发展中国家造成的影响，完全不在考虑范围内。随着自由贸易的辩论备受漠视，左翼人士更加画地自限，选择细枝末节的小事来争论。这种倒退反映出的是，面对令人却步的、抽象的全球资本主义时，随之而生的是更广泛的政治麻痹感—讽刺得很，对于任何关怀社会正义之未来的人，这些议题本该是最刻不容缓的。

在这种新的全球化脉络中，身份政治的胜利等于是在房子焚毁之际重新布置家具。是的，我们拥有民族更多元的情景喜剧，甚至有更多的黑人主管—但是，放眼众多的北美都会中心，不论随之而来的文化启迪为何，并未使得下层阶级的人数不再暴涨，也不能使无家可归者脱离危机水平（crisis level）。确实，女性及同性恋者在媒体及流行文化界可找到更适切的角色范本—但文化工业的所有权巩固得如此迅速，以至于—根据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U.S.Federal 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主席威廉·肯纳德（William Kennard）所言—“普遍来说，少数族群、社区团体、小企业出头的机会愈来愈少”。 29 而且，尽管北美的女孩子也许真是所向无敌的，亚洲和拉丁美洲的女孩却仍在流血流汗，制作印有“女孩无敌”之口号的T恤，以及让女孩子奔驰赛场的耐克运动鞋。

这项差错不单单是女性主义的失败，更是对于女性主义运动自身基本原则的背叛。尽管伴我成长的1980年代性别政治，关注的几乎都是如何让女性在权力架构中获得平等的再现，但性别与阶级之间的关系并非总是如此轻易被忽略。“面包与玫瑰”（妇女运动的号召）是1912年马萨诸塞州劳伦斯（Lawrence）纺织工人联合罢工的旗帜标语。“这些劳动的女人想要的，”留名青史的工会干部施奈德曼（Rose Schneiderman）在1992年的演说中解释道，“是生活的权利，而非仅是存活而已。” 30 选择3月8日为国际妇女节，是为了纪念1908年的示威活动，在那一天，“女性服装工人走上纽约街头，抗议恐怖的工作环境、童工、十二小时的每日工时、微薄的薪水”。 31 然而，读着《美貌神话》成长的年轻女性，视饮食失调及自尊低落为时尚工业最有害之副产品的年轻女性，当她们于3月8日走上街头时，很容易会把上述的女性遗忘—假如还有人真的知道有这些女性存在的话。

回首过往，这似乎是蓄意的盲目。将名为政治正确的各种因素合并起来，作为对妇女及民权运动基本的经济基础视而不见的理由，进而成功地将一整代的社会运动分子训练得熟悉影像的政治，却忽视行动的政治。假如外星入侵者能长驱直入我们的校园与社区，却无人出声挑战，起码部分原因在于，当时所流行的政治模式，让我们许多人欠缺能力去处理更加关乎所有权，而非再现的议题。我们太忙于分析投影在墙上的图像，以致浑然不觉墙壁本身已经被拍卖了。

就算到最近为止这种现象都是真的，真实情况也将不再是如此。就如我们在第四部分所见，激进的新政治文化正在高中及大学校园里萌芽生长。今日的媒体运动人士已不再要求大家留意被人当成经验事实的反射镜之屋（后现代学院人士的看法），不再积极争取更恰当的反射镜（身份认同斗士的行径），他们专心致志于粉碎品牌化文化那穿透不过的闪亮表面，拾起碎片，当作锐利的武器以迎接行动之战，而非影像之战。

第二部分　别无选择
No Choice

上图：沃尔玛的接待员亲切与人握手。

下图：弗吉尼亚州沃伦顿（Warrenton）的居民不买账。

第6章　品牌轰炸

超级名牌时代的专利经销店

MTV连上的是遍布全球的自由民主力量。

——MTV的幕后老板维亚康姆国际首席执行官雷德斯通，1994年10月

并没有太大的纷扰不安，那不过是毫无约束的消费主义而已。

——MTV的首席执行官弗雷斯顿描述MTV印度台的内容，1997年6月

知名品牌的跨国企业可能打着多样化选择的口号，但是显而易见，他们的营销策略所产生的结果，是一列齐步走的青少年复制兵团—如销售人员所说，一律身穿“制服”—往全球购物中心前进。尽管多种族的色彩正逐渐蔓延开来，但是以市场为导向的全球化趋势对此却不以为喜；恰恰相反，它排斥多样性。全球化的敌人是民族风、当地品牌，以及特色鲜明的地域性风格。品位冲突愈少，控制的面积就愈广。

各式各样的消费选择令人目不暇给，使得娱乐界、媒体及零售业者董事会开始进行的大规模整合得以避人耳目。每天广告向我们猛力放送五光十色的联合大街上无数撩人感官的影像，配上微软大肆宣扬的“你今天想去哪里”的劝诱声，令人跃跃欲试。然而报纸的商业新闻区里呈现的，却是一个单调的世界，四面门户紧闭：不管是新的收购案、时机不对的破产，或是大型合并案，每一则新消息所直接指出的就是，消费者又少了有意义的选择。所以现在真正的问题，不是“你今天想去哪里”，而是，“今天要如何最好地把你送到这座我想让你进入的企业合并的迷宫中？”

对于消费选择的冲击同时涉及好几个层面。合并案、收购案以及企业合作案牵涉的是结构性的问题；超级名牌企业运用大量资金，将小型和独立事业驱赶出界，是地区性的问题；娱乐界与消费产品制造商利用诽谤和商标官司，追讨任何不当利用流行商品的名号以获取边际利润的行为，则是法律层面的问题。也因此，我们现在居住的是一个两面的世界：表面上热闹非凡，台面下却行巩固兼并之实。

相信每个人或多或少都曾瞥见一种怪异的双重景象：伴随着无限消费选择之下出现的，是奥威尔式（Orwellian）对文化生产与公共空间的新型钳制。比如，社区生气勃勃的市镇中心突然人去城空，只因摆满7万件商品的大型折扣购物中心在邻区开张了，将其万有引力的触角延伸至如詹姆斯·霍华德·孔斯特勒（James Howard Kunstler）所说的“无远弗届的任何地理区域”（geography of nowhere）。 1 又例如说，在时髦的市中心街道上，有一家你喜欢的咖啡厅、五金行、独立书店，或是艺术录像带商店结束营业，被某个加盟连锁店如星巴克、家得宝（Home Depot）、盖璞、Chapters书店、边界（Borders）或百视达（Blockbuster）取而代之。又比如说，在大型的零售商店内，经理可能会把某本杂志从架上取下，只因他了解这本书并不符合老板对于“家庭价值”下的企业定义。你还可能在凌乱的房间里看到一位14岁的网络高手，她的个人歌迷网站刚刚被维亚康姆国际公司或是百代唱片公司（EMI）关闭了，只因她在这个私房的文化小铺里剪贴了几段有专利权的歌词和影像。同样的道理，散发抗议传单的示威者被丢出购物中心时，安全警卫会对他们说，虽然这幢大厦取代的是原来镇上的公共空间，但这里现在是私有财产了。

若在十年前，任何人试图从这阵纷乱潮流里的几个点拼凑出一个梗概，大概会觉得匪夷所思：企业合并案跟连锁店热潮有什么关系？为什么著作权和商标法会跟个人的偶像文化有关？企业整合还跟言论自由扯得上关系？然而时至今日，更清晰的轮廓已经浮现了：愈来愈多的公司试图跃上超级名牌的舞台，我们的消费活动、艺术创作，甚至房屋建筑等都只能仰赖其鼻息，而关于公共空间的整个概念正在重新定义中。在这些真实和虚拟的品牌大厦内，非品牌化的另类选择、公开辩论、批评以及不受审查的艺术创作（真正的选择）却面临全新且严苛的限制。假如说，上节论及的非企业空间遭受入侵一事，加重了亟待解放契机来临的全球性幽闭恐惧症，也就是这种对选择的限制（肇始者为同样一批许诺消费者自由与多样化年代的公司），慢慢使众人转而关注对跨国企业品牌渴望的潜在爆发性，继而为反企业运动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对此，本书稍后会有深入的探讨。

不断的复制

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如雨后春笋般蹿起的一些连锁店，如宜家、百视达、盖璞、Kinko’s、美体小铺、星巴克，许多都有一个共同的特质，使其有别于快餐连锁店、带状购物中心地段（strip mall）、餐馆等横跨60年代与70年代的专利经销店。这个特质是：它们不到处炫耀卡通图案般夸张的塑料黄贝壳（壳牌石油的商标），也不打着黄金拱形的标志（麦当劳的商标），而是以新时代教派的健康姿态闪亮登场。爽利的宝石蓝（royal blue）与凯利绿（kelly green）的店面相互辉映，陈列一处，看起来有如乐高玩具（新一代的乐高模型千篇一律：对着包装盒上消防站或宇宙飞船模型的图案依样画葫芦即可）。Kinko’s、星巴克和百视达的店员在盖璞购买卡其色或蓝白色的衬衫制服。盖璞朝气十足的欢迎语—“嗨！欢迎光临盖璞！”与星巴克的加倍浓缩咖啡相得益彰。他们的履历表格式都在友善的苹果电脑上用Kinko’s设计出来的，内文则使用微软的Word，用12号Helvetica字体填写。来上班的员工闻起来都像卡尔文·克莱恩一号（星巴克是例外，那儿不准擦香水，以免古龙水和香水抢了“咖啡的浪漫”之光），他们会先用美体小铺的蓝色谷类面膜来修整门面一番，然后才踏出饰有宜家组装书架和咖啡桌的公寓。

店面文化的转变所造成的影响，每个人都清楚，不过针对经销店和连锁店暴增的现象，有用的统计数字却微乎其微。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大多数对于零售业的研究都把经销店并入独立事业计算。严格说来，经销店是归总经销商所有的，店面的每一处细节（从店前挂的招牌到咖啡的精确温度）无一不是由数百英里甚至数千英里外的总公司统筹。虽然关于这个行业的整体数据付之阙如，但不可否认，过去十年来零售业在表面上经历了非常戏剧性的转变。举例来说，1986年，星巴克还是非常地区性的企业，只在西雅图外围有几家分店。到了1992年，分店总数达到275家，1996年便攀升至1000家。1999年初，星巴克已经在12个国家拥有1900家分店，从英国到科威特，无处不在。

1990年代另一家成功的连锁店百视达，在同一时期内以更惊人的速度扩张。1985年，百视达还是得州达拉斯的某家单一店面的录像带店。1987年被垃圾管理业（waste-management）龙头韦恩·休伊曾加（Wayne Huizenga）收购，到1989年时已有1079家分店。1994年，休伊曾加把百视达卖给维亚康姆时，分店总数是3977家。到了1999年初，总店数已超过6000家，遍布26个国家，光在英国就有700家。

盖璞也循相似的模式发展〔包括旗下分支“香蕉共和国”（Banana Republic）和“老海军”〕；美体小铺亦然，从1980年代中期至今，每年都以1200家分店的速度在扩张。就连沃尔玛也是直到1980年代晚期，才站稳了零售业霸主的地位。虽然沃尔玛第一家店在1962年就已开张，但是要到1988年它的业绩才开始起飞，等到1991年（当时已有一年开设150家分店的成绩）才超越了凯玛特和西尔斯（Sears），成为全美最大的连锁零售店。

这种高增长率是由三股产业趋势共同推波助澜的，它们对具备雄厚资金的大型连锁店极度有利。第一是低价战争：所有大型连锁业者有计划地以超低价攻势击垮对手；第二是成立连锁店“群组”（cluster），好在同类竞争中胜出；第三股趋势则是壮观的旗舰超级商店的出现，通常位在高价地段，为其代言品牌做立体广告。这一点在下一章将有详细讨论。

低价战争：沃尔玛模式

1999年中期，沃尔玛在9个国家共有2435家大型折扣店，贩卖的商品从芭比娃娃梦幻之屋，到凯瑟琳·李·吉福德（Kathie Lee Gifford）裙子及手提包、Black&Decker钻头，以及天才（Prodigy）CD，无所不包。在所有分店中，有565家是超级中心（Supercenter），这项理念结合了沃尔玛最原始的折扣模式，以及服务一应俱全的日用品店、发型沙龙、银行，还包括443家山姆俱乐部（Sam’s Club），针对大量采购以及办公室家具等高价货品提供额外的优惠折扣（见附录表6-1、6-2）。

光在1998年就吸进1300亿美元的沃尔玛，能成为全球最大零售业者的秘诀是显而易见的。第一，开设比附近的对手大上两至三倍的店面；第二，大量采购堆在架上的货品，好迫使供货商不得不用超低折扣卖给你，再来则是把店面的商品售价压低，让小型零售业者根本无法跟你的“每天都低价”竞争。

这家在阿肯色州起家的零售店，最初的创业理念即为“大就是美”，因此，平均每家分店的占地约9.2万平方英尺，这还不包括必要的广大停车场空间。由于低折扣价是沃尔玛标榜的特色，它必须尽量缩减开支，这也就是为何沃尔玛的无窗式分店总设在市镇的边缘，那里地租便宜而且课税较低。放眼沃尔玛每年的版图扩张，新店面的面积可说愈来愈大，而且其旗下许多原本相较来说较适中的折扣店，也转型、扩充为超级商店，其中有些面积多达20万平方英尺。

另一个维持低成本的关键是，沃尔玛只在靠近其批发中心的地段开设据点。基于此点，沃尔玛扩张的方式就像糖浆一样：缓慢而浓稠。在占据最后一块空地之前（以半径100英里为限，40家分店），它是不会转而开发新领地的。如此一来，公司就能节省运费和装载费。此外，在同一区分店如此密集，几乎不需要花任何广告费用来为自己做宣传。 2 “我们会以批发仓库为出发点，在附近尽其所能成立店面。占据该区的地图，从这一州到另一州，这一郡到另一郡，直到市场饱和为止。”沃尔玛的创办人沃尔顿（Sam Walton）说。 3 然后，公司会在新地区成立新的批发中心，再继续重复同样的模式。

自从沃尔玛在美国南部成立以来，它的足迹渐渐遍及阿肯色州、俄克拉何马州、密苏里州以及路易斯安那州，华尔街和美国东部媒体花了好一阵子才摸清楚沃尔顿这个巨大计划背后的底细。也因为如此，一直要到1990年代初期，这些大型折扣中心出现约30年后，反对的声浪才逐渐成形。这些人反对沃尔玛零售模式的理由（现在几乎跟沃尔玛本身一样耳熟能详了），是因为超低的商品价格将消费者全吸引至郊区，导致市中心的社区生活和小型企业颓靡不振。较小型的企业根本无法与之竞争—事实上，许多沃尔玛的竞争对手宣称自己的批发价比沃尔玛的零售价还高。

到目前为止，已经有几本书专门讨论大型折扣卖场产生的效应，最广为人知的一本是《我们相信山姆大叔》（In Sam We Trust），作者是《华尔街日报》的记者奥尔特加（Bob Ortega）。书中写道，沃尔玛并非唯一从事“大就是美”零售策略的业者，它只是众多争取特殊待遇之大型零售业者的开路先锋罢了。家得宝、欧迪办公（Office Depot）、Bed Bath&Beyond……这些店家通常集体出现在称为“购买力中心”（power center）床铺、卫浴及其他的带状购物中心地段，其在零售业界以“类别杀手”（category killer）闻名，因为只要它们一进占某个产品类别，其巨大的购买力将使得较小型的竞争对手几乎在瞬间灰飞烟灭。 4

这种零售形态一直备受争议，它同时也是1920年代第一波反连锁店运动兴起的原因。随着低折扣商A&P和伍尔沃斯（Woolworth）迅速扩充，小型企业商试图经由立法，让连锁业者无法以大取胜，夺得较低的批发价格，进而促使零售价格下跌。奥尔特加指出，回首当年的口号，再看看北美数十个城镇因沃尔玛新据点即将成立而兴起的草根运动团体，两者使用的语言是极为类似的。 5

在法律方面，对商业垄断行为的控诉频率愈来愈高，对象亦不只是沃尔玛。比如在1997年9月，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发现玩具反斗城非法向制造商施压，禁止其提供时兴玩具给其他的连锁商家。由于玩具反斗城是全球最大的玩具零售商，制造商只好同意其要求。但是消费者的选择权却因此受损，无法享有货比三家的机会。“许多玩具制造商没有别的办法，只好跟进。”联邦贸易委员会的企业竞争处处长贝尔（William Baer）在判决终了后表示。 6 这正是贸易委员会想要防止的情况，所以在1997年，该会遏止了两家办公室家具大厂—订书针（Staples）和欧迪办公—酝酿中的合并案，理由是该合并案有损企业竞争。

除了制造“类别杀手”之外，沃尔顿的遗绪还有其他深远的影响。从很多方面来看，大到不寻常的折扣中心及其外围的延伸地段（无人行道的街道，只有开车才到得了的购物中心，什么时髦设计都有、大如小型村落的商店），可说为这十年来其他的重要零售趋势开创了舞台。折扣仓库的优点是省钱，除此之外就一无是处了。因此，随着大型仓库扎根于郊区的水泥丛林，一股对人性导向发展的全新渴望随之而生。渴望老式的城镇广场，渴望大型集会兼私人密谈两相宜的公共聚会场所，渴望更具互动性、更有感官刺激的零售业形态。换言之，它们为星巴克、维珍超级商店和耐克城打好了基础。

大型折扣中心运用自己的巨大，操纵以往难以想象的大量产品，而新的零售业者则运用自己的巨大，创造知名商品的恋物神话，将商品捧至高不可及的圣坛上，与沃尔玛无人能比的超低折扣互相呼应。大型购物中心用折扣取代了社区共同体的价值观，有品牌的连锁店则重新塑造这种价值观，再卖回去—大赚一笔。

连锁店群组：星巴克模式

“舒适的第三空间”是星巴克在通讯刊物和福音书似的年度报告上所用的宣传口号。这不只是像沃尔玛或麦当劳的非空间（non-space），更是一个私密的角落，让品味精致的人士可以在此共享“咖啡香……社群感……同伴情谊……联结感”。 7 像星巴克这种新世纪连锁店，其一切设计都是在跟我们保证，相较于从前的大型折扣经销中心，自己所经营的可是截然不同的连锁事业。这可不是菜市场货喔，这是智能型的家具，这是政治行动主义者的化妆品，这是有如“旧世界图书馆”的书店，这是渴望直视你的眼睛、和你“产生联结”的咖啡店。

但是要当心。对于使人流连之私密空间的需求，也许与贪婪的大型折扣中心势成两极，但是这两股零售潮流其实并没有最初看似的壁垒分明。举例来说，星巴克过去13年来令人目眩的扩张方式，其实与沃尔玛试图扩张全球的计划不相上下，只不过这家敦亲睦邻式咖啡连锁店的品牌部经理不愿承认罢了。星巴克采取的策略不是在郊区成立大型的折扣中心，而是在咖啡厅和浓缩咖啡站林立的都会地段成立店面“群组”。这种策略不只依靠沃尔玛那种“大就是美”的模式，其对竞争对手造成的效应实际上也是大同小异的。星巴克并不讳言自己只在“能够成为第一名的咖啡零售商及品牌的地段”进行投资， 8 因此，其所选择进行扩张计划的地区并没有很多。星巴克并非在全世界甚至北美的每个城市开设分店，而是有耐心地并吞掉整个地段，着手扩张，套一句《环球邮报》专栏作家巴伯（John Barber）的话，就像是“头虱横扫整个幼儿园”一样。 9 这种策略是具有高度侵略性的，采用的就是该公司所谓的“同类相食”（cannibalization）概念。

星巴克的做法是让某地区的咖啡店数量达到饱和，炒热竞争，促使咖啡售价下跌，甚至连星巴克自己也必须降价。举例来说，1993年，星巴克只在美国几个州拥有275家分店，每家店的销售量较前一年增加19％。到了1994年，每家店的销售增长率降到9％，到1996年跌至7％，1997年星巴克的销售增长量只有5％，而新开设的店面甚至低到3％（见附录表6-3）。可想而知，分店开得愈近，就愈可能吸收或“吃掉”彼此的客人—就算是在嗜咖啡成瘾的都市如西雅图和温哥华，人们能消耗的拿铁咖啡还是有定量的，再多的就只能倒进太平洋里了。1995年星巴克的年度报告对此提出解释：“星巴克的企业扩张策略是在现有市场内建立群组，确实也因店面太集中，新分店多少吃掉了现有店面的客源，但管理阶层相信，增加的销售量以及开发新店面所带来的利润，足以证明这种同类相食的现象是没有问题的。”这意味着，虽然各家店面的销售量增长逐渐疲软，但所有连锁店加起来的总销售量还是在持续攀升—事实上，从1995年到1997年增长了两倍。换言之，当星巴克这家公司的市场持续扩张时，其各家分店的市场占有率正在流失，但输的对象大多也是其他的星巴克分店（见附录表6-4）。

这种同类相食的策略不只牺牲了星巴克的其他分店，也同样伤害其真正的竞争对手：独立的咖啡店和餐厅，而这点无疑对星巴克企业整体是有益的。跟星巴克不一样，那些店的利润完全得自某个时段的单一店面。总而言之，群组攻势就像大型批发卖场一样，是竞争性极强的零售策略，而且只有大型连锁店才有办法做出削弱个别店面的利润以达到长期的品牌化目标这种壮举。这也说明了，为何论者常指称星巴克这类公司剥削小型企业，而该连锁店自然矢口否认，它们唯一承认的是自己在扩张，为产品开发新市场。这两点都没错，只不过，星巴克侵略性的市场扩张策略还有个额外好处，就是同时消灭了竞争对手。

星巴克除了利用规模和庞大的资金增加竞争力外，还有其他更厚颜大胆的行径。在其所作所为尚未引发争议的数年前，星巴克的不动产策略向来是先锁定交通便捷、地段时髦、独立经营、受欢迎的咖啡屋，再偷走对方的租约。有几家精华地区的独立咖啡厅业主公开宣称星巴克的人曾找上他们的地主，表示愿支付更高的租金顶下同样的地点抑或邻近地点。举例来说，芝加哥的场景剧场咖啡屋（Scenes Coffee House and Drama）收到一纸迁移通知，时间就在星巴克于该咖啡屋所在的购物中心里租下店面之后。多伦多的都尼咖啡（Dooney’s Cafe）也有同样的遭遇，但星巴克坚称是地主自己先提的。星巴克确实拿到了都尼的租约，但是社区抗议的声浪太猛，该连锁店最后只得打退堂鼓，把店面转租给都尼。

这些断人后路的不动产策略并非只有星巴克才干得出来：麦当劳也把经销店的焦土政策发挥得淋漓尽致，设立邻近的经销据点，在各加油站设置迷你店面，直到整个地区完全被麦当劳覆盖为止。盖璞也采取类似的群组零售策略，用多形态的店面如盖璞、婴儿盖璞、儿童盖璞、老海军、香蕉共和国，还有1999年推出的盖璞身体小铺共同轰炸重点邻近社区。其目的是为了让盖璞的品牌家族成为服饰的代名词，就像麦当劳变成汉堡的同义词、可口可乐变成冷饮的同义词一样。“如果你前往超市，你会预期看到基本的生活必需品，你预期看到牛奶：有脱脂的、含脂1％的、含脂2％的、全脂的。你会希望牛奶是新鲜没过期的……我不认为服饰店有什么不一样。”盖璞的首席执行官德雷克斯勒（Mickey Drexler）如是说。 10 德雷克斯勒将盖璞的无所不在比喻成超市是很贴切的，因为连锁超市就是群组商店扩张模式的始作俑者。自1913年A&P推行“实惠商店”（economy stores，现今超市的原型）以来，它已迅速开设了7500家分店，在达到饱和点之后收摊了一半，并将许多竞争者逼出了战场。

盖璞喜欢被人拿来与可口可乐、麦当劳与A&P相提并论，不过星巴克顶着不同于他人的品牌形象，却很排斥与同类的连锁店混为一谈。 11 毕竟，盖璞是要让某个特定的商品（衣服）彻底品牌化，让购买盖璞的衣服就像买牛奶或可乐一样容易。星巴克的事业针对的则是比较普及大宗的产品：咖啡，它的彻底品牌化是要让咖啡变成一种精神的／设计师的产品。也因此，星巴克不喜欢热闹滚滚，其所追求的一如营销总监贝伯瑞所言：“让我们参与这场伟大的运动，找寻与自身灵魂的联结。” 12

不管原始的构想有多么文雅，连锁业的运作是有一套自己的逻辑和动力的，这与卖什么并没有太大关联。这套逻辑把每个品牌的成分一一打散（不管前卫抑或普通），变成一套容易组装的零碎片段。所有的连锁店就像乐高玩具般组合在一起，每一个连锁店都由几百个可拆卸的零件组装而成。在连锁店的逻辑里，这些零件是什么都无所谓，可以是麦当劳的油炸食品、Hamburgalr的模特儿，也可以是星巴克的店面图样“四大元素”：“生长于土，烘焙于火，烹煮于水，溢香于风。”复制终归是复制，不管模型是某个拱形还是某个和平符号，它的本质仍然是复制。

当连锁店的扩张进入全球舞台之后，这种复制的过程就愈发明显。当零售业者离开其原来的国家，星巴克式的群组就与沃尔玛式的低价战争结合，创造出一种“大型群组策略”（bulk clustering strategy）。为了在新市场保持低价位，沃尔玛、家得宝和麦当劳这些连锁业必须继续大量购买。而为了能操纵市场、提供比竞争者更低的价格，在新的国家一次只设立一家分店是行不通的。相反的，连锁业者喜欢的扩张策略就是收购现有的连锁店，然后再威风八面地进驻店面。举例来说，1994年沃尔玛在加拿大顶下120家伍尔科（Woolco）的店面，1997年则在德国买下维特考夫超市（Wertkauf GmbH hypermarket）。星巴克在1998年进驻英国时也是采用这种方法，买下当地的西雅图咖啡，把82家西雅图店面改装成星巴克。

当地的品牌想避免成为这些全球巨人的囊中之物，就先发制人与两家以上的大型当地品牌合并，这已成为愈来愈风行的策略。它们以国家主义和全球竞争为名，进行企业整合，裁撤员工，模仿美国的零售业模式。最后反倒把自己变成了原本想围堵的全球品牌，这点并不令人意外。加拿大的情形就是如此。当地历史最久的连锁百货赫德森湾公司（Hudson’s Bay Company）害怕沃尔玛的势力扩大，便买下凯玛特的加拿大分店，并与泽勒斯（Zellers）合并，裁掉6000名员工，开设了好几家大型连锁折扣店，包括家具店、家庭卫浴店，还有卖折扣衣物的店面。“沃尔玛的成绩比凯玛特和泽勒斯都好。让这两家公司合并，我们将学会如何干得更有声有色。”凯玛特总裁海勒（George Heller）表示。 13

精选VS.选择

大型折扣中心策略与群组店面策略的联合运用，其结果是让零售业改头换面。虽然它们代表了两种迥异的零售趋势，沃尔玛模式和星巴克模式整合所产生的效应，是逐渐分食原本少数能与跨国企业相争的小型独立企业的市场利润。连锁店面能轻易取得小型企业无法竞争的空间和货源，这使得零售业完全变成大买主的战场。不论是挟其威势将产品价格调到无法再低，或者刻意哄抬价格，抑或单纯垄断市场，最终影响都是一样的：零售的竞技场上，唯有大量才能取胜，较小的公司在市场上毫无立足之地。就像相扑选手不断挑战自己的吨位极限以获得晋级一样，大者恒大。

当然，独立的店家和餐厅还是继续开张、发展，但是逐渐只剩下高价位地区的高档专卖零售店，而郊区、小市镇和蓝领工人地段则被自我复制的连锁零售业淹没、摧残。这种转变不只影响谁才能留在市场上，也影响何种商品才能陈列在架上（本书第八章会有详细的讨论）。

有另一股零售趋势正在施展比上述两者更惊人的影响力：那就是有品牌的超级商店，结合了大型折扣卖场的“大就是美”以及群组店的品牌化势力。我将在下一章里说明，这类型的超级商店是企业合并案热潮想当然的衍生物：部分是营销，部分是品牌捆绑销售炒作（brand-extension）的超市，还有部分是主题公园。

这三种零售业现象以及其对消费选择的影响，改变的不只是我们购物的方式而已。在影响力无远弗届的品牌化拼图上，它们是重要的零件，改变了我们集合以及工作的方式。事实上，单调的郊区大型折扣卖场以及市中心区品牌化的城堡及群组店之间的差别，可追溯至“万宝路星期五”及其后遗症。这些平行的发展指出，低价的供货商以及精神品牌打造师之间出现了具体的分界。沃尔玛即是品牌价值衰落最强而有力的象征，它促使1993年4月某个星期五，华尔街股市重重下挫。品牌危机爆发的前一年，沃尔玛创下开设161家新分店的纪录，这种增长率在经济大萧条末期是前所未闻的。沃尔玛的消费者，是逐渐酝酿成形的新“价格世代”（value generation），他们群集到郊区采购，不愿多花钱购买营销费昂贵的品牌。假如沃尔玛那儿有销售超低折扣的汰渍洗洁精，那不错啊，但这些原先很有品牌意识的人如今也很乐意把沃尔玛的自制品牌搬回家。

同一时间，耐克城、迪士尼商店、星巴克群组店的快速扩张，足以证明大众对精英生活方式之品牌的憧憬。对许多忠实的消费者而言，他们根本不在乎某些品牌商品的价格有多高，事实上，单单购买产品所营造的关系是不够的。为品牌着迷的人采取的是近乎拜物的消费心态，品牌名称本身就魔力无穷。

如何利用消费者这种以品牌自缚的心态，已成为销售拜物产品的时尚业界、运动业界及娱乐业界最关心的事，这一点也不令人惊讶。受到主题乐园启发的超级商店是这项过程的一部分，但随着企业并购案及相关合作案的浪潮前仆后继而来，超级商店不过是个开始而已。

第7章　企业并购与合作案

创造商业乌托邦

我不要ABC电视台为迪士尼粉饰太平。

——迪士尼企业首席执行官艾斯纳（Michael Eisner），1998年9月29日，国家公共广播电台

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cville）曾就民主自由社会中诗与艺术的未来发展发表评论，他认为，令人担心的倒不是可能退回十足的写实主义，而是无限制地飞入奇思幻想。“我担心民主国度里诗人的作品，可能充斥着漫无边际、互不连贯的意象，夸张的叙述，以及怪诞的虚构。我担心他们脑中的幻想事物，有时候会让我们悔憾真实世界的平凡无奇。” 1

现在我们身边的一切，正应验了托克维尔的预言：闪烁的黄金拱形灯，背景灯光灿烂无比的告示板，扁平的卡通人物在奇幻假造的主题乐园里漫游。在我成长的年代，这些奇怪的东西好像唤醒了我心里头的某些感触，现在想来，原来我是被假造之物深深诱惑了，我希望能消失在那些闪亮、完美、不真实的对象之中。

上图：迪士尼的首席执行官迈克尔·艾斯纳（Michael Eisner）与首都城（Capital Cities）/ABC董事长托马斯·墨菲（Thomas Murphy）刚刚签下企业合并案。

下图：特纳传播董事长兼总裁特德·特纳（Ted Turner）与时代华纳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杰拉尔德·莱文（Gerald Levin）完成兼并。

这种情形或许是被电视影响的结果，或是太早去逛迪士尼乐园了，又或许是大型购物中心之故，不过，一如托克维尔在1835年的预言，两相比较之下，现实世界确实乏善可陈。我那真实得令人羞惭的家庭景象，完全是1960年代的纯正风格，对照七八十年代一连串诱人的五光十色，简直让人无法忍受。“你们停下来，这真是太丢脸了！”这是我在年少岁月里近乎歇斯底里的衷心呼喊。就算在没有别人、只有家人的场合，我也感受得到那个五光十色的世界责备的眼光。

我的父母是为了逃避越战征召令而来到加拿大的嬉皮一代，他们对我十分头疼。刚来到新环境的他们，想象自己教育的是后革命时代的新型小孩，拥有加拿大得天独厚的人性化的社会资源、政府健保制度，以及充足的艺术赞助资金。他们不是勤快地捣着自制的婴儿食品、阅读《有效率父母的训练》（Parent Effectiveness Training），并严禁战争玩具及“性别化”的游戏吗？

爸妈担心我腐化日深，总是拉着我远离城市，出外欣赏加拿大的荒野，体验真实的家庭互动乐趣，我却缺乏兴趣。进行这种真实的踏青郊游时，唯一能拯救我的，就是对虚假世界的想象，它会在家庭旅行车的后座上肆无忌惮地蔓延开来，经过翠绿的农庄，穿过壮丽的群山。五六岁的我会翘首期待路边连锁店的标准格式的招牌。当车子经过麦当劳、德士古（Texaco）、汉堡王的时候，我更是拉长了脖子看。我最喜欢的就是壳牌石油的商标了，如此明亮，如此卡通化，我都觉得假如爬上去触摸它，就会像是碰触某个来自异次元—也就是电视世界—的物体一样。家庭旅行途中，我和哥哥总是要求爸妈带我们去快餐店购买用闪亮浅盒子包起来的餐点。有时候他们会答应，假如爸妈那天心情特别沮丧的话。但通常我们还是在国家公园里野餐，吃切达干酪（cheddar cheese）、放太久的水果，以及其他不是用盒子包起来的、令人沮丧的食物。

到了大约八九岁时，我的后座白日梦演变得更加复杂。我曾在穿越落基山脉的行程中，偷偷想象将车里的每个人变装：爸爸脱掉那双土气的拖鞋，换上帅气、精神的服装；妈妈则梳起发型，套上时髦的粉色休闲衣裙，配上颜色相称的鞋子。而我呢，这个可能性就无穷无尽啦：厨房的碗柜里装满了虚构的食物，衣橱挤满了各种设计师名牌服饰、眼线笔和卷发器应有尽有、取之不竭。爸妈不准我买芭比娃娃（他们说：“简直是敲诈。刚开始是娃娃，后来就是车子，然后就是整幢大厦”），但我的芭比在我的脑子里。

看来，这种前卫的社会—女性主义儿童教育法注定失败了。不只我迷恋壳牌商标而已，当我六岁的时候，哥哥培养出一种能记下所有广告歌曲和广告词的奇怪本事，他会穿着他那件“惊人废船T恤”（Incredible Hulk T-shirt）在屋内狂奔，宣称自己是“可可泡芙的咕咕鸟”。当时我不明白为什么爸妈会对这些愚笨的押韵句那么反感，现在我终于体会他们的痛苦了：就算他们已竭尽所能，还是教育出随着“通用磨坊”（General Mills，美国生产麦片产品的大厂牌）的广告歌起舞的孩子—换句话说，就是普通的小孩。

卡通和快餐连锁店对于儿童的诱惑腔调是凡间父母无法对抗的。每个小孩都希望手上能抓住一小片卡通的神奇世界—这也是为什么影视卡通人物授权给玩具商、麦片粥和便当盒的年收入会高达161亿美元了。 2 这也是为什么所谓的家庭娱乐事业会愈来愈致力于将影视的梦幻延伸入真实世界的昂贵消费，如品牌化的博物馆展览、高科技的超级商店，以及旧式的主题乐园。早在1930年代，当现代企业合作案的始祖沃尔特·迪士尼（Walt Disney）幻想打造一个自给自足的迪士尼城时，他就已深知何谓钻进屏幕的渴望了。他表示，每一个米老鼠产品或玩具同时也是卡通的宣传广告。美泰企业也早就了解这点，不过他们的做法不同。迪士尼是把电影的梦幻延伸至玩具，美泰则是把玩具延伸至更繁复的想象世界。这种幻想也许用“芭比禅”（Zen of Barbie）的概念来解释最恰当：芭比是唯一，芭比是一切。

也就是说，现今这一股流行文化的企业合作案热潮，本来就不是什么新鲜事。芭比和米老鼠就是具体而微的品牌化先驱—它们一直都在拓展品牌的外围捆绑销售市场，意欲操控更多的专卖权。在过去十年里，唯一的改变是：几乎每个在企业界的人都知道，这股想要融入跨界推销、捆绑销售珍藏品的渴望（不管是玩具、电视节目，还是运动鞋），并不会因为小孩子已大到不再吃麦片糖粥，就神奇地消失。众多收看星期六晨间卡通的孩童，已晋级为光顾周六夜间俱乐部的青少年，用讽刺的凯蒂猫背包和日本卡通风格的蓝发头盔满足自己对五光十色人造幻想的渴望。你可以在周末的“快打旋风”电玩店（Sega Playdium）看到其中一些人，那儿每逢周末夜晚就挤满了爱打电玩的成年人—18岁以下的人是不准踏进这种虚拟现实的喧嚣嘉年华的，尤其是“南方公园”（South Park）的主题之夜。

每个超级品牌〔从耐克到维亚康姆、盖璞、玛莎·斯图尔特（Martha Stewart）〕所戮力操纵、拓展的，就是这种非要与最爱的流行文化商品水乳交融不可的坚持，他们将迪士尼的合作案原则，从儿童文化移植到青少年及成年大众文化的每一个层面里。迈克尔·J.沃尔夫是维亚康姆、时代华纳、MTV和花旗集团（Citi Group）这类大公司的管理顾问，他写道：“我算不清有多少次听到消费者取向的企业经理人告诉我，他们最大的目标就是像迪士尼一样，像金手指般，能将所碰触到的每一项产品、每一种事业都化为全面的成功。” 3

这个目标并非无中生有。相反，我们可再次上溯至企业界在历经“万宝路星期五”后“只要品牌，不要产品”的顿悟：如果品牌是关乎“意义”，而非商品的特质，那么打造品牌的最高成就就是企业不只提供消费者购物的机会，还让他们完全体验该品牌的意义。比如第二章谈到的赞助案就是不错的开始，不过合作案与生活风格的品牌化则是最合乎逻辑的结论。就像摩森与耐克借着赞助演唱会和体育竞赛打造明星品牌，许多同类型的公司也尝试将当地的零售商店改头换面，用打着品牌号召的超级商店取而代之，后来甚至还延伸至设立品牌化饭店以及小型村落。合作案与品牌打造就像一体的两面，两者都与创造跨界营销的品牌经验有关，企图让购物与媒体、娱乐及专业运动的要素融合在一起，创造出整合的品牌化回路（branded loop）。迪士尼和美泰一直深谙此道，现在每个人都学会了。

真正的品牌化回路是不可能一夕出现的，这也是为什么这个过程通常始于最简单的品牌捆绑销售模式，也就是大型合并案，例如：大西洋贝尔（Bell Atlantic）与尼奈克斯（Nynex），数字装备（Digital Equipment）与康柏（Compaq），世界网络公司（Worldcom Inc.）与MCI，时代华纳与特纳，迪士尼与ABC，Cineplex与Loews，花旗集团与旅行者（Travelers），贝塔斯曼（Bertelsmann）与兰登书屋（Random House），西格拉姆（Seagram）与宝丽金（PolyGram），美国在线（America Online）与网景，维亚康姆与CBS……这份名单每天都在延长。通常这些公司都参照沃尔玛的做法：产业界所有的企业都在搞并购，唯有最强大的那个能够存活下来。不过，规模只不过是故事的开始而已。一旦品牌的知名度打开，企业的重心必然转移到如何通过各式各样内部协调的跨界促销手段，好让这个品牌更加自给自足。总而言之，就是协同合作。

迈克尔·J.沃尔夫曾写道，1990年代早期的某个时刻，其媒体业客户的态度出现了哲学性的转变，“公司不再满足于成为最大的广播电台或最成功的电视台。他们要的更多，主题乐园、有线电视网、广播、消费产品、书本、音乐，全都成为他们理想蓝图里的元素。媒体帝国被并购的风潮吞没。如果你不能让自己无所不在……那你就不存在了。” 4

几乎所有1990年代中晚期的大型并购案，其背后的逻辑都是这一套。迪士尼买下ABC，该电视台就开始播放迪士尼卡通和电影。时代华纳买下特纳传播，CNN电视台就开始宣传时代华纳的杂志和电影。卢卡斯（George Lucas）在将《星球大战》系列电影授权之前，就先买下Hasbro和Galoob这两家玩具公司的大批股票，而在授权之后Hasbro又当机立断买下Galoob，以巩固自己在玩具市场的势力。时代华纳成立分部，专门负责将旗下的电影和卡通改编成百老汇音乐剧。Nelvana这家加拿大的儿童动画制作厂，买下了Kids Can Press（童书出版业者）；Nelvana出品的卖座卡通，例如《海龟富兰克林》（Franklin the Turtle）就是改编自这家出版社的作品。该并购案使Nelvana转型成“整合的公司”，未来出版的书籍将可在公司卖座的电视卡通及销路颇佳的玩具系列里先行露脸。 5

放眼广大的出版界，贝塔斯曼在收购兰登书屋（本书英文原版的主要出版商）后，买下了50％的巴诺网络书店股份，让这家全球最大的英文出版社在爆炸的在线书籍零售市场上占有一席之地。如今，巴诺出价竞标美国的书籍大经销商英格拉姆（Ingram），而英格拉姆服务的对象也包括该连锁书店的竞争者。如果这项交易成功（后因公众反对声浪而流产），这三家公司可能的合作案将会扩延、涵盖整个出版流程，从签约到编辑、发行、宣传，直至最后的经销零售，一手全包。

将合作案的市场目标定义得最纯粹的，要数维亚康姆在1994年买下百视达录像带及派拉蒙电影公司的例子。这笔交易不但使维亚康姆在派拉蒙影院上映的派拉蒙电影可以大捞一笔，电影制成录像带后还可以再赚一笔。身价亿万的维亚康姆后台老板雷德斯通说：“在我看来，维亚康姆和派拉蒙的结合，是多媒体革命的精华所在。” 6 这种让钞票源源不断滚进企业家族怀抱的能耐，对老板而言自有其甜美的报酬。举个例子来说，维珍公司的布兰森在听到有人指控其品牌促销手法把维珍的名号用在太多领域上时，当场大笑起来。“没错，也许Mars主宰了巧克力条，耐克掌握了地上慢跑的领域，但假如他们的主管搭乘维珍的飞机穿越大西洋，聆听维京的音乐，并把钱存在维珍银行里，那么至少英国在下个世纪将拥有一个新的全球化品牌了吧。”

维珍的例子清楚说明了这波合作案革命的后遗症，也就是，品牌捆绑销售不再仅仅是核心产品或主要卖店的附属品，而是整个企业结构赖以维持生计的基础。如同布兰森的暗示，合作案不再只是旧式的跨界推销，而是利用不断扩张的品牌捆绑销售之网络，编织出一面自给自足的生活风格网。布兰森和其他人就是将其品牌的网愈织愈大，让它变成帐篷一样的围场，大到足以囊括所有的核心活动（core activities），从购物、娱乐到休闲活动，无所不包。星巴克宣布将在网络上经销家具时，宣称这是“品牌之华盖”（brand canopy）。这就是生活风格品牌的真义所在：你可以一辈子都活在其中。

这项概念不但是了解合作案的关键，更是了解产业部门与娱乐界之间的界线为何逐渐模糊的关键。零售业模糊了娱乐界，娱乐业也模糊了零售业。生产内容的公司（例如电影制片厂和出版社）投入发行。发行网络（例如电话及网络公司）则动手开发内容。而原先被认为纯粹内容的人，亦即明星自己，如今则投身生产、发行，当然还包括零售。所以沃尔夫的说法“如果你不能让自己无所不在……那你就不存在了”，不只适用于媒体合并集团，似乎每一个人都想无所不在—不管他们最初是家庭装潢业、胶底布鞋制造者、唱片公司，抑或是棒球明星，到最后他们都变得，呃，正如“鲨鱼”奥尼尔之辈口中所言，“像米老鼠一样”。

在这种流动的脉络中，这张品牌华盖之最也许是迪士尼或维亚康姆，不过也有可能是汤米·希尔费格、美国在线、玛莎·斯图尔特或是微软。很简单，每个知名品牌都会努力跟消费者建立关系，让他们在其中感到适得其所，让他们渴望，或至少同意在这些封建的品牌地主旗下当佃农。这就说明了为何关于宣传和商品的营销语言会完全被“意义”和“建立关系”这种更亲密的论述所取代—以品牌为主的公司已经不再对消费者的单一喜好感兴趣了。他们想要一网打尽。

因此，最激烈的市场战争并不是产品与产品之间的竞争，而是各家品牌阵营之间的划界问题；各家品牌无不在自己的领地范围重新画界，将界线延伸，好涵盖更多完整的生活风格形态：吹牛老爹会问，如果音乐行的话，食物为何不可？汤米·希尔费格会问，衣服行的话，零售业有何不可？盖璞也会问，零售行的话，音乐为何不可？星巴克会问，咖啡屋行的话，出版业有何不可？迪士尼也会问，如果主题乐园行的话，以品牌为主的城镇又有何不可？

超级商店：深入品牌

开创品牌化超级商店模式的，就是现代打造品牌运动的创始者迪士尼公司。第一家迪士尼乐园于1984年正式开张，目前为止该公司在全球各地共有将近730个据点。可口可乐随即跟进，开设了摆饰着各式各样品牌行头的店面，从钥匙圈到砧板，应有尽有。不过，假如迪士尼和可口可乐是开路先锋，彻底改变了零售业风貌的则是巴诺书店所创立的模式；1990年，巴诺把第一家超级商店模式引进其连锁书店。根据该公司的文件记载，这种新店面的原始构想是“旧世界的图书馆氛围和木质、翠绿的色调”，再配上“舒适的座椅、盥洗室以及延长的营业时间”—当然，别忘了在店里弄些小小的异业合作的案子，如设置星巴克咖啡厅。这个模式不但增加了连锁书店的营业额，也影响到书店在流行文化中扮演的角色，它一炮而红，便引发无止境的媒体争议，最终更隐约启发了好莱坞电影《电子情书》（You’ve Got Mail）的问世。巴诺在不到十年的时间，就变成了第一家名副其实的超级品牌书店。

因此，几乎所有通过营销、合作案与企业赞助来打造自家品牌形象的消费娱乐公司，如今都致力于建设自己的零售殿堂。耐克、Diesel、时代华纳、汤米·希尔费格、索尼、维珍、微软、《好色客》（Hustler）以及探索频道（Discovery Channel）都加入了品牌化零售业的行列。对这些公司而言，贩卖多种品牌商品的店面已违背了健全品牌管理之原则。它们并不想要将商品跟竞争对手摆在一起的卖场。“多种品牌的商店目前正在减少中，像我们这样的公司需要能够反映独特个性的商店。”Diesel的广告总监马尔基奥里（Maurizio Marchiori）说道。从1996年起，该公司已经开设了20家品牌化店面。 7

我非常、非常失望自己没早在几年前就转攻零售业，因为当时我还不了解《好色客》的名号和商标有多大的营销潜力。

——《好色客》的老板弗林特（Larry Flynt），《纽约时报》，1999年3月21日

这种为反映企业特质而设立的超级商店，其实是在探索耐克称之为“灵感零售”（inspirational retail）的疆域。根据耐克总裁托马斯·克拉克（Thomas Clarke）的说明，“有事件卖点”的大型店面，“让零售业者拥有把商品想象、包装得更好的机会”。 8 如何形成这种产品魅力，各家自有不同的神通，不过大致的概念就是，创造一个部分为购物中心，部分为主题乐园，部分为多媒体奇幻空间的据点，这种广告比树立100个招牌还有效。时下流行的超级商店，其特色包括DJ踏出广播室现身说法、巨型屏幕以及明星云集的开幕酒会。此外还有维珍超级商店的视听小间、西雅图娱乐设备的室内瀑布和攀岩壁、耐克城里测量脚尺寸的互动数字小站、鞋子专卖店、岩港（Rockport）商店备受称许的足部按摩及反射疗法，还有旧金山微软店面的拱廊状电脑游戏站。当然，还有品牌零售店内的招牌配备：室内咖啡吧—就连《好色客》的超级商店里也设了一个。《好色客》的老板弗林特描述自己对那位于好莱坞西区、占地9000平方英尺的性产业中心的愿景，他表示自己想创造一个“对女性来说更舒适，更像巴诺”的零售空间。 9

“创造目的地”（creating a destination）是超级商店经营者的关键术语：这些地方不只提供消费，还可供游客进行朝圣仪式。也因此，这些商店的地点选择更接近高价位消费区，不同于叫卖迪士尼钥匙圈、耐克球鞋及汤米牛仔裤的小贩所习惯待的地方。事实上，有太多大众市场品牌的朝圣地都设在纽约的第五大道和洛杉矶的罗迪欧大道（Rodeo Drive）上，害得其邻居们（包括古奇、卡地亚以及阿玛尼专卖店）已开始抱怨老是看到大众品牌达菲鸭（Daffy Duck）和飞人乔丹的身影。

在全世界最贵的不动产地段加上梦想中最昂贵、最高科技、最具艺术气息的零售环境，贩卖大众市场的消费品及小玩意儿，账面上不见得有好处。但若是把超级商店看成只求打平收支的事业，那可就完全搞错了。企业不惜成本开设这些商店的原因在于，在时代广场上开设迪士尼商店、抑或在第五大道上开设华纳兄弟店面或许会有亏损，但是这些店面在整体的打造品牌蓝图中却能迎合更崇高的目标。华纳兄弟消费商品部主任罗马内利谈到自家公司的旗舰店时说：“全世界最好的零售据点大概就是第五大道和第五十七大道了。在这里开设店面，对于我们国际性事业的开创以及品牌形象的塑造助益无穷。” 10 探索传媒（Discovery Communication）亦持相同的立场。自1996年起到现在，这家从4个电视频道起步的传播公司已经开设了35家探索商店，内容包括百货公司、游乐场和博物馆，最贵的一家位于华盛顿特区，价值2000万的旗舰店，主要的陈设物是一个实物大小的雷龙骨骼模型，以及一架二次大战时的战斗机。探索全球企业的董事长英格利希（Michela English）表示，这些店面在2001年前都不指望能回收成本。尽管如此，这家公司仍锲而不舍地继续开了数十家分店。“在店上挂着探索的名号是有广告牌的效益的。”她解释道。 11

大致来说，偏好这种“广告牌效益”的公司，其主要销售管道是贩卖多种品牌的据点：例如百货公司、Cineplex影城、THMV唱片行、富乐客鞋店（Foot Locker）等。虽然品牌化的超级商店无法控制所有的发行网络，但是它们为公司的品牌提供了精神的故乡，使这些品牌不论走到哪里，头上都会顶着广为人知的华丽光环，就仿佛品牌里设有一种回归家园的装置一样。因此，在维珍电影院里贩卖维珍产品的专柜，并非只是设在电影院的专柜而已，它们是“维珍迷你超级商店”，而这种卫星似的分店看上去更富深意、更为重要。当消费者来到当地的富乐客店面，看到几双耐克的鞋子和锐步、斐乐或阿迪达斯随意摆在一块儿时，幸运的话，他们也许会想起前往耐克城朝圣的五光十色的感官经验。迈克尔·J.沃尔夫写道，品牌化的零售业是“让某种经验深深烙印你心，就像每天拿一小撮谷粒喂小鹅的农夫太太会在小鹅的心中烙上好印象一样”。 12

品牌村：化身为品牌

开设店面只是开始而已—要将实际的购物经验变成完全的品牌化经验，这只是演化过程的第一阶段。在超级商店里，沃尔夫写道，“灯光、音乐、摆设与店员的形象创造了一种跟戏剧没两样的感觉，就好像你这位购物者成了戏中的主角”。 13 不过，那出戏只是昙花一现：顶多一两个钟头。这也是为什么等到“零售点成为朝圣地”后，下一个阶段即是品牌化假期的创造：就算不提迪士尼乐园，迪士尼还参与了迪士尼魔法游艇，在众多目的地中还有在巴哈马（Bahamas）的欢乐沙洲（Castaway Cay）私人小岛。耐克有自己的运动主题游艇，而加拿大Roots在引进居家服饰、开了曼哈顿旗舰店之后不久，就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创立了品牌化饭店：Roots会馆。

当Roots在温哥华岛西岸的小镇乌克鲁列（Ucluelet）大兴土木时，我曾经去参观访问过。这个景点名为礁岩岬游乐区（Reef Point Resort），而就是在这里，打造品牌的大业进入了另一种层次。1999年4月，Roots会馆尚未开张，不过完工的建筑已足够说明其理念：高档的、完全品牌化的成人夏日度假村。这儿没有独木舟，但“探险小站”会出租海上小艇和冲浪板；这儿不见公共厕所，每一间木屋里都有热水澡桶；这儿不见公共营火，每一户都有独立的瓦斯壁炉。会馆的餐厅装潢是大众餐厅的风格，但食物却是纯太平洋海滩风味的美食。最重要的是，粗木建造的木屋里配置了整套的Roots家具。

“就像活在广告招牌里一样”，我们有位访客在出差时这么说，那真的一点也不夸张。这种休闲木屋是目录上的样品屋和真实住家的混合品，小屋里的枕头、毛巾、刀叉、餐盘、玻璃杯上都有Roots的商标。椅子、沙发、地毯、窗扇、浴帘都是Roots出品的。木制的Roots咖啡桌上摆着棕色的皮制Roots记事本，一本歌功颂德的Roots创业史妥善包在其中—你可在对街的Roots商店里买到这里所有的东西。在会馆内，沃尔夫所谓的“戏剧”不只上演几个钟头，而是整个周末，甚至长达一两个星期。而该企业坐拥的布景不只是建筑物以及其设计（这是超级商店），还包括整个度假区外围的加拿大原野：窗外桦树上栖息的老鹰、游客步行至小屋所穿过的古老森林，还有太平洋的阵阵浪潮。

这项品牌化的壮举带着一股强烈的对称美。Roots服饰崛起的地点与上述完全不同。Roots企业的创办人格林（Don Green）和布德曼（Michael Budman）曾一起参加安大略省阿尔冈琴公园（Algonquin Park）的夏令营，两人深深为加拿大野外生活的生动经验所感动，继而设计出一种服饰，好捕捉那种最美的感觉：舒适的散布鞋、舒服的运动长袖衫、加拿大工人袜，当然，还有那个海狸的商标。“阿尔冈琴雄伟的山丘、闪亮的湖水和原始山林激发了Roots的诞生，”这是早期平面广告上的文字，“那儿金黄的夏日、寒冷的星夜、火红的秋天和静谧的冬日，如今都在Roots阿尔冈琴的精神及色彩中重获新生。” 14

推销一点也不复杂，根据记者波斯纳（Michael Posner）在1993年的观察，他表示，“事实是：与其说Roots是个公司，还不如说是夏令营”。 15 这家成衣制造商从一开始，就非常有技巧地拓展其精心设计的品牌形象。第一步是建立零售据点，装饰在墙上的独木舟划桨和亮眼的光线，塑造出的不是连锁店的形象，而是如同记者佩韦雷（Geoff Pevere）所言，“用关爱而起茧的双手搭建出夏令营的餐厅与小屋”。 16 接着推出的是家居饰品，样子设计得像超大号工人袜的毛毯以及枕头套。现在则回归到原点Roots会馆的落成，从最初开发一系列服饰的“灵感”，演变成Roots品牌的极致发挥：从夏令营到品牌化度假地，从生活风格的营销到生活风格本身。

语速很快、喜爱羊毛衫的孔西利奥（Mark Consiglio）是该度假区的开发者，他对礁岩顶还有更大的抱负，Roots会馆只代表了这块可供开发的地产的一小部分而已。他让我看了一张包括250间度假屋的设计图，解释他的愿景是建立零售的市镇中心，挂有品牌名的商店及服务一应俱全。Roots商店当然有，不过也可能有Aveda Spa，也许还有Club Monaco以及美体小铺。每一个零售据点都有步道，通往各自的品牌小屋，这些品牌小屋就像Roots会馆一样，里面摆有该品牌各式各样的商品。孔西利奥还无法提供厂商的名单—因为“都还在协商中”。不过他向我强调：“Roots并非唯一一家涉足居家生活用品的服饰公司。大家都一样。”

然而，品牌化度假胜地的问题是，它们只能提供短暂的片刻让品牌汇集一堂；就像绿洲一样，当假期结束，大家都突然被传出绿洲，回归以往的生活方式，无疑又将陷入规划不善的商标混战和品牌认同的游戏里。这也就是佛罗里达的欢庆镇出现的理由—史上第一座迪士尼镇。这座经过严谨规划的小镇，里面一应俱全，周遭围有栅栏，内有迪士尼指派的居民组织以及假造的水塔。对于终年居住其中的家庭而言，迪士尼达成了生活风格品牌化的终极目标：将品牌变成生活本身。

不过，这里提供的生活可能跟我们对米老鼠王国的预期有段差距。沃尔特·迪士尼最初构思品牌化市镇时，他脑子里想的是一座人造的金矿，是献给1950年代中期科技及自动化未来神祇的圣殿。但是他终其一生都没有建造完成这座市镇，其中的部分构想在他过世16年后转化为埃普科特中心（Epcot Center）。迪士尼首席执行官迈克尔·艾斯纳决定重拾老迪士尼的旧梦，打造品牌化的市镇，他力排众议，否决前任首席执行官心目中由《杰森一家》（Jetsons）式的奇幻世界。然而，欢庆镇虽然拥有一切现代科技的设备，但它的未来色彩却比不上居家色彩；这儿是在购物中心、大型购物商场、高速公路、主题乐园、大众商业化出现之前理想怡人的美国社会。但奇怪的是，欢庆镇根本不替米老鼠系列商品打广告；以现代的术语来讲，它是一座几乎“不见迪士尼”的城镇—无疑在美国是绝无仅有的。换句话说，当迪士尼最终抵达完全封闭、合作共生、自给自足的空间时，其选择的竟是回归前迪士尼化世界—这种冷静、内敛的美学，与迪士尼世界大道上专供贩卖的卡通世界，形成鲜明的对比。

一如全美到处可见的大铁门社区，在欢庆镇宁静、绿树夹道、不见广告招牌的街道上，居民可完全排除现代生活的刺激和侵扰。这儿没有买下整条主干大道的店面、只为促销新款宽脚裤的李维斯，没有被涂鸦艺术家乱抹一通的广告招牌，没有占据并扭曲市中心的沃尔玛，没有为抗议大型购物中心入侵而发起的社区团体，没有倒闭的工厂导致税收减少、福利消失，更没有吵闹的批评者兴师问罪。然而，与大部分北美郊区的社区比起来，欢庆镇令人印象最深刻的是它所拥有的公共空间—公园、公共建筑和居民广场。从某个方面来看，迪士尼的品牌化创举是对于无品牌（brandlessness）的庆赞，是对于公共空间的推崇—虽然，放眼该公司的其他行径，公共空间可说是迪士尼最善于烙印商标的地方呢。

当然这只是假象。那些选择居住在欢庆镇的家庭，其实是带头过着品牌化生活的先驱。社会历史学家哈森普夫卢格（Dieter Hassenpflug）表示：“连街道都受到迪士尼的管控—这是一个伪装成公共空间的私人空间。” 17 所以说，欢庆镇是托克维尔预言的复杂反转：它是“真实”的仓库，被幻象的创造者重新翻修过。

这整个概念使我想起温哥华岛上有个地区叫教堂林（Cathedral Grove），距离Roots会馆和加拿大最珍贵的原始克拉阔特湾（Clayoquot Sound）的入口大约一个半小时的车程。从这个地方开车穿越一次，就会让无数心无城府的游客瞬间加入环境保护的行列。原因显而易见。再往山上前进几英里，你会看到一整片覆盖着葱郁桦树林的山野、闪烁的湖面，以及飞翔的老鹰—这片原野使人心胸舒畅而安稳。我个人直接的感受是，这个地球原来一直是如此强壮和丰富啊—只需继续往北开，就能发掘更多的原貌。然而这份宁静并不长久。上了下一个斜坡，全然不同的景观就出现了：两座光秃秃的大山惨遭焚烧，伤痕累累，看起来更像月球表面而非地球。连续几英里的路上，只有柏油和死亡的气息。

心里经历了过山车后，终于到达了教堂林的入口。每天都有数百辆车停靠在路旁，游客步行进入，手持光滑的导览手册，想要一睹该区硕果仅存的一片原始林。最大的树被绳子围了起来，杆子上钉了一块介绍板。讽刺的是（这里大部分居民都知道），这个小型公园的主人和经营者是布勒德尔（MacMillan Bloedel），温哥华岛的树木以及大部分的树林都是被这家伐木公司所砍伐的。教堂林不是森林，而是树木的博物馆—一如欢庆镇是城镇的博物馆一样。

要把欢庆镇和品牌化市镇的构想贬为迪士尼企业特有的精神强迫症执念，其实蛮冒险的：它并非公共空间私有化的前兆，只不过是沃尔特从坟墓爬起来再次扮演上帝罢了。然而，几乎每个超级品牌都在公开模仿迪士尼，因此，我们不该太轻易就把欢庆镇贬得一无是处。当然，迪士尼是游戏的领先者（迪士尼创造了这个游戏），但一如往昔，该企业老是有仿制者尾随其后，详细观摩。迈克尔·J.沃尔夫从顶尖媒体集团顾问的立场审视这一切，根据他的观察，这种主题乐园式的购物地点如美国明尼阿波利斯大卖场（Minneapolis’s Mall），很可能是未来生活卖场（live-in mall）的先驱。“也许演化的下一个阶段，就是将住家设立在购物中心及众多商家的旁边，再称之为小镇。大家在同一个地方居住、工作、购物、消费娱乐。这个概念多棒。”他兴奋地说。 18

暂且把该景象无可避免引发《美丽新世界》（Brave New World）／《复制娇妻》（The Stepford Wives，1975年惊悚片，讲述一群男人如何将妻子驯化为毫无自主性的人）的联想摆在一边，这些品牌化的世界是拥有某种无可否认的魅力。我想，这与乌托邦主义引发的真实兴奋感或乌托邦主义的幻觉，多少有点关系。值得一提的是，打造品牌的过程始于一小撮人坐在会议桌旁构思理想的形象，他们抛出“自由”、“独立”、“粗犷”、“舒适”、“聪明”、“流行”等字眼，然后前往真实世界，搜索可以表现出这些概念和特性的方式。首先经由营销，然后通过如超级商店、咖啡连锁店这类的零售环境，再者（假如这些概念确实够新、够炫）即是完整的生活风格经验，例如主题公园、度假会馆、游艇和市镇。

这种创造物怎么可能不吸引人呢？在我们这个时代，现实世界里用共同出资的公共资源建造的公共建筑和纪念碑（例如学校、图书馆、公园），其构想总是会缩水甚或完全腰斩。依这种脉络观之，私有的品牌化世界拥有相当惊人的创意与审美，对于没见识过战后繁荣期的世代而言，这根本像是异次元空间。几十年以来头一回，不同的团体可以自行建造理想的社区，盖起真正的纪念碑，其中包括结合了工作与游戏的“耐克世界校园”、巴诺的超级商店，以及洋溢原野幻想的Roots会馆。这些地方的感染力在于它们捕捉了怀旧的渴望，然后再将其推向极致：例如设有NBA级球场配备的体育馆，有热水淋浴桶及美食的夏令营，镶有设计师品牌的家具，供应拿铁咖啡的老式图书馆，没有难看的建筑，没有犯罪的城镇，拥有好莱坞丰厚资金的博物馆。没错，这些创意也许隐约透着诡异和科幻之感，但我们不应该简单视之为满足无脑大众的粗浅消费主义：不论是好是坏，这些地方是私有化的公众乌托邦（privatized public utopias）。

私有化城镇广场上日益缩减的选择

当然，这些替代品骇人的反讽之处在于，它们对真实事物是极具破坏力的：对于真正的市镇中心，对于独立的企业，对于不合迪士尼版本的公共空间，对于与合作案文化产品相对立的艺术，对于自由而纷乱的概念表达。商业环境被这些大玩家不断扩张的计划和野心轻易左右，零售业更是如此。在这个行业里，我们发现像探索和华纳兄弟这类公司对于“广告牌效应”的执迷，就和对销售数字一样在意。但是另一方面，独立开业的商家通常缺少将购物变成表演艺术所需的资源，更别说开设度假据点了。

正当超级商店实行好莱坞的生产价值和特殊效果时，小型企业却动弹不得，一边是超低折扣的沃尔玛以及亚马逊书店之流的在线零售业，另一边则是主题乐园氛围浓厚的强大零售环境。这种种市场趋势结合在一起，严重侵害了小企业所有的传统价值观及个人服务概念。独立商家的员工可能比超级商店的店员具备更充足的经验和知识（高流动率使店员无法增长经验：在下一部“别无工作”里我将更详细地讨论），但是就算这点相对的益处，也常被超级商店的纯粹娱乐价值所抵消。

如同许多人所言，这个现象在出版业尤其明显。美国书商协会（American Booksellers Association）的成员从1991年的5132家跌至1999年的3400家。 19 一部分原因是沃尔玛效应：超级连锁商店与许多出版商协议量贩书籍的优惠价格，使独立书商根本无法低价竞争。另一个困难处在于超级商店所开创的零售标准。如今，书店必须集大学图书馆、主题乐园、游乐场、取货处、社区中心、文学艺廊、咖啡馆的功能于一身—这种投资对大企业来说都算是大手笔，通常需要牺牲眼前的利润，以换取未来的品牌股票值和市场占有率。这就是加拿大的情况：在加拿大与巴诺齐名的Chapters连锁书店，1997年在热门地段开设了十家店面，亏损高达210万美元。 20

规模经济再一次展现威力。当然，有些独立书店已经开始与连锁书店对抗，加设咖啡厅、舒服的阅读椅，还有现身说法的烹调表演，但那已是大部分独立业者在财务压力来临之前所能尝试的极限了。另一方面，假使什么也不做，独立书店很快就会变成品牌贵族旁衣衫褴褛的穷表亲了。最终的结果就是零售市场上的书愈卖愈多，但对小型书店而言，竞争的难度却愈来愈高，就好像独立制片商很难在多重控制的环境中与主流电影片商竞争一样。零售业已经成为非常不公平的游戏场了，就像电影、电视或是软件业等其他产业，你必须够大，才玩得下去。我们再一次目睹产品的泛滥与真实选择的缺乏并肩而行。

图书业的超级商店效应已经吸引了大量的批判焦点—部分因为书店并购对于言论自由的影响很明显，部分因为媒体倾向关心大家为什么买书，胜于大家为什么买袜子。然而书店在超级商店的世界中算是异数：它原本就拥有众多品牌，书本的来源是几千家出版社，况且，书店原本就是书本优先的企业投资事业，不可能帮其他品牌捆绑销售产品、或变成3D广告板。要更直接地观察对于市场多样化的敌意，不能看书店，而必须审视维珍、索尼以及耐克旗下纯粹的品牌化超级商店。追寻完全品牌的企图在此表露无遗，与市场多样化背道而驰：就像企业合作案一样，这些商店寻求的是名牌的一致性，意图创造安全的商标之茧，排除其他品牌所放送的冲突信息。

维珍超级商店或许是这种品牌一致性的最佳范例，它运用品牌之间各式各样的合作案，以便跳过消费者选择的阶段。在过去，唱片公司不管花了多少资金打造新人，一样得仰赖唱片行、电台、音乐视频制作人过活（也因此，这些唱片公司在1950年代由于贿赂DJ而惹上众多法律纠纷）。现在不一样了。维珍的122家超级商店连成一气成为各式合作案的机器，坐拥建筑物大小的墙壁广告、让消费者试听的音乐小站、大型的电视屏幕、DJ播音室，以及可转播现场演唱会到各家分店的小耳朵。这是超级商店时代要求的标准配备，而既然维珍也是唱片品牌，这一切科技都可动员起来，创造维珍新艺人所需的新奇刺激感。“每个月我们都会主打几个歌手。意思就是，我们会在店里播放他们的专辑，用卫星直播现场演唱，或是让他们在店里举办签名会，”维珍娱乐集团营销部副总Christos Garkinos说，“想想看我们能为一个新人做多少宣传。” 21 更重要的是，为什么要让捉摸不定的消费者口味或是电台播放率来决定我们的市场呢？只要控制所有的变量，你就可创造出狂卖的成功假象，哪怕还没发生也一样。

简而言之，这就是协同合作。微软用“捆绑销售”这个字眼形容其Windows操作系统所囊括的核心商品及服务，然而捆绑销售之于软件业，就是维珍所谓的协同合作，也是耐克所谓的品牌捆绑销售。微软在Windows操作系统里附上IE浏览器，而由于微软几近垄断了系统软件的市场，它试图借此为自己买下因特网世界的独家入口。微软的例子清楚地证明，当所有的合作案口径一致，而且占尽产业的天时地利之时，消费者选择将受到最严密的控制，而消费者的力量也变得疲弱不振。同样，当娱乐业和媒体业集团的所有触手得以成功整合，有如彩色黏土般搅拌出同一种产品的各种相关副产品，包括玩具、书籍、主题乐园、杂志、电视特辑、电影、糖果、CD、光驱、超级商店、卡通和大型音乐剧，这时协同合作的涅槃境界也就达到了。

合作案的效益并不能从单一“产品”（不论是电影或是书籍）的成功来衡量，而是依据产品在集团的多媒体管道中表现如何，因此，合作案计划通常是在经纪人、客户、品牌部经理、制作人百无禁忌讨论下一步该如何宣传旗舰店品牌的会议上产生的。于是乎，市场充斥着这些脑力激荡会议的突变产物：好莱坞星球餐厅、迪士尼所出版的ABC情境喜剧明星的著作、星巴克咖啡口味的啤酒、“LIS宇宙飞船”（Lost in Space）的爽口薄荷糖，以情境喜剧影集《干杯》（Cheers）为蓝本的机场连锁酒吧、塔可钟口味的玉米脆片……

如此看来，雷德斯通把维亚康姆娱乐产品称为“软件”并无不当之处，因为这些合作案的中心少有坚固的事物。雷德斯通所谓的软件，指的是由他一手塑造以配合各种媒体环境的品牌化娱乐产品。“我们创造了一个软件导向的全球媒体集团，”他说，“我们的任务就是把该软件应用在美国的每一个角落、扩充到全世界的每一个地方。那就是我们的任务。”雷德斯通非常自傲其产业之间“完全开放的沟通”。“我们正在协调企业里各个方面，让每一个方面都能善加利用其他方面所提供的契机。” 22

新托拉斯：消灭选择

在较不狂热的时代，人们一般会用“协同合作”以外的字眼来形容这类有损消费者选择以利业主互相勾连获利的企图。在美国，非法托拉斯指的就是，公司私下联合议价，表面上却佯装互相竞争。毕竟，垄断不就是协同合作的极致吗？服膺“以量取胜之暴政”（tyranny of size）的市场即具有垄断的倾向。这也是为什么在合并狂潮的最后十年间，娱乐业界的种种怪相，其中许多一直要到近如1982年才被宣判为非法。即便如此，之后我们还可见里根总统全力抨击美国的反托拉斯法呢。

虽然众多媒体帝国运用旗下产业以促销各式产品的做法行之已久，但是大多碍于横阻在媒体生产及媒体流通之间的法令，仍不敢太明目张胆。举例来说，1948年到1952年间通过的美国法令，限制电影公司开设首映戏院，因为立法者担心如此一来将引发产业内的垂直垄断。虽然法令在1974年放宽，但是美国政府当时正准备采取类似的一系列反托拉斯行动，阻止国内三大电视网（CBS、ABC、NBC）为自家电视台制作娱乐节目以及电影。司法部提出控告，指称三家电视台非法垄断，使得其他节目制作者没有机会得到工作。根据司法部的说法，这三家电视台应该扮演的是制作节目的“渠道”，而不是制作者本身。在政府反托拉斯行动期间，CBS被迫卖掉自己的节目制作部—讽刺的是，就是现在满脑子合作案的维亚康姆。另一件讽刺的事是，促使联邦贸易委员会积极调查的最大诱饵是西屋传播（Westinghouse Broadcasting），于1995年与CBS合并的公司，如今它正坐享种种随之而来的生产与流通之间的合作案。1999年，一切回归原点，维亚康姆和CBS宣布合并，总估值高达800亿美元。在这么多年之后，这些公司再度结合，成为比分家前更具威力的实体。

然而在1970年代及1980年代早期，这些大公司却受到极严格的监视，以至于杰克·迈尔斯—他当时是CBS的营销主管—表示，其公司不太愿意整合电视、广播、音乐和出版的营销部门以进行跨界宣传。迈尔斯写道：“这个构想是目前数家主要媒体公司正在着手跟进的潮流，不过在1981年，碍于反托拉斯法，部门之间无法进行直接的互动。” 23

这些顾虑在1983年雨过天晴。当时里根展开他不算太慢的消解美国反托拉斯法的计划，首先开放竞争者之间的联合研究，接着又去除大企业并购的路障。他砍掉联邦贸易委员会的翅膀，大大限制其对于反竞争性行为课以罚金的权限，并裁撤职员，从345位减为134位，并指派一位以减少该单位“过度敌对色彩”为自豪的人担任委员会主席。 24 贸易委员会的前任地区主任伊斯特莱克（Carlton Eastlake）于1983年表示：“如果现任主席的政策获准实行一段时间，本国最基本的某些自由将会受到侵害。” 25 然而他的政策不只继续实行，1986年还通过了更具破坏力的立法案，理由是美国企业需要更大的弹性以和日本竞争。里根任期内一共有十宗当时史上最大的企业合并案—贸易委员会没有过问任何一件。贸委会的反企业托拉斯案件数量在1980年代急速下降，有起诉的案件多半为势力特别庞大的集团，例如俄克拉何马州视量组织（Oklahoma Optometric Association）；同一时间，里根还亲自涉入保护全球十大航空免于遭受自家政府所将进行的反托拉斯调查。 26 对文化产业而言，这个新世界拼图的最后一块在1993年正式到位，当时联邦法官里尔（Manuel Real）取消1970年代针对三大电视网的反托拉斯规定。此举再度使得电视台能够自制黄金时段的娱乐节目和电影，并铺下迪士尼与ABC合并的方便之途。 27

虽然现在反托拉斯法的气势疲弱，但是部分野心勃勃的合作案梦幻已经开始扰动沉睡已久的联邦贸易委员会。除了高知名度的微软控告案之外，巴诺书店购买经销商英格拉姆的案子亦在书行掀起轩然大波，贸委会不得不设立一条专线处理抱怨声浪，最后巴诺也放弃了该计划。这些企业行径在出版业和软件界造成莫大争议并非巧合：因为重点不是更便宜的订书机、玩具或无品牌的毛巾，而是健康、多元创意的出版权及使用权。就算因特网、出版业和零售书商之所有权的重叠，是跟随着所谓信息革命所引发的开放及个人力量强化（如今此说看似虚假重重）而来的，这也无甚帮助。

哈佛法学院网络与社会中心的安德鲁·夏皮罗（Andrew Shapiro）在给比尔·盖茨的公开电子邮件上，提出了企业并购与异业合作观察者已经注意到的意见。他说：“倘若这个革命的整个构想是强化人们的力量，那么比尔你为什么要封锁市场，并限制选择呢？为什么你的合并案每个月都从一个产业侵占到下一个产业？” 28

这个矛盾所象征的背叛，远比我们习以为常、表里不一的广告更大。被背叛的，恰恰就是信息时代给出的主要许诺：对于选择、互动以及更大自由的许诺。

第8章　企业审查

围堵品牌化村落

每隔一个星期，我就会把架上一些认为不符合沃尔玛质量的东西拿下来。

——南加州奇罗市沃尔玛分店经理斯坦顿（Teresa Stanton），谈论该连锁店对于封面过于露骨的杂志所进行的审查。

《华尔街日报》，1997年10月22日

对于选择权的戕害，某些例子不仅止于掠食性的零售业以及垄断性的合作案策略，还会变成赤裸裸的审查（censorships）：主动铲除并限制素材。我们大部分的人都会把“审查”定义为政府或其他州立机构所实行的内容管制，或是在抗议团体的唆使下，基于政治或宗教因素所进行的监督（这点在北美社会尤甚）。这个定义显然已经过时了。虽然总会有像赫尔姆斯（Jesse Helms，美国共和党参议员）和教会妇女组织这样的人物禁止曼森（Marilyn Manson）举办演唱会，但随着自由表达的趋势，这类型短剧已迅速变成不重要的余兴节目。

企业审查与前两章的主题有很密切的关系：媒体和零售业者已扩张到这个程度，以至于要买进何种商品或要代理哪些文化产品这类简单的决定（理当属于业主和文化制作者的决定），如今却产生了巨大的后果：掌控决定的人有能力重新改造文化风貌。当沃尔玛的经理从架上拿下杂志时，当CD上的封面设计必须经过调整以符合沃尔玛的品位时，或者当电影被百视达拒绝发行，只因它不同于这个连锁业所标榜的“家庭娱乐”形象时，这些私人决定的影响会扩散至整个文化产业，影响的不只是在当地大型折扣店买得到何种商品，更会从根源上影响商品的生产和制造。

沃尔玛和百视达影业都奠基于美国南方的基督教中心地区—百视达在得州，沃尔玛在阿肯色州。这两家零售商都相信，作为“家庭”商店是其业绩成功的核心，也是其受到群众欢迎的关键。这个模式（凯玛特商场亦实行同样的模式）就是创造一体适用的家庭娱乐中心，不但爸妈可以租到强档新片和布鲁克斯（Garth Brooks，美国乡村歌曲明星）的新片，没走几步路约翰尼亦可租到《古墓丽影》（Tomb Raider2），梅利莎（Melissa）也可跟阿拉尼斯（Alanis Morissette，另类摇滚歌手）一起摇滚。

为了保护这种模式，百视达、沃尔玛、凯玛特和所有大型连锁超市都制定政策，拒绝代理任何可能损及其合家适宜之企业目标的产品。这种一次购物完全的据点实在太有利可图了，马虎不得。所以，沃尔玛和连锁超市（两者总共占了全美55％的书报销售量）把杂志扫地出门，原因可能是封面女郎穿得太凉快了，抑或《他和她的高潮》或《出柜：为什么我要为别的女人离开我的丈夫》这类文章。 1 沃尔玛和凯玛特的政策是不贩卖封面或歌词有太多性暗示，或是太明显碰触到堕胎、同性恋及恶魔崇拜等主题的CD。同时，在美国拥有25％的家庭影音市场的百视达影业，虽然代理许多血腥暴力的影片，但是NC-17级的电影则是拒绝往来户—这个美国分级标示，意指禁止17岁以下的人观看，即便有成人陪同亦然。

根据连锁业者的说法，审查艺术不过是自己向家庭导向的消费者所提供的数种服务之一，就像微笑服务以及低廉价格一样。“我们的消费者知道，我们对影音商品的选择是合乎常理的，是为了供应他们可能想买的商品。”沃尔玛企业关系部主任英格拉姆说。百视达的标语是：“我们尊重家庭和个人的需要。” 2

沃尔玛对审查制度如此热衷，是因为娱乐产品毕竟只是其销售商品的其中一小部分而已。没有任何当红的唱片或电影有能力影响沃尔玛的账本盈亏，这使得该零售商敢于挑战娱乐产业中当红的艺术家，捍卫自己对于购物环境秉持的信念，也就是电动工具和热门唱片可陈列在邻近的货架上贩卖。最有名的例子是该连锁店拒卖涅槃（Nirvana）乐团的第二张热门专辑《在子宫里》（In Utero），虽然该团前一张唱片获得四白金唱片的销售成绩，但因为专辑封底有胚胎的图样，沃尔玛拒绝贩卖。“乡村歌手像吉尔（Vince Gill）和布鲁克斯在沃尔玛的销售量会比涅槃好。”沃尔玛发言人贝克（Trey Baker）当时很愉快地说。 3 由于估计可能会损失10％的销售量（沃尔玛当时占美国唱片业市场的比例），华纳公司和涅槃最后决定改换封底。他们还把专辑里一首名为《强暴我》（Rape Me）的歌名改成《丢弃我》（Waif Me）。加拿大的凯玛特在1997年对天之骄子（Prodigy）的新作《地上的肥油》（Fat of the Land）亦采取同样的做法，因为封面和《教训我的贱女人》（Smack My Bitch Up）及《狗屁不通》（Funky Shit）两首歌的歌词不符合该店的风格。“我们这里典型的消费者是已婚的职业妇女，我们觉得这样的产品对家庭超市来说并不恰当。”经理莱奇（Allen Letch）说。 4 这个英国坏男孩团体就像涅槃一样，最后还是服从自家唱片公司的要求，发行了净化的版本。

事实上，这种审查制度已如此深入制作过程，因此常被视为编辑程序的一环。由于百视达的分级规定，几家主流电影公司已经停止制作NC-17级的影片。如果少见的例外出现，公司就会剪辑两个版本，一个给影院放映，一个修整干净后交给百视达租售。有哪个制片商愿意在整个计划还没开始前，就先白白损失25％的录像带利润呢？电影导演克柯南伯格（David Cronenberg）在《纽约客》（The New Yorker）杂志里曾谈到：“现在好像大家都认定电影一定要适合儿童观看……所以想制作成人电影的人压力都很大。” 5

包括《大都会》（Cosmopolitan）和Vibe在内，许多杂志开始采取预先发送新一期杂志给大连锁商和超商审阅的做法。为什么要承担杂志内容有害风化因而被退货的风险呢？“如果你不事先知会他们，他们会将你的杂志除名，再也不代理发售。”Vibe的发行部主任萨克（Dona Sacher）说，“事先这么做，就算这一期被拒绝，下一期他们还是有可能接受的。” 6

乐团通常几年才发片一次（可不是一个月一张），所以没有办法先告知沃尔玛唱片封面可能会有些争议，希望下一张情况好一点。他们的做法就像电影制片商一样，采用防范措施，也就是同时发行两种版本—其中之一给大型连锁超市，经过声音处理、视觉处理，甚至删掉整首歌。然而，就算天之骄子和涅槃这类白金畅销团体可以采用这种方式，其他知名度较低的团体往往不会有依照自身创意录制唱片的机会，为了不被主张家庭价值的连锁超市围堵，他们只能发行净化的版本。

大体说来，沃尔玛和百视达对自己的审查制度自信满满，原因在于，大多数民众很容易认为企业的决定与意识形态无关。企业会做合乎企业利益的决定，我们这样跟自己说—即便这些决定有时明显带有政治目的。当零售业者对市场的主导权膨胀到像今天这种地步时，其所作所为对于公民自由与公众生活的影响就会不断引起讨论。正如华纳兄弟唱片的发言人墨利斯（Bob Merlis）所言，这些私人的决定确实可能产生非常公众化的影响。“如果你们买不到唱片，我们就卖不出去。”他说，“在有些地区，这些大规模的商家甚至是镇里唯一的选择。” 7 正如沃尔玛运用其规模从供货商处拿到超低价位，连锁超市也采取相似的手法，运用自己的势力，改变其“供应者”（亦即唱片公司、出版商、杂志编辑）所提供的艺术创作。

合作案的审查制度

截至目前的讨论，企业审查的例子都只是零售业中贩卖的直接副产品，它们只是最笨拙的企业审查形式。更微妙，或许也是更有趣的例子是，文化产业内的并购潮流正在对自由的表达产生钳制，这也就是合作案的审查制度。

制作人没有站出来反对这些清教徒般的零售商，原因之一在于这些零售业者、发行商和制作人往往或多或少隶属于同一家公司旗下。这种利益冲突，最明显的莫过于派拉蒙电影和百视达影业之间的关系。派拉蒙对于百视达保守的进货制度根本说不上话，原因在于，如果这种做法能吸引每个家庭成员都走进百视达大门，那么派拉蒙有何资格减少其共同老板维亚康姆的收入呢？同样的冲突发生在1993年，当迪士尼买下之前为独立制片公司的米拉麦克斯（Miramax）之后。一方面，米拉麦克斯现在拥有丰厚的资源，能够引入商业风险较大的国外电影，如罗伯托·贝尼尼（Robert Benigni）的《美丽人生》（Life is Beautiful）；另一方面，当该公司考虑是否发行某部比较具有政治争议或性爱色彩的电影时，例如拉里·克拉克（Larry Clarke）的《半熟少年》（Kids），就不得不思索这个决定是否将影响迪士尼和ABC的家庭节目制造者的形象，向相关的施压团体妥协。

假如牵扯到的媒体事业股份持有者制作的不只是娱乐节目，还包括新闻及时事，这种潜在的冲突就更形复杂。一旦报纸、杂志、书籍和电视台都是同一个企业集团的分支，而该集体又标榜“完全开放的沟通”（萨姆纳·雷德斯通语），其无数的商业利益确实很有可能影响到制作出来的新闻类型。当然，报社老板会干涉社论的内容，使之更符合自己的商业利益，这已经不是新鲜事了，就像小镇的报社发行人利用当地的《先锋报》（Herald）和《公报》（Gazette）替他的哥儿们竞选市长一样。但是当发行人本身是一个集团的时候，其触角可能同时伸向许多地方。当跨国企业集团建立起自给自足、自我推销的世界时，它们也创造出了更新、更多样的利益冲突及审查制度。这种压力可能包括要求杂志部写一篇影评，好宣传集团的某分支电影公司所拍摄的新片，强迫编辑放弃刊登某篇可能伤害企业并购的评论，或者包括要求报纸小心处理颁发电视执照及审查反托拉斯议题的法律或管理单位。目前的情况是，就连某些态度强硬、毫无疑问反对外在审查制度的编辑和制作人（不论对象是政治游说团体、沃尔玛的经理或自家的广告商），都渐渐发现这些企业内部的压力愈来愈难以抗拒。

合作案审查最著名的案例发生在1998年9月，特派员布莱恩·罗斯（Brian Ross）及制作人施瓦茨（Rhonda Schwartz）的得奖调查小组所筹备的一则迪士尼相关报道，惨遭ABC封杀。报道最开头是针对主题乐园与度假村安全措施不足的情况提出指控，继而谈到主题乐园失察雇用了性犯罪者，其中包括恋童癖者。

由于迪士尼不过是原先计划中七家主题乐园的其中一家，上级便同意罗斯和施瓦茨进行追踪调查。毕竟，这也不是该团队首次面临可能揭发自己母公司丑事的情况了。1998年3月，ABC新闻杂志《20/20》发布了一篇关于美国托管地塞班岛（Saipan）境内众多血汗工厂的报道。虽然该报道的炮火集中在拉夫·劳伦和盖璞身上，但其中确有提及迪士尼也在与血汗工厂签约的美国公司之列。

然而，新闻故事是有自己的生命的，随着罗斯和施瓦茨继续调查主题乐园，他们发现迪士尼并非边缘角色，而是该报道的主要对象。所以，当他们交出两份演变为揭发迪士尼性丑闻报告书的草稿时，ABC新闻的总裁韦斯廷（David Westin）拒绝了这份草稿。“稿子不行。”公司发言人墨菲（Eileen Murphy）说。 8 虽然迪士尼否认最初出现在《迪士尼：被背叛的米老鼠》一书中对安全措施不足的指控，首席执行官艾斯纳也公开表示：“我宁可ABC不要为迪士尼粉饰太平。” 9 ABC仍否认取消该报道是因为母公司施压。然而墨菲确实说过：“一般来说，我们不会展开只针对迪士尼的调查报道，原因有很多，其中一项就是，不管你得出的结果是好是坏，看起来都很令人怀疑。” 10

此一事件所引起的最大抗议声浪来自于《布里尔内容》（Brill’s Content），这是1998年布里尔（Steve Brill）创办的媒体监督杂志。该刊物攻击ABC高层和记者在面对监督时保持缄默，并指控他们躲进自身内化的“米老鼠恐惧情结”。布里尔是“法庭电视”（Court TV）有线电视台以及《美国律师》（American Lawyer）杂志的创办人，他对合作案的审查制度拥有第一手的经验。1997年当布里尔将自己的迷你媒体王国卖给时代华纳之后，他对外宣称，在进行几项报道时遭受时代华纳／特纳媒体帝国无孔不入的压力。《名利场》（Vanity Fair）节录了他的备忘录，他在上面写道：公司律师试图删除《美国律师》上一篇关于山达基教会（Church of Scientology）控诉《时代》杂志（隶属时代华纳集团旗下）的报道，并要求电视法庭不要报道某桩与华纳唱片有关的诉讼案。他还宣称收到时代华纳财政高阶主管布雷斯勒（Richard Bressler）的信，要求他撤掉关于联邦贸易委员会企业竞争处处长贝尔（William Baer）的报道—讽刺的是，该组织正是监督时代华纳／特纳集团并购案有无违反托拉斯法情事的机构。 11

虽然据传的干预情事不断，但所有的故事最后还是重见天日；但布里尔的经验确实让人对未来的并购巨人内部的媒体自由，感到忧心忡忡。拥有圣战精神的个别编辑和制作人一向坚定拥护记者的职权，但在现今的氛围中，每位挑战权威的烈士背后都有无数战战兢兢、生怕丢了工作的记者。而且毫不意外，有些人的眼中已变成处处是麻烦，不但任意猜测企业高层主管的意图，而且其富于创意及偏执的程度连主管自己都想象不到。这就是自我监督真正险恶的本质：其有效的程度远超过一个暴力兵团的作为，非爱干预其事的媒体大亨所期。

著作权流氓

1999年，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空袭行动引发塞尔维亚的“暴动集会游行”，戴着芝加哥公牛队帽子的一群青少年愤而焚烧美国国旗，此后已经很少人会天真地提起MTV和麦当劳将和平带到全世界这类的陈词滥调了。流行文化消除了战争造成的文化隔阂，然而，即便没有其他文化、政治或语言的共通基础，西方媒体仍能保证将第一批真正全球化的影像、音乐和偶像介绍给世人。假如无共识可言，那么，至少每个人都知道迈克尔·乔丹是有史以来最顶尖的篮球选手吧。

与苏东剧变后伟大的“地球村”愿景比起来，上述所言应该只算是小小的成就，不过这已经足以让艺术的制作与政治的运作改头换面了。与情境喜剧、电影角色、广告词和企业标志相关的言语或视觉参考符号（references），已经成为我们在进行跨文化沟通时最常使用的有效媒介—容易且迅速的“关键语”（click）。1999年3月，美国公立学校常用的一种教科书爆发丑闻案，使得这个社会性打造品牌计划的影响力开始受到瞩目。六年级学生的数学课本到处可见提及名牌商品的文句及相关图片，例如：耐克运动鞋、麦当劳、家乐氏等。其中一例是教学生计算奥利奥（Oreo）饼干的直径长度。不难预料，家长对于商业如此侵入教育的手法感到十分愤怒；看起来，这本教科书是拿了广告回扣。但是出版商麦格劳－希尔（McGraw-Hill）坚称批评者误会了。其中一名教科书作者威尔逊（Patricia S.Wilson）解释：“我们只是想用大家熟悉的事物，让学生知道，噢，数学就在活生生的世界里啊。”她说，在书里提及品牌名称，并非付费的广告，而是要用学生熟悉的语言跟他们交谈—换句话说，就是用品牌跟他们沟通。 12

没有人比品牌经理更了解品牌与语言已经如何密不可分。营销理论上的流行趋势，是要企业不将品牌看成一连串的特点，而要着重它在流行文化及消费者的生活中所扮演的心理社会性功能。文化人类学家麦克拉肯（Grant McCraken）教导企业，想了解自己的品牌就要让它自由。麦克拉肯说，像卡夫餐厅（Kraft Dinner）在离开店面后就拥有自己的生命—变成了流行文化的象征，联系家庭生活，并且创意十足地吸收了个体性格。 13 关于品牌的理论，最近一篇文章可见于哈佛大学福涅尔（Susan Fournier）的论文“消费者与品牌：从个人关系的架构来理解”。她鼓励市场营销人员运用人际关系模式将品牌在社会中的位置概念化：是经由相亲认识的妻子吗？是最好的朋友，还是情妇？消费者究竟是会“欺骗”抑或忠于他们的品牌呢？这种关系是“点头之交”，还是“主仆关系”？福涅尔写道：“促成这种联结的并不是品牌‘包含’在流行文化里的形象，而是消费者在意义生产的过程中，赋予品牌深刻而重要的心理及社会文化意义。” 14

因此，不论是好是坏，我们跟自家的牙膏之间存在着有意义的联结，与自家的冰箱之间拥有共生的关系。我们共有的将近200年的品牌商标史，合作创造出一套全球流行文化的摩尔斯电码。唯一吊诡的地方在于：虽然这套符码已经深植众人的脑海，但是我们并没有真正的使用权。基于保护品牌的大前提，试图在双方“关系”中将品牌视为平等伙伴的艺术家和运动人士，反而常因破坏商标、著作权、诽谤或“污蔑商标”的法条进出法院—这些容易被滥用的法令将品牌围上一层密不透风的保护墙，使它可以任意进入我们的生活，却不准我们稍加触犯。

这个情况大致上还是与合作案有关。根据美国法律，商标的定义是：“任何用来标示并区别不同于其他制造商之产品的文字、名称、符号、设施或上述种种的结合。”很多据称违反商标使用法的人并没有贩卖质量相近的货品，或是企图鱼目混珠。然而，在品牌愈来愈甚嚣尘上的此刻，任何扯得上关系的人都是竞争对手；因为，跟品牌扯上任何一点关联的业务，都有可能在未来某刻衍生为合作案的副产品。

所以，当我们试图借由品牌和标志进行沟通的时候，很有可能因此吃上官司。美国的著作权和商标法（里根在1983年放宽反托拉斯法的同一项法令中规定的），目前大多用在品牌控制而非市场竞争上。当然，如果艺术家希望能有足够的生存空间，那么这些法令的诸多适用范围就值得好好研究，尤其目前数字及电子营销方式正在迅速增长中。艺术家必须受保护，不让竞争者径自盗用其作品，不让别人在未经许可的情况下从作品中获得商业利益。我认识几位反著作权法的激进分子，他们身穿写有“所有的著作权都是盗版”、“信息要自由”的T恤在校园里穿梭。虽然这些立场在我看来，耸动的成分大过于实质。不过他们确实点出了这项不言自明的事实，那就是，直接侵犯著作权和商标权的行为，确实助长了文化和语言私有化的趋势。

著作权及商标权的侵害是全面而且逐渐壮大的产业，其影响层面之广，不及备载，此处只举几个简单的例子。奶品皇后（Dairy Queen）烘焙场不敢将辛普森一家（Simpson family）的图案涂上冷冻蛋糕，只因害怕被福克斯公司告上一状；迪士尼强迫新西兰偏远乡下地方的一群父母撤掉贴在游乐场墙上的自绘普卢托（Pluto）和唐老鸭图样；巴尼（Barney）则粉碎了全美国儿童的生日派对，因为该公司表示任何被抓到身穿紫色恐龙装的父母等于违反了商标权。巴尼的拥有者里昂集团（Lyons Group）“已经发了1000封信”给各家出租或贩卖那套引发问题服饰的商家；信上表示：“他们可以卖恐龙装，但是卖紫色的恐龙装就违法了，不管是多深多浅的紫色都一样。”里昂的发言人弗曼（Susan Elsner Furman）说。 15

同时，麦当劳也持续忙着骚扰苏格兰裔的小型店家和餐厅的老板，因为苏格兰裔普遍习惯使用以麦克（Mc）为开头的店名。麦当劳控告麦卡伦（McAllan）在丹麦的香肠铺；控告白金汉郡里苏格兰风格的三明治小店McMunchies，后来还控告麦考伊（Elizabeth McCaughey）在旧金山湾区的麦克咖啡店（McCoffee），并且对一位名叫罗纳德·麦当劳（Ronald McDonald）的先生发动历经26年的战争，理由是他自1956年以来，就在伊利诺伊州某偏远小镇上开了“麦当劳家族餐厅”。

这种类型的案件也许看似微不足道，但是具侵略性的所有权法令，也适用于试图评论大众共享之品牌世界的艺术家及文化制造者身上。逐渐地，作曲家不只被控采样作品，还会因唱出一个已享专利权的梦想而惨遭控告。旧金山的音频拼接（audio-collage）乐团Negativland曾将一张专辑命名为《U2》，并从格森（Casey Kasem）的美国前40强广播节目中抽样录制，因而吃上官司。多伦多前卫音乐家奥斯瓦尔德（John Oswald）的情况亦然；他用掠夺采样（plunderphonics）的方式重新将迈克尔·杰克逊（Michael Jackson）的名曲《真棒》（Bad）混音制作，并收录于1989年发行的一张免费专辑上。Negativland因为使用U2的团名而被岛屿唱片（Island Records）控告成功，而奥斯瓦尔德亦因侵害著作权被杰克逊的东家CBS唱片控诉。其中一项和解条件是，必须把唱片全数交出销毁。

艺术家永远会将我们共通的文化语言和参考符号当作创作素材，然而，这些共同经验一旦从第一手变成了经由中介，或者是这个社会中最强势的政治力量（不只是政客，还包括了跨国企业），这不免会让人再度严重质疑品牌化文化中言论自由的定义已然过时。在这样的背景下，命令拍摄影片的艺术家不准使用旧的汽车广告，或是告诉作曲家不能采样或篡改歌词，这就像是禁止使用吉他，或是叫画家不准使用红色一样。这其中挟带的意义是，文化是发生在你身上的事。如同你是在维珍超级商店、玩具反斗城购买文化，或是你在百视达租借文化。文化不是你参与的，也不是你有权利去回应的。

这种单向的对话长久以来无人质疑，主要是因为，直到1980年代以前，著作权和商标权案件大多发生在企业竞争者互相控告侵占市场。如REM、the Clash、Dire Straits乐团及凯蒂·莲（K.D.Lang）等音乐创作者，均可自由将“橘子果汁”（Orange Crush）、“凯迪拉克”（Cadillacs）、MTV及Chatelaine杂志等有商标权的事物运用在歌曲里。除此之外，一般消费者并没有切割、组装大众文化的工具，并将之融合为自制的新产品，如在线杂志、High-8录像带或是电子录音。一直要到扫描仪、便宜的复印机、数字排版工具以及Photoshop这类电脑程序上市，并成为价格低廉的商品之后，著作权和商标法才真正成为独立文化工作者制作自己的印刷品、网站和录音作品时所关注的焦点。“我想文化永远都在循环地重复自身……科技发展使人们能够取得并轻易操控及储存从遥远时空而来的数据。”唱片盗版业者海耶斯（Steev Hise）说，“只要能办得到，人就会去做。” 16

奥斯瓦尔德的“掠夺采样”方法也是做他所能办得到的事。奥斯瓦尔德解释，他这样做，是因为他拥有能用各种不同速度听录音作品的技术。“我在做的，是用相当复杂的技术来操控各种听觉效果，而当我的交互式收听习惯愈趋复杂后，我就开始思考怎么将它保留起来，让其他人也能听。” 17

让奥斯瓦尔德及其他艺术创作者最气恼的，并不是他们的作品属于非法创作—而是，只有对部分艺术家而言这才是非法之举。当主流厂牌艺术家贝克（Beck）用几百种采样制作出一整张专辑时，华纳音乐为他取得了每件拼贴的音乐段落及作品的著作权，而这张专辑竟被赞许为抓住了媒体泛滥且多重指涉的时代之声。当独立音乐家也做同样的事情，将有品牌的音乐拿来切割、剪贴，并高歌实践所谓DIY的文化时，这些行为却被视为犯罪—被定义为偷窃，而非艺术。于是，1998年发起“解构贝克”（Deconstructing Beck）地下CD的音乐家，完全采用电子合成重制的方式，重新制作贝克已经重制的音乐。他们的论点很简单：如果贝克能做，他们为什么不行？但是贝克的公司对这些音乐工作者发出威胁性的律师信函，迫使他们在正要宣告发动媒体战争之际，立即被浇了一盆冷水。然而，他们的立场已经广为人知：这种甚嚣尘上逼人履行著作权和商标权的做法，就是一场决定谁能够使用新科技来制作艺术的抢地盘战争。如此一来，如果你不隶属于有权控制场中重要规则的大公司，也无力拥有自己专属的律师团，你根本就不必玩了。

这似乎就是美泰针对著作权问题向丹麦流行乐团Aqua及其东家MCA兴讼所得到的教训。美泰控告该乐团大卖的一首歌曲《芭比娃娃》（Barbie Girl），因为歌里有部分不雅的歌词，如：“亲我这里，碰我那里，偷偷摸摸”，有损金发娃娃健康的女性形象。美泰于1997年9月上法庭，控告Aqua侵犯商标权和恶性竞争。这家娃娃制造商要求赔偿，并要求市面上的唱片必须全部撤柜且销毁。Aqua赢了这场诉讼，但不是因为这个案件比Negativland或约翰·奥斯瓦尔德的案子更有立足点，而是因为Aqua与其他的独立音乐工作者不同，它背后有MCA的律师团撑腰，愿意不惜一切代价，确保这首歌能留在排行榜和商店货架上。这就像乔丹杠上耐克一样，是品牌之间的战争。

虽然音乐本身是纯净的棉花糖，但是Aqua的个案值得思索，因为它暴露出著作权的流氓作为，警告音乐工作者不只要当心直接采样制作，而且只要提及任何有商标权的产品时都要注意。它还指出品牌无限扩张的逻辑（企业对于完全文化整合的渴望）与法律诉讼案背后狭隘逻辑之间，令人不舒服的张力。除了芭比，还有谁既是文化象征又是商品呢？毕竟芭比是太空入侵者的原型，是身着粉红的文化帝国主义者；她把整座城市都染上樱红色，只为了庆祝“芭比之月”；她是禅宗女法师，在过去40年来始终是年轻女孩梦想的一切—医生、荡妇、青春少女、职业妇女、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大使……

但是，美泰公司的人在控诉Aqua时，并无意将芭比视为文化象征。“这纯粹是商业诉讼，不是言论自由官司。”美泰的发言人在《告示牌》（Billboard）月刊上表示。“这是一家资产20亿美元的公司，我们不希望到处有人拿它胡搞，像这种情形只会不断损坏我们的品牌。” 18 芭比是以营利为目的的企业，没错。类似芭比的阿司匹林、舒洁（Kleenex）面纸、可口可乐和胡佛（Hoover）等品牌一向在走钢丝，一方面想要无人不知、无所不在，另一方面又不希望与某种产品类别牵扯太深，而使得品牌本身变成某类产品的通称—如此一来就容易被用来促销竞争对手的产品。

尽管在品牌竞争的前提下，这类防止品牌腐坏的战争似乎开打有理，但是从侵略性地打造生活风格品牌的角度来看，那又是另外一回事了—而且从该观点出发，重新检视大众对于这些“私有”形象的响应权，是刻不容缓的要务。从美泰的例子来看，该公司鼓励年轻女孩在芭比娃娃身上堆砌各式的梦想，因而赚进庞大利润，但他们仍希望这种关系能一直维持单向对话。这家夸言“在全世界同时间进行的（商标）调查工作多达100种” 19 的玩具制造商，保护该模式积极得有些可笑。其律师团的辉煌战绩，包括关闭了名为《嗨，芭比女孩！》的叛逆女孩在线杂志，以及成功阻止了托德·海恩斯（Todd Haynes）发行其纪录片《超级巨星：凯伦·卡朋特的故事》—该片中重演这位患厌食症的流行乐坛明星的一生，并以芭比娃娃当作玩偶（卡朋特家族亦追究其法律责任）。

Aqua成员Sren Rasted表示《芭比娃娃》这首歌的构想来自他参观“艺术博物馆为儿童举办的芭比展览”的经验。 20 美泰为了让掌中的明星娃娃一开始就具备文化产品的形象，近年来不断举办巡回的老式芭比娃娃展，目的在用“美国人最喜欢的娃娃”述说美国的历史。有些展览是由美泰亲自策划的，另一些则由与公司关系密切的私人收藏家所举办—这使得芭比历史上令人不愉快的那几章（女性主义对该娃娃的批评，或是芭比香烟模特儿）自动消音。芭比无疑就像其他几个历史悠久的厂牌，除了扮演儿童玩具的角色之外，也是文化图像及艺术品。然而美泰（还有可口可乐、迪士尼、李维斯及其他举办类似展览活动的厂牌）一方面想让大众视之为重要的流行文化产品，一方面又试图对自身的历史文化遗产保有完全的管辖权。他们动用著作权和商标法，有效地去除不想要的注意力，文化批评也因而噤声。报道芭比收藏展的《米勒》（Miller’s）杂志确定美泰会向他们发起著作权的控诉，只因他们不同于发起芭比艺术展览的无异议收藏者，不但批评美泰的商品价格过高，还刊出芭比娃娃拿着几包Virginia Slims香烟摆姿势的照片。当然美泰不是唯一使用这种手法的公司，如凯玛特就关闭了由心生不满的员工所架设的“凯玛特很烂”网站（Kmart Sucks Website）；引用的不是诽谤或破坏名誉的法律（因为如此一来该连锁店就必须提出指控不实的证明），而是对方未经授权而使用该公司的商标。

著作权或商标权法令不能用来阻止他人制造你不想要的品牌形象，所以许多企业都利用诽谤和破坏名誉的法令来防止自己的行径在公众场合遭到批判。在英国知名度颇高的“麦当劳诽谤案”，就是这类例证，该快餐业控告两位环保运动人士诽谤（本案在第十六章将有详细讨论）。不管采用何种法律策略，知名产品的制造者所传达的矛盾信息都是一样的：我们要让自家品牌变成你们呼吸的空气—但是谁也不准吐出来。

当愈来愈多像美泰和麦当劳这类企业成功打造出自我封闭的品牌世界，伴随那个世界而来的要求就可能导致愈来愈多的文化窒息现象。如果品牌只是品牌，那么著作权和商标法是完全正当的，但这个前提如今似乎变成了好像在说沃尔玛只是一家商店。现下所讨论的品牌，其代表的企业坐拥比许多国家还要多的资产，拥有全世界最卓越的商标符码，并且积极地试图取代艺术和媒体所扮演的角色。当我们缺乏向文化上及政治上较强势的实体响应并抗衡的能力时，言论自由与民主社会的根基就会出问题。

市镇广场私有化

发生在著作权和商标权流氓案例中的语言及文化论述的私有化，以及因超级商店、主题乐园、品牌村落（如佛罗里达欢庆镇）增生而导致的公共空间私有化，这两种情况之间有必然的平行关系。正如品牌化的词语和影像已被广泛应用为国际代码，私有品牌化的领地也正变成了确确实实的市镇广场据点—而且再度与市民自由扯上暧昧不明的关系。

超级商店及主题乐园卖场兼具购物和娱乐功能，这已经创造出半公共私有空间这种广大的灰色地带。政客、警察、社工人员，甚至宗教领袖都认可购物中心即为现代的市镇广场。但是它不像传统的市镇广场一样，自古便具有社区讨论、抗议活动及政治集会等功能，在这里唯一受欢迎的言论是市场营销及其他关于消费的闲谈。和平示威者一律被保安人员轰出卖场，因为他们妨碍购物，而且在这些区域内划上罢工警戒线根本就是违法的。市镇广场的概念近来被超级商店所引用，许多店家现在都宣称他们也提供了公共空间。“基本上我们要让人们将商店当成聚会的场所，他们可以在这里取得流行文化信息，也可以暂时歇脚放松。这里不只是购物的地方，也是你可以待着的地方。”维珍娱乐集团营销部副总裁Christos Garkinos在温哥华占地4万平方英尺的维珍超级商店开幕致词时表示。 21

维珍开设店面的大楼原本是公共图书馆，这充分说明了品牌扩张正在改变我们集会的方式，不只是消费者的集会，而且还包括市民的集会。巴诺书店描述自己的超级商店是“文化活动和聚会的中心”；而有些商店确实也将这个角色扮演得非常好，特别是在美国—他们不只举办流行音乐会，也举办诗歌朗诵活动。 22 书局的超级商店里有舒适的椅子、美观的壁炉、读书俱乐部和咖啡厅，它们已经渐渐取代图书馆和大学演讲厅，成为作家举行讨论会及签名会的最佳地点。然而就像购物中心禁止抗议活动一样，这些半公共场所也有一套自己的规定。例如，当电影制片人摩尔（Michael Moore）在宣传新书《缩小一点！》（Downsize This！）的时候，他在预定演讲的费城边境书店外遭遇一批罢工群众。他告诉该店，除非罢工群众能进入书店，而且有机会用麦克风讲几句话，否则他不会走进去。书店经理虽然同意了，但是摩尔之后的几场签名会却遭到取消。摩尔提及该事件时写道：“我不敢相信自己竟然在书店里遭受审查。” 23

虽然超级商店把门面打点得像市镇大厅，但是没有人像美国在线这个集虚拟聊天社群、留言板及讨论区于一身的组织一样，将公共空间模仿得惟妙惟肖；这儿不见顾客，只有网络公民。但是在过去两年内，美国在线的订阅者已经领教到关于该虚拟社群及其公民权限的一些惨痛教训了。尽管美国在线是公有网络的一部分，但更像是大型网络世界中某种私有的迷你网络。该公司在网站入口把关，像购物中心安全警卫一样，他们可以对存在其内部的消费者设下规定；而当美国在线内部所谓的社群行动团队（Community Action Team）开始删除讨论群中被认为骚扰、亵渎、令人尴尬，或仅仅是看不顺眼的留言时，虚拟社群内就会不断出现回响。除了筛选留言之外，这个团队还有权禁止虚拟的敌对辩论者再次交换信息，将多次违规者予以停权或驱逐，禁止他们使用网络功能和自己的邮件信箱。某些讨论社群（例如关于爱尔兰政治的热门讨论区）就惨遭关闭，进入“冷藏”期。

这家网络公司的理念与沃尔玛的上架原则（以及百视达的租片规定）有惊人的相似之处。美国在线的网络计划副总裁Katherine Boursecnik在《纽约时报》上说：“我们的服务以提供最广泛的吸引力给最众多的个体为傲。同时我们也为所有的家庭而服务。” 24 虽然很少人对在线讨论常衍生各种反社会行为（包括惯性的信息过量复制以及性骚扰）这个说法会有异议，但是这家公司对在线言论的语调和内容的管制，已经使得“美国在线思想警察”这样的形象隐然出现了。 25 原因和沃尔玛一样，出在美国在线的市场占有率：1999年中，它有1500万个订阅者，占了美国网络服务业的43％，而其最大的竞争者微软，却只有6.4％的市场。 26

把这个问题再想得复杂一点：因特网讨论区是多元杂处的媒介，性质介于打私人电话以及收看有线电视之间。因此，订阅者将美国在线视为一家电话公司，没有权利干涉他们的沟通，就像美国电报电话公司（AT&T）无权中断任何不当的电话交谈一样，但这家公司却有完全不同的观点。尽管“虚拟社群”在一旁议论纷纷，美国在线确实是品牌化的媒体帝国，对其领域拥有无上的控制权，正如同迪士尼有权决定佛罗里达欢庆镇的围墙颜色一样。

似乎不论私有空间如何努力模仿甚或提升公共区域的外表及氛围，其私有化的倾向还是清晰可辨。同样的情形不仅适用于企业所有的空间，如美国在线或维珍超级商店，就连受到企业赞助或有商标标示的公共空间，亦是如此。1997年，多伦多的反烟草运动人士被强行驱离“杜·莫里埃下城爵士音乐节”（du Maurier Downtown Jazz Festival）的露天广场，正是典型例子；正如同抗议学生被赶出自家校园举办的杜·莫里埃网球公开赛一样。讽刺的是，该音乐节正是在市区的下城广场—内森·飞利浦广场（Nathan Phillips Square）举办的，地点正好在多伦多市政厅前面。抗议者从此知道，这个广场也许看似一个公共的空间，但是在爵士音乐节庆周，它变成了烟草赞助商的领地。任何批评言论都不准在该场地上出现。

一旦某个空间被买下，即便只是暂时性的，它也会依照买主的意思被改头换面。而当愈来愈多的公共空间被企业收购，或是贴上企业的标签之后，身为市民的我们就被迫在企业订定的规则下接近使用我们的文化。这意味着言论自由已死了吗？当然不是。不过却令人想到乔姆斯基（Noam Chomsky）的观点：“没有机会的自由，是魔鬼的礼物。” 27 在媒体及营销策略当家的脉络中，表达自由的有意义机会（声音必须大得足以穿破商业音响的阻挡，吵到企业地主才行），正从我们四周迅速流失。没错，异议分子自然有他们的网站、在线杂志、海报、抗议招牌及独立报纸等管道，也能穿过企业百密一疏的防护罩，大肆捣乱一番—正如我们将在第四部分所见，他们捣乱的方式可谓前所未见。但是，当企业的言论逐渐扩张为多重接口的合作案，以及愈发新奇的品牌化“意义”时，大众言论看起来就像是超级商店旁边的小型独立店家一样不起眼。套用一句消费者保护运动人士纳德（Ralph Nader）的话：“想行使我们的宪法第一修正案中规定的权利，得充分引起大众的注意才行。” 28

也许企业审查最令人困扰的现象就是，被收购的不是空间而是人。我们都知道，体育界的高价赞助协议，最先影响的是运动员佩戴的商标，以及他们所加入的队伍。现在这类控制已经扩大为运动员公开持有的政治观点。大胆的政治立场如阿里（Muhammad Ali）的反对越战，早已被NBA变装明星罗德曼（Dennis Rodman）的清凉饮料激进主义所取代；赞助商不过是想让运动员变成带有个人态度的广告牌罢了。迈克尔·乔丹就曾说道：“共和党议员也会买运动鞋的。”

加拿大短跑选手贝利（Donovan Bailey）得到的教训就比较辛苦了。就在赢得奥运而成为全世界速度最快的人的前几天，他遭到各方攻击，原因是他在《运动画刊》（Sports Illustrated）杂志上批评加拿大社会的“种族歧视就像美国一样明目张胆”。阿迪达斯吓坏了，担心这种刺耳的言论会使许多白人运动鞋消费者拒买其产品，于是立即插手介入，要贝利闭嘴。阿迪达斯副总裁海耶斯（Doug Hayes）告诉《环球邮报》，这些言论“跟运动场上的贝利或是我们所认识的贝利一点关系都没有” 29 —他们似乎是想把这个论点让渡给某个虚构的运动员分身，好像是他暂时附身贝利一样。

类似的品牌化监督例子发生在英国足球明星福勒（Robbie Fowler）身上。1997年3月，这位21岁的运动员在与挪威布兰·伯根（Brann Bergen）队的比赛中攻下第二球后，转向群众，拉起身上的球队制服，露出印有政治标语的红色T恤：“自1995年以来有500位利物浦码头工人被解雇。”码头工人罢工运动已行之有年，抗议数百人遭到解雇并改成外包的聘雇形态。在利物浦土生土长的福勒，决定在全世界的眼光集中在他身上的时候将这件事实公之于世。他很天真地表示：“我以为这只是一句简单的陈述。” 30

当然，他弄错了。利物浦足球俱乐部，也就是对运动员服上的品牌信息征收费用的单位，立刻出面禁止这种侵犯商标权的行径。“我们要对所有的运动员说明清楚，任何跟足球无关的文字都禁止出现在球场上。”该俱乐部匆匆发出书面声明。 31 而为了确保运动员上衣的字样只能来自Umbro或阿迪达斯，欧洲足球的管理组织UEFA随后跟进，判处福勒2000瑞士法郎的罚金。

这则品牌化故事背后还有一个小插曲。福勒秀出来的上衣不只印了政治口号而已，它也是在对广告提出挑衅：该上衣明摆着要抗议品牌垄断的现况，将码头工人（docker）的字母C和K明显放大，使之看起来像是卡尔文·克莱恩的品牌：doCKers。当照片出现在各家英国报纸上时，设计师威胁要控告侵犯商标权。

兜在一起看，这类例子显示出的是法西斯国度式的企业空间，我们都得向品牌致敬，而且几乎没有批评的机会，因为报纸、电视台、网络公司、街道和零售空间全都被跨国的企业利益所掌控。想想这些趋势发展的速度，我们大有理由心存警惕。不过先提醒一句：也许我们在地平线的彼端，看到的是一个并不美丽的新世界，但这并不表示我们已经生活在赫胥黎笔下的恐怖梦魇中。

当我们检视像八爪鱼般复杂的企业架构，并参考首席执行官宰制世界的梦想蓝图时，我们可能很容易会忽略一个事实，那就是，企业审查其实并不像许多新晋的乔姆斯基门徒所愿意相信的那么绝对。它是一个稳定的趋势，明显地经由企业合作案与保护品牌的大手笔投资所堆砌而成，但并不是密不透风的模式，反而常有例外。举例来说，没错，维亚康姆利用旗下的百视达和MTV产业，正在为全世界覆上一层泡泡糖衣，不过维亚康姆所拥有的西蒙与舒斯特（Simon&Schuster）出版社确实出版了几本对于缺乏管理的经济全球化趋势最突出的批评著作，例如：巴尼特（Richard J.Barnet）和卡瓦纳（John Cavanagh）的《全球之梦》（Global Dreams）、格雷德（William Greider）的《准备好了吗？一个世界》（One World，Ready or Not）等。尽管只是昙花一现，NBC与福克斯公司还是播出了摩尔（Michael Moore）制作的影集《电视王国》（TV Nation），愉快地揭发广告商的种种内幕，甚至把矛头指向NBC的总公司通用电器。此外，虽然迪士尼买下米拉麦克斯，等于是为独立制片者的未来笼上一片阴影，但是米拉麦克斯却也发行了摩尔的反企业纪录片《大家伙》（The Big One）—该片源于他一本同类型的批评著作，由兰登书屋出版，而兰登书屋现在也已经被贝塔斯曼并购了。而我也希望您现在手上的这本书有助于证明，媒体巨人内部明显尚有对企业提出批评的空间。

从某方面来看，目前正在转变的趋势，是独裁作风较少，但风险却更大。我们并未丧失非合作案艺术的可能性，而且在艺术与文化的领域，严肃的批评工作比以往更能接触到广大的群众。但是我们正在失去的，是非企业导向的意念能够蓬勃发展的空间—这些空间是存在的，但是当文化产业愈来愈投入全球跨界推销的魔力时，这些空间就逐渐缩水了。个中道理大多是很简单的经济学问题：电影、书籍、杂志文章及节目时数，以及可以合乎经济地生产、出版、广播等的数量是有限的，但是与强势企业之策略不符的窗口，却随着每次并购案和整合案不断缩小。

然而，目前这波合作案的狂热终究有尽时，假如无法兑现承诺，并购案是有可能崩溃解体的。在维亚康姆债台高筑的肩膀上，百视达可以说是一副重担。股市分析家责怪“在商店里流通的产品质量” 32 —而且连锁店还必须将两侧电视墙都贡献给凯文·克兰（Kevin Kline）的34支拷贝烂片《进进出出》（In&Out）（或是某部派拉蒙的失败影片），只因维亚康姆决定把他们在戏院赔惨的几百万美元赚一些回来。在其下的“娱乐”分支大失血长达两年后，好莱坞星球餐厅于1999年8月宣布将申请破产保护。另一项在理论上看似万无一失的合作案，是1998年上映的《哥斯拉》（Godzilla）—索尼公司以为这部片非卖座不可了：首映会在麦迪逊广场举办，专为玩具反斗城设计的主角，6000万美元的营销预算，策划了为期一年的“开胃”宣传，再加上全副武装的法律团队，专门在网络上扫荡任何不必要的宣传曝光。最重要的是，索尼最近才整合影院股权，所以这部片子比史上任何一部影片上映的影院都多：首映当天，全美20％的影院，屏幕上放映的都是《哥斯拉》。但是这一切都无法弥补一项简单的事实，那就是，几乎每个看过这部电影的人都叫朋友不要去看，而大家都照办了，联合抵制。 33

甚至连品牌传道者彼得斯也承认有品牌泛滥的可能性。虽然我们难以预测何时会走到那一步，但是当我们经过之时，就会肯定没错了。“多少才够？”彼得斯问，“没有人知道，那是纯粹的艺术。用手段是不错，但是耍太多手段就不好了。” 34 MTV创办人弗雷斯顿重塑营销史，把电视台变成了品牌，他也在1998年坦承道：“你可以把一个品牌赶尽杀绝。” 35

的确，1998年初，华尔街宣告了令人难以置信的信息：耐克打品牌打过头了，它的无所不在使其非但不再是成功的品牌神话，反而成为一大负担。“耐克最大的敌手就是自己。它们必须弄出另外一个名号，可以让人叫得出来：‘这就是耐克。’不过不能是那一撇飞扬符号而已。”摩根·斯坦利（Morgan Stanley）的股市分析师埃斯基韦尔（Josie Esquivel）在《纽约时报》上表示。 36

耐克试图响应这一波挑战，后面的章节会有说明。如果单一的品牌会产生这样的反作用力，那么打造品牌的整体风潮也会出现类似的情况，或许就不会那么难以想象了：当文化上已经盖上够多打造品牌的狂热戳记后，我们这些被耐克、沃尔玛、汤米·希尔费格、微软、迪士尼、星巴克等名牌烙印的人，不仅会开始对这些商标产生反动，也会反对企业势力对我们空间与选择的全面控制。也许，品牌的概念在某个时段将达到饱和点，其反弹不只针对突然察觉自己跟错潮流的某项产品，而是针对品牌背后的跨国企业。

有证据显示这个过程已经逐渐展开。在本书第四部“拒绝品牌”中，我们可以看到，横跨数个世代的全球各地的社群，将不再被品牌承诺的光鲜及无限选择所迷惑了。他们不再打开大门迎接，而是开始动员社区力量阻挡大型零售商的进驻；他们正走上街头，抗议耐克剥削第三世界劳工以及壳牌石油不良的人权纪录。他们发动像是“不列颠收复街道”（Britain’s Reclaim the Streets）这类的运动，收回一部分正在飞逝的市民空间权；他们声援反托拉斯行动，杠上微软这类企业。由于反弹来得突然，这波反企业的浪潮很显然令对手措手不及。“几个月前，几乎我遇到的每一个人都会认为在微软工作是很炫的事。但现在，陌生人对待我们的方式就好像我们是替菲利普·莫里斯工作似的。”《石板》专栏作家韦斯伯格（Jacob Weisberg）写道。许多跨国企业部门的员工也有同样困惑的感受。星巴克地区营销主任彼得森（Donna Peterson）在1999年5月时曾说“我不知道我们怎么惹恼大家的”。“可是有时候似乎就是如此，” 37 荷兰皇家／壳牌领袖穆迪－斯图亚特（Mark Moody-Stuart）接受《财富》杂志访问时表示，“以前如果你到高尔夫球俱乐部或上教堂，告诉人们说‘我在壳牌石油上班’，你会感受到温暖的响应。但是在世界上某些地方，情况已经改变了。”而且（正如我们将在第十六章看到抵制壳牌石油的案例），这个说法还算是语带保留。

面对“别无空间”与“别无选择”两部中我们描绘的诸种力量油然而生的幻灭与觉醒，还不够充分，不够深刻，还不足以催生一种诚心实意的抵制，以对抗品牌的力量。如果许多这类吞占空间及选择的企业仍然以裁员的方式资助其创意品牌的营销活动，那么，对于无孔不入的广告、企业接管公共空间，以及独占企业行为的憎恶，充其量只不过会化为雷声大雨点小、尖酸刻薄的内部批评罢了。就是这种本质上实用的、人性的关怀，促使反企业运动兴起：抗议好工作的不再。

第三部分　别无工作
No Jobs

第9章　被遗弃的工厂

超级品牌时代中被贬抑的生产

我们在北美的策略就是把焦点集中在品牌管理、营销及产品设计上，以满足顾客对休闲服饰的需求。将我们极大部分的生产从美加市场转给全世界的承包商，这将使得公司拥有更大的弹性，分配旗下品牌的资源及资本。假如我们想保有竞争力，这些步骤不可或缺。

——李维斯公司美洲区总裁约翰·埃马廷格尔解释公司为何在1997年11月到1999年2月之间关掉22家工厂，并解雇1.3万名北美员工

一如我们所见，许多名牌跨国企业正在超越认同其世俗产品的需求。他们转而描绘品牌深刻的内在意义—如何捕捉个人特性、运动精神、荒野或社群的灵魂。在这种气势重于实物的脉络中，负责推动品牌认同的营销部门，不再认为自己的工作是与工厂生产合作无间的，反而视之为直接的竞争对手。“产品是在工厂制造的，”兰多尔品牌经纪公司的总裁沃尔特·兰多尔（Walter Landor）表示，“但品牌的孕育地是心灵。” 1 广告界巨人智威汤逊（J.Walter Thompson）的总裁彼得·施魏策尔（Peter Schweitzer）表达了同样的看法：“产品和品牌之间有根本的差异。产品是在工厂里制造的东西，品牌是顾客买回家的东西。” 2 机巧的广告公司彻底抛弃了自己是在销售某人制造的产品的想法，转而自视为品牌的工厂，负责设计出真正有价值的东西：概念、生活风格、心态。品牌建筑师是所谓知识经济中新兴的主要制造商。

这个全新的观念带给我们的，不只是尖端的广告计划、目不暇给的圣殿式超级商店，以及乌托邦般的企业校园。它正在改变全球雇佣关系的面貌。搭建好企业的“灵魂”之后，各家超级品牌努力想摆脱自身笨重的躯体，没有什么比制造产品的工厂看起来更笨重、更具象到令人生厌。这项转变的原因很简单：塑造超级品牌是异常昂贵的计划，需要持续的管理、照料以及补给。最重要的是，超级品牌需要很多空间让他们能贴上商标。然而，企业若想符合成本效益，支出其实有一定金额限制，否则产品的零售价格就会冲得太高，而所谓的支出，包括材料、制造、固定费用，以及打造品牌。等到百万美元的代言合约签订，酷感猎人及营销专家拿到支票，剩下的钱恐怕也不多了。因此，这又成了老掉牙的问题：孰轻孰重？但优先级也在变动。联合饼干（United Biscuits）的前任董事长赫克托·梁（Hector Liang）解释道：“机器会坏，汽车会生锈，人会死去，但品牌将永垂不朽。” 3

根据这项逻辑，企业不该把有限的资源花在需要维修的工厂、会生锈的机器，抑或注定老死的员工身上。反之，他们应该集中资源，购买打造品牌专用的虚拟砖头及水泥，亦即赞助、包装、扩张、广告。他们也应该把钱花在合作案上：购买配销及零售的管道，好把自家的品牌送到人们眼前。

这种缓慢而重要的企业优先级变化，使得昨日的非虚拟制造者—工厂工人以及工匠—陷入险境。相较于1990年代投资在营销、合并案、品牌促销上的巨额花费，生产设备及劳力方面的支出遭遇前所未见的阻力。从前，公司可以接受工厂生产成本为零售价的50％，如今则翻山越岭搜寻生产成本更低的工厂，大约只占零售价的20％。 4 根据1997年联合国的报告，即便在薪资低廉的国家，劳工成本在企业预算中占的比率依然被削减。“放眼今日的发展中国家，其中有五分之四的国家花在制造附加价值的薪资比率比起1970年代及1980年代早期要少了很多。” 5 这些趋势在此时出现，反映的不只是打造品牌已成为众人皆知的经济万灵丹，也是生产过程以及生产者的相对贬值。换言之，打造品牌霸占了所有的“附加价值”。

一旦实际的制造过程如此受贬抑，专司生产的人可能被视如敝履，这并不是没有道理的。这项概念有某种对称性：自从大量生产首先创造出品牌化的需求，品牌的重要性便慢慢增加，然后就在工业革命之后一个半世纪，各家公司发现，也许品牌可以完全取代生产。一如网球名将阿加西1992年在佳能（Canon）相机的广告中所言：“影像就是一切。”

当时的阿加西可能是在为佳能促销，不过，他最重要的身份还是耐克团队的一员—该公司首创无限砸钱打造品牌的企业哲学，且完全不理会在破烂工厂里制作耐克球鞋的契约工人的死活。正如奈特所言：“制作东西再也没有任何价值可言。价值的出现要靠精心的研究、创新以及营销。” 6 对奈特而言，生产并非其品牌王国的基础建材，反而是单调、不重要的例行琐事。

这也是现今许多公司完全不从事制造的原因。他们不再用自家的工厂自行制造产品，反而“从其他来源取得产品”，有如天然资源工业的公司从其他来源取得铀、铜或原木一样。他们关闭现有的工厂，转而外包给其他制造业者（大多远在海外）。而且，随着过往的工作飞往海外，某种事物也飞逝无踪：制造商应为其工作人员负责的传统观念。我们可从迪士尼发言人肯·格林（Ken Green）身上看出这种转变有多深远：一家海地工厂为迪士尼生产服饰，当迪士尼被控必须为工厂的凄惨工作环境负责时，他公开表达了自己的失望。他说：“我们没有雇用任何海地人。”而他的意思是，该工厂是属于承包商所有。“看看你们用的纸吧，有人知道制造新闻用纸的劳动环境吗？”格林如此质问《天主教周刊》（Catholic Register）的马伊泰尼（Cathy Majtenyi）。 7

从埃尔·帕索（El Paso，美国得州的城市，邻近墨西哥）到北京，从旧金山到雅加达，从慕尼黑到蒂华纳（Tijuana，墨西哥西北边境城市），全球各家品牌把生产的责任丢到承包商头上；他们只负责吩咐承包商把那个该死的东西做出来，而且要做得很便宜，这样才能省下更多钱来打造品牌。记住哟，要做得“真的”很便宜。

输出耐克模式

耐克最初是一个进口／出口的企划案，卖的是日本制造的运动鞋，旗下连半家工厂也没有；后来它却变成了无产品品牌（product-free brand）的原型。许多传统经营的公司（“垂直整合”的公司，正如这个用语所示）受了飞扬符号的惊人成功所惑，争先恐后模仿耐克的模式，而所复制的不只是该公司的营销方式（一如我们在“别无空间”中所见），还有便宜至极的海外承包生产架构。举例来说，1990年代中期，Vans运动鞋公司从旧式的制造业跳槽，改宗为耐克的模式。在第一波股票发行的计划书中，该公司描述自己“最近是如何重新定位，从国内制造商摇身一变，成为市场导向的公司”；它不但赞助数百名运动员，还赞助高知名度的极限运动活动，比如Vans Warped Tour音乐祭。为了筹措“创造顾客需求的可观花费”，该公司关闭了加州一家原有的工厂，并把生产外包给韩国某个“第三方制造商”。 8

阿迪达斯循相似的轨道而行，于1993年将公司的运作交给罗伯特·路易斯－德雷弗斯（Robert Louis-Dreyfus）—广告巨人上奇广告（Saatchi&Saatchi）的前首席执行官。路易斯－德雷弗斯宣布他要捉住“全球青少年”的心，迅速关闭了公司在德国的工厂，外包到亚洲去。 9 摆脱了生产的枷锁，该公司坐拥大笔时间及金钱打造耐克风格的品牌形象。“我们把什么都关了。”阿迪达斯发言人彼得·乔纳迪（Peter Csanadi）骄傲地宣称，“我们只保留了一家小工厂—我们的全球科技中心，占总生产量的1％而已。” 10 （见附录表9-1）

尽管不像从前一样跃居头条新闻，每周在北美及欧洲都有更多的工厂宣布关闭—单单1997年，美国就有4.5万名成衣厂工人失业。 11 该地区的工作外流模式，在全球各地都热烈上演（见附录表9-2）。虽说打从1980年代末1990年代初最不景气的黑暗岁月起，工厂关闭就几乎不曾稍减，需要“重组”的原因却有显著的转变。从前，大规模的解雇被视为不幸的必然，起因是公司的表现令人不满意。如今，解雇不过是企业策略的明智选择，以Vans的用语来说，是“策略性的更动方向”。一边宣布解雇的消息，一边保证会通过广告来增加税收，这种情况是愈来愈常见了；经理人振振有词要把焦点改放在品牌的需求上，而非员工的需求。

举萨拉·李股份有限公司（Sara Lee Corp.）为例，这是一家老式的企业集团，企业版图不只包括同名的冷冻食品，还有“未整合”的品牌诸如恒适（Hanes）内衣、魔术胸罩（Wonderbra）、Coach皮件、冠军（Champion）运动服饰、奇伟（Kiwi）鞋油，以及Ball Park Franks热狗。尽管萨拉·李的增长稳定、利润丰厚、股利不错，而且身无债务，但1990年代中期的华尔街却不再看好这家公司，使得股价下跌。萨拉·李的盈利在1996到1997会计年度增长10％，高达10亿美元，但一如我们所见，华尔街服膺的不只是经济愿景，还包括精神愿景。 12 萨拉·李汲汲营营于真实世界的有形产品，而非品牌认同的新炫概念，根本就是跟不上经济潮流。“笨重物品的供应者。”汤姆·彼得斯可能会这么说。 13

该公司试图矫正错误，便于1997年9月宣布了16亿美元的改组方案，打算将制造基础去芜存菁，以便摆脱“原料”的生意。旗下工厂有13家将脱手卖给承包商（首当其冲的是纱厂和纺织厂），而这些承包商将成为萨拉·李未来的供货商。公司将可利用省下的钱，使广告预算倍增。“像过去那样的垂直整合，对我们而言已经过时了。”萨拉·李的首席执行官约翰·布莱恩（John H.Bryan）解释道。 14 华尔街以及商业媒体喜爱营销导向的新萨拉·李，不但其股价上扬了15％，还出了篇奉承的简介，盛赞大胆而富有想象力的首席执行官。《商业周刊》有篇文章兴高采烈地表示：“布莱恩摆脱制造，把重点放在品牌营销，足见他了解未来是属于拥有少、但销售多的公司—比如可口可乐。” 15 《克雷恩芝加哥商务》（Crain’s Chicago Business）杂志举出的模拟更生动：“萨拉·李的目标就是变成类似立足俄勒冈的耐克公司，将制造事宜外包，把主要焦点集中在产品开发及品牌管理。” 16

1997年11月，李维斯宣布了动机类似的大型改组计划。该公司的收入在1996到1997年间从71亿美元下滑到68亿美元。但4％的下跌似乎很难解释为何该公司决定关掉11家工厂，导致6395名员工失业，占已缩编的北美工作团队的三分之一。该公司关闭位于得州埃尔·帕索四家工厂中的三家，而李维斯在该城可是唯一的大型私营企业雇主呢。李维斯对结果仍然不甚满意，来年宣布了欧洲与北美地区的另一波关厂案。北美又有11家工厂要关门大吉，而裁员总数在短短两年间攀升为16310人。 17

李维斯的美洲区总裁约翰·埃马廷格尔的解释很耳熟：“我们在北美的策略就是把焦点集中在品牌管理、营销及产品设计，以满足顾客对休闲服饰的需求。” 18 李维斯的董事长罗伯特·哈斯（Robert Haas）因为“为员工营造更好的生活”，接受联合国的颁奖，而就在同一天，他告诉《华尔街日报》，关闭工厂反映的不只是“生产力过剩”，更显示“我们渴望把重点放在营销上面，我们想赋予品牌更多的质量与特色”。 19 1997年，所谓的质量与特色展现于一个标新立异的国际广告案，据传花费9000万美元；这是李维斯有史以来最昂贵的广告案，比该公司1996年的广告总支出还多。

“这不是工作外流的故事”

当罗伯特·哈斯解释关闭工厂是想让李维斯变成“营销公司”时，他小心地告诉媒体，淘汰掉的工作并非“外流”，只是有点像是蒸发了。“这不是工作外流的故事。”第一波解雇风潮过后，他是这么说的。这项声明在技术上来说并没有错。把李维斯视为工作外流的故事，势必会忽略关闭工厂所象征的更基本的—同时也更具杀伤力的—变化。在公司的心目中，这16310份工作从发薪名单上永远消失了，而根据埃马廷格尔的说法，取代它们的是“来自全球的承包商”。这些承包商的工作与李维斯旗下的旧有工厂一模一样—只是，工厂里的员工将永远不会受雇于李维斯。

对于某些公司而言，关闭工厂是直截了当决定把同样的设备迁移到较便宜的地点。但对其他公司来说（特别是品牌认同之强如李维斯及恒适之流），解雇不过是以最明显的方式说明了更加根本的转变：问题不在到哪里生产，而是如何生产。不同于从某地跳到另一地的工厂，这些工厂将永无机会再次成为实体。它们在外流的途中化为完全不同的模样：订单下给某个承包商，而后者可能会将订单再转包给多达十家厂商，而这些人—特别是服饰业—接着可能把一部分的转包契约再包给一个家庭工作的网络，在地下室与客厅完成工作。一点也没错，李维斯在宣布第一波的关厂案后三个月，就发布另一项公开声明，声称将重返中国进行生产。该公司于1993年撤离中国。如今它回来了，为的不是建造自己的工厂，而是为了下订单给三个承包商，该公司并誓言将密切监督对方是否违反劳工法。 20

对生产的态度有如此巨大的改变，以至于前一代的消费性产品公司会将自己的商标秀在工厂的正面，今日许多以品牌为基础的跨国企业却坚称，进行生产的地点是不惜任何代价捍卫的“职业秘密”。1999年4月，人权团体要求冠军运动服饰的副总裁佩吉·卡特（Peggy Carter）透露其承包商工厂的名称及地址，她回道：“我们不想让竞争对手得知我们的工厂坐落于何处，不想让他们利用我们花费多年才建立起来的成果。” 21

渐渐地，知名品牌的跨国企业（李维斯、耐克、冠军、沃尔玛、锐步、盖璞、IBM以及通用汽车）开始坚称自己就跟我们一样：都是在全球大卖场里搜寻最佳价格的特价猎人。他们是非常挑剔的顾客，对于定制的设计、材料、交货日期以及（最重要的）底价多少，都有特殊的要求。但他们对于“价格为何如此低”这类麻烦的运筹问题“不”感兴趣；工厂的建造、机器的购买、劳力预算的编列，全都成了别人家的事。

工作外流的真实故事是，全世界有愈来愈多利润丰厚的知名企业，将就业市场的麻烦事甩到脑后。

甲米地不可承受之轻：深入自由贸易区

尽管“要品牌，不要产品”的策略是相当聪明的概念，讨厌的生产却永远无法完全甩开：“总有人”得下海干脏活儿，好制造出产品，让全球化品牌赋予意义。这也是自由贸易区出现的原因。在印度尼西亚、中国、墨西哥、越南、菲律宾等地，出口加工区纷纷出现，成为服饰、玩具、鞋子、电子产品、机器，甚至汽车的主要制造者。

假如耐克城以及其他超级商店是通往名牌梦想世界的新道路，那么，坐落于马尼拉以南90英里处的罗萨里奥镇（Rosario）的甲米地（Cavite）出口加工区，可说是打印商标的杂物柜了。我在印度尼西亚参观许多形貌相似的工业区一个月后，于1997年9月初抵达罗萨里奥，时值雨季末期，也是亚洲金融风暴的开端。我打算在甲米地待一周，只因那儿是菲律宾最大的自由贸易区，占地682英亩，是一个有围墙的工业区，里头207家工厂清一色只生产出口商品。罗萨里奥的6万人口似乎都在四处奔波；该镇繁忙、闷热的街道上满是改装成迷你巴士的军用吉普车，以及装有摇摇晃晃边车（sidecar）的计程摩托车（motorcycle taxi）；人行道上摆着兜卖炒饭、可口可乐与肥皂的小摊子。自由贸易区有5万名工人，上下班时都会穿过罗萨里奥镇，这些商业活动大部分就是要服务他们；自由贸易区设有栅门的入口，不偏不倚就落在小镇的正中心。

大门里面，工厂员工正在配装我们名牌世界的产品：耐克的运动鞋、盖璞的睡衣、IBM的电脑屏幕、老海军牛仔裤。然而，尽管如此辉煌的跨国品牌现身此地，甲米地（以及发展中国家数量激增的类似的出口加工区）极可能是全世界硕果仅存、对超级品牌没啥认识的地方。确实，品牌自行消灭自己的痕迹，其名称及商标没有涂在工业区里的工厂墙上。而且在这儿，互为竞争对手的品牌并没有像在超级商店里那样分别安置；它们常常是由同一家工厂制造出来，由同一批工人黏合，由同一组机器车缝、焊接。在甲米地，我终于找到了一处没有被飞扬符号侵占的空间，而且诡异的是，我是在耐克的球鞋工厂里找到的。

我仅获准踏入该加工区的大门一次，访问官员告诉我，个别的工厂除了潜在的出口商或进口商，任何人都不准进入。但几天后，靠着一名才刚被某电子工厂解雇、18岁的工人帮忙，我得以偷偷潜入，踏上非正式的访问之旅。行经数排几乎一模一样、有如仓库的巨型建筑物，有一座工厂特别引人注目：白色长方形建筑物上写着“飞利浦”，但穿过环绕的栅栏，我可看到山一样高的耐克球鞋。似乎在甲米地，生产已被流放至我们时代最低微的地位了：这儿的工厂挂不上商标、配不上飞扬符号；生产者则是工业贫民。奈特表示他的公司出产的并不是球鞋时，原来是这个意思吗？我想着。

制造好似有毒的工业废料，被集中、孤立在加工区里面：价格超低、百分之百纯正的生产。甲米地一如与之竞争的其他加工区，把自己塑造成为寻找特价之跨国企业而设立的特价量贩店—请选一辆够大的购物车哟。放眼区内，这一排排各自有大门及警卫的工厂，很明显经过规划，要从这方寸之地里榨出最大的产量。由便宜的塑料及铝板搭成的没有窗户的小工厂挤在一块儿，相距只有一英尺。成堆的工时记录卡沐浴在阳光下，以确认每天从每一位工人身上榨取最高额度的工时。区内的街道空荡得恐怖，从敞开的门（这是大多数工厂的通风系统）可见数排年轻的女人弓着背，在喧闹的机器旁静默地做工。

在世界上的其他地方，工人会住在经济区域内，甲米地则不然；这儿是纯工作之地。罗萨里奥的一切繁忙及色彩乍然终止于大门处，工人必须在此对武装的警卫出示证件，方可入内。很少访客能获准进入，整齐的街上少见甚或全无一般的商业活动，连糖果及饮料小贩都不见踪影。公交车及出租车进入时，必须减速，禁鸣喇叭—与罗萨里奥吵闹的街道相较之下，变化很明显。如果这一切使甲米地感到好似身处异国，这是因为从某种角度来说，它确实是。这里是免税的自由贸易区，不受城及省的地方政府管辖—民主政体中的迷你军政府。

自由贸易区这个概念，古老得一如商业本身，在古时候尤其重要，因为货物的运输需要多重的存放点及休息站。前罗马帝国的各城邦，包括提尔（Tyre）、迦太基（Carthage）以及乌提卡（Utica），都宣称自己为“自由城”以刺激贸易，不但流通的货物无须纳税即可存放于此，商人也倍受保护。在殖民时代，这种免税区的经济地位更形重要；整座城市（包括中国香港、新加坡及直布罗陀）都被设计成“自由港”，好让殖民主义的战利品能以低廉的进口关税安全运回英格兰、欧陆或美国。 22 今日，全世界到处可见这种免税区的变种，从机场的免税商店及开曼群岛（Cayman Islands）的自由银行区，到存放、分类、包装流通货物的保税仓库及港口皆是。

出口加工区与其他的避税机制虽有不少共通之处，但它确实是自成一格。出口加工区比较像是独立的领地，而非贮存的货仓，货物在此并非只是过路，而是确实经过加工；此外，这儿不征收出口税及进口税，常常连所得税或房地产税捐也没有。出口加工区可以帮助第三世界经济发展的想法，从1964年开始出现，当年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United Nations Economic and Social Council）通过决议案要资助出口加工区，好提升与发展中国家的贸易。不过，这种想法一直要到1980年代早期才真正起飞，当时印度宣布，在低工资地区从事制造的公司可享受为期五年的所得税减免。

从那时起，自由贸易区就急速增加。光是菲律宾一地就有52个经济区以及45.9万名员工—回顾1986年的2.3万名员工，还有较近如1994年的22.9万名员工，明显可见数字的攀升。最大的贸易区经济体是中国，保守估计有1800万人以及124个出口加工区。 23 总而论之，国际劳工组织表示全世界至少有850个出口加工区，但比较接近的数字可能是1000个，散布在70个国家，雇用大约2700万名员工。 24 世界贸易组织估计，有2000亿到2500亿美元的贸易额在自由贸易区内流动。 25 这些工业区内的工厂数量也在增加。事实上，沿着美墨边境而设的自由贸易工厂—西班牙文是maquiladora（词根maquillar，意指“组合或聚集”）—或许是唯一繁殖得跟沃尔玛一样快的建筑物：1985年有789家自由贸易工厂，1995年有2747家，到了1997年，共有3508家，雇用大约90万名工人。 26

不论出口加工区位于何处，工人的故事总是相似得令人迷惑：工时很长—斯里兰卡14小时、印度尼西亚12小时、华南16小时、菲律宾12小时。绝大多数的工人都是女人，通常都很年轻，为来自韩国以及中国台湾或香港地区的承包商或转包商工作。承包商所接的案子通常来自总部设在美国、英国、日本、德国或加拿大的公司。军事风格的管理，监工者通常很严苛，薪水不敷生活所需，工作单调且无需高深技能，今日出口加工区的经济模式，与其说是稳定发展，还不如说是快餐连锁店，它们与原产地国家的距离是如此遥远。这些满布纯制造业的区域躲在无常的斗篷之下：合约来来去去，没什么人注意；大多数工人都是四处迁徙，远离家乡，与贸易区所在的城市或省份没什么关联；工作本身是短期的，通常不会再续约。

我沿着甲米地单调的街道走着，可以感受到无常的威胁：这里的根本不稳定性。看似仓库的工厂，与周遭的国家、邻近的城镇、其所扎根的这块土地之间的关系是如此薄弱，好似从北方飞来的工作很可能再次迅速消逝，造价便宜的工厂全被扔在租来而非买来的土地上。我爬上位于加工区边缘的水塔，俯视数百家工厂，这一整片硬纸板建筑物看上去即将浮起、飘走，一如《绿野仙踪》（The Wizard of Oz）里多萝茜的家。难怪危地马拉的出口加工区工厂被称为“燕子”。

恐惧笼罩着整个加工区。政府害怕失去外国工厂，工厂害怕失去名牌买家，工人则害怕失去不稳定的工作。这些工厂并非建在大地上，而是在风中。

“罗萨里奥本该不一样的”

出口加工区建立在工业化远景之上。出口加工区背后的理论就是，加工区可以吸引外国投资者，而假如一切顺利，这些投资者会决定留在当地，而加工区内互相隔离的装配线就会变成持续的发展：技术转移和国内产业。为了将燕子引进这张机巧的罗网中，贫穷国家政府“祭出”所得税减免、不严格的法规，以及愿意并有能力镇压劳工骚动的军事力量。为了让条件更诱人，他们还把自己的人民推上拍卖台，竞相报出最低工资，让工人收入低于实际的生活花费。

在甲米地，自由贸易区被规划成外国投资者的梦中国度。高尔夫球场、高级官员的俱乐部以及私立学校就设立在罗萨里奥的郊区，好减轻第三世界生活的不舒适。工厂的租金低如尘土：一平方英尺十一个比索—换成美金一分钱不到。企业来这儿的前五年，可享用一切免费的“免税假期”，在这段期间内他们无须支付所得税以及房地产税捐。这场买卖无疑够划算，但还是无法与斯里兰卡相比，那儿的出口加工区投资者十年后才需要缴税。 27

“免税假期”一词出奇的贴切。对于投资者而言，自由贸易区就是某种的企业地中海俱乐部（Club Med），饭店支付一切开销，客人过得自由自在，至于与当地文化、经济的融合，维持最小限度即可。一如某份国际劳工组织的报告所言，出口加工区“之于无经验的外国投资者，就如旅游特惠案之于小心的旅客”，是绝无风险的全球化。公司只需运来衣服的布匹或电脑零件（免课进口税），而便宜、没有工会的工人就会为他们组装。然后，完工的服饰或电子用品会被运送回国，无须付任何出口税。

个中道理大致如下：“当然”，公司是应该支付税金并恪遵国际法的，但只有这个个案，在这片特别的土地上，就这么短短一阵子，破个小例是没问题的—一切都是为了来日的繁荣着想。因此，出口加工区存在的法律及经济问题与本国的其他地区隔绝开来—举例来说，只有菲律宾联邦的贸易与工业部有权管辖甲米地自由贸易区，当地的警察和市政府连通过大门的权力都没有。层层关卡有双重的作用：让大批人远离区内制造的昂贵货品，此外，或许更重要的是，让这个国家无须听闻区内发生的一切。

由于这些甜蜜的政策是要吸引燕子入网的，环绕加工区的栅栏促使人们更加深信，里面发生的一切只是暂时的，甚至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这种集体的否认对苏东国家尤其重要，因为加工区等于是在莫斯科境内孕育最狂野的西方式资本主义：这种事“绝对”没发生，“当然”不会在这儿呀，当地掌权的政府不是声称资本是恶魔，工人统治一切吗？在《失去控制？》（Losing Control？）一书中，萨斯基亚·扎森（Saskia Sassen）写道，加工区是切割国家之过程的一部分，因此，“确实有块土地去国家化（denationalized）了……” 28 至于这些仅是暂时、并未真正发生、去国家化的空间一直在扩张，吞噬了愈来愈多真正的国土，这点就别记在心上了。全世界有2700万人生活、工作在括号内，而这些括号非但没有慢慢消失，反而愈变愈大。

关于加工区有许多残酷的反讽，其中之一就是，政府用来吸引跨国企业上门的各项诱饵，都只加深了这些公司是贸易游客而非长期投资者的印象。这是典型的恶性循环：为了舒缓贫穷的现象，政府“祭出”愈来愈多的诱饵；然后必须隔离出口加工区，有如那儿是麻风之邦；隔离得愈开，工厂就愈来愈像是存在于和所在国毫不相干的世界里，而在加工区之外，贫穷的扩散只会更加不可遏抑。甲米地的加工区像是某种未来的工业化城市的郊区，一切都是井然有序；工人身着制服，草坪经过修剪，工厂管理严格。到处可见可爱的标示，教导工人要“维护我们加工区的干净”、“促进菲律宾的和平及进步”。但走出大门，泡泡就裂开了。若非仍可看到正准备上工或下班的成群工人，你永远不会晓得罗萨里奥镇上有超过200家的工厂。道路一团糟，自来水难得一见，垃圾泛滥成灾。

许多工人住在镇外近郊以及邻近村庄的贫民窟里。其他人（尤其是年轻的工人）住在宿舍里，那是一座混凝土构成的大杂烩，与加工区内的领地只隔了一道厚墙。这幢建筑其实是由农场改建，工人还告诉我，有些房间是真正的猪舍，只不过在上面随便搭了片屋顶而已。

菲律宾“括号内的工业化”（industrialization in brackets）之经验绝非特例。目前众人对出口加工区的模式趋之若鹜，可追溯至所谓的亚洲四小虎（指泰国、菲律宾、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的经济成就，尤其是韩国与中国台湾地区的经济。当只有某些国家或地区有出口加工区时（包括韩国与中国台湾地区），薪资稳定上升，科技屡有转移，也逐渐开始课税。但正如批评出口加工区的人很快指出的，自从这些国家或地区从低薪资产业转移到高技术产业后，全球经济的竞争就变得愈来愈激烈。如今有70个国家同时竞争出口加工区的资金，要吸引投资者，必须提出更多的诱饵；投资者动辄以撤资要挟，薪资水平难以提升。结果举国变成了工业贫民窟以及低薪劳工的聚居地，尽头遥不可知。正如1998年5月古巴总统卡斯特罗于世界贸易组织50周年庆上向与会的世界领袖呼吁的一样：“我们要如何活下去？……有哪些工业生产会留给我们？只有低科技、劳力密集以及高污染的产业吗？他们是否打算把大部分的第三世界变成巨大的自由贸易区，满是不交税的组装工厂？” 29

尽管甲米地的情况很惨，仍然无法跟斯里兰卡相比，在那儿，更长的免税假期意味着镇上甚至无法为出口加工区的工人提供大众交通工具。他们进出工厂的道路阴暗而危险，因为没有钱装设街灯。宿舍的房间拥挤不堪，地板上甚至还涂了白漆，标示每位工人睡觉的地方—“看起来好像停车场”，这是某位记者的观察。 30

身为罗萨里奥镇的镇长，霍斯·里卡弗兰特（Jose Ricafrente）的荣耀是打了折扣的。我在他的小办公室与他会面时，有一整列的贫民正排队等在外面。他的镇曾是普通的渔村，如今拥有全菲律宾最高的人均投资额（这是甲米地的功劳），但这儿甚至缺乏基本的资源，好清掉工厂在社区内制造的遍地狼藉。工业化造成的一切问题，罗萨里奥这儿都有：污染、外来劳动人口暴增、犯罪增加、河川污染—任何好处也沾不到边。根据联邦政府的估计，区内207家工厂中，只有30家缴税，但甚至连这么低的数字，每个人还是存疑。这位镇长表示，许多公司获准延长免税假期，或者他们关了工厂，用别的名字另起炉灶，然后再享受一次白吃白喝的日子。“他们在免税假期结束前卷起铺盖，然后并入另一家公司，一切都是为了逃税。他们什么也没付给政府，害得我们现在进退两难。”里卡弗兰特这样告诉我。他身形矮小，声音低沉有力；在马科斯（Marcos）铁腕统治时期仍对人权及民主问题直言无讳，因而深受民众爱戴。但在我见到他的那天，镇长似乎累坏了，无力改变自家后院的情况让他疲惫不堪。 31 “我们甚至无法提供人民渴望得到的基本服务。”他带着几丝就事论事的怒气说道，“我们需要水，需要道路，需要医疗服务和教育。他们期待我们能够同时提供这些东西，期待我们能够从区内征收到税金。”

镇长深信总是有哪个国家（不管是越南、中国、斯里兰卡或是墨西哥）愿意出更低的价钱。于是，像罗萨里奥这样的小镇，总是得卖掉自己的子民，牺牲自己的教育系统，污染自己的自然资源。“这应该是共生的关系才对，”里卡弗兰特谈到外国投资时说，“他们从我们这儿得到收入，因此政府也应该从他们那儿得到收入……罗萨里奥本该是不一样的。”

在括号内工作

所以说，假如事实已摆在眼前—工厂没办法创造税收，也没办法为当地创造基础建设，生产的货物也全部外销的话，那么，为什么菲律宾等国仍然竭尽所能，吸引企业进入自己的国土呢？官方的答案是涓滴理论（a trickle-down theory，该理论认为政府的津贴可经过大企业，再陆续流入小企业和消费者之手，促进经济增长）：这些加工区创造工作机会，而工人赚到的收入终将为当地经济注入可观的生命力。

这项理论的麻烦之处在于，加工区的薪资如此之低，以致工人必须把大部分收入用来支付宿舍的房钱以及交通费；剩下的钱则给了排在大门外兜售面条及炒饭的小贩。加工区的工人当然做梦也买不起自己制造的消费产品。薪资如此低，一部分原因是要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工厂惨烈竞争。然而，更重要的是，政府害怕吓走了燕子，因此极度不愿执行本国的劳工法。所以，劳工权利在加工区内遭受如此严重的侵害，工人根本没机会赚得温饱，刺激当地经济就更别提了。

当然，菲律宾政府矢口否认，表示加工区所遵守的劳动法规和菲律宾其他地区一样：工人必须有最低工资，有社会福利，享有某种程度的工作保障，必须有正当理由才可解雇，加班有加班费，并有权组织独立的工会。但在现实生活中，政府将加工区工厂的劳动环境视为外贸政策议题，而非劳工权利议题。而且，既然政府是用便宜而听话的劳工为号召，来吸引外国投资者，它并不打算食言而肥。因此，劳工部官员对于区内的违法情事视若无睹，甚至还助其一臂之力。

许多加工区工厂所依循的铁腕规范，系统性地违反了菲律宾的劳工法。举例来说，有些雇主除了两次十五分钟的休息时间外，会锁上洗手间，就算是休息时间，所有的员工都必须签名进出，好让投资方掌握员工在非生产时间的动静。在某工厂缝制盖璞、Guess以及老海军成衣的女裁缝工告诉我，她们有时还必须用藏在机器底下的塑料袋解手。有禁止讲话的规定，朱阳（Ju Young）电子工厂甚至还有禁止微笑的规定。某家工厂还张贴“最大嘴巴的员工”名单，以羞辱不听话的工人。

在员工社会福利的支出上，工厂经常说谎，而且会向工人收取不合法的“捐献”，名目从清洁用品到工厂的圣诞晚会，不一而足。有家帮IBM生产显示器的工厂，加班的“奖金”不是更高的钟点费，而是甜甜圈和一支笔。有些投资方要工人在进工厂的路上拔草；其他人则得在下班之后清扫地板和洗手间；很多工厂车间通风不佳，防护设备匮乏。

然后，还有薪水的问题。在甲米地，“最低工资”比较像是松散的指导方针，而非严格的法条。假如一天6美元太高了，投资者也可以向政府申请“暂缓实施”（waiver）。因此，虽然某些加工区工人有最低工资，但大多数人（由于暂缓实施之故）赚得更少。 32

还不够低：在中国压缩工资

在甲米地，工厂外流的威胁如此真确，部分原因在于菲律宾的工资与中国相比仍然很高。事实上，每个人的薪资与中国相比都算高。但是，关于这点真正值得注意的是，最恶劣的工资骗局就发生在中国境内。

劳工团体认为，在中国，要让装配线工人足够维持生活的薪资，大约是一小时87美分。至于美国和德国（跨国企业关闭数百家国内纺织厂，转到加工区去生产），成衣工人的平均时薪分别是10美元以及18.5美元。 33 然而，就算劳工成本已省了那么多，那些为全球最有名、有钱的品牌加工的人，仍然不肯支付中国工人87美分的时薪，好让他们维持生活开销、治疗病痛，甚至寄些钱回去给家乡的亲人。关于中国经济特区里知名品牌加工的情况，1998年一份研究指出，沃尔玛、拉夫·劳伦、安·泰勒（Ann Taylor）、Esprit、丽诗卡邦、凯玛特、耐克、阿迪达斯、J.C.Penney以及Limited，只支付了这凄惨的87美分中的一部分而已—有些人的工资甚至低到一小时13美分（见附录表9-3）。

想了解富有且理应守法的跨国企业为何会退回到19世纪的剥削水平（而且不断被揭露），唯一的方法就是了解转包的机制：在承包、转包及家庭加工的各个层级中，制造业者互相竞价，把价钱压到最低，而每个环节的承包商及转包商都会为自己抽一份小小的利润。在转包链最末端的就是工人（通常离最初下订单的公司已转了三四次手），拿到的薪水在每个环节中都被剥了一层。“跨国企业压榨转包商，转包商压榨工人。”1997年，一份关于耐克和锐步在中国所设鞋厂的报告是这么解释的。 34

“没有工会，就没有罢工”

一则大标语立在甲米地出口加工区的主要十字路口上：“不要听信煽动者及闹事者的话。”这几个字是用英文写的，亮红色的大写字母，而每个人都知道这行字的意思。尽管技术上工会在菲律宾是合法的，但“没有工会，就没有罢工”的政策就算没写出来，在区内也是广为人知的。一如标语所言，试图在工厂内组织工会的人会被视为闹事者，并常常面临威胁与恐吓。

我前往甲米地的原因之一，是听说由于某个名为“工人协助中心”（Workers’Assistance Center，WAC）的新成立组织，这个地区已成为“闹事”的温床。该中心附属于离加工区入口只有几条街的罗萨里奥天主教堂，他们的企图就是打破环绕菲律宾各自由贸易区的恐惧之墙。他们正慢慢地搜集加工区内工作环境的相关信息。中心的干部之一尼达·巴尔塞纳斯（Nida Barcenas）告诉我：“最初我常得跟踪工人回家，恳求他们跟我说话。他们怕得要命—他们的家人说我就是闹事者。”但在中心成立并运作一年之后，加工区工人会在轮班后聚在这儿—随便逛逛、吃晚餐、参加讨论会。我在多伦多风闻该中心的事，好几个国际劳工专家都说，这个简陋的小地方对自由贸易区所做的研究及组织工会，在全亚洲首屈一指。

工人协助中心成立的宗旨，是为了维护工厂工人争取更佳环境的宪法权利—不论是加工区抑或非加工区。托莱多（Zernan Toledo）是中心里最热切、最激进的干部，虽然只有25岁，看起来像个大学生似的，但他禀持一切革命组织该有的纪律，掌管中心的大小事。“离开加工区，工人可以自由组织工会，但进了加工区，他们就不能罢工，也不能举行示威。”我在该中心进行两小时的“新生训练”时，托莱多是这么告诉我的。“工厂里禁止团体讨论，我们也不能进入加工区。”他说，手指着挂在墙上的加工区分布图。 35 每个宛如私有地的加工区都面临着相同的困境。正如自由贸易工会国际联盟（International Confederation of Free Trade Unions）的报告所言：“工人实际上是生活在‘无法无规’的领土上，他们为了捍卫自身的权利及利益，常常被迫亲身从事‘非法’的行为。” 36

在菲律宾，投资诱饵及开创特例的加工区文化，原是希望能随着外国公司加入本国经济后慢慢消失的，最后却事与愿违。不但新的燕子降落了，该国原本已有工会组织的工厂也关门大吉，在甲米地出口加工区重新开张，好享受投资诱饵的一切好处。举例来说，玛莎百货的产品从前是在马尼拉以北一家有工会组织的工厂制造的。“只需十辆卡车，就把玛莎百货搬到甲米地来了。”当地一名工运干部告诉我，“工会也没了。”

就这点来说，甲米地绝非特例。工会组织在加工区内是恐惧的源头；一场成功的活动可能会带给工会干部及工人可怕的后果。这是我们在1998年12月学到的教训，当时美国衬衫厂商菲利浦－范霍伊森（Philips-Van Heusen）关闭了全危地马拉唯一有工会的出口成衣厂，开除了500名工人。卡米萨斯·莫德尔纳（Camisas Modernas）工厂于1997年成立工会；在此之前经过了漫长、艰苦的准备过程，美国人权团体还向该公司施加压力。工会的成立使得周薪由56美元提升到71美元，原来脏乱的工厂也打扫干净了。杰伊·马聚尔（Jay Mazur）是编织工业及纺织工人工会（Union of Needletrades，Industrial and Textile Employees，UNITE）的主席（这是全美最大的成衣业工会），他把这份合同称为“危地马拉超过8万名加工区工人的希望灯塔”。 37 然而，一旦工厂收摊，希望灯塔就变成了闪红灯的危险信号，熟悉的警告言犹在耳：没有工会，就没有罢工。

爱国主义及国家的责任都站在出口加工区内进行剥削的这一边，年轻人（大多数是女性）被送去血汗工厂，就跟前一代的年轻男性被送往战场一样。对权威的质疑不被预期也不被允许。在中美洲及亚洲的一些出口加工区内，明文规定示威是违法的；在斯里兰卡，任何可能有损国家之出口利润的行为全都违法，包括印行并散发批评的文件。 38 1993年，一位名叫兰吉特·穆迪扬塞拉格（Ranjith Mudiyanselage）的斯里兰卡加工区工人想挑战这项政策，竟遭杀害。穆迪扬塞拉格抱怨一部有瑕疵的机器切掉了工作伙伴的一根手指，然后他前往参加该意外的咨询，在路上被绑架。他惨遭殴打、焚烧的尸体在当地教堂外一排旧轮胎上方被发现。陪他一起去咨询的法律顾问也以同样的方式被杀害。 39

尽管报复的威胁层出不穷，工人协助中心仍然略微试了几次在甲米地的工厂内组织工会，成功的程度不一。举例来说，干部在全亚（All Asia）成衣厂推行工会运动时，面临了非常有挑战性的难题：工人精疲力竭。为爱伦瑞丝（Ellen Tracy）及沙宣（Sassoon）缝制衣服的全亚女裁缝工，最大的怨言就是被迫超时工作。一般轮班是从早上七点到晚上十点，但一周有几个晚上员工必须工作到“很晚”—凌晨两点。旺季时，连续好几天工作到凌晨两点也不稀奇，害得许多女人在回工厂上班前只有几个小时的睡眠时间。但这也意味着全亚工人会将宝贵的三十分钟厂内休息时间拿来打盹儿，而非谈论工会的事。“我很难和工人谈话，因为她们总是昏昏欲睡。”一个有四个小孩的妈妈跟我解释，为什么总是没办法在全亚工厂成立工会。她已经在这家公司待了四年，基本的工作保障及健康保险还是无踪无影。

在加工区工作的特征就是惊人的工时，同时残酷地加上不存在的工作保障。每个人一周工作六天或七天，假如有大订单必须准时出货，员工要一直工作到完成为止。大多数的工人需要钱，因此愿意加几个小时的班，但通宵加班普遍被视为一大负担。不过，这由不得他们。举例来说，根据菲利浦工厂（接下耐克和锐步订单的承包商）的官方工作守则，“在厂方要求下却拒绝加班”是“犯了可予以开除的大错”。所有我访问过的工厂都是同样的情形，而且有许多报告显示，要求早走的工人（举例而言，凌晨两点前离开），就会被告知明天不用回来上工了。

不论地点为何，出口加工区里的恐怖加班故事屡见不鲜：在中国，有文件证明工作时间可长达3天，工人被迫睡在机器底下。不论最后期限订得多么不合理，假如承包商无法准时交货，通常就会处以高额的罚金。在洪都拉斯，假如工厂经理接了期限极短的超大订单，据说会替工人注射安非他命，好让他们能够进行48小时的马拉松长跑。 40

发生在卡梅莉塔身上的事……

在甲米地，要讨论加班就不能不谈到卡梅莉塔·阿隆索（Carmelita Alonzo）；据她的同事所言，她是被“加班”害死的。别人一遍又一遍地告诉我（包括聚集在工人协助中心的成群工人，以及一对一访谈的个别工人），卡梅莉塔是V.T.时尚（V.T.Fashions）工厂的裁缝工，缝制盖璞、丽诗卡邦和其他许多名牌衣服。与我谈话的工人，全都急切地想让我知道这场悲剧的始末，好让我把这件事解释给“买这些产品的加拿大人”听。就在特别辛苦的旺季、一段漫长的加班期之后，卡梅莉塔·阿隆索去世了。“有很多产品得交货，他们不准任何人回家。”乔西（Josie）回忆道。她上班的牛仔裤工厂跟卡梅莉塔的工厂隶属于同一家公司，那时她的工厂也接了不少大订单。“2月有一个星期，工头几乎每天晚上都要求大家加班。”阿隆索不只要加这些班，她还得花两小时回家。她为肺炎所苦（在这种白天热得令人窒息、晚上又满是凝结水气的工厂，肺炎是常见的疾病），要求经理让她休假养病，但被拒绝。阿隆索最终获准进医院，并于1997年3月8日—国际妇女节，在医院去世。

某天傍晚，我询问聚在中心里长桌旁的一群工人，她们对于发生在卡梅莉塔身上的事作何感想。刚开始答案满载困惑：“感想？可是卡梅莉塔就是我们啊。”不过，后来萨尔瓦多（Salvador，一个有着甜蜜脸庞、在玩具厂上班的22岁年轻人）说了几句让所有同事都热烈点头同意的话：“卡梅莉塔是被超时加班害死的。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可能遇到这种事。”他解释道。这些话与他身上苍蓝色的“飞越比佛利”（Beverly Hills90210）T恤搭在一起，显得十分古怪。

只要工厂雇用更多的工人，并制订工时较短的两班制，大部分的加班重荷就会烟消云散。但他们干吗这么做呢？被指派来监督加工区的政府官员，没兴趣跟工厂所有人及经理讨论违法加班的问题。该区的行政官员Raymondo Nagrampa承认，假如工厂能够雇用更多的人、减少每人的工时，那当然会好得多，但他告诉我：“我认为我不该插手。这是投资方的决定。”

至于工厂的所有人，他们一点都不急于增加工人的数量，因为等到大订单赶完后，可能会有一段空闲期，他们要的是更多的工作，而非更多的雇员。既然遵不遵守菲律宾劳工法是“投资方的决定”，大多数的老板认为，还是强迫固定一群工人在工作多时多做几个小时、工作少时少做几个小时比较方便。而以下就是加班方程式的反面：假如工厂没接到订单，抑或补货的运送迟了，工人就会被遣送回家，薪水也领不到，有时候长达一周。当我询问围在工人协助中心里桌旁的成群工人，有关保障工作机会或基本工时的规定时，他们哄堂大笑。“没工作，就没薪水！”年轻男女异口同声嚷道。

“没工作，就没薪水”的规定适用于所有工人，不论是短期契约的员工抑或“固定员工”。合约（假如有的话）为期只有五个月，甚或更短，之后工人必须“再签约”。甲米地有许多工人是通过加工区内的职业介绍所找到工作的，介绍所领取他们的薪水，从中收取费用—换言之，就是工人的临时经纪公司，剥削劳工的系统又多了一层。投资方在不同的加工区内运用各式各样的花招，防止员工获得固定的职位，并要求随之而来的权利及福利。中美洲的加工区工厂，在年终时解雇工人，几周后再重新雇用，这样就无须给工人固定的职位，而这种事稀松平常；在泰国的加工区，同样的伎俩被称为“雇用再解雇”。 41 在中国，许多加工区工人连合约都没有，连带使得他们没有任何权利或求助管道可言。 42

就是这种临时性的契约关系，使得出口加工区的体系完全崩溃。原则上加工区是一种让全球财富重新分配的巧妙机制。没错，加工区吸引了北半球的工作，但少有公正的观察者会否认以下的命题：当工业化国家的经济体系转向高科技产业后，中产阶级赖以为生的工作与依然为贫穷所苦的国家分享，只是全球性正义的问题。问题在于，甲米地以及遍布亚洲、拉丁美洲加工区的工人，根本没有继承“我们的”工作。香港的亚洲监督及资源中心（Asian Monitoring and Resource Centre）前任研究总监杰拉尔德·格林菲尔德（Gerald Greenfield）说：“关于地点迁移（relocation）的神话之一就是，那些看似由所谓北半球转移到南半球的工作，被认为和以前所做的工作差不多。”实情并非如此。正如企业独立的制造过程跨越太平洋，变成了下给第三方承包商的“订单”，全职的工作也在转移过程中变成了“合约”。格林菲尔德说：“对亚洲而言，最大的挑战就是投资亚洲的西方及亚洲跨国企业所创造的新工作，是暂时而短期的。” 43

事实上，亚洲、加勒比海、中美洲许多地区的加工区工人，他们与欧美的办公室临时雇员相似之处，还多于北半球国家的工厂工人。出口加工区内发生的事，就是工厂工作的性质彻底改变了。1996年，国际劳工组织主导的一项研究结论也是如此。报告显示，纺织及鞋类工业的生产地点大幅迁移，“许多国家的生产也出现相应的平行变化，从正式部门转移到非正式部门；普遍来说，这对薪资水平及工作环境有负面的影响”。该研究也指出，在这些部门中，工作从“全职、工厂编制内的工作变成了兼职、暂时的，尤其在成衣及鞋类的产业中，愈来愈倚赖家庭代工以及小工厂”。 44

确实，这不单纯是工作外流的故事。

流动的工人

我待在甲米地的最后一晚，见了住在工人宿舍的六名年轻少女，她们合住在六乘八英尺大的水泥房间里，四个睡临时搭起的双层床（两人一床），两个睡地板的草席上。制造Aztek、苹果电脑及IBM光驱的女孩合睡上铺，缝制盖璞服饰的睡下铺。她们全是农家女儿，第一次远离家园。

这拥挤不堪、像只鞋盒的房子，带着世纪末睡衣派对的味道—一半是监狱，一半是“十六枝蜡烛”（Sixteen Candles，灰姑娘式的爱情电影）。这儿也许是猪舍改建的，但她们毕竟是16岁的女孩子，就跟全世界的少女一样，她们用照片把脏兮兮的灰墙遮起来：绒毛玩具、菲律宾动作片明星，以及女模特儿展示带花边的胸罩与内衣的光滑杂志广告页。没多久，关于工作情况的严肃讨论变成了一连串咯咯笑声，还有人躲到床罩下。我的问题似乎让两个女孩忆起她们对某位工运干部的迷恋之情，这个人最近在工人协助中心开了讲座，主题是工作时接触危险化学药品会导致不孕。

她们会担心不孕吗？

“噢，会啊。现在非常担心呢。”

放眼亚洲各加工区，路上总点缀着身穿蓝衬衫的年轻女孩，与同伴手拉着手，撑着阳伞。她们看似放学回家的学生。甲米地一如其他地方，这儿绝大多数的工人都是17到25岁的未婚女性。一如那几个住在宿舍的女孩子，大约80％的工人都是从菲律宾的其他省份来此工作的—只有区区5％是罗萨里奥镇的居民。燕子般的工厂，工人与这块土地的联系薄弱无比。

加工区的行政官员Nagrampa说，加工区招募外地人，是为了弥补“甲米地性格”中天生缺乏的某种事物，某种使得当地人不适合在自己家园附近工厂工作的事物。“我不是在批评甲米地的人，”他坐在宽敞的冷气办公室里解释道，“但根据我的了解，这种特定的性格并不适合工厂生活—他们喜欢迅速完事，他们没有耐心好好待在生产线。”Nagrampa将此归咎于罗萨里奥离马尼拉太近了，“因此我们可说，甲米地人并不会为了赚取生计所需，就卖命努力……”

“但那些从乡下、从较落后地方来的人，他们没有受到大城市生活风格的污染。他们比较喜欢生产线的作业，因为这儿比起他们习惯的农家工作，毕竟已有显著的改善，无须在阳光下曝晒。对这些落后乡村的农工来说，在与世隔绝的工厂里工作，比待在外面好得多。”

我拿Nagrampa的话去问许多加工区工人，他们全都是来自乡下的外地人。每个人听到都很生气。

“这样说太没有人性了！”罗莎莉（Rosalie）叫道。这个年轻女孩的工作是安装IBM显示器的“背光板”（backlight）。“我们的权利惨遭践踏，而Nagrampa能这样说，只因他自己没在工厂工作过，也不清楚厂内的环境。”

穿着“飞越比佛利”T恤的萨尔瓦多简直要抓狂：“Nagrampa赚很多钱，他的房间有空调，还有自己的车，所以他当然会说我们比较喜欢这种工作—对他而言，这是在帮助我们，但对我们来说可不是如此……是的，在农田工作是很辛苦，但在那儿我们有自己的家人和朋友，而且我们有新鲜的食物可吃，不用老是吃鱼干。”

他的话显然勾起了罗莎莉的思乡病：“我想要和乡下的家人在一起。”她安静地说着，看上去似乎比实际年龄19岁还小，“那儿比较好，因为当我生病时，爸爸妈妈会在我身边，但在这儿根本没有人会照顾我。”

还有许多农工告诉我，假如可以的话，他们会留在家乡，但这并非自己所能决定的：大多数家庭都失去了自己的农田，取而代之的是高尔夫球场、胡搞一气的土地改革法规，以及更多的出口加工区。其他人说，他们会来甲米地的唯一理由是，当加工区的招聘负责人来村子里时，保证工人会在工厂里挣到足够的钱，好寄回家乡接济贫困的家人。他们还告诉我，许多和他们同龄的女孩也是基于同样的原因，才前往马尼拉出卖灵肉。

几位更年轻的女性也想把她们听到的保证告诉我。她们说，问题在于不论工作时间有多长，寄回家的钱总是只剩下几个比索。“假如有土地的话，我们就会留在家里耕田，自力更生。”在成衣工厂工作的年轻女孩拉克尔（Raquel）告诉我，“但我们没有土地，因此别无选择，只能在加工区工作，即使很辛苦，即使这儿的情形非常不公平。招募负责人说我们会有不错的收入，但根据我的经验，我甚至连维持自己的开销都有问题，更别提寄钱回家了。”

于是，甲米地的工人失去了一切：他们没有钱，更没有家。这种情形影响深远。在宿舍里，睡眠不足、营养失衡、思乡病混在一起，创造出深刻迷失的氛围。“我们在工厂里是异乡人，在宿舍里也是异乡人，因为我们全都来自遥远的乡下。”电子工人莉莎（Liza）告诉我，“我们在这儿是陌生人。”

赛西耶·图伊科（Cecille Tuico）是工人协助中心的干部，我进行访谈时她在一旁聆听。等到工人离开、穿越罗萨里奥的黑暗巷道返回宿舍后，她说，工人如此深刻的疏离感，正是雇主所希望的，因此他们才找外地人来加工区工作，而非本地人。我在许多菲律宾人权斗士脸上看到无声的、就事论事的愤怒，同样出现在图伊科的脸上，她说，工厂经理偏好远离家园、尚未完成高中学业的年轻女性，只因“她们害怕，并且对自己的权利一无所知”。

加工区的其他产品：新品种的工厂工人

她们的天真和不安，无疑使得工厂经理更容易维持纪律，但年轻工人雀屏中选另有原因。在加工区工作的女性通常在二十五六岁时被开除，管理者会说她们“太老了”，手指头不再灵活。这种作为可有效减少公司支薪名单上母亲的数量。

甲米地的工人告诉我一些故事：怀孕的女人被迫工作到凌晨两点，即使跟长官恳求也没用；在熨烫部门工作的女人分娩时，皮肤上还有烫伤；铸造无线电话塑料模的女人产下死胎。我在甲米地听闻多属道听途说；女人小声、急切地告诉我，表情就跟说到卡梅莉塔时一样惊恐。其中一些故事当然是假的（恐惧罩顶的加工区传说），但出口加工区虐待孕妇有案为凭，而这个问题也不是甲米地独有。

由于大多数的加工区雇主不愿支付津贴、不想规定固定的工作时间，也不想提供任何工作机会的保障，为人母便成了加工区粉领工人心中的最痛。人权观察组织（Human Rights Watch）所做的一项研究显示〔该研究日后成为抗议北美自由贸易协定（MAFTA）下劳工条款的基础〕，申请到墨西哥出口加工区工作的女人要定期接受验孕。这项研究牵连的投资者包括真利时（Zenith）、松下电器（Panasonic）、通用电器、通用汽车以及鲜果布衣（Fruit of the Loom，内衣品牌），这些公司“拒绝雇用怀孕妇女。此外，加工区内的雇主有时会虐待、开除怀孕的员工”。 45 研究者揭露了专门用来逼迫员工辞职的虐待手段：怀孕妇女被要求轮晚班，抑或从事时间超长的无薪加班，以及极耗体力的工作。上级也不准她们请假看医生，这项措施常导致员工在工作时流产。“如此一来，”该研究描述，“怀孕的员工被迫选择是要生个健康、足月的小孩，还是要保住自己的工作。” 46

加工区内还有其他方法，可以规避雇用怀孕员工的成本及责任。在洪都拉斯及萨尔瓦多，加工区的垃圾堆里满是避孕药的空盒，据说这些药在工厂里是公开发放的。有报道指出，洪都拉斯的加工区有上级强迫员工堕胎。在墨西哥某些加工区内，妇女每月必须检查卫生棉，通过这种羞辱的方式，证明自己仍有月经来潮。员工的合约只签28天—即是一般的月经周期—这样才能一发现怀孕立即开除。 47 在斯里兰卡的加工区，据说有一名员工因为在生产后过于害怕丢掉工作，将新生的宝宝溺死在厕所里。 48

加工区内大规模迫害妇女的生产自由，最能血淋淋地呈现出许多消费性产品的企业多么轻视自己身为大众雇主的传统角色。今日与工人签订的“新合约”，其实什么合约都不是。从前的制造者摇身变为营销专家，下定决心要推掉任何责任，因此创造了一支没有小孩的女性员工团队，这是无束缚的工厂雇用无束缚员工的体制。通用汽车以书面向人权观察组织解释为何歧视加工区内的孕妇时，明白表示该公司“不会雇用发现已怀孕的女性员工”，是为了避免“负担墨西哥社会福利制度所规定的巨额财政义务”。 49 自从这份重要的报告发表后，通用汽车的政策就改弦易辙。然而，只要回想从前通用汽车的招牌政策：“在车厂工作的成年男性员工都会赚到足够的钱，不只可养家，还可带着全家人驾着通用的车子或卡车到处跑。”显然今非昔比。打从1991年起，通用汽车在美国大约裁员8.2万人，预计在2003年前还要再裁4万人。它将生产移到墨西哥的加工区，以及全球各地的加工区复制品里。 50 遥想一下通用汽车曾骄傲地宣称：“对通用汽车有益的，就是对美国有益。”

流浪的工厂

在这种重新设计过的体系里，工人并非是唯一无常的事物。雇用他们的燕子工厂也有最大的弹性：对免税假期及投资诱饵亦步亦趋、随独裁者统治下的货币贬值及优惠政策起舞。在北美及欧洲，工作外流是工人耳熟能详的威胁。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劳工委员会所委托的一项研究显示，美国在1993到1995年间，“雇主威胁要关掉一半有工会选举的工厂……明确、清楚的威胁措施，包括把整座工厂的设备贴上墨西哥地址的送件标签；张贴北美洲地图，上头有个箭头从现在的工厂位置指向墨西哥”。该研究发现，雇主的威胁并非说说而已，在15％的案例中，他们确实关掉了全部或部分新成立工会的工厂—比起前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1980年代的关厂率，足足翻涨了两倍。 51 在中国、印度尼西亚、印度以及菲律宾，工厂收摊及工作外流的威胁甚至更严重。由于产业对上涨的工资、环保法规及税金躲得极快，工厂必须有机动性。有些燕子工厂可能已经迁徙三次甚至四次了，而细察其转包的历史，工厂降落在每一个新驻点的步子都愈来愈轻。

当飞翔的跨国企业首次在韩国、日本以及中国台湾地区登陆时，许多工厂都是当地承包商拥有和经营的。举例来说，在韩国的釜山（1980年代以“世界的球鞋首都”闻名于世），韩国企业家为锐步、L.A.Gear以及耐克管理工厂。但1980年代晚期，韩国工人起而抗议一天一美元的工资，并组织工会争取更好的工作条件，然后，燕子再次飞起。1987到1992年间，韩国的出口加工区里有3万名工人没了工作，而且不到三年的时间，三分之一的鞋厂工作就消失无踪。台湾地区的情形也一样，锐步的制造商清楚描绘出迁移的模式。1985年，几乎所有的锐步球鞋都是在韩国与中国台湾地区制造的，完全没有印度尼西亚和中国内地的份儿。到了1995年，几乎所有的工厂都飞离韩国及中国台湾地区，而有60％的锐步订单降落在印度尼西亚以及中国内地。 52

但在这段新的旅程中，工厂的所有人并非当地的印度尼西亚及中国内地承包商，反而是迁徙前同样那几家韩国及中国台湾公司。当跨国企业抽走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的订单时，承包商也亦步亦趋，收掉在母国设立的工厂，转而在劳力依旧便宜的国家和地区设立新厂。其中有一家承包商是锐步、阿迪达斯、耐克的最大供货商，公司名为裕元（Yue Yuen），所有人都来自台湾。裕元将大部分在台湾的工厂都关了，为了低廉的工资而出走中国内地，雇用5.4万人在一幢大型工厂里做工。对于该公司的所有人之一蔡其能而言 * ，投资眼光好的人，就会前往工人饿肚子的地方设厂：“30年前，当台湾人还饿肚子的时候，我们同样也比较有生产力。” 53

韩国与中国台湾地区的老板立场特殊，最适合善用这种饿肚子的心态：他们可以把个人经验告诉工人，一旦工会成立、工资提升，将会发生什么事。留住先前不适任的承包商，是西方跨国企业的经营智慧。还有什么方法比让昨日的麻烦成为今日的管理者更能压低成本呢？

这套系统对于甲米地的安定感贡献不大，对于菲律宾普遍的经济情况亦然；其实，这儿的经济在全球势力的侵袭下已脆弱异常，因为大多数的公司都为外国投资者所有。菲律宾的经济学者安东尼奥·图然（Antonio Tujan）告诉我：“承包商已取代了菲律宾的中盘商。” 54 图然主导某个设于马尼拉、热衷批评菲律宾经济政策的智库。事实上，当我把甲米地出口加工区内的建筑称为“工厂”时，他提出纠正。那才不是工厂，他说，“那是劳工仓库”。

他解释，由于所有的物资都是进口的，工厂根本没有制造任何东西，只是组装而已。（零件在另一个国家制造，那儿的工人技术层次较高，不过仍然比欧美人力要便宜很多。）这会儿图然提起我才想到，确实，当我爬上水塔、俯视加工区时才发现，构成甲米地无法承受之轻的部分要素是：除了孤零零的一座焚化炉，到处都不见烟囱。这对于罗萨里奥的空气质量是好事，但对于像甲米地那么大的工业区而言，是一件怪事。当地制造的产品没有任何规律可循。当我走在新铺的街道上时，正在运作的五花八门制造业让我惊讶不已。一如大多数人，我以为亚洲出口加工区大多充斥着成衣及电子制造业者，但甲米地不是：制造汽车座椅的工厂矗立在做球鞋的工厂旁边，对面那家工厂的大门口还堆着许多铝制快艇。另一条街上，可从一家工厂敞开的门内看到好几架子的衣服和夹克，隔壁则是萨尔瓦多制作新颖小巧的钥匙圈以及其他小玩具的工厂。“看到了吗？”图然说，“我们国家的产业是如此畸形、如此糟糕，令人无法置信，它甚至无法自力更生。这一切都是神话，你懂吗？他们高谈阔论全球化脉络下的工业化，但这一切都是神话。”

难怪在甲米地，工业化的前景感觉上更像是威胁，这个地方是发展中的海市蜃楼。

买主出走

加工区内发生的一切，点明了当地人有多担心善变的跨国企业会再次抽走订单，迁移到更有利的环境去。这产生了一个怪现象：尽管大品牌如耐克、盖璞以及IBM在当地并没有具体的投资（无建筑物、无土地、无设备），他们却无所不在，隐身在背后操纵一切。他们是如此强大的买主，以致从他们的角度来看，独立工厂的事必躬亲，似乎成了不必要的微管理（micromanagement）。而且，由于真正的老板及工厂经理完全仰赖大订单来经营工厂，工人讨价还价的空间变得格外狭小：你总不能坐下来，跟一张订单讨价还价吧。因此，即使典型马克思主义的劳资对立也不太适用于加工区，因为名牌跨国企业已摆脱了（用马克思的话来说）“生产的工具”，不愿负起真正拥有、管理工厂，并雇用大批劳工的责任，为此拖累自己。

真正说来，没有工厂反而使得跨国企业有更大的权力操纵生产。一如大多数全心投入的买主，他们觉得没必要知道价格是如何谈成的—他们只管紧咬住价格，并要许多承包商报价，好让自己的供货商随时保持警觉。危地马拉有位名叫金（YoungⅡKim，音译）的承包商，他的萨姆·卢卡斯（Sam Lucas）工厂为沃尔玛和J.C.Penney制作成衣，谈起自己的大牌顾客时说：“他们对高质量的成衣、迅速交货、便宜的缝制工钱兴趣浓厚—仅此而已。” 55 在这种割喉战里，每家承包商都发誓，只要大品牌愿意开始在非洲、越南或孟加拉国生产，抑或交由家庭代工作业，他们就能给出更便宜的价格。

更露骨的是，名牌的力量有时还会被用来影响加工区所在国家的公共政策。公司或其特使会公开宣称，提高法定最低工资，可能会让某个亚洲国家“失去市场”；举例而言，每当罢工有失控之虞，耐克和锐步的承包商就会立刻这样告诉印度尼西亚政府。 56 代表耐克、锐步及阿迪达斯承包商的印度尼西亚鞋类协会（Indonesian Footwear Association）主席安东·苏皮特（Anton Supit）声称，耐克工厂内的罢工“令人无法忍受”，要求印度尼西亚军方出面干涉。“假如执政当局不处理罢工，特别是导致暴力及野蛮行径的罢工事件，我们将失去国外的买主。政府的出口岁收将会减少，失业率雪上加霜。” 57 大企业买主也会帮忙草拟国际贸易协议，好减低配额及关税，甚或直接游说政府放宽规定。举例而言，耐克的副总裁戴维·张（David Chang）解释耐克如何决定开始在中国生产球鞋：“劈头我们就告诉中国人，他们的价格必须比其他远东国家更有竞争力，因为在中国做生意的成本非常高……价格必须比韩国低20％才有希望。” 58 毕竟，有哪个留意价格的顾客不会到处比价？假如迁徙到“更具竞争力的国家”，将会导致世界上某个地方掀起解雇狂潮，那是别人的责任。一如李维斯的首席执行官罗伯特·哈斯所言：“这并不是工作外流的故事。”

跨国企业激动地为自己辩白，他们表示，自己的出现提升了欠发达国家的生活水平，借此反驳他们精心安排一场“低价竞赛”的指控。耐克首席执行官奈特于1996年表示：“过去这25年来，耐克无论走到何处，都为当地提供了好差事，改善了工作条件，提升了生活水平。” 59 当有人拿海地的饥饿工资（starvation wage，不足以维持基本生活开销的薪资）质问迪士尼发言人时，他告诉《环球邮报》新闻网：“这个过程是所有发展中国家都会经历的，比如日本和韩国，几十年前他们也是同样的情况。” 60 此外，不乏经济学者编造故事，声称剥削劳力的工厂并非人权受损的征象，而是繁荣即将降临的标志。著名哈佛经济学者杰弗里·萨克斯（Jeffrey D.Sachs）表示：“我所关心的并非血汗工厂太多了，反而是太少……这种工作曾是新加坡及中国香港成功的垫脚石，也曾带领非洲人民走出辛劳、贫苦的农村生活。” 61 萨克斯的同僚克鲁格曼（Paul Krugman）同声附和，主张发展中国家的选择并非坏工作或好工作，而是坏工作或没工作。“经济学界压倒性的主流观点是，这种形式的工作增加，对于全世界的穷人来说，是绝佳的好消息。” 62

在此发展模式下理应受益最大的国家，其币值剧贬时，以“不劳则无获”来为血汗工厂辩白便不堪一击。首先是墨西哥，然后是泰国、韩国、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工人所领到的最低工资比数年前“经济奇迹”首度造福该国时还少，而在许多国家至今依然如此。耐克的公关主任曼尼杰（Vada Manager）曾表示：“我们提供越南、印度尼西亚等发展中国家工作机会，为他们搭起一座机会之桥，得以享受更高质量的生活。” 63 但到了1998年冬天，没有人比耐克更清楚这座桥已经崩塌了。货币贬值加上通货膨胀，导致1998年印度尼西亚的耐克工厂当年实质薪水下滑45％。 64 同年7月，印度尼西亚总统哈比比（B.J.Habibie）要求2亿国民每周两天从黎明到黄昏禁食，尽一己之力挽救国家日益减少的米粮。建筑于饥饿工资上的发展，非但未使生活情况稳定改善，反而证明是进一步退三步。到了1998年初，再也没有亮眼的亚洲四小虎值得一提，而那些为血汗工厂提出奇怪辩护的企业及经济学者，其理论也证明完全不足采信。

近来，甲米地笼罩在一片外迁的恐惧中。就在我抵达前几周，货币开始贬值，自此每况愈下。1999年初，民生必需品如食用油、糖、鸡肉、肥皂的价格比前一年上涨36％。过去的薪水仅能糊口，如今连糊口也不够。开始有勇气挑战投资方的工人，如今不但生活在解雇及工厂外移的阴影下，还面临现实生活的威胁。1998年，菲律宾有3072家企业关门大吉抑或缩小规模—比前一年上升了166％。 65 耐克在菲利浦工厂就开除了268名工人，我就是在那家工厂看到地上摆了一大堆球鞋。几个月后，1999年2月，耐克撤离另外两家设在菲律宾巴丹（Bataan，距离甲米地不远）出口加工区的工厂，影响了1505名工人的生计。 66 但奈特无须亲自下海干脏活儿—他只需抽回订单，其余的事交给承包商就行。一如那些工厂，这些消失的工作也没有贴上飞扬符号。

深嵌在自由贸易区中的稍纵即逝，是企业摆脱工作世界的极端例证；各种层级的产业皆是如此。甲米地也许是资本主义的梦幻假期，但临时雇用的游戏同样也可以在国内玩，而且一如《商业周刊》记者阿龙·伯恩斯坦（Aaron Bernstein）所言，外包的情形滴水穿石。“制造业的外包始于1980年代初，此后几乎遍及所有产业。公司急着摆脱员工，从人力资源到电脑系统无所不包。” 67 品牌vs产品、合约vs工作等冲突背后的驱动力，正在欧美燃烧，朝临时、兼职、自由职业、在家工作的方向发展；有关这点，我们将于下章详述。

这并不是工作外流的故事。这是如何飞离工作的故事。

注释

* 裕元由蔡氏家族创办，蔡其能排行老四，台湾的母公司为宝成工业。

第10章　威胁以及临时雇员

从一无所获的工作到“自由工作者的国度”

一种无常的感受在人力市场里飘荡，从办公室临时雇员、高科技独立承包商，到餐厅及零售业的员工，无人得以安稳。工厂的差事移往海外，成衣厂转型为家庭代工，放眼所有的产业，临时合约正在取代全职、稳定的工作。愈来愈多的例子显示，甚至连首席执行官都选择辗转于各家企业之间，在不同的办公室里来去如风，来去之间顺带裁掉一半的员工。

这十年来几乎所有的劳工抗争，重点都不是薪资问题，而是强迫的临时雇员制，比如快递公司UPS员工抗议“兼职美国”（part-time America）、澳大利亚码头工人工会抗议被短期约工人取代，加拿大的福特及克莱斯勒汽车厂工人因为工作被转给无工会的工厂而发动罢工。这些故事讲的都是不同的产业，用相异的方式做同一件事：想办法切断与雇工的关系，落得一身轻。“要品牌，不要产品”，这句闪亮宣言的弱点，逐渐在全球各地的工作场所显露。每一家企业都要建立兼职者、临时雇员、自由工作者的流动库存，好降低固定费用，因应市场的高低起伏。一如英国的经营管理顾问查尔斯·汉迪（Charles Handy）所言，聪明的公司偏好将自己视为大量承包商的“组织者”，而非“雇用员工的机构”。 1 有件事是确定的：雇用员工（稳定的，有津贴、假期给薪、保障工作机会的措施，或许还有工会代表）已不再是时兴的经济潮流。

上图：典型的自由工作者。

下图：取自《广告破坏者》（Adbuster）的“文化反堵”（culture jam）。

品牌化的职业：业余嗜好，而非工作

尽管所有消费性产品的公司都已不再需要制造其所销售的产品，但到目前为止，就连最无足轻重的跨国企业也无法完全摆脱员工的重荷。生产也许移交给了承包商，但仍然需要店员在销售点贩卖名牌商品，更何况名牌的零售业绩增长迅速。然而，服务业的大牌雇主变得很狡猾，不但逃避了大部分对员工的承诺，更巧妙地形塑以下的观念：店员并非真正的员工，因此并不需要或应享有工作保障、维持生活所需的薪水以及福利。

大多数服务业的大雇主对待员工的心态，仿佛销售员不用靠薪水支付生活所需，例如房租或育儿费用。反之，零售业与服务业的雇主习惯把员工视为孩童：寻找暑期打工机会好赚一笔零花钱的学生，抑或期待找到更能实现抱负、薪水更好的职业，而在这儿暂时落脚的人。换言之，这种工作对于并非真正需要它们的人乃是好工作。因此，购物中心和大型商场生出了一种次分类（subcategory）的玩笑工作（joke job）—冷冻酸奶酪（frozen-yogurt）叫卖员、朱利叶斯柳橙（Orange Julius）榨果汁的人、盖璞门口的接待员、Prozac-happy沃尔玛的“销售伙伴”—这些工作都是出了名的不稳定、薪水低，而且绝大多数是兼职。（见附录表10-1）

这项趋势的麻烦在于，过去20年来，服务业提供了许多工作，其相对重要性往上蹿升。相对于制造业的萧条，以及公家机关裁员及缩编的浪潮，服务业的工作增长率惊人，如今服务及零售业已占美国就业市场的75％ 2 （见附录表10-2）。如今的美国，在专卖店及百货公司销售成衣的人，是车缝工人的4.5倍；沃尔玛也不只是全世界最大的零售商，更是美国最大的私人雇主。

尽管雇用的模式已改变，大多数有品牌的零售商、服务业、餐厅连锁店却选择戴上经济眼罩，坚称自己提供的工作仍然是小孩子的业余零工。请别在意服务部门如今充斥着拥有多种大学学位的员工、无法在制造业找到差事的移民、被辞退的护士以及老师，还有因缩编而失去工作的中层经理。也别在意在零售业及快餐店工作的学生面临更高的学费、更少来自父母及政府的经济补助，以及更长的求学时间（许多学生确实如此）。请别在意餐饮服务业员工的年龄在过去十年来愈来愈大，以致如今有一半以上的人超过25岁了（见附录表10-3）。或者看看别的例子，1997年的一项研究显示，有25％非经理阶层的加拿大零售业员工，已经在同一家公司工作了11年以上，而在这儿待了4到10年的人也有39％。 3 这可比“链锯”阿尔·邓拉普（“Chainsaw”Al Dunlap）在阳光企业（Sunbeam Corp.）担任首席执行官的时间久得多。但这些都别在意吧，每个人都晓得服务业的工作不过是业余嗜好，而投身零售业的人是要获取“经验”，而非谋求生计。

最能吸收到这种信息的地方，莫过于收银台和外卖柜台了；许多员工都表示，即使在麦当劳待了十年，他们依然感觉只是过客。布伦达·希布里奇（Brenda Hilbrich）在曼哈顿的边境书店工作，她解释要将工作质量与个人成就感相调和有多困难：“你陷在这种两元论中进退两难：‘我应该可以表现得更好，可是我没办法，因为我找不到另一份工作。’于是你告诉自己：‘我待在这儿只是暂时的，因为我会找到更好的工作。’” 4 这种恒常的内心的稍纵即逝感，对服务业雇主而言很方便，他们可以任意冻结薪资，也不用有太多升迁的空间，因为没必要急着改善众所公认不过是暂时的工作环境。边境的店员贾森·查普尔（Jason Chappell）说，零售连锁店努力加深员工心中的稍纵即逝感，以保存住这种好处多多的模式。“那么多公司的宣传都想办法要你相信，你并不是员工，你另有身份，你不是劳工阶级……每个人都认为自己是中产阶级，即便年收入只有1.3万美元。” 5

我在1997年10月的某天晚上与查普尔和希布里奇会面，地点是曼哈顿金融区的某家熟食店。我们选择这个地方，只因这儿离世贸中心底层、两人服务的边境书店很近。我听说他们的大名，是因为他们成功地在边境成立了工会，这也是1990年代中期起，大型连锁店内劳工组织风潮的一部分：还有星巴克、巴诺书店、沃尔玛、肯德基、麦当劳。似乎愈来愈多为超级品牌工作，二十好几、三十将届的店员四处环顾（在端上苏门答腊咖啡的柜台前、畅销书的架子前、中国制造的毛衣前面），终于承认这儿有些人短期内哪儿也去不了。劳瑞·波南（Laurie Bonang）在温哥华的星巴克工作，她告诉我：“我们这种年纪的人终于了解，我们从大学毕业，身负庞大债务，而我们在星巴克工作。我们并不打算就这样度过余生，但如今梦想的工作已不在掌握中……我曾希望星巴克会是通往更大、更好事物的踏脚石，但不幸地它是通往大污水坑的踏脚石。” 6

当波南述说自己的故事时，她痛苦地意识到，自己正在体现品牌时代中最老掉牙的流行文化故事：这不就是“周六夜现场”（Saturday Night Live，NBC的经典综艺节目）里“盖璞女孩”小剧场的题材吗？—大约1993年，购物中心里满心厌烦的兼职青少年互相问道：“你要换工作吗？”或者，你也可想想必须背诵一长串咖啡形容词的星巴克员工〔大杯—无咖啡因—低脂—摩卡奇诺咖啡（moccacino）〕，一如电影《电子情书》的情节。不过，为什么最不快乐的服务业员工，都是为高知名度的全球零售业及餐饮业工作的人，这是有原因的。像沃尔玛、星巴克、盖璞这种从1980年代中起激增的大型连锁店，一直在降低服务部门的工作环境水平。他们压低店员的薪资及工时，以便增加营销预算，促进帝国主义式扩张，推销“零售经验”的卖点。服务业中大多数知名品牌都只支付法定最低工资，抑或再高一点儿，连零售业的平均薪资都比他们高出好几美元。 7 举例来说，美国的沃尔玛店员的平均时薪是7.5美元，由于沃尔玛将“全职”定为一周28小时，平均年收入即为10920美元—远比服务业的平均值为低（见附录表10-4）。 8 凯玛特的薪水也很低，福利则公认为不合标准，因此当占地17.2万平方英尺的凯玛特大型卖场在加州圣荷西（San Jose）开幕时，当地市议会表决通过抵制这家零售商的决议案，市议员玛吉·费尔南德斯（Margie Fernandes）说，凯玛特的薪水低、健康福利只有最低额度、兼职时数远远不如当地其他的零售业者，这种工作不是本社区需要的。“圣荷西是居住成本非常、非常昂贵的地区，我们必须确定在这儿工作的人可以好好活下去。”费尔南德斯解释道。 9

如今，麦当劳和星巴克的店员赚的钱，往往比单一店铺的餐厅与咖啡店员工要少，说明了为什么一般咸认麦当劳是随手可丢的“麦工”之始作俑者，而所有的快餐业者群起仿效。英国的麦当劳诽谤案（麦当劳抗议两位绿色和平社会运动人士对其雇用政策的批评）开庭时，国际贸易工运人士丹·加林（Dan Gallin）将麦工定义成“低技能、低薪资、高压力、劳累且不稳定的工作”。 10 尽管被告的社会运动分子有数项罪名成立，首席法官罗杰·贝尔（Rodger Bell）在判决中裁定，有关麦工的种种，被告言之成理。他写道，这家连锁店对整体餐饮业的薪水而言，具有负面的效应，此外，指控麦当劳“支付低薪，压低了英国餐饮业员工的薪水，经证明是实情，这么说是有道理的”。 11

一如我们在甲米地所见，有品牌的跨国企业摆脱了支付员工生活所需薪资的重担。在北美和英国的购物中心里，在主要街道上，在美食街里，在大型卖场内，他们也玩着同样的把戏。在某些案例中，尤其是服饰业，零售商即是在出口加工区设厂的公司，亦即其身为雇主的责任，在经济循环中生产及服务两端都大幅缩减。举例而言，沃尔玛和盖璞将生产外包到南半球的出口加工区，商品大多由十几、二十岁的女性制造，赚的是最低工资，甚或更少，住的是狭小的宿舍。然后，那些商品（长袖运动衫、婴儿服、玩具和随身听）再由另一批集中于北半球的工作团队卖出去，大部分也是只赚取约等于最低工资的年轻人，年纪多为十来岁及二十出头。

尽管从许多方面来说，将购物中心零售员工的相对优势拿来跟加工区工人所受的虐待及剥削相比，很不恰当，但不可否认是同样的模式在运作。大致来说，此处讨论的企业确保了自己不会遇到有家累的成人仰赖其所支付的薪水过活，无论购物中心或出口加工区皆然。一如曾经可以养家糊口的工厂差事，在第三世界变成青少年的工作，名牌服饰公司及餐饮连锁店也将下列的观念正当化：快餐业及零售业的工作是用过即丢的，不适合成人来做。

一如加工区的情况，员工的年轻化绝非偶然。这反映出服务业雇主的明显偏好，并通过一连串或公开或隐晦的管理行动来完成。永远优先雇用年轻员工，而待了好几年的雇员（拥有较高的薪水与年资）常常表示，珍贵的轮班机会被一批更年轻、更便宜的新职员抢去。其他反成人的策略，包括以年长员工为骚扰目标—这个问题就是一家麦当劳首度罢工的导火线。1998年4月，俄亥俄州马其顿市（Marcedonia）黄金拱门的青少年员工，在目睹上司用恶毒的话语逼得年长同事垂泪之后，他们群起罢工抗议，一直到管理部门同意接受“人际沟通技巧”训练才重回岗位。“我们备受口头上的骚扰，身体上亦然。不是我，而是那些年长的女性。”年轻的罢工者布莱恩·德拉普（Bryan Drapp）是这样跟《早安美国》（Good Morning America）说的。德拉普在两个月后被开除。 12

边境书店的希布里奇声称，把年轻员工流动很快当作薪资低的理由，只是自圆其说的方便借口—尤其在卖书这一行。“不需要多高的流动率，”她说，“假如环境很好，薪水也不错，人们其实很喜欢在服务业工作的。他们喜欢与书为伍。很多离职的人都说：‘这是我最喜欢的工作，但我必须离开，因为我没办法赚到足以过活的钱。’” 13

事实摆在眼前，经济中需要成人能赖以为生的稳定工作。很明显，假如薪水能达到成人的标准，很多人愿意从事零售业；证据在于当该产业的薪水够合理时，就会吸引年纪较大的员工上门，而员工的流动率也会变得与其他行业一致。但说到大型连锁店，至少目前似乎还有无限的资源开设大型商场，投注数百万美元扩张、整合旗下品牌，但支付可让人维持生计的薪水这种观念，依旧缈然。边境书店大多数店员的薪水与其他连锁书店一致，但仍较零售业平均薪水为低；公司总裁理查德·L.弗拉纳根（Richard L.Flanagan）写了封信给全体店员，谈论边境能否支付“生活所需薪资”这个问题（据传，该公司如今支付的时薪为6.63美元到9.27美元）。“这种想法浪漫动人，”他写道，“但忽略了商场上的实际状况。” 14

支付生活所需的薪资会变得如此“浪漫”的原因，大多与本书第二部“别无选择”中描述的迅速扩张有关。公司的生意蓝图即是占据市场第一名，并防范被最接近的敌手击败；对他们而言，新的店面要比员工重要多了—即便员工是连锁店形象的关键也一样。“他们希望我们看起来像是盖璞的广告，永远专业、干净、整齐，但我甚至连洗衣服的钱都付不起，”在星巴克服务的波南表示，“你买两大杯卡布奇诺的钱就是我一个钟头的薪水了。”一如明星品牌（如盖璞、耐克以及巴诺书店）发薪名单上数百万与她同龄的人，波南活在一则璀璨的企业成功故事里—虽然你无法从她声音中的自暴自弃及愤怒听出来。所有与我谈话的名牌零售店员工，都表达了自己的挫折感，你帮助公司赚进了（对他们而言）难以想象的利润，然后必须眼睁睁看着这些钱用来进行病态的扩张。现今员工的薪资停滞不变，甚至还变低。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星巴克新进员工被减薪—从时薪加币7.5加元变成7加元，同一时间该连锁店的利润则翻为两倍，一年内还开了350家新店。“我负责银行业务，知道店里一个星期赚进多少钱，”波南说，“他们拿走所有的收入，然后开新店。” 15

边境的店员也表示，迅速扩张导致员工的薪资遭殃。他们说，要不是与巴诺的激烈竞争变成公司的首要大事，他们的连锁店曾经是比较公平的工作环境；有分红计划，所有员工每半年可加薪5％。“然后公司开始扩张，减薪就跟着来了。”这是费城市区的边境书店不满员工声明，“分红计划没了，加薪也少了……” 16

从前的企业员工会为公司的成长感到骄傲，认为这是团体努力的成果；今天则是强烈的对比，许多店员转而认为自己要和老板的扩张大梦直接竞争。“假如边境一年开设38家新店面，而非40家，”查普尔推论，“他们就有能力让我们加薪了。一般来说，开一家超级书店需要700万美元。这是边境自己的数据……”

“不过，”布伦达插话，“假如你直接这样跟他们表示，他们会说：‘这个嘛，我们还有两个市场没打进去呢。’”

“我们必须占据整个市场，”查普尔点点头。

“对啊，”布伦达补充，“我们必须和巴诺竞争。”

超级连锁店雇用的零售店员实在太熟悉扩张的疯狂逻辑了。

打倒麦式工会（McUnion）

为了防止员工薪资占去太多的公司支出，知名连锁店猛击近来组织工会的浪潮。举例来说，麦当劳在德国工会运动盛行之际，惹上行贿丑闻，而在1994年的法国工会运动中，10位麦当劳的经理因违反劳工法以及损害工会权利被捕。 17 而在1998年6月，该公司开除了两位在俄亥俄州马其顿发动罢工的年轻员工。 18 1997年，安大略省温莎（Windsor）的沃尔玛员工正打算举行投票，决定是否要成立工会，一连串来自投资方的明白暗示让许多员工相信，假如投下赞成票，他们的店可能会关门大吉。安大略省劳工关系委员会（The Ontario Labour Relations Board）检讨了整个过程，发现沃尔玛经理及管理阶层在选前的态度，总体来说构成了“微妙但极其有效的威胁”，促使“一般雇员认定，一旦工会涉入店面就会关闭”。 19

要将威胁付诸实行，其他的连锁店毫不迟疑。1997年，星巴克在工人成立工会后，决定关掉温哥华的物流工厂。1998年2月，正当魁北克劳工委员会（Quebec Labour Commission）在审核麦当劳蒙特利尔分店的工会申请数据时，经营者就收掉了店面。关门后没多久，劳工委员会通过了工会申请案—无用的慰藉，因为已经没有人在那儿工作了。六个月之后，另一家麦当劳成功地成立了工会，那家位于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斯阔米什（Squamish）的繁忙店面就在惠斯勒（Whistler）滑雪度假区的附近。发起人是两名年轻的女孩，一个16岁，一个17岁。这跟薪水无关，她们表示—她们只是受够了在客人面前像小孩一样挨训。这家店依然存在，它是北美唯一有工会的麦当劳，但我在写这本书时，麦当劳已快要把这个工会逐出门墙了。1999年，麦当劳为了打公关大战，拍了一支全球放送的电视广告，将“未来的律师”、“未来的工程师”等字样安在递送奶昔和薯条的麦当劳员工头上。请看看真正的麦当劳工作部队，公司似乎在说：快乐、满足，而且只是过客。

1990年代晚期，将服务业变成低薪贫民区的风潮在德国快速蔓延。德国的失业率在1998年达到12.6％，主因是德国经济无法吸收两德统一后大量的制造业失业人口—五个东德工厂工人有四个丢了工作。为了减少赤字，服务业被商业媒体及政治右翼分子捧为经济万灵丹。但这个圈套在于：在购物中心还未介入拯救德国经济之前，最低工资必须先大幅调低，而员工的长假等福利措施也必须中止。换言之，具有保障及生活必需薪资的好工作，必须变成烂工作。然后，德国就可以享受以服务业为基础的经济复苏的好处。

服务业的矛盾之一是，服务业在就业市场上的角色愈重要，企业提供工作保障的态度就愈随便。服务产业愈来愈倚重兼职者，此即明证。（见附录表10-5）举例来说，星巴克的员工几乎清一色是兼差，而凯玛特只有三分之一的员工是全职。那家倒霉的蒙特利尔麦当劳的员工就表示，组织工会的主要理由，就是他们常常没办法值到三个小时以上的班。

在美国，兼职人士的数量从1968年来已增为三倍，至于在加拿大，1975到1997年间，兼职工作的增长率几乎是全职工作的三倍。 20 但是，问题并非在于兼职工作的本质。在加拿大，只有三分之一的兼职人士想要全职工作，但是却找不到（比起1980年代晚期的五分之一是上升了一些）。在美国，只有四分之一的兼职人士想要全职工作，也找不到。绝大多数的兼职者都是学生及妇女，其中许多人必须努力在育儿及工作之间取得平衡（见附录表10-6）。

尽管许多员工确实是被弹性的工作时间所吸引，他们对于“灵活性”的定义以及服务业老板偏好的定义之间，却有很大的差异。举例来说，研究显示，有工作的母亲将灵活性定义为“工作时间能够少于全职，还有不错的薪资和福利，依然有固定的工作时间表”。 21 但服务业老板对于兼职工作的观点大不相同。少数有名的连锁店，包括星巴克和边境书店，用健康及牙医津贴招徕员工从事低薪工作。然而，其他雇主则把兼职工作当成漏洞，好维持低薪资、规避福利及加班费等问题；“灵活性”变成了“没有承诺”的代名词，连带使得其他方面的权利保障（包括财务及亲子关系）变得更加艰难，担子只多不少。举某些我研究过的零售店为例，工时的安排是如此的毫无章法，导致下周班表一贴出来，就看到员工紧张地聚在一起，伸长脖子跳着张望，有如在看谁是高中音乐剧的主角一样。

除此之外，“兼职”通常是技术上而非实质上的分类，零售业雇主不过是让旗下兼职者的工时恰恰少于法定全职的40小时而已—举例来说，波南一周在星巴克工作35到39小时。实质上，她担负了全职员工的责任，但由于工时不到40小时，公司无须支付加班费，也无须确保她可做满全职的钟点数。其他的连锁店一样创意无穷。边境书店为员工制定了全公司一体适用、一周37.5小时的工作时数；沃尔玛则将每周工时定为33小时，并明定基本的“全职工时”为28小时。这一切对于员工的生活来说，就像是规划好的云霄飞车，在许多方面甚至比传统的每周40小时更加吃力。举例来说，将全职定为一周30小时的盖璞，设计出一套让店员“随传随到”的制度，在某些员工并没轮班或不用上班的时间，假如经理有令，就必须出现值班（一名员工开玩笑说，她必须买个传呼机，以防盖璞童装部爆发危机时找不到人）。

这种灵活安排工时的现代艺术，星巴克向来最富创意。该公司创造了一种名为“星劳动”（Star Labor）的软件，让上级能够以分为单位，全面控制员工班表。有了星劳动，日班或夜班这种笨拙、不精确的东西就此成为过去式。这套软件准确测量出每一杯拿铁咖啡是何时卖出、由谁卖出，然后再量身订作出特别的轮班制（通常只有几个小时），好让咖啡的销售效率最高。波南解释道：“他们任意按给你一个从一到九的能力等级，再把你可以上班的时间、你在这儿工作多久、顾客何时会来、店里何时需要较多的店员等因素加进去，然后电脑就会根据这些信息吐出你的排班表。” 22 星巴克“人尽其用”的卖咖啡新招是交出了亮丽的成绩单，但对史蒂夫·埃默里（Steve Emery）而言，这意味着他必须在早上五点起床，在交通尖峰时段的九点半就必须离开，而且根据星劳动显示，他的工作效率已不如前。沃尔玛也引进了类似的中央集权排班系统，让员工精确地跟着店里的节奏起舞，借此有效减少了雇员的上班时间。“这就像订货一样。”沃尔玛首席执行官戴维·格拉斯（David Glass）表示。 23

雇员与雇主对于“灵活性”的定义天差地别，即是1997年夏天UPS罢工的主要议题，这次罢工也是14年来美国最浩大的劳工运动。尽管1996年的利润高达10亿美元，UPS却有58％的员工属于兼职，而且朝更有“灵活性”之工作团队的目标迅速前进。UPS自1992年起雇用的4.3万名员工中，只有8000名是全职。这套系统对于快递公司非常适用，因为可以善用送货周期的高峰期与谷底：取货送货的热门时段是早上和傍晚，白天则生意清淡。“其间没生意的时段太多了，不必雇用全职员工。”UPS发言人苏珊·罗森堡（Susan Rosenberg）说道。 24

建立兼职的工作团队还有其他节省开销的好处。在这场罢工爆发之前，就算所做的工作一模一样，公司支付兼职员工的薪水差不多只有全职员工的一半。 25 此外，工会表示，公司里所谓的兼职员工（一如星巴克的波南）一周的实际工时介于35到39小时之间—恰好在需要给予加班费、完整福利，以及更高薪水的底线之下。

部分服务业公司强调自己让低层员工认股、“分红”；其中之一就是沃尔玛，称自己的店员为“销售伙伴”；边境书店则称之为“共同所有人”（co-owner）；星巴克则偏好“合伙人”这个词。这些措施确实有不少雇员中意，但其他人则宣称，虽然工作场所的民主方案在公司网站上炒得很热，但很少转化成实质的好处。举例来说，大多数星巴克的兼职员工没钱参加员工认股计划，因为他们的薪水几乎连开销都打不平。而且，虽然分红方案是自动的（比如沃尔玛），员工表示自己在公司1180亿美元年销售额中所占的股份根本是笑话。举例而言，安大略温莎的沃尔玛员工就说，店面开设最初三年，他们只拿到了额外的70美元。“更别提从公司大头的角度来看，退休年金方案的最大好处，就是多出2800万的股份牢牢掌握在公司上层的手上，”《华尔街日报》的鲍勃·奥尔特加如此评论沃尔玛的计划，“大部分员工都认为自己会拿到钱。因此，该计划虽然让公司付出一笔开销，但既能将工会三振出局，又让薪资保持低廉，总体而言仍是极赚的买卖。” 26

免费的工作：更多的假工作，由超级品牌惠予提供

零售业及服务业有一点值得一提：至少他们还付员工一丁点儿的薪水以偿辛劳。有些别的产业链这点也没有，他们热爱免费的人力市场，完全抛开社会福利方案的束缚，许多年轻员工连一毛钱也拿不到。或许你猜得到，一马当先提倡非支薪工作的，就是文化业；许多30岁以下的人确实得养活自己，但文化业对此不迷人的事实漠不关心、视若无睹。

吉姆·弗雷德里克（Jim Frederick）为文谈论自己上一份工作的内容，其中包括雇用不支薪的实习生为《男士杂志》（Men’s Journal）传真、跑腿；而他表示许多申请人曾为《采访》（Interview）、CBS新闻网、MTV台、《村声》（Village Voice）等媒体做过不支薪的工作。“‘相当惊人。’我必须这么说。我迅速算了一下，发现保守估计，他们为各家媒体集团贡献了价值五六千美元的无报酬工作。” 27 当然，媒体集团（广播公司、杂志业、图书出版业）坚称自己慷慨提供了年轻人珍贵的职场实习经验—算是半吊子的传统“学徒”制吧。此外，他们说（其口吻不禁令人疑心，这些人是不是遍布全球的麦当劳经理），实习生不过是小孩子—他们并不真正需要钱。

大多数实习生做两份“假”工作，却只领一份薪水，为了贴补白天的无报酬工作，晚上或周末便在服务业上班，而且在年纪较大后仍与父母同住。但在美国（某份无报酬的文化业工作做个一两年，再跳槽到别家，在这儿是稀松平常），一如弗雷德里克的观察，有太多的实习生看似只靠信托基金过活，讨生活对他们来说似乎并非直接的考虑。但是，正如服务业雇主不会承认自己的工作团队之所以那么年轻，多少跟他们支付的薪水和拒绝提供福利有关，你也绝对不会看到哪家电视台或出版社招认，他们可以不支付实习生薪资，或多或少是因为向该公司应征工作的人享有相对的社会优势。这码子的事不只是典型的剥削，同时也真实预示了文化产业的未来：今日的实习生就是明日的经理、制作人及编辑，一如弗雷德里克所写：“假如你一定要先当实习生才能得到工作，假如你一定要有可以资助你几个月的爸爸才能当实习生，那么，这个系统的应征者肯定享有特权。” 28

诸如MTV这样的音乐电视台，已经成了无报酬实习制度的更大方的使用者。当这种制度刚刚引进的时候，音乐电视在低成本、高利润的广播行业中是一个意外的成功，因为电视台播放的都是外人制作的、唱片公司提供的视频。现在，虽然某些电视台，包括加拿大的MuchMusic，必须为广播视频支付许可和版税的费用，但是这些费用和录像的制作成本相比是微不足道的，还不及一个“top30”的花絮消息。在电视台内，主持人、制作人和技术人员身边围绕着许多无报酬的实习人员，大部分还是学生，作为奖励，他们有时会得到正式的工作，但是也有可能满怀期待地待上好多个月却一无所获。但成功的传奇故事就这么出现了—那个最初只负责接听电话的著名节目主持人，也许是所有实习生中最成功的：这就是临时雇员瑞克的故事。1996年，瑞克赢得了年度“MuchMusic临时雇员大赛”，受邀加入电台，享有跳级晋升的荣耀以及名牌赠品。一年后，瑞克获得新的职位，当上了音乐电视节目主持人，但有趣的是，尽管已成为大明星，他依然保留临时雇员瑞克的绰号。在电视上，瑞克访问着后街男孩，虽然他已经成为正式员工，但对于将要成为实习生的人来说，他的成功却是一个活生生的广告，假如你肯将劳力贡献给各大媒体，就有无数的荣光等着你。

临时雇员：出租的员工

临时雇员瑞克不只是无报酬实习生的共同希望，他也代表着另一次种类新世纪工作者的巅峰：临时雇员。我们必须坦承，临时雇员还需要更多一点的好运。美国聘用的临时雇员自1982年起增加了4倍，而且一直稳定增长。 29 美国临时雇员产业的岁收自1992年起，每年增加20％，1998年的营收为587亿美元。 30 超大型的国际临时雇员公司“临时人力服务”（Manpower Temporary Services）与沃尔玛竞争全美最大的私人雇主宝座。 31 根据1997年的一份研究报告，全美增长最快的公司中如今有83％将原先雇人做的工作外包—三年前才为64％。 32 在加拿大，“加拿大求职求才协会”估计，超过75％的企业与市值20亿美元的加拿大临时雇员产业合作过。

然而，最引人注目的增长并非出现在北美，而是西欧；临时雇员经纪公司已名列欧洲增长最快的产业。 33 放眼法国、西班牙、荷兰与德国，以长期的临时合约来雇用员工，已成为热门的走后门之道；原本严格的法律规定雇主要提供丰厚的员工福利，无合理原因开除员工也较美国困难，如今雇主则可推得一干二净。举例来说，法国已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临时雇员市场，占了全球临时雇员业岁收的30％。而且，尽管临时雇员业仅占全国工作的2％，根据法国劳工部部长马蒂娜·奥布里（Martine Aubry）所言：“有86％的新雇员签的都是短期合约。” 34 “人力欧洲”（Manpower Europe）是一家由美国出征欧陆的临时雇员公司，在西班牙的岁收仅仅一年之间即攀升719％，从1996年的610万美元增至1997年的5000万美元。意大利一直到1997年才让临时雇员经纪公司合法化，人力欧洲立即杀入战场，于1998年开设了35个办公室。 35

每天，有450万名工作者经由欧洲及美国的临时雇员经纪公司指派工作，但由于只有12.5％的人每天都有工作，欧美临时雇员的真正总数量将近3600万。 36 然而，比起直线上升的数字，更重要的是，临时雇员产业的本质正在经历重要的转变。临时雇员经纪公司已不再是秘书来电请病假时的救火队。对于新鲜人而言，临时工作已不再那么临时：美国有29％打零工的人待在同样的职位长达一年，甚或更久。 37 如今，临时雇员经纪公司已成为一切全包的人事部，假若你雇用员工只想获取、不想付出，交给他们就对了，包括会计、文件归档、制造加工以及电脑服务，一切OK。而根据立基美国的全国临时雇员服务协会（National Association of Temporary and Staffing Services）之研究总监布鲁斯·斯坦伯格（Bruce Steinberg）所言：“临时雇员服务业正在进行一场安静的革命。”—这些经纪公司不是在出租员工，而是“提供完整的服务之道”。 38 这意味着愈来愈多的公司会将完整的企业机能及部门（亦即先前自己包办的工作）外包给经纪公司，而后者负责的不只是提供临时雇员，他们有如出口加工区的承包工厂，还接手管理及维护的工作。举例来说，1993年美国航空将设在28座美国机场的售票柜台，外包给经纪公司负责。大约有550个售票员变成了临时雇员，而在某些例子里，工作相同但薪资从原来的4万美元变成了1.6万美元。 39 当UPS决定把顾客服务中心交给外头的承包商负责时，也发生了类似的重新洗牌—5000名时薪10到12美元的员工，变成了时薪从6.5到8美元不等的临时雇员。 40

一如汤姆·彼得斯所言：“想拥有的人是笨蛋！” 41 布鲁斯·斯坦伯格也同声附和：裁掉整个部门，把事情交给“规划完善的临时雇员公司，企业可将时间、精力、资源集中在核心事业上，让临时雇员产业发挥管理员工的长才”。 42 换言之，雇用并管理员工，并非健全公司的基础，而是专业的工作—是其他人的“长才”，最好交给专家处理，而真正的工作就由一批人数愈来愈少的员工来处理，这点将于下一章中着墨。

这些公司的行径有固定模式可循。他们不让你当全职员工。他们不给福利。然后他们的利润直冲云霄。

——罗拉·皮西欧蒂（Laura Pisciotti），罢工的UPS员工，1997年8月

没错，不过……比尔·盖茨不会拯救我们吗？

任何人想讨论企业临时雇员、UPS快递员、通用汽车的外包员工、盖璞接待员、MTV实习生以及星巴克店员的困境，无可避免都会发出相同的疑问：是没错，不过……蓬勃的高科技世界中那些诱人的新工作，又是怎么回事呢？对于我这一代的工作者而言，看着西雅图及硅谷的科技新贵传奇致富的故事，却没自己的份，只能说“是没错，不过……”相对于裁员及麦工等一切扫兴的故事，是这片闪闪发亮、数字产业的麦加；15岁的人为Sega设计电动玩具；美国电报电话公司雇用黑客反制黑客；众多年轻员工因丰厚的认股权而成为百万富翁。是没错，不过……比尔·盖茨会料理好一切的，不是吗？

微软以其著名的员工认股权计划，促成了硅谷的金矿传说，却也自行揭穿这传说。电脑狂的黄金岁月已成过去，今日高科技工作的不稳定一如其他产业。兼职者、临时顾客以及承包商在硅谷流窜—近期一项关于硅谷地区的劳工研究显示，硅谷有27％—40％的员工是“机动人员”，而此地兼职员工的增长率则是美国其他地区的两倍。硅谷员工受雇于临时雇员经纪公司的比率，将近美国平均值的三倍。 43

而身为软件公司龙头老大的微软，不只带头走向这块兼职的应许之地，更一手导演。该公司花了十年以上的时间，不遗余力地凝聚元老程序设计师的向心力，并尽可能把其他员工排除在这个神圣的小圈圈之外。微软大量使用独立的契约设计人员、临时雇员以及“一切包办的经纪公司”，稳健打造出完美的无员工企业：一幅由迁居海外的部门、外包的工厂以及兼职员工组成的拼图。盖茨已将旗下三分之一的一般员工变成临时雇员，而在开发光盘及网络产品的互动媒体部中，约有一半的员工正式受雇于外头的“经纪公司”，领他们的薪水。后者一如打印机的墨盒，专门出产让公司无须付税的员工。 44

微软的双层员工制是就业市场新世纪新政的缩影。位于核心的是高科技美梦：全职的永久员工，享有福利以及丰厚的认股权，在朝气蓬勃的企业“园区”（campus，微软总部）工作并游戏。这些微软人对于自家的企业、上扬的股价，以及惊人的51％营运利润率忠贞不贰〔“Show me the money！”1997年秋天，他们在西雅图的王国体育场（Kindome Stadium）举行年度员工聚会时如此高喊〕。 45 他们怎会不忠诚呢？他们的平均年收入是22万美元，而且这还没把前五名的超级富翁主管算进去。

环绕在这个梦幻核心周围的，是年收入4000—5750美元的临时雇员。 46 这批兼职人员以技术人员、设计者、程序设计师的身份，跟核心成员并肩工作，而且做的工作都差不多。其中大约有1500人已经在公司待了很久，久到让他们自称是“永久的临时雇员”。分辨临时雇员与“真正”微软员工的唯一方法，就是徽章的颜色：蓝色是永久雇员，橘色是永久的临时雇员。

正如同兼职员工部队让UPS拥有只在尖峰时段雇人的“灵活性”，正如同甲米地的契约员工使工厂老板拥有在淡季打发员工回家吃自己的“灵活性”，对微软而言，数千名临时雇员代表的是可随心所欲扩张、与员工团队签约的自由。“我们雇用他们，”微软的人事主管道格·麦肯纳（Doug McKenna）表示，“是为了让自己有灵活性，并能应付不确定的状况。” 47

1990年，麻烦出现了；微软将佩戴橘色徽章者列为短期契约员工的做法，受到美国国内收入署（Internal Revenue Service）的质疑。收入署判定这些人是货真价实的微软员工，而微软必须支付他们的工资税（payroll tax）。基于这项判决，1993年，一群被微软列为短期契约员工的人控告公司，表示自己是固定的员工，理应享有跟永久员工同样的福利和认股权。1997年7月，微软输掉了这场具里程碑意义的官司，上诉法院由11位法官组成的小组判定，这批自由工作者是“普通法”（common law）员工，有权享有公司的福利方案、退休金以及认股计划。 48

然而，面对这项挫败，微软的响应之道并非将自由工作者加进发薪名单，反而更专心致志地将临时雇员边缘化。为达目标，该公司不再直接雇用“独立的短期契约员工”。微软挖掘、面试、挑选出员工之后，员工就会受命于五家与微软有特殊协议的发薪经纪公司其中之一登记注册。于是，微软临时雇员的雇用变成通过经纪公司来进行，经纪公司才是法定的雇主：他们缩减薪水、预扣所得税，有时提供稀少的福利。莱尔德·波斯特（Laird Post）是位于西雅图的管理顾问公司托尔斯·佩林（Towers Perrin）的负责人，他解释这项新措施的合法性。“除非他们是其他人的员工，否则很难合法地认定他们并非此地的员工。”—在微软的例子里，所谓的其他人就是发薪的经纪公司。 49 为了确保临时雇员再也不会与真正的微软员工产生混淆，所有上班之外的公司活动，包括深夜的比萨聚餐，以及下班后的派对，他们都被排除在外。而在1998年6月，微软引进一项新政策，要求在公司已待上一年或更久的临时雇员必须休31天假，然后才能再接另一桩“临时的”差事。 50 微软的机动雇员部总监沙伦·德克尔（Sharon Decker）解释道：“我们正在重新调整许多现行政策，好让每个人了解对待临时雇员的合适之道。” 51

除了在公司安插永久的临时雇员之外，1997年，微软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好甩开经营价值数兆美元之公司其他世俗、烦人的方面。“不要被无用的固定资产给绑住，”微软的首席营运官鲍勃·赫博尔德（Bob Herbold）在向一群股东解释自己的雇人哲学时如是说。 52 除了程序设计及产品开发的核心功能，几乎任何人、事、物都可归入“无用的固定资产”之流—这包括该公司的63名接待员。他们被解雇、失去福利以及认股权，并被告知必须通过塔斯科（Tascor）临时雇员经纪公司重新申请工作。“过去我们付他们太多钱了，”赫博尔德说。 53

同理，微软分割雷德蒙（Redmond）园区，将切下的部分（希望保住工作的员工）发配给外头的“卖主”：皮特尼·鲍斯（Pitney Bowes）接收了邮件室，打印及影印中心如今由施乐（Xerox）的人员掌管，光盘工厂卖给了KAO信息系统，就连公司的店面也外包给贝努森德意志联合公司（Benussen Deutsch&Associates）。最近这回的改组，使得发薪名单上少了680名员工，营运预算则删减了5亿美元。 54 赫博尔德发现，园区里多了那么多外包商，“就连外包的管理也是工程浩大”—微软当然没有理由要被无用的固定资产给困住。微软发挥甩开包袱的天分，将管理承包商的差事交给了约翰逊管控公司（Johnson Controls），后者同时也负责园区的设备维修。“我们的总收入上升了91％，我们的总人数则确确实实下降了19％。”赫博尔德骄傲地宣称。节省下来的费用微软要如何运用呢？“显然我们要投入研发，用来创造更多的利润。” 55

“自由工作者的国度”

在此必须声明，许多微软的高科技自由工作者并非盖茨的妙计下无助的受害者，他们是自愿的。一如众多短期契约员工，“软件吉普赛人”（software gypsies，有时我们是这么称呼高科技业自由工作者的）清醒地做出决定，将独立及机动性摆在企业忠诚及体制保障之上。其中有些人甚至是彼得斯口中“打造自我品牌的人”。

彼得斯最新的管理概念是，正如同公司必须学习甩掉制造及雇员，以臻于打造品牌的涅槃化境，个人也必须放弃身为员工这种想法，才能强化自己。根据这项逻辑，假如想在新的经济世界中飞黄腾达，所有人都必须将自我融入自己的品牌中—打造自己的品牌。想在职场获取成功，就要将自我改造成顾问与服务提供者，认同自己的品牌价值，将自己出租给锁定的公司，让公司反过来增加自己“可圈可点”的履历。“我称这个方法为我股份有限公司（Me Inc.），”彼得斯写道，“你是自己的专业服务公司的董事长／首席执行官／龙头企业家。” 56 因1991年畅销书《爆米花报告》一炮而红的管理大师费思·波普康（Faith Popcorn），甚至大胆建议大家改名，让名字与自己精心设计、推销的品牌形象更加“合拍”。她做到了—她原来的名字是费思·普罗特金（Faith Plotkin）。

不过，一个名叫丹尼尔·平克（Daniel H.Pink）的男人更胜波普康或彼得斯一筹，他是“打造自己品牌大学”（Brand You U）的教务长。平克观察到兼职工作及外包工作的增长，以及自我聘用（self-employment）的兴盛，宣告“自由职业者的国度”已然降临。平克不只写了一本以此为题的书，更是该“国度”骄傲的“爱国分子”。平克原在白宫担任戈尔的文胆，辞去这个响亮的职位后，便踏上旅程寻找“自由职业”的同好：亦即选择合约及独立工作、放弃老板及福利的人。他在《快公司》的封面故事表示，他找到的就是60一代（sixties）。平克国度的公民包括营销顾问、猎头、广告文案写手、软件设计师，这些人都想在工作及私生活间保持禅宗般的平衡。他们在通讯设备一应俱全的家里办公、练瑜伽、与狗儿玩耍，一份合约接着一份合约，赚的钱比死守一家公司领取固定薪水时还要多。“嗨，重拾旧爱的夏天到了！”我们听到波·里纳尔德（Bo Rinald）如是说，他是硅谷1000名自由软件研发者的经纪人。 57 对于平克的自由工作者而言，工作的目标就是婴儿潮世代的美梦成真：是无须打领带的自由市场资本主义；抛掉企业界的形体，但在精神上与之相连。假如你在自家的客厅工作，每个人都会晓得你不仅仅只是机器的某个小齿轮……

《细节》（Details）杂志某回的特刊阐述了更年轻（当然，也更嬉皮）版本的自由职业国度。对于顶着MBA光环的X世代而言，工作的未来显然满是利润惊人的滑雪板生意、电玩公司以及酷感狩猎公司。某篇文章的标题欣然宣告：“机会摇滚而来！”工作的未来被勾勒成一场永不停止、极端的自我聘用派对：“脱离职场的日子，没有老板的工作，不领薪资但有钱可拿，无所限制的生活。” 58 根据作家罗布·利伯（Rob Lieber）所言，“视自己为‘员工’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如今是开始视自己为服务提供者的时候了，你将自己的技能及服务出租给出价最高，或最有意思的投标人。” 59

我承认自己也被自由职业的迷人呼声深深吸引。大约四年前，我辞去杂志编辑的职位，投身自由作家的行列，就像平克一样，未曾回头。当然，我很高兴再也没有哪个上司会控制我的工作时间（如今有许多人也享有这项特权），再也不用听小主管的无理命令，而且更重要的是，只要我高兴，可以穿着睡衣工作。第一手经验让我知道，自由职业的生活确实代表着自由，一如兼职对某些人而言，是实现了真正的灵活性。平克对自由职业的生活有其观点：“这是正当的工作方式—并不是什么被炒鱿鱼的可怜笨蛋，跌跌撞撞地想回归企业界。” 60 然而，像平克这类型的人（抑或对穿着睡衣工作过于陶醉的自由作家），将自己当成活生生的证据，声称脱离正规的企业工作是双赢模式，其实有问题。而且，似乎大多数描述自由职业工作喜悦的重要文章，都是出自成功的自由作家之手，他们隐约觉得自己代表了数百万短期契约工人、临时雇员、自由工作者、兼职者以及自我聘用者。但是，写作的孤独本质及低廉的固定费用，使之成为极少数真正与在家工作相契合的职业，而且无数的研究显示，要将自由记者抑或开设自家广告公司的经验，拿来和在微软担任兼职秘书抑或在甲米地担任契约工人相比，实在荒诞不经。总体来说，非常态工作最终变成了双重噩梦：单调的工作，更少的薪水，没有任何福利或保障，时间安排甚至更难控制。

重点在于，临时契约工作的优缺点与工作者的阶级之间有单纯的对应关系：收入水平愈高的人，愈能掌握自己的去留；收入水平愈低的人，就愈容易被牵着鼻子走，被迫接受更低的薪水。薪资最高的前20％的人，不论从事全职工作或自由职业，多多少少会保住高薪。但根据1997年美国的一项报告，有52％从事非常态工作的妇女，领的是“贫困水平的薪水”—相较之下，全职工作的妇女只有27.6％领这种低薪。换言之，大多数的非常态员工都不是自由职业国度的住民。根据该项报告：“有58.2％的人在非常差劲的条件下工作—与全职员工相较，薪水东扣西扣，福利也不多。”（见附录表10-7） 61 此外，1989到1994年间，美国临时雇员的实际薪水平均下滑了14.7％。 62 在加拿大，非常态工作的薪水比固定工作少了三分之一，而且，非常态工作的员工有30％工作时间不固定。 63 显而易见，临时工作使得最易受伤害的员工更容易被风头扫到，不论《细节》说什么，这一点都不会动摇。

此外，在企业阶梯顶端高来高去的自由工作者，与吊在梯尾、被从福利和保障这等麻烦负担中“解放”出来的员工，两者之间存在直接的因果关系。毕竟，再也没有比首席执行官更自由自在的人了，他们就像耐克的明星球员一样，组成了自己的梦之队（Dream Team），在公司间买进卖出，只要有人需要明星球员来提振华尔街的士气，就是梦之队上场的时候。作家克莱夫·汤普森（Clive Thompson）口中的临时首席执行官，如今在跨国企业间游走，每处平均只待五年，进来时带着上亿美元的激励方案，出去时带走上亿美元的退职金。 64 职业中介公司Challenger，Gray&Christmas的执行副总裁约翰·查林杰（John Challenger）表示：“企业有如棒球队经理一样地更换主管。典型的新官上任就像特警队一样，将旧势力扫荡一空，再安插自己的人马。” 65 当“链锯”阿尔·邓拉普（Al Dunlap）于1996年7月出任阳光（Sunbeam）的首席执行官时，奥本海默公司的分析师斯科特·格雷厄姆（Scott Graham）评论道：“这就像湖人队签下鲨鱼奥尼尔一样。” 66

这两种极端的临时工作者（代表人物为害怕工厂外移的甲米地短期契约工人，以及为纽约的重建计划揭幕的临时首席执行官），有如全球性跷跷板一道工作。首席执行官明星在华尔街扬名立万的方式，就是执行神风任务，要不卖掉公司的整个制造部门，要不就发动大规模的合并，砍掉重复的工作以省下数百万美元；因此，首席执行官的流动性愈高，广大工作者的饭碗就愈不稳固。一如平克所言，“自由职业”（freelance）一词源于雇佣兵出租自己—以及自己的长矛（lance）—上战场的时代。“雇佣兵接下一个又一个的任务—为钱杀人。” 67 这种说法尽管很戏剧化，但用来形容今日的自由主管，并不算离谱。事实上，首席执行官的薪水在盛行解雇的年代还直冲云霄，原因即在于此。《首席执行官薪俸与股东价值》（CEO Pay and Shareholder Value）一书的作者伊拉·T.凯（Ira T.Kay）对这点心知肚明。凯为《华尔街日报》撰文，点出美国公司支付首席执行官的丰厚薪水，是“促使美国经济在全球最具竞争力的重要因素”，因为，假如没有诱人的红利，公司领袖“面临艰难的管理决策时—比如裁员，就会缺乏经济诱饵”。换言之，一如讽刺作家韦恩·格利廷（Wayne Grytting）的反驳，我们“支持让公司高层分红，然后自己就可以被……炒鱿鱼了”。 68

这道方程式说得通，在美国尤其如此。根据美国劳工联合会—产业工会联合会（American Federation of Labor and Congress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s，简称AFL-CIO）所言：“解雇数字前30名的公司，其首席执行官的薪水、红利以及长期所得上升了67.3％。” 69 1997年大多数的失业都是柯达公司的首席执行官乔治·费希尔（George Fisher）一手促成的，他解雇了2.01万名员工，自己却获得价值6000万美元的认股权。 70 1997年全世界薪水最高的人是桑福德·维尔（Sanford Wiell），出任旅行者集团（Travelers Group）的领袖让他赚了2.3亿美元。维尔在1998年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宣布旅行者将和花旗集团合并，此举虽使股价暴涨，但预期也将使数千人失去工作。同理，前文所述砍了8.2万个工作的通用汽车董事长约翰·史密斯，于1997年分到254万美元的红利，与该公司创纪录的利润相互辉映。 71

企业社群里有许多人跟凯不一样，被近年来企业龙头支付自己的高额薪水给吓到了。珍妮弗·莱因戈尔德（Jennifer Reingold）在《商业周刊》语带厌恶地写道：“不论是好是坏，抑或漠不关心，几乎每个在1997年坐镇大型上市公司龙头办公室的人，都发现自己的身价至少上涨了好几百万美元。” 72 这对于莱因戈尔德而言是不公平的，因为就算公司的股价下滑，股东损失惨重，首席执行官却还是能加薪并领取红利。举例来说，西方石油（Occidental Petroleum）首席执行官雷·伊拉尼（Ray Irani）1997年的薪水是1.01亿美元，而当年该公司亏损了3.9亿美元。

市场观察者阵营要求，首席执行官的薪资必须和股价的表现直接连在一起；换句话说：“你让大家赚钱，就会分到一大杯羹。但假如我们的日子惨淡，你也得一道下水。”尽管这套制度让股东不致受无能经营者的贪婪所害，但确实也使得一般员工承受更大的风险，因为它制造了直接的裁员动机—迅速、肮脏的大批裁员总是可以重振股价、带来红利。举例来说，在卡特彼勒这种利润导向的企业里，经营者可以配股，而大规模的关厂以及减薪政策总能使得股价愈冲愈高。用股价表现来决定经营者的薪水，这种趋势日益上升，将滋生恶质的企业文化：你必须开除员工或减薪扣员工薪水，好让老板领得到钱。

我想，关于知名跨国企业裁员的长期影响，上述最后一点提出了极有趣的问题。从星巴克到微软，从卡特彼勒到花旗，利润与雇员数字增长率之间的关系正在逐渐断裂。一如加拿大车行劳工（Canadian Auto Workers）的负责人布兹·哈格罗夫（Buzz Hargrove）所言：“工人可以更努力地工作，雇主可以更加成功，但是—裁员以及外包只不过是一个例子—整体经济的成就以及让你分享成就的保障之间的关联，已小到无以复加。” 73 我们知道这在短时间内意味着什么：破纪录的利润、兴奋的股东、飞机商务舱座无虚席。但假如将眼光放远一点呢？那些被开除的员工呢？他们的老板变成了从雇员经纪公司的电话里传出来的声音，他们失去了以公司成就为荣的理由。当企业极力摆脱员工之际，是否在不知不觉中也为针对自己的反对运动加了一把薪柴？

第11章　培养不忠

风水轮流转

在制造、管理及配送的场所，我们有一套特别的哲学—摄影机让诚实的人保持诚实。

——1990年，美泰的安保系统工程师，利奥·迈尔斯解释公司为何热衷使用录像监视系统来监控其全球的员工

1993年，当我从大学退学之际，有工作的朋友屈指可数。不论是年复一年没工作的暑假、百无聊赖决定继续读研究生的时候、大学经费削减的日子，抑或双亲失业的悲惨时节，我们一遍又一遍对彼此复述：“经济不景气嘛。”正如我们后来把从干旱到洪水的一切大小事都归罪于厄尔尼诺现象一样，不景气就是经济系统的坏天气，吞噬一切工作，一如密苏里的拖车屋停车场（Missouri trailer park）。

上图：微软总裁兼企业首席执行官比尔·盖茨脸上被丢派。

下图：生物烘焙大队（Biotic Baking Brigade）再次集结抗议。全球企业并购（global corporate takeover）的设计人经济学家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得到了应得的惩罚。

当工作消失时，我们了解这是经济艰难所致，似乎每一个人都被波及（尽管每个人遭受的冲击可能不同），从面临破产的公司总裁，到张牙舞爪的政客—每一个人，不分男女老少，各行各业；而我和我的中产阶级友人，当我们半调子地找工作时也不例外。从经济不景气到严酷的全球经济，这转变发生得如此突然，总觉得好像是我哪天生了病，便错失了一切—就像是十年级的代数课，我永远都在努力追赶别人。我所知道的就是，前一分钟我们还一起陷在经济不景气里，下一分钟，一批新企业领袖就有如凤凰一样浴火重生（西装崭新笔挺，信心满满），宣布新黄金时代的来临。但是，正如我们在前两章所见，当工作重现的时候（假如真的重现的话），也已改头换面了。对于出口加工区之外包工厂的员工而言，对于工业化国家里成群的临时雇员、兼职者、服务业员工而言，现代的雇主看起来就像厚脸皮的一夜情对象，在了无意义的露水姻缘之后，还敢奢求一夫一妻制的忠实，而且许多雇主甚至真得逞了好一段时日呢。许多人因为裁员及黯淡的经济远景而担惊受怕多年，确实已接受了没鱼虾也好这套说词。不过，日益剧增的证据显示，多变的职场最终啃蚀了我们的集体信念，不只是对个别的企业，还有涓滴经济理论的基本原则。

暴涨的利润以及增长率，再加上大企业首席执行官支付自己的惊人薪水及红利，彻底改变了员工当初接受低薪及缩水福利的情境，让许多人觉得自己被耍了。这种态度的转变，再也没有比1997年大众对UPS罢工的同情还要明显的了。尽管美国人向来以不同情罢工劳工而闻名于世，UPS兼职员工的苦楚却打动了大家的心。民意调查显示，有55％的美国人支持UPS员工，只有27％站在投资方这一边。凯福（Keffo）是一份为临时雇员而编的辛辣在线杂志的编辑，他总结了大众的想法：“日复一日，（人们）听闻、阅读经济宏景的报道，你无需具备火箭科学家的智慧就能了解，呃，假如UPS经营得那么棒，为什么他们不多付员工一点钱？为什么他们不将兼职雇员扶正为全职雇员？又为什么他们的脏手还紧紧扣住员工的退休基金不放？因此，在命运女神的摆弄下，所有‘正面的’经济新闻都站在递送员这边，齐声反对UPS。” 1

UPS了解到自己成了众矢之的，便同意将1万名兼职员工扶正为全职员工，时薪升为两倍，并允诺在五年内会将兼职员工的薪水提升35％。UPS副董事长奥尔登（John W.Alden）出面解释公司为什么让步，他说公司未曾料到，自己的员工会成为冲着新经济而来之怒火的象征。“假如早知道事情将从UPS员工身上扩及所有的美国兼职员工，我们会用不同的方式来处理。” 2

从工作创造者到财富创造者

企业对于裁员与重组不再隐瞒不过是最近三四年的事而已，不再躲在必然使用的借口背后，转而面无愧色地公开谈论自己对于雇用员工一事的反感，更极端的例子就是全盘撤出人力市场。过去，跨国企业吹嘘自己是“工作机会增长的引擎”，并借此争取形形色色的政府补助，如今，他们偏好自称为“经济增长”的引擎。但假如你刚好在找工作，这就另当别论了。企业确实使经济“增长”，但一如我们所见，他们采取的手段就是裁员、合并、移居海外—换言之，贬抑雇员，并减少雇员。而且，随着经济增长，直接为全球最大企业所雇用的人数比率确实在减少。握有超过33％全球生产性资产（productive assets）的跨国企业，却只占全球直接雇员的5％。 3 虽然全球前100强企业的总资产在1990到1997年间增加了288％，在同样的狂飙时期中，这些企业的雇员增长率却不到9％。 4

最惊人的数字出现在1998年，尽管美国经济表现出色，尽管失业率降到史无前例的新低，美国各企业裁掉了67.7万个固定职位—比近十年来任何一年的裁员率都高。这批裁员有九分之一是合并的后遗症，还有许多裁员来自制造部门。一如美国的低失业率所显示，裁员的公司中有三分之二会创造新的工作，而被裁的员工也很快会找到其他的差事。 5 但这项惊人的裁员数字显示的是，员工与企业雇主之间稳定、可靠的关系，和失业率抑或经济的相对健全之间并没有多大的关系，甚或完全无关。即便是经济最景气的时期，人们所体验到的仍是愈来愈少的安定感—事实上，经济荣景也许（至少有部分）正源自这种安定感的丧失。

创造工作机会，尤其是全职、薪水不错的稳定工作，曾是企业使命的一部分，如今，不论公司的利润高低，这项使命似乎已被许多大企业打入冷宫。劳工不再是健全营运的一部分，反而逐渐被企业界视为无可避免的负担，有如支付所得税，抑或是昂贵的麻烦事，就像不准将有毒废弃物倒进湖里。政客也许会说，创造工作机会是企业的首要任务，但是，每回宣布大批裁员，股市的反应总是上扬，而当员工看似要加薪时，股价总是下跌。不论我们是循着何种怪异的路径沦落至此，如今我们的自由市场送出了一项清楚的信息：好工作对于生意无益，对于“经济”无益，应该不惜代价规避之。这项等式在短期间创造了史无前例的利润，固然无可否认，但将来很可能证明是产业领袖的失策。一旦公司抛弃了工作创造者的自我认同，就自陷于遭人抵制的位置，因为人们了解到，经济的平稳发展对自己并无明显的好处可言。（见表11-1—11-4）

根据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Trade and Development，UNCTAD）1997年的报告所言，“日益升高的不平等使全球化面临政治性反弹的严重威胁，可能来自北半球，也可能来自南半球……1920及1930年代赤裸裸、扰人地提醒着我们，对于市场及经济开放的信心，有多快可以被政治事件击垮”。 6 随着亚洲及俄罗斯经济危机的效应一发不可收拾，翌年一份针对“人类发展”的联合国报告说得更严重：联合国发展计划的主持人詹姆斯·古斯塔夫·斯佩思（James Gustave Speth）注意到日益扩大的贫富差距，表示“富人的财产多得惊人，发展的分配必须更加平均”。 7

最近你愈来愈常听到这种论调：反全球化风潮即将爆发的警语，使得企业及政治领袖在瑞士达沃斯（Davos）的年度欢聚蒙上一层阴影。商业媒体充斥着不安的预测，比如《商业周刊》上的一篇文章即表示：“企业荷包鼓鼓的景象，竟与美国人持续停滞不前的生活水平共存，在政治上很难解释。” 8 而这就是失业率达历史新低的美国。加拿大及欧盟各国的情况还更令人不安，前者的失业率是8.3％，后者的平均失业率是11.5％。（见附录表11-5）

位于加拿大阿尔伯塔省卡尔加里（Calgary）的诺瓦公司（Nova Corp.），其首席执行官是特德·纽沃尔（Ted Newall），他在全国议题企业会议（Business Council on National Issues）上发表演说，表示有超过20％的加拿大人，其生活水平在贫困线（poverty line）之下，这可说是一枚“随时会爆炸的定时炸弹”。确实，次要的产业培养出一批争先恐后、自称为道德先知的首席执行官：他们著书谈论新的“股东社会”（stockholder society），在午餐会报时公开谴责同行没良心，宣布这会儿该是企业领袖面对日益升高的经济不均问题的时候了。问题在于，他们无法就谁来打头阵取得共识。

担心穷人上街抗争的心理，可说与护城河的历史一样悠久，特别是财富分配不均的经济超繁荣时期。罗素（Bertrand Russell）写道，英国维多利亚时期上层阶级的梦魇就是劳动阶级会造反，好摆脱“恐怖的贫穷”；他们为此妄想症所苦，以致“彼得卢事件发生时 * ，许多大型乡间别墅都备有大炮，以防暴民攻击。我那死于1869年的外祖父，当他最后缠绵病榻、神志不清之际，听到街上传来一声巨响，当下认为是革命爆发了，可见至少在潜意识里，革命的或然性伴随着他度过长久的富裕生活”。 9

我有一位家人定居印度的朋友，说她住在旁遮普省（Punjabi）的婶婶是那么害怕自家仆人会造反，因而把厨房的菜刀全锁了起来，仆人只好用磨尖的棒子切菜。同样的道理，愈来愈多的美国人搬进门禁森严的社区，只因郊区已不再能提供适当的保护，让人远离可知的都会危险。

尽管联合国持续表示贫富之间的鸿沟与日俱增，尽管西方中产阶级的消失备受注目，但我们身为地球公民所面临的最严重企业过失，也许并非工作以及收入水平的问题：理论上，这可以逆转。更糟糕的是，长期以来企业对于自然环境、食物供应、当地人民及文化所犯下的罪行。即便如此，对长期雇用员工的热忱不再，确实是引发反企业的抗争风气最重要的因素，这也是使得市场在面对广泛的“社会动荡”（social unrest，引述自《华尔街日报》）时，会如此脆弱的原因。 10

当企业还被视为财富分配的工具时（让工作及税收有效地从上方滴落到下方），他们至少让市民从事浮士德交易（Faustian bargain），用对企业利益的忠诚，换取可靠的薪水。过去，创造工作机会就像是一副盔甲，帮助企业抵御破坏环境或侵害人权的天谴。

再也没有比1980年代末1990年代初的“工作vs.环境”论战更能彰显这副盔甲的保护效果了。举例来说，当时正在发展中的运动壁垒分明，一边支持伐木工的权利，一边则想要保护老森林。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激进人士坐公交车从城里来抗议，而伐木工忠心耿耿地站在世世代代维系自家社区的跨国企业这一边。可如今，对于许多参与者而言，这种分野变得愈来愈模糊。冷酷执行的裁员、突然关厂、迁厂海外的持续威胁，剥夺了蓝领工人的权利，企业也因而失去了天然的盟友。

今日，很难找到心满意足的企业城，城中居民毫不觉得被当地企业出卖。而且，企业不再让社区派系分立，反而逐渐将劳工、环保、人权问题串成单一的政治意识形态。没过多久，真相就逐渐明朗：比如说，无止境地追求利润导致老森林惨遭砍伐，将工厂迁到印度尼西亚导致伐木城镇一蹶不振，两者的背后其实是同一套逻辑。英国的无政府主义环保人士约翰·乔丹（John Jordan）是这么说的：“跨国企业正在影响民主制度、工作、社区、文化以及生物界。无意之间，他们帮助我们将所有的问题视为一套系统，让我们将每一个问题相互联结，不再单独看待。”

这股即将爆发的反弹，所牵涉的并非只是个人的不满而已。即便你刚好是有份好工作、从没被炒过鱿鱼的幸运儿，每一个人都听闻过类似的警告—就算不是针对自己，也和自己的孩子、父母或朋友有关。我们生活在工作没保障的文化里，自立自强（self-sufficient）的信息人人耳熟能详。放眼北美洲，载货卡车朝墨西哥扬长而去；工人在工厂门口哭泣；废弃工业城里只见用木板钉死的窗户；人们睡在门口以及人行道上—以上种种就是这时代最强而有力的经济意象：烙印在集体意义里的隐喻，象征一个持续将利润摆在人类之上、毫无愧色的经济体。

最能明白感受这种信息的人，也许就是在1990年代初、经济不景气时成年的那一代吧。几乎毫无例外，当他们勾勒生活远景时，总有重重的声音告诉他们，不要抱持太高的期待，别把飞黄腾达的希望寄托在其他人身上。假如他们想要在通用汽车、耐克或通用电器找差事，那声音就会告诉他，其实在企业界的任何地方都一样，信息都是：别指望别人。为免他们碰巧没注意到，高中的辅导老师举办如何开创“我公司”的研讨会、晚间新闻充斥着退休基金马上就要没了的消息、美国万全保险公司（Prudential Insurance）这一类的公司鼓励所有人“做自己的靠山”，这一切都强化了这种信息。放眼北美的大学校园，新生入学第一周的活动（校园生活首次呈现学生面前），如今是由共同基金的公司所赞助；他们利用这个机会，劝诱新进来的学生开始存自己的退休基金，而他们甚至连专业都还没决定呢。

这一切都是有影响的。根据人口统计营销学的圣经《扬克洛维奇报告》（The Yankelovich Report），相信必须自立自强的人，每代增加三分之一—从“成熟的一代”（Matures，生于1909年到1945年）、“婴儿潮”（Boomers，生于1946年到1964年），再到“X世代”（不严谨且不太准确的定义，生于1965年迄今的所有人）。“超过三分之二的X世代同意：‘在这个世界上，拿得到的就要拿，因为没有人会给我任何东西。’同意这点的婴儿潮及成熟的一代就少多了—分别只有二分之一及三分之一。” 11 纽约的DMB&B广告公司研究全球的青少年，也发现相似的态度。“从满坑满谷标榜个人态度的对象可知，全球青少年最一致认同的就是：‘我要过什么样的生活，决定权只在我。’”参与调查的美国青少年中，十个有九个认同完全自力更生的精神。 12

这种态度的转变促使共同基金产业大发利市。“为什么X世代那么注重存钱的需求呢？”《商业周刊》一位记者疑惑，“大多与自力更生有关。他们相信成功只能靠自己，不太相信退休时能仰赖社会福利金及传统的公司退休金过活。” 13 事实上，假如你相信商业媒体的话，这种自力更生精神的唯一作用，就是引发一波惨烈的创业新浪潮，不靠任何人的孩子个个都要争第一。

毫无疑问，许多年轻人由于不信任政客及企业，因而接纳了这套滋生不安感受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价值体系：他们会更贪婪、更强悍、更专心致志。他们会Just Do It。但是，那些无法拿到MBA的人、那些不想成为下一个比尔·盖茨或理查德·布兰森的人该怎么办呢？企业一心想摆脱掉他们，为什么他们要为企业的经济愿景尽心尽力？放眼整个成年生活，企业轰炸他们的唯一信息就是“别指望我们”，对这种企业有何种忠诚的动机可言呢？

问题不单单是失业率而已。倘若你假设一份传统的薪水就能买到许多企业曾习以为常的忠诚度及保护（有时确实如此），那就大错特错了。从前那种为雇主终身服务的认同感，是临时的、兼职的、低薪的工作所激发不出来的。请在打烊前十五分钟去任何一家大卖场瞧瞧，你会发现崭新的劳资关系正在运作：所有的低薪店员排成一列，将手提包和背包打开，好做“提包检查”。零售业员工会告诉你，经理每天在他们身上找寻失窃的商品，已成了例行公事。而且，根据佛罗里达大学的安全研究计划（Security Research Project）所述，这种疑心不是没道理的：研究显示，1998年全美零售业的货物失窃总数有42.7％是员工监守自盗，是史上最高的数据。星巴克的店员史蒂夫·埃默里喜欢引用某个同情的客人的话：“只要肯丢花生米，就可以抓到猴子。”当他这么跟我说的时候，我想起两个月前从印度尼西亚一群耐克员工口中听到的事。她们盘着腿在宿舍里坐成一圈，告诉我，在内心深处，她们希望自己的工厂烧得片甲不留。可以理解为何工厂工人的情绪会比西方世界麦当劳员工的不满极端得多—同理可证，在印度尼西亚的耐克工厂门前做“提包查检”的警卫，可是佩有左轮手枪的。

然而，正是在数百万临时员工的队伍里，最有可能寻觅到反企业运动的滋生地。由于大多数的临时雇员并不会在一个职位待得太久，久到让人记住其劳动的价值，绩效原则（merit principle，曾是神圣的资本主义守则）变得毫无意义可言。而情况可能令人极端泄气。“马上，这个城市里就没有我没做过事的地方了，”戈德（Debby Goad）写道，她是一名有20年秘书经验的临时雇员，“我在15家临时雇员经纪公司登记，就像是在拉斯维加斯玩吃角子老虎（Pocket Casino）一样。他们经常打电话给我，口气活像二手车销售员。‘我知道我很快就会帮你弄到完美的工作。’” 14

这句话出自《临时雇奴》（Temp Slave），那是一份于威斯康星州麦迪逊（Madison）出版的小刊物，专门用来让为人员工者宣泄无止境的怨恨之情。在此，被标示为抛弃式的员工，发泄着自己对企业的愤怒；企业把他们当成器材一样租借过来，然后再把用过的旧货送还给经纪公司。从前的临时雇员没有讨论这些事情的对象—工作的性质使他们彼此隔绝，这也使得他们在临时的工作场合与领固定薪水的同事疏远。因此，无怪乎《临时雇奴》以及“全年无休临时雇员”（Temp24-7）这类型的网站上，沸腾着受压抑的敌意；这儿不但提供如何瘫痪雇主电脑系统的实用小秘诀，还可见到标题为“每个人都讨厌临时雇员，彼此彼此！”与“真无聊，临时雇员的职场生活无聊透顶”的文章。

一如临时雇员不适用绩效原则，像职业球员一般来来去去的首席执行官亦是如此。在资本主义童话中，收发室的小弟一步一步往上爬，成为公司的总裁，但临时的首席执行官是对这种传奇的迎头痛击。今日的经理人似乎只管互相交换高阶职位，有如天之骄子般生于与世隔绝的琼楼玉宇。在这种脉络中，从收发室步步高升的梦想愈来愈不可能实现—而且收发室可能已外包给皮特尼·鲍恩斯（Pitney Bowes）了，员工全是永久的临时雇员。

这就是微软的情况；此间临时雇员的怒火烧得比其他地方都炽热，部分原因即在于此。另外一点是，微软公开承认，临时雇员后备队的存在，是为了保障核心的永久员工不受自由市场蹂躏。每当哪一条产品线被腰斩，每当聪明的成本缩减新法门出现，受影响的总是临时雇员。假如你询问经纪公司，他们会说顾客并不在意自己被当成像过时的软件一样—毕竟，比尔·盖茨从来没有给他们任何承诺。“一旦人们晓得这只是临时的安排，当某天任务结束时，就不会有信任感破灭这回事。”Wasser Group的总裁Peg Cheirett解释道，该公司是为微软提供临时雇员的经纪公司之一。 15

毫无疑问，盖茨设计的缩编法门使微软无须面对1980年代晚期IBM老板的处境；当IBM砍掉3.7万人时，指责公司背叛员工的哀号声震耳欲聋，以为自己坐拥铁饭碗的员工真的被吓到了。微软的临时雇员没有理由对比尔·盖茨怀抱任何期待，这点是千真万确的；但是，尽管微软园区的大门不会被抗议员工包围，却不能防止黑客从电脑系统内部入侵〔请回想1998年，黑客集团死牛崇拜（Cult of the Dead Cow）发表了为微软量身定做的黑客软件后洞（Back Orifice），从网络下载的次数高达30万次〕。微软的永久临时雇员每天都做着在硅谷淘金的资本主义美梦，然而他们比其他人更了然于心，这场派对得有请帖才能进场。因此，尽管微软长期员工的企业向心力闻名于世，微软永久临时雇员的恨意也是举世无双。当记者询问他们对雇主作何感想时，其所提供的精彩答案如下：“他们看待你有如死水上的泡泡” 16 ；“这个制度里的人分成两种阶级，恐惧、自卑、嫌恶也从中而生”。 17

流失：双向的买卖

《适当的自私》（The Hungry Spirit）的作者汉迪评论这项转变：“显然，雇主与雇员之间的精神契约已经变质了。现在聪明人讲的是维持‘适雇性’（employability）而非‘雇佣关系’（employment），这可以解释成，别指望我们，指望你自己，但假如可以的话，我们还是会助一臂之力的。” 18

但对于某些人而言（特别是年轻的员工），黑暗中仍可见到一线曙光。由于年轻人倾向于不把职场视为灵魂的延伸，从某方面来说，了解到自己永远不会碰到父母所遭遇的痛心背叛，反而让他们解脱。在这十年里踏入职场的人几乎都晓得，失业数字是摆在眼前的事实，而自求多福、飘忽不定的工作亦是如此。此外，假如找到工作像是纯属意外，失业就不让人那么害怕了。这种对失业的熟悉感，创造了工作者自成一格的流失—对一份稳定工作的完全依赖。我们可能会开始思索，该不该寄望终身不变的工作，更重要的是，为什么自己的存在感要随大企业的兴衰而起伏呢？

企业文化所造成的这种缓慢流失，影响的远非只是个人心理而已：技术工作者族群不自视为从一而终的企业人，他们可能会导致创造力的复兴，以及平民生活的再造—两种希望无穷的远景。有件事是确定的：他们已造成新形态的反企业政治活动。你可以从死咬微软不放的政治电脑黑客身上看到，即将在下一章出现的、专门攻击都市广告牌的“广告破坏者”（adbuster）游击队亦是如此。这点在无政府主义者的恶作剧（譬如“打电话请病假”以及“从公司偷东西吧！因为公司正在偷你的东西！”之类的宣言）、在取名“企业美国有够烂”（Corporate America Sucks）之类的网站上，亦是历历可见。更别忘了国际性的反企业活动，比如麦当劳诽谤案所引发的反麦当劳运动，以及针对亚洲工厂环境的反耐克风潮。

多伦多作家Hal Niedzviecki在《无聊的工作是放松良方》（Stupid Jobs Are Good to Relax with）一文中，将自己履历表上一连串“玩笑工作”所引发的疏离感，拿来和稳定升职却被迫提早退休的父亲的无所适从做比较。父亲上班的最后一天，哈尔帮他收拾办公桌，望着他把便条纸和其他办公室用品清出这家雇用他12年的公司。“虽然他工作了数十年，而我几乎没有上过班（我们两个人加起来一共有五个学位），我们都走到了同样的结局。但他有上当的感觉，我没有。” 19

1960年代青少年文化的成员立誓要成为不被“出卖”的第一代：他们拒绝买票坐上那列标示着“终身受雇”的特快车。但是在成群年轻的兼职者、临时雇员以及短期契约员工的身上，我们目睹了某种潜在力量更为强大的事物。我们看到的是第一波从不买别人账的员工—其中有些人是自己选择的，但大多数人是因为终身受雇的列车在过去十年来大多停在车站内。

这项转变的范围之广有目共睹。细察美国、加拿大、英国正值工作年龄的成人总数，拥有全职的固定工作、为他人而非为自己工作的人属于少数。临时雇员、兼职者、失业人士以及被就业市场完全淘汰的人（有些人是不想工作，但更多人是因为已放弃找工作的希望），如今占了正值工作年龄人口的一半以上（见表11-6）。

换言之，大多数人都碰不上可让自己终身效忠的企业。对于年轻工作者而言，在失业、兼职以及临时工作之间持续打转，使得他们与职场之间的关系更形薄弱（见表11-7）。

从别无工作到拒绝品牌……

愈来愈常被涂鸦抗议、黑客入侵抑或被国际性反企业活动盯上的企业，也正是拥有最顶尖的广告、最敏锐的市场研究员，以及最强势的校园人才招募计划的企业，这毫不令人惊讶。打造品牌的大前提，迫使公司抛弃昔日稳定工作创造者的角色，因此，要说“最强”的品牌就是那些创造最糟糕工作的公司（不论是出口加工区、硅谷，还是购物中心）并不夸张。此外，在MTV、第一频道和《细节》猛打广告、销售球鞋、牛仔裤、快餐和随身听的公司，就是提倡麦工、将制造部门迁移海外廉价劳力地区（例如甲米地）的同一批公司。这些企业灌输年轻人“要什么就伸手拿”的信息—“Just Do It”的球鞋、“No Fear”的T恤，以及“No Excuses”的牛仔裤，但日后当他们登门求职时，得到的却是一句响亮的“什么？跟我有关系吗？”甲米地的工人或许配不上飞扬符号（unswooshworthy），但耐克和李维斯的主要顾客也从品牌的全球洗牌中得到了另一项信息：他们配不上工作（unjobworthy）。

一如我们在第一部“别无空间”所见，更难堪的是名牌企业在抛弃之时，恰好也是他们借镜青少年文化、好更积极打造品牌的时候。青少年风格与心态是娱乐经济中最有效的财富创造诱饵，然而，现实中的年轻一代却被用来鼓吹用完即弃式的新型工作团队。正如最后一部所示，就是在这种多变的脉络里，品牌经济的政治意义正在趋同于企业背负的标志：“来搞我啊！”（Kick me.）

注释

* Peterloo，1819年发生在英国曼彻斯特的流血事件，起因是群众纠集要求议会改革。

第四部分　拒绝品牌
No Logo

上图：呼应经济大萧条时代的反广告作品，来自《喧闹》（The Ballyhoo）。

下图：两则烟草广告的嘲讽模仿，作者是英格利希（Ron English）。

第12章　文化反堵

广告全面受敌

近来广告人非常不快乐，非常紧张，而且心怀世界末日的预感。只要我跟某个广告代理商朋友吃午饭，就会有五六个面容忧戚的文案和艺术总监跟着出现。毫无例外，他们都想要知道改革何时到来，还有倘若真的发生了，他们将何去何从。

——前广告人詹姆斯·罗蒂（James Rorty），《吾主的声音》（Our Master’s Voice），1934年

周日早上，在纽约字母城（Alphabet City）的边缘，赫拉达（Jorge Rodriguez de Gerada）站在高梯的顶端，正在撕一张香烟广告的海报。不久以前，在休士敦街和律师街转角的这面广告牌上，还是一对嬉闹的纽波特（Newport）情侣为了咸卷饼而推来挤去。现在则换上令人难忘的儿童面孔，这是赫拉达画的，赭色的调子。画龙点睛的一笔，是贴上几条手撕的旧纽波特广告，在孩子脸部周围形成了一道霓虹灯似的绿焰。

完工后，整个装置看起来就如这位31岁的艺术家所预期的：仿佛经年的香烟、啤酒和汽车广告被卸下后，呈现的生锈的广告牌。烧在铁板里的才是广告交易的真实商品。“等到广告被拆下来以后，”他说，“留下的是对本区儿童的影响，他们看着这些影像长大。” 1

赫拉达不像纽约数量渐增的游击艺术家，他不想像个贼似的偷偷在夜晚进行破坏艺术的工作，而选择在光天化日下展示他的宣言。正因如此，他不太喜欢“游击艺术”（guerrilla art）这个名词，而比较偏好“公民艺术”（citizen art）。他希望十多年来自己与这座城市的广告牌所进行的对话，能被视为民主社会中正常的论述形式—而非某种偏激的先锋行为。他画画贴贴目的就是让儿童驻足观看—在这个阳光普照的日子里，儿童确实如此，也有一位老先生主动帮他稳住梯子。

赫拉达甚至三度说服警察不要逮捕他。“我说，你看，看看四周，看看发生了什么事，让我解释为什么我要这么做。”他告诉警察，为何在贫穷的社区会有高得不成比例的香烟广告和烈酒广告牌；他说这些广告总是用玩帆船、滑雪或打高尔夫的模特儿，让促销的成瘾性产品对住在贫民区而渴望逃离的孩童特别有吸引力。与广告业者不同的是，他不想打了就跑，而是希望他的作品能成为社区里关于公共空间政治的讨论议题。

赫拉达被公认是文化反堵（culture jamming）一派中最富技巧、最有创意的创始人之一；文化反堵讽刺地模仿广告，劫持广告牌，彻底改变其原先承载的信息。他们认为，街道是公共空间，由于大部分居民无力购买自己的广告以对抗企业发送的信息，所以他们应当有权反对那些并非应居民要求而张贴的广告意象。近年来，因为广告在公共领域中益形嚣张，这个论点受到支持：就像在“别无空间”中提到的，广告被画在或是布置在人行道上；布满整栋建筑物或公交车；深入校园；篮球场和网络上亦随处可见。同时，就像在“别无选择”中所讨论的，购物中心及大型卖场等半公共性质的“市镇广场”，制造出愈来愈多只开放给商业广告的空间。许多文化反堵者忧心如焚，因为媒体所有权的集中将发言权与言论自由割裂开来，已成功地贬低了言论自由的价值。

剎那间，这些力量全部集中起来，创造出一种符号学的罗宾汉主义（semiotic Robin Hoodism）氛围。愈来愈多的异议分子相信时候到了，大众不用继续要求某些空间应该不受广告赞助所扰，而应该开始将空间夺回来。文化反堵者明确表示，市场营销不该成为我们必须被动接受的单向信息流，就算它为进入我们的公共空间付出了金钱也不行。

最高明的文化反堵不是单一的谐仿，而是拦截—将相反的信息切入企业自身的沟通方式，使原本意欲传递的信息出现完全扭曲的结果。这种做法迫使公司得自行负担颠覆信息的后果。就实质面来说，因为公司必须支付广告牌的成本；就比喻层面来说，因为不论何时人们看到商标，就等于是看到使商标具有意义所花费的庞大资源。温哥华的《广告破坏者》（Adbuster）杂志编辑卡勒·拉森（Kalle Lasn）用柔术的技巧来作比较，解释了反堵广告的运作机制。“只要用简单轻巧的动作，就能在巨人背上重重赏他一记。我们运用的是敌人的力量。”这是借用阿林斯基（Saul Alinsky）的话，他在激进人士的圣经《激进者守则》（Rules for Radicals）里，将“大众政治柔道”定义为“使用权力结构中的一部分力量去对抗另外一部分……富人的优势成了自身的弱点”。 2 因此我们看到，一群反堵广告者从30英尺乘90英尺大小的李维斯牛仔裤广告牌上（旧金山最大的广告牌）垂降而下，将连环杀人魔查尔斯·曼森（Charles Manson）的面孔贴在上面，借此留下破坏性十足的信息，以抗议制作李维斯牛仔裤之劳工的现况。告示牌解放阵线（Billboard Liberation Front）说明此举的意义：他们选择曼森的脸，因为牛仔裤是由“囚犯制作的，然后被卖给美洲境内的监狱”。

“文化反堵”一词是1984年旧金山听觉拼贴乐团Negativland所提出的。“经过技巧性重新处理过的广告牌……引导观众思考原本的企业策略。”一位团员在Jamcon’84专辑中写道。柔术这个隐喻，对于广告反堵者而言并不贴切，因为他们坚持自己并非翻转信息，而是改善、重编、增强，抑或揭露信息。“这是广告的终极事实。”一名广告艺术家告诉我。 3 换句话说，成功的广告反堵是用X光扫描广告案的潜意识，揭露的不是相反的信息，而是在华美的广告词汇层层包装下最深刻的事实。因此，根据这些原则，只要稍微玩弄一下影像，就可把已退休的乔·骆驼（Joe Camel，R.J.雷诺所创，促销香烟的卡通人物）变成靠着静脉注射度日的乔·化疗（Joe Chemo）。那就是他的未来，不是吗？或者也可以让乔看起来比平常的时髦模样小上15岁（见328页图）。就像蓝色小精灵（Baby Smurf）一样，“癌症小孩”（Cancer Kid）又可爱又让人想抱，玩的是积木而非赛车和桌球。这有何不可呢？在R.J.雷诺与美国46个州达成2006亿美元的和解之前，美国政府控告这家烟草公司利用骆驼卡通人物引诱儿童抽烟—既然如此，文化反堵者问道，何不更进一步，想想看那些年纪更小、以后可能抽烟的小孩呢？苹果电脑用过世和在世的名人打响的口号：“不同的想法”（Think Different），已经是许多反堵者眼中的显明目标了；斯大林的照片配上更改过的标语“真正不同的想法”（Think Really Different）；而彩虹配色的苹果商标则被改成了骷髅头（见406页图）。我最喜欢的广告真相揭露行动是一则针对埃克森（Exxon）的文化反堵杰作，出现的时间恰好在1989年埃克森·瓦尔迪兹（Valdez）运油船漏油事件之后：“狗屁倒灶常发生。新的埃克森。”（Shit Happens.New Exxon）。这两面高耸入云的广告牌每天映入数百万名旧金山通勤者的眼中。

要想详细说明文化反堵的源头是不太可能的事，大致是因为这个行动本身就是涂鸦、现代艺术、DIY朋克哲学，以及由来已久的讽谑主义（pranksterism）之拼凑剪贴。使用告示牌作为运动分子的画布也不是什么新鲜的创举。旧金山的“告示牌解放阵线”（埃克森和李维斯牛仔裤的反堵就是出自他们的手笔）改动广告已经有20年了，而澳大利亚的“反不健康宣传的告示牌涂鸦者”（Billboard Utilizing Graffitists Against Unhealthy Promotions，BUG-UP）在1983年达到巅峰，造成悉尼市（Sydney）及外围地区香烟广告牌高达100万美元的空前损失。

居伊·德波（Guy Debord）和情境主义者（Situationists）是1968年5月巴黎的戏剧系学生运动的缪斯及理论家，率先发扬简单篡改（detournement）之威力；篡改的定义即是，从原初的脉络中抽离以制造新意义的影像、信息或人造物。不过，虽然文化反堵者直接取材自先前的前卫艺术运动（达达、超现实主义、概念主义及情境主义），但是这些艺术改革者所攻击的乃是艺术界与被动的观赏者文化，还有主流资本主义社会的反乐趣特质（anti-pleasure ethos）。对1960年代后期的许多法国学生而言，他们的大敌是公司人（Company Man）的僵硬与顺从；公司本身则较不具魅力。所以，尽管情境主义者约恩（Asger Jorn）在跳蚤市场买来的田园画上挥洒油漆，现今的文化反堵者却喜欢拿企业广告和其他企业发表言论的管道开刀。若说文化反堵者的信息比起前人更为政治化，那可能是因为1960年代当时的反叛声浪，比如“永不工作”、“禁止禁止”（It Is Forbidden to Forbid）、“以欲望为现实”，现在听起来酷似雪碧或耐克的口号：只要感觉就好（Just Feel It）。而1968年政治嘲谑者扮演的“情境”或“事件”，虽然当时的确令人震撼，却在1998年被拿来做成绝对伏特加的广告—身着紫色服装的艺术学校学生群聚酒吧和餐厅，敲击酒瓶作乐。

1993年马克·德里（Mark Dery）写了一本小册子《文化反堵：符号帝国的切割、砍伐及狙击》（Culture Jamming：Hacking，Slashing and Sniping in the Empire of Sign），由《开放》（Open）杂志宣传手册系列（Open Magazine Pamphlet Series）出版。对德里来说，反堵融合了多种剧场与行动主义的元素，例如游击队女孩（Guerrilla Girls）在惠特尼博物馆（Whitney Museum）外举办面戴猩猩面具的游行，以抗议艺术界排斥女性艺术家；斯卡格（Joey Skagg）揭露无数媒体诈骗的伎俩；亚特福斯（Artfux）在国会山（Capitol Hill）处决共和党大佬赫尔姆斯的肖像。对德里而言，文化反堵的本质是混合艺术、媒体、嘲讽与旁观者立场的一切事物。但是在这些亚文化之中，永远都有一股张力存在于快乐的讽刺者与彻底的改革派之间。扰人的问题再度出现：游戏和乐趣真如情境主义者可能会说的，本身就是改革行动吗？捣乱文化的信息流，是否如斯卡格所说是天生反骨？或者如埃玛·戈德曼所言，将艺术与政治混在一起只是为了确保革命的呼声为人知晓？

虽然文化反堵是不曾完全干涸的暗流，但过去五年以来无疑风潮再起，且重点更偏向政治而非戏谑。对数量渐增的年轻运动分子而言，破坏广告仿佛完美的抗议工具，抗议跨国企业对他们有如顾客一般紧追不舍，却又将他们当成工人一样弃置不理。媒体理论家乔姆斯基（Noam Chomsky）、赫曼（Edward Herman）、马克·米勒（Mark Chrispin Miller）、麦克切斯尼（Robert McChesney）以及本·巴迪基安（Ben Bagdikian）等人，都研究过企业对信息流的控制。受他们所影响，广告破坏者其实是在街头书写理论，运用防水魔术马克笔和糨糊，直接解构企业文化。

反堵者的背景广泛，从拒绝接受“商业媒体”采访的纯粹马克思无政府主义者，到类似赫拉达这样白天在广告业工作的人（讽刺的是，他赚钱的工作是布置广告标示牌和大型卖场的橱窗）都有，他们渴望的都是运用自己的技能，发送其认为具有建设性的信息。这些阵营之间除了有相当程度的敌意，唯一弥合文化反堵光谱的意识形态，就是他们相信，如果商业的纷杂音量已经大到没有人能听见你的声音，那么言论自由就毫无意义。“我认为每个人都应该有自己的告示牌，但事实并非如此。”告示牌解放阵线的内皮尔（Jack Napier，化名）这样表示。 4

在光谱激进的一端，出现了名为“媒体集合”（media collectives）的网络，去中心化与无政府主义是其特点，将破坏广告与出版在线杂志、地下电台、运动分子录像带、网络开发及社区行动主义加以结合。这个团体的行踪出现在塔拉哈西（Tallahassee）、波士顿、西雅图、蒙特利尔以及温尼伯（Winnipeg）—通常又分裂成其他的组织。在伦敦，破坏广告又被称为“颠覆广告”（subvertising），因此，当地成立的新团体叫做“英国颠覆”（UK Subs），与1970年代的朋克团体同名。此外，在过去两年间，一批全球网络的在线“黑客运动者”加入了现实世界的反堵者阵营，他们在网络上发动袭击，主要侵入企业的网站并留下信息。

较主流的团体也逐渐发声。美国卡车司机工会（U.S.Teamsters，美国最大的劳工组织团体）在近几次的劳资纠纷中，就运用广告反堵来表达对劳工的支持。例如美乐酒厂在裁掉圣路易工厂的员工后，就变成了反堵行动的箭靶。卡车司机工会买下了一面广告牌，讽喻美乐啤酒现下的广告；根据《商业周刊》报道：“不再是雪堆里两瓶标示着‘太冷’的啤酒，只见两名冻僵的工人站在雪堆里，标语为：‘太冷了：美乐开除了88名圣路易工人。’” 5 反堵组织领导者卡弗（Ron Carver）说：“当你在做这些事的时候，你威胁的其实是价值好几百万美元的广告促销案。” 6

大手笔的文化反堵活动于1997年秋天出现。纽约反烟草联盟购买了几百辆出租车的车顶广告，借以宣传“弗吉尼亚烂泥”（Virginia Slime）及“癌症乡村”（Cancer Country）牌香烟。放眼曼哈顿，当黄色出租车塞在交通要道上时，反堵的广告与真正的广告肩并肩融成一片。

“企业赞助闹内讧”—纸老虎，1997年的标语

文化反堵的风潮再起，与近来便利的新科技大有关系，因为新科技使得广告谐仿越来越容易制作与流通。虽然网络几乎被打造品牌的新招数所攻陷，不过从美国到欧洲还是有几个文化反堵的网站一直在匍匐前进，提供可立即下载的谐仿广告与原广告的数字版本，可直接输入个人电脑或者在网上反堵。对赫拉达来说，真正的革命是电脑排版对广告黑客所能使用的科技产生的影响。他说，这十年来，文化反堵已经从“低科技过渡为中科技再转为高科技”；扫描仪加上绘图软件如Photoshop，使得文化反堵者能更精确地调配色彩、字形和素材。“我熟知许多不同的技术，这能使整个广告看起来像是重新输出的新信息，喷漆的效果根本无法相比。”

这是关键性的差异。传统的涂鸦是在花哨的广告表面上加上异议的眉批（或是使用Negativland的创意：“修饰过的美国封面照片上的青春痘”），赫拉达的设计则使信息与批评的目标物互相融合，从广告本身借取视觉的合理性。他许多“编辑作品”的效果都十分出色，使更动过的广告牌看起来就像原版一样，唯一的不同就是使观者大吃一惊的标语。甚至连他贴在字母城的孩童面孔（不属于一般的反堵谐仿），也是用数字方式输出在具有黏性的乙烯树脂上；广告主用这种材料，将企业商标覆盖在公交车及建筑物上。“这项技术让我们能利用麦迪逊大道的美学反制其身，”他说，“这波使用游击战略的新潮流中，最重要的特点即在于此，因为这就是MTV世代熟悉的模式啊—一切都炫目、耀眼而干净。如果你花时间把它弄得更干净，就不会被人排斥。”

不过也有人认为反堵广告不需要如此高科技。多伦多表演艺术家朱巴尔·布朗（Jubal Brown）只用一枝魔术马克笔，就散播了全加拿大最大的破坏告示牌视觉病毒。他教朋友如何扭曲时尚模特已然凹陷的面孔：只需用马克笔把眼睛涂黑，再在她们的嘴上画上拉链—一瞬间！骷髅头就出现了。特别对于女性的反堵者而言，“骷髅化”（skulling）与“广告的真相”（truth in advertising）理论非常契合：如果消瘦是美貌的理想典型，那么何不将僵尸美学（zombie chic）发挥到极致—给广告商几个从坟墓里爬起来的超级名模？对于强调虚无主义更甚于女性主义的布朗来说，骷髅化不过是一种篡改，强调广告赞助的生活文化有多贫乏罢了。（“买买买！死死死！”此为布朗在多伦多当地一家艺廊发表的宣言。）1997年4月1日愚人节，数十人参与骷髅化运动，目标是繁忙的多伦多街道上数以百计的广告牌（见346页图）。他们的杰作被印在《广告破坏者》（Adbusters）上，协助骷髅化在北美洲城市的推行。

没有人比《广告破坏者》更投入文化反堵的风潮了，它亦自称是文化反堵运动的核心动力。编辑拉森（Kalle Lasn）总爱用该杂志独家的环保流行音乐术语说，我们的文化是“对毒物上瘾”的文化，毒害着我们的身体、“心灵环境”和地球。他认为反堵广告终将催化大众意识，进而产生“典范转换”（paradigm shift）。这本杂志由温哥华的媒体基金会（Media Foundation）出版，从1989年发行5000本开始，到现在发行量已增至3.5万份，其中至少有2万份在美国境内流通。该基金会还制作“非广告”给电视台，控诉美容产业造成饮食失调，批判北美的过度消费，并呼吁大家把汽车卖掉，换成脚踏车。大部分加拿大和美国的电视台都拒播这些影片，这又让媒体基金会有借口控告电视台，并运用法庭审判以增加自己的媒体能见度，提倡更民主、更易为公众取得的媒体之愿景。

文化反堵潮流正在复兴，部分是因为科技的进展，但是更直接相关的还是供给与需求的老原则。大众心理喜于见到巨大的企业力量惨遭颠覆及嘲讽。简言之，这是有市场的。商业主义足以战胜传统权威如宗教、政治和学校，所以企业自然成为各种四处流窜的愤怒与反叛的目标。企业反堵所迎合的新风气，就是掐住企业的咽喉。“国家已经退位，企业变成新的制度。”蒙特利尔反企业运动人士辛格（Jaggi Singh）说道。 7 “人们只是在反动这个时代的图像罢了。”美国劳工权利运动人士特里姆·比斯尔（Trim Bissell）更进一步解释，星巴克之类的连锁店扩张若渴，以及如耐克这类公司积极打造品牌之举，如何酝酿出使反企业运动得以揭竿而起的氛围。“有些企业非常积极地自我营销，试图把自己的形象烙印在每个人身上和每一条街上，因而使得会思考的人兴起一股深厚的反感，”他说，“人们讨厌文化被毁灭，也讨厌用大量制造的企业标志和口号取代真正的文化，这代表的是文化法西斯主义。” 8

大多数超级品牌都了解，为自己赚进几十亿美元销售额的意象，可能会创造出其他意料之外的文化浪潮。早在反耐克运动兴起之前，耐克的首席执行官奈特已有先见之明：“我们所创造的情绪和我们所依靠的巨大情绪之泉，是有其阴暗面的。情绪多少暗示着其相对面，而放眼本公司所运作的层次，这种反弹将不只是稍纵即逝的念头而已。” 9 这种反弹也不只是一瞬间的流行风，例如某一款式的热门运动鞋有一天突然看起来非常荒谬，或是某首不断回放的流行歌在一夜之间变得无法入耳。文化反堵的功效，是收纳人们因品牌而生的反动情绪，使之重新聚焦，不致被下一波服饰或流行的感官经验所取代，反而慢慢将打造品牌的过程本身弄得天翻地覆。

很难说广告主有多担心被反堵。虽然美国的国家广告主协会（U.S.Association of Advertisers）一点也不嫌麻烦，愿意说动警力取缔广告反堵者，维护会员权利，但是基本上他们并不愿意将这些案件送上法庭。这可能是聪明之举。即便广告公司试图在媒体上将反堵者冠上“自发性的监督者”头衔， 10 但他们也知道，大众会认为其实是广告主在监督反堵者的创意表现。

所以，虽然大部分的名牌对商标受到侵害都大兴诉讼，而且对谐仿标语或产品的事情总是毫不犹豫地上法庭〔例如糖果牌（Candies）的鞋子仿用耐克的口号“搞坏它吧”（Just Screw It）的诉讼案〕，但是跨国企业明显对基于政治考虑而非司法考虑的法律战争缺乏兴趣。“没有人会希望因为被社区抗议或抵制而出名”，一位广告业主管在《广告时代》中说道。 11 而且，企业也认为反堵者只是疯狂地想吸引媒体的注意力，于是学会避免让媒体有任何报道其表演的机会。1992年一个著名的例子，就是绝对伏特加威胁控告《广告破坏者》谐仿的“绝对废话”（Absolut Nonsense）标语。当《广告破坏者》找上媒体，要求该酒厂针对酒精害处公开辩论后，后者马上低调行事。

百事可乐的律师团没有对Negativland1997年的新作《百事不可乐》（Dispepsi，这是一张由切割、反堵、扭曲、变形的百事可乐标语合成的反流行专辑）采取行动，令该乐团十分讶异。在某首歌里，该产品名称与一大串随意排列、令人不快的影像并置：“我被老板炒鱿鱼，百事可乐／我把基督钉上十字架，百事可乐／……小狗窝吓人的臭味，百事可乐”，诸如此类。 12 《娱乐周刊》征询这家饮料大厂对此专辑的反应，答案是：“听起来蛮好的。” 13

认同政治走向互动

1980年代末到1990年代初，当我还是大学生时，针对媒体性别歧视、种族偏见和恐同性恋的抗议声浪正席卷而来，而这与后来反堵者对广告心生厌倦不无关联。这项关联也许应该追溯到女性主义者与广告世界之间不断演进的关系，女性主义运动也确实为现今许多广告评论奠定了基础。苏珊·道格拉斯（Susan Douglas）在《女孩在何方》（Where the Girls Are）一书中写道：“1960年代与1970年代所有的社会运动之中，没有什么比女性主义运动更明显地反对消费主义。女性主义者批评Pristeen防臭剂和席尔瓦瘦身（Silva Thins）的宣传广告，并借由抗拒化妆品、流行服饰以及对于地板一尘不染之需求，将购买此类产品的需要一脚踢开。” 14 此外，当1990年《女士》（Ms.）杂志复刊时，因为十分顾忌广告商的介入，编辑群前所未有地将利润丰厚的大广告从杂志内页完全剔除。而该杂志的“不予置评”版块（位于杂志后页的专栏，专门刊登从其他出版物上找来的性别歧视广告），则一直是广告破坏者的热门论坛。

许多女性文化反堵者表示，她们第一次对市场营销机制感兴趣，是从看到“女性主义基本知识”（Feminism101）上对美容产业的评论开始的。也许她们是从在公交车站牌的卡尔文·克莱恩广告上涂上“喂我”开始的，就像高中滑板俱乐部的“泼辣女子队”（Bitch Brigade）一样。或者她们拿到诺米·拉姆（Nomy Lamm）的书《我真是他妈的美》（I’m So Fucking Beautiful），或是不小心连到反叛女（RiotGrrrl）的官方网站，玩了几回互动电脑游戏“养个超级名模”。又或者像多伦多的卡尔利·斯塔什科（Carly Stasko）一样，一开始只是自己玩玩女孩子的出版游戏。21岁的斯塔什科是单人的另类影像工厂：在她的口袋和背包里塞满了反堵广告的贴纸、最新的个人在线杂志复印件，还有手写的传单，主题是“游击队园艺”守则。当斯塔什科不在多伦多大学研读符号学、不在都市荒废的土地上播种向日葵、也不在制作个人媒体的时候，她就到当地的另类学校教课，教导14岁的小孩制作、剪贴属于自己的文化反堵作品。

斯塔什科自从了解到当代对于女性美的定义（大部分借由媒体与广告而传播），使自己和同侪感到不安且匮乏后，就开始对市场营销发生兴趣。不过她不像我这一代的年轻女性主义者，在面对类似处境时倾向于提倡审查与再教育计划，她投入的是1990年代中期自己制作出版物的风潮。斯塔什科还是青春少女时，就已经出版了《不酷》（Uncool），这是用复印机制作的在线杂志，包含从女性杂志上剪下拼贴的猜谜问答、卫生棉条的反堵广告、文化反堵的宣言等，其中有一期还包括一整页的“哲学芭比”广告。“什么先有呢？”斯塔什科的芭比疑惑着，“是先有美，还是先有美的神话？”还有，“如果我指甲断了，可是我在睡觉，这算不算紧急状况呢？”

她说，在制作自己的媒体、模仿广告宣传者的声音、扯破广告文化表象的过程中，广告对她渐渐失去影响力。“我了解到我可以用和媒体同样的工具去宣传我的理念。我不再畏惧媒体的力量了，因为我知道它有多么简单。” 15

虽然赫拉达比斯塔什科大上十多岁，但是他们走上文化反堵的路子却有相同的转折点。身为政治艺术团体“艺术异议”（Artfux）的创始成员，他的广告破坏生涯是和黑人及拉丁社区组织反烟酒广告运动同时开始的。1990年，也就是全国有色人种提升协会（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Colored People）首度敦促烟草公司在广告中使用更多黑人模特的30年后，一项由教会发起的运动在美国数个城市展开，控诉厂商锁定城中的黑人贫民营销这些致命产品，以剥削他们。此时清楚显示，众人的注意力从广告里出现了什么人，转移到广告本身卖的产品上。哈林区的阿比西尼亚浸信会（The Abyssinian Baptist Church）牧师巴茨（Calvin O.Butts）带领教区人士，闪电出击破坏告示牌，将教区附近的烟酒广告牌涂上油漆。其他牧师则在芝加哥、底特律、达拉斯等地展开行动。 16

巴茨牧师破坏广告的行动，还包括用长柄油漆刷将告示牌刷白。这个工作很实际，但是赫拉达决定从事更有创意之举：他要用更具说服力的政治信息，取代公司的消费信息。身为技巧娴熟的艺术家，他精巧地运用本身的技术，将香烟广告模特的脸涂成腐臭病态的脸。他用自己的话语取代原先标准的“卫生局局长的警告”（Surgeon General’s Warning）—“苟延残喘局局长的警告”（Struggle General’s Warning）：黑人和拉丁美洲人是禁药最适合的代罪羔羊，也是合法药物最好的目标。”

赫拉达就像早期许多文化反堵者一样，很快就把批评触角延伸到香烟和酒类广告之外，进而扩及广告泛滥以及普遍的商业主义；而且从许多方面来说，他有打造品牌的野心要归功于政治演进。当贫民区的小孩开始为耐克、保罗、希尔费格以及诺蒂卡的行头而用刀互刺时，情况变得愈来愈明显，烟酒公司并非唯一利用贫苦儿童渴望逃离而获利的企业。一如我们所见，这些流行服饰品牌如此受到经济条件较差的孩子欢迎，因为他们夸大了舒适生活的表征（乡村俱乐部、游艇、超级巨星和名人等），于是，有品牌的服饰在全球化都市的某些地区不仅是护身符，也是武器。如今，斯塔什科这一辈的年轻女性主义者读了纳奥米·沃尔夫的《美貌的神话》，看了基尔伯恩（Jean Kilbourne）的纪录片《温柔地杀死我们》（Killing Us Softly），心中的不平之气被唤醒，而她们也历经了狂热灌输“另类”、X世代、嘻哈流行音乐（hiphop）和锐舞文化（rave culture）的时代。在这个过程中，许多人更清楚了解到营销对社群的影响，营销不只是将人们塑造成刻板的类型，而且还同样强力地糊弄他们，追赶他们。从一代的女性主义者过渡到下一代，这是一项具体的转变。举例而言，当1990年《女士》杂志完全不登广告时，大家相信斯泰纳姆（Gloria Steinem）和罗宾·摩根（Robin Morgan）所言，广告腐蚀出版物是专属女性的问题。 17 然而当认同政治与对企业力量的新兴批评结合之后，需要着手的工作就不只是改革有问题的广告而已，我们必须转而询问，广告主是否有权侵入人类心灵和物质环境里所有最私密的角落：这涉及空间的丧失，以及有意义的选择的消失。广告文化已经展现其吸收、融合批评声浪，甚至从中获利的无边法力。在这种脉络中，唯一能真正摇撼这个精力充沛的产业的做法，显然不是着眼于照片里面貌姣好的人物，而是把矛头对准出钱的企业。

所以，对于斯塔什科而言，市场营销已经变得比较像是环保的议题，而非性别或自尊的议题，而她的环境就是街道、大学校园以及大众媒体文化，亦即她作为都市人所生存的空间。“我的意思是，这是我的环境，而这些广告是冲着我来的。如果这些意象能影响我，那么我也可以反其道而行。”

厕所广告成为政治催化剂

对于许多在1990年代末成年的学生而言，其注意力之所以从广告的内容转向广告形式本身，转折点发生在最私人的空间：在大学的厕所里盯着某个汽车广告看。厕所广告从1997年开始出现在北美校园内，从此蔓延增生。我们在第五章讨论过，校园管理者允许广告潜入校园，并自圆其说，认为年轻人已经习惯被广告轰炸了，再多几个广告也没差别，况且收益还可以资助有价值的计划。不过，广告似乎成了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对很多学生而言，情况正是如此。

讽刺的是，从广告主的角度来看，这当然是达到了利基的涅槃境界：校园厕所里的广告，代表的是地球上最集中的年轻人市场。但是从学生的观点来看，当你身处密闭空间时，却还得被小便斗上方或厕所门上的比萨或克莱斯勒汽车“霓虹”（Neon）广告盯着。这种错误的品牌策略，促成数以百计的北美学生首度尝试实验性的反企业运动。

回顾过往，校方必能看出在私密空间放置广告，本身就是荒谬的错误决定。学生通常会在那种地方用笔或眼线笔呕心沥血地刻上爱的宣言，再不然就写写八卦，或是接力辩论堕胎问题，分享深度的哲学见解等。但是在迷你广告牌出现后，厕所就成了第一个可以真正安全地反堵广告的地方。观察焦点团体的单向透视玻璃被反转，目标顾客转而瞄准了隐身在玻璃背后的人。最有创意的反应来自多伦多大学的学生。几名大学生弄到了在厕所广告公司兼差的工作，不断借机弄丢打开那400个塑料广告框的订制螺丝刀。随后，一群自称埃舍尔欣赏社（Escher Appreciation Society）的成员开始入侵“防止学生靠近”的广告框，有系统地将厕所的广告换成埃舍尔（Maurits Cornelis Escher，惯用各种错视的技巧使观者产生幻象的画家）的作品。学生现在无须温习最新的克莱斯勒汽车或摩森的广告，反而可学着欣赏这位荷兰平面艺术家的作品—根据该社成员表示，他之所以雀屏中选，是因为埃舍尔的画影印效果很好。

厕所广告使这一代的学生运动分子清楚了解到，他们不需要更酷、更先进或更多样的广告—最重要的是，他们需要偶尔让广告闭上嘴。校园辩论开始从广告内容的评量转向你确实愈来愈难逃脱广告那无孔不入的凝视了。

当然，有些文化反堵者对广告感兴趣，并非意欲参与反品牌的新兴怒潮，反而较符合早期政治正确年代的道德团体精神。有时候，《广告破坏者》感觉像是只比政府公告稍微流行一点的版本，宣传内容不外乎别向同侪压力低头，还有记得“减少，再使用，回收”等事宜。这本杂志富于锋锐的机智，然而其对于尼古丁、酒精与快餐连锁店的抨击，却可能显得重复而无奇。把“绝对伏特加”改成“绝对宿醉”（Absolute Hangover）、或将“特酷”（Ultra Kool）香烟改成“特蠢”（Ultra Fool）香烟的反堵作品，已足以赶跑杂志可能的支持者—假如他们认为该杂志已跨越信息时代的不合作主义（civil disobedience）与清教徒式的道德上纲之间那道微妙的界线。最初的文化反堵者宣言作者兼杂志前主笔德里表示，反酒精、反烟和反快餐的文章一样明摆着高高在上的姿态—仿佛根本不相信“大众”能够“管理自己的欲望”一样。 18

聆听内在的营销员

《纽约客》杂志上有一篇标题为《大卖》（The Big Sellout）的文章，作者西布鲁克（John Seabrook）论及“内在营销员”（the marketer within）的现象。他主张，新兴世代的艺术家将不受旧的道德困境所羁绊，例如“待价而沽”，因为他们就是自己活生生的营销利器，天生懂得如何制造包装好的艺术，形成自己的品牌。“下一代的艺术家会依循内建的营销气压计生产艺术品。制作者就是营销者，艺术家打着自己的旗帜：这就是垂直整合（vertical integration）发挥到极致。” 19

西布鲁克认为这种想法已深入许多年轻艺术家的脑中固然没错，然而他认为他们只会用这部内建的气压计在文化产业里沽名钓誉，这个想法却显然有误。正如斯塔什科所言，很多在成长过程中不断被出售的人，一接收到一句新口号，立即就能理解其中的韵律；他们善于在脑中翻转、玩弄营销概念，就像她自己一样。对斯塔什科来说，广告破坏者是藏于内在的，而每则广告宣传都是谜语，只等着正确的反堵来解谜。因此西布鲁克所指的技能，就是让艺术家为自己的艺廊写开幕的新闻稿，让音乐家大量生产充满隐喻的唱片封套文案，这也正是聪明绝顶的文化反堵者所具备的特质。文化反堵者是反营销的行动艺术家，运用充满巧克力广告的童年，以及盯着《欢乐单身派对》（Seinfeld）上架新品的青春期，玩弄曾自诩为专门科学的系统。多伦多当地的“黑客运动分子”（hacktivist）贝其（Jamie Batsy）这么说：“广告主和其他的舆论制造者现在的处境是：其所对上的这一代运动人士，在还不会走路之前就已经在看电视了。这一代人要把自己的脑子要回来，大众媒体则是他们的地盘。” 20

文化反堵者被营销的世界吸引，就像飞蛾扑火。他们热烈地投入工作，完全是因为他们对于媒体奇观和说服的机制仍满怀感情，不论这种感觉有多么爱恨交织。“我想很多真正有兴趣推翻广告或研究广告的人，也许都曾在某个时想成为广告人。”纽约在线杂志《永远自由！》（Stay Free！）的编辑麦克拉伦（Carrie McLaren）说道。 21 你可以从她的广告反堵看出端倪—设计天衣无缝，内容十足野蛮。其中一期刊登了一则全页的反广告，被痛殴的孩子脸朝下趴在水泥地上，脚上没有穿鞋。图片的角落可见一只推开耐克球鞋的手，标语写道：“Just Do It”。

对反堵者的耳朵来说，再也没有比破坏广告的宣传本身更动听的曲调了。这项事实或许能解释，为什么文化反堵最忠诚信徒的话，听起来总像介于二手车销售员和符号学教授之间的怪异混合体。广告破坏者仅次于网络黑客和饶舌歌手，非常容易沦于不断虚张声势和自我推销的层次，只能用愚蠢二字形容。他们喜欢自称是麦克卢汉的儿子、女儿、孙子或私生子。也有许多人过度膨胀，例如有则文化反堵宣言即提到：“广告牌艺术家的目标是将对准目标的扳手投入媒体的齿轮，使影像工厂突然失灵，停止运作。” 22

《广告破坏者》将这种强迫推销的方式发挥到极致，而这已经在对立的文化反堵者阵营中造成分裂。特别令批评者恼怒的是，据说该杂志的反消费产品已使这本刊物变得不像文化反堵的情报交换所，而更像是广告破坏工具的家庭购物网。文化反堵者的“工具箱”陈列出售：海报、录像带、贴纸、明信片；最讽刺的是，该杂志以前还在“无消费日”（Buy Nothing Day）出售月历和T恤，虽然后来总算改变主意。“最后呈现出来的不是消费文化真正的另类选择，”麦克拉伦写道，“只是又一个不同的品牌罢了。”温哥华的反堵者“游击媒体”（Guerrilla Media，GM）在首期GM通讯上对《广告破坏者》献出恶毒的一击：“我们保证绝对不会卖GM月历、钥匙圈或马克杯。但是，我们还在设法制造有些人向我们订购的T恤—我们想找到一家完美的血汗工厂来负责制造。” 23

营销反营销者

这类攻击和针对那些签下唱片合约的朋克乐团、变得浮夸的在线杂志而发动的攻击大同小异：《广告破坏者》只是变得名气太大，无法再提供激进分子那种宛如在当地二手书店捡到宝一般、拂去杂志封面灰尘的神圣戳记罢了。不过，除了标准的纯粹主义之外，如何将反营销的运动营销出去，也是相当棘手的困境。对有些广告破坏者来说，文化反堵就像朋克，必须留住某种类似豪猪的特质；换句话说，为了反抗无可避免的商品化宿命，必须使豪猪毛保持锐利。在伟大的“另类与女孩力量”（Alternative and Girl Power）出现后，有些人会对为潮流命名以及打造流行语的过程，抱持很深的怀疑态度。“《广告破坏者》跟上潮流，而且在风潮还未形成前就准备投入。”麦克拉伦表示，她也在自己的文章里严厉地批评《广告破坏者》的“今日美国化／MTV化”（USA Today/MTV-ization），“它已经变成反广告的广告了”。 24

这场论战中还有另一个隐忧；对其支持者而言，这点比起文化反堵向营销“出清”还要令人困惑。尽管文化反堵者有能力发挥文采，会不会他们根本无足轻重？会不会并没有柔术，只有符号学的想象对打呢？拉森坚称他的杂志有能力“把后现代社会从媒体迷梦中震醒”，而且他的非商业广告能对电视网络造成致命的威胁。“大家看电视的心态在近三四十年来已均质化。这儿是传递商业信息的安全空间。所以，如果你突然引用某个认知上不协调的批注，让“不要买车”的标语在大家面前出现，或者，某人忽然在服装发布会上说出‘厌食症怎么办？’赤裸裸的真相就这样现形了。” 25 但真正的事实是，身处相同文化的我们，似乎早就能够吸收电视上无限量的认知不协调了。我们对文化的反堵，就在每次拿着遥控器乱转频道的时候—从养父母计划（Foster Parent Plan）的急切募款呼吁跳到健身宣传广告；从脱口秀主持人斯普林格（Jerry Springer）跳到电视基督教布道家福尔韦尔（Jerry Falwell）；从新乡村音乐（New Country）跳到玛丽莲·曼森。在这个信息麻痹的时代，我们不再可能因为某个惊人的影像、某种尖锐的对比，甚至某个极端聪明的改动而突然惊醒了。

辛格是对柔术理论感到幻灭的运动人士。“你在反堵的时候，就像在玩对方的游戏，我想最后的游戏场一定是不利于我们的，因为它会饱和……我们没有资源可以改造所有的广告牌，也没有资金买下所有的时段，而且从某方面看来，这个工作已经变得相当科学了—谁能负担这些成本呢？”

商标过剩

若想举更多的证据说明文化反堵比较像是桶里的水滴，而不是工程里的扳手，请看看营销者，他们愈来愈乐于插一脚玩耍一番。拉森说文化反堵感觉上像“某种热潮”，并没有夸大其词。 26 到了后来，文化反堵加上嘻哈风格、朋克族反威权态度以及无数的影像表演，反而展现了上佳的销售潜力。

雅虎（Yahoo！）已设有官方的文化反堵网站，列在“另类”的类别下。在纽约西百老汇的苏荷下层区（Soho Down&Under）、伦敦的卡姆登市场（Camden Market），或其他任何可买到廉售另类服饰的大街，你都可以带回一大批的商标反堵T恤、贴纸或徽章。篡改（这个字眼好像突然间被错置了）不断出现，包括将食品大厂“Kraft”改为“废话”（Krap），“汰渍”（Tide）改成“乱谈”（Jive），“福特”（Ford）改成“操”（Fucked），轮胎与橡胶大厂“固特异”（Goodyear）改成“好啤酒”（Goodbeer）。这并非什么尖刻的社会评论，特别是因为反堵商标跟企业原本庸俗的“泡泡”（Dubble Bubble）和TideT恤看起来并无二致。在锐舞文化的场景中，商标游戏却甚嚣尘上—不论是衣着、暂时刺青、人体彩绘，甚至摇头丸都收纳在其领域内。摇头丸药商将名牌商标印在药丸上：有大麦克E、紫色耐克旋风E、X档案E，还有混合兴奋剂和镇静剂的“快乐餐”。音乐家杰夫·伦顿（Jeff Renton）表示，药物文化使用企业商标是对侵略性营销的反抗。他说：“我想事情是这样子的：‘你带着几百万广告宣传费闯进我们的生活，在许多令我们不舒服的空间竖起你的广告，所以我们要拿你的商标用在会让你也不舒服的地方。’” 27

但不久以后，向广告回嘴的方式变得像是我们已被其完全殖民的凭证，特别是因为广告业一直在证明自己有能力将文化反堵者拦腰截断。预先反堵的例子包括1997年耐克的广告，口号是：“我不是／你的目标市场／我是运动员”；雪碧的广告：“影像一无是处”（Image Is Nothing）。不过，融合广告破坏者之反企业政治批判最彻底的，应该算是Diesel牛仔裤。艺术家和抗议分子最喜欢用来凸显自由市场全球化之不公平的方法，其中之一就是将第一世界的代表人物与第三世界的场景并置：战火蹂躏的贝鲁特废墟中的万宝路乡村；某个显然营养不良的海地女孩戴着米老鼠眼镜；《豪门恩怨》（Dynasty，美国豪门肥皂剧）出现在非洲茅屋里的电视机画面上；印度尼西亚学生在麦当劳黄金拱门招牌前暴动。这些对快乐的世界一家主义的视觉批判力量，就是Diesel服饰公司的“零品牌”（Brand0）广告案想要结合的目标。这项宣传的特点在于广告里藏着广告：一排宣传某个虚构的“零品牌”产品的广告牌，出现在韩国某个不知名的都市里。其中之一可看到皮包骨的亮眼金发模特儿站在载满面容憔悴工人的公交车旁，摆姿势照相。这个广告卖的是“零品牌瘦身餐—想多瘦就多瘦。”另一则广告则可见一个亚洲男人蜷缩在一片纸板下，头上则是高耸入云的肯与芭比的零品牌广告牌。

也许最极端的例子出现在1997年，Negativland的马克·霍斯勒（Mark Hosler）接到嬉皮风浓厚的广告代理商威登与肯尼迪（Wieden&Kennedy，W&K）打来的电话，询问这个创造“文化反堵”一词的乐团愿不愿意替新的美乐真饮啤酒（Miller Genuine Draft）广告制作配乐。拒绝对方请求和大笔酬劳的理由再单纯不过，但这还是让他头晕目眩了一阵子。“他们完全不能了解，我们所有的工作本质上就是反对与他们有关的一切，这真的让我很沮丧，因为我以为我们的美学理念不会被市场营销所吸纳。”霍斯勒说道。 28 看到雪碧的“顺从你的渴望”（Obey Your Thirst）广告案时，对霍斯勒又是当头一记。“那个广告和我们的《百事不可乐》专辑里的一首歌只有丝厘之差。这真是超现实。现在，不只是边缘的声音被吸纳而已—那是一定的。现在连没有反对派、任何抵抗都无效的概念，也逐渐被吸纳了。” 29

我并不那么确定。没错，有些营销者已经找到窍门，将文化反堵提炼成特别犀利的非线性广告；而无疑地，麦迪逊大道吸纳破坏广告的技巧，已成功地让产品在大型卖场的货架上大发利市。自从Diesel在美国展开其野心勃勃、十足讽刺的“生存的理由”及“零品牌”宣传活动，四年内销售量从200万美元跃升至2300万美元。 30 雪碧的“影像一无是处”广告则在三年内就提高35％的销售量。 31 就此观之，这些个别广告案的成功丝毫不能动摇推动广告破坏者的反营销怒潮。事实上，效果也许恰恰相反。

酷感狩猎计划的着陆点

未来年轻人反广告宣传、自认反名牌，这种持续的威胁可追溯至酷感狩猎公司，比如斯普特尼克—恶名昭彰、专门读日记、找八卦的团体。斯普特尼克称这群会思考的年轻人为“智识员工”（intellectual crew），而智识员工了解并厌恶自己竟成为营销者利用的工具：

他们知道庞大的企业正在寻求自己的赞同，好持续推出能在主流市场大卖的商品。他们用知识分子的立场互相对话、跟自己对话，更重要的是与营销者对话（这些人花了无数的金钱制作“送到你面前”“这就是你需要的”广告），表明他们再也不会被那些夸大的广告所收买、愚弄。有头脑意味着你不能又要大卖，又要别人告诉你该穿什么、买什么、吃什么或说什么，这只有你自己才能决定。 32

不过，虽然斯普特尼克像作者一样将街头激进分子的构想告诉企业读者，他们似乎认为，就算这些想法将大大影响年轻人聚会、穿着、对话的方式，但是很神奇地将不会影响年轻人的政治意识。

在警报拉响之后，酷感猎人不断安抚其读者，这一切反企业行为其实只是无意义的姿态，只需更流行、更犀利的宣传手法就可摆平了。换句话说，反企业怒潮已经不再是有意义的街头运动，而只是一种喜欢橘色的温和品味罢了。酷感猎人报告的乐观前提就是，尽管朋克摇滚的批评不断，但是并没有真正的信仰可言，也没有哪个反叛者是不能被广告宣传、抑或在街头上能真正与之对话的宣传人员所驯服的。在此，毋庸置疑的假设就是，这种风格的循环永无止境。殖民者永远都有新的空间（不论物质上或是心理上），而且永远会有新的广告出现，足以渗透最新的消费者的犬儒主义论调。酷感猎人告诉彼此：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营销者总能从当下的反抗运动中吸取可资使用的象征和符号。

但他们没有说明，之前年轻人的抗议声浪主要针对的是“既得利益者”，亦即体制、政府、父权，以及军事工业的综合体。文化反堵则不同—其愤怒的对象正是包含酷感猎人及其客户所从事的营销，因为这些人总在设法破解反营销怒潮的理念，并用以推销其产品。大厂牌的新广告必须拉拢年轻的抗议族群，不是为了将产品塑造成地位象征，也不是要将大众同质化，而是因为，跨国厂牌本身就是永不餍足的文化秃鹰。

广告人已迎向这项新的挑战，立场坚定一如往昔。他们就跟从前一样，忙着追逐并重新贩卖边缘文化，这也是为什么W&K认为请Negativland包下美乐的案子并不奇怪。毕竟，一手将耐克打造成女性主义者运动鞋的，就是总部设在奥勒岗州波特兰市的精品女装广告代理商W&K，也是他们替可口可乐的OK可乐想象出后工业异化的广告营销案；W&K把不朽的方格装宣言送给这个世界，让众人相信斯巴鲁·翼豹（Subaru Impreza）汽车“和朋克摇滚同调”；他们还带着美乐啤酒跨进讽刺年代。W&K是能让个人与大众市场鬼怪的各式化身互相抗衡的大师，他们把车子卖给憎恨汽车广告的人，把鞋子卖给讨厌影像的人，把冷饮卖给愤世嫉俗的青年，而且最重要的是，他们把广告卖给“并非目标市场”的人群。

该公司是由两名自我风格强烈的“披头艺术家”丹·威登和戴维·肯尼迪所创立；看起来，他们也会担心自己可能在出卖自己，而他们抚平自身恐惧的方式，就是不断从反文化抗争中汲取概念和意象，再带进广告世界。快速浏览这家公司的业务范围，就不难发现这儿根本就是反文化大联盟—伍德斯托克（Woodstock）与“垮掉的一代”（Beats）、安迪·沃霍尔工厂（Warhol’s Factory）在此相遇。1980年代中期，他们将卢·里德（Lou Reed）放进本田汽车的广告里，在耐克的广告中播放披头士的名曲《革命》，和约翰·列侬（John Lennon）的《现世报》（Instant Karma）。他们付费给元老摇滚明星波·迪德利（Bo Didley），请他制作“波知道”耐克广告系列；电影导演斯派克·李也接下整个系列的飞人乔丹广告。他们甚至请戈达尔执导耐克在欧洲的广告。更多的反文化制作亦随处可见：在另一支耐克广告中，他们把威廉·巴罗斯的脸塞进迷你电视机；他们还设计广告案（但是播映前，斯巴鲁就叫停了），用凯鲁亚克的小说《在路上》（On the Road）作为SUV车款广告的旁白。

W&K靠着与前卫艺术家合作而声名渐起，而且他们发现，只要合宜地混合讽刺与金钱，艺术家就愿意出价，也因此，不能怪他们以为文化反堵者会有兴趣参与这场自觉广告案的后现代游戏。不过，对于品牌的反弹不只来自文化反堵者（他们不过是其中一部分），也不只是另类对抗主流的模糊概念而已。这些反弹与几项议题特别相关，那也是本书到目前为止的重点，亦即：公共空间的丧失、企业审查，以及不道德的劳动，先举三个例子就好—这些问题比秀色可餐的“女孩力量”及颓废服饰要难消化吧。

这也是为什么W&K请Negativland帮美乐混音，结果却碰壁的原因；这家公司往后吃了一连串闭门羹，原因也在此。英国政治流行乐团查巴旺巴（Chumbawamba）回绝了150万美元的合约，拒绝了耐克在世界杯足球赛使用其热门单曲《滔滔不绝》（Tub-thumping）的要求。维持独立厂牌风格这种抽象概念，不是这里讨论的重点（该乐团答应让《小鬼当家》第三集使用这首歌）；他们拒绝的主要原因，是因为耐克利用血汗工厂制造产品。“房间里的所有人不到三十秒就决定拒绝了。”乐团成员纳特（Alice Nutter）表示。 33 政治诗人埃斯帕达（Martin Espada）也接到耐克一家小型广告公司的电话，邀请他参加“耐克诗满贯”活动。假如他接受的话，酬劳是2500美元，而且他的诗将在1998年冬奥会上的三十秒电视广告中被朗读。埃斯帕达直接回绝了，还提出一大串理由，结语是：“然而，说到最后，我拒绝你们的提议，是为了抗议这家公司残酷地利用劳工的行为。我不会让自己跟证据确凿剥削劳工的公司产生任何关联。” 34 最侮辱人的当头棒喝发生在W&K巧妙策划的一次行动中：1999年5月，那时剥削劳工的丑闻还挂在耐克的商标上，广告公司找上了保护消费者权利运动最有力的领导人，也是因攻击跨国企业而成为民间英雄的拉尔夫·纳德（Ralph Nader），邀请他拍摄耐克广告。其实构想很简单：纳德只要拎着一只Air120的运动鞋，对着镜头说：“耐克另一个不要脸的销售策略。”酬劳是2.5万美元。纳德的办公室收到由耐克总公司寄来的信，信上写道：“我们只是想请拉尔夫这位全国知名的消费者权利支持者对我们开个讽刺的玩笑。这样做，很符合我们耐克的广告风格。”但是纳德向来不以开玩笑出名，他只说：“这些家伙真不要脸。” 35

这确实很符合耐克的做法。用直觉进行广告合作案—他们这样做是因为，消费就是消费文化的一切。麦迪逊大道向来不挑产品，也不躲避直冲着自己而来的毒药，而是如W&K所形容的，一边使劲嚼着沿路发现的新玩意，一边找寻新的“边缘文化”。它显然不愿意考虑的剧本是，自己的广告人（终年的青少年文化追随者），最后可能会跟着目标市场往悬崖边走去。

1930年代的广告破坏：“变成上流的触摸者！”

当然，广告业也曾摆平反挫力量—从抱怨性别歧视的女性、要求隐秘空间的同性恋，到少数民族抗议低俗的讽刺画等。那还不是全部。整个1950年代，再加上1970年代，西方消费者认定自己被广告愚弄了，他们认为广告主用暗招影响他们的潜意识。1957年，帕卡德（Vance Packard）出版了红翻天的畅销书《隐藏的说服者》（The Hidden Persuaders）。这本书控诉社会科学家将许多肉眼看不见的信息加入广告，震惊了美国社会。1973年，这个议题又卷土重来。威尔逊·布莱恩·基（Wilson Bryan Key）出版了《潜意识诱惑》（Subliminal Seduction），研究冰块中隐藏的大量肉欲信息。布莱恩·基为自己的这项发现乐不可支，大胆宣告“每个购买吉尔贝（Gilbey）琴酒的人，潜意识里都期待着老式的性狂欢！” 36

不过，这些反营销的喧闹都有一个共同点：只注重广告的内容和技术。评论者不愿意在潜意识里被操控—他们真正要的是让非裔美国人出现在香烟广告上，让同性恋去卖牛仔裤。由于他们关切的焦点太特定，反而容易被广告界破解或吸收。举例来说，对于冰块里隐藏信息的指控以及其他小心翼翼所动的手脚，结果反而促成某个讽刺的广告次类别诞生，设计史学家埃伦·卢顿（Ellen Luton）和米勒（J.Abbot Miller）称之为“后设潜意识”（meta-subliminal）—对广告挟带秘密信息的指控加以讽喻的广告。1990年，绝对伏特加推行“绝对潜意识”广告案，其中可见一杯加有冰块的伏特加，里面的冰块清楚显现“absolute”的字样。西格拉姆及坦克里（Tanqueray）的琴酒依样画葫芦，将自身的潜意识笑话发挥得淋漓尽致；娱乐节目《周末夜现场》（Saturday Night Live）也安排了常设的“潜意识人”一角。

传统的学院派广告批评一直发挥不了太大的影响力，其中因素杂驳。这些评论的焦点大多不在于营销对公共空间、文化自由、民主所产生的影响，反而着重广告对于看似无知的大众所具有的说服力。大致上，营销理论着重讨论广告如何对消费大众灌输虚假的欲望—让我们购买对自己无益、污染地球，甚至使灵魂贫瘠的产品。就像奥威尔所言：“广告，就是用棍子在馊水桶里头不断搅和。”理论家对大众的看法尚且如此，难怪绝大多数的媒体评论都缺乏实现的空间：可怜的大众永远无法拥有所需的批评工具，好对营销狂热及媒体同谋作出政治回应。

对于使用广告评论迂回批评“消费文化”的学者来说，未来只会更加黯淡。一如特威切尔（James Twitchell）在《广告狂热在美国》（Adcult USA）书中所言：大部分广告评论都掩饰不了鄙视“我要什么什么的东西”的消费者。 37 这类理论绝对不可能为真正反抗品牌化生活的运动打下智识的基础，因为个把大众当成广告喂养的牛群、被商业文化完全催眠的信仰体系，是不会产生真正的政治影响力的。为何要那么麻烦地试图冲破围篱呢？每个人都知道，被品牌烙印的牛只会站在那里，一脸呆滞地吃饲料而已。

有趣的是，最近一次成功打击广告的行动（并非对其内容或技术的异议）发生在经济大萧条期间。1930年代，广告呈现的快乐稳定的消费社会形象，让数百万生活艰苦的美国人愤怒不已，因为他们被排除在富裕的美梦之外。一波反广告运动于焉兴起，论者对广告的抨击点并非不实的影像，而是广告代表的漏洞百出的经济体系。人们不因广告里的图像而高兴，反被其所呈现的明显虚假的残酷承诺所激怒—美国梦根本是谎言。从1920年代末一直到整个1930年代，广告世界欢乐的承诺与经济崩溃造成的伤亡令人反胃地并置出现，为稍后前所未有的消费者运动铺设好了舞台。

当时纽约有一份寿命不长的杂志叫做《大吹大擂》（Ballyhoo），有点像是经济大萧条时代的《广告破坏者》。1929年股市崩盘之际，《大吹大擂》的出现代表了新的讽刺声音，它不但恶毒地嘲讽香烟和漱口水广告的“创意精神病学”，也全面批评销售各种乳液和化妆水的骗人广告。 38 《大吹大擂》立即造成轰动，1931年更创下150万份的发行量。罗蒂（James Rorty，1920年代的麦迪逊大街广告人，其后摇身一变，成为革命派社会学家）谈到这本新杂志的卖点：“虽然一般大众杂志或传统消费杂志靠广告吸引读者，但是《大吹大擂》的卖点却是读者对广告的厌恶，而且由于广告销售业务一般来说很吃力……《大吹大擂》反而能寄生在广告奇形怪状、臃肿膨胀的躯体之上。” 39

《大吹大擂》的文化反堵包括“Scramel”香烟（“清新得不像话”），以及“69种不同的不知名乳霜系列：很会涂油的女生擦的，人人必备（请询问任何一家药房吧）”。编辑鼓励读者不要光笑，还要出去亲手搞坏几个令人讨厌的告示牌。有一则“抽搐上流触摸者学校”（Twitch Toucher Upper School）的假广告，图中一个女人才刚刚在亮丽的香烟广告模特儿脸上画了胡须。旁边的图说是这么写的：“变成上流触摸者！”还有：“如果你渴望乱搞广告：如果你的心呐喊着想要在美丽女郎的嘴边画上烟斗，那么马上试试这个十秒钟的测验吧！我们这儿的毕业生在全世界都留下了足迹！好的上流触摸者永远有市场。”（见328页图）。这本杂志还制作假产品，取笑胡佛（Hoover）政府的欺世作风，例如“Lady Pipperal高级床单”—特长的设计好让露宿街头的你能舒适地躺在公园长椅上；或是“微笑”（smilette）—两根挂在嘴角的钩子，强迫你挤出快乐的表情。“把沮丧笑开！让我们笑着踏入富裕之路！”

不过，那个时代的核心文化反堵者并不是《大吹大擂》那群幽默讽刺家，而是埃文斯（Walker Evans）、多萝西娅·兰格（Dorothea Lange）及伯克－怀特（Margaret Bourke-White）之类的摄影家。这些政治纪录片拍摄者凸显广告与周遭环境之间强烈的视觉对比，借以讽刺广告案的伪善，比如国家制造商协会（National Association of Manufacturers）的“没有风格能像美国风格”。另外，广受反堵者喜爱的技术，就是拍下写着诸如“全世界最高标准的生活”等标语的广告牌，再超现实地悬挂在等待领取救济物资的队伍以及廉价出租公寓上方。一脚踏入家庭房车、露齿而笑的模特儿，显然对周围衣衫褴褛的群众以及脚下脏污的环境视若无睹。那个年代的摄影师忠实记录了资本主义体制的脆弱面，拍下生意失败的商人站在可口可乐广告牌和剥落的广告牌的阴影下，高举在手上的则是“愿意为食物工作”的告示。

1934年，广告主开始用自我讽刺的手法应付日渐升高的批评声浪，有些人说，这证明广告业已经穷途末路。“广播电台、电视台，当然还有电影制片人，都在讨论这种嘲讽的营销宣传手法是否能去除广告本身的毒咒，而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也许真的可以。”自我嘲讽的罗蒂写道，“但是这股潮流引发了某些令人忧心的疑虑……当讽刺喜剧的演员爬上广告教堂的圣坛时，我们大可怀疑这栋建筑物大概完蛋了，它可能不久后就要被拆毁，或拿来做其他世俗的用途。” 40

当然这栋建筑物还是存活下来了，虽然并非毫发无损。“新政”（New Deal）的政治人物受到各种群众运动的压力，持续改善广告业。广告破坏者与社会纪录片拍摄者是反大企业群众草根运动的一支，其中包括农夫抗议超市连锁店的激增、消费者购物合作商店的成立、工会网络的快速扩张，以及取缔成衣业的血汗工厂（这项运动促使美国两个成衣业工会的规模，从1931年的4万人增加到1933年的30万人）。最重要的是，早期的广告评论家与新兴的消费者运动关系密切；消费者运动的兴起，乃受到施林克（F.J.Schlink）及卡莱特（Arthur Kallet）所写的《1亿个活体实验：日常饮食、药物及化妆品的危险》（One Hundred Million Guinea Pigs：Dangers in Everyday Foods，Drugs and Cosmetics，1993）以及蔡斯（Stuart Chase）和施林克合著的《你的钱值多少：消费者浪费的钱》（Your Money’s Worth：A Study in the Waste of the Consumer Dollar，1927）所催化。这些书呈现的例子，显示一般大众被美国的产业领袖用无数的手法欺骗、蒙蔽、毒害和剥削。这些作者还成立了“消费者研究”组织〔Consumer Research，后来分裂并入消费者联盟（Consumers Union）〕，不仅是独立的产品检验实验室，更是政治团体，致力于游说政府改善产品的分级和标示制度。该组织相信，客观的检验和如实的标示可以减少营销的影响力，甚至能使之完全消失。根据蔡斯和施林克的想法，如果消费者能取得可靠的科学研究结果，比较市面上相似产品的性质，那么每个人就能够自行判断，运用理性决定该购买何种产品。当然，广告主大为光火，被施林克接下来在大学校园及纽约知识分子社群中的所作所为吓倒了。广告人拉腊比（C.B.Larrabee）在1934年写道：“除非说施林克OK，否则大约有四五万的人连狗饼干都不会买……显然他们认为大多数广告主都不诚实，是口是心非的骗子。” 41

施林克与蔡斯心目中的消费者主义理性乌托邦未曾真正开花结果，不过，他们的游说行动确实迫使全世界的政府开始采取行动，取缔夸张不实的广告，为消费性商品建立质量标准，并主动参与商品分级和标示的程序。到了今天，《消费者联盟报道》（Consumers Union Reports）仍然是美国购物者的圣经，虽然它与其他社会运动的关系在很久以前就已经断线了。

值得注意的是，现今广告世界企图运用反企业怒潮的最极端之举，就是直接汲取经济大萧条时期纪录片导演所拍摄的影像。Diesel的“零品牌”几乎直接翻版自伯克－怀特的“美国风”系列广告牌，不论在风格上或构图上都是。当1990年代末抗议银行利润飞涨的呼声飙到最高点之际，蒙特利尔银行在加拿大展开广告宣传，其所使用的影像令人想起埃文斯于1930年代拍摄的那组商人举着“愿意为食物工作”标语的照片。该银行的宣传包括一系列颗粒状的黑白影像：衣衫褴褛的人们举着“我可能有自己的房子吗？”、“我们会没事吗？”的标语。其中一个牌子只写道：“这个小家伙靠自己维持生计。”电视画面捕捉了令人毛骨悚然的工业时代影像，如废弃的货运火车和尘埃满布的城镇，飘浮其上的则是经济大萧条时期的福音赞美诗和爵士拼合旋律（ragtime）。

换言之，当以毒攻毒的时刻来临，广告主只好转身跑向一个广告遭人厌恶、只有世界大战才能解救他们的时代。看起来，只有这类型的心灵震撼（服饰公司利用使成衣工业饱受创伤的影像，银行趁着反银行的怒潮而图利），才能引起我们这些有广告抵御力的蟑螂注意。从营销的观点来看，这可能没错，但是除了影像之外，还有更大的背景脉络值得我们注意：Diesel有许多成衣都是在印度尼西亚和其他远东地区制造的，他们借着“零品牌”广告所巧妙呈现的贫富差异而大发利市。事实上，这个广告案的犀利之处部分在于，它很清楚该公司是在玩弄耐克风格的公关讨好策略。到目前为止，Diesel这个品牌的市场触角还不够广，还不能感受到其影像反弹回企业自身的总体力量，不过当公司愈变愈大（它每年都在不断扩增），同时也变得愈加脆弱。

这就是蒙特利尔银行从“时代的符号”广告案中所得到的教训。该银行在宣布创纪录的9.86亿美元获利（1998年达到10.3亿）后，便推出这批震撼力强烈的经济衰退影像，干扰的声浪立即兴起。广告案简单的影像（人们高举愤怒的标语），很容易就被银行的批评者讽喻复制，比如银行的高昂服务收费、难以通过的贷款申请，还有低收入地区纷纷关闭的分行（毕竟，这家银行使用的手法首先就是从运动人士那儿偷来的）。每个人都摩拳擦掌蓄势待发：单打独斗的文化反堵者、CBS电视公司的讽刺秀“本小时有二十二分钟”（This Hour Has22Minutes）、《环球邮报之商业报道杂志》（The Globe and Mail’s Report on Business Magazine），以及独立的录像带集团。

显而易见，这些广告案诉诸的是强烈的情绪。但是借由操纵冲着他们而来的情绪（例如公众对赚钱银行的憎恶，以及愈来愈大的贫富差距），广告主真正冒的险是增强反对力量，而不是瓦解之。毕竟，盗用影像使得文化反堵者和其他反企业运动人士的形象备显激进—一种“选这个！”的立场逐渐形成，而且愈来愈难以稀释。举例来说，当克莱斯勒汽车推出预先反堵的新车广告后〔那则广告加了一个假的、喷上去的“p”，把“嗨”（Hi）改成了“炫”（Hip）〕，告示牌解放阵线就发起了十年来最大规模的行动。他们破坏了（旧金山）湾区数十个新车广告牌，把上面的“炫”改成“唬”（Hype），而且还加上骷髅头和两根交叉的骨头以增强效果。“当这些公司选用了我们的沟通工具，我们可不能坐视不管，”纳皮尔（Napier）说道，“何况……他们弄得难看死了。”

对市场和媒体双方面来说，最严重的失算可能是坚持只把文化反堵者看成无害的嘲讽，看成孤立于真正的政治运动或意识形态之外的游戏。当然，对一些反堵者来说，华丽的讽喻本身就是威力无穷的目的。但是对更多人而言，如同我们在下几章即将看到的，讽喻只是包装反企业理念的新工具而已，只不过它比大部分突破媒体炮火的方法有效。我们将看到，广告破坏者目前在许多不同的阵线努力：拆下告示牌字样的人，通常也反对多边投资协定（Multilateral Agreement on Investment，MAI），在日内瓦街道上发动抗议世界贸易组织的示威游行，并且占领银行以抗议他们从学生贷款里赚得的高利润；他们都是同一批人。广告破坏本身并不是目的，而是工具—它是众多工具之一，在反品牌化生活的广大政治运动中，被人使用、租用和借用。

第13章　收复街道

我想象我们所生活的现实像是遭到军事占领；就像法国和挪威在二次大战期间被纳粹占领一样，不过这次是被一整批市场营销军团给占领了。我们必须从代理其全球化业主的占领者手中，夺回我们的国家。

——厄休拉·富兰克林（Ursula Franklin），多伦多大学荣誉教授，1998年

这不是抗议，重复一次，这不是抗议。这是艺术表现的方式，完毕。

——首届全球街道派对，1998年5月16日，多伦多地下铁警察电台播出的一段通话

街道已成了广告文化中最炙手可热的商品，而街道文化却成了阶下囚，这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反讽之一。从纽约到温哥华到伦敦，警察取缔涂鸦、张贴海报、乞讨、人行道艺术、嬉闹的顽童、社区园艺和摊贩，他们把真正属于街道的城市生活全部变成罪犯。

在英国，街道文化的商业化和犯罪化之间的紧张关系，以前所未有的激烈方式展开。从1990年代初到中期，当广告世界跃进狂吼的声光场景来卖汽车、飞机、冷饮和报纸之际，英国国会也于1994年通过《刑事司法判例》（Criminal Justice Act），将狂吼者的喧闹聚会列为非法。这道法令让警察有权没收发声设备，粗暴地对待任何在公开场合抗议的游行群众。

流连夜生活的人本来一心只想找下一个通宵狂欢的舞池，如今为了对抗《刑事司法判例》，与更政治化的亚文化结为新盟友，这些亚文化同时也警觉到警察的新权力。闹事者与流浪汉面临被驱逐的命运，所谓过着游牧生活的新时代流浪者和激进的“生态斗士”（eco-warrior，他们在英国林地搭建木屋，还在推土机往来的路上挖壕沟，以抗议在林区铺柏油路）都会被取缔。反文化人士的抗争逐渐形成一项共同主题：那就是对尚未被殖民的空间（uncolonized space）的所有权—为了家庭、树木、聚会、跳舞而争取的空间。这些发生在音乐DJ、反企业运动人士、政治及New Age艺术家以及激进生态学家之间的文化碰撞，可能是自巴黎1968年的“收复街道”（Reclaim the Streets，RTS）抗议以来，最有活力、成长速度最快的政治运动。

从1995年开始，RTS就开始强夺繁忙的街道、主要路口，甚至高速公路支线，好让群众进行聚会。没多久，一群看似随兴组成的聚会者就把交通干道变成超现实主义的游戏场。他们的做法是这样子的：RTS的集会点会保密，到了当天，群众才收到聚集指示。在群众到达之前，装有扩音设备的卡车会偷偷停在要收复的街道上。然后，阻碍交通的戏码随之上演，这都是预先设计好的—例如，两辆旧车故意互撞，司机假装对骂开打。另一个伎俩是，把20英尺高的三脚架台摆在马路中间，顶端处有个大胆的抗议者—三脚架阻挡车辆通行，不过人群可以自由在周围穿梭；若是要把架台踢倒，势必会让台顶的人摔到地上，警方无计可施，只好站在一旁袖手旁观。一旦封锁了交通，主事者就宣布“道路现在开放”。于是，写着“呼吸”、“车辆自由”、“收复空间”等字样的标语纷纷竖立。RTS的旗帜（色彩多样的背景上划过一道闪电）高举，扩音器则开始大声播放各种声音，从最新的电子音乐到路易斯·阿姆斯特朗（Louis Armstrong）的《多美好的世界》（What a wonderful World）都有。

然后，RTS嘉年华队伍好似从天而降，有的骑单车，有的踩高跷，有的狂吼，也有人打鼓。曾有都市丛林体育馆搭在十字路口中间，配上巨型游戏沙箱、秋千组、浅水池、躺椅、毛毯和排球网具。几百个飞盘此起彼落，免费食物轮流取用，人群开始跳舞—车顶上、公车站里、屋顶上，处处可见。组织运动人士形容自己拦截道路的行径，从为了实现“集体的白日梦”到“大型的巧合”不一而足。RTS队伍一如广告破坏者，把激进生态学的语言和策略移植到都市丛林里，要求把都市的空间和乡下海边的荒野予以非商业化。最夸张的RTS活动是占领伦敦的六线道高速公路M41，有1万名群众参与。两个人身着式样繁复的嘉年华服饰，坐在离地30英尺的一个设计精巧的台架上，覆盖着大型衬裙钢圈。一旁的警察根本不晓得裙子底下躲着身怀手提电动钻的游击队园丁，他们在高速公路上钻洞，在柏油路上种树。这些RTS者（死硬的情境主义者）传达了他们的观点：“在柏油路底下……是一片森林”，这句话呼应的是1968年巴黎运动的口号，“在鹅卵石底下……是一片海滩”。

这些事件将文化反堵者收复公共空间的哲学提升至另一个层次。RTS运动人士不使用广告来填满那些不见广告的空间，而是试图用另类视野填满这个空间，让人一睹没有商业广告控制的社会是何模样。

群众跟着我们前进，马路也从交通堵塞的状况，变成了几百个人在大声吼叫，要求干净的空气、大众运输工具和脚踏车道。

——RTS电子邮件报告，以色列特拉维夫电讯，1998年5月16日

RTS的都市环境主义萌芽于1993年的克莱蒙路（Claremont Road）；因为要兴建新的快速道路，这条伦敦的安静街道将走入历史。“M11联结通道，”RTS约翰·乔丹解释，“将从旺斯特德（Wanstead）延伸到东伦敦区的哈克尼（Hackney）。交通部为了盖这条路，必须拆毁350幢房屋，迁离几千人，穿越伦敦仅存的最古老的林地之一，并毁坏整个社区。这条六线道的柏油路耗费2.4亿英镑，只为了缩短六分钟的车程而已。” 1 但是，居民强烈的抗议声浪并未获得市政府的重视，于是一群抗议的艺术家干脆自己来阻止推土机进入，将克莱蒙路变成了雕塑堡垒。他们把沙发搬上街头，在树上挂电视，在路中央画了棋盘，还在预定被拆除的房屋前挂上恶作剧的都市计划告示牌：“欢迎来到克莱蒙路—理想的家园。”这群抗议人士搬到栗树上去住，占领工程起重机，大肆播放音乐，还向地面上的警察和爆破工程人员频送飞吻。已无人居住的房屋改头换面—通过地道彼此贯通，屋内全是艺术装置。户外的旧车上涂满口号和斑马线纹，改建为花坛。这些车子不只是被装点得漂漂亮亮，更是有效的路障。约翰·乔丹解释，这些手法不是使用艺术来达成政治目的，而是将艺术转变为实用的政治工具，“兼具美观与功能”。 2

1994年11月，克莱蒙路被夷为平地，但它却是伦敦有史以来最有创意、最欢乐、最生气勃勃的街道。这儿是“真正解放的、具有生态意识文化的某种暂时的小宇宙。”约翰·乔丹表示。 3 当一切的活动结束，抗议者也从树屋和碉堡里被拉出来，这个行动的意义—高速公路会将城市的活力吸收殆尽—已然深驻人心。

目前收复街道的组织成立于1995年5月（虽然早几年另一个团体也曾使用同样的名号），其意图是想将克莱蒙路事件变成可随时散播至全市各地的流感病毒—所谓流动的“临时自治区”，该词出自美国无政府主义宗师哈基姆·贝（Hakim Bey）之口。约翰·乔丹说这个想法很简单：“如果我们没有办法收复克莱蒙路，那么我们就来收复伦敦所有的道路。” 4

1995年5月，有500人出现在卡姆登街（Camden Street）的RTS集会上，随着脚踏车发电的音响系统、鼓队和口哨声起舞。《刑事司法判例》正虎视眈眈，这群聚众却引起另一个新兴的政治狂吼团体的注意，新的重要联盟随之成立。RTS的下一波行动中，有3000名群众参与伊斯灵顿上区街（Upper Street，Islington）的派对；这一回，他们的音响来自两辆装有俱乐部专业声光装备的大卡车，群众在震耳欲聋的电子音乐中随兴舞动。

狂吼和愤怒的结合证明是有传染性的，在英国四处蔓延，遍及曼彻斯特、约克、牛津和布莱顿。至今最大的一次RTS集会，是1997年4月在特拉法尔加广场（Trafalgar Square）举行的，共聚集了2万人。此时，收复街道联盟已经国际化，在悉尼、赫尔辛基（Helsinki）、特拉维夫（Tel Aviv）都陆续展开。每个集会都是当地自行组织的，不过通过电子邮件名单和相关网站的协助，在不同城市的抗议人士可以读到世界各地的活动报道，交换闪躲警察的招数，切磋设置有效路障的方法，观摩彼此的海报、印刷品和投影。自从录像带和数字相机成了街头运动的最佳器材后，RTS运动人士也从远方传来的聚会影像之中撷取灵感；这些影像是在抗议人士的影像网络里流通的，例如牛津的“暗流”（Undercurrents），之后再上传到数个RTS的网站上。

群众中的无政府主义者利用这个机会发泄对银行、珠宝店以及当地麦当劳连锁店的怒气。窗户惨遭砸毁，油漆弹处处开花，反全球化的标语四处涂鸦。

——RTS电子邮件报告，瑞士日内瓦，1998年5月16日

街头派对在许多城市常与另一个爆炸性的新国际运动联合进行—重要群体单车之旅（Critical Mass bicycle rides）。这个构想发祥于1992年的旧金山，之后散布至全美、欧洲和澳大利亚各城市，时间与RTS相同。每个月的最后一个星期五，全球数十个城市有从17位到7000位不等的单车骑士会到指定的十字路口集合，一起骑车上路。由于人数众多，他们会形成一个大型团体，迫使车辆必须让路。“我们没有阻碍交通，”单车骑士说，“我们就是交通。”RTS和骑士团的组成分子有一大部分重叠，他们惯用的方法是先让“自动自发”的单车运动人士扫街，再架设路障，街头派对人士随即出现。

主流媒体将RTS事件描述成“反车辆抗议”（anti-car protests），几乎无一例外。然而，大部分RTS者都坚称这个说法太过简化他们的目的。 5 车子只是象征，最具体地表征出群体空间、可行街道与自由表达场所的丧失。一如约翰·乔丹所言，与其说反对使用汽车，“RTS一直都在努力将交通与车辆的议题变成更广泛的社会批判……梦想着收复大众使用的空间，作为一般人的活动场所”。 6 为了强调这些更广泛的议题，RTS与罢工的伦敦地下铁工人组织了伦敦街头派对。另一项活动则是与英国摇滚明星、足球选手及无政府主义者合作，为惨遭解雇的利物浦码头工人抗议。其他活动还包括针对壳牌石油、英国石油和美孚石油之生态及人权纪录的抗议行动。

这些联盟使得RTS很难被归类。“街头派对是政治集会吗？”约翰·乔丹问了个不答自明的问题。“是庆典？是狂吼？是直接的行动？还是只是棒呆了的派对？”从很多方面来看，RTS派对都无法贴上特定的标签：他们将容易辨识的领导者伪装起来，没有明确的中心，甚至没有焦点。RTS聚会正如约翰·乔丹所言，“绕着打转”。

玩政治

这种混淆难辨不仅是故意的，正是因为RTS不僵化，才能捕捉全世界数以千计年轻人的想象力。打从霍夫曼（Abbie Hoffman）和1968年的年轻激进分子（Yippies）故意将荒谬掺入所设计的“事件”中，政治抗议已成了仪式事件，缺乏想象力，基调重复，与警方对峙的模式流于老套。而通俗文化也流于形式，拒绝让热切的政治信念进入其嘲讽的游戏空间。于是乎，RTS应运而生。街头派对所制造的刻意文化碰撞，将政治的严肃理念与流行文化的娱乐反讽共冶一炉。对许多十几二十岁的青少年来说，他们第一次有机会把童年周六早晨的卡通人物和他们对社区及环境的真诚政治关怀融合在一起。RTS只是够好玩，够讽刺，足以让他们的热切付诸实现。

从许多方面来看，收复街道是英国新兴的DIY亚文化的都会重心。被执政数十年的保守党放逐到经济边缘，之后首相布莱尔（Tony Blair）中间偏右的新工党政策也不见得多友善，于是，食物合作商店、非法居留者、独立媒体，以及免费的音乐节多为自力更生的组织，便在英国各地陆续出现。自动发起的街道派对即为这种自助式生活形态的延伸，这些人肯定人民可以自己找些乐子，不需国家同意，也不需靠企业的大手笔赞助。只要在街道派对上露个脸，你就是其中的一分子。

街头派对也与我们的文化所定义的自由有所出入。不管是出走到乡下定居的嬉皮，或是逃离都市丛林生活的雅痞，自由通常意味着舍弃都市生活的幽闭恐惧症。自由是六十六号公路（美国高速公路之一，成为独立精神的象征），是“在路上”，是生态旅行，是任何除了这儿以外的地方。但RTS并没有排除城市或现在。它操纵娱乐和狂吼的冲动（以及其黑暗面：对反叛和疯狂行径的渴望），将之化为公民反抗的行动和节庆。在那么一天，对自由空间的渴望无须代表逃离，而是存在于此时此地。

我们拜访教堂的圣母玛利亚，她当然没有预期我们会来，因此并没有加入跳舞的队伍。尽管如此，入夜后过了十一点，我们为她献上了一场非常棒的日光秀，收复这条街道将近五个小时。

——RTS电子邮件报告，西班牙瓦伦西亚，1998年5月16日

当然，如果真的要批判的话，RTS也是一首歌颂破坏公物的华丽生态诗。阻碍交通的傲慢言论满天飞；衣装狂野的年轻孩子对着困惑满面、且可能满怀善意的警察大声斥责“汽车文化”的暴政。而当RTS聚会出状况的时候（只有两三只小猫，或是反阶级的无政府主义领导者无法或不愿与群众沟通），派对就可能走样：某个混蛋要求有权坐在路中央，至于是出于什么莫名其妙的理由，只有他自己晓得。不过从好的方面来看，RTS行动一直以来都富于欢乐与人性，难以令人舍弃，并粉碎了许多旁观者的犬儒面具，从英国当红的音乐媒体（其将特拉法尔加广场的派对形容成“史上最棒的狂吼或跳舞音乐派对” 7 ）到利物浦码头罢工工人（“其他人说要做点事情—这群人则真的做了。”），无所不包。 8

有些人认为RTS对大众的吸引力使它变得太流行，以致“将激进诗用于激进政治”的理念已经被重旋律及暴民心态日渐吞噬了。1997年10月，约翰·乔丹告诉我，RTS正在潜心自省。他说，那场2万人的特拉法尔加广场派对并非RTS有意达成的目标。当警察试图没收载有音响装备的货车时，抗议者并没如预期般向他们抛出调皮的飞吻，而是飨以瓶罐石头，以致最后有4个人被控蓄意谋杀（控告后来撤销了）。虽然指挥者尽了一切努力，但是RTS却沦为足球流氓一样的存在。一位RTS发言人在接受《每日电讯报》（Daily Telegraph）的访问时提到，指挥者想重新控制场面，但有些暴动者却转而与之相向。“我看到有些人确实努力想阻止那些喝得烂醉、随意丢弃酒瓶和石头的人。有几位成员真的挺身向前，冲入火线，其中一个被打得很惨……” 9 然而，大多数英国媒体都没有报道这些隐而不见的面向，反而为特拉法尔加广场事件使用了这样的标题：“暴动狂潮—无政府主义恶棍将恐怖带入伦敦”。 10

“抗议，将会和资本一样跨越国界”

特拉法尔加广场事件后，约翰·乔丹表示，显然“街头派对很容易被大家认为只是好玩，只不过是带有政治意味的派对……如果人们认为一年参加一次街头派对，疯狂一下，在收复的公共空间上舞到心跳不已，如此就好的话，那么我们并没有发挥潜能”。他说，下一个任务是去想象比占领街道更大的计划。“街头派对只是开始，是尝试未来可能性的试金石。到目前为止，全国已经举办过30个街头派对。想象数量增加到100个，想象这些活动都在同一天举行，想象每个活动都持续几天以上，而且不断扩大……想象街头派对能够生根发芽……永远的狂欢节……” 11

我承认，在与约翰·乔丹谈话的当时，我对这个运动的成效仍心存疑惑。收复街道运动即使在表现最好的时期，也只是始终游走在公开暴动的边缘，却又试图将之反转为建设性的抗议活动。伦敦RTS运动分子表示，这些派对的目标之一，就是“将工业的崩溃可视化”—因此，参与者的挑战就是要彼此激励，让大家都敢跳舞，都在瓦砾堆里种树，而不是泼汽油、点火柴。在我们进行访谈后不久，几个运动人士就送出电子邮件，提出在同一天举办全球街道派对的构想。七个月后，史上第一波全球街道派对已蓄势待发。为了确保这次活动的政治意图不会失焦，大家将活动日期定在1998年5月16号，当天G-8领袖将在英国伯明翰举行峰会（两天后，这些领袖将移师日内瓦，庆祝世界贸易组织的50周年纪念日）。印度农夫、没有耕地的巴西佃农、失业的法国工人、意大利工人、德国工人以及国际人权团体，计划在这两波峰会期间举办活动；RTS则在这场反跨国企业与经济全球化目标的国际草根运动中获取了一席之地。RTS当然不只是反汽车而已。

警方的攻击如此猛烈残暴，就连捷克共和国也为之吃惊……64人遭到拘捕，包括22名18岁以下的青少年以及13名女性。警方出动期间，无辜的人民（只是刚好在附近走动）也惨遭殴打。所有被拘留的人都被殴打、虐待、羞辱到早上。

——RTS邮件报告，捷克共和国，布拉格，1998年5月16日

有30个RTS活动成为全球20多个国家瞩目的焦点，尽管绝大多数都被报道为不相干的交通事故。5月16日在荷兰乌特列克（Utrecht），800多名群众挡住某条六线道的公路，连续跳了5个小时的舞。在芬兰的土尔库（Turku），2000名集会者和平占领市内的主要桥梁。将近1000名柏林人在市中心十字路口上举行狂吼派对；在加州的伯克利（Berkeley），700位民众在电讯大道（Telegraph Avenue）上大跳扭扭舞。到目前为止，最成功的全球街道派对是在澳大利亚悉尼举办的，在这儿非法政治集会及音乐狂欢节是无人过问的；将近三四千人“绑架”了整条街，架起三个舞台，开办起配有乐团和六位DJ的现场演唱会。这儿不见李维斯牛仔裤、边境书店、百事可乐或露华浓（Revlon）等大厂赞助〔比如类似莉莉丝博览会（Lilith Fair）这种高知名度的音乐节〕，但是，悉尼的RTS设法提供了“三个大棚子，一名募集食物资金的人、一个滑板道、联结五个终端机的人行道因特网站、两个砂岩雕像、诗人、玩火表演者、街道园丁……还有成群的肆意破坏及玩乐嬉闹”。 12

各地警察对全球街道派对的反应差距颇大。悉尼的警察站在一旁看得啧啧称奇，唯一的要求就是入夜后派对的声音得控制一点。乌特勒支的警察非常友善，当地的活动发起人表示：“后来，他们跟群众融成一片，坐在柏油路上等音响设备送来；等音响到了后，他们甚至还帮忙启动发电机。”当然，这些是特例。我在多伦多参加的派对，警方只让集会进行一个小时，然后就混入400多人的群众之中，手上拿着刀子，开始（荒谬地）戳刺彩色气球，用力挥砍彩带。结果集会变成一连串“警察是猪”的混乱叫骂，还上了六点的新闻头条。不过，多伦多警方的取缔跟其他城市比起来则是小巫见大巫。有5000人在日内瓦街头跳舞，但是到午夜时分，派对“已经变成全面的暴动。一辆车被烧，几千名警察进驻，向群众喷放催泪瓦斯。示威者打破的窗户不计其数，大部分是银行和企业办公室的窗户，到早上五点为止，共造成超过50万英镑的损失”。抗议人士还在等待出席世界贸易组织周年庆的各国领袖及贸易官员的到来，暴动持续了好几日。 13

下一次还会更大……

——RTS电子邮件报告，德国柏林，1998年5月16日

在布拉格（Prague），3000人群集温瑟斯洛广场（Wenceslaus Square），准备参加全球街道派对。四套音响设备已经就绪，20位DJ也在一旁等候上阵。但是没多久，一辆警车就全速开入人群中，被重重包围和推翻，集会变成了暴动。发起人正式宣布活动解散后，有300人—大部分是青少年—游行穿越布拉格市街，有些人停下来，向麦当劳和肯德基连锁店的玻璃窗丢掷石块瓶子。加州伯克利爆发的丢掷石块场面更是浩大，其他无意义的抗议活动，还包括将海绵床垫丢进电讯大道上的营火中（一边进行环保示威，一边制造有毒气体—真是了不起！），砸毁某家当地独立书店的窗户（要逮住企业坏蛋，这还差得远呢）。该活动的主旨是庆祝“艺术、爱和反叛”，但是警方称之为“暴动”—“八年来最大规模的暴动”。 14 在剑桥至少有27人被逮捕，多伦多有4人、伯克利有4人、柏林有3人、布拉格有64人、布里斯班（Brisbane）有几十人，日内瓦连日的暴动则造成200人以上被捕。

抱歉搞砸了，不过，既然只有十个人左右出现，贴着海报敲着鼓走完全市一圈后，我们就决定下午到海边轻松一下。

——RTS电子邮件报告，澳大利亚达尔文市，1998年5月16日

在几个重点城市，全球街道派对绝对不是如约翰·乔丹所描述的“永远的狂欢”。不过，单靠几封电子邮件的公告，就立即造成国际性的回响，这足以证明举办抗议公共空间丧失的全球示威活动，不仅潜力深厚，也是人心所望。不说别的，从品牌化生活里夺回公共空间，这幅远景对无数不同国籍的年轻人而言，是如此动人心弦，而其所激发的强大情感就是该运动最大的资源。

5月16日，在全球街道派对的总部英国伯明翰，这种情感达到最高点。当时，全世界最有权力的政治八强正忙着交换曲棍球衣，签署贸易协议，并且（你会想打个寒战）大唱他们的全球主题曲《你需要的就是爱》（All you need is love）。在这个背景下，8000名来自英国各地的与会者，占领了圆环，装上音响设备，大玩街头排球，重拾RTS的狂欢精神。其他城市也有活动；警方重重包围聚会地点，与运动人士正面交锋。然而这一次，荒谬的创意略胜一筹，抗议者不用石头也不丢瓶罐，最好的武器是愈来愈受欢迎的奶酪派。而新的旗帜（一面大红风筝）在三脚架、标语和旗帜之间高高升起，上面写着同时间举行街头派对的20多个国家城市的名称。 15 其中一个写着：“抗议，将会和资本一样跨越国界。”

RTS的煽动宣传

以车辆为手段的公共空间私人化，继续侵蚀着都会区的周围环境和社区。道路规划、商业“公园”、购物中心—这一切加起来，导致社区的瓦解以及当地性（locality）的扁平化。每一个地方都变得一模一样。社区变成商品—变成购物村，静止不动，不断受到监控。于是，对社区的渴望必须从他处获得满足，通过打造奇观（spectacle），以虚拟的形式卖给我们。比如电视肥皂剧里的“街道”或“广场”，其所模拟的是水泥丛林和资本主义正在毁灭的区域。真正的街道在这里是贫瘠的，只是过渡之所，并非停留之地。其存在只是帮助别人通往另一个地方—不论是通过商店橱窗、广告牌，抑或贮油池。

——伦敦RTS

我注意到这些所有的事件和行动都有一个共同点：收复。不论是从车辆那儿收复街道，为无家可归者收复建筑物、为流浪汉收复多余的食物，收复校园并使之成为抗议和表演的场所，从企业媒体的黑暗深渊处收复我们自己的声音，或是从林立的告示牌那儿收复我们的视觉环境，我们总是在进行收复，取回原本就应该属于我们的东西。不是“我们的俱乐部”或“我们的团体”中的“我们”，而是所有人的我们。所有人的。是“我们的”，而“不是政府的”，“不是企业的”……我们要将权力交还给人民全体。我们要收复街道。

——多伦多RTS

第14章　群情激奋

新的反企业运动

地球并非逐渐死亡，而是被杀害了。谋杀她的人既没有名字，也没有地址。

——犹他·菲利浦（Utah Phillips）

我们要怎么告诉史提夫，说他爸爸开了一家血汗工厂？

——托里·史别令，在电视影集《飞越比佛利》中饰演唐娜一角，她发现自己的设计师品牌服饰是由洛杉矶血汗工厂的移民妇女制造的，1997年10月15日

尽管品牌在1990年代后半期更加无所不在，一个平行发展的边缘现象也颇值得注意：环保、劳工和人权运动分子组成的网络，决定披露光鲜外表下的毒害。数十个新组织和新刊物成立，唯一的目标就是“驱赶”全世界利用政府严苛政策而获利的企业。历史更久的、之前重点放在监督政府的团体，则重新定位诉求，将重心工作转为追踪跨国企业的违法情事。《卫报》（Guardian）环境版编辑维达尔（John Vidal）表示：“很多运动分子像水蛭一样，吸附在企业身上。”

这种水蛭般的吸附有很多种模式，有的为社会认可，有的近乎恐怖主义。1994年之后，美国马萨诸塞州的“企业、法律与民主计划”就一直在研发另类的政策案，以“挑战企业的领导权威”。同时，牛津的“企业观察”着重于研究（并协助他人研究）企业犯罪（读者请勿将之与总部在旧金山的“企业观察”弄混，该机构约同时成立，在美国推行的目标也近似）。“正义，以耐克的方式而行！”（JUSTICE.DO IT NIKE）是一群零散的俄勒冈运动分子，目的在大力抨击耐克在自家后院使用劳工的现象。

比利时的诺埃尔·戈丁（Noel Godin）以及其砸派政治全球团体则显然采取低科技的（有人说是原始的）抗议方式。虽然政界人士和电影明星都会面对砸派威胁，但企业还是最主要的焦点：微软首席执行官比尔·盖茨、孟山都首席执行官罗伯特·夏皮罗（Robert Shapiro），雪佛龙（Chevron）总裁肯·德尔（Ken Derr），及世界贸易组织主席鲁杰罗（Renato Ruggiero）都曾被赏派，全球自由贸易的构思人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亦曾中奖。“对于他们的谎言，我们用派回复。”生物烘焙大队的蓝莓探员表示。 1

这股热潮一发不可收拾，1999年5月，英国最大的连锁超市Tesco想从店里卖的派里头找出最适合投掷的派。“我们要跟消费者的要求齐头并进；这是我们做这些测验的原因，”公司发言人舒斯特（Melodie Schuster）说道，她的建议是：“蛋奶塔冻派可以盖到整个脸。” 2 噢，而且你放心，Tesco出品的派绝对不含任何转基因成分。这家连锁超市在一个月前禁止这类食物的生产—好响应最近一波针对孟山都和其他农产大商的抵制情绪。

我们会在后面看到，自从群众在该公司门外发动一连串激烈的反“弗兰肯食物”〔Frankenfoods，雪莱《科学怪人》的弗兰肯斯坦（Frankenstein）是人工拼凑的怪物，以此比喻转基因作物〕的抗议后，Tesco决定不再贩卖转基因食品。过去在政府大楼和领事馆外的示威活动，如今则转到大型企业连锁店的门口，例如耐克城、鞋柜（Foot Locker）、迪士尼商店和壳牌加油站，或是孟山都、英国石油企业总部之楼顶、大型购物中心，以及盖璞店面甚至超市。

简言之，经济全球化的胜利造就了一批具有科技及调查能力的运动人士，他们和企业一样，也有全球化的思考模式。这种力量惊人的运动形式造成的影响，比传统的贸易联盟更广。成员有老有少，包括对小学、大学校园的品牌泛滥感到厌烦的学生；拥有庞大投资证券、担心企业正在从事“罪恶”行为的教会团体；担心小孩会被“商标部落”奴役的父母；以及关心社区生活胜于销售数字的政治知识分子与社会营销人士。事实上，到1997年10月为止，全世界有无数不同类型的反企业抗议活动在不断进行中（包括抗议耐克、壳牌石油、迪士尼、麦当劳和孟山都）；“地球至上！”组织甚至印制了一份有所有关键日期的活动行事历，并宣布当月为第一个年度“中止企业宰制月”（End Corporate Dominance Month）。大约一个月后，《华尔街日报》刊出文章，标题为《快点！到圣诞节前只剩下27天可以抗议》。

“血汗工厂年”

北美洲的这类活动大多可上溯至1995到1996年；纽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主任安德鲁·罗斯（Andrew Ross）称这段期间为“血汗工厂年”。在这一年，有一段时间北美洲人只要打开电视，一定会看到关于最受欢迎、大量销售的品牌如何可耻剥削劳工的报道。1995年8月，盖璞才被划花的脸上又吃上重重一击：该公司在萨尔瓦多开设了一家非法工厂，而工厂经理面对工会运动的反应是裁掉150名员工，并誓言如果组织继续抗争，“将血流成河”。 3 1996年5月，美国劳工运动分子发现与谈话节目主持人凯瑟琳·李·吉福德同名的运动服系列（只在沃尔玛独家销售），是由洪都拉斯童工和纽约的非法血汗工厂缝制的。大约同时，以超级名模克劳迪娅·希弗（Claudia Schiffer）的性感黑白照起家的Guess牛仔裤，则因其加州承包商拒付最低工资一事，与美国劳工部公开对上了。就连米老鼠也难逃此劫，在海地（Haiti）为迪士尼制作印第安公主（Pocahontas pajamas）睡衣的工人情况极为凄惨，甚至只能用糖水喂食婴儿。

1996年圣诞前夕，NBC播出针对美泰与迪士尼的调查新闻，一时舆论哗然，群众更加愤怒。记者利用隐藏式摄影机，拍摄到亚洲儿童被奴役的情形，而这一切只为了“让美国的孩子给全美国人最喜欢的洋娃娃穿上漂亮的洋装”。 4 1996年6月，《生活》（Life）杂志刊载的巴基斯坦儿童照片，则激起更大的波澜；他们的年纪小得出奇，一小时的工资是六分钱，在印有耐克飞扬符号的足球堆里弯身工作。不只是耐克，阿迪达斯、Umbro、锐步、Mitre和Brine这些品牌都有在巴基斯坦设厂生产球类，估计大约有1万名儿童从事该行业，很多人是以契约奴工的身份卖给雇主，就像牲畜一样被烙上标签。 5 《生活》杂志上的照片太令人心寒，以致许多父母、学生和教育工作者宛如遭到电击，纷纷把这些照片制成标语牌，在全美各地和加拿大地区的运动用品店门口举牌抗议。

除此之外，别忘了耐克运动鞋的故事。耐克的冒险故事在“血汗工厂年”之前就开始了，而且当其他企业的争议内幕在大众眼前现形之际，耐克的问题却如雪球般愈滚愈大。丑闻一直与耐克如影随形，旗下工厂的状况不断被揭发。首先出现的是韩国的取缔报道；等到承包商逃往印度尼西亚设立新工厂，纠察员也尾随着他们，继续报道少得可怜的薪水以及对劳工的武力恫吓。1996年3月，《纽约时报》报道，工人在爪哇（Java）的工厂外发动罢工之后，有22位员工被解雇，某位据称是发起人的员工被关在工厂里，接受士兵七天的审讯。当耐克将工厂移往越南，指责声浪也跟着迁移；不论是欺骗薪资情事以及员工被鞋背打头等事件，都有录像为证。等到工厂决定大举迁移至中国内地，关于薪水及工厂“陆战队”式管理的争议亦随之甚嚣尘上。

不光是超级品牌及其代言人领教了“血汗工厂年”的锋芒—服饰连锁店、大型经销购物中心和百货公司也发现，大家认为他们必须要为其玩具和服饰的生产环境负责。1995年8月，这个议题回到美国本土：劳工部突击检查加州埃尔蒙特（El Monte）一幢公寓，这儿共有72名签约从事劳役的泰国成衣工人—有些人在此工作已有七年之久。工厂老板不过是产业里的小角色，但是这些女工缝制的衣服却是由塔吉特（Target）、西尔斯和诺思通这些大零售商经销的。

当血汗工厂在1990年代大行其道之际，最受瞩目的是沃尔玛。沃尔玛是全球最大的零售商，几种最受争议的品牌都由沃尔玛来经销，例如凯瑟琳·李·吉福德的服饰、迪士尼的海地制睡衣、孟加拉国儿童制造的成衣、亚洲血汗工厂制造的玩具和运动服。消费者不禁纳闷，假如沃尔玛有能力压低进货价、改换唱片封面、影响杂志内容，它难道没有能力要求供货商提升符合道德的劳动标准吗？

虽然相关媒体报道都是单独出现的，但是这些事件汇合在一起，使我们得以观照品牌化美国背后的真相，而且很少人会点头称是。知名品牌加上凄惨的生产环境，已经使耐克、迪士尼和沃尔玛（还有其他品牌）变成残酷的新生意手段之代表人物。只需瞧瞧知名品牌的血汗工厂，就能一语道破全球经济最可憎的歧异点：企业高层名人狮子大开口，要求天价的酬劳，无人能管；打造品牌和广告则花上几十亿美元—而这一切背后的支撑基础，却是临时搭建的陋屋、脏污的工厂，以及可怜、梦碎、挣扎求生存的年轻女孩，就像我在甲米地所看到的。

攻击品牌年

“血汗工厂年”逐渐变成“攻击品牌年”。消费者了解玩具及服饰背后的劳动情况之后，又听说了种植星巴克咖啡的劳工；根据美国危地马拉劳工教育计划指出，星巴克连锁店所用的咖啡，有些是由童工、有害的杀虫剂以及低于生活所需的薪资种出来的。不过，品牌化世界被搞得天翻地覆，则是在英国伦敦的某个法庭上。众所皆知的麦当劳诽谤案发生于1990年，那时，麦当劳试图禁止环保人士发送某张指控该公司多项滥权行径（包括瓦解工会、破坏热带雨林、在市街上制造垃圾）的宣传单。麦当劳否认上述指控，并控告两位伦敦的环保运动人士诽谤。这两位运动人士为自己辩护，并将麦当劳的企业运作置于显微镜下详加审视：这场官司长达七年，而结果显示，麦当劳的犯罪情事没有任何一项小到不值得开庭审理或在网络上公布。

麦案被告所指控的食物安全，与同时在欧洲进行的另一波反企业运动相互呼应：该运动抗议的是孟山都及其生物科技农产品。争议的核心是，孟山都拒绝告诉消费者，他们在超市买到的产品哪些属于基因制造，哪些不是；结果引发了一连串直接的行动，其中包括铲除孟山都的试验农作物。

屋漏偏逢连夜雨，跨国企业发现自己与全世界最残忍暴虐的政府之间的关系，也成了众矢之的：缅甸、印度尼西亚、哥伦比亚、尼日利亚。这个议题并不算新，但是一如抗议麦当劳和孟山都的活动，该议题在1990年代中期至晚期到达高峰，而且焦点大多集中在缅甸一些耳熟能详的厂牌上。将目前缅甸军事政权送上权力顶峰的流血政变发生于1988年，不过国际对于缅甸国内腥风血雨的关注，是到1995年才开始升温；当时，反对派领袖、诺贝尔和平奖得主昂山素季（Aung San Suu Kyi）刚结束六年的软禁。在某卷被走私挟带出国的录像带里，昂山素季斥责国外投资者，表示他们所支持的军事集团罔顾她的政党在1990年大选所赢得的压倒性胜利。她说，在缅甸开设的公司，直接或间接从国有奴工营里获益。“国外投资者应该明白，除非这个国家对未来的政治走向拥有共识，否则，缅甸绝对没有经济增长与投资机会可言。” 6

人权运动人士的第一波响应是去游说北美、欧洲和北欧各国的政府，促请其对缅甸实施贸易制裁。等他们发现这么做无法阻止贸易的流通时，就开始将矛头指向个别企业的总公司。在丹麦，抗议的焦点是国有的啤酒制造商嘉士伯（Carlsberg），这家酒厂才刚刚签署在缅甸建造新酒厂的合约。在荷兰，抗议目标则是喜力；在美国和加拿大，则是丽诗卡邦、加州联合石油公司（Unocal）、迪士尼、百事可乐以及拉夫·劳伦。

反企业运动最重要的里程碑也出现在1995年，当时世界失去了受人敬重的尼日利亚作家及环保运动领袖肯·萨罗－维瓦。萨罗－维瓦被祖国压迫政权所监禁，因为他领导奥格尼（Ogoni）人民进行反对践踏人权的运动，并抗议壳牌石油在尼日尔河三角洲开采所造成的生态破坏。人权团体要求该企业的母国政府干预，因而出现了部分的贸易抵制，但是成效不彰。1995年11月，萨罗－维瓦和其他八名奥格尼抗议分子被军政府处决，而该政府就是依靠壳牌从石油赚来的钱以及对自己人民的压迫才得以致富的。

“攻击品牌年”持续了好几年，热潮至今不减。1999年2月，新的报道披露，在好几个中国的工厂缝制迪士尼成衣的工人，时薪只有1.35美元，而且还被迫加班好几个小时。 7 1999年5月，ABC的《20/20》节目回到塞班岛，带回年轻女子被关在血汗工厂里缝制盖璞、汤米·希尔费格以及拉夫·劳伦成衣的影片。雪佛龙在尼日尔三角洲钻油井所引发的暴力冲突，塔里斯曼能源（Talisman Energy）在战火蹂躏的苏丹争夺采油区的计划也一一曝光。

群众怒气来势汹汹，打得这些企业措手不及，主要是因为让他们受到厉声斥责的行为并不是最近才犯。麦当劳从来就不是穷苦劳工的朋友；石油公司与压迫人民的政府之间的合作由来已久，罔顾邻近地区人民的安全，不断开采宝贵的资源；从1970年代起，耐克就在亚洲的血汗工厂制造运动鞋，许多服饰连锁店甚至开始得更早。根据《华尔街日报》的奥尔特加报道，劳工联盟一直在搜集1991年以来孟加拉国童工制作沃尔玛销售成衣的证据，“虽然联盟有儿童在生产在线的照片……但是这些指控并没什么曝光机会，不论是平面媒体或是电视”。 8

显然，目前大家对于企业不当之举的关注，大多归功于组织抗议活动人士的坚忍不拔。但是，既然许多企业的不当举措已行之数十年，此刻的反抗声浪也凸显了一个问题：为什么是现在？为什么1995到1996年会是“血汗工厂年”，然后随即转为“攻击品牌年”？为什么不是1976年、1984年、1988年，或者（也许最有启发作用）1993年呢？这年5月，曼谷的开达（Kader）玩具厂发生大火，一切付之一炬。整幢工厂建筑是标准的易燃物，而当成堆蓬松的纤维着火后，火势迅速蔓延至上锁的厂区，造成188人死亡，469人受伤。这是工业史上最惨痛的火灾，比起1911年纽约市三角衬衫公司（Triangle Shirtwaist）夺走146条人命的大火，死伤更甚。三角和开达（相隔半个地球，还有1982年所谓的发展期）之间的相似之处令人心寒：好像时间其实没有往前进，只是换个地点罢了。

三角公司与开达一样，员工几乎都是年轻女性—有些年仅14岁，但大部分都是19岁左右。一份三角公司的调查报告显示，死者大多数是意大利和俄罗斯移民，而且几乎有一半是比家人先一步来到美国，找工作的目的是为了赚取父母和兄弟姊妹的旅费接他们来美国。—这与在开达死亡的移民农家女孩的情况如出一辙。三角工厂跟开达一样，都像是意外随时会发生的建筑物，逃生出口是假的，如山的可燃物堆积在整天上锁以抵挡工会运动人士的门里。许多三角公司的女工用毛巾裹住身体，从工厂窗户跳下而亡，这个情形与开达相似—她们认为，这样家人至少还能辨认她们的尸体。《纽约世界》（New York World）的记者描述三角工厂的恐怖景象：“突然，看起来像是一包黑色衣物的东西从八楼窗口掉下来……然后，另外一个差不多的布包从同一个窗口落下来……不过这一次有风把布吹开了，围观的500名群众发出惊叫。被风吹开的布里面出现一个女孩的身影，她从高楼跳下来当场死亡。” 9

三角衬衫公司大火是美国第一桩具有代表性的反剥削劳工运动事件。它促使无数抗议劳工参与抗争，并促成政府响应，最后达成一周含加班时间在内总上限54个小时的决议，而且九点之后不得工作，还达成关于健康及防火规定的突破性进展。也许这场火灾所带来最重要的进步，是引进今天所谓“独立监督”的模式—成立纽约工厂调查委员会，由授权委员会临检可疑的血汗工厂业者。

那么在开达大火失去的188条人命成就了什么吗？尽管数个国际劳工与发展团体挺身谴责非法工厂的所有者，开达并没有如三角工厂一样，变成亟须改革的代表象征。在《准备好了吗？一个世界》一书中，格雷德描述自己到泰国访问，见到竭力寻求报复的受害者与运动分子的情况。“他们有些人相信，抵制开达产品的世界性行动正在进行，策动者为良心发现的欧美人民。我必须告诉他们，在文明世界里，很少人注意到他们的悲剧……曼谷的一场火灾就像孟加拉国的一阵台风、土耳其的一场地震一样。”开达事件发生六个月之后，另外一场惨重的血汗工厂大火又发生了—这次是在深圳的致丽玩具厂—夺走了87条年轻的生命。

当时，国际社会还不知道，开达女工所缝制的玩具，被送到欢乐的玩具反斗城，或是包装好后，摆在欧美、加拿大的圣诞树下。很多新闻报道甚至没有把工厂所生产的品牌名称报道出来。格雷德写道：“开达火灾可能会对美国人有更大的意义—假如他们能亲眼看到数千个沾了煤灰的洋娃娃从废墟里满溢出来，死者中间布满了恶心的垃圾。包括兔八哥、辛普森一家、芝麻街的其他布偶，还有玩乐学校（Playskool）的水底宠物。” 10

不过，在1993年西方世界只有少数人（更不用说西方媒体）想了解曼谷这间烧毁的工厂，相关的报道通常放在报尾。但是今天情况完全不同了。1995年的事件是集体的“警告”，不论是对于媒体抑或大众。关于墨西哥少女在血汗工厂领取微薄酬劳的画面，还有曼谷大火燃烧的报道，这一切都酝酿出缓慢、但值得注意的改变，换句话说，西方人对发展中国家的劳工已有不同的看法。“他们抢了我们的工作”的想法已经转变为更有人性的响应：“我们的企业在窃取他们的生命。”

这个转变与时机很有关系。近十年来，印度和巴基斯坦童工持续受到关切。但是到了1995年，大部分政府关心的议题完全脱离贸易政策与人权的关系，以致当13岁的基尔布格（Craig Kielburger）刻意阻挠总理约翰·克雷蒂安（Jean Chretien）的印度经贸之旅，大谈当地卖身奴工的处境时，这个问题才会看起来既紧急，又富于外国风情（基尔布格著有《解放儿童》一书）。此外，在北美洲，用自由贸易的大前提完全取代外交政策，这种做法已导致争议—全世界已经准备好倾耳聆听。

企业犯罪的情形一般亦是如此。消费商品是在劳工备受压迫的情况下生产的，这似乎不是什么奇闻，不过，消费商品企业正在我们的文化里扮演愈来愈吃重的角色，这显然是新鲜事。反企业主义方兴未艾，因为我们之中有许多人发现，国际品牌的网络在全世界繁复交错的情形是前所未见的—而我们之所以有此感受，是因为我们从未像今天一样如此被“品牌化”。

一如我们所见，打造品牌需要买方与卖方之间建立相当直接的关系，然后（通过媒体提供者、艺术制作者、市镇广场以及社会哲学家的努力），再将品牌转变为更具渗透性和影响深远的事物。过去十年来，跨国企业如耐克、微软、星巴克已经成功地成为我们文化所认可和珍惜之事物（包括艺术、运动、社区、联系和平等）的主要沟通者。不过这个计划愈成功，这些公司就变得愈脆弱：如果品牌真的与我们的文化和认同密不可分，那么当事情出错的时候，企业的罪过就不能单纯以某家想赚钱的公司做出不良勾当一句话轻轻带过。反之，许多居住在品牌化世界的人都会觉得自己是罪行的共犯，心怀罪恶感，而且脱不了关系。不过这种关系是变动的：这不是旧式的终身雇员对企业老板的忠诚心，倒比较接近影迷与明星之间的关系：有强烈的情感，却又肤浅得可以用金钱改变。

当品牌部经理一边追求与消费者建立前所未有的亲密度，一边却又随意对待劳工之际，他们并未考虑到这种变动性。在达到“品牌而非商品”涅槃境界的过程中，这些企业已经损失两样长期观之更为珍贵的东西：消费者与企业的全球活动保持距离，以及公民对其经济获利的投资。

我们花了好一些时间才走到今天这种情境，不过，如果明天发生另一桩开达事件，记者问的第一个问题应该是，“这里制造的是什么玩具？”“在哪里装运？”“是哪家公司雇用的承包商？”泰国的劳工运动者会立即与香港、华盛顿、柏林、阿姆斯特丹、悉尼、伦敦和多伦多的联盟团体联络。电子邮件将从华盛顿的劳工权利运动（Campaign for Labor Rights）、阿姆斯特丹的净衣运动（Clean Clothes Campaign）发出，通过网站、邮件名单和传真联机的网络传遍各地。国家劳工委员会、“联合！”（UNITE！）、“商标联盟背后的劳工”（Labour Behind the Label Coalition）以及“世界发展运动”（World Development Movement），将组织成员在玩具反斗城门前示威抗议，大喊“我们的小孩不要血染的玩具！”大学生将穿上童年的卡通人物服装，发送兔八哥为《空中大灌篮》赚的钱与在开达工厂设置逃生出口何者更昂贵的小册子。全国的玩具制造商联盟将定期召开会议，一再强调并重视更严格的新准则。大众不仅能够、而且急于建构威廉·格瑞德（William Greider）在开达大火后所寻未竟的全球网络。

虽然此刻正是反企业运动自1930年代以来前所未见的复苏，但是这段时期当然也零散出现过一些重要的反企业活动。现代品牌相关运动的始祖是抵制雀巢事件，在1970年代末期达到高峰。该活动的目标是雀巢这家强势营销昂贵婴儿食品的瑞士公司，雀巢认为，奶粉在发展中国家是取代母乳的“更安全”选择。雀巢的例子与麦当劳诽谤案（第16章将有详细的讨论）极为相似，大半因为这个议题并没有真正引起世界的注目，一直到1976年，雀巢失算，决意控告某瑞士抗议团体诽谤，情况才有了改变。 11 与麦当劳诽谤案一样，侦察法庭让雀巢接受严密的检查，并于1977年造成国际性的抵制运动。

1980年代则发生了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工业意外：1984年印度博帕尔（Bhopal）一家联合碳化物杀虫剂工厂发生了大量有毒物质的外泄事件，死了2000人，数年来又陆陆续续夺走5000多人的生命。今天，这家荒废弃置的工厂外墙上，仍有涂鸦标语如下：“博帕＝广岛”。 12 大家公认，安全措施不足的原因还包括当时警报系统没开。尽管悲剧发生了，1980年代对于大部分质疑资本力量之效益的政治运动来说，都算是低潮期。虽然在中美洲战争（Central American wars）期间，一般咸认美国的跨国企业在支持多个独裁政权，但是北美地区的联合工作主要着眼于政府的行为，并不理会跨国企业组织。针对此主题的一份报道写道：“攻击（企业）行为似乎被视为来自‘愚笨的1970年代’的宿醉。” 13

然而，这项规律亦有例外：反种族隔离运动。因为国际社会拒绝对南非实施有效的贸易制裁，反种族隔离分子面临挫折，策划了一系列替代的路障方案，就算不能防止跨国企业在这个种族主义国家获利，那么至少也能对一意孤行的企业产生干扰。几所大学的学生和教职员架起帐篷抗议，要求学校清理掉任何与南非有贸易往来的企业所赞助的资产。教会团体打断企业的股东会议，要求立即撤股，而较审慎的投资人则督促企业董事会采用苏利文原则（Sullivan principles）—这套规定的对象是在南非设厂的企业，意欲减少他们与南非种族隔离政权的共谋关系。同时，各家工会将退休金和账户撤离贷款给南非政府的银行，数十个市政府也通过选择性的购买协议，取消与在南非投资的企业签订的大型合约。最有创意的抵制是国际性的工会运动。工会一年内举办数次活动，活动当天，码头工人拒绝帮南非的货轮卸货，机票代理商也拒绝替往来约翰内斯堡的客人服务。活动策划者勒克哈特（Ken Luckhardt）表示，工人“在此时此刻变成了抗议分子”。 14

虽然反种族隔离运动与现今影响力日增的反企业活动有相似之处，但是两者仍颇有差异。南非禁运是反种族主义的活动，不过恰好利用贸易（不论是进口酒类或是出口通用汽车）来搞垮南非的政治系统而已。当今许多反企业活动的基础同样是政治攻击—但它所攻击的既是全球的经济体系，也是国内的政治体制。在种族隔离的这些年间，一般咸认加拿大皇家银行（Royal Bank of Canada）、英国的巴克莱银行（Barclays Bank）以及通用汽车是道德中立的企业，只不过恰巧搭上了畸变的种族主义政府而已。今日有愈来愈多的运动分子认为，跨国企业以及替这些企业大开方便之门的政策，才是全球政治不公平现象的根源。有时企业与政府同流合污，有时尽管政府立意良善，企业还是作恶依然。

近年来这套有系统的批评备受支持，比如几个组织井然的人权团体，如国际特赦组织、PEN和人权观察组织，以及环保组织如塞拉俱乐部（Sierra Club）。对其中许多组织来说，这代表了政策的转变。直到1980年代中期，外国企业对第三世界的投资，在主流发展社群看来是解决贫穷和悲惨处境的关键。然而到1996年，这个概念被公开讨论，大家发现，许多发展中国家政府为了确保拿到巨额投资（例如矿场、水库、油田、电厂以及出口加工区），都对外国企业对人民不利的过分侵权行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而这些企业背后亟欲拓展贸易的西方世界国家也对这些事视而不见，不愿因为其他国家的内部问题，失去本国企业的全球竞争力。但问题是，在亚洲、中南美洲和非洲，投资将带来更多自由民主的承诺，开始看起来像是残酷的骗局。更糟的是，外资一而再、再而三被人揭发与当地警方和军方挂钩，甚至直接签约合作，干下将佃农与部落居民赶出自家土地、镇压工厂罢工员工、逮捕或杀害和平抗议者等诸多卑鄙的勾当—而这一切皆以保卫贸易自由之名为之。换句话说，企业是在阻碍人类进步，而非做出贡献。

人权观察组织的研究者加内桑（Arvind Ganesan）侃侃谈论“大家对企业之人权责任的看法产生变化”。 15 与其说人权因为自由贸易增加而提升，不如说“政府因为可见的贸易获利而忽略人权”。 16 加内桑指出，投资以及人权提升之间的毫无关联，最明显的例子就是今日的尼日利亚；该国长久等待政体迈向民主化，最后却只见新兴的蛮横军事力量，横扫抗议石油公司的尼日尔三角洲。

国际特赦组织将焦点从因宗教或政治信仰入狱的囚犯迫害转移，开始视跨国企业为否定人权的全球幕后黑手。近来，特赦组织发现愈来愈多类似萨罗－维瓦的被迫害的事件，而原因只不过是政府认为其反企业的立场会制造不安。在1997年的报告书里，该组织记录印度村民及部落居民因和平抵制当地私有电厂与奢侈旅馆的兴建，而被暴力逮捕，甚至惨遭杀害。换言之，民主国家在企业力量介入之后，就渐渐变得不民主了。特赦组织警告：“发展，是拿人权为代价换来的……”

这个模式指出，印度的中央和国家机构已准备好动员国家力量，并使用法律条款，以维护发展计划的利益，遏阻结社、言论表达和集会的自由。印度政府解放经济、发展新产业与基础建设的行动，在许多方面是将社区福祉边缘化并取而代之，促成更多侵犯人权的机会。 17

该报告书表示，印度的情况并非“独一或最糟糕的”，不过是大趋势的一环：忽略人权，强调全球经济的“发展”。

权力在哪里

反企业运动及研究的核心体会到，企业不只提供我们所需的产品，更是这个时代里最有力的政治力量。如今我们都对这些统计数字耳熟能详：比如壳牌及沃尔玛这类企业的预算比大部分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还高；在全球前100强企业中，跨国企业占了51％，只有49％是国内企业。我们都读过（或听过）几个呼风唤雨的首席执行官正在为全球经济写下新规则，比如加拿大作家罗尔斯顿（John Ralston）所形容的“慢动作的国家政变（a coup d’état in slow motion）”。托尼·克拉克（Tony Clark）在其关于企业力量的著作《沉默政变》（Silent Coup）里，进一步阐释这个理论，他说公民必须对抗企业，不是因为我们不喜欢其产品，而是因为企业已变成这个时代主要的政治实体，设定全球化的游戏规则。换言之，我们一定要与之正面相向，因为那就是权力所在。

因此，虽然媒体经常将抗议耐克一类的运动描述成“消费者抵制”，但那只说明了部分事实。更精确的描述是将之形容为政治运动，消费商品只是易于取用的目标、公共关系的手段，以及流行教育的工具。相对于1970年代的消费者抵制，如今，生活方式的选择（吃什么、抽什么烟、穿什么等）以及全球企业议题（其规模、政治影响力以及缺乏透明）对世界经济的重整，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可说千丝万缕。耐克城外的抗议、扔在比尔·盖茨脸上的派、布拉格麦当劳店面被砸毁的橱窗，这些事件的背后，有太多埋藏太深而不能用传统方式追查的内幕—民众开始群情激奋了。企业绑架政治权力，就跟品牌进行公共与心灵空间的文化侵占一样，两者都是这份激愤情感的罪魁祸首。我还认为，这与品牌自身的态度傲慢有关：不满的种子早已蕴藏在其基因里。

“看，迈克，关于耐克的真相真的有市场可卖……我们推出的第一个产品将是耐克虐待劳工的专卖数据库！我想的包括网站，以及内含数据、劳工口供、人权报告、隐藏摄影机的拍摄片段的CD-ROM。”

“好像有一点卖点嘛，是不是啊，宝贝？”

“当然，会卖翻的！” 18

这是加里·特鲁多（Gary Trudeau）的《杜思斯比利》（Doonesbury）连环漫画所描写的对话—这则笑话相当尖锐有力。对耐克、壳牌和麦当劳等大品牌的攻击不曾消减，这不但显示大众真正唾弃血汗工厂、石油外泄，还有企业审查的手法，还反映出反对群众的数量已经扩大到相当可观的程度。滋生于合法事实、数字和真实事件的自由流动的反企业病毒，这种欲望（和能力）已经四下蔓延，甚至转化了社会运动及生态运动之间的宿仇。联合食品及商业工作者（United Food and Commercial Workers）工会盯上了沃尔玛，原因是超低薪资以及抵制工会；而他们现在正在搜集证据，发布沃尔玛在神圣的原住民（Native）墓园设立商店的消息。到底从什么时候开始，日用品商店工会竟会发出护卫原住民土地的声明了？答案是，自从打击沃尔玛变成一切的目标之后。为什么麦当劳诽谤案背后的伦敦生态—无政府主义者会为麦当劳青少年员工的苦难挺身而出？他们不是根本不信为人类努力奋斗那一套的吗？因为对他们而言，这是从另外一个角度去攻击那只黄金野兽。

这个现象的政治背景大家耳熟能详。许多公民运动致力于扭转过去十年来保守的经济潮流，他们投票给自由、劳工或民主社会主义者政府，却发现经济政策依然保持不变，甚至更直接迎合全球企业的风潮。几个世纪以来的民主改革已经使得政府更加透明化，但这波新的跨国势力热潮却使之看来一筹莫展。如果封闭暗昧的企业能黑箱操纵这么多全球政治议题，开放可靠的国会或议会又能做什么？

在国际舞台上，对于政治进展的幻灭更加显著，因为通过联合国与贸易规范机构规范跨国企业的尝试，已经在每个环节连续失利。1986年，重大的挫败出现。当时美国政府有效中止了鲜为人知的联合国跨国公司委员会（United Nations Commission on 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s）。从1970年代中期开始，这个委员会开始起草全世界的跨国企业行为准则，目标是防范企业恶行，例如在第三世界倾销西方国家的非法药物、检查出口工厂与能源抽取对环境与劳工的影响、提升私人企业的透明化与可信度。

这些目标的绩效在今天看来似乎不证自明，不过从很多方面来说，这个委员会是当时的大灾难。美国产业界从一开始就反对其成立，在冷战的狂潮中只顾着催促政府退出，因为他们认为这个委员会是共产党的阴谋诡计，苏联利用它来进行间谍工作。他们质疑，为什么苏联的国有企业不必像美国企业一样受到检视？在那个年代里，对跨国企业违法行径的批评与反共偏执环环相扣，以至于1984年发生博帕尔事件时，新德里的美国大使馆官员的第一反应不是表达恐惧及哀伤，而是说：“这是共产党的盛宴，他们会进行好几个星期。” 19

更近些，尽管有人督促世界贸易组织将劳动基准法的执行视为全球贸易的前提，会员国却驳回了这个提案，他们坚持这种立法是“联合国国际劳工组织”（International Labor Organization）的工作。ILO“是具有权力的实体，可以决定且讨论这些规定，而我们支持ILO倡导这套法令”，1996年12月13日的WTO新加坡行政宣言如此说道。然而，当ILO开始起草有意义的企业行为准则之时，依然遭到了阻挠。

刚开始，试图规范资本的努力惨遭失败，这使得许多改革及抗议运动几乎陷入瘫痪：公民似乎再也说不上话了。然而，渐渐地，一些非政府机构和先进的知识分子团体已经着手发展出一套政治策略，他们发现，更加显著的目标是高知名度的跨国品牌而远非所资助的政治人物。他们也了解，一旦企业惨遭抨击，要争取当选的政治人物之注意力就变得容易多了。华盛顿的劳工运动者巴林杰（Jeff Ballinger）解释，为何他选择耐克公司作为运动的焦点：“因为我们对某品牌的影响力，大于我们对政府的影响力。” 20 维达尔也说：“运动人士的目标永远是拥有权力的人……所以，如果权力从政府转移到产业，再转到跨国企业，那么我们的目标也会转移到这些人身上。” 21

针对跨国企业的不同运动已经形成共同的呼吁：人们有知情权。如果跨国企业的势力已经扩大，甚至大过政府，那么重点是，为什么他们没有像公共机构一样，必须展现可信度和透明化呢？所以，反剥削劳工运动人士一直要求沃尔玛交出全世界为其提供货物成品的工厂名单。大学生，就像我们将于第17章所见，亦要求提供校服的工厂数据。同时，环保人士利用法庭诉讼，反复检视麦当劳内部的劳动情形。而全世界的消费者都在要求孟山都之类的公司在转基因食物上加注清楚的标示，并开放外界对其食品研究的检验。

对于依法只需对股东负责的私人企业提出这些要求，出人意料地，倒是获得了不少成果。原因是，许多跨国企业确实有相当明显的弱点。我们将在下一章看到，全球的活动分子正在自由运用本书到目前为止的主题：品牌。品牌形象，企业巨利的根源，结果却成了企业的致命伤。

第15章　品牌自作自受

反品牌运动的策略

建立一个好品牌可能要花上100年，但是摧毁它只需30天。

——约翰·汉卡克共同生活保险总裁戴维·达历山德罗（David D’Alessandro），1999年1月6日

一如我们所见，品牌化是气球经济：膨胀的速度快得惊人，但里面只是一团热空气。已有无数批评家手上拿着针，满心渴望戳破企业的气球，看到碎片掉满地。企业将文化空间品牌化的野心愈大，或对劳工弃而不顾的心态愈严重，该企业就愈可能制造出一队静静等着疾声斥责的批评军团。另外，品牌化模式使企业完全暴露在抗议分子的攻势之下：他们想用品牌生产的秘密，捣毁其市场营销的形象。而这一招已经证明有效。

虽然营销和生产并非向来都被层层的承包商分隔开来，但是双方从未真正融洽相处过。自从第一个广告案创造了人人喜爱的吉祥物，使大量生产的产品拥有量身定做的风格之后，广告业就把拉大产品与工厂之间的距离视为首要任务。1920年代的重要广告文案作者伍德沃德（Helen Woodward）曾对员工发出著名的警告：“如果你要宣传商品，绝对不要看制造它的工厂……不要看在工作的人……因为，你知道，一旦你了解事情背后的真相，真正的内在真相以后—就很难写出宣传的漂亮话了。” 1

上图：“解放告示牌阵线”反堵旧金山街上的苹果电脑广告。

下图：Gap成为多伦多户外广告中“骷髅画”流行病毒的受害者。

回溯当时，狄更斯式的悲惨形象（例如三角衬衫工厂大火事件），西方消费者仍然记忆犹新。他们在购买肥皂、袜子、车子或其他任何承诺幸福快乐得招人妒忌的产品时，根本不需有人从旁提醒工业化背后的阴暗面。此外，广告锁定的消费者之中，许多人自己就是工厂员工，而花言巧语的广告文案作家最不想做的就是勾起任何一丁点关于枯燥单调的生产线的记忆。

但是当第一世界国家转变成“信息经济”之后，我们就开始对伍德沃德工业化时代的脚踏实地萌生怀旧感。连长久以来被视为营销界最大禁忌的工厂，近来也在广告里找到安身立命之地。举例来说，商店的地板出现在土星汽车广告上，我们看到有权有能的汽车工人只要发现任何不合标准的事物，就能随时暂停生产线。1990年代早期斯巴鲁（Subaru）的广告中也出现过工厂内部的一景—宣示着买车的重点不是向邻居炫耀，而是驾驭“最精良的机器”。

然而，土星和斯巴鲁广告里的工厂，并不是伍德沃德警告其广告案同事别去瞧的那种血汗工厂；这儿是新时代怀旧式工厂—其真实度大概与英特尔热舞的技术工程师相差无几。这些工厂的角色一如杰米玛阿姨和桂格燕麦片的吉祥物，是要让斯巴鲁和土星与简朴的过往岁月结合；想当年，商品都是在消费者的本国制造的，人们也还认识彼此的邻居，而且没有人听过出口加工区这种玩意儿。1990年代早期，当汽车工厂大量关闭，市场上泛滥着成堆便宜的进口车之际，广告（虽然意欲带领我们进入璀璨的广告世界）的目的不是让我们看清制造的过程，而是使之模糊。

换句话说，伍德沃德的规则在今日比任何时期都更为适用：品牌化商品的双面生活陷入前所未有的矛盾中。虽然单一世界主义的说法甚嚣尘上，但是全世界仍致力于保持制造者和消费者之间的界线，而且超级品牌之所以能吸收巨大的利润，前提就是这两个世界能尽可能划分清楚。这里的逻辑清楚简明：由于出口加工区的承包工厂不是直接把锐步运动鞋或米老鼠上衣卖给消费者，他们不在乎与公众交恶。与消费大众建立良好关系则完全是名牌跨国企业的任务。唯一的关键点是，要让这个系统顺利运作，工人必须对其所制造的产品在市场上的营销实况知道得愈少愈好，消费者则必须隔离在所买品牌的制造过程之外。

这个模式行之有年。出口加工区成立的最初20年间，确实是全球化肮脏的小秘密—保护严密的“劳工仓库”，将不堪入目的制造过程掩盖在高墙和铁丝网背后。不过，从1990年代以来，“要品牌，不要产品”的狂热已经占据产业界，如今则卷土重来，缠住自由流动、不具实体的企业不放。也难怪如此。将品牌与其生产地点坚决分隔开来，并将工厂移入加工出口区这种工业黑洞地带，这种做法已酝酿成潜在的爆炸性局面。全球制造连锁业的基础，好似就是相信工人在南半球，消费者在北半球，而且两者绝对不可能找到方法互通声气一样—尽管信息科技狂飙，唯有企业有能力达成真正的全球流动性。就是这种极端的自大，让耐克和迪士尼这些品牌招架不住反企业运动人士的两大策略：将品牌化世界的富有告知破烂生产地的住民，并将生产过程的肮脏告知浑然不觉的消费者。

设计师行动主义：商标即明星

我坐在加州伯克利某间拥挤的教室内，有人在翻我的衣领看是什么牌子的。一瞬间，我自觉好似回到小学时代，纠察员一天到晚在检查我们有没有穿仿冒品。现在是1997年，检查我领口的人是罗洛·乔·富（Lora Jo Foo），她是“血汗工厂观察”（Sweatshop Watch）的主事者，正在主持名为“终结国内外的血汗工厂”的会议，这是一场全球化研讨会的一部分。

罗洛·乔·富每回主持血汗工厂的会议，都会拿出一把剪刀，要求每个人剪下身上衣服的标签。然后她会打开一张用白布做成的世界地图，把我们拿出的商标缝在地图上；没一会儿，就有好几个国家贴得密密麻麻的，这张地图也变成一块疯狂的补丁，满是丽诗卡邦、香蕉共和国、Victoria’s Secret、盖璞、Jones New York、卡尔文·克莱恩和拉夫·劳伦的商标。这些密集的方形补丁大多集中在亚洲和拉丁美洲。然后，罗洛·乔·富开始说明企业的全球路线图：一开始，产品仍是在北美洲生产的（地图上只有几块标签仍位于此区）；然后移到日本和韩国；之后移到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再抵达中国和越南。罗洛·乔·富表示，服饰商标是很好的辅助教材，能够解释遥远、复杂的议题，将之带回自家门口，就有如在我们衣服背后一样近。

必须说明的是，没有人比发起示威活动者更讶异反品牌行动竟能发挥如此大的力量和吸引力。许多反血汗工厂运动领导长期为鼓吹第三世界国家的利益而奔走。在1980年代，他们为尼加拉瓜（Nicaragua）桑地诺党（Sandinista）反对分子和萨尔瓦多FMLN反对党鞠躬尽瘁。战争结束后，全球化加速进行，他们发现中美洲穷人的新战场是由军队看守、自由贸易区内上锁的血汗工厂。不过他们没有料到，一般大众竟会对这个问题如此感同身受。“我想这个问题之所以受到广泛重视—比中美洲的战争更令人关注—是因为这与人们的生活产生直接的关联；这不再是‘远方’的事件。”华盛顿的劳工权利运动（Campaign for Labor Rights）的特里姆·比斯尔表示，“如果他们在这些连锁店中用餐，就等于是把借由压迫别人而生产的食物送进自己口中。如果他们买玩具给小孩，玩具可能是由不曾享受过童年的小孩所制造的。这非常直接，非常感性，而且非常人性，所以人们会跟我们联络，问道：‘我能做什么吗？’而我们无须表示：‘恐怕有所困难。’我们大多会说：‘想宣泄愤怒吗？有富于建设性的方法哟。’” 2

美国作家达斯基（Lorraine Dusky）在《今日美国》（USA Today）的文章里形容这种由个人联结而产生的力量。她看到1998年5月印度尼西亚暴乱的电视报道，开始怀疑自己用的品牌跟在电视上对着火灾尸体号哭的年轻女孩是否真的有所关联。“我的耐克球鞋真的有错吗？”她写道，“如果耐克坚持给劳工比较好的待遇，那个伤痛欲绝的女孩的父亲可能现在还活着。因为，如果耐克肯这么做，那么其他血汗工厂的业主就会跟进。”这种逻辑可能是跳跃式的—将印度尼西亚民主示威的死伤事件归罪于自己的耐克运动鞋；但是这样的观点确实是必要的，一如达斯斯所言：“全球化不只意味着货币及物资的便利流通，更意味着我们必须照顾所有的弟兄姊妹。” 3

但是当反品牌运动的效果直接关系到我们自己的品牌生活时，他们又呼吁贡献另外的因素，特别是年轻人。反企业运动坐享向时尚和名人借来的无上利益—讽刺的是，这正是向品牌本身所借来的。品牌用金钱打造精致的影像宣传，将品牌烙印在我们脑海中，并借由赞助众所热爱的文化活动打造高洁的形象，因此，它一直沐浴在光辉之中—借用科幻作家斯蒂芬森（Neal Stepheson）所创的词汇，这是“商标光芒”（loglo）。 4 一如政治学者托克维尔的预言，就是这种奇幻的创造物，使我们“为现实世界感到遗憾”—而再也没有比遥远国家的人民受到贫穷与压迫的煎熬更值得我们感到遗憾了。因此在1970年代晚期，商标光芒愈盛，社会正义活动却衰退不前；其令人哀痛、毫无营销魅力的作为不再能吸引精力充沛的年轻人，以及执迷于闪亮广告美学的媒体。

但是今日，由于蓬勃发展的反企业运动人士采用文化反堵的幽默美学，再加上收复街道人士的活力，情况开始改观。由于抗议品牌者的新立场就是像“水蛭般”死缠企业不放，他们确实从商标光芒中取得了始料未及的好处。品牌的光芒太亮，连反对人士都得以享受其光芒。这种危险的品牌化策略在有些人看来，可能有损于反对运动的政治纯度，不过这种策略显然能吸引众人的注意。反企业活动从广告营销的力量和大众吸引力中汲取能源，再将那股能源朝成功殖民我们日常生活的品牌回掷过去。

你可以在许多反企业运动中看到这种柔道策略：邀请第三世界国家的工人来拜访第一世界国家的超级商店—一旁架设无数台摄影机。鲜少新闻台能抵抗这种专为电视设计的事件；瞧瞧，印度尼西亚的耐克工厂女工发现，她每天拿两美元呕心沥血制造的运动鞋，竟然在旧金山的耐克城卖到120美元一双。从1994年起，至少举办过五次让印度尼西亚耐克工厂工人到北美和欧洲参观的活动—因尝试在耐克工厂组织工会而被解雇的苏卡西（Cicih Sukaesih）已经来过三次了，她的旅行是由劳工团体、教会和学校团体联合赞助的。1995年8月，两名盖璞裁织工人，来自洪都拉斯的17岁的莫利纳（Claudia Leticia Molina）以及来自萨尔瓦多的18岁的菲拉（Judith Yanira Viera）向数十名盖璞店门口的群众发表演说。也许最令人难忘的就是15岁的童工温迪·迪亚兹（Wendy Diaz）出现在美国国会前，呼吁消费者正视童工问题了。迪亚兹从13岁开始就在洪都拉斯的工厂缝制凯瑟琳·李·吉福德出品的裤装。她证实“大约有100名年纪比我还小的人—13、14、15岁，有些才12岁……有时候他们会把我们留下来工作一整晚……工厂领班对我们大吼大叫，要我们工作快一点。有时候他们会把衣服丢到你脸上，抓你或打你……有时候经理会摸女孩子，摸我们的腿，假装是开玩笑。我们有很多人想去上夜校，可是不行，因为他们总是要我们加班。” 5

没有团体比查尔斯·克纳汉（Charles Kernaghan）领导的国家劳工委员会（National Labor Committee）更会钻品牌化经济的各种漏洞了。1994到1999年之间五年，该委员会在纽约的三人办公室运用绿色和平风格的媒体策略，比近百年来花下数百万美元的国际工会运动更能吸引大众关注血汗工厂的苦难。正如成衣产业的圣经《女性服饰日报》（Woman’s Wear Daily）所写：“克纳汉和其反血汗工厂战役炮轰成衣产业滥用劳工的问题，这可谓三角衬衫工厂大火以来影响力最大的一波运动。” 6

该委员会的战绩并非靠游说政府甚或组织劳工打出来的。它所做的就是污毁品牌世界里几个装点得最闪亮的商标。克纳汉的做法很简单：首先挑选美国最卡通化的代表人物，从真实的卡通人物米老鼠到虚拟的卡通人物凯瑟琳·李·吉福德，然后再制造影像与真实之间的正面冲突。“他们的存活都靠影像，”克纳汉谈到敌对的企业时说，“这给了你控制他们的力量……这些企业都是容易攻击的目标。” 7

克纳汉有文化反堵的天赋。他知道他可以把海外的血汗工厂“推销”给美国媒体—媒体虽然向来恶名昭彰，对劳工和非英语地区的问题有偏见。不过，他所要做的就是避开含糊的劳工法和玄秘的贸易协议，将焦点集中在违反法令的厂牌即可。这套公式使血汗工厂受到《六十分钟》及《20/20》节目以及《纽约时报》的严密审查—最后《硬拷贝》（Hard Copy）甚至派了个小组，协助克纳汉于1997年前往尼加拉瓜血汗工厂实地考察。

八卦节目和大胆的劳工团体其实并不是那么对立的阵营。我们的文化为名人着迷，若是哪个名人陷入丑闻案，大众就为之骚动。克纳汉掌握的契机就是对品牌的疯狂执迷，不仅可延伸至品牌的打造，更可延伸至品牌的毁灭。耐克的血汗工厂之于劳工报道，就像是拳王辛普森的诉讼之于法律程序：都是上佳的题材。而劳工委员会不论好坏（批评者当然说它是坏的），确实是劳工运动的《硬拷贝》，永远都在寻找闪耀的名人殿堂与残酷大街上真实生活之间的交集。

克纳汉举出事实数据，说明由迪士尼成衣、耐克跑鞋、沃尔玛货架和个中要角的个人财富所架构出来的全球化经济，然后再把这些数据用统计公式加以换算，以之为利器，像木棍似的四处挥舞。举例而言：中国裕元耐克工厂所有5万名员工，必须工作整整19年，薪水才能等同耐克一年的营销预算。 8 沃尔玛的年销量总值比海地的全年预算高120倍；迪士尼首席执行官艾斯纳的时薪是9783美元，而海地员工一小时只赚28美分；一个海地员工要花16年又10个月才能赚到艾斯纳一小时的收入；艾斯纳1996年用来投资股票的1.81亿美元，足够养活他的1.9万位员工加上其家属长达14年。 9

典型的克纳汉做法，就是将《101只斑点狗》（101Dalmatians）电影里大麦町优渥的生活环境，拿来与缝制迪士尼卡通人物成衣的海地工人所居住的陋屋互相比较。他说，这些动物的“狗窝”有柔软的床，加热台灯，有随传随到的兽医照料，吃的是牛肉和鸡肉。然而，海地工人却住在疟疾盛行、痢疾传染的茅屋里，睡在吊床上，几乎买不起肉，也没钱看医生。 10

靠着对比品牌生活以及生产现实，克纳汉得以施展他的营销魔术。

劳工委员会的活动（并非一般灰暗的劳工集会）对于品牌光芒可说是物尽其用。1997年10月，纽约市的游行可资证明：游行从迪士尼超级旗舰店对面的时代广场开始，沿着第七大道，经过梅西百货（Macy’s）的汤米·希尔费格橱窗，再走到巴诺书店，最后抵达史坦百货公司（Stern’s）。这个“假日良心季”的集会一开始，就可见视觉布景为所有的歌曲及演讲助阵，那就是曼哈顿区最出名的几个商标：天边可见巨型的红色耐克飞扬符号，麦克赛尔（Maxell）老兄坐在躺椅上听“数字音响”，欣赏3D的百老汇《狮子王》，浑然忘我。当UNITE的领袖杰伊·梅热（Jay Mazur）大声宣告“血汗工厂卷土重来了，我们都知道为什么”时，他的头上是高耸的小美人鱼霓虹灯所形成的光圈。另一个由劳工委员会赞助的抗议活动在1999年3月举行，参加者将一只大型的橡胶老鼠放在迪士尼商店门口。由于克纳汉的招数不要求参与者弃绝流行文化，因此他有很多学生支持者，其中许多人参与集会，亲身投入文化反堵。高中生和大学生穿上毛茸茸的动物装，呼应狂吼文化的卡通美学：6英尺高的粉红猪举的标语牌是“猪反对贪婪”，点心怪兽拿的牌子是“没有正义，就没有点心”。

对劳工委员会来说，品牌既是目标，也是道具。这也是为何克纳汉在对群众（大学校园、劳工集会游行，或是国际会议）演讲时，他的著名购物袋里从来少不了迪士尼服饰、凯瑟琳·李·吉福德的裤子，以及其他知名品牌的行头。他上台的时候，会把薪水单和价格标签拿出来说明，究竟工人制造产品的酬劳与消费者购买时付的钱之间的差距有多大。他去海地和萨尔瓦多加工出口区访问时，也带着购物袋。他从袋子里拿出许多东西给工人看，其中包括工人自己缝制的产品的价格标签。在写给艾斯纳的信上，他描述了工人惯常的反应：

前往海地之前，我去长岛一家沃尔玛，买了几件在海地制造的迪士尼衣服。我把这些衣服拿给工人看，他们一眼就认出那是出自他们之手的……我拿起一件四号的印第安公主T恤，让他们看沃尔玛的标价是10.97美元。不过，一直要等到我把钱换算成当地货币，172.26海地币，他们才突然一起发出充满震惊、不相信、生气，并且混杂了痛苦和伤心的叫声，目不转睛地盯着那件印第安公主T恤看……每一天，他们都制造几百件的迪士尼上衣。然而单件的销售价格所值竟等同于他们将近五天的工资！ 11

海地迪士尼工人不可置信的惊叫模样，被克纳汉的同事用摄影机拍摄下来，并剪辑到劳工委员会制作的纪录片《米老鼠到海地》（Mickey Mouse Goes to Haiti）里。这个纪录片在北美和欧洲的几百个学校及社区中心放映过，许多年轻的运动分子都说，这个镜头是促使他们参加全球反血汗工厂运动的关键因素。

另一种品牌交流

得知工资和零售价之间的差距，这对工厂员工来说很具震撼力；一如我在甲米地所见，他们根本不知道自己生产的商品价值多少。举例而言，在甲米地出口加工区的全亚（All Asia）工厂，老板通常将Sassoon裙子的价格标签亮给员工看—52美元，他们说，“标价就放在纽扣边，当我们经过包装区的时候，就可以看到价钱，”女裁缝工告诉我，“于是我们就把价钱换算成比索，然后工人不禁问起：‘既然工厂卖的是这种价格，那我们为什么拿到这么少的薪水呢？’”管理阶层听闻这些公开讨论之后，全亚工厂里就再也看不到价格标签了。

事实上我发现，即使想找出哪些品牌是由甲米地区上锁大门后的工厂制造的，这也得花上相当的侦探功夫—这就是区外的工人协助中心（Workers’Assistance Center）的工作。该中心的一面墙壁被看起来极像罗洛·乔·富的商标补丁布所覆盖。整个广告牌上钉满了服饰的商标：丽诗卡邦、艾迪堡（Eddie Bauer）、Izod、Guess、盖璞、爱伦瑞丝（Ellen Tracy）、沙宣、老海军。每一个商标的旁边都写着其制造工厂的名称：V.T.Fashion、全亚、Du Young。工人协助中心的发起人相信，将品牌与其制造工厂挂钩，这对激励工人挺身捍卫自己的权益是非常重要的，特别因为工厂的老板总是哭穷。如果工人知道自己缝制的老海军牛仔裤在美国售价是50美元，他们就会更勇于争取加班费，甚至投资方承诺已久的健康补助。很多工人也盼望能得到这项信息，因此他们会冒险从工厂挟带服饰的价格标签出来；他们趁工作时把标签藏在口袋，祈祷在门口执行安全检查的警卫不会发现这些纸片，然后再将之带回工人协助中心。中心的下一个任务就是找出这些品牌背后是哪一个企业—这工作并不怎么容易，因为许多厂牌根本不在菲律宾销售，而会在当地销售的品牌也只有在昂贵的马尼拉游客购物中心才买得到。

然而，过去几年以来，要搜寻这些资料变得容易多了，部分因为运动人士之间的全球交流显然愈来愈活络。有了资金稳定的非政府机构及工会的旅游赞助，位于罗萨里奥的小小劳工协助中心也能派代表前往亚洲各地、德国及比利时参加研讨会。我首次见到协助中心的干部图伊科是在甲米地，隔了两个月之后，1997年11月我又在温哥华的亚太经合组织的人民高峰会（People’s Summit on Apec）上见到她。该会议有数千位各国的运动分子前来参加，时间特意安排与18个亚太经济团体领袖（包括克林顿与江泽民）的会议相同，当周他们在温哥华开会。

高峰会的最后一天，图伊科和我离开研讨会，花了一个下午在繁忙的罗布森街（Robson St.）上闲逛，在贩卖甲米地制造的商品的连锁店内外穿梭，我们一发现标签上写着“菲律宾制造”的字样，就赶紧拿笔记下型号和价格。她回到甲米地后，会将价格换算成比索（并且将母国贬值中的货币汇率纳入考虑），小心翼翼将之贴在协助中心办公室之告示板上的标签旁边。只要有劳工因为不满非法解雇、薪水缩减或连续加班的情事来到中心，她和同事就会指着板上的数字给他看。他们一起计算加工区的女裁缝工要花几个礼拜才买得起一件盖璞儿童睡衣给自己的小孩穿；而员工回到拥挤的宿舍后，或者在闷热的工厂午餐时间，就会口耳相传这项惊人的数据。于是，消息像野火一般蔓延开来。

几个月后，我收到图伊科的电子邮件，继而再度想起我们的“血汗工厂”之旅〔根据《国家》（The Nation）的作家普雷斯（Eyal Press）的形容〕。她告诉我，劳工协助中心终于成功让区内两家成衣制造厂成立工会。标签上的商标是什么呢？盖璞、Arizona Jeans、Izod、J.C.Penny以及丽诗卡邦。

全球行动

1970年代初，就一直不断有女性敦促姊妹们，不要仅止于讨论时尚美容业对西方消费者的压迫，更要体察全球无数位挥汗让西方女性穿着入时之女性的苦难。二三十年代，埃玛·戈德曼与国际妇女服装工人联合会（International Ladies’Garment Workers’Union）用血汗工厂工人之名发动女性运动，但是近几十年来，这些联系似乎已跟不上时代的脚步。虽然第二波女性主义运动不断试着在政治上结合发展中国家的女性，但是这种跨国的努力成效一直不如同工同酬、堕胎合法化的议题明显。不知何故，1970年代的口号“个人即政治”，似乎更适用于讨论时尚如何影响女人对自己的感觉，而非全球化机制如何使成衣工业驱策别的女人工作。

1983年，美国学者辛西娅·安罗（Cynthia Enloe）成为旷野中少见的呼声。“香港制造”及“印度尼西亚制造”的标签出现在她衣服上的频率日渐增高；她认为这对想要了解复杂的全球化经济的女性而言，这是具体的开始。“我们更能讨论、理解所谓‘国际资本’和‘国际劳工性别划分’这种‘抽象名词’的意义为何。这两个概念长久以来属于男性理论家的智慧财产（其中大部分人根本从来没问过是谁在织布、谁在裁缝），但实际上，其抽象的程度就跟我们衣柜里的牛仔裤和抽屉里的内衣没什么两样。”她写道。 12

当时由于警觉心的缺乏、文化藩篱，再加上第一世界的褊狭主义，很少人关心这个问题。但是今天很多人开始聆听了。这种转变可能仍是品牌变得无所不在之后的意外副产品。如今，企业已经构筑了一道延伸全球的商标／标签的彩虹，这个架构对于想达成真正国际团结的人来说，是随意可见、可供利用的。也许商标网络的原初目的是要扩大消费、减少产品成本，但一般民众现在却能变成“蜘蛛”，在网络上轻易穿梭来去，一如织网的企业。因特网也许最先是五角大厦架设的，但是很快就变成了运动人士和黑客的游乐场。

所以说，虽然文化单一化（每个人都在汉堡王用餐，穿耐克的球鞋）可能造成全球封闭症，但是却也提供了有效的全球沟通基础。感谢品牌化网络，全世界麦当劳的员工都可在网络上交换为麦当劳工作的故事；在伦敦、柏林和特拉维夫参加游行的孩子可以在网上为企业入侵狂吼运动同声哀鸣；北美的记者可以和印度尼西亚贫穷乡村的工人谈论迈克尔·乔丹拍摄耐克广告的价码是多少。这面商标网络具有无比的力量，能结合每天在厕所惨遭广告轰炸的学生、制作广告上产品的血汗工厂工人，以及贩卖产品的气馁麦当劳店员。他们讲的或许不是同一种语言，但是，现在他们有了能够展开讨论的共同基础。收复街道组织的某位领袖就用谐拟贝纳通的广告词，形容这种新的全球网络为“联合色彩的抗议”（United Colors of Resistance）。

由贝纳通的口号、耐克的血汗工厂以及麦当劳的工作所联结的世界，也许并非每个人向往的理想地球村，但是其光纤网络和共同的文化指涉，却是第一波真正的国际人民运动之基石。这可能指的是抵制沃尔玛在城中设立据点，但也可能是利用全球网络结合北美洲五十几个从事相同抗争的团体。这指的是，将全球劳工欺压的情事交由当地市议会来审议，并加入国际阵营，反对多边投资协定。这也指的是，让曼谷某玩具厂大火的哭喊声，一清二楚地传到购物中心里玩具反斗城的门外。

跟随品牌的路径

当反品牌运动的全球合纵连横逐渐为人所知，这条从购物中心到血汗工厂的路径就有更多人走。我当然不是第一个到甲米地出口加工区找消息的记者。在我抵达当地的几个月前，已经有德国的电视小组和意大利的纪录片制作人来过，希望能挖出该国品牌“贝纳通”背后的秘密。有太多前往印度尼西亚的记者想参观恶名昭彰的耐克工厂，当我1997年8月抵达雅加达的时候，劳工权利团体“雅克马”（Yakoma）的成员已觉得自己像是导游了。每个星期都有记者，或是加里·特鲁多在漫画里讲的“人权游客”来此。同样的情形出现在我打算参观的梅当（Medan）镇上；这儿的童工所缝制的是芭比漂亮的宴会服。我在印度尼西亚儿童促进会遇见当地的异议分子，她们拿出一本相簿，里面全是到过当地的NBC记者所拍的照片。该会负责人约尼（Muhammad Joni）很骄傲地告诉我《日间新闻》（Dateline）的纪录片“得奖了”。“他们打扮成进口商的样子，带着隐藏式相机—非常专业。” 13 约尼瞧瞧我的小录音机以及上个礼拜在海边买的蜡染背心裙，无动于衷。

经过四年的研究，我发现最令人震惊的是，许多咸认“肮脏的小秘密”都被如此随意地塞进全球的扫帚间里。在出口加工区，欺压劳工的行为数不胜数—只要你稍稍打开橱柜门，真相就一股脑全倒出来了。就像《华尔街日报》记者奥尔特加所写：“事实上，整个成衣工业就是长久以来无人报道的大丑闻。” 14

由于企业所作所为是如此随意草率，再多的公关预算都不足以将品牌与工厂彻底划清界限。而当形象与事实的差距愈来愈大，企业所受的打击就愈重。许多家庭取向的品牌，如迪士尼、沃尔玛和凯瑟琳·李·吉福德，都被迫面对其产品的实际制造情况。当麦当劳诽谤案调查小组公布许多黑暗的报告，包括受虐的鸡以及感染大肠杆菌（E coli）的汉堡肉，他们将这些事实写在罗纳德·麦当劳的塑料肖像上。麦当劳诽谤案被告所采用的标志，是一只躲在小丑面具后面、叼着雪茄的胖猫，诽谤者说，这是因为“小孩最喜欢秘密了，而罗纳德的秘密尤其恶心”。 15

当抵制的品牌由知名人士代言的时候（这个情况在超级品牌的时代十分普遍），影像与真实之间的冲突就更有爆炸性了。举例而言，当凯瑟琳·李·吉福德的血汗工厂被披露时，她并不能像一般的首席执行官一样回应（只需对股东负责）。这位八卦脱口秀主持人是日间电视节目的人道主义代表，她不能马上变成铁石心肠的资本主义牛仔，尤其面对15岁的温迪·迪亚兹的当众恳求。“如果我能与凯瑟琳·李说话，我想请她帮助我们，停止所有的虐待，让他们不会再对我们大叫或是打我们，让我们能上学去，让我们组织起来保护自己的权益。” 16 毕竟，可能在五分钟前，吉福德才对着自由世界的观众表示有个小孩生病都会让她满眼泪水，还必须用H修护液消去浮肿的眼袋呢。她就像安德鲁·罗斯所言，“是揭露童工问题的最佳道具”。面对迪亚兹的恳求，吉福德只有两种选择：抛弃她价值百万的电视慈母形象，或是变成贫苦劳工的守护天使。这个选择够简单了。“只花两个礼拜，吉福德就登上了劳工保卫战的圣者宝座。”罗斯写道。 17

营销命运的诡异改变，使得企业赞助本身变成了抗议运动人士的重要工具。有何不可呢？1998年底，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IOC）陷于贿赂和作假的丑闻，媒体立即关注这些争议对于竞赛的赞助企业有何影响—这些公司宣称对IOC的纯真蒙尘震惊不已。“这牵涉到我们为什么要投身奥林匹克。任何影响奥林匹克正面形象的事，都会影响到我们。”可口可乐的发言人说。 18

不过，这项理论当然两面都说得通：如果赞助者可能被其赞助活动之不名誉事件所波及，那么该活动也可能被赞助者的暧昧行为所损害。随着赞助产业愈见蓬勃，这种关联也就愈来愈常出现了。1998年8月，席琳·迪翁在波士顿、费城及华盛顿特区的巡回演唱会被人权运动分子包围。虽然她不知情，但是她的赞助商爱立信（Ericsson）手机，却是缅甸最不合作的外资企业，尽管国际抵制声浪席卷而来，该公司仍拒绝停止与独裁政权往来。不过，当抨击声浪已不只冲着爱立信而来，还损及天后迪翁的形象时，抗议活动只花了一周，便使该赞助商宣布立即从缅甸撤厂。如今，赞助商若无法保护其所赞助的明星不受抗议活动波及，就会发现自己处于四面楚歌的窘况。举例来说，1999年在加州圣地亚哥举办的铃木摇滚马拉松里，乐团索性挺身反抗企业赞助商。向来与激进政治立场无涉的Hootie and Blowfish，决定与抗议该活动的运动人士联手，因为铃木与缅甸的独裁政权有所来往。该乐团成员坚持在上台前必须把铃木的旗帜取下，然后他们再穿戴着“铃木滚出缅甸”的T恤和贴纸上台表演。 19

除了侵略性的企业赞助之外，另一项弄巧成拙的营销趋势是广告对身份认同政治的挪用，我们在第五章已讨论过。耐克的女性主义主题的广告以及反种族主义的口号，非但没有软化其形象，反而激怒了妇女团体和公民权运动领袖。他们坚称，这个依靠剥削第三世界年轻女性发财的企业，无权利用女性主义的理想或种族平等的理念来促销球鞋。“我想，将社会正义重新包装成广告，从一开始就让人们感到不安。”美国媒体评论家Makani Themba解释道，“不过他们不能确定原因何在。然后等你听到别人的控诉，你会想马上给耐克一拳，骂它有多么伪善。” 20

这或可解释，为什么第一家受到血汗工厂议题所害的企业，竟是曾被视为伦理典范的公司：李维斯。在部分海外承包商被人发现雇用立约奴工之后，李维斯于1992年成为第一家采用企业行为守则的公司。这并不符合该公司在家乡所呈现的形象，它不但以不分阶级的集体决议模式为人称道，之后还大手笔赞助女孩力量之类的活动，例如莉莉丝音乐节。尽管美体小铺可能是全球最进步的跨国企业，仍然有店面橱窗光鲜亮丽、私底下的企业运作却有暗箱操作的嫌疑。罗迪克（Anita Roddick）的公司一直是许多媒体深入调查的主题，包括使用的化学成分、对工会的看法，甚至该公司所谓制造过程不曾使用动物实验的声明。

我们都听过耐克、锐步、美体小铺、星巴克、李维斯和盖璞一再发表同样的声明：“你们为什么找我们的碴呢？我们是好公司！”答案很简单。他们被盯上，是因为他们用来借以致富的政治议题（女性主义、生态主义、贫民区的改造）并非随便的有效广告复制品，任凭其品牌部经理任意取用。那些议题是复杂、必要的社会概念，是许多人为之终生奋斗的理想。这使得抗议分子的愤怒具有正当性，让他们能挺身反抗企业对这些概念的犬儒扭曲。以疯狂裁员而恶名昭彰的阿尔·邓拉普若听闻要求企业负责任的呼声，可能会用锯子响应吧；但是像李维斯和美体小铺这类的公司却不能置之不理，因为他们公开宣告，对社会负责任从一开始就是其企业哲学的基础。一而再再而三，当广告团队使用创意过了头的时候，就会像伊卡洛斯（Icarus，希腊神话中靠蜡制羽翼飞翔的人，由于翅膀被太阳熔化而坠落海中）一样，向下跌落。

合作案的不公平

由于命运的安排，1997年2月25日，多重反企业怒潮汇聚在加州阿纳海姆（Anaheim）的大鸭（Mighty Ducks）曲棍球场。这是迪士尼的年度聚会，大约1万名股东涌进球场，好将艾斯纳严刑拷打一番。他们不满艾斯纳付了1亿多美元的遣散金给好莱坞超级经纪人迈克尔·奥维兹—他只在迪士尼待了丑闻满天飞的14个月，坐的是第二把交椅的位子。对艾斯纳的抨击不止如此，他的4亿美元薪资（分多年付清），和他将友人与领薪的迪士尼顾问安插入董事会的行为都备受批评。好像怕股东还不够生气似的，由于某个无关的股东会议决议斥责迪士尼在国外的工厂付给劳工的薪水不敷所需，并呼吁针对上述行径成立独立的监督系统，艾斯纳和奥维兹的天价薪水因而更显荒唐。在球场外边，数十位国家劳工委员会的支持者举着标语大喊，针对迪士尼海地员工的困境提出抗议。当然，监督系统的事最后不了了之。但是，这种血汗工厂劳工和主管薪水之间的冲突，对克纳汉来说一定悦耳无比。

显然艾斯纳预期这次集会不过是鼓舞士气的场合，却被这么多的状况搞得措手不及。他难道不是一直在遵照游戏规则玩的吗—让股东荷包鼓鼓，也让自己发大财？总营收不是比去年增长了16％吗？娱乐产业难道不是像艾斯纳自己提醒鼓噪群众的一样，是“极度竞争”的吗？向来是与儿童对话的专家的艾斯纳直言道：“我认为人们不了解主管薪水的制定方式。” 21

或许，他们只是了解得太深刻了。一如某位股东的评论（引发一片称许之声）：“没有人否认艾斯纳先生的工作表现。但是，他一年的收入比我们这辈子能赚到的钱还多，他比美国总统还要富有—可看看他的所作所为！” 22 然而，艾斯纳的困惑还是可理解的。他不是唯一一个领取大笔酬劳的首席执行官—跟某些人比起来，他简直是小巫见大巫，基本年薪才75万美元而已（当然不含红利和股票）。根据美国投资人责任研究中心（U.S.Investor Responsibility Research Center），1996到1998年间，有79桩反对美国跨国企业血汗工厂的股东决议登记在案，这些企业包括戴顿·赫德森（Dayton Hudson）、耐克、盖璞、边地（Land’s End）、J.C.Penny和玩具反斗城。 23 显而易见，在阿纳海姆那场喧闹的集会中，被逼上审判台的绝不只是单一企业的过分行径而已—争议的重点在于全球化经济的差距：管理阶层和劳工之间的差距，南半球与北半球之间的差异，消费者和制造者之间的差异，甚至个别股东和企业老板之间的差异。米老鼠的家庭价值观使之易于成为众矢之的，但事实上，几乎所有《财富》杂志的前500强企业，今日都面临着这种困境。

第16章　三个品牌的故事

飞扬符号、贝壳、黄金拱形

数十个品牌抗议运动已经成功撼动其目标企业，有几个活动甚至迫使企业实际改变公司政策。不过，其中有三项，范围扩及抗议分子的小圈子之外，深刻影响了公众意识。他们所发展的策略，包括借由法庭权威逼使企业透明化、利用网络将传统的媒体一脚踢开，改变了政治参与的未来。说到这里，大家应该不会讶异这些影响深远的抗议活动之目标，就是品牌界最为人熟悉也最受欢迎的三个商标：飞扬符号、贝壳和黄金拱形。

飞扬符号：为良好的工作而战

耐克首席执行官奈特一直是商学院的英雄人物。声誉卓著的学术刊物如《哈佛商业评论》（The Harvard Business Review）对他开创性的营销手法，对品牌的理解，以及很早即开始向国外采购零件的方式赞誉有加。无数的MBA候选人以及其他营销与传播系学生都研究过耐克的“要品牌，不要产品”的公式。因此，1997年5月，当奈特受邀到母校斯坦福大学商学院演讲时，他预期会受到大排长龙的耐克爱好者欢迎；然而迎接他的却是一群抗议学生，当他靠近麦克风的时候，群众还嘘声连连：“嘿，菲尔，下台吧。付你的工人够维持生活的钱。”耐克的蜜月旅行戛然而止。

再也没有故事比反耐克的国际运动（最为人所知，也最激烈的品牌抗议运动）更能说明大众对于企业品牌化文化的不信赖感了。已经有超过1500篇以上的新闻文章与评论专栏讨论过耐克的血汗工厂丑闻。它在亚洲设的工厂已经几乎被所有各大媒体报道过了，包括CBS和迪士尼的体育台ESPN。除此之外，它也是《杜思斯比利》连环漫画的挖苦对象，以及迈克尔·摩尔（Michael Moore）的纪录片《大家伙》的主角。结果造成耐克公关部门有好几个人必须彻夜应付针对血汗工厂的争议—处理抱怨，与当地团体见面，并且构思耐克的回应方式—公司也因此成立新的管理职位：企业责任副总裁。耐克收到成千上万的抗议信，面对数百个大大小小的示威团体，并成为十几个评论性网站攻击的目标。

过去两年来，北美和欧洲的反耐克团体试图将所有零星的抗议声浪在同一天统整起来。每隔六个月，他们便举行一场国际耐克行动日，将公平薪资与独立监督系统的诉求直接告诉耐克的消费者，比如市中心的耐克旗舰店购物者，以及较平实无华的郊区购物中心的鞋柜分店消费者。根据劳工权利运动组织表示，至今最大的反耐克事件发生于1997年10月18日：一共13个国家，85座城市起而响应。并非所有的抗议活动都能吸引大批人潮，不过由于该运动分散各处，反耐克活动的数量太多，要防止新闻登上当地数十家媒体，已让企业的公关部门疲于奔命。虽然该品牌据称是无所不在，但此时大家发现，就连耐克也不可能同时出现在世界各地。

由于许多销售耐克产品的分店都位于购物中心内，抗议运动人士最后通常会被安全警卫护送至停车场。史密斯（Jeff Smith）是密歇根大急流域（Grand Rapids，Michigan）的运动人士，据他报道：“当我们问及私有财产权是否大于言论自由权时，那里的（安全）人员迟疑了一会，然后加重语气说：对！”（不过，反耐克运动者报告，假如是在纽芬兰经济窘困的圣约翰市，当他们被轰出购物中心后，安全警卫会走过来要求联署请愿。 1 ）不过，就算是在人行道或购物中心停车场，也还有很多事是可以做的。

国际反耐克运动的口号：

Just Don’t Do It　Just Don’t　Nike，Do It Just　Justice.Do it，Nike The Swooshtika　Just Boycott It　Ban the Swoosh　Nike-Fair Play？

就是要抵制　耐克飞扬符号　禁制飞扬符号　耐克—公平吗？

就是不要去做　就是不要　耐克，要做要公平　正义。去做吧，耐克

Nike，Nein，Ich Kaufe Es Nicht！（Nike-No，I Don’t Buy It！）

耐克，不要，我不买！

Nike Soyez Sport！（Nike Be a Sport）　Just Duit（It’s just money）

耐克，守点规则吧！　只不过是钱而已

反对运动人士将耐克雇用劳工的情况搬上舞台，推出其称为“血汗工厂流行秀”和“国际资本拍卖会：生存游戏”（出价最低者获胜），以及全球经济跑步机（跑得再快也还是停留原地）。在澳大利亚，反耐克的抗议者会穿着画有“宁穿布袋，不穿耐克”（Rather wear a bag than Nike）字样的棉布袋到处跑。博德（Boulder）的科罗拉多大学生举办资金筹募会，对法定最低薪资与实际薪资之间的差距进行了戏剧化的对比：“参加者要交1.6美元的入场费（这是越南耐克工人一日的薪资），获胜者将获得2.1美元（这是在越南正常三餐的花费）。” 2 同时，在得州奥斯汀的运动人士做了个巨型的耐克跑鞋纸浆模型；在加拿大萨斯喀彻温省（Saskatchewan）的雷吉纳（Regina）的一家购物中心外，抗议者设了个反堵耐克飞扬符号的小亭子。反耐克运动的一贯主题，就是不断反堵耐克商标和口号，包括T恤、贴纸、标语牌、旗帜，最后，这种符号学的伤痕反而让耐克自己跌得鼻青眼肿。

不能小觑的是，反耐克运动竟是在自家门口俄勒冈州最为激烈。虽然这个地区因为耐克的成功得到不少实质的好处（耐克是波特兰区最大的工作雇主，也是当地重要的慈善家），但奈特的邻居在他需要的时候并非每个人都愿意挺身相助的。事实上，自从《生活》杂志将足球故事公开后，许多俄勒冈人就开始出来挑衅了。波特兰耐克城外的示威者无疑是全国规模最大，也最具战斗力的一批，有时还舞弄着大得吓人、眼睛为美元钞票的大型奈特布偶，或是让小孩拖着12英尺长的耐克飞扬符号跑（以凸显耐克使用童工）。而俄勒冈尤金市（Eugene）的抗议活动违反了反耐克运动一贯的非暴力原则，采取破坏手段，包括拆下新耐克城工程的栅栏，捣乱耐克城店面的货架，还有目击者指出：“一整架衣服……从阳台被丢到楼下的喷水池里。” 3

俄勒冈当地的报纸积极追踪奈特血汗工厂的丑闻，日报《俄勒冈人》（The Oregonian）派遣记者到东南亚对这些工厂进行巨细靡遗的调查。俄勒冈报纸《威拉米特周报》（Willamette Week）主编祖斯曼（Mark Zusman）在1996年的“备忘录”上斥责奈特：“说实话，菲尔，是该认真一点处理这波媒体热的时候了……俄勒冈人已经历哈汀（Tonya Harding）、帕克伍德（Bob Packwood）和韦斯·库利（Wes Cooley）的羞辱了。请别让我们被说成是自由世界最剥削的资本家的故乡吧。” 4

就连耐克的慈善捐款也备受争议。虽然波特兰学校董事会急于筹措1500万的短缺资金，但对于耐克馈赠50万现金及运动设备的义举，正反两方意见仍然争论不休。最后董事会决定接受这笔捐款，但仍必须在公开场合挑剔一下这批礼物。“我问自己，”董事约瑟夫·塔姆（Joseph Tam）在《俄勒冈人》上表示，“耐克捐赠这笔钱，让我的小孩可以获得更好的教育，但是代价由谁来付？难道不是一小时只赚六分钱的儿童吗？……身为亚洲移民，我必须面对这种道德和伦理上的挣扎。” 5

耐克的赞助丑闻还不只限于自己老家。在加拿大阿尔伯达省的埃德蒙顿（Edmonton），教师、家长和一些学生试图阻止耐克赞助儿童街头曲棍球赛，因为“靠巴基斯坦童工获利的企业不应该被埃德蒙顿的小孩视为英雄”。 6 至少有一所参与这项全市活动的学校，将印有飞扬符号的运动器材送回耐克总部。而1998年3月，当耐克向渥太华（Ottawa）市议会提议要在当地社区中心建造耐克体育馆时，又再度面对别人对于“血腥钱”的质疑。耐克撤回提议，把体育馆送给比较懂得感恩的其他中心，即男孩女孩俱乐部（Boys and Girls Clubs）。接受耐克赞助与否的难题同样也在大学校园爆发，我们将在下一章讨论。

起先，众人愤怒大部分是因为，血汗工厂丑闻见报这件事，耐克的回应竟然毫无悔意。凯瑟琳·李·吉福德和盖璞在血汗工厂被揭发后，至少还表示忏悔，但是奈特却置之不理：他否认自己有责任，攻击记者，责怪承包商，派出宣传小组为公司说话等。当凯瑟琳·李在电视上哭的时候，迈克尔·乔丹却耸耸肩，说他的工作就是灌篮，不是玩政治。而当盖璞同意让萨尔瓦多备受争议的工厂接受当地人权团体监督的时候，耐克却只在口头上说一些连其在亚洲的工人都坦承从未听说的企业行为守则。

不过在这个阶段，耐克和盖璞之间有一项明显的差异。耐克在丑闻传遍美国购物中心后，依然镇定自若，因为虽然大部分耐克的产品都是在购物中心销售的，但是此地却不是耐克形象的铸造地。与盖璞不同的是，耐克正如我们所见靠的是都市内的贫民区，它融合贫穷的非裔与拉丁美洲裔青少年的风格，借以调配出自己品牌的形象和态度。耐克打造品牌的威力与从1980年代中期起就为其产品背书的非裔美国英雄，迈克尔·乔丹、查尔斯·巴克利（Charles Barkley）、皮蓬（Scottie Pippen）、迈克尔·约翰逊、斯派克·李、“老虎”伍兹、波·杰克逊等人密不可分，更别提穿着耐克成衣在台上唱饶舌歌的黑人了。只要嘻哈乐风仍引领购物中心的风潮，奈特就能确定，耐克有康普顿和布朗等贫民区的乔丹球迷支持，可维持王者品牌的地位于不坠，因此最多只会被这些风风雨雨惊扰，但不会被打倒。当然，青少年的父母、师长和教会领导也许对血汗工厂的事实义愤填膺，但是对于耐克的核心族群，13到17岁的小孩来说，耐克的招牌仍然是扳不倒的，永不朽坏。

到了1997年，耐克的批评者已然心知肚明，如果他们要认真与耐克打形象战争，他们就必须直捣黄龙—但是，正如多文化刊物《第三势力》（Third Force）杂志的作者尼克·亚历山大（Nick Alexander）所写，他们连边都够不上。“没有人知道该如何使耐克俯首称臣，因为大家都没去处理非裔美国人的问题……为了得到有色人种社群的大量支持，反企业活动必须将耐克在海外的所作所为与国内的情况结合起来讨论。” 7

这种联结是有可能的。耐克的“要品牌，不要产品”公式最残酷的反讽在于，出力最多使该飞扬符号拥有尖端意象的人，却是该企业膨胀的价格与不实制造基础之最大受害者。城中贫民区的小孩最直接面对耐克决定在国外制造产品的影响，包括高失业率和社区税基的短缩（这将导致当地公立学校日渐衰颓）。

耐克给予城中贫民区孩童的，不是让他们的父母有工作，而是让自己的营销人员和设计师偶尔来一趟“称兄道弟”的朝圣拜访。“嘿，老兄，你觉得这些新的乔丹球鞋怎么样—炫毙了对吧？”高薪的酷感狩猎人员在哈林区、布朗区、康普顿区龟裂的柏油球场上掀起崇拜品牌的旋风，这种现象已然广受讨论：青少年将品牌当成帮派制服；有些人由于太想拥有这些装备，不惜贩毒、偷窃、走私，甚至杀人。布朗区东北部的伊登沃尔德岗山丘社区中心（Edenwald-Gun Hill Neighborhood Center）的行政主管杰西·柯林斯（Jessie Collins）告诉我们，这种用完即丢的无谓商品，有时候是用贩毒或混帮派的钱购买的，但是更常见的是用母亲的低微工资或是福利津贴买来的。我问她关于媒体报道有孩子因为150美元的乔丹球鞋就用刀子互戳的事，她冷冷地说：“这笔钱足够累死你的老妈了……150美元可不是什么小数目。” 8

鞋店老板，如艾塞克斯流行屋（Essex House of Fashion）的史蒂文·罗斯（Steven Roth），目睹所谓的街头时尚就在其店面所在地的后工业街道、新泽西州纽渥克，真实上演，他常常为此感到不安。

我真的对这一切感到疲倦而厌烦。我总是被迫面对自己从穷人身上赚钱的事实。他们很多人都是靠救济金过活的。有时候，某个妈妈带着小孩进来，小孩很脏，穿得也很随便，可是他却要一双120块钱的球鞋，而那个笨妈妈就真的会买给他。我可以感到那个小孩内在的需要—渴望拥有这些东西，想体会一下穿在脚上的感觉—但事情变成这样，真的让我很难受。 9

要责怪父母太容易屈服是很简单的，不过，对于设计品牌的“深刻内在需求”已经变得如此强烈，让每一个人（不管是社区领导人还是警察）都深感困惑。每个人多少都同意，像耐克之类的品牌在贫民窟里扮演了重要的替代性角色，取代从自尊、非裔美国人文化历史到政治力量等一切事物，但他们却不确定该如何用力量和自我价值观（这是商标带不来的）来填满这份需求。甚至连对这些小孩解释品牌拜物主义的问题都很具风险。很多小孩将太多情感投注在名牌消费品上，甚至会把对耐克或汤米的批评视为个人攻击，就跟当面侮辱自己母亲一样严重。

毫不意外，耐克看待自己对贫苦小孩的吸引力，角度就完全不同了。它赞助男孩女孩俱乐部的体育活动，花钱重铺都市篮球场的地面，并且将高效能的运动服变成街头流行穿着；这家公司宣称它是在传送激励人心的信息：就连贫苦孩童也可以“Just Do It”。从耐克的平面文案和广告中，可发现该公司对自己在都会贫民区所扮角色的看法，带有一种近乎救世福音的特质：受苦的小孩会有较高的自尊，意外怀孕事件会较少，野心也更大—这全都是因为耐克“将他们视为运动员”。对耐克而言，150美元的乔丹气垫鞋不是一双鞋，而是护身符，让贫穷的小孩能穿在身上跑离贫民窟，让自己过更好的生活。耐克的魔法鞋能帮他们飞翔—如同让迈克尔·乔丹飞翔一样。

这是很了不起、很具颠覆性的成就吧？也许。不过你还是不禁想到，都市黑人小孩只能靠饶舌歌或灌篮脱离贫民窟，主要原因之一就是耐克和其他跨国企业不断强化黑人小孩的刻板印象，同时又剥夺了他们的工作机会。美国国会议员桑德斯（Bernie Sanders）和卡普图尔（Marcy Kaptur）在给耐克的信上表示，耐克在工业从都市中心出走的过程中，扮演了关键的角色。“耐克带领潮流，遗弃美国的制造业工人以及其家庭……显然耐克相信美国的工人只配购买他们的鞋子，却不配制造鞋子。” 10

将这家公司的都会品牌化策略与雇用记录合起来考虑，耐克看起来就不像是都市贫民区的救星了，反而变成偷走你工作还卖你超贵鞋子的家伙，嘴里还喊着“拼命跑吧！”嘿，这可是你唯一能逃离贫民窟的办法哟，孩子，去做吧（Just Do It）。

总之那就是吉特尔森（Mike Gitelson）的想法。他是布朗区伊登沃尔德岗山丘社区中心的社工人员，对耐克在广告中自诩为自助助人的大师，非常不以为然，他也很“厌恶看到孩子穿着自己买不起，父母也买不起的运动鞋”。 11 校园和劳工运动中针对耐克的批评者可能大多是被道德愤怒所驱动，不过吉特尔森和其同事只是觉得被骗了。所以，他们不对孩子灌输节俭的道理，而只是告诉他们，这些他们求之若渴的鞋子是如何制造出来的。吉特尔森告诉他们，印度尼西亚的工厂工人一天只赚两块美金，耐克制造一双鞋的成本只要五块美金，而他们要用100到180美元的价格购买；此外，耐克的鞋根本没有一双是在美国制造的—这就是他们的父母很难找到工作的部分原因。“我们真的很生气，”吉特尔森说，“他们从我们身上拿走那么多的钱，然后再去别的国家更恶劣地剥削别人……我们要孩子知道耐克对这里造成的影响，也要让他们知道这里的事是如何影响到东南亚人的生活。”他在中心的同事、青少年工作者利奥·约翰逊（Leo Johnson）使用年轻孩子的流行话谈这个问题：“嗨，小子，”他对少年听众说，“如果你花100块买一双成本5块钱的球鞋，那就是上当了。如果街上有人敢对你这么做，下场如何大家都知道。” 12

中心的孩子得知血汗工厂的事都很沮丧，不过他们最生气的还是被奈特和乔丹当成傻子耍。他们寄了100封信给奈特，谈到过去几年来花了多少钱买耐克的产品—从他们的角度来看，耐克亏欠他们可多了。“我刚刚才买了一双100块的耐克球鞋，”一个小孩写道，“你做的事是不对的。比较合理的价格应该是30块，你可以把70块钱退还给我吗？”公司的回复是标准格式的信函。“那才使我们真正感到愤怒，于是开始着手准备抗议，”吉特尔森说。

他们决定在第五大道和五十七街的耐克城发动抗议。由于中心大部分的孩子都是耐克的死忠信徒，柜子里塞满了他们不会再穿的旧的飞人乔丹气垫鞋和Carnivores气垫鞋。他们想让这些废弃的鞋子派上用场，便决定全部收集起来，放在垃圾袋里，再堆积在耐克城的门口。

当耐克高层得知布朗区有一群黑人小孩和拉丁美洲小孩正计划公开指责该公司后，就立即停发标准格式的回函。在此之前，耐克都将大部分的批评者说成“边缘团体”的成员，不过这一次却不同了：如果贫民区的反弹将落地生根，那么耐克在购物中心的名声可能会朝不保夕。吉特尔森说道：“我们的孩子正是耐克销售潮流的支柱，全国的小孩都是看到这些人才会买耐克的运动鞋。中产阶级的白种成年人要起来抗争，那大概没有关系；不过有色人种的小孩一旦公开反对耐克，它就开始害怕了。” 13

俄勒冈的行政主管无疑也知道，伊登沃尔德岗事件只是冰山一角，过去几年来，关于嘻哈流行乐的批评愈演愈烈，论者以为饶舌歌者是在“担任耐克和汤米商标的皮条客”，却不支持黑人自制的服饰品牌如FUBU（For Us By Us，为自己靠自己）。而饶舌歌手KRS-One声明要发动嘻哈殿堂计划，将非裔美国人的青少年从白人的唱片和服饰品牌那儿抢救回来，归还给培育他们的社区。在这个背景下，1997年9月10日（丢鞋抗议即将进行的两个礼拜前），耐克的公关主任曼尼杰破天荒跟一位同事从俄勒冈飞来，试图说服中心，其实耐克是抗议活动的盟友。“他花很多时间蛊惑我们，”吉特尔森说，但是没有用。中心在会谈时提出三项极具体的要求：

1.耐克海外工厂的劳工应该获得足够过活的薪资，而且要成立独立的监督团体以确保之。

2.耐克运动鞋在美国应该降低售价，而且不能牺牲美国劳工的权益（例如不能裁员或减少福利）。

3.耐克应该认真地在都会贫民区重新展开投资，特别是纽约市，因为我们一直是他们众多广告的焦点。 14

也许吉特尔森认为耐克害怕了—但是可没有怕到那么厉害。一旦双方发现自己显然陷于僵局，会谈就转变成了谩骂会；他们强迫两位耐克主管听取伊登沃尔德岗中心主任杰西·柯林斯比较亚洲血汗工厂和她自己年轻时在南方佃农区捡棉花的经验。她告诉曼尼杰，当时她一天赚两块钱，就跟那些印度尼西亚人一样。“或许很多美国人不能体会这些工人的处境，但是我完全可以。” 15

曼尼杰灰头土脸地回到俄勒冈，抗议活动照计划进行。纽约近郊11个社区中心共有200人参加。这些小孩（大部分年纪在11岁到13岁左右）高声欢叫着把好几袋有臭味的旧耐克球鞋丢在安全警卫的脚下；这些人是特别受召前来保护耐克神圣的门面的。曼尼杰再次飞到纽约负责灭火，不过他也发挥不了作用。不但当地的电视台报道了这一事件，就连ABC新闻和《纽约时报》也前来采访。

雪上加霜的是，《时代》杂志用一整页的篇幅报道耐克另外一个故事。皇冠高地的一个14岁男孩被另一个15岁的男孩谋杀，后者在痛打他之后，将他留在列车正急驶而来的地下轨道上；配合的图片也生动点明了这次抗议的十万火急。新闻标题是：“警方说青少年是因为运动鞋和传呼机而死的”。是什么牌子的运动鞋呢？飞人乔丹鞋。该报道引用凶手母亲的话，她说儿子加入帮派，是因为他想“拥有好东西”。死者的一名朋友解释，穿名牌服饰以及带传呼机，是让穷苦小孩“感觉自己很重要”的一种方式。

第五大道耐克城外非裔和拉丁裔小孩被摄影机和旁观的好奇群众团团包围，他们也觉得自己很重要。与耐克“脚对脚”，他们说，结果比穿耐克鞋子还过瘾。一位年轻的抗议者，来自布朗区的13岁男孩，对着眼前福克斯新闻的摄影机，直视镜头，对奈特说了一段话：“耐克，我们造就了你，我们也可以毁掉你。”

对耐克的反弹，也许最惊人的就是持久性吧。虽然出现在大众面前已四年，耐克的故事仍然到处流传（当然，耐克的品牌也是）。大多数企业丑闻通常可成功了结，只要发出公开的“忏悔”声明，之后再推出几个让小孩子在可恶商标底下快乐奔跑的广告就成了。然而耐克的情况并非如此。根据新闻报道，劳工研究以及学术研究采证记录飞扬符号商标背后的剥削行径，并未慢下脚步；耐克的批评者也一直不厌其烦地剖析耐克公关机器稳定输出的数据。奈特出席白宫的血汗工厂任务小组，还拍下那张玫瑰园新闻厅里站在克林顿总统旁边的珍贵合照，但他们对此无动于衷。他们剪碎了耐克雇用的公民权领袖安德鲁·扬（Andrew Young）的报告，指出安德鲁·扬完全避开耐克工厂的薪水是否已达不人道的剥削程度这个问题，并指责他到印度尼西亚和越南工厂时使用耐克请来的翻译员。至于其他受耐克所托的研究—这回是一群达特茅斯（Dartmouth）的商学院学生，他们的结论是，越南劳工一天赚两块钱，生活就可以过得不错了—嗯，这份报告大家差不多完全忽略了。

最后，在1998年5月，奈特走出幕后，在华盛顿召开记者会，直接对批评者表态。一开始，奈特说他一直被抹黑成“企业骗子，这个时代最完美的企业恶棍”。他承认公司的鞋子“几乎已成为奴工薪水、强迫加班和专制虐待的同义词”。然后，他针对大众胃口，提出了改善亚洲工作条件的计划。该计划包括针对工厂空气质量、石油化学原料使用的严格新规定，并承诺在印度尼西亚的几个工厂开设课程，保证鞋工厂不再雇用任何未满18岁的劳工。不过，对于让外来的独立监督者视察工厂，以及提高员工薪资这几点，他仍然没有具体的响应。不过，奈特确实承诺耐克的承包商不准向政府提出取消最低薪资限制的要求。

这还不够。同年9月，批判耐克最激烈的旧金山人权团体“全球交流”（Global Exchange）公开惊人的报告，描述耐克印度尼西亚工人在其国内政经危机下的处境。“早在印度尼西亚币值于1997年下滑前，制造耐克球鞋的工人薪水就够低了，如今他们工资的美金净值从1997年的一天2.47美元降到1998年的一天0.8美元。”同时报告还指出，由于物价飞涨，工人“估算其生活所需费用上涨了100％—300％”。 16 “全球交流”呼吁耐克将印度尼西亚工厂员工的薪资加倍，此举一年将增加2000万美元的支出—正好是迈克尔·乔丹每年为产品做广告的酬劳。

毫不意外，耐克并没有将薪水加倍，但是三个礼拜后该公司宣布为30％的员工调涨25％的薪水。 17 这个做法一样无法平息超级商店外的抗议群众；5个月后，耐克又再度出面，宣布企业责任副总裁艾特尔（Maria Eitel）口中的“耐克所推出的积极的企业责任行程表”。 18 于是，在1999年4月1日，员工再加薪6％。同时耐克开放胡志明市附近的越南工厂，让健康安全监督小组前往探视，发现情况已好转许多。加州伯克利大学（University of Berkeley）的欧鲁克（Dara O’Rourke）报道，这家工厂已经“在过去18个月以来推行重要的改善，看起来，工人接触有毒溶剂、黏着剂及其他化学成分的危险已大幅度减少”。这份报告如此受人瞩目，原因是欧鲁克的调查是完全独立的。事实上，大约两年以前，他曾因披露由安永主持的调查报告而激怒耐克（该报告指出耐克对同一家工厂内的众多违法情事置之不理）。

欧鲁克的报告并不全是光明的。还是有些老问题，比如空气质量、工厂太过闷热、安全装备等—而且他只参观了一家工厂而已。 19 此外，耐克千呼万唤始出来的6％调薪方案仍然有待加强；这项调整使每小时工资提高一分，但是在通货膨胀和货币震荡的情况下，这份薪水只等于经济萧条前耐克薪水的一半。即便如此，对于一个两年前还扮演无敌的全球购物者角色，声称只有承包商有权决定薪资、订定规则的企业而言，这些改变仍旧意义重大。

耐克在面对猛烈公关攻势时的软化，证明了侵略性的营销手法加上罔顾劳工权益的行径，在各行各业人士的心目中都是不公平和不值得支持的。此外，有许多抗议人士不愿轻易放过耐克，因为这样做意味着纵容资本主义一贯的作风。反过来说，似乎有一部分公众的心态是想踢一踢这家最大、也最极端的运动用品巨人的屁股—我说的是真的很想哟。耐克的批评者已经表明他们不希望这件事被安抚人心的公关伎俩瞒天过海；他们要将之摊在太阳底下，好就近监督。

大体而言，这是因为批评耐克的人知道，这家公司的血汗工厂丑闻不是一连串诡异意外的结果：他们很清楚，针对耐克的批判适用于所有外包给全球工厂制造的名牌鞋企业。不过这非但不能替耐克脱罪，身为市场领袖的耐克已经变成这股广泛憎恶感的最显著目标了。它也成为当今全球化经济极端行径的典型案例：从耐克成功获利的人和被剥削者之间的差距是如此巨大，就连小孩子也看得出这幅画面的错误在哪里，而且事实上正是儿童与青少年对此的反应最敏锐（我们将在下一章中详述）。

那么，对耐克产品的全面抵制会从什么时候开始呢？显然不会太快。随意浏览全球各地的城市，你就会发现那道飞扬符号依然无所不在；有些运动员还是把它刺在肚脐上，更有许多中学生仍然穿着耐克四处炫耀。然而，同样不容怀疑的是，耐克过去几年来省下的劳工成本，已经开始回头反咬该公司，并为其账本的结算数字敲响丧钟。“我们不认为耐克的情况有看起来那么糟。”尼科（Nikko）股市分析师菲纽肯（Tim Finucane）在1998年3月《华尔街日报》上表示。 20 华尔街确实别无选择，只好背弃这个多年来的亲密伙伴。尽管亚洲震荡不安的货币汇率意味着印度尼西亚的劳力成本跌至经济衰退前的四分之一，但是耐克仍然失血良多。耐克的获利降低，订单减少，股价一路下滑，1995年以来34％的平均年增长率不复存在，季营收骤然下滑了70％。到了第三季，也就是1999年2月底，耐克的收益再度攀升70％—但是根据该公司本身的账目可知，这次的复苏并非因为销售量回升，而是因为耐克决定裁减人员与合约。事实上，1999年耐克的红利和订单的减少已经是连续两年了。 21

耐克将自己的财务危机怪罪给人权运动之外的任何问题。亚洲金融风暴是耐克在日本和韩国销售不佳的原因；或者这是因为美国人当时比较爱买“棕色鞋”（步行鞋和登山鞋），买白色跑鞋的人少。不过这个借口看来毫无根据。耐克也销售很多棕色鞋—它有登山鞋的生产线，Cole Haan就是其旗下的商标（近来耐克因为关闭缅因州波特兰市的Cole Haan工厂，迁移至墨西哥和巴西，因而省下数百万美元）。 22 更重要的是，阿迪达斯在耐克猛然下滑的同一年间展开大规模的反攻。在耐克销量不稳的当季，阿迪达斯的销售量却增加了42％，净收入提高48％，高达2.55亿美元，股价也在两年内完成三级跳。一如我们所见，这家德国企业的时来运转是靠着拷贝耐克的生产模式实现的，耐克的营销和赞助策略，它也几乎全盘照抄（我们将于第十八章讨论这种方式的政治意义）。在1997到1998年间，阿迪达斯甚至重新设计篮球鞋，使之看起来就像耐克球鞋一样：大尺寸、白色、很强的科技感。不过与耐克不同的是，它们卖得可好了。棕鞋理论完全不可信。

过去几年来，耐克用过几十种方法想要封住批评者的嘴，不过目前为止最讽刺的，还是它狗急跳墙试图躲在产品背后避风头的做法。“我们不是政治运动人士，我们是球鞋制造商。”血汗工厂丑闻刚爆发时耐克的发言人吉布斯（Donna Gibbs）说。 23 球鞋制造商？这还是1980年代那家信誓旦旦表示自己不局限于球鞋这种具体东西，也跟制造这种粗鄙事物无关的公司吗？耐克渴望投身运动，奈特告诉我们，耐克追求运动的理念，继而通过运动达到超越的境界；然后它想要谈论自立自强、女性权益和种族平等。它要让自己的商店变成圣殿，广告变成宗教，顾客变成国家，劳工变成部落。它带领我们走过这样一趟品牌之旅，竟然还回过头来告诉我们说“不要看我们，我们只是鞋子制造商而已”，这种话简直空洞得可笑。

耐克是膨胀得最厉害的气球品牌，而它膨胀得越厉害，破裂的声音就越响。

壳牌石油：为开放的空间而战

在北美洲，耐克一直是新兴政治运动瞄准跨国企业的最前线，但是在英国、德国及荷兰，这份暧昧的荣耀却属于荷兰皇家／壳牌石油。

事情的开端是1995年2月，当时壳牌石油决定将生锈、荒废的储油平台布伦特·斯巴（Brent Spar）沉入距离苏格兰海岸150里处的大西洋里。环保团体绿色和平组织反对这项计划，宣称这个1.45万吨的废弃物应该拖上岸，如此才能防止油料外泄，而部分装备亦可回收利用。壳牌认为在陆上处理不安全，而且更不可能办到。然后，在4月30日，正当壳牌开始将平台拖吊至海底坟场的位置时，一群绿色和平组织的运动人士乘直升机出现，试图降落在布伦特·斯巴平台上。壳牌用水雷驱走直升机，不过整个过程都被摄影机拍了下来，通过卫星传送到全球各地的电视台。

这就是典型的绿色和平，天生适合电视的抗议分子。不过这些影像对欧洲观众造成的影响却出乎绿色和平的预料。布伦特·斯巴事件之前，该组织正处于进退维谷的衰退状态—生态运动遭到诸多攻击，而且似乎正在退热，而绿色和平本身因为内部分歧加上令人质疑的财务与策略方案，可信度也在下滑中。当绿色和平决定发动反布伦特·斯巴沉海的抗议活动时，它没想到这个艰涩的议题竟会变成著名的使命。英国绿色和平的主席格罗夫－怀特（Robin Grove-White）坦承：“没有人料得到会引发这么深远而持久的回响，当然绿色和平里也没有任何人预料得到。” 24

壳牌似乎没做任何违法的事，这点和四年前那次造成环境灾难的埃克森·瓦尔迪兹（Exxon Valdez）油料外泄事件（此事件显然与指挥官喝醉酒玩忽职守有关）不同。这个计划获得英国首相梅杰（John Major）领导的保守党全面支持，而且海沉一直是处理老旧平台的标准步骤。此外，绿色和平的陆上处理方案是否更为环保，这本身也还颇值得争议。不过绿色和平所制造出的影像—丑陋、巨大、生锈的污染发电机在驱赶善意的绿色运动人士，后者像尾随不去的蚊子一样围着壳牌石油转—这可引人注意了，也给大家一个恰好而少有的机会，停下来思考究竟绿色和平的诉求是什么。大多数人的结论是，壳牌想沉掉这个油腻腻的铁制庞然大物，只因这个全世界最有钱的企业太卑鄙，不愿找出更好的办法处理自己的垃圾。某项致命的研究为这个观点提供佐证；该研究发现，陆上处理布伦特·斯巴平台的所需费用是7000万美元，而海沉只要1600万美元。就年获利高达1200亿美元的公司来说，这种显然是为了省钱的做法并不受购买石油的大众欢迎。

强调壳牌的行动是合法的而绿色和平则非法，这完全是弄不清楚重点。在许多欧洲人眼中，壳牌犯的是道德上的错误。数千人聚集在其加油站外抗议，而根据德国壳牌的报告，丑闻事件后，它的总销售量降低了大约20％－50％；“这是我们最差的纪录，”这家跨国油业的德国公司总裁邓肯（Peter Duncan）说。 25 汽油弹在汉堡的壳牌加油站里爆炸（留下的信息是“不要弄沉布伦特·斯巴平台”），而法兰克福加油站则发生快车枪击事件（没有人受伤）。非官方抵制从英国扩展到丹麦、奥地利以及荷兰。

抗议事件爆发四个月后，1995年1月20日又发生了前所未闻的大事：壳牌让步了。它将多花几百万美元，把平台拖到挪威，再在当地陆上解体。据《华尔街日报》形容：“这是个屈辱而痛苦的大回转。” 26 格罗夫－怀特说明布伦特·斯巴胜利的影响：“环保团体第一次催化了国际舆论，促使企业更改足以动摇其管理阶层之权威的政策。就算只是昙花一现，全世界已被翻转过来—规则已经改写了。” 27

绿色和平在进行布伦特·斯巴抗议活动之前，内部成员曾互相争执是否能将这个处理老旧大型工业废物的事件，包装成刺激十足、受媒体宠爱的议题。荷兰绿色和平运动人士蒂姆（Giys Thieme）回想当时组织的忧虑：“这不是抗议石油运动，也不是关怀大气层运动，也不是反氯运动。” 28 这也不是为鱼儿、为鲸鱼甚至为可爱的海狮宝宝争取生存权的运动。最终我们发现，布伦特·斯巴运动保护的是未经使用的空间（untouched space），正如同一年前在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克拉阔特湾（Clayoquot Sound）的反伐木抗议运动一样，要保护的是硕果仅剩的原始处女林地。克拉阔特的核心议题是生物多样性（biodiversity），但也是保育荒野，布伦特·斯巴也是一样。虽然绿色和平提出科学研究，证明石油平台将对海底的生态造成冲击（不断提出某些有误的事实），但是其抗争的主题并非传统的环境保护，而是我们不能让大西洋海底被拿来当垃圾场用。壳牌要把这个巨大怪物埋在海底的计划，在全球公众的心里回响不去：如果让跨国企业继续我行我素下去，那么地球上将不会留下任何一块开放的空间—即使像海底深处这种最后的广大荒野，都将被企业殖民。

壳牌、英国政府以及许多企业媒体都表示群众的反弹完全没有理性可言。“科学输给了Joe Six-Pack（某专栏漫画）”，这是《华尔街日报》的头条标题；《经济学人》则宣称这是“理性决案的挫败”。从某一方面来看，他们是对的。保护某种未知之物的这个观念（并无直接的实证理由，只是认为其存在令我们安心而已）确实难以捕捉，但也强而有力。如同《卫报》专栏作者摩尔（Suzanne Moore）写道，布伦特·斯巴与神秘主义的关联至少和其与科学的关系一样大：“海底深处潜伏着奇异的生物，虽然我们可能永远不会见到它们，但是我们在内心深处都认为没有人应该去打扰它们。它们为什么要与解体的石油平台区块共享广大黑暗的深海呢？” 29

格罗夫·怀特写道，绿色和平从布伦特·斯巴抗争事件之成功所学到的是，关于“全球公共用地”（the global commons）的神圣性—任何一张地图上都找不到名字，不为任何私人所拥有，属于全人类。该组织还学到另外一样东西，而这也是反耐克运动人士所发现的：在1990年代晚期，锁定某个巨大、富有、无远弗届的跨国企业进行抗争，就等于是在1980年代晚期拯救鲸鱼的运动。这是平民主义，也是受人欢迎的，而且足以将绿色和平从溃散边缘拯救回来。布伦特·斯巴事件后，组织涌进大量人手和资金，而根据《卫报》报道，甚至还有人赠送房地产。“有一个女人打电话说她更改了遗嘱。‘把所有的土地都送给绿色和平。’她说。她希望我们拿去‘物尽其用，重重地打壳牌一拳’。” 30 《华尔街日报》在布伦特·斯巴的事后检讨报告中严肃指出，在目前的状况下，“经济战可能是打环保战的最佳策略”。 31

壳牌递出的降书也给了运动人士另外一个教训。首相梅杰在绝地捍卫了壳牌原计划的适当性和必要性之后，看起来活像是企业的宠物狗—而且还不太受宠。当壳牌改变立场后，梅杰只好嘟哝说企业主管迫于公众压力而低头简直是懦夫。他的立场如此摇摆不定，所以说，就在壳牌政策急转弯的两天后，他便辞掉保守党主席的职务，该党更投票决定是否由他继续担任领袖一职，这多少有相关影响。就这样，布伦特·斯巴证明了企业（就连出了名的狭隘而封闭的某大公司如荷兰皇家／壳牌）有时候在面对公众压力时，就跟民主选举的政府一样（有时更甚）无力招架。

这项教训在下一桩壳牌难题中格外显著，那就是跨国企业在尼日利亚动荡中所扮演的角色，看看他们是如何依恃已故的阿巴查将军（General Sani Abacha）之腐败政府的保护。也许这位将军不怕旁人施压，但壳牌显然是怕的。

从海底垃圾场到陆地油田

从1950年代起，尼日利亚壳牌（Shell Nigeria）已经从尼日尔三角洲奥格尼人的土地提取了价值300亿美元的石油。石油收益占尼日利亚经济的80％（年收入为100亿美元），其中一半以上来自壳牌。但是，不仅奥格尼人无从享有其丰富的天然资源之利，很多人的生活没有自来水和电，而且他们的土地和水源还被外露的管线、石油外泄和瓦斯火焰所毒害。

在作家兼诺贝尔和平奖提名人肯·萨罗－维瓦的领导下，奥格尼人民生存运动（the Movement for the Survival of the Ogoni People，MOSOP）发动抗争，要求改革，并向壳牌索赔。阿巴查将军是这么回应的：为了确保流向政府的金钱不致断绝，他指挥尼日利亚军队瞄准奥格尼人民，杀害并折磨数千民众。奥格尼人不但怪罪阿巴查下攻击令，更控告壳牌将尼日利亚军队当成私有警力，用钱疏通，令之镇压奥格尼的和平抗争，而且还给予阿巴查政权经济援助，承认对方的合法地位。

壳牌面对尼日利亚国内日渐高涨的怒气，于1993年撤出奥格尼区（Ogoniland）—此举只促使军方更有彻底清除奥格尼反抗声浪的压力。从尼日利亚军方的河流省内部保安军队（Rivers State Internal Security Force）的领导者那儿流出的一张便条，即清楚说明了一切：“除非展开残酷的军方行动以确保经济活动能顺利进行，壳牌的计划仍然不可能推行……建议：破坏MOSOP的集会以及其他聚会，让军方有理由固定在场戒备。打击各社团和领导干部，特别是各组织的发言分子。” 32

1994年5月10日，也就是这张便条写就五天后，肯·萨罗－维瓦表示：“就是这样。他们（尼日利亚军方）会把我们全部逮捕，然后处死。一切只为了壳牌石油。” 33 12天后他被拘捕，以谋杀罪遭受审判。在接到判决之前，萨罗－维瓦向法庭表示：“我和我的同事不是唯一遭受审判的人。壳牌也在遭受审判……这家公司虽然确实逃过了这次的审判，不过它的日子一定会来到。”然后，1995年11月10日—尽管国际社群广加施压，包括加拿大政府和澳大利亚政府，德国与法国政府亦然，但态度则较谨慎—尼日利亚军政府仍然处决了萨罗－维瓦及其他8位同行的奥格尼反壳牌活动领袖。这件事从此演变成国际事件，人们再次包围壳牌加油站示威，全面抵制这家公司。旧金山的绿色和平组织人士把处决萨罗－维瓦的事件重新搬演上台，将绞索绑在高耸的壳牌商标上（见428页图）。

如同抢救街道运动的约翰·乔丹对跨国企业的看法：“偶然之中，他们也帮我们了解到所有的问题都出自同一个系统。”请看这套互相联结的系统是如何运作的：坚持把巨无霸石油平台沉到英国海底的壳牌，同时还与尼日利亚的人权抗争有所牵扯，同年它还裁了员（尽管获利甚巨），一切都只为了让石油流入伦敦的汽车里—这不就是抢救街道运动兴起的肇因吗？由于肯·萨罗－维瓦是诗人，也是剧作家，所以他的案例亦受到国际言论自由团体PEN的关注。许多作家，包括英国剧作家哈罗德·品特（Harold Pinter）以及诺贝尔奖得主纳迪娜·戈迪默（Nadine Gordimer），都声称萨罗－维瓦有反对壳牌的言论自由权，并将对他的处决视为自伊朗政府对萨尔曼·拉什迪（Salman Rushdie）发布追杀令悬赏其人头以来最出名的言论自由迫害案。戈迪默在《纽约时报》上的文章里写道：“在现况下购买尼日利亚的石油，等于就是买石油以交换鲜血。是他人的鲜血，是对尼日利亚人执行死刑。” 34

在这两波反壳牌运动中，可以看到社会正义、劳工与环保议题的合流，这并非偶然—这指出新兴的全球抗议活动精神的核心。肯·萨罗－维瓦是为保护自己的环境而被处死的，不过环境所包含的不只是壳牌势力所侵占蹂躏的三角洲而已。壳牌滥用奥格尼人的土地，这不只是环保议题，也是社会议题，因为，当天然资源企业到第三世界国家采油挖矿时，其标准就会自动降低，这已然是恶名昭彰的事实。壳牌的抗议者很容易就发现，该企业在尼日利亚的作为，与它和前南非种族隔离政权的勾结史、其目前在印度尼西亚占领之东帝汶的帝汶海上的频频出现、与秘鲁亚马逊区纳瓦人（Nahua）的暴力冲突，以及和哥伦比亚安第斯的乌瓦族人（U’wa）的对立（该族于1997年1月发出警告：如果壳牌继续进行钻油计划，他们将集体自杀），都存在着平行的关联。

萨罗－维瓦事件中，公民自由与反种族主义汇流，反资本主义与环保理念合拍，生态学与劳工权益结合。壳牌这面明亮的金黄色商标—萨罗－维瓦的巨人对手—变成了所有关心此事的公民心目中的头号敌人，知名的程度使各国政府必须将这个议题列入其国际蓝图中。PEN以及美体小铺的活动案部门都出面抗议壳牌，身为运动分子的股东则连续三年在壳牌年度会议上提出奥格尼的惨剧，以及其他更多类似案例。1998年8月，肯的兄弟奥文斯·维瓦（Owens Wiwa）论及这家企业的现况：

几百年来，企业用邪恶的作为赚取巨额利润，例如跨大西洋的奴隶交易、殖民主义、南非的种族隔离，以及种族屠杀的独裁政权。他们通常都能卷起战利品顺利溜走，让政府负责收尾道歉。以本案的例子来说，适逢20世纪接近尾声，壳牌陷入了破坏生态、侵犯人权、危害奥格尼人健康的三角结构里。道歉是不够的。我们期望我们的土地、水和空气能恢复干净；我们更要求，壳牌必须针对：一、环境的破坏；二、与壳牌企业活动直接或间接相关的侵害人权事件；三、其服务对人民健康造成的负面影响，提出合理、公平而且足够的赔偿。 35

根据壳牌的说法，这些补救措施都已经在进行了。“壳牌持续资助尼日利亚的社区和环境计划，”加拿大壳牌的发言人贝雷克利（R.B.Blakely）对我透露，“去年，壳牌花了2000万美金盖医院、学校，推行教育计划，并设立奖学金。”（MOSOP手上的数字是将近900万美元，而且表示只有一小部分真正用在奥格尼人的土地）。根据贝雷克利表示，公司已经在修改自己的“企业守则宣言，包括公司的环保表现，以及对于设厂之社区的责任，这适用于壳牌集团在全世界所有的公司”。 36

为了遵守这些守则，壳牌仔细检视其企业精神，确立重心，将自己解构为一堆泥浆。它让员工参加类似新时代顾问的新兵训练营，结果让这个知名的老企业秀出一些愚蠢可笑之举。为了提倡创新，根据《财富》杂志报道，壳牌高级主管“协助彼此在寒冷的荷兰大雨中爬墙。他们在低收入住屋计划区挖土，拍摄自己蒙着眼睛到处走的画面。他们记录自己的工作时间，好得知有没有替公司增加价值。甚至还做迈尔斯－布里格斯的性格测验（Myers-Briggs），以判定谁适合新的壳牌团队，谁又不适合”。 37

壳牌的形象重整还延伸至欧洲和北美洲的黑人社区；而这项策略在贫穷社区造成激烈的对立，他们亟须资金援助，但又怀疑壳牌的居心不良。例如，在1997年8月，加州奥克兰学校董事会接受壳牌捐款200万美元（其中10万美元设为奖学金，其余则是创立壳牌青年训练学院的经费），其中的道德问题引发热烈的辩论。由于奥兰多有很多非裔美国人口，其中包括从尼日利亚出走的移民，因此辩论得尤其激烈。“在尼日利亚的儿童根本没有机会拿到壳牌的奖学金，”Tunde Okorodudu表示，他是一名奥克兰家长，也是尼日利亚民主运动人士，“我们真的需要钱帮助孩子，但是我们不要沾了鲜血的钱。” 38 经过几个月的僵持，董事会（如同波特兰学校董事会争论是否接受耐克捐款一样）最终投票同意接受捐赠。

但是，即便新的壳牌大赶“禅”风，时髦的管理词汇满天飞（例如“新伦理典范”、“潮流间谍”、“第三底线”以及“筹码经济”），甚至连尼日利亚壳牌也谈起“抚平伤口”之时，旧的壳牌仍阴魂不散。 39 虽然壳牌尚未成功回归奥格尼区，但是它在尼日尔三角洲其他地区的计划仍在继续进行，以致到了1998年秋天，此区冲突再起。冲突的原因再熟悉不过了：当地社区抱怨土地污染、渔业受损、天然气喷火，更抗议尽管庞大利润不断从自家的石油井冒出，众人的生活却依然贫苦。“你走去挖井站，会看到那里应有尽有，所有现代的设施都有；但是你走到附近的村落，会发现没有水可以喝，也没有食物可以吃。这就是抗议活动出现的原因。”当地的政治人物奥里威尔（Paul Orieware）说。 40 但是这一次，壳牌对抗的是远比奥格尼人不讲和平的抗议群众。10月份，尼日利亚抗议人士拦截了两架壳牌直升机，占领了九座壳牌的中继站，以及一座钻油台；根据美联社（Associated Press）报道，这项行动使“一天25万桶原油的转运”为之停顿。 41 1999年3月，更多壳牌油站被攻击并占领。壳牌否认有任何过失，并将暴力行动怪罪在种族冲突头上。

黄金拱形：为选择而战

就在反壳牌运动爆发的同时，已经在案数年的麦当劳诽谤案也转变为国际事件。1995年6月，就在将近诉讼案进法院的第一个周年庆时，两位被告，斯蒂尔（Helen Steel）及莫里斯（Dave Morris）在伦敦法院外举办记者会，宣布麦当劳（诽谤案的原告）已提出和解条件，愿意捐助一笔款项给斯蒂尔与莫里斯指定的任何人事物，只要这两位直言不讳的受审环保运动人士能停止对麦当劳的批评；然后，每个人都能把这一场混乱的梦魇抛诸脑后。

斯蒂尔和莫里斯断然拒绝。他们认为现在毫无理由屈服。这场诉讼案的本意是让负面的舆论截流断根—而且还要堵住斯蒂尔和莫里斯两人的嘴巴，使之破产，但如今已变成了麦当劳的大型公关灾难。就好比疯牛病对素食提倡的作用，这个案件比任何工会活动更能引起大众对麦当劳工作环境的注意，并引燃了针对企业审查的深刻辩论，远比近期任何言论自由的案例影响更甚。

作为该诉讼之争论重点的宣传手册，是于1996年首次由伦敦绿色和平所印行的。该组织是国际绿色和平的分支机构（硬派作风的伦敦人还认为其主题太集中化且主流化，不合他们口味）。该手册是用单一品牌串联各个社会议题的早期个案研究：包括破坏雨林（以便养牛）、第三世界的贫苦（逼迫佃农放弃土地，好引进进口农作物，并满足麦当劳对家畜的需求）、残害动物（意指其对牲畜的处理）、制造废弃物（用完即丢的包装纸和垃圾）、健康问题（油炸油脂食物）、劳动环境不良（低薪资再加上麦当劳阻碍工会抗争），以及剥削性的广告营销（麦当劳锁定儿童为目标市场）。

但真相摆在眼前，麦当劳诽谤案从来就不与这本手册的内容真正相关。从许多方面来看，这个针对麦当劳的案例与针对耐克或壳牌的案子（两者皆涉及大批人民受苦的情况，而且有清楚证据）相较之下，程度上是比较轻微的。麦当劳案的证据较不直接，而且就某些方面而言，该案的议题比较陈旧。众人对制造垃圾的快餐餐厅的关注，在1980年代晚期已到达顶点，伦敦绿色和平反对该企业的运动，显然是从吃肉是谋杀的素食观点而来的：这个观点有说服力，不过仅限于其数量有限的政治支持者。使麦当劳诽谤案变得与反耐克和反壳牌运动分量相当的，并非这家公司对待牛只森林甚至旗下员工的方式；这个运动之所以展开，是因为麦当劳对待斯蒂尔与莫里斯的方式。

范妮·阿姆斯特朗（Fanny Armstrong）制作了关于此诉讼案的纪录片，指出英国的诽谤法在1993年修正过，“好让政府单位，例如当地议会，无法再诉请诽谤。这是为了保障人民批评公家机关的权益。跨国企业正迅速变得比政府更加有力—而且更无须负责。所以，企业难道不能适用同样的法律吗？这家企业有几十亿的广告预算，根本不必诉诸法律，好让别人听见自己的论点”。 42 换言之，对企业的许多支持者而言，斯蒂尔与莫里斯案所牵涉的不是快餐的优缺点，而是在企业控制日渐壮大的氛围中，保障言论自由的必要。如果布伦特·斯巴事件牵涉的是空间的丧失，耐克事件是良好工作的丧失，麦当劳诽谤案则是关于声音的丧失—也就是企业审查的问题。

1990年，麦当劳针对那份如今已恶名昭彰的手册内容，瞄准了五位绿色和平运动人士提出诽谤诉讼案，当时，其中三位的反应跟大多数人与百亿资产的企业杠上时一样：道歉和解。这家公司的这套手法可是屡试不爽的。根据《卫报》表示：“过去15年来，麦当劳对英国90个以上的组织威胁将采取法律行动，其中包括BBC、第四频道、《卫报》、《太阳报》、新叶茶亭（New Leaf Tea Shop）、学生报纸，以及儿童戏剧团体。甚至菲利浦王子也收过语气强硬的麦当劳信函。这些组织和要人全数让步，许多人还在法庭正式提出道歉。” 43

不过，斯蒂尔和莫里斯却做了别的选择。他们利用这次的诉讼案，发动长达七年的实验，企图在全球经济圈里驾驭这座黄金拱形。于是乎，失业的邮局工人（莫里斯）以及社区园艺家（斯蒂尔）在法庭待了313天（英国史上最长的诉讼案），与全球最大的食品帝国高层主管正面开战。

审判过程中，斯蒂尔和莫里斯巨细靡遗地说明宣传手册上的诉求，还有营养学家及环保专家和科学报告当场助阵。总共传唤了180位证人出庭，当法庭一一聆听关于有毒食物、不发加班费、不实的回收倡导，以及派企业间谍到伦敦绿色和平干部间搞渗透的例证时，麦当劳只能无言承受羞辱。其中一则具有代表性的事，就是当麦当劳主管被问到公司宣称提供“营养的食物”时，资深市场营销副总裁格林（David Green）表示，可口可乐是有营养的，因为它“提供水分，我想那是均衡饮食的一部分吧”。 44 另外一段尴尬的对话是：麦当劳主管奥克利（Ed Oakley）对斯蒂尔解释用填埋方式处理麦当劳的垃圾是“有好处的，要不然你到最后就会发现全国许多垃圾坑都空了”。 45

1997年6月19日，法官终于作出判决。法庭挤满了各路人马，有企业主管、粉红色头发的无政府主义者，以及几列新闻记者。对坐在那里的我们而言，听着贝尔（Roger Bell）法官宣读那45页的判决书（那是原来超过1000页的判决书之摘要），感觉像是过了一个世纪。虽然法官认为宣传手册上大部分内容过于夸张，难以接受（他尤其不相信麦当劳与“第三世界的挨饿”有直接的关联），但是他认为其他的指控完全是根据事实的。对斯蒂尔和莫里斯有利的部分判决如下：麦当劳“剥削儿童”，“利用他们作为容易被人接受的广告主角”；对一些动物的处置实为“残忍”；麦当劳反对工会，支付“低工资”；管理方式可能“太专制”而且“极不公平”；此外，持续食用麦当劳的食品将有罹患心脏病的风险。斯蒂尔和莫里斯被勒令赔偿麦当劳的损失，数目是9.549万美元。但是1999年3月，上诉法庭认为贝尔法官的判决过苛刻，并更强力地支持斯蒂尔和莫里斯对“营养与健康方面的风险以及麦当劳员工支薪及工作状况的指控”。法庭仍然认为他们对食物中毒、癌症以及和世界贫穷的控诉有待查证，但是将罚金降为6.13万美元。 46 麦当劳从未想过收取判决金额，而且决定不申请禁制令以阻止传单继续散布。

第一次判决后，麦当劳立即宣布胜利，不过没几个人相信。“从皮鲁斯 * 以来，从未见过这么狼狈的胜利。”隔天《卫报》社论表示，“麦当劳在公关战场上完全失败了，而这次行动的致命伤就是对大众舆论的判断有误、回应不足。” 47 事实上，当审判还在进行时，原初惹祸的手册已经成为收集者眼中的宝物，光英国就发行了300万份。维达尔也出版了广受评者赞誉的作品《麦当劳诽谤案：审判汉堡文化》（McLibel：Burger Culture on Trial）；《六十分钟》亦制作了关于诉讼案的长篇报道；英国第四频道播出长达三小时的真人实事剧；范妮·阿姆斯特朗的纪录片《麦当劳诽谤案：两个世界的冲撞》（McLibel：Two Worlds Collide）在独立制片圈内广为流传（但被各大电视台回绝了，原因很讽刺地是—避免诽谤嫌疑）。

对斯蒂尔、莫里斯及其支持者而言，麦当劳诽谤案从来就不只是为了赢得法院判决而已—而是利用法庭去赢得民众。而根据判决确定两天后在麦当劳分店外出现的人潮，他们确实有理由宣布自己的胜利。星期六下午站在伦敦北部自家邻近的麦当劳门前，斯蒂尔与莫里斯几乎来不及将那本始作俑者《麦当劳有何问题？》的手册发送给索取的人潮。路过的行人要求拿一本，司机们将在停靠在路边购买麦当劳审判案的纪念品，带着幼童的妈妈停下来与斯蒂尔聊天，表示忙碌的家长在面对小孩要求吃垃圾食物的时候实在很为难—做妈妈的能怎么办呢？

类似的情形在英国各地500多家麦当劳分店里上演，1997年6月21日，上述店面被抗议群众团团包围，北美洲30家分店亦是如此。一如反耐克的示威，各处的活动都不尽相同。在英国一家门市店门口，当地社区推出街头表演秀，主角是拿着斧头乱挥的罗纳德·麦当劳、一头牛，还有很多西红柿酱。在另一家店前面，大家递送免费的素食食物。每一个据点都有支持者分发那份有名的宣传手册：光那个周末就发出40万份。“手册像飞一般分发出去。”麦当劳诽谤案支持运动（McLibel Support Campaign）的米尔斯（Dan Mills）表示，他觉得个中讽刺很有趣：在麦当劳决定提出诉讼之前，伦敦绿色和平活动正在走下坡，这份引发争论的手册也才发了几百份而已。现在它却被翻译成26种语言，更是网络空间里最炙手可热之物。

三巨头的教训：把法庭当成工具

无须打赌，许多麦当劳之外的品牌巨头一定非常注意该英国法庭内的发展。1996年，Guess撤销对洛杉矶妇女团体“同线”（Common Thread）的诽谤控诉，该团体主办了一场主题为Guess牛仔裤女工之心酸血泪的诗歌朗诵会。 48 同样的，虽然耐克不断指控其批评者无中生有，它也始终避免尝试在法庭内洗清声誉。这也难怪：法庭是唯一能迫使私人企业打开封闭的窗户、让民众看进来的地方。

一如海伦·斯蒂尔与戴夫·莫里斯所写：

假如企业选择用压迫的法律对付批评者，那么法庭案件就不需要仅限于法律程序与诉讼过程；它可以变成公共论坛，成为抗议的焦点，以及传播真相的更广泛途径。那就是麦当劳诽谤案的历程……或许是有史以来第一次，某个势力庞大的机构（本例恰好是快餐连锁店，但从某方面来说也有可能是任何其他的商业组织或政府单位）被迫接受冗长、详细、严苛的公众检验。那真是好事！ 49

全世界和斯蒂尔与莫里斯同路的抗议分子都收到这个信息了；每个曾追踪麦当劳诽谤案的人都发现漫长、富戏剧性的诉讼案能多么有效地提出证据，并挑起反敌方企业的情绪。部分抗议者不想等待被控告，于是就主动告企业一状。举例而言，1999年1月，美国劳工运动分子决定呼吁大众关注美国在塞班岛（Saipan）的非法血汗工厂事件，于是在加州法院发动了史无前例的针对17家美国零售商的诉讼案，其中包括盖璞和汤米·希尔费格。这件案子是为数千名塞班岛成衣工人而发声的，控告品牌零售商及制造商的“欺诈阴谋”（racketeering conspiracy），承诺东南亚妇女将在美国得到薪水优渥的工作，借此引诱她们来到塞班岛。然而她们得到的却是不实的薪资和“美国最糟的血汗工厂”，这是此案的领头律师迈耶（Al Meyer）的形容。另一桩类似的诉讼案指控这些公司的广告不实，将在塞班岛制作的产品标示为“美国制”，或是“美国北马里亚纳群岛制”，让消费者以为制造商服膺美国劳动法，但事实则不然。 50

同时，宪法权利中心（Center for Constitutional Rights）也对荷兰皇家／壳牌如法炮制，就在肯·萨罗－维瓦过世一周年时，该中心在纽约法庭对这家企业提出联邦诉讼。根据中心的洛夫（David A.Love）表示：“这件诉讼是为1995年11月被尼日利亚军政府处决的肯·萨罗－维瓦以及其他奥格尼抗议人士而提出的。我们指控，处决一事是在壳牌石油‘知情、同意并且／甚或支持’的情况下进行的。”另外他们还指控，处以吊刑是阴谋的一部分，是要“暴力残忍地阻止任何反对荷兰皇家／壳牌在奥格尼和尼日尔三角洲剥削石油及自然资源的抗议分子”。壳牌否认这项指控，并质疑这项诉讼案的法律依据。撰写本书的期间，塞班岛及壳牌的诉讼案仍在进行。 51

三巨头的教训：使用网络来点亮麦氏聚光灯

如果法庭是将封闭的企业凿开的受欢迎工具，那么网络就是迅速蹿起、成为传播全球跨国企业信息的当红媒介。本章所叙述的三个抗议事件，其最大的特点就是首开信息科技的新潮流，自此之后，网络一直是使企业如坐针毡的利器。

关于耐克的信息，每天都借由电子邮件自由往返于美国国家劳工委员会及劳工权利运动之间，还有荷兰的净衣运动、澳大利亚公平衣着运动（Australian Fairwear Campaign）、中国香港的亚洲监督及资源中心（Asian Monitoring and Resource Centre）、英国的商标背后劳工联盟及基督教救助（Labour Behind the Label Coaliton and Christian Aid）、法国的阿吉尔在此（Agir Ici）与人民工匠（Artisans du Monde）、德国的Werkstatt Okonomie、比利时的Les Magasins de Monde、加拿大的马奎拉团结网络（Maquila Solidarity Network）—在此只随便列举几个参与团体而已。1997年9月，耐克在新闻稿上抨击其批评者为“边缘团体，一再利用网络与传真机，为自己宣传不实而扭曲的信息”。但是到了1998年3月，耐克已开始用稍微尊敬的态度看待网络上的批评者。麦当劳发言人曼尼杰解释为何公司刚才又引进了一波劳工改革案，他说：“你做出更动，因为那是正确的事。不过，我们的脚步显然是因为因特网而加快了速度的。” 52

布伦特·斯巴事件及奥格尼支持运动的机动性，同样也让壳牌学乖了。天然资源企业习惯并知道要如何与受国家范围所限的抗议分子打交道：油管或是矿坑可能引发菲律宾或刚果的佃农反抗，不过情况总能控制得宜，只有当地媒体会报道给当地人知道。但是在今天，壳牌打个喷嚏，就有报告书从超级活络的“壳牌—尼日利亚行动”邮件名单服务器，发送到所有远方运动人士的电子邮箱里，从逃亡的尼日利亚运动领袖，到全球各校园的抗议学生无一不有。而1999年1月，当一群抗议分子占领了部分的壳牌英国总部时，他们手上绝对带了数字相机和多孔连接线，这使他们能将现场实况随时上传网站，就算壳牌人员切断电力和电话也没有用。

壳牌采用自己侵略性的网络政策，来响应网络抗议运动的兴起：1996年，壳牌雇用了29岁的“网络经理”西蒙·梅（Simon May）。根据梅的说法，“权力平衡的关系出现了变化，抗议分子不再完全依赖现有的媒体。壳牌是从布伦特·斯巴事件中辛苦地学到这个教训的，当时，无数的信息就是从正规媒体之外的管道散播出去的。” 53 但是，如果说权力平衡已经改变了，那么梅的职责就是使改变倾向有利壳牌的方向发展：他观察网上所有提及该公司的文字、回复询问社会议题的电子邮件，并协助设立壳牌公司网站的“社会关怀”在线讨论室。

大企业就是大目标……有几千家公司现在是或一直是网络上反企业运动的目标。有了“电子监督”（eWatch）推动的网络工作者/监督者（WeberWorks/Monitor）后，不仅网络工作者/监督者的企业客户能在成为抗议目标时接获通知，他们还能得到如何有效处理这类情况的重要资讯。

——“电子监督”（网际网络监督的公司）总裁，詹姆斯·M.亚历山大，1998年5月

在麦当劳诽谤案中，因特网亦扮演类似的角色，将伦敦的反麦当劳草根运动推到其跨国企业对手运行的全球舞台。“我们有太多关于麦当劳的数据，感觉可以成立一个图书馆了。”莫里斯解释，而一群网络抗议分子就依这个构想架设了麦氏聚光灯网站（McSpotlight Web site）。这个网站不但提供那本大受争议的手册的在线版，还有2万页完整的诉讼记录，并且还设立辩论室，让麦当劳员工在此交换黄金拱形企业内部骇人听闻的故事。这个网站是网络上最受欢迎的热门站点之一，目前浏览次数已达将近6500万次。 54

本（Ben）是麦氏聚光灯网站好学而低调的程序设计师之一，他告诉我：“这种媒体不必让抗议者劳心费力去做宣传，也不必依赖哪个好心的编辑去帮他们传布信息。” 55 而且它也比传统媒体较不易惹上诽谤官司。本提到，虽然麦氏聚光灯网站的服务器架在荷兰，但是在芬兰、美国、新西兰和澳大利亚都有“镜像网站”（mirror sites），意指就算某个国家的服务器被麦当劳律师盯上了，经由其他镜像网站的运作，全球各地还是能继续连上这个网站。如今，每个参观网站的人都受邀提出自己的看法，讨论麦氏聚光灯站是否会被起诉。“下一个上法庭的会是麦氏聚光灯网站吗？请点选是或否。”

广大的企业界再一次手忙脚乱地学习这些运动带来的教训。1998年6月在布鲁塞尔，Entente International公关公司的彼得·韦里耶（Peter Verhille）讲述反企业团体成长中的力量：“压力团体最大的优势之一（事实上这也是他们与势力庞大的企业正面冲突时最关键的要素），就是能够运用通讯革命的利器。如果他们能灵活运用因特网这类全球的通讯工具，就能削弱企业凭借高额预算而获得的强势地位。” 56 的确，对运动人士来说，网络之美在于它能用最少的资源和官僚组织，动员整合的国际行动。例如国际耐克行动日，当地运动人士的工作只是从劳工权益活动的网站上下载信息宣传材料，好在抗议时发出去，然后再汇整从瑞典、澳大利亚、美国及加拿大传来的电子邮件报告，发送给所有参与的团体，便大功告成。

麦当劳诽谤案之后，抢救空间的全球街道派对以及包围麦当劳的示威活动，亦采用类似的电子情报交换的模式。审判宣布前一周，麦氏聚光灯网站的工程师将全英国793家麦当劳分店的名单张贴在网站上，让当地抗议者报名参加当天的“收养店面”活动（教他们如何尊重别人）。半数以上的店面都被收养了。我是从加拿大全程追踪这个活动的，但是，当我终于有机会亲眼见到麦当劳诽谤案支持团体的伦敦总部（全球几百个政治抗议活动的指挥中枢，联结数千位抗议人士，成为所有反麦当劳活动的活生生数据库），我大为震惊。在我的想象里，那个中心里应该挤满了正在操作高科技设备的人。但是我错了：麦当劳诽谤案的总部只不过是伦敦某栋走道上满是涂鸦的公寓后面的小房间而已。办公室墙上贴满了反堵广告和无政府宣传标语。斯蒂尔、莫里斯、米尔斯和几十位义工就是靠着一部看上去快解体的个人电脑、一台老旧的调制解调器、一部电话以及一台传真机，与麦当劳正面对峙了七年。米尔斯还为没有多余的椅子向我道歉。

英国环保团体“地球之友”（Friends of the Earth）的Tony Juniper称因特网为“反抗行动工具箱里最有力的武器”。 57 这话也许没错，不过网络可不只是组织工具—它已经变成了组织的模式，勾画出去中心化合作的决策过程之蓝图。它让信息分享的过程更便利，让许多团体一致合作，却不需达成统一的共识（反正就抗议分子组织的本质而言，共识通常不太可能）。而正因为过程是如此去中心化，这些运动仍然处于与全球各种不同阵线结盟的过程中，并且不断讶异地发现乏人报道的小小胜利已经行之久远，研究片段已经彻底被人回收并吸收。这些组织现在才开始发现到自己的影响范围有多广，影响力又有多大，正如下一章所论及的学生与社区运动所述。

注释

* Pyrrhus，古希腊伊庇鲁斯之王，虽战胜罗马，但损失惨重，该词即意指损失惨重的胜利。

第17章　当地的对外政策

学生与社区加入斗争

过不了多久我们就得自己到海上钻油了。

——加州伯克利市议员波莉·阿姆斯特朗（Polly Armstrong）评论议会禁止市府向石油大厂购买汽油的决议

“好。我要每一道门都有人站。我们走！”肖恩·海耶斯（Sean Hayes）用高中篮球教练似的浑厚男中音喊道（碰巧这本就是他的职业）。“我们走！”海耶斯教练又大喊了一声，大力拍着厚实的双掌，响声回荡在安大略省皮克林市（Pickering，此城以邻近有安全顾虑的核电厂闻名）圣玛丽（St.Mary）中学宽阔的体育场里。

海耶斯邀请我参加该校首次举办的“血汗工厂服装秀”；当他发现篮球队的印度尼西亚制耐克球鞋有可能是血汗工厂的产品后，他就开始筹备这个活动。他是名心安理得过活的骑士，心地纯良，和一群同样古道热肠的学生筹办了这个活动，好让其他2000多名圣玛丽高中的学生能开始用“酷”或“逊”以外的字眼思考他们身上所穿的衣服。

计划很简单：当全副名牌服饰的学生模特儿神采飞扬地在改装跑道上走台步的同时，一旁的另一位学生将念出准备好的台词，内容是关于第三世界成衣工人的生活状况。然后学生很快秀出《米老鼠到海地》的片段，并搬演短剧，描述青少年常“因为没有好行头而产生不被爱、没人要、不被接受和不受欢迎的感觉”。我参与的部分在最后出现：发表关于加工出口区的简短演说，然后再主持问答时间。这听起来够简单明了了。

当我们正等待钟声响起，学生蜂拥而入的时候，海耶斯转向我，嘴角勉强露出一笑，说：“我希望这些孩子会真的懂这里面的信息，而不要只把它当成普通的服装秀。”听过学生准备好的讲词后，我不禁认为，他的忧虑显然是太偏执了点。没错，服装秀已是中学生心目中的热门活动，堪可与洗车厂媲美，成为毕业舞会筹募基金的首要来源。可是，难道海耶斯真的认为他的学生们会那么没良心，在听闻入不敷出的薪水和身体虐待后，还会前来探询这些问题品牌的服饰在集会结束后能否打折售卖吗？就在那时，几个十几岁的男孩从窗户伸头进来，询问狂乱的准备工作进度如何。“嘿，老兄，”其中一个说，“我猜服装秀—这应该是个笑话吧。”海耶斯教练显得紧张起来。

当2000名学生涌进服装走秀场，离开课堂偷闲的氛围，使整个房间顿时充满令人眼花缭乱的生气；不管是看学校戏剧表演、艾滋病教育倡导讲座、教师罢工或是火警，只要能不上课都好。快速浏览四周，没有发现商标的踪影，这显然不是学生自由选择的结果。圣玛丽是天主教学校，学生穿的是制服—单调的玩意儿，但他们仍然尽其所能花工夫打点。法兰绒长裤、亚克力纤维海军毛衣，看起来确实不像帮派制服，不过这些家伙还是尽量想办法，将长裤拉到接近膝盖一半处，将有花纹的松紧短裤拉到腰带上方。女孩也各展所长，用厚底鞋和黑色唇膏搭配身上单调乏味的制服。

果然，海耶斯教练的忧虑不无道理。当嘻哈音乐响起，第一批学生穿着耐克球鞋和运动服饰跳跃着走过跑道，整个集会爆出欢呼和赞叹声。当年轻女学生开始念出真诚的旁白，“欢迎来到耐克世界……”，马上就被欢呼声和口哨声淹没。不难明白他们欢呼的对象不是她，而是“耐克”这个词（每个人最爱的明星品牌）的出现。

我一边等着我的出场指示，一边已经准备好永远逃离这个现代的青少年世界，但是大家在海耶斯教练几度威胁之下终于又安静下来。我的演讲至少没有遭到嘘声连连，后来的讨论则是我所见最活泼的一场。第一个问题是（如同所有反血汗工厂的运动一定会提的）：“哪些厂牌没有使用血汗工厂？”—阿迪达斯吗？他们问道。锐步？盖璞？我告诉圣玛丽中学的学生，要在购物中心买到没有剥削劳力的产品，简直是不可能的事，看看各大厂牌的生产情况就知道了。我告诉他们，要改变现况最好的方法，就是常上网吸收信息，而且把他们的想法写信告诉企业，到商店购物时尽量问问题。这群圣玛丽的小孩对这个没有解答的说法深表怀疑。“听好，我可没时间每次去逛街的时候还得当什么了不起的政治抗议分子，”某个女孩说，右手深深地插在右臀的口袋里，“你只要告诉我哪种牌子的鞋可以买就好了，OK？”

另一个看起来16岁左右的女孩滑步走到麦克风前：“我只想说这是资本主义的时代，没错，人们有权利赚钱，如果你不喜欢这样，那可能你只是妒忌吧。”

反对的手举起来。“不，我只想说你完全搞错了，只因为大家都在做某一件事并不代表那就是对的—你必须为你所相信的挺身而出，而不是只站在镜子前面想办法让自己好看一点！”

这些孩子看过几千集瑞奇（Ricki）和欧普拉（Oprah）的脱口秀节目，他们有样学样，自然地就像伊丽莎白·多尔（Elizabeth Dole）一样。他们用刚刚为耐克欢呼的方式为彼此欢呼—齐声叫好，还挟带很多“干得好，女孩”的口号。在下一阶段开始前几分钟，海耶斯教练争取时间叫大家问最后一个问题。一个穿着松垮长裤的男孩闲逛过体育馆，两只手指拎着标准海军蓝毛衣，距离自己瘦长的身体老远，好像闻到什么臭味似的。然后他踱向麦克风，用青少年标准的无所谓的口气说道：“嗯，海耶斯教练，如果印度尼西亚的工作环境这么差，那么我们为什么要穿这些制服？我们买几千套这种东西，而这上面写说是‘印度尼西亚制造’的哟。我只想知道，你怎么晓得它们不是血汗工厂生产的？”

整个体育馆沸腾了，这是致命的一击。另外一个学生冲到麦克风前，建议学生应该试着找出是谁制造他们的制服。该计划的响应者显然十分踊跃。当我离开圣玛丽的时候，整个学校已经蓄势待发了。

毫无疑问，圣玛丽学生对印度尼西亚贫苦劳动环境的新兴关注，背后的原因是这使他们找到高尚的理由拒绝穿自己逊毙了的制服—并非完全无私无我。不过就算是偶然，他们也已发现了促使看似无关道德的跨国企业进行改革的最有力工具之一。

当中学、大学、宗教场所、工会、市议会和各级政府开始将道德标准纳入大宗采购的考虑中时，反企业运动就从象征性的广告反堵和抗议超级商店迈向新的阶段。这种社区机构不只是个别消费者的集合体，其本身就是消费者—而且是强而有力的一群。几千所像圣玛丽这类的学校都会订购数千套—加起来数量可观。他们还会为校队购买运动设备，为自助餐厅采购食物，为贩卖机采买饮料等。市政府会为警方购买制服，为垃圾车添购汽油，在办公室安装电脑；他们还会将退休基金投资在股市里。至于大学则会挑选电讯公司架设网络入口站，在银行存钱和投资资产，总值可能高达几十亿美元。当然，他们也渐渐与企业合作，直接进行赞助的计划。最重要的是，大量的机构采买以及赞助交易是最令市场趋之若鹜的合约，企业永远会设法在竞标时击败其他对手。

这些商业行为所拥有的共通点是它位于市民生活（表面上依照“公众利益”的准则行事）与企业获利动机之间明显的交汇点上。当企业赞助大学校园活动或与市政府签订交易时，他们就跨过了那道分隔私有空间和公共空间的重要界线—这道线并非个别消费者与企业互动的一部分。我们并不期待购物中心标榜道德，然而在某个程度上来说，我们的确期待公共空间里还存在着道德—比如学校、国家公园及市立游乐场。

所以，虽然在某些人眼中是无用的慰藉，但是私有企业渐渐插手公共空间此事也有正面的作用。过去四年来，许多公共、市镇及宗教的机构慢慢形成集体的共识：假如自家有跨国企业的盟友存在（不管是供货商或赞助商），这代表了重要的政治机会。借由大量采购的威势，公共及非营利机构能对这些无法无天的私人企业产生真正的公众利益压力，在中学和大学里尤其明显。

学生给品牌上了一课

我们已经目睹软性饮料、运动鞋和快餐业者与中学、专科学院和大学建立各式各样的独家品牌联盟。许多大学就像奥运会一样，有“官方”指定的航空公司、银行、长途客运和电脑供货商。对赞助厂商而言，这种排外的合作关系是培养学生与品牌建立亲密忠诚度的大好机会—塑造半学院的形象更是好处多多。（成为知名学府的正式供货商，听起来几乎像是有一群终身制教授聚在一块儿，科学化地决议“就是可口可乐！”或者“我们的薯条非Crispier不可！”一样，对某些幸运的企业来说，这几乎就像获颁荣誉学位。）

然而，同一批企业有时会发现这种“合作关系”带来了始料未及的坏处：与赞助案相伴而来的并非总是企业所期待的那种被动的顾客忠诚心。在企业道德备受注目的年代，学生发现，引起冷漠企业关注的上佳良方，就是大声抱怨自家大学之官方品牌所举办的课外活动—不管是可口可乐、百事可乐、耐克、麦当劳、星巴克抑或北方电信（Northern Telecom）。不同于一味抱怨没有具象的“企业化”，年轻的运动人士转而运用自己身为被赞助者的身份，向侵入校园的势力展开报复。在这种动辄得咎的脉络里，侵略意味浓厚的赞助案可充当政治催化剂，激发范围广泛的辩论，从不公平的劳动环境到与独裁者交易，无所不包。你只要问问百事可乐就知道了。

百事可乐（一如我们在第4章所见）一直是收买学生以培植专属市场的先行者。其专卖、排外的贩卖机成为后来许多企业跟进的榜样，而百事可乐公司名下的快餐店也是第一批在北美高中和大学校园扩张的企业之一。百事可乐的首个校园交易是1993年与渥太华的卡尔顿大学（Carleton University）的合作。因为当时校园营销还是多少令人不快的议题，很多学生立刻很恼火自己必须被迫替企业产品背书，决定不给校园的官方饮料好脸色看。“公共利益及研究团体”（Public Interest and Research Group，横跨北美的校园社会正义组织的网络，一般称为PIRG）的该校成员，发现百事可乐在缅甸这个残酷的独裁政权国家生产及贩卖饮料。卡尔顿学生不确定该如何回应这项信息，于是就在几个BBS站贴了告示，说明百事可乐在缅甸的生意。没多久，渥太华这个组织就迅速壮大，并将数百个“校园运动工具箱”分送出去，里面有手册、请愿书以及“一定要抵制”和“百事可乐，骗子”的标语贴纸。“你要如何帮助解救缅甸？”某份手册问道，“对学校施压，要学校终止与百事可乐达成的食品及饮料合约，直到该公司离开缅甸为止。”

很多学生真的这么做了。结果，在1996年4月，哈佛拒绝了100万美元的百事可乐销售案，原因是该企业在缅甸从事交易。斯坦福大学则估计让百事可乐亏了80万美元，因为2000名学生签署请愿书，阻挡在校园里兴建隶属百事可乐旗下的塔可贝儿餐厅。在英国的代价更高，因为当地校园饮料的合约都是由全国学生联合会（National Union of Students）统筹商定的。“百事可乐才刚打败可口可乐，拿到合约。”Third World First伦敦总部的休斯（Guy Hughes）回忆道，“百事可乐在全英国有800个学生联合会的据点，所以我们就利用这个筹码向百事可乐施压。后来（学生联合会）得以与百事可乐会面，原因之一在于百事可乐发现这场抵制运动已经变得国际知名了。” 1

缅甸的反对党领袖昂山素季于1990年获选执政，却被军方阻止就职；她也鼓励这项新兴的抗议活动。1997年，她先生（不久后便过世了）在华盛顿特区的美国大学（American University）朗读的讲稿里提到，昂山素季呼吁学生向那些投资缅甸的跨国企业施压。“请使用你们的自由，提升我们的自由，”她说，“坚守有原则的立场，反对与缅甸军政府做生意的企业。” 2

当校园抵制的浪潮登上《纽约时报》后，百事可乐卖掉了某家备受争议的缅甸制瓶厂的股份，厂主西恩·图恩（Thien Tun）曾公开表示昂山素季的民主运动理应被“驱逐出境，彻底消灭”。然而学生抗议分子将百事可乐的行动斥为“徒有其表”，因为百事可乐的产品仍然继续在缅甸生产销售。百事可乐面对不断的压力，最后在1997年1月24日宣布“完全从缅甸撤资”。当美国学生运动的组织人萨尔·尼（Zar Ni）听到消息后，他利用自由缅甸联盟的邮件名单发出了一封电子邮件：“我们终于绑住百事可乐这只野兽了！我们成功了！！我们每一个人都成功了！！……我们现在知道，自己手上的草根性力量可以撂倒势力庞大的全球化企业了。”

这故事如果有任何道德教诲的意味，那就是，百事可乐本想夺占校园市场，结果却在无意中让公司成为了争论的焦点。该品牌想让大学生变成自己的模范小孩（真正活生生的下一世代），但学生却扭转乾坤，让百事可乐成为替校园内自由缅甸运动打响名气的模范企业。盛温（Sein Win）是缅甸当选的全国民主联盟的领导人，目前在美国；他认为“百事可乐公司非常注重自己的形象。它想要把自家的饮料形象打造成‘年轻世代的品味’，所以一旦年青一代参与抵制，那将损及企业利益”。 3 比列尼斯（Simon Billenness）是有道德感的投资专家，也是缅甸解放运动的先驱，他的话就更直接了：“百事可乐是被自己的目标市场围堵了。” 4 卡尔顿大学的校园运动负责人里德·库珀（Reid Cooper）指出，要不是百事可乐对校园品牌化垂涎三尺，缅甸的苦难可能就不会成为校园的议题。他在访谈中告诉我：“百事可乐企图进入校园，但动乱自发就出现了。”

毫不令人意外，打败百事可乐的这场胜仗，使校园的缅甸自由运动更加大胆跨步。学生竖起了“缅甸：1990年代的南非”的标语。 5 今天，全球有100多所学院和20所中学是自由缅甸联盟的成员。该国的自由成为校园学生中心议题的程度，由1998年8月的事件可见一斑。当时有18位外国抗议分子（大部分是大学生）在仰光因为散发支持缅甸民主运动的传单被捕；法院判他们五年苦役，但在最后一刻将他们遣返，不予拘禁。

其他学生运动则针对不同企业和不同的独裁者而发。百事可乐退出缅甸后，大家的注意力开始从校园转向可口可乐在尼日利亚的投资。在肯特州立大学及其他以可口可乐为官方饮料的学校里，学生争论可口可乐在尼日利亚频繁出现，等于是在为该非法军事政权（当时仍掌权）背书。同样的情况，若不是因为可口可乐赞助校园的合作案促使抗议爆发，学生开始大喊校方双手染血，尼日利亚的人权问题绝不可能走出肯大国际特赦团体的范围。

其他还有数桩与食品相关的抗争，大部分都与麦当劳在校园扩张的势力有关。1997年，英国全国学生联合会与麦当劳达成协议，发送“贵宾卡”给英国所有的大学生。学生只要拿出这张卡，就能在每一次点麦香堡、薯条及饮料时赚到免费的吉士汉堡。不过，校园环保人士提出抗议，迫使学生联合会于1998年3月中止这项营销结盟。该联盟为了解释自己为何改变心意，便举例说明该企业“反工会、剥削劳工、污染环境、虐待动物，并推广不健康的食品”—全都措辞仔细地引用到麦当劳诽谤案法官的判决。 6

对品牌的反击持续扩大，学生不只质疑与麦当劳、百事可乐之类企业的赞助合作案，还开始追踪其大学与较不惹人注目的私有企业的合作案。不论是校方董事会上的银行家、企业赞助的教职，或是以捐助者名号命名的校园建筑，经济观点更加政治化的学生都予以严格的检视。英国的学生组织运动，向校方施压，呼吁其停止接受石油产业的捐款；在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维多利亚议会大学（Univetsity of Victoria Senate）于1998年11月投票决定拒收壳牌石油提供的奖学金。等到遍布北美各地的学生集合在一块儿，参与年度研讨会之后，反企业的活动变得更具形制，比如1997年芝加哥大学的“民主座谈会：校园民主VS.企业控制”，与会者可参加的座谈会包括“研究：为了人民还是利益？”、“调查你的校园”，以及“企业是什么？为什么企业有问题？”。1999年6月，学生运动人士聚集在俄亥俄州托莱多（Toledo），参加新成立的企业改革学生联盟（Student Alliance to Reform Corporations）。这次集会的目的，是筹划全国性的抗议活动，促使大学只将钱投资在尊重人权并且不污染环境的企业上。

到目前为止最受争议的校园合作案，都与某家最受争议的企业有关：耐克。这应该不令人意外吧。自从该制鞋公司使用血汗工厂劳工一事已成为常识之后，耐克与几百所大学体育系签的合约已变成现在校园内最受争议的话题；“抵制耐克飞扬符号”的徽章堪比女性饰品，成为目前大学生最热门的佩戴品。而当面狠狠赏了耐克一巴掌的莫过于，让该公司砸下数百万美元运动团体赞助费的学校（举几个例子就好：北卡罗来纳大学、杜克大学、斯坦福大学、宾州州立大学、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等），竟然就是反耐克运动最火爆的地方。根据劳工权利运动所言，“这些合约曾是耐克营销的重心，现在却变成了公司的公关噩梦。耐克原本侵略味浓厚的校园营销，现在只能被迫只守不攻”。 7

在亚利桑那大学，学生将一堆旧的耐克球鞋送到校长办公室（尾随两架当地电视台的摄影机），请校长重新评估学校对耐克产品的背书。学生领导人詹姆斯·特雷西（James Tracy）表示，“每双鞋上都贴了耐克的虐待故事，好让校长再仔细评估”。 8 斯坦福大学里也有人发起类似的行动，抗议体育系决定与耐克签署为时4年、总数500万美元的合约。事实上，痛殴耐克已经变成非常流行的校园活动，佛罗里达州立大学（重点学校）有一群学生还在1997年的“校友回家”游行里用了反耐克花车。

这些大学大部分都与耐克签有多年的合约，动弹不得，不过在加州大学欧文（Irvine）分校，学生趁女子篮球校队与耐克的合约到期之际，起而讨伐这个企业。学校碍于高涨的学生团体压力，体育系便决定改与Converse签订新约。在另一座校园里，足球教练基迪（Kim Keady）无法劝阻圣约翰大学（St.John’s University）校方不要强迫球队使用耐克产品，于是在1998年夏天愤而辞去助理教练一职，以示抗议。 9

北卡罗来纳大学的学生沃纳（Marion Traub-Werner）如此解释这个新运动的号召力：“显然有劳工问题牵涉在内。不过我们也关心耐克对校园文化的入侵。这里到处都是飞扬符号—除了所有的队服以外，还包括比赛行程、所有的海报，更占据了学校商店的服饰部门。” 10 耐克不同于其他公司，已把自己的商标烙印在整个世代的年轻人身上，所以，如果学生现在有机会将剥削者的形象烙印在耐克身上—嗯，这个机会实在不能放过。

真正的品牌大学

正当许多校园忙着铲除名牌闯入者时，其他校园却渐渐察觉自己的大学本身就是名牌。常春藤联盟大学（Ivy League universities）以及明星体育队学校，都各有服饰品牌，其中几家甚至与许多商业设计师的销量不相上下。而他们也面临许多相同的劳工问题。1998年，UNITE成衣工会公布了关于多米尼加共和国加工出口区内BJ&B工厂的报告书。BJ&B是全球最大的棒球帽制造商之一，替起码九所美国大型的大学缝制校徽和纹饰，包括康奈尔、杜克、乔治城、哈佛及密歇根等大学。BJ&B工厂的状况简直是典型的“自由贸易区”：长时间强迫加班，猛烈围堵工会（包括开除主事者）、短期合约、不够养家糊口的薪水、怀孕检查、性骚扰、苛待式管理、不安全的饮用水，以及赚取暴利（每顶帽子的平均售价为19.95美元，劳工却只有8美分的进账）。 11 还有，当然，大部分的员工都是年轻女性。这里的情况一直要到工会赞助两位工厂前员工〔19岁的罗德里格斯（Kenia Rodriguez）与20岁的雷耶斯（Roselio Reyes）〕到美国访问时，才在本地曝光。这两位员工参观了多所大学的校园，都是她们曾在帽上刺绣校徽的学校，对与她们年纪相仿的学生群众演讲。“我们代表这家工厂2050位员工以及城里的人民，向你们求助。”雷耶斯告诉伊利诺依大学（University of Illinois）的学生听众。 12

关于工厂环境的信息，并不令人讶异。大学的专利标志是很大的生意，而业者如鲜果布衣、冠军、罗素（Russell）与成衣产业同步，改而跟外包工厂订约，并随心所欲地使用全世界的“自由贸易区”。在美国，大学名号的专利权是年收入25亿美元的生意，其中许多是经由大学授权公司（Collegiate Licensing Company）中介而成的。光是杜克大学的篮球冠军队，每年就有大约2500万美元的成衣销售量。为了满足市场需求，有700家授权业者外包给数百家位于美国以及其他十个国家的外包工厂。 13

因为杜克位居校服成衣制造商之龙头，有一群抗议活动分子便决定将这所大学变成模范的讲道德制造商—不只让其他的学校看齐，也让丑闻缠身的成衣产业总体有仿效的目标。1998年3月，杜克大学提出一项重大政策，要求所有饰有杜克字样的T恤、棒球帽以及运动长袖上衣的制造商都必须同意遵行清楚的劳动规范准则。该准则要求合约商给付合法最低薪资，维持安全的工作环境，并允许劳工组织工会，不论工厂设在哪里。让这套政策比其他成衣业准则更有实质效果的是，工厂必须接受独立监督者的检视—就是这条但书促使耐克和壳牌吼着离开谈判桌的，尽管证据明白指出其所宣称的标准已在当地遭到严重忽视。两个月后布朗大学跟进，也自订一套严格的准则。

杜克大学的四年级生阿尔梅达（Tico Almeida）表示，许多学生听到制造队服的自由贸易区工人的状况时，都表现出强烈的反弹。“两个群体，相仿的年纪，却从同一个机构那里得到如天壤之别的待遇。”他说。普林斯顿大学学生坦嫩鲍姆（David Tannenbaum）认为，商标（在此是学校的商标）又再次促成全球的联机：“虽然那些工人是在距我们几千里远的地方制造我们的衣服的，但是从另外一方面来说，我们离这个问题很近—我们每天都穿这些衣服啊。” 14

杜克和布朗的准则定案之后的夏天，可谓运动遍地。7月，全国各校反血汗工厂的运动人士齐聚纽约，成立“学生联合反血汗工厂”（United Students Against Sweatshops）联盟。8月，由八位学生组成的代表团，包括阿尔梅达在内，出发前往尼加拉瓜、萨尔瓦多及洪都拉斯的自由贸易区，进行采证工作。阿尔梅达告诉我，他希望能找到杜克的血汗工厂，因为他在学校卖的衣服上看到“洪都拉斯制造”的标签。不过他很快就发现大部分人在参观自由贸易区时会看到的事情：完全保密、推卸责任、武装军权，围绕全球的成衣产业形成一道防护栅栏。“就好像在黑暗中乱刺一通似的。”

1998年9月，学校再度开学，这批学生旅行者回到校园，血汗工厂劳工问题随之爆发成《纽约时报》眼中“近20年来最大的校园抗议浪潮”。 15 杜克、乔治城、威斯康星，北卡罗来纳、亚利桑那、密歇根、普林斯顿、斯坦福、哈佛、布朗、康奈尔以及加州伯克利等大学都举办了研讨会、座谈会、抗议和静坐示威，有些长达三四天。耶鲁大学的学生发起“编织”（knit-in）抗议活动。上述所有的示威都获得校方的响应，表示会要求制造校服的企业提高劳工待遇。

这个成长迅速的运动引发了出乎意料的群众呼吁：“企业现身”。其主要的诉求，就是要这些制造大学校服的公司交出其全球各地工厂的名称及地址，并让工厂接受独立监督。学生表示，谁在帮你的学校制作衣服，这理应不能成为秘密。他们认为，由于目前成衣工业宛如一座全球化的外包迷宫，证明产品并非在血汗工厂制造，这应该是企业的责任—而不是要抗议分子去查证是不是。学生同时促请学校要求承包商支付“足以养家糊口的薪水”，而非法定的最低薪资。时至1999年5月，至少有四所学校原则上同意督促其供货商落实养家糊口薪资一案。一如我们将在下一章所见，要如何将善意的承诺落实为出口工厂里的真正改变，大家并无共识。然而每个参与反血汗工厂运动的人都同意，就连将要求企业现身和生活所需薪资的议题搬上与制造商谈判的台面，都已经代表很大的胜利了，因为多年来抗议人士连这点都办不到。

1997年10月，麦卡利克（Theodore McCarrick）大主教做了规模较小但同样首开风气的决议，他宣布自己所在的新泽西州纽瓦克（Newark）教区将成为“没有剥削”的地区。这项决议包括将反血汗工厂的课程引进当地185所天主教学校，公布所有制作校服的工厂，并监督之以确保校服是在公平的劳动环境中制造的—这也是安大略省皮克林的圣玛丽高中学生决定做的事。

总而言之，学生热切地为血汗工厂的议题披上战袍，让渐趋疲软的劳工运动再现狂潮。学生联合反血汗工厂联盟成立一年后，已在100座美国校园成立分会，并在加拿大成立姊妹联盟。年轻的基尔布格（他就是促请加拿大总理细查印度童工雇用情事的那名13岁少年）所在的多伦多反童工组织“解放儿童”（Free the Children），如今也在世界各地中小学培养势力。查尔斯·克纳汉“驱逐”凯瑟琳·李·吉福德与米老鼠的运动，可能为这波劳工组织运动首开风气，但是到了1998—1999年的学年尾声，他知道自己也不再是主导者。他在写给学生联合反血汗工厂组织的信上说道：“现在是你们的学生运动在带领方向，在背负结束血汗工厂虐待及童工问题的重责大任。你们的效率正在迫使企业做出回应。” 16

时代不同了。如同卡恩（William Cahn）在他整理的1912年米尔（Laurance Mill）血汗工厂罢工史中所述：“邻近的哈佛大学表示，同意加入反罢工者武装团队的学生，可抵期中考的分数。《纽约呼声》（New York Call）报道说：‘傲慢而养尊处优的哈佛人，扛着上了子弹的来复枪，来回巡视……他们的刺刀闪闪发光。’” 17 今天的学生显然是站在血汗工厂争议的另外一端：年轻人身为所有厂牌的市场目标，从Guess牛仔裤到耐克足球到绣杜克字样的棒球帽，他们认为血汗工厂的问题跟个人息息相关。

社区行动：推动选择性采购

北美及欧洲的联邦政府大多不愿意对有违反人权记录案底的各国（缅甸、尼日利亚和印度尼西亚）采取有效的制裁行为，反而倾向与这些国家“建设性地进行”贸易，所以才有愈来愈多地方层级的政府插手干涉联邦不愿涉足的事。在美国，城镇议会、市议会、学校董事会，甚至某些独立的州政府都一直在默默与示好的贸易对外政策唱反调，并开始拟定自己的当地对外政策。

地方上的议员知道自己无法阻止跨国企业金援尼日利亚和缅甸的政权，也无法阻止使用童工和狱工的巴基斯坦工厂的产品进口，不过他们可以做别的事。当他们选择生意合作伙伴时（从移动电话服务到小联盟足球），他们可以集体拒绝购买这些公司的商品和服务。这种道德化的贸易政策名为“选择性的采购协议”，其目标有二：第一，该协议或可让个别企业发现，继续在海外不道德的劳动条件下干活，并无法减低生产成本—比如，这可能使公司丧失在母国的生意；第二，当地政府可以对联邦政府施压，使后者在对外政策的议题上采取更有原则的立场。

目前的地方对外政策“狂热”（这是某位共和党讲评者的讽刺形容），师法反南非种族隔离运动的模式，正如美国许多其他的社会正义运动一样在加州伯克利展开。 18 1995年2月，伯克利市议会通过决议案，禁止购买在缅甸投资企业的产品和服务。当然，这些公司还是能继续在伯克利做生意—只不过不能卖给市政府单位，例如警方或是卫生组织。伯克利之举在全国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一数之下，有22个城市、一个县、两个州针对在缅甸投资的企业采取选择性的采购协议，此外还有少数几个城市拒绝采买在尼日利亚投资企业的产品。

虽然各地的法案在用词上多少有出入，但中心要旨可用1998年6月8日马萨诸塞州剑桥市无异议通过的法案为代表：

由于

剑桥市宣布自己有权利在缔结生意关系时，评估企业伙伴的道德素养，故此

决议

剑桥市基于公共政策的考虑，宣布本市将不向在缅甸投资的任何企业购买产品或服务……

最重要的行动见于1996年6月，马萨诸塞州州议会通过“马萨诸塞州缅甸法”，让与该国往来的企业更难在该州取得政府合约。颇具影响的《商业日报》（Journal of Commerce）表示：“虽然目标仍很遥远，但突然之间地方政府开始展现自己的影响力也能扩及全球。” 19

另一项热门的采购限制则非锁定在特定国家投资的企业，而是针对从事特别具争议性行径的企业—例如使用血汗工厂或童工。其中一例与洛杉矶的门罗中学（Monroe High School）有关。门罗的学生保尔森（Sharon Paulson）读了《生活》杂志上关于巴基斯坦足球制造业的文章后，想起曾与同学“有一次在练球时脱队检查所有球的出处，发现球上全都写着‘巴基斯坦制造’，好像一瞬间一切都清楚了。之前我们只是读到报道，但现在则像是‘我们用这些球赢了市冠军！’这给了我们抗争的理由”。他们所抗争并赢得的，是让洛杉矶教育委员会承诺不再购买巴基斯坦制的足球，还让洛杉矶市议会开始“调查使用童工制造足球的国家”。 20 根据投资责任研究中心（Investor Responsibility Research Center）表示：“1997年，有20多个美国城镇市区……遵行‘反血汗工厂’规范，要求市政府购买的产品—包括警察、消防人员及公务人员的制服—都不得是血汗工厂的劳动产品。”

虽然选择性的采购协议大多只出现在美国本土，但是其他地方亦陆续跟进。纽芬兰的圣约翰市于1998年6月通过反血汗工厂规范，阿尔伯塔省的麦克默里堡（Fort McMurray）的一群小孩也成功促使市议会通过法令，禁止在公共土地上使用童工制造的足球以及烟花。同时，解放缅甸条款更延伸触角；1998年3月17日，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的马利维尔（Marrickville）市议会“无异议投票通过，成为美国以外第一个订立缅甸选择性采购条款的地方政府”。 21

过去四年来，伯克利市议会通过许多抵制禁令（反对在缅甸、尼日利亚投资的企业；反对与军事工业或核武器有关的企业），市议员阿姆斯特朗甚至开玩笑说：“过不了多久我们就得自己到海上钻油了。” 22 确实，在制定尼日利亚条款和缅甸条款以及埃克森·瓦尔迪兹溢油禁令的期间，市议会无法取用任何大石油公司的石油，只得被迫使用名不见经传的金门石油公司（Golden Gate）的汽油作为消防车和垃圾车的燃料。伯克利将百事可乐赶出饮料贩卖机，只因该品牌在缅甸投资，而在其与仰光政权脱离关系后又重修旧好；后来伯克利决定抵制可口可乐，也是因为后者与尼日利亚的往来关系。

这听起来有如艾丽丝梦游仙境，不过这些抵制确实影响到跨国企业。被伯克利这种除了大麻和桥头咖啡之外什么东西都抵制的大学城反对，他们可能一笑置之；不过当有钱的马萨诸塞州和佛蒙特州也一齐采取行动，企业就不觉得好笑了。1999年5月，另外三个州（得克萨斯州、华盛顿州及纽约州）也在着手订定缅甸法。代价开始出现了。举例而言，通讯商爱立信在因席琳·迪翁争议撤出缅甸之前，就已经输掉了为旧金山警局设备升级的大生意，原因即是它与缅甸的往来。惠普（Hewlett-Packard）据说也失去了几宗大型的市政府合约。

不难理解，许多公司都向人权运动者的要求屈服。自从马萨诸塞州于1996年6月实行缅甸法以来，已有诸多大型跨国企业从缅甸撤资，包括柯达、惠普、飞利浦通讯、苹果电脑，以及得州企业（Texaco）。不过，这些公司决定屈服，并不意味着他们愿意不战而降，接受地方对其跨国生意所设的新路障。《华尔街日报》的格林伯格（Robert S.Greenberger）写道：“举例而言，光是加州一地的采购合约，对一些美国公司而言，其价值就比能在其他许多国家谈成的生意要更加重要，但他们不愿意被迫做出选择。” 23

正因为地方的对外政策迫使企业明白选择，于是许多人深信这才是最有效的政治工具，足可夺回些许对跨国企业的控制权。矿业游说团体“地下计划”（Project Underground）的协调员肯尼迪（Danny Kennedy）表示：“以缅甸模式为榜样的选择性采购，是我们最大的希望。” 24

这类言论激起企业组织的不满，他们被突然掩至的选择性采购法案弄得措手不及，决心不要再犯同样的错误。包括几家主要的缅甸投资商如加州联合石油公司以及尼日利亚投资商美孚公司（Mobil）的企业联盟，在国家外贸协会（National Foreign Trade Council，NFTC）的主持下，连成一气，全面围剿地方的选择性采购协议案。1997年4月，该协会成立“美国＊动员”（USA[1]Engage）团体，宣称代表670家以上的企业和贸易协会，其首要目标就是联手对抗上述法规，避免让个别公司的所作所为处于第一线上供人炮轰。国家外贸协会总裁兼“美国＊动员”副主席基特里奇（Frank Kittredge）表示：“很多公司并不渴望被视为伊朗或缅甸等国家的支持者。为了避免那样的状况，最好的办法就是成立联盟，团结起来。” 25

该团体认为，对外政策是联邦政府的事，市政府和州政府根本没必要趟这趟浑水。为了表达诉求，“美国＊动员”列出“州及地方制裁观察表”，以监督所有已通过选择性采购法案的城镇、城市、州，并包括正在考虑制定该法、因此深受外界压力的团体。经过“美国＊动员”的积极游说，马里兰州即将通过的尼日利亚法案，于1998年3月被成功挡了下来；而加州联合石油公司（该企业并没有刻意与这场争议划清界限）也成功说服加州立法院不要实行马萨诸塞州模式的缅甸法。

攻击的炮火甚至远道而来。欧盟为总公司设于欧洲的跨国企业出面，在世界贸易组织上正面攻击马萨诸塞州的缅甸法。争议的焦点是，此法违反世贸组织禁止政府基于“政治”立场而进行采购的规定。 26 更有消息指出，美国的市政府及州政府因为违反世贸条款，可能被自家的联邦政府控告。虽然联邦议员明白否认自己有此用意，但是在1998年8月5日，国会以极小的差距否决了禁止政府使用公共资金来从事这类法庭诉讼的条款。

当这项贸易争论持续进行时，跨国企业并没有在一旁干等选择性采购协议的存废结果。1998年4月，国家外贸协会向波士顿联邦地方法院提出诉讼，控告马萨诸塞州缅甸法违反宪法。该协会认为“马萨诸塞州缅甸法直接触犯了专属于政府的对外政策决定权，歧视从事对外贸易的企业，并且与联邦制裁缅甸联盟（the Union of Myanmar）的法案及目标相互抵触”。 27 虽然国家外贸协会成功赢得保护条款一战，得以对金援此诉讼的个别企业予以保密，但他们在法庭上宣称，有30位成员已受到选择性采购法的影响。而在1998年11月，国家外贸协会获胜了：法院判决马萨诸塞州缅甸法违反宪法，因为此法“不可恕地侵犯了联邦政府管理对外事务的权力”。 28

马萨诸塞州上诉失败，但是两边人马都说愿意将此案上诉最高法庭。协会公开表示，上法庭争议的目的是开设先例，以便有效铲除所有市政府制订的选择性采购协议，以及校园和校董事会所设的禁令。“我们把这件诉讼案视为重要的判例，它将决定关于州与地方的抵制案是否违反宪法的这个重要、复杂并仍持续进行的议题。”基特里奇表示。 29

选择性采购法的支持者认为，他们并不是要自己制定对外政策；将这些法案称为“制裁”是误称（他们的批评者也是如此啊），因为选择性采购协议不是针对企业实施的法规，而是大规模的消费者施压行为。缅甸抗议运动人士比列尼斯曾协助起草部分法令，他很花哨地形容此法为“抵制类固醇”。 30 消费者在市场上有个人选择的权利，他们也有集体选择的权利—不论是在学校、市议会抑或州政府。他并指出，该协议有确实证据，可证明其对人权促进的贡献。在反种族隔离运动期间，美国5个州、9个城市以及51所大学通过决议，将全面禁止向设厂南非的企业购买产品，要不然就得强迫对方遵行苏利文原则。“如果‘美国＊动员’的策略在种族隔离的年代获得成功，那么曼德拉（Nelson Mandela）可能现在还在牢里。”比列尼斯说道。 31

也许最重要的是，对选择性采购协议的攻击，将为遥远地区人民而发的抗议活动，转变成为本地权益及自由而战的抗争。比列尼斯自己表示，将选择性采购定罪的企图，“违反了州政府权以及地方民主”。 32 该企图可能还是策略上的失算。外贸协会锁定当地的抗议活动为目标，反而更强化了最初引发抗议活动的因素，亦即：企业已经变得比政府的力量还大；联邦政府已经不再为民众的利益服务；而基于以上两点，民众除了亲自对抗企业之外，已经别无选择。

多边投资协定提案无助于目前的情况。该协议虽然目前受阻，但是其支持者可没有轻言放弃。根据1997年外泄的草案来看，选择性采购协议可能会立即变为非法。这项协议公开禁止以与其他国家贸易往来为由而“歧视”企业，并清楚言明这项条款的效力将大于现存的各级政府法令—包括市政府。不仅如此，跨国企业还有法律依据，可据此直接控告任何政府的歧视行为。今日有很多人认为，这份协议里的许多内容将成为下一次世界贸易组织协议的一部分。

1998年，世界各地的公民团体以同样的方式，发动反多边投资协议的运动，许多类似的团体也宣布准备好抵抗企业界对选择性采购法的进攻。“自由缅甸”的运动人士宣誓要让NFTC诉讼案中的企业现身，将其列入抵制名单。他们并指出，地方政府不管有没有官方正式的决议案，都可任意执行自己的“抵制类固醇”方案。温哥华市即为焦点案例。1989年，时值抵制种族隔离运动的尾声，温哥华通过选择性采购法案，禁止市府车辆使用壳牌石油，只因该公司在南非颇具争议的交易。类似的法案也在多伦多、渥太华和维多利亚通过—大多与贷款给南非的银行有关。不过加拿大壳牌公司决定控告温哥华市政府歧视。这个案件历时近五年，直到1994年2月，加拿大最高法院才以五比四的些微差距判决壳牌胜诉。法官约翰·索平卡（John Sopinka）的书面报告表示，市议会对壳牌确有歧视之实，而议员依法决定购买案时，考虑的只能是温哥华人民的权益—而非南非人民。他总结道，抵制壳牌石油“是为了影响市政府所管辖范围外的事务，对市民并没有任何可见的益处”。 33

壳牌得到了自己想要的：温哥华市的汽油合约。不过这家公司的麻烦还没结束。肯·萨罗－维瓦被判处绞刑后，壳牌再度变成国际指责的焦点，当地塞拉俱乐部抗议人士再次游说温哥华市议会与壳牌脱离关系。由于最高法院已经完成判决，市议会不能正式通过另一条选择性采购法案。不过，无独有偶，1997年7月8日，市议会将一笔600万美元的救护车及警车燃料合约，交给壳牌的竞争者雪佛龙（Chevron）。市府的决定有可能单纯基于各家公司的竞标，不过无疑人权问题亦是其中因素。大温哥华流域内包含了面积较小的北温哥华市；就在合约交给雪佛龙前不到四个月，北温哥华市议员投票无异议通过斥责壳牌在奥格尼地区所作所为的谴责案，并指示所有员工拒买壳牌石油。“我们必须对企业表明立场，反对壳牌对奥格尼人的暴力行径。”一位市议员表示。 34 而由于北温哥华决议只是表明市府的信念，并没有提到市府合约，因此壳牌不能上诉。当合约送到雪佛龙手上时，每周在壳牌加油站外站岗长达一年多的温哥华环保人士，全都把这件事当成胜利一般庆祝。

不过这真的是胜利吗？不到一年后，33岁的抗议人士欧盈波（Bola Oyinbo）领导在尼日利亚翁多省（Ondo）占领雪佛龙石油驳船的活动，他写道：

正当我们要离开时，却看到三架直升机飞过来，像老鹰扑向小鸡一样。我们根本没料到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直升机一架接着一架着陆，卸下一队队的士兵，我们只听到枪声和开火声。事实上他们在飞机还没着陆前就开始对我们扫射，到处都射。阿鲁利卡和裘利倒下。他们当场就死了。附近的赖利冲到他身边想扶他起来，也一样中弹了。更多士兵出现，更多的人中弹。一些同事从船上跳进大西洋，其他人跑进平台里。场面混乱得像群魔殿。他们发射催泪瓦斯。所有的直升机都是白人驾驶……我们毫无防备，更完全无害。 35

这场抗议于1998年5月25日和平揭幕，三天后却在血腥中结束，两名抗议者身亡。这与五年前萨罗－维瓦领导反壳牌石油的抗议活动相像得近乎诡异。“去阿沃伊（Awoye）社区，看看他们做了什么。”欧盈波写道，“那里所有的东西都死了：红树林、热带雨林、鱼、干净的水、野生动物等。一切都被雪佛龙杀死了……我们的人民抱怨‘死亡的溪流’。”欧盈波表示，该社区曾几次设法与雪佛龙进行协商，但是雪佛龙的主管从未出席。他们说，占领石油平台是最后的手段，而他们唯一的诉求不过是与雪佛龙进行正式的会谈罢了。

欧盈波与他的同仁控诉这家企业雇请军队袭击驳船，杀死两个人，并且造成另外30多人受伤。雪佛龙说当地警察的作为他们一概不负责—而警方只是在对“强盗”执行法律而已。雪佛龙发言人利比（Mike Libbey）否认公司花钱雇用警方介入，虽然他承认曾通知当地官方，并提供前往驳船的交通工具。“我们认为有人死亡是很不幸的，也许没有这个必要，但是不可否认的是，雪佛龙要在全球90多个国家做生意，我们必须跟很多不同的政府合作。”他对记者表示。 36 这家公司还因为拒付赔偿金（只付丧礼费用）给死者家属，再度引起社区公愤。“如果他们要求其他赔偿，他们应该写信给我们，公司就可能基于同情的立场出面协助。”雪佛龙的社区关系经理哈斯特鲁普（Deji Haastrup）说。 37 雪佛龙的首席执行官肯·德尔是“美国＊动员”组织里最积极反抵制案及反选择性采购法的成员，个中道理可说不言自明。

雪佛龙不同于壳牌，还没有变成国际品牌抵制运动的对象，虽然有愈来愈多的人得知5月28日发生的死亡事件。或许是因为欧盈波缺乏肯·萨罗－维瓦的国际知名度，他的两位同仁之死，一开始竟没有被尼日利亚以外的媒体报道。而令人难过的讽刺之处在于，雪佛龙无疑因为抗议分子在策略上决定集中批判壳牌，而非尼日利亚石油工业整体，而从中得利。这也指出了品牌政治中最重要、有时也最令人发狂的局限性。

上图：基尔伯格（Croig Kietburger）这位青少年成功将童工问题搬上台面，赢得全世界的关注。他获得锐步这家涉入数桩血汗工厂丑闻案的公司所颁发的奖项。

下图：“合格的有机产品”、“回收利用”以及“海豚之友”标志。“不要血汗工厂”是否将变成有良知的消费者另一个熟悉的标志呢？

第18章　超越品牌之外

品牌政治的局限

在这个产业里，改变的唯一理由，就是有人拿着根赶牛棍，不断戳着你的屁股要你往前走。

——尼科尔·米勒（Nicole Miller）服饰公司的总裁巴德·孔海默（Bud Konheim），1997年9月4日

当好事发生在坏品牌身上……

在《准备好了吗？一个世界》一书中，格雷德写道：“将焦点集中在某特定企业的道德或不道德上，会引发读者产生自以为是的反应，不但出现得太容易，而且不适宜……耐克自己调制了特别病态的意识形态好卖鞋子—让闪闪发光的明星运动员形象，掩盖其对人类的残忍行为—但是为什么单挑耐克或迈克尔·乔丹当箭靶呢？美国政府本身不也从事同样的病态行为吗？” 1 格雷德说得没错。个别跨国企业的行为不过是更广泛的全球经济体系的副产品，是这个体系稳定移除了几乎所有贸易、投资以及外包方面的条件和限制。如果企业与残酷的独裁者进行交易，出售工厂，支付不堪过活的薪水，这是因为我们的国际贸易法规中没有条款能阻止这种行为。但是要去除自由市场全球化之根本的这种不平等，看起来又像是凡人恐怕无力胜任的挑战。然而，将焦点集中于耐克或壳牌这类企业，继而努力改变该跨国企业的行为，将有可能打开一扇重要的门，通往这个复杂而高难度的政治竞技场。

这本书主要谈到的几个明星跨国企业，都是全球资本主义的明星脸，不过当他们受到近距离的公众检视时，这整个经济体系也就同时被扫进显微镜头底下，无所遁形了。这套策略常常是品牌运动抗议者相当自觉的。举例而言，劳工权利运动曾公开承认：“当我们与耐克辩论时，我们在辩论的就是这个新的全球经济。” 2 点选麦氏聚光灯网站上的麦当劳标志，你就会知道“由于其广泛的公众影响力以及无可争辩的傲慢，（麦当劳）已经成为所有不惜代价追求利润的企业之象征”。斯蒂芬·科茨（Stephen Coats）谈到为何他选择星巴克作为改善危地马拉咖啡产业的焦点时，只简单地说：“你必须找个地方开始。就先从某家公司开始吧。” 3 甚至连小城镇对抗沃尔玛的战争，多多少少也是在这个抽象的层次上进行的。自然与古迹保护人士，也是沃尔玛的头号敌人，约翰·贾维斯（John Jarvis）指出：“沃尔玛的好处就是，它够大，够可恶，也够凶悍，足以让我们看清楚无限制的增长会带来什么弊病。” 4

但是，当所有注意力都集中在某个品牌上，就算这只是从策略考虑以便点明更大的议题，其余的厂牌却无疑成了漏网之鱼。我们已经看到，壳牌石油拿不到的合约全送到雪佛龙手上，阿迪达斯模仿耐克的劳工及市场策略，市场销量因而东山再起，但是却躲过所有的争议。最伪善的就属锐步了，它趁耐克麻烦缠身之际以标榜道德的制鞋者之姿挺身而出，因此大获利市。“消费者在寻找的是企业所代表的东西。”锐步的营销副总裁乔·哈洛（Jo Harlow）在谈到耐克在荣誉之路跌跤一事时表示。 5 为了找出消费者在锐步身上找的是什么，公司花大手笔颁发人权奖给反童工和反独裁政权的抗议人士。这简直是假装圣洁，该公司很多鞋子根本就是在同一批工厂里制造的，也做过不少违反人权的勾当，只不过它的曝光率比较低罢了。

格林菲尔德对亚洲的成衣工厂、鞋厂和玩具制造厂的第一手研究，已经成为数十个国际抗议活动的基础；他坦承自己对于企业的双重标准已经感到很厌烦了。他指出，在1997年3月，国际社群接到令人愤怒的报告，内容是在越南的耐克工厂宝成鞋业有一群女工被领班殴打，而且被迫跑操场。但是，他写道：“不到一个月后，同样严重的处罚情事发生在另一个台湾投资的鞋厂，巨人V（Giant V）……消息被送到宝成的劳工运动团体手中。但是，虽然这两个事件十分类似，后者却没有受到欧洲、北美和澳大利亚的人权及劳工权益运动组织的重视，只因为这家工厂并没有生产耐克的鞋子……看来除非与耐克有关，否则这种案例是乏人问津的。” 6 于是，扭曲的压迫阶级制出现在第三世界的工厂：若要寻求国际支持，资格符合的只有出名的品牌。

奥尔特加在《我们相信山姆大叔》一书中，亦针对反沃尔玛运动提出相似的论点：

讽刺得很（可能沃尔玛的主管不会很欣赏），北美洲各地几百个城镇和郊区奋力将沃尔玛这个可怕的企业赶得远远的，但这些地方却让其他将沃尔玛模仿得惟妙惟肖的超级连锁业者进来……沃尔玛的批评者责备该公司独占主要街道的生意，将社群同质化，试图击垮所有对手，贩卖在当地及海外的血汗工厂制作的商品，他们实在见树不见林。 7

不过这种大树模式也有明确的好处。肯·萨罗－维瓦的兄弟欧文斯指出，虽然所有的石油公司都有不见天日的秘密，但只针对一家公司（在尼日利亚案中即是壳牌石油）能够产生具体的效果。“让人们不觉得无力是很重要的。毕竟他们的车子也要加油。如果我们告诉他们所有的公司都有罪，那么他们将会觉得自己什么也不能做。既然如今我们已掌握了抗议某家公司的证据，我们真正努力在做的就是让人们感觉自己至少有足够的道德力量，能促成那家公司的改变。” 8 他还提到，因为壳牌石油控制了尼日利亚半数以上的石油，所以发生在壳牌石油身上的任何事都会使其他石油公司有所警惕，包括雪佛龙。

当坏事发生在无品牌者身上……

萨罗－维瓦深信，只要持续施压，壳牌石油终究会与抗议团体的要求妥协，修复奥格尼区的经济和自然环境。壳牌石油花在公关和重整上的数百万美元已经说明，就连全世界最赚钱的企业也得十分注重它的公共形象。不过那大部分与壳牌石油这个品牌的知名度和弱点有关。壳牌石油从尼日利亚这块土地汲取天然资源和水，却将该资源烙上自己的商标，在全球的壳牌石油加油站出售。正因如此，消费者总是在壳牌石油与得州石油，或是壳牌石油与雪佛龙之间作选择—该选择非常武断而且与形象密不可分，就如同你非选可口可乐或百事可乐、麦当劳或汉堡王一样。石油是天然资源，但它必须成为品牌，才能到达一般民众手上。

同样情况并不适用于天然资源产业里大多数的跨国企业。采矿、天然气、种子和伐木的跨国企业，全以天然原料进行交易，卖给政府和企业主，让后者将原料转换成消费商品。由于天然资源公司不直接对大众销售，所以不需要担心自己的公众形象—这或许是反品牌运动最重要的限制：他们在退出品牌游戏的大企业面前可能根本无足轻重。

所以，全世界各地都有孩童在有毒农剂污染的田地里工作，在危险的矿坑、在橡胶和钢铁工厂工作，可能一不小心小指头和手就会被重型机器切断或捣碎。其中许多小孩都是为出口市场制作产品的：罐头鱼、茶、米、轮胎橡胶。不过，不同于制作印有飞扬符号图样的足球或芭比娃娃礼服的小孩，世人从来就无法想象他们的苦难，只因其被剥削的处境跟品牌没有关联，因此在我们执迷形象的世界里无从辨识，知名度也不高。

自由缅甸运动强烈感受到这项限制。这个运动已经实现惊人的成功，将每一个品牌大厂都赶出当地，从百事可乐到得州企业。当喜力于1996年7月撤资时，首席执行官福斯亭（Karel Vuursteen）直言说明他的决定：“围绕着这个市场的公众意见和议题，已经演变到可能危害我们的品牌与企业形象的程度”—另一名自食恶果的品牌受害者。 9 不过，比较来看，啤酒、冷饮和服饰公司从来就不是缅甸案的主要参与者。在这儿，最大的外国投资事业（占对外总投资额的一半）是总值12亿美元的天然气业，投资者是美国的加州联合石油公司以及法国的道达尔（Total）公司。不过根据“人权观察”1997年的世界报告：“加州联合石油公司对抗议仍无动于衷。”首席执行官罗杰·比奇（Roger Beach）愤愤告诉媒体：“让我明白告诉你，我们会离开的唯一条件，就是法律命令我们离开。” 10 而比奇怎么可能去关心大学生和教会团体想要说什么？1997年，加州联合石油公司卖掉了最后一家位于美国的零售据点和精炼厂。所以，我们不会在沃尔玛买到瓶装的加州联合石油公司产品，也不会在棒球帽和T恤上看到加州联合石油公司的商标。抗议分子尝试通过法庭与天然气公司抗争，但是到目前为止都进展不顺。一旦品牌形象成为武器，无品牌（unbrandables）的公司根本无所畏惧。

间接抵制

不过这个困难也有解决之道，这正是卢比康克里人组织（Lubicon Cree）所发现的。日本纸浆与纸类巨头大昭和纸业丸红国际公司（Daishowa Marubeni-International）公布了要进行大型伐木工程和盖工厂的计划，而其所选的土地是克里人宣称理应属于自己部落的。这块北阿尔伯塔省境内的土地，长久以来一直是激烈土地纠纷的焦点，65年来加拿大政府一直避免出面协商解决。如今，伐木与采矿已对生态系统和卢比康的生活形态造成很大的破坏。因此当大昭和纸业拒绝在土地纠纷解释前撤离500万美元的投资时，卢比康人开始觉得忍无可忍。如果政府和公司都不理会，他们必须直接找大昭和纸业谈判。怎么谈呢？大昭和纸业并不是家用品牌—他们砍树，再将之转成纸类商品，成堆卖给其他大企业。你要如何锁定跟大众完全没有互动的公司呢？

卢比康之友（The Friends of Lubicon）这个运动团体所苦恼的就是这个问题，1998年某晚大家在吃比萨时，团体某位成员看到桌上的“比萨比萨”包装纸，竟发现纸末端印了细小的字样，那是大昭和纸业的商标。问题解决了。卢比康运动决定了自己的策略，那就是“间接抵制”：亦即要求大昭和纸业的客户〔包括“比萨比萨”，加拿大成衣零销商Roots及“伍尔沃斯”（Woolworths）〕切断与大昭和纸业的合作，否则抵制运动将降临到他们头上。虽然大昭和纸业本身没有品牌形象，但其多数客户都有，而良好的顾客关系是其赖以生存的要素。不久这些厂商就纷纷转而采用其他纸厂的纸袋。该策略运用之成功，使得1995年大昭和纸业起而控告卢比康之友，表明这项抵制行动是非法的，而且使公司损失了1400万美元的利润。 11 但是，1998年4月14日，安大略省法庭法官宣判卢比康之友胜诉。判决后，卢比康誓言除非大昭和纸业保证在受争议地区土地纠纷解决前“不再砍伐或购买木材”，否则将重新采取抵制行动。 12

打从一开始与卢比康产生冲突，大昭和纸业就坚称自己遭受不公平的诬陷，是被该团体与政府之间的炮火所殃及。从许多方面来看，那也没错。锁定跨国企业及其客户原本就是最后策略。卢比康之友发言人托马斯（Kevin Thomas）说：“如果只有卢比康人民受苦（只有他们是唯一无法如常做生意的），政府绝对不可能出面解决。” 13 卢比康之友使大昭和纸业的营运受阻，借此一步步迈向有效的政治解决之途。格雷德说得没错：个别企业只是拼图当中的一小块。不过按照大昭和纸业的例子看来，这一小块可能就是促成更广泛、更持久的政治变革的那一块。

大昭和纸业事件对于其他不见其形、在暗中进行交易的资源生产企业而言，不啻是当头棒喝。深入调查的抗议分子开始追踪被开采的自然资源的经济转变过程，一直追溯到其成为消费商品的那一刻为止；到那个阶段，大众就可对购物中心、超级商店或日用品连锁业施压。镍转变为电池，转基因农作物变成包装食品，古老的树木制成家具，黄金变成珠宝……没有哪一项被开采的自然资源最终不成为品牌。

这项策略在欧洲反对转基因食品的运动中大获成功。多年来，抗议运动者一直与农产业大亨孟山都（最顽固的跨国企业）叫板对峙，抗议该公司不在包装上标示基因食物—而且其所卖的大豆甚至将两者混杂。不过当抗议人士把焦点扩大，不再只锁定孟山都和诺华（Novartis）这些与转基因食物有关的企业，而将经销产品的超市也一并纳入追究，这个议题终于获得全世界的注意。一旦购物者在店门口大叫“科学怪人食物”（Frankenfoods），绿色和平组织人士也带领消费者穿梭在货架间进行“基因食物”导览，那么超市就无法像孟山都一样视而不见。最后，几家大型的英国连锁超市，包括Sainsbury、乐购（Tesco）和Safeway都将生物基因食品撤架。玛氏百货做得更彻底，在1999年3月禁止所有含转基因成分的食品上架。 14 西欧的连锁超市业也跟进，食品业巨头英国联合利华公司（Unilever U.K.）、雀巢及吉百利（Cadbury）均从善如流。

环保运动人士对于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砍伐原木的伐木业者亦采取同样的手法。绿色和平及雨林行动网络（Rainforest Action Network）放弃继续在丛林中与伐木者对峙，转而锁定以多年生木材为加工原材料的高知名度品牌企业。1998年12月，20家《财富》500强企业（包括3M、Kinko’s、Hallmark、IBM及耐克）回应抗议团体的施压，同意不再使用多年生木材，并在《纽约时报》刊登全版广告对大众承诺。不过家得宝—抗议人士口中“全世界最大的原始森林产品经销商”—拒绝联名，因此一波包围全美各地几十个家得宝分店的抗议行动就此展开，包括1999年5月在亚特兰大举行的企业年度会议。这个策略也成功了：1999年8月，家得宝宣布将于2002年之前停止生产多年生木材产品。

墙上的字

虽然上述策略奏效，但我们必须千辛万苦凸显社会与环保不公，好引起消费者的关注，这点似乎颇为吊诡。从某方面来说，抗议活动会让我们更关注这些议题，原因并非其潜在的正义或重要性，而是我们手上有与之相关的对象：耐克运动鞋、百事可乐以及在盖璞买的毛衣。如果我们真的需要名牌带来的光环以建立共同的人性以及对于地球的集体责任，那么，也许品牌抗议活动就是品牌最终极的成就。格林菲尔德表示，如今的国际政治联盟愈来愈依赖品牌，以致企业商标甚至盖过了真正问题的光芒。谈到政府，谈到价值观，谈到权利—这些都很好，但是谈到购物，你才真正抓住了我们的注意力。“如果我们只能依据消费者选择购买何物的前提，讨论劳工的集体权利和困境，”格林菲尔德写道，“那么，想建立批评的、普遍的社会共识，看来要比我们所能想象的更难达成。” 15

毫无疑问，反企业活动是踩在自满的消费者权利以及热切的政治行动这两者之间不确定的界线上。抗议人士可以全力抨击品牌企业在人权及环保议题上的历史，但是他们必须小心不要让议题沦为顶着光环的道德消费指南：你要如何通过抵制和个人生活方式的选择来拯救地球呢？你的运动鞋是不是“零剥削”的？你的毛毯是“正字标记”的吗？你的足球是不是“非童工制造”的？你的乳液是不是“不带残酷成分”的？你的咖啡符合“公平交易”原则吗？这些考虑有些确实有实质的益处，但是全球劳动市场带来的问题实在太广泛，不能以我们消费者的利益加以定义—抑或限制。

举例而言，白宫血汗工厂项目小组（White House Task Force on Sweatshops）是因应凯瑟琳·李·吉福德丑闻案而成立的，但没过多久就变成了另一波购物运动。任何针对改革劳动法的实质要求，都会立即被另一个问题所掩盖：美国的企业必须符合哪些但书条款，才能把“零剥削”的标志缝到衣服上？对企业来说，第一要务就是找到最快最容易的方法，好让西方人在购买品牌商品的时候不会产生罪恶感。有趣的是，克林顿的“零剥削”标志显然是模仿鲔鱼罐头上的“保护海豚”标签，后者的用意是向消费者保证，大家所喜爱的海豚在这个鱼罐头的制作过程中并没有受到危害。但是这个方法所忽略的是，成衣厂劳工的权利与海豚不同，无法用品牌上的某个标志就足以担保，这并不是使用期限之类的东西；而且这种做法无疑将劳工（以及我们）的政治权利整批私有化了。这整件事让我想起《纽约时报》上的一则漫画：罗克韦尔埃斯克（Norman Rockwellesque）一家正在圣诞树下拆礼物。父母从包装袋里抽出一双运动鞋，母亲问道：“这种鞋的人权情况如何？”

这种消费者策略还有另一个问题。就如桑塔格所言，我们活在“购物时代”中，任何会使人们认为去购物中心有罪恶感的运动，都有可能将衍生出反弹现象。此外，领导这个运动的抗议人士并非反对消费的极端卢德分子（Luddites，卢德，英国工人，据说他1779年带动捣毁了织袜机；1811年，英国发生以破坏机器来反抗工厂主剥削的路德运动）。许多抗议人士都是很有创意的20多岁年轻人，他们在苹果笔记本电脑（Mac laptops）上设计反堵广告，只是因为相信有些空间是应该被保留下来的，既不试着向人推销东西，也不堆积消费文化的残骸。香港和雅加达的年轻男女穿着耐克，啃着麦当劳，告诉我他们忙着组织劳工运动，根本没心思考虑何谓西方的生活方式政治。正当西方人伤脑筋哪种鞋子和衬衫才是最不违反道德原则的时候，在工厂里流汗卖命的人却在宿舍里贴麦当劳的广告，在门上画“NBA风云人物”的涂鸦，而且喜欢任何有米老鼠的产品。甲米地地区的运动人士常在工作时穿着迪士尼或汤米·希尔费格的T恤—当地市场出清的便宜货。他们如何调和身上的衣服以及对跨国企业的怒气之间的矛盾呢？他们告诉我自己从未这样想过；甲米地的政治，是要为劳工生活的实质改善而抗争—而不是你穿在身上的T恤上刚好是什么牌子。

从许多方面来看，企业行为准则是反品牌抗议活动最受争议的副产品。当跨国企业如耐克、壳牌石油、美泰和盖璞不再否认制造厂和原料区有虐待滥用的情事，他们就开始拟定企业原则、伦理准则、同情宣言，以及其他非法律要求的善意书面宣言。这些文件都涵摄高度的企业伦理：反对歧视、尊重环境、遵守法律。如果有任何热心的消费者想知道产品是在何处制造的，公关部门就会将这类准则邮寄给他们，作用就好比瘦身美食（Lean Cuisine，美国常见的微波炉食物品牌）的盒子侧边标示的营养信息表一样。

当你读到这些准则时，很难不被其中闪烁的理想主义牵着走。这些文件用无涉历史、完美纯真的眼神回视读者，仿佛在问：你为什么惊讶呢？我们一直都是这样子的啊……而读者的疑心将会被原谅，至少暂时如此，也许就像这些企业所说的一样：这是一场大误会，与恶棍承包商之间的“沟通不良”，翻译过程中漏掉了什么东西。

行为准则不明确得可怕。不同于法律，准则不具备强制性。而且与工会合约不同，准则并非与工厂经理联合制订，以回应员工要求。这些准则无一例外都是经过尴尬的媒体调查余波后，在纽约、旧金山等大城市的公关部门里拟订的：沃尔玛的准则，是在孟加拉国供应厂使用童工的丑闻爆发后制订的；迪士尼的准则则出现在海地事件后；李维斯的准则是回应监狱劳工案而产生的。其原始的目的都不在于改革，而是为了“堵住海外的看门狗之口”，这就是美国服饰制造联盟（American Apparel Manufacturers Association）的律师艾伦·罗尔尼克（Alan Rolnick）给客户的建议。 16

但是急于拥抱这些准则的企业犯了一个大错：他们再一次低估了非洲、中美洲和亚洲的村落与欧洲及北美运动团体之间川流不息的信息—因此，这非但无法达到“堵口”的作用，反而引出更多的问题。为何壳牌石油无法将其宣言《获利与原则》（Profits and Principles）翻译成英文及荷兰文之外的语言？为何两年前耐克和盖璞的准则只有英文版，而且也没有发给工厂的员工？这些准则所宣称拥护的理念，为何跟加工区及油田传出来的第一手信息如此扞格不入？谁应该负责监督这些准则是否在每项契约以及外包契约的各层次中落实？谁又须负责施行？违约的惩罚是什么？

总之，这类模仿广告及共产党宣言的变种，造成了反弹。也难怪远处的“看门狗”持续吠叫。反企业活动燃起，至少有部分是因为人们深深感到营销过多—基于此点，缓和现象的方法绝对不是更多的营销。1999年3月，反壳牌石油运动人士戏剧式地点明了这个道理：在此之前，壳牌石油发动了一波3200万美元的营销攻势，天衣无缝地吸纳了布伦特·斯巴与奥格尼抗议活动的论点；壳牌石油闪亮的广告牌问着：“是剥削还是探索？”

每个企业都想打响自己的标志。然而，在世界的某些敏感地区，例如我们的雨林和海洋，工业化留下的伤疤显而易见。现在我们共有的气候及有限的自然资源比起以往，与我们更加息息相关，所以再也没有空间容纳“现在只走到半路，还不知身在何处，有谁会知道呢？”这种态度了。壳牌石油一再发现，以尊重环境的前提做生意，报酬会有多大。如果我们想要探采世界敏感地区的石油和天然气资源，我们就会与当地和全球的各个利益团体进行广泛的协商。经由共同的努力，我们确保各个区域的生物多样性能够受到保存。我们也试着鼓励这些团体监督我们的进度，使我们得以检视并改进工作的方式。 17

然而壳牌石油铺张的公关手法并没能阻止批评的潮流（奥格尼人的悲惨处境没有获得解决，企业接受外来监督的要求亦被拒绝），反而造成反作用力：对“绿化”的反弹。抵制壳牌石油的核心运动团体“重要行动”（Essential Action）发起明信片抗议运动，催促壳牌石油高层“花钱清理你闯的祸，而不是打理形象！”。而在1999年4月，伦敦抗议分子向该企业的国际总部大门丢掷绿色及红色油漆。匿名的行动者表示，绿色油漆是试图让壳牌石油“尝尝自己的绿化味道”。 18

丢油漆是一个办法，另外一个愈来愈流行的办法是把企业准则里的承诺丢回到他们自己脸上。我们再度可验证阿林斯基的政治柔术理论：“没有任何组织……可能一字无误地遵行规定。你可以用他们自己的原则和规定‘手册’把他们打死。” 19 美国的国际劳工权利基金会的阿斯瑞亚（Bama Athreya）这样解释这种做法要如何运用在耐克高尚的企业行为准则上：“我们要明白，伪善者比犯错者难缠多了，而且，要让媒体大众注意耐克并未实施自己的企业准则，这要比注意耐克是否违反印度尼西亚劳工法容易多了。” 20

一旦这些脆弱的行为准则显然不能遏止异议声浪（还可能使其恶化），几家跨国企业接着捧出了更先进的企业准则版本。这些准则虽然仍未有法律依据，而且基础仍是自律，缺乏监督，但是仍比简单的善意目标宣言要具体多了。直到了1998年，这些准则出现的版本之多，甚至连最致力于反血汗工厂的运动团体都坦承已经无所适从。有些准则是与人权团体或西方的道德投资专家合作拟定的。其他例如克林顿的成衣工业合伙守则（Apparel Industry Partnership’s Code），则是根据跨国企业总部的所在地组织而成。盖璞有一套适用于萨尔瓦多某工厂的准则，让其受当地人权运动团体的监督；这条准则也被李维斯、美泰以及锐步用在中国的投资案上。由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cef）、国际劳工组织和巴基斯坦制造商联盟共同制订的童工准则，获得所有主要足球制造商的签名背书；其内容包括同意外来监督，负责童工的教育及健康恢复。1998年到1999年的反血汗工厂的学生运动之后，几十所大学实行自己的准则，继而更决定全体签署克林顿的成衣工业合伙守则（CLC）—内容完全不同的文件。同时，大学授权公司（Collegiate Licensing Company）也提出反血汗工厂准则，适用于其所代理的160所美国学校—这意味着，有些学校必须遵守三套准则。不同于大学的严格准则（比如杜克大学），CLC守则没有透明化的但书，也不要求承包商支付足以养家糊口的薪水，只需最低薪资就好。

这堆准则的最上层是经济要务会议（Council on Economic Priorities，CEP，纽约的消费者监督团体）与几家企业联合拟订的一套准则。CEP计划将检视工厂是否遵守包括首要议题如健康、安全、加班、童工等规定的标准。依循这套模式，名牌跨国企业如雅芳和玩具反斗城，索性不将自己的准则推行到全世界，而直接找符合此套标准的工厂进行合作。然后，工厂将接受某私人审核公司的监督，目的是确保工厂遵行上述名为“SA8000”的标准（SA代表Social Accountability，“社会可信度”）。对许多跨国企业而言，这项计划显得太过苛求；例如美国成衣制造商联盟就自行制订一套较为宽松的自发守则，这亦能确保工厂为“零剥削”。

毫不令人意外，截至1999年中期，整个血汗工厂的议题已堕落成互相争战的守则迷宫。加入克林顿成衣工业合伙守则的工会和宗教团体走上街头，抗议其执行不力，监督不实，并起而控告参与的人权团体“吃里爬外”。学生反剥削运动分子对参与克林顿合伙计划的校园，发动攻击性的抗争，坚持认为由企业本身拟订或监督的准则根本不会有任何效用。监督必须由公会或人权组织来进行。

几个大型人权团体及企业组织的奇怪汇合，也使事情更加复杂化。1999年，全球最恶名昭彰的几家跨国企业，道氏化学（Dow Chemical）、雀巢、力拓（Rio Tinto）以及加州联合石油公司，赶着与人权团体以及联合国发展计划建立合伙关系。他们一起成立了新的网状组织，其名称包括商业人道论坛（Business Humanitarian Forum）、发展合伙人（Partners in Development）和全球支持发展机构（Globa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Facility），承诺“改善全球企业及人道组织之间的沟通及合作”。 21 他们说，跨国企业和人权团体其实拥有相同的目标：人权是对企业有益的—是“第三底线”（third bottom line）。

这么多家跨国企业改弦易辙，这很容易被长年与耐克和壳牌石油苦战的运动组织视为全面的胜利。也许企业真的找到明路，而我们现在都站在同一阵线上了……哈佛商学院教授斯巴（Debora L.Spar）是欢呼迎接这个崭新时代的人之一。她认为，反品牌运动已经成功使企业脸上无光，品牌企业再也没有理由为了商业利益允许虐待行为的存在。她称这个理论为“聚光灯现象”（spotlight phenomenon）。再也没有外在规范的必要了，因为“公司将自行舍弃有虐待行为的供货商，或迫使其改进，因为现在这样做对该公司的商业利益是有好处的。”她写道，“聚光灯并没有改善美国经理人的道德观，但是改变了企业的底线”。 22

像耐克这类的公司，无疑已经了解损害劳工权益将使自己付出何等代价。不过打在企业脸上的聚光灯是流动而随意的：它照在全球生产在线的几个角落，但是黑暗仍笼罩在其余地方。这个过程不仅没有保障人权，反而使人权受到选择性的尊重：改革行动似乎只出现在灯光最后照射的地方。也毫无证据显示，这类的改革行动已经形成普遍的企业道德行为标准，能通行全球；而且现在也还没有见到任何全球实施的系统之踪影。

反之，企业自订行为准则以及商业道德会议大量出现，随之而生的是危险而琐碎的危机管理难题。例如，在1999年中期，当耐克以救世者的姿态提高印度尼西亚的工资时，该企业也同时切断与薪资较高的菲律宾之间的关系，转进中国内地—在中国薪资是最低廉的。李维斯牛仔裤从缅甸撤资，只因其良知不允许自己再待下去，只好回到中国；但是数年前，李维斯就是因为同样原因而放弃中国的。后来李维斯为中国起草了突破性的企业行为准则，不过同时又解雇了数千名欧洲及北美洲的工人。盖璞在萨尔瓦多被誉为开放与改革的典范，然而与此同时，其纽约及旧金山分店外的抗议群众却高声谴责盖璞在塞班岛及俄罗斯所设工厂的恐怖环境。此外，关于最严格的几项条款是否在这些工厂里实施，还有大部分工人是否听说过这些条款，来自各方的报告颇有分歧。而当然，监督系统尚未设立，所以关于工厂内的实际情形目前并无正确的依据可循。毫无疑问，这些公关混战引出了一些具有想象力而且有效的措施，不过事实显示，这种四处打补丁的方式并不能为全球经济拟出长久可行的劳工或环保政策。

如果说，跨国企业如耐克和壳牌石油处理自家丑闻的方式似乎过于混乱无措，不符合这类大制造商的流利行事风格，那么这种混乱有可能是刻意的。就算那些准则并无力铲除虐待事件，也已有效模糊了事实，亦即，当重点是决定如何规范剥削劳工和滥用环境的时候，跨国企业和公民并不真的完全立场一致。即便他们取得真正的共识，合力解决某项问题（例如童工问题），在道德及合作的高调背后，双方仍然陷于传统的权力竞争中。

自从主要跨国企业不再否认其全球的制造工厂内有侵害人权的情况后，争议已不再是是否需要监督，而是该由谁来负责监督。该由人民以及经由其民主票选出来的代表呢，还是由跨国企业本身？从私人化的准则，即可得知企业想要选择哪一条路。问题是，公民要如何回应呢？

企业行为准则的背后，隐藏着对于公民自主的敌意，企业反对公民能够通过工会、法律及国际条款，控制劳动条件以及工业化对生态造成的影响。20世纪二三十年代，正当血汗工厂、童工以及工人健康的问题还是西方最前线的政治议题时，这些问题大多经由群众组织工会、劳资双方直接协商，以及政府制定严格法规加以解决。我们可以再度实行这种模式，只是目前的范围是全球各地，必须通过现行的国际劳工组织条款来完成，而且，该条款也非得用如今世贸组织施行全球贸易规则的决心来贯彻不可。

联合国人权宣言已经认可自由结盟的权利。倘若尊重该权利成为进行贸易投资的条件，自由贸易区将在一夕之间改头换面。如果贸易区的员工有谈判其权益的自由，不必恐惧政府取缔或是被立即解雇，那么企业私订的准则及独立监督就根本没有存在的必要。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这些国家，政府会负责实施这些准则，制定法律，否则将有经济反弹之虞。然而自从自由贸易出现以来，企业团体就不断积极地反抗这类硬性规定—他们削弱联合国的宣言和条款，并且执意反对将贸易往来与强迫遵守的劳工及环保准则相互联结。事实上，就是这种硬性规定促使各跨国企业无不疯狂围堵，并拟订各自的自愿准则。

因此，在耐克与几十所大学院校加入白宫合伙计划后，克纳汉很清楚地知道，他致力发起的反血汗工厂运动已经变成了全新的赛事。最刻不容缓的任务即为说服企业正视自己的问题，这种时代已成过眼烟云。“耐克希望与我们的运动合作，”他写道，“这么一来，问题变成谁将主导血汗工厂虐待情事的扫雷行动。耐克台面下的意思是：‘交给我们。我们有自愿的企业行为准则。我们有项目小组。我们会从这里接手。回家去，忘了血汗工厂吧。’” 23

将基本人权输入跨国企业的体系，有如企业制订的自发行为准则，而且就像其他方面的质量管理一样接受监督，这个概念似乎有点奥威尔的味道。全球劳工及环保标准应该受法律及政府所管辖，而非由一堆遵行公关公司建议的跨国企业和会计师商议决定。关键点是，企业行为准则（不论是由个别企业或集团企业所起草，不管是独立的监督机制还是无用的书面报告）并不是民主裁决的法律。就算最严苛的自订准则，也无法约束跨国企业听命外来的集体权威。恰恰相反，这给了企业前所未有的另一种权力：自行拟订私人法律制度、行使调查与管辖自己的权力，就像国家政府一样。

因此别搞错了，这是一场权力斗争。《商业日报》的社论谈到，行为准则对企业主来说，比外来施加的规定较不具威胁感。“自愿条款解决了跨国贸易协商中备受争议的问题，那就是，是否该将劳动条款纳入贸易合约中。如果……血汗工厂的问题在贸易之外的脉络中解决，那么劳动准则将不再是贸易保护主义者手上的工具了。” 24

这些警告暗示着，虽然政府效能不彰，企业大发胜利厥词，但还是有一些机制可以管制跨国企业。我们已经看到贸易协议和地方选择性采购法案，以及鼓励道德投资—不过，提供给外来投资者的政府公债和保险，以及参与政府的贸易代表团，一样也能附加条件限制。要跨国企业接受这种限制其全球流动力的规定，这可能有些不切实际。但是，过去四年来全球最有势力、获利最高的名牌跨国企业已一再被迫提高其公关门槛。如果民意如此，那么这道门槛还会持续提高，让重要的议题抽离企业控制，使之进入公共领域中。

结语　消费主义VS.公民权

为全球人民而战

在罗萨里奥，我旅馆的吧台上，啤酒冰得过瘾，劳工协助中心的一伙人全喝得有点醉。我们又在争辩企业行为准则到底有无效力的问题。托莱多（他个人偏好武力改革，说这只是时间的问题）拍着桌子说：“那些文件都是跨国企业写的，所以只会为跨国企业的利益着想—你有没有读过马克思啊？”

“现在不一样了，”我反驳，“全球化来临，必须定出一套共同的标准—而政府显然没动手的打算。”

“全球化不是什么新玩意。我们一直都很全球化。”组织的另一个成员萨尔瓦多（Arnel Salvador）说。他的眼睛并没有看着我，而是看着吧台后面的某处。由于我住的旅馆是甲米地加工出口区附近唯一一家旅馆，所以经常挤满了来这边唱整晚卡拉OK、谈便宜成衣和电子生意的企业老板、承包商以及买主。跟随萨尔瓦多的视线，我看到一个摊在躺椅上的年轻人，脚跷在面前的桌子上，膝盖分得老开，仿佛全世界都是他的。他看起来很时髦、很有现代感，宛如从亚洲许多手机广告里走出来的人。“你永远能分辨哪个是外国人，”萨尔瓦多慢慢地说，平常温暖的声音听起来很冰冷，“没有一个菲律宾人会那样坐。”

上图：1992年11月，法国农夫抗议农民辅助金的缩减，将一袋袋玉米和鸡饲料抛入塞纳河。

下图：G-8领袖摆姿势拍团体照。1999年6月，科隆（Cologne）。

在罗萨里奥的山海大饭店（Mountain and Sea Hotel）唱卡拉OK的外国投资者，是菲律宾漫长艰苦的殖民历史的一部分：先是西班牙人以武力占领，之后美国人来这里设立军事基地，让雏妓卖淫变成菲律宾最大的产业。如今，殖民主义虽然已经灭亡，美军业已撤离，新的帝国主义者却变成了加工出口区的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的承包商，他们会在生产线上对18岁的菲律宾少女性骚扰。菲律宾的几个自由贸易区（但不是甲米地）其实是设立在数年前美军基地的原址上，而全国各地的工人都是搭乘由美军吉普车改装成的巴士来回往返出口区。对萨尔瓦多和托莱多而言，过度渲染的经济全球化之欢乐不过换汤不换药：老板刚刚脱下自己的军装，换成意大利西装和爱立信手机。

狂饮之夜隔天，我与妮达·巴尔基尼亚斯（Nida Barcenas）坐在劳工协助中心的后院闲聊，我问她是什么动力让她每个深夜不辞辛苦地前往宿舍，跟下了班的成衣工人在十一点开会。我的问题让她很惊讶。“因为我想帮助这些工人。我真的想帮他们。”她说。然后，使她在园区老板和小心眼的当地官僚面前挺身而出的那份镇定消失了，豆大的眼泪夺眶而出，滚下她平滑的双颊。她只勉力说了一句话：“就像萨尔瓦多说的—这实在太久了。”太久的不是为她的工厂同事抗争权益的过程，虽然这也是她的意思；太久的是与封建地主的对抗，与军队独裁者的对抗，以及现在与外国工厂老板的对抗。我关掉录音机，我们沉默地坐着，直到她的同事图伊科静静端了两个马克杯走过来，里面装的糖浆香草冰淇淋早在大太阳底下融化了。

劳工协助中心的主要任务，就是让劳工有力量为自己争取权益，因此，组织里的成员不太喜欢西方人举着行为准则的旗帜，大剌剌地冲进加工出口区，后面还尾随着一列善意的监督者队伍。巴尔基尼亚斯说：“解决问题的更重要法门，要从工厂里的员工身上找寻。”而她认为行为准则的用处不大，因为员工根本无从参与制订的过程。对于独立监督的第三者，托莱多认为不管是由谁来进行，结果都是一样：那只是第三者。其所能做的只是再次强调他人在关注员工的命运，而非员工自身。对有些人来说，这么直接的拒绝听起来顽固而且不知感恩，也颇不公平地抹杀了华盛顿、伦敦、多伦多的会议室里所有善意的努力。但是，坐下来谈判的权利（即便你拿不到最棒的结果），不就是国际工会运动从肇始之初就致力争取的目标吗？关键点永远是自己决定的权利。托莱多引述一则古老而熟悉的格言来解释其中区别：“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所以，每天晚上，查南（Zernan）、萨尔瓦多、赛西耶（Cecille）和巴尔基尼亚斯都在劳工协助中心教导工人如何“钓鱼”。养了鸡的后院里放了一块小黑板；组织成员就在这儿轮流授课。有时候会有多达50个工人出席，有时候只有一个。虽然这个方式无疑比现成的准则和监督要花上更久的时间，但中心的成员认为他们愿意花时间等。如同巴尔基尼亚斯所说，实在已经“太久了”，他们说得一点也不错。

这一信息不只适用于甲米地地区，也适用于世界上所有关心企业剥削的地方。当我们开始仰赖企业替我们拟订劳动与人权的集体准则时，我们就已经失去了最重要的公民原则，那就是人民应当自己管理自己。一如我们所见，耐克、壳牌、沃尔玛、微软以及麦当劳已经变成全球经济体制扭曲的象征，大部分的原因是，不像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关税与贸易总协定（GATT）、亚太经合组织（APEC）、世界贸易组织（WTO）、多边投资协定、欧盟（EU）、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G-8以及经济合作发展组织（OEDC）的后门投机交易，这些企业的方法及目标是显而易见的：劳工与外国观察者都十分清楚他们想做什么。他们已经成为全球最好、最受欢迎的教育工具，在充斥着缩写名称、集权式秘密交易的全球市场迷宫里，提供了迫切需要的显明目标。

这些企业将我们共同的文化锁进经过消毒和控管的品牌茧壳中，进而引发了本书所述的汹涌反抗浪潮。他们饥渴地吸收社会评论及政治运动，将之转化成自身品牌的“意义”，从而使对抗的呼声更为激进。他们不顾直接、安全的传统雇主角色，转而追求品牌大梦，因而失去了曾保护自己免受民众攻讦的那份忠诚。而且，他们对一整个世代的员工灌输自给自足的信息，无意间却促使其批评者有能力无所畏惧地对他们声言讨伐。

但是，品牌已经引我们走进迷宫的这个事实，并不代表我们必须仰赖品牌带领我们走出去。耐克和壳牌引出闪亮的新通路，让我们通往更复杂但较不炫目的另一个世界：国际法律。虽然这条路不容易，结果也非一蹴而就，但我们会本着公民的身份找到出路。单靠我们自己的力量，或许感觉有点像忒修斯（Theseus），在进入弥诺陶洛斯（Minotaur）的迷宫时只能紧紧抓住手上的线不放，不过别的办法都是行不通的。政治对策—对人民负责且由人民选出的代表执行的政治对策，值得我们再试一次。在此之前，我们不能放弃，也不能接受企业的自订标准、独立监督以及集体公民权的私有化。

这项任务虽然艰巨，但是也有好的一面。当人们开始思索何谓真正全球化思维的世界时（不仅包括经济和资本，也包括全球公民、全球权益和全球责任），伴随公共空间被殖民化以及稳定工作丧失的那份幽闭的绝望感，已开始随风飞逝。我们许多人花了一段时间才找到自己在这个新的国际场域中的位置，但是，大多归功于名牌企业引发的震撼冲突，我们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刻都要接近目标。

第一步就是大众教育计划的惊人网络。1995年，国际全球化论坛（International Forum on Globalization）在纽约举行第一次全球会议，各领域首屈一指的科学家、运动人士以及研究者齐聚一堂，检视单一的、不受限制的全球市场对民主、人权、劳工及自然环境所带来的影响。其中包括针对不同主题的研讨会，比如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亚太经合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北半球结构调整（Structural Adjustment of the North），以及你所不了解却又不敢问的各种全球组织或贸易协议。纽约的会议吸引了数百位民众，但第二场在加州伯克利的会议则有2000人参加（毫无公关宣传和媒体报道—只靠几张海报和电子邮件名单）。几个月后在多伦多举办的会议吸引了为数更多的民众，而全世界各地的大学校园也不断出现类似的活动。

这段时间里，世界各国领袖的午餐聚会总少不了有人组织反峰会的抗议示威—集会者从想在加工出口区组织工会的血汗工厂劳工，到抗议企业侵占教育的学校教师，无所不有。集会进行时（在日内瓦、科隆以及伯明翰），另类的全球化模式于白天在街头上演，晚上则有收复街道的派对通宵达旦。

有时很难分辨这些趋势究竟是崭新潮流的开始，抑或是老旧恶习的苟延残喘。正如工程学教授兼和平运动者富兰克林曾问过我的，这难道只是“风障”（wind block）吗？是创造出来好躲避企业风暴的暂时避难所？或者，这是人们还无法想象的自由结构的基石？当我开始写本书之时，说实话，我不确定自己是在报道边缘的抗争运动个案，或是某个潜力无穷之运动的肇始。但是随着时间过去，我现在能清楚地看到一波运动正在我的眼前成形。

三年前，当我参加在伯克利的全球化研讨会时，我觉得很沮丧，因为演讲者的年龄全部超过50岁，缺少大学生年纪的文化反堵者以及反企业运动人士。一年之后，这些不同世代的运动人士和理论家已经在几条前线上合作无间，为彼此的行为注入更迫切、更深刻的分析元素。同一时间，针对某一地区单一企业的抗议运动，例如尼日利亚的壳牌或印度尼西亚的耐克，已经发现彼此的存在，并开始进行智慧的互相传承，而且多亏了网络，这通常点一下联机就完成了。

这种新兴的运动已有一项胜利战绩：就是让多边投资协议放弃1998年4月经济合作发展组织所达成的决议。《金融时报》（Financial Times）当时有几分困惑地表示：“反对运动人士的致命武器是网络。经由网络，他们在全球各地部署动员，谴责提出的协议是保障数家跨国企业全球主导地位的秘密阴谋，并动员草根反抗的国际运动。”这篇文章接着引用一名世贸组织官员的话：“这些抗议分子食髓知味，他们还会回来的。” 1 没错，他们会的。

1999年6月18日，这些虚拟的联系因为一场联盟而化为真实；包括收复街道以及人民全球行动（People’s Global Action）在内的各组织，举办了第二次全球街头派对，这一回是与G-8在德国科隆的会议同时召开的。这场活动名为“全球反资本嘉年华”，明确针对企业势力而发。世界各地都有派对和示威活动在金融区展开，包括证券交易所、超级商店、银行和跨国企业总部的大门外。同一时间有70座不同的城市响应，而这一天也就是这批新的全球政治玩家亮相的日子：运动的一切承诺和创意都在此展现—前所未有地强力点出反企业的怒吼如今正在沸腾。

虽然这些运动都是地方规模，但所有的活动都有一个共同的主题。在孟加拉国，成衣女工示威抗议血汗工厂的情况；在旧金山，盖璞店门外的群众所抗议的也是相同的议题。在乌拉圭的蒙得维的亚（Montevideo），抗议人士把城里金融区的广场变成了“公平交易”展览会，展示各企业从虐待童工到军火交易的种种证据；在马德里，证券交易所的入口被堵住了。至于G-8峰会所在地的科隆，欧洲抗议人士举行反峰会活动，要求G-8将第三世界国家的债务一笔勾销。这个活动有500位印度农人参加，他们以“跨州商队”的方式穿过西欧而来。他们沿路在农产品企业的总部前抗议，例如嘉吉（Cargill）和孟山都；这些公司的种子专利和转基因农产品已经使许多印度农人负债累累。

印度农夫在科隆举行和平抗议的同一天，伦敦金融区则变成了战场—自从1990年人头税暴动以来，这个城市从来没有这么混乱过。这场多达万人的集会起初就像标准的收复街道超现实政治派对，由“重要群体单车之旅”（Critical Mass bicycle ride）先清出街道，之后，穿着背面涂写标语的二手衣的抗议人士就一拥而入，挤满了街道。他们在办公大楼的门口跳舞，形成人墙围住财政部，并在几家银行门口和平静坐。这会儿，银行家和投资经纪人听从警方的建议穿着轻便的运动服上班，好“混入”抗议人群，以免遭受飞来的馅饼袭击。不过一天下来，群众分散成小团体，而且行为愈来愈暴力。某个小团体袭击未来交易所（Futures Exchange），砸碎了大厅所有的玻璃，中断自动的股市交易，并迫使人人撤离建筑。在伦敦的其他地区，有一家麦当劳、一家银行和一家奔驰代理厂被捣毁，一位抗议者被警方卡车碾过，几位警员受伤挂彩。在俄勒冈的尤金市亦有群众暴动：银行和快餐餐厅的窗户被砸毁，警方用胡椒喷枪攻击抗议者。在这两座城市里，扩大的经济差距以及自由市场全球化之暴行等抗议信息，全都淹没在玻璃破碎的声音里。

在日内瓦，信息清晰如白昼：抗议分子不向窗户丢石块，而是拿着海绵、肥皂和拖把去清洗市中心大银行的门面。运动人士对媒体说明，他们只是想帮这些美好的机构洗掉第三世界债务和纳粹黄金所留下的污垢。在尼日利亚的哈考特（Harcourt），“被压迫者嘉年华”的气氛十分激进，但也很欢欣。万人群众欢迎肯·萨罗－维瓦流亡多年的兄弟回到自己的家乡。群众听完欧文斯·维瓦的演讲后，便往市区的壳牌石油总部前进，并封闭入口达数小时之久。下一站则是以尼日利亚前独裁者桑尼·阿巴查将军之名命名的街道。群众卸下街道的标牌，暂时将之重新命名为“肯·萨罗－维瓦”—遭到阿巴查毒手的受害者。据组织干部说：“街上的人跳舞、唱歌，让尼日利亚的石油之都哈考特陷入僵局。”

这一切都发生在同一天。

当这类抗争开始在1990年代中期成形时，看起来像是一群保护主义者出于需要聚集起来，以便打击所有、任何与全球化有关的事物。但是当各国的阵线开始联结以后，新的宗旨就浮现了，那就是：虽然要拥抱全球化，但是要将之从跨国企业的手中抢救下来。关怀道德的股东、文化反堵者、收复街道人士、麦当劳工会组织者、人权黑客、校徽保卫者，以及网络上的企业监督者，上述种种无不是在要求以公民为中心的其他选择出现，好取代品牌的跨国统治模式。这项要求虽然有时在全球某些区域仍是私下耳语，唯恐遭人扑灭，但它在打造的是一股反抗的势力—既高科技又草根，既集中又分散—就跟其所要颠覆的跨国企业一样全球化，一样善于协调动员。

后记　街头的两年

穿行于符号之间

在No Logo第一版的结尾，我描写了一群激进分子神情肃穆地议论着关于发动一场全球的反企业运动（anti-corporate movement）的计划。可是，就在本书即将付印的时候，却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把这一切都改变了：1999年11月30日，西雅图爆发了一场反对世界贸易组织的示威抗议。一夜之间，平静的议论变成了怒吼，扩散到整个世界。这场运动不再是一个秘密、传闻或预感，而成了一个事实。

西雅图事件使本书所描述的运动成了一个重要的政治话题。大规模的示威游行开始蔓延到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魁北克、新德里、布宜诺斯艾利斯和其他地方，报界激烈地争论着警察和抗议者暴力，争论着什么才是法国人所谓的“野蛮资本主义”（capitalism savage）的替代品—如果有的话。抗议行动背后的议题也改变了。顷刻之间，那些大学阶段的激进分子起先还只关注个别企业的不良行为，现在却开始质疑资本主义本身的逻辑，以及涓滴经济学（trickle-down economics）的有效性。教会团体原先不过要求“免除”第三世界的债务，现在却开始谈论“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模型”的失败—这种经济学模型认为，为了促进未来的发展，必须扫除对资本主义的一切障碍。许多人不再寄希望于改革，而开始呼吁彻底废除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广告破坏者们也不再满意于仅仅破坏一个布告栏，而开始忙于创造新的激动人心的参与者媒体网络，例如独立媒体中心（Independent Media Centres），现在已遍布世界数十个城市。

与此同时，那些曾是全球新自由主义政策最初推动者和捍卫者的机构也正在发生变化。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世界贸易组织和世界经济论坛不再否认它们的全球化模式已经无力达到当初承诺的目标。不仅如此，它们自身也开始卷入各种问题而不能自拔：债务奴隶的悖论、艾滋病传播和数十亿被排除在全球化市场之外的民众。

事情变得很清楚，我应当修订No Logo。可是，尽管发生了这些变化—或者更准确地说，正是由于这些变化—我几乎抽不出时间来做修订。自从西雅图事件爆发以来，我就陷入无休止的关于全球化的战斗中：演讲、辩论、组织和频繁的旅行，就像这个领域中其他众多的活动家和理论家一样。换句话说，凡是一场运动所需要的，我们都在做—我们一直在前进。形势的发展让人眼花缭乱，甚至连跟上最新的变化似乎都变得不可能了，更不用说回顾事件的发展和反思这场运动最终将把我们带向何方。

直到“9·11”的袭击以后，此一背景才开始转变，至少在北美是如此。突然之间，似乎每个人都在谈论全球贫富差距，谈论世界上竟然有那么多地方还缺乏民主。可是，虽说北美的公众比以往更清楚全球化经济的失败—被新闻界以经济增长期的繁荣的亢奋所掩盖了的失败—要把这种意识转化为政治行动，却突然之间变得远为困难了。惊慌失措的老百姓没有想到促使政府改变显然错误的政策，反倒为他们的政客开出了一沓一沓的空白支票，放纵他们在这条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新的针对富有企业的减税政策、新的贸易政策、新的私有化方案。在这种气氛下，持不同意见变成了不爱国的表现。

自从“9·11”事件以来，北美的激进分子还面临着其他一些挑战。正如本书提到的，激进分子从19世纪中叶开始就把目标指向了企业，这是出于对以下事实的反应：人们发现，竟然有如此之多如今拥有巨大力量的东西都是虚拟的：货币交易、股票价格、知识产权、商标，以及秘密贸易协定。通过对符号的占有—不管这个符号是什么，一个著名的商标，如耐克，或者强国领袖的一次重要会议—无形的东西就会暂时变成现实的，广袤的全球市场也就更加合乎人类的尺度。然而，“9·11”的恐怖已经改变了一些人的眼光，对他们来说，这场运动的主要模式—被文化反堵过的标识、游击战争的样式、商标名称和政治目标的选择—已经明显变了样了。今天，甚至那些只是谋求和平颠覆强大的资本主义象征的运动，也发现自己已然身处一种彻底改观了的符号学景观之中。

最近我对此深有感触。当时我正在观看一套我在“9·11”之前收集起来的幻灯片。内容是关于企业的营销策略是如何不断地吸收反企业运动的意象的。其中一帧显示了在西雅图示威抗议期间，一群激进分子在Gap Outlet商店的窗户上喷绘的情形。在下一帧图片中，这家商店最近的窗户上出现了他们自己预制的涂鸦之作—用黑色喷绘的“独立”这个词。接着是一帧来自SONY PlayStation的游戏《紧急状态》（State Of Emergency）的画面，画面上是一些头发酷酷的无政府主义者冲着邪恶的防暴警察扔石头，那些警察受命保护虚构的美国贸易组织。当我最初看到这些并排放在一起的图片时，很是惊讶于企业吸收新观念之迅速。但在“9·11”之后，再来看这些幻灯片，所有的画面都立刻蒙上了一层阴影，被恐怖主义袭击所吹散，如同灾难片中的众多玩具汽车和玩具士兵一样。

这几乎是必然的。对世贸中心和五角大楼的攻击是真实的行动，是令人战栗的恐怖场面。不过，它们同时也是符号战争的行动，并且也立刻被如此理解了。正如许多评论家指出的，双子塔不仅仅是高楼大厦，它们还是“美国资本主义的象征”。可以想见，反对反企业立场的许多政治对手开始利用恐怖袭击的这种象征意义，主张这些恐怖主义的行动代表了反企业主义抗议者所持观念的极端表现。还有人提出了这样一些危险的主张：反美国和反企业暴力是一个连续谱系—先是西雅图的星巴克窗户，然后是WTC—而恐怖袭击就处于这个谱系的顶端。

有些人走得更远。他们说，自由市场政策是反对恐怖主义的战争的经济前线。在这种氛围下，支持“自由贸易”已经变了味了，就像购物和棒球一样，成了爱国的义务。美国贸易代表罗伯特·佐利克（Robert Zoellick）解释说，贸易“提升了处于这场旷日持久的斗争的核心地位的那些价值”，美国必须发起一场新的战役，“用贸易击败恐怖主义”。在《纽约时报杂志》（The New York Times Magazine）的一篇文章中，迈克尔·刘易斯（Michael Lewis）类似地把自由之战混同于自由贸易。在文中，他解释说，那些死去的商人之所以成为袭击的目标，是因为他们“不仅是自由的象征，也是自由的实践者……他们辛勤劳作，若说是无意的，却也毕竟让其他人从约束中释放出来。这就使他们几乎是默认地成了宗教原教旨主义者的精神上的对立面。后者的事业依赖于对个人自由的否认，名义上却是为了某种号称是属于更高等级的力量”。

新的战线已经划定了，尽管是粗略的：批评美国政府，就是支持恐怖主义者；阻碍市场导向的全球化，就是助长恐怖主义者的邪恶目标。

当然，在这种逻辑中，还存在一个突出的问题：那种认为市场可以凭借其自身为我们的一切社会问题提供解决方案的想法，已经由于“9·11”本身的经验而受到了深刻的质疑。从未能检出劫机者武器的私有化机场保安，到笨手笨脚、全无效率的援助受害者的私有化慈善机构，再到无力刺激经济发展的企业财政援助，都说明了市场导向的政策不能帮助我们赢得反对恐怖主义的战争的胜利。它们是一些累赘。因此，虽然暂时来说，对政客的抨击也许是不得人心的，但是，“人民先于利润”（People Before Profit）这条来自全球化抗议者的街头标语，自从“9·11”袭击以来，已经成为越来越多美国人不证自明和发自内心的真理。

这种转变的最富戏剧性的表现就是美国公众改变了他们与公共部门之间的关系。在过去20年间，许多公共机构和服务体系由于未能获得充分资金或遭到诋毁，得以解除管制并被私有化—机场、邮局、医院、公交系统、水和食品检验。在“9·11”袭击事件后，它们被推向了风口浪尖。但它们并不打算关门大吉。美国人很快就发现，公共医疗体系的超负荷运行意味着什么。它甚至对付不了每年的流感季，更不用说炭疽病的爆发了。药品短缺现象本来就很严重，私人实验室又无力为美国士兵提供足够的炭疽疫苗，更不必说普通市民。保卫美国供水系统免于生化恐怖袭击，这样的信誓旦旦我们已经听了十年，可是令人义愤的是，负担沉重的美国环保局却几乎什么也做不了。食品供应甚至还要更脆弱。检验员们勉为其难地检测了进口食品中的百分之一—在日趋严重的“农业恐怖主义”的威胁下，这几乎算不上是一种保护。

最可悲的是，冲进双子塔拯救证券交易商和其他雇员生命的，却是一些消防队员。这就表明了公共部门毕竟还是要承担某种角色。因此，理所当然地，如今纽约街头卖得最火的T恤衫和棒球帽，不再是那些打上走私的耐克和普拉达商标的，而是印着纽约消防部门的标志的。

人们已经重新意识到拥有一个强大的公共体系的重要性。不仅在美国这样的富裕国家，在原教旨主义飞速传播的贫穷国家也同样如此。正是在那些基础设施遭到债务和战火破坏的国家，像本·拉登（Osama bin Laden）这样狂热的甜爹（sugar daddy，赠送豪华礼物来博取少女欢心的老头）才会趁虚而入，提供本应属于公共领域的基础服务：道路、学校、诊所，甚至公共卫生系统。巴基斯坦的激进伊斯兰中学输送了那么多塔利班领导人，而这些学校之所以兴盛起来，完全是因为它们填补了社会福利的一个巨大空白。在一个财政预算的90％都花费在军事和债务上的国家—因而只有极少的份额是用在教育上的—伊斯兰学校（madrassas）不仅提供了免费的教室，还为贫穷的孩子提供了食物和住宿。

随着我们深入了解恐怖主义—不管是南方的还是北方的—的机制，一个反复出现的主题就是：一旦我们把企业的短期所需（更低的税率、更少的“官僚主义”，更多的投资机会）放在了人民的需要之前，我们就要付出惨重的代价。在后“9·11”的时代，固守自由放任主义（laissez faire）的自由市场方案，而无视压倒性的市场失灵的证据，看起来就像是一种盲目的信仰，毫无理性，正像所有坚持自杀式圣战的宗教狂热主义所持的信仰体系一样。

对于激进分子来说，许多其他领域的争论都应该联想到“9·11”袭击的教训。在这些领域，我们必须优先考虑人民的需要，而不是公司的利润，从非洲的艾滋病治疗，到我们自己城市里的无家可归者，无不如此。另外，当我们呼吁更多的互惠国际关系时，也应该考虑到这些因素。的确，恐怖主义是一个国际性的威胁，它并不始于对美国的攻击。当布什撇开联合国和国际法庭，邀请世界加入美国的战争，全球化激进分子应该成为真正的多边主义的热情捍卫者，并彻底放弃“反全球化”的标签。从一开始就很清楚，布什总统的联盟并不代表对恐怖主义的真正的全球反应，而只是单个国家的外交政策目标的国际化—这是美国在世界舞台上的行为方式的典型标志，从WTO谈判桌，到关于气候变化的《京都议定书》。但是，我们的主张并不必然以反美国主义的精神为基础，而是可以建立在真正的国际主义的精神上。

企业的影响力正在迅速扩大。有虑及此的人们可以做的事情很多，而不仅仅是发出反对的声音。其中最最重要的角色就是，成为一个引路的灯塔—位于“善”和“恶”的狂暴战场之外，通往组织社会的其他途径的灯塔。在当前的背景下，这并不是一个无关紧要的任务。恐怖分子对美国的攻击，以及美国对阿富汗的攻击，已经为我们迎来了一个自冷战以来还未曾有过的意识形态两极分化的时代。一边是声称“你要么站在我们这边，要么站在恐怖主义者那边”的乔治·W.布什（George W.Bush），另外一边是断言“这些事件已经把世界分为两个阵营，虔诚的伊斯兰阵营和不信教的异教徒阵营”的本·拉登。反企业和亲民主（pro-democracy）的激进分子应该证明这种二元对立的荒谬，并坚持在这两个选择之外还有更多的可能性。关于那些不曾采纳的路线、没有做过的选择和尚未建立的方案，我们可以广为传播。正如印度小说家和社会活动家阿兰达蒂·洛伊（Arundhati Roy）在“9·11”之后写到的：“世界人民并不需要在塔利班和美国政府之间作出选择。人类文明的所有美好事物—我们的艺术、我们的音乐和我们的文学—都超越于这两个原教旨主义的、意识形态的极点。”如果我们面对的是一个多项选择的测试，那么答案应该是“两者皆非”。

就在“9·11”之前，在运动的圈子里，人们已经日渐意识到，注意力应该从“峰会草蜢”（summit-hopping）转移到表达和提出这些可选方案上来。在一年多的时间里，以往对企业个体和贸易峰会的象征性的攻击，遭到了许多人的公开质疑。他们担心，全球化的斗争—例如打破麦当劳的窗户或和警察对峙—开始显得像演戏一样，与影响人们日常生活的经济问题完全脱离了关系。一场符号之战具有许多令人不满之处：打碎店铺的玻璃，迫使会议迁到越来越偏僻的地点—这又怎么样呢？仍然只是一些符号、外观和表象。

为了对此做出反应，一种新的急躁情绪掺和了进来，坚持提出事关社会正义之根本的社会和经济转变，从发展中国家的土地改革到美国的奴隶赔偿，以至全世界范围内城市水平的参与制民主。不同于“峰会草蜢”，现在的焦点开始转移到组织直接行动，旨在满足人们对住房、食品、用水、救生药品和电力供应的即刻需求。这一点已经在世界各地通过不计其数的方式得到了表达。

在印度，这意味着大胆地为所有其余的发展中国家生产普通艾滋病药品。在意大利，这意味着接管数十座遭遗弃的建筑，转为廉价住房和热闹的社区中心。你还可以在巴西的“无地农民运动”（Landless Peasants’Movement）的活动中看出同样的精神，这场运动的口号是“占领、抵抗、生产”（Ocupar，Resistir，Producir），旨在夺取大片闲置的农场，转用于可持续发展的农业、市场和学校。

这种直接行动的精神，在南非发展得最为迅速。在那里，自从1993年着手施行了一项风卷残云般的私有化计划之后，50万人失去了工作，40％较穷困的民众的工资下降了21％，贫困地区用水成本上升了55％，而用电成本更是提高了400％之多。许多人被迫饮用不干净的水，结果导致一场霍乱的爆发，10万人受到感染。在索韦托（Soweto），每个月有2万个家庭被切断电力供应。许多南非激进分子称这场私有化为“经济上的种族隔离”。为了反抗这个体系，索韦托的失业工人重新接通了他们社区的水源，索韦托电力危机委员会（Soweto Electricity Crisis Committee）也为成千上万的家庭非法地重新接通了电力供应。

不管在哪里，这场公开反抗的直接行动浪潮背后的理论是一样的：激进主义不再只是象征性地持有不同政见。它必须立刻致力于采取实际行动改善人们的生活—就在他们所居住的地方。

现在，这场运动所面临的问题是，如何把这些小范围的、常常是很短暂的举措转化为更广阔、更具有可持续性的社会结构。为了回答这个问题，已经有过许多尝试，其中最具有雄心的是2001年1月在巴西阿雷格里港（Porto Alegre）发起的一年一度的世界社会论坛（World Social Forum）。世界社会论坛有一个乐观的口号，叫做“另一个世界是可能的”。人们设想它能成为这场新兴运动的一个转机：我们应该着手阐述这场运动的最终目的，而不再只是整天吵吵嚷嚷地反对这个、反对那个。在第一年，超过1万人参加了一星期内60多场的讲演、数十次音乐会和450个研讨会。到了第二年，有7万人参加。会议选在了同一地点。因为在阿雷格里市以及南大河州（Rio Grande do Sul），巴西工人党（Partido dos Trabalhadores，the PT）掌握着权力，而且，此地也因为在参与制民主方面的革新而闻名于世。

不过，世界社会论坛不是一个政治性的大会：它未曾制订任何政治指令，没有通过任何正式动议，也无意于把这场分散的运动组织成为一个拥有下级结构和基层组织的政治团体。在某种意义上，这就使得激进主义运动的浪潮区别于以往的任何社会运动。大会的动员得以在极少官僚主义和等级主义的情况下展开，这应归功于网络的应用；强制的共识和谨慎的宣言一起退居幕后，取而代之的是这样一种文化：持续的、结构松散的、有时引人入胜的信息交换。尽管个别知识分子和重要组织者可能会有助于形成大街上民众所持的观念，但是毫无疑问，他们并不拥有引导人们往某个方向前进的权力甚或只是某种机制。它甚至不是一场运动—也许这倒是一个事实。它是成千上万个小的运动，相互之间错综复杂地联系在一起，就像“热键”在互联网上把它们的网站连接在一起一样。尽管这个网络在其广度和深度上都雄心万丈，它的目标却绝不是专横的。这个网络不屈不挠地挑战着我们这个时代最有势力的体制和个人，却并不为自己攫取权力。相反，它追求权力的分散，以期达到最大限度的普遍和平均。

在墨西哥恰帕斯州揭竿而起的萨帕塔主义者（Zapatistas）是这个新的革命思想的最佳例子。1994年1月，萨帕塔主义者起而反抗墨西哥军队，目的却不是控制墨西哥的国家权力，而是夺取和修建自治的空间，在那里，“民主、自由和正义”得以茁壮成长。这些自由空间建立在拓荒的土地、公有农业和反抗私有化的基础上。对萨帕塔主义者来说，它们是这样一种尝试：创建一个对抗国家的新的力量，而不是图谋推翻国家，用另一个集权的政府取而代之。

萨帕塔主义者的发言人、副司令马科斯（Subcomandante Marcos）是最接近于一个真实的运动的“领袖”地位的。他用一个面具遮住自己的脸，借以掩饰他的真实身份。马科斯是一个完美的“反领导人”（antileader），他坚持认为，他的黑色面具乃是一面镜子，在这面镜子背后，“马科斯就是旧金山的同性恋者、南美洲的黑人、欧洲的亚裔、圣思多罗（San Ysidro）的墨西哥裔、西班牙的无政府主义者、以色列的巴勒斯坦人、圣克里斯托瓦尔（San Cristobal）街头的玛雅印第安人、德国的犹太人、波兰的吉卜赛人、魁北克的莫霍克人、波斯尼亚的和平主义者、晚上10点地铁上的一个妇女、失去土地的农民、贫民窟中的小混混、失业的工人、不幸的学生，当然，还是一个深山里的萨帕塔主义者”。换句话说，他就是我们：我们一直在寻找的领袖就是我们自己。

马科斯本人的经历就说明了这一点。他之所以登上领袖的地位，不是通过昂首阔步的自信，而是出于政治上的怀疑，出于甘心追附骥尾之虚怀。关于马科斯，最常听到的传说是这样的：他是一个城市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和激进分子。由于遭到国家的通缉，城市对他变得不安全了。他逃往墨西哥东南恰帕斯的山区，凭着革命家的雄辩和自信，试图把当地土生土长的老百姓聚集在旗下，加入到反抗资本主义的无产阶级武装革命的事业中来。他说，世界工人必须联合起来，结果那些玛雅人莫名其妙地瞅着他。他们说，他们不是工人，只是平民，而且，土地也不是财产，而是他们村落的灵魂。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传教士，马科斯非常失败，因此他潜心学习玛雅文化。他学得越多，知道得越少。

得益于这些经历，一支新型的军队横空出世—萨帕塔民族解放军（EZLN）不是掌握在游击队指挥官的精英分子手中，而是通过秘密委员会和公开的集会，掌握在村落自身的手中。马科斯不是一个厉声下达命令的指挥官，而是一个副司令，是委员会意志的传递渠道。他在新角色下的第一句话就是：“以我之口，出萨帕塔主义者民族解放军之意志。”

萨帕塔主义者的斗争已经成为世界各地其他运动的一个耀眼的灯塔。因为它的组织原则与国家、公司及宗教团体据以建立起来的方式完全相反。它以一个破碎的迷宫应对集聚，以地方化应对集权，以彻底的权力分散应对权力的统一。问题是：这可以成为从私有化的力量下收回公共利益的一个全球策略的缩影吗？

当今的许多激进分子已经得出结论：全球化不只是一个抓在坏人手里的好主意。他们也不相信，仅仅把诸如WTO这样的国际组织改造为民主的和负责任的机构，就可以纠正整个形势。相反，他们认为，全球化机构的异化只是一场范围更广的代议制民主危机的表面症状。因为代议制民主下的权力和决策已经委派给了那些其地位越来越疏离于这些决策最终发生效力之处的代理人。由于一刀切的逻辑，这就立刻导致政治和文化抉择的均质化，并引起了普遍的市政瘫痪和分崩离析。

如果说，权力的集中和决策的疏离正在成为我们共同的敌人，那么，关于乡土层次的参与制民主也日益形成了某种共识—不管是通过联盟、社区、城市管理、农场、村庄，还是土著的自治—即参与制民主可以成为构建新的方案的一个起点。两者之间一个共同的主题就是对自决和多样化的全面承诺：文化的多样化、生态的多样化，甚至是政治的多样化。萨帕塔主义者在论及构建一场“一个‘不’和许多‘是’”的运动时，公开反对把它的特征归结为一场运动，并质疑了那种认为它应该成为一场运动的假设。这项新兴的有组织的事业并不是一场谋求单一全球政府的运动，而是一个关于一些真正本土化的方案的日渐关联的国际网络的梦想。这些本土化的方案，每一个都建立在得到恢复的公共空间的基础上，遵照参与制形式的民主制度，并且比任何企业或国家体制都更具有责任感。如果这场运动有一个思想体系，那就是民主，不只是投票箱边的民主，而是渗透在我们生活中的每一个角落的民主。

这一切使得下述批评家的做法显得多么可笑啊：他们竟然试图在反企业抗议者和类似本·拉登这样的宗教激进分子之间建立起意识形态上的联系。例如，英国国际开发事务大臣克莱尔·肖特（Clare Short）在2001年11月就曾这么做。“‘9·11’事件以来，我们尚未听到抗议者的声音，”她发言说，“我敢肯定，他们正在反思他们的要求，因为他们的要求被证明与本·拉登网络的要求具有极大的相似性。”再也没有什么比这更荒谬的了。激励本·拉登及其追随者的，并不是对集权的批评，而是对没有更多的权力集中在他们自己手上的愤怒。他们的满腔怒火，不是因为选择的均质化，而是因为世界竟然不是按照他们自己的均质的帝国主义的信仰体系组织起来的。

换句话说，这是一场古典的权力之争，控制局面的将是一个庞大的、全知的体系；从前对峙在这条战线上的是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如今则换上了市场之神和宗教之神。对于本·拉登及其追随者来说，这场征战的主要诱惑显然是这样一种想法：他们仍然生活在神话时代，那时候人们就像天神，战斗是史诗般的，而历史则拼写为大写的H。“去他妈的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他们似乎在说，“历史尚未终结。我们正在创造着呢。”

这种想法，是我们在“9·11”后从对立双方那里都曾听到过的。这是宏大叙事的回归：选民、邪恶帝国、总体规划以及伟大的战斗。一切都疯狂地退回到了旧时的风格。这个宏伟的救赎叙事是我们最为源远流长的神话，但它却有一个危险的对立面。如果少数人决意生活在他们的神话中，凌驾于凡人之上，那么就会不可避免地对所有卑微的芸芸众生造成强烈的冲击。相形之下，普罗大众立刻显得无足轻重。于是他们得以凭借某种高尚意图的名义，驱使大批大批的民众成为祭品。

谢天谢地，反企业和亲民主激进分子没有参与到这布满硫黄烈火的“十字军”。相反，他们依据原则质疑了集权的体制，他们既批评左翼的一刀切的国家方案，也批评右翼的市场方案。人们常常轻蔑地提到这场运动缺乏一个思想体系，缺乏一个全面的主旨，缺乏一个主导性的计划。千真万确。我们对此感到无比的欣慰。此刻，反企业的街头激进分子身边正环绕着许多自许的领袖，热切地渴望着把他们招致麾下，以为己用。正是为了维护这场年轻运动的声誉，它至今仍然把所有这些议程挡在门外，并拒绝了一切慷慨捐助的宣言，翘首以待，以期一个恰当的、民主的和代议制的进程，把抵抗运动带入下一个阶段。它将是一个十大要点计划吗？或者一个新的政治学说？

也许它将成为某种全新的事物。不是与自由市场原教旨主义和伊斯兰激进主义搏斗的另一个现成的思想体系，而是一个为了呵护多元世界—正如萨帕塔主义者所说，一个包容众多不同世界的世界—之萌芽和成长而制订的计划。这是一场运动中的运动。或许，它并不会迎面撞上新自由主义的支持者，倒是有可能从各个方向把他们包围在其间。

这场运动并不像近期一份报纸的标题所说的那样，“恍如昨日”（so yesterday）。它始终在变化，在前进。如今它已进入更深的阶段，一个更少关注象征性抵抗行动和戏剧化抗议，而更多关注“把我们的选择真实体现出来”—借用近期纽约直接行动峰会中的一句话—的阶段。在No Logo出版后不久，我访问了俄勒冈大学，在校园里做了一个关于反血汗工厂激进主义的报道。这个运动有一个诨名叫“Nike U”。我遇到了学生激进分子莎拉·雅各布森（Sarah Jacobson）。她告诉我，耐克并不是她的激进主义的目标，而只是一个工具、一种途径，以接近庞大的、常常是杂乱无章的经济体系，“只是一个入门毒品（gateway drug），”—她兴高采烈地说。

多年来，我们这些身处运动之中的人一直依靠我们对手的符号为生—他们的商标、他们的办公大楼、他们在镁光灯下的高层会议。我们利用这些符号作为战斗口号、议论焦点、国民教育的工具。但是符号从来不是真正的目标；它们是一些杠杆，一些把手。符号始终只是通道。现在，是应该穿过去的时候了。

纳奥米·克莱恩

2002年2月

致谢

本书从构思到定稿花了四年时间。这是一段愉快的经历，却也不是那么轻松。我离不开身边的人们的支持、理解和专业知识。

Louise Dennys担任了本书的编辑。这是我极大的荣幸。她在智识上的严谨，以及她个人对表达自由和人权的执著，大大改善了本书的论证，并使我的行文增色不少。她以不可思议的方式使本书的面貌焕然一新。

我的研究助理Paula Thiessen查找了许多不为人知的事实和原始资料。在两年多的时间里，她不知疲倦地收集了许多用于编制本书原始图表的统计资料。她从谨慎小心的零售连锁机构中获取事实真相，从世界各地的政府代理人那里弄来未公开的报告。她还处理了本书的摄影研究。写书常常是一桩孤单的事情，她是我的定心丸和强心剂。

我在Westwood Creative Artists的经纪人Bruce Westwood和Jennifer Barclay以无比的热情和毅力承担了这个在许多人看来具有风险的项目。他们搜寻了整个国际出版界，为No Logo找到了不仅愿意出版这本书，而且还趣味相投的出版商：Reagan Arthur和Philip Gwyn Jones。

加拿大Knopf出版社的杰出团队不管遇到什么样的危机总能保持火热的干劲和冷静的头脑。感谢Michael Mouland、Nikki Barrett、Noelle Zitzer和Susan Burns。也感谢才华横溢、悉心尽力的编辑团队：Doris Cowan、Alison Reid和Deborah Viets。他们改善、润色、修饰并核对了文本。

《多伦多星报》（The Toronto Star）的发行商John Honderich在我还很年轻的时候，就在报纸上为我开辟了一个固定的专栏。在近五年的时间里，这个专栏让我得以发展出日后构成本书基础的一些观念和联系。我从他那里受惠良多。我在《星报》的编辑—Carol Goar、Haroon Siddiqui和Mark Richardson—在我请假期间给予了我巨大的支持。当我停掉专栏专注于本书写作之际，他们还祝愿我获得成功。No Logo的写作始于我为《村声》（The Village Voice）所写的一篇关于文化反堵（culture jamming）的文章。非常感谢Miles Seligman作为一个编辑的独到见解。我在《星期六夜报》（Saturday Night）的编辑Paul Tough为我提供了许多便利，例如宽限截稿日期、提供研究线索、No Logo主题分配，还包括一次前往Roots Lodge的旅行，这次旅行深化了我对品牌的乌托邦意愿的理解。

Idella Sturino、Stefan Philipa和Maya Roy提供了极有价值的协助。Mark Johnston在伦敦、Bern Jugunos在马尼拉、Jeff Ballinger在雅加达分别与我建立了联系。同时我还获得了成百上千的个人和组织的合作，其中几位竭尽全力为我提供了统计数据和资料：Andrew Jackson、Janice Newson、Carly Stasko、Leah Rumack、Mark Hosler、Dan Mills、Bob Jeffcott、Lynda Yanz、Trim Bissell、Laird Brown，特别是Gerard Greenfield。许多人通过邮件和E-mail为我发来了绘声绘色的珍闻：Doug Saunders、Jesse Hirsh、Joey Slinger、Paul Webster和其他数不清的电子天使们。多伦多参考书图书馆（Toronto Reference Library）、国际劳动组织（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企业监察网站（Corporate Watch Web site）、加工出口工厂劳工团结网络（Maquila Solidarity Network）、《阻击者》（The Baffler）、SchNEWS、《广告破坏者》（Adbusters）和道家合作社邮件论坛（Tao Collective listserves）都给我提供了有益的帮助。

另外，感谢Leo Panitch和Mel Watkins，他们邀请我在许多会议上发表演讲，有助于我对这些主题的早期研讨。感谢我在This Magazine编辑委员会中的同事们的慷慨和鼓励。

我的一些朋友和家人曾阅读过手稿，并提供了建议和帮助：Michele Landsberg、Stephen Lewis、Kyo Maclear、Cathie James以及Bonnie、Michael、Anne和Seth Klein。Mark Kingwell成了我的密友和智囊。Sara Borins是我的提纲和初稿的第一位也是最热情的读者。正是妙不可言的Sara，坚持认为No Logo应该拥有和其内在精神相称的装帧。在我闭门谢客期间，Nancy Friedland、John Montesano、Anne Baines和Rachel Giese都对我表示了支持。我已故的祖父Philip Klein曾是迪士尼（Walt Disney）的动画制作者，在我幼小的时候，他教会了我一件事：时刻注意阳光之下黑暗的东西。

我最感激的是我的丈夫Avi Lewis。多年来，每天早晨当我还睡眼蒙眬的时候，他就为我端来一杯咖啡和一堆商业版剪报。Avi成了这个项目的合作者。他以各种可能的方式参与进来：熬夜和我一起探讨书中的思想；陪伴我经历无数次的冒险行动，从郊区的怪兽卖场到印尼的出口工业区；以及在写作的各个阶段，以百夫长般的尽责为我校订手稿。因No Logo的缘故，他允许我们的整个生活都打上了这本书的烙印，并为我提供了极大的自由和任我取用的奢侈品。

注释

导言　品牌网络

第1章　崭新的品牌化世界

第2章　品牌扩张

第3章　一切均可变

第4章　学习的品牌化

第5章　父权体制过时了

第6章　品牌轰炸

第7章　企业并购与合作案

第8章　企业审查

第9章　被遗弃的工厂

第10章　威胁以及临时雇员

第11章　培养不忠

第12章　文化反堵

第13章　收复街道

第14章　群情激奋

第15章　品牌自作自受

第16章　三个品牌的故事

第17章　当地的对外政策

第18章　超越品牌之外

结语　消费主义VS.公民权

附录　相关图表

表1-1　美国在1915、1963、1979-1998年的广告总花费

资料来源：The Economist，November14，1981；PR Newswire，May23，1983；Business Week，August15，1983；Advertising Age，July23，1984；Ad Age，May6，1985；Ad Age，December16，1985；The Record，January25，1986；Ad Age，May12，1986；Ad Age，June30，1986；Ad Age，August17，1987；Ad Age，December14，1987；Ad Age，May15，1989；Marketing，June30，1997；Ad Age，December15，1997；1979、1981年和1982年的数据系估计值，1998的数据系以Ad Age推估而得，December15.1997。

表1-2　Nike和Reebok在1985-1997年的广告花费

阴影部分代表经济衰退

资料来源：“100Leading National Advertisers”，Advertising Age，1985-1998；1985-1987年Reebok的数据来自Security Exchange Commission。Reebok的1988年数据系自Ad Age（June20，1988）推估而来。Nike的1987年数据来自“Sneaker Attack”，Ad Age（June20，1988）。

表1-3　Absolut Vodka的广告费用，1989—1997年

来源：Annual“Media Spending Guide”in Food Et Beverage Marketing（August1993，August1995，July1996，August1998）.

表1-4　超级品牌的广告费用模式，1981—1997年

来源：“100　Leading National Advertisers，”Advertising Age，1982—1998.

表2-1a　营业税在美国总税收中所占的百分比，1952年、1975年和1998年

资料来源：Time，March20，1987；U.S.Office of Management and Budget；Revenue Statistics1965-1996（1997edition），OECD；1999Federal Budget。

表2-1b　营业税占加拿大总税收的比例，1955、1983与1998年

来源：Deparrment of Finance，Canadian Economic Obsever and Statistics Canada.

表2-2　自1985年以来，美国公司在赞助费用方面的增长

资料来源：IEG Sponsorship Report，December22，1997；December21，1998。

表6-1　沃尔玛销售店面的增加，1968—1998年

来源：Wal-Mart provided growth figures.

表6-2　沃尔玛购物中心的增加，1968—1998年

来源：Wal-Mart provided growth figures.

表6-3　星巴克单店营业额的百分比变化，1993—1998年

来源：Starbucks Annual Reports1997and1998.

表6-4　星巴克的净收益，1993—1998年

来源：Starbucks Annual Reports1997and1998.

表9-1　阿迪达斯的盈余，1993—1997年

来源：AFX News，11April1995；AFX News，7March1996；Reuters Financial Service，11March1997；AFX News，5March1998.As of September1999，one German mark was worth US$0.53.

表9-2　纺织、皮革与制鞋产业工作机会变动比例，1980—1993年

资料来源：International Labour Office.

表9-3　血汗工厂一览表（1998年）

来源：“Company Profiles/Working Conditions：Factories in China Producing Goods for Export to the U.S.，”“Made in China：Behind the Label，”Charles Kemaghan of the National Labor Committee，March1998.Wages arc in U.S.dollars.

表10-1　美国、加拿大、英国零售业与全国平均时薪对照，1997年

资料来源：U.S.figures：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Canadian figures：annual Estimates on Employment，Earnings and Hours，Statistics Canada.U.K.figures：New Eamings Survey，Office for National Statistics.

表10-2　某些行业的就业状况，1997年

资料来源：U.S.figures：“Employment and Earmings，”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Canadian figures：“Annual Estimates of Employment，Earnings and Hours1985-1997，”Statistics Canada.U.K.figures：“Office for National Statistics.”

表10-3　加拿大速食业员工年龄提升，1987—1997年

资料来源：Statistics Canada.

表10-4　特定连锁服务业全职与兼职员工对照

资料来源：Companies supplied information upon request.

表10-5　加拿大与英国兼职工作占全国工作比例

资料来源：Canadian figuers：Statistics Canada，Labour Force Database.U.K.figures：Office for National Statistics.

表10-6　美国、加拿大和英国的兼职工作，1984/1987和1997年

资料来源：U.S.figures：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Canadian figures：Statistics Canada，Labour Force Database.U.K.figures：Office of National Statistics；1987figures are estimates.No figures for part-time employment by age were available.

表10-7　美国标准化与非标准化工作形态人口比例

资料来源：Economic Policy Institute and Women’s Research and Education Institute.

表11-1　百强跨国企业总资产，1980年与1995年

资料来源：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s in World Development：Third Survey（UN：1983）；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s in World Development：Trends and Prospects（UN：1988）；World Investment Reports（UN：1993，1994.1997）.

表11-2　百强跨国企业雇员人数，1980年与1995年

资料来源：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s in World Development：Third Survey（UN：1983）；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s in World Development：Trends and Prospects（UN：1988）；World Investment Reports（UN：1993，1994，1997）.

表11-3　欧美企业通过人力中介增加的工作，1988年与1996年

资料来源：International Confederation of Temporary Work Businesses（CIETT）；Countries included：U.K.，France，Netherlands，Netherlands，Germany，Spain，Belgium，Denmark and the U.S.

表11-4　美国人力中介的日均临时雇员人数，1970年与1998年

资料来源：Bruce Steinberg，“Temporary Help Annual Update for1997”Contemporary Times，Spring1998；Timothy W.Brogan，“Staffing Services Annual Update”（1999），National Association of Temporary and Staffing Services.

表11-5　特定国家的失业率，1970年与1998年

资料来源：Yearbook of Labour Statistics，from1980to1999，International Labour Office（individual country sources：labour force sample surveys；soical insurance statistics；employment office statistics；offical estimates；and administrative records）.

Note：Because of changes in methodology，not all data is strictly comparable.

a.1998年法国、荷兰与意大利的数字乃根据Word Economic and Social Survey1998：Trends and Policies in the World Economy，英国则是根据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所做的预估。

b.1970年的德国指的是西德。

c.菲律宾的数据分别是1971年与1997年。

d.1999年2月，日本的失业率升高至4.7％。1999年3月，韩国则上升至8.1％。

表11-6　美国、加拿大、英国的人力状况，1997年

资料来源：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 Canada：Office for National Statistics（Labor Force Survey）：International Confederation of Temporary Work Businesses（CIETT）.在加拿大与美国的统计数字中，临时雇员与兼职工作者有所重叠：英国则是兼职和自行创业者有所重叠。

（以美国的统计数字为例：失业、兼职、临时雇员与被取代的工作者，接近有工作或正在谋职者的40％。然而，假如把6700万正值就业年龄的美国人列入计算，拥有全职、固定工作的成年人比例会变成少数。这6700万人未被包含在失业人口中，是因为他们目前没在积极地找工作。）

表11-7　特定国家年轻失业者占全国失业人口比例

资料来源：Yearbook of Labour Statistics，from1980to1997，International Labour Office（individual country sources：laborforce sample surveys；social insurance statistics；employment office statistics；official estimates；and administrative records）.Italy’s figure from Lstituto Nazionale di Statistica.All age brackets are15-24，except Spain，Sweden，the U.K.and the U.S.which are16-24，Germany which is14-24，and France which is18-24.

*印尼是1996年的数据。

延伸阅读

休克主义：灾难资本主义的兴起

THE
SHOCK
DOCTRINE
THE RISE OF
DISASTER
CAPITALISM

休克主义

灾难资本主义的兴起
————
【加】娜奥米·克莱恩——著
吴国卿 王柏鸿——译
NAOMI KLEIN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桂林•

THE SHOCK DOCTRINE: The Rise of Disaster Capitalism
　　by Naomi Klein
　　Copyright © 2007 by Naomi Klein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书译文由时报文化出版企业股份有限公司提供中文简体字版授权

著作权登记图字：20-2009-031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休克主义：灾难资本主义的兴起/（加）克莱恩著；吴国卿，王柏鸿译.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1

ISBN 978-7-5633-9364-0

I. 休… II. ①克…②吴…③王… III. 经济史—研究—世界—现代

IV. F119.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238911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桂林市中华路22号 邮政编码：541001

　　网址：www.bbtpress.com

出 版 人：张艺兵

引言 空白之美 抹除和重建世界的三十年

第一篇 两类医生的休克 研究和开发

第1章 酷刑实验室 卡梅伦、中情局以及抹除与重建人类心智的疯狂追求

第2章 另一类医生的休克

第二篇 初次测试 诞生的阵痛

第3章 休克状态 反革命的血腥诞生

第4章 清洗石板 恐怖的效用

第5章 “完全无关” 如何清洗意识形态的罪恶

第三篇 苟延的民主 法律制成的炸弹

第6章 因战争而获救 撒切尔主义与有用的敌人

第7章 新休克医生 经济战争取代独裁统治

第8章 危机的用处 休克治疗的包装

第四篇 迷失在转型中 当我们哭泣，当我们战栗，当我们跳舞

第9章 捍拒历史 波兰危机

第10章 锁链下诞生的民主 南非被捆绑的自由

第11章 一个年轻民主国家的篝火 俄罗斯选择“皮诺切特选项”

第12章 资本家本色 俄罗斯与野蛮市场的新时代

第13章 让它燃烧 劫掠亚洲与“第二道柏林墙的倒塌”

第五篇 休克时代 灾难资本主义体系崛起

第14章 美国的休克治疗 国土安全泡沫

第15章 社团制国家 拆除旋转门，铺好阳关道

第六篇 伊拉克的完整循环 过度休克

第16章 消灭伊拉克 寻找中东“模范”

第17章 意识形态的反弹 真正的资本家灾难

第18章 完整的循环 从空白石板到烧焦的大地

第七篇 移动的绿区 缓冲区与防爆墙

第19章 净滩 “第二次大海啸”

第20章 灾难种族隔离 绿区与红区构成的世界

第21章 和平动机消失 以色列的警讯

结语 休克力量消退 人民重建兴起

引言
空白之美
抹除和重建世界的三十年

世界在神面前败坏，地上满了强暴。神观看世界，见是败坏了；凡有血气的人，在地上都败坏了行为。神就对挪亚说：“凡有血气的人，他的尽头已经来到我面前，因为地上满了他们的强暴，我要把他们和地一并毁灭。”

——《圣经·创世记》第6章第11-13节（中文和合本）

震慑（Shock and Awe）就是要制造让一般大众、社会中的特定部门或领导阶层所无法理解的恐惧、危险和破坏。以龙卷风、飓风、地震、洪水、失控的大火、饥馑和疾病等形式所展现的自然，就能产生震慑。

——《震慑：迅速制敌之道》

（Shock and Awe：Achieving Rapid Dominance ），

美国在伊拉克战争中的军事理论 [1]

2005年9月，我在路易斯安那州巴吞鲁日（Baton Rouge）的红十字收容所认识佩里（Jamar Perry）。面带笑容的年轻山达基教徒〔Scientologists，山达基，一种信仰与修行活动的体系，贺伯特（L. Ron Hubbard）于1953年在新泽西建立山达基教会〕正在分配晚餐，他也排在队伍当中。我刚因为没有在媒体人员陪同下跟被收容者谈话而被抓住，因此现在我正在设法混入人群，虽然我是这一大群非裔美国南方人中唯一的加拿大白人。我躲到领食物的队伍里，排在佩里后面，好像我们是老朋友那样要求他跟我谈话，而他也和气地照办。

他在新奥尔良出生和长大，已离开那个被水淹没的城市一周。他看起来大约17岁，但他告诉我是23岁。他跟家人苦苦等候来载他们撤离的巴士，但巴士始终未出现，他们被迫在炙热的太阳下步行。最后他们来到这里，一个宽广的集会中心，这里通常用来举办医疗用品展，或表演“首府大屠杀：终极铁笼格斗”，但现在却挤满了两千顶帆布床，以及一大堆愤怒而疲惫的人，由刚从伊拉克返国、暴躁不安的国民警卫队士兵负责看管。

当天收容所盛传的消息是，来自该市的知名共和党国会议员贝克（Richard Baker）告诉一群游说者：“我们终于清除了新奥尔良的公共住宅。我们无法办到的事，上帝办到了。” [2] 新奥尔良最富有的地产开发商坎尼查洛（Joseph Canizaro）不久前表达了类似的观点：“我想我们有了一片可以重新开始的空白石板。有了这片空白石板，我们会有巨大的商机。” [3] 一周来，巴吞鲁日的路易斯安那州议会里游说者熙来攘往，都在协助促成这些大商机：降低税率、放宽管制、更低廉的劳工，以及一个“更小、更安全的城市”——实际上就是铲平公共住房项目，以高层公寓取代它们。听到这些“重新开始”和“空白石板”的说法，会让你马上忘掉就在公路那头几英里外，还有一大片碎石、外溢的化学品，以及人的排泄物混杂的毒水。

在收容所里的佩里完全听不进去。“我真的不认为这是把城里清干净。我看到的是城里有许多人死了，而且死得很冤枉。”

他说得很小声，但我们前面队伍里的一位老人听到，回过头来说：“巴吞鲁日这些人有什么过错？这不是什么商机，而是该死的悲剧。他们瞎了吗？”

一位带着两个孩子的母亲插嘴说：“不对，他们没有瞎，他们是邪恶。他们认为这样正好。”

从新奥尔良洪水看到机会的人，有一位叫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就是那位倡议放任式资本主义、为现代高度流动的全球经济奠立理论基础的祖师级经济学家。93岁高龄、身体日渐衰弱的“米叔叔”（Uncle Miltie，他的追随者这么称呼他），在海堤溃裂三个月后却有力气为《华尔街日报》写一篇专栏。“大多数新奥尔良的学校已成废墟，”弗里德曼写道，“学童的家也一样。这些孩子现在分散到全国各地。这是一场悲剧，但同时也是大刀阔斧改革教育体系的机会。” [4]

弗里德曼大刀阔斧的想法是，与其把数十亿美元重建基金的其中一部分，用在重建和改善新奥尔良既有的公立学校体系，不如政府提供消费券给家庭，用来向民间机构购买所需东西，这些民间机构有许多是以盈利为目的，而且可获得政府的补贴。弗里德曼强调，这些根本的变革将不是权宜措施，而是“永久性的改革”。 [5]

一群右派智库人士抓住弗里德曼的提议，在飓风之后降临这个城市。布什政府支持他们所提的计划，准备以数千万美元把新奥尔良的学校转变成“特许学校”（charter schools），由民间人士根据自订的规则来经营这些政府资助的机构。特许学校在美国引发两极的意见，在新奥尔良更是群情激愤，许多非洲裔美国人家长认为这会倒转民权运动的成果，将危及所有学童接受同等水平教育的权利。不过，对弗里德曼来说，整个公立学校体系的概念散发着社会主义的恶臭。根据他的观点，国家唯一的功能是“保护我们的自由，免受国门外的敌人及我们同胞的侵害：维护法律和秩序，执行私人合约，促进竞争市场”。 [6] 换句话说，就是供应警察和士兵——其他的一切作为，包括提供免费教育，都是对市场的不公平干预。

与海堤修护和电力网恢复供电的迟缓速度成鲜明对比，新奥尔良学校体系的交易进行得有如军事行动般快速和精确。在19个月内，当新奥尔良大部分的贫困居民仍流浪在外时，这个城市的公立学校几乎已全被私人经营的特许学校取代。在卡特琳娜飓风（Hurricane Katrina）前，教育局管理123所公立学校，现在只剩4所。在飓风前，新奥尔良有7所特许学校，现在则有31所。 [7] 新奥尔良的老师过去由一个强而有力的工会代言，现在工会的合约已被毁弃，4700名教师会员全遭解雇。 [8] 部分年轻教师被特许学校以较低的工资重新雇用，大部分人则没有这么幸运。

据《纽约时报》报道，新奥尔良现在是“美国推广特许学校绩效卓著的实验场”，而弗里德曼学派的智库——美国企业研究所（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则热烈赞扬“卡特琳娜在一天内成就了……路易斯安那州学校改革者多年来无法办到的事”。 [9] 与此同时，公立学校的教师只能眼睁睁看着救援洪水灾民的经费被用来废除公立学校体系，并以私人学校取而代之，他们形容弗里德曼的计划为“教育版的土地强夺”。 [10]

这种趁着灾难对公共领域进行精心策划的掠夺，以及看待灾难有如激动人心的市场机会的观念，我称之为“灾难资本主义”（disaster capitalism）。

弗里德曼的新奥尔良专栏成为他最后一篇公共政策建言；他在不到一年后的2006年11月16日去世，享年94岁。一个中型美国城市的学校体系私有化，似乎不像是一位被誉为半世纪来最有影响力的经济学家应该热衷的事，尤其是他的信徒包括了数位美国总统、英国首相、俄罗斯寡头、波兰财政部长、第三世界独裁者、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总裁，以及三位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Fed）主席。但他决定利用新奥尔良的危机，倡导原教旨主义的资本主义，也许是这位精力充沛、身高5.2英尺的教授对世人恰如其分的告别，毕竟他在声名最盛时，曾形容自己是“一个在礼拜日讲道的老派传道者”。 [11]

过去三十多年来，弗里德曼和他有权有势的追随者不断打磨完善的，正是这个策略：等待一个重大危机，然后趁着遭受打击的人民茫无头绪之际，把国家资产一块块变卖给个人，并且迅速让“改革”永久化。

弗里德曼在他一篇最具影响力的文章中，明白阐述当代资本主义的核心策略，也就是我恍然大悟后所称的休克主义（shock doctrine）。他发现“只有危机会造成实质改变，无论是真正的危机还是一种危机的感受。当危机发生时，人所采取的行动取决于周围人们的想法。我相信这就是我们的基本职责：提出现行政策的替代方案，保持它们的活跃和可行性，直到政治上的禁区变成必需”。 [12] 有些人囤积罐头食物和水，以防发生重大灾难；弗里德曼则囤积自由市场的想法。一旦发生危机，这位芝加哥大学教授坚信应该迅速采取行动，在受到危机破坏的社会重新陷入“现况的专制”前，强制推行快速且无法扭转的改变。他估计，“一个新的统治当局约有六到九个月时间可以达成重大改变；如果在这段时间不抓住机会采取果断行动，机会将一去不复返”。 [13] 这是马基雅维利忠告应“立即”施加“伤害”的另一版本，也是弗里德曼留给世人的最持久的策略遗产之一。

弗里德曼第一次学到如何利用大规模的休克或危机是在1970年代中期，当时他担任智利独裁者皮诺切特（Augusto Pinochet）将军的顾问。在皮诺切特的暴力政变后，不仅智利人陷于休克状态，整个国家也遭到严重恶性通货膨胀的重创。弗里德曼建议皮诺切特采取一连串迅速的经济变革——减税、自由贸易、私有化、削减社会支出和解除管制。后来智利人甚至发现，他们的公立学校被公费补助（voucher-funded）的私立学校所取代。这是史上最极端的资本主义改造计划，日后更以“芝加哥学派”革命著称，因为皮诺切特的经济学家中，有许多在芝加哥大学就读时拜在弗里德曼门下。弗里德曼预测：迅速、突然和大规模的经济改变，激起的群众心理反应能“促进调整”。 [14] 他为这项痛苦的技术创造了一个名词：经济“休克治疗”（shock treatment）。此后数十年，每当政府采取大规模自由市场计划，这种骤然实施的休克治疗或休克疗法（shock therapy），就一直是选项之一。

皮诺切特也以他自己的休克治疗来促进调整；这些治疗在许多酷刑室中进行，施加在被认为最有可能阻挡资本主义转型的人痛苦挣扎的身体上。许多拉丁美洲人认为，造成数百万人生活贫困的经济休克与对数十万名信仰不同社会的人滥施酷刑之间，有直接的关联。如乌拉圭作家加莱亚诺（Eduardo Galeano）所质问：“如果不靠电击手段，这种不平等怎么可能维持？” [15]

这三种不同形式的休克降临智利整整三十年后，整套模式又在伊拉克复兴，而且暴力程度远为惨烈。最先是战争，根据“震慑军事理论”作者群的说法，目的在于“控制敌人的意志、知觉与思想，让他们失去行动或反应能力”。 [16] 接着是激进的经济休克治疗，在国家仍然烽火连天时，由美国行政长官布雷默（Paul Bremer）进行大规模私有化、完全开放自由贸易、实施15％的单一税，并大幅缩小政府编制。伊拉克临时贸易部长阿拉维（Ali Abdul-Amir Allawi）当时说，他的同胞“已厌倦于被当成实验对象。我们的体制已受到太多冲击，所以我们的经济不需要这种休克疗法”。 [17] 当伊拉克人反对时，他们被逮捕送进监牢，他们的身体和心智在那里承受更多打击——绝非譬喻。

我从四年前开始研究自由市场如何依赖休克的力量，当时是伊拉克被占领的初期。在巴格达，我报道了军事震慑之后美国尝试施行休克疗法遭到的挫败。然后我前往斯里兰卡，时值2004年大海啸后数个月，在那里目睹了同样的操纵：外国投资人与国际贷款机构联手利用惊慌的气氛，把整个美丽的海岸交给创业家，迅速兴建大型休闲旅游中心，阻挡数十万名渔民在海边重建他们的村庄。“在命运残酷的作弄下，大自然给了斯里兰卡独特的机会，从这场大悲剧中将诞生一个世界级的旅游地点。”斯里兰卡政府宣布说。 [18] 等到卡特琳娜飓风袭击新奥尔良，共和党政治人物、智库及土地开发商开始讨论“空白石板”和令人振奋的机会时，世人已经可以明显看出，这是一个达成企业目标的惯用策略：利用集体创伤的机会，进行激进的社会与经济改革。

大多数逃过大劫难的人想要的不是一片空白石板：他们要的是挽救任何能救回的东西，修复被毁损的一切；他们想重新巩固与家园的关联。“当我重建这个城市时，我感觉像在修复自己。”新奥尔良受创最重的南九区居民卡珊德拉·安德鲁斯（Cassandra Andrews），在清除飓风过后的瓦砾时说。 [19] 但灾难资本主义者对修复旧观不感兴趣。在伊拉克、斯里兰卡和新奥尔良，这个过程被刻意称为“重建”（reconstruction），第一步是完成灾难未完的工作，即扫除公共领域与旧社区残留的一切东西，然后迅速以一种商业式的新耶路撒冷圣城（New Jerusalem）取而代之——一切都赶在战争或自然灾害的牺牲者能重新集结，并要回原本属于他们的东西前完成。

巴托斯（Mike Battles）说得好：“对我们来说，恐惧和混乱提供了大好机会。” [20] 这位34岁的前中央情报局（CIA）情报员说的是，入侵伊拉克后的混乱帮助他原本没有名气且毫无经验的私人安保公司卡斯特·巴托斯（Custer Battles），从联邦政府拿到了约一亿美元的合约。 [21] 他的话也可以用作当代资本主义的口号——恐惧和混乱是每一次新跃进的催化剂。

当我对大获利与大灾难之间的关联展开研究时，我想我正在目睹遍布全球的推动“自由”市场的方式的根本转变。反企业势力扩张运动在1999年的西雅图首次登上国际舞台。作为这一运动的参与者，我已经习惯于看到类似的亲商政策通过胁迫式的世界贸易组织（WTO）高峰会，或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贷款附带条件强加实施。这类做法有三个如同注册商标的要求：私有化、政府放宽管制，以及大幅度削减社会支出。这三项要求通常极不受社会大众欢迎，但这些协议在签订的时候，至少经过各国政府之间的协商同意，也有所谓专家的共识。但现在这些意识形态计划，却通过最恶劣的手段强行实施：在入侵后的外国军事占领下，或紧接在一场灾难性的自然灾害之后。“9·11”恐怖攻击似乎提供了华盛顿特权，不必征询其他国家是否喜欢美国式的“自由贸易与民主”，就可以借震慑的武力强加于他国。

不过，当我愈深入发掘这种市场模式席卷全球的历史，就愈发现利用危机与灾难从一开始就是弗里德曼运动的操作手法——这种资本主义的原教旨主义形式向来就需要灾难来达成。事实是灾难变得越来越大，越来越严重，但在伊拉克和新奥尔良发生的情况并非“9·11”之后的新发明。相反，这些利用危机的大胆实验，是过去三十年严格遵从休克主义的极致表现。

通过这套主义的透镜观看，过去三十五年看起来大不相同。一些最恶名昭彰的侵犯人权事件，以及过去被视为反民主政权施行的虐待行为，实际上却是深思熟虑的做法，目的在于威吓大众，或为采取激进的自由市场“改革”预做准备。在1970年代的阿根廷军事政权下，有三万名以左派活动分子为主的人“失踪”，这与该国实施芝加哥学派政策密切相关，就好像恐怖与智利类似的经济改革息息相关。在1993年的俄罗斯，叶利钦（Boris Yeltsin）决定派遣坦克对国会大厦开火，囚禁反对党领袖，以此为贱价拍卖国有资产实现私有化扫清道路，扶植了俄罗斯恶名昭彰的经济寡头（oligarch）。

1982年的马尔维纳斯群岛战争（Falklands War），让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Margaret Thatcher）达成类似目的：战争带来的混乱和民族主义激情，让她得以用强大的武力镇压煤矿工人的罢工，并掀起西方民主国家第一波私有化热潮。北约（NATO）1999年对贝尔格莱德（Belgrade）的袭击，为南斯拉夫创造了快速私有化的条件—— 一个战争前就已设定的目标。经济绝非这些战争唯一的动机，但在每一场战争中，重大的集体打击都被利用来为经济休克疗法铺路。

这些被用来达成“软化”作用的创伤手段，不一定都那么暴力。在1980年代的拉丁美洲和非洲，债务危机迫使这些国家面对一位前IMF官员说的“不私有化就死亡”的选择。 [22] 恶性通货膨胀和深陷债务泥淖，使这些国家无法拒绝外国贷款附带的要求，政府被迫接受保证会解救他们免于更大灾难的“休克治疗”。在亚洲，1997~1998年的金融危机（严重程度几近大萧条）让亚洲“小龙”为之屈膝而打开市场，进行被《纽约时报》形容的“全世界最大的倒闭销售”。 [23] 这些国家有许多是民主政体，但激进的自由市场转型执行的方式却一点也不民主。恰好相反：正如弗里德曼所熟知的，大规模危机的气氛否决了选民的期望，而把国家交给经济“技术官僚”。

当然，在有些例子中，采用自由市场政策也会以民主方式进行——政治人物以强硬的政纲竞选并赢得选举，美国的里根（Ronald Reagan）是最好的例子，法国的萨科齐（Nicolas Sarkozy）当选则是晚近的事。不过，在这些例子里，自由市场“十字军”面对大众压力，最后免不了被迫修正激进的计划，接受渐进的改变而舍弃全面转型。从根本上来说，虽然弗里德曼的经济模式在民主政治下能够部分实施，但极权政治才是它发挥到淋漓尽致的必要条件。经济休克疗法若要彻底实行——像1970年代的智利、1990年代的俄罗斯，以及2001年9月11日以后的美国——通常需要额外施加某种重大集体创伤，以便暂时停止或完全阻挡民主运作。这种意识形态“十字军”出现在南美的独裁政权统治之下，也存在于它征服的最大领土，譬如俄罗斯。它一直与铁腕的领导阶层相处最融洽，获利最丰。

休克疗法班师回朝

1970年代以来，弗里德曼的芝加哥学派运动征服了世界各地许多领土，但直到晚近它在自己的原产国一直未获得完全的施展。里根确实跨出第一步，但美国仍然保有福利体系、社会安全计划，以及父母坚决不肯放弃的公立学校。以弗里德曼的话来说，美国仍然“非理性地依附着社会主义体制”。 [24]

共和党1995年掌控国会时，归化美国的加拿大人、日后为小布什（George W. Bush）撰写讲稿的弗鲁姆（David Frum），与一群所谓新保守主义者（neo-conservatives），呼吁美国应进行休克疗法式的经济革命。“我想我们应该这么做。与其渐进地削减——这里一点、那里一点——我主张从今年夏季的某一天开始，我们一口气取消三百个计划，每个价值十亿美元或更少。也许这种削减产生不了很大的影响，但它的意义可大了。而且你马上就可以办到。” [25]

弗鲁姆当时无缘体验这种本土休克疗法，主要是因为没有国内危机事先铺路。但2001年的情况大不相同。“9·11”攻击发生时，白宫已挤满弗里德曼的信徒，包括他的好友拉姆斯菲尔德（Donald Rumsfeld）。布什团队以惊人的速度，掌握集体眩晕的大好机会——并非布什政府阴谋策划了危机（像某些人说的那样），而是因为政府要员都是拉丁美洲和东欧灾难资本主义实验的老手。他们同属一个运动，而这个运动渴盼危机有如农民久旱祈甘霖，或者像基督教锡安主义末日派教徒期待开悟。当等候已久的危机降临时，他们马上就知道机会终于到来了。

三十年多来，弗里德曼和他的追随者有系统地利用其他国家的休克时机——类似“9·11”的外国事件，最早从皮诺切特1973年9月11日的政变开始。2001年9月11日发生的是，一个在美国大学孕育并由华盛顿的机构强化的意识形态，终于有机会回到故乡。

布什政府立即抓住攻击事件激发的恐惧，不但发动“反恐战争”，而且把它变成纯粹的营利事业，让这个新产业为渐露疲态的美国经济注入新活力。这个新产业可以称为“灾难资本主义体系”（disaster capitalism complex），其触角比艾森豪威尔（Dwight Eisenhower）总统任期结束时所警告的军工复合体还广：这是一场私人企业发动的全球战争，战役是由公帑来支应，永不停息的任务则是保护美国家园永远屹立不摇，以及消灭外国的一切“邪恶”。在短短几年内，这个体系已不断扩展它的市场触角，从打击恐怖主义到国际维和、都市政策，到应对日益频繁的自然灾害等。位居这个体系核心的企业财团，其终极目标是把在特殊环境下快速发展的营利政府模式，带进承平时期和日常的运作中——换句话说，就是把政府私有化。

为了发动这个灾难资本主义体系，布什政府未经公共辩论，就把许多最敏感与核心的政府机能外包给私人公司——从提供医疗给士兵、侦讯囚犯，到搜集大众的信息，并进行“数据挖掘”（data mining）。在这场永不停止的战争中，政府扮演的角色不是管理各式各样的承包商，而是一家财力雄厚的创业资本家，不但提供创立体系的种子基金，而且变成其新服务的最大顾客。这里只举出三个显示这种转变规模之大的统计数字：在2003年，美国政府授予私人企业3512项合约，以执行安全机能；到2006年8月为止的22个月期间，国土安全部授予的这类合约已超过11.5万项。 [26] 全球“国土安全业”在2001年以前还是个小产业——现在年值已达2000亿美元。 [27] 在2006年，美国政府用于国土安全的支出平均每个家庭要分摊545美元。 [28]

这只是反恐战争本土战场的支出；真正的大钱花在海外战场上。除了因为伊拉克战争而获利激增的武器承包商外，美国的军力维护现在是世界上成长最快的服务业之一。 [29] “没有两个拥有麦当劳餐厅的国家曾经互相打仗。”《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Thomas Friedman）1996年12月大胆宣称。 [30] 他不但在两年后被证明说错话，而且拜营利战争的模式所赐，美国军方还带着汉堡王（Burger King）和必胜客（Pizza Hut）上战场，授予它们从伊拉克美军基地到关塔那摩湾（Guantánamo Bay）“迷你市”的专卖经营权。

还有人道救援与重建。在伊拉克首创的营利救援与重建已变成全球的新典范，不管是先发制人战争造成的破坏——例如以色列2006年攻击黎巴嫩，还是飓风带来的破坏，救援和重建都采营利模式。随着资源短缺和气候变化不断地引起一系列新的灾难，对突发事件的应变已经形成了一个热门的新兴市场，以至于不可能再留给非盈利机构了——既然美国最大的工程公司之一贝希特勒（Bechtle）可以做，为什么要让给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CEF）？密西西比的难民可以住在嘉年华游艇上，何必安置于接受补贴的空公寓？既然黑水公司（Blackwater）这类民间安全业者正在寻找新客户，为什么要在苏丹达尔富尔（Darfur）部署联合国维和部队？这就是“9·11”前后的差别：在之前，战争和灾难只给经济中有限的产业提供商机——例如战斗机制造商，或重建被炸毁桥梁的营造商。战争的首要经济角色是打开原本封闭的新市场的手段，借以创造战后承平时期的繁荣。现在战争和灾难应变已完全民营化，它们本身就是新市场；不必等候战争结束才有繁荣——媒介本身就是信息（编按：传播学者麦克卢汉的著名论断。其含义是，对社会有意义的不是媒介所传播的内容，而是媒介本身的性质）。

这种后现代的做法有一项明显的优点，以市场术语来说，就是它不会失误。就像一位市场分析师对能源服务业哈利伯顿公司（Halliburton）某一季营运特别好所下的评论：“伊拉克的情况比预期好。” [31] 当时是2006年10月，也是记录中战役最惨烈的月份，有3709名伊拉克平民死亡。 [32] 尽管如此，战争为这家公司创造了200亿美元的营业收入，几乎所有股东都对此印象深刻。 [33]

在武器交易、民间佣兵、营利式重建和国土安全产业欣欣向荣之际，从贴着布什政府品牌的后“9·11”休克治疗中崛起的，是一种体系完备的新经济。它在布什时代建立，但现在已独立存在于任何政府之外，而且将屹立不摇，直到它深层的财团至上意识形态被发现、隔离并遭到质疑和挑战。这个体系虽然由美国公司支配，但它是全球性的，英国公司带来无所不在的保安摄影机技术，以色列公司兴建高科技围墙，以及加拿大木材业销售比当地房屋贵好几倍的组合屋，等等。“我认为以前从来没有人把灾难重建视为真正的房屋市场，”加拿大一家林业集团的总裁贝克说，“这是一套多元经营的长期策略。” [34]

就规模来说，灾难资本主义体系足以媲美“新兴市场”和1990年代信息科技业的繁荣兴旺。事实上，圈内人士透露，获利甚至比网络时代还高，之前的其他泡沫破灭后，“安全泡沫”接着形成。若加上激增的保险业获利（估计光是在美国2006年就高达空前的600亿美元），以及石油业的超高获利（每一次发生新危机就愈高），灾难经济可能救了世界市场，让它免于“9·11”之前濒临的全面衰退。 [35]

当我们试图阐述在战争和灾难的激进私有化进程中达到顶点的意识形态之“十字军”的历史，一个反复出现的问题是：这种意识形态没有固定形象，它不断改变名称和转换身份。弗里德曼自称是“自由主义者”（liberal），但他的美国徒众认为自由主义代表课征重税和嬉皮，所以自称是“保守主义者”（conservatives）、“古典经济学家”（classical economist）、“自由市场派”（free marketer），以及后来的“里根经济学”（Reaganomics）与“自由放任主义”（laissez-faire）的追随者。在全世界大部分地区，这些人的教义称为“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但也常称为“自由贸易”或“全球化”。1990年代中期以后由右派智库——与弗里德曼有深长的关系，包括传统基金会（Heritage Foundation）、加图研究所（Cato Institute）和美国企业研究院（AEI）——领导的知识分子运动，才自称为“新保守主义者”，是一种挟美国军事机器的强大力量为财团目标服务的世界观。

所有这些化身都致力于同一个三位一体的政策目标——铲除公共领域、完全解放企业，以及削减社会支出——但这种意识形态的各种名称没有一种听起来恰当。弗里德曼建构他的运动是以解除国家对市场的管制为目标，但当他纯正主义的设想在真实世界实践时，情况却大不相同。在过去三十年每个采用芝加哥学派政策的国家，都出现一个由少数极大企业和一群大多很富裕的政治人物组成的强大统治联盟——且两个集团间的区隔十分模糊而易变。在俄罗斯，这个联盟的民间富豪参与者叫“寡头”（oligarch）；在智利叫“食人鱼”（piranha）；在美国则是布什—切尼鼓吹的“先驱”（Pioneer）。这些政治与企业精英崛起后，非但未能解除国家对市场的管制，反而分进合击，交换和分配原本由国家掌控珍稀资源的权利——从俄罗斯的油田，到在伊拉克未经招标程序的重建工程合约。

若要说明这种铲除大政府与大企业界线的体制，更正确的名词不是自由主义、保守主义或资本主义，而是社团主义（corporatism）。它的主要特征是，把公共财富大规模转移到私人手中，通常伴随着国家债务激增，巨富与赤贫间的鸿沟不断扩大，还有以狂热的民族主义合理化无止境增加的安全支出。对身处这种由体制创造的巨大财富泡沫内的人而言，没有比这种架构社会的方式更有利可图了。但因为绝大多数人被排拒在泡沫之外，社团主义国家的其他特征往往包括严密的监视（同样的，政府和大企业交换利益与合约）、大规模监禁、限制民众自由，以及不必然有但很常见的酷刑。

酷刑的隐喻

从智利到伊拉克，酷刑一直是全球自由市场“十字军”的沉默伙伴。但严刑拷打不只是对反抗者强加不受欢迎政策的工具，也是休克主义基本逻辑的隐喻。

酷刑，或中情局所说的“强制性审问”，是一套用来使犯人深陷迷失与震惊，以便迫使他们意志屈服的技巧。其指导原则详述于两本1990年代末期解密的中情局手册。手册解释说，打破“抗拒来源”的方法是，创造犯人与他们理解周遭世界能力间的激烈断裂。 [36] 首先，感官被剥夺所有的输入（用头巾、耳塞、手铐脚镣、完全隔离），然后身体被超过负荷的刺激轰炸（闪光灯、高分贝的音乐、殴打、电击）。

这个“软化”阶段的目的是在智识中激起某种飓风：犯人心理退化，并害怕到无法以理智思考或保护自己的利益。就是在这种休克状态下，大多数囚犯提供审讯者想要的任何东西——信息、自白、放弃以前的信仰。中情局的手册提供一种特别简洁的解释：“会产生片刻的生命暂停（suspended animation）——时间可能极短暂——这是一种心理休克或麻痹。它由创伤或次创伤经验所引起，会彻底破坏对象熟悉的世界，以及世界中的自我形象。有经验的审问者看到这种效应时会认得，知道这时候犯人比休克之前更容易接受暗示，更可能听话。” [37]

休克主义完全仿效这种过程，尝试以极大的规模达成酷刑在审讯室对个人达成的事。最明显的例子是“9·11”的打击，造成数百万人“熟悉的世界”爆炸，打开一段深陷迷失与退化的时期，而布什政府则熟练地善加利用这样的情况。突然我们发现自己生活在全新的纪元，我们熟知的一切事物现在都可以被斥为“‘9·11’前的思维”。我们的历史知识从未有过这般强烈的印象，北美洲已变成“一片空白石板”，就像毛泽东告诉中国人民的：一张白纸没有负担，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 [38] 一群新专家立即出现，在我们创伤后空白的意识画布刻下新而美丽的字句：“文明冲突”、“邪恶轴心”、“伊斯兰”、“法西斯主义”、“国土安全”。趁着所有人专注在攸关生死的新文化战争，布什政府终于可以进行“9·11”之前只能梦想的事：在海外发动私有化战争，在国内建立一个私人企业国土安全体系。

这就是休克主义运作的方式：最初的灾难——政变、恐怖攻击、市场崩盘、战争、海啸、飓风——使全国人口陷于集体休克之中。坠落的炸弹、迸发的恐怖、狂飙的暴风软化了整个社会，就像酷刑室里震耳欲聋的音乐和殴打软化了囚犯。就像被震慑的囚犯供出同志的名字和背弃他的信心，遭受打击的社会往往也放弃平时捍卫的东西。佩里和他在巴吞鲁日收容所的难民同伴，应该放弃他们的住宅计划和公立学校。在海啸肆虐后，斯里兰卡的渔民应该放弃他们宝贵的海滨土地，交给旅游开发商。如果一切依照计划进行，伊拉克人应该陷入震惊和畏惧而放弃他们的原油储藏、国营企业和主权，交给美国军队和国际联军。

自由人的大谎言

在无数歌颂弗里德曼的文章中，几乎没有人提到休克与危机在宣扬他的世界观中扮演的角色。不过经济学家的疏漏反而提供了机会，让我们可以重述关于他宣扬的激进资本主义如何在几乎全世界每个角落都变成政府正统思想的官方版说法。这是一段童话故事版的历史，洗净了与这支“十字军”紧密交织的所有暴力和压制，它也代表过去三十年来最成功的宣传手法。这个故事大致是这么说的：

弗里德曼奉献一生致力于一场思想上的和平之战，对抗那些相信政府有责任干预市场以减少伤害的人。他相信当政治人物开始听从新政与现代福利国家理论的建构者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时，历史便“走上错误的轨道”。 [39] 1929年的市场崩盘创造了一股无可阻挡的共识，认为放任主义已经失败，政府必须干预经济以重新分配财富和规范企业。在放任主义黯淡无光的时期，共产主义征服了东方，西方信奉了福利国家的理念，经济民族主义在后殖民时代的南方生根，弗里德曼和他的导师哈耶克（Friedrich Hayek）耐心保护着纯正资本主义的火苗，不受凯恩斯信徒尝试聚积集体财富以建立正义社会的污染。

“以我所见，最大的错误是，”弗里德曼1975年写信给皮诺切特说，“以为可以用别人的钱来行善。” [40] 可惜很少人听进去，大多数人仍然坚持政府可以而且应该行善。1969年的《时代》杂志贬抑弗里德曼为“小丑或寄生虫”，只有少数人尊崇他是先知。 [41]

最后，当他在知识界的荒野走过数十年后，1980年代终于出现了撒切尔（她称弗里德曼为“思想自由的斗士”）和里根〔他在总统竞选所到之处都带着一本弗里德曼的宣言《资本主义与自由》（Capitalism and Freedom ）〕。 [42] 终于有政治领袖敢于在现实世界中，实施解脱枷锁的自由市场。根据这则官方版的故事，在里根和撒切尔和平而民主地解放两国的市场后，随之而来的自由与繁荣是如此受欢迎，以致当从马尼拉到柏林的独裁体制开始崩解时，人民无不渴望着里根经济政策和他们的巨无霸。

苏联解体时，其人民也急切地加入弗里德曼式的革命。这表示迈向真正全球自由市场的路上已不再有任何阻碍，解放的私人企业不仅在自己的国家获得自由，而且将畅行无阻地跨越国界，把繁荣散播到全世界。全球对如何管理社会形成两个共识：政治领袖应由选举产生，而经济则应根据弗里德曼的原理来运行。正如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所说的，这是“历史的终结”，也就是“人类意识形态演变的终点”。 [43] 弗里德曼死时，《财富》杂志（Fortune ）写道：“他带走了历史潮流”；美国国会通过一项决议，赞扬他是“人类自由的伟大斗士，不只在经济方面，而是在各个领域”；加州州长施瓦辛格（Arnold Schwarzenegger）宣布，2007年1月29日是加州的“弗里德曼日”，而这么做的也不止加州一处。《华尔街日报》的标题则浓缩成这样一句简洁的颂词：“自由人”（Freedom Man）。 [44]

本书将挑战这个官方故事最受荣宠的言论——解除管制的资本主义胜利是从自由中诞生，放任的自由市场能与民主政治携手而行。相反，我将证明这种原教旨资本主义，总是由最残暴的压制所接生，施加于国家，也施加在无数个人身上。当代自由市场的历史——更正确地说是社团主义的崛起——是在休克中写下的。

情势岌岌可危。社团联盟正在征服其最后的疆域：阿拉伯世界封闭的石油经济体，以及西方经济体中长期未受营利模式入侵的部门——包括灾难应变和军备供给。他们在国内或国外推行私有化这些基本机能时，甚至已不再虚伪地征求公众同意，因此未来将需要更激烈的暴力和更大的灾难，才能达成他们的目标。由于休克与危机扮演的决定性角色，在自由市场崛起的官方记录中被彻底抹除，因而在伊拉克和新奥尔良所展现的极端手法，往往被误解为布什政府特有的无能或亲信政治。事实上，布什的事迹代表的，正是五十年来企业解放运动穷凶极恶的暴力和发展的最高潮。

任何人尝试以意识形态来解释他们追随者的罪行，都必须极其审慎，我们很容易指控意见不同的人不只是错误，而且是极权专制、法西斯、集体屠杀。但同样重要的是，一些意识形态确实对公众有危害，我们也必须指认出来。这些封闭的、原教旨主义的教条无法与其他信仰体系共存；它们的追随者痛恨多元，并且要求绝对的自由以实行其完美的制度。世界的现况必须加以铲除，让位给他们纯正的创见。这种逻辑源自《圣经》中洪水与大火的幻想，不可避免地会导向暴力。这种意识形态渴望不可能的空白石板，只能靠某种大动乱来达成，因此是危险的意识形态。

通常只有极端宗教的和激进的理念系统，会想要铲除整个种族和文化，以便达成一个净化的新世界。但自从苏联解体后，一股强大的集体力量急于清算以共产主义之名所犯的罪行。当苏联的信息密室被打破后，研究人员清点人为的饥馑、劳改营和暗杀造成的死亡人数。这个过程激起举世的热烈辩论，想探究有多少暴行是出于意识形态，有多少则是斯大林、齐奥塞斯库和波尔布特的信徒扭曲的结果。

“正是共产主义的本质所施加的集体镇压，制造出一种国家支持的恐怖统治。”引发广泛争议的《共产主义黑皮书》（Black Book of Communism ）共同作者柯尔特斯（Stephane Courtois）写道，“意识形态本身就没有罪责吗？” [45] 当然有。并不是像部分人见猎心喜宣称的，所有形式的共产主义本来就主张清除异己，而是一种教条、极权、蔑视多元的共产主义诠释，才导致斯大林整肃异己。极权主义已经（而且应该）因为这些真实世界的实验而永远染上污点。

但这支想解放世界市场的当代“十字军”又如何？为了维护社团体制而发动的政变、战争和屠杀，从未被视为资本主义的罪行，而是被当成狂热独裁者的激进做法、冷战的局部冲突，以及现在的反恐战争，所以被轻轻带过。社团主义经济模式最坚定的反对者，都被有计划地消灭，不管在1970年代的阿根廷或今日的伊拉克；镇压也被解释成对抗共产主义或恐怖主义的肮脏战争的一部分——从未被视为推动纯粹资本主义的斗争。

我不是说所有形式的市场体制与生俱来都是暴力的，很可能有一种市场导向的经济不需要这种暴力，也不要求意识形态的纯粹。消费性产品的自由市场能够和免费公共医疗、公共学校，或者国家拥有的主要经济部门如国营石油公司共存共荣。同样可能的是，要求大企业支付合宜的工资，尊重员工组织工会的权利，以及政府借课税和重分配财富，以降低社团国家明显的高度不平等。市场不需要走原教旨路线。

凯恩斯在大萧条后主张的正是这种混合性的管制经济，那是公共政策的一场革命，造就了新政（New Deal）和遍及世界各国的类似转变。弗里德曼的反革命在一个又一个国家想拆解的，就是这种妥协、克制和平衡的体制。从这个观点看，芝加哥学派的资本主义，确实与其他危险的意识形态有共同的特质：渴望追求不可能达到的纯粹，企盼可以重建社会模型的空白石板。

这种渴望想获得神造万物般的力量，就是自由市场意识形态对危机和灾难如此感兴趣的原因。寻常的现实世界不合他们野心勃勃的口味。过去三十五年来，激励着弗里德曼的反革命思想的，是某种唯有在社会剧变时期才有可能实现的自由和可能——此时，人民随同他们顽固的习气和坚定的要求一起被一扫而空——民主政治似乎遥不可及。

休克主义的信徒深信，只有大断裂，譬如一场大洪水、战争、恐怖攻击，才能创造他们渴望的巨大而干净的画布。正是在这种最有可塑性的时刻，当我们心理上无所依靠时，这些敢于大冒险的艺术家，开始他们重造世界的工作。

[1] Bud Edney, “Appendix A: Thoughts on Rapid Dominance，” in Harlan K. Ullman and James P. Wade, Shock and Awe: Achieving Rapid Dominance (Washington, DC: NDU Press Book, 1996), 110.

[2] John Harwood, “Washington Wire: A Special Weekly Report from The Wall Street Journal's Capital Bureau，” Wall Street Journal, September 9, 2005.

[3] Gary Rivlin, “A Mogul Who Would Rebuild New Orleans,” New York Times, September 29, 2005.

[4] “The Promise of Vouchers,” Wall Street Journal, December 5, 2005.

[5] Ibid.

[6] Milton Friedman, Capitalism and Freedom (1962, repr.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2), 2.

[7] Interview with Joe DeRose, United Teachers of New Orleans, September 18, 2006; Michael Kunzelman, “Post-Katrina, Educators, Students Embrace Charter Schools,” Associated Press, April 17, 2007.

[8] Steve Ritea, “N.O. Teachers Union Loses Its Force in Storm's Wake,” imes-Picayune (New Orleans), March 6, 2006.

[9] Susan Saulny, “U.S. Gives Charter Schools a Big Push in New Orleans,” New York Times, June 13, 2006; Véronique de Rugy and Kathryn G. Newmark, “Hope after Katrina” Education Next, October 1, 2006, www.aei.org.

[10] “Educational Land Grab,” Rethinking Schools, Fall 2006.

[11] Milton Friedman, Inflation: Causes and Consequences (New York: Asia Publishing House, 1963), 1.

[12] Friedman, Capitalism and Freedom, ix.

[13] Milton Friedman and Rose Friedman, yranny of the Status Quo (San Diego: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1984), 3.

[14] Milton Friedman and Rose D. Friedman, wo Lucky People: Memoir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8), 592.

[15] Eduardo Galeano, Days and Nights of Love and War, trans. Judith Brister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83), 130.

[16] Ullman and Wade, Shock and Awe, xxviii.

[17] Thomas Crampton, “Iraq Official Warns on Fast Economic Shift,”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Paris), October 14, 2003.

[18] Alison Rice, Post-Tsunami Tourism and Reconstruction: A Second Disaster? (London: Tourism Concern, October 2005), www.tourismconcern.org.uk.

[19] Nicholas Powers, “The Ground below Zero,” Indypendent, August 31, 2006, www.indypendent.org.

[20] Neil King Jr. and Yochi J. Dreazen, “Amid Chaos in Iraq, Tiny Security Firm Found Opportunity,” Wall Street Journal, August 13, 2004.

[21] Eric Eckholm, “U.S. Contractor Found Guilty of $3 Million Fraud in Iraq,” New York Times, March 10, 2006.

[22] Davison L. Budhoo, Enough Is Enough: Dear Mr. Camdessus... Open Letter of Resignation to the Managing Director of 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New York: New Horizons Press, 1990), 102.

[23] Michael Lewis, “The World's Biggest Going-Out-of-Business Sale,” he New York Times Magazine, May 31, 1998.

[24] Bob Sipchen, “Are Public Schools Worth the Effort?” Los Angeles Times, July 3, 2006.

[25] Paul Tough, David Frum, William Kristol et al., “A Revolution or Business as Usual?: A Harper's Forum,” Harper 's, March 1995.

[26] Rachel Monahan and Elena Herrero Beaumont, “Big Time Security,” Forbes, August 3, 2006; Gary Stoller, “Homeland Security Generates Multibillion Dollar Business,” USA oday, September 10, 2006.

[27] Evan Ratliff, “Fear, Inc.,” Wired, December 2005.

[28] Véronique de Rugy, 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 “Facts and Figures about Homeland Security Spending,” December 14, 2006, www.aei.org.

[29] Bryan Bender, “Economists Say Cost of War Could Top $2 Trillion,” Boston Globe, January 8, 2006.

[30] Thomas L. Friedman, “Big Mac I,” New York Times, December 8, 1996.

[31] Steve Quinn, “Halliburton's 3Q Earnings Hit $611M,” Associated Press, October 22, 2006.

[32] Steven R. Hurst, “October Deadliest Month Ever in Iraq,” Associated Press, November 22, 2006.

[33] James Glanz and Floyd Norris, “Report Says Iraq Contractor Is Hiding Data from U.S.,” New York Times, October 28, 2006.

[34] Wency Leung, “Success Through Disaster: B.C.-Made Wood Houses Hold Great Potential for Disaster Relief,” Vancouver Sun, May 15, 2006.

[35] Joseph B. Treaster, “Earnings for Insurers Are Soaring,” New York Times, October 14, 2006.

[36]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Kubark Counterintelligence Interrogation, July 1963, 1, 101. Declassified manual is available in full, www.gwu.edu/~nsarchiv.

[37] Ibid, 66.

[38] Mao Tse-Tung, “Introducing a Cooperative,” Peking Review 1, no. 15 (June 10, 1958): 6.

[39] Friedman and Friedman, wo Lucky People, 594.

[40] Ibid.

[41] “The Rising Risk of Recession,” ime, December 19, 1969.

[42] George Jones, “Thatcher Praises Friedman, Her Freedom Fighter,” Daily Telegraph (London), November 17, 2006; Friedman and Friedman, wo Lucky People, 388-89.

[43] Francis Fukuyama, “The End of History?” he National Interest, Summer 1989.

[44] Justin Fox, “The Curious Capitalist,” Fortune, November 16, 2006;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109th Congr., 2nd Sess., “H. Res. 1089: Honoring the Life of Milton Friedman,” December 6, 2006; Jon Ortiz, “State to Honor Friedman,” Sacramento Bee, January 24, 2007; Thomas Sowell, “Freedom Man,” Wall Street Journal, November 18, 2006.

[45] Stéphane Courtois et al., he Black Book of Communism: Crimes, Terror, Repression, trans. Jonathan Murphy and Mark Kramer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2.

第一篇
两类医生的休克
研究和开发

我们要把你挤空，然后再用我们自己把你填充。

——奥威尔（George Orwell），《一九八四》

工业革命只是这场有史以来最极端和激进的革命的开端，刺激了同样极端和激进的各种学派思想，但这些问题只要有无限的物质商品就能解决。

——博兰尼（Karl Polanyi），《巨变》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

第1章
酷刑实验室
卡梅伦、中情局以及抹除与重建人类心智的疯狂追求

他们的心智就像一块空白石板，可以让我们在上面书写。

——肯尼迪医生（Dr. Cyril J. C. Kennedy）及安谢尔医生

（Dr. David Anchel），谈及电击治疗的好处，1948 [1]

我到屠宰场观察所谓的“电气屠宰”，看到那些肉猪的头在两侧被巨大的钳子夹住，钳子则接通电流（125伏特）。猪一旦被钳子夹住，立即陷于昏迷、全身僵直，经过几秒钟，它们便不自主地颤抖，和我们实验用的狗一样。在失去意识（癫痫昏迷）的片刻，屠夫便可毫无困难地戳刺它们放血。

——塞德提（Ugo Certetti），精神病学家，

描述他如何“发明”电击治疗，1954 [2]

“我已经不接受新闻记者访问了，”电话那头那个紧绷的声音说，然后有所松动，“你想要什么？”

我想我大概只有20秒钟可以说明我的目的，这可不容易。我该怎么向卡斯特纳（Gail Kastner）解释我找上她的整个过程？

如果我照实说，听起来会很怪异：“我正在写一本有关休克的书。有关国家如何遭受战争、恐怖攻击、军事政变和天灾的打击。还有这些国家如何再次遭到打击——企业和政治人物如何利用第一次打击带来的恐惧与迷失，强行推动经济休克疗法。必要的话，如果有人敢于抗拒这种休克政策，就再进行第三次打击——由警察、军人和监狱的审问者执行。我想和你谈，是因为我猜想你是遭受最多休克的存活者之一，你是中央情报局电击休克和其他‘特殊审问技巧’秘密实验的少数幸存者。除此之外，我也有理由相信，1950年代在麦吉尔大学（McGill University）对你做的研究，现在被应用在关塔那摩和阿布格莱布（Abu Ghraib）监狱的囚犯身上。”

不行，我绝对不能这么说。所以我只好说：“我最近走访伊拉克，我想了解酷刑在那里扮演的角色。我们听说刑讯是为了搜集信息，但我想应该不止如此——我想酷刑也跟想建立一个模范国家有关，目的是想抹除人的想法，然后重新塑造他们。”

经过好长的沉默，回答的是不同的语气，还是很紧绷，但……松了一口气：“你刚才说的，就是中情局和卡梅伦（Ewen Cameron）对我做的事。他们想抹除并重造我。不过这一套不管用。”

不到24小时后，我在蒙特利尔敲响了卡斯特纳森冷老旧的公寓大门。“门开着。”一个几乎难以辨认的声音说。卡斯特纳告诉我，她不锁门是因为她站起来很吃力。她背脊下部的小骨折因为关节炎而愈来愈疼痛。她的背痛总是提醒她，她大脑额叶遭受过63次150到200伏特的电击，电击时她的身体猛烈地在桌上抽搐，导致骨折、扭伤、嘴唇流血和牙齿断裂。

卡斯特纳在一张丝绒斜躺椅上接待我，后来我知道它可以调整20种角度，而且她不断调整它，像摄影师尝试寻找焦点一样。就在这张躺椅上，她日日夜夜寻找舒适的姿势，尝试避免睡着和陷入她所称的“我的电击梦”。那是她会见“他”的时刻：那位作古多时的卡梅伦医生，在许多年前对她施以电击和其他酷刑的精神病医生。“昨天晚上那位有名的禽兽两度来看我，”我一走进屋里，她就说，“我不想让你感到自责，但那是因为你突然打电话来，问了那些问题。”

我马上想到我的造访很可能对她不公平。当我扫视公寓并发现自己没有容身的地方，这种感觉随之加深。屋里处处堆满高叠的纸张和书籍，歪斜欲倒但显然有某种秩序，书籍都以黄色的纸签标示。卡斯特纳指示我到室内唯一空出来的地方，是一张我没注意到的木椅，但当我要求放置录音机的4英寸空间时，她显然有点惊慌。她躺椅边那张小茶几绝不可能：上面已放了约20个空香烟盒，马汀牌（Matinee）中等浓度的，堆栈成完美的金字塔形。（卡斯特纳曾在电话中警告我她是老烟枪：“抱歉，我会抽烟。而且吃东西的习惯很糟。我又肥又抽烟。我希望你受得了。”）看起来好像卡斯特纳把烟盒内面都涂成黑色，但仔细看，我发现那实际上是很密很小的手写字迹：名字、号码，几千个字。

那一整天我们谈话的时候，卡斯特纳不时倾身在一张纸片或一个香烟盒上写东西——“写给我自己的笔记，”她解释说，“否则我绝对记不住。”对卡斯特纳来说，这堆杂乱无章的纸与香烟盒，不只是异于寻常的档案系统，而是她的记忆。

在她整个成年后的人生，卡斯特纳的心智老是不听使唤；事实很快就忘得精光，如果还有存留的记忆（许多已不复存在），也都像散落各处的残篇断简。有时候她会很清楚地记住某件事——她所说的“记忆碎片”——但当问她发生的日期时，误差可能长达20年。“在1968年，”她会说，“不，是1983年。”所以她留下记录，保存所有东西，证明她的生活确实发生过。刚开始她会为这种混乱道歉，但后来她说：“是他造成的！这栋公寓就是酷刑的一部分！”

多年来，卡斯特纳对自己缺乏记忆和其他特殊的行为感到十分迷惑。例如，她不知道为什么车库门控制器的一次小触电，会引发她失控的惊恐，或为什么当她拔吹风机插头时手会颤抖。尤其是她无法理解自己可以记住成年生活的大部分事件，但快二十岁时的记忆却一片空白。当她遇见有人宣称从小就认识她，她会说：“‘我知道你是谁，但我想不起来。’我假装这么说。”

卡斯特纳猜想那是她整个心智健康出了问题。她二十几岁和三十几岁时，曾深受抑郁和服药成瘾之苦，有时候陷入严重的精神崩溃，最后被收进医院昏迷不醒。这些事件导致家人与她脱离关系，让她孤寂而走投无路，只能靠在杂货店外翻寻垃圾箱勉强度日。

一些迹象也透露，更早之前曾发生更严重的创伤。在家人切断跟她的关系前，卡斯特纳的孪生姊妹洁拉（Zella）曾为必须照顾重病缠身的卡斯特纳而与她争吵。“你不知道我吃了多少苦，”洁拉会说，“你会在客厅地板上尿尿，还会吮拇指，说儿语，还会抢我宝宝的奶瓶。我简直忍无可忍！”卡斯特纳完全不知道她姊妹为什么指控她。在地板上尿尿？抢她外甥的奶瓶？她不记得自己做过这么奇怪的事。

在四十几岁后半段，卡斯特纳与一位叫雅各布（Jacob）的男人发展关系，她形容他是她的灵魂伴侣。雅各布是犹太人大屠杀（Holocaust）的幸存者，他也对丧失记忆和迷失感到疑惑。对十几年前去世的雅各布来说，卡斯特纳无法解释的失落岁月特别让他感到困扰。“一定有原因，”谈到她生命中的空白时，他会说，“这其中一定有原因。”

1992年，卡斯特纳和雅各布刚好经过一个卖报摊，看到一行斗大的标题写着：“洗脑实验：受害者获补偿。”卡斯特纳开始浏览文章，几个词句立即跃然而出：“儿语”、“记忆丧失”、“大小便失禁”。“我说：‘雅各布，买下这份报纸。’”两人就坐在附近一家咖啡馆，阅读这篇令人难以置信的报道，内容是1950年代美国中情局如何资助一位蒙特利尔的医生，对他的精神病患者进行怪异的实验，让他们一连数周睡觉，并加以隔离，然后施以高剂量的电击和实验药物，包括会产生幻觉的麦角酸二乙基酰胺（LSD），以及俗称天使尘的普斯普剂（PCP）。这些实验会让患者退化到会说话前的婴儿状态，进行的场所是在麦吉尔大学的亚伦纪念研究所（Allan Memorial Institute），由卡梅伦主持。中情局对卡梅伦的资助在1970年代末期因为《信息自由法案》（Freedom of Information Act ）的规定而被揭露，美国参议院为此举行了听证会。九名卡梅伦的前患者一起控告中情局和加拿大政府，后者也资助了卡梅伦的研究。在冗长的审判过程中，患者的律师主张那些实验违背所有的医疗道德标准。患者因为轻微的精神病症向卡梅伦求助，像是产后抑郁、焦虑，甚至寻求处理婚姻难题，却在未获告知或许可下遭到利用，就像人类版的小白鼠一般，以满足中情局寻找控制人类心智方法的狂热。到1988年，中情局提出和解，给九位原告总共75万美元的损害赔偿——在当时这是该局历来金额最高的和解案。四年后，加拿大政府也同意赔偿每位参与实验的患者10万美元。 [3]

卡梅伦不但在发展当代美国刑讯技巧上扮演核心角色，他的实验也提供绝无仅有的机会，让世人一窥灾难资本主义的根本逻辑。自由市场经济学家相信只有大规模灾难（一场大毁灭）可以为“改革”铺路，卡梅伦和他们一样，认为借由对人脑施加一连串打击，可以摧毁和抹除有缺陷的心智，然后在一片虚幻的空白石板上重建新的人格。

卡斯特纳多年来依稀记得一则牵涉中情局和麦吉尔大学的报道，但她并未多加注意，因为她与亚伦纪念研究所从来没有任何瓜葛。但现在，和雅各布坐在一起，她专心看那些前患者叙述他们的生活——丧失记忆、心理退化。“当时我意识到这些人一定经历和我一样的事。我说：‘雅各布，这其中一定有原因。’”

休克工厂

卡斯特纳写信给亚伦研究所，要求看她的病历档案。起初她被告知他们没有她的档案，后来她终于拿到资料，总共183页。让她住院的医生正是卡梅伦。

卡斯特纳病历里的信件、笔记与图表诉说了一则辛酸的故事，有关1950年代一位任人宰割的少女，也有关政府和医生如何滥用权力。档案开始是卡梅伦医生批准卡斯特纳入院的评估：她是麦吉尔大学护理系学生，课业成绩优异，卡梅伦形容她为“一位到目前为止相当平衡的人”。不过，她有焦虑的问题，据卡梅伦的记述，原因是她暴虐的父亲，一位“极度激动”的人，对他女儿“不断施以心理攻击”。

在初期的记述中，护士似乎很喜欢卡斯特纳；她拿所学的护理跟她们攀关系，她们则描述她“愉快”、“有人缘”和“爱干净”。但在她断续受到她们照顾的几个月期间，卡斯特纳出现急剧的人格转变，这一切都巨细靡遗地记录在档案中：经过几周后，她“显露出孩子气的行为，表达奇怪的念头，而且显然有幻觉和破坏性”。笔记中记载，这位聪慧的年轻女性现在只能数到六；然后她也变得“好操纵、充满敌意、极具侵略性”；然后变得被动和漠不关心，无法辨识她的家人。她最后的诊断是“精神分裂……有明显的歇斯底里特征”——远比她刚住院时的“焦虑”严重。

这些转变无疑跟记录在卡斯特纳病历上的治疗有关：以高剂量的胰岛素诱发多重昏迷；怪异的兴奋剂与镇静剂混用；长期让她保持在药物诱发的睡眠状态；施以八倍于当时标准次数的电击。

护士常把卡斯特纳经常想挣脱医生记录为：“尝试想逃出去……宣称受到恶劣对待……在注射后拒绝接受电击休克疗法（ECT）。”这些抱怨一再被当作理由，用来再度送她进卡梅伦的下级同僚所称的“休克工厂”。 [4]

追求空白

仔细读过数次她的病历后，卡斯特纳开始变成挖掘自己过往人生的考古学家，她搜集并研究一切可能解释她在医院所受待遇的线索。她得知卡梅伦是一位苏格兰裔美国人，曾是专业领域的顶尖人物，担任过加拿大精神医学协会（CPA）主席，以及世界精神医学协会（WPA）主席。在1945年，他是纽伦堡大审中测试战犯赫斯（Rudolf Hess）精神状态的三位美国精神医学家之一。 [5]

卡斯特纳展开她的调查时，卡梅伦早已作古，但他留下数十篇学术论文和演讲集。几本已出版的书籍也写到中情局资助心智控制实验，其中包括许多卡梅伦与中情局关系的详情。 [6] 卡斯特纳全都细加研读，记下有关的章节，编制时间顺序，并与她自己病历上的日期交叉核对。她慢慢发现，到1950年代初期，卡梅伦已拒绝采用“谈话治疗”这种弗洛伊德派的标准方法，转而开始尝试发掘心理疾病的“根本原因”。他的野心不在于修补或治疗患者，而是用他发明的所谓“心理驱力”（psychic driving）方法重新创造他们。 [7]

根据他当时发表的论文，他认为要教导患者健康新行为，唯一的方法是进入他们的心智，并“打破旧的病态模式”。 [8] 第一步的“去模式”有一个惊人的目标：让心智回复到本来的状态，就像亚里士多德所说的“一块写字板，上面尚未写上任何东西”，亦即一块“空白石板”（tabula rasa）。 [9] 卡梅伦相信，他可以用各种已知可干扰大脑正常功能的方法来攻击大脑，借以让大脑达到这种状态，而且立即就能达到。这是一种对心智的“震慑”战争。

到1940年代末，电击愈来愈受欧洲和北美精神医生欢迎，它造成的永久性伤害比脑前额叶切断手术小，而且似乎效果不错：歇斯底里患者经常可以安静下来，在某些情况下，电击似乎能让人头脑更清晰。但这些都只是观察，而且即使是发展这种技术的医生，也无法提供它如何运作的科学解释。

不过，他们都知道电击的副作用。电休克显然会导致记忆丧失症，这也是患者最常抱怨的副作用。其他与记忆丧失息息相关且被广泛提出的副作用是退化。在数十项临床研究中，医生记录了治疗后的立即效应，说患者吸吮自己的拇指，蜷缩成胎儿的姿势，需要以汤匙喂食，并哭着要找妈妈（经常把医生和护士误认为父母）。这些行为通常很快消失，但在某些例子中，在施以高剂量的电击后，医生报告说他们的患者出现完全退化，忘记如何走路和说话。经济学家赖斯（Marilyn Rice）在1970年代中期，带头进行了一个反对电休克的患者权利运动，她生动描述电击治疗如何抹除她的记忆以及她所受的大部分教育。“现在我知道夏娃的感受了，她以成人的样子被从某个人的肋骨创造出来，过去的历史一片空白。我感觉像夏娃一样空洞。” [10] [11]

对赖斯和其他人来说，这种空洞代表无可补偿的丧失。但另一方面，卡梅伦从这个空洞看进去，却看到别的东西：一张空白石板，没有任何恶习，可以写进新模式。对他来说，密集的电休克造成的“记忆大量丧失”并非不幸的副作用，而是疗程中不可或缺的重点，是把患者带回发展早期阶段的关键，回到“精神分裂思想与行为出现之前”。 [12] 就像支持战争的鹰派人士喊着要把一些国家“炸回石器时代”，卡梅伦视休克疗法为将患者轰炸回婴儿期、让他们完全退化的手段。在1962年的论文中，他叙述自己想把卡斯特纳这类患者带回的状态，他说：“不只是空间与时间的意象丧失，而是所有应该出现的感觉都消失。在这个阶段，患者可能展现许多其他现象，例如第二语言的能力或对自己婚姻状态的了解全都丧失。在更进阶的状态中，他可能无法不靠支撑走路或自己进食，他也可能大小便失禁……记忆功能的各方面都严重受到干扰。” [13]

为了帮他的患者“去模式”，卡梅伦使用一种相当新的装置叫“佩奇—罗素”（Page-Russell），可以施予患者连续六次电击，而非一次。他对患者似乎仍紧抱残余的人格感到懊恼，于是进一步以兴奋剂、镇静剂和致幻药物使他们迷失：氯丙嗪（chlorpromazine）、巴比妥酸盐（barbiturates）、安密妥钠（sodium amytal）、一氧化二氮（nitrous oxide）、甲基苯丙胺（desoxyn）、西康纳（Seconal）、宁必妥（Nembutal）、佛罗拿（Veronal）、美力康（Melicone）、索拉辛（Thorazine）、拉加克泰（largactil）和胰岛素。卡梅伦在1956年的论文里写道，这些药物“可以去除他（患者）的抑制，降低他的防卫”。 [14]

一旦“完全去模式”达成后，早期的人格已被抹除得差不多，心理驱力法就能开始进行。方法包括卡梅伦放录音带给患者听，内容类似“你是一位好母亲和好妻子，大家都喜欢跟你在一起”。身为行为学家，他相信如果能让患者吸收录音带上的信息，他们就会开始产生不同的行为。 [15]

等患者被电击、服药到近乎植物人的状态，他们除了听信息以外，已毫无抵抗能力——连续数周每天听16到20小时；在一个病例中，卡梅伦连续播放了101天的录音带。 [16]

在1950年代中期，几名中情局的研究人员对卡梅伦的方法产生了兴趣。当时正是冷战狂热潮的开始，中情局刚开始进行一项秘密计划，目的是发展“特殊审讯技巧”。一份中情局的机密备忘录解释说，这项计划“检验并调查无数不寻常的审讯技巧，包括心理骚扰和‘完全隔离’等方法”，以及“使用药物和化学物质”。 [17] 计划代号一开始叫蓝鸟计划（Bluebird），然后改为朝鲜蓟计划（Artichoke），到1953年改名为MK-Ultra。在接下来的十年里，MK-Ultra将花掉2500万美元研究经费，试图找出新方法，来让被怀疑是共产党员和双面间谍的人招供。有80个机构参与这个计划，包括44所大学和12所医院。 [18]

涉入人员对如何强迫不合作者招供提出各种创意，问题是必须找出测试这些创意的方法。蓝鸟计划和朝鲜蓟计划的头几年，有点类似悲喜剧间谍片会有的剧情，剧里中情局的干员互相催眠，偷偷把迷幻药掺进同僚的饮料，想看会发生什么情况（其中至少有一个例子以自杀收场）——当然也对疑似苏联间谍者施以酷刑。 [19]

那些测试多半不像严肃的研究，反而像要命的大学兄弟会恶作剧，结果并未提供中情局想要的科学实证。要达到这个目标，中情局需要为数众多的人类测试对象。他们数度想进行这样的试验，但风险很高：如果中情局在美国本土测试危险药物的消息走漏，整个计划可能遭到关闭。 [20] 这就是中情局对加拿大研究人员感兴趣的缘由。这层关系可追溯到1951年6月1日，情报局与学术界在蒙特利尔的丽兹-卡尔顿饭店（Ritz-Carlton Hotel）举行三方国际会议。会议主题是，西方情报圈愈来愈担心，共产党似乎已发现如何为战犯“洗脑”的方法。证据就是在韩国遭俘虏的美国大兵被安排在摄影机前，似乎满心情愿地谴责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根据解密的记录，丽兹会议的出席者——加拿大国防研究局局长苏兰德（Omond Solandt）、英国国际研究政策委员会主席提萨德（Henry Tizard）爵士，以及中情局的两位代表——都相信西方强权必须赶快弄清楚，共产党如何取得那些不同寻常的自白。目标既定，第一步是进行“具体案例的临床研究”，以了解洗脑可能的运作方式。 [21] 这项研究的明文目的不是让西方强权开始对犯人使用心智控制，而是要让西方士兵做好准备，以因应万一被俘虏时可能面对的胁迫技巧。

中情局的兴趣当然不止如此。然而因为不久前才遭揭露的其对纳粹的酷刑引发举世谴责，所以即使在像丽兹这种闭门会议中，参与的情报单位也不可能公开承认对发展另类审讯方法感兴趣。

丽兹会议的参与者之一，是麦吉尔大学心理系主任赫布（Donald Hebb）博士。据解密的记录，赫布尝试解开美国大兵自白的谜团，他猜测共产党可能对犯人进行了绝对的隔离，阻绝一切感官输入，借以操纵他们。情报首长大感兴趣，三个月后赫布便取得加拿大国防部的研究经费，用来研究一连串列为机密的感官剥夺实验。赫布以每人每天20美元的价格，雇佣了63名麦吉尔大学的学生，把他们隔离在房间里，戴上深色护目镜，用耳机播放白噪声（white noise）（编按：功率谱密度在整个频域内均匀分布的噪声），并以厚纸管包覆他们的手臂和手掌，以干扰他们的触觉。这些学生一连数天飘浮在虚无中，他们的眼睛、耳朵和手无法提供方向感，生活在他们愈来愈鲜明的想象中。为了看这种剥夺是否让他们更容易接受“洗脑”，赫布接着开始播放谈论鬼魂存在或科学骗人的录音带—— 一些在实验开始前学生表示无法接受的观点。 [22]

赫布的发现记录在一份机密报告里，加拿大国防研究局在这份报告的结论上说，感官剥夺显然会导致受测的学生极度困惑和产生幻觉，以致“在知觉剥夺期间和刚结束时，暂时大幅降低智力”。 [23] 此外，由于学生渴望刺激，使他们出奇地易于接受录音带上播放的观念，而且有几位在实验结束后，对玄秘观念的兴趣仍持续数周之久。似乎感官剥夺造成的困惑抹除了他们心智的一部分，接下来的感官刺激则重写了他们的心智模式。

赫布的主要研究记录有一份拷贝本被送到中情局，另有41份送到美国海军，42份给美国陆军。 [24] 中情局也通过赫布的学生研究员鲍德温（Maitland Baldwin）监视研究的发现，他在赫布不知情的情况下向中情局进行汇报。 [25] 如此热切的兴趣并不令人意外：至少赫布证明了，彻底的隔离会干扰思考能力，使人更易于接受暗示——这对审讯者而言是无价的发现。赫布后来发现他的研究具有巨大的潜力，不只能用于保护被俘虏的士兵避免被“洗脑”，也是某种心理刑讯的技术指南。赫布在1985年去世前接受的最后一次访问中说：“在向国防研究局报告时，我们很清楚描述的是可怕的审讯技术。” [26]

赫布的报告指出，四个实验对象“不约而同地表示，处在实验环境下是一种酷刑”，这意味着强迫他们忍耐超过极限（2~3天）显然已违背医疗道德。赫布深知实验受到这方面的限制，他在报告中写道，无法得出“明确的结果”，因为“不可能强迫实验对象保持知觉隔离状态30~60天”。 [27]

对赫布不可能，但对他在麦吉尔大学的同僚和学界劲敌卡梅伦，却完全可能（赫布后来顾不得学者修养，形容卡梅伦“像罪犯般愚蠢”）。 [28] 卡梅伦已经说服自己，激烈摧毁患者的心智是通往他们心智健康必要的第一步，因此并不违背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誓言。至于征求同意方面，他的患者完全任凭他处置；标准的同意书格式赋予卡梅伦绝对的治疗权力，甚至包括施行完全的脑前额叶切开手术。

虽然卡梅伦与中情局已经往来多年，但直到1957年他才获得中情局第一笔经费，是通过一家叫人类生态研究学会的空壳组织支付。 [29] 当中情局的钱涌进后，亚伦纪念研究所马上变得不再像一所医院，反而更像死亡监狱。

第一个改变是电击剂量大幅提高。发明备受争议的佩奇—罗素电击器的两位精神病医生，曾建议每位病人治疗四次，总共电击次数为24次。 [30] 卡梅伦开始时让他的患者每天使用这部机器两次，连续30天，电击总次数达到惊人的每位患者360次——远超过他早期病人接受的次数，例如卡斯特纳。 [31] 除了已经开给患者琳琅满目的药外，他还增加更多实验性的改变心智的药物，尤其是中情局最感兴趣的LSD和PCP。

他也为抹除心智的弹药库增添其他武器：剥夺感觉和延迟睡眠。他宣称这两种方法双管齐下，可以进一步“降低个人防卫”，使患者更容易接受录音带中的信息。 [32] 中情局的金援一到，卡梅伦就用援款把医院后面的旧马房改装成隔离间。 [33] 他也精心计划重修地下室，增辟一间他称为隔离室的房间。他把房间完全隔音，在里面播放白噪声，隔绝光线，让患者戴上黑色护目镜和“橡胶耳塞”，并以纸管套住患者的手和手臂，目的就像卡梅伦在1956年的论文中说的，“避免他碰触身体——借以干扰他的自我印象”。 [34] 但赫布的学生只忍受数天的知觉剥夺就得以脱困，卡梅伦却让他的患者承受数周之久，其中一位被关在隔离间整整35天。 [35]

卡梅伦进一步在所谓的睡眠室隔绝患者的知觉，他们每天有20~22小时处在药物所致的睡梦中，护士每两个小时为他们翻身以避免褥疮，只在吃东西和上厕所时被弄醒。 [36] 患者被保持在这种状态15~30天，但卡梅伦报告说：“部分患者曾被施以连续65天睡眠治疗。” [37] 医院员工受指示不许患者说话，而且不得告诉他们已在房间待了多久。为了确保没有人从这种梦魇脱逃，卡梅伦给一群患者小剂量使用有麻痹作用的箭毒素（Curare），实际上等于把他们囚禁在自己身体的牢笼中。 [38]

卡梅伦在1960年的论文中说，有“两大因素”能让人维持“时间感和空间感”——换句话说，让我们知道我们在哪里和我们是谁。这两大因素是“我们持续不断的感官输入，以及我们的记忆”。卡梅伦用电击来抑制记忆，用隔离间来抑制感官输入。他决心强迫患者完全丧失他们对时间与空间的感觉。卡梅伦相信有些患者会根据进食来判断一天的时间，因此下令厨房改变进食的时间和食物，早餐供应汤，晚餐则供应麦片粥。“改变用餐间隔和菜色，使预期的时间产生混淆，我们就能打破这种结构。”卡梅伦得意洋洋地说。然而他发现即使他已想尽办法，有一位患者仍然与外部世界保持联系，方法是注意每天上午9时飞越医院上空的飞机，发出“极轻微的轰隆声”。 [39]

对熟悉酷刑幸存者证词的人来说，这些细节听来令人心痛。当那些囚犯被问及他们如何度过几个月或几年的隔离与残暴对待时，往往提到听见远方教堂的钟声，或清真寺召唤信徒祈祷，或儿童在附近公园嬉戏的声音。当生活被限缩到只剩囚房的四面墙壁时，这些外界声响的节奏便成了某种救生索，证明囚犯还是人，而在折磨之外仍有一个世界。“我听到四次外面的小鸟在日出时的鸣叫，所以我知道过了四天。”一位当年乌拉圭独裁统治的幸存者，在回忆遭到极为暴虐的刑讯时说。 [40] 亚伦纪念研究所地下室那位身份不明的女士在一片阒暗中，在药物和电击的影响下，仍竭力倾听飞机的引擎声；她并非医生照顾下的患者，而是被刻意囚禁以施行酷刑的犯人。

有数项强力的证据，显示卡梅伦很清楚他在模拟酷刑的情境。身为坚定的“反共分子”，他乐此不疲地把他的患者当成冷战的一部分。1955年在接受一家流行杂志的访问中，他公开比较他的患者和面对审讯的战俘，说他们“像共产党的战俘，往往会抗拒治疗，因此必须打破抗拒”。 [41] 一年后，他写道，去模式的目的在于“真正‘消耗’防卫”，并且指出“这就像瓦解接受持续审问的个人”。 [42] 到1960年，卡梅伦已开始演说他的知觉剥夺研究，不只是对其他精神病学家演说，也对军方的听众演说。在得克萨斯州布鲁克斯空军基地（Brooks Air Force Base）发表的谈话中，他没有说自己在治疗精神分裂症，反而承认知觉剥夺“制造了精神分裂的初期症状”——幻觉、极度焦虑，还有与现实世界脱节。 [43] 在这场演说的笔记中，他提到知觉剥夺后施以“输入超载”（input-overload），指的是电击和不断反复播放录音带——同时也预告了一种即将诞生的审讯技术。 [44]

中情局资助卡梅伦的研究直到1961年，美国政府之后许多年里如何利用他的研究，外界并不清楚。在1970年代末到1980年代，中情局资助这些实验的证据终于在参议院的听证会曝光，患者也对中情局提出史无前例的集体诉讼，但新闻界和国会议员往往倾向接受中情局的说辞：中情局是在进行洗脑技术研究，为的是保护被俘虏的美国士兵。新闻界把大部分注意力放在政府资助迷幻药经验的耸动细节。事实上，最大的丑闻是，中情局和卡梅伦轻率而毫无道理地，以他们的实验撕碎许多人的生活——那些研究似乎一无用处：当时所有人都已知道，洗脑只是冷战时期的迷思。中情局本身就鼓励这种说法，宁可被嘲笑是迷信科幻小说的小丑，而不愿张扬资助一家声名卓著的大学进行酷刑实验——而这种避重就轻确实有用。第一位和卡梅伦搭上线的中情局精神病学家吉廷杰（John Gittinger），被迫在参议院听证会上作证时说，资助卡梅伦是“一个愚蠢的错误……一个可怕的错误”。 [45] 当听证会要MK-Ultra计划前主持者戈特利布（Sidney Gottlieb）解释为什么他下令销毁这个2500万美元计划的所有档案时，他回答“MK-Ultra计划未能为中情局带来任何真正有价值的结果”。 [46] 在1980年代MK-Ultra计划曝光时，主流媒体报道与著作的调查，都一致把这些实验描述为“心智控制”和“洗脑”。“酷刑”这个词从未被用过。

恐惧的科学

1988年，《纽约时报》对美国涉入洪都拉斯的酷刑与暗杀，展开历来仅见的调查。洪都拉斯以暴虐而恶名远播的3116营审讯官卡瓦列罗（Florencio Caballero）告诉《纽约时报》，他和24名同僚被送到得克萨斯州接受中情局的训练。“他们教我们心理方法——研究囚犯的恐惧和弱点。让他站着，不准他睡觉，不让他穿衣服并隔离他，在牢房里放入老鼠和蟑螂，给他很差的食物，要他吃动物尸体，对他泼冷水，改变温度。”还有一项他未提到的技巧：电击。一位被卡瓦列罗及其同僚审讯的24岁囚犯穆里略（Inés Murillo）对《纽约时报》说，她被电击的次数多到她“尖叫，并因为休克而跌倒。你根本无法控制自己的尖叫”。她说：“我闻到焦味，发现身上的毛发因为电击而燃烧。他们说会折磨到我发疯。我不相信他们的话，但是接着他们把我的腿张开，把电线插进我的生殖器。” [47] 穆里略也说，房间里还有别的人：一位美国人提示她的审讯者问问题，他们称呼他“麦克先生”。 [48]

这些消息的揭露促使参议院特别情报委员会（SCI）举行听证会，中情局副局长史托兹（Richard Stolz）在会中证实：“卡瓦列罗确曾参加中情局的人力资源发展或审讯课程。” [49] 《巴尔的摩太阳报》（Baltimore Sun ）引用《信息自由法案》提出申请，想调阅用来训练卡瓦列罗这些人的课程教材。中情局多年来拒绝提供；最后在控告的威胁下，初次报道九年之后，中情局才拿出一本名为《库巴克反情报审讯》（Kubark Counterintelligence Interrogation ）的手册。据《纽约时报》报道，手册名称的代号“库巴克”（Kubark）是化名，前两个字母“Ku”是随机选取的字母，“BARK”则是中情局当时为自己取的代号。晚近的报道揣测“Ku”代表“一个国家或一个特定的秘密活动”。 [50] 这本128页的机密手册内容是“对抗拒的信息源进行审讯”，主要根据MK-Ultra计划委托的研究写成——里面处处可见卡梅伦与赫布实验的痕迹。方法涵盖从知觉剥夺到压力姿势（stress position），从覆盖头巾到制造疼痛。（手册中一开始就承认这些技术有许多并不合法，并指示审讯者“在下列情况下要事先获得总部批准：一、如果必须施以身体伤害。二、如果要使用医疗、化学或电气方法或材料，以使人吐实时”。） [51]

手册标示的时间是1963年，也就是MK-Ultra计划的最后一年，中情局赞助的卡梅伦实验结束两年后。手册宣称，如果妥善使用这些技术，它们可以“摧毁其抗拒能力”。结果证明这是MK-Ultra计划真正的目的：不是研究洗脑（洗脑只是次要的计划目标），而是要设计一套有科学根据的系统，以便从“抗拒的信息源”榨取信息。 [52] 换句话说，刑讯。

手册第一页开宗明义说，手册内容描述“审讯的方法，根据的是广泛的研究，包括由相关领域专家进行的科学研究”。它代表刑讯进入了一个精确、精致的新时代——不再是自西班牙宗教裁判（Spanish Inquisition）以来被视为标准做法的血腥而粗糙的拷打。手册在类似序言的部分写着：“情报单位若能运用相关的现代知识来解决问题，将可拥有极大的优势，凌驾那些采用18世纪的方法进行秘密活动的单位……关于审讯技术，我们已不可能不提到过去十年进行的心理研究。” [53] 接下来的内容就是指导瓦解人格的技术。

手册包括一节冗长的知觉剥夺，并引述“麦吉尔大学进行的数项实验”。 [54] 里面描述如何建造隔离室，并说“剥夺刺激也能引起退化，因为不让实验对象的心智接触外部世界，会迫使它转向自己。另一方面，借由审讯时刻意提供的刺激，往往能让退化的对象把审讯者视为父亲角色”。 [55] 《信息自由法案》也要求中情局提供手册的更新版本，即1983年出版供用于拉丁美洲的版本。手册上说：“窗户设在墙壁的位置应该高些，以便阻绝光线。” [56] [57]

这就是赫布担心的：把他的知觉剥夺方法用作“可怕的审讯技术”。但“库巴克”技术的核心部分采用的是卡梅伦的研究，以及他用来干扰“时间—空间感”的配方。手册上描述几种在亚伦纪念研究所地下室用来让患者去模式的技术：“基本原则是，审讯应该事先规划，以便干扰信息源的时间顺序感……持续操纵时间可能使部分被审讯者退化，方法是拨慢或拨快时钟，以及在奇怪的时间供应正餐——上一次供应餐点之后十分钟或十个小时。混淆白天与晚上。” [58]

最能引发《库巴克》作者想象力的（甚于任何个别技术），莫过于卡梅伦对退化的钻研——即剥夺人对自己是谁，以及处在什么时间与空间的感觉，可以让成人转变成依赖的儿童，心智就像白板而容易接受暗示。作者反复再三回到这个主题。“所有用来穿透审讯障碍的技术，从简单的隔离到催眠和麻醉等各种手段，都是加速退化过程所不可或缺的方法。当被审讯者从成熟跌回婴儿状态，他学习得来或已形成结构的人格特征，也随之消失。”这正是囚犯进入“心理休克”或先前提过的“生命暂停”的状态——也就是折磨者的甜蜜点（sweet spot），抗拒的信息源已更加容易接受暗示，更可能屈服。 [59]

威斯康星大学历史学家麦考伊（Alfred W. McCoy）在他写的《对刑讯的质疑：中情局从冷战到反恐战争以来的审讯》（A Question of Torture: CIA Interrogation from the Cold War to the War on Terror ）书中，记录宗教裁判以来刑讯技术的演进，并描述《库巴克》手册里以知觉剥夺和知觉超载引发休克的方法，是“超过三个世纪以来，残酷科学第一次真正的革命”。 [60] 麦考伊指出，若非麦吉尔大学1950年代的实验，这一切不可能发生。“除了一些诡异的极端做法外，卡梅伦博士的实验——基于更早的赫布博士的突破，为中情局两阶段的心理刑讯方法奠立了科学基础。” [61]

不管《库巴克》的方法在哪里传授，一些明确的模式已经成形，目的都在引发、加深和维持休克：就像手册教导的，囚犯都在最惊吓和迷惑的状况下被逮捕，例如在深夜或黎明的突击。他们也马上被套上头巾或眼罩，脱光衣服，遭到殴打，然后安置于某种形式的知觉剥夺下。从危地马拉到洪都拉斯，从越南到伊朗，从菲律宾到智利，使用电击都已司空见惯。

当然，卡梅伦和MK-Ultra计划的影响还不只如此。酷刑永远是即兴创作，结合了学来的技术和人类只要不受制裁便会展露出来的残暴本能。到1950年代中期，电击经常被阿尔及利亚的法国士兵用于对付解放战士，而且往往有精神医生从旁协助。 [62] 在那段时间，法国军方领导人在北卡罗来纳州布拉格堡（Fort Bragg）的“反叛乱”学校举办讲座，教导阿尔及利亚的学生这些技巧。 [63] 不过，卡梅伦使用高剂量电击的特定方法不只是为造成痛苦，而是带有抹除结构化人格的特定目的，这一点显然吸引了中情局的注意。1966年，中情局派三名精神病学家到西贡，带着卡梅伦偏爱的佩奇—罗素电击器，并且因为不加节制地使用导致数名囚犯死亡。据麦考伊的记述：“实际上他们是在测试，在现实情况下，卡梅伦在麦吉尔大学发展的‘去模式’技术，能否真的改变人类行为。” [64]

对美国情报官员来说，亲自执行酷刑很少见。从1970年代开始，美国情报人员偏爱的角色是指导者或训练员——不是直接审讯者。1970和1980年代中美洲酷刑幸存者的证词，经常提到神秘的操英语的男性进出审讯房，建议审讯的问题和提供指示。1989年遭绑架并囚禁在危地马拉的美国修女奥尔蒂斯（Dianna Ortiz）做证时说，强暴她并用香烟烫她的男人说的西班牙语带着浓重的美国腔，其他人都称他为“老板”。 [65] 哈伯瑞（Jennifer Harbury）的丈夫被一名由中情局支付薪水的危地马拉官员折磨致死，她在自己的一本重要著作《真理、酷刑与美国之道》（Truth, Torture and the American Way ）中，记录了许多这类案例。 [66]

虽然华盛顿当局后来已明文禁止，但出于明显的理由，美国在这些肮脏战争（dirty war）中扮演的角色必须有所转变。不管是生理或心理的酷刑，都明显触犯《日内瓦公约》全面禁止的“任何形式的酷刑或残暴”，也违反美国陆军自己的《统一军事法典》中禁止对囚犯施以“残暴”和“压迫”的规定。 [67] 《库巴克》手册在第二页警告读者，手册中的技巧有“遭司法追诉的严重风险”，而1983年的新版本更直截了当说：“利用武力、心智酷刑、威胁、侮辱，或任何使人暴露于不舒服的形式，或非人道的对待，作为审讯的协助，在国际或国内都是法律禁止的行为。” [68] 简单地说，他们教导的东西原本就是非法、秘密的。如果有人质疑，他们会说，美国情报单位只是在教导发展中国家的学生现代化的专业警察方法——他们不为课堂外发生的“过度行为”负责。

2001年9月11日，连这个长期坚持的、似乎言之成理的否认，也被抛到九霄云外。恐怖分子攻击世贸双塔和五角大楼，是与《库巴克》手册中的想象完全不同的震撼，但它的效应却非常类似：彻底的迷惑、极端恐惧与焦虑，以及集体退化。就像“库巴克”审讯者扮演“父亲角色”一样，布什政府很快利用这种恐惧，扮演起保护一切的家长角色，准备借一切必要手段保卫“国土”及其脆弱的子民。美国政策的改变可以用副总统切尼对“黑暗面”工作的可耻谈话来概括，但这不代表布什政府拥抱的技术是较仁慈的前任政府所唾弃的〔就像许多民主党人宣称的，历史学家韦尔斯（Garry Wills）称之为美国的“生来无罪”（original sinlessness）迷思〕； [69] 这种大转变只不过表示，以往由代理人执行、发生在远方而能轻易否认的事，现在可以直接执行而且公开辩护了。

尽管有这些外包（outsoucing）酷刑的议论，布什政府真正的创新却是内包（in-sourcing），由美国公民在美国管理的监狱里刑讯犯人，或直接通过“非常规引渡”（extraordinary rendition），以美国飞机运送到第三国。这是让布什政权与众不同的地方：“9·11”攻击之后，它敢于要求酷刑的权利而不觉得羞耻。这让布什政府可能面临刑事追诉——但它靠修改法律来处理这个问题。一连串的事件大家都已知道：当时的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在布什授权下，下令在阿富汗俘虏的犯人不受《日内瓦公约》保护，因为他们是“敌对战斗人员”（enemy combatant），而非战俘；这个观点也获得当时白宫顾问冈萨雷斯（Alberto Gonzales）确认（后来他出任美国司法部长）。 [70] 接着，拉姆斯菲尔德批准一连串在反恐战争中使用的特殊审讯做法，其中包括中情局手册描述的手段：“使用隔离设施最高达30天”、“剥夺光线和声音刺激”、“羁押者在运输和讯问期间可以用头巾覆盖头部”、“脱去衣服”，以及“利用个别羁押者的恐惧心理（例如害怕狗）以制造压力”。 [71] 根据白宫的说法，酷刑仍然被禁止，但现在若要符合酷刑的定义，施加的痛苦必须“达到产生像器官衰竭等严重生理伤害的程度”。 [72] [73] 根据这些新规范，美国政府可以自由使用1950年代在层层保密与否认下发展的方法——跟以前不同的是，现在可以公然为之，不必担心遭到追诉。因此在2006年2月，中情局的顾问单位情报科学委员会（Intelligence Sciences Board），发布一份由国防部资深审讯官写的报告，公开表示“仔细阅读《库巴克》手册是所有参与审讯者必做的事”。 [74]

这项新命令首当其冲的第一个人，是美国公民兼前帮派成员帕迪拉（Jose Padilla）。2002年5月，他在芝加哥欧海尔（O'Hare）机场遭逮捕，被控意图制造一颗“脏弹”（dirty bomb，编按：含有放射性物质的传统炸弹）。但帕迪拉没有被起诉，也未经由法院体系处理，而是被归类为敌对战斗人员，并被剥夺所有权利。帕迪拉说，他被带到南卡罗来纳州查尔斯顿海军基地的监狱后，被注射他认为是LSD或PCP的药物，并遭到密集的知觉剥夺：他被关在小房间，窗户的光线被隔绝，不准有时钟或日历。每次离开房间时，他都戴着脚镣手铐，眼睛上覆盖着黑色护目镜，并以厚重的耳机阻绝声音。帕迪拉被留置在这种情况下1307天，除了他的审问者外，被禁止与任何人接触。当审问者讯问他时，便以强烈的光线和巨大的声音轰炸他饥渴的感官。 [75]

帕迪拉在2006年12月获准出席法院听证，虽然导致他被逮捕的脏弹指控已经撤销。他被指控与恐怖分子联络，但他已经无法为自己辩护：根据专家证词，卡梅伦的退化技术已彻底摧毁他作为人的部分，这也是这套技术设计的原意。“长期对帕迪拉先生施以刑讯已造成他心智与生理的伤害。”他的律师对法庭说，“政府对待帕迪拉的方式已夺走他的人格。”一位评估他的精神病学家给出的结论是，他“缺少为自己辩护的能力”。 [76] 不过，布什指派的法官坚持帕迪拉足以接受审判。即使只是能接受公开审判，也让帕迪拉的例子显得极为特殊。还有成千上万被羁押在美国监狱的囚犯——那些和帕迪拉不同，不是美国公民的人——经历过类似的酷刑对待，却没有接受公开审判的权利。

许多人在关塔那摩逐渐枯萎。被拘禁在关塔那摩监狱的澳大利亚人哈比卜（Mamdouh Habib）曾说：“关塔那摩是一个实验……他们实验的是洗脑。” [77] 从关塔那摩流出的证词、报告和照片，看起来确实像1950年代的亚伦纪念研究所被搬到了古巴。遭拘禁的囚犯先是接受严格的知觉剥夺，戴上头套和阻绝光线的护目镜，以及阻绝所有声音的厚耳机。他们被留在隔离室几个月，被带出房间只为了用狗吠声、闪光灯和不断重复播放的婴儿哭声、吵闹的音乐及猫叫声录音带，轰炸他们的感官。

对许多囚犯来说，这些技术的效果很像1950年代亚伦研究所中的效果：完全退化。一位被释放的英国籍囚犯告诉律师，这所监狱现在已有一整区叫德尔塔区（Delta Block），专门用来关押“至少50名”永久意识混乱的囚犯。 [78] 一封联邦调查局（FBI）写给五角大楼的信已经解密，里面描述一位很重要的囚犯“被长期隔离超过三个月”，并“出现符合极度心理创伤迹象的行为（对不存在的人说话、报告听到声音、一连几个小时蜷曲在被单中）”。 [79] 前美国陆军伊斯兰教随军阿訇耶义（James Yee）曾在关塔那摩工作，他描述德尔塔区的囚犯显露典型的极度退化。“我会停下来和他们说话，他们会以小孩似的声音回答我，说的话完全不知所云。许多人会大声唱儿歌，不断反复唱。有些人会站到铁床架的上面，举止就像小孩，让我想起我小时候和我弟弟玩的山霸王（King of the Mountain）的游戏。”情况在2007年1月显著恶化，有165名犯人被移往监狱的另一区，即所谓的第六营（Camp Six），那里的钢制隔离房禁止任何人接近。代表数名关塔那摩囚犯的律师韦列特（Sabin Willett）警告说，如果情势继续恶化，“那里将变成疯人院”。 [80]

人权组织指出，关塔那摩尽管骇人听闻，却是美国经营的海外审讯监狱中最好的，因为它开放有限度的监督给红十字会和律师们。大量不知名的囚犯在世界各地所谓的黑牢（black sites）网络消失，或被美国情报当局通过非常规引渡运往外国管理的监狱。脱离这些梦魇的囚犯作证说，他们经受了各式各样的卡梅伦式打击手段。

意大利神职人员纳瑟（Hassan Mustafa Osama Nasr）在米兰街头，遭一群中情局密探和意大利秘密警察绑架。“我完全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他后来写道，“他们开始打我的肚子和全身各处。他们用宽胶带缠绕我的整个头和脸，只在鼻子处挖洞好让我呼吸。”他们把他送往埃及，让他住在没有光线的小房间，那里“蟑螂和老鼠爬过我的身体”，持续14个月。纳瑟直到2007年2月仍被关在埃及的监牢，但他设法送出一封11页的手写信，记述了他遭到的虐待。 [81]

他写到自己不断遭到电击的酷刑。据《华盛顿邮报》报道，他被“绑在一个绰号叫‘新娘’的铁制拷问台上，受到电击器的攻击”，又“被绑在地板的湿床垫上，一名审讯者坐在架于囚犯肩膀的一把木椅子上，另一名审讯者则打开一个开关，让电流通过床垫的钢圈。” [82] 据国际特赦组织证实，他的睾丸也遭到过电击。 [83]

我们有理由相信，电击酷刑用在美国俘虏的犯人身上并非孤立事件，而这个事实在讨论美国是否确实有动用酷刑或只是“创造性的审讯”中，几乎完全被忽略。关塔那摩囚犯杜沙利（Jumah al-Dossari）曾试图自杀十几次，他被美国羁押在阿富汗坎大哈（Kandahar）时，在给律师的书面证词中说：“审讯者带来一个像手机的小装置，但那是电击器。他开始电击我的脸、我的背、我的四肢和我的生殖器。” [84]

来自德国的库纳兹（Murat Kurnaz）在美国管理的坎大哈监狱，也遭到类似的待遇。“那时候一切刚开始，所以完全没有规则。他们有权做任何事。他们每次都殴打我们。他们使用电击。他们把我的头按进水里。” [85]

重建失败

在我们初次见面快结束时，我要求卡斯特纳告诉我更多她的“电击梦”。她说，她经常梦到一排排的患者在药物诱发的睡眠中进进出出地穿梭。“我听到有人尖叫、呻吟、哀鸣；有人说：不要，不要，不要。我记得走进那个房间的感觉，我全身冒汗，恶心，反胃——我的头部还有一种很奇特的感觉，好像它是一团东西，而不是一个头。”卡斯特纳描述这些时，突然像飘到遥远之处，颓坐在她的蓝色椅子上，呼吸变成咻喘。她眼帘下垂，但我可以看到眼帘下的眼珠快速颤动。她把手放在右太阳穴上，以突然变沉重和恍神的声音说：“我陷入回忆中，你必须把我带回来。告诉我伊拉克的情况——告诉我那里有多糟。”

我思索适合这种怪异情境的战争故事，想到绿区（Green Zone）里的生活中一些相对较亲切的事。卡斯特纳的脸渐渐放松，呼吸慢慢变深。她的蓝眼睛再度注视我。“谢谢你，”她说，“我刚才陷入回忆里。”

“我知道。”

“你怎么知道？”

“因为你告诉我的。”

她倾身在一张纸片上写东西。

那天晚上离开卡斯特纳后，我不断想着当她要求我谈谈伊拉克时，我没告诉她的事。我想告诉她却无法启齿的是，她让我想到伊拉克；我忍不住想到发生在她（一个饱受休克的人）身上的事，与发生在伊拉克（一个饱受休克的国家）的事，两者有着某种联结，是同一种可怕逻辑的不同展现。

卡梅伦的理论根据是，把他的患者打击到混乱的退化状态，可以为他创造“重建”健康模范市民的条件。这让卡斯特纳吃足苦头，她的脊椎骨折、记忆破碎，但卡梅伦在他的著作里幻想自己的破坏行为是一种创造，是给幸运患者的礼物，因为这些患者将在他无情的去模式下获得重生。

卡梅伦在这方面可以说彻底失败。不管他如何设法让患者退化，他们从未吸收或接受不断反复播放的录音带信息。虽然他是摧毁人的天才，却无法重建他们。卡梅伦离开亚伦纪念研究所后展开的追踪研究发现，他的前患者有75％在接受治疗后，病情比住院前更严重。他的患者在住院前有全职工作的人，有超过半数无法再全职工作，而且有许多人像卡斯特纳那样，深受许多新的生理与精神病痛之苦。“心理驱力”不管用，连一点效果都没有，亚伦纪念研究所最后禁止这种疗法。 [86]

现在回过头来看，问题明显出在这整套理论的前提：在疗愈发生前，必须抹除既有的一切。卡梅伦相信如果他把患者的习性、模式和记忆完全消灭，就能达到纯粹空白石板的状态。但不管他多固执地电击、下药和迷惑患者，他从未达到目的。结果证明适得其反：他愈摧毁，他的患者受创就愈重。他们的心智并非“空白”，反而是一片混乱，他们的记忆断裂，他们的信任被出卖。

灾难资本主义同样未能区别破坏与创造、伤害与疗愈。这是我在伊拉克紧张地扫视满目疮痍的大地、等待下一个爆炸时，经常萌生的感觉。震撼的救赎力量的狂热信仰者，以及美英侵略行动的策划者，想象他们使用的武力会如此震撼、如此难以抵挡，让伊拉克人陷入某种生命暂停的状态，就像《库巴克》手册所描述的那样。借着这一稍纵即逝的机会，伊拉克的侵略者悄悄启动经济冲击，以便在入侵后的伊拉克空白石板上，创造自由市场民主政治的模范。

但空白石板并不存在，只有废墟和遭到重创的愤怒人民——当他们抗拒时，就会遭到更多震撼，其中有些震撼根据的就是许多年前在卡斯特纳身上进行的实验。“我们的确很擅长摧毁东西，但直到有一天我开始在这里花更多时间建设而非战斗时，那才是美好的一天。”美国陆军第一装甲师指挥官基亚雷利（Peter W. Chiarelli）将军，在战争正式结束一年半后说。 [87] 那一天永远没有到来。和卡梅伦一样，伊拉克的震撼医生懂得摧毁，但他们似乎无法重建。

[1] Cyril J. C. Kennedy and David Anchel, “Regressive Electric-Shock in Schizophrenics Refractory to Other Shock Therapies,” Psychiatric Quarterly 22, no. 2 (April 1948): 318.

[2] Ugo Cerletti, “Electroshock Therapy,” Journal of Clinical and Experimental Psychopathology and Quarterly Review of Psychiatry and Neurology 15 (September 1954): 192-93.

[3] Judy Foreman, “How CIA Stole Their Minds,” Boston Globe, October 30, 1998; Stephen Bindman, “Brainwashing Victims to Get $100,000,” Gazette (Montreal), November 18, 1992.

[4] Gordon Thomas, Journey into Madness (New York: Bantam Books, 1989), 148.

[5] Harvey M. Weinstein, Psychiatry and the CIA: Victims of Mind Control (Washington, DC: American Psychiatric Press, 1990), 92, 99.

[6] 其中包括柯林斯（Anne Collins）赢得总督文学奖的《沉睡房》（In the Sleep Room ）、马科斯（John Marks）的《寻找满洲候选人》（Search for the Manchurian Candidate ）、薛福林（Alan Scheflin）与欧普辛（Edward Option Jr.）合著的《心智操纵者》（The Mind Manipulators ）、波华特（Walter Bowart）的《心智控制行动》（Operation Mind Control ）、托马斯（Gordon Thomas）的《疯狂之旅》（Journey into Madness ），以及温斯坦（Harvey Weinstein）的《父、子与CIA》（A Father, a Son and the CIA ），最后这本书的作者是一名精神科医师，他的父亲曾是卡梅伦的病人。

[7] D. Ewen Cameron, “Psychic Driving,” American Journal of Psychiatry 112, no. 7 (1956): 502-509.

[8] D. Ewen Cameron and S. K. Pande, “Treatment of the Chronic Paranoid Schizophrenic Patient,” Canadian Medical Association Journal 78 (January 15, 1958): 95.

[9] Aristotle, “On the Soul, Book III,” in Aristotle I, Great Booh of the Western World, vol. 8, ed. Mortimer J. Adler, trans. W. D. Ross (Chicago: Encyclopaedia Britannica, 1952), 662.

[10] 今日的电休克已经改良很多，并纳入确保患者安全与舒适的程序，且已变成精神病治疗中受推崇和经常有效的方法，但即使如此，仍然会有暂时丧失短期记忆的副作用。仍有一些患者报告说，他们的长期记忆受到影响。

[11] Berton Rouché, “As Empty as Eve,” he New Yorker, September 9, 1974.

[12] D. Ewen Cameron, “Production of Differential Amnesia as a Factor in the Treatment of Schizophrenia,” Comprehensive Psychiatry 1, no. 1 (1960): 32-33.

[13] D. Ewen Cameron, J. G. Lohrenz and K. A. Handcock, “The Depatterning Treatment of Schizophrenia,” Comprehensive Psychiatry 3, no. 2 (1962): 67.

[14] Cameron, “Psychic Driving,” 503-504.

[15] 如果卡梅伦在他的领域里影响力小些，他的“心理驱力”录音带一定会被当作廉价的笑话看待。他的整个概念来自一则“大脑电话”（Cereborophone ）广告，就是一台床边留声机配备了枕头扩音器，宣称是“一种在睡觉时学习外国语言的革命性方法”。

[16] Weinstein, Psychiatry and the CIA, 120. FOOTNOTE: Thomas, Journey into Madness, 129.

[17] “CIA, Memorandum for the Record, Subject: Project ARTICHOKE,” January 31, 1975, www.gwu.edu/~nsarchiv.

[18] Alfred W. McCoy, “Cruel Science: CIA Torture ＆ Foreign Policy,” New England Journal of Public Policy 19, no. 2 (Winter 2005): 218.

[19] Alfred W. McCoy, A Question of Torture: CIA Interrogation, from the Cold War to the War on Terror (New York: Metropolitan Books, 2006), 22, 30.

[20] Those who found themselves taking LSD in this period of experimentation included North Korean POWs; a group of patients at a drug treatment center in Lexington, Kentucky; seven thousand American soldiers at Maryland's Edgewood Chemical Arsenal; and inmates of California's Vacaville Prison. Ibid., 27, 29.

[21] “[A]n anonymous handwritten note found in the archives identifies Dr. Caryl Haskins and Commander R. J. Williams as CIA representatives at the meeting.” David Vienneau, “Ottawa Paid for ‘50s Brainwashing Experiments, Files Show,” oronto Star, April 14, 1986; “Minutes of June 1, 1951, Canada/US/UK Meeting Re: Communist ‘Brainwashing’ Techniques during the Korean War,” meeting at Ritz-Carlton Hotel, Montreal, June 1, 1951, page 5.

[22] D. O. Hebb, W. Heron and W. H. Bexton, Annual Report, Contract DRB X38, Experimental Studies of Attitude, 1953.

[23] Defense Research Board Report to Treasury Board, August 3, 1954, declassified, 2.

[24] “Distribution of Proceedings of Fourth Symposium, Military Medicine, 1952,” declassified.

[25] Zuhair Kashmeri, “Data Show CIA Monitored Deprivation Experiments,” Globe and Mail (Toronto), February 18, 1984.

[26] Ibid.

[27] Hebb, Heron and Bexton, Annual Report, Contract DRB X38, 1-2.

[28] Juliet O'Neill, “Brain Washing Tests Assailed by Experts,” Globe and Mail (Toronto), November 27, 1986.

[29] Weinstein, Psychiatry and the CIA, 122. Thomas, Journey into Madness, 103; John D. Marks, he Search for the Manchurian Candidate: The CIA and Mind Control (New York: Times Books, 1979), 133.

[30] R. J. Russell, L. G. M. Page and R. L. Jillett, “Intensified Electroconvulsant Therapy,” Lancet (December 5, 1953): 1178.

[31] Cameron, Lohrenz and Handcock, “The Depatterning Treatment of Schizophrenia,” 68.

[32] Cameron, “Psychic Driving,” 504.

[33] Thomas, Journey into Madness, 180.

[34] D. Ewen Cameron et a l , “Sensory Deprivation: Effects upon the Functioning Human in Space Systems,” Symposium on Psychophysiological Aspects of Space Flight, ed. Bernard E. Flahert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1), 231; Cameron, “Psychic Driving,” 504.

[35] Marks, he Search for the Manchurian Candidate, 138.

[36] Cameron and Pande, “Treatment of the Chronic Paranoid Schizophrenic Patient,” 92.

[37] D. Ewen Cameron, “Production of Differential Amnesia as a Factor in the Treatment of Schizophrenia,” 27.

[38] Thomas, Journey into Madness, 234.

[39] Cameron et al., “Sensory Deprivation,” 226, 232.

[40] Lawrence Weschler, A Miracle, a Universe: Settling Accounts with Torturers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90), 125.

[41] Interview appeared in the Canadian magazine Weekend, quoted in Thomas, Journey into Madness, 169.

[42] Cameron, “Psychic Driving,” 508.

[43] Cameron was citing another researcher, Norman Rosenzweig, to support his thesis. Cameron et al., “Sensory Deprivation,” 229.

[44] Weinstein, Psychiatry and the CIA, 222.

[45] “Project MKUltra, The CIA's Program of Research in Behavioral Modification,” Joint Hearings Before the Select Committee on Intelligence and the Subcommittee on Health and Scientific Research of the Committee on Human Resources, United States Senate, 95th Congr., 1st Sess., August 3, 1977. Quoted in Weinstein, Psychiatry and the CIA, 178.

[46] Ibid., 143.

[47] James LeMoyne, “Testifying to Torture,” New York Times, June 5, 1988.

[48] Jennifer Harbury, ruth, Torture and the American Way: The History and Consequences of U.S. Involvement in Torture (Boston: Beacon Press, 2005), 87.

[49] Senate Select Committee on Intelligence, “Transcript of Proceedings before the Select Committee on Intelligence: Honduran Interrogation Manual Hearing,” June 16, 1988 (Box 1 CIA Training Manuals, Folder: Interrogation Manual Hearings, 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s). Quoted in McCoy, A Question of Torture, 96.

[50] Tim Weiner, “Interrogation, C.I.A.-Style,” New York Times, February 9, 1997; Steven M. Kleinman, “KUBARK Counterintelligence Interrogation Review: Observations of an Interrogator,” February 2006 in Intelligence Science Board, Educing Information (Washington D.C.: National Defense Intelligence College, December 2006), 96.

[51]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Kubark Counterintelligence Interrogation, July 1963, pages 1 and 8. Declassified manual is available in full from the 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s, www.gwu.edu/~nsarchiv. Emphasis added.

[52] Ibid., 1,38.

[53] Ibid., 1-2.

[54] Ibid., 88.

[55] Ibid., 90.

[56] 1983年的版本显然是专供教室内使用，还附上随堂测验题和体贴的提示（“每一次审讯永远要记得换上新电池”）。

[57]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Human Resource Exploitation Training Manual-1983. Declassified manual is available in full from the 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s, www.gwu.edu/~nsarchiv. FOOTNOTE: Ibid.

[58]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Kubark Counterintelligence Interrogation, July 1963, 49-50 , 76-77.

[59] Ibid., 41, 66.

[60] McCoy, A Question of Torture, 8.

[61] McCoy, “Cruel Science,” 220.

[62] Frantz Fanon, A Dying Colonialism, trans. Haakon Chevalier (1965, repr. New York: Grove Press, 1967), 138.

[63] Pierre Messmer, French minister of defense from 1960 to 1969, says that the Americans invited the French to train soldiers in the U.S. In response, General Paul Aussaresses, the most notorious and unrepentant of France's torture experts, went to Fort Bragg and instructed U.S. soldiers on “seizure, interrogation, torture” techniques. Death Squadrons: The French School, documentary directed by Marie-Monique Robin (Idéale Audience, 2003).

[64] McCoy, A Question of Torture, 65.

[65] Dianna Ortiz, he Blindfold 's Eyes (New York: Orbis Books, 2002), 32.

[66] Harbury, ruth, Torture and the American Way.

[67] United Nations, Geneva Convention Relative to the Treatment of Prisoners of War, Adopted August 12, 1949, www.ohchr.org; Uniform Code of Military Justice, Subchapter 10: Punitive Articles, Section 893, Article 93, www.au.af.mil.

[68]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Kubark Counterintelligence Interrogation, 2;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Human Resource Exploitation Training Manual—1983.

[69] Craig Gilbert, “War Will Be Stealthy,” Milwaukee Journal Sentinel, September 17, 2001; Garry Wills, Reagan 's America: Innocents at Home (New York: Doubleday, 1987), 378.

[70] Katharine Q. Seelye, “A Nation Challenged,” New York Times, March 29, 2002; Alberto R. Gonzales, Memorandum for the President, January 25, 2002, www.nsbc.msn.com.

[71] Jerald Phifer, “Subject: Request for Approval of Counter-Resistance Strategies,” Memorandum for Commander, Joint Task Force 170, October 11, 2002: 6. Declassified, www.npr.org.

[72] 在众议院和参议院议员及最高法院的压力下，布什政府被迫在2006年国会通过《军事委任法》（Military Commissions Act）时软化其立场。但尽管白宫利用新法案宣称已禁绝使用刑讯，却仍网开一面，容许中情局和承包商继续使用“库巴克”式的知觉剥夺与超载，以及其他“创造性”的技巧，包括模拟溺水〔水刑（water-boarding）〕。在签署法案前，布什还附加一份“签署声明”，宣称他有权诠释《日内瓦公约》的定义和适用性。《纽约时报》形容这是“片面改写逾二百年的传统与法律”。

[73] U.S. Department of Justice, Office of Legal Counsel, Office of the Assistant Attorney General, Memorandum for Alberto R. Gonzales, Counsel to the President, August 1, 2002, www.washingtonpost.com. FOOTNOTE: “Military Commissions Act of 2006,” Subchapter VII, Sec. 6, thomas.loc.gov; Alfred W. McCoy, “The U.S. Has a History of Using Torture,” History News Network, George Mason University, December 4, 2006, www.hnn.us; “The Imperial Presidency at Work,” New York imes, January 15, 2006.

[74] Kleinman, “KUBARK Counterintelligence Interrogation Review,” 95.

[75] Dan Eggen, “Padilla Case Raises Questions about Anti-Terror Tactics,” Washington Post, November 19, 2006.

[76] Curt Anderson, “Lawyers Show Images of Padilla in Chains,” Associated Press, December 4, 2006; John Grant, “Why Did They Torture Jose Padilla,” Philadelphia Daily News, December 12, 2006.

[77] AAP, “US Handling of Hicks Poor: PM,” Sydney Morning Herald, February 6, 2007.

[78] Shafiq Rasul, Asif Iqbal and Rhuhel Ahmed, Composite Statement: Detention in Afghanistan and Guantánamo Bay (New York: Center for Constitutional Rights, July 26, 2004), 95, www.ccr-ny.org.

[79] Adam Zagorin and Michael Duffy, “Inside the Interrogation of Detainee 063,” ime, June 20, 2005.

[80] James Yee and Aimee Molloy, For God and Country: Faith and Patriotism under Fire (New York: Public Affairs, 2005), 101-102; Tim Golden and Margot Williams, “Hunger Strike Breaks Out at Guantánamo,” New York Times, April 8, 2007.

[81] Craig Whitlock, “In Letter, Radical Cleric Details CIA Abduction, Egyptian Torture,” Washington Post, November 10, 2006.

[82] Ibid.

[83] Amnesty International, “Italy, Abu Omar: Italian Authorities Must Cooperate Fully with All Investigations,” Public Statement, November 16, 2006, www.amnesty.org.

[84] Jumah al-Dossari, “Days of Adverse Hardship in U.S. Detention Camps—Testimony of Guantánamo Detainee Jumah al-Dossari,” Amnesty International, December 16, 2005.

[85] Mark Landler and Souad Mekhennet, “Freed German Detainee Questions His Country's Role,” New York Times, November 4, 2006.

[86] A. E. Schwartzman and P. E. Termansen, “Intensive Electroconvulsive Therapy: A Follow-Up Study,” Canadi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 Journal 12, no. 2 (1967): 217.

[87] Erik Eckholm, “Winning Hearts of Iraqis with a Sewage Pipeline,” New York Times, September 5, 2004.

第2章
另一类医生的休克

经济技术官僚也许能拟订较进步的税务改革方案，提出新社会福利法案，或修改汇率体制的某部分，但他们几乎不可能从一片空白中开始筹划，完整地全盘建立起他们偏爱的经济政策架构。

——哈伯格（Arnold Harberger），

芝加哥大学经济学教授，1998年 [1]

很少有学术环境像1950年代的芝加哥大学经济学系那样被过度神话，他们自认不是一个学系，而是一个思想学派。它不只是训练学生，更是在建立和强化芝加哥经济学派（Chicago School of Economics），一个保守主义学术派阀的发源地，其思想代表一座革命堡垒，对抗当时主流的“国家主义”（statist）思维。从社会科学大楼门口的标语“科学即度量”（Science Is Measurement）底下，走进传奇的午餐室，学生们在这里借挑战巨人般的教授，磨炼他们的智识勇气。他们追求的绝非学位这类平庸的东西，吸引他们的是加入一场战斗，就像保守派经济学家、诺贝尔奖得主贝克（Gary Becker）说的：“我们是跟大多数同行战斗的勇士。” [2]

就像同一时期卡梅伦的麦吉尔大学精神医学系一样，芝加哥大学经济学系受到一个野心勃勃且充满魅力的人所宰制，他的使命是对他的专业发动一场彻底的革命。这个人就是弗里德曼。虽然弗里德曼的许多导师和同僚与他一样狂热信仰完全的放任主义，但让这个学系感染这种革命狂热的却是弗里德曼的能量。“许多人老爱问我：‘为什么你这么兴奋？你准备出去和美女约会吗？’”贝克回忆说，“我回答：‘不是，我要去上一堂经济学课！’当弗里德曼的学生感觉确实很神奇。” [3]

弗里德曼的使命和卡梅伦一样，建基在一个回到“自然”健康状态、一切处于平衡、人类的干预尚未制造扭曲模式的梦想上。卡梅伦梦想让人类的心智回到纯净状态，而弗里德曼梦想去模式的社会，让社会重返纯资本主义的状态，免于一切干扰——政府法规、贸易障碍，以及既得利益。弗里德曼也和卡梅伦一样，相信当经济高度扭曲时，恢复堕落前状态的唯一方法是刻意施加痛苦的休克：只有“苦药”能铲除阻挡进步之路的扭曲和坏模式。卡梅伦以电击施加休克，弗里德曼选择的工具是政策——他对危难国家的大胆政客建议的休克疗法。不过，和卡梅伦不同的是，卡梅伦可以把他的独门理论立即施加在不知情的患者上，弗里德曼却需要二十年和数次历史转折，才有机会把他彻底抹除和创造的梦想，实施在真实世界中。

芝加哥经济学派的创建者之一奈特（Frank Knight）认为，教授应该“灌输”学生一个信念，即每一套经济理论都是“体系神圣的一部分”，而非可辩论的假设。 [4] 芝加哥经济学派教导的神圣理论核心，就是供给、需求、通货膨胀和失业的经济力量，就像自然力量一样，是固定且无可改变的。芝加哥学派的课堂和教科书所想象的真正自由市场里，这些力量以完美的平衡存在，供给与需求此起彼落，有如月球牵引潮汐。如果经济体发生高通货膨胀，根据弗里德曼严格的货币主义（monetarism）理论，这一定是因为被误导的决策者容许太多钱进入体系，而未让市场找到其平衡。就像生态体系会自我规律、自己保持平衡，市场若听任其自由发展，就会制造出恰好数量和恰好价格的产品，由领取恰好工资的工人制造，让他们也拥有恰好的购买能力——也就是一个充分就业的伊甸园，充满无限的创造力和零通货膨胀。

哈佛社会学家贝尔（Daniel Bell）说，热爱理想化的体系是激进派自由市场经济学的基本特质。资本主义被视为“有如珍宝的运作”，或“天体运行的规律……一项艺术杰作，令人忍不住联想到阿佩利斯（Apelles，编按：古希腊画家）著名的绘画，画着一串如此写实的葡萄，以致鸟儿会飞来想啄食它们”。 [5]

弗里德曼和他的同僚面对的挑战是，如何证明他们狂热的想象能在现实世界的市场存活。弗里德曼向来自诩于视经济学为一门科学，就像物理学或化学是科学般一丝不苟。但自然科学家可以用元素的行为来证明他们的理论，弗里德曼却无法指出任何存在的经济体，证明如果所有“扭曲”都被排除，留下来的就会是一个完全健康与富足的社会，因为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符合完全放任主义的标准。弗里德曼和他的同僚无法通过央行和贸易部测试他们的理论，不得不在社会科学大楼地下室的工作间，构思独特、复杂的数学方程式和计算机模型，以便解释他们的理论。

对数字和系统的热爱，把弗里德曼引导到经济学。在他的自传里，他说他的顿悟是因为高中的几何学老师在黑板上写下勾股定理，并引述济慈的《希腊古瓮颂》来赞叹它的优美：“美即是真，真即是美——这是你在世间所能知、所该知的一切。” [6] 弗里德曼把对这种涵盖一切的美妙体系的狂喜，以及对单纯、优美与精确的追寻，传承给几个世代的经济学者。

和所有基本教义派信仰一样，芝加哥学派的经济学对其忠贞信仰者来说，是一个封闭的循环。一开始的前提是，自由市场是一个完美的科学体系，在其中的个人根据自利的欲望行事，创造出对所有人的最大利益。其次无可避免的是，如果自由市场经济出了什么差错——高通货膨胀或失业率激升—— 一定是因为市场并非完全自由，体系中必然有一些干涉、一些扭曲。芝加哥学派的解决之道永远不变：更严格、更彻底地实行基本教义。

弗里德曼2006年去世时，讣闻作家忙着摘记他丰富的遗教。有一则讣闻这么写：“弗里德曼的自由市场、自由价格、消费者选择及经济自由，为世界带来我们今日享有的繁荣。” [7] 这只对了一部分。世界繁荣的性质——谁享有它，谁没有，它从何处来——当然具有高度争议。无可争辩的是，弗里德曼的自由市场原则，以及他实施原则的独到策略，确实让一些人极为成功，为他们带来几近完全的自由——可以无视国界存在、避开法律规范与税金，以及蓄积新的财富。

这种思考赚大钱理论的本事，显然源自弗里德曼的童年。他的父母从匈牙利移民到美国，在新泽西州罗韦市（Rahway）买下一家成衣厂，一家人住的公寓就在工厂同一栋建筑。弗里德曼后来写道：“以今日的标准来看，称得上是血汗工厂。” [8] 对血汗工厂老板来说，那是一个动荡的时代，马克思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帮移民工人组织工会，要求制订安全规范和周末休假——还在放工后开会讨论工人所有权的理论。身为老板的儿子，弗里德曼无疑听到许多与这些辩论大不相同的观点。后来他父亲的工厂倒闭，但弗里德曼经常在演说和电视节目中谈到它，并且援引作为放任式资本主义好处的例子——证明即使是最糟、最不受规范的工作，都能提供人们攀上自由与繁荣阶梯的第一步。

芝加哥学派经济学吸引人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当主张工人权力的激进左派思想席卷世界各地时，它为既得利益者提供了防卫的方法，而且其性质也一样激进，本身也充满理想主义。弗里德曼自己就说，他的想法不是保护工厂主人支付低薪的权利，而是追求尽可能纯粹的“参与式民主”，因为在自由市场中，“每个人可以投票决定他喜欢的领带颜色”。 [9] 左派人士许诺工人免于老板宰割、公民免于独裁统治、国家免于殖民主义压迫，而弗里德曼许诺的是“个人自由”，把个人公民提升到超越任何集体企业之上，使他们能借由消费者选择表达绝对的自由。“特别令人振奋的是，它具有跟马克思主义一样吸引当代年轻人的特质，”1940年代在芝加哥大学念书的经济学家帕廷金（Don Patinkin）回忆说，“纯粹和明显的逻辑完整性，理想主义与激进主义的结合。” [10] 马克思主义者有他们的工人乌托邦，而芝加哥学派也有他们的创业家乌托邦，双方都宣称如果能实现理想，将为世界带来完美与平衡。

一个恒久不变的问题是：如何从这里，到达那个神奇的地方。马克思主义者很清楚：革命——推翻既有的体系，以社会主义取代。对芝加哥学派来说，答案可没那么直接。美国虽然已是一个资本主义国家，但对他们来说还不完全是。在美国，以及所有理论上实行资本主义的经济体中，芝加哥学派都处处看到干涉。为了让产品能被消费得起，政治家们设定价格；为了让工人少受剥削，他们制定最低工资；为了确保所有人接受教育，他们让国家来掌控教育。这些措施通常看起来是为了帮助人民，但弗里德曼和他的同僚相信——而且以他们的模型“证明”——它们对市场的平衡造成难以估计的伤害，也危及市场传达各种信息、互相沟通的能力。因此芝加哥学派的使命就是净化这一切——扫除市场的干扰，让自由市场大鸣大放。

因为这个理由，芝加哥学派并未把马克思主义视为真正的敌人。真正的问题来源将是美国的凯恩斯学派、欧洲的社会民主主义者，以及当时称作第三世界的发展主义者（developmentalist）的思想。这些人信仰的不是乌托邦，而是混合式的经济。这种经济在芝加哥学派眼中，是混杂了资本主义的消费性产品制造与流通、社会主义的教育、由国家经营供水服务等基本民生事业，以及用各种法律来节制极端资本主义的丑八怪。芝加哥学派就像宗教原教旨主义一样，他们不情愿地尊敬不同信仰的原教旨教派，以及公开承认的无神论者，却鄙视不纯粹的信仰者，所以他们向这些拼凑混搭型的经济学家宣战。他们想要的其实不是革命，而是资本主义的“宗教改革”（Reformation）：回归未受污染的资本主义。

这种纯粹主义一大部分来自弗里德曼的导师哈耶克，他在1950年代也在芝加哥大学教过一阵子书。这位严峻的奥地利人曾警告，政府对经济的任何干涉都将导致社会“走向奴役之路”，必须彻底去除干涉。 [11] 长期在芝加哥大学任教的哈伯格说，“这些奥地利人”（当时大家如此称呼这个学派中的学派）极端狂热，认为任何的国家干涉不仅是错误，而且是“邪恶的……就像有一幅漂亮但十分复杂的画，本身有着完美的和谐，然而却有一个本来不应存在的斑点，万分可惜……完美被一点瑕疵玷污了”。 [12]

1947年，弗里德曼与哈耶克在瑞士朝圣山，与一群自由市场经济学家成立朝圣山学会（Mont Pelerin Society），当时政府应该放任企业统治世界的想法还不被多数人接受。1929年市场崩盘及大萧条的记忆犹新——许多人毕生积蓄一夕间化为乌有，自杀、施粥所、处处可见的难民。市场创造的灾难规模之大，迫切需要政府大举干预。大萧条并未宣告资本主义死亡，但就像几年前凯恩斯预测的，它宣告了“放任主义的终结”——结束了让市场自我规范的时代。 [13] 从1930年代到1950年代初，是一段政府大举干涉的年代：新政的锐意改革之后是全国积极备战，新的社会计划纷纷推出，以创造迫切需要的就业，避免更多人转向激进的左派。在这个时代，左派与右派的妥协不再是肮脏事，而是许多人眼中的高贵行为，就像凯恩斯1933年写信给小罗斯福总统说的，这是“正统与革命”被摆到一边，任它们“自己去争吵”的时代。 [14] 在美国传承凯恩斯学说的加尔布雷斯（John Kenneth Galbraith）描述当时政治人物和经济学家的首要使命，就是“躲过萧条和避免失业”。 [15]

第二次世界大战带来对贫穷宣战的急迫感。纳粹主义在德国生根时，正值德国处于民生凋敝中，原因是第一次大战后施加的惩罚性战败国赔偿条款，1929年的崩盘更使情势恶化。凯恩斯之前就已警告，如果世界对德国的贫穷采取放任策略，反扑的力量将很猛烈：“我敢预测，复仇将既猛又迅速。” [16] 这些话在当时未受重视，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欧洲开始重建时，西方强国已纷纷接受这一原则，市场经济必须保证足够的基本尊严，以避免幻灭的人民再对迷人的意识形态心生向往，不管是法西斯主义或其他主义。这种务实的态度创造了所有今日我们称为“正派”（decent）资本主义的东西——美国的社会安全计划、加拿大的公共医疗保险、英国的社会福利、法国与德国的劳工保障。

一种类似但较激进的情绪则在发展中世界崛起，通常冠上发展主义（developmentalism）或第三世界民族主义之名。发展主义经济学家宣称，他们的国家只有追求对内导向的工业化策略，最终才能摆脱贫穷的循环，而不能依赖把自然资源出口到欧洲和北美，因为当时资源的价格正不断下跌。他们主张管制，甚至把石油、矿产和其他重要产业国有化，以便把相当比例的收入投入政府推动的发展计划。

到1950年代，发展主义和富裕国家的凯恩斯学派与社会民主党人一样，创造出一连串足以夸耀世人的成功故事。发展主义最进步的实验室是人称“南锥”（Southern Cone）的拉丁美洲南端国家：智利、阿根廷、乌拉圭，以及巴西部分地区。发起点是设于智利圣地亚哥的联合国拉丁美洲经济委员会，在1950年到1963年间由经济学家普雷比施（Raúl Prebisch）担任主席。普雷比施教导一群经济学家发展主义理论，并派他们担任南美洲各国政府的政策顾问。像阿根廷的庇隆（Juan Perón）这类民族主义政治人物，都热烈推动他们的构想，在基础建设计划如公路和钢铁厂中投入大笔公共资金，给予国内企业大方的补贴以兴建新工厂、生产汽车和洗衣机，并以极高的关税阻挡外国进口产品。

在这段大刀阔斧的扩张期，南锥国家逐渐比拉丁美洲或第三世界的其他国家更像欧洲和北美。新工厂的工人组织势力庞大的工会，谈判中产阶级的工资，他们的小孩则被送进新盖的公立大学念书。这个地区的马球俱乐部精英，与广大的农民大众间的鸿沟开始拉近。到1950年代，阿根廷已拥有南美洲最大的中产阶级，而邻国的乌拉圭人民识字率高达95％，且所有国民享有免费医疗。发展主义在这段时期如此成功，使拉丁美洲的南锥变成全世界贫穷国家鲜明的象征：证明只要有聪明、务实的政策，并积极推动，第一世界与第三世界的分裂确实可以弥合。

这些成功的管理经济体——北半球的凯恩斯学派国家，以及南半球的发展主义国家——让芝加哥大学经济学系走进一段黑暗期。芝加哥学派在哈佛、耶鲁和牛津的死对头，纷纷被总统们和总理们延揽，以协助驯服市场怪兽；弗里德曼的应该放任市场比以前更自由的大胆主张，几乎没有人感兴趣。不过，仍然有少数人对芝加哥学派的理论感兴趣——而且这些人还位高权重。

对美国跨国企业的主管来说，必须与明显较不友善的发展中世界竞争，又得面对国内势力强大且要求较多的工会，使得战后的繁荣年代反而是动荡不安的时期。经济成长迅速，创造出巨大的财富，但企业主和股东却被迫通过企业税和劳工工资，重新分配一大部分的财富。所有人都过着富足的生活，但如果回到新政前的统治，少数人原本可以过得更好。

凯恩斯针对放任主义的革命，让企业损失惨重，显然需要一个对抗凯恩斯主义的反革命才能收复失土，需要一种恢复到甚至比大萧条前管制更少的资本主义。这不是华尔街本身可以带领的“十字军”——至少在当时的气氛下不可能。如果弗里德曼的好友、花旗银行总裁里斯顿（Walter Wriston）站出来主张最低工资和企业税都应废除，势必引来强盗大亨的指控。这就是芝加哥学派上场的时候。当弗里德曼这位聪明的数学家和老练的辩论家提出相同的论述时，两人所展现的质感截然不同。弗里德曼的主张可能被斥为谬误，但它们被灌注了科学的公正客观氛围。让企业观点借由学术或半学术机构渗透带来的庞大利益，不仅使芝加哥学派获得充沛的捐款，而且在很短的时间让右派智库建立起遍布全球的网络，用以安插和供养世界各地的反革命佣兵。

一切都归结到弗里德曼单纯的信息：新政一无是处。这是为什么许多国家，“包括我的母国，误入歧途的原因”。 [17] 为了导正政府的方向，弗里德曼在他第一本畅销书《资本主义与自由》中，奠立了日后全球自由市场的游戏规则，并在美国被新保守主义运动奉为经济圭臬。

第一，政府必须铲除所有阻碍利润累积的法律和规范。第二，政府应出售拥有的一切资产，由追求获利的企业来经营。第三，政府应大幅缩减社会计划支出。在解除规范、私有化和紧缩支出的三部曲中，弗里德曼一一细述各种做法。如果必须课税，税率应该很低，且富人和穷人应该课以相同税率。企业应能把产品自由出售到世界任何地方，政府不应采取保护地方产业或地方所有权的作为。包括劳动力在内的所有价格，应该由市场决定，不应该设定最低工资。对私有化，弗里德曼提议应包括医疗、邮政、教育、退休年金，甚至国家公园。换句话说，他脸不红、气不喘地呼吁推翻新政——一套在大萧条之后由国家、企业与劳工三方暂时达成休战，进而避免了平民暴动的政策。不管劳工争取到哪些保护，不管国家现在提供何种服务以缓冲市场的伤害，芝加哥学派的反革命都希望讨回来。

它要的还不只这些——它要征收劳工和政府在那几十年间积极建设的公共工程。弗里德曼呼吁政府出售的资产，是多年来投资公帑与技术的结果，没有这些投资，就无法创造出这些资产的价值。但弗里德曼关心的是，就原则来说，所有这些共享的财富都应转移到私人手中。

弗里德曼的观点虽然总是假借数学和科学的语言，但它们与跨国企业的利益紧密呼应，而跨国企业生性就渴望广大而不加规范的新市场。在第一阶段的资本主义扩张中，这种肆无忌惮的扩张由殖民主义提供动力——借由“发现”新领土和无偿攫取土地，然后从中榨取财富，无视当地居民应得的补偿。弗里德曼在对“福利国”和“大政府”的宣战中，许诺一种新形式的快速致富——但这一次不是征服新领土，而是国家本身就是新领土，要以远低于价值的价格，变卖国家的公共服务和资产。

向发展主义宣战

在1950年代的美国，私人取得这类财富还得等几十年后才发生。即使是坚贞的共和党人如白宫里的艾森豪威尔，都不可能采取像芝加哥学派主张的激进右倾政策——公共服务和劳工保护仍然大受欢迎，而艾森豪威尔也想寻求连任。虽然他对扭转国内的凯恩斯主义毫无兴趣，但对以迅速而激烈的行动打击海外的发展主义却十分热衷。芝加哥大学日后就在这一运动中扮演了关键角色。

艾森豪威尔1953年上任时，伊朗总统摩萨台（Mohammad Mossadegh）是一位发展主义者，并已实现了石油公司的国有化；印度尼西亚也在愈来愈野心勃勃的苏加诺手中，他倡言结合所有第三世界的国家主义政府，形成一个超级强权，以便与西方和苏联集团分庭抗礼。美国国务院特别关心的是，拉丁美洲南锥的国家主义经济体愈来愈成功。在全球一大部分国家向斯大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靠拢的年代，发展主义者提倡的“进口替代”（import substitution）其实是相当中立的路线。不过，拉丁美洲应该推动自己的新政这个构想，却招致强力的反对。拉丁美洲的封建地主对旧体系十分满意，因为他们可以坐拥丰厚的利润，并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贫困农民可用于农场和矿坑的劳作。而如今他们只能愤恨地看着获利被导向发展其他产业，他们的工人要求土地重新分配，而政府则压低他们的谷物价格以使人人买得起。在拉丁美洲做生意的美国与欧洲企业，开始对他们的政府表达类似的抱怨：他们的产品被拦在境外，工人要求加薪，以及最令他们警觉的是，要求把外国人拥有的矿场、银行等产业收归国有，以实现拉丁美洲经济独立梦想的呼声日益高涨。

在这些企业利益的压力下，美国和英国的外交圈兴起一个运动，试图把发展主义政府拉进冷战的二分逻辑中。这些鹰派警告，别被温和、民主的外表愚弄，第三世界国家主义是步上极权主义的第一步，应该防患于未然。这套理论的两位主要倡议者是艾森豪威尔的国务卿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和他的兄弟、担任刚创立的中情局头子的艾伦·杜勒斯（Allen Dulles）。在担任公职前，两兄弟曾在声名卓著的苏利文与克伦威尔（Sullivan ＆ Cromwell）法律事务所工作，曾代理过许多受发展主义影响最大的公司，如摩根大通（J.P. Morgan）、国际镍矿公司、古巴蔗糖公司，以及联合水果公司。 [18] 杜勒斯兄弟上台后立即采取行动：在1953年和1954年，中情局策动最早的两次军事政变，都针对较倾向凯恩斯而非斯大林的第三世界政府。

第一次是在1953年，中情局成功推翻伊朗的摩萨台，以残暴的国王取代之。第二次是1954年中情局赞助的危地马拉政变，是直接应联合水果公司要求而采取的行动。这家公司因昔日苏利文与克伦威尔的关系而能上达杜勒斯兄弟，而当时危地马拉总统古斯曼（Jacobo Arbenz Guzmán）征收该公司部分未使用的土地（但给予全额补偿），作为改造危地马拉计划的一部分，因而触怒该公司。古斯曼称他的计划是为了把危地马拉“从一个封建经济主宰的落后国家，改造成一个现代资本主义国家”——但显然这是美国无法接受的目标。 [19] 古斯曼遭罢黜后，联合水果很快又掌控大局。

彻底铲除在南锥扎根较深的发展主义，则是更为艰巨的挑战。1953年两位美国人在智利圣地亚哥会面讨论的主题，就是如何达成这个目标，一位是美国国际合作署〔ICA，这个机构后来改制为美国国际发展署（USAID）〕智利部主任帕特森（Albion Patterson），另一位是芝加哥大学经济学系主任舒尔茨（Theodore W. Schultz）。帕特森愈来愈担心普雷比施和其他拉丁美洲的“粉红”经济学家。他对一位同僚强调：“我们必须改变这些人造成的影响，导正他们极其恶劣的教育。” [20] 这个目标与舒尔茨的信念一拍即合，他相信美国在与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战上做得不够。“美国必须整顿在海外的经济计划……我们希望（贫穷国家）借与我们建立关系来达成它们的经济救赎，并以我们的方式来促成它们的经济发展。”他说。 [21]

两个人拟出的计划最后把国家中央式经济体的温床圣地亚哥，转变成完全相反的东西——最先进自由市场的实验场，带给弗里德曼梦寐以求的东西：一个用来测试他的宝贝理论的地区。原始的计划很单纯：由美国政府出资让智利学生学习经济学，地点就在当时被视为全世界反“粉红”最狂热的学校——芝加哥大学。舒尔茨和他在大学里的同僚也获得经费前往圣地亚哥，主持智利经济的研究，并以芝加哥学派的基本教义训练学生与教授。

这个计划与当时众多资助拉丁美洲学生的美国训练计划，最大不同之处是它毫不遮掩的意识形态性质。美国国务院选择芝加哥大学训练智利人，这所学校的教授不顾一切狂热地追求近乎无政府体制，如此等于是在对抗发展主义的战争中发射一枚炮弹，告诉智利人美国政府已经决定他们的精英学生应该和不应该学习什么思想。由于美国已如此赤裸地干涉拉丁美洲事务，当帕特森找上智利最高学府智利大学的校长，提议出资赞助交换学生计划时，遭到校长一口拒绝。校长表示，学校必须能参与决定由谁在美国训练他的学生，他才愿意参与计划。帕特森转而接洽较不知名的智利天主教大学，一所远为保守且没有经济学系的学校。天主教大学立即接受提议，于是华盛顿和芝加哥大学所谓的“智利计划”就此诞生。

芝加哥大学的舒尔茨解释，为什么这个计划不对所有智利学生开放，而只提供给经过选择的少数人，他说：“我们的目的是竞争，而非合作。” [22] 这种好战姿态从一开始就已明白表达：智利计划的目标是制造意识形态战士，以便赢得对抗拉丁美洲“粉红”经济学家的思想战。

计划在1956年正式执行，有100名智利学生从1957年到1970年间，在芝加哥大学攻读深造学位，由美国纳税人和美国的基金会支付他们的学费和开销。在1965年，这项计划扩充到接受遍及拉丁美洲的学生，参与人数最多的是阿根廷、巴西和墨西哥。扩充计划的经费来自福特基金会的赞助，并且促成芝加哥大学成立拉丁美洲经济研究中心。在这个计划下，随时有40到50位拉丁美洲人攻读研究生层次的经济学——约占该学系学生总数三分之一。在哈佛或麻省理工学院的同类计划中，拉丁美洲学生只有四到五名。这是令人惊讶的成就：在短短十年间，极度保守的芝加哥大学，已变成拉丁美洲人海外攻读经济学的首选地点，而这也决定了该地区未来数十年的历史轨迹。

灌输芝加哥学派正统思想给这批访问学生，变成了学系急迫的事务。主持计划并负责让这些拉丁美洲人宾至如归的人是哈伯格，一位穿着老式狩猎装的经济学家，能说流利的西班牙语，娶了智利人为妻，并形容自己是“极为虔诚的传道士”。 [23] 当智利学生纷纷抵达，哈伯格特别设立了一个“智利研讨会”，让芝加哥大学的教授们，针对南美国家的问题提出他们充满意识形态的诊断——然后提供如何矫正问题的科学处方。

“突然间，智利和它的经济变成经济学系的日常话题。”1950年代在弗里德曼门下求学，但后来变成世界知名发展主义经济学家的法兰克（Andru Gunder Frank）回忆说。 [24] 智利的所有政策都被放在显微镜下寻找缺点：它细密的社会福利网、对国有产业的保护、贸易障碍，以及对价格的控制等。学生被教导鄙视这些减轻贫穷的做法，其中有许多人的博士论文就是解剖拉丁美洲发展主义的愚昧。 [25] 法兰克回忆说，哈伯格在1950年代和1960年代经常造访圣地亚哥，每次回来都会严词抨击智利的医疗和教育体制——全拉丁美洲最完善的——是“寅吃卯粮的荒谬尝试”。 [26]

在福特基金会里，有人对资助如此明目张胆的意识形态计划感到不安。部分人指出，被邀请来向芝加哥大学学生演说的拉丁美洲演讲人，都局限于该计划的校友。“虽然这些努力的质量和影响性不容否认，其狭隘的意识形态却是严重的缺憾。”福特基金会的拉丁美洲专家裴易尔（Jeffrey Puryear）在内部评论中写道，“只能接触单一的观点，不符合发展中国家的利益。” [27] 这种检讨未能阻止福特继续资助该计划。

当第一批智利人从芝加哥返国时，借用圣地亚哥天主教大学经济学家萨纳图（Mario Zañartu）的说法：他们“甚至比弗里德曼还弗里德曼”。 [28] [29] 许多人在天主教大学经济学系担任教授，很快将该学系转变成位于圣地亚哥市中心的小芝加哥学派——采用同样的教材、同样的英文教科书，同样死硬地宣称教导的是“纯粹”而“科学”的知识。到1963年，该学院13位全职教授中，有12位是芝加哥大学计划的毕业生，第一位毕业生卡斯特罗（Sergio de Castro）被聘为系主任。 [30] 新的智利学生不需要离乡背井跑到美国——数百名学生可以在母国接受芝加哥学派的教育。

受过这个计划洗礼的学生，不管是在芝加哥或圣地亚哥分店，在南美地区都被称作“芝加哥男孩”。在美国国际发展署加码资助下，智利的“芝加哥男孩”变成狂热的区域大使，宣扬在拉丁美洲被称为“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的思想，奔走于阿根廷和哥伦比亚等国，并设立更多芝加哥大学的分店——借用一位智利毕业生的话——以便“把这种知识散播到拉丁美洲各地，对抗阻碍自由并助长贫穷与落后的意识形态”。 [31]

1990年代的智利外交部长巴尔德斯（Gabriel Valdés），形容以芝加哥学派的正统信仰训练数百名智利经济学家，是“有组织地从美国移植意识形态到一个受其直接影响的国家的鲜明例子……这个1950年代制订的计划对智利人施予教育，目的在于影响智利人经济思想的发展”。他指出：“他们引进智利社会的思想是全新的，是‘思想市场’上前所未见的观念。” [32]

以一种思想帝国主义的形式而言，它称得上无耻。不过，有一个问题：它不管用。1957年芝加哥大学在给国务院资助者的报告上说，“该计划的核心目的”是训练一代的学生，“使他们变成智利经济事务的思想领导者”。 [33] 但那些“芝加哥男孩”并没有把他们的国家带向光明——事实上，这些国家被落在后面。

在1960年代初期，南锥的主要经济辩论并非放任资本主义对抗发展主义，而是如何把发展主义带向下一阶段。马克思主义者主张大规模国有化和激进的土地改革；温和派认为关键在于拉丁美洲国家间更广泛的经济合作，目标是把该地区转变成强大的贸易集团，与欧洲和北美并立。在投票所里，在大街上，南锥国家正在偏向左派。

1962年，巴西在古拉特（João Goulart）总统带领下，明确地往这个方向迈进。这位经济国家主义者致力于土地重分配、提高工资，并实施一套大胆的计划，强迫外国跨国公司再投资一定比率的获利到巴西经济，而不能将其带出巴西并分配给纽约和伦敦的股东。在阿根廷，军事政府禁止庇隆的政党竞选，企图封杀类似巴西的要求，但这些行为反而使得年青一代的庇隆追随者更加激进。

在芝加哥学派实验的中心智利，思想战的挫败最为明显。到1970年那次改写智利历史的选举时，这个国家已经向左靠拢到三个主要政党都支持把该国最大的收入来源收归国有：由美国大矿业公司控制的铜矿。 [34] 换句话说，昂贵的智利计划已彻底失败。在这场意识形态战士向左派敌人发动的思想战争中，“芝加哥男孩”未能达成任务。不但经济辩论继续向左倾，“芝加哥男孩”也边缘化到完全缺席智利选举的程度。

事情可能到此结束，智利计划只是一个无关紧要的历史注脚，但后来发生的事让“芝加哥男孩”终于出人头地：尼克松当选美国总统。尼克松“有一套富于想象力，且大体上有效的外交政策”，弗里德曼热烈推崇他。 [35] 而他最有想象力的地方莫过于智利。

尼克松给了“芝加哥男孩”和他们的教授长期以来梦想的东西：一个机会以证明他们的资本主义乌托邦不只是地下室研讨会里的理论——从零开始重新建造一个国家的机会。民主政治在智利对“芝加哥男孩”并不友善；独裁统治将证明是更好的搭档。

阿连德（Salvador Allende）的人民团结阵线（Poupular Unity）1970年赢得智利的选举，他们在竞选中承诺政府将接管许多由外国和地方企业经营的产业。阿连德是拉丁美洲崛起的新类型革命家：和切·格瓦拉（Che Guevara）一样，他是一位医生，不同的是，他展现的是自由派的学者风格，而非浪漫的游击分子。他可以像卡斯特罗（Fidel Castro）一样发表慷慨激昂的演说，但他是坚定的民主主义者，深信智利的社会主义改革必须通过选票达成，而非枪杆子。当尼克松听说阿连德当选总统，他对中情局局长赫姆斯（Richard Helms）下达一个后来变成名言的命令：“让经济尖叫（make the economy scream）。” [36] 智利的选举在芝加哥大学经济学系引发热烈反响。阿连德胜选时，哈伯格正好在智利。他写了一封信给美国的同僚，描述这件事是“悲剧”，并告诉他们“军事政变的想法在极右派圈子里也偶尔被提起”。 [37]

虽然阿连德保证会协商公平的条件，以补偿损失财产与投资的公司，美国跨国公司仍然担心阿连德代表一个席卷拉丁美洲的趋势，而且有许多公司不愿接受损失这个占营运比率日益升高的收入来源。到1968年，美国的对外投资总额有20％在拉丁美洲，美国公司在该地区设有5436家子公司。这些投资带来的利润相当惊人。矿业公司在之前15年间对智利铜矿业的投资——这是全球最大的铜矿业——高达10亿美元，但他们已汇回美国72亿美元。 [38]

阿连德刚一赢得选举，还没有就职的时候，美国企业就已向他的政府宣战。活动的核心是总部设在华盛顿的智利特别委员会（Ad Hoc Committee on Chile），由投资智利的美国大矿业公司及幕后领导该委员会的国际电话电报公司（ITT）组成；ITT持有智利即将被国有化的电话公司70％股权。普瑞纳（Purina）、美国银行（Bank of America）和辉瑞化学（Pfizer Chemical ）也在不同阶段派出代表。

委员会的唯一目的是“用经济崩溃对抗他”，迫使阿连德取消国有化。 [39] 他们提出许多让阿连德感受痛楚的构想。根据解密的会议记录，这些公司计划阻拦美国对智利的贷款，并“暗中要求美国民间银行也这么做，建议外国银行也考虑比照办理。未来六个月延迟向智利采购，动用美国的铜库存而不向智利购买，在智利制造美元短缺的情况”，以及许多其他手段。 [40]

阿连德指派他的好友莱特列尔（Orlando Letelier）出任驻华府大使，要他负责和计划联合抵制阿连德政府的公司谈判条件。喜欢热闹、性格外向的莱特列尔留着1970年代典型的胡髭，天生有一副好嗓子，在外交圈甚受欢迎。他儿子弗朗西斯科最喜爱的回忆是，听他父亲在华盛顿家中招待友人时弹吉他，同时豪放地唱民歌。 [41] 但即便拥有如此的魅力和技巧，谈判从一开始也毫无成功的机会。

1972年3月，莱特列尔正与ITT密集协商时，新闻专栏作家安德森（Jack Anderson）发表了一系列爆炸性的文章，披露这家电话公司在两年前就与中情局和国务院秘密计划阻止阿连德就职。面对这些指控，加上阿连德仍然掌控权力，民主党占多数的参议院展开调查，并发现一项牵连甚广的阴谋，其中ITT提供100万美元贿赂智利反对势力，并“设法促成中情局进行一项秘密操纵智利总统选举结果的计划”。 [42]

参议院在1973年6月公布的报告也发现，当该计划失败而阿连德取得政权后，ITT改用一套新策略，以确保他“无法撑过未来六个月”。参议院最感震惊的是ITT的主管与美国政府的关系。证词和文件都清楚显示，ITT直接参与美国对智利政策最高层级的制定。一位ITT高级主管曾写信给国家安全顾问基辛格（Henry Kissinger），建议“在不告知阿连德总统的情况下，所有已经承诺给智利的美国援款都应该列入‘重新检讨’状态”。这些公司也擅自为尼克松政府拟订一套有十八个要点的策略，里面明确要求策动军事政变。“联络智利军方的可靠来源，”信中说，“……有计划地搜集他们对阿连德的不满，借以建立他下台的必要性。” [43]

当参议院委员会质询ITT副总裁格里蒂（Ned Gerrity），问及他厚颜尝试利用美国政府的力量以颠覆智利宪法程序，只为增进ITT自己的经济利益时，他似乎完全不明白。“照顾自己的利益有什么不对？”他问。委员会在报告中作出的回应是：“不应容许‘自己的利益’在决定美国外交政策中扮演不当角色。” [44]

然而尽管美国使尽各种肮脏伎俩——ITT只是最受瞩目的例子——到1973年阿连德仍然在位。800万美元的秘密支出未能削弱他的影响力。该年的期中国会选举中，阿连德的政党获得的支持甚至超过1970年的初次选举。显然采用不同经济模式的渴望在智利已经生根，而社会主义模式的支持度不断增长。对从阿连德1970年大选胜利后就处心积虑想推翻他的反对者来说，这表示他们的问题无法只靠除掉他就解决——必须有一个能取代他的人出现，必须有一套更激进的计划。

政权更迭的教训：巴西与印度尼西亚

有两套经过仔细研究的“政权更迭”模式，被阿连德的反对者视为可行的方法。一套是巴西，另一套是印度尼西亚。当美国支持的巴西军政府由布兰科（Humberto Castello Branco）将军领导，在1964年取得权力后，军方不仅计划扭转古拉特的亲贫民计划，而且要打开巴西供外国投资。起初巴西的将领尝试采取相对较和平的进程——没有明显的残暴，没有大规模逮捕，虽然后来发现有若干“颠覆分子”在那段时期遭残酷刑讯，人数却少到（巴西又如此大）他们遭受待遇的传闻几乎未散播到监狱外。军政府也刻意保留部分民主政治的遗迹，包括有限的新闻自由和集会自由—— 一场所谓的绅士政变。

在1960年代末期，许多公民决定利用这种有限的自由，表达对巴西贫穷加深的愤怒，他们怪罪军政府亲企业的经济计划，而其中许多计划是由芝加哥大学的毕业生所规划。到1968年，街头经常挤满反军政府的示威群众，尤其是由学生领导的游行规模最大，使政权的稳定岌岌可危。想紧抓权力的军方四面受敌，于是断然改变策略：全面封杀民主，镇压所有公民自由权，刑讯变成体制化，而且据巴西后来成立的真相委员会指出，“国家杀人变成家常便饭”。 [45]

印度尼西亚1965年的政变走的是完全不同的道路。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印度尼西亚一直由苏加诺总统领导，他是那个年代的查韦斯（Hugo Chávez，编按：委内瑞拉前总统），虽然少了查韦斯对选举的兴趣。苏加诺因为保护印度尼西亚经济、重分配财富和赶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世界银行而激怒富裕国家。他指控IMF和世界银行是西方跨国公司利益的傀儡。虽然苏加诺是国家主义者而非共产主义者，不过他与共产党密切合作，因此印度尼西亚有300万名活跃的共产党员。美国和英国政府决心终结苏加诺的统治，根据解密的文件显示，中情局曾接获高层指示，要“视情势发展和可得的机会，清除苏加诺总统”。 [46]

经过数次不成气候的尝试后，机会终于在1965年10月降临，由中情局支持的苏哈托将军展开夺权和肃清左派的计划。中情局一直暗中列出印度尼西亚主要左派分子的名单，并将其交到苏哈托手上，而五角大楼则提供更多武器和战场无线电的协助，让印度尼西亚军方在群岛最偏远的地方都能通讯。然后苏哈托派遣他的士兵，追捕被列在中情局“猎杀名单”上的4000到5000名左派分子，并且向美国大使馆定期报告进展状况。 [47] 每当有新信息传来，中情局便划去名单上的名字，直到对印度尼西亚左派已被消灭感到满意为止。参与这项行动的人士之一，是在雅加达美国大使馆工作的马廷斯（Robert J. Martens），他在25年后告诉新闻记者卡丹妮（Kathy Kadane）：“那对军方真的帮忙很大。他们可能杀了许多人，我自己的手上可能也沾满血，但这不见得有那么坏。有时候你在关键时刻必须下狠手。” [48]

猎杀名单列出的是追杀的目标；但苏哈托更恶名昭彰的屠杀是针对非特定人，其中大部分是假借狂热派宗教学生之手进行。他们接受军方的短期训练，然后派到许多村庄，听从海军司令的指示以“扫除”乡间的共产党员。有一位记者写道：“他们兴致勃勃地召唤追随者，把刀子和手枪塞在腰间，肩上扛着棍棒，出发执行他们期待已久的任务。” [49] 在短短一个月间，至少有50万人被杀害，甚至多达100万人。据《时代》杂志报道，“成千上万人被屠杀”， [50] 在东爪哇，“来自那些地区的旅客描述，小河和溪流浮满死尸；有些地方的河上运输因而受阻”。 [51]

印度尼西亚经验吸引了在华府和圣地亚哥密谋推翻阿连德的人的注意，他们感兴趣的不只是苏哈托的残暴，还有一群曾在柏克莱加州大学受教育的印度尼西亚经济学家扮演的特殊角色，他们被称为“柏克莱帮”（Berkeley Mafia）。苏哈托在铲除左派上成效卓著，但为他拟订印度尼西亚日后经济蓝图的则是柏克莱帮。

这与“芝加哥男孩”的相似实在太明显。柏克莱帮在美国读书是因为1956年开始的一项计划，赞助者是福特基金会。他们回国也建立一个忠实翻版的西方式经济学系，地点则是印度尼西亚大学。福特派遣美国教授到雅加达建立这一学系，就像芝加哥大学教授在圣地亚哥协助设立经济学系。福特国际训练与研究计划主任霍华德（John Howard）直率地解释：“福特觉得是在训练苏加诺下台后可以领导国家的人。” [52]

福特资助的学生变成参与推翻苏加诺的校园团体领袖，而柏克莱帮在政变前也与军方密切合作，负责拟订万一政府突然垮台的“应变计划”。 [53] [54] 这些年轻的经济学家对苏哈托将军有极大的影响力，因为苏哈托对高层次的财政一窍不通。据《财富》杂志报道，柏克莱帮把经济课录在录音带上，让苏哈托在家里听。 [55] 一位柏克莱帮成员得意地回忆，当他们会面时，“苏哈托总统不只是听，还做笔记”。 [56] 另一位柏克莱毕业生这样描述他们的关系：我们“对陆军领导阶层——新秩序的关键人物——提出处理印度尼西亚重大经济问题的‘食谱’或‘秘方’。苏哈托将军是最高陆军指挥官，他不但接受这份食谱，还希望食谱的作者担任他的经济顾问”。 [57] 他确实是这么做的。苏哈托的内阁塞满了柏克莱帮成员，他把所有主要财政职位都交给了他们，包括贸易部长和驻华府大使。 [58]

这个经济团队在一所意识形态较不鲜明的学校受教育，因此不是像“芝加哥男孩”那种反国家的激进分子。他们相信政府应致力于管理印度尼西亚的国内经济，确保稻米等基本物资的价格人人负担得起。不过，柏克莱帮对想挖掘印度尼西亚丰富的矿产与石油的外国投资人极尽欢迎，尼克松因此形容印度尼西亚为“东南亚地区最大的奖赏”。 [59] [60] 他们通过容许外国公司独资拥有这些资产的法律，授予它们“税务假期”，以致在两年内，印度尼西亚的自然资源——铜、镍、硬木材、橡胶和原油——开始遭到全球各大矿业和能源公司瓜分。

对于在苏哈托的计划展开时正策划推翻阿连德的人来说，巴西和印度尼西亚的经验是极为有用的对照研究。巴西人很少利用休克的力量，数年之后他们才展现出对残暴的兴趣。这是几乎致命的错误，因为那给了对手重新集结的机会，甚至形成左派的游击部队。虽然军政府设法扫荡街道，但高涨的反对势头迫使它放缓了经济计划的执行。

另一方面，苏哈托证明，如果及早采用大规模镇压，国家将陷入某种休克状态，抗拒必须在还没发生前就加以铲除。他利用恐怖如此无情，甚至远超过最糟的预期，以致那些几周前还集体呼吁国家独立的人，现在都吓得把所有掌控权交给苏哈托和他的心腹。在政变那段时间担任中情局行动部高级主管的麦克基（Ralph McGehee）说，印度尼西亚是“典型的运作手法……你可以追踪所有重大血腥事件的源头，从华盛顿一路到苏哈托上台。这种手法的成功意味着它可以一再重复使用”。 [61]

印度尼西亚的另一重大教训是，在政变前苏哈托与柏克莱帮的伙伴关系。由于他们已准备好在新政府担任高级“技术官僚”，并且已让苏哈托接受他们的世界观，政变所达成的不只是去除国家主义者的威胁，它还把印度尼西亚改造成全世界最欢迎跨国公司的环境。

罢黜阿连德的势力开始逐渐累积，圣地亚哥街头的墙壁开始出现触目惊心的警告：“雅加达来了。”

阿连德当选后不久，他在国内的反对者开始以令人毛骨悚然的精确，模仿印度尼西亚的手法。“芝加哥男孩”的大本营天主教会大学，变成制造中情局所谓“政变气氛”的原爆点。 [62] 许多学生加入法西斯组织“祖国与自由”（Patria y Libertad），在街头踢正步游行，公然模仿希特勒青年团。1971年9月，阿连德上任一年后，智利的企业领袖在海滨城市比尼亚德尔马（Viña del Mar）召开紧急会议，拟订一套共同执行的政权更迭策略。据智利全国制造商协会（中情局为该协会提供了大笔经费，许多在华盛顿暗中推动同样计划的跨国公司也对其提供资助）主席萨恩斯（Orlando Sáenz）说，会议中决定“阿连德的政府与智利的自由和民间企业的存在无法兼容，要避免被牺牲的唯一方法就是推翻政府”。这些企业人士组成一个“战时组织”，其中一个部门将与军方联系；萨恩斯表示，另一部门将“拟订具体的替代方案以取代政府计划，并有系统地移交给陆军”。 [63]

萨恩斯延揽数位重要的“芝加哥男孩”来设计替代计划，并为他们在圣地亚哥的总统府附近设立了一个新办公室。 [64] 这个由芝加哥大学毕业生卡斯特罗（Sergio de Castro）和他在天主教大学的同僚温杜拉加（Sergio Undurraga）领导的团体，开始每周召开秘密会议，拟订如何根据新自由派的主张以激烈改造智利的详细提案。 [65] 据后来美国参议院的调查，这个“反对派研究组织”的资金，“超过75％”直接来自中情局。 [66]

有一阵子，政变规划朝两个不同的方向进行：军方规划消灭阿连德和他的支持者，而经济学教授则规划消灭他们的思想。在暴力解决方案的势力逐渐累积的同时，双方也互通声息，由与中情局资助的报纸《水星报》（El Mercurio ）有关的企业人士凯利（Roberto Kelly）扮演中间人。通过凯利，“芝加哥男孩”把一份五页的经济计划摘要交给控制大局的海军将领。海军点头后，“芝加哥男孩”更加紧脚步在政变前为他们的计划作准备。

他们500页的“圣经”——一本从一开始就指导军政府执行的详细经济计划——在智利被称作“砖头”（The Brick）。据后来成立的美国参议院委员会报告，“中情局的共谋者参与准备一套初期的全面经济计划，作为军政府最重要的经济决策基础”。 [67] “砖头”的十位主要撰写人中，有八位曾在芝加哥大学攻读经济学。 [68]

虽然推翻阿连德被外界一致描写成军事政变，阿连德派驻华盛顿的大使莱特列尔却认为，军方与经济学家各参与一半。莱特列尔写道：“被智利人称作‘芝加哥男孩’的那些人，说服将领相信他们已准备好填补残暴的不足。军方拥有残暴，而这些知识分子拥有军方缺乏的智识资产。” [69]

智利的政变终于发生，带来了三种不同的休克，这套模式日后将在邻近的国家复制，并且将在三十年后的伊拉克再度出现。政变本身的休克之后，紧接着是两种不同形式的休克。一种是弗里德曼的资本主义“休克治疗”，是当时芝加哥大学及其众多分支机构已训练的数百名拉丁美洲经济学家所拥有的技术。另一种则是卡梅伦的电击、药物与知觉剥夺研究汇整成的《库巴克》手册酷刑技术，通过中情局为拉丁美洲警察和军方提供的大规模训练计划，散播到智利。

这三种休克形式汇聚于拉丁美洲人的身体，加诸该地区的政治，制造出一个无法阻挡、不断交互强化破坏与重建、抹除与创造的飓风。政变的震撼为经济休克疗法铺路；酷刑室的休克吓坏每个阻挡经济休克前进的人。从这个活生生的实验室中，出现了第一个芝加哥学派国家，以及它的第一个全球反革命胜利。

[1] Arnold C. Harberger, “Letter to a Younger Generation,” Journal of Applied Economics l , no. 1 (1998): 2.

[2] Katherine Anderson and Thomas Skinner, “The Power of Choice: The Life and Times of Milton Friedman,” aired on PBS on January 29, 2007.

[3] Jonathan Peterson, “Milton Friedman, 1912-2006,” Los Angeles Times, November 17, 2006.

[4] Frank H. Knight, “The Newer Economics and the Control of Economic Activity,”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40, no. 4 (August 1932): 455.

[5] Daniel Bell, “Models and Reality in Economic Discourse,” he Crisis in Economic Theory, eds. Daniel Bell and Irving Kristol (New York: Basic Books, 1981), 57-58.

[6] Milton Friedman and Rose D. Friedman, wo Lucky People: Memoir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8), 24.

[7] Larry Kudlow, “The Hand of Friedman,” The Corner web log on the National Review Online, November 16, 2006, www.nationalreview.com.

[8] Friedman and Friedman, wo Lucky People, 21.

[9] Milton Friedman, Capitalism and Freedom (1962, repr.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2), 15.

[10] Don Patinkin, Essays on and in the Chicago Tradition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81), 4.

[11] Friedrich A. Hayek, he Road to Serfdo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44).

[12] Interview with Arnold Harberger conducted October 3, 2000, for Commanding Heights: The Battle for the World Economy [television series for PBS], executive producers Daniel Yergin and Sue Lena Thompson, series producer William Cran (Boston: Heights Productions, 2002), full interview transcript available at www.pbs.org.

[13] John Maynard Keynes, he End of Laissez-Faire (London: L ＆ Virginia Woolf, 1926).

[14] John Maynard Keynes, “From Keynes to Roosevelt: Our Recovery Plan Assayed,” New York Times, December 31, 1933.

[15] John Kenneth Galbraith, he Great Crash of 1929 (1954, repr. New York: Avon, 1979), 168.

[16] John Maynard Keynes, he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the Peace (1919, repr. Westminster, UK: Labour Research Department, 1920), 251.

[17] Friedman and Friedman, wo Lucky People, 594.

[18] Stephen Kinzer, All the Shah 's Men: An American Coup and the Roots of Middle East Terror (Hoboken, NJ: John Wiley ＆ Sons, 2003), 153-54; Stephen Kinzer, Overthrow: America 's Century of Regime Change from Hawaii to Iraq (New York: Times Books, 2006), 4.

[19] El Imparcial, March 16, 1951, cited in Stephen C. Schlesinger, Stephen Kinzer and John H. Coatsworth, Bitter Fruit: The Story of the American Coup in Guatemala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52.

[20] Patterson described Argentine and Brazilian economists as “pink” in an interview with Juan Gabriel Valdés. He spoke of the need to “change the formation of the men” to the U.S. ambassador to Chile, Willard Beaulac. Juan Gabriel Valdés, Pinochet 's Economists: The Chicago School in Chil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 110-13.

[21] Ibid., 89.

[22] The quotation comes from Joseph Grunwald, a Columbia University economist working at the time at the University of Chile. Valdés, Pinochet 's Economists, 135.

[23] Harberger, “Letter to a Younger Generation,” 2.

[24] André Gunder Frank, Economic Genocide in Chile: Monetarist Theory Versus Humanity (Nottingham, UK: Spokesman Books, 1976), 7-8 .

[25] Kenneth W. Clements, “Larry Sjaastad, The Last Chicago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Money and Finance 24 (2005): 867-69.

[26] Gunder Frank, Economic Genocide in Chile, 8.

[27] Memorandum to William Carmichael, via Jeffrey Puryear, from James W. Trowbridge, October 24, 1984, page 4, cited in Valdés, Pinochet 's Economists, 194.

[28] 著名的肯尼迪政府经济学家海勒（Walter Heller），曾嘲笑弗里德曼追随者的狂热教派特质，把他们分类为：有一些是弗里德曼派，一些是弗里德曼化，一些是弗里德曼式，一些是弗里德曼型，还有一些是弗里德曼狂。

[29] Ibid., 206. FOOTNOTE: “The Rising Risk of Recession,” ime, December 19, 1969.

[30] In 1963, de Castro himself was on leave from Santiago to further his studies at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He became chairman in 1965. Valdés, Pinochet 's Economists, 140, 165.

[31] Ibid., 159. T h e quotation comes from Ernesto Fontaine, a Chicago grad and a professor at the Catholic University in Santiago.

[32] Ibid., 6, 13.

[33] Third report to the Catholic University of Chile and the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dministration, August 1957, signed by Gregg Lewis, University of Chicago, page 3, cited in Valdés, Pinochet 's Economists, 132.

[34] Interview with Ricardo Lagos conducted January 19, 2002, for Commanding Heights: The Battle for the World Economy, www.pbs.org.

[35] Friedman and Friedman, Two Lucky People, 388.

[36]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Notes on Meeting with the President on Chile, September 15, 1970, declassified, www.gwu.edu/~nsarchiv.

[37] “The Last Dope from Chile,” mimeo signed “Al H.,” dated Santiago, September 7, 1970, cited in Valdés, Pinochet 's Economists, 242-43.

[38] Sue Branford and Bernardo Kucinski, Debt Squads: The U.S., the Banks, and Latin America (London: Zed Books, 1988), 40, 51-52.

[39] Subcommittee on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 “The International Telephone and Telegraph Company and Chile, 1970-71,” Report to the Committee on Foreign Relations United States Senate by the Subcommittee on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 June 21, 1973, 13.

[40] Ibid., 15.

[41] Francisco Letelier, interview, Democracy Now! September 21, 2006.

[42] Subcommittee on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 “The International Telephone and Telegraph Company and Chile, 1970-71,” 4, 18.

[43] Ibid., 11, 15.

[44] Ibid., 17.

[45] Archdiocese of Sao Paulo, orture in Brazil: A Shocking Report on the Pervasive Use of Torture by Brazilian Military Governments, 1964-1979, ed. Joan Dassin, trans. Jaime Wright (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1986), 53.

[46] William Blum, Killing Hope: U.S. Military and CIA Interventions Since WWII (Monroe, ME: Common Courage Press, 1995), 195; “Times Diary: Liquidating Sukarno,” imes (London), August 8, 1986.

[47] Kathy Kadane, “U.S. Officials’ Lists Aided Indonesian Bloodbath in ’60s,” Washington Post, May 21, 1990.

[48] Kadane first published the account of the lists, based on taped on-the-record interviews with top U.S. officials posted in Indonesia at the time, in he Washington Post. The information about radios and weapons appears in a letter to the editor written by Kadane in 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April 10, 1997, based on the same interviews. Kadane's interview transcripts are now with the 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 in Washington, DC. Kadane, “U.S. Officials’ Lists Aided Indonesian Bloodbath in ’60s.”

[49] John Hughes, Indonesian Upheaval (New York: David McKay Company, Inc., 1967), 132.

[50] The 500,000 figure is the most commonly used, including by he Washington Post in 1966. Britain's ambassador to Indonesia estimated the number at 400,000, but he reported that the Swedish ambassador, who had done additional research, deemed it “a very serious under-estimate.” Some put the number as high as a million, though the CIA claimed in a 1968 report that 250,000 had been killed, calling it “one of the worst mass murders of the 20th century.” “Silent Settlement,” ime, December 17, 1965; John Pilger, he New Rulers of the World (London: Verso, 2002), 34; Kadane, “U.S. Officials’ Lists Aided Indonesian Bloodbath in ’60s.”

[51] “Silent Settlement.”

[52] David Ransom, “Ford Country: Building an Elite for Indonesia,” he Trojan Horse: A Radical Look at Foreign Aid, ed. Steve Weissman (Palo Alto, CA: Ramparts Press, 1975), 99.

[53] 不是每位该计划派遣出去的美国教授都喜欢这个角色。被指派担任福特印度尼西亚经济计划主持人的柏克莱教授杜伊尔（Len Doyle）说：“我觉得柏克莱大学不应参与基本上已变成叛乱的活动。”这种观点导致杜伊尔遭撤换并被召回加州。

[54] FOOTNOTE: Ibid., 100.

[55] Robert Lubar, “Indonesia's Potholed Road Back,” Fortune, June 1, 1968.

[56] Goenawan Mohamad, Celebrating Indonesia: Fifty Years with the Ford Foundation 1953-2003 (Jakarta: Ford Foundation, 2003), 59.

[57] In the original text, the author spells the general's name Soeharto; I changed it to the more common spelling Suharto for the sake of consistency. Mohammad Sadli, “Recollections of My Career,” Bulletin of Indonesian Economic Studies 29, no. 1 (April 1993): 40.

[58] The following posts were filled with graduates of the Ford program: minister of finance, minister of trade and commerce, chair of the National Planning Board, vicechair of the National Planning Board, secretary-general of Marketing and Trade Research, chairman of the Technical Team of Foreign Investment, secretary-general of industry and ambassador to Washington. Ransom, “Ford Country,” 110.

[59] 有趣的是，哈伯格在1975年被苏哈托的财政部聘为顾问。

[60] Richard Nixon, “Asia After Vietnam,” Foreign Affairs 46, no. 1 (October 1967): 111. FOOTNOTE: Arnold C. Harberger, Curriculum Vitae, November 2003, www.econ.ucla.edu.

[61] Pilger, he New Rulers of the World, 36-37.

[62] CIA, “Secret Cable from Headquarters [Blueprint for Fomenting a Coup Climate], September 27, 1970,” in Peter Kornbluh, he Pinochet File: A Declassified Dossier on Atrocity and Accountability (New York: New Press, 2003), 49-56.

[63] Valdés, Pinochet 's Economists, 251.

[64] Ibid., 248-49.

[65] Ibid., 250.

[66] Select Committee to Study Governmental Operations with Respect to Intelligence Activities, United States Senate, Covert Action in Chile 1963-1973 (Washington, DC: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December 18, 1975), 30.

[67] Ibid., 40.

[68] Eduardo Silva, he State and Capital in Chile: Business Elites, Technocrats, and Market Economics (Boulder, CO: Westview Press, 1996), 74.

[69] Orlando Letelier, “The Chicago Boys in Chile: Economic Freedom's Awful Toll,” he Nation, August 28, 1976.

第二篇
初次测试
诞生的阵痛

弗里德曼的理论带给他诺贝尔奖，却为智利带来皮诺切特将军。

——加莱亚诺，《爱与战争》，1983年

我认为我从不曾被视为“邪恶”。

——《华尔街日报》引述弗里德曼，2006年7月22日

第3章
休克状态
反革命的血腥诞生

伤害应一次为之，因感受痛楚较少，冒犯亦较少。

——马基雅维利（Niccolò Machiavelli），

《君主论》，1513年 [1]

如果采取这种休克手段，我认为应极详细地公开宣布，在极短期内实施。公众知道得更充分，就更愿意采取顺应的行动。

——弗里德曼给皮诺切特将军的一封信，

1975年4月21日 [2]

皮诺切特将军和他的支持者，经常提到1973年9月11日的事件，但不说那是军事政变，而是“一场战争”。圣地亚哥看起来确实像战区：坦克边开炮边隆隆开上林荫大道，政府建筑遭到战斗机的空袭。但这场战争有一个奇怪之处：它只有一方的军队。

从一开始，皮诺切特就已完全掌控陆军、海军、陆战队和警察。另一方面，阿连德总统拒绝把支持者组织成武装防卫联盟，因此他没有自己的军队。唯一的抵抗来自总统府（La Moneda）及其屋顶四周，阿连德和他的侍卫在那里奋勇防卫民主政治的象征。这很难称作一场公平决斗，总统府内只有36名阿连德支持者，军方却对里面发射了24枚火箭。 [3]

这场行动的指挥官是虚荣而喜怒无常的皮诺切特（身材像他坐的坦克车一样）。显然他希望这个事件尽可能戏剧化和造成最大伤害，即使这次政变不是一场战争，其设计者也希望看起来像是——这是一场智利版的震慑。它确实带给智利人从未体验过的震撼。和之前40年经历六任军政府统治的邻国阿根廷不同，智利从未有过这类暴力经验；智利曾享有160年的和平民主统治，而且过去41年民主未曾中断过。

现在总统府陷入火海，总统的尸体被用担架抬出来，他贴身的同僚被以步枪指着，脸朝下趴在街上。 [4] 不久前才从华盛顿回国接任国防部长新职的莱特列尔，那天早上从距离总统府几分钟车程的家前往国防部办公室。他才走进前门就遭遇12名全副武装、埋伏等候的士兵，全都以轻机枪瞄准他。 [5]

在政变之前几年，来自美国（其中许多来自中情局）的教官已激发智利军方的反共产党狂热，让他们相信社会主义者就是准俄国间谍，是一股与智利社会格格不入的势力—— 一群本土的“内部的敌人”。事实上，真正变成内部敌人的是军方，他们已准备把枪口转向宣誓保护的人民。

阿连德死后，他的内阁全部被捕，也没有出现明显的群众抵抗，军政府发动的大规模战争在当天中午已经结束。莱特列尔和其他“VIP”囚犯，最后被送往南部麦哲伦海峡冰冷的道森岛（Dawson Island），那里等于是皮诺切特的西伯利亚劳改营。不过，杀戮和关押对智利的新军政府还不够，这些将领知道他们要掌控权力，就必须真正吓坏智利人，就像印度尼西亚人一样。据一份解密的中情局报告，在往后的日子，有约1.35万名公民被抓上卡车带走并遭到监禁。 [6] 上千人最后被关在圣地亚哥的两座大足球体育馆——智利体育馆和国家体育馆。在国家体育馆中，死亡取代足球成为公众表演。士兵巡视露天座位区，押着戴头套的告密者指认“颠覆分子”；被指名的人则被拖进更衣室和改装成临时酷刑室的包厢里。数百人被处死。在主要的高速公路边和污浊的市区运河上，也逐渐可以发现尸体。

为确保恐怖蔓延到首都以外的地区，皮诺切特派遣他最无情的指挥官斯塔克（Sergio Arellano Stark）将军，搭乘直升机到北方省份一连串囚禁“颠覆分子”的监狱。在每个城镇，斯塔克和他的流动行刑队挑出最知名的囚犯，有时一次多达26人，逐一处以死刑。四天留下的血迹后来被称为“死亡篷车队”（Caravan of Death）。 [7] 在很短的时间内，整个国家都接收到这个信息：抵抗将招来死神。

虽然皮诺切特的战争只有一边开战，其影响却与任何内战或外国侵略一样真实。总计有超过3200人失踪或遭处死，至少有8万人被监禁，还有20万人因政治因素逃离智利。 [8]

自由市场的恐怖实验室

对“芝加哥男孩”来说，9月11日是充满期待和肾上腺素激升的一天。卡斯特罗已不眠不休地和海军的联络人合作，逐页核准“砖头”的最后章节。在政变当天，几位“芝加哥男孩”住在右派媒体《水星报》报社。当外面街上传来枪响时，他们急忙印制这份文件，赶在军政府接管的第一天完成。《水星报》编辑方丹（Arturo Fontaine）回忆说，印刷机“一刻不停地印制这份长文件”。他们直到最后一刻才印完。“在1973年9月12日星期三中午前，出任政府职位的三军将领办公桌上，都摆上了这份计划。” [9]

定稿文件中的提议与弗里德曼《资本主义与自由》的观点出奇地类似：私有化、开放管制和削减社会支出——自由市场的铁三角。受美国训练的智利经济学家曾尝试和平引进这些观念，采取民主政治辩论方式，但他们遭到了全面拒绝。现在“芝加哥男孩”和他们的计划卷土重来，而此时的气氛显然更有利于推动他们激进的观点。在这个新时代，除了几个穿制服的人，他们不必征得任何人同意。最顽固的政治对手现在不是在牢里或已经死亡，就是四处逃命；战斗机和死亡篷车队的展示已让所有人乖乖就范。

“对我们来说，这是革命。”皮诺切特的经济幕僚拉罗列特（Cristián Larroulet）说。 [10] 这算是公允的描述。1973年9月11日不只是阿连德和平的社会主义革命被以暴力终结，也是《经济学人》杂志后来形容的一场“反革命”——芝加哥学派运动夺回发展主义与凯恩斯主义成果的第一场胜利。 [11] 阿连德的局部革命在民主政治拉扯下，处处可见节制与妥协，但现在情势将大为改变，以暴力推行的这场反叛可以一路畅行到底。在往后的许多年，“砖头”拟订的许多政策将在大规模危机掩护下，施行于数十个别的国家。但智利是这场反革命的发源地——恐怖的发源地。

天主教大学经济学系校友、自称“芝加哥男孩”的皮涅拉，政变时正在哈佛写毕业论文。一听到好消息，他立即回国“协助创立一个追求自由的新国家，让它从旧体制的灰烬中升起”。皮涅拉后来出任皮诺切特的劳动与矿业部长，他说，这是“真正的革命……一个激进、全面且持续迈向自由市场的行动”。 [12]

在政变前，皮诺切特以几近谄媚的服从闻名，永远逢迎和听从他的文人上司。变身独裁者后，皮诺切特发现了他性格的新面向。对权力的贪恋让他丑态毕露，他好摆帝王威风，并宣称“命运”授予他这个职位。不久之后，他策动一场政变中的政变，推翻其他三位他原本同意分享权力的军事将领，并任命自己为国家最高元首（Supreme Chief of the Nation）兼总统。他沉浸在好大喜功和仪式之中，只为了证明他的统治权，从不错过能穿上他的普鲁士军装、戴上军帽的机会。为了巡视圣地亚哥，他添置了一队金色防弹奔驰轿车。 [13]

皮诺切特对独裁统治有一套独门功夫，但和苏哈托一样，他对经济学一窍不通。这是个大问题，因为由ITT带头的企业联合抵制运动已经极有效地让经济快速坠落，使皮诺切特很快面临一触即发的危机。从一开始，军政府内部就发生权力斗争，部分人只想恢复阿连德之前的旧状态，尽快回到民主政治；“芝加哥男孩”则想进行需要时间推动的彻底的自由市场改造。享受新权力的皮诺切特极厌恶他的命运只是清扫工作的想法——“恢复秩序”，然后出场。“我们不是扫除马克思主义的吸尘器，只为了把权力交还给政客。”他说。 [14] “芝加哥男孩”彻底改造整个国家的想法，才与他刚解放的野心不谋而合，因此就像苏哈托和他的柏克莱帮，皮诺切特立即任命几位芝加哥大学毕业生担任高级经济顾问，包括这个运动的准领导人兼“砖头”主要撰稿人卡斯特罗。他称呼他们为技术官僚，正好投合芝加哥学派自诩整顿经济是一门科学而非主观的人为抉择。

即使皮诺切特对通货膨胀和利率所知有限，这些技术官僚使用的也是他了解的语言。经济学对他们来说，代表必须尊敬和服从的自然力量，因为就像皮涅拉解释的：“违背自然就是反生产和自欺的行为。” [15] 皮诺切特完全同意，他曾写道，人必须服从体系，因为“自然展现出基本秩序，阶级组织是必要的”。 [16] 双方都宣称接受更高自然法则的领导，奠定了皮诺切特—芝加哥学派联盟的基础。

在头一年半，皮诺切特忠实地遵循芝加哥法则：他把部分（不是全部）国营公司私有化，包括数家银行；他容许新形式的投机金融；他对外国进口打开边界大门，撤除长期保护智利制造商的屏障；他削减政府支出10％，但军队支出反而大幅增加。 [17] 他也取消价格管制——对一个数十年来管制面包和烹饪油等民生必需品的国家，这是相当激进的措施。

“芝加哥男孩”曾自信满满地向皮诺切特保证，如果他立即完全取消政府对这些领域的参与，经济学的“自然”律会重新发现平衡，而被视为经济热病、表示市场出现不健康症状的通货膨胀，将神奇地下降。他们错了。在1974年，智利的通货膨胀高达375％，高居世界之冠，而且是阿连德在位期间最高水平的近两倍。 [18] 面包等民生必需品的价格直上云霄。在此同时，皮诺切特的“自由贸易”实验使国内充斥廉价进口产品，许多智利人因而失业。本地企业因为无法竞争而关门，失业率创新纪录，饥馑四处蔓延。芝加哥学派的第一个实验彻底失败。

卡斯特罗和其他“芝加哥男孩”辩称（以地道的芝加哥风格），问题并非出在他们的理论，而是执行得不够严格。经济未能自动矫正并恢复和谐的平衡，是因为经过近半个世纪的政府干预，仍然残留许多“扭曲”。如果实验要成功，皮诺切特必须去除这些扭曲——削减更多支出、进一步私有化，而且更加速执行。

在那一年半期间，许多智利企业精英吃尽“芝加哥男孩”的极端资本主义实验的苦头。唯一的受益者是外国公司和一小撮被称为“食人鱼”的金融家，这些人从金融投机中大捞一票。曾坚定支持政变的基层制造商全都破产。当初引介“芝加哥男孩”参与政变阴谋的全国制造商协会主席萨恩斯，宣称实验的结果“是我们经济史上最大的失败”。 [19] 制造商排斥阿连德的社会主义，原本是希望改变成管理式经济。“我们不可能让这种金融混乱继续主导智利，”萨恩斯说，“必须把庞大的金融资源导引到生产性投资，而不能让许多连工作都找不到的人，眼睁睁看着那些资源被用于投机炒作。” [20]

“芝加哥男孩”和“食人鱼”（两类人之间有不少重叠）的目标现在面临极大的危险，他们决定该是招来大人物的时候了。1975年3月，弗里德曼和哈伯格应一家大银行之邀，搭机前往圣地亚哥协助拯救实验。

弗里德曼受到军政府控制的媒体像摇滚巨星般的欢迎。他吹嘘的每句话都登上头条，他的学术演讲在全国电视上转播，而且他有一位最重要的听众：皮诺切特安排和他私下会晤。

在停留期间，弗里德曼不断灌输一个主题：军政府已经有好的开始，它必须更放手拥抱自由市场。在演说和访问中，他使用一个以前从未公开用在现实世界经济危机的术语：他要求进行“休克治疗”。他说那是“唯一的药方。绝对是。没有别的良策。再也没有别的长期解决方法”。 [21] 当智利记者指出，连当时的美国总统尼克松也采取控制自由市场的措施时，弗里德曼生气地说：“我不赞成那些措施。我相信我们不应该采用它们。我反对政府的经济干预，不管在我自己的国家或在智利都一样。” [22]

与皮诺切特会面后，弗里德曼做了一些个人笔记，并在数十年后写进他的回忆录。他观察到这位将军“因为认同而被休克治疗的观念吸引，但显然对可能引发的短期失业感到苦恼”。 [23] 皮诺切特在这时候已因为下令在足球体育馆进行屠杀而恶名传遍全球；这位独裁者对休克治疗造成人力损失（human cost）的“苦恼”，原本应该令弗里德曼就此作罢。相反，他在后续的一封信中强调他的论点，他赞许将军“极富智慧”的决定，但敦促皮诺切特进一步削减政府支出，“在六个月内削减25％……全面性的”，并同时采用一套支持企业的方案，以迈向“完全自由贸易”。弗里德曼预测，数十万个将被国营部门解雇的人，可以很快在民间企业找到新工作，他们将同声歌颂皮诺切特“竭尽全力铲除阻挡民间市场的许多障碍”。 [24]

弗里德曼向将军保证，如果听从这个建议，他将留下创造“经济奇迹”的英名；他“可以在数月内终结通货膨胀”，失业问题也会同样“短暂——在几个月内解决——而紧接而来的复苏将极其迅速”。皮诺切特必须采取迅速而果断的行动，弗里德曼不断强调“休克”的重要性，三度提到这个词，并再三强调“渐进策略行不通”。 [25]

皮诺切特已改信弗里德曼。在他的回信中，智利的最高元首表达了“我对你最高和最尊崇的敬意”，并向弗里德曼保证“此时正在完全实施这套计划”。 [26] 弗里德曼访问后，皮诺切特立即开除他的经济部长，把职位交给卡斯特罗，后来又拔擢他为财政部长。卡斯特罗在政府中到处安插他的“芝加哥男孩”同伙，其中之一还担任中央银行总裁。反对大规模裁员和关厂的萨恩斯，被从制造商协会主席的职位赶下，换上对休克较友善的人。“如果有工业界人士因此而抱怨，让他们下地狱，我不会为他们说话。”新主席宣布说。 [27]

铲除反对者后，皮诺切特和卡斯特罗展开了拆除福利国、建立纯资本主义乌托邦的工作。1975年，他们一次削减了27％的公共支出——而且继续削减直到1980年，只剩阿连德时代的一半。 [28] 医疗和教育首当其冲，连倡议自由市场的《经济学人》杂志，也形容那是“自残的胡闹”。 [29] 卡斯特罗把近500家国营企业和银行私有化，且近乎免费奉送，因为重点是尽快让它们回归到经济秩序的正确位置。 [30] 他对地方企业毫不留情，继续取消更多贸易障碍；结果是从1973年到1983年，总共丧失了17.7万个工业岗位。 [31] 到1980年代中期，制造业在全国经济的比率已经跌到二战以来的最低水平。 [32]

休克治疗这个词贴切地说明了弗里德曼的药方。皮诺切特刻意把他的国家送进深度衰退里，根据的是未经测试的理论，希望以突如其来的萎缩把经济休克到恢复健康。这种逻辑很像1940年代和1950年代开始大量采用的电击休克疗法，当时的精神病医生相信，刻意引发癫痫大发作（grand mal seizures）可以神奇地让患者的大脑重新开机。

经济休克疗法的理论一部分要靠预期心理在推升通胀过程中扮演的角色。压抑通胀不只需要改变货币政策，也要改变消费者、雇主和劳工的行为。突然采取不协调的政策转变，目的是快速改变预期心理，向大众传达游戏规则已经大幅转向——价格不会继续上扬，工资也是。根据这套理论，愈快浇熄通胀预期心理，痛苦的衰退和高失业期就愈缩短。然而，特别是在当政者在大众间已丧失信用的国家，只有靠重大而果断的政策休克，才可能“教导”大众这种痛苦的教训。 [33]

制造衰退或萧条本身就是残酷的想法，因为必须制造大规模的贫穷，而这正是当时没有政治领导人愿意测试这套理论的原因。谁愿意背上《商业周刊》形容为“刻意制造萧条的奇爱博士（Dr. Strangelove）”的罪名？ [34]

皮诺切特仍然一意孤行。在施行弗里德曼休克疗法的第一年，智利的经济萎缩了15％，失业率——在阿连德时代不到3％——攀升到20％，是当时智利闻所未闻的高水平。 [35] 这个国家确实因为“治疗”而震撼不已，但与弗里德曼乐观的预测相反，失业危机持续了好几年，而非几个月。 [36] 军政府已着迷于弗里德曼的疾病譬喻，仍然理直气壮地解释说：“选择这条道路是因为，这是直指病根的唯一方法。” [37] 弗里德曼完全赞同。当记者问到“政策的社会成本是否太高”，他的回应是：“可笑的问题。” [38] 他对另一位记者说：“我只关心他们能不能推行得够久、够努力。” [39]

有趣的是，对休克疗法最有力的批评来自弗里德曼以前的学生法兰克（André Gunder Frank）。来自德国的法兰克1950年代在芝加哥大学取得经济学博士学位时，就已听到许多有关智利的事，他决定亲自到这个他的教授形容为发展主义管理不当造成的反乌托邦（dystopia）看一下。他对自己看到的情况很满意，并留在智利大学任教，后来出任阿连德政府的经济顾问。作为叛离自由市场正统思想的“芝加哥男孩”，法兰克对智利经济冒险抱持独到的看法。弗里德曼开出大休克的药方一年后，法兰克写了难掩激愤的“给哈伯格与弗里德曼的一封公开信”，运用他受过的芝加哥学派教育，“检验智利病人对你们的治疗有什么反应”。 [40]

他计算一个智利家庭如何靠皮诺切特宣称的“生活工资”挣扎求生。约74％的所得完全用在购买面包上，迫使家庭不得不节省牛奶和上班搭公交车等“奢侈项目”。比较之下，在阿连德时代，面包、牛奶和公交车票只占一般劳工薪水的17％。 [41] 许多儿童在学校也没有牛奶可喝，因为军政府最早的措施之一就是取消学校牛奶计划。这项措施进一步加深家庭的拮据，愈来愈多的学生在课堂上昏倒，许多人干脆停学。 [42] 法兰克发现，他的学长施行的残暴经济政策与皮诺切特对这个国家施加的暴力间，有着直接关联。这位愤愤不平的“芝加哥男孩”写道，弗里德曼的处方是如此扭曲，它们无法“脱离它的孪生兄弟来实施或执行：军事力量和政治恐怖”。 [43]

皮诺切特的经济团队毫不气馁地继续深入实验之境，引进弗里德曼最前卫的政策：以教育券和特许学校（charter school）取代公立学校，医疗支出改成即收即付（pay-as-you-go）式，把幼儿园和墓园私有化。最激进的是，智利的社会福利制度也被私有化。拟订这套计划的皮涅拉说，他从阅读《资本主义与自由》激发这个构想。 [44] 小布什政府经常被推崇最先推动“所有权社会”（the ownership society），事实上，30年前的皮诺切特政府才是第一个引入“所有权人国家”（a nation of owners）概念的政体。

智利现在已大胆跨入新的领域，全世界的自由市场爱好者们过去只能在纯学术环境辩论这类政策的优点，现在都密切注意着这个国家。“经济学教科书说，这才是世界正确运作的方式，但除此之外还有哪里付诸实施了吗？”美国企业杂志《巴隆周刊》（Barron ’ s ） [45] 惊讶地写道。《纽约时报》在一篇《智利，恐怖主义实验场》的文章中说：“抱持强烈观点的大经济学家，很难得有机会在病危的经济体测试特定的处方。更难得的是，刚好那还不是他自己的国家。” [46] 许多人特地到现场观察智利实验室，包括哈耶克本人，他前往皮诺切特统治下的智利数次，并在1981年选择在比尼亚德尔马市（策划政变的城市），举行反革命智囊团朝圣山学会的区域会议。

智利奇迹的真相

即使在30年后，智利仍然被自由市场狂热分子视为弗里德曼理论有效的证明。皮诺切特2006年12月死时（比弗里德曼晚一个月），《纽约时报》赞誉他“把一个破产的经济转变成拉丁美洲最繁荣的经济”，《华盛顿邮报》社论则说，他“引进的自由市场政策创造了智利经济奇迹”。 [47] “智利奇迹”背后的事实，至今仍众说纷纭。

皮诺切特掌权17年，在那段时期，他数度改变政策方向。被视为成功奇迹证明的那段稳定成长期，要到1980年代中期才开始——也就是“芝加哥男孩”执行休克疗法之后足足十年，而且是在皮诺切特被迫大幅度调整方向很久以后。在1982年，虽然智利严格遵守芝加哥教条，经济仍无法幸免于崩溃：债务激增，恶性通货膨胀复发，失业率飙高到30％——是阿连德时代的十倍。 [48] 主要原因是“食人鱼”——“芝加哥男孩”解除所有管制所释放出来的安然（Enron）式金融机构——以借贷的钱买光智利的资产，累积起高达140亿美元的庞大债务。 [49]

情势动荡到皮诺切特被迫采取与阿连德完全一样的措施：将许多这类企业收归国有。 [50] 面对市场崩溃，几乎所有“芝加哥男孩”都丧失掌控大权的政府职务，包括卡斯特罗。几个在食人鱼金融公司位居高位的芝加哥毕业生遭到欺诈调查，他们以科学中立掩饰的真面目被揭穿，而科学中立曾是“芝加哥男孩”如此重要的身份象征。

唯一保护智利经济在1980年代初免于完全崩溃的是，皮诺切特从未把被阿连德收归国有的铜矿公司私有化。这家公司创造了智利85％的出口收入，保证在金融泡沫破灭时，国家仍有稳定的收入来源。 [51]

很显然，智利从来不是歌颂它的人宣称的“纯”自由市场实验室。相反，这个国家有一小群精英在极短时间内从小有积蓄跃升为超级富有，凭借的是一套以举债和用公帑大量补贴（和纾困）赚取暴利的公式。当奇迹背后的狂热与推销术被揭穿后，大家看到皮诺切特和“芝加哥男孩”统治下的智利，并不是一个以自由市场为特质的资本主义国家，而是社团主义（corporatism）国家。Corporatism这个字眼原本指的是墨索里尼的警察国家模式，由社会上的三种主要势力——政府、企业和工会——结盟而成，它们互相合作以确保以国家民族为名的秩序。智利在皮诺切特统治下，实验的是一种新形态的社团主义：一个警察国家和大企业互相支持的结盟，联手对第三个势力——劳工——发动全面战争，借以大幅增加联盟占有国家财富的比率。

这场战争——许多智利人理所当然视之为富人对穷人和中产阶级的战争——才是智利经济“奇迹”的真相。到1988年，当经济稳定下来快速成长时，45％的人口落在贫穷线以下。 [52] 不过，最富裕的10％智利人，所得却增加了83％。 [53] 直到2007年，智利仍然是世界上最不平等的社会之一——联合国调查不平等的123个国家中，智利排名第116，也就是排名第八不平等的国家。 [54]

如果这种纪录对芝加哥学派经济学家来说算得上是奇迹，也许休克治疗从来就不是为了让经济恢复健康。也许它所实现的就是它原本的目的——把财富吸聚到顶层，并把大部分中产阶级休克到无以为生。

这正是阿连德的前国防部长莱特列尔的看法。在皮诺切特的监狱待了一年后，莱特列尔设法逃离智利，这要感谢国际间积极的游说抗议活动。流亡海外并眼看着他的祖国迅速凋敝，莱特列尔1976年写道：“过去三年有数十亿美元从工薪族的口袋被拿走，放进资本主义者和地主的口袋……财富集中并非偶然，而已成为法则；这并非艰困环境下极端的例子——就像军政府希望全世界相信的——而是一套社会计划的基础；这不是经济的缺陷，而是暂时的政治成功。” [55]

莱特列尔当时无法得知的是，芝加哥学派统治下的智利提供了未来全球经济的一瞥。这个模式将一再重复，从俄罗斯到南非到阿根廷：狂热投机的泡沫和可疑的会计操作，助长了暴利和疯狂的消费主义，由空荡如鬼城的工厂和昔日发展所遗留的破旧基础建设所围绕；约半数人口被排除在经济之外；失控的贪渎和亲信政治；国营中小企业灭绝；大量公共财富流入私人手中，紧接着是大量民间债务转由政府承担。在智利，如果你不是财富泡沫中的一员，奇迹对你来说更像大萧条，但在这个密闭的泡沫里，利润流动如此顺畅和快速，休克治疗式“改革”带来的暴利，就像金融市场中的高纯度古柯碱。这就是为什么金融界对智利实验明显的矛盾视而不见，不但未重新评估放任主义的基本假设，反而还做出瘾君子的反应：下一针在哪里？

革命扩张，人民消失

有一阵子，下一针来自拉丁美洲南锥的其他国家，芝加哥学派的反革命思想在那里快速扩散。巴西已被美国支持的军政府掌控，几位弗里德曼的巴西学生位居要职。弗里德曼1973年访问巴西的时候，正是当地政府使用暴力最高潮的时候，他也宣称巴西的经济实验是“一项奇迹”。 [56] 在乌拉圭，军方1973年发动政变，并在次年决定走芝加哥路线。由于乌拉圭的芝加哥大学毕业生太少，将领们邀请“来自芝加哥大学的哈伯格和（经济学教授）史佳斯达德（Larry Sjaastad）及他们的团队，其中包括来自阿根廷、智利和巴西的前芝加哥学生，来改革乌拉圭的税制与商业政策”。 [57] 乌拉圭过去的平等主义社会立即遭到冲击：实质工资锐减28％，蒙得维的亚（Montevideo，编按：乌拉圭首都）的街上首度出现成群的拾荒者。 [58]

紧接着加入实验的是1976年的阿根廷，军政府从庇隆手中夺得政权。这表示阿根廷、智利、乌拉圭和巴西——曾经是发展主义橱窗的国家——现在都由美国支持的军政府统治，而且成了芝加哥学派经济学的活体实验室。

据2007年3月公布的巴西解密文件，在阿根廷将领夺取政权前几周，他们与皮诺切特和巴西军政府联系，并“拟订未来政权将采取的主要步骤”。 [59]

尽管有紧密的协调合作，阿根廷军政府并未像皮诺切特那般深入新自由派实验；例如，它未把该国的石油储备或社会福利私有化（这些都在后来才实行）。不过，在攻击曾把阿根廷贫民提升到中产阶级的政策和机制方面，军政府都遵循皮诺切特的做法，这也要归功于众多参与过芝加哥计划的阿根廷经济学家。

新制造的“芝加哥男孩”在阿根廷军政府占据重要的经济职位——如财政部长、央行总裁、财政部国库司司长，以及几个较低级的经济职位。 [60] 不过，虽然阿根廷的“芝加哥男孩”热烈参与军政府，最高经济职位却由狄霍兹（José Alfredo Martínez de Hoz）担任。狄霍兹是隶属农村社会组织（Sociedad Rural，长期掌控阿根廷出口经济的牧牛场协会）的地主阶级，这些相当于阿根廷贵族阶级的家族宁愿维持封建经济秩序——因为他们唯恐自己的土地被重新分配给农民，或肉类的价格受到管制从而人人都负担得起。

狄霍兹承袭他的父亲和祖父，长期担任农村社会组织主席；他也担任数家跨国企业的董事，包括泛美航空（Pan American Airways）和ITT。当他环顾自己在军政府的职务时，他确信这场政变代表的是精英阶层的反抗，是对40年来阿根廷劳工势力扩张的反革命。

狄霍兹当上经济部长的第一项措施是禁止罢工，以及容许雇主任意裁撤员工。他取消价格管制，导致食物价格飙升。他也决定再度让阿根廷变回欢迎外国跨国公司的地方。他取消外资所有权限制，并在初期几年出售了数百家国营企业。 [61] 这些措施为他赢得许多华盛顿的强力支持者。解密的文件显示，主管拉丁美洲事务的助理国务卿罗杰斯（William Rogers），在政变后不久告诉他的长官基辛格：“狄霍兹是个好人，我们一直都保持密切的咨询关系。”基辛格大为赞赏，因此在狄霍兹访问华盛顿时安排了一场盛大的会面，以表达对他的礼遇。基辛格也表示愿意打几个电话，提供对阿根廷经济的协助。“我会打电话给戴维·洛克菲勒（David Rockefeller）。”基辛格告诉军政府的外交部长，洛克菲勒当时担任大通银行总裁。“我也会打电话给他哥哥，美国副总统尼尔森·洛克菲勒（Nelson Rockefeller）。” [62]

为吸引投资，阿根廷在《商业周刊》刊登了31页的广告增刊，由公关业巨擘博雅公关公司（Burson-Marsteller）制作，在广告上宣称“历史上很少有政府如此鼓励民间投资……我们正进行一场真正的社会革命，我们正寻找伙伴。我们正挣脱国家统治主义的桎梏，并深信民间部门将扮演最重要的角色”。 [63] [64]

同样的，平民大众遭受的冲击最为明显：在一年之中，工资损失了40％的购买力，工厂关闭，贫穷蔓延。在军政府掌权前，阿根廷的贫民人数比法国或美国少——只有9％——失业率只有4.2％。 [65] 现在这个国家开始出现被视为落后的发展不足迹象，贫穷的社区缺乏供水，疫病四处蔓延。

在智利，皮诺切特可以不受节制地使用经济政策压缩中产阶级，凭借的是他赖以掌权的休克和恐怖手段。虽然他的战斗机和行刑队在散播恐惧时极有效率，但它们却带来公关灾难。媒体报道皮诺切特的屠杀引发全球的谴责，欧洲和北美行动主义者积极向他们的政府游说断绝与智利的贸易——对一个宣称必须靠开放外资来维系国家生存的政权来说，这绝对是不利的结果。

近日解密的巴西文件显示，阿根廷的将军们筹划1976年的政变时，希望“避免类似反对智利的国际运动”。 [66] 为达到这个目的，需要的是较不耸人听闻的镇压技巧——较低调的手段，能散播恐怖，还要能躲过密切关注着的国际媒体。在智利，皮诺切特很快使用失踪的手段。士兵不再公然杀戮或追捕猎物，而是绑架，带走，在隐秘的集中营里折磨并动辄杀害他们，然后宣称毫不知情，将尸体丢进集体坟场。据智利1990年5月成立的真相委员会揭示，秘密警察处理部分受害者的方法是，从直升机上把尸体丢进海中，但要“先以刀子切开他们的胃，以避免尸体浮上海面”。 [67] 除了比较低调外，失踪还是一种比公开屠杀更能有效散播恐怖的手段。想到国家机器可以用来让人凭空消失，社会就会惶惶不安。

到1970年代中期，失踪已成为南锥各国芝加哥学派军政府的主要执法工具——而最热切采用这种做法的是盘踞阿根廷总统府的将领。到他们统治结束时，估计失踪的人数已多达3万人， [68] 其中有许多跟智利的失踪者一样，从飞机上被抛进浑浊的拉普拉塔河（Rio de la Plata）中。

阿根廷军政府擅长于公开与私下制造恐怖双管齐下——公开进行恰到好处的恐怖，可以让所有人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但同时也隐瞒足够的秘密，以便否认。在掌权初期，军政府便清楚传递出使用致命武力的意愿：一个人被从一辆福特猎鹰轿车（一种因秘密警察使用而恶名昭彰的汽车）推出，然后被绑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最著名的地标、高67.5米的白色方尖石碑上，在众目睽睽下被机枪打死。

从此以后，军政府的杀戮转入地下，但从未停止。在众目睽睽的沉默共谋之中，官方否认的失踪堪称公开的奇观。每当有人被列为消灭目标，就会有一队军方车辆出现在他的家门口或工作场所，整个街区被划为警戒区，上空经常还有一架嗡嗡盘旋的直升机。在光天化日之下，在邻居们的注视中，警察或士兵撞开大门，拖出受害者，他们在被推进等候的福特猎鹰前，往往大喊自己的名字，希望事件的消息能传给家人。有些“秘密”行动还更嚣张：大家都知道警察会登上拥挤的市公交车，抓住乘客的头发把他们拖下车去；在圣塔菲市（Santa Fe），一对夫妻结婚当天在教堂的圣坛前，当着满室的宾客被绑架。 [69]

恐怖的性质不只是初期的逮捕。一旦遭羁押，阿根廷的囚犯就被送到遍布全国的300多个酷刑集中营。 [70] 许多集中营位于人口稠密的住宅区，最恶名远播的是布宜诺斯艾利斯闹市区大街一家歇业的运动俱乐部，一个位于中部布兰卡港（Bahía Blanca）的学校校舍，还有一个则是一所营业中的医院的侧厢建筑。在这些酷刑中心，军方车辆经常深夜疾驶进出，尖叫声不时从隔音不佳的墙内传出；有人目睹身体形状的怪异包裹被搬进搬出，一切都看在噤若寒蝉的附近居民眼中。

乌拉圭的政权也同样肆无忌惮：该国的主要酷刑中心之一是一个海军兵营，毗邻许多蒙得维的亚市民众喜欢散步与野餐的海滨区，但在独裁统治期间，这个美丽的地方空无一人，因为居民不想听到尖叫声。 [71]

阿根廷军政府在处理受害者方面特别笨拙。在乡间散步可能以一场惊吓收场，因为集体坟场经常掩盖不全。尸体可能出现在公共垃圾桶，少了手指和牙齿（就像今日在伊拉克的情况），或者可能被冲到海岸和拉普拉塔河岸边，在军政府的“死亡飞行”后，经常一次出现半打尸体。它们甚至会从天而降，被直升机丢到农户的田里。 [72]

所有阿根廷人都曾在不同情况下，目睹他们的同胞惨遭抹除，但大多数人宣称不知道发生什么事。阿根廷人用一句话来描述当年内心明白却因恐惧而闭上眼睛的矛盾：“我们不知道没有人能够否认的事。”

由于各国军政府想逮捕的人往往避难到邻近国家，这里的政府便借恶名昭彰的大兀鹰行动（Operation Condor）彼此合作。南锥国家的情报单位在这个行动中分享“颠覆分子”的信息——靠华盛顿提供的最新式计算机系统帮忙——并且给彼此的情报员自由出入边界的许可，以方便绑架和刑讯。这套制度和中情局今日的“非常规引渡”网络，相似得令人毛骨悚然。 [73] [74]

军政府之间也相互交换如何从囚犯身上更有效地榨取信息的方法。政变之后在体育馆遭受酷刑的几个智利人指出过一个意外的细节：当时在房间里有巴西士兵，就如何以最科学的方法施加痛楚给出建议。 [75]

这段时间南锥国家有大量机会可进行这类交流，其中许多还经过美国，中情局也牵涉在内。1975年美国参议院调查美国干预智利，发现中情局训练皮诺切特的军队“控制颠覆分子”的方法。 [76] 美国训练巴西和乌拉圭警察审讯技术，也出现在许多文件的记录中。巴西法院的证词引述1985年出版的真相委员会报告《巴西：毋忘教训》（Brazil: Never Again ）说，部队军官参加陆军宪兵单位举办的正式“刑讯课程”，观赏展示各种折磨方法的幻灯片。在这些课程中，囚犯被带进来作“现场展示”——在多达100名陆军士官观看和学习下，遭受残暴刑讯。报告说，率先把这种做法引进巴西的是美国警官米特廖内（Dan Mitrione）。巴西军政府掌权初期，他在贝洛奥里藏特市（Belo Horizonte）担任警方教官，经常从街上抓来乞丐在教室里折磨，让当地警察学习如何制造囚犯身体与心理的极端冲突。 [77] 米特廖内后来转到乌拉圭担任警察教官，1970年被图帕马洛（Tupamaro）游击队绑架并杀害。图帕马洛是一个极左派革命团体，他们策划掳杀米特廖内，以揭露他参与酷刑训练。 [78] 他的一名学生说，米特廖内就像中情局手册的作者那样，坚称有效的酷刑不是虐待而是科学。他的座右铭是：“精确的痛苦，精确的剂量，精确的地方。” [79]

酷刑训练的成果，在这段阴暗期所有南锥的人权报告都斑斑可考。它们再三证实《库巴克》手册上记录的独门手法：清晨的逮捕、戴头巾、严格的隔离、施药、强迫裸体、电击等。而且在每个地方，麦吉尔大学的刻意引发退化实验，都留下恐怖的痕迹。

从智利国家体育馆被释放的囚犯说，强力照明灯一天24小时开着，供应食物的时间似乎刻意不按次序。 [80] 士兵强迫许多囚犯在头上覆盖毯子，让他们无法清楚地看和听，这些做法都让人感到不解，因为所有囚犯都知道他们在体育馆里。囚犯报告说，如此操纵的结果让他们丧失日夜的感觉，进而大为强化政变与随后的逮捕带来的震撼和惊慌。就好像体育馆变成一座巨大的实验室，他们则是一些怪异的感官操纵实验的对象。

较忠实模仿中情局实验的版本，可以在智利的格雷莫迪（Villa Grimaldi）监狱看到——这里以“智利房间”而为人所知，木制的隔离室小到囚犯无法跪下或躺下。 [81] 乌拉圭自由城（Libertad）监狱的囚犯则被送到“小岛”：狭小、没有窗户的囚房，永远有一个灯泡亮着。重要的囚犯被完全隔离超过十年。“我们开始觉得自己已经死了，我们的囚房不是囚房，而是坟墓，外面的世界并不存在，太阳只是一个神话。”其中一名囚犯罗森考夫（Mauricio Rosencof）回忆说。在11年半的囚禁期中，他看到太阳的时间加起来只有八个小时。他的知觉在这段时间被剥夺到“忘记颜色——没有任何颜色”的程度。 [82] [83]

在阿根廷最大的酷刑中心，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海军机械学校，隔离室被称作“头罩”（capucha）。在“头罩”里待了三个月的米兰达（Juan Miranda）如此对我讲述那个黑暗的地方：“他们给你套上眼罩和头罩，手和腿锁上链子，让你整天躺在监狱顶楼的泡棉垫子上。我看不到其他囚犯——我们之间以夹板隔开。守卫带食物进来时，他们命令我面对墙壁，然后取下头罩让我吃东西。这是我唯一被准许坐起来的时候；其他时候我们必须一直躺着。”另有一些阿根廷囚犯被关在棺材大小的囚房（称作“管子”），以隔绝他们的知觉。

隔离唯一的安慰是审讯室里的待遇更糟。南锥地区所有军政权的酷刑室，最普遍使用的技术是电击。电流通过囚犯身体的方式有数十种变化：用一般电线、军方野地电话线、从插入指甲下的针通电；把通电的夹子夹在牙龈、乳头、生殖器、耳朵、嘴巴、伤口；通电到泡在水里的身体以强化电流；通电到绑在台子或巴西式铁“龙椅”的身体。拥有牛群的阿根廷军政府对他们独特的贡献很自豪——囚犯在一张称作“烤肉架”（parrilla）的金属床上接受电击，同时用赶牛棒刺他们。

体验过南锥酷刑体制的人数无法精确计算，但约略的数字在10万人到15万人之间，有数以万计的人遭杀害。 [84]

一位困难时期的目击证人

在那个年代，身为左派分子注定会被猎杀。那些未逃往海外的人，时时刻刻都必须抢先秘密警察一步，依靠藏匿所、电话密语和假身份勉强度日。靠这种方式活命的阿根廷人之一，是该国传奇性的调查记者沃尔什（Rodolfo Walsh）。这位喜爱社交的才子是犯罪小说作家，短篇小说曾经获奖；他也是超级侦探，能破解军方密码，反过来调查周遭窥伺的特务。沃尔什最成功的调查发生于他在古巴当新闻记者时，他在那里拦截并破解了一份中情局的电报，揭发了猪湾侵略计划。这一信息让卡斯特罗能够防备美国的侵略。

阿根廷的前军政府禁止庇隆主义并钳制民主时，沃尔什决定加入武装的蒙特内罗（Montonero）运动，担任他们的情报专家。 [85] 沃尔什因此而名列军政府猎捕名单的榜首，而每次名单上有人被划掉，他就得更担心刺牛棒下套出的情报，会引导警察找到他和伴侣费雷拉（Lilia Ferreyra）在布宜诺斯艾利斯郊外的小村庄的藏匿之所。

沃尔什从他遍布各地的消息来源，尝试追踪军政府的许多罪行。他编撰死者和失踪者名单，记录集体坟场与秘密酷刑中心的地点。他自认对军方了如指掌，但1977年阿根廷军政府加诸同胞的狂暴与残酷，仍令他大感震惊。在军事统治的第一年，他的数十名好友和同僚在死亡集中营消失，他26岁的女儿维基也身亡，令沃尔什痛不欲生。

但在福特猎鹰盘旋下，宁静的早晨对他而言只是奢望。沃尔什知道他的时间有限，于是想出纪念即将到来的军政府统治一周年的方法：在官方报纸一片歌功颂德中，他要亲自写一篇未经审查的报道，揭发导致他的国家沉沦的种种恶行。这篇文章的标题将是“一位作家给军政府的一封公开信”。沃尔什写道，写这篇文章“并不指望有人听取，而且一定会遭到迫害，但这是履行我很久以前的承诺，要为苦难的时代作见证”。 [86]

这封信将成为对国家的恐怖手段和它们所服务的经济制度最强烈的谴责。沃尔什计划用过去他散布地下公报的方式，散布他的“公开信”：印制十份，然后从不同的邮箱寄给挑选的联络人，由他们进一步散布。“我想让那些混蛋知道，我还在，还活着，而且还能写。”他坐在他的奥林匹亚牌打字机前这样告诉费雷拉。 [87]

信的一开始就记叙将领们的恐怖活动，他们使用“没有止境、精密复杂而且极大量的酷刑”，并由中情局参与训练阿根廷警察。在详细列出惨不忍睹的方法和坟场地址后，沃尔什突然改变语气：“然而，这些已激发文明世界良心的事件，并不是阿根廷人民最深的痛楚，也不是你们对人权最严重的侵犯。这个政府的经济政策才真正让人发现，它不但解释了一切罪行，也暴露出借由计划性悲剧（planned misery）以惩罚数百万人的穷凶极恶……只要花几个小时在大布宜诺斯艾利斯逛逛，就能看到这种政策多快就把这个城市变成1000万人口的贫民窟。” [88]

沃尔什描述的体系正是芝加哥学派的新自由主义，一个即将席卷全世界的经济模式。未来数十年它在阿根廷生根，最后将把半数的人口推到贫穷线下。沃尔什发现它并非偶发事件，而是一个审慎执行的计划——“计划性悲剧”。

这封信签字的日期是1977年3月24日，正好政变满一周年。第二天早上，沃尔什和费雷拉前往布宜诺斯艾利斯，分头把信投入市区各处的邮箱。几个小时后，沃尔什赶赴他与一位失踪同僚的家人安排的会面。结果这是一个圈套：有人在刑讯中招供，十名武装士兵已在屋外等候，奉命逮捕沃尔什。“活捉那个杂种，他是我的。”三名军政府领导人之一的马塞拉（Emilio Massera）海军上将据说这样命令士兵。沃尔什的名言是：“招供不是罪恶；被捕才是罪恶。”他立即拔出枪，开始射击。他枪伤了一名士兵，逼他们开火；当汽车开到海军机械学校时，他已气绝身亡。沃尔什的尸体被纵火焚烧，然后丢入河中。 [89]

“反恐战争”的封面故事

南锥的军政府毫不掩饰他们改造社会的革命野心，但他们仍精明地公开否认沃尔什指控的罪行：使用大量暴力以达成经济目标。然而，这些经济目标如果不借助一套恐吓大众和铲除障碍的体制，势必激起公众的反抗。

国家进行的杀戮逐渐揭露后，军政府的理由是它们正在进行一场对抗凶险的马克思主义分子的战争，幕后由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KGB）资助和操控。如果军政府使用“肮脏”手段，那是因为它们的敌人更凶残。马塞拉上将使用今日听来熟悉得令人感到恐怖的语言，称呼这是“一场争取自由和对抗暴政的战争……一场由爱生命者对抗爱死亡者的战争……我们是在对抗虚无主义者，对抗毁灭的代理人，他们唯一的目的就是毁灭本身，虽然他们以社会运动作为掩饰”。 [90]

在智利政变策划期间，中情局资助了一项大规模的宣传攻势，把阿连德丑化成伪装的独裁者、工于心计的阴谋家，利用宪法体制下的民主夺取权力，但却准备实施苏联式的警察国家，智利人民将无法逃脱被钳制的命运。在阿根廷和乌拉圭，最大的左派游击队组织——蒙特内罗和图帕马洛——被指为对国家安全的危险威胁，导致将军别无选择，只能中止民主政治，出面控制国家，并使用任何必要手段以镇压它们。

在每个例子中，威胁都被极度夸大，或完全由军政府捏造。在众多揭发的真相里，美国参议院1975年的调查发现，美国政府自己的情报显示，阿连德并未威胁到民主政治。 [91] 至于阿根廷的蒙特内罗和乌拉圭的图帕马洛，它们是广获支持的武装组织，有能力对军队和企业目标发动猛烈的攻击。但乌拉圭的图帕马洛在军方取得绝对权力时已完全瓦解，而阿根廷的蒙特内罗在持续长达七年的独裁政权头六个月，就已被消灭（这是沃尔什必须躲藏的原因）。国务院解密的文件证明，阿根廷军政府的外交部长顾塞提（César Augusto Guzzetti）1976年10月7日告诉基辛格，“恐怖组织已被瓦解”，但军政府在这个日期之后仍继续让成千上万的市民失踪。 [92]

有很长一段时间，美国国务院也把在南锥的“肮脏战争”，描述成军方与凶恶的游击队间的战争，偶尔战斗会失控，但仍值得提供经济与军事援助。愈来愈多的证据显示，华盛顿知道它在阿根廷和智利支持的不是一般的军事行动。

2006年3月，华盛顿国家安全档案数据库（NSA）公布了一份刚解密的国务院会议记录，会议日期就在阿根廷军政府发动1967年政变的两天前。在会议中，主管拉丁美洲事务的助理国务卿罗杰斯告诉基辛格：“我们必须预期阿根廷不久后会出现大镇压，可能要流不少血。我想他们必须下手很重，不只对恐怖分子，也对工会和政党的异议分子。” [93]

他们果然这么做了。南锥恐怖政权的受害者绝大多数不是武装组织的成员，而是在工厂、农场、贫民窟和大学工作的非暴力行动主义者，他们是经济学家、艺术家、心理学家和左派政党的坚定支持者。他们遭到杀害不是因为武器（大多数人没有武器），而是因为他们的信念。在现代资本主义正在诞生的南锥，“反恐战争”是一场为新秩序铲除所有障碍的战争。

[1] Niccolò Machiavelli, he Prince, trans. W. K. Marriott (Toronto: Alfred A. Knopf, 1992), 42.

[2] Milton Friedman and Rose D. Friedman, wo Lucky People: Memoir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8), 592.

[3] Batalla de Chile [three-part documentary film series] compiled by Patricia Guzmán, originally produced 1975-79 (New York: First Run/Icarus Films, 1993).

[4] 阿连德被发现时，头部已炸得支离破碎，至今仍有人议论他究竟是被射进总统府的子弹打死还是自杀身亡，不想留给智利人他们的民选总统向叛军投降的最后印象。后者是较可信的说法。

[5] John Dinges and Saul Landau, Assassination on Embassy Row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80), 64.

[6] Report of the Chilean National Commission on Truth and Reconciliation, vol. 1, trans. Phillip E. Berryman (Notre Dame: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 1993), 153; Peter Kornbluh, he Pinochet File: A Declassified Dossier on Atrocity and Accountability (New York: New Press, 2003), 153-54.

[7] Kornbluh, he Pinochet File, 155-56.

[8] These numbers are contested because the military government was notorious for covering up and denying its crimes. Jonathan Kandell, “Augusto Pinochet, 91, Dictator Who Ruled by Terror in Chile, Dies,” New York Times, December 11, 2006; Chile Since Independence, ed. Leslie Bethell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3), 178; Rupert Cornwell, “The General Willing to Kill His People to Win the Battle against Communism,” Independent (London), December 11, 2006.

[9] Juan Gabriel Valdés, Pinochet 's Economists: The Chicago School in Chil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 252.

[10] Pamela Constable and Arturo Valenzuela, A Nation of Enemies: Chile Under Pinochet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1991), 187.

[11] Robert Harvey, “Chile's Counter-Revolution: The Fight Goes On,” he Economist, February 2, 1980.

[12] José Piñera, “How the Power of Ideas Can Transform a Country,” www.josepinera.com.

[13] Constable and Valenzuela, A Nation of Enemies, 74-75.

[14] Ibid., 69.

[15] Valdés, Pinochet 's Economists, 31.

[16] Constable and Valenzuela, A Nation of Enemies, 70.

[17] Pinochet's only trade barrier was a 10 percent tariff on imports, which does not constitute a trade barrier but a minor import tax. André Gunder Frank, Economic Genocide in Chile: Monetarist Theory versus Humanity (Nottingham, UK: Spokesman Books, 1976), 81.

[18] These are conservative estimates. Gunder Frank writes that in the first year of junta rule, inflation reached 508 percent and may have been close to 1,000 percent for “basic necessities.” In 1972, Allende's last year in office, inflation reached 163 percent. Constable and Valenzuela, A Nation of Enemies, 170; Gunder Frank, Economic Genocide in Chile, 62.

[19] Que Pasa (Santiago), January 16, 1975, cited in Gunder Frank, Economic Genocide in Chile, 26.

[20] La Tercera (Santiago), April 9, 1975, cited in Orlando Letelier, “The Chicago Boys in Chile,” he Nation, August 28, 1976.

[21] El Mercurio (Santiago), March 23, 1976, cited in ibid.

[22] Que Pasa (Santiago), April 3, 1975, cited in ibid.

[23] Friedman and Friedman, wo Lucky People, 399.

[24] Ibid., 593-94.

[25] Ibid., 592-94.

[26] Ibid., 594.

[27] Gunder Frank, Economic Genocide in Chile, 34.

[28] Constable and Valenzuela, A Nation of Enemies, 172-73.

[29] “In 1980, public spending on health had decreased by 17.6 per cent compared to 1970, and education by 11.3 per cent.” Valdés, Pinochet 's Economists, 23, 26; Constable and Valenzuela, A Nation of Enemies, 172-73; Robert Harvey, “Chile's Counter-Revolution,” he Economist, February 2, 1980.

[30] Valdés, Pinochet 's Economists, 22.

[31] Albert O. Hirschma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Latin American Development: Seven Exercises in Retrospection,” Latin American Research Review 12, no. 3 (1987): 15.

[32] Public Citizen, “The Uses of Chile: How Politics Trumped Truth in the Neo-Liberal Revision of Chile's Development,” discussion paper, September 2006, www.citizen.org.

[33] 部分芝加哥学派经济学家宣称，第一个休克治疗实验发生在1948年6月20日的西德。当时西德财政部长埃尔哈德（Ludwig Erhard）取消大部分价格管制，并引进新货币。这些措施既突然又未事先警告，对德国经济造成强大震撼，导致广泛的失业。但模拟也仅止于此：埃尔哈德的改革只限于价格和货币政策，并未伴随削减社会计划或迅速引进自由贸易，而且也采取许多保护大众免于冲击的措施，包括提高薪资。甚至在休克之后，西德仍完全符合弗里德曼对准社会主义福利国的定义：西德仍提供住房补贴、政府年金、公共医疗和国营教育体系，政府也经营并补贴从电话公司到制铝厂等各类企业。推崇埃尔哈德发明休克疗法是很动听的说法，因为他的实验发生在刚从暴政得到解放的西德。不过，埃尔哈德与今日经济休克疗法的全面变革截然不同——后者的方法由弗里德曼和皮诺切特首创，而且发生在刚失去自由的国家。

[34] “A Draconian Cure for Chile's Economic Ills?” BusinessWeek, January 12, 1976.

[35] Peter Dworkin, “Chile's Brave New World of Reaganomics,” Fortune, November 2, 1981; Valdés, Pinochet 's Economists, 23; Letelier, “The Chicago Boys in Chile.”

[36] Hirschma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Latin American Development,” 15.

[37] Junta finance minister Jorge Cauas made the statement. Constable and Valenzuela, A Nation of Enemies, 173.

[38] Ann Crittenden, “Loans from Abroad Flow to Chile's Rightist Junta,” New York Times, February 20, 1976.

[39] “A Draconian Cure for Chile's Economic Ills?” BusinessWeek, January 12, 1976.

[40] Gunder Frank, Economic Genocide in Chile, 58.

[41] Ibid., 65-66.

[42] Harvey, “Chile's Counter-Revolution”; Letelier, “The Chicago Boys in Chile.”

[43] Gunder Frank, Economic Genocide in Chile, 42.

[44] Piñera, “How the Power of Ideas Can Transform a Country.”

[45] Robert M. Bleiberg, “Why Attack Chile?” Barron 's, June 22, 1987.

[46] Jonathan Kandell, “Chile, Lab Test for a Theorist,” New York Times, March 21, 1976.

[47] Kandell, “Augusto Pinochet, 91, Dictator Who Ruled by Terror in Chile, Dies”; “A Dictator's Double Standard,” Washington Post, December 12, 2006.

[48] Greg Grandin, Empire 's Workshop: Latin America and the Roots of U.S. Imperialism (New York: Metropolitan Books, 2006), 171.

[49] Ibid., 171.

[50] Constable and Valenzuela, A Nation of Enemies, 197-98.

[51] José Piñera, “Wealth through Ownership: Creating Property Rights in Chilean Mining,” Cato Journal 24, no. 3 (Fall 2004): 296.

[52] Interview with Alejandro Foxley conducted March 26, 2001, for Commanding Heights: The Battle for the World Economy, www.pbs.org.

[53] Constable and Valenzuela, A Nation of Enemies, 219.

[54]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Field Listing—Distribution of family income —Gini index,” World Factbook 2007, www.cia.gov.

[55] Letelier, “The Chicago Boys in Chile.”

[56] Milton Friedman, “Economic Miracles,” Newsweek, January 21, 1974.

[57] Glen Biglaiser,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Chicago's Economics in Latin America,”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 50 (2002): 280.

[58] Lawrence Weschler, A Miracle, a Universe: Settling Accounts with Torturers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90), 149.

[59] The quotation comes from notes taken by Brazil's ambassador to Argentina at the time, João Baptista Pinheiro. Reuters, “Argentine Military Warned Brazil, Chile of ’76 Coup,” CNN, March 21, 2007.

[60] Mario I. Blejer was Argentina's secretary of finance during the dictatorship. He received a P hD in economics at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the year before the coup. Adolfo Diz, PhD, University of Chicago, was president of the central bank during the dictatorship. Fernando De Santibáñes, Chicago PhD, worked in the central bank during the dictatorship. Ricardo López Murphy, MA in Chicago, national director of the Office of Economic Research and Fiscal Analysis in the Treasury Department of the Finance Ministry (1974 - 1983) . Several other Chicago grads held lower-level economic positions in the dictatorship, as consultants and advisers.

[61] Michael McCaughan, rue Crimes: Rodolfo Walsh (London: Latin America Bureau, 2002), 284-90; “The Province of Buenos Aires: Vibrant Growth and Opportunity,” BusinessWeek, July 14, 1980, special advertising section.

[62] Henry Kissinger and César Augusto Guzzetti,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June 10, 1976, declassified, www.gwu.edu/~nsarchiv.

[63] 军政府如此急切地想把国家变卖给投资人，甚至在广告上说“60天内动土的土地价格打折10％”。

[64] “The Province of Buenos Aires.” FOOTNOTE: Ibid.

[65] McCaughan, rue Crimes, 299.

[66] Reuters, “Argentine Military Warned Brazil, Chile of 7 6 Coup.”

[67] Report of the Chilean National Commission on Truth and Reconciliation, vol. 2, trans. Phillip E. Berryman (Notre Dame: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 1993), 501.

[68] Marguerite Feitlowitz, A Lexicon of Terror: Argentina and the Legacies of Tortur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ix.

[69] Ibid., 149, 175.

[70] Feitlowitz, A Lexicon of Terror, 165.

[71] Weschler, A Miracle, a Universe, 170.

[72] Amnesty International, Report on an Amnesty International Mission to Argentina 6-15 November 1976 (London: Amnesty International Publications, 1977), 35; Feitlowitz, A Lexicon of Terror, 158.

[73] 这个拉丁美洲的行动模仿自希特勒的“夜与雾”（Night and Fog）。1941年，希特勒下令在纳粹占领国家俘虏的反抗军必须带到德国，并且让他们“消失在夜与雾”中。由于有数名高阶纳粹军官逃到智利和阿根廷，有人猜测他们可能训练过南锥的情报单位使用这些技巧。

[74] Alex Sanchez, Council on Hemispheric Affairs, “Uruguay: Keeping the Military in Check,” November 20, 2006, www.coha.org.

[75] Gunder Frank, Economic Genocide in Chile, 43; Batalla de Chile.

[76] United States Senate, Select Committee to Study Governmental Operations with Respect to Intelligence Activities, Covert Action in Chile 1963-1973 (Washington, DC: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December 18, 1975), 40.

[77] Archdiocese of São Paulo, Brasil: Nunca Mais/Torture in Brazil: A Shocking Report on the Pervasive Use of Torture by Brazilian Military Governments, 1964-1979, ed. Joan Dassin, trans. Jaime Wright (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1986), 13-14.

[78] 这段历史被科斯塔-加夫拉斯（Costa-Gavras）当做蓝本，在1972年拍成《戒严令》（State of Siege ）这部精彩的电影。

[79] Eduardo Galeano, “A Century of Wind,” Memory of Fire, vol. 3, trans. Cedric Belfrage (London: Quartet Books, 1989), 208.

[80] Report of the Chilean National Commission on Truth and Reconciliation, vol. 1, 153.

[81] Kornbluh, he Pinochet File, 162.

[82] 自由城的监狱管理当局与行为心理学家密切合作，设计专为个人心理特质定制的刑讯技术——这种方法现在被用在关塔那摩监狱。

[83] Weschler, A Miracle, a Universe, 145. FOOTNOTE : Jane Mayer, “The Experiment,” he New Yorker, July 11,2005.

[84] This estimate is based on the fact that Brazil had 8,400 political prisoners in this period, and thousands of them were tortured. Uruguay had 60,000 political prisoners, and according to the Red Cross, torture in the jails was systemic. An estimated 50,000 Chileans faced torture and at least 30,000 Argentines did, which would make the 100,000 figure very conservative. Larry Rohter, “Brazil Rights Group Hopes to Bar Doctors Linked to Torture,” New York Times, March 11, 1999; Organization of American States, Inter-American Commission on Human Rights, Report on the Situation of Human Rights in Uruguay, January 31, 1978, www.cidh.org; Duncan Campbell and Jonathan Franklin, “Last Chance to Clean the Slate of the Pinochet Era,” Guardian (London), September 1, 2003; Feitlowitz, A Lexicon of error, ix.

[85] 蒙特内罗运动的成立是为了对抗前独裁政权。庇隆主义被禁止后，流亡的庇隆呼吁年轻支持者武装起来，为恢复民主而战斗，而他们也纷纷响应号召。蒙特内罗运动虽然从事武装攻击和绑架，但对迫使阿根廷1973年举行有庇隆派候选人参选的民主选举，贡献却很大。不过，庇隆夺回大权后，蒙特内罗运动的广受支持却令他感到威胁，因此鼓励右派行刑队搜捕他们，使这个备受争议的团体到1976年政变时，势力已经大幅削弱。

[86] McCaughan, rue Crimes, 290.

[87] Ibid., 274.

[88] Ibid., 285-89.

[89] Ibid., 280-82.

[90] Feitlowitz, A Lexicon of Terror, 25-26.

[91] “Covert Action in Chile 1963-1973,” 45.

[92] Weschler, A Miracle, a Universe, 110; Department of State, “Subject: Secretary's Meeting with Argentine Foreign Minister Guzzetti,”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October 7, 1976, declassified, www.gwu.edu/~nsarchiv.

[93] In Attendance — Friday, March 26, 1976, declassified document available from the 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 www.gwu.edu/~nsarchiv.

第4章
清洗石板
恐怖的效用

阿根廷的灭绝行动并非临时起意，并非偶然，也非无理性；它是有系统地毁灭阿根廷“一大部分”的全国团体，其目的在于改变这些团体，重塑其样貌、社会关系、命运与未来。

——费尔斯坦（Daniel Feierstein），

阿根廷社会学家，2004年 [1]

我只有一个目标——继续活到明天……但不只是活着，而是知道我还活着。

——维塔尼（Mario Vittani），

关在阿根廷酷刑集中营四年的幸存者 [2]

1976年，莱特列尔重回华盛顿特区，不再是大使的身份，而是进步主义智库政策研究所（Institute for Policy Studies）的活动家。数千名同僚和朋友仍被关在军政府的集中营面对酷刑，让莱特列尔魂牵梦系，重获自由之后，他致力于揭发皮诺切特的罪行，并对抗中情局的宣传机器，为阿连德的事迹辩护。

他的倡议与奔走是有效的，皮诺切特面临着举世谴责他的人权记录。但让同时兼具经济学家身份的莱特列尔灰心的是，世界在对监狱里的处决和电击大为震惊的同时，大多数人对经济休克疗法仍然保持缄默；或者就国际银行给军政府的巨额贷款来说，仍显得视若无睹，迷惑于皮诺切特拥抱的“自由市场基本原则”。莱特列尔所驳斥的一种经常被引述的说法认为，军政府有两套泾渭分明的计划—— 一套是在经济转型上的大胆实验，另一套则是残暴酷刑与恐怖的邪恶体制。这位前驻美大使坚称只有一套计划，而在这套计划中，恐怖是自由市场转型的核心工具。

“侵犯人权、体制化的残暴、严密控制和镇压任何有影响力的异议分子，这些现象向来被认为，与军政府实施的正统放任式‘自由市场’只有间接关联，甚至完全没有关联。”莱特列尔在《国家》（The Nation ）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强烈控诉的文章。他指出：“这种特别方便的社会制度观念，认为‘经济自由’与政治恐怖可以共存而互不干涉，使得这些财政发言人能够一方面支持他们的‘自由’观念，另一方面又夸夸其谈为人权辩护。” [3]

莱特列尔甚至写道，弗里德曼身为“现在管理智利经济的经济学家团队的思想建构者和非正式顾问”，应该为皮诺切特的罪行负部分责任。他驳斥弗里德曼为自己辩解的说辞，自称鼓吹休克治疗只是提供“技术”建议。莱特列尔说，“以弗里德曼的方式建立的自由‘民间经济’和控制通货膨胀”，不可能和平达成。“在智利的背景下，这种经济计划的执行，只有靠杀害成千上万人、在全国遍设集中营、三年内监禁超过10万人才能达成……大多数人的退化，以及少数特权阶级的‘经济自由’，在智利是一体的两面。”他写道，“自由市场”与无尽的恐怖之间，存在“一种内在的和谐”。 [4]

莱特列尔引发争议的文章在1976年8月刊出。不到一个月后的9月21日，这位44岁的经济学家在华盛顿特区开车经过大使区中心时，一颗安置在驾驶座下的遥控炸弹爆炸，把汽车炸飞并炸断了他的双腿。莱特列尔被炸断的脚留在人行道上，人被紧急送往乔治·华盛顿医院；抵达医院时已回天乏术。这位前大使与一位25岁的美国同事莫菲特（Ronni Moffit）共乘，她也在攻击中丧生。 [5] 这是皮诺切特政变以来最令人发指和最具挑衅意味的罪行。

联邦调查局的调查发现，炸弹由皮诺切特的资深秘密警察汤莱（Michael Townley）制作，他后来被联邦法院定罪。杀手持假护照进入美国，中情局对此视而不见。 [6]

皮诺切特2006年12月去世，高龄91岁，当时各界都在试图让他为在位期间的罪行接受审判，这些罪行包括谋杀、绑架、酷刑、贪渎、逃税等。莱特列尔的家人数十年来都在致力于让皮诺切特为华府的炸弹攻击受审，并要求美国开放该事件的档案。但这位独裁者寿终正寝，逃过了所有审判，并发表了一封死后公开信，为政变和使用“最大力量”防止“无产阶级独裁统治”辩护。皮诺切特写道：“我多么希望根本不需要1973年9月11日的军事行动！我多么希望马克思—列宁意识形态从未侵入我们的祖国！” [7]

并非所有拉丁美洲恐怖年代的罪犯都这么幸运。2006年9月，阿根廷军事独裁统治终结23年后，一位重要的恐怖执行者终于被判终身监禁。这位被定罪的人叫艾契科拉兹（Miguel Osvaldo Etchecolatz），在军政府年代担任布宜诺斯艾利斯省警察局长。

在历史性的审判期间，关键证人洛佩斯（Jorge Julio López）却失踪了。洛佩斯在1970年代曾经失踪、遭残暴刑讯，然后获得释放——现在同样的事再度发生。在阿根廷，洛佩斯以第一个“两度失踪”者而知名。 [8] 直到2007年中，他仍杳无音讯，警方几已确定他遭绑架是为了警告其他可能挺身而出的目击证人——和恐怖年代一样的老伎俩。

该案的法官是阿根廷联邦法院55岁的罗桑斯基（Carlos Rozanski），他判决艾契科拉兹犯六项杀人罪、六项非法监禁罪和七项刑讯罪。宣判时他采取了一个不寻常的做法，他说，有罪的判决无法惩罚真正的罪行，但为了“建设集体记忆”，他必须再加注，判决是针对“自1976年到1983年间，阿根廷共和国发生的集体大屠杀所犯下的所有违反人性的罪行”。 [9]

借由这项判决，法官改写了阿根廷历史：1970年代对左派分子的杀戮不是数十年来官方描述的“肮脏战争”，不是冲突双方在对抗中各自犯下的罪行，失踪的人也不只是疯狂的独裁者沉迷于虐待和个人权力的牺牲品。真相是某种更科学的、更骇人听闻的理性的事物，就像法官所说的，那是一个“由国家的统治者执行的灭绝计划”。 [10]

他解释说，杀戮是体制的一部分，早已计划好，并在全国各地以一致的方法加以复制，且其明显的意图并非攻击个人，而是摧毁那些人所代表的部分社会。种族屠杀是尝试谋杀一个群体，而非个体的集合；法官指出，因此那是种族屠杀（Genocide）。 [11]

罗桑斯基知道“种族屠杀”的措辞会有争议，因此写了一篇长篇判决文以佐证他的决定。他指出，联合国的“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Convention on Genocide）将这种罪行定义为“意图摧毁一个国家、人种、宗教或族群的全部或一部分”；该公约并未包括消灭以政治信念为区分的群体——例如发生在阿根廷的情况——但罗桑斯基说，他认为这种排除并不合法。 [12] 他指出一段鲜为人知的联合国历史，在1946年12月11日，联合国大会针对纳粹大屠杀一致投票通过一项决议案，禁止“造成种族、宗教、政治和其他族群全部或一部分被毁灭”的种族屠杀行为。 [13] 两年后“政治”这个词被从公约删除是应斯大林的要求。斯大林知道，如果毁灭一个“政治群体”纳入其中，他的整肃和大批囚禁政治反对者的行为也符合公约的定义。斯大林获得了其他领袖的支持，因为他们也想保留铲除政治异己的权利，政治这个词就这样被删除了。 [14]

罗桑斯基写道，他认为最初的联合国定义更加合法，因为尚未受到这种自利的妥协的干扰。 [15] 他也举出西班牙国家法院的一项判决，在1998年让一名恶名昭彰的阿根廷刑讯者接受审判。该法院也判定阿根廷军政府犯下了“种族屠杀罪行”。它把军政府尝试扫除的群体定义为“压迫者认为不符合国家建立的新秩序模式的人”。 [16] 一年后的1999年，以发出皮诺切特逮捕令闻名的西班牙法官加尔松（Baltasar Garzón），也主张阿根廷事件属于种族屠杀。他也尝试为被当做灭绝对象的群体下定义。他写道，军政府的目标是“建立新秩序，像希特勒希望在德国达成的一样，而这个秩序容不下某些类型的人”。那些不符合新秩序的人“不符合阿根廷新国家的理想配置”。 [17]

当然，1970年代拉丁美洲政商统合独裁者的罪行，在规模上无法与纳粹和1994年卢旺达的情况相提并论。如果种族屠杀指的是纳粹那样的大屠杀，那么拉丁美洲的罪行不属于这个范畴。不过，如果种族屠杀是依照这些法院的定义，意指企图消灭阻碍政治目标的群体，那么这个过程不只发生在阿根廷，而且发生在所有不同程度上变成芝加哥学派实验室的许多国家。在这些国家，“阻碍理想”的人是各阶层的左派分子：经济学家、施粥所的员工、工会分子、音乐家、农民组织分子、政治人物。这些群体的所有成员都被一个明确且遍及全区域的策略锁定，亦即以根除左派为目标的兀鹰行动。

苏联崩解后，自由的市场与自由的人民一直被视为单一意识形态的一部分，这个意识形态宣称可以避免人类重蹈集体坟场、大杀戮和酷刑室的历史覆辙，而且是唯一且最好的对策。从芝加哥大学地下室脱逃的当代放任式自由市场宗教，最先应用在真实世界的地方是南锥，但它却未带来民主；反而是在一个接一个国家被推翻民主政治之后生长起来。它也未带来和平，反而需要借助夺取数万条人命的体制性谋杀，以及对10万到15万人施予酷刑来发展壮大。

就像莱特列尔说的，肃清社会的行动与这个计划的核心意识形态间，有一种“内在和谐”。“芝加哥男孩”和他们的教授们提供建言，并在南锥军事政权中占据高位，他们信仰一种纯粹本质的资本主义，他们的体制完全建基于对“平衡”和“秩序”的信仰，并且必须依靠去除干预和“扭曲”才能成功。因为有这些特质，一个承诺忠实采用这种理想的政权，便无法接受其他与之竞争或妥协的世界观。为了达成理想，它必须独占意识形态；否则，根据其核心理论，经济信息就会变扭曲，整个体系将失去平衡。

“芝加哥男孩”几乎找不出比1970年代的拉丁美洲南锥更适合的地方，来进行这种绝对主义的实验。发展主义异军突起意味着这个区域特别刺眼，采用的是芝加哥学派视为扭曲或“不经济的思想”（uneconomic ideas）的政策。更重要的是，这里百花齐放的平民与智识运动，都与放任资本主义针锋相对。这些运动并非居于边缘地位，而是大多数民众的想法，且反映在许多国家的多次选举中。芝加哥学派的转型在南锥受到热烈欢迎的可能性，大概和无产阶级革命在比弗利山发生的可能性相当。

在恐怖行动降临阿根廷前，沃尔什曾写道：“任何事情都无法阻挡我们，不管是监狱或死亡。因为你无法囚禁或杀死所有人民，因为绝大多数阿根廷人……知道只有人民将拯救人民。” [18] 阿连德在看到坦克队滚滚而来包围总统府时，发出的最后一通无线电也充满同样的顽强不屈，他说：“我确信我们在成千上万智利人的良知中播下的种子，绝不可能被根除。”这是他对人民最后的遗言。“他们拥有蛮力，他们可以征服我们，但他们无法借罪行或武力阻止社会的进程。历史站在我们这边，写下历史的是人民。” [19]

这个区域的军政府将领和他们的经济帮凶，对这些真理知之甚详。几位阿根廷军事政变的老兵如此解释军队的思维：“在1955年，我们相信问题是庇隆，所以我们推翻他，但到1976年，我们已经知道问题出在劳工阶级。” [20] 整个区域都是如此，问题既广且深。这种了解意味着如果新自由主义革命想要成功，军政府必须做阿连德宣称不可能的事——完全根除拉丁美洲左派高涨时期撒下的种子。皮诺切特独裁政权在政变后发表的《原则宣言》中，形容其使命是一个“改变智利人思想的长期而根本的行动”，呼应20年前智利计划之父、美国国际发展署帕特森说的：“我们需要做的是改变人的形成”。 [21]

但是如何办到？阿连德所说的种子不是孤立的想法，也非一个政党团体或工会。在1960年代和1970年代初期，拉丁美洲的左派是主流大众文化——它是聂鲁达（Pablo Neruda）的诗，哈拉（Victor Jara）和索萨（Mercedes Sosa）的民歌，第三世界教士（Third World Priests）的自由神学，波瓦（Augusto Boal）的解放剧场，弗莱雷（Paulo Freire）激进的教育学，加莱亚诺和沃尔什的革命新闻报道。它是过去和当代从阿蒂加斯（José Gervasio Artigas）、玻利瓦尔（Simón Bolívar）到切·格瓦拉等传奇英雄与殉道者写下的历史。当军政府决心挑战阿连德的预言，把社会主义连根拔起时，它是向整个文化宣战。

这种必要性反映在巴西、智利、乌拉圭和阿根廷军事政权使用的主要譬喻上：那些法西斯主义者等着清除、洗刷、拔除和治疗。在巴西，军政府对左派分子的搜捕代号为清洗行动（Operation Cleanup）。在政变当天，皮诺切特形容阿连德和他的内阁为“那些即将毁掉国家的垃圾”。 [22] 一个月后，他保证“铲除智利邪恶的根本”，进行“道德清洗”，以“净化罪恶”——遥遥呼应“第三帝国”的理论家罗森堡（Alfred Rosenberg ）呼吁的“以铁扫帚无情地清扫”。 [23]

文化清洗

在智利、阿根廷和乌拉圭，军政府进行大规模的意识形态清洗行动，焚烧弗洛伊德、马克思和聂鲁达的书，关闭数百家报社和杂志社，占领大学，禁止罢工和政治集会。

一些最恶毒的攻击，则保留给“芝加哥男孩”在政变前无法打败的“粉红”经济学家。“芝加哥男孩”大本营天主教大学的死对头是智利大学，那里有数百名教授因为“怠忽道德职责”而被开除（包括法兰克这位曾气愤地写信回芝加哥母校给前教授的异议分子）。 [24] 在政变期间，法兰克报告说：“六名学生在经济学系大门口被当场射杀，以对其他人起杀鸡儆猴作用。” [25] 军政府在阿根廷夺得政权后，士兵开进布兰卡港的南方大学，以“教唆颠覆”的罪名囚禁17名学者；同样的，这些人大多来自经济学系。 [26] “我们必须摧毁喂养、塑造和灌输颠覆分子的来源。”一位将军在记者会上宣布。 [27] 清洗行动中总共有8000名左派教育者，被以“意识形态嫌犯”的名义整肃。 [28] 在高中，他们禁止学生作分组报告——因为分组报告被视为潜在的集体精神的迹象，可能危害“个人自由”。 [29]

在圣地亚哥，传奇民歌手哈拉被带到智利体育馆，他受到的待遇充分证明了那股想让文化噤声的狂暴决心。据智利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的调查，士兵先打烂他的双手，让他无法再弹吉他，然后射了他44枪。 [30] 为了确定他无法在坟墓里激励人心，军政权下令销毁他伟大的录音作品。阿根廷音乐家索萨被迫流亡外国，革命戏剧家波瓦在饱受酷刑后逃离巴西，加莱亚诺从乌拉圭出走，而沃尔什则在布宜诺斯艾利斯街头遭谋杀。一个文化正被蓄意灭绝。

在同一时间，另一个经过消毒和净化的文化正在取而代之。在智利、阿根廷和乌拉圭独裁统治之初，唯一被准许的公众集会是阅兵典礼和足球比赛。在智利，女性穿着宽松的长裤就可能被逮捕，男性留长发也一样。“全国上下正进行彻底的清洗。”阿根廷一家军政府控制的报纸在社论中宣称，并呼吁大规模刷洗左派分子的涂鸦，“很快所有外表将焕然一新，借肥皂和清水就能解除梦魇”。 [31]

在智利，皮诺切特决心打破人民走上街头的习惯。连小规模的集会都被高压水枪——皮诺切特最爱的群众控制武器——驱散。军政府拥有数百辆水枪车，小到可以开上人行道，对成群散发宣传单的学童喷水；甚至送葬行列如果太喧闹也遭到残暴压制。这些无所不在的水枪车被称作“羊驼”（guanaco）——一种习惯吐口水的美洲驼，它们把群众当垃圾般清除，让街头闪闪发亮，清洁而空虚。

政变之后不久，智利军政府发出一道命令，要求公民借报告外国的“极端主义者”和“狂热信仰的智利人”，“对清洗国土作出贡献”。 [32]

谁被杀害，以及为什么

在突击中被扫荡的人大多数不是军政府宣称的“恐怖分子”，而是被视为对经济计划造成最大障碍的人。有些人是真正的反政府人士，但许多人只是被认为不符合革命的价值观。

清洗运动呈现的体制性，从人权与真相委员会报告记录的失踪日期和时间就可明确验证。在巴西，军政府到1960年代末期才开始大规模镇压，但有一个例外：政变一发动后，士兵就立即逮捕工厂和农场的工会领袖。根据《巴西：毋忘教训》报告，他们被送往监狱，许多人遭受酷刑，“理由只是他们受到当局反对的政治思想激励”。这份真相委员会的报告引述军方自己的法庭记录说，大型工会联盟工人指挥总部（CGT）在军政府的法庭程序中，被当做“无所不在的恶魔，应加以驱除”。该报告直言不讳地下结论说，“1964年掌权的当局，对‘彻底清除’这个部门特别细致认真”，原因是他们“担心抗拒会从工会蔓延到他们的经济计划，而计划的基础则是紧缩工资和把经济去国有化”。 [33]

在智利和阿根廷，军政府都利用政变初期的混乱，对工会运动展开猛烈攻击。这些行动显然都事先经过审慎规划，从政变的第一天就展开有系统的突击。在智利，当所有人都注视被包围的总统府时，其他部队也被派往“人称‘工业带’的许多工厂，展开突击和逮捕”。随后几天，智利的真相与和解报告指出，又有数家工厂被突击，“并导致大规模逮捕行动，部分人遭杀害或失踪”。 [34] 在1976年，80％的智利政治犯是工人和农民。 [35]

阿根廷的真相委员会报告《永远不再》（Nunca M á s ），记录了同样对工会有计划的攻击：“我们发现一大部分（对工人）的行动，是在政变当天进行，或政变后立即进行。” [36] 在攻击工厂的清单中，有一项证词尤其暴露出“恐怖主义”被用作搜捕非暴力工人活动分子的借口。曾被关在珍珠（La Perla）酷刑集中营的政治犯吉尤娜（Graciela Geuna），描述士兵因为一次即将进行的电厂罢工而监视她。这项罢工准备“示范如何抗拒军事独裁”，当然不为军政府所乐见。吉尤娜回忆说：“集中营里的士兵表示，他们决定把罢工‘蒙特内罗化’，让它变成非法。”（蒙特内罗是已被军队完全肃清的游击队组织。）罢工者与蒙特内罗毫无关系，但那已无关紧要。“珍珠营的士兵自己印制有‘蒙特内罗’签名的宣传单——呼吁电厂工人罢工。”然后这些宣传品就变成必须绑架和杀害工会领袖的“证据”。 [37]

企业资助酷刑

对工会领袖的攻击往往在工厂业主的密切合作下进行，而近几年向法庭提出的报告提供了明确的文件证据，显示外国跨国企业在当地的子公司也直接参与其中。

在阿根廷政变之前的年代，左派激进分子的崛起曾影响到外国公司，包括在经济和个人方面；从1973年到1976年，菲亚特（Fiat）汽车公司有五名主管遭暗杀。 [38] 军政府取得权力并执行芝加哥学派的政策后，这类公司的命运大幅改观；现在它们可以把进口产品倾销到当地市场，支付较低的工资，任意裁撤员工，而且不受管制地把利润汇回母国。

数家跨国公司热烈地表达它们的感激。阿根廷军事统治后的第一个新年，福特汽车公司刊登了一则庆贺的报纸广告，公开表明支持军政权的立场：“1976年：阿根廷再次迷途知返。1977年：对所有怀着善意的阿根廷人带来信心与希望的新年。福特汽车公司阿根廷分部及其员工，将全力投入创造祖国的伟大命运。” [39] 外国企业不只是感谢军政府的贡献，有些公司还积极参与恐怖运动。在巴西，数家跨国公司通力合作，资助它们自己的民间酷刑队。1969年，正当军政府进入最残暴的阶段，一支不受法律管束的警察部队成立，取名“侦察行动”（Operation Bandeirants），简称OBAN。据《巴西：毋忘教训》，这支部队由军官组成，靠许多跨国公司的捐款资助，包括福特和通用汽车公司。报告说，OBAN不在军队和警察的正式编制里，因此“在使用审讯手段上享有弹性和免责权”，并很快以无与伦比的残暴声名远播。 [40]

不过，最不避讳参与恐怖行动的跨国企业，是福特汽车的阿根廷分公司。该公司供应车辆给军方，绿色的福特猎鹰轿车被用于成千上万次绑架和失踪的行动。阿根廷心理学家兼剧作家帕夫洛夫斯基（Eduardo Pavlovsky），形容这种车是“恐怖的象征，是死亡之车”。 [41]

福特供应军方汽车，军政府则提供福特它擅长的服务——为工厂除掉制造麻烦的工会分子。在政变前，福特被迫对工人做出重大让步：午餐时间从20分钟延长到1小时，每辆汽车销售的1％用于社会服务计划。这种情况在政变那天完全改变，反革命从此展开。福特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南郊的工厂变成一座武装军营；在接下来的数周，工厂聚集了各式军用交通工具，包括坦克车和天上盘旋的直升机。工人做证说，一支有百名士兵的军队长期驻在该工厂。 [42] “我们在福特感觉好像在打仗，而军队是冲着我们工人来的。”工会代表特罗亚尼（Pedro Troiani）回忆说。 [43]

士兵搜寻整个厂房，抓住最活跃的工会成员并给他们戴上头罩，工厂的工头则协助指认他们。特罗亚尼是从生产线被拖出的人之一，他记得“在囚禁我之前，他们押着我在工厂游行。他们公然这么做是想让所有人看到：福特正在此消灭工厂的工会组织”。 [44] 最令人惊讶的是接下来发生的事：特罗亚尼并未被送到附近的监狱，据其他人转述，士兵把他们带到在工厂大门内设置的羁留所。就在几天前他们谈判合约的地方，这些工人遭到拳打脚踢，其中有两个人受到电击。 [45] 他们被带往外面的监狱后，酷刑仍持续数周之久，有些长达数月。 [46] 工人的律师指出，至少有25位福特工会代表在这段时间遭绑架，其中有半数被拘禁在公司的厂房里；阿根廷的人权团体现在正在游说，把福特的工厂正式列入前秘密羁押所的清单。 [47]

2002年，联邦检察官代表特罗亚尼和其他14名工人，对福特阿根廷公司提出刑事控告，指称该公司应为在其厂房发生的镇压负法律责任。“福特（阿根廷）及其主管共谋绑架自己的员工，我想他们应为这件事负责。”特罗亚尼说。 [48] 奔驰（Mercedes-Benz）也正面临类似的调查，该公司遭指控在1970年代与军方合作，肃清旗下一座工厂的工会领袖，涉嫌交出16名工人的姓名和地址，后来他们全部失踪，其中14名彻底杳无音讯。 [49]

据拉丁美洲历史学家罗伯特（Karen Robert）的调查，到独裁统治结束时，“几乎所有的工厂代表都已从阿根廷最大的工厂失踪……例如奔驰、克莱斯勒，以及菲亚特协和（Fiat Concord）。” [50] 福特与奔驰都否认他们的主管曾在镇压中扮演任何角色，案件仍在进行中。

不只工会分子遭到先发制人的攻击——任何人若抱着非纯粹追求获利的社会价值观，都会成为攻击对象。在该区域各地最残暴的攻击，都是针对曾为土地改革而抗争的农民。阿根廷农地联盟（Argentine Agrarian Leagues）的领导者——他们曾散播农民有权拥有土地的煽动思想——遭到搜捕和酷刑对待，往往就在他们工作的农场边，在众目睽睽下进行。士兵用卡车电池为刺牛棒通电，把这种处处可见的农场工具用在农民身上。在另一方面，军政府的经济政策让地主和牧牛场业主坐享其成。阿根廷的狄霍兹解除牛肉价格管制，使肉价飙涨超过700％，为业主带来了空前的获利。 [51]

在贫民窟，先发制人的攻击目标是社区工人，其中有许多是教会工作者，他们组织社会最贫穷的一群人，要求医疗、公共住宅和教育——换句话说，就是“芝加哥男孩”想解构的“福利国”。“穷人不再有任何福利可以照顾他们！”他们一面这么告诉阿根廷医生黎伍斯基（Norberto Liwsky），一面“电击我的牙龈、乳头、生殖器、腹部和耳朵”。 [52]

一位与军政府合作的阿根廷传教士解释行动的指导原则说：“敌人是马克思主义。是教会和我们祖国的马克思主义——是一个新国家的危险。” [53] 这种“新国家的危险”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军政府的许多受害者如此年轻。在阿根廷，3万名失踪者中有81％的年龄介于16岁到30岁之间。 [54] “我们现在的工作是为了往后20年。”一位恶名昭彰的刑讯者对他的受害者说。 [55]

最年轻的受害者中有一群高中生，他们在1976年联合请愿，要求降低公交车票价。对军政府来说，集体行动显示这些青少年感染了“马克思主义病毒”，其反应是屠杀者的愤怒，有6名敢于提出这种颠覆要求的高中生遭到酷刑和杀害。 [56] 2006年终于接受审判的警察局长艾契科拉兹，是参与这次攻击的关键人物。

这类失踪案例的模式很清楚：在休克治疗师尝试抹去经济中的集体主义遗毒时，休克部队则把那种文化的代表从街头、大学和工厂扫空。

一些站在经济转型最前线的人不防备时会承认，达成他们的目标有赖大规模的镇压。博雅公关公司公关主管伊曼纽尔（Victor Emmanuel），负责把对企业友好的阿根廷军政府推销给世界，他告诉一名研究人员，为了打开阿根廷“受保护的国家主义”经济，动用暴力有其必要。他说：“但没有人会投资一个卷入内战的国家。”然而他承认，死的人不只是游击队。“许多无辜者可能也会被杀害，”他告诉作家费特洛维兹（Marguerite Feitlowitz）说，“但在那种情况下，需要用到极强大的武力。” [57]

皮诺切特的“芝加哥男孩”经济部长卡斯特罗负责执行休克治疗，他说，如果没有皮诺切特的铁腕支持，他不可能办到。“舆论强烈反对（我们），所以我们需要强人来维系政策。我们很幸运皮诺切特总统了解而且拥有能抵挡批评的个性。”他也认为，“独裁政府”最适合保卫经济自由，因为可以“不掺杂个人情感”地使用权力。 [58]

和大多数国家恐怖一样，设定目标的杀戮有双重目的。第一，杀戮去除了计划的实质障碍——那些最可能反击的人。第二，让所有人目睹“麻烦制造者”失踪，给可能想抗拒的人发出不容误解的警告，因而去除了未来的障碍。

而这些手段确实有效。“我们既困惑又苦恼，乖乖等着接受命令……许多人开始退化；他们变得更依赖和害怕。”智利精神医生帕拉（Marco Antonio de la Parra）说。 [59] 换句话说，他们处在休克之中。因此当经济休克造成物价飙涨和工资下跌时，智利、阿根廷和乌拉圭的街上依旧干净而平静。没有抢粮暴动，没有大罢工。家庭依靠默默节衣缩食度日，喂他们的婴儿喝可以抑制饥饿感的传统饮料马黛茶（maté），在日出前起床以便走路几个小时上班，省下公交车费；因为营养不良或伤寒死亡的人则被悄悄埋葬。

十年前，南锥国家的工业还突飞猛进，中产阶级迅速崛起，医疗与教育体系十分健全，俨然成为发展中国家的希望。现在，富人与穷人被抛进截然不同的经济世界，富人可以在佛罗里达取得荣誉市民身份，其他人则被推回落后国家的火坑，而且两者的鸿沟将随着后独裁时代的新自由主义“再造”不断加深。这些国家不再是激励人心的楷模，而是对梦想从第三世界崛起的贫穷国家的恐怖警告。这种转变可以与经历军政府酷刑营的囚犯相提并论：光是说还不够——他们被迫放弃最珍视的信念，背叛他们的爱人和孩子。那些屈服的人被称作“破碎者”（quebrado）。南锥也一样：这个区域不仅仅是被打败，而是破碎。

酷刑“药方”

在政策尝试切除文化中的集体主义的同时，监狱里的酷刑则尝试从人的心智和精神中将之切除。就像1976年阿根廷军政府的一篇社论中说的：“心智也必须清洗，因为那是错误诞生的地方。” [60]

许多施刑者采取医生的姿态。好比芝加哥学派经济学家使用痛苦但必要的休克治疗，这些审讯者想象他们施加的电击和其他折磨具有疗效——他们只是在治疗囚犯，而囚犯在集中营则被称为脏病者（apestosos）——肮脏或染病的人。他们将为囚犯治疗社会主义或集体主义思想的疾病。 [61] 他们的“治疗”当然会带来痛苦，甚至可能致命，但这是为患者着想。“如果你的手臂有坏疽，你就必须截肢，对不对？”皮诺切特在回应外界对他人权记录的批评时，不耐烦地反问。 [62]

各国真相委员会报告的证词显示，囚犯们描述的是一套强迫他们背叛内心最深植信念的系统。对大多数拉丁美洲左派来说，他们最珍视的信念就是阿根廷的激进派历史学家巴耶尔（Osvaldo Bayer）所说的，“团结是唯一的超验神学”。 [63] 施酷刑者也知道团结的重要，而且决心借休克来消灭囚犯内在的社会联结冲动。当然，所有审讯都是为了取得有价值的信息，因此必须强迫囚犯背叛，但许多囚犯报告说，折磨他们的人对信息的兴趣不高，因为他们通常已掌控了所需的信息，他们热衷的反而是达成背叛。这种做法的目的在于对囚犯的一部分内在造成无可修复的伤害，这个部分原本把协助他人摆在第一位，也是他们参与社会运动的原因，但在伤害之后留下的是羞愧和屈辱。

有时候背叛完全不是囚犯所能控制的。例如，阿根廷囚犯维拉尼（Mario Villani）被绑架时身上带着行事历，里面记录着与一个朋友约好的会面；士兵突击会面地点，让失踪在恐怖机器的运动家又增加一名。维拉尼的酷刑手用这件事折磨他，他说：“他们抓到霍基是因为他准时赴约。他们知道告诉我这件事，对我的折磨会远超过220伏特。那种懊悔几乎令我无法承受。” [64]

在这种环境下，终极的反抗是囚犯之间表现的小悲悯，例如照料彼此的伤口，或分享稀少的食物。如果这类关爱举动被发现，他们会遭到严厉惩罚。囚犯会被刺激得尽可能自私自利，不断有人提供他们浮士德式的交易，例如是选择自己承受更多折磨，还是让其他囚犯受更多酷刑。在一些案例中，囚犯被彻底瓦解，以致同意拿刺牛棒对付其他狱友，或在电视上公开放弃他们以前的信念。这些囚犯代表折磨者的终极胜利：囚犯不仅放弃团结，而且为了生存而屈服于放任资本主义核心的割喉特质——借用ITT主管的话：“追求自利”。 [65] [66]

在南锥工作的两类“医生”——将军与经济学家——都以几乎完全相同的比喻形容他们的工作。弗里德曼描述他在智利的角色像医生，提供“医疗技术建议给智利政府，以协助终结一场医学瘟疫”——“通货膨胀的瘟疫”。 [67] 芝加哥大学拉丁美洲计划主持人哈伯格的比喻更直接，独裁统治结束很久后，他在对一群阿根廷年轻经济学家发表的演讲中说，好的经济学家本身就是药方——他们扮演着“对抗反经济的思想与政策的抗体”。 [68] 阿根廷军政府的外交部长顾塞提说：“当国家的社会身体染上会侵蚀内脏的疾病时，它会产生抗体。这些抗体不同于细菌，不能以同样的方式处理。当政府控制并摧毁游击队，抗体的活动才会消失，就像已经发生的那样。那只是生病时身体的自然反应。” [69]

这种语言当然与纳粹当年的思想架构没有两样，纳粹辩驳他们是借由杀害社会“生病”的分子，以治愈“国家身体”。就像纳粹医生克莱恩（Fritz Klein）宣称的：“我想挽救生命。而出于对人命的尊敬，我会从一个生病的身体中移除出现坏疽的盲肠。犹太人就是人类身体的坏疽盲肠。”红色高棉使用相同的语言辩解他们在高棉的杀戮：“受感染的部分必须切除。” [70]

“正常”孩子

最令人不寒而栗的比喻，莫过于阿根廷军政府如何对待酷刑室里的小孩。联合国有反集体屠杀的公约规范，明确的集体大屠杀行为包括“采取意图阻止群体人口出生的措施”，以及“强迫将一个群体的儿童转移到另一个群体”。 [71]

据估计，有500名婴儿在阿根廷的酷刑室诞生，这些婴儿被立即纳入一个再造社会和创造新品种模范市民的计划。经过短暂的哺乳期后，数百名婴儿被卖给或送给大多与独裁政权有直接关系的领养夫妻。据辛苦找到数十名这些小孩的人权团体、“五月广场的母亲”（Abuelas de Plaza de Mayo）介绍，领养的夫妻以军政府认定为“正常”和健康的资本主义与基督教价值教养这些小孩，而且从未告知他们的出身。 [72] 婴儿的父母被视为病势太重而不值得拯救，几乎都在酷刑室里遭到杀害。盗窃婴儿并非个人罪行，而是有组织的国家行动。在一桩法庭诉讼中，1977年内政部的官方文件被提出当做证据，文件的标题是“对遭羁押或失踪之政治与工会领袖，处理其未及龄子女的程序指示”。 [73]

阿根廷历史的这一章，与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原住民儿童遭大规模盗窃极为相似，这些原住民儿童都被送进社区学校，禁止他们说母语，并被责打成“白人”。在1970年代的阿根廷，类似的族群至上思维显然也在运作，其根据并非人种，而是政治信仰、文化和阶级。

政治杀戮与自由市场革命最明确的关联，要到阿根廷独裁统治结束四年后才被发现。在1987年，一队摄影人员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市区最豪华的太平洋购物商场（Galerías Pacífico）地下室，惊骇地误闯入一座废弃的酷刑中心。调查发现，在独裁统治期间，第一陆军兵团把部分失踪者藏匿在商场地下室；地牢墙壁上仍看得到那些早已死去的囚犯的字迹：姓名、日期，以及哀求解救的祷告。 [74]

今日的太平洋商场是布宜诺斯艾利斯购物区皇冠上的明珠，是专为吸引国际消费而开设的明证。拱形的屋顶和精致的壁画，装饰着各式各样的品牌商店，从迪奥（Christian Dior）、拉尔夫·劳伦（Ralph Lauren）到耐克（Nike），价格贵到绝大多数本地人买不起，但拣便宜的外国人却蜂拥而至，享受阿根廷币贬值的好处。

对了解自身历史的阿根廷人来说，这座商场代表的是可怕的记忆。就像更早的老式资本主义的征服建立在该国原住民的大坟场上，拉丁美洲的芝加哥计划则建立在曾关过成千上万不同信仰者的酷刑中心上。

[1] Daniel Feierstein and Guillermo Levy, Hasta que la muerte nos separe: Prácticas sociales genocidas en América Latina (Buenos Aires: Ediciones al margen, 2004), 76.

[2] Marguerite Feitlowitz, A Lexicon of Terror: Argentina and the Legacies of Tortur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xii.

[3] Orlando Letelier, “The Chicago Boys in Chile,” he Nation, August 28, 1976.

[4] Ibid.

[5] John Dinges and Saul Landau, Assassination on Embassy Row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80), 207-10.

[6] Pamela Constable and Arturo Valenzuela, A Nation of Enemies: Chile Under Pinochet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1991), 103-107; Peter Kornbluh, The Pinochet File: A Declassified Dossier on Atrocity and Accountability (New York: New Press, 2003), 167.

[7] Eduardo Gallardo, “In Posthumous Letter, Lonely Ex-Dictator Justifies 1973 Chile Coup,” Associated Press, December 24, 2006.

[8] “Dos Veces Desaparecido,” Página 12, September 21, 2006.

[9] Carlos Rozanski was the lead author of the ruling, which was cowritten by judges Norberto Lorenzo and Horacio A. Insaurralde. Federal Oral Court No. 1, Case NE 2251/06, September 2006, www.rodolfowalsh.org.

[10] Federal Oral Court No. 1, Case N E 2251/06, September 2006, www.rodolfowalsh.org.

[11] Ibid.

[12] United Nations Office of the High Commissioner for Human Rights, “Convention on the Prevention and Punishment of the Crime of Genocide,” approved December 9, 1948, www.ohchr.org.

[13] Leo Kuper, “Genocide: Its Political Use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in Alexander Laban Hinton, ed., Genocide: An Anthropological Reader (Maiden, MA: Blackwell, 2002), 56.

[14] Beth Van Schaack, “The Crime of Political Genocide: Repairing the Genocide Convention's Blind Spot,” Yale Law Journal 107, no. 7 (May 1997).

[15] 许多国家的刑法禁止种族屠杀行为，包括葡萄牙、秘鲁和哥斯达黎加，定义中清楚包括政治群体或“社会群体”。法国法律规范甚至更广，把种族屠杀定义为，意在摧毁“一个以任何独断标准决定的群体”的全部或一部分人。

[16] “Auto de la Sala de lo Penal de la Audiencia Nacional confirmando la jurisdicción de España para conocer de los crimines de genocidio y terrorismo cometidos durante la dictadura argentina,” Madrid, November 4, 1998, www.derechos.org. FOOTNOTE: Van Schaack, “The Crime of Political Genocide.”

[17] Baltasar Garzón, “Auto de Procesamiento a Militares Argentinos,” Madrid, November 2, 1999, www.derechos.org.

[18] Michael McCaughan, rue Crimes: Rodolfo Walsh (London: Latin America Bureau, 2002), 182.

[19] Constable and Valenzuela, A Nation of Enemies, 16.

[20] Guillermo Levy, “Considerations on the Connections between Race, Politics, Economics, and Genocide,” Journal of Genocide Research 8, no. 2 (June 2006): 142.

[21] Juan Gabriel Valdés, Pinochet 's Economists: The Chicago School in Chil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 7-8 and 113.

[22] Constable and Valenzuela, A Nation of Enemies, 16.

[23] Ibid., 39; Alfred Rosenberg, Myth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An Evaluation of the Spiritual-Intellectual Confrontations of Our Age (1930, repr. Newport Beach, CA: Noontide Press, 1993), 333.

[24] André Gunder Frank, Economic Genocide in Chile: Monetarist Theory Versus Humanity (Nottingham, UK: Spokesman Books, 1976), 41 .

[25] Ibid.

[26] Amnesty International, Report on an Amnesty International Mission to Argentina 6-1 5 November 1976 (London: Amnesty International Publications, 1977), 65.

[27] Ibid.

[28] Marguerite Feitlowitz, A Lexicon of Terror: Argentina and the Legacies of Tortur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159.

[29] Diana Taylor, Disappearing Acts: Spectacles of Gender and Nationalism in Argentina 's “Dirty War”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7), 105.

[30] Report of the Chilean National Commission on Truth and Reconciliation, vol. 1, trans. Phillip E. Berryman (South Bend, IN: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 1993), 140.

[31] The editorial appeared in La Prensa (Buenos Aires). Cited in Feitlowitz, A Lexicon of Terror, 153.

[32] Constable and Valenzuela, A Nation of Enemies, 153.

[33] Archdiocese of São Paulo, Brasil: Nunca Mais/Torture in Brazil: A Shocking Report on the Pervasive Use of Torture by Brazilian Military Governments, 1964-1979, ed. Joan Dassin, trans. Jaime Wright (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1986), 106-110.

[34] Report of the Chilean National Commission on Truth and Reconciliation, vol. 1, 149.

[35] Letelier, “The Chicago Boys in Chile.”

[36] Nunca Más (Never again): he Report of the Argentine National Commission of the Disappeared (New York: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1986), 369.

[37] Ibid., 371.

[38] Amnesty International, Report on an Amnesty International Mission to Argentina 6-1 5 November 1976, 9.

[39] Taylor, Disappearing Acts, 111.

[40] Archdiocese of São Paulo, orture in Brazil, 64.

[41] Karen Robert, “The Falcon Remembered,” NACLA Report on the Americas 39, no. 3 (November-December 2005): 12.

[42] Victoria Basualdo, “Complicidad patronal-militar en la última dictadura argentina,” Engranajes: Boletín de FETIA, no. 5, special edition, March 2006.

[43] Transcript of interviews conducted by Rodrigo Gutiérrez with Pedro Troiani and Carlos Alberto Propato, both former Ford workers and union activists, for a forthcoming documentary film on the Ford Falcon, Falcon.

[44] “Demandan a la Ford por el secuestro de gremialistas durante la dictadura,” Página 12, February 24, 2006.

[45] Robert, “The Falcon Remembered,'T3-15; transcript of Gutiérrez's interviews with Troiani and Propato.

[46] “Demandan a la Ford por el secuestro de gremialistas durante la dictadura.”

[47] Ibid.

[48] Larry Rohter, “Ford Motor Is Linked to Argentina's ‘Dirty War,’ ”New York Times, November 27, 2002.

[49] Ibid.; Sergio Correa, “Los desaparecidos de Mercedes-Benz，”BBC Mundo, November 5, 2002.

[50] Robert, “The Falcon Remembered,” 14.

[51] McCaughan, rue Crimes, 290.

[52] Nunca Más: The Report of the Argentine National Commission of the Disappeared, 22.

[53] Quoting Padre Santano. Patricia Marchak, God 's Assassins: State Terrorism in Argentina in the 1970s (Montreal: McGill-Queen's University Press, 1999), 241.

[54] Marchak, God 's Assassins, 155.

[55] Levy, “Considerations on the Connections between Race, Politics, Economics, and Genocide,” 142.

[56] Marchak, God 's Assassins, 161.

[57] Feitlowitz, A Lexicon of Terror, 42.

[58] Constable and Valenzuela, A Nation of Enemies, 171, 188.

[59] Ibid., 147.

[60] The editorial appeared in La Prensa (Buenos Aires), cited in Feitlowitz, A Lexicon of Terror, 153.

[61] 电击治疗绕了一个圈，又回到最早出现的时候，那时它被当做一种驱魔技术来使用。最早的医疗电刑始于18世纪的一位瑞士医生，他相信精神疾病是魔鬼带来的，因此他让一名患者抓住一条以静电机供电的电线，对每一个魔鬼施以电击一次。这名患者后来被宣告治愈。

[62] Constable and Valenzuela, A Nation of Enemies, 78. FOOTNOTE: L. M. Shirlaw, “A Cure for Devils,” Medical World 94 (January 1961): 56, cited in Leonard Roy Frank, ed., History of Shock Treatment (San Francisco: Frank, September 1978), 2.

[63] McCaughan, rue Crimes, 295.

[64] Feitlowitz, A Lexicon of Terror, 77.

[65] 打碎个性的现代版也出现在美国管理的监狱，在这里则是伊斯兰信仰被用于对付穆斯林囚犯。堆积如山的证据从阿布格莱布和关塔那摩监狱流出，有两种虐囚方式不断被提起：裸体和刻意干扰伊斯兰习俗，包括强迫囚犯剃胡须、践踏《古兰经》、用以色列旗帜裹住囚犯、强迫男性摆同性性交姿势，甚至用假经血涂抹男性。前关塔那摩囚犯贝格（Moazzam Begg）说，他经常被迫剃须，一名警卫会说：“这是最让你们穆斯林受不了的，是不是？”伊斯兰信仰被亵渎不是因为警卫恨它（虽然有此可能），而是因为囚犯爱它。由于酷刑的目的是再造个性，任何构成囚犯个性的东西都必须去除——从衣服到珍视的信仰。在1970年代是攻击社会团结，在今日则是攻击伊斯兰信仰。

[66] David Rose, “Guantanamo Briton ‘in Handcuff Torture,’” Observer (London), January 2, 2005.

[67] Milton Friedman and Rose D. Friedman, wo Lucky People: Memoir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8), 596. FOOTNOTE: David Rose, “Guantanamo Briton ‘in Handcuff Torture,’” Observer (London), January 2, 2005.

[68] Arnold C. Harberger, “Letter to a Younger Generation,” Journal of Applied Economics l , no. 1 (1998): 4.

[69] Amnesty International, Report on an Amnesty International Mission to Argentina 6-15 November 1976, 34-35.

[70] Robert Jay Lifton, he Nazi Doctors: Medical Killing and the Psychology of Genocide (1986, repr. New York: Basic Books, 2000), 16; François Ponchaud, Cambodia Year Zero, trans. Nancy Amphoux (1977, repr. New York: Rinehart and Winston, 1978), 50.

[71] United Nations Office of the High Commissioner for Human Rights, “Convention on the Prevention and Punishment of the Crime of Genocide,” approved December 9, 1948, www.ohchr.org.

[72] HIJOS (a human rights organization of the children of the disappeared) estimate over five hundred children. HIJOS, “Lineamientos,” www.hijos.org.ar; the figure of two hundred cases cited in Human Rights Watch, Annual Report 2001, www.hrw.org.

[73] Silvana Boschi, “Desaparición de menores durante la dictadura militar: Presentan un documento clave,” Clarin (Buenos Aires), September 14, 1997.

[74] Feitlowitz, A Lexicon of Terror, 89.

第5章
“完全无关”
如何清洗意识形态的罪恶

弗里德曼是“思想会带来后果”这一真理的体现。

——拉姆斯菲尔德，美国国防部长，2002年5月 [1]

人们被关进监牢，好让价格得到自由。

——加莱亚诺，1990年 [2]

南锥的罪行一度似乎真的可能被认定与新自由主义运动有关，使它在扩展到第一个实验室以外的地区前信誉扫地。弗里德曼1975年扭转大势的智利之旅后，《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刘易斯（Anthony Lewis）提出一个简单但爆炸性的问题：“如果纯粹的芝加哥经济理论在智利只能以镇压的方式施行，它的创造者们是否应该承担部分责任？” [3]

莱特列尔惨遭谋杀后，草根运动团体继承他的呼吁，要求智利经济革命的“思想建构者”为政策的人道成本负责。在那几年里，弗里德曼每次演讲都被人用莱特列尔的话打断，有几次他在被授予荣誉的场合被迫走厨房才能进场。

芝加哥大学的学生得知他们的教授与军政府合作，感到十分困扰，因此要求展开学术调查。一些学者支持这些学生，包括1930年代从法西斯欧洲逃到美国的奥地利经济学家廷特纳（Gerhard Tintner）。廷特纳将皮诺切特统治下的智利与纳粹统治下的德国类比，认为弗里德曼支持皮诺切特就像与第三帝国合作的技术官僚。（弗里德曼反过来指控他的批评者为“纳粹主义”。） [4]

弗里德曼和哈伯格都乐于以拉丁美洲“芝加哥男孩”创造的经济奇迹自得。1982年弗里德曼像骄傲的父亲般，在《新闻周刊》上洋洋得意地说：“‘芝加哥男孩’……结合了杰出的思想与管理能力、信念带来的勇气，以及献身于实践的精神。”哈伯格曾说：“我对我的学生感到骄傲，超过我曾写的任何文章，事实上，拉丁小组带给我的光荣远超过我对学术文献的贡献。” [5] 不过，谈到他们的学生创造的“奇迹”造成的人道成本时，两人却马上认为与他们无关。

“尽管我强烈反对智利的威权政治体制，”弗里德曼在他的《新闻周刊》专栏上写道，“我不认为一个经济学家提供技术经济建议给智利政府称得上邪恶。” [6]

弗里德曼在他的回忆录中宣称，皮诺切特把头两年时间花在尝试自行管理经济，直到“1975年通货膨胀仍然肆虐，且全球衰退引发智利的萧条，皮诺切特将军才转而求助于‘芝加哥男孩’”。 [7] 这是公然篡改历史——“芝加哥男孩”在政变发生前就已经与军方合作，经济转型也始于军政府夺得权力的第一天。在其他方面，弗里德曼甚至宣称皮诺切特的整个统治——17年的独裁统治和数万人遭受酷刑——并非对民主政治的暴烈破坏，而是刚好相反。“对智利企业真正重要的是，自由市场确实在实现一个自由社会上做出了贡献。”弗里德曼说。 [8]

莱特列尔遭到暗杀三周后，一则消息打断了皮诺切特的罪行如何反映在芝加哥学派运动上的争论。1976年，弗里德曼以对通货膨胀与失业的“原创且重大的”研究，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9] 他利用诺贝尔颁奖演说的机会声称，经济学是严格而客观的科学学科，就像生理学、化学和医学，依据的是公正检验可得的事实。他轻松地忽略了他得奖的理论前提已被排队领救济品的人民、伤寒瘟疫和关闭的工厂，活生生证明是错的；而这一切就发生在残暴到愿意把弗里德曼的想法付诸实行的智利政权。 [10]

一年后，另一件事重新定义了有关南锥争论的参考指标：国际特赦组织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主要因为它揭发智利和阿根廷侵害人权的勇气和义举。经济学奖实际上与和平奖互不干涉，分别由不同的委员会审查，并在不同的城市颁奖。不过，在旁观者眼中，两个全世界最受尊崇的评审委员会颁发两座诺贝尔奖，似乎做出了它们的宣判：酷刑室的休克应该被强烈谴责，但经济休克治疗应该获得掌声——两种形式的休克，借用莱特列尔充满讽刺的语句来说，是“完全无关”的。 [11]

“人权”眼罩

这堵思想防火墙的筑起，不只因为芝加哥学派经济学家拒绝承认他们的政策与使用恐怖有关，部分问题也出在那些恐怖活动被塑造限定为“侵犯人权”行为，而非具有明确政治与经济目的的工具。这是因为1970年代的南锥不只是新经济模式的实验场，也是晚近行动主义活动模式的实验室：草根的国际人权运动。在迫使军政府停止最恶劣的侵犯人权方面，这个运动无疑扮演了重要的角色，然而只专注罪行而忽视背后的原因，却使人权运动反而协助芝加哥学派意识形态，几乎毫发无损地脱离了它的第一个血腥实验场。

这种两难可以回溯到现代人权运动诞生的时刻，也就是1948年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采用之时。这份宣言一经公布，很快就变成冷战双方互相攻讦的武器，指控对方是希特勒再世。1967年的新闻报道揭露，专注于苏联侵犯人权的杰出人权团体国际法学家协会（ICJ）并非自称的公正仲裁者，而是暗中接受中情局的资助。 [12]

在这种复杂的背景下，国际特赦组织为自己拟定严格的公正原则：其资金将完全来自会员，并严格保持“独立于任何政府、政治党派、意识形态、经济利益或宗教信仰之外”。为了证明该组织不会利用人权追求特定政治目标，组织章程明文规定同时“接纳”三种良心犯，分别来自“共产国家、西方和第三世界国家”。 [13] 国际特赦组织是当时整体人权运动的标杆，其立场是：侵犯人权是全球一致认定的罪恶，本身即是错的，因此无需判定侵犯为什么发生，只要尽可能详细和可信地记录。

此一原则反映在记录南锥恐怖活动的方式。在秘密警察随时监视和骚扰下，人权组织派遣代表到阿根廷、乌拉圭和智利，访问数百名酷刑受害者和他们的家人；他们也想尽办法进入监狱，因为独立媒体被禁止进入，且军政府否认自己的罪行，这些证词变成了原本没有机会写下来的原始历史文献。不过这些文献虽然重要，内容却有其限制：这些报告只记载了最令人厌恶的镇压方法，以及它们违反的联合国规章。

国际特赦组织1976年的阿根廷报告虽然史无前例地记录了军政府的暴行，并因此获得诺贝尔奖，但其狭隘已很成问题。尽管报告内容忠实深入，却未能交代侵犯人权的原因。报告问及，“何种程度的侵犯是必要或可解释的”，可以用来维护国家“安全”——这些是军政府给“肮脏战争”的官方理由。 [14] 在检验证据后，报告总结说，左派游击队带来的威胁，绝对与国家采取的镇压程度不成比例。

但是还有其他理由让暴力是“必要和可解释的”吗？国际特赦组织并未着墨。事实上，在长达92页的报告中，该组织未提到军政府正对国家进行激进的资本主义改造。这份报告并未评论贫穷加深或重分配财富计划的大幅逆转，虽然这些是军政府统治的核心政策。报告仔细列举了军政府违反公民权利的法律和命令，但不包括降低工资和提高价格、侵犯食物与居住权利的命令，虽然这些权利也受联合国规章保护。如果军政府革命性的经济计划曾受到粗浅的检验，一定会暴露出为什么军政府必须采取额外的镇压，正如它也能解释，为什么这么多国际特赦组织良心犯是和平的工会分子和社会工作者。

另一项重大遗漏是，国际特赦组织描述冲突只局限在军方与左派极端分子。其他参与者完全未被提及——没有美国政府或中情局，没有本国地主，没有跨国企业。在拉丁美洲实施“纯”资本主义的大计划，以及计划背后势力庞大的利益团体，都未被检验，使这份报告中记录的残暴完全不合情理——它们只是随机发生、不受控制的不幸事件，在政治虚空中飘荡，虽被所有有良知的人所谴责，却完全无法理解。

这股人权运动的每一面都在高度受限的环境下运作，尽管理由不尽相同。在受影响的国家内部，率先呼吁注意恐怖行动的人是受害者的亲友，但他们能做的事极其有限。他们并未谈到失踪背后的政治或经济目的，因为谈论这些会使他们自己面临失踪的危险。在危险的环境下挺身而出的人权活动团体，最著名的是“五月广场的母亲”，在阿根廷以“母亲们”著称。她们每周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政府建筑外面示威时，不敢手持抗议牌——只是捧着失踪孩子的照片，一旁写着：“他们在哪里？”在宗教聚会中，她们默默围坐，戴着白色头巾，上头绣着她们孩子的姓名。许多母亲有强烈的政治信念，但她们小心地不表达威胁政权的言论，只呈现母亲的悲伤，以及急于知道她们无辜的孩子被带往何处。 [15]

在智利，最大的人权团体是和平委员会（Peace Committee），由反对党政治人物、律师和教会领袖组成。这些终身政治工作者知道，为终止酷刑和释放政治犯奔走努力，只是一个更大斗争的一部分，最终的目标是谁能控制智利的财富。但为了避免成为军政权的下一个受害者，他们放弃左派过去谴责资产阶级的老套路，学习使用“普世人权”（universal human rights）的新语言。此种在北美和欧洲普遍被接受的观念，摆脱了富人与贫民、弱者与强者、北方和南方的指涉，单纯地主张人人都有接受公平审判和免于残暴、非人道与悲惨待遇的权利。它不问为什么，只是主张如此。从充满法律术语与人类权利的人权论述中，他们发现在监狱的伙伴实际上是良心犯，其思想与言论的自由应该受到《世界人权宣言》第18条和第19条的保护。

对生活在独裁统治下的人来说，这种新语言基本上是一种密码，就像音乐家把政治信息以隐晦的暗喻藏在歌词里，他们也以法律措辞伪装他们的左派思想—— 一种不用提到政治而参与政治的方法。 [16]

当拉丁美洲的恐怖手段引起迅速扩张的国际人权运动的关注时，当地的活动家们却因各种不同的理由避免谈论政治。

福特对上福特

不把国家恐怖的体制与其奉行的意识形态目标联结在一起，是这段时期几乎所有人权文献的特色。尽管国际特赦组织的保留可以理解为在冷战的紧张中尝试保持公正，但对其他许多团体来说，还有另一个影响因素：钱。这类工作最大的资金来源是当时全球最大的慈善组织福特基金会。在1960年代，该组织只花一小部分预算在人权上；但在1970年代和1980年代，基金会对拉丁美洲人权工作的贡献高达惊人的3000万美元。福特基金会以这些钱支持拉丁美洲的团体，例如智利的和平委员会，以及美洲观察组织（Americas Watch）等总部设在美国的团体。 [17]

在军事政变前，福特基金会在南锥的主要角色是资助训练学者，大多数在经济学和农业科学领域，并与美国国务院密切合作。 [18] 福特基金会国际部副总裁苏顿（Frank Sutton）解释该组织的宗旨是：“没有现代化的精英，就不可能有现代化的国家。” [19] 虽然这与扶植革命马克思主义的替代品的冷战逻辑完全吻合，福特的大部分学术援助也遵守极右派路线——拉丁美洲的学生被送到各式各样的美国大学，对拉丁美洲大学的各种研究所也提供资助，包括以左倾闻名的大型公立大学。

但有几个重要的例外。前面已讨论过，福特基金会是芝加哥大学拉丁美洲经济研究与训练计划的最大赞助者，而该计划制造了上百个拉丁“芝加哥男孩”。福特也在圣地亚哥天主教大学赞助一个类似的计划，目的是吸引邻近国家的大学经济系学生到智利的“芝加哥男孩”门下求学。这使得福特基金会不管是否刻意，成了在拉丁美洲散播芝加哥学派意识形态的主要资金来源，甚至远超过美国政府的金援。 [20]

当“芝加哥男孩”借助皮诺切特政变的枪林弹雨取得权力后，福特基金会对这一行动的评价并不是特别好。资助“芝加哥男孩”，是基于该基金会“为促进民主目标的实现而改善经济研究机构”的宗旨。 [21] 但福特在芝加哥和圣地亚哥协助建立的经济研究机构，却在推翻智利的民主政治中扮演了核心角色，过去培养的学生现在在一个休克式的残暴环境中，应用他们受到的美国教育。让基金会更感棘手的是，在短短几年内，这是第二次它扶持的对象选择以暴力夺取权力；第一次是苏哈托的血腥政变后，柏克莱帮的迅速蹿红。

福特曾在印度尼西亚大学成立经济学系，但福特的文件显示，当苏哈托掌控大权后，“几乎所有该计划培育的经济学家都被征召进入政府”。几乎没有人留下来教学生。 [22] 在1974年，印度尼西亚发生民族主义暴乱，反对“外国颠覆”印度尼西亚经济；福特基金会变成群众愤怒的对象——许多人指出，是福特基金会训练出的苏哈托的经济学家，将印度尼西亚的石油与矿业财富出卖给西方跨国公司。

在智利的“芝加哥男孩”与印度尼西亚的柏克莱帮之间，福特得到的是不光彩的名声：从这两个计划中毕业的学生，掌控的是世界上最恶名昭彰、最残暴的右派独裁政权。虽然福特不可能事先知道它训练的毕业生会执行如此野蛮的暴政，但终究还是有人提出刺耳的质疑：为什么一个致力于和平与民主的基金会，却深深涉入独裁政权和暴力？

不管是出于惊慌、社会良心或两者兼而有之，福特基金会处理独裁政权问题的手法堪称好企业的典型：主动出击。在1970年代中期，福特从一家为所谓第三世界提供“技术专业”的制造者，转型为人权活动的资助者。这种大变身在智利和印度尼西亚尤其显得突兀。这些国家的左派被福特协助扶持的政权消灭后，只有福特资助的新一代的人权律师，为释放成千上万被同样政权所囚禁的政治犯而努力。

从福特经常妥协的历史来看，它一头栽进人权运动时，把这个领域的定义尽可能窄化并不令人意外。该基金会强烈偏爱那些宣称为实现“法治”、“透明化”和“优良治理”而合理抗争的团体。就像一位福特基金会的管理者指出的，该基金会在智利的态度是“我们如何做好工作而不涉入政治”。 [23] 这不只因为福特原本就是保守的机构，习惯于与正式的美国外交政策合作而不背离， [24] 同时也是因为任何以智利镇压为目标的严肃调查，不可避免地会直接溯及福特基金会，以及它在将原教旨主义经济理念灌输给智利统治者的过程中所扮演的核心角色。

另一个问题是，该基金会与福特汽车公司无法逃避的复杂关系，尤其是牵涉工厂的活跃分子。今日，福特基金会已完全脱离汽车公司及其继承人，但在1950年代和1960年代资助亚洲与拉丁美洲的教育计划时并非如此。该基金会创立于1936年，资金来自三位福特汽车主管的股票捐献，包括亨利与埃兹尔·福特（Edsel Ford）。随着基金会财富增加，它开始独立运作，但出脱福特汽车股票直到1974年才完成，当时是智利政变的次年，而印度尼西亚政变已是几年前的事；福特家族直到1976年才退出基金会董事会。 [25]

在南锥，这些矛盾看起来十分超现实：一家与恐怖体制来往最密切的公司——被指控在厂房里设置秘密酷刑设施，参与自己员工的失踪——所遗留的慈善机构，却是最好且经常是唯一终结最恶劣人权侵犯的机会。通过资助人权运动人士，福特基金会在那段时间拯救过无数人命。而且美国国会削减对阿根廷和智利的军事支持，逐渐迫使南锥的军政府减少使用最残暴的镇压手段，至少有一部分要归功于该基金会。但当福特伸出援手时，它的帮助却得付出代价，而这种代价——不管是否有自觉——就是人权运动思想上的诚实。该基金会决定参与人权运动但“不涉及政治”，因此制造了一种局限，使它几乎不可能追问它所记录的暴力：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是为了谁的利益？

对于自由市场革命的历史被讲述的方式来说，这种局限扮演的角色是不光彩的，在极度暴力环境下诞生的污点被隔绝在视野之外。就像芝加哥学派经济学家对酷刑三缄其口（那与他们的专业领域无关），人权团体也很少提及发生在经济领域的激进转变（那超出他们狭窄的法律视野）。

镇压与经济实际上是一个不可分割的计划，这个观念只在这段时期的一项重大报告《巴西：毋忘教训》当中有所反映。值得注意的是，它是唯一非由国家或外国基金会发表的真相委员会报告。它的依据是军方的法庭记录，由勇气过人的律师和教会活动分子，在国家仍处于独裁统治的情况下，经过多年影印得来。在详细记述一些最可怕的罪行后，报告的作者提出其他人刻意躲避的核心问题：为什么？他们平铺直叙地回答：“因为经济政策极度不受人口中最多数群体的欢迎，所以不得不借暴力来执行。” [26]

在独裁统治期间深入扎根的激进经济模式，后来证明比执行它的将军们还顽强。士兵回到他们的军营以后很久，拉丁美洲人也已经可以再度选举他们的政府，芝加哥学派理论的根仍然牢牢抓住这块土地。

阿根廷新闻记者兼教育家阿库尼亚（Claudia Acuña）告诉我，在1970年代和1980年代很难完全理解，暴力并非军政府的目标，而是手段。“他们对人权的侵犯如此令人发指，如此不可思议，阻止他们当然是当务之急。但是虽然我们已经能摧毁那些秘密酷刑营，却无法摧毁军政府创造的经济计划，直到今日仍是如此。”

正如沃尔什的预测，到最后，“计划性悲剧”所夺走的人命将多于子弹所夺走的。作为比喻，拉丁美洲南锥在1970年代发生的事件可以当作谋杀现场来看待，但事实上它却是极度暴力的武装抢劫现场。阿库尼亚告诉我：“就像以失踪者的血迹，来掩饰经济计划的代价。”

有关“人权”能否真的与政治和经济分开的辩论，并非只发生在拉丁美洲；每当国家以酷刑作为政策武器时，这些问题就会浮现。尽管环绕着层层迷雾，还有想以无关政治的脱序行为来看待它的冲动，但酷刑并不特别复杂或神秘。我们可以相当准确地预测，每当一国的独裁者或外国占领者缺乏统治所需的共识时，酷刑这种最残酷形式的高压统治工具就会出现：菲律宾的马科斯、伊拉克的萨达姆、占领阿尔及利亚的法国、在占领区的以色列人、进驻伊拉克和阿富汗的美国，例子不胜枚举。大规模虐待囚犯实际上就是一种明确的迹象，显示政治人物尝试实施一套大多数被统治者反对的体制——不管是政治、宗教或经济体制。就像生态学家借特定的植物与鸟类“指标物种”（indicator species）来定义生态系统，酷刑就是一个施行极度反民主计划的政权的指标，就算这个政权是经过选举而取得的也一样。

作为审讯时取得信息的手段，酷刑的不可靠已人尽皆知，但用来恐吓和控制人民，没有比酷刑更有效的方式。基于这个理由，在1950年代和1960年代，法国的自由派对本国士兵用电击和水刑对付阿尔及利亚解放战士义愤填膺，却不设法解决作为酷刑根本原因的占领，让许多阿尔及利亚人逐渐失去耐性。

1962年，法国律师哈利米（Gisèle Halimi）为数名在监狱中遭到强暴和酷刑折磨的阿尔及利亚人辩护，他激愤地写道：“所有空谈都是相同的陈腔滥调：从酷刑在阿尔及利亚使用以来，说的是相同的话，表达的是相同的气愤，公众抗议是相同的声调，相同的承诺。这些例行公事并未阻止任何电击或水刑，也丝毫未能限制那些施刑者的权力。”西蒙·波伏娃（Simone de Beauvoir）写到同一主题时也表达了相同看法：“以道德之名抗议‘过当’或‘滥用’是错的，这是一种积极的共犯。没有‘滥用’或‘过当’，只有一个无所不在的体制。” [27]

她的论点是，占领无法以人道的方式达成；违背人的意志的统治绝非人道。西蒙·波伏娃写道，有两个选择：接受占领及执行它所需的手段，“否则便是拒绝，不只是拒绝某些具体的做法，而是拒绝容许它们存在，拒绝非得采取这些做法的更大目标”。今日的伊拉克和以色列／巴勒斯坦也面对同样明显的选择，而在1970年代的南锥，这更是唯一的选择。就像没有温和仁慈的方法可以违背人的意志而占领，要夺走数百万人尊严过活所需的事物——“芝加哥男孩”决心做的事——也无法以和平方法达成。抢夺，不管是土地或生活方式，都需要动用武力，或至少需要令人信服的威胁；所以强盗会带枪，也经常开枪。酷刑令人厌恶，但往往是达成特定目标的高度理性方式；事实上，它可能是达成那些目标唯一的方法。这引发了一个更深刻的问题，一个当时在拉丁美洲许多人无法问出的问题。新自由主义原本就是一种暴力的意识形态吗？它的目标是否有什么成分，会导致此种暴力的政治整肃，以及伴随而来的人权清洗运动的循环？

这个问题最生动的证词之一来自托马塞拉（Sergio Tomasella），他是烟农兼前阿根廷农地联盟秘书长，曾遭到酷刑和监禁长达五年，并牵连到妻子和许多朋友及家族成员。 [28] 1990年5月，托马塞拉搭乘深夜巴士从布宜诺斯艾利斯到农业省份科连特斯（Corrientes），准备在阿根廷反除罪法庭上发表意见，该法庭当时正听取独裁统治期间侵犯人权的证词。托马塞拉的证词与其他人不同，他穿着农场的衣服和工作靴站在都市听众前，解释为什么他是一场长期战争的受害者；这场战争的一方是想要土地以开辟合作农场的贫穷农民，另一方则是势力庞大、拥有当地一半土地的牧场业主。“战线是连续不断的——那些从印第安人手上夺走土地的人，继续借他们的封建结构压迫我们。” [29]

他坚称自己与农地联盟的会员同伴所遭受的虐待，不能与殴打他们身体和摧毁他们运动网络背后的庞大经济利益分割开。因此他不愿指出虐待他的士兵姓名，而宁可指控那些靠着阿根廷对外的经济依赖而获利的本国和外国大企业。“外国垄断公司强迫我们购买谷物和污染土地的化学品，强迫我们接受科技和意识形态。这些全都通过拥有土地并控制政策的寡头统治者实现。但我们必须知道，寡头统治者也受到这些垄断公司的控制，同样的福特汽车、孟山都（Monsanto，编按：全球最大的基因改造作物公司）和菲利普莫里斯（Philip Morris，编按：美国烟草公司）。我们必须改变的是结构。这是我必须来这里谴责的事物。就是这样。”

听众爆发出热烈的掌声。托马塞拉以如下的话总结他的证词：“我相信，真理与正义经历许多世代后，终究会获胜。如果要在这场战斗中死去，我甘之如饴，但总有一天我将得胜。同时，我会知道敌人是谁，而敌人也知道我是谁。” [30]

“芝加哥男孩”1970年代的第一场冒险，应该被当成对人类的警告：他们的思想极其险恶。这种意识形态在第一个实验场的罪行没有承担责任，那些不知悔改的理论家培育出来的次代弟子借此得以逃过刑责，继续游走世界寻找下一次征服的目标。今日我们再度生活在政商联手大屠杀的时代，许多国家遭受大规模的军事暴力，并被以有条理的手段改造成为“自由市场”经济体；失踪和酷刑也卷土重来。同样的，建立自由市场的目标与使用这种残暴手段的必要性，仍被视为完全无关。

[1] Donald Rumsfeld, Secretary of Defense Donald H. Rumsfeld Speaking at Tribute to Milton Friedman, White House, Washington, DC, May 9, 2002, www.defenselink.mil.

[2] Lawrence Weschler, A Miracle, a Universe: Settling Accounts with Torturers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90), 147.

[3] Anthony Lewis, “For Which We Stand: II,” New York Times, October 2, 1975.

[4] “A Draconian Cure for Chile's Economic Ills?” BusinessWeek, January 12, 1976; Milton Friedman and Rose D. Friedman, wo Lucky People: Memoir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8), 601.

[5] Milton Friedman, “Free Markets and the Generals,” Newsweek, January 25, 1982; Juan Gabriel Valdés, Pinochet 's Economists: The Chicago School in Chil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 156.

[6] Friedman and Friedman, Two Lucky People, 596.

[7] Ibid., 398.

[8] Interview with Milton Friedman conducted October 1, 2000, for Commanding Heights: The Battle for the World Economy, www.pbs.org.

[9] The Nobel Prize in Economics is separate from other prizes chosen by the Nobel Committee. The award's full name is the Sveriges Riksbank Prize in Economic Sciences in Memory of Alfred Nobel.

[10] Milton Friedman, “Inflation and Unemployment,” Nobel Memorial Lecture, December 13, 1976, www.nobelprize.org.

[11] Orlando Letelier, “The Chicago Boys in Chile,” he Nation, August 28, 1976.

[12] Neil Sheehan, “Aid by CIA Groups Put in the Millions,” New York Times, February 19, 1967.

[13] Amnesty International, Report on an Amnesty International Mission to Argentina 6-1 5 November 1976 (London: Amnesty International Publications, 1977), copyright page; Yves Dezalay and Bryant G. Garth, 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Palace Wars: Lawyers, Economists, and the Contest to Transform Latin American State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2), 71 .

[14] Amnesty International, Report on an Amnesty International Mission to Argentina 6-15 November 1976, 48.

[15] 在独裁统治结束后，“五月广场的母亲”变成阿根廷新经济秩序最严厉的批判者之一，直到今日仍是如此。

[16] 即使采取这类预防措施，人权行动主义者仍无法免于恐怖迫害。智利的监狱关满人权律师，而在阿根廷，军政府派遣一名高级酷刑手渗透到“五月广场的母亲”组织，假扮成悲伤的家属。在1977年12月，该组织被袭击；12位母亲永远失踪，包括组织领导人达文森提（Azucena de Vicenti）和两位法国修女。

[17] The Peace Committee had been renamed the Vicariate by the time Ford began funding it. Americas Watch was part of Human Rights Watch, which started, under the name Helsinki Watch, with a $500,000 grant from the Ford Foundation. The $30 million figure comes from an interview with Alfred Ironside in the Office of Communications at the Ford Foundation. According to Ironside, most of the money was spent in the 1980s. He said that “there was virtually none spent on human rights in Latin America in the fifties” and that “there were a series of grants in the sixties geared toward human rights in the ball park of $700,000.”

[18] Dezalay and Garth, 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Palace Wars, 69.

[19] David Ransom, “Ford Country: Building an Elite for Indonesia,” he Trojan Horse: A Radical Look at Foreign Aid, ed. Steve Weissman (Palo Alto, CA: Ramparts Press, 1975), 96.

[20] Valdés, Pinochet s Economists, 158, 186, 308.

[21] Ford Foundation, “History,” 2006, www.fordfound.org.

[22] Goenawan Mohamad, Celebrating Indonesia: Fifty Years with the Ford Foundation 1953-2003 (Jakarta: Ford Foundation, 2003), 56.

[23] Dezalay and Garth, 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Palace Wars, 148.

[24] 在1950年代，福特基金会经常扮演中情局的门面组织，允许中情局输送资金给反马克思主义学者和艺术家，而这些人并不知道钱来自何处，这种做法在桑德斯（Frances Stonor Saunders）写的《文化冷战》（Cultural Cold War ）中斑斑可考。国际特赦组织并未接受福特基金会资助；最激进的拉丁美洲人权捍卫者“五月广场的母亲”也未出现在资助名单中。

[25] Ford Foundation, “History,” 2006, www.fordfound.org. FOOTNOTE: Frances Stonor Saunders, he Cultural Cold War: The CIA and the World of Arts and Letters (New York: New Press, 2000).

[26] Archdiocese of Sâo Paulo, orture in Brazil: A Shocking Report on the Pervasive Use of Torture by Brazilian Military Governments, 1964-1979, ed. Joan Dassin, trans. Jaime Wright (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1986), 50.

[27] Simone de Beauvoir and Gisèle Halimi, Djamila Boupacha, trans. Peter Green (New York: Macmillan, 1962), 19, 21, 31.

[28] 有关这段记述，我必须感谢费特洛维兹发人深省的书《恐怖辞典》（A Lexicon of Terror ）。

[29] Marguerite Feitlowitz, A Lexicon of Terror: Argentina and the Legacies of Tortur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113.

[30] I have made slight changes in Feitlowitz's translation for clarity. Feitlowitz, A Lexicon of Terror, 113-15. Emphasis in original.

第三篇
苟延的民主
法律制成的炸弹

国家间的武装冲突令我们害怕，但经济战争和武装冲突一样恐怖。就像外科手术一样，经济战争是持久的折磨，其破坏力的可怕丝毫不亚于文学作品中描述的战争。我们完全没想到过这另外一种战争，因为我们已习惯于其致命的影响……反战的运动声势浩大，我祈求它能成功，但我忍不住忧心如焚，害怕如果它未能触及所有邪恶的根源——人的贪婪——则运动终将归于失败。

——甘地，《非暴力——最伟大的力量》

（Non-Violence：The Greatest Force），1926年

第6章
因战争而获救
撒切尔主义与有用的敌人

元首即决定国家进入紧急状态的人。

——施密特（Carl Schmitt），纳粹法学家 [1]

芝加哥学派的守护圣人哈耶克1981年访问智利，对皮诺切特和“芝加哥男孩”印象极为深刻，回国后他写了一封信给他的朋友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Margaret Thatcher），敦促她以南美洲国家为模型来转变英国的凯恩斯经济体制。撒切尔和皮诺切特后来大概建立了坚定的友谊，皮诺切特面对大屠杀、酷刑和恐怖主义的控诉时，撒切尔还曾亲往探视这位被软禁在英国的老将军。

撒切尔很熟悉她所称的“智利经济卓越的成功”，并形容它是“令人刮目相看的经济改革典范，让我们可以从中学到许多教训”。但尽管她对皮诺切特很推崇，在哈耶克首次建议她仿效休克疗法政策时，撒切尔仍有疑虑。1982年2月，撒切尔在一封给她的思想导师的私人信函中，坦率解释问题所在：“我相信你会同意，在英国，我们实施的民主体制和对高度协商同意的要求，决定了智利采用的一些方法在这里相当不可行。我们的改革必须符合我们的传统和宪法。有时候这个过程看起来慢得令人难以忍受。” [2]

结论是，芝加哥学派的休克疗法在英国这种民主政治体制下就是行不通。撒切尔当时第一任任期已进入第三年，民调数字滑落，因此绝不会甘冒下次选举惨败的风险，采取哈耶克提议的激进或不得民心的措施。

对哈耶克和他所代表的运动，这是令人失望的评估。南锥的实验已带来如此可观的获利，虽然只是少数人，但日益全球化的跨国公司对新领土的胃口却极其饥渴——不仅是对发展中世界，也对西方的富裕国家，在那里国家掌控的资产更丰饶，可以转变成营利的事业：电话、航空、电视频道、电力公司等。如果有人可以在富裕世界推动这个目标，那就非英国的撒切尔或美国当时的总统里根（Ronald Reagan）莫属。

1981年，《财富》杂志刊登一篇文章赞扬“智利的里根经济学美丽新世界”，称许圣地亚哥“闪闪发亮、满是奢侈品的商店”和“崭新发亮的日本汽车”，但对遍及各地的镇压和贫民窟的快速扩展却视若无睹。文章问：“我们从智利的正统派经济实验可以学到什么？”然后立即提供正确的答案：“如果一个小型未开发国家能借竞争优势理论生存，那么我们资源远为雄厚的经济当然也能。” [3]

不过，就像撒切尔给哈耶克的信已明白指出的，事情并非如此简单。民选领导人必须担心选民对他们工作表现的评价，而这种评价会定期举行。在1980年代初，即使里根和撒切尔掌权，哈耶克和弗里德曼也扮演有影响力的顾问，在南锥以如此凶残的暴力实施的激进经济政策，能不能在英国和美国推动仍是一大问题。

时间往前推移十年，弗里德曼和他的运动曾遭到重大挫折，而当时掌权的人是尼克松，这次挫折似乎已证实上述这一点。虽然尼克松曾协助“芝加哥男孩”在智利取得权力，在国内他却采取大不相同的路线——弗里德曼日后从未原谅他的表里不一。尼克松1969年上任时，弗里德曼以为他领导国内反革命对抗罗斯福新政遗产的时代终于来临了。弗里德曼写信给尼克松：“很少有总统表达的思想，与我的理论如此契合。” [4] 两人定期在总统办公室会面，尼克松还任命了几位与弗里德曼志同道合的友人和同僚担任重要经济职务。其中之一是芝加哥大学教授舒尔茨（George Shultz），由弗里德曼协助招揽来为尼克松工作；另一位是当时37岁的拉姆斯菲尔德。在1960年代，拉姆斯菲尔德常参加芝加哥大学的座谈会，也就是他日后常以虔诚恭敬的语气描述的聚会。拉姆斯菲尔德形容弗里德曼和他的同僚为“一群天才”，他和其他自称“小狗”（young pups）的人则“进来趴在他们脚下学习……我感觉自己如此受到恩宠”。 [5] 有得意门生制定政策，加上与总统紧密的私人情谊，弗里德曼有充分的理由相信，他的构想即将在全世界最强大的经济体付诸实行。

然而在1971年，美国经济陷于不景气；失业率居高不下，通货膨胀推升物价飙涨。尼克松知道如果他实行弗里德曼的放任主义建议，数百万愤怒的人民将投票让他下台。他决定设定基本民生项目的价格上限，例如房租和石油。弗里德曼气急败坏：在所有可能的政府“扭曲”中，价格控制绝对是最恶劣的。他形容它们是“能摧毁经济体系运作能力的癌症”。 [6]

更令他颜面扫地的是，这些凯恩斯政策的执行者竟是他的弟子：拉姆斯菲尔德负责工资与物价控制计划，他的上级正是当时担任管理与预算局（Office of Management and Budget）局长的舒尔茨。有一次，弗里德曼打电话给在白宫的拉姆斯菲尔德，痛斥他以前的“小狗”。据拉姆斯菲尔德转述，弗里德曼指示他：“你必须停止正在做的事。”这位技术官僚新手回答说，政策似乎很管用——通货膨胀逐渐下降，经济开始成长。弗里德曼驳斥那是最不可饶恕的罪恶：“人们会想到是你在做这些……他们会学到错误的教训。” [7] 民众确实如此，而且他们在次年以60％的选票让尼克松连任成功。尼克松在第二任上继续撕碎了更多弗里德曼的正统派理论，通过一连串新法以实施更高的产业环保与安全标准。“我们现在都是凯恩斯主义者”已成了尼克松的名言——也是对弗里德曼最无情的一刀。 [8] 这种背叛之痛，深切到让弗里德曼日后形容尼克松为“20世纪最支持社会主义的美国总统”。 [9]

尼克松的任期对弗里德曼来说是一个惨痛的教训。这位芝加哥大学的教授已建立了一个以资本主义和自由为公式的运动，但自由的人民似乎不愿把选票投给支持他的建议的政治人物。更糟的是，只有独裁统治——自由几乎荡然无存的地方——的政府愿意实施纯自由市场教条。芝加哥学派的领导人只能一边为国内的背叛感到痛心，一边借着军政府一路颠踬走过1970年代。几乎在每个右派军事独裁者掌权的地方，都可以感受到芝加哥大学的存在。哈伯格1976年在玻利维亚军政府担任顾问，1979年接受阿根廷图库曼（Tucuman）大学的荣誉学位，当时阿根廷的所有大学已在军政府控制之下。 [10] 在更后来的时候，他还担任印度尼西亚苏哈托与柏克莱帮的顾问。 [11]

加州大学坚定的新自由派政治学家哈格德（Stephen Haggard）承认一个“悲伤的事实”：“发展中世界的一些最广泛的改革计划，都紧接在军事政变之后进行。”——除了南锥和印度尼西亚，他还列举了土耳其、韩国和加纳（Ghana）。其他成功的例子虽未发生在军事政变后，也都是在一党独大的国家，如墨西哥和新加坡。与弗里德曼的核心主张恰好相反，哈格德下结论说：“好事——例如民主政治和市场导向的经济政策——不见得成双。” [12] 在1980年代初，确实没有任何多党民主政治国家转向全面化的自由市场。

发展中世界的左派分子长期以来宣称，纯正的民主能够以公正的规则避免企业贿赂选举的可能，并最终实现致力于财富重分配的政府。这个逻辑十分简单：在这类国家，穷人一定远多于富人。直接重新分配土地和提高工资的政策，比起涓滴式（trickle-down）经济，显然更符合贫穷的大多数人的自我利益。在所有公民都享有投票权和合理的公平程序的前提下，他们将选出最可能创造就业和分配土地的政治人物，而非更多自由市场的承诺。

基于这些原因，弗里德曼花了许多时间思考一个知识悖论：身为亚当·斯密（Adam Smith）的传人，他坚决相信人类是由自利驱动的，而当几乎所有活动都以自利原则来管理时，社会的运作将臻于完美——除了一种叫投票的小活动之外。由于世界上大多数人在他们的国家不是贫穷就是收入低于平均水平（包括美国在内），投票给承诺把经济顶层的财富重新分配给他们的人，势必最符合他们的短期自利。 [13] 弗里德曼的老朋友梅尔策（Allan Meltzer）—— 一位货币主义经济学家，对于这一难题是这样解释的：“选票的分配比收入更平等……收入水平中等或以下的选民，可以通过转移收入给自己而获利。”梅尔策将多数人的这种投票结果描述为“民主政府和政治自由的部分成本”，但他说：“弗里德曼夫妇（米尔顿和他妻子罗丝）违逆这股强劲的潮流。他们无法阻止或扭转它，但他们对大众和政治人物的想法与行为造成的影响远超过大多数人。” [14]

在大西洋彼岸，撒切尔借提倡后来耳熟能详的“所有权社会”，尝试建立英国版的弗里德曼主义。这些努力着重在英国的公共住宅，或叫公营社区（council estates）。撒切尔提出一套反对公共住宅的理论，认为国家不应在住宅市场扮演角色。公营社区住满不会投票给保守党的典型选民，因为那不符合他们的经济自利原则；撒切尔相信如果把他们带进市场，他们会开始认同反对重新分配的富人利益。主意打定后，她对公共住宅的居民提供强烈刺激，以低价把房子卖给他们。部分人变成业主，但其他人却必须面对几乎是过去两倍的房租。这是一套“分而击之”的策略，而且果然奏效：租屋者继续反对撒切尔，英国大城市街头的无家可归者明显增加，但民调显示，超过半数的新屋主改变政党倾向，转而支持保守党。 [15]

虽然出售公共住宅为极右派经济学在民主政治下的发展提供了一线希望，撒切尔在第一任任期快结束时，职位仍然岌岌可危。在1979年，她以“劳工无需工作”作为竞选口号，但到1982年，失业人数在她治理期间增加一倍，通货膨胀也是如此。 [16] 她尝试挑战英国势力最庞大的煤矿工人工会，但未能成功。在任三年后，撒切尔发现她的支持率跌到只有25％——比小布什最低时还低，也是有民意调查以来支持率最低的英国首相。对整个撒切尔政府的支持率更跌到只有18％。 [17] 随着大选迫近，撒切尔主义眼看就要提早夭折，距离保守党达成雄心勃勃的大规模私有化以及粉碎蓝领工会的目标还遥遥无期。就是在这种艰困考验的情况下，撒切尔写信给哈耶克，礼貌地告诉他，智利式的转型在英国“相当不可行”。

撒切尔首任期间的惨状似乎进一步印证了尼克松时代的教训：芝加哥学派激进而高获利的政策，无法在民主体制下存活。显而易见的是，成功实施经济休克治疗有赖其他种类的休克配合——不管是军事政变，还是高压统治建立的酷刑室。

对华尔街而言，这种前景尤其令人忧心。因为在1980年代初，世界各地的独裁政权正纷纷垮台——伊朗、尼加拉瓜、厄瓜多尔、秘鲁、玻利维亚——而且更多国家将步其后尘，形成保守派政治学家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所称的“第三波”（third wave）民主化浪潮。 [18] 这些都是值得忧虑的发展——如何能阻止另一个靠着民粹政策而赢得选票与支持的阿连德崛起？

华府1979年目睹了这种场景在伊朗和尼加拉瓜发生。在伊朗，美国支持的国王被左派与伊斯兰教派的联盟推翻。虽然人质事件和什叶派领袖占据媒体报道，但经济方面的政策也引起华盛顿警觉。伊朗的伊斯兰政权尚未转变成完全的独裁统治，但已把银行业国有化，并开始实施土地重分配计划。它也管制进口和出口，逆转前国王的自由贸易政策。 [19] 五个月后，在尼加拉瓜，美国支持的索摩查（Anastasio Somoza Debayle）独裁政权遭民众暴动推翻，左派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Sandinista）政府成立。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控制进口，并且和伊朗一样把银行业收归国有。

这对全球自由市场的梦想是一大恶兆。到1980年代初，弗里德曼的追随者面对的前景是，他们的革命还不到十年，可能就要被新一波民粹主义浪潮淹没。

战争变成救兵

撒切尔写信给哈耶克六周后发生的事，改变了她的主意，也改变了“社团十字军”的命运：1982年4月，阿根廷入侵曾被英国殖民统治的马尔维纳斯（Malvinas）群岛。“福克兰战争”（英国称该群岛为“福克兰群岛”），或阿根廷人所称的马尔维纳斯战争，在历史上对英国来说是一场胜利，但战役规模相当小。当时的马尔维纳斯群岛并没有战略意义。这些阿根廷外海的岛群距离英国数千英里，防守和维护的成本极高。它对阿根廷用处也不大，虽然在海域之内有一个英国前哨站被认为有辱国家尊严。阿根廷传奇作家博尔赫斯（Jorge Luis Borges）辛辣地形容这场领土争端是“两个秃头男人争一把梳子”。 [20]

从军事角度来看，这场历时11周的战争似乎没有任何历史重要性。不过，为人忽略的是，战争对自由市场计划的影响却极其深远：马尔维纳斯战争给了撒切尔所需的政治掩护，让她得以进行一场西方自由民主体制下首见的激进资本主义转型。

冲突的双方都有渴望战争的充分理由。在1982年，阿根廷的经济因为不堪外债和贪腐而濒临崩溃，且人权运动势力日益高涨。由加尔铁里（Leopoldo Galtieri）将军领导的新军政府判断，唯一比军政府持续镇压民主所招致的愤怒还要强大的力量，就是反帝国主义情绪，因此加尔铁里在英国拒绝放弃群岛时便巧妙地激化反英情绪。不久后，军政府把阿根廷的蓝白国旗插上那些岩石嶙峋的外岛，举国随之一片欢腾。

当阿根廷宣布占领马尔维纳斯群岛的消息传来，撒切尔将之视为扭转她政治前途的最后希望，并立即进入丘吉尔式的战斗模式。在此之前，她对马尔维纳斯群岛的态度只有对其增加政府财政负担的蔑视。她曾削减对群岛的拨款，并宣布大幅缩减海军编制，包括防卫马尔维纳斯群岛的武装舰队——这些举动被阿根廷将领视为英国愿意让出这块领土的迹象。（撒切尔的传记作者之一描述她的马尔维纳斯政策“无异于邀请阿根廷侵略”。） [21] 在备战期间，政治界全面批评撒切尔想利用军事行动达成个人政治目的。工党下议院议员本（Tony Benn）说：“看起来愈来愈像唯一攸关的是撒切尔夫人的名声，而与马尔维纳斯群岛毫无关系。”立场保守的《金融时报》（Financial Times ）则指出：“可悲的是，这个议题正迅速与英国自身内部的政治分歧混淆，而与眼前的事件无关。牵涉其中的不只是阿根廷政府的尊严，英国保守党政府的名声甚至存续，也牵连在内。” [22]

然而尽管在备战时有这些合理的质疑，一旦军队部署完成，整个国家立即卷入一项工党决议文所形容的“侵略主义、军国主义的心智状态”，把马尔维纳斯群岛视为没落的英帝国最后的一抹光辉。 [23] 撒切尔称许举国充满“马尔维纳斯精神”，实际上这意味着“甩掉这婊子！”（Ditch the bitch!）的怒骂渐渐平息，而“去你的军政府！”（Up Your Junta!）的T恤销路却一路走红。 [24] 伦敦和布宜诺斯艾利斯都未认真尝试避免开战。撒切尔不理会联合国，就像布什和布莱尔在备战伊拉克战争时一样，他们对制裁或谈判都毫无兴趣，双方感兴趣的都只有光荣胜利的结局。

撒切尔是为她的政治前途而战——而且她大获全胜。马尔维纳斯群岛的胜利夺去了255名英国士兵和655名阿根廷士兵的性命，但撒切尔被奉为战争英雄，“铁娘子”的称号从侮辱转变成高度推崇。 [25] 她的民调数字也明显改变。撒切尔的个人支持率在战争期间翻升逾一倍，从初期的25％到结束时攀至59％，为她在次年选举中的压倒性胜利铺平了道路。 [26]

英国军方在马尔维纳斯群岛的反侵略代号叫“共同作战”（Operation Corporate），虽然对军事行动来说有点古怪，但结果证明有先见之明。撒切尔利用胜利为她带来的强大支持，推动她在战前告诉哈耶克不可能推动的社团革命。当煤矿工人1984年罢工时，撒切尔把僵局塑造成阿根廷战争的延续，呼吁采用类似的严厉解决方法。她宣称：“我们曾经与马尔维纳斯群岛的外部敌人作战，现在我们也必须对抗内部的敌人，虽然他们更难应付，但对自由的危害却一样大。” [27] 撒切尔动员所有的国家力量对付罢工者，包括在一场对峙中出动8000名挥舞警棍的防暴警察（其中有许多骑马），突击一道工厂罢工警戒线，造成约700人受伤。在漫长的罢工期间，受伤人数达千人。正如《卫报》（The Guardian ）记者米尔恩（Seumas Milne）对罢工的完整报道《内部的敌人：撒切尔对抗煤矿工人的秘密战争》所述，首相要求情报单位加强对工会的监视，尤其是激进的工会主席斯卡吉尔（Arthur Scargill），结果便是“英国有史以来最野心勃勃的反监视行动”。工会被许多情报人员和告密者渗透，所有电话遭窃听，包括工会领导人的住宅，甚至经常光顾的炸鱼薯条餐厅。一位工会主要领导者在下议院被指控是军情五处（MI5）派来的特工，想“颠覆和破坏工会”，虽然他否认这项指控。 [28]

罢工期间的英国财政大臣劳森（Nigel Lawson）在十年后解释，当时撒切尔政府视工会为敌人，他说：“就像在1930年代末面对希特勒的威胁进行备战一样，我们必须有所准备。” [29] 和马尔维纳斯战争一样，撒切尔对谈判不感兴趣，一心只想打倒工会，不管代价多高（每天增派3000名警力的成本确实很高）。在冲突第一线效力的代理警官内勒（Colin Naylor）形容那是“一场内战”。 [30]

到1985年，撒切尔也打赢了这场战争：工人因为挨饿而无法持续抗争，最后有966人遭解雇。 [31] 对英国最强大的工会来说，这是一场毁灭性的挫败，而对其他人则是一个清晰的信号：撒切尔愿意不惜一切代价打败全国仰赖照明和取暖的煤矿工人工会，如果生产非关键性产品与服务的弱势工会胆敢挑战她的新经济秩序，将无异于自杀，聪明的话还是接受政府提供的任何条件。这个信息和里根上任几个月后面对航空管制员罢工所发出的信息极为相似。里根说，不肯上工的航管员已“丧失他们的工作权利，将被解除职务”。然后他出手一次便解雇了1.14万名美国最重要的员工——美国劳工运动直到今日仍未从这次休克完全复原。 [32]

在英国，撒切尔把她在马尔维纳斯群岛和对煤矿工人的战果，加码押在她达成激进经济目标的大跃进上。从1984年到1988年，英国政府把英国电信、英国天然气、英国航空、英国机场管理局和英国钢铁等大企业私有化，并出售持有的英国石油股份。

就像2001年9月11日的恐怖攻击，为一位不得民心的总统创造了推动大规模私有化的机会一样（在小布什的例子中是安全、战争和重建的私有化），撒切尔利用她的战争推行西方民主国家首见的私有化大甩卖。这才是有历史意义的真正的“共同作战”。撒切尔成功利用马尔维纳斯战争，是无需军事独裁统治和酷刑室就能推动芝加哥学派经济计划的明证。她证明只要有规模够大的政治危机可以用于鼓动，有限版的休克治疗也能在民主政体实行。

不过，撒切尔仍然需要一个敌人来团结国家，一个极端的情势可以合理化她采取紧急措施和镇压手段—— 一个让她看起来强悍而果断，而非残暴而压制的危机。战争完美地达成她的目的，但马尔维纳斯战争在1980年代只是一个异常事例，一个早期殖民冲突的返祖现象。如果1980年代是许多人宣称的和平与民主新纪元的黎明，那么马尔维纳斯式的冲突还不够频繁，不足以形成一股全球政治风潮的基础。

弗里德曼在1982年写下一段影响深远的话，最适合用来总结休克主义：“只有危机会造成实质改变，无论是真正的危机还是一种危机的感觉。当危机发生时，人所采取的行动取决于周围人们的想法。我相信这就是我们的基本职责：提出现行政策的替代方案，保持它们的活跃和可行性，直到政治上的禁区变成必需。” [33] 这些话将变成他的运动在新民主时代的某种咒语。梅尔策详细解说这种理论：“理念是替代方案，等待着危机出现，成为改变的触媒。弗里德曼的影响模式就是让理念取得正当性，使它们可以被忍受，并在机会出现时成为值得尝试的方案。” [34]

弗里德曼理想中的危机并非军事危机，而是经济危机。他了解在正常情况下，经济决策是在利益多方的力量制衡下制定的——想要工作与加薪的工人、想要降低税率和解除管制的雇主，以及必须在这些竞争势力间取得平衡的政治人物。不过，如果经济危机出现而且十分严重——货币崩溃、市场崩盘和大衰退——会把所有秩序打乱，而领导人便能以国家急难之名，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或宣称的必要措施）。从某一方面看，危机就是无民主区（democracy-free zone）——这是承平政治之间的空隙，对合议与共识的需要此时似乎并不适用。

市场崩盘可扮演革命性改变的触媒这种想法，在极左派有悠久的溯源，最为人熟知的是布尔什维克的理论，认为恶性通货膨胀因为摧毁了货币的价值，把大众更进一步带向资本主义本身的毁灭。 [35] 这种理论解释了为什么特定传承的左派分子，随时在预测资本主义会在何种情况陷于“危机”，就像福音教派的基督徒永远在等待开悟的迹象。在1980年代中期，这种共产主义的想法开始经历强烈的复苏，由芝加哥学派的经济学家接手，宣称就像市场崩盘可以促成左派的革命一样，它们也可以用来激发右派的反革命。这套理论后来被称为“危机假说”。 [36]

弗里德曼对危机的兴趣显然也是想向大萧条后左派的胜利学习：市场崩溃后，过去在荒野中疾呼的凯恩斯及其门徒，已经准备好他们的思想和解决方案——新政。在1970年代和1980年代初，弗里德曼和他的企业赞助者曾尝试效法这个过程，准备好他们独家品牌的灾难理论。他们不辞劳苦地建立一个新右派智库网络，包括传统基金会与卡托研究所，并制作了散播弗里德曼思想的重要工具，例如美国公共电视网（PBS）十集的《自由选择》（Free to Choose ）电视节目——由一些世界上最大的企业赞助，包括盖帝石油（Getty Oil）、风驰通轮胎（Firestone）、百事可乐、通用汽车、柏克德工程（Bechtel）和通用磨坊（General Mills）。 [37] 当下一个危机发生时，弗里德曼决心要让他的“芝加哥男孩”都已经准备好理念和解决方案。

在他首度提出危机理论的1980年代初，美国正陷于经济衰退，受到高通货膨胀和失业的双重打击。而今日以里根经济学知名的芝加哥学派政策，在华盛顿确实势力庞大。但即使是里根也不敢实行弗里德曼梦想的全面休克治疗，如同他在智利所开出的药方那样。

同样的，拉丁美洲国家将再度成为弗里德曼危机理论的试验场——这一次将不是由“芝加哥男孩”带领，而是新一代的震撼医生，一种更适合新民主时代的震撼医生。

[1] Translated by Peter Sillem. Carl Schmitt, Politische Théologie: Vier Kapitel zur Lehre von der Souveränität (1922, repr. Berlin: Duncker ＆ Humblot, 1993), 13.

[2] Correspondence in the Hayek Collection, box 101, folder 26, Hoover Institution Archives, Palo Alto, CA. Thatcher's letter is dated February 17. Thanks to Greg Grandin.

[3] Peter Dworkin, “Chile's Brave New World of Reaganomics,” Fortune, November 2, 1981.

[4] Milton Friedman and Rose D. Friedman, wo Lucky People: Memoir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8), 387.

[5] Donald Rumsfeld, Secretary of Defense Donald H. Rumsfeld Speaking at Tribute to Milton Friedman, White House, Washington, DC, May 9, 2002, www.defenselink.mil.

[6] Milton Friedman, “Economic Miracles,” Newsweek, January 21, 1974.

[7] In the transcript of the speech there is an error. Rumsfeld is quoted saying, “They're going to learn the going to learn the wrong lesson.” I removed the repetition to avoid confusion. Rumsfeld, Secretary of Defense Donald H. Rumsfeld Speaking at Tribute to Milton Friedman.

[8] Henry Allen, “Hayek, the Answer Man,” Washington Post, December 2, 1982.

[9] Interview with Milton Friedman conducted October 1, 2000, for Commanding Heights: The Battle for the World Economy, www.pbs.org.

[10] Arnold C. Harberger, Curriculum Vitae, November 2003, www.econ.ucla.edu.

[11] Ibid.; Friedman and Friedman, wo Lucky People, 607-609.

[12] he Political Economy of Policy Reform, ed. John Williamson (Washington, DC: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1994), 467.

[13] Carmen DeNavas-Walt, Bernadette D. Proctor, Cheryl Hill Lee, U.S. Census Bureau, Income, Poverty and Health Insurance Coverage in the United States: 2005, August 2006, www.census.gov;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World Factbook 2007, www.cia.gov.

[14] Allan H. Meltzer, “Choosing Freely: The Friedmans’ Influence on Economic and Social Policy,” in he Legacy of Milton and Rose Friedman 's Free to Choose, eds. M. Wynne, H. Rosenblum and R. Formaini (Dallas: Federal Reserve Bank of Dallas, 2004), 204, www.dallasfed.org.

[15] John Campbell, Margaret Thatcher: The Iron Lady, vol. 2 (London: Jonathan Cape, 2003), 174-75; Patrick Cosgrave, hatcher: The First Term (London: Bodley Head, 1985), 158-59.

[16] Kevin Jefferys, Finest ＆ Darkest Hours: The Decisive Events in British Politics from Churchill to Blair (London: Atlantic Books, 2002), 208.

[17] Based on MORI poll results (Gallup had Thatcher at 23 percent). “President Bush: Overall Job Rating,” www.pollingreport.com, accessed May 12, 2007; Malcolm Rutherford, “1982: Margaret Thatcher's Year,” Financial Times (London), December 31, 1982.

[18] Samuel P. Huntington, he Third Wave: Democratization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 (Norman, OK: 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 1991).

[19] Hossein Bashiriyeh, he State and Revolution in Iran, 1962-1982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84), 170-71.

[20] “On the Record,” ime, February 14, 1983.

[21] Campbell, Margaret Thatcher: The Iron Lady, vol. 2, 128.

[22] Leonard Downie Jr. and Jay Ross, “Britain: South Georgia Taken,” Washington Post, April 26, 1982; “Jingoism Is Not the Way,” Financial Times (London), April 5, 1982.

[23] Tony Benn, he End of an Era: Diaries 1980-90, ed. Ruth Winstone (London: Hutchinson, 1992), 206.

[24] Angus Deming, “Britain's Iron Lady,” Newsweek, May 14, 1979; Jefferys, Finest ＆ Darkest Hours, 226.

[25] BBC News, “1982: First Briton Dies in Falklands Campaign,” On This Day, 24 April, news.bbc.co.uk.

[26] Rutherford, “1982.”

[27] Michael Getler, “Dockers’ Union Agrees to Settle Strike in Britain,” Washington Post, July 21, 1984.

[28] “TUC at Blackpool (Miners’ Strike): Labour Urged to Legislate on NUM Strike Fines,” Guardian (London), September 4, 1985; Seumas Milne, he Enemy Within: hatcher 's Secret War against the Miners (London: Verso, 2004); Seumas Milne, “What Stella Left Out,” Guardian (London), October 3, 2000.

[29] Seumas Milne, “MI5's Secret War,” New Statesman ＆ Society, November 25, 1994.

[30] Coal War: Thatcher vs. Scargill, director Liam O'Rinn, episode 8093 of the series urning Points of History, telecast June 16, 2005.

[31] Ibid.

[32] Warren Brown, “U.S. Rules Out Rehiring Striking Air Controllers,” Washington Post, August 7, 1981; Steve Twomey, “Reunion Marks 10 Years Outside the Tower,” Washington Post, August 2, 1991.

[33] Milton Friedman, Preface, Capitalism and Freedom (1962, repr.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2), ix.

[34] J. McLane, “Milton Friedman's Philosophy of Economics and Public Policy,” Conference to Honor Milton Friedman on His Ninetieth Birthday, November 25, 2002, www.chibus.com.

[35] N. Bukharin and E. Preobrazhensky, he ABC of Communism: A Popular Explanation of the Program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Russia, trans. Eden and Cedar Paul (1922, repr.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67), 340-41.

[36] he Political Economy of Policy Reform, 19.

[37] Friedman and Friedman, wo Lucky People, 603.

第7章
新休克医生
经济战争取代独裁统治

玻利维亚的情势可以很贴切地以罹患癌症的病人来比喻。他知道自己面对最危险和痛苦的手术，因为货币稳定以及许多其他策略无疑是既危险又痛苦。然而他别无选择。

——宗达格（Cornelius Zondag），

美国驻玻利维亚经济顾问，1956年 [1]

在政治论述中使用癌症意象牙会鼓励宿命论，并为“严厉的”措施进行开脱——同时大为强化癌症必然会致命的普遍看法。疾病的隐喻从来就不是清白的，但可以说，癌症的隐喻尤其恶劣，它暗示着集体屠杀。

——苏珊·桑塔格（Susan Sontag），

《疾病的隐喻》（Illness as Metaphor ），1977年 [2]

1985年，玻利维亚也是席卷发展中世界的民主浪潮中的一员。在之前的21年中，玻利维亚人有18年生活在某种形式的独裁统治下。现在他们终于有机会在全国大选中选择自己的总统。

不过，在这个特定时机赢得掌控玻利维亚的经济大权，看起来像是惩罚而非奖赏：它的债务积欠的利息已超过国家总预算。在一年前的1984年，里根政府资助一项史无前例的行动，攻击该国种植可提炼出可卡因的古柯农，把这个国家推到崩毁的边缘。这场围剿把玻利维亚的一大部分变成战区，不只是断绝了古柯交易，也切断约半数的出口收入，引发经济崩盘。正如《纽约时报》报道：“陆军在8月开进查帕雷（Chapare），截断毒品走私资金的路线时，震波立即重创欣欣向荣的美元黑市……占领查帕雷不到一周，政府被迫将比索的官方汇价调降了一半还多。”几个月后，通货膨胀上扬十倍，成千上万人离开这个国家，前往阿根廷、巴西、西班牙和美国谋生。 [3]

就是在这种动荡不安的情况下（通货膨胀率高达14000％），玻利维亚进入它历史性的1985年全国选举。玻利维亚人对这场选举的两位竞争者都很熟悉—— 一位是他们的前独裁者班塞尔（Hugo Banzer），另一位是前民选总统埃斯登索罗（Víctor Paz Estenssoro）。得票数极为接近，最后结果将交由玻利维亚国会决定，但班塞尔的政党相信他们已经获胜。在结果尚未宣布前，班塞尔的政党求助于一位籍籍无名的30岁的经济学家萨克斯（Jeffrey Sachs），请他拟订一套反通货膨胀经济计划。萨克斯是哈佛经济学系蹿升的明星，曾获得许多学术奖项，也是哈佛历来最年轻的终身教授。几个月前，玻利维亚政界的代表团访问哈佛，萨克斯抓住了这个机会；他们对他的虚张声势印象深刻——他告诉代表团，他可以一天内扭转他们的通货膨胀危机。萨克斯没有发展经济学的经验，但他自己承认，对于通货膨胀，“我以为我知道需要知道的一切”。 [4]

萨克斯曾深受凯恩斯的著作影响，尤其是诠释恶性通胀与法西斯主义在一次大战后的德国蔓延的关系。德国接受的和平协议带来严重的经济危机——包括1923年高达325万个百分点的恶性通胀——接着几年后又发生大萧条。在30%的失业率和举国对国际阴谋论的愤怒弥漫下，德国变成孕育纳粹主义的沃土。

萨克斯喜欢引述凯恩斯的警语：“要推翻既有的社会基础，没有比让货币贬值更阴险、更容易的方法了。这个过程可调动经济法则所有看不见的破坏力量。” [5] 他与凯恩斯的看法一致，认为尽一切努力压制这些破坏力量是经济学家的神圣职责。“我从凯恩斯学到的是，”萨克斯说，“关于世界可能完全脱序这种深沉的悲哀和危机感，还有我们让德国陷入绝望状态这种做法实在蠢到无以复加。” [6] 萨克斯也告诉新闻记者，他认为凯恩斯以经济学家的身份参与政治、周游列国的生活方式，是他追求事业生涯的典范。

虽然萨克斯认同凯恩斯以经济学的力量对抗贫穷的信念，他也深受里根时代的美国影响；在1985年，美国正值一波由弗里德曼领导、反对一切凯恩斯所代表事物的浪潮。芝加哥学派宣扬的至高无上的自由市场，已迅速成为常春藤名校经济学系理所当然的正统思想，包括哈佛大学，而萨克斯也无可避免地受到影响。他景仰弗里德曼“对市场的信心，他永远坚持良好的货币管理”，说它“远比模糊的结构主义论述，或我们在发展中世界常听见的伪凯恩斯论述正确”。 [7]

那些“模糊的”论述，正是十年前在拉丁美洲遭到暴力镇压的相同论述——也就是相信为了摆脱贫穷，拉丁美洲必须以土地改革、贸易保护与补贴、自然资源国有化，以及工作场所合作化经营等干涉主义政策，打破殖民时代的所有权结构。萨克斯没有时间推动这类结构化改革。因此虽然他对玻利维亚及其殖民剥削与镇压原住民的悠久历史，以及1952年的革命辛苦得来的成果一无所知，他仍然相信除了恶性通胀外，玻利维亚受到“社会主义浪漫思想”的荼毒——与30年前美国训练的经济学家尝试在南锥打造发展主义乌托邦一样。 [8]

萨克斯与芝加哥学派正统思想家不同之处在于，他相信自由市场政策必须有免除债务和大量援助的配合——对这位年轻的哈佛经济学家来说，市场看不见的那只手还不够。这个歧异最后导致萨克斯与他更放任主义的同僚分道扬镳，专心一意在援助上。但这个歧异是在多年以后才出现。在玻利维亚，萨克斯的混种意识形态只造成一些奇怪的矛盾。例如，他在拉巴斯（La Paz）下了飞机，第一次呼吸安第斯山脉稀薄的空气时，他想象自己是现代的凯恩斯降临，来拯救玻利维亚人民免于通胀带来的“混乱和失序”。 [9] 虽然凯恩斯主义的核心教义是，严重经济衰退的国家应该花钱刺激经济，萨克斯却反其道而行，主张政府在危机中厉行节约和提高价格——与《商业周刊》当年形容智利政权为“刻意制造萧条的奇爱博士”采用同样的紧缩药方。 [10]

萨克斯给班塞尔的建议直截了当：只有突然的休克治疗可以治好玻利维亚的恶性通胀危机。他提议提高石油价格十倍，以及解除一系列的物价管制，并削减预算。在对玻利维亚美国商会的演说中，萨克斯再度预测他可以在一夕间终结恶性通胀，并报告说：“听众感觉很惊讶，并对这种预测很满意。” [11] 和弗里德曼一样，萨克斯坚决相信，在突然的政策休克下，“经济可以从绝路重新找到方向，从社会主义的绝路，或严重贪腐的绝路，或是中央计划的绝路，重新走回正常的市场经济”。 [12]

在萨克斯做出这些大胆承诺时，玻利维亚的选举仍在未定之数。前独裁者班塞尔对胜选信心满满，但他的对手埃斯登索罗仍未放弃。在竞选期间，埃斯登索罗并未提出如何克服通胀的具体办法，但他曾三度担任玻利维亚的民选总统，最后一任是在1964年被一场政变推翻前。埃斯登索罗是玻利维亚发展主义改革的代表，他把大矿场收归国有，并开始把土地分配给原住民农民，同时争取让所有玻利维亚人拥有投票权。和阿根廷的庇隆一样，埃斯登索罗是一位个性复杂、在政坛上无役不与的人物，经常为了抓住或重新掌控权力而突然改变忠诚。在1985年的选举中，老迈的埃斯登索罗宣誓效忠他过去的“国家主义革命”，并对财政方针做出模糊的声明。他不是社会主义者，但也不是芝加哥学派的新自由主义者——至少玻利维亚人这么认为。 [13]

由于谁将出任总统的最后决定将交给国会，这段时间党派和国会参众两院展开密室谈判，进行赌注极高的讨价还价。结果一位新当选的参议员桑切斯（Gonzalo Sánchez de Lozada）扮演了关键角色。他在美国居住的时间很久，甚至说西班牙语时会夹带浓重的美国口音。桑切斯返回玻利维亚时成了该国最富有的商人，拥有玻利维亚第二大民营矿场，且不久后将变成第一大。桑切斯在芝加哥大学求学，虽然他不是经济学家，却深受弗里德曼思想的影响，并且发现这套思想可以为矿业带来庞大的获利，而玻利维亚的矿场在当时大部分仍由国家掌控。当萨克斯为班塞尔的团队拟出休克计划时，桑切斯大为欣赏。

密室协商的细节从未披露，但结果却十分明显。1985年8月6日，埃斯登索罗宣誓就职成为玻利维亚总统。四天后，他指派桑切斯领导一个最高机密的跨党派紧急经济小组，负责大幅改造国家经济。该小组初期采用萨克斯的休克疗法，但后来的做法却远超过他的建议。事实上，日后小组提议完全拆解埃斯登索罗数十年前建构的国家中央经济模式。当时萨克斯已经返回哈佛，但他说他“很高兴听到（班塞尔的）民族主义民主行动党（ADN）与新总统及其团队，达成我们的稳定计划协议”。 [14]

埃斯登索罗的党派不知道党领袖做了这项密室交易。除了财政部长和计划部长是机密小组成员外，埃斯登索罗甚至未告诉新组成的内阁这个紧急经济小组的存在。 [15]

紧急小组连续17天在桑切斯豪华宅邸的客厅开会。计划部长贝德雷加尔（Guillermo Bedregal）在2005年的采访中回忆说：“我们躲在那里，小心谨慎得像在搞秘密活动。”这是第一次有人披露当年的细节。 [16] [17] 他们密集商讨一套激进的国家经济改革计划，激进到历史上没有一个民主国家曾尝试过。埃斯登索罗总统相信，计划成功唯一的希望是采取迅雷不及掩耳的措施，让玻利维亚以激进闻名的工会和农民组织措手不及，没有机会采取抵制行动；至少他希望如此。桑切斯后来回忆说，埃斯登索罗“一直说‘如果你准备这么做，现在就动手，我没有第二次机会’”。 [18] 埃斯登索罗在选举后态度180度转变的原因，至今仍是个谜。他在2001年去世，从未解释他是否为了坐上总统大位而同意采用班塞尔的休克治疗计划，或者只是他的意识形态出现重大转变。当时的美国驻玻利维亚大使科尔（Edwin Corr）的说法让我恍然大悟，他回忆说，他曾与所有政党会面，表示如果他们实行休克政策，美国将很快提供援助。

17天后，计划部长贝德雷加尔已拟出休克治疗计划草案，内容包括取消食物补贴，解除几乎一切物价管制，以及提高油价300％。 [19] 虽然明知这个极度贫穷的国家生活成本会大幅上升，这套计划还将原已偏低的公务员工资冻结了一年。此外，计划也要求大砍政府支出，并开放玻利维亚边界，不设限制地进口外国产品，以及缩小国营公司规模来为私有化铺路。玻利维亚错过了1970年代其他南锥国家的新自由主义革命，现在它将弥补那段失落的岁月。

紧急小组完成新法律草拟时，他们还没准备好告诉玻利维亚的民选代表，当然更不知如何向从未把选票投给这类计划的选民开口。他们还有一件事要完成。小组成员一起驱车前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驻玻利维亚代表的办公室，把准备做的事告诉他。这位代表的反应是忧喜参半：“这是每一个IMF代表梦寐以求的事。但如果它行不通，我很庆幸有外交豁免权可以搭飞机逃走。” [20]

拟订这套计划的玻利维亚人没有这样的退路，有些人害怕公众可能的反应。小组最年轻的成员普拉多（Fernando Prado）预测：“他们会杀了我们。”计划主要起草人贝德雷加尔尝试把小组比喻成攻击敌人的战斗机驾驶员，借以为众人壮胆。他说：“我们必须像轰炸广岛的驾驶员，当他丢下原子弹时并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但当看到冲上云霄的烟时，他说：‘糟糕，抱歉！’这就是我们必须做的事，推动这些措施然后说：糟糕，抱歉！” [21]

政策变革必须像发动出其不意的军事攻击，这是经济休克治疗师不断提到的比喻。在1996年出版、后来变成2003年入侵伊拉克行动蓝本的美国军事理论著作《震慑：达成快速掌控》（Shock and Awe:Achieving Rapid Dominance ）中，作者群说明入侵的所有兵力应“掌控环境，并使敌人对事件的感觉与了解瘫痪或不胜负荷，让敌人无力抗拒”。 [22] 经济休克也以类似的理论运作：其前提是人会对渐进的改变作出反应——例如这里削减一些医疗福利，那里达成一个贸易协议——但如果数十项改变同时从各方面进行，便会产生难以招架的感觉，使所有人陷于慌乱无措。

为了制造这种绝望的感觉，玻利维亚的规划者必须同时进行所有的激进措施，在新政府上任的100天内达成。埃斯登索罗的团队不以零散的新法律（新税法、新价格法，等等）提出各部分计划，并把整套革命纳入统一的D.S. 21060号行政命令中。这道命令包括220项不同的法律，涵盖国内经济生活的每一层面，在规模和雄心上足以媲美“芝加哥男孩”为皮诺切特政变准备的厚重蓝图“砖头”。根据命令拟订者的要求，计划必须整套被接受或拒绝，内容不得修改。它是经济版的震慑。

写完计划书后，小组印制了五份：一份给埃斯登索罗，一份给桑切斯，另一份给财政部长。另外两份的下落则透露出，埃斯登索罗和他的小组很确定许多玻利维亚人会把这个计划视为宣战：一份送交陆军总司令，另一份则给了警察首长。不过，埃斯登索罗的内阁仍被蒙在鼓里。他们以为还在为同一个人效命，那个人当年曾把矿场国有化，把土地重分配给人民。

在宣誓出任总统三周后，埃斯登索罗终于召集他的内阁，让他们接受他所准备的惊奇。他下令把总统府会议室的门关上，并“指示秘书暂不接听所有部长的电话”。贝德雷加尔对目瞪口呆的听众宣读全部60页的计划。他承认自己紧张到“甚至念完几分钟后就开始流鼻血”。埃斯登索罗告诉他的内阁成员，这项命令的内容不容辩论；他已经在另一次秘密交易中取得班塞尔的右派反对党支持。他说，如果内阁成员不同意，可以辞职。

“我不同意。”工业部长宣布。

“请离开。”埃斯登索罗回答。那位部长留了下来。在通货膨胀仍然飙升，加上华盛顿暗示采取休克治疗方法将可获得大量金援的情况下，没有人敢离开。两天后，在一场以“玻利维亚命在旦夕”为题的总统电视演说中，埃斯登索罗对完全不明就里的大众丢出玻利维亚版的“砖头”。

萨克斯对提高价格可以结束恶性通胀的预测很正确。在两年内，通胀已下降到10％，以任何标准来看都很了不起。 [23] 但玻利维亚新自由主义革命范围更广的影响至今仍争议不断。所有经济学家都同意，通胀快速上扬具有极大破坏性，无法持续下去，必须加以控制，这是一个在调整期间会带来许多痛苦的过程。争议的重点在于，如何推行一套可行的计划，以及不管在哪一种社会，谁将被迫承受最多痛苦。约克大学专门研究拉丁美洲的经济学教授格林斯潘（Ricardo Grinspun）解释说，凯恩斯学派或发展主义传统的社会会动员支持的力量，并通过“由主要的利益攸关者——政府、雇主、农民、工会等——参与协商过程，让各方对工资和物价等所得政策达成协议，让稳定措施得以执行”。格林斯潘说，正统派的做法却呈鲜明对比，“是把所有社会成本通过休克治疗加在穷人身上”。他说，玻利维亚的情况正是如此。

和弗里德曼在智利做的承诺一样，更自由的贸易原本应为新失业的人创造工作，然而实际上并未如此，选举时的失业率为20％，两年后上升至25％~30％。 [24] 单是国营矿业公司——埃斯登索罗在1950年代收归国有的同一家公司——的员工，就从2.8万人缩编到只剩6000人。 [25]

基本工资从未恢复其实质水平，计划施行两年后，实质工资下降40％，后来还一度下降70％。 [26] 在进行休克治疗的1985年，玻利维亚的人均所得为845美元；两年后减少为789美元。这些数字还是萨克斯和政府的统计，但已呈现出不进反退的窘状，实际上根本未反映许多玻利维亚人日常生活水平的退步。人均收入是计算该国的总收入，再除以人口总数的结果；它掩饰了休克治疗对玻利维亚和过去该区其他国家造成的同样效应：一小群精英变得远比其他人更富裕，而占人口绝大部分的劳动阶级则被经济完全摒弃，成为剩余人口。在1987年，玻利维亚的农民年平均收入只有140美元，不到“平均收入”的五分之一。 [27] 这是只计算“平均”的问题：它完全抹杀悬殊的所得差距。

一位农民工会领袖解释说：“政府的统计数字没有反映出愈来愈多家庭被迫住在帐篷里；成千上万营养不良的孩子每天只吃一片面包，只喝一杯茶；数以百计的农民涌向首都寻找工作，落得在街头乞讨。” [28] 这是玻利维亚休克治疗背后的故事：数十万个有退休金的全职工作被裁撤，取而代之的是完全没有保障的临时工。从1983年到1988年，玻利维亚享有社会福利的人数减少了61％。 [29]

萨克斯在转型期间回到玻利维亚担任顾问，他反对提高工资以追赶食物与汽油价格的上扬，而支持以紧急基金协助受打击最深的人，尝试在扩大的伤口上贴急救胶布。萨克斯是应埃斯登索罗的要求回到玻利维亚的，直接为总统工作。他在众人印象中是一个顽强不屈的人物。据桑切斯（日后他也曾出任玻利维亚总统）回忆，当休克治疗引发公众反对的压力升高时，萨克斯协助加强了决策者的决心。“（萨克斯）在考察时说：‘渐进派的方法根本不管用，情况失控时，你们必须阻止它，像医生一样。你们要采取一些激进措施，否则你们的病人会死去。’” [30]

这种决心的直接后果之一是，许多玻利维亚最穷的人被迫成为古柯农，因为可以拿到十倍于种植其他作物的工资（这有点讽刺，因为最早的经济危机就起于美国资助围剿古柯农）。 [31] 到1989年，据估计有十分之一的工人重操种植古柯或生产可卡因的旧业。 [32] 其中包括莫拉莱斯（Evo Morales）的家人，他后来从激进派古柯农工会领导人成为玻利维亚总统。

古柯产业在玻利维亚的经济复苏和击退通胀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这个事实已被今日的历史学家承认，但萨克斯在解释他的改革如何成功压抑通胀中从未提及）。 [33] 在投下“原子弹”短短两年后，非法毒品出口为玻利维亚创造的收入已超过其他合法出口的总和，估计有35万人靠与毒品交易有关的工作维生。一位外国银行家评论说：“玻利维亚经济已染上可卡因瘾。” [34]

在休克治疗进行之初，只有玻利维亚人会谈论这给他们带来的复杂影响。在大多数外人看来这是一个相当单纯的故事：《波士顿杂志》（Boston Magazine ）的报道写道，一位大胆、孩子气的哈佛教授，几乎单枪匹马地“挽救了玻利维亚被通胀摧毁的经济”。 [35] 萨克斯协助对抗通胀的胜利已足够使玻利维亚变成一则惊人的自由市场成功故事，就像《经济学人》杂志描述的，是“现代史上最了不起的成就”。 [36] “玻利维亚奇迹”让萨克斯在势力庞大的金融圈很快跃升到明星地位，成为当红的危机经济体专家，事业蒸蒸日上，在往后几年经常进出阿根廷、秘鲁、巴西、厄瓜多尔和委内瑞拉。

萨克斯赢得的赞誉不是在贫穷国家打败通货膨胀，而是他达成了许多人宣称不可能办到的事：他在民主政体的环境下，未靠战争而协助推动一场激进的新自由主义转型，且造成的改变远比撒切尔或里根尝试过的更彻底。萨克斯很清楚他的成就在历史上的意义。“以我的看法，玻利维亚是真正第一个同时达成民主改革与改变经济体制的国家。”他在数年后说，“玻利维亚比智利更能证明，政治解放与民主可以和经济解放结合在一起。这是极为重要的一课，两者可以共同运作，互相强化。” [37]

与智利做比较并非无意。拜萨克斯所赐——《纽约时报》形容他是“民主资本主义的传道者”——休克治疗终于摆脱了独裁统治与死亡集中营的恶臭，一洗弗里德曼十年前历史性的圣地亚哥之行后如影随形的污名。 [38] 萨克斯已经证明，与批评者的说法相反，自由市场的“十字军”不止能打胜仗，也能驾驭正席卷世界的民主浪潮。萨克斯更因为他对凯恩斯的推崇，以及从不讳言他怀抱增进发展中世界福祉的理想主义，所以是带领这支“十字军”进入这个更仁慈、更和平时代的最佳人选。

玻利维亚的左派把埃斯登索罗的命令称为经济皮诺切特主义。 [39] 就玻利维亚国内和国外的企业来说，这正是关键所在：玻利维亚引进了皮诺切特式的休克治疗，但没有使用皮诺切特的独裁，而且是在中间偏左的政府治理下。一位玻利维亚银行家赞叹地说：“皮诺切特以刺刀做的事，埃斯登索罗在民主体制下完成了。” [40]

玻利维亚奇迹的故事不断流传转述，通过报纸和杂志文章、萨克斯的简介、萨克斯自己的畅销书，以及美国公共电视网三集的《制高点：世界经济之战》（Commanding Heights: The Battle for the World Economy ）这类纪录片。但有一个大问题：那不是真的。玻利维亚确实证明休克治疗可以在一个刚经过选举的国家实施，但并未证明可以通过民主方式或不借助镇压而实施——事实上，它再一次证明情况恰好相反。

第一个明显的问题是，埃斯登索罗总统并未获得玻利维亚选民授权改变整个国家的经济体制。他以国家主义的政纲竞选，然后突然在密室交易中背弃承诺。几年后，知名的自由市场经济学家威廉森（John Williamson）为埃斯登索罗的行为创造了一个名词——“巫毒政治学”（Voodoo politics），但大多数人则直接称之为说谎。 [41] 这也不是所谓民主体制的唯一一个问题。

可想而知，许多投票给埃斯登索罗的选民对他的背叛极为愤怒，当命令下达后，成千上万人走上街头，尝试阻止这个意味着裁员和更多饥饿的计划。主要的反对力量来自该国的各大工会，他们发动全面罢工，工业生产陷于停顿。埃斯登索罗的反应让撒切尔对待矿工的手段相形失色，他立即宣布“戒严令”，陆军坦克开进首都街上，而首都则实施严格的宵禁。玻利维亚人要在自己的国家旅行，现在需要特别通行证。镇暴警察突袭了工会总部、一所大学、一家广播电台，以及数座工厂。政治集会和游行被禁止，其他集会则需要国家许可。 [42] 反对政府的政治活动被禁绝——就和班塞尔独裁统治期间一样。

为了清空街道，警察逮捕了1500名示威者，用催泪弹驱散人群，以攻击警察的理由向示威者开枪。 [43] 埃斯登索罗也采取进一步的措施以确保抗议彻底停止。当工会领袖进行饥饿罢工时，埃斯登索罗下令警察和军队围捕玻国最主要的200名工会领袖，用飞机将他们载往偏远的亚马孙监狱。 [44] 据路透社报道，被囚禁的人包括“玻利维亚劳工联盟（Bolivian Labor Federation）的领导阶层，以及其他资深工会干部”，他们被带往“玻利维亚北方亚马孙盆地与世隔绝的村落，在那里他们的行动受到限制”。 [45] 这是一场大规模绑架，赎身的要求是：工会停止抗议，囚犯就能获得释放。最后他们也都屈服于此。埃斯科瓦尔（Filemon Escobar）是一名矿工也是当年走上街头的工会活动分子，他近日在玻利维亚接受电话采访时回忆说：“他们把工会领袖从街上掳走，送他们到丛林去喂虫子。当他们被释放时，新经济计划已经实施。”埃斯科瓦尔说:“政府把人民送到丛林去，并没有折磨或杀害这些人，但他们可以继续推动经济计划。”

非比寻常的戒严令实施了三个月，因为计划要在100天内彻底执行，这表示整个国家在休克治疗的关键期完全被管制。一年后，埃斯登索罗政府进行锡矿场大规模裁员时，工会再度走上街头，激烈的事件再度上演：颁布戒严令，然后两架玻利维亚空军飞机载运100名主要工会领袖，到玻利维亚热带平原的俘虏营。这一次被绑架的领袖包括两位前劳工部长和一位前参议员——令人联想起皮诺切特在智利南部曾关过莱特列尔的“贵宾监狱”。这些劳工领袖在俘虏营被拘留了两周半，同样直到工会同意取消示威和饥饿罢工。 [46]

这有点像低阶版的军政府手法。为了让政权可以实施休克治疗，有些人必须失踪——即使只是暂时的。虽然残暴程度比较轻微，这种失踪还是达成了类似1970年代的目的。拘禁玻利维亚的工会领袖使他们无法抗拒改革，为在经济上抹除整群的劳工人口铺好了道路——他们很快就丢掉工作，并沦落到拉巴斯周围的陋巷小屋和贫民窟。

萨克斯在玻利维亚时，曾引述凯恩斯的警告说，经济崩溃会孕育法西斯主义，但他仍然拟订了带来痛苦的计划，以致必须靠准法西斯主义的手段来执行。

国际媒体曾披露埃斯登索罗政府的镇压行动，但只作为拉丁美洲的一般暴动报道了一两天。不过，在报道“自由市场改革”胜利的日子到来时，这些事件已没有人再提起（就好像与智利的“经济奇迹”如影随形的皮诺切特暴力，经常被轻轻带过）。虽然萨克斯不是下令动用镇暴警察或宣布戒严令的人，但他在《贫穷的终结》（The End of Poverty ）一书中，花了一章讨论玻利维亚如何战胜通货膨胀。在他似乎乐于自居功劳时，只字未提执行计划所需的镇压。最接近暗示镇压的词句只是“稳定计划初期几个月的紧张时刻”。 [47]

至于其他人，连如此迂回的承认也付诸阙如。桑切斯甚至宣称“稳定化已经在民主状态下达成，未曾违背人权，让人民能自由表达”。 [48] 一位埃斯登索罗政府的部长则给出未加美化的评估，说他们的所作所为“像独裁猪猡”。 [49]

这种不和谐也许是玻利维亚休克治疗实验历史中最持久的遗产。玻利维亚已证明，激烈的休克治疗要想实行，必须依靠对无辜的社会群体和民主体系发动休克式的攻击。它也显示，“社团十字军'可以采用这些恶劣的独裁统治手段，而仍然被赞美为民主，只因为举行过选举，而不管公民自由权在选后是否遭到镇压，以及民主的期望是否完全被忽视。（这个教训对日后的国家领导人如俄罗斯的叶利钦，将特别有用。）玻利维亚以这种方式提供了一种更合世界口味的新独裁统治模式—— 一种文人政变，由穿西装的政客和经济学家发动，而非穿着军装的军人——一切都在民主政府的外衣下进行。

[1] “U.S. Operations Mission to Bolivia,” Problems in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Bolivia, La Paz: United States Operation Mission to Bolivia, 1956, 212.

[2] Susan Sontag, Illness as Metaphor (New York: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1977), 84.

[3] “Bolivia Drug Crackdown Brews Trouble,” New York Times, September 12, 1984; Joel Brinkley, “Drug Crops Are Up in Export Nations, State Dept. Says,” New York Times, February 15, 1985.

[4] Jeffrey D. Sachs, he End of Poverty: Economic Possibilities for Our Time (New York: Penguin, 2005), 90 - 93.

[5] John Maynard Keynes, he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the Peace (1919, repr. London: Labour Research Department, 1920), 220-21.

[6] Interview with the author, October 2006, New York City.

[7] Robert E. Norton, “The American Out to Save Poland,” Fortune, January 29, 1990.

[8] Interview with Jeffrey Sachs conducted June 15, 2000, for Commanding Heights: The Battle for the World Economy, www.pbs.org.

[9] 打败恶性通胀并未拯救德国免于萧条和法西斯主义，这个矛盾在萨克斯不断使用此一模拟时从未提及。

[10] “A Draconian Cure for Chile's Economic Ills?” BusinessWeek, January 12, 1976.

[11] Sachs, he End of Poverty, 93.

[12] Sachs, Commanding Heights.

[13] Catherine M. Conaghan and James M. Malloy, Unsettling Statecraft: Democracy and Neoliberalism in the Central Andes (Pittsburgh, PA: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Press, 1994), 127.

[14] Sachs, he End of Poverty, 95.

[15] Susan Velasco Portillo, “Victor Paz: Decreto es coyuntural, pero puede durar 10 ó 20 años,” La Prensa (La Paz), August 28, 2005.

[16] 过去20多年里，玻利维亚人并不知道他们的休克治疗计划是如何拟订的。在2005年8月，即最初的命令拟定20年后，玻利维亚新闻记者波蒂略（Susan Velasco Portillo）访问紧急经济小组的原始成员，其中有几个人披露了那次秘密行动的信息。此处的记叙主要根据那些人的回忆而来。

[17] Ibid.

[18] Conaghan and Malloy, Unsettling Statecraft, 129.

[19] Alberto Zuazo, “Bolivian Labor Unions Dealt Setback,” United Press International, October 9, 1985; Juan de Onis, “Economic Anarchy Ends,” Los Angeles Times, November 6, 1985.

[20] The official's comments are based on the recollections of the members of the emergency economic team. Velasco Portillo, “Victor Paz: Decreto es coyuntural, pero puede durar 10 ó 20 años.”

[21] Ibid.

[22] Harlan K. Ullman and James P. Wade, Shock and Awe: Achieving Rapid Dominance (Washington, DC: NDU Press, 1996), xxv.

[23] Conaghan and Malloy, Unsettling Statecraft, 186.

[24] Peter McFarren, “48-hour Strike Hurts Country,” Associated Press, September 5, 1985; Mike Reid, “Sitting Out the Bolivian Miracle,” Guardian (London), May 9, 1987.

[25] Robert J. Alexander, A History of Organized Labor in Bolivia (Westport, CT: Praeger, 2005), 169.

[26] Sam Zuckerman, “Bolivian Bankers See Some Hope After Years of Economic Chaos,” American Banker, March 13, 1987; Waltraud Queiser Morales, Bolivia: Land of Struggle (San Francisco: Westview Press, 1992), 159.

[27] Statistics come from the Inter-American Development Bank. Morales, Bolivia, 159.

[28] Erick Foronda, “Bolivia: Paz Has Trouble Selling ‘Economic Miracle,’” Latinamerica Press 21, no. 5 (February 16, 1989): 7, cited in Morales, Bolivia, 160.

[29] Alexander, A History of Organized Labor in Bolivia, 169.

[30] Interview with Gonzalo Sánchez de Lozada conducted March 20, 2001, for Commanding Heights: The Battle for the World Economy, www.pbs.org.

[31] Peter McFarren, “Farmers’ Siege of Police Points Up Bolivia's Drug-Dealing Problems,” Associated Press, January 12, 1986.

[32] Peter McFarren, “Bolivia—Bleak but Now Hopeful,” Associated Press, May 23, 1989.

[33] Conaghan and Malloy write that “there is little doubt that the drug trade (like the international aid that Paz received) helped soften the blows of stabilization. In addition to generating income, the injection of ‘coca-dollars’ into the banking system is believed to have helped stabilize the currency during the second half of the decade.” Conaghan and Malloy, Unsettling Statecraft, 198.

[34] Tyler Bridges, “Bolivia Turns to Free Enterprise Among Hard Times,” Dallas Morning News, June 29, 1987; Conaghan and Malloy, Unsettling Statecraft, 198.

[35] John Sedgwick, “The World of Doctor Debt,” Boston Magazine, May 1991.

[36] “Taming the Beast,” he Economist, November 15, 1986.

[37] Sachs, Commanding Heights.

[38] Peter Passell, “Dr. Jeffrey Sachs, Shock Therapist,” New York Times, June 27, 1993.

[39] “New Austerity Package Revealed,” Latin American Regional Reports: Andean Group, December 13, 1985.

[40] The banker was quoted anonymously. Zuckerman, “Bolivian Bankers See Some Hope after Years of Economic Chaos.”

[41] he Political Economy of Policy Reform, ed. John Williamson (Washington, DC: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1994), 479.

[42] Associated Press, “Bolivia Now Under State of Siege,” New York Times, September 20, 1985.

[43] “Bolivia to Lift State of Siege,” United Press International, December 17, 1985; “Bolivia Now Under State of Siege.”

[44] Conaghan and Malloy, Unsettling Statecraft, 149.

[45] Reuters, “Bolivia Strike Crumbling,” Globe and Mail (Toronto), September 21, 1985.

[46] Peter McFarren, “Detainees Sent to Internment Camps,” Associated Press, August 29, 1986; “Bolivia: Government Frees Detainees, Puts Off Plans for Mines,” Inter Press Service, September 16, 1986.

[47] Sachs, he End of Poverty, 96.

[48] Sánchez de Lozada, Commanding Heights.

[49] Conaghan and Malloy, Unsettling Statecraft, 149.

第8章
危机的用处
休克治疗的包装

他们毁了我的脑子，抹去了我作为一生资产的记忆，因此毁了我的事业，这样做到底意义何在？这是了不起的治疗，但我们失去了病人。

——海明威（Ernest Hemingway）

自杀前不久谈论他的电击治疗，1961年 [1]

对萨克斯来说，他从第一次国际冒险中学到的是，恶性通胀确实可以使用严厉而极端的措施中止。他到玻利维亚猎杀通胀，而且办到了。故事结束。

华盛顿最具影响力的右派经济学家、担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主要顾问的威廉森，一直密切注意萨克斯的实验，并且从玻利维亚看出更加深远的意义。他形容这个休克治疗计划为“大爆炸”——是把芝加哥学派教条散播到全世界的运动的一大突破。 [2] 其原因与经济学无关，最重要的是技术。

尽管萨克斯本意可能不是如此，但他以极富戏剧性的方式证明弗里德曼的危机理论绝对正确。玻利维亚的恶性通胀危机提供一个必要的借口，以便推动一套在正常政治情况下不可能推动的计划。玻利维亚是一个拥有强大、激进工会运动和势力庞大的左派传统的国家，也是切·格瓦拉革命之旅的终点站。但它被迫接受严酷的休克治疗，假借的名义是为稳定失控的货币。

到1980年代中期，有几位经济学家已发现，真正的恶性通胀危机会造成类似军事战争的效果——恐惧和混乱蔓延，制造难民并导致大量人口死亡。 [3] 玻利维亚的情况极其明显，恶性通胀扮演的角色就好像智利的皮诺切特“战争”，以及撒切尔的马尔维纳斯战争——它创造了采取紧急措施的环境，一种民主法则可以暂停、经济控制可以暂时交给桑切斯专家小组的例外。对死硬派芝加哥学派理论家如威廉森来说，这表示恶性通胀不是像萨克斯认为的有待解决的问题，而是应善加把握的大好机会。

1980年代一点也不缺这类机会。事实上，大部分发展中世界（尤其是拉丁美洲）都濒临恶性通胀边缘。这种危机有两个主要原因，而且都源自华府的金融机构。第一是它们坚持把独裁统治下累积的非法债务转移给新民主政府。第二则是美国联邦储备理事会采用受弗里德曼影响的政策，容许利率大幅升高，使这些债务一夕间暴增。

转移恶债

阿根廷是典型的例子。1983年，军政府在马尔维纳斯战争后垮台，阿根廷人选举阿方辛（Raúl Alfonsín）出任新总统。但这个刚解放的国家已被暗埋一颗所谓的债务炸弹。作为准备下台的军政府所谓“有尊严地转变”为民主政府的一环，华府坚持新政府必须同意支付将领们累积的债务。在军政府统治期间，阿根廷的外债从政变前的79亿美元，膨胀到移交时的450亿美元——积欠IMF、世界银行、美国进出口银行，以及设在美国的民间银行。拉丁美洲各国的情况都很类似。在乌拉圭，军政府夺得权力时的5亿美元债务暴增到50亿美元，变成这个只有300万人口的国家沉重的负担。最极端的例子是巴西，1964年掌权的将军承诺恢复财政秩序，但债务却从30亿美元增加到1985年的1030亿美元。 [4]

在转型到民主政治的时期，舆论曾表达强烈的反对看法，包括从道德和法制观点，认为这些债务是“恶债”（odious debt），刚获解放的人民不应被迫承担压迫者与制造痛苦者的账单。反对声浪在南锥尤其强烈，因为有太多外债在独裁统治期间直接交给军方和警方——用以购买枪炮、镇暴水车和兴建新式酷刑营。例如在智利，军事支出的贷款增为三倍，用来扩充智利的陆军，从1973年的4.7万人，变成1980年的8.5万人。在阿根廷，世界银行估计，军方借贷的钱有约100亿美元用于军事采购。 [5]

大部分未用于采购武器的钱则凭空消失。军政府统治期间贪渎成风——预示了日后自由放任经济政策蔓延到俄罗斯、伊拉克占领区的“舞弊免责区”（借用一位不满的美国顾问的用语）时同样堕落的情况。 [6] 据美国参议院2005年的报告，皮诺切特拥有一个复杂的银行账户网络，至少有125个秘密外国银行账户，登记在不同的家人名字和自己的化名下。这些账户中最引人注意的那些是在华盛顿特区里格斯银行（Riggs Bank），存款估计有2700万美元。 [7]

在阿根廷，军政府被指控还更贪得无厌。经济计划策划者狄霍兹1984年以诈欺罪名被逮捕，涉嫌把巨额的国家补贴给予他过去主持的一家公司（指控后来被撤销）。 [8] 另一方面，世界银行后来追查军政府借的350亿美元外国贷款，发现其中190亿美元——占总额54％——被移往海外。瑞士官员证实，那些钱大部分流入几个账户。 [9] 美联储发现，光在1980年，阿根廷的债务就增加了90亿美元；而在同一年，阿根廷人在海外的存款金额却增加了67亿美元。 [10] 曾亲自教导过许多阿根廷“芝加哥男孩”的知名芝加哥大学教授肖斯塔（Larry Sjaastad），形容这些失落的数百亿美元（在他的学生眼前被偷走）为“20世纪最大诈骗案”。 [11] [12]

军政府侵吞公款者甚至还命令受害者协助。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ESMA酷刑营，语文能力强或受过大学教育的囚犯经常被拉出囚室，为他们的掳掠者做文书工作。一位幸存者达利欧（Graciela Daleo）曾被命令打字输入一份文件，内容是告知官员如何把他们贪渎的钱汇往海外隐匿。 [13]

剩下的外债大部分用于支付利息和暗中为民间公司提供金援。1982年阿根廷独裁统治垮台前，军政府施予企业最后一次恩惠。阿根廷央行总裁卡瓦洛（Domingo Cavallo）宣布，国家将吸收大型跨国企业与国内公司的债务；当时许多国内公司和智利的“食人鱼”金融家一样，债台高筑，濒临破产。这项“德政”意味着这些公司将继续拥有它们的资产并获利，但人民却必须代它们偿付150亿到200亿美元的债务；获得优惠待遇的公司包括福特汽车阿根廷公司、大通银行、花旗银行、IBM和奔驰汽车公司。 [14]

支持让这些非法债务违约的人认为，放款机构知道，或应该知道，钱都被花在镇压和贪渎上。美国国务院最近解密一份1976年10月7日的会谈记录，给这种看法增加了砝码；这次会谈发生在由当时的国务卿基辛格与阿根廷军事独裁统治期间的外交部长顾塞提之间。在讨论过国际人权组织对政变的谴责后，基辛格说：“我们的基本态度是，我们希望你们成功。我有一个老式的观念，就是应该支持朋友……你们愈快成功愈好。”然后基辛格谈到贷款的主题，他鼓励顾塞提尽快申请愈多外援愈好，赶在阿根廷的“人权问题”绑住美国政府手脚之前。“现在银行有两笔贷款，”基辛格说，意指美洲开发银行（IDB），“我们不想投反对票。”他也指示顾塞提：“继续进行你们对进出口银行的要求。我们希望你们的经济计划成功，而且会尽全力帮助你们。” [15]

这份记录证明，美国明知贷款会被用于恐怖运动，也还是同意了给军政府的贷款。在1980年代初期，华府坚持阿根廷新民主政府必须偿付的也正是这些恶债。

债务休克

这些债务本身就已经是新民主政府的沉重负担，而这个负担很快还会变得更加沉重。新类型的震撼出现在新闻报道中：沃尔克震撼（Volcker Shock）。《经济学人》杂志用这个词来形容联储会主席沃尔克（Paul Volcker）大幅提高美国利率带来的冲击，他把利率提高到21％，在1981年达到高峰，并持续到1980年代中期。 [16] 在美国，提高利率导致一波破产潮，1983年房屋抵押贷款违约的人数增为三倍。 [17]

但感受最痛苦的是美国以外的国家。对背负沉重外债的发展中国家来说，沃尔克震撼——也被称作“债务震撼”或“债务危机”——就像一把巨大的泰瑟（Taser）电击枪从华盛顿发射，让发展中世界陷入痉挛。劲升的利率意味着外债必须支付较高的利息，而往往支付高利息的唯一方法是举更多债。恶性债务循环于是开始。在阿根廷，军政府留下的450亿庞大债务快速增加，到1989年达到650亿美元，这一幕在全世界的贫穷国家反复上演。 [18] 沃尔克震撼之后导致巴西外债暴增，在六年间从500亿美元变为1000亿美元。许多在1970年代大量举债的非洲国家，发现自己深陷同样的困境：尼日利亚的债务在同样短的时间里，从90亿美元激增至290亿美元。 [19]

1980年代打击发展中世界的经济震撼还不只这一种。只要任何一种出口商品，如咖啡或锡，价格下跌10％以上，就会造成“价格休克”（price shock）。据IMF的资料，发展中国家从1981年到1983年遭遇25次这类休克；从1984年到债务危机最高潮的1987年，这类休克的次数更多达140次，使它们在债务泥淖中陷得更深。 [20] 其中一次在1986年冲击玻利维亚，正好是该国吞下萨克斯的苦药、屈服于资本主义转型时。玻利维亚仅次于古柯的主要出口产品锡，价格下跌了55％，使该国经济遭到重创。（过度依赖原料出口的问题，正好是发展主义经济学在1950年代和1960年代想尝试解决的，但这个观念却被北半球的经济学术机构斥为“混乱不清”。）

弗里德曼的危机理论在这个阶段开始自我强化。全球经济愈遵循他的处方，采用浮动利率、出口导向经济、解除价格管制，体系就愈容易发生危机，制造出更多经济崩溃，而这种崩溃正好是他认为政府应采取其激进建议的情况。

危机便以这种方式植入芝加哥学派的模式中。当不受限制的金钱可以在全球以高速流动，投机者可以在从咖啡豆到货币等每一种东西的价格上押注，造成市场大幅度的波动。而由于自由贸易政策鼓励贫穷国家继续仰赖咖啡豆、铜、石油或小麦等原料资源的出口，它们就特别容易落入持续处于危机的恶性循环。咖啡豆价格突然大跌会让整个经济体陷入萧条，外汇交易商看到该国的财政恶化，便开始抛售其货币，导致汇率暴跌，进而加深经济萧条。若再加上利率飙升，国家债务一夕间膨胀，经济崩盘就已不远了。

芝加哥学派的信仰者往往说1980年代中期以后，他们的意识形态从此一帆风顺、每战皆捷：在同一时期，又有许多国家加入民主浪潮，使他们产生一种自由人民和放任式自由市场携手并进的集体幻觉。但幻觉毕竟是虚构的，真正发生的是，当人民终于赢得长期失落的自由，从菲律宾总统马科斯和乌拉圭总统博达维里（Juan María Bordaberry）这些人的酷刑休克中逃脱时，他们却遭到一场金融休克的完美风暴袭击——债务休克、价格休克和货币休克——而制造这场风暴的是愈来愈动荡不安、不受规范管制的全球经济。

阿根廷遭遇的债务危机结合其他的休克，就是不幸的典型例子。阿方辛在1983年上任，正值沃尔克休克肆虐，新政府从第一天起就处于危机模式。1985年，通货膨胀高到阿方辛被迫发行全新的货币奥斯特拉尔（austral），赌新的开始能让他重新掌控局势。但物价在四年内涨到如此之高，以致爆发大规模抢粮暴动，一些阿根廷餐厅甚至用钞票当壁纸，因为它比纸还不值钱。1989年6月，通胀比前一个月上涨203％，此时距阿方辛任期届满还有五个月，但他宣布放弃：辞职并要求提早举行大选。 [21]

处于阿方辛地位的政治人物原本可选择其他出路。他可以让阿根廷庞大的债务违约，他可以联合面临相同危机的邻国政府，组成债务国联盟。这些政府可以依照发展主义原则建立共同市场，事实上这个过程在凶残的军事政权蹂躏该地区时就已展开。但当时有一部分挑战在于新民主国家面对的国家恐怖遗毒。在1980年代和1990年代，大部分发展中世界仍陷于某种恐怖的宿醉中，表面上自由，实际上仍笼罩在戒慎恐惧的气氛中。好不容易逃脱了独裁统治的黑暗，很少民选政治人物愿意冒险推动在1970年代引发政变的那些政策，以免引来另一次美国支持的军事政变——尤其是那些当年发动政变的军官大部分并未被关进牢里，而是经由协商取得豁免，正在他们的军营中虎视眈眈。

面临危机的新民主政府不愿与持有债权的美国金融机构宣战，只得遵守华盛顿的游戏规则。然而在1980年代初期，华盛顿的游戏规则变得严格得多，原因是债务危机刚好（但却非偶然）碰上南—北半球关系的新时代，使得军事独裁统治大体上变得已非必要。当时正好是“结构调整”——或是所谓债务独裁——时代的开始。

理论上，弗里德曼并不相信IMF或世界银行：它们是大政府干预自由市场的细微讯号的典型例子。但很讽刺的是，有一条隐形的输送带，把“芝加哥男孩”送到这两家机构坐落在华盛顿特区十九街庞大的总部，让他们在那里担任许多高级职务。

主持芝加哥大学拉丁美洲计划的哈伯格，经常吹嘘他有许多的学生在世界银行和IMF担任高级职位。“有一度世界银行的四位区域首席经济学家都是我在芝加哥的学生。其中一位西洛斯基（Marcelo Selowsky）担任新成立的苏联地区首席经济学家，是当时整个世界银行这类工作中最重要的职位。结果呢？他后来又被我另一个以前的学生爱德华兹（Sebastian Edwards）取代。看到这些人出头真的很棒，我以培养他们成为经济学家为傲。” [22] 另一位明星是洛瑟（Claudio Loser），他是1971年毕业于芝加哥大学的阿根廷人，后来担任IMF西半球部主管，是处理拉丁美洲事务的最高级职位。 [23] 芝加哥派也占有IMF的许多重要职位，包括第二高级的首席执行副总裁、首席经济学家、研究部主任，以及非洲部资深经济学家。 [24]

弗里德曼可能在理论上反对这些机构，但在实务上，没有别的机构更适合执行他的危机理论。当许多国家在1980年代陷入危机的恶性循环，它们除了向世界银行和IMF求助外别无选择。然而当它们这么做时，却撞上一堵正统派“芝加哥男孩”的墙，而这些“芝加哥男孩”接受的训练里，经济灾难不是什么需要解决的问题，而是用来开辟自由市场新领土的大好机会。危机机会主义成了世界最有影响力的金融机构的指导原则，虽然这背叛了它们创建的宗旨。

和联合国一样，世界银行与IMF是为应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恐怖而创立的。为了不重蹈让法西斯主义在欧洲心脏地带兴起的覆辙，世界强权1944年在美国新罕布什尔州的布雷顿森林（Bretton Woods）开会，以创立一个新经济架构。由43个初始会员国资助成立世界银行和IMF，并赋予明确的任务，就是预防未来再发生导致德国魏玛共和倾覆的经济震撼与崩溃。世界银行将提供长期发展投资，以协助国家摆脱贫穷，IMF则扮演全球性的避震器，协助推动可减少金融投机和市场动荡的经济政策。当有国家出现即将陷入危机的迹象，IMF将立即介入提供稳定援助和贷款，在危机发生前将其化解。 [25] 坐落在华盛顿同一条街对面的两个机构，将协调彼此的措施。

率领英国代表团的凯恩斯相信，世界终于认清若放任市场管理自己将会带来政治灾难。“过去很少人相信会发生这种事。”凯恩斯在会议结束后说，但如果国际金融机构坚守创立的宗旨，“四海之内皆兄弟就不会只是一句口号”。 [26]

IMF和世界银行并未履行这种全球一致的共识；从一开始它们就未像联合国大会那样以“一国一票”的基础分配权力，而是根据各国经济的强弱——这种安排使得美国实际上有权否决任何重要决定，其他权力则由欧洲和日本掌控。这表示到1980年代里根和撒切尔掌权时，他们具有高度意识形态的政府能够实际操纵两个机构达成他们的目的，迅速地增强它们的力量，并将它们转变成推进“社团十字军”的主要工具。

芝加哥学派对世界银行和IMF的殖民，大体上是一个暗中进行的过程，但1989年威廉森公布他所称的“华盛顿共识”（the Washington Consensus）后，这个过程变成一种正式的官方行为。威廉森说，这个共识是两个机构认为维持基本经济健康所不可或缺的一系列经济政策——“所有严肃的经济学家一致接受的中心思想”。 [27] 这些表面上属于技术性和中立的政策，赤裸地包含了像“国家企业应私有化”和“应去除阻碍外国公司进入的障碍”之类的意识形态主张。 [28] 当政策清单拟出后，内容完全是私有化、解除管制／自由贸易和大幅削减政府支出这个弗里德曼新自由主义的铁三角。威廉森说，这是“华盛顿当权者敦促拉丁美洲”实行的政策。 [29] 世界银行前首席经济学家，也是最后一个反对此种新正统的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写道：“如果凯恩斯看到他的心血沦落至此，他会从坟墓里爬出来。” [30]

世界银行与IMF的官员在拨贷款时向来会提出政策建议，但在1980年代初期，发展中国家的走投无路让他们把这种建议转变为激进的自由市场要求。当遭遇危机的国家向IMF要求取消债务和紧急贷款时，IMF便提出全面性的休克治疗计划，其规模与“芝加哥男孩”为皮诺切特起草的“砖头”，以及在玻利维亚桑切斯的客厅所拟订的包含220项法律的命令不相上下。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1983年首度提出完整的“结构调整”计划。在后续的20年间，每一个向该基金申请巨额贷款的国家，都被要求必须从上到下翻修经济。在整个1980年代为拉丁美洲和非洲设计结构调整计划的IMF资深经济学家巴德霍（Davison Budhoo）后来承认：“我们从1983年以后做的每件事，都是根据让南半球‘私有化’或者任其灭亡的新原则；为达到这个目的，从1983年到1988年我们可耻地在拉丁美洲和非洲制造经济动乱。” [31]

尽管采取这种激进（且获利相当可观）的新原则，IMF和世界银行仍一直宣称其所作所为是为了协助稳定。IMF的正式宗旨仍然是预防危机——不是进行社会工程或意识形态改造——因此必须以稳定作为表面的理由。实情是，国际债务危机在一个接一个国家被有系统地利用来推动芝加哥学派的目标，且无情地以弗里德曼的休克主义为手法。

虽然基本是以经济术语表达，并只限于专业论坛和供“技术官僚”同事阅读的刊物上，但世界银行与IMF的经济学家当时就承认有这种情形。长期在世界银行工作的知名哈佛经济学家罗德里克（Dani Rodrik），描述整个“结构调整”计划的建构就是一个巧妙的营销策略。他在1994年写道：“我们必须肯定世界银行发明并成功地营销了‘结构调整’的概念，一个把个体经济与总体经济改革包装在一起的概念。结构调整被当成国家必须推动以挽救经济危机的过程来促销。对购买这套方案的政府来说，维持外部平衡与价格稳定的健全总体经济政策，以及决定开放（如自由贸易）的政策，两者很难区分。” [32]

这个原则很简单：陷于危机的国家迫切需要紧急援助以稳定货币。当私有化和自由贸易政策与金融纾困捆绑在一起，这些国家除了接受整套方案之外别无选择。最聪明的部分是，经济学家自己知道自由贸易与解决危机毫无关系，但这种了解被刻意“模糊化”。罗德里克说那些话的本意是赞许。这种捆绑销售不只迫使贫穷国家接受华盛顿为它们选择的政策，而且是唯一有用的方法——罗德里克有数字可以支持他的说法。他研究了所有在1980年代采用激进自由贸易政策的国家，发现“1980年代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改革，没有一个不是在严重经济危机情况下进行的”。 [33]

这是一个令人错愕的供述。在那段时间，世界银行和IMF公开坚称世界各国政府已看到希望，并体认到华盛顿共识的政策是通往稳定因而也是通往民主的唯一道路。然而华盛顿的机构内部却自己承认，发展中国家不得不屈就于伪装的勒索：想要拯救你的国家吗？照单全收。罗德里克甚至承认，私有化和自由贸易——结构调整方案的两大核心计划——与创造稳定没有直接关系。据罗德里克的说法，若有其他看法，那将是“拙劣的经济学”。 [34]

这段时间的IMF “模范生”阿根廷，再次提供了研究这种新秩序的好例子。在恶性通胀危机迫使阿方辛总统辞职后，梅内姆（Carlos Menem）取而代之，这位庇隆主义者原本是一个小省份的省长，穿着皮夹克，留着络腮胡子，似乎强悍到足以挺身对抗影响力仍无所不在的军阀和债权银行。阿根廷历经长期暴力迫害庇隆党人和工会运动的痛苦，终于出现一位曾领导工会运动、承诺恢复庇隆国家主义经济政策的总统。当时许多阿根廷人欢欣鼓舞的心情，只有玻利维亚人在埃斯登索罗就职时可以比拟。

结果证明是空欢喜一场。就任一年后，在IMF的强力施压下，梅内姆展开一场“巫毒政治学”操作。梅内姆在选举时被视为反对独裁统治的象征，但一年后他指派卡瓦洛担任经济部长，重新重用这位在军政府时期负责赦免大企业债务——独裁统治的告别礼物——的前朝官员。 [35] 他的任命被经济学家视为“讯号”—— 一个不可能误解的指标，即新政府将重拾由军政府推动的社团实验。布宜诺斯艾利斯股票市场出现庆祝行情：在卡瓦洛任命宣布当天暴涨30％。 [36]

卡瓦洛立即要求强化意识形态，并延揽弗里德曼和哈伯格的门生，几乎政府的所有高级经济职位都由“芝加哥男孩”担任：曾在IMF和世界银行工作的央行总裁费尔南德斯（Roque Fernández），曾为独裁政权效力的央行副总裁波乌（Pedro Pou），央行首席顾问圭多蒂（Pablo Guidotti）则直接从IMF延揽过来，他是另一位芝加哥大学教授穆萨（Michael Mussa）的弟子。

阿根廷在这方面并非特例。到1999年，芝加哥学派的国际校友中有超过25国政府的部长，以及从以色列到哥斯达黎加等国的十多位央行总裁，对一个大学学系来说确实是非比寻常的庞大势力。 [37] 就像许多别的国家一样，“芝加哥男孩”在阿根廷的民选政府内外形成某种意识形态的钳子，一群从内施压，另一群则从华盛顿施加压力。例如，IMF派驻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代表由阿根廷籍的“芝加哥男孩”洛瑟带领，这表示当他与财政部和央行开会时，会议不再是对手间的谈判，而是朋友、芝加哥大学校友，以及第十九街同事间的讨论。一本阿根廷出版的书讨论这种全球经济兄弟会的影响，就以《好兄弟》（Buenos Muchachos ）为书名，暗喻马丁·斯科塞斯（Martin Scorsese）拍的经典黑手党电影《好家伙》（Goodfellas ）。 [38]

这个兄弟会的成员对阿根廷经济该做哪些事，以及该如何完成有着热情的一致认同。卡瓦洛计划（Cavallo Plan）就是世界银行和IMF玩弄包装手法的例子：利用恶性通胀危机造成的混乱和急迫，把私有化夹带在救援计划中，成为不可分割的部分。所以，为了稳定货币体系，卡瓦洛迅速大幅削减公共支出，并推出新的货币阿根廷比索，采取紧盯美元的汇率制度。在一年内，通胀跌回17.5％，几年后完全获得控制。 [39] 失控的货币问题获得解决，但也“模糊”了计划的另一半。

阿根廷的独裁政府虽然尽全力取悦外国投资人，仍然把一大部分有价值的经济留在国家手中，包括从国营航空公司到巴塔哥尼亚（Patagonia）的大量石油储备。但对卡瓦洛和他的“芝加哥男孩”来说，革命只完成一半，他们决定利用经济危机来毕其功于一役。

在1990年代初期，阿根廷变卖国家资产的快速和彻底，远超过十年前的智利。到1994年，90％的国营企业已卖给民间公司，买主包括花旗银行、波士顿银行、法国的苏伊士公司（Suez）和威望迪（Vivendi）集团、西班牙的雷普索尔（Repsol）和西班牙电信（Telefónica）。在出售资产前，梅内姆和卡瓦洛曾慷慨地为买主提供一项价值不菲的服务：据卡瓦洛自己估计，一共解雇了约70万名国营企业员工，有人估计数字还更高。光国营石油公司在梅内姆在任期间就减少2.7万名员工。很崇拜萨克斯的卡瓦洛称这个过程为“休克治疗”。梅内姆使用更残酷的词句：在这个仍对大规模酷刑深恶痛绝的国家，他称这个过程为“无麻醉的大型手术”。 [40] [41]

在转型期间，《时代》杂志以梅内姆作为封面人物，他面露得意的笑容，并以向日葵花作背景衬托，标题写着“梅内姆的奇迹”。 [42] 那确实是奇迹——梅内姆和卡瓦洛完成了激进而痛苦的私有化计划，而且未激起国内的反抗。他们怎么办到的？

几年后，卡瓦洛解释说：“在恶性通胀时期，人民生活极其艰困，尤其是低收入者和小储蓄户，因为他们发现几个小时或几天内，他们的工资就被以惊人速度上涨的价格摧毁。这就是为什么人民要求政府‘请想想办法’。如果政府想出一套好的稳定计划，那就是顺便推动其他改革的机会……最重要的改革是有关开放经济、解除管制，以及私有化。但在当时，推动这些改革唯一的方法是利用恶性通胀创造的情势，因为所有人都已准备好接受剧烈的改变，以消灭恶性通胀并恢复正常生活。” [43]

长期来看，卡瓦洛的整个计划被证明会为阿根廷带来一场灾难。他稳定货币的方法——让阿根廷比索紧盯美元汇率——使国内制造的产品昂贵到本土工厂无法与涌进阿根廷的廉价进口产品竞争。许多工作因此流失，导致全国逾半数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之下。不过，在短期内，这套计划果然奏效：卡瓦洛和梅内姆趁着举国陷于恶性通胀休克之际，偷偷实行私有化。危机达成了它的目的。

阿根廷的领导人在这段时期完成的是一项心理工程，而不是经济工程。出身军政府的卡瓦洛很清楚，在危机时刻人们愿意把极大的权力交给任何拥有神奇药方的人——不管这种危机是金融崩溃，还是布什后来善加利用的恐怖攻击。

这就是弗里德曼“十字军”能够安然度过民主转型期的原因——不是他的拥护者说服选民相信他们的智慧和策略，而是巧妙地从一个危机转移到下一个危机，利用经济情势的急迫性，来推动让脆弱的新民主体制动弹不得的政策。沃尔克休克之后紧接着是1994年的墨西哥龙舌兰危机（Tequila Crisis）、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1998年的俄罗斯倒债风暴，以及接踵而至的巴西债务危机。当这些休克和危机的威力逐渐退去时，更可怕的危机紧接着发生：海啸、飓风、战争和恐怖攻击。灾难资本主义已经成形。

[1] A. E. Hotchner, Papa Hemingway (1966, repr. New York: Carroll ＆ Graf, 1999), 280.

[2] Jim Shultz, “Deadly Consequences: 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and Bolivia's ‘Black February’” (Cochabamba, Bolivia: The Democracy Center, April 2005), 14, www.democracyctr.org.

[3] Albert O. Hirschman, “Reflections on the Latin American Experience,” in he Politics of Inflation and Economic Stagnation: Theoretical Approaches and International Case Studies, ed. Leon N. Lindberg and Charles S. Maier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1985), 76.

[4] Banco Central de la República Argentina, Memoria Anual 1985, www.bcra.gov.ar; Lawrence Weschler, A Miracle, a Universe: Settling Accounts with Torturers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90), 152; “Brazil Refinancing Foreign Debt Load,” New York imes, July 2, 1964; Alan Riding, “Brazil's Leader Urges Negotiations on Debt,” New York Times, September 22, 1985.

[5] Robert Harvey, “Chile's Counter-Revolution,” he Economist, February 2, 1980; World Bank, Economic Memorandum: Argentina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1985), 17.

[6] The adviser was Franklin Willis. Michael Hirsh, “Follow the Money,” Newsweek, April 4, 2005.

[7] Terence O'Hara, “6 U.S. Banks Held Pinochet's Accounts,” Washington Post, March 16, 2005.

[8] United Press International, “Former Cabinet Minister Arrested in Argentina,” Seattle Times, November 17, 1984.

[9] World Bank, Economic Memorandum: Argentina, page 17; “Documentatión que prueba los ilícitos de Martínez de Hoz,” La Voz del Interior, October 6, 1984, cited in H. Hernandez, Justicia y Deuda Externa Argentina (Santa Fe, Argentina: Editorial Universidad de Santa Fe, 1988), 36.

[10] Hernandez, Justicia y Deuda Externa Argentina, 37.

[11] 在当时可能是如此，但20世纪还未结束——俄罗斯的芝加哥学派实验还未发生。

[12] Ibid.

[13] She described it as a “report about how to make investments in the Bahamas, Luxembourg, Panama, Switzerland, and Lichtenstein. There was also a section — quite technical — on the tax situation in these places.” Marguerite Feitlowitz, A Lexicon of Terror: Argentina and the Legacies of Tortur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57.

[14] Norberto Galasso, De la Banca Baring al FMI (Buenos Aires: Ediciones Colihue, 2002), 246; Adolfo Pérez Esquivel, “Cuándo comenzo el terror del 24 de marzo de 1976?” La Fogata, March 24, 2004, www.lafogata.org.

[15] U.S. State Department,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Subject: Secretary's Meeting with Argentine Foreign Minister Guzzetti, October 7, 1976, declassified, www.gwu.edu/~nsarchiv.

[16] Sue Branford and Bernardo Kucinski, he Debt Squads: The US, the Banks, and Latin America (London: Zed Books, 1988), 95.

[17] Matthew L. Wald, “A House, Once Again, Is Just Shelter,” New York Times, February 6, 1983.

[18] Jaime Poniachik, “Cómo empezó la deuda externa,” La Nación (Buenos Aires), May 6, 2001.

[19] Donald V. Coes, Macroeconomic Crises: Politics and Growth in Brazil, 1964-1990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1995), 187; Eghosa E. Osaghae, Structural Adjustment and Ethnicity in Nigeria (Uppsala, Sweden: Nordiska Afrikainstitutet, 1995), 24; T. Ademola Oyejide and Mufutau I. Raheem, “Nigeria,” in he Rocky Road to Reform: Adjustment, Income Distribution, and Growth in the Developing World, ed. Lance Taylor (Cambridge, MA: MIT Press, 1993), 302.

[20]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Fund Assistance for Countries Facing Exogenous Shock, August 8, 2003, page 37, www.imf.org.

[21] Banco Central de la República Argentina, Memoria Anual 1989, www.bcra.gov.ar.

[22] “Interview with Arnold Harberger,” he Region, Federal Reserve Bank of Minneapolis, March 1999, www.minneapolisfed.org.

[23] 洛瑟在阿根廷2001年经济崩溃后遭解职。各界一致的看法是，IMF在他管理下执迷于自由市场政策，只要有国家不断削减支出和把经济私有化，他便继续拨给巨款，忽视它们显而易见的经济缺点，如高失业率和猖獗的贪渎——更别说积欠IMF难以持续的债务了。

[24] The former Chicago professor and fellow Stanley Fischer was first deputy managing director of the IMF in 1994, Raghuram Rajan was the IMF's chief economist in 2003, Michael Mussa was director of the department of research at the IMF in 1991 and Danyang Xie was senior economist in the IMF's African department in 2003.

[25]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Article I—Purposes,” Articles of Agreement of 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www.imf.org.

[26] “Speech by Lord Keynes in Moving to Accept the Final Act at the Closing Plenary Session, Bretton Woods, 22 July, 1944,” Collected Writings of John Maynard Keynes, vol. 26, ed. Donald Moggridge (London: Macmillan, 1980), 103.

[27] John Williamson, “In Search of a Manual for Technopols,” in John Williamson, ed., he Political Economy of Policy Reform (Washington, DC: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1994), 18.

[28] “Appendix: The ‘Washington Consensus,’” in he Political Economy of Policy Reform, 27.

[29] Williamson, he Political Economy of Policy Reform, 17.

[30] Joseph E. Stiglitz, Global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2002), 13.

[31] Davison L. Budhoo, Enough Is Enough: Dear Mr. Camdessus... Open Letter of Resignation to the Managing Director of 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foreword by Errol K. McLeod (New York: New Horizons Press, 1990), 102.

[32] Dani Rodrik, “The Rush to Free Trade in the Developing World: Why So Late? Why Now? Will It Last?” in Voting for Reform: Democracy, Political Liberalization and Economic Adjustment, ed. Stephan Haggard and Steven B. Webb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82. Emphasis added.

[33] Ibid., 81 .

[34] “... [W]hatever the merits of trade reform, the causal link drawn between trade regimes and propensity to macroeconomic crisis was bad economics.” Dani Rodrik, “The Limits of Trade Policy Reform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6, no. 1 (Winter 1992): 95.

[35] Herasto Reyes, “Argentina: historia de una crisis,” La Prensa (Panama City), January 12, 2002.

[36] Nathaniel C. Nash, “Turmoil, Then Hope in Argentina,” New York Times, January 31, 1991.

[37] “Interview with Arnold Harberger.”

[38] José Natanson, Buenos muchachos: Vida y obra de los economistas del establishment (Buenos Aires: Libros del Zorzal, 2004).

[39] Paul Blustein, And the Money Kept Rolling In (and Out): Wall Street, the IMF, and the Bankrupting of Argentina (New York: PublicAffairs, 2005), 21.

[40] 2006年1月，卡瓦洛和梅内姆早已不在位，阿根廷人得知一些出人意料的消息。事实上卡瓦洛的计划根本不是出自卡瓦洛，也非出自IMF：阿根廷在1990年代初期的休克治疗计划，是由阿根廷两家最大的民间债权人摩根银行和花旗银行秘密草拟的。在与阿根廷政府打官司的过程中，著名的历史学家高纳（Alejandro Olmos Gaona）惊讶地发现一份由这两家美国银行为卡瓦洛写的1400页文件，内容是阿根廷政府从1992年以后执行的政策……公共事业私有化、劳动法改革、退休金制度民营化等，所有计划都巨细靡遗。外界一直认为1992年以来推动的经济计划都由卡瓦洛拟订，实际并非如此。

[41] Ibid., 24; interview with Domingo Cavallo conducted January 30, 2002, for Commanding Heights: The Battle for the World Economy, www.pbs.org; César V. Herrera and Marcelo García, “A 10 años de la privatización de YPF—Análisis y consecuencias en la Argentina y en la Cuenca del Golfo San Jorge (versión ampliada),” Centro Regional de Estudios Económicos de la Patagonia Central, January 23, 2003, www.creepace.com.ar; Antonio Camou, “Saber técnico y política en los orígenes del menemismo,” Perfiles Latinoamericanos 7, no. 12 (June 1998); Carlos Saúl Menem, speech given during a lunch with Mexican president Ernesto Zedillo, November 26, 1997, zedillo.presidencia.gob.mx. FOOTNOTE: Interview with Alejandro Olmos Gaona, “Las deudas hay que pagarlas, las estafas no,” LaVaca, January 10, 2006, www.lavaca.org.

[42] “Menem's Miracle,” ime International, July 13, 1992.

[43] Cavallo, Commanding Heights.

第四篇
迷失在转型中
当我们哭泣，当我们战栗，当我们跳舞

最坏的时代带来最好的机会，为那些认为需要重大经济改革的人。

——哈格德与威廉森，《政策改革的政治经济学》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Policy Reform ），1994年

第9章
捍拒历史
波兰危机

如今我生活在一个自由的波兰，我认为弗里德曼是我国自由的主要思想设计师。

——巴尔采洛维奇（Leszek Balcerowicz），

前波兰财政部长，2006年11月 [1]

当你赚的钱增加十倍时，你的胃会释放某种化学物质。这会让你上瘾。

——布劳德（William Browder），美国基金经理人，

谈论波兰资本主义初期他在当地的投资 [2]

在柏林墙倒塌、成为共产主义溃退的象征之前，还有另一个代表铁幕终将被推倒的象征。那就是瓦文萨（Lech Walesa）—— 一位留着八字胡和蓬松乱发、被工厂裁员的电机师，他在波兰格但斯克（Gdańsk）攀越一道装饰了花朵与旗帜的铁制围墙。那道围墙护卫了列宁造船厂和数千名工人，他们在厂里构筑防御工事，抗议政府提高肉品价格的决定。

工人罢工是前所未见的事情，展现了他们对被莫斯科控制长达35年的波兰政府的反抗。没有人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莫斯科会派出坦克？他们会对罢工者开枪，强迫工人工作？罢工发动以后，造船厂已变成这个国家里的一座民主孤岛，但工人继续提出更多要求。他们再也不希望工作被控制在自称为劳动阶级代言的党棍手中，他们要独立的工会，要谈判、协商和罢工的权利。他们不等获得许可便投票组织工会，为它取名“团结工会”（Solidarność） [3] 。当时是1980年，整个世界爱上了团结工会和它的领导人瓦文萨。

当时36岁的瓦文萨与波兰劳工投契到似乎能心灵相通。“我们吃同样的面包！”他在格但斯克造船厂对着麦克风吼叫。这指的不只是瓦文萨不容置疑的蓝领身份，也是指天主教信仰在这场披荆斩棘的新运动中扮演的重要角色。党干部对宗教嗤之以鼻，工人们则以信仰作为勇气徽章，在防御工事后面列队领受圣餐。融粗鄙与虔诚特质于一身、令人耳目一新的瓦文萨，一手拿着木制十字架，另一手持一束鲜花，为团结工会办公室举行启用仪式。当团结工会与政府签订第一份划时代的劳动协议时，瓦文萨以“一支刻有教宗约翰·保罗二世肖像的巨大纪念笔”，签署他的名字。他们惺惺相惜，这位生于波兰的教宗告诉瓦文萨，他的祷告与团结工会同在。 [4]

团结工会以燎原之势扩展到波兰的矿场、造船厂和工厂，在一年内会员达到1000万人——几乎是波兰工作年龄人口的一半。赢得谈判的权利后，团结工会开始获得具体成果：每周工作天数从六天减为五天，在管理工厂上也有更大发言权。团结工会的会员已厌倦于活在一个崇拜劳工阶级意识但在现实中却虐待劳工的国家，他们谴责党机器贪腐、野蛮，仰远方莫斯科官僚的鼻息，却漠视波兰人的生活。长期以来被一党执政压抑的民主与自决渴望，现在全倾注在团结工会，引发一波党员大规模出走潮。

莫斯科发现这是它的东欧帝国遇过的最严重的威胁。当时苏联内部的反对意见主要来自人权活动分子，其中有许多属于政治右翼。而团结工会的成员很难被抹黑成资本主义的傀儡——他们是手持榔头、身染煤灰的工人，依照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这些人应该是党的基石。 [5] 更具威胁性的是，团结工会的理念完全不同：民主相对于独裁；权力下放相对于中央集权；参与相对于官僚。而且，它的1000万名会员有能力让波兰经济陷于瘫痪。就像瓦文萨声称的，他们可能会输掉政治战争，“但没有人能强迫我们工作。因为如果有人要我们制造坦克，我们会制造街车。如果我们乐意，卡车会倒着走。我们知道如何打败体制。我们是那套体制的学生”。

团结工会对民主的许诺甚至激励党内的人起而反抗。“以前我天真到以为少数几个邪恶的人要为党的错误负责，”波兰党中央委员会的成员阿伦特（Marian Arendt）对一家波兰报纸说，“现在我不再有这种幻想。我们的整个体制、整个结构出了问题。” [6]

1981年9月，团结工会的会员已准备好将运动推向下一个阶段。900名波兰工人再度于格但斯克集会，这也是工会首度召开全国大会。团结工会这时候已变成一场革命运动，热切地想以自己为波兰拟订的经济与政治计划接管国家。团结工会在计划中说：“我们要求在每个管理阶层进行自治与民主改革，并以一套新的社会经济体制将这套计划、自治政府和市场结合起来。”计划的核心是一幅激进的蓝图，将建立庞大的国营公司，雇用数百万名团结工会成员，脱离政府控制，并建立民主的劳工合作社。计划中说：“这种社会化企业应该是经济的基本组织单位，它应该由代表集体的劳工会议控制，经营的理事是通过竞争上任和通过劳工会议罢免。” [7] 瓦文萨反对这个主张，担心它对党的挑战会招来镇压。其他人辩称运动需要一个目标，一个对美好未来的希望，而非只是一个敌人。瓦文萨输掉了这场辩论，这套经济计划正式成为团结工会的政策。

瓦文萨对镇压的担心后来证明是有充分道理的。团结工会变大的野心吓坏并激怒了莫斯科。在强大压力下，波兰领导人雅鲁泽尔斯基（Wojciech Jaruzelski）将军1981年12月宣布戒严。坦克隆隆压过冬雪，包围工厂和矿场，成千上万的团结工会成员被包围，包括瓦文萨在内的工会领袖遭逮捕和囚禁。据《时代》杂志报道：“士兵和警察使用武力肃清抗拒的工人，矿场工人在卡托维兹（Katowice）以斧头和铁锹反击，造成至少七人死亡和数百人受伤。” [8]

团结工会被迫转入地下，但八年的警察国家统治只让这个运动更具传奇性。1983年，瓦文萨获诺贝尔和平奖，虽然他的活动仍然受到限制，因而无法亲自领奖。“和平奖得主的座位是空的，”诺贝尔委员会的代表在仪式上说，“那么让我们尝试更仔细聆听他在空位上发表的无言演说。”

空位是很恰当的比喻，因为在那一刻，似乎所有人都从团结工会看到他们想看的：诺贝尔委员会看到一个“只信奉和平罢工而不相信任何武器”的人； [9] 左派看到救赎，一种未受斯大林的罪行污染的社会主义；右派看到国家以暴力对付温和反对意见的证据；人权运动看到囚犯为了信仰而被关入牢里；天主教会看到一个对抗共产主义无神论的盟友；而撒切尔和里根则看到机会，一道苏联盔甲的裂缝，虽然团结工会奋战所争取的权利是这两位领袖在国内极力压制的。禁制愈久，团结工会的神话就愈强而有力。

到1988年，镇压初期的恐怖已经淡去，波兰工人再度发动大规模罢工。这一次正当经济急速坠落，而莫斯科掌权的戈尔巴乔夫温和派新政权作出让步，让团结工会合法化，并同意举行临时选举。团结工会分裂为二，现在除了工会外，另有一个新派系叫公民委员会团结工会（Citizens' Committee Solidarity）也将参加选举。两个团体关系密切，候选人都是团结工会领导人，而且因为竞选纲领模糊不清，唯一能展现团结工会远景的只有工会的经济计划。瓦文萨本人不参与竞选，他选择继续扮演工会派首领的角色，但仍然是这个以“交给我们，你们更安心”为口号的竞选活动的象征。 [10] 选举结果对共产党是羞辱的惨败，对团结工会则是光荣胜利：开放竞选的261个席位中，团结工会赢得其中260席。 [11] 幕后操盘的瓦文萨安排马佐维耶茨基（Tadeusz Mazowiecki）出任总理，他缺乏瓦文萨的群众魅力，但身为《团结周刊》的主编，他被视为运动的主要思想家之一。

权力休克

就像拉丁美洲已经学到的教训，独裁政权习惯在经济计划即将内爆时拥抱民主，波兰的情况也不例外。当政者错误的经济管理已延续数十年，制造出接连不断且代价高昂的灾难，当时已濒临崩溃边缘。“出乎我们的不幸，我们获得胜利！”这是瓦文萨的名言（也是预言）。当团结工会上任时，债务高达400亿美元，通货膨胀率600％，粮食严重短缺，黑市则欣欣向荣。许多工厂生产没有人购买的产品，任由它们在仓库腐坏。 [12] 对波兰人来说，这种情势造就了引进民主政治的悲惨时机。自由终于来临，但很少人有时间或心情庆祝，因为他们领到的工资一文不值。他们把时间花在排队买面粉和奶油上，而且还得是商店刚好有货物的日子。

选举胜利后的整个夏季，团结工会政府因为举棋不定而瘫痪。旧秩序崩溃的速度和选举突然大胜本身就是休克：在短短几个月内，团结工会的活动分子从逃避秘密警察追捕，变成要为同一批特务的工资负责。这时候他们还面对另一个休克，就是发现他们几乎没有钱支付工资。团结工会非但无法建设梦想中的后共产主义经济，反而得面对避免经济彻底崩盘和可能爆发大规模饥馑的挑战。

团结工会的领导人知道他们想终结国家对经济的钳制，但不知道该用什么取代它。对这个运动激进的中坚分子来说，这是考验他们经济计划的机会：如果国营工厂转型成工人合作社，它们有可能在经济上继续存活——工人管理可能更有效率，尤其是省去党官僚的额外开支后。其他人主张效法戈尔巴乔夫当时在莫斯科提倡的渐进转型策略——慢慢扩大货币供需原则实施的范围（更多合法商店和市场），结合以斯堪的纳维亚社会民主体制为典范的强大公共部门。

但就像拉丁美洲的情况，在什么事都还没开始做之前，波兰就需要债务赦免和经济援助，以便摆脱迫在眉睫的危机。理论上，这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核心宗旨：提供稳定基金以化解经济灾难。如果有任何政府值得这种援助，那就是团结工会领导的政府，因为它是40年来第一个结束共产政权的东欧集团国家。当然，在听过冷战时期这么多咒骂铁幕内极权主义的论调后，波兰的新统治者应该可以期待获得一些协助。

但没有人提议这类援助。已被芝加哥学派经济学家掌控的IMF和美国财政部，正从休克主义的透镜看波兰问题。经济崩溃和沉重的债务，加上政权快速更迭造成的迷失，意味着波兰正处于完美的弱势，可以进行激进的休克治疗计划。而波兰的财务风险甚至比拉丁美洲还高：东欧尚未接触西方资本主义，没有消费市场可言，其最宝贵的资产则由国家掌控——这是私有化最理想的目标。抢先进入者快速获利的潜力无可限量。

IMF深知情势愈恶劣，新政府接受完全转型为放任资本主义的可能性就愈大，因此IMF任由波兰在债务和通货膨胀的泥淖愈陷愈深。老布什领导的白宫祝贺团结工会对抗成功，但明白表示，美国政府期待团结工会偿付曾禁止工会并囚禁其成员的前朝政权累积的债务——美国只提供1.19亿美元的援助，对一个面对经济崩溃和需要根本整顿的国家有如杯水车薪。

在这种背景下，当时34岁的萨克斯开始担任团结工会的顾问。从他在玻利维亚立下彪炳功绩后，各界对萨克斯的推崇已达到狂热程度。《洛杉矶时报》（The Los Angeles Times ）赞叹于他能担任半打国家的经济休克医生，同时还能继续他的教职，因此宣告萨克斯——外表看来还像哈佛辩论队队员——为“经济学界的印第安纳·琼斯”。（编按：印第安纳·琼斯，《夺宝奇兵》系列电影男主角。） [13]

萨克斯在波兰的工作始于团结工会选举胜利之前，而且是应共产党政府的要求。他访问波兰一天，与共产党政府和团结工会分别会面。牵线人是亿万富豪金融家兼外汇交易人索罗斯（George Soros），他力邀萨克斯扮演更积极的角色。索罗斯和萨克斯一起前往华沙，据萨克斯回忆：“我告诉团结工会和波兰政府，愿意进一步参与协助解决日益加深的经济危机。” [14] 索罗斯同意出钱让萨克斯和同事利普顿（David Lipton）在波兰设立一个常驻办事处；利普顿是一位坚定的自由市场经济学家，当时在IMF任职。当团结工会赢得压倒性的胜选，萨克斯便开始与团结工会密切合作。

尽管萨克斯是自由工作者，没有领IMF或美国政府的薪水，但在许多团结工会高级干部眼中，他几乎拥有救世主的权力。凭着他能与华府高级官员接触和传奇性的声誉，萨克斯似乎握着新政府唯一的希望，也就是援助和赦免债务。萨克斯当时说，团结工会应断然拒绝继承债务，并且信心满满地表示，他可募集30亿美元的援助——比起布什提供的援助是一笔大钱。 [15] 他曾协助玻利维亚获得IMF贷款和重新协商债务，似乎没有理由怀疑他的能耐。

不过，协助是有代价的：团结工会政府要取得萨克斯的关系和说服的力量，先得采用波兰媒体所称的“萨克斯计划”或“休克治疗”。

这套计划甚至比在玻利维亚实施的还要激进：除了一夕间取消价格管制和削减补贴外，萨克斯计划主张把国营矿场、造船厂和工厂卖给民间业者。这与团结工会的工人所有权经济计划直接冲突，而且虽然该工会的全国领袖已不再谈论该计划中引发争议的构想，它仍然是许多团结工会成员的信条。萨克斯和利普顿花了一个晚上写出波兰休克治疗的转型计划。计划有15页，萨克斯宣称：“我相信，这是首度有人为一个社会主义经济体转型为市场经济体拟订的全面计划。” [16]

萨克斯相信，波兰必须立即“跃过体制性的裂缝”，因为除了众多问题外，波兰正处在濒临恶性通胀边缘。他说，一旦陷入其中，将发生“根本的崩溃……出现完全且无法复原的灾难”。 [17]

他举行数次一对一的讨论会，向团结工会的主要干部解释他的计划，有些长达四小时，并且聚集波兰的民选官员发表演说。团结工会的许多领导人不喜欢萨克斯的构想——工会对之前政府实施的大幅提高价格已形成厌恶的情绪——而现在萨克斯告诉他们要做同样的事，而且是全面实施。萨克斯辩称他们不会碰上问题，因为“团结工会累积了深厚的公众信任，绝对很惊人也很重要”。 [18]

团结工会的领导人从未打算利用这种信任，采取会导致他们会员极度痛苦的政策，但多年来的地下工作、牢狱生涯和海外流亡，已使他们逐渐脱离基层。就像波兰编辑韦尔戈兹（Przemyslaw Wielgosz）解释的，运动的最高阶层“实际上已经脱队……他们的支持不是来自工厂和生产线，而是教会”。 [19] 领导人也迫切需要快速的解决方案，即使会带来痛苦，而萨克斯建议的正是如此。“这会有用吗？这是我想知道的，会有用吗？”团结工会最知名的智囊米赫尼克（Adam Michnik）问。萨克斯面不改色地说：“这是好计划。这会有用。” [20] [21]

萨克斯经常提起玻利维亚作为波兰应该效法的模范，频繁到波兰人听厌了那个国家。“我很想到玻利维亚去看看，”一位团结工会领袖当时告诉记者，“我相信那里一定很漂亮，很有异国情调，我只是不想在这里看到玻利维亚。”多年以后，当瓦文萨和桑切斯在一次峰会上见面（两人都担任总统），他向桑切斯承认自己对玻利维亚特别嫌恶。“他朝着我走过来，”桑切斯回忆道，“然后对我说：‘我一直很想认识玻利维亚人，尤其是玻利维亚总统，因为那些人一直让我们吃好苦的药，说非吃不可，因为玻利维亚人就是这么吃的。现在我认识你了，你不是那么坏的人，但我以前恨死你们了。’” [22]

萨克斯谈论玻利维亚时，并没有提到为了推动休克治疗计划，政府曾两度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并且绑架和囚禁工会领袖——就像秘密警察在不久前的紧急状态下，逮捕并囚禁团结工会的领导人。

许多人现在回忆说，当时最有说服力的是萨克斯的承诺，他说，如果接受他严厉的建议，波兰将不再与众不同，而会变得“正常”——就像“一个正常的欧洲国家”。如果萨克斯是正确的，波兰只要敲掉旧国家的结构，就可以快转前进变成一个像法国或德国的国家，那么痛苦不是很值得吗？快餐版的欧洲计划已经准备好，随时可以取用，为什么还要采取渐进方式去做很可能失败的改变，或尝试没有人用过的新方法？萨克斯预测休克治疗将造成物价飙涨带来的“暂时混乱”，然后会“趋于稳定——大众将明白周遭的局势”。 [23]

他与波兰新上任的财政部长巴尔采洛维奇结盟，后者原本是华沙规划与统计大学（Main School of Planning and Statistics）的经济学家，在接受任命时他的政治倾向鲜为人知（那里所有的经济学家基本上都是社会主义者），但很快大家才发现他自认是荣誉“芝加哥男孩”，曾熟读被查禁的波兰文版弗里德曼著作《自由选择》。巴尔采洛维奇后来解释，那本书“启发我和许多人，在统治最黑暗的年代，使我们敢于梦想一个自由的未来”。 [24]

弗里德曼的原教旨资本主义，与瓦文萨那年夏天对这个国家的承诺有着天壤之别。瓦文萨仍坚持波兰应该走更缓和的第三条路，并曾在接受芭芭拉·沃尔特斯（Barbara Walters）访问时形容，那是“一种混合体……它不是资本主义。它将是一套比资本主义更好的体系，会拒绝资本主义中一切邪恶的东西”。 [25]

许多人确实质疑萨克斯和巴尔采洛维奇推销的快速矫正不过是个神话，休克治疗可能无法把波兰休克到健康和正常状态，还可能制造比以前更大量的贫穷和工业退化。“这是一个贫穷、衰弱的国家，我们经不起这种休克。”一位知名医生和医疗保险提倡者这样告诉《纽约客》（New Yorker ）记者韦施勒（Lawrence Weschler）。 [26]

在获得历史性的选举胜利并突然从亡命之徒变成国会议员之后的三个月里，团结工会的高层不断辩论、踱步、咆哮，香烟一根接一根，无法决定该怎么做。每过一天，他们的国家就在经济危机中陷得更深。

勉强的拥抱

1989年9月12日，波兰第一届民选国会推选马佐维耶茨基出任总理。团结工会干部会议终于决定处理经济的办法，但只有极少数人知道最终的决定——是萨克斯计划、戈尔巴乔夫的渐进路线，还是团结工会的工人合作社政纲？

马佐维耶茨基即将宣布判决，但他的这场重要演说刚进行到一半，还未谈到举国最关心的问题前，发生了可怕的事。据目击者转述，他开始摇晃，紧抓着演讲台，脸色惨白，喘着气喃喃说：“我感觉不舒服。” [27] 他的助理迅速带他离开议事厅，留下415位交头接耳的下议院议员。他心脏病突发？被下毒？共产党？还是美国人？

在楼下的房间，一群医生检查马佐维耶茨基，并做了心电图检查。不是心脏病或中毒，这位总理只是出现“急性疲劳”症状，因为睡眠太少又压力太大。经过近一个小时的焦躁不安，他再度进入国会议事厅，受到会场如雷的掌声欢迎。“抱歉，”书卷气的马佐维耶茨基说，“我的健康状况好像波兰的经济情况。” [28]

终于，宣判的时刻到了：波兰经济将以休克疗法来治疗它的急性疲劳，而且会采用特别激进的方式，包括“国营产业私有化、创立股票交易所和资本市场、可兑换的货币、从重工业转向生产消费性产品”，以及“削减预算”——越快越好，马上行动。 [29]

如果团结工会的梦想始于瓦文萨一跃而过格但斯克的铁围墙，那么马佐维耶茨基疲惫地屈服于休克治疗，便代表这个梦想的终结。最后，做这个决定的是钱。团结工会的会员并不认为他们的合作管理经济设想是错的，但是他们的领导人相信，最重要的是争取取消共产党的债务，以及立即稳定货币。合作经济的主要倡导人之一武耶茨（Henryk Wujec）当时说：“如果我们有充裕的时间，我们也许能解决问题，但我们没有时间。” [30] 另一方面，萨克斯能提供钱。他协助波兰与IMF达成协议，取消部分债务并取得十亿美元以稳定货币——但这些，尤其是IMF的资金，都严格地以团结工会接受休克治疗为条件。

波兰变成弗里德曼危机理论的典范：政治快速变化的迷失，加上经济崩溃制造的集体恐惧，使迅速而神奇的治疗承诺——不管多虚幻——变得太诱人而难以拒绝。人权倡议分子波特诺斯卡（Halina Bortnowska）描述那段时间变化之迅速，就像“时间在狗与人类身上流逝的意义的差异，我们在那些日子的生活……你会看到这类半疯狂的反应。当人们已经如此迷失时，你再也无法预期人会依照自己的最佳利益行事，因为他们不知道——或者不再关心——这些利益到底是什么”。 [31]

财政部长巴尔采洛维奇后来承认，利用紧急的情势是刻意的策略——像所有震撼战术一样，是清除反对的方法。他解释说，他能够推动完全违背团结工会设想的内容与形式的政策，是因为波兰处在他所称的“特殊政治”情势。他说这种为时短暂的情势不适用“正常政治”的法则（咨商、讨论、辩论）——换句话说，就是在民主体制中不宜采用民主手段的特殊情势。 [32]

他说：“特殊政治是指一个国家的历史上一段很明确的裂缝。它可能是一段很严重的经济危机、前一个体制崩溃，或从外来的支配当中解放（或战争结束）。在波兰，三种现象在1989年同时出现。” [33] 由于这些特殊状况，他才能把正常程序摆在一旁，强力推动“立法程序的大幅加速”，通过休克治疗法案。 [34]

在1990年代初期，巴尔采洛维奇的“特殊政治期”理论，让华盛顿的经济学家相当感兴趣。这并不奇怪：波兰宣布愿意接受休克治疗只有两个月，就发生了即将改变历史的事，并因而引起了举世对波兰实验的重视。1989年11月，柏林墙在欢欣鼓舞中被拆除，整个城市充满对各种可能性的期待，MTV旗插在瓦砾上，仿佛东柏林是月球表面。 [35] 突然间似乎整个世界都过着与波兰人一样的快转前进式生活：苏联濒临解体，南非的种族隔离岌岌不保，拉丁美洲、东欧和亚洲的独裁政权接二连三垮台，从纳米比亚到黎巴嫩各地的长期战争纷纷结束。在世界各地，旧政权一一凋零，新政权正在升起，但还未成形。

在短短几年内，似乎半个世界都处在“特殊政治期”或“转型期”（1990年代解放的国家被如此形容），悬吊在一个介于过去和未来的存在中。美国政府里所谓民主促进机构的领导人卡罗瑟斯（Thomas Carothers）说：“在1990年代前半期，‘转型国家’的数量大幅增加，有近100个国家（拉丁美洲约20个、东欧和前苏联25个、撒哈拉以南非洲30个、亚洲10个，以及中东5个），处在从一个模式转向另一个模式的急遽转型期。” [36]

许多人宣称，这些变迁以及种种实质与譬喻的围墙倒塌，将导致传统意识形态信仰的终结。摆脱超级强权决斗极化效应的国家，终于能够选择两个世界中最好的部分——某种政治自由与经济安全的混合。就像戈尔巴乔夫说的：“数十年来被教条催眠，照着固定的规矩行事，已经造成了影响。今日我们要引进真正的创新精神。” [37]

在芝加哥学派的圈子，这类混搭拼凑型意识形态的讨论遭到公开嘲笑。波兰已清楚显示，这种混乱的转型期打开了一个窗口，让果断的人迅速行动以进行激烈变革。现在正是把前共产主义国家改造成纯种弗里德曼主义国家的大好机会，而不是杂种的凯恩斯式妥协。弗里德曼曾经说过，关键在于在所有人都还在问问题和重估情势时，芝加哥学派的信徒已准备好解决方案。

1989年纷扰不安的冬季，拥抱这种世界观的人在一次类似培灵会（revival meeting）的集会中相聚，地点正是芝加哥大学。这次集会的主题是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的演讲，题目是：“我们正在接近历史的终点吗？” [38] 对当时身为美国国务院资深政策制定者的福山来说，提倡放任资本主义的策略很明显：别与主张第三条路的众人辩论，要先发制人宣告胜利。福山深信不应放弃极端，不能拼接两个世界最好的部分，不能妥协。他告诉听众，共产主义的消退“并未导向‘意识形态终结’或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统合……而是经济与政治自由主义的全面胜利”。终结的不是意识形态，而是“历史本身”。 [39]

这场讨论由欧林基金会（John M. Olin）赞助，该基金是弗里德曼意识形态“十字军”的长期资助者，是右派智库勃兴的背后金主。 [40] 这种协力合作顺理成章，因为福山基本上是重新陈述弗里德曼的主张，说自由市场与自由的人民都是一个不可分割计划的一部分。福山把这种论述带到一个厚颜的新境界，宣称在经济领域中解除市场管制，并结合政治领域的自由民主，代表“人类意识形态演化的终点，以及……人类政府的最终形式”。 [41] 民主政治与激进资本主义不仅彼此融为一体，也与现代化、进步和改革密不可分。反对这种融合的人不但是错误，而且就像福山说的“仍留在历史中”，有如在众人都已进入天国时落后的人，因为所有其他人都已超越到一个像天国般的“后历史”（post-historical）国度。 [42]

这些论述是芝加哥学派渴望逃避民主的绝佳例子。正如IMF在拉丁美洲和非洲借紧急“稳定”计划的掩护，暗中推动私有化和“自由贸易”，福山尝试在从华沙到马尼拉各地兴起的民主化潮流中，走私同一个引发强烈争议的目标。正如福山说的，确实有一股无法压抑的共识正在兴起，认为所有人民都有权利以民主方式管理自己，但只有在美国国务院生动的幻想中，这种对民主的渴望才包含了人民热烈要求一套剥夺就业保护、导致大量裁员的经济体制。

对摆脱了左派和右派独裁统治的人民来说，如果真的有任何共识，那就是民主意味着他们终于有机会参与所有重大决策，而不是让别人的意识形态单方面强加在自己身上。换句话说，福山定义为“人民主权”的普遍原则，也包含人民可以选择国家的财富该如何分配的主权，从国营公司的命运，到国家应给学校与医院提供多少经费。好不容易，全球各地的人民都准备要行使他们得来不易的民主力量，自己决定国家的命运。

1989年，历史正展开一个令人欢欣鼓舞的转折，进入一段真正开放和充满可能性的时期。所以以福山在美国国务院的地位，选择这个时刻尝试用力阖上历史之书并非偶然。世界银行和IMF选择同一个动荡不安的年份公布华盛顿共识也不是巧合——而是一个明显的企图，想阻止自由市场外一切经济观念的讨论与辩论。这些抑制民主的策略目的在于削弱不受节制的自决，而自决则是——也永远是——芝加哥学派“十字军”最大的威胁。

[1] Leszek Balcerowicz, “Losing Milton Friedman, A Revolutionary Muse of Liberty,” Daily Star (Beirut), November 22, 2006.

[2] Michael Freedman, “The Radical,” Forbes, February 13, 2006.

[3] The embryo of Solidarity was a semi-independent union called Free Labour Unions of the Coast, formed in 1978. This was the group that organized the strikes that eventually led to the creation of Solidarity.

[4] Thomas A. Sancton, “He Dared to Hope,” ime, January 4, 1982.

[5] 团结工会在1980年脍炙人口的口号是：“社会主义——好，它的扭曲版——不好。”（这句用波兰话说会更顺口）

[6] Ibid.

[7] “Solidarity's Programme Adopted by the First National Congress,” in Peter Raina, Poland 1981: Towards Social Renewal (London: George Allen ＆ Unwin, 1985), 326-80.

[8] Sancton, “He Dared to Hope.”

[9] Egil Aarvik, “The Nobel Peace Prize 1983 Presentation Speech,” Oslo, Norway, December 10, 1983, www.nobelprize.org.

[10] Lawrence Weschler, “A Grand Experiment,” he New Yorker, November 13, 1989.

[11] 这次选举虽然是一大突破，但仍然受到操控：从一开始，国会下议院65％的席次就保证分配给共产党，团结工会只能竞选其余席次。尽管如此，一面倒的胜利使团结工会实际上已能控制政府。

[12] Jeffrey D. Sachs, he End of Poverty: Economic Possibilities for Our Time (New York: Penguin, 2005), 120; Magdalena Wyganowska, “Transformation of the Polish Agricultural Sector and the Role of the Donor Community,” USAID Mission to Poland, September 1998, www.usaid.gov.

[13] James Risen, “Cowboy of Poland’s Economy,” Los Angeles Times, February 9, 1990.

[14] Sachs, he End of Poverty, 111.

[15] Weschler, “A Grand Experiment.”

[16] Sachs, he End of Poverty, 114.

[17] Ibid.; Weschler, “A Grand Experiment.”

[18] Interview with Jeffrey Sachs conducted June 15, 2000, for Commanding Heights: The Battle for the World Economy, www.pbs.org.

[19] Przemyslaw Wielgosz, “25 Years of Solidarity,” unpublished lecture, August 2005. Courtesy of the author.

[20] 米赫尼克后来痛苦地发现，“共产主义最糟的事发生在它结束后”。

[21] Sachs, he End of Poverty, 117. FOOTNOTE: Randy Boyagoda, “Europe's Original Sin,” he Walrus, February 2007, www.walrusmagazine.com.

[22] Weschler, “A Grand Experiment”; Interview with Gonzalo Sánchez de Lozada conducted March 20, 2001, for Commanding Heights: The Battle for the World Economy, www.pbs.org.

[23] Weschler, “A Grand Experiment.”

[24] Balcerowicz, “Losing Milton Friedman.”

[25] “Walesa: U.S. Has Stake in Poland's Success,” United Press International, August 25, 1989.

[26] The quotation is from Zofia Kuratowska, “Solidarity's foremost expert on health services and now a leading legislator.” Weschler, “A Grand Experiment.”

[27] John Tagliabue, “Poles Approve Solidarity-Led Cabinet,” New York Times, September 13, 1989.

[28] Weschler, “A Grand Experiment”; “Mazowiecki Taken 111 in Parliament,” Guardian Weekly (London), September 17, 1989.

[29] Anne Applebaum, “Exhausted Polish PM's Cabinet Is Acclaimed,” Independent (London), September 13, 1989.

[30] Weschler, “A Grand Experiment.”

[31] Ibid.

[32] Leszek Balcerowicz, “Poland,” in he Political Economy of Policy Reform, ed. John Williamson (Washington, DC: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1994), 177.

[33] Ibid., 176-77.

[34] Ibid., 163.

[35] 美国MTV公司在1981年播放的第一部音乐影片里，以剪接技术把航天员首度在月球表面插的美国国旗换成MTV标志。

[36] Thomas Carothers, “The End of the Transition Paradigm,” Journal of Democracy 13, no. 1 (January 2002): 6-7.

[37] George J. Church, “The Education of Mikhail Sergeyevich Gorbachev,” ime, January 4, 1988.

[38] 这场演讲形成了福山三年后出版的《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的基础。

[39] Francis Fukuyama, “The End of History?” he National Interest, Summer 1989. FOOTNOTE: Francis Fukuyama, 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 (New York: Free Press, 1992).

[40] Milton Friedman and Rose D. Friedman, wo Lucky People: Memoir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8), 603.

[41] Fukuyama, “The End of History?”

[42] Ibid.

第10章
锁链下诞生的民主
南非被捆绑的自由

和解意味着那些曾被历史压在下层的人，必须看到压迫与自由间有本质上的不同。对他们来说，自由必须转变成可获得干净水源、随时可用的电力，能住在像样的住宅和拥有一份好工作，能送你的孩子上学，并可获得医疗。我是说，如果这些人的生活质量没有提升和改善，这种转变有什么意义？如果没有这些，选票便毫无用处。

——图图大主教（Archbishop Desmond Tutu），

南非真相与和解委员会主席，2001年 [1]

在转移权力前，国民党（Nationalist Party）想削弱它。该党尝试谈判某些交换条件，用放弃统治国家来换取阻止黑人按照自己的方式治国的权利。

——斯帕克斯（Allister Sparks），南非新闻记者 [2]

1990年1月，71岁的曼德拉（Nelson Mandela）在他的牢房里坐下，给外面的支持者写一封信。这封信的目的是要平息一场争论，其焦点在于被囚禁了27年后（大部分时间关在开普敦外海的罗本岛），这位黑人领袖追求南非这个种族隔离国家经济转型的决心是否已经软化。这封信只有几句话，却立即平息了争论：“矿场、银行和独占性工业的国有化是非洲人国民大会（ANC，简称“非国大”）的政策，改变或修改我们在这方面的观点是无法想象的。提升黑人经济力量是我们完全支持和鼓励的目标，但以我们的情况来看，国家控制经济的某些部门是不可避免的。” [3]

结果证明，历史并未像福山所说的已经终结。在非洲大陆最大经济体的南非，似乎有些人仍相信，自由应包括收回并重新分配压迫者的不当利得。

这个信念在过去35年一直是非洲人国民大会政策的基础，从它宣读其核心原则的声明《自由宪章》（Freedom Charter ）以来就是如此。这篇宪章起草的故事变成南非民谣的素材其来有自，故事始于1955年，当时这个政党派遣5万名志愿者到城镇和乡下，任务是向人民搜集“自由诉求”——他们对后种族隔离世界中所有南非人都有同等权利的设想。这些要求手写在一片片的纸上：“发放土地给所有没有土地的人”、“能维持生活的工资和缩短工时”、“免费和强制教育，不分肤色、种族或国籍”、“居住和自由迁徙的权利”，等等。 [4] 诉求搜集回来后，非洲人国民大会的领导人把它们整理成一份最终文件，并于1955年6月26日在柯利普城（Kliptown）召开的人民大会（Congress of the People）上正式投票写入宪章。当时柯利普城是为保护白人、隔开约翰内斯堡拥挤的黑人居住区而兴建的“缓冲”城镇。

约3000名代表——黑人、印度人、有色人种和少数白人——一起坐在一片旷野，对文件中的诉求进行投票。据曼德拉描述，在这次历史性的柯利普城会议上：“宪章被大声朗读，一段接一段，以英文、塞索托语（Sesotho）和科萨语（Xhosa）对大家念出。每念完一段，群众便大声表示赞同，并呐喊着‘非洲（Afrika）！’和‘回来吧（Mayibuye）！’” [5] 《自由宪章》第一个坚决的要求是：“人民应有统治的权利！”

在1950年代中期，这个梦想距离实现还有数十年。会议第二天，群众便被警察以暴力驱散，官方宣称代表们正密谋叛国。

南非白人（Afrikaners）和英国人掌控的南非政府，30年来禁止非洲人国民大会和其他主张终结种族隔离的政党活动。在这段高压统治时期，《自由宪章》仍然持续传播，在地下革命分子间传递，它激发希望与抵抗的力量丝毫不减。在1980年代，它由新一代出身城市的年轻激进派传承。受够了耐心等待和安分守己，愿意挺身为推翻白人统治而奋斗的年轻激进分子，以无惧的气概吓坏他们的父母辈。他们抛弃幻想，走上街头，高唱：“子弹或催泪瓦斯都无法阻止我们。”他们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屠杀，埋葬好朋友的尸体，仍继续唱歌向前进。当这些激进分子被问及反对什么时，他们回答“种族隔离”或“种族歧视”；被问及为什么而战时，许多人回答“自由”，也经常提到《自由宪章》。

《自由宪章》确立了安居乐业、思想自由，以及更激进地分享非洲最富裕国家的财富，包括世界最大金矿等珍宝的权利。宪章宣示：“我们国家的财富，南非人的遗产，应该归还给人民；土地下的矿产财富、银行以及独占性工业，应该转移给全体人民；所有其他产业和贸易的掌控应有助于人民福祉。” [6]

在起草时，《自由宪章》被解放运动里的一部分人视为有建设性的中间路线，被另一些人视为不可饶恕的软弱。泛非洲主义者（Pan-Africanist）谴责非洲人国民大会对白人殖民主义者让步太多。〔他们质疑，为什么非洲属于“所有人，包括黑人和白人”？如同牙买加黑人民族主义者加维（Marcus Garvey）所主张的，宪章中应要求“非洲是非洲人的”。〕忠贞的马克思主义者则驳斥宪章的要求“太资产阶级意识”：把土地所有权分给所有人民不符革命思想；列宁说过，私有财产本身就应该废止。

但解放运动各派别一致的观点是，种族隔离不但是一种规定谁才有权投票和可以自由迁徙的政治体制，也是一种利用种族歧视来执行高获利协议的经济制度：一小群白人精英长期从南非的矿场、农场和工厂攫取巨大利润，就是因为占多数的黑人被禁止拥有土地，且被迫提供劳力以换取极低的报酬——并在勇敢反抗时遭到殴打和囚禁。在矿场里，白人获得的工资十倍于黑人，而且就像在拉丁美洲一样，大工业家与军方密切合作，让不听话的工人失踪。 [7]

《自由宪章》的主张是解放运动的基本共识，即自由不会因为黑人统治国家而降临，而必须等到收回被非法没收的土地财富，并重分配给整体社会时才会降临。南非再也不能像种族隔离的年代那样，是一个白人过着加州生活、黑人过着刚果生活的国家；自由意味着必须在两者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

这正是曼德拉在牢里写下的那两句话所确认的观点：他仍然相信不重新分配就不会有自由的基本原则。在这么多国家也同时在“转型”的情况下，这项宣示有着深远的意义。如果曼德拉领导非洲人国民大会取得权力，并把银行和矿场收归国有，这个例子将使芝加哥学派的经济学家更难将其他国家的这类提议驳斥为落伍的想法，也难以坚持只有放任的自由市场与自由贸易有能力解决高度不平等的问题。

1990年2月11日，写了那封短信之后两周，曼德拉以自由人身份走出监狱，他的声望如日中天，传遍各地，几近于一个活圣人。南非的城镇大肆庆祝，人们重新燃起解放运动无可阻挡的信念。和东欧的运动不同，南非的运动未曾被击溃，而是不断向前推进。曼德拉本人则身受文化休克之苦，甚至误把一支摄影机麦克风当成“某种我坐牢时发展出来的新武器”。 [8]

世界与他27年前入狱时已大不相同。曼德拉1962年被逮捕时，一波第三世界民族主义的浪潮正横扫非洲大陆；如今非洲却因战争而四分五裂。他在狱中时，社会主义革命曾被引燃而后又被扑灭：切·格瓦拉1967年在玻利维亚遭杀害；阿连德在1973年的政变中身亡；莫桑比克的解放英雄兼总统马谢尔（Samora Machel），1986年在一次神秘飞机失事中罹难。1980年代后期和1990年代上半年则见证了柏林墙倒塌和苏联解体。接二连三的改变留给他的时间非常有限：曼德拉获释后要马上领导人民争取自由，同时避免内战和经济崩溃——两者似乎都极可能发生。

如果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有第三条路—— 一条使国家民主化、同时重新分配财富的道路——那么得天独厚的非洲人国民大会领导下的南非，看起来似乎能实现这个长久以来梦想的情势。当时不仅全世界对曼德拉倾注以仰慕和支持，而且反种族隔离运动的独特方向在之前几年已经形成。在1980年代，它已变成真正的全球群众运动，而且在南非以外的地方，行动主义者最有效的武器正是抵制企业，包括针对南非制产品以及与这个种族隔离国家做生意的国际公司。抵制策略的目标是对企业施加足够的压力，使它们愿意游说强硬的南非政府结束种族隔离。但这个运动也包含道德成分：许多消费者坚信，应该给从白人至上主义法律获利的公司财务上的打击。

这种态度给非洲人国民大会提供了独一无二的机会，以拒绝当时自由市场的正统派思想。由于对企业应分担种族隔离罪行的责任已有广泛共识，舞台已为曼德拉布置妥当，可以让他向世界解释，为什么南非经济必须实施像《自由宪章》所要求的收归国有。他也可以利用这套论述，解释何以在种族隔离下累积的债务不应加诸任何由普选产生的新政府。这种大胆的做法应会引来IMF、美国财政部和欧盟的激烈反对，但曼德拉是一位活圣人——他能获得广大的群众支持。

我们永远也无法知道这些力量当中哪一种更为强大了，它们并没有机会证明自己。在曼德拉从监狱递出短信，到他在1994年非洲人国民大会选举中大获全胜、当选总统的这段时间，发生了一些事让党高层相信，他们无法利用草根声望收回并重新分配国家被窃占的财富。因此，非洲人国民大会并未寻找加州和刚果间的平衡点，反而采取了导致不平等和犯罪爆炸般增长的政策，现在南非的贫富差异程度直逼比弗利山和巴格达之间的天壤之别。今天，这个国家是经济改革与政治转型断裂的活见证。在政治上，南非人民拥有投票权、公民自由权和多数统治。然而在经济上，南非已超越巴西，成为世界上最不平等的社会。

我在2005年走访南非，想了解从1990年到1994年转型最关键的这几年间发生了什么，让曼德拉走上一条他曾明确形容为“无法想象”的道路。

非洲人国民大会与执政的国民党展开谈判，决心避免类似邻国莫桑比克独立运动之后的梦魇。1975年葡萄牙被迫结束在莫桑比克的殖民统治，撤出时曾心怀恶意地大肆破坏，把水泥倒进电梯通道，砸烂曳引机，带走一切能搜刮的东西。在相对和平的政权转移协商上，非洲人国民大会确实功不可没，但还是免除不了种族隔离时代统治者在撤出时的大破坏。和莫桑比克的前殖民者不同，国民党并未倾倒水泥——他们破坏力同样强大的联合抵制更加隐晦，而且都白纸黑字地写进那些历史性协商的合约里。

结束种族隔离条件的谈判分成两个平行但经常交织的方向进行：一个是政治的，另一个是经济的。大部分的注意力自然落在曼德拉与国民党领袖德克勒克（F. W. de Klerk）备受瞩目的政治峰会上。

德克勒克在这些谈判中的策略是尽可能保留更多权力。他用尽一切办法——把国家打散成一个联邦、保证多数党有否决权、在政府架构中为每一个族群保留特定比例的职位——任何可以避免单纯多数统治的方法，因为他确信那势必带来大规模土地征收和企业国有化。正如曼德拉后来描述的：“国民党想尽办法让我们同意维持白人的控制权。”德克勒克有枪炮和钱做后盾，但他的对手拥有一个数百万人的运动。曼德拉和他的首席谈判代表拉玛福萨（Cyril Ramaphosa）几乎全盘获胜。 [9]

与这些经常充满火爆场面的峰会同时进行的，是低调许多的经济谈判，而代表非洲人国民大会这方的主要是当时党内的新星、现任南非总统的姆贝基（Thabo Mbeki）。随着政治谈判的进展，国民党发现国会显然很快会落入非洲人国民大会的掌控，这个南非精英组成的党开始将全部精力和创意倾注在经济谈判上。南非的白人已无力阻止黑人接管政府，但对于在种族隔离统治下累积的财富，他们不会轻易放弃。

在这方面的谈判，德克勒克政府采取两面策略。第一，援引如日中天的华盛顿共识所谓只有一种方式能管理经济的说法，把经济决策的主要层面——如贸易政策和央行——描述为“技术”或“行政”性质。然后利用一系列的新政策工具——国际贸易协议、宪法创制和结构调整计划——把这些核心权力交给表面上公正的来自IMF、世界银行、关税及贸易总协定（GATT）以及国民党的专家、经济学家和官员，就是没有一个来自非洲人国民大会的解放斗士。这是一套巴尔干化（balkanization）策略，但牵涉的不是南非的地理划分（像德克勒克原本尝试的），而是南非的经济。

这套计划在非洲人国民大会领导人的面前通行无阻，因为他们很自然把精力全放在赢得控制国会的战役。在这个过程中，非洲人国民大会未能防备到一个更狡诈的策略——基本上就是一套保险计划，避免《自由宪章》的经济条款变为南非法律。“人民应有统治的权利！”很快会实现，但他们统治的范围正快速缩小。

正当双方进行互相角力的激烈谈判时，非洲人国民大会内部也忙着安排一旦接管政府后的事情。成群的非洲人国民大会经济学家与律师组成工作小组，负责想出如何把《自由宪章》笼统的承诺——安居乐业和医疗保险——变成务实的政策。这些计划中最野心勃勃的是“让民主运转”（Make Democracy Work），这是为种族隔离结束后的南非拟订的一套经济蓝图，在高层谈判的时候写就。非国大党的坚贞拥护者当时不知道的是，当他们催生高瞻远瞩的计划，协商小组却在谈判桌上接受让计划实际上不可能实现的让步。“它在还没推出前就已胎死腹中。”经济学家帕达雅奇（Vishnu Padayachee）跟我谈起“让民主运转”计划时说，等草案完成后，“已经换了一场新球赛”。

身为非洲人国民大会中少数科班出身的经济学家之一，帕达雅奇被安排在“让民主运转”计划扮演领导角色（如他所说的，“做分析数字工作”）。与他在那些冗长的决策会议共事的人，后来大多担任非洲人国民大会政府的要职，但帕达雅奇没有，他婉拒了所有政府职务的聘约，选择在德班过学术生活，教学、写作并经营深受欢迎的艾克书铺（Ike’s Bookshop）。这家书铺最早由第一位非白人南非出版商艾克·梅耶特（Ike Mayet）创办，现在里面堆满了许多小心保存的绝版非洲历史书，我们就在那里会面讨论转型期。

帕达雅奇在1970年代加入解放运动，担任南非工会运动的顾问。“那时候我们都把《自由宪章》贴在门板后面。”他回忆道。我问他何时才知道运动的经济承诺将不会实现，他说他最先是在1993年底起了疑心，因为在与国民党进行讨价还价的最后阶段，他与一位“让民主运转”工作小组的同僚接到谈判小组成员的电话。那通电话要求他们写一份让南非央行完全独立于民选政府之外、自主经营的利弊分析报告——第二天早上就要。

“我们完全措手不及。”现在50岁出头的帕达雅奇回忆说。他的研究生课程是在巴尔的摩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完成。他知道当时即使是美国的自由市场经济学家，也认为央行独立仍是刚萌芽的概念，是少数芝加哥学派理论家的实验政策，他们认为央行应该变成国家内的独立主权机构，不受民选议员干预。 [10] [11] 帕达雅奇和他的同僚深信，货币政策应为新政府的“成长、就业与重新分配等大目标”服务，因此对他们而言，非洲人国民大会的立场不用想也知道：“南非绝不会有独立的中央银行。”

帕达雅奇和一位同僚挑灯夜战，写了一份报告给谈判小组，列出必须抗拒国民党投出来的变化球的所有理由。如果央行（在南非称作储备银行）独立于政府之外，将束缚非洲人国民大会履行《自由宪章》承诺的能力。此外，如果央行不对非洲人国民大会政府负责，它究竟要对谁负责？对IMF？对约翰内斯堡证交所？显然国民党想找一条即使输掉选举也能掌控大权的后路——所以是一个必须不计一切代价抗拒的策略。“他们想，能抓住多少就抓多少，”帕达雅奇回忆说，“这很明显是目标的一部分。”

帕达雅奇第二天早上传真出那份报告后，几周之久都没有回音。“后来我们问发生了什么事，他们告诉我们：‘我们已经放弃那一项了。’”央行不但要在南非受到新宪法保障成为独立机构，而且将由种族隔离时期的同一个负责人史塔尔斯（Chris Stals）掌管。非洲人国民大会放弃的还不只是央行：在另一个重大让步中，种族隔离统治时的白人财政部长凯斯（Derek Keyes）也将继续留任——很像阿根廷独裁统治时期的财长和央行首长，在民主政府时都设法恢复了职位。《纽约时报》赞扬凯斯是“南非低消费的亲商业政府的杰出传道者”。 [12]

直到那个时候，帕达雅奇说：“我们仍然很欢欣，因为，我的天，这是一场革命运动；至少我们已经取得了一些成果。”当他得知央行和财政部仍然由种族隔离时期的旧长官掌控时，那意味着“一切都将在经济转型中丧失”。我问他是否认为谈判代表知道他们损失有多大，他犹豫一会儿才说：“坦白说，我认为他们并不知道。”那只是单纯的讨价还价，“在谈判中必须有舍有得，而我们这一边舍出去的就是这些东西——我给你这个，你给我那个”。

从帕达雅奇的观点来看，发生的这一切不是因为非洲人国民大会领导人的刻意背叛，而只是他们在一连串当时看来似乎较不重要的议题上被蒙蔽了——但这些议题后来却证明攸关南非长远的自由。

当时谈判的状况是，非洲人国民大会发现自己身陷新的罗网中，一种由艰涩难懂的法则与规范构成的网，一切的设计都为了限制和约束民选领导人的权力。当罗网罩住这个国家时，甚至只有少数人注意到它的存在，但当新政府取得权力并尝试自由行动、给予选民所期待并自认已投票选择的有形利益和解放时，罗网的束缚便收紧，让政府发现它的权力受到重重制约。在非洲人国民大会执政第一年担任曼德拉办公室经济顾问的邦德（Patrick Bond）回忆说，政府内部的人自嘲说：“咦，我们已掌控了国家，但权力在哪里？”当新政府尝试实现《自由宪章》的梦想时，它发现权力在别的地方。

想重新分配土地？不可能。在最后一刻，谈判代表同意在新宪法中增加一则保护所有私有财产的条款，使土地改革实际上动弹不得。想为数百万失业劳工创造就业机会？办不到。成百上千的工厂濒临关厂困境，因为非洲人国民大会签署加入关税及贸易总协定，即世界贸易组织（WTO）的前身，使补贴汽车厂和纺织工厂变成违法。想获得免费的艾滋病药物，供应给疫情以惊人速度蔓延的城镇？这违反WTO的知识产权保护规范，因为非洲人国民大会已在未经公共辩论的情况下延续关贸总协定而加入WTO。需要钱为穷人兴建更多、更大的住宅，并为城镇供应免费电力？抱歉，预算已被种族隔离时代政府留下的庞大债务耗尽。想印制更多钞票？去找种族隔离时代就已在位的央行总裁谈。免费供水给所有人？不太可能。拥有众多南非国内经济学家、研究人员和训练师的世界银行（自称为“知识银行”），已经把与私人公司合作变为公共事业的标准规范。想采取货币管制对抗猖獗的投机？这会违反8.5亿美元的IMF纾困协议，而协议早在选举前就已轻松达成和签署。提高基本工资以缩小种族隔离时代的所得鸿沟？行不通。IMF协议承诺“工资管制”。 [13] 别妄想不理这些承诺——任何擅自改变都将被视为国家不可靠的危险证据、不遵守“改革”承诺，以及缺乏“以规范为基础的体系”。这些都会导致货币崩溃、援助减少和资本外移。结论是，南非已经自由，但同时又变成俘虏；所有神秘难测的术语缩写都代表罗网的不同丝线，紧紧缠缚着新政府的肢体。

长期倡议反种族隔离的史尼曼（Rassool Snyman）直言不讳地向我描述这个陷阱：“他们从未让我们自由。他们只是把锁链从我们的脖子移到我们的脚踝。”著名的南非人权运动人士苏卡（Yasmin Sooka）告诉我，这场转型“实际上是说‘我们会保留一切，而表面上由你们（非洲人国民大会）来统治……你们可以拥有政治权力，可以有统治的外表，但真正的统治将在别的地方进行’”。 [14] [15] 这是一个在所谓转型国家常见的幼儿化（infantilization）过程——新政府取得了进屋子的钥匙，却得不到保险柜的密码。

我想了解的事情有一部分是，经历过如此可歌可泣为自由的奋斗后，怎么能容许这些事发生？不只是解放运动的领导人如何弃守经济阵线，非洲人国民大会的基层——已做了莫大牺牲的人民——何以容许他们的领导人放弃？为什么草根运动未要求非洲人国民大会遵守《自由宪章》的承诺，反抗他们所做的让步？

我向一位非洲人国民大会的第三代活动分子甘米德（William Gumede）提出这个问题，他在转型期间曾担任学生运动领导人，在动荡的年代经常活跃于街头。“所有人都密切注意政治协商，”他回忆德克勒克与曼德拉的峰会说，“如果有人对进展不满意就会发动大规模示威。但当经济协商的消息传出时，大家会认为那是技术问题；没有人感兴趣。”他说，姆贝基强化了这种认知，把谈判描述为“行政”性质，不被社会大众关心（很像智利人看待他们的“技术官僚民主政治”）。他十分无奈地告诉我，其结果是：“我们错过了！我们错过了真正重要的事情。”

甘米德今日已是南非最受敬重的调查记者，他说，他后来了解，就是在这种“技术”会议里，南非真正的前途被决定了——虽然当时很少人了解这点。和许多我访问过的人一样，甘米德提醒我，南非在转型期间濒临内战——城镇遭到由国民党提供武器的黑帮恐吓，警察的屠杀仍时有所闻，领导人仍遭到暗杀，且不断有谣言称国家将陷于一场血腥的战争。“我专注在政治上——群众行动、赶往比绍（Bisho，曾是一场示威者与警察大对决的地点）、高喊‘那些家伙必须滚蛋！’，”甘米德回忆说，“但那不是真正的斗争所在——真正的斗争是经济。我对自己很失望，竟然如此天真。我以为我的政治意识成熟到可以了解这些议题。我怎么会错过这件事呢？”

此后，甘米德努力弥补失去的机会。当我们见面时，他正处在一场由他的新书《姆贝基与非洲人国民大会灵魂的战争》（Thabo Mbeki and the Battle for the Soul of the the ANC ）引发的全国风暴中。它彻底揭穿非洲人国民大会如何在他当时忙碌到无暇顾及的协商会议中，丢掉了国家的经济主权。“我写这本书是出于愤怒，”甘米德告诉我，“对我自己和对党的愤怒。”

现在很难判断情况会有什么样的不同发展。如果帕达雅奇的看法正确，非洲人国民大会的谈判者不知道他们在讨价还价中错失的重要东西，那么解放运动的街头斗士又有多少胜算？

在那个签订协议的关键年代，南非处在持续不断的危机中，摆荡于看着曼德拉以自由之身重现政坛的欢欣鼓舞，以及听到许多人期待接替曼德拉领导地位的年轻斗士哈尼（Chris Hani）在种族暗杀中身亡的愤怒。除了少数经济学家外，没有人想谈论央行独立，因为即使在正常情势下这个题目也会令人昏昏欲睡。甘米德指出，大多数人只是以为，不管为了取得权力而做出多少让步，一旦非洲人国民大会掌控大局后就能重写游戏规则。“政府将是我们的——我们以后可以修改。”他说。

非洲人国民大会的活跃分子当时不了解的是，民主政治的规则在协商中已经改变，变成—— 一旦捆绑的罗网罩住他们的国家后——实际上不会有以后了。

在非洲人国民大会执政的头两年，他们仍尝试利用有限的资源履行重分配的承诺。当时有一连串的公共投资——为穷人兴建了逾十万户住宅，有数百万人获得水、电力和电话线路的供应。 [16] 但这里同样避免不了的是，在债务的沉重负担和国际要求将这些服务私有化的压力下，政府很快便开始提高价格。非洲人国民大会执政十年后，数百万人不久前才接通的水和电力被切断，因为他们无力支付账单。 [17] 到2003年，至少有40％的新电话线已不提供服务。 [18] 至于曼德拉保证收归国有的“银行、矿场和垄断行业”，仍然牢牢掌握在四家白人拥有的大财团手中，这四大财团同时掌控80％的约翰内斯堡股市。 [19] 在2005年，这个股市的上市公司只有4％由黑人掌控。 [20] 到2006年，70％的南非土地仍由白人独占，而白人只占全国人口10％。 [21] 最悲惨的是，非洲人国民大会政府花在否认艾滋病危机严重程度的时间，远超过努力为约500万感染这种致命疾病的人取得治疗药物，直到2007年初才出现一些进展的迹象。 [22] 也许最惊人的统计数字是这个：从1990年曼德拉出狱以来，南非人的平均预期寿命已减少13年。 [23]

这些事实与数字底下，是非洲人国民大会在经济谈判落败后所做的不幸抉择。在当时，党原本可以尝试发动第二波解放运动，以挣脱转型期间编织的重重罗网，否则就只得接受被绑住的权力，拥抱新经济秩序。非洲人国民大会的领导人选了第二个选项。这个党没有把国内财富重分配变为重大政策——这是它赖以当选的《自由宪章》的核心要求——反而在组成政府后立即接受主流的想法，认为唯一的希望是吸引可以创造新财富的外国投资人，寄望于带来的利益能滴漏到贫民阶级。但为了让滴漏模式能发挥效果，非洲人国民大会政府必须大幅改变行事方法才能吸引投资人。

这不是一蹴而就的工作，曼德拉在走出监狱的当时就已发现这点。他一被释放，南非股市就因为惊慌而崩盘；南非货币兰特（rand）剧贬10％。 [24] 几周后，大型钻石制造商戴比尔斯（De Beers）把总部从南非移到瑞士。 [25] 市场这种立即执行的惩罚在30年前曼德拉刚入狱时是无法想象的。在1960年代，跨国公司可以随意改变国籍这种事闻所未闻，当时的世界货币体系仍然与黄金本位紧密相关。现在南非货币已不受管制，交易障碍已被撤除，且大部分交易属短期的投机。

不仅波动的市场不喜欢曼德拉的被释，而且只要他或非洲人国民大会高层的同僚说错几句话，就可能导致《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Thomas Friedman）准确地形容为“电子部落”（the electronic herd）的投资人争相逃窜。 [26] 释放曼德拉引发的投资人奔逃，只是日后非洲人国民大会领导人与金融市场间的呼与应（call-and-reponse）的开始——是训练这个党认识新游戏规则的一种震撼性对话。每次某位高级党干部说出暗示《自由宪章》仍然可能变成政策的话，市场就以大震荡作为回应，让兰特如自由落体般坠落。规则既简单又赤裸，就好像电子版的单音节唱和声：正义——太贵，卖出；维持现状——好，买进。曼德拉获释后没多久在一次与企业领袖的午餐中公开表示，他支持国有化，“股市的黄金类股指数立即暴跌5％”。 [27]

即便与金融市场似乎毫无关系的动作，只要无意中透露出一丝激进主义的气息，就足以造成市场地震。当非洲人国民大会的部长曼纽尔（Trevor Manuel）因为南非的橄榄球队全由白人组成，而形容它是“白人少数的运动”，兰特也遭到一波重创。 [28]

在所有对新政府的捆绑中，市场的力量证明是最大的一种——就某个角度看，这正是放任资本主义最厉害的地方：它是自动运作的事。一旦国家对变幻莫测的全球市场开放后，任何违背芝加哥学派正统教条的措施，立即会遭到纽约和伦敦对赌兰特汇率的交易员惩罚，导致陷于更深的危机而需要更多贷款，而且还附带更多条件。曼德拉在1997年指出这个陷阱，在非洲人国民大会全国会议上说：“资本的机动性和资本市场与其他市场的全球化，使国家在制订经济政策时，无法不考虑市场可能的反应。” [29]

非洲人国民大会内部最懂得如何让震荡停止的人似乎是姆贝基，他是曼德拉担任总统期间的左右手，且不久后便成为曼德拉的继任者。姆贝基曾长期流亡英国，在萨塞克斯（Sussex）大学念书，然后搬到伦敦。在1980年代南非的城镇弥漫着催泪瓦斯时，他嗅闻的是撒切尔主义的香水。在所有非洲人国民大会领导人中，姆贝基是最容易与企业领袖打成一片的人，而且在曼德拉获释前，他曾与担心黑人多数统治成真的企业主管举行数次秘密会议。知名的企业杂志编辑墨瑞（Hugh Murray）1985年曾与姆贝基和一群南非企业人士，在一家赞比亚的俱乐部彻夜畅饮威士忌，他评论说：“这位非洲人国民大会的最高领导人很有安抚人心的本事，即使是在最扰攘不安的状况下。” [30]

姆贝基深信安抚市场的关键在于，非洲人国民大会要把这种笑谈间建立的信心扩及更大的范围。据甘米德的说法，姆贝基在党内扮演自由市场导师的角色。姆贝基常解释，市场的怪兽已被放出，没有方法可以驯服它，只能喂它想要的东西：成长和更多成长。

因此，曼德拉和姆贝基不再谈论矿场国有化，开始定期与英美矿业（Anglo-American）和戴比尔斯的前董事长奥本海默（Harry Oppenheimer）会谈，后者正是种族隔离统治的经济象征。1994年的选举后不久，他们甚至把非洲人国民大会的经济计划交给奥本海默认可，并作了数项重大修改，以消弭他和其他工业家的疑虑。 [31] 为了避免再度引发市场震荡，曼德拉在他担任总统后的首度施政检讨中，小心地撇清他以前发表的支持国有化言论。“在我们的经济政策中……我们从未提过像国有化这类事情，而这并非偶然。”他说，“没有任何口号可以把我们牵扯到任何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 [32] [33] 金融媒体对这种转变报以持续的鼓励，《华尔街日报》说：“虽然非洲人国民大会仍有一支势力庞大的左派，曼德拉先生在近日的谈话里比起他过去扮演的社会主义革命家，似乎更像撒切尔。” [34]

激进的往日回忆仍然缠绕非洲人国民大会，且尽管新政府极力表现得不具威胁性，市场仍继续施加痛楚的震荡：在1996年的一个月内，兰特贬值20％，忧心忡忡的富人把钱汇往国外，导致南非的资本持续大失血。 [35]

姆贝基说服曼德拉必须断然与过去完全割裂开来。非洲人国民大会需要全新的经济计划——大胆、具有震撼性，能以掷地有声、大开大阖的方式向市场传达，非洲人国民大会已经准备好要拥抱华盛顿共识。

玻利维亚的休克治疗计划是以军事行动般的秘密方式拟订，在南非也一样，只有少数几位姆贝基最亲近的同僚，知道有一套新经济计划正在草拟，一套与1994年选举时所作的承诺截然不同的计划。甘米德写道，参与小组的人“都宣誓保密，而整个过程都以最隐秘的方式进行，以避免左派风闻姆贝基的计划”。 [36] 参与拟订新计划的经济学家盖尔布（Stephen Gelb）承认：“这是一套完全‘由上而下的改革’，采取极端的隔绝和决策者做主的方式，排除公众的压力。” [37] （强调秘密和隔绝特别显得讽刺，因为在种族隔离的暴政下，非洲人国民大会曾采取令人刮目相看的开放与参与程序，制订了《自由宪章》。现在，在民主政治的新秩序下，这个党却选择以隐瞒自己干部的方式制订经济计划。）

1996年6月，姆贝基公布了成果：一套为南非定制的新自由主义休克治疗计划，要求进一步私有化、削减政府支出、提高劳动市场“弹性”、自由贸易，甚至再放宽资金流动管制。盖尔布说，其优先目标是“向潜在投资人传达政府（尤其是非洲人国民大会）对正统派经济的承诺”。 [38] 为了确保信息让纽约和伦敦的交易员听得清楚而明白，姆贝基正式公开这项计划时打趣说：“叫我撒切尔信徒好了。” [39]

休克治疗永远是一种市场操作——这是它的基本理论之一。股票市场喜爱大肆吹捧、精心策划而可以推升股价飙涨的时刻，这些时刻通常发生在某只股票首次公开发行（IPO）、宣布一桩大并购或雇用某个知名的总裁时。当经济学家敦促国家宣布全方位休克治疗计划时，这种建议有一部分是想模仿这类高度戏剧性的市场事件，并希望刺激一波市场热潮——但他们不是想卖出某只股票，而是想卖出一个国家。他们期待的反应是“买进阿根廷股票！”“买进玻利维亚债券！”另一方面，缓慢、较审慎的方法可能较不粗暴，但却激不起市场产生这种热潮的泡沫，让投资人从中赚进真实的获利。休克治疗通常是一场豪赌，但在南非却不管用：姆贝基大张旗鼓的计划未能吸引长期投资；它只带进抢短线的投机客，最后让兰特贬值得更加厉害。

基层的休克

我与住在德班的作家狄赛（Ashwin Desai）会面，讨论他对转型期的回忆时，他说：“刚改变信仰的人往往对这种事较狂热，他们更想取悦别人。”狄赛在解放运动时坐过牢，他发现坐牢时的心理和非洲人国民大会执政的行为有类似之处。他说，在监狱里，“如果你更能取悦狱吏，就能获得更好的待遇。这个道理显然转移到了南非社会做的某些事情上。他们想要证明自己是较好的囚犯，甚至是比其他国家更守规矩的囚犯”。

不过，非洲人国民大会的基层实际上桀骜难驯多了——也因此需要更多管教。据南非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的委员苏卡指出，守规矩的心态深入转型的每一层面——包括追求正义。在听了许多年有关酷刑、杀戮与失踪的证词后，这个真相委员会开始探讨哪一种态度可以疗愈不公义。真相与宽恕很重要，但补偿受害者和他们的家人也是。要求新政府赔偿说不通，因为罪行并非新政府所犯，而且任何花在补偿种族隔离暴行上的钱，都将占用新解放的国家用来为贫民兴建住宅和学校的钱。

部分委员认为，应该强迫从种族隔离获利的跨国公司支付赔偿。最后，真相与和解委员会作出温和的建议，要求一次性的1％企业加税以筹措赔偿受害者的经费，称之为“团结税”（solidarity tax）。苏卡期待这个温和的建议获得非洲人国民大会支持；但当时由姆贝基领导的政府拒绝任何企业补偿或团结税的建议，担心会对市场传达反企业的信息。“总统决定不要求企业负责，”苏卡告诉我，“就这么简单。”最后政府勉强应允一部分的要求，而且如委员会担心的，是从政府预算支应经费。

南非的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经常被视为成功“建立和平”的楷模，并被引介到从斯里兰卡到阿富汗等冲突区。但许多直接参与这个过程的人却充满矛盾情绪。2003年3月发表最终报告时，委员会主席图图大主教面对新闻记者追问自由之后未完成的目标：“你能不能解释，在获得自由之后近十年，一个黑人为什么醒来发现自己仍住在肮脏的贫民窟？他到城里工作，整个城市主要仍是白人的，他们住的是豪宅。等一天结束，他回到的是污秽的家。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些人不说：去他的和平，去他的图图和真相委员会。” [40]

苏卡现在担任南非人权基金会主席，她说，她感觉听证会处理了她形容的“酷刑、严重的恶劣对待和失踪等种族隔离的外在表征”，但遭到同样蹂躏的经济体系至今却“完全未改变”——这与莱特列尔30年前对“人权”盲点的关切遥遥呼应。苏卡说，如果她能让这个过程重来一遍，“我的做法会完全不同。我会调查种族隔离的体制——我会调查土地问题，我会调查跨国公司的角色，我会非常、非常仔细地调查矿业的角色，因为我认为那是南非真正的病根……我会调查种族隔离政策的体制性影响，而我只会花一次听证会在酷刑上，因为我认为当你专注在酷刑上，你就看不到它所服务的体制，只有如此才能开始改写实际发生的历史”。

反向赔偿

苏卡指出，特别不公平的是，非洲人国民大会拒绝真相委员会所提的企业赔偿，而政府还要继续支付种族隔离时期留下的债务。在政权移交头几年，新政府每年花费300亿兰特（约45亿美元）偿债——而支付给逾1.9万名种族隔离的杀戮与酷刑的受害者及家人的赔偿，总共才8500万美元，比起前者显得微不足道。曼德拉曾说债务负担是无法履行《自由宪章》承诺的最大障碍。“那300亿（兰特）我们无法用来兴建在执政前规划的住宅，无法让我们的孩子上最好的学校，解决失业问题，让我们拥有就业的尊严，有足够的收入，能够提供居所给所爱的人，给他们食物……我们被继承的债务所捆绑。” [41]

虽然曼德拉承认支付种族隔离时代的债务已变成难忍的负担，党却反对所有违约的建议。他们担心的是，尽管有强力的法律理由证明这些债是“恶债”，采取违约的做法还是会让投资人视南非为危险的激进国家，刺激另一波市场震荡。非洲人国民大会的长期党员、也曾在罗本岛坐过牢的布鲁特斯（Dennis Brutus），便直接冲撞过这道恐惧之墙。1998年，眼看新政府财政艰困，他和一群南非行动者认为，支持长期运动最好的方式就是发起一个“债务大赦”运动。“我必须承认，当时我很天真。”现在已70多岁的布鲁特斯告诉我，“我期待政府会感谢我们，因为草根运动挑起债务问题可能凸显政府承担债务的困难。”出乎他的意料，“政府拒绝了我们，并说：‘不，我们不接受你们的支持。’”

最让布鲁特斯这些倡议分子愤怒的是，非洲人国民大会决定继续偿付债务造成的有形牺牲。例如，在1997年到2004年间，南非政府出售18家国营企业以筹资40亿美元，但近半数的钱用来偿债。 [42] 换句话说，非洲人国民大会不但未履行曼德拉当初承诺的“矿场、银行和独占工业国有化”，而且为了偿债而反其道而行——变卖国家资产以偿付压迫者留下的债务。

还有一个问题是那些钱真正的去处。在转型的谈判期间，德克勒克的小组要求，保证所有公务员在政权移交后能保住工作；他们宣称，想离职的人应该获得优渥的终身年金。对一个几乎没有社会福利制度的国家来说，这是一个非比寻常的要求，但却是非洲人国民大会同意让步的数项“技术”问题之一。 [43] 这个让步意味着新非洲人国民大会政府要负担两个政府的成本——自己的，以及已交出政权的幽魂白人政府。政府每年的债务支出有40％用在庞大的退休年金，绝大部分年金受益人是前种族隔离政府的雇员。 [44] [45]

到头来，南非得到的是一个反向赔偿的扭曲结果，在种族隔离年代从黑人劳工攫取暴利的白人企业，不仅未支付一分钱赔偿金，反而种族隔离的受害者继续寄高额支票给他们的加害者。南非的国家资产则经由私有化继续被剥夺——非洲人国民大会同意协商时最担心的是，发生类似莫桑比克的劫掠，然而私有化正是这种劫掠的现代版。与莫桑比克不同的是，那里的公务员砸碎机器、装满荷包然后离去，而在南非，国家的拆解和国库的掠夺却持续到今时今日。

我抵达南非时，《自由宪章》签署50周年纪念日即将来临，非洲人国民大会已决定邀请所有媒体参加这场盛会。计划是在那一天把国会从平时在开普敦富丽堂皇的总部，迁移到远为偏僻简陋的柯利普城，即当年通过《自由宪章》的地方。南非总统姆贝基将利用这个场合，把柯利普城的主十字路口改名为西苏卢（Walter Sisulu）广场，以纪念这位备受敬重的非洲人国民大会领导人。姆贝基也将为《自由宪章》纪念碑揭幕，这是一座砖造的高塔，上面的石板刻着宪章文字，并燃着一把永不熄灭的“自由之火”。紧邻这座建筑的是正在施工的另一座纪念塔，叫自由之塔，是一座有黑白两色柱子的亭阁，象征宪章最著名的条款：“南非属于所有居住在这片土地上的黑人和白人。” [46]

整个庆典的信息十分明确：50年前，这个党承诺带给南非自由，现在它已实现诺言——这是非洲人国民大会庆祝“任务达成”的时刻。

然而这件盛事却有点奇怪。柯利普城—— 一个贫穷、房屋破败、街道排水沟裸露、失业率高达72％（远高于种族隔离时期）的城镇——似乎更像《自由宪章》违背诺言的象征，而不像如此刻意安排的庆典应有的布景。 [47] 后来大家才知道，这次庆典并不是由非洲人国民大会筹划和导演，而是出于一个称作蓝IQ（Blue IQ）的奇怪组织。虽然蓝IQ表面上是一个省级政府机构，但根据它极为简略的蓝色小宣传册上写的，它“在一种刻意制造的环境下运作，使它看起来和感觉起来像一家民间公司而非政府部门”。它的目标是在南非促进新的外来投资——是非洲人国民大会“发展再分配”计划的一环。

蓝IQ挑选观光业作为投资的主要成长领域，而它的市场研究也显示，吸引全球旅客到南非的主要因素是，非洲人国民大会战胜压迫的故事闻名世界。为了善加利用这个强大的吸引力，蓝IQ认为没有比《自由宪章》更能象征南非战胜逆境的故事。有了这个构想，它拟了一套把柯利普城变成《自由宪章》主题公园的计划，准备把那里改造为“世界级的观光地点和遗址，提供本地和国际旅客独一无二的体验”——再加上一座博物馆、一个以自由为主题的购物商场，以及一家以玻璃与钢铁为建材的自由旅馆（Freedom Hotel）。目前还是贫民区的地点将改建成“美轮美奂、繁荣热闹”的约翰内斯堡郊区，许多居民将迁往较没有历史纪念价值的贫民区。 [48]

蓝IQ重新为柯利普城打造品牌的做法，是根据自由市场的规则——提供企业投资的诱因，希望未来可以借此创造就业机会。但这个计划与众不同之处在于，在柯利普城，整个滴漏式设计的构想建基在一份50年历史的文件上，而这份文件要求的是以更直接的方式消灭贫穷。《自由宪章》要求重分配土地，以使数百万农民可以供养自己；收回矿场，把收益用来兴建住宅和基础建设，并在这个过程中创造就业。换句话说，去掉中间商。许多人可能觉得那些理想很像乌托邦平民主义，但经过如此多芝加哥学派正统理论实验以失败收场后，真正的梦想家也许是那些仍然相信《自由宪章》主题公园之类计划的人，他们提供救济给企业，却进一步剥削最贫困的人，认为如此可以为2200万仍生活在贫困中的南非人，解决急迫的医疗与经济问题。 [49]

从十多年前南非大幅转向撒切尔主义以来，滴漏式正义的实验结果惨不忍睹：

· 从1994年非洲人国民大会执政以来，每天生活费用不到一美元的人数增加一倍，从200万人变为2006年的400万人。 [50]

· 从1991年到2003年，南非黑人的失业率上升逾一倍，从23％变为48％。 [51]

· 南非3500万黑人公民中，只有5000人年收入超过6万美元。而在这个收入水平的白人人数是黑人的20倍，其中许多人的收入远超过这个金额。 [52]

· 非洲人国民大会政府已兴建180万户住宅，但在同一时期失去住宅的人高达200万人。 [53]

· 在民主政体头十年，将近100万人被逐出农场。 [54]

· 这类驱逐事例意味着居住在贫民窟的人数已增加50％。在2006年，每四个南非人中就有一个居住在贫民窟的陋屋中，其中有许多没有自来水和电力。 [55]

也许违背自由承诺最好的判断标准是，南非社会不同阶层对《自由宪章》的看法。不久前，这份文件还被视为对南非白人特权阶级最大的威胁；今日它在商务俱乐部和高级社区却大受欢迎，被视为善意、几乎带着奉承意味而完全不具威胁性，像是装饰用的商业行为准则。然而在像通过这份文件的柯利普城这类偏远城镇，它曾象征无穷可能性的承诺，如今却充满不堪回首的苦楚。许多南非人完全抵制这项政府筹划的周年庆典。“《自由宪章》写的东西很好，”德班刚萌芽的贫民窟居民运动领导人齐柯德（S’bu Zikode）告诉我，“但我所看到的尽是背叛。”

到最后，放弃《自由宪章》承诺的重分配最有说服力的理由，却是最缺乏想象力的一个：所有国家都这么做。帕达雅奇帮我整理出非洲人国民大会领导阶层当初从“西方政府、IMF和世界银行”得到的信息，“他们会说：‘世界已经改变；这些左派的玩意儿已经毫无意义；这是城里唯一的游戏’”。就像甘米德写的：“这是非洲人国民大会完全未加防备的攻击。主管经济事务的重要干部经常进出世界银行和IMF等国际机构的总部，1992年和1993年，有几位非洲人国民大会的幕僚（其中几位完全没有经济资历）还参加外国商学院、投资银行、经济政策智库和世界银行的短期主管训练计划，他们在那里被‘不断喂养新自由主义观念’。那是一段天旋地转的经验，从来没有一个等着执政的政府被国际社会如此百般诱惑。” [56]

曼德拉在1992年的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与欧洲领导人会面时，便受到这种精英版的强大校园同侪压力。当他指出南非想做的事激进程度还比不上二次战后西欧的马歇尔计划时，荷兰财政部长驳斥说：“那是我们当时所知的情况，但现在的世界经济相互依存，全球化的过程已经生根。没有经济体可以自外于其他国家的经济。” [57]

像曼德拉这样的领导人周游列国时，他们不断被灌输连最左派的政府都已拥抱华盛顿共识的观念：越南的共产党已经这么做了，波兰的工会和终于摆脱皮诺切特掌控的智利社会民主党政府也是。即使是俄罗斯人也向新自由主义看齐——在非洲人国民大会如火如荼进行协商时，莫斯科正陷于社团争食大饼的狂热，快速把大批国家资产卖给由党棍改行的企业家。如果连莫斯科都已屈服，南非这支衣衫褴褛的自由斗士又如何抗拒如此强大的世界潮流？

至少这是律师、经济学教授和社会工作者兜售的信息，这些人形成了迅速扩张的“转型”产业—— 一群群的专家往返奔走于遭战乱蹂躏的国家和陷入危机的城市，为惊惶未定的新政治人物提供来自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最新特效对策、来自华沙最振奋人心的成功故事，以及来自亚洲新兴国家最让人敬畏的怒吼。“转型学家”〔transitionologist，这是纽约大学政治学者科恩（Stephen Cohen）给他们的称呼〕天生就有一项优势可以凌驾于他们提供建议的政治人物之上：他们是高度机动的族群，而解放运动的领导人天生就倾向往内看。 [58] 基于这种特质，领导大规模国家转型的人大都专注于自己的故事和权力斗争，无法注意到国界以外的世界。这确实不幸，因为如果非洲人国民大会的领导人能忽略转型学家的说辞，自己观察莫斯科、华沙、布宜诺斯艾利斯和首尔真正发生的状况，他们对世界的看法将大大不同。

[1] “South Africa; Tutu Says Poverty, Aids Could Destabilise Nation,” AllAfrica.com, November 2001.

[2] Martin J. Murray, he Revolution Deferred (London: Verso, 1994), 12.

[3] “ANC Leader Affirms Support for State Control of Industry,” imes (London), January 26, 1990.

[4] Ismail Vadi, he Congress of the People and Freedom Charter Campaign, foreword by Walter Sisulu (New Delhi: Sterling Publishers, 1995), www.sahistory.org.za.

[5] Nelson Mandela, A Long Walk to Freedom: The Autobiography of Nelson Mandela (New York: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1994), 150.

[6] “The Freedom Charter,” adopted at the Congress of the People, Kliptown, on June 26, 1955, www.anc.org.za.

[7] William Mervin Gumede, habo Mbeki and the Battle for the Soul of the ANC (Cape Town: Zebra Press, 2005), 219-20.

[8] Mandela, A Long Walk to Freedom, 490-91.

[9] Simple majority rule was actually delayed until 1999. Until then, executive power was shared among all the political parties that won more than 5 percent of the popular vote. Unpublished interview with Nelson Mandela by the filmmaker Ben Cashdan, 2001; Hein Marais, South Africa: Limits to Change: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ransition (Cape Town: University of Cape Town Press, 2001), 91-92 .

[10] 弗里德曼经常开玩笑说，如果让他来决定，央行将完全根据“经济科学”来运作，由巨大的计算机来管理，不需要用人。

[11] FOOTNOTE: Milton Friedman, “Milton Friedman —Banquet Speech,” given at the Nobel Banquet, December 10, 1976, www.nobelprize.org.

[12] Bill Keller, “Can Both Wealth and Justice Flourish in a New South Africa?” New York Times, May 9, 1994.

[13] Mark Horton, “Role of Fiscal Policy in Stabilization and Poverty Alleviation,” in Post-Apartheid South Africa: The First Ten Years, ed. Michael Nowak and Luca Antonio Ricci (Washington DC: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2005), 84.

[14] 率先实验这种不受民主约束的资本主义，或打造他们所谓新民主的人，正是智利的“芝加哥男孩”。在智利，军政府统治17年后、在还未把权力移交给民选政府时，“芝加哥男孩”便借由操纵宪法和法院，合法地确保他们革命性的法律几乎不可能改变。他们给这个程序许多名称：建立一个“技术官僚民主政治”、“受保护的民主政治”，或像皮诺切特的年轻部长毕费拉所说的，确保“与政治区隔”。皮诺切特的经济部副部长巴东（Alvaro Bardón）解释典型的芝加哥学派理论：“如果我们承认经济是一门科学，这立即意味着政府或政治结构的权力变小，因为两者都将丧失这类决策的责任。”

[15] FOOTNOTE: Juan Gabriel Valdés, Pinochet 's Economists: The Chicago School in Chil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 31, 33, quoting Pinochet's minister of economy Pablo Baraona's definition of the “new democracy”; Robert Harvey, “Chile's Counter-Revolution: The Fight Goes On,” he Economist, February 2, 1980 (Harvey was quoting Sergio Fernandez, the minister of the interior); José Piñera, “Wealth Through Ownership: Creating Property Rights in Chilean Mining,” Cato Journal 24, no. 3 (Fall 2004): 298.

[16] James Brew, “South Africa—Habitat: A Good Home Is Still Hard to Own,” Inter Press Service, March 11, 1997.

[17] 被切断公共服务的人数是否多于接通的人数，在南非是个备受争议的问题。至少有一项可信的调查发现，切断人数超过接通人数：南非政府说接通用水的人有900万人，该调查计算的切断人数则多达1000万人。

[18] David McDonald, “Water: Attack the Problem Not the Data,” Sunday Independent (London), June 19, 2003.

[19] Bill Keller, “Cracks in South Africa's White Monopolies,” New York Times, June 17, 1993.

[20] Gumede cites Businessmap statistics asserting that “around 98 percent of executive directors of JSE-listed companies are white, and they preside over 97 percent of the exchange's total value.” Simon Robinson, “The New Rand Lords,” ime, April 25, 2005; Gumede, habo Mbeki and the Battle for the Soul of the ANC, 220.

[21] Gumede, habo Mbeki and the Battle for the Soul of the ANC, 112.

[22] Moyiga Nduru, “S. Africa: Politician Washed Anti-AIDS Efforts Down the Drain,” Inter Press Service, April 11, 2006.

[23] “Study: AIDS Slashes SA’s Life Expectancy,” Mail ＆ Guardian (Johannesburg), December 11, 2006.

[24] The rand recovered slightly by the end of the day, closing 7 percent lower. Jim Jones, “Foreign Investors Take Fright at Hardline Stance,” Financial Times (London), February 13, 1990.

[25] Steven Mufson, “South Africa 1990,” Foreign Affairs [Special Edition: America and the World], 1990/1991.

[26] Thomas L. Friedman, he Lexus and the Olive Branch (New York: Random House, 2000), 113.

[27] Gumede, habo Mbeki and the Battle for the Soul of the ANC, 69.

[28] Ibid., 85; “South Africa: Issues of Rugby and Race,” he Economist, August 24, 1996.

[29] Nelson Mandela, “Report by the President of the ANC to the 50th National Conference of the African National Congress” December 16, 1997.

[30] Gumede, habo Mbeki and the Battle for the Soul of the ANC, 33-39, 69.

[31] Ibid., 79.

[32] 事实上，非洲人国民大会选举时的正式经济政纲，呼吁“通过国有化之类的策略，提振公共部门”。另外，《自由宪章》仍然是该党的宣言。

[33] Marais, South Africa, 122. FOOTNOTE: ANC, Ready to Govern: ANC Policy Guidelines for a Democratic South Africa Adopted at the National Conference, May 28-31 , 1992, www.anc.org.za.

[34] Ken Wells, “U.S. Investment in South Africa Quickens,” Wall Street Journal, October 6, 1994.

[35] Gumede, habo Mbeki and the Battle for the Soul of the ANC, 88.

[36] Ibid., 87.

[37] Marais, South Africa, 162.

[38] Ibid., 170.

[39] Gumede, habo Mbeki and the Battle for the Soul of the ANC, 89.

[40] Ginger Thompson, “South African Commission Ends Its Work,” New York Times, March 22, 2003.

[41] ANC, “The State and Social Transformation,” discussion document, November 1996, www.anc.org.za; Ginger Thompson, “South Africa to Pay $3,900 to Each Family of Apartheid Victims,” New York Times, April 16, 2003; Mandela unpublished interview with Cashdan, 2001.

[42] Gumede, habo Mbeki and the Battle for the Soul of the ANC, 108.

[43] Ibid., 119.

[44] 事实上，这个种族隔离时代留下的负担，同时也导致南非整体债务增加，每年消耗数十亿兰特公帑。1989年的一次“技术性”会计制度改变，把国家年金制度从“随收随付制”（pay as you go）转变成“完全提存”（fully funded）——也就是年金从按当年收入量入为出的制度，改成必须随时拥有足以支付70％到80％总应付年金的资金，尽管绝不会出现必须同时支付这么多年金的状况。其结果是，年金基金从1989年的300亿兰特，膨胀到2004年的超过3000亿兰特——绝对足够造成一场债务震荡。对南非人来说，由退休年金基金独立管理的庞大资金已被扣押，放在不能用来支应住宅、医疗或基本服务的地方。退休年金协议在非洲人国民大会这方的谈判者，是南非共产党的传奇领导人斯洛沃（Joe Slovo），而该协议至今仍是国内民怨的主要来源之一。

[45] South African Communist Party, “The Debt Debate: Confusion Heaped on Confusion” November-December 1998, www.sacp.org.za; Jeff Rudin, “Apartheid Debt: Questions and Answers,” Alternative In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Centre, March 16, 1999, www.aidc.org.za. FOOTNOTE: Congress of South Africa Trade Unions, “Submission on the Public Investment Corporation Draft Bill,” June 25, 2004, www.cosatu.org.za; Rudin, “Apartheid Debt”; South African Communist Party, “The Debt Debate.”

[46] “The Freedom Charter.”

[47] Nomvula Mokonyane, “Budget Speech for 2005/06 Financial Year by M E C for Housing in Gauteng,” Speech made in the Guateng Legislature on June 13, 2005, www.info.gov.za.

[48] Lucille Davie and Mary Alexander, “Kliptown and the Freedom Charter,” June 27, 2005, www.southafrica.info; Blue IQ, he Plan for a Smart Province—Guateng.

[49] Gumede, habo Mbeki and the Battle for the Soul of the ANC, 215.

[50] Scott Baldauf, “Class Struggle: South Africa's New, and Few, Black Rich,”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October 31, 2006; “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2006,” 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 www.undp.org.

[51] “South Africa: The Statistics,” Le Monde Diplomatique, September 2006; Michael Wines and Sharon LaFraniere, “Decade of Democracy Fills Gaps in South Africa,” New York Times, April 26, 2004.

[52] Simon Robinson, “The New Rand Lords.”

[53] Michael Wines, “Shantytown Dwellers in South Africa Protest the Sluggish Pace of Change,” New York Times, December 25, 2005.

[54] Mark Wegerif, Bev Russell and Irma Grundling, Summary of Key Findings from the National Evictions Survey (Polokwane, South Africa: Nkuzi Development Association, 2005), 7, www.nkuzi.org.za.

[55] Wines, “Shantytown Dwellers in South Africa Protest... ”

[56] Gumede, habo Mbeki and the Battle for the Soul of the ANC, 72. Internal quotation: Asghar Adelzadeh, “From the RDP to GEAR: The Gradual Embracing of Neoliberalism in Economic Policy,” ransformation 31, 1996.

[57] Ibid., 70.

[58] Stephen F. Cohen, Failed Crusade: America and the Tragedy of Post-Communist Russia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2001), 30.

第11章
一个年轻民主国家的篝火
俄罗斯选择“皮诺切特选项”

有生命的城市不能一块块被变卖而不考虑其固有传统，即使这些传统与外国人格格不入……但这是我们的传统，我们的城市。有很长的时间我们生活在政治极权统治下，但现在我们发现生活在生意人的极权统治下并没有更好过。他们毫不在乎自己身在哪个国家。

——戈林（Gigory Gorin），俄罗斯作家，1993年 [1]

散播真相——经济学的法则就像工程学法则一样。一套法则放诸四海而皆准。

——萨默斯（Lawrence Summers），

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1991年 [2]

当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1991年7月飞往伦敦出席七大工业国（G7）峰会时，他有十足的理由期待一场英雄式的欢迎。在之前的三年，他在国际舞台上似乎很少像现在一样，昂首阔步地向媒体施展魅力，忙着签署解除军备条约，接受和平奖项，包括1990年的诺贝尔和平奖。

他甚至做到了以前无法想象的事：赢得美国大众的心。这位俄国领导人彻底挑战了“邪恶帝国”的讽刺漫画，美国媒体甚至给他取了一个可爱的昵称“戈比”（Gorby），而《时代》杂志在1987年做了一个冒险的决定，让这位苏联总统当上这份杂志的年度风云人物。编辑部解释说，戈尔巴乔夫和他的前任（“戴着毛皮帽的石像怪”）不同，是俄罗斯的里根——“克里姆林宫版的伟大沟通者”。诺贝尔奖委员会宣称，感谢戈尔巴乔夫做的工作，“我们有希望庆祝冷战的结束”。 [3]

到1990年代开始，戈尔巴乔夫以开放和改革两大政策，领导苏联走过了一段民主化过程：新闻媒体解禁，俄罗斯国会、地方议会、总统和副总统都改为民选，宪法法庭独立化。在经济方面，戈尔巴乔夫推动自由市场与强大社会福利网的混合，把关键产业置于国家控制下——他预测这个过程将花上十到十五年才能完成。他的最终目标是以斯堪的纳维亚模式建立社会民主体制，成为“全人类的社会主义灯塔”。 [4]

刚开始西方也希望戈尔巴乔夫成功地放宽苏联经济，转型为接近瑞典模式的经济。诺贝尔委员会明白表示，颁奖给他是为了支持苏联转型，也就是“在需要时伸出援手”。戈尔巴乔夫在访问布拉格时说，他无法独力完成大业：“就像同在一条绳子上的登山者，世界上的国家必须一起爬上山顶，否则就一起坠入深渊。” [5]

因此1991年在G7峰会上发生的事完全出乎意料。戈尔巴乔夫从他的友邦元首同伴那里得到的一致信息是，如果他不立即采用激进的经济休克治疗，他们将割断绳索，让他坠落。“他们对转型步调与方法的建议令我大吃一惊。”戈尔巴乔夫记述那次会议时写道。 [6]

波兰刚在IMF和萨克斯监督下，完成第一回合休克治疗，而英国首相梅杰（John Major）、美国总统布什（George H. W. Bush）、加拿大总理马尔罗尼（Brian Mulroney）和日本首相海部俊树的共识是，苏联必须追随波兰的做法，甚至以更快的速度进行。峰会后，戈尔巴乔夫从IMF、世界银行和每一个主要放款机构得到同样的开拔令。那一年稍晚，当俄罗斯要求赦免债务以度过一场灾难性的经济危机时，却得到债务必须履行的严厉回答。 [7] 从萨克斯为波兰寻求援助和赦免债务以来，政治气氛已经大为改变——变得更加苛刻。

接着发生的事——苏联解体，戈尔巴乔夫下台，叶利钦取而代之，以及俄罗斯展开经济休克治疗的混乱过程——已成了现代史详细记录的一章。不过，这则故事经常被说成稀松平常的“改革”，平板到掩盖了一个在现代民主政治体制中犯下的重大罪恶。俄罗斯被迫在芝加哥学派经济计划和真正的民主革命中做出选择。面对这个选择，俄罗斯的民主革命早已展开——为了推动芝加哥学派经济计划，戈尔巴乔夫已在进行的和平改革进程必须被暴力打断，然后大幅度反转。

戈尔巴乔夫知道，要实施G7和IMF提倡的休克治疗，唯一的方法是诉诸暴力——就像许多西方国家推动这类政策的手段。《经济学人》杂志在1990年一篇影响甚巨的文章中，呼吁戈尔巴乔夫采用“强人统治……粉碎阻碍积极经济改革的抗拒”。 [8] 诺贝尔委员会宣告冷战结束短短两周后，《经济学人》就敦促戈尔巴乔夫以冷战时代最恶名昭彰的屠夫为榜样。这篇以“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皮诺切特？”（Mikhail Sergeevich Pinochet，Mikhail Sergeevich为戈尔巴乔夫的教名与本名）为题的文章作结论说，虽然采取这个建议可能导致“放血……它却可能——只是可能——为苏联带来所谓的皮诺切特式自由经济”。《华盛顿邮报》还更进一步，在1991年8月刊登一篇评论，标题是“皮诺切特的智利是苏联经济的务实楷模”，支持以政变推翻慢吞吞的戈尔巴乔夫，但该文作者施拉格（Michael Schrage）担心，苏联总统的反对者“并没有采取皮诺切特选项的精明，也没有多少支持”。施拉格写道，他们应该“效法一位深谙政变个中三昧的独裁者：退休的智利将军皮诺切特”。 [9]

戈尔巴乔夫很快发现，他面对一位很愿意扮演俄罗斯皮诺切特角色的对手。叶利钦虽然担任俄罗斯总统职位，知名度却远不如整个苏联的元首戈尔巴乔夫。这种情况在1991年8月19日大为改观，也就是G7峰会后的一个月。一群保守派共产党员把坦克车开到称为“白宫”（White House）的俄罗斯国会大厦前，扬言要攻击俄罗斯首届民选国会，以阻止民主化过程。叶利钦带领一群决心保护新民主的群众，站到一辆坦克车上，谴责这场攻击是“一群愤世嫉俗的右派企图政变”。 [10] 坦克撤退后，叶利钦被捧为民主的捍卫者。一位当天走上街头的示威者描述说：“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感觉自己可以影响国家情势。我们的精神飞扬。那是一种团结一心的感觉。我们觉得可以战胜一切。” [11]

叶利钦也有同感。身为领导人，他向来表现出反戈尔巴乔夫的立场。戈尔巴乔夫给人儒雅、稳重的印象（他最引人争议的措施是大力反对喝伏特加酒），叶利钦则以贪吃和嗜饮闻名。在政变前，许多俄罗斯人对叶利钦有所保留，但他在政变中协助挽救了民主，使他至少暂时成了人民英雄。

叶利钦立即把他赢得的战果全部下注，扩增他的政治实力。只要苏联体制不变，他的权力永远在戈尔巴乔夫之下，但在政变挫败四个月后的1991年12月，叶利钦使出政治妙招。他与另外两个苏联共和国结盟，这个举措实际上等于让苏联解体，因而迫使戈尔巴乔夫辞职。废除“大多数俄罗斯人一辈子唯一认定的国家”苏联，对俄罗斯人心理造成强烈震撼——就像政治学者科恩说的，这是俄罗斯在接下来三年间要承受的“三个创伤性震撼”的第一个。 [12]

叶利钦宣布苏联不复存在当天，萨克斯也莅临克里姆林宫的同一个厅堂。萨克斯回忆这位俄罗斯总统时说：“‘各位，我要宣布苏联已经结束……’而我说：‘哇，你知道，这是百年仅见的大事。这是你所能想象的最不可思议的事；这是真正的解放；我们大家一起来帮助这些人民。’” [13] 叶利钦邀请萨克斯担任顾问，而萨克斯态度很认真，他宣称：“如果波兰可以办到，俄罗斯也能。” [14]

但叶利钦想要的不只是顾问，他要的是靠萨克斯的金字招牌为波兰募得的资金。叶利钦说：“唯一的希望是七大工业国承诺很快提供更巨额的财政援助。” [15] 萨克斯告诉叶利钦，他有信心如果莫斯科愿意采取“大爆炸”的方式建立资本主义经济，他可以筹得约150亿美元。 [16] 俄罗斯必须有雄心壮志，而且必须迅速行动。叶利钦不知道的是，萨克斯的好运已快用完。

俄罗斯转型到资本主义的背景，与其国内的贪渎有关。莫斯科市长波波夫（Gavriil Popov）宣称，打破中央管理式经济的方式只有两个选择：“财产可以分给社会所有成员，或者把最好的财产送给领导人……总而言之，有一种民主方式，还有一种权贵式（nomenklatura）、共产党官僚式的方法。” [17] 叶利钦选择后者——而且十分匆忙。1991年底，他前往国会提出一个不同寻常的建议：如果他们给他一年的特别权力，让他以命令方式颁布法律而不必提交国会通过，他便能解决经济危机，还给人民有效而健康的体制。叶利钦要求的是独裁者享有的行政权，而非民主政治，但国会仍然感激这位总统在政变阴谋期间扮演的角色，而且国家迫切需要外援。答案是：好，叶利钦可以拥有一年绝对权力以改造俄罗斯经济。

他立即召集一批经济学家，其中有许多人在共产党统治最后几年曾组织某种自由市场读书会，阅读芝加哥学派思想家的基本著作，并讨论如何把这些理论应用在俄罗斯。虽然他们未曾在美国念书，却成了弗里德曼的狂热信仰者，俄罗斯媒体甚至称呼叶利钦的小组为“芝加哥男孩”，张冠李戴地使用这个词，但对俄罗斯欣欣向荣的黑市经济而言却十分贴切。西方国家则称呼他们为“年轻的改革者”。这批经济学家的挂名首脑是盖达尔（Yegor Gaidar），叶利钦任命他为两位副总理之一。1991年到1992年担任部长的阿文（Pyotr Aven）也在这个内部圈子里，他谈到这群人时说：“他们自认替天行道，而且从他们的信仰中自然地流露出超越一切的优越感，很不幸的，这是我们改革者的典型。” [18]

俄罗斯报纸《独立报》（Nezavisimaya Gazeta ）观察这批从天而降的莫斯科掌权者时，有一个令人惊讶的发现：“俄罗斯首度在政府中任用一批自由派，他们自认是哈耶克以及弗里德曼‘芝加哥学派’的追随者。”他们的政策“十分明显——以‘休克治疗’作为药方的‘厉行财政稳定化’”。该报指出，在叶利钦任命这群人的时候，他也让恶名昭彰的强人斯科科夫（Yury Skokov）任职国防与主管镇压的部门：陆军、内政部和国家安全委员会。这些决定显然互有关联：“也许‘强人’斯科科夫可以‘确保’在政治上厉行稳定化，而‘强人’经济学家则能保证经济上的稳定化。”这篇文章以预测作为结束，“如果他们尝试建构一个本土化的皮诺切特体制也不会令人意外，其中盖达尔的小组将扮演‘芝加哥男孩’的角色……” [19]

为了给叶利钦的“芝加哥男孩”提供意识形态和技术上的支持，美国政府资助自己的转型专家，交付他们为俄罗斯撰写私有化命令、设立纽约式的证券交易所、设计俄罗斯共同基金市场等工作。在1992年秋天，美国国际发展署授予2100万美元的合约给哈佛国际发展研究所，由它派遣年轻的律师和经济学家小组，到俄罗斯协助盖达尔小组。1995年5月，哈佛聘请萨克斯担任国际发展研究所所长，这表示他在俄罗斯的改革期扮演两个角色：先是叶利钦聘请的自由顾问，然后又接掌由美国政府资助的哈佛在俄罗斯的前哨站。

又一次，一群自称改革家的人，秘密聚集在一起草拟一套激进的经济计划。其中一位重要的改革者瓦西列夫（Dimitry Vasiliev）回忆说：“刚开始时，我们没有任何雇员，连秘书也没有。我们没有设备，甚至没有传真机。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必须在一个半月内写出一套全面私有化计划，我们必须拟订20项法律……那真的是一段浪漫期。” [20]

1991年10月28日，叶利钦宣布解除价格管制，并预测“解除价格管制将使一切回归到正确的位置”。 [21] 这些“改革家”在戈尔巴乔夫辞职不到一周就开始推动他们的经济休克治疗计划——三个创伤性震撼的第二个。这套休克治疗计划也包括自由贸易政策，以及把全国约22.5万家国营公司迅速私有化的第一阶段。 [22]

“‘芝加哥学派’计划让俄罗斯措手不及。”一位叶利钦早期的经济顾问回忆说。 [23] 这种措手不及是刻意制造的，是盖达尔突然并迅速进行改革策略的一环，使得抗拒根本不可能。他的小组想解决的是同一个老问题：民主成了阻碍他们计划的威胁。俄罗斯人不希望由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来管制他们的经济，但大多数人仍坚定相信财富重分配，以及政府应扮演积极的角色。和波兰人对团结工会的支持一样，1992年接受调查的俄罗斯人有67％说，他们相信工人合作社是把共产国家资产私有化最公平的方式，79％的人则说，他们认为政府的核心功能之一是维持全民就业。 [24] 这表示如果叶利钦的小组把他们的计划提交民主辩论，而非对已深感迷失的大众发动秘密攻击，芝加哥学派革命将不会有成功的机会。

叶利钦在这段时间的顾问之一马乌（Vladimir Mau）解释说，“最有利于革命的情况”是“由于过去的政治斗争而筋疲力尽的疲倦大众……这是何以政府在解除价格管制前如此有信心，因为不可能发生激烈的社会冲突，政府不会被平民反抗推翻”。他解释说，绝大多数俄罗斯人——70％——反对解除价格管制，但“我们当时和现在都很清楚，人民都专注在他们私人（园圃）土地的收成，以及个人的经济状况”。 [25]

斯蒂格利茨当时担任世界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他简单地总结休克治疗师们的指导思想。他的比喻现在大家应该都耳熟能详：“只有在‘转型迷雾’所提供的‘机会窗口’采取奇袭策略，才能在人民有机会组织起来保护他们的既得利益之前达成改变的目的。” [26] 换句话说，就是休克主义。

斯蒂格利茨称呼俄罗斯的改革家为“市场布尔什维克”（market Bolsheviks），因为他们钟爱大地震式的革命。 [27] 不过，当年的布尔什维克全心全意想在旧时代的灰烬中建立中央计划国家，市场布尔什维克却相信某种神奇的东西：如果创造出获利的最理想条件，国家将自动重建自己，无需任何计划。（这个信念将在十年后的伊拉克再度出现。）

叶利钦大胆承诺“在约六个月内，情况会恶化”，然后复苏将展开，俄罗斯很快又会是经济巨人，成为世界四大经济体之一。 [28] 这种所谓创造性破坏的理论，其结果是稀少的创造和恶性循环的破坏。短短一年后，休克治疗造成灾难性的破坏：俄罗斯数百万中产阶级在货币贬值中丧失毕生积蓄，数百万工人因突然削减补贴几个月领不到工资。 [29] 1992年俄罗斯的人均消费比1991年减少40％，有三分之一的人民落入贫困线下。 [30] 中产阶级被迫在牌桌或街头变卖个人财产——这些走投无路的行为却被芝加哥学派经济学家赞许为“创业家精神”，证明资本主义复苏已经发生，每卖出一样传家宝或一件二手运动夹克都是证明。 [31]

和在波兰一样，俄罗斯人最后终于重新找到自己的方向，并开始要求终结这种虐待狂式的经济冒险（“停止实验”在当时的莫斯科是最常见的墙壁涂鸦）。在选民的压力下，民选的国会——支持叶利钦取得权力的同一个国会——决定该是节制总统与他的冒牌“芝加哥男孩”的时候了。1992年12月，他们投票罢黜盖达尔；在三个月后的1993年3月，国会议员投票取消他们给叶利钦以命令执行经济法律的特别权力。宽限期已经届满，而成果是民不聊生；从现在起法律必须经由国会通过，这是任何自由民主国家的标准做法，也是遵循俄罗斯宪法规定的程序。

国会议员只是执行他们的权利，但叶利钦已习惯于扩大的权力，并开始自认像皇帝多于总统〔他已习惯于自称鲍里斯一世（Boris I）〕。他借上电视宣布进入紧急状态，来报复国会的“叛变”，轻易地恢复他帝王般的权力。三天后，俄罗斯独立的宪法法庭（创立宪法法庭是戈尔巴乔夫最重大的民主突破之一）以九票对三票，用八项不同的罪名判决叶利钦夺权的举动违反他宣誓遵守的宪法。

在此之前，世人还有可能说俄罗斯的“经济改革”和民主改革是同一个计划的部分，但叶利钦宣布进入紧急状态，两个计划已经走上冲突的道路，叶利钦和他的休克治疗医生直接对上了民选国会与宪法。

尽管如此，西方国家仍全力支持叶利钦，因为借用美国总统克林顿（Bill Clinton）的说法，叶利钦仍然自称扮演“真正致力于自由与民主，真正致力于改革”的角色。 [32] 大多数西方媒体也支持叶利钦对抗整个国会，把国会议员贬斥为“共产主义强硬派”，尝试开民主改革的倒车。 [33] 《纽约时报》莫斯科办事处主任报道说，他们还没有摆脱“苏联心态——怀疑改革、对民主的无知、蔑视知识分子或‘民主主义者’”。 [34]

事实上，这些国会议员尽管有各种缺点（1041位议员，缺点一定很多），却是1991年支持叶利钦和戈尔巴乔夫反抗强硬派政变的同一批人，他们曾投票解散苏联，而且直到不久前还全力支持叶利钦。然而《华盛顿邮报》的专栏用“反政府”来形容俄罗斯国会议员——好像他们是闯入者而非政府的一部分。 [35]

1993年春季，当国会通过一项未遵守IMF要求厉行节约的预算法案后，冲突逐渐呈现山雨欲来之势。叶利钦的反应是尝试根除国会。他在新闻媒体的奥威尔（Orwell）式支持下，匆忙筹备一次公民投票，问选民是否同意解散国会并举行提前选举。投票的人数不足以赋予叶利钦需要的权力。不过他仍宣称胜利，说这场投票证明整个国家支持他，因为他悄悄置入一个完全没有约束力的问题，问投票者是否支持他的改革。表示支持的投票者以些微差距占多数。 [36]

在俄罗斯，公民投票普遍被视为宣传手法，而且是失败的宣传。事实是，叶利钦和华盛顿之间，还横亘着拥有宪法权利的国会可以采取制衡作为：减慢休克治疗转型的速度。一场高压的行动随即展开。当时担任美国财政部长的萨默斯警告说：“俄罗斯改革的动力必须重新振作并加强力道，才足以获得持续的多国支持。” [37] IMF得到这个信息后，一位匿名的官员泄露消息给新闻界，说一笔15亿美元的承诺贷款已被取消，因为IMF“对俄罗斯开改革倒车感到不满”。 [38] 叶利钦的前部长阿文说：“IMF对预算与货币政策几近疯狂的偏执，以及对其他每一件事绝对要求表面功夫和一板一眼的态度……在这整件事中扮演不小的角色。” [39]

IMF泄露消息后的第二天，自信能获得西方支持的叶利钦跨出了无法撤回的第一步，即直到今日仍被公开形容为“皮诺切特选项”的措施：他下达1400号命令，宣布废止宪法和解散国会。两天后，国会的特别会议以636票对2票弹劾叶利钦不可饶恕的行为（相当于美国总统片面解散国会）。副总统鲁茨科伊（Aleksandr Rutskoi）宣布，俄罗斯已为叶利钦和改革者的“政治冒险主义付出沉重代价”。 [40]

叶利钦与国会间爆发某种武装冲突已无可避免。尽管俄罗斯宪法法庭再度判决叶利钦的行为违宪，克林顿仍旧继续支持他，美国国会也投票通过给叶利钦25亿美元的援助。受到鼓舞的叶利钦派遣军队包围国会，并命令市政府切断国会大厦“白宫”的电力、暖气和电话线。莫斯科全球化研究所主任卡加尔利茨基（Boris Kagarlitsky）告诉我：“成千上万支持俄罗斯民主的群众涌进，尝试突破封锁。持续两周的和平示威群众与军队和警方对峙，使国会大厦的封锁有一部分被打开，好让人们送食物和饮水到里面。和平抵抗的势力愈来愈大，响应的支持者愈来愈多。”

双方阵营日益壁垒分明，可以解决僵局的唯一妥协方法是达成提早选举的协议，让大众来评断是非曲直。许多人呼吁采取这个方案，但正当叶利钦权衡该如何选择，且据报道他倾向选举时，波兰传来的消息却是选民用选票严厉惩罚以休克治疗背叛他们的团结工会。

目睹团结工会在选举中惨遭滑铁卢后，叶利钦和他的西方顾问已经很清楚提早选举的风险太大。在俄罗斯，牵涉的财富极为庞大：大油田、约占全世界30％的天然气储备和20％的镍，更别说曾赖以控制广大人民的武器工厂与国家媒体体系了。

叶利钦放弃谈判，摆出不惜一战的姿态。由于刚提高一倍军饷，军队几乎全都站在他这边，因此据《华盛顿邮报》报道，他“以成千上万名内政部的军队、带刺铁丝网和镇暴喷水车，团团围住国会大厦，不准任何人进出。 [41] 叶利钦的头号对手鲁茨科伊在国会里，这时候已武装起他的护卫，并欢迎近乎法西斯主义的民族主义者加入他的阵营。他呼吁支持者对叶利钦的“独裁统治”绝不妥协。 [42] 参与抗议并写书谈到这个事件的卡加尔利茨基告诉我，在10月3日，国会的支持群众“游行到奥斯坦金诺（Ostankino）电视台，要求报道这则新闻。群众有些人有武装，有些人没有；群众里还有小孩，他们遭到叶利钦军队的机关枪攻击”。约100名示威者和一名士兵被杀害。叶利钦的下一步是解散所有城市和地方行政区的议会。俄罗斯刚萌芽的民主政治正在被一点点摧毁。

确实有部分国会议员把希望寄托在群众身上，显出对和平解决的嫌恶，但即使是前美国国务卿盖尔布（Leslie Gelb）也写道，国会“并非由一群右派疯子所掌控”。 [43] 是叶利钦非法解散国会和违抗国家最高法庭的判决，才使俄罗斯陷入这场危机——由于人民不甘于放弃得来不易的民主，他的作为势必激发铤而走险的反应。 [44]

华盛顿或欧盟若发出明确信息，应可迫使叶利钦坐下来认真与国会谈判，但他获得的只有鼓励。最后，在1993年10月4日早上，叶利钦实现了他早已注定的命运，成为俄罗斯版的皮诺切特，他制造的一连串暴力事件无疑与整整20年前发生的智利政变相呼应。在叶利钦对俄罗斯人民带来的第三个创伤性震撼中，他下令不情愿的军队突袭俄罗斯白宫，纵火焚烧，使他两年前借保卫它而扬名立万的同一栋建筑变得一片焦黑。苏联解体可能未耗一兵一卒，但芝加哥式的资本主义却需要大量枪炮来防卫自己：叶利钦招来5000名士兵、数十辆坦克和武装运兵车、直升机和配备自动机关枪的精锐震撼部队——全都为了保护俄罗斯的新资本主义经济免于民主政治的严重威胁。

《波士顿环球报》（Boston Globe ）这样报道叶利钦包围国会的行为：“昨日有长达10个小时，约30辆俄罗斯陆军坦克车和武装运兵车，团团包围莫斯科闹市区的国会大厦，即俄罗斯人所称的白宫，并以一轮轮炮火猛烈攻击，同时步兵以机关枪扫射。在下午4时15分，约300名警卫、国会议员和工作人员排成一列，举着手走出建筑。” [45]

那天结束时，这场猛烈的军事攻击共造成约500人死亡，伤者约1000人，是莫斯科从1917年以来最严重的暴力事件。 [46] 雷德威（Peter Reddaway）与格林斯基（Dmitri Glinski）是叶利钦时代最权威的记录者〔《俄罗斯改革的悲剧：市场布尔什维克对抗民主主义》（The Tragedy of Russia ’ s Reforms: Market Bolshevism against Democracy ）〕，他们指出：“在白宫里面和四周的扫荡行动中，1700人遭逮捕，查扣了11件武器。部分遭逮捕者被羁押在一个体育馆，令人想起1973年智利政变中的皮诺切特。” [47] 许多人被带到警察局，在那里被痛殴。卡加尔利茨基回忆说，他的头部遭到重击时，一名警官咆哮道：“你们想要民主，你们这些狗娘养的？我们让你们见识一下民主！” [48]

但俄罗斯并非智利的翻版——它是智利的颠倒版本：皮诺切特发动政变，解散民主体制，然后实施休克治疗；叶利钦在民主体制中实施休克治疗，然后借解散民主体制和发动政变来保卫它。两种情况都获得了西方的热烈支持。

“叶利钦的袭击获得广泛支持，”《华盛顿邮报》在政变之后一天的新闻标题这么写，“民主可望赢得胜利。”《波士顿环球报》的标题是“俄罗斯逃过跌回昔日地牢的劫难”。美国国务卿克里斯托弗（Warren Christopher）走访莫斯科，与叶利钦和盖达尔站在一起宣布：“美国不会轻易支持暂停国会运作，但这是非常时期。” [49]

俄罗斯的事件看起来也不同。叶利钦借保卫国会而取得权力，现在却放火烧掉它，使它焦黑到被戏称为“黑宫”。一位中年莫斯科人告诉一群惊讶不已的外国摄影小组：“人民支持叶利钦是因为他承诺给我们民主，他却关闭民主之门。他不但违反民主，而且让民主封口。” [50] 奈曼（Vitaly Neiman）1991年政变时在白宫大门口担任守卫，他如此形容这种背叛：“我们得到的是与我们梦想完全相反的东西。我们为他们赶赴临时构筑的路障，以我们的性命保护防线，但他们未履行承诺。” [51]

萨克斯因为证明激进的自由市场改革能与民主兼容而备受赞誉，他在叶利钦攻击国会后继续公开支持他，将他的反对者贬抑为“一群中了权力毒瘾的前共产主义者”。 [52] 在萨克斯的著作《贫穷的终结》中，他完整记述自己参与俄罗斯改革的过程，却完全遗漏了这段戏剧化的插曲，一次也未曾提及，就像他漏掉在玻利维亚伴随着他的震撼计划发生的围捕与对劳工领袖的攻击。 [53]

在政变之后，俄罗斯处于不受节制的独裁统治：民意机构遭解散，宪法法庭中止运作，宪法也束于高阁；坦克巡逻街道，宵禁开始实施，虽然公民权很快恢复，但新闻却遭到全面审查。

那么，“芝加哥男孩”和他们的西方顾问在这个关键时刻做了什么？与当年圣地亚哥烽火延烧时做的一样，也与后来巴格达燃烧时相同：摆脱民主的干预后，他们继续埋头制定法律。政变后三天，萨克斯说，他们发现直到当时俄罗斯“还没接受过任何休克治疗”，因为计划“才刚实施，既不协调也前后不连贯。这正是做一些事的好机会”。 [54]

他们确实做了一些事。“这些日子以来，叶利钦的自由经济小组进展十分顺利，”《新闻周刊》报道，“这位俄罗斯总统解散国会的第二天，就指示市场改革家开始草拟命令。”该杂志的报道是引述一位“意气风发、与政府密切合作的西方经济学家”，他很明确地表示民主在俄罗斯永远是市场计划的阻碍：“摆脱国会的阻力后，现在正是改革的大好时机……此地的经济学家原本十分沮丧，现在我们夜以继日地工作。”确实好像没有任何事能像政变这样让人高兴，正如世界银行首席俄罗斯经济学家布利策（Charles Blitzer）对《华尔街日报》说的：“我这辈子从没有这么开心过。” [55]

这种开心才刚开始。俄罗斯人还在为攻击事件晕头转向时，叶利钦的“芝加哥男孩”强行实施计划中最引起争议的措施：大幅削减预算支出、解除包括面包等基本食物的价格管制，以及加快和扩大私有化—— 一切能立即造成不幸的标准政策，似乎这是警察国家避免反抗的必要条件。

叶利钦政变后，IMF的第一副总裁费希尔（Stanley Fischer）主张“从各战线全速推动”。 [56] 在克林顿政府协助拟订俄罗斯政策的萨默斯口径也一致，他说：“私有化、稳定化和自由化，这‘三化’（three-ations）必须尽可能快速完成。” [57]

变化如此迅速，俄罗斯根本不可能赶得上。劳工往往在还没搞清楚前，他们的工厂和矿场已经被变卖——当然也不知道如何卖或卖给谁（和十年后我在伊拉克国营工厂所见的茫然与混乱如出一辙）。理论上，这些转手买卖和交易应该能创造经济繁荣，使俄罗斯摆脱绝境；在实务中，这个原本信仰共产主义的国家只是换了一个社团主义：经济繁荣的受益者仅限于一小撮俄罗斯人，其中有许多共产党高干，以及少数几个西方共同基金经理人，靠投资刚私有化的俄罗斯公司赚取暴利。一个由新暴发的亿万富豪组成的集团，其中有许多人后来以帝王般的财富和权力，变成世人所知的“寡头”（Oligarch）。他们与叶利钦的“芝加哥男孩”联手，剥削几乎一切有价值的资产，以每个月20亿美元的速度把庞大的获利移到海外。在休克治疗前，俄罗斯没有百万富翁；据《福布斯》（Forbes ）杂志的名单，到2003年，俄罗斯的亿万富豪已增加到17人。 [58]

有部分原因是，叶利钦和他的小组不准外国跨国公司直接收购俄罗斯资产，这是与芝加哥学派正统理论难得一见的不同；他们把战利品留给俄罗斯人，外国投资需通过所谓寡头们拥有的刚刚私有化的公司。这种投资回报几乎是天文数字。《华尔街日报》写道：“想找三年内可以获利2000％的投资吗？只有一个股市提供这种希望——俄罗斯。” [59] 包括瑞士第一波士顿（CSFB）在内的许多投资银行，以及几位财力雄厚的金融家，很快设立专门投资俄罗斯的共同基金。

对俄罗斯的寡头和外国投资人来说，前方只有一朵乌云：叶利钦江河日下的声望。经济计划的效应对俄罗斯平民是如此残酷，且其过程充满如此明显的贪腐，使他的支持率跌到个位数。如果叶利钦被迫下台，取代他的人势必为俄罗斯的极端资本主义冒险踩刹车。巨富寡头和“改革家”更担心的是，许多在违宪政治条件下遭变卖的资产，可能面临重新收归国有的命运。

1994年12月，叶利钦做了有史以来许多走投无路的领导人为抓住权力都做过的事：发动一场战争。他的国家安全顾问洛博夫（Oleg Lobov）曾对一位国会议员透露：“我们需要一场胜利的小型战争来提高总统的支持率。”而国防部长预测，他的军队可以在几个小时内打败已宣布独立的车臣共和国军队——不费吹灰之力。 [60]

这个计划至少有一阵子似乎管用。在第一阶段，车臣独立运动受到部分压制，俄罗斯军队占领格罗兹尼（Grozny）已被弃守的总统府，让叶利钦能够宣告光荣胜利。结果证明那是一场短暂的胜利，不管是在车臣还是俄罗斯。当叶利钦面临1996年连任竞选时，他的声望仍然十分低落，落选几乎已是定局，以致他的幕僚开始打取消选举的主意；一群俄罗斯银行家署名的信刊登在所有俄罗斯的国营报纸上，强烈暗示这个可能性。 [61] 叶利钦的私有化部长丘拜斯（Anatoly Chubais，萨克斯曾以“自由斗士”形容他）是最敢于公开支持皮诺切特选项的人。 [62] 他宣称：“为了让社会拥有民主，政权必须独裁。”这与智利的“芝加哥男孩”为皮诺切特找的借口毫无二致。 [63]

最后，选举如期举行，叶利钦获胜，这要归功于来自金融寡头估计约一亿美元的金援（是法定金额的33倍），以及寡头控制的电视台对叶利钦的报道比对手多800倍。 [64] 在政府可能改朝换代的威胁去除后，停工的“芝加哥男孩”终于能专注于最具争议性，也最有利可图的计划：出售曾被列宁称为“制高点”（the commanding heights）的资产。

一家规模与法国道达尔（Total）相当的石油公司，以8800万美元卖出40％股权（道达尔2006年出售的价格高达1930亿美元）。生产全球五分之一镍的诺里尔斯克镍矿公司（Norilsk Nickel），以1.7亿美元出售——虽然光是它的年获利很快就超过15亿美元。石油巨人尤科斯（Yukos）掌控的石油超过科威特，售价为3.09亿美元；现在它一年获利超过30亿美元。另一石油巨人西丹科（Sidanko）51％股权售价1.3亿美元；短短两年后，这些股权在国际市场价值已飙到28亿美元。一座庞大的武器工厂以3000万美元卖出，相当于阿斯彭（Aspen）一栋度假豪宅的价格。 [65]

这个丑闻不只因为贱价变卖俄罗斯的公共资产——也因为它典型的社团主义手法——购买这些公共资产的钱是公帑。就像《莫斯科时报》记者毕文斯（Matt Bivens）和伯恩斯坦（Jonas Bernstein）描述的：“少数几个钦点的人接管俄罗斯的国营油田，未花一分钱，像一场庞大的骗术，政府的一只手付款给另一只手。”在这场政治人物出售国营公司，以及企业人士收购它们的大胆合作中，数位叶利钦的部长把原本应该存到国营银行或财政部的巨额公款，转存到金融寡头匆忙设立的私人银行。 [66] 然后国家授予这些银行执行油田和矿场私有化标售的契约。这些银行主持标售，但同时也自己进场投标——而且不出所料，寡头拥有的银行决定让自己成为这些国家资产骄傲的新主人。他们用来收购这些国营公司的钱，很可能就是叶利钦的部长先前存进银行的公帑。 [67] 换句话说，俄罗斯人为了劫掠自己的国家而提前将公帑存到银行。

就像一位俄罗斯“年轻改革家”说的，当俄罗斯共产党决定拆解苏联时，他们“用权力来换取财富”。 [68] 和他的导师皮诺切特一样，叶利钦的家族也变得非常富有，他的子女和数位姻亲被指派担任私有化大公司的高级职位。

金融寡头牢牢掌控俄罗斯的重要资产后，他们再开放新公司供西方跨国企业投资，收购大部分股权。在1997年，皇家荷兰壳牌（Royal Dutch/Shell）和英国石油，与两大俄罗斯石油巨人俄罗斯天然气（Gazprom）和西丹科设立合资事业。 [69] 这是高获利的投资，但在俄罗斯的大部分财富由俄方控制，不操在外国合伙人手中。IMF和美国财政部后来在玻利维亚和阿根廷的私有化拍卖中，便成功修正了这项疏失。而在入侵伊拉克后，美国还更进一步，企图把地方精英完全排除在油水可观的私有化交易之外。

1990年到1994年这段关键时期在莫斯科担任美国大使馆首席政治分析师的梅利（Wayne Merry）曾经坦承，民主与市场利益的选择在俄罗斯是泾渭分明的。“美国政府选择经济优先于政治。我们选择解除价格管制、产业私有化，以及创立真正放任、不受管制的资本主义，并且基本上期待法治、公民社会和代议民主政治会因此而自动发展出来……不幸的是，这个选择必须忽视人民意志，要施加压力才能推行政策。” [70]

这段时间在俄罗斯创造了如此庞大的财富，以致部分“改革家”难以抗拒分一杯羹。俄罗斯的情况的确比其他任何地方都凸显出技术官僚的迷思，也戳破了凭着理念施行教科书模型的自由市场经济学书呆子的神话。和在智利一样，猖獗的贪腐和经济休克治疗携手前进，几位叶利钦的芝加哥学派部长和副部长，最后都因为喧腾一时的贪腐丑闻而落到丢官的下场。 [71]

涉入者包括哈佛俄罗斯计划的神童，他们负责筹划俄罗斯的私有化与共同基金市场。两位担任计划主持人的学者——哈佛经济学教授施莱费尔（Andrei Shleifer）和他的副手海伊（Jonathan Hay）——被发现直接从他们创立的市场获利。施莱费尔为盖达尔小组担任私有化政策顾问的同时，他妻子则大手笔投资于私有化的俄罗斯资产。30岁的哈佛法学院毕业生海伊，也投资了私有化的俄罗斯石油股票，涉嫌直接违背哈佛的美国国际发展署合约。而海伊在协助俄罗斯政府设立共同基金市场时，后来成为他妻子的女友，则取得第一张可在俄罗斯营运共同基金公司的执照，而这家公司初期的营运地点是在美国政府资助的哈佛办公室。（从技术上来说，萨克斯身为负责俄罗斯计划的哈佛国际发展研究所主任，他在这段时间是施莱费尔和海伊的老板。不过，萨克斯已不在俄罗斯现场工作，因此未受这些可疑行为的牵连。） [72]

这些丑闻曝光后，美国司法部控告哈佛，宣称施莱费尔和海伊的商业交易，违反个人不得从负责的高级工作获利的合约。经过七年的调查和缠讼，美国波士顿地方法院判决哈佛违反合约，两位学者“共谋诈骗美国”，“施莱费尔从事明显的自利交易”，“海伊企图通过他父亲和女友洗钱40万美元”。 [73] 哈佛支付2650万美元的和解金，创下这所学府历来最高纪录。施莱费尔同意赔偿200万美元，海伊同意支付100万到200万美元，视他的所得情况而定，但两人都未承认任何罪责。 [74] [75]

也许这类“自利交易”很难避免，因为俄罗斯实验的性质使然。当时在俄罗斯最有影响力的西方经济学家之一是阿斯伦德（Anders Åslund），他宣称休克治疗能够有效是因为“资本主义的诱因或诱惑，几乎能征服一切”。 [76] 所以如果必须以贪婪作为重建俄罗斯的发动机，那么两位哈佛学者和他们的妻子与女友，以及叶利钦的幕僚及家族自己投入这场疯狂争夺，也只是起带头作用而已。

这指向一个令人困扰但很重要的自由市场意识形态问题：他们是被意识形态和信心驱动的“真正信仰者”，深信自由市场可以治愈贫穷落后，就像他们自己说的那样？或者这些观念和理论在激发利他动机的同时，也常被用来当作放任贪婪的借口？当然，所有意识形态都可能腐化（正如俄罗斯的共产党官员曾经大肆搜刮的例子不胜枚举），而且肯定有诚实的新自由主义者。但芝加哥学派经济学确实看起来特别容易滋生贪腐。一旦你接受大规模的获利和贪婪可以为社会创造最大利益时，很可能任何个人中饱私囊的行为，都能合理化为是对资本主义这个创意无限的大锅饭做贡献，为它创造财富和刺激经济成长——即使只给了自己和自己的同伙人。

索罗斯在东欧的慈善工作——包括他资助萨克斯周游该地区——也无法避免这种争议。索罗斯投入东欧集团民主化的使命不容置疑，但他在伴随民主化的经济改革中也有明显的经济利益。身为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外汇交易人，当各个国家实施可兑换货币体制和解除资本管制时，他是最大受益者之一，而当国营公司被送进拍卖场，他也是潜在的大买主。

如果索罗斯直接从他——以慈善家的身份——协助打开的市场获利，是完全合法的，但外界的观感不会很好。有一阵子他处理利益冲突形象的方法是，禁止他的公司在他的基金会运作的国家投资。但是当俄罗斯拍卖资产时，索罗斯再也难以抗拒。1994年他解释他的原则“已经有所修正，因为市场正在这个地区快速发展，而我没有理由或权力否决我的基金或我的股东在这里投资的可能性，也不能否决这些国家获得部分这些基金的机会”。例如，索罗斯在1994年收购俄罗斯私有化电话公司的股权（结果是一项很糟的投资），并在波兰收购一家大型食品公司的部分股权。 [77] 在政府垮台早期，索罗斯通过萨克斯的工作，扮演休克治疗式经济转型幕后的主要推手。不过到了1990年代末期，他显然已改变心意，变成休克治疗的主要批评者，并指示他的基金会资助非政府组织，致力于在私有化前要求设置反贪腐措施。

这种觉醒来得太迟，未能挽救俄罗斯免于赌场式的资本主义。休克治疗已把俄罗斯敲开，让热钱流入——短期的投机性投资和外汇交易，只为赚取高额获利。在1998年，当亚洲金融危机（本书第13章的主题）开始扩散时，俄罗斯毫无抵抗之力。原本就已岌岌可危的经济立即崩垮，大众归咎于叶利钦，他的支持率跌落到惨不忍睹的6％。 [78] 在许多金融寡头的前途再次受到威胁之际，只有靠另一次休克治疗才足以挽救经济计划，并避免真正的民主降临俄罗斯。

1999年9月，俄罗斯发生一连串特别残暴的恐怖攻击：似乎毫无来由的，四栋公寓建筑在半夜被炸毁，近300人丧命。按照一种美国人从2001年9月11日后就十分熟悉的说辞，其他所有议题都从政治地图上被炸得飞散，而世界上只有一样东西能有这种能耐。“那就是纯粹的恐惧，”俄罗斯新闻记者亚巴兹（Yevgenia Albats）解释说，“突然间，似乎所有针对民主、金融寡头的议论——所有事，都比不上对死在自己公寓里的恐惧。” [79]

被指派负责缉捕“那些畜生”的人是俄罗斯总理，强硬而带着邪恶气质的普京（Vladimir Putin）。 [80] [81] 公寓爆炸案发生后不久，普京在1999年9月底对车臣发动空袭，攻击平民区。在新的恐怖气氛中，曾在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KGB）——那个时代最可怕的象征——任职17年的普京，突然间让许多俄罗斯人感到放心许多。叶利钦的酗酒使他渐渐无法视事，保护者普京正是接替他出任总统的最佳人选。1999年12月31日，在车臣战争压倒其他议题的情况下，几位寡头筹谋把政权从叶利钦悄悄移交给普京，无需经过选举。叶利钦在交出权力前，从皮诺切特的作战手册中拿出最后一章，要求自己的法律豁免权。普京上任后第一件事是签署保护叶利钦免于刑事追诉的法律，不管是他的贪渎，或在他任内派遣军队杀害支持民主的示威者。

叶利钦在历史上的定位更像是一个贪腐的丑角而非凶恶的强人，然而他的经济政策和他为求自保而发动的战争，却为芝加哥学派的“十字军”增添许多冤魂，使从1970年代智利以来的死亡人数持续稳定增加。除了叶利钦十月政变的死伤者外，车臣的战争据估计杀死了十万名平民。 [82] 他所造成的更大杀戮一直以慢动作进行，但死伤人数却高得多——那就是经济休克治疗的“附带破坏”。

在没有严重饥馑、瘟疫或战争的情况下，在如此短的时间内造成如此大的损失是前所未见的事。到1998年，超过80％的俄罗斯农场已破产，约70％的俄罗斯工厂关闭，制造出庞大的失业人口。在1989年休克治疗之前，俄罗斯联邦有200万人生活在贫穷中，每天所得不到4美元。到1990年代中期休克治疗师开出他们的“苦药”处方后，据世界银行统计，有7400万俄罗斯人生活在贫穷线以下。这表示俄罗斯的“经济改革”应该对7200万人在短短八年间陷入贫穷负责。到1996年，25％的俄罗斯人——近3700万人——生活在被描述为“绝望”的贫穷中。 [83]

尽管近几年来拜石油和天然气价格飙涨所赐，有数百万俄罗斯人脱离贫穷，但俄罗斯下层阶级的极贫者仍长期无法翻身——就像贱民般被压在种种社会恶疾下。共产主义下的俄罗斯人居住在拥挤、寒冷的公寓，过着悲惨的生活，但至少有房子住；2006年政府承认，俄罗斯有71.5万名无家可归的儿童，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CEF）估计的数字则高达350万。 [84]

在冷战期间，普遍的酗酒问题总被西方视为共产主义下人民生活悲惨的证据，认为俄罗斯人需要大量伏特加才能过日子。然而在资本主义下，俄罗斯人喝的酒是过去的两倍多——而且他们开始吃更不容易弄到手的止痛药物。俄罗斯药品主管官员米哈伊洛夫（Aleksandr Mikhailov）说，使用止痛药物者从1994年到2004年增加900％，达到逾400万人，其中有许多是海洛因上瘾者。药物成瘾问题带来另一种慢性死亡：在1995年，5万俄罗斯人呈现人类免疫不全病毒（HIV）阳性反应，短短两年后人数增加一倍；十年后，根据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UNAIDS）估计，近100万俄罗斯人为HIV阳性。 [85]

这些是慢性死亡人数，但快速死亡者也不遑多让。1992年休克治疗开始推行后，俄罗斯原已偏高的自杀率开始攀升；在叶利钦“改革”高峰的1994年，自杀率已攀至八年前的近两倍。俄罗斯人互相杀害的比率也比以前高许多；到1994年，暴力犯罪增加了四倍。 [86]

“我们的祖国和她的人民，从过去15年的罪恶岁月里得到了什么？”一位莫斯科的学者在2006年的民主示威中问，“罪恶的资本主义时代已杀害了我们10％的人口。”俄罗斯人口确实在快速减少——每年减少约70万人。从休克治疗第一个完整年度的1992年到2006年，俄罗斯人口萎缩660万人。 [87] 30年前，异议派芝加哥经济学家法兰克写信给弗里德曼，指控他犯下“经济集体屠杀”。今日许多俄罗斯人以类似的词句描述他们的同胞慢慢消失。

这种计划性悲剧显得格外荒诞，因为莫斯科的精英炫耀财富的方式，只有在少数几个石油酋长国才见得到。在今日的俄罗斯，财富的阶层分化使得富人和穷人看起来不但像生活在不同的国度，也像来自不同的世纪。一个时区是在已快转前进成21世纪未来罪恶城市的莫斯科闹市，金融寡头坐着黑色奔驰车队，由最精锐的佣兵护卫着奔驰于街上，而西方的基金经理人白天被这里的开放投资规定所吸引，晚上则被免费招待的娼妓所诱惑。在另一个时区，一位17岁乡下女孩被问及她对未来的希望时回答说：“当你坐在这里用烛光看书时，要谈21世纪很难。21世纪不重要，这里是19世纪。” [88]

劫掠一个像俄罗斯这样的国家的财富，需要极度的恐怖行动——从放火烧国会到侵略车臣。“助长贫穷与犯罪的政策，”叶利钦初期（后来舍弃）的经济顾问之一阿尔巴托夫（Georgi Arbatov）写道，“……只有在民主被镇压后才能生存。” [89] 这种情况也发生在南锥，在戒严令下的玻利维亚，也在未来的伊拉克。

都怪贪腐

重读西方媒体对俄罗斯休克治疗期间的报道，会让人惊讶当时的讨论与十多年后对伊拉克的争辩竟然如此雷同。对克林顿和小布什政府，当然还有欧盟、七大工业国（G7）和IMF来说，在俄罗斯的明确目标是抹除以前的存在状态，然后创造供资本家摄食的条件，进而开启一个欣欣向荣的自由市场民主体制——由信心满满、才刚踏出校园的美国人来管理。换句话说，一个没有爆裂物的伊拉克。

当俄罗斯休克治疗的狂热达到最高点时，它的啦啦队坚信只有彻底摧毁每一种机制，才能创造一个国家重生的条件——这种空白石板的梦幻以后还会在巴格达浮现。哈佛历史学家派普斯（Richard Pipes）写道：“最好是俄罗斯继续瓦解，直到它的体制结构完全消失。” [90] 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家埃里克森（Richard Ericson）1995年也写道：“任何改革必然造成史无前例的破坏。整个世界必须被抛弃，包括所有的经济体制，以及大部分的社会与政治体制，直到最后的生产、资本和科技等实体结构。” [91]

另一个与伊拉克类似之处：不管叶利钦如何恶劣地践踏代表民主的事物，他的统治仍然被西方描述成“转型为民主”的一部分，只有在普京开始镇压几位金融寡头的非法活动时，这种说法才改变。同样的，布什政府向来描述伊拉克正在迈向自由，即使有难以胜数的证据显示那里有猖獗的酷刑、失控的行刑队和铺天盖地的新闻检查。俄罗斯的经济计划总是被形容为“改革”，正如伊拉克永远在“重建”中，即使美国的承包商几已全部撤走，任由基础建设工程在肆虐的破坏中荒废。在1990年代中期的俄罗斯，任何敢于质疑“改革家”智慧的人，都会被贬斥为斯大林怀旧派，就像多年来批评占领伊拉克的人，会受到指控说他们认为萨达姆（Saddam Hussein）时代的日子比较好过。

当俄罗斯休克治疗计划的失败再也无法掩饰时，说辞便转向俄罗斯的“贪腐文化”，以及俄罗斯人“还没准备好”接受真正的民主体制，因为他们背负长期极权主义的历史。华盛顿那些智库的经济学家匆忙撇清他们在俄罗斯协助创造弗兰肯斯坦经济（Frankenstein economy）的责任，嘲笑它是“黑手党资本主义”——似乎这是俄罗斯特有的产物。“在俄罗斯绝不会发生什么好事。”《大西洋月刊》（Atlantic Monthly ）2001年引述一位俄罗斯办公室职员的话报道。在《洛杉矶时报》，新闻记者兼小说家罗利（Richard Lourie）说：“俄罗斯是一个如此可悲的国家，即使是正常而琐碎的事，像选举和赚钱，他们都能搞得一团糟。” [92] 经济学家阿斯伦德曾宣称，光是“资本主义的诱惑”就能改造俄罗斯，纯粹靠贪婪的力量便能提供重建国家的动力。几年后他被问到出了什么问题时，回答是“贪腐、贪腐和贪腐”，仿佛贪腐与他曾经如此热烈称许的“资本主义的诱惑”的放纵表现不是同一件事。 [93]

整套可笑的掩饰将在十年后重演，用来解释在伊拉克损失的庞大重建资金，手法则是以诋毁萨达姆的遗毒和“激进派伊斯兰主义”，取代共产主义和沙皇的遗绪。伊拉克人对于枪口下的“自由”礼物的抵制，也让美国人变得愈发愤怒——不同的是，在伊拉克这种愤怒不只出现在报纸社论“不知感恩”的咒骂里，更由美国和英国士兵直接打在伊拉克百姓身上。

这套怪罪俄罗斯的说辞最大的问题是，它先堵住了任何严肃检验整件事的机会，让世界无从了解放任式自由市场“十字军”的真正面目，发现它是过去30年来最强大的政治趋势。许多寡头的贪腐仍然被说成一股外来力量，传染了原本应该很健康的自由市场计划。然而贪渎并非俄罗斯自由市场改革的闯入者：仓促而肮脏的交易在每个阶段都受到西方强权的积极鼓励，被视为启动经济最快的方法。当俄罗斯的“芝加哥男孩”和他们的顾问完全摧毁俄罗斯的体制后，他们接下来的计划就是利用贪婪的力量来拯救这个国家。

这种悲惨的结果也非只发生在俄罗斯；芝加哥学派实验的30年历史，就是一场安全国家（security state）与大公司间的大规模贪腐与政商勾结——从智利的“食人鱼”、阿根廷的亲信私有化、俄罗斯的金融寡头、安然的能源骗局，到伊拉克的“舞弊免责区”。休克治疗的目的在于打开快速赚取暴利的窗口——虽然是违法，然而就是因为违法。“俄罗斯已变成国际基金投机客的淘金窟”，1997年一份俄罗斯报纸的标题写道。《福布斯》杂志则形容俄罗斯和中欧为“新边疆”。 [94] 这些殖民时代的用语十分贴切。

对1950年代弗里德曼发起的运动的最好诠释是，跨国资本家企图重新掌控高获利、无法纪的边疆，而这种边疆正是建构今日新自由主义思想的祖师爷亚当·斯密最称羡的东西——只是加上一点变化。这个运动并未深入斯密说的没有西方法律的“野蛮原始国度”（这已不再是可行的选项），而是有系统地拆解既有的法律和规定，以重新创造以前的无法纪状态。斯密的殖民主义攫取了他形容为以“微不足道的代价”换来的“荒地”，并从中获得前所未见的利益，而今日的跨国资本家则把政府计划、公共资产和一切非卖品，视为有待征服和攫取的目标——邮政局、国家公园、学校、社会安全计划、灾难救援，以及任何国家管理的东西。 [95]

在芝加哥学派的框架里，国家就是殖民边疆，企业征服者以无情的决心和精力大肆劫掠，和他们的前辈满载安第斯山脉的黄金与白银回国没有两样。斯密眼中的肥沃绿地，变成了潘帕斯草原上获利可观的农场，华尔街则在智利的电话系统、阿根廷的航线、俄罗斯的油田、玻利维亚的自来水系统、美国的公共无线频道、波兰的工厂，看到未被利用的商机——全都以公共财产创建，却以微不足道的代价被变卖。 [96] 还有利用国家的权力取得专利，以及把以前无法想象的生命形态及自然资源化为商品标上价钱所创造的财富——包括种子、基因、大气中的碳等。借由永不停息地在公共领域寻找获利的新边疆，芝加哥学派经济学家就好像殖民时代的地图画师，发现穿越亚马孙的新水道，找到印加庙堂里隐秘的藏金处。

贪腐在这些现代边疆一直是不可或缺的配件，一如在殖民时代的淘金潮中那样。由于最重大的私有化交易签订的时机，总是在经济或政治危机的动荡中，明确的法律和有效的规范难以执行——气氛一片混乱，价格起伏不定，政治人物也更不可预测。我们过去30年一直生活在边疆资本主义中，边疆的地点不断从一个危机变换到另一个危机的发生处，每当法律追赶上时就变换地点。

因此，俄罗斯亿万富豪寡头的兴起并不是一则警世的故事，反而证明了露天开采一个工业化国家会有多丰厚的获利，然而华尔街要的还更多。苏联崩垮后，美国财政部和IMF对其他陷于危机国家的私有化要求，也变得更加强硬和急切。截至目前最戏剧化的例子发生在1994年，即叶利钦政变的第一年，当时墨西哥经济发生所谓“龙舌兰危机”的大崩盘，美国的纾困条件要求快速私有化。而据《福布斯》杂志报道，这个过程造就了23个新亿万富豪，“此处的教训十分明显：要预测下一批亿万富豪会在何处诞生，只要寻找开放市场的国家”。纾困条件也打开墨西哥，让外国人持有前所未见的股权比率：在1990年，墨西哥只有一家外资银行，但“到2000年，30家银行中有24家握在外国人手中”。 [97] 显然唯一能从俄罗斯学到的教训是，财富转移的速度愈快和愈没有法纪，获利就愈可观。

桑切斯就是了解其中奥妙的人，这个生意人1985年在家中客厅草拟了玻利维亚休克治疗计划。1990年代担任总统期间，他卖掉玻利维亚的国营石油公司、航空、铁路、电力和电话公司。和俄罗斯把大奖颁给本国人不同，玻利维亚清仓大甩卖的赢家包括安然、皇家荷兰壳牌、阿莫科公司（Amoco）、花旗公司（Citicorp）——而且是直接卖给这些外商，完全无需与当地公司合资。 [98] 《华尔街日报》1995年描写在拉巴斯的西部蛮荒景象说，“雷迪森广场饭店（Radisson Plaza Hotel）住满来自美国大公司的主管，像AMR旗下的美国航空公司、MCI通讯公司、埃克森公司（Exxon）和所罗门兄弟公司（Salomon Brothers）。他们被玻利维亚人邀请来，为将被私有化的产业改写管辖它们的法律，并竞标这些等待拍卖的公司”——好方便的安排。“重要的是让这些改变无法逆转，在产生抗体前把事情处理完。”桑切斯在解释他的休克治疗方法时说。为了绝对确保“抗体”不会产生，玻利维亚政府做了以前在类似情况下曾做过的事：再实施一次长时期的“戒严”，禁止政治集会，并授权逮捕所有反对这个程序的人。 [99]

阿根廷也有一段恶名昭彰的私有化杂耍表演年代，被高盛公司（Goldman Sachs）的一份投资报告誉为“美丽新世界”。那段时间的主政者是承诺要为劳工发声而取得权力的梅内姆总统，他缩减国营公司的规模，并出售油田、电话系统、航空公司、铁路、机场、公路、供水系统、银行、布宜诺斯艾利斯动物园，还有最后的邮政局和国家年金计划。当国家的财富流往海外时，阿根廷政治人物的生活也愈来愈豪奢。过去以皮夹克和劳工阶级的短髭著称的梅内姆，开始穿着意大利西装，并且据报道曾出国接受整形手术（他对自己脸孔浮肿的解释是“蜜蜂叮的”）。梅内姆手下负责私有化的部长阿尔索加赖（Maria Julia Alsogaray），曾搔首弄姿为流行杂志拍摄封面，她身披一件毛皮大衣，里头未着任何衣服；梅内姆的座驾也变成了一辆鲜红色法拉利特斯塔罗萨（Testarossa）跑车——据说是一位生意人感恩图报的“礼物”。 [100]

仿效俄罗斯私有化的国家，也以较温和的方式实验倒转的叶利钦政变——政府通过选举和平取得权力，但渐渐诉诸暴力以掌控权力和保护他们的改革。在阿根廷，放任式的新自由主义统治在2001年12月19日结束，当时的总统鲁阿（Fernando de la Rúa）和财政部长卡瓦洛（Domingo Cavallo），尝试进一步采取IMF开出的紧缩处方，遭到人民反抗，鲁阿下令联邦警察以一切必要手段驱散群众。鲁阿最后被迫搭直升机逃亡，但已造成21名示威者遭警察杀害，1350人受伤。 [101] 桑切斯在位的最后几个月还更血腥，他的私有化造成玻利维亚一连串的“战争”：先是水的战争，对抗柏克德公司提高自来水价格300％；接着是“税战”，对抗一项IMF拟订的计划，准备向劳动贫民加税以填补预算缺口；然后是“天然气战”，反对桑切斯计划出口天然气到美国。最后桑切斯也被迫逃离总统府，流亡到美国，但和鲁阿一样，这些战争也损失许多人命。桑切斯下令军队镇压街头示威后，士兵杀害了将近70人——其中许多人只是旁观者——另有400人受伤。截至2007年初，桑切斯仍遭到玻利维亚最高法院以屠杀相关罪名的通缉。 [102]

在阿根廷和玻利维亚实施大规模私有化的政府，都被华盛顿视为休克治疗可以和平、民主地进行，而无需政变或镇压的典范。虽然它们确实不是在枪林弹雨中开始的，但意义重大的是，两者都是在枪弹中结束的。

在南半球大部分国家，新自由主义常被说成“第二次殖民劫掠”：在第一次劫掠中，财富攫取自土地，第二次则是对国家的掠夺。每次掠夺的狂热停息后就是许诺：下一次将有明确的法律可以阻止国家资产遭变卖，整个过程将在明察秋毫的主管当局和刚正不阿的司法人员严密监督下进行。下一次在私有化前，“体制建构”将已经完备。但在财富已被移往海外后呼吁法律和秩序，实际上只是让以前的偷窃合法化的方式，就好像欧洲殖民者以条约来保住他们攫取的土地。正如亚当·斯密的说法一样，边疆的无法纪不是问题，而是应有之义，与事后的悔恨和保证下次做得更好一起，都是游戏的一部分。

[1] Boris Kagarlitsky, Square Wheels: How Russian Democracy Got Derailed, trans. Leslie A. Auerbach et al.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94), 191.

[2] William Keegan, he Spectre of Capitalism: The Future of the World Economy After the Fall of Communism (London: Radius, 1992), 109.

[3] George J. Church, “The Education of Mikhail Sergeyevich Gorbachev,” ime, January 4, 1988; Gidske Anderson, “The Nobel Peace Prize 1990 Presentation Speech,” www.nobelprize.org.

[4] Marshall Pomer, Introduction, in he New Russia: Transition Gone Awry, eds. Lawrence R. Klein and Marshall Pomer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1.

[5] Anderson, “The Nobel Peace Prize 1990 Presentation Speech”; Church, “The Education of Mikhail Sergeyevich Gorbachev.”

[6] Mikhail Gorbachev, Foreword, in Klein and Pomer, eds., he New Russia, xiv.

[7] The unprecedented joint report called for “radical reform” and insisted that borders should be opened to trade simultaneously with any stabilization plan, the two-for-one special discussed by Dani Rodrik in chapter 8.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The World Bank,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European Bank for Re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he Economy of the USSR: Summary and Recommendations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1990); author's interview with Jeffrey Sachs, October 2006, New York City.

[8] “Order, Order,” he Economist, December 22, 1990.

[9] Ibid.; Michael Schrage, “Pinochet's Chile a Pragmatic Model for Soviet Economy,” Washington Post, August 23, 1991.

[10] Return of the Czar, an episode of Frontline [television series for PBS], producer Sherry Jones, telecast May 9, 2000.

[11] Vadim Nikitin, “'91 Foes Linked by Anger and Regret,” Moscow Times, August 21, 2006.

[12] Stephen F. Cohen, “America's Failed Crusade in Russia,” he Nation, February 28, 1994.

[13] Author's interview with Jeffrey Sachs.

[14] Peter Passell, “Dr. Jeffrey Sachs, Shock Therapist,” New York Times, June 27, 1993.

[15] Peter Reddaway and Dmitri Glinski, he Tragedy of Russia 's Reforms: Market Bolshevism against Democracy (Washington, DC: United States Institute for Peace Press, 2001), 291.

[16] Jeffrey D. Sachs, he End of Poverty: Economic Possibilities for Our Time (New York: Penguin Books, 2005), 137.

[17] Reddaway and Glinski, he Tragedy of Russia 's Reforms, 253.

[18] he Agony of Reform, an episode of Commanding Heights: The Battle for the World Economy [television series for PBS], executive producers Daniel Yergin and Sue Lena Thompson, series producer William Cran (Boston: Heights Productions, 2002); Reddaway and Glinski, he Tragedy of Russia 's Reforms, 237, 298.

[19] Mikhail Leontyev, “Two Economists Will Head Russian Reform; Current Digest of the Soviet Press,” Nezavisimaya Gazeta, November 9, 1991, digest available on December 11, 1991.

[20] Chrystia Freeland, Sale of the Century: Russia 's Wild Ride from Communism to Capitalism (New York: Crown, 2000), 56.

[21] Boris Yeltsin, “Speech to the RSFSR Congress of People's Deputies,” October 28, 1991.

[22] David McClintick, “How Harvard Lost Russia,” Institutional Investor, January 1, 2006.

[23] Georgi Arbatov, “Origins and Consequences of‘Shock Therapy,’” in Klein and Pomer, eds., he New Russia, 171.

[24] Vladimir Mau, “Russia,” in he Political Economy of Policy Reform, ed. John Williamson (Washington, DC: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1994), 435.

[25] Ibid., 434-35.

[26] Joseph E. Stiglitz, Preface, in Klein and Pomer, eds., he New Russia, xxii.

[27] Joseph E. Stiglitz, Global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2002), 136.

[28] Yeltsin, “Speech to the RSFSR Congress of People's Deputies.”

[29] Stephen F. Cohen, “Can We ‘Convert’ Russia?” Washington Post, March 28, 1993; Helen Womack, “Russians Shell Out as Cashless Society Looms,” Independent (London), August 27, 1992.

[30] Russian Economic Trends, 1997, page 46, cited in Thane Gustafson, Capitalism Russian-Styl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171.

[31] he Agony of Reform.

[32] Gwen Ifill, “Clinton Meets Russian on Assistance Proposal,” New York Times, March 25, 1993.

[33] Malcolm Gray, “After Bloody Monday,” Macleans, October 18, 1993; Leyla Boulton, “Powers of Persuasion,” Financial Times (London), November 5, 1993.

[34] Serge Schmemann, “The Fight to Lead Russia,” New York Times, March 13, 1993.

[35] Margaret Shapiro and Fred Hiatt, “Troops Move in to Put Down Uprising After Yeltsin Foes Rampage in Moscow,” Washington Post, October 4, 1993.

[36] John Kenneth White and Philip John Davies, Political Parties and the Collapse of the Old Orders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8), 209.

[37] “Testimony Statement by the Honorable Lawrence H. Summers Under Secretary for International Affairs U.S. Treasury Department Before the Committee on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S. Senate, September 7, 1993.”

[38] Reddaway and Glinski, he Tragedy of Russia 's Reforms, 294.

[39] Ibid., 299.

[40] Celestine Bohlen, “Rancor Grows in Russian Parliament,” New York Times, March 28, 1993.

[41] “The Threat That Was,” he Economist, April 28, 1993; Shapiro and Hiatt, “Troops Move in to Put Down Uprising After Yeltsin Foes Rampage in Moscow.”

[42] Serge Schmemann, “Riot in Moscow Amid New Calls for Compromise,” New York Times, October 3, 1993.

[43] Leslie H. Gelb, “How to Help Russia,” New York Times, March 14, 1993. FOOTNOTE: Shapiro and Hiatt, “Troops Move in to Put Down Uprising After Yeltsin Foes Rampage in Moscow.”

[44] 在众多离谱的耸动报道中，《华盛顿邮报》指出：“约200名示威者涌向俄罗斯国防部，那里是该国的核武器控制中心，许多高级将领正在开会。”——这则报道强化了俄罗斯群众尝试捍卫民主可能引发核战争的荒谬想象。邮报报道，国防部锁上所有门，让群众无法进入，避免了意外事件。

[45] Fred Kaplan, “Yeltsin in Command as Hard-Liners Give Up,” Boston Globe, October 5, 1993.

[46] “The authorities declared that in the course of two days, 142 people were killed in Moscow. This was a mockery—the real number of dead had to have been several times greater. No one even tried to determine the precise number who were wounded and beaten. Thousands were arrested.” Kagarlitsky, Square Wheels, 218.

[47] Reddaway and Glinski, he Tragedy of Russia 's Reforms, 427.

[48] Kagarlitsky, Square Wheels, 212.

[49] John M. Goshko, “Victory Seen for Democracy,” Washington Post, October 5, 1993; David Nyhan, “Russia Escapes a Return to the Dungeon of Its Past,” Boston Globe, October 5, 1993; Reddaway and Glinski, he Tragedy of Russia 's Reforms, 431.

[50] Return of the Czar.

[51] Nikitin, “’91 Foes Linked by Anger and Regret.”

[52] Cacilie Rohwedder, “Sachs Defends His Capitalist Shock Therapy,” Wall Street Journal Europe, October 25, 1993.

[53] Sachs, he End of Poverty.

[54] Arthur Spiegelman, “Western Experts Call for Russian Shock Therapy,” Reuters, October 6, 1993.

[55] Dorinda Elliott and Betsy McKay, “Yeltsin's Free-Market Offensive,” Newsweek, October 18, 1993; Adi Ignatius and Claudia Rosett, “Yeltsin Now Faces Divided Nation,” Asian Wall Street Journal, October 5, 1993.

[56] Stanley Fischer, “Russia and the Soviet Union Then and Now,” in he Transition in Eastern Europe, ed. Olivier Jean Blanchard, Kenneth A. Froot and Jeffrey D. Sachs, Country Studies, vol. 1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4), 237.

[57] Lawrence H. Summers, “Comment,” in he Transition in Eastern Europe, Country Studies, vol. 1, 253.

[58] Jeffrey Tayler, “Russia Is Finished,” Atlantic Monthly, May 2001; “The World's Billionaires, According to Forbes Magazine, Listed by Country,” Associated Press, February 27, 2003.

[59] E. S. Browning, “Bond Investors Gamble on Russian Stocks,” Wall Street Journal, March 24, 1995.

[60] Legislator Sergei Yushenkov is quoting Oleg Lobov. Carlotta Gall and Thomas De Waal, Chechnya: Calamity in the Caucasus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1998), 161.

[61] Vsevolod Vilchek, “Ultimatum on Bended Knees,” Moscow News, May 2, 1996.

[62] Passell, “Dr. Jeffrey Sachs, Shock Therapist.”

[63] David Hoffman, “Yeltsin's ‘Ruthless’ Bureaucrat,” Washington Post, November 22, 1996.

[64] Svetlana P. Glinkina et al., “Crime and Corruption,” in Klein and Pomer, eds., he New Russia, 241; Matt Bivens and Jonas Bernstein, “The Russia You Never Met,” Demokratizatsiya: The Journal of Post-Soviet Democracy 6, no. 4 (Fall 1998): 630, www.demokratizatsiya.org.

[65] Bivens and Bernstein, “The Russia You Never Met,” 627-28; Total, Factbook 1998-2006, April 2006, page 2, www.total.com; The profit figure is for 2000: Marshall I. Goldman, he Piratization of Russia: Russian Reform Goes Awry (New York: Routledge, 2003), 120; “Yukos Offers 12.5 Percent Stake against Debts to State-Owned Former Unit,” Associated Press, June 5, 2006; the $2.8 billion figure is based on the fact that in 1997 British Petroleum paid $571 million for a 10 percent stake in Sidanko, and at that rate the 51 percent stake would have been worth more than $2.8 billion: Freeland, Sale of the Century, 183; Stanislav Lunev, “Russian Organized Crime Spreads Beyond Russia's Borders,” Prism 3, no. 8 (May 30, 1997).

[66] 两家与大寡头有关系的银行是霍多尔科夫斯基（Mikhail Khodorkovsky）的梅纳蒂普银行（Menatep）和波塔宁（Vladimir Potanin）的联合进出口银行（Uneximbank）。

[67] Bivens and Bernstein, “The Russia You Never Met,” 629.

[68] Reddaway and Glinski, he Tragedy of Russia 's Reforms, 254.

[69] Freeland, Sale of the Century, 299.

[70] Return of the Czar.

[71] Bivens and Bernstein report that “allegations surfaced that Chubais and four of his reform lieutenants—all of them men who had been supported by Chubais's USAID funded patronage—had accepted $90,000 each in bribes disguised as a book advance from Uneximbank” (one of the main oligarchic firms that was winning lucrative privatization contracts from these men). In a similar controversy, Alfred Kokh, second in charge of privatization for the Yeltsin government, was paid $100,000 by a company linked to one of the main oligarchs to whom he was awarding privatization contracts; fittingly, the money was supposedly for a book he was to write on the efficiency of privatized companies. Ultimately, neither man was prosecuted in connection with the separate book deals. Bivens and Bernstein, “The Russia You Never Met,” 636; Vladimir Isachenkov, “Prosecutors Investigate Russia's Ex-Privatization Czar,” Associated Press, October 1, 1997.

[72] McClintick, “How Harvard Lost Russia.”

[73] U.S. District Court, District of Massachusetts,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Plaintiff, v. President and Fellows of Harvard College, Andrei Shleifer and Jonathan Hay, Defendants: Civil Action No. 00-11977-DPW,” Memorandum and Order, June 28, 2004; McClintick, “How Harvard Lost Russia.”

[74] 不幸的是，这些钱并未进入俄罗斯人民口袋，虽然他们是贪腐的私有化过程真正的受害者；钱交给了美国政府——这与伊拉克的“告发者”（whistle-blower）控告美国承包商的官司，最后却由美国政府与美国的揭发者瓜分和解金一样。

[75] McClintick, “How Harvard Lost Russia.”

[76] Dan Josefsson, “The Art of Ruining a Country with a Little Professional Help from Sweden,” ETC (Stockholm) English edition, 1999.

[77] Ernest Beck, “Soros Begins Investing in Eastern Europe,” Wall Street Journal, June 1, 1994; Andrew Jack, Arkady Ostrovsky and Charles Pretzlik, “Soros to Sell ‘The Worst Investment of My Life,’” Financial Times (London), March 17, 2004.

[78] Brian Whitmore, “Latest Polls Showing Communists Ahead,” Moscow Times, September 8, 1999.

[79] Return of the Czar.

[80] 可以想见，俄罗斯统治阶级一意孤行地犯下这些罪行后，有关这些事件的阴谋论始终挥之不去。许多俄罗斯人相信车臣人与公寓爆炸案无关，并认为这些事件是一项把普京推上叶利钦接班人位子的秘密行动。

[81] Helen Womack, “Terror Alert in Moscow as Third Bombing Kills 73,” Independent (London), September 14, 1999.

[82] Asian Nurbiyev, “Last Bodies Cleared from Rebels’ Secret Grozny Cemetery,” Agence France-Presse, April 6, 2006.

[83] Sabrina Tavernise, “Farms as Business in Russia,” New York Times, November 6, 2001; Josefsson, “The Art of Ruining a Country with a Little Professional Help from Sweden”; “News Conference by James Wolfensohn, President of the World Bank Re: IMF Spring Meeting,” Washington, DC, April 22, 1999, www.imf.org; Branko Milanovic, Income, Inequality and Poverty during the Transition from Planned to Market Economy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1998), 68; Working Center for Economic Reform, Government of the Russian Federation, Russian Economic Trends 5, no. 1 (1996): 56-57, cited in Bertram Silverman and Murray Yanowitch, New Rich, New Poor, New Russia: Winners and Losers on the Russian Road to Capitalism (Armonk, NY: M.E. Sharpe, 2000), 47.

[84] The 715,000 statistic comes from the Russian health and social development minister. “Russia Has More Than 715,000 Homeless Children-Health Minister,” RIA Novosti news agency, February 23, 2006; Carel De Rooy, UNICEF, Children in the Russian Federation, November 16, 2004, page 5, www.unicef.org.

[85] In 1987, Russia's per capita alcohol consumption was 3.9 liters. In 2003 it reached 8.87 liters.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Regional Office for Europe, “3050 Pure Alcohol Consumption, Litres Per Capita, 1987, 2003,” European Health for All Database (HFA-DB), data.euro.who.int/hfadb; “In Sad Tally, Russia Counts More Than 4 Million Addicts,” Pravda (Moscow), February 20, 2004; UNAIDS, “Annex 1: Russian Federation,” 2006 Global Report on the AIDS Epidemic, May 2006, page 437, www.unaids.org; Interview with Natalya Katsap, Manager, Media Partnerships, Transatlantic Partners Against AIDS, June 2006.

[86]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Regional Office for Europe, “1780 SDR, Suicide and Self-inflicted Injury, All Ages Per 100,000, 1986-1994,” European Health for All Database (HFA-DB), data.euro.who.int/hfadb; In 1986, the rate of homicide and intentional injuries per 100,000 people was 7.3; in 1994 it reached its high of 32.9; in 2004 it was down to 25.2.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Regional Office for Europe, “1793 SDR, Homicide and Intentional Injury, All Ages Per 100,000, 1986-2004,” European Health for All Database.

[87] Nikitin, “'91 Foes Linked by Anger and Regret”; Stephen F. Cohen, “The New American Cold War,” he Nation, July 10, 2006;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Russia,” World Factbook 1992 (Washington, DC: CIA, 1992), 287;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Russia,” World Factbook 2007, www.cia.gov.

[88] Colin McMahon, “Shortages Leave Russia's East Out in the Cold,” Chicago Tribune, November 19, 1998.

[89] Arbatov, “Origins and Consequences of ‘Shock Therapy,’” 177.

[90] Richard Pipes, “Russia’s Chance,” Commentary 93, no. 3 (March 1992): 30.

[91] Richard E. Ericson, “The Classical Soviet-Type Economy: Nature of the System and Implications for Reform,”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5, no. 4 (Autumn 1991): 25.

[92] Tayler, “Russia Is Finished”; Richard Lourie, “Shock of Calamity,” Los Angeles Times, March 21, 1999.

[93] Josefsson, “The Art of Ruining a Country with a Little Professional Help from Sweden.”

[94] Tatyana Koshkareva and Rustam Narzikulov, Nezavisimaya Gazeta (Moscow), October 31, 1997; Paul Klebnikov and Carrie Shook, “Russia and Central Europe: The New Frontier,” Forbes, July 28, 1997.

[95] Adam Smith, he Wealth of Nations, ed. Edwin Cannan (New York: Modern Library, 1937), 532.

[96] I am indebted to David Harvey for informing this analysis. David Harvey, A Brief History of Neoliberalis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97] Michael Schuman, “Billionaires in the Making,” Forbes, July 18, 1994; Harvey, A Brief History of Neoliberalism, 103.

[98] “YPFB: Selling a National Symbol,” Institutional Investor, March 1, 1997; Jonathan Friedland, “Money Transfer,” Wall Street Journal, August 15, 1995.

[99] Friedland, “Money Transfer.”

[100] Paul Blustein, And the Money Kept Rolling In (and Out): Wall Street, the IMF, and the Bankrupting of Argentina (New York: PublicAffairs, 2005), 24, 29; Nathaniel C. Nash, “Argentina's President, Praised Abroad, Finds Himself in Trouble at Home,” New York Times, June 8, 1991; Tod Robberson, “Argentine President's Exit Inspires Mixed Emotions,” Dallas Morning News, October 18, 1999.

[101] Paul Brinkley-Rogers, “Chaos Reigns as President Flees Uprising,” Daily Telegraph (London), December 22, 2001.

[102] Jean Friedman-Rudovsky, “Bolivia Calls Ex-President to Court,” ime, February 6, 2007.

第12章
资本家本色
俄罗斯与野蛮市场的新时代

你决定接受每个国家追求匡正时弊者的委托，在既有的社会体系框架下进行理性实验。如果你失败了，理性变革将受到举世的严重曲解，只剩下正统派和革命派靠战争来解决争议。

——凯恩斯给罗斯福（F. D. Roosevelt）总统的信，

1933年 [1]

2006年10月我访问萨克斯的那天，整个纽约市都笼罩在灰蒙的细雨中，街上每隔约五步就点缀着鲜艳的红色。刚好那一周是波诺（Bono）的红色商品计划（Product Red）盛大推出的时候，纽约市也感染了广告活动的气氛。抬头就能看到广告牌上巨大的红色iPod和阿玛尼太阳眼镜，每个公交车亭都有史蒂文·斯皮尔伯格（Steven Spielberg）或佩内洛普·克鲁兹（Penélope Cruz）穿着各种红衣服的海报，市内每家盖璞（Gap）店面都全力配合产品推出，第五大道的苹果商店散发着玫瑰色的红光。“一件背心可以改变世界吗？”一则广告问。是的，可以，我们确信如此，因为其中一部分获利将捐给全球基金（Global Fund），用以对抗艾滋病、肺痨和疟疾。“买到它停止！”波诺在几天前与奥普拉·温弗瑞（Oprah Winfrey）的购物狂欢电视转播中这样宣称。 [2]

我有预感，那一周想采访萨克斯的记者大多数会想问这位超级巨星经济学家，对于用这种时尚新方法来筹募援助基金有什么看法。毕竟，波诺以“我的教授”称呼萨克斯，而我走进哥伦比亚大学的萨克斯办公室（他在2002年离开哈佛大学）时，迎面就看见一幅两人的合照。在这么光鲜亮丽的慈善活动中，我感觉自己有点像是来搅局的，因为我想谈这个教授最不喜欢的话题，一个他曾在记者访谈中威胁要挂电话的话题。我想谈俄罗斯，以及那里到底出了什么差错。

萨克斯是在俄罗斯休克治疗一年后，才开始自己的转型，从全球震撼医生转变成全世界最敢言的援助贫穷国家运动者。这一转型多年来让他与正统派经济圈的前同僚与共事者冲突不断。就萨克斯来说，他本身没有改变——他一直致力于协助一些国家获得巨额援助和债务减免，以发展市场经济。多年来他认为有可能通过与IMF和美国财政部合作而达成这些目标，但当他来到俄罗斯现场，发现讨论的方向已经改变，而且面对的官员冷漠的程度令他大感震惊，导致他采取与华盛顿的经济官僚较冲突的立场。

以后见之明来看，俄罗斯无疑代表了芝加哥学派“十字军”演进的新里程碑。在早期1970年代和1980年代的休克治疗实验室，美国财政部和IMF都希望至少获得表面上的成功——因为它们是实验，将成为其他国家跟进的典范。1970年代的拉丁美洲独裁政府因为攻击工会和开放边界，而获得持续贷款的奖赏，即使部分背离芝加哥学派的正统思想也是如此，例如，智利仍然由国家控制全世界最大的铜矿场，还有阿根廷军政府慢动作的私有化。玻利维亚是第一个在1980年代采用休克疗法的民主国家，因此获得新援助，部分债务也被免除——这发生在1990年代桑切斯进行私有化之前。在第一个采取休克疗法的东欧集团国家波兰，萨克斯毫无困难地取得巨额贷款，而且同样的，最初的计划遭遇强力反对后，波兰的大规模私有化也放慢了进度，举步维艰。

俄罗斯不一样。“太多震撼，太少治疗”是普遍的看法。西方强权在要求最痛苦的“改革”上毫不通融，同时对回报俄罗斯的援助金额始终十分悭吝。连皮诺切特都曾以贫困儿童的粮食计划来缓冲休克治疗的痛楚，华盛顿的放款机构却觉得没有必要帮助叶利钦，反而把俄罗斯推入霍布斯式（Hobbesian）的梦魇。

与萨克斯深入讨论俄罗斯并不容易。原本我想引导谈话跨越他刚开始的防卫。〔“我是对的，他们完全错了。”他告诉我。还有，“问萨默斯，别问我；问鲁宾（Bob Rubin），问克林顿，问切尼他们对俄罗斯的演变有多高兴”。〕我也想跨越他的沮丧。（“我在当时是真的想做点事，结果证明徒劳无功。”）我的目的是想更了解，为什么他在俄罗斯会失败得这么惨，为什么萨克斯出了名的好运就在那个关键时刻用完了。

萨克斯现在说，他一抵达莫斯科就知道情势已经不太相同。“我一开始就有预感……我从一开始就很生气。”俄罗斯正面临“一个一级的总体经济危机，是我这辈子见过最严重最不稳定的危机”，他说。对他来说，唯一的对策很清楚：他为波兰拟订的休克治疗措施，“以便让基本市场力量尽快开始运作——加上巨额的援助。我想的是一年300亿美元，大致分成150亿美元给俄罗斯，150亿美元给各共和国，如此才能展开和平与民主的转型”。

我不得不说，只要牵涉到他在波兰和俄罗斯推行的严厉政策，萨克斯的选择性记忆确实众人皆知。在我们的访谈中，他不断美化他要求的快速私有化和大规模削减支出（简而言之，就是他现在拒绝使用的“休克治疗”，他辩称当时指的只有狭义的价格政策，而非改造整个国家）。根据他对自己角色的记忆，休克治疗只扮演不重要的角色，他几乎完全专注在募款上；他说，他为波兰拟订的计划是“稳定基金、赦免债务、短期财政援助，与西欧经济整合……叶利钦的小组要求我帮助他们时，我提议的基本上是相同的事”。 [3]

萨克斯说法里的重要事实没有争议：争取巨额援助是他为俄罗斯规划的重心——这也是叶利钦屈从整个计划的动机。萨克斯说，他的蓝图是以马歇尔计划为本，即二次大战后美国拨给欧洲重建基础设施和工业的126亿美元（相当于今日币值的1300亿美元）的计划——这个计划普遍被认为是华盛顿最成功的外交行动。 [4] 萨克斯说，马歇尔计划显示，“当一个国家陷于混乱时，你不能期望它靠自己以有秩序的方法站起来。所以，我对马歇尔计划最感兴趣的是……只需要不算太大的财政挹注，就可以为（欧洲的）经济复苏步上轨道奠定基础”。刚开始时，他相信华盛顿有同样的政治意愿，想把俄罗斯转变为成功的资本主义经济体，就像二次大战后对西德和日本的坚定承诺。

萨克斯相信他可以从美国财政部和IMF争取到一套新马歇尔计划，而且理由很充分。《纽约时报》在那段时间形容他“可能是世界上最重要的经济学家”。 [5] 他记得在担任波兰政府顾问时，曾“一天内在白宫筹到10亿美元”。但萨克斯告诉我：“当我提议为俄罗斯做同样的事时，白宫完全没兴趣。IMF的人只是瞪着我，好像我疯了。”

虽然叶利钦和他的“芝加哥男孩”在华盛顿不乏仰慕者，却没有人愿意拿出他们口头承诺的援助。这表示萨克斯要求俄罗斯推行激烈的政策，但他无法履行自己的承诺。就是在这时候，他开始近乎自我批判。“我犯的最大的个人错误，”萨克斯在俄罗斯的大挫败期间表示，“是对叶利钦总统说：‘别担心，援助马上会到。’我深信那些援助对西方来说太重要、太关键了，所以它不能像以前那样搞砸。” [6] 但问题不只出在IMF和财政部没有听萨克斯的话，也出在萨克斯还未得到任何保证前，就大力促销休克治疗—— 一场数百万人付出惨重代价的豪赌。

当我重新拿这些问题问萨克斯时，他重申自己真正的过失是误判华盛顿的政治气氛。他记得一场与老布什任内的国务卿伊格尔伯格（Lawrence Eagleburger）的谈话。萨克斯提出他的看法：如果任由俄罗斯的经济动乱继续沉沦，可能会引发没有人能控制的情势：大规模饥馑、国家主义复辟，甚至法西斯主义，对一个唯一过剩的产品是核武器的国家来说确实不智。“你的分析或许很正确，但它不会发生。”伊格尔伯格回答。然后他问萨克斯：“你知道现在是哪一年吗？”

当时是1992年，克林顿即将打败老布什的美国大选年。克林顿竞选策略的核心是，布什忽略国内经济的破败，一意追求海外的光荣（“问题是经济，笨蛋”）。萨克斯相信俄罗斯是那场国内斗争的受害者。他也说，他现在知道还有别的因素：许多华盛顿的权力掮客仍在冷战。他们视俄罗斯崩溃为地缘政治的胜利，可以确保美国的超级强权地位。“我没有那种心态。”萨克斯告诉我，听起来像一个童子军误入《黑道家族》（The Sopranos ）的情节一样，而他也经常给人这种感觉。“对我来说，那只是‘好极了，这是一个可怕政权的终结。现在，让我们真的来帮忙（俄罗斯人）。请大家投入所有力量……’现在回想起来，我相信在政策规划者的心里，那种想法是疯了。”

尽管遭受挫败，萨克斯并不觉得那段时间的俄罗斯政策是由自由市场意识形态所驱使。他说，那主要是“纯粹的懒惰”造成的。他当时很希望来一场激烈辩论，谈谈到底是应该给俄罗斯提供援助，还是完全交给市场解决。但是他碰到的是集体冷漠。他说，他很讶异当时没有严肃的研究和辩论可供重大决策参考。“对我来说，最主要的原因是没有人努力。让我们至少花两天辩论这件事——但我们从未这么做！我没看到有人努力工作，‘卷起袖子，我们来认真解决这些问题，我们来搞清楚怎么回事’。”

当萨克斯谈论“努力工作”时，他是在回忆新政、大社会（Great Society）和马歇尔计划的美好时代，当时来自常春藤联盟的年轻人围坐在桌边，卷起袖子，四周尽是空咖啡杯和成沓的政策文稿，大家针对利率和小麦价格争议得面红耳赤。这是决策者在凯恩斯主义最盛时期的行事风格，也是面对俄罗斯灾难“严重性”应有的做事方法。

但把放弃俄罗斯归咎于华盛顿的集体懒惰，对提供解释没有帮助。也许了解这段过程更好的方法是，以自由市场经济学家偏好的“市场竞争”观点来看。当冷战如火如荼进行而苏联仍未解体时，全世界的人可以选择（至少理论上来说）他们想消费的意识形态；当时有两极，且两极间也有不少选项。这表示资本主义必须争取顾客；它必须能提供诱因；它必须是个好产品。凯恩斯主义向来主张资本主义必须跟其他意识形态展开竞争。小罗斯福总统实施新政不仅是为解决大萧条的急迫问题，也是因为在美国人民遭到放任式自由市场的蛮横打击后，一股要求采取不同经济模式的强大运动必须加以安抚。有些人想要激进的经济模式：在1932年的总统选举中，100万美国人投票给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候选人。愈来愈多美国人密切注意路易斯安那州的平民主义者参议员休伊·朗（Huey Long），他主张所有美国人都应享有2500美元最低年收入的保障。小罗斯福在解释为什么在1935年把更多社会福利加进新政时，说他要“抢在休伊·朗之前”做这些事。 [7]

在这种背景下，美国的工业家不情愿地接受小罗斯福的新政。市场锐利的锋刃，必须以提供公共部门就业，及确保没有人挨饿来软化——资本主义的存亡正面临考验。在冷战期间，自由世界没有一个国家能免于这一压力。事实上，1950年代前后这段时期资本主义的成就，即萨克斯所说的“正常”的资本主义——北美洲的工人保障、退休金、公共医疗和国家支持最穷困的人民——是出于面对强大左派必须做出重大让步的务实需求。

马歇尔计划是这种经济大势下的终极武器。战后的德国经济陷入危机，大有淹没整个西欧的危险。同一时期，许多德国人被社会主义吸引，迫使美国政府选择将德国分裂成两半，而不愿冒让整个德国崩溃或转向左派的危险。在西德，美国政府利用马歇尔计划建立资本主义体制，其用意并非为福特汽车或西尔斯百货（Sears）建立快速获利的新市场，而是期待它的成功能造就繁荣的欧洲市场经济，消弭社会主义的吸引力。

到1949年时，这意味着得容忍西德政府的各种完全非资本主义的政策：国家直接创造就业、大举投资公共部门、补贴德国本地企业，以及强大的工会。美国政府当时采取的政策，是1990年代对俄罗斯或占领伊拉克时难以想象的，当时政府不顾大企业的反对而延迟开放外国投资西德，以便遭战争打击的德国企业能在复苏前避免竞争压力。“当时的判断是，让外国公司进入会像放任海盗劫掠一样。”以马歇尔计划的历史著作备受赞誉的作者卡罗琳·艾森伯格（Carolyn Eisenberg）告诉我。 [8] “现在与当时主要的差别是，美国政府没有把德国当成摇钱树。他们不想激起民怨。当时普遍的看法是如果任由德国开放给劫掠者，将阻碍整个欧洲的复苏。”

艾森伯格指出，这种政策并非出于利他主义。“当时苏联像一把上膛的枪，而德国经济陷于危机，还有一大群左派，他们（西方）必须尽快争取德国人民的认可。他们真的认为自己是在为拯救德国的灵魂而战斗。”

艾森伯格对创造马歇尔计划的意识形态斗争的描述，道出萨克斯的工作中一个长期存在的盲点，包括他晚近值得称赞的争取大幅增加对非洲的支出的努力。这个盲点是，大规模的平民运动几乎从未被提及。对萨克斯来说，写历史完全是精英的事，只要用对技术官僚，执行正确的政策，就已足够。就像休克治疗计划是在拉巴斯和莫斯科的秘密地点草拟的一样，理所当然的，援助苏联300亿美元的计划也应只凭他向华盛顿提出浅显的理由就能实现。然而，正如艾森伯格所指出的，马歇尔计划的提出并非基于慈善，甚至也不是靠合理的论据，而是出于对民众反抗的恐惧。

萨克斯景仰凯恩斯，但他似乎对凯恩斯主义终于能在美国实现的原因不感兴趣：难缠、凶悍的工会的要求，以及声势日益壮大的社会主义者，使原本太激进的方案变成实实在在的威胁，进而使新政看来像是可接受的妥协。群众运动迫使不情愿的政府采用萨克斯鼓吹的做法，但萨克斯不愿承认这点却造成严重的后果。其中之一是，萨克斯看不到他在俄罗斯面对一个昭然若揭的政治现实：俄罗斯绝不会有马歇尔计划，因为正是俄罗斯的存在促成了马歇尔计划。在叶利钦宣布苏联解体时，那把迫使马歇尔计划形成的“上膛的枪”已经解除武装。少了它，资本主义突然可以堕落到最野蛮的形式，不只是在俄罗斯，而是全世界。苏联既已解体，自由市场现在已独占全球，这表示不再需要任何干扰其完美平衡的“扭曲”。

这就是对波兰人和俄罗斯人的承诺（亦即：如果接受休克治疗，醒来时他们将突然发现自己已经成为“正常的欧洲国家”）的真正悲剧所在。那些正常欧洲国家（拥有稳健的社会福利系统、工人保障、强大的工会与社会医疗体系）的兴起是因为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和解，现在已不再需要。所有西欧的温和社会政策也陷于四面楚歌，就像它们在加拿大、澳大利亚和美国遭到围剿一样。这些政策不会引入俄罗斯，当然更不会获得西方资助。

基本上，这种摆脱一切束缚的解放，就是芝加哥学派经济学（或称作新自由主义，或在美国所称的新保守主义），不是什么新发明，而是去除凯恩斯附加物的资本主义，处于垄断阶段的资本主义，一套可以为所欲为的体系——不再需要努力争取我们这些顾客，可以反社会、反民主和恣意展现其粗鲁。只要共产主义仍是威胁，凯恩斯式的绅士协议就会继续存在；一旦这套体系崩垮，所有妥协的痕迹最后都可能被抹除，以便实现弗里德曼在半世纪前为他的运动设定的最纯正的目标。

这就是福山1989年在芝加哥大学的演说，夸张地宣告“历史终结”的重点：他并非真的宣称世界上已不再有其他思想理论，而只是说共产主义既已崩垮，不再有其他力量强大到能成为势均力敌的竞争者。

因此，萨克斯视苏联解体为摆脱极权统治的自由，准备卷起袖子开始帮忙，但他的芝加哥学派同僚却视之为不同性质的自由——终于可以摆脱凯恩斯主义，以及像萨克斯这些昧于现实的社会改革家的自由。从这个观点看，对俄罗斯袖手旁观虽令萨克斯愤怒不平，却不是出于“纯粹懒惰”，而是在实践放任主义：放手不管，不作为。所谓袖手旁观是指所有负责俄罗斯政策的人（从前老布什政府的国防部长切尼、财政部副部长萨默斯，到IMF的费希尔）确实有事可做：他们都在执行纯粹的芝加哥学派理论，让市场施展最狠的本事。俄罗斯比智利看起来更像这种意识形态的实践，预告了十年后同样的这一批玩家，将在伊拉克创造的“要钱不要命”（get-rich-or-die-trying）式的反乌托邦。

这种新游戏规则于1993年1月13日在华盛顿特区首度亮相。那是一场小型重要会议，只有受邀者能出席，地点在杜邦圆环（Dupont Circle）卡内基会议中心十楼，距白宫只有七分钟车程，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总部也只有一箭之遥。举足轻重、以为世界银行和IMF拟订策略而闻名的经济学家威廉森召集了这场会议，视之为新自由主义部族的历史性聚会。出席者包括许多显赫的明星“技术政治家”（technopol），他们站在运动的最前线，把芝加哥主义散播到全世界。这些人有现任和前任的西班牙、巴西和波兰的财政部长，土耳其和秘鲁的央行总裁，墨西哥总统的幕僚长，以及一位巴拿马前财政部长。他们之中还有萨克斯的老朋友、他尊崇的巴尔采诺维奇，即波兰休克治疗的策划者，还有他的哈佛同僚罗德里克，就是曾证明每个接受新自由主义结构改革的国家都已深陷危机的经济学家。日后出任IMF第一副总裁的克鲁格（Anne Krueger）也在场。最热心宣传皮诺切特的智利前部长皮涅拉无法躬逢其盛，因为他正密切追踪智利的总统选举，但他还是送来一份详尽的报告。当时仍担任叶利钦顾问的萨克斯将发表主题演说。

会议参与者一整天都陶醉在经济学家最爱的休闲活动中，商议如何让不情愿的政治人物采用不受选民欢迎的政策。选举过后应该多快推出休克治疗？在猝然发动攻击的情况下，中间偏左政党是否比右派更有效率？先警告大众更好，还是以“巫毒政治”出乎人民意料较佳？虽然会议取名为“政治改革之政治经济学”——刻意显得有点乏味，似乎有意误导媒体的兴趣——不过一位与会者诡秘地表示，其实真正的主题是“马基雅维利经济学”（Machiavellian economics）。 [9]

萨克斯聆听这些讨论几个小时，直到晚餐后，他步上讲台发表演说，题目带着典型的萨克斯风格：“经济急诊室中的生活”。 [10] 他的情绪显然很高昂，台下的听众也准备好聆听这位曾高举休克治疗火炬进入民主时代的偶像的演说。萨克斯并未陶醉在沾沾自喜中，后来他对我说，他决心利用这场演说，尝试让这群大权在握的听众了解俄罗斯情势的严重性。

他提醒听众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挹注欧洲和日本的援助“对日本日后的惊人成功极其重要”。他提及收到传统基金会——弗里德曼主义发源地—— 一位分析师的来信，萨克斯说，这位分析师“强烈主张俄罗斯应该改革，但不是靠外国援助”。“这是自由市场理论家的共识——而我也是其中之一。这言之成理，但却是个错误。市场无法包办一切；国际援助极其重要。”他说，放任主义的偏执观念正把俄罗斯带向灾难，“不管俄罗斯的改革者多么勇敢、聪明和幸运，他们不靠大规模的外来援助不可能成功……我们就快错过这个历史性的机会了”。

当然萨克斯获得一轮掌声，但热烈程度只算微温。为什么他赞扬大手笔的社会支出？台下的听众正在进行一场拆解新政的全球征讨，而不是再制造一个新政。在接续的讨论中，没有一位与会者支持萨克斯的挑战，还有几位发言反对。

萨克斯告诉我，他尝试借由演说“解释一场真正的危机会是什么情景……传达急迫感”。他说，在华盛顿做决策的人往往“不了解什么是经济动乱。他们不了解所引发的脱序状态”。他想让他们面对现实世界“有一股动力可能把情势推向失控，直到引发其他灾难，直到希特勒趁势崛起掌权，直到发生内战，或大规模饥馑，任何情况都可能……你必须采取紧急的协助行为，因为一个不稳定的情势绝对会走向愈来愈不稳定，而不会走向正常的平衡”。

我忍不住想，萨克斯无法充分说服他的听众。与会者都十分熟悉弗里德曼的危机理论，而且许多人曾应用在自己的国家。大多数人完全了解经济崩溃会有多混乱和动荡，但他们从俄罗斯得到一个不同的教训：痛楚和错乱的政治情势正迫使叶利钦快速变卖国家财富，这是明显而有利的结果。

会议只得靠主办人威廉森把讨论带回那些务实的优先事务。萨克斯是这场盛会的明星，但威廉森才是听众心目中真正的大师。威廉森头发渐秃，很不上镜，但他在政治立场上的偏执却相当耸动，“华盛顿共识”这个词——也许是现代经济学最常被引用也最具争议性的词——就是他创造的。他以主持严密的闭门会议和讲座著称，每场会议的目的都是为测试他大胆的假说。在1月的会议中，他有一个急迫的目标：他想一劳永逸地测试他所谓的“危机假说”。 [11]

威廉森在他的演说中没有警告要拯救哪个国家免于急迫的危机；事实上，他狂热地谈论引发巨变的事件。他提醒听众一些无可争辩的证据，证明只有真正尝到苦难的国家才愿意吞服市场苦药，只有遭到震撼的国家才会躺下来接受休克治疗。他宣称，“最黑暗的日子才能创造最好的机会，让人们了解必须进行根本的经济改革”。 [12]

威廉森以他无人能及的技巧，揭露金融世界的潜意识，并一派轻松地指出这引发一些有趣的问题：

我们一定会问，刻意挑起灾难以铲除改革的政治障碍是不是合理？例如，在巴西早已有人建议，是否值得故意引发恶性通货膨胀，以便让大众惊吓到接受这种改变……以历史的后见之明来看，理论上不会有人赞成1930年代中期的德国或日本走向战争，只为了获得战败后接续的飞快成长。但一场较小规模的危机能否发挥同样的功效？可不可能设计一场假危机，能够不必付出真危机的成本而带来同样的效果？ [13]

威廉森的发言代表休克主义的大跃进。在满屋子的财政部长和央行总裁多到足以办一场经济峰会的这个场合，主动制造严重的危机以推动休克治疗的想法已进入公开讨论。

至少有一位与会者在演说时觉得有必要撇清与这种邪说的关系。英国萨塞克斯大学的经济学家托伊（John Toye）说：“威廉森建议，挑起人为的危机以触发改革可能是好做法，我们最好把他的用意解读为搞笑。” [14] 但没有证据显示威廉森是在搞笑。事实上，有许多证据显示，他的想法已被华盛顿和其他地方的最高级金融决策者采用。

威廉森在华盛顿开会的次月，我们看到美国掀起一波对“假危机”的新狂热，虽然当时很少人了解它是一套全球策略的一环。1993年2月，加拿大正陷于金融灾难，至少一般人从新闻和电视中得到的结论是如此。“债务危机迫近”，全国性报纸《环球邮报》（Globe and Mail ）在头版标题疾呼。一家全国性大电视台的特别报道说：“经济学家预测明年某个时候，或两年内，财政部副部长将走进内阁，宣布加拿大的信用已经耗尽……我们的生活将急剧改变。” [15]

“债墙”（debt wall）这个词突然变成新语汇，它的意思是，虽然现在的生活似乎舒适平和，但加拿大已严重入不敷出，影响力巨大的华尔街公司如穆迪（Moody’s）和标准普尔（S＆P），很快就会把我们的国家债信评等从完美的三个A调降下来。万一发生这种事，机动性超强的投资人在全球化和自由贸易的新规范下，将随时从加拿大撤资，转移到较安全的地方。然后有人告诉我们，唯一的对策是大幅削减部分社会计划的支出，如失业保险和医疗保险。果不其然，执政的自由党就这么做，虽然他们不久前才以创造就业的政纲当选为执政党（加拿大版的“巫毒政治”）。

预算赤字的歇斯底里最高潮之后两年，调查记者麦奎格（Linda McQuaig）揭露，少数几个加拿大的智库缜密地煽动并操纵了这种危机感，尤其是豪尔研究所（C.D. Howe Institute）和弗雷泽研究所（Fraser Institute，这是弗里德曼一向大力支持的智库），背后的赞助者则是几家最大的银行和企业。 [16] 加拿大确实有赤字问题，但并非由失业保险和其他社会计划的支出造成。根据加拿大统计局，问题出在高利率导致债务价值膨胀，就像1980年代沃尔克震撼导致发展中国家债务膨胀一样。麦奎格前往穆迪的华尔街办公室，与主管公布加拿大债信评等的资深分析师特鲁利亚（Vincent Truglia）谈话，特鲁利亚向她透露了惊人的内幕：加拿大的企业主管和银行家不断向他施压，要求他发表贬抑加拿大财政的报告，但他拒绝了，因为他认为加拿大是优良而稳定的投资对象。“我处理的国家中，从来没发生国民希望降低自己国家评级的例子，而且是不断要求。他们认为加拿大被评得太高。”他说，他经常接到其他国家的代表打电话，抗议他给的评级太低。“但加拿大人比外国人更看轻自己的国家。”

对加拿大金融圈来说，这是因为“赤字危机”是发动政治斗争的重要武器。在特鲁利亚接到那些奇怪的电话前，一项要求政府削减医疗和教育等社会计划支出以降低税率的大规模运动已经发动。由于这类社会计划受到绝大多数加拿大人支持，要把削减支出合理化的唯一方法，便是威胁国家经济可能因此崩溃，陷于全面危机。但穆迪机构继续给加拿大最高的A++债信评级，会使维持世界末日气氛变得极为困难。

在那段时期，投资人对混淆的信息感到很困惑：穆迪对加拿大很乐观，但加拿大媒体不断报道国家财政的惨况。特鲁利亚受够了加拿大发布政治操纵的统计数字，担心自己的研究遭到质疑，于是采取非同寻常的措施，发表了一篇澄清加拿大政府支出“并未失控”的“特别评论”，甚至隐约批评右派智库使用的狡诈统计手法。“近日公布的数项报告，大幅夸大加拿大的预算债务部位，其中有些数字被重复计算，另一些则作了不恰当的国际比较……这些不正确的计算可能导致加拿大债务问题的严重性被夸大。”穆迪发表特别报告后，“债墙”并未迫近的说法传开来——但加拿大的企业界并不高兴。特鲁利亚说，他发表报告后，“加拿大一家大金融机构的人……打电话给我，对着我大吼大叫，这还真罕见”。 [17] [18]

等加拿大人发现“赤字危机”是企业资助的智库夸大操纵的结果时，生米已煮成熟饭——预算已遭削减并实施。直接的结果之一是，加拿大提供给失业者的社会计划被大幅削减，而且再也没有恢复，虽然后续数年出现了预算盈余。这种危机策略在这段时间不断被利用，1995年9月，一卷录像带被泄露给加拿大新闻界，内容是安大略省教育部长在一次公务员闭门会议中说，在宣布削减教育支出和其他不受欢迎的改革前，必须先泄露一些描绘悲惨情况的信息，以便创造必要的惊慌气氛，虽然这些信息可能言过其实。他称这种操作是“创造有用的危机”。 [19]

华盛顿的“统计舞弊”

在1995年，大多数西方民主国家的政治言论都充斥着债墙和经济即将崩溃的说法，要求政府加速削减支出并进行更大规模的私有化，而弗里德曼学派的智库总是高声疾呼危机正在来临。不过，华盛顿最有权势的金融机构不但愿意借媒体制造危机的表象，也很乐于以具体措施创造货真价实的危机。在威廉森发表“点燃”危机的言论两年后，世界银行的首席发展经济学家布鲁诺（Michael Bruno）公开呼应这种说法，但也未引起媒体注意。在1995年突尼斯国际经济学会（IEA）的一场演说中（后来由世界银行以论文形式出版），布鲁诺告诉500位来自68国的经济学家，国际上已逐渐形成共识，认为“一场够大的危机或许能震撼原本不情愿的决策者，使他们采取能提振生产力的改革”。 [20] [21] 布鲁诺举拉丁美洲为“深度危机似乎有效的主要例子”，尤其是阿根廷。他说，总统梅内姆和财政部长卡瓦洛的表现杰出，“利用紧急气氛”推动深度私有化。为了不让听众有机会忽略他的论点，布鲁诺说：“我一直强调一个大主题：深度危机的政治经济效应，往往能够为激进改革带来有利的结果。”

基于这个事实，他宣称国际机构不只要利用既有的经济危机来推动华盛顿共识，还必须先发制人，切断援助以使危机更加恶化。“不利的休克（例如政府年收入或外部资金流入减少）实际上可能是好事，因为它能缩短（改革的）延迟。‘情况没有坏到底前不会好转’的想法会自然浮现……事实上，一场高通胀危机对一个国家的好处，强过在比较不严重的危机当中裹足不前。”

布鲁诺承认，加深或制造严重的经济崩溃十分可怕——政府可能发不出公务员薪水，公共基础建设可能荒废，但身为芝加哥学派的门徒，他呼吁听众把这种破坏当做创造的第一阶段。“随着危机加深，政府确实可能逐渐枯萎，”布鲁诺说，“这种发展有一种好结果，就是在推动改革时，顽抗团体的力量可能已被削弱—— 一个采取长期对策而扬弃短期权宜措施的领导人，可望赢得对改革的支持。” [22]

芝加哥学派对危机的沉溺已迅速席卷知识界。短短几年前，他们才只是推测恶性通胀危机能创造震撼政策所需的震慑条件，现在世界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竟鼓吹制造失败国家，只因为危机能提供从废墟中重头来过的机会，而世界银行的经费却来自178国的公帑，其宗旨是重建和强化困顿的经济体。 [23]

多年来外界盛传国际金融机构玩弄威廉森所说的“假危机”，胁迫一些国家任其摆布，但要证明其事却十分困难。最详尽的证词来自一位转为告发者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幕僚巴德霍，他指控IMF伪造数据，只为了宣告某个贫穷但意志坚定的国家经济陷于危机。

巴德霍出生于格林纳达（Grenada），是接受伦敦政治经济学院训练的经济学家，并且以不同流俗的个人风格在华盛顿智库圈特立独行：他留着一头爱因斯坦型的竖直头发，宁愿穿风衣而舍弃西装。他在IMF工作12年，职务是为非洲、拉丁美洲和他的家乡加勒比海地区设计结构调整计划。IMF在里根与撒切尔时代大幅右倾后，思想独立的巴德霍感觉他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愈来愈坐立不安。IMF当时在忠贞的新自由主义信徒总裁康德苏（Michel Camdessus）领导下，挤满狂热的“芝加哥男孩”。巴德霍1988年辞职时，决定致力于揭发IMF的秘密，他先写了一封引人注目的公开信给康德苏，用的是十年前法兰克写给弗里德曼的控诉语气。

这封信一开始就以IMF资深经济学家罕见的热情语调说：“在我担任IMF幕僚12年，历经正式的基金现场工作1000个日子，兜售你的药方和魔术袋给拉丁美洲、加勒比海和非洲的政府和人民后，今天我辞去工作。对我来说，辞职是无价的解脱，因为我的解脱让我得以跨出救赎的一大步，希望因此可以洗净我自觉手上沾满的几百万名贫困、饥馑者的血……那些人流的血多到像河里的水。那些血也逐渐干涸，在我全身各处凝结；有时候我感觉全世界的肥皂也无法洗清我以你的名义所做的事。” [24]

然后他开始陈述他的指控。巴德霍指控IMF以统计数字当做“致命”武器。他不厌其烦地细数他在1980年代中期以基金职员的身份，参与精心计划的“统计舞弊”，在IMF的报告中夸大富藏石油的特立尼达和多巴哥（Trinidad and Tobago）的局势，让这个国家显得比真实情况更不稳定。巴德霍声称，虽然IMF掌握了正确的信息，但却把一项衡量劳动成本的关键数字夸大为两倍多，使该国的生产力大幅下降。在另一个例子中，他宣称IMF“几乎是凭空捏造”庞大的未清偿政府债务。 [25]

巴德霍说，这些“明显的疏失”是刻意而非“马虎计算”的结果，却被金融市场当做事实，并立即把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归类为高风险国家，进而切断其融资。该国的经济问题——起因于主要出口物资石油的价格下跌——很快变成灾难，因而被迫向IMF乞求纾困。然后IMF要求该国接受巴德霍形容的IMF“最致命的药”：裁员、降低工资，以及“全套”的结构调整政策。他叙述这个过程是“以诡计故意切断该国的经济救生索”，以便“先摧毁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的经济，然后促成改变”。

2001年去世的巴德霍在他的信中明白指出，他的控诉不只是因为少数官员对待一个国家的方式。他形容IMF的整个结构调整计划就是一种大规模的酷刑，让“‘因痛苦而尖叫’的政府和人民被迫在我们面前屈膝，挫败、惊惶而混乱，乞求我们以同情心和君子风范对待，但我们残酷地嘲笑他们，毫不留情地继续施以折磨”。

这封信发表后，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政府委托了两个独立的研究机构调查信中的陈述，并发现信中所述果然是事实：IMF夸大和伪造数字，对该国造成严重伤害。 [26]

不过，尽管指证历历，巴德霍爆炸性的控诉却消失得几乎无声无息；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是委内瑞拉外海的一群小岛，除非该国人民冲进IMF在十九街的总部，它的抱怨不太可能引起世界瞩目。但这封信在1996年被改编成一出叫《巴德霍先生的IMF辞职信》的戏，在纽约东村一家小剧场演出。这出戏出乎意料获得《纽约时报》好评，称赞它“不同寻常的创意”和“别出心裁的道具”。 [27] 这则简短的戏评是巴德霍的名字唯一一次出现在《纽约时报》的版面上。

[1] John Maynard Keynes, “From Keynes to Roosevelt: Our Recovery Plan Assayed,” New York Times, December 31, 1933.

[2] Ashley M. Herer, “Oprah, Bono Promote Clothing Line, iPod,” Associated Press, October 13, 2006.

[3] 就像卡西迪（John Cassidy）2005年在《纽约客》一篇概要中说的：“事实上，萨克斯在波兰和俄罗斯都支持大规模社会再造多于渐进改革与建立体制。灾难性的私有化政策是一个例子。虽然大多数私有化发生在萨克斯离开俄罗斯后的1994年底，但其原始政策架构在1992年和1993年就已确立，当时他还在俄罗斯。”

[4] T. Christian Miller, Blood Money: Wasted Billions, Lost Lives, and Corporate Greed in Iraq (New York: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2006), 123. FOOTNOTE p. 248: John Cassidy, “Always with Us,” he New Yorker, April 11, 2005.

[5] Peter Passell, “Dr. Jeffrey Sachs, Shock Therapist,” New York Times, June 27, 1993.

[6] Jeffrey Sachs, “Life in the Economic Emergency Room,” in he Political Economy of Policy Reform, ed. John Williamson (Washington, DC: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1994), 516.

[7] “Roosevelt Victor by 7,054,520 Votes,” New York Times, December 25, 1932; Raymond Moley, After Seven Years (New York: Harper ＆ Brothers, 1939), 305.

[8] Carolyn Eisenberg, Drawing the Line: The American Decision to Divide Germany, 1944-1949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9] he Political Economy of Policy Reform, 44.

[10] Sachs, “Life in the Economic Emergency Room,” 503-504, 513.

[11] John Williamson, he Political Economy of Policy Reform, 19, 26.

[12] John Williamson and Stephan Haggard, “The Political Conditions for Economic Reform,” in he Political Economy of Policy Reform, 565.

[13] Williamson, he Political Economy of Policy Reform, 20.

[14] John Toye, he Political Economy of Policy Reform, 41.

[15] Bruce Little, “Debt Crisis Looms, Study Warns,” Globe and Mail (Toronto), February 16, 1993; The T V report was on W5 on CTV, hosted by Eric Mailing. Linda McQuaig, Shooting the Hippo: Death by Deficit and Other Canadian Myths (Toronto: Penguin, 1995), 3.

[16] The information in this paragraph is drawn from McQuaig, Shooting the Hippo, 18, 42-44 , 117.

[17] 我必须说特鲁利亚在华尔街是异数——债券和信用评等往往受到政治压力影响，常被用来提高进行“市场改革”的压力。

[18] Ibid., 44, 46.

[19] “How to Invent a Crisis in Education,” Globe and Mail (Toronto), September 15, 1995.

[20] 虽然布鲁诺没有念芝加哥大学，他却是著名的芝加哥学派教授帕廷金（Don Patinkin）的门生，本书前面曾引述帕廷金比较芝加哥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的“逻辑完整性”。

[21] Information in the next two paragraphs is drawn from Michael Bruno, Deep Crises and Reform: What Have We Learned?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1996), 4, 6, 13, 25. Emphasis in original.

[22] Ibid., 6. Emphasis added.

[23] The figure for World Bank membership refers to 1995. There are now 185 member countries.

[24] Information in the next four paragraphs is drawn from Davison L. Budhoo, Enough Is Enough: Dear Mr. Camdessus... Open Letter of Resignation to the Managing Director of 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New York: New Horizons Press, 1990), 2-27.

[25] Most of Budhoo's allegations center on the discrepancies in the calculations for Trinidad and Tobago's Relative Unit Labor Cost, which is an extremely important economic indicator that measures countries’ productivity. He writes, “On the basis of calculations made by our divisional statistician last year after the Fund mission returned from the field, the Relative Unit Labour Cost in Trinidad and Tobago increased by 69 percent only, instead of the 145.8 percent as stated in our 1985 reports, and the 142.9 percent as claimed in the 1986 Fund documents. Between 1980-85 the RULC actually rose by a mere 66.1 percent instead of our assertion of 164.7 percent made in the 1986 reports. Over 1983-85 relative unit labour costs moved up by only 14.9 percent, not by the 36.9 percent that was mooted to the world community in 1986. In 1985, instead of rising by the 9 percent that we had stated in the RED and Staff Report, the RULC Index fell by 1.7 percent. And in 1986 relative unit labour costs slid downward spectacularly by 46.5 percent although there is no record of this in the 1987 report or anywhere else in official Fund documentation.” Ibid., 17.

[26] “Bitter Calypsos in the Caribbean,” Guardian (London), July 30, 1990; Robert Weissman, “Playing with Numbers: The IMF's Fraud in Trinidad and Tobago,” Multinational Monitor 11, no. 6 (June 1990).

[27] Lawrence Van Gelder, “Mr. Budhoo’s Letter of Resignation from the I.M.F. (50 Years Is Enough),” New York Times, March 20, 1996.

第13章
让它燃烧
劫掠亚洲与“第二道柏林墙的倒塌”

金钱流向机会所在之处，而现在亚洲似乎很便宜。

——史密斯（Gerard Smith），

纽约瑞士银行（UBS）金融机构银行家，

评论1997~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 [1]

好日子订不出好政策。

——萨德利（Mohammad Sadli），

印度尼西亚苏哈托将军的经济顾问 [2]

他们似乎喜欢简单的问题。你的薪水能买到什么？够吃和住吗？还有没有余钱寄回给父母？往返工厂的交通费呢？但不管怎么问，我得到的答复总是“看情形”，或“我不知道”。

“几个月前，”一位在马尼拉附近为盖璞（Gap）制衣的17岁工人解释，“我以前都有足够的钱每月寄一点回家，但现在我赚的几乎不够自己买吃的。”

“他们降低了你的工资？”我问。

“不是，我想应该没有。”她有点困惑地说，“只是能买到的东西好像变少了，物价一直上涨。”

当时是1997年夏季，我正在亚洲研究该地区蓬勃发展的出口工厂工作情况。我发现工人们面临一个比超时工作或工头虐待更严重的问题：他们的国家正快速陷入即将浮现的全面衰退。在印度尼西亚，危机甚至更严重，动荡的气氛格外凶险。印度尼西亚货币一天天地贬值，工人的钱前一天还能买鱼和米，第二天却只够买米。在食堂和出租车里的聊天中，每个人似乎对该怪罪谁都有同样的说辞，他们告诉我：“华人。”因为印度尼西亚的华商似乎是最直接从物价上涨当中获利的人群，所以他们成为怒气直指的对象。这正是凯恩斯警告经济混乱的意思——你永远不知道愤怒、种族偏见和革命的结合会释放出什么。

东南亚国家特别容易陷于阴谋论和种族代罪羔羊的纠缠，因为从表面看，金融危机找不到合理的原因。电视和报纸对这个地区的分析，总是好像它得了某种神秘但有高度传染性的疾病——“亚洲流感”（Asian Flu），市场崩溃立即被贴上这个标签，等它扩散到拉丁美洲和俄罗斯时，又被升级为“亚洲传染病”（Asian Contagion）。

在出问题之前几周，这些国家还被高举为经济健康与活力的标杆——所谓的亚洲小龙，全球化最耀眼的成功故事。不久前，股票经纪人还告诉他们的客户，把储蓄投资在亚洲“新兴市场”共同基金是最安全稳赚的策略；转眼间，他们成群撤出市场，外汇交易商大举“攻击”那些货币——泰铢、林吉特、印尼盾——制造出《经济学人》所称的“通常只与全面战争有关的大规模储蓄毁灭”。 [3] 然而，在亚洲小龙经济体内，可见的情势并未改变——大体来说，它们仍由相同的裙带精英掌管；它们没有遭遇重大天灾或战争的打击；它们没有庞大的赤字——部分国家完全没有赤字。许多大财团有沉重的债务，但它们仍生产从运动鞋到汽车的种种产品，且销售和往常一样强劲。那么，为什么在1996年投资人觉得很可以把1000亿美元投资在韩国，而到第二年该国却出现200亿美元的负投资——足足相差1200亿美元？ [4] 这种丕变的货币情势该如何解释？

结果证明这些国家是纯粹恐慌的受害者，始作俑者则是全球化市场凶险难料的速度与波动。从一则谣传开始——泰国没有足够的美元作货币后盾——引发一场电子部落的大奔逃。银行收回它们的放款，而原本快速成长的房地产市场很快就泡沫破灭。兴建到一半的商场、摩天大楼和度假中心停工；静止的施工起重机高耸在曼谷拥挤的天际线上。在以往较缓慢的资本主义时代，危机可能就此停止，但由于共同基金的销售经纪人把亚洲小龙当做一套投资来促销，因此当一只小龙倒下时，其余便跟着全倒：继泰国之后，恐慌迅速蔓延，资金从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泰国流出，甚至波及全球第十一大经济体也就是全球化天空下的灿烂明星韩国。

亚洲政府被迫倾尽央行的储备以支持自己的货币，把最初的恐慌变成现实；现在这些国家真的快破产了。市场的反应是更深的恐慌，在一年间，亚洲股票市场有6000亿美元蒸发——这是花了数十年累积的庞大财富。 [5]

危机会激发铤而走险的行为。在印度尼西亚，贫困的民众涌进都市的商店，劫掠他们能带走的东西。在一个特别恐怖的例子当中，一家雅加达的购物商场在遭到劫掠时失火，数百人被活活烧死。 [6]

在韩国，电视台展开大规模宣传，呼吁民众捐献黄金珠宝，以便融化后用于清偿国家债务。短短几个月内，300万人捐出他们的项链、耳环、运动奖牌和奖杯。至少有一位妇女捐出她的结婚戒指，一位红衣主教则捐出黄金十字架。电视播放庸俗的“捐出你的黄金”游戏秀，但虽然收集了足够压低世界金价的200吨黄金，韩国的货币仍继续暴跌。 [7]

就像大萧条时一样，无数家庭眼看着毕生积蓄消失，成千上万小企业关门，进而引发一波自杀潮。韩国的自杀率在1998年攀升50％，在60岁以上的人群中达到最高峰，因为老年的父母想为痛苦挣扎的子女减轻经济负担。韩国媒体也报道家庭集体自杀比率惊悚地增加，一些债务缠身的父亲带着家人一起上吊。当局指出，由于“只有一家之主死亡被列为自杀，其余则列为他杀，所以实际自杀人数远高于公布的统计数字”。 [8]

亚洲危机的起因是典型的恐慌循环，而唯一可以遏阻它的办法，就是在1994年所谓龙舌兰危机中挽救墨西哥货币的措施：美国财政部迅速而果断地向市场证明，绝不会让墨西哥倒债。 [9] 但美国并未对亚洲及时采取这种措施。事实上，危机爆发后，重量级的金融机构放出一连串出乎意料、口径一致的信息：别帮助亚洲。

当时已85岁上下的弗里德曼，罕见地出现在有线电视新闻网（CNN）上，告诉新闻主播多布斯（Lou Dobbs）他反对任何形式的纾困，而应该让市场自行回到正轨。“教授，我无法形容在这场睿智的讨论中获得你的支持是多么有意义。”谄媚到有点难看的多布斯说。这种让它们沉沦的立场获得弗里德曼的老友、前花旗银行最高主管里斯顿（Walter Wriston）以及舒尔茨（George Shultz）的呼应；舒尔茨后来与弗里德曼在右派的胡佛研究所（Hoover Institution）共事，也担任证券经纪商嘉信理财（Charles Schwab）董事。 [10]

这种看法也获得华尔街最大投资公司摩根斯坦利（Morgan Stanley）的公开支持。该公司当红的新兴市场策略师佩洛斯基（Jay Pelosky）在洛杉矶由米尔肯学会（Milken Institute）主办的会议上说，IMF和美国财政部绝不可救援这场规模和1930年代一样大的危机。“我们现在在亚洲需要的是更多坏消息。坏消息是继续刺激调整过程所不可或缺的。”佩洛斯基说。 [11]

克林顿政府按照华尔街的剧本演出。当1997年11月亚太经济合作会议（APEC）在温哥华举行时，危机已爆发四个月，克林顿轻描淡写地把这场经济灾难说成“路上的一点颠踬”，因此激怒了亚洲领袖。 [12] 信息非常明确：美国财政部不急着遏阻灾难。至于为了避免这类崩溃而创设的世界机构IMF，也采取自俄罗斯以来就成其典型标志的无为策略。IMF最后确实有所反应——但并非单纯的金融危机所需要的快速、紧急稳定贷款。相反，它条列出一长串要求，内容在在透露出芝加哥学派深信不疑的思维：亚洲的灾难正是潜在的机会。

回到1990年代初期，每当自由贸易的倡议者需要令人信服的成功故事来引起讨论时，一定会提到亚洲小龙。它们以弹跳飞跃速度成长的奇迹被认为是来自对无限制的全球化大开边界。这是一则很好用的故事——亚洲小龙确实飞速成长——但说它们快速成长是基于自由贸易则纯属虚构。马来西亚、韩国和泰国仍然采取高度保护主义政策，禁止外国人拥有土地和收购国营公司。它们也让国家扮演重大角色，能源和交通等部门仍掌握在政府手中。亚洲小龙在培养自己的国内市场时，也阻止许多日本、欧洲和北美的产品进口。它们无疑是成功的经济故事，但它们的成功证明的是混合管理式经济体可以成长得更快速和更公平，远胜过那些遵行西部蛮荒式华盛顿共识的国家。

这种情况让西方和日本的投资银行与跨国公司大感不悦；看着亚洲消费性市场爆炸性的发展，可想而知它们渴望长驱直入这个地区贩卖产品。它们也想拥有买下亚洲小龙最棒的公司的权利——特别是韩国令人称羡的财团如大宇、现代、三星和LG。1990年代中期，在IMF和新创的世界贸易组织施压下，亚洲政府同意区别对待不同的分歧：它们将继续坚持保护国营公司免于外资持股，同时拒绝把主要国营公司私有化的压力，但它们将撤除金融产业的约束，容许大量商业投资和外汇交易涌进。

1997年涌入亚洲的热钱突然出现流向大逆转，正是这类在西方压力下合法化的投机性投资造成的。当然，华尔街的看法不是这样。金牌投资分析师立即看出，这场危机是大好机会，可以彻底铲除亚洲剩下的保护障碍。摩根斯坦利策略师佩洛斯基对这一逻辑特别直言不讳：如果任由危机恶化，所有外国货币就会从该地区流光，而亚洲公司要么倒闭，要么被迫把自己卖给西方公司——两种情况的结果都会让摩根斯坦利获益。“我希望看到企业倒闭和资产出售……资产出售非常难得；通常业主不想卖，除非他们别无选择。因此，我们需要更多坏消息，才能持续迫使这些企业变卖它们的公司。” [13]

有些人以更冠冕堂皇的角度看待亚洲的崩溃。皮涅拉是皮诺切特捧为明星的部长，现在为华盛顿特区的卡托研究所工作，他喜形于色地评论这场危机，宣称“最终审判日已经来临”。在皮涅拉眼中，这场危机是他与他的“芝加哥男孩”同僚1970年代在智利发动的战争的新篇章。他说，亚洲小龙陨落代表的正是“第二道柏林墙的倒塌”，也代表“自由市场民主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集权制之间还有‘第三条路’的思想崩解”。 [14]

皮涅拉的想法不是非主流观点。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也公开支持这种看法，他可能是全世界最有权势的经济决策者。格林斯潘形容这场危机是“极戏剧化的事件，其将发展成趋近我国的市场制度”。他也评论说：“当前的危机很可能加速许多亚洲国家残存体制的崩解，即政府主导的投资仍占一大部分的经济体制。” [15] 换句话说，亚洲管理式经济的毁灭，实际上是创造一个新美国式经济的过程——借用一个几年后将在更暴乱背景下使用的词：新亚洲诞生前的阵痛。

有人说IMF领导人康德苏可能是全世界第二有权势的经济决策者，他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在一次难得的访问中，他说这场危机是亚洲蜕去旧皮、重新诞生的机会。“经济模式不会永远不变，”他说，“有时候它们很管用，但久而久之……它们会变得过时而必须被扬弃。” [16] 这场由谣传引发并将虚构变成事实的危机，显然就是该扬弃的时机。

为了掌握稍纵即逝的机会，IMF在一连数月坐视危机恶化后，终于开始与病弱气虚的亚洲政府展开谈判。这段时间唯一拒绝IMF的国家是马来西亚，这要归功于该国相对较少的债务。经常惹来争议的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Mahathir Mohamad）说，他认为不应该“摧毁经济以便让它变得更好”，这些话在当时已足够让他被归为疯狂的激进派了。 [17] 其他遭危机重创的亚洲经济体因为迫切需要外国货币，无法拒绝IMF提供上百亿美元的可能性：泰国、菲律宾、印度尼西亚和韩国都坐上谈判桌。“你无法强迫一个国家要求帮忙，它必须自己开口。但在缺钱的时候，它已经走投无路。”IMF的谈判代表费希尔说。 [18]

费希尔是最大力主张在俄罗斯采用休克治疗的人之一，虽然在那里造成了可怕的人力损失，他对亚洲的态度仍是同样固执。有几个国家的政府建议，由于危机源自资金大量自由进出，而且没有减缓资金流速的机制，也许应该恢复若干障碍——可怕的“资本控制”。中国一向维持这种控制（在这方面未采纳弗里德曼的建议），因此是亚洲唯一未遭危机蹂躏的国家。马来西亚决定恢复控制，而且似乎很有效。

费希尔与IMF团队的其他人立即驳斥这个构想。 [19] IMF表现得对危机的起因毫无兴趣，相反，它们就像审讯人员寻找犯人的弱点一样，完全专注于如何利用危机带来的机会。经济崩溃迫使许多原本强硬的国家摇尾乞怜；对掌管IMF的芝加哥学派经济学家来说，错失这个机会无异于玩忽职守。

IMF关心的是，国库空虚的亚洲小龙已被破坏，现在是重造它们的最佳时机。这个过程的第一阶段，就是政治学家贝洛（Walden Bello）所说的，铲除这些国家所有的“贸易与投资保护主义，以及当初造就‘亚洲奇迹’不可或缺的国家干预”。 [20] IMF也要求政府大幅削减预算，导致一些自杀率已经激升的国家大量裁撤公务员。费希尔承认IMF获致的结论是，在韩国和印度尼西亚，危机与政府浪费无关。尽管如此，他还是利用危机赋予的影响力，强行要求这些国家采取痛苦的紧缩措施。就像一位《纽约时报》记者写的，IMF的行为“有如心脏外科医生在动手术半途，决定顺便也为肺脏和肾脏开刀”。 [21] [22]

在IMF拔除亚洲小龙的旧习惯和做法后，它们已准备好芝加哥式的重生：基本服务私有化、独立的中央银行、“弹性”的劳动力、低社会支出，当然还有完全的自由贸易。根据新协议，泰国将允许外国人拥有当地银行的大量股份，印度尼西亚将削减粮食补贴，韩国将取消保护工人免于大批裁员的法律。 [23] IMF甚至在韩国设定严格的裁员目标：为了取得贷款，该国的银行业必须裁撤50％的员工（后来降至30％）。 [24] 这种要求对许多西方跨国公司很重要，因为它们要确定未来能大幅度缩编想并购的亚洲公司。皮涅拉的“柏林墙”倒塌了。

这类措施在危机爆发之前一年是无法想象的，因为韩国工会的强悍正达到巅峰。它们曾以一连串韩国史上最激进的罢工，顽抗降低就业保障的新劳动法案。但拜危机所赐，游戏规则已经改变。经济瓦解的情势如此险恶，于是工会同意（正如从玻利维亚到俄罗斯的类似危机一样）政府暂时的独裁统治；这段时间没有持续太久——刚好够开始实施IMF的计划。

例如，泰国的休克治疗方案是在国会强行通过，未经由正常的辩论程序，而且采取四项紧急命令的形式。泰国副总理素帕猜·巴尼巴滴（Supachai Panitchpakdi）坦承：“很不幸，我们已丧失自主权，丧失我们决定自己宏观经济政策的能力。”（素帕猜因为这种合作态度后来被任命为WTO主席。） [25] 在韩国，IMF对民主的颠覆更加明显。IMF在韩国谈判结束时正好碰上总统大选，其中有两位候选人持反对IMF的政见。IMF以非常规手段干预主权国家的政治运行程序，要求所有四个主要候选人必须承诺当选后会坚守刚谈妥的协议，否则将拒拨贷款。韩国实际上是待赎的人质，IMF因而可以予取予求：每个候选人都以书面保证支持IMF的方案。 [26] 芝加哥学派保护经济事务不受民主干扰的核心使命，从未表现得如此明白：IMF告诉韩国人，你们可以投票，但你们的选票影响不到对经济的管理和组织。（协议签订那天很快被称为韩国的“国耻日”。） [27]

在另一个受创严重的国家，连这种限制民主的动作也用不着。印度尼西亚是区域中最先对外国投资敞开大门的国家，当时仍在掌权30多年的苏哈托控制下。不过，年事已高的苏哈托对西方来说已不再那么顺服（独裁者经常如此）。经过数十年变卖印度尼西亚的石油和矿藏给外国公司后，他对为外人谋利渐感厌倦，开始转而照顾自己、子女和他的高尔夫球友的利益，时间已长达十年之久。例如，苏哈托给他儿子汤米（Tommy）拥有的汽车公司大量补贴，让福特和丰田公司大感惊慌，认为必须跟这家分析师戏称为“汤米的玩具”的本土车厂竞争实在毫无道理。 [28]

一连几个月，苏哈托尝试抗拒IMF，自行公布一项未包含IMF要求的大幅削减支出的预算案。IMF对此加倍还击。IMF规定代表不准在谈判期间向新闻界透露消息，因为任何谈判进展的迹象都会严重影响市场。但这未能阻止某位匿名的“资深IMF官员”告诉《华盛顿邮报》：“市场正在揣测印度尼西亚领导高层对这个计划有多认真，尤其是对重大的改革措施。”这篇报道接着又预测，IMF将扣住数百亿美元的承诺贷款来惩罚印度尼西亚。报道刊出后，印度尼西亚货币立即直线坠落，在一天内贬值25％。 [29]

受到重大打击的苏哈托被迫屈服了。“有人可以帮我找个了解当前情势的经济学家吗？”媒体报道印度尼西亚外交部长如此哀求。 [30] 苏哈托果真找到一位经济学家；事实上，他找了许多位。在保证最后阶段的IMF谈判会顺利进行后，苏哈托把掌权早期曾经重用但年老时逐渐疏远的柏克莱帮重新找了回来。经过这么多年政海浮沉，柏克莱帮重掌大权，由已经70岁、在印度尼西亚人称“柏克莱帮校长”的尼蒂萨斯特罗（Widjojo Nitisastro）领导。“在情势大好时，尼蒂萨斯特罗和那些经济学家被打入冷宫，苏哈托只听从亲信的话。”苏哈托昔日的部长萨德利解释说：“这群技术官僚在危机期间发挥了最大作用，苏哈托暂时对他们言听计从，并命令其他部长闭嘴。” [31] 尼蒂萨斯特罗团队的一位成员说，和IMF谈判现在更接近一场学术讨论，“更像思想论辩，双方都没有压力一说”。可想而知，IMF几乎得到了他们想要的一切——总共140项“调整计划”。 [32]

宣布

对IMF来说，这场危机进行得一帆风顺。在不到一年间，它谈判成功的经济大改造国家包括泰国、印度尼西亚、韩国和菲律宾。 [33] 现在终于到了每一出大变革戏码决定命运的时刻：宣布，向充满敬畏的公众——全球股市和外汇市场——公开这个收拾停当、打扮一新的计划。如果一切顺利，当IMF拉开最新创作的幕布时，前一年逃离亚洲的热钱将急速回流，买光亚洲小龙现在重又魅力难挡的股票、债券和货币。但情势的发展却非如此，市场反而开始恐慌，原因是：如果IMF认为小龙已无可救药，必须从最根本重新改造，那么亚洲的情况显然比所有人以前担心的还严重。

因此钱非但没有回流，交易商对IMF重大宣布的反应是立即撤出更多钱，以及进一步攻击亚洲货币。韩国每天流失十亿美元，债信被降到垃圾债券等级。 IMF的“帮忙”已把危机变成灾难。或者，照当时已经向国际金融机构公开宣战的萨克斯说的：“IMF不但没有灭火，反而在火上浇油。” [34]

IMF的机会主义在亚洲造成的人力损失，与在俄罗斯不相上下。联合国国际劳工组织（ILO）估计，在这段时间丢掉工作的人数高达惊人的2400万，其中印度尼西亚的失业率从4％飙升到12％。在“改革”的高峰，泰国每天有2000人失去工作—— 一个月6万。在韩国，每个月遭解雇的员工有30万人——主要因为IMF毫无必要地要求削减政府预算和提高利率。到1999年，韩国和印度尼西亚的失业率在两年内都上升了近三倍。就像1970年代的拉丁美洲一样，在亚洲这些国家消失的就是当初造就“奇迹”的事物：为数众多且快速增长中的中产阶级。在1996年，63.7％的韩国人被归类为中产阶级；到1999年，这一比率已剧降到38.4％。据世界银行统计，在这段被沃尔什称作“计划性悲剧”的时期，有2000万亚洲人沦为贫民。 [35]

每个统计数字背后都有一则痛苦牺牲与拙劣决策的故事。和绝大多数例子一样，女性和儿童是危机最大的受害者。许多菲律宾和韩国的农村家庭将女儿卖给人口贩子，到澳大利亚、欧洲和北美从事性交易。在泰国，政府卫生官员报告，雏妓在短短一年内增加20％——实施IMF改革后的第一年。菲律宾也出现相同的趋势。“景气好时富人受益，危机时却是我们这些穷人付出代价。”泰国东北部一位社区领导人说，她在丈夫失去工厂的工作后，被迫把孩子们送去捡破烂。“甚至我们有限的求学和医疗机会，现在也开始逐渐消失。” [36]

就是在这种背景下，美国国务卿奥尔布赖特（Madeleine Albright）1999年3月访问泰国时，认为自己有必要斥责泰国人从事娼妓工作和走上“毒品的死路”。奥尔布赖特以充满道德勇气的语调说：“女孩不应被剥削和虐待，暴露在艾滋病风险下。反抗是极其重要的事。”她显然觉得这么多泰国女孩被迫跳入火坑，跟她在同一趟访问中表达“强烈支持”的紧缩政策没有任何关联。这与弗里德曼当年表达对皮诺切特违反人权的不满，同时又赞扬他们大胆拥抱经济休克治疗如出一辙。 [37]

在废墟中搜刮

亚洲危机的故事通常说到这里就结束了——IMF尝试帮忙，只是不管用。即使是IMF的内部稽核也是这个结论。该基金的独立评估办公室总结说，结构调整的需求“所得到的计划建议并不完善”，同时“似乎已多过必要的范围”，且“对解决危机并非绝对重要”。它也警告，“危机不应该只因为很适合借力使力，而被利用作为寻求长期改革目标的机会，不管它们的好处有多合理”。 [38] 内部报告有一个措辞激烈的章节，指控IMF被自由市场意识形态蒙蔽，以致认为资本管制的体制完全不可行。“如果金融市场未以理性和稳定的方式影响世界资本的说法被视为邪说，那么考虑资本管制就变成了道德的罪恶。” [39]

当时很少人肯承认的是，虽然IMF确实辜负了亚洲的人民，但它却并未辜负华尔街。IMF的极端措施可能吓走了热钱，但大投资银行和跨国公司却大受鼓舞。“当然这些市场极为动荡，”伦敦安石投资管理公司（Ashmore）研究部主任布斯（Jerome Booth）说，“那正是它们特别有趣的原因。” [40] 这些追求乐趣的公司了解，IMF的“调整”结果是，几乎亚洲的一切现在都等着变卖；而市场越惊慌，就会有越多走投无路的亚洲公司出售，把价格压到最低。摩根斯坦利的佩洛斯基曾说，亚洲需要的是“更多坏消息，才能持续迫使这些企业变卖它们的公司”。实际情况就是这样，这要感谢IMF。

究竟IMF是否预先计划加深亚洲的危机，或只是鲁莽而麻木不仁，仍是一个有争议的话题。也许最宽容的解释是，IMF知道它稳赢不输：如果它的调整导致新兴市场的股市又吹起另一个泡沫，将带来许多利益；如果这些调整刺激更多资本外流，这对秃鹰资本家则是大丰收。不管哪一种，IMF面对大崩盘的可能性都可以安稳地掷骰子。现在已经很清楚谁赢了这场赌博。

IMF与韩国达成最后协议后两个月，《华尔街日报》发表了一篇以“华尔街清理亚太灾后现场”为题的文章，报道佩洛斯基的公司以及其他数家知名银行，“已派遣大队银行家到亚太地区搜寻证券经纪商、资产管理公司，甚至于银行，以便以低价并购。亚太并购机会的搜猎极为急迫，因为以美林证券（Merrill Lynch）和摩根斯坦利为首的许多美国证券公司，把海外扩张列为第一要务”。 [41] 数桩大交易在很短的时间内通过：美林买下日本山一证券（Yamaichi Securities）和泰国一家大证券公司，美国国际集团（AIG）则以极低的折扣价格拿下曼谷投资公司（Bangkok Investment）。摩根大通收购起亚汽车（Kia Motors）部分股权，而旅行家保险集团（Traveler Group）和所罗门美邦（Salomon Smith Barney）买下韩国最大的纺织公司和数家别的公司。有趣的是，所罗门美邦这段时间负责建议公司并购对象的国际咨询顾问主席是拉姆斯菲尔德（1999年5月获任用），切尼也是成员之一。另一个赢家是凯雷集团（Carlyle Group），这是一家总部设在华盛顿的神秘公司，以为前总统和前部长提供退职后的安身处所而闻名，顾客从前国务卿贝克（James Baker）、前英国首相梅杰到担任顾问的老布什，颇为可观。凯雷利用高层关系抢下大宇（Daewoo）的电信部门、双龙信息通讯（Ssangyong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韩国最大的科技公司之一），并成为一家韩国大银行的大股东。 [42]

前美国商务部副部长加滕（Jeffrey Garten）预测，等IMF的计划完成后，“亚洲的面貌将大大不同，美国公司在新亚洲的布局将更深入，更四通八达”。 [43] 他不是在开玩笑。在两年内，亚洲的许多面貌已大为改观，数百家当地银行被国际大银行取代。《纽约时报》形容这是“全世界最大的倒店拍卖会”，《商业周刊》则称为“买企业市集”。 [44] 事实上，它只是“9·11”事件后灾难资本主义将变成市场标准的预演：利用一场可怕的悲剧让外国公司入侵亚洲。它们的登场不是为建立自己的事业和竞争力，而是要攫取几十年来由韩国公司建立的整个规制、劳动力、客户群和品牌价值，而且往往采取拆解、缩小编制或完全关闭它们的方式，以便为自己的进口产品铲除竞争对手。

例如，韩国企业巨擘三星被拆解分售：沃尔沃（Volvo）取得它的重工部门，庄臣公司（SC Johnson ＆ Son）取得制药部门，通用电气（GE）则买下照明部门。几年后，大宇集团一度十分强大、估价高达60亿美元的汽车部门，被以区区4亿美元卖给通用汽车（GM）——比起俄罗斯休克治疗的盗窃规模毫不逊色。不过，与俄罗斯发生的情况不同的是，掠夺本地企业的是跨国公司。 [45]

其他从亚洲危机分得一杯羹的重量级玩家包括施格兰（Seagram’s）、惠普（HP）、雀巢（Nestle）、英特布鲁（Interbrew）、诺华制药（Novartis）、家乐福（Carrefour）、乐购（Tesco）和爱立信（Ericsson）。可口可乐以5亿美元买下一家韩国装瓶厂；宝洁（Porcter and Gamble）买下一家韩国包装公司；日产买下印度尼西亚最大的汽车公司。通用电气拿下韩国电冰箱制造商LG的控制股权；英国的电力发动公司（Powergen）吞并韩国大型电力与天然气业者LG能源（LG Energy）。据《商业周刊》，沙特阿拉伯亲王阿尔瓦德（Alwaleed bin Talal），“搭乘他的乳白色波音727喷气式飞机，奔走于亚洲各地寻找便宜货”——包括入股大宇。 [46]

与此同时，最支持加深危机的摩根斯坦利也参与许多交易，赚进庞大的佣金。它担任大宇出售汽车部门的顾问，也介入了数家韩国银行的私有化。 [47]

被卖给外国人的不只是亚洲的民间公司。和早期拉丁美洲及东欧的危机一样，亚洲危机也迫使政府出售公共服务以筹措迫切需要的资金。美国政府一直热切期待着这种效应，并表现在强调国会应授权拨出庞大经费给IMF以用于改造亚洲，美国贸易谈判代表巴尔舍夫斯基（Charlene Barshefsky）还保证IMF的协议“会为美国公司创造新商机”：亚洲将被迫“加速若干重要部门的私有化——包括能源、交通、公共事业和通讯”。 [48]

果然，危机引发一波私有化浪潮，跨国公司也大赚一票。柏克德拿到马尼拉东区自来水和下水道系统的私有化合约，以及在印度尼西亚苏拉威西（Sulawesi）兴建一座炼油厂的工程。摩托罗拉取得韩国Appeal电信的全部股权。纽约的能源巨人赛德（Sithe），得到泰国国营天然气业者汽电共生公司（Cogeneration）的大股。印度尼西亚的供水系统被英国的泰晤士水利（Thames Water）与法国的里昂水利（Lyonnaise des Eaux）瓜分。加拿大的西岸能源（Westcoast Energy）吃下印度的一个大电力厂计划。英国电信（British Telecom）分别收购马来西亚以及韩国邮政的大股。加拿大贝尔（Bell Canada）分到韩国电信业者韩松（Hansol）的一部分。 [49]

总计短短20个月内，外国跨国公司在印度尼西亚、泰国、韩国、马来西亚和菲律宾，实施了186桩重大企业并购案。伦敦政治经济学院（LSE）经济学家韦德（Robert Wade）和经济顾问维内罗索（Frank Vneroso）观察这波如火如荼的并购潮时预测，IMF的计划“促成了过去五十年里规模最大的和平年代国内资产流向国外的转移”。 [50]

IMF虽然承认初期对危机的反应犯了若干错误，但它宣称自己已很快矫正错误，“稳定”计划十分成功。亚洲市场最后确实平静下来，但付出了巨大且深远的代价。弗里德曼在危机最高峰时曾提醒大家别惊慌，坚称“一切都会过去……等这场金融风暴尘埃落定，你们将看到亚洲恢复成长，但究竟需要一年、两年还是三年，没有人能够断言”。 [51]

实际情况是，十年过去了，亚洲危机仍未结束。2400万人在短短两年内失去工作，新的绝望感已深入社会，没有任何文化能轻易吸收。它以不同的形式表现在亚洲各地——从印度尼西亚和泰国的宗教极端主义，到雏妓交易爆炸性的增长。

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韩国的失业率仍未降到1997年以前的水平。在危机期间丧失工作的工人非但未再回到工作岗位，而且裁员还在继续，因为外国企业主要求投资要得到更高的获利。自杀率也未见下降：在韩国，自杀在死亡原因中排第四，是危机前自杀率的两倍多，每天有38人结束自己的生命。 [52]

这是IMF所谓“稳定计划”的政策未被说出的故事。国家就好像是在市场的惊涛骇浪中翻覆的船只，它们最后确实稳定下来，但新的平衡是靠着把数百万人抛出甲板得来的：公务员、小企业主、低收入农户、工会运动者。“稳定”的丑陋秘密是，绝大多数人再也未能爬回船上。他们沦落到现在规模超过10亿人的贫民窟，沦落到娼馆或货船的货柜里。他们是一无所有的人，是德语诗人里尔克（Rainer Maria Rilke）所形容的“不属于过去或未来的人”。 [53]

IMF在亚洲施行完美计划的牺牲品还不止这些。在印度尼西亚，我在1997年目睹的排华情绪持续升高，背后则有乐见注意力转移的统治阶层在煽风点火。苏哈托提高基本民生物资的价格后，情势更加恶化。全国各地暴发动乱，许多人以华裔少数族群为目标；大约有1200人遭杀害，数十名华裔女性被强暴。 [54] 他们也应该计入芝加哥学派意识形态的受害者范畴。

印度尼西亚人的愤怒最后还是转向苏哈托和总统府。过去30年来，印度尼西亚人基于对苏哈托上台时血腥镇压的记忆，几乎很少发生暴乱，且这种记忆因为东帝汶省份不时发生的屠杀而历久弥新。反苏哈托的怒火在这段时间一直在焖烧，但最后泼洒汽油的是IMF——讽刺的是，引爆怒火的正是IMF提高汽油价格的要求。此后印度尼西亚人奋起把苏哈托推下台。

像监狱的审讯人员一样，IMF利用危机带来的极度痛苦粉碎亚洲小龙的意志，迫使这些国家完全屈服。但中情局的审问手册警告说，这种方法可能用过头——施加太多痛苦，会导致非但没有产生退化和顺服，反而会面对信念和叛逆。在印度尼西亚，那条界线似乎已经越过，令人警醒到休克治疗可能已经施用过量，引发一股从玻利维亚到日后的伊拉克的经验里十分眼熟的逆流。

不过，自由市场“十字军”反应迟缓，尤其是当他们的政策产生意料之外的后果时。从斩获丰厚的亚洲大甩卖学到的唯一教训，似乎是对休克主义更加肯定，更多灾难即机会的证据（如果还需要证据的话），它是打碎一个社会、开辟新边疆的绝佳搅拌器。危机高峰之后几年，几位知名的评论家甚至还说，亚洲发生的事尽管带来许多破坏，却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经济学人》评论说：“韩国需要一场全国性的灾难，才能从封闭的国家转变为一个拥抱外国资本、改变和竞争的国家。”而弗里德曼在他的畅销书《雷克萨斯与橄榄树》（The Lexus and the Olive Tree ）中宣称，亚洲发生的事根本不是危机。“我相信全球化帮了所有人的忙，在1990年代融解了泰国、韩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墨西哥、俄罗斯和巴西的经济，因为它揭露许多腐朽的做法和体制。”他写道，“揭露韩国的裙带资本主义，在我的书中不是危机。” [55] 他在《纽约时报》的专栏支持入侵伊拉克，套用的正是相同的逻辑，不同的是，融解伊拉克是靠巡航导弹，不是货币交易。

亚洲危机确实证明了灾难的威力。但在另一方面，市场崩溃的破坏力和西方事不关己的反应，也激发了强烈的反对运动。

跨国资本的力量在亚洲肆虐，但它们激发高涨的公众愤怒，而这种愤怒最终也直接指向推动放任式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机构。《金融时报》在一篇少见的平衡社论中指出，亚洲是“大众对资本主义感到不安，和全球化已达到令人忧虑程度的警讯。亚洲危机向世人展现，即使最成功的国家也可能在资本的突然流动下屈膝，神秘对冲基金的反复无常显然可以导致另一个世界的大规模贫穷，民众对此感到愤怒”。 [56]

在前苏联，休克治疗刻意的计划性悲剧可以推诿给从共产主义过渡到市场民主的“痛苦转型”，亚洲危机却纯粹是全球化市场的作品。然而当全球化的大祭司派遣传教士到灾区时，他们想做的却是加深痛苦。

其结果是，这些传教士丧失了过去隐身幕后的安详与自在。IMF的费希尔回忆他在谈判之初访问韩国时首尔希尔顿饭店的“喧闹气氛”。“我被囚禁在自己的旅馆房间里——不能出去，因为如果我打开门，外面会有1万名摄影师。”根据别的报道，为了赶赴谈判进行的会议厅，IMF代表被迫“绕道从后面的门进入，其间必须上下数段楼梯，穿过希尔顿的大厨房”。 [57] 在当时，IMF官员还不习惯如此被关注。被迫在五星级酒店与会议中心当囚犯的经验，在往后几年将成为华盛顿共识特使的家常便饭，因为世界各地都有大规模的示威迎接他们。

1998年以后，要靠和平手段——IMF惯用的威吓或在贸易峰会上施压——施行休克治疗式的改造已愈来愈困难。1999年西雅图世界贸易组织会议的挫败，让源自南半球的新反抗情绪在世界舞台崭露头角。虽然那些大学生年纪的示威者获得大篇幅的媒体报道，真正的反抗却发生在会议中心里，发展中国家形成一个投票集团，拒绝更深入的贸易让步，除非欧洲和美国停止对自己国家的补贴和产业保护。

在当时，西雅图的挫败还可能被解释为社团主义稳定前进中的小挫折，然而，短短几年后，情势的逆转已不容否认：美国政府创立亚太自由贸易区的野心已经搁浅，一项跨越阿拉斯加到智利的美洲自由贸易区计划和全球投资协议也胎死腹中。

也许所谓反全球化运动最大的影响是，强迫芝加哥学派意识形态登上国际辩论的焦点。在千禧年之交有一段短暂的时期，全球没有急迫的危机来转移注意——债务震撼的威力已经消退，“转型”已经完成，而新的全球战争尚未发生。值得注意的只有自由市场“十字军”在现实世界留下的痕迹：不平等的凄惨景况，以及一个接一个接受弗里德曼建议的政府留下的贪腐和环境恶化——他在多年前给皮诺切特的建议是，“用别人的钱行善”是个错误。

回首这段时期，令人惊奇的是，这段资本主义再也不必与其他思想或势力抗衡的独占期，只有极为短暂的8年，从1991年苏联解体开始到1999年WTO谈判失败为止。但兴起的反对声浪并未削弱一些人追求暴利目标的决心；它的倡导人相信，他们需要的是比以往更大的震撼，以制造出更大的恐惧和混乱。

[1] Anita Raghavan, “Wall Street Is Scavenging in Asia-Pacific,” Wall Street Journal, February 10, 1998.

[2] R. William Liddle, “Year One of the Yudhoyono-Kalla Duumvirate,” Bulletin of Indonesian Economie Studies 41, no. 3 (December 2005): 337.

[3] “The Weakest Link,” he Economist, February 8, 2003.

[4] Irma Adelman, “Lessons from Korea,” in he New Russia: Transition Gone Awry, eds. Lawrence R. Klein and Marshall Pomer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129.

[5] David McNally, “Globalization on Trial” Monthly Review, September 1998.

[6] “Apec Highlights Social Impact of Asian Financial Crisis,” Bernama news agency, May 25, 1998.

[7] Hur Nam-Il, “Gold Rush... Korean Style,” Business Korea, March 1998; “Selling Pressure Mounts on Korean Won—Report,” Korea Herald (Seoul), May 12, 1998.

[8] “Elderly Suicide Rate on the Increase,” Korea Herald (Seoul), October 27, 1999; “Economic Woes Driving More to Suicide,” Korea Times (Seoul), April 23, 1998.

[9] The crisis hit in 1994, but the loan did not come through until early 1995.

[10] “Milton Friedman Discusses the IMF,” CNN Moneyline with Lou Dobbs, January 22, 1998; George P. Shultz, William E. Simon and Walter B. Wriston, “Who Needs the IMF,” Wall Street Journal, February 3, 1998.

[11] Milken Institute, “Global Overview,” Global Conference 1998, Los Angeles, March 12, 1998, www.milkeninstitute.org.

[12] Bill Clinton, “Joint Press Conference with Prime Minister Chrétien,” November 23, 1997, www.clintonfoundation.org.

[13] Milken Institute, “Global Overview.”

[14] José Piñera, “The ‘Third Way’ Keeps Countries in the Third World,” prepared for the Cato Institute's 16th Annual Monetary Conference cosponsored with he Economist, Washington, DC, October 22, 1998; José Piñera, “The Fall of a Second Berlin Wall,” October 22, 1998, www.josepinera.com.

[15] “U.S. Senate Committee on Foreign Relations Holds Hearing on the Role of the IMF in the Asian Financial Crisis,” February 12, 1998; “Text-Greenspan's Speech to New York Economic Club,” Reuters News, December 3, 1997.

[16] M. Perez and S. Tobarra, “Los países asiáticos tendrán que aceptar cierta flexibilidad que no era necesaria hasta ahora,” El País International Edition (Madrid), December 8, 1997; “ IMF Chief Calls for Abandon of‘Asian Model,’” Agence France-Presse, December 1, 1997.

[17] Interview with Mahathir Mohamad conducted July 2, 2001, for Commanding Heights: The Battle for the World Economy, www.pbs.org.

[18] Interview with Stanley Fischer conducted May 9, 2001, for Commanding Heights, www.pbs.org.

[19] Stephen Grenville, “The IMF and the Indonesian Crisis,” background paper, Independent Evaluation Office of the IMF, May 2004, page 8, www.imf.org.

[20] Walden Bello, “The IMF's Hidden Agenda,” he Nation (Bangkok), January 25, 1998.

[21] IMF往往被说成是美国财政部的傀儡，但操纵傀儡的线很少像在这些谈判期间那样明显。为了确保美国公司的利益体现在最终协议中，美国财政部主管国际事务的副部长利普顿（David Lipton，他也是萨克斯在波兰休克治疗计划中的搭档）飞到韩国，入住首尔希尔顿饭店，即IMF与韩国政府举行谈判的地方。据《华盛顿邮报》记者布卢斯坦（Paul Blustein）报道，利普顿的出现就是美国对IMF政策施加影响力的明证。

[22] Fischer, Commanding Heights; Joseph Kahn, “I.M.F.'s Hand Often Heavy, a Study Says,” New York Times, October 21, 2000. FOOTNOTE: Paul Blustein, he Chastening: Inside the Crisis That Rocked the Global Financial System and Humbled the IMF (New York: PublicAffairs, 2001), 6-7.

[23] The IMF agreement with South Korea explicitly demanded “easing restrictions in the labor market over redundancies (to enable businesses to move from one industry to another).” Cited in Martin Hart-Landsberg and Paul Burkett, “Economic Crisis and Restructuring in South Korea: Beyond the Free Market-Statist Debate,” Critical Asian Studies 33, no. 3 (2001): 421; Alkman Granitsas and Dan Biers, “Economies: The Next Step: The IMF Has Stopped Asia's Financial Panic,”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April 23, 1998; Cindy Shiner, “Economic Crisis Clouds Indonesian's Reforms,” Washington Post, September 10, 1998.

[24] Soren Ambrose, “South Korean Union Sues the IMF,” Economic Justice News 2, no. 4 (January 2000).

[25] Nicola Bullard, aming the Tigers: The IMF and the Asian Crisis (London: Focus on the Global South, March 2, 1999), www.focusweb.org; Walden Bello, A Siamese ragedy: The Collapse of Democracy in Thailand (London: Focus on the Global South, September 29, 2006), www.focusweb.org.

[26] Jeffrey Sachs, “Power Unto Itself,” Financial Times (London), December 11, 1997.

[27] Michael Lewis “The World's Biggest Going-Out-of-Business Sale,” New York Times Magazine, May 31, 1998.

[28] Ian Chalmers, “Tommy's Toys Trashed,” Inside Indonesia 56 (October-December 1998).

[29] Paul Blustein and Sandra Sugawara, “Rescue Plan for Indonesia in Jeopardy,” Washington Post, January 7, 1998; Grenville, “The IMF and the Indonesian Crisis,” 10.

[30] McNally, “Globalization on Trial.”

[31] “Magic Arts of Jakarta's ‘Witch-Doctor,’” Financial Times (London), November 3, 1997.

[32] Susan Sim, “Jakarta's Technocrats vs. the Technologists,” Straits Times (Singapore), November 30, 1997; Kahn, “I.M.F.'s Hand Often Heavy, a Study Says.”

[33]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he IMF 's Response to the Asian Crisis, January 1999, www.imf.org.

[34] Paul Blustein, “At the IMF, a Struggle Shrouded in Secrecy,” Washington Post, March 30, 1998; Martin Feldstein, “Refocusing the IMF,” Foreign Affairs, March-April 1998; Jeffrey Sachs, “The I M F and the Asian Flu,” American Prospect, March-April 1998.

[35] South Korea went from 2.6 to 7.6 percent, Indonesia from 4 to 12 percent. Similar patterns occurred in the other countries.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ILO Governing Body to Examine Response to Asia Crisis,” press release, March 16, 1999; Mary Jordan, “Middle Class Plunging Back to Poverty,” Washington Post, September 6, 1998; McNally, “Globalization on Trial”; Florence Lowe-Lee, “Where Is Korea's Middle Class?” Korea Insight 2, no. 11 (November 2000): 1; James D. Wolfensohn, “Opening Address by the President of the World Bank Group,” Summary Proceedings of the Fifty-Third Annual Meeting of the Board of Governors (Washington, DC: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October 6-8 , 1998), 31, www.imf.org.

[36] “Array of Crimes Linked to the Financial Crisis, Meeting Told,” New Straits Times (Kuala Lumpur), June 1, 1999; Nussara Sawatsawang, “Prostitution—Alarm Bells Sound Amid Child Sex Rise,” Bangkok Post, December 24, 1999; Luz Baguioro, “Child Labour Rampant in the Philippines,” Straits Times (Singapore), February 12, 2000; “Asian Financial Crisis Rapidly Creating Human Crisis: World Bank,” Agence France-Presse, September 29, 1998.

[37] Laura Myers, “Albright Offers Thais Used F-16s, Presses Banking Reforms,” Associated Press, March 4, 1999.

[38] 因为某些原因，这份严厉批判的报告直到2003年才出炉，危机已经过去了5年。到这时候，对危机机会主义发出警告已经迟了一些；IMF已经在阿富汗实施结构调整，同时正拟订伊拉克的计划。

[39] Independent Evaluation Office of the IMF, he IMF and Recent Capital Account Crises: Indonesia, Korea, Brazil (Washington, DC: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September 12, 2003): 42-43 , vvww.imf.org; Grenville, “The IMF and the Indonesian Crisis,” 8.

[40] Craig Mellow, “Treacherous Times,” Institutional Investor International Edition, May 1999.

[41] Raghavan, “Wall Street Is Scavenging in Asia-Pacific.”

[42] Rory McCarthy, “Merrill Lynch Buys Yamaichi Branches, Now Japan's Biggest Foreign Broker,” Agence France-Presse, February 12, 1998; “Phatra Thanakit Announces Partnership with Merrill Lynch,” Merrill Lynch press release, June 4, 1998; 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Trade and Development, World Investment Report 1998: Trends and Determinants (New York: United Nations, 1998): 337; James Xiaoning Zhan and Terutomo Ozawa, Business Restructuring in Asia: Cross-Border M(5As in the Crisis Period (Copenhagen: Copenhagen Business School Press, 2001), 100; “Advisory Board for Salomon,” Financial Times (London), May 18, 1999; “Korea Ssangyong Sells Info Unit Shares to Carlyle,” Reuters News, January 2, 2001; “JP Morgan—Carlyle Consortium to Become Largest Shareholder of KorAm,” Korea Times (Seoul), September 9, 2000.

[43] Nicholas D. Kristof, “Worsening Financial Flu in Asia Lowers Immunity to U.S. Business,” New York Times, February 1, 1998.

[44] Lewis, “The World's Biggest Going-Out-of-Business Sale”; Mark L. Clifford, “Invasion of the Bargain Snatchers,” Business Week, March 2, 1998.

[45] 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Trade and Development, World Investment Report 1998, 336; Zhan and Ozawa, Business Restructuring in Asia, 99; “Chronology-GM Takeover Talks with Daewoo Motor Creditors,” Reuters, April 30, 2002.

[46] Zhan and Ozawa, Business Restructuring in Asia, 96-102; Clifford, “Invasion of the Bargain Snatchers.”

[47] Alexandra Harney, “GM Close to Taking 67% Stake in Daewoo for $400M,” Financial Times (London), September 20, 2001; Stephanie Strom, “Korea to Sell Control of Banks to U.S. Investors,” New York Times, January 1, 1999.

[48] Charlene Barshefsky, “Trade Issues with Asian Countries,” Testimony before the Subcommittee on Trade of the House Committee on Ways and Means, February 24, 1998.

[49] “International Water—Ayala Consortium Wins Manila Water Privatization Contract,” Business Wire, January 23, 1997; “Bechtel Wins Contract to Build Oil Refinery in Indonesia,” Asia Pulse news agency, September 22, 1999; “Mergers of S. Korean Handset Makers with Foreign Cos on the Rise,” Asia Pulse news agency, November 1, 2004; 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Trade and Development, World Investment Report 1998, 337; Zhan and Ozawa, Business Restructuring in Asia, 96-99 .

[50] Zhan and Ozawa, Business Restructuring in Asia, 96-102; Robert Wade and Frank Veneroso, “The Asian Crisis: The High Debt Model Versus the Wall Street-Treasury-IMF Complex,” New Left Review 228 (March-April 1998).

[51] “Milton Friedman Discusses the IMF,” CNN Moneyline with Lou Dobbs, January 22, 1998.

[52] In 1995, the suicide rate was 11.8 per 100,000 people; in 2005 it was 26.1 per 100,000, an increase of 121 percent. World Factbook 1997 (Washington, DC: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1997); World Factbook 2007, www.cia.gov; “S. Korea Has Top Suicide Rate among OECD Countries: Report,” Asia Pulse news agency, September 18, 2006; “S. Korean Police Confirm Actress Suicide,” Agence France-Presse, February 12, 2007.

[53] United Nations Human Settlements Program, 2005 Annual Report (Nairobi: UNHABITAT, 2006), 5-6, www.unchs.org; Rainer Maria Rilke, Duino Elegies and the Sonnets to Orpheus, trans. A. Poulin Jr.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77), 51.

[54] “Indonesia Admits to Rapes during Riots,” Washington Post, December 22, 1998.

[55] “The Weakest Link”; Thomas L. Friedman, he Lexus and the Olive Tree (New York: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1999), 452-53.

[56] “The Critics of Capitalism,” Financial Times (London), November 27, 1999.

[57] Fischer, Commanding Heights; Blustein, he Chastening, 6-7.

第五篇
休克时代
灾难资本主义体系崛起

创造性破坏是我们的别名，在国内外都一样，我们每天摧毁商业、科学、文学、艺术、建筑、电影、政治、法律等领域的旧秩序……他们必须攻击我们以求生存，就如同我们为了完成历史使命必须消灭他们。

——迈克尔·莱丁（Michael Ledeen），《对付恐怖头目的战争》

（The War against the Terror Masters ），2002年

布什在牧场碰到任何问题，都用电锯解决，我认为这就是他和切尼、拉姆斯菲尔德合得来的原因。

——布什夫人2005年4月30日

在白宫记者协会晚会上的谈话

第14章
美国的休克治疗
国土安全泡沫

他是无情的小王八蛋，这点你可以确定。

——美国前总统尼克松谈拉姆斯菲尔德，1971年 [1]

恐怕我们现在一觉醒来，会发现自己实际上已经处在随时随地有人监视的社会中。

——英国信息大臣托马斯（Richard Thomas），

2006年11月 [2]

国土安全产业可能刚刚到达1997年因特网投资热潮的阶段，当时你只需要在公司名称前面加上e字，你的股票初次公开发行就会飞跃上涨，现在你加上“堡垒”（fortress）这个字眼就会有相同的效果。

——格罗斯（Daniel Gross），

《石板》杂志（Slate ），2005年6月 [3]

某个闷热的星期一，拉姆斯菲尔德正准备和下属参谋谈话，他很讨厌这件事；接掌国防部长后，他更是在参谋首长联席会议中树立了这样的风评：姿态很高，神秘兮兮，还有大家不断抨击的傲慢自大。参谋首长的敌意可以理解，拉姆斯菲尔德踏进五角大楼后，抛弃领导和鼓励者的应有角色，变成了残酷的刀斧手，部长变成了执行人事精简任务的企业总裁。

拉姆斯菲尔德接受这个职位时，很多人都觉得很奇怪。他已经68岁了，有五个孙子孙女，个人财产大约有2.5亿美元，而且他在福特总统时代，就坐过同样的位置。 [4] 然而，拉姆斯菲尔德无意当个传统的国防部长，不愿受到由他监督和发动的战争左右，他有更大的野心。

二十多年来，这位新上任的国防部长领导过好多家跨国公司，并且担任这些公司的董事，这些公司经常都是经历剧烈并购和痛苦整顿的大企业。1990年代里，他自认已成为新经济的代表人物，主持一家数字电视公司，在另一家前途光明的电子化企业解决方案公司担任董事，同时也是一家很有科幻小说意味的生物科技公司董事长，这家公司拥有治疗禽流感药物的专利权，也拥有好几种重要艾滋病药物的专利权。 [5] 2001年，拉姆斯菲尔德加入布什政府的内阁，他满怀雄心壮志，想要彻底改造21世纪的战争，把战争变成比较偏重心理、不偏重实质，比较好看却比较不辛苦的事情，变成利润远高于过去的事业。

很多人为文探讨拉姆斯菲尔德引发争议的“转型”计划，这个计划促使八位退休将领呼吁他辞职，最后逼迫他在2006年期中选举后下台。布什宣布拉姆斯菲尔德辞职时指出，拉姆斯菲尔德最大的贡献是这些“全面转型”计划，而不是伊拉克战争或更广泛的“反恐战争”。布什说：“拉姆斯菲尔德在这些领域的努力并不常成为头条新闻，但是转型引发的改革却是历史性成就。” [6] 的确如此，但是这些改革的内容如何，却总是不清不楚。

高级将领嘲笑“转型”是“空洞的口号”，拉姆斯菲尔德似乎经常决心以近乎可笑的方式，证明这些批评正确无误。2006年4月，拉姆斯菲尔德说：“美军正在进行大规模的现代化，从以师为重点的部队，变成模块化的旅级战斗力量……从以服务为中心的作战，变成消除冲突的战争，再变成联合作战和互相依赖，这点是难得的成就。” [7] 但是这个计划根本不像拉姆斯菲尔德说的那么复杂，在重重艰涩术语的背后，这个计划只是想把企业界行之有年的外包与品牌革命，引进美国军中。

1990年代，很多一向自行制造产品、维持庞大而固定劳动力的公司，转而拥抱后来号称“耐克模式”的方法：不再自己拥有工厂，而是通过大包商和小包商的复杂网络生产产品，同时把所有资源投入设计和营销。其他公司选择另一种叫作“微软模式”的方法：维持一个由入股员工所构成的紧密控制核心，展现公司的“核心竞争力”，其他的一切都外包作业，从收发室的运作到程序代码的撰写无一例外。有些人把经历这种剧烈改革的公司叫作“空壳企业”，因为这些公司大致上只是形式，没有剩下多少有形的内容。

拉姆斯菲尔德相信美国国防部需要同样的整顿；他到五角大楼上任时，《财富》杂志说得好：“总裁先生打算在国防部里，同样展开他在企业界推行极为顺利的改革。” [8] 其中当然有一些不同。企业可以摆脱受到地域限制的工厂和专职员工，拉姆斯菲尔德认为，在这方面，军队可以摆脱大量常备部队，由小规模核心幕僚取代，支撑幕僚的是成本较低的以国民警备军为主的临时部队；同时，与黑水（Blackwater）和哈利伯顿（Halliburton）这样的安保公司签订合同，让它们负责执行各种任务：从高风险运输、讯问人犯、供应伙食到医疗，无所不包。企业把节省的劳工成本投入设计和营销，拉姆斯菲尔德则希望把减少兵员和坦克节省下来的钱，用在私营部门提供的最新卫星技术以及纳米科技上。拉姆斯菲尔德谈到现代军队时说过：“我们在21世纪里，不能再思考物资、物资数量和兵力，应该优先思考速度、敏捷和精确。”他的话听起来非常像活跃的管理顾问汤姆·彼得斯（Tom Peters），1990年代末期，彼得斯宣称，企业必须决定“要当纯脑力的玩家，还是要当笨重物品的供货商”。 [9]

在五角大楼中一向举足轻重的将领们全都了解，打仗时，“物资”和“兵力”仍然很重要。他们很快就对拉姆斯菲尔德的“军队空壳化”设想深恶痛绝。拉姆斯菲尔德上任才七个多月，就得罪了极多实权人物，因此传言纷纷，说他在位的日子屈指可数了。

就在这个节骨眼，拉姆斯菲尔德宣布召开罕见的五角大楼参谋“荣誉团结会”。大家立刻开始猜测：他是不是要宣布辞职？是不是想来一场精神讲话？还是为了补救？想对顽固派宣扬转型？一位参谋告诉我，那个星期一早上，几百位五角大楼的高级参谋走进礼堂时，“充满了好奇观望的气氛，大家的感觉是：看你要怎么说服我们？因为大家已经对他满怀敌意”。

拉姆斯菲尔德进场时，“我们客气地站起来，再坐下去”。大家很快就知道，这次会议不是宣布辞职，也绝对不是精神讲话，却可能是美国国防部长所发表过的最怪异的一次演说，一开始是这么说的：

今天要谈的主题是严重威胁美国安全的敌人。这个敌人是世界上最后一个中央计划的堡垒，由具有支配性的五年计划所规范。这个敌人试图把自己的要求，从某国首都贯彻到各个时区、大陆、海洋和其他地方。这个敌人极为一贯，不但扼杀自由思想，更粉碎新的观念。它瓦解美国的国防，威胁军中袍泽的生命。

这个敌人听起来可能像苏联，但是苏联已经消失。我们现在的敌人比较精明、比较难以安抚，离我们的家园比较近。这个敌人就是五角大楼的官僚。 [10]

拉姆斯菲尔德表现演说技巧之际，听众的脸孔变得铁青。他们大都是为了对抗苏联才献身军旅，不能了解为什么到了现在，却被人比喻成苏联。拉姆斯菲尔德还没说够：“我们认识这个敌人，我们了解这种威胁，我们必须以对抗死敌所需要的坚定决心，对付敌人，和敌人周旋……我们今天要对官僚宣战。”

拉姆斯菲尔德达成了目的，他不但把五角大楼说成是美国的严重威胁，也对他任职的机构宣战，听众呆住了。那位参谋告诉我：“他说我们就是敌人，敌人就是我们，我们却以为自己是为国效劳。”

拉姆斯菲尔德不是想替纳税人省钱，他刚刚要求国会把预算增加11％；他是遵循反革命的社团主义原则，也就是要政府和企业联手把资金重新往高层分配，他希望减少用在人员身上的开支，把多出很多的公款直接转移到民间企业的金库。拉姆斯菲尔德就根据这种理念，发动了他所谓的“战争”：每个部门的人员都必须减少15％，包括“世界各地每一个基地的总部大楼，这不只是规定，也是好主意，我们一定要做到”。 [11]

他已经下令高级幕僚“评估整个国防部，找出哪些功能可以通过商业外包做得更好、更便宜”。他想知道“为什么国防部是少数几个还自己印支票的部门？外面已经有经营良好的仓储管理业，为什么我们还要自己拥有和管理这么多仓库？我们在世界各地的基地里，为什么还自己收垃圾、擦地板，而不是像很多企业一样，把这些工作外包？而且，我们一定可以把更多的计算机系统支持业务外包办理”。

他甚至攻击军方神圣不可侵犯的领域，也就是军人医疗。他想知道为什么有这么多军医？“部分医疗需求，尤其是可能涉及一般医疗或是与战斗无关的专科医疗，由民间部门提供，可能更有效。”至于军人与军眷的住宅，当然可以由“公私合作”的方式提供。

国防部应该把重点放在核心能力“打仗”上，但是在所有其他领域中，都应该寻找能够“有效能、有效率提供这些非核心活动的供货商”。

拉姆斯菲尔德演说完后，五角大楼很多参谋抱怨说，拉姆斯菲尔德把军队大胆外包的设想只有一个障碍，就是美国宪法中的一小部分条文——宪法清楚地说明国家安全是政府的职责，不是民间企业的职责。我的消息人士告诉我：“我想这场演讲会让拉姆斯菲尔德丢掉工作。”

实际上并没有，很少媒体报道他对五角大楼宣战的消息，因为他这场争议性演讲的发表日期是2001年9月10日。

有线电视新闻网（CNN）在9月10日的晚间新闻中，以“国防部长对五角大楼官僚宣战”为题，简短报道这则消息，结果变成了奇怪的历史注脚。次日早上，CNN将会报道国防部遭到真正的攻击，造成五角大楼125位员工死亡，110位员工重伤，不到24小时前，拉姆斯菲尔德才把他们描述成国家的敌人。 [12]

切尼与拉姆斯菲尔德：原始灾难资本家

拉姆斯菲尔德早已为人忘却的这场演说，其核心观念与布什政权完全相同：政府的职责不是治理，而是把任务转包给比较有效能、通常也比较优异的私营部门。拉姆斯菲尔德说得很清楚，这种任务不像削减预算那么平凡，对拥护这种信念的人来说，这是一场改变世界的圣战，重要性可以媲美击败共产主义。

布什团队就任前，1980年代和1990年代的民营化热潮（受到克林顿政府、州与地方政府全力拥护）已经成功将很多领域的大型公有企业卖掉或外包经营，涉及的企业涵盖供水、电力、公路管理与垃圾清理。砍掉国家的这些手足后，剩下的就是“核心”，也就是跟治理的概念最紧密相连的一些功能，包括军队、警察、消防、监狱、边境管理、秘密情报、疾病控制、公立学校系统与政府官僚机构的管理；把这些交给民间企业处理，将对国家的意义带来相当大的挑战。然而，民营化热潮初期创造了极大的利润，很多公司吃下国有事业后，继续虎视眈眈，贪婪地看着国家的这些基本功能，当成下一步快速致富的来源。

到了1990年代末期，开始有一股强大的推动力，要打破“核心”不能民营化的禁忌。就许多方面而言，这只不过是现状的合理延伸。就像俄罗斯的油田、拉丁美洲的电信事业和亚洲的产业，为1990年代的股市带来超高利润，现在美国政府应该扮演这种核心经济角色；因为反民营化和反自由贸易的怒火在发展中世界迅速蔓延，关闭了其他成长管道，美国政府的这种角色变得更为重要。

这股推力把休克治疗带入自我指涉的新阶段。在此之前，灾难和危机发生后被利用来推动激烈的民营化计划，但是有能力创造和因应巨变的机构仍是公共控制的最后堡垒，像是军队、中央情报局、红十字会、联合国、负责紧急“优先反应”的机构等单位。现在这些核心部门即将遭到吞噬，过去30年所发展出的危机利用方法，现在用来推动“灾难创造与反应”基础建设的民营化。弗里德曼的危机理论也进入了后现代阶段。

如此创造出来的只能说是民营化警察国家，最先锋的推手正是后来在布什政府中最有权力的人，包括切尼、拉姆斯菲尔德与布什本人。

拉姆斯菲尔德把“市场逻辑”运用在美国军队的想法，起源于40年前。1960年代初期开始，他就经常参加芝加哥大学经济系的学术研讨会，跟弗里德曼培养出特别亲密的关系。拉姆斯菲尔德30岁当选国会议员后，弗里德曼把这位少年得志的共和党员纳入门下，协助他发展出大胆的自由市场政见，教导他经济理论。这么多年来两人一直都很亲密，拉姆斯菲尔德每年都会参加由传统基金会主席福伊尔纳（Ed Feulner）举办的弗里德曼生日庆典。弗里德曼九十大寿时，拉姆斯菲尔德谈到自己的恩师说：“弗里德曼与众不同，我跟他在一起谈话时，觉得自己变聪明了。” [13]

双方互相欣赏，拉姆斯菲尔德致力于推动市场解除管制，弗里德曼对此印象极为深刻，甚至在1980年的总统大选中，向里根大力推荐，要里根提名拉姆斯菲尔德为竞选伙伴，而不是提名老布什，而且他一直不很谅解里根漠视他的建议。弗里德曼在回忆录中写道：“我相信里根选择布什当副总统候选人是个错误。事实上，我认为这不但是他在选战中最糟糕的决定，也是他总统任内最差的决定，我属意的候选人是拉姆斯菲尔德，要是他选择了拉姆斯菲尔德，我认为拉姆斯菲尔德会继里根之后出任总统，令人难过的布什和克林顿时期就绝对不会出现。” [14]

拉姆斯菲尔德错过担任里根竞选伙伴的机会，转而投身于欣欣向荣的企业家生涯。他担任国际制药与化学大厂塞尔制药公司（Searle Pharmaceuticals）总裁，利用自己的政治关系，确保备受争议而利润极为庞大的阿斯巴甜（aspartame）申请案获得联邦食品药物管理局（FDA）的核准，以NutraSweet为名上市；拉姆斯菲尔德担任中间人，把塞尔制药卖给孟山都化学公司时，个人大约赚了1200万美元。 [15]

这笔高价交易确立了拉姆斯菲尔德有力企业掮客的地位，使他成为西尔斯百货与家乐氏（Kellogg’s）等绩优公司的董事。同时，国防部长的资历，使他成为艾森豪威尔所说的“军产体系”企业的宠儿。拉姆斯菲尔德担任飞机制造商湾流公司（Gulfstream）董事，也以19万美金的年薪担任瑞士工程巨擘ABB公司（ASEA Brown Boveri）董事。这家公司被人揭发它把包括钚元素的生产方式在内的核能科技卖给朝鲜时，才心不甘情不愿地受到外界关切。那笔核能反应器的买卖在2000年成交，当时拉姆斯菲尔德是ABB公司中唯一的美国董事；他宣称自己不记得董事会讨论过核能反应器的交易，但是公司坚称“曾经把这个计划告诉董事”。 [16]

1997年，拉姆斯菲尔德出任生物科技企业吉利德科技公司（Gilead Sciences）董事长，确立了原始灾难资本家的地位。这家公司取得了达菲（Tamiflu）的专利，这种药可治疗多种流行性感冒，也是大家偏爱的禽流感用药。 [17] 如果具有高度传染性的禽流感爆发（或是可能爆发），各国政府一定会被迫向吉利德科技购买这种药品，价值高达数十亿美元。

公共卫生紧急灾变的治疗药品和疫苗能否申请专利，一直是争议性很大的问题。美国曾有几十年都没有流行病，但是1950年代中期，小儿麻痹症爆发成大流行时，靠着疾病获取暴利的伦理争议引发了激烈辩论。美国当时有将近6万个小儿麻痹症病例，家长们吓得要死，担心自己的子女染上这种会让人残障而且经常会致死的疾病，专家们拼命寻找治疗药品。1952年，匹兹堡大学（University of Pittsburgh）科学家索尔克（Jonas Salk）找到了救命良方，制出第一支小儿麻痹症疫苗，他没有为这种救命的药品申请专利。索尔克告诉广播记者莫洛：“这种药不会有专利，你能够为太阳申请专利吗？” [18]

我们可以确信，如果能够为太阳申请专利，拉姆斯菲尔德一定早就向美国专利商标局提出申请。拉姆斯菲尔德曾经任职的吉利德科技公司也拥有四种艾滋病药品的专利，公司花了非常多的精力，阻止这些救命药品的仿制版（generic drug，编按：专利期过后，非原厂生产的相同药品，主要成分相同，但价格较便宜）在发展中国家流通。这件事是美国公共卫生行动主义者打击的目标，他们指出，吉利德是靠着纳税人的捐款，开发出一些重要药品。 [19] 吉利德却认为，流行病药品是成长市场，还积极发动营销攻势，鼓励企业与个人囤积，以防万一。拉姆斯菲尔德再度进入美国政府任职前，非常确信自己找到了一种热门的新产业，甚至协助成立了好几档私募基金，专门投资生物科技与制药业者。 [20] 这些公司寄希望于将来会爆发可怕疾病，到时候政府会被迫以最高价，购买民间部门拥有专利的任何救命产品。

切尼是拉姆斯菲尔德在福特政府任职时栽培的爱将，他也靠着“悲惨未来是盈利前景”的理念赚到大钱，不过拉姆斯菲尔德认为瘟疫是发财的市场，切尼却以战争的前景为基础。切尼在老布什总统麾下担任国防部长时，裁减战斗部队的人数，大幅提高对民间承包商的依赖。他找上总部设在休斯敦的跨国企业哈利伯顿公司，以及该公司旗下的工程部门布朗鲁特公司（Brown ＆ Root）签约，要他们找出美军执行的任务中有哪些可以由民间代劳，还能从中获利。不出所料，哈利伯顿真的找出民间企业可以代劳的所有工作，这些发现促成了五角大楼发出大胆的新合约，也就是民间支持后勤计划（LOGCAP）。五角大楼和武器制造厂商的合约动辄数十亿美元，早就臭名昭著，但是上述合约更是前所未见：这不是供应军方设备，而是担任军方运作的经理人。 [21]

国防部选择性地邀请一些企业，要他们提案为美国军事任务提供非限定的“后勤支持”，这可真是极为笼统的任务描述。此外，合约上没有规定金额，中标厂商只是得到承诺，不管厂商为军方做了什么事情，成本都会由五角大楼负责，加上保证的利润，也就是所谓的“成本附加”合约。这时是1992年，正是老布什政府执政末期，赢得合约的公司不是别家，正是哈利伯顿公司。诚如《洛杉矶时报》记者米勒（T. Christian Miller）所说，哈利伯顿“击败另外36家竞标厂商，赢得五年合约，或许这点不足为奇，因为草拟计划的公司就是哈利伯顿”。

克林顿担任美国总统后，哈利伯顿在1995年聘请切尼出任新领导人。哈利伯顿旗下的布朗鲁特公司长久以来一直是美军的承包商，但是在切尼的领导下，哈利伯顿的地位急遽上升，甚至改变了现代战争的本质。切尼主持五角大楼时，哈利伯顿和他签订这款用词不够精确的合约，得以扩张“后勤支持”的意义，到最后变成负责为美军的海外任务创建整个基本结构。军方只需要提供兵员与武器，从某方面来说，军方变成了表演者，哈利伯顿却是节目主持人。

其结果是在巴尔干半岛首次展现的麦当劳式军事体验：军队派驻国外像是危险的重武装度假之旅。哈利伯顿的发言人解释说：“士兵抵达巴尔干时，最先招呼他们的是本公司的员工，最后跟他们挥别的也是我们的员工。”这段话听起来使哈利伯顿更像游轮之旅的主办人，而不是军方后勤协调官。 [22] 这点正是哈利伯顿与众不同的地方：切尼看不出有什么理由，不能把战争变成美国服务业经济获利丰厚、欣欣向荣的业务——带着微笑的侵略。

克林顿派出了1.9万名士兵进驻巴尔干半岛，美军基地纷纷设立，就像完全由哈利伯顿兴建与管理、设有门禁的干净郊区迷你城市。哈利伯顿决心把国内所有方便的生活设施都提供给军队，包括快餐店、超级市场、电影院与高科技健身中心。 [23] 有些高级军官疑虑军队在购物中心花太多时间会影响军纪，但是他们自己也喜欢这些额外福利。一位高级军官告诉我：“哈利伯顿提供的一切都好得很，因此我们没有怨言。”就哈利伯顿来说，让顾客满意就是好生意——保证会得到更多的合约，而且因为利润是根据成本的一定百分比计算，成本愈高，利润就愈高。“别担心，这是用成本加成计算的”这句话，是在巴格达绿区才发扬光大、变成名言，但奢侈的战费支出是克林顿时代所开创。切尼在哈利伯顿仅仅任职五年，就把公司向美国财政部收取的费用几乎增加了一倍，从12亿美元增加到23亿美元，同时，哈利伯顿接受的联邦贷款与贷款保证金额增加了15倍。 [24] 他的努力也得到了丰厚的回报，就任副总统前，“估计自己的净资产在1800万美元到8190万美元之间，其中包括约值600万美元到3000万美元的哈利伯顿股票……整体而言，切尼得到126万股的哈利伯顿公司股票期权，其中10万股已经兑现，76万股符合赎回规定，166667股在2000年12月生效”。 [25]

对切尼来说，把服务业经济推进到政府的核心是一项家族事业。1990年代末期，他把军事基地变成哈利伯顿式的郊区住宅时，他太太林恩（Lynne Cheney）担任世界最大国防承包商洛克希德—马丁公司（Lockheed Martin）董事，除了领取薪水之外，还拥有部分股票期权。在林恩担任董事的1995~2001年间，刚好是洛克希德这类公司转型的重要期间。 [26] 冷战已经结束，国防经费减少，这些公司因为几乎全部进账都来自政府的武器合约，现在需要寻找新的经营模式。洛克希德和军火商同业发展出一种策略，积极争取一种新形态的工作：代管政府并从中牟利。

1990年代中期，洛克希德开始接管美国政府的信息科技部门，维护政府的计算机系统和一大部分数据管理工作。洛克希德在这方面的业务极为深入，以至于到2004年，《纽约时报》报道指出：“美国并非是由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在运作，但是有极高比例部分是由该公司协助经营……洛克希德帮你分类信件，计算你的税额，开社会安全支票，计算美国的普查数据，管理太空飞行，监督空中交通，为了管理这一切，洛克希德撰写的计算机程序比微软还多。” [27] [28]

这就组成了影响力十足的夫妻搭档：切尼主持哈利伯顿，接管国外战争所需要的基础设施；林恩在国内协助洛克希德，接管政府的日常管理。偶尔夫妻会直接竞争，1996年，得克萨斯州宣布开放企业竞标得克萨斯州福利计划的运作管理（这个五年期合约的价值高达20亿美元），洛克希德和切尼担任董事的信息业巨人电子数据系统公司（Electronic Data Systems），都参与了竞标。最后克林顿政府出面干预，阻止招标。克林顿政府通常热心支持外包的做法，却认为决定谁有资格接受福利是政府的基本工作，不适合民营化。洛克希德和电子数据系统公司都大声抗议，得克萨斯州州长布什也一样抗议，布什认为福利制度民营化是非常好的构想。 [29]

布什担任州长，并没有多少出色表现，但是他在某个领域领先群伦，那就是把人民选他出来负责的各项政府治理功能分配给民间企业，尤其是跟安全有关的功能，从这里已经可以预见他不久之后将发动的民营化反恐战争。在他的监督下，得克萨斯州民营监狱的数目从26处，增为42处，以致《美国展望》杂志（American Prospect ）把布什治理的得克萨斯州，称为“世界民营监狱产业之首”。1997年，联邦调查局针对离休斯敦40英里的布拉佐里亚郡（Brazoria County）一处监狱展开调查，因为当地电视台播出一卷录像带，显示监狱警卫踢打未加反抗的囚犯的下体，用昏眩枪射击囚犯，而且放狗咬囚犯。录像带里施暴的警卫中，至少有一位穿着重度矫正资源公司（Capital Correctional Resources）的制服，这家民营公司和政府签约，负责供应这处监狱所需要的警卫。 [30]

布什对民营化的热情完全没有受布拉佐里亚事件的影响。几星期后，他和皮诺切特独裁统治智利期间负责社会安全民营化的部长皮涅拉见面时，似乎有了顿悟。皮涅拉这样描述他们的会面：“根据他的专注程度、身体语言和提问，我立刻知道布什先生完全了解我的初衷：社会福利制度改革可以用来提供美好的退休生活，也可以创造工人资本家的天地，人人自负盈亏的社会……他极为热心，以致会晤结束时，他笑着在我耳边低声说：‘到佛罗里达州，把这一切告诉我弟弟，他也会喜欢这种观念。’” [31]

这位未来的总统决心把州政府的功能标售出去，配合切尼主导军方的外包，以及拉姆斯菲尔德为能够预防传染病的药品申请专利，已能看出这三个人合力建构的国家会是什么面貌：一个极度空洞的政府。虽然布什在2000年的总统大选中，没有把这么激烈的计划当成核心政见，却暗示过这种设想。“有几十万专职联邦公务员的工作，都可以由民间企业代劳，”他在一次竞选演说中表示，“我会尽量把这些工作投入公开竞标，如果民间部门能够做得更好，应该让民间部门取得合约！” [32]

“9·11”与行政部门反扑

布什和内阁2001年元月就职后，美国企业更迫切需要新的成长来源。科技泡沫已经正式破灭，布什政府就任的头两个半月里，道琼斯指数暴跌824点，布什政府面对严重的经济衰退。凯恩斯主张政府应该大力支出，用公共工程刺激经济，使经济走出衰退。布什的解决之道是解构政府，一方面用减税，另外一方面用利润丰厚的合约，大块大块地砍掉公共财富，喂饱美国企业。布什的预算管理局长、智库理论家丹尼尔斯（Mitch Daniels）宣称：“政府的责任不是提供服务，而是要确保有人提供服务，这想法在我看来是不言而喻的。” [33] 这种说法也包括灾难的因应。布什任命共和党人阿尔博夫（Joseph Allbaugh）出任联邦应急事务管理署（Federal Emergency Management Agency）署长，阿尔博夫谈到自己的新职务时说，这个负责应对包括恐怖攻击等灾难的机构，是一个“庞大的授权计划”。 [34]

接着便发生了“9·11”事件，突然间，若说政府的核心任务是要自我了断，似乎变得十分不合时宜。恐怖攻击让人民感到惊恐，希望得到强而有力的政府保护，很可能会在布什推动政府空洞化计划之际，打乱布什的如意算盘。

有一阵子情形似乎就是这样。恐怖事件发生10天后，弗里德曼的老友、传统基金会主席福伊尔纳率先说出了一句意义重大的话：“‘9·11’改变了一切。”很多人自然以为，改变的一环应该是重新评估反国家的激进目标，福伊尔纳和他的意识形态伙伴30年来一直在美国和世界各国推进这种目标。然而，“9·11”恐怖攻击的本质是安全上的缺失，暴露出20多年来不断侵蚀公共部门、把政府功能承包给利润驱动的企业的恶果。就像新奥尔良洪水暴露了公共建设残败不堪的情况一样，恐怖攻击也揭开了大家放任国家衰弱到危险程度的真相：纽约市警察和消防队员之间的无线电通信，在救难途中宕机，飞航管制员没有及时注意到飞机脱离航线，攻击分子顺利通过由约聘员工驻守的机场安全检查关卡。这些安检人员当中，有些人的待遇还不如机场美食广场的员工。 [35]

弗里德曼式反革命在美国的第一次重大胜利，是里根总统攻击飞航管制人员工会，解除民航业管制。20年后，整个空运系统已经民营化，管制完全解除，规模缩减，绝大部分的机场安全工作由待遇低下、训练不足、不属于工会的约聘人员负责。“9·11”攻击后，交通部负责安全检查的局长作证说，负责航班安全的航空公司为了降低成本大力克扣员工。他告诉布什任命的“9·11”委员会：“这种压力进而表现在安全的严重缺失上。”一位资深联邦航空局安检官员在‘9·11’委员会中作证说，航空公司对安检的做法是“责备、否认、延误”。 [36]

9月10日前，只要机票便宜，供应充分，这些事情似乎都无关紧要。但是9月12日后，叫时薪6美元的约聘人员负责机场安全检查似乎过于随便。接着到了10月，有人把装了白色粉末的信封寄给国会议员和新闻记者，引发了可能爆发大规模炭疽热的恐慌。在这种情况下，1990年代的民营化看起来又大不相同了：为什么一家民营药厂能够独享生产炭疽热疫苗的权利？联邦政府用外包的方式，是否放弃了保护大众不受重大公共卫生急难侵害的责任？被质疑的这家民营化药厂拜波公司（Bioport）当时没有通过一系列的检验，甚至没有得到联邦食品药物管理局销售疫苗的授权，这对整个情势更是火上浇油。 [37] 此外，如果像媒体所报道的一样，炭疽热、天花和其他致命病原菌可以通过信件、食品供应或供水系统传播，那么布什继续推动邮政服务民营化的计划，到底是不是好办法呢？遭到裁员的食品与供水检验人员，会有人请他们回来重新任职吗？

安然公司弊案爆发后，大家对亲企业共识的反感更深一层。“9·11”攻击后三个月，安然宣布破产，成千上万的员工丧失退休储蓄，高级经理人却早已根据内线消息出脱股票，换到满手现金。这场危机使大众对民间企业提供基本服务的信心直线下坠，安然操纵能源价格因而导致几个月前加州大规模停电的消息传出后，更是如此。90岁高龄的弗里德曼极为担心凯恩斯主义的潮流卷土重来，甚至抱怨说：“企业家在大众心目中，已经变成二等公民。” [38]

总裁的地位下坠之际，属于工会的公共部门劳工（弗里德曼反革命中的坏人）在大众心目中的地位迅速上升。“9·11”攻击后的两个月内，大众对政府的信心升高到1968年以来的最高水平。照布什对一群联邦政府员工的说法，这是“因为你们善尽职责”。 [39] “9·11”事件中，真正的英雄是负责第一线反应的下级公共部门员工，包括纽约消防队员、警察和救难人员，其中有403名因为努力疏散世贸中心大楼、协助受害者而失去生命。突然间，美国人对所有穿制服的同胞又敬又爱，政客努力配合这种新情势，以前所未见的速度，戴上代表纽约警察和消防队员的棒球帽。

9月14日，布什在顾问所说的“表扬时刻”，跟消防队员和救难人员站在恐怖攻击原点，拥抱这个现代保守主义运动一心想取缔的工会公务员群体。他当然必须这样做（那一阵子连切尼都戴上安全帽），但是他不必做得这么急切。布什的真实感觉，加上公众对领导人在此情此景之下的要求，这两种因素结合起来，促使布什做出政治生涯中最动人的演说。

攻击发生几星期后，布什大肆巡视公共部门，到公立学校、消防队、纪念堂、疾病控制中心去拥抱公务员，感谢他们的贡献和朴素的爱国心。布什在一次演说中，指出“我们找到了新英雄”，他不只表扬紧急服务人员，同时也称赞教师、邮局员工和医疗工作人员。 [40] 在这些场合中，他对从事公益活动的尊敬和褒扬，升高到40年来美国所见过的最高水平。降低成本的重要性突然消失，布什总统在每一场演说中，都宣布一些大胆、新颖的公共计划。

攻击发生11天后，《华盛顿邮报》的哈里斯（John Harris）和米尔班克（Dana Milbank）信心十足地宣称：“经济低迷再加上反恐新战争的迫切性，两种需求结合在一起，改变了布什总统施政目标的哲学内涵，上任时自称是里根意识形态传人的总统在九个月后，变成了比较像是罗斯福总统的继承人。”他们进一步指出：“布什正在推动大规模的刺激经济方案，防止经济衰退，他说经济疲弱不振，需要政府支出巨额资金，刺激经济：这是凯恩斯经济学的基本观念，也是罗斯福总统新政的核心理念。” [41]

企业新政

除了公开宣布和媒体造势之外，布什和他的小圈子无意转向凯恩斯主义。他们削弱公共领域的决心根本没有动摇，“9·11”攻击凸显的安全缺失，再度证实了他们内心最深处牢不可破（而且自私自利）的信念：唯独民间公司拥有应付安全新挑战的智慧与创新。白宫确实准备动用纳税人的巨额税款刺激经济，但是我们可以确定，这些钱绝对不会按罗斯福总统的模式动用。布什的新政反而完全嘉惠美国企业，每年直接把数千亿美元的公款，交到私人手里；这些钱会以合约的方式移转，很多合约是私相授受，未经竞标，几乎也没有任何监督，就交给由众多产业构成的庞大网络，包括科技、媒体、传播、监禁、工程、教育与医疗产业。 [42]

事后回想，“9·11”攻击之后大众茫然不知所措的那段时间，正是美国本土版的经济休克治疗。布什团队是彻头彻尾的弗里德曼信徒，他们迅速利用困扰美国的这次震撼，推动激进的政府空洞化方针，从作战到灾难反应的一切行为，全都变成追求营利的事业。

这是休克治疗大胆的进化，布什团队没有采用1990年代抛售现有公营事业的方式，而是为反恐战争的行为创造出全新的架构，从一开始就是民营的。这种做法需要经过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白宫利用“9·11”之后无所不在的危机感，大幅提升行政部门决策、监督、拘留与发动战争的权力，军事史专家巴切维奇（Andrew Bacevich）把这种抓权行为叫作“进行中的政变”。 [43] 然后把刚刚壮大且资金充裕的安全、侵略、占领与重建功能立刻外包，交给民间部门执行，从中获利。

政府公开宣布的目标是要对抗恐怖主义，结果却创造了一个灾难资本主义体系：塑造出由国土安全、民营化战争与灾后重建组成的成熟新经济，负起在国内外建立并经营民营化安全国家的重责大任。这种全面行动构成的经济刺激，足以填补全球化与网络公司好景破灭后留下的真空。就像因特网启动网络公司泡沫一样，“9·11”攻击启动了灾难资本主义泡沫。主持诺瓦克毕德创投伙伴公司（Novak Biddle Venture Partners）的诺瓦克（Roger Novak）说过：“信息科技产业在泡沫之后纷纷倒闭时，猜猜看谁拥有所有的资金？当然是政府。”诺瓦克现在经营这家从事国土安全企业创业投资的公司，改口说：“每一档基金都看出这个宝库有多大，每一个人都在问我怎么才能分得一杯羹。” [44]

这是弗里德曼所推动的反革命的巅峰期，几十年来，市场靠着国家的附属机构养活，现在市场准备把国家的核心给吞下去。

奇怪得很，这个过程当中最有效的意识形态工具，反而是宣称经济意识形态不再是美国外交或国内政策的主要动因。“‘9·11’改变一切”的真言，巧妙地掩饰了一个事实，那就是他们为自由市场意识形态与企业利益服务；唯一改变的事情是现在可以轻松追求庞大的目标。现在布什政府不必把新政策送到国会，经历结果难料的公开辩论，也不必跟公共部门工会严重对立，可以利用支持总统的爱国阵线，利用新闻界心甘情愿的放弃监督，不必再讨论，可以立刻开始推动计划。就像《纽约时报》2007年2月说的一样：“少了公开辩论或正式决策的约束，承包商实际上变成了政府的第四部门。” [45]

布什团队并没有用完整的计划来应对“9·11”为国家安全带来的挑战，填补公共基本建设中的漏洞，反而是为政府规定新的角色，国家的职责不再是提供安全，而是以市场价格购买安全。因此，2001年11月，攻击事件过后才两个月，国防部聚集了一批号称拥有网络公司经验的“一小群创投顾问”。这项任务是要找出“直接有助于美方投入全球反恐战的新兴科技解决方案”。到2006年初，这个非正式的意见交换，已成为五角大楼的官方分支机构：“国防创投促进会”（Defense Venture Catalyst Initiative, DeVenCI）。它是“相当有效的单位”，持续把国家安全情报送交有政治关系的创投金主，这些人则搜查有哪些新兴公司能制造新的监控设备与相关产品。国防创投促进会的负责人波汉卡（Bob Pohanka）说：“我们就是搜索引擎。” [46] 根据布什的看法，政府只需要筹募开创新型战争市场所需要的资金，然后从这种创造性的市场中，购买最好的产品，鼓励产业界加强创新。换句话说，政客创造需求，民间部门供应各式各样的解决方案，就这样完全利用纳税人的钱，创造出由国土安全与21世纪战争构成的繁荣经济。

国土安全部是布什政权创造的全新政府部门，它最能够清楚展现这种政府完全外包经营的模式。国土安全部研究单位的副主管亚历山大（Jane Alexander）解释说：“我们什么都不生产，产业界不生产的东西，我们就买不到。” [47]

另一个部门是反情报活动机构（Counterintelligence Field Activity, CIFA），这是拉姆斯菲尔德担任国防部长时，在中央情报局之外成立的新情报机构。这个平行的谍报机构把70％的预算，承包给民间企业，也像国土安全部一样，是以空壳的方式成立。诚如国家安全局前局长米尼汉（Ken Minihan）所说：“国土安全太重要了，不能交到政府手中。”米尼汉如同布什政府中的另外几百位高级幕僚，早就辞去公职，转而为欣欣向荣的国土安全产业工作，这个产业正是他以情报头子的身份协助创设的。 [48]

从敌人的定义到交战规则，再到不断扩大的战争规模，布什政权针对反恐战争范围所规定的每一点，目的都是尽量扩大战争市场的获利能力与永续经营能力。成立国土安全部的文件中宣示：“如今恐怖分子可以随时随地，几乎用任何武器攻击。”这个说法意味着，政府要求的安全服务必须随时随地提供保护，对付所有想象得到的风险。而且不见得要证明威胁是真的，才能够发动全面反应；在切尼著名的“只怕万一”想法指导下，对伊拉克的入侵合情合理，如果某种事物有百分之一的可能变成威胁，美国就必须把这种威胁当成百分之百的确定，必须反应。这种逻辑对各种高科技侦测设备厂商特别有利，例如，因为我们想到可能会遭到天花攻击，国土安全部就可以把5亿美元交给私人企业，发展和安装侦测设备，对付这种未经证实的威胁。 [49]

虽然这场冲突的名称多变，从反恐战争，变成反激进伊斯兰战争、第三世界战争、漫长战争，又变成世代战争，但是基本形态不变，不受时间、空间或目标限制。从军事观点来看，这种广泛、没有一定形态的特点使反恐战争变成打不赢的主张，但是从经济观点来看，却是无法反驳的主张：不是可能取胜、一闪而过的战争，而是全球经济结构中新颖而永久的一环。

这是“9·11”之后，布什政府向美国企业发布的事业公开说明书。五角大楼把纳税人的钱源源不绝、无休无止地送出去，变成企业的营收（每年输送2700亿美元给民间承包商，从布什就任以来增加了1370亿美元）；美国情报机构为了获得外包搜集的情报，一年付给承包商420亿美元，比1995年的金额增加一倍以上；新成立的国土安全部从2001年9月11日到2006年间，交给民间承包商1300亿美元，这些资金在过去的经济体中并不存在，金额比智利或捷克的国民生产总值还多。2003年内，布什政府在发给民间公司的合约中，支出了3270亿美元，几乎占了可动用资金的40％。 [50]

华盛顿四周的郊区在极短的时间里，出现了很多灰色的建筑，容纳安全产业的“新创企业”和“育成”公司，这些公司都是匆匆组成，就像1990年代末期的硅谷一样，资金流入这些公司的速度，比摆放办公桌椅的速度还快。同时，布什政府在这种热潮期间，扮演大手大脚的创业投资资本家。1990年代时，大家的目标是发展出杀手级应用，发展出“下一个更新的新东西”，再卖给微软或甲骨文公司，现在的目标是发展出新的“搜查与锁定”、抓住恐怖分子的科技，再卖给国土安全部或五角大楼。这就是为什么灾难产业除了创造出新创企业和投资基金外，也创造了一大堆新的游说公司。这些游说公司负责为新创公司和国会山庄上应该找的人牵线。2001年时，偏重安全事务的游说公司只有两家，但是到2006年中，已经增加到543家。国土安全企业帕拉丁公司（Paladin）总经理斯蒂德（Michael Steed）告诉《连线》杂志（Wired ）：“我从1990年代初期就投身私募基金业务，从来没有见过这么源源不绝的交易热潮。” [51]

恐怖主义的市场

灾难泡沫像网络泡沫一样，以独有而混乱的方式膨胀。国土安全产业最初的繁荣之一，出现在监视摄影机；英国装设了420万具这类摄影机，也就是每14个国民就有一部，美国则装设了3000万具，每年拍摄的总长度大约40亿小时，这样就产生了一个问题，由谁来看这40亿小时的片子？于是“分析软件”的新市场应运而生，这种软件业者负责扫描录像带，找出符合已建文件影像的目标〔将各种安全系统连接起来，变成若干获利最丰厚合约的来源，例如空军把价值90亿美元的合约交给好几家公司，包括历史最悠久的策略顾问业者博思艾伦咨询公司（Booz Allen Hamilton），还有一些最大的国防承包商〕。 [52]

这种发展造成了另一个问题，因为脸部识别软件只有在拍摄对象自行站在摄影机正前方时，才能产生正确辨识，然而，拍摄对象总是行色匆匆，很少站在摄影机正前方，这样就创造了数字影像加强的新市场。销售分离与加强影像软件的斯蒂尔斯公司（Salient Stills）一开始是向媒体公司推销这种科技产品，但是后来的发展显示，从联邦调查局和其他执法机构可以赚到更多的营收。 [53] 而且政府既然推动这么多的侦测活动，包括侦测电话通联记录、监听、金融记录、邮件、侦测摄影机、上网等，排山倒海的数据淹没了政府，因而开创了另一个庞大的市场，也就是信息管理与数据挖掘（data mining）市场，以及宣称能够在无数文字与数字之间“建立关系”、锁定可疑活动的软件市场。

1990年代，科技公司不断宣扬没有边界的世界、信息科技力量颠覆权威政权、推倒围墙的神奇力量。如今在灾难资本主义体系内，信息革命的工具摇身一变，为相反的目的服务。在这种过程中，民营电话公司与搜索引擎全面与政府配合，手机和互联网被日渐威权化的政权利用，不管是雅虎（Yahoo!）跟政府合作，锁定异议分子的位置，还是AT＆T协助美国国家安全局，在没有取得监听命令的情况下，窃听顾客的通信（布什政府宣称这种行为已经中止）。全球化的重大象征与希望——“边界消失”——被勃然兴起的边界监视产业所取代，监视方式从光学扫描、生物特征辨识到研议当中的美墨边界高科技围墙，不一而足，这道围墙让波音（Boeing）和其他公司获得价值25亿美元的合约。 [54]

高科技公司从一个泡沫跳进另一个泡沫时，产生的结果是安全与购物文化的怪异结合。今天反恐战争使用的很多科技，包括慧锐系统（Verint Systems）、塞新（Seisint）、埃森哲（Accenture）和选择点（ChoicePoint）销售的生物特征辨识、摄影监视、网络追踪、数据挖掘等科技，都是由私营企业在“9·11”事件前开发出来，作为建立顾客详细数据、开启微营销新领域的方法。这些科技也可以减少雇用超级市场与购物中心的零售员工，因为生物特征辨识科技配合现金卡，就不需要柜台结账人员。大家对这种老大哥式的科技普遍不安，造成很多推展类似科技的计划停止实施，使营销人员和零售商失望。“9·11”解开了这个市场僵局：突然间，对恐怖主义的忧虑超过生活在受监视社会中的恐惧。因此，现在从现金卡或身份证件搜集的数据不但可以当成营销数据，卖给旅行社或盖璞公司，也可以当成安全数据卖给联邦调查局，警示“可疑的”手机交易和可疑的中东之旅。 [55]

财经杂志《红鲱鱼》（Red Herring ）刊出过一篇有力的文章，说明上述计划中有一项是要判断某个有上百种拼法的名字，是否和国土安全数据库中的名字相同，借以找出恐怖分子。以穆罕默德（Mohammad）这个词为例，软件里包括穆罕默德几百种可能的拼法，可以在一秒钟内搜寻兆位的数据，功能令人惊叹。 [56] 但是找错人时就不是这样了。他们经常找错要找的人，不管是在伊拉克、阿富汗或多伦多市郊皆是如此。

这种容易出错的情况，使得无能与贪婪（这是布什时代的特征）成为苦难的来源，从伊拉克到新奥尔良都是如此。这种电子猎捕行动的错误身份辨认，足以让一个对政治漠不关心、长相和名字的发音有点相像，甚至对阿拉伯或穆斯林文化一无所知的顾家男人，被指认为潜在的恐怖分子。而且把个人和组织名字列在观察名单的程序，现在也由私人企业处理，交叉比对旅客名单与数据库名单的工作，也由私人企业负责。到2007年6月，国家反恐中心保存的可疑恐怖分子名单上，已经有50万个名字。2006年11月公开的另一个计划，即自动标定系统（Automated Targeting System, ATS）已经针对过境美国的几千万名旅客，定出“风险评估”评分。这项评分从来没有向旅客揭露过，评分的依据是商业化数据挖掘所显示的可疑行为模式，例如，由航空公司所提供的数据，包括“旅客购买单程票记录、座位编号、常客记录、行李件数、买票付款方式，甚至旅客订餐”等。 [57] 被认为可疑的行为和事件都记录下来，累积成为每位旅客的风险评分。

任何人由于这些可疑科技提供的证据而被列在“敌方战斗人员”名单，都可能碰到飞航旅程中断、拒发美国入境签证的命运，甚至遭到逮捕，这些证据只是利用脸部辨识软件得到的模糊影像、拼错的名字、一小段谈话的误解。如果“敌方战斗人员”不是美国公民，他们很可能永远不会知道自己的罪名是什么，因为布什政府剥夺了他们的人身保护令，也就是剥夺了他们在法庭上察看证据，并且得到公平审判与有力辩护的权利。

因此，如果嫌犯被送到关塔那摩，他很可能会被关在哈利伯顿兴建的最高警戒新监狱里，那里共可容纳200人。如果他是中央情报局“特别引渡”计划的受害者，是在米兰街头或是在美国机场换机时遭到绑架的人，那么中央情报局会快速处理，把人送到旗下秘密监狱网络中的一处所谓的黑狱；带着头罩的犯人很可能会搭乘波音737客机，客机为了这种任务，重新改装成豪华企业专机。根据《纽约客》杂志的说法，波音一直担任“中央情报局的旅行社”，替多达1245次引渡飞行拟定飞行计划，安排地勤人员，甚至代订旅馆。西班牙警察的一份报告解释，这项任务由波音设在圣荷西的子公司捷普森国际旅行计划公司（Jeppesen International Trip Planning）办理。2007年5月，美国民权联盟（American Civil Liberties Union）控告波音的这家子公司，该公司则拒绝证实或否认这项指控。 [58]

犯人一到目的地，就要面对侦讯人员，有些侦讯人员不是中情局或军方人员，而是民间承包商的员工，根据求职网站职涯情报网站（www.IntelligenceCareers.com）站长戈登（Bill Golden）的说法：“一半以上的合格反情报专家是为承包商服务。” [59] 如果这些自由之身的侦讯人员要继续拿到利润丰厚的合约，就必须从犯人口中拿到华盛顿的雇主“可以用来起诉犯人的情报”。就像犯人遭到刑讯时，为了不再痛苦，通常什么话都愿意说，承包商也拥有强大的经济诱饵，愿意采用任何必要手段，得到所需要的信息，不管信息是否可靠。（拉姆斯菲尔德旗下的秘密特别计划局之类新机构服务的民间情报承包商，能够受到布什政府这么倚重，原因之一是这些承包商已经证明，他们比政府中的同类单位更愿意扭曲与制造信息，以便符合政府的政治目标；毕竟政府是他们下一个合约的来源。）

在反恐战争中利用市场“解决方案”的做法，还有另一种低科技的版本，也就是政府几乎愿意付出最高的赏金，从任何人手里得到跟恐怖分子嫌疑犯有关的信息。美军入侵阿富汗期间，美国情报人员放话出去，说愿意付3000~25000美元的赏金，奖励大家举发基地组织（Qaeda）或塔利班（Taliban）的战斗人员。一份美国在阿富汗散发的常见传单上说：“得到你梦想不到的财富与力量。”在律师代表几位关塔那摩犯人向美国联邦法院控告时，这张传单被拿来当成证据，上面写着：“你协助反塔利班政权的部队，可以得到几百万美元：这些钱足够你在余生中，照顾你的家人、村庄和部落。” [60]

没多久，巴格拉姆（Bagram）和关塔那摩的牢房就住满了牧羊人、出租车司机、厨师和店员，根据举发他们、收取赏金的人说，这些人全都是高度危险分子。

“你对政府和巴基斯坦情报人员出卖你，把你交给美国人，有什么看法吗？”一位军事法庭法官这么问一位关塔那摩监狱里的埃及囚犯。

根据已经解密的文字记录，这位囚犯显得很怀疑，回答说：“少来了，老兄，你知道是怎么回事，在巴格达，用10美元就可以买到一条命，何况是5000美元？”

“这么说是别人出卖你了？”军事法官问话时，好像从来没有想到会有这种事情。

“当然。”

根据五角大楼自己的统计，关塔那摩86％的犯人都是在赏金公布后，由阿富汗和巴基斯坦战斗人员或谍报人员举发的。到2006年12月，五角大楼释放了360位关塔那摩的犯人，美联社追查到其中245位，205位回到本国后，摆脱了所有的指控。 [61] 这种记录等于对美国政府以市场导向辨认恐怖分子的方法所产生的情报质量，提出沉痛的控诉。

“9·11”之前，国土安全产业几乎不存在，只不过几年里，就爆炸性成长到远超过好莱坞或音乐产业。 [62] 更令人惊异的是，还没有人把安全产业繁荣当成经济中的个别部门来分析和讨论，没有人注意到，不受约束的警察权力和不受约束的资本主义，形成空前未有的结合，也没有人注意购物中心与秘密监狱合而为一的事实。某人是不是安全威胁的相关信息变成了一种产品，就和某人在亚马逊网站买哈利·波特的书，或是某人参加了加勒比海游轮之旅、将来可能要到阿拉斯加度假的信息一样，可以随意贩卖，这样的做法会改变一个文化的价值观。如此不但会产生刺探、刑讯并制作假情报的诱因，也会产生强大的推动力，要让当初造出这整个产业的恐惧与危机感永久持续下去。

在过去，新的经济模式出现时，不论是福特的革命还是信息科技热潮，都会引发极多的分析和辩论，大家会探讨创造财富方式的巨大变化是否也会改变整个文化的运作、改变我们的旅行方式，甚至会不会改变我们脑部处理信息的方式。新灾难经济从来没有经过这种广泛的讨论。大家当然辩论过“爱国法”的合法性，争辩过无限期拘留，以及刑讯与特别引渡做法的问题，但是把这些功能用商业交易方式执行的问题，大家几乎完全避而不谈。辩论的课题仅限于发战争财和贪腐丑闻的个别案例，还有政府疏于适当监督民间承包商的常见困扰，很少讨论更广泛、更深入的现象——参加一场完全私人化的、永远没有结束之日的战争，到底有什么意义。

这问题有一部分是因为灾难经济偷偷避过了大家的监视。1980年代和1990年代，新经济以极为自豪、极为炫耀的方式自我宣传，科技泡沫尤其为新富阶级开了先例，媒体推出无数的生活形态特写，报道年轻大胆的总裁站在私人飞机和遥控游艇旁边的样子，还有他们在西雅图附近山间美丽的豪宅。

今天的灾难体系也创造了这种财富，不过我们却很少听说上面这种故事。2006年的一份研究指出：“从反恐战争开始以来，三十四家大国防承包商总裁领取的平均工资，是‘9·11’之前四年的两倍。”2001年到2005年间，这些总裁的平均工资增加了108％，同期内，其他美国大企业总裁的工资平均只增加了6％。 [63]

灾难产业的利润可能升到网络公司的水平，但是从业者通常像中央情报局一样低调。灾难资本家会躲避新闻界，掩饰自己的财富，知道最好不要吹嘘炫耀。国土安全育成业者奇沙比克创新中心（Chesapeake Innovation）的埃尔斯特纳（John Elstner）说：“我们不会夸耀保护大家免于恐怖攻击的巨大产业如何欣欣向荣，但是其中确实有庞大的业务，我们公司是其中一环。” [64]

克林顿执政期间担任美国政府隐私权法律顾问的斯怀尔（Peter Swire），说明反恐战争泡沫背后辐辏的力量时说：“政府有加强搜集情报能力的神圣任务，信息科技产业则迫切需要新市场。” [65] 换句话说，你面对的是社团主义：大企业和大政府把可怕的力量结合在一起，管制并控制公民社会。

[1] Tom Baldwin, “Revenge of the Battered Generals,” imes (London), April 18, 2006.

[2] Reuters, “Britain's Ranking on Surveillance Worries Privacy Advocate,” New York Times, November 3, 2006.

[3] Daniel Gross, “The Homeland Security Bubble,” Slate.com, June 1, 2005.

[4] Robert Burns, “Defense Chief Shuns Involvement in Weapons and Merger Decisions to Avoid Conflict of Interest,” Associated Press, August 23, 2001.

[5] John Burgess, “Tuning in to a Trophy Technology,” Washington Post, March 24, 1992; “TIS Worldwide Announces the Appointment of the Honorable Donald Rumsfeld to its Board of Advisors,” PR Newswire, April 25, 2000; Geoffrey Lean and Jonathan Owen, “Donald Rumsfeld Makes $5M Killing on Bird Flu Drug,” Independent (London), March 12, 2006.

[6] George W. Bush, “Bush Delivers Remarks with Rumsfeld, Gates,” CQ Transcripts Wire, November 8, 2006.

[7] Joseph L. Galloway, “After Losing War Game, Rumsfeld Packed Up His Military and Went to War,” Knight-Ridder, April 26, 2006.

[8] Jeffrey H. Birnbaum, “Mr. CEO Goes to Washington,” Fortune, March 19, 2001.

[9] Donald H. Rumsfeld, “Secretary Rumsfeld's Remarks to the Johns Hopkins, Paul H. Nitze School of Advanced International Studies,” December 5, 2005, www.defenselink.mil; Tom Peters, he Circle of Innovation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97), 16.

[10] Information on the next 2 pages is drawn from Donald H. Rumsfeld, “DoD Acquisition and Logistics Excellence Week Kickoff—Bureaucracy to Battlefield,” speech made at the Pentagon, September 10, 2001, www.defenselink.mil.

[11] Carolyn Skorneck, “Senate Committee Approves New Base Closings, Cuts $1.3 Billion from Missile Defense,” Associated Press, September 7, 2001; Rumsfeld, “DoD Acquisition and Logistics Excellence Week Kickoff.”

[12] Bill Hemmer and Jamie McIntyre, “Defense Secretary Declares War on the Pentagon's Bureaucracy,” CNN Evening News, September 10, 2001.

[13] Donald Rumsfeld, “Tribute to Milton Friedman,” Washington, DC, May 9, 2002, www.defenselink.mil; Milton Friedman and Rose D. Friedman, wo Lucky People: Memoir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8), 345.

[14] Friedman and Friedman, wo Lucky People, 391.

[15] William Gruber, “Rumsfeld Reflects on Politics, Business,” Chicago Tribune, October 20, 1993; Stephen J. Hedges, “Winter Comes for a Beltway Lion,” Chicago Tribune, November 12, 2006.

[16] Greg Schneider, “Rumsfeld Shunning Weapons Decisions,” Washington Post, August 24, 2001; Andrew Cockburn, Rumsfeld: His Rise, Fall, and Catastrophic Legacy (New York: Scribner, 2007), 89-90; Randeep Ramesh, “The Two Faces of Rumsfeld,” Guardian (London), May 9, 2003; Richard Behar, “Rummy's North Korea Connection,” Fortune, May 12, 2003.

[17] 达菲已经变成具有高度争议性的药品，愈来愈多的病历报告指出，服用这种药的年轻人会变得神思混乱、妄想、幻想和偏向自杀。从2005年11月到2006年11月间，全世界一共有25个跟达菲有关的死亡案例，美国现在开这种药品时，都要加上健康警告，告诉病人“这种药具有致残与混乱的风险”，敦促病人“密切注意不寻常行为的迹象”。

[18] Joe Palca, “Salk Polio Vaccine Conquered Terrifying Disease,” National Public Radio: Morning Edition, April 12, 2005; David M. Oshinsky, Polio: An American Stor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210-11. FOOTNOTE: Carly Weeks, “Tamiflu Linked to 10 Deaths,” Gazette (Montreal), November 30, 2006; Dorsey Griffith, “Psychiatric Warning Put on Flu Drug,” Sacramento Bee, November 14, 2006.

[19] Knowledge Ecology International, “KEI Request for Investigation into Anticompetitive Aspects of Gilead Voluntary Licenses for Patents on Tenofivir and Emtricitabine,” February 12, 2007, www.keionline.org.

[20] John Stanton, “Big Stakes in Tamiflu Debate,” Roll Call, December 15, 2005.

[21] Information in the next two paragraphs is drawn from T. Christian Miller, Blood Money: Wasted Billions, Lost Lives and Corporate Greed in Iraq (New York: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2006), 77-79.

[22] Joan Didion, “Cheney: The Fatal Touch,” 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October 5, 2006.

[23] Dan Briody, Halliburton Agenda: The Politics of Oil and Money (New Jersey: John Wiley ＆ Sons, 2004), 198-99; David H. Hackworth, “Balkans Good for Texas-Based Business,” Sun-Sentinel (Fort Lauderdale), August 16, 2001.

[24] Antonia Juhasz, Bush Agenda: Invading the World, One Economy at a Time (New York: Regan Books, 2006), 120.

[25] Jonathan D. Salant, “Cheney: I'll Forfeit Options,” Associated Press, September 1, 2000.

[26] “Lynne Cheney Resigns from Lockheed Martin Board,” Dow Jones News Service, January 5, 2001.

[27] 这段时间里，所有生产武器的大公司都打进管理政府的事业。计算机科学公司（Computer Sciences）供应军方信息科技，其中包括供应生物特征身份辨识科技；该公司赢得圣地亚哥郡6.44亿美元的合约，负责管理该郡所有信息科技，这是历来最庞大的类似合约。圣地亚哥郡对计算机科学公司的表现不满，没有续约，却把合约交给另一家生产武器的大公司诺思罗普·格鲁曼（Northrop Grumman），也就是B-2隐形轰炸机的制造商。

[28] Tim Weiner, “Lockheed and the Future of Warfare,” New York Times, November 28, 2004. FOOTNOTE: Jeff McDonald, “City Looks at County's Outsourcing as Blueprint,” San Diego Union-Tribune, July 23, 2006.

[29] Sam Howe Verhovek, “Clinton Reining in Role for Business in Welfare Effort,” New York Times, May 11, 1997; Barbara Vobejda, “Privatization of Social Programs Curbed,” Washington Post, May 10, 1997.

[30] Michelle Breyer and Mike Ward, “Running Prisons for a Profit,” Austin American-Statesman, September 4, 1994; Judith Greene, “Bailing Out Private Jails,” he American Prospect, September 10, 2001; Madeline Baro, “Tape Shows Inmates Bit by Dogs, Kicked, Stunned,” Associated Press, August 19, 1997.

[31] Matt Moffett, “Pension Reform Pied Piper Loves Private Accounts,” Wall Street Journal, March 3, 2005.

[32] “Governor George W. Bush Delivers Remarks on Government Reform,” FDCH Political Transcripts, Philadelphia, June 9, 2000.

[33] Jon Elliston, “Disaster in the Making,” ucson Weekly, September 23, 2004.

[34] Joe M. Allbaugh, “Current FEMA Instructions ＆ Manuals Numerical Index,” Testimony of Federal Emergency Management Agency Director Joe M. Allbaugh before the Veterans Affairs, Housing and Urban Development and Independent Agencies Subcommittee of the Senate Appropriations Committee, May 16, 2001.

[35] John F. Harris and Dana Milbank, “For Bush, New Emergencies Ushered in a New Agenda,” Washington Post, September 22, 2001; United States General Accounting Office, Aviation Security: Long-Standing Problems Impair Airport Screeners’ Performance, June 2000, page 25, www.gao.gov.

[36] National Commission on Terrorist Attacks upon the United States, he 9/11 Commission Report: Final Report of the National Commission on Terrorist Attacks Upon the United States, 2004, page 85, vvww.gpoaccess.gov.

[37] Anita Manning, “Company Hopes to Restart Production of Anthrax Vaccine,” USA Today, November 5, 2001.

[38] J. McLane, “Conference to Honor Milton Friedman on His Ninetieth Birthday,” Chicago Business, November 25, 2002, www.chibus.com.

[39] Joan Ryan, “Home of the Brave,” San Francisco Chronicle, October 23, 2001; George W. Bush, “President Honors Public Servants,” Washington, DC, October 15, 2001.

[40] George W. Bush, “President Discusses War on Terrorism,” Atlanta, Georgia, November 8, 2001.

[41] Harris and Milbank, “For Bush, New Emergencies Ushered in a New Agenda.”

[42] 合约不经过竞标就发包出去，是布什时代的明显特征。《纽约时报》2007年2月刊出一篇分析，指出“所有‘合约作为’，也就是新合约以及依据现有合约支付款项，如今不到一半有经过完全公开的竞标；2005年时只有48％，远低于2001年的79％”。

[43] Andrew Bacevich, “Why Read Clausewitz When Shock and Awe Can Make a Clean Sweep of Things?” London Review of Books, June 8, 2006. FOOTNOTE: Scott Shane and Ron Nixon, “In Washington, Contractors Take on Biggest Role Ever,” New York Times, February 4, 2007.

[44] Evan Ratliff, “Fear, Inc.,” Wired, December 2005.

[45] Shane and Nixon, “In Washington, Contractors Take on Biggest Role Ever.”

[46] Matt Richtel, “Tech Investors Cull Start-ups for Pentagon,” Washington Post, May 7, 2007; Defense Venture Catalyst Initiative, “An Overview of the Defense Venture Catalyst Initiative,” devenci.dtic.mil.

[47] Ratliff, “Fear, Inc.”

[48] Jason Vest, “Inheriting a Shambles at Defense” exas Observer (Austin), December 1, 2006; Ratliff, “Fear, Inc.”; Paladin Capital Group, “Lt. General (Ret) USAF Kenneth A. Minihan,” Paladin Team, December 2, 2003, www.paladincapgroup.com.

[49] Office of Homeland Security, National Strategy for Homeland Security, July 2002, page 1, www.whitehouse.gov; Ron Suskind, he One Percent Doctrine: Deep Inside America 's Pursuit of Its Enemies Since 9/11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2006); “Terror Fight Spawns Startups,” Red Herring, December 5, 2005.

[50] United States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Committee on Government Reform-Minority Staff, Special Investigations Division, Dollars, Not Sense: Government Contracting Under the Bush Administration, Prepared for Rep. Henry A. Waxman, June 2006, page 5, www.democrats.reform.house.gov; Tim Shorrock, “The Corporate Takeover of U.S. Intelligence,” Salon, June 1, 2007, www.salon.com; Rachel Monahan and Elena Herrero Beaumont, “Big Time Security,” Forbes, August 3, 2006;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World Fact Book 2007, www.cia.gov; “US Government Spending in States Up 6 Pet in FY'03,” Reuters, October 7, 2004; Frank Rich, “The Road from K Street to Yusufiya,” New York Times, June 25, 2006.

[51] Monahan and Herrero Beaumont, “Big Time Security”; Ratliff, “Fear, Inc.”

[52] The figure comes from Roger Cressey, a former Bush counterterrorism official now President of Good Harbor Consulting. Rob Evans and Alexi Mostrous, “Britain's Surveillance Future,” Guardian (London), November 2, 2006; Mark Johnson, “Video, Sound Advances Aimed at War on Terror,” Associated Press, August 2, 2006; Ellen McCarthy, “8 Firms Vie for Pieces of Air Force Contract,” Washington Post, September 14, 2004.

[53] Brian Bergstein, “Attacks Spawned a Tech-Security Market That Remains Young Yet Rich,” Associated Press, September 4, 2006.

[54] Mure Dickie, “Yahoo Backed on Helping China Trace Writer,” Financial Times (London), November 10, 2005; Leslie Cauley, “NSA Has Massive Database of Americans’ Phone Calls,” USA oday, May 11, 2006; “Boeing Team Awarded SBInet Contract by Department of Homeland Security,” press release, September 21, 2006, www.boeing.com.

[55] Robert O'Harrow Jr., No Place to Hide (New York: Free Press, 2005).

[56] “Terror Fight Spawns Startups.”

[57] Justine Rood, “FBI Terror Watch List ‘Out of Control',” he Blotter blog on ABC News, June 13, 2007, www.abcnews.com; Ed Pilkington, “Millions Assigned Terror Risk Score on Trips to the US,” Guardian (London), December 2, 2006.

[58] Rick Anderson, “Flog Is My Co-Pilot,” Seattle Weekly, November 29, 2006; Jane Mayer, “The C.I.A.'s Travel Agent,” he New Yorker, October 30, 2006; Brian Knowlton, “Report Rejects European Denial of CIA Prisons,” New York Times, November 29, 2006; Mayer, “The C.I.A.'s Travel Agent”; Stephen Grey, Ghost Plane: he True Story of the CIA Torture Program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2006), 80; Pat Milton, “ACLU File: Suit Against Boeing Subsidiary, Saying It Enabled Secret Overseas Torture,” Associated Press, May 31, 2007.

[59] Andrew Buncombe, “New Maximum-Security Jail to Open at Guantanamo Bay,” Independent (London), July 30, 2006; Pratap Chatterjee, “Intelligence in Iraq: L-3 Supplies Spy Support,” CorpWatch, August 9, 2006, www.corpwatch.com.

[60] Michelle Faul, “Guantanamo Prisoners for Sale,” Associated Press, May 31, 2005; John Simpson, “No Surprises in the War on Terror,” BBC News, February 13, 2006; John Mintz, “Detainees Say They Were Charity Workers,” Washington Post, May 26, 2002.

[61] The prisoner in question was Adel Fattough Ali Algazzar. Dave Gilson, “Why Am I in Cuba?” Mother Jones, September—October 2006; Simpson, “No Surprises in the War on Terror”; Andrew O. Selsky, “AP: Some Gitmo Detainees Freed Elsewhere,” USA Today, December 15, 2006.

[62] Gary Stoller, “Homeland Security Generates Multibillion Dollar Business,” USA Today, September 10, 2006.

[63] Sarah Anderson, John Cavanagh, Chuck Collins and Eric Benjamin, “Executive Excess 2006: Defense and Oil Executives Cash in on Conflict,” August 30, 2006, page 1, www.faireconomy.org.

[64] Ratliff,“Fear, Inc.”

[65] O'Harrow, No Place to Hide, 9.

第15章
社团制国家
拆除旋转门，铺好阳关道

我认为这种说法很怪异、很疯狂，说我们做的一切都是因为爱钱，我认为这种说法疯狂极了，我认为你应该回学校再教育。

——老布什针对有人指控他儿子侵略伊拉克，

是为了替美国企业打开新市场所做的回应 [1]

公务员和民间部门不同，公务员有义务对更大的道德效忠，有责任效忠所有人的集体最高利益，而不是效忠少数人的利益；企业有责任对股东效忠，不是对国家效忠。

——美国审计长沃克（David M. Walker），2007年2月 [2]

他分不清公益与私利的区别。

——退伍美国空军上校加德纳（Sam Gardiner）批评切尼，2004年2月 [3]

2006年期中选举正热、拉姆斯菲尔德宣布辞职前三周，美国总统布什在椭圆形办公室不公开的典礼中，签署了“国防授权法”。有一项附加条款隐藏在1400页的法条中，当时几乎完全没有人注意到。附加条款授权总统颁布戒严令，“动用包括国民兵在内的军队”，不顾州长的意愿，应付“公共危难”、“恢复公共秩序”、“镇压”动乱。公共危难可能是飓风、群众抗议或是“公共健康急难”，可用军队实施隔离检疫并确保疫苗供应。 [4] 在“国防授权法”立法之前，总统只有在碰到叛乱时才有权宣布戒严。

民主党参议员莱希（Patrick Leahy）的同事都忙于竞选，他成为唯一提出警告的人，他在列入公开记录的谈话中说：“利用军队执法，违反我们民主制度的基本信念。”他也指出：“改变原先做法的意义极为重大，但是这种改变几乎没有经过研究，只是偷偷溜进“国防授权法”。无权管辖这些问题的其他委员会没有机会提出意见，更不可能针对这些立法建议举行听证会。” [5]

除了行政部门因此获得极大的新权力，另外至少还有一个明显的赢家，就是制药业。遇上任何疾病爆发，药厂可以找来军队，保障药厂和药品供应，实施检疫，这是布什政府长久以来的政策目标。对拉姆斯菲尔德过去担任总裁的吉利德科技公司来说，这是好消息，因为吉利德拥有治疗禽流感药物达菲的专利。新法加上禽流感爆发的恐惧挥之不去，甚至对达菲在拉姆斯菲尔德离职后的绝佳表现也有帮助；吉利德公司的股价在五个月里，上涨了24％。 [6]

在制定“国防授权法”的条文时，产业利益到底扮演什么角色？可能没有扮演任何角色，但是我们得仔细探究。同样的，以更大的尺度来看，在布什团队侵占伊拉克的热忱行动中，哈利伯顿、柏克德以及埃克森美孚（ExxonMobil）这一类石油公司等承包商的利益，扮演什么角色？这种动机问题不可能有准确的答案，因为局内人以混淆公司利益与国家利益而臭名昭著，连他们自己似乎也不能划分两者之间的界线。

前《纽约时报》记者金策（Stephen Kinzer）在2006年出版的《推翻》（Overthrow ）一书中，设法探讨过去一百年来，美国政客下令与策划外国政变背后的真正动机。他从美国参与的1893年夏威夷政变行动开始探讨，一直研究到2003年的伊拉克，指出其中经常有清楚的三阶段程序。第一，外国政府要求美国公司“缴税，或是遵守劳动法或环境法，有时候这家公司会被收归国有，或是必须出售部分土地或资产”，外国政府因而威胁到这家美国跨国公司的获利。第二，美国政客听到这家公司遭到挫折的消息，并将之重新阐释为对美国的攻击：“他们把经济动机变成政治或地缘策略动机，假定任何政权找美国公司的麻烦，或是骚扰美国公司，一定都是反美的、镇压的与独裁的，很可能是希望削弱美国的某些外国势力或利益的工具。第三阶段在政客向大众鼓吹干预的必要时发生，这时事情大致上已经被人说成是善恶之争，是解放受到镇压的穷国、使之摆脱我们认为是独裁政权的机会，因为还有哪种政权会找美国公司的麻烦？” [7] 换句话说，美国外交政策大致是集体投射的展现，一小撮自私自利的精英借此把自己的需要和愿望当做全世界的意见。

金策指出，在从商界直接转任公职的政客身上，这种趋势表现得最明显。例如，艾森豪威尔的国务卿杜勒斯一生大部分时间里，都是一名极有力的国际公司法律师，代表世界上若干最富有的公司，处理他们和外国政府的冲突。替杜勒斯立传的几位作者像金策一样，都断定杜勒斯根本无法区辨企业利益与国家利益的分野。金策写道：“杜勒斯有两个终身信念，一是对抗共产主义，二是保护跨国公司的权利，在他心里，这两件事情混为一体，互相增强。” [8] 这意味着他不需要在两者之间做选择：如果危地马拉政府采取行动，伤害联合水果公司（United Fruit Company）的利益，这实际上就是攻击美国，值得采取军事行动。

布什政府里挤满了刚刚从董事会转进公职的总裁，他们推动反恐和保护跨国公司利益两种执念时，也同样处在混乱与混淆的情况。但是其中有一个重要的差别。杜勒斯认同的公司都是在外国矿业、农业、银行业与石油业中，拥有巨额国际投资的跨国企业。这些公司通常都有一个直接的目标：希望有个稳定、可以获利的经营环境，也就是宽松的投资法令、顺从的工人、没有被突然征用的烦恼。政变与军事干预是达成这种目标的手段，不是目标本身。

设计反恐战争的原始灾难资本家跟前辈不同，他们是另一种红顶商人；对他们来说，战争和其他灾难本身就是目标。切尼和拉姆斯菲尔德把对洛克希德、哈利伯顿、凯雷集团和吉利德公司有利的事情，跟对美国甚至对世界有利的事情混为一谈时，就成了一种后果极为危险的投射形式。毫无疑问，有助这些公司获利的事情是灾变，包括战争、流行病、天灾和资源短缺，这就是为什么从布什上任后，这些人的财富都大幅增长。使得上述投射行为变得更加危险的是，布什政府的重要官员保有他们在灾难资本主义体系中的利益，而且程度前所未见，甚至在推动战争和灾难应变私有化的新时代当下，仍然继续保有，因此他们可以在协助释出灾难的同时从中获利。

例如，2006年中期选举共和党惨败后，拉姆斯菲尔德辞去国防部长职务，新闻界报道指出，他要回到私营部门任职。但事实上，他根本不曾离开过私营企业。他接受布什提名担任国防部长时，像所有公职官员一样，必须把可能受到他在职所做决策影响的持股卖掉。情形很简单，这表示他必须卖掉一切跟国家安全或国防有关的股票，但是拉姆斯菲尔德的麻烦在于，因为他持有太多跟灾难有关产业的股份，以至于他宣称他不可能在限期前出脱所有持股，而且他因为努力保有一切而陷入违反伦理规则的困境。

拉姆斯菲尔德卖掉了直接拥有的洛克希德、波音与其他国防承包商的股票，把价值5000万美元的股票交付保密信托，但他在投资国防与生物科技股的私人投资公司中，仍然拥有部分或全部所有权。他不愿意承担快速出让这些公司的损失，在期限截止时，两次申请延期三个月，在如此高层的政府官员中，这种情形相当罕见。这表示他在担任国防部长整整半年甚至更久后，仍然在为他持有的公司和资产寻找适当的买主。 [9]

至于他当过董事长又拥有达菲专利权的吉利德科技公司股票，拉姆斯菲尔德坚决不肯卖掉。有人要求他在商业利益和公职生涯之间择一，他干脆拒绝。流行病是国家安全问题，因此完全属于国防部长的职责范围。虽然利益冲突如此明显，拉姆斯菲尔德在担任国防部长期间，却没有卖掉吉利德的股票，他的持股价值一直保持在800万到3900万美元之间。 [10]

参议院伦理委员会想用标准的利益冲突规定，要他配合办理时，他公开表现对抗到底的态度。有一次他写信给政府伦理局，抱怨他必须花6万美元的会计师费用，帮忙他处理“极为复杂而且令人困扰”的财产申报表格。对于担任公职期间决心抱紧9500万美元股票的人来说，6万美元的处理费似乎不值一提。 [11]

拉姆斯菲尔德担任美国最高级安全首长时，坚定拒绝停止靠灾难赚钱，这么做在很多方面明确影响他的工作表现。担任国防部长第一年的大部分时间，一面要设法卖掉持股，一面必须回避范围极大的重要政策决定。根据美联社的报道：“他必须回避国防部讨论艾滋病的会议。”联邦政府必须决定是否干预好几件轰动一时、涉及顶尖国防承包商的并购案与销售案时，拉姆斯菲尔德也必须回避有关的高级谈判，这些案子涉及的厂商包括通用电气、霍尼韦尔（Honeywell）、诺思罗普·格鲁曼公司与硅图（Silicon Valley Graphics）等公司。根据官方发言人的说法，他跟上述几家公司确实有财务关系。有位记者询问其中一件案子，拉姆斯菲尔德告诉他说：“到目前为止，我通常都回避这些案子。” [12]

他担任国防部长六年期间，国防部的讨论一转到治疗禽流感的可能，或购买禽流感治疗药品时，他都得离开房间。有一项条款说明他可以用什么方式继续持有这些股票，而根据这项条款，他必须回避“可能直接而且可想而知会影响吉利德公司”的决定。 [13] 但是他的同事很照顾他的利益，2005年7月，五角大楼购买了价值5800万美元的达菲，几个月后，卫生部宣布，要订购价值高达10亿美元的达菲。 [14]

拉姆斯菲尔德坚决反抗的态度的确有所回报。如果他在2001年1月上任时就把吉利德股票卖掉，每股只能卖到7.45美元。但是留着股票，撑过禽流感恐慌、生物恐怖主义的歇斯底里，撑过他任职的美国政府决定巨额投资这家公司，到最后他离开公职时，这只股票每股价值67.6美元，一共上涨了8.07倍（到2007年4月，股价更涨到84美元）。 [15] 这意味着拉姆斯菲尔德辞去国防部长职位时，的确比他上任时更有钱，就担任公职的亿万富翁来说，这种情形很少见。

如果说拉姆斯菲尔德从来没有真正离开过吉利德公司，那么切尼同样不愿意完全切断他跟哈利伯顿的关系，跟拉姆斯菲尔德和吉利德关系的例子不同，切尼的情况一直是媒体极为关注的事情。切尼辞去总裁、成为布什的竞选伙伴前，协商出退休方案，得到哈利伯顿的一大堆股票和认股权。经过新闻界几次有点难堪的质问后，他同意卖掉哈利伯顿的部分持股，赚到了高达1850万美元的利润。但是他没有完全出脱持股，根据《华尔街日报》的报道，切尼担任副总统后，仍然持有18.9万股的哈利伯顿股票，还有50万股尚未执行的认股权。 [16]

切尼仍然抱着这么大量的哈利伯顿股票，表示他担任副总统期间，每年从持股中收到几百万美元的股息，而且哈利伯顿每年也付给他21.1万美元的延后支付所得，大约等于他担任副总统的薪水。到2009年他卸任而且可以卖出哈利伯顿持股时，哈利伯顿公司财富的惊人增长也让他有机会获得极高的利润。伊拉克战争前，这家公司的股价为10美元，三年后涨到41美元，暴涨了四倍多，背后的原因是能源价格飞涨和伊拉克的合约，两件事都直接来自切尼领导的美国和伊拉克作战。 [17] 伊拉克似乎非常符合金策的公式。萨达姆对美国的安全并不构成威胁，却对美国能源公司构成威胁，因为他才刚跟俄罗斯石油巨擘签约，而且跟法国的道达尔石油公司（Total）谈判，以致美国和英国石油公司什么东西都得不到；世界第三大的已证实石油储备，就这样从英、美两国的手中溜走。 [18] 萨达姆下台为埃克森美孚、雪佛龙（Chevron）、壳牌，以及英国石油（BP）等石油业巨擘带来机会，这些公司全都为伊拉克的新生意做好了准备；萨达姆下台也为哈利伯顿带来惊人的商机，哈利伯顿已经进入迪拜，占住地利，准备向所有这些公司销售能源服务。 [19] 这场战争已经变成哈利伯顿有史以来获利最丰的单一事件。

事情一点都不难，拉姆斯菲尔德和切尼大可以卖光跟灾难有关的持股，消除他们热衷从制造灾难状况中获利的疑虑。不过话说回来，这样就会错过所属产业的繁荣岁月。有关部门要求他们在私利和公职生涯中选择时，两人都是一再选择利润，迫使政府伦理委员会配合他们的立场。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小罗斯福总统（Franklin D. Roosevelt）强烈反对发战争财的人，他说：“我不希望美国有任何一个人，因为这场世界性惨剧，变成百万富翁。”我们不由得猜想小罗斯福会怎么看待切尼，他在担任副总统期间赚到几百万美元的利润。我们也不知道小罗斯福要怎么看待拉姆斯菲尔德，根据年度财产申报，2004年他担任国防部长期间忍不住卖掉部分吉利德股票，轻松赚到500万美元，跟他离职后可领取的收益相比，这不过是一点小小的甜头。 [20] 在布什政府中，发战争财的人不只是极力要求打进政府里面，他们自己就是政府：两者之间没有区别。

布什担任总统期间，爆发了近代史上一些最卑鄙、最无耻的贪腐丑闻。例如阿布拉莫夫（Jack Abramoff，共和党说客）用高尔夫假期，贿赂国会议员；外号“公爵”（Duke）的坎宁安（Randy Cunningham，加州共和党众议员）把自己的游艇史特公爵号（Duke-Stir）当成“贿赂菜单”的一部分，印在正式的国会信纸上，交给一家国防承包商，坎宁安现在正在服八年的徒刑；还有水门大旅馆（Watergate）里有高级妓女参加的宴会。这一切听起来都非常像1990年代中期的莫斯科和布宜诺斯艾利斯。 [21]

此外，还有政府与产业界之间快速转动的旋转门。旋转门始终存在，但是大部分政治人物通常都会等到自己服务的政府下台后，才利用自己跟政府之间的关系获利。但是在布什担任总统期间，国土安全市场源源不绝的财富诱惑力太大了，很多政府官员无法抗拒。因此，众多不同政府机构里的千百位官员不愿意等到任期结束，就急速冲向旋转门。根据《纽约时报》记者利普顿（Eric Lipton）的说法，他调查国土安全部这种现象后发现：“在老牌的华府说客和监督团体看来，总统任期结束前如此高比率的高级官员出走潮在现代史中实属罕见。”利普顿已确认有94位公务员都是先在国内安全部门任职，现在已经转进国土安全产业服务。 [22]

这种例子太多，无法在书中详细列举，但是有些人特别突出，因为他们是反恐战争的主要策划人。前司法部长和爱国法背后的主要推手阿什克罗夫特（John Ashcroft），现在领导阿什克罗夫特集团（Ashcroft Group），专门帮国土安全企业争取联邦政府的合约。国土安全部第一任部长里奇（Tom Ridge）现在主持里奇全球公司（Ridge Global），也担任通信业者朗讯集团（Lucent Industries）的顾问，这家公司是安全产业的重要角色。前纽约市长兼领导“9·11”攻击因应行动的英雄朱利亚尼（Rudy Giuliani）下台四个月后，创设了朱利亚尼合伙企业（Giuliani Partners），以危机顾问的身份推销自己的服务。克林顿和布什担任总统期间的反恐大将克拉克（Richard Clarke）虽然直言不讳，批评现任政府，却担任好港顾问公司（Good Harbor Consulting）董事长，从事国土安全与反恐怖主义业务。伍尔西（James Woolsey）在1995年之前担任中央情报局的局长，现在则为帕拉丁资本集团（Paladin Capital Group）服务，这家私募基金公司投资很多国土安全公司，伍尔西也是国土安全产业主要业者博思艾伦咨询公司的副总裁。“9·11”时担任联邦应急事务管理署长的阿尔博夫，在18个月后离职，创立新桥策略公司（New Bridge Strategies），这家公司承诺要成为企业、利润丰厚的政府合约以及伊拉克投资机会之间的桥梁。接替他出任署长的布朗（Michael Brown）就任刚刚两年，就离职创立布朗有限责任公司（Michael D. Brown LLC），专攻防灾准备业务。 [23]

布朗在卡特琳娜飓风期间，写了一封臭名昭著的电子邮件，问联邦应急事务管理署的幕僚：“我现在可以辞职吗？” [24] 此事大致上符合这批人的哲学：在能够分发庞大合约的政府机构任职的时间，只需要足够得到显赫的职衔，足以搜集到什么东西会大卖的内部信息，然后就可以辞职，兜售你和前同事的关系。公职生涯已经次要到变成了顶多只是侦查任务，目的是为将来在灾难资本主义体系中服务预做准备。

然而，从好几方面来说，跟贪腐与旋转门有关的故事都会留下错误的印象，暗示国家和这个体系之间仍然有清楚的界线，但事实上这条界线很久以前就消失了。布什当政时期的创新，不在于政客从一个世界转进另一个世界有多快，而是在于有多少人觉得自己有权同时政商两栖。珀尔（Richard Perle）和贝克之流的人制定政策、提供最高阶层的建议，像立场超然的专家和政治家一样，对新闻界说话，同时却深深涉入私营化的战争与重建业务。他们彻底体现了社团主义的任务，也就是以安全为名，把政治与企业精英彻底合而为一，国家则扮演商业行会的主席，借着契约经济，变成商机的最大源头。

过去35年来，从智利的圣地亚哥到莫斯科，再到华府的布什政府，一小撮企业精英和右派政府结合的情形一出现，都会被贬为某种不正当的作为，不论你是黑帮资本主义、寡头政治资本主义，还是如今布什领导的“裙带资本主义”。但是这些现象并非不正当，而是芝加哥学派以私营化、解除管制与打击工会三大坚守原则而发动的圣战所致。

拉姆斯菲尔德和切尼坚拒在他们跟灾难有关的持股和公职之间做出抉择，是真正的社团国家已经出现的第一个信号，此外还有很多其他的征象。

前辈的力量

布什政府有一个与众不同的特征，就是依赖外界顾问与自由之身的特使来执行重要功能：贝克、布雷默、基辛格、舒尔茨、珀尔、国防政策委员会与解放伊拉克委员会的委员，都是这种人。布什政府做出诸多重大决策时，国会扮演橡皮图章的角色，最高法院的判决被他们当成不过是温和的建议，而上述这些大致上算是义工的顾问，则发挥了绝大的影响力。

这些顾问会有影响力，原因是他们曾经在政府中担任重要的角色，不是担任过国务卿、大使，就是担任过国防部副部长，所有的顾问都已经离开政府多年，同时在灾难资本主义体系中创立获利丰厚的事业。因为他们被当成承包商，不是幕僚，也就与民选或政府任命的政客不同，不用受同样的利益冲突规则约束：其实他们根本不受任何约束。结果就像灾难管理专家雷德莱纳（Irwin Redlener）告诉我的一样，政府与产业之间的旋转门消失，阳关大道出现，让灾难产业可以利用这些著名前政客的名望作为掩护，在政府内部设立事务所。

2006年3月，贝克获得任命，担任顾问团体“伊拉克研究委员会”（Iraq Study Group）共同主席，负责提出未来伊拉克行动新方针的建议，两党都大大松了一口气，因为贝克是老派的政客，德高望重，曾经在比较稳定的时代领导过美国。贝克的确是老手，属于美国外交政策没有现在这么鲁莽的时代，不过那是15年前的事情了。现在的贝克又会怎么做呢？

贝克像切尼一样，他在老布什总统任期快结束时离开公职，靠着他在政府里的关系赚到大钱，特别是靠着第一次波斯湾战争期间，在沙特阿拉伯与科威特交到的朋友，赚到尤其丰厚的利益。 [25] 他设在休斯敦的法律事务所贝克博兹公司（Baker Botts），客户有沙特王族、哈利伯顿与俄罗斯最大的石油公司俄罗斯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其法律事务所是世界上主要的石油与天然气法律事务所。他也成为凯雷集团的股东，从这家十分神秘的公司赚到大约1.8亿美元。 [26]

凯雷靠着销售机器人系统与国防通讯系统，也靠着旗下的USIS公司取得训练伊拉克警察的大合约，从伊拉克战争中赚到庞大利润。总市值560亿美元的凯雷公司旗下，有一家主攻国防事业的私募基金公司，专门从事近年获利极高的事业，那就是搜集（投资）国防承包商，推动这些公司上市。凯雷首席投资官康威（Bill Conway）说：“过去一年半是我们获利最高的时候。”他指的是伊拉克战争最初的18个月。“我们很赚钱，而且赚得很快。”伊拉克战争显然已经变成灾难，却在凯雷的投资人那里花费了创纪录的66亿美元。 [27]

小布什把贝克拉回公职生涯，任命他担任伊拉克债务问题的特使，此时贝克并没有出脱凯雷集团或贝克博兹法律事务所的股权，无视两家公司与这场战争的直接利益关系。一开始，好几位评论家指出这些可能的严重冲突，《纽约时报》刊出一篇社论，呼吁贝克辞掉在凯雷集团和贝克博兹法律事务所的职位，保持债务特使职位的公正性。这篇社论指出：“贝克先生在获利丰厚的民间企业关系网络中涉入太深，纠缠不清，使他在任何债务重新安排的方案中，看来都像可能的受益人。”社论断定贝克“放弃靠明显跟伊拉克债务有关系的客户赚钱还不够；贝克先生要公正执行新公职，就必须放弃这两家私营公司”。 [28]

贝克遵照政府高官定下的前例，直接拒绝这样做，布什还支持他的决定，让贝克负责游说世界各国政府，宽免伊拉克极为沉重的外债负担。他担任这种角色将近一年后，我取得一份机密文件，证明他涉及的利益冲突比以前所知道的更严重、更直接。这是一份65页的业务企划案，由包括凯雷集团在内的银行财团，向伊拉克的主要债权国科威特政府发出，这些公司建议科威特利用他们的高级政治关系，向伊拉克索取因为萨达姆入侵而积欠科威特的270亿美元债务；换句话说，贝克的所作所为，跟他担任特使应该做的事情正好相反，也就是要说服各国政府取消萨达姆时代的债务。 [29]

这份文件的标题是“协助科威特政府保护与实现对伊拉克索赔的建议”，是在贝克接受任命将近两个月后，才呈交科威特政府。文件中提到贝克11次，并且清楚表明，如果科威特政府跟雇用了负责取消伊拉克债务的人的公司合作，将会得到好处。但是其中也有代价，这份文件指出，为了换取这种服务，科威特政府必须在凯雷集团投资10亿美元。这样做是直截了当在销售影响力：付钱给贝克的公司，得到贝克的保护。我把这份文件拿给华盛顿大学（Washington University）法学教授兼政府伦理规范专家克拉克（Kathleen Clark）看，她说贝克涉及“典型的利益冲突。贝克在这项交易中代表双方，他理当代表美国的利益，但他也是凯雷集团的资深法律顾问，凯雷希望协助科威特收回伊拉克欠的债务，得到报酬”。克拉克看过这份文件后，认定“凯雷和其他公司利用贝克目前的职位，向科威特争取会伤害美国利益的合约”。

我谈论贝克的文章在《国家》杂志刊出一天后，凯雷集团退出这个银行团，丧失得到10亿美元的希望；几个月后，贝克出脱凯雷集团的持股，辞去法律顾问的职位。但是真正的伤害已经造成：贝克担任特使的表现很糟糕，没有争取到布什保证同时也是伊拉克需要的债务豁免。2005年与2006年间，伊拉克付出25.9亿美元，赔偿萨达姆开战造成的损失，这些钱大部分赔给科威特，却是应对伊拉克人道危机、重建国家所亟须的财源；而且在美国企业白白浪费援款、一事无成撤走之后，伊拉克更迫切需要这笔资金。贝克的任务是替伊拉克取消90％至95％的债务，结果只是重新安排偿债期限，这些债务仍然等于伊拉克国内生产总值的99％。 [30]

伊拉克政策的其他层面也交给自由之身的特使，让他们的公司从这场战争赚到创纪录的利润。前国务卿舒尔茨主持的伊拉克解放委员会，是2002年在布什总统的要求下成立的压力团体，任务是协助政府，在民众心中建立打伊拉克战争合理的印象。舒尔茨的确遵命办事，因为他承担的角色跟布什政府有所区隔，他可以完全不必提出证据或事实，就在民众心中激起歇斯底里的心理，认定萨达姆构成的危险迫在眉睫。2002年9月，他以《立刻行动：危险迫在眼前，萨达姆必须下台》（Act Now: The danger is immediate. Saddam Hussein must be removed）为题，投书《华盛顿邮报》，指出：“如果院子里有一条响尾蛇，你不会等到蛇发动攻击之后再采取自卫行动。”舒尔茨并没有向读者透露他当时是柏克德公司董事、先前担任这家公司总裁很多年的事实。这家公司后来会从舒尔茨渴望摧毁的伊拉克得到23亿美元的重建工程合约。 [31] 因此我们事后来看，似乎应该问舒尔茨呼吁世界“立刻行动”时，是以关切国事的元老政治家的身份说话，还是以柏克德公司的代表或是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的代表身份说话？

根据非营利监督团体“政府监督计划”（Project on Government Oversight）执行理事布莱恩（Danielle Brian）的说法，“无法知道政府的干涉在哪里结束，洛克希德的势力从哪里开始”。要知道洛克希德的势力在哪里结束，伊拉克解放委员会的权限从哪里开始，更是困难。舒尔茨主持的这个宣扬作战的团体由杰克逊（Bruce Jackson）担任召集人，他三个月前还是洛克希德—马丁公司负责策略与规划的副总裁。杰克逊说，“白宫的人”要求他组织这个团体，但是他召集洛克希德公司的旧同事，组成了这个委员会。除了杰克逊之外，洛克希德的代表还包括负责太空与战略导弹业务的副总裁库珀曼（Charles Kupperman），以及负责防卫系统的洛克希德董事格雷厄姆（Douglas Graham）。虽然这个委员会的组建是出于白宫的明确要求，希望作为战争的宣传机器，却没有一个委员必须离开洛克希德，或是卖掉自己的股票，这点对委员会成员的确是好事，因为洛克希德的股价靠着他们协助发动的战争，跃涨了145％，从2003年3月的41美元，涨到2007年2月的102美元。 [32]

此外还有支持皮诺切特发动政变的基辛格，开启这场反革命的人就是他。《纽约时报》记者伍德沃德（Bob Woodward）在2006年的《一概否认之国》（State of Denial ）一书中透露，切尼每个月都会和基辛格会晤，布什和基辛格则是大约两个月见面一次；切尼告诉伍德沃德：“他是布什在外交事务方面最常咨询的外界顾问。我跟基辛格谈话的次数，很可能比跟任何人谈话的次数还要多。” [33]

但是在所有这些最高级的会晤中，基辛格代表谁？他像贝克和舒尔茨一样，当过国务卿，但是已经离职30年了。从1982年他创设未上市的神秘公司基辛格公司起，客户花名册中据说包括了可口可乐、联合碳化物（Union Carbide）、亨特石油（Hunt Oil）等公司，也包括赢得金额最大的伊拉克重建合约的工程巨擘福陆公司（Fluor），甚至包括他在智利秘密行动中的老同伴ITT公司。 [34] 那么他和切尼会晤时，身份是元老政治家，还是代表石油与工程业客户的高价说客？

2002年11月，布什任命基辛格主持“9·11”委员会时，基辛格的立场非常明确。这个职位可能是任何爱国人士从退休状态复出所能担任的最重要角色，但是受害者家属要求基辛格列出他的企业客户名单，认为这些客户和调查之间有潜在的利益冲突；他拒绝合作，不愿意做出这种代表公信力与透明度的基本姿态。他没有披露客户名单，而是选择辞掉这个委员会主席的职位。 [35]

基辛格的朋友和事业伙伴珀尔在一年后，将会做出同样的抉择。珀尔在里根总统时期曾经任职国防部，拉姆斯菲尔德请他主持国防政策局。珀尔接任前，国防政策局是无声无息的顾问单位，负责把过去政府的知识传承给现任政府。珀尔把这个单位变成自己的平台，利用自己头衔的影响力，在新闻界强力主张对伊拉克先下手再说。他也以其他方式利用国防政策局，根据《纽约客》杂志记者赫什（Seymour Hersh）的调查报道，他以个人的官衔为号召，为自己新创的公司吸引投资。事实上，珀尔是第一批后“9·11”灾难资本家之一，攻击发生才两个月后，他就设立了创投企业三联伙伴公司（Trireme Partners），专门投资一些开发国土安全与国防相关产品及服务的公司。三联公司在一封招揽业务的信中，夸耀公司的政治关系：“经营阶层中的三位成员目前任职美国国防政策局，担任美国国防部长的顾问。”这三个人是珀尔、他的朋友希尔曼（Gerald Hillman）和基辛格。 [36]

波音是珀尔最初的投资者之一，作为五角大楼的第二大承包商，投资了2000万美元，让三联公司得以推展业务。珀尔变成了直言不讳的波音迷，曾专门在专栏撰文支持波音和五角大楼之间一项有争议的、价值170亿美元的加油机合约。 [37] [38]

珀尔虽然把他在国防部的所有关系告诉投资人，他在国防政策局的几位同事却说，他没有告诉他们这家公司的事情。在有关这家公司的听证会上，有人说这家公司“在伦理规范的边缘，或是根本不符伦理规范”。最后，所有的冲突问题困住了珀尔，他必须像基辛格一样做出抉择，是继续制定国防政策，还是从反恐战争中获利。2003年3月，就在伊拉克战争刚刚爆发，承包商的好运正要开始时，珀尔辞去了国防政策局主席的职位。 [39]

最让珀尔生气的是，有人说他之所以赞成用无限度战争结束所有的邪恶，是由于他个人可以从这种主张中获得惊人的利益。CNN记者布利策（Wolf Blitzer）质问珀尔，说赫什认为“他设立了可以从战争中获利的公司”。这似乎是不证自明的正确说法，但是珀尔勃然大怒，痛斥普利策新闻奖得主赫什，他告诉布利策：“最接近恐怖分子的东西就是美国新闻界，坦白说，我不相信一家公司可以从战争中获利；说我的观点跟国防工业投资的潜在收益有关，完全是一派胡言。” [40]

这个说法很奇怪，如果你设立创业投资公司，投资从事安全与国防业务的企业，却没有设法从战争中获利，一定会让投资人失望。像珀尔这种人所扮演的角色有个更大的问题是，他们生存在灰色地带，在灾难资本家、公共知识分子和决策官员之间的灰色地带。如果洛克希德或波音经理人像珀尔一样，上福克斯电视台（编按：Fox News, 美国著名右派广播公司），主张改变伊朗的政权，他们明显的自私自利会否定他们所提出的主张。但是大家介绍珀尔时，继续说他是“分析师”，是五角大楼顾问，也可能说他是“新保守派”，但从来没有人说他可能只是能言善道的军火商。

这个华府帮派的成员只要受到质疑，说他们和他们支持的战争之间有经济利益关系时，他们一定都像珀尔一样回答：整个说法既荒谬又愚蠢，有点像是恐怖分子的攻击。包括切尼、拉姆斯菲尔德、舒尔茨、杰克逊在内的新保守派（我认为基辛格也是其中一员）花了非常多的精神，显示自己是纯学者或鹰派的务实分子，背后的动力是意识形态和宏伟的理念，而不是利润这种俗气的东西。例如杰克逊说，洛克希德不赞同他业外的外交政策工作；珀尔说，他跟五角大楼的关系对他的业务造成伤害，因为“这样表示其中有些你不能说、不能做的事情”。珀尔的合伙人希尔曼坚持说，珀尔“不是理财动物，完全没有追求财务利得的意愿”。费斯（Douglas Feith）担任国防政策次长时宣称：“副总统过去跟哈利伯顿的关系，使政府官员不愿意发包合约，不热衷发包合约，即使实际上应该把合约交给哈利伯顿旗下的家乐氏公司。” [41]

即使是在新保守派最坚定的批评者笔下，这些新保守派看起来都像是真正的坚信者，动机完全是决心维持美国和以色列势力的超强地位，这种决心极为强烈，以致他们准备牺牲经济利益，换取“安全”。这种区分既虚假又健忘，追求无限利益的权利一直是新保守派意识形态的核心。“9·11”以前，激烈民营化的要求和对社会支出的攻击，助长了美国企业研究所、传统基金会和卡托研究所等智库推动以弗里德曼学说为核心的新保守派运动。

新保守派在反恐战争上，并没有放弃社团主义的经济目标，而是找到更有效的新方法来达成这些目标。华盛顿的鹰派当然决心维持美国的世界帝国角色以及以色列在中东的帝国角色。然而，你不可能把这种军事目标和灾难资本主义体系的利益区隔开来，前者要在国外不断茁壮，在国内维持警察国家，后者则依据这种假设，建立了规模数百亿美元的产业。这种政治和获利目标合而为一的现象，表现最清楚的地方是在伊拉克战场上。

[1] Jim Krane, “Former President Bush Battles Arab Critics of His Son,” Associated Press, November 21, 2006.

[2] Scott Shane and Ron Nixon, “In Washington, Contractors Take on Biggest Role Ever,” New York Times, February 4, 2007.

[3] Jane Mayer, “Contract Sport,” he New Yorker, February 16, 2004.

[4] “HR 5122: John Warner National Defense Authorization Act for Fiscal Year 2007 (Enrolled as Agreed to or Passed by Both House and Senate),” thomas.loc.gov.

[5] “Remarks of Sen. Patrick Leahy on National Defense Authorization Act for Fiscal Year 2007, Conference Report, Congressional Record,” States News Service, September 29, 2006.

[6] Gilead Sciences, “Stock Information: Historical Price Lookup,” www.gilead.com.

[7] Interview with Stephen Kinzer, Democracy Now! April 21, 2006, www.democracy.now.org.

[8] The phrase “interrelated and mutually reinforcing” comes from the historian James A. Bill. Stephen Kinzer, Overthrow: Americas Century of Regime Change from Hawaii to Iraq (New York: Times Books, 2006), 122.

[9] Robert Burns, “Defense Chief Shuns Involvement in Weapons and Merger Decisions to Avoid Conflict of Interest,” Associated Press, August 23, 2001; Matt Kelley, “Defense Secretary Sold Up to $91 Million in Assets to Comply with Ethics Rules, Complains about Disclosure Form,” Associated Press, June 18, 2002; Pauline Jelinek, “Rumsfeld Asks for Deadline Extension,” Associated Press, July 17, 2001.

[10] John Stanton, “Big Stakes in Tamiflu Debate,” Roll Call, December 15, 2005.

[11] Rumsfeld's 2005 disclosure report shows that he holds “shares worth up to $95.9m, from which he got an income of up to $13m, owned land worth up to $17m, and made $ lm from renting it out.” Geoffrey Lean and Jonathan Owen, “Donald Rumsfeld Makes $5m Killing on Bird Flu Drug,” Independent (London), March 12, 2006; Kelley, “Defense Secretary Sold up to $91 Million in Assets... ”

[12] Burns, “Defense Chief Shuns Involvement... ”

[13] Stanton, “Big Stakes in Tamiflu Debate.”

[14] Nelson D. Schwartz, “Rumsfeld's Growing Stake in Tamiflu,” Fortune, October 31, 2005.

[15] Gilead Sciences, “Stock Information: Historical Price Lookup,” www.gilead.com.

[16] Cassell Bryan-Low, “Cheney Cashed in Halliburton Options Worth $35 Million,” Wall Street Journal, September 20, 2000.

[17] Ken Herman, “Cheneys Earn $8.8 Million to Bushes’ $735,000,” Austin American-Statesman, April 15, 2006; Halliburton, Investor Relations, “Historical Price Lookup,” www.halliburton.com.

[18] Sarah Karush, “Once Privileged in Iraq, Russian Oil Companies Hope to Compete on Equal Footing After Saddam,” Associated Press, March 14, 2003; Saeed Shah, “Oil Giants Scramble for Iraqi Riches,” Independent (London), March 14, 2003.

[19] “Waiting for the Green Light,” Petroleum Economist, October 1, 2006.

[20] Lean and Owen, “Donald Rumsfeld Makes $5m Killing on Bird Flu Drug.”

[21] Jonathan Weisman, “Embattled Rep. Ney Won't Seek Reelection,” Washington Post, August 8, 2006; Sonya Geis and Charles R. Babcock, “Former GOP Lawmaker Gets 8 Years,” Washington Post, March 4, 2006; Judy Bachrach, “Washington Babylon,” Vanity Fair, August 1, 2006.

[22] Eric Lipton, “Former Antiterror Officials Find Industry Pays Better,” New York Times, June 18, 2006.

[23] Ellen Nakashima, “Ashcroft Finds Private-Sector Niche,” Washington Post, August 12, 2006; Lipton, “Former Antiterror Officials Find Industry Pays Better”; Good Harbor Consulting, LLC , www.goodharbor.net; Paladin Capital Group, “R. James Woolsey—VP,” Paladin Team, www.paladincapgroup.com; Booz Allen Hamilton, “R James Woolsey,” www.boozallen.com; Douglas Jehl, “Insiders’ New Firm Consults on Iraq,” New York Times, September 30, 2003; “Former FEMA Head to Start Consulting Business on Emergency Planning,” Associated Press, November 24, 2005.

[24] “Former FEMA Head Discussed Wardrobe during Katrina Crisis,” Associated Press, November 3, 2005.

[25] Seymour M. Hersh, “The Spoils of the Gulf War,” New Yorker, September 6, 1993.

[26] Michael Isikoff and Mark Hosenball, “A Legal Counterattack,” Newsweek, April 16, 2003; John Council, “Baker Botts’ ‘Love Shack’ for Clients,” exas Lawyer, March 6, 2006; Erin E. Arvedlund, “Russian Oil Politics in a Texas Court,” New York Times, February 15, 2005; Robert Bryce, “It's a Baker Botts World,” he Nation, October 11, 2004.

[27] Peter Smith and James Politi, “Record Pay-Outs from Carlyle and KKR,” Financial Times (London), October 20, 2004.

[28] “Cutting James Baker's Ties,” New York Times, December 12, 2003.

[29] The information in the next two paragraphs is drawn from Naomi Klein, “James Baker's Double Life: A Special Investigation,” he Nation, posted online October 12, 2004, www.thenation.com.

[30] David Leigh, “Carlyle Pulls Out of Iraq Debt Recovery Consortium,” Guardian (London), October 15, 2004; United Nations Compensation Commission, “Payment of Compensation,” press releases, 2005-2006, www.unog.ch; Klein, “James Baker's Double Life”; World Bank, “Data Sheet for Iraq,” October 23, 2006, www.worldbank.org.

[31] Eric Schmitt, “New Group Will Lobby for Change in Iraqi Rule,” New York Times, November 15, 2002; George P. Shultz, “Act Now,” Washington Post, September 6, 2002; Harry Esteve, “Ex-Secretary Stumps for Gubernatorial Hopeful,” Oregonian (Portland), February 12, 2002; David R. Baker, “Bechtel Pulling Out after 3 Rough Years of Rebuilding Work,” San Francisco Chronicle, November 1, 2006.

[32] Tim Weiner, “Lockheed and the Future of Warfare,” New York Times, November 28, 2004; Schmitt, “New Group Will Lobby for Change in Iraqi Rule”; John Laughland, “The Prague Racket,” Guardian (London), November 22, 2002; John B. Judis, “Minister without Portfolio,” he American Prospect, May 2003; Lockheed Martin, Investor Relations, “Stock Price Details,” www.lockheedmartin.com.

[33] Bob Woodward, State of Denial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2006), 406-407.

[34] James Dao, “Making a Return to the Political Stage,” New York Times, November 28, 2002; Leslie H. Gelb, “Kissinger Means Business,” New York Times, April 20, 1986; Jeff Gerth, “Ethics Disclosure Filed with Panel,” New York Times, March 9, 1989.

[35] James Harding, “Kissinger Second Take,” Financial Times (London), December 14, 2002.

[36] Seymour M. Hersh, “Lunch with the Chairman,” he New Yorker, March 17, 2003.

[37] 加油机合约可说是五角大楼近年最大的丑闻，最后把国防部一位高级官员和波音公司一位高级经理人拖下水，送进监牢。这位官员在合约谈判时曾与波音方面协商进入波音公司工作。拉姆斯菲尔德在后来的调查中遭到质疑，问他为什么没有注意到这桩交易的问题？他回答说，他记不得自己在这份耗用纳税人170亿美元到300亿美元的合约中，担任什么角色。“我不记得自己批准过合约，但是我确实不记得没有批准过合约。”拉姆斯菲尔德遭到管理不善的批评，但是他的健忘可能是因为他拥有极多跟国防有关的持股，经常必须回避采购讨论，以避免显现利益冲突造成的恶果。

[38] Ibid.; Thomas Donnelly and Richard Perle, “Gas Stations in the Sky,” Wall Street Journal, August 14, 2003. FOOTNOTE: R. Jeffrey Smith, “Tanker Inquiry Finds Rumsfeld's Attention Was Elsewhere,” Washington Post, June 20, 2006; Tony Capaccio, “Boeing Proposes Bonds for 767 Lease Deal,” Seattle Times, March 4, 2003.

[39] Hersh, “Lunch with the Chairman”; Tom Hamburger and Dennis Berman, “U.S. Adviser Perle Resigns as Head of Defense Board,” Wall Street Journal, March 28, 2003.

[40] Interview with Richard Perle, CNN : Late Edition with Wolf Blitzer, March 9, 2003.

[41] Judis, “Minister without Portfolio”; David S. Hilzenrath, “Richard N. Perle's Many Business Ventures Followed His Years as a Defense Official,” Washington Post, May 24, 2004; Hersh, “Lunch with the Chairman”; T. Christian Miller, Blood Money: Wasted Billions, Lost Lives and Corporate Greed in Iraq (New York: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2006), 73.

第六篇
伊拉克的完整循环
过度休克

以休克为基础的军事行动有一种风险，可能会碰到“意外的后果”，或是促成意外的反应。例如，大规模攻击一个国家的基础建设、输配电网或经济制度，可能形成极度的艰困状况，引发更强的反弹，而不是削弱敌国的作战意志。

——沙纳汉（John N. T. Shanahan）中校，《休克军事行动》

（Shock-Based Operations），出自《航太控制权》

（Air ＆ Space Power ）杂志，2001年10月15日

直接刑讯只会造成愤恨、敌意与进一步的反抗……接受侦讯的犯人如果能够熬过痛苦，会变得更难用其他方法处理。结果不是压制犯人，而是重建犯人的信心和成熟度。

——中央情报局《库巴克反情报审讯》手册，1963年

第16章
消灭伊拉克
寻找中东“模范”

内向的精神分裂症或抑郁症患者好比用高墙团团围住的城市，所有城门紧闭，拒绝和世界其他国家贸易……在城墙上炸开缺口后，可以和世界重建关系。不幸的是，我们不能控制轰炸造成的损害程度。

——英国精神病学家怀利（Andrew M. Wyllie）

针对电击治疗的看法，1940年 [1]

后“9·11”的世界中，我认为适度使用暴力，可能具有治疗效果。

——《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科恩（Richard Cohen）

撰文支持入侵伊拉克 [2]

2004年3月，我抵达巴格达还不到三小时，一切都不太顺利。首先，我们出了机场检查关卡，事先约定的车子没有出现，我的摄影师斯特恩（Andrew Stern）和我必须在已经号称“世界最危险的道路”上设法搭便车。我们抵达位于热闹的卡拉达区（Karada）的旅馆时，迎接我们的是爱尔兰和平运动分子伯明翰（Michael Birmingham），他在美国侵略伊拉克前搬到巴格达。我请他帮我介绍几个关心伊拉克经济民营化的伊拉克人。他告诉我们：这里没有人关心民营化，大家只关心生存。

接着我们激烈争论在战区推动政治目标的伦理问题。伯明翰并没有说伊拉克人支持民营化计划，只是说大部分人有更迫切的烦恼，他们担心自己做礼拜的清真寺有炸弹爆炸，或是发现堂兄弟消失在美国管理的阿布格莱布监狱。他们想的是怎么得到明天的饮用水和洗澡水，不是外国公司是否想把伊拉克的供水系统民营化，然后在一年后把水卖给他们。他主张外人的职责是设法记录战争与占领的实况，不是决定什么事情是伊拉克的当务之急。

我极力为自己辩护，指出把这个国家卖断给柏克德和埃克森美孚石油，不是我编造的幻想；在白宫派驻伊拉克的特使布雷默带头推动下，民营化已经进入初期阶段。好几个月以来，我一直在报道美国在多家旅馆的宴会厅里举办商展，拍卖伊拉克的国家资产，形成超现实的场景：穿着护身盔甲的业务员用血肉横飞的故事吓唬前来参观的商人，美国贸易官员却对大家保证，实际情形没有电视上看到的那么糟糕。“地上还血迹斑斑的时候，是最好的投资时机。”在华府的“第二次重建伊拉克”研讨会上，有位出席者认真地这么说。

在巴格达很难找到有兴趣谈经济的人，其实并不意外。策划侵略伊拉克的人坚决相信休克主义，知道伊拉克人忙着应付紧急事务，可以把伊拉克切割开来拍卖，而且可以把结果当成已经完成的交易。对新闻记者和行动主义者来说，我们似乎把所有的注意力都放在惊人的实际攻击上，忘了得到最大利益的关系人根本不会出现在战场上，而且在伊拉克可以获取许多利益：伊拉克不但有世界第三大的已证实石油储备，也是拒绝依据弗里德曼自由资本主义设想、建立全球市场潮流的最后堡垒；这种潮流征服拉丁美洲、非洲、东欧和亚洲后，阿拉伯世界变成了最后的边疆。

伯明翰和我反复辩论之际，斯特恩想到阳台上抽烟，当他打开玻璃门时，房间似乎瞬间被抽成真空。窗户外面是一团像岩浆一样的火球，深红色中夹杂了一些黑色。我们抓起鞋子，穿着袜子，跑下五层的楼梯。大厅里到处都是碎玻璃，街角的黎巴嫩山大饭店（Mount Lebanon Hotel）变成废墟，跟旁边的房子一起被1000磅的炸弹夷为平地，这是伊拉克战争结束以来，到当时为止最大的攻击事件。

斯特恩提着摄像机冲到爆炸案现场，我努力克制自己，最后还是跟了过去。我到巴格达才三小时，就打破了自己不追逐炸弹的原则。回到旅馆后，所有独立记者和非政府组织的人都在喝亚力椰子酒（arak），设法控制自己激动的情绪。每个人都对着我笑，说：“欢迎来到巴格达！”我看看伯明翰，我们两个都默默承认，刚才的辩论他赢了。战争本身说出了最后一句话：“是炸弹决定这里的一切，不是新闻记者。”的确如此，炸弹不只是把氧气吸进爆炸圈里，也吸引了一切，包括我们的注意力、同情心和怒火。

那天晚上，我想到两年前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碰到的杰出记者阿库尼亚，她给我一本沃尔什写的《作家写给军事执政团的公开信》。她警告我说，极端的暴力可以阻止我们看出暴力背后所代表的利益，从某方面来说，这一点已经表现在反战运动上。为什么发动这场战争？我们的解释无非就是几个简单的答案：石油、以色列、哈利伯顿。我们大部分人决定反战，是反对误以为自己是国王的总统，以及他那位想在历史上留名的英国跟班的愚蠢行为。至于其他的想法，比如说战争是合理的政策选择、筹划侵略伊拉克的人使用残忍的暴力，是因为他们无法用和平手段打开中东的封闭经济体，暴力程度和其中的利益正好成正比——我们完全没兴趣。

美国政府向大众推销侵略伊拉克时，立论基础是害怕伊拉克持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因为照沃尔福威茨（Paul Wolfowitz）的说法，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是“每一个人都会赞同的说法”。 [3] 换句话说，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是最小公约数的借口。大部分支持这场战争的知识分子喜欢比较精确的理由，就是“模范”理论。很多主张这种理论的大师都自认为是新保守主义分子，根据他们的说法，恐怖主义出现在阿拉伯与穆斯林世界的很多地方：“9·11”的劫机者来自沙特阿拉伯、埃及、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和黎巴嫩；伊朗用金钱支持真主党（Hezbollah）；叙利亚窝藏哈马斯组织（Hamas）的领袖；伊拉克送钱给巴勒斯坦自杀炸弹杀手的家属。对这些拥护战争的人来说，他们把攻击以色列和攻击美国混为一谈，好像两件事没有差别，这种想法足以把整个中东地区，全都当成孕育恐怖分子的温床。

因此他们会问，要怎么对付这个生产恐怖主义的地区？受到意识形态遮蔽，他们看不出美国或以色列政策是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更不可能看出这是挑衅行为；他们以为真正的原因是这个地区缺乏自由市场民主制度。 [4] [5]

因为无法一次性征服整个阿拉伯世界，就必须挑出一个国家作为触媒。正如同相信这种理论的头号媒体宣传家托马斯·弗里德曼所说，美国要侵略这个国家，“把这个国家变成阿拉伯穆斯林世界中心的另一种模范”，进而在整个地区引发一系列的民主与新自由派浪潮。美国企业研究所大师穆拉夫奇克（Joshua Muravchik）预测，在“德黑兰与巴格达”将“引发遍及伊斯兰世界的海啸”，同时，主要的保守派分子、布什政府的顾问莱丁说，目标是“一场改变世界的战争”。 [6] [7]

这个理论的内在逻辑是把对抗恐怖主义、传播资本主义和举行选举绑在一起，变成单一方案：“清除”中东地区的恐怖主义，建成庞大的自由贸易区，然后它就不得不接受既成事实的选举结果——好比三合一的特餐。布什后来把这种目标简化成简单的一句话：“把自由传播到有麻烦的地区。”很多人把这种情绪误解成过分乐观的民主承诺，但是模范理论的核心其实是另一种自由，是1970年代带到智利、1990年代带到俄罗斯的那种自由，也就是让西方跨国公司可以饱餐新近民营化国家的自由。 [8] 布什宣布伊拉克的主要战斗结束才八天后，就清楚地说明这件事，宣布“在十年内，建立美国中东自由贸易区”的大计。 [9] 切尼的女儿、苏联休克治疗历程专家丽兹·切尼（Liz Cheney）负责推动这个计划。

“9·11”攻击后，侵略某个阿拉伯国家、把这个国家变成模范的想法开始流传，有好几个国家成为可能的目标，包括伊拉克、叙利亚、埃及，或是莱丁属意的伊朗。然而，伊拉克却有很多值得推荐的地方，伊拉克除了拥有庞大的石油储备之外，在沙特阿拉伯看来没有以前那么可靠的时候，伊拉克也是适于设立军事基地的中心地点，而且萨达姆动用化学武器对付人民，使他变成大家容易仇视的目标。另一个经常被人忽略的因素是，美国人较熟悉伊拉克。

1991年的海湾战争，是美国最近一次动用几十万部队、发动大规模的地面攻势。战争结束后12年里，五角大楼一直用这场战争作为研讨会、人员训练以及精心研发战争游戏的范本。有一篇对拉姆斯菲尔德深具启发的论文，就是这种后赛局理论的例子。这篇论文叫作《震慑：迅速制敌之道》，是1996年由国防大学一些策略专家写的，这篇论文定位为全方位的军事教条，其实探讨的是如何再打一次海湾战争。这篇论文的主要作者、退役海军中校厄尔曼（Harlan Ullman）解释说，之所以会推动这个研究计划，是因为有人问第一次海湾战争时的空战指挥官霍纳（Charles Horner）将军，问他和萨达姆作战时，觉得最困扰的事情是什么。他回答说，他不知道应该“把针刺向哪里”，不能击溃伊拉克军队。“震慑与敬畏”，把这两个名词凑在一起的厄尔曼写道：“意在解决这个问题：如果沙漠风暴战争重来一次，我们如何用一半的时间甚至更少，用比较少的兵力，打赢这场战争？关键在于找到霍纳所说的把针刺进去的地方集中针对打击，让敌人立刻崩溃。” [10] 论文作者群相信，如果美军有机会再跟萨达姆作战，一定会非常善于找到这些“插入点”，因为新的卫星科技和精准武器的突破，使美军可以用空前精确的方式，把“针”插进去。

选择伊拉克还有另一个好处，美军忙着幻想用有天壤之别的进步科技，再打一次沙漠风暴行动时，伊拉克的军事能力却急速退步，不但受到禁运侵蚀，武器检查计划更使伊拉克军力几乎土崩瓦解。 [11] 这点表示，和伊朗或叙利亚相比，伊拉克似乎是最容易打胜仗的地方。

托马斯·弗里德曼谈到选择伊拉克作为示范的用意，说得很直率。他写道：“我们不是要在伊拉克建设一个国家，我们是要创造一个国家。”好像在21世纪，找一个阿拉伯产油大国、凭空创造出一个国家来，是很自然甚至“很高贵”的事情。 [12] 弗里德曼像很多人一样，原来支持战争，后来却宣称自己预料不到美军入侵伊拉克后会带来大屠杀。很难想象他怎么可能忽略这种细节。伊拉克不是地图上的空白，从过去到现在，伊拉克的文化和人类文明一样悠久，有着强烈的反帝国主义自豪感、强大的阿拉伯民族主义、深厚的信仰和大部分成年男性都会接受军事训练的传统。如果要在伊拉克“创造国家”，原来已经存在的国家会变成什么样？从一开始，没有说出口的假设就是：原来的国家有很大部分必须消失，以便清出空地，进行宏伟试验；这个构想的核心明确涵盖了极为激烈的殖民暴力。

30年前，芝加哥学派的反革命首次从教科书跨入现实世界，也希望消灭已有的国家，然后创造出新的国家。1973年的智利就像2003年的伊拉克一样，原意是要当做整个骚动的美洲大陆的模范，而且很多年里，智利确实是模范。1970年代实施芝加哥学派理念的残暴政权很清楚，如果他们理想中的新国家要在智利、阿根廷、乌拉圭和巴西诞生，整个民族和他们的文化都必须“连根”拔起。

在遭受过政治清洗的国家，大家会集体努力，面对这段残暴的历史：设立真相委员会、挖掘万人冢、审判为恶者的战争罪行。但是拉丁美洲的军事执政团并非独立行动，很多文件显示，他们在政变前后都得到华盛顿方面的支持。例如1976年阿根廷政变时，成千上万年轻的活动分子被人从家里抓走，军事执政团得到华府充分的财务支持。（基辛格说过：“如果有什么事情必须要做，那就应该动作快点。”） [13] 那一年福特担任美国总统，切尼是他的幕僚长，拉姆斯菲尔德是国防部长，基辛格的行政助理是一位野心勃勃、名叫布雷默的年轻人。这些人不需为他们支持各国军事政权的角色面对司法程序审判，继续享受漫长而顺利的事业生涯，事实上，好日子太过漫长，以至于30年后他们仍然活跃，准备在伊拉克发动一场更凶暴的类似实验。

布什在2005年的就职演说中，把从冷战结束到反恐战争开始的时期，说成是“休养生息的岁月，接着是战火纷飞的日子”。 [14] 侵略伊拉克，代表猛然回归自由市场“圣战”早年的手段：不受任何干涉，使用最厉害的休克手段，强力侵袭并排除建立模范社团主义国家的障碍。

接受中情局资助的精神病学家卡梅伦在“拆解”病人时，会让病人退化到婴儿状态；他相信，如果一点点休克有助于达成目的，那么更多的休克会更有用。他用自己所能想到的一切来轰炸病人的头脑，包括电力、迷幻药、感觉剥夺、感觉超载，任何能抹杀旧有东西而得到空白白纸的方法，好让他铭刻新的思想和模式。侵略伊拉克的策略就是这样，只是这张白纸大多了。策划这场战争的人评估所有的休克手段，决定全部采用，包括闪电战、军事轰炸，配合精巧的心理作战，随后用最快速、最彻底、最空前的政治与经济休克治疗计划。如果有任何抵抗，就把反抗分子一网打尽，再予以“无情的凌辱、拷打”，作为补充手段。

分析伊拉克战争时得到的结论经常是：侵略的部分“成功”，但是占领的部分失败。这种评估忽略了侵略和占领是一个策略的两面：最初的轰炸意在洗净画布，以便在上面建立模范国家。

战争：大规模的酷刑

对策划2003年侵略伊拉克的人来说，“在什么地方把针插下去”的答案似乎是：每一个地方。1991年的海湾战争中，五星期内大约发射了300枚战斧巡航导弹。2003年时，一天里就发射了380多枚。3月20日到5月2日的“主要战斗”期间，美军在伊拉克投下了3万多颗炸弹，还有2万枚精密导引巡航导弹：之前生产的所有这种导弹，67％都射向了伊拉克。 [15]

轰炸期间，巴格达一位三个小孩的妈妈穆萨（Yasmine Musa）说：“我非常害怕，没有一分钟不听到、感觉到炸弹炸在某个地方，我觉得伊拉克没有一寸土地是安全的。” [16] 这意味着震慑作战达成了目标。震慑作战公开挑战不得集体惩罚的战争规则，创造这种学说的人以此自豪，震慑作战不只是以敌人的军事力量为目标，也以“整个社会为目标”：集体恐惧是这种策略的重要一环。

震慑作战还有一个突出的特点，那就是十分了解战争是有线电视新闻的奇观，能同时表演给好几种观众看，包括敌人、美国人和任何想要制造麻烦的人。震慑作战手册宣称：“这种攻击的视觉效果通过CNN在全世界同步播出，对联军支持者的正面冲击，以及对潜在威胁者的负面冲击，可能具有决定性的影响。” [17] 从一开始，伊拉克战争就被人认为是华盛顿向全世界传达的信息，所用的语言是火球、震耳欲聋的爆炸声和摇撼整个都市的震动。萨斯金德（Ron Suskind）在《1％教条》（One Percent Doctrine ）一书中解释说，对拉姆斯菲尔德和切尼而言，侵略伊拉克的主要动机是希望创造一个现实范例，告诉任何莽撞到取得杀伤性武器，或是以任何方式藐视美国权威的人，要他们好好规范自己的行为。这种策略不像是战争策略，而更像是“全球性的行为主义试验”。 [18]

战争总是有一部分是表演，总是一种大众传播的形式，但拉姆斯菲尔德利用他在企业界学到的手段和媒体知识，把恐怖营销变成了美国军事理论的核心。冷战期间，担心核武攻击是威慑策略的核心，但重点在于核导弹留在发射槽里。这次攻击不同，拉姆斯菲尔德主持的战争动用了核弹之外的所有力量，展示了意在轰炸感官、左右并且影响情感的大秀，传播持久的信息，目标经过精心选择，力求具有象征意义并且适于在电视画面上产生冲击。从某方面来看，拉姆斯菲尔德的战争理论是他“改头换面”计划的一环，跟常常拖着他、要他慢下来的将领所主张的“以武力对付武力”的战场策略大不相同，反而和他宣布要对战到底的恐怖分子相像多了。恐怖分子不会通过直接的对抗争取胜利，而是尝试用可以在电视上展现出来的惊人画面，同时展现敌人的弱点还有自己制造残忍事件的能力，以便瓦解大众的士气。这是“9·11”攻击背后的理论，同样也是侵略伊拉克背后的理论。

震慑通常只是表现为压倒性火力的战术，但这个理论的作者看得更加深远：他们宣称，震慑是一种复杂的心理蓝图，“直接针对敌人的集体反抗意志”，所用的方法是美国军事体系另一个部门熟悉的工具：利用意识剥夺和意识超载，造成迷失与退缩。与中情局的侦讯手册如出一辙，“震慑”阐明：“用粗浅的话来说，快速占领将会掌控环境，瘫痪敌人的感觉和对事件的了解，或是使敌人在这方面超载。”目标是“使敌人完全失能”。所包括的策略涵盖“实时操纵感官与输入内容……实际上就是‘把灯光开开关关’，让任何可能的挑衅者认清或了解自己的武力直至自己的社会，会碰到什么状况与事件”，以及“在特定地区，剥夺敌人沟通与观察的能力”。 [19] 伊拉克遭受这种大规模酷刑的实验历时好几个月，而且早在炸弹投下前很久就开始了。

加深恐惧

加拿大公民阿拉尔（Maher Arar）是特别引渡计划的受害者，2002年他在肯尼迪机场被美国谍报人员抓走然后送到叙利亚，侦讯他的人用的是历经试验、证实有效的刑讯技巧。“他们要我坐在椅子上，有一个人开始问我问题……如果我回答得不够快，他会指着角落上的金属椅子问：‘你要我用这东西吗？’……我吓坏了，他们不需要动手，我就会说出所有的话，避免遭到酷刑！” [20] 阿拉尔碰到的技巧叫作“展现刑具”，或是照美国军方的术语叫作“加深恐惧”。刑讯的人知道，自己最有力的武器之一是囚犯自己的想象；往往只要展现可怕的刑具，就会比动用刑具还有效。

侵略伊拉克的日子愈来愈接近，五角大楼征用美国新闻媒体，让伊拉克的“恐惧加深”，战争爆发前两个月，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新闻播出一项报道，一开始就说：“他们把这一天叫作攻击日，攻击代表极为惨烈的空袭，会让萨达姆的军队无力或不愿意作战。”节目把《震慑》的作者厄尔曼介绍给观众，厄尔曼解释说：“这会产生一种综合效果，就像投在广岛的原子弹一样，不用几天或几星期时间，而是在几分钟之内产生这种效果。”节目结束之际，主持人丹·拉瑟（Dan Rather）撇清责任：“我向各位保证，这项报道没有国防部认为可能帮助伊拉克军方的信息。” [21] 其实他可以讲得更明白：这则报道和同时期其他的报道一样，是国防部加深恐惧策略密不可分的一环。

伊拉克人靠着私接的卫星电视或海外亲友的电话，接收这些可怕的报道，有好几个月的时间里，都在想象震慑的恐怖。这个阶段本身变成强而有力的心理战武器。这次会比1991年糟糕吗？如果美国人真的认为萨达姆拥有大量杀伤性武器，会不会发动核攻击？

侵略开始前一周，答案出现了，五角大楼邀请华盛顿的军事记者，到佛罗里达州的艾格林（Eglin）空军基地，进行特别的实地参访，亲眼看看高威力空爆炸弹（Massive Ordnance Air Blast, MOAB）的实验，但是军方每一个人都把这种炸弹叫作“炸弹之母”（Mother of All Bombs）。这种炸弹重2.1万磅，是历来所生产过的最大的非核炸弹，照CNN记者麦金泰尔（Jamie McIntyre）的说法，这种炸弹可以产生“1万英尺高的蘑菇云，看起来和感觉起来都像核武器”。 [22]

麦金泰尔在报道中说，即使不动用这种炸弹，它的存在“依然可能产生心理冲击”——暗示他默认自己在发动这种冲击所扮演的角色。伊拉克人像关在监牢里接受侦讯的囚犯一样，看到刑具。拉姆斯菲尔德在同一个节目中解释说：“我们的目标是要清楚展现联军的实力，足以彻底压制伊拉克军队，使之不战而败。” [23]

战争开始后，巴格达居民遭到大规模的感官剥夺，巴格达的感觉刺激一个接一个被切断，最先失去的是耳朵。

2003年3月28日晚上，美军逼近巴格达时，伊拉克通信部遭到轰炸，变成一片火海，巴格达的4个电话交换机中心遭到大量的碉堡克星炸弹攻击，切断了几百万部电话的通信，以电话交换机中心为目标的攻击继续进行，一共有12处电话交换机中心遭到攻击。到4月2日，整个大巴格达地区，几乎没有一部电话可以通话。 [24] [25] 在同样的攻击中，电视与无线电转播站也不能幸免，以致躲在家里的众多巴格达家庭连一点微弱的信号都不可能收到，外面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根本听不到消息。

很多伊拉克人说，空袭中造成最大心理伤害的事件是摧毁电话系统，也是最大的折磨。因为到处都可以听到、感觉到炸弹爆炸，却不能打电话到几个街口之外，看看心爱的人是否还活着，也不能向住在国外的亲友报平安。驻在巴格达的新闻记者被绝望的居民包围，哀求他们借用片刻卫星电话，或是在他们手里塞进电话号码，哀求他们打电话给伦敦或巴尔的摩的兄弟或叔伯：“告诉他一切安好，告诉他说父母都平安，跟他问候，告诉他不必担心。” [26] 那时巴格达大部分药房的安眠药品和抗抑郁药品都卖光了，整个城市找不到半颗安定（Valium，编按：一种抗焦虑药物，可改善失眠症状）。

接着遭到摧毁的是眼睛。英国《卫报》4月4日报道：“傍晚的轰炸中听不到爆炸声，感觉不到有什么变化，但是突然间，整座有500万人居住的城市陷入无边无际的可怕暗夜中。只有路过汽车的头灯能够消除黑暗，带来一线光明。” [27] 巴格达居民困在家里，彼此不能通话，听不到别人的声音，也看不到外面。就像关在中情局黑牢里的犯人一样，整个城市好比加上了脚镣手铐，罩上面罩，接着又被剥光衣服。

安慰物品

在充满敌意的侦讯中，摧毁囚犯的第一阶段是剥去囚犯的衣服，拿走能够引发囚犯自我意识的任何物品，也就是所谓的安慰物品。对囚犯特别有价值的物品，如《古兰经》或囚犯重视的照片，经常用公开侮辱的方式处理，传达的信息是“你什么都不是，我们要你变成什么人，你就是什么人”；这么做的本质就是要剥夺人性。伊拉克人集体经历这种毁灭过程，看着最重要的制度遭到亵渎，历史文物用卡车载走，就此消失。轰炸严重伤害伊拉克，但是接下来占领军放任的抢劫，才是最彻底抹杀国家灵魂的恶行。

《洛杉矶时报》报道：“千百个抢匪砸毁伊拉克国家博物院的古代陶瓷，搬空展示柜，抢走黄金和其他古物，这根本就是掠夺人类社会的最初记录。博物院17万件无价的收藏品中，80％不见了。” [28] 国家图书馆收藏伊拉克出版的每一本书、每一份博士论文，如今成为焦黑的废墟。宗教事务部大楼烧到只剩骨架，有千年历史、用鲜明图案装饰的《古兰经》消失无踪。巴格达一位中学老师宣称：“我们的国家传统消失了。” [29] 当地一位商人谈到国家博物院时说：“这是伊拉克的灵魂，如果国家博物院不能收回遭到抢掠的珍宝，我会觉得我自己灵魂的一部分被偷走了。”芝加哥大学考古学家吉布森（McGuire Gibson）说，这样“等于是脑叶切除术，整个文化的深层记忆、延续几千年的文化被移除掉”。 [30]

还好主要靠着神职人员在抢掠期间组织抢救队伍，才收回了一部分文物。但是很多伊拉克人仍然相信，切断伊拉克的记忆是故意的，是华盛顿大计的一环，意在切割历史悠久的坚强民族，用美国人自己的模式取代。70岁的阿卜杜拉告诉《华盛顿邮报》：“巴格达是阿拉伯文化之母，他们希望扫除我们的文化。” [31]

战争计划人员很快指出，洗劫是伊拉克人干的，不是外国军队所作所为。而且拉姆斯菲尔德的确没有计划要洗劫伊拉克，但是他也没有采取措施防止这种事情发生，或是在事件发生之后予以阻止。这种过错不能光以疏忽两个字就打发。

1991年海湾战争期间，伊拉克有13座博物馆遭到抢劫，因此有十足的理由，可以相信贫穷、对旧政权不满以及普遍的混乱环境，会促使若干伊拉克人用同样的方式反应（尤其是几个月前，萨达姆已经释放所有的囚犯）。考古学家领袖们早已警告过五角大楼，在攻击前，必须拟定无懈可击的计划，保护博物馆和图书馆。3月26日，在五角大楼发给联军司令部的备忘录中，根据重要性，列出巴格达16处绝对必须保护的地方，排第二的就是博物馆。其他人也警告并且敦促拉姆斯菲尔德派出一队国际警察随军同行，维护公共秩序，但这个建议同样遭到忽视。 [32]

然而，即使没有警察，巴格达也有够多的美军，可以派一些人到重要的文化场址，但就是没有付诸行动。很多报道指出，美军坐在装甲运兵车里，在市区停留，看着货车载着抢来的东西一辆一辆开过去，直接反映出拉姆斯菲尔德“事不关己”的漠视态度。有些单位自动负起阻止抢掠的责任，也有军队加入抢掠的例子。巴格达国际机场遭到军队彻底破坏，根据《时代》杂志的报道，军队砸毁机场的家具后，再转往跑道上的民航飞机：“美国士兵为了寻找舒服的坐椅和纪念品，拆毁了很多飞机的设备，割裂椅子、破坏驾驶舱设备，把每一扇挡风玻璃都砸破了。”伊拉克国家航空公司蒙受了大约一亿美元的损失。在早期争议性很大的部分民营化计划中，这家公司是最先拿出来拍卖的资产。 [33]

官方为什么完全无意阻止抢掠，后来两个在占领军政府中担任重要角色的人提出了一些解释，一位是布雷默的高级经济顾问麦克弗森（Peter McPherson），另一位是占领军政府高等教育重建部门总监阿格雷斯托（John Agresto）。麦克弗森说，他看到伊拉克人抢走国家资产，包括小汽车、巴士、政府部门的设备时，一点也不觉得困扰。麦克弗森的职责是担任伊拉克最高级的经济休克治疗专家，责任是急遽缩小国家的规模，把国家的资产民营化，这点表示抢匪实际上正好助他一臂之力。“我认为有人夺取国家机器，或是把原本属于国家的货车开走，似乎就自然而然产生了民营化，这样很好。”麦克弗森是里根政府时期的官场老手，坚决相信芝加哥学派经济学，把抢掠看成是“缩小”公共部门的一种形式。 [34] [35]

他的同事阿格雷斯托在电视上看到巴格达抢掠横行时，也看到一点希望。他把自己的责任当成“这辈子再也难逢的机会”，他负责从头改造伊拉克高等教育制度，从这个观点出发，他解释说：把各大学和教育部全都搬空，提供了“干干净净、从头开始的机会”，是让伊拉克学校得到“最好的现代设备”的机会。很多人显然信以为真，如果他们的任务是“创造国家”，那么旧国家剩下的一切只是妨碍。阿格雷斯托过去担任新墨西哥州圣约翰大学（St. John’s College）校长，这所大学以《圣经》课程闻名。他解释说，虽然他对伊拉克一无所知，却克制自己，在前往伊拉克前不看跟伊拉克有关的书籍，这样他到达时“会尽量保持开放的心胸”。 [36] 阿格雷斯托希望自己像伊拉克的大学一样，完全是空无一物的白纸。

如果阿格雷斯托看过一两本书，可能会慎重思考是否需要消灭一切，重新开始。例如，他原本可以了解禁运扼杀伊拉克前，伊拉克拥有中东地区最好的教育制度，拥有阿拉伯世界中最高的识字率。1985年时，89％的伊拉克人识字。相形之下，在阿格雷斯托家乡的新墨西哥州的人口中，有46％的人实际生活中看不懂文字，有20％的人口不会“基本的算术，不能把销售发票上的总额加起来”。 [37] [38] 但是阿格雷斯托极为相信美国制度的优越性，似乎不能接受伊拉克人可能希望解救并且保护本身的文化，也无法理解他们可能觉得文化遭到摧毁是锥心之痛。

这种新殖民主义的盲目，是反恐战争中屡见不鲜的主题。在美国管理的关塔那摩监狱里，有一个房间名叫“爱舍”，若狱方认定囚犯不是敌方作战人员，不久就要释放，就会把囚犯带到那里，让他们看好莱坞电影，大吃特吃美国垃圾食物。遭到拘禁的英国人伊克巴勒（Asif Iqbal）和两位朋友，被称作“提顿三人帮”（Tipton Three），他们出狱回国前，获准到“爱舍”好多次。他说：“我们可以看DVD、吃麦当劳、吃必胜客，基本上非常放松。在这个区域，我们没有上脚镣手铐，我们不知道为什么有这种待遇，其他日子我们像平常一样回到牢房！有一次，联邦调查局官员莱斯利（Lesley）带来品客（Pringle）薯片、冰淇淋和巧克力，这是我们回英国前最后一个星期天的事情。”他的朋友艾哈迈德（Rhuhel Ahmed）猜想，这种特殊招待“是因为他们知道自己搞错了，希望我们会忘掉被拷打了两年半这件事”。 [39]

艾哈迈德和伊克巴勒是在前往阿富汗参加一场婚礼时，遭到北方联盟（Northern Alliance）逮捕。他们被痛殴、注射不明药物、连续好几个小时承受巨大的压力；被剥夺睡眠，剃除毛发，剥夺所有的合法权益29个月。 [40] 有人却以为可以用品客薯片强大的诱惑力，要他们“忘掉这件事”，而狱方的计划也确实是这样。

这实在难以置信，不过话说回来，华盛顿的伊拉克侵略计划大致就是如此：震撼并且恐吓整个国家，刻意摧毁伊拉克的基础建设，在伊拉克的文化和历史遭到破坏时毫不阻止，然后用无限量供应的廉价家电和进口垃圾食物打发一切。在伊拉克，这种消灭文化、再用文化取代的循环不只是理论，全都在几星期内展开。

布什任命的伊拉克临时政府长官布雷默承认，他初到巴格达时，抢掠仍然盛行，秩序根本没有恢复。“我从机场开车进城时，巴格达实际上还在燃烧。路上没有车辆行人，完全没有电，没有石油生产，没有经济活动，连一个执勤的警察都没有。”然而，他对这种危机的解决之道是立刻彻底开放伊拉克的边界，对货物进口完全没有任何限制：没有签证费、关税、检查，也没有机场税。布雷默到任两周后，宣布开放伊拉克贸易。 [41] 一夜之间，伊拉克从世界上最孤立的国家，从受到联合国制裁的严格限制、不能从事最基本贸易的国家，变成世界上最开放的市场。

小货车载着抢劫来的东西，前往约旦、叙利亚和伊朗，寻找买主；同时迎面开来的是一队又一队的平板货车，上面高高堆着好莱坞的DVD和约旦的卫星天线，准备在巴格达卡拉达区的路边卸货。就在一种文化遭到焚烧、拆成零件待售时，另一种事先包装好的文化涌入，取代旧文化。

准备加入这场边疆资本主义实验的美国企业中，有一家叫作新桥策略公司，这家公司由布什政府的前任联邦应急事务管理署署长阿尔博夫创立，他希望利用最高层的政治关系，协助美国跨国企业分得伊拉克的一杯羹。该公司一位合伙人兴冲冲地说：“获得宝洁公司产品流通权就像金矿一样，一家货色齐全的7-11便利店可以打倒30家伊拉克杂货店，一家沃尔玛可以接管全伊拉克。” [42]

整个伊拉克就像关塔那摩“爱舍”关的囚犯一样，美国人准备用品客薯片和流行文化来收买——至少这是布什政府的战后计划构想。

[1] Andrew M. Wyllie, “Convulsion Therapy of the Psychoses,” Journal of Mental Science 86 (March 1940): 248.

[2] Richard Cohen, “The Lingo of Vietnam,” Washington Post, November 21, 2006.

[3] “Deputy Secretary Wolfowitz Interview with Sam Tannenhaus, Vanity Fair,” News Transcript, May 9, 2003, www.defenselink.mil.

[4] 自由市场浪潮绕过这个地区，原因有好几个。最富有的国家科威特、沙特阿拉伯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赚到的石油财富极多，没有负债，因此摆脱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掌控（例如沙特阿拉伯经济中，有84％由国家控制）。伊拉克因为两伊战争的关系，债台高筑，但是就在全球化时代开始时，第一次波斯湾战争结束，伊拉克因为遭到严格的禁运和封锁，不但没有“自由贸易”，实际上完全没有合法的贸易。

[5] FOOTNOTE: 2007 index of Economic Freedom (Washington, DC: Heritage Foundation and he Wall Street Journal, 2007), 326, wvvw.heritage.org.

[6] 不加入华府共识可能足以引发外国侵略的想法，看来可能相当牵强，但是以前有过这种先例。1999年，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轰炸贝尔格莱德时，官方的理由是米洛舍维奇（Slobodan miloševic）极度侵犯人权，震惊世界。但是科索沃战争几年后，克林顿总统时期的副国务卿兼当时的美国主要谈判官员塔尔伯特（Strobe Talbott），说出了一些少有人报道的话，提出远不是那么理想主义的解释：“这个地区的国家设法改革经济、减轻种族紧张、扩大公民社会时，贝尔格莱德似乎更乐意继续往相反的方向发展。北约与南斯拉夫的关系以冲突收尾并不奇怪。南斯拉夫抗拒扩大政治与经济改革的趋势，而非科索沃阿尔巴尼亚人的痛苦，才是解释北约打这场战争最好的说法。”这段话出现在塔尔伯特过去的发言人诺里斯（John Norris）2005年出版的《北约、俄罗斯、科索沃的冲突之路》（Collision Course: NATO, Russia, and Kosovo ）一书中。

[7] Thomas L. Friedman, “The Long Bomb,” New York Times, March 2, 2003; Joshua Muravchik, “Democracy's Quiet Victory,” New York Times, August 19, 2002; Robert Dreyfuss, “Just the Beginning,” American Prospect, April 1, 2003. FOOTNOTE: John Norris, Collision Course: NATO, Russia, and Kosovo (Westport, CT: Praeger, 2005), xxii-xxiii.

[8] George W. Bush, “President Discusses Education, Entrepreneurship ＆ Home Ownership at Indiana Black Expo,” Indianapolis, Indiana, July 14, 2005.

[9] Edwin Chen and Maura Reynolds, “Bush Seeks U.S.-Mideast Trade Zone to Bring Peace, Prosperity to Region,” Los Angeles Times, May 10, 2003.

[10] Harlan Ullman, “ ‘Shock and Awe’ Misunderstood,” USA Today, April 8, 2003.

[11] Peter Johnson, “Media's War Footing Looks Solid,” USA Today, February 17, 2003.

[12] Thomas L. Friedman, “What Were They Thinking?” New York Times, October 7, 2005.

[13]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 “Memoranda of Conversation,” June 10, 1976, declassified, www.gwu.edu/~nsarchiv.

[14] George W. Bush, speech made at 2005 Inauguration, January 20, 2005.

[15] Norman Friedman, Desert Victory: The War for Kuwait (Annapolis, MD: Naval Institute Press, 1991), 185; Michael R. Gordon and Bernard E. Trainor, Cobra II: The Inside Story of the Invasion and Occupation of Iraq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2006), 551.

[16] Anthony Shadid, Night Draws Near: Iraq 's People in the Shadow of America 's War (New York: Henry Holt, 2005), galley, 95. Quoted with the author's permission.

[17] 1991年的海湾战争是第一场CNN战役，但是因为全天候24小时现场转播的观念还不很成熟，当时军方还没有把现场转播完全纳入作战计划。

[18] Harlan K. Ullman and James P. Wade, Shock and Awe: Achieving Rapid Dominance (Washington, DC: NDU Press Book, 1996), 55; Ron Suskind, he One Percent Doctrine: Deep Inside America 's Pursuit of Its Enemies Since 9/11 (New York: Simon＆Schuster, 2006), 123,214.

[19] Ullman and Wade, Shock and Awe, xxv, 17, 23, 29.

[20] Maher Arar, “‘I Am Not a Terrorist—I Am Not a Member of Al-Qaida,’” Vancouver Sun, November 5, 2003.

[21] “Iraq Faces Massive U.S. Missile Barrage,” CBS News, January 24, 2003.

[22] “U.S. Tests Massive Bomb,” CNN: Wolf Blitzer Reports, March 11, 2003.

[23] Ibid.

[24] 为什么要彻底毁灭巴格达的电话系统？官方的说法是要切断萨达姆和精英特战部队的通信。但是战争结束后，美国侦讯人员针对最高级的伊拉克囚犯，进行深入的“谈话”，发现很多年来，萨达姆一直认为间谍利用电话追踪他，因此过去13年里，他只用过两次电话。如同往常一样，根本不需要什么可靠的情报；会有很多随时可以动用的资金，让柏克德公司建立新的通信系统。

[25] Rajiv Chandrasekaran and Peter Baker, “Allies Struggle for Supply Lines,” Washington Post, March 30, 2003; Jon Lee Anderson, he Fall of Baghdad (New York: Penguin Press, 2004), 199; Gordon and Trainor, Cobra II, 465. FOOTNOTE : Charles Duelfer, Comprehensive Report of the Special Advisor to the DCI on Iraq 's WMD, vol. 1, September 30, 2004, 11, www.cia.gov.

[26] Shadid, Night Draws Near, 71.

[27] Suzanne Goldenberg, “War in the Gulf: In an Instant We Were Plunged into Endless Night,” Guardian (London), April 4, 2003.

[28] “Restoring a Treasured Past,” Los Angeles Times, April 17, 2003.

[29] Charles J. Hanley, “Looters Ransack Iraq's National Library,” Associated Press, April 15,2003.

[30] Michael D. Lemonick, “Lost to the Ages,” ime, April 28, 2003; Louise Witt, “The End of Civilization,” Salon, April 17, 2003, www.salon.com.

[31] Thomas E. Ricks and Anthony Shadid, “A Tale of Two Baghdads,” Washington Post, June 2, 2003.

[32] Frank Rich, “And Now: ‘Operation Iraqi Looting,’” New York Times, April 27, 2003.

[33] Donald H. Rumsfeld, “DoD News Briefing—Secretary Rumsfeld and Gen. Myers,” April 11, 2003, www.defenselink.mil; Simon Robinson, “Grounding Planes the Wrong Way,” ime, July 14, 2003.

[34] 就是这种抢掠行动让哈利伯顿可以向美国纳税人收取超高的费用，五角大楼也乐于偷偷开一扇窗；或许国防部认为，消失的千百万美元不是失窃，而是萎缩，全都是削弱政府、壮大企业运动中的一环。

[35] Rajiv Chandrasekaran, Imperial Life in the Emerald City: Inside Iraq 's Green Zone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2006), 119-20.

[36] Ibid., 165-66.

[37] 阿格雷斯托重建伊拉克大学系统的工作彻底失败，一无所成地离开伊拉克后，修正了他先前赞成抢掠的态度，说自己是“被现实蒙蔽的新保守派”。这句话和其他细节都出自钱德拉赛卡兰（Rajiv Chandrasekaran）的《绿区：绿宝石城市里的帝王生活》（Green Zone, Imperial Life in the Emerald City ），这本书清楚记录绿区里的情况。

[38] World Bank, 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1990 (Oxford: World Bank, 1990), 178-79; New Mexico Coalition for Literacy, New Mexico Literacy Profile, 2005-2006 Programs, www.nmcl.org. FOOTNOTE: Chandrasekaran, Imperial Life in the Emerald City, 5.

[39] Shafiq Rasul, Asif Iqbal and Rhuhel Ahmed, Composite Statement: Detention in Afghanistan and Guantanamo Bay (New York: Center for Constitutional Rights, July 26, 2004), 96, 99, www.ccr-ny.org.

[40] Ibid., 9, 10 , 21 , 26 , 72.

[41] John F. Burns, “Looking Beyond His Critics, Bremer Sees Reason for Both Hope and Caution,” New York Times, June 29, 2004; Steve Kirby, “Bremer Says Iraq Open for Business,” Agence France-Presse, May 25, 2003.

[42] Thomas B. Edsall and Juliet Eilperin, “Lobbyists Set Sights on Money-Making Opportunities in Iraq,” Washington Post, October 2, 2003.

第17章
意识形态的反弹
真正的资本家灾难

世界很乱，必须有人清理。

——前美国国家安全顾问赖斯（Condoleezza Rice）

谈侵略伊拉克的必要性，2002年9月 [1]

布什想象一个不同的中东的能力可能跟他对中东相当无知有关。要是他到过中东，看到中东很多功能失常的地方，他可能会灰心。布什没有见过日常实际状况，因而对这个地区可能的样子得以保持一种幻想。

——扎卡里亚（Fareed Zakaria），

《新闻周刊》专栏作家 [2]

坐宝座的说：“看哪！我将一切都更新了。”又说：“你要写上，因这些话是可信的，是真实的。”

——《圣经·启示录》第21章第5节（中文和合本）

伊拉克战争进入损害控制模式已经太久，很容易让人忘掉这场战争应当如何开展的原始设想；但是在占领初期，由美国国务院在巴格达举行的研讨会中，的确有个包装得很好的设想。这场会议有14位俄罗斯和东欧高级政客与官僚参与，包括前财政部长、前中央银行总裁和前副总理。他们在2003年9月飞到巴格达国际机场，然后穿戴作战钢盔和护身盔甲，急匆匆赶到高墙围着的城中城绿区，美国主导的伊拉克政府“联军临时政府”（Coalition Provisional Authority）过去就设在此地，现在则是美国大使馆的所在地。这些要人贵宾在萨达姆过去的会议中心里，对一小拨有影响力的伊拉克人上课，传授资本主义转型。

波兰前右翼财政部长贝尔卡（Marek Belka）是主要讲授者之一，他在布雷默指挥下，已经在伊拉克工作好几个月。根据国务院有关这次会议的正式报告，贝尔卡灌输伊拉克人的信息是：他们必须把握这种混乱时刻，“强力”推动“会让很多人失业”的政策。贝尔卡说，波兰的第一个教训是“没有生产力的国有企业应该立刻卖掉，完全不必花精神用公款解救”。（他没有提到民众的压力迫使团结工会放弃快速民营化计划，波兰也因此免于俄罗斯式的崩溃。）他提到的第二个教训更大胆，这时巴格达沦陷已经五个月，伊拉克陷入人道主义灾难中，失业率高达67％，营养不良到了失控的程度；唯一能够拖延大规模饥荒的，是伊拉克家庭仍然收到政府补贴的食物和其他民生物资，就像贸易禁运期间由联合国管理的石油交换食物计划。如果加油站有汽油可以供应，他们也可以花几十美分就加满油箱。贝尔卡告诉伊拉克人，这种扭曲市场的赠品必须立刻废除。他强调，“发展民间部门要从取消补贴开始”，这些措施“比民营化更重要，更具有决定性”。 [3]

接着上台的不是别人，正是叶利钦的前副总理盖达尔、俄罗斯休克治疗计划的总工程师。国务院要盖达尔到巴格达，似乎认为伊拉克人不知道他因为跟黑道大亨关系密切，也因为政策造成数千万俄罗斯人穷困而声名大坏，在莫斯科已经被人视为贱民。 [4] 萨达姆统治期间，伊拉克能够接触到的外界消息有限，不过参加绿区会议的这些人大都是刚刚回国的流亡人士，1990年代俄罗斯内爆时，他们看的是美国人办的《国际先驱论坛报》（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

这次奇怪的会议，是伊拉克临时工业部长陶菲格（Mohamad Tofiq）透露给我的，当时新闻界并没有报道。好几个月之后，我们在他的巴格达临时办公室里见面（旧工业部已经变成烧黑的骨架），他仍然还在嘲笑这次会议。据转述，伊拉克人咒骂穿着防弹背心的客人，告诉他们，布雷默打开边界、无限制地开放进口的决定，已经使饱受战争蹂躏的人民生活严重恶化，如果进一步削减汽油补贴，取消食物补助，占领军就要面对革命。至于明星讲师盖达尔，陶菲格说：“我告诉主办会议的一些人，如果我要在伊拉克鼓吹民营化，我会请盖达尔来，然后告诉他们：‘以前的规矩全都反过来就对了。’”

布雷默开始在巴格达当政的时候，世界银行前首席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警告说：“伊拉克得到的休克治疗形式，比在前苏联推动的还激烈。”这个说法相当正确。根据华盛顿最初的计划，伊拉克会像1990年代初期的俄罗斯一样，变成待开拓的边疆，但这一次排在队伍最前面，等着争取稳赚几十亿美元的是美国公司，不是伊拉克、欧洲、俄罗斯的竞争对手。而且没有什么事情能够阻止痛苦的经济变革，因为在伊拉克跟前苏联、拉丁美洲和非洲不同，转型不需要IMF官员与满怀幻想的当地政客协调配合，发号施令的是走廊另一边套房里的美国财政部；华盛顿连中间人都省了，IMF和世界银行变成辅助性的角色，美国是前锋，也是核心。布雷默就是政府；一位美军高级官员告诉美联社，跟伊拉克政府谈判没有意义，因为“此时此刻，我们要跟自己人谈判”。 [5]

这些因素使伊拉克的经济转型跟先前实验的国家不同。1990年代里，所有小心翼翼、努力不要让“自由贸易”看起来像帝国主义侵略计划的做法，现在全被抛弃。在世界上的其他地方仍有轻装版的自由贸易，还有刻意保护的谈判，但是如今也有不需代理人或傀儡的重装版自由贸易，直接在先发制人攻击的战场上为西方跨国公司抓取新的市场。

主张“模范”理论的人现在宣称，他们的战争就是在这个地方出了严重问题，如同珀尔在2006年下半年所说的：“根本错误是把布雷默送到伊拉克。”弗鲁姆同意，华盛顿应该在“伊拉克的重建上，安排某个伊拉克人”。 [6] 结果华府却把布雷默派去，让他住在萨达姆的蓝绿色圆顶共和宫，接收国防部用电子邮件发来的贸易与投资规章，打印出来，签署之后，用命令强加在伊拉克人身上。布雷默不是沉默的美国人，不是在幕后操纵布局的人，他有着美洲最热门电影明星的模样，喜欢新闻记者，似乎有意炫耀他宰制伊拉克人的绝对权力，喜欢搭乘闪亮的黑鹰直升机在伊拉克来回视察，身边由黑水公司提供的美国私人安全佣兵保护，总是穿着已成他象征的固定服装，也就是布鲁克斯兄弟（Brooks Brothers）笔挺的西装和米色的添柏岚（Timberland）皮靴。皮靴是他儿子送他上任巴格达的礼物，还附了一张卡片写道：“去踢那些人的屁股，老爹。” [7]

布雷默承认自己对伊拉克一无所知，他告诉一位采访者说：“我一直住在阿富汗。”然而，无知并不要紧，因为他只要搞清楚一件事就够了：他在伊拉克的核心任务是灾难资本主义。 [8]

2001年9月11日，他担任保险巨擘达信集团（Marsh ＆ McLennan）总经理兼“高级政治顾问”。这家公司在世贸中心双子星大楼的北大楼设有办公室，并在袭击中遭到摧毁。最初几天，公司700名员工不知所终，最后证实有295人死亡。一个月之后，就是2001年的10月11日，布雷默创立危机顾问公司（Crisis Consulting Practice），这是达信集团的新设单位，专门协助跨国公司为可能的恐怖攻击和其他危机做好准备。布雷默接着宣扬他在里根政府时期担任反恐巡回大使的经历，为顾客提供完整的反恐服务，从政治危机保险到公关都包括在内，甚至包括物资囤积建议。 [9]

布雷默早早打进国土安全产业，对他的伊拉克任务来说是理想的准备，因为布什政府采用在“9·11”事件中首创的反应方式来重建伊拉克：也就是把战后的伊拉克，当成一个令人兴奋的，充满随心所欲、毫无限制、可以赚到惊人暴利的首次公开募股（IPO）。因此布雷默虽然可能踩到了很多人的痛脚，但他的任务却绝对不是要争取伊拉克的民心，而是要让伊拉克准备好，以便推出伊拉克公司。从这种角度来看，他最初恶意十足的决定显然有着清楚的逻辑一贯性。

布雷默取代小心翼翼的加纳（Jay Garner）将军，成为美国在伊拉克的首席特使。他在伊拉克的最初四个月里，几乎把所有的时间都放在经济改革上，通过了一系列法案，最终实现古典芝加哥学派的休克治疗方案。美国侵略伊拉克前，伊拉克经济靠着国家石油公司和200家国有企业支撑，这些公司生产伊拉克的民生基本物资，也生产工业所需要的原料，包括水泥、纸张和食用油。布雷默履新后的下一个月，宣布这200家公司必须立刻民营化，“把没有效率的国营企业交到民间手中，对伊拉克的经济复苏至为重要”。 [10]

接着布雷默推出新的经济法令，为了吸引新外国投资人参与民营化拍卖，并在伊拉克建设新工厂和零售渠道，他制定了一套激进的法令，《经济学人》用溢美的辞藻，说这是“外国投资人和捐助机构在发展中市场梦寐以求的东西”。 [11] 有一项法律把伊拉克的营利事业所得税率从大约45％，一律降为15％（直接从弗里德曼的作业手册中拷贝过来）。另一项法令容许外国公司拥有百分之百的伊拉克资产：这样是为了预防俄罗斯的惨剧再度发生，以免绝佳的资产都落入当地黑道大亨手中。更好的是，投资人可以把在伊拉克赚到的利润全部汇出去，不必转投资，也不用缴税。这项法令也规定，投资人可以签署期限长达40年的租约与合约，到期后可以续约，这点表示未来的民选政府必须承受占领军政府签署的合约。华盛顿没有动手的一个领域是石油业，因为伊拉克顾问警告说，在伊拉克政府就任前，把国家石油公司民营化的任何举动，或是宣称拥有未开发石油储备的所有权，会被伊拉克人视为战争行为。但是临时政府却从伊拉克国家石油公司，拿走了价值200亿美元的收入，随心所欲地花掉。 [12] [13]

白宫极为重视为崭新的伊拉克经济揭开序幕，因此决定在占领初期推出崭新的货币，这点从物流上来说是重大任务。英国德纳罗公司（De La Rue）负责印制，钞票由机队运来，用装甲车辆和货车送到伊拉克全国，至少跑了1000趟；与此同时，全国一半的人民仍然没有水可喝，交通信号灯故障，犯罪猖獗。 [14]

虽然执行这些计划的人是布雷默，优先事项却直接由最上层决定。拉姆斯菲尔德在参议院委员会做证时，描述布雷默的“全面改革”是创制“自由世界最开明、最诱人的租税与投资法律”。投资人起初似乎很欣赏这方面的努力。几个月内，就传说麦当劳要在巴格达市区开店，这是伊拉克加入全球经济的终极象征；喜达屋豪华旅馆（Starwood）投资的资金几乎已经到位，通用汽车计划在伊拉克新建一座汽车厂。在金融方面，总部设在伦敦的国际银行汇丰集团（HSBC）取得合约，要在伊拉克全境开设分行；花旗集团宣布计划，要对伊拉克未来的石油销售，提供巨额的贷款保证。壳牌、英国石油、埃克森美孚、雪佛龙和俄罗斯的卢克石油（Lukoil）等石油业巨擘都进行试探性的接触，准备签署合约，要训练伊拉克公务员最新的开采科技和管理模式，相信自己的时代很快就会到来。 [15]

布雷默的法律意在创造能够激发投资热潮的环境，但这些法律不完全是原创的，它们只是先前休克治疗实验中所用法律的加速推动版。但光是等待法律生效，并不能让布什的灾难资本主义内阁满意。伊拉克的实验进入了大胆的新领域，就是把侵略、占领与重建变成令人兴奋、完全民营化的新市场。这个市场就像国土安全体系一样，是利用庞大的公共资金创造出来的。光是为了启动重建热潮，动用的资金就包括美国国会拨出的380亿美元、其他国家提供的150亿美元，以及200亿美元的伊拉克石油收入。 [16]

初期投资数十亿美元的方案宣布后，论者以赞赏的角度将与马歇尔计划相提并论。布什也援用这种比喻，宣布重建是“马歇尔计划以来最大的同类财务投资”。布什也在占领伊拉克的头几个月里，在电视转播的演说中宣称：“美国以前完成过这种任务，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我们协助振兴战败国日本和德国，而且在他们建立代议政府时，跟他们并肩作战。” [17]

然而，拨用在伊拉克重建上的数百亿美元资金最后去向如何，却跟布什引用的历史毫无关系。根据原始的马歇尔计划，美国企业因为输送机具和食物到欧洲而获益，但是马歇尔计划的目标很清楚，是要协助受到战争蹂躏的国家经济复苏，变成自给自足的市场，为当地创造就业机会，培养能够资助国内社会服务的税基：最后的结果很明显，今天德国和日本的混合型经济就是证明。

事实上，布什政府推动的是反马歇尔计划，几乎在大家所能想象的每一方面，都跟马歇尔计划正好相反。这个计划从一开始，就确保会进一步伤害伊拉克已经严重受创的工业部门，造成伊拉克的失业率飞跃上升。马歇尔计划禁止外国公司投资，避免外国公司利用这些国家的脆弱状态，布什的计划却全力吸引美国企业（只剩下几根骨头，丢给参加“志愿联盟”的国家）。这个计划从一开始就注定要失败，正是因为这种在“美国优越、伊拉克差劲”的露骨种族主义想法支持下，对伊拉克重建资金的窃占，而不只是常见的邪恶“贪腐”和“没有效率”。

伊拉克工厂完全没有收到这些钱，因此不能重新开张、奠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在本地创造就业机会、资助社会福利制度。在这个计划里，伊拉克人几乎完全没有地位。大部分由美国国际开发总署负责发包的这些联邦政府合约，就像是某种盒装的国家组件，在弗吉尼亚州和得克萨斯州设计，然后在伊拉克组装。就像临时政府一再宣称的，整个计划是“美国人民送给伊拉克人民的礼物”，伊拉克人只要把盒子拆开就成了。 [18] 组装过程中，甚至不需要工资低廉的伊拉克劳工，因为哈利伯顿、柏克德和加州的工程业巨擘柏诚公司（Parsons）等美国大承包商，宁可进口他们认为比较能够控制的外国劳工。伊拉克人再度变成又惊又怕的旁观者，首先被美国的军事科技震慑，接着又被美国的工程与管理能力震慑。

临时政府员工甚至美国政府员工的作用，就像国土安全部门产业一样，越来越不重要。布雷默的手下只有1500人，却要统治幅员广大、人口2500万的国家。相形之下，哈利伯顿在这个地区就有5万名员工，其中很多人都是当了一辈子公务员后，受到民间部门高薪吸引转业的人。 [19]

政府力量微弱、民间企业力量强大，再度反映了布什政府利用伊拉克的重建（布什政府可以完全控制重建，在国内却不能完全控制联邦政府官僚机构）实施完全外包、政府空洞化的构想。布什政府认为，伊拉克的政府功能中，没有一种功能“重要”到不能发交给承包商办理，最好能够交给向共和党提供资金或是在竞选时能够供应体面工作人员的承包商。布什政府常用一句老话规范参与伊拉克重建的外国势力所有层面：如果任务可以交给私人企业，一定要由私人企业完成。

因此，法律可能是由布雷默签署生效，经济的设计与管理却由民间会计师负责。大型国际会计与顾问公司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KPMG）旗下的毕博公司（BearingPoint）取得2.4亿美元的合约，负责在伊拉克建立“市场导向的制度”；这份合约有107页，提到“民营化”51次，原始合约大部分是由毕博公司草拟。智库获得发挥智力的工作，英国的亚当·斯密研究所（Adam Smith Institute）得到协助伊拉克公司民营化的合约。民间保安公司和国防承包商负责训练伊拉克的新军队和警察：例如戴恩（DynCorp）、文奈尔（Vinnell）和凯雷集团旗下的USIS等等。从事教育事业的公司负责草拟后萨达姆时代的课程并印制新教科书：华盛顿的管理与教育顾问业者首创公司（Creative Associates），赢得价值超过1亿美元的合约，负责这些事情。 [20] [21]

同时，切尼在伊拉克采用哈利伯顿公司在巴尔干半岛开创的模式，也就是把基地变成哈利伯顿式迷你城市，只是规模更大。哈利伯顿除了负责兴建和管理全伊拉克的军事基地，绿区从一开始就是哈利伯顿管理的城市国家，从道路维修、害虫防治到电影院和迪斯科之夜，一切事情都由哈利伯顿公司负责。

联军临时政府的人力实在太少，无法监督所有承包商。此外，布什政府认为，监督是可以外包办理的非核心功能。因此以2850万美元的代价，聘请科罗拉多工程与营建业者西图集团（CH2M Hill）和柏诚公司合组的合资企业，监督另外四家大承包商。连在伊拉克“建立民主制度”的工作都民营化，以价值4.66亿美元的合约，发包给北卡罗来纳州的三角研究所（Research Triangle Institute），但是三角研究所到底有什么资格能够在伊斯兰国家建立民主制度，却一点也不清楚。该公司的伊拉克分公司经营阶层主要是高级的摩门教徒，比如像是梅菲尔德（James Mayfield），他告诉自己在休斯敦的教会，认为应该可以说服穆斯林拥抱《摩门经》，让他们认为《摩门经》与先知穆罕默德的教义相容。他在发回国的电子邮件中，想象伊拉克人会替他竖立雕像，把他视为伊拉克“民主之父”。 [22] [23]

这些外国公司空降伊拉克之时，伊拉克200家国营企业因为长期缺电而动弹不得。伊拉克过去拥有中东最先进的工业经济，现在伊拉克最大的企业在自己国家的重建工程中，连小小小承包商的合约都拿不到。伊拉克企业若要参与这股淘金潮，便需要紧急发电机和一些基本维修材料；以哈利伯顿把军事基地盖成像美国中西部郊区的速度来看，这些需要应该都不是无法解决的问题。

伊拉克工业部的陶菲格告诉我，他一再提出供应发电机的请求，指出伊拉克17家国营水泥厂具有优势地位，能够供应重建所需要的建筑材料，也能够为数万伊拉克人创造就业机会。结果这些工厂什么东西都没有拿到：没有得到合约，没有拿到发电机，没有得到任何帮助。美国公司像进口劳工一样，喜欢用高达十倍的价格，从外国进口水泥。布雷默发布的经济命令当中，有一条特别规定不准伊拉克中央银行融资国有企业（这件事好几年后才有人报道）。 [24] 陶菲格告诉我，这等于联合抵制伊拉克工业，并不是因为实际的理由，而是基于意识形态。他说，负责决策的人当中“没有一个人相信公共部门”。

伊拉克民间公司无法跟越过开放边界、蜂拥而来的进口产品竞争，因而纷纷倒闭，布雷默的幕僚却没有说什么安慰的话。布雷默的副手弗莱舍（Michael Fleischer）在伊拉克企业家的一次聚会中，证实伊拉克企业面对外国竞争，的确会有很多公司倒闭，不过这正是自由市场美好的地方。他雄辩滔滔地问：“你们会被外国企业打倒吗？答案要看你们自己而定，只有最优秀的伊拉克企业会生存下来。”他的话像盖达尔一样，据报道，盖达尔谈到俄罗斯中小企业因为休克治疗而倒闭时说：“这又怎么样？半死不活的就该死。” [25]

现在大家都很清楚，布什的反马歇尔计划完全没有达成原来的目的。伊拉克人不把企业重建当成“礼物”，大部分人认为这是现代版的抢掠；美国企业的速度与效率不但没有让任何人觉得惊奇，反而把“重建”的字眼，变成像伊拉克工程师所说的“没有人笑得出来的笑话”。 [26] 每一次错估形势都带来更多的反抗，外国军队则用镇压对付，最后使伊拉克沦落成暴力横行的地狱。根据大部分可信的研究显示，到2006年7月，伊拉克战争已经夺走65.5万名伊拉克人的生命，要是美国不侵略或占领，这些人都不会牺牲。 [27]

2006年11月，退休美国陆军军官彼得斯（Ralph Peters）在《今日美国报》上写道：“我们的确给伊拉克人独一无二的机会，让他们建立法治的民主制度，但是伊拉克人宁可沉迷于旧有的仇恨，忏悔式的暴力、种族偏执和贪腐文化中。看来怀疑论者说对了：阿拉伯社会不能支持我们所知道的民主制度。什么样的人民，就会有什么样的政府……暴力造成巴格达街头血迹斑斑，不但是伊拉克政府无能的象征，也象征在有组织人类行为的任何领域中，阿拉伯世界完全无法进步，我们看到了文明的崩溃。” [28] 彼得斯固然鲁莽，但很多西方观察家从中得到同样的结论：都是伊拉克人的错。

但我们不能把侵略与占领伊拉克，跟吞噬伊拉克的教派分裂与宗教基本教义分开来看。虽然在战争之前，这些力量的确已经存在，却比美国把伊拉克变成震撼实验场前微弱多了。大家应该记住，2004年2月，美国侵略伊拉克11个月后，牛津国际研究（Oxford Research International）的一项民调发现，大部分伊拉克人希望拥有世俗化的政府，只有21％的受访者赞成“伊斯兰国家”的政治制度，只有14％的人把“宗教政治人物”列为自己偏爱的政治人物。六个月后，占领进入比较暴力的新阶段，另一项访调发现，70％的伊拉克人希望以伊斯兰法律作为国家的基础。 [29] 至于教派之间的暴力，在占领的第一年里，几乎从来没有听过。第一件重大事故，也就是2004年3月阿舒拉节（Ashoura）期间，什叶派清真寺遭到炸弹攻击，也是美国侵略一整年后的事情。毫无疑问，占领深化并点燃了这些仇恨。

事实上，今天所有撕裂伊拉克的力量，包括猖獗的贪腐、凶残的教派主义、急剧上升的宗教基本教义和行刑队的残暴，全都跟着布什反马歇尔计划的实施同步升高。萨达姆遭到推翻后，伊拉克迫切需要修补裂痕、重新统一，而且应该这样做。这个过程只能由伊拉克人领导，然而，伊拉克就在这种危险时刻，转型变成割喉竞争的资本主义实验场，这种制度造成个人和社区互相倾轧，剥夺了数十万人的工作和生计，而且用外国占领人员的免责权，取代了正义的追求。

现在伊拉克这么悲惨，不能简单归咎于布什的无能和任用亲信，也不能简单归咎于伊拉克人的教派主义或部落主义。这是确确实实的资本主义灾难，是战后贪婪彻底解放造成的噩梦，是因谨慎而忠实执行不受限制的芝加哥学派意识形态造成的“彻底失败”。至于伊拉克的“内战”问题和侵略行动背后最核心的社团主义计划之间有何关联，还无法详述，只能初步讨论。我认为这个过程是意识形态回过头袭击释出这种意识形态的人，是意识形态的反弹。

大家最清楚的反弹案例是布雷默第一个重大行动造成的，也就是解雇大约50万名国有事业员工，其中大部分是军人，但也包括医生、护士、教师与工程师。这项行动叫作“去除复兴党行动”，本意原是要清除政府中效忠萨达姆的分子。毫无疑问，这是动机之一，却不能说明为什么裁员规模这么大，对整个公共部门的攻击这么凶狠，惩罚并非高官的一般劳工。

这场整肃很像智利的皮诺切特接受弗里德曼建议，推动休克治疗计划，删减政府支出25％，还附带对公共部门进行攻击。布雷默毫不隐瞒他对伊拉克“斯大林式经济”的反感，他用这个名词形容伊拉克国营公司和众多规模庞大的政府部门，而且他也不欣赏伊拉克工程师、医生、电机人员和道路兴建工人的专业技术与累积多年的知识。 [30] 布雷默知道大家对失业会很生气，但是他的回忆录说得很清楚，他并没有想到突然切掉伊拉克的专门职业阶级，会使伊拉克的国家机构无法继续运作，因而妨碍他自己的任务。这种盲动跟反萨达姆的心态无关，完全是基于对自由市场的狂热。只有极度偏向认定政府完全只是负担、公共部门员工全是废物的人，才可能做出布雷默这样的抉择。

这种意识形态的盲目，毫无疑问造成了三种冲击：将技术人员调离现职因而破坏了重建的可能性，削弱了世俗伊拉克人的声音，助长了愤怒人民的反抗。几十位美军和情报部门高级官员承认，布雷默解散的40万士兵中，很多人直接参与新兴的反抗运动，就像海军陆战队上校哈梅斯（Thomas Hammes）所说：“现在你搞出几十万个拥有武器的人（因为他们带着武器回家），这些人知道怎么使用武器、前途茫茫，又有理由对你生气。” [31]

同时，布雷默做出典型的芝加哥学派决定：大开边界，无限制开放进口，又允许外国公司拥有百分之百的伊拉克资产。这触怒了伊拉克的企业阶级，很多人的反应是用自己剩下的微薄收入来资助反抗运动。调查记者格雷厄姆在逊尼三角地区（Sunni Triangle）采访第一年的伊拉克反抗运动后，在《哈珀》杂志（Harper ’ s ）上写道：“新的外国投资法律容许外国企业几乎不花什么钱就买断很多工厂，触怒了伊拉克企业家，因为外国产品蜂拥而入，他们的收入暴跌……这些企业家知道，暴力是他们唯一的竞争优势，这是很简单的商业逻辑：伊拉克的问题愈多，外国人就愈难打进来。” [32]

白宫决心预防未来的伊拉克政府改变布雷默的经济法令，引发了更多意识形态反弹；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布第一项“结构调整”计划以来，对危机初期改革成效的加固也是同样的效果。从华盛顿的观点来看，布雷默的法律是世界上最开明的投资法令，如果伊拉克政府能够在几个月后掌权且改写这些法令，那实在没什么道理。因为布雷默大部分的法令处在法律上的灰色地带，布什政府的解决之道是为伊拉克制定新宪法，而且下定决心，不惜流血，也要完成任务：首先是制定临时宪法，锁住布雷默制定的法律，接着是制定永久宪法，希望达成同样的目的（却失败了）。

很多法律专家对华府一心一意制宪深感困扰。表面上，伊拉克没有迫切的需要，不必从头制定新宪法，伊拉克1970年制定的宪法虽然遭到萨达姆漠视，但还相当合用，而且伊拉克有其他更为迫切的需要。更重要的是，制宪过程是任何国家（就算是承平时期）可能遭遇到的最痛苦过程，会使每一种紧张、对立、偏见和潜在的不满浮上表面。把这种过程强加在后萨达姆时代分裂而破碎的伊拉克（还强加两次），大大提高了国内产生纷争的可能性，各种谈判造成的社会鸿沟根本无法弥补，甚至可能造成国家分裂。

很多伊拉克人认为，布雷默把伊拉克200家国营公司民营化的计划，和取消所有贸易限制一样，是美国发动的另一场战争。工人都知道，要让这些公司吸引外国投资人，高达三分之二的劳工一定会失业。我在伊拉克一家大型国营公司听到一个故事，这公司拥有七座生产食油、香皂、洗洁精和其他基本物资的工厂，让我深深了解宣布民营化制造了多少新的敌人。

我到巴格达市郊的这座厂区采访时，碰到了马哈茂德（Mahmud）。马哈茂德很有自信，才25岁，留着干干净净的胡子。他说，美国占领伊拉克六个月后，他和同事听说有个计划要卖掉他们的工作场所，都“深感震惊，如果民间部门买下我们的公司，第一件事情一定是裁员，以便赚钱。我们会被迫沦落到很悲惨的境地，因为这座工厂是我们唯一的谋生之地”。包括马哈茂德在内的17位工人，对未来深感惊恐，就到经营阶层的办公室跟一位经理人争执，接着打起架来，有一位工人打了经理人，经理人的保镖对工人开枪，然后把枪口对着他。他在医院里住了一个月，几个月后，发生了更多暴力事件。经理人和他儿子在上班途中遭到枪击，受了重伤。我们的会晤结束时，我问马哈茂德说，如果工厂不顾他们的反对，还是要卖掉，会有什么结果。他和善地笑着说：“有两个选择，不是我们把工厂放火烧成平地，就是我们自己到工厂里被炸得粉身碎骨，但是工厂绝对不会民营化。”这是众多初步警告之一，警告布什团队绝对高估了自己用休克手段让伊拉克人屈服的能力。

华盛顿的民营化美梦还有另一个障碍，就是支撑占领本身的自由市场基本教义。临时政府因为排斥所有跟国家有关的东西，联军临时政府用极度不足的人力和资源，从绿区发号施令，推动野心勃勃的计划，尤其是在面对马哈茂德之类工人坚决反对的情况下施政。诚如《华盛顿邮报》记者钱德拉赛卡兰（Rajiv Chandrasekaran）说的一样，临时政府的组织空有骨架，只指定了三个人负责推动伊拉克国营工厂民营化的艰巨任务。一位东德来的代表建议这三位孤零零的职员说：“你们根本不必开始。”东德出售国家资产时，指派了8000人负责推动计划。 [33] 简单地说，临时政府本身就太过于民营化，无法让伊拉克民营化。

问题不只是临时政府人力不足，而且这些人力都缺乏对公共部门的基本信念，缺乏信念完成从一无所有中重建国家的复杂任务。诚如政治学家伍尔夫（Michael Wolfe）所说：“保守派无法好好治理，原因跟素食者做不出世界一流的红酒炖牛肉一样，如果你认为自己被迫做不该做的事，那就不可能把任务做好。就统治而言，保守主义是灾难的代名词。” [34]

伊拉克的情形确实是这样，很多人都说临时政府中的美方官员年轻、没有经验；事实上，一群二十来岁的共和党员担负重要职务，监督伊拉克130亿美元的预算。 [35] 毫无疑问，这批所谓的童子军成员太过年轻，不过这还不是他们最大的毛病。这些人不只是随随便便由政治任命的亲信而已，而是美国针对所有凯恩斯主义遗迹进行反革命的先锋部队，其中很多人都跟传统基金会（Heritage Foundation）有关，这个基金会从1973年创立以来，就一直是弗里德曼主义的大本营。因此不管他们是跟着切尼的22岁实习生，还是六十好几的大学校长，他们在文化上，都对政府和统治反感，这种反感在他们国内废除社会安全制度和公共教育系统时很有用，但实际上要建立已经遭到摧毁的公共制度时却毫无用处。

事实上，很多人似乎认为这种过程没有必要。负责重建伊拉克医疗保健制度的哈夫曼（James Haveman），在意识形态上极为反对免费的公共医疗，以致他在这个小孩死因70％为腹泻之类疾病的伊拉克、在早产儿保育器是用防水胶带粘在一起的伊拉克，决定他最优先的任务是让药品流通系统民营化。 [36]

绿区缺乏有经验的公务员不是一项疏忽，而是意味着从一开始，占领伊拉克就是政府空洞化的激进实验。等到一辈子在智库里纸上谈兵的人抵达巴格达时，重建最重要的任务已经全部发包给哈利伯顿和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等公司。绿区的人身为公务员，工作只是管理零用金，负责把包在收缩膜里的整沓百元大钞发给承包商。这种情形鲜明地显示出社团主义国家可接受的政府角色：就是像输送带一样，把公款输送到民间手中；要做这种工作靠的是意识形态的坚定信念，这远比丰富的现场经验来得重要。

美国坚持伊拉克采用严格的自由市场制度，不准有国家补贴，也不准有贸易保护，之所以会让伊拉克人这么生气，这种不停的输送带角色是原因之一。弗莱舍对伊拉克企业家演讲时解释说：“接受保护的企业永远、永远不会有竞争力。” [37] 然而，哈利伯顿、柏克德、柏诚、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三角研究所、黑水和所有在伊拉克占重建便宜的美国公司，都是庞大保护主义帮派的一员；美国政府用战争替他们开创市场，甚至禁止他们的对手加入竞争，然后付钱请他们工作，同时保证利润，而且利润全都是纳税人出的钱。弗莱舍面对这种讽刺的状况，似乎完全不受影响。芝加哥学派“圣战”的核心目的是瓦解新政形成的国家福利制度，现在他们在这种社团主义新政中赢得了最后胜利，形成比较简单、比较赤裸裸的民营化形式，甚至不必把大笔的资产移转出去，只要直接让企业大吃特吃国家的资金，不必投资，不必负责任，还有天文数字般的利润。

这种双重标准具有爆炸性，但同样深具爆炸性的是有系统地把伊拉克人从重建计划中排除。大部分伊拉克人经历了禁运和侵略的痛苦，自然认为自己有权从国家的重建中得到好处：不只是从最后结果得到好处，而且要从过程创造的就业机会中得到好处。数以万计的外国劳工拥进伊拉克，为外国承包商工作，这在伊拉克人看来就是侵略的延伸。这不是重建，而是用不同方式伪装的毁灭：彻底消灭伊拉克人引以为国家光荣又跨越教派的强大的本国工业。布雷默统治期间，美国资助的重建工程只雇用了1.5万名伊拉克人，数字低得惊人。 [38] 我和伊拉克裔美国人席多（Nouri Sitto）在绿区见面时，他告诉我：“伊拉克人认为，所有这些合约都流进外国人手中，这些外国人引进自己的安全警卫和所有工程师，我们被人认为只是旁观者，你还期望什么？”席多搬回巴格达，协助临时政府重建，但是他不愿意说空话。“经济是恐怖主义和不安全最大的原因。”

大部分暴力直接针对外国公司，还有这些公司的工程与员工；有些攻击显然来自以扩大混乱为指导原则的伊拉克国内势力，例如基地组织。然而，如果从一开始，一般伊拉克人就把重建视为全国计划的一环，或许他们会像捍卫自己的社区一样捍卫重建计划，惹是生非的人想达成目的就会困难多了。

布什政府原本只要规定接受美国税款的公司必须雇用伊拉克人推动工程，也可以直接把很多工作包给伊拉克公司。实际上，布什政府好几年里都没有采用这种常识性的简单做法，因为这样做跟他们的基本策略冲突，无法把伊拉克变成新兴市场经济泡沫；每个人都知道，泡沫不是依靠规定和管制而膨胀起来的，没有法规才能让泡沫膨胀。因此，承包商打着速度与效率的旗号，可以随心所欲雇用任何人，随心所欲从任何国家进口，随心所欲把工程转包给任何公司。

如果在美国侵略后半年内，柏克德公司的水管可以送来干净的饮水，家里有通用电气公司生产的电灯照明，病弱的人在柏诚公司新建的医院里得到治疗，街头有戴恩公司训练的警察巡逻，很多公民（不过并非所有公民）应该会压下被排除在重建过程外而产生的怒火。但是这些事情都没有做到，早在伊拉克反抗势力开始有系统地以重建工地为目标前很久，情形就很清楚，在这么庞大的政府工程中，应用自由放任原则是一场大灾难。

外国公司免于所有法律规章的约束，基本可以豁免刑事起诉，掌握保证可以收回成本、赚到利润的合约，因此这些承包商的所作所为根本就可以预料到：他们拼命诈欺。伊拉克人称为“头头”的大承包商，进行复杂的转包计划，在绿区，甚至在科威特市或安曼（Amman）设立事务所，然后转包给科威特公司，科威特公司再转包给沙特人，沙特公司发现形势变得太危险时，终于以合约价值的几分之一，转包给伊拉克公司。民主党众议员多根（Byron Dorgan）以巴格达一件空调设备合约为例，指出上述的转包关系：“合约转到小承包商手里，再转到另一个小承包商手里，经过四层转包，空调设备合约的价款变成付给四层小承包商，第四层小承包商最后在房间里装上电扇。不错，美国纳税人付出冷气机的价格，钱经过四次转手后，像冰块在房间里移动一样，结果是伊拉克某间屋里装了一台电扇。” [39] 更重要的是，伊拉克人在这段过程中，看着援助资金被人盗用，国家却备受煎熬。

2006年11月，柏克德公司打包离开伊拉克时，把自己无法完成工程的原因归咎于“过重的暴力包袱”。但是早在伊拉克武装反抗造成情势紧张前很久，柏克德公司就已经违约。从重建的第一批中小学起，便招致当地居民不满。 [40] 2004年4月初，伊拉克陷入暴乱状态前，我参访巴格达中央儿童医院（Baghdad Central Children’s Hospital），这家医院理当由另一家美国承包商重建完毕，但是走廊上有很多裸露的污水管，没有一个马桶可以用，负责维修的工人非常穷，穷到没有鞋子穿，他们是小小小承包商，就像在自家厨房桌上缝制衣服的妇女，其实是沃尔玛百货（Wal-Mart）的小小小小承包商。

诈欺行为持续了三年半，一直到所有负责重建的美国大承包商撤出伊拉克为止，他们领走了几百亿美元，大部分工程却没有完成。柏诚公司得到1.86亿美元，要兴建142所卫生诊所，最后只完成了6所。甚至大家当成重建成功案例的工程都遭到质疑，根据《纽约时报》的报道，2007年4月，美国检察官到伊拉克调查美国承包商完成的八项工程，其中有一所妇产科医院、一套净水系统，却发现“七项工程都已经不能如同当初的设计运作”。《纽约时报》也报道，2007年伊拉克电力网的发电量远低于2006年。 [41] 到2006年12月为止，所有主要重建合约接近结束时，司法部总检察长调查中的美国承包商在伊拉克涉嫌诈欺的案子有87件。 [42] 占领期间贪腐横行不是管理不当的结果，而是政策决定的结果，因为如果要把伊拉克当成狂野西部资本主义的新边疆，就必须免除所有法律的约束。

布雷默的临时政府不会努力阻止各种弊案、附带交易和骗局，因为临时政府本身就是骗局。临时政府虽然号称是美国占领当局，但是除了名义之外，临时政府是否具有占领当局的特性却不清楚。恶名昭彰的卡斯达公司（Custer Battles）贪腐弊案爆发后，审理法官清晰有力地说明了这一点。

两位旧员工出面举发，使这家保安公司遭到起诉，罪名是履行临时政府核发的重建合约（主要是巴格达国际机场的工程）涉嫌诈欺，诈骗美国政府数百万美元。这个案子的根据是公司内部文件清楚显示该公司做两本账，一本是自己的内账，另一本是向临时政府请款用的账目。退休准将坦特（Hugh Tant）作证时指出，这件诈欺案“很可能是我在军方服役30年来见过的最恶劣的案子”。（卡斯达公司涉嫌的很多违法行动中，据说有一件是盗用伊拉克拥有的机场堆高机，将它们重新油漆，然后向临时政府请领租用堆高机的费用。） [43]

2006年3月，弗吉尼亚州一位联邦法官做出对该公司不利的判决，判定该公司犯了诈欺罪，勒令它缴纳1000万美元的损害赔偿。这家公司于是拿出一份泄露内情的辩词，要求法官推翻判决，宣称临时政府不是美国政府的一部分，因此不受美国的法律管辖，包括不受美国的《虚假申报法案》（False Claims Act ）约束。这份辩词的意义很重大：布什政府已经豁免在伊拉克营业的公司，使他们不受伊拉克法律约束；如果临时政府也不受美国法律约束，就表示承包商完全不受任何法律约束：不论是美国还是伊拉克的法律。这次法官的判决对该公司有利：他说，有很多证据显示，卡斯达公司对临时政府“诈欺性地虚增发票金额”，但是他裁定原告“未能证明这些请款是对美国政府提出”。 [44] 换句话说，在伊拉克经济实验的第一年里，美国政府在伊拉克只不过是个幻影：伊拉克没有政府，只有一个漏斗把美国税款和伊拉克石油收入转给外国企业，完全无法可管。这一来，伊拉克变成了代表反国家反革命最极端的体现，变成了空洞的国家，就像法院的最后判决，伊拉克是空无一物的地方。

临时政府把几十亿美元转交给承包商后，也解散了，原来的职员回归民间部门。弊案爆发时，没有一个人留下来为绿区可怕的记录辩护，但是伊拉克人却感受到丧失几十亿美元的切肤之痛。柏克德公司宣布撤出伊拉克一周后，伊拉克电力部一位工程师说：“现在的情况糟糕多了，虽然美国公司签订了金额惊人的合约，情况似乎没有改善。”摩苏尔市（Mosul）一位出租车司机问道：“什么重建？我们今天得喝没有经过处理的水，水厂是几十年前盖的，从来没有维护过，电力一天只供应两小时，我们现在退步了，因为没有瓦斯，我们现在都到森林里找柴火来煮饭。” [45]

宗教原教旨主义和教派冲突兴起，是最致命的反弹形式，也是重建彻底失败的直接原因之一。占领者显示自己无法提供包括安全在内的最基本服务，清真寺和地方民兵填补了虚空。年轻的什叶派教士萨德尔（Moqtada al-Sadr），特别善于在巴格达到巴士拉的什叶派贫民窟里，进行他自己特有的影子重建，吸引了忠诚的教众，也暴露出布雷默民营化重建的失败。他初期利用信徒对清真寺的捐款，后来可能也利用伊朗的协助，设立很多中心，派出电工，修理电线和电话线，安排清运当地垃圾，装设紧急发电机，推动捐血活动和指挥交通。他在占领初期说：“我发现了一个真空，没有人填补真空。我能够做什么，我就去做。” [46] 他也把在布雷默统治下没有希望的伊拉克失业青年组织起来，发给他们黑色制服和生锈的卡拉什尼科夫步枪（Kalashnikovs），结果就是今天伊拉克教派战争中最有力的部队曼迪军（Mandi Army）。这些民兵也是社团主义留下来的负债：如果重建能够为伊拉克人提供就业机会、安全和各种服务，萨德尔就不会有这种新使命，还拥有众多的新信徒。结果，美国企业的失败，奠定了萨德尔成功的基础。

布雷默统治下的伊拉克，是芝加哥学派理论的必然下场：公共部门员工人数被减到最少，而且大部分是约聘员工，住在哈利伯顿盖的城市国家里，任务是签署由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草拟的对企业友善的法律，把一袋又一袋的现金发交西方承包商。西方承包商靠着佣兵保护，自己躲在完全豁免法律追诉的保护网里，四周全都是愤怒的人民，人民逐渐转向宗教原教旨主义，因为这是空洞化国家里唯一的力量来源。现在的伊拉克就像俄罗斯的帮派主义和布什的裙带主义一样，是五十年来推动世界民营化的“圣战”所造成，这种产物不但没有跟创造者断绝关系，反而应该视为是背后意识形态最纯净的化身。

[1] According to Jeffrey Goldberg, Rice made the comment at a dinner in a Georgetown restaurant. He writes, “The remark stunned the other guests. [Brent] Scowcroft, as he later told friends, was flummoxed by Rice's ‘evangelical tone.’” Jeffrey Goldberg, “Breaking Ranks,” he New Yorker, October 31, 2005.

[2] Fareed Zakaria, “What Bush Got Right,” Newsweek, March 14, 2005.

[3] Phillip Kurata, “Eastern Europeans Urge Iraq to Adopt Rapid Market Reforms,” Washington File, Bureau of International Information Programs, U.S. Department of State, September 26, 2003, usinfo.state.gov; “Iraq Poll Finds Poverty Main Worry, Sadr Popular,” Reuters, May 20, 2004.

[4] 侵略和占领伊拉克的主要角色当中，很多人都是当初要求俄罗斯进行休克治疗的华府原班人马：老布什制定后苏联时代的政策时，切尼是国防部长，沃尔福威茨是国防部副部长，赖斯是老布什俄罗斯转型的主要顾问。对这些要角和几十位比较不重要的人来说，1990年代俄罗斯的经验虽然造成平民的悲惨处境，却经常被当成伊拉克转型可以仿效的模范。

[5] Joseph Stiglitz, “Shock without the Therapy,” Business Day (Johannesburg), February 20, 2004; Jim Krane, “U.S. Aims to Keep Iraq Military Control,” Associated Press, March 13, 2004.

[6] Interview with Richard Perle, CNN: Anderson Cooper 360 Degrees, November 6, 2006; Interview with David Frum, CNN: Late Edition with Wolf Blitzer, November 19, 2006.

[7] L. Paul Bremer III, My Year in Iraq: The Struggle to Build a Future of Hope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2006), 21.

[8] Interview with Paul Bremer, PBS: The Charlie Rose Show, January 11, 2006.

[9] Noelle Knox, “Companies Rush to Account for Staff,” USA oday, September 13, 2001; Harlan S. Byrne, “Disaster Relief: Insurance Brokers AON, Marsh Look to Recover, Even Benefit Post-September 11,” Barron 's, November 19, 2001.

[10] General Garner's plan for Iraq was straightforward enough: fix the infrastructure, hold quick and dirty elections, leave the shock therapy to 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and concentrate on securing U.S. military bases on the model of the Philippines. “I think we should look right now at Iraq as our coaling station in the Middle East,” he told the BBC. Interview with General Jay Garner, conducted by Greg Palast, “Iraq for Sale,” BBC TV, March 19, 2004, www.gregpalast.com; Thomas Crampton, “Iraq Official Warns on Fast Economic Shift,”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Paris), October 14, 2003; Rajiv Chandrasekaran, “Attacks Force Retreat from Wide-Ranging Plans for Iraq,” Washington Post, December 28, 2003.

[11] “Let's All Go to the Yard Sale,” he Economist, September 27, 2003.

[12] 其中约有88亿美元经常被人称为“伊拉克消失的数十亿美元”，因为2004年这些钱消失在美国控制的伊拉克各部门之间，几乎无影无踪。2007年2月，布雷默在美国国会的一个委员会里，为自己的监督不周辩护，他说：“我们的最优先事务，是恢复伊拉克的经济活力，第一步是尽快把钱送到伊拉克人手中。”委员会质问布雷默的财务顾问、退休海军上将奥利弗（David Oliver），问他消失的几十亿美元哪里去了，他回答说：“是，我了解，我是说这样有什么差别？”

[13] Coalition Provisional Authority, Order Number 3 7 Tax Strategy for 2003, September 19, 2003, www.iraqcoalition.org; Coalition Provisional Authority, Order Number 39 Foreign Investment, December 20, 2003, www.iraqcoalition.org; Dana Milbank and Walter Pincus, “U.S. Administrator Imposes Flat Tax System on Iraq,” Washington Post, November 2, 2003; Rajiv Chandrasekaran, “U.S. Funds for Iraq Are Largely Unspent,” Washington Post, July 4, 2004. FOOTNOTE: Mark Gregory, “Baghdad's ‘Missing Billions,’” BBC News, November 9, 2006; David Pallister, “How the US Sent $12bn in Cash to Iraq. And Watched It Vanish,” Guardian (London), February 8, 2007.

[14] Central Bank of Iraq and the Coalition Provisional Authority, “Saddam-Free Dinar Becomes Iraq's Official Currency,” January 15, 2004, www.cpa-iraq.org; “Half of Iraqis Lack Drinking Water—Minister,” Agence France-Presse, November 4, 2003; Charles Clover and Peter Spiegel, “Petrol Queues Block Baghdad as Black Market Drains Off,” Financial Times (London), December 9, 2003.

[15] Donald H. Rumsfeld, “Prepared Statement for the Senate Appropriations Committee,” Washington, DC, September 24, 2003, www.defenselink.mil; Borzou Daragahi, “Iraq's Ailing Banking Industry Is Slowly Reviving,” New York Times, December 30, 2004; Laura MacInnis, “Citigroup, U.S. to Propose Backing Iraqi Imports,” Reuters, February 17, 2004; Justin Blum, “Big Oil Companies Train Iraqi Workers Free,” Washington Post, November 6, 2004.

[16] Congressional Budget Office, Paying for Iraq 's Reconstruction: An Update, December 2006, page 15, www.cbo.gov; Chandrasekaran, “U.S. Funds for Iraq Are Largely Unspent.”

[17] George W. Bush, “President Bush Addresses United Nations General Assembly,” New York City, September 23, 2003; George W. Bush, “President Addresses the Nation,” September 7, 2003.

[18] James Glanz, “Violence in Iraq Curbs Work of 2 Big Contractors,” New York Times, April 22, 2004.

[19] Rajiv Chandrasekaran, “Best-Connected Were Sent to Rebuild Iraq,” Washington Post, September 17, 2006; Holly Yeager, “Halliburton's Iraq Army Contract to End,” Financial Times (London), July 13, 2006.

[20] 首创公司的员工、伊拉克裔美国人拉希姆（Ahmed al-Rahim）解释：“当初的构想是我们可以制定出课程，直接送到伊拉克。”结果伊拉克人抱怨“美国搞的东西有些是不可接受的，全都报废了”。

[21] Office of Inspector General, USAID, Audit of USAID/Iraq 's Economic Reform Program, Audit Report Number E-266-04-004-P, September 20, 2004, pages 5-6, www.usaid.gov; USAID, “Award/Contract,” RAN-C-00-03-00043-00, www.usaid.gov; Mark Brunswick, “Opening of Schools to Test Iraqis’ Confidence,” Star Tribune (Minneapolis), September 17, 2006. FOOTNOTE: James Rupert, “Schools a Bright Spot in Iraq,” Seattle Times, June 30, 2004.

[22] 事实上，三角研究所在好几个城镇阻止当地伊斯兰政党以民主方式取得权力，因此被赶出了伊拉克。

[23] Ron Wyden, “Dorgan, Wyden, Waxman, Dingell Call to End Outsourcing of Oversight for Iraq Reconstruction,” press release, May 5, 2004, wyden.senate.gov; “Carolinas Companies Find Profits in Iraq,” Associated Press, May 2, 2004; James Mayfield, “Understanding Islam and Terrorism—9/11,” August 6, 2002, was at www.texashoustonmission.org, accessed January 7, 2005; Sis Mayfield, “Letters from President Mayfield,” February 27, 2004, was at www.texashoustonmission.org, accessed January 7, 2005.

[24] Rajiv Chandrasekaran, “Defense Skirts State in Reviving Iraqi Industry,” Washington Post, May 14, 2007.

[25] This account of Gaidar's comments comes from Mark Masarskii, an adviser on entrepreneurship to the Moscow government. Jim Krane, “Iraq's Fast Track to Capitalism Scares Baghdad's Businessmen,” The Associated Press, December 3, 2003; Lynn D. Nelson and Irina Y. Kuzes, “Privatization and the New Business Class,” in Russia in ransition: Politics, Privatization, and Inequality, ed. David Lane (London: Longman, 1995), 129. FOOTNOTE: Kevin Begos, “Good Intentions Meet Harsh Reality,” Winston-Salem Journal, December 19, 2004.

[26] Dahr Jamail and Ali al-Fadhily, “U.S. Resorting to ‘Collective Punishment,’” Inter Press Service, September 18, 2006.

[27] Gilbert Burnham et al., “Mortality after the 2003 Invasion of Iraq: A Cross-Sectional Cluster Sample Survey,” Lancet 368 (October 12, 2006): 1421-28.

[28] Ralph Peters, “Last Gasps in Iraq,” USA oday, November 2, 2006.

[29] Oxford Research International, National Survey of Iraq, February 2004, page 20, news.bbc.co.uk; Donald Maclntyre, “Sistani Most Popular Iraqi Leader, US Pollsters Find,” Independent (London), August 31, 2004.

[30] Bremer, My Year in Iraq, 71.

[31] “The Lost Year in Iraq,” PBS Frontline, October 17, 2006.

[32] Patrick Graham, “Beyond Fallujah: A Year with the Iraqi Resistance,” Harper 's, June 1,2004.

[33] Rajiv Chandrasekaran, Imperial Life in the Emerald City: Inside Iraq 's Green Zone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2006), 118.

[34] Alan Wolfe, “Why Conservatives Can't Govern,” Washington Monthly, July/August 2006.

[35] Ariana Eunjung Cha, “In Iraq, the Job Opportunity of a Lifetime,” Washington Post, May 23, 2004.

[36] Chandrasekaran, Imperial Life in the Emerald City, 214-18; T. Christian Miller, “U.S. Priorities Set Back Its Healthcare Goals in Iraq,” Los Angeles Times, October 30, 2005.

[37] Jim Krane, “Iraqi Businessmen Now Face Competition,” Associated Press, December 3, 2003.

[38] Chandrasekaran, Imperial Life in the Emerald City, 288.

[39] “National Defense Authorization Act for Fiscal Year 2007,” Congressional Record-Senate, June 14, 2006, page S5855.

[40] Griff Witte, “Despite Billions Spent, Rebuilding Incomplete,” Washington Post, November 12, 2006; Dan Murphy, “Quick School Fixes Won Few Iraqi Hearts,”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June 28, 2004.

[41] Griff Witte, “Contractors Rarely Held Responsible for Misdeeds in Iraq,” Washington Post, November 4, 2006; T. Christian Miller, “Contractor's Plans Lie Among Ruins of Iraq,” Los Angeles Times, April 29, 2006; James Glanz, “Inspectors Find Rebuilt Projects Crumbling in Iraq,” New York Times, April 29, 2007; James Glanz, “Billions in Oil Missing in Iraq, U.S. Study Says,” New York Times, May 12, 2007.

[42] E-mail interview with Kristine Belisle, deputy assistant inspector general for Congressional and Public Affairs, special inspector general for Iraq reconstruction, December 15, 2006.

[43] Griff Witte, “Invoices Detail Fairfax Firm's Billing for Iraq Work,” Washington Post, May 11, 2005; Charles R. Babcock, “Contractor Bilked U.S. on Iraq Work, Federal Jury Rules,” Washington Post, March 10, 2006; Erik Eckholm, “Lawsuit Accuses a Contractor of Defrauding U.S. Over Work in Iraq,” New York Times, October 9, 2004.

[44] Renae Merle, “Verdict against Iraq Contractor Overturned,” Washington Post, August 19, 2006; Erik Eckholm, “On Technical Grounds, Judge Sets Aside Verdict of Billing Fraud in Iraq Rebuilding,” New York Times, August 19, 2006.

[45] Dahr Jamail and Ali al-Fadhily, “Bechtel Departure Removes More Illusions,” Inter Press Service, November 9, 2006; Witte, “Despite Billions Spent, Rebuilding Incomplete.”

[46] Anthony Shadid, Night Draws Near: Iraq 's People in the Shadow of America 's War (New York: Henry Holt, 2005), 173, 175.

第18章
完整的循环
从空白石板到烧焦的大地

在那种情况下，

政府解散人民

另选别人

应该比较容易吧？

──布莱希特（Bertolt Brecht），

《解决之道》（The Solution），1953年 [1]

伊拉克是中东最后一块有希望的边疆。伊拉克钻探的油井中，80％都有发现。

——爱尔兰佩特瑞石油公司（Petrel）

总裁霍根（David Horgan），2007年1月 [2]

布什政府难道不知道自己在伊拉克推动的经济计划，可能引发暴力反弹吗？有一个人应该早就知道可能的不利后果，这个人就是负责执行政策的布雷默。2001年11月，他新创反恐企业危机顾问公司后不久，为客户写了一份政策文件，说明跨国公司在国内外面对的恐怖攻击风险增加。他在这份名叫《国际企业新风险》的文件中，告诉精英客户，说他们会面对日增的危险，原因在于让他们变得如此富有的那个经济模型。他写道，自由贸易“创造了空前未有的财富，却也为很多人带来直接的不利影响，自由贸易需要裁员，开放市场，接受对外贸易，对传统的零售商和垄断贸易组织带来了惊人的压力”。所有这些变化都会导致“收入差距的扩大与社会秩序的恶化”，进而可能造成美国公司遭到各种攻击，包括恐怖攻击。 [3]

伊拉克的情形确实是这样，如果策划战争的人认为，他们推动的经济计划在政治上不会碰到反弹，很可能不是因为他们认为伊拉克人会主动同意这种系统化的侵占政策，而是因为他们相信其他事情，相信伊拉克人会迷惘、集体退缩、无力应付转型的步调。换句话说，他们依靠的是震撼的力量，前副国务卿阿米塔吉（Richard Armitage）说得最清楚，他说伊拉克经济与军事休克治疗专家的主要思维是：伊拉克人会被美国的火力震撼到无以复加，对萨达姆的下台会高兴得无以复加，“因此可以轻易地引领他们从甲地点到乙地点”。 [4] 接着经过几个月后，伊拉克人会从战后的茫然中复原，又惊又喜地在阿拉伯世界的新加坡过日子，在若干分析师兴奋地称之为“底格里斯河之虎”的国家中安居乐业。

实际上，很多伊拉克人立刻提出要求，要求在自己国家的转型中拥有发言权，布什政府对这种意外转折的反应，是造成大部分反弹的原因。

破坏民主制度

美国侵略伊拉克那一年夏天，曾经备受打压的巴格达居民日常生活虽然十分艰困，却怀抱着极浓厚的政治参与热情，以至于巴格达呈现一种几乎像是嘉年华的气氛。大家不满布雷默的裁员、经常的停电和外国包商，但是好几个月以来，这种怒火主要通过突然爆发、不受限制、生气勃勃的自由言论发泄出来。整个夏天里，绿区的几座大门外，每天都有示威抗议，抗议群众中，很多都是要求恢复原有工作的工人；几百家新报纸创刊发行，上面印满了批评布雷默和他的经济计划的文章；教士在星期五的礼拜中讲政治，这种自由在萨达姆统治期间根本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

最令人兴奋的是，整个伊拉克全境的都市和省份，都出现自发性的选举。人民终于摆脱萨达姆的铁腕控制，在市政厅集会，选举能够在新时代代表他们的领袖。在萨马拉（Samarra）、席拉（Hilla）和摩苏尔等城市，宗教领袖、世俗的专业人士和部落人民通力合作，定出地方重建工程任务的先后顺序，大大违背宗派主义与原教旨主义即将爆发的最坏预测。会议气氛很热烈，基于很多原因，会议气氛也很欢乐：未来的挑战虽然艰巨，但是自由已经成为事实。美国军队相信布什总统所说派军到伊拉克是要传播民主，因此他们在很多例子里扮演辅助性的角色，协助安排选举，甚至搭建投票所。

民主热情和明确拒绝布雷默经济计划两件事合而为一，使布什政府处在极为困难的地位。布什政府做过大胆的承诺，要在几个月内，把政权交给民选的伊拉克政府，而且要立刻把伊拉克人纳入决策程序。但是第一个夏天的情形毫无疑问地显示，释出权力等于放弃一场美梦，梦中不但伊拉克会变成模范民营化经济体，而且散布着众多美国军事基地；经济民族主义太深入人心，尤其是事关最宝贵的国家石油储备，更是如此。因此华盛顿放弃了民主承诺，转而下令提高休克级别，希望更高一级的休克最后能够发挥作用，达成目的。这个决定把纯粹自由市场圣战带回来绕了一大圈，回到拉丁美洲南锥国家的发源地，也就是当初靠着镇压民主、逮捕与刑讯反对人士，以便强化经济休克治疗的国家。

布雷默初上任时，美国计划召集伊拉克社会所有阶层的代表，召开大型制宪会议，并由代表票选临时执政委员会成员。布雷默抵达巴格达两星期后，取消了这个计划，他决定亲自挑选伊拉克统治委员会成员。他在写给布什总统的信息中，描述他选择统治委员会成员的方式好比“瞎子的莽撞与三维空间跳房子游戏的混合体”。 [5]

布雷默说过要把统治权力交给统治委员会，但是他再度改变心意。“我跟统治委员会共事至此的经验显示，这样做不会是非常好的主意。”他后来解释说，统治委员会成员行动太慢、太深思熟虑，不适合他采用的休克治疗计划。布雷默说：“他们连安排两部汽车游行的能力都没有，他们根本不能及时做出决定，甚至根本做不出决定。此外，我仍然觉得，交出主权之前，制定宪法非常重要。” [6]

布雷默的第二个问题是全国各省市纷纷举办的选举，到6月底，他到任才第二个月，就放话出去，说所有的地方选举必须立刻停止。新计划是伊拉克的地方领袖要像统治委员会一样，必须由临时政府任命。于是在伊拉克最大教派什叶派最神圣的圣城纳杰夫（Najaf），爆发了意义重大的摊牌事件；纳杰夫在美军的协助下，正在推动全市选举，截止登记前一天，负责的中校接到海军陆战队少将马蒂斯（Jim Mattis）的电话。公认最权威的伊拉克战史《眼镜蛇二号》（Cobra II ）作者戈登（Michael Gordon）和特雷纳（Bernard Trainor）将军写道，马蒂斯说：“选举必须取消，布雷默担心不友善的伊斯兰教候选人会获胜……不愿意让不对的人赢得选举，建议海军陆战队选择他们认为可靠的伊拉克人组成团体，选出市长。美国就是这样控制选举过程。”最后，美军任命萨达姆时代担任陆军上校的人当纳杰夫市长，伊拉克全国各城镇都一样。 [7] [8]

在某些例子里，布雷默的禁令发布前，伊拉克人已经投票选出地方民意代表，布雷默悍然下令组织新议会。摩门教徒主导的承包商三角研究所获得授权，负责成立塔吉省（Taji）地方政府，三角研究所解散好几个月前由当地人民选出的议会，坚持要从头开始。一位伊拉克人不满地说：“我们觉得我们在走回头路。”布雷默坚称他“没有下令全面禁止民主制度，我不是反对民主，但是我希望能够考虑到我们的利益……太早举行的选举可能有毁灭性，选举必须非常小心地进行”。 [9]

这时伊拉克人仍然期望华盛顿履行承诺，推动全国大选，把政权直接交给大部分公民选出来的政府。但是2003年11月，布雷默取消地方选举后飞回华盛顿，到白宫参加一些匆匆安排的会议；再回到巴格达的时候他就宣布取消大选，伊拉克第一个“主权”政府要用任命的方式产生，不用民选。

这种转变很可能跟一项民调有关，华盛顿的国际共和党员研究所（International Republican Institute）在这段时间里进行了一次民调，询问伊拉克人，如果有机会，会投票给哪一种政治人物。民调结果对绿区的社团主义分子好比警钟：49％的伊拉克受访者说，会投票给承诺要创造“更多政府部门就业机会”的政党。问他们是否愿意投票给承诺创造“更多民间部门就业机会”的政党，只有4.6％的受访者说愿意。问他们是否愿意投票给承诺“留住联军，到相当安全时为止”的政党，只有4.2％的受访者说愿意。 [10] 简单地说，如果容许伊拉克人自由选举下一任政府，而且这个政府具有真正的权力，华盛顿就必须放弃这场战争的两大目标，一是在伊拉克设立美军基地，二是让美国跨国企业全面进占伊拉克。

批评布什政权内新保守派分子的人指责说，布什政权的伊拉克计划过度依赖民主制度，天真地相信自决观念。这种说法掩饰了临时政府第一年的实际记录，实际上，民主制度一冒出头，布雷默就把它砍下来了。他上任的头六个月，取消了制宪会议，否决了选举制宪代表的构想，撤销并阻止几十个地方与省级选举，最后又取消全国大选，根本不像是理想主义民主人士的做法。而且，现在把伊拉克出问题归咎于没有伊拉克代表的著名新保守派人士中，没有一个人支持巴格达和巴士拉街头发出的直接选举呼声。

最初几个月派驻在伊拉克的人当中，很多人认为推迟、削弱民主制度的多项决定和武装反抗的勃兴之间，有着直接的关系。战争爆发后派驻伊拉克的联合国外交官龙恩（Salim Lone）认为，布雷默做出第一个反民主决策是关键时刻。他说：“例如，第一件针对在伊拉克外国人的致命攻击是2003年7月，在美国挑选出第一个领导团体伊拉克统治委员会后，约旦大使馆随即遭到攻击；不久后，联合国的巴格达总部也遭到炸弹攻击，炸死了很多无辜的人……很显然，伊拉克人对这个委员会的组成比例不满，对联合国支持这个委员会不满。”龙恩在这次攻击中，失去了很多朋友和同事。 [11]

对伊拉克的什叶派来说，布雷默取消全国大选是严重的背叛，什叶派是伊拉克最大的族群团体，他们在伊拉克忍辱负重几十年后，一定会主导民选政府。一开始，什叶派只是用大规模和平示威的方式表达反对，例如在巴格达有10万群众游行示威，在巴士拉有3万人示威。他们统一的口号是：“要、要、要选举。不要、不要、不要官派。”伊拉克什叶派地位第二高的教士哈金（Ali Abdel Hakim al-Safi）写了一封信给布什和英国首相布莱尔（Tony Blair）：“我们的主要诉求是通过选举建立宪法性机构，不是通过任命。”他宣称，布雷默的新计划“只不过是以暴易暴”。而且他警告说，如果他们一意孤行，一定会遭到失败。 [12] 布什和布莱尔不为所动，赞扬示威活动是自由开花结果的证据，却强力推动任命后萨达姆时代伊拉克第一任政府的计划。

就在这个关键时刻，萨德尔变成不可忽视的政治力量。什叶派其他主要人士决定参与任命的政府，遵守在绿区里草拟的临时宪法；萨德尔决定脱队，谴责这种程序和宪法没有正当性，而且公开把布雷默比喻为萨达姆。他也开始积极建立曼迪军。很多什叶派教徒在和平抗议失效后，相信如果伊拉克要实现多数统治的民主政治，他们必须用战斗来争取。

如果布什政府信守诺言，迅速把权力交给民选的伊拉克政府，反抗运动的规模会维持在小型、可以控制的状态，不会变成全国性的叛乱。但是信守诺言意味着要牺牲伊拉克战争背后的经济目标，这是主导战争的人绝对不愿见到的事情，因此，伊拉克人对美国否认民主制度产生的暴力反弹，也必须被视为某种意识形态反弹。

身体休克

反抗运动声势日增，占领军以加强休克的战术反击，士兵开始在深夜或凌晨破门而入，拿着手电筒照亮黑暗的屋内，用英语大吼大叫（有些字眼如“去他妈的”、“阿里巴巴”、“本·拉登”大家都听得懂）。女性面对破门而入的陌生人，惊慌的寻找头巾，遮盖头部；男性被强迫戴上头罩，丢上军用卡车，载到监狱和拘留所。占领的头三年半里，估计美军逮捕和拘禁了61500名伊拉克人，采用的方法通常是要“尽量提高逮捕休克”。到2007年春季，还有19000名伊拉克人遭到拘禁。 [13] 到了监狱里，还有更多的休克随之而来，包括一桶一桶冰冷的水；露着牙齿咆哮的德国狼犬；又踢又打；有时候，还用通电的电线电击。

30年前，新自由派圣战已经开始采用这种手法：所谓的破坏分子和恐怖分子嫌疑犯被人从家里抓走，蒙上双眼，戴上头套，送进黑牢，面对酷刑和更可怕的场面。现在为了捍卫在伊拉克建立自由市场模范的希望，圣战计划绕了一大圈，完成整个循环。

刑讯的手段激增不可避免，原因之一是拉姆斯菲尔德决心把军队当成现代的、外包的企业来经营。他规划部队的部署时，不太像是国防部长，反而比较像沃尔玛的副总裁，斤斤计较从工资总额中，多减少一些时薪支出。将领起初要求派出50万部队，他砍成不到20万人，却仍然认为有可以精简的地方。到了最后一分钟，为了满足他内心总裁的意识，又把战斗计划中需要的兵员减少几万人。 [14]

虽然他这种即时供应的部队能够推翻萨达姆，但是要应付布雷默用各种命令创造出来的伊拉克形势，也就是要应付公开反叛的人民、应付伊拉克军警撤出后留下来的巨大缺口，却一点希望都没有。占领军没有足够的人力恢复街头秩序，被迫退而求其次把上街头的人全都关进牢里。历次突袭逮捕的成千上万囚犯送交中情局干员、美军和多数不曾受过训练的私人承包商，由他们进行狠毒的侦讯，找出跟反抗运动有关的信息。

占领初期，绿区招待很多从波兰和俄罗斯来的经济休克治疗专家，现在变成吸引另一种休克专家的磁石，也就是精于镇压反抗运动黑暗艺术的专家。民间安全公司的员工中，有很多参与哥伦比亚、南非与尼泊尔肮脏战争的老兵。根据记者史卡希尔（Jeremy Scahill）的报道，黑水和其他民间安全公司雇用超过700名智利军人派驻伊拉克，其中很多都是特战部队主管，有些人曾经在皮诺切特政权下受训、任职。 [15]

阶位最高的休克专家当中，有一位是2003年5月抵达伊拉克的美军中校史迪尔（James Steele）。史迪尔在中美洲右翼圣战中扮演重要角色，曾经在被指控为萨尔瓦多行刑队的几个陆军营级单位，担任主要的美国顾问。他较近的经历是安然公司副总裁，而且原本是以能源顾问的身份前往伊拉克，但是反抗运动勃兴后，他恢复原来的角色，成为布雷默的首席安全顾问。在他主导下，把五角大楼不愿具名人士所说令人恐惧的“萨尔瓦多方案”，引进伊拉克。 [16]

人权观察组织（Human Right Watch）高级研究员席夫顿（John Sifton）告诉我，伊拉克凌虐犯人的情形和一般形态不同。凌虐通常出现在交战地区，在所谓的战争混沌时期，此时战场一片混乱，毫无规矩。阿富汗的情形就是这样。席夫顿说：“但是伊拉克不同，凌虐一开始就以专业的方式执行，然后情形越变越差，而不是越变越好。”他认定2003年8月底，也就是巴格达沦陷4个月后，是出现转变的时间点，据他说，那时开始传出凌虐的报道。

根据上述时间表，刑讯室里的休克紧接在布雷默推动最具争议性的经济休克后出现。8月底，布雷默持续整个夏天的立法和取消选举行动进入尾声。由于这些行动把更多人赶到反抗阵营里，临时政府只好派出美军破门而入，希望把反抗运动赶出伊拉克，方式是一次逮捕一个入伍年龄的男性。

看看阿布格莱布监狱丑闻后曝光的解密文件，可以清楚看出这种转变的时机。文件可追踪自2003年8月14日，当时伊拉克最高美军总部情报官员庞斯（William Ponce）上尉发了一封电子邮件，给派驻在伊拉克各地的同僚，里面有一段现在已经恶名昭彰的文字：“现在要对这些囚犯毫不留情……因为上校说得很清楚，我们希望这些人崩溃。伤亡人数不断增加，我们必须开始搜集情报，以便保护同袍不再遭到进一步的攻击。”庞斯请大家提供可以用在囚犯身上的侦讯技巧，列在他所谓的“愿望清单”当中。各种响应涌入他的电子信箱，里面包括“低压电击”。 [17]

两周后的8月31日，关塔那摩监狱典狱长米勒（Geoffrey Miller）少将应邀来到伊拉克，从事“恶魔拷问”阿布格莱布监狱的任务。 [18] 再过两周后的9月14日，伊拉克地区最高指挥官桑切斯（Ricardo Sanchez）中将授权下属，根据关塔那摩模式，采用一系列新侦讯程序，包括刻意的羞辱（叫作“摧残尊严与自尊心”）、“利用阿拉伯人怕狗的心理”、意识剥夺（叫作“灯光控制”）、意识超载（吼叫、嘈杂音乐）和“高压姿势”。桑切斯备忘录发出后不久的10月初，有人在阿布格莱布监狱拍下了那些声名狼藉、让美军凌虐囚犯定罪的照片。 [19]

布什团队用震慑或经济休克治疗方法，都不能让伊拉克人休克和服从，现在休克手段变得更个人化，变成利用《库巴克反情报审讯》手册中导致囚犯退化的方式。

最重要的囚犯当中，很多人被送到巴格达国际机场附近的安全区，由军方重案小组和中央情报局管理。这个地方秘密之至，只有持特别通行证的人才能进去，红十字会完全不知道，连高级军官都不准进入。为了保密，这个地方的代号不断改变，从重案20到重案121，再改成6-26，后来又改称重案145。 [20]

囚犯关在小小的一般建筑里，建筑设计成要创造《库巴克》手册中典型的状况，包括完全剥夺意识。建筑分为五个区域：医疗检验区、看来像客厅的“软性房”（给合作的囚犯）、红房区、蓝房区，以及大家极为害怕的黑房区：黑房区里都是小小的牢房，四面都漆成黑色，四个角落都有扬声器。

这个秘密监狱会曝光，完全是因为在那里任职的一位中士化名佩里（Jeff Perry），向人权观察组织揭发这个奇怪地方。比较起来，阿布格莱布监狱像精神病院，警卫没有受过训练，采用的方法大部分是在侦讯过程中自己想出来的；中情局的机场监狱却秩序井然，合乎科学，令人毛骨悚然。根据佩里的描述，侦讯人员想要用“强硬手段”对付住在黑房的囚犯时，会到计算机终端机前，印出列举各种拷问手法的清单。佩里回忆说：“一切都已经替你打点好，包括冷热环境控制、闪光灯、音乐等，还有出任务的狗……你只要看看自己想用什么方法就成了。”侦讯人员列出表格后，就去找上司，请求批准。佩里说：“我从来没有看过哪张表格上没有签名的。”

他和其他侦讯人员开始担心，这样做会违反日内瓦公约禁止“羞辱与降格待遇”的做法，他和另外三位侦讯人员担心，如果自己的做法曝光可能会遭到起诉，于是就去质问上校长官，“告诉他，我们对这种凌虐觉得不安”。这个秘密监狱极有效率，因此不到两小时内，一群军方律师就带着投影片光临监狱，说明为什么囚犯不受日内瓦公约保护，为什么意识剥夺不是凌虐，尽管中情局自己的研究得出的是相反的结论。佩里谈到监狱的反应时间时说：“噢，真的是非常快，看来好像他们已经准备好了，我是说，这两小时的幻灯片展示他们都准备好了。”

伊拉克全国各地还有其他监狱，囚犯同样受到“库巴克”式的意识剥夺手法凌虐，有些监狱甚至让人想起多年前麦吉尔大学的实验。另一位中士谈到位于叙利亚边界附近的加伊姆（al Qaim）、被称为老虎军事基地的监狱，那里关了20到40个囚犯。据这位中士说，囚犯都被遮住眼睛、上手铐脚镣，放进滚烫的金属货柜里24小时：“不准睡觉、不准吃、不准喝。”意识剥夺柜子让犯人顺从后，还用闪光灯和重金属音乐轰炸他们。 [21]

提克里特（Tikrit）特别行动基地也采用类似的方法，只是那里的囚犯关在更小的箱子里：箱子的尺寸是4英尺乘10英尺，深度是20英寸，对成人来说，箱子太小了，不能站、也不能躺下来，让人强烈联想到拉丁美洲南锥国家的那种牢房。囚犯关在如此极端意识隔离的情况，长达一周。至少有一位囚犯也指出，他遭到美国士兵电击，但是士兵都否认； [22] 然而，却有明显但是很少人知道的证据显示，在伊拉克的美军士兵的确采用电击作为凌虐手段。最为人熟知的例子是2004年5月14日，两位海军陆战队员因为一个月前电击一位伊拉克囚犯，遭到判刑。美国民权联盟取得的政府文件指出，一位士兵“用变压器，电击一位伊拉克囚犯……把电线顶着囚犯的肩部”，一直到囚犯受到电击而“跳起舞来”。 [23]

恶名昭彰的阿布格莱布照片公布后，里面有一张照片是一位囚犯带着头套，站在箱子里，两臂垂下电线，这时军方碰到了奇怪的问题：负责调查凌虐囚犯事件的陆军犯罪调查司令部发言人解释说：“我们碰到几位囚犯宣称自己就是照片里的人。”这些囚犯当中，有一位是当过市长的阿里（Haj Ali）。阿里说他也被人戴上头套，站在箱子里，身体缠绕了电线。但是他的说法跟阿布格莱布监狱的警卫不同，警卫宣称这些电线没有通电，阿里却告诉公共电视网：“他们用电力电击我时，我觉得好像眼球都要爆出来了。” [24]

阿里像几千个狱友一样，没有被起诉就从阿布格莱布监狱释放出来，狱方告诉他“抓错人了”，然后把他推上卡车送走。红十字会说，美国军官承认在伊拉克遭到拘留的人当中，70％到90％是被“误逮”。根据阿里的说法，因为美国管理的监狱中出现的这些人为错误，有很多受害者寻求报复。“阿布格莱布是叛乱分子的温床……所有的侮辱和酷刑使他们几乎什么事情都愿意做，谁能怪他们呢？” [25]

很多美国士兵了解也害怕这种反应。第82空降师一位中士说：“也许他原来是好人，噢，因为我们对待他们的关系，他现在变成了坏人。”这位中士曾经派驻费卢杰（Fallujah）郊外的美军基地，也就是自夸为“疯狂杀人营”的部队驻地，守备一座特别凶狠的临时监狱。 [26]

伊拉克人管理的监狱里情况更糟。过去萨达姆总是十分依赖酷刑来维持权力。在后萨达姆时代，如果要酷刑销声匿迹，新政府必须集中力量取缔酷刑。然而，美国却在训练和监督伊拉克新的警察部队时，立下了更低的标准。

2005年1月，人权观察组织发现，在伊拉克人管理、美国监督的监狱和拘留所里，酷刑是“有系统的事情”，包括使用电击。第一装甲骑兵师一份内部报告宣称，伊拉克警察和士兵经常采用“电击和窒息法，以便取得口供”。伊拉克狱卒也采用拉丁美洲拷问法中独一无二的象征：通电的赶牛棒。2006年12月，《纽约时报》报道穆罕默德（Faraj Mahmoud）的案子，说狱卒“把他全身剥光，吊在天花板上，用电击棒电他的生殖器，电得他从墙壁上弹了起来”。 [27]

2005年3月，《纽约时报》杂志记者梅斯（Peter Maass）混入史迪尔训练的一个特警突击队单位，采访萨马拉一处由公共图书馆改建的恐怖监狱。他在里面看到囚犯蒙着双眼，戴着手铐脚镣，有些人遭到痛打，也看到“从桌子侧面滴下来”的血迹。他听到呕吐声，也听到他形容为“可怕的尖叫声，就像疯子或被人逼疯的人发出的尖叫声”。还有清楚听到两声枪响，“从拘留所的里面或后面传来”。 [28]

萨尔瓦多的行刑队恶名昭彰，因为他们不但利用谋杀清除政治犯，也利用谋杀向广大的民众发出恐怖的信息。路边出现手足不全的尸体，等于告诉广大的社区：如果有谁犯了禁忌，可能会变成下一具尸体。遭到拷打的尸体上，经常留下代表行刑队身份的标志，例如曼诺布兰克旅（Mano Blanco Brigade），或梅西米兰诺贺南德兹旅（Maximiliano Hernandez Brigade）。到2005年，这种信息已经变成伊拉克路边常见的景象：囚犯最后一次被见到是在伊拉克内政部有关的特战部队监狱，尸体被人发现时头上有一处弹孔，双手仍然铐在背后，或是脑壳上有电钻钻出来的很多个洞。2005年11月，《洛杉矶时报》报道，巴格达殡仪馆“每周在固定时间会收到几十具尸体，很多尸体的手腕还用警用手铐铐着”。殡仪馆会留下金属手铐，还给警方。 [29]

在伊拉克，也采用比较高科技的方式传达恐怖信息。《正义战胜恐怖主义》（Terrorism in the Grip of Justice ）是很多人看的电视剧集，这部剧集在美国人资助的伊拉克电视网播出，是和萨尔瓦多化的伊拉克特战部队合作摄制的。好几位获释的囚犯说明这部剧集的拍摄方法：在社区扫荡随意抓来的囚犯加以痛打、拷问，还威胁要对他们的家人不利，因此囚犯都愿意承认犯下任何罪行，甚至包括律师后来证明从来没有发生过的罪行。然后电视摄影机出场，记录囚犯“承认”自己犯下叛乱、偷窃、同性恋和欺骗等罪行。伊拉克人每晚在电视上，看着显然遭到刑讯、脸上淤血和浮肿的犯人认罪。萨尔瓦多化的特战部队领袖萨比特（Adnan Thabit）告诉梅斯：“这部剧集对平民有很好的影响。” [30]

新闻界初次提到“萨尔瓦多方案”10个月后，这种做法最为可怕的影响就很清楚了。起初由史迪尔训练的伊拉克特战部队后来归属伊拉克内政部，为内政部工作，梅斯质问内政部在上述图书馆里看到的情形时，内政部坚持说：内政部“不容许本部管理的囚犯遭到任何人权侵害”。但是2005年11月，内政部地牢里找到了173位伊拉克人，有些人遭到极为严重的拷打，以致皮开肉绽，有些人脑壳上有电钻钻过的痕迹，牙齿和脚趾甲被人拔掉。获释的囚犯说，不是每个人都能活着出来，他们列出一张名单，指出有18个人在内政部地牢里被酷刑折磨而死。 [31]

我研究卡梅伦1950年代进行的电击实验时，看到他的同事精神病学家罗威（Fred Lowy）的一份观察报告：“弗洛伊德学派学者发展出极多巧妙的方法，可以一层一层地剥开洋葱，到达问题的核心；卡梅伦希望直接钻进去，根本不理会有多少层，但是我们后来发现，层次全都存在。” [32] 卡梅伦认为，他可以破坏病人的所有层次，重新开始，他梦想创造全新的人格。但是他的病人没有重生，却变得混乱、受伤，甚至崩溃。

伊拉克的休克治疗专家破坏了这些层次，希望找到所谓的空白石板，据以创造新的模范国家。结果他们只找到自己创造的废墟，找到千百万生理和心理受残害的人民：受到萨达姆和战争的破坏，受到自相残杀的破坏。布什阵营的灾难资本家没有把伊拉克清扫得一干二净，只是激怒了伊拉克；他们没有找到历史被清算之后留下的那张白纸，却找到古老的派系战争，每一次攻击，不管是攻击卡巴拉（Karbala）或萨马拉的清真寺、攻击市场、政府部门或是医院，都会引发古老的派系战争和最新的仇杀。国家像人一样，不能用强力的休克归零后再启动，国家只会崩解，不断地崩解。

如此状况当然需要更多的破坏，需要提高破坏的剂量，按住破坏钮更久，造成更多的痛苦，投下更多的炸弹，动用更多的酷刑。前副国务卿阿米塔吉曾经预测，可以轻易地把伊拉克人从一个地方带往另一个地方，后来他断定，真正的问题是美国太软弱。他说：“联军用人道的方式作战，实际上造成了人民更难凝聚的情况，而不是更容易团结。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德国和日本，人民筋疲力尽，深受过去的事情震撼；但是伊拉克的情形正好相反，非常快速地战胜敌军部队，表示伊拉克人民并不像日本人和德国人一样被驯服：美国现在要应付没被吓坏、也没被震倒的伊拉克人民。” [33] 到2007年1月，布什和顾问仍然相信，可以用一次强力的“急速升高震慑”的方式，也就是彻底清除萨德尔军这个“暗中破坏伊拉克政府的癌症”，控制住伊拉克。根据急速升高策略所做的报告，目标是以“成功扫除巴格达中心”为目标，萨德尔的部队转移到萨德尔市（Sadr City）后，还要“用武力彻底扫清这个什叶派的堡垒”。 [34]

1970年代，社团主义圣战兴起时采用的手段，已被法院判决为刻意的种族灭绝，也就是刻意屠杀某一类的人口。伊拉克发生的事情更可怕，不只屠杀整个类别的人口，而是屠杀整个国家；伊拉克正在消失，正在土崩瓦解。就像平常一样，首先消失的是躲在面纱和门户后面的女性，接着是学校里的学童，到2006年为止，三分之二的学童留在家里。接着是专业人员消失，医生、教授、企业家、科学家、药剂师、法官、律师开始消失。从美国侵略伊拉克以来，估计已经有300位伊拉克学者遭到行刑队暗杀，包括好几位系主任；成千上万的学者逃走。医生的情况更糟糕，到2007年2月，估计有2000位医生遭到杀害，有12000位医生逃走。2006年11月，联合国难民总署估计，每天有3000个伊拉克人逃出伊拉克；2007年4月，难民总署指出，有400万伊拉克人，也就是七分之一的伊拉克人被迫离开家园，流离失所，其中只有几百人获准移居美国。 [35]

伊拉克的产业全部崩溃后，唯一欣欣向荣的本土产业是绑架。2006年才过了三个半月，伊拉克就有将近2万人遭到绑架。国际媒体只有在西方人遭到绑架时，才会注意这件事，但是遭到绑架的绝大多数是伊拉克专业人员，他们在上下班途中遭到绑架，他们的家人若不拿出数万美元的赎金，就得到殡仪馆认尸。酷刑也是蓬勃发展的产业，人权团体记录了很多案例，都是伊拉克警察向囚犯家属索取几千美元，交换不再拷打囚犯。 [36] 这是伊拉克本土的灾难资本主义版本。

布什政府选择伊拉克作为阿拉伯世界的模范国家，本意并非如此。美军占领之初，大家兴高采烈谈论干净的白纸和重新开始。然而，过不了多久，追求干净的梦想就恶化成“把萨德尔市或纳杰夫的伊斯兰主义连根拔起”，把费卢杰和拉马迪（Ramadi）的“激进伊斯兰主义癌症”割除，不能清除的东西就用武力扫平。

想在别人的国家建立模范社会，后果就是这样。清除行动事先很少经过计划，碰到住在这块土地的人民拒绝放弃过去，干净白纸的美梦才会演变成它的另一个分身，也就是焦土政策；这时全面创造的美梦变成了全面毁灭的行动。

伊拉克现在淹没在无法预期的暴力中，正是极为乐观的伊拉克战争策划人员创造的结果；在“为新中东建立模范”这种乍看无害、甚至有点乐观的说法中，已经注定了这种命运。伊拉克解体的根源，是因为有个意识形态需要创造一张白纸，在上面写下新故事。创造不出这么干净的白纸时，支持这种意识形态的人开始用爆破和激升剂量，然后再度激升剂量和爆破的方式，希望创造出应许之地。

失败：成功的新面貌

我搭飞机离开巴格达时，每一个座位上都坐满了逃离这场暴乱的外国承包商。当时是2004年4月，费卢杰和纳杰夫都遭到围攻，光是那一星期里，就有1500位承包商员工撤离伊拉克，还有更多人会撤退。同时，我相信，我们看到的是社团主义圣战的第一次全面失败。美国除了没有动用核弹之外，已经用每一种休克武器把伊拉克炸成粉碎，却没有一样东西能够制服这个国家，这场实验显然已经失败。

现在我却不敢这么肯定。从某一方面来看，这个计划的若干部分造成了灾难，布雷默到伊拉克是要建立企业乌托邦，结果伊拉克变成了可怕的反乌托邦，随便去参加一场企业聚会，都可能遭到私刑处决、活活烧死或砍头。根据《纽约时报》的分析，到2007年5月，据报有超过900名承包商人员遭到杀害，“超过12000人在战斗或工作现场受伤”。布雷默花了极多精神吸引的投资人没有出现，汇丰银行没有来，宝洁和通用汽车的合资事业没有成立。新桥策略公司先前吹嘘“一家沃尔玛可以攻占全国”，现在承认“短期内麦当劳不会来开店”。 [37] 柏克德的重建合约没有轻松换成长期经营供水与电力系统的合约。到2006年下半年，整个反马歇尔计划核心的民营化重建工程，几乎全都就地放弃，证明已有某些相当剧烈的政策逆转。

调查伊拉克重建案的美国特别检查总长博文（Stuart Bowen）指出，在某些直接发给伊拉克公司的合约中，执行状况比较有效率，成本也比较低，也能激励伊拉克经济，因为这种合约让伊拉克人能够就业。实际上，资助伊拉克人重建自己的国家，比雇用笨重的跨国公司有效率，因为跨国公司不了解伊拉克，也不懂伊拉克的语言，还要用日薪900美元的佣兵保护自己，而且合约预算的管理费用高达55％。 [38] 在巴格达美国大使馆担任医疗顾问的鲍尔索克斯（Jon C. Bowersox）提出了下列激烈的看法：他说，伊拉克重建的问题在于想要从零开始，重建一切。“我们可以深入其中，完成低成本的复原，而不是想在两年内，彻底改变伊拉克的医疗制度。” [39]

五角大楼出现更激烈的变化。2006年12月，国防部宣布新计划，要提升伊拉克国有工厂的设备和经营，之前布雷默还认为这些工厂是斯大林式的倒退而拒绝供应紧急发电机。现在五角大楼了解，不从约旦和科威特进口水泥和机械零件，可以向日渐衰弱的伊拉克工厂采购，让数以万计的人有工作做，而且可以把营业收入送进工厂四周的社区里。负责伊拉克企业转型的美国国防部副次长布尔克莱（Paul Brinkley）说：“我们更深入研究一些工厂，发现这些工厂跟我们想象的不同，根本不是荒废的苏联时代企业。”而他也承认有些同事开始叫他斯大林主义分子。 [40]

美国在伊拉克战场的最高指挥官希亚雷利（Peter W. Chiarelli）少将解释说：“我们必须让愤怒的年轻人就业……失业率稍微降低，将会大幅降低持续进行的派系杀戮。”他忍不住又补充说：“经过四年我们还不了解这一点，真是令人难以相信……对我来说，这是重大问题，跟作战计划的任何其他部分一样重要。” [41]

这些转变是否代表灾难资本主义的末日？根本不是。等到美国官员终于了解，自己不需要从零开始重建崭新的新国家，知道提供伊拉克人就业机会比较重要，知道让伊拉克工业分享数十亿美元的重建资金比较重要，用来推动重建的所有资金已经花得一干二净。

同时，在这种新凯恩斯主义顿悟的过程当中，伊拉克却遭到历来最严重的趁火打劫行动伤害。2006年12月，由贝克领导的民主共和两党伊拉克研究小组发布大家等待已久的报告，呼吁美国“协助伊拉克领袖，改组国家石油工业，建成商业企业”，而且“鼓励国际社会和国际能源公司投资伊拉克石油部门”。 [42]

白宫漠视伊拉克研究小组的大部分建议，却没有忽略这项建议：布什政府立刻行动，协助伊拉克草拟激进的新石油法，容许壳牌和英国石油之类的公司签署30年合约，可以保留在伊拉克获得的石油利润，金额高达数百亿甚至数千亿美元。在伊拉克这种容易开采石油的国家，这是前所未闻的优惠条件，而且对于95％政府税收来自石油的伊拉克，这样做好比判决伊拉克永远沦入贫穷的噩运。 [43] 这种建议极不受欢迎，连布雷默在占领的第一年里，都不敢这样做。但是现在因为混乱日益严重，这种做法也出现了。石油公司说明为什么这样做有道理，为什么可以把这么高比率的利润汇出伊拉克时，宣称原因是安全受威胁。换句话说，是灾难促成了如此激进的法律。

华盛顿采取行动的时机具有特别深远的意义，华盛顿推动石油法立法时，伊拉克面临有史以来最严重的危机：教派战争造成国家四分五裂，平均每周有1000个伊拉克人遭到杀害。萨达姆刚刚被美国人以邪恶而挑衅的方式处死，同时，布什派出“激增”的军队到伊拉克，根据“比较不受限制”的交战规则作战。对大石油公司来说，这时的伊拉克动荡得太厉害，根本不是从事重大投资的时候，因此新法律对伊拉克朱说没有迫切必要，除非是为了利用混乱时机，逃避公众对伊拉克所面临争议性最大的问题的讨论。很多民选的伊拉克民意代表说，有关方面正在研拟新法律，他们连听都没有听过，也没有被纳入草拟过程中。石油观察团体平台组织（Platform）研究人员穆迪特（Greg Muttitt）说：“我最近参加伊拉克国会议员的聚会，问他们有多少人看过这项法律。20位国会议员当中，只有一位看过。”穆迪特说，如果法律通过，伊拉克“会蒙受重大损失，因为这时伊拉克没有能力达成对己方有利的协议”。 [44]

伊拉克一些主要工会宣称，“石油业民营化是不能跨越的红线”，工会也发表联合声明，谴责这项法律，说这是趁着伊拉克被占领、人民还在努力决定自己未来命运的时机，抢夺伊拉克的“能源库存”。 [45] 2007年2月伊拉克内阁通过的石油法比预期的还要糟糕：对外国公司可以汇出伊拉克的利润金额，没有设立限制；对于多少家外国投资人可以跟伊拉克企业合作，或是雇用伊拉克人在油田工作，也没有特别规定。最可耻的是，新法排除了伊拉克民选的国会议员，让他们在未来的石油合约上没有任何发言权，并且创设了新的机构：联邦油气委员会。根据《纽约时报》的报道，这个委员会要以“国内外石油专家组成的小组”为顾问。换句话说，这个非民选机关在非指定外国人的建议下，对所有和石油有关的事物，拥有最后的决定权，而且可以全权决定伊拉克是否签署合约。事实上，这项法律等于把伊拉克公众拥有的石油储备，也就是伊拉克主要收入来源，豁免民主控制，改由有钱有势的石油独裁机构管理和经营，这一机构将与残破无效率的伊拉克政府共存。 [46]

说这样抢夺资源无耻之至，一点也不夸张。伊拉克恢复部分安定时，石油利润是资助国家重建唯一的希望。趁着国家四分五裂之际，抢夺这种未来的财富，是灾难资本主义最无耻的行为。

伊拉克的混乱还有另一个少有人讨论的后果：混乱拖得愈久，外国势力就变得愈民营化，最后形成作战方式和人道主义灾难处理办法的新模范。

反马歇尔计划核心的激进民营化意识形态，就在这种地方得到丰厚的报酬。布什政府坚决拒绝在伊拉克战争中增加人力，不管是增加部队人力，还是增加受到政府控制的官员人数，这点对布什政府的另一场战争，也就是把美国政府外包的战争，具有一些非常明显的好处。这种圣战虽然不再是布什政府公开宣扬的主题，却仍然是背后的主要动力，而且这场圣战的推动，比布什政府所有比较公开的战斗加总起来成功得多。

因为拉姆斯菲尔德把这场战争设计成即时供应的侵略行动，士兵派去伊拉克只是从事核心战斗任务，而且因为他派兵到伊拉克的第一年，就把国防部和退伍军人事务部的员工裁掉了5万人，民间部门正好填补每一个阶层留下的空缺。 [47] 实际上，这种结构的意义是：伊拉克陷入混乱之际，更复杂的民营化战争工业开始形成，充实只剩下骨架的军队──不论是在伊拉克执行地面任务的军队，还是在美国本土的华特里德医疗中心（Walter Reed Medical Center）治疗士兵的部门。

所有需要增加军队规模的解决方案，都遭到拉姆斯菲尔德坚决拒绝，军方只好设法从其他渠道找到更多士兵，投入战斗任务。民间安全公司因此涌入伊拉克，执行过去由士兵负责的任务，包括提供高层官员的保安、基地警卫以及保护其他承包商。民间保安公司进驻伊拉克后，为了因应乱局，角色范围进一步扩大。黑水公司当初获得的伊拉克合约只是为布雷默提供私人保安，但是美军占领伊拉克一年后，黑水公司已经全面走上街头战斗。2004年4月，纳杰夫的萨德尔起义行动中，黑水公司实际上取得了指挥权，指挥负责战斗任务的美国海军陆战队，跟曼迪军进行长达一天的战斗，杀害了几十个伊拉克人。 [48]

美军开始占领伊拉克时，估计伊拉克有1万名二等兵，已经远远超过第一次海湾战争时的人数。三年后，美国政府统计局的报告发现，从世界各地派驻到伊拉克的二等兵高达4.8万人。佣兵是仅次于美军的最大士兵团体，比盟军其他国家派出的士兵还多。财经新闻说，这种情形叫作“巴格达繁荣”：接受过去人人讨厌的民间影子部门，把这个部门完全纳入美国和英国的作战机器中。黑水公司雇用积极的华盛顿说客，把“佣兵”这个字眼从公共辩论的词汇中删除，也把公司变成彻头彻尾的美国品牌。根据黑水公司总裁普林斯（Erik Prince）的说法：“这点可以回溯到我们公司的铭言：我们为国家安全机制服务，就像联邦快递（FedEx）提供邮政服务一样。” [49]

战场转移到监狱里后，军方极缺受过训练的侦讯人员和阿拉伯语译员，因此不能从新抓到的囚犯口中得到情报。军方迫切需要更多的侦讯人员和译员，就向国防承包商CACI国际公司求助。CACI原来取得的合约中规定，公司在伊拉克的任务是为军方提供信息科技服务，但是合约中跟任务有关的文字很模糊，足以把“信息科技”扩大解释到涵盖侦讯。 [50] 这种弹性是故意的安排：CACI是新一代的承包商，专门担任联邦政府的临时代理机构，公司拿到文字宽松、随时可以变化的合约，并维持大量待命的潜在员工，准备完成可能出现的任何任务。CACI的员工不需要通过严格的训练规定，也不需要像政府员工一样通过安全调查。打电话给CACI，就像订购新的办公室用品一样容易；片刻之内，几十个新侦讯人员就可以抵达伊拉克。 [51]

从混乱中得到最大利益的公司是哈利伯顿。哈利伯顿在美国侵略伊拉克前，就取得一项合约，负责扑灭萨达姆军队撤退时造成的油井大火。然而大火其实没有发生，哈利伯顿的合约就延伸到新的任务：提供伊拉克全国所需要的燃料。这个任务非常巨大，因此“哈利伯顿买光了科威特所有的油罐车，另外还进口了好几百辆”。 [52] 哈利伯顿打着让士兵去执行战斗任务的名号，另外接下几十项军方的传统任务，包括军用车辆与无线电的维修。

随着战争拖延不决，连大家长久以来认为该由军方负责的兵员招募，都迅速变成营利事业。到2006年，信佳集团（Serco）和武器巨擘L3通信公司（L-3 Communications）旗下分部猎头公司，开始为美军招募新兵。很多负责募兵的民间业者从来没有服过役，但是每招募到一名士兵，就会得到奖金，因此有一家公司的发言人吹嘘说：“如果你想吃牛排，你就必须把人送进军队里。” [53] 拉姆斯菲尔德任职国防部长这段时间，军事训练外包的热潮也蒸蒸日上，库比克防卫应用（Cubic Defense Applications）和黑水之类的民间企业，负责用实战训练和战争游戏训练士兵，把士兵带到民间拥有的训练设施，在模拟的村庄里练习挨家挨户的战斗。

拉姆斯菲尔德极为沉迷民营化理念，这已在2001年9月10日的演讲中首度表明；士兵因为受伤或罹患创伤后应激障碍回国时，是由民间医疗公司负责治疗。创伤极为严重的伊拉克战争为这些公司带来了意外横财。其中一家叫做健康网络（Health Net）的公司，2005年在《财富》五百强中排名第七，主因是有很多受伤的士兵从伊拉克回国。另一家叫做IAP全球服务（IAP Worldwide Services Inc.）的公司赢得一项合约，接管华特里德军方医院的很多业务。据说这家医学中心的医疗看护质量严重恶化，主因就是民营化造成超过100位技术高明的联邦员工离职。 [54]

民营公司角色的急剧扩张，就像伊拉克突然实施新石油法一样，没有被当成政策问题，没有经过公开辩论，拉姆斯菲尔德不必和联邦政府员工工会正式决战，也不必跟高级将领激辩。一切都在匆忙间成为既成事实，军方将之描述为使命偏离。战争拖得越久，变得越像是民营化的战争，很快的，这种情形就变成了新的战争方式。危机是促成繁荣的动力，这已是不争的事实。

统计数字清楚说明了严重的企业使命偏离现象。1991年的第一次海湾战争中，每100位士兵，只有1位包商人员。2003年初，美国开始侵占伊拉克时，这个比率已经跳升到每10个士兵，就有1个包商人员。美国占领伊拉克三年后，这个比率升高到每3个人当中有1个包商；不到一年后，美国占领伊拉克进入第四年时，每1.4个美军士兵，就有1位包商人员。但是这个数字只包括直接为美国政府服务的包商人员，不包括联盟其他国家或伊拉克政府的员工，也不包括公司设在科威特和约旦、把工作转包给小承包商的包商工作人员。 [55]

派驻在伊拉克的英国士兵，数量远不如英国民间安全公司派到伊拉克的工作人员，士兵的数量只有民间工作人员的三分之一。布莱尔首相2007年2月宣布，要从伊拉克撤出1600位士兵，新闻界立刻报道说：“公共部门希望‘佣兵’”能够填补士兵留下来的缺口，这些佣兵都是属于直接领取英国政府报酬的公司。同时，美联社估计，在伊拉克的承包商人员大约有12万人，数量几乎和美军数目相同。 [56] 用规模来说，这种民营化战争已经压倒联合国。联合国2006至2007年的维持和平预算为52.5亿美元，只比哈利伯顿在伊拉克索取的合约金额200亿美元的四分之一略多，最新的估计显示，光是佣兵产业，一年的产值就高达40亿美元。 [57]

因此，对伊拉克人和美国纳税人来说，伊拉克重建的确是彻底失败，但对于灾难资本主义体系而言，却绝对不是这样。伊拉克战争的起因之一是“9·11”攻击，但是这场战争代表的意义不只是新经济在暴力中诞生。这一点是拉姆斯菲尔德“转型”计划中的智慧结晶：因为毁灭和重建的每一个层面都外包办理和民营化，开始投掷炸弹、停止投弹以及恢复投弹时，都会创造经济繁荣，形成毁灭和重建、破坏与创造的封闭获利循环。对于哈利伯顿和凯雷集团之类精明而有远见的公司来说，毁灭和重建只是同一家公司不同的部门。 [58] [59]

布什政府采取几种重要却少有人批评的措施，把在伊拉克打造的民营化战争模式制度化，使民营化战争变成外交政策中恒久不变的一环。2006年7月，负责伊拉克重建的总检察长博文发表报告，讨论从多家承包商的失败惨剧中“学到的教训”，断定问题起源于规划不足，要求设立“由承包商人员组成、便于部署的预备队，这种预备队要受过训练，善于在意外作业状况中，快速执行救灾与重建契约”，而且“事先审核由承包商组成、拥有特殊领域重建专门技术的多元化团队”。换句话说，就是成立常设的承包商大军。布什在2007年的国情咨文演说中支持这个构想，宣布创立全新的平民预备队。他说：“这种预备队的运作很像军方的预备队，可以雇用拥有关键技术的平民，在美国需要他们时，执行海外任务，从而减轻军方的负担。这样也会让全美国不穿制服的人民，有机会在我们这个时代决定性的斗争中服务。” [60]

美国占领伊拉克一年半后，国务院设立了新机构“重建暨安定办公室”（Office of Reconstruction and Stabilization）。每一天，该办公室都付钱给民间包商，策划从委内瑞拉到伊朗在内等25个国家的详细重建计划，这些国家可能会因为某种原因，成为美国所主导的毁灭目标。企业和顾问公司根据事前签订的合约，组建团队，做好准备，在灾难爆发时能够立刻采取行动。 [61] 对布什政府而言，这是自然的演变；布什政府宣布有权发动无限制的先发制人攻击毁灭后，又在先发制人重建方面取得先机：准备重建还没有被摧毁的地方。

因此到了最后，伊拉克战争的确创造了一种经济模范，这种经济体不是新保守主义分子炫耀的底格里斯河之虎，而是民营化战争与重建的模范；这种模范很快就变成可以出口的项目。在伊拉克战争前，芝加哥学派圣战的边疆都受到地域的限制，俄罗斯、阿根廷、韩国的案例就是这样。如今无论下一场灾难在哪里爆发，都可以为芝加哥学派圣战打开新天地。

[1] Bertolt Brecht, “The Solution,” Poems, 1913-1956, ed. John Willett and Ralph Manheim (1976, repr. New York: Methuen, 1979), 440.

[2] Sylvia Pfeifer, “Where Majors Fear to Tread,” Sunday Telegraph (London), January 7, 2007.

[3] L. Paul Bremer III, “New Risks in International Business,” Viewpoint, November 2, 2001, was at www.mmc.com, accessed May 26, 2003.

[4] Maxine McKew, “Confessions of an American Hawk,” he Diplomat, October-November 2005.

[5] L. Paul Bremer III, My Year in Iraq: The Struggle to Build a Future of Hope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2006), 93.

[6] Interview with Paul Bremer conducted June 26, 2006, and August 18, 2006, for “The Lost Year in Iraq,” PBS Frontline, October 17, 2006.

[7] 这是“消除复兴党影响力运动”激起极多怒火的原因之一。下级士兵全都失去工作，必须加入复兴党才能在职业生涯中晋升的教师和医生也一样失业。高级复兴党军官以蹂躏人权闻名，临时政府却任用他们维持各个城市的治安。

[8] William Booth and Rajiv Chandrasekaran, “Occupation Forces Halting Elections Throughout Iraq,” Washington Post, June 28, 2003; Michael R. Gordon and Bernard E. Trainor, Cobra IT. The Inside Story of the Invasion and the Occupation of Iraq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2006), 490; William Booth, “In Najaf, New Mayor Is Outsider Viewed with Suspicion,” Washington Post, May 14, 2003.

[9] Ariana Eunjung Cha, “Hope and Confusion Mark Iraq's Democracy Lessons,” Washington Post, November 24, 2003; Booth and Chandrasekaran, “Occupation Forces Halting Elections Throughout Iraq.”

[10] Christopher Foote, William Block, Keith Crane, and Simon Gray, Economic Policy and Prospects in Iraq, Public Policy Discussion Papers, no. 04-1 (Boston: Federal Reserve Bank of Boston, May 4, 2004), 37, www.bosfed.org.

[11] Salim Lone, “Iraq: This Election Is a Sham,”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Paris), January 28, 2005.

[12] “Al-Sistani's Representatives Threaten Demonstrations, Clashes in Iraq,” BBC Monitoring International Reports, report by Lebanese Hezbollah TV Al-Manar, January 16, 2004; Nadia Abou El-Magd, “U.S. Commander Urges Saddam Holdouts to Surrender,” Associated Press, January 16, 2004.

[13] Michael Moss, “Iraq's Legal System Staggers Beneath the Weight of War,” New York Times, December 17, 2006.

[14] Gordon and Trainor, Cobra II, 4, 555; Julian Borger, “Knives Come Out for Rumsfeld as the Generals Fight Back,” Guardian (London), March 31, 2003.

[15] Jeremy Scahill, Blackwater: The Rise of the World 's Most Powerful Mercenary Army (New York: Nation Books, 2007), 199.

[16] Peter Maass, “The Way of the Commandos,” New York Times, May 1, 2005; “Jim Steele Bio,” Premiere Speakers Bureau, www.premierespeakers.com; Michael Hirsh and John Barry, “‘The Salvador Option,’” Newsweek, January 8, 2005.

[17] “Email from Cpt. William Ponce,” PBS Frontline: The Torture Question, August 2003, www.pbs.org; Josh White, “Soldiers’ ‘Wish Lists’ of Detainee Tactics Cited,” Washington Post, April 19, 2005.

[18] Brigadier General Janis Karpinski, commander in charge of Abu Ghraib, says Miller said this to her. Scott Wilson and Sewell Chan, “As Insurgency Grew, So Did Prison Abuse,” Washington Post, May 10, 2004.

[19] One month later, Sanchez sent another memo clarifying and somewhat tempering the earlier memo but creating much confusion in the field about which procedures applied. Ricardo S. Sanchez, Memorandum, Subject: CJTF-7 Interrogation and Counter-Resistance Policy, September 14, 2003, www.aclu.org.

[20] The information in the next three paragraphs is drawn from Human Rights Watch, No Blood, No Foul: Soldiers’ Accounts of Detainee Abuse in Iraq, July 2006, pages 6-14, www.hrw.org.

[21] Ibid., 26, 28.

[22] Richard P. Formica, “Article 15-6 Investigation of CJSOTF-AP and 5th SF Group Detention Operations,” finalized on November 8, 2004, declassified, www.aclu.org.

[23] USMC Alleged Detainee Abuse Cases Since 11 Sep 01, unclassified, July 8, 2004, www.aclu.org.

[24] “Web Magazine Raises Doubts Over a Symbol of Abu Ghraib,” New York Times, March 14, 2006; Interview with Haj Ali, “Few Bad Men?” PBS Now, April 29, 2005.

[25] “Haj Ali's Story,” PBS Now Web site, www.pbs.org; Chris Kraul, “War Funding Feud Has Iraqis Uneasy,” Los Angeles Times, April 28, 2007.

[26] Human Rights Watch, Leadership Failure: Firsthand Accounts of Torture of Iraqi Detainees by the U.S. Army 's 82nd Airborne Division, September 2005, pages 9, 12, www.hrw.org.

[27] Human Rights Watch, he New Iraq? Torture and Ill-Treatment of Detainees in Iraqi Custody, January 2005, pages 2, 4, www.hrw.org; Bradley Graham, “Army Warns Iraqi Forces on Abuse of Detainees,” Washington Post, May 20, 2005; Moss, “Iraq's Legal System Staggers Beneath the Weight of War.”

[28] Maass, “The Way of the Commandos.”

[29] Interview with Allan Nairn, Democracy Now! January 10, 2005, www.democracynow.org; Solomon Moore, “Killings Linked to Shiite Squads in Iraqi Police Force,” Los Angeles Times, November 29, 2005.

[30] Moss, “Iraq's Legal System Staggers Beneath the Weight of War”; Thanassis Cambanis, “Confessions Rivet Iraqis,” Boston Globe, March 18, 2005; Maass, “The Way of the Commandos.”

[31] Ibid; John F. Burns, “Torture Alleged at Ministry Site Outside Baghdad,” New York Times, November 16, 2005; Moore, “Killings Linked to Shiite Squads in Iraqi Police Force.”

[32] Anne Collins, In the Sleep Room: The Story of the CIA Brainwashing Experiments in Canada (Toronto: Lester and Orpen Dennys, 1988), 174.

[33] Maxine McKew, “Confessions of an American Hawk,” he Diplomat, October-November 2005.

[34] Charles Krauthammer, “In Baker's Blunder, a Chance for Bush,” Washington Post, December 15, 2006; Frederick W. Kagan, Choosing Victory: A Plan for Success in Iraq, Phase I Report, January 4, 2007, page 34, www.aei.org.

[35] Dahr Jamail and Ali Al-Fadhily, “Iraq: Schools Crumbling Along with Iraqi Society,” Inter Press Service, December 18, 2006; Charles Crain, “Professor Says Approximately 300 Academics Have Been Assassinated,” USA oday, January 17, 2005; Michael E. O'Hanlon and Jason H. Campbell, Brookings Institution, Iraq Index: Tracking Variables of Reconstruction ＆ Security in Post-Saddam Iraq, February 22, 2007, page 35, www.brookings.edu; Ron Redmond, “Iraq Displacement,” press briefing, Geneva, November 3, 2006, www.unhcr.org; “Iraq's Refugees Must Be Saved from Disaster,” Financial Times (London), April 19, 2007.

[36] “Nearly 20,000 People Kidnapped in Iraq This Year: Survey,” Agence France-Presse, April 19, 2006; Human Rights Watch, he New Iraq? 32, 54, www.hrw.org.

[37] HSBC was originally supposed to open branches across Iraq. Instead it bought a 79 percent stake in Iraq's Dar es-Salaam bank. John M. Broder and James Risen, “Contractor Deaths in Iraq Soar to Record,” New York Times, May 19, 2007; Paul Richter, “New Iraq Not Tempting to Corporations,” Los Angeles Times, July 1, 2004; Yochi J. Dreazen, “An Iraqi's Western Dream,” Wall Street Journal, March 14, 2005; “Syria and Iraq: Unbanked and Unstable,” Euromoney, September 2006; Ariana Eunjung Cha and Jackie Spinner, “U.S. Companies Put Little Capital into Iraq,” Washington Post, May 15, 2004.

[38] Andy Mosher and Griff Witte, “Much Undone in Rebuilding Iraq, Audit Says,” Washington Post, August 2, 2006; Julian Borger, “Brutal Killing of Americans in Iraq Raises Questions over Security Firms,” Guardian (London), April 2, 2004; Office of the Special Inspector General for Iraq Reconstruction, Review of Administrative Task Orders for Iraq Reconstruction Contracts, October 23, 2006, page 11, www.sigir.mil.

[39] Griff Witte, “Despite Billions Spent, Rebuilding Incomplete,” Washington Post, November 12, 2006.

[40] Aqeel Hussein and Colin Freeman, “US to Reopen Iraq's Factories in $10m U-turn,” Sunday Telegraph (London), January 29, 2007.

[41] Josh White and Griff Witte, “To Stem Iraqi Violence, U.S. Looks to Factories,” Washington Post, December 12, 2006.

[42] James A. Baker III, Lee H. Hamilton, Lawrence S. Eagleburger, et al., Iraq Study Group Report, December 2006, page 57, www.usip.org.

[43] Pfeifer, “Where Majors Fear to Tread.”

[44] “Iraq's Refugee Crisis Is Nearing Catastrophe,” Financial Times (London), February 8, 2007; Joshua Gallu, “Will Iraq's Oil Blessing Become a Curse?” Der Spiegel, December 22, 2006; Danny Fortson, Andrew Murray-Watson and Tim Webb, “Future of Iraq: The Spoils of War,” Independent (London), January 7, 2007.

[45] Iraqi Labor Union Leadership, “Iraqi Trade Union Statement on the Oil Law,” December 10-14, 2006, www.carbonweb.org.

[46] Edward Wong, “Iraqi Cabinet Approves Draft of Oil Law,” New York Times, February 26, 2007.

[47] Steven L. Schooner, “Contractor Atrocities at Abu Ghraib: Compromised Accountability in a Streamlined Outsourced Government,” Stanford Law ＆ Policy Review 16, no. 2 (2005): 552.

[48] Jeremy Scahill, Blackwater: The Rise of the World 's Most Powerful Mercenary Army (New York: Nation Books, 2007), 123.

[49] Jim Krane, “A Private Army Grows Around the U.S. Mission in Iraq and Around the World,” Associated Press, October 30, 2003; Jeremy Scahill, “Mercenary Jackpot,” he Nation, August 28, 2006; Jeremy Scahill, “Exile on K Street,” he Nation, February 20, 2006; Mark Hemingway, “Warriors for Hire,” Weekly Standard, December 18, 2006.

[50] Griff Witte, “Contractors Were Poorly Monitored, GAO Says,” Washington Post, April 30, 2005.

[51] 问题在于几乎没有人监督承包商的作业。美军执行调查阿布格莱布监狱丑闻的报告断定，美国甚至没有派出政府官员到伊拉克，负责监督侦讯人员，更没有派人到阿布格莱布监狱里，因此“很难有效进行合约的管理”。撰写这篇报告的陆军上将费伊（George Fay）断定，政府的“侦讯人员、分析师和领导者没有做好准备，不能应付合约侦讯人员充斥的现象，也没有受过训练，不能管理、控制和惩罚这些人员。情形很清楚，阿布格莱布监狱里，没有适当监督合约表现的可靠做法”。

[52] T. Christian Miller, Blood Money: Wasted Billions, Lost Lives, and Corporate Greed in Iraq (New York: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2006), 87. FOOTNOTE: George R. Fay, AR 15-6 Investigation of the Abu Ghraib Detention Facility and 20Sth Military Intelligence Brigade, pages 19, 50, 52, www4.army.mil.

[53] Renae Merle, “Army Tries Private Pitch for Recruits,” Washington Post, September 6, 2006.

[54] Andrew Taylor, “Defense Contractor CEOs See Pay Double Since 9/11 Attacks,” Associated Press, August 29, 2006; Steve Vogel and Renae Merle, “Privatized Walter Reed Workforce Gets Scrutiny,” Washington Post, March 10, 2007; Donna Borak, “Walter Reed Deal Hindered by Disputes,” Associated Press, March 19, 2007.

[55] According to Thomas Ricks, “When the U.S. troop level was about 150,000, and the allied troop contributions totaled 25,000, there were about 60,000 additional civilian contractors supporting the effort.” That means there were 175,000 coalition soldiers to 60,000 contractors, a ratio of 1 contractor to every 2.9 soldiers. Nelson D. Schwartz, “The Pentagon's Private Army,” Fortune, March 17, 2003; Thomas E. Ricks, Fiasco: he American Military Adventure in Iraq (New York: Penguin, 2006), 37; Renae Merle, “Census Counts 100,000 Contractors in Iraq,” Washington Post, December 5, 2006.

[56] Ian Bruce, “Soldier of Fortune Deaths Go Missing in Iraq,” Herald (Glasgow), January 13, 2007; Brian Brady, “Mercenaries to Fill Iraq Troop Gap,” Scotland on Sunday (Edinburgh), February 25, 2007; Michelle Roberts, “Iraq War Exacts Toll on Contractors,” Associated Press, February 24, 2007.

[57] United Nations Department of Public Information, “Background Note: 31 December 2006,” United Nations Peacekeeping Operations, www.un.org; James Glanz and Floyd Norris, “Report Says Iraq Contractor Is Hiding Data from U.S.,” New York imes, October 28, 2006; Brady, “Mercenaries to Fill Iraq Troop Gap.”

[58] 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往这个方向进一步发展，根据《金融时报》报道，该公司从2007年初起，开始“在年营业额一兆美元的健保市场并购企业”，也吃下工程巨擘太平洋建筑工程公司（Pacific Architects and Engineers）。这波并购热潮代表灾难资本主义复合体中病态垂直整合的新时代，洛克希德占住优势地位，不但可以从制造武器和战斗机中获利，也可以从重建武器所摧毁的地方中获利，甚至可以靠着治疗自己武器伤害的人而得到好处。

[59] FOOTNOTE: James Boxell, “Man of Arms Explores New Areas of Combat,” Financial Times (London), March 11, 2007.

[60] Special Inspector General for Iraq Reconstruction, Iraq Reconstruction: Lessons in Contracting and Procurement, July 2006, pages 98-99, www.sigir.mil; George W. Bush, State of the Union Address, Washington, DC, January 23, 2007.

[61] Guy Dinmore, “US Prepares List of Unstable Nations,” Financial Times (London), March 29, 2005.

第七篇
移动的绿区
缓冲区与防爆墙

因为你能够重新开始，基本上，你可以获得领先优势，这是很大的优势。你有这种机会是特权，因为其他地方没有这种制度，或是受到有一两百年历史的制度拖累。从某方面来说，阿富汗可以用最好的构想和最好的技术知识重新开始，的确是阿富汗的优势。

——美国财政部长奥尼尔（Paul O’Neill）

在美军攻占喀布尔后的演说，2002年11月

第19章
净滩
“第二次大海啸”

像巨型推土机一样的海啸铲平了海岸线，为开发商带来梦想不到的机会，而他们也已经迅速行动起来。

──麦当斯（Seth Mydans），

《国际先驱论坛报》，2005年3月10日 [1]

日出时我走到海滩上，希望在渔民驾船驶向墨绿色的大海、开始一天的作业前，能够碰到几个。那是2005年7月，海滩上几乎空无一物，但是还有几艘手工油漆的木筏，其中一艘木筏旁边有一个小家庭，正在做出海前的准备。40岁的罗杰穿着无袖上衣，裹着纱笼，坐在沙子上面，跟20岁的儿子伊凡一起缝补纠缠不清的红色渔网。罗杰的太太珍妮塔绕着小船，手里拿着一小罐冒烟的香，摇来摇去，她解释这种仪式是“为了祈求好运与平安”。

不久前，这处海滩和斯里兰卡海岸沿线几十个这样的海滩一样，还是紧急救援任务的现场，因为这里经历了近年最具毁灭性的天灾；2004年12月26日的大海啸，夺走25万人的性命，250万人无家可归。 [2] 我在大海啸发生之后六个月，来到受害最严重的斯里兰卡，希望看看这里的重建和伊拉克的重建有什么异同。

和我同行的旅伴库马里（Kumari）是来自科伦坡的一个行动主义者，曾经参与救难和重建工作，她同意在我采访受到大海啸侵袭的地区时，担任我的导游和翻译。我们的旅程从阿鲁加姆湾（Arugam Bay）开始，这里是斯里兰卡岛东海岸的一座渔村，也是没落的度假村，政府重建小组把这里当成“美好重建”计划的橱窗。

我们在此遇见罗杰，没过多久他就提出十分不同的说法。他说这个计划是“把渔民从海滩上赶走的计划”，而且这个大规模驱赶人民的计划，远在大海啸来袭之前就已定案，但是大海啸像极多其他灾难一样，被人利用来推动十分不受欢迎的计划。罗杰告诉我们，15年来，他和家人都在阿鲁加姆湾上的茅屋里度过捕鱼季节，离这里没多远。他们和几十户其他渔民家庭一样，把船放在茅屋旁边，把捕获的鱼放在芭蕉叶上，在柔细的白沙上晒干。他们和观光客相处愉快，其中大部分是澳大利亚和欧洲来的冲浪客，住在海滩附近的旅舍，屋前挂着破旧的吊床，卡在棕榈树上的喇叭传出伦敦的俱乐部音乐。餐厅购买刚下船的鱼货，渔民们用多彩多姿的传统生活方式，为最能吃苦耐劳的旅客提供他们所追寻的真实风土民情。

长久以来，阿鲁加姆湾的旅馆和渔民之间没有什么特别的冲突，原因之一是斯里兰卡内战不断，没有哪种产业能够成长壮大。斯里兰卡东海岸曾经爆发过一些最惨烈的战斗，因为北部的泰米尔猛虎解放组织（Liberation Tigers of Tamil Eelam）和科伦坡的斯里兰卡中央政府，都宣称拥有东海岸，却从来没有完全控制过这个地方。要到阿鲁加姆湾，必须穿越迷宫一样的检查哨，冒着陷在枪林弹雨或碰到自杀炸弹攻击的危险（据说泰米尔猛虎发明了会爆炸的自杀腰带）。所有导览书籍都包含严正警告，劝大家避开斯里兰卡动荡不安的东海岸，这里的浪头非常适于冲浪，但是只有最坚定的冲浪客，才会不辞辛苦来到这里。

2002年2月，科伦坡和泰米尔猛虎签署了停火协议，突破上述僵局。停火不完全等于和平，比较像军事行动中依然紧绷的暂停期间，偶尔会穿插爆炸案或暗杀案。虽然情势这么不稳定，但是道路一开通，旅游书籍就开始把东海岸捧成下一个普吉岛，是冲浪胜地，拥有美丽的海滩、稀奇古怪的旅馆、芳香扑鼻的美食、满月时刻举行的舞会……孤独星球（Lonely Planet）宣扬这里是“举行派对的热门地点”。 [3] 阿鲁加姆湾成了行动中心，同时，检查哨的开放表示全国各地的渔民，可以大批回到包括阿鲁加姆湾在内这片最多产的东岸水域。

海滩开始变得拥挤，阿鲁加姆湾被划为渔港，但是当地旅馆老板开始抱怨，说茅屋阻挡了旅馆的视线，晒鱼的臭味让旅馆的房客作呕（一位荷兰移民来的旅馆老板告诉我，“的确有气味污染这回事”）。有些旅馆主人开始游说当地政府，要求把渔船和茅屋迁移到另一个海湾，外国人较少的地方。村民开始反弹，指出他们在这块土地上住了好几代，阿鲁加姆湾不只是渔港而已，也是渔民的淡水和电力来源，是渔民子女上学和买主购买海产品的地方。

海啸来袭前六个月，冲突几乎就要爆发，某天半夜海滩上烧起了一场无名火，24栋渔民居住的茅屋烧成灰烬。罗杰告诉我，他和家人“失去了一切，所有的财物、渔网和绳索”。库马里和我跟阿鲁加姆湾很多位渔民谈话，所有渔民都坚称这是人为纵火，他们把矛头指向摆明了要把海滩据为己有的旅馆老板。

如果火灾真正的用意是要吓走渔民，结果却适得其反；渔民留在家园的决心变得比以前更坚定，失去茅屋的渔民很快重建家园。

海啸来袭，做到了火灾做不到的事情，把海滩清理得一干二净，所有脆弱的建筑都被冲走，每艘小船、每一栋渔民茅屋、每一栋游客小屋和平房，全都一样。这个社区的人口只有4000，大约有350人罹难，大部分都是像罗杰、伊凡和珍妮塔一样靠海讨生活的人。 [4] 然而，在垃圾和尸体底下，留着旅游业梦寐以求的东西，也就是原始的海滩、清除掉所有人为障碍的度假胜地。整个海岸都一样：一旦垃圾清除，剩下的就是乐土。

紧急状况消退，渔民重回旧地，迎面而来的警察禁止他们重建。“这是新规定”，他们得知海滩上不准盖房子，一切至少必须离高水位线200米。大部分人愿意在离水比较远的地方盖房子，但是那里没有土地，因此渔民无处可去。不只阿鲁加姆湾设置了“缓冲带”，整个东海岸都一样，海滩变成了禁地。

海啸大约夺走了3.5万名斯里兰卡人的性命，造成将近100万人无家可归，像罗杰一样驾着小船捕鱼的人，占受害者的80％；在某些地区，这种比率接近98％。数十万人为了得到食物配给和少少的救灾津贴而搬离海滩，住进内陆的临时收容所。很多收容所都是铁皮盖的狭长丑陋棚屋，热气无法宣泄，热得令人难以忍受，因此很多人抛弃棚屋，在外露宿。久而久之，收容所变成又脏又乱、疾病丛生的地方，还有面貌凶恶、挥舞着枪械的士兵来回巡逻。

政府的表面文章说，缓冲带是安全措施，意在防止另一次海啸来袭时再度爆发惨剧。表面上，这种说法有道理，但是其中有一个明显的问题：上述规定不适用于旅游业。政府反而鼓励旅馆，在以前渔民生活和捕鱼的宝贵海滩上扩建。度假村不受缓冲带规则的限制，纷纷落成；不管建筑多么精美或是多么接近海边，只要把工程归类为“修理”，就可以完全不受限制。因此在整个阿鲁加姆湾的海滩上，都有建筑工人忙着盖房子。罗杰忍不住要问：“游客难道不怕海啸吗？”

对罗杰和其他渔民来说，缓冲带看起来只不过是借口，让政府可以做海啸来袭前想做的事情，把渔民驱离海滩。渔民过去从海中捕获的鱼类足以养家活口，但是对世界银行之类机构计算的经济成长没有贡献，而且渔民原来盖茅屋的土地，显然有获利更高的用途。我抵达后不久，一份名叫“阿鲁加姆湾资源开发计划”的文件流入新闻界手中，证实了渔民社区最担心的事情。联邦政府已经委托一群国际顾问公司，研究阿鲁加姆湾重建蓝图，结果就是上述重建方式。虽然海啸摧毁了海滩上的房屋，整个小镇大致上还安然无恙，开发计划却要把阿鲁加姆湾夷为平地，重新大兴土木，把拥有嬉皮魅力的滨海小村变成高级的“精品旅游胜地”，变成拥有五星级度假村、一晚300美元的豪华生态旅游农舍、水上飞机码头还有直升机起降场。这份报告主张把阿鲁加姆湾当成模范，让附近30个新“旅游区”学习，把过去战乱频仍的斯里兰卡东海岸，变成南亚的里维拉（Riviera，编按：墨维拉地中海沿岸区域，观光胜地）。 [5]

艺术家画的透视图和建筑蓝图中，看不到大海啸受难者，看不到过去住在海滩上几百户渔民家庭。这份报告说明要把村民迁移到比较适合的地方，迁移到好几公里之外、远离海洋的地方。更糟糕的是，这个耗资8000万美元的再开发计划所用的资金，是以协助海啸受难者名义募集到的善款。

在大海啸后激发起前所未有的国际捐助的，就是这些渔民家庭哀哀痛哭的脸孔，就是泰国和印度尼西亚其他渔民悲伤的脸孔：堆积在清真寺里的尸体是他们的亲属，哭着辨认淹死婴儿的是他们的母亲，被大海卷走的是他们的子女。但是对阿鲁加姆湾这样的社区来说，所谓“重建”，不过是刻意摧毁他们的文化和生活方式，窃取他们的土地。就像库马里说的一样，整个重建过程会造成“受害者再度受害，遭到剥削的人继续遭到剥削”。

重建计划的曝光引发了全国性的怒火，阿鲁加姆湾居民的愤恨更是无以复加。我们一到当地，库马里和我就碰到几百个示威人士组成的团体，他们穿着五颜六色的沙丽、纱笼，带着希贾布面纱或头巾（hijab），穿着人字拖。他们在海滩上聚集，正要开始示威游行，从旅馆前走到地方政府所在地的婆图维尔市（Pottuvil）抗议。

群众走到旅馆去时，一位穿着白色T恤、拿着红色麦克风的年轻人领导示威群众，进行一问一答的抗议。年轻人高喊：“我们不要、我们不要……”群众就大喊：“观光旅馆！”接着年轻人大叫：“白人……”群众就高喊：“滚出去！”（库马里很不好意思地把泰米尔语翻译给我听。）另一位肤色经过日晒浪打的年轻人接下麦克风，高声喊着：“我们要、我们要……”群众的回答跟着传出：“还我土地！”“还我家园！”“还我渔港！”“还我捐款！”年轻人又喊着：“饥荒、饥荒！”群众回答：“渔民面临饥荒！”

到了区政府大门前，游行领袖谴责他们选出的代表背信忘义、贪污腐败，把捐给渔民的钱拿去“买女儿的嫁妆和太太的珠宝”。群众谈到区政府优待僧伽罗人（Sinhalese），歧视穆斯林，谈到“外国人从我们的痛苦中获利”。

他们的怒吼似乎不会产生什么效果。我在科伦坡跟斯里兰卡旅游局长柯莱赛文（Seenivasagam Kalaiselvam）谈话，柯莱赛文是中年官僚，有一个坏习惯，喜欢提到政府当局花了几百万美元打造的“品牌性格”（brand personality profile）。我问他，阿鲁加姆湾之类地方的渔民会有什么命运。他往藤椅的椅背一靠，解释说：“过去海岸地带有很多不合法、没有依据观光计划兴建的建筑。海啸过后，旅游业碰到的好处是大部分非法建筑都受到海啸影响，全都消失了。”他解释说，如果渔民回来重建，“我们会被迫再度拆除……海滩会保持干净”。

开始时不是这样。大海啸来袭几天后，库马里第一次来到东海岸时，还没有半个官方援救人员到达现场，也就是说每个人都是救难人员、医疗人员和挖掘坟墓的人。分裂这个地区的种族障碍突然消失。她回忆说，穆斯林们跑到泰米尔人那边，帮忙埋葬死者，泰米尔人跑到穆斯林这边吃饭、喝水。斯里兰卡内陆每个家庭每天送来两个午餐餐包，餐包十分珍贵，因为内陆居民都很穷。这样做不是要求回报，只是觉得“我必须协助邻居，我们必须协助兄弟姐妹、女儿和母亲，就是这样而已”。

全国各地掀起类似的跨文化救援，泰米尔青少年从田里开来拖拉机，协助寻找尸体，基督徒儿童捐出学生制服，以便改成穆斯林葬礼中的白色寿衣，印度教妇女也捐出白色的沙丽。似乎海啸的潮水和瓦砾都具有让人谦卑的极大力量，除了摧毁房子、冲垮道路之外，也洗刷了难以化解的仇恨、血腥的世仇和上次谁杀了谁的记录。库马里跟和平团体合作多年，希望跨越各种鸿沟，却无法达到目标，看到大家用光辉的人性应付这么惨烈的悲剧，的确让他感动极了。斯里兰卡人在国家遭逢最大压力时，没有无休无止地讨论和平，而是在行动中发挥着和平精神。

看来斯里兰卡也可以靠着国际协助，完成重建工程；起初协助不是来自反应迟钝的各国政府，而是来自在电视上看到惨祸的个人：欧洲学童举办糕饼义卖和搜集瓶罐义卖，音乐家举办众星云集的音乐会，宗教团体搜集衣服、毛毯和捐款。然后各国公民要求本国政府比照他们的善心，提供官方协助，六个月内，全世界募集了130亿美元的善款，刷新了世界纪录。 [6]

最初几个月里，重建资金大都送到需要的人手中：NGO组织和援助机构带来紧急食物、饮水、帐篷和带有倾斜屋顶的临时住宅；富国派出医疗队，发送物资；各地出现收容所，让大家等待永久住宅兴建时，有一个临时遮风避雨的地方可以住。捐款的确足以盖好这种住宅，但是六个月后我到斯里兰卡时，进度完全停顿，几乎没有一栋永久住宅盖好；临时收容所开始看起来不像应急避难所，更像无可救药的贫民区。

援助人员指责斯里兰卡政府在每一个重要环节都设立了障碍：首先宣布缓冲带，接着拒绝另外提供住宅用地，然后委托外国专家进行无数的研究、写出宏伟的计划。官僚争辩不休之际，大海啸的幸存者在闷热的内陆收容所里苦苦等待，靠着粮食配给过活，他们离海岸太远，不能重新开始捕鱼。大家经常把重建延误归咎于繁文缛节和管理不善，事实上，其中牵涉了极为庞大的利益。

海啸前废弃的计划

早在海啸来袭前两年，改造斯里兰卡的宏伟计划就已经定案。内战结束后计划便已展开，又是那几个玩家要来搅局，规划把斯里兰卡纳入世界经济，最主要的角色是美国国际开发总署、世界银行和世界银行的分支亚洲开发银行。大家达成共识，认定斯里兰卡最大的竞争优势在于长期受到战争影响，变成少数还没有受到时髦全球化运动殖民的最后国度。以斯里兰卡这么小的国家来说，保存下来的野生动物相当多，包括豹子、猴子和几千只野生大象；海滩上看不到高楼大厦，山区点缀着很多印度教、佛教和伊斯兰教的庙宇及圣地。美国国际开发总署说，最棒的是“一切都包含在像西弗吉尼亚州一样大小的地方”。 [7]

根据这个计划，为游击队提供绝佳掩护的斯里兰卡丛林要开放，接纳喜欢冒险的生态旅客，让他们骑着大象，像在哥斯达黎加一样，在树荫下像泰山一样荡来荡去。共同造成极多血腥事件的各种宗教可以加以改造，滋养西方游客的心灵需求：和尚可以经营禅修中心，印度教妇女可以在旅馆表演多彩多姿的舞蹈，阿育吠陀医学诊所可以减轻酸痛。

总之，亚洲其他国家可以继续保留血汗工厂、电话服务中心和狂热的股市；各国产业巨子需要地方恢复元气时，斯里兰卡会欢迎他们过来。正因为在其他毫无管制的资本主义前哨国家创造了惊人的财富，如果想要享受豪华与荒野、冒险与贴心服务结合的完美体验，钱不是问题。外国顾问相信，斯里兰卡的未来要靠安缦酒店（Aman Resorts）之类的连锁度假村；安缦酒店最近才在斯里兰卡南部海岸开设了两处极为漂亮的度假村，房间一晚要800美元，每一个套房都有可以跳水的游泳池。

美国政府极为看好斯里兰卡成为高级旅游胜地的潜力，也极为看好斯里兰卡为连锁度假村和旅游业者带来的所有商机，因此美国国际开发总署推动计划，把斯里兰卡旅游业组织起来，成为强而有力、华府说客式的游说团体。斯里兰卡推广观光的预算从每年不到50万美元，增加到大约1000万美元，也是国际开发总署的功劳。 [8] 同时，美国大使馆推动具有前瞻性的“竞争力计划”，目标是要促进美国在斯里兰卡的经济利益。这一计划的主管，满头白发的经济学家韦骏贤（John Varley）告诉我，他认为斯里兰卡旅游局谈到要在2010年前，每年吸引100万个旅客，眼界太小，“我个人认为，他们可以吸引此数两倍的旅客”。在斯里兰卡主持世界银行业务的英国人哈罗德（Peter Harrold）告诉我：“我一直认为，拿印度尼西亚的巴厘岛来比拟最适当。”

毫无疑问，高级旅游业是可靠的成长市场，以每晚房价平均405美元的豪华旅馆来说，2001到2005年间，总收入增加70％，表现相当优异，尤其是这段时间涵盖了“9·11”后的衰退、伊拉克战争和燃料成本的飞跃上涨。从很多方面来看，旅游业惊人成长，是芝加哥学派经济学普遍胜利所造成极端不平衡的副产品。现在不管整体经济状况如何，都有大量新发迹的千万富翁和亿万富翁组成精英阶层，华尔街把这个阶层视为“超级消费者”，能够独力创造消费需求。花旗集团旗下美邦银行（Smith Barney）全球股票策略部门主管柯布尔（Ajay Kapur），一直鼓励客户投资他所说的一篮子“富豪股”，包括宝格丽（Bulgari）、保时捷（Porsche）、四季大饭店（Four Seasons）和苏富比（Sotheby）等公司。“我们相信，富豪经济会继续发展，所得失衡将继续扩大，富豪股应该一直会有很好的表现。” [9]

但是在斯里兰卡完成使命、成为富豪企业的游戏场前，还有不少地方需要快速大幅改善。首先，要吸引顶尖的度假村经营者，政府必须降低私有土地所有权的障碍（斯里兰卡大约80％的土地属于国有）。 [10] 斯里兰卡需要比较“有弹性”的劳动法律，让投资人可以为度假村找到足够的员工。斯里兰卡也需要推动基础建设现代化，兴建公路、精美的机场，改善供水与电力系统。然而，斯里兰卡过去因为购买武器而债台高筑，政府无法独力推动建设快速升级，只能寻求常见的交易，就是同意开放经济，推动民营化与公私合营，换取世界银行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贷款。

所有这些计划和条件都清楚记录在斯里兰卡重建计划中。世界银行批准的这个休克治疗计划在2003年初定案，本地的主要支持者是名叫迪塔维拉（Mano Tittawella）的斯里兰卡政客兼实业家，他的外表和意识形态都非常像前美国众议院议长金里奇（Newt Gingrich）。 [11]

斯里兰卡重建计划像所有休克治疗计划一样，以推动快速经济成长为名，要求大家做很多的牺牲。几百万人必须离开传统乡村，交出海滩，接待游客，交出土地，以便兴建度假村和公路。能够存活下来的渔业，要由以深水港为基地的大型企业化拖网渔船主导，不是从海滩推下海的木制小船。 [12] 斯里兰卡当然也会像从布宜诺斯艾利斯到巴格达的类似例子一样，国营公司会大量裁员，各种劳务的价格要提高。

拥护这个计划的人碰到一个问题，很多斯里兰卡人根本不相信值得做出这种牺牲。这时是2003年，对全球化过分乐观的信心早已消失，经历过惨痛的亚洲经济危机后更是如此。战争的后遗症也是障碍，几万斯里兰卡人在“建国”、“家园”和“领土”的号召下，牺牲了性命。现在和平终于来临，政府却要求最贫穷的国民放弃少得可怜的土地和财产，放弃菜园、简陋的房子和小船，好让万豪酒店（Marriott）或希尔顿大饭店（Hilton）兴建高尔夫球场（村民可以到科伦坡去当街头小贩）。看起来就是一桩差劲的交易，斯里兰卡人也发出不平之鸣。

斯里兰卡人起初用一波强硬的罢工和街头抗议，反对斯里兰卡重建计划，然后在选举中果断拒绝这个计划。2004年4月，斯里兰卡人抗拒所有外国专家和他们本地合作伙伴的属意，投票选出中间偏左派系和自封为马克思主义分子、誓言要废弃整个斯里兰卡重建计划的派系，组成联合政府。 [13] 当时还没有推动包括自来水和供电在内的中央民营化计划，兴建公路的计划也在法院里遭到挑战。对于梦想建设富豪乐园的人来说，这是重大的挫败；2004年原本是对投资人友善的民营化新斯里兰卡元年，现在所有算计都落空了。

这场重大选举之后八个月，大海啸来袭。感叹斯里兰卡重建计划寿终正寝的人立刻意识到大海啸的意义，新任的政府必须向外国借贷几十亿美元，重建在海啸中遭到摧毁的住宅、道路、学校和铁路；外国债权人很清楚，面临毁灭性的危机时，连最坚决的经济民族主义分子都会突然变得很有弹性。至于态度比较强硬的农民和渔民，过去设置路障、发动大规模示威、破坏外国人先前开发土地的村民，噢，此刻这些斯里兰卡人有别的事要忙。

海啸后的第二次机会

科伦坡的民族主义政府立刻行动，向控制援助资金的富国，证明斯里兰卡政府准备放弃过去的立场。总统库马拉通加（Chandrika Kumaratunga）原本靠着公开反对民营化的政见当选，现在她宣称，对她来说，大海啸是一种宗教顿悟，帮她看到自由市场的希望。她到受大海啸摧残的海岸视察，站在瓦砾堆中宣布：“我们国家有幸拥有这么多天然资源，却没有充分利用……大自然一定认为‘够了、够了’，而且从所有层面痛击我们，给我们一个教训，要我们团结合作。” [14] 真是一个新颖的说法，大海啸是上天的惩罚，惩罚斯里兰卡没有把海滩和森林全部出卖。

忏悔仪式立刻开始，大海啸侵袭后才四天，政府完成了一项立法，为公民强力反对多年的供水系统民营化奠定基础。现在整个国家还泡在海水里，死人还没有埋葬，当然很少人知道发生了这回事，时机非常像伊拉克通过新石油法一样，政府也选择这种极为艰难的时刻，提高汽油价格，让生活变得更艰难：这个举动意在向贷款国家发出明确的信息，说明科伦坡政府在财政上负责的态度；科伦坡也开始拟定法案，计划分拆国家电力公司，开放民间经营。 [15]

代表小渔船业主的斯里兰卡国家渔业团结运动（National Fisheries Solidarity Movement）领袖库马拉（Herman Kumara）指出，重建是企业全球化的第二次大海啸。他认为，这样做是趁着小渔民受到最大伤害、最脆弱的时候，刻意剥削小渔民，就像战争之后的掠夺一样，因此第二次的海啸在第一次海啸之后急速来袭。他告诉我：“大家过去激烈反对这种政策，但是现在他们在难民营里饿得发昏，只想到明天要怎么活下去；他们没有地方睡觉，没有地方可去，丧失了收入来源，不知道将来要靠什么维生。政府在如此情况下推动这个计划，大家复原后会发现政府曾经决定的事情，但是到那时伤害已经造成。”

华盛顿的贷款机构能够利用这次海啸快速行动，正是因为他们以前做过极为类似的事情；后海啸灾难资本主义的彩排，在米奇飓风（Hurricane Mitch）过后的一次很少有人评估的事件中已经进行过。

1998年10月，米奇在中美洲滞留了整整一个星期，横扫洪都拉斯、危地马拉和尼加拉瓜的海岸与山区，淹没村庄，造成9000多人死亡。如果没有外国慷慨的援助，这几个十分穷困的国家不可能自救；援助的确来了，但是代价高昂。米奇侵袭后两个月，洪都拉斯全国还埋在瓦砾、尸体和烂泥里，国会却通过法律，批准机场、海港和公路民营化，而且快速推动国营电话公司、国家电力公司和供水系统等多个部门的民营化计划。国会也推翻了进步的土地改革法律，让外国人买卖房地产变得更加容易，并且计划强行通过由开矿业者草拟的极度重商的矿业法，降低环保标准，同时还为驱逐妨碍新矿开采的人们创造了有利条件。 [16]

邻国的情形大致相同，同样是米奇侵袭后的两个月内，危地马拉宣布出售电话系统的计划；尼加拉瓜也一样，还加上了电力公司与石油部门。根据《华尔街日报》的报道：“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电信业）出售案中，施加压力，把出售案定为今后三年、每年大约释出4700万美元援助款的条件，而且把出售案跟减免尼加拉瓜44亿美元外债的案子搭上关系。” [17] 电话民营化当然跟飓风后重建毫无关系，只有在华盛顿金融机构灾难资本主义分子的内部逻辑中才有关系。

随后几年，出售案完成，经常是以远低于市价的价格成交。买主大致上都是其他国家原本由国家经营、已经民营化的公司，他们现在在全球各地搜寻新并购标的，以便提高自己公司的股价。已经民营化的墨西哥电信公司（Telmex）吃下了危地马拉的电信公司，西班牙能源公司费诺沙联合公司（Unión Fenosa）买下了尼加拉瓜的能源公司，已经民营化的旧金山国际机场买下了洪都拉斯所有四个机场。尼加拉瓜只以3300万美元的代价就把电话公司40％的股权卖掉，但是普华永道会计事务所（PricewaterhouseCoopers）估计，这些股权价值8000万美元。 [18] 危地马拉外交部长1999年到瑞士达沃斯，参加世界经济论坛时宣称：“破坏也为外国投资带来机会。” [19]

2004年南亚大海啸来袭前，华盛顿已经做好准备，要把米奇飓风模式提升到一个新水平，目标不只是要通过个别的新法律，也希望由企业直接控制重建。任何国家遭到大海啸这种巨灾侵袭，都需要全盘的重建计划，需要最明智地利用涌入的外援，确保资金送到该接受资金的人手中。但是斯里兰卡总统承受华盛顿贷款机构的压力，决定不委托手下民选的政客负责规划，而是在海啸夷平海岸才一周后，就创设了全新的机构，叫作国家重建项目小组。这个小组取代斯里兰卡国会，全权负责拟订并执行新斯里兰卡的大计。项目小组由斯里兰卡银行业和产业界最有权势的企业主组成，但不是任何产业的企业主都能进入项目小组；项目小组十位成员中，有五位直接经营海滩观光业，代表斯里兰卡最大的度假村。 [20] 项目小组里没有渔业或农业代表，没有一位环保专家或科学家，甚至没有灾后重建专家。小组召集人迪塔维拉是过去的民营化大佬，他宣称：“这是建立模范国家的大好良机。” [21]

创立项目小组代表新形态的企业政变，代表利用天灾力量完成的政变。就像在极多其他国家一样，芝加哥学派的政策在斯里兰卡，遭到正常民主规则阻止，2004年的选举证明了这一点。但是在全国国民通力合作应付国家急难，政客迫切希望取得援助资金时，可以暂时把选民清楚表达的意愿搁在一旁，取而代之的是非民选产业界的直接统治，对灾难资本主义来说是第一要务。

不管怎么说，项目小组的企业领袖只花了10天，而且没有离开首都，就拟出国家重建的完整蓝图，涵盖住宅兴建与公路建设等事项。就是这个计划规定设置缓冲带，又好心地豁免旅馆不受缓冲带限制。项目小组也挪用援助资金，兴建高速公路和灾难爆发前遇到极大阻力的工业化渔港。斯里兰卡土地运动人士费尔南多（Sarath Fernando）告诉我：“我们认为，这个经济计划是比大海啸还严重的灾祸，所以我们先前这么努力抗拒，阻止这个计划，还在上次选举中击退这种计划。但是现在，大海啸来袭才刚刚过了三星期，他们又拿出同样的计划，显然已经事先做好准备。” [22]

华盛顿用伊拉克那一套如今已见怪不怪的重建援助手法，也就是把金额超大的合约交给自己的公司，支持斯里兰卡的项目小组。科罗拉多工程与营建巨擘西图集团拿到过2850万美元的合约，负责监督在伊拉克重建的其他主要承包商；它在巴格达的重建惨剧中难辞其咎，却还是在斯里兰卡拿到3300万美元的合约（后来增加为4800万美元），主要是负责兴建企业化船队所需要的三座深水港，另外在阿鲁加姆湾兴建一座新桥，计划的一环是把这里变成“观光客乐园”。 [23] 这两个计划都以海啸救灾的名义进行，但对大海啸的主要受害者来说却是大祸，因为拖网渔船把他们要捕的鱼捕光，旅馆业又不希望他们重回海滩。就像库马里说的一样：“援助不但没有帮助，反而造成伤害。”

我问美国国际开发总署“竞争力计划”主持人韦骏贤，为什么美国政府把援助资金，花在一定会让海啸幸存者流离失所的计划上。他解释说：“你不应该限制援助只能流到海啸受难者手中……应该让援助造福全斯里兰卡，让援助促进成长。”韦骏贤把这个计划比喻成高楼大厦的电梯：电梯第一次载人时，载了一群乘客，把他们送到最顶端，他们在那里创造财富，让电梯可以回到地面，接更多人上来。在底层等候的人必须了解：电梯总有一天会回来载他们。

美国政府唯一直接花在小渔民身上的钱，是赠予100万美元，改造像仓库一样的临时收容所，让小渔民在海滩重新开发期间居住。 [24] 这点清楚显示，铁皮和塑合板盖成的收容所，虽然名义上只是临时住所，实际上却注定会变成永远存在的贫民窟，就像南方国家大部分大都市周边的贫民区一样。各界当然不会推动大规模的救助行动，来协助住在这些贫民区里的人，但是大海啸的受害者理当不同，全世界都在电视实况转播中，看到他们丧失家园和生计，他们悲惨无助的命运激发全球的同情，认为需要而且应该弥补他们失去的一切，不是通过经济利益扩散的方法，而是把援助直接交到他们手中。但是世界银行和美国国际开发总署知道大部分人所不知道的事情，那就是过不了多久，一个又一个大海啸幸存者会丧失独特性，化为全世界几十亿个没有脸孔的穷人之一，大多住在没有饮用水的铁皮屋里，这种铁皮屋的扩散就像一晚800美元的旅馆激增一样，大致上已经成为全球经济中大家都能接受的特性。

我在斯里兰卡南部海岸最荒凉的内陆难民营中，碰到一位叫做雷努卡（Renuka）的年轻妈妈，她虽然衣衫褴褛，却仍然风姿动人，她就是韦骏贤所说的等待电梯的人。雷努卡最小的女儿才六个月大，是大海啸来袭两天后出生的。她怀着九个月的身孕，拿出超人的力量，抓着两个小男孩，逃离淹到脖子的海水。但是如此英勇求得一线生机之后，她和家人现在却在无名地点的一小块土地上默默挨饿。非政府组织好心捐赠的几艘独木舟使景象更凄凉：这里离海岸三公里远，大家甚至没有自行车可以代步，独木舟只不过是残酷地让人想到过去的生活。她要求我们带信息给想要帮助大海啸幸存者的每一个人：“如果你们有东西要给我，请把东西交到我手里。”

更大的海啸

斯里兰卡不是唯一受到这种第二次大海啸侵袭的国家，抢夺土地、强制立法的类似故事也从泰国、马尔代夫和印度尼西亚传出。在印度的泰米尔纳德省（Tamil Nadu），大海啸幸存者变得穷困之至，以至于多达150位妇女被迫出卖肾脏，换钱买东西吃。一位援助工作人员对《卫报》记者解释说，省政府“宁可把海岸拿来盖旅馆，结果却让人民陷入绝望”。所有受到大海啸侵袭的国家都定出“缓冲带”，防止村民在海岸重建，却释出土地加速开发。在印度尼西亚的亚齐省（Aceh），缓冲带有两公里宽，政府最后被迫废除这个命令。 [25]

大海啸来袭后一年，监督外援花用情形、备受尊敬的非政府组织“行动援助协会”（ActionAid）发表了深入访调5个国家、5万名海啸幸存者的结果报告。同样的形态在每一个地方出现：禁止居民重建，但是旅馆却得到极多的奖励；临时收容所是可怕的军事化管理拘留所，几乎没有完成任何永久性的重建；整个生活方式遭到连根拔起。这个协会断定，种种失败都不能归咎于沟通不良、资金不足或贪腐等常见的小奸小恶；所有问题都是结构性问题，而且是刻意造成的。“政府在提供土地，兴建永久性住宅方面极度失职，”这份报告断定，“在土地遭到掠夺、海岸社区遭到排挤、优待商业利益等方面，政府要么袖手旁观，要么成为共犯。” [26]

然而，谈到海啸后的投机主义，没有一个地方比得上马尔代夫。马尔代夫可能是大家最不了解的受灾国，政府对于只是把穷人从海岸赶走并不满意，甚至想利用大海啸把人民从国内大部分可以居住的地区赶走。

马尔代夫是由大约200个有人岛构成的岛链，位于印度外海，是个观光产业共和国，就像有些中美洲国家过去号称香蕉共和国一样。马尔代夫的出口产品不是热带水果，而是热带休闲。国家岁入中，高达90％直接来自海滩度假营收。 [27] 马尔代夫推销的休闲方式特别颓废、特别迷人，将近100个岛是“度假岛”，岛上青翠的绿地被四周的白色沙滩海湾包围，岛屿完全由旅馆、游轮公司或富有的个人控制，有些岛屿出租期达50年。最豪华的马尔代夫岛屿满足精英客户的需要，例如汤姆·克鲁斯（Tom Cruise）和凯蒂·赫尔姆斯（Katie Holmes）就到马尔代夫的小岛度蜜月。马尔代夫不只是用美景和潜水吸引人，还有只有私人岛屿才能提供的彻底与世隔绝的享受。

这些水疗度假岛受到传统渔村建筑的“启发”，竞相在自己的高脚茅屋里，提供最新奇的富豪玩具和特殊享受，希望把对方踩在脚下，例如装设博士牌（Bose）环绕音响家庭娱乐设备，在户外浴室装设菲利普·史塔克（Philippe Starck）设计的豪华家具，床单柔细到几乎一摸就会散开。各个岛屿也竞相消除土地和大海的界线，可可棕榈岛（Coco Palm）的度假村建在泻湖上，有绳梯从码头伸到水底。四季大饭店的卧房“漂浮”在海洋上，希尔顿夸耀它盖在珊瑚礁的第一座海底餐厅。很多套房附有女佣房，某一座私人岛上还有马尔代夫管家一天24小时无微不至的服务，照顾的小细节包括了“马提尼酒要用摇的还是要搅拌”。这种007情报员才享受得到的度假村别墅，一晚房价高达5000美元。 [28]

这个欢乐王国的统治者是亚洲掌权最久的加尧姆（Maumoon Abdul Gayoom）总统，他从1978年起开始执政。在他担任总统期间，政府监禁反对党领袖，涉嫌拷打为反政府网站写文章的“异议分子”。 [29] 因为批评者都关在犯人岛上，加尧姆和手下可以自由自在地把全副精神放在旅游业上。

大海啸来袭前，马尔代夫政府就一直希望增加度假岛的数目，满足日增的豪华度假需求。政府碰到常见的障碍，也就是人民反对。马尔代夫人大都靠捕鱼为生，很多人住在散布在岛屿环礁上的传统村庄里，这种生活方式造成了若干挑战，因为让游客看到在海滩上剥鱼皮的乡村景观实在不符合马尔代夫的观光景致。早在大海啸来袭前，加尧姆政府就一直努力游说国民，搬到几个比较大、人口比较多、游客很少造访的岛屿。理论上，这些岛屿是要为居民提供更好的保护，避开全球暖化造成的海水水位升高。但是连善于镇压的政权，都很难把数以万计的人民从世居的岛屿上连根拔起，“人口集中”计划总体来说并不成功。 [30]

大海啸之后，加尧姆政府立刻宣布，这次巨灾证明很多岛屿“不安全、不适合居住”，然后发动远比以前更积极的迁村计划，宣布任何人如果想得到国家提供的海啸重建协助，必须搬到五个指定的“安全岛屿”上。 [31] 很多个岛上的全部人口已经撤离，还有更多岛上的人口要撤走，以便释出更多土地，供旅游业使用。

马尔代夫政府宣称，它会推动世界银行和其他机构支持并资助的安全岛屿计划，是由于人民要求住在“比较大且比较安全的岛上”。但是很多岛屿居民说，如果基础建设能够修好，他们宁愿留在家乡的岛屿。就像行动援助协会所说，“大家别无选择，只能搬走，因为这是得到住宅与生活修复补助的先决条件”。 [32]

更可笑的是，一碰到旅馆，政府担心的安全理由就完全消失，而这些不可靠的建筑都是设在低矮的岛屿上。度假村不但不必为了安全理由撤离，而且加尧姆政府在2005年12月，也就是大海啸侵袭一年后，宣布有35个新岛屿可以出租作为度假岛，租期最长50年。 [33] 同时，在所谓安全的岛屿上，失业率急速升高，新旧居民之间爆发暴力争执。

军事化的士绅过程（gentnification）

从某方面来说，第二次大海啸只是令人特别震惊的经济休克疗法：因为海啸有效地把海滩夷为平地，使得通常要花很多年的迁移和士绅过程，实际上在几天或几星期内就完成；过程就像数以万计肤色黝黑的穷人（世界银行认为渔民“没有生产力”）心不甘情不愿地搬走，把地方让给极为富有、肤色大都很白的人，也就是能够创造高收益的观光客。全球化的两个经济极端，也就是看来好像活在不同世纪，而不是不同国家的两个极端，突然间在相同的海岸线上爆发直接冲突，一方要求工作权，另一方要求游玩权，在本地警察和私人保镖的枪杆子支持下，海滩上爆发了军事化的士绅过程，一场阶级战争。

有些最直接的冲突在泰国发生。泰国开发商在海啸来袭后24小时内，就派出武装私人警卫，围住他们垂涎已久、希望建成度假村的土地。有时候，警卫甚至不让幸存者在老家寻找子女的尸体。 [34] 泰国海啸幸存者与支持者团体连忙开会，应付土地遭到夺占的问题。这个团体最初发表的声明宣称：“对商人与政客的联盟而言，海啸是他们梦寐以求的好机会，因为海啸实际上把海岸地区的社区夷为平地，扫除了先前妨碍他们兴建度假村、旅馆、赌场和养虾场的计划。对他们来说，所有海岸地区现在都是开放的土地！” [35]

好一个开放的土地。在殖民时代，这种土地有一个准司法的名称，叫作无主荒地。如果有关单位宣布土地是空地或“荒地”，就可以强占下来并且毫不留情地把土地上的居民消灭。在受到大海啸袭击的国家里，开放土地的观念受到这种丑陋的历史意义影响，让人想起谋财害命和用暴力“开化”原住民的史实。我在阿鲁加姆湾海滩上碰到的渔民尼甲姆（Nijam）认为，两者之间没有实际的差别。“政府认为我们的渔网和渔货难看而脏乱，这就是他们希望我们退出海滩的原因。为了满足外国人，他们把自己的同胞当成化外之民。”瓦砾堆看来似乎是新的无主之地。

我跟尼甲姆见面时，他正跟一群刚刚从海上返航的渔民在一起，他们的眼睛因为受到海水泼溅而充满血丝。我提到政府计划把小渔民搬到另一个海滩，好几位渔民挥着宽阔的渔刀，誓言“召集村民、集中力量”，保卫自己的土地。一位名叫阿卜杜勒（Abdul）的渔民说，他们当初曾说欢迎餐厅和旅馆，“但是现在因为我们交出一些土地，他们就希望拥有全部”。另一位叫曼苏尔（Mansoor）的渔民指着头上让我们遮阴、强劲到能够对抗海啸力量的棕榈树林说：“这些树是我的高曾祖父母种的，我们为什么要搬到另一个海滩？”他的一个亲戚发誓说：“除非大海干枯，否则我们不会搬走。”

海啸后的重建援助大量涌入，理当为承受极多苦难的斯里兰卡人带来建立永久和平的机会。但实际上在阿鲁加姆湾和整个东海岸，似乎又要开始另一种争夺战，看看锡兰人、泰米尔人或穆斯林是谁能够压倒别人，从援助资金中得到好处，最重要的是，会不会真正的好处都流入外国人手中，却牺牲所有的本地人。

我开始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沉重感觉，就像风向变化一样，这里会不会变成沦落在永久破坏中的另一个“重建”国家。一年前，我在伊拉克听到非常相似的怨言，说重建对库尔德族（Kurd）和若干什叶派信徒有利。我在科伦坡碰到好多位援助工作人员，他们告诉我，他们多么喜欢在斯里兰卡工作，多么不喜欢留在伊拉克和阿富汗：这里的人还把非政府组织看成中立、甚至有用的团体；“重建”还不是肮脏的字眼，但是这种情形正在改变。我在首都科伦坡看过一些海报，上面草草画着西方援助工作人员把钱塞进自己口袋，斯里兰卡人却饿肚子。

大家不满重建进度，怒火都发在非政府组织上，因为处处可见这些人，海岸每一个空着的地方都贴着他们的标志；然而世界银行、美国国际开发总署和凭空设想巴厘岛计划的政府官员，却很少离开都市里的办公室。情形变得很讽刺，因为援助工作人员是唯一提供过一点协助的人；但之所以落入这种处境，也因为他们提供的协助实在少得可怜。援助网络已经变得太大而远离它想服务的人民，以至于援助网络员工在斯里兰卡的生活形态，变成一种全国风行的批评目标。我碰到的每个人，几乎都批评一位神职人员所说的“非政府组织式的野外生活”：也就是住在高档旅馆和海滨别墅里，开着已受千夫所指的全新白色休旅车。所有援助工作人员都开这种车，太宽、马力太大，斯里兰卡狭窄的泥土路容不下这个庞然大物。这种车子整天隆隆驶过难民营，强迫每个人呼吸这种车子掀起的灰尘，他们所属组织的标志，例如乐施会（Oxfam）、世界展望会、拯救儿童组织的标志，在车上的旗帜里飘扬，好像他们是从遥远的非政府组织世界里来访的客人一样。在斯里兰卡这么热的国家里，这些装着暗色玻璃，配备强力冷气机的休旅车不只是交通工具，也是行进中的微气候。

我看着大家的不满出现，忍不住想到，要不了多久，斯里兰卡就会像伊拉克和阿富汗一样，重建看来有如抢劫，援助工作人员则成为攻击目标。我离开后不久，这种事情就发生了：17位为国际非政府组织反饥饿联盟服务、从事海啸救灾的斯里兰卡人，在东岸港口城市特林可梅里（Trincomelee）的办公室里，遭到集体杀害。怒火也引发了新一波的激战，海啸重建完全停顿。很多援助组织在另外几件攻击事情发生后，担心员工的安全，离开了斯里兰卡，其他非政府组织把重心转移到政府控制的南部地区，以至于受灾比较严重的东部以及泰米尔人控制的北部得不到援助。这种决定更让大家觉得重建基金没有公平利用。2006年下半年进行的一项研究结果公布后，更是如此。这项研究发现，虽然海啸摧毁的大部分住宅仍然是废墟，总统在南部的选区却是例外，那里的住宅重建率高达173%，不可思议。 [36]

仍然留在东海岸阿鲁加姆湾附近的援助工作人员，现在要应付新一波流离失所的民众——因为暴力事件被迫离开家园的数万民众。《纽约时报》报道：“原本受雇重建受海啸摧毁学校的联合国工作人员，改为替受到战争影响而流离失所的民众兴建厕所。” [37]

2006年7月，泰米尔猛虎宣布停火正式结束；重建停止，战争恢复。不到一年后，超过4000人在海啸过后的战斗中丧生。整个东海岸只有少数被海啸摧毁的住宅重建完成。但是几百、几千栋新建筑外表已经弹痕累累，新装的玻璃窗被炸药炸得粉碎，全新的屋顶被炮火击毁。

把海啸当成灾难资本主义商机的决策，对内战的死灰复燃有多大影响，实在是很难计算，因为和平总是摇摇欲坠，各方面都互不信任。然而有一件事情可以确定：如果和平要在斯里兰卡生根，和平的好处要超过战争的利益，包括超过战争经济带来的有形经济利益，也就是军队照顾士兵家属、泰米尔猛虎照顾属下战斗人员与自杀炸弹客家属的利益。

大海啸后，世人慷慨解囊，带来了难得一见、创造真正和平红利的机会。数量惊人的援助物资可以期待一个比较公平的国家，重建残破社区的方式可用来重建互信，也能重建道路和桥梁。结果斯里兰卡像伊拉克一样，得到的是渥太华大学政治学者帕里斯（Roland Paris）所说的“和平惩罚”：政府实施割喉式竞争的经济模式，使大部分人民在最需要安抚和减轻压力时，承受更痛苦的生活。 [38] 外国提供给斯里兰卡的和平模式，本质上就是另一种战争。无休止的暴力承诺会带来土地、主权和光荣，社团主义式的和平除了害他们在短期内一定会失去土地，除了提供韦骏贤所说终究会有电梯下来的幻想之外，还提供了什么呢？

芝加哥学派“圣战”获胜的每一个地方，都创造出占人口总数25％到60％的永久下层阶级。“圣战”总是以战争的形式出现，但是这种大规模驱逐人民、破坏文明的战争经济模型，强加在已经受到灾祸蹂躏、受到种族冲突伤害的国家时，更是特别危险。就像凯恩斯很多年前所说，这种惩罚式的和平会带来政治后果——包括爆发更血腥的战争。

[1] Seth Mydans, “Builders Swoop in, Angering Thai Survivors,”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Paris), March 10, 2005.

[2] ActionAid International et al., sunami Response: A Human Rights Assessment, January 2006, page 13, www.actionaidusa.org.

[3] Sri Lanka: A Travel Survival Kit (Victoria, Australia: Lonely Planet, 2005), 267.

[4] John Lancaster, “After Tsunami, Sri Lankans Fear Paving of Paradise,” Washington Post, June 5, 2005.

[5] National Physical Planning Department, Arugam Bay Resource Development Plan: Reconstruction Towards Prosperity, Final Report, pages 4, 5, 7, 18, 33, April 25, 2005; Lancaster, “After Tsunami, Sri Lankans Fear Paving of Paradise.”

[6] “South Asians Mark Tsunami Anniversary,” United Press International, June 26, 2005.

[7] USAID/Sri Lanka, “USAID Elicits ‘Real Reform’ of Tourism,” January 2006, www.usaid.gov.

[8] Ibid.

[9] E-mail interview with Karen Preston, public relations manager, Leading Hotels of the World, August 16, 2006; Ajay Kapur, Niall Macleod, and Narendra Singh, “Plutonomy: Buying Luxury, Explaining Global Imbalances,” Citigroup: Industry Note, Equity Strategy, October 16, 2005, pages 27, 30.

[10] United Nations Environment Programme, “Sri Lanka Environment Profile,” National Environment Outlook, www.unep.net.

[11] Tittawella was director general of the Public Enterprises Reform Commission of Sri Lanka from 1997 to 2001, during which time he oversaw the privatization of Sri Lanka Telecom (August 1997) and Sri Lankan Air Lines (March 1998). After the 2004 elections, he was named chairman and CEO of the government-run Strategic Enterprises Management Agency, which continued the project of privatization under the updated language of “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s.” Public Enterprises Reform Commission of Sri Lanka, “Past Divestitures,” 2005, www.perc.gov.lk; “SEMA to Rejuvenate Key State Enterprises,” June 15, 2004, www.priu.gov.lk.

[12] Movement for National Land and Agricultural Reform, Sri Lanka, A Proposal for a People 's Planning Commission for Recovery After Tsunami, www.monlar.org.

[13] “Privatizations in Sri Lanka Likely to Slow Because of Election Results,” Associated Press, April 5, 2004.

[14] “Sri Lanka Begins Tsunami Rebuilding Amid Fresh Peace Moves,” Agence France-Presse, January 19, 2005.

[15] Movement for National Land and Agricultural Reform, Sri Lanka, A Proposal for a People 's Planning Commission for Recovery After Tsunami, www.monlar.org; “Sri Lanka Raises Fuel Prices Amid Worsening Economic Crisis,” Agence France-Presse, June 5, 2005; “Panic Buying Grips Sri Lanka Amid Oil Strike Fears,” Agence France-Presse, March 28, 2005.

[16] James Wilson and Richard Lapper, “Honduras May Speed Sell-Offs After Storm,” Financial Times (London), November 11, 1998; Organization of American States, “Honduras,” 1999 National Trade Estimate Report on Foreign Trade Barriers, page 165, www.sice.oas.org; Sandra Cuffe, Rights Action, A Backwards, Upside-Down Kind of Development: Global Actors, Mining and Community-Based Resistance in Honduras and Guatemala, February 2005, www.rightsaction.org.

[17] “Mexico's Telmex Unveils Guatemala Telecom Alliance,” Reuters, October 29, 1998; Consultative Group for the Reconstruction and Transformation of Central America, Inter-American Development Bank, “Nicaragua,” Central America After Hurricane Mitch: The Challenge of Turning a Disaster into an Opportunity, May 2000, www.iadb.org; Pamela Druckerman, “No Sale: Do You Want to Buy a Phone Company?” Wall Street Journal, July 14, 1999.

[18] “Mexico's Telmex Unveils Guatemala Telecom Alliance”; “Spain's Fenosa Buys Nicaragua Energy Distributors,” Reuters, September 12, 2000; “San Francisco Group Wins Honduras Airport Deal,” Reuters, March 9, 2000; “CEO-Govt. to Sell Remaining Enitel Stake This Year,” Business News Americas, February 14, 2003.

[19] Quotation from Eduardo Stein Barillas. “Central America After Hurricane Mitch,” World Economic Forum Annual Meeting, Davos, Switzerland, January 30, 1999.

[20] Alison Rice, Tsunami Concern, Post-Tsunami Tourism and Reconstruction: A Second Disaster? October 2005, page 11, www.tourismconcern.org.uk.

[21] TAFREN, “An Agenda for Sri Lanka's Post-Tsunami Recovery,” Progress ＆ News, July 2005, page 2.

[22] 费南度是土地与农业改革运动领袖，这个斯里兰卡非政府组织联盟在大海啸之后不久，开始呼吁进行“人民重建程序”。

[23] USAID Sri Lanka, “Fishermen and Tradesmen to Benefit from U.S. Funded $33 Million Contract for Post-Tsunami Infrastructure Projects,” press release, September 8, 2005, www.usaid.gov;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Accountability Office, USAID Signature Tsunami Reconstruction Efforts in Indonesia and Sri Lanka Exceed Initial Cost and Schedule Estimates, and Face Further Risks, Report to Congressional Committee, GAO-07-357, February 2007; National Physical Planning Department, Arugam Bay Resource Development Plan: Reconstruction Towards Prosperity, Final Report, April 25, 2005, page 18.

[24] United States Embassy, “U.S. Provides $1 Million to Maintain Tsunami Shelter Communities,” May 18, 2006, www.usaid.gov.

[25] Randeep Ramesh, “Indian Tsunami Victims Sold Their Kidneys to Survive,” Guardian (London), January 18, 2007; ActionAid International et al., sunami Response, 17; www.actionaidusa.org; Nick Meo, “Thousands of Indonesians Still in Tents,” Globe and Mail (Toronto), December 27, 2005.

[26] ActionAid International et al., sunami Response, 9.

[27]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Maldives,” he World Factbook 2007, www.cia.gov.

[28] Coco Palm Dhuni Kolhu, www.cocopalm.com; Four Seasons Resort, Maldives at Landaa Giraavaru, www.fourseasons.com; Hilton Maldives Resort and Spa, Rangali Island, www.hilton.com; “Dhoni Mighili Island,” Private Islands Online, www.privateislandsonline.com.

[29] Roland Buerck, “Maldives Opposition Plan Protest,” BBC News, April 20, 2007; Asian Human Rights Commission, “Extrajudicial Killings, Disappearances, Torture and Other Forms of Gross Human Rights Violations Still Engulf Asia's Nations,” December 8, 2006, www.ahrchk.net; Amnesty International, “Republic of Maldives: Repression of Peaceful Political Opposition,” July 30, 2003,www.amnesty.org.

[30] Ashok Sharma, “Maldives to Develop ‘Safe’ Islands for Tsunami-Hit People,” Associated Press, January 19, 2005.

[31] Ministry of Planning and National Development, Republic of Maldives, National Recovery and Reconstruction Plan, Second Printing, March 2005, page 29, www.tsunamimaldives.mv.

[32] Ibid.; ActionAid International et al., sunami Response, 18.

[33] The leases are for twenty-five years, but the fine print of the bids allows them to be extended to fifty under certain ownership structures. Ministry of Tourism and Civil Aviation, Bidding Documents: For Lease of New Islands to Develop as Tourist Resorts (Male: Republic of Maldives, July 16, 2006), 4, www.maldivestourism.gov.

[34] Penchan Charoensuthipan, “Survivors Fighting for Land Rights,” Bangkok Post, December 14, 2005; Mydans, “Builders Swoop in, Angering Thai Survivors.”

[35] Asian Coalition for Housing Rights, “The Tsunami in Thailand: January-March 2005,” www.achr.net.

[36] Shimali Senanayake and Somini Sengupta, “Monitors Say Troops Killed Aid Workers in Sri Lanka,” New York Times, August 31, 2006; Amantha Perera, “Tsunami Recovery Skewed by Sectarian Strife,” Inter Press Service, January 3, 2007.

[37] Shimali Senanayake, “An Ethnic War Slows Tsunami Recovery in Sri Lanka,” New York Times, October 19, 2006.

[38] Roland Paris, At War 's End: Building Peace After Civil Conflic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200.

第20章
灾难种族隔离
绿区与红区构成的世界

忘了“灾难一视同仁”这句行之已久的谎话，忘了灾难会把行进路线上的一切夷为平地、无论尊卑贵贱的谎话。瘟疫会锁定无依无靠的人，会锁定被迫在危险中讨生活的人，艾滋病也不例外。

──马雷（Hein Marais），南非作家，2006年 [1]

卡特琳娜不是无法预测的灾祸，是把责任外包给民间承包商、放弃本身所有责任的政治结构带来的惨祸。

──贝拉方特（Harry Belafonte），

美国音乐家兼民权运动者，2005年9月 [2]

2005年9月第二周，我来到新奥尔良，为仍然半淹在洪水中的新奥尔良拍摄纪录片，同行的还有我先生阿维，以及之前跟我一起前往伊拉克的安德鲁。晚上6点，宵禁开始，我们还开着车在路上打转，摸不着方向。交通信号灯完全坏了，一半的路牌被暴风吹倒，或是歪七扭八。瓦砾和积水挡住了很多条路，大部分人像我们一样，在障碍物中努力找路前进，想要出城，却不知道要怎么走。

车祸很严重：我们全速前进时，在一个主要路口中间遭到侧撞，我们的车子失控，撞上交通信号灯，冲开路边铁铸的护栏，停在走廊上。幸好两部车上坐的人伤势都很轻微，但是我还没有搞清楚状况，就被人绑在担架上送走。我处在撞击后的晕眩状态中，知道不管救护车把我送到哪里，都不会是好地方。我想到新奥尔良机场临时诊所可怕的景象，那里的医生和护士太少，以致撤到那里的老人瘫倒在轮椅上，几小时都没有人理会。我想到稍早才经过的新奥尔良主要公立医院慈善医院（Charity Hospital）急诊室，这所医院在飓风来袭期间泡在水里，医院员工在停电的情况下，努力维持病人的生命。我请求医务助理员让我下车，我记得我告诉他们，我真的没有问题，然后我一定是昏了过去。

救护车抵达我所看过最现代化、最安静的医院时，我醒了过来。奥克斯纳医学中心（Ochsner Medical Center）跟挤满难民的机场临时医院不同，提供“让人心神安宁的医疗照护”，这里的医生、护士和护理员数目远超过病人。事实上，干净的病房里，似乎只有少数其他病人。我在几分钟内就住进宽敞的私人病房，几位医疗人员处理我身上的割伤和瘀伤，三位护士立刻送我去照颈部X光，一位彬彬有礼的南方医生从我身上取出一些玻璃碎片，缝了几针。

对于熟悉加拿大公立医疗制度的我来说，这是完全陌生的经验；往往要等40分钟才能见到我的家庭医生，如今这一切高规格待遇却是发生在新奥尔良市区，位于美国近代史上最大公共卫生灾难的原点。一位斯文的行政人员走进病房，说明“在美国我们要自费医疗，很遗憾亲爱的，这真的很糟糕，好希望能有你们那种制度。来填一下这张表格”。

如果不是因为宵禁，我应该在几小时内就会出院。我和一位私人保安警卫一起在大厅里等待时间过去，他告诉我，“最大的问题是瘾君子们，他们毒瘾发作，想要冲入药房”。

因为药房还是锁着的，一位好心的实习医生塞给我几颗止痛药。我问他，飓风强度最大时这家医院的情况如何。他说：“谢天谢地，我没有值班，我住在新奥尔良市外。”

我问他，是否到过避难所协助治疗病人，这个问题似乎吓了他一跳，也让他有点尴尬。他说：“我没有想到这件事。”我很快改变话题，谈一些我认为比较安全的问题，例如慈善医院的命运。那家医院资金极为不足，在飓风来袭前几乎就已经无法正常运作，大家开始猜测在水灾后，慈善医院可能再也不会开张。他说：“那家医院最好能够重新开张，我们这里无法治疗那些病人。”

我心里想到，这位和蔼的年轻医生和我刚才得到的精细医疗照护，具体体现了令卡特琳娜飓风可怕灾难成真的文化，体现了使新奥尔良放任最穷困居民淹死的文化。这位实习医生从私立医学院毕业，来私立医院当实习医生，他所受到的训练使他根本没有把新奥尔良没有医疗、人数极多的非裔美国居民当成可能的病人。飓风来袭前就是这样，而即使在整个新奥尔良变成超大的急诊室后，也仍然是这样：他同情难民，但事实上他并不把难民视为可能的服务对象。

卡特琳娜飓风来袭后，奥克斯纳医院和慈善医院之间的重大差别，突然被摊开呈现在世界舞台上。经济地位稳固的人叫车出城，住进旅馆，打电话给保险公司；12万新奥尔良无车阶级要靠国家撤离，他们苦苦等待救援，救援根本没有出现，他们绝望之余，发出求救信号，或是拆下冰箱门，当成木筏划走。这种景象震撼了世界，因为即使大多数人可以忍受日常的不公平，比如谁可以得到卫生治疗、谁的学校设备精良，普遍的想法仍然以为灾难理当不同。大家理所当然认为，爆发巨大灾难时，国家（至少富有的国家）应该出面救助人民。新奥尔良传出的景象显示，一般人的种种信念（灾难是割喉式竞争资本主义的暂停时间，人民会团结一致，国家会全力动员）已被国家抛弃，根本没有经过任何公共辩论。

卡特琳娜飓风后，似乎有短短两三个星期的时间，新奥尔良大洪水会引发这种经济理念的危机，这种经济理念无情攻击公共领域，使人类所遭受的灾祸大为恶化。本来就住在新奥尔良的政治学家里德（Adolph Reed Jr.）写道：“这场风暴在一个地方，突然暴露了新自由主义的谎话和故弄玄虚造成的后果。” [3] 如此揭发的事实早已为人所知：堤防从来没有修理过、失灵的公共运输系统资金不足；新奥尔良市的防灾做法只是分发DVD，告诉大家，如果飓风来袭，大家应该离开这个城市。

再看看联邦应急事务管理署，这个单位是布什政府设想由企业经营政府的实验室。2004年夏季，早在卡特琳娜飓风来袭前一年多，路易斯安那州就向联邦应急事务管理署提出要求，希望该署提拨资金，让路易斯安那州研订强力飓风来袭时详尽的防灾应变计划。联邦应急事务管理署拒绝了这个要求。布什执政期间，“减轻灾难计划”（降低天灾毁灭力量的政府预先措施）预算遭到删减，但是在同一年夏天，联邦应急事务管理署却把50万美元的合约交给民间企业创新应急管理公司（Innovative Emergency Management），要求该公司为路易斯安那州东南部和新奥尔良市提出重大风灾紧急应变计划。 [4]

这家民间公司花钱毫不手软，召集了100多位专家研讨，钱用完时，又回头找联邦应急事务管理署要钱；最后，制订这个计划的花费倍增为100万美元。该公司提出大规模撤离居民的计划，其中涵盖所有事情，包括提供饮水、指示附近社区找出空停车场，以便立刻改为拖车停车场，容纳难民；但是假想中的飓风真正来袭时，想得到的全都做不到。原因之一是该公司交出报告八个月后，联邦应急事务管理署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当时担任署长的布朗解释说“没有钱可以做后续追踪工作”。 [5] 这种情形是布什所建立不对称国家的典型状况：一边是脆弱无力、资金不足、没有效率的公共部门，另一边是资金充裕的企业基础设施部门。把合约交给承包商时，金额完全没有限制，要钱推动国家基本功能时，国库却是空的。

就像在伊拉克的美国占领政权是空壳一样，卡特琳娜飓风来袭时，国内的美国联邦政府也是空壳。事实上，联邦应急事务管理署完全在状况外，甚至找不到容纳了2.3万名难民的新奥尔良巨蛋体育场。然而全世界的媒体已经进入这个没有食物、没有饮水的体育场采访了好几天。

对某些抱着自由市场意识形态的人来说，《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克鲁格曼（Paul Krugman）所说的这幅“完全无能政府”景象，会引发他们的信心危机。后悔坚持新保守主义的凯利（Martin Kelly），在一篇广为流传的文章中写道：“新奥尔良堤防崩溃对新保守主义的影响，就像柏林围墙崩溃对苏联共产主义的影响一样深远。希望所有支持这种意识形态的人，包括我自己在内，能慎重考虑我们的错误。”连新保守主义忠贞分子戈登伯格（Jonah Goldberg）都恳求“大政府”出面救灾，他说：“城市沉入海里，暴乱如此嚣张，此时政府或许应该负起责任。” [6]

在弗里德曼主义真正信徒聚集的传统基金会，却看不到有人这样反省。就像弗里德曼在《华尔街日报》言论版上所写的一样，卡特琳娜飓风是悲剧，却“也是机会”。2005年9月13日，新奥尔良堤防崩溃14天后，传统基金会举办了一次研讨会，找来秉持相同意识形态的专家和共和党议员，研讨会提出“因应卡特琳娜飓风与汽油价格高涨的新自由市场构想”报告，总共列出32项政策，每项政策都直接出自芝加哥学派的剧本，包装成“减轻风灾政策”。前三项政策建议首先是“在灾区自动暂停实施戴维斯培根（Davis-Bacon）现行工资法”，该法案要求联邦政府承包商发出足以让工人生活的工资；第二项是“把整个受灾地区，变成实施单一税率的自由企业区”；第三项是“把整个地区变成具有竞争力的经济特区（提供全面的租税奖励，免除政府管制）”。另一项建议是要求政府发给父母教育券，好在私立学校使用。 [7] 一周之内，布什总统宣布实施这个研讨会提出的所有措施。他最后被迫恢复劳动标准，但是承包商们基本上都不予理会。

这个研讨会另外提出了很多项获得总统支持的构想。气候学家认为，飓风频率增加，跟海洋水温上升有直接关系。 [8] 但是这种关系无法阻止传统基金会的研讨会呼吁美国国会，撤销墨西哥湾海岸的环保法规、同意在美国新设炼油厂、批准“在极地国家野生动物保护区（Arctic National Wildlife Refuge）进行钻探”。 [9] 所有这些措施都会增加温室气体的排放，加剧气候变化，但是布什考虑立刻以因应卡特琳娜风灾为名，支持这些措施。

几周之内，墨西哥湾沿岸就像伊拉克一样，变成了“承包商经营政府”实验的国内试验场。夺得最大合约的公司是大家熟悉的巴格达帮；哈利伯顿旗下的家乐氏公司取得6000万美元的合约，负责重建墨西哥湾沿岸的军事基地。黑水公司受雇保护联邦应急事务管理署员工不受抢劫威胁。因为在伊拉克施工差劲而臭名在外的帕森斯公司，得到在密西西比河兴建一座大桥的合约。所有取得伊拉克合约的顶尖承包商——福陆、萧氏工业（Shaw）、柏克德、西图集团——在堤防破裂十天后，都拿到了政府的合约，为难民提供移动住宅，最后这些合约价值总计高达34亿美元，却根本没有经过公开招标。 [10]

当时很多人指出，风灾过后才几天，情形就变成好比巴格达的绿区从底格里斯河畔的基地拔起，空降在墨西哥湾区。两者相似之处不容否认。萧氏工业为了推动卡特琳娜风灾后的业务，雇用了美国陆军伊拉克重建办事处的前主任。福陆公司把伊拉克的资深项目经理调到新奥尔良洪水灾区，该公司一位代表解释说：“我们在伊拉克的重建工程慢了下来，因此可以调派一些人，负责我们在路易斯安那州的工程。”承诺要把沃尔玛和7-11引进伊拉克的新桥策略公司主管阿尔博夫，担任上述多项合约的说客。两个地方的重建工程太相似了，因此刚从巴格达回来的一些佣兵难以适应。记者恩德斯（David Enders）问新奥尔良一家旅馆外的武装警卫，附近是不是有很多风吹草动，佣兵回答说：“没有，这里很像绿区。” [11]

还有不少地方也很像绿区。国会调查人员调查总值87.5亿美元的合约时，发现“严重高估费用、支出浪费或管理不善”。 [12] （在伊拉克所犯的错误，立刻一模一样、原封不动又出现在新奥尔良，这应该可以反驳占领伊拉克只是一连串不幸事故与错误加上执行者无能又缺乏监督的说法。同样的错误一犯再犯时，就该想到有可能所谓的错误根本不是错误。）

新奥尔良的情形像伊拉克一样，承包商没有放过任何获利机会，超大殡葬集团企业国际服务公司（Service Corporation International，布什选举基金的主要捐赠者）旗下的肯扬公司（Kenyon），得到搜寻街道与住宅中尸体的合约。肯扬公司的搜寻工作进行得特别缓慢，尸体在烈日下曝晒很多天，却又禁止急救工作人员和本地志愿殡葬业者伸出援手帮忙寻找，因为处理尸体侵犯了肯扬公司的商业领域。该公司每处理一位受难者，平均向国家收取12500美元。后来还有人指控该公司处理错误，许多尸体没有挂上正确的标志。水灾爆发将近一年后，还有人在阁楼上发现腐烂的尸体。 [13]

新奥尔良救灾还有另外一点很像绿区，那就是能否取得合约似乎跟有无相关经验无关。拿到5亿美元合约、负责清除瓦砾的埃希布利特公司（AshBritt）据说连一部倾卸车都没有，而是把所有工作发包给小承包商。 [14] 更惊人的是，联邦应急事务管理署付出520万美元委托一家公司，在新奥尔良郊区的圣伯纳德教区（St. Bernard Parish）为急救工作人员兴建基地营。基地营建筑进度严重落后，而且根本没有完工。调查时才发现这家名叫灯塔救灾（Lighthouse Disaster Relief）的公司其实是宗教团体。灯塔救灾公司董事何德瑞斯（Gary Heldreth）牧师坦白承认：“我所做过最接近这种工程的事情，只是在我的教堂里举办青少年娱乐营。” [15]

美国政府就像在伊拉克一样，再度扮演兼具提款和存款功能的自动柜员机。企业利用大型合约提款，然后不是用可靠的工程回报政府，而是用竞选捐款、下次选举时提供忠诚的工作人员作为回报。（根据《纽约时报》的报道：“20家大服务业承包商从2000年起，花了将近3亿美元进行游说，一共捐赠了2300万美元的竞选基金。”布什政府为了回报承包商，在2000年到2006年间，花在他们身上的金额大约增加了2000亿美元。） [16]

还有一些事情看来很眼熟，就是承包商避免利用本地人；本地人可能认为新奥尔良重建不但是工作机会，也是治疗和恢复社区活力的方法。华盛顿原本可以轻易地在每一个风暴重建合约中，规定公司必须以适当的工资，雇用本地人，协助本地人恢复正常生活。结果，湾区居民像伊拉克人一样，看着承包商用纳税人的钱和宽松的规定，创造经济繁荣。

结果可以预料到，所有层层转包的承包商各自拿到应有的利润后，实际施工的人拿到的钱少得可怜。例如，作家戴维斯（Mike Davis）追查后发现，联邦应急事务管理署付给萧氏工业每平方英尺175美元，请他们在受损的屋顶上贴防水布，不过防水布是由政府提供的。所有的小包商拿走应有的利润后，实际贴防水布的工人每平方英尺只拿到两美元。戴维斯写道：“换句话说，承包商食物链中每一个阶层都吃得脑满肠肥，只有最底层实际施工的人例外。” [17]

有一项研究指出，新奥尔良重建工程的工人当中，有四分之一是没有合法身份的外国劳工，而他们几乎都是拉丁美洲人，赚的钱远比合法劳工少。有些外籍工人在密西西比州提出集体诉讼，迫使几家公司吐出几十万美元的积欠工资，而有些外国劳工根本拿不到工资。在哈利伯顿/家乐氏公司的一处工人宿舍里，据说雇主（经过层层转包后的小承包商）半夜把没有身份证明的外国劳工叫醒，告诉他们移民局官员要来检查。大部分外国劳工都逃走了，以免遭到逮捕，否则他们最后可能会被关进家乐氏承包兴建的新移民监狱。 [18] [19]

有关方面打着重建和救灾的旗号，对弱势群体的攻击还不止于此。为了弥补以合约和租税抵减方式流入民间公司的几百亿美元，共和党控制的国会在2005年11月宣布，必须删减联邦预算400亿美元，遭到删减的项目包括学生贷款、老人医疗和食物券等计划。 [20] 换句话说，美国最穷的公民补贴了承包商两次：第一次是卡特琳娜救灾行动变成胡乱发包，承包商却没有提供适当的就业机会，也没有提供有用的公共服务；第二次是削减直接帮助全国失业与穷苦劳工阶层的计划，以便支付承包商虚增的费用。

不久以前，灾难是社会平等化的时期，是极度分裂的社区抛开歧见、团结一致的难得时刻。但是现在灾难日渐变成相反的状况，是形成未来残酷无情分裂的机会，人们用金钱和出身购买生存。

巴格达的绿区最赤裸裸地表现出这种世界秩序。绿区拥有自己的电力输配网、电话与下水道系统、石油供应，以及备有干净手术室的现代化医院，一切都由五米厚的围墙保护。绿区给人一种奇怪的感觉，像超大的堡垒化嘉年华游轮，停泊在暴力与绝望的大海中、停泊在整个伊拉克的沸腾红区里。如果你能上船，上面会有游泳池边的饮料、差劲的好莱坞电影和诺德士牌（Nautilus）健身器材。但如果你不是被选中的人，可能仅仅因为站得太靠近围墙，就会遭到射杀。

在伊拉克的每一个地方，都残酷印证着不同阶级的人群之间极大的价值差异。西方人和他们的伊拉克同事在自己的街道里，配备有检查哨岗，他们的住宅前面有防暴墙、防弹衣和随传随到的私人警卫。他们在伊拉克旅行时，坐在带有威胁性的装甲护航车队里，车里的佣兵枪口指着窗外，奉行“保护主人”的最高命令。他们的每一种行动都大剌剌地传达同样的信息：我们是被选中的人，我们的生命无比宝贵。伊拉克的中产阶级攀附在低一级的阶梯上：他们买得起本地民兵的保护，也有钱付给绑匪，换取家人获释。但是绝大多数伊拉克人根本得不到保护，他们走在街上，随时可能遭到暴力攻击，他们和下一颗汽车炸弹之间，只隔了薄薄的一层布。在伊拉克，幸运的人穿凯夫拉（Kevlar）防弹衣，其他人只有佩挂祈祷念珠。

起初我以为只有伊拉克战区才有绿区现象，观察其他灾区多年后，我意识到只要有灾难资本主义体系光临的地方，都会出现绿区现象，同样赤裸裸地划分出圈内人和圈外人、受到保护的人和注定该死的人。

新奥尔良就是如此。洪水后，已经分裂的新奥尔良变成有铁门保护的绿区和动荡红区之间的战场，这不是洪水侵袭造成的后果，而是总统采用“自由市场解决方案”造成的后果。布什政府拒绝用急难救助基金支付公共部门的薪水，已经失去税基的新奥尔良在卡特琳娜风灾后几个月里，解雇了3000名员工，其中有16位是新奥尔良都市计划部门员工；这样有点“去复兴党化”的意味，就在新奥尔良迫切需要规划人员时把他们裁掉。数百万美元的公款由此流入外界顾问公司手中，很多顾问公司是强大的不动产开发商。 [21] 几千位老师当然也遭到解雇，为几十所公立学校变成私立学校奠定基础，就像弗里德曼所要求的一样。

风灾过后将近两年，慈善医院还是没办法重新开张，法院系统只能勉强运作，民营化的恩特基电力公司（Entergy）还没有恢复全市的供电，却威胁要大幅提高电价，因此从联邦政府取得2亿美元的纾困资金，引发争议。公共运输系统瘫痪，失去了几乎一半员工。绝大多数公共住宅项目还在封闭中，空无一人，其中5000栋已经开裂，等待联邦住宅主管机关的拆除。 [22] 就像亚洲观光业游说团体一直希望搬走海滩上的渔村一样，新奥尔良强而有力的观光业游说团体一直垂涎公共住宅计划，其中很多块建地靠近新奥尔良观光景点法国区（French Quarter）的精华土地。

贾卡利（Endesha Juakali）曾经协助有关人士，在封闭的公共住宅计划之一的圣伯纳德公共住宅（St. Bernard Public Housing）外面设立抗议营。他解释说：“他们长久以来就看中圣伯纳德的住宅，但是只要有人住在这里，他们就无可奈何，因此他们趁着社区居民最脆弱无力的时候，利用风灾作为腾空社区的方法……这个地方非常适合盖比较大的住宅和公寓大楼，唯一的问题是住了这些穷困的黑人！” [23]

新奥尔良公共部门和很多学校、住宅、医院、运输系统和缺乏清洁饮水的各区一样，没有重建，而是被人以风灾为借口，大举抹杀。资本主义“创造性破坏”初期，美国有一大片地区失去制造业基础，沦为工厂纷纷关门、社区无人照顾的没落地带。卡特琳娜飓风后的新奥尔良，可能成为西方世界第一个新形态的荒废都市：被老旧公共建设与极端气候合力摧毁的标准区域。

美国土木工程师协会（American Society of Civil Engineers）2007年指出，美国在维持公共基础设施，包括道路、桥梁、学校、水库等方面极为落后，要花费超过1.5兆美元、耗时五年，才能达到正常水平，然而，这种支出正遭到删减。 [24] 同时，全世界的公共建设都面临空前未有的压力，受到频率和强度升高的飓风、热带气旋、洪水和森林火灾的威胁。我们很容易可以想象到，将来越来越多的城市里，年久失修的脆弱公共建设遭到灾难破坏，然后逐渐荒废，城市提供的核心服务绝对不会修复或更新。有钱人会撤退到封闭式管理的社区里，他们的需要会有民营化的供货商来满足。

2006年飓风季节来临时，这种未来的迹象已经明显呈现。只不过一年之间，灾难因应产业呈现爆炸性成长，很多新公司踏入市场，承诺要在下一次超级飓风侵袭时，提供安全与保障。佛罗里达州西棕榈滩的“帮帮忙喷气机航空公司”（Help Jet）别出心裁，创设了一家比较有野心的企业，该公司自称是“第一家提出飓风逃难计划，把飓风撤离变成高级度假的航空公司”。飓风来袭时，这家公司会为会员订好五星级高尔夫度假村、水疗度假村或迪士尼乐园的假期，然后用豪华喷气式客机，把需要撤离的人迅速从飓风区载走，“不必站在队伍中等候，不必跟群众争执，把麻烦变成假期的第一流体验……享受那种感觉，不必像平常一样在飓风来袭前慌忙撤离”。 [25]

被排除在外的人有不同的民营化解决之道。2006年，红十字会和沃尔玛签约，达成新的灾难因应合作。佛罗里达群岛急难管理主管瓦格纳（Billy Wagner）说：“他们有能力、有资源。”他在佛罗里达奥兰多（Orlando）举行的全国飓风大会上这样宣称，这个大会是快速成长的年度专业展，参展公司销售的东西或许可以在下次灾难来袭时派上用场。展出“自动加热餐食”的厂商布兰福德（Dave Blandford）也在会议上指出：“有些参展厂商告诉我：‘老兄，这是非常大的生意，也是我的新生意，我不再从事园艺业了，我要改行当飓风瓦砾处理承包商。’” [26]

灾难经济大都是用纳税人的钱建立起来的，这点主要拜民营化战区重建热潮所赐。在伊拉克和阿富汗担任“主要承包商”的业界巨擘因为把得自政府合约的大部分收入，当成公司的管理经费使用，而遭到政治抨击：根据有关机构2006年针对伊拉克承包商所做的稽核，这种费用所占比率介于20％到55％之间。 [27] 这些费用大都相当合法，而且其中有很大的金额投资在企业的基本设施上，例如柏克德购买的众多推土设备，哈利伯顿的机队和货运车队，还有L-3通讯、CACI和博思艾伦等公司建设的侦监设备。

最惊人的是黑水公司投资的准军事设备。黑水公司1996年才成立，却利用布什担任总统期间取得的稳定合约，建立起一支由2万名佣兵组成的私人军队，随时可以应召部署，另外在北卡罗来纳州，还建有一个价值4000万到5000万美元的庞大军事基地。根据一份文件的说法，黑水现在拥有下述能力：“迅速成长的后勤作业，可以用比红十字会还快的速度，运输重量100吨或200吨的独立人道救援物资。设在佛罗里达的航空部门，拥有26种不同的飞行平台，包括战斗直升机到庞大的波音767喷气式飞机。公司甚至拥有一艘飞船、全美最大的战术驾驶训练场……还有一座20英亩大的人造湖，湖中配备货柜船、模拟的船舶轨道和舷窗，货柜船浮在浮坞上，用来训练如何登上有敌意的船舶。一个警犬训练营，目前在世界各国部署了80组警犬……还有一个长1200码的靶场，专门用来训练狙击手。” [28] [29]

美国一份右派杂志把黑水公司称为“为好人服务的基地组织”。 [30] 这种比喻非常清楚，只要是灾难资本主义体系出现的地方，就会在国家之外形成不断激增的军事组织。这种情形一点也不值得意外：由不相信政府的人重建国家，结果一定都脆弱无力，因而为替代的保安部队创造市场，不论你是真主党、黑水公司、救世军，或是新奥尔良的街头帮派。

这种私人拥有的地下军事结构出现后，影响力远远超出警戒范围。从整体看布什年代形成的承包商军事基础建设，大家看到的是十分清楚的国中之国，这种国中之国能力完善，实际的国家却柔弱无力。这种企业影子国家的建立，包括员工的训练，几乎完全都是利用公共资源（黑水公司的营收90％来自国家的合约；影子国家绝大部分的员工过去是公务员、政客和士兵），但是这种庞大的结构完全由私人拥有和控制。 [31] 公民出钱成立这种结构，却对这种地下经济或影子国家的资源没有任何发言权。

同时，真正的国家却失去能力，没有承包商的协助，就无法执行核心功能。真正的国家设备老旧，最高明的专家流向民营部门。卡特琳娜飓风来袭后，联邦应急事务管理署必须聘请一家承包商，负责把合约发给其他承包商。同样，陆军要更新本身的发包规则手册时，也得把工作委托给大承包商军事职业公司（MPRI）办理，因为陆军已经丧失了这种能力。中情局有极多员工流向民营化的地下间谍部门，不得不下令禁止承包商在中情局的餐厅里招募员工。《洛杉矶时报》报道，一位最近退休的项目官员说，他排队买咖啡时，有民间承包商跟他接触过两次。国土安全部决定在美墨和美加边界兴建“影子围篱”时，该部副部长杰克逊（Michael P. Jackson）告诉承包商：“这是不寻常的邀标……我们请你们回来，告诉我们怎么办本部的业务。”国土安全部总检察长解释说，国土安全部“没有所需要的能力，不能有效地规划、监督与执行（安全边界行动）计划”。 [32]

布什统治期间，国家仍然拥有政府的所有象征，包括威严的建筑、总统新闻发布会和政策辩论，但是政府实际的管理工作，并不比耐克公司在俄勒冈州比弗顿（Beaverton）总部缝制跑鞋的员工做得更多。

目前这帮政客决定把人民选举他们出来执政的责任，有系统地外包办理，影响将远超过一任政府的任期。市场一旦被创造出来，就需要被保护，灾难资本主义体系中的核心企业愈来愈觉得：国家和非营利事业是他们的竞争对手，从企业观点来看，政府或慈善事业完成传统的角色，就是妨碍业者取得可以获利的合约。

2006年，美国外交关系协会得到涵盖国防工业巨擘业者的顾问委员会协助，发表一篇报告，名叫《被忽略的国防：动员民间部门支持国土安全》，文中提出警告：“联邦政府同情而冲动地对天灾受害者提供紧急协助，影响了市场的风险管理策略。” [33] 这份报告认为，如果人民知道政府会出面援助，就不愿付钱购买民间企业提供的保护。同样，卡特琳娜风灾一年后，成员包括福陆、柏克德与雪佛龙等公司的企业圆桌会议（Business Roundtable），邀请美国30家超大企业总裁开会，自称灾难反应伙伴组织（Partnership for Diaster Response）的30家公司在会议上，抱怨非营利部门在灾难后“偏离任务”，显然慈善机构和非政府组织捐赠建筑材料，而不是由业者向家得宝公司（Home Depot）购买，妨碍了业者的市场。同时，佣兵部队公司也极力宣称，他们的设备比较精良，比联合国更适于在苏丹的达尔富尔执行维和任务。 [34]

业者突然表现这么积极的态度，主因是企业界都知道，由联邦无底洞般的合约构成的黄金时代不可能延续多久。美国政府已经因为以赤字协助建立民间灾难经济而快速陷入经济危机。这表示不久之后，合约金额就会大幅减少。2006年下半年，国防工业分析师开始预测：未来10年里，国防部的采购预算可能萎缩多达25％。 [35]

灾难泡沫破灭时，柏克德、福陆和黑水之流的公司会失去大部分主要营收来源，却仍然拥有用纳税人的钱买来的所有高科技设备，但是他们需要寻找新事业模式，找到新事业分摊高成本。灾难资本主义体系的下一个阶段十分清楚：在紧急灾难不断增加，政府无力承担救难费用，人民又苦于政府无能时，这些地下企业王国会把自己的灾难救助设备租还给能够以市场价格承租的人。他们拥有的一切，从搭乘直升机从屋顶逃走、饮水到难民营里的床铺，全都待价而沽。

财富已经为若干人提供了逃离大部分灾难的救生舱：财富为容易发生海啸的地区采购了早期预警系统，为下一次的禽流感爆发囤积了达菲，买好了瓶装水、发电机、卫星电话和可以租用的警察。2006年以色列攻击黎巴嫩期间，美国政府起先想要向公民收取撤离费用，不过最后被迫放弃。 [36] 如果我们继续往这个方向前进，人民困在新奥尔良屋顶的影像，不只代表美国尚未解决的种族不平等历史，也预示灾难种族隔离的全部未来，将来灾区里的人能否幸存，要看他们能否负担逃生费用。

展望未来的生态与政治灾难，我们总是以为大家都会合力面对灾难，认为需要一位领袖，能够看出我们正走上毁灭之路。但是我可不敢这么肯定。有这么多政治与企业精英对气候变化如此乐观，原因之一可能是他们确信自己负担得起从最可怕的灾难中逃生的费用。或许这点也可以说明为什么布什的支持者当中，有这么多人是相信末日论的基督徒。这种情形不只显示他们必须相信自己拥有逃生舱口，可以从自己所创造的世界中逃走；末世升天（Rapture）还是一个寓言，显示他们在世间建立的是自寻毁灭与灾难的系统，在这之后会有私人直升机和飞机降下来，把他们和朋友载到神圣的安全国度。

承包商急于开发替代的稳定营收来源之际，有一条路是对其他企业提供不受灾难侵袭的保护，这是布雷默到伊拉克上任前所经营的事业：把跨国企业拉进安全泡沫，即使企业所在的国家分崩离析，企业仍然可以顺利运作。纽约或伦敦很多大型办公大楼的大厅中，已经可以看出业界这种努力所取得的成果，例如进入大楼时必须经过机场式的安检，加上佩挂有相片的身份证明和X光机等。但是业界的野心大多了，包括推动全球电信网络、紧急医疗与电力民营化，以及在重大灾害期间部署与运输全球人力的能力。灾难资本主义体系看出的另一个潜在成长领域是地方政府，也就是将警察与消防部门委托民间安全公司办理。2004年11月，洛克希德—马丁公司一位发言人说：“我们在伊拉克费卢杰市区为军队执行的任务，一样可以在雷诺市为警察执行。” [37]

业界预测，未来十年里，这些新市场会急速扩张。曾经担任三角洲部队秘密行动任务指挥官、后来成功转型为管理顾问的罗布（John Robb），坦白预测这些趋势将来会有什么发展。他在《快公司》杂志（Fast Company ）上发表一篇广为流传的文章，指出“反恐战争的结果是新颖却比较有弹性的国家安全事务做法；不是以国家为中心，而是以公民与私人公司为中心……安全会变成你在什么地方居住、你为谁工作等答案所组成的函数，就像已经分配给医疗卫生的角色一样”。 [38]

罗布写道：“富人和跨国企业会变成帮助我们这种集体系统脱离困境的第一批客户，他们会选择聘请私人军事公司，如黑水和三棚公司（Triple Canopy），保护他们的住宅与设施，并且依据日常生活，建立保护性的架构。从巴菲特旗下的奈特捷公司（NetJets）之类的航空公司演变出来的平行运输网络，会满足这批客户的需求，把他们从一个设备精良又安全的起降点，像蛙跳一样载运到下一个起降点。”这种精英世界大致上已经成型。但是罗布预测，中产阶级很快会跟进，“形成分摊安全成本的郊区安全体制，这种郊区好比堡垒，会装设并且维持备用发电机与通讯设备，由受过公司训练的私人民兵巡逻，拥有现代化的应急系统”。

换句话说，这是郊外绿区的天地，至于在这种安全阵地以外的人，“他们必须满足于国家残存体系的遗迹，他们会被吸引到美国城市，接受无所不在的监视，接受边缘化或完全不存在的服务，对穷人来说，没有其他地方可以避难”。

罗布描述的未来听起来很像新奥尔良的现状。新奥尔良的瓦砾堆中出现了两种大不相同的封闭式社区：一种是所谓的急难村，就是荒凉、偏僻、满地碎石子的拖车营地，这是低收入难民住的地方，由柏克德或福陆公司的承包商兴建，由私人保安公司管理和巡逻，住客受到限制，新闻记者不得进入，难民被当成罪犯一样对待。另一种位于新奥尔良富人居住的地区，例如奥杜邦区（Audubon）和花园区（Garden District），就像功能全备的泡沫，和国家完全分离。风灾过后几周内，那里的居民就有饮水供应和强力紧急发电机，病人在私人医院治疗，小孩上新的私立学校。他们像平常一样，不需要公共交通。在新奥尔良郊区的伯纳德教区，戴恩公司负责大部分的管理，其他社区就直接雇用保安公司。在这两种私人国度之间，就是新奥尔良版的红区，红区里谋杀率飞跃上升，像是著名的下九区（Lower Ninth Ward），沦落为充满末日恐怖的无人地带。卡特琳娜侵袭过后的那年夏天，饶舌歌手少年乐团（Juvenile）主唱的流行歌道尽了全部气氛，“我们住在像海地一样没有政府的地方”──失败的美国。 [39]

本地律师兼行动主义者奎格利（Bill Quigley）说：“新奥尔良发生的现象，只是全美同样现象比较集中、比较生动的版本。我国每个城市都有一些地方极为类似新奥尔良，每个城市都有一些荒废的社区，荒废的公共教育设施、公共住宅、公共卫生诊所和司法体系。除非我们全力阻止，否则那些不支持公共教育、医疗和公共住宅的人，会继续把整个美国变成下九区。” [40]

这种过程已经进行了很久。在亚特兰大郊外一个富裕的共和党社区，可以看到另一种灾难种族隔离主义的景象。这个社区的居民对于自己缴交的房屋税，被人拿去补贴郡里的低收入非裔美国人社区学校和警察深感不满，他们投票决定自行成立沙泉市（Sandy Springs），好把税收拿来为十万公民提供各种服务，不再通过比较大的富尔顿郡（Fulton County）重新分配。唯一的问题是沙泉市没有政府结构，需要无中生有，从头建立有关收税、都市计划到公园与娱乐的事务。2005年9月，也就是新奥尔良遭到洪水侵袭的同一个月里，营建与顾问巨擘西图集团找上沙泉的居民，提出独一无二的建议：一切由我们代劳。西图集团要价每年2700万美元，承诺替沙泉从头建立完整的城市。 [41]

几个月后，沙泉成为第一个“合约城市”。只有四个人直接为新市政府工作，其他人全都是约雇人员。为西图集团主持这一计划的贺塞康（Rick Hirsekorn）说：“沙泉是没有政府治理程序的一张白纸。”他告诉另一位记者说：“我们同业里，从来没有人承办过这种规模的整个城市。” [42]

《亚特兰大宪法报》（Atlanta Journal -Constitution ）报道：“沙泉雇用企业员工，管理自己的新城市，真是颇为大胆的实验。”不到一年内，合约城市风潮席卷亚特兰大的富裕社区，变成“北富尔顿郡的标准程序”。附近社区学习沙泉，也投票要自立为城市，而且把政府外包办理。一个叫米尔顿（Milton）的新城市立刻聘请西图集团办理这件事，毕竟西图集团已经有经验了。很快地，新成立的城市掀起整合运动，希望组成自己的郡，这将意味着他们缴交的税款没有一块钱会流入附近的贫困社区。这个计划碰到激烈的反对，反对的人是这块建议中的独立领土之外的政客——他们说，没有这些税款的话，他们将无法负担郡里的大型公立医院和公共运输系统；他们也说，这种分裂一方面会创造出失败国家，另一方面则是服务过多的国家。他们所说的情形听起来很像新奥尔良，也有点像巴格达。 [43]

在亚特兰大这些富裕的郊区里，30年来社团主义在光天化日之下掏空国家的圣战已经完成，不只是每一种政府服务都外包办理，连政府的核心功能，也就是治理的功能，也外包办理。这种新领域由西图集团开拓可以说是特别适宜，该公司在伊拉克取得数亿美元的合约，负责执行监督其他承包商的政府核心功能。大海啸侵袭斯里兰卡后，西图集团不但为斯里兰卡兴建港口和桥梁，也“负责基础建设计划的整体监督”。 [44] 卡特琳娜飓风后，西图集团在新奥尔良取得5亿美元的合约，负责兴建急难村，而且已经做好准备能够在下次灾难中取得同样的合约。西图集团是在特殊状况下推动国家民营化的大师，如今它也在推动正常情况下的国家民营化。如果说伊拉克是极端民营化的实验室，那么现在实验期显然已经结束了。

[1] Hein Marais, “A Plague of Inequality,” Mail ＆ Guardian (Johannesburg), May 19, 2006.

[2] “Names and Faces,” Washington Post, September 19, 2005.

[3] Adolph Reed Jr., “Undone by Neoliberalism,” he Nation, September 18, 2006.

[4] Jon Elliston, “Disaster in the Making,” ucson Weekly, September 23, 2004; Innovative Emergency Management, “IEM Team to Develop Catastrophic Hurricane Disaster Plan for New Orleans ＆ Southeast Louisiana,” press release, June 3, 2004, www.ieminc.com.

[5] Ron Fournier and Ted Bridis, “Hurricane Simulation Predicted 61,290 Dead,” Associated Press, September 9, 2005.

[6] Paul Krugman, “A Can't Do Government,” New York Times, September 2, 2005; Martin Kelly, “Neoconservatism's Berlin Wall,” The G-Gnome Rides Out blog, September 1, 2005, www.theggnomeridesout.blogspot.com; Jonah Goldberg, “The Feds,” the Comer blog on the National Review Online, August 31, 2005, www.nationalreview.com.

[7] Milton Friedman, “The Promise of Vouchers,” Wall Street Journal, December 5, 2005; John R. Wilke and Brody Mullins, “After Katrina, Republicans Back a Sea of Conservative Ideas,” Wall Street Journal, September 15, 2005; Paul S. Teller, deputy director, House Republican Study Committee, “Pro-Free-Market Ideas for Responding to Hurricane Katrina and High Gas Prices,” e-mail sent on September 13, 2005.

[8] 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 Climate Change 2007: The Physical Science Basis, Summary for Policymakers, February 2007, page 16, www.ipcc.ch.

[9] Teller, “Pro-Free-Market Ideas for Responding to Hurricane Katrina and High Gas Prices.”

[10] Eric Lipton and Ron Nixon, “Many Contracts for Storm Work Raise Questions,” New York Times, September 26, 2005; Anita Kumar, “Speedy Relief Effort Opens Door to Fraud,” St. Petersburg Times, September 18, 2005; Jeremy Scahill, “In the Black(water),” he Nation, June 5, 2006; Spencer S. Hsu, “$400 Million FEMA Contracts Now Total $3.4 Billion,” Washington Post, August 9, 2006.

[11] Shaw Group, “Shaw Announces Charles M. Hess to Head Shaw's FEMA Hurricane Recovery Program,” press release, September 21, 2005, www.shawgrp.com; “Fluor's Slowed Iraq Work Frees It for Gulf Coast,” Reuters, September 9, 2005; Thomas B. Edsall, “Former FEMA Chief Is at Work on Gulf Coast,” Washington Post, September 8, 2005; David Enders, “Surviving New Orleans,” Mother Jones, September 7, 2005, www.motherjones.com.

[12] United States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Committee on Government Reform —Minority Staff, Special Investigations Division, Waste, Fraud and Abuse in Hurricane Katrina Contracts, August 2006, page i, www.oversight.house.gov.

[13] Rita J. King, Corp Watch, Big, Easy Money: Disaster Profiteering on the American Gulf Coast, August 2006, www.corpwatch.org; Dan Barry, “A City's Future, and a Dead Man's Past,” New York Times, August 27, 2006.

[14] Patrick Danner, “AshBritt Cleans Up in Wake of Storms,” Miami Herald, December 5, 2005.

[15] “Private Companies Rebuild Gulf,” PBS NewsHour with Jim Lehrer, October 4 , 2005.

[16] Scott Shane and Ron Nixon, “In Washington, Contractors Take on Biggest Role Ever,” New York Times, February 4, 2007.

[17] Mike Davis, “Who Is Killing New Orleans?” he Nation, April 10, 2006.

[18] 没有人针对新奥尔良劳工状况进行深入研究，但是新奥尔良草根性利益团体“先进计划组织”（Advancement Project）估计，新奥尔良的外劳中，有60％被拖欠工资。

[19] Leslie Eaton, “Immigrants Hired After Storm Sue New Orleans Hotel Executive,” New York Times, August 17, 2006; King, Corp Watch, Big, Easy Money; Gary Stoller, “Homeland Security Generates Multibillion Dollar Business,” USA oday, September 11, 2006. FOOTNOTE: Judith Browne-Dianis, Jennifer Lai, Marielena Hincapie et al., And Injustice for All: Workers ' Lives in the Reconstruction of New Orleans, Advancement Project, July 6, 2006, page 29, www.advancementproject.org.

[20] Rick Klein, “Senate Votes to Extend Patriot Act for 6 Months,” Boston Globe, December 22, 2005.

[21] Jeff Duncan, “The Unkindest Cut,” imes-Picayune (New Orleans), March 28, 2006; Paul Nussbaum, “City at a Crossroads,” Philadelphia Inquirer, August 29, 2006.

[22] Ed Anderson, “Federal Money for Entergy Approved,” imes-Picayune (New Orleans), December 5, 2006; Frank Donze, “146 N.O. Transit Layoffs Planned,” imes-Picayune (New Orleans), August 25, 2006; Bill Quigley, “Robin Hood in Reverse: The Looting of the Gulf Coast,” justiceforneworleans.org, November 14, 2006.

[23] Asian Coalition for Housing Rights, “Mr. Endesha Juakali,” www.achr.net.

[24] Bob Herbert, “Our Crumbling Foundation,” New York Times, April 5, 2007.

[25] Help Jet, www.helpjet.us.

[26] Seth Borenstein, “Private Industry Responding to Hurricanes,” Associated Press, April 15, 2006.

[27] James Glanz, “Idle Contractors Add Millions to Iraq Rebuilding,” New York Times, October 25, 2006.

[28] 这种产业有一个地方最令人担心，就是明明白白地表现出党派之私。例如黑水公司跟反堕胎运动和其他右派政策立场关系密切，几乎只捐款给共和党，而不是像大部分大企业一样，对两党都下注。哈利伯顿的政治捐款中，87％流向共和党，西图集团的比率是70％。因此我们不难想象，将来有一天，政党在选战中会雇用这些公司侦测对手，或是利用这些公司从事连中央情报局都觉得太龌龊的秘密任务。

[29] Mark Hemingway, “Warriors for Hire,” Weekly Standard, December 18, 2006. FOOTNOTE: Jeremy Scahill, “Blackwater Down,” he Nation, October 10, 2005; Center for Responsive Politics, “Oil ＆ Gas: Top Contributors to Federal Candidates and Parties,” Election Cycle 2004, www.opensecrets.org; Center for Responsive Politics, “Construction: Top Contributors to Federal Candidates and Parties,” Election Cycle 2004, www.opensecrets.org.

[30] Josh Manchester, “Al Qaeda for the Good Guys: The Road to Anti-Qaeda,” CSDaily, December 19, 2006, www.tcsdaily.com.

[31] Bill Sizemore and Joanne Kimberlin, “Profitable Patriotism,” he Virginian-Pilot (Norfolk), July 24, 2006.

[32] King, CorpWatch, Big, Easy Money; Leslie Wayne, “America's For-Profit Secret Army,” New York Times, October 13, 2002; Greg Miller, “Spy Agencies Outsourcing to Fill Key Jobs,” Los Angeles Times, September 17, 2006; Shane and Nixon, “In Washington, Contractors Take on Biggest Role Ever.”

[33] The corporations on the advisory committee include Lockheed Martin, Boeing and Booz Allen. Stephen E. Flynn and Daniel B. Prieto,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Neglected Defense: Mobilizing the Private Sector to Support Homeland Security, CSR No. 13, March 2006, page 26, www.cfr.org.

[34] Mindy Fetterman, “Strategizing on Disaster Relief,” USA oday, October 12, 2006; Frank Langfitt, “Private Military Firm Pitches Its Services in Darfur,” National Public Radio: All Things Considered, May 26, 2006.

[35] Peter Pae, “Defense Companies Bracing for Slowdown,” Los Angeles Times, October 2, 2006.

[36] Johanna Neuman and Peter Spiegel, “Pay-as-You-Go Evacuation Roils Capitol Hill,” Los Angeles Times, July 19, 2006.

[37] Tim Weiner, “Lockheed and the Future of Warfare,” New York Times, November 28, 2004.

[38] Information in the next two paragraphs is drawn from John Robb, “Security: Power to the People,” Fast Company, March 2006.

[39] Juvenile, “Got Ya Hustle On,” on the album Reality Check, Atlanta/WEA label, 2006.

[40] Bill Quigley, “Ten Months After Katrina: Gutting New Orleans,” CommonDreams.org, June 29, 2006, www.commondreams.org.

[41] Doug Nurse, “New City Bets Millions on Privatization,” Atlanta Journal-Constitution, November 12, 2005.

[42] Annie Gentile, “Fewer Cities Increase Outsourced Services,” American City ＆ County, September 1, 2006; Nurse, “New City Bets Millions on Privatization.”

[43] Doug Nurse, “City Hall Inc. a Growing Business in North Fulton,” Atlanta Journal-Constitution, September 6, 2006; Doug Gross, “Proposal to Split Georgia County Drawing Cries of Racism,” Seattle Times, January 24, 2007.

[44] United Nations Office for the Coordination of Humanitarian Affairs, “Humanitarian Situation Report—Sri Lanka,” September 2-8 , 2005, www.reliefweb.int.

第21章
和平动机消失
以色列的警讯

大型分隔围篱不是劳改营世界的东西，而是属于高速公路隔音墙、体育馆豪华包厢、非吸烟区、机场安全区和“封闭式社区”……大型围篱把富人的特权和穷人的嫉妒显露在外，让贫富双方都觉得尴尬，这点不表示围篱没有效。

──考德威尔（Christopher Caldwell），《旗帜周刊》

（Weekly Standard ）资深编辑，2006年11月 [1]

几十年来，凡俗之见都认为，整体的混乱会耗损世界经济的力量。个别震撼与危机当然可以利用，作为强制打开新市场的工具，但是在初期的震撼达到目标后，需要相对的和平与稳定，才能追求永续经济成长。大家普遍认为，这是1990年代繁荣的原因：冷战结束后，全球经济体自由化，努力推动贸易与投资，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变得更错综复杂、更互相依赖，彼此轰炸对方的可能性大为降低。

然而，在2007年瑞士达沃斯的世界经济论坛上，政治与企业领袖对一种似乎嘲讽这种凡俗之见的状态百思不解，这种状态叫作“达沃斯困境”。《金融时报》专栏作家伍尔夫（Martin Wolf）把这种状态说成是“顺利发展的世界经济与麻烦不断的政治局势之间的矛盾”。他说，经济面临“一系列的震撼，包括2000年后的股市崩盘，2001年9月11日的恐怖暴行，阿富汗与伊拉克的战争，美国政策引发的摩擦，实质油价涨到1970年代以来的最高峰，世界贸易组织多哈回合谈判中断，伊朗发展核武野心引发的冲突”，但是世界经济却处在普遍共同成长的黄金时期。简单地说，世界乱成一团，眼前看不到稳定，全球经济却大声叫好。不久之后，美国前财政部长萨默斯（Lawrence Summers）把这种政治与经济几乎完全分离的现象，形容成“狄更斯小说中的世界，你跟国际关系专家讨论，他们会说这是有史以来最差的时代，然后你跟潜在的投资人讨论，他们会说这是有史以来最好的时代”。 [2]

这种令人困扰的趋势也表现在所谓的“枪炮与鱼子酱指数”（guns-to-caviar index）经济指标。这个指数追踪喷气式战斗机（枪炮）与行政专机（鱼子酱）的销售状况。大家发现，17年来，喷气式战斗机销售热络时，行政专机的销售会下降，反之亦然，也就是行政专机销售成长时，喷气式战斗机的销售会减少。当然，总是有一些发战争财的人会靠着出售枪炮致富，但是他们对经济的影响微不足道。你不可能在暴乱与不稳定的情势中创造蓬勃经济成长，已经是老生常谈。

但是这种老生常谈已经不正确了。从2003年美国侵略伊拉克以来，这个指标显示，喷气式战斗机和行政专机的支出同时快速增加，这意味着在世界变得更动荡之际，获利也大幅累积。 [3] 印度经济的飞跃成长，是奢侈品需求增加的原因之一，有限的军工体系扩张，变成庞大的灾难资本主义体系，也是原因之一。今天全球不稳定不只惠及少数军火贩子，也为高科技安全部门、重大建筑工程、治疗伤兵的私营医疗公司、石油与天然气部门创造惊人的利润，当然，还有国防承包商。

这种营收规模的确足以助长经济繁荣。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光是在2005年，就赚了美国纳税人250亿美元，该公司一位副总裁主持的委员会曾经大力鼓吹侵略伊拉克。民主党众议员韦克斯曼（Henry Waxman）指出，这个金额“超过103个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包括冰岛、约旦和哥斯达黎加，也比美国商务部、内政部、中小企业局与政府整个立法部门的预算总和还多”。洛克希德本身就是“新兴市场”，像它这一类的公司股价上涨（从2000年到2005年间上涨三倍），是美国股市能够从“9·11”事件后的长期崩盘中脱困的原因之一。2001年到2006年间，一般股票的股价表现不如大盘，代表国防、国土安全与航天股票的史贝德国防指数（Spade Defense Index）每年却平均上涨15％，是同期内标准普尔500指数平均涨幅的7.5倍。 [4]

在伊拉克加速发展的民营化重建事业模式获利极高，进一步加剧了达沃斯困境。包括大型工程公司在内的重大建筑工程股，在战争与天灾后，都会捞到利润极高、无需竞标的合约，2001年到2007年4月间，重型营建股的股价上涨250％。如今重建已是非常大的生意，因此每一次新灾难造成毁灭后，都会伴随着热门的初次公开发行股票热潮：跟伊拉克重建有关的上市金额高达300亿美元，跟南亚大海啸重建有关的上市金额为130亿美元，跟新奥尔良与墨西哥湾区重建有关的上市金额高达1000亿美元，跟黎巴嫩重建有关的上市金额为76亿美元。 [5]

恐怖攻击通常会造成股市暴跌，现在却受到市场热烈欢迎。2001年9月11日后，纽约股市重新开盘时，道琼斯工业股价指数立刻暴跌685点，和2005年7月7日的情形形成强烈的对比，当天四颗炸弹炸翻伦敦公共运输系统，炸死数十人，炸伤几百人，美国股市当天收盘价比前一天反而有所增长，纳斯达克指数（Nasdaq）上涨7点。随后在8月的某一天，英国执法机关宣布，逮捕了计划炸毁飞往美国班机的24位嫌疑犯，纳斯达克指数收盘上涨11.4点，主因是国土安全股的飞跃上涨。

石油业也赚到暴利：2006年，光是埃克森美孚公司就赚到400亿美元的利润，创下世界企业史上最高的获利纪录。该公司的竞争对手如雪佛龙，也不遑多让。 [6] 石油业像国防、重型营建与国土安全企业一样，财运随着每一次战争、恐怖攻击与五级飓风而改善。石油业除了赚取主要产区不安定带来的短期价格上涨利益外，也一直努力把灾难变成自己的长期利益，方法包括：确保阿富汗重建资金中，有一大部分用在兴建新油管所需要的昂贵道路建设工程上（其他重大重建计划大都拖延下来）；或是在伊拉克仍然陷在熊熊大火时通过石油法，或是靠着卡特琳娜飓风，计划设立1970年代以来美国的第一批新炼油厂。油气业和灾难经济的关系极为错综复杂，是很多灾难的根本原因和受益者，可以视为灾难资本主义体系的荣誉附属成员。

无需密谋

近年频频爆发的灾难转化成极为惊人的利润，促使世界各地很多人得到相同的结论，就是富国和强国一定在刻意制造灾难，以便加以利用。2006年7月，针对美国居民所做的全国性访调发现，超过三分之一的受访者相信，政府与“9·11”攻击脱不了关系，或是没有采取行动阻止恐怖分子，“因为政府希望美国在中东开战”。近年大部分的灾难爆发后，类似的怀疑都会跟着出现；卡特琳娜飓风过后，路易斯安那州难民营里谣言四起，说堤防并没有崩溃，而是遭到秘密炸毁，目的就像伊斯兰教领袖法拉罕（Louis Farrakhan）说的一样，是要“摧毁新奥尔良的黑人区，同时确保白人区不淹水”。 [7] 我在斯里兰卡时，经常听说大海啸是美国引爆的海底爆炸所造成，这样美国可以派军到东南亚，完全掌控东南亚地区的经济。

事实真相没有这么恶毒，却更加危险。经济体系如果要不断成长，除了要坚决反对几乎所有认真的环境管制，本身就会稳定地制造一系列灾难，不管是军事、生态还是金融灾难。市场喜欢纯粹投机带来的短期暴利，使股市、汇市和不动产市场变成制造危机的机器，亚洲金融危机、墨西哥比索危机和网络泡沫崩溃，全都指出这一点。我们对肮脏的非再生能源的普遍依赖，又不断引发其他危机：从1975年起，自然灾害增加了4.3倍，为了控制稀有资源而发动的战争（不只是伊拉克战争与阿富汗战争而已，也包括尼日利亚、哥伦比亚和苏丹强度比较低的动乱），会进一步造成恐怖分子的反弹（2007年的一项研究估计，从伊拉克战争爆发以来，恐怖攻击的次数增加了7倍）。 [8]

由于天气和政治温度都升到沸腾的地步，未来的灾难不需要靠阴谋策划。所有的迹象都显示，只要我们继续维持目前的走向，灾难会不断发生，强度会愈来愈惊人。因此，产生灾难可以留给市场那只看不见的手去做，这个领域确实是这只手可以发挥作用的地方。

虽然灾难资本主义体系没有刻意阴谋策划制造巨灾，以便从中获利（不过伊拉克可能是明显的例外），却有很多证据显示，灾难资本主义体系的构成产业非常努力，以便确保目前的灾难趋势不受挑战，延续下去。大型石油公司长年资助否定气候变化的运动；过去十年来，估计埃克森美孚花在这种运动上的资金，已经达到1600万美元。这种现象早已为人所知，但是知道灾难承包商和精英意见领袖之间互动的人却少得多。华府几个有影响力的智库，包括国家公共政策研究所（National Institute for Public Policy）和安全政策中心（Center for Security Policy），都接受武器与国土安全承包商的大力资助。这些研究机构不断描绘世界是黑暗、充满威胁的地方，有问题只能用武力对付，也可以让承包商从中获利。国土安全部门也日渐和媒体公司结合，形成具有奥威尔式影响的发展。2004年，数字通讯巨擘律商联讯公司（LexisNexis）出资7.75亿美元买下数据挖掘业者塞新公司（Seisint），后者在监控方面和联邦与州政府密切合作。同一年里，拥有国家广播公司的通用电气公司买下内视公司（In Vision），内视公司主要生产具有高争议性的高科技炸弹侦测设备，用在机场与其他公开场所；2001年到2006年间，内视公司获得国土安全部的合约金额高达150亿美元，超过所有其他公司得到的类似合约。 [9]

灾难资本主义体系向媒体方面的缓慢渗透，可能是新形态的企业协同；这种做法是1990年代极为流行的垂直整合。这在企业经营上的确很有道理：我们的社会愈惊慌，愈相信四处潜伏着恐怖主义分子；新闻的收视率飙得愈高，厂商卖的生物特征辨认与液体炸弹侦测设备越多，兴建的高科技围篱越多。如果说，没有边界的开放“小世界”是1990年代获利的保证，到了新千禧年，西方世界困在具有威胁性的堡垒中、被圣战分子和非法移民围攻的噩梦威胁同时也扮演同样的角色。灾难经济蓬勃发展，关系到极多的财富─从武器、石油、工程、监视到专利药品的庞大财富。唯一可能威胁这种繁荣的是，世界可能获得某种程度的气候稳定与地缘政治和平。

以色列与长期灾难种族隔离国家

分析师努力了解达沃斯困境后，逐渐得到新的共识。并非市场已经变得不受不稳定影响，至少不完全如此。实际的状况是大家极为期望灾难持续不断出现，一度适应的市场已然发生改变，以符合这种新现状：不稳定就是新的稳定。大家讨论“9·11”后这种经济现象时，经常把以色列当成范例。过去十年的大部分时间里，以色列一直经历自己特有的小型达沃斯困境：战争与恐怖攻击持续增加，但是特拉维夫股票交易所却随着动乱，涨到创纪录的水平。7月7日伦敦爆炸案发生后，一位股票分析师在福克斯新闻台（Fox News）上指出：“以色列人天天应付恐怖威胁，股市却年年上涨。” [10] 就像全球经济状况一样，大部分人同意以色列的政治状况乱得可以，经济却从来没有这么强过，2007年的成长率可媲美中印两国。

以色列这种枪炮与鱼子酱模式这么有意思，原因不只是以色列经济很有弹性，善于面对重大的经济震撼，例如2006年与黎巴嫩的战争，或是2007年哈马斯组织接管加沙；而且也是因为以色列创造了直接因应暴乱升级而大幅扩张的经济。以色列工业对灾难这么安心，原因并不神秘。美国和欧洲企业了解全球安全繁荣的潜力之前很多年，以色列科技公司就忙于开创国土安全产业，今天仍然继续主导这个领域。以色列出口协会估计，以色列有350家公司专门从事国土安全产品的销售，2007年还增加了30家新公司。从企业观点来看，这种发展使以色列成为“9·11”后市场竞争和模仿的模范。然而，从社会与政治观点来看，应该把以色列当成别的东西，当成可怕的警讯。以色列即使对邻邦发动战争、在占领的土地上加剧暴行，却仍然能继续享受繁荣，这恰恰显示了把经济建立在战争持续不断、灾难继续加深的基础上，是多么危险的事。

以色列有能力结合枪炮与鱼子酱，是过去15年经济本质剧烈变化的结果，这种变化对于和平希望的幻灭具有很深远的影响，却很少有人深入了解。中东和平上次出现浓厚的希望，是1990年代初期的事情了；当时以色列有一大批选民相信，继续冲突不是办法。共产主义已经式微，信息革命正要开始。当时以色列企业界普遍认为，血腥占领加沙与西岸，加上阿拉伯国家联合抵制以色列，正在使以色列的经济前途陷入险境。以色列企业看到全世界新兴市场经济体的爆炸性成长，对自己受到战争限制深感厌烦。他们希望成为高获利、无国界世界的一环，不再困于区域性斗争。如果以色列政府能够跟巴勒斯坦人达成某种和平协议，邻邦取消联合抵制，以色列很有机会成为中东的自由贸易枢纽。

1993年，当时的以色列商会联合会总裁吉尔曼（Dan Gillerman）大力支持这种立场。“以色列可能不只变成另一个国家，而是可能变成整个地区的策略性运筹与营销中心，就像中东的新加坡或香港，多国公司会以这里为总部……我们说的是完全不同的经济……我们必须迅速调整，否则会错过这种一辈子才有一次的经济机会，空留余恨。” [11]

同一年，当时的外交部长佩雷斯（Shimon Peres）对一群以色列记者解释说，和平现在是大势所趋，不过却是很特别的和平。佩雷斯说：“我们不是追求政治和平，而是对市场和平有兴趣。” [12] 几个月后，以色列总理拉宾（Yitzhak Rabin）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主席阿拉法特（Yasser Arafat）在白宫草坪握手言和，揭开了奥斯陆协议的序幕。世界各国欢欣鼓舞，他们三人共同获得1994年的诺贝尔和平奖，然后一切就出了大问题。

奥斯陆协议阶段可能是巴以关系中最乐观的时期，但是两人著名的握手不代表签署协议，只是同意开始和谈程序，所有最急迫的问题都没有解决。阿拉法特处在十分不利的谈判地位上，必须谈判自己重回以色列占领区的问题，而且他在耶路撒冷的未来地位、巴勒斯坦难民、犹太定居者甚至巴勒斯坦人自决的问题上，都没有争取到一致意见。谈判人员宣称，奥斯陆策略的基础理念是开放国界，加入全球化列车，推动“市场和平”，其他一切就会顺利发展。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应该都会体会到日常生活明显的改善，为将来谈判中的“政治和平”创造比较友善的环境。这点至少是奥斯陆协议承诺的事情。

很多因素对后来的谈判破裂都有所影响。以色列人通常把原因归咎于自杀炸弹和拉宾被刺。巴勒斯坦人指出，以色列人在奥斯陆协议期间，疯狂扩张非法屯垦区，情形就像巴拉克（Ehud Barak）领导的以色列劳动党政府外交部长本—阿米（Shlomo Ben-Ami）说的一样，证明和平程序“是以新殖民主义精神为基础”，目标是在“我们和巴勒斯坦人终于达成和平协议时，会有一种依赖性出现，实现两个实体之间结构上的不平等”。 [13] 有关谁破坏了和平进程，或这种程序的真正目标到底是不是和平的辩论，早已为人熟知，而且大家十分深入地探讨过。然而，促使以色列退回到单边主义态度的两个因素却少为人知，而且很少有人讨论。这两个因素都跟芝加哥学派自由市场圣战在以色列造成的影响有关。一个因素是苏联犹太人涌入，这是俄罗斯休克疗法实验的直接后果；另一个因素是以色列的出口经济转变，从以传统商品与高科技产品为主，变为极度依赖反恐相关知识技术与设备的销售。两个因素都大大破坏了奥斯陆程序：俄罗斯人的到来，降低了以色列对巴勒斯坦劳工的依赖，使以色列可以封锁占领的土地；高科技安全经济快速扩张，使以色列最强而有力的富裕部门胃口大开，主张放弃和平，拥抱长期持续扩张的反恐战争。

因为不幸的历史巧合，奥斯陆时期开始时，正好是俄罗斯的芝加哥学派实验最痛苦的阶段。1993年9月13日，巴以双方在白宫草坪握手言和三周后，叶利钦派出战车，放火焚烧国会大厦，开始了他所推动的经济震撼最残忍无情的阶段。

整个1990年代，大约有100万犹太人离开前苏联，搬到以色列。这段时间来自前苏联的移民，现在占以色列犹太人总人口的18％以上。 [14] 如此大量的人口快速移入像以色列这么小的国家，冲击之大绝对不容忽视。以比例来说，等于安哥拉、柬埔寨和秘鲁所有人口都打好包袱，同时移民美国一样；以欧洲来说，这相当于所有的希腊人都移民法国。

第一波苏联犹太人前往以色列时，很多人是经历终身的宗教迫害后，决定定居犹太人的国家。然而，最初这一波移民之后，移民以色列的犹太人急剧增加，而且和俄罗斯经济休克疗法加在俄罗斯人身上的惊人痛苦直接相关。后来这几波苏联移民不是怀抱犹太复国主义理想的人（很多人宣称自己是犹太人时，显得相当无力），而是绝望的经济移民。1992年，在莫斯科以色列大使馆外面等待的一位移民告诉《华盛顿时报》（Washington Times ）：“最重要的不是我们要去哪里，而是我们来自哪里。”苏联犹太复国论坛发言人坦白承认，这些移民“不是受到以色列吸引，而是被苏联的政治不稳定和经济恶化赶走”。到现在为止，最大一波移民潮出现在1993年叶利钦政变时，正是以色列开始和平程序的时候。这一波之后，另外有60万人从前苏联国家移民以色列。 [15]

这种人口变化，颠覆了和平协议本就不稳定的走向。苏联难民抵达前，以色列不能长期跟加沙与西岸的巴勒斯坦人分离，因为如果失去巴勒斯坦劳工，以色列经济不可能继续生存。就像加州失去墨西哥劳工，经济就得停摆一样。每天大约有15万巴勒斯坦人离开在加沙和西岸的家，前往以色列清扫街道、铺设道路；同时，巴勒斯坦农民和商人在货车上装满货物，开进以色列和属于以色列的其他领土售卖。 [16] 双方在经济上互相依赖，以色列也采取积极措施，防止巴勒斯坦地区和阿拉伯国家发展自主贸易关系。

然后，就在奥斯陆协议生效时，这种互相十分依赖的关系突然被切断。在这个关键时刻，移民以色列的数十万俄罗斯人和巴勒斯坦劳工不同，巴勒斯坦人出现在以色列，会要求以色列归还抢走的土地，要求平等的公民权，挑战犹太复国计划。俄罗斯移民明显提高犹太人对阿拉伯人的比率，大为振奋犹太复国主义的目标，同时也提供了廉价劳工的新来源。突然间，特拉维夫有力量在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关系上开启新时代。1993年3月30日，以色列开始实施“闭关”政策，关闭以色列和占领区之间的边界，一次经常关闭几天或几星期，使巴勒斯坦人不能再到以色列工作和卖东西。封锁开始时是临时措施，表面上是因应恐怖主义威胁的紧急反应，却很快就变成新现状，以色列占领区不但跟以色列隔绝，而且彼此之间也互相隔绝，靠着更复杂、更恶劣的关卡制度监督管理。

世人称颂1993年是新希望时代的序幕，但实际上，这一年里，占领区土地却从以色列境内下层阶级居住的破烂宿舍，变成令人窒息的监狱。同期内，也就是从1993年到2000年间，住在占领区的以色列定居者数目倍增。 [17] 很多地方过去是草草开辟的屯垦前哨，现在变成堡垒化的翠绿郊区，并拥有限制进入的道路，明显是为增加以色列领土的目标而设计。签署奥斯陆协议后的几年里，以色列也继续取得西岸重要的水源，除了供应定居点，也把稀少的水源转调回以色列。

新移民在以色列扮演的角色也很少人检讨。很多前苏联居民在休克治疗带来的货币贬值中，看着终身储蓄化为乌有，抵达以色列时身无分文，很容易就受到吸引而前往占领区，那里的房子和公寓便宜多了，还提供特别贷款和奖金。有些最有野心的定居点，例如位于西岸，拥有一所大学、旅馆和得州式迷你高尔夫球场的艾瑞尔（Ariel），积极在前苏联招募移民，派出移民探子，设立俄语网站。艾瑞尔靠着这个方法，人口增加了一倍，今天看起来好像小莫斯科，商店招牌同时写着希伯来文和俄文，一半居民是从前苏联来的新移民。以色列团体“立刻和平组织”（Peace Now）估计，住在非法定居点的以色列公民中，大约有2.5万人是这种人，该组织也指出，很多俄罗斯人“不十分了解要去的地方”，就移民到以色列。 [18]

以色列签署奥斯陆协议后的几年里，用令人印象深刻的方式，达成了以繁荣取代冲突的诺言。1990年代中期和晚期，以色列企业对全球经济发动猛攻，专精通信与网络科技的高科技公司尤其如此，特拉维夫和海法变成了中东硅谷。在网络泡沫高峰期间，以色列国内生产总值中，15％由高科技产业创造，出口产品中大约一半是高科技产品。根据《商业周刊》的说法，以色列是“全世界对科技最依赖的国家”，依赖的程度是美国的两倍。 [19]

在这次科技繁荣中，新移民再度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1990年代移民以色列的几十万前苏联人当中，受过高等教育科学家的人数，比以色列立国80年里科技学院教出来的科学家还多。很多移民是冷战期间撑起苏联的科学家，就像以色列一位经济学家说的一样，这些科学家变成了“以色列科技产业的火箭燃料”。本—阿米描述巴以双方在白宫握手后的岁月时说：“这是以色列历史上最具突破性的经济成长和开放市场时代。” [20]

开放市场理当嘉惠冲突的双方，但是除了阿拉法特身边的贪腐高官外，巴勒斯坦人在奥斯陆协议后的繁荣中明显缺席。最大的障碍是闭关政策，这个政策从1993年开始实施14年来，一直没有取消。根据哈佛大学中东专家罗伊（Sara Roy）的说法，1993年边界突然关闭，对巴勒斯坦人的经济生活造成了毁灭性的影响。她接受访问时说：“闭关政策是签署奥斯陆协议以后的岁月中，对经济造成最大伤害的单一因素，是对已经遭到拖累的经济伤害最大的措施。”

工人不能上工，商人不能卖东西，农民不能下田。1993年里，占领区人均国民生产总值遽减将近30％；1994年，巴勒斯坦穷人增加了33％。深入研究闭关政策对经济影响的罗伊说，到1996年，“巴勒斯坦的劳动力中，高达66％不是失业，就是严重低度就业”。 [21] 对巴勒斯坦人来说，奥斯陆协议根本不是“市场和平”，而是市场消失、工作机会减少、自由度下降。还有，非常重要的是，随着定居点扩张，巴勒斯坦人的土地也跟着减少，就是这种岌岌可危的状况把占领区变成了火药库。2000年9月，沙龙（Ariel Sharon）到耶路撒冷参访穆斯林所说的崇高圣所（al-Haram al-Sharif）、犹太人所说的圣殿山（Temple Mount），引发了巴勒斯坦人的第二次起义。

以色列人和国际媒体大致认为，和平进程崩溃的原因是，2000年7月巴拉克在戴维营提出的建议，是巴勒斯坦人所能得到的最好的交易，但阿拉法特拒绝了以色列人的善意，证明他根本没有真心追求和平。经过这次经验和第二次起义后，以色列人对谈判失去信心，选择沙龙出任总理，开始兴建以色列人所说的安全栅栏、巴勒斯坦人所说的种族隔离墙：由水泥墙和钢制篱笆构成的围墙网超过1967年的绿线边界，贪心地深入巴勒斯坦人的领土，把占地极为广大的定居点纳入以色列国境，也把若干地区30％的水源纳入以色列。 [22]

毫无疑问，阿拉法特希望得到更好的协议，而不只是在戴维营以及2001年1月在塔巴（Taba）所提出的草案，但是这些草案也不像大家宣传的那么宝贵。虽然以色列人不断宣传自己在戴维营草案中表现出空前未有的慷慨，草案对于1948年以色列建国时被迫离开家园与土地的巴勒斯坦人，却几乎完全没有补偿，而且根本没有满足巴勒斯坦人要求自决的最低权利。2006年，在戴维营和塔巴都担任以色列政府谈判代表的本—阿米打破党派界线，承认“戴维营对巴勒斯坦人来说，不是错过的机会，如果我是巴勒斯坦人，我也会拒绝戴维营草案”。 [23]

还有其他因素，造成特拉维夫在2001年后放弃认真的和平谈判，这些因素跟阿拉法特传说中不肯让步或沙龙创造“大以色列”的个人雄心一样有力。其中一个因素跟以色列的科技经济崛起有关。1990年代初期，以色列精英希望以和平换取繁荣，但是最后他们在奥斯陆协议后的岁月里建立的繁荣，对和平的依赖远低于他们原来的想象。以色列在全球经济中的利基变成信息科技，表示经济要成长，关键是输出软件和计算机芯片到洛杉矶和伦敦，而不是向贝鲁特和大马士革出口笨重的商品。科技业是否成功，跟以色列和阿拉伯邻邦是否维持友善关系，或是否不再扩张领土无关。然而，科技经济崛起只是以色列致命经济转型的第一阶段，第二阶段在2000年网络经济崩溃后出现，以色列主要企业必须在全球市场找到新的利基。

以色列是世界上对科技依赖最大的国家，受到网络泡沫崩溃的打击也比其他国家大，当时以色列的经济立刻就直线下坠。2001年6月，分析师预测，大约有300家以色列高科技公司会倒闭，数万人会遭到裁员；特拉维夫经济报纸《环球报》（Globes ）在头条上宣称，2000年是“1953年以来以色列经济最差劲的一年”。 [24]

《环球报》指出，以色列没有出现更严重的衰退，唯一的原因是以色列政府迅速强力干预，把军事支出提高10.7％，其中部分资金是靠删减社会服务支出而来。政府也鼓励科技业多元化发展，从信息与通讯科技，转而发展安全与监视科技。在这段时间里，以色列国防军扮演类似企业育成中心的角色。年轻以色列士兵在服兵役时试验网络系统和监视设备，退伍回归平民生活后，把自己的发现变成事业计划，设立很多新创企业，经营从“搜寻与锁定”数据挖掘、监视摄影机到恐怖分子描画的业务。 [25] “9·11”之后的几年，这些服务与设备的市场出现爆炸性成长，以色列以国家的力量，公开主张新的国家经济设想：网络泡沫提供的成长要由国土安全繁荣取而代之。这是利库德党（Likud Party）鹰派立场和激烈芝加哥学派经济制度的完美结合，具体表现在沙龙的财政部长内塔尼亚胡（Benjamin Netanyahu）和以色列新中央银行总裁费希尔（Stanley Fischer）两个人身上，费希尔正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在俄罗斯和亚洲推动休克治疗计划的主持人。

到2003年，以色列已经开始强劲复苏；到2004年，以色列似乎创造了经济奇迹：在经济惨烈崩盘后，表现几乎胜过所有西方国家。成长主要来自以色列很精明地把自己定位为国土安全科技的大卖场。以色列的时机拿捏十分完美，世界各国政府突然迫切需要猎捕恐怖分子的工具，也迫切需要阿拉伯世界的人物情报知识。在利库德党的领导下，以色列以国家的力量，自我宣传以色列靠着几十年对抗阿拉伯与穆斯林威胁的经验与技能，在国土安全方面是拥有领先优势的。以色列对北美和欧洲的宣传直截了当：你们刚刚开始的反恐战争，是我们从建国以来就开始打的战争，让我们的高科技公司和民营间谍公司告诉你们怎么做。

照《福布斯》杂志的说法，以色列在一夜之间变成了反恐科技必须朝拜的国家。 [26] 从2002年起，以色列每年至少为世界各国的国会议员、警察头子、警长和企业总裁，举办六次庞大的国土安全研讨会，会议的规模和范围年年扩大。传统旅游因为安全恐惧的关系持续萎缩，而这种官方的反恐旅游则填补了一部分的缺口。

2006年2月的某一次研讨会期间，以色列人以“以色列对抗恐怖主义幕后之旅”的名义，招待联邦调查局、微软公司和新加坡大众捷运系统等机构的代表，到以色列最热门的旅游景点如国会、圣殿山和哭墙等地旅游。每到一个地方，游客都检查和称赞堡垒式的保安系统，考虑怎么把这些东西用在国内。2007年5月，以色列邀请美国几座大型机场主管，到特拉维夫附近的本—古里安国际机场举办研讨会，探讨这座机场采用的先进旅客分析与筛检系统。加州奥克兰国际机场飞航主管格罗斯曼（Steven Grossman）解释说，他来参加会议是因为“以色列以维持本国安全闻名”。有些活动相当可怕和戏剧化，例如2006年国际国土安全大会时，以色列军方负责操演复杂的惨案仿真，照主办单位的说法：“仿真的是起源于耐斯兹敖那市（Ness Ziona）、结束于Asaf Harofeh医院的大规模伤亡惨案。” [27]

这些会议不是政策研讨会，而是利润丰厚的专业展览，目的在于展示以色列安全公司的能力。2006年，以色列反恐相关产品与服务的出口增长15％，预测2007年会增长20％，每年出口总值达到12亿美元。2006年，以色列国防相关项目的出口达到34亿美元，创下新高，远高于1992年的16亿美元，使以色列变成世界第四大军火交易国，甚至比英国还大。以色列科技股（大多是安全相关股）在纳斯达克交易所挂牌的文件数，超过美国以外的任何国家；以色列在美国注册的科技专利数，超过中印两国的总和。以色列的科技部门大都与安全有关，目前占以色列出口总值的60％。 [28]

以色列著名的投资银行家罗森（Len Rosen）告诉《财富》杂志：“安全比和平重要，在奥斯陆协议期间，大家希望和平带来成长，现在大家追求安全，希望暴力不会妨碍成长。” [29] 他可以说得更露骨一点：以色列和世界各国提供“安全”的生意，是以色列近年经济快速成长的主要原因。说反恐战争产业解救了摇摇欲坠的以色列经济，就像灾难资本主义体系协助拯救了全球股市一样，一点也不夸张。

下面是反恐产业影响力的一些事例：

·打到纽约市警局的电话会用以色列奈斯系统公司（Nice Systems）创造的科技记录和分析。奈斯公司还替洛杉矶警方和时代华纳公司（Time Warner）监控通信，也为里根国家机场（Ronald Reagan National Airport）和另外几十家顶尖客户提供监视摄影机。 [30]

·伦敦地铁系统内拍摄到的影像，是用慧锐影像监视摄影机记录，慧锐公司属于以色列科技巨擘康华思公司（Comverse）。慧锐的监视设备也用在美国国防部、华盛顿的杜勒斯国际机场（Dulles International Airport）、国会山庄和蒙特利尔的大众捷运系统。该公司的监视设备与服务卖到50多个国家，也协助家得宝和塔吉特（Target）之类的大公司监视员工。 [31]

·洛杉矶和俄亥俄州哥伦布等城市的员工，都带着电子“智能卡”身份证，这种身份证是以色列超康公司（SuperCom）制造，美国前中央情报局长伍尔西赫然是这家公司顾问委员会的主席。欧洲某一个国家曾经找上超康，打算推动全国性的身份证计划。另一国委托超康公司，进行“生物特征护照”的先导计划，这两个行动都具有高度争议性。 [32]

·美国若干最大的电力公司计算机网络采用的防火墙，是由以色列科技巨擘检查哨公司（Check Point）生产的，但是这些公司都拒绝透露名字。根据检查哨公司的说法，《财富》全球500强中，有89％采用检查哨的安全解决方案。 [33]

·2007年超级碗开打前，迈阿密国际机场所有员工都接受了辨认“坏人而不只是辨认可疑事物”的训练，采用的教材叫做“行为形态辨认”心理系统，这种系统是以色列新时代安全解决方案公司（New Age Security Solutions）发展出来的。该公司总裁是以色列本—古里安机场的前安全主管。近年和新时代签约、训练员工了解旅客分析技术的机场包括波士顿、旧金山、格拉斯哥、雅典、伦敦希思罗等机场。冲突频繁的尼日河三角洲港口员工也受过新时代公司的训练，荷兰司法部员工、自由女神像警卫和纽约市警局反恐局干员也一样。 [34]

·新奥尔良富有的奥杜邦社区在卡特琳娜飓风后，决定建立自有警力，并为此聘请了以色列直觉射击国际公司（Instinctive Shooting International）的私人保安人员。 [35]

·加拿大联邦警察部门皇家骑警的探员，受过国际安全指导公司（International Security Instructors）的训练，这家公司设在弗吉尼亚州，专门从事执法人员和士兵的训练。这家公司宣传自己拥有“难得的以色列经验”，讲师都是“以色列国防军、以色列国家警察反恐单位与国家安全局出身的以色列特战部队高手”。该公司的精英客户包括联邦调查局、美国陆军、美国海军陆战队、美国海军海豹突击队和伦敦大都会警察局。 [36]

·2007年4月，在美墨边境任职的美国国土安全部移民特别干员接受八天的密集训练课程，课程是由戈兰集团（Golan Group）安排的，戈兰集团的创办人是前以色列特战部队军官，在七个国家里配置了超过3500位员工。该公司营运主管皮尔森（Thomas Pearson）解释说：“基本上，我们的训练课程涵盖了以色列的安全巡逻。”训练课程涵盖从徒手肉搏、射击演习，到“驾着休旅车主动出击”。戈兰集团目前设在佛罗里达州，但仍然继续宣传公司来自以色列的优势，也生产X光机、金属探测器和来复枪。该公司的客户除了很多政府和名人外，也包括埃克森美孚、壳牌、德士古（Texaco）、李维斯（Levi’s）、索尼（Sony）、花旗集团和必胜客。 [37]

·白金汉宫（Buckingham Palace）需要新保安系统时，选择了马佳尔公司（Magal）设计的系统，马佳尔是最深入参与兴建以色列“安全围篱”的两家公司之一。 [38]

·波音公司在美墨和美加边界，兴建预计投资25亿美元、配备电子感应器、无人飞机、监视摄影机和1800座高塔的“虚拟围篱”边界时，艾尔比特公司（Elbit）是主要合作伙伴之一。艾尔比特是最深入参与兴建以色列争议极大的围篱的另一家公司，这座围墙是“以色列有史以来最大的建筑计划”，已经耗资25亿美元。 [39]

愈来愈多国家把自己变成堡垒（印度和克什米尔边界、沙特阿拉伯和伊拉克边界、阿富汗和巴基斯坦边界都要兴建围墙和高科技围篱），“安全栅栏”可能成为最大规模的灾难业务市场。因此，艾尔比特和马佳尔公司并不在乎以色列的围墙在世界各地引发极多负面印象，事实上，两家公司认为这种负面宣传是免费广告。马佳尔公司总裁埃文以斯拉（Jacob Even-Ezra）解释说：“大家认为，我们是少数有经验实地测试过这种设备的业者。” [40] “9·11”以后，艾尔比特和马佳尔的股价都上涨一倍以上，对以色列国土安全股票而言，这是标准的表现。号称“监视摄影空间元祖”的慧锐公司在“9·11”之前完全没有获利，但是在2000年到2006年间，该公司靠着监视市场的繁荣，股价上涨了三倍以上。 [41]

以色列国土安全公司表现优异，早已为股市观察家熟知，却很少被当成地区政治因素来讨论——其实应该如此。以色列政府决定把“反恐”当成出口经济重心，和以色列放弃和平谈判的时间完全一致，这并非巧合。而且，以色列实行明确策略，不把巴以冲突视为具有明确土地与权利目标的民族主义运动之战，而将之视为全球反恐战争的一环，是对抗一心一意追求毁灭的不理性狂热势力之战。以色列采取这种策略和放弃谈判的时机也完全相符，这种情形同样不是巧合。

这个地区的冲突从2001年开始升高，经济绝非主因；显然双方都不缺助长暴力的素材。但是在这种对和平极为不利的情况下，经济在某些时点，一直是平衡力量，促使不愿谈判的政治领袖开始谈判，就像1990年代初期的情形一样。国土安全行业的繁荣改变了这种压力的方向，创造了对持续暴乱继续大力投资的另一个有力部门。

以色列就像过去芝加哥学派推动实验的边疆国家一样，“9·11”后的急速成长，也表现在国内贫富快速分化的特征上。安全产业快速成长，伴随着一波民营化和削减社会福利计划资金的政策，几乎使工党犹太复国主义分子创造的经济成就化为乌有，也造成了以色列前所未有的不平等弊病。2007年时，24.4％的以色列人活在贫穷线下，在儿童当中这一比例是35.2％，相比之下，20年前只有8％的儿童生活在贫困中。 [42] 这种繁荣的好处没有利益均沾，只为以色列少数人带来暴利，尤其是造福于跟军方与政府水乳交融的有力部门（也有大家熟悉的所有企业贪腐弊案），追求和平的重要诱因因此完全遭到抹杀。

以色列企业界的政治取向大幅改变。今天吸引特拉维夫证券交易所的设想，不再是以色列会成为区域贸易枢纽，而是个超先进的堡垒，在众多决心坚定的敌人包围下仍然能够生存。这种态度的转变在2006年夏季表现得最明显，当时以色列政府把原本跟真主党之间的换囚谈判变成全面战争。以色列最大企业不只是支持这场战争，还资助这场战争。以色列新近民营化的国民银行（Bank Leumi）分发保险杠贴纸，上面印的口号是“我们会战胜”和“我们十分强大”。当时以色列记者兼小说家拉奥尔（Yitzhak Laor）写道：“这场战争首度成为主要手机公司建立品牌的机会，这家公司利用这次战争，推动庞大的促销攻势。” [43]

以色列工业显然不再有害怕战争的理由。2006年8月，以色列和黎巴嫩爆发毁灭性的战争，特拉维夫股市却继续上涨，和1993年大家认为冲突会妨碍成长的情形截然不同。2006年最后一季，哈马斯组织赢得选举后，和以色列在西岸与加沙的血腥冲突升级，但以色列整体经济却创造了高达8％的成长，是同期间美国经济成长率的三倍以上。同时，巴勒斯坦经济在2006年萎缩10%到15％，贫穷率升到接近70％。 [44]

联合国宣布以色列和真主党停火一个月后，纽约证券交易所主办了一场投资以色列的特别研讨会，参加研讨会的以色列公司超过200家，很多都从事国土安全业务。同时，黎巴嫩经济活动几乎完全停摆，大约140家工厂（从组合屋、医疗产品到乳品的各种生产厂商），都忙着清理以色列炸弹和导弹击碎的瓦砾。纽约这场研讨会不受战争影响，发出乐观的信息，以色列驻联合国大使欢迎与会代表时宣布：“以色列会对企业开放，一直都会。” [45]

仅仅十年前，根本不能想象这种战争繁荣，当时身为以色列商会联合会主席的吉尔曼，还呼吁以色列抓住历史机遇，成为“中东的新加坡”。现在他变成以色列最积极煽风点火的强硬主战派，大力推动扩大并升级战事。他接受有线电视新闻网专访时表示：“说所有穆斯林都是恐怖分子，在政治上可能不正确，甚至不符事实；不过几乎所有恐怖分子都是穆斯林，却是非常正确的说法。因此这场战争不只是以色列的战争，也是全世界的战争。” [46]

在全世界发动无休无止的战争，这帖药方和布什政府在“9·11”之后，对新生的灾难资本主义体系发布的事业公开说明书是一样的。任何国家都无法打赢这种战争，但胜利不重要，重要的是在堡垒国家内部创造“安全”，再用围墙外无休无止的低水平冲突支持。从某方面来说，这种目标和伊拉克的民间安全公司目标相同，就是看守住阵地，保护根本。看看沙泉市，就可以窥知由灾难资本主义体系建立和经营的封闭式未来堡垒是什么样子。然而，把这种程序发挥到极致的国家却是以色列。以色列把整个国家变成堡垒化的社区，大门深锁，被永远封锁在外面红区的人民包围。一个社会如果失去追求和平的经济诱因，反而大力投资战争，从无休无止和无法战胜的反恐战争中发财，就会变成上述的模样；其中一部分看来像以色列，另一部分看来像加沙。

以色列是极端的例子，但是以色列创造的这种社会并不独特。灾难资本主义体系在折磨人的低强度冲突状况中会欣欣向荣，这点似乎是从新奥尔良到伊拉克所有灾区的目标。2007年4月，美军开始实施一个计划，要把巴格达好几个动荡的社区变成“封闭式社区”，四周由检查哨和水泥墙围起来，而且用生物特征辨识科技追踪里面的伊拉克居民。居民阿哈米亚（Adhamiya）看着自己住的社区被围墙封锁起来，预测说：“我们会变得像巴勒斯坦一样。” [47] 美军发现巴格达绝不可能变成迪拜、新奥尔良不会变成迪士尼乐园后，开始实施备用计划，准备把伊拉克变成另一个哥伦比亚或尼日利亚，变成战争连绵不绝的地方。作战主力是民间士兵和准军事部队，战争水平压低到只足以把天然资源从土地里开发出来，配合佣兵保护油管、产油平台和水资源。

大家常常拿加沙和西岸的军事化贫民区，拿他们的水泥墙、通电围篱和检查哨，跟南非要求黑人住在贫民区、离开时必须持有通行证的种族隔离制度相比。南非律师杜加特（John Dugard）是巴勒斯坦地区人权问题的联合国特派专员，他在2007年2月表示：“以色列在占领的巴勒斯坦土地上实施的法律和执行方式，的确很像种族隔离制度。” [48] 两者相似的地方很明显，但是也有很多不同，南非的黑人家园基本上是工作营，是通过对黑人劳工的严密监控，让他们在矿场中从事成本低廉的劳动。以色列打造的制度目的正好相反，是要让劳工无法工作，是由开放式居留营构成的网络，拘禁几百万被归类为多余人口的民众。

巴勒斯坦人不是世界上唯一被如此归类的民众：几百万俄罗斯人在自己国内也变成多余人口，所以才会有这么多人逃离俄罗斯，希望在以色列找到工作和尊严生活。南非的种族隔离虽然已经废除，却有四分之一的人口住在快速扩张的贫民区草棚里，他们在新近推动新自由主义的南非，也是多余的人口。 [49] 这样把25％到60％人口抛弃的做法，是芝加哥学派圣战的特征；这种做法从1970年代就已经开始，当时南锥国家处处散布的“难民村”就是例子。南非、俄罗斯和新奥尔良的富人兴建高墙，把自己围起来；以色列把这种做法进一步提升，在危险的穷人四周兴建高墙。

[1] Christopher Caldwell, “The Walls That Work Too Well,” Financial Times (London), November 18, 2006.

[2] Martin Wolf, “A Divided World of Economic Success and Political Turmoil,” Financial Times (London), January 31, 2007; “Ex-Treasury Chief Summers Warns on Market Risks,” Reuters, March 20, 2007.

[3] Richard Aboulafia, Teal Group, “Guns-to-Caviar Index,” 2007.

[4] United States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Committee on Government Reform—Minority Staff, Special Investigations Division, Dollars, Not Sense: Government Contracting Under the Bush Administration, Prepared for Rep. Henry A. Waxman, June 2006, page 6, www.oversight.house.gov; Tim Weiner, “Lockheed and the Future of Warfare,” New York imes, November 28, 2004; Matthew Swibel, “Defensive Play,” Forbes, June 5, 2006.

[5] Dow Jones U.S. Heavy Construction Index closed at $143.34 on September 10, 2001, and closed at 507.43 on June 4, 2007. DJ_2357, “Historical Quotes,” money.cnn.com; James Glanz, “Iraq Reconstruction Running Low on Funds,” International Herald ribune (Paris), October 31, 2005; Ellen Nakashima, “A Wave of Memories,” Washington Post, December 26, 2005; Ann M. Simmons, Richard Fausset and Stephen Braun, “Katrina Aid Far from Flowing,” Los Angeles Times, August 27, 2006; Helene Cooper, “Aid Conference Raises $7.6 Billion for Lebanese Government,” New York Times, January 26, 2007.

[6] Shawn McCarthy, “Exxon's ‘Outlandish’ Earnings Spark Furor,” Globe and Mail (Toronto), February 2, 2007.

[7] Jonathan Curiel, “The Conspiracy to Rewrite 9/11,” San Francisco Chronicle, September 3, 2006; Jim Wooten, “Public Figures’ Rants Widen Racial Chasm,” Atlanta Journal-Constitution, January 22, 2006.

[8] EM-DAT, The OFDA/CRED International Disaster Database, “2006 Disasters in Numbers,” www.em-dat.net; Peter Bergen and Paul Cruickshank, “The Iraq Effect: War Has Increased Terrorism Sevenfold Worldwide,” Mother Jones, March-April 2007.

[9] McCarthy, “Exxon's ‘Outlandish’ Earnings Spark Furor”; William Hartung and Michelle Ciarrocca, “The Military-Industrial-Think Tank Complex,” Multinational Monitor, January-February 2003; Robert O’ Harrow Jr., “LexisNexis to Buy Seisint for $775 Million,” Washington Post, July 15, 2004; Rachel Monahan and Elena Herrero Beaumont, “Big Time Security,” Forbes, August 3, 2006.

[10] “Recap of Saturday, July 9, 2005,” Fox News: The Cost of Freedom, www.foxnews.com.

[11] Dan Gillerman, “The Economic Opportunities of Peace,” press statement, Chambers of Commerce, September 6, 1993, cited in Guy Ben-Porat, “A New Middle East?: Globalization, Peace and the ‘Double Movement,’”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19, no. 1 (2005): 50.

[12] Efraim Davidi, “Globalization and Economy in the Middle East—A Peace of Markets or a Peace of Flags?” Palestine-Israel Journal 7, nos. 1 and 2 (2000): 33.

[13] Shlomo Ben-Ami, A Place for All (Tel Aviv: Hakibbutz Hameuchad, 1998), 113, cited in Davidi, “Globalization and Economy in the Middle East,” 38.

[14] Americans for Peace Now, “The Russians,” Settlements in Focus 1, no. 16 (December 23, 2005), www.peacenow.org.

[15] Gerald Nadler, “Exodus or Renaissance?” Washington Times, January 19, 1992; Peter Ford, “Welcome and Woes Await Soviet Jews in Israel,”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July 25, 1991; Lisa Talesnick, “Unrest Will Spur Russian Jews to Israel, Official Says,” Associated Press, October 5, 1993; “Israel's Alienated Russian Voters Cry Betrayal,” Agence France-Presse, May 8, 2006.

[16] Greg Myre, “Israel Economy Hums Despite Annual Tumult,”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Paris), December 31, 2006; “Israel Reopens Gaza Strip,” United Press International, March 22, 1992.

[17] Peter Hirschberg, “Barak Settlement Policy Remains Virtually the Same as Netanyahu's,” Jerusalem Report, December 4, 2000.

[18] Americans for Peace Now, “The Russians.”

[19] David Simons, “Cold Calculation of Terror,” Forbes, May 28, 2002; Zeev Klein, “January-May Trade Deficit Shoots up 16% to $3.59 Billion,” Globes (Tel Aviv), June 12, 2001; Neal Sandler, “As if the Intifada Weren't Enough,” BusinessWeek, June 18, 2001.

[20] “Rocket fuel” quote is from Shlomo Maital, a professor at Israel's Technion Institute of Management. Nelson D. Schwartz, “Prosperity without Peace,” Fortune, June 13, 2005; Shlomo Ben-Ami, Scars of War, Wounds of Peace: The Israeli-Arab Traged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230.

[21] United Nations Special Coordinator in the Occupied Territories, Quarterly Report on Economic and Social Conditions in the West Bank and Gaza Strip, April 1, 1997; Ben-Ami, Scars of War, Wounds of Peace, 231; Sara Roy, “Why Peace Failed: An Oslo Autopsy,” Current History 101, no. 651 (January 2002): 13.

[22] Chris McGreal, “Deadly Thirst,” Guardian (London), January 13, 2004.

[23] “Norman Finkelstein ＆ Former Israeli Foreign Minister Shlomo Ben-Ami Debate,” Democracy Now! February 14, 2006, www.democracynow.org.

[24] According to the Israeli business newspaper Globes, between 2001 to 2003 Israel was looking at “a cumulative 8.5 per cent drop in per capita growth,” a stunning decline. Zeev Klein, “2002 Worst Year for Israeli Economy Since 1953,” Globes (Tel Aviv), December 31, 2002; Sandler, “As if the Intifada Weren't Enough.”

[25] Aron Heller and James Bagnall, “After the Intifada: Why Israel's Tech Titans Are Challenging Canadian Entrepreneurs as a Global Force,” Ottawa Citizen, April 28, 2005; Schwartz, “Prosperity without Peace.”

[26] Susan Karlin, “Get Smart,” Forbes, December 12, 2005.

[27] Ran Dagoni, “O'seas Cos, Gov'ts to Inspect Israeli Anti-Terror Methods,” Globes (Tel Aviv), January 22, 2006; Ben Winograd, “U.S. Airport Directors Study Tough Israeli Security Measures Ahead of Summer Travel,” Associated Press, May 8, 2007; State of Israel, Ministry of Public Security, “International Homeland Security Conference, 2006,” March 19, 2006, www.mops.gov.il.

[28] Heller and Bagnall, “After the Intifada”; Yaakov Katz, “Defense Officials Aim High at Paris Show,” Jerusalem Post, June 10, 2007; Hadas Manor, “Israel in Fourth Place among Defense Exporters,” Globes (Tel Aviv), June 10, 2007; Steve Rodan and Jose Rosenfeld “Discount Dealers,” Jerusalem Post, September 2, 1994; Gary Dorsch, “The Incredible Israeli Shekel, as Israel's Economy Continues to Boom,” The Market Oracle, May 8, 2007, www.marketoracle.co.uk.

[29] Schwartz, “Prosperity without Peace.”

[30] Ibid.; Nice Systems, “Nice Digital Video Surveillance Solution Selected by Ronald Reagan Washington National Airport,” press release, January 29, 2007, www.nice.com; Nice Systems, “Time Warner (Charlotte),” Success Stories, www.nice.com.

[31] James Bagnall, “A World of Risk: Israel's Tech Sector Offers Lessons on Doing Business in the New Age of Terror,” Ottawa Citizen, August 31, 2006; Electa Draper, “Durango Office Keeps Watch in War on Terror,” Denver Post, August 14, 2005.

[32] SuperCom, “SuperCom Signs $50m National Multi Id Agreement with a European Country,” press release, September 19, 2006; SuperCom, “City of Los Angeles to Deploy Supercom's IRMS Mobile Credentialing and Handheld Verification System,” press release, November 29, 2006; SuperCom, “SuperCom Signs $1.5m ePassport Pilot Agreement with European Country,” press release, August 14, 2006, www.supercomgroup.com.

[33] Check Point, “Facts at a Glance,” www.checkpoint.com.

[34] David Machlis, “US Gets Israeli Security for Super Bowl,” Jerusalem Post, February 4, 2007; New Age Security Solutions, “Partial Client List,” www.nasscorp.com.

[35] Kevin Johnson, “Mansions Spared on Uptown's High Ground,” USA oday, September 12, 2005.

[36] International Security Instructors, “About” and “Clients,” www.isiusa.us.

[37] “Golan Group Launches Rigorous VIP Protection Classes,” press release, April 2007; Golan Group, “Clients,” www.golangroup.com.

[38] Schwartz, “Prosperity without Peace”; Neil Sandler, “Israeli Security Barrier Provides High-Tech Niche,” Engineering News-Record, May 31, 2004.

[39] David Hubler, “SBInet Trawls for Small-Business Partners,” Federal Computer Week, October 2, 2006; Sandler, “Israeli Security Barrier Provides High-Tech Niche.”

[40] Schwartz, “Prosperity without Peace.”

[41] Elbit Systems Ltd. and Magal Security Systems Ltd, “Historical Prices,” Yahoo! Finance, finance.yahoo.com; Barbara Wall, “Fear Factor,” International Herald ribune (Paris), January 28, 2006; Electa Draper, “Verint Systems Emerges as Leader in Video Surveillance Market.”

[42] Thomas L. Friedman, “Outsource the Cabinet?” New York Times, February 28, 2007; Ruth Eglash, “Report Paints Gloomy Picture of Life for Israeli Children,” Jerusalem Post, December 28, 2006.

[43] Karen Katzman, “Some Stories You May Not Have Heard,” report to the Jewish Federation of Greater Washington, www.shalomdc.org; Yitzhak Laor, “You Are Terrorists, We Are Virtuous,” London Review of Books, August 17, 2006.

[44] Tel Aviv Stock Exchange Ltd., TASE Main Indicators, August 31, 2006, www.tase.co.il; Friedman, “Outsource the Cabinet?”; Reuters, “GDP Growth Figure Slashed,” Los Angeles Times, March 1, 2007; Greg Myre, “Amid Political Upheaval, Israeli Economy Stays Healthy,” New York Times, December 31, 2006; World Bank Group, West Bank and Gaza Update, September 2006, www.worldbank.org.

[45] Susan Lerner, “Israeli Companies Shine in Big Apple,” Jerusalem Post, September 17, 2006; Osama Habib, “Labor Minister Says War Led to Huge Jump in Number of Unemployed,” Daily Star (Beirut), October 21, 2006.

[46] Interview with Dan Gillerman, CNN: Lou Dobbs Tonight, July 14, 2006.

[47] Karin Brulliard, “ ‘Gated Communities’ for the War-Ravaged,” Washington Post, April 23, 2007; Dean Yates, “Baghdad Wall Sparks Confusion, Divisions in Iraq,” Reuters, April 23, 2007.

[48] Rory McCarthy, “Occupied Gaza like Apartheid South Africa, Says UN Report,” Guardian (London), February 23, 2007.

[49] Michael Wines, “Shantytown Dwellers in South Africa Protest the Sluggish Pace of Change,” New York Times, December 25, 2005.

结语
休克力量消退
人民重建兴起

我希望告诉你们，希望告诉集中住在玻利维亚这里的我的印第安兄弟，五百年来的反抗运动并非徒劳无功。这种民主、文化的斗争是祖先们奋斗的一部分，是原住民反殖民领袖卡塔里（Tupac Katari）战斗的延续，是格瓦拉战斗的延续。

——莫拉莱斯宣誓就任玻利维亚总统后发表的谈话，

2006年1月22日 [1]

人民最清楚，知道自己社区里的每一个角落和每一个细节，他们也知道自己的弱点。

——拉塔库（Pichit Ratakul），亚洲灾难准备中心

执行理事，2006年10月30日 [2]

西班牙裔社区的人民建立这个城市两次：白天我们替富人盖房子，到了晚上和周末，我们团结一致，盖我们自己的家、盖我们的社区。

──安蒂利亚诺（Andrés Antillano），

加拉加斯居民，2004年4月15日 [3]

2006年11月弗里德曼去世后，很多篇追悼文字都充满了恐惧的感觉，担心他的去世代表一个时代的结束。弗里德曼最忠诚的信徒科科伦（Terence Corcoran）在加拿大《国家邮报》（National Post ）上，问起这位经济学家发动的全球运动是否可能延续下去。“身为自由市场经济学的最后雄狮，弗里德曼留下了一片真空……在世者没人拥有同样的地位。若没有新一代坚定、有魅力、有能力的智者领导，弗里德曼终生奋斗和宣扬的原则能够长存吗？很难说。” [4]

那年的11月，放任资本主义的追求陷入困境，科科伦悲观的评估不足以道尽其境况。弗里德曼在美国的传人，也就是发动灾难资本主义体系的新保守派，正处在历史最低潮。1994年共和党赢得美国国会多数党的地位，是这个运动的最高峰；弗里德曼去世前九天，共和党再度败北，民主党取得多数党的地位。共和党在2006年期中选举中败北有三个重要因素，分别是政治贪腐、伊拉克战争处理失败，以及获胜的民主党参议员候选人韦伯（Jim Webb）说得最清楚的一种感觉，就是美国已经偏向“以阶级为基础的制度，美国从19世纪以来所没有见过的制度”。 [5] 在上述每一种因素中，芝加哥学派经济学的核心理念，如民营化、解除管制和减少政府服务，都奠定了共和党败选的基础。

1976年，这场反革命最早受害者之一的莱特列尔坚持说，芝加哥学派在智利造成的大规模财富分配不公，“不是经济上的负债，而是暂时性的政治成就”。莱特列尔显然认为，独裁者的“自由市场”规则达成了目标：不是创造出十分和谐的经济，而是把富人变成超级巨富，把有组织的劳工阶级变成可以弃之不顾的穷人。在芝加哥学派意识形态获得胜利的每一个地方，这种阶级化的形态一再出现。1970年时，阿根廷最富有的10％人口收入，是最贫困10％人口收入的12倍；到了2002年，富裕和贫穷阶级的收入差距增加到43倍之多。智利的“政治成就”的确推广到了全球，2006年12月，弗里德曼去世后一个月，联合国一项研究发现：“世界最富有的2％成年人拥有全球家庭财富的一半以上。”美国的这种变化最明显，1980年里根开始发动弗里德曼式圣战时，企业总裁的收入是一般劳工的43倍，到2005年，总裁赚到的钱是劳工的411倍之多。对总裁们来说，1950年代在社会科学大楼地下室开始的这场反革命的确成功，但胜利的代价却是大家普遍对自由市场的核心承诺失去信心，对增加的财富将会由大家分享的理念失去信心。诚如韦伯在期中选举时说的一样：“滴漏效应经济并没有出现。” [6]

我们已经知道，世界人口中的一小撮人积累这些财富的过程，并不是和平的，甚至经常也不是合法的。科科伦质疑这个运动领导阶层的才干，问得很对，但问题并非只是没有名义上的领袖能够填补弗里德曼的地位，而是许多领导世界众多地区市场自由化、摆脱所有限制的人，都卷入一系列令人震惊的丑闻和刑事犯罪调查中，从最早期在拉丁美洲的实验，到最近在伊拉克的实验皆是如此。芝加哥学派存在的35年历史中，都是靠着有力企业人士、信念坚定的改革派和强人政治领袖之间的密切合作来不断推进。到2006年，这三个阵营中的重要成员不是关在牢里，就是遭到起诉。

第一个把弗里德曼休克疗法付诸实施的皮诺切特，当时遭到软禁（不过他在接受贪腐或谋杀罪嫌审判前死亡）。弗里德曼死后第二天，乌拉圭警方逮捕博达维里，罪名是涉嫌在1976年杀害四位著名的左派分子，当时博达维里领导乌拉圭，在乌拉圭残暴推动芝加哥学派经济学，并聘请弗里德曼的同事和学生担任高级顾问。阿根廷法院剥夺了前军事执政团领袖的豁免权，判决前总统魏地拉（Jorge Videla）和海军上将马塞拉无期徒刑。阿根廷独裁统治期间，担任中央银行总裁、后来在民主政治期间实施全面休克治疗计划的卡瓦洛也遭到起诉，罪名是“公共行政管理诈欺”。卡瓦洛2001年和外国银行签订债务协议，耗费了阿根廷数百亿美元。冻结卡瓦洛1000万美元个人财产的法官认定，卡瓦洛施政时，“绝对知道”施政的有害后果。 [7]

玻利维亚前总统桑切斯曾经在自己的客厅里，制造所谓的经济“原子弹”，现在也因为多项罪名遭到通缉，罪名包括射杀抗议人士、涉嫌违反玻利维亚法律和外国煤气公司签约。 [8] 在俄罗斯，哈佛帮以欺诈罪被定罪，而且在哈佛帮协助推动的民营化计划中，很多靠着良好关系一夜赚到数十亿美元的企业大亨，不是入狱就是流亡国外。石油业巨擘尤科斯公司前首脑霍多尔科夫斯基，在西伯利亚监狱里服八年徒刑，他的同事和大股东涅夫斯林（Leonid Nevzlin）流亡以色列，另一位企业大亨古辛斯基（Vladimir Gusinsky）也一样。声名狼藉的别列佐夫斯基（Boris Berezovsky）在伦敦定居，担心遭到诈欺罪逮捕，不能回莫斯科。但是这些人全都否认自己的罪行。 [9] 布莱克（Conrad Black）因为拥有报业集团，成为在加拿大推广弗里德曼主义最有力的宣传家，但是他在美国被霍林格国际公司（Hollinger International）股东控告诈欺；检察官说，他把公司当成“自己的银行”。另外，美国安然公司的莱（Ken Lay）于2006年7月死亡，死前已经因为阴谋与诈欺定罪，可以说是能源业解除管制不利影响的范例。弗里德曼学派思想家诺尔奎斯特（Grover Norquist）说过，“我不想废除政府，只希望把政府的规模缩小到可以拖进浴室、在浴缸里淹死”，因而让进步人士十分愤慨，他这时也因为深深陷入配合华府说客阿布拉莫夫发挥影响力以图利的丑闻中，无法自拔。不过他还没有遭到起诉。 [10]

从皮诺切特、卡瓦洛、别列佐夫斯基到布莱克，虽然每一个人都试图说明自己是莫须有政治迫害的受难者，但这份绝对说不上完整的问题名单，却代表对新自由派创造的神话的严重背离。新自由派推动经济圣战时，努力用正直与合法的外表进行自我粉饰。现在这层虚饰被公开剥除，暴露出经常靠着丑陋犯罪助长而成的严重贫富不均制度。

除了司法上的问题外，还有另外的风云涌动。震撼的影响原本极为完整，足以产生意识形态共识的幻象，而这种影响正在开始消退。早期的受害者沃尔什认为，芝加哥学派在阿根廷取得的优势只是一种倒退，不是永久的失败；军政府采用的恐怖手段虽然使阿根廷进入休克状态，但是沃尔什知道，从本质来看，这种休克只是暂时的。他在布宜诺斯艾利斯街头遭到射杀前，曾经估计要花20年到30年的时间，恐怖的效果才会消失；阿根廷人将会重新站定脚跟，恢复勇气和信心，准备再度为经济与社会平等奋斗。到了2001年，也就是24年后，阿根廷爆发示威抗议，反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规定的紧缩经济措施，然后在短短的三个星期里，迫使五位总统下台。

这段时间我住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听到大家不断呼喊：“独裁统治刚刚结束了！”当时我不了解大家这种欢欣鼓舞的说法的意义，因为独裁政治已经结束了17年，现在我想我了解了，休克状态终于消失了，就像沃尔什预测的一样。

随后几年里，反抗休克的风潮蔓延到过去推动休克治疗的很多国家，包括智利、玻利维亚和黎巴嫩。大家从坦克和电击棒（配合突然的资本外逃与严苛的经济紧缩）造成的集体恐惧当中解脱，要求实施更民主的制度，要求对市场实施更多的控制。这些要求成为弗里德曼主义的最大威胁，因为这种要求挑战弗里德曼主义最核心的理念：资本主义和自由是同一个不可分割计划的构成要素。

布什政府仍然极为坚定，希望继续维持这种错误的联盟，因此2002年美国的国家安全策略中，列出下列文字：“在20世纪自由和极权主义的重大斗争中，最后自由的力量取得决定性的胜利，自由、民主与自由企业成为国家追求成功唯一可以依靠的永续模型。” [11] 这种说法有美国的全部军力作为后盾，却不足以对抗公民利用各种自由，抛弃自由市场正统学说的浪潮，连美国也一样。2006年期中选择后，《迈阿密先锋报》（Miami Herald ）一则头条新闻的标题说得好：“民主党靠着反对自由贸易协议，大获全胜。”几个月后，《纽约时报》和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联合民调发现，64％的美国公民认为，政府应该保证医疗制度能够涵盖全民，而且受访者“表示极为愿意妥协”，以便达成这个目标，包括愿意每年多缴500美元的税。 [12]

在国际舞台上，最坚决反对新自由派经济学的人一次又一次赢得选举。2006年，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以“21世纪社会主义”的政见，得到63％的选民支持，第三度当选总统。布什政府虽然企图把委内瑞拉抹黑为假民主，这一年的一项民调却发现，57％的委内瑞拉人对自己国家的民主政治感到满意。在拉丁美洲国家中，这么高的支持度仅次于乌拉圭；乌拉圭左派联合政党广泛阵线党（Frente Amplio）胜选后，推动一系列公民投票，阻止大规模的民营化计划。 [13] 换句话说，这两国的投票形成了对华盛顿共识的真正挑战，公民对民主制度改善人民生活的力量恢复了信心。和这种热情形成强烈对比的是经济政策大致不变、忘记竞选时所做种种承诺的国家。在这些国家里，民调一再显示人民对民主制度的信心降低，反映出来的是选举投票率下降、对政客的怀疑十分严重，还有宗教基本教义派兴起。

2005年内，自由市场和自由人民之间在欧洲爆发了更多的冲突；欧洲两个国家的人民在全民公投中，拒绝了欧盟宪法。法国是其中一国。法国人认为欧盟宪法是企业至上秩序的法典，这次公民投票是法国公民第一次有机会，针对自由市场规则是否应该统治欧洲的问题直接说出答案。结果法国公民抓住机会说不。就像巴黎作家兼行动主义者苏珊·乔治（Susan George）说的一样：“大家真的不知道整个欧洲会这样压缩，全部都写在一份文件里……一旦大家开始引用其中的内容，就会发现里头究竟是什么名堂，发现宪法化是怎么回事。而且宪法不能修改、不能修正，大家都吓得要死。” [14]

大家用很多不同的方式，包括用反动和种族主义的方式，强力拒绝法国人所说的这种“野蛮资本主义”。美国人对中产阶级萎缩的怒火轻易地转移方向，变成要求建立边界围篱。CNN节目主持人多布斯更把晚间新闻时段变成反对“非法外国人入侵，对美国中产阶级发动战争”的运动，指责外国人抢夺就业机会、散布犯罪、带来“具有高度传染性的疾病”。 [15] （这样把外国人当成代罪羔羊，引发了美国史上最大规模的移民示威抗议，超过100万人参加2006年的一系列抗议大游行，这是经济震撼受害者无畏新精神的另一个迹象。）

2005年荷兰的欧盟宪法公投同样遭到反移民团体劫持，变得比较不像反社团主义秩序的投票，反而更像是投票反对波兰商人涌入西欧压低工资的可怕现象。促使法国和荷兰很多选民投票的原因是“担心波兰水电工”入侵，或是照欧盟前委员会专员拉米（Pascal Lamy）的说法，是“水电工人恐惧症”。 [16]

同时在波兰，大家对1990年代造成极多人十分穷困的政策反弹，也引发了一系列令人困扰的恐慌。团结工会背叛推动工运的劳工时，很多波兰人转而投入新组织，最后把超级保守的法律与公正党（Law and Justice Party）推上执政地位。波兰现在由卡钦斯基（Lech Kaczyński）总统统治，卡钦斯基是脱离团结工会的行动主义者，担任华沙市长时，因为禁止同性恋尊严日游行，参加“正常人尊严活动”而闻名； [17] 卡钦斯基和他的双胞胎兄弟雅罗斯瓦夫（Jaroslaw，现任总理）大致上靠着攻击芝加哥学派政策的言论，赢得2005年的大选。他们的主要反对者承诺要废除公共退休金制度，推行15％的均一税，两者都直接取材自弗里德曼学派的剧本。这对双胞胎兄弟指出，这种政策会劫贫济富，让大企业与收受贿赂的政客组成的联盟发财。不过法律与公正党执政后，把目标转向比较容易攻击的人，如同性恋、犹太人、女性主义分子、外国人和共产党人等。就像波兰一位报纸编辑说的一样：“他们的计划，无疑是对过去17年的控诉。” [18]

很多俄罗斯人认为，普京时代同样是对休克治疗时代的反弹。俄罗斯还有几千万穷困的公民没有享受到经济快速成长的好处，政客要激起民众怒火、反对1990年代初期的问题并不难。大家经常说，这些问题是外国人的阴谋，目的是要让苏联屈服，把俄罗斯交给“外国人管理”。 [19] 虽然普京对几位企业大亨采取的司法行动大都是象征性行动，同时，新一代的“国家寡头”也正在依附克里姆林宫崛起，但很多俄罗斯人一想到1990年代的混乱，就会感谢普京恢复的秩序，即使愈来愈多新闻记者和其他批评者神秘死亡，而秘密警察似乎享受全部免责权。

因为社会主义仍然和数十年来打着社会主义名号的暴政息息相关，大众的怒火除了通过民族主义和初期的法西斯主义发泄，没有多少管道可用。以种族为基础的暴力事件每年大约增加30％，到了2006年，几乎每天都发生这种事件。“俄罗斯人的俄罗斯”口号得到将近60％人口的支持。 [20] 反法西斯主义行动人士弗多温（Yuri Vdovin）说：“当局完全了解自己的社会与经济政策缺点很多，不足以提供大多数人民可以接受的生活状况，但是，所有的失败都可以归咎于信仰错误宗教的人、肤色不对的人或其他种族背景的人。” [21]

十分讽刺的是，俄罗斯和东欧国家推动休克治疗所造成的痛苦影响，经常被人解读为防止德国魏玛时代重演的唯一方法，认为可以防止纳粹思想兴起。自由市场意识形态随意把数千万人排除在外，重演了同样可怕的一触即发的状况。有尊严的人民认为自己遭到外国势力侮辱，希望把目标对准人口中最脆弱的人，以便恢复国家光荣。

在芝加哥学派最早的实验室，拉丁美洲反弹的方式显然让人觉得比较有希望。反弹不是针对脆弱的人，而是从根本针对排他性的经济意识形态；而且拉丁美洲和俄罗斯与东欧的情况不同，拉丁美洲有一种无法压制的热情，想要试验过去遭到推翻的理念。

虽然布什政府宣称，自由市场在20世纪取得“决定性的胜利”，打败所有形式的社会主义，但很多拉丁美洲人却十分清楚，在东欧和亚洲若干地区失败的是威权共产主义。民主社会主义已在许多地方实施，不仅是社会主义政党靠着选举取得执政地位，还包括以民主方式经营管理的工作场所和土地拥有权：从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到意大利艾米利亚—罗马涅大区（Emilia-Romagna）历史性的合作经济，都是这样。1970年到1973年间，阿连德就是希望在智利推行这种糅合民主制度与社会主义的版本。戈尔巴乔夫有一个比较不激进的类似设想，希望依据斯堪的纳维亚模式，把苏联变成“社会主义灯塔”。在南非争取自由的长期斗争中激发梦想的《自由宪章》，是一脉相承的第三条路：不是国家共产主义，而是市场和国有化的银行与矿场共存，所得用来兴建舒适的社区与体面的学校，借以追求经济与政治民主。1980年创立团结工会的工人保证不和社会主义斗争，而是支持社会主义，最后工人赢得以民主方式管理工作场所和国家的权力。

新自由派时代有一个卑鄙的秘密，那就是上述理念从来没有在比较大的理念战场中遭到挫败，也不曾在选举中遭到反对，而是在政治上重要的关键时刻遭到镇压。秉持这些理念的人如果激烈抗拒，就会遭到公然的暴力，遭到皮诺切特和叶利钦的镇压。否则就是遭到威廉森所说的“巫毒政治”背叛，例如玻利维亚总统埃斯登索罗当选后推动秘密经济计划，大规模绑架工会领袖；非洲人国民大会通过秘密协商，放弃《自由宪章》，改采姆贝基秘密之至的经济计划；或是团结工会的忠实支持者在胜选后为了换取纾困，因而屈服于经济休克疗法。真正的原因是经济平等的理念极为深入人心，极难在公平的战斗中挫败，因此才会从一开始就采用休克主义。

华府总是认为，民主社会主义的威胁比集权共产主义还大，要破坏共产主义的名声、把共产主义当成敌人很容易。1960年代和1970年代间，华府对付深入人心、构成妨碍的发展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时，喜欢把这些理念和斯大林主义相提并论，刻意忽略两者间的明显差别（今天美国也是采用同样的方法，结合所有反对力量对付恐怖主义）。这种策略有一个明显的例子，发生在芝加哥学派发动圣战初期，深深埋藏在解密后的智利政府档案中。美国虽然通过中央情报局出钱，发动宣传攻势，把阿连德描绘成独裁者，但阿连德胜选真正让华府担心的地方，表现在1970年基辛格交给尼克松的一份备忘录中：“智利马克思主义政府胜选的例子，一定会对世界其他地方产生冲击，对意大利尤其如此；甚至会成为典范，传播到其他地方，被人模仿，进一步严重影响世界局势和美国的地位。” [22] 换句话说，在阿连德的民主第三条路扩散前，必须把阿连德拔除。

他代表的梦想却从来没有遭到挫败，只是像沃尔什所说的一样，是遭到暂时性的镇压，被恐惧打入地下。这就是为什么拉丁美洲从数十年的震撼中恢复时，旧理念再度百花齐放，出现基辛格极为担心的“模仿扩散”现象。从2001年阿根廷崩溃以来，反对民营化成为南美大陆明确的主张，力量足以造成政府上台或下台；到2006年下半年，这种反对实际上形成了骨牌效应。卢拉（Luiz Inácio Lula da Silva）竞选巴西总统连任胜利，主因是他把大选变成针对民营化的公民投票。他的对手出身于1990年代大卖巴西国有财产的政党，为了应付卢拉，他出现在公开竞选场合时，把自己装扮得好像全美汽车比赛协会（NASCAR）的社会主义代表，穿着夹克、戴着棒球帽，上面贴满还没有卖掉的国有企业标志，选民却不为所动。卢拉的政府虽然贪腐丑闻缠身，令人失望，仍然得到61％的选票。不久之后，尼加拉瓜前桑地诺游击队（Sandinistas）领袖奥尔特加（Daniel Ortega）在竞选中，以全国经常性停电的问题为中心赢得选举；他宣称，问题的根源是国营电力公司在米奇飓风后卖给西班牙联合能源公司。他声嘶力竭地告诉群众：“父老兄弟们，你们每天忍受出卖这些国产的影响！谁把联合能源公司引进尼加拉瓜？当然是富人的政府，是为野蛮资本主义服务的政府。” [23]

2006年11月，厄瓜多尔总统选举变成同样的意识形态战场。43岁的左派经济学家科雷亚（Rafael Correa）击败香蕉大亨兼号称全国首富的诺沃亚（Álvaro Noboa）。科雷亚用扭曲姐妹（Twisted Sister）唱的《我们不接受》作为正式竞选歌曲，呼吁全国人民“打倒所有新自由主义的错误”。他当选总统后宣称自己“不是弗里德曼的粉丝”。 [24] 这时，玻利维亚总统莫拉莱斯已经就职将近一年，已经派出军队，把天然气田从跨国企业“强盗”手中夺回，还进一步推动矿业部门部分国有化。同期间，墨西哥2006年的选举因为弊案频传，结果人民成立史无前例的“地下政府”，和政府对抗，还在街头和墨西哥市政府大厦外面的广场上投票。墨西哥瓦哈卡省（Oaxaca）的右派政府派出镇暴警察，镇压要求提高年薪的教师罢工，引发了全省性的起义。起义人民和贪腐的社团主义省政府对抗了好几个月。

领导智利和阿根廷的政客，都自称反对本国所实施的芝加哥学派实验，不过他们采用的替代路线到底有几分真实性，仍然值得深入探讨，然而，这种象征本身就代表胜利。阿根廷总统基什内尔（Nestor Kirchner）内阁中的好多位部长，包括基什内尔本身，都曾经在独裁统治期间遭到监禁。2006年3月24日，也就是1976年军事政变30周年纪念日时，基什内尔在母亲们为失踪子女每周守夜一次的五月广场上，对示威群众演说：“我们回来了。”他指的是1970年代遭到恐怖镇压的一代。他说，聚集在广场上的极多群众当中，“有3万个失踪先烈的脸孔，今天重回这个广场”。 [25] 智利总统巴切莱特（Michelle Bachelet）是皮诺切特恐怖统治期间成千上万受害者中的一位。1975年，她和妈妈在格雷莫迪村（Villa Grimaldi）的隔离牢房遭到监禁和拷问，木制的隔间小到犯人只能缩成一团。她的军官父亲因为拒绝参与政变，被皮诺切特的手下杀害。

2006年12月，弗里德曼死后一个月，拉丁美洲领袖在玻利维亚科恰班巴市（Cochabamba），举行历史性的峰会，这个城市的人民很多年前曾经起义反对供水民营化，迫使柏克德公司离开玻利维亚。莫拉莱斯揭开峰会序幕时，引用厄瓜多尔作家加亚莱诺的名著《拉丁美洲：被切开的血管》（Open Veins of Latin America: Five Centuries of the Pillage of a Continent ），誓言要愈合“拉丁美洲淌血的矿脉”。 [26] 莫拉莱斯引用的这本书以感性的笔调，记录拉丁美洲因为遭到暴力掠夺，从一个富裕的大陆变得贫穷的情形。阿连德大胆推动智利铜矿国有化，试图关闭对外开放的矿脉，因而遭到推翻前两年，正巧是这本书初版的1971年。阿连德被推翻这一事件开启了疯狂掠夺的新时代，南美大陆发展主义人士兴建的众多设施都面临废弃、拆除和出售的命运。

今天拉丁美洲人民忙着恢复多年来遭到暴力打断的计划，很多新政策听来很熟悉，包括重要经济部门国营化、土地改革、教育、读写能力与医疗的重大新投资。这些政策不是革命性的理念，却代表政府无怨无悔、协助追求平等的设想，也代表明确反驳弗里德曼1975年对皮诺切特说的：“在我看来，相信可以用别人的钱行善是极大的错误。”

拉丁美洲当代的群众运动，显然吸取了长期强硬路线的经验，却不是直接复制过去的例子。所有差别中，最明显的差别是深切了解必须寻求保护，避免遭到过去的休克冲击，包括避免遭到政变、外国休克治疗专家、美国训练的刑讯专家，以及1980年代和1990年代债务休克与货币崩溃的冲击。拉丁美洲的群众运动发挥力量，推动众多左派候选人赢得选举，现在正在学习怎么在自己的组织模式中建立减震器。例如，群众运动组织没有1960年代那么集中化，现在想靠着消灭若干领袖来瓦解整个运动比较难。查韦斯虽然搞起声势惊人的个人崇拜，又采取行动将权力集中到国家层级，委内瑞拉的进步网络同时却高度分权，权力通过成千上万个街坊委员会和合作社，分散在草根和社区阶层。把莫拉莱斯推上台的玻利维亚原住民运动用同样的方式运作，而且明白表示，他们不是无条件支持莫拉莱斯，除非莫拉莱斯谨守民主路线，否则立刻会失去他们的支持。这种组织方式使查韦斯能够熬过2002年的政变企图，存活下来。群众革命遭到威胁时，他的支持者从加拉加斯周围的贫民区拥进首都，要求查韦斯复职。这种群众动员的方式在1970年代政变中，从来没有出现过。

拉丁美洲新领袖也采取大胆措施，预防将来由美国支持、企图危害他们既有民主胜利的政变。委内瑞拉、哥斯达黎加、阿根廷和乌拉圭政府全都宣布，不再派遣学生到“美洲学校”（School of the Americas）去，这所学校现在叫做西半球安全合作研究所（Western Hemisphere Institute for Security Cooperation），设在佐治亚州的班宁堡（Fort Benning），是声名狼藉的警察与军事训练中心。拉丁美洲有极多恶名昭彰的杀手，在这里学习最新的“反恐”技术，然后立刻受命对付萨尔瓦多的农民和阿根廷的汽车工人。 [27] 玻利维亚似乎决心切断跟这所学校的关系，厄瓜多尔也一样。查韦斯已经明白表示，如果玻利维亚圣克鲁斯省（Santa Cruz）的极端右派分子对莫拉莱斯政府进行威胁，委内瑞拉军队会协助捍卫玻利维亚的民主制度。科雷亚决心采取最激烈的措施，目前南美洲最大的美军基地设在厄瓜多尔的曼塔港（Manta），这里是美国针对哥伦比亚发动“反毒战争”的集结待命地区。科雷亚政府已经宣布，有关这个基地的协议2009年到期后，厄瓜多尔决定不再续约。厄瓜多尔外交部长埃斯皮诺萨（María Fernanda Espinosa）说：“厄瓜多尔是主权国家，国内不需要任何外国部队。” [28] 如果美军失去了基地或训练计划，发挥休克治疗的力量会大为减弱。

拉丁美洲新领袖也做了更好的准备，知道怎么应对市场震荡造成的休克。最近几十年里，资本可以迅速外移是最具破坏性的力量之一，商品价格突然暴跌，可能摧毁整个农业部门。但是拉丁美洲大部分国家都经历过这些休克，留下像鬼城一样的工业郊区，也留下数量惊人的休耕农地。因此新左派在这个地区的任务变成收拾全球化留下的残局，重新利用；这种现象最明显的地方，是巴西的无土地农民运动组织（Landless Peoples Movement），这个组织由150万农民会员组成数以百计的合作社，重新开垦没人利用的土地。在阿根廷，这种现象最清楚的地方是“企业复活”运动：200家破产企业在员工的努力下死而复生，变成以民主方式经营的合作社。合作社不必担心碰到投资人撤资造成的经济震撼，因为投资人已经离开。从某方面来说，这种重新利用的实验是新形态的灾后重建，是从新自由主义造成的缓慢灾变中重建，和灾难资本主义体系在伊拉克、阿富汗与墨西哥湾区的重建模式截然不同。拉丁美洲重建计划的领袖是受到灾难影响最严重的人，因此，他们的自发性做法看来很像真正的第三条路，一点也不足为奇。这种路线正是第三条路，是芝加哥学派在全球各地以震撼方式极为有效排除的路线，也是在日常生活中实施的民主制度。

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把推动合作社列为最优先的施政项目，允许合作社优先取得政府的合约，而且提供合作社经济诱因，鼓励合作社彼此交易。到2006年，委内瑞拉大约有10万家合作社，雇用的员工超过70万人。 [29] 很多合作社是把国家基础建设的一小部分，例如收费站、高速公路维修、医疗诊所……交给社区经营，这种做法和政府外包的理念正好相反：不是把国家的一部分卖给大企业，因而丧失民主控制。利用这些微少资源的人获得管理资源的权力，至少在理论上，能够创造就业，也能够创造比较积极因应顾客的公共服务。查韦斯的很多批评者当然嘲笑这种做法是施舍和不公平的补贴。但是同期内，哈利伯顿连续六年，把美国政府当成自己的提款机，光是用伊拉克合约的名义，就提走200多亿美元，在墨西哥湾或伊拉克还拒绝雇用当地员工，然后为了对美国纳税人表示感谢，还把企业总部（连同所有附属的税务与法律利益）搬到迪拜。相形之下，查韦斯直接补贴平民，看起来远不如哈利伯顿那么激进。

拉丁美洲要对抗未来休克与休克学说的侵害，最有力的防卫之道是摆脱华盛顿金融机构的控制，这是拉丁美洲各国政府加强合作的结果。拉丁美洲国家成立玻利维亚美洲之路组织（ALBA, Bolivian Alternative for the Americas），反击美洲自由贸易区，使社团主义分子希望把从阿拉斯加到火地岛（Tierra del Fuego）变成自由贸易区的梦想寿终正寝。虽然ALBA才刚成立，却像巴西社会学家赛德（Emir Sader）说的一样，承诺要变成“真正公平贸易的典范：每个国家提供自己最擅长生产的东西，换取自己最需要的东西，不受全球行情左右”。 [30] 因此玻利维亚以稳定的低价提供天然气；委内瑞拉把得到大量补贴的石油供应给比较贫穷的国家，而且和别国分享开发油气储备的技术；古巴派出几千名医生到拉丁美洲所有国家，提供免费医疗，同时在古巴的医学院里训练其他国家的学生。这种做法和1950年代在芝加哥大学开始的学术交换不同，当时拉丁美洲学生学习的是唯一的僵硬意识形态，回国后，在南美大陆一起实施。这种做法主要的好处是ALBA基本上是易货制度，各国自行决定某种商品或服务的价值，而不是由纽约、芝加哥或伦敦的交易员替他们决定价格。这样交易就安全多了，不会像过去一样，深受摧毁拉丁美洲经济的价格突然波动的伤害。拉丁美洲在混乱的金融领域中，创造了一个经济相对平静与可以预测的区域，在全球化时代，是大家认为不可能的事情。

这种加强整合表示，如果一个国家真的面临财务困难，不需要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或美国财政部求助。对拉丁美洲国家来说，这种情形很幸运，因为2006年的美国国家安全策略说得很清楚，华府仍然积极采用休克主义，“如果危机爆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反应必须强化每个国家的经济决策责任”。这份文件声称：“重新聚焦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会强化市场制度和金融决策方面的市场纪律。”这种市场纪律只有在他国政府向华盛顿求助时，才能执行；就像费希尔在亚洲金融危机时说的一样，国际国币基金组织只有在会员国提出要求时，才能提供协助，“但是国家短缺资金时，没有很多地方可以求助”。 [31] 不过现在情形不同了，因为油价高涨的关系，委内瑞拉已经变成其他发展中国家的主要放款国，让这些国家不必再看华盛顿的脸色。

这种情形造成了惊人的影响。巴西长久以来因为债台高筑，受到华盛顿的重重约束，现在却拒绝再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签订新约。尼加拉瓜正在谈判退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事宜，委内瑞拉已经退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世界银行，连华盛顿过去的“模范学生”阿根廷都加入这个趋势。阿根廷总统基什内尔在2007年的国情咨文中说，阿根廷的外国债主曾经告诉他：“你必须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签约，才能清偿债务。”他们回答：“先生，我们是主权国家，我们希望还债，但是绝对不再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签约。”因此，在南美大陆上，1980年代和1990年代力量极为强大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不再是什么强权。2005年，拉丁美洲国家积欠的债务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全部放款金额的80％；到2007年，南美大陆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借的钱只剩下1％。只不过是两年间，就出现这么惊人的变化。基什内尔宣称：“这是我们摆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后的生活，而且是很好的生活。” [32]

这种变化已经扩散到拉丁美洲以外的地方，短短三年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全世界的贷款金额已经从810亿美元，萎缩到118亿美元，剩下的资金几乎全都是贷给土耳其。过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把危机当成获利机会，现在在非常多国家里都被人视为无赖，开始萎缩。世界银行也面临同样悲惨的命运，2007年4月，厄瓜多尔总统科雷亚透露，他已经停止向世界银行贷款，而且采取特别的措施，宣布世界银行代表是不受欢迎人物。科雷亚解释说，两年前，世界银行利用1亿美元的贷款，打败原本要把石油收益重新分配给厄瓜多尔穷人的经济立法。科雷亚说，“厄瓜多尔是主权国家，我们不再接受这个国际官僚机构的勒索。”同时，莫拉莱斯宣布，玻利维亚要退出世界银行的仲裁法院，因为这个机构容许跨国企业控告伤害它们利润的国家政府。莫拉莱斯说：“拉丁美洲国家政府从来没有打赢过官司，我想世界各国也一样，跨国企业总是赢得官司。”2007年5月，沃尔福威茨被迫宣布辞去世界银行总裁职位时，情形很清楚：世界银行需要采取紧急措施，解救自己严重的信用危机。沃尔福威茨事件发展期间，伦敦《金融时报》报道，现在世界银行经理人在发展中国家提供建议时“都遭到嘲笑”。 [33] 再考虑2006年世界贸易组织的谈判破裂（很多人因此宣称“全球化已经死亡”），这三个以经济必要性为名义，推展芝加哥学派意识形态的主要机构，如今变得前途茫茫，可能无法继续生存。

我们有理由可以认定，反新自由主义的起义应该在拉丁美洲发展到最先进的阶段。拉丁美洲是第一个休克实验室落脚的地方，有最多的时间可以重新找回自己的方向，多年的街头抗议产生了新的政治组织，最后得到的力量不但可以接管国家的权力，也开始改变国家的权力结构。迹象显示，其他旧有的震撼实验室也走在相同的道路上。2005年到2006年间，南非贫民区因为备受忽视，决定抛弃长久以来忠于非洲人国民大会的传统，开始抗议执政党背弃《自由宪章》的承诺。外国记者指出，从黑人城镇起义反抗种族隔离制度以来，已经好久没有见过这种起义了。

任何策略如果是以利用强力休克创造的机会为基础，都极为依赖惊异因素。休克状态的定义是：快速发展的事件与解释事件的信息的出现之间，有一段时间差。已故的法国理论家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说，恐怖事件是“超量的现实”；这么说来，“9·11”攻击起初只是纯粹的事件、只是原始的现实，没有经过故事、叙述或任何可以拉近现实与理解落差的东西处理过。 [34] 如果没有故事，我们就像“9·11”之后的很多人一样，非常容易受到准备利用混乱状态达成目的的人伤害，我们一接触针对休克事件表达看法的新故事后，我们就接受了再教育，一切就开始变得又有道理了。

刻意造成休克与退缩的监狱侦讯人员很了解这种程序。中情局的手册中，强调隔离犯人和有助犯人建立新故事的任何事物很重要，原因就在这里。这些事物包括犯人自己的感官输入、与其他犯人甚至包括和警卫的沟通。1983年的中情局手册指出：“犯人应该立刻隔离，从逮捕那一刻起，就必须维持生理与心理的隔离。” [35] 侦讯人员知道犯人会交谈，会互相警告可能的命运，会互相传递纸条。一旦发生这种情形，抓人的那一方就失去优势；他们仍然拥有造成犯人身体痛苦的力量，却失去了操纵和“破坏”犯人，使犯人困惑、迷惘与惊异的最有效心理工具。没有这些因素的话，就不会有休克。

比较大的社会也一样，一旦大家深入了解其中的机制，整个社会会变得更难以用惊异震撼、更难以困惑，进而能够对抗休克。“9·11”以后，灾难资本主义极为暴力的特性占首要地位，原因之一是由于比较小的休克，如债务危机、货币崩溃、被历史背弃的威胁大致上因为过度使用，已经失去大部分的力量。但是，今天连战争与天灾之类惊人的休克，也并非总是能够引发足以实施不必要经济休克疗法的迷失水平。世界上有太多人有过直接的经验：他们知道这种方法怎么运作，跟别的囚犯交谈过，传递过纸条；惊异的重要因素已经消失了。

2006年以色列攻击黎巴嫩后，国际贷款机构规定：提供黎巴嫩重建援助的条件是黎巴嫩必须实施自由市场改革。几百万黎巴嫩人对这种要求的反应是明显的例子。不管怎么说，这个阳谋应该都行得通，黎巴嫩从来没有这么迫切地需要资金，即使在战争之前，黎巴嫩已经是世界上负债最多的国家之一；以色列攻击道路、桥梁和机场跑道，大约又造成了90亿美元的新损失。因此，2007年1月，30个富国代表在巴黎开会时，承诺要提供76亿美元的重建贷款和捐赠，各国代表自然认为，不管援助附带了什么限制，黎巴嫩政府都会接受。这些条件很常见，包括电话与电力民营化，提高燃料价格，减少公共服务，提高已经引发争议的消费税。黎巴嫩经济学家哈姆丹（Kamal Hamdan）估计，加税和涨价会使家庭支出增加15％：这是典型的和平惩罚。至于重建本身，当然是要交给灾难资本主义的国际大公司，不能规定必须雇用本地人或转包给本地公司承做。 [36]

有人问美国国务卿赖斯，这么全面的要求是否构成外国干预黎巴嫩事务。她回答说：“黎巴嫩是民主国家，不过黎巴嫩也必须进行一些重要的经济改革，攸关重建是否能够进行。”黎巴嫩总理西尼乌拉（Fouad Siniora）在西方的支持下，轻易同意了这些条件，还轻松地说：“民营化不是黎巴嫩发明的。”为了进一步表示配合的意愿，他还聘请跟布什关系良好的监视巨擘博思艾伦咨询公司，作为中间人负责安排黎巴嫩电信事业民营化。 [37]

然而，很多黎巴嫩公民却显然比较不合作。虽然很多人的家还倒在一片废墟中，却有成千上万的人，参加由总工会和包括伊斯兰真主党等政党发动的大罢工。示威群众坚持说，如果接受重建资金意味着要提高受到战争蹂躏的人民的生活费用，根本就不能叫做援助。因此，西尼乌拉虽然在巴黎一再向捐款国保证，但罢工和路障却使全国陷入停顿状态，这是第一个针对战后灾难资本主义发动的全国性起义。示威群众也采取静坐抗议的方法，静坐抗议进行了两个月，把贝鲁特市中心变成了帐篷城市和街头嘉年华的十字路口。大部分记者认为，这些活动是真主党在展现实力，但是纽约《每日新闻》（Newsday ）中东采访办事处主任巴齐（Mohamad Bazzi）认为，这种解释忽视了活动的真正意义：“这么多人在市区露营，背后最大的动机不是伊朗或叙利亚，也不是逊尼派对抗什叶派，而是困扰黎巴嫩什叶派几十年的经济不平等，是穷人和劳工阶级的起义。” [38]

静坐示威地点提供了最有说服力的解释，说明为什么黎巴嫩人这么能够对抗休克。抗议在居民称为索立迪尔区（Solidere）的贝鲁特市中心进行，这个地区里的一切，几乎都是由名叫索立迪尔的民间开发公司兴建和拥有。索立迪尔区是黎巴嫩上次重建的成果，1990年代初期，黎巴嫩经过十五年的内战后，国力耗损，债台高筑，没有钱可以重建。亿万富豪企业家（后来出任总理）哈里里（Rafiq Hariri）提出建议：把整个市中心核心地区的土地所有权交给他，让他和他新设的不动产公司索立迪尔，把市中心变成“中东的新加坡”。2005年2月在汽车炸弹爆炸案中死亡的哈里里，把还没有倒下的所有建筑物几乎全部铲平，把市中心变成一张白纸，小艇码头、豪华公寓大楼（有些大楼还附设大轿车用的升降机）和豪华购物中心取代了古老的露天市场。 [39] 这个商业区里的一切，包括建筑物、广场、保安人力，几乎都属于索立迪尔公司。

对外界来说，索立迪尔是黎巴嫩战后重生的闪亮象征，但是对很多黎巴嫩人来说，索立迪尔更像一种全息投影。在这个超现代化的市中心外面，贝鲁特市的大部分地区都没有从电力到公共运输之类的基本建设，内战在很多建筑物外表打出来的弹孔根本没有修补。真主党就是在闪亮市中心四周备受忽视的贫民区里，建立了忠诚的群众基础；真主党设置了发电机和发射台，推动垃圾清运，提供安全防卫。破败郊区居民闯进索立迪尔的国度时，经常被哈里里的私人警卫丢出去，因为他们会吓坏观光客。

贝鲁特社会运动人士阿通姆（Raida Hatoum）告诉我，索立迪尔开始重建时，“大家都非常高兴战争结束了，街头开始重建了，等到我们发现所有街道都被政府卖掉，变成私人土地时，已经太晚了，我们不知道那些钱是贷款，我们将来还得还债”。这样猛然惊醒，发现最可怜的人民必须负担只对少数精英有利的重建费用，使黎巴嫩人变成了解灾难资本主义运作的专家。就是这种经验协助黎巴嫩在2006年的战争后适应和组织，示威群众选择在索立迪尔泡沫内部进行大规模静坐抗议，同时巴勒斯坦难民在维珍购物广场（Virgin megastore）和高档咖啡厅外露营。（一位抗议人士说：“如果我在这里吃一份三明治，我会破产一星期。”）抗议群众这样做，发出了明确的信息，表示他们不希望另一次索立迪尔式泡沫和残败郊区混合重建，不希望看到堡垒化的绿区和怒火冲天的红区，而是需要全国性的重建。一位抗议人士问：“我们怎么可能再接受这个抢劫我们的政府？接受兴建这个市区、欠下如此惊人债务的政府？这笔债谁要还？是我要还，我死后，是我儿子要还。” [40]

黎巴嫩抗拒休克的力量不只表现在抗议上，也表现在影响深远的平行重建工作上。停火后几天，真主党的街坊委员会就考察过很多遭到空袭的房子，评估损害，而且已经发给每一个流离失所的家庭1.2万美元现金，让他们租一年的房子加上购买家具。就像独立记者诺盖拉（Ana Nogueira）和高莎莉（Saseen Kawzally）从贝鲁特观察报道的一样：“这是卡特琳娜飓风生还者从联邦应急事务管理署得到补助的六倍。”真主党领袖纳斯鲁拉（Sheik Hassan Nasrallah）在电视演说中告诉全国人民：“你们不需要恳求任何人帮忙，不必到任何地方排队。”这些话在卡特琳娜飓风幸存者听来，就好像美妙的音乐一样。真主党的援助没有通过政府或外国非政府组织发放；真主党也没有像在喀布尔那样兴建五星级旅馆，或是像在伊拉克一样为警察训练专家兴建奥运级的游泳池。斯里兰卡海啸幸存者雷努卡（Renuka）告诉我，她希望别人帮助她家人的方式是把援助直接交给他们，真主党的做法就是这样。真主党也把社区成员纳入重建工作中，聘用本地建筑工人（他们用工作换取搜集到的废金属），动员1500位工程师，并且组织义工队伍。所有这些援助意味着炮击停止一周后，重建工作已经大规模展开。 [41]

美国媒体几乎一面倒，嘲笑这种行动是贿赂或依附主义，是真主党试图在引发破坏国家的攻击后，购买民众的支持〔弗鲁姆（David Frum）甚至说，真主党发的钞票是假钞〕。 [42] 毫无疑问，真主党是在进行政治操作，也是在行善。伊朗的资金使真主党可以这么慷慨，但在这种效率当中，同样重要的是真主党是土生土长的组织，是从重建社区崛起的政党。真主党和外国重建企业机构不同，不是利用进口的管理人员、民间保安人员和译员，不是把遥远国度外国官僚机构的设计强加在本地社区中。真主党能够快速行动，原因是真主党了解每一个小巷、每一台临时发报机，也知道可以靠谁把工作做好。如果黎巴嫩居民感谢这种结果，也是因为他们知道另一种结果是什么，就是索立迪尔区。

我们并非总是用退化来应对休克，有时候，我们面对危机时会快速成长。2004年3月11日，西班牙就明显表现出这种冲动，当时四颗炸弹炸毁通勤列车和马德里几座铁路车站，炸死将近200人。阿斯纳尔（José María Aznar）首相立刻上电视，要全国公民谴责巴斯克（Basque）分离主义分子，并支持他参与伊拉克战争。他说：“我们不可能也不希望跟在西班牙全境散布死亡这么多次的杀手谈判，只有坚定的决心才能终止攻击。” [43]

西班牙人对这种谈话的反应很差。马德里著名的报纸编辑索莱尔（Jose Antonio Martines Soler）说：“我们仍然听到佛朗哥（Franco）的回音。”索莱尔曾经在佛朗哥独裁统治期间遭到迫害：“阿斯纳尔的每一个动作、每一个手势、每一句话都告诉人民，他站在正确的一方，正义站在他那边，不同意他的人就是他的敌人。” [44] 换句话说，“9·11”恐怖攻击后，美国人在布什总统身上看到的“坚强领导”特质，在西班牙人看来却是法西斯主义崛起的恶兆。这时离西班牙全国大选只有三天，选民想起恐惧主宰政治的时代，用选票逼退阿斯纳尔，选择决心从伊拉克撤军的政党。这种情形和黎巴嫩一样，对过去休克的集体回忆，使西班牙人能够对抗新的休克。

所有休克治疗专家都刻意消除记忆，卡梅伦一直认为，他必须消除病人心灵中的一切，才能重建病人的心灵。占领伊拉克的美国人觉得不必阻止强盗抢劫伊拉克的博物院和图书馆，因为他们认为，或许这样可以让他们更容易达成任务。但是就像卡梅伦医生过去的病人卡斯特纳一样，自己用纸张、书籍和清单构成的错综复杂结构，可以重建记忆，可以创造新的故事，个人和集体记忆都会变成最有力的减震器。

虽然主导者在非常多的地方，成功地利用了2004年的海啸，但是同样受到海啸侵袭的一些地方，尤其是泰国，记忆却成为有效的反抗武器。泰国有几十个沿海村庄被海啸夷为平地，但是泰国的情形跟斯里兰卡不同，很多泰国乡村在几个月内就重建成功。其中的差别不是政府不同，泰国政客和其他国家的政客一样，都急于利用海啸作为借口，赶走渔民，把土地所有权交给大型度假村。但是泰国与众不同的地方是，村民十分怀疑政府的所有承诺，拒绝在难民营里耐心等待官方的重建计划。数以千计的居民在几个星期内，就开始他们自称的“重新占地”。他们手里拿着工具，大步前进，走过开发商雇用的武装警卫，开始在旧房子的所在地划界，有些村子的村民立刻开始重建。在大海啸中失去大部分家人的孔瓦迈（Ratree Kongwatmai）说：“我愿意为这块土地牺牲性命，因为这块土地是我们的。” [45]

泰国原住民莫肯族（Moken）渔民演出了最大胆的重新占地行动。莫肯族也叫作“海上吉普赛人”，几个世纪以来，泰国政府都剥夺他们的公民权，因此他们不再心存幻想，不会以为好心的政府会用一块适当的土地，交换从他们手中夺走的海岸土地。攀牙省班东华村（Ban Tung Wah Village）居民的表现特别有戏剧性，泰国一个非政府组织的报告说：“村民自行集结，走回老家，用绳索把遭到摧毁的村子圈起来，象征他们的土地所有权，因为整个村子的人都在那里露营，当局很难把他们赶走，尤其是媒体还密切关注灾后重建。”最后村民和政府谈好条件，放弃一部分海滨土地，交换其余祖传土地的法律保障。今天重建后的村子是莫肯族文化的橱窗，设有博物馆、社区中心、学校和市场。现在下级地区官员来班东华村，学习怎么推动“人民管理灾后重建”，同时，满载研究人员和大学生的巴士来到这里，研究“原住民的智慧”。 [46]

遭到海啸侵袭的整个泰国海岸上，这种直接重建变成了标准。社区领袖说，他们成功的关键是“人民从占领土地的优势地位出发，谈判土地所有权”；有些人把这种做法叫做“用手谈判”。 [47] 泰国的幸存者也坚持不同形态的援助，不接受施舍，却要求提供工具，自行重建。例如，数十位泰国建筑系学生和教授自愿协助社区成员，设计新房子，画出重建计划；造船大师训练村民，自行建造比较精密的渔船。结果社区变得比海啸侵袭前还强而有力，班东华与班乃来（Baan Nairai）村民建造的高脚屋漂亮而结实，和外国承包商提供的闷热组合屋相比，高脚屋更便宜，更大，也更凉爽。泰国海啸幸存者社区联盟草拟的宣言说明其中的哲学：“重建工作应该尽量由本地社区自行推动，禁止承包商参与，由社区自己负责建造。” [48]

卡特琳娜飓风侵袭一年后，泰国草根重建运动领袖和新奥尔良飓风幸存者代表团之间，进行了令人惊异的交流。美国访客参观了好多个重建好的泰国村庄，对村民快速重建的完成度深感讶异。新奥尔良“幸存者村庄”（survivors’ village）创办人贾卡里（Endesha Juakali）说：“我们在新奥尔良等待政府替我们办理，但是你们在这里全都自行负责。”他保证：“我们回去后，你们的模式是我们的新目标。” [49]

新奥尔良社区领袖回国后，确实掀起了直接行动的风潮。贾卡里自己所住社区还是一片废墟，却征集本地承包商和义工，组成行动小组，清理社区里每一栋遭到洪水损害的房子内部，然后推进到下一阶段。他说，到海啸灾区考察，让他得到“很好的视角，知道新奥尔良人民必须抛开联邦应急事务管理署，抛弃市政府和州政府，开始主张‘我们现在能够做的就是不管政府，而不是依赖政府，开始重建我们的社区’”。同样到亚洲考察的华盛顿（Viola Washington）回到自己住的新奥尔良珍特利（Gentilly）社区后，态度也完全不同了。她“把珍特利分成很多个区段，为每一个区段组织代表委员会，任命领袖，开会讨论重建的需要”。她解释说：“我们和政府对抗，设法拿回我们的钱时，不希望自己无所事事、放弃找回自我。” [50]

新奥尔良还有更多的直接行动。2007年2月，布什政府打算拆除的公屋计划居民团体开始“重新占领”自己的旧房子，定居下来。义工协助清理公寓，帮忙出钱购买发电机和太阳能板。彼特公屋计划（C. J. Peete）居民威廉姆斯（Gloria Williams）宣称：“我的家就是我的堡垒，我要收回来。”重新占领变成了社区庆祝会，还有一个新奥尔良的铜管乐队来助兴。 [51] 他们有很多值得庆祝的地方：至少到现在为止，这个社区逃过了自称重建的庞大文化推土机。

有一个共同的主题贯穿人民自行重建的所有案例：参与行动的人说，他们不只是修理房子，也是在自我治疗。这样说很有道理，熬过重大休克的人有一个共同的经验，就是有一种彻底的无力感：面对可怕的力量，父母失去拯救子女的能力，配偶天人永隔，提供保护的家园变成了死亡陷阱。要从无助中恢复，最好的方法是出力自助助人，是得到参与社区重建的权利。新奥尔良下九区马丁·路德小学助理校长说：“我们的学校重新开学，代表这个社区很特别，我们不只是因为住得近而紧密结合，也是靠着精神、血缘和回家的愿望团结在一起。” [52]

人民重建运动代表了与灾难资本主义体系特性对立的精神，后者永远追求白纸和白板，好在上面建立模范国家。与之相反，人民重建运动就像拉丁美洲的农业与工厂合作社一样，天生就具有即兴的特质，动员所有幸存下来的人，利用没有遭到扫除、破坏或偷走的所有生锈工具。地方人民重建运动与天国的幻想不同，不是巨灾横扫一切后，让真正信徒逃避的世外桃源；地方人民重建运动的起点是认定大家无法逃避自己创造的重大乱象，而且已经有足够多的东西遭到毁灭，包括历史、文化和记忆。这种运动并不追求从零开始，而是宁可从一片残垣败瓦中开始。如今社团主义圣战急剧没落，因而改用加强版休克，希望破除日渐增强的抗拒。在此情形下，重建运动指出了介于各种原教旨主义运动之间的一条道路。这些男男女女，他们唯一激进的地方就是强烈的务实精神，他们植根在自己居住的社区里，认为自己只是修理匠，乐于接受残存的东西，好好修理和补足，使一切变得更好、更公平。最重要的是，他们正在建立适应能力，应付下一次来袭的休克。

[1] Juan Forero, “Bolivia Indians Hail the Swearing In of One of Their Own as President,” New York Times, January 23, 2006.

[2] Tom Kerr, Asian Coalition for Housing Rights, “People's Leadership in Disaster Recovery: Rights, Resilience and Empowerment,” Phuket disaster seminar, October 30-November 3, 2006, Phuket City, www.achr.net.

[3] Antillano belongs to the Land Committee of La Vega, Caracas. Hablemos del Poder/Talking of Power, documentary directed by Nina Lopez, produced by Global Women's Strike, 2005, www.globalwomenstrike.net.

[4] Terence Corcoran, “Free Markets Lose Their Last Lion,” National Post (Toronto), November 17, 2006.

[5] Jim Webb, “Class Struggle,” Wall Street Journal, November 15, 2006.

[6] Geoffrey York, “Beijing to Target Rural Poverty,” Globe and Mail (Toronto), March 6, 2006; Larry Rohter, “A Widening Gap Erodes Argentina's Egalitarian Image,” New York Times, December 25, 2006; World Institute for Development Economics Research, “Pioneering Study Shows Richest Two Percent Own Half World Wealth,” press release, December 5, 2006, www.wider.unu.edu; Sarah Anderson et al., Executive Excess 2006: Defense and Oil Executives Cash in on Conflict, August 30, 2006, page 1, www.faireconomy.org; Webb, “Class Struggle.”

[7] Raul Garces, “Former Uruguayan Dictator Arrested,” Associated Press, November 17, 2006; “Argentine Judge Paves Way for New Trial of Ex-Dictator Videla,” Agence France-Presse, September 5, 2006; “Former Argentine Leader Indicted for 2001 Bond Swap,” MercoPress, September 29, 2006, www.mercopress.com.

[8] “Former Latin American Leaders Facing Legal Troubles,” Miami Herald, January 18, 2007.

[9] Andrew Osborn, “The A-Z of Oligarchs,” Independent (London), May 26, 2006.

[10] Paul Waldie, “Hollinger: Publisher or ‘Bank of Conrad Black'?” Globe and Mail (Toronto), February 7, 2007; “Political Activist Grover Norquist,” National Public Radio Morning Edition, May 25, 2001; Jonathan Weisman, “Powerful GOP Activist Sees His Influence Slip over Abramoff Dealings,” Washington Post, July 9, 2006.

[11] George W. Bush, h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September 2002, www.whitehouse.gov.

[12] Jane Bussey, “Democrats Won Big by Opposing Free-Trade Agreements,” Miami Herald, November 20, 2006; Robin Toner and Janet Elder, “Most Support U.S. Guarantee of Health Care,” New York Times, March 2, 2007.

[13] Corporación Latinobarómetro, Latinobarómetro Report 2006, www.latinobaro.metro.org.

[14] Susan George and Erik Wesselius, “Why French and Dutch Citizens Are Saying NO,” Transnational Institute, May 21, 2005, vvww.tni.org.

[15] Lou Dobbs, CNN: Lou Dobbs Tonight, April 14, 2005.

[16] Martin Arnold, “Polish Plumber Symbolic of all French Fear about Constitution,” Financial Times (London), May 28, 2005.

[17] 这种偏见并非波兰独有。2007年3月，伦敦市长利文斯通（Ken Livingstone）警告说：“一场反对同性恋权利的反动风暴，正在吹袭整个东欧。”

[18] Andrew Curry, “The Case Against Poland's New President,” New Republic, November 17, 2005; Fred Halliday, “Warsaw's Populist Twins,” openDemocracy, September 1, 2006, www.opendemocracy.net; Ian Traynor, “After Communism: Ambitious, Eccentric —Polish Twins Prescribe a Dose of Harsh Reality,” Guardian (London), September 1, 2006. FOOTNOTE: Ken Livingstone, “Facing Phobias,” Guardian (London), March 2, 2007.

[19] Perry Anderson, “Russia's Managed Democracy,” London Review of Books, January 25, 2007.

[20] Vladimir Radyuhin, “Racial Tension on the Rise in Russia,” he Hindu, September 16, 2006; Amnesty International, Russian Federation: Violent Racism Out of Control, May 4, 2006, www.amnesty.org.

[21] Helen Womack, “No Hiding Place for Scared Foreigners in Racist Russia,” Sydney Morning Herald, May 6, 2006.

[22] Henry A. Kissinger, Memorandum to the President, Subject: NSC Meeting, November 6—Chile, November 5, 1970, declassified, www.gwu.edu/~nsarchiv.

[23] Jack Chang, “Fear of Privatization Gives Brazilian President a Lead in Runoff,” Knight Ridder, October 26, 2006; Hector Tobar, “Nicaragua Sees Red Over Blackouts,” Los Angeles Times, October 30, 2006.

[24] Nikolas Kozloff, “The Rise of Rafael Correa,” CounterPunch, November 26, 2007; Simon Romero, “Leftist Candidate in Ecuador Is Ahead in Vote, Exit Polls Show,” New York Times, November 27, 2006.

[25] “Argentine President Marks Third Year in Office with Campaign-Style Rally,” BBC Monitoring International Reports, May 26, 2006.

[26] Dan Keane, “South American Leaders Dream of Integration, Continental Parliament,” Associated Press, December 9, 2006.

[27] Duncan Campbell, “Argentina and Uruguay Shun US Military Academy,” Guardian (London), April 6, 2006; “Costa Rica Quits US Training at Ex-School of the Americas,” Agence France-Press, May 19, 2007.

[28] Roger Burbach, “Ecuador's Government Cautiously Takes Its First Steps,” NACLA News, February 19, 2007, www.nacla.org.

[29] Chris Kraul, “Big Cooperative Push in Venezuela,” Los Angeles Times, August 21, 2006.

[30] Emir Sader, “Latin American Dossier: Free Trade in Reciprocity,” Le Monde Diplomatique, February 2006.

[31] George W. Bush, h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March 2006, page 30, www.whitehouse.gov; interview with Stanley Fischer conducted May 9, 2001, for Commanding Heights: The Battle for the World Economy, www.pbs.org.

[32] Jorge Rueda, “Chavez Says Venezuela Will Pull out of the IMF, World Bank,” Associated Press, May 1, 2007; Fiona Ortiz, “Argentina's Kirchner Says No New IMF Program,” Reuters, March 1, 2007; Christopher Swann, Bloomberg News, “Hugo Chavez Exploits Oil Wealth to Push I M F Aside,”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Paris), March 1, 2007.

[33] Ibid.; “Ecuador Expels World Bank Representative,” Agence France-Press, April 27, 2007; Reuters, “Latin Leftists Mull Quitting World Bank Arbitrator,” Washington Post, April 29, 2007; Eoin Callan and Krishna Guha, “Scandal Threatens World Bank's Role,” Financial Times (London), April 23, 2007.

[34] Jean Baudrillard, Power inferno (Paris: Galilée, 2002), 83.

[35]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Human Resource Exploitation Training Manual —1983, www.gwu.edu/~nsarchiv.

[36] Andrew England, “Siniora Flies to Paris as Lebanon Protests Called Off,” Financial Times (London), January 23, 2007; Kim Ghattas, “Pressure Builds for Lebanon Reform,” BBC News, January 22, 2007; Lysandra Ohrstrom, “Reconstruction Chief Says He's Stepping Down,” Daily Star (Beirut), August 24, 2006.

[37] Helene Cooper, “Aid Conference Raises $7.6 Billion for Lebanese Government,” New York Times, January 26, 2007; Osama Habib, “Siniora Unveils Reform Plan Aimed at Impressing Paris III Donors,” Daily Star (Beirut), January 3, 2007; Osama Habib, “Plans for Telecom Sale Move Ahead,” Daily Star (Beirut), September 30, 2006.

[38] Mohamad Bazzi, “People's Revolt in Lebanon,” he Nation, January 8, 2007; Trish Schuh, “On the Edge of Civil War: The Cedar Revolution Goes South,” CounterPunch, January 23, 2007, www.counterpunch.org.

[39] Mary Hennock, “Lebanon's Economic Champion,” BBC News, February 14, 2005; Randy Gragg, “Beirut,” Metropolis, November 1995, pages 21, 26; “A Bombed-Out Beirut Is Being Born Again—Fitfully,” Architectural Record 188, no. 4 (April 2000).

[40] Bazzi, “People's Revolt in Lebanon.”

[41] Ana Nogueira and Saseen Kawzally, “Lebanon Rebuilds (Again),” Indypendent, August 31, 2006, www.indypendent.org; Kambiz Foroohar, “Hezbollah, with $100 Bills, Struggles to Repair Lebanon Damage,” Bloomberg News, September 28, 2006; Omayma Abdel-Latif, “Rising From the Ashes,” Al-Ahram Weekly, August 31, 2006.

[42] David Frum, “Counterfeit News,” National Post (Toronto), August 26, 2006.

[43] “Spain's Aznar Rules Out Talks with Basque Group ETA,” Associated Press, March 11,2004.

[44] Elaine Sciolino, “In Spain's Vote, a Shock from Democracy (and the Past),” New York Times, March 21, 2004.

[45] Santisuda Ekachai, “This Land Is Our Land,” Bangkok Post, March 2, 2005.

[46] Tom Kerr, Asian Coalition for Housing Rights, “New Orleans Visits Asian Tsunami Areas —September 9-17, 2006,” www.achr.net.

[47] Ibid.

[48] Kerr, “People's Leadership in Disaster Recovery: Rights, Resilience and Empowerment.”

[49] Kerr, “New Orleans Visits Asian Tsunami Areas.”

[50] Richard A. Webster, “N.O. Survivors Learn Lessons from Tsunami Rebuilders,” New Orleans Business, November 13, 2006.

[51] Residents of Public Housing, “Public Housing Residents Take Back Their Homes,” press release, February 11, 2007, www.peoplesorganizing.org.

[52] Quote from Joseph Recasner. Steve Ritea, “The Dream Team,” imes-Picayune (New Orleans), August 1, 2006.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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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非另有说明，所有西班牙文翻译都是由Shana Yael Shubs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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