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马克·莫里斯
Date: 2018-05-31T16:00:00+00:00
Keywords: 城堡-研究-英国 K956.16
Publisher: 化学工业出版社

城堡的故事:半部英国史

马克·莫里斯 著

版权信息

书名：城堡的故事:半部英国史

作者：马克·莫里斯

书号：978-7-122-31554-0

出版：化学工业出版社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目录

引言

第一章　诺曼征服——威廉一世与土堤-堡场式城堡的登场

第二章　罗切斯特大围城——约翰王、巨塔石堡与王国的命运

第三章　帝国的建立——爱德华一世、威尔士征服与城堡帝国

第四章　百年战争——爱德华爵士、染血的城堡与美好时代

第五章　斯图亚特的崛起——阴险的道格拉斯兄弟、詹姆斯国王与中世纪苏格兰的王权纷争

第六章　英国内战——伍斯特侯爵、查理一世、拉格伦围城与城堡的最终毁灭

结语

致谢

延伸阅读

引言

在英国，肯特郡拥有的城堡远多于其他各郡。而且，自我尚幼时，父母和师长便千方百计带我熟悉了郡内大多数的城堡。其实，他们大可不必如此鼓励我，因为参观城堡一向是我的最爱。每一个角落，每一处走廊，都能为我带来新鲜的体验。对一个想象力非常丰富的小男孩而言，一闭上眼睛，脑海中便能浮现出各种画面：身穿崭新盔甲的骑士、被困的少女、盛大的宴会、敌军围城、马上比武，等等。无论残垣破壁，还是翻新如初，城堡都是充满了迷人魅力的地方。

至少大部分城堡如此，但我不得不遗憾地说，也有些城堡就没那么有趣了。我发现，有些城堡堆着许多火炮，却少了国王用膳的场所。而另一些城堡，里面虽然装饰了许多精致的卧房，却少了容留士兵榻眠的地方。总之，我童年时参观的城堡里，总有那么一两座其中少了某些关键的元素，让我归去时难掩失望。虽然那时候，我还不明白其中的原因。但是，这些城堡明显不符合我对城堡的预期。

那么，什么是城堡？有没有一个恰当的定义呢？《牛津英语词典》给了我们一个笼统的定义。根据它的解释，“城堡”一词派生于中世纪拉丁单词“castellum”，最远可追溯至古典拉丁文单词“castra”，指“兵营”的意思。该词条继续阐释到，“城堡”是“为了御敌而加筑了防御工事的一座大型建筑或一套建筑群；堡垒，要塞”。对于这样的定义，我想大多数人会觉得无可指摘。 “城堡”一词本身便容易促发我们联想到滚烫的热油注1、弓箭、石弩、攻城槌等意象。

但是，难道这就是城堡的全部了吗？城堡只是关于战争或者自卫吗？词典编纂者有没有漏掉重要的一点呢？在城堡的外部，如我们所料是吊桥、城垛、吊闸、射箭孔等。但是，我们对城堡内部又能期待些什么呢？毫无疑问，我们希望这里存在着一些蛛丝马迹，能够让人联想到这里曾经的奢华、闲适的生活。城堡的内部，应该有豪华的宴会厅，能够准备奢靡佳肴的大厨房；有装修华丽的卧室、会客厅、小教堂；有马厩、谷仓、烘焙坊、酿酒坊……总而言之，所有能够让主人尽情享受生活的设施、场所，这里都要应有尽有。

所以，城堡可能不仅仅是堡垒，还是住所。这一点至关重要。R.埃伦•布朗（R. Allen Brown）教授曾经写过一本开创性的著作——《英国的城堡》（English Castles）。该书自50年前首次出版以来，便确立了它在城堡研究方面最具影响力的研究著作的地位。而今，对于任何志在研究城堡的人而言，这本书仍是绕不开的必读书目。正是在这本书中，布朗教授提出了对“城堡”的著名定义。用布朗教授的原话说，城堡“从本质上说，是加筑了防御工事的住所，或是适于居住的堡垒”。城堡不只是世事不太平时，人们不得已才退守其中的选择；相反，城堡是人们乐在其中的生活场所。第一次读到这本书时，我才意识到，为什么我童年时期参观的那些城堡中，有的会让我感到乏味无趣。这些城堡或者是完全出于军事目的而建造，或者完全不具备任何防御能力。原来，这些所谓的城堡，要么是单纯的堡垒，要么是纯粹的居所——只不过更为豪华而已。而根据布朗教授的定义，真正的城堡，必须是坚固的堡垒与豪华的住所的合二为一。

对于包括我在内的许多研究中世纪的历史学者来说，对城堡的这一标准定义似乎是再贴切不过了。而且，它也解释了我们会如此钟爱城堡的原因。试想，一座建筑如何能够同时满足军事防御和舒适家居的双重要求呢？ 家居的舒适性要求空间更大，墙壁更薄，窗口更宽敞。另一方面，安全性则要求厚墙、窄窗，空间紧凑。对城堡的设计者来说，最大的挑战就是调和这两方面明显相互矛盾的需求。对城堡爱好者而言，设计者解决上述矛盾的天才设计，正是城堡永葆迷人魅力的部分原因之所在。

然而，近来却有专家开始质疑这一定义。他们认为，城堡必须既是堡垒又是住所的定义，将许多城堡排除在了这一定义的范畴之外。以第四章的讨论对象博迪亚姆城堡（Bodiam Castle）为例，美轮美奂的博迪亚姆城堡位于苏塞克斯郡，它曾经是名门贵族的豪华府邸，这一点毋庸置疑。但是，当初城堡的主人有没有将它建设为堡垒的想法呢？ 大多数外部特征（正如我们将在本书第四章中看到的）似乎恰恰给了我们这样的印象。虽然护城河、城垛、吊闸等所有特征可能暗示着，我们面对的是一座令人望而生畏的要塞，但是它们的实际效用却是高度存疑的。如果博迪亚姆城堡曾经经历过真正严酷的战斗，那么它很有可能经受不了几轮攻击便很快沦陷了。

那么，这是不是意味着博迪亚姆城堡和其他类似军事防御能力薄弱的城堡一样，根本算不上真正的城堡呢？ 答案当然是否定的。我们之所以称博迪亚姆为城堡，好吧，只是因为它们看起来像城堡，就这么简单。而且，更重要的是，建造博迪亚姆城堡的时候，它周边的人们也称之为城堡。如果仅仅因为我们这些21世纪的人自认为比当时的人们对世界的认识更正确，便可以剥夺博迪亚姆城堡的身份，那我们未免也太自大了。很明显，问题不在博迪亚姆城堡身上，而是在于我们对城堡的定义本身。在我最近参观过的城堡中，没有任何一座有身份危机，但是我遇到的一些专家却越来越自我怀疑。马修•约翰逊（Matthew Johnson）教授在他刚完成的新书中坦白道，“ 关于城堡‘ 究竟是什么’”，他是“ 越来越不确定了”。

然而，尽管历史学家有着上述的不确定性，但说到哪些建筑属于城堡的范畴，哪些建筑不属于，历史学家还是存在着一致的默契的。我们缺少的只是一条方便、简洁、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定义。当然，如果你正着手写一本关于城堡的书的话，你的任务会因此而更加艰难。因为，正如R. 埃伦•布朗教授所言，“任何关于城堡的书籍都应该先从城堡的定义入手”。

所以，谨遵此建议，我的想法如下。城堡首先是其贵族主人及其家人的住所。我认为，这是首要的出发点。一直到13世纪末的英格兰，以及稍晚时期的威尔士和苏格兰，这些贵族的宅邸同时也是非常坚固的、防御性强的建筑，我们称之为“堡垒”，这一点恰如其分。本书中提到的一些城堡曾经都是固若金汤的堡垒，实际上，它们现在也是。它们的设计宗旨便是为了抵挡中世纪最致命的攻击性武器。从1300年开始，由于外部条件允许，这些城堡可以不必再过分强调防御性，甚至到了可以完全忽略这一功能的地步。但是，就像博迪亚姆城堡一样，决定它属于城堡的因素，不在于它有多坚固，而在于它的外观像不像。如果一座建筑要称得上是城堡，它至少得具备一些同时代人能将其与城堡联系在一起的物理特征，例如城垛、吊闸、射箭孔、吊桥等。这些物理特征是否有实际的效用并不重要，它们之所以必不可少，是因为它们已经成为了某种象征，那便是地位与权力。深居其中的人，不仅位高权重，更有权统治他人；他们期望的则是尊重、顺从与臣服。

当然，大家爱城堡，是爱它的吊闸和吊桥，儿童尤其如此，我也不例外。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城堡作为家的概念才真正成为吸引我的地方。作为住所，它们蕴含的历史意义是单纯的堡垒所不能相提并论的。诚然，作为伟大的要塞，有些城堡在决定英国历史进程方面起到了绝对的决定性作用。但是，也有一些城堡，虽然它们没有那么坚固，战争属性也不那么明显，它们同样也以其他更微妙的方式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作为国王和王后的寝宫、贵族的宅邸，它们是尔虞我诈、你死我活的名利场，也是洞房春宵的人间天堂。同样，作为工作场所，它们对各行各业的人而言都无比重要——文书、厨子、蹄铁匠、马厩伙计、伶人、游吟诗人……同时，城堡还是人们去缴纳赋税，或在其领主的法庭上接受审判的地方。无论归属于皇室或贵族，城堡都是中世纪的行政中心，是社会各行各业紧密协作于其间的重要场所。

本书既不是有关城堡的旅游指南，也不是综合性的地名词典。当然，它更不是关于城堡这一话题的最终之言，尽管近年来，城堡吸引了人们越来越多的研究兴趣。本书呈现的只是我从个人角度对城堡的故事的解读，是为了激发读者对这些宏伟建筑的探究兴趣和进一步的思考。我希望本书可以带领读者一起探索那些城堡建造者的动机，体会那些居住在城堡之内的家族的经历，感受那些誓死保卫城堡的人们的挣扎。最重要的是，我希望本书可以吸引读者实地参观这些城堡。在数九隆冬里，站在罗切斯特城堡（Rochester Castle）的城垛上，寒风刺骨，冰雨拍面，会让你恍惚间回到1215年约翰王发起大围城的时期。你将与那些被困在城堡里的骑士们感同身受。凝视着卡纳芬城堡（Caernarfon Castle）的巨大城墙，你难免好奇究竟是什么驱使着爱德华一世建造了这样一座象征着权力的建筑。毋庸置疑，它令人叹为观止，但它的造价却无比的昂贵，最终也没能留存下来。在清晨的阳光下，漫步在博迪亚姆城堡的护城河畔，看着河面上城堡的粼粼倒影，无须刻意，你便会情不自禁地陶醉于这些建筑的美轮美奂之中。

第一章　诺曼征服——威廉一世与土堤-堡场式城堡的登场

汉都门

科斯城堡

伦敦塔

……

故事要从950年前说起。一位修道士坐在彼得伯勒大教堂（Peterborough Abbey）里，记录着这一年发生的大事件。这是1051年，也是非比寻常的一年！英格兰两大派系之间，爆发了一场激烈的冲突。 一派是国王“忏悔者”爱德华注2和他的拥护者及盟友，另一派是英格兰最有势力的贵族家族——戈德温伯爵（Earl Godwin）和他的儿子们。他们召集军队，全副武装，为的是解决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即爱德华薨逝后究竟由谁来继承王位？

修道士详细地记述了这一系列事件。不过，在叙述到某一阶段时，他偏离了叙事的主线，记录了在遥远的赫里福德郡发生的一个小插曲。国王一派有些成员在该郡被赐予了封地。这些人是法兰西人，他们在那里做了许多伤天害理的事。

修道士写道：“这些外国人凌辱压迫该地区的人民，无所不用其极。”但是，这还不是最糟糕的。真正让修道士感到震惊的，是这些外国人建造的东西。

他们先是筑成一个庞大的土堤，在土堤之上又建造了一座巨大的木塔，塔的四周围了一圈木栅栏。这种建筑实在太新奇、太别致，修道士甚至找不到合适的语言来描述这个东西。最后，他只好借用了外国人的说法，将其命名为“城堡”。

当然，我们能够获悉这一切，是因为修道士记录的编年史留存了下来。这本编年史现今保存在英国牛津大学博德利图书馆（Bodleian Library）内，它便是赫赫有名的《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Anglo-Saxon Chronicle）的其中一个版本。遗憾的是，书中除了指出修道士居住在彼得伯勒大教堂内之外，对于与其相关的其他信息便再无任何提及了，甚至连他的名字，我们都无从得知。尽管如此，这本书却是现存英文书籍中最早使用“城堡”一词的，而修道士描述的土堤-木塔的结构，也是第一座在英格兰建造的城堡。

没有人可以确定这座城堡的具体位置。大多数历史学家认为，修道士提到的城堡位于伊芙亚斯哈罗德村（Ewyas Harold），村子位于赫里福德郡与威尔士毗邻之处。现今，这座城堡只剩下土丘一堆。当时，有三座城堡同时在建造之中。赫里福德有两座，除了上文提到的那座，还有理查德城堡那座；第三座则建在埃塞克斯郡的克拉弗林（Clavering）。今天，三座城堡早已物是人非，不复当年。城堡的遗址上长满了各种树木与灌木丛，昔日的木塔与城墙也早已不见踪迹。不知道的人，根本想象不到这会是旧日城堡的遗址。然而，就是这几座土丘，却是英格兰最早的城堡。它们的建造者不是英格兰人，而是国王“忏悔者”爱德华的法国朋友们。

尽管国王爱德华的祖先们在英格兰数代为王，可他本人对英格兰却是非常陌生。1013年，在他大概10岁的时候，英格兰被丹麦国王入侵并征服。爱德华的父亲—— 国王“仓促王”埃塞尔雷德注3聚齐了家人，穿越英吉利海峡，逃往法兰西，寻求他的内兄诺曼底公爵的庇护。正是在诺曼底的流亡中，爱德华度过了他的少年时期，直至成年。

有很长一段时间，爱德华觉得，他的余生可能都要在法兰西度过了。他的父兄多次试图夺回失掉的王国，但是却无果而终。接着，他们相继含恨离世。然而，就像当初爱德华的家人所遭遇的一样，灾难也同样迅速降落在了丹麦王族身上。1036年，丹麦国王克努特（Cnut）薨逝。至1042年，他的两个儿子也先后离世。突然间，爱德华在夺回王权的道路上障碍全无。1043年，英格兰贵族阶层达成一致意见，拥护爱德华回到了英格兰，加冕为王。

虽然爱德华的运气的确不错，但是即位后，他仍面临着一个主要的问题。在他争取王权的过程中，戈德温伯爵给了他很大的支持。但是，伯爵作为英格兰人，之前却与丹麦人多有勾结，而现在，他又成了英格兰最大的贵族。爱德华加冕后，出于巩固他们的联盟的考虑，爱德华娶了戈德温伯爵的女儿伊迪丝。尽管如此，爱德华还是对他的新晋岳父顾忌重重，甚至厌恶他，而且理由很充分——据谣传，爱德华兄长的死，伯爵也难逃干系。因此，在与戈德温伯爵一起统治了英格兰几年之后，爱德华决定，是时候采取行动了。他邀请了一些法兰西的朋友来到英格兰，并开始任命他们担任有实权的职务。1050年，他敕封自己的外甥芒特的拉尔夫（Ralph of Mantes）为中部地区的伯爵。不久之后，他又任命自己的诺曼底友人瑞米耶日的罗伯特（Robert of Jumièges）为坎特伯雷大主教。国王的意图似乎是为了制衡戈德温伯爵。到了1051年，爱德华的身边已经聚集了众多的欧洲大陆支持者。他似乎觉得，他的势力已经足以与伯爵及其家族一决雌雄了。

那一年，这两人之间爆发了严重的冲突。表面上，导致分歧的原因微不足道——戈德温伯爵的多佛城里起了一些局部的冲突。然而，更深层次的原因则是王位继承的问题。爱德华与伊迪丝虽然已结婚七年，却仍然没有任何子嗣。戈德温伯爵无法确定这深层的原因。但是，真相似乎是，他的女婿故意不为他女儿的容貌所动，恶意杜绝任何可能，以免有一天坐在英格兰王位上的人身上流淌着戈德温家族的血。

1051年，戈德温伯爵最担心的事还是发生了。这一年夏天（或如后人所称，大约更晚些时候），爱德华许诺他的表弟，将由他继承英格兰的王位。爱德华的表弟年轻、有活力，人称诺曼底的威廉公爵。好像这才是激起戈德温伯爵反抗的真正原因。对于伯爵而言，现在情况已经非常明朗，并且毫无回旋余地，即他和他的家族被算计了，他们失去了王位的继承权。到了该年9月，起初的双方大动肝火经过酝酿，随时可能发展为大动干戈。坎特伯雷大主教瑞米耶日的罗伯特控诉戈德温伯爵意图谋害爱德华的性命。为了迎接即将到来的风暴，国王其他法兰西的朋友们也开始在伊芙亚斯哈罗德建造城堡。双方在各自的领地集结了数百支军队，局势已然剑拔弩张。在英格兰，所有人都陷入了绝望，一场内战一触即发。

但是，就在最后关头，戈德温伯爵和他的儿子预感到这场斗争胜算太小，便逃到了国外。终于，爱德华自由了。在伯爵的阴影下统治了英格兰那么多年，今天，他终于成了自己王国的主人。为了巩固胜利果实，他没收了戈德温家族的土地，并将其分封给了他的法兰西盟友们。更能说明他内心真实想法的是，他将王后打入修道院。后来，在这一年的深秋时节，诺曼底的威廉还造访了英格兰宫廷。

遗憾的是，爱德华的胜利并不长久。第二年，戈德温家族挥师归来，入侵英格兰，要求归还被没收的土地。由于戈德温伯爵兵力占优，国王别无选择，只得让步。国王的法国盟友们意识到这一次战败在所难免，于是逃之夭夭。有些人向西逃跑，去了伊芙亚斯哈罗德的城堡。坎特伯雷大主教则向东逃跑，扬帆去往欧洲大陆。我们的彼得伯勒修道士怀着对法国人的鄙夷，在记录他们的逃离时，毫不掩饰其幸灾乐祸之情，并且将内战的黑锅甩到了他们的身上。

“大主教罗伯特和所有法国人立刻被无条件地宣布为逃犯，”修道士写道，“因为对于戈德温伯爵与国王之间的这场纷争，他们才应该负主要的责任。”

就这样，到了1052年，一切又回到了正轨。戈德温家族恢复了权势，爱德华迎回了王后。但凡明智的人，也都绝口不提诺曼底的威廉公爵。仿佛1051年的事情从来没发生过一般。不再有争执，不再有法国人，也不再有他们的新式堡垒，即那些所谓的“城堡”。英格兰的一切又回到了它应有的状态。

如果不是爱德华在1051年许下的那个著名的承诺，也许一切就继续维持下去了。那个承诺意味着15年后，当国王驾崩时，法国人将会卷土重来。当时，没有人能预料到这一点。但是，赫里福德郡的城堡，仿佛就是这场暴雨前的第一滴雨点。在这座城堡建成后的30年之内，英格兰便涌现出了成百上千的城堡，点缀了一片又一片的海岸。

不过，我们先不着急介绍这些。让我们先思考一下1051年的事件，以及这些事件对于城堡的揭示意义。首先，有一点非常明确：法国人建造了城堡，而非英格兰人。彼得伯勒的修道士发现有人在自己的后院建造城堡时，他是义愤填膺的。就英格兰人而言，城堡是法国人的发明，也为法国人所有。同样，“忏悔者”爱德华的欧洲大陆盟友们也表现出了他们热衷并擅长建造城堡的一面。在战争初露端倪时，他们便迅速地建造了城堡。而且，大约同期，他们应该在英格兰也建造了别的早期的城堡。如果这是在法国，没人会对此大惊小怪，因为他们一直建造城堡，已经有好几代人的历史了。在这种局势下，建造巨大的城堡是他们的本能反应。在法国，当时局变得艰险时，处境困难的人往往会建造城堡。

但是，从表面上看，英格兰人和法国人对待城堡的态度却有差异。这种差异非常耐人寻味。毕竟，这两个社会都是由骑士贵族阶层统治，它们的经济发展水平也基本一致，而且从地理位置上来说也仅仅是一水之隔。然而，他们对城堡的感情、看法却大相径庭。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差异呢？

答案一目了然，那就是维京人。我们过去常常认为，维京人是中世纪欧洲的恶民。在欧洲大陆其他民族早已安定下来，开始从事农业种植后，他们却仍然靠烧杀掳掠为生。当然，近来我们对他们的认识发生了改观。他们是经济移民，而不是无耻强盗；他们是商人，而不是劫掠者。事实上，维京人还真算不上恶民。不过，在8世纪末，居住在英格兰北部的当地人是不是也这样乐观地看待维京人，就有待商榷了。但是，可以确定的是，林迪斯法恩岛（island of Lindisfarne）上的修道士们一定不赞同我们的观点。 他们在793年遭遇了第一批维京人。注4到了9世纪， 诺斯曼人注5更是所向披靡。由于维京人的入侵，9世纪时鼎立于英格兰大地上的几个王国逐一陷落。古老的诺桑比亚王国（Northumbria）、东安格利亚王国（East Anglia），甚至中部实力强大的麦西亚王国（Mercia），它们最终都臣服了。到了9世纪70年代，在所有的盎格鲁-撒克逊王国中，就只剩下韦塞克斯王国（Wessex）还没有臣服。

韦塞克斯王国进行了反击， 带领他们进行反击的人是国王阿尔弗雷德注6。除了上面介绍的原因， 另一方面是因为阿尔弗雷德不善厨艺的传说注7，这使他成了英格兰家喻户晓的民族英雄。国王和他的后人采用了一种复杂的防御战略，有效地保护了他们的子民。 这种防卫战略的关键是建立“城塞”（burh）或城垒注8。城塞就是进行了规划并加筑了强大防御工事的城镇。城塞外有城墙，内有大型的社区。有了城塞，便可以保护塞内的子民。直到今天，在英国南部的许多城镇，仍然可以辨认出昔日城塞的大致轮廓。每一个城塞内的总面积都非常相似，这表明城塞的建造参考了某种标准的模型。通过建造城塞，阿尔弗雷德和他的继任者们大获成功，得以不断地扩张边境，速度惊人。截至927年，他们基本逆转了维京人的入侵行为。是年，维京人占领的约克王国的都城陷落，维京的首领们也回天乏术了。当然，许多斯堪的纳维亚的定居者仍然留在了英格兰的北部与东部。但是，他们现在却要接受韦塞克斯国王的统治了，或者更确切地说，是接受英格兰国王的统治。毕竟，这时韦塞克斯的国王已经开始如此自我标榜了。

确实，驱除维京人之后，韦塞克斯的国王已经建立了一个新的国家。从领土面积上说，这个新的国家已经具备了现代英格兰的雏形。从前数个势力多足鼎立的英格兰，现在成为了一个集权的、统一的英格兰王国。随着欧洲各国步入中世纪，这个王国成为了其中强大的一支。在当时，英格兰国王享有的权力是欧洲其他任何一国国王都无法企及的。他们在各自的领土范围内发行了统一的钱币，并可以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操纵货币。同样，他们的法律与政府的力量也延伸到了国家的各个角落。更重要的是，他们严禁筑造堡垒。城塞是公共防御措施，只能由国王维护、保有。建立如城堡之类的私人堡垒也被法律所禁止。927年， 阿尔弗雷德的后人阿瑟尔斯坦注9攻占了约克城。当时，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摧毁维京人的首领在城内建立的要塞。在10世纪或11世纪初期的英格兰，如果你是地主，又家业兴旺，你至多侥幸建造一座防御性的小型庄园。这种庄园往往会与城塞相混淆，其实后者更确切的称呼是“布尔吉”（burhgeat）。考古发掘的成果表明，这些布尔吉不外乎是一批四周修建了土垒和栅栏的住宅性质的建筑。所以说，在英格兰，真正意义上的堡垒由且只能由国王修建。

然而，在英吉利海峡的对岸，情况就完全不同了。9世纪的时候，维京人也侵入了这里。854年，维京人乘着战船溯塞纳河而上，接着便烧掠了巴黎。但是，不同的是，维京人的入侵在英格兰带来了最终的统一，却在法兰西导致了政治上的分裂。此前， 由著名的查理曼注10在8世纪末期建立的强大王国，却在他继任者的手中土崩瓦解。法兰西没有民族史诗般的传说，也没有像阿尔弗雷德那样的英雄来领导人民反抗入侵者。权贵们无法在国王的领导下建立社区性的要塞，在防御建设方面只好各自为营，努力保护家园、家人，也保护他们自己。864年， 当时在位的法兰西国王“秃头”查理注11眼睁睁看着自己的王国四分五裂，他曾试图通过宣告谕旨来逆转这一局势。

“当此诏令之时，凡未经皇家许可而私建的任何城堡、要塞、围城，当立即摧毁。特此昭告。”

在法语中使用“城堡”一词，这在有文献可循的情况尚属首次。同时，这也比英语中出现该词早了近两百年。这也意味着，在法兰西，私人堡垒的扩散已经发展到了势不可当的地步；法兰西国王想通过一纸命令阻止这一趋势，还不如命令让海水倒流来得现实。

当然，抵抗维京人并不是建造城堡的唯一原因。城堡也许对于防御外敌必不可少，但与此同时，它对于巩固个人的统治权也卓有成效。随着王权在法兰西的分崩离析，政府统治权的其他方面，如立法权、执法权、税收与货币控制权等，也均落入了私人的控制。一言以蔽之，法兰西社会正经历着向封建社会的过渡，而领主封建权力的象征，就是他所建造的城堡。

故事接下来的发展，出人意料且皆大欢喜。入侵法兰西的维京人和入侵英格兰的维京人一样，决定永久定居下来。然而不同的是，在英格兰，诺斯曼人最终丧权失势；在法兰西，他们的势力却越来越强大。 维京人的统治者罗洛注12占领了法兰西王国西北部地区的大片领土。911年，法兰西国王承认了他的统治地位。于是，这片地区便成了公认的诺斯曼人或诺曼人的领地。诺曼底行省就这样诞生了。

诺曼人最令人称道之处，在于他们迅速地抛弃了维京人的传统，欣然地接纳了比他们更为先进的法兰西邻居的生活方式。只不过是几代人的时间，他们便开始说法语，皈依基督教了。他们的统治者也开始借用法兰西人的头衔，如“伯爵”以及后来的“公爵”等。此外，他们还吸收了法兰西人关于堡垒与防御的理念。有趣的是，这种理念起初正是他们的维京祖先于不久之前入侵他人时，激起他人反抗而留下的思想成果。最晚于11世纪之前，诺曼人已经完全效仿了法兰西领主的习俗风尚，包括建造城堡。

那么，这些早期的法兰西式和诺曼式城堡长什么样子呢？不幸的是，最早期的那些城堡，也就是“秃头”查理于9世纪试图立法禁止的那些城堡，它们的样子我们已经无从得知了。现存最早的城堡也是在那百年之后了，被后人发现于卢瓦尔河（River Loire）的沿岸。例如，在距离图尔市（Tours）不远的小城朗热（Langeais），就发现一座石塔的遗迹。这座石塔建于公元1000年前后。然而，在这么早的时期，石头建成的城堡是极其罕见的。到了10～11世纪，更为常见的是用土丘、林木建造的城堡。这些城堡和后期出现的石头城堡一样，也是形状、规模各异。至于如何各异法，则完全取决于城堡主人的需求和经济实力。这类城堡中，最原始的可能只是几座木楼，外边围一圈壕沟，再搭配一座土垒。然而，尽管没有统一的设计，但到了11世纪时，接近于标准建造流程的模型设计已经逐渐形成了。12世纪初，一位法国的教士在回顾这段历史时，曾这样回忆道：

为了自我保护、抵御敌人，同时也是为了……镇压弱者，那些最上层的豪强贵族往往会倾尽全力……打造一个高耸的土堤，四周挖掘一道宽阔的壕沟，把方木捆绑一起，在土堤的上缘筑成一道防护墙，围绕土堤建造一座木城堡，在木城堡内部建造房屋或堡垒，使其成为整个土堤、木塔结构的中心建筑物。

图1-1　威尔士东棉崴勒威（Tomen y Rhodwydd）土堤-堡场式城堡的土垒。

法国领主的这些防御性较强的私家堡垒，与盎格鲁-撒克逊领主的相对防御能力较弱的庄园相比，二者之间最大的差别就在于这些庞大的土堤。当时的作家在他们的拉丁文著作中，喜欢用拉丁语“aggeres”形容这些硕大的土堤， 但它们更为流行的叫法则是“mottes”注13。这种叫法比较奇怪，因为“motte”一词本身更像是起源于凯尔特语。 土堤与堡场注14如影随形。堡场是一片较大的围场，外围是挖掘的壕沟，内部是建造的土垒。土堤与堡场这两个元素加在一起，就形成了我们最常见的早期的城堡，即典型的“土堤-堡场”式城堡设计。

当然，在几个世纪的侵蚀作用下，今天这种城堡的林木结构早已腐朽不见了，剩下的只有土垒部分，而且这一部分结构的规模也严重缩水了。因此，想还原出这些建筑的原貌，需要进行大量的工作。由于缺少幸存的林木结构的样本，我们只能寻求其他证据。当然，我们有一些对城堡的文字描述，如上述引用的那段。还有为数不多的一些图形证据。在这些图形证据中，巴约挂毯是迄今为止最完美的。1066年，诺曼征服不久，这幅著名的挂毯便被委托制作了。因此，它不仅描绘了对英格兰的诺曼征服，也涉及了在法国发生的导致这次入侵的一系列事件。在故事的第一部分，我们发现了一些关于木质城堡的最早的、最为详尽的描绘。

在巴约挂毯中共出现了四座法式城堡。其中，三座分布在布列塔尼，具体在多尔（Dol）、雷恩（Rennes）和迪南（Dinan）；一座在诺曼底，即其所辖之巴约。如你所见，指导挂毯制作的艺术家在考虑城堡的设计时，明显地会在脑海中构思一个土堤的画面。为了摸透当时艺术家在这些别具一格的画面中所展现的真实内容，研究城堡的专家在这些图案面前往往一坐就是好几个小时。显然，所有的土堤上均覆盖有建筑。在迪南城堡图中，出现了两名狡猾的诺曼骑士，试图用火把焚烧这座城堡。这有力地证明了，这些建筑物是木质结构。在其中三座城堡（多尔、迪南、巴约）中，从地面通往土堤顶的路径是通过一座“浮桥”实现的。浮桥的坡度比土堤本身的陡坡平缓。在雷恩城堡图中，土堤的一侧似乎砌有台阶，人们可以缘台阶上到土堤的顶部——当然，要注意躲开在土坡上吃草的家畜。另外，我们在浮桥顶部（多尔）和在土堤底部（迪南）观察到的似乎都是门楼。

图1-2　巴约挂毯——多尔、雷恩与迪南的城堡（顺序由上至下）。

然而，最让人感兴趣，也最让人捉摸不透的是土堤上方的木塔。它们的高度是一层、两层还是多层呢？显然，它们看起来各不相同。多尔的木塔尤难解读，木塔左侧垂下来的弯曲线条代表了什么呢？它们是防御者的盾牌，还是塔楼侧方燃起的火焰？谁也不能确定。迪南城堡图中的情景最为丰富，它展现了城堡被围困时守备的十几名骑士保卫城堡的情景。这里的情况似乎非常明朗，土堤的四周有木栅和围栏保护着土堤顶部。但是，土堤中心的木塔呢？它是与地面一体的建筑，还是为了增加高度而建立在木桩之上的呢？土堤上的其中一名骑士正准备掷出手中的标枪，他的手臂似乎被支撑着木塔的木桩所遮挡。那是进入木塔的大门吗？它因为皱缩而完全失去了比例，还是因为挂毯的折边而变了形？我们又该怎么理解巴约土堤顶部那座装饰精美、齐全的木塔呢？这座木塔建有圆形的穹顶、阶式山墙，开着圆拱形窗户和装饰着兽首雕像的精巧入口。这些描绘是真实的写照，还是仅为挂毯艺术家的想象？他有没有实地造访过巴约城堡，还是道听途说，只知道这是座宏伟的建筑？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尽管巴约挂毯的细节已经极其丰富了，但它在解答我们疑惑的同时，也向我们提出了同样多的问题。

图1-3　巴约挂毯——巴约的城堡。

巴约挂毯的另一个问题在于，它没有向我们提供关于它所描绘的城堡堡场的信息。堡场是一片在其内部建有各种建筑的宽阔区域，这些建筑对于中世纪的贵族家庭来说是不可或缺的；而且，这里的家庭不仅包括领主和他的直系亲人，还包括他们的家仆与众多的卫兵。这些人不仅需要能够容留他们栖身的住所，还需要能够满足他们宗教需求的教堂，以及能够存放谷物和工具的仓库。更重要的是，堡场内必须建有大殿。这样，领主才可以与全部家庭成员坐在大殿内公开用膳，或者在大殿内气派十足地接待客人。

所以，堡场的概念非常直白。它是一片为满足小型私人社区的生活需求而建有各种建筑的围场。那么，土堤上方建有木塔，这又是为了什么呢？根据当时的一些文献对土堤的描述，很明显，木塔可以为领主额外提供住所。在12世纪，法国北部的阿德尔（Ardres）有一座城堡。如今，这座城堡早已消失不见了。对于这座城堡中的木塔，有一段非常著名的描述。编年史家阿德尔的兰伯特（Lambert of Ardres）详细地描述了这座宏伟的木塔。木塔有三层，储藏室。套间，一层叠一层。木塔里不仅有领主和夫人居住的大套间，还有为仆人准备的私人卧室；另有教堂、厨房、数不清的地窖、食品储藏室和其他一些小房间——凡是阿德尔的领主能想到的，木塔里几乎一应俱全。遗憾的是，其他大多数城堡的情况就不如这般了。它们遗存的土垒太小，建造不下这样巨大的木塔，因此它们所能支撑的木塔就比较寒酸了。

当然，建造土堤的目的，部分是为了御敌。城堡主人在地面修建一座高耸的土堤，便可以居高临下，睥睨任何攻击者。除此之外，还有一层原因，那就是为了宣示权力。根据上述12世纪的文献，法国的领主建造土堤不仅是为了自我保护，还是为了“镇压弱者”。堆一座巨大的土堤，在上面建造一座庞大的木塔，这无异于向世人作出某种宣示。他们宣示的内容，与其说是“我只是有点担心我自己的安全”，倒不如说是“这里我说了算，你们可要记住了”。

我们也渐渐能够理解，为什么土堤在当时会比较流行了。显而易见，土堤的造价低廉。建造土堤的材料是泥土与粘土，它们不仅取之不尽，而且可以就地取材。当然，建造土堤需要耗费时间，而且需要让许多身强体壮的农民做挖掘工作。但是，与用石料建造的苛刻条件和昂贵造价相比，这也算不得什么了。当石料难求而农民贱如草芥时，建造土堤就成了最合理的选择。

然而，所有这一切都是一目了然的原因，它们并没有帮助我们进一步接近事实的真相。为什么是法国？为什么是11世纪？我们可以观察一下土堤，推测土堤建造者的动机。但是，希望保护自我、威慑他人，这些动机放在其他地方、其他时间，不也同样适用吗？为什么建造土堤的是诺曼人，而不是罗马人、凯尔特人或维京人？其中的原因还不明确。明显，在第一个千年之交的某天，在法国的北部，有一个人忽然灵机一现，想出了这个点子，然后这个点子就迅速地流行了起来。

土堤的骤然兴起，原因之一可能在于当时的法国贵族在骑兵作战方面取得的进步。在第一个千年之交的时期，我们见证了一个新的社会阶层的崛起，他们将在未来五百年的欧洲社会中一直占据着主导地位。这个阶层就是骑士阶层。既然穿着锁子甲的人开始凶神恶煞般骑在马背上冲锋陷阵，那么自然而然，这些巨大的土堤就是专门针对骑兵的反制手段。

当然，骑兵与城堡之间存在着一种重要的关系。据观察，城堡的功能有点类似于现今的航空母舰。虽然它们身形庞大、令人望而生畏，但是，缺少了机动的部分，如战斗机或战马，它们的效力也将大打折扣。骑兵部队驻扎在城堡里，黎明时骑上马，走出城堡，或进行日常的巡逻亦或攻击敌人。日落时，他们再回到城堡这个安全的避风港。正因为如此，我倾向于将城堡比作旧式的美军骑兵堡。堡垒四周被围栏包围，旁边耸立着瞭望塔，内部安歇着驻守的骑兵。这样的堡垒与土堤-堡场式的城堡之间，存在着许多共同点。

在11世纪，法国人和英格兰人在作战方式上最大的区别之一，便是战争中对骑兵的应用。英格兰人当然也骑马，但是他们不会骑马入战场，而是宁愿下马，步行作战。法国人就不同了，他们的贵族会手持长剑或标枪，骑马奔袭进入战场。当然，也许那时他们已经开始使用长矛了。为“忏悔者”爱德华建造城堡的朋友中，有一位是芒特的拉尔夫。他对海峡两岸人们的这种观念上的差别深有体会。作为伯爵，他试图训练领地的英格兰人学习法国的骑兵战术，并带领他们与威尔士人在赫里福德战斗。然而，结局却是一场军事灾难。

“长矛尚未掷出，”《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的作者叹息道，“英格兰人便逃跑了。因为，他们是被逼无奈才在马背上作战的。”

所以说，在11世纪中期，英格兰人与法国人应对战争的主要差别就在于城堡与骑兵。然而，这一鸿沟的出现不仅迅速，而且突然，尤其就诺曼人和英格兰人而言。毕竟，在10世纪初，诺曼人刚从维京人转变成定居民族。作为维京人的后代，他们原本是习惯于乘着维京海盗船在海上漂泊并步行作战的，只有进入10世纪之后，他们才适应了骑马作战的方式。至于城堡，两个民族之间的差异更是新近才出现的。过去人们常常认为，只要是稍微有头有脸的诺曼领主，他们都会建造一座自己的小城堡。只有城堡才算得上他们的家园。不过，近来的研究表明，事实远非如此。事实上，现在很难找到实实在在的证据，表明诺曼人在1066年前就开始建造土堤-堡场式的城堡。至于建造土堤-堡场式城堡的确切时间，考古学家也只能依赖于土壤中的扰动成分。但是，当你所发掘的东西（即土堤）本身就完全由土壤组成时，这种方法就很难行得通了。还好，幸运的是，诺曼人作为城堡建造者的名声还是很可靠的。在几处已被发掘的土堤遗迹中，陶器和其他一些小的发现表明，土堤的建造时期就是在11世纪上半期的某个时段。

因此，考古学的发现强调了这一事实，即大部分诺曼城堡的建造时期，仅早于1066年约一代人的时间。这一发现也是符合我们对这一时期的诺曼底历史的认知。诺曼底从911年建立之时到11世纪早期，这期间，它的故事就是一部不断上升的发迹史。然而，从1026年开始，诺曼底公国却经历了20年的几乎不间断的危机。老诺曼底公爵理查二世在长达30年的成功统治后，于这一年过世了。他的两个嫡子中，大儿子理查继承了父亲的公爵爵位。但是，仅过了不到一年，他也突然暴毙。后来有人声称，他是被他弟弟罗伯特谋杀的。他死后，罗伯特继承了他的爵位。先不论罗伯特是否与他兄长的死有关，单说他的统治就是失败的。他在位期间，原本属于公爵掌管的地方职能和权力，被诺曼底的大贵族篡夺。1035 年，罗伯特前往基督教圣地（Holy Land）朝圣，结果却再也没能回来。这样一来，局势就更加恶化了。当他在返程时过世的消息传回诺曼底时，许多人的内心想必定是绝望的，因为他们的新公爵、罗伯特的独子年仅8岁，而且还是个私生子。他的名字就叫威廉。

现在我们都知道，小威廉后来成为诺曼底公爵中最著名的一位。然而，在1035年时，几乎没人会押注，赌他活得过9岁的生日。很快，诺曼底陷入了内战的泥沼。所有的证据均表明，正是在这段时期，在威廉的父亲统治时期，公国内开始骤然涌现出大量的土堤-堡场式城堡。此前，只有公爵和他最得势的拥护者才可以建造城堡。而现在，但凡有财力、人力的人都可以建造城堡了。

对于威廉公爵而言，处理这些新建的城堡成了他最大的挑战。他青年时代的公爵生涯就是围攻一座又一座城堡的故事。掌控公国大概就变成了摧毁敌人的城堡、建造自己的新城堡的事情。1047年，在威廉成功战胜他最大的对手后，一位诺曼编年史家评论道，权力的天平已经朝着有利于威廉的方向倾斜。

“之前所有放弃了对公爵效忠的权贵，”编年史家写道，“现在都向他们的领主低下了倔强的头。就这样，随着各地的城堡遭到摧毁，再也没人胆敢向他宣示反叛之心了。”

从那一刻起，威廉的势力日益见长。等他年近不惑，回首昔日取得的成就时，他已经可以感到颇为欣慰了。他童年时期暗无天日的岁月早已一去不复返。现如今，不仅在诺曼底，即便在整个法国北部，他都受人尊重、令人敬畏。然而，与此同时，他的目光也没有从一份更诱人的礼物上移开。1051年时，这份礼物曾向他招手，只不过又立即被人夺了回去。到了1065年，英格兰的王位再次成了他心头最放不下的东西。

在海峡对岸，自从1051～1052年的激烈冲突以来，局势已经恢复了平静。戈德温家族凯旋回归英格兰后，利用手腕又恢复了自己的权势。1053年，老戈德温伯爵过世后，其好几个儿子均有继承权位的资格。长子哈罗德继承了父亲的职位，成为韦塞克斯伯爵，其余几个儿子则分别成为诺桑比亚、东安格利亚和肯特的伯爵。到了1065年，戈德温家的儿子们已经一举成为英格兰政坛最强大的势力。

然而，一个显而易见的情况是，与戈德温家族相比，国王那边的情况就比较令人心酸了。国王“忏悔者”爱德华现在已经60多岁，明显也不准备再生个儿子作为继承人了。当然，他的兄弟也都在几十年前就已经离世了。为英格兰的王位寻找合适候选人的尝试也逐渐令人心生绝望。英格兰提前几年便派出了信使，去寻找一直杳无音信的国王的侄子——“流亡者”爱德华（Edward the Exile）。那时，他已经在匈牙利生活了半个世纪。遗憾的是，后来他刚踏上英格兰的国土，便去世了，只留下年幼的独子埃德加（Edgar）来接替他。

由于缺乏公认且强势的王位继承人，英格兰周围的“群狼”嗅到了到嘴猎物的味道，开始张牙舞爪地嚎叫。这其中就包括丹麦和挪威的国王。最令人担忧的是，诺曼底公爵显然没有忘记1051年国王爱德华草率许下的诺言。当时，没有人对这一诺言有过多的顾虑。威廉公爵还年轻，虽然赢了几场不痛不痒的战争，但是他尚自顾不暇，还不能完全掌控自己的领地，更不用说对英格兰构成什么真正的威胁了。然而，现在到了1065年，公爵看起来已经相当有威胁了。因为，他现在不仅是法国北部无可争议的领主，还是以残暴无情和和战无不胜而声名远扬的统帅。

1066年，当爱德华最终魂归西天时，出人意料的是，抓住了机遇的不是别人， 而是哈罗德•戈文森注15。他暗中谋划这一天有多久了，我们不得而知。但是，“忏悔者”爱德华濒死之时，提名他做国王，这并不令人吃惊：最后时刻的决定只是一种手段，目的是名正言顺罢了。多年来，哈罗德一直是王位背后的实权操控者。现在，似乎他已下定了决心，无论后果如何，他都要从幕后走到前台了。当然，这意味着，他首先必须除掉年幼的埃德加。国内但凡有一定分量的人，似乎对此也没什么异议。这两位继承者，一个虽然名不太正，言不太顺，但是他老辣，有实权；另一个虽然名正言顺，但却只是个稚嫩的孩子。在两人之间做个选择，就是这么回事罢了。此外，周边还有其他更不尽人意的海外角逐者，对英格兰虎视眈眈，他们为了追逐权力，已经蠢蠢欲动，不惜发动战争。所以，在大多数人看来，支持哈罗德才是明智的选择。

事实也的确如此，至少1066年的大部分时间里都是这样。整个夏天，哈罗德展示了他作为统治者的过人才干。现在，人人心知肚明，国内即将有敌人来犯。为了做好迎敌的准备，哈罗德召集了大军，团结在他的指挥之下。9月份，当挪威国王登陆英格兰时，哈罗德挥军直下约克郡，并取得了一场名垂史册的大胜。挪威人来犯时是300条战船，铩羽而归时就只剩下24条战船了。浪漫的英格兰士兵恐怕已经在创作诗歌，歌颂他们新王的伟大了。但此时，南方的信使却带来了诺曼底公爵率七千大军登陆的消息。

9月29日早晨，威廉的战舰在佩文西（Pevensey）靠岸。他首先考虑的便是建造一座滩头堡。于是，他修建了一座城堡。佩文西是旧时罗马要塞的遗址。事实证明，威廉和他的诺曼追随者们非常善于改造这样的遗址。不过，12世纪的一位编年史家暗示，还存在另一种耐人寻味的可能性，即诺曼人是带着这座城堡过海的。这种说法只在后来的史料里有所提及，所以其真实性尚待商榷。但是，这种拼装堡垒的理念本身倒是没什么不合理的。

巴约挂毯已经展示了诺曼人在为入侵战舰准备物资时是有多么的事无巨细。他们不仅载有盔甲、武器，还准备了成桶的红酒，等等。在敌人的领土登陆后，他们一定不希望急匆匆四处搜寻林木，再浪费时间对它们进行加工。侵略大军随军带着木质的城堡，登陆后再进行组装——在后来的几百年里，这样的情况我们可以找到不止一例。所以，这样看来，很有可能“征服者”威廉在英格兰建造的第一座城堡就是这样一种预制建筑。

随后，威廉深入黑斯廷斯沿岸，建造了第二座城堡。与佩文西的城堡一起，这两座城堡可以部分地解释为什么哈罗德急着投入与威廉的战斗。正如新近的事件所证明的，新的英格兰国王绝对不是平庸的统帅，但是他未容军队稍事喘息，便将疲惫之师投入到了黑斯廷斯的战斗之中。他为什么会如此草率、轻敌呢？历史学家的结论倾向于认为，哈罗德这是在对威廉的挑衅作出回应。对于威廉来说，他认为取胜唯一的希望，就是尽快将敌人拖入战斗；最重要的是，他迫切需要一场决定性的胜利。在苏塞克斯郡登陆可以帮他尽快实现这一目的，因为该郡恰好属于哈罗德的伯爵封地。威廉正是利用了中世纪战争中久经考验的一招计谋——攻打敌人的后院，恐吓哈罗德的佃农，烧他的庄稼，屠宰他的牲畜。通过这种残忍的方式，暴露对手的软肋，强调他作为领主却无法保卫自己子民的无能。当然，建造城堡更是这种恐吓手段的完美体现。只要想一想坎特伯雷大教堂的修道士的话就够了，对他而言，建造城堡是与“凌辱压迫”密不可分的。强迫哈罗德的佃农帮其筑造城堡，把他们活活烧死在家中（在巴约挂毯中，这两种暴行是同步展现的），这都是羞辱国王、挑衅他投入战争的手段。而且，事实证明，这一策略立竿见影。

当代人认为，黑斯廷斯之战是一场匪夷所思的战役。战斗的一方，即英格兰一方，仰仗了一种古老的战斗策略。为了迎战敌人，他们组成盾墙，步步为营，稳如磐石。对于另一方的诺曼人而言，他们别无选择，只有不断尝试，试图打破盾墙。他们的弓箭手箭如雨下，射向敌人的头顶；他们骑在马背上，从山顶俯冲敌人；他们朝着英格兰的阵线投掷长矛，密如细雨。战斗持续了一整天，却仍然势均力敌，胜负难分。

然而，最终哈罗德犯了两个错误，这两个错误带走了他的胜利、王权和性命。第一个错误是哈罗德的军队犯下的。英格兰的阵线里有一些新招募的士兵，他们缺乏战斗经验。见到诺曼人撤退后，他们以为拿下战斗的时候到了，于是冲下山丘，追击敌人，从而乱了阵形。然而，这却是狡猾的诺曼人的诱敌之计。英格兰的阵形刚乱，诺曼人便调转矛头予以反击。第二个错误就广为人知了。犯下这个错误的，是哈罗德自己。这一天行将结束时，在错误的时机， 哈罗德抬头仰望了一下天空注16。

黑斯廷斯战役结束了。很少有战役会像它那样，结束得如此具有决定意义。牺牲的不仅是哈罗德，还有他所有的哥哥和弟弟以及众多的英格兰大领主们。然而，尽管这次战败结局悲惨，留守伦敦的英格兰统治阶层却没有急于向威廉俯首称臣。相反，他们说服年轻的埃德加王子戴上了王冠。威廉只好继续动用武力，为王位继承权而战。

在黑斯廷斯短暂休整过后，威廉公爵的军队沿着海岸东进，一路烧掠罗姆尼（Romney）和多佛城。多佛城由一座坐落在断崖顶部的古老堡垒拱卫。但是，这座堡垒很快便被威廉占领了。这时，威廉公爵生平的主要记述者之一、公爵的随军牧师普瓦捷的威廉（William of Poitiers）指出，在拿下这座堡垒后，威廉公爵“用8天时间，为堡垒加筑了它所缺乏的防御工事”。一直以来，这句话频频被历史学家拿来作为证据，证明在紧急关头，在短时间内迅速建造一座土堤-堡场式城堡，是有这种可能性的。但是我们应该注意到，随军牧师所言并不明确，我们充分发挥了想象，才确定多佛城“缺乏的”是一座土堤，要知道今天的多佛城堡内并没有土堤的任何痕迹。但一直以来，人们还是笃信“8天”这一数字。另一位编年史家关于约克郡的城堡建造过程的评论，似乎也佐证了这一点，尤其是约克郡的城堡的确建有土堤。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我们可以通过测量一般土堤的规模以及每人每天可搬运的泥土量，来检验“8天”这一数字的可靠性。伯克郡（Berkshire）的汉普斯特德马歇尔（Hamstead Marshal）有一座土堤。近日，对这一土堤的地理勘测表明，它的体积有10000立方米，重22000吨。一个人一天能搬运的泥土量难以确知。但是，从19世纪的军事手册中我们可以对此获得一定的概念。维多利亚时期的军队规定表明， 一名士兵一小时可以掘土15立方英尺注17，一天则是80立方英尺（明显，他们考虑到了这一因素，即体力随时间的推移会逐渐不支）。因此，借助于这些数据，我们可以说，如果要在8天之内建造一座一般规模的土堤，大约需要500名劳力。

乍一看，500人的招募计划并不困难。而且，诺曼人在抓劳力时，还可以利用手中的长剑与皮鞭。然而，如此小的施工地点，部署如此庞大的劳力，并且不致造成施工混乱，这就有些令人难以置信了。建造土堤并不是简单地堆砌一个巨大的土堆。如果真是这样，一场雨过后，诺曼人的土垒便会被冲散，自然也不可能成为合适的地基，上面也无法建造我们后来看到的堡垒了。考古学家在发掘土堤的过程中发现，土堤的建造是由不同的物质交替堆叠建成的。例如，一层泥土上面会覆盖一层石头或砂砾，如此堆叠，一层又一层。在巴约挂毯上黑斯廷斯土堤建造的图画中，对此也有所反映——图中的场景显示，有几个人建起了一座土堤，土堤则呈现出了不同的颜色层。我们本以为这是挂毯艺术家反映土堤高度（或是深度）的印象式画法，没想到却是对现实的真实再现。而这位挂毯艺术家，明显熟稔土堤建造的基本原理。

图1-4　巴约挂毯——黑斯廷斯土堤的建造场景。

因此，8天之内建造一座土堤，这似乎有些勉为其难。如果不希望土堤在木塔的重压之下而塌陷，那么至少需要几周，甚至几个月的时间来建造一座土堤。一周的时间也许足以完成选址和布局，但是要说建造一座完整的土堤-堡场式的城堡，这就有些太过仓促了。

这样看来，在8天之后，威廉公爵率军动身之前，他似乎只能来得及在多佛城塞的现存防御设施上做一些改良性质的重建了。之后，他们的铁蹄踏过肯特郡，又蹂躏了伦敦南部的土地，逼迫其余的英格兰领主投降。威廉渡过泰晤士河，抵达沃林福德（Wallingford）时，有几位英格兰领主臣服了。最后，威廉驻军在伯克姆斯特德（Berkhamstead）时，伦敦的领主也终于投降了。如果威廉在伯克姆斯特德逗留时间够久的话（这似乎很有可能），今天在城里屹立的规模宏大的土堤-堡场式城堡，就有可能是他手下的人建造的了。

据我们所知，威廉的人生中下一个重大的日子就要来临了。这一天是1066年的圣诞节，在“忏悔者”爱德华建造的新的威斯敏斯特大教堂里，威廉公爵加冕为英格兰国王。

加冕后，威廉陷入了左右为难的境地，这也是历朝历代的征服者大多要面对的问题，即如何既公正地统治新臣民，又能论功行赏、不亏待当初与他并肩作战的功臣的问题。一方面，威廉声称自己是英王爱德华的合法继承者。他希望向英格兰人证明，他定是位明君。他愿意也能够维持前任国王定下的法律与习俗。然而另一方面，他身后还站着一支7000人的军队，招募他们时，威廉曾对他们许下了重赏的承诺，他们现在正殷切地盼望着领功行赏呢。在威廉统治的早期，我们看到了他为了平衡期望与需求二者因存在对立倾向而产生的矛盾所做出的努力。当然，最终，很多诺曼人还是发了英格兰人的不义之财，将大量的抢夺掳掠的战利品运回了诺曼底。在欧洲大陆的编年史家的作品中，这些战利品叫“礼品”。

不过，即便教堂和修道院被劫掠，威廉在对待英格兰的统治阶层时，也表现出了宽容与大度。当然，包括哈罗德和他兄弟在内的许多贵族，在黑斯廷斯就被消灭了。但是，这是谁也无力改变的事实。对于那些幸存的贵族，威廉却非常仁慈。他们保住了原来的土地与头衔（当然，是在他们宣誓效忠的前提下）。说到对新子民的统治，国王也同样表现出了他细心的一面。他不仅准许大臣在起草信函时仍可用英文书写，而且他本人急于给新子民留下好的印象，也开始学习英语。他似乎认为，假以时日，英格兰人和诺曼人一定可以尽释前嫌，幸福地生活在一起。

但是，威廉的仁慈策略并没有讨得英格兰人的欢喜。实际上，用温和的手段对待他们，反而激起了他们的反抗。在威廉统治的前5年间，全国各地爆发了一系列的叛乱。他采取的反制手段，和对付当初在诺曼底时的对手如出一辙。一见到祸患的苗头，他便挥军踏入叛乱波及的地区，武力镇压起义，并开始建造新的重要的城堡。这些新的城堡就如同王室统治的根基。它们大多建造在英格兰的大城镇中，几乎无一例外，因为这些地方是人口和反抗最集中的区域。其实，早在国王加冕后的几个星期里，为了巩固在伦敦的权威，威廉便在城市的东南角建造了一座城堡。1068年年初，当英格兰西部诸郡第一次爆发叛乱时，威廉立即将军队开往了艾克塞特，重施故技。同样，是年夏季，控制英格兰中部和北部地区的两位英格兰伯爵背弃了他们的效忠誓言，威廉大军北进，在华威（Warwick）与诺丁汉也建造了城堡。他抵达约克郡时，又开始建造了另一处庞大土堤。这处土堤今天仍存留在城市的中心，克利福德塔（Clifford’s Tower）就建于其上。返回南方时，他又分别在林肯、剑桥和亨廷顿规划、新建了三座城堡，并一边行军，一边扫除最后的零星抵抗。

当然，所有这一切并不是特别有利于盎格鲁-诺曼关系的维护。在建造这些城堡时，国王和他的建筑师们很少在乎涉事城镇的英格兰居民的死活。一旦选定了最佳工程地点，就决不允许存在任何阻碍。在剑桥，为了清理出施工空间，有27家住户的房屋被夷为平地。在林肯，被推倒的住户的房屋数达到了166家。对于把城堡建在人们家园上这件事，威廉几乎毫无顾忌，至少他可以对外声称这么做是出于战略需要。在城镇以外的地区，如果谁胆敢大肆夺取盎格鲁-撒克逊领主的权利和土地，威廉还是不会放过他的。

这时，威廉的少数骨干已经被赏赐了土地，他们此时也在忙着以同样的方式巩固他们的权威。例如，1066年之后，苏塞克斯立即涌现出大量欧洲大陆风格的领主统治方式——每一位领主的统治都是围绕着一座城堡展开的。但是，总体上，这种建造城堡的风气影响究竟有多深远，我们无法确知。诺曼征服的一年后，伍斯特的一位修道士写道：国王离开，去了诺曼底的时候，他的代理摄政者“在全国各地修建了城堡，压迫着不幸的人民”。这句话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的普遍现实，尚待商榷。在国王的代理摄政者中，有一位是威廉•菲茨•奥斯本（William Fitz Osbern），当时他已被封为赫里福德伯爵。1070年之前，他已在塞文河谷（Seven valley）地区修建了几座城堡。也许，伍斯特的这位修道士听到的关于修建城堡的恐怖传闻比大多数人多了些。也许，我们还应该考虑到这样的事实，即总体上他显然对诺曼人的征服感到非常沮丧。

“局势每况愈下，”他接着写道，“如果上帝有知，但愿结局完满。”

然而，最终改变了局面的是1069年的大叛乱。某种程度上，这是对前一年威廉造城堡运动的回应。国王新建的这些基地被视为对英格兰人的挑衅，甚至是对他们的邀请——邀请他们起来反抗，捣毁城堡。这一年年初，当诺桑比亚和约克郡的人民起义时，约克郡的土堤-堡场式城堡因为防御薄弱，立刻成了吸引火力的活靶子。威廉很快夺回了城堡，并下令再建造一座。但是，到夏天时，约克城再一次陷落。此时，北方的大军席卷而来，他们的人数更多。而且，丹麦军队的到来也为叛军提供了援助。

“他们会师后，力量强大，情绪高涨，意志坚决。他们在约克的街头，或骑马前行，或齐步行进，如风暴般席卷、摧毁了约克的城堡，夺取堡内财宝无数，砍杀法兰西敌军数千人。”

在短短18个月内，威廉不得不第三次挥军杀入约克郡，重新夺取该郡的主城。这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威廉为了打败叛军，耗费了大量的心血。而且，为了让丹麦人撤军，不得不花钱收买他们。等到他最终凯旋，骑马穿行在约克城内，看着满城硝烟、残垣颓壁时，他内心的怒火也燃烧了起来。

经过1069年的叛乱，威廉的内心似乎突然起了变化。毕竟，他曾经向英格兰人示好过：他不仅让很多人保住了自己的土地，而且还承诺过要维护他们传统的习俗和法律。然而，他的宽厚仁慈换来的却是他们的蔑视。他们的所作所为，逼迫他不得不花费时间、金钱、精力来镇压他们的无礼。更过分的是，即便当下，三年过去了，他们仍然没有任何放弃抵抗的迹象。所以，既然耐心和宽容的策略明显失败了，威廉只能让他性格中更残忍的一面来接管局面了。在约克城过了一个阴郁的圣诞节后，威廉将军队划分为多支分遣队，派他们深入到约克郡和诺桑比亚的乡村地区。他们的任务就是火烧庄稼、家园、牲畜，目的就是要让整个地区成为一片活人不能生存的区域。现代的历史学家称此为“掠夺北方”（Harrying of the North），但只有那个时代的作家才能如实地捕捉国王这一决策造成的恐怖后果。当时，北方的一位编年史家这样写道：

严重的大灾荒笼罩各地。在饥饿的驱使下，人开始吃人肉、（当然更不会放过）马肉、狗肉和猫肉了……（一些人）卖身为奴，永不翻身，以求苟延残喘于世；另一些人则选择背井离乡，却不幸在途中倒下，魂归西天。尸体在空房子里，在大街小巷上，慢慢地腐烂，上面爬满了啃噬的蛆虫，散发着腐烂的恶臭……一派惨不忍睹的景象。约克与达勒姆（Durham）之间的村子里荒无人烟；它们成了野兽和强盗的出没之地，令路过之人闻风丧胆。

现在看来，“烧掠”政策已被视为威廉一生中最野蛮、残忍的行径。然而，在当时，国王却将它视作王室政策新方向的肇始。既然英格兰人不拥护他，也从没打算过给予他爱与忠诚，那他为什么还要顾忌他们的法律与习俗呢？这一冷酷的逻辑迅速转化为行动。威廉不仅放弃了英语的学习，也越来越不愿意待在英格兰。此外，他还决定，既然还有忠诚的诺曼人等着犒赏，也没有必要再维护英格兰人的权利了。因此，1070年，他罢免了许多本土的主教与修道院院长，包括坎特伯雷大主教在内，并任命欧洲大陆的新人来取代他们。同年，国王也准许了为了钱财而劫掠英格兰修道院的行为。

然而，对这一变化感受最深的恐怕不是修道院，而是整个乡村地区。紧接着英格兰的叛乱之后，威廉为他最可靠的追随者重新划分了势力范围，并授意他们，为了保住他们的新领地，可以采用一切手段。这意味着，他们的首要选择就是建造成百上千的城堡。

威廉1070年心意的转变，主要的受益人之一就是蒙哥马利的罗杰（Roger of Montgomery）。罗杰是威廉认识最久、最亲密的朋友。我们最早见到这一对友人，是在威廉十几岁的时候。实际上，他们的友谊也许可以追溯至更早。以下的这两件大事可以说明这两人之间的信任程度。第一，1066年，在威廉起航前往英格兰时，罗杰被留下来掌管诺曼底。第二，在入侵英格兰不久后，罗杰与威廉在英格兰会合时，国王赏赐了罗杰大片的土地。在早期对苏塞克斯的土地进行再分配时，罗杰也是受益者之一。到了1070年，他获得了一份更大的赏赐。在“掠夺北方”之后的势力划分过程中，威廉赐封罗杰为什鲁斯伯里伯爵（Earl of Shrewsbury）。

这是天大的封赐了。罗杰一步登天，直接跻身于英格兰社会阶层之顶。1066 年之后，在英格兰十大最有权势诺曼人的排名中，罗杰位列第三——仅在国王威廉本人和他兄弟奥多（Odo）之下，但却在国王另一位兄弟罗伯特之上。但是，权力越大，责任越大。作为伯爵，罗杰被委以重任，不仅要维持领地的秩序，而且要捍卫英格兰与威尔士的边境。和约克郡一样，什罗普郡（Shropshire）也是威廉的新王国中最偏远、蛮荒之地。为了不负所托，罗杰建造了几座新城堡。这些城堡中最重要的一座，就是被罗杰称为“蒙哥马利”的那座。它是以罗杰的家乡、诺曼底的蒙哥马利之名命名的。它的重要性，由此也可见一斑。这座土堤-堡场式的小城堡，时至今日仍然保存完好。但是，几个世纪一来，它是以其威尔士语的名字而闻名的。在威尔士语中，它叫作汉都门（Hen Domen），即“旧土堤”的意思。

汉都门与同时期由“征服者”威廉建造的城堡，形成了有趣的对比。蒙哥马利的罗杰没有把他的新城堡建在城镇的中心，而是建在了开阔的乡间。然而，尽管城堡的位置孤立，它对于罗杰控制他的伯爵领地却至关重要。他选址于此，是为了可以俯瞰城堡前那条古老的十字通衢，并实现对塞文河要塞的交通管制。与900年前相比，今天，这座城堡已不那么孤单了。它坐落在两位农场主的田地之间，长满了树木与矮树丛。任谁看了都会以为，这不过是一片灌木林地罢了。但是，尽管看上去不显眼，汉都门的重要性却再次引起了世人的注意。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欧洲最受关注的城堡遗址之一。

有将近四十年，考古学家一直在汉都门遗址处进行着大规模的考古发掘工作。从20世纪60年代早期到90年代末期，每年夏天，考古学家为了揭开城堡的秘密，他们都聚集在城堡遗址，一待就是几个星期。整个挖掘过程总计历时两年多。可以说，这是同类考古研究中，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多亏了汉都门的考古努力，我们获得了许多新发现。这其中，不仅有关于早期城堡本身的，还有关于它们消失的木墙内人们究竟是怎样生活的知识。

汉都门本身就够特别的了。尽管它只是一个中小规模的土堤-堡场式城堡，但其防御强度却不仅反映了城堡主人极高的社会地位，也反映了它本身所处的险要的地理位置。我们发现，与威廉或其兄弟罗伯特在伯克姆斯特德建造的王室城堡一样，在这里也存在多重防线。整个场地外围树起了三重土墙，在城堡外形成两圈深邃的壕沟。任何不怀好意的人要接触城堡，必须要先越过第一道壕沟，翻过木栅；经过木栅后的作战平台，再越过第二道更深的壕沟；过了这几关，才能抵达城堡的主城墙； 而这道主城墙则有12～14英尺注18之高。

当然，发掘出的地下的东西，并不能准确地说明地面之物处于什么状态。但是，汉都门的发掘却为我们创造了合理推测的前提。通过发掘，我们发现了两排埋木桩的坑，一排在前，一排在后。这表明，城墙后一定有一处作战平台，树立在地面之上，为城墙提供防御支持。为了让人能够在平台下通过，平台距离地面的高度至少是6英尺或7英尺；同样，为了让站在平台上的人得到保护，我们推测，人面前的城墙至少要再高上6英尺或7英尺。于是，可以得出结论，城墙的总高度至少要达到12～14英尺。

利用类似的方法，考古学家可以估算出汉都门堡场内建筑群的规模。显而易见，从某些木桩坑的大小判断，里边埋的一定是非常粗大的林木；通过这些地基的规模，又可以估算出这些建筑的整体轮廓。例如，在土堤的底部，考古学家发现了一座非常巨大的建筑的遗迹，很可能这就是城堡的主殿。从巨大的基坑判断，这座大殿应该有两层，楼下一层用来储藏，楼上一层则是罗杰和家人一起用餐的地方。在大殿的后面，考古团队发现了存在飞桥的证据。这种飞桥和巴约挂毯中描绘的飞桥一模一样。而且，同样，这次令我们吃惊的是飞桥的规模。飞桥的地基（难得的是，基坑中还发现了一根保存完好的林木）表明，桥面至少有12英尺宽；这个宽度，足以在必要时骑马上去。最后，在土堤的顶部，发掘者发现了存在一座巨塔的证据——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存在着好几座巨塔。因为，似乎随着时间的推移，土堤上建造的木塔也不断有更替。同样，地基的规模显示，这些木塔中最大的一座至少有两层高。

图1-5　画家在考古发现的基础上对汉都门城堡的印象式再现，展现了城堡在12世纪时可能呈现的面貌。

那么，这些建筑是怎样建造的呢？你也许可以猜测，为了施工的开展，树木是用斧头砍伐后，利用畜力拉到施工场所的。然而，树干却不是用锯子加工成木板的，而是利用了更高效的切分手段。先从巨大的橡树入手，利用木槌或铁锤将木或铁楔子纵向楔入树干中去。慢慢地，树干的剖面便会出现一道裂缝，再用铁撬棍稍微用力，树干便被分成了两半。用同样的方法重复这一过程，二生四，四生八，如此等等。事实上，如果橡树足够粗大，从一个树干中， 甚至可能得到超过1000平方英尺注19的板材。一旦用这种方式制作出了足够的木料，就可以立即着手利用它们进行建造施工了——如果领主不是太在意成品的粗糙质感的话。但是，假如他的确要求城堡的墙壁表面必须更加光滑，那么为了实现这种效果，便可以先用斧头打磨分割好的木板，然后再用较小的、更精巧的T型斧对木板进行修饰。

除了木料，在建造早期的城堡过程中，还会用到其他材料。建筑物的墙壁可以用粘土建造或加固，或者建有名的“抹灰篱笆墙”（wattle and daub）。至于铺盖屋顶的材料，有些城堡会用到石板瓦，但是在汉都门的发掘中，却没有发现任何石板瓦；也有可能使用了茅草屋顶，但是显然，这要冒着被火烧的更大风险。考虑到各种可能性后，考古学家推测，汉都门建筑的屋顶可能也是用木料建造的。它们或者是用板材，或者是用木瓦建造而成。使用这些材料，绝没有丢主人身份的意思——尤其是木材。蒙哥马利的罗杰权倾朝野，木材是他的上上之选。同样，几乎每一座由“征服者”威廉和他兄弟建造的城堡所用的材料都是泥土与木材。不过，令汉都门的发掘者略为失望的是，这里好像没有哪座建筑的装饰比较华丽。因为，他们在这里连一块雕木画栋也没有发现。似乎罗杰的城堡和巴约挂毯上描绘的那座城堡完全不是一回事。挂毯上那座城堡装饰华丽，门廊上饰有龙首木雕。然而，汉都门建筑的规模和数量却比较有启发意义。汉都门的考古学家们逐渐明白过来，他们发掘的可不是什么促狭、颓败的空架子，而是一座名副其实的城堡。这里曾经密集地分布着各式建筑，它的规模与编年史家传奇的描述别无二致。

其实，唯一真正令汉都门的考古学家失望的，是他们发掘出的数量有限的“小物件”。这些小物件中，没有一件能够表明，这里的生活方式与真正的贵族生活方式有什么联系。这里没有胸针或珠宝，无法与特利维（Threave）的发现（见第五章）相提并论。这里最令人兴奋的发现就数半只木桶了。当然，我们也可以找出几条理由，说明这里没有奢侈品也是情有可原的。毕竟，这是城堡，而不是城镇或战场，人们不一定总会掉东西、丢东西。他们一定有处理垃圾的场所，人们可以将废弃或损毁的物品丢在那里。但是，即便如此，考古学家还是一无所获。尽管挖掘了四十年，考古学家也只发掘了堡场的一半。谁知道堡场另一半的地下埋藏着什么样的金银或丢弃的物品呢？汉都门的面纱，绝没有被揭开殆尽。

然而，借口虽然很多，我们还是不可避免地得出这样的结论：汉都门的生活基本不会与奢华沾边。这不是蒙哥马利的罗杰存放贵重物品的地方。这里不会有黄金、珠宝，甚至连钱币可能也没多少——在城堡遗址上，只发掘出过一枚硬币。至少在建成的初期，这是作为驻军城堡使用的，内部驻扎的全部是骑士和士兵。这些人的生活标准即便不算清苦，也是非常简朴了。从现存遗迹来看，整个堡场中只有两座建筑配备了生火取暖的设施。另外，从发现的动物骨头判断，城堡居住者的饮食也非常简单。他们主要吃牛肉、羊肉和猪肉，偶尔吃上一顿鹿肉就算是改善伙食了。但是，所有这些食材都产自本地，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城堡里还出现过其他花样的食物。

不过，这也没什么稀奇。在11世纪，骑士阶层离他们中世纪的精致生活和奢华排场（见第四章）还远着呢。在蒙哥马利的罗杰的时代，骑士还不属于少数人的精英阶层。那时候，骑士的数量以千计，而不是以百计。其中，较贫困的骑士日子比富裕的农民强不了多少。的确，罗杰派往汉都门保卫领地的那些骑士，除了诅咒寒冷的天气，还会埋怨厨子的手艺。但是，他们的条件与英格兰全境其他的诺曼骑士相比，也没有多少差异。

汉都门只是蒙哥马利的罗杰在他的新领地什罗普郡建造的城堡之一。虽然他也建造了其他好几座城堡，包括在什鲁斯伯里的那座，但他的封邑太大，一个人根本管理不过来。于是，正如“征服者”威廉信赖罗杰那样，罗杰也把土地与权力下放给了他的追随者。这些人进而又建造了他们自己的城堡，如克兰（Clun）、梅斯伯里（Maesbury）和金诺里（Kinnerley）的城堡等。伯爵最有势力的一位追随者是罗杰• 科比特（Roger Corbet），他在效仿他“老板”的方式上更为直接。他建造的科斯城堡（Caus Castle）就是为了纪念位于诺曼底的名为“马槽乡”（Pays de Caux）的地区。这又是典型的诺曼骑士的做法：这些背井离乡的骑士，在为自己建造的城堡命名时，往往选择这种方式来纪念自己的家乡。蒙哥马利的罗杰和他的佃农们大修大造，什罗普郡很快涌现出了一大批的新堡垒，密集地分布在整个地区。今天，在该郡范围内共留存有85座土垒，另外有36座保留在原蒙哥马利郡（Montgomeryshire）区域。这些城堡中，大多数是在诺曼征服后的最初几年，由罗杰和他的盟友所建。正是由于他们的共同努力，这一地区成了英格兰城堡最密集的区域。

说什罗普郡的特别之处只是在于城堡的总数量而已。边境地区建造城堡的模式很快被复制到了全国。诺曼领主建造城堡后，他们的追随者也立刻有样学样。但是，这一过程不仅毫无系统性可言，权力的层级之间也没有进行有效的监督。例如，“征服者”威廉虽然亲自坐镇，指挥重镇的城堡建造，但他对蒙哥马利的罗杰的伯爵领地什罗普郡，却几乎没有任何控制权。在决定推行全面征服的政策后，他把大部分的权力下放到了其他人手中。这自然意味着，这些人如何运用这些权力，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自己——国王没有办法监控、监管他们。作为诺曼人巩固对英格兰人统治的手段，威廉关于权力下放的决策卓有成效。1075年后，英格兰再无叛乱，最后一次叛乱发生在当年的东安格利亚，盎格鲁-撒克逊的编年史家将这次失败归咎为当地的城堡太过强大。但是，将权力大量下放的政策也是一把双刃剑。国王深知，放任对英格兰的征服和城堡的建造，而不加任何控制，也许有一天会酿成意想不到的恶果。毕竟，他大部分的青年时期都是在与诺曼底的政敌斗争中、在破坏他们城堡的运动中度过的。

于是，在登陆佩文西海滩的20年后，威廉作出了另一个重大的决定。国王决定盘点他所取得的战绩，为征服的进程划上一条界线，提醒包括诺曼人和撒克逊人在内的所有人，谁才是真正的掌权者。1085 年的圣诞节，国王发起了一项伟大的调查。这项针对他自己王国的调查，涉及范围之广、渗透力之深，让人们情不自禁地将其比作上帝的清算，并称之为“末日的审判”。

《末日审判书》注20是继诺曼征服之后，威廉又一著名的成就。作为英国历史上最重要的文件之一，多年来，《末日审判书》一直是各种争议的焦点。它是一次性完成的原版，还是由盎格鲁-撒克逊人持续多年进行类似清算的成果呢？更重要的是，究竟为什么要编纂《末日审判书》？之前已有人多次表明，这是调查税收情况的依据。但是，这种说法似乎难以令人信服。在我看来最恰当的解释是，该清册的编纂，有两个目的。首先，这是威廉的大臣们的参考手册。为了有效地进行政府管理，他们需要一份土地财产归属权的精确记录。但是，制定清册的意图还不止于此。推行这一做法的另一目的就在于，如同宪章或产权契约，这是一份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文件。此前20年来，英格兰一直处于动荡的土地强征的进程之中。但是现在，这份调查清册终止了这一进程。从别人手中抢占土地，并宣称作为征服者享有这块土地的所有权，这样的行为至少在理论上已经不再具备可行性了。有了这份清册，一切便尘埃落定。就像上帝最后的审判一样，末日审判书的裁决也是最终的决断。

以上种种，意味着《末日审判书》对于历史学家来说非常有利用价值。它为历史学家的研究提供了大量切实可靠的文献证据，包括对早期城堡存在的研究。如果一座城堡在《末日审判书》中有所提及，我们就知道，它的存在一定先于1086年，即进行土地调查前。例如，假如我们翻到《末日审判书》中关于什罗普郡的记载，我们看到的第一位大地主就是蒙哥马利的罗杰（真是意外连连）。在他的词条的最后，我们发现这样一句话，原文是拉丁语“Ipse comes construxit castrum Muntgumeri vocatum”［（罗杰）伯爵自己建造了一座名为蒙哥马利的城堡］。换言之，汉都门的建造时间，便是介于1070年罗杰被赐封为伯爵和1086年《末日审判书》的抄写员写下这句话之间。

然而，涉及诺曼人所建城堡具体数量的考证，《末日审判书》就略让人失望了。尽管《末日审判书》中有很多地方提到了诸多城堡，但是它涵盖的城堡数量远远不够全面。国王的调查员更感兴趣的是记录庄园、农耕队和农民的数量，而不是清点全国的城堡都分布在何处。其他证据已经可以确定的、建造年限早于1086年的一些城堡（如多佛城堡），在《末日审判书》中却没有提及。威廉的土地大调查统共只能为我们证明有50座城堡的存在。

那么，我们怎么样才能得出一个确切的总数呢？其中一个选择，是搜寻11世纪留存的所有书面证据中提到的城堡。这样一来，我们得到的总数接近了100座。但是，从现存的土垒遗迹判断，这一数字与实际存在的数字差得还远。因此，对于研究城堡的学者来说，他们唯一的办法就是到各地走一走，实地去数一数现存城堡遗址的数量。可是，真正做起来，并非说起来那么简单。有些城堡的遗址比较隐蔽，有些则被后来的建筑物完全破坏了。尽管如此，最近几十年，通过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的共同努力，他们还是得出了一个大致的数目。英格兰和威尔士的城堡遗址约有1000处，其中接近一半的城堡可能是在1100 年之前建造的，而它们中的大多数又是在紧随诺曼征服之后的岁月里建造的。这就是说，即便非常保守地估计，我们也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即英国大约有500座城堡是在“征服者”威廉统治期间由诺曼人建造的。

得出这样的惊人数字，我们难免不去思考，威廉的成就有多了不起，城堡在诺曼征服的过程中发挥了多么大的作用。到了1086年，事实已经证明，国王自己建造城堡，同时委托他的重要追随者也一起大力修建城堡，这一政策取得了多么大的成功。一支7000人的军队，利用500座城堡，征服并牵制了一个人口接近200万的国家。这样的丰功伟绩，自尤里乌斯•恺撒的时代以来，1000年间前无古人，今后在不列颠群岛的历史上，这一伟绩也将后无来者。

当然，威廉的成功不能完全归功于他和追随者建造的城堡上。我们还应看到国王优秀的统率能力。同时，我们应注意到的是，像蒙哥马利的罗杰这样的人，他们也都是狂热的、久经沙场的军事领导者。此外，我们也不应忘记，威廉和诺曼人也占了很大一部分的运气成分。毕竟，黑斯廷斯之战是一场势均力敌的战役——假如那天牺牲的不是哈罗德，而是威廉，历史也许就走向了完全不同的轨迹。最后，也许是最重要的，威廉入侵的英格兰王国，尽管在11世纪连遭厄运的冲击，却仍然是一个由阿尔弗雷德和他的继承人创立的高度中央集权的国家。接管这样一个组织健全的政权，比征服一片政府权力涣散的国家容易多了。这正是几代人之后，诺曼人在入侵威尔士和爱尔兰时以血的代价换来的教训。

在考虑了种种的限制条件之后，我们有没有夸大城堡的重要性呢？近年来，有历史学家不仅这样认为，甚至矫枉过正，完全否定了城堡的作用。现在，他们告诉我们，诺曼人和英格兰人的技术差别实际上并不重要，在战场上对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征服才是最重要的。建造巨大的土堤自然没什么不对，但是说到底，他们只不过是领主权力的象征，而不是征服他人的武器。然而，我个人非常好奇，难道我们真的可以把城堡的作用抹煞得如此彻底，或者对它们进行这样的重新定义吗？自然，历史学家的优势在于后见之明，这一点是别人羡慕不来的。我们与历史上的事件有着相距几个世纪的保险距离，可利用的资源也应有尽有。因此，我们自以为对问题的认识比当时的编年史家更为全面。他们是伤痛的亲历者，看待问题时不仅很可能带有倾向性，他们的见解更是受到了历史的致命局限。前文提到伍斯特的修道士对1067年事件的叙述时，我便对其可靠性提出了质疑。

但是，并非所有编年史家都这样昏聩糊涂，在写作时怀着如此深的成见。关于诺曼征服，我们叙述的主要权威是一位叫作奥德里克• 维塔利斯（Orderic Vitalis）的修道士。他的编年史创作于诺曼入侵的50年后。因而，他坐在诺曼底圣伊甫罗尔（Stévroul）的修道院里写作时，既可以带着后见之明，也不用冒任何生命的危险。不过，奥德里克的身上却只流淌着一半的诺曼血统。他父亲本是蒙哥马利的罗杰的家仆，1066年后，他来到英格兰，娶了一位英格兰姑娘。所以，这位欧洲大陆的修道士实际上是一位什罗普郡人。正如他在自己的自传中告诉我们的，他刚到诺曼底时甚至不会说法语。因此，不同于其他同时代的人，奥德里克可以站在双方的立场上看问题。当然，和我们所有人一样，他也有他的倾向和顾虑。但是，我们仍然可以说，他对诺曼征服的看法，在同时代中是最不偏不倚的了。在他看来，诺曼征服能够获得成功，原因毫无疑问：

在英格兰各郡，人们对诺曼人建造的被称作城堡的堡垒，几乎前所未闻。所以，尽管英格兰人骁勇好战，却毫无抵抗之力。

至少对于奥德里克而言，城堡才是诺曼人成功巩固统治的工具。

编纂《末日审判书》时，“征服者”威廉已经60多岁了。他不仅年事已高，身形也发福走样。但是，年龄与发福的腰围也不能拖慢他的人生节奏，更不能阻断他穷兵黩武的步伐。穷兵黩武，正是他赖以成名之手段。1087年，他还在与法国国王进行着战争。那时，他刚刚占领并烧毁了法国的芝特城。就在他骑马穿行在硝烟四起的废墟中时，他辉煌的一生戛然而止。他座下的马因为受惊而扬起前蹄，将鞍桥刺入了他肥胖的腹部。这是致命的一刺，威廉忍受着巨大的疼痛，回到了其公国的首府鲁昂（Rouen），住进了圣热尔维（Saint-Gervais）的小修道院里。就是在那里，9月9日破晓时，国王薨逝了。

国王去世这一震惊世人的消息，迅速传遍了诺曼底和英格兰各地。当消息传到坎特伯雷，也就是我们故事开始的地方时，《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的作者放下了手中对这一年大事的记载，写下了一篇事迹详实、慷慨激昂的讣告。

“我该写些什么吗？”他开篇写道，“如果有人想了解他的为人，或他的一生取得了什么样的荣耀……那么，我们这些了解他事迹的人，目睹过他风采的人，曾在他的宫廷中担任过职位的人，不应该如实著文将他说与众人吗？”

作者继续以客观的口吻描述着国王的事迹，将他的伟绩与恶行一一落于笔墨。他写道，威廉“大权在握，而且有大智慧。虽然对于违抗他意志的人，他的严酷无以复加，但是对于爱上帝的善良之人，他同样胸怀仁慈。我们决不能忘记，他把英格兰治理得太平安稳。这样，行走在全国各地的旅人，即便怀揣满满一袋黄金，也不会被人劫掠；人与人之间，即便有再大的深仇大恨，也不敢彼此拔刀相向”。

然而，在国王的所有恶行中，居于榜首的就是修建城堡。

“毫无疑问，在他的统治下，人们受尽了悲惨的压迫与多重的凌辱。”这位编年史家写道，“城堡是穷人身上最沉痛的负担，而他正是大肆修建城堡的始作俑者。”

威廉的故事就这样结束了。尽管国王不在了，但对于那些早在国王统治前便方兴未艾的土堤-堡场式的城堡而言，它们的故事还远未结束。有些土堤-堡场式城堡，尤其是位于威尔士边境沿线上的那些城堡，直到13世纪末还一直有人居住并不断地被修葺完善。例如，直到13世纪80年代，汉都门才被荒置。12世纪中期，当内战爆发时，在许多土堤-堡场式的新城堡拔地而起的同时，数百座旧城堡也迅速得以修葺和重新加固。同样，当后来诺曼人将战火烧到爱尔兰和苏格兰时，土堤-堡场式的城堡仍然是战争中攻防两端必争之物。

然而，在诺曼征服之后的英格兰，和平才是大势所趋。在1066年后的数年里，那些为了巩固领地而建造城堡的人很快发现，已经没有必要再维护所有的城堡，保持它们的良好状态，让人可以随时入住了。很多人和奥德里克• 维塔利斯的父亲一样，娶了英格兰姑娘，在当地安顿下来。随后几代的诺曼骑士发现，再花费时间、精力和金钱维护、翻新所有他们父辈、祖父辈建造的城堡，已经没有多大意义了。从12世纪初开始，无人居住的城堡数量越来越多。它们被荒置、遗弃。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城堡的堡场里爬满了荒草，木料、板材也一点点地腐朽。

既然城堡已不再是征服和压迫异族所需的工具，那些在淘汰过程中幸存下来的，往往是那些能够适应和平时期新角色的城堡。例如，许多王室的城堡能够幸存下来，是因为它们不可或缺：它们成了监狱、郡长的宅邸，或者国王存放金银的国库。然而，在大多数情况下，那些城堡能够幸存下来，仅仅是因为它们受到了城堡主人的青睐：它们坐落在庄园的腹地，生活便利；亦或是它们在位置上适于主人打猎、进行贸易或旅行，得天独厚。这些主人放任一些城堡消失在地平线上的同时，也开始加大对一两座最青睐的城堡的资源性投入。伴随着这一过程，这些诺曼人的后代还发现，他们可以投入资金，建造一些比土堤-堡场结构的城堡更宏伟的建筑。

这一次，引领潮流的还是“征服者”威廉。在加冕后的数周、数月里，他在伦敦的东南角建造了一座木质城堡。到了11世纪70年代中期，国王决定新首都也需要一座更永久、更雄伟的王室宅邸——即一座用石头建造的城堡。建造这座城堡，耗时近三十年，直到威廉临死时也没等到城堡建成的这一天。这座城堡对未来几代的城堡建造者而言，重要性无法比拟。随着这座巨大的石头建筑一点点地向天际崛起，人们干脆称它为伦敦塔。毫无疑问，伦敦塔预示了一种新事物的兴起。

第二章　罗切斯特大围城——约翰王、巨塔石堡与王国的命运

罗切斯特城堡

赫丁汉堡

多佛城堡

普斯托城堡

……

罗切斯特市坐落在肯特郡的北岸，梅德韦河的河口。和许多现代城市一样，这里也是高楼林立，其中既有典雅的维多利亚时期的豪宅建筑群，又有20世纪60 年代建造的高大却风格迥异的现代建筑。在这座城市的天际线下，最鹤立鸡群的建筑并非建于现代，而是建在大约900年前。它就是罗切斯特城堡（Rochester Castle）。 方圆几英里注21之内，一切建筑在城堡的巨塔面前都相形见绌。即使是高大的诺曼天主教堂，也笼罩在它的阴影之下。虽说现代人见惯了高楼大厦，也参观过各种石头城堡。但是，见到罗切斯特城堡时，他们也不禁叹为观止。单单是它的规模，就足以让人瞠目结舌。

因此，当最初建成后，当时的人们看到它时，内心该有多么强烈的震撼，这实在令人难以想象。回到12世纪初，当城堡的建筑工作启动时，谁会想到最终出现在世人面前的不仅是一座全新的城堡，而且还是前所未有的类型的城堡？此前，对于城堡，罗切斯特市的市民肯定自认为，他们也算是见多识广了。诺曼征服不久，这里就强行建造了一座土堤-堡场式的城堡。几年后，旧城堡的一些木质围墙又被石质的城墙取代。但是，是木质也好，石质也罢，这些早期的建筑结构，与现在这座高耸入云的“巨人”相比，都立刻变得无足轻重，黯然失色。无论在罗切斯特，还是在其他地方，这样的建筑都是史无前例的。

首先，罗切斯特城堡的规模的确卓尔不凡。从石塔的基座到角楼的顶部，高度是125英尺，这让它一举夺得全国最高塔的荣誉。该塔始建于1127 年，也是同类建筑中建造时间最早的石塔之一。而且，它的产权所有人是坎特伯雷大主教，当时英格兰最有权势的领主之一。

然而，这座城堡在世间最声名卓著之处既不在它落成时间早，也不在于它的主人地位高，而是在于后来围绕它所发生的一系列的重大事件。1215年，罗切斯特城堡迎来了一位不速之客， 他便是英格兰历史上最残暴的国王之一约翰王注22。于是，它被迫陷入了一场最旷日持久、最惨烈的围城之战。那年的秋天，整整两个月，对罗切斯特城堡的争夺决定了约翰王的命运——不仅如此，也由此决定了其王国的命运。

本章主要聚焦于如罗切斯特城堡中的巨塔，并试图围绕这些巨塔提出各种问题。例如，如何建造这些巨塔，为何要建造这些巨塔，如何攻击或者守卫这些巨塔。但是，重要的是，本章旨在提醒我们，这样的石塔，或按照习惯叫法，这样的“城堡主塔”，并不应是孤立存在的。就像土堤上的木塔一样，石塔也需要其他配套的建筑物为其提供支持，共同建在堡场之内。今天，即便许多的城堡主塔看似孤立而存，我们也不应该忘记，在它们的脚下、周围曾经簇拥着许多更小的建筑物（在某种程度上，它们与主塔互相依存）。

同样重要的是，我们要强调，所谓主塔式城堡是从土堤-木塔式城堡“进化”而来的说法，是没有根据的。当然，石堡更大、更高、更坚固、更舒适，但造价也更加不菲。正如前一章所示，石堡和木堡一样，它们起源的时间基本相同，都源于法国。同样，即便到了13世纪，在英格兰和法兰西，人们仍然在建造木质的城堡，并非是“木器时代”过后，便迎来“石器时代”。朝着建造城堡主塔的潮流的转变，不能简单地归结为技术的进步；一种城堡也不是从另一种城堡中“发展”而来。然而，石堡本身的确在发展。到了罗切斯特城堡建成时，建造城堡主塔对于少数有实力的城堡主人而言，已经成为一种标准的做法。可以说，12世纪正是建造城堡石塔的黄金时代。

虽然罗切斯特城堡出现的时间较早，但它绝不是最早的石堡。在英格兰，建造石堡的传统可追溯至其中最负盛名的一座，即伦敦塔。今天，当人们提起特指的“塔”（the Tower）时，指的就是伦敦塔，即占据着伦敦城东南角的整个皇家建筑群。此外，人们也会用它后来的历史称呼来指代它， 即都铎王朝注23监狱。提起都铎王朝监狱，人们脑海中便会浮现出渡鸦、伦敦塔卫兵和砍头的场景。然而，伦敦塔的所有重要的建筑物， 早在亨利八世注24、 玛丽一世注25和 伊丽莎白一世注26为它们赢得血腥的恶名之前，便已经矗立在那里了。伦敦塔的建造初衷，也不是为了落成后当监狱使用。它建造的初衷，是为了建成一座城堡——也可以说是英格兰最重要的一座城堡。城堡内大部分的外墙、塔楼和房间都是13世纪英格兰几任国王的功劳。然而，这座建筑群的核心建筑白塔（White Tower）的竣工时间更早，它的名字也被用来指代这整片的建筑群。白塔是“征服者”威廉的杰作，同时也是英格兰的第一座城堡主塔。

如果说土堤-堡场式城堡的出现为盎格鲁-撒克逊人带来的还只是震惊，那么威廉于11世纪70年代在泰晤士河河畔建造的这座新城堡则让他们陷入了万劫不复之境。此前，盎格鲁-撒克逊人也见识过石头的建筑（许多教堂便是用石头建造而成），但是他们的石工技术在国际上还远远谈不上知名。在诺曼征服之前，英格兰的国王和他们遥远的日耳曼祖先一样，习惯于居住在木质的大殿里。事实上，盎格鲁-撒克逊人在谈到“建筑”时，他们使用的是词根与木材（timber）相关的“timbrian”；如果一位英格兰人告诉你，他打算造个什么，你会理所当然地认为，他口中的“什么”一定是木制品。

当然，在法兰西，建造石砌住宅并不会让人如此大惊小怪。但是，威廉在伦敦发起的这项建筑工程，即便是法兰西手艺最为精湛的石匠，也会为其规模所震惊、震撼。说到伦敦塔的规模与气派，欧洲大陆还没有任何建筑可以与之媲美。诺曼底曾有一座伊夫里拉巴塔耶塔（tower of Ivry-la-Bataille）。这座塔规模较小，现在已沦为废墟。近年来，有人提出，伦敦塔的基本形状的设计灵感可能就来源于这座塔，只不过伦敦塔在规模上史无前例而已。

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促使征服者威廉和他的建筑师要建造这么一座规模巨大的石塔呢？即便在今天，这座塔仍然令人感到无比震撼。毫无疑问，威慑他的子民，正是威廉建塔的目的之一。通过这座建筑，威廉在向英格兰人宣布，他们诺曼人占领了这里，并且不打算再走了。

然而，这种示威的心理还不是故事的全部。为了了解威廉他们建塔的目的，我们可以从另一个角度入手，即想象诺曼人在11世纪70年代时的心理。他们是紧张的、不安的。毕竟，当时离诺曼征服才不过几年，英格兰人仍然负隅顽抗。在更为和平的时期，如果一位国王想要建造一座宫殿群，他也许更倾向于在一片较为广阔的区域上，对大殿、教堂、寝宫等分散开来建造。但是，威廉及其建筑师却反其道而行。他们将这些房间一层叠一层，然后在整个建筑的四周砌上了厚厚的石头围墙。初看下来，这样一座巨大的石塔也许是一座自大的丰碑，但其实，它也暴露了建造者的恐惧心理这一关键因素。

无论伦敦塔的实际灵感来源于什么，最终的结果都是一样地令人叹为观止。塔的基座长118英尺，宽107英尺；塔高90英尺。威廉和他的子嗣建造的这座塔，在城堡中也算是巨人了。 自从罗马时代注27以来，不列颠群岛的土地上还从没出现过如此规模宏大的建筑。诺曼人也深知这一点，并且似乎在刻意将自己标榜为新罗马人，以帝国的方式四处征伐。“征服者”威廉的传记作者，善于溜须拍马的普瓦捷的威廉，常常将他的主子比作尤里乌斯• 恺撒（当然，威廉更伟大），并表示威廉的重臣与罗马的元老相比，其智力、能力同样不相上下。这种态度，在但凡威廉主持建造的石质建筑中都可见一斑。伦敦塔将古老的罗马城墙与新建的城堡围墙融为了一体。在罗马先前占领的都城科尔切斯特（Colchester），威廉建造了另一座巨塔。在设计上，这座巨塔与伦敦塔非常相似，也许是出于同一位建筑师之手。虽然现在它只剩两层高了（多亏了18世纪不科学的修复工作，尽管它现在看起来还有些不伦不类），但是曾经，它比伦敦塔还要高大。这座巨塔是在古罗马的克劳狄神庙（Temple of Claudius）的旧址上建成的。当然，这样选址，一开始就为诺曼人提供了便利，但更为重要的是，这也强调了他们作为统治者的权威。最后，在威尔士的切普斯托（Chepstow），城堡最初的两层高的石殿，仍然屹立在怀河（River Wye）上游的悬崖边。起初，人们认为这座石殿是威廉的密友威廉• 菲茨• 奥斯本所造。不过，近年来人们有了不同的看法，认为这是国王为自己建造的谒见厅，目的也许是接见他的威尔士臣民，接受他们的进贡。同样，这也是一座带有古罗马色彩的建筑。石殿的建筑材料取自附近的罗马古城凯尔文特（Caerwent），石殿的整个装饰风格也是罗马帝国风格。

因而，可以说，“征服者”威廉在伦敦和科尔切斯特建造的巨塔，以及切普斯托建造的石殿式主塔，成为英格兰城堡主塔的原型。很少再有其他石塔，可以将确切的建造日期追溯至公元1100 年之前。这些建筑一起为下一代的城堡建造者提供了灵感，在接下来的一百年间为他们树立了典范。大约50年后，罗切斯特城堡的建筑工事启动时，逐渐演化成为固定的类型。

尽管罗切斯特城堡巍峨雄伟，但在很多方面，它都是时代的“典型”建筑。一方面，它与威廉建造的石堡存在许多共同点。和伦敦塔一样，它坚固、耐攻。基座的城墙厚12英尺，顶部只略薄一点，厚10.5英尺。城堡底层的窗户非常小，只在顶部才逐渐变大些。

威廉建造的城堡和此后几十年出现的城堡之间，存在一些外表上的相似，但它们之间也有一些显著的区别。伦敦塔和科尔切斯特城堡外表非常粗短，而罗切斯特城堡却比较细长、挺拔。伦敦塔只有三层，而罗切斯特城堡有四层。威廉的建筑师的灵感，明显来源于诺曼底的伊夫里拉巴塔耶塔，而建造罗切斯特城堡的石匠的设计原型似乎是法兰西洛什（Loches）的巨堡。

不过，罗切斯特城堡中的石塔和英格兰其他略早期的石塔相比，它们之间的最大区别还在于入口的性质。要进入威廉城堡的塔楼，需要取道外部的木质楼梯，再通过第二层的大门进入。罗切斯特塔楼的入口设计就比较精巧了，塔楼前边多出来一个翼楼掩护着入口。这样的翼楼被称为前翼楼，已经成为12世纪塔楼的非常典型的特征，它是入口的屏障，既可以用来挫败强敌，又可以给访客留下深刻的印象。要进入罗切斯特城堡，无论是敌是友，他们都必须登上一段绕塔楼基座的螺旋形楼梯。在这段楼梯的通道上，可以设置吊门或吊桥作为屏障。显而易见，这样一座入口设计精巧的建筑，只要主人乐意，便可以将访客拒于门外。但是，主人同样可以借它为访客留下深刻的印象。在罗切斯特城堡，一旦访客通过了外部的螺旋形楼梯，便进入了前翼楼的入口层。当然，前翼楼的设置可以掩护城堡的正门，避免正门遭受正面的攻击。前翼楼还设有挑高的天花板和美丽的圆弧形拱门，装饰着法兰西人情有独钟的波浪形或Z字形纹饰。房间不仅非常宽敞，也令人感到震撼。和其他地方的城堡一样，这里的前翼楼恐怕也是被用作候客室。在主人会见客人之前，有意地耽搁客人一会儿，留给他们时间，让他们欣赏城堡的宏伟，进而对主人心存敬畏——如此营造的氛围恰到好处。

挺拔的石塔，在入口处建有前翼楼，这成了12世纪城堡主塔最常见的设计。然而，虽然这些建筑之间存在一些共同的基本特征，但它们在总体的设计上也丰富多样——指出这一点非常重要。每一座城堡主塔与同期的其他主塔之间，总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差异。很多城堡并非一座座简单的石头匣子，例如在萨福克郡，奥福德（Orford）小小的城堡主塔就在设计上别出心裁、天马行空。在这里，不仅房间是圆形的，而且还设置了三座巨大的扶垛塔。科尼斯伯勒（Conisbrough）的城堡主塔虽然同样是弧形、扶垛式设计，毫无新意，但它却显得更加雄伟、高大，而且几乎看不到任何窗户。诺里奇（Norwich）令人称赞的城堡主塔在19世纪时基本恢复了原状。据信，这座城堡主塔属于12世纪上半叶的产物，在英格兰几乎没有其他城堡主塔可以与之相提并论——只有一个例外，即它附近的赖辛堡（Castle Rising）。与诺里奇堡相比，赖辛堡规模较小，但是它在设计灵感上明显受到了前者的影响。然而，无论石塔设计成什么形状，对于12世纪的领主而言，如果想让邻人叹服，他的选择便是建造一座巨塔。自12世纪初开始，从北部的纽卡斯尔到南方的波切斯特（Porchester），英格兰各地都在建造新的城堡。截至12世纪末，建成的城堡数已达50多座。这其中建造时间最晚的一座城堡——肯特郡的多佛城堡，也是其中最雄伟的一座。它是城堡主塔的最后颂歌，是伦敦塔名副其实的继承者。

当然，建造如此规模的城堡，需要耗费巨大的资源。因此，许多较为重要的城堡主塔都是由国王建造。12世纪的英格兰先后历经4位国王：亨利一世（1100～1135年在位）、 斯蒂芬注28（1135～1154 年在位）、亨利二世（1154～1189年在位）和理查一世（1189～1199 年在位）。从建造城堡的角度来说，斯蒂芬和理查一世的作用并不重要。在斯蒂芬的整个统治期间，全国祸乱不断， 国王一直忙于与表妹玛蒂尔达注29进行争夺王权的斗争，既没有时间、也没有资金投入于大型的建筑工程。作为城堡的建造者，理查一世的确享有一定声望，但是他的声望主要来自于在诺曼底莱桑德利（Les Andleys）建造的宏伟新堡垒，即加亚尔城堡（Chateau Gaillard），而不是来自于他对英格兰城堡的改良。所以说，12世纪以建造城堡而闻名的国王只有两位，即两位亨利。亨利一世是征服者威廉最小的儿子，他这人是出了名的难相处。但是，他却是位有名的石堡建造者。人们通常认为，诺里奇庞大的城堡主塔的建造便是归功于他。此外，坎特伯雷、格洛斯特（Gloucester）和科夫（Corfe）的新石塔也是由他所造。利用治国的天分，再辅以蓄意为之的残忍（爱德华一世只是在美国好莱坞的电影里将他的一个仇敌从城堡的窗户扔了下去，亨利一世却不同，他真的干过这事），亨利一世对英格兰的统治非常成功。然而，作为诺曼底公爵，亨利一世的日子就不太好过了。因此，他将大部分建造城堡的预算投入到了他多事的公国里。具体而言，他负责了卡昂（Caen）、栋夫龙（Domfront）和阿尔克（Arques）的城堡主塔的修建以及其他诺曼城堡的修葺、重建工作。

然而，建造城堡主塔的最高奖项还是要归属于亨利二世。亨利二世因他那句不合时宜的反问（ “谁能帮我摆脱这个蛮横的教士？”注30）而为人所铭记。除此之外，他作为英格兰杰出的城堡建造者，也是实至名归。在执政之初，年轻的亨利二世与其祖父亨利一世的处境截然相反。这位新国王凭借着诺曼贵族的有力支持，早已将在欧洲大陆的继承权稳稳地握在手中。然而，在英格兰，他却是位新来者。即位后，他发现，在他的前任国王斯蒂芬饱受战乱纷争的统治过程中，这个国家的王权早已被严重削弱。因此，亨利二世开始着手重新树立国王的权威。为了实现这一目的，他采用了最能引起公众注意的方式，即修建城堡。斯卡伯勒（Scarborough）、纽卡斯尔、牛津、多佛的全新城堡主塔，德比郡峰区（the Peak）的小城堡主塔，或许还包括了诺丁汉现已消失的石塔，全是由他负责建造。

但是，和土堤-堡场式城堡的情况一样，建造石塔也不全是皇家的事情。12 世纪的大贵族们也采用了石塔的设计，建造了一些卓越的、重要的城堡。罗切斯特城堡是由坎特伯雷的大主教建造，而科尼斯伯勒城堡则是由亨利二世同母异父的兄弟哈梅林（Hamelin）修建。凯尼尔沃思（Kenilworth）庞大的方形城堡主塔是由华威的郡长建造，现已消失的邦吉（Bungay）的城堡则是由诺福克伯爵建立。其中有几座贵族石塔，是国王斯蒂芬统治时期建造的。当时，为了赢取更多的支持，他与竞争对手玛蒂尔达实施了一项封赐新伯爵的政策。对于这些新伯爵而言，建造城堡是向世人宣告自己新获得的地位的不二之选。而且，有充分理由相信，正是当时新增的贵族促成了赫丁汉堡（Hedingham）和赖辛堡的建造。

然而，对于估算城堡的建造成本，我们只能依赖皇家的城堡了，因为皇家的记录一向比贵族的记录保存得更好。说到了解12世纪城堡的建造成本的具体情况，我们必须好好感谢亨利一世。当亨利一世不沉溺于他极强的性欲时（无论婚前婚后，他的情人都能排成一长串儿，私生子也有至少20多个），他便会琢磨怎样治理好国家。据说，他不仅引入了新式的行政郡长制度，来管理英格兰各郡的事务，还创立了新的财政法庭，来监督他们的活动。亨利一世的郡长们每年必须前往财政法庭两次，说明他们收到的地租、罚款及税收等资金的去向。为了简化这一程序，他们设计了一种大型的可视化的数学运算辅助工具。这种工具是一种算盘，它利用计数器摆放在格子布上来辅助运算。很快，人们便开始称这种财政法庭为财政署（Exchequer）。如果财政署传唤了郡长，那么，他要么交出本该上缴的收入，要么给出充分的理由，解释为什么缴不出。这些充分的理由中，其中之一可能就是在其所管辖的郡内，应国王之命建造了皇家城堡。假如郡长可以说明用于建造城堡的这笔钱的使用情况（换句话说，呈上资金使用的收据），相应的金额便会从他应缴金额中扣除。

令后人惊奇的是，财政署的记录竟然保留了下来。书记员在一卷卷长长的羊皮卷上登记好账目，这些登记好的羊皮卷便被称为 “卷筒卷宗”注31（原因很简单，当它们被卷起来时，看起来像大大的卷筒，故而得名）。有了这些古老的卷宗，我们便可以粗略地算出建造这些皇家城堡的成本和工程耗时。

遗憾的是，尽管亨利一世发明了完整的会计制度，但是在他当政期间，只有一份卷筒卷宗留存了下来。因此，对于亨利一世的城堡建造活动，我们目前也所知不详。事实上，无论是像诺里奇这样的皇家城堡，还是像罗切斯特这样的贵族城堡，它们都建成于神秘的黑暗时代。那是一个几乎没有任何书面记录存在的蒙昧时代。幸运的是，根据一份现存的皇家特许状，我们推知，罗切斯特城堡始建于1127年；一位肯特籍的编年史家在他的记录中无意中提及，坎特伯雷大主教在这一年开始建造一座“雄伟的石塔”。但是，至于建造罗切斯特城堡需要花费多少资金，耗费多少时长，我们就只有通过拿它与12世纪后期发现的城堡对比，来做一些尽可能合理的推测了。

从亨利二世执政开始，一系列的卷筒卷宗便几乎毫无中断地保存了下来。因此，我们可以借助这些卷宗，估算国王建造的一些城堡的成本。以多佛巨塔为例，它的高度不如罗切斯特塔，但基座却更为宽大。 它的建造成本约为4000英镑注32，历时10年（1180～1190）。亨利二世在奥福德建造的石塔则小得多，其成本约为1500英镑，建造时长仅为6年（1162～1172）。有了这些数字作为参考，再考虑到一定的通胀率，我们估计，罗切斯特塔的建造成本至少在3000英镑以上，建造时长为8至10年。

当然，对于现代读者而言，这些数字听起来像是跳楼价。然而，看看当时的收入水平，你就会明白，若想建造城堡，这些人必须早早开始储备资金。在12世纪，一位普通工人一天的收入是1便士，一位技术工人也许能挣2便士。一名全副武装的骑士，冒着受伤甚至生命危险，并且要自负装备，服兵役一天也只不过挣上1先令（12便士）。只有到了上层阶级，情况才开始有所改善。国王的年收入，即政府的年度预算，为10000～20000英镑。因此，即便对国王而言，若要建造像多佛或罗切斯特这样的石塔，也要花费年收入的四分之一至三分之一，或者如果把成本摊成10年，花费每年预算的3%或4%。所以说，在12世纪，能够有实力建造石塔的人屈指可数。

卷筒卷宗没有告诉我们，这些石塔在实际中是如何建造的。我们必须等到13 世纪，才能得到真正翔实的城堡建筑记录了（见第三章）。偶尔，卷筒卷宗上也会记载某座城堡的建筑师或石工的名字。亨利二世最中意的建筑师被称为“工程师莫里斯”（Maurice the Engineer），多佛和纽卡斯尔的石塔便是由他负责建造的。遗憾的是，除了他之外，其他造就了这些建筑奇迹的天才的名字，早已被历史湮没了。

不过，关于石塔是如何建造的，石塔本身也会给我们提供一些线索。例如，罗切斯特塔是由两种石料建成。一种是灰色硬质的肯特石灰岩，建造罗切斯特塔时，多数是用的这种岩石。肯特石灰岩很可能是在梅德斯通（Maidstone）附近采掘，然后溯梅德韦河而上，运往罗切斯特。另一种是米黄、质软的卡昂石灰岩。这种岩石更适于雕刻，一些更凸显精致细节的地方，如壁炉、窗拱、基石便是由这种岩石制作成的。顾名思义，卡昂石灰岩必须从100多英里外的诺曼底的卡昂运来。数万吨从法国北部采掘的岩石，由数十艘船运载着，往返于两地之间，不下数十趟，每趟数百英里——想象一下吧，这是多么浩大的工程。了解到这一点，我们才能理解罗切斯特城堡是如何建成的。

建造成本高昂，建造时间漫长。所以，显而易见，建造像罗切斯特这样的城堡绝不是漫无目的或毫无意义的行为。它们是为了满足大领主和家人的需求而建成的复杂的建筑结构。城堡内的每一个房间的建造也都带着特定的目的。

因此，当步入罗切斯特城堡的主楼时，如果你感到了失望，那也无可厚非，因为塔楼的内部竟然是露天的。在中世纪后的某个时期（具体日期已无从考证），一场大火吞没了塔楼，烧毁了一层层的木地板，熔化了顶层的铅皮屋顶。现在如果你看得仔细，还能发现当初那场大火留在内部墙壁上的烧痕。然而，纵然惋惜，但目前条件下的城堡主塔，也的确能给人几分慰藉。首先，它让人们可以再次欣赏到塔楼的宏伟规模。进入塔楼后，我们的第一反应是向上凝望屋顶，但是很快我们便大吃一惊，原来我们看到的只是塔楼的半壁空间——一道横墙将塔楼分为了两部分，倒也使整个塔楼变得更为坚固了。

图2-1　将罗切斯特城堡一分为二的巨大横隔墙。在大殿层，横隔墙分解成一根根的石柱，方便人们在塔楼的两部分之间自由穿行。

这种视角的另一个好处是，它让我们可以一眼望穿四层楼的景观，欣赏到它们共同的建筑特点。每一间主厅设有一座装饰华丽的巨大壁炉，壁炉的烟道逐渐没入厚厚的墙壁，与墙壁融为一体。同样，每一层都设有梳妆间（卫生间）。竖井从横隔墙中间穿过，纵贯全塔，每一层都可以使用。换言之，在这座建筑里，中央供暖、卫生间、“自来”水等满足物质享受的现代化生活设备一应俱全。和前翼楼的情况一样，这里的石雕工艺的品质表明，曾经这里的生活也无比奢华。华美的诺曼式弧形拱门，装点着波形的纹饰——看到这，我们便明白了，这便是曾经的一流宅邸。

然而，若要描绘出城堡鼎盛期的场景，还需要我们努力地发挥想象。尽管昔日的精致尚能寻得一些蛛丝马迹，但今天的罗切斯特塔的内部，就像是一座维多利亚时期的废弃工厂，给人一种阴郁、阴暗、颓败的氛围。在这一间间的房间里游走，在这曾吐着火舌的壁炉边伫立，这该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啊。也许通过罗切斯特塔与其他12世纪保存较完好的石塔对比，我们可略窥一斑。以赫丁汉堡为例，赫丁汉堡屹立在埃塞克斯郡的科恩河畔，建造时间几乎与罗切斯特城堡相同。赫丁汉堡的建造由奥布里• 德• 维尔（Aubrey de Vere）发起，大概始建于1141 年奥布里被擢升为牛津伯爵之后。它与肯特郡的罗切斯特城堡有很多共同的建筑特点。从外表看来，它规模较小，又没有前翼楼，因而雄伟感略有不足。但是，它建成时使用了大量昂贵的琢石，因而更为精致。石塔的内部陈列也略有不同，但是今天看来仍然可让人强烈地感受到12世纪石塔中的生活状态。

走进赫丁汉堡的主塔，就像回到了850年前。和罗切斯特城堡一样，这里的关键词就是奢华，无所不在的奢华。然而，不同的是，赫丁汉堡的砖石结构仍保存完好。尽管几百年来，城堡经历了几次劫难（最近的一次是在19世纪之初，驻扎在塔顶的士兵为了取暖，生了一堆火，收获的结果却远远出乎他们的意料），屋顶和地板皆有毁损，但是城堡的主人一直不忘修葺更换。因此，塔楼的内部保存得几乎完好无缺。在罗切斯特城堡，所有用来建造窗户、拱门和壁炉的软质石灰岩，要么已经被风雨侵蚀殆尽，要么被偷走用于其他建筑。但是，在赫丁汉堡，这些细节部分看似还像是昨日雕刻的一般。尽管遭遇过火灾，塔内的墙壁上，原先中世纪时粉刷的墙泥仍未剥落。如果凑近了看，我们依然能看到当初粉刷的痕迹。此外，仔细观察了整座建筑后，我们也逐渐开始理解了12世纪城堡主塔的实际用途。

有意思的是，对于认识像罗切斯特和赫丁汉这样的城堡，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因素是，它们的主人真正生活在城堡内的时间其实是非常短暂的。在12世纪，无论是国王还是贵族，他们总是不停地奔波在路上。亨利二世的侍臣之一布卢瓦的彼得（Peter of Blois）描述了国王的出访如何令其家庭麻烦不断的：

如果国王说他将在某个地方逗留一天，尤其当这种打算是由其传令官公开宣布时，那么他清晨早早动身时，一定会打乱所有的安排。你会看到，人们像疯了一样四处奔走，牵马的抽打驮马，赶马车的你推我挤——总之，一幅地狱般的场景会跃然纸上。另一方面，如果国王命令一早动身，那么他一定会改变主意。你可以想当然地认为，他会一直睡到中午才起床。这时，你会看到，驮马负了重物等在一旁，马车也准备就绪，侍臣打盹，小贩焦躁，人人满腹牢骚。

然而，令人意外的并不是亨利二世的不断出访，人们希望的只是他不要随意地更改行程。（“恕我直言，”彼得说，“我相信，实际上他就是乐于看到我们因他而疲于奔命。”）不但每一位中世纪的国王都喜欢到全国各地访问，而且大贵族，包括伯爵、主教和男爵也是如此。和国王一样，这些人的庄园遍布全国各地，他们也想定期遍访这些庄园。

他们这样做，原因有二。首先，作为地主，他们希望看到他们的属下将庄园打理得井井有条，并不时地提醒他们的佃农，谁才是真正的主人。其次，贵族家庭的经济需求迫使他们不得不四处走动。对于中世纪的贵族而言，他们的家庭非常庞大，其成员不仅包括领主、直系亲属和家仆，还包括林林总总的其他相关人员。首先是少数的几位骑士，他们一般比较年轻、有活力，作为家庭成员的一分子，他们会在领主外出骑马或狩猎时陪行。其次是常伴领主左右的众多秘书，他们不仅要履行宗教职责，也要为领主起草信笺或做记录（大多数贵族亦会读书识字，但是他们嫌弃笔墨脏手）。除此之外，还有厨师和车夫、猎人和放鹰者、马夫和女佣。总之，一位12或13世纪的领主出行时，会有多达50人侍奉左右。所有这些人都要吃喝，还要消耗其他东西，如燃料、蜡烛和衣物。在中世纪的经济条件下，当时的大集镇并不多，假如这些人长时间地待在一处，那这个地方不可能养活这么多人（当然，还有马匹），他们很快就会消耗完当地所有的食物。当时最简单的解决办法，就是举家出行，走到哪儿，吃到哪儿，吃完一处，再换下一处。所以，12世纪的领主很少会在同一个地方待数周以上，有时甚至待不数日，便继续出行。

当然，他们也不会在每一处庄园都建造一座城堡。国王是这个国家最大的领主，他的城堡遍布全国。除此之外，他还有许多宫殿和狩猎山庄。大伯爵和最有权势的男爵也会在他们众多的庄园内建造两三座城堡。但是，对其他大多数贵族而言，他们只要能投入资源重点建造一座城堡，在其他各处庄园建有林木打造的宅邸，就心满意足了。当然，这些木造的宅邸也颇为豪华奢侈。所以，像赫丁汉和罗切斯特这样的城堡，它们大部分时间都是闲置的。它们的主人及其家人，大多是出行在外，访问其他的庄园。他们不在时，会有一些骨干人员留在城堡内，管理城堡周边的土地，保卫城堡不受攻击。当然，他们的城堡遭受攻击的可能性是极小的。

这些城堡的常驻人员中，最重要的是城堡的主管。主管负责城堡本身的建设。地位同样重要的还有领主庄园的管家。管家居住在城堡内，将城堡作为行政中心。管家的职责是管理主人的土地，包括进行庭审，惩戒佃农，从佃农那里收金，收租等。城堡主塔的二楼可用于庭审，同时它也是管家和主管住宿的地方。赫丁汉堡和罗切斯特城堡主塔的二楼的大厅设有配套的卫生间和大型的壁炉，不仅舒适，而且设备齐全。同时，它们也非常气派，供管家这样的高级职员在这里进行庭审，已是绰绰有余。

然而，当领主已经上路的消息传到城堡时，所有这些琐碎的事务都要被搁置一旁。如果城堡的主管走运，他的主人不像亨利二世那样反复无常，主人的来访也不会让他完全地措手不及。要么来访会事先安排好，要么领主家里会有侍从提前几天来到城堡，提醒主管做好一切准备。准备工作的重中之重是要确保食物充足。地窖必须检查，有些食物和饮品方便贮存，例如腌肉、奶酪和红酒可以保存几周或者几个月。但是，他们还要迅速地收集大量新鲜的食物以作为补充。鲜肉，尤其是鹿肉，要么是打猎所得，要么是牲畜被赶入堡场宰杀后送入厨房。其他如鱼和鸡蛋等易腐坏的食品也必须便于采购。至于消耗尤其迅速的啤酒，则必须提前进行酿制。一般来说，领主还会提前派出面包师来到城堡，确保面包足够家人逗留期间食用。

当然，令城堡主管担心的不仅仅是食物。新鲜的芦苇秆要割好、晾好，为睡在城堡里的人铺作床垫；新鲜的燕麦和草料要收集好，放在马厩里，为众多的马匹作饲料。所有这些准备工作，以及城堡的修葺工作，必须迅速完成。此外，为了迎接领主的到来，城堡也要从上到下彻底打扫干净。

领主一行到达时，他和家人关注的重心便是城堡的大殿。在中世纪文学中，城堡的大殿被颂扬为光明、温暖、欢愉之地。领主的家人会与领主一起在殿内就餐，领主夫人和领主高贵的宾客坐在高台餐桌的一侧，其余家人坐在餐桌的另一侧。在用餐的过程中，可能还会有乐师或说书人助兴。12世纪是游吟诗人的黄金时代。他们常常为贵族庇护人，尤其是富贵的女庇护人创作。和学校或大学的礼堂一样，城堡的大殿也可以用于庄严的庆典或盛大的宴会。这时，当宴会结束后，大殿便成为领主家人的卧房——当然，最重要的家庭成员除外。总之，城堡的大殿极其重要。

但是，大殿的位置在哪里？一些传统的城堡旅行指南往往认为，大殿在城堡主塔内部。从许多方面来看，考虑到类似多佛和牛津这样的塔楼内某些房间的恢宏规模，得出这样的观点也很自然。无论是罗切斯特城堡还是赫丁汉堡，二楼的房间都是所有房间中最宽敞的。它们的高度是其他房间的两倍，而且四周都围绕着画廊，嵌入厚厚的外墙壁内。毫无疑问，这些房间就是某种意义上的“大殿”吧。但是，哪一间才是领主家人用餐、就寝的主殿呢？对这两座建筑的细致研究表明，事实可能没有想象得那么简单。其一，大多数石塔并没有在内部配备厨房（当然，也有少数例外，如诺福克的赖辛堡）。人们在罗切斯特和赫丁汉的城堡中享用到的食物，一定是在独立的厨房内烹饪的。这个厨房一定位于堡场内的其他建筑中。因此，无论是这两座城堡中的哪一个，在举办宴会时，厨房人员都将走上长长一段路，穿过堡场内的露天大院，再爬两次楼梯，才能进入二楼大殿的入口前。所以，更可能的情况是，宴会在堡场内一所独立的大殿举办，并且，为了方便上菜，大殿距离厨房也不远。这种堡场内的大殿，能够保留至今的屈指可数。但是，我们的确见到蒙哥马利的罗杰在汉都门的堡场内建了一座大殿。此外，在约克郡的里士满城堡（Richmond Castle）和拉特兰郡（Rutland）的大奥克姆城堡（Great Oakham），它们的堡场内也罕见地幸存了一些独立的石殿。

图2-2　赫丁汉堡18 世纪时期的剖面图。

如果罗切斯特城堡和赫丁汉堡主塔内的大殿不是用膳的场所，那么它们又是用来干什么的呢？很明显，它们不是私人的卧室。从两座建筑内的游廊上俯视，大殿内一览无余。有人表示，它们只不过是用于举行各种仪式的场所，我们不妨称它们为接待大厅。在这些气派的接待大厅里，主人可以威仪正坐，接待重要的宾客，或者进行庭审。当然，用作此用，并不意味着它们就不能用作他用了。只要主人认为合适，它们依然可以用作就餐的场所。而且，宴请也是礼仪用途的一种，虽然这意味着厨房的工作人员要更加辛苦。但是，现在也没有证据表明，中世纪的贵族们会特别地关心他人的疾苦。

图2-3　里士满城堡主塔的露天屋顶。

和木塔一样，大多数巨大的石塔也为它们的主人另外提供了额外的住处。人们认为，罗切斯特城堡的顶层除了有一间非常宽敞且装饰豪华的私人礼拜堂，供坎特伯雷大主教独立使用外，这里还为他设置了几间私人卧室。同样，多佛和伦敦塔也有这样的卧室。然而，赫丁汉堡原先却没有设置这样的、可供领主栖身的私人卧房。尽管从外表看来，赫丁汉堡（和罗切斯特城堡一样）高有四层，但它的顶层实际上是一层虚设的楼层。虽然顶层有墙有窗，但是四壁之内藏着的只是塔楼的埋头屋顶。现在我们看到的第三层，实际上是中世纪晚期才另外修建的——这算是出现的较早的阁楼改建案例了。事实上，这样的虚设楼层并不罕见，里士满和斯卡伯勒的城堡主塔也是按照这种类似的方式修建。这样修建的意义，全在于使塔楼看起来更为雄伟、震撼，让所有人在方圆几英里内便能看到它的存在。同时，这也特别提醒了我们，建造城堡的主楼，不仅是为了居住和潜在的防卫功能，还为了礼仪和象征的功用。

因此，像罗切斯特和赫丁汉堡这样的城堡，从它们的内部，我们可以了解到许多信息，如关于城堡主人的需求与虚荣，以及他们所看重的活动等。由于人们太习惯于从纯粹的军事角度看待城堡，所以详细论述城堡和平时期的功能，十分必要。关于中世纪贵族有几大传说，其中之一就是他们最热衷于发动战争，不是针对国王，便是互相残杀。这真是谬之千里。诚然，中世纪的贵族崇尚武力，并利用他们的勇武为取得的较高的社会地位辩护。所以，说他们热爱和平，哪怕是易于相处，都是罔顾是非。但是，他们也绝非是只会烧杀抢掠的蠢货（至少多数情况下是如此）。他们深知，和平才能带来物质利益。为了建造城堡，往城堡里塞满值钱的东西，往桌子上摆满鹿肉和野雉，无论是国王还是贵族，都要依赖稳定的现金流。他们离不开佃农缴纳的租金，离不开管家卖余粮的收入。说的通俗点儿，大贵族都是地主和农场主。因此，他们不仅不应实行恐怖统治，还必须保护佃农，才能保住自己的收入。没有什么比战争对经济的破坏作用更严重的了。所以，大多数明智之士都会竭力避免战争。

然而，往日与今昔无异，即便不尚武的人，在一定的情况下，也会迫于政治或信条而拿起武器。一旦他们作出了这样的选择，城堡就变得极其重要，战争也完全地系于对城堡控制权的争夺。

1215年10月11日，一支由100名骑士组成的精锐部队来到罗切斯特城堡的城门外，要求准许进入城堡。城堡的主管雷金纳德• 德• 科恩希尔爵士（Sir Reginald de Cornhill）正盼着他们的到来。他毫不犹豫便将吊桥放下，于是，城门大开，骑士们长驱直入。

这些人是叛军，他们来到肯特郡，是为了执行一项极为危险的任务。这年的早些时候，他们和几十位贵族一起公然反抗国王，夺取了对伦敦的控制。但最近一段时日，他们开始觉察，形势正渐渐对他们不利。于是他们决定采取措施。这些骑士经同僚推选，组成了一支最骁勇善战的劲旅。他们此次行军东南，旨在开辟第二道战线。他们明白，如果要坚守住伦敦，必须分散国王的注意力，将兵力从首都引开。

从这一点看，他们的计划极为成功。两天后，一支皇家军队驻扎在了罗切斯特堡的城墙外，约翰王驾临了。

约翰是亨利二世最小的儿子，也是最不争气的一个。我们读过侠盗罗宾汉的故事，都知道，他就是故事里的坏家伙，那个爱哭鼻子的恶棍， 背叛了他的哥哥贤明的“狮心王”理查注33，篡夺了英格兰的王位。如果说这样的描述是对约翰的丑化，大多数人并不会感到多么惊奇。毕竟，罗宾汉的传奇故事是在约翰去世多年后才开始流传开来的。然而，即便我们替约翰擦掉这几百年来泼在他身上的这些脏水，他仍然是一位不受欢迎的人，更是一个不善治理国家的君主。与约翰同时代的人，也许不会认同他像传奇里刻画的那样，是一个丑恶的、堕落的恶魔。但是，他们一定会承认这个基本的事实：约翰是一位庸君。

如果想知道人们对约翰王的真实看法，我们必须把罗宾汉的故事先放在一边，转而翻开另一份截然不同却同样闻名遐迩的记录。1215年，在动身前往罗切斯特城堡之前，约翰的政敌起草了一份清单，列举了他的各项罪状。他们把清单呈给他看，希望能够劝谏他将来有所收敛。这份清单是以宪章的形式起早的，再加上清单太长，内容浩繁，不久人们便干脆称之为《大宪章》（Big Charter），或以拉丁语表达为“Magna Carta”。

所以，通过《大宪章》，我们便可以探明当时人们对约翰王的不满之处。宪章的第一条全是关于如何限制国王的权力，禁止他强取豪夺人民的金钱的。看来，约翰不断侵占人们的金钱，这一点最令人们所痛恨。1204年，约翰统治国家的第五年时，他遭受了重大的军事和政治失利，将诺曼底、安茹（Anjou）和普瓦图（Poitou）割给了法兰西国王。这些省份本是约翰帝国的核心所在，过去十多年来他一直忙于夺回对它们的控制。然而，他机关算尽，想夺回失地，却不过是为自己的没落自掘坟墓。建立同盟，反击法兰西国王，也需要付出无比高昂的代价。并且，约翰的不幸在于，他统治期间的通货膨胀导致物价（例如，雇佣兵的价格）飞升，这就更加雪上加霜。于是，约翰越来越频繁地将成本转嫁到他的英格兰臣民身上，或者不断课税、涨税，或者因小过、小罪而罚没巨款，或者因有名无实的恩惠而要求臣民拿出巨额的献金。没过多久，希望约翰下台的人便超过了支持他继续统治的人。他竟然沦落到了这种境地。对于任何政治领导人来说，这种处境都极为危险。

然而，从某些方面来说，1215年国王面临的那场叛乱，责任也不完全在他自己。巩固王权，削弱贵族的权力，他的父兄也基本是以同样的方式统治英格兰。他们的政策成功与否，一条显而易见的衡量标准是看他们的城堡数量。1154 年，亨利二世统治之初，全国只有20%的城堡属于王室。在亨利二世即位前的20年间，是私建城堡（大多是土堤-堡场式城堡）的爆增期。亨利二世即位后，他采取的第一批政策，就包括下令拆除（必要时也会强行拆除）这些私建的城堡。与此同时，正如我们所见，亨利二世和他的儿子们也在大肆地修建新式城堡，即像纽卡斯尔、斯卡伯勒、奥福德和奥迪厄姆（Odiham）这样雄伟巨大的石塔。等到约翰二世去世时，王室城堡与贵族的城堡的比例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英格兰，几乎一半的城堡归王室所有。因此，在国王与贵族的权力对比中，城堡向我们提供了最有力的指标。

显而易见，叛军将这些积怨摆到谈判桌上，是因为约翰希望通过《大宪章》解决这些问题。

“任何人未经法律审判而被我们剥夺了土地或城堡，”约翰宣称，“我们都将立即归还。”

但是，约翰接着又补充道：有些土地和城堡是被“我的父王亨利或我的兄长国王理查”所剥夺的；对此，他的子民应予以体谅。然而，约翰这样钻牛角尖，却忽略了一个基本的事实，即亨利和理查都是比约翰更贤明的国王。他们是骁勇的斗士，而约翰却因为懦弱而被人声讨。尽管约翰证明了自己，他是一位精明能干的行政长官（涉及征税方面，约翰也可以充满活力而高效），但他却是一位糟糕的国王。他赢取不了臣民的忠心。对他们的野心，他既无力制衡，也不能有效疏导。而且，他也做不到赏罚分明。最重要的，约翰是个品德低下的人。他在人们和他交谈时窃笑；他许下的诺言无法兑现；他吝啬，靠不住；他甚至勾引一些贵族的妻女。亨利二世和理查也许做不到一贯如一地公平，但是总体上，人们喜欢他们。至于约翰，几乎没人喜欢他。

说到底，是因为约翰的个性，注定了《大宪章》的失败。劝谏约翰作出这样细致的承诺几乎没有任何意义，因为他一定会尝试摆脱这些承诺，并最终遂他心愿。果真，谈判刚一结束，约翰便向教皇写信，强调他如何遭到胁迫才颁布了《大宪章》，并恳请教皇废除《大宪章》的效力。不过，等到教皇回信时，约翰的对手已经想通了，《大宪章》甚至值不回用来草拟宪章的羊皮纸钱。国王绝不会信守承诺，他们也不能强迫国王。于是，他们也放弃了推行《大宪章》这一解决方案，转而支持一种更简单的方案，那就是把约翰的王冠送与别人加冕。到了这一年的秋天，无论是国王，还是叛军，他们都在公开备战。

最终，这场战火烧遍了全国。英格兰东南部，尤其是肯特郡，是斗争的最重要场所，因为双方都在寻求欧洲大陆方面的支援。叛军一方已经决定，要将英格兰的王冠献给法兰西国王的长子——路易王子。夏天的时候，他们已经向路易发出了邀请，现在正企盼着他快点到来，亲自主张他的权力，并带来他们亟需的增援。与此同时，约翰也在寻求着海峡对岸的支援。他的支援是来自佛兰德人的雇佣兵。不久前，国王刚刚派遣征兵代理人前往海外。现在，他正焦急地徘徊在南海岸，一面努力争取海峡港口城市的效忠，一面对雇佣兵翘首企盼。

在这种情况下，罗切斯特城堡因为坐落在梅德韦河对面通往伦敦的干道上，争夺它的控制权就变得尤其重要了。和所有人一样，约翰也深知这一点。因此，从5月份开始，当反叛的苗头刚起时，他便盯上了这座城堡。国王已经给坎特伯雷大主教去了两封信，毕恭毕敬地问他，介不介意指示他的城堡主管，将这座巨塔交到王室的代表手中。然而，两次请求均石沉大海。大主教本来就是约翰的主要批判者之一，而且，他也太了解国王打的是什么算盘了。所以，他索性不闻不问。同样，说到罗切斯特的城堡主管雷金纳德• 德• 科恩希尔爵士，他与国王之间也没什么感情可言。他欠了王室巨债，近来他的肯特郡长的职衔又被约翰罢免。因此，科恩希尔的反应可能更为关键。很可能，他为伦敦的叛军报了信儿，表达了帮助他们的意愿，并承诺给予支持。

伦敦的叛军意识到，罗切斯特城堡已是他们的囊中之物。这时，他们便制定了作战方案。他们派出了一支骑兵部队去占领城堡，依托城堡，抵抗约翰。这支部队的头领便是威廉•德•阿尔比尼爵士（Sir William de Albini）。威廉爵士纯属于一匹“黑马”，我们对他的信息掌握得并不多。当然，既然他被选中（或志愿）指挥这项任务，就表明他一定是骁勇善战，并且享有威望。与他同时代的一位作家形容他是“意志刚强的斗士，精通战略的专家”。不过，更令人费解的是，他似乎和约翰的其他敌人不同，对约翰并没有什么个人恩怨。一方面，他明显是叛军的领导人之一，夏天的时候，他被提名为负责执行《大宪章》的25人之一。另一方面，直到《大宪章》起草的一周前，阿尔比尼才加入叛军。不过，无论他起兵反抗国王的个人动机是什么，接下来的几周时间，都证明了他对反叛事业的奉献是毋庸置疑的。

阿尔比尼和同伴抵达罗切斯特城堡，是在一个周日。进入城堡后，他们惊慌地发现，这里的储藏室储备匮乏。这里不仅枪支弹药短缺，更令人忧心的是，他们几乎毫无存粮。为了补救这一艰难的局面，他们迅速行动，为了粮草而洗劫了罗切斯特市。不过，他们洗劫粮秣的行动只持续了48个小时。周二的时候，约翰已经率军兵临城下了。

在这种局势下，也不见得一定会短兵相见。虽然冲突的一方占领了城堡，另一方率军出现在城外，但是也不能想当然地认为，一场围城之战必然在所难免。城堡内的守军也许会躲在城垛上观察敌军的数量，发现敌军人数庞大并迅速地估计一下胜算有多大后，他们也许会决定，投降才是最有利的选择。同样，围攻者在评估了守城力量的强弱后，也许会移师进攻更容易拿下的据点。这样的情况并不罕见。然而，在这场斗争中，双方均是孤注一掷，而且罗切斯特城堡对他们各自的战略又至关重要，所以无论是国王还是他的敌人，他们都拿出了殊死一战的决心。虽然城堡内的叛军粮草不足，但他们还是决意勒紧裤腰带，坚守到底。约翰王扎营在了城堡外。他望着罗切斯特城堡雄浑的城墙，誓要把它们砸开。一场浩大的围城之战即将拉开序幕。

研究这次围城，非常有意思。这不仅是因为它是中世纪最大的一次围城之战，还因为我们现有的相关文献对它的记录非常完整。直到12世纪末之前，我们对英国历史的研究，大部分时候只能听凭修道院的编年史家的摆布。这些人就是他们那个时代的记者，而且和现代的记者一样，每个人的报道质量也参差不齐。有些人的记录非常准确，但是另一些人的则倾向性明显，信息闭塞，或者过于夸张。幸运的是，我们有几位高素质的、严肃的、可靠的编年史家，带领我们拨开罗切斯特围城的迷雾，为我们提供全方位的精确信息，供我们了解这场斗争的进程。例如，信息的提供者之一是科吉歇尔的拉尔夫（Ralph of Coggeshall），他便为我们记录下了约翰和叛军的初次交锋。国王刚到罗切斯特的时候，打算摧毁梅德韦河上的桥梁，以切断敌人与伦敦同盟军的联系。国王的第一次尝试便以失败告终。当时，国王的人马乘船沿河而上，从下面放火烧桥。但是，判军派了60人的小分队击退了他们，熄灭了大火。第二次进攻，国王的人马则大获全胜。他们摧毁了桥梁，把叛军逼退到了城堡之内。

类似这样的报道非常有价值，而拉尔夫提供的一些细节描述同样引人入胜。（例如，他向我们控诉，约翰的人马竟然把罗切斯特大教堂当作马厩。他说这话时的震惊口吻，也只有义愤填膺的修道士才适用了。）

我们终于不用再完全依赖像拉尔夫这样的编年史家了，这对我们了解英国历史尚属首次。自约翰统治初期开始，我们便又多了一道信息来源（在某些方面，甚至更可靠）。1199 年，约翰登基时，英格兰的国王一直有一个习惯，那就是每天发布十几道谕令，派人送给皇室的代理人。但是，约翰做了一项重大的创新，他命令书记员给这些谕令备份。于是，国王写的每一封信笺，都由皇室档案管理人员忠实地誊写到更大的羊皮卷上。这些羊皮卷一直保存到了今天，完好地存放在英国公共档案馆（Public Record Office）。更妙的是，每一封信笺的日期和地点都被标记了下来。即便约翰的谕令枯燥乏味，我们仍可以利用它们追踪国王去过的任何地点与时间。例如，我们了解到，10月11日，国王身在奥斯普林吉（Ospring），到了10月12日，国王就抵达了吉灵厄姆（Gillingham）。他在罗切斯特发布的第一道谕令是在10月13日。第二天，他便向坎特伯雷的人马发了谕函。

“忠诚于皇室的诸位，我命令你们，”他写道，“见信即日夜兼工，全力以赴，制造十字镐。城内所有的铁匠应即刻停止其他一切活计……而你们，应速速将十字镐送往罗切斯特。”

看来，约翰从一开始，就计划用蛮力攻入罗切斯特城堡。

13世纪初，围城战役是一门古老的艺术，攻城者面临的选择也很多。然而，对于约翰来说，有些路却已经被堵死了。罗切斯特城堡的塔楼在最初设计之时，已经特意对此进行了防范。塔楼第一层的入口，用一幢前翼楼进行保护，这就排除了使用攻城锤的可能。同样，塔楼耸立如云的高度也杜绝了利用梯子或所谓云梯（有轮的木塔）攀爬城楼的想法。石塔全由石块砌成，顶部封以铅皮屋顶，塔楼对火攻也基本免疫了。面对这重重障碍，大部分指挥官会选择安营扎寨，等守城者耗光粮食。然而，约翰既耗不起时间，也没有这样的心情。相反，他选择了一种更为危险的策略，试图强行攻入。但是，为了锤击城堡，必须充分地接近城堡，仅是这一点就会冒极大的生命危险。毕竟，我们都知道，城堡内的人马配备了十字弓。

大概在11世纪中期，十字弓便出现了。而且，很可能是在诺曼征服时期，十字弓（与骑兵和城堡一道）被引进英格兰。从某些方面来说，作为杀人工具，它们不如传统的长弓有效率，因为它们的“发射”速率比较低。使用长弓（最简单的一种弓箭）时，弓箭手只需要单手向后拉开弓弦至其耳廓处，然后在射出时松开弓弦即可。但在使用十字弓时，这套程序就复杂多了。备射时，十字弓的头朝下，弓箭手一只脚踩进十字弓最前端的弓镫里，然后双手拉开弓弦，这一套动作也被称为“张弓”（spanning）。弓弦拉满后，将弓弦挂在牙钩上，进行固定。然后，装置箭镞，将箭或矢装入前端的矢道，也许还会用一块蜂蜡进行固位。

这样一套费时费力的备射程序，决定了十字弓并不适应所有类型的战争。例如，当战斗正酣时，十字弓的使用便十分受限。然而，对于陷入包围的人而言，他们有充分的时间张弓、装箭、瞄准、射击。此时，十字弓便是武器的上选了。射程和穿透力上的优势，大大地弥补了十字弓在发射速率上的不足。与长弓相比，同样张满弓弦，十字弓能在弩机与弓的顶端（弩臂）形成更强劲的张力。到了约翰时代，得益于制造弩担的新技术，十字弓的威力更加致命。此前，弩担一般是由简单的紫杉木或梣木木条制成。从12世纪末起，十字弓制造者开始生产黏合或“合成”的弩担。这种弩担的成分不仅仅限于木条，还包括鲸骨和动物的肌腱。制作者将它们黏合在一起，再用羊皮纸（干羊皮）包裹起来。用这种新式的合成弩担制成的十字弓，射程极广，可以射杀远至900英尺范围内的任何目标。至于穿透力，它们更为致命。在传统的弓箭面前，穿着铁甲、拿着木盾的骑士也许还有几分活命的可能（当然，倒霉的老国王哈罗德是个例外，他被箭射中了眼睛）。然而，面对精准的十字弓，他们没有任何生还的可能：箭镞会击碎木盾，射穿锁子甲。一夜之间，在战场上得以幸存变得如彩票开奖一般难得，即便对那些买得起最昂贵铠甲的富人也不例外。难怪教皇会谴责十字弓，人们也称十字弓是魔鬼的发明。

图2-4　魔鬼的武器。这只12世纪时雕刻的柱头展示了恶魔使用十字弓的场景。

马修•帕里斯（Matthew Paris）是圣奥尔本斯（St Albans）的修道士，也是13世纪热衷于记录野史秘闻的编年史家之一。据他记载，在罗切斯特围城中，约翰王差点儿被十字弓射杀，而他自己却浑然不知。叛军的一名十字弓手埋伏在塔楼内，他发现了约翰王，立即瞄准了这位国王，准备射击。然而，在扣动扳机前，他向叛军的领袖威廉•德•阿尔比尼请示，却被阿尔比尼制止了。阿尔比尼说：国王的生死不应该由我们凡人来决定，只有上帝才能决定如何处置他。这个故事的每一个字眼都透着虚构的气息——故事是在围城之战结束近20年后才写就的，而且紧接着作者便叙述了一则类似的圣经故事。但是，即便排除故事的表层意义，我们至少可以发现一些故事背后的信息，即当时的人们深知十字弓的巨大威力。即便是一名无足轻重的步兵，有了十字弓，也可以要国王的性命。约翰比所有人都更明白这一点。1199年，“狮心王”理查一向所向披靡，却被一只十字弓镞射中了肩膀。之后，伤口化脓，进而夺走了他的性命。约翰本来就贪生怕死，再加上他的兄长的猝死犹如昨日，所以1215年围城时，他总是自觉地避开十字弓的射程。

虽然约翰被敌人逼得时刻保持警惕，但他也不甘于躲在防线之后而束手无策。相反，国王也装备着最新式的攻城武器，而且，他的新玩意儿更加庞大。另一位可靠的、掌握信息充分的编年史家巴恩韦尔（Barnwell）曾记述道，国王前往罗切斯特时，带了“五座投掷机器”。毫无疑问，这些机器就是那个时代最重型的火炮——配重式投石机（trebuchet）。

配重式投石机就是巨型的弹弓或投石器，是专门为了摧毁城堡的城墙而设计的。这种武器的设计理念古已有之，针对砖石结构的投掷机器也存在成百上千年了。然而，配重式投石机却是对这一旧理念的创新，是12世纪末革命性思维的产物。

图2-5　单兵将轻型投石车准备就绪。

投掷机器的基本工作原理有两种，它们或者利用绞盘提供推射力，或者利用杠杆原理。绞盘式投掷器自罗马时代便被投入应用了。例如，轻型投石车（mangonel）是利用简易的弹射投掷臂，装置在沉重的木头基座上，用绞盘把投掷臂拉下来，装弹，然后发射。此外，弩炮或石弩，一种巨型的十字弓，也是罗马人使用过的武器，直到中世纪，无论是攻城者或是守城者，仍在使用着这种武器。相比较而言，利用杠杆原理的机器则属于较近时期的发展了。即便如此，在约翰王时期，它们也发展得非常成熟了。在10世纪，中国人发明了一种被西方人称之为“牵引式投石车”（perrier）的简易投掷装置。牵引式投石车将长长的投掷臂固定在三角形的底座上，和跷跷板相似，但是支点却不在中间，而是在比较靠近横梁的一端。投掷臂的近端固定有一组垂下的绳子。操作这种投石车时，人拽下这些绳子，把投掷臂的长端翘至空中，石弹便被投掷了出去。

12世纪，阿拉伯人发明了配重式投石机。可以说，它是牵引式投石车的升级版。但是，它在弹射投掷臂时，靠的不是人拉绳子，而是大型的配重物。

中世纪时期的配重式投石机原物没有被保存下来。不过，我们在中世纪留存下来的手稿中发现了它们的绘图和示意图。利用这些资料，历史学家和工程师组成团队，在威尔士的卡尔菲利城堡（Caerphilly Castle）建造了一个仿制品。和十字弓一样，配重式投石机这种机器也是基于储存能量的工作原理。储能的第一步是升起配重物至适当位置。配重物其实是一个木箱子，里边装着大约2吨的泥土与岩石。四五个人一组拉动绳子，大约5分钟可以完成这一步骤。一旦配重物被升起并固定在适当位置，就可以装弹了。投掷臂的长端绑着吊索，炮弹就装在这个吊索里。这里使用的炮弹是浇灌混凝土的圆球，早期的炮弹是由石头或铅制成的。一切准备就绪后，猛地扣动扳机，配重物随即落下，巨大的拉力将投掷臂的短端拽下去，长端被弹射起，带着吊索一同飞出。

整个动作难以用语言形容，但是观赏时就像高高投掷的板球划过的弧线一样，极其优美。最美妙的地方是发射时发出的声音，或者确切地说，是它几乎不发出太大的声音。不同于火炮发射时的爆裂音或导弹发射时的哨音，这里只有炮弹从木架下弹起时划破长空的声音，和投掷臂停止弹射后的震颤音——然后，一切便归于了平静。炮弹在空中飞射时，一切寂静无声。这种感觉，就像看电影时关掉了声音，只静静地欣赏这令人沉醉的画面。无论是投石机的投掷动作，还是炮弹划过的弧线，都是一样的美不胜收。

必须承认，卡尔菲利城堡的配重式投石机就是一只引人注目的怪物。这座投石机是根据原尺寸制作的仿制品。它的投掷臂长20英尺，装的炮弹重25英磅，如果投向建筑物，将造成严重的破坏性后果（在卡尔菲利，这些炮弹是瞄准护城河投射的）。然而，中世纪的工程师是很有可能造出更大型的配重式投石机的，例如，投掷臂长50英尺、尺寸比现在大两倍的庞然大物。很少有东西能抵挡住这种巨型武器的攻击，堡场内木质的建筑会被轰得粉碎，铅皮的屋顶更是不堪一击。唯一能够承受它正面冲击的，也许就只有砖石建筑了。不过，要达到这种效果，还要取决于许多其他因素。例如，攻城者是不是敢于把机器拉到距离城堡足够近的地方距离，机械的大小和炮弹的轻重，等等。此外，这还要取决于工程师的技术和投石机的精准度，因为如果要轰塌坚固的砖石建筑，大多数情况下需要连续多发炮弹落在同一射击点。当然，还有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城墙到底能建多厚、多坚固？

图2-6　牵引式投石车。

图2-7　位于卡尔菲利城堡的配重式投石机的仿制品。在投掷臂的一端拉拽绳子，在另一端摇动绞盘，借此将（木架内的）配重物升起来。

实际上，罗切斯特城堡内的各位也在叩问着他们自己相同的问题：塔楼12英尺厚的城墙，能扛得住约翰王配重式投石机的轰击吗？那位名为巴恩韦尔的编年史作家说，攻城者对城堡的轰炸不分昼夜。不过，无论是巴恩韦尔，还是其他任何编年史家，他们都没有提供任何记录，可以表明这里的守城者没有像我们常常耳闻的、在其他围城中出现的情况那样，受到任何心理上或生理上的恐怖冲击。例如，有时为了制造瘟疫或传播恐惧，攻城者会将腐烂的动物尸体或牺牲的敌人的头颅，越过城墙，扔到被围困的城市或城堡里。约翰可能并未诉诸这样的策略（即便他做了，也没有人会奇怪）。但是，他也明白，不间断的火力网会不断地给敌人增加心理压力。石弹如雨点般落下，食物越来越少，凛冬又开始降临。伴随着这一切，毫无疑问，他们还能再支撑多久呢？

然而，他们真的撑了下去。他们的意志如此顽强，部分是因为他们坚信骑兵援军终会到来。即便不是路易王子率军，也一定是他们伦敦的同盟军。据一位编年史家记载，留在伦敦的骑士曾向阿尔比尼和他的战友发过誓，假如罗切斯特被围困，他们一定会去驰援。在某种程度上，他们遵守了诺言。围城两周时，一支由700名骑兵组成的部队离开伦敦，动身朝罗切斯特进军。然而，走到路程的一半时，他们丧了胆气。到了达特福德（Dartford）时，他们又折返了回去。他们这样做的原因尚不明确，但是据推测，也许是他们派出的侦察兵回来了，向他们报告了约翰军队的规模。我们不知道国王的兵力具体有多强大，但是700名全副武装的骑士被吓得临阵退缩、逃之夭夭，仅仅从这一点看来，我们多少也会心中有数。

约翰很快就获悉，他的另一部分敌人已经做了“缩头乌龟”。听到这个消息，他心里应该会窃喜吧。但是，这并没有给他带来多少慰藉。虽然约翰造价不菲的攻城机械还在不断地朝罗切斯特城堡和它的守卫者投掷着炮弹，可他们却还在负隅顽抗。日子一天天过去，有一个事实也越来越清晰，越来越令人烦躁。那就是，投石机是不会起什么作用了。因此，国王只好把全部的希望寄托在这最后的选择上：他要在巨塔下挖掘地道，希望石塔塌陷下去。

挖掘地道的技术早已有之。据悉，罗马人和维京人在早前围攻城市时就已经使用这种策略了。这样做的目的是在城墙的地基下挖掘一个或多个地道，用木桩支撑住上方的土层，最后撤离后再烧掉这些木桩，造成城墙坍塌。但是，这种策略并非百试不爽。如果城墙建造在坚硬的岩石上，在下面挖掘地道可以说是毫无可能。如果城墙外设有护城河，或者地面下的土壤松软或有浸水，这同样不具备挖掘地道的条件。此外，即便挖掘的条件理想了，挖掘者本身的条件却和理想远远沾不上边：他们工作的环境阴暗、潮湿、危机四伏——如果他们头顶的土层突然塌陷，那么他们挖掘的地道也就成了自己的坟墓。

在和平的条件下挖掘地道尚且不易，在战争的环境中就更加危险了。毕竟，被围困的一方会不惜一切代价阻断挖掘者的进程。在开始挖掘前，挖掘者竭力靠近拟定的挖掘地点时，便要想方设法躲避对方的箭林镞雨。为此，他们要借着“龟壳”或“猫”（一种有轮子的木头遮蓬，上面盖着浸水的动物毛皮，以防敌人的火攻）的掩护，小心翼翼地前进。即便到了地下，挖掘者依然要面临被攻击的危险。罗马的作家提到过，曾有守城者用大水漫灌地道，淹死攻城的敌人。此外，守城者更常用的迎敌策略是和敌人对挖地道。这样做，要么是希望造成敌人地道的坍塌，要么是打算直接和敌人短兵相接，在地下赤手相搏。

约翰非常幸运，工程师向他汇报，罗切斯特周围的土壤环境适合挖掘地道，即便如此，这项任务也绝不轻松。尽管坎特伯雷的铁匠生产的所有十字镐已经送到了他们手中，这项行动也必定要持续数周。其中，挖掘者遇到坚固的石头地基时，任务还一度中止。这些石头地基并不属于城堡主塔或城墙，而是旧罗马时代罗切斯特市的城墙地基。他们只有绕过这段地基，才能继续挖掘。

对于困在城堡内的守卫者来说，这就是一场既痛苦又漫长的等待游戏。没有任何证据表明，他们尝试了上述任何一种先进的反攻策略——当然，除了在等挖掘者从地道中爬出来时，守城者用十字弓射杀他们。和对付投石机一样，守卫者只能寄希望于塔楼和地基的坚固程度。当然，如我们所知，它们也的确非常深且坚固：19世纪末，在对该城堡进行考古发掘工作时，发掘者都没能挖到城墙的地基底部。约翰若想挖到城堡主楼的正下方，这简直比登天还难。

然而，最终，约翰手下的挖掘者们做到了。到11月25日，地道已经准备就绪。现在，这座成百上千吨的建筑仅靠着地道里的木桩支撑。同日，约翰派人给他忠心耿耿的仆人休伯特•德•伯格（Hubert de Burgh）送去一封信，信中写道：

“我们命令你送来40头做培根肉用的生猪。”当然，这不是用来犒劳辛苦的地道挖掘者的。即便他们都是像约翰那样的饕餮，也消耗不了那么多的火腿三明治。国王进一步解释道，他们需要的那种猪，是“油脂最厚、最不适合食用的猪”。原来，约翰需要的并不是食材，而是油料。他们需要用这些倒霉的动物，“点燃放置在罗切斯特主塔地基下的木桩”。

一旦地道挖好，里边便会塞满枯树枝、稻草等引火物，准备放一场大火。然而，关于猪油是如何被引进地道中的，这是争论的焦点。上一代的历史学家比较有想象力，他们设想，这40头壮猪被人在尾巴上绑了火把，是被活生生地赶进地道里的。遗憾的是，现代的军事专家认为这不大可能。即便对于约翰而言，活猪身上绑着火把四处乱窜，这种场面也太滑稽了。现在，人们一般认为，是猪被屠宰后，炼好猪油，随后把猪油倒进木桶里，再把木桶滚进地道中的。

接下来的场面，不管有没有伴随着猪的嚎叫声，都已经足够震撼，令人胆寒。他们把火把扔进地道中，地下深处，引燃物被点燃，猪油烧得噼里啪啦响。火苗开始吞噬浸满油脂的木桩。随着火势蔓延成一片火海，木桩也开始断裂。顷刻间，地道上方的土层开始塌陷，巨大的城堡主塔在一阵剧烈的震动之后，开裂了。最后，伴随着震耳欲聋的轰鸣声，城堡主塔的一角倒塌了。

尘土尚在飞扬，约翰的人马便已经从裂开的墙洞中冲进了城堡主塔。神奇的是，城堡内的人虽然刚刚经历了混乱与恐慌，却仍不忘顽强地抵抗。城堡主塔的东南一角已经沦为一片废墟，但是它巨大的横壁却依然屹立不倒。利用横壁的掩护，叛军孤注一掷，组成了最后一道防线。他们成功了。尽管国王的人马也努力了，但他们还是没能强行攻入城堡。

在围城之初，约翰曾公开地嘲讽过对手的斗志。

“我太了解他们了，”约翰曾如此唾弃道，“他们不足为患，更不值挂虑。”

现在，围城已经7周了，国王一定恨不得把自己当初的话给收回去吧。

虽然约翰使出了各种进攻手段，可最终还是饥饿迫使了叛军投降。到了这个地步，这些人在城堡主塔里是真的没有任何供给了。他们不得不沦落到以他们昂贵的战马为食。编年史作者巴恩韦尔说，这马肉“对于这些吃惯了山珍海味的人来说，实在难以下咽”。起初，守卫者试图减少损失，把“那些表面上与战争最不相关的人”放出去。例如，衰弱得已无战斗力的士兵，或者像秘书、铁匠这样的非战斗人员。不过，约翰可没心情接受这样的妥协。这些人走出来后，约翰便命令手下把他们的手、脚砍去。他这样做，是要威慑城堡里边的人，让他们赶快投降。最终，剩下的叛军也完全失去了战斗力，只好放弃抵抗。非常巧合的是，这一天恰好是11月30日， 圣安德鲁日注34。围绕着这座城市的城堡的争夺，已经持续了近两个月。

“在人们有生的记忆里，”编年史作者巴恩韦尔在结尾部分写道，“还没有哪一场围城战，攻城者会这样疯狂地紧逼，守城者会这样顽强地坚守。”

在付出这样漫长、高昂、惨痛的代价后，约翰明显已没有心情表现出任何的仁慈。据一位编年史家记载，为了庆祝胜利，国王打算将所有叛军绞死。以国王的性格，他并非做不出这种事。毕竟，人人皆知，国王每次占上风时，便会得意忘形。但是，还是这位编年史家所述，约翰的外籍雇佣军首领向他劝谏，哪怕是为了自身利益考虑，也应该表现得宽容一些。他强调，战争尚未结束，如果在随后的战斗中，被俘虏的是约翰自己或他的盟友呢？国王最好把敌人囚禁起来，而不是挑起一轮以牙还牙、你死我活的报复行动。谁敢说最后套在绞索上的，不会是自己的脖颈？

约翰真的需要自己的属下将这种利害关系解释给自己听吗？这值得怀疑。在13世纪初期，向战败的对手表现出仁慈，是再正常不过的行为。自从1066年开始，骑士准则便制约着英格兰的战争。后来，这种准则渐渐变了味儿，例如脱下斗篷盖住水坑，或者让对手先出手。到了约翰的时代，骑士准则已经与上述变了味儿的准则毫不相干了。现在，它在本质上意味着政治杀戮成了一种禁忌。自然，这一准则并不适用于贵族以外的社会成员。在围城的最后阶段，当罗切斯特的叛军中“与战争较不相关”的人员在约翰的命令下被砍去手脚时，约翰已经对这一准则表达了最够的敬意。在叛军投降后，他再次遵守了准则，只绞死了一位叛军的十字弓手（这显然是为了惩罚他的背叛行为——这位出身卑微的十字弓手是在约翰的王室家庭中长大的）。骑士精神并非是对所有人的生命表示尊重，而是禁止上层阶级间的互相杀戮。它就是这样一种准则，它的逻辑基础正是建立在约翰的外籍雇佣军首领所阐明的自利上。

而且，骑士精神的自利性，不仅限于确保避免互相报复。饶恕了贵族敌人的人，还能够以赎金的形式获得巨大的收益。俘虏是宝贵的财产，约翰深谙于此。叛军被戴上枷锁之后，约翰亲自没收了他们之中最重要的成员。例如，威廉•德•阿尔比尼被押送到了国王位于科夫的城堡，并最终赚取了他4000英镑的身价。就这样，约翰在侵占了最上乘的俘虏之后，便慷慨地把其他次要的俘虏赏赐给了众盟友们。

对于叛军方面而言，在罗切斯特围城战中的战败是对他们反叛事业的一记重击。伦敦的贵族余党也彻底死了心。编年史作者巴恩韦尔在关于罗切斯特围城章节的结尾部分，下了这样的定论：“继续信赖城堡的人，已经寥寥无几了。” 毫无疑问，他是对的。1216年年初，当约翰挥师东安格利亚时，科尔切斯特（Colchester）、弗瑞林姆（Framlingham）与赫丁汉的三座城堡相继陷落。它们可都是固若金汤的石堡。在罗切斯特城堡陷落之前，人们可能还残存着守卫这三座城堡的希望。然而，在经历了这年秋天的大围城之后，他们已不再抱有这样的幻想。

尽管约翰连战连捷，但他却一直鼓不起勇气对伦敦发动决定性的攻击。他为他的拖延付出了巨大的代价。1216年5月，在叛乱爆发整整一年后，路易王子在肯特郡登陆，并迅速地夺取了对英格兰东南部的控制。原本被约翰拿下的城堡，一下子又落入了敌人的手中。只有国王最亲密的仆人，还在为国王坚守着托付给他们的城堡。休伯特•德•伯格，为国王献上活猪的那位，成功抵御了法国人的攻击，守住了那座雄伟的多佛城堡。

到了1216年秋，战争陷入僵局。约翰控制了英格兰的中部地区，但是南部和东部地区仍然在敌人的掌控之中，而这一局面因为国王的殚精竭虑和过度放纵才最终打破。10月初，约翰与金斯林港（King’s Lynn）的议会议员们享用了一顿丰盛的晚餐后，害了痢疾。他勉强撑了几天，赶到了位于纽瓦克（Newark）的城堡。然而，等他到达时，人人都看得出来，他快要不久于世了。

10月18日的凌晨一两点钟，随着城墙附近一阵狂风大作，国王两腿一蹬，终于撒手人寰。

既然战争是由约翰一手挑起（因为他治国的无能，反复无常的个性和言而无信的劣行），且他也已经离世，那么战争也就没有理由继续下去了。此外，即便是冥顽不灵的叛军，他们也没有理由反对约翰无辜的儿子。约翰的儿子才9岁，现在已加冕为国王亨利三世。而且，新国王的地方长官们鼓励停战，认可了叛军的多个诉求的合法性。他们发布了新版的《大宪章》，并表示未来国王也会尊重宪章的条款。现在，唯一不划算的就是路易王子了。最后，在林肯打了一场决定性的战役，又获得了巨额的款项补偿后，路易王子才被劝服撤军。

图2-8　罗切斯特城堡主塔重建的一角。

到了1217年，战争结束，一切又回归太平了。然而，罗切斯特城堡却还是千疮百孔，一片颓败，只依稀能看出它昔日的雄伟。直到10年后，建筑师才姗姗来迟，为罗切斯特城堡受到的破坏进行弥补。然而，他们的任务不是重建，而是修复。在城堡内部，新的拱门失去了往日的精致，看上去颇为寒酸。外部的对比更为触目惊心，城堡主塔坍塌的一角得到了重建，但是却没有像原来那样建成方角，而是建成了圆角，这严重地脱离了审美的趣味。原本多么雄浑的建筑，现在成了这一副不伦不类的模样。当然，国王的石匠们本来关注的也不是让城堡变得更具审美趣味，更不是一点点地恢复它的完整。总之，这次的围城之战以其可想象的最生动的方式，说明了一个道理：石塔，即便是最雄伟的石塔，也是可以被攻陷的。然而，这时石匠们已经开始思考可以让城堡变得更为坚固的新方法了。

第三章　帝国的建立——爱德华一世、威尔士征服与城堡帝国

卡纳芬城堡

哈勒赫城堡

康威城堡

卡尔菲斯城堡

卢德兰城堡

迪甘韦城堡

波马利斯城堡

……

在英国，我最爱的城堡之一，就是卡纳芬城堡。

卡纳芬城堡坐落在威尔士北部的海滨，对面就是安格尔西岛（Island of Anglesey），终日被成群的天鹅与海鸥环绕。虽然城堡的地理位置偏僻，但很多人对它却并不陌生。因为，1969年，这里举办了一场盛大的典礼， 即查尔斯王子受封为威尔士亲王注35的授衔仪式。

卡纳芬城堡最适合这种场合了。这不仅仅因为它的结构布局犹如露天体育场，还有其他很多原因。几百年来，前往卡纳芬瞻仰这座规模宏大的城堡者络绎不绝。 塞缪尔•约翰逊博士注36在1774年的日志中，将卡纳芬城堡描述为“一座庄严巍峨、固若金汤的巨厦”。

对我来说，卡纳芬城堡的魅力部分来源于它的与众不同。它和那些伴随我成长的肯特郡的城堡，如罗切斯特城堡和多佛城堡等，有所不同。首先，卡纳芬城堡没有一座明显的巨塔或城堡主塔。它的防御力量来自于城堡四周的巨大围墙。这是对13世纪城堡设计理念的大胆背离。从这方面来说，卡纳芬城堡也是它那个时代的“典型”城堡。除此之外，卡纳芬城堡在其他各个方面都与同时代的其他城堡截然不同，例如它堡垒、宫殿合二为一的结构，多角的塔楼，横纹的砖体，以及城垛顶部的石雕像等。

正如我们所见，卡纳芬城堡的建造离不开成千上万人的共同付出，但是这些人却没有留下他们的名字。然而，有一个人的名字却被历史所铭记，归根结底，建造城堡的成就也被他一个人所独享。这个人就是英格兰国王爱德华一世。他建造卡纳芬城堡，是为了以尽可能宏大的方式，庆祝他1283年对威尔士的征服。爱德华一世理想中的城堡，是巍峨的王室宫殿与坚不可摧的堡垒的合二为一，是管理他新“领地”的行政中心。同时，他也希望通过它向世人庄严地宣告，威尔士已经成为新的“不列颠”帝国的一部分。卡纳芬城堡满足了他所有的这些预期。

卡纳芬城堡最引人注目的地方在于它并非孤立存在。13世纪末，爱德华一世以惊人的速度建造了一系列伟大的城堡，卡纳芬城堡“只是”其中之一。在这些城堡中，其他著名的还有哈勒赫（Harlech）、康威（Conway）、卢德兰（Rhuddlan）和弗林特（Flint）等城堡。当然，这其中还包括一座未竟之作——伟大的波马利斯城堡（Beaumaris Castle）。它们都是在英格兰战胜威尔士之后奉国王之命修建的。这些城堡形成了一个整体的建筑群，至今仍是世界建筑史上最引人瞩目的建筑成就之一。它们不仅是强大的堡垒，是13世纪新的设计理念的完美体现，还是精致的艺术杰作，生动地诉说着一位所向披靡的国王的丰功伟绩。

那么，究竟是什么驱使着爱德华一世要这样过度地宣示权力？他又是怎样的一个人呢？作为国王，爱德华一世身上有许多伟大的品质。他身材高大魁梧，不仅有拔山盖世之勇，而且有统率三军之能。他进行十字军东征，契合基督徒统治者的完美形象。他还是一位伟大的立法者，一位忠诚的丈夫。不过，爱德华一世身上也有一些不太令人喜欢的性格特质。或者更坦率地说，他身上也有阴暗的一面。之前的历史学家常常忽视这一点。但是，与爱德华一世同时代的编年史家就注意到，爱德华一世也有狡猾、虚伪的一面。此外，无论看待任何问题，爱德华一世只站在自己的角度考虑。最重要的是，他不容任何人玷污王室的尊严。

我们自以为可以读懂他人的想法和意图，这其实是非常危险的，尤其当他人已经作古了700多年时，就更是如此。但是，如果我们必须分析爱德华一世的心理，解释他为什么会对王室的尊严如此敏感的话，我们也许要追溯到他父亲的统治时期，以及他从中得出沉痛教训的那段经历。爱德华一世的父亲是亨利三世，我们前文提到他时，他还是个9岁的小男孩，在他父亲约翰王过世后便被加冕为国王。从他1216年即位起，到他1272年去世时，亨利三世的统治时期虽然漫长，却并不太平。亨利三世的性格虽然不惹人讨厌（实际上，他是一位非常可亲的小伙子），但是和约翰王一样，他也缺少明智的判断，常常作出糟糕甚至无能的决策。到了1258年，这个国家的大人物们已经对他的错误，忍无可忍，强行剥夺了他的王权。

这时候，爱德华一世已经懂事了，可惜他只是个十来岁的孩子，无力帮助他的父亲。他唯一能做的，就是默默地站在幕后，眼睁睁地看着国王是如何被羞辱的。我们能够很容易想象到当时的他该有多愤怒，又应为自己的无力干预而有多沮丧。仅仅几年后，爱德华一世便带头作出了还击，恢复了亨利三世的权力。但是那时，他对怎样治国已经形成了自己的沉痛认识。年轻的爱德华一世下定决心，绝不会让这样耻辱的历史重演。后来他当了国王，便开始拼命维护王权，决不允许任何人挑战他的权威。他是要做这个王国的绝对的主人，任何人胆敢有异议，都会引火上身。

1272年，亨利三世薨逝，爱德华一世顺其自然继承了王位。当然，一旦加冕后，新国王便会和其他统治者一样，要面对自己的政敌——君主和贵族之间偶尔发生一些冲突，这已经成为中世纪君主统治过程中不可回避的现实。的确，一些英格兰的领主会不时地站出来与爱德华一世作对。其中几位领主，在他们有生之年，也尝到了后悔的滋味。但是，爱德华一世面临的最大挑战不是来自于英格兰的政治腹地，而是来自威尔士，那片遥远的群山与峡谷之地。

在爱德华一世统治之初，威尔士还是一个完全独立于英格兰外的国家。当然，英格兰的国王一向张牙舞爪，居高临下，要求威尔士的统治者承认他是自己臣服者的地位。实质上，这些威尔士统治者是相互独立的。英格兰的国王能够维持让威尔士臣服的现状，是因为威尔士还不是一个统一的王国。威尔士的山地地形决定了任何一位威尔士统治者或朝代都难以对威尔士确立整体的控制。因此，这也造成了这片土地上多个小邦国对峙的局面。

然而，到了13世纪，形势开始有了变化。在威尔士的西北部地区有一个弹丸小国，叫作奎内斯王国（Gwynedd）。这个王国的统治者在本地区的势力与日俱增，最终开始确立对他们南部邻邦的控制。从13世纪中期开始，威尔士便在卢埃林• 瑷普• 格鲁法德（Llywelyn ap Gruffudd）的领导下实现了统一。

卢埃林把领导威尔士走向统一视为自己的宿命，但在他年轻的时候，这种可能性看起来微乎其微。13世纪初，他的祖父便开始建立威尔士统治者联盟。但是，到了他叔父戴维兹（Dafydd）这一辈，戴维兹的统治简直就是一场灾难。也是在戴维兹统治时期，联盟分崩离析，他祖父所有的努力付之一炬。同时，威尔士北部大部分地区也被英格兰侵占。因此，1246年，当卢埃林掌权时，他能够继承的就只剩下奎内斯那片祖先留下的土地了。另外，由于威尔士继承法的原因，即便这点可怜的遗产还必须要与他的兄弟们平分。

就是在这样艰难的起步下，卢埃林重建了家族的荣誉。1255年，在战争中打败了众多兄弟后，卢埃林的势力与日俱增，不仅把英格兰人从威尔士北部地区驱逐出去，还与南部的邻邦建立了更为紧密的联系。渐渐地，他不仅取得，甚至超越了他祖父取得的成就。根据当时的编年史家记载，卢埃林不仅是一名骁勇的武士，还是一位富有人格魅力的领袖。用一位英格兰编年史家的话来说，威尔士人追随卢埃林，“就像铁钉被磁铁吸引一样”。

亨利三世的无能也大大加速了卢埃林的崛起。1258年的事件，不仅对年轻的爱德华一世的性格塑造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而且导致了英格兰的内战，使整个国家在面对卢埃林的步步紧逼时无能为力。1267年，内战终于结束了。但是这时，英格兰的王权已经遭到了严重削弱。亨利三世被迫寻求与威尔士和解，别无选择的他只能承认卢埃林新获取的领地。而且，他还为威尔士的领袖赐封了新的头衔。在《蒙哥马利条约》中，亨利三世赐封卢埃林为“威尔士亲王”。从此，卢埃林便成为第一位被英格兰国王封赐这一头衔的威尔士本土统治者。

不过，他也是最后一位。《蒙哥马利条约》虽然让卢埃林个人的权势得到了极大的膨胀，承认了他征服的领地。但是，这也为他的毁灭埋下了祸根。虽然条约对卢埃林本人不吝溢美之词，但它本身和《大宪章》一样，并没有多大的实际意义。它不仅不能带来持久的和平，反而更可能进一步引发冲突。虽然亨利三世承认了卢埃林获取的领土，但是那些威尔士边境沿线实际丧失了土地的英格兰领主们已经下定决心，要夺回失地。就在亨利三世的统治行将结束之际，一场权力的争夺拉开了序幕，并最终导致英格兰与威尔士之间的战争全面爆发。

雄伟的卡尔菲利城堡最能说明这场战争的规模与性质。为了主张边境附近一处争议土地的权利，格罗斯特伯爵修建了这座城堡。爱德华一世登上王位时，城堡刚刚建造完成。这座新建的城堡成为此后冲突的根本原因之一。而且，它作为当时的城堡典型，也完美地体现了12世纪以来城堡建造领域的巨大技术进步。

卡尔菲利城堡与上一代城堡之间的最大区别，在于它没有城堡主塔。在12世纪，攻城的技术已经赶上了石塔的发展。这正是罗切斯特城堡的叛军用血的代价得到的惨痛教训。因此，从12世纪末开始，城堡设计者开始尝试运用新的设计理念。他们放弃了建造城堡主塔的做法，而是选择建造高大的城墙，围成一个广阔的包围圈，城墙中间每隔一定的距离，便嵌入一座高于城墙本身的塔楼。塔楼的顶部向前凸出，以便守城者用弓弩正对着城墙根儿射击敌人。这种布局的早期案例，可以参见12世纪90年代在萨福克郡修建的弗瑞林姆城堡。此前不久，多佛城堡主塔四周也修建了一圈类似的城墙。不过，两者嵌入城墙内的塔楼都是方形的。到了13世纪，正如我们在卡尔菲利所见，人们基本上倾向于只修建圆形的塔楼了。毫无疑问，人们认为圆形的塔楼更为坚固。

城堡城墙的最薄弱点一向是在入口或门楼处。在12世纪，门楼一般是一座独立的塔楼，弗瑞林姆城堡就是如此。然而，到了13世纪初期，一种构思更为精巧的设计出现了。城堡建造者意识到，通过在入口两侧各建一座圆塔，可以形成一种新型的更为坚固的门楼。任何想接近城堡的人，必须从两座圆塔之间通过。因此，守卫不仅可以密切监视着他们的一举一动，必要情况下还可以通过射箭孔对他们两面夹击。而且，这种新式的设计也在城门上方另外开辟了空间，可以提供（通常是为城堡的主管）住处。就这样，随着时间的推移，双塔式门楼发展得更为高大，设计得更精巧。到了卡尔菲利城堡出现时，门楼的规模已经与12世纪城堡主塔的规模不相上下。

图3-1　卡尔菲利城堡。

最终，在13世纪，城堡建造者开发出了“同心”式的设计理念，即在核心建筑外布置多重防线。观察卡尔菲利城堡，你会发现除了内部设有一圈城墙、形成了城堡的庭院外，外部也盘踞了整整一圈围墙。和内部的防线一样，这第二道城墙组成的防线设有雉堞（城垛）、射箭孔和门楼。离中心再往外一重，我们可以发现第三道防线，即环绕在城堡之外的巨大的人工湖。像这样的护城河有各种防御上的优点。除了让敌人更加难以正面冲击城堡之外，人工湖还可以把敌人的攻城器械隔离得更远，并且从根本上断绝了敌人在城墙下挖掘地道攻城的可能。

在建成之时，卡尔菲利城堡绝对是一座设施一流的城堡，也是不列颠群岛上最大的城堡之一。在卢埃林看来，卡尔菲利城堡的所在地就是他的后院。自己的后院出现这么一座庞然大物，卢埃林显然大为光火。在城堡建造过程中，卢埃林亲王先后两次侵占了这片地方，导致建筑工程的中止。与此同时，他也在向英格兰国王抱怨。然而，亨利三世已被架空，他阻止不了格罗斯特伯爵。国王去世后，摄政政府让这一问题进一步恶化了。到了1274年，尽管卢埃林非常不悦，卡尔菲利城堡也基本建成了。在苦闷与愤恨中，亲王把他所有的希望寄托在了新国王爱德华一世的身上。而这时，爱德华一世刚刚结束十字军东征返回国内。

值得钦佩的是，爱德华一世并没有立即表明立场。首先，他与格罗斯特伯爵之间的感情本来就不融洽。再者，从爱德华一世的个人立场上来说，他也不想得罪卢埃林。当然，理由也很充分：国王刚刚结束十字军东征回国；为了十字军东征，他已经债台高筑了。恰好，威尔士亲王欠他不少钱。1267年，国王认可了亲王的头衔，承认了他征服的土地；作为回报，卢埃林应以分期付款的方式向国王献金25000马克（合16666英镑）。爱德华一世可损失不起这么一笔巨款。确实，恢复盎格鲁-威尔士的关系，好处实在巨大。所以，虽然亲王故意缺席爱德华一世的加冕仪式，爱德华一世也选择对此视而不见。

爱德华一世没有表明立场，但他也没有解决亲王的问题。这位威尔士人还是咽不下这口气。如果从卢埃林的立场考虑问题，25000马克只换回一纸没有实际效力的废约，这代价也确实太大了。要知道，他可是威尔士亲王！如果像格罗斯特伯爵这样的人，都可以随便建造像在卡尔菲利那样的城堡而不用付出任何代价，那他这亲王的新头衔，不就是个笑话吗？他费尽心机取得的成就，又有什么意义？卢埃林越想越感到沮丧。结果，沮丧之下，他便犯下了一个致命的错误。他想逼迫爱德华一世就范，于是他不仅拒绝向国王还款，还拒绝行效忠宣誓礼。

效忠宣誓是一种象征。向某人行效忠宣誓礼，要求行礼人跪在对方面前，双手合在一起，作祈祷状，然后把手交到对方手中，进行效忠宣誓。这是公开的仪式，旨在宣布依附关系的建立。1969年，当查尔斯王子在卡纳芬被封为威尔士亲王时，在超过5亿的电视观众的面前，他向女王伊丽莎白二世行了和上述细节一模一样的效忠宣誓礼。

1275年，爱德华一世决定，是时候为卢埃林举行这盛大的仪式了。国王向亲王提供了多次机会，让他向自己效忠宣誓。但是，每一次卢埃林都能找到无法到场的理由。所以，这一年的复活节，国王考虑，为了替卢埃林省一些麻烦，自己不妨多行一些路。于是，国王与皇室成员来到了切斯特。为了一睹这盛大的典礼，英格兰和威尔士的政要人士也齐聚于此。在电视和报纸尚未发明的时代，为了做好宣传工作，爱德华一世唯一的选择就是让现场坐满见证的观众。我们可以想象，典礼这一天一定和1969年的那天一样，隆重庄严，盛况空前。人人翘首企盼，等待观赏卢埃林跪在爱德华一世面前，向他的领主、主人宣誓的场面。

如果亲王出现，他们就可以如愿以偿了。然而，卢埃林没出现。他们困惑、失望，没了耐心。更糟的是，爱德华一世看起来像被耍的傻子一样，颜面全无。这对他尊严的打击是致命的。盛怒的爱德华一世回到了威斯敏斯特。从两年后给教皇的信中，也可以看出他那时仍然愤愤难平。

“为了接受（卢埃林的）效忠宣誓，”他忿忿道，“我们甚至放下了皇室的尊严，来到了他的边界之地。”

在爱德华一世看来，无论亲王有什么不满，效忠宣誓礼都是绝对不可妥协的。因此，爱德华一世觉得，他已经没法继续让步了。他为卢埃林下了最后通牒，要他来威斯敏斯特行效忠宣誓礼并道歉，否则后果自负。

然而，亲王最终选择了寸步不让，于是一场冲突在所难免。同年稍晚时候，当卢埃林发现竟然有内鬼谋害他性命时，局势就更为恶化了。这些人在阴谋败露之后，便逃往了英格兰，而爱德华则拒绝把这些人交出去。与此同时，国王也发现，卢埃林正打算与他的敌人联姻。国王为了报复，在亲王的准新娘前往威尔士的途中，把新娘给掳了去。最终，到了1276年秋天，爱德华一世已经忍无可忍了。同年11月12日，在威斯敏斯特贵族议政委员会的全员见证下，爱德华一世宣布卢埃林为叛贼。他们的个人恩怨终究要靠战争来解决了。

但是，这并不会是一场势均力敌的战争。13世纪，英格兰的经济与军事实力是它西部的邻国难以望其项背的。英格兰拥有大都市、繁荣的城镇和发展迅猛的经济。爱德华一世可以通过征收税款与关税来敛财。如果这还不够，他还可以向意大利的银行家贷款。作为对比，威尔士还处于游牧经济时期，不仅城镇寥寥无几，流通的货币也少得可怜，完全不能与英格兰相提并论。

然而，与此同时，卢埃林却占据着一个巨大的优势，即地形优势。斯诺登尼亚（Snowdonia）的群山守护着他祖先留下的这片土地，形成了不可逾越的天然屏障。英格兰的国王过去多次试图率军侵入威尔士北部，都因为恶劣的地形和残酷的气候条件铩羽而归。就在20年前，亨利三世还试图进军威尔士，也同样大败而回。当时，年轻的爱德华一世就陪伴在亨利三世的左右。所以，威尔士亲王有恃无恐。他相信，无论爱德华一世的狂风暴雨来得多么猛烈，他都可以岿然不动。

国王兵分三路，一路进攻威尔士的南部，一路侵入威尔士的中部，还有兵力最庞大的一路，则由国王亲自统率，直捣威尔士的北部。这一战略已是惯用的用兵策略了：爱德华一世所走的，正是昔日罗马军团和他自己的诺曼先辈曾经走过的路线。国王的目的在于，不在乎行军缓慢，但一定要沿着北海岸步步为营，一边行军，一边建立永久性的军事基地。

英格兰在战争中的投入却是前所未有的。仅仅国王亲率的那一支军队，兵力就达15000人。随着军队的行进，1800名工兵组成了一支独立的部队，他们在茂密的森林中开辟出了一条宽阔的新道路。此外，国王又派出了他的副官占领安格尔西岛，而该岛正是奎内斯腹地的主要粮食供给地。正如当时人们所评论的，整个行动就像一场大规模的围城，目的就是要将卢埃林孤立，把他围困在斯诺登尼亚的据点内，并切断粮食供给，逼迫他投降。

实际上，最终并没有发生多大的战争场面——到了这一阶段，卢埃林早期的号召力已经所剩无几了。卢埃林为了保卫他的新公国，再加上每年要向英格兰国王支付献金，他不得不向社会各阶层的人士，包括教士、市民、贵族以及农民，征收高额的税赋。因此，可以想见，他也越来越不受人爱戴。在夏季，甚至当英格兰尚在集结军队时，许多威尔士人便纷纷倒戈，将忠心献给了爱德华一世。国王北部军队的大部分官兵来自于威尔士南部。在这种局势下，卢埃林除了寻求和解，几乎别无选择。11月2日，他与爱德华一世的议政大臣在他的康威行宫进行了会晤。一周后，他们宣布和解。

爱德华一世强加给卢埃林的和解条件，可说是对卢埃林的羞辱。爱德华一世既没有铲除他这个对手，也没有拿走他“威尔士亲王”的头衔。但是，到了眼下，头衔已经不重要了。毕竟，国王已经改变了威尔士的权力格局，威尔士所有的其他首领必须直接对国王效忠。除了奎内斯那片祖先留下的土地，亲王的领地已经没剩下多少了。他这20年来辛辛苦苦建立的统一的威尔士，再一次分崩离析。

为了巩固和解的成果，爱德华一世着手建造了一系列的新城堡，把亲王战略性地包围了起来。其中两座城堡建在南部地区的比尔斯（Builth）和阿伯里斯特威斯（Aberystwyth），可惜现在它们的遗迹已经面目全非了。另外两座保存比较完整的城堡，是国王建在北部的卢德兰和弗林特的城堡。它们的规模更大，造价也更为昂贵，其中卢德兰的城堡造价更是冠绝所有城堡。我们从中也可以看出爱德华一世的用意，他是想借着这块战略要地，实现皇室对威尔士北部的控制。卢德兰城堡是典型的13世纪的设计。同卡尔菲利城堡一样，这里有围绕中心庭院树立的高大城墙，有圆形的塔楼和门楼。而且，它也是同心结构的城堡，只不过它的护城河干涸了而已。实际上，这两座城堡唯一的重要区别就在于二者的规模。虽然爱德华一世不一定爱听这话，但是说到城堡的雄伟，比起格罗斯特伯爵在南方修建的那座巨人般的城堡，卢德兰城堡逊色多了。然而，在我们看来，卢德兰城堡的确有一个巨大的优势。卢德兰城堡毕竟是由国王，而不是伯爵建造的，所以它能够出现在皇室的文献记录中。利用这些文献记录，我们可以详细地考察13 世纪修建城堡所涉及的程序。

图3-2　卢德兰城堡。

在前几个世纪，城堡建造的相关信息少得可怜。相比之下，在爱德华一世统治时期，已经存在大量相关的文字记录了。利用税务署的官方卷宗的原件，我们可以查到城堡建造者的姓名、具体的造价、确切的建造日期，以及其他相关信息。关于卢德兰城堡，这些卷宗揭示了一个尤为令人震惊的事实：爱德华一世除了建造了这座城堡，还为此取直了克卢伊德河（River Clwyd）的河道。

图3-3　利用卫星图像，现在仍然可以分辨出，这条河道在700 年前被爱德华一世的工程 师取直前，曾经流经的曲折盘旋的轨迹。

从很多方面来说，国王为卢德兰城堡的选址都是完美的。的确，从新城堡往东南望去，便能看见诺曼时期的土堤-堡场式旧城堡。这说明，爱德华一世不是第一位发现这一选址的战略优势的人。然而，他却是最先预见了这一选址在物资供给上存在缺陷的人。克卢伊德河蜿蜒盘旋，国王庞大的货船根本无法靠近。爱德华一世的解决办法，体现了他一贯的大胆作风。同时，这样做也造就了中世纪土木工程领域的一项伟绩。国王从林肯郡和东安格利亚的沼泽地区招募了成百上千的挖掘工人、修沟工人和钻井工人。到了1277年9月，一支多达968人组成的劳动大军，共同参与了这次被记载为“大开渠”的浩大工程。他们的任务是利用仅有的铁镐、铁铲，弥补大自然留下的缺憾：将从海岸至城堡之间、蜿蜒盘旋三英里长的河道取直。

今天，利用现代的挖掘设备，克卢伊德河的开渠工程可能需要5至6个月，成本大概在500万英镑内。因此，即便按照现代的标准，爱德华一世的这项建筑工程也极为浩大。而且，通过这一工程伟绩，国王打消了威尔士的一切幻想，并且证明自己确实会为达到目的而不惜一切代价。

卢德兰、弗林特、阿伯里斯特威斯和比尔斯这些新建的城堡就像永久的烙印一样，时时刻刻提醒着卢埃林1277年战败的耻辱。然而，英格兰的胜利不仅仅止步于让一座座的城堡拔地而起，同时，爱德华一世决意将英格兰的政策和法律也引入威尔士。这一举措激起的广泛而强烈的抵制，远超于其他一切措施。在写给坎特伯雷大主教的信中，卢埃林和他的侍臣抱怨道，他们被英格兰的官员强加了各种不公的待遇，其中最过分的是，他们的民族认同感也遭到了践踏。

“所有的基督徒在他们自己的土地上都通行着自己的习俗与法律，即便英格兰的犹太人在英格兰人中间也享有法律的自治。”他们这样理论道，“我们本来也有我们不可动摇的习俗与法律，但是上次战争后，英格兰人却从我们手中夺走了这一权利。”

除了这些普遍的不满外，还有另一部分威尔士人开始愤愤不平起来。这些人在战争中站到了爱德华一世的一边。现在，他们开始觉得，他们的付出没有得到应有的回报。尽管他们在战争一开始时便投到了爱德华一世的麾下，但他们得到的赏赐却少得可怜。最丰厚的赏赐都被分配给了英格兰的指挥者。这其中受伤害最深的一人，便是卢埃林的弟弟——戴维兹•瑷普•格鲁法德（Dafydd ap Gruffudd）。同其他人一样，他帮助爱德华一世推翻了卢埃林的专政统治，到头来却发现，新的外族统治者压迫更狠、更无情。

1282年，这些积蓄已久的怨恨情绪终于爆发，化为同仇敌忾的行动。爱德华一世的一位故友，同时也是1277年大和解的主要受惠者，英格兰的领主罗杰•克利福德（Roger Clifford）， 在圣枝主日注37前夕的深夜，于哈瓦登（Hawarden）的新城堡里呼呼大睡，突然间，城堡中毫无预兆地涌入一伙威尔士人，带头的正是戴维兹。克利福德被人从床上拽下去，被当成俘虏拖走，他的很多家人则成了刀下之鬼。在同一天夜里，其他英格兰人建的城堡也遭到了攻击。显然，这是一场精心策划、执行有素的起义。尽管卢埃林声称，他并没有授权这几次偷袭，但是很快，他还是充当了这场席卷全国的反叛运动的领袖，加入了对爱德华一世的弗林特城堡和卢德兰城堡的攻击。

当起义的消息传到爱德华一世的耳中时，他果断做出了应对措施。他立即任命了三路军队的统帅，并下令于5月份调集完全部军队。随后，国王亲自统领一路大军，沿威尔士北海岸挺进；其余两路军队则由他信赖的副帅率领，向威尔士的中部与南部行军。从军事上来看，爱德华一世正是沿用了5年前的战略。然而，不同的是，从政治上看，这次的赌注押得更大了。爱德华一世这次出兵讨伐，可不仅仅是要惩罚卢埃林，而是要彻底剿灭他。在给其他两路军队的统帅的信中，国王信誓旦旦，“要彻底做个了断……平定威尔士的叛乱”。

当然，没有人会故作轻松，小看这次行动的艰巨性。起初，调集军队出现了延误，爱德华一世只好考虑对威尔士发动冬季战役——这在以前是英格兰国王想都不敢想的事情。刚开始，国王的大胆行动看起来像是决策失误。格罗斯特伯爵战败，南路军队陷入了麻烦。另一路军队的统帅小威廉•德•瓦伦斯（William de Valence the younger）也在行动中阵亡。11月初，一队英格兰骑士被派去占领安格尔西，并在梅奈海峡（Menai Strait）修建一座桥梁，结果却遭到了威尔士人的伏击，纷纷被杀而跌入海中。然而，这些失利只是前进中的曲折，而非对局势的逆转。与上一次出兵威尔士相比，爱德华一世这次的兵力是之前的两倍，总的军费支出也不可同日而语：据现代的研究估计，1282年的军费支出为15万英镑，是1277年的7倍。所有的迹象表明，为了对付威尔士的这个死对头，爱德华一世这一次可谓倾尽了英格兰举国之力。

对方动用了如此强大的力量，卢埃林的前路看起来异常黯淡。这位威尔士亲王眼看着敌方供给充足的部队不断地在斯诺登尼亚集结，他的内心越来越凄凉。他开始意识到，唯一的生存希望就是突破爱德华一世为他布下的天罗地网。最易突围的路线似乎就在城市的东南角。从那里出去，就是英格兰军队控制最为薄弱的边境地区。

往边境突围是卢埃林最后的挣扎。1282年12月11日，在距比尔斯新修建的城堡不到几英里的地方，卢埃林和他的同伴遭到了一队英格兰骑兵的伏击。威尔士人英勇还击，但最终还是战败了。卢埃林在整个战斗过程中，始终没有被认出来。但是，他最终还是阵亡了。随后，杀死亲王的骑士意识到，他们立了大功时，便砍掉了亲王的头颅，在一片庆祝声中，他们派人把头颅献给了正在北部的爱德华一世。在卢德兰，爱德华一世的北部军队停止了前进。这是两位宿敌最后一次四目相对。爱德华一世亲眼看过了卢埃林的头颅之后，便派人将它送往了伦敦。从1283年初开始，在其后的许多年里，这颗头颅便一直被挂在伦敦塔的城墙外示众。

随着这个消息传遍威尔士，整个国家也陷入了绝望。“难道这就是世界末日吗？”一位威尔士的诗人诘问道。此后，残余的零星抵抗也迅速土崩瓦解，最后一座本土据点拜耳城堡（Castel-y-Bere）也在1283年4月底沦陷。2个月后，逃亡的戴维兹• 瑷普• 格鲁法德被俘获。比起他的兄弟，他的下场更是惨不忍睹。在施鲁斯伯里进行了一场精心策划并装模作样的公开审判后，戴维兹被拖上了绞架绞死，之后又被开膛破肚，大卸八块。

推翻了威尔士本土的统治集团之后，爱德华一世便将征服的土地分封给了他的追随者，并把余下的威尔士西北部的土地全部占为己有。为了巩固对新领地的控制，爱德华一世着手开始建造了三座新城堡：哈勒赫城堡、康威城堡和卡纳芬城堡。

单从地图上观察这几座城堡的位置，我们就能看出爱德华一世在选址时有多细心。这些城堡的间隔距离基本相同，从一座城堡赶往最近的一座城堡，不会超过一天的时间。然而，爱德华一世对城堡的选址，还远远不止我们观察到的那么简单。例如，在为康威城堡选址时，爱德华一世刻意忽视了一处更为显而易见的位置。这处位置位于仅仅几英里之外的迪甘韦（Deganwy），那里建有一座更早期的英格兰城堡。因此，将这两处选址加以对比，我们就会发现，人们对城堡的观念，仅仅在爱德华一世统治的有限时间内便发生了如此天翻地覆的变化。

今天，迪甘韦的城堡早已面目全非。它曾经坐落在康威三角洲东侧一座双峰山峦的山顶，这里是方圆几英里之内的最高点。城堡俯瞰着周围的一切，是难得的防御要地。山顶四周是海拔略低的绵延的小山，恰好形成了城堡天然的雉堞。从军事防御的角度来看，这一位置得天独厚。公元1世纪在此处建立了军营的罗马人，显然便是出于这样的考虑。英雄所见略同的还有奎内斯的历代亲王：在13 世纪初，卢埃林的祖父就把城堡建在了这里。爱德华一世的父亲亨利三世也不例外。1245年，亨利三世控制这一区域后，便在旧城堡的遗址上建造了一座全新的城堡。直到去世，他也觉得建造迪甘韦城堡是自己最英明的举措。

然而，爱德华一世对此却有着不同的考虑。尽管迪甘韦是不可多得的防御要地，但是它也有个致命的缺陷，和卢德兰一样，它离海太远。而且，这一次，通过改善水上通道的方法来解决供给问题也行不通了：康威河流经山脚，距离上方的城堡有数百英尺，即便能插翅飞翔，河道离海面也有半英里的距离。再说陆路，从海岸线到城堡的小路蜿蜿蜒蜒，距离就更远了——几乎有两英里。这造成的后果就是，向迪甘韦城堡提供补给非常困难（至少有一支电视摄制组可以亲证这一点）。此外，城堡坐落在山巅，当然易于防守，但也易于被人包围。一旦切断山巅的城堡与康威河及大海的联系，它再怎么固若金汤都不重要了。只要敌军把它包围起来，就只消看着守城者耗尽粮草、坐以待毙。

13世纪40年代，亨利三世开始重建迪甘韦城堡时，尚未意识到这一缺陷。然而，在建造的初始阶段，驻扎在这里的士兵很快便对这一缺陷有了切身的体会。一名士兵在写给国内的家书中，描述了营地恶劣的生活条件。

“我们驻扎在这里，”他说，“吃不饱，穿不暖，要时刻警惕，并常常祈祷。吃不饱，是因为缺少粮食，半便士就能买到的面包，在这里至少要卖5便士。穿不暖，是因为我们住的是亚麻布搭的棚屋，而且缺少冬衣。时刻警惕，是因为担心威尔士人会在夜间对我们突袭。我们只好常常祈祷，希望可以早日安然无恙地回到家里。”

当供给最终运来时，迪甘韦的劣势就更加明显了，因为英格兰人根本就无法接近自己的物资船。有一艘物资船是从爱尔兰驶来的，结果因领航员不熟悉环境，引导船驶入康威三角洲，搁浅在了沙洲里。为了这艘搁浅的物资船，英格兰人与威尔士人战斗了24小时。最终，威尔士人占得了上风，将一船珍贵的物资掳去。这样的缺陷最终导致迪甘韦城堡的毁灭。1263年秋，迪甘韦城堡最后一次被人利用了它的缺陷。卢埃林攻陷了城堡（那时他正处于人生的鼎盛期），并将其夷为平地。今天，城堡的残垣破壁主要就是拜这位亲王的全面破坏所赐。

所以，当1283年爱德华一世行军到这里时，他认定，现在绝对没有必要再因循前人的足迹，在他父亲的城堡基础上，重建迪甘韦城堡。和拿破仑一样，爱德华一世深知“士兵行军打仗，必先填饱肚子”的道理。如他在1245年的一封信件所示，除了食物，他们还需要御寒的衣物、坚固的帐篷和充足的弹药。1282年至1283年的冬季作战之所以能够取得胜利，正是因为爱德华一世向军队维持了上述基本生活必需品的供给。他知道，如果想要保住已征服的土地，他必须保持供给线的通畅。所以，他放弃了迪甘韦，任其自生自灭。新的选址脱颖而出。随后，爱德华一世在康威河的对岸、正处于海岸线上的位置选择了一处新址。于是，就有了康威这座海浪拍打着城墙的城堡，爱德华一世的物资船也可以一直驶到城门处了。

为了维持城堡物资的不间断供给，爱德华一世的所有城堡选址都采用了类似的方式。今天的康威、卡纳芬和弗林特全都傍海而立。至于哈勒赫城堡，虽然现在看起来几乎全被陆地包围，但当初它并不是如此封闭。城堡下方的陆地是填海造田的结果，海水曾经可以拍打到城堡下的悬崖底部的岩石。另外，在卢德兰，我们已经见识了国王如何出于同样的逻辑，将克卢伊德河开凿取直。就这样，通过在水边建造城堡，爱德华彻底杜绝了威尔士人利用传统的封锁战术的可能性，国王的城堡再也不会被封锁、摧毁了。从今往后，英格兰人算是在威尔士拥有了永久性的根据地。

图3-4　哈勒赫城堡。

在某些情况下，为城堡选择最佳的战略位置，还有利于爱德华一世强调他的政治立场。

说到哗众取宠，爱德华一世无疑是一位大师级的人物。他那双犀利的眼睛，不会放过任何细节。众所周知，后来入侵苏格兰的时候，爱德华一世攫取了苏格兰所有本土的王权象征，其中就包括最著名的 “命运之石”注38。就在入侵苏格兰的二十多年前，爱德华一世在威尔士也使了同样的手段——虽然这一次没有像征战威尔士那样（这恰恰是因为这一次国王的手段更为成功）。在1283年征服威尔士后，爱德华一世夺取了卢埃林所有的王权象征，包括王冠、 宝球注39和权杖，并把它们送到了威斯敏斯特。同时，爱德华一世也没收了亲王的宝玺印模，并且重新浇铸，制成了银质的圣餐杯。

图3-5　康威城堡。

然而，最能体现爱德华一世强迫威尔士人民接受一种新的民族认同感的，则是他修建的城堡。无论是卡纳芬城堡还是康威城堡，都不是在威尔士以外的土地上建造的。这两座城堡原本就都是备受亲王青睐的行宫。爱德华推倒了这里的住宅，夷平或摧毁了威尔士亲王的这些大殿，在原来的位置上建造了新的城堡。爱德华一世借此向威尔士人民传递的信息一目了然：他们过去独立的好日子一去不复返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新的更强大的统治政权。在康威曾经屹立有一座雄伟的西多会修道院，这座修道院是卢埃林的祖父修建的，同时也是卢埃林先辈们最后的长眠之地。爱德华一世夷平了修道院，直接在卢埃林先辈们的尸骨上建造了康威城堡。这样，卢埃林家族的回忆便被彻底从这个世界上抹了去，国王这一招可谓既阴毒又无情。

哈勒赫城堡、康威城堡和卡纳芬城堡始建于1283年的夏天，而且都是在爱德华一世的军队到达后的几天内开始建造的。这三处工程的首要任务便是确定城堡的选址，确保城堡的安全性。在哈勒赫城堡和卡纳芬城堡，这意味着要在周边挖一圈壕沟。在哈勒赫，这任务并不轻松，因为这里都是坚硬的岩石，要用工具劈凿才行。与卢德兰的“大开渠”一样，这样浩大的工程所需的劳动力大军，需要从全国各地召集。和12世纪的城堡修建工人一样，这些人的工资按日结算，大部分情况下每天只能挣1或2便士。他们的薪水虽低，但工作强度却非常大，危险系数也很高。因此，很多人都是被迫才接受国王的工作邀请的。关于这一点，有一个细节可以证实。在一份建筑账户的某个条目下，记录了一份3名骑兵军士的薪水支出情况。这3名军士将300名挖掘工人从约克郡一路护送而来，“以防他们中途逃逸”。

图3-6　卡纳芬城堡。

在挖掘壕沟的同时，城堡的建筑工地周围也竖起了木栅，并临时搭建了一些木质的建筑，这些建筑可不能等同于中世纪版的活动板屋。这些建筑里有为爱德华一世和他的家人而设的套间，明显是按照一定的豪华标准建造的。无论是康威城堡还是卡纳芬城堡，都专为爱德华一世的王后埃莉诺（Eleanor）建有独立的卧室，为取悦于她而建的花园，连草皮也是特意用船运过来的。尽管所有的木质建筑最终都会被石质的城堡所取代，这其中的投入仍是不菲的：在施工的头几个星期里，便从利物浦向卡纳芬运送了20船的木料。

当然，最根本的物品还是石料，而不是木料。正如我们在第二章所阐述的，大块的石料应该尽量从当地获取，这才是合理的做法。但是，制造窗框和壁炉的昂贵石料，只能从遥远的外地获得。以爱德华一世在阿伯里斯特威斯修建的城堡为例。这座城堡是在第一次威尔士战争之后修建的，它所有质量上乘的石料都是千里迢迢从布里斯托尔港（Bristol）经由彭布罗克郡运来的。其他商品也经历了类似的漫长旅途。用于铺设城堡屋顶和管道的铅皮也是从斯诺登尼亚的山里开采得来，再经由陆路运到施工场地。同样地，钢铁是从斯塔福德郡采购的，而绳索则来自林肯郡。

同样，我们能够获悉上述各种细节，是因为建造过程被清楚翔实地记录在了幸存的文献里。这些文献也精确地记载了每个施工场地的工种和人数。大多数劳力属于非技术工人，从全国各郡被强征而来。然而，每一个施工场地也有大量的技术工匠，包括木匠、管道工以及后期用得着的镶玻璃的工人。1286年夏天，当哈勒赫城堡的建造工作进行到最紧张的时候，这里除了有546名一般劳工，还有115 名采石工人、30名铁匠、20名木匠和227名石工。

石工是整个工程的关键。他们是技术娴熟的工人，相应地，他们的薪水也更高，每天能挣3至4便士。有时候，人们会称他们为 “freemason”注40。当然，这并不是因为他们是穿着袍子、沉迷于神秘仪式的共济会成员，而是因为他们拥有雕刻更为昂贵的 “freestone” 注41的技能。这些易切石可以从各个角度进行雕刻，而不会碎裂。无论是哪种石头，打磨或雕刻起来都不容易，尤其是雇主要求每一寸砖石结构都要按照相同的高标准完成时，就更是如此了。石工一般团队作业，一个工程结束后，便奔到另一个地方，开始下一个工程。他们的作业时间，大部分是在一年中较温暖的月份。

图3-7　索尔兹伯里大教堂的卷扬式起重机。

尽管这些文献的细节非常详尽，但是涉及建造城堡的具体过程，它们提供的信息却非常有限。因此，为了了解这些信息，我们需要借助于当时的设计手稿的图解。这些手稿提供了丰富的补充信息，例如如何搭建脚手架，如何雕刻石料，以及如何在施工场地移动巨大的石块，等等。他们或者通过滑橇拖动沉重的石块，或者利用推车来进行运输。为了将这些巨石吊离地面，建筑工人利用了一种非常巧妙的方法。在每一处建筑场地，木匠们都会建造几座卷扬式起重机。这种起重机通过人踩踏车提供动力。在索尔兹伯里大教堂的尖塔顶部，就保存着这样的一座起重机。

由于这些城堡被赋予了至关重要的军事目的，在爱德华一世的督促下，工人们以惊人的速度完成了施工。虽然听起来让人觉得不可思议，但据记录表明，康威城堡的主体落成只用了4年时间。哈勒赫城堡的用时稍长，但也在1289年完工。只有卡纳芬城堡的建造一直拖到了13世纪90年代后。工程的建造速度与规模决定了这些城堡的造价同样不菲。哈勒赫城堡的造价是1万英镑，是3座城堡中造价最低的。康威城堡的规模更大，工艺更复杂，它的造价约为1.5万英镑。卡纳芬城堡的建筑工人最后放下手中的工具时，这一工程已经耗费了至少2.7万英镑。

所以，我们可以想象，从1283年夏天开始，有成千上万的人从英格兰全境应征召而来，涌进威尔士的西北部，开始修建康威、哈勒赫与卡纳芬这3座城堡。但是，重要的是，那么浩大的工程，谁是总负责人？当然，爱德华一世是主要的推动者，但是谁主导了新城堡的布局与设计、监督全体工人、采集物料呢？今天我们知道，这些工作可以由不同的人来负责。建筑师提出最初的设计，勘测员检验、评估施工场地，工头负责工人的管理，等等。但是，在中世纪，所有这些分工只能由一人承担。他就是石工长（master mason），手艺独步、天赋卓绝的石匠领班。

所有的任务都落到了石工长的身上：他既要负责采购石料，还要设计起吊巨石的机器，而且要携带为雕琢石料做标记的模子或型版。不同于现代的建筑师，石工长没有接受过正式的职业培训。他的石工技能、几何与机械学知识是在实践中获得的。他升到石工长的位置，也是从普通的石工一步一步升上去的；而且，和其他石工一样，也需要从雕刻石块的最基础的工作做起。此外，尽管他的技能使其脱颖而出，但是他绝不会完全脱离施工场地。即便他提出了整个建筑的设计，即便成百上千的工人在他手底下干活，他也不会成天只坐在办公室里。你看到他时，他也许手里正拿着凿子，和工友们一起在挥汗如雨。

那么，爱德华一世的石工长是谁呢？此前，所有历史学家能够给出的，只有一个名字：圣乔治的詹姆斯大师（Master James of St Georges）。詹姆斯的名字最早出现在文献记载中，是在1278年的春天。当时，他出现在弗林特和卢德兰，“指挥那里的城堡建筑工作”。在第二次威尔士战争之后，他被尊为“国王的威尔士城堡建筑大师”， 并且拿到了每日3先令注42的高薪。毫无疑问，这就是我们要找的石工长了。但是，他是什么出身呢？没人说得清楚——直到五十多年前，一位名叫阿诺德•泰勒（Arnold Taylor）的历史学家成为威尔士历史古迹首席监察员（1946～1955年任职），开始踏上了揭开这一谜题的道路。

在揭秘的过程中，泰勒把爱德华一世的威尔士城堡摸了个透。很快，他便发现了几个令他迷惑不解之处：这些城堡都有一些独一无二的建筑特点。首先，他注意到在塔楼的侧面墙壁上有一些小方孔。这些小方孔本身没什么特别，几乎所有的城堡都可以发现这样的方孔。它们是城堡建造过程中搭建木头的脚手架或拖梁时留下的墙眼，也叫作“架眼”（putlog holes）。因为（顾名思义），它们就是装钉木架时留下的墙眼。

然而，康威城堡和哈勒赫城堡中的这些架眼却有些与众不同之处。一般来说，城墙或塔楼四周的架眼都是在同一水平位置排列，但是，在爱德华一世的威尔士城堡那里，架眼是围绕着塔楼螺旋上升排列的。这表明，当初的脚手架就像游乐场的螺旋滑梯一样，是倾斜着搭建的。

另外，还有其他不寻常之处。康威城堡和哈勒赫城堡中有几处拱廊是完美的半圆形。这看似没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但是，凭泰勒对英格兰和威尔士其他城堡的了解，在当时，整个联合王国也找不到其他任何一处城堡拥有这样的拱廊。同样，泰勒发现，哈勒赫城堡雄伟的门楼窗户除了异常宽敞、气派之外，明显也是独一无二的。尽管他见多识广，却也没见过像这样的城堡。此外，城堡内还有盥洗室。也许你会认为，盥洗室能有什么不寻常的。但是，在哈勒赫城堡，泰勒却被盥洗室的独特的、凸出的漏斗形设计吸引住了，同样，这种设计也是他前所未见的。

这些蛛丝马迹，如架眼、拱廊、窗户和盥洗室，能否对揭露圣乔治的詹姆斯大师的身份有所帮助呢？泰勒决定要一探究竟。这些建筑上的证据似乎暗示，无论詹姆斯大师是何出身，他一定不是英格兰人。于是，1950年秋天，泰勒离开英国，踏上了寻找詹姆斯身份的征途。循着他唯一可循的强烈直觉，他动身前往瑞士，来到了位于阿尔卑斯山脉区的弹丸小省萨伏伊（Savoy）。

今天，萨伏伊是一块与瑞士、意大利接壤的法国东部地区，然而，在13世纪，萨伏伊具有独立的政权，由当地的伯爵统治。尽管面积不大，地理位置却造就了它的强大。萨伏伊伯爵控制了法国与意大利之间的阿尔卑斯的通路，因此，他便遏制了英格兰和法兰西国王向西、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与教皇向东的交通之路和交流渠道。

即便如此，选择向此处寻找关于威尔士建筑的石工长的蛛丝马迹，也是非常奇怪的。但泰勒并非无备而来，例如，他了解到自从13世纪中期开始，萨伏伊伯爵和英格兰的皇室便建立了紧密的联系。正是因为萨伏伊在国际关系中扮演重要的掮客角色，亨利三世与萨伏伊家族进行了联姻，他的宫廷也因此一度被萨伏伊的外戚所主导。爱德华一世从小就在萨伏伊的舅舅与表亲的陪伴下长大，所以，当他即位后，他继续保持了两个统治家族之间的联系。爱德华一世有很多挚友便是来自萨伏伊， 例如了不起的奥托•德•格朗松注43。征服威尔士之后，爱德华便委托他掌管威尔士的北部地区。

抵达萨伏伊后，泰勒前往日内瓦湖的东部边缘，来到了西庸城堡（Chillon Castle）。正如泰勒在他作品中写道的：“初次参观这座神奇的建筑，其中的印象只可意会，不可言传。”这座城堡就屹立在湖水边缘的一座小岛上，看上去就像一艘泊在港口的巨轮，仿佛是从水中冒出来一般。不同于爱德华一世的城堡，这座城堡自13世纪以来便不断地被修复、重建。虽然它偶尔会有些与真正的中世纪建筑格格不入的元素，但是它给人的整体氛围却大大地弥补了这一缺陷。由西面望去，在瑞士阿尔卑斯积雪覆盖的山峰衬托下，西庸城堡和它背后的风光绝对是一幅精美绝伦的动人画卷。

西庸城堡原本建于12世纪上半期， 但是它现存的大部分城墙与塔楼都是奉当时的伯爵萨伏伊的皮特注44之命，于13世纪中期建造的。就是在这里，阿诺德•泰勒获得了第一个重大的发现。虽然在19世纪晚期，西庸城堡进行了大面积的修复，但是这里还是有几处窗户和哈勒赫城堡门楼的窗户有着相同的设计。它们不仅形状相似，连大小也基本一致。泰勒测量了一下窗户的高度，发现它们与威尔士的城堡窗户只相差0.25英寸。两套窗户相距几千英里，但它们的高度相差还不过0.5英寸。这条重大的线索说明，泰勒一定会不虚此行。

图3-8　哈勒赫城堡（左图）与西庸城堡的窗户（右图）。

很快，他又获得了其他线索。继续深入阿尔卑斯山脉地区，泰勒在拉巴蒂亚（La Batiaz）和塞隆（Saillon）发现了两座较小的城堡。萨伏伊的皮特为了与锡永（Sion）的主教争夺对罗讷河谷（Rhône Valley）的控制，皮特发起了修建一系列城堡的计划。这两座城堡就是计划的部分成果。作为城堡，它们并没有西庸那么引人注目，但是它们的位置却同样令人震撼。在小镇马蒂尼（Martigny）几百英尺的山上有一块巨大的悬岩，拉巴蒂亚城堡就坐落在这块岌岌可危的悬岩上。在这里，泰勒获得了第二条重大线索。城堡的一侧墙壁上，悬着一对凸出的盥洗室，盥洗室的形状和哈勒赫城堡茕茕孑立的漏斗状盥洗室的设计一模一样。换言之，在威尔士与萨伏伊的城堡之间，在原本都是完全独一无二的建筑设计特点之间，泰勒偶然间又发现了一处实实在在的证据，证明了它们的相似。

沿河谷向前几英里是塞隆小城。最后一条建筑设计上的证据，就是在这里被发现的。塞隆是一座神奇的小城，它至今还保留着真正的中世纪韵味。它建在阿尔卑斯山区中的一座山麓小丘上，建筑的角度陡峭得出奇。如今，萨伏伊的皮特所建的这座城堡已经所剩无几，只有一座圆形的塔楼还孤零零地屹立在那里。但当时与其一同建造的塞隆城的城墙却保存完好，并为泰勒提供了他需要的所有线索。城墙沿线的塔楼和康威、哈勒赫的塔楼一样，上边有着相同的螺旋上升的架眼；城门的拱廊也是相同的半圆形设计。此外，除了这些相似的建筑特点等不容置疑的证据外，城墙整体的外观也清楚地给了泰勒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远远望去，仿佛是看到了康威的城墙一般。

图3-9　哈勒赫城堡（左）与拉巴蒂亚城堡的盥洗室（右）。

图3-10　塞隆城堡（左）与哈勒赫城堡的拱廊（右）。

可以说，爱德华一世建造的威尔士城堡的所有不同寻常的建筑特点，都在萨伏伊的中世纪城堡中找到了对应。这中间会有什么联系？同英格兰的国王一样，萨伏伊伯爵也对他们的建筑工程留有详细的财务记录。幸运的是，这些记录保存在了都灵的档案馆里。正是在这里，泰勒找到了他想要的答案。小心翼翼地翻开13世纪60年代的档案，泰勒发现，萨伏伊的皮特的城堡建造者是父子两人：约翰大师和詹姆斯大师。后来的记录表明，詹姆斯大师独自负责了一项全新的城堡建筑工程。城堡的主人虽然依然是萨伏伊伯爵，但是位置却在一百多英里之外，靠近法国里昂。这座城堡就是圣乔治-德-艾斯伯兰奇（St Georges-d’Esperanche）。泰勒兴奋地回忆道，1273年，爱德华一世参加圣战归来，拜访他萨伏伊的表亲时，恰恰路过此地。由于当时城堡的建造工程仍在进行中，所以似乎很有可能，这位经验丰富的石工长、出类拔萃的城堡建筑者，人称圣乔治的詹姆斯大师，便被引见给了爱德华一世。

阿诺德•泰勒的直觉得到了应验。他揭开了詹姆斯大师的身份与身世，证实了他是当之无愧的世界上最优秀的建筑师之一。他不仅负责了威尔士那几座雄伟的英格兰皇室城堡的建造，还负责了萨伏伊多座城堡的设计。如果你亲眼见到了他的早期作品，就不难理解1273年爱德华一世行经阿尔卑斯山脉时，他的内心即便说不上妒忌，也该是有多么震撼了。我们顺路拜访亲戚，却发现他们的新家比我们的漂亮得多时，心里总是会有些不是滋味的。一个人坐在西庸城堡富丽堂皇的房间里，透过“哈勒赫式”的窗户，凝视着日内瓦湖的水面，情不自禁地就会想一些异想天开的事。爱德华一世真的像他一向自我标榜的那样，是出于必要和受伤的自尊，还是和他的表兄们一样，只是想要在群山中建造一些令人艳羡的、一流的新城堡呢？

图3-11　康威城堡（上）与塞隆城堡（下）的城墙。

我们永远也得不到答案了。但是，我们确知的是，当1278年爱德华制订了修建城堡的计划时，只有一人适合这项工作。国王请来了詹姆斯大师，任命他为整个计划的总负责人。鉴于康威城堡、哈勒赫城堡和卡纳芬城堡的最终建造成果，我们可以说，国王当初没有看错人。显然，国王对于建成的城堡是满意的，因为，他除了向建筑师支付了高昂的薪水外，还赠给了他一份了不起的礼物。1290 年，他任命詹姆斯大师为哈勒赫城堡的主管。一位建筑师可以住在自己亲手建造的雄伟的城堡内，还有什么礼物是比这更好的呢？

从许多方面来说，哈勒赫城堡都是詹姆斯大师修建的最引人瞩目的城堡。当然，这主要归功于它的选址。城堡坐落在一块裸露于地面的巨大岩石上：向西，大海的广阔无垠尽收眼底；向东，斯诺登山（Mount Srowdon）的巍峨雄壮一览无余。然而，尽管城堡的环境令人叹为观止，但是它却只能容下一支卫戍部队和一名常驻主管。如果国王和朝臣需要在此留宿的话，就有些勉为其难了。康威城堡和卡纳芬城堡的情况就与此不同了。这两座城堡是按照行宫的标准建造的，詹姆斯大师为国王、国王的家人与皇室成员都设计并建造了豪华的套间。

欣赏詹姆斯大师的豪华设计的最佳地点是康威城堡，它的皇室装修风格至今仍保存完好，其中的生活便利设施领先了12世纪同期城堡好几个级别。这里不仅设有大量的豪华壁炉，还有许多盥洗室，甚至国王的教堂里小小的守夜室都细心地提供了配套设施。其实，这里最大的改进在窗户，尽管城堡外部的窗户数量少、面积小，但是核心庭院的窗户却非常宽敞、气派，而且当时一定全部装潢了五彩缤纷的染色玻璃。

在卡纳芬城堡，则可以欣赏到圣乔治的詹姆斯大师复杂的军事防御设计。在城堡南侧的露天区域，整个幕墙上下贯通了两条通道；通道中，每隔一段距离便设置了一道为十字弓准备的射箭孔。因此，弓箭手和十字弓手不仅可以在城垛后，还可以从墙内向敌人射击，从而形成三重防御火力。在城堡的北侧，防御力量的布局更为精妙。从城堡外部看去，一排五道射箭孔平平无奇，但是从内部看，却发现每一道射击孔有三条扁缝交汇在一起。这样诡谲的布局，可以最多容许三名士兵共用一道射击孔。这种设计结果，再结合着城垛上的射击兵力，便成了名副其实的“已知的中世纪最可怕、最集中的‘火力’之一”。

图3-12　卡纳芬城堡的士兵利用射箭孔御敌。

如今，瞻仰、欣赏卡纳芬城堡的防御力量的最佳地点，是在城堡的主城门，即所谓的“国王门”。试图从此处进入城堡的准攻击者，将会面临多重令人望而生畏的屏障。第一道屏障是城门前宽大的护城河。只有利用吊桥才能通过护城河。如果奇迹出现，攻城者侥幸过了这一关，他还需要面对五重坚实的橡木门，每一道门后设有一道吊闸，吊闸一共不少于六道。此外，攻击者头顶的墙壁上有许多洞孔。这些洞孔被称作“索命者”或“夺命孔”。传统上认为，这些洞孔是用来往下倒滚烫的热油或石头的。但是，现在一般的（也是相当无趣的）看法是，这些洞孔是用来排水的导水槽，以防攻城者在城门前进行火攻。即便我们无奈地接受了这种新的假说，我们仍可以欣慰的是，门楼处毫不吝啬地设置了大量的射箭孔，其他壁塔与城堡此侧的墙内通道也可以对敌人形成侧翼攻击。所以说，无论有没有滚烫的热油，想从这里攻入城堡的敌人都不会好过。

毫无疑问，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国王门体现了设计中的军事防御思维，但是，它的功能也不纯粹是出于实用的考虑。大门的上方饰有国王的雕像，卡纳芬城堡也因此成为最早对门楼进行了装饰的城堡。和12世纪城堡的前翼楼一样，城门这样设计，除了威慑敌人，也是为了给宾客留下深刻的印象。其他一些防御设施也是异曲同工。例如，一道吊闸的点子很妙，两道吊闸也可以理解为是慎之又慎。但是，六道吊闸呢？真的有必要为了御敌而设置六道吊闸、五重橡木门吗？所以，从另一个角度看待这些屏障，是把它们视为通行仪式的一部分。想象一下贵宾进入城堡的场景：为了迎接他，城内的人以一种精心拿捏的庄重与优雅打开一重又一重的大门，吊起一道又一道的吊闸，这种场面该是多么得宏大。此时，一切似乎就不言而喻了：建筑师在设计城堡时，刻意加了一定程度的夸张成分。

事实上，这种夸张的效果并不限于卡纳芬城堡的国王门，而是在整个城堡中都有所体现。你也许还没忘记，13世纪流行的是圆形塔楼，而不是方形塔楼。的确，我们在卡尔菲利、弗林特和卢德兰，哈勒赫和康威，以及西庸、拉巴蒂亚和塞隆等城堡中，都见到过这样的圆形塔楼。但是，卡纳芬城堡的塔楼既不是圆形，也不是方形，而是多边形。有些塔楼是八边形的，甚至有一座是十边形的。此外，在中世纪，城堡的墙壁一般粉刷成白色。在康威城堡与哈勒赫城堡，我们仍然可以看到当初的粉刷痕迹（想象一下，它们辉煌的时候，应该是别有一番壮丽的景致）。然而，这一次，卡纳芬城堡又表现出了它不同寻常的一面。城堡的墙壁并没有做任何粉刷，反而是裸露在外，目的则是向外界展示砖体利用石料原色砌筑成的横纹相间的效果。

那么，为什么卡纳芬城堡会如此与众不同呢？答案可能就在于爱德华一世对骑士文学的热爱。这位国王是传奇的亚瑟王的忠实粉丝，只要是与亚瑟王有关的事物，他便难掩自己的热情。我们多次发现了这一点。1278年，尽管有许多其他紧急事务亟需处理，他还是去了格拉斯顿伯里修道院（Glastonbury Abbey），亲自参加了一场掘墓活动。修道士信誓旦旦地称，墓中的两具尸体，正是亚瑟王和他的王后吉尼维尔（Guinevere）的。1283年征服威尔士后，在典礼上，爱德华一世因进贡的所谓“亚瑟的王冠”而转怒为喜。随后，他又将这玩意儿放到了威斯敏斯特大教堂的主祭坛供人瞻仰。第二年，爱德华一世在威尔士组织了一场“圆桌”骑马比武大会。今天，在温切斯特城堡展示的大圆桌，近年来已经通过技术手段，将其制造日期追溯至爱德华一世的统治时期。我们应该注意，根据传说，亚瑟王不仅是英格兰的国王，还是整个不列颠岛的国王。对于志在开疆拓土的爱德华一世来说，仅凭这一点，他也会忍不住将亚瑟王树立为自己的楷模。后来，爱德华一世写信给教皇，证明他统治苏格兰的权利的合法性时，正是引用了亚瑟王的历史先例，作为自己的证据。

我们可以强烈地感受到，爱德华一世对英格兰的神秘过往充满了热忱。而且，毫无疑问，他一定听过名为《麦克森•乌莱蒂戈之梦》（The Dream of Macsen Wledig）的古老的威尔士传说。故事在14世纪才初次见诸文字，但是此前已经流传了几百年。故事叙述了罗马皇帝麦克森（或称麦克西莫斯）如何在梦中一路从罗马来到威尔士，最后走到河海交汇的地方，见到一座雄伟的城堡，“一座凡人见到过的最瑰丽的城堡”。诗人在随后的叙述中揭示，这座城堡的位置便在卡纳芬城内。因此，爱德华一世选择在卡纳芬建造新城堡，不仅仅是为了将城堡建在威尔士亲王的大殿的遗址之上，而且他还要使这个古老的传说成为现实，建造他自己的如同麦克森梦中所见那样神话传说般的城堡。麦克森作为罗马的皇帝，这一形象在卡纳芬城堡最大的塔楼的装饰中也有所体现。这座塔楼的顶部是一座帝国神鹰的石雕像，所以这座塔被称作鹰塔（Eagle Tower），倒也恰如其分。

然而，卡纳芬城堡设计的最巧妙之处，在于横纹相间的砖体和八边形的塔楼所隐藏的信息。据上述威尔士的传说描述， 罗马皇帝麦克森是皇帝君士坦丁注45的儿子。君士坦丁不仅是第一位皈依基督教的皇帝，还是罗马帝国新都君士坦丁堡（今伊斯坦布尔）的建都者。没有任何迹象表明，爱德华一世曾经到访过这座城市，但是他的随从中明显有人了解这座城市的城墙外观。这些城墙的特色就是拥有横纹相间的砖体和八边形的塔楼。尽管卡纳芬城堡与君士坦丁堡分别位于欧洲大陆的两端，它却与后者遥相呼应。这一点确定无疑。

图3-13　卡纳芬城堡（上）与君士坦丁堡（下）的八边形塔楼及横纹相间的砖体。

当然，更重要的问题在于，是谁想出的这些点子？我们无从得知。也正因为如此，这问题就更加耐人寻味了。我们也许会倾向于将所有这些设计归功于詹姆斯大师。但是，显而易见，从亚瑟王身上获得灵感的，是爱德华一世自己，而不是他的石工长。我们也许可以设想，詹姆斯大师从萨伏伊远道而来时，胳膊下夹着一沓设计图纸。但是，这种可能性极低。在哈勒赫、康威和卡纳芬，每座城堡都是依岩石地基而建立，因此大部分设计都是因地制宜、现场设计。而且，从詹姆斯大师在萨伏伊的作品来判断，也没有证据表明，在他来英格兰之前，曾经设计或建造过双塔式的门楼。后来，他在哈勒赫和卢德兰建造了这样的门楼，这表明他乐于接受新理念，或者说他会努力将雇主的需求融入自己的设计。后来，爱德华一世与苏格兰人进行战争时，需要在林利斯戈（Linlithgow）建造一座城堡。这时，他在给詹姆斯大师的信里，明确地说明了他需要什么样的设计，甚至具体到了护城河的深度和塔楼的数量（以及其他细节等）。所以，毫无疑问，爱德华一世在威尔士建造城堡时，一定也有同样明确的要求，并向他的石工长给出了同样具体的指示。

在康威与卡纳芬，爱德华一世命令詹姆斯大师不仅要建造新的城堡，而且要规划整个新的城镇。两地均建立了新的大型定居点，并在这些定居点四周建造了整齐划一的城墙。直至今天，这些城墙仍然保存得相当完好。为了保护工人不受攻击，同时保证其余建设工作可以顺利进行，在整个建造过程的初期，便建造了这些城墙。它们的规模令人震撼，这不仅在它们今天的外形上有所反映，从它们当初的建造成本中也可见一斑。单是卡纳芬城堡的城墙，便耗资2100英镑。

爱德华一世希望在威尔士建立新的城镇，这有许多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为了保证城堡的自给自足。对于驻守城堡的士兵而言，家门口有一座繁华的城镇，可以从全欧洲进口物品，他们便能全年无间断地保证食物、红酒以及其他必需品的补给。英格兰的士兵需要的大部分物品，无法从当地购买，这本身也反映了一个更大的问题，即威尔士人的问题。在13世纪的英格兰人看来，威尔士人是彻头彻尾的野蛮人。例如，他们不愿意以耕种土地、种植庄稼等更文明的方式生存，而是宁愿一天到晚站着牧羊。所以，他们无法享用更文明的英格兰饮食（其中包括红酒与面包），只能吃羊肉，喝羊奶。同样，涉及到宗教时，威尔士人信奉基督教时本末倒置，根本算不上是真正的基督徒。所以，在英格兰人看来，威尔士人能被英格兰人征服，可以说是对威尔士人的天大好事了。诚然，这对威尔士人来说是一剂猛药，但是最终却可以让他们这个民族变得更好。

他们觉得，城镇是改善当地人道德秉性的最佳方式，甚至坎特伯雷的大主教也衷心地赞成这个主意。一旦接触了文明的生活方式，威尔士人将体验英格兰人生活的体面和标准，理解正常人的行为方式。他们希望，久而久之，威尔士人也会开始像正统的英格兰人那样生活。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希望威尔士人实际居住在城镇中。天哪，绝不是这样！只有英格兰人才有权居住在爱德华一世的新城镇中。为了吸引英格兰人来威尔士定居、开店，政府慷慨地减免了他们的赋税，他们的如意算盘是，威尔士人只有在买卖商品时，才可以进入城镇。为了鼓励这一点，政府立法禁止威尔士人在其他地方进行商品交易。对于任何明理之士来说，这似乎都是双赢的局面。英格兰人有垄断权，可以保证他们生意兴隆，威尔士人也没有理由不进城，不接受文明之光的照耀。

当然，说到实际效果，就另当别论了。威尔士人憎恨城镇，他们必须在英格兰人的城墙内交易，却又享受不到任何英格兰人所享受的特权，很快，威尔士人便把压迫的来源怪罪到城镇头上。如果八边形的塔楼、横纹相间的砖体和帝国神鹰的象征意义过于微妙，逃过了他们的眼睛，那么城堡和它们的帮凶城镇向威尔士人发出的信息就再明显不过了：威尔士人如今是战败的民族，被一群傲慢的外族强权所统治，而这一信息是他们无论如何也不可接受的。1294年，威尔士再次爆发了全民族的起义。他们把仇恨发泄到了城镇和城堡身上。是年冬天，爱德华一世用城堡为威尔士人打造的“耻辱戒指”遭受到了终极的考验。

这次起义勉强算是有位领导者。他是卢埃林•瑷普•格鲁法德的远方表亲，名为马多格•瑷普•卢埃林（Madog ap Llywelyn）。这时，他已经开始以威尔士亲王自居。然而，马多格实在不足挂虑，真正值得挂虑的，是他领导的起义。这次起义是真正的全民族起义。他们精心组织了一系列针对英格兰新定居地的攻击。哈勒赫、康威、卡纳芬无一幸免。卡纳芬尚未完工的城墙被起义军攻破、推倒，这是威尔士人取得的一场大胜。卡纳芬的城镇和城堡都遭到了蹂躏，市民与皇室的官员被大肆屠杀，城堡的主体建筑也被毁损殆尽。

可以想象，当消息传到爱德华一世耳朵里时，他的面色会有多么难看。这不仅因为卡纳芬是他的骄傲与快乐，还因为他此时正深陷与法兰西国王的战争之中。威尔士这边闹起义，意味着他与法兰西国王的战争要先搁在一边了。不过，既然爱德华一世已经集结了大部队和大批的武器装备，现在用来对付威尔士的叛乱绰绰有余。事实上，国王这次在威尔士部署了前所未有的庞大兵力，甚至超过了1282年征服威尔士时的兵力。35000人的大军重新调整了行军路线，开始向西进发。国王亲自率领16000人的北部军队从切斯特开始出击，誓要重新夺回他的城堡。

在国王抵达康威前，一切进展顺利。但是，到康威后，一场灾难降临了。威尔士人的袭击切断了英格兰一路从切斯特输送过来的补给线，将爱德华一世和他的大军困在了康威的城镇和城堡里。这是过去几十年来威尔士人第一次占了上风。以前想也不敢想的事情似乎就要发生了：从未退却过的英格兰国王，这次也许要被迫吞下投降的耻辱苦果了。

为了提高幸存的概率，爱德华一世遣散了军队里一半的人。但是，即便如此，还剩下8000张嘴等着吃食。而且，大部分人只能住在帐篷里，或者住在靠近牲口棚、卫生条件恶劣的营房里。这样一来，因为疾病，又损失了几百甚至几千的兵力。更糟糕的是，天气开始进入严冬。根据当时的编年史家记载，1294年的冬天尤其寒冷，甚至冷得骇人听闻。

一位叫作吉斯伯格的沃尔特（Walter of Guisborough）的编年史家，描述了凛冬来临时红酒的补给耗光的情景。城堡里只剩下一桶红酒了，士兵们把它留给了国王。可爱德华一世不仅一口也不喝（多么了不起的人啊），反而命令手下的人把它给分了。这是典型的突出英雄事迹的写法，而且很可能是作者的杜撰（沃尔特是个了不起的故事叙述者，但是他叙述的故事是出了名的不可靠）。然而，故事却间接反映了爱德华一世日益绝望的处境。他在康威度过的每一个日夜都应该是其一生中最黑暗的岁月。当他坐在新建的大殿里，试图鼓舞骑士的士气时，他一定会回想起父亲在威尔士战败的经历。当时，像迪甘韦这样的城堡刚刚建成，便被威尔士人围困、摧毁。英格兰的军队装备不良、补给短缺，只能忍冻挨饿，四面楚歌的皇室军队被迫屈辱退兵，历史会重演吗？难道他和他的军队也逃不过同样的宿命？

尽管在被困初期，战败险些就要成真，但是最终的答案却是否定的。因为两个原因，国王和他的军队最终幸存了下来。首先，爱德华一世能够从帝国的其他地区调动资源。对于爱德华一世的政府大臣来说，这是大规模后勤保障的实战操练和考验。但是最终，补给船载着谷物、蔬菜、红酒与鸡鱼，还是驶入了康威的港湾。这些补给船不仅来自像布里斯托尔和切斯特这样的英格兰港口，还来自于更遥远的如爱尔兰和加斯科涅（Gascony）这样的国王的殖民地。其次，这一次，由于城镇和城堡就坐落在海岸边上，补给船能够直接将补给送到军队。事实再次证明，爱德华一世城堡的选址是英明的，它经受住了考验。在这座帐篷之城被困了3个月之后，国王的军队不仅没有遭受饥饿的苦厄，反而余下了很多粮食。到了开春时节，城内的码头边堆满了多余的食物。倾倒的谷物堆积如山，4月的雨水一过，上面发满了嫩芽。鱼的价格尽管已非常低廉，还是没人愿意购买。于是，港口便充斥了腐鱼的腥臭味。从后勤保障的角度来看，这种场面仍让让人感到非常震撼。爱德华一世城堡将总共35000人的兵力投入到了战场，竟然没有让任何人饿到肚子。

春天的时候，国王的军队出城刺探情况，发现叛乱已基本平息。爱德华一世被困康威城堡的时候，其他统帅已经打完了大部分的战斗。国王下令处决叛乱的祸首。不过，令人吃惊的是，这其中尽然没包括马多格•瑷普•卢埃林。他被押送到伦敦，囚禁在伦敦塔里。威尔士当地的社区受到了严厉的惩罚，总共有数百人被抓为人质，还被处以高额的罚金。

这其中受到影响最深的是兰菲斯（Llanfaes）。兰菲斯坐落在安格尔西岛的东端，曾是威尔士本土最繁华的聚居地，它也是起义的中心之一。在叛乱初期，小镇的市民以私刑处死他们的英格兰郡长时，就更加突出了兰菲斯作为起义中心的地位。这次事件暴露了一个事实，即安格尔西岛是爱德华一世的防御链条中较薄弱的一环。据此，爱德华一世也拿出了应对措施。他决定建造最后一座伟大的城堡，并公然地在此过程中一步步地夷平兰菲斯。这一决定便造就了波马利斯城堡（Beaumaris Castle），圣乔治的詹姆斯大师设计的最完美的一座城堡。

从字面来看，“波马利斯”意为“美丽的沼泽地”。正如字面意义所示，这片新的建筑场地带给石工长的主要难题，就是它是一片沼泽地。卡纳芬、康威和哈勒赫有岩石作为平台，城堡可以建在岩石的平台上面。与它们不同，兰菲斯周围全是平整的沼泽地，几乎没什么有利的自然条件。然而，这同样也意味着，城堡建成的形状，没有任何地理条件的限制。于是，詹姆斯大师得以建成了一座完美对称的城堡。城堡外围的城墙有四分之一英里长，设有两座巨大的门楼，每个角落又设有一座谯楼（drum tower）。所以，在众人看来，波马利斯才是最终的向心式城堡。虽然没有岩石地基，但是建筑师在整个城堡的四周挖了一道护城河，弥补了这一缺陷。此外，建筑师也为城堡修建了内部的深水港口。这样，即便40吨重量级的舰船也可以将补给直接送到近水的城门。

就建筑施工而言，波马利斯是爱德华一世遇到的最大挑战，他夜以继日地催促施工速度。城堡的坐落位置是一座小岛的事实决定了施工工程大部分的石料必须经过水路运来，也导致了成本的飙升。在施工的前6个月，工程便消耗了7800英镑，其中超过四分之一的资金花在了建筑材料的运输上。在波马利斯施工的工人一度多达3000人。这是国王在工程项目上部署人数最多的一次，超过了所有之前有关的纪录。

图3-14　波马利斯城堡。

到了13世纪90年代，爱德华一世大规模资源的调动已经濒临极限。除了往威尔士投入人力、财力，这位国王还疲于与苏格兰人、法兰西人开战。多条阵线的作战，立即引起国内臣民的反对，他们早就受够了为这些代价不菲的战争买单。尽管爱德华一世经受住了政治的风暴，詹姆斯大师却不得不想办法面对日益恶化的现金流危机。1296年2月，这位建筑师写信给威斯敏斯特税务法庭的官员，迫切请求给予更多的资金援助。

“如果我们的国王陛下，”他在开头写道，“还希望工程按既定计划、原定规模尽快竣工，我们每周至少要投入250英镑才能维持下去。”

预料到财政人员可能会提出异议，詹姆斯提醒他们，他需要支付薪水给400 名石工、200名采石工、30名铁匠，还有3000名其他人员，包括木匠、粉刷工和杂工。而且，现在人心也开始惶惶起来。毕竟，威尔士的叛乱直到最近才被平定，他们身边围绕的是一个充满了极度敌意的民族。虽然这里驻扎了10名骑兵、20名十字弓手和100名步兵，詹姆斯大师仍然为他们的安全担忧。

“至于威尔士这片土地今后的局势会怎样，我们还不好说。”他写道，“正如你所知，威尔士人毕竟秉性如此。”放下笔后，詹姆斯不放心，又提笔加了一句言辞恳切的附言。“我的阁下，看在上帝的份上，请尽快批钱过来，”他草草写道，“不然，现在所做的一切就都白费了。”

显然这封信发挥了它的作用，爱德华一世保证詹姆斯大师得到了他需要的资金，波马利斯的建造工作也得以继续。与此同时，卡纳芬城堡的修护工程也在进行之中。超过1000英镑的资金被投入进去，用于重建损毁的城墙，同时卡纳芬城堡的建造工程也在高速地推进。尽管与苏格兰和法兰西的战斗分散了他的精力，尽管在其他方面遇到了各种各样的挫折，爱德华一世还是坚持往威尔士投入人力与物力。年复一年，他的这两座最大的城堡也变得越来越雄伟壮丽。

到了1305年，爱德华一世的宏图霸业已基本实现。他已经征服威尔士，清除了它的统治者，斩除了所有的叛乱势力。同时，六座巨大的石堡已经落成，其他两座也接近竣工。而且这时，苏格兰也被爱德华一世收入了自治领。这个北部的王国在经过九年的顽强抵抗后，终于在武力下屈服。已经厌倦了瞻仰卢埃林•瑷普• 格鲁法德的骷髅头颅的伦敦人，现在可以到伦敦桥探险猎奇， 那里挂着刚被砍下的威廉•华莱士注46的头颅，已成为最新的恐怖名胜。在我们看来，爱德华一世的所作所为， 让他成了像卡利古拉注47那样的残忍暴君。但是，当时的世人却不这么认为。对于爱国的英格兰人来说，爱德华一世已经实现了他的夙愿：统一不列颠王国，成为新一代的亚瑟王。

然而，宏图霸业，转瞬即逝。虽然国王紧紧抓住不放，梦想还是从指缝中溜走了。1306年，苏格兰人揭竿而起。爱德华一世挥师北伐，但是在夏天时他却病倒了。尽管他的军队取得了一些大胜，但是叛乱之火并没有被熄灭。爱德华一世在拉纳科斯特（Lanercost）度过了圣诞节，第二年春天他与军队抵达了卡莱尔（Carlisle），原计划率领新的远征军讨伐加洛韦（Galloway）。但这时死神造访了这位时年68岁的国王。1306年7月7日，在坎伯兰（Cumbrian）海岸的布尔拜桑兹（Burgh by Sands），国王自己也被命运征服了。

仅仅过了18个月，国王的威尔士城堡背后的天才，中世纪最伟大的建筑师之一，圣乔治的詹姆斯大师也追随了他的雇主辞世。此时，卡纳芬城堡与波马利斯城堡尚未竣工。这两座城堡的施工拖拖拉拉又持续了20年，但是庞大的现金流再也不能像之前那样自由地淌入了。到了14世纪20年代，现金流迟缓，已经堕为涓涓细流。又过了10年，细流也彻底干涸了。两座城堡的施工被彻底地中断了。如今，它们基本还是7个世纪前的样子，仍然残缺不全。规划为皇室寝宫的上区庭院始终未投入建造，在外部看来雄伟壮丽的门楼，由内部看来也只是与电影的布景一样原始。在波马利斯城堡，核心庭院的城墙只建到了原先规划的一半高度，就干脆统一停工不建了。你几乎可以想象出当时工人收拾工具、打包回家的场景。

从某种意义上说，爱德华一世伟大的城堡链的确发挥了它们应有的作用。作为征服工具，它们是极其成功的。威尔士人始终无法将英格兰人驱除出境，他们的国家也因此一直被外族所统治。然而，作为皇室的行宫，爱德华一世的城堡则是失败的。用于设宴、狂欢的雄伟大殿人去楼空，为了奢侈生活而设计的豪华套间始终也没有落成。国王曾经设想，他率领着浩浩荡荡的皇室家族来此造访。所以，波马利斯城堡设置了可以容纳五个皇室家族起居的房间。然而，这些后来的国王、王后们对这些城堡避而远之。比起住进这些在威尔士西北部建造的大而无当的城堡，忍受寒风的呼啸，他们还是更愿意住在英格兰的南方，享受家的惬意。仅仅过了几代人之后，这些城堡便颓败了，沦为衰落的英格兰帝国在国外进行行政统治的前哨。最终，虽然投入了巨额的资金，扩充了庞大的兵力，建造了雄伟的城堡，爱德华一世一死，他的宏图霸业也随之一起被历史淹没了。

爱德华一世之后，再也没有一位英格兰国王试图建造过像卡纳芬这般规模的城堡。到了14世纪，爱德华一世的继任者们吸取经验，接受了这样的现实：他们在不列颠的权力止于英格兰的边境，他们不再向北、向西扩张，而是将注意力转移到了南方与东方。他们的野心再一次盯上了欧洲大陆。这样做的后果，便是国内一片和平，国外与法兰西无休止的战争，以及一种新的城堡建造趋势的兴起。

第四章　百年战争——爱德华爵士、染血的城堡与美好时代

博迪亚姆城堡

……

在英国，最著名、最上镜、参观者最多的城堡之一，应算是博迪亚姆城堡（Bodiam Castle）了。大家实地造访一次，便知个中缘由：所谓画中的城堡，就应该是如此吧。城堡凭借其令人流连忘返的优美景致，成功跻身于挂历编者与杂志摄影编辑的座上宾，它的魅力更让它多次登上无数书籍的封皮。城堡坐落在水平如镜的护城河的中心，背景美得令人窒息。尤其在天气寒冷的早晨，迷雾升腾，缭绕城墙，如梦似幻，恍若仙境。于是，在流行音乐的视频短片中，在电视剧和好莱坞电影里，我们常常都能见到它的身影。有些城堡一眼望去，便觉固若金汤，有些看起来却舒适温馨，但很少有城堡可以两者兼备，博迪亚姆城堡却做到了，更不用说它独具的明星气质。的确，它是名副其实的城堡中的名流。

受到了如此的关注，城堡的建造者爱德华• 达林里奇爵士（Sir Edward Dallingridge）一定心满意足了吧。当年的爱德华爵士和今天的博迪亚姆城堡一样，都是声名在外的名流。正如博迪亚姆城堡是中世纪晚期城堡的伟大典范一样，爱德华• 达林里奇也是同期城堡建筑师的完美典型。到了14～15世纪，城堡的建造者已不再是国王、公爵或伯爵，而是像爱德华爵士这样的贵族。毕竟，前者拥有的城堡已经够多了，而后者正处于贵族阶层的边缘，他们矢志要在社会的阶梯上爬向更高的位置。

从本质上说，博迪亚姆城堡和爱德华爵士所处的英格兰， 属于杰弗里•乔叟注48的时代。我们说那是一个美好的时代，主要是因为乔叟写的《坎特伯雷故事集》（Canterbury Tales）里出现的鲜明的人物、生动的叙述和赤裸裸的性幽默。乔叟笔下的英格兰是“快活的英格兰”，是一个尚未被15世纪王朝更替的斗争和都铎王朝时期宗教剧变沾染的黄金时代。但在实际上，这个时代远谈不上是无忧无虑，它也面临着被侵略的威胁，反抗国王的农民起义与叛乱也此起彼伏。爱德华爵士和博迪亚姆城堡的故事就发生在这样的背景下。

更重要的是，爱德华爵士并不是乔叟的《坎特伯雷故事集》里失真的完美骑士的形象，而是有血有肉的个体。他有实实在在的野心，也有合情合理的焦虑。他和朋友、家人所处的时代，留给了我们一座文献记载的宝藏，让我们可以一探他们城堡内外的生活。这在更早的时期是根本不可能的。我们不仅能够了解他们吃的什么，喝的什么，甚至可以获得精确的食谱，了解他们唱的歌曲，甚至他们的信仰。

在某些方面，博迪亚姆城堡与前一章节讨论的城堡具有相似性。爱德华• 达林里奇和爱德华一世都要求城堡要按照封闭式设计建造；博迪亚姆城堡和波马利斯城堡一样，都没有设城堡门楼的迹象。但是，由于两位爱德华考虑问题的重心不同，两人的城堡之间也存在重要的区别。爱德华一世的城堡是作为征服的武器而建造的，因此，在石工长的设计里，军事防御的考虑显然居于首位。卡纳芬城堡、康威城堡与哈勒赫城堡都是建造在岩石平台上的，因此也更为坚固。而且，这三座城堡的底层平面图都不规则，它们也都有一些形状异常的房间。例如，康威城堡的大殿便是香蕉般的狭长形状。我们可以想象，这种奇怪的布局显然不在爱德华一世的设计初衷之内，但因城堡的外围城墙是被最优先考虑的，此后，大殿的建造只能适应城墙的形状了，哪怕城墙的形状比较不规则。至于国王的其他几座城堡，大殿和房间的建造同样要受到军事防御考虑的掣肘。

然而，在博迪亚姆城堡，这种思维发生了转变。这里不仅没有奇形怪状的设计，反而一切非常规则、对称。俯瞰之下，城堡几乎四方四正（事实上应该是长方形：东面与西面的城墙比北面与南面的城墙长了10%）。卧室、大殿与教堂全部比例匀称，而且布局上相互呼应，相辅相成。这样看来，博迪亚姆城堡的重心放在了居住上，而不是外部的城墙上。城堡的起点是一座井然有序的院落，城堡的城墙仅仅是从外部把城堡围了一圈。事实上，如果仅看博迪亚姆城堡的平面图，而忽略掉门楼、塔楼和角楼的话，它看起来和普通的庭院式住宅几无二致。

庭院式设计起源于14世纪，最先是在庄园宅邸和学院建筑中应用起来。很快，它也成为城堡建筑师中最流行的设计。从这方面看，博迪亚姆城堡可以说是它那个时代的“典型”。然而，可供城堡建筑师参考的其他建筑样式也数不胜数。在14～15世纪，建筑师们热衷于建筑外形的实验，很难对他们的设计特点进行概括。在英国各地都能发现庭院式城堡的踪迹，例如华威的麦克斯多克（Maxstoke）、约克郡的谢利夫亨顿（Sheriff Hunton），以及肯特郡的库灵（Cooling）。这种城堡在英格兰的南部尤其常见。除此之外，这一时期还出现了石塔的伟大复兴，例如林肯郡的塔特歇尔（Tattershall）、莱斯特郡的阿什比德拉萨治（Ashby de la Zouche）和蒙茅斯郡（Monmouthshire）的拉格伦（Raglan）（详见第六章）。当然，同期还建有许多其他的城堡，它们根本不接受任何分类。像萨默塞特郡（Somerset）的纳尼（Nunney）、威尔特郡（Wiltshire）的旧沃德（old Wardour）和诺桑比亚的沃克沃思（Warkworth）这样的城堡，我们无法对它们进行归类。可见，博迪亚姆城堡所属的时代是以多样性与个性为鲜明的特征。

当然，对于上述的大部分城堡而言，一个主要的质疑是，它们算不算真正的城堡。博迪亚姆城堡本身就是争议的焦点所在。一个多世纪以来，这座城堡一直受到尖刻的批评者言辞激烈的攻击。他们想方设法曝光它的缺陷，诋毁它在军事防御上的名誉。但与此同时，它也有众多勇敢的支持者，坚定地为它辩护。只要写关于博迪亚姆城堡的文章，就别无选择，必须穿上铠甲，勇敢地投身于这场唇枪舌剑中去。

乍一看，为这座城堡辩护的人似乎占了上风，博迪亚姆城堡必定是一座城堡。毕竟，外观上看，城堡有的，它样样不缺：齐备的角楼，两座威风凛凛的门楼，每道城墙上都设有城垛，当然还有一道美丽的护城河。如果将城堡应具的特征列一个清单，那么博迪亚姆城堡几乎符合了清单上的每一个选项。

是的，批评者要问了，这些特征可靠吗？如果你围着城堡走上一圈，以充满敌意的攻击者的眼光寻找它的薄弱点，你会发现，这些薄弱点不仅数量众多，而且显而易见。城堡南面和东面的城墙被两只巨大的窗户隔开，它们与康威城堡的宫殿式窗户尺寸一致，但是关键的是，这里的窗户被开在了外部。这还不是博迪亚姆城堡唯一的薄弱点。相比较而言，城堡内其他的窗户虽然看起来小了些（也许是出于防御的考虑），但是它们始终是窗户，而不是射箭孔。博迪亚姆城堡为长弓或十字弓准备的射箭孔少得可怜。不同于卡纳芬城堡，这座城堡极少体现迎敌的意识。甚至在被动防御方面，博迪亚姆城堡的成绩也不理想。这里的城墙只不过几英尺厚，而它的胸墙厚度还不到12英寸，明显中看不中用。

然而，博迪亚姆城堡的护城河才是批评者攻击的焦点所在。上一个时代的护城河被人们视为防御的屏障。的确，如卡纳芬城堡和波马利斯城堡，它们的护城河旨在阻止敌人接近城墙，断绝其使用地道攻城的念想。然而，作为屏障，博迪亚姆城堡的护城河就不那么令人放心了。护城河深6英尺，可见并不是什么小水洼。而且，它看起来也非常宽阔，足以抵挡中世纪时期一般入室劫掠的小蟊贼。但是，事实上，与13世纪城堡的宽阔水面屏障相比，这道护城河就容易对付得多了，因为河里的水可以轻易被排空。博迪亚姆城堡是南北向建在斜坡之上，在城堡的南端筑起了一道人工的河堤，这才有了博迪亚姆城堡的护城河。这道河堤是阻止护城河里的水流入山脚下的罗瑟河（River Rother）的唯一屏障。然而，就作为屏障而言，它既不特别厚实，也不怎么坚固，河道的两侧也没有用砌石来加固。因此，有人认为，一小队人用十字镐、铲子，花上一天时间（如果需要夜色掩护的话，用上一长夜的时间），就可以把河堤掘开将水排空。没了护城河，拿下城堡便轻而易举（虽然还需要涉过满是淤泥的河底），但淤泥并不足挂虑，利用树枝和木板，有组织的攻击者可以迅速在河底铺一层临时的木板路，直接通往城墙根。

那么，关于博迪亚姆城堡的防御设施，就没什么值得一提的了吗？没错，从北面看，这座城堡确实如此。今天，虽然进入城堡的通道一目了然（护城河的北岸架有一座木桥，可以直接到达城堡门楼），但是在中世纪时就复杂得多了。在中世纪，访客想进入城堡，必须先到护城河的西岸，穿过城堡前的一座长桥。随后，访客来到一座小小的八边形的安全岛。安全岛转动90度后，便可以正对着城堡。但是，这条通道还受到了外堡（外部的门楼）的保护。只有穿过了外堡，访客才能进入城堡的主城门。

图4-1　博迪亚姆城堡主门楼的射击孔。

初看之下，我们在卡纳芬城堡看到的防御设施，这座门楼也应有尽有，如橡木门、 （三道）吊闸和屠坑注49。此外，由于门楼的建造比爱德华一世伟大的威尔士城堡晚了一百年，它也多了一些新的装置。首先，这里设有射击孔。14世纪时，枪与火药已经传到了西欧，博迪亚姆城堡也成为最早为这种新式武器提供用武之地的英格兰城堡。城堡的另一处新式特点体现在门楼的楼顶。这里楼顶的砖体与墙壁是分离的，看上去仿佛门楼戴了一顶高傲的王冠。这种建筑设计方式被称作“堞口”（machicolation）。早期的塔楼顶部四周会建有木头的守望台，堞口就相当于石头的守望台。它们和屠坑非常相似，防守者可以居高临下，往下面的人头上抛掷东西。

如此看来，在主城门的安全防御方面，应该给博迪亚姆城堡的建筑师满分了。真是这样的吗？再仔细地检验一下这座雄伟的城门，各种各样的问题又来了。例如，从外部观察门楼，你也许会认为桥梁与城堡之间的间隙，是留给吊桥来通过的。我第一次参观城堡时，也是这种印象，因为门楼前面的凹陷仿佛正是为了竖直吊起的吊桥所准备的。然而，经仔细观察，你会发现，虽然吊桥极其重要，但这片砌石的区域根本没有为吊桥锁链准备的锁链孔。再仔细看看，你会意识到，门楼根本就没有预留可以容纳吊桥装置的空间。因此，我们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连接桥梁与门楼的，只能是一种更简易也更为薄弱的装置，即一块简单的活动木台。

事实上，门楼外观上的神气掩盖了它设计上的缺陷，吊桥的问题就是最明显的例子，然而，这还仅仅是其中之一。其他的设计特征也同样具有欺骗性。门楼的砖体决定了它只能容得下比较薄的木门，亦没有提供有效的闩门措施。这里的屠坑似乎太小、太假，不太可能有实际的效用，也几乎挡不住任何坚决的入侵者。射击孔和堞口似乎还有些防御作用，但关键是它们只能防卫门楼本身，城堡的其他部分完全不在它们的防护范围之内。

然而，真正让人们对主门楼丧失底气的，还是在城堡另一侧的一座更小的门楼，它的后部入口不仅暴露了相同的结构缺陷，如没有吊桥、木门太薄、屠坑偏小等，它甚至连主门楼的一些做样子的摆设也省去了。这里的桥梁一直搭到了城门前，吊闸只设置了一道，而且没有设置任何射击孔。这正是真正令人费解之处——既然后门大开，为什么还要费那么大工夫做前门的安全措施呢？我们只能断定，城堡北面的所有精巧的设施，包括复杂的桥梁布置，并不是为了将不速之客拒之门外，而是为了给尊贵的宾客留下深刻的印象。

毫无疑问，博迪亚姆城堡在这一方面发挥得非常出色。虽然城堡的门楼存在各种显而易见的薄弱点，但是它高大、雄伟、威风凛凛，看上去非常令人震撼。虽然城堡的护城河也存在明显的致命缺陷，但是阳光下的河面依然波光粼粼，它如镜面般的水面映出城堡的倒影，又为城堡平添了几分美。城堡的城墙和塔楼虽然薄弱、易攻，但它们仍然非常高大、挺拔，尤其在众多设有城垛的小小角楼和烟囱的衬托下，就显得更加伟岸了。博迪亚姆城堡讲求排场的决心不仅限于城墙和护城河。曾经，城堡的周围是一片装点着花园与池塘，精心规划、匠心雕琢的园林美景，城堡就坐落在它们的中心。遗憾的是，现如今池塘的堤岸早已坍塌，我们也难以辨识出它旧日的地形风貌了。然而，近年的地形测量却证实了它们的存在。为了增加城堡的韵味，这里曾经还打造了许多精致的庭园水景。

博迪亚姆城堡缺乏切实可行的防御设施，这在中世纪晚期的城堡中非常典型。出现这种变化，部分是因为军事战术上的革新。在12～13世纪，当英格兰的政局开始动荡时，各方人士的第一反应是涌入城堡，希望通过捍卫城堡来抵御敌人。战争也是围绕着城堡而展开，所以就有了以下波澜壮阔的围城之战，如罗切斯特围城（1215）、多佛围城（1216）和凯尼尔沃思围城（1266）。然而，到了14 世纪，形势发生了转变。随着围城技术的进步，无论城堡看似多么坚固，仍然愿意把身家性命托付给城堡的指挥官越来越少了。相反，他们宁愿在旷野，两军对垒。这种遭遇战更为血腥，当然也比之前的战法对战局更具有决定性。到了14世纪初，不杀降敌的这种骑士道德准则也被无声无息地抛弃了（依我看来，这主要应归功于爱德华一世）。

然而，在英格兰，人们放弃布置严肃的防御工事，最主要的还是在于当时的时局相对太平。尽管在爱德华二世统治时期，14世纪来临时开局不利，也尽管这一时期受人诟病颇多，但总体上英格兰在中世纪晚期基本上还是一片太平宜居之地。在这种大环境下，庞大、复杂、昂贵的防御工事也就变得多余了。

所以，博迪亚姆城堡也许名头很响，但是在实际作战中很难说具有防御价值。这座城堡更注重的是展示它的华丽外观，令人为之叹服，而不是利用有效的防御设施，将人阻挡在门外。

那么，这是否意味着，我们不应该把其归类为城堡呢？正如我在引言中所述，我的观点恰恰相反。只有当我们抱守旧观念，认为城堡的设计必须以防御为重时，才会存在危及博迪亚姆城堡地位的问题。如果我们不过分地强调自己的定义，而是关注当时的人们的看法，那么这个问题便不存在了。显然，爱德华• 达林里奇相信自己建造的是城堡。更重要的是，他同时代的人们也持有相同的观点。对他们而言，博迪亚姆城堡的防御设施是否“有用”并不重要，只要它设有这些防御设施就够了。

然而，这又引出了一系列的其他问题。如果防御设施是多余的，那么为什么要费力修建它们呢？而且，既然不需要防御设施，那么完全可以建造一幢秀美的庄园式宅邸，抑或一座宏伟的宫殿，为什么还要建造城堡呢？答案是曲折而复杂的。回答上述问题的最好方式，是先研究一下中世纪晚期贵族的实际需求、生活方式和人品性格，然后找出他们执意要建造城堡的答案。

到了1385年，爱德华•达林里奇爵士心中唯一所想，便是建一座城堡。那时，他40岁左右，生命中该有的几乎都有了：妻子富有，儿子年轻、健壮，家财丰厚，政治人脉深广。作为苏塞克斯郡家境殷实的骑士，他在郡中结交的人非富即贵，在全国的名利场上也开始有了名望。现在，他唯一需要的就是一个富丽堂皇的新家。于是，这一年，他启动了博迪亚姆城堡的建造工程。

图4-2　博迪亚姆城堡外墙上的三块家族盾微。

然而，达林里奇家族也并非一开始就如此兴旺。一百年前，他们生活得也并不比富裕的农民好上多少。爱德华的曾祖父只不过是一名林务官，在一个靠近东格林斯蒂德（East Grinstead）、名为“达林里奇”的小地方拥有几亩薄田。在13世纪末，当他过世时，除了家族的姓氏，他留给后人的几乎就别无其他了。

接下来，达林里奇家努力了三代人，靠着攀附权贵姻亲，终于实现了家族的富贵。爱德华的祖父约翰娶了当地一位骑士的女儿，从而发达起来。在约翰于1335年秋天去世之时，达林里奇家族已经积累了大量的财富。爱德华的父亲罗杰更上了一层楼。他娶了不止一位夫人：第一任是一位富有的女继承人，第二任是一位有钱的寡妇。就这样，到了14世纪中期，达林里奇家族已经是地地道道的上流社会人士了。罗杰既当过治安法官，又做过苏塞克斯郡的郡长。在他还未去世之前，他已经是国会的议员了。

然而，最后成功一跃跳过龙门的，还是爱德华。1364年，他娶了伊丽莎白•沃蒂欧（Elizabeth Wardieu）。伊丽莎白是一位不折不扣的豪门小姐，她不仅在苏塞克斯郡有土地继承权，在肯特郡、北安普敦郡、莱斯特郡和卢德兰也有土地继承权。1377年，她的父亲去世后，这些财产便落到了爱德华手中。三年后，爱德华又继承了自己父母的遗产。此外，爱德华还有一处胜过了他的祖先：他成为达林里奇家族第一位荣封为爵士头衔的人。

所以，当你站在博迪亚姆城堡前，望着城堡的正面时，你就明白他对自己的家族成就该有多自豪了。

在城堡主门楼的大门上方，是三块石雕的盾牌。中间那块是爱德华自己家族的盾徽。这块盾徽从他祖父开始，传到他父亲，再传给他。左边和右边的盾徽分别是他妻子伊丽莎白和他母亲爱丽斯家族的族徽。这三块盾徽生动地说明了，达林里奇家族是如何在短短一百年间走到这一步的。

虽然爱德华富有，但还不算超级富有。他的土地每年能为他带来至少200英镑的收入。但是，凭借于此，他也只能跻身贵族阶层的边缘。没错，他是成功的骑士，但骑士终归是骑士，而不是有爵位的贵族。一般而言，像他这样的人，建一座庄园式住宅就应该满足了，而不是追求建一座城堡，因为城堡的造价要耗费成千上万英镑。所以说，这也是博迪亚姆城堡之谜的第一个问题，即爱德华• 达林里奇这样一位骑士是如何建造得起博迪亚姆城堡的。

爱德华可以有以下几个选择。他可以向当地的朋友或伦敦的放贷人借钱。这是很有可能的。此外，据我们所知，为了建造博迪亚姆城堡，从1383年开始，他便开始变卖他妻子在中部地区的土地，这也会为他筹集大量的现金。

通过其他来源，爱德华也获得了大量的资金。同样，这一次的线索也是在城堡的盾徽上。在城堡的后面，后门楼的门廊上方，也装饰着三块石盾。

左右两块石盾是空白的，但是中间那块有角的石盾雕刻有徽章图案。实际上，这是罗伯特•诺尔斯（Robert Knowles）家族的盾徽。诺尔斯可能是他那个时代最臭名昭著的人了吧。诺尔斯在柴郡出生长大，家人是世世代代的农民。和达林里奇一样，他也走上了通往名利的捷径。他的迅速崛起要归功于其作战的技能：他是一名雇佣兵。他的名声源自他的野蛮，即使在一个野蛮的时代，他也以比他人更加野蛮著称。他发家致富靠的是在法兰西制造战争——偷袭城镇与村庄，烧杀掳掠，绑架勒索。据说，法兰西的农民一听到他的大名，便会跳到河里去。

他的盾徽会出现在博迪亚姆城堡的后门，是因为他曾经是爱德华• 达林里奇的指挥官，带领他卷进了一场冲突。这场冲突就是百年战争。爱德华当时与诺尔斯为伍，在法兰西做着相同的快速发家致富的勾当，干着同样伤天害理的暴行。美丽精致的博迪亚姆城堡，英格兰人最爱的童话般的城堡，就是这样用沾着血的钱建造而成的。

显然，“百年战争”并不是当时的叫法。与很多方便的历史称呼一样，这一叫法是在19世纪由一位法国的历史学家提出的，用以描述中世纪晚期在英法之间断断续续发生的一系列战争。正如这类称呼一贯的表现一样，“百年战争”的叫法尚算准确（这一系列战争始于1337年或1340年，确切年份视个人角度不同而不同；终于1453年），完美地贴合了实际的情况。

战争的起源可以一直追溯到诺曼征服。“征服者”威廉是英格兰的国王，但同时也是诺曼底的公爵。当时，他和他的继承者在现代的法国领土范围内拥有大片的土地。在亨利二世统治时期，权谋再加上纯运气，他们掌握的土地达到了巅峰，最后甚至比法国国王自己的土地还要多。但是，到了约翰王时期，出于他一贯的无能，他败掉了他父亲在欧洲大陆拥有的大部分的土地。从13世纪开始，英格兰国王在法国拥有的土地，只剩下法国西南部加斯科涅地区那一片狭长的海岸了。

到了爱德华一世统治时期，即使只保住加斯科涅那片土地也变得困难重重。作为英格兰的国王，爱德华在万人之上；但是作为加斯科涅公爵，理论上他却要在法兰西国王之下。从13世纪末开始，法兰西国王也开始打加斯科涅的主意，而且凭着他们的法律优先性，常常凭百般借口来干预公爵的统治。

从英格兰人的立场来看，这一局势似乎是不可逆转的。但是，突然之间，形势发生了转变。从12世纪开始，法兰西的国王一任接一任，有幸从未中断。但是，到了1328年，法兰西人突然发现，他们的国王候选人没了。最终，他们选中了老国王的表弟做他们的新君主，从而巧妙地避开了这一问题。但是，这一做法又引起了其他问题。他们忽略了另一位候选人——英格兰国王爱德华三世继承王位的权利。他是上一任法兰西国王的侄子。对于爱德华来说，这是个天大的好消息：这完美地解决了他在欧洲大陆的土地问题。别说他世袭的统治加斯科涅的权利了，现在他甚至有资格统治整个法兰西。

当然，有资格统治法兰西是一回事，而能够将资格变为现实又是另一回事。但是，令所有人（尤其是法兰西人）大吃一惊的是，爱德华三世表现得尤为出色，分别在克雷西战役（1346）和普瓦捷战役（1356）等重大战役中大败他的对手。1360年，当这位英格兰国王作为法兰西西南部大部分地区的独立统治者的身份得到认可时，他也迎来了战斗生涯中最荣耀的时刻。

正是在这个关头，爱德华•达林里奇第一次出现在了战场上。或者至少，他是这么声称的。1386年，在一次法庭案件审理过程中，达林里奇作为证人发表证言时，他陈述道，1359至1360年的那个冬天，当爱德华三世的军队在巴黎城外扎营时，他也是其中一员。此外，为准确起见，他作证时声称自己的年龄是40。这就意味着，他在巴黎崭露头角时只有13岁。这显然非常可疑。要么他的证言有假，要么他是被虚荣心蒙蔽。我们获得的第一份官方记录表明，爱德华• 达林里奇穿越英吉利海峡是在1367年，也就是8年之后了。

假设爱德华爵士上述的话是真的，假设他第一次接受战火洗礼的确是在1359～1360年，他一定有机会在罗伯特• 诺尔斯整个职业生涯中最有利可图之时，加入诺尔斯的团伙。1356年普瓦捷战役之后，法兰西的皇室政权彻底地土崩瓦解，整个国家陷入了无政府的状态。这种局势为诺尔斯、达林里奇这种人创造了无数的发财机会。他们这些人聚在一起，形成了势力庞大、组织严密的团伙（被称作自由兵团）。他们游荡在法兰西的农村地区，所到之处，尽皆是劫掠与杀戮。

“村庄无论大小，都会收到他们的命令，交纳赎金，”一位法兰西的修道士写道，“赎回每位居民的身体、物品或用品。不然，就要看着他们被一把火烧掉。很多地方都是这种下场。人们站到英格兰人的面前，一脸茫然，满心恐惧。为了换来短暂的安宁，免遭迫害，他们答应支付赎金。赎金的形式有货币、面粉、谷物以及其他食物。那些妨碍英格兰人的人，不是被他们杀害，便是被囚禁，每天遭受虐待、残害，受着死亡的威胁，最后被洗劫一空，连吃的都不剩。”

从1360年开始，在名义上，英格兰和法兰西处于和平状态。但是，这对诺尔斯和他的团伙几乎没什么影响。据当时法兰西的编年史家让•德•弗洛萨尔特（Jean de Froissart）记载，英格兰雇佣兵夸口，他们既不是为法兰西的国王卖命，也不是为英格兰的国王卖命，他们是为自己而战。诺尔斯在法国西部的布列塔尼扎营后，又继续逗留了12个月，不断率领团伙向内陆地区侵袭。1361年，他返回英格兰时，已经是发了一大笔不义之财了。即使后来他离开了，自由兵团的行动依然没有停止。到了14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官方的战争重新开始时，他又回到了冲突中去。

在这种条件下，无论爱德华• 达林里奇的职业生涯开始于何时，他都有无数的机会大赚一笔。我们从英格兰王室的文献记录中获悉，在14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为了加入战争，他至少穿越英吉利海峡6次。其中一次，他加入了从波尔多到加莱的500英里行军。还有一次，他参与斩获了一艘法国舰艇“圣安妮”号。当然，毫无疑问，还有许多有利可图的行动并未记录在册。除了威胁农民和城镇居民，偶尔他也有机会干一笔大生意，即绑架和勒索法国的贵族。我们获悉，在爱德华•达林里奇的职业生涯后期，他至少绑架过一位贵族，而且，也不排除他绑架过其他的贵族。即便法国的贵族们自己逃过了被俘虏的命运（逃跑了或者死了），通过出售他们的盔甲，这些人仍然可以大赚一笔。到了14世纪，盔甲的制作已经发展得非常精细复杂了。相应地，盔甲的价格也非常昂贵。一套全套的盔甲可以卖到400英镑，这比达林里奇一年的土地租金收入还要高一倍。

因此，等到爱德华• 达林里奇从百年战争中归来时，他已经是一位成功人士了。自己继承的财产、妻子的财产，再加上他新近在法兰西获得的不义之财，这时，他已经拥有了可以投入的必要的财力物力，来建造一座辉煌的新居——一座与他新获得的财富与地位相称的建筑。毫无疑问，14世纪80年代初就是这样一个忙着征求建筑师的意见、讨论不同的设计、确定具体成本的熙熙攘攘的时代。与此同时，爱德华• 达林里奇也千方百计想要得到一份非常特殊而明确的文件：一纸盖有国王御印的羊皮书。1385年，爱德华•达林里奇的愿望得到了满足。同年10月20日，国王派人送给他这样一封信笺：

国王向所有见信者致意。谨以此信告知，我们在能力范围内，已特别恩准并向我们亲爱的、忠诚的朋友爱德华•达林里奇爵士发放许可，准予为其坐落于苏塞克斯郡海滨的博迪亚姆庄园府邸加筑雉堞，修建城墙，粉刷灰泥，从而建成城堡，以保卫国土，抵御外敌。

这封信笺，即所谓的《城堡建造许可》（licence to crenellate），是一份关于博迪亚姆城堡的核心文献证据。它不仅帮助我们确定了博迪亚姆城堡的建造日期，也回答了为什么爱德华• 达林里奇最初想要建造城堡的问题。然而，事实证明，这份许可文件和城堡本身一样，也非常具有欺骗性。从表面看，它的意思言简意赅，但如果细细体会字里行间之意，便能发现它会让我们对博迪亚姆城堡和它的主人形成一副全新的认识。

从表面看，这份文件确认了一个事实，即城堡是具有危险性的武力设施。从国王感到他必须许可城堡的修建来判断，这一点也基本不言而喻了。拥有城堡和持枪或豢养危险的犬类一样，需要政府的检控与限制。如果国王不运用这种控制手段，谁知道他将会面对什么样的局势？城堡若落到居心叵测的人手中，是会被用来对付他的——只要想想罗切斯特城堡给约翰王制造的麻烦就明白了。因此，只有在比较特殊的情况下，国王才会准予建造城堡。但是，如果确实事出有因，国王也许会给予“特殊的恩惠与照顾”，颁发给你一份许可证书。

这恰恰符合了已知的关于博迪亚姆城堡的情况。在14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从英格兰人的立场来看，百年战争进展得不太顺利。法兰西人开始还击，他们攻击了英格兰的南部海岸，袭击、烧毁如莱伊（Rye）、南安普敦和普利茅斯等城镇。1385年（正是爱德华• 达林里奇获得建造许可的那一年），英格兰南部的人民获悉法兰西人已经集结了一支大型的舰队、做好了来犯的准备时，他们心中的恐惧可想而知。在这种局势下，国王又怎么能拒绝一位重要的臣民建造城堡的请求呢？建造许可本身也明确地将博迪亚姆城堡与法国的入侵联系在了一起：城堡建成，是要“保卫国土”“抵御外敌”（法兰西人）。

此外，这种解读似乎还得到了其他证据的支持，即爱德华• 达林里奇并不是独自在行动。与此同时，在英格兰南部、尤其是沿海岸各郡拥有土地的地主，也在申请建造城堡，并获得了许可。14世纪80年代，同时在建的新城堡就有库灵、彭斯赫斯特（Penshurst）、希佛（Hever）和斯科特尼（Scotney）。显然，它们的主人和爱德华• 达林里奇一样，都是想保卫他们的土地和家人。同时，他们也想表明，他们在竭尽所能，保卫这里的每一个人。正如爱德华• 达林里奇的建造许可所示，他建造博迪亚姆城堡，是要保卫整个国家。从1381年开始建造库灵城堡的约翰• 德• 科巴姆（John de Cobham），也是想让我们明白，他的动机是出于为民为国的利他主义。城堡落成后，他不辞辛苦，专门打造了一个小小的金属牌匾，钉在了门楼的上方。至今我们仍然可以看清牌匾上的文字：“谨且应当以此铭记：本城堡的建成，旨在为国效力。”还有什么比这表达得更加直白？从爱德华• 达林里奇的时代发出的真实声音，直面我们，告诉我们，库灵城堡（以此类推，博迪亚姆、希佛、斯科特尼以及其他城堡）是面对外敌入侵的威胁时，为了公众利益而建造的。

然而，仔细想想，这里却存在一个微妙的问题。这种高尚的情操与实际建成的城堡完全地自相矛盾。如果库灵城堡的建造，如科巴姆的牌匾所自豪地宣示的一般，真是“为国效力”，那么为何它的塔楼后门大开，为何它面临海岸一侧的防御设施如此不堪？同样，如果爱德华• 达林里奇的城堡真如其建造许可让我们信以为真的那样，是为了“保卫国家”而建，那么为什么它不选一个易守难攻的地址修建，而是建在半山腰上，北面还有高地对它居高临下？正如我们之前所看到的，城堡在建造时根本没有以防御为重。它连凶狠的盗贼几乎都抵挡不住，更何况来犯的法兰西大军呢！所以，既然他们的城堡建造得如此不堪一击，我们只能推断，爱德华•达林里奇、约翰•德•科巴姆等辈，实际上并不担心法兰西人的来犯。单就达林里奇的情况而言，这并不出人意料。虽然建造许可上说博迪亚姆城堡坐落于海滨，实际上它并不濒临海岸，它距离最近的海滩还有十几英里的距离呢。

那么，如果爱德华• 达林里奇之辈并没打算把城堡建造成可靠的军事防御基地，他们为什么还需要一纸城堡建造许可呢？答案很简单，即他们实际上并不需要建造许可。有很多城堡在没有国王的首肯下同样建成了，其中一些还真正具备了军事防御的价值。这样看来，历史学家长期以来一直把建造许可的意义完全弄颠倒了。达林里奇之辈希望获得国王的建造许可，并不是因为他们必须得到它们，而是因为迫切地需要它们。这并不是能不能获得建造许可的问题，而是事关城堡能不能获得名正言顺的地位的问题。在没取得建造许可的情况下建造城堡是危险的。这并非因为有一天国王会出现在城堡面前，把你的城堡推倒，而是因为人们也许不会承认你的新家作为城堡的地位。设想，若你就是爱德华• 达林里奇，你为自己建造了一座金碧辉煌的城堡，树起了一座座的高塔与城垛，设置了吊闸、屠坑与堞囗。但是，你的邻居提到它时，仅仅称它为你的房子！想象一下，这会让人感到多么丢脸吧！

这听起来也许很滑稽，但是对于正拼命往上流社会爬的威廉• 赫伦爵士（Sir William Heron）而言可非同儿戏。1388年，赫伦开始在他位于诺森伯兰郡的福特庄园修建新家，并且费尽心机，获得了一纸加筑雉堞的建造许可。两年后，他似乎意识到，光是建造许可本身还不够服众。于是，他又给国王写信问道，自己在福特建造的加筑了雉堞的新家，陛下是否可以称之为城堡？

爱德华•达林里奇的情况就不同了。正如他的建造许可所示，他从一开始便一步到位：从建造许可的措辞来看，他有资格称博迪亚姆为城堡，这没有任何可质疑的余地。事实上，现在人们认为，所谓当下的、明确的法兰西的威胁，这种说法完全是达林里奇虚构的借口。这样措辞是为了拥有城堡的诡辩，也是为了增加他获得皇室特许的概率。从军事的角度来看，国王也许不会担心城堡建造的问题，但是，这其中还有社会维度的含义需要考虑。建造城堡是国王、公爵和伯爵的特权；人们并不希望看到随随便便一个人从百年战争中归来，便开始建造城堡了。爱德华• 达林里奇出身于林务官的家庭，尚处于贵族阶层的最边缘；居住于城堡之中，并不是他天赋的权利。为了跻身城堡主人的迷人圈子，并证明这合情合理，他需要将私人利欲粉饰成共同的需求，摆出真正的英格兰南部海岸的守卫者的样子。所以，他是不是建造了一座能担此大任的城堡，这并不重要。他算计的是，一旦他得到了建造许可，这份文件本身就解决了他想要成为大人物的问题。

建造许可的实物并没有保存下来，但可以想象得出它一定非常华丽：字体俊逸，盖有国王庄重的蜡封。这种文件代表的是极大的荣誉。此外，还有一点需要注意的重要事项是，称呼并非针对爱德华个人，而是“所有见信者”。可见，这不是私人信件，而是公开的、旨在在苏塞克斯的郡法院上宣读的信件，宣读后也许还会被陈列展示。所以，建造许可更像是一份可以供爱德华• 达林里奇在公众的眼皮底下炫耀、证明他的博迪亚姆的确有资格被称为城堡的证书。唯一令我们吃惊的是，他没有像约翰•德•科巴姆那样夸张，制作一块金属匾额，把它钉到城堡的前门上。

因此，像爱德华• 达林里奇之辈，如在诺福克建造凯斯特城堡（Castle Caister）的约翰• 福斯塔夫（John Falstolf）和重建了华威城堡的比彻姆家族（Beauchamps），百年战争解释了他们建造城堡的资金来源。同时，百年战争也解释了，为什么尽管爱德华• 达林里奇出身卑微，他却能够合情合理地建造城堡。14世纪70年代战争局势的逆转和对英格兰南部海岸的入侵，为这位狡猾的骑士提供了充分的借口。但是，百年战争不能充分解释的是，为什么爱德华爵士非要建一座城堡。正如他们的建造许可所示，爱德华和他的同辈们需要城堡并非出于军事目的，而是出于社交的目的。城堡是贵族的住宅。对于一心向上爬的骑士而言，这一条就足够诱人了。但是，对于解释为什么14世纪80年代在英格兰南部会骤然出现城堡建造的热潮，这条理由本身仍然不够充分。

事实上，城堡热潮的涌现似乎还有一个非常具体的原因。爱德华• 达林里奇之辈也许不担心法兰西人，但是他们有充分的理由担心一个离他们的家园更近的敌人。自从14世纪中期黑死病爆发之后，英格兰的农民便越来越难以控制。一夜之间，这场大瘟疫消灭了大约三分之一的人口，造成了此后数十年严重的社会动荡。突然间，劳动力供给陷入短缺。农民们进而发现，他们在讨价还价中处于更有利的地位。地主们发现，他们越来越难以强迫农民满足他们的传统需求、向他们提供“惯性”的无偿服务了。当然，他们虽然遭到了农民的反抗，却也没有阻止他们继续尝试。1381年，矛盾爆发了。埃塞克斯郡、肯特郡和苏塞克斯郡的农民揭竿而起，反抗了上流社会的人。他们攻击庄园式宅邸、城堡，破坏农具，焚烧庄园账簿。这次起义便是历史上著名的“农民暴动”（Peasants' Revolt），中世纪英格兰规模最大的一次起义。

农民暴动使长期以来英格兰统治阶级一直怀有的疑虑得到了证实——这个社会就要完蛋了。与法兰西人的战争节节败退，农民们越来越自大，伦常秩序也开始土崩瓦解。像爱德华•达林里奇之辈，他们作出的回应是帮助政府镇压1381年的起义，同时在此后的多年间密切地关注着他们社区的风吹草动。

然而，据他们主张，光是采取上述措施是不够的。他们需要的是积极地恢复社会的根本秩序，强调自身的统治权威与权利。所以说，当他们投入财力建造家园时，他们要建的不是庄园式宅邸，而是城堡——刻意以建筑传递“回归根本”的政治信息。对于抵御敌人，也许吊闸、门楼、堞口并不是必需的，但是作为传统的权力象征，它们却是必不可少的。他们认为农民们应该领悟的信息是，拥有这种家园的人天生优于他们，因此也理所应当享受更高的待遇，而不是像近期他们所遭遇的那样。当然，对于这种赤裸裸的政治宣传，农民们实际上会不会买账就要另当别论了。约翰•德•科巴姆钉在城堡门楼前边的为“公众效力”的郑重声明，是一种急切无奈的选择，这也表明了这片地区的人们早已看透了他和他的新城堡的用意。

因此，在农民暴动后，英格兰南部的少数贵族为了重新树立他们的权威，便出现了建造城堡的大热潮。博迪亚姆城堡便是这一大热潮的产物之一。虽然没有直接的证据表明，在暴动过程中，爱德华•达林里奇自己的家园遭受到了攻击，但是几乎毫无疑问，作为有头有脸的地主，他一定遭受了沉重的损失。当然，在镇压东苏塞克斯的农民暴动中，他也一定非常积极。而且，和其他人一样，他可能也想到了，利用城堡可以向他地盘上的农民传递出正确的政治信息。但是，1385年，他想要建一座城堡，可能还有更为具体、私人的原因。爱德华的信息不是向下传递给农民们的，而是旨在向上传递给身居高位之人。截至1385年，爱德华也许已经大赚了一笔，但是他在持续崛起的过程中，也树立了一位强敌。这个人便是冈特的约翰（John of Gaunt）。

冈特的约翰是兰开斯特公爵。在英格兰的地主超级联盟中，他算是一位非常富有的贵族了。就凭这一点，他的势力便不可等闲视之。此外，他的名头也享誉海内外。作为国王爱德华三世的小儿子，他的血脉中流淌着皇室的血液。到了14 世纪70年代，他甚至还获得了自己的一顶王冠：他娶了西班牙的公主，有继承西班牙王位的资格。更重要的是，1377年，当他的父王驾崩、英格兰的王位传给了年轻的理查二世时，他成了王座背后的实际操纵者。当时的国王年仅10岁，作为国王的叔叔，王权便操纵在了他的手里。可以说，他是英格兰国内最位高权重之人。

简言之，他不是一个可以轻易招惹的人，爱德华• 达林里奇也一定深知这一点，当然，这是在动手招惹他之前。1372年，冈特的约翰在苏塞克斯郡获得了大面积的领地，并凭此成为包括爱德华• 达林里奇在内的众多苏塞克斯乡绅的领主。起初，这理应使两人的关系更加紧密，因为在第二年，达林里奇还奉公爵之命参加了一次臭名昭著的法国远征。可之后他们的关系却迅速地恶化了。同之前的领主不同，冈特的约翰在苏塞克斯郡非常严苛，他的下属官员在维护他们主子的权利方面也充满了热忱。爱德华• 达林里奇之前能够在该郡的东部崛起，正是因为他没有受到这种干预。现在，他却发现，他上升的途径被人堵死，他现有的权利也正遭受着侵犯。

此后，肆无忌惮的爱德华爵士开始利用胁迫的手段威逼公爵的代理人作出让步。起初，他貌似只是搞了一些小动作。1377年，他开始擅闯冈特的约翰的领地，故意在他的猎区里狩猎，盗猎他的小鹿。但这一策略收效甚微。于是，从14世纪80年代初开始，爱德华开始变本加厉。他与约翰冲突的最主要问题，是约翰在达林里奇领地的腹地恢复了私人法庭。在爱德华看来，这是对他个人权威的最大侵犯。1381年5月，他闯入了正在审案的法庭，夺走了地籍登记簿，逼迫公爵的管家发誓永远不再开庭审案。这一次，约翰再次选择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尽管约翰有权有势，但他在苏塞克斯郡却并没有多少群众基础；作为一个搅局的外来者，如果约翰不这样做，那就是成全了爱德华爵士，让他成为当地的英雄、反抗强权的楷模。

到了1384年3月，双方的冲突也达到了顶点。爱德华•达林里奇卷入了一场打斗，并杀死了对方。受害者威廉•慕斯（William Mouse），是约翰在阿斯顿森林（Ashdown Forest）的副林务官。作为报复，约翰把爱德华爵士送到了法庭（正是因为法庭的记录保存了下来，我们今天才能获悉事情的经过）。公爵暗中操作，影响了陪审团的审判。对这种赤裸裸的公报私仇的行为，爱德华爵士作出了夸张但聪明的回应。在审判过程中，他两次怒摔铠甲的铁手套，一次是向控告人，一次是向一位证人挑战，要与他们决斗。爱德华爵士虽然否认了对他的指控，最后还是被判藐视法庭，并被苏塞克斯郡的郡长囚禁起来。

所以，我们发现1385年爱德华•达林里奇爵士在申请城堡建造许可前夕的处境便是即将面临牢狱之灾。虽然最后的监禁很短暂，但是对于一个想要混入上流社会的人而言，这始终是一种打击，令人愤恨不已。身体上，爱德华爵士可以在他与冈特的约翰的冲突中全身而退。但是，名誉上，他已经是遍体鳞伤了。

因此，针对1384年的这段经历，爱德华•达林里奇的反应很可能就是建造博迪亚姆城堡。通过建城堡这一妙计，他等于是对外声明，尽管在法庭上吃了败仗，但是他依然是苏塞克斯郡有头有脸的人物。当然，在利用城堡做某种声明方面，爱德华爵士和他的先驱们别无二致。事实上，“征服者”威廉、奥布里•德•维尔、亨利二世和爱德华一世等几乎本书中的所有重要人物，他们都希望通过城堡对他们的权力、权威和立场作出某种宣示。然而，爱德华•达林里奇之辈和他们不同的是，他们身处和平年代，所以在建造城堡时并不需要担心城堡的实际功能如何。无论爱德华爵士心底多么渴望能和冈特的约翰直接打起来，但他也明白，公爵不会出带着攻城的机器出现在他的城堡外；投入大量的资金建造像波马利斯城堡、罗切斯特城堡和伦敦塔那样的大型防御设施，根本就是毫无意义的浪费。他需要的只是建一座城堡，看起来像那么一回事——博迪亚姆城堡显然满足了这一点。

爱德华爵士为什么会突然想要建造城堡？把他与冈特的约翰的冲突作为其中的因素，这样解释非常诱人；这种说法，似乎也与我们所了解的爱德华爵士的处境不谋而合，也解释了他为什么最终会建造这样一座华而不实的城堡。然而，我们将爱德华爵士受审归结为建造博迪亚姆的主要原因，这样推测即便有误，他与冈特的约翰的故事仍然有助于我们理解博迪亚姆城堡的性质。

1385年，爱德华爵士虽然树有强敌，但是也结交有权贵。他与冈特的约翰剑拔弩张时，却在对着另一位大贵族摇头摆尾。这位大贵族就是阿伦德尔伯爵——理查德•菲茨•艾伦（Richard Fitz Alan）。达林里奇家族与菲茨• 艾伦家族的关系可以追溯到上一辈人：爱德华的父亲是上一任伯爵家的重要仆人。爱德华继续发扬了这一家族传统，从1376年理查德继任父亲的伯爵爵位开始，爱德华便频频为他效劳。与冈特的约翰一样，阿伦德尔伯爵也是位大地主。他不仅在英格兰南部，在威尔士与英格兰交界的地区也拥有大片土地。此外，他在路易斯、什拉瓦丁（Shrawardine）也拥有城堡，当然也包括阿伦德尔城堡本身。14世纪80年代，伯爵委托爱德华爵士掌管他在威尔士的田产。1385年，爱德华爵士陪同伯爵远征苏格兰。事实证明，无论是和平时期还是战时，爱德华爵士对阿伦德尔伯爵都不可或缺。

同样，伯爵对爱德华爵士也是如此。在爱德华爵士与冈特的约翰冲突时，阿伦德尔不可能直接插手干预。虽然伯爵非常富有，甚至可能富可敌国，但是他缺乏约翰的政治影响力，不可能像公爵那样对年轻的国王施加控制。但在爱德华被监禁不久后，约翰便离开英格兰，前往法兰西，为两国的和约进行谈判。约翰的离开，即为阿伦德尔伯爵提供了干预的机会。伯爵邀请国王在阿伦德尔城堡逗留。看来，很有可能他利用了这次机会，为他深陷囹圄的朋友私下求了情。很快，爱德华•达林里奇重获自由，恢复了他在苏塞克斯社会顶层的地位。

所以说，爱德华爵士似乎正是因为此背景，才躲过了一劫。他的自由不是因为证据的审查或案件的重审，而是完全归功于阿伦德尔伯爵的庇护。在14世纪，有朋友身居高位，你的道路便可以一帆风顺。第二年，在爱德华• 达林里奇开始建造博迪亚姆城堡时，他并不是为了抵御法兰西人而建一座强大的堡垒。同样，博迪亚姆城堡也不仅仅是他权力的象征，不是在面临农民和公爵的挑战时大胆的权利宣示，而是帮助他玩庇护人游戏的工具，是帮他招待友人、取悦权贵的场所。这些权贵便是阿伦德尔伯爵之辈，也许有一天，甚至包括国王在内。

正如我们在本章开头所述，博迪亚姆城堡建造得更像庭院式宅邸，或类似牛津的学院的四合院式建筑。所有对于中世纪家庭（或学院社区）不可或缺的房子，不是分散在堡场之内，而是紧凑地竖立在四面围墙之中，并且通过巧妙的布局，可以互相呼应，彼此提供补给。今天，博迪亚姆城堡的内部已是一片破败，但是仔细观察，依然可以发现每个房间的功能，发现它们如何一起运转，供养达林里奇一家的起居。

图4-3　博迪亚姆城堡内的屏风通道。

和12世纪一样，贵族家庭的最大问题是吃喝问题。在博迪亚姆城堡，食物和饮品是经过后门运入的。利用这一距离更短、更直接的进入城堡的路径，也更为合理。从后门楼的塔楼里走进来，你便发现自己置身于一条狭窄的通道中。这条通道被称作“屏风通道”。顾名思义，这是因为通道两侧分别树立着木屏风和石屏风。右侧的木屏风已经不在了，只有左侧的石屏风保存了下来。如上图所示，你可以看见这里设了三道门。左侧的门通往食品储藏室，是一间用来储藏面包的房间（表达“食品储藏室”的“pantry”一词便派生自法语中表达“面包”的单词“pain”）。如果你以为一整间房间都用来储藏面包似乎太夸张了，请不要忘了，爱德华爵士可是有一大家子人要养活呢。从他的直系家人到地位最低的仆人，所有人每天都需要食用面包。甚至家里养的那么多只狗，也需要喂养大量的面包。而且，他们常常还要用那种厚的干面包片当盘子使用，这种大面包片也被称为“面包盘”。

图4-4　博迪亚姆城堡的底层平面图。

屏风通道右侧的一道门通往酒库，是一间用来储存其他必需品的半圆形房间。表达“酒库”的单词“buttery”派生自表达酒瓶的单词“bottle”。所以，这里储存的必需品并不是黄油（“butter”），而是红酒、麦芽啤酒等酒品。当时，饮用水的卫生条件还不太好，所以他们每顿饭都要喝这些酒品。即便饮酒后，也不用担心骑马的安全问题：一般麦芽啤酒（也被称作淡啤）的酒精含量很低。整个家庭的人都要饮用麦芽啤酒，而且这种啤酒是当场（虽然也许并不是在城堡内）酿制的。就像面包必须隔几天便烘焙一次一样，麦芽啤酒也要定期酿制，以保持新鲜。另一方面，红酒也可以无限期地保存，而且和现在的红酒一样有酒劲。一般而言，红酒是从法国南部进口，通常情况下是留给爱德华爵士的直系亲属和朋友饮用。

屏风通道的第三道门对着一条狭窄的走廊。走廊在食品储藏室和酒库中间，可以通向厨房。博迪亚姆城堡厨房的布局非常精巧，巧妙地利用了现有的空间。烹饪用的大火炉在建造时嵌入了厚厚的外墙，连到了屋顶上的加筑了堞口的烟囱上（没错，在加筑堞口方面，他连烟囱也没放过）。在厨房的一角，有一道楼梯向下通往东南角塔楼的地下。在那里，有一口水井——算是水井吧。今天，水井里注满了护城河里的水，但是在14世纪，这是不可想象的。因为，别的不说，护城河还承担着城堡内多个卫生间的下水道功能呢。一个可能的解决措施是，“水井”其实是水池，四周用铅皮封闭，与护城河隔绝起来，实际储存的水也是从屋顶流下的雨水。在上述这座塔的顶部还有另一个建筑设施，它设计的目的便是为厨房供给食材。这一设施便是鸽房。现在，你仍然可以看到鸽房上有成百上千的小洞，那里曾是鸽子栖息的巢穴。当然，最后它们都会被烤成肉馅饼。

就这样，厨房、酒库和食品储藏室建在屏风通道的一侧。它们共同的任务是为通道另一侧的房间提供食物和饮品。另一侧的房间便是城堡的大殿。就大殿而言，博迪亚姆城堡的大殿算相当小巧的了：只有40英尺长，24英尺宽。大殿可能只能容纳15至20人就座。由此，我们对爱德华爵士家族的规模也有了一定概念。不过，大殿的布局完全遵照了爱德华爵士那个时代的惯例（时至今日，牛津和剑桥的许多学院仍然继承了这些惯例）。大殿中纵向布置了两排长桌，爱德华爵士家族中的普通成员（就像学院中的学生一样）坐在这里就餐。长桌只在一侧放置长凳，这样，用餐者便可以面对彼此，留出大殿中间的空间，也方便仆人从无人的一侧上菜。在大殿的最里边，地面上凸起一片小小的平台，以突显其重要性。平台上摆放着第三张桌子。这张高台餐桌，就是爱德华爵士和家人以及最尊贵的客人（就像学院里的研究员一样）一起用餐的地方。十之八九，他们坐的是单张的椅子，而不是长凳。为了衬托这片平台的崇高地位，大殿的这面墙上开了一扇非常宽敞且向阳的窗户，照亮了这片区域。有意思的是，虽然整个城堡设置了几十座壁炉，大殿里却没有设置壁炉，而是在中央的位置建了一座平炉，平炉上方的屋顶上设有排烟的通风口。在大殿中央设置一个大平炉，为整个大殿照明、取暖， 这种布局的传统可以追溯到黑暗时代注50，并一直沿用到了爱德华爵士甚至更往后的时代。

然而，有传统被保留了下来，就有传统被逐渐地摈弃。例如，到了14世纪晚期，贵族家庭花在运输上的时间便开始逐渐减少了。随着市场经济的持续发展，贵族可以依赖本地的农业获得大部分的农产品。的确，他们甚至会采取措施鼓励这种发展。1383年，爱德华爵士获得国王的批准，将博迪亚姆村开辟为市集，每周举行一次小型集市，每年举行一次大型集市。而且，像爱德华爵士这样的骑士可以自己蓄养家畜，供家人食用。当时各类肉品都是昂贵的、上等的食物，它们构成了贵族家庭饮食的主要部分。除了蓄养家畜，爱德华爵士和家人还可以通过猎得的猎物来调剂饮食。正是因为鹿和一些稀有的猎禽，如野鸡和山鹑，是捕猎得来的兽禽，它们也被视为极为珍贵的食材，同时，它们的味道也极为美味。可以想象，如果爱德华爵士的鹿肉是他从冈特的约翰的眼皮底下亲自猎来的，那品尝起来就更加美味了。

众所周知，中世纪贵族有一个缺点是他们不吃蔬菜。地里长出的东西是给农民吃的，富有的骑士自然看不上眼。如果你给爱德华爵士递上一块奶酪，他可能也会不屑一顾，除非这块奶酪是特制的精品。鱼的地位仅次于肉，也是一道好菜。大斋节期间，鱼也是肉食的必不可少的替代品。鱼可以在腌制后保存在木桶里。但是，爱德华爵士在城堡附近一带拥有许多池塘，完全可以保证每天都有新鲜的鱼类供应。偶尔，如有必要，他也会挥霍一把，买一些更稀有的鱼类，如像梭鱼或海鲷这种大型鱼类都是更适合上主桌的菜品。此外，假如爱德华爵士特别想来点儿新鲜的海味的话，这当然也算不上什么难题。毕竟，博迪亚姆城堡恰好濒临大海（毫无疑问，无论派哪一个仆人去购买海味，他也都会提醒他们这一点）。

以上便是中世纪英格兰贵族的日常饮食。关于这一点，有他们的家族账簿为证。此外，到了爱德华• 达林里奇的时代，我们不仅可以了解到他们吃的是什么，还能够了解到他们如何进行烹饪。14世纪90年代，理查二世命令他的御膳主厨编纂食谱汇编，汇编的手稿恰好保留了下来。这本食谱汇编被命名为《烹饪之术》（Forme of Cury），相当于英格兰的第一本烹饪手册。据书中记载，中世纪的烹饪可不只是烤只乳猪、再往乳猪的嘴里塞只红苹果装点一下那么简单。书中除了记载一些简单的推荐菜品，如“肉汁烩鸡”和“酱烧鲭鱼”，还包括了一些非常有创意的食谱。这些食谱不仅要使用昂贵的香料，还需要珍稀的食材。我最喜欢（并亲自品尝过）的一道菜是“果仁炸串”。这是一道小吃，用杏仁、葡萄干，裹以面糊，穿成串儿，最后油炸，看起来就像是油炸的鹿内脏一样。这本食谱汇编还表明，英格兰的烹饪技术远非固步自封。理查二世的主厨会用伦巴德芥末，表明他了解意大利烹饪；会做德国风味的豌豆（Peson of Almayne），表明他熟悉德国烹饪；甚至意大利面也上了国王的菜单——《烹饪之术》中有“Macrows”（即“macaroni”，通心粉）的食谱。

因此，我们可以想象，爱德华爵士和伊丽莎白夫人坐在博迪亚姆城堡的大殿用餐时，这样的美味佳肴也会一一摆在他们面前。虽然实际上，如果他们打算举办盛大的宴会，也许根本不会考虑将宴会设在大殿。在城堡的北侧， 沿山坡向上300码注51左右，有一片平整的草地。如今，这片草地被称作“枪炮花园”（Gun Garden）。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一直以来人们都以为这曾是一座17世纪时修建的炮垒。然而，最近的考古发掘表明，这里曾是一座大型的中世纪建筑。而且几乎毫无疑问，它是与博迪亚姆城堡同时期修建的。它的位置和规模都非常耐人寻味：从这里望去，城堡和它身后的河谷相映成趣，非常壮丽。有一种合理的说法认为，这座消失的建筑曾经是一座宴会厅，是爱德华爵士盛情招待贵宾的地方。在这里，宾客用餐时，爱德华爵士正好可以邀请他们欣赏他的杰作——博迪亚姆城堡。

现在，让我们想象一下14世纪末博迪亚姆城堡的场景吧。爱德华• 达林里奇爵士耗费巨资，举办了一场无比盛大的宴会。他邀请了众多的贵宾，包括他的好友兼庇护人阿伦德尔伯爵。伯爵的驾临提升了宴会的档次，所以晚宴的招待也安排在了山坡上的宴会厅。珍馐佳肴上桌，夕阳西下。时机正好，人人说着赞美的话，称赞新城堡在河谷的背景下有多么瑰丽。他们享用面包，畅饮麦芽啤酒，轻啜红酒，觥筹交错。宴会进行到某个时刻时，看到仆人端着鹿内脏的烤串走进宴会厅，他们大惊失色，吃时发现原来这只是一道果仁小吃，人人捧腹开怀，长舒一口气。请来的游吟诗人是专为晚上的活动准备的。宾朋满座，专心致志，倾听着他们婉转的歌谣。听到更欢快的旋律时，他们也忍不住会跳上一两支舞。但是，现在天色已晚，宾客已乏。渐渐地，宾客们三三两两离开了宴会厅，向着山坡下走去，恰好能够看到城堡及其月光下清晰的倒影。此时，红酒的酒劲正足，他们过桥时小心翼翼，憨态十足。过了桥就是城堡的院子。他们穿过院子，踩着楼梯，上卧榻而眠。

这个时候，才是爱德华爵士的城堡真正体现它优势的时候。博迪亚姆城堡的四面城墙之内紧凑地设置了大量的卧室，这正是它与上一代城堡的最主要区别。一天的活动之后，人们再也不用在大殿的地板上找块地方将就了；但凡有些身份的人，只要在博迪亚姆城堡留宿，都会被分配一间自己的卧室。大多数卧室设置在塔楼之内，布局紧凑，一层叠一层。虽然这里的卧室低矮、狭小，但所有卧室的设施一应俱全：壁炉、窗户（配有靠窗的桌椅）、配套的卫生间，一样不少。遗憾的是，如今城堡的内部一片破败，已经分不清哪些房间曾经是卧室了。但是，根据保留下来的建筑细节（至少共有33座壁炉，28间卫生间），也可以估算出当时招待客人的潜在规模了。这样豪华的设施，强烈地暗示了爱德华爵士对博迪亚姆城堡赋予了什么样的角色定位。这座城堡不是用来驻扎士兵的，而是用来招待贵宾的。为了做好一个称职的大领主的角色，表现慷慨是爱德华爵士必不可少的品质。“我的城堡就是您的城堡。”他也许会这样对宾客说。实际上，城堡的建筑设计本身也说明了这一点。欣赏着荷塘里熙攘的游鱼、猎园里健壮的鹿群和金碧辉煌的宴会厅，尤其是看到塔楼里准备了这么多间卧室，访客们便明白了，博迪亚姆城堡随时欢迎他们成为爱德华爵士家的座上宾。

当然，最好的卧室是留给爱德华爵士家人的。庭院的东侧基本被爱德华爵士、伊丽莎白夫人和他们孩子的豪华套间所占据。除了卧室，他们还有会客厅。如果愿意，他们可以在会客厅独自用餐，或者招待特别尊贵的宾客。今天，虽然这些会客厅已经破落不堪，但是它们当初的豪华不难想见——也许不会装饰挂毯（即便对于爱德华爵士而言，挂毯也太过昂贵），但肯定会有绘制的壁饰。至于其他装饰物，我们从保存下来的遗嘱和财产清单中，可以发现各种14世纪贵族珍视的物品：如毛皮衬里的披风、地中海的真丝和寝具，这些都是家传的贵重物品。当然，还有银质餐具。可以想象，在爱德华爵士家的卧室里，这些东西一应俱全。爱德华爵士卧室的壁炉上方，也许还会挂着他最珍爱的东西。这间卧室的壁炉台是雕刻而成的，而且时至今日，你仍然可以辨认出壁炉台顶部镶嵌东西的切口。毫无疑问，这是展示他城堡建造许可的最佳地点。

因此，仔细观察博迪亚姆城堡，可以发现一幅中世纪天伦之乐的迷人图景。博迪亚姆城堡是爱德华爵士和他家人享受生命之美好的地方，但爱德华爵士刚刚有了这样的美好愿景，这愿景便受到了威胁。1386年，阿伦德尔伯爵联合其他几位贵族，谋求夺取国王对政府的控制。作为伯爵的得力干将，爱德华爵士也给予了伯爵鼎力的支持。他们明白，成功了，便是千秋伟业；失败了，也将万劫不复。一着不慎，爱德华便会失去一切——城堡、家人甚至他的性命。

1386年，阿伦德尔伯爵会采取行动，是受到了理查二世的政策刺激。年轻的国王登基时受到了举国上下的欣然欢迎。但是好景不长，随着年龄的增长，理查二世成了一个愚蠢、自大、自恋的国王。然而，在阿伦德尔伯爵和他的盟友看来，理查二世最大的问题是他对战争的态度。理查二世不喜欢战争，随着他长大成人，能够影响政府政策时，他便开始寻求与法兰西的和谈。这对阿伦德尔伯爵和爱德华爵士这样的战争贩子来说，可不是什么好消息。1386年年底时，法兰西的入侵一触即发。在这种紧张的氛围下，阿伦德尔伯爵和他的鹰派盟友驱逐了国王的议政大臣，夺取了对政府的控制，并着手以全新的热情投入到战争中去。

然而，好战的政策，只有在能够取得有说服力的胜利时才有市场。可惜，新政权鲜有胜利。阿伦德尔伯爵在爱德华爵士的辅佐下，两次远征法兰西，但皆以失败告终。与此同时，在国内，国王盟友的反对迫使新政府不断采取极端的措施。阿伦德尔伯爵和盟友打败理查二世的盟友后，便将国王逼入绝境，他们威胁要罢黜他的王位。不久，他们又把国王的四位前议政大臣判处死刑。这些举动，再加上对外战争中的节节失利，使得新政府似乎越来越声名狼藉，对理查二世的处境报以同情者逐渐增多。1389年，国王设法离间了对手。同年5月3日，国王宣布重新夺取了对政府的控制。阿伦德尔伯爵和他的盟友被驱逐出议政委员会，不安地等待着厄运的降临。

此时，爱德华爵士却再一次展示了他身处绝境也能化险为夷的了不起的生存手段。阿伦德尔伯爵被驱逐的同一周，老奸巨猾的爱德华爵士便悄悄地划清了与他的界限，寻求了保皇党亨廷顿伯爵（Earl of Hungingdon）的庇护。国王现在正处于拉拢势力之际，几乎无力拒绝任何一方的支持，于是宽宏大量，不计前嫌，将爱德华纳入了新议政大臣之列。就在旧主的船正倾覆时，爱德华爵士已凭借着惊人的矫捷身手，登上了国王的御船。

完成了这一番惊心动魄的“政治杂耍”后，爱德华爵士打算通过纯粹的勤政来巩固自己的地位。现存的从14世纪90年代初期开始的皇家文献表明，爱德华爵士在议政委员会的出勤率是最高的。此外，1393年爱德华爵士向税务法庭提交的报销账目也能给人以启示。这本账目不厚，内容包含了他前一年所有的支出，非常难得。这本账目证明了，过去一年他至少有207天在为国王服务，而且他一直发挥着国王与议政委员会之间的联络官的角色，毕竟，国王习惯于在全国四处出访，而议政委员会基本上是在威斯敏斯特召开。国王出访的目的地从伦敦到斯坦福德（Stamford）、多佛、诺丁汉等地，不一而足。这表明，爱德华爵士很少有时间走下马鞍。不过，他的勤奋也有了回报。仅仅为国王效力几周后，爱德华爵士便被准许在苏塞克斯郡购买新土地，并被赐予了100马克（67英镑）一年的皇家津贴。

当然，这其中的不利之处是，爱德华很少有自己的时间可以待在他的新城堡中（这时新城堡肯定基本竣工了），或陪伴他的妻子。遗憾的是，关于伊丽莎白• 达林里奇，我们现有的信息并不多。在中世纪的皇家文献中，女性留下的足迹要比男性少得多。正如一个世纪后著名的诺福克郡的帕斯顿家族（Paston family）所做的那样，达林里奇夫妇也许会有私人的信件往来。但是可惜，他们没有任何信件保存了下来；同样，也没有任何遗嘱、祈祷书、财产清单或墓志铭留下。不过，通过研究与达林里奇夫人同时代、同家教身世的其他女性的类似文献，再加以想象来推测，我们也可以对她的生活有个基本的了解。

在爱德华爵士长期外出期间，几乎可以确定，伊丽莎白既要负责家庭，也要负责庄园的打理。尽管她会将大部分枯燥的工作委托给职业的庄园管家打理，管家也要向她负责，并接受她对账目的审计。同样，家务人员，包括厨师、猎人、牧师和管家也要听从她的命令。对志在四方的爱德华爵士而言，自己长期在外，伊丽莎白作为女主人打理庄园的能力，应该也正是她最初让自己动心的地方。当然，我们绝不会自欺欺人：从爱德华爵士的角度考虑，他属意的这位年轻小姐最大的魅力，无疑是她拥有大片的土地。但是，如果我们仅仅以为男人娶女人就是为了获得她的财产或者传宗接代，那我们就错了。虽然上述因素也非常重要，但像爱德华爵士这样的男人，娶妻也是为了爱情或寻找人生的伴侣。骑士传奇充斥着这样的情节：年轻的骑士为了赢得小姐的芳心，会做一些极为荒唐又危险的事。此外，中世纪一些最有成就的事，也是由夫妻协力、互相扶持而完成的。

因此，伊丽莎白一定是一位受过教育的女士，不仅知书识字，而且会法语、拉丁语。当然，她学习读写的动因不是为了方便庄园的管理，而是为了让她能够更接近上帝。到了14世纪，在贵族阶层，宗教已经成了更为私人、内省的事。13 世纪时，在引入的忏悔书的刺激下，但凡有财力的男男女女，购买祈祷书的越来越多。这样，他们便可以在私下践行自己的信仰。

这种越来越私人、私密的虔诚在博迪亚姆城堡的教堂设计上也有反映。当然，城堡建有教堂早已见怪不怪，即便最早的土木城堡，也在城墙内建有教堂。伦敦塔、科尔彻斯特城堡和罗切斯特城堡也是如此。然而，博迪亚姆城堡的教堂却与它们有两处不同。首先，它故意突显自己的防守缺陷。教堂设置了一扇非常宽敞的哥特式三分格窗，占据了城堡的东墙。此外，教堂是整个城堡的房间中唯一打破了城堡整体的、完美的对称设计的地方。这两处的效果是刻意设计的，爱德华爵士一家旨在借此向世人宣示他们对基督信仰的虔诚。这样的建筑结构表明，他们为了表示虔诚，宁愿将自身的性命暴露给敌人，宁愿牺牲城堡的完美设计。在宗教方面的考虑面前，防御性和整体外观的考虑只能屈居次位，这一点毋庸置疑。

博迪亚姆城堡中教堂的第二个创新之处要从内部才能观察得到。从14世纪开始，享有特权的个体（往往是城堡主人）可以站在一间小小的私室内，俯视教堂的主体结构，私下观看弥撒仪式，这种建筑布局已经非常常见。在博迪亚姆城堡，爱德华爵士的主卧室有一扇门，通往一间小小的私室。在那里，爱德华爵士便可以直接俯视祭坛。博迪亚姆城堡的这种布局，和越来越普遍的私人宗教信仰书籍的使用以及在贵族家庭中雇佣忏悔神父的趋势一样，非常有信服力地说明了14世纪贵族阶层的宗教生活越来越私人化。

趋向于私人化的宗教崇拜形式的运动，竟然是由在法兰西沾满了鲜血的爱德华爵士这样的人所引导。乍听之下，这也许不可思议。然而，正是这些人，随着年纪的增长，随着他们越来越接近上帝，他们良心上的包袱也最沉重。例如，兰开斯特公爵亨利，在百年战争的前期战役中久经沙场，在他的《神圣药品之书》（Livre de Seyntz Medicines）中，便进行了痛苦的良心反省，描述了年轻时的杀戮与旧日的仇恨给他灵魂带来的折磨。另一位沙场老将威廉•比彻姆（William Beauchamp），也成了新的宗教崇拜形式的热忱支持者和虔诚信徒，追求着类似的救赎。即便是爱德华爵士曾经的指挥官，残忍的罗伯特• 诺尔斯爵士，最终也为他早年的罪恶行径进行了忏悔。在生命的晚期，他在庞蒂弗拉克特（Pontefract）建造了一座教堂，并向教皇寻求宽恕。

同样，爱德华爵士加入了国王的议政大臣的队列后，他开始混的圈子里的人，正是更为自省、私人形式的宗教崇拜的拥趸。同理查二世一样，聚集在宫廷的文人学士，更沉湎于这种内省式的冥想，也支持理查二世的反战情怀。约翰•克兰沃维爵士（Sir John Clanvowe）和爱德华爵士一样，也是骑士出身的议政大臣，议政委员会的会议出勤率也很高。他创作的诗歌便讽刺了骑士精神的完美典范，谴责了那些为利而战的人。另一位宫廷诗人约翰• 高尔（John Gower）也响应了这些观点。

“在当今世道，”他写道，“骑士精神的维护纯粹是为了骄傲与愚蠢的乐趣。”

爱德华爵士在宫廷一定会遇到的另一个人——杰弗里• 乔叟。他的《坎特伯雷故事集》的早期手稿早已娱乐了达官显贵。从某种程度上说，即使相遇在国王的宫廷之前，他们二人的生活轨迹也高度相似。两人都出生于14世纪40年代初期，从1359年开始都在法兰西参加过战争。和爱德华爵士一样，乔叟也曾为冈特的约翰短暂地效力。爱德华爵士做议政大臣时，他也是其中一员。但是，他们的人生在早期便走向了截然不同的方向。爱德华爵士属于士绅阶层，乔叟却是商人的儿子。爱德华爵士大发战争财，而乔叟第一次远征便成了俘虏，不得不为自己赎身。随着年龄渐长，乔叟越来越频繁地拿起笔杆子，成了政府职员与诗人；爱德华爵士则继续依赖他的剑，为自己走向人生的巅峰硬生生劈出了一条道路。

那么，诗人是怎么看待战士的呢？一些现代作家认为，乔叟、克兰沃维和高尔一样，对当时的骑士制度持批判态度。另有些人则认为，乔叟对骑士制度只有真诚的赞美。还有人主张，乔叟试图调和这两种矛盾的观点。说到底，一切还要取决于乔叟是否运用了讽刺的手法。但是，我们对此就无从得知了。毕竟，这位诗人的思想太过于深邃。

等待我们回答的一个更重要、也同样深奥的问题，是爱德华• 达林里奇如何看待他自己。他是否曾为年轻时的杀戮忏悔，寻求赎罪；或者他根本不认为这是歧途的罪行，而是骑士精神对他召唤的必然使命？他是把自己看作中世纪的雇佣兵，还是仍然视自己为一名非常完美的、彬彬有礼的骑士？1393年夏末，当他猝然长逝时，心里是否仍然有放不下的罪孽，还是已经做了忏悔？这些我们不得而知。同样令人沮丧的是，我们也不知道他的死因。那时，他可能还不到50岁，即便按照中世纪的标准，他也算不上年迈。也许是因为在法兰西的战场上受的旧伤迟迟不能痊愈；也许是高脂肪、低纤维的饮食导致他心脏骤然衰竭；抑或是长期的鞍马劳顿，最终将爱德华爵士这位最勤奋的皇家议政大臣的身体摧垮。

中世纪的贵族也许在宗教信仰上倾向于私下进行，但是涉及埋葬时，他们仍然喜欢大张旗鼓。虽然人们很少看到他们在当地的教区教堂祈祷，但是出于贵族的骄傲，他们仍然喜欢花费大量金钱用于教堂的重建，并且往往在死后埋葬在教堂，长眠于气派的墓穴之下。爱德华爵士的父母罗杰•达林里奇与爱丽丝•达林里奇的墓穴位于弗莱溱（Fletching）教区的教堂内。当时的弗莱溱正是他们家族的权力中心，二老的墓穴也保存到了今天。尽管非常遗憾，在宗教改革时期，墓穴的石造部分已经被破坏得面目全非，但雕刻的家族盾徽仍然保存完好，而且也符合博迪亚姆城堡的盾徽形状。此外，铜雕的棺盖也保存了下来，上面雕刻着罗杰与爱丽丝盛装的形象。

图4-5　罗杰•达林里奇与爱丽丝•达林里奇墓的铜雕棺盖。

当然，这两块棺盖可能是爱德华请人制作的。这也表明了，达林里奇家族多么希望在死后也能被人们纪念。这两位人物都被刻画为双手合十做祈祷状的虔诚形象。但是，与此同时，罗杰也是全副武装，头上戴着头盔，腰侧悬着长剑。至少在这里，我们看不到戎马生涯与虔诚宗教生活的矛盾。

命运对爱德华爵士是公平的。他平步青云，很快便实现了自己的人生目标。但是，他陨落的速度同样惊人。作为国王重要的议政大臣，他一度站上了人生的巅峰，伟大、高贵与不朽似乎触手可及。但是，他英年早逝，导致今天我们在贵族名册中也寻不到达林里奇阁下的名讳。甚至死神也欺骗了他，拿走了他在莎士比亚戏剧中的角色。在《理查二世》一剧中，其他理查二世的议政大臣均粉墨登场，只有爱德华• 达林里奇错失了机会。

后世对这位昙花一现的贵族同样不够友善。在任何编年史中，都没有一篇悼文，说明爱德华• 达林里奇如何通过彪炳战功和精明的政治手腕，一步步爬上了社会和政治金字塔的顶端；也没有一座名人雕像来纪念这位骑士的传奇一生。爱德华与伊丽莎白被极为隆重地葬在了罗伯茨布里奇（Robertsbridge）的大教堂里，但他们的墓穴却在四个半世纪之前遭到了毁灭性的破坏。

然而，爱德华爵士的墓碑不是隐在教区的教堂中，也不是藏在编年史的书页内，而是藏在东苏塞克斯郡的绵延青山中，蜿蜒的河谷内，粼粼波光的护城河的水中央。也许青史留名最终与爱德华爵士擦肩而过，但是在他离世的几百年后，他修建的那座瑰丽的城堡，却为他带来了不朽的荣耀。

第五章　斯图亚特的崛起——阴险的道格拉斯兄弟、詹姆斯国王与中世纪苏格兰的王权纷争

阿奇博尔特城堡

博斯威客城堡

厄克特城堡

克雷奇瓦尔城堡

坦特伦城堡

特利维城堡

默文斯洛堡塔

爱丁堡

斯特灵城堡……

爱丁堡（Edinburgh）与斯特灵城堡（Castle Stirling）是苏格兰最负盛名的城堡，这绝非是溢美之词。两座城堡都耸立在巨大的裸岩之上，俯瞰着下方的街道与房屋，威风凛凛。它们看起来高傲、无敌、睥睨一切——鉴于二者在苏格兰关键的历史转折点上起到的核心作用，它们如此，也的确当之无愧。威廉• 华莱士与爱德华一世两军对垒，并在斯特灵桥取得那场著名战役的胜利，随后便重新夺取了斯特灵城堡； 罗伯特•布鲁斯注52的军队从英格兰人的手中夺回爱丁堡，随后又在班诺克本（Bannockburn）大败英格兰人。在苏格兰历史上的重大事件中，总能看到这两座城堡参与其中的身影，这也为它们带来了不朽的声名。当然，在这方面，爱丁堡要比北面的斯特灵城堡略胜一筹。爱丁堡坐落在苏格兰首府的腹地，再加上每年举行的盛大军乐队分列式表演，确保了爱丁堡一直占据着苏格兰最负盛名历史名胜的头名。

尽管爱丁堡与斯特灵城堡非常著名，但是这两者都不能被视作苏格兰城堡的典型之作。

作为国家统治者的财产，历朝历代的国王、王后一旦接手，便急切地改造并完善它们。我们今天在这两座城堡的城墙内看到的许多建筑都是建造于16世纪，在这一时期，苏格兰宫廷与法兰西宫廷的联系非常紧密，所以这两座城堡是大陆石工按照欧洲文艺复兴的庭院设计风格建造的，而不是本地的匠人遵循着本土的苏格兰传统而建造。此外，在18～19世纪，这两座城堡都经历了重大的翻修与重建，被改造得面目全非。简言之，这两座城堡应该是特例，而非典型。

在苏格兰，城堡的惯例是塔楼，而不是庭院设计。而且，正是塔楼或“塔楼式城堡”（tower house）的设计，为苏格兰城堡的身份打上了独一无二的永恒烙印。从14世纪中期开始，在全国的各个角落，从边境地区到设德兰群岛（Shetlands），从阿伯丁郡（Aberdeenshire）到外赫布里底群岛（Outer Hebrides），成百上千座的城堡拔地而起。除了与同期在英格兰建造的庭院式城堡截然不同外，它们比边境以南的城堡也留存得更久。虽然在15世纪末，英格兰和威尔士的城堡建造活动已经式微，苏格兰人却一直将塔楼式城堡的建造活动维持到了17世纪中期。

那么，为什么到了中世纪晚期，苏格兰人还要自我坚持呢？为什么英格兰和威尔士的城堡建造已经接近尾声，而苏格兰却进入了一个富有活力的新阶段呢？如果你以旧的眼光看待城堡，视军事防御为主要目的，那么答案也显而易见。如果苏格兰的城堡比英格兰和威尔士的更多，那是因为苏格兰饱受了更多的战争之苦。这种城堡建筑学的观点似乎与传统的对三百年塔楼式城堡建造期间的苏格兰历史的认知也比较契合。塔楼式城堡的出现与一个苏格兰新王朝的崛起发生在同期。这个王朝就是斯图亚特王朝。

斯图亚特家族的姓氏起源于一位名为沃尔特（Walter）的人， 他曾经担任过一位苏格兰国王的管家注53。1371年，斯图亚特家族获取王位后，一直将王朝延续到17世纪晚期。在人们看来，他们的统治血腥暴力、人民伤痕累累，几乎每一位统治者都未得善终。詹姆斯一世被人刺死；苏格兰女王玛丽被处死；詹姆斯二世、三世和四世则战死沙场。斯图亚特家族除了倾向于横死和起名詹姆斯之外，他们还是出名的糟糕的统治者：或者昏庸无能，或者危险残暴，或者极度懒政惰政，或者三者兼备。所以，历史对他们的定论往往是，他们罪有应得。

斯图亚特家族的恶名，也只有他们统治下的一些领主能够超越了。根据20世纪一位历史学家的记载，苏格兰的贵族“可能是全欧洲最不安分、最贪婪、最无知的了”。照这种说法，在卑鄙十足的苏格兰领主的衬托下，只是治国无能的国王反倒几乎成了好人。因此，斯图亚特王朝统治时期的苏格兰历史，也就成了国王与贵族之间漫漫无期的斗争史。在一轮又一轮无休止的权力斗争中，他们你死我活，且持续进行了几个世纪。最终，国王胜出，这场争斗才休止。

如果这便是中世纪晚期苏格兰人面对的现实，那么他们躲在坚固的石塔中闭门不出，这样的选择倒也没什么奇怪了。但是，在中世纪的苏格兰，生活真的是这样不堪吗？你可能已经猜到了，答案当然是否定的。如果仔细研究城堡本身和建造城堡的人的生平，你的眼前便开始浮现出一幅完全不同的苏格兰的图景，这幅图景完全颠覆了人们以往对苏格兰的认识。

虽然发展的时机略有不同，但在14世纪中期之前，苏格兰的城堡建造活动和英格兰、威尔士的基本相同。随着12世纪前几十年诺曼人的定居，土堤-堡场式城堡便出现在了苏格兰，略晚于其出现在英格兰的时间。此外，也许是因为城堡（和诺曼人）出现在这里的时间较晚，苏格兰从未出现过城堡主楼式的建筑。然而，到了13世纪，苏格兰城堡发展的步伐紧跟了上来，这里新建造的城堡与边境以南的城堡也几乎没什么区别了。

苏格兰的大贵族往往与英格兰的大贵族联姻，他们建造的也是幕墙或围墙式城堡；与爱德华一世在威尔士建造的城堡类似，这些城堡的特点是一圈圈高高的围墙、圆形的塔楼和雄伟的门楼。典型的例子包括（格拉斯哥附近的）博思韦尔（Bothwell）的巨大城堡，以凯尔勒孚热克（Caerlaverock）的略显小巧的城堡。这两座城堡都建于13世纪后半叶。

关于幕墙式城堡，有一个特别经典的例子是东洛西恩（East Lothian）的坦特伦城堡（Castle Tantallon）。它的建造者是威廉• 道格拉斯爵士（Sir William Douglas），建造的初衷可能是为了纪念他于1358年成为第一位道格拉斯伯爵，荣升为贵族。他选择将城堡建在一块凸出到海上的悬岩上，节省了一些成本。由于三面都是悬崖，这里只需要为城堡建造一面长长的防护城墙即可。因此，城堡的外观也非常夸张，不同寻常。它明显与博思韦尔、凯尔勒孚热克一脉相承，也有一座庞大的门楼和两座圆形塔楼（如今，两座塔楼都已部分坍塌，堕入海中）。

虽然坦特伦这类城堡曾经无比辉煌，但如今它们大多难觅踪迹，坦特伦城堡也成为仅存的一座，苏格兰的贵族已经放弃建造这种规模的城堡了。就在道格拉斯爵士为坦特伦城堡的修建完成最后一部分工程时，他的堂兄弟阿奇博尔德•道格拉斯（Archibald Douglas）也忙着在苏格兰的另一侧建造一座截然不同设计的城堡——这样的设计将在接下来的三个世纪大为风行。阿奇博尔德的同代人以及后辈都称他为“阴鸷者”阿奇博尔德（Archibald the Grim）。他的地位也得到了擢升。1369年，阿奇博尔德被封为加洛韦的领主，掌管着苏格兰最西南的边陲地区。但是，他并没有像他的堂兄弟那样建造一座幕墙式城堡，而是决定建一座塔楼式城堡来纪念他的擢升。

阿奇博尔德的塔楼被称为特利维城堡（Castle Threave）。这座城堡非常雄伟，虽然现在高度略有缩减，曾经却高达约80英尺。如此规模的城堡，很容易让人想起诺曼人在英格兰的巨塔。我们据此似乎可以认为，阿奇博尔德只不过是复活了一个已经存在了至少300年之久的老式、落伍的设计罢了。然而，事实上，即便说他仿效了谁的设计，这种设计的原型更可能是发源自国内。一些历史学家倾向于认为，特利维这样的塔楼式城堡的起源可追溯至黑暗时代的苏格兰的石砌塔楼——布洛赫（broch）。

14世纪的塔楼式城堡有许多特征，足以使它们与任何相关的原型区分开来。其中一些区别是风格上的。塔楼式城堡往往有一个或多个桶形的穹窿式天花板，而不是像典型的诺曼式城堡主楼那样，只有一层木板作天花板。认为苏格兰的历史残忍可怖的人也许会说了，这是因为一般的塔楼式城堡的主人总是担惊受怕，于是建造石头的天花板，以免城堡受到火攻。然而，也许原因并没那么复杂。木质的天花板需要大量的大型橡树，而橡树在苏格兰要比石料稀有得多。另一个重要区别是，苏格兰城堡，尤其是后期的城堡，没有设吊闸。相反，城堡的入口用一些简单但结实的铁栅门把守， 这种铁栅门在苏格兰语中称作“yett”注54。此外，一些塔楼式城堡，尤其是后期的城堡，入口设在一楼，而主楼式城堡的入口一般都是设在二楼。

不过，苏格兰的塔楼式城堡与诺曼的主楼式城堡的最大区别在于功能不同。诺曼人的城堡主楼在功能设计上并非旨在自给自足（如第二章所见）。相较于日常生活，城堡主楼更多的是用作正式场合。虽然它们一般也设有住宿区，但是日常生活中的辅助功能还需要由堡场内的其他一系列的辅助建筑提供，尤其是厨房和大殿。另一方面，塔楼式城堡则是自给自足的。但凡塔楼式城堡，内部不仅设有卧室，还会建有大殿、厨房和储藏室。

上述功能的区别也使人们在看待塔楼式城堡时带上了有色眼镜。因为设计上的自给自足，人们便认为它们“封闭”“保守”。主楼式城堡被视为高傲、坚定自信、目空一切，在建筑设计上也极尽奢侈豪华。相比之下，塔楼式城堡则被视为平凡、阴暗、令人望而生畏；而主楼式城堡则建在城镇或村庄里，往往鹤立鸡群，傲视周围的一切。塔楼式城堡有些建在与外界隔绝的半岛上，有些建在孤独的山丘上，多为孤立的环境。似乎它们表达的更多的不是主宰，而是退却。总之，认为自己受到了威胁，时刻处于被攻击的危险之中——塔楼式城堡便被视为是这种思维倾向的产物，也可以说，塔楼式城堡是中世纪苏格兰贵族的多疑症在建筑上的体现。

观察特利维城堡，似乎更证明了这种观点。特利维城堡孤零零地耸立在迪伊河（River Dee）中央的岛上，庞然、巍然、不加装饰，令人敬而远之。即便时至今日，去往城堡也只有先通过一条一英里长的小路，再乘船渡过河面才行。难以想象世上还会不会有比它更偏僻的建筑。仿佛这还不足以说明问题似的，城堡的另一个建筑特点更证明了城堡主人一成不变的防御心态。在塔楼的基底附近有一片炮台：即一道坚固的石墙，石墙两角分别设有一座塔楼。这种设计既可以放置加农炮攻击敌人，也可以保护城堡免受炮火攻击。总而言之，阿奇博尔德的城堡似乎和他本人一样阴鸷。

然而，第一印象往往具有欺骗性。如果你对历史挖掘得更深点儿，一幅截然不同的画面便浮现了出来。这正是20世纪70年代克里斯•塔布拉罕（Chris Tabraham）和一队考古学家的做法。一开始他们的任务只是简单地保存、巩固炮台的砖体，很快，这项任务便发展为现在最引人瞩目的考古发掘活动之一。正是这项考古发掘，将所谓特利维城堡是一座孤立的军事哨所的观点彻底击碎。这次考古的主要成果，是在炮台的下面发现了一群住宅建筑的地基。在城堡的附近，有一块庞大的长方形建筑的遗迹，几乎可以确定，这里曾是一座雄伟的大殿。在这座建筑的右边耸立着另一座石头建筑。这座建筑更长，但也更狭窄。据推测，这第二套建筑的房间中可能有一间便是教堂。基于一些更细微的考古发现，克里斯和他的同事推断，这些建筑应该是和城堡同时期建造的。而且，这些石头建筑也不是现场唯一的一些建筑：从城堡扩散开，几乎占据了特利维岛每个可居住的角落的，是一片形成了小村落的小型的木质建筑。从岛的南端到河的对岸有一条堤道，通过这条堤道便可以到达这些建筑的所在区域。

所以，在“阴鸷者”阿奇博尔德生活的时代，特利维城堡的风貌全然不同于今日，它并不是一座孤塔，而是一整套的城堡建筑群，被热闹的社区所包围。一些发掘出的神奇的小物品，进一步揭示了这个社区的性质。这些发掘物，也是有关中世纪苏格兰文物的最重要的一批考古收藏品。有些发掘物和发掘的建筑一样，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包括一只玺模和一只银质的盒式项链坠。另外一些价值没那么高的物品是在城堡的港口发掘的日常生活用品。在这种泥泞、浸水的条件下，各种日常的木质或皮质物品都得到了很好的保存（在正常条件下则会腐朽）。这些发掘物中有几双鞋子，鞋子的尺码很小，明显是孩子穿的。另一些发掘物是餐具，包括印有道格拉斯家族象征的碗碟。道格拉斯家族的象征是一颗血红的心，这是缘于阿奇博尔德的父亲詹姆斯• 道格拉斯曾经遵照先王罗伯特•布鲁斯的遗愿，带着他的心脏参加了十字军东征的缘故。此外，在这些发掘物中甚至有一枚小小的棋子，它雕刻得很精致，显然是用来玩国际跳棋或双陆棋的一套棋子中的一枚。

图5-1　20世纪70年代的特利维城堡航拍图（展现了发掘建筑的全貌）。

这样一堆日常物品让我们恍然大悟，原来即便是苏格兰人的城堡，在99%的时间里也是作为他们的家园使用，而很少作军事用途。这些物品表明，在14世纪晚期，特利维城堡不是驻扎着步兵的森严城堡，而是一个住满了男女老少的社区，他们在社区里做着普普通通的活计，过着平平凡凡的生活。

如果相较于我们熟悉并且热衷的“血腥”的苏格兰历史，这个版本的历史太过于平淡无奇，那么，这些考古证据能够证明的也仅限于此了，你也许会有所欣慰吧。即便我们承认，特利维城堡不是“封闭”的，这里有戴银质的盒式项链坠的女人、穿着鞋子的小孩和玩奇怪的跳棋的人，但还有一些其他的事实是无法回避的。最显而易见的是，这里的主建筑几乎高达80英尺，屋顶设有（或曾设有）城垛。我们还可以看到，在整座塔的顶部四周留有固定托架的架眼，这些托架就是用来支撑木质的守望台或作战平台的。即便我们在想象曾经城堡周围的环境时，只考虑那些曾经消失的石质建筑，而将炮台排除在外，也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即这座城堡的设计初衷，就是为了可以在战时自卫。再多的想象性重塑，也不可能把“阴鸷者”阿奇博尔德的城堡变为度假别墅。

阿奇博尔德擢升为加洛韦的领主的政治环境也值得注意。在14世纪晚期，加洛韦这片地区饱受战争之苦，这里的人们对苏格兰国王的忠诚度也高度存疑。近几十年，他们还曾在英格兰与苏格兰的战争中选择了站在英格兰一边。作为与英格兰斗争的沙场老将，阿奇博尔德被派往加洛韦，是为了掌控、绥靖这一地区。阿奇博尔德阴狠凶残，声名在外。毕竟，他的绰号可不是通过玩棋盘游戏赢来的。

阿奇博尔德选择在特利维建造城堡，原因可以有很多。在某种程度上，这种选址具有象征意义。自从11世纪开始，这片岛屿便是加洛韦的本土统治者的权力中心。这样一来，阿奇博尔德的选址部分上是为了对外宣示，也许并不会像“征服者”威廉或爱德华一世的宣示（“足迹所至，目光所及，莫非我土”）那么大胆、霸气，但仍然不容忽视（“如今我便是城里的新郡主”）。

同样，建造城堡的决定也可以从多角度进行解读。塔楼式城堡正成为时尚，而高大的建筑向来受到希望通过建筑来宣示支配权者的欢迎。无论我们归结在城堡和选址身上的更深层的意义是什么，我们都不能忽略对传统的功能上的考量。特利维岛的神奇之处在于，它是天然的易守难攻之地，且阿奇博尔德的城堡装备齐全，这样完全可以抵御军事上的攻击。没错，阿奇博尔德是通过特利维城堡对外进行某种宣示。但特利维城堡也不是孤立的、保守的建筑，它最终被很多人当作自己的家园，这也没错。不过，无论你怎么看待它，“阴鸷者”阿奇博尔德建造这座城堡，明显是预料到灾祸将至。

这里还有一块绊脚石，影响着我们对特利维城堡更成熟的解读，这便是它如今的外观。即便我们很不情愿地承认，“阴鸷者”阿奇博尔德也曾在岛上有过快乐的时光，但我们也无法忽略这一事实：他去世后（1400年平安夜前夕，他在特利维城堡去世）的某个时刻，某人感到了一种迫切的需要，拆毁了城堡与战争不相关的部分，在其四周挖了一条很深的护城河，并建造了一座可以承受火炮重量、布置火炮的石头炮台。

现在，人们认为，这位“某人”要么是威廉• 道格拉斯，要么是他的弟弟詹姆斯。他们是“阴鸷者”阿奇博尔德最后的后裔，人称“阴险的道格拉斯兄弟”。阿奇博尔德的时代之后，他们家族的势力与日俱增，到了两兄弟的时代，他们已经成为苏格兰最有权势的贵族家族。1440年，威廉•道格拉斯继承的土地已经遍布苏格兰南部。此外，他还继承了几座苏格兰高地的庄园。这本是好事，至少在卑鄙之极的斯图亚特国王决定削弱道格拉斯家族的势力之前是如此。

国王詹姆斯二世比威廉伯爵年纪略轻。1437年，他登上苏格兰王位时，年仅7岁。直到1449年，他才把王国的统治权抓到自己手里。接着，麻烦便来了。那时候，新国王和他最有权势的臣民经常在公开场合互相表现出善意。道格拉斯声称，他时刻准备着，愿“永远效忠”他的陛下、他的主人。国王詹姆斯二世则宣称，他感受到伯爵的“厚爱、真心与热忱”，非常欣慰。然而，在这一片和谐的笑容与握手的背后，嫌隙早已生根。在想要获得更多土地的贪婪驱使下，在议会中反对道格拉斯家族的大臣的怂恿下，詹姆斯二世乘威廉伯爵外出朝圣之时，率军进入了他的领地。他此举旨在削弱道格拉斯家族的势力，拉拢道格拉斯家族的支持者。但是，令他愤恨的是，伯爵及时赶回，成功地维护了自己的势力。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又是一片虚情假意的微笑。然而，1452年，国王忽然想到一个新点子，他在斯特灵城堡设宴邀请威廉。酒足饭饱之际，国王亲自下手将威廉刺死。

突然间，詹姆斯•道格拉斯承袭爵位。这虽然出乎所料，但他却高兴不起来。他的兄长曾经得到过国王的承诺，保证他安然无虞，但却被国王真正地“在背后”捅了刀子。作为报复，他在兄长被谋杀的地方——斯特灵城堡，上演了一场叛逆大戏。他带领600人马火烧斯特灵城，又拿着国王写下的、许诺威廉安全的信笺游行示众，对之唾弃。接下来的3年，国王和新伯爵僵持不下，紧张对峙。一方想拉拢到足够的支持，彻底解决掉道格拉斯家族；另一方则试图重建他亡兄风雨飘摇的领主权势。

特利维城堡被改建得面目全非，大约就是在这一时期。他们把木头的住宅推倒，把巨大的石殿和教堂夷平。在原址上，他们利用原来的石头，在城堡旁边建造了一座炮台。不过，略令人沮丧的是，这次改建工程的实施者，具体是道格拉斯两兄弟中的哪一位，我们并不能确定。20世纪70年代的考古研究所发掘出的证据表明，炮台的建造时间可追溯至1450年左右，但是具体时间就无法确定了。也可能是1452年威廉•道格拉斯去世之前，他嗅到局势不利后，也可能是詹姆斯•道格拉斯在他兄长死后作出的公然挑衅的回应，并为最后的一决胜负做好准备。但是，毫无疑问，是道格拉斯两兄弟中的一位，将特利维城堡从一个安逸的社区改造成了一座可以布置加农炮的堡垒。

而且，理由也相当充分。詹姆斯二世除了热衷于各种形式的暴力外，对火炮也情有独钟。自从14世纪初期王国引进火炮后，火炮已经有了长足的发展。除了许多相对较小的杀伤性火炮外，詹姆斯二世还拥有最新的火药技术。这些新发明的庞然大物被人们称作射石炮——一种专为摧毁城墙而设计、打造的火炮。在英格兰，这种火炮的最佳样例是芒斯梅格大炮（Mons Meg）。这门大炮是詹姆斯二世的岳父（又一位火炮同好）勃艮第公爵赠送给他的礼物。如今伫立在爱丁堡的梅格大炮，当初是在詹姆斯二世与道格拉斯家族交战后才来到苏格兰的。不过，詹姆斯二世多的是其他同等大小的大炮，它们也拥有相似的破坏力、毁灭力。

图5-2　芒斯梅格大炮。

1455年，詹姆斯二世调转炮口，对准了道格拉斯伯爵的城堡。3月初，詹姆斯二世围攻了英维勒冯（Inveravon）的城堡，很快便将它夷为平地。4月，他攻打阿伯康（Abercorn）的城堡。在国王的攻击下，城堡坚持了1个月便倒下了。詹姆斯二世亲自指挥围攻。明显，他极为享受这一过程。他在给勃艮第公爵的信中极为详尽地描述了炮火攻城的过程。到了夏初，皇室的大军已经集结在特利维城堡之外，等待拿下道格拉斯家族的最后一座城堡。詹姆斯二世到达时，火炮辎重还在路上。尽管射石炮的破坏力惊人，这些庞然大物却极为笨重，运输缓慢，一日的行程绝对不会超过3至4英里。围城虽然持续了两个多月，但是等到国王威力惊天的火炮抵达时，一切都已经结束了。也许是因为收受了国王的黄金贿赂（当然，即将到达的火炮也起到了催化剂作用），城堡内的驻军决定止损、投降。城堡被围时，道格拉斯伯爵恰好不在城中。此后，他逃到英格兰，再也没能回到苏格兰。就这样，他在流亡中度过了余生。

阴险的道格拉斯兄弟与王权纷争的故事，证明了15世纪上半叶苏格兰历史永恒不变的主题。这个充斥着阴谋、刺杀、硝烟、流亡的悲伤故事，也可以（几个世纪一来，也一直）被视作充分的证据，证明此时的苏格兰贵族的命运已然江河日下。詹姆斯二世也绝非唯一危险残暴的斯图亚特国王。虚伪狡诈、极端暴戾——大半个世纪以来，苏格兰都是被这种人统治。说起贪婪和报复心，詹姆斯二世的父亲（詹姆斯一世）一点不比他那自大偏执的儿子差。他生命中的前20年是在英格兰作为俘虏度过的。1424年，回到苏格兰时，他的心里充满了仇恨。他把自己在边境以南的漫长的流离生活，主要归咎于他的堂兄弟——奥尔巴尼•斯图亚特兄弟（Albany Stewarts）。1437年，当皇室家族的一员将詹姆斯一世刺死时，这位又矮又胖、盛气凌人的国王的统治便戛然而止了。15世纪后期，到了詹姆斯二世的儿子（詹姆斯三世）这一代，如果还真有更加令人憎恶的人，那么他便是了。这位第三代的詹姆斯国王不仅毫无责任感、报复心强，而且最重要的是，他毫无作为，只顾着敛财、贬值货币，好为他拙劣的涉外政策的阴谋买单。在对待子民方面，他更为专横不公。1488年，他与苏格兰贵族彻底决裂，被贵族在战场上打败并乱剑砍死。如果你恰巧对詹姆斯二世的下场感到好奇，听到下面他也得到了应得的报应，你也许会感到很欣慰。1460年，他（也许是心血来潮）围攻边境之城罗克斯堡（Roxburgh）的时候，站得离自己的一架大炮太近。结果，这架射石炮在发射时发生了爆炸，国王当场毙命。

无疑，既然坐在王位上的人都是这种货色，苏格兰狡猾的贵族自然要建造城堡寻求自我保护了。事实果真如此吗？这种看法似乎在15世纪时期城堡建造运动的爆发中寻找到了证据。在詹姆斯一世、二世和三世统治期间建造的塔楼式城堡，比任何时期建造得都要多。而且，其中一些城堡的确是庞然大物。以博斯威克城堡为例，它坐落在爱丁堡东南方向约12英里处的一片悬岩上，高度达到了惊人的108英尺。它是苏格兰最大的、也是保存最完好的塔楼式城堡。更重要的是，和特利维城堡不同，它的周围绝对没有任何建筑物环绕。在博斯威克城堡，所有住宅空间被压缩在了塔楼之内。那么，是不是因此便毫无疑问，建造城堡的领主在预料到灾祸将至时，便故意将自己关在城堡里，与外界隔绝开来了呢？

图5-3　博斯威克城堡（Castle Borthwick）。

也许并非如此。我们所说的领主，即是威廉• 博斯威克爵士（Sir William Borthwick）。即便他生活在詹姆斯一世和二世的统治期间，令他忧心的似乎却是其他事情。这里，我们看一下1430年国王授予他的建造许可，请留心其中别有深意之处。

威廉•博斯威克，爵士。国王（詹姆斯一世）特授其许可，准其在爱丁堡附近名为洛克瓦特（Lochorwart）的丘陵之上，建造城堡一座；并为该城堡或堡垒建造或加筑防御工事，在城堡四周建造城墙，开凿护城河，树立铜或铁门，并于城堡顶部设置装饰性的防御设施。

一切都一目了然了，虽然建造许可提到了城墙、护城河、城门，但是这夸夸其谈的背后，它还是承认了城墙顶部的防御性设施只可以是纯装饰性的。特利维城堡的石塔顶部布满了可以搭建木守望台（正式的作战平台）的架眼，而博斯威克城堡设置的却是15世纪最新风格的堞口。这种堞口虽然引人注目，但是作为防御设施，它们几乎一无是处。它们的建造是以牺牲城垛为代价，现在，石塔的顶部没有任何可以为守城者提供掩护的城垛了。所以，虽然堞口看起来很花哨，但是实际上却削弱了城堡的防御力。

事实上，博斯威克城堡根本不具备任何有效的防御硬件。射箭孔、射击孔、屠坑，这些设施统统没有。最能说明问题的是，建筑师原本有机会利用设计上的防御优势，他却刻意地回避了这样的机会。以城堡的侧楼为例，从15世纪开始，对于塔楼式城堡的设计，越来越普遍的做法是，与塔楼一起同时建一座或多座侧楼，而不是只单单建一座塔楼（如特利维城堡）。这样的建筑一般根据其平面设计图的形状，被人们称为L型或Z型设计的城堡。

对城堡的发展持传统（偏军事的）看法的人会认为，这种侧楼的开发正是为了向城堡的入口提供侧面的攻击火力。根据这种逻辑，博斯威克城堡的最佳入口位置应该设置在西侧，夹在两座雄伟的侧楼中间（不同寻常的是，博斯威克城堡的两座侧楼都建在了城堡的同一侧），这比什么都安全。然而，建造者不仅对这一天然的防御优势视若无睹，反而将入口设置在城堡的北面，完全暴露在众目睽睽之下。

图5-4　不同形式的城堡设计。

公正地说，博斯威克城堡因为高度很高，也有它固有的防御优势。如果城堡建得高，为了支撑一层一层地板的重量，城堡的外墙就必须建造得足够厚。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博斯威克城堡是在面临一代代阴险的暴君威胁时，为了公然的武力对抗而建造。抛开别的不说，首先，允许威廉爵士建造城堡的人就是国王。国王授予的建造许可（以罕见的明确性）告诉我们，包括国王在内的当时的人们承认，在15世纪的苏格兰，任何想建造城堡的人都可能怀着除防御以外的其他动机，而装饰性（自我炫耀）正是其中一个关键因素。事实上，威廉•博斯威克与另一位城堡建造者倒是不谋而合。这位建造者也获得了国王的建造许可，并不吝全方位地炫耀自我。他便是爱德华•达林里奇爵士。与爱德华爵士相似，博斯威克想建造城堡，是因为他希望强调自己新获得的社会地位，而不是因为时刻担心被人攻打。威廉爵士的父亲本来就是位颇富裕的骑士。1414年，他继承了父亲的财产后，也许因为在职业生涯早期做了国王的关税征收官，而又积攒了一小笔财富。在成为苏格兰宫廷里的红人后，他需要的是一座可以招待国王的豪宅，而不是一座将国王拒之门外的堡垒。

说到提供住宿，博斯威克城堡更是出色地胜任了这项工作。城堡的侧楼不是为了镇守入口，而是为宾客提供了客房。今天，任何参观博斯威克城堡的访客对此都一目了然：城堡如今已经成了酒店。在城堡的内部，曾经或许粉刷、上漆的墙壁，现在了无修饰，石壁也裸露在外。这说明，当初城堡的建筑质量非同一般。无论内外，城堡的建造用的都是成块的顶级方石。每一块方石在使用前都需要石工费尽艰辛将其打磨成理想的形状。这也很好地证明了威廉• 博斯威克有多么富裕。除此之外，城堡的砖体也提供了其他的线索，帮助我们认识博斯威克城堡的性质。

在中世纪，石工每雕刻一块石头，都会在上面留下自己的标记。当然，这种标记不是某种神秘的印记，而是一种方便工人和雇主为工人记录工分的有效手段。一般来说，在几乎所有你有雅兴参观的城堡里，都可以或多或少看到石工的标记。不过我还没见过哪个城堡的石工标记会像博斯威克城堡中的这样随处可见。当然，我无法作出具体的比较，因为现在城堡内部的装饰布局不允许。现在，城堡墙壁的大部分空间都被挂画、长剑和一套套的盔甲所占据。但是，如果你有心坚持的话，结果还是非常富于启发意义的。经过不遗余力的勘察，可以发现，城堡有超过60多位不同石工的标记，这也意味着有60多位石工参与了这项工程（还不包括木匠、装玻璃的工人、铁匠、采石工、小工，以及其他各色杂役）。有意思的是，在壁炉与过梁、弯石与平石等处均能发现相同的标记。这意味着，这里的石工并非只擅长一个领域。实际上，每一位石工都是出色的多面手，更重要的是，对比这些标记后发现，这相同的一套标记广泛地分布在了从地下室到屋顶的建筑的各个角落。也就是说，整个建筑工程雇用的都是同一批石工——也许个别石工有进有出，但是最后竣工时的石工，和开始实施这项工程时的石工，基本上是同一班人马。

石工的标记、城堡的设计、建造许可的措辞和威廉• 博斯威克城堡的地位，从这些因素中推断出的观点，引导着我们对博斯威克城堡从整体上进行进一步的思考。首先，作为苏格兰最雄伟的塔楼式城堡，博斯威克城堡不可能是一蹴而就的。即便有60名石工投入这项工作，要完成这项工程也至少需要10年，也许更久。它的质量与规模表明，这是一项旷日持久、耗资巨大的工程。此外，比起防御功能，城堡更看重的是装饰与外观。但一个不言自明的道理是，人们一般不会投入金钱，建造一座无防御功能的住宅，除非他们相当确信投入将会得到回报。博斯威克是一波重大的城堡建造热潮的一部分，而城堡建造热潮很少会出现在战乱地区。威廉爵士的城堡表达的是自信，一份对安定的未来的自信。这项工程的实施，并非是因为受到了安全感缺失的刺激。

如此看来，雄伟的博斯威克城堡和特利维城堡一样，第一印象都具有欺骗性。仔细观察之下，这两座建筑都讲述了不同的关于中世纪晚期苏格兰的故事。塔楼式城堡并非主要为了反对王权而建造在与外界隔绝之地，它们也可以建在社区的中心，建在和平时期，甚至征得国王的准许。它们既是堡垒，也是高贵地位的豪华象征。因此，它们的建造首要依赖的因素，便是持续的、和平稳定的社会环境。

所以，你也许会好奇，既然如此，卑鄙的斯图亚特国王们干什么去了呢？或者，进一步讲，他们一无是处的贵族又干吗去了？历史书告诉我们，他们双方无时无刻不想置对方于死地，不是我将你刺死，就是你用加农炮将我炸成齑粉。然而，我们当真可以寥寥几句，就这样把他们概括了吗？

每一座苏格兰城堡，都流传至少一则关于城堡的传说。鬼魅的故事显然最有助于打动访客；血腥的战争和恐怖的谋杀传说次之。博斯威克城堡有幸二者兼备。它的鬼魅故事说来非常地平淡无奇——当地的一位小姑娘，被地主搞大了肚子。在被长剑刺死后，其灵魂便游荡在城堡中，夜夜哀泣，如此等等。但是，唯独让人不解的是，为什么这个故事在20世纪晚期之前，从未被人提起过。然而，另一个传说就比较富有新意了，并把城堡独特的建筑特点也巧妙地揉进了传说之中。在中世纪时（即黑暗的旧时代），博斯威克城堡的领主是一群卑劣的家伙。他们不是寻欢作乐、坑害当地的少女，或者玩腻了双陆棋，就是以戏弄他们的囚犯为乐了。这些可怜虫被关在城堡内的最深处。至于为什么被关，历史上也没有记录。只不过，他们偶尔会被带到城堡的顶部。一旦被带到楼顶，品尝到自由的味道，看到自由的景色，他们便要面临一个残忍的抉择。这个选择是囚禁他们的领主提供给他们的。这些领主们幸灾乐祸，告诉他们，如果他们愿意，他们可以纵身一跃，跳过城堡的两座侧楼之间的空隙——这是一个约12英尺宽的巨大间隙。而且，显然他们在侧楼的底部还特意安插了一片尖尖的铁刺（跳下去便是100多英尺的深渊，安插铁刺实在是多此一举；毫无疑问，博斯威克城堡的领主的逻辑是，既然要做坏人，不妨就坏得彻底）。由于囚犯的双手被倒背着绑在了一起，他们跳过去的可能性就更低了，基本上只会在地面上留下一堆肉泥。然而，如果他们完成了这殊死的一跃，他们的回报便是传奇的中世纪苏格兰人最珍贵的战利品——自由！

做个顽皮的维多利亚时期的老祖父，编造这样的故事，这一定非常有意思（就我个人而言，我当然也期盼着那一天的到来，可以编造这样的恐怖故事说与我自己的孙子、孙女听，在他们的心灵上留下不可磨灭的影响）。这种毫无可能的、无稽的怪谈摆在我们面前，我们当然能够分辨出，这是有别于正史的叙事，是天马行空的想象之物。如果这些传说与民族的历史已经交织在一起，已经深入人心，家喻户晓，不言而喻，质疑它们的真实性已经无异于异端邪说，我们还能分辨出吗？

事实上，许多关于斯图亚特君主的传说都属于老生常谈的性质。直到近年来，历史学家才从历史和传奇交织的华美挂毯中抽丝剥茧，剥离出一根根的真相之丝来。例如，认为斯图亚特君主与他们的大贵族之间为了争权夺势，而陷入了漫长的斗争之中，这样的观点虽然一直流传了几个世纪，但近来已经被证实为毫无根据。那么，你也许要问了，一开始这种观点又是怎么流传起来的呢？好，现在我们有请了不起的故事讲述者、老爷爷沃尔特• 司各特爵士（Sir Walter Scott）登场。

沃尔特•司各特是苏格兰最著名的文学家，受人爱戴，名副其实。他出生于1771年，虽命运多舛（身患小儿麻痹症，一度破产，还遭到了深爱的人的拒绝），却从未屈服，最终成为他那个时代最多产、最受欢迎的作家。他不仅活着的时候受人爱戴（1820年，他被封为准男爵），去世后也永远为人们所纪念，雄伟的司各特纪念碑至今仍矗立在他家乡爱丁堡的王子大街的街道旁。作为作家，他的特长是戏剧化地再现历史。除了创作了大量的历史小说外，他还写了一本苏格兰的通俗历史，书名为《祖父的故事》（Tales of a Grandfather）。和所有希望抓住自己小听众注意力的祖父一样，司各特在他叙述的历史中夹杂了许多扣人心弦的细节，如一些激动人心的演讲、英勇的事迹和绝境逢生的战役。司各特这样做的唯一缺点是，大部分的细节都是他杜撰的。说句公道话，这也不是司各特的错，大部分情况下，他只不过是把已经流传了几个世纪的传说巧妙地进行了再加工罢了。这些传说大部分是从16世纪开始流传的，它们的作者在创作时，带着明确的政治意图。他们唾弃那些并不遥远的统治者，也自有他们的道理。沃尔特• 司各特的独特贡献在于，他以这些有倾向性的历史叙述为素材，加工成更通俗易懂、更令人印象深刻，也更加受人欢迎的故事。后来有无数版本的《祖父的故事》出版、问世，包括专为教学使用的特别删节本。

正如一代代的英格兰人是唯一通过读莎士比亚的作品来了解历史的一样，苏格兰人也是通过读司各特扣人心弦、生动夸张的作品来了解苏格兰中世纪和近代早期的历史的。然而，无论是这两位作家中的哪一位，他们的作品离历史的真相还差得十万八千里呢。

既然这样，那我们该怎样探寻出“历史的真相”呢？研究中世纪晚期苏格兰历史的历史学家面对的首要问题是，当时文献记录得极为糟糕。在沃尔特• 司各特看来，历史材料的缺失，本身就足以证明他的根本观点。“人人忙着战争，哪还有时间做文字的记录。”他这样分析道。现存的文献证据已足以从骇人听闻的传说中触及到真相的蓓蕾。以詹姆斯二世和阴险的道格拉斯兄弟为例，沃尔特•司各特的说法是道格拉斯为了对抗国王，一度召集了40000兵力；根据当时奥金莱克（Auchinleck）的编年史记载，伯爵在斯特灵的兵力只有600人。这样的信息彻底地修正了中世纪晚期苏格兰的势力格局的图景。根据沃尔特• 司各特的叙述，我们看到的是一位深陷危机、权力的光芒被强横的贵族所掩盖的国王。但是事实上，国王尽管行事残暴，毫无公正可言，但在他下手打击他麾下最大的一位贵族家族时，他还是得到了政治共同体的广泛拥护。处于王位崩塌边缘的国王和治国还算不错的国王，自然前者的故事更扣人心弦。惊悚的故事总是能抓住人们的眼球，让小孙子、小孙女们凝神屏息地倾听。然而事实上，在统治苏格兰这件事上，斯图亚特的君主们和他们的贵族是站在同一条战线上的。

用其他方式统治，也的确会让苏格兰的国王感到力不从心。国王的权力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苏格兰地形的限制。直接治理一个遍布山川大河的国家，要比统治一片连绵丘陵、平原的国家困难多了。无论对于国王和他的敌人，还是对于他的大臣们来说，通信和交通都是最大的难题。即便精力最旺盛的国王，也难以让全国子民感受到他的影响力。而且，苏格兰的国王没有制定常规的计税基础；在一些特殊的情况下，如果他们的确想对臣民科以罚金，他们面对的则是深深的敌意。因此，虽然斯图亚特家族想在欧洲的舞台上出一出风头，但他们只不过是由国王组成的这个世界大家庭中的穷亲戚。最明显的一个例子是，15世纪英格兰的国王每年的固定税收和关税能达到5万英镑，而斯图亚特的国王在走大运的情况下，收入也只有英格兰国王的十分之一。

所以，地形和贫穷限制了斯特亚特国王的权力。无奈之下，他们只好与贵族携手治国，而不是互相为敌。也就是说，他们的统治要以共识与合作为前提。而且，他们也不得不接受这样的现实，即他们大部分的权力必须下放给其他人来行使。

在王国的北部和西部边陲地区，即苏格兰低地和高地的接壤地带，这种情况尤为突出。如今，苏格兰高地已经成为苏格兰的象征。穿着格子花呢裙子的人们的形象也已经成为苏格兰文化遗产产业的主题。然而，如果说这段历史也是虚构的，这也算不上什么石破天惊的大新闻了。谁不知道现代的苏格兰短裙是19世纪工厂主的发明，高地的文化遗产几乎完全是19世纪民族文化的狂热分子的杰作，而这次的“罪魁祸首”依旧是沃尔特•司各特。司各特利用自己浪漫主义小说的影响，如《罗布• 罗伊》（Rob Roy），再加上他的其他一些身份（例如，乔治四世对苏格兰进行皇室访问时，司各特作为典礼官，借着这一场合临时创造了大量的“传统”节日和服饰），创造了高地人“高贵的野蛮人”的形象，并使之经久不衰。在这些虚构的形象的影响下，中世纪高地人的真实形象反而被掩埋。

然而，现存的证据足以复活中世纪晚期真正的高地人的形象。在14～15世纪，苏格兰北部和西部地区的统治权掌握在岛区的领主克兰• 麦克唐纳家族（Clan MacDonald）手里。他们已经成为这片地区实际上的独立统治者，只需偶尔向斯图亚特的君主们表一表口头的效忠。作为古老的凯尔特族和斯堪的纳维亚族的后裔，自14世纪中期始，他们的权势便与日俱增。到了15世纪，他们的势力已经如日中天，可以调集一支1万人的兵力。

他们的家族可不只是会打打杀杀，即使对他们的文化只是草草一瞥，便能证明这一点。他们留存下来的大量文献反映出了他们的文化水平。这些文献使用的语言，既有凯尔特语，也有拉丁语。他们的双排桨大帆船更多的是用来进行贸易，而不是用来军事偷袭。他们的贸易对象多是他们在爱尔兰的凯尔特族近亲。高地社会对待严重的暴力与骚乱问题十分严格，各地都建有地方法庭，他们正是利用这套司法体系对上述问题进行打击。换言之，15世纪的岛区领主因治理领地有方而名声在外。

一位16世纪的苏格兰历史学家写道：“在他们统治时期，社会公平带来了岛区的和平与富裕。”

岛区的人们并不是野蛮人，而是文化冲突的最终的失利一方。这种文化冲突很可能已经持续很久了。在14世纪末，低地的编年史家福尔顿的约翰（John of Fordun）用“苏格兰人中的野蛮人”描述北方人时，便等于是承认了这种文化差异。

在高地人看来，他们的南方邻居羸弱，毫无男子气概，几乎不值一提。例如，他们不像爷们似的喝红酒，而是开始喝一种叫作“威士忌”的非常娘儿们气的新式酒精饮料。但是，尽管双方不时地互相攻击，他们真正准备大动干戈还是在15世纪末期。1462年，岛区的领主约翰• 麦克唐纳与流亡在外的道格拉斯伯爵、英格兰的国王签订了一项秘密协定，阴谋由他们三家瓜分苏格兰全境。仇恨的种子就是在这时埋下的。

最后，他们的阴谋落空了，但是当阴谋暴露后，国王詹姆斯三世难免对此耿耿于怀。他以叛国罪为由，没收了麦克唐纳在苏格兰大陆的土地，强迫他承认自己的附庸地位。约翰本人倒是愿意屈服，但是麦克唐纳家族的其他人，尤其是他儿子安格斯（Angus），对失地、受辱的待遇怀恨在心。在接下来的20年间，岛区因为他们家族激烈的内讧而四分五裂。同时，内讧也严重地削弱了他们家族的势力。1490年，安格斯打败他父亲后，自己也被人杀死了。3年后，苏格兰国王介入到他们家族的内讧，强行树立了自己的权威。他宣布，岛区领主的时代就此终结，苏格兰皇室将收回他们的全部土地和权力。

上述的苏格兰国王，即詹姆斯四世。他是一位非常贤明的君主。他虽然年轻时性格比较暴戾，但是长大后却成为一位治国有方的君主。他不仅清楚苏格兰的势力格局，而且懂得如何以最有利的方式利用这一格局。詹姆斯四世既善于领兵打仗，又勤政为民，经常出访各地，主持公道。此外，他最厉害的地方在于，在下放权力时能够做到知人善任。1493年，干预岛区的决定，是他成年后在政治舞台的首秀。但是，这时他已经足够老练，知道如果想收回领主的权力，他需要有人大力辅助。而且，即便他的前几任君主比不上他的才干，他们也鼓励低地的贵族，在高地与低地的分水岭沿线建造城堡，委托他们维护好这片地区的社会秩序。

然而，直到詹姆斯四世统治时期，为了收服西部、北部地区，皇室与贵族联手，才兴起了最大规模的城堡建造热潮。这项联合事业的最大受益人，是戈登家族（Gordon family）的亨特利伯爵（Earl of Huntly）和坎贝尔家族（Campbells）的阿盖尔伯爵（Earl of Argyll）。遗憾的是，在这些人曾经建造的城堡中，保留到今天的已寥寥无几。事实上，苏格兰皇室与贵族的合作留下的最佳建筑成果，是由一位地位略低的人提供的。

在苏格兰，厄克特城堡（Castle Urquhart）是建筑地址最扣人心弦的一座建筑之一。它坐落在尼斯湖湖畔的一块悬岩上。自古以来，这一地点便被建成了要塞。但是，这里建造的第一座城堡是13世纪时的一座封闭式设计的城堡。由于地处高地与低地的分水岭地带，厄克特一直是斯图亚特君主和岛区领主的必争之地。而且，整个15世纪之前，双方交替占领了厄克特城堡多次。1493年，詹姆斯四世收回厄克特城堡之后便决定，这一次一定要牢牢地守住这座城堡。可比较矛盾的是，接着他便把城堡交给了别人，一位名为弗罗希的约翰• 格兰特（John Grant of Freuchie）的小贵族。

1509年，国王把厄克特送给约翰• 格兰特，是对他忠诚效力皇室20多年的真情回馈。其实，从15世纪末开始，根据一系列临时的租赁协定，格兰特家族就一直占据了这座城堡。现在，临时的协定变成了永久有效的契约。然而，保管这样一座曾为皇室所有的城堡，虽然荣誉至高无上，但附加的条件也有很多。格兰特家族不仅有义务维护城堡的良好状态，而且必须将损毁的建筑修复，恢复它们昔日的辉煌。国王赠送这份礼物时，有一份确认赠送行为的契据。根据契据的内容，格兰特家族要“在城堡内部建造大殿、卧室和厨房，以及其他所有必不可少的房间，如食品储藏室、面包房、酿酒坊、熏烟炉、牛棚和鸽房”。

更重要的是，国王要求他们“在城堡内建造一座塔楼，塔楼设有灰石结构的外垒或壁垒，以便保卫这片土地和人民，不受蟊贼和不法之徒的侵害”。

关于蟊贼和不法之徒的说法才是真正的麻烦所在。这句话表明，天下没有免费的城堡。如果厄克特城堡不是坐落在动荡的边境地区，国王大可以随便指派一个人重建这座城堡。但是，真正的难题是要能守住这座城堡，抵抗住被废黜的、心怀不满的麦克唐纳家族的攻击。岛区领主的权力被收回，他们肯定不会心无芥蒂。这没什么可意外的。1493年后的50年间，他们一直尝试夺回属于自己的权力。他们不断地偷袭苏格兰的内地，不时地扫荡大峡谷（Great Glen），试图重新夺回厄克特。在1513年的万圣节这天，他们成功了。这时离约翰• 格兰特获得城堡的“永久”保管权才仅仅过去4年。格兰特家族被驱逐出城堡，整整离开了3 年。后来，约翰• 格兰特在国王的议会前清点自己的损失时发现，除了厨房的洗碗槽外，其他能拿走的东西全被麦克唐纳家族拿走了。锅、烤盘、水壶、床、被单、毯子、枕头，全被他们洗劫一空。同样，城堡内储藏的鱼、面包、麦芽啤酒、奶酪、黄油，要么被他们吃光，要么被他们拿光。此外，城堡周围的土地也完全被他们糟蹋了，300头奶牛和1000只绵羊也被偷个精光。约翰• 格兰特估计，他总共损失了2000多英镑。

难怪，接下来当格兰特家族最终获得片刻喘息时，便立即建造了16世纪最坚固的塔楼之一。在经历了18世纪的大风暴的摧残后，格兰特塔现在已是破败不堪，但是它保留的一些建筑特色，仍然展示了塔的真正的军事防御意图。没错，城堡顶部周围的堞口基本上是纯装饰性的（堞口没有设炮眼），而且也很可能是后来重建的。但是，两座入口上方的堞口忽然变得像那么回事，虽然不很显眼，但是它们还是明显地从墙壁上方突了出来（留出了炮眼）。另一处同样微妙且在防御意图上丝毫不逊色的设计，是大多数窗台下隐藏的手枪射击孔。此外，应该强调的是，除了石塔，格兰特家族还按照契据提出的条件重建了城堡的其他部分。修复后的堡垒用它的实力表明，无论发生什么事，他们都誓要与国王赠予他们的城堡共存亡。他们也的确做到了。尽管城堡遭到了不断的攻击，格兰特家族直到1911 年才最终交出他们的城堡。但是，这一次，他们是将城堡交给了伸出友好双手的政府。

1509年，弗罗希的约翰• 格兰特被国王垂青并寄予重望，希望他在面临入侵时，能够保卫厄克特城堡及其周边的地区。然而，他的任务并不仅限于此。国王期望他在和平时期能够治理好这片地区，并为了这一目的授予了他广泛的治安权力。这也没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因为，即便像詹姆斯四世这样的国王，治国有方，勤政为民，几乎从未停歇地在国内四处巡访，听审法院讼案，他对整个王国的司法监督权力的行使也是比较松散的。所以，大多数影响人们日常生活的决策、判决的权力，都掌握在像约翰•格兰特这样的人手里。

在弗罗希的约翰•格兰特的管辖区域，违反法律的人可能会被投入厄克特城堡的监狱。监狱里阴暗、寒冷、不见天日（没有窗户），这里的设施（或设施的缺失）是这一时期城堡监狱的典型特征。显然，狭长的牢房曾经在房间的一端设置了便坑槽。这无论对于囚犯还是狱卒来说，都算是些许慰藉吧。对于一些从头新建的塔楼式城堡而言，囚犯一般是关押在塔楼的地下室，例如特利维城堡和博斯威克城堡就是如此。像这样重建的城堡，塔楼里的监狱实际上是一座座的深坑，这一点也不夸张。这样的深坑，唯一的出口在头顶上方，它们缺乏像厄克特城堡配备的那样的基本卫生设施。在这种条件下，被收押者唯一的慰藉，就是他或她的监禁期可能并不会持续太长：几天或者几周，但一般不会是几年。在中世纪，监禁很少作为一种惩罚形式。确实，监狱更像是警察局或羁留中心的拘留所，一般只是在被审判前对犯人进行暂时的收押。

法院不会离城堡太远，有时候，从监狱走到楼上就是法院。在厄克特城堡，法院还算有些距离，需要穿过庭院，走到城堡的大殿。今天，大殿已经面目全非了，只剩残垣断壁和地下室幸存了下来。在大殿的辉煌时期，它一定是一座多功能的大厅，处理公共事务、宴请、娱乐，都可以在这里。在必要时，大殿还可以用作约翰• 格兰特的审判室。英格兰和威尔士的领主对他们城堡大殿的使用，也基本上是这个模式。但是，他们的重要区别在于手中掌握的权力。国境以南，地方的领主在庄园法庭的司法权力仅限于处理一些屑小的事务，如酗酒、斗殴等，其他一切事务的司法权力由国王保留、负责，僭越的领主将受到严惩。在苏格兰，情况正好相反。即便在最低级别的男爵法庭上，领主也有权力对罪犯处罚金、断肢体，甚至判死刑。换言之，英格兰的领主可以送你一副枷锁，苏格兰的领主可以送你上绞架。

约翰•格兰特在自己的地盘上有权处置违法者的生死，这已经够不同寻常的了。但是，这还不是他那个时代的司法领域中最令人震惊的一面。除了法庭、监狱以外，还有另一个司法途径可供选择。这一途径更加古老，也更为常见，即世仇。单单听到这个词，脑海中便浮现出中世纪苏格兰社会最血腥的画面。正如沃尔特• 司各特在传奇中所描述的世仇残杀的画面那样：凶狠的氏族成员挥舞着双刃大砍刀，从山丘上俯冲直下，铁蹄践踏着一座座的村庄；敌对的家族一代又一代的互相厮杀……这就是一场无休止的、无理智的暴力的恶性循环。显然，就像聒噪的男学生没了管教一样，会无法无天，苏格兰桀骜不驯的贵族也比他们好不到哪儿去。

如果认为司各特的描述缺乏一些真实的成分，那无异于自欺欺人。大家族之间的斗争的确会旷日持久，血腥不堪。弗罗希的格兰特家族与他们的邻居法夸尔森家族（Farquharsons）之间就没少进行这样的斗争。他们频繁地盗取对方的牲畜和粮食，或者互相偷袭，造成人员的伤残甚至死亡。不过，这种看待世仇的观点是片面的。在政府权力薄弱的地区，家族间的世仇也可以是遏制暴力、维持和平的手段。根据文献记载，如果和平的局面被打乱，无论是个人还是社区都会不遗余力地恢复原先的秩序。例如，1527年10月，弗罗希的约翰• 格兰特与法夸尔森家族达成了书面的协定。这也是约翰• 格兰特最后一次有日期可稽考的抛头露面。作为家族的头领，格兰特在儿子们和其他家族主要成员的陪伴下，与他原先的对头芬利• 法夸尔森（Finlay Farquharson）和他的族人碰了面。双方终于放下武器，搁置前嫌，坐在了一起。

“（双方）为卧病者、身残者感到痛惜，为劫掠对方的行径深受谴责。”协定是这样开头的。接着，协定继续写道：“人性虽有弱点，但求竭尽所能，救赎自我，对上帝和彼此做出的可耻罪恶做出补偿、悔过。”

在这份协定的后面，还明确了具体的条款，规定如何做出经济补偿，并挽回双方受伤的尊严。不过，最有意思的部分，是在协定的中间。其中写道，双方迫切地强调，停战的决定是互相的。在达成协定时，任何一方都没有受到如法官、主教或国王等比他们位高权重者的施压。格兰特家族和法夸尔森家族的决定，是“出于他们的自愿，既没有受到胁迫，也不是出于恐惧，而是无拘无束，无可顾虑，完完全全是他们自由意志的表现”。

这样的协定非常普遍，而且它们证明了，世仇不仅仅是打斗那么简单。世仇竟然还是主持公道的手段——虽然在我们听来，世仇这一概念根本与公道无关。像这种制度往往也意味着，没有人会为某一特定的犯罪行为担责。即便杀了人，你也可以轻易地逃脱罪责。在没有更高的权威挥舞公平之剑的情况下，你别想能看到什么审判或惩戒。双方期待的最理想的结果，就是社会的平衡得到恢复，每一方的损失得到补偿。

这样的处理方式，可能导致在我们现代人听来不可思议的处理结果，一个老生常谈的例子就是凯瑟琳•帕特里克（Catherine Patrick）的案例。她父亲在世仇的冲突中，被人杀害，她自己也陷于不利的境地。最终，她得到了补偿，但是补偿的方式就是嫁给她杀父仇人的儿子。这简直是荒谬。但是，这种和解协定的处理方式，是为了弥合两个有亲戚关系的家族的嫌隙。凯瑟琳必须这样看待问题：与其说她失去了父亲，不如看成她得到了一个丈夫。

另一方面，凯瑟琳•帕特里克的例子也说明，在最基本的层面，违法犯罪的受害者是可以得到某种形式的正义的。但是，这种正义是粗暴的。她父亲被一位邻居杀害，这也说明了中世纪晚期的苏格兰并不是太平之地。这一点，弗罗希的约翰• 格兰特可以明白地告诉你。他不仅要与麦克唐纳家族为敌，而且与法夸尔森家族有世仇。与此同时，他也可以明确地告诉你，为了打击暴力，维持城堡周边地区的稳定，他要付出多大的努力。作为法官，他要行使国王授予他的权力，坐在雄伟的大殿上主持庭审，宣布判词。作为德高望重的权贵，他常常要扮演公平的仲裁者的角色，为其他家族的世仇问题做个了断。作为一个想为自己的朋友、家人、佃农营造和平局势的普通人，他又要与邻居冰释前嫌，承诺努力和平共处。

像格兰特之辈建造厄克特这样的城堡，是为了防患于未然。但是，这些城堡的军事特征也会蒙蔽我们，让我们忽略一个事实，即许多城堡体现的是合作的精神。在皇室的鼓励下，它们才得以建成。它们证明了，斯图亚特君主和他们的贵族一样，都希望看到一个更加和平、繁荣的社会。中世纪晚期的苏格兰，并不像沃尔特• 司各特爵士描述的那样，是一片浪漫传奇却又无法无天的野蛮之地，一个永远不懂和平为何物的社会。约翰• 格兰特爵士接受了詹姆斯四世赠予他的厄克特城堡时，便证明了国王和贵族不仅是完美的合作伙伴，贵族更是国王的代言人——格兰特接受了在这一地区执行法律的责任，要承担警察、法官和调解人的三重职责。用国王给予他的契据上的话说，他要“保卫这片土地和人民”。

然而，在中世纪晚期，苏格兰的确有一片地区永远不知和平为何物，这便是苏格兰与英格兰的边境之地。与现在不同，当时的边境之地并不是在地图上标示得明明白白的线条，而是一片两国相接的、混沌不明的区域。即便在英格兰与苏格兰保持着名义上的和平时期，边境地区也是一片无法无天之地。袭击时有发生，人人提心吊胆；拦路抢劫和偷盗牲畜就是这里的生存方式。

不过，情况也并非总是如此。实际上，整个13世纪，英格兰人和苏格兰人相处得非常融洽。这在他们的住宅建筑上也有体现。近年来的研究表明，在这整个一百年间，英格兰北方和苏格兰南方的住宅的防御特征的区别变得越来越不明显。到了13世纪末，最受欢迎的建筑形式已经变成了二层（甚至一层的）庄园式宅邸。

一切变化始于1296年爱德华一世试图征服苏格兰之时。精心营造了几十年的和平局势被毁于一旦，随后的血腥斗争持续了半个世纪。在外在影响上，这片刚刚享受到和平的地区很快便沦为一片荒凉萧瑟之地。当然，内在的影响持续更久——多亏了爱德华一世，英格兰人与苏格兰人很快又互相仇恨起来。 在14世纪下半期战争最终结束时，注55边境地区的经济开始缓慢恢复，但是低地苏格兰人和北方英格兰人之间的仇恨却一直持续到中世纪剩余的时期，甚至更久。现在，再建造庄园式宅邸已经不可能了。对于双方而言，建造塔楼是他们唯一的选择。

区别在于建造什么类型的塔楼。低地的苏格兰人建造的塔楼质量很高，而北部的英格兰人建造的那种塔楼就比较寒碜了。 这种塔楼叫堡塔注56或“贝利塔”（pele）。为什么二者的差异如此明显，原因尚不明确。有人认为，由于苏格兰的贵族直接管理自己的土地，所以他们更为富裕，而大部分北部的英格兰领主还必须向皇室支付地租。还有一种可能是，苏格兰人在战争中占了上风，他们能够掳走更多的动产。第三种可能是，在边境地区的苏格兰这一侧，曾经也遍布了无数的堡塔和贝利塔，只不过后来全被破坏掉了。今天，在杰德堡镇（Jedburgh）的周边还保存着一片苏格兰堡塔建筑群，其中保存尤为完整的一座便位于默文斯洛（Mervinslaw）。

乍看之下，默文斯洛堡塔似乎非常阴森。它坐落在一片人迹罕至的草地中央，远远看去，还以为是一座高大的牛棚，或至多是一幢废弃的农舍。难以想象，人在里边能够住得舒适。然而，这座破落不堪的小小塔楼曾经也是非常温馨的。虽然同为塔楼一族，它比不上那些更宏伟的塔楼式城堡，但是在基础设施方面，二者并没有根本性的差异。与更宏伟的塔楼一样，这座堡塔也有两层。正门在第二层，可以通过木台阶或梯子进入。如今台阶或梯子都已经不见了。这一层的正室算不上豪华，但是在南面有两扇窗户，有利于白天的采光。虽然现在看来，这里似乎没有壁炉的痕迹，但是在房间的另一侧，曾经很可能在靠墙的位置，树有一块挡风的石板，为房间增添一丝暖意。和大型的塔楼式城堡一样，默文斯洛堡塔也不是孤立存在的。在它的周围可以发现其他建筑物的地基，也许曾经是佃农的房屋吧。堡塔的一楼用来储藏东西，也可能是夜间用来拴一些特别值钱的牲畜的地方。这一层的大门一定锁得非常严实，石墙上的洞孔显示，大门的门闩有两重，而且可能还加固了一道铁栅门（相当于穷人家的吊闸）。默文斯洛距离英格兰的边境仅有1英里。所以，如果你想守住自己的值钱家当，这种级别的安全措施是非常有必要的。

图5-5　默文斯洛堡塔。

所以，如果在500年前，有一个男人时运不济，住在了苏格兰的边境，堡塔是有可能以它低调地方式保护他、他的妻子和他们最珍贵的奶牛的。然而，听到警戒的叫喊声，或者远远地瞥到地平线上的骑兵，明白一场劫掠即将降临时，这种恐惧会有多深刻，我们只能靠想象来体会了。如果他反应迅速，也许还来得及把羊群赶进栏里，把公牛拽进塔里，把家人和自己锁在楼上。他一边躲在楼上等着不可避免的厄运降临，一边不安地摸索着手枪，心里想着，小小的石塔能像他希望的那样坚固、安全。此时，他的脑海里便只剩下了一个乐观的念头——等着吧，等到第二天早上，他的朋友和邻居就会过来了，帮他清点被抢走的东西，修复被破坏的地方，然后便做好准备，第二天晚上去洗劫英格兰人，把自己的损失全部找回来。

这就是边境的生活。“虽然你争我抢的互动持续不断，但是得失如同潮汐，总是此消彼长。”一位16世纪的英格兰边境的督察这样写道。劫掠、偷窃（当地将这种偷窃行为称作“抢劫”）已经成为常态，而且只要英格兰与苏格兰的民族敌对情绪还存在一天，这种局面便不可能改变。

然而，从1603年开始局势突然起了变化。这一年，苏格兰国王詹姆斯六世登上了英格兰的王座，成为英格兰国王詹姆斯一世。两家政府终于携手合作，有意加大力度维护边境地区的社会秩序，并取得了显著成效。盗窃牲口的现象几乎一夜之间消失殆尽。很快，边境的盗贼和劫匪便仅仅成为只有诗歌和传奇才会传播的历史。

在詹姆斯六世统治期间，受益的不仅仅是边境地区。对于整个苏格兰来说，这段时期仿佛是它的黄金时代。整个16世纪都是多事之秋，现在到了世纪之末，苏格兰总算得到了片刻的利国利民的喘息。从1513年开始，苏格兰便经历了极为不利的开局。这一年，广受民众爱戴的詹姆斯四世联合了全部的贵族，仿佛胜券在握，挥师与英格兰军队在弗洛登（Flodden）遭遇，结果却经历了苏格兰战争史上最惨重的一次大败。战争的这一天快结束时，不仅国王阵亡，大部分的苏格兰贵族也战死沙场。詹姆斯四世的儿子詹姆斯五世继承了他的王位。当时，他还只是个18个月大的男婴。等到他长大成人时，还没来得及学习其他东西，便开始重蹈他父亲的老路。1542年，詹姆斯五世在与英格兰人的作战中惨败而归，不久后便去世了。去世时，他心灰意冷，因为他意识到，现在能继承他王位的就只剩下他的女儿——年幼的玛丽了。作为苏格兰历史上最传奇的女王，玛丽比其他任何一位斯图亚特君主都更能引起人们的话题。但是，再多的同情，也掩盖不了她对苏格兰的命运也回天乏术的事实。她统治期间不仅见证了苏格兰教会的没落，甚至君主的权力也一度被削弱。在这个世纪的剩余时期里，苏格兰成了英格兰、法兰西之间的政治皮球，支持英格兰的派系和支持法兰西的派系斗得不可开交，都想在苏格兰的宫廷上夺取对政府的控制权。

这也难怪，在这段黑暗的岁月里，新建的塔楼式城堡寥寥无几。正如我们在本章中反复见证的，在内乱时期，人们很少会启动重大的建造工程。实际上，直到16世纪的最后几十年，当政治局势有所改善时，城堡的建造才恢复了一定规模。

詹姆斯六世成年时期的统治，迎来了和平、繁荣的新时代。在他统治期间，即使是根深蒂固的世仇斗争的习俗也逐渐消失。这一时期的苏格兰宗教改革运动带来的一个影响是，人们开始谴责所谓通过补偿来恢复和平的观念。人们越来越认识到，杀人是犯罪，是罪孽，应该受到政府和教会的惩罚；违法的人发现，他再也无法像过去那样，通过赔偿钱财或物品或者通过婚姻来进行赎罪了。被灌输了这种新的道德观念后，苏格兰的贵族彼此斗争时也不再动刀动枪了，而是开始雇用律师。在詹姆斯六世的统治下，苏格兰的发展是前所未有的，而且在其统治期间也出现了大规模的城堡建造运动的复兴。

在这末代的苏格兰塔楼式城堡中，阿伯丁附近的克雷奇瓦尔城堡（Castle Craigievar）是其中最美丽的一座。克雷奇瓦尔城堡的建造是在1610年至1625年间，詹姆斯六世统治的末期，建造者是威廉• 福布斯（William Forbes）。作为家里的小儿子，威廉并没从他父亲那里继承到多少财产。所以，他只能靠自己，才能立足于世。他靠松树贸易起家，最初是与德国人和斯堪的纳维亚人交易。这也为他赢得了一个绰号，成为人们口中的但泽的威利（Danzig Willie），并最终为他赢得了巨大的财富。同本书中其他白手起家的成功人士一样，他也决定建一座富丽堂皇的新家，突出他新取得的社会地位。在他那个时代，如果有人希望向外界宣示他已经出人头地，那么他的选择仍然只有一个——建造一座城堡。

不过，威利在克雷奇瓦尔建造的这座城堡和它在特利维的远亲有着天壤之别。这座城堡由美丽的粉红花岗岩建成，风格也更像沃尔特• 迪士尼风格，而不是“阴鸷者”阿奇博尔德。城堡的全部重心在于装饰，只需要快速地瞥上一眼就会发现，城堡的防御功能根本不在威利的重点考虑因素之内。城堡任性地设置着窗户，不仅顶部的窗户无数，在城堡的下面几层也设置了数量众多的窗户。通过这些窗户，人们便可以进入城堡内部。这极大地暴露了城堡的防御弱势的特点。虽然塔楼入口也用传统的铁栅门进行了加固，但是入口的位置却设在了一楼；在这方面，即便小小的默文斯洛城堡也比它的防御性更强。然而，最大的差别还是在城堡顶部。建筑师在建造末代的塔楼式城堡时不仅摒弃了传统的城垛和堞口，反而在城堡顶部建了人字形的屋顶和圆形的角楼。显然，石工和城堡主人一样，都倾心于支柱结构的设计效果：即房间与角楼从主楼的结构中凸出来的效果。个中的原因不言而喻，这种效果美得惊人，克雷奇瓦尔城堡的顶部像鲜花一样向外盛开着。

然而，从防御的角度来看，这种设计一无是处。它切断了防御者和墙壁顶部的联系。在塔楼上，唯一可以立足的露天场所，是最顶部的一座小阳台。正如阳台上格格不入的文艺复兴风格的栏杆所示，阳台毕竟不是作战平台，而是欣赏风景的地方。在这里，但泽的威利可以呷着威士忌，凭栏眺望他庄园的大好景致。

对装饰的注重在城堡的内部也体现得淋漓尽致。这里一些原先的室内装饰被完好地保存了下来。假如但泽的威利今天还活着，他看到阳光透过19世纪修建的宽大的窗户照得大殿里一片明亮，也许会难以适应；如果他看到20世纪花哨的苏格兰花呢，也可能会大惑不解。但是，对房间里的一些特征，他一定不会陌生。据说，现在摆在大殿中央的桌子，可以追溯到17世纪早期，雕纹的镶板也是大殿原有的装饰。不过，城堡的室内装饰中，最引人注目的部分是天花板。整个城堡的天花板装饰着原有的石膏浮雕图案，其效果尤以大殿为最。在大殿里，拱形的天花板从视线齐平的位置开始，石膏浮雕图案吸引着你的目光，追随着拱形一直向上、向里。那上面的罗马皇帝和纹章兽仿佛在直勾勾地俯视着你。它们和塔顶的阳台一样，提醒着我们——这是一座后文艺复兴时期的城堡。如果威利的设计师早几年为他做室内装潢，也许我们现在看到的就只是彩绘的天花板了，就像我们在附近的克雷斯城堡（Crathes Castle）见到的那样。然而，幸运的是，威利赶上了好时机，遇上了全新的炫耀财富的方式。1626年（图案上标记有日期），在威利请人安装石膏浮雕图案的天花板时，这还是最新的设计。在克雷奇瓦尔城堡之前，这样的设计屈指可数。而且，开此先河的正是国王詹姆斯六世。1617年，他在爱丁堡建造了几座类似的城堡。看样子，威利已经非常富有，能够请得起国王的御用石膏工艺大师，不折不扣地追逐着皇室的潮流。

先不说这令人震惊的室内装饰，克雷奇瓦尔城堡最令人拍案叫绝之处，不是石膏浮雕图案，也不是雕纹的镶板，而是城堡本身的设计。城堡的建造者是贝尔石工世家。在16世纪末至17世纪初的这段时期，他们在阿伯丁郡建造了许多类似的城堡。克雷斯城堡、米德马城堡（Castle Midmar）和弗雷泽城堡（Castle Fraser）都是克雷奇瓦尔城堡的近亲。但是，一般认为，但泽的威利的城堡是其中最好的一座。石工长在城堡的设计过程中充分发挥了他的创造性。他在不损坏塔楼挺拔、优雅的外形的前提下，仍然想方设法，让塔楼容纳了所有水平布局中必不可少的居住设施。以城堡大殿的后勤布局为例。 设计者设法在大殿中加了一条屏风通道和一条游吟诗人的艺廊注57（它们今天还保留在大殿之中，虽然艺廊被砍掉了一半，用来改建成一扇宽大的窗户）。通道左侧的门通往最小的一间食品储藏室；打开右边的门，可以看见一条螺旋而下的楼梯，下了楼梯便是酒窖。换言之，我们在博迪亚姆城堡看到的传统的后勤设施的布局，在这里通过对这些设施进行别出心裁的垂直布局，实现了异曲同工的目的。酒窖设置在地下，意味着可利用的空间更大。对酒窖而言，这无论如何也不会是坏事。同样别出心裁的是，克雷奇瓦尔城堡的顶层拥有一条长长的画廊（详见第六章）。可以说，在塔楼的设计中，这本应是极其荒谬的提议。因为，塔楼的外观必须看起来挺拔、修长，但是当时的潮流又要求内部的房间必须尽可能地狭长。虽然这两个需求互相冲突，但是克雷奇瓦尔的石工长还是设法调和了这一矛盾，在建筑设计上展现了他超绝的平衡各方需求的本事。显然，但泽的威利想要的正是这样两种潮流的完美结合。他既想遵循传统建造一座宏伟的苏格兰塔楼式城堡，又想通过别出心裁的设计追求现代初期的苏格兰绅士的生活方式。看到这最后的成果，他一定也非常满意。

克雷奇瓦尔城堡标志着一个持续了300年的传统的终结。这个传统一直可以从厄克特城堡追溯至博斯威克城堡，再追溯到特利维城堡。当然，四座城堡在建造时都考虑了防御因素；有时候，它们的防御性也会遭到最大程度的考验，就像特利维城堡经历的那样。然而，如果仅仅因为苏格兰城堡众多，就认定在这里暴力已经习以为常，那就大错特错了。进一步考察这些城堡和城堡主人的生活，便可以证明这一点。斯图亚特王朝的君主们也许度过了不平静的一生，而且个个下场悲惨，但是“阴鸷者”阿奇博尔德、威廉•博斯威克、弗罗希的约翰• 格兰特和但泽的威利全部都是寿终正寝。

塔楼式城堡会在苏格兰盛行，是因为苏格兰是一个特殊的社会。在这里，权力的行使并非集中在国王手里，而是分散到了地方。社区的治理不是靠皇室的敕令，而是靠世仇斗争的制衡。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世仇斗争只是打打杀杀；相反，世仇斗争也可以是维持和平的重要手段。当然，诉诸武力的可能性也一直不可避免。所以，塔楼和塔楼式的城堡一直流行到17世纪初期。但是，到了17世纪中期，这种可能性便迅速萎靡了。詹姆斯六世的统治见证了低地地区世仇斗争的普遍衰落。詹姆斯六世继承了英格兰的王位，似乎也解决了他们与“宿敌”之间的根深蒂固而旷日持久的恩怨，战争的威胁也就此被斩断。

正当这城堡的时代行将就木之时，不列颠的领土上却爆发了一场血腥程度史无前例的战争，而苏格兰正是这场战争的爆发点。这该有多么残酷啊！17世纪初有幸迎来的几十年的和平局势毁于一旦，这场悲惨内战的兵燹吞没了整个不列颠。在克雷奇瓦尔城堡的门厅上方，但泽的威利的孙子在原先饰有石膏浮雕图案的天花板上加上了他的印记。“睡狗勿扰”，这便是他加上去的座右铭。然而，1637年，战争这条沉睡的狗已经被人吵醒了。

第六章　英国内战——伍斯特侯爵、查理一世、拉格伦围城与城堡的最终毁灭

拉格伦城堡

庞蒂弗拉克特城堡

凯尼尔沃斯城堡

卡鲁城堡

切普斯托城堡

……

参观城堡遗址时，我们往往很难想象它们昔日的辉煌。看着在阳光下熠熠发光的白墙和在微风中飘摆摇曳的旗帜，我们必须绞尽脑汁，才能把想象力动员起来。无论城堡的内部曾经多么高贵、精致，现在很可能也是一片粗陋、简朴。我们要不断提醒自己，虽然这些城堡现在房顶漏雨、杂草丛生、青苔满墙，但它们曾经也设施完备，装饰豪华，一片温馨、明亮、莺歌燕舞之景。

不过，拉格伦城堡（Raglan Castle）却是个例外。这座瑰丽的建筑是英国现存最雄伟的历史遗迹之一。它隐没在威尔士南部的群山中，每一寸的砖石都透着昔日的辉煌。城墙上纹章的图案和盾形的族徽清晰可辨，城门上方的滴水兽对我们显露着扭曲的怪相。窗户上的彩色玻璃已经消失无踪，但是精致的石雕窗花格还完好无损。这一切都在向我们灌输着一个概念：这里曾是我们可以想象的最辉煌的地方。

拉格伦城堡建造在一座早期的土堤-堡场式城堡的遗址之上，拥有一条护城河、一座巨塔和两座庭院。所以，它远远超过了城堡的标准配置。尽管它是名副其实的城堡，但它给人的感觉却像是牛津的学院或伦敦的法学院，在经历了某场始料不及的悲剧后，突然被人们抛弃。它昔日的奢华衬托得如今更加荒凉，让整个城堡弥漫着一种极其强烈的失落感。好奇的大家一定想知道，这个四周的墙壁仍然喁喁细语、诉说着昔日辉煌的令人赞叹的建筑，是怎样沦落成今日的凄婉哀绝的模样的呢？

让我们先回到1640年，认识一下拉格伦的主人——伍斯特侯爵亨利• 萨默塞特（Henry Somerset）。这一年，亨利64岁，已步入人生的暮年，也阅尽了人生的风浪。回顾童年，他仍然记得西班牙的无敌舰队威胁侵入英格兰的黑暗岁月。当然，回忆中也有比较快乐的时光：他在剑桥读书的少年时代， 他在中殿律师学院注58念法律的刚刚20岁出头的日子。最重要的是，回顾他忠诚地为皇室效力的漫长、成功的职业生涯，他也可以颇感欣慰了。亨利一生接连侍奉过三任君主，他们分别是伊丽莎白一世、詹姆斯一世和查理一世。

然而，现在他多少有了退隐之意，时间也更多地花在了陪伴家人上面。40年前，他与女伯爵安妮缔结姻缘。而就在前一年，随着安妮的去世，两个人的漫长的婚姻生活也戛然而止。现在，他生活的全部，就是盼着在拉格伦城堡子孙绕膝、安度晚年。他也很肯定，等时机到了，城堡和财产便都交给他们来继承了。对他而言，这些都是微不足道的愿望与企盼。毕竟，这座城堡是他祖上大约200 年前所修建；从那以后，城堡便在家族中代代相传。在他看来，没有任何理由，他的后代不能继续再把城堡传承200年。英格兰可是整个欧洲最太平的地方，现在活着的人早已不记得还有守城作战这回事了。

但侯爵不知道的是，战争早已经潜伏在角落里了，而且是在英格兰的土地上上演的有史以来最血腥的战争。全国各地的城堡都要被牵连进去。从科夫到康威，从彭布罗克到庞蒂弗拉克特，即将爆发的围城之战的规模，是这几个世纪以来前所未有的。而且，这一次，城堡对抗的已经不是从前的投石机和十字弓，而是这个时代最新也最致命的科技——加农炮与迫击炮。最终，这些杀人机器将以破天荒的数量聚集在拉格伦城堡，加入这场战争中波及范围最广、持续时间最长、 斗争最惨烈的围城战役中。注59

这场冲突便是英国内战。虽然苏格兰和爱尔兰都被牵扯了进去，而且战火也蔓延到了威尔士，但是直至今日，人们一般仍称其为英国（英格兰）内战。拉格伦城堡现在的状态，正是要归咎于它在内战期间的遭遇和1646年夏天亨利• 萨默塞特作出的一系列决定。

抛开拉格伦城堡在17世纪40年代所发挥的作用不说，作为在英格兰（或威尔士）建造的最后一批伟大的城堡之一，城堡本身的重要性自然不容忽视。拉格伦城堡规模宏伟，固若金汤，反映了建造者的实力与野心。建造者是对父子，与其他典型的中世纪晚期的家族发家史一样，他们也是在法兰西的战场上发迹。威廉•瑷普•托马斯（亨利•萨默塞特的七世祖父）和爱德华• 达林里奇爵士是同一类人。尽管他出身于非常卑微的绅士阶层，但却在百年战争中闯出了名堂：他曾与亨利五世在阿金库尔（Agincourt）并肩作战。此后，他效力于一位大贵族（即约克公爵）而发迹，后来又娶了一位名为伊丽莎白的富有贵妇。这是一位寡妇，和上一任丈夫育有好几个儿子。所以，威廉只获得了她自己土地的终身财产所有权。不过，1432年，威廉从他继子手中以666英镑的价格购得了拉格伦的庄园，开始建造拉格伦城堡。

1445年，威廉•瑷普•托马斯过世。他的儿子也叫威廉，重拾了父亲未竟的建造城堡的事业。小威廉也在法国战争中发了横财。此外，他通过重金投资红酒贸易以及在约克公爵对英格兰王位的斗争中提供支援，进一步积累了家族的财富。1468年，约克公爵成为国王，为了犒赏忠诚的威廉，便赐封他为彭布罗克伯爵。只可惜，伯爵崛起得快，坠落更快。不到一年，伯爵和他的政治生命便双双戛然而止，约克家族在埃奇科特（Edgecote）战败时，小威廉被砍了头。

然而，这时拉格伦城堡几乎已经竣工，在规模和外观上已经与现在的样子基本相同。城堡的大部分是小威廉的杰作，他在资金的投入上比他父亲持续的时间更长，投入也更大。但是，老威廉的贡献也不可忽视，尤其要归功于拉格伦城堡最引人瞩目、最与众不同的建筑特色，即那座庞大、孤立的巨塔。即便今天巨塔的高度已经遗憾地降低了不少，但其他建筑在它面前依然相形见绌。巨塔最初建成时是5层，有100多英尺高。

经过两位威廉的共同努力，这座最新潮的法兰西风格的城堡建成了。拉格伦城堡拥有六角形的塔楼、引人注目的堞口（现在只见于门楼和辅楼上方，曾经在巨塔上方可能也有设置）、“竖旋”的吊桥，与当时在布列塔尼与卢瓦尔河沿岸的城堡相似度非常高。同其他中世纪晚期的城堡一样，这种浮夸的设计特点引起了所谓“形式重于实质”的质疑。显然，城堡的主人迫切地想要建造一座赏心悦目的城堡。如果仔细观察门楼顶部的堞口，可以看到滴水兽正咧嘴俯视着你。比起城堡，这种装饰性的设计在教堂和学院更为常见。而且，一些军事设施看着就是个摆设，充其量也是设计欠妥。例如，门楼的射击孔和博迪亚姆城堡的射击孔一样，因为无法提供全面的火力打击区，已经被人们判定为无效装置。

但是，拉格伦城堡的防御性也并非如此不堪。原先的吊桥（现在已被横跨两端的石板代替）操作完全正常；吊闸（现在也已经消失）使用起来也毫无障碍。尽管城堡对自我防御的重视程度不如像卡纳芬这样的城堡那么高，但是它被动防御的实力绝不逊于前一时期的城堡，尤其是城堡的巨塔的墙壁厚度达10英尺。

围绕着拉格伦城堡产生的最重要的问题，不在于它的防御设施是否“起作用”（只要拉格伦城堡拥有这些防御设施，它们就算发挥了应有的作用），而是在于为什么最初它的主人要大费周折建造这些防御设施。到1469年小威廉去世之时，在英格兰，已经鲜有人再建造城堡了。这个国家基本上已经享有了一个多世纪的和平。当然，这主要是由于尚武的年轻人都已经被送往了法兰西的战场。诚然，当1453年百年战争终于渐渐告一段落时，国内的麻烦又出现了。此后的30年间，英格兰经历了一系列的内战，即人们所称的玫瑰战争。这些斗争并不像莎士比亚描写的那样，如同血腥的噩梦一般，它们只不过是皇族之间断断续续的、小规模的内部斗争。虽然它们可能对牵扯其中的贵族个人带来可怕的后果（丢脑袋的可不止彭布罗克的威廉伯爵一个），但对建筑潮流却没有造成任何影响。没有人因为这种小规模的内乱而感到必须耗资建造精巧的防御设施。同样，随着与法兰西的战争的终结，也没人能够再发战争财了。到了16世纪末，真正财运亨通的已不是雇佣兵，而是为皇室效力的朝臣。这些人建造新的家园时，彻底地摈弃了他们先辈设计的复杂、精巧的防御式建筑，而是将资金挥霍在了庭院式住宅的建造上。其中一个著名的例子便是汉普顿宫（Hampton Court）。汉普顿宫建于16世纪上半期，建造者是亨利八世曾经的首席大臣——红衣主教沃尔西（Wolsey）。

亨利八世的贵族在着手建造像汉普顿宫这样的、非防御性的宅邸的同时，国王自己则建造了一系列的小型堡垒，从康沃尔郡的潘丹尼斯城堡（Castle Pendennis）到肯特郡的迪尔城堡（Castle Deal），一路沿海岸延伸而去。整个中世纪时期，英格兰皇室的权力与日俱增，税收的金额也水涨船高，建立的官僚体制也前所未有的庞大。到了亨利八世统治时期，政府也终于愿意承担起保卫国民不受外敌侵略的重任。亨利八世时期这些新堡垒最初建成时，便被命名为“城堡”。今天，保存下来的堡垒包括坎博（Camber）、桑维奇（Sandwich）和沃尔默（Walmer），它们仍然沿用了城堡的叫法。然而，即便对城堡的定义不过于挑剔，我也认为它们应该被排除在城堡的范畴之外。这样做的理由很充分，它们的功能是纯军事的，完全体现不出任何居住层面的考虑。

因此，到16世纪初，（根据我的定义）城堡已经成为昨日黄花。全国各地的所有前几个世纪建造的伟大堡垒，都已经人去楼空。它们的主人已经搬到了舒适的庭院式住宅里。很快，这些被弃置的城堡便陷入失修的状态。虽然城堡看起来很坚固，但是一天结束时，它们需要人们投入大量的感情进行打理，包括清理下水道、排水沟，修复屋顶的漏缝等。从13世纪中期开始，皇室城堡的普查记录得以保存了下来。普查记录上说得明明白白，为了保证城堡的运转正常，国王和城堡的管理者不得不与自然力的破坏进行旷日持久的斗争。几年无人打理或者一场严重的风暴，都足以对城堡的结构造成严重的破坏。在16世纪，游山玩水的作家和官方的普查员都注意到了，国内大多数的城堡都是处于非常糟糕的状态。

只有少数贵族始终对城堡不离不弃。这或者是因为放弃祖先留给他们的财产良心上过意不去，或者是因为城堡的设施还算齐全，可以维持他们精致生活的需求。拉格伦城堡可能两种原因兼有，它已经在这个家族内传承了好几代人了，而且作为15世纪的建筑，城堡的设施非常完美，装修也极为华丽。到了16世纪，拉格伦城堡的主人和其他一些念旧的城堡主人一样，虽然他们还守着有些落伍的城堡，但是却感到为了紧跟最新的建筑潮流，有必要对这些中世纪的城堡进行升级。尤其在装修的豪华与精致方面，更有必要与庭院式住宅的主人保持同步了。换言之，如果你是16世纪的城堡主人，你必须做一些房屋的改造了。

在拉格伦城堡，承担了改造工作的人便是伍斯特侯爵威廉• 萨默塞特（1589 年逝世）的祖父。他做的大部分改造集中在城堡的东院，他把东院原先的几座建筑全部推倒，扩大了院子的面积，并建造了一座新的用于办公的侧厅。此外，他也大幅改造了城堡的大殿，重建了大殿的东墙（属于东院的一部分），用爱尔兰橡木打造一座新的、秀美的椽尾小梁屋顶。同时，萨默塞特也改良了大殿的后勤设施的布局，尤其是扩建了酒窖的面积。虽然伊丽莎白时期的朝臣的家庭更大，品味也更挑剔，但是城堡经过改造，很快跟上了潮流，迎合了他们的品位。不过，萨默塞特真正渴望的商品是充裕的阳光。同其他都铎王朝时期建造的城堡的主人一样，他希望这座中世纪的阴暗的城堡也可以像庭院式的住宅一样明亮，充满阳光。当然，这意味着要新建许多宽敞的窗户。

在16世纪下半叶，得益于玻璃装配业的小小变革，英格兰的窗户升级经历了蓬勃的发展。从13世纪开始，玻璃窗户便成了贵族住宅的标配。但是，当时只能生产小片的玻璃，而且造价昂贵。令人费解的是，16世纪晚期，这种情况突然有了很大的改善，但这种改善却与任何重大的技术变革无关（重大的变革要等到稍晚的17世纪初期才发生；这时，玻璃生产者开始应用燃煤炉进行成产）。在威廉• 萨默塞特的时代，这种进步完全得益于欧洲大陆匠人的到来。与英格兰的玻璃匠人相比，他们（似乎）只是多了一分更愿意变通的精神。当时，英格兰还是一片未开发的市场。毫无疑问，受此吸引，这些玻璃匠人纷纷从诺曼底和洛林涌向这里，在苏塞克斯郡和斯塔福德郡开了一家又一家的店面，不久便发了大财。一夜之间，玻璃窗户便宜了，也更宽敞了。对于不太富裕的人而言，这意味着他们从今以后可以享用到这种此前只有大富大贵之人才能享受到的商品带来的便利；而对于大富大贵之人而言，这意味着他们可以尽情地享用更多的玻璃带来的便利。伊丽莎白的朝臣开始建造装有数百扇巨大窗户的、雄伟的、“壮观”的住宅。在德比郡的哈德威克庄园（Hardwick Hall），玻璃装配的规模之大，让当地人禁不住编了句打油诗来形容当时的场景：“哈德威克庄园，石墙没有玻璃浩繁。”对城堡主人来说，玻璃市场的新发展意味着，终于可以扒掉昔日促狭的窗户，装上富丽堂皇的大窗了。在凯尼尔沃斯城堡（Kenilworth Castle）宽大的窗户安装在了12世纪的城堡主楼的二楼。在彭布罗克郡的卡鲁（Castle Carew），这座13世纪晚期建造的城堡，各种尺寸的玻璃窗户被开在了原来的建筑群上。同样，在马丁塔（Marten’s Tower），这座切普斯托城堡（Castle Chepstow）里的13世纪建造的雄伟塔楼，阳光也如潮水般涌入了它的每一个角落。

图6-1　拉格伦城堡15世纪的大殿配上了16世纪的窗户。

在拉格伦城堡，威廉• 萨默塞特的关注重点是阴暗的大殿。这座大殿算是城堡最古老的部分了。他重建大殿的东墙时，为房间的主体配上了三扇宽大的窗户，又在大殿的远端为自己建造了一扇壮丽的凸肚窗（建筑中突出到外面的窗户）。这样，在他宴请客人时，便能享受到更完美的光线了。

然而，都铎时期的贵族并不仅仅满足于窗户的进步。16世纪，庭院式风格的建筑越来越流行，导致一种新式房间的兴起，而质量越来越好、价格越来越低廉的玻璃的普及对这一潮流更是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这种新式的房间便是一种又长又狭窄的走廊。这种走廊一般有100多英尺长。在全国各地的贵族住宅中，都能看到石工和玻璃匠人开始建造这种新式的房间。人们称这种房间为长廊（的确名副其实）。当时，每个体面的贵族家里都必须建造一个这样的长廊。

城堡主人对此艳羡不已。城堡的建筑结构偶尔可以扩展，以满足它们最高贵的居住者的个人癖好；有些城堡，尤其是后期的一些城堡也配备了私人卧室、客厅和花园。但是，总体上来说，城堡的建筑结构主要是功能上的——大殿是用来招待客人、宴请的地方，厨房是用来做饭的地方，卧室则是用来就寝的地方。但是，突然间，长廊的发明却突出了追求虚荣的重要性。

对于长廊，不存在任何功能上的需求。长廊不是连接两间房屋的非露天的人行通道，不是就寝或用餐的地方，也不像礼拜堂那样可以让我们更接近上天。当然，它也不是配备了卫生间的私人卧室。罗杰• 诺斯（Roger North）是17世纪研究长廊的权威。用他的话说，“除了消遣与休闲”，长廊“别无其他用途”。长廊的意义就是休闲。在诺斯看来，长廊的灵感源于意大利。在那里，上流社会的人士会一边沿着户外的柱廊（成排的柱子形成的走廊）漫步，一边通过闲聊来打发时间。柱廊这样的建筑结构对拥有别墅的东欧精英人士很适用，但是对于英格兰的贵族来说，这里天气太冷，不适宜这样的户外闲聊。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一个显而易见的措施便是将同等规模的户外空间移到室内，结果便有了现在的这种长廊。长廊提供了可供上流社会的小姐们散步而不用担心着凉的室内区域。对于先生们来说，如果天气下雨，无法在室外练剑，他们也可以回到长廊里练习。而且，无论先生小姐，他们都可以聚在长廊里练习舞步。来长廊休闲，并不需要具体的原因，它就是享受、放松的最适宜之地。人们可以坐在这里消磨时间，愉快地谈天，或者炫耀身外之物，展示自己的财富或品位。到了16世纪末，长廊已经非常流行，人们甚至开始在长廊里悬挂绘画作品了。

在城堡内部开辟一条长廊绝非易事，尽管如此，这也阻挡不了城堡主人追逐潮流的心。在克雷奇瓦尔城堡我们已经见识了，尽管城堡高瘦挺拔的外形要求大于一切，但泽的威利的设计师仍然想方设法建成了一条长廊。虽然结果差强人意，但是它却建在了城堡的六楼。这么高的位置绝对打动不了长廊大师罗杰• 诺斯。在他看来，长廊要建得低一些，最理想的位置是在二楼——既在地面以上，又方便走上去。“如果高于二楼，那便毫无意义，正如我常见的、设置在顶楼的情况那样。因为，没人愿意为了使用它一次，还要费力爬那么高的楼层。”如果你去了克雷奇瓦尔的长廊，就能体会他的意思了：光是爬楼梯就够锻炼身体的了。威利的后人显然很赞同诺斯的判断，“爬那么高的楼梯”确实“令人讨厌”。后来，他们便把长廊改造成了仆人的宿舍区。

面对挑战，威廉• 萨默塞特仍然成功地为拉格伦城堡加建了一间长廊。而且，虽然长廊的位置在三楼，罗杰•诺斯也许会对此颇有微词，但是他的长廊却更为气派。单单是长廊的规模也许就能让诺斯忍不住爬上楼梯。长廊的长度横跨了教堂的屋顶、屏风通道和酒窖。得益于城堡新建的部分，长廊的长度可以延伸得更长，达到了126英尺。长廊的内部装饰精美，在长廊的远端是一套气派的窗户，透过窗户可以眺望到北面绵延群山的壮丽景致。看到这样的装饰与景致，诺斯也会原谅爬楼梯的不便了吧。然而，这样壮丽的长廊却没能保留到诺斯的时代；它甚至是整个城堡中被破坏得最彻底的地方。这间拉格伦城堡曾经最辉煌的房间里，如今只剩下残缺不全的北面的宽敞的窗户，以及半座精致的文艺复兴风格的壁炉。不过，借助于同时代的其他长廊，我们可以略窥几分它昔日的辉煌。例如，如果德比郡的哈顿庄园的长廊也挂满绘画作品，它和曾经为拉格伦城堡锦上添花的长廊看上去就相差无几了。

威廉•萨默塞特对拉格伦城堡的改造还不仅限于城堡的基础设施。他对城堡的地面与花园也进行了重新开发。他儿子和孙子也继承了他这项工作，终于把拉格伦从城堡改造成了快活的庄园。最后，到了1628年伍斯特侯爵亨利•萨默塞特继承了父亲的庄园时，用当时一位名人的话说，拉格伦城堡已经成为“英格兰最美丽的建筑之一”。环绕着巨塔的护城河四周，修建了一圈小路，小路上每隔一段距离，便能看到雕有罗马皇帝半身像的壁龛。河面上升起了一座巨大的喷泉，喷起的水柱甚至赶上了城墙的高度。喷泉的西面有一片滚木球草场，草场的位置与优美的景色最为人津津乐道。再往远处是花园和牧场，“因地制宜地建了凉亭、宜人的小路和池塘”。更远处是成片的果园和猎园，果园里果树满园，猎园里橡树成荫，小鹿成群。

1640年，任何人来到拉格伦城堡，都不会怀疑他们正是赶上了最好的时光。伍斯特伯爵每年收入有14000英镑，是整个王国中最富有的人之一。他的家庭成员也壮大到了500人左右；除了他和他的大家庭，其他成员还包括管家、审计员、庄园主管家、牧师、林务官、枪械师、驯狗师、驯鹰师、服装师、秘书、男仆、侍从、厨师、酿酒师、面包师、马夫、傧相、门厅侍者、服务员、停车员，等等。

多亏了伍斯特侯爵的牧师之一——托马斯• 贝利（Thomas Bailey）博士，我们对侯爵这一时期的生活才有了一定了解。贝利在晚年时，将他前主人最满意的轶事和回忆进行了整理，并以《妙语箴言录》（Wittie Apophthegmes）为名结集出版。不过，这样的书名非常有误导性，其中真正机智、有趣的故事寥寥无几。很大程度上来说，它们只不过是一位自恋的老人的人生故事罢了。当然，讲得多了，这些故事的质量无疑也得到了很大的提升。但是，贝利却声称，他在编纂这些故事时“精挑细选”，向我们呈现了一位和蔼友善、充满自嘲的幽默精神、为家人和家族所深深爱戴的老人形象。

就这样，两百多年来，伍斯特侯爵和他的家人一直住在拉格伦城堡，年复一年地不断对城堡进行扩建、完善，让城堡变得更富丽、辉煌、奢华。他们能够做到这一点，是因为当时的英格兰一片太平。侯爵面对的最大危险是痛风，据贝利博士记载，他对干红葡萄酒的爱深沉得可不是一点两点——“把它给我，去他的医生和药方。”他曾经打趣道，“再也不要提这让我抛弃老朋友、让仇者快的话了。”

然而，在长廊里漫步闲谈的日子很快就要一去不复返。拉格伦城堡历史上第一次迎来了战争。现在唯一等待时间检验的，就是看侯爵和他的先辈们在改造城堡的过程中，是不是破坏了城堡的防御力了。

这场战争便是英国内战，或者如一些历史学家恰如其分地描述的，叫“三国之战”。很难说得清战争的导火索是什么。在17世纪40年代，一系列复杂的原因纠缠在一起，共同造成了社会的动荡。其中一些是已经存在了几十年之久的、长期的、根深蒂固的问题，还有一些则是由当时的某些个人和特定事件引起的灾祸。

当然，其中最主要的问题之一是宗教。自从英国宗教改革后的一百年来，三个王国一直在朝着不同的方向发展。虽然爱尔兰的政权是由一小撮强大的新教徒盘踞，但它仍是一个天主教国家。相比之下，苏格兰盛行的是另一种被称之为长老会制的毫不妥协的宗教崇拜形式，因而它的新教势力也变得更为凶猛。然而，英格兰却是三国之中宗教格局最为奇怪的一个。圣公会比较奇特，它杂糅了互为矛盾的宗教立场：圣公会大部分的教条是新教主义的，但是它本身却仍然被传统的天主教派所把持。在英格兰，大多数人定期参加圣公会的礼拜仪式，有些人甚至非常狂热。但是，国内仍有一些数量虽少但却力量非常强大的天主教徒不愿参加圣公会的礼拜仪式。他们之中大多数是贵族，既有自己的教堂，可以私下从事宗教活动；又比较富有，承担得起政府因他们不参加新教礼拜仪式而处的罚金。

伍斯特侯爵就是这样一位贵族天主教徒。在拉格伦城堡的教堂（现今已颓败不堪）中，他会定期地在金银圣盘的环绕下倾听弥撒曲，而教堂里的那些圣像和十字架也会被他的同胞视为偶像崇拜的标志。然而，虽然侯爵属于宗教少数派的一员，虽然他即便没受到迫害、也要被处以罚金，他本人却不是宗教的狂热分子。毫无疑问，他是虔诚的，据贝利博士回忆，他在侯爵家里生活的那么多年里，他“在所有仆人中间，从未看见有人醉酒，也从未听到有人对上帝有言语的亵渎……这样治家有方的家庭，真是非常罕见了”。

侯爵认为，就宗教问题争论不休，没有多大意义。

“言语的力量往往比问题本身更能造成人们之间的分歧。”他曾经这样说道，“就像从同一个港口驶出的两条小船，它们旅途的终点往往天各一方。”

“更为神奇的是，”贝利回忆道，“仆人中间一半是新教徒，一半是教皇党人，但是就宗教问题而言，他们从未起过争执。”

在拉格伦的侯爵的屋檐下，新教徒和天主教徒并肩工作，而和蔼、宽容、明智的侯爵就像一位慈父一样主持着这里的一切。

如果国王也能像侯爵这样就好了。1628年，詹姆斯一世（苏格兰国王詹姆斯六世）去世后，他的儿子查理一世继承了王位。查理一世本就愚蠢、固执，在宗教事务上表现出的立场让他变得更加不受民众待见。在圣公会的礼拜仪式上，国王和他的朝臣热衷于搞“敲钟、焚香”这些天主教的仪式性的东西。虽然许多新教徒认为，国王他们这样做，是天主教的势力从后门渗透了教会，但他们仍然我行我素。在臣民的舆论中，查理一世错上加错的是，他选了一位天主教徒做王后。

事实上，假如国王不是那么自大、自负的话，这一切也没什么太大的问题。伍斯特侯爵宽容、明智，查理一世却专横独断，刚愎自用，愚不可及。1637年，国王犯了糊涂，竟然强行在三个王国推行宗教的统一，强迫苏格兰的臣民使用新的英格兰祈祷书。查理一世的劝谏者有先见之明，预料苏格兰人会反叛。果然，苏格兰人这些坚定的长老会教徒揭竿而起，反抗查理一世的政策。

如果查理一世能倾听他英格兰臣民的声音，让他苏格兰的臣民服从他的统治也不会像现在这样困难。只可惜他没有。等到了1640年查理一世准备解决苏格兰的危机时，英格兰的议会已经被解散了11年之久。查理一世希望可以独断专行、横征暴敛，哪怕他敛财的方式并不合法。然而，为了对付苏格兰而筹集资金，他不得不重新召集议会。但是，他释放的却是议会对他为政的猛烈抨击。除非国王先解决议会长期不满的问题，否则议会拒绝与国王就苏格兰叛乱事进行合作。查理一世充耳不闻，拒绝了议会的提议，试图自己收拾这个烂摊子，结果却把局势搅得更加不可收拾。

1641年10月，国王在爱尔兰的天主教子民起义。多数英格兰人将这场新的叛乱视为查理一世一手策划的天主教徒的阴谋。这一年，当英格兰的议会将他们对国王的不满诉诸纸上，形成《大抗议书》（the Grand Remonstrance）并呈给国王时，矛盾终于达到了不可调和的地步。然而，此时查理一世还没有广开言路的打算，相反，他还企图逮捕带头批评他的议员，只可惜以惨淡收场。等到无能的国王带着军队到达威斯敏斯特时，他想逮捕的议员早已逃走了。通过这件事，国王的真面目也暴露了出来。原来他既不尊重法律，也不尊重议会；他还是位暴君，竟然要用暴力对付自己的子民。就在国王急急忙忙召集家人趁着夜色的掩护逃离伦敦时，保皇党人也已经集结起来，准备驰援国王。与此同时，议会也开始组织起来，准备为自己的权利而斗争。战争一触即发。

在接下来的3年时间里，议会派（亦被贬称为“圆颅党人”）与保皇党人（“骑士党人”）进行了殊死的决斗，但是哪一方都未能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大体上，伦敦和英格兰南部地区支持议会，英格兰北部和西部地区拥护国王；但是，这样简单的划分掩盖了矛盾斗争的复杂性。在现实中，所谓的同盟绝非泾渭分明，宗教信仰、地域歧视等都影响着、决定着同盟成员的划分。当然，其中最具有决定性的因素，是人们是否将对王权的忠诚看得比自由与民意更高。

双方的军事指挥官也在努力抛开这些分歧与私人的恩怨。1645年年初，议会为了应对战局，建立了新的国民军，即所谓的“新模范军”（New Model Army）。乐观的保皇党人以为敌人重组军队，是因为他们不堪一击。到了这年年中，双方都有信心，认为自己可以在战场上打败对方。6月14日，双方在北安普敦郡的纳斯比（Naseby）遭遇时，谁都没想到这会是整个内战中最具决定性的一场战役。可以说，这是双方3年来旷日持久的战争的转折点。保皇党在兵力上和将领的指挥上都不如圆颅党，最后只好投降。国王率残兵撤退时，他们共阵亡了4500人，损失了8000支枪和所有大炮。他们从纳斯比向西逃亡，深入威尔士南部的保皇党腹地。7月3日黄昏，查理一世抵达拉格伦城堡。

国王知道，他在拉格伦城堡一定会受到热烈的欢迎。伍斯特侯爵也许不是狂热的天主教徒，但他绝对是坚定的保皇党人。自从内战爆发以来的三年间，他为查理一世的战争事业已经投入了将近100万英镑的资金，他的投入超过了其他任何人。国王到达拉格伦城堡后，立刻在这最迫切的时刻要求侯爵奉献更多的资金。这样的要求实在够厚颜无耻。贝利博士描述了国王如何要求进入城堡的巨塔，因为他相信这位坚定的拥护者一定在巨塔的地下室储备了一些黄金（实际上并没有）。对于亨利•萨默塞特这样的人而言，支持国王是原则性的事情。国王由上帝任命，效忠国王没有任何可商量的余地。因此，侯爵再一次为国王救急，献出了他剩余的资金，并允许国王和他的军队在城堡里住了3个星期。到这个时候，侯爵唯一没为国王做的，就只剩下亲自为国王冲锋陷阵了。可此时侯爵已经是65 岁左右的高龄，又身患痛风，再冲锋陷阵也不太可能了。然而，他证明自己的机会却马上要来临了——战火即将烧到他的身上。

一般而言，提起英国内战，人们想起的是一系列的战役。我们会对埃奇希尔（Edgehill）、马斯顿荒原（Marston Moor）和纳斯比耳熟能详，也正是因为在这些寂静的原野上上演了残酷的战役。然而，17世纪和中世纪一样，战场上的厮杀实际上非常罕见。在整个英国内战期间，最常见的军事冲突的形式是围城战。在纳斯比战役之前，除去刚刚提到的几次重大战役，英国内战均是以小规模的地方军队发起的围城战的形式开展的。在纳斯比战役之后，双方的斗争再一次地采用了这种形式。新模范军分成了多支小规模的先遣部队，准备广泛地撒网，以剿灭保皇党的抵抗势力，尤其是英格兰西部的抵抗势力要重点歼灭。

这对许多保皇党来说，是个尤其不幸的消息——他们先前耗费巨资修建的庄园虽然华丽，但却毫无防御力。关于哈德威克庄园的打油诗所表现的现象并非是孤立的。一位爱尔兰的庄园主写下的话也表达了贵族的普遍的哀伤情绪：“我的庄园是为了享受和平而建造的，窗户比石墙还要浩繁。”在这种局势下，城堡的主人的情况就要好很多。在多塞特郡（Dorset）的舍伯恩（Sherborne），当地的保皇党驻军进行了顽强的抵抗。即便如此，仅仅过了两周，城堡的驻军便在议会党加农炮的轰炸下投降了。

成功的抵抗不仅离不开坚固的城墙，还需要顽强的意志。布里斯托尔城堡的城墙曾经有17英尺厚。无论攻击多么猛烈，它应该都能抵挡得住。除了强大的防御设施和坐落在高地的地理优势，城堡的驻军统帅还是国王的外甥鲁伯特亲王（Prince Rubert）。然而，当9月10日晚新模范军发起对布里斯托尔的攻击时，事实证明，城镇四周造价昂贵的防御设施毫无价值。随着城镇被攻破，城堡也被包围，鲁伯特决定，继续抵抗也徒劳无益。于是，这天结束时鲁伯特便投降了。

此时，查理一世正在拉格伦城堡召集部队，准备为布里斯托尔解围。当听到外甥投降的消息，国王他感到难以置信。布里斯托尔是他在英格兰西部最后的立足点，现在，布里斯托尔失守，海外援军登陆的希望也破灭了。国王的拥护者也开始意识到，他们的胜算越来越小了。查理一世悄悄从拉格伦城堡回到牛津的临时国都时，其他保皇党人也感到大势已去，纷纷开始投降。10月，在切普斯托和蒙茅斯（这两座城堡均为伍斯特侯爵所有）的驻军也向敌人缴械投降了。

然而，这场内战的诱因并不是现实政治，而是宗教信仰。所以，尽管胜算渺茫，依然有人愿意为了信仰而顽强战斗，伍斯特侯爵就属于这类人。也许他的其他城堡沦陷了，也许国王会放任他自生自灭，也许胜利的概率可以忽略不计，但是侯爵仍然严阵以待，准备殊死一战。

这不仅仅是置自身与家人的性命于不顾的问题。这个时候，在不列颠，备战是一项耗时又艰巨的任务。自从内战爆发以来，无论是圆颅党人还是骑士党人，他们都在迫切地追赶欧洲过去百年来在军事技术上取得的进步。16世纪时，虽然英格兰国内太平，但是欧洲大陆却宗教战争肆虐。在对岸的大陆，无论士兵平民、男女老少，逃不脱战争厄运而死亡的人有成千上万。在法国、德国、意大利和其他各国，城市的当权者和富人为了保护自己而投入了巨资。有时候，为了维护他们的防御设施，甚至要花掉一半的年度预算。这些新式的防御工事完全不同于中世纪时建造的高大的、建有雉堞的城墙。加农炮的出现带来了思维上的根本性的变革。人们不再追求城墙的高度，而是追求城墙的厚度与敦实程度。城墙基本上是用泥土建成，只在外层用石头遮护（加固）。这样，城墙便可以吸收掉加农炮的威力而不会破裂。雉堞已经没用了（即便是小型的射石炮，一发炮弹也足以摧毁雉堞），所以也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防御者建造的棱堡，即一种棱形的土台的设计，用以承受加农炮的威力。棱堡从城墙中向前隆起，或者向着进击的敌人的方向凸出，以便沿着防御设施的火力线，为防御者提供掩护。

像这种防御设施，在不列颠尚闻所未闻——只有边境小城特威德河畔的柏维克（Berwick-Upon-Tweed）有一些勉强可与之相提并论的防御设施。在三国全境，尤其是英格兰境内，城镇和城堡必须迅速跟上最新的军事防御技术的发展。对于防御者来说，他们唯一的安慰是，不列颠的火炮技术发展同样落后于欧洲，而且也没有人有围城战方面的经验。保皇党和议会党都在招募大陆的人才，为他们围城或建造防御设施出谋划策。很快，在伦敦、科尔切斯特、牛津和埃克塞特等城市的周围，一座座巨大的土垒拔地而起。

既然决定斗争到底，伍斯特侯爵现在面对的正是这样一项任务——将他宏伟的拉格伦城堡改造成坚固的军事据点。侯爵是如何改造的，什么时候改造的，这些具体的细节都无法考证了。我们只知道，在战争开始时，他的城堡便驻扎了保皇党的驻军。当时有人估计，驻军的数量大概在300人；也有人认为，城堡内的总人数有800人，但是这800人之中包括了侯爵自己的家庭成员。驻军的兵力肯定不容小觑。相应的，他们采取的防范措施也很彻底。城堡的内部进行了改建。没有地方为保皇党的20门加农炮研磨火药，他们便把辅楼的地下室改成了火药库。显然，他们还扩建了地下室的入口，以便进出搬运火药桶。最重要的是，士兵围绕城堡用泥土建造了一圈防御工事。他们动工的时间可能比较早，从贝利博士文中几次提到的时间推断，国王1645年造访城堡时，这项工程仍然在推进。在城堡南部建造的棱堡中，有一座棱堡幸存了下来。虽然这座棱堡的轮廓在岁月的侵蚀下已变得模糊不清（从巨塔的顶部俯视，它的形状最为清晰），但是从现存的遗迹判断，整个防御工事还是非常庞大的，一直从城墙往外延伸了几百英尺。一位亲历者在描述为驻军建造的马厩和谷仓时，觉得它们“建得像座小镇似的”。

图6-2　纽瓦克附近的女王堡垒（Queen’s Sconce）是英国保存最为完整的内战时期的土垒，土垒的每个角落都设有菱形的棱堡。

因此，可以说，侯爵采取了一切可能的防范措施：城堡按照要求进行了改造，也建造了土垒；加农炮架到了新棱堡塔楼的顶部，一些小型的火炮也推到了城堡的城墙上。现在，他和家人唯一能做的就只剩静观其变了。在不安的等待中，圣诞节来了，又过去了，还没有麻烦的迹象。然而，到了元旦的时候，他们察觉到，捕捉他们的罗网收得越来越紧了。2月，加的夫（Cardiff）被圆颅党攻陷。到了春天，议会党的兵力开始在蒙茅斯郡集结。终于，在夏初时，该来的终于来了。议会党的托马斯• 摩根（Thomas Morgan）上校率领1500人驻扎在了拉格伦城堡的东面。6月3日，他以那个时代的典型的谦恭口吻给侯爵大人写了一封信。这封信略作删节如下：

阁下，我奉命……召您将拉格伦城堡并全部的武器、火炮、弹药以及……堡内的军需物资……缴于我。国王全部或大部分的驻军已经投降，您现在已无任何获得救援的希望，没必要再守着（城堡）不放。如果您现在见召投降，您和您的同伴也许会受到优待；否则，国家将视您为和平的破坏者，并剥夺您及您同伴受到优待的权利。

侯爵在回信中拒绝了对方的劝降。并且，他的口吻同样礼貌，但语气也同样坚决。

侯爵在信的结尾写道：“我们将战斗到最后的一兵一卒，以求死得其所；这不是冥顽或什么个人的恩怨，而只是为了保住我的荣誉，希望可以至死不渝。愿上帝帮助正义的人。”

拉格伦城堡的围城战就此拉开序幕。摩根的部队面临的首要任务，是寻求自我保护。为此，他们开始建造土垒，挖掘战壕，正如他们的对手保皇党人先前做的那样。战壕和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战壕相似，两道战线距离彼此非常接近。摩根描述了他是如何一步步靠近敌方阵线的手枪射程之内的。摩根上校带了一位技术娴熟的工程师——约翰•胡珀（John Hooper）上尉。近来在攻陷保皇党位于班伯里（Banbury）的城堡的战役中，胡珀上尉曾立下大功。胡珀着手建造了土台，将议会党的加农炮推到土台上。今日，在城堡东面的旷野上，这些土台的轮廓仍然依稀可见。很快，圆颅党的炮手就位，做好了轰击城堡的准备。

轰击一旦开始，便会毫不留情。圆颅党一天至少轰击城堡60发炮弹。炮弹的声音震耳欲聋，火炮发出的味道让人恶心。一旦找准了射程，摩根的炮手轻而易举地便摧毁了城堡塔楼的屋顶和屋顶上的保皇党的轻型火炮。拉格伦城堡的雉堞只有8英寸厚，在炮火的轰击下很快便土崩瓦解。议会党开始集中火力对付射程内的大型火炮，以及实现他们的主要目的——在城墙上轰出一片缺口来。

然而，城墙岿然不动。据当时的一位亲历者叙述：“（巨）塔本身抵挡住了18～20磅重的炮弹的攻击，几乎没留下任何轰炸的印记。”事实证明，城堡其余部位的城墙同样坚不可摧。沿着城堡东面的城墙，墙壁上议会党的火炮轰击的痕迹至今仍然清晰可见。墙壁有缺损、有撞击的凹痕，还有很多加农炮的炮弹嵌进了墙壁内。但是，在炮火的攻击下，这段中世纪时建造的城墙既没有裂纹，也没有倒塌。从上述关于炮弹的大小的评论中判断，摩根的火炮似乎还不够大。能发射18～20磅重的炮弹的火炮，也只不过相当于15～16世纪的长炮而已。火炮重约5000 磅，从炮口到炮筒长约13英尺，令人望而生畏，但它却轰不开城墙。为此，摩根需要更大的火炮——半加农炮或标准的加农炮。这样的加农炮能发射重达80磅的炮弹，即便再坚固的城墙也不在话下。当时摩根似乎还没配备这种武器，至少一开始是如此。加农炮的麻烦之处，首先在于怎么样把它们运到目的地。一门长炮的运输需要用20匹马一起拉动，而如果想拉动一门加农炮，需要的马匹数量要多上2～3倍。即便有了这样庞大的运输队伍，运输最大的攻城炮一天也只能走几英里距离。在泥泞的车道上沉重地前行，一走就是数周，成本当然也无比高昂。在战争中，除非双方真的别无选择，否则是不愿使用加农炮的。

确实，摩根还有其他的选择。但是，这些选项都太过冗长乏味。例如，他的炮手继续摧毁敌人的火炮的同时，他的部队可以利用火枪逐个地歼灭敌人。火枪的发明已经有些时日了（约有100年历史），而且已经证实，火枪可以结成火枪队一齐发射，这在战场上非常有效。然而，在围城战的条件下，因为不具备远距离狙击的精准性，它们的效用十分有限。如果被火枪击中后还能幸存，这个人一定非常走运；另一方面，如果这个人在围城中都能被火枪击中，那他也一定是倒霉透了。

在拉格伦城堡被围的某个阶段，伍斯特侯爵本人便有幸同时体验了这种倒霉和走运。一天晚饭后，侯爵和用餐的同伴去了离大殿较远的私人会客厅。这间会客厅非常豪华，“因其镶嵌的护壁、古怪的雕像以及……房间南面宽敞漂亮的圆肚窗而闻名”。作为重大事件的见证者，可敬的贝利博士（一如既往地）出现在现场，描述了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就在侯爵准备好了他愉快的餐后演说、娱乐众宾客之时，传来一阵隐约的爆裂声，接着是“嗖”的一声，随后便是猛然的玻璃破碎声。原来，一粒火枪子弹打破了那扇圆肚窗，擦过一根矮小的大理石柱子，击中了侯爵大人脑袋的侧面。随着轻微的“砰”的一声，扁扁的子弹掉落到了桌子上，有几位在场的夫人被吓得昏了过去。然而，侯爵此时却看到了一个绝佳的说俏皮话的机会。后来，贝利博士正是靠着搜集侯爵的妙语箴言混吃混喝了几十年。

“先生们，”侯爵用手指碾着火枪的子弹说，“我年轻的时候，愿意恭维我的朋友习惯夸我头脑好；但是，如果我没有自吹自擂的话，我敢说我年老的时候头脑的确是不错——不然，它也挡不住子弹了。”

此时，侯爵一定意识到了，他非常幸运才逃过了一劫。而且，到了这个地步，他基本上也不太能笑得出来了。那扇宽敞的圆肚窗，只不过是城堡最新的一处灾难点罢了。在此之前，这座美丽的城堡早就经历了一系列的灾难。如果他有勇气探过胸墙往外边瞥一眼，他可能都认不出眼前的场景了。曾经的花园、果园和池塘，现在已沦为战区；所有的树都倒在了地上，所有的建筑物都已被摧毁，这就是一片无人区。保皇党的局势越来越令人感到绝望。围城开始5周后，7月12 日，城堡的驻军试图突围出去，400名步兵和80名骑兵跨过防御阵线一涌而出，与摩根的军队近身相搏。然而，不到半个小时，一切都结束了：保皇党人被打退，并遭受了重创。

不过，如果说保皇党人无法突围，圆颅党人同样也无法攻进。虽然摩根上校成功击退了敌人的突围，他的火炮也对城堡造成了严重的破坏，但离围城结束还早着呢。现在，他唯一能做的就是加紧攻势，命令胡珀上尉不断地将战壕向前推进。

与此同时，其他地方发生的事件也影响着拉格伦城堡的命运。1646年5月，早在拉格伦围城开始之前，查理一世便悄悄地从牛津的总部溜出，秘密前往纽瓦克，把自己交给了等在那里的苏格兰军队。这实属无奈之举，在两个恶魔之间，查理一世选择了他认为不太邪恶的那个，希望借此可以离间他的敌人。然而，对于仍然留守在牛津的保皇党军队而言，这是他们末日的开始。谈判几乎立刻启动。几周之内，一切便结束了。6月25日这天，牛津这座被围攻、封锁了多年的、千疮百孔的城市，终于还是投降了。

两周后，拉格伦城堡便最先感受到了牛津陷落带来的后果。议会党的斯基庞（Skippon）少将和赫伯特上校率领2000名士兵逼临城堡之外。他们到达的前一天，刚好是城堡驻军试图突围的那天。现在，他们的出现断绝了保皇党任何再试图突围的念想。随军来到拉格伦城堡的牧师乔舒亚• 斯普里格（Joshua Sprigge）注意到，胜利的天平已经向着不利于防守者的方向倾斜了。

“敌人不得不更加谨慎，”他写道，“并且吸取经验，更紧密地团结在一起。”

然而，终结围城之战的既不是斯基庞，也不是赫伯特，而是8月初到来的两位新角色。第一位是托马斯• 费尔法克斯爵士（Sir Thomas Fairfax）。费尔法克斯时年34岁，先是在荷兰的战争中崭露头角，随后在内战初期于英格兰的北部数战成名。费尔法克斯虽然算不上相貌堂堂（他身体的总体健康状况不好，而且曾受过两次火枪枪伤，更让他身体的健康状况雪上加霜），但是他不仅善于带兵作战，而且难能可贵的是，他不自高自大。1645年，他成为新模范军统领的不二之选。在牛津，他设法说服了保皇党人不战而屈人之兵，避免了这座城市遭受战火的涂炭。不仅古老的学院得到了保护，费尔法克斯还特意在博德莱安图书馆（Bodleian Library）外贴上了告示，保护图书馆免遭洗劫。现在，他希望可以用同样的方式为拉格伦围城战画上避免流血的句号。

8月7日，费尔法克斯抵达拉格伦城堡时，城堡的驻军已经成为最后一支为国王坚守的部队。牛津的陷落，成为保皇党残余据点投降的信号。现在，只有康沃尔郡潘丹尼斯的恒利锡安（Henrician）那座小型的堡垒，在内战的庞大土垒的加固下进行的抵抗尚可与拉格伦城堡的抗争相提并论。正如乔舒亚• 斯普里格诗意地描述的那样：“其他驻地像成熟的果实一样，轻轻一触，便纷纷追随了（牛津的）命运而陷落；然而，拉格伦和潘丹尼斯这两座驻地，却像冬日的果实一样，迟迟不肯坠下。”

其实，拉格伦城堡的驻军对遥远的潘丹尼斯的事情一无所知。费尔法克斯到达后不久，在给侯爵写信的时候，为了强调老人绝望的处境，他故意夸大了事实。

“现在，只有拉格伦城堡还在阻碍着王国恢复太平。”在继续给侯爵施压之前，他先这样告诉侯爵说。他“率领着自己毫不置疑的强大兵力”，来到了蒙茅斯郡。现在，他提出优厚的条件，打算给侯爵最后的投降机会。然而，如果侯爵继续拖延下去，或者拒绝投降，“今后，这样的条件……可就过期不候了”。

但是，侯爵一如既往，继续玩着之前的把戏。在给费尔法克斯的回信中，他称城堡为自己的“家园”，并继续说到，（失去切普斯托和蒙茅斯之后）拉格伦城堡“已经是他唯一拥有的栖身之所了”。这可不只是玩玩文字游戏，也不是一位糊涂的老人伤感的诉苦。侯爵是借此强调他的个人财产和他作为地主的不可剥夺的权利，而这两点在整个内战中一直是保皇党熟悉的政治宣传的主旋律。在信的结尾，他再次地提到了他的“家园”，并仿佛自言自语地反问到：“无论按照法律的还是道德的标准，我难道应该被强迫放弃自己的家园吗？”

费尔法克斯失去了耐心，不耐烦地回了一封信。“就阁下大人您乐此不疲的区分（即城堡与家园的区分）而言，它的确是您的家园。如果它没有被编排成驻地的话，我也不会用招降劝告来冒犯阁下您；如果它可以解除驻军，无论您还是您的家园都不会受到我任何的搅扰！”

信虽然这样回，但费尔法克斯明白，他没必要再和侯爵浪费时间就他们各自立场的法律正当性进行辩论。当他在拉格伦城堡集结兵力之时，另一位角色也登场了。这位角色的名声要比费尔法克斯爵士残酷多了。没错，这是位“小姐”，但是她的名号带来的恐惧，已经深深地在步兵们的心底扎根。“咆哮的梅格”（Roaring Meg）光临了拉格伦城堡。

梅格是一种迫击炮，从头到尾只有4英尺长，就像一个敦实的铁桶一般。但是，它却是我们可以想象的17世纪最恐怖的武器。梅格又是火炮，但是和传统的加农炮不同，它意不在轰炸城墙。像梅格这样的迫击炮，旨在把炮弹射出，干净利落地漫过城镇或城堡的防线，直接落到敌营的心脏地带。此外，这些炮弹不是加农炮射出的实心的铁质炮弹，而是大型的中空的榴弹，直径达12英寸，重200磅。这种榴弹一般包有铜皮（或其他类似的硬而脆的金属皮），内部填满了火药，设有一根引线，需要在朝目标发射前点燃。当火药被点燃后，榴弹爆裂，炸开的弹片像天女散花般飞溅开去，在广阔的半径范围内，任何东西都无法逃脱它的威力。

图6-3　“咆哮的梅格”。

简言之，迫击炮是一种杀伤性武器。它的目的是伤害人的生命，而不是摧毁敌人的防线。当然，一枚重200磅的炮弹，如果瞄得准的话，也可以轻易地砸开建筑物的屋顶，榴弹的爆炸威力也可以轻而易举地引起一场大火。但是，迫击炮射击并不精准，甚至连可靠也谈不上。从本质上说，迫击炮炮弹是一种非常原始的炮弹。因此，它要求炮兵具备非常高超的技能，不仅能够判断什么时候射击，还要确定制作的引线的长短。引线太短，炮弹飞到一半便爆炸了；引线太长，也许就会留给敌人机会，无法造成任何损害。在格罗斯特围城期间，就出现了一个著名的例子，一位反应迅速的女士往迫击炮发射后的榴弹上倒了一桶水，在榴弹爆炸之前便熄灭了它的引线。

然而，抛开这一切不谈，迫击炮最可靠之处在于，它能在敌人中间制造恐慌。1644年，在兰开夏郡的莱瑟姆庄园（Lathom House）围城期间，其中一位守城者描述了榴弹引发的恐慌场景。

“年轻的女士尚有胆量承受加农炮带来的恐惧，”他写道，“但是最坚强的士兵也受不了这种大炮的折磨……这种迫击炮让他们恐惧得寝食难安。”

从攻击者的角度来看，迫击炮的效力颇令人满意。1646年，议会党的部队试图攻破班伯里城堡。据他们所述，迫击炮每一次发射，都伴随着惊声的尖叫。

1646年，当“咆哮的梅格”抵达拉格伦城堡时，它才只有几个月大。这是为了打败保皇党在古德里奇城堡的驻军而专门打造的武器。这位“年轻的小姐”光临拉格伦城堡时，还带来了随行的强大的盟友。约翰• 伯奇（John Birch）上校护送梅格时，梅格身边除了5位“迫击炮姐妹”，还带着议会党能匀出的所有传统的加农炮。至少就迫击炮而言，这是迄今为止内战中火力部署最为集中的一次。胡珀上尉仍在忙着朝保皇党的阵线推进战壕；现在，他开始在距离城堡防线60码处，为新武器建造炮台了。

随着伍斯特侯爵眼睁睁地看着梅格和其他迫击炮部署就位，他明白自己已经陷入了进退维谷的境地。突然间，危险系数变得实在太高，他再也不能安心地躲在祖先的城墙之后了。如果迫击炮发动攻击，很可能他和他的家庭成员会因此而殒命。同样，投降的前景也不理想。议会党的报复心那么强，谁知道他会落个什么下场，正如他在给费尔法克斯的信中所坦白的，投降的前景“的确令他有些忧心”。

费尔法克斯察觉到了这位老人绝望的进退两难的处境，乘机强调了自己的优势。“妥协吧！”他极力劝诫。

“如果您坚持抵抗到底，”他在信中对侯爵说，“便是置您本人、您家人（我相信他们对您一定非常重要）的生死和城堡的存亡于不顾了。”

费尔法克斯还特意提到了另一位侯爵的命运，那位侯爵曾坚持与议会党对抗到底。

“阁下您要明白，您不可能比温彻斯特侯爵得到更好的下场。他凭借着坚固的贝辛庄园（Basing House）抵抗到了最后，自己侥幸逃脱一死，却牺牲了朋友，让逃亡者担惊受怕，庄园和土地沦为废墟，自己也受到司法的极刑处置。”

与此同时，费尔法克斯向侯爵保证，他绝对会受到议会党的公正处理。“我所允诺的，”他保证道，“都将一一兑现。”

就这样，在城堡被围困两个多月后，侯爵决定是时候放弃抵抗了。8月15～16日的周末两天，谈判双方商讨了停战的条件，并于周一签订了停战协议。双方约定，两天之内，保皇党的部队退出拉格伦城堡，就地遣散，他们的敌人也不会对其进行任何伤害。有些人，包括侯爵本人，并不在这次的赦免范围之内。投降前夕，当侯爵将条件告诉他的手下时，他们誓要继续战斗到底，但他们主人的心意已决。他说，他宁愿像先知约拿一样要求同船的人将自己扔进海里，也不愿看着他们因己错而一个个地牺牲。于是，第二天早上，按照谈判双方的约定，保皇党的驻军走出了城堡，“摇着旌旗，敲着皮鼓，吹着号角”。

无论是侯爵还是费尔法克斯，他们都应该对这样的结局感到满意。对于费尔法克斯而言，这正是他希望看到的避免流血的结局。他又一次不费一兵一卒、不用军费支出便拿下了战斗的胜利。对于侯爵而言，他也理应感到感激。即便他本人前路未卜，但他的城堡和家庭却都得到了从轻发落。那一天，当这两人最终碰面时，侯爵一如既往，情绪高昂。根据贝利博士的描述，费尔法克斯爵士向侯爵告辞时，侯爵老人家的代表——两只鸽子“愉快地”向爵士“求情”。整个围城期间，侯爵一直喂养着这对鸽子。侯爵问，阁下能不能把这两只幼禽带走并保护它们？城堡四周出现了那么多饥饿的士兵，侯爵担心它们的安全。

现在，唯一对这避免流血的结局不太满意的是摩根上校了。毕竟，他从6月份便开始了围城。此后两个月的大部分时间里，他忍受着坚苦的条件在帆布下栖身，在战壕中作战。而现在，因为费尔法克斯的谈判，敌人投降了，他英勇地攻破城堡的机会泡汤了。更糟的是，他甚至没来得及发射一发迫击炮炮弹——此时，“咆哮的梅格”还默默地伫立在那里。停战协议签订的那天，在给下议院议长的信中，摩根在开头写道：“在漫长、艰难的职责履行过程后，令上帝欣慰的是，双方的长官为城堡和驻军达成了投降的条件。”

接下来，我们可以从上校的语气中听出他的失望与不满：“的确，如果没有达成这皆大欢喜的结局，我们的迫击炮将会突袭敌人，我们将以自己的方式取得胜利。我们距离这胜利也只不过是咫尺之遥。”

现在，拉格伦围城和国内战争都结束了。在费尔法克斯回巴斯（Bath）的家的前一天晚上，人们在切普斯托为他举行了庆功宴。与此同时，伍斯特侯爵被转移到伦敦。到了伦敦并被议会控制后，他很快就会知道，费尔法克斯将军的承诺究竟会不会兑现。上议院和下议院的议员都在激烈地讨论，该如何处置战败的保皇党和他们的城堡。一方面，这些城堡是危险的军事要塞，为了占领它们已付出了几十万甚至成百万英镑和无数人生命的代价。它们的存在引诱并大模大样地邀请国王的支持者与同情者再度夺取它们。如果他们真的夺取了城堡（但愿不会如此），那么所有的战役又要重新打一遍。甚至单单守卫城堡就需要付出大量的兵力，而此时正是议会试图遣散它的武装部队的关键时期。在这种局势下，为了将来避免不必要的麻烦，最好的方法便是彻底拆除这些城堡。当在伯奇上校和“咆哮的梅格”千辛万苦的轰炸下迫使古德里奇城堡投降时，他当然赞同这种观点，认为这是处置城堡的最好方法。为了打探清楚议会关于拆除还是保留城堡的意愿时，伯奇上校忍不住发表了他自己的意见：“依我拙见，（城堡）一无是处，不过是国家沉重的负担。”

另一方面，议会党也必须考虑它自己的安危。四年的艰苦内战，整个国家动荡不安。虽然议会党取得了胜利，但远远没有获得广泛的支持。有些议员主张，为了议会的安全，也许可以保留几座城堡，无论代价多大，也要在城堡内驻军。议会中也有一些议员，尤其是上议院的大地主们，同情像伍斯特侯爵之辈的悲惨处境。毕竟，城堡是家园，而个人享有私有财产不受政府干预也正是他们一直致力于努力保护的权利。

然而，具体到伍斯特侯爵身上，早在老人家被转移到伦敦之前，议会便已经作出了决定。拉格伦城堡陷落一周后，议会已经通过投票，决议拆除城堡并关押城堡的主人。侯爵马上要被押送到伦敦塔。后来，侯爵又被考文特花园的黑杖侍卫（Black Rid）收押。至于拉格伦城堡，“为了国家的最高利益”，城堡剩下的部分也被廉价售出。

拆除一座城堡，尤其是像拉格伦这样的庞大的城堡，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就难多了。1646年8月，当拆除城堡的工作开始时，工程队的拆除工具是十字镐。他们从巨塔的顶部开始拆起，在经历了一位亲历者所描述的大量的“千篇一律的敲敲打打”之后，他们也只设法拆除了五层塔楼。把侯爵老人家关进监狱没什么问题，但是即便在战败后，他的城堡也是块难啃的硬骨头。

如果使用炸药，他们是有可能加快施工进程的。同年早些时候，在拆除多塞特郡的科夫城堡时，他们便应用了这项技术。科夫12世纪建造的巨大的城堡主楼坐落在山丘上，四周围了一圈长长的13世纪修建的幕墙。在整个内战期间，科夫城堡被圆颅党围攻了数次，但皆以失败告终。1646年2月，当科夫最终被诡计攻陷而落入圆颅党的手中时，议会立刻下令将其拆除。工程兵着手在一些城墙下挖掘地道，大量的火药也被投入应用，准备炸开城堡主楼和门楼。但是，这样做不仅极为危险，而且代价过于昂贵。炸药炸过后，一块块参差不齐的石头也没法拿来卖钱了，而议会明确表示，处理拉格伦城堡就是为了卖钱。

因此，1647年夏天，当议会终于就普遍处理城堡达成决议时，支持适度原则和财政节约的人占了上风，他们反对拆除所有城堡。如此一来，只有那些在内战爆发后建造的堡垒，才会被命令拆除。

到了这一阶段，议会成员手头上还有个更为棘手的难题。为了打败查理一世，他的对手暂时搁置了他们在政治、宗教上的深刻的分歧，现在，既然已经打败了国王，这些根深蒂固的分歧再次浮出了水面。议会的领袖想抓住机遇，在整个王国范围内强制推行他们的宗教观点。新模范军不仅被连年的政治斗争卷入了政治的漩涡中，而且还承受着试图被解散的阵痛。所以，新模范军在议会出手之前先发制人，反叛了议会。这一年年初已经被议会从苏格兰人手中买回的查理一世看着这一切，毫不掩饰心中的幸灾乐祸。在国内，他被人从一个地方转移到另一个地方，心甘情愿地在敌人互相倾轧的游戏中充当马前卒。

1648年，不同派别之间的分歧不可避免地爆发了，第二次英国内战拉开了序幕。在全国范围内的一系列的战斗中，心存不满的新模范军的老兵和顽固的保皇党为了对抗议会，再次占据了城堡，在城堡内驻扎了军队。现在清楚了，强硬派的观点一直都是正确的；他们早该趁着还有机会时拆除这些城堡。现在，不仅机会没有了，还再次陷入了这样的困境。于是，主张严厉政策的强硬派占了上风。

无论是对国王还是城堡，强硬派的态度均可由一人代表。 这个人就是奥利弗•克伦威尔注60。尽管人们提到英国内战时常常会同时提到克伦威尔，但是只有到了内战的这个阶段，这位前东安格利亚的乡绅子弟才算真正建立起自己的名声。克伦威尔主张宗教自由，受这种宗教观的驱使，他在第一次内战中以毫不妥协的激情进行了战斗。同时，他凭借天生的军事才能，到战争结束时已经崛起为政府中主要的代言人之一。1648年，二次内战爆发时，现在议会能够求助的就只有克伦威尔和费尔法克斯两人了。这一年的斗争虽然发生在局部，但是却极为激烈。费尔法克斯对付的是英格兰东南部的叛乱——肯特郡的梅德斯通（Maidstone）和埃塞克斯郡的科尔切斯特。与此同时，克伦威尔被派往威尔士南部，打击企图攻破彭布罗克郡的叛乱分子。几乎整个夏天他就耗在了这项任务上。8月，克伦威尔的军队与一支跨越边境进入兰开夏郡的苏格兰军队遭遇，并在普雷斯顿（Preston）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大胜。到了9月初，唯一阻碍议会取得全面胜利的，就只剩约克郡的庞蒂弗拉克特城堡了。

庞蒂弗拉克城堡是一座名副其实的坚不可摧的堡垒。和拉格伦城堡一样，通过加筑新的土垒，这里的中世纪的防御设施也得到了很好的巩固。在第一次内战期间，它被议会党的军队连续围困了数月。虽然他们配备了加农炮、迫击炮，却依然无法通过狂轰滥炸攻陷城堡。1645年7月，当城堡最终沦陷时，城堡里的保皇党人投降，他们并不是因为敌人的轰炸，而是因为粮食的匮绝而被迫为之。

然而，1648年5月，国王的拥护者没费一枪一炮再次夺取了对庞蒂弗拉克城堡的控制权，而他们夺取城堡是利用了巧计。半个多世纪后，最后一位幸存的亲历者托马斯• 博尔登（Thomas Paulden）上尉在给一位朋友的信件中描述了其中的过程。根据博尔登的讲述，一开始，他和他的同谋是打算在5月中旬的一天夜里借着夜色的掩护悄悄溜进城堡中去的。他们向议会党驻军的一位下士灌输了他们保皇事业的正当性，说服了他为他们效命。进而，下士安排那天夜里由他自己站岗守城。

当保皇党接近城堡的城墙时，这个简单的计划并没有遂他们的心愿。“在约定的时刻，那位下士恰巧喝醉了。”博尔登说，“在我们打算竖梯子的地方，站岗的是另一位哨兵。”于是，城墙内响起了警报，保皇党仓皇撤退。

消息传到议会的议长耳中。于是，他增派数百名兵力，以巩固驻军的防守。现在看来，夺取城堡已经不太可能了。然后，没过多久，保皇党就收到一条消息，这让他们又想出一条锦囊妙计。现在，所有增派的士兵也驻扎在城堡之内，这里已经没有睡觉的地方了。于是，议会党向城里另外订购了一些床。博尔登和他的同伙决定乔装成送床的伙计。他们“打扮成普通的乡民和主管的模样……身上藏了手枪和匕首”，护送着家具一直进入到了城堡的中心。一旦进去后，他们立刻卸下伪装，抽出手枪，将圆颅党们押到城堡的地牢里。

就像围攻特洛伊的希腊人那样，这伙勇敢的保皇党也成功完成了如此冒险的行动。他们一定喜不自禁，既为他们的好运感到惊喜，又为他们的机智感到自豪。博尔登说，“庞蒂弗拉克特城堡被人们认为是英格兰最雄伟、最坚固的城堡”，但他和几位战友仅仅靠着单薄的力量，便从议会党的眼皮底下把城堡给夺了回来。

然而，保皇党并没能高兴多久。8月传来了他们苏格兰盟军战败的消息。到了9月，5000名由议会党成员组成的部队将庞蒂弗拉克特城堡围了个水泄不通。最终，11月，克伦威尔亲自驾临庞蒂弗拉克特城堡，决心不惜一切代价将其攻陷。

在克伦威尔到达之前，指挥城堡围攻的是大名鼎鼎的亨利• 乔姆利爵士（Sir Henry Cholmondeley）。几个月来，这位自以为是的家伙一直向他在伦敦的上级提供着乐观的战报。而事实上，他一直忙着和其他议会党的军官就围城的最佳策略争吵不休，甚至没能对城堡发起有效的封锁，补给仍然被源源不断地输送到城堡内部的保皇党手里。

因此，11月初，当克伦威尔抵达时，他面对的是一项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就城堡本身而言，他和博尔登对城堡的防御力的判断一致。

“这个地方可以说是整个王国中最固若金汤的内陆驻地。”他在给议会的信中这样写道，“这里不仅水源供给充足，而且城堡的每一个部位都坐落在岩石之上，因而也难以用挖地道的方法攻陷。这里的墙壁又高又厚，这里的塔楼很坚实，而且由于坡度比较陡峭……令人很难接近。”

打消了议会党胜利在即的错误念头后，克伦威尔继续写道：“我的大人们，在这3周的时间里，城堡内补给了240头牛。此外，他们还储备了足够的食盐。所以，我估计他们的食物储备能够维持12个月。而且，里面的人打定了主意，再艰难的绝境也要忍受，反正他们也不会受到怜悯——确实，他们也不值得任何怜悯。”

作出了判断、摆明了立场之后，克伦威尔开始列举他完成任务所必须的装备了。如果想攻陷庞蒂弗拉克特城堡，至少需要2个步兵团、3个骑兵团、500桶火药、6门状态良好的攻城炮和1800发炮弹。接着，他补充道，如果议会能匀得出的话，再给2门迫击炮就更好了。

同拉格伦围城一样，这些装备中的随便哪个也需要数周才能抵达庞蒂弗拉克特城堡。与此同时，克伦威尔也在写信劝保皇党投降。保皇党的首领只发来了一封戏谑的回信：在这件事上，克伦威尔确定自己可以做主吗？也许他应该与亨利• 乔姆利爵士商量一下，看看他是什么意见？等两个人商量好之后，再来联系他们好吗？遗憾的是，克伦威尔的回应，无论是书面的还是口头的，都没有被记录下来。在等待了两个多星期之后，克伦威尔离开这里，动身前往伦敦。他并不是放过了这些保皇党；相反，他打算使出自己的杀手锏了。

12月6日，克伦威尔抵达伦敦。当晚，他派普赖德（Pride）上校清洗了下议院的政治对手。既然战争快要结束了，新模范军受够了议会在处理国王方面的摇摆不定。就克伦威尔和他的战友们看来，查理一世是暴君、叛国贼，他发起了针对人民的战争，是“罪孽深重的人”。要像对待犯人那样（查理一世的确是）审判他，给他定罪，给他惩罚。对于如此罪孽深重的人，惩罚的手段只可能有一条。1649年1月30日， 查理一世被押上白厅注61的断头台斩首示众。

这种做法史无前例，举国震惊。庞蒂弗拉克特的围城也就此结束了。对正遭受着加农炮、迫击炮轰炸的保皇党驻军而言，国王被处死，是对他们保皇事业的致命重击。消息传到他们那里后，他们策划并宣誓对查理一世的儿子效忠。但是，仅仅过了几周，他们的抵抗也被瓦解了。3月初，劝降的谈判开始了。3月22日，保皇党宣布投降。庞蒂弗拉克特城堡重新被夺回，第二次内战结束了。

处决国王之后，克伦威尔和他的追随者开始着手处理城堡。第一次内战后还对城堡施以了短暂的缓刑，这一次完全不可能了。庞蒂弗拉克特城堡已经成为政府最大的眼中钉，自然地，它也成了第一批被祭旗的城堡之一。这样的决定受到了大众的普遍欢迎。3月24日，仅仅在围城结束的2天之后，推翻城堡的呼声便响彻云霄了。

“现在，最值得关注的是，”一位当地的记者写道，“约克郡的大陪审团、法官……以及几乎该郡的所有人士都在纷纷请愿，要求拆除这座城堡。”

议会同意了人们的请愿——12月，下议院清洗了那些摇摆不定的议员；近来上议院又因“毫无用处”而被废除，权力已经掌握在了强硬派的手中。当庞蒂弗拉克特城堡“应立即被全面拆除、夷为平地”的命令下达后，这一次，他们是认真的。今天，如果你访问庞蒂弗拉克特城堡的遗址，你会看到执行命令者和约克郡南部的人民是如何切实地贯彻这一决定的：几乎没有一块石头是垒在另一块石头上的。庞蒂弗拉克特城堡，这座英格兰最雄伟的城堡之一，便这样沦为了一堆乱石。

国王被处决后，其他城堡也面临了类似严酷的命运。在比弗（Belvoir）、蒙哥马利和诺丁汉，对这几座城堡的破坏程度可以与庞蒂弗拉克特城堡相提并论了。不过，值得一提的是，比弗和蒙哥马利在1647年时都逃脱了被毁灭的命运，当时只有新建的部分被拆除了。

议会很快便发现，这种全面拆除做法的成本令人不堪重负。在庞蒂弗拉克特城堡，即便卖掉拆除的铅、石料和林木，抵消了1779英镑的成本，镇上的居民仍然要因这项任务而背负145英镑的债务。在比弗和蒙哥马利，政府想了个办法，决定付钱给城堡主人，让他们拆除自己的城堡。这两座城堡都是保皇党的财产，他们又因为支持国王而被重重地罚了一笔钱，所以政府“付钱”给城堡主人，实际上只不过是从他们的罚金中扣除，而不是真金白银地付给他们现金。

但是，在拆除工作需要财政自负的地方，命令就比较难以执行了。很快，地方政府开始抱怨全面拆除城堡的成本太高，很多地方由于缺少资金，索性不认真执行拆除命令。另外，也有一些情况，专业技能的缺失导致拆除现场出现一些问题。在比弗，当卢德兰伯爵拆倒他的城堡时，现场便出现了荒唐可笑的场面。议会当然希望有人能在现场监督，确保任务执行妥当。然而，他们任命的负责监督工作的人是当地的绅士，而不是军队的工程师。他们被迫承认，他们根本不知道城堡现在是否还具备军事防御能力。面对这些难题，中央和地方政府达成了妥协。今后，城堡不再被拆毁，而是被“削弱”。当局不再要求将城堡彻底拆除，而是满足于有限的破坏，只要城堡难以捍卫就行了——即城堡还可以屹立在原位，但是却不能具备在战斗中自我防御的能力。

在拉格伦，人们最终采取的便是这种削弱的解决方案。今天，这座仍然屹立着的城堡，见证了这一措施造成的糟糕的效果。工程师们先是尝试了用十字镐将巨塔的石头一块块地撬掉，但是失败了。于是，他们选择了更快捷的破坏巨塔墙体的解决办法。“（巨塔的）重量是由木桩承受的。”一位亲历者说，“两面墙壁之间从下面被打通后，烧掉木桩，墙体便倒成了一堆。”然而，削弱城堡不单单是破坏掉城堡的防御力那么简单。几个世纪以来，贵族的家园的墙壁一直是贵族精英的权力象征。通过推倒他们的墙壁，革命政府形象地、有力地强调了自己的权力的主张。它要表达的是，从今往后，禁止任何个人以特权的名义挑战政府的权威（很快，“政府”便有了新的名称，即“共和国”）。在肯尼尔沃斯、斯卡布罗（Scarborough）、赫尔姆斯利（Helmsley）和科夫城堡，它们那伤痕累累的塔楼见证了城堡的主人在面对议会党的强权时的无力。在拉格伦城堡，这座曾经冠绝全国，最雄伟、壮美、高贵的城堡，现在却遭到了充满恶意的、系统的、野蛮的而又彻底的拆除。没有一扇窗户不被人敲碎，没有一座壁炉不被人拆除，没有一件贵重的东西不被人掳走。池塘和护城河的鲤鱼还在成群地游弋，堤岸便被人决开了。挂满了天主教偶像崇拜形象的教堂被给予了特殊的关照。最令人触目惊心的是拉格伦城堡保存了海量珍稀书籍和手稿的图书馆，据称，这是整个欧洲藏书最珍贵的图书馆之一。然而，它却没有像牛津的博德莱安图书馆那样好运。人们蓄意纵火，一把火把它烧成了灰烬。拉格伦城堡遭遇的已经不是必要的拆除了，而是赤裸裸的报复。

就在拉格伦城堡内部被拆除一空时，伍斯特侯爵亨利• 萨默塞特已经躺在伦敦奄奄一息了。现在，他算是明白了，祖先留给他的家园，是不会如他所愿，一直传承给他的后人了。到头来，费尔法克斯将军所谓受到公平对待的许诺，只不过是一口空话罢了。为了维护自己的信仰、国王，打了自认为光荣的仗，现在落到卑鄙的议会党手里，受到这样的对待，侯爵大人理应反思，他为什么会落到如此田地。立在侯爵床边的是贝利博士——他的牧师。即便在为侯爵做临终祷告时，他也没忘记记下侯爵的临终遗言。

“哎，博士，”侯爵说，“我放弃生命、自由、财产，把自己交给他们处置；（但是）假如说抄没我的财产，拆除我的家园，卖掉我的地产……算是仁慈的话，他们的‘仁慈’已经这么残忍，那么‘他们’算是什么呢？”

然而，虽然这个夏天，侯爵遭遇了如此可怕的经历，但陪伴了他70个春秋的肥满的身体，依然不愿把他放弃。即便当伍斯特侯爵凝视深渊时，他也不忘妙语连珠。他问去世后，他会被埋葬在哪里。贝利博士告诉他，他最后的栖息地是在温莎城堡的雄伟教堂里。

“我活着的时候，他们把我的城堡从我手中夺走。”他打趣地说，“为什么我死的时候，反而要给我一座更好的城堡呢？”

结语

1646年12月18日，伍斯特侯爵亨利• 萨默塞特去世了。一周后，在圣诞节这天，他的遗体被安葬在了温莎城堡的雄伟教堂里。教堂墙壁上的大理石碑今天仍然祭奠着他的离去。

过了两年多，侯爵的国王也随他而去。查理一世被处决后，头颅被缝回到身体，遗体也被人在暴风雪中送到了温莎。随后，没有举行任何祭奠仪式，现场的吊唁者也寥寥无几，国王便被葬在了这同一座皇室教堂里。他的身边便躺着伍斯特侯爵，周围葬的也都是其先辈的尸骨。

保皇的事业仿佛也随之夭折，被彻底埋葬。已故国王的追随者，先后两次被他们的议会党对手在战役中打败。现在，他们坐监的坐监，逃亡的逃亡。他们的庄园被占取，财产也被充公。1651年9月，保皇党中的顽固派企图孤注一掷，扭转乾坤。只可惜，奥利弗•克伦威尔轻而易举地粉碎了他们的企图。他们现在扶持的查理一世的同名长子从战场逃走之后，最后一次有人看到他，是他躲在了一棵橡树的树干里。

虽然共和国战胜了皇室的政权，但它也只存在了十年。政府里各种声音、理念互相倾轧，整个国家又鲜有人真正地支持政府，政府的行政运转得以维持，全靠克伦威尔的个人魅力和铁腕治理。所以，1658年，当克伦威尔去世时，革命也就彻底完了。王朝复辟的速度快得令人措手不及。1660年5月29日，威斯敏斯特一片欢庆祥和的场景，查理二世加冕为国王。

虽然君主政体得到了复辟，但是城堡却难以回到往昔。英国内战与共和国带给贵族阶层的古老家园的是致命的打击。拉格伦城堡和庞蒂弗拉克特城堡遭受的破坏，在全国各地的其他城堡身上又纷纷上演了一遍。炮轰、火烧、打砸、土挖，使它们千疮百孔，颓垣败壁。全国各地的城堡都遭到了这样彻底的破坏。等到城堡破坏运动结束后，贵族们重新建造家园，也比在他们祖先留下的破败城堡的基础上重建划算。漫长的、拖沓的遗弃城堡的过程，反而以这样戏剧性的方式终结了。几个世纪以来，贵族阶层一直在分阶段、有步骤地遗弃着他们的城堡，现在一下子彻底放弃了。王朝复辟之后，他们耗资建造了更符合潮流的、富丽堂皇的新家园。当然，新的建筑风格也开始用新的词汇来表达。吊闸、吊桥、城垛已经被打发到了历史的尘埃里。取而代之的，是圆柱、柱廊和圆顶这些新时代的新古典主义风格的设计元素。

1660年之后，当伍斯特侯爵的孙子决定耗资建造一座新家时，他建造了这样一幢房子：一座紧随潮流的帕拉底奥式（Palladian）的宏伟新家园。他的新家园不是建在拉格伦，甚至不是建在蒙茅斯郡。与当时许多贵族一样，新侯爵选择了向前看，把旧的社区和城堡都抛给了过去。萨默塞特家族的新家园就建在塞文河的对岸，格洛斯特郡（Gloucestershine）的一座名为伯明顿（Badminton）的村庄里。他建造的宅邸一直保留到了今天。而且，没错，宅子里居住的也是他的后裔。

在拉格伦城堡，岁月开始了对断壁残垣的摧残。破败的城堡无遮无挡，不仅要承受风雨的肆虐，而且要遭受人为的破坏——有些人把城堡当成了方便的石料来源。围城之战的失利本就对城堡造成了破坏，在接下来的数十年间，那些寻找漂亮的壁炉或窗台的人又进一步加重了对城堡的破坏。从这一方面来说，拉格伦城堡和其他城堡没什么不同，几乎每一座被遗弃的城堡都遭受了相同的命运。为了安全的缘故，有些城堡又继续遭到了拆除。王朝复辟后，查理二世支持了对卡纳芬城堡、康威城堡和波马利斯城堡的削弱。不过，大多数情况下，主要的破坏都是因机会主义的偷窃、掠夺造成的。人们也许对君主制张开了双臂，表示欢迎，但是他们对城堡的态度依然充满着怀疑、敌意和鄙弃。例如，托马斯•博尔登从庞蒂弗拉克特城堡逃走后，一直活到了寿终正寝。但是，在围城的过程中，他却失去了两个兄弟。无数人像博尔登一样，在保卫城堡或攻打城堡的过程中眼睁睁看着至亲死去。只要战争的记忆还留存在人们的脑海中，城堡就别想博得多少人们的同情。

然而，这种模式也有例外，大屠杀之下也有人幸存。在第一次英国内战和查理二世复辟期间，当最惨烈的破坏城堡运动进行得轰轰烈烈之时，人们对沿海城堡和内陆各郡的城堡进行了差别化的对待。即便是极端的强硬派分子，出于入侵的担忧，也同意了保留那些可能对国防有用的城堡。在英国东南部，多佛与曼彻斯特，博迪亚姆与阿伦德尔，赫丁汉和牛津，这些城堡均安然无恙。在其他地方，有些城堡幸存了下来，仅仅是因为它们太坚固了。试图破坏爱德华一世建造的雄伟的威尔士各城堡的努力见效甚微，因为在经济上，拆毁它们的砖石结构太划不来了。

紧接着英国内战之后，在苏格兰，城堡的命运比其他地方的城堡要好得多。1650年，克伦威尔入侵苏格兰期间，有几座塔楼式城堡遭到了破坏，其中便包括了博斯威克城堡。在博斯威克城堡，议会轰炸城堡的痕迹至今还留在塔楼的后部。其他一些城堡，如厄克特城堡，在后来的一些战争中也遭到了一些破坏。但是，整体而言，比起英格兰和威尔士的城堡，17世纪的遭遇并没有对苏格兰的城堡留下太多破坏的痕迹。虽然它们得到了保护，免于彻底的毁灭，但是进入现代以来，持续的居住也给这些建筑带来了一些变化。它们往往要忍受后来主人的极端的改建和重建。这些城堡的主人为了改善家园，适应现代化，许多塔楼式城堡已经被改造得面目全非。

在整个18世纪，城堡依旧遭受着人为的破坏，被零拆零卖或盗走石材。即便侥幸得到了保护，也是全凭个人的喜好。1766年，仅仅是为了提供铺路的碎石，苏福克郡邦加（Bungay）的一座12世纪的雄伟塔楼便被拆除了。剩下的门楼被当地一位律师的妻子购得，改建成住宅。但是，即便是最善意的好心也可能办成坏事。在科尔切斯特，由于当地的一位五金商人的不懈努力，“征服者”威廉建造的城堡主楼只剩下了当初一半的高度。这剩下的一半在18世纪初期被人买走，进行了“复建”。只可惜，买主以为他购得的是罗马时的建筑遗迹，而不是诺曼的。他新加的瓷瓦屋顶、穹顶和风标，也算是圆满了这座饱经沧桑的建筑所遭受的各种羞辱。

只有真正到了18世纪末期、进入19世纪后，对城堡的冷漠才让位于对城堡的真挚热爱。像沃尔特• 斯科特爵士这样的作家，激起了人们了解被遗忘的、浪漫的英国历史的渴望，令城堡成了人们理想的参观地。像特纳这样的山水田园画家，提高了城堡的辨识度，而铁路通车，又解决了参观城堡的交通问题。于是，城堡再次成为珍贵的财产。这一次，城堡不仅是一小撮拥有它们的人的珍贵财产，而且是全国人民的心头好。无论男女老少，现在他们都可以参观这些中世纪雄伟的家园，凝视那个消失的世界。

现在距离城堡引入英国几乎一千年过去了，但是，今天它们仍然深受公众的喜爱。比起我们维多利亚时期的先辈，我们也可以更近距离地接近它们。他们更倾向于保留城堡的自然状态，听任常春藤爬满拱门，墙壁倒塌、倾颓。但是，到了20世纪，大部分的城堡遗迹得到了政府的照料。它们的墙壁得到加固，护城河被修复，再次成为清渠。城堡周围的树木和凤尾草也得到了修剪。今天的城堡比过去几个世纪以来更接近它们的原貌。现在，只需要我们的参观，再加一点想象力，城堡便可以重回昔日的辉煌。

致谢

一般而言，参观本书所述章节中所提到的城堡，不仅有诸多准入的限制，而且参观时间往往也只有几小时。所以，能够给予我几天的时间，参观每一座城堡，准许我进入并探索每一处角落，这对我而言是尤其难得。正如我在其他场合所言，是城堡将我带入了历史研究的领域。小时候父母带我参观城堡，参观又促使我阅读了相关的书籍；书籍将我送入了大学的殿堂，大学的讲师们又把我带到了伦敦大学、牛津大学的浩瀚图书馆。然而，在浩瀚的书海中，人往往会迷失。写这本书及制作《城堡》系列电视节目则帮我从迷宫中找到了出口。这是一次难得的机会。它让我能够回归根本，重游童年故地。更重要的是，它让我重新找回了研究历史时的那种兴奋。在此，感谢帮助我实现这一切的所有人。

延伸阅读

引言

关于英格兰和威尔士的城堡，R. A. Brown 所著English Castles（3rd edn, London, 1976）是这一主题相关的标准的介绍性著作。此外，M. W. Thompson所著The Rise of the Castle（Cambridge, 1991）、The Decline of the Castle（Cambridge, 1987）也非常有参考价值。如果想了解更新的观点，请参见M. Johnson所著Behind the Castle Gate: From Medieval to Renaissance（London, 2002）。了解苏格兰的城堡，见下文第五章的延伸阅读部分。

第一章

在R. Higham和P. Barker 所著Timber Castles（London, 1992）一书中，终于对早期的城堡给予了应有的重视。了解“征服者”威廉的城堡建造历史，见R. A. Brown、H. M. Colvin与 A. J. Taylor 所编纂The History of the King’s Works（6 vols, London, 1963）的前几部分。了解汉都门，见Barker与Higham所著Hen Domen: A Timber Castle on the English-Welsh Border（Exeter, 2000）。Ideals and Practice of Medieval Knighthood Ⅲ（Woodbridge, 1990）一书所收录的、由R. Eales所写的“Royal Power and Castles in Norman England”一文也非常重要，很有参考价值。了解1066年前的防御性住宅，见收录于Medieval Knighthood Ⅳ（Woodbridge, 1992）一书、由A. Williams 所写的“A Bell-house and a Burh-geat: Lordly Residences in England before the Norman Conquest”一文。了解1066年前这一时期的英格兰与诺曼底的政治，见F. Barlow 所著Edward the Confessor（3rd edn, London, 1997）与D. Bates所著Normandy before 1066（London, 1982）。收录于由C. Harper-Bill、C. J. Holdsworth与J. L. Nelson所编纂Studies in Medieval History presented to R. Allen Brown （Woodbridge, 1989）一书、由A. Williams 所写的“The King’s Nephew: The Family and Career of Ralph, Earl of Hereford”一文，论及了一位英格兰早期城堡建造者的生平。了解1066年前后的几代诺曼公爵的传记性叙述，见D. Crouch所著The Normans（London, 2002）一书。在R. Bartlett所著England under the Norman and Angevin Kings（Oxford, 2000）与M. T. Clanchy所著England and its Rulers（2nd edn, Oxford, 1998）两本著作中，作者详尽地探讨了诺曼征服后的英格兰的政治。同时，试比较强烈支持诺曼人的R. A. Brown 在他的著作The Normans and the Norman Conquest（2nd edn, Woodbridge, 1985）中对历史事件的叙述，与A. Williams 在他的著作The English and the Norman Conquest（Woodbridge, 1995）中对历史事件的叙述。虽然D. C. Douglas所著William the Conqueror（London, 1964）一书中包含了大量有价值的信息，但“征服者”威廉的最佳传记当属D. Bates所著William the Conqueror（London, 1989）一书。编纂《末日清算书》的目的仍然为人们所争论不休，但我个人坚持赞同J. C. Holt在其“1086”一文中所提出的观点；这篇文章收录于Holt所编纂Domesday Studies（Woodbridge, 1987）一书。了解英格兰人和诺曼人的军事战术的差异，见由M. Bennett所写、收录于S. Church与R. Harvey所编纂Medieval Knighthood V（Woodbridge, 1995）一书中的“The Medieval Warhorse Reconsidered”一文，收录于M. Strickland所编纂Armies, Chivalry and Warfare in Medieval France and Britain（Stamford, 1995）一书中的“The Myth of the Military Supremacy of Knightly Cavalry”一文，以及由M. Strickland所写的、收录于Anglo-Norman Studies XIX（Woodbridge, 1997）中的“Military Technology and Conquest: the Anomaly of Anglo-Saxon England”一文。关于这一时期历史的主要的第一手资料，见M. Chibnall编译的Ecclesiastical History of Orderic Vitalis（6 vols, Oxford, 1969-1980）一书，和G. N. Garmonsway编译的The Anglo-Saxon Chronicle（2nd edn, London, 1972）一书。

第二章

E. Fernie所著The Architecture of Norman England（Oxford, 2000） 一书中，对诺曼征服后的百年间出现的石堡做了精彩的、最新的介绍。R. A. Brown、H. M. Colvin与 A. J. Taylor所编纂The History of the King’s Work（6 vols, London, 1963）提供了有关石堡的更详尽的解读，在大多数方面至今仍不可超越。由C. Coulson所作、收录于Anglo-Norman Studies XXIII（Woodbridge, 2001）中的“Peaceable Power in English Castles”一文中，可以看到不同角度的解读。由P. Dixon所作、收录于1998年Chateau Gaillard第18期的“Design in Castle-Building: the controllingof access to the Lord”一文，也探讨了类似的主题。了解本章中主要讨论的两座城堡，见R. A. Brown所著Rochester Castle（2nd edn, London, 1986）一书，以及由P. Dixon与P. Marshall所作、收录于1993年Fortress第18期的“Hedingham Castle:A Reassessment”一文。关于12世纪的政治，Clanchy、Bartlett与Crouch有所探讨（见上文），此外也可参见C. Warren Hollister所著Henry I（London, 2001）与W. L. Warren所著Henry II（London, 1973） 。关于约翰的统治，W. L. Warren所著King John（3rd edn, London, 1997） 仍是一本不错的、生动的读物，但是其观点应与S. D. Church所编纂King John: New Interpretation（Woodbridge, 1999） 中所表达的观点中和起来看待。S. Painter所著The Reign of King John（Baltimore, 1949）与K. Norgate所著John Lackland（London, 1902），读来仍让人受益匪浅。如果要了解13世纪的政治，见D. A. Carpenter所著The Minority of Henry III（London,1990） ，与J. Gillingham所作、收录于Richard Coeur de Lion（London, 1994）中的“Magna Carta and Royal Government”一文。此外，我也推荐由I. W. Rowlands所作、收录于C. Harper-Bill、C. J. Holdsworth和J. L. Nelson所编纂Studies in Medieval History presented to R. Allen Brown（Woodbridge, 1989） 中的“King John, Stephen Langton and Rochester Castle, 1213-15”一文，以及由R. Eales所作、收录于Thirteenth Century England II （Woodbridge, 1988）中的“Castles and Politics in England, 1215-1224”一文。如果想了解围城战争，见M. Keen所编纂MedievalWarfare: A History（Oxford, 1999），J. Bradbury所著The Medieval Siege（Woodbridge, 1992），与M. Prestwich所著Armies and Warfare in the Middle Ages: The EnglishExperience（Yale, 1996）。

第三章

Arnold Taylor对爱德华一世所建造的威尔士的城堡了如指掌。首先，参见CADW: Welsh Historic Monuments出版的、由Arnold Taylor为卢德兰、哈勒赫、康威、卡纳芬以及波马利斯等城堡所著手册。了解更详细的解读，见R. A. Brown、H. M. Colvin与A. J. Taylor所编纂The History of the King’s Works（6 vols, London,1963） 中由Arnold Taylor所执笔的部分，以及Arnold Taylor他自己的著作Studies in Castles and Castle-Building（London, 1985）。了解卡尔菲利城堡，见D. Renn所著Caerphilly Castle（CADW, 1997）。

M. T. Clanchy所著England and its Rulers（2nd edn, Oxford, 1998）是了解13世纪政治的优秀读物，尤其是该书的结语部分还包括了对爱德华一世的评述。M. Prestwich所著Edward I（London, 1988）一书，对这位国王进行了内容全面的传记性描述。如果想了解对爱德华一世的较中立的描述，以及对该时期的英国帝国主义的探讨，见R. R. Davies所著Domination and Conquest（Cambridge, 1990）以及该作者较新的著作TheFirst English Empire（Oxford, 2000）。在Conquest, Coexistence and Change: Wales 1063-1415（Oxford, 1987）——再版时为The Age of Conquest（Oxford, 1991）——一书中，R. R. Davies对中世纪威尔士的历史也进行了权威的描述，他的作品在地位上也取代了之前的标准的著作、由J. E. Lloyd所著A History of Wales, from the earliest times to the Edwardian conquest（2 vols, London, 1911）一书。了解爱德华对威尔士的征服的详尽描述，见J. E. Morris所著The Welsh Wars of Edward I（Oxford, 1901） 。R. Morris在R. S. Loomis所作、收录于1953年Speculum第28期的“Edward I, Arthurian Enthusiast”一文的研究基础上，写作了“The Architecture of Edwardian Enthusiasm: Castle Symbolism in the Reigns of Edward I and his Successors”一文，收录于由M. Strickland所编纂Armies, Chivalry and Warfare in Medieval France and Britain（Stamford, 1995）一书；在该文中，R. Morris探讨了爱德华对不列颠传奇的过往的沉溺。了解对中世纪建筑活动史的介绍，参见N. Coldstream所著Masons and Sculptors（London, 1991）一书足矣。

第四章

了解中世纪晚期的英格兰城堡，大体上可参见M. Johnson所著Behind the Castle Gate: From Medieval to Renaissance（London, 2002）与M. W. Thompson所著The Decline of the Castle（Cambridge, 1987） 。M. C. Prestwich所作、收录于1982年Journal of Medieval History第8期的“English Castles in the Reign of Edward II”一文，对于了解14世纪早期的城堡建造非常重要。如果尤其要了解博迪亚姆城堡，可参见的文章不下一二十篇，均是围绕着D. J. Turner在其“Bodiam, Sussex: True Castle or Old Soldier’s Dream House?”一文中所提出的问题而展开；该文章收录于England in the Fourteenth Century （1986）一书。然而，博迪亚姆城堡的军事声誉，已经被C. Coulson在其“Some Analysis of the Castle of Bodiam, East Sussex”一文中批驳得体无完肤；该文章收录于由C. Harper-Bill与R. Harvey所编纂Medieval Knighthood IV（Woodbridge, 1992）一书。另外，请参见C. Coulson所作、收录于1979年Journal of the British Archaeological Association第132期的“Structural Symbolism in Medieval Castle Architecture”一文。P. Everson所作、收录于1996年Chateau Galliard第17期的“Bodiam Castle, East Sussex: castle and its designed landscape”一文，探讨了博迪亚姆城堡的周边环境。N. Saul在其收录于1998年Sussex Archaeological Collections第136期的“The Rise of the Dallingridge Family”一文中，研究了达林里奇家族的早期历史；对于爱德华• 达林里奇爵士本人的传记素材，可以参见由J. S. Roskell、L. Clark与 C. Rawcliffe所编纂The History of Parliament: The House of Commons 1386-1421（4 vols, Stroud, 1992）。了解爱德华与冈特的约翰的冲突，见S. Walker所作、收录于1983年Sussex Archaeological Collections第121期的“Lancaster v. Dallingridge: A Franchisal Dispute in Fourteenth-Century Sussex”一文。了解百年战争，见C. Allmand所著The Hundred Years War: England and France at War, c. 1300-c.1450（Cambridge, 1988），与D. Seward所著The Hundred Years’ War: The English in France （London, 1978）。J. Sumption在其Trial By Fire: The Hundred Years’ War II（London, 1999）一书中，探讨了达林里奇职业生涯早期参与的一些战役。N. Saul所著Richard II （London, 1997）一书，全面地探讨了理查二世的统治。了解阿伦德尔的叛乱，见A. Goodman所著The Loyal Conspiracy: The Lords Appellant under Richard II（London, 1971）。如果想在总体上了解英国的骑士，见P. Coss所著The Knight in Medieval England, 1000-1400（Stroud, 1993），以及M. Keen所著Chivalry（Yale, 1984）。关于在达林里奇的时代人们对骑士的看法，可以对比T. Jones在其Chaucer’s Knight: The Portrait of a Medieval Mercenary（3rd edn, London, 1994）一书中所提出的观点，与M. Keen在其Nobles, Knights and Men-at-Arms in the Middle Ages（London, 1996）中的“Chaucer’s Knight, the English Aristocracy and the Crusade”一文中所提出的观点。如果想了解爱德华与伊丽莎白夫妇所属阶层人士的生活方式，见C. Dyer所著Standards of Living in the Later Middle Ages: Social Change in England, 1200-1520（Cambridge, 1989）一书，J. Catto所作、收录于History and Imagination（London, 1981）中的“Religion and the English Nobility in the Later Fourteenth Century”一文，以及P. Coss所著The Lady in Medieval England, 1000-1500（Stroud, 1998一书。N. Saul所著Scenes from Provincial Life: knightly families in Sussex, 1280-1400 （Oxford, 1986）一书提供了一些有意思的生活场景，但是其中对于达林里奇家庭的评述已经不合时宜。

第五章

首先不能不提的是D. MacGibbon与T. Ross所著百科全书式著作，The Castellated and Domestic Architecture of Scotland from the Twelfth to the Eighteenth Century（5 vols, Edinburgh, 1887-92）。S. Cruden所著The Scottish Castle（London, 1960）与R. A. Brown所著English Castles的地位同样举足轻重——虽然前者的年代有些久远，但是作为对苏格兰城堡的入门读物，仍然非常有参考价值。关于现代的权威的、容易获得的入门读物，见C. Tabraham所著Scotland’s Castles（London, 1997）。R. Fawcett所著Scottish Architecture: From the Accession of the Stewarts to the Reformation, 1371-1560（Edinburgh, 1994），也涉及了同样的主题，并且同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M. Coventry编纂了一本全面的、现代的地名词典，即The Castles of Scotland（3rd edn, Musselburgh, 2001）。

关于某些话题的更详尽的探讨，如果想了解博斯威克城堡的石工标记，见J. Zeune所著The Last Scottish Castles（Buch am Erlbach, 1992）；想了解特利维城堡的一些考古发现，见C. J. Tabraham所作、收录于1988年Proceedings of the Society of Antiquaries of Scotland第118期的“The Scottish Medieval Towerhouse as Lordly Residence in Light of Recent Excavation”一文。Geoffrey Stell是从不同的角度研究苏格兰城堡的先驱，详见该作者收录于Scottish Society in the Fifteenth Century（London, 1977）中的“Architecture: the changing needs of society ”一文；收录于G. G. Simpson所编纂Scotland and Scandinavia, 800-1800（University of Aberdeen, 1990）中的“Kings, Nobles and Buildings of the Later Middle Ages: Scotland”一文；收录于D. H. Caldwell所编纂Scottish Weapons and Fortifications, 1100-1800（Edinburgh, 1981） 中的“Late Medieval Defences in Scotland”一文；以及收录于Essays on the Nobility of Medieval Scotland（Edinburgh, 1985）中的“The Scottish Medieval Castle: Form, Function and Evolution”一文。

关于本章涉及的300年间的苏格兰政治，此处只能提供一份概览。M. Lynch所著Scotland: A New History（London, 1991）是一本优秀的、全面的历史著作。了解不同角度的对中世纪晚期的苏格兰的解读，见由J. M. Brown所编纂开创性巨著Scotland in the Fifteenth Century（London, 1977） 。此外，也可参见J. Wormald,所著Court, Kirk and Community （Edward Arnold, 1981），与I. D. Whyte所著Scotland before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An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c. 1050-c. 1750（Longman, 1995）。　 近年来，斯图亚特王朝的各位君主均有了新的传记作者，见M. Brown所著James I（Edinburgh, 1994）, C. McGladdery所著James II（Edinburgh, 1990），N. Macdougall所著James III（Edinburgh, 1982）, N. Macdougall所著James IV（Edinburgh, 1989）,以及J. Cameron所著James V: The Personal Rule, 1528-1542（East Linton, 1998）。

了解“阴鸷者”阿奇博尔德和他的继承者的历史，见M. Brown所著The Black Douglases（East Linton, 1998）。　 关于世仇的话题，见由J. Wormald所作、收录于1980年Past and Present第87期的“Bloodfeud, Kindred and Government in Early Modern Scotland”一文，以及K. M. Brown所著Bloodfeud in Scotland, 1573-1625: Violence, Justice and Politics in an Early Modern Society（Edinburgh, 1986） 一书。此外，为了对比研究的目的，也请参见R. R. Davies所作、收录于1969年History第54期的“The Survival of the Bloodfeud in Medieval Wales”一文。

关于沃尔特•司各特及其同时代的作家为历史学家制造的难题，I. Donnachie与C. Whatley所编纂The Manufacture of Scottish History（Polygon, 1992）中有所论及。

了解更多的关于中世纪苏格兰高地的情况，见J. Munro与R. W. Munro所编纂Acts of the Lords of the Isles, 1336-1493（Scottish History Society, 4th series, 22, 1986），以及J. L. Roberts所著Lost Kingdoms: Celtic Scotland and the Middle Ages（Edinburgh, 1997）。

关于弗罗希的约翰• 格兰特和他的祖先、后裔的历史，W. Fraser在他所著Chiefs of Grant（3 vols, Edinburgh, 1883）一书中做了详尽的描述。

关于边境地区的建筑这一主题，见P. Dixon所作、收录于ER. Coss与S. D. Lloyd所编纂Thirteenth Century England IV（Woodbridge, 1992） 中的“From Hall to Tower: The Change in Seigneurial Houses on the Anglo-Scottish Border after c. 1250”一文，以及收录于1979年Archaeological Journal第136期的“Towerhouses, Pelehouses and Border Society”一文。I. Whyte与K. Whyte所著The Changing Scottish Landscape, 1500-1800（Routledge, 1991）一书中，对堡塔略有论及。

关于克雷奇瓦尔城堡的历史的最佳解读，见近年出版的手册、由I. Gow所著Craigievar Castle（Edinburgh, 1999）。

第六章

如果要从总体上了解末代的城堡，见Thompson与Johnson的著作（见上文第四章）。Thompson对城堡的破坏与削弱的历史研究得尤其深入，而Johnson则对拉格伦城堡有一些新的见地。了解拉格伦和庞蒂弗拉克特城堡，参见J. Kenyon所著Raglan Castle（2nd edn, Cardiff, 1994）与I. Roberts所著Pontefract Castle（West Yorkshire Archaeological Service, 1990）等优秀的城堡手册。

C. Platt所著The Great Rebuildings of Tudor and Stewart England（London, 1994）中，论述了对城堡的改建。

了解17世纪的历史概览，见M. Kishlansky所著A Monarchy Transformed: Britain 1603-1714（London, 1996）。关于从军事角度对英国内战的解读，J. Kenyon所著The Civil Wars of England（London, 1988）一书无出其右。了解这次战争所有相关方面的最新信息，见J. Kenyon与J. Ohlmeyer所编纂The Civil Wars: A Military History of England, Scotland, and Ireland, 1638-1660（Oxford, 1998）；关于战争对城堡及城镇的影响的评估，见S. Porter所著Destruction in the English Civil Wars（Stroud, 1994）。

如果想了解更多的关于伍斯特侯爵亨利• 萨默塞特以及他的祖上、后裔的信息，见收录于V. Gibbs及其他人所编纂Complete Peerage of England, Scotland, Ireland, Great Britain and the United Kingdom（12 vols, 1912-59）中、由G. E. Cokayne执笔的“Worcester”与“Beaufort”下的家族条目。了解侯爵本人对他自己生平的叙述，见T. Bayly所著Wittie Apophthegmes of James I, Charles I, the Earl of Worcester, Lord Bacon, and Sir Thomas More（London, 1658）。我所参考的其他与伍斯特侯爵同时代的作家或作品包括J. Sprigge, Anglia Rediviva （England’s Recovery），由H. T. Moore （Florida, 1960） 写作了引言的一份摹本，以及著有An Account of the Taking and Surrender of Pontefract Castle（Oxford, 1747） 的T. Paulden。尽管W. D. Longstaffe所著Nathan Drake: A Journal of the First and Second Sieges at Pontefract Castle（Surtees Society, 37, 1861） 一书的标题具有误导性，但是该书对第三次围攻庞蒂弗拉克特城堡也提供了大量有价值的素材。更容易获得的一些资料包括由G. W. Johnson所编纂The Fairfax Correspondence: memoirs of the reign of Charles the First（2 vols, London, 1848） ，以及由S. C. Lomas所编纂The Letters and Speeches of Oliver Cromwell（3 vols, London, 1904）。

注1: 据说在古时，当敌人袭击一座城堡时，城堡中的人会将滚烫的开水或热油泼向敌人。——编者注

注2: “忏悔者”爱德华（Edward the Confessor，1003～1066），英格兰盎格鲁-撒克逊王朝的君主，1041 年至1066 年在位。——译者注

注3: “仓促王”埃塞尔雷德（Ethelred the Unready，约968～1026），即英格兰国王埃塞尔雷德二世，978年至1013年在位，1013年丹麦入侵后逃亡诺曼底，1014年复位。——译者注

注4: 据记载，793年，一伙来自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维京人洗劫了今英格兰东北部林迪斯法恩岛上的一座修道院。——译者注

注5: 诺斯曼人（Norseman），中世纪斯堪的纳维亚人，尤指维京人。——译者注

注6: 阿尔弗雷德（King Alfred，848/849～899），盎格鲁-撒克逊时期韦塞克斯王国的国王，又称阿尔弗雷德大帝（Alfred the Great），871～899 年在位。——译者注

注7: 关于阿尔弗雷德不善厨艺的传说，并不是真的强调他不善厨艺，而是强调他作为领袖的责任感。据说，在一次与维京人作战失败后，阿尔弗雷德衣衫褴褛，饥饿困顿，走到了森林深处一座木屋里。木屋的主妇热情招待他，在为他做蛋糕吃时，请他帮忙照看火炉上的蛋糕。结果他因为出神，蛋糕烤焦了，他却丝毫没注意到。主妇非常生气，骂他一无是处。正在此时，主妇的丈夫外出归来，认出了阿尔弗雷德，喝止他妻子，并骂他妻子有眼无珠。他妻子明白后，也赶忙下跪，请国王原谅。阿尔弗雷德扶她起来，并没有责备她，而是承认自己没完成答应她的职责，并反省无论小事大事，都要尽职尽责，作为国王，他就更要尽到国王的责任，保护人民，驱除维京人。——译者注

注8: 城垒（borough），中世纪时，英格兰的大于村庄并筑堡设防的城镇。——编者注

注9: 阿瑟尔斯坦（Athelstan，894～939），韦塞克斯王国第8位君主，924年至927年为盎格鲁-撒克逊国王（盎格鲁-撒克逊王国包含了原先的韦塞克斯王国、东安格利亚王国、麦西亚王国和诺桑比亚王国），927年至939年为英格兰国王。——译者注

注10: 查理曼（Charlemagne），也称查理大帝，法兰克王国加洛林王朝的国王，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编者注

注11: “秃头”查理（Charles the Bald，823～877），查理大帝之孙，加洛林王朝的西法兰克国王（843 年至877年在位），法兰克帝国的皇帝（称查理二世，875年起）。——译者注

注12: 罗洛（Rollo，846～930），法国诺曼底的第一任维京人统治者，也是第一任诺曼底公爵。——译者注

注13: mottes是“城堡丘陵”的意思，指大型城堡中建有堡垒的高地或小山。——译者注

注14: 堡场，多指城堡与外墙之间的空间。——编者注

注15: 哈罗德• 戈文森（Harold Godwinson，1022～1066），戈德温伯爵的长子，盎格鲁-撒克逊时期韦塞克斯王国的最后一任君主。——译者注

注16: 威廉令弓箭手进行“高仰角射击”，哈罗德因此一只眼睛受了箭伤，以至于送了性命。——译者注

注17: 1立方英尺=0.0283立方米。——编者注

注18: 1英尺=0.3048米。——编者注

注19: 1平方英尺=0.0929平方米。——编者注

注20: 《末日审判书》（Domesday Book），亦称“最终税册”，是英格兰1085～1086年进行的全国土地调查情况的汇编。——编者注

注21: 1英里=1.609千米。——编者注

注22: 约翰王（King John，1167～1216），英格兰国王，1199～1216 年在位。——译者注

注23: 都铎王朝（Tudor Dynasty，1485～1603），1485年，亨利七世（原亨利• 都铎伯爵）入主英格兰、威尔士、爱尔兰后所开创的王朝。都铎王朝统治英格兰王国直到1603年伊丽莎白一世去世为止，历经120年、六代君主。——编者注

注24: 亨利八世（Henry Ⅷ，1491～1547），都铎王朝第二任君主（1509～1547年在位），英格兰与爱尔兰的国王。——编者注

注25: 玛丽一世（Mary Ⅰ，1516～1558），都铎王朝第四任君主（1553～1558年在位），亨利八世的女儿。玛丽一世是极其虔诚的天主教徒，即位后在英格兰复辟罗马天主教，取代亨利八世提倡的新教，并下令烧死300名异见人士，被后世称为“血腥玛丽”（Bloody Mary）。——编者注

注26: 伊丽莎白一世（Elizabeth I，1533～1603），都铎王朝最后一任君主（1558～1603年在位），玛丽一世同父异母的妹妹。——编者注

注27: 公元43年，罗马帝国的皇帝克劳狄一世入侵不列颠，此后统治不列颠300多年，于公元408年撤离。——编者注

注28: 斯蒂芬（Stephen，1092～1154），英格兰国王，征服者威廉的外孙，亦称布卢瓦的斯蒂芬（Stephen of Blois）。——译者注

注29: 玛蒂尔达（Matilda，1101—1167），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亨利五世的皇后，亨利一世的女儿，亨利二世的母亲。——译者注

注30: 据说，这是亨利二世在与当时的坎特伯雷大主教托马斯• 贝克特（Thomas Becket）多次发生意见分歧后说的一句话。亨利二世的四位骑士错将这句话理解为王命，于是动身前往坎特伯雷，刺死了大主教。——译者注

注31: 卷筒卷宗（pipe rolls），英格兰财政署的年度记录。——编者注

注32: 1英镑约等于100便士。——编者注

注33: “狮心王”理查（King Richard the Lionheart，1157～1199），即英王理查一世。他曾率军于冬季劫掠了西西里重要城市墨西那，并迫使西西里国王坦克雷德缴纳了2万镑黄金作为赎城费，因此他被称作“狮心王”。他于1189～1199 年在位。——编者注

注34: 圣安德鲁日（St Andrew），苏格兰的国庆日，是为纪念苏格兰的守护神圣安德鲁而设。——编者注

注35: 威尔士亲王（Prince of Wales），威尔士公国的元首，自1301年英格兰吞并威尔士之后，这一头衔便被英王赐予自己的长子，并将这一做法沿袭了下来。于是，“威尔士亲王”便成了英国王位继承人在储位期间的专用封号。——译者注

注36: 塞缪尔•约翰逊（Samuel Johnson，1709～1784），英国文学史上重要的作家、文学评论家、诗人。——译者注

注37: 圣枝主日（Palm Sunday），复活节前的星期日，也称棕枝主日、基督苦难主日。——译者注

注38: 命运之石（Stone of Destiny），或称“命运石”“加冕石”，苏格兰历代国王加冕时会站在上面。1296年，爱德华一世将其掳走，直到1996年英国政府才决定将它还回苏格兰。——译者注

注39: 宝球，是一种顶部饰有十字架的装饰球，由国王或者女王在重要的仪式上携带。——编者注

注40: “共济会”的意思。“freemason”的字面含义是“自由石工”。共济会出现在18世纪的英国，是一种带有宗教色彩的兄弟会组织，也是目前世界上最庞大的秘密组织。石工（Mason）与共济会的渊源可以追溯至《圣经》。据说，大洪水消退之后，鉴于诺亚的虔诚，神决定不再毁灭人类，但人类虽然复兴，可大多数人却仍旧愚昧，只有石工仍旧掌握着自然科学和几何学的秘密，并因此而知晓，人只不过是神的“不完善的复制品”。诺亚之后有孙子宁录，是巴比伦的国王。石工们从四面八方聚集到巴比伦，开始建造通天塔——即传说中的巴别塔。为了阻止这一计划，神打乱了人类的语言，石工们也散到了世界各地。经历这两次失败后，石工不再将伟大的学问透露出去，他们秘密结社，定期聚会，交流知识，信奉宇宙的伟大建筑者，通晓宇宙天文、人体解剖学、几何学的浩瀚知识，互称“兄弟”，奉行兄弟友爱、同舟共济的精神。——译者注

注41: “软性石”“易切石”的意思，“freestone”的字面含义是“自由石”。——译者注

注42: 先令作为英国在1971年之前流通的货币单位，1先令价值约合1/20英镑。——编者注

注43: 奥托•德•格朗松（Otto de Grandson，1238～1328），效力于爱德华一世最优秀的萨伏伊骑士，也是爱德华的密友，并从爱德华一世手中获得许多利益。其姓氏也可写作Grandison或Grandisson。——编者注

注44: 萨伏伊的皮特（Peter of Savoy），即格朗松的父亲。——编者注

注45: 即古罗马皇帝君士坦丁一世（Constantine，227～337年），君士坦丁王朝的开朝皇帝，也称君士坦丁大帝。——编者注

注46: 威廉•华莱士（William Wallace，1270～1305），苏格兰民族英雄。1296 年，英格兰吞并了苏格兰，他便带领苏格兰人民与英格兰展开了斗争。1305 年，因被部下出卖而被爱德华一世俘获并处死。——编者注

注47: 卡利古拉（Caligula，公元12～41年），罗马帝国第三任皇帝，原名盖乌斯•尤利乌斯•恺撒•奥古斯都•日耳曼尼库斯（Gaius Julius Caesar Augustus Germanicus）。他被认为是古罗马帝国早期的典型暴君。他建立恐怖统治，神化王权，大兴建筑。公元41年，他被近卫队队长刺杀。——译者注

注48: 杰弗里•乔叟（Geoffrery Chaucer，1343～1400），英国小说家、诗人。——译者注

注49: 屠坑（murder-hole），开在门或者通道处天花板上的洞，防守人员可以通过这个小洞向敌人射击或释放毒气。——编者注

注50: 黑暗时代（Dark Ages），指欧洲中世纪早期，大约为公元476～1000年，这段时期被认为是愚昧黑暗的时代。——编者注

注51: 1码约等于0.914米。——编者注

注52: 罗伯特•布鲁斯（Robert the Bruce，1274～1329），苏格兰历史上最重要的国王，曾经领导苏格兰人打败了英格兰人，取得了民族独立。——译者注

注53: “Steward”这一姓氏源于“Steward”（管家）一词。——译者注

注54: 即英语中的“gate”（大门）。——译者注

注55: 前文说整个13世纪，英格兰人与苏格兰人相处融洽；接着说爱德华一世于1296年，也就是13世纪末时，试图征服苏格兰。所以，此处应该是到了14世纪下半期，双方的战争才结束。原文“thirteenth century”的说法应该是笔误。——译者注

注56: 堡塔（Bustle），英文名称源于法语词“Bastille”（堡垒），是英格兰边境地区特有的建筑，其实是加筑了防御工事的农舍，一般有二层，一楼住牲畜，二楼住人；墙壁和屋顶都是石头建成，墙壁可达到1米厚。——译者注

注57: 游吟诗人的艺廊（minstrels gallery），一种楼座，常见于城堡或宅邸的大殿中，音乐家（最初是游吟诗人）可以在这里演奏。——译者注

注58: 中殿律师学院（Middle Temple），即现英国的四大律师学院之一，负责向英格兰和威尔士的大律师授予执业认可资格。——编者注

注59: 亨利•萨默塞特和拉格伦城堡的身份都很复杂。在1643年3月2日之前，萨默塞特一直是伍斯特伯爵。此后，他被擢升为侯爵。为了简单起见，统一称其为“侯爵”。15世纪，拉格伦城堡建造之时，蒙茅斯郡还被当作威尔士领土的一部分。1536年之后，该郡的身份便暧昧起来，并常常被视作英格兰的一个郡。这种暧昧的身份一直持续到1974年。这一年，蒙茅斯郡被并入威尔士格温特郡的行政区划之内。

注60: 奥利弗•克伦威尔（Oliver Cromwell，1599～1658），英国政治家、军事家、宗教领袖。在17世纪的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中，他成为资产阶级新贵族集团的代表人物、独立派的首领。1653年，他驱散议会，自任“护国公”，成为英国事实上的国家元首。——编者注

注61: 白厅（White Hall），英国伦敦市内的一条街，连接议会大厦与唐宁街。——编者注

Table of Contents

目录

引言

第一章　诺曼征服——威廉一世与土堤-堡场式城堡的登场

第二章　罗切斯特大围城——约翰王、巨塔石堡与王国的命运

第三章　帝国的建立——爱德华一世、威尔士征服与城堡帝国

第四章　百年战争——爱德华爵士、染血的城堡与美好时代

第五章　斯图亚特的崛起——阴险的道格拉斯兄弟、詹姆斯国王与中世纪苏格兰的王权纷争

第六章　英国内战——伍斯特侯爵、查理一世、拉格伦围城与城堡的最终毁灭

结语

致谢

延伸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