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前辅文

The Grand Strategy of The Byzantine Empire

By Edward N.Luttwak

This edition is an authorized translation from the English language edition

by Edward N.Luttwak.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书根据哈佛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译出。

文前辅文

非常感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以及我的编辑祝得彬先生，对于这部篇幅较大的作品，出版社同仁付出了巨大努力，并克服了诸多复杂困难。我要感谢我的朋友们，特别是黄平教授，是他第一个提议在中国出版这部著作。

——爱德华·N.勒特韦克

目录

前言

第一部分 拜占庭战略的产生

第一章 阿提拉与帝国的危机

第二章 新战略的产生

第二部分 拜占庭外交：神话与方法

第三章 特使

第四章 宗教和治国方略

第五章 帝国威望的使用

第六章 王朝婚姻

第七章 权力地理学

第八章 布勒加尔人和保加利亚人

第九章 阿拉伯穆斯林和突厥人

第三部分 拜占庭战争艺术

第十章 古典传承

第十一章 莫里斯皇帝的《战略》

第十二章 《战略》之后

第十三章 利奥六世和海战

第十四章 10世纪的军事复兴

第十五章 战略机动：赫拉克勒斯击败波斯

结语 大战略与拜占庭“作战守则”

附录 拜占庭时代的战略可行吗？

帝国君主：从君士坦丁一世到君士坦丁十一世

词汇表

注释

参考文献

人名索引

普通索引

前言

就好像整个罗马帝国真的在公元476年寿终正寝了，这段历史曾经被忽视。而现在，我们称之为拜占庭的东罗马帝国吸引了如此多的关注，以至于它甚至成了流行的历史研究主题。虽然许多人对拜占庭文化感兴趣，但其漫长的历史是一场史诗般的斗争，在一个又一个世纪中保卫着东罗马帝国，抵御了无数的侵犯和敌意，这引发我们的共鸣。这本书试图描绘拜占庭历史的一个侧面：拜占庭帝国对武力与外交方法的智慧运用——从宏观大战略到治国方略和军事战术。

当着手认真研究拜占庭战略时，我刚刚完成了一本关于罗马帝国战略的书，以3世纪为限。这本书同时受到了热烈的夸赞和严厉的批评。我的初衷只是续写第二卷，以涵盖随后的几个世纪。但是，我后来却发现了一套比早期罗马人更丰富的战略，这就要求我们付出更大的努力去研究和创作。最后，这项研究持续了20多年，尽管遇到过许多困难——有些内容是与军事战略完全无关的。但这种拖延也带来了好处：一些重要的拜占庭文本资料曾经很难获取，过时的版本中也曾出现过错误，但现在，这些资料已经以可靠的形式出版了。而且，自从我很久以前开启探索之旅以来，就已经出版了许多与拜占庭战略直接相关的重要作品。

近年来，拜占庭研究确实空前繁荣。一大批一流的科研基金已经照亮了拜占庭和世界历史研究的黑暗角落，同时也激发了相关从业者的慷慨精神。虽然我在该领域仍是个“学习者”，但我已经充分体会到了这种热烈的气氛。

大约在1982年，在我开始为写作这本书进行准备后不久，乔治·T.丹尼斯（George T. Dennis）给了我一份他即将出版的作品《三项拜占庭军事条约》的预稿，他翻译的《战略》一书也是最受欢迎的关于拜占庭军事的文献资料。26年后，他寄给我一份他期盼已久的利奥所写《战术》（Taktika）的打字稿版本，那也是我完成这本书所急需利用的资料。对乔治·T.丹尼斯来说，他的慷慨一如既往。沃尔特·E.凯吉阁下（Walter E.Kaegi Jr.）的作品同样启发了我在这个领域的研究，并在早期给了我很多宝贵的建议。

那些我从未见过，又被我冒昧打扰的人，却像老朋友和负有义务那样为我提供帮助。彼得·B.戈尔登（Peter B. Golden）是著名的突厥语言文学专家，其著作在书中被充分引用，他回答了许多问题，提出了宝贵的意见，还借给了我两本无法获得的书。约翰·沃特利（John Wortley）将自己带注释的特别版手稿的唯一副本交托给我。彼得·布伦南（Peter Brennan）和塞尔瓦托·科森蒂诺（Salvatore Cosentino）给出了重要的建议，而埃里克·麦吉尔（Eric McGeer）、保罗·斯蒂芬森（Paul Stephenson）和丹尼斯·F.沙利文（Denis F.Sullivan）则详尽阅读了这本书的草稿，发现了一些错误，并提供了重要的建议。约翰·F.哈尔顿（John F.Haldon）的著作构成了拜占庭研究的“图书馆”，他对一个初学者的观点做出了回应，对早期的草稿进行了详细的批评。

因为下面的内容是针对非专业人士的，所以我请安东尼·哈雷（Anthony Harley）和肯特·卡洛克（Kent Karlock）对这部长篇作品发表评论；我感谢他们的辛勤工作、认真提出的意见和耐心纠错。本书的第三位读者是汉斯·罗辛（Hans Rausing），他不是该领域的专家，而是一位思想博大精深、掌握多种语言的历史系学生，他的意见令我受益良多。史蒂芬·P.格利克（Stephen P. Glick）展现了他军事学百科全书般的知识含量和对文本的细致关注，在这本书中留下了印记。尼科尔·米西奥西亚（Nicolò Miscioscia）是我写作期间的得力助手。克莉丝汀·科尔（Christine Col）和约瑟夫·E.勒特韦克（Joseph E.Luttwak）加入研究并以图形化的方式制作了本书的所有地图，这个无休止的修订过程并不容易。哈佛大学出版社的社会科学高级编辑迈克尔·阿龙森（Michael Aronson）在我的早期著作《罗马帝国的大战略》问世后，就积极提供支持。20年来，他怀着无尽的耐心推动这本书的出版，他的丰富经验与热情体现在这本出版物的实际质量上，唐娜·布维耶（Donna Bouvier）和出版社的希拉里·贾克明（Hilary S.Jacqmin）在这个过程中给予协助。最幸运的是，他们委托温迪·纳尔逊（Wendy Nelson）担任我的手稿编辑。她以无穷的细心和出色的洞察力发现了许多错误，并以温和的态度指出。最后，我很感谢爱丽丝·玛丽·塔尔博特（Alice Mary Talbot），她是邓巴顿橡树研究图书馆和收藏机构的总监，我还要感激邓巴顿橡树图书馆的拜占庭研究图书馆馆员黛布·布朗·斯图尔特（Deb Brown Stewart）。如果没有遇到彼得·詹姆斯·麦克唐纳·豪（Peter James MacDonald Hall），在是否要写这本书的问题上，我可能会永远犹豫不决而不是付诸实践。是豪要求我写这本书，并让我抛弃了其他所有借口。

第一部分 拜占庭战略的产生

公元395年，罗马帝国政府被狄奧多西一世（Theodosius Ⅰ）的两个儿子分裂成两部分——西部给了霍诺里乌斯（Honorius），东部给了他的兄弟阿卡迪欧斯（Arkadios），那时候几乎没有人预言，这本属于同一国家的两部分会面临截然不同的命运。起先，日耳曼军官们打着捍卫领土的旗号进入西罗马，接着开始了军阀统治，后来发展成越来越多的日耳曼人移民进入西罗马，西罗马帝国政府也开始失去它的统治效力。最后，无论是不是西罗马帝国的意愿，日耳曼人的大量入侵，最终使帝国变得支离破碎，逐渐失去财政税收，也丧失了领土控制权以及罗马帝国的政治身份，到公元476年9月4日，最后一代帝国领袖罗穆卢斯·奥古斯都（Romulus Augustus）的退位，也仅仅是例行公事而已。入侵者开始在当地定居下来，甚至出现文化融合的插曲。但是这样一种几近和平的移民、温和且良性的向晚期古典时代过渡的观点，显然与日耳曼人对西罗马物质社会和文明教育的暴力摧毁这一事实相矛盾，所造成的毁灭经过1000年的时间才得以恢复。[1]

君士坦丁堡统治下的东罗马帝国的命运与西罗马帝国截然不同。依据现代习惯，我们称之为拜占庭帝国，尽管这是古罗马人对其统治者和臣民的称呼，但早期居民几乎不认同边缘的“拜占庭”，这是一个古老的希腊城市，直到公元330年，君士坦丁（Constantine）才把它变成了罗马帝国的首都——更名为君士坦丁堡，建立了新的东罗马帝国。拜占庭帝国在5世纪最严峻的危机（该危机毁掉了它的西部伙伴）中击败了日耳曼军阀，并击败了匈奴人，从而建立起了一种新的大战略，保守估计，借助这一战略，拜占庭帝国连续抵御入侵者的进犯浪潮，长达800多年。

图1 公元395年，狄奥多西一世死后帝国的分裂

注：本书地图文字系由原著地图翻译而来。

东罗马帝国一次又一次地遭到新老敌人的攻击，这些敌人来自浩瀚的欧亚大草原、伊朗高原、地中海海岸，还有7世纪被伊斯兰文明统治的美索不达米亚地区，最后，帝国还要承受来自复兴的欧洲敌人的攻击。然而拜占庭帝国并没有在战败中崩溃，直到1204年的十字军东征，才导致君士坦丁堡被占领。随后，拜占庭有小范围的复兴，但在1453年，它受到奥斯曼帝国的重创最终覆灭。

强大的军事力量足以为罗马帝国提供充足的安全保障，当时的罗马帝国仍然是一个完整、繁荣的国家，它涵盖了地中海周围所有的土地，并延伸到了整个地中海之外的陆地深处。温和的征税和自愿征兵制度足以支持帝国舰队和三十多万人的军队在边防要塞和军团驻地进行持续的训练，精锐骑兵部队（Vexillationes）可以集结成野战军，以遏制罕见的内部叛乱或打击外来入侵者。[2]但在3世纪以前，罗马人很少需要通过战斗来获得战略优势。

在每一个边省，那里繁荣的都市以及粮仓，无不吸引着邻国的关注。与其在贫瘠的和平中度过，这些邻国更乐意对罗马开展残酷的掠夺和洗劫。而罗马帝国在军事力量的巅峰时期，可以随心所欲地选择对它们采取简单的军事威慑或军事报复。调动野战军是用于军事威慑，部署在边境地带的卫戍部队则是用于军事报复，旨在进行积极的抵御，即使在我们时代的前两个世纪，这两种形式也一直在持续。后来，当莱茵河和多瑙河以外的新旧敌人合并成强大的军团联盟，东方强大的萨珊波斯帝国（Sasanian Persia）取代了较弱的帕提亚帝国（Arsacid Parthia）时，罗马军队仍然强大到足以有效遏制它们，并采取了新的深入防御战略。[3]

拜占庭人从来没有这么强大过。在395年，帝国的行政区划——当时还不是政治分裂状态，因为两个兄弟共同统治了两个地区——遵循了罗马帝国皇帝戴克里先（Diocletian，284～305年在位）第一次确立的东、西分界线，将整个地中海盆地分割成几乎相等的两部分。这是一个整洁的划分，但它将东罗马帝国划分为三个不同的地区，位于三个不同的大陆。在欧洲，东部边界由默西亚省（Moesia）和普拉瓦莱塔尼亚省（Praevalitania，现在位于塞尔维亚和阿尔巴尼亚）标记，也包括现代的马其顿、保加利亚、罗马尼亚的黑海海岸、希腊、塞浦路斯和欧洲部分的土耳其——古代色雷斯（Thrace）——与君士坦丁堡本身。在亚洲，帝国领土包括广阔的安纳托利亚半岛（现为亚洲部分的土耳其）、叙利亚、约旦、以色列，以及伊拉克北部美索不达米亚和奥斯鲁尼省（Osrhoene）的一部分。在北非，帝国占领了埃及的省份，到达了西巴伊斯（Thebais）的尼罗河，以及现代利比亚的东部，由上利比亚和下利比亚，也就是早期的昔兰尼加（Cyrenaica）组成。

肥沃的土地、丰厚的税收是东罗马帝国第一代统治者阿卡迪欧斯（Arkadios，395～408年在位）的政治遗产。出口粮食的埃及和富饶的沿海安纳托利亚平原尤其珍贵，而且只有巴尔干地区才受到哥特人、波斯人和匈奴人的袭击和入侵。

但是从战略角度来看，与西罗马帝国相比，东罗马帝国处于极度的劣势。[4]

在它漫长的东部边疆，从高加索到幼发拉底河约有500英里，它仍然必须面对持久以来一直咄咄逼人的伊朗萨珊波斯帝国。长期以来，萨珊波斯一直是帝国最危险的敌人——但帝国再也不能从西方的敌人中召唤增援。最近有人认为罗马人怀有伊朗“阴影”，这可以追溯到公元前53年他们在卡莱战役中可耻的失败，而在现实中，萨珊波斯人并不是扩张主义者。[5]也许是这样，但是他们的统治者自称为“阿兰人和非阿兰人共同的国王”（Šahan Šah Eran u Aneran），仅伊朗部分就包括波斯、帕提亚、胡齐斯坦、马桑、叙利亚、阿迪拜内、阿拉伯、阿塞拜疆、亚美尼亚、格鲁吉亚、白俄罗斯、巴勒斯坦、帕莱斯瓦尔、米底亚、戈尔甘、梅尔夫、赫兰、阿巴萨尔、克尔曼、锡斯坦、图兰、马克兰、库桑沙尔、喀什、索迪亚纳和塔什干的山脉，以及海洋另一边的阿曼。因此，拜占庭帝国的一些领土、重要的拜占庭属地、亚美尼亚附庸国和中亚领土均包含其中，拜占庭人当然从未统治过上述领土，但他们在这些领土上有着重要的战略利益，特别是一些坚定的盟友。[6]

东北部的局势几乎同样糟糕。拜占庭人不得不保卫多瑙河边境，以抵御欧亚大草原接连而至的入侵者——匈奴人、阿瓦尔人（Avars）、欧诺古尔人（Onogurs）、布勒加尔人（Bulghars）、马扎尔人（Magyars）、佩切涅格人（Pechenegs），最后还有库曼人（Cumans）——他们的弓箭手比在莱茵河边境上的日耳曼敌人更危险。即使如此，可畏的哥特人（Goths）还是从匈奴人的进攻中逃过一劫——那是在阿提拉把匈奴人的部落联合起来，并纳入了许多外国臣民如阿兰人（Alans）、格皮德人（Gepids）、赫鲁利人（Heruli）、鲁吉人（Rugi）、西里人（Sciri）、苏维汇人（Suevi）之前。

东罗马帝国也没有如西罗马帝国般的安全腹地：当时出口大量粮食的北非肥沃沿海地区，被比利牛斯山脉保护的整个伊比利亚半岛，远离危险的莱茵河的高卢南部省份，以及被阿尔卑斯山的自然屏障所保护的意大利本身。东罗马帝国的地理位置非常不同：除了埃及和利比亚东部，它的大部分领土都存在边境威胁，且没有足够的战略纵深。即使是保护君士坦丁堡免受来自东部陆地入侵的安纳托利亚，其大部分土地也坐落在地中海和黑海沿岸的海岸地带，而这两个地方均要面对来自海上的袭击。

由于有更强大的敌人和不太有利的地理位置，东罗马帝国无疑是两者中比较脆弱的。

然而，在5世纪逐渐消亡的却是西罗马帝国。从本质上讲，拜占庭帝国比西罗马帝国大得多，是因为它的统治者能够设计新的策略来对付新旧敌人，进而从战略上适应不利环境。几个世纪以来，陆军和海军，以及维持它们生存的极其重要的税收官僚系统，与皇帝及其所有官僚机构一起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与过去统一的罗马帝国相比，其总体战略行为有着明显的连续性。拜占庭帝国不太依赖军事力量，而是更多地依靠各种形式的“劝说”——招募盟友，劝阻敌人，诱使潜在的敌人互相攻击。此外，拜占庭人在战斗时，与其说倾向于消灭敌人，不如说是遏制敌人，这既是为了保护自身的力量，也是因为他们知道今天的敌人可能是明天的盟友。

5世纪初，在最小的军事力量和最大的劝说能力的影响下，阿提拉领导下的匈奴人的巨大力量发生变化，他们开始向西进攻——甚至在800年后仍然如此：1282年，当强大的查尔斯·德·安茹（Charles d’Anjou）准备从意大利入侵君士坦丁堡时，他突然被西西里岛的失败所困，而这是皇帝迈克尔八世（Michael Ⅷ Palaiologos，1259～1282年在位）、遥远的阿拉贡国王彼得三世（Peter Ⅲ）和策划者乔瓦尼·达·普罗卡（Giovanni Da Procida）之间的一次成功阴谋的结果。迈克尔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如果我们说是上帝给予了西西里人现在享有的自由，但请相信是我们把自由带来的，除了严肃的真理，我们什么都不讲。”[7]

因此，东罗马帝国如史诗般的存在，是由其独特的、成功的战略所造就的。这不仅仅是一次次战役的胜利——没有任何幸运的胜利可以持续8个世纪之久。事实上，帝国遭受了许多失败，有些甚至是灾难性的。帝国的大部分领土曾多次被入侵者占领。从其330年成立到1204年第四次十字军东征对其造成的毁灭性沦陷，君士坦丁堡本身也曾多次被围攻。之后拜占庭帝国逐渐衰落，最终于1453年覆灭。

拜占庭帝国在战略上的成功与许多战术上的胜利或失败是不同的：它是一种持久的能力，在一个又一个漫长世纪里，持续地将出色的情报系统指导下的游说艺术与较为薄弱的军事实力结合起来，从而获得令人惊叹的力量。当前我们称之为外交和情报，如果人们可以忽略它们在现代语境下的官僚性质——以下所有这些词的使用都应该加引号来理解。因为既没有外交部也没有类似的情报组织，所以拜占庭帝国没有专业的全职外交官或情报官员，只有偶尔扮演此类角色的临时官员。在帝国最需要外交斡旋的脆弱时期，说服外国的统治者和国民来对抗帝国的敌人，只是拜占庭外交最基本的运用，尽管这也可能是最重要的。

至于情报，据我们所知，皇帝和他的官员甚至无法保存系统的档案，而间谍活动永远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但这几乎是他们收集情报的唯一手段。尽管以现代标准衡量，这是不够明智的，但他们仍然比大多数同时代的统治者拥有更通畅的信息渠道。一方面，即使他们没有精确的地图——而且有人认为罗马人甚至不能用制图的方法来辅助思考——但他们的道路建设证明了他们对路线和距离的了解非常充分。[8]这足以用来操纵一些不那么有见识的异邦人，尤其是刚从东部来的大草原酋长。[9]几乎同时代的梅南德·普洛特科特（Menander Protektor）保留了一位突厥酋长在577年的痛苦抱怨：

图2 欧亚大草原

你们罗马人，为什么要带我的使节穿过高加索去拜占庭，还声称他们没有别的路线可走？你们这样做是为了让我不敢在崎岖的地区攻击罗马帝国（高山对骑兵不利）。但我非常清楚达那普里斯河（Danapris，即丹纳普里河）、伊斯特罗斯河（Istros，即多瑙河）和希布鲁斯河（Hebrus，即玛利察河或梅利克河）的流向。

这是一个直接的威胁，因为这三条河标志着沿黑海以北的草原走廊通往君士坦丁堡的路线。[10]

有时帝国的军事力量足够强大，足以发动征服大片领土的大规模进攻；当时，外交手段主要是为了利用拜占庭帝国的威慑力获取一些让步，或者至少阻止干涉。有时，拜占庭的军队和海军是如此的软弱——或者他们的敌人如此强大——以至于帝国的生存只有通过长久以前或临时成功招募的外国盟友才能实现：不止一次，邻国或遥远国度派遣的勇士突然到达，战事才得以平息，国家才被拯救。

在这两种极端状况之间，通常存在一种更平衡的协同作用，在这种协同作用下，优质情报引导的外交策略由强大的军事力量推动，而军事力量的运用又得到消息灵通的外交系统的促进。所有这些手段，还包括一些好运，都维护了东罗马帝国的统治，它天生就没有西罗马帝国那么安全，却比西罗马帝国寿命更长。

游说通常是第一位的选择，但军事力量始终是拜占庭治国之道中不可缺少的工具，没有这种武力的保障，其他任何花招都毫无用处——当然，贿赂没有办法真正避免他国的攻击，如果国家实力软弱，这种贿赂只会刺激敌人的侵略心理。因此，如何维持足够的军事力量是拜占庭帝国需要长期且从各方面克服的挑战，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拜占庭人能够长期保留两种罗马人的习惯——这是西罗马帝国无法做到的。正是凭借这两种习惯，拜占庭能够应对上述挑战，哪怕只是偶尔的一段时间。

第一种是税收征管制度，它在那个时代有着独特的效力，任何帝国的敌人都无法与之匹敌。评估之后，你会发现其数目十分庞大，由主税、地税组成，省、市、各区按比例分配，最后估计出其产值，按比例分配到各个区域。[11]在7世纪的时候，整个帝国自上而下的财政分配似乎已经终止，但是，地税的征收仍在自下而上进行。[12]

这当中出现了很多问题。最明显的是，簿记员、审计人员、检查人员和监督人员的薪水本身就是一项巨大的开支——这些官员是帝国官僚机构中最重要的一部分。此外，官员们接受贿赂，勒索非法款项，并将收入转移到自己的口袋，许多位皇帝都制定了法律和规定对这些行为进行约束。同时，还有一些法律保护了小户主的利益，因为他们或他们的后代被认为最有可能成为新的帝国官僚，所以这个阶级特别受到皇帝的青睐。由此可知，富有的地主利用他们的影响力将税收从大片土地转移到小户主或佃户身上。

然而，拜占庭人沿袭下来的税收财政制度有一个明显的优点：它年复一年，或多或少地为帝国提供了大量财政收入，主要是黄金收入。这笔收入用于皇帝和整个文官机构的开支，包括用于维持军队和舰队。由此产生的黄金流通本身刺激了拜占庭经济的发展：当官员、士兵和水手花钱时，他们为农民、工匠和其他专职人员创造了一个流动的市场，让这些人既赚取了用于缴税的黄金，也满足了自己的市场需要。[13]

从战略的角度来看，定期税收最重要的成果是正规兵役制度。当拜占庭的大部分敌人不得不依靠部落征集、志愿士兵、海盗甚至是被镇压的农民等渠道，来为战场提供兵力补充的时候，拜占庭人却可以供养有薪酬并且全年到岗的士兵和水手，虽然他们也有随时可供召唤的临时预备役人员。

这反过来又使第二个罗马帝国制度得以复兴，它在5世纪之前已经衰亡，即系统的军事训练，既有针对新兵的个别指导，也有编队战术的定期演练。这似乎仅仅是任何军队都必须做的事情——否则全职士兵们怎么打发时间呢？但大多数与拜占庭人作战的人并不是全职士兵，他们被征召参军，却没有受过正规训练，有些人拥有强大的传统格斗技能，有些则没有。此外，军事训练作为一项持续的活动，不仅需要全职制度，而且需要高度专业的素质。即使到了今天，在现存的150支或更多的军队中，无论队伍规模的大小，其中大部分新兵都没有受过系统训练，他们只接受了几个星期的培训，包括着装和仪式、兵营拉练和个人武器的操作。在那之后，新兵被分配到一些部队，这些部队不时地进行一些仪式性的训练，而且几乎从来没有在队里进行过联合演习——如果真的进行演习，只会暴露出每个人缺乏训练的真实情况。因此，阅兵式更受青睐（我曾经目睹一个由42辆坦克组成的营在一公里范围内前进，并保持精确的队形；几个星期的训练被浪费在了这些毫无价值的战术表演上）。

几个世纪以来，拜占庭的陆军和海军都经历了体制的衰败、恢复，再衰败，再恢复的循环，但拜占庭帝国却在持续的战争中生存下来，在这个过程中，拜占庭经常与大规模的军队作战，如不执行严格的训练标准，这是不可能实现的。拜占庭帝国曾在626年面临萨珊波斯帝国和阿瓦尔人联合进犯的威胁，当时这两个帝国的力量都达到了顶峰，帝国皇帝赫拉克勒斯（Herakleios）的回应是进行最大胆的反攻。这一切都源于积极的军队训练：

（赫拉克勒斯）集结了他的军队，并增加了新的军事特遣队。他开始训练他们并指导他们从事军事活动。他将军队一分为二，并让他们在不流血的情况下拉开战线，互相攻击；他教给他们战斗口号、战斗歌谣和呼喊技巧了，以及如何保持警惕，这样即使他们陷入了一场真正的战争，他们也不会害怕，而是会勇敢地向敌人进攻，就像身处一场游戏中。[14]

与传统的战士不同，拜占庭士兵和现代战士类似，他们经常根据地形和近战敌人的具体战术，接受不同方式的战斗训练。在这种简单的部署中，隐藏着拜占庭人的生存秘密。虽然熟练程度明显不同，但拜占庭士兵是带着战斗技能进入战场的，并可以通过进一步的训练来适应特殊的战斗情况。这使得拜占庭的士兵、部队和军队比他们的敌人更加灵活，敌人们只模仿本民族或部落长老遗传下来的传统作战技能，很难得到改进。在关于公元前454年的尼达河战役的描述中，匈奴人被他们的日耳曼臣民所击败，研究哥特历史的历史学家乔丹尼斯（Jordanes）描述了每一个民族的战争：“人们可能会看到哥特人用长矛格斗，格皮德人用剑作战，鲁吉人用长矛作战，苏维汇人徒步作战，匈奴人带着弓箭，阿兰人用重武器开辟一条战线，赫鲁利战士则轻装上阵。”[15]

哥特人当然也可以用剑作战，而格皮德人也可以用长矛战斗，就像由巴利阿里弹弓师（Balearic）、克莱顿弓箭手（Cretan）和骑兵部队（Numidian）组成的经典罗马部队也可以用其他武器作战一样。但是6世纪时，当他们的敌人用一两件特殊的武器——矛、剑、投掷标枪、飞镖、吊带、长矛或者复合反射弓——作战时，拜占庭军队已经被训练与所有形式的军队作战。这使他们比战斗中所面对的大多数敌人都有优势，并且部队的训练赋予了拜占庭军队战术的优越性和作战技巧的多样性。

此外，拜占庭人还具备更高层次的战略，这是由他们自己开创，而非财政制度和罗马训练方式那样的传统习惯。没有规划人员，没有正式的决策过程，也没有详尽的“国家战略”声明，这与当今时代的思想是格格不入的。但是，在7世纪，拜占庭帝国构建了一套完整的战略治国文化，并在此后继续发展。它包含了丰富的军事专业知识，在幸存下来的战术指南和作战手册中仍然可以得到证明；一套优质的情报系统，尽管被不可避免地分散记录，但是仍旧能够找寻到其踪迹；最后，是拜占庭战略文化中最具特色的一面：无论是通过维持和平还是对帝国的敌人发动战争，总之利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来引导外国统治者为帝国的目的服务。

拜占庭人必须依靠战略，否则根本就无法生存。我们已经清楚地看到，拜占庭帝国在战略环境上不如西罗马帝国优越，缺乏如联合帝国时期一样能够用来应对其最强大敌人的优质资源，即便是顽强的抵抗也尚显不足。在战争中，坚韧不拔的毅力会制造令人惊讶的结果。这种情况确实发生了，无论是团结的凝聚力、卓越的领导力、强烈的宗教信仰、令人执着的政治意识形态，还是仅仅对自己的信心，这些无形的力量会将看似优越的军事力量消耗、磨损、甚至击退。拜占庭帝国记录了许多激烈抵抗强敌的历史事件，但是没有比1453年5月29日的最后一次战斗更为精彩的了。那是最后一次反抗，拜占庭帝国的最后一个皇帝君士坦丁十一世（Constantine Ⅺ）与其5000名忠实臣民顽强抵御由穆罕默德二世率领的奥斯曼帝国军队。

军队对于皇帝的忠诚能够通过无数战争的胜利维持到最后，但是，无论多么坚固，顽强的抵抗还是无法解释拜占庭的生存之道——他们经常面对强大得多的敌人，而不是简单地进行防御。正是通过不断应对新的威胁，创造性地做出反应，即制定战略，拜占庭帝国才得以绵延存在一个又一个世纪。不止一次，接连不断的失败使帝国陷入危难之中，一度成为被包围的城市国家。君士坦丁堡的长城不止一次受到来自海上或陆地敌人的攻击，或同时受到两者的攻击。但是一次又一次，帝国成功地征召盟军以反击侵略者，这使帝国军队重新获得战略平衡，能够聚集力量再次进攻。当入侵者被驱赶后，帝国控制了比之前更大范围的领土。帝国的军队和舰队可以被敌人打败，但敌人不能打败帝国宏伟的战略。这就是拜占庭帝国如此坚韧的原因——它的核心力量是无形的，不会受到直接攻击的影响。

拜占庭战略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它最初的设想是为了应对阿提拉领导下的匈奴人难以预料的攻击威胁，用现代术语来说，威胁大于预期。自从帝国边界在德西乌斯（Decius，249～251年在位）的统治下第一次被大规模攻破以来——这只是无数次受攻击的其中一次，一群法兰克人在250年时越过莱茵河，抵达西班牙——各种补救措施都被尝试过了。有些措施是短暂的，有些是持久的，有些是局部的，还有一些则是大规模的，其中，引人注目的是帝国范围内防御工事的扩建和军事的扩张，以及君士坦丁常备军的建立。[16]一个半世纪以来，这些逐渐建立起来的军事措施在保护帝国核心领土免遭入侵方面颇有成效，尽管纳税人和边疆人民为此付出了巨大代价。不过，随着阿提拉率领的匈奴人的进逼，这种渐进性的部署方法已经走到了尽头。如在第一章中所概述的具体战术操作那样，军事手段本身已不能再给帝国带来胜利的希望了。

即便有重大的战略创新，如果没有在第一时间或者最需要的时候加以运用，那么这些措施都会被认为是注定失败且无济于事的。这发生在狄奥多西二世（Theodosios Ⅱ，408～450年在位）治下的君士坦丁堡，[17]那时，实际上没有任何军事力量能够阻止阿提拉麾下匈奴人的入侵，因为他们结合了两种被认为不能相容的属性：他们的行军速度非常快，而且部队体积非常庞大。因此，无论多么具备机动性，用小部队拦截他们都是无用的；而且他们将渗透到你无法预测的方向，因此很难拦截他们——如果真的这么做了，匈奴人通常可以将拦截者击败。这个军事难题促生了一种截然不同的战略战术，这是一种区别于主动发挥军事力量的方法——拜占庭确实需要建造起坚固的长城，从而抵抗阿提拉及其继任者。

然而，在接下来的1个世纪里，新战略并没有得到直接巩固，而是出现了倒退，主流的军事战略随之回归。从匈奴人那里学到的重大战术创新大大增强了这个帝国的实力，在出色的领导和利己的运势下，帝国重拾了查士丁尼（Justinian）时期的进攻性军事战略。尽管在其他方面不断受到威胁，但帝国在北非和意大利的战事连连获胜，而且黑死病并没有摧毁整个拜占庭政府及其军队和海军。来自极地的最新证据证明，这是迄今为止人类历史上最致命的流行病，而且可以肯定的是，在城市人口更密集的拜占庭帝国，黑死病给居民带来的痛苦要比战争带来的痛苦更多。

当查士丁尼去世时，军事力量的作用再次减弱，在他继任者们的领导下，这一进程还在继续，在7世纪初赫拉克勒斯的统治下，拜占庭帝国独特的宏伟战略才得以完全形成——恰好及时地应对帝国成立以来最大的危机。

因此，拜占庭战略的诞生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始于阿提拉和他的匈奴帝国，以及许多日耳曼人、阿兰人和来自各式各样阵营的追随者威胁要摧毁东罗马帝国的时候，而此时的西罗马帝国，已经被大大削弱了。

匈奴人是谁？他们是来自东亚强大的游牧战士，极大地困扰着中国的汉朝，但是直到376年攻击哥特人的时候，匈奴人（Hunni，Chunni，Hounoi，Ounoi）在西方都是不为人知的。在一份军事报告（罗马帝国在其中被称为“大秦”，中国承认其具备与自身相当的文明）中，对匈奴人进行了较为详细的描述。这份报告被收录在《后汉书》第88册中，该书由著名的历史学家范晔编撰。[18]一些物证暗示了某种联系——铁锅的特殊设计在两者的文化中都有体现，匈奴人经常用这些锅烹饪他们最爱的马肉炖菜等。但是也有历史的证据否定这种联系，因为最后一次听说匈奴人的地方是在蒙古或者历史上更东边的满洲境内，那是在匈奴人出现在匈牙利伏尔加河以西的3个世纪之前，迁徙的速度再慢也不可能花费这么长的时间。[19]至于他们名字中的相似之处，这没有任何意义。汉语这样的单音节语言，仅满足发音要求的貌似合理的身份和词源，“可以是由任何东西建构而来，也可以用来建构任何东西”；一个例子就足以说明：英语中的“台风”（typhoon）一词很可能不是来自汉语中的“大风”（da feng），虽然使用这两种语言的人都很自信，但“typhoon”一词更有可能来自阿拉伯语“Tufan”，或葡萄牙语“strom”。[20]

在公元376年前后突然被罗马人所认知的强大的匈奴人，可能根本没有什么起源，也不是一个特定的种族。他们可能，而且很可能像许多战士组成的“国家”一样，是一个由通古斯族、蒙古族、突厥族以及其他部落或战争联盟组成的。也就是说，战争的胜利吸引了其他民族与阵营的人来分享战利品；人数不断增加从而强化了原本较弱的主体民族，使其开始征服其他较弱的团体并奴役个体，也可能是大量人群。任何种族人群的融入都扩大了这个民族的力量，在这个民族内，只要愿意，个人可以保留各自的主观认知身份，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身份会变得越来越同质化。其速度取决于每个群体先前对各自身份认同的强弱，毫无疑问，这受到其先前的文化、肢体和语言与这一新出现族群相似程度的影响。正如集体的成功造就了这个民族一样，失败也会使它化为乌有，脱离这一族群的群体要么恢复到先前的身份，要么拥抱一个新的身份，通常他们自己塑造了一个更成功的新的民族身份。在我们当前的时代，生活在原苏联的不同家庭获得了“俄罗斯人”的身份，这是一个看似永恒的帝国的主要民族，但在苏联解体之前，它就保留着对自身之前身份的认同。而一些人移民到德国、以色列或美国后，却接受了全新的身份认同。

使用“哥特人”或更广泛的“日耳曼人”概念时总是会引发极大争议，19世纪的日耳曼主义、20世纪的纳粹神话，以及21世纪的社会学研究都被卷入争论，人们最初引入种族起源的概念来描述欧亚大草原上更纯粹的民族发展过程。[21]他们没有高山和山谷来庇护族群中的弱者，这使得他们拥有对自身民族身份的认同感，而游牧主义的共同模式又抹平了许多不同之处，因此，迅速接纳更为强大的迁徙族群且被其同化是理所当然的。

在这个过程中，当阿提拉成为形形色色“匈奴人”“哥特人”“格皮德人”和其他各种人的最高统治者时，不久就形成了一个共同的民族，而阿提拉的死也无法动摇匈奴人的力量。并且，在阿提拉时代，许多文化已经相互融合——阿提拉其实并不是匈奴人的名字。参考针对原楚瓦什共和国（Chuvash）和古老的卡特维利亚族（K’art’velian，他们是更纯粹的老格鲁吉亚人）的研究之后，也许会过于仓促地否定匈牙利民族主义历史学家的词源说解释，后者认为：阿提拉（Attila）=Atilla=Atil=突厥语中的“大河”=伏尔加，最著名的匈奴研究学者的结论并不令人惊讶，阿提拉是日耳曼人，哥特人称其为“小父亲”[22]。毫无疑问，在399年发生在高加索地区的一次突袭中，“叙利亚青年”也受到了一些同化。这在诗人克劳狄（Claudian）的作品对尤特罗皮乌斯（Eutropius）进行抨击时有提及——克劳狄指责了匈奴人的入侵，因为他们将城市纵火焚烧，把年轻人带走作为奴隶。[23]

较为公正的消息来源证实了其中的突袭和奴役行为——还补充了一些非常有趣的信息，当地其他的年轻人自愿加入匈奴人参与战斗。[24]这也可以被理解。匈奴人也是粗俗的异教徒，他们掠夺、杀害和残害他们的同胞，也许是朋友或亲戚。但是，对于年轻人或者是老兵来说，在他们被摧毁的土地上加入匈奴人的军队，就意味着从战败国和被掠夺者的群体中脱离，并迅速进入胜利者的行列，掠夺财富和妇女，将战利品绑在他们的马上或装载在马车上面，胜利而归。

从过去到现在，这仍然是民族形成的基本机制。通过制造利益来吸引追随者，胜利让“民族”从不同的族群中被创造出来。很快，这种扩大的群体就不再是种族同质的，但仍保留其原有的标签，从而或多或少成为一个伪民族的实体。因此，在匈奴人崛起并分散到其他民族之后，阿瓦尔人从一个显赫的族群，变成了巴尔干半岛上一个强大的势力，被更多的斯拉夫民族所接受。[25]在成功扩张之后，626年君士坦丁堡的第一次陷落导致了斯拉夫人的叛变；查理曼大帝（Charlemagne）从791年开始对其进行打击，接连的失败随时间推移进一步削弱了阿瓦尔人。在那之后，阿瓦尔人的势力变得更小了——小到足以被布勒加尔人这样的力量攻击，很快他们就完全解体了，被其他民族吸收。他们以前居住的罗马潘诺尼亚（Roman Pannonia），现在仍然被胜利的马扎尔人（Magyars）占领，这个部落通过同化类似的接受其族群名称的部落而成为一个民族，阿瓦尔人大多还住在马扎尔人的国土上，只有外国人称其为匈奴人。

考虑到族群起源的性质，其融合、同化、臣服和占领过程所形成的东西，根本不应该被称为一个民族，因为这确实意味着某种程度的种族同质化，而应该将其看作一个“国家”，它本质上毕竟是一个政治实体。唯一的障碍是，一些人口，如重要的佩切涅格人，仍然是松散的附属部落、宗族和战争团体；他们有自己的身份，但没有领导或组织机构，所以“民族”是必需的。匈奴人也是如此。当阿提拉作为唯一的国王统治他们时，匈奴确实是这样一个巨大的民族，通过建立了一个国家的基本制度，他们比以前要强大得多。

[1] 正如Bryan Ward-Perkins在他书中所极力主张的，参见The Fall of Rome and the End of Civilization （2005）。关于更广泛的讨论，参见Guy Halsall，Barbarian Migrations and the Roman West，376-568（2007），pp.17-18，422-447。

[2] 有20～30个军团，约5500～6000人，每个军团的轻步兵和骑兵人数大致相同，总共275000～360000人；还有一些战舰；H.M.D. Parker，The Roman Legions （1928/1985）. G.L. Chessman，The Auxilia of the Roman Imperial Army （1914/1975）.

[3] Hugh Elton，Warfare in Roman Europe，A.D.350-425（1997），from p.199；Edward N.Luttwak，The Grand Strategy of the Roman Empire：From the First Century A.D. to the Third （2007），参见“大战略”附录及其评论。

[4] 参见Charalembs Papasotiriou的调查，“Byzantine Grand Strategy”（1991），from p.93；Mark Whittow，The Making of Byzantium，600-1025（1996），pp.15-37；以及John H.Pryor，Geography，Technology and War：Studies in the Maritime History of the Mediterranean，646-1571（1988），pp.1-24。

[5] Ze’ev Rubin，“The Sasanid Monarchy”（2001），from p.638；但同样地，他列出了所有由撒撒尼亚人发动的战争，参见A.D. Lee，Information and Frontiers：Roman Foreign Relations in Late Antiquity （1993），from p.21。

[6] 来自Shapuri（240～270）在Touraj Daryaee中的题词，“Ethnic and Territorial Boundaries in Late Antique and Early Medieval Persia （Third to Tenth Century）” （2005），p.131。

[7] H. Grégoire，“Imperatoris Michaelis Palaeologi De vita sua” （1959-1960），p.462. Michele Amari 在 La Guerra del Vespro Siciliano （1851）中并未完全采信Giovannin da Drocida 的“谋略”，而是选择相信地区的自主性（p.90）。但我选择遵循Steven Runciman，The Sicilian Vespers （1960），pp.226-227 （在第313页，他温和地谴责了Michele Amari）。

[8] 关于罗马人缺乏制图观念的论述，可参见Pietro Janni，La Mappa e Il periplo：Cartografia antica e spazio odologico （1984）。

[9] 参见 Lee，Information and Frontiers，from p.81.罗马军队使用行程指南：“itineraria prouinciarum，” N.P.Milner，trans.，Vegetius：Epitome of Military Science （1996），Ⅲ.6。

[10] Excerpta de Legationibus Romanorum ad gentes，14，in The History of Menander the Guardsman，trans.R.C. Blockley （1985），p.175.

[11] Michael F.Hendy，Studies in the Byzantium Monetary Economy，c.300-1450（1985），from p.157.

[12] J.F. Haldon，Byzantium in the Seventh Century：The Transformation of a Culture （1990），from p.173；与 Salvatore Cosentino的“Dalla tassazione tardoromana a quella bizantina：Un avvio al medioevo” （2007），pp.119-133相比。

[13] Nicolas Oikonomides，“The Role of the Byzantine State in the Economy” （2002），pp.973-1058.

[14] The Chronicle of Theophanes Confessor，A.D.284-813，trans. Cyril Mango et al. （1997），no.303，AM 6113，pp.435-436.

[15] Jordanes，Getica （De origine actibusque Getarum），line 261；translated by Charles C.Mierow as The Gothic History of Jordanes （1915），p.126.拉丁文文本参见www.thelatinlibrary.com/iordanes1.html。

[16] 最好的翻译文本参见 Denis Van Berchem，L’arm ée de Diocl étien et la r éforme Constantinienne （1952）。

[17] 更丰富的背景资料，参见Fergus Millar，A Greek Roman Empire：Power and Belief under Theodosius Ⅱ（408-450） （2007）。

[18] Hòuhànshū ［Book of the Later Han］，partial translation by John E.Hill at http：//depts.washington.edu/silkroad/texts/hhshu/hou_han_shu.html.

[19] 参见Peter B. Golden，Introduction to the History of the Turkic Peoples：Ethnogenesis and State Formation in Medieval and Early Modern Eurasia and the Middle East （1992），from p.87.戈尔登教授（Golden，2008年3月23日）纠正了我对这一联系的忽视，可参考Miklós Érdy，“Hun and Xiongnu Type Cauldron Finds throughout Eurasia” （1995），pp.3-26；以及 Étienne de la Vaissière，“Huns et Xiongnu” （2005），pp.3-26。

[20] Henry Yule and A.C. Burnell，Hobson-Jobson：A Glossary of Colloquial Anglo-Indian Words and Phrases，ed.Rev.E. Crooke （1985），p.947.

[21] 关于种族形成的大量文献，参见Halsall，Barbarian Migrations，pp.14-16，457-470；Halsall同意Walter Pohl的观点，如Pohl的“Conceptions of Ethnicity in Early Medieval Studies” （1998），pp.15ff.关于种族形成的最初概念，参见Peter B. Golden，“Ethnicity and State Formation in Pre-Cinggisid Turkic Eurasia” （2001）。

[22] Otto J.Maenchen-Helfen，The World of the Huns （1973），from p.386.他也打消了阿尔塞姆（Altheim）的猜测（p.385 n.82）。

[23] In Eutropium I，250：“Taurorum claustra，paludes flos Syriae seruit”；参见Averil Cameron Claudian，Poetry and Propaganda at the Courtof Honorius （1970），from p.124。

[24] 西奥多瑞特（Theodoret）是叙利亚塞鲁斯（Cyrrhus）的主教，423～457年在位；我对此未有研究；引自Maenchen-Helfen，The World of the Huns，pp.58-59.

[25] Golden，History of the Turkic Peoples，p.108.

第一章 阿提拉与帝国的危机

在古代史册上，阿提拉的匈奴人所创造出的最为引人注目的非凡成就是他们经历了如此多的竞争。他们权力高度凝聚的时代随着453年阿提拉的去世而终结，之后伟大的日耳曼人的入侵最终消灭了西罗马帝国。莱茵河和多瑙河边界地区一度设防严密，在近4个世纪以来一直保护着罗马帝国的欧洲各省。成千上万座瞭望塔，由栅栏、甚至是石墙连接起来，巡逻队在其间巡逻，并有数百座堡垒作为支撑。尽管没有河道屏障，但是这些瞭望塔在英格兰北部形成了连绵的屏障，贯穿整个欧洲，从现代荷兰莱茵河的北海入海口一直延续到现代罗马尼亚黑海海岸的多瑙河三角洲。[1]虽然任何缜密的线性防御都无法阻止强敌的入侵，但东罗马帝国的边境防御系统——城墙（limes）——却为帝国提供了抵御突袭和劫掠的日常安全保障。

莱茵河和多瑙河上游边界防御的逐渐衰败、遗弃和最终崩溃，是帝国公民的一大灾难，使他们面临掠夺和毁灭，甚至是更糟的命运。这场持久的悲剧几乎在每一本现存的当代文献中都有反映，不仅是历史故事和编年史，还有诗歌、书信和圣者的传记，甚至在相当多其他主题的文学作品中也被不经意地评论。这些著作描述了侵略者并谴责他们，包括日耳曼阿拉曼尼人（Germanic Alamanni）、勃艮第人（Burgundians）、利普里安法兰克人（Riparian Franks）、撒利亚法兰克人（Salian Franks）、格皮德人、强大的格鲁森尼人（Greuthungi）、瑟文吉哥特人（Thervingi Goths）、赫鲁利人、夸迪人（Quadi）、罗索莫尼人（Rosomoni）、鲁吉人、西里人、苏维汇人、泰法利人（Taifali）、原始的汪达尔（Vandals）人，以及来自伊朗的阿兰人骑士，可能还有斯拉夫安塔人（Slavic Antae）。

然而，阿提拉统治的匈奴人被认为是比上述任何一个族群都还要可怕的威胁，后世对他们的记忆经久不衰，直到今天还是如此——比在410年洗劫罗马的哥特人或因切断北非对意大利粮食供应而造成更大灾难的众所周知的破坏者汪达尔人更甚。

对于当代教会的作家来说，除了被描绘成神奇故事中最可怕的野蛮人以外，匈奴人还是上帝的大祸害，而阿提拉自己也是反基督者——正如利奥一世（Leo Ⅰ）时期的教皇基于事实所描绘的那样：

为了罗马的声誉，他不仅建立了大使馆，还亲自前往拜见匈奴国王阿提拉，使整个意大利摆脱了敌人的危险。[2]

由于被拿来与更古老、更可怕的希罗多德草原民族马萨格泰人（Massagetae）相类比，匈奴不可避免地成了《以西结书》（Ezekiel）中歌革（Gog）和玛各（Magog）世界末日战争的主角。[3]另一个教会的声音来自安布罗修斯（Ambrosius），即后来的圣徒，也是第一个高度政治化的米拉诺主教，他虽然未提上帝和玛各，却得出了同样的结论：

匈奴扑向阿兰人，阿兰人扑向哥特人，哥特人则扑向泰法利人和萨尔马蒂人（Sarmati）。哥特人被驱逐出他们的家园，又把我们从伊利里肯（Illyricum）驱逐出去，这一过程还没有结束……我们正处于世界末日。[4]

这也暗示着匈奴人和哥特人的战争，437年冈达哈（Gundahar）国王对勃艮第人进行的大屠杀，以及阿提拉本人的故事，在几个世纪过去之后，他们曾穿越过土地上的人民对此仍记忆犹新。在古英语诗歌《威德西》（Widsith）中，诗歌主人公曾说过：“我拜访了武尔法尔（Wulfhere）和威尔默（Wyrmhere）；那里的战斗经常在维斯杜拉（Vistula）森林中展开，当时哥特人的军队必须用锋利的剑对抗匈奴的首领阿提拉，以保卫祖先的领地。”[5]甚至在遥远的冰岛也是如此，阿提拉在古老的北欧诗歌《赫洛斯和安哥特的谎言》（Lay of Hloth and Angantýr）中被记载。在诗中，阿提拉被描述为胡里（Humli），即匈奴之王和赫洛斯（Hloth）的祖父。《赫瓦拉传奇》（Hervarar Saga）中的一部分也描述了哥特人和匈奴人的战斗，这场战斗是由阿提拉与古德伦（Gudrun）的婚姻造成的。在《伏尔松加传奇》（Volsunga Saga）中，阿提拉被古德伦杀害，古德伦曾被迫嫁给他，这一故事源于较古老的英雄诗歌《阿塔拉维索拉》（Atlakviða）——也就是《阿特利之位》（The Lay of Atli），或《阿特拉欣格伦茨库》（Atlamál hin groenlenzku）里面的长篇版本，即《阿特利的格陵兰歌谣》（Greenland Ballad of Atli）。因此，我们可以看出，阿提拉声名远播，甚至到了天涯海角。

更著名的是，阿提拉是《尼伯龙根之歌》（Nibelungenlied）中的伊泽尔（Etzel），《尼伯龙根之歌》是一部中世纪德语史诗，由瓦格纳（Richard Wagner）编成了大型音乐剧：格弗里德（Siegfried）被谋杀后，他谋求复仇的妻子克瑞姆希尔（Kriemhild）嫁给了匈奴王伊泽尔，血腥的混乱由此开始。在早期圣加尔修道院的埃克哈德（Ekkehard of St. Gall）所著的史诗《沃尔特里乌斯》（Waltharius）中，阿基坦（Aquitaine）的国王阿尔芬埃（Alphere）有一个儿子，名叫沃尔特里乌斯，当匈奴人入侵高卢（Gaul）时，他被送给匈奴王阿提拉当人质。在阿提拉的军队中，沃尔特里乌斯以战士身份获得了很高的荣誉，然后带着大量的金子逃离了宫廷。[6]

此前流行的理论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阶段性理论一样，认为个人的作用与历史进程相比是微不足道的，因此，一位重要的现代历史学家把阿提拉描绘成一个不太重要的傻瓜；而权威的匈奴研究学者则不同意这样的观点，反而把阿提拉比作哥特军阀西奥多里克·斯特拉博（Theoderic Strabo，“the Squinter”），他在473年向东罗马帝国皇帝里奥一世勒索了2000磅的黄金。[7]

传说中保留的同时代的舆论与后来的舆论有很大差别。虽然阿提拉本人没有被特别描绘为英雄——英雄是日耳曼人——但这些故事表明，阿提拉的匈奴被认为是非常强大的，比其他任何国家或民族都更强大。

还有来自更具分析性的文献的观点，从职业军官、睿智的历史学家阿米阿努斯·马尔切利努斯（Ammianus Marcellinus）开始，在阿提拉出现之前就开始评估匈奴的战略重要性：“所有灭亡与苦难的种子都被愤怒的火星[8]所唤醒，［378年8月9日罗马在阿德里亚诺普（Adrianople）的惨败］让我们发现的确如此。匈奴人是如此出乎意料的野蛮。”[9]

因此，正是在枪林弹雨的情况下，匈奴人第一次在罗马战场上爆发。376年，大批难民到达帝国守卫严密的多瑙河沿岸——男人、女人和儿童——包括一些伊朗阿兰人（Iranic Alans），但大多数是日耳曼格皮德人（Germanic Gepids），还有更多的特文吉人（Tervingi）和格鲁森尼哥特人（Greuthungi Goths），他们都乞求得到帝国安全领土的接纳。他们当中有许多令人敬畏的战士，不仅有拿着长矛和剑的日耳曼人，而且有身穿盔甲和长矛的阿兰骑兵。然而，所有人都对那些从东方草原上向他们袭来的匈奴人一筹莫展。罗马人当时对匈奴一无所知，从3世纪中叶起，他们只认识哥特人和格皮德人，起初他们是帝国陆路和海上主要威胁的来源，后来成为几乎和平相处的邻居，大多在边境进行贸易，并为帝国军队提供雇佣军服务。在有条件地同意他们进入帝国疆域并为帝国服务后，由于罗马帝国政府未能按承诺为其提供粮食，最终引发了他们的叛乱。皇帝瓦伦斯（Valens）率领东部野战军镇压叛乱，但是并未成功，他自己也被杀，三分之二的东部野战军被摧毁。罗马人后来得知，哥特人、吉卜赛人和阿兰人，这些强大到足以击败他们的人，也已经像受惊的羊群一样在匈奴人到达之前逃跑了。

一个多世纪后，当代最伟大的历史学家，凯撒利亚（Caesarea）的普罗科皮厄斯（Prokopios）偶然且又极具启发性地写下了这段简短的历史评论：

从前的罗马皇帝为了阻止河对岸的野蛮人越过多瑙河，用堡垒填满了这条河的整个河岸，不仅仅是右岸，它也在另一边的河岸上建造了城镇和堡垒。然而，他们并没有强化这些据点，确保他们不受侵害，如果有人来攻击他们，他们也只是保证河岸不缺乏守备人员，因为他们认为野蛮人不知道攻城。事实上，大部分堡垒中可能只有一座塔，它们被称为“独角楼”，并且几乎没有人驻扎其中。但是当时，光是这一点就足以吓跑野蛮部落，使他们不敢进攻罗马人。后来，阿提拉率领一支大军入侵，毫不费力地将其夷为平地；然后，没有人反抗得了他，他掠夺了罗马帝国的大部分领土。[10]

在他的作品中，除了具有诽谤性的《秘史》（Anecdota）外，普罗科皮厄斯总是孜孜不倦地解释那些有争议的论点，但他并不认为有必要为他的判断辩护，他认为阿提拉的匈奴是一种性质不同且更大的威胁。显然，这是他那个时代的普遍看法，早在被臣民和追随者瓜分之前，匈奴人就已经分裂了，有些人回到了草原，在那里他们被更成功的突厥民族吸纳，如阿瓦尔人、奥古尔人（Ogurs）、欧诺古尔人和布勒加尔人。[11]

匈奴人拥有如此特殊的威望是有原因的。他们用坚韧的蒙古小马把一种全新而高效的战争风格引入罗马世界，这注定要被西方世界采纳并加以调整，构成正在崛起的拜占庭军队的基础，使其从根本上不同于罗马的传统战术。[12]这种新的战争风格首先得到了阿米阿努斯·马尔切利努斯的精准描述，他既是一名战斗士兵，也是参谋军官，具备相当专业的军事能力，因此他的言论十分可靠。从他关于4世纪晚期匈奴人的文章中，我们首先看到，他对匈奴的战术进行了详细描述：

你会毫不犹豫地称他们为所有战士中最可怕的，因为他们借助装有锋利骨头的投掷物或弓箭从远距离来进行战斗，不同以往，他们将弓箭与精湛的作战技巧结合起来；然后他们迅速穿梭到敌人的空隙中，用剑搏斗，奋不顾身；当敌人在防范他们锋利的剑刃时，他们把布条编成的圈套缠在对手身上，困住敌人的四肢，让敌人失去骑马或行走的平衡。[13]

这是所有优秀草原战士都擅长的战术，拜占庭人对此尤为熟悉，因为匈奴人的技术由阿瓦尔人、第一批土耳其人、欧诺古尔-布勒加尔人（Onogur Bulghars）、马扎尔人、格皮德人、库曼人、突厥化的蒙古人——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帖木儿汗国——所继承。拜占庭人最终成功地学会这些战术（套索除外），甚至对其进行改进。

首先，他们万箭齐发的速度非常快，箭从具有强大威力的弓（下面将会提到）中释放出来，甚至可以在远距离内杀死敌人，这是威力较弱的弓无法做到的。至于骨制箭头，如果它足够坚固，杀伤力不会低于金属箭头，文中还指出，匈奴的箭制作得出奇的好，它们的尖头在撞击时不会裂开。

如果不进攻，敌人就会因遭受箭雨攻击而蒙受巨大损失。如果进攻了，他们又无法对付那些骑着马的匈奴人。匈奴人一般不需要在地面上进攻——如果需要的话，那是因为他们对胜利充满信心，对这样的匈奴人发起进攻是草率的。

如果敌人想撤退以避免继续伤亡的话，匈奴人则会骑马迅速追赶，用他们的弓箭和刀剑杀死敌人。不能确定它们的军刀是直的还是弯曲的，文本中使用的第一个词是ferro，“铁”（iron）是出现最多的词，然后是粘刀（mucro），指刀刃或刀尖。

接下来，如果敌人没有退却，一旦他们已经消耗殆尽，冲锋者和乱战者就会随之而来，匈奴战士将一手挥舞刀剑杀敌，一手投掷缠结的拉索或套索，使之套在敌人身上。与匈奴弓不同，套索并不是一种新武器——它被草原民族，如阿兰人甚至哥特人广泛使用（除了日耳曼战士）。[14]但只有少数人会使用它，例如，草原的战士和牧民必须在没有围墙或篱笆的情况下，才能依靠套马杆（蒙古语中的urga，突厥语中的arqa）放牧，即将绳子绕在一根杆子的末端，用它来控制马群。

但是，所有的文献都称赞匈奴最伟大的技能是他们最重要的武器——复合反射弓：“制造美观的弓箭是他们的乐趣，他们的射术是可怕的；他们坚信他们的攻击会带来死亡，他们被训练成永远不会出错的狂暴战士。”盖尤斯·索利厄斯·莫德鲁斯·阿波罗尼斯·西多尼乌斯（Gaius Sollius Modestus Ablinaris Sidonius）[15]这样写道，他20岁时，阿提拉入侵了他的故乡高卢北部。[16]他不是军事专家——但他赞扬了高卢著名的马库斯·弗拉维乌斯·艾帕奇乌斯·阿维托斯（Marcus Flavius Eparchius Avitus），这是西罗马帝国最后短暂在位的皇帝之一（455～456），因为他使得帝国的士兵“在投掷技术上与匈奴人不相上下”，而这并不是他们原本的技能。[17]但毫无疑问，匈奴的箭术是战争史中的一项创新，既因为它与骑兵的机动战术、运作战略结合在一起，也因为他们在武器上的创新。

复合反射弓

自古以来，早期版本“锡斯弓”（Scythian bow）即为人们所熟知。但如果不是战争中匈奴弓更强悍的表现，它就不会吸引如此多的注意，直到16世纪，从奥斯曼帝国到日本，整个亚洲都在使用它。[18]这期间发生了许多变化，但缺少真正经过检验的案例、样本或可信的描述来证明匈奴弓被留存下来了——尽管一位研究这段历史的专家曾自信地断言，匈奴弓是不对称的，甚至提供了它的确切尺寸。[19]弓箭的上手柄比下手柄要长是有可能的，这样不对称的设计能让弓身更长，从而使弓更为有力，但是当骑手直接将弓执立于身前时，弓并未触及马的脖子。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在今天唯一可观赏的骑射比赛——日本镰仓明治神社和其他仪式场所举行的流镝马比赛——中，可以看到从12世纪的小笠原群岛和武田学派延续至今的这种设计，而且他们所有弓箭的上下手柄都是不对称的，但是很少有骑手在使用时直立竖起弓箭，这是因为倾斜一定的角度可以使骑手更容易持住弓。不对称或许只是偏好的问题，而且我们没有证据表明匈奴人偏好此类设计；顺便说一句，有充分的证据表明，形状饱满的蒙古弓是完全对称的。

即使我们已经充分确认了匈奴弓的形状设计，我们对其仍然知之甚少，因为这些武器的外表太具误导性：在当今的博物馆里，观察那些陈列着的没有弦的弓，我们看到的都是细长纺锤形的框架，表面上看起来是由漆过的木头制成的，但实际上它们大部分是由一层层的干马筋和骨板组成的。当弦被拉开时，复合弓在两端会积蓄能量，而任何一个能使用的弓箭样本都能释放出如此强大的力量，当把弦松开时，它会一下子扭曲翻转。[20]完整地说，复合弓主要由五种材质组成：木芯，它本身就是一个简单的“单体弓[21]”；弓腹——对着弓箭手的一侧，由动物角外部更有弹性的一层角质制成，通常是牛角；多层“筋膜”为其提供了大量张力，筋干燥后被一层一层地叠加；“弓耳”，在每个弯曲的弓臂末端伸附，以增加能量的积累；手柄，不是装置在弓箭中间，就是分别做成两部分弓片，然后将其插入或拼接在弓身上。由胶原蛋白组成的动物胶被从煮熟的皮或筋中剥离出来，匈奴人用它把动物角、木芯和干筋组合在一起。

牛角板在软化前可以被压缩4%，而最好的木材也只有1%左右的压缩空间；欧洲牛或印度牛的牛角是首选，或者可以选更好的亚洲水牛角。人们通过蒸或煮，使它柔韧，且更容易被切割成型。高度舒展的弓背上有多层干筋层，它们的伸展度大约是木材拉伸极限的四倍。由于从动物肌腱中取出，不管是来自其后腿还是背带，筋体的线都必须用在皮或筋胶的基体上，就像现代玻璃纤维的制造一样。[22]

这显然是一个比制造单体弓、反射弓、复合弓，甚至是美洲印第安人的背铺筋单体木弓都复杂得多的过程。单体弓只需要选择一个直而有弹性的木板；反射弓是通过切割弯曲的木板来制造的，被拉紧时能够反弹；复合弓是由多块木板捆在一起制成——著名的英格兰和威尔士长弓虽然是由单一的紫杉木制成，但实际上仍是一种复合弓——因为它的材料是从树的半径处切割而来的，有弹力的、可伸展的边材被制成弓箭的弓背，抗压缩的木芯被制成弓腹。

因为匈奴人的弓很难制造，所以即使在哥特人、格皮德人跟随匈奴统治者一起奋战的数十年的时间里，他们也没有把弓作为武器，大概是因为他们缺乏专业的制弓匠，匈奴人中专业制弓匠的数量也不多。1929年，最伟大的匈奴研究学者奥托·马亨森·赫尔芬（Otto J.Maenchen-Helfen）访问了图瓦的巴里克-阿拉什-阿克苏地区（Barlyq-Alash-Aksu），古老的唐努-图瓦人（Tannu-Tuva）的聚集地，即现在俄罗斯联邦的图瓦共和国（Tyva Republic of the Russian Federation）。在那里，他遇到的老人告诉他，在19世纪七八十年代，这里只有两个人还能做复合反射弓。弓箭鉴赏家们可以在他的评论中发现无尽的政治意味：“弓箭手可以制作自己的弓箭……但（复合反射弓的）设计只能由从未持有复合弓的内阁学者来设计。”[23]

复合反射弓的外形具有欺骗性，隐藏了其威力。木制芯的张力和压缩力是最小的，允许更多的能量储存在弓中，通过释放弦而不是依靠其本身的质量来加快箭的速度。为了将黏合面积增加一倍，木芯和匹配的角板都是有槽的；当弓被拉伸时，胶接处受切变力而不是拉力作用，提升了其相对强度。最后，当弓被拉开时，“弓耳”呈现静态弯曲，把所有的能量加载到弓体中间的三分之一处。随着弓弦的释放，弦的有效长度增加，使得弦更容易被进一步收回。

如果能正确地将其固化，从皮或筋中提取的胶比现代最先进的黏合剂效果更强，但它是吸湿性的——即使用树皮中提取的单宁来改善，它也会吸收空气中的水分，这是一种古老而有效的亚洲式制弓方法。仅仅因为这个原因，欧亚大草原的弓箭手们就无法在更潮湿的北方气候中延续繁荣，从而限制了他们征服的地理范围。在《赫瓦拉萨加传奇》（Hervarar Saga）中，智慧的吉祖尔国王［（Gizur、Gizurr或Gissur，直到1973年，他的头衔才成为“瑞典、哥特和文德国王”Sveriges，Götes och Vendes Konung）］在匈奴人和哥特人的最终战役前夕嘲弄匈奴人：“我们既不怕匈奴人，也不怕他们的角弓。”[24]这呼应着公元454年发生于潘诺尼亚（Pannonia），也就是现在的塞尔维亚的尼达欧之战（battle of Nedao）。在这场战役里，匈奴受到了来自前日耳曼人分支的历史性和毁灭性打击。毫无疑问，由于匈奴的骑兵队在使用其他武器时能力较弱，如果下雨时无法避免战斗，战局就容易遭受灾难性的逆转。

不仅很难制造，复合反射弓也很难被精准地使用，因为它施展的力量使它拥有相应的抗性。与剑、矛甚至单体弓不同，它在新手手中是无用的，他们甚至连弓弦都拉不开——因为铺了筋的弓背必须首先被倒转。有证据显示，远行的奥德修斯（Odysseus）在前往特洛伊之前留在他伊萨卡（Ithaca）宫殿中的弓箭显然是复合反射式的——他的妻子珀涅罗珀（Penelope）的追求者们甚至连弦都拉不开，他正是用这把弓箭对他们实施了处决：

他极为狡猾地命令他的妻子站在追求者、他的弓箭和灰铁（靶心）之前，让我们这些不幸的人和死亡做一场游戏；我们间没有一个人能把大弓的弦拉起来；不，我们的力量远远不够。可是，当大弓到了奥德修斯（Odysseus）的手中时，我们都大声呼喊着不要给他弓，无论他怎么说。但是，只有忒勒马库斯（Telemachus）一个人劝他继续并且命令他拿着弓。然后，奥德修斯经验丰富，他把弓握在手里，轻轻松松地把弓拉开，将箭射进了靶心。然后，他走过去，站在门槛上，放出了一支飞快的箭。[25]

伊萨卡人曾试图用蛮力把弓拉开，强迫弓弯曲到足以接住弦的程度——如果一个人至少有三只手，那么这是容易做到的，两只手把弓臂拉到适当位置，一只手用来在每个弦耳上系绳子或将绳子打结——只有两只手是不可能实现的。奥德修斯知道如何将反射弓的弦拉起来（如同弓就是他自己的一样）：他首先“轻松地”地通过绕在木棒上连接木板的“第三根弦”，把每一条弓臂拉到准确位置，然后将真正的弦套在倒转的弓上，最后去除掉木棒和“第三根弦”，从而开始对那些追求者行刑。

这种复合反射弓一旦被拉起来，在没有太多练习的情况下，仍然很难被正确使用，最好是从小就开始使用，但需要更多的练习才能在马背上和移动中有效使用这种武器。

这也是最初的个人武器——厚管的火绳枪，或者必须用三脚架才能支撑起来的更重的步枪——在用火药粉末、填充物、子弹进行枪口重新填装时的速度慢得多，更烦琐，而且也不太准确的主要原因，即便如此，只要它们保证数量，就能取代威尔士长弓和最高级的奥斯曼复合弓。（另一个原因是，巨大的火枪可以吓到敌人，恐吓未经训练的马匹。）[26]国王和军阀手中拥有黄金，可以通过提高步兵的数量迅速将其转化为军事力量——一周的训练足以使他们掌握武器。相比之下，有能力的弓箭手的供给是缺乏弹性的——他们的训练必须在几年前就开始。此外，一些步兵和大部分骑兵根本无法掌握弓箭技巧，这需要一些天赋和有强度的训练。对于飞弹来说，他们必须依靠投掷石头的吊索，而弓箭手们也携带这些弹弓作为后备武器，以防弓箭储备耗尽或者弓在太潮湿的条件下被毁。

然而，毫无疑问，只要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娴熟的射箭术是可以被教授和学习的。在公元6世纪，拜占庭骑兵和弓箭手取代了笨重的步兵，成为军队的核心，他们不是草原族群的后代，不过是训练有素罢了。

这种复合反射弓很难制造和使用，但是这些缺点却被训练有素和有天赋战士的表现弥补了。奥斯曼帝国弓箭手创造的最大射程记录都是无关紧要的，即便1795年奥斯曼帝国驻伦敦大使马哈茂德·埃芬迪（Mahmoud Effendi）在皇家弓箭手协会几名成员面前取得了著名的482码的成绩，因为这些都是没有穿透力或准确度的箭。[27]

还有证据表明，维吾尔蒙古族人（Uigarjin）对蒙古射箭术最具代表性的描述被刻在一做制造于1224～1225年左右的岩碑上，最初由当地的喇嘛解读，1818年曾在西伯利亚的韦斯特尼克（Sibirsky Vestnik）被报道，现在又出现在圣彼得堡的赫米蒂奇博物馆（Hermitage Museum）：“当征服了萨塔尔（Sartaul，穆斯林）后，成吉思汗在名为布哈苏吉海（Bukha-Sujihai）的地方聚集了所有的蒙古人首领，叶松克（Yesungke）（他的侄子）射出了335萨珍（sazhen）的距离[28]。”这大约是400米，但是在现代蒙古国，一个萨珍（sazhen）或奥尔德（ald）的长度是一个人张开双臂的长度，这样估计就有536米。[29]那支箭也不可能有任何穿透力。在蒙古国当代那达慕大会（Eriin Gurvan Naadam）的射箭活动中，男人的箭可以射出75米远，而女人则可以射出60米远。然而，这也使我们低估了复合反射弓的有效射程范围，因为激烈的竞争时需要强调射击的速度：男人必须射出40支箭，而女人必须射出20支，这是需要达到的数量。

可以肯定的是，与普通的弓相比，复合反射弓的军事价值仍是惊人的：（具备杀伤力的）有效射程达到150米，特别是当弓箭手可以将他们的箭射进密集的无装甲的士兵或马群中的时候；精确射程达75米，特别是在伏击和围攻中，当弓箭手作为狙击手有机会仔细瞄准单一目标的时候；60米的穿刺范围可击穿大多数形式的鳞片（缝在盔甲上）、盔甲（连接的围甲）、板层（相连的板）或装甲。[30]

匈奴人的复合弓和英国人在1415年的阿金库尔战役（Agincourt）中屠杀法国装甲骑兵所使用的威尔士长弓一样强大，但与那种六英尺长的武器不同，匈奴弓足够灵巧，可以在马背上使用。当第一次与匈奴人对抗的时候，他们箭的穿透能力使罗马人大吃一惊。由此产生的冲击可以在当时阿米阿努斯·马尔切利努斯的描述中体会到。当匈奴人第一次出现的时候，他们的弓箭推翻了先前的假设，在此之前，人们自信地认为依靠盾牌和盔甲就可以防止被箭射穿，直到匈奴弓出现，人们才发现这是不可能的。即使骑得很快，或者全速前进，甚至是后退当中，匈奴人也可以用最小的准确率射出他们的箭，在密集的人群中击中其中一个。因此，他们可以冷静地接近敌人，在100码左右的刺穿范围内射出他们的箭，或者到更近的地方刺穿装甲，而后他们回到敌人射程之外，转身重复一次又一次的攻击。

任何没有装备更优质标枪、弹弓或普通木制弓的步兵都会惨败，如果士兵在没有保护的情况下被他们发现，就会束手无策。罗马的轻骑兵在战场上的表现更好只是因为他们能够逃离，尽管“重装”骑兵训练有素，可以轻易驱散敌人，却不能真正击败大草原上的弓箭手，如果遭到敌人冲锋，匈奴人也没有理由呆滞地留在原地。因此，冲锋骑兵需要很好的装甲保护才能在他们的冲锋气力消耗后存活下来，匈奴射出的精心制作的箭至少可以在50码的范围内穿透他们的鳞片和盔甲。

因此，匈奴人在干燥天气的露天战场中拥有战术优势，这也是重要战役最频繁发生的环境。但是，在非常潮湿的天气条件下他们将处于不利地位，崎岖的地形中不利于马的发挥，稠密的森林将使他们的弓箭被阻碍，并且他们一直不擅长围攻这项战术——直到后来才在阿提拉的统治下得以改善。并且匈奴人缺乏后勤的持久供应力，特别是当他们依靠着大量自力更生能力更差的日耳曼民族的时候。因此，从战术上讲，如果尚不具备更高层次的战略能力，匈奴人最好将他们的主要军事能力限制在草原战场。

实战水平

战术力量是军事力量的基本构成要素，但战争是由双方更高明、更具操作化的军事战略间的相互作用决定的，相比之下，军事战术上的成就自身并没有多少意义。例如，在正面战斗中，如果某一区的保卫能力比任何其他侧翼的保卫能力都更顽强，他们只会导致自我封闭，最终被包围，如果他们的同伴在侧翼战场撤退时，他们就会被擒。相反地，如果一个作战单位艰苦作战，伤亡人数要比任何其他作战单位都多，它刚刚攻占下来的领土就会被认为是脆弱、难以防御，容易被敌人突袭的，那么它可能会被命令撤退并放弃这片土地。

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地面线性作战案例中可以看出，实战策略是战术最简单、最形象的表现，而且实战策略在所有形式的战争中都是存在的，不仅如此，它否定、认可或夸大战术的重要性和力量方面会更加微妙。[31]

匈奴的战术优势也是如此——在作战层面上，绝佳的灵活机动性使其优势被放大，这种机动能力超过了通常的骑兵。阿米阿努斯·马尔切利努斯[32]写道：“他们几乎都粘在自己的马上了。”这被西多尼乌斯放大了：

当一匹马将他驮在背上时，婴儿都学会了在没有母亲的帮助下站起来。你会认为他们和马的四肢是长在一起的，骑手总是紧紧地抓住马，就好像他被固定在他的位置上一样；其他任何民族都是骑在马背上的，这个民族则住在马背上。[33]

这一次，西多尼乌斯并没有为了刻意的修辞夸大事实，他准确地描述了草原骑兵高超的骑术技巧，就像今天蒙古国和图瓦的骑手一样，它们是一个以马为中心的文明，在西多尼乌斯的描述中，孩子们一学会走路就开始骑马，那是早在他们能够骑上一匹小马之前。

在蒙古国那达慕大会的当代赛马比赛中，多达1000匹马可以参赛，他们的骑师都在13岁以下，更小的孩子是很普遍的：最小参赛年龄是5岁。2岁的马可以跑16公里，7岁的马可以跑30公里，这确实很远，尤其是在没有提前规划好路线的情况下，只面对着开阔的也不是特别平坦，且充满啮齿动物洞穴的大草原。不仅仅是骑术，关于骑射术，也有当代实证的反映，日本镝流马的弓箭手们在高速前进时，沿着一条255米长的跑道飞奔而下，只用膝盖控制着他们的马，同时用两只手把他们的弓弦拉开，拉到自己耳后便将箭释放。

在短距离内，草原骑手可以轻松地与西方骑手在大道上比赛，但他们的马鞍更加安全，让他们可以在马背上做更多的事情，而不仅仅是骑马。我亲眼看到了他们拿着不协调的AK-47突击步枪，全速驾马疾驰，同时在前方、侧面和后方射击，就像他们的前辈们曾经用弓箭攻击一样，转身瞄准目标时，仿佛他们是在一个转椅上，没有丝毫失衡的不安。

在战斗中，最重要的是人马合一，这使他们可以适应在近距离混战中操纵战马，当他们追上和抓住没有被驯服的马时，他们会使用他们的乌尔加杆套（uurga pole nooses）。骑手和战马对彼此都非常有信心，以至于没有人会畏惧那些让西方骑手害怕的致命碰撞。

这样的骑术技巧可以被确信是出自匈奴人的，他们的“超乎寻常的运动速度”首先被阿米阿努斯·马尔切利努斯注意到，他还指出了实战层面的意义——它带来了异常灵活的机动性：

他们进入楔形（或砧形）编队的战斗中……装备轻巧，行动敏捷，出其不意，他们故意突然散开形成分队攻击，在混乱中四处冲撞，造成了可怕的屠杀。[34]

因此，他们的行动计划不能从战线意义上“解读”；后来的拜占庭军事手册《战略》（Strategikon）（第十一卷，第2页）警告说，与草原战士作战时，必须派遣侦察兵去探测他们队形的四周环境，因为没有人知道他们藏得有多深，军队的真实数量也不得而知。

根据阿米阿努斯·马尔切利努斯的描述，匈奴人的作战方法是实施一系列出其不意的动作，比如战士们在有效射程内会进进出出，有时在安全范围内射箭，尽管如此，这些箭仍然可以穿透盔甲和其他轻型装甲，有时在敌人的队形被冲散时，战士们也会冲锋加入近距离的战斗。在古代战争中，战败的人通常可以安全逃离，因为他们可以通过放下盾牌来逃脱任何步兵的追击。斯巴达人的母亲也许会告诉她的儿子：“获胜归来，或披甲战死。”但阿奇洛科斯（Archilochus）的建议更为实际：

有些幸运的色雷斯人得到了我的高贵盾牌：

我必须逃跑；我把它扔进了树林；

但我已经逃离了，感谢上帝！

所以挂起盾牌！

我会再拥有一个，就像以前的一样好。[35]

获胜的骑兵会乘胜追击并截击逃跑的敌人，但如果敌人的装备和他们一样好的话，他们就不会追了。此外，佯装劣势来诱使敌人进入陷阱开展伏击是一种非常普遍的骑兵战术，任何谨慎的指挥官都不会鲁莽追击。正如我们将在第三章中看到的，拜占庭军事手册建议追捕敌军骑兵时要格外小心，尤其是在地形破碎的情况下。而且匈奴骑兵的装备很轻便，就像阿米阿努斯·马尔切利努斯指出的那样，他们既没有金属盔甲，也没有沉重的长矛，所以他们的速度可以快过普通骑兵，也可以徒步打败敌人；他们也没有那么害怕伏击，因为他们的战术敏捷。除非有茂密的森林，轮廓分明的高地，或者附近有一座防卫森严的城市，否则，被匈奴打败的人只有等着被杀死或俘虏。这也是阿米阿努斯·马尔切利努斯认为：“你会毫不犹豫地称他们为所有战士中最可怕战士”的原因。

战地策略水平

实战水平影响的结果也是暂时的，因为战斗的胜利或失败可能被整个地缘环境里更大范围的斗争所抵消、确认或放大。例如，与在一个狭小的地理环境中赢得战斗相比，在一个广泛军区边缘赢得的战役有可能是毫无意义的，在这场战争中，战败者有深入撤退的空间，然后可以回到他们自己的核心领地，重新集结、招募、补给、复原，最终反击。这就是现代纳粹德国的国防军在入侵弱小的比利时时明显比入侵强大的俄罗斯更成功的主要原因，也是为什么在626年萨珊波斯对拜占庭帝国发动了所有进攻中最深入的一次——战线一直延伸到君士坦丁堡对面的海岸，但最终还是被打败了，萨珊波斯帝国也随之覆灭；如果萨珊波斯人执着于占领拜占庭叙利亚地区的狭小领土，他们可能会赢得战争。

地理“距离”会因为地形的障碍和可用资源（首先是水）的缺乏而增加，或是相反，由于道路、桥梁以及沿途可用资源的减少，地理距离将成为“战略纵深”，抵制人员、战马、手推车或货车的入侵——只要不被敌方的行军速度所战胜。[36]

在理想的条件下可以达到很快的行军速度。依靠新的马匹，在有利的天气、土地平坦且有良好道路的情况下，拜占庭官方信件可以在24小时内行进240罗马英里，相当于226英里或360公里。[37]这比远征军或骑兵部队的速度快了10倍，因为后者如没有装备食物、帐篷、工具、额外的箭和多余的衣服，或是带着牲畜（更有可能是马车，甚至是较慢的牛车）的话，就不能长期保持最佳状态。

据估计，如果地形平坦，驮运骡马的平均时速可达3.5英里，即5.2公里。但是，它们的负荷能力估计仅为152磅，即69公斤，而单头牛可以负荷400磅，一辆四牛车可以负荷一个短吨[38]，即2000磅或者907公斤。[39]

因此，10辆这样的牛车可以取代130只牲畜——这是一个重要的考虑因素，因为大量的驮马甚至骡子都难以管理，它们需要安全的牧场、饲料和水，很容易成为战役中的严重制约因素。牛也需要食物和水，但它不会四处游荡，也不需要被束缚或监视。因此，牛拉式的货车通常是大型部队运送物资时必不可少的，因为需要它们运送的补给来支持重要的战役。但是，就我个人的经验，牛的行进速度明显较慢，在较好的条件下，牛行进的最高速度为每小时2.5英里或4公里，每天不能行进超过20英里或32公里，因为它们需要8个小时的放牧时间和另外8个小时来咀嚼和休息。[40]这些也只是理论上的数字，因为牛、骡子特别是马，如果工作到极限，就无法生存很久，因此除非在平坦的地形上，否则比拥有自备马匹的轻型骑兵侦察部队实力更为充沛的拜占庭远征军，不太可能每天行进超过15英里或24公里。[41]

在真实战事中，我们可能会注意到，在没有任何阻挠的情况下，德国陆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补给车队预计将以同样的速度在最后的战线上移动15英里或32公里，更有可能是12英里或19公里。尽管德军宣传片中显示了飞快的机动化进度，但他们也主要依靠牲畜运输，他们的马车有橡胶轮，由两匹马而不是牛拉，因此在良好的天气情况下，训练有素且健康的马匹在平坦的道路上，最高行进速度可达每天20英里或32公里——即便如此，也是行进一天，休息一天。[42]

和德国国防军地面部队所面对的敌人相比，匈奴人的机动性优势相较于敌人来说更为显著。尽管他们也有马车来运送家属和财产，且没有先进的橡胶车轮（阿米阿努斯·马尔切利努斯的过分修辞，XXXI，2.10），但他们的作战能力甚至达到了史上最高的地步，就像其他以马为中心的草原文化一样。部队以马的速度移动，而不是手推车或马车，在有利条件下每天移动50英里或80公里——这个移动速度通常是拜占庭军区部队最高行进速度的两倍。换句话说，匈奴远征部队的整体速度接近拜占庭轻骑兵的最佳巡逻速度。

即使是强壮的蒙古马，在携带作战人员、武器、装备和口粮时也不能保持这样的速度，但它们也不需要这样做。正如所有证据无一例外所证明的那样，匈奴人像他们的大草原继承人一样，驾驭着“一大群”马，而不是像传统骑兵一样只骑着自己的马，而且最多骑一匹。[43]在马匹筋疲力尽之前，通过频繁地换马，在几匹、几十匹或更多马匹中轻松地分配负载，保持即将接替的两匹马完全没有任何负载，大量的匈奴人可以在连续几天的时间里以每天30英里、40英里甚至50英里的速度穿越有利地形。

从战地策略层面上说，他们的优势是非常巨大的。匈奴人可以长途奔袭到达一个遥远的地方，并迅速发动攻击，以达到他们进行武力摧毁或掠夺的目的，并从他们所激起的任何反应中全身而退。这是一种相当正常的军事突袭形式，将成为日后拜占庭人常规的袭击方法，军事手册的主题。[44]确实，突袭战术正如战争一样古老。但在每一种情况下，要想取得一次突袭行动的成功需要具备相对的反应速度优势，突袭部队的规模也必须是很小型的，或者装备是轻便型的，或者可以获得敌人所缺乏的高级运输工具，或者实现全面战略突击，就像860年基辅罗斯（Kievan Rus）的集体舰队袭击君士坦丁堡那样，当时人们对这个非常新的国家知之甚少，也不知道什么是“维京战术”。撇开这些罕见的例外，就算突袭迅速发生且获得成功，也不会造成很大的损失，因为相对于任何一方的全部力量，这支行动队的力量必须是很小型的——这是一个突击队，与现代的旅或师不一样。

然而，匈奴人和草原上的其他骑手却并非如此。每一个人都有多匹马，全骑兵部队具有巨大的2∶1的速度优势，所以他们可以以整个军队的规模进行突袭，并取得相应的结果——不仅是数量上的，而且是质量上的，甚至可以完全使之变成另一种形式，不仅是袭击，而且是侵略。

数量优势可以转化为质量优势，因为它的速度优势是如此之大，以至于它能够克服低级的战术失误和实战中的问题。例如，一支骑兵部队在茂密的树林里几乎没有用，因此可以尽可能地选择防守一个多林地的正面战场。但是这需要花费时间，并且，匈奴人可以在敌人部署林地正面战场前大规模地迅速移动，此时，敌人仍在穿过更开阔的地形，完全暴露在匈奴人的弓箭之下。

匈奴人的另一个主要战术劣势是，他们缺乏围攻技术。直到后来在阿提拉统治下，有一些罗马帝国的叛逃者进入匈奴人的营地，他们教匈奴人如何建造高架梁移动式战斗支撑、大型摇摆攻城锤、防护式缩放梯，以及“其他各种器械”，在那之后，他们在围攻城市时的相对劣势，仅仅是因为他们没有足够的供给来养活他们众多的追随者。[45]

如果一个有城墙的城市准备好了抵抗围攻的物资，储备了可供长时间使用的食物和水，城墙和塔楼都能在他们的守备线上保证有足够的人，那么骑射手就无能为力了。如果匈奴人有罗马叛逃者的帮助，知道如何破坏城墙或组装攻城器械，那派来增援守城部队的官员就会知道如何进行反击，如何破坏攻城器械。

但是，这同样需要时间，不是几周就是几个月——在准备工作完成之前，匈奴人的迅速到来可以很容易破坏这一进程。在441～447年，匈奴人征服了在巴尔干半岛上组成罗马权力轴线的要塞城市，从君士坦丁堡的腹地色雷斯一直到瑟尔米乌姆（Sirmium，Sremska Mitrovica，位于塞尔维亚的伏伊伏丁那），总长600公里，其间通过塞尔迪卡（Serdica，保加利亚的索菲亚），纳索斯（Naissus，位于塞尔维亚的尼什），维密西恩（Viminacium，库斯特拉克），马格斯（Margus，靠近杜布威卡）和辛达乌姆（Singidunum，贝尔格莱德）。在这些城市之中，纳索斯、塞尔迪卡和多瑙河畔的拉提利亚（Ratiaria，保加利亚的阿尔卡）是最后被攻占的，作为在色雷斯对君士坦丁堡实施突袭的前奏。[46]

另一种观点认为，领先的速度给了匈奴人重大的战略优势，一封公元399年的信说明了这一点，这封信由当时的观察家，现在被尊称为圣·杰罗姆（St.Jerome）的尤塞比乌斯·希埃罗尼乌斯（Eusebius Hieronyus）撰写。在信中，他描述道，他从来没有注意到在伯利恒（Bethlehem）的归隐住处有武装的匈奴人，但是他有报信者，而且他当然知道如何用花言巧语说服富裕的罗马女士来投资他无私、神圣的项目：

当我在寻找一个适合如此伟大女士的住宅时［法比奥拉（Fabiola）从罗马来，非常富有，离婚，再婚，但为了这个罪而忏悔］……突然间，信使们飞向这条路，整个东方世界（Oriens Totus）都在颤抖。我们被告知，成群的匈奴人从遥远的麦奥泰德（Maeotide，亚速海）汹涌而来，在冰冷的塔奈斯河（即顿河，但前者更准确）和马萨格泰人的野蛮部落中间，亚历山大的大门（“里海之门”？）阻止着那些来自岩石丛生高加索地区的野蛮人。

其描述的地理位置是可疑的，但随后的战略洞察是深刻的：

我们的情报人员说，这些侵略者可以在他们敏捷的坐骑上飞来飞去，给世界各地都带去流血和恐慌……他们的战术让人出乎意料，他们行进的速度超过了消息传播的速度，因此即使在他们发起攻击之后，也仍然保持着战略上的出其不意……将军报告说他们的目标是耶路撒冷。安提俄克（Antioch，土耳其的安塔利亚）的城墙曾在和平时期被忽视，如今被匆忙修复。提尔（Tyre，黎巴嫩的苏尔）渴望将自己从陆地上割出，再次寻找她古老的岛屿（在一片狭窄土地上的城堡）。我们也被迫准备船只……以对抗敌人的到来；比起沉船，我们更害怕野蛮人。我们不得不更多地考虑自己的生命，而不是贞节。[47]

他们确实是圣·杰罗姆的当务之急。这次入侵是真正的入侵——在399年，匈奴人经过高加索，在亚美尼亚、美索不达米亚、叙利亚和安纳托利亚进行了突袭攻击，并带着他们的战利品、俘虏和追随者撤退。[48]问题是，即使在该地区有强大的罗马帝国军队——378年，位于阿德里亚诺普的机动部队大量丧失，再加上此后发生的太多麻烦——但实际上帝国已经不可能拦截匈奴人的长驱直入了。他们在不同的方向移动得太快了——就像杰罗姆写的那样，“在他们的敏捷的坐骑上飞来飞去”。

在理想的情况下，可以想象出这样一个策略顺序，匈奴在特定的方向上移动，被帝国军队提早发现；帝国信使以创纪录的速度向罗马的指挥部发出警报，超过了匈奴的行进速度；但是，由于突袭者非常多，而不是少数，为了避免溃败，必须集结大量的部队，以拦截他们预期的前进路线。如果运输战利品的纵队需要分别行动，则匈奴人每天可以行进30英里或更多，而罗马军队可以行进超过20英里。

当然，在这个具体的案例中，有一个更好的解决方案。一条来自叙利亚的消息说匈奴人还突袭了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地区，显然他们并没有意识到，他们正在接近那个被称为“波斯皇家之城”的城市（泰西封，在巴格达以南大约35公里的地方）。“波斯人追赶他们，截杀了一支部队。他们带走了所有的赃物，释放了18000名俘虏”[49]。解决办法是不去这么做，波斯人只攻击了那个特定的部队，因为这支部队掠夺和俘虏的太多了，也因为匈奴人在他们的首都和军事总部附近冒险，使他们变得更容易被攻击。

相反，正确的解决办法是罗马人和波斯人干脆搁置分歧，联合驻军，关闭在高加索山脉仅有的两条通道，这两条通道通向仅可以容纳一群马的牧场：关闭现在俄罗斯和格鲁吉亚之间的达里亚山口，和如今位于俄罗斯达赫斯坦的“里海之门”，这是一条位于高山和里海之间的狭窄沿海地带。在共同遭受苦难后，这两个帝国所做的正是562年“五十周年”和平条约中规定的内容。

这些是匈奴在战术、实际作战和军区战略上的优势，第一批草原上的弓箭手来到西方，他们注定会有很多继承者：阿瓦尔人和他们的敌人，第一个突厥草原帝国或卡格纳特（qaganate，汗国）；布勒加尔人和哈扎尔人（Khazars）分别组成了自己的汗国，后来还有马扎尔人、佩切涅格人、库曼人和最后的蒙古人。但是，除了战略上的冲击之外，可以这么说，匈奴人还带给西方不可估量的文化震撼，因为这是他们的族类第一次到达西方。

程序与个性：阿提拉

尽管匈奴人实力雄厚，但直到433～453年，阿提拉统治下的匈奴才成为东罗马帝国生存的威胁，而在阿提拉死后，匈奴人逐渐沦为流民、海盗和雇佣兵。在他的领导下，匈奴人的不同部落和所有愿意或不愿与他们在一起的人都团结起来，每个具有卓越能力的战士均被赋予了集体的力量；他还为战士们的战术、运作和军区战略优势提供了一个集中的方向。诚然，即使在阿提拉的统治下，匈奴仍然是掠夺者而非侵略者，但他们的规模如此之大，甚至可能危及一个帝国。

阿提拉的崛起被乔丹尼斯和（或）他的主要信息来源卡西奥杜勒斯（Cassiodorus）描述如下：

因此，阿提拉是蒙德祖克斯（Mundzucus，Mundiuch）的儿子，他的兄弟是奥克塔（Octar）和鲁亚斯（Ruas），据说他们在阿提拉掌权之前统治过一片区域，但他们与阿提拉的统治范围并不完全相同。他们死后，阿提拉和他的兄弟布莱达（Bleda）一起继承了匈奴国。为了……和他所准备的远征一样，他试图通过谋杀来增强他的王朝力量。这样，他就从毁灭自己的亲族（和潜在的竞争对手）开始，直到摧毁其他威胁者……现在，当他的兄弟布莱达（他统治了匈奴的大部分地区）被他杀死时（445年），阿提拉把所有的人都团结在他的统治之下。他还将许多其他族群聚集在他麾下，他试图征服世界上最重要的民族，罗马人和西哥特人。[50]

阿提拉不仅利用他无可争辩的指挥权统一了匈奴的各氏族，还塑造了王朝的合法性，或者至少将其打造成一个受人尊敬的宗族，因为匈奴人不是特别受限于王朝原则；它公平地分享战利品和贡品收入；还有所谓的“魅力型领导”的精心设计。来自帕尼姆（Panium）的普里斯科斯（Priskos）作为拜占庭代表团的一员，449年被派去和阿提拉进行谈判，在他的描述中，我们可以认识到阿提拉使用了特殊手段来增强他的权威，在当时，这些手段就已经很古老了，但依然有效；事实上，同样的手段在不久前被其他“伟大的历史人物”所运用，一场晚宴才刚刚开始：

当所有的人都入座的时候，一位侍者走到阿提拉身边，给他一杯酒，酒杯是用木头做的。他接过酒杯，按顺序向第一个在座者致意（这是一种尊卑秩序，依照地位高低排序——这只能由阿提拉决定）。被阿提拉致意的人站了起来，出于惯例，直到他尝了酒或将酒一饮而尽，把木杯还给侍者后才能坐下来。

这是在察言观色——就像斯大林的酒会一样，通过荣誉和耻辱的暗示，使他的部下们保持平衡和稳定。

阿提拉的仆人首先端上来满满一盘子的肉，之后，那些服侍我们的人把面包和熟食放在桌子上。当其他的野蛮人（匈奴领主）和我们享用盛在银盘上的丰盛菜肴时，阿提拉的木板上只有肉。他在其他方面也表现出了节制。在筵席上，金杯和银杯被递给宴席上的宾客，而他的杯子是用木头做的。除了干净，他的衣服很朴素，与其他普通的匈奴人的衣服并无太大不同。无论是他身边悬挂的刀剑，或他的蛮族靴的紧扣，还是他的马的缰绳，都不像其他的人（匈奴领主）那样用金子、宝石或其他值钱的东西来装饰。[51]

这让我们想起了阿道夫·希特勒（Adolf Hitler）身着普通棕色制服，吃着汤和蔬菜的模样，与此同时，四周围坐着的，因被授予奖章而熠熠发光的将军和陆军元帅们却在享用着肉和香槟。然而领袖并不是在所有情况下都表现得谦逊，在人民面前，他们需要通过仪式来增强权威：

阿提拉进来的时候，年轻的姑娘们前来迎接，细长的白色亚麻布幔一行行排列着为他引路，布幔由两旁的女人用双手支撑着。这些布幔伸展得如此之长，每一条布幔旁边都有7个或更多的女孩。很多这样的姑娘在布幔边列队，她们还唱着匈奴的歌曲。[52]

这与那些滚动的鼓声，巨大的横幅和纽伦堡集会的火把截然不同——匈奴人用他们自己的语言来宣告对权力的掌控，这来源于萨满仪式，而不是军事游行或瓦格纳歌剧。在我们如今的时代，有些国家的领袖实际上是塑造了狂热个人崇拜的“萨满”，在公开场合得到大批贞洁的年轻女孩们的狂热歌颂。

但领导也是人民中的一员，或者至少是一部分人中的一员；他们的妻子可以声明接近权力，同时保持适当的地位，从而成为普通人和伟大领袖之间的桥梁。

当阿提拉靠近奥尼吉修斯（Onegesius，他的主要下属，是匈奴人）时，奥尼吉修斯的妻子和一群仆人向他迎上来，一些人拿着食物。还有一些人拿着酒……为了取悦这位密友的妻子，他坐在马上吃东西，随行的野蛮人把银盘高高举起。[53]

不管它的来源是什么——合法性、掠夺、魅力技巧、威慑——阿提拉的权威使他能够将匈奴人团结起来，然后让阿兰人、格皮德人、赫鲁利人、格鲁森尼人或东罗哥特人、鲁吉人、西里人和苏维汇人臣服于他，尽管上述部族都是让罗马人敬畏的日耳曼战士，但他们却臣服于阿提拉。他们的农业技术养活了不愿意耕种的匈奴牧民，他们的战士们也不得不跟随阿提拉去远征，以他们庞大的数目为匈奴人的特殊作战技能添色。

最后，阿提拉将自己卓越的治国才能贡献给匈奴的军事力量。当然，他依赖暴力，又小心地控制暴力：与一开始就施展军队的力量相比，阿提拉更倾向于谨慎地使用武力——比如在严峻的局部战争中，不是为了获得领土，也不是为了削弱敌人，而是为胁迫和勒索打下基础。451年，在阿提拉去世两年前，他发动了一次大规模且代价高昂的战役，但这是个很大的例外——通常，只要通过暴力威胁，他就能得到他想要的东西，而不必在大规模战斗中动用他的部队。

无论是在冰岛的传说中，还是在当代的想象中，阿提拉都是一个野蛮的战士，但与之形成强烈反差的是，阿提拉也是一个“谈判”的信徒。他经常要求帝国派遣使节到他的营地中，也经常派使节到君士坦丁堡和拉文纳，后者仍属西罗马帝国。一位现代历史学家将他描述为一个外交“蠢货”，并记载了他的失误。[54]也许确实如此，但作为一个游牧民族的国王，在与两个罗马帝国进行谈判的同时，又在他的宫廷里讨论穿越遥远的高加索山脉入侵波斯帝国的问题，这至少也是一次重大失败——以前从没有这样的情况出现，直到蒙古人在真正统治中国和主导了整个俄罗斯的时候，才再次出现类似的情况。在一段非常有趣的文章中，东罗马帝国代表团的信使普里斯科斯认真听取了西罗马帝国代表团经验丰富的特使的意见；当时，这两组谈判的进展并不顺利：

当我们对阿提拉的勒索要求表示惊讶时，经验丰富的特使罗穆卢斯（Romulus）回答说，阿提拉庞大的财富和他被赋予的巨大的权力使他如此傲慢，以至于他只理会对他有利的建议。以前的锡西厄（Scythia，草原）或任何其他地方的统治者从来没有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取得过如此大的成就。他统治着海洋（波罗的海）中的岛屿，除了整个锡西厄之外，还强迫罗马（两个帝国）向他进贡。他的目标并不局限于目前的成就，为了进一步扩大帝国版图，他还想进攻波斯人。[55]

阿提拉故意将武力和谈判两种手段结合起来，他通常一入侵就提议举行和平谈判。这也是他分裂敌人的一种方式，因为每一次君士坦丁堡或拉文纳的主战派进行全面战争的请求都被无一例外地否决。

这也是他通过法律，或者至少法律上的论据来使他的要求合理化的手段之一。在449年普里斯科斯与他在一起时，阿提拉向西罗马人索要一套由逃犯典当的金杯作为自己的合法战利品，并从东罗马人手中夺回了一些逃跑的囚犯。阿提拉的要求是否真的符合法律依据，几乎是无关紧要的。即使只是做做样子，也已经足够了，因为他并不是要说服法庭，而是想分裂他的对手。面对阿提拉时，主和派总是参照薄弱无力的法律原则去接受他的要求。另外，他确实尊重外交游戏规则。最值得注意的是，他被不成文的法律束缚了手脚，即使是受到严重的挑衅，他也会保证特使的豁免权。

在所有这些方面，阿提拉将他的骑兵和日耳曼战士的战术、实战和军区优势转化为具有时代特色的大规模与快速战略机动性的结合，同时也强化了他的治国之道。

从他精心建造的位于匈牙利中部多瑙河岸边的一个不知名的地方，或者在罗马尼亚的班纳特（我的出生地，但它确实符合证据[56]）的总部，阿提拉可以自由选择将他的部队派遣到东南方向去攻击色雷斯和君士坦丁堡，直线距离大约800公里，陆地距离或多或少是其两倍。或者，他可以派遣军队向西进攻高卢，尽管西罗马帝国正日益衰落，但是罗马人仍在那里生活，两地直线相距大约1400公里，陆路距离可能有2000公里。或者，他可以派遣他的军队朝西南方向进入意大利，那里仍有大量的财富可以掠夺，通过东北通道到达阿奎莱亚（Aquileia，靠近现代的里雅斯特），这就完全避免了阿尔卑斯山脉对骑兵的阻碍。或者最后，当匈奴拥有更强大的力量时（与399年相比），他可以重演超大范围却又极度获利的攻击性远征，派遣部队向东出发，穿过第聂伯河、顿河，通过高加索到达亚美尼亚和卡帕多西亚，然后通过西利西亚一路回到君士坦丁堡。这当然是一段很长的路，至少有3000公里的陆地距离，但这样的远征可能是对君士坦丁堡发动直接攻击的一个绝好的前奏，因为它会诱骗走君士坦丁堡的防御者。即使是由蒙古人发起的规模更庞大的骑兵队远征，与匈奴的行动比起来也毫无优势。

只有最后一种可能是阿提拉未曾尝试的。公元441～447年，阿提拉确实指挥他的军队穿越多瑙河，正如之前所描述的那样，从瑟尔米乌姆到塞尔迪卡，占领了那些疏于防范的要塞城市，然后继续进入色雷斯，到达距君士坦丁堡100公里的阿卡迪乌波里斯（Arkadioupolis，Lüleburgaz），然后转向西南方推进，到达其著名半岛上的卡里波里斯（Kallipolis，加利波利）。尽管他的大事记年表是不可靠的，但是最重要的拜占庭编年史家西奥芬尼斯（Theophanes Confessor）记述了这场远征及其结果：

阿提拉……占领了色雷斯。狄奥多西二世……派遣阿斯帕尔［Flavius Ardabur Aspar，阿兰人，也是帝国最高级别的军官“大元帅”（magister militum），军事大师］和阿雷奥比多斯（Areobindos）、阿根斯克罗斯（Argagisklos）[57]率领军队一起对抗阿提拉。此时，阿提拉已经征服了拉蒂里亚（Ratiaria）、奈索斯（Naissos）、菲利普波里斯（Philippoupolis，保加利亚的普洛夫迪夫）、阿卡迪乌波利斯·科斯坦蒂亚（Constanâa，罗马尼亚的康斯坦纳）和许多其他城镇，并掠夺了大量的战利品和囚犯。在将军们被匈奴彻底击败之后……阿提拉向“两海”前进，向波托斯（Pontos，黑海）前进，向流经卡里波里斯（Kallipolis，马尔马拉海）和塞斯托斯（Sestos，土耳其的埃杰阿巴德）的地方前进，奴役了除阿德里亚诺普（Adrianople，Edirne）和赫拉克里亚（Herakleia，Marmara Ereèli）以外的每一座城市。因此，狄奥多西二世被迫派大使前往觐见阿提拉，并提供了6000磅的黄金以求匈奴撤退，并同意每年向他进贡1000磅黄金，以维持和平。[58]

447年的交易是普里斯科斯参加449年谈判的起因。[59]

这些事件的影响非常大。即使是6世纪马尔切利努斯简略的大事记也回顾了这场入侵：

这是一场伟大的战争，比前一场更大，是阿提拉国王带来的。它几乎摧毁了整个欧洲（欧罗巴省），城市和堡垒被侵略和掠夺。阿提拉国王步步紧逼，一直到塞莫皮莱（Thermopylae）。阿涅基斯克洛斯（Arnegisklos Magister militum per Thracias，阿斯帕尔的下属）在达契亚保卫战中英勇作战，于乌图姆（Utum，维特河）河畔被阿提拉杀死，当时大多数敌人（一支一路劫掠而下的匈奴部队）已被摧毁了。[60]

这次袭击造成了帝国战略和政治上的巨大损失，因为被征以重税的公民没有受到保护。只有到了可以确保从被蹂躏的土地上征收更多税收的时候，阿提拉才会收手，但是这已经来不及了。这一政策的含义是显而易见的：要么以一场代价高昂的、巨大和成功的远征，用真正罗马人的方式来摧毁阿提拉，以抵御他的入侵；要么在阿提拉入侵前向他进贡。

451年，匈奴的西向进攻开始了。[61]阿提拉的军队横扫了现在的德国和法国，在4月横渡莱茵河，可能是为了攻击位于图卢兹的西哥特王朝。这段历史与阿提拉声称拥有半个西方帝国的著名传说交织在一起，因为西罗马帝国皇帝瓦伦丁尼安三世（Valentinian Ⅲ，425～455年在位）的妹妹贾斯塔·格拉塔·霍诺利亚（Justa Grata Honlia）与管家尤金尼厄斯（Eugenius）私通，尤金尼厄斯因其厚颜无耻的罪行而被处决，随后贾斯塔·格拉塔·霍诺利亚主动送戒指给阿提拉求婚，以求后者将她从被迫嫁给一个臭名远扬之人的婚姻中解救出来。这个故事发生在帝国最后黄昏中的拉文纳，充满各种各样的性丑闻和阴谋诡计。即使著名的历史学家也抗拒不了其无可辩驳的吸引力，部分原因是霍诺利亚的母亲加拉普拉·普拉奇达（Galla Placida）确实是一个难对付的人物，但可悲的是，这一切都应该被视作拜占庭宫廷的八卦。[62]

随之发生的还有另一个故事：阿提拉正带着“一支据说有50000士兵的军队”向高卢前进；我们的信息来源乔丹尼斯，或他的线人普里斯科斯小心地使用了“据说”（ferebatur）一词，但其军队的真实数字一定非常庞大，即使他们不是真正的军队（exercitus），而是由大量的匈奴人、阿兰人和日耳曼战士组成的团队。乔丹尼斯提到，他们都是在阿提拉的战略指导下到达高卢的——但除了他自己的战斗部队外，其他人不在他的控制之下。这并不是因为他们不服从阿提拉的命令，而是出于行动上的需要，因为部队的体量很大，独立的部队不得不从队伍中分离，大范围地寻找足够的食物和饲料。乔丹尼斯写道：“他出生在这个世界上，是为了撼动各国，成为所有国家苦难的根源，国外有关他的可怕谣言吓坏了所有人。”[63]

阿提拉的目的是恐吓，为了更好地劝说敌人停止抵抗——既为了保护自己的部队，也因为阿提拉一定更喜欢接受由请求撤退的使节带来的包装整齐的黄金，而不是从他自己部队中的幸运战士那里榨取零碎的金子。如果劝阻失败，他们就会恐吓敌人使其士气低落，从而诱使人们逃离以寻求安全，使他们不会顽强地阻挡阿提拉的道路。似乎阿提拉确实成功地恐吓了高卢人，至少是诗人西多尼乌斯：

突然间，野蛮人的世界动乱四起，将整个北方逼至高卢……在好战的鲁吉人之后，凶猛的格皮德人来了，盖洛尼亚人（Gelonian）也在接近；勃艮第人追赶着西里人；匈奴人向前推进，贝隆那人（Bellonotian）、纽里安人（Neurian）、巴斯塔纳人（Bastarnian）、图林根人（Thuringian）、布鲁特伦人（Bructeran），还有法兰克人，他们的土地被奈斯尔（Nicer，准确来说是Neckar）的河水洗劫而去。海西运动形成的（黑）森林径直倒塌，树木被凿成船型，由这些木材组成的网络覆盖了莱茵河；现在阿提拉和他令人生畏的部队在比利时的平原上展开突袭。[64]

由于他的恐慌，或者更有可能是由于他对于文学性的需求，西多尼乌斯关于阿提拉队伍的描述中包括已经死去很久的巴斯塔纳（Bastarnae）、布鲁特朗（Bructerii）、戈洛尼（Geloni）、纽利尼（Neurii），还有贝隆奥提（Bellonoti）等人，其实他们根本就不存在。

那时，一支强大的军队应该从意大利到此与阿提拉作战，但罗马军队已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只有西罗马帝国的顶级军事指挥大元帅弗拉维乌斯·伊提乌斯（Flavius Aetius），他越过阿尔卑斯山进入高卢，“带领着一支并非由真正士兵组成的单薄武装部队。”（正义军，sine milite）。

然后，我们看到了埃尔修斯（Aetius）的出现，一个被极度传奇化的人物（“最后的罗马人”），他在451年夏初来到这里，率领着他那支简陋的小型军队，打败了人数众多且最强大的敌人。他是名副其实的匈奴专家：年轻时，他曾在阿提拉的宫廷中做过人质，后来组建并成功指挥了匈奴雇佣兵，因此了解匈奴的策略和战术。[65]埃尔修斯显然希望在高卢的诸多侵略者中招募盟友来阻止敌人的新侵略，他是成功的——但根据我们诗人的说法，伟大英雄埃尔修斯成功地招募了侵略者中最强大的人——西奥多里克一世（Theodoric Ⅰ），即阿拉里克（Alaric）的私生子和维斯（Vesi）的国王，后来维斯人被称为西哥特人；西奥多里克一世加入了与“希望奴役整个世界的领袖”的战斗。

阿提拉本可以很容易地避开拦截——至少他的匈奴核心部队比他的敌人速度要快——但显然他接受了在卢瓦尔河谷附近、离特罗耶斯和奥尔良东北部不远的莫里亚库斯举行战役（Campus Mauriacus），在那里，敌人抵挡住了他的进攻。乔丹尼斯记录道，在这场通常被称为“沙隆之战”的加泰罗尼亚战场上，埃尔修斯和西奥多里克联合指挥的部队有“法兰克人、萨尔玛提亚人（Sarmatians，阿兰人）、阿尔莫里卡人（Armoricans，布雷顿人）、利蒂西亚人（？）、勃艮第人、撒克逊人、里帕利亚人（Riparian，法兰克人）、奥利布隆人（Olibriones，被誉为最佳辅助部队的前罗马战士），还有其他一些凯尔特人或德国民族“以及许多西奥多里克的哥特人和少数埃尔修斯的罗马人。[66]阿提拉也有为他效力的哥特人部队——东哥特人（Ostrogoths），以及“无数”的吉卜赛人和“无数不同民族的人”，包括勃艮第人——他们为作战双方进行战斗，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们在别人眼中可能只是一个民族，而他们自己只看重部族和部落的身份。

在随后发生的这场伟大的战斗中，西奥多里克被杀，埃尔修斯奋力战斗，许多人伤亡（“尸体堆积成高高的小坡”），阿提拉把他的部队——或者更有可能仅仅是他自己的匈奴战斗部队——撤到一个由马车阻隔的营地里。“就像狮子被猎枪射中一样，它们在洞穴的入口处来回地走动，不敢跳起来，但仍用咆哮来恐吓周围的人。即便如此，在海湾地区，这位好战的国王也让他的征服者们感到恐惧。”[67]但是，并没有展开全面野蛮式的攻击，也没有决一死战。相反，阿提拉却得以自由自在地经由欧洲中部撤退，回到他的首都，也没有人追赶他。

乔丹尼斯很简单地解释了这个谜团：尽管西奥多里克的长子索利斯蒙德（Thorismund），亦即西哥特王国首领的接班人渴望进攻，但他首先咨询了埃尔修斯，因为埃尔修斯“更老到更聪明”——事实上，就算对索利斯蒙德而言并非如此，但至少对他自己和帝国来说是这样的：

埃尔修斯担心，如果匈奴人被哥特人完全摧毁，罗马帝国也将不堪重负，于是他迫切建议索利斯蒙德回到自己的领地，接管他父亲遗留下的王国。否则，他的兄弟们可能会夺取父亲的财产，并获得西哥特人的统治权。索尔斯蒙德接受了这个建议，尽管没有察觉到它的双重意义。[68]

因此，我们可以从埃尔修斯身上看到典型的拜占庭式智慧，除非情况被研判得过于简单以至于不需要任何特殊的治国才能：如果匈奴的力量“现在被消灭了，西罗马帝国将很难在西哥特王国面前捍卫自己”。但同样是这位历史学家，他指控埃尔修斯既诡诈又天真，这的确是一种罕见的组合，因为阿提拉在战后远没有感恩，而是再次发动攻击。[69]或许这里所涉及的治国之道并没有那么简单。这不是为了赢得阿提拉的感激之情，而是为了达到力量均衡的固有优势：对于罗马帝国内部衰弱的残余者来说，两个不会联合起来对抗它的力量对它更有好处，因为其中任何一个力量都可以轻易地摧毁它。当两方势力均衡，就有可能说服一方为了帝国的利益与另一方作战——就像之前发生的那样；如果一方独大，罗马帝国就没有办法避免屈服或毁灭的命运。

乔丹尼斯把战后的阿提拉描绘成一只受伤的狮子，现代历史学家也把发生的事情归为一场毁灭性的失败。[70]然而，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对同样的证据提出了完全不同的解释：和往常一样，阿提拉策划了一次大规模的突袭，但仍然是一次入侵，而不是占领。由于遭遇了太多花费巨大的抵抗，他在经历了无法挽回的战斗损失后，取消计划返回家乡。在乔丹尼斯的书中我们了解到双方有18万人阵亡。[71]他和他的线人都不可能知道真正的数字，但不管数字是多少，可能阿提拉一方损失更多的是他的日耳曼步兵战士，而不是他自己的匈奴部队——他们骑在马背上从远距离攻击敌人，而且可以通过躲避战术来避免损失，而阵型严密的步兵则无法做到。

这是对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唯一可能的解释：同年，即451年9月，刚从高卢回来的阿提拉，派出了一支匈奴突击部队穿越多瑙河。君士坦丁堡迎来了一位新皇帝马西恩（Marcian，450～457年在位），他拒绝每年向阿提拉进贡，并要求对匈奴采取反击，但如果阿提拉在高卢被彻底击败，损失惨重，那么他很难在新战线上发动进攻，他没有间隙进行休养恢复，也没有时间为他的军队招募新的士兵。这不是一次小规模或短程的突袭：我们从马西恩在尼西亚（Nicea，znik）召集的一个主教特别会议上得知这次突袭的规模，尼西亚是一座宜人的、位于普罗庞提斯（Propontis，马尔马拉海）内陆方向的湖畔小镇，但后来特别会议被匆忙迁往卡尔西顿（KadÕköy），径直地穿过君士坦丁堡的水域。[72]［在这个卡尔西顿会议上，关于基督本质的争论造成了迦克顿教会的人神一性派（Chalcedonian human-and-divine）与神圣非迦克顿教会（non-Chalcedonian Monophysite churches）之间不可修复的裂痕，在伊斯兰教于7世纪传入时，宗教已使帝国深陷分裂。］

乌兹尼克和卡尔西顿两地的不同之处在于，从后者那里，所有聚集在一起的主教都可以立即被带到有围墙的首都安全地带，即使是通过划艇——对于匈奴如何在不知不觉中抵达卡利波里斯（Gelibolu），他们肯定记忆犹新。

更能说明问题的是，在第二年，即452年，阿提拉向第三个方向发起了第三次进攻，这一次是向西南推进，进入意大利的的里雅斯特，现在位于亚得里亚海海滨。在那里，阿尔卑斯山脉延伸为朝向海的斜坡，没有对马匹构成任何障碍。匈奴人从那里往西向意大利内陆进发，第一个目标是阿奎莱亚，这是一座非常大的城市，有一座造币厂和帝国皇宫。奥索尼乌斯（Ausonius）将这座城市视为排名第九的帝国城市，人们称赞它为“最负盛名的港口”。这些丰盛的财富得到了稳固城墙的充分保护，这城墙以前曾抵抗过强大的攻击。攻城专家阿米阿努斯·马尔切利努斯形容这座城市是“一座地理位置良好、繁荣的城市，在其四周环绕着坚固的城墙”；他指出，他的英雄皇帝朱利安（Julian，361～363年在位）“曾回忆读过和听说这座城市确实经常被围困的情形，但它从未被攻下，也没有向敌人投降”[73]。尽管如此，朱利安的军队在内战中进攻康斯坦提乌斯二世（Constantius Ⅱ，340～361年在位）时，用各种先进技术围攻了这座强大的防御系统，但没有成功。1个世纪前，马克西米纳斯·塞拉（Maximinus Thrax，235～238年在位）在罗马的远征中，竭尽全力用他能干又有创造力的潘诺尼亚军队攻占了这座城市：

士兵们……保持在箭的射程之外，在整条城墙的各个地方建立据点，由队列和军团守卫，每一作战单元都要负责守卫一个区域……士兵们不断地围困这座城市……他们带来了各种各样的攻城机械，用他们所能召集的所有力量攻击这堵城墙，穷尽攻城技术之极……他们几乎每天都发动无数次进攻，全军把城市围住，城市就像被网困住一样，但阿奎莱亚人（Aquileians）坚决反击，展示出对战争的狂热。[74]

这座城市并没有沦陷，最终，幡然醒悟的军队杀死了马克西米纳斯，而不是英勇的阿奎莱亚人。

围攻术并不是阿提拉率领的匈奴人的专长，但他们却能胜任这样的任务：“建造攻城槌，将其配备在各种战争机器上，借助这些机器，他们就能迅速闯入城内，把它夷为废墟，瓜分所得，残忍地摧毁城市，片甲不留。”[75]这样的破坏不是毫无目的的——它是为了阻止其他城市的抵抗而故意设计的。阿奎莱亚人以其强大的防御工事而闻名，当听到在阿奎莱亚发生的事情后，阿提拉征途路上所有城市（一直到米兰和蒂米宁）的当权者，都认为打开大门、放弃抵抗是最好的办法。

被波河一分为二的意大利北部广阔的核心平原曾经历过罕见的饥荒，当没有遭受特别毁坏或近期的蹂躏时，它一直是农业资源最富庶的地区之一——自从阿拉里克在408年前往罗马途经此地后，它就没有被入侵过。阿提拉的收获一定是巨大的，因为一个城市又一个城市要么“买”下了他们的豁免权，要么被彻底掠夺。然后，正如历史所叙述的那样，教皇利奥一世同禁卫军统领特雷盖蒂乌斯（Trygetius）和非常富有的元老院首席议员根纳迪乌斯·阿维努斯（Gennadius Avienus）一道[76]，从罗马来到这里与阿提拉进行谈判。正是因为一定有很多俘虏需要被赎回，所以有人会认为这三个人必定不会忘记带上黄金，而且也不会是小数目。

这些并不是现代历史学家（即使是他们中最优秀的人）对失去权力的行为进行的描述：“阿提拉的战争结果比失败更糟糕……他们获得的战利品或许是相当可观的，但付出的代价太大，太多的匈奴骑兵死在意大利的城镇和田野上。一年后，阿提拉的王国瓦解了。”[77]

第二年，即453年，阿提拉死在他自己的床上，据说是在庆祝他与一个年轻美丽妻子的新婚而举行的盛宴之后——这个荒诞的故事可能真实的——成为征服者又有什么用呢？随后他的儿子们确实开始争权夺位，并致命地毁掉了他的帝国。但是，关于匈奴的衰落与覆灭的叙述像是纯粹的宿命论，这实际上也令人怀疑：战利品只是“相当可观”吗？真的有许多匈奴骑士战死了？并没有这样的证据。但是，相反的证据表明了帝国的活力，阿提拉一从意大利回来，就要求君士坦丁堡按照议定重新开始向其提供年度贡品：

阿提拉……派使节去见东罗马帝国皇帝马西恩，威胁要摧毁帝国各省，因为前皇帝狄奧多西二世此前答应的贡品没有送达，他威胁会对敌人施以更残忍的手段。

乔丹尼斯再次重复普里斯科斯著作中丢失的一些片段，但我们其实有原版的连贯文本：

当阿提拉要求得到狄奧多西二世此前同意的贡品并威胁要开战时，罗马人回答说他们要派使节去见他，于是他们就派了曾担任将军（战略家、策略师）的阿波罗尼乌斯（Apollonius）前去。他越过多瑙河，但没有得到野蛮人的接纳。而且阿提拉很生气，因为他说，他的贡品由更高贵的、更具皇帝气概的狄奧多西所允诺，他不接受这样的讨价还价，而且他也不会接待（使节），因为他鄙视那个派他来的人……然后阿波罗尼乌斯就离开了，什么也没做成。[78]

如果这个信号是消极的，那么可信的证据表明，阿提拉的确打算对帝国发动一场大规模战争：但他并没有像过去的敲诈勒索那样威胁阿波罗尼乌斯，他没有送出什么，阿提拉甚至没有接待他。在成功攻破阿奎莱亚强大的城池后，阿提拉计划围攻君士坦丁堡，并且肆意掠夺，这并不是不可想象的。毕竟，他仍然拥有骑兵在战术和部署上的优势，仍然垄断着骑兵快速进攻的强大优势。从阿提拉的儿子们之间即将爆发的狂暴争斗，阿提拉以及匈奴部队和叛乱的哥特人、格皮德人、鲁吉人、苏维汇人、阿兰人、赫鲁利人的交手中可以知道，阿提拉麾下仍然有许多不同种族的臣民，他们都是高效的战士。

如果匈奴真的与东罗马帝国再次发生战争，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阿提拉会像他在447年那样再次获胜，尤其是他可能会持续展示其破坏力，直到被帝国收买。然而，他死了，但在那之前，他带来的巨大威胁出乎意料，并引发了一系列短暂的历史回响，但这种短暂回响很快就汇聚成一种更广泛、更持久的东西，并影响深远。

[1] 综述概要请参考 C.R.Whittaker，Frontiers of the Roman Empire （1994），from p.132.

[2] Liber Pontificalis，47.7，in Raymond Davis，trans.，The Book of Pontiffs （1989），p.39；金钱易手。

[3] 歌革和玛各出现在《圣经》的创世记、以西结书、启示录以及《古兰经》中。他们有不同的形象，例如人、超自然生物（巨人或恶魔）、民族团体等。歌革和玛各广泛存在于各文化的神话和民俗中。——译者注

[4] Ambrosii，Expositio Evangelii secundum Lucam，X，10；Migne，Patrologia Latina，vol.15，cols.1806-1809.

[5] Wulfhere sohte ic ond Wyrmhere...：From the Exeter Book，ca.975.参见Kemp Malone，ed.，Widsith（1936/1962），pp.118-121.

[6] Theodore M. Andersson，A Preface to the Nibelungenlied （1987）。

[7] E.A. Thompson，The Huns （1996），举例来说：“在物质文明中，匈奴处于畜牧业的低级阶段”（p.47）——从资本化过程的角度可以分析这一论点；Otto J.Maenchen-Helfen，The World of the Huns （1973），p.226.彼得·希瑟（Peter Heather）不认为这导致了罗马帝国的倒台（2006），from p.300。

[8] 匈奴人所持的剑被称为火星之剑（Sword of Mars），所以匈奴人的攻击被描述为火星的愤怒。——译者注

[9] ⅩⅩⅪ.2.1.，in Ammianus Marcellinus，trans. John C.Rolfe （1935）（hereafter cited as Ammianus Marcellinus-Rolfe），p.3：381.

[10] Peri Ktismaton，De aedificis，IV.v.1-7；translated by H.B. Dewing （with G. Downey） as Buildings （1971），pp.7：266-267.

[11] Peter B. Golden，Introduction to the History of the Turkic Peoples：Ethnogenesis and State Formation in Medieval and Early Modern Eurasia and the Middle East （1992），p.92.

[12] The horses：“duris quidem sed deformibus” of Ammianus Marcellinus，ⅩⅩⅪ.2.6.

[13] The horses：“duris quidem sed deformibus” of Ammianus Marcellinus，ⅩⅩⅪ.2.9，Ammianus Marcellinus-Rolfe，p.385.

[14] Maenchen-Helfen，The World of the Huns，p.240，可参考许多案例，包括Josephus，The Jewish War，VII.4，249-250，针对公元72年Tiridates I of Armenia 被阿兰武士俘获的论述。

[15] Gaius Sollius Modestus Apollinaris Sidonius也称为Sidonius Apollinaris，中文为圣希多尼乌斯·阿波黎纳里斯（430～489）。古罗马末期的诗人，外交家，主教。——译者注

[16] Panegyric on Anthemius，266-269. In Sidonius，trans.W.B Anderson （1963），p.2：31.

[17] Panegyric on Avitus，236；Anderson，Sidonius，p.139；马亨森·赫尔芬声称，西多尼乌斯令人想起了克劳狄，对箭术同样重视。

[18] Gad Rausing，The Bow （1967），from p.140.这段引用要归功于汉斯（Hans）和玛丽特·劳辛（Marit Rausing）。

[19] Heather，Fall of the Roman Empire，p.156，有130厘米。

[20] 关于“这种强大武器”等描述可参见 E.W.Marsden，Greek and Roman Artillery （1969），pp.8-10。

[21] 单块木头制成的弓。——译者注

[22] 德国的一位专家马库斯·克莱克（Markus Klek），通过实际制造由肌腱和骨制成的复合弓，揭示了其制造过程的复杂性；参见http：//www.primitiveways.com/pt-composite_bow.html。

[23] Maenchen-Helfen，The World of the Huns，p.226.

[24] Under “The Fall of Hervor and the Gathering of Angantyr’s Army，” pt.14 of The Saga of Hervor and King Heidrek the Wise，trans. Peter Tunstall （2005）. http：//www.northvegr.org/lore/oldheathen/018.php.

[25] Homer，The Odyssey，bk.24，167-178，trans. A.T.Murray （1946），p.2：415.

[26] 如Hans Rausing所提到的，personal communication，January 9，2008.

[27] Fred Isles，“Turkish Flight Arrows，” （1961）. Online at http：//www.atarn.org/mongolian/mongol_1.htm.

[28] 萨珍，沙皇俄国时期和俄国革命之后所使用的一种本地长度单位。——译者注

[29] http：//www.hermitagemuseum.org/html_En/12/b2003/hm12_3_1_5.html.相反的观点，参见Gongor Lhagvasuren，http：//www.atarn.org/mongolian/mongol_1.htm。

[30] McLeod，“The Range of the Ancient Bow，” （1965），p.8；McLeod，“The Range of the Ancient Bow：Addenda，” （1972），p.80. 关于盔甲的类型，参见A.D.H. Bivar，“Cavalry Tactics and Equipment on the Euphrates” （1972），p.283.

[31] Edward N.Luttwak，“The Operational Level of War，” （Winter 1980-1981），pp.61-79；Luttwak，Strategy （2001），from p.112.

[32] Ammianus Marcellinus-Rolfe，p.383；XXXI.2.6：“verum equis prope affixi.”

[33] Panegyric on Anthemius，262-266，in Anderson，Sidonius，p.31.

[34] ⅩⅩⅪ，2，8，in Ammianus Marcellinus-Rolfe，p.385.

[35] H.D.F. Kitto 对 6 D 5W（“Thracian” for Saian）非字面意思的愉快翻译，in The Greeks （1951），p.88；序言是那句无价的“我不喜欢脚踝粗大的女人”。

[36] John Haldon，Warfare，State and Society in the Byzantine World，565-1204（1999），pp.163-165. 针对马车的论述，参见The Oxford Dictionary of Byzantium（1991），pp.1：383-384，s.v. “Carts.”

[37] Prokopios，Anecdota，bk.XXX，4-7，in H.B. Dewing，ed. and trans.，Procopius （1969），pp.6：347-349.

[38] 短吨，美国重量单位，等于2000磅。——译者注

[39] 改编自Adrian Keith Goldsworthy，The Roman Army at War，100 BC-AD 200 （1996），p.293，including table 5. 更广泛的内容，参见 John F.Haldon，“The Organization and Support of an Expeditionary Force：Manpower and Logistics in the Middle Byzantine Period” （2007），from p.422；以及 Haldon，“Introduction：Why Model Logistical Systems？” （2005），from p.6.

[40] Donald R.Morris，The Washing of the Spears （1966），pp.312-313，南非关于牛车的数据（Goldworthy的数据来自印度）。在玻利维亚热带地区的个人经验（www.ama20nranch.org）证实了Morris的数据。

[41] Haldon，Warfare，State and Society，p.164.

[42] War Department，Handbook on German Military Forces （1945/1990），p.297.

[43] Strategikon of Maurikios （see Part III below），XII，2.9.

[44] De Velitatione. In George T. Dennis，ed.，Three Byzantine Military Treatises （pp. 137-239，“Skirmishing”）. Washington，D.C.：Dumbarton Oaks，1985.；see Part III below.

[45] 可参见Jordanes，Getica，translated by Charles C.Mierow as The Gothic History of Jordanes （1915）（此后被称为 Getica），XLII.221，p.113，关于452年对阿奎拉（Acquileia）的围攻。447年在纳索斯（Naissus，位于塞尔维亚的尼什）使用的特殊攻城器械，参见Priskos of Panium，6.2，in R.C. Blockley，The Fragmentary Classicizing Historians of the Later Roman Empire （1983），pp.2：230-233。

[46] 关于年代有所争议，参见Constantine Zuckerman，“L’Empire d’Orient et les Huns” （1994），pp.165-168.但是，马亨森·赫尔芬所著的The World of the Huns 仍然很有说服力（第108页），罗列了从441年到447年关于征服者的一系列论据；且几乎完全被布莱克利（Blockley）认可，Fragmentary Classicizing Historians （p.1：168 n.48）。

[47] Letter LXXVII，8，“ad Oceanum de morte Fabiolae，” in Selected Letters of St. Jerome，trans. F.A. Wright （1954），pp.328-331.

[48] Maenchen-Helfen，The World of the Huns，pp.57-58.

[49] 引自利博·夏利法姆（Liber Chalifarum）的发现（我没有发现），马亨森·赫尔芬在其著作The World of the Huns 中引用，p.58.

[50] Getica ⅩⅩⅩⅤ.180.西哥特人（Thervingi或Vesi）被卡西奥杜勒斯重新命名，以此与东哥特人相区分。Translation from，pp.101-102，adapted by author （部落的范围等）。

[51] Excerpta de Legationibus Romanorum ad gentes，3，lines 40-65，in Blockley，Fragmentary Classicizing Historians，pp.2：284-285.

[52] Excerpta de Legationibus Romanorum ad gentes，3，lines 373-378，in Blockley，Fragmentary Classicizing Historians，pp.2：264-265.

[53] Excerpta de Legationibus Romanorum ad gentes，3，lines 378-385，pp.2：265-267. 关于名字的论述，参见 Maenchen-Helfen，The World of the Huns，pp.388-389.

[54] Thompson，The Huns，p.226.

[55] Excerpta de legationibus Romanorum ad gentes，5，lines 585-618，in Blockley，Fragmentary Classicizing Historians，pp.2：276-279.

[56] 这是来自普罗斯科斯的普遍解释，根据他的记录，匈奴人的总部在平原上，朝其行进的道路是“平坦的”，穿越了“可航行的河流”Drecon，Tigas和Tiphesas。在乔丹尼斯（ⅩⅩⅩⅣ，178）的解释中，它们是“ingentia si quidem flumina，id est Tisia Tibisiaque et Dricca”；也可参见Thompson，The Huns，appendix F，“The Site of Attila’s Headquarters，” pp.276-277；另一观点来自Robert Browning的“Where Was Attila’s Camp？” （1953），pp.143-145，他认为匈奴总部在多瑙河下游的瓦拉契亚（Wallachia），布莱克利在Fragmentary Classicizing Historians （p.2：384 n.43）中赞同汤普森的观点。

[57] 阿斯帕尔，阿雷奥比多斯，是未来的大元帅，Argagisklos =Arnegisklos.

[58] The Chronicle of Theophanes Confessor，A.D.284-813，trans. Cyril Mango et al. （1997），no.103，AM 5942，p.159.

[59] Constantine Zuckerman，“L’Empire d’Orient et le Huns” （1994），p.169. Zuckerman otherwise disputes Maenchen-Helfen’s chronology.

[60] Fifteenth indiction，consulship of Ardabur and Calepius ［Mommsen 447］，in Brian Coke，trans.，The Chronicle of Marcellinus Comes （1995），p.19 and p.89 for 447.5.

[61] 参见Heather，Fall of the Roman Empire，from p.334中的讨论。

[62] 卓越的：J.B. Bury，依旧如此，“Justa Grata Honoria，”1919，pp.1-13；不客气地轻蔑：Maenchen-Helfen，The World of the Huns，p.130；轻信的：Tnompson，The huns，from p.145；对Heather来说只是有趣的宫廷传言，Fall of the Roman Empire，p.335。

[63] Getica ⅩⅩⅩⅤ.182，p.102.

[64] Sidonius，Carmina Ⅶ，Panegyricon Avitus，319-330，in Anderson，Sidonius （1963），pp.1：145-147.

[65] 关于埃尔修斯所扮演的角色，参见最近的研究Peter Heather，“The Western Empire，425-476”（2001），from p.5.在这篇文章中，这场联姻被认为是值得称赞的。也可参见A.H.M.Jones，The Later Roman Empire，284-602（1973），pp.1：176-177。

[66] Getica ⅩⅩⅩⅥ.191，p.105.

[67] Getica ⅩL.212，p.110.

[68] Getica ⅩLI.216，p.111.

[69] Thompson，The Huns，pp.155，156-157；Maenchen-Helfen，The World of the Huns，p.132，观点完全不一致.

[70] 汤普森的一章题为“The Defeats of Attila，” The Huns，p.137.

[71] Getica XLI.217，p.112；Maenchen-Helfen，The World of the Huns，p.132，特别是关于匈奴伤亡严重的讨论——当然，没有证据。

[72] 关于本次议会的相关史实（我并无研究），转载于Maenchen Helfen，The World of the Huns，p.131 nn.613-615.

[73] Ammianus Marcellinus-Rolfe，XXI.11，2；and 12，1，p.2：141.

[74] Herodian，bk.8，4，6-7；text from Edward C. Echols，trans.，Herodian of Antioch’s History of the Roman Empire （1961），pp.203-204. Also at www.Tertullian.Org/Fathers/Herodian_08_Book8.Htm.

[75] Getica XLII.221，p.113.

[76] Maenchen-Helfen，The World of the Huns，pp.137-139；Thompson，The Huns，p.161——因此造成的对阿维努斯的仇恨，到1948年已经延续900年了，这是荒谬和可笑的。

[77] Maenchen-Helfen，The World of the Huns，p.141；Thompson，The Huns，pp.161-163，观点相同。

[78] Getica XLIII.225，p.114；Priskos，Excepta de Legationibus Romanorum ad gentes，6，in Blockley，Fragmentary Classicizing Historians，pp.2：315-317.

第二章 新战略的产生

面对阿提拉，温和而博学的狄奥多西二世（第一任东罗马帝国皇帝阿卡迪欧斯之子）和他过度自信的妹妹，他活跃的妻子，以及他宫廷里经验充沛的官员都难以招架。[1]他们不仅缺少对抗匈奴人的有效军事力量，还在其他前线有更紧迫的任务。

与以往一样，东罗马帝国面对的最强大的外国势力是萨珊波斯，在波斯皇帝伊嗣埃一世（shah Yazdgird）统治时期，两国之间的关系格外和平，直到420年；在他的继任者巴赫拉姆五世（Bahram Ⅴ，420～438年在位）在位时期，两国关系急剧恶化，虽然这并不是由巴赫拉姆导致的。[2]那时，关于亚美尼亚领土的古老争议再次爆发，涉及宗教的新一轮争吵也开始出现。尽管现代历史学家经常将亚美尼亚描述为“缓冲国”，但有证据表明，对处在两个帝国之间的亚美尼亚各州来说，相对于“缓冲”作用而言，其自治状态更容易引发冲突，因为两个帝国都在争夺难以统治的纳卡拉人（nakharars），即那些政治上作为亚美尼亚一部分的狭隘河谷地区的权威统治者。[3]

宗教上的争议是新近发生的，又因基督教帝国的东正派好战分子和琐罗亚斯德教（Zoroastrian）中的好战激进派的势力急剧上升而激化，但仍不清楚这与许多证据所表明的现象是否具备相关性：异教徒和犹太人受到的迫害越来越多，被认为背离了基督教而遭到审判的非希腊神职人员也越来越多，许多对非基督教徒及其礼拜场所的暴力攻击得到宽恕。［415年，基督教狂热者被哲学家希帕提亚（Hypatia）的异教徒行为激怒了，他们把她从马车里拽出，拖到恺撒神庙的教堂，剥去了她的衣服，杀了她，把她的尸体撕成碎片，然后将这些碎片带到其他地方火化，原因是，要虔诚尊重这个地方的神圣性。］

西奥芬尼斯自己也是一个宗教狂热者，并对这种过度的狂热表示谴责：

位于波斯帝国首都泰西封（Ctesiphon）的主教阿巴达斯（Abdaas），被崇敬神灵的热情所驱使，但他没有把这种热情用在适当的地方，而是放火烧了火圣殿（琐罗亚斯德教神庙，位于该信仰的政治中心）。波斯皇帝（shah）得知这一消息后，下令毁灭波斯的基督教教堂，用各种手段惩罚阿巴达斯，对基督徒的迫害持续了五年。[4]

两国在位于亚美尼亚和美索不达米亚的尼西比斯（Nisibis，现位于土耳其东南部的努赛宾）附近正式爆发了战斗，这座强大的城池是罗马人和波斯人战争中长久以来的焦点。这场战争始终没有显著进展，直到422年，赫里恩（Helion）执事长官（magister officiorum，最高行政长官，也是最高行政职位）前来进行和平谈判；匈奴人跨越多瑙河对帝国发起多次攻击；巴赫拉姆五世可能也在萨珊波斯的中亚边境受到了压力。以前的状态并没有改变。在那之后，亚美尼亚的麻烦更多了——而且是长期的——但直到441年才爆发战争。

一位新的萨珊波斯统治者上任后通常会展开军事行动——毫无疑问，这对他塑造自身权威有所帮助——伊嗣埃二世（Yazdgird Ⅱ）于438年接替巴赫拉姆五世的皇位，三年后又以惯常的方式对尼西比斯发动了正式攻击，直到亚纳多留斯（Anatolius，君士坦丁堡以东的最高军事指挥官）又和往常一样，前来完成和平谈判。以前的状态再次得到恢复。之后，狄奥多西二世在世期间再没有爆发战事，部分原因是伊嗣埃一世一直活到457年，但无论如何，必须继续保持军队在波斯前线的驻防，因为在疏于防范的情况下，是不能长久维持和平的。跟阿提拉的入侵不同，萨珊波斯的入侵会导致帝国领土的永久丧失，因此保卫边境极为重要。

帝国的第二个战事前线在非洲，其边界止于利比亚，相当于现代突尼斯和阿尔及利亚沿海的北非领土，这些领土甚至不属于东罗马帝国。

439年10月，汪达尔人和阿兰人在他们强大的军阀盖塞里克（Gaiseric）的带领下，经由西班牙占领了帝国非洲区的首都迦太基（Carthage），这是罗马和意大利中部的主要粮仓。[5]瓦伦丁尼安三世治下的西罗马帝国受到直接破坏，但迦太基是承担帝国大量造船业的主要港口，一支舰队正在建造中，因此东罗马帝国也受到威胁。就算君士坦丁堡离得再远、保卫得再好，得益于西风盛行，盖塞里克的舰队还是可以通过进攻亚历山大港切断埃及的粮食供应。

那是一个非常困难的时期。

马塞里努斯·科梅斯[6]《编年史》（chronicle of Marcellinus Comes）的语言虽简单朴实，却意味深长；在第九小纪[7]，“塞勒斯（Cyrus）独自执政期间”（对应的时间大约是440年9月至441年8月），我们读到：“波斯人，萨拉森人（Saracens，美索不达米亚的贝都因人），赞尼人（Tzanni，格鲁吉亚明格里拉人的祖先），伊苏利亚人（Isaurians，安纳托利亚东南部的山民）和匈奴人离开了自己的领地，开始掠夺罗马人的土地。”[8]

然而，行动刻不容缓。440年，盖塞里克的新舰队袭击了西西里岛，这是除非洲区之外意大利的第二大粮食来源地，东西两个罗马帝国都同意在441年派遣舰队对抗盖塞里克。根据西奥芬尼的说法，东罗马帝国的远征达到最大规模：

狄奥多西二世……派出了1100艘军舰以及由将军阿雷奥比多斯（Areobindos）、安西拉斯（Ansilas）、伊内因度（Inobindus）、阿林忒斯（Arintheos）和曼努斯（Germanus）指挥的罗马军队（这是支强大的力量，由水手和陆军组成，有三万甚至五万人。）当这支部队在西西里岛上停留的时候（距离迦太基约300公里），盖塞里克（Gizerich）被吓到了，于是派了一位大使去与狄奥多西二世和谈。[9]

作为“自创世以来的5942年”，第二年的到来解释了大舰队从没有抵达迦太基，而是迅速回到君士坦丁堡的原因：“正如我们所说的，当舰队在西西里……在等待盖塞里克的大使和皇帝命令到来的时候，阿提拉已经洗劫了希腊。”[10]但这次出征并没有被浪费：盖塞里克似乎完全被恐吓住了——无论如何，他从来没有袭击过亚历山大港或其他任何东部领地，直到455年，他的军队洗劫了罗马，这次洗劫显然比阿拉里克在410年造成的伤害更大。在《教宗名录》（Liber Pontificalis）中，利奥一世精华版的圣徒言行录说道：“在汪达尔灾难之后，他换掉了所有教区教堂（tituli）中的神圣银器，熔烧成了6个罐的银水……君士坦丁大帝曾举起它们，每个罐子重达100磅……他翻新了圣伯多禄大教堂。”[11]

对东罗马帝国来说，威吓对于盖塞里克是有效的，甚至粉碎了他欲征服和洗劫罗马的阴谋。但对阿提拉的威胁却失败了——即使是全力攻击，即使是以西西里1100艘军舰的体量对他发起陆地上的袭击，他也不会恐惧。

之后，拜占庭人运用出色的外交手段去对付来自大草原的敌人：拜占庭人一次又一次地说服不同的草原大国相互攻击，而不是进攻帝国。但是阿提拉的帝国太大了——拜占庭人无法在其帝国身后找到新的盟友。一位德高望重的匈奴历史学家写道，考证阿提拉帝国的领土范围是一项“不讨好的任务”，这样做会“与那些长久以来的神话相冲突”。[12]然后，他否定了更乐观的估计——阿提拉的领土包括莫姆森（Mommsen）地区——从而认为阿提拉的帝国是一个从中欧延续到黑海海岸的帝国。碰巧的是，我们有反面证据否定这位著名的历史学家：没有标志性证据显示有任何独立的草原势力存在于伏尔加河西部，也就是说，存在于拜占庭帝国可及范围之内。所以，要么阿提拉统治着从多瑙河到伏尔加河的广袤地域，要么他可能做到过，因为在这个巨大的空间里，没有其他力量可以由拜占庭人所诱导去攻击匈奴人。

在不久的将来，即11世纪的时候，突厥游牧库曼人（Turkic nomad Cumans）［实际上是钦察人（Qipchaqs），或者俄罗斯的波洛维茨人（Polovtsy）］被说服攻击他们不再有用的前拜占庭盟友——突厥游牧佩切涅格人（Turkic nomad Pechenegs）。自9世纪以来，作为定期的利益交换，佩切涅格人一直在大力帮助拜占庭抵抗哈扎尔人于伏尔加河畔建立的突厥汗国，而哈扎尔人曾经也是拜占庭的重要盟友；拜占庭还要在更远的第聂伯河畔西部地区对抗基辅罗斯，即使在皈依基督教之后，基辅罗斯与他们仍然是敌人，而不是朋友；拜占庭人还需要抵御在两地之间迁徙的马扎尔人。在马扎尔人成为帝国的麻烦并在佩切涅格人的压迫下转向后来的匈牙利或马加尔萨格地区（Magyarország）之前，他们也通过攻击布勒加尔人使自己据有一席之地，而布勒加尔人在成为拜占庭的主要威胁之前，也曾在7世纪通过攻击强大的阿瓦尔人而大大地帮助了帝国。

在这些草原大国之间，有些较小的国家、部落和军团，它们时而对抗帝国，时而为帝国而战。一切行为都受制于它们的草原畜牧主义：由于畜群不受限制地自然增长，它们对牧场的长期争夺使拜占庭更容易在其中找到盟友；同时，游牧民族虽然拥有大量的肉类、牛奶、皮革和牛角产品，但没有其他东西了，因此他们永远需要黄金来购买谷物和其他所有用品。[13]

伏尔加河以西的整个草原走廊贯穿森林、越过黑海，一直延伸到多瑙河，这整片区域都成为拜占庭外交的永恒竞技场，拜占庭人通常能成功地将潜在敌人间的矛盾转化为自己解决困境的办法。但在阿提拉的时代，这是不可能的，要么是因为草原上不太可能有其他民族的存在，要么是因为他的帝国确实延伸至多瑙河以东太远的地域。不管怎样，从外交角度来看，阿提拉的帝国可能已经跨越了整个大陆直到符拉迪沃斯托克，因为当拜占庭最迫切需要更多东部的盟友，劝说其向西移动从后方进攻匈奴时，却一无所获，无论是大国家还是小部落。

这让拜占庭别无选择，只能使用一种较低级的，但仍然有用的外交手段：不是用黄金诱使他人攻击匈奴，而是用黄金来收买他们。将步兵和骑兵都留在国内后，狄奥多西二世派遣特使与阿提拉谈判，以劝导他在未来远离帝国领土。较之以前派遣部队却惨遭痛击，这种方法更为有效，而且比失去被蹂躏省份的税收更划算。早些时候，他们每年向阿提拉进贡几百磅的黄金，后来每年的黄金进贡增加到2000磅，但直到447年，在双方达成了一项全面协议后，这笔黄金才得以支付。协议要求一次性向匈奴进贡6000磅的黄金，以及未来每年进贡2100磅的黄金。这是一笔巨款吗？以今天的价格计算，6000磅黄金价值将达到75072000美元，当然，古代黄金的价值相对更大。帕尼姆的普里斯科斯当然也认为这笔款项是灾难般巨大的：

为了负担必须送给匈奴的贡品和其他款项，他们强迫所有纳税人做出贡献，即使是那些在一段时间内通过司法裁决（法律豁免）或帝国的慷慨而免除了最重土地税的人也不例外。就连议院的成员也根据他们的地位排名，捐出了一笔固定数额的黄金。对于他们当中的许多人来说，这给他们上流的生活方式带来了改变。由于他们对于被分配的需要缴纳的数额感到困难……以至于曾经的有钱人被迫在市场上变卖妻子的珠宝和他们的家具。这是战后降临于罗马人身上的苦难，结果是许多人死于饥饿或绞刑。[14]

一位仇富的现代历史学家认为这段话仅仅是过度夸张，或是为了团结富人阶层罢了。他还提供了一些有根据的对比资料：在473年，利奥一世（Leo Ⅰ，457～474年在世）每年进贡给哥特人“斜眼”西奥多里克（Goth Theodoric “Strabo”）2000磅黄金，以及一次性给他进贡了2000磅黄金和10000磅白银，而且皇帝芝诺（Zeno，474～491）也同意每年进贡给他1万索里迪（Solidi，一种古罗马金币）（约合139磅黄金）。在另一项对比中，利奥于468年对非洲汪达尔人的失败征战消耗的黄金不少于10万磅。[15]

对于这一点，我们可能会从历史学家马科斯（Malchus）的幸存史料中得到更多的证据：“埃及总督通常需要向帝国缴纳50磅黄金，然而，他（芝诺？）需要埃及总督支付大约500磅黄金，似乎这个国家比以前更富有了。”[16]这并不是一笔巨大而离谱的薪金——这个数字本身就具有迷惑性——恰恰相反，这是为换取一份年薪（未具体说明）而支付给国库的资本金，正如现代的年金。[17]因此，给阿提拉的6000磅可以由6个最高级别官员的年金上缴所抵消，这不是一个小数目，但也不是那么巨大。显然，普里斯科斯对向匈奴进贡的做法十分愤怒，或者这也只是一种夸张的姿态，因为贿赂蛮族向来是罗马人的标准做法，即使在他们权力的鼎盛时期，也是如此。

在这次事件中，拜占庭人的补救措施是成功的：阿提拉没有攻击东罗马帝国，而是向西罗马帝国进攻。到451年，阿提拉进抵高卢。此前一年（450年），有才华的马西恩接替了狄奥多西二世的位置，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他拒绝每年向阿提拉进贡，但当时阿提拉正致力于攻击西罗马帝国，因此拒绝进贡没有产生任何糟糕的后果。

如果狄奥多西二世与萨珊波斯和睦相处，让普里斯科斯和保守主义者感到满意，让盖塞里克的汪达尔人独善其身，收容伊苏利亚人、赞尼人和任何其他棘手的部落成员，召集东罗马帝国所有军队以最大的力量对抗阿提拉，那么几乎可以肯定的是，帝国军队会被摧毁，帝国也会随之崩塌，因为没有什么能阻止波斯人、汪达尔人、内陆和边疆的部落以及匈奴与其臣民掠夺帝国的领土。

考虑到阿提拉军队的战术、实战和军区战略优势，以及他们大量听从指挥的战士，这是我们能够得出的第一个理论上的结论。

这也是我们基于经验得出的第一个结论，根据唯一的然而也是相当充分的相关证据——考虑到萨利克法兰克人（Salic Franks）、阿兰人、布列塔尼人、布雷顿人、利蒂西亚人（Liticians）［？］、勃艮第人、撒克逊人、莱茵法兰克人（riparian Franks）、奥利布里恩人（Olibriones），大量西哥特人，以及伊提乌斯率领的少数罗马人都只是在沙隆会战中成功地击退了阿提拉的军队，但并没有真正摧毁甚至损伤他们以阻止其随后入侵意大利，所以我们有理由断定，东罗马帝国军队将被匈奴击败。

用帝国的存亡去冒险的事情并未发生，在不造成大规模战争爆发的情况下，阿提拉匈奴的巨大威胁被遏制住了，直到匈奴帝国消失，他们也没有对拜占庭造成持久的伤害。因此，一项新的战略方针得到确认，这也标志着从罗马到拜占庭的又一过渡：外交第一，武力第二，因为前者的代价只是暂时的，而后者的风险可能导致灭亡。[18]

在这种战略下，各种各样的劝服手段得到应用，但黄金始终是最重要的。这也需要加上有效的军事力量从而为敲诈勒索设置上限，在随后的几个世纪里，许多危险的敌人被成功摆平——这就是说，贡品的成本要低于抵御侵略和被侵略付出的双倍代价，因为后者既包括军事开支，也包括平民生命和财产遭受的苦难。

从经济上讲，向敌人进贡并不会导致通货紧缩。黄金是在流通的，从纳税人流通到帝国国库，又通过帝国的各项薪金和开销从国库回到纳税人本身，向敌人支付贡品时，这种流通只是出现了短暂的转移罢了。而且，匈奴及其所有后继者不可避免地需要使用他们得到的贡金从帝国购买必需品和小玩意——双方针对边境市场议定了特殊安排——因此，除了珠宝那一部分微乎其微的财富，这些进贡给匈奴的黄金，很快就又在帝国内流通起来。可以肯定的是，贡品将本可以在本地消费的产品变成了无回报的出口商品，降低了帝国内部的生活水平。但是，支付贡品并没有抑制帝国内部的生产，事实上，它可能通过加快黄金流通的速度来刺激经济活动。

从战略的角度来看，向敌人支付贡品是利用帝国最大相对优势的有效方式，即它的金融流动性。

埃及更加富饶，美索不达米亚的部分地区也是，波斯更适合进行远距离贸易，既可以通过中亚路线进入中国，也可以经波斯湾路线到达印度和香料群岛：其他国家也有先进的工艺，但国民的财富是一件事，帝国的财富是另一件事。这取决于帝国的发掘能力，以及它们财政创收能力，正如我们所见，帝国拥有优越的财税系统。即使在1204年的灾难之后，迈克尔八世在君士坦丁堡重建了被削弱的拜占庭帝国，虽然仅仅是一个名义上的希腊王国，但其国库中的黄金仍然比欧洲任何一个王国都多，这仅仅是因为它经常征收税款，而其他王国却做不到。

战术革命

面对阿提拉出乎意料的巨大威胁，拜占庭的另一个回应策略是完全不同的，但它也标志着从罗马到拜占庭的过渡。

人们经常极其简洁地叙述道，在378年的阿德里亚诺普战役之后，骑兵取代了步兵，成为罗马军队的主要兵种。实际上，是坚固而又笨重的传统步兵式军团被取代了，普遍意义上的轻巧式步兵并没有被取代——而这一过程早在阿德里亚诺普战役之前一个多世纪就已经开始了。在加利亚尼（Gallienus，260～268年在位）统治时期，皇帝的大规模骑兵部队在危急时刻成为最有效的军事力量，无论是迅速击退外敌入侵还是在内部叛乱蔓延之前将其镇压，这些骑兵都同样有效；他的副手，骑兵指挥官奥雷连诺斯（Aurelianus）毫无意外地在270年成为皇帝。也是在阿德里亚诺普战役之前，君士坦丁（其于337年去世）统治时期，长期为帝国服务的具有野战属性的野战军（comitatenses）被派遣到省级边境地区。[19]

与这些庞大而复杂的变化不同，战术的创造者和时机选择仍然是我们研究的主题，这种战术革命是非常直截了当的：因为找不到有效的方法来击败匈奴的步兵和骑兵，拜占庭人决定模仿匈奴的骑射手，增加一些盔甲使士兵成为多面手。这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在草原狩猎和战争文化的环境中，草原民族对骑马和射箭技术的训导在童年早期就已开始，而缺少这种文化，就需要真正密集且持久的训练计划来弥补，这样才能将新兵转化为训练有素的骑手和弓箭手，尤其是要成为熟练的骑射手。

一年的训练时间不足以锻造出可以加入战斗的士兵；顺便说一句，当代的美英装甲兵可以在招募后的6个月内被派上战场。当然，复合反射弓是比现代步枪难用得多的武器，特别是在移动的马上操作它的时候。事实上，对于那些无法掌握必要技能的士兵，他们是有准备的；一些骑兵装备了吊索，而一些弓箭手则充当步兵。

没有明确的证据表明这种转变是如何发生以及何时发生的，但当查士丁尼在527年掌权时，拜占庭军队中最有效的力量当然是它的骑射部队。即使他们缺乏草原骑手般充分的驾驭技能和耐力，但他们也有自己的优势来做弥补：盔甲使他们更具复原力，他们背上绑了一支长矛，必要时可以将其拉出，进行冲锋和全面的战斗训练。为此，作为一名见证者，恺撒利亚的普罗帕科斯赞赏那些战术复古且并排战斗的部队，并且鄙视那些只从远处射箭掩护骑射兵的希腊式重装步兵：

有一些家伙……把今天的士兵称为“弓箭手”（这会被荷马鄙视），而对那些最古老的士兵来说，他们希望将其尊称为“徒手格斗士”“盾牌战士”和其他那种（有声望的）名字；他们认为那些时代的英勇丝毫没有流传至今……（而是）……（可笑的）荷马式弓箭手……他们既不骑马也不受长矛和盾牌的保护。事实上，他们的身体并没有受到任何保护。他们最不可能参与一场公开的决战。但是现在的弓箭手们都穿着盔甲（胸部和上背部装甲），装备的防具直到膝盖，右边挂着他们的弓箭，另一边则是刀剑。一些人还装备了（长矛）。[20]

因此，这些骑兵也可以参与近战，而不仅仅是像荷马式弓箭手用简单的木弓从远处射箭那样，给人留下怯懦的印象。这对匈奴人来说也是如此——他们也可以用剑和矛作战，他们弓箭手也可以下马战斗，与讽刺画中将他们刻画成半人半马的形象相反，画中的他们在马上完成每一件事，是完完整整的每一件事，他们被描述为几乎不会行走，更不用说地面作战了。

战术革命不仅仅是战术层面的，它也具有明确的战略意义。古老的重型步兵军团是这样的：经过训练和装备的步兵牢牢坚守阵地，将其他人从阵地上赶走，并在近距离战斗中残酷地杀死敌军士兵，这最适用于“消耗战”，目的是以一定比例的伤亡为代价摧毁敌人。这种战术所默认的假设是，一旦敌人被摧毁，就会迎来和平。

拜占庭人了解得更清楚。他们知道和平只是战争暂时的中断，一旦一个敌人被打败，另一个敌人就会取代他的位置，继续攻打帝国。因此，失去稀缺而宝贵的士兵造成的损失是不可逆转的，而战略收益只能是暂时的。甚至毁灭敌人也不是绝对的收益，因为在无休止的战争中，昨天的敌人可能成为明天最好的盟友。因为他们完全认识到了这一点，正如军事手册中所论述的那样，所以拜占庭人放弃了老罗马人最大化消耗敌人的战术，他们次序有别地装备着精致的盔甲、沉重的投掷型长矛，以及经典的军团士兵短剑——他们是名副其实的绞肉机。只要有可能，拜占庭人就会尽量避免可能造成高伤亡的正面攻击和强硬碰撞，而是依靠机动作战来对抗敌人，通过突袭进攻和伏击防御，通过围堵、迂回、包围及多种不同的方式来瓦解而不是毁灭敌人，从而赢得胜利。因此，他们更喜欢机动灵活的骑兵，而不是步兵，因为骑兵更适合各种形式的调遣，至少在开阔的旷野是如此，而且通常可以在遭到压力下安全撤退，而不是被困到最后。

因此，战术革命是一项重大的军事创新，并且超越了战术层面——除了攻城作战法和极罕见的，诸如在崎岖的山脉和森林中发生的战斗方式没有改变。这些战场仍然是轻步兵的领域，就像今天的大多数情况一样。

一方面，在进攻上，这种新的作战方法被很成功地应用于553年开始在北非对抗汪达尔人的查士丁尼征服战争，以及之后在意大利对抗东哥特王国的战争，还有在540年与萨珊波斯的新一轮战争中——尽管拜占庭的骑射部队在既幸运又有才华的阿纳斯塔西奥斯一世（Anastasios Ⅰ，491～518年在位）的带领下，已经参与了此前在502年发动的战争。

另一方面，在防守上，当阿瓦尔人赶到的时候，巨大的考验来了，这是继阿提拉匈奴之后第一个重要的草原势力。阿瓦尔人通常以亚洲内陆的蒙古族群为核心起源，可能是来自中国的柔然人（Jou-jan人、Juan-juan人或Ruan-ruan人），他们在向西迁移的过程中吸收了突厥人和其他民族。[21]他们像阿提拉的匈奴人一样都是骑射师，但装备着更精良的盔甲和长矛，此外他们在战术上也取得了更多的成就，包括攻城战。在最重要的拜占庭军事手册《战略》中，有关于阿瓦尔人军事装备的特别解读，对于这部莫里斯（皇帝）的著作，我们将在第十一章中详细讨论。其中包含了历史上第一个关于马蹬（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创新）的参考文献，并描述了“阿瓦尔式”的各种拜占庭装备。也许是来自他们的中国祖先，阿瓦尔人获得了拜占庭人急切想复制的技艺。但是拜占庭人已经从匈奴人那里学习了箭术，这让他们与阿瓦尔人的战术等同或足够接近，但在这一点上存在很大的不同：阿瓦尔人可以在开阔的地带战斗，除非敌我人数悬殊或在非常潮湿的天气里，否则匈奴人不会这么做。

公元557年，阿瓦尔人已经到达了位于里海北部的大草原（现在的哈萨克斯坦境内）和黑海北部的庞特草原之间的伏尔加边界。在558年或560年的时候，在高加索阿兰人的协助下，阿瓦尔人派遣了一个使团前往君士坦丁堡，高加索阿兰人在拉扎卡（Lazica）也是就现在的南格鲁吉亚附近将使团介绍给拜占庭指挥官。当查士丁尼获悉后，他传召阿瓦尔人的代表团前往君士坦丁堡。东罗马史家梅南窦（Menander Protektor）提道：

一个名叫卡迪克（Kandikh）的人被选为阿瓦尔人的第一位使节，当他来到王宫时，他告诉皇帝，最伟大和最强大的部落来了。阿瓦尔人是无敌的，可以轻易地粉碎并摧毁所有挡住他们道路的人。皇帝应该与他们结成联盟，享受他们的可靠保护。而且他们只会对罗马国家有好感，以换取罗马帝国最珍贵的礼物，即每年向其进贡并提供足以安身的肥沃土地。[22]

梅南窦接着写道，查士丁尼当时又年老又虚弱，如果不是很快就去世了，那么他会“粉碎并彻底摧毁他们”，如果不是通过战争，那就通过智慧，梅南窦总结道：“既然不能打败他们，那么就选择另一条路。”他的确这样做了，但只是一部分，因为拜占庭人虽然给了阿瓦尔人礼物，包括金子，但没有割让“肥沃的土地”，因此阿瓦尔人继续向西迁徙。

虽然梅南窦是一个敏锐的观察者，而且不像普里斯科斯那样迷恋英雄们的姿态，但梅南窦“如果查士丁尼能做到的话，那么他就会‘彻底毁灭他们’”的论断显然是错误的。

在那时，在阿瓦尔人居留地以西的大草原走廊上有突厥乌特里格尔斯人（Turkic Utrigurs）和库特里格尔斯人（Kutrigurs），他们定期威胁着克里米亚和黑海沿岸的拜占庭财产，在他们前面还有危险的斯拉夫安塔人，还有规模更为庞大的斯拉夫人（Sklavenoi）正压向多瑙河边界，并渗透到希腊中部。[23]阿瓦尔人确实在一代人之后成了帝国的巨大威胁，但在558年或560年，与所具有的治国理念相反，拜占庭人居然冒着巨大的军事风险，决定接受大规模伤亡的代价，“彻底摧毁”一个潜在的敌人，而这个潜在的敌人更可能很快变为他们潜在的盟友。事实上，阿瓦尔人确实开始进攻、扫荡，使乌特里格尔斯人、库特里格尔斯人、安塔人和许多斯拉夫人屈服。当阿瓦尔人在大约公元580年向帝国进攻时，新的战术方式展示了威力。由于指挥而非战术原因，拜占庭在皇帝莫里斯（Maurikios，582～602年在位）的率领下开始节节败退，但在590年前后，骑射手组成的强大拜占庭军队成功地击退了阿瓦尔人。

一位颇有价值但经常受到年代挑战、生活于近乎同时代的历史学家提奥非勒·西莫卡塔（Theophylact Simocatta，该词与一种鼻子扁平的猫的词意相同）保存了一篇关于罗马人进攻的叙述，那次进攻始于维米纳西姆（Viminacium）对面的多瑙河河岸（现为塞尔维亚伏伊伏丁那省的科斯特里亚克），并继续向巴纳特边境的蒂萨河（Tisza）推进：

［普里斯克斯（Priscus），巴尔干半岛军队的指挥官］……严谨地将罗马军队编组为三支部队。接着，他坚定地让左右翼部队分头行动，然后诱敌深入，这样野蛮的阿瓦尔人就会被困在中间，当拜占庭军队包围他们的时候，他们就会陷入意想不到的灾难。（3.3）这样一来，阿瓦尔人群龙无首，有9000名士兵被杀。（3.4）第10天，将军听说野蛮人再次来到了交战的地方；天将亮时，他给罗马人准备了战斗装备，有秩序地带领他们进入战场。（3.5）因此普里斯克斯又一次以三组编队的方式调动他的部队，而野蛮人……（组成）了一支独立部队。因此，普里斯克斯占据了战场的有利地形，并且以风作为助力，从高处向阿瓦尔人发起进攻，他的左右翼军队击败了敌人。（3.6）因为那个地方下面有一片沼泽，所以他把野蛮人赶向了水域。正因如此，野蛮人被击退在浅滩中，不幸面对沼泽，惨烈淹死。[24]

在早期的一场战斗中，提奥非勒写道：“罗马人把他们的弓箭放在一边，用长矛近距离地与野蛮人战斗”（2.11）——显然，这个例外是由地形（树林？）或天气（潮湿）的特殊情况造成的，这就是为什么人们会注意到这一点。至于弓箭的使用情况，在3.5章节上提到了“风的助力”，这证明了拜占庭人依赖于他们的弓箭，因为箭会被逆风所阻碍，因横风而偏转，并借助笔直向下的风力而增强，这是毫无疑问的。

阿瓦尔人确实令人生畏。他们克服了590年的失败，与大量斯拉夫人联合于626年到达君士坦丁堡，并围攻该城。巧合或是有意计划，萨珊波斯此时也展开了最凶猛的一次攻势，他们到达了君士坦丁堡对面的海岸。在626年的失败后，阿瓦尔人失去了对许多斯拉夫臣民的控制，这些斯拉夫人被拜占庭帝国的盟友们有效策反，这些盟友包括影响至今，后来成为克罗地亚人（Croats）和塞尔维亚人（Serbs）的部落。然而，阿瓦人仍然是帝国的威胁，直到他们向北迁徙到现在的匈牙利，在那里，查理曼大帝在791年的一场决定性战役中将其击败，不久之后，他们遭到布勒加尔人的攻击，随即四处逃散并被同化。总的来说，阿瓦尔人对拜占庭人来说是一种严重但可控的威胁，不像匈奴人那样，与之交战时总会遭到惨败，因为匈奴人也掌握了骑射这种高难度艺术。这场革命可能是战术上的，但它具有战略意义。

然而，有一个重大问题，其造成的后果也可能是战略性的：骑射术不仅是一项非常苛刻的技能，而且对战士个人和更重要的制度来说都是易退化的。除非该项技能是在童年时期习得，否则它绝对不是那种像骑自行车一样随着时间的推移几乎不会退化的技能。武器训练师们知道，维持手枪和步枪的射击技能之间有显著差异；手枪技能的下降速度如此之快，以至于如果没有严格的月度训练，普通的手枪射击者就会给他的同事们造成危险，而训练有素的步枪手通过每年一次的进修训练，就足以保持他的技能。骑射术对于手枪射击而言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现代的证据表明，在常规的进修训练中，即使是在流镝马骑射中，最资深的骑射手也是绝对需要训练的。

因此，当拜占庭军队的整体素质和精神状态阻碍骑射手的常规和强化训练时，骑射手相比其他士兵更容易失去优势，如果新兵们没有耐心投入训练，或者他们的兵力太少，整个军队就会很快丧失这种能力。似乎可以认为，仅这一因素就对拜占庭军队在11世纪末无力遏制塞尔柱突厥人（Turkic Seljuks）产生了重要影响，这也提供了一个技术性解释，即为什么总是在各个战线都取得胜利的一支军队，却在1025年后走向没落。[25]

情报和隐蔽行动

在本书第三部分叙述的拜占庭军事手册中，指挥官们总是被要求尽最大的努力收集情报，因为在拜占庭式战争中，信息具有特殊的重要性。指挥官们不能仅仅使用一种收集情报的手段，而是要使用三种：（1）轻骑兵和步兵部队，用打了就跑的突袭方式来探测敌人的士气和作战技能，并激发敌人派出更多兵力，以便观察和评估——换句话说，即现代术语所谓的勘察，用更小、更快，但装备精良的作战部队在主力部队出击前作战；（2）在敌人控制的区域内，对地形和敌军进行隐秘侦察，由步兵或骑兵小分队深入敌后，并要避免激起任何形式的战斗而妨碍主要任务，只是侦察和返回报告，换句话说，即现代术语所谓的侦察，这是一项秘密任务，由没有伪装的士兵携带轻武器执行，不装备盔甲是为了借助地形躲避敌人的视线；还有（3）“隐蔽”的特工人员，他们要更深入敌方控制区搜集情报，如果可能，还要进入敌人的营地和要塞，甚至是政府所在地，他们不是隐藏在暗处，而是伪装成商人、普通平民，甚至是敌军士兵或官员，以虚假身份保护自身——换句话说，就是现代术语中的间谍活动。除了渗透进敌人内部的特工，还会安插一些“秘密朋友”，用现代的术语来说即“驻地机构”，并招募敌方公民，或是官员、军事首领来提供敌方内部信息。[26]

拜占庭军事手册中描述了这些手段的区别并解释了它们的必要性。由轻骑兵小队组成的侦察巡逻队被称作“奔行者”（prokoursatores），最平常的表述即“向前跑的士兵”，因为巡逻队规模太大以至于不能以普通的方式跟踪敌人，但是仍旧可以观察敌人，毕竟其容易引起敌人的增援或谨慎的撤退。需要与敌人作战的侦察兵可能也不会太顺利地完成任务，因为他们装备的是轻型武器并且数量不足，故而将难以履行侦察和向上报告的职责。秘密侦察兵也不可能只是走出森林或下山进入最近的城镇就能成为有用的间谍，他们被当作士兵来训练，而非间谍特工，而专门用于特工的选拔、训练和管理的程序也在军事手册中被提到过。

从更广泛的意义来说，情报收集的目的是要努力理解外国国民及其领导人的心态，而不仅仅是他们当前的意图；全面评估其军事力量，也包括其军队的供给情况，而不仅仅是军队力量如何及其部署区域——拜占庭人将其视为一个复杂的问题。我们对阿提拉和其匈奴族群的了解很大程度上来自帕尼姆的普里斯科斯的详细描述，他被邀请加入一个拜占庭代表团，这显然是为了向帝国反馈和报告匈奴的文化——这种策略在塔西佗（Tacitus）撰写《日耳曼尼亚志》（Germania）时就已经很古老了。除了拜占庭文献中记载的这些对异邦人文地理的探索之外，无论它们的目的是什么，系统的间谍活动仍然是存在的。从本质上说，间谍活动中必须较少留下文本记录——我自己可以证明，间谍活动中的各类建议常常并不实用。但普里斯科斯曾对拜占庭的间谍活动发表过著名的抱怨，描述了拜占庭间谍机构在那个时代是如何运作的，直到其被查士丁尼的吝啬毁掉：

间谍的问题如下。古代许多间谍都是由国家供养，以出售某物或其他设备为借口，他们会进入敌国和波斯人的宫廷中，在对一切进行彻底的调查之后，他们会返回罗马国土，在那里他们可以向地方长官报告所有敌人的秘密。他们带着这些具有前瞻性的信息时刻保持警惕，任何意外都不会降临在他们身上。

查士丁尼被指控“拒绝任何拨款”，这破坏了整个情报体系。据普里斯科斯说，许多错误随之而来，包括失去拉扎卡（Lazica，现代格鲁吉亚的南部），“罗马人完全没有发现波斯国王和他的军队位于世界的哪个地方”。[27]

秘密行动是间谍活动的自然延伸，它们在拜占庭式战争中的地位不言而喻，这是一种可以减少甚至避免战斗和消耗的极其省钱的手段。通常，它们的目的是通过内部破坏来削弱敌人，也就是说，诱导敌人叛变。战地指挥官被要求与敌方阵营的外国盟友或辅军联系，并向他们赠送礼物、提供承诺，甚至也要向自己内部一些有自主权的军官，比如边防要塞的驻军首领赠送礼物。在战场外，他们持续地努力招募和奖赏较弱小的统治者、官员，以及次要的部落酋长，让他们将服务帝国凌驾于自身的主权之上，不管这是出于什么原因，从个人的怨恨、嫉妒或贪婪到对正统东正教的热忱，通通如此。

对于已经被策反的敌方军官来说，他们的任务可能是在军事会议中阻止敌人向拜占庭帝国开战，或是宣扬为帝国而战的好处，或仅仅是颂扬与帝国的友谊，所有这些手段皆可被视为拜占庭明智的治国之道。当叛变行为已经不能被掩盖时，当不忠行径已经昭然若揭时，想要颠覆其政权就更加困难了。

在第十五章最具戏剧性的案例中，萨珊波斯军队中非常出色的指挥官沙沙巴兹（Shahrbaraz）在626年的时候就一直通过各种方法渗透进君士坦丁堡对面的海岸地区，并曾因一次失败的战时谈判而与拜占庭政府有过官方与公开的接触，之后，证据显示其通过隐蔽手段私下与拜占庭政府保持联系，这在后来使波斯人的军事形势变得非常不利，并最终导致当时的波斯国王被推翻，与帝国的和平得以维持。

这是战略层面的策反，有证据表明，拜占庭是通过运用技巧和策略，将官方和私下谈判结合起来达成策反的，最重要的是通过在战场上取得胜利从而改变军事平衡，然而，在避免战事升级上，策反活动同样非常有用。沙沙巴兹完全不可能被纯粹的贿赂所策反：作为一个刚刚征服了帝国最富有的贸易城市的军队指挥官，他不太可能想要黄金，当时拜占庭皇帝赫拉克勒斯（Herakleios，610～641年在位）在各个方面都非常缺乏资源——他甚至需要通过熔掉教堂的盘子和银器来支付军费。即使是在对待那些品行低劣的人时，我们也会看到，拜占庭的策略就是用奉承来美化贿赂，把它当作来自帝国仁爱的自愿馈赠，所有这些手段都使被策反者更容易接受贿赂并采取相应的行动。

然而，在一个著名的案例中，几乎无法美化或掩饰策反行为，奸细需要做的不是在政府内阁中倾向于敌方，这可能都不被认作叛国行为，他需要做的是对他的统治者和长期至交——阿提拉——实施暗杀。这些情节是由帕尼姆的普里斯科斯记录的，他的叙述通常是可靠的，但在这个案例中，他对主角带有强烈的偏见：克里普希亚斯（Chrysaphius），关于他的职位有不同的说法，有的说他是宦官（cubicularius，卧房管家），有的说他是保镖（宫廷仪式中的执剑手），但无论他的职位如何，作为狄奥多西二世的宠臣，他都是相当有权力的。尽管在我们的资料来源中他是出身卑微的宦官（姓Tzoumas）和无宗教信仰的勒索者［根据大主教和未来的圣·弗拉维安（Flavian）[28]的说法］，但克里普希亚斯在拜占庭战略家中仍然地位崇高。他对拜占庭的新战略有同样的美好主张，即直接使用军事力量消灭敌人不再是治国方略的首要选项，而是最后一个。普里斯科斯总是称他为“太监”，并指责他怯懦地向阿提拉进贡，但普里斯科斯却忽视了这个方法的低成本和高效率。

任何大战略都要求政策的广泛性和持久性，都不排斥在特殊时机采取特殊行动。作为一个世界级的历史现象，阿提拉的个人能力极大地提升了匈奴的力量，我们可以合理推算，也正如事实将很快验证的那样，如果没有阿提拉，匈奴人就会被大大削弱。克里普希亚斯开始贿赂阿提拉所信任的官员艾迪克（Edeco，或Edekon，他曾作为一名使者前往君士坦丁堡），让他杀死自己的主人。普里斯科斯叙述了克里普希亚斯的谨慎操作：

太监（克里普希亚斯）问他是否可以自由地接触阿提拉……艾迪克回答说……他和其他从领头人物中挑选出来的人被一起安排护卫阿提拉（他解释说，在固定时期，他们每个人轮流带着武器护卫阿提拉），太监说，如果艾迪克接受并宣誓，他就会告诉大量对他有利的信息。而这是需要闲暇时间的，如果艾迪克独自前来参加晚宴，没有大使跟随，他们就会有空闲的时间交流……

艾迪克前往太监的住所吃晚饭。在维吉拉斯（Vigilas，克里普希亚斯安排的翻译）负责翻译的情况下，他们紧握双手，交换誓言，艾迪克发誓即使他不为其出力，他也不会向别人透露克里普希亚斯对他说的话。

然后太监说，如果艾迪克……杀了阿提拉，回到罗马后，他会享受幸福的生活和巨大的财富。艾迪克答应了，并说为了完成这一任务，他需要钱——但是不多，只需要50磅金子，这是为了让手下听令于他，以确保他们在行动中充分合作。

然而，有一个问题。阿提拉早已为自身制定了安全防范措施：

（艾迪克解释）当使团离开了，他和其他的人一样，都会受到阿提拉的追问，包括罗马人中谁给了他礼物，他收到了多少钱，因为他的（使节同伴们）的缘故，他无法隐藏那50磅黄金。[29]

在艾迪克的要求下，（克里普希亚斯）同意，维吉拉斯将会和他一起前往阿提拉的宫廷，表面上是为了记录阿提拉在当前谈判中的答复，但实际上是为了指示他如何运送黄金。

这是一种很好的尝试，也是一种合理的治国之道——有一种观点认为，历史是由客观过程创造的，与个人统治者是不相关的，这是不可信的新马克思主义教条。但秘密行动中必要的保密性使得它们比其他国家行动更容易犯错。被认为是诡计大师的克里普希亚斯狡猾地在宫廷中击败了许多敌人，却被所谓头脑简单的野蛮人打败了，显然这些野蛮人想要把他谋杀阿提拉的阴谋公之于众，向其索要金子只是为了让其策反行动留下罪证。[30]

当阿提拉接待了不知情的马克西姆斯（Maximinus）率领的官方特使代表团时，他没有透露他对此阴谋的了解，但他给出了一个神秘的暗示。马克西姆斯“把皇帝的信件递给他，并说皇帝祈祷阿提拉和他手下的部族们平安幸福。阿提拉回答说，罗马人也会得到他的祈福的”。然后阿提拉开始恐吓维吉拉斯，突然就叛逃到罗马的匈奴逃亡者的遣返问题发起猛烈攻击，把他的话锋指向维吉拉斯而不是马克西姆斯：

当维吉拉斯回答说不止一个“逃犯”在罗马人当中时……阿提拉变得更加愤怒，大喊如果不是考虑到会侵犯他作为大使的权利，阿提拉会（维吉拉斯）用刀剑把他刺穿，然后用他来喂鸟。[31]

阿提拉的宫廷是具备管理帝国的能力的，因此他的大臣们开始读“那些写在纸莎草文稿”上的匈奴叛逃者的名字。

而后，阿提拉让维吉拉斯立即离开，表面上是为了让他把这个名单带到君士坦丁堡，但实际上给了他一个取出黄金用于实施阴谋的机会。艾迪克按时到达了代表团的帐篷，将维吉拉斯带到一边，确认他愿意继续推进计划，并告诉他拿黄金去奖励他的手下。

为了使阴谋进一步暴露，阿提拉下令，该代表团的任何成员都不能为罗马囚犯赎身，或购买任何奴隶和除食物外的其他任何东西。这就消除了代表团对大量黄金的需求。

在等待维吉拉斯归来的同时，马克西姆斯和普里斯科斯加入了阿提拉前往北方的长途旅行；就在那时或是稍晚的时候，他们目睹了从罗马帝国派来的匈奴间谍被抓住，这很有可能是经过阿提拉精心策划的恐吓手段——阿提拉命令将他刺穿，接着，两个杀了自己主人的奴隶被活活打死；随后，一位之前“温柔友好”的匈奴首领贝里克斯（Berichus）非常粗鲁地把他以前送给马克西姆斯的一匹马收回。

当维吉拉斯带着包括儿子在内的一批人回来时，他被逮捕了，金子恰好被发现了。阿提拉打断了他的辩解，命令道，除非他供认不讳，否则将用剑杀掉他的儿子。然后他认罪了。“他突然恸哭了起来，要求阿提拉正义地用剑惩罚他，而不是他无辜的儿子。他毫不犹豫地描述了这个（阴谋）……他一直都在乞求阿提拉把他处死，将他的儿子送走。”[32]对阿提拉来说，阴谋的曝光为他提供了更多向帝国敲诈勒索的机会，首先，他向帝国提出获取50磅黄金来释放维吉拉斯儿子的要求。不久后，一个匈奴代表团带着克里普希亚斯最初送给艾迪克的50磅金子来到君士坦丁堡，（阿提拉）向帝国提出了大量的新要求，第一件就是要取下克里普希亚斯的项上人头。

这个试图从根源上解决阿提拉问题的计划走向了不幸的结局（尽管维吉拉斯最终还是获得了自由），但它并没有阻碍拜占庭人在之后继续实施秘密行动，其主要目的在于策反而不是谋杀。公元535年，查士丁尼（Justinian，527～565年在位）的军队完全摧毁了北非的汪达尔人势力，随后，军队被派去摧毁意大利的东哥特王国，同时，拜占庭军队从再次征服西西里岛，推进到大陆，在此之前，他与西奥多里克大帝的侄子、不称职的继承人西奥多拉哈德（Theodahad）进行了秘密谈判，西奥多拉哈德将放弃他的王国以换取其他优质领土；之前的秘密谈判对象是西奥多里克的女儿和前摄政王阿玛森塔（Amalasuntha），她想将自己和哥特的金库转移到君士坦丁堡。700年后，整个西西里岛被教皇的权威和安茹王朝（Angevin）的力量所颠覆。

君士坦丁堡的城堡

之前已经提到，东罗马帝国的战略地理位置不如西罗马帝国优越。但是，有一个巨大的例外，它的首都君士坦丁堡的地理位置极其有利，而这座城市本身就建在一个海角上，该海角位于三面是海的博斯普鲁斯海峡地区，这是非常具有防御能力的。

图3 君士坦丁堡的防御

不过，由于没有天然屏障保护它的向陆地区，因此君士坦丁堡的防御需要坚固的城墙，而城墙则需要大范围建造。君士坦丁堡也不像罗马城那样，附近有一条河流或有大量泉水来提供日常用水，所以水渠必须要通过复杂地带延伸到很远的地方，而它们的能力却常常不足。[33]在被围攻期间，一旦水渠被切断，只有水池来提供有限供水；在最糟糕的情况下，就像717年那样，因准确预判了马斯拉马·本·阿卜杜勒-马利克（Maslama bin Abdul-Malik）的圣战军对君士坦丁堡罕见的、长时间的围攻，城中的人被部分疏散了。但很明显，这一缺陷并不是致命的，因为君士坦丁堡照样实现了繁荣和发展，即使它从来没有像罗马城宏伟的水渠那样，每天有100万立方米的供水量——基督教徒不喜沐浴肯定也有助于城内减少对水的需求。至于城中的蓄水池，它们可以容纳大量的水——在6世纪时，仅三个蓄水池就可以容纳100万立方米的水。[34]据了解，城中几乎有100个公共和私有的开放式或有盖的水箱，包括查士丁尼建造的壮观的地下蓄水池，而地下水宫殿（Yerebatan Sarayi）也已经成为当地的一个主要旅游景点。任何蓄水池都不能抵御罕见的、长时间的围困，但围攻者也需要特殊的后勤保障以供应需求，事实上，马斯拉马的手下最终都饿死了。

对其余的人来说，君士坦丁堡的后勤工作是非常出色的。到430年，城中人口已达到250000，对于执政当局来说，像最初君士坦丁治理城市那样每天定量供应80000份免费食物给城中居民并无困难。[35]君士坦丁堡的港口在博斯普鲁斯海峡的入口处，通过海运，可以分别从爱琴海和地中海一边，以及从黑海一边获得补给。在欧洲和亚洲的交汇点，君士坦丁堡的一边是色雷斯的腹地，另一边则是位于安纳托利亚西部边缘的普罗庞提斯（Propontis，马尔马拉海）的富饶海岸。博斯普鲁斯海峡最窄处只有700米，位于坎迪利（Kandilli）和阿西扬（Asiyan）之间，距离色雷斯海岸大约8英里的地方，不过，直到现代桥梁建成，人们才能更容易地通过安纳托利亚的悬崖，跨过低洼海岸到达博斯普鲁斯海峡的西面入口，而在那里，毗连的克里索多斯（Üsküdar）和卡尔西登（KadÕköy）与君士坦丁堡在仅隔一英里的水域两边隔海相望。狭窄的海峡也为君士坦丁堡提供了另一项馈赠——可以季节性地捕获大量金枪鱼，和跟随马鲛鱼在黑海迁徙、洄游的深海鱼类；以及其他当地的鱼类，包括充足的鲟鱼，这使得鱼子酱成为当地的一种常见食物，这使君士坦丁堡与罗马相比，其渔业资源丰富而且非常便宜。[36]

为了使城中居民在围困中饿死，敌人不得不控制住色雷斯，切断陆地上通往君士坦丁堡的牲畜和粮食供应，这种策略阿瓦尔人用过好几次，更持久的一次是在奥斯曼帝国占领君士坦丁堡之前，由布勒加尔人围攻该城时所使用的。但想从欧洲腹地孤立这座城市是不可能的，除非安纳托利亚海岸也被控制，因为食物和牲畜都能借助单人划艇那样小的船只经由此处输送至君士坦丁堡。在626年，当阿瓦尔人和他们的斯拉夫臣民占据了色雷斯的时候，马尔马拉海朝向亚洲一侧的海岸控制权曾短暂落入波斯人手中，在674～678年阿拉伯远征军和717年最猛烈的一波阿拉伯攻势后，色雷斯的大部分土地被相继占领，但直到君士坦丁堡被奥斯曼帝国最后征服之前，它只是被来自安纳托利亚一侧不时地入侵所威胁，而从未被彻底占领。即使色雷斯和朝向亚洲部分的海岸都在敌人手中，就像626年遭遇的情况那样，即如果博斯普鲁斯海峡的交通被切断，君士坦丁堡至少仍然可以从爱琴海一侧得到补给。

这一切都意味着君士坦丁堡不可能像此前的古代城池那样，在最猛烈的围攻中向敌人屈服投降，而是缩小为一个小城邦，但足以幸存。1261年，君士坦丁堡复辟，但那时它不过是一个希腊王国的首都，两个腹地只能通过陆地力量维系。

11世纪晚期军事崩溃之前的大多数时候，君士坦丁堡都是一个掌控着爱琴海和地中海，并在黑海遥远的另一端也有着相当影响力的帝国首都。因此，拜占庭战略中的海事部分是最重要的，在这方面，它的自然地理优势对其产生了有利影响，这确实是君士坦丁堡的独特优势，个中原因既明显又隐晦。

其中明显的有利条件包括金角湾（Halic），它是一个狭窄的水湾，大约4英里长，北岸的尖峰和君士坦丁堡的丘陵可为其避风。这是古代最美丽的自然港口，因为它终日风平浪静，而且入口没有滩涂，使得无向导的船只也可以在此航行。它最窄处只有240米，从利奥三世（Leo Ⅲ，717～741年在位）统治时开始，在金角湾更宽的入口处，敌人的船只可以被一根漂浮在多个木桶上的铁链阻挡在外，木桶的一头固定在君士坦丁堡一侧的尤金塔（Tower of Eugenius）上，而另一头则拴在远处的大塔（Megalos Pyrgos）也就是现在的加拉塔（Galata）上，塔上装有升高齿轮。

在金角湾的海岸上，有登陆平台、码头、船台、船坞，还有供拜占庭海军、商船和当地渡船使用的滑道。并且，马尔马拉海的海岸也避开了北方的疾风，沿着海岸建造的几个港口，使人们能够更直接地进入这座城市的中心地带，包括位于海角边缘布科利昂宫殿（Bucoleon）的登陆平台，皇宫和圣索菲亚大教堂（圣智慧教堂）坐落在海角尽头，它们至今仍然矗立。

“魔鬼水流”是这座城市不太明显的水文特征。黑海从其较大河流中吸纳的水要比地中海从它稀少的河流中吸纳的水多得多；然而，博斯普鲁斯海峡中的水流强度大不相同，水流速度最大可以达到4米每秒，或8海里每小时，而4海里每小时是最常见的水流速度。单单这一点就使任何古代舰队都很难或根本不可能直接登上突出并延伸至博斯普鲁斯海峡的卫城海岸。

此外，由于黑海吸纳河水流量大，其盐度又比地中海低，在渗透压的作用下，博斯普鲁斯海峡下面产生了一个地下水流。这两股水流的相互作用，加之从北方吹来并经过博斯普鲁斯海峡的风，导致这一地区形成了大量的湍流，从而给君士坦丁堡当地的职业水手带来了很大的优势。这是外国舰队攻击君士坦丁堡往往失败的一个因素。

在拜占庭海军能够控制的范围内，还拥有相当优秀的海军基地——尽管它们经历了衰落和复兴的周期——它们可以保护君士坦丁堡，不仅可以阻拦敌军舰队，防止敌人登陆，还可以从帝国的任何地方召唤增援，包括军舰和运输舰，以及被征召的商船。确实如此——在公元610年，赫拉克勒斯（Herakleios）与他的追随者从迦太基来到这里，并宣称他是帝国的君主。这也是该城在长达800多年的战争中从未被征服的另一个原因，直到1204年，内部的分裂势力才摧毁了它的抵抗。

君士坦丁堡也是拜占庭军队最庞大的军事基地，城内有骑兵和步兵常备部队，还有制造盔甲、武器、制服和鞋类的工场，以及帝国的繁殖马厩。因此，拜占庭海军更多是从君士坦丁堡被派往帝国活跃的前线作战，而不是被带到首都来增援城市要塞。

关于拜占庭海军历史的资料非常贫乏。[37]人们并不了解它招募水手和组织海军陆战队的方式，也不了解几个世纪以来它的船舶设计，舰队的管理、战术，以及它的武器，包括“希腊火”，它确实很有用，但却名不副实，正如我们将在第十三章中探讨的那样。不过，即使是关于拜占庭海军行动和远征的碎片化信息，也足以说明所有问题了——君士坦丁堡作为政治中心和海军基地，当其处于良好状态时，如大多数时候那样，它能在最强的海军攻击中保持自身安全——正如在717年，阿拉伯军队动员了地中海东部所有海港的所有船只，在博斯普鲁斯海峡填满了军舰和运输舰。

让这座城市如此安全的原因是，在所有的天气条件下，金角湾都是风平浪静的，这令拜占庭海军的军舰和其他运输船只都相当安全，而与此同时，金角湾外部的海洋环境常常是复杂混乱的，这就保证了拜占庭船只具备良好的航海性能，船员也拥有出色的航海技能，同时也使敌方舰队的处境变得困难，特别是如果它们来自更温暖的陆地或更平静的水域。

君士坦丁堡所处的三角形海角缺乏天然屏障来保卫其最宽阔且朝向陆地的一侧；它最平缓的北部边缘高地和雅典卫城的平均海拔高度都不超过50米。因此，此后所有的城市，从公元前7世纪建立的拜占庭希腊城邦开始，都必须沿其底部建立一堵防卫墙。罗马帝国的拜占庭就建立了一堵坚固的墙，在经历公元196年的内战后被塞西米乌斯·塞维鲁（Septimius Severus，193～211年在位）拆毁，但很快就被复原了。

当君士坦丁筹备建立他的“新罗马”时，他开始建造一堵墙，并在更远的地方用高塔加固城墙，从坐落在金角湾的普拉特门（Plateia Gate）到位于博斯普鲁斯海峡一端的，后来所谓的圣埃米利亚诺斯大门（Gate of St. Aemilianus），并向外延伸。该城墙的周长颇能显出雄心大志，圈出了一个比赛维鲁城墙（Severanwall）所圈面积大五倍的地区，但它的野心还不够大，在狄奥多西二世的漫长统治开始之后，这座城堡的范围已经从君士坦丁的原有城墙延伸到了郊外被称为“Exokionion”的地区，暴露于侵略者面前。

408年，一场地震破坏了君士坦丁堡的部分墙体，因此拜占庭重新开始建造城墙并将其延长了约1.5千米，最终建成了狄奥多西城墙（Theodosianon Teichos），该城墙从博斯普鲁斯海岸向靠近金角湾的布拉察那宫（Blachernae）郊区方向延伸了约5.5公里（3.5英里），那里现在是埃文萨里（Ayvansaray）和巴拉特（Balat）地区。从一开始，它就不仅仅是一堵墙，而且是一套完整的防御体系，由三面墙组成，其中两面墙各建有96个塔楼以加固防御，还有一条道路和一条护城河——屏障间相互作用，形成强大的防御组合。

城墙由石头和砖块交替组合建造，这一砌墙技术有一定审美价值，但更可能是为了提高其抗震能力。主墙即“Mega Teichos”（大长城），其厚度为5米，高12米。它的96座塔楼每座相距55米，是复合反射弓致命射程的一半。高度从18米到20米不等，每座塔楼都有一个排列着垛口和城齿的城垛平台，这样一来，士兵就可以通过垛口来操作火炮和抽插杆，而中间的城齿则为城墙守卫者提供了保护。在每座塔楼中，都有一个带有箭头大小空隙、经墙上的走道可以直接进入的上屋，它形成了一个封闭的空间，相比被弹射器和箭矢不断攻击的顶部作战平台，它更具“保障力”。城墙底部还有一个小房间用来储存物料。

在大长城前方大约15米到20米的地方有一个外墙（Exo Teichos或Proteichisma），它的厚度有2米，高度有8.5米，其中还配备带有城垛的走道。外墙上也建有96座塔楼，这些塔楼都与大长城塔楼之间的中点相呼应。这些更小的塔楼也都配备一个带有城垛的天台作战区域。

护城河（souda）在距离外墙约15米的地方，宽20米，深10米。从外墙到护城河之间长15米的狭窄地带都是斜坡，一条铺设的通道贯穿了整个地带，因此侦察巡逻队可以在上面日夜安全地行动，从外墙进行守卫。在通道旁边，护城河的边缘，有一堵高1.5米的有雉堞的战斗墙，用于掩护在飞弹攻击下的侦察巡逻队，狙击敌方的侦察员与小规模战斗人员，但它不会在大型的围攻战中派上用场，因为那时外墙和大长城区域将配齐武装力量。除了小后门和5个军用大门在攻城期间很容易被围困之外，有5个供公共运输的大门向横跨护城河的桥梁开放，其中包括保存完好的“金门”（chryse pyle），它最初是一座位于艾格那提亚大道（Via Egnatia）上的凯旋门，它被并入狄奥多西城墙，构成了君士坦丁堡的正式入口；它的每一侧都增设了塔楼，这些塔楼上装饰着青铜象和有翅膀的胜利女神。

布拉察那宫郊区最初并未被狄奥多西城墙圈围起来，狄奥多西城墙在离金角湾约400米的地方终止了。在公元626～627年阿瓦尔人-波斯人围城的时候，也就是赫拉克勒斯统治时期，一堵半圆凸出的单面墙被建造起来，围住了布拉察那宫郊区；而到了814年，在利奥六世（Leo Ⅴ）统治时期，外墙也被建造添加上去了，当时君士坦丁堡面临着布勒加尔人的直接威胁；现在我们所看到的错综复杂的拜占庭城墙遗迹是在12世纪曼努艾尔一世（Manuel Ⅰ Komnenos）统治时期建造的。

与现在的伊斯坦布尔一样，君士坦丁堡经常发生地震，有些敌人偏偏在这些非常时期出现了。公元447年11月6日，就在匈奴人接近君士坦丁堡时，地震摧毁了大部分城墙。根据现存的希腊语和拉丁语文献记载，在一个红色战车竞技俱乐部[38]的帮助下，该市的行政长官基罗斯（Kyros）在60天内修复了这堵“红”墙。大概正是因为他们在447年帮助修复了它，它被称作“红门”（Pyle Regiou，或称Pyle Rousiou），意为“红色之门”，现在的它被称为新梅夫利文门（yeni Mevlevihane kapisi）。基罗斯被誉为“新君士坦丁”；这也许可以解释马尔切利努斯·戈麦斯（Marcellinus Comes）在第15罗马小纪，即阿达尔巴（Ardaburand）和卡皮乌斯（Calepius）执政时期的叙述：“3.同年，（阿提拉进攻在即）最近在地震中被摧毁的帝国城墙，在3个月内被重建，由君士坦丁堡的行政长官负责这项工作。”[39]

因此，所谓的狄奥多西城墙不仅仅被描述为一堵墙，它还是一个完整的防御系统。

护城河是敌人将面对的第一个艰难障碍。通常，跨越护城河需要压低其预先制造的位于沟壑上的木桥，但要跨越这20米的长度并不容易；另一种方法是不断地把树枝和束柴捆绑起来填在护城河里，这样一来士兵们就可以穿过临时构成的浅滩到达彼岸，但是，考虑到护城河10米的深度，就需要大量的束柴来填充，即使是这样，也不会有坚固的地表来装配攻城锤、移动的攻击塔，以及摇摆梯，这些有效的攻城机器也无法被运送到城墙下。一般情况下，护城河的外缘和城墙之间的距离是35米，或38码，除了投掷石块或发射炮弹以外，这个距离对其他攻城机器来说都太远了。

此外，护城河的深度使人们很难使用在古代通常被认为是最有效的技术解决这一难题：挖隧道到达城墙，支撑起隧道后，在城墙的地基中布雷，在木制道具上涂上易燃的树脂，然后引燃炸药使墙倒塌。原因是，护城河10米的深度和河床底部柔软的泥浆使这个极深的隧道很容易被水浸没。

由于两堵墙上的塔楼都相距55米，每个外墙塔楼都位于两个主墙塔楼的中间位置，考虑到这两堵墙之间15～20米的距离和10米的高差，可以计算出，任何能够穿越护城河的进攻步兵至少会进入4座塔和2个50米长墙段的致命射程内。这个范围能容纳超过300名弓箭手；如果战士们的技术熟练，体力没有消耗殆尽，且还有大量箭矢供应，那么这支部队就可以抵御住一支数千人的军队，当然，城墙两边也装备有大炮。我们应该了解，拜占庭人经常在他们的战场上使用火炮，无疑，在防御堡垒方面，特别是在最重要的方面，更是如此。[40]

长城，城墙之间的空间，外墙前方的道路（视情况而定），所有这些设计都使守卫部队从一个城墙作战区域转移部署到另一个区域的速度比敌人在外部的移动袭击速度更快，因为敌人不了解城墙内的路线和捷径。

那些迫使君士坦丁堡建立起狄奥多西城墙的敌人更喜欢从陆路骑马奔袭而不是乘船从海上攻击君士坦丁堡，尽管在3世纪，哥特人就对该地展开过海上袭击。626年，阿瓦尔人与大量的斯拉夫船夫一同到来，从674年起，阿拉伯穆斯林的侵犯者都乘船在黎凡特（Levant）港口登陆。

正如之前我们所指出的，海流和风极大地保护了这座城市，但从第一个君士坦丁王朝起，防波堤就存在了。在狄奥多西二世的领导下，陆地城墙的防御系统得到了海堤的补充，这些海堤在博斯普鲁斯海（或称马尔马拉海）和金角湾海岸都有存在。金角湾海岸防波堤的长度是5600米，从布拉察那的陆地城墙延伸到圣德米特里乌斯（St. Demetrius）角，而博斯普鲁斯海岸的城墙有8460米长，不包括几个港口的内墙。

第一个防波堤就是墙而已，不高。在674～677年和717年阿拉伯人进攻的压力下，海角两边的防波堤得到了修缮、巩固和少许升高，但是直到为了抵御阿拉伯人824年从海上对克里特岛（Crete）发起的侵略，在迈克尔二世（Michael Ⅱ，820～829年在位）执政时，大幅提升防波堤的大规模工程才正式展开。当时和后来都增添了塔楼，但是1204年威尼斯人在普罗庞提斯登陆时，它们并未展现任何作用。

用现代术语来说，护城河、城墙，以及狄奥多西城墙的塔楼形成的整体是一个非常有效的“力量倍增器”，它们本身毫无用处，但可以极大地增强一支训练有素、装备精良的守备部队的防御能力。但在大多数情况下，除了公元860年的意外，只有帝国整体陷入严重危机的情况下，君士坦丁堡才会遭受攻击，因为敌人几乎无法到达君士坦丁堡。在那样的情况下，特别是在经历一次重大的战场失利之后，帝国军队不太可能保持良好的状态，也难以大规模地建立起一支强大的守备部队。“守墙”（ton teikhon）的专业卫队（一个营左右）是在君士坦丁五世（Constantine Ⅴ，741～755年在位）统治时期建立起来的，但是，要保卫这样一个宏大的防御体系，它所需的人手远远超过一个普通卫队的人数（通常来说一个卫队有1000人到1500人）。

正是在这样的危机和混乱时期，当敌人最有可能到达狄奥多西城墙时，它的“力量倍增器”效应最能体现价值，因为它在守备者数量严重减少时可起到补充作用；在559年、601年、602年和610年，包括蓝色和绿色阵营的战车竞技迷在内的公民团体被动员起来守卫城墙，在559年，甚至是参议员，或者至少是他们的随行人员，都被召集起来。[41]在626年帝国遭遇的最严峻考验中，一边面对着装备精良且难缠的阿瓦尔人以及大量的斯拉夫人的攻击，另一边还有波斯军队驻扎在对面的海岸，赫拉克勒斯派出了足够护卫君士坦丁堡的训练有素的士兵——共约12000人的守卫队。

任何建造优良的防御工事都可能是一种力量倍增器，但1000年来，狄奥多西城墙系统从一开始就已经是世界上最有效的防御工事了，它的规模是如此之大，以至于它本身就具有了战略意义。

海堤也是一项令人惊叹的防御工事成果，对抵御突击者的确也很有用。但是，这座城市的海上安全必然需要依赖于海军力量及其控制海洋的能力，不仅是地中海地区，当然也包括到达君士坦丁堡的各种通道和博斯普鲁斯海峡的入口。内部的分裂导致了帝国1204年的覆灭，但正是由于缺乏有效的海军，这座城市才立刻变得不堪一击。

我们从一开始就注意到，由于缺乏战略纵深，东罗马帝国与西罗马帝国相比处于劣势。这就是为什么君士坦丁堡作为一个伟大帝国宏伟首都的同时，也是一个必须寻求自身保护的堡垒，就像近代德国统一时期的巴黎，仅仅因为它离莱茵河太近，便导致1870年被围困，1914年沦陷，1940年又被征服。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法国试图通过建造史上最复杂的线性防御工事——马其诺防线（Maginot Line），来增加巴黎前线有效的战略纵深。马其诺防线在1940年并未被击溃，但在比利时境内被绕过。

拜占庭人从5世纪开始，试图在君士坦丁堡和北方的威胁之间再加上一道防线：长城（Makron Teikhos），也被称为阿纳斯塔西奥斯城墙（Wall of Anastasios），它在马尔马拉海岸延伸了45公里，从距塞姆布里亚（Silivri）6公里处开始，直到黑海海岸，也就是现在的埃弗西克·乌斯凯尔西（Evcik skelesi）。这堵墙是以幸运和节俭的阿纳斯塔西奥斯一世（Anastasios Ⅰ，491～518年在位）命名，但也许他只是完成、修复，并且巩固了这座可能要追溯到利奥一世时期建造的城墙。[42]它保存得最好的部分宽3.3米，大约5米高，由护城河、塔楼、加固的大门、堡垒、一个长方形的营地，以及一条可以平稳穿越的跨海内部通道组成，由守卫人员防御的城墙能够在敌人的伏击中得以保全。用令人钦佩的埃文古里斯·斯科拉斯提斯（Evagrius Scholasticus）的话来说，它使君士坦丁堡及其腹地“几乎变成了一个岛屿而不是一个半岛，而对于那些希望从所谓的‘庞图斯’（Pontus，黑海）去博斯普鲁斯（马尔马拉海）的人来说，这是一个非常安全的通道，同时还可以监视蛮族……他们大量侵入欧洲”。[43]

这是长城的一大优点，它在狄奥多西城墙外形成了一个65公里的防御范围，为君士坦丁堡的防御提供了战略深度。如果哨兵和巡逻队配备得当，长城可以抵御土匪、小群掠夺者，以及敌人的局部攻击。在更大的范围内，它为军队提供了一个安全的基地，让他们在远离首都的地方拦截敌人，而不是让他们直接来到城墙下。

长城最大的缺点是地理位置不佳：为了提供65公里的防御范围，它延伸了45公里长，这需要至少1万驻军，并提供足够数量的哨兵、巡逻队和反应部队。在其中一部查士丁尼大帝所编纂的法律的序言中，有两个相当高级的官员掌管着这堵墙，意味着这是一个庞大的机构。[44]这就解释了在7世纪早期，甚至在此之前，长城被遗弃的原因——它需要太多的军队驻扎。因此，在几乎没有战略深度的情况下，近800年的时间里，君士坦丁堡一直成功地由狄奥多西城墙的驻军保卫着。

查士丁尼被反转的逆转：胜利和瘟疫

弗拉维·伯多禄·塞巴提乌斯·查士丁尼（Flavius Peter Sabbatius Iustinianus），即查士丁尼一世，查士丁尼大帝，东正教的圣“查士丁尼大帝”，他出生在现在的马其顿王国，是一个农民的孩子，但他顺利继承王位，因为他长期以来一直担任皇帝的助理，并以候选人身份辅佐着皇帝，最后逐渐代替他叔叔贾斯汀一世（Justin Ⅰ，518～527年在位），成为实际统治者。

当他在527年正式登基之际，距离狄奥多西一世的统治结束已过去了77年，狄奥多西一世的战略创新被吸收、融合，并被制度化，达到了良好的效果。帝国比450年时要强大得多，但仍然需要长城和狄奥多西城墙来保护君士坦丁堡，不是为了抵御大规模的入侵，而是抵御来自多瑙河地区的掠夺者和巴尔干掠夺者的侵犯。

自公元3世纪成立以来，波斯的萨珊帝国一直是帝国的永久战略威胁，它与拜占庭不能实现相互尊重，双方频繁地谈判，但包括532年达成的“无尽和平”条约在内的各种和谈条约都没有约束力。对拜占庭来说，从高加索地区跨越有争议的亚美尼亚，直到叙利亚南部地区，在此区域保持警惕性，并部署随时反应的增援部队（常常数量不够），以遏制萨珊波斯的势力是必要的。

另外，君士坦丁堡的北部和多瑙河以外的地方都没有任何敌对势力存在，而在亚得里亚海的另一边，意大利的东哥特王国只希望与帝国建立良好的关系，部分精英甚至想要重新归于帝国的统治。在前一世纪征服了阿非利加的汪达尔人和阿兰人仍然在那里，但他们不再威胁要对埃及进行海上远征。至于来自欧亚大草原的威胁，那时帝国遭遇的好战游牧民族是库特里格尔斯突厥人，他们位于现在的乌克兰，但顶多是讨人厌，而不像阿提拉的匈奴那样势不可当。[45]

更强大的草原敌人正在迁徙中，但到了查士丁尼统治的时候，草原上的战士们已经不可逆转地失去了他们的战术优势。帝国军队已经完成了自己的战术革命，掌握了装备着强大的复合反射弓的射箭技术，同时还保持着剑术和长矛的近战格斗技能。即使他们的箭术不能与匈奴雇佣兵的最佳作战技术相提并论，但是拜占庭骑兵也不会再被轻易打败了。草原勇士也失去了大部分的作战优势，因为骑兵已经成为帝国军队的主力，他们采用了敏捷的战术，而单个骑手所缺乏的精湛骑术可以通过训练有素、具有凝聚力以及具有更大恢复力的部队来弥补。

当然，这也意味着，在对阵阿非利加的汪达尔人和阿兰人以及意大利的东哥特人时，帝国军队拥有战术和作战上的优势。阿兰战士主要是骑兵，汪达尔人和哥特人都是出色的战士和近距离作战的能手，他们完全有能力组织强大的远征，即使是在围攻技术上他们也毫不逊色，但现在他们都发现自己缺乏骑射能力和战斗机动性。身处那个时代的凯撒利亚的普罗科皮厄斯，记录了贝里萨里奥斯（Belisarios），这位查士丁尼的著名指挥官是如何解释他们之间的差距的：

实际上，所有的罗马人和罗马人的盟友，以及欧诺古尔人，都是很好的骑射手，但在哥特人当中却没有一个人是这样的，因为他们的骑兵习惯于只使用长矛和剑，而他们的弓箭手则徒步，并在重型武装步兵的掩护下进入战场（以抵御骑兵的攻击）。因此，除非是在近距离的交战中，否则骑士们没有办法抵御使用弓箭的对手，他们会很容易被箭射中，并且被摧毁；至于那些步兵，他们永远也不能强大到向在马背上的人发出攻击。[46]

这只是战术而不是战略，但如果没有这个优势，查士丁尼也许不会开始他重新征服的计划，首先是在533～534年征战北非，然后从535年开始征战意大利。

现代历史学家几乎一致认为他过于野心勃勃，他的征服使帝国过度扩张，在回顾历史时确实如此，但可能只是因为我们作为后人知晓了他不可预见的灾难。但是，最严厉的批评者也不会认为查士丁尼是一个愚蠢，或者是非理性的、无法冷静考量的人。[47]拉文纳圣维塔莱教堂（San Vitale）著名的马赛克画中，查士丁尼认真地注视着我们，但是，我们看到的却是他深谋远虑的野心而非精神上的狂热。

还有一个不可避免的事实：帝国不可能在海上派遣出真正庞大的军队。在骑行可达的最大规模远征中，贝里萨里奥斯在533年的夏天率领大约1万步兵和8000名骑兵从君士坦丁堡出发，这些士兵由500艘运输船运送，运输船配备了3万名船员，同时有92艘战舰护航。[48]这当然是最令人震撼的无敌舰队，但18000名士兵并不足以对付汪达尔人和阿兰人，更不用说东哥特人了，他们的战斗力是由全意大利的资源所支撑的。

但是，如果依靠骑射兵在战术上和作战上的优势，就可以做到了。在上面所引段落的前几句中，贝里萨里奥斯自己也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因为他们有骑射部队）大部分敌人都不会对罗马人造成伤害，即使他们数量极少。”[49]当然，这通常也需要制定一个成功的战地策略，当然需要出色的将才。查士丁尼麾下有诸多富有才华的战地指挥官为其服务，尤其是宦官纳西斯（Narses），他也许是更好的军事家，还有更著名的贝里萨里奥斯，一个拥有无数策略和巧思的人——时至今日，他仍被许多不识字的罗马人所纪念，因为他在537～538年的围困中设计出临时浮式磨坊，由台伯河（Tiber）的水流驱动，可以将玉米磨成粉末。

成功的策略通常会让成果翻倍，但是贝里萨里奥斯让它们成为拜占庭的专长，这些策略，还有他为避免自身消耗，系统并最大限度地对机动性的利用，使拜占庭人成为一个又一个世纪的军事专家。

在普罗科皮厄斯留下的关于贝里萨里奥斯与汪达尔人和东哥特人作战的详细描述中，我们看到了记录者的崇拜之情，但他并没有回避对贝里萨里奥斯的批评，我们读到，贝里萨里奥斯总是愿意在更危险的路线上进行更长时间的行军，以避开敌人预期的行进方向，从而出现在敌人侧翼，或者更好地迂回到敌人的后方，我们读到，他是如何冒险选择了最危险的策略而不是直接攻击。为了以少胜多，他以高回报、高风险的策略和大胆的、出人意料的行动弥补了他部队规模较小的缺陷，奇袭是所有人都认可的成功的结果，但这确实是赌博。

一个例子就足够说明了。公元536年，在经历长达20天的围攻之后，贝里萨里奥斯成功地占领了那不勒斯，不是通过攻击它坚固的城墙，而是以一种结局可能很悲惨的冒险方式打击敌人而取胜。一名士兵仅仅是出于好奇，落入了通往那不勒斯的地下渡槽，在围城之初，那不勒斯的水流就被切断了。他继续探索，直至到达了一个太窄以至于无法使成年人通过的区域——这是一个可以继续穿过城墙进入城市的区域。当消息传到贝里萨里奥斯那里的时候，他立即悬赏士兵和他的同伴们一大笔钱，让他们安静地刮落岩石，将这条通道扩展得足够宽：

在夜幕降临时，他挑选了大约400人……他命令他们所有人都穿上盔甲，手持盾牌和刀剑，保持安静，直到他自己发出信号为止。他挑选了两名指挥官，命令他们带领400人潜入城市，为后方部队照亮前路。他派了两个善于使用小号的人，这样一旦他们进入城墙，就可以把城市搅得混乱，并通知他们自己的人他们在做什么。（他）也来到营地（他自己的主要部队中），命令军队保持清醒，并严阵以待。与此同时，他还在身边安排了一支大部队——一些他认为最勇敢的人。

此时需要警惕，因为“在前往城内的途中（穿过狭长、黑暗的隧道），超过一半的人因为感到危险而被吓退”。贝里萨里奥斯辱骂了他们并把他们成功地拉回隧道，为了保证进度，他派出了贝萨斯（Bessas），一名有着哥特血统的军官，可以向最近守卫塔上的哥特人喊话。这400人不得不一直在狭窄的渡槽里前进，直到他们最终到达一个没有顶的地方，从那里他们可以爬出来。然后，“他们朝城墙走去；他们杀了两个城楼里的卫兵，免得遭遇麻烦”。[50]

在那之后，贝里萨里奥斯派了经他挑选的人架起梯子爬上那些无人看守的城墙，没有付出什么昂贵的代价就征服了那不勒斯。如果这400人被敌人发现，他们将全军覆没——对于一支规模如此之小的远征军来说，他们并不是一支无足轻重的小分队，如果失去他们，贝里萨里奥斯将只剩下三百人来驻防那不勒斯，那里现在是罗马南部最大的城市。[51]

撇开战略不谈，主要是因为出色的箭术和战术，才使拜占庭军队能够击败数量更多的敌人。经历两场意大利的重大战役，拜占庭的权威得以重建，其中一场战役发生在552年的翁布里亚（Umbria），在弗拉米尼亚大道上的塔迪纳（Tadinae）或巴斯塔·盖洛伦（Busta Gallum）附近，另一场发生在554年那不勒斯附近的卡西里纳斯河畔[52]［Casilinus，现在的沃尔图诺（Volturno）］，当时纳西斯指挥的拜占庭军队囊括了由伦巴第人、赫鲁利人甚至波斯人组成的各种外国分遣队，但是，在两场战斗中，正是帝国军队的弓箭手们用威力巨大的致命箭术发动截击，从而在战争的关键阶段做出了重大贡献。

总而言之，军队的战术和作战优势是拜占庭在北非和意大利两大战场取胜的充分条件；必要条件是与萨珊波斯的和平谈判，正如查士丁尼自己在一份关于卡帕多西亚（Cappadocia）政府新法律的文本中所解释的那样：

我们做了如此巨大的努力，付出了如此大的代价，并且进行了如此伟大的战争，因此上帝不仅赐予我们与波斯人达成和平，以及对汪达尔人、阿兰人和摩尔人（Moors）的征服，也使我们得以收复所有非洲和西西里岛的领土，但也激发了我们的希望，在罗马人将帝国的疆界扩展到两洋海岸之后，再一次将罗马人因疏忽而失去的其他国土统一，我们现在将在神圣的援助下，加速使这些国土恢复到更好的状态。[53]

但意大利很难恢复到更好的状态了（在米利厄斯整顿），与东哥特人的战争一直持续到552年，这场战争带来了许多破坏与变迁；568年，罗马的伦巴第人开始了新一轮的毁灭性战争，仅仅在查士丁尼565年逝世之后，无法预见的灾难便使他的所有战略计划都失效了。

图4 公元527～565年，查士丁尼在任时期的帝国

无论未来如何，查士丁尼几乎完全实现了他的雄心壮志，因为他的军队征服了北非，从突尼斯穿过沿海的阿尔及利亚，直到现在的摩洛哥北端，到达了大西洋，横跨海峡上伊比利亚半岛的沿海地区，即现在的西班牙东南部，到达所有的岛屿，巴利阿里群岛、科西嘉岛、撒丁岛、西西里岛，以及意大利全境。除了伊比利亚海岸和高卢的南部海岸外，没有任何敌对的海军力量存在，整个地中海又一次成为罗马帝国的自家内湖，没有任何可以与拜占庭海军抗衡的势力。这不是军事冒险家的成就，而是更广泛政治野心驱使下的军事实践。

在40多岁中年时成为皇帝的查士丁尼以精力充沛、绝顶聪明、超群出众、不受传统习俗束缚而出名——他认为可以随意地娶一个曾经是妓女的女人——他还拥有另外两个赋予他极大权力的条件：充裕的国库和知人善任的本领，从而使他能够发掘特别有才能的人来为他服务。所有这一切本可以使查士丁尼成为一个更成功的阿纳斯塔西奥斯，阿纳斯塔西奥斯在位27年，建造了大量的建筑，包括长城和要塞城市达拉（Dara），没有输过一场战争，统治期间实行减税，但据说在国库给他的继任者贾斯汀（Justin）留下了32万磅的黄金。[54]

但查士丁尼有更大的目标。甚至在开始他的军事征服前，查士丁尼就把从哈德良（Hadrian）时代开始的所有现存宪法，皇帝制定的具备法律效力的帝国宣言，都编撰成了法典。狄奥多西二世也发表了一份法典，但它是不完整的，而《查士丁尼法典》（Justinian’s Code）在529年时已经出版了，这意味着他一即位就开始了这项工作，他把《狄奥多西法典》（Theodosian Code）和另外两个非官方藏本中的所有内容都整理出来，并添加了他自己撰写的新法律，制成这本《查士丁尼法典》，共十二卷。法学家特里波里安（Tribonian）是查士丁尼任命的另一位非常有才华的官员，负责此项工作，他同时还是《法学汇编》（Pandectae，Pandektes或Digesta）的主要作者，《法学汇编》是在《查士丁尼法典》之后出版的法学论文集，共55册，其中载有39名法律专家［尤其是著名的乌尔比安（Ulpian）和保罗斯（Paulus）］对于各种案件的法律意见。《法学汇编》由官方权威机构发行后，实际上就成了一部由法学家撰写的附加法典，与英国普通法的主体并无不同——除了这本汇编是由罗马人组织并参与编写的。特里波里安和他的同事们接下来出版了一部短得多的著作，四卷的《法学总论》（Institutiones），这是一本法律培训手册。公元534年，经过修改和补充，《查士丁尼法典》的新版本发行，同时也包括查士丁尼过渡期的法律，但在那之后，查士丁尼于565年逝世时，他的新法律《法令新编》（Novellae）被收集在一个独立汇编文本中，其中包含了168条法律，大部分是希腊的。

自16世纪以来，所有这些成果被称为《国法大全》（Corpus Juris Civilis）。在那之前很久，11世纪末，它在意大利被重新发现，为博洛尼亚（Bologna）的法律研究和第一所真正的大学乃至西方法理学在世界范围内的扩展奠定了基础。在美国法庭上，也继续使用着未经翻译的拉丁语（如：sine die，nole prosecutere，ad litem，res judicata等），这象征着一种更深层次的延续：这些术语都来自《国法大全》的《法学汇编》。日本的商务法典中没有拉丁文，但有大量经由特里波里安整理而得的乌尔比安的论著，以及由此发源的欧洲法理。如果法学家有自己的神明，查士丁尼肯定会是他们的守护神，就像他和他的妻子狄奥多拉在每年10月14日都会被东正教徒纪念一样。

查士丁尼在公共事业领域的雄心壮志同样巨大且成功。普罗科皮厄斯写了一整本书，书名是《建筑》（Peri Ktismaton），描述了教堂、堡垒，以及查士丁尼建造或加固的其他一切建筑设施，尽管我们知道有的是其他皇帝的功劳，但是在查士丁尼的统治下，帝国的许多地方都大规模重建了几十座堡垒和其他防御工事，单单是君士坦丁堡就建造或重修了39座教堂，其中包括巨大的圣索菲亚大教堂，它巨大的浮式圆顶仍然令游客感到震惊，它的设计在世界各地成千上万的教堂中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再现。从普罗科皮厄斯关于圣索菲亚大教堂的详细描述中，我们了解到，查士丁尼亲自挑选了米利都的伊西多尔（Isidore）和拉勒斯的安特米乌斯（Anthemios）为他建造了一个全新的主教堂，运用数学工程方法计算细密配重穹顶的力学结构。[55]这位才华横溢的查士丁尼再一次找到了杰出人才来实现他的雄心壮志，伊斯坦布尔的古迹仍然完整，这证明他是完全成功的，就像他在他那非同寻常并雄心勃勃的法学工程中获得的成就一样，主教堂的影响力在查士丁尼于565年逝世后依旧延续。

那么为什么查士丁尼的军事野心却有所不同呢？从简单的事实中，我们知道这些野心并不是不切实际的，就533年的海上远征而言，在到达阿非利加时，他们既没有遭遇海难，也没有被击败，因此，现在突尼斯和沿海的阿尔及利亚地区已经被查士丁尼顺理成章地征服了。征服意大利的东哥特人是一项艰巨得多的任务，始于公元前535年，但它也在540年5月由查士丁尼成功完成，那时贝里萨里奥斯的军队挺进了东哥特人的都城和拉文纳最后的避难所，接受了维蒂西斯（Witiges或Vitigis）国王以及他的妻子马西森塔（Mathesuentha）的投降。

正如上面提到的，现代历史学家解释说，查士丁尼的军事野心是不同的，因为其透支了帝国的维系能力。540年5月，在贝里萨里奥斯隆重结束意大利战争之后的一年，因为没有强大的军队驻扎在意大利实施控制，哥特人恢复实力再次发起战斗，并在托提拉（Totila）成为他们的国王后节节取胜。查士丁尼并没有为贝里萨里奥斯替换掉他弱小的军队，合理的解释是，因为他“害怕一个强大的将军会对他造成威胁”。[56]就连罗马也在546年的战争中沦陷了，这场战争持续到552年。由于萨珊波斯拒绝了“无限和平”条约，也在540年开启了与帝国的战争，这场战争断断续续，直到562年才结束，因此帝国不得不在两个非常分散的战线上维持着两场漫长而又规模很大的战争，这导致在559年，君士坦丁堡几乎没有任何军队来击退库特里格尔斯人和斯拉夫人的入侵。这显然是过度扩张的证据，而且预示着帝国无法捍卫达努比亚（Danubian）边境和巴尔干半岛，因此也无法在阿瓦尔人和斯拉夫人的侵略下守卫希腊。

因此，对过度扩张的控诉就是对战略不当的控诉，或者更简单地说，是缺乏普通的常识：查士丁尼登基时，同样需要与永远保持侵略性的萨珊波斯人作战，因此他必须知道，即便是和平时期，与萨珊波斯接壤的前线地带也必须像战时那样认真守卫。帝国的“北部前线”将需要军事力量支援，从达尔马提亚（Dalmatia）直到多瑙河，虽然这条前线在533年时没有受到攻击，但只要帝国的边境持续动荡，它迟早会再次遭受袭击。北方前线是帝国的主要防线，它保护了有价值的次多瑙河地区（sub-Danubian）直到亚得里亚海沿岸，掩护了希腊和色雷斯，还有君士坦丁堡本身。北部前线地区也为帝国军队提供了主要的战士招募基地，包括贝德里亚堡（Bederiana）附近的村庄，查士丁尼在那里出生并度过了他的婴儿时期，那时他仍是弗拉维·伯多禄·塞巴提乌斯。

为了发起超远距离的征讨，甚至为了征服阿非利加谷物富饶的土地和神圣的古罗马，却忽视了对帝国首都腹地的防卫，这显然是一种战略上的错误，一种愚蠢的想法——我们知道这不是查士丁尼本人的思想。

当然，历史是关于人类罪行和愚蠢的记录，而自533年以来，许多愚蠢的战争都已经开始了，那时候，可能查士丁尼确实忘记了要不顾一切地保护自己的出生地和首都，但他也不是唯一一个有这种危险思想的人。

但有一种完全不同的解释，部分证据与该段历史一样古老，另一部分则是非常新的解释——太新了，以至于还没有被纳入更广泛的针对查士丁尼及其战争的研究中，更不用说一般的历史了。[57]非常重要且全新的历史证据是很稀有的，那一定是幸运之神的降临。在这个例子中更是如此，即便证据本身既不是碑文、古钱币，也不是来自传统考古学，而是在骨骼和冰芯中的DNA中找寻到的。

首先是旧的证据，在普罗科皮厄斯《战争史》的第二卷第二十二章中，我们读到：

在这期间（从541年起），有一场瘟疫，使整个人类几乎被消灭。现在，有一些胆大妄为的人针对这些天降之祸的原因给出了一些解释。但对于这场灾难，任何解释都无法用言语表达或是意会。因为它既不是降临于世界上的某个地方，也不是针对某个特定的人群，也不是只在某个季节发生，如果是这样的情况，关于它的起因或许能够有一些微妙的解释，但它却席卷了整个世界。

它起源于居住在贝鲁西亚（Pelusium）的古埃及人。

然后它分散并移动了……第二年，它在春分的时候到达了拜占庭，当时我就在那里待着……在大多数情况下，人们被疾病所困，却没有意识到即将发生的事情……他们突然发烧……而且，不像平时发烧那样发热，身体的颜色和以前没有任何变化，也没有任何炎症。因此，很自然地，没有一个感染了这种疾病的人认为自己会死于这种疾病。但是有些人在当天，第二天，更多的人在接下来不久的几天里，纷纷出现腹股沟腺肿胀……不只是在（腹股沟）……也在腋下，有时还在耳朵旁边……随后，一些人陷入了深度昏迷，其他人则出现了严重的精神错乱。在某些情况下，患病者会立即死亡，在另外一些情况下，许多天之后，一些人的身上会爆发出了像小扁豆一样大的黑色脓疱，这些人甚至没有能再多活一天，全部暴毙。还有人大量地呕吐鲜血……直接见了上帝。[58]

在第二十三章中，我们了解到人口的变化：

拜占庭的瘟疫持续了4个月，瘟疫最强的时期持续了大约3个月。一开始，死亡人数只比正常情况多一点，然后死亡率逐步上升，每天的死亡人数达到5000人，又再一次上升到1万人，甚至更多。[59]

3个月，或者90天，如果瘟疫最严重的时期每天死5000人，最后总数就会达到45万；如果我们估计每天死亡1万人，总数就会达到90万，而普罗科皮厄斯提到的则是更高的日死亡率，由此推导出总数似乎是不可能的。

作为一名历史学家，而不是辩论家，当代的研究者们通常认为他是值得信赖的，但在瘟疫的问题上，我们有两个理由来怀疑他的论述。首先，在一个没有统计数据的年代里，文本中的死亡率是没有经过详细考证的，此时对瘟疫进行印象上的评估会造成明显的误导——在美国，当艾滋病第一次引起广泛关注时，任何读过关于艾滋病相关资料的人，永远不会想到它对人口的影响是有限的。

第二个原因总是被人们反复引用，但随着结构主义研究方法的引入，对文本的研究获得了更大的共鸣。像任何聪明人一样，普罗科皮厄斯非常崇拜修昔底德（Thucydides），试图模仿他的用语方式，但后者距离普罗科皮厄斯的时代已经有一千年了。恰巧，修昔底德在他的第二本书中最为痛苦地描写了他那个时代的瘟疫，这显然是普罗科皮厄斯在他自己的第二本书中竭力模仿的方式，包括它的起源：“据说，这种疾病起源于埃及以外的埃塞俄比亚，又蔓延至埃及……然后，它突然袭击了比雷埃夫斯（Peiraeus）的居民。”然后是针对症状仔细的、非常详细的描述（“……人们被头上的强烈热气控制了……”）[60]这正是普罗科皮厄斯意图模仿的。因此，他的论述被我们视为一种文笔练习。[61]

当然，普遍认为，这是一种流行且非常严重的疾病，不仅因为普罗科皮厄斯被研究者们深深信任，还因为其他所有现存和回顾的文献中都提到了这场大瘟疫，有些人描述了其细节。[62]

比如安提俄克的埃弗格瑞斯·斯科拉斯提斯（Evagrius Scholasticus），一位受过良好教育的律师，在大瘟疫爆发前一年，也就是540年就接受了初等教育，他的妻子、女儿、孙子，以及其他亲戚在后来的瘟疫爆发中去世，他自己却活了下来。约在593年，他撰写了《教会史》（Ecclesiastical History），其中“在第52年”描述了瘟疫的大流行。他从起源开始描述：“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据说，这疾病是从埃塞俄比亚开始的。”然后他描述了症状：“……在某些情况下，它始于头部，眼睛充血，脸部肿胀……”[63]

受过良好教育的埃弗格瑞斯也明确提到了修昔底德，但较为客观的资料中也描述了这场前所未有的灾难，最著名的是《伪狄俄尼索斯的提拉玛赫尔编年史》（Pseudo-Dionysius of Tel-Mahre），在8世纪的美索不达米亚北部，由叙利亚语，或者东部晚期的亚拉姆语写成，它保存了当时已丢失的资料，即一本关于大瘟疫的书，作者是以弗所的高级教士、历史学家约翰（John）。在885年塞琉西年（=543/544年）这一年，文中写道：“在查士丁尼大帝时代，整个世界都面临一场重大而可怕的瘟疫”，然后他悲叹道：

尸体被撕裂，在街上腐烂，没有人埋葬他们；

房子大大小小，美丽而诱人，突然变成了坟墓……

船在海中行驶，船上的水手们突然被袭击……船变成了坟墓……他们继续在海浪中漂流；

婚房里有打扮好的新娘，但突然间，那里只有毫无生气和可怕的尸体……

道路，变成了荒漠。[64]

然后，这部编年史的作者列出了帝国所有受影响的省份：埃及的所有省份和巴勒斯坦，远至红海、西里西亚（Cilicia）、米西亚（Mysia）、叙利亚、伊科尼姆［Iconium，科尼亚（Konya），安纳托利亚中部］、比特尼亚（Bithynia）、亚洲（安纳托利亚西部）、加拉蒂亚（Galatia）、卡帕多西亚（Cappadocia）。文本记录了从叙利亚到君士坦丁堡以外的色雷斯的一路上，“我们看到”的内容：

（村庄）……没有居民；

道路上的驿站（检查点，以及帝国信使服务的中转站）充满了黑暗和孤独，每个碰巧进入和离开的人都被吓得魂不守舍；

牲畜被抛弃，在山间漫无目的地四处游荡，没有人将它们聚集在一起；

成群的绵羊、山羊、牛和猪，俨然成了野生动物……

我们从叙利亚到色雷斯路上经过的所有国家，都有充足的粮食，它们成熟，立得笔直，但没有人收割它们。[65]

这不仅仅是一种文笔上的模仿，而且是真正描述了一场每天有5000人或1万人死亡的灾难，就像普罗科皮厄斯所写的那样，如果这是真的，那么这场瘟疫真的有可能在很短的时间内杀死半个帝国的人口。如果这是真的，那也将是一场制度上的灾难：当有凝聚力的军队中一半的士兵都因瘟疫伤亡时，这些部队失去的不只是一半的战斗能力，而是全部，或者几乎全部。帝国军事系统中所有的组成部分，税务机构、中央行政机构、武器工场、补给仓库、建筑队伍、船队和舰队，以及陆军部队，都处在同样的困境中，人员中的幸存者更有可能因大瘟疫而四处逃散，或者需要照顾他们生病的家人，或者因休克而无法行动，或者被疾病削弱，或者仅仅是士气低落，因此50%的死亡率将导致50%以上的人丧失工作能力。

因此，这就是旧有的证据，如果这真的对人口结构造成了崩溃性的影响，那就可以直接解释为什么查士丁尼统治下的拜占庭帝国军事能力从541年起急剧下降，并不可避免地破坏了他的宏伟计划。

但是，旧的证据不能成为决定性的证据，因为它缺乏可信的数字，在这个基础上它被否定。同样是历史案例，一位特别高产的现代历史学家更信赖以下文字：

由于普罗科皮厄斯和以弗所的约翰等同时代人的目击记录都具有图像化和情绪化的特点，受他们的影响，学术上的正统观念认为大瘟疫在罗马帝国国内造成了灾难性的、不可逆转的生命损失，可能多达总人口的三分之一，在君士坦丁堡和其他巨大且残缺的城市中，损失甚至更多。最重要的是，它必须被正视为一种解释。[66]

换句话说，普罗科皮厄斯夸大其词了，夸张的意思是“可能多达三分之一的人口”。在最新一期最权威的古代史研究调查中，主要的证据被提出——包括当时由于许多纳税人死亡而需要进行新的财政立法——但它意味着这仅仅是帝国面临的另一场灾难［“还有其他的灾难，特别是地震，其中一场地震摧毁了贝利图斯（Berytus）著名的法律学校”］，其后果是加倍的：“查士丁尼的困境是由于瘟疫的严重爆发而恶化的。”[67]

新的历史证据由两部分组成，绝对证明了普罗科皮厄斯是正确的：不仅爆发了一场瘟疫，也不仅是迎来了另一场紧随而至的灾难，而且是一场史无前例的致命性疾病的大流行。

首先，2005年发表的一项研究中包含了通过DNA分析得出的第一个明确证据，即查士丁尼时期的瘟疫是由剧毒且尤其致命的鼠疫耶尔森氏菌（Yersinia pestis）引发的，即黑死病。[68]这种疾病与修昔底德所叙述的瘟疫，甚至是那时任何已知的瘟疫，都完全不同。作为黑死病的介质病毒，鼠疫耶尔森氏菌再次出现在1344年前后的中国和1347年的欧洲时，有些之前残留的免疫效力可以发挥作用，但对于541年的帝国人民来说，这是一种全新的病原体，因此考虑到人们普遍较弱的自然抵抗力，他们并没有获得免疫。

这使得病原体的毒性极强；也就是说，它导致患病的能力非常高；实际上，在541年被携带鼠疫耶尔森菌的跳蚤叮咬会造成感染，这当然不是当时人们所了解的那种病原体，因为当时许多人已经获得了对已知病原体的抗体。因此，与跳蚤接触的人有90%或更高的感染率，这在古代几乎意味着所有人。在幸存者中，查士丁尼患上了这种疾病，与我们的文献来源作者埃文古里斯一样。但传染性是一回事，杀伤力是另一回事。事实上，显而易见，高传染性的疾病并不是非常致命的：普通的流感病毒几乎没有杀死多少患者。

但这个推断对541年的耶尔森氏鼠疫杆菌是不成立的，因为它对受影响的人群来说是全新的。相比较而言，由新的A/H5N1型病原体引发而在2003～2006年爆发的禽流感事件中，印度尼西亚、越南和其他10个国家累计感染了263人——换句话说，这一病原体的毒力非常低，考虑到在这些国家和其他地方有数百万人接触受感染的家禽。但是这种疾病的致死率确实很高：有158个被感染的人死亡了，这个比例是60%，是霍乱病平均致死率的60倍，这是一种可怕的疾病，而且仍然是最大的杀手。当然，这也引起了世界范围内的恐慌，尽管感染这种疾病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只能通过食用被感染动物的未熟部分或与它们交换体液受传染，或者是运气实在太糟糕了。

在541年的大瘟疫中，50%或以上的致死率与当代A/H5N1病毒的致死率一样高，因为这两种病毒都是全新的，人类没有获得免疫力。然而，对于严肃的历史学家来说，这是不太可能的事情——他们认为，三分之一的人口死亡率被夸大了，因为其他已知流行病的致死率低得多——但这也是非常有可能的，死亡率甚至会比30%还要高。

第二种新的证据表明了可能发生的事情，确实发生了。如今的气候学研究受到政治争论的影响，但是冰芯学研究表明，在过去的1万年里，大气中二氧化碳含量确实在上升。一位著名的气候学家最近提出了一种“人为的”解释，其中有许多具有说服力的证据，即农业的滥伐（用耕种的田地取代了天然的绿色植被）和用以食用的畜群的增加，尤其是产出甲烷的牛，至少在过去的几千年里，这些因素导致了二氧化碳水平的上升。在这样的背景下，冰中的二氧化碳含量显示出历史上它的两次突然的大幅度下降，其中一项与大约541年的情况有关，它提供了当时出现的前所未有的人口结构崩溃的外部证据，人口崩溃导致大面积的开垦地重新成了自然草木，遭遗弃的牲畜被人们捕食——帝国领地中仍然有狼、熊、狮子和猎豹等兽群，以及安纳托利亚东部的里海虎。[69]尽管气候证据比目前的考古证据更具有决定性，但后者得出的论断是完全一致的；最近的一个概述总结道：

在6世纪中叶之后，叙利亚农村和城市大部分地区开始于5世纪和6世纪初的居住地扩张突然结束。有证据表明，那个时期的房屋建设几乎停止了，尽管在农村地区，房屋的翻新和增加仍在继续。[70]

而在考古证据中，可以顺带一提的是，很容易就能解释那时候的新家庭是由经历瘟疫后幸存下来的家庭组成的。综合起来，新的生物证据和气候理论迫使我们重新评估查士丁尼和他的政策。他本可以在军事上取得成功，就像他在法律和建筑方面获得的成就一样。正是耶尔森氏鼠疫杆菌破坏了帝国，与那些受到较少影响的敌人相比，帝国的军事力量被大大削弱，因为敌人领地的城市化程度较低，或者因为他们的组织结构不那么有条理，因此更不容易受到体制崩溃的影响。

突然间，他们的防线无人看守——一座位于叙利亚和阿拉伯边境拜占庭军事据点中的铸币厂无故消失，这个史料长期以来均被研究者证实，即使被误解[71]——拜占庭的堡垒被抛弃，曾经繁荣的省份逐渐荒凉，他们的行政机构被严重削弱，帝国会发现自己陷入了完全不同的世界中，在那里，大草原和沙漠的游牧民族比帝国更受欢迎，而不那么城市化的波斯帝国也相对比较受欢迎。

然而，查士丁尼的继任者不会重蹈他的覆辙。他的野心是彻底摧毁阿非利加汪达尔人的势力，他已经成功了。因此，当土著部落开始从沙漠和奧雷斯山地（Aurès）的山丘上向拜占庭人发动袭击时，被征服的汪达尔民兵都没有来阻挡他们，更不用说被占统治地位的汪达尔人控制的附庸国了，所以负担沉重的帝国军队不得不与土著部落战斗。同样，当时帝国有好机会与意大利进行秘密谈判，而不是通过入侵和开启全面的战争来摧毁东哥特人的势力。如前所述，拜占庭军队于535年从重新征服的西西里岛登陆意大利之前，曾与西奥达哈德（Theodaha）国王进行秘密谈判；西奥达哈德可以维持自身作为附庸国的地位，或是向帝国割让土地，帝国每年得到86400索里迪——43200名穷人的收入总和。也许100000个索里迪就可以和帝国达成协议，或者令西奥达哈德在王权上继续做出妥协。查士丁尼的继任者会这么做，但他在瘟疫爆发前并没有这么做。

在这之后，我们别无选择，只能回到狄奥多西战略的胚胎时期，他的“外交”战略是建立在简单战争与和平之间的权衡基础上的。在和平时期，以当时的标准来衡量，帝国的经济是异常高效的，它产生的税收收入可允许帝国向其侵略性的邻国支付巨额贡品，以维持它们之间的和平共处——因为无论如何，黄金会很快流回帝国内部，邻国人会购买那些他们渴望却不知道如何生产的商品。

公元前558年，在一名叫作扎波根（Zabergan）的领导人的带领下，庞特草原上的库特里格尔斯突厥人入侵了希腊，并接近君士坦丁堡，他们施展惯常的暴行，让阿加西亚斯·斯科拉斯提斯（Agathias Scholasticus）肆意放纵自己和其随从的恶行。（“那些出身良好的女人被残忍地掳走，承受了最惨痛的不幸，而牧师则被野蛮人肆无忌惮的欲望所折磨……”）[72]查士丁尼在贝里萨里奥斯（他53岁）退休时召回了他，让他领导仪式性的宫殿守卫部队，300名老兵和一群志愿者奉命去驱赶敌人，但后来他们采取了更果断的行动：

这一次，查士丁尼向桑迪尔克（Sandilkh）施压，他是乌特里格尔斯人（Utrigurs，另一个突厥部落）部落的首领。查士丁尼不断地试图激起他的愤怒，以对抗扎波根，并派遣了一大批使者，尝试用各种手段来激怒他……查士丁尼在给桑迪尔克的消息中补充说，如果他摧毁了库特里格尔斯人，皇帝就会每年都给他贡品——之前由罗马帝国付给扎波根的贡品。因此，希望与罗马人友好相处的桑迪尔克回答说，彻底摧毁一个部落的同胞是不神圣的，完全不合适的，“因为他们不仅会说我们的语言，住在像我们这样的帐篷里，而且穿得和我们一样，像我们一样生活，即使他们追随其他领导人，他们还是我们的亲戚（奥古尔突厥人）。但不管怎样，我们将会剥夺他们骑兵的能力，并将他们的马匹据为己有，没有了坐骑，他们也就无法掠夺罗马人了”。这是查士丁尼要求他做的。[73]

发动战争的另一个原因，可能是拜占庭人在战术上和操作上都会很成功，但即使他们获得了完全的胜利，他们能唯一肯定的结果就是将为这个胜利付出代价，而好处只会是暂时的，因为一个敌人的灭亡只会给另一个敌人让出空间。提奥非勒·西莫卡塔（Theophylact Simocatta）是在查士丁尼之后出生的一代，他生前曾亲眼看到了萨珊波斯的毁灭和伊斯兰军队的兴起。在波斯派往觐见莫里斯皇帝的特使的演讲中，他插入了这一论断。这位特使辩称，如果波斯的力量完全被摧毁，罗马将不会受益：

一个单一的君主制国家不可能接受天地万物的无数次关怀……因为世界上神圣和主要的规则永远不可能得到统一……因此，即使波斯人被剥夺了权力，他们的权力也会立即转移到其他人身上。充足的证据可以证明，如同马其顿人疯狂且不合理的野心：亚历山大……他试图将世俗世界征服统一。但是，在更早之前，世界又一次分裂，由多个暴政领导，可以这么说……因此，如果波斯人被剥夺了他们的权力，并将掌握的权力传递给另一个国家，那么罗马将会面对什么呢？[74]

很难想象，在没有新战略的情况下，帝国如何能够在随后的几个世纪里克服严重的内部危机和毁灭性的入侵。通过强化被大为减弱的军力而重新获得力量，通过将军事力量与说服的手段和技巧结合起来，创造出了与自身不相称的力量。而说服的手段和技巧即外交的本质，我们现在就开始讲述。

[1] 综述参见A.D. Lee，“The Eastern Empire：Theodosius to Anastasius” （2001），pp.34ff。

[2] R.C. Blockley，East Roman Foreign Policy （1992），from p.56.

[3] C.Toumanoff，“Armenia and Georgia” （1966），pp.593ff.

[4] Theophanes，The Chronicle of Theophanes Confessor，AD 284-813，trans. Cyril A.Mango et al.（1997）（hereafter cited as Theophanes），no.82，AM 5906，p.128.

[5] 参见Averil Cameron，“Vandal and Byzantine Africa” （2001），pp.553ff。

[6] 马塞里努斯·科梅斯是一位6世纪的编年史家。——译者注

[7] 马塞里努斯·科梅斯在他的《编年史》中记录了每一组双执政官任期内发生的要事，在The chronicle of Marcellinus Comes：Translation and commentary （Sydney：Australian Association for Byzantine Studies，1995）中，布赖恩·克罗克（Brian Croke）将当年的9月1日至次年的8月31日这一段时间译为一个“小纪（indiction）”。——译者注

[8] Marcellinus Comes，trans. Brian Coke （1995）（hereafter cited as Marcellinus Comes），p.17.

[9] Theophanes，no.101，AM 5941，p.157.

[10] Theophanes，no.103，AM 5942，p.159。

[11] Liber Pontificalis，47.6，in Raymond Davis，trans.，The Book of Pontiffs （1989），p.39.

[12] Otto J.Maenchen-Helfen，The World of the Huns （1973），p.125.

[13] 在浩瀚的文献中，可参见Anatoly M.Khazanov，Nomads and the Outside World （1994），from p.69，论述“游牧经济的非自给自足。”

[14] Excerpta de Legationibus gentium ad Romanos，3，in R.C. Blockley，The Fragmentary Classicizing Historians of the Later Roman Empire （1983），pp.2：237-239.

[15] E.A. Thompson，The Huns （1996），p.214.

[16] Excerpta de Legationibus Romanorum ad gentes，6，in Blockley，Fragmentary Classicizing Historians，p.2：423.

[17] Paul Stephenson纠正了我的误解；私人通信，2008年2月16日。

[18] See John ［F.］ Haldon，“Blood and Ink：Some Observations on Byzantine Attitudes towards Warfare and Diplomacy” （1992），from p.281.

[19] 在浩瀚的文献中，相关研究参见A.H.M.Jones，The Later Roman Empire （1973），from p.1：608。

[20] Prokopios，History of the Wars （hereafter cited as Wars）：The Persian War，bk.1，i，8-15，in H.B. Dewing，ed. and trans.，Procopius （1962-1978），pp.1：6-7.

[21] 对于“前阿瓦尔人”来源的考据（in Theophylact Siimocatta from Ⅶ.7.10，which reads as a romanced version of Menander’s fragment 19.1）缺乏兴趣；参见Peter B. Golden，Introduction to the History of the Turkic Peoples （1992），pp.109ff. 戈尔登教授的口头意思更明确，October 23，2003，关于阿瓦尔人与柔然人之间的联系。参见Walter Pohl，Die Awaren （2002），p.158。

[22] Excerpta de Legationibus gentium ad Romanos，1，in The History of Menander the Guardsman，trans. R.C. Blockley （1985），p.49.

[23] 希腊语中的乌尔古人（Outrigouroi），源自Utur、Otur、Oghur=the thirty Oghurs——氏族或部落；还有屈突人（Koutrigouroi），源自Quturghur、Toqur、Oghur=库提格尔人（the nine Oghurs）；来自2008年4月15日与戈尔登教授的私下沟通。

[24] Michael Whitby and Mary Whitby，The History of Theophylact Simocatta （1986），bk.8，3.2-6，p.212.

[25] 可参见Walter Emil Kaegi Jr.，“The Contribution of Archery to the Turkish Conquest of Anatolia” （2007），pp.237-267。

[26] See Nike Koutrakou，“Diplomacy and Espionage：Their Role in Byzantine Foreign Relations，8-10th Centuries” （2007），p.137，reprinted from Graeco-Arabica pp.6：125-144.

[27] Anecdota，bk.ⅩⅩⅩ，12-16，in Dewing，ed. and trans.，Procopius （1969），pp.6：351-353.

[28] “当 Chrysaphius 要求黄金（为了他的任命）时，Flavian 送给他祭祀容器来羞辱他。”参见 Michael Whitby，trans.，The Ecclesiastical History of Evagrius Scholasticus （2000），bk.II，2，p.61.

[29] Excerpta de Legationibus gentium ad Romanos，5，in Blockley，Fragmentary Classicizing Historians，p.2：245.

[30] 在AM 5940，paras.98-100. Theophanes，pp.153-155中，好战的西奥芬尼斯描述了克里普希亚斯的技艺。

[31] Excerpta de Legationibus Romanorum ad gentes，3，in Blockley，Fragmentary Classicizing Historians，pp.2：255.伊朗同时代后国王时期的野蛮人很少被驯化。

[32] Excerpta de Legationibus Romanorum ad gentes，3，in Blockley，Fragmentary Classicizing Historians，p.2：295.

[33] Cyril Mango，“The Water Supply of Constantinople” （1995），p.13.

[34] Cyril Mango，“The Water Supply of Constantinople” （1995），p.16.

[35] J. Durliat，“L’approvisionnement de Constantinople” （1995），p.20.

[36] G［ilbert］ Dagron，“Poissons，pêcheurs et poissonniers de Constantinople” （1995），p.59；戴克里先时期帝国的鱼类价格（毫无疑问超过了）每磅优质鲜鱼24铜币（denarius）。

[37] 最近整理的文献，可参见John H.Pryor and Elizabeth M.Jeffreys，The Age of the Dromon：The Byzantine Navy ca.500-1204（2006）；稍早一些的文献是 Hélène Ahrweiler的Byzance et la Mer：La marine de guerre，la politique et les institutions maritimes de Byzance aux VIIe-XVe siecles（1966）.

[38] 上至国王，下至贫民，罗马帝国全国都热衷于战车竞赛（chariotracing），因支持的车队和社会阶层的不同，竞技迷们分为红色、白色、蓝色和绿色四大阵营。——译者注

[39] Marcellinus Comes，p.19.

[40] 为了纠正常见的误解，可参考Paul E. Chevedden，“Artillery in Late Antiquity” （1999），pp.131-173。

[41] J.F. Haldon，“Strategies of Defence，Problems of Security：The Garrisons of Constantinople in the Middle Byzantine Period” （1995） p.146.

[42] S.v. “Long Wall，” The Oxford Dictionary of Byzantium，ed. Alexander P.Kazhdan et al. （1991），p.2：1250. Also J.G. Crow，“The Long Walls of Thrace” （1995），pp.109ff.相当部分的城墙幸存下来，参见James Crow，Alessandra Ricci，and Richard Bayliss，University of Newcastle Anastasian Wall Project，at http：//longwalls.ncl.ac.uk/AnastasianWall.htm。

[43] Bk.III，38，in Whitby，Evagrius Scholasticus，p.183.

[44] Novel 26，De Praetore Thraciae：Praefatio：“In Longo enim muro duos quosdam sedere vicarios.”州长（vicars），实际上是大区副总督（prefects）；可参考http：//web.upmf-grenoble.fr/Haiti/Cours/Ak/Corpus/Novellae.htm。

[45] Golden，History of the Turkic Peoples，pp.98-100；以及与戈尔登教授的私人通信，2008年3月23日。

[46] Prokopios，Wars，bk.V，xxvii，27-29，in Dewing，Procopius，p.3：261.

[47] 比较Averil Cameron的评价，“Justin I and Justinian” （2001），pp.67ff. （I wrote the above before reading Cameron.）

[48] Prokopios，Wars，bk.3，XI，2，in Dewing，Procopius，from p.2：101.

[49] Prokopios，Wars，bk.5，ⅩⅩⅦ，27，p.3：261.

[50] Prokopios，Wars，bk.5，9，12，from p.3：87.

[51] Prokopios，Wars，bk.5，14，1，2，pp.3：141，142.

[52] John Haldon，The Byzantine Wars：Battles and Campaigns of the Byzantine Era （2001），pp.37-44.

[53] Novel 30，De Proconsule Cappadociae，chap.XI.2.

[54] 关于长城和达拉，参见下文。关于320000磅黄金，还可参见Anecdota，bk. 19，7，in Dewing，Procopius，p.6：229。

[55] Buildings，from bk.1，1，24，in Dewing，Procopius，from p.7：11.

[56] John Moorhead，“The Byzantines in the West in the Sixth Century”（2005），p.127.

[57] 不仅是Halsall最近的Barbarian Migrations and the Roman West，376-568（2007），写到瘟疫只不过是“侵蚀士气”（p.504）。还参见Lester K.Little，ed.，Plague and the End of Antiquity：The Pandemic of 541-750（2006）.

[58] Dewing，Procopius，pp.1：451-465.

[59] Dewing，Procopius，p.1：465.

[60] Chaps.48 and 49，in Charles Forster Smith，ed.，Thucydides：History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 （1951），pp.1：343，345.

[61] Notably by J. Durliat，“La peste du VIme siècle，pour un nouvel examen de sources byzantins” （1989），pp.107-119.历史背景可参见 Lester K.Little，“Life and After life of the First Plague Pandemic”（2006），pp.3-32；on Durliat，see p.17.

[62] 可参见P. Allen，“The ‘Justinianic’ Plague” （1979），pp.5-20。

[63] Whitby，Evagrius Scholasticus，pp.229-231.

[64] Pseudo-Dionysius of Tel-Mahre：Chronicle，Known Also as the Chronicle of Zuqnin，pt.3，trans. Witold Witakowski （1996），pp.74-75.

[65] Pseudo-Dionysius of Tel-Mahre：Chronicle，Known Also as the Chronicle of Zuqnin，pt.3，trans. Witold Witakowski （1996），pp.80-81.

[66] Michael Whitby，“Recruitment in Roman Armies from Justinian to Heraclius （c.565-615）” （1995），p.93.

[67] Cameron，“Justin I and Justinian，” pp.76，77，order reversed.

[68] 一种类似Orientalis的生物变型：参见I.Wiechmann and G. Grupe，“Detection of Yersinia pestis in Two Early Medieval Skeletal Finds from Aschheim （Upper Bavaria，6th century A.D.）” （2005），pp.48-55.早期曾预测生物变型是antiqua（因541年的瘟疫而得名），持续存在但低致命。

[69] 根据William F.Ruddiman，“The anthropogenic greenhouse era began thousands of years ago”：http：//courses.eas.ualberta.ca/eas457/Ruddiman2003.pdf.另见Real Climate 中的论述，2005年12月5日，“Debate over the Early Anthropogenic Hypothesis，” at http：//www.realclimate.org/index.php/archives/2005/12/early-anthropocenehyppothesis/. 考虑到掠夺行为，安纳托利亚的最后一只狮子于1870年被杀；最后一只里海虎于1959年被杀；只有少量的非洲猎豹幸存。

[70] Hugh N.Kennedy，“Justinianic Plague in Syria and the Archaeological Evidence” （2006），p.95.

[71] Richard Alston，“Managing the Frontiers：Supplying the Frontier Troops in the Sixth and Seventh Centuries” （2002），p.417，writes that in Anecdota xxiv，12，Prokopios 是恶毒（真）且夸大其词（假）的。

[72] Agathias Scholasticus，Histories V.2.J.B. Bury （born 1861），我们快乐地依靠着他，就必须让他的精神振奋起来——这是本书最长的引文，来自History of the Later Roman Empire：From the Death of Thodosius I to the Death of Justinian （1958），p.2：305.

[73] Excerpta de Legationibus Romanorum ad gentes，1，lines 13-30，in Blockley，History of Menander，pp.43-45. 关于库特里格尔斯人和乌特里格尔斯人的论述，可参见 Golden，History of the Turkic Peoples，pp.98-100.

[74] Bk.IV，13.7-13，in Whitby and Whitby，History of Theophylact Simocatta （1986），pp.121-122. See Walter E.Kaegi，Byzantium and the Early Islamic Conquests （1992），p.32.

第二部分 拜占庭外交：神话与方法

就像大多数神话一样，拜占庭外交的神话——极其狡猾，惯于奸诈，有时让人迷失在其曲折的阴谋之中——这是一个围绕真理核心的故事。[1]首先，现在所理解的外交在当时还不存在。不值一提的是，在1681年的《古文献学辨伪论》（De Re Diplomatica）中，本笃会的僧侣多姆·让·马比伦（Dom Jean Mabillon）创造了这个词，用来描述对条约文件的审查，以确定它们的来源、意义和真实性。[2]基于对国际条约的审查，马比伦书中的“外交”（diplomatia）一词——我们所谓的“外交”（diplomacy），获得了它现在的意义，包含了所有国家之间的交流，尤其是驻外国大使的存在，这反过来需要一些类似于外交事务秘书处的机构来解读和回应大使们的工作。

这是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人的又一项发明，他们的国家或地区直到15世纪中叶都例行地互派大使；第一个有文件记载的驻地特使是在1341年，即曼托瓦（Mantova）统治者路易吉·冈萨加（Luigi Gonzaga）派去巴伐利亚神圣罗马皇帝路易斯廷前的特使。意大利的环境既有利于也需要驻地大使这一创新实践。佛罗伦萨的绅士们可以在罗马教皇廷前与意大利的同胞们相处得很好，在米兰驻地的威尼斯特使只需要一个可靠的信使在城市间来回穿梭即可，他们一周内就能得到答复，因此，设置驻地大使是具有可操作性的。而且，特殊的地缘政治环境也威胁着意大利各国，危险的敌人们只需步行一天时间即可到达意大利，他们需要及时的信息来应对敌人态度上的每一次转变，这使得常驻大使特别有用。

拜占庭帝国的情况是完全不同的。除了最后几年它作为奥斯曼的附属国才得以生存的时期，大多数时候，没有朋友或敌人可以轻易地到达拜占庭。相反，它常常不得不与那些没有共同语言或习俗的遥远国家打交道，包括那些仍在迁徙的草原部落。即便有一个可以供皇帝特使常驻的首都，他同样既不能期待与当地的精英们融合在一起，从内部监视敌人的情绪和决策，也无法做到及时向帝国报告他的发现。与常驻相反，拜占庭的特使们不得不去游历，有时还得去很远的地方。

[1] 有关概述，请参见Alexander Kazhdan，“The Notion of Byzantine Diplomacy，” p.17，and Jonathan Shepard，“Byzantine Diplomacy，AD 800-1204：Means and Ends，” pp.42-45，还有Shepard and Franklin，Byzantine Diplomacy （1992）。

[2] 巧合的是，Mabillon （1632～1707）是早期拜占庭研究最伟大的学者Du Cange （1610～1688）的学生。

第三章 特使

有一个极端的“长途外交”的例子，但这次外交行动碰巧在半个世纪后被证明是最重要的，泽马乔斯（Zemarchos）负责了三年的任务，即作为皇帝贾斯汀二世（Justin Ⅱ，565～578年在位）的特使，出访草原上的施特米汗国的可汗雅布胡（Yabghu qagan ishtemi），在我们的希腊文献来源中，他被称作西扎布尔（Khaganos Sizaboul或Silziboulos）。“Khaganos”是希腊语中“可汗的可汗”的意思（可汗是Khans或qans），而施特米汗国是突厥汗国西部地区的统治者，这是一个非常新但已经非常庞大的草原帝国，经常被错误地描述为“角”（Kok）或“蓝色”土耳其，这其实是运用了突厥语中四个方向的颜色代码来称呼它（白色是西方，因此是白俄罗斯，等等）。[1]自552年以来，当这些早期的土耳其人开始反抗蒙古利亚的柔然人（Jou-jan或Ruan-ruan）统治者的时候，他们以惊人的速度扩张，当泽马乔斯到达他们那里的时候，他们已经越过了中亚，吞噬了数十个游牧部落和定居于河谷和绿洲城市的族群。

就像早期和后来欧亚大草原上配备着健壮马匹和强大复合弓的骑手一样，战术效力上升为战略力量，在某种程度上，富有魅力和手段的酋长可以统一部族、部落和民族，不让他们互相争斗。很明显的是，在中国的记载中，领导了552年叛乱的阿史那吐务（T’u-wu）和他的儿子伊利可汗阿史那土门（Bumin，T’u-men）（即第二位区域可汗）都有着出色的领导能力，因为父子二人迅速将曾是奴隶的柔然人提升为大草原帝国的统治阶级，并征服了萨布尔人（Sabirs）、乌提格尔人、库特里格斯人、奥古尔人和欧诺古尔人，他们当中有些人后来成为独立势力，或对拜占庭保持敌意，或对拜占庭显示友好，而更常见的是两者都存在。施特米汗国的雅布胡可汗是伊利可汗阿史那土门的兄弟。

这是政治上的变数。不变的军事因素是，在大大小小的战斗中，草原上的骑射手在对抗不那么敏捷的敌人的时候优势明显，他们的第一次入侵尤其让平民受到惊吓。这是有用的，因为受惊吓的平民会为了避免遭到大屠杀或至少是无限的暴政而恳求、施压或迫使城市统治者与敌人谈判乞降。这就是游牧民族征服坚固城池的方式，他们甚至不用去认真围攻，这也正是突厥汗国征服丝绸之路沿线中亚城市的方式。

在中亚到东北亚所有崛起的大草原帝国中，这次出现的突厥汗国是最大的，其地位直到6个世纪后才被蒙古的出现所取代，这一段历史插曲开创了一个新的联盟关系，它将在下一个世纪的赫拉克勒斯皇帝统治时期拯救拜占庭帝国。突厥汗国在西部的扩张不可避免地与萨珊波斯帝国在其北部跨越边境阿姆河（Amu Darya，奥克苏斯河）的前哨基地发生了摩擦。在他们早期的合作失败后，雅布胡可汗或“西扎布尔”派遣特使团到君士坦丁堡“带去问候，贵重的生丝礼物和一封信”。特使们为帝国提供了直接的丝绸销售渠道，可以绕过萨珊波斯的领土、关税，以及中间人，“特使列举出臣服于突厥的部落，并提出要与皇帝保持和平以及建立攻防联盟”——含蓄地暗示联合对抗萨珊波斯人。[2]

丝绸买卖已经不再有巨大利益——当地人已经在帝国内部开始生产了。另外，联盟是最大可能的利益所在。萨珊波斯是帝国侵略者中唯一与其实力相当甚至实力更强的国家。因此，在7世纪其被毁灭之前，遏制它一直是拜占庭战略中的优先事项，并且这是泽马乔斯在569年8月给“西扎布尔”送去的最受欢迎的提议。[3]

这是一段非常漫长的旅程，我们不知道它的具体路线，但我们知道这条路线穿过了苏吉人（Sodgians）的土地，其领土以现代乌兹别克斯坦的撒马尔罕为中心。按照这条路线，泽马乔斯和他的卫兵、仆人必须从黑海遥远的另一侧，穿过现在的俄罗斯南部、哈萨克斯坦南部和乌兹别克斯坦西部才能到达，这一路线超过2000英里，但在陆地上的距离远不止这些。从那里开始，仍旧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直线距离约1000英里，之后才能到达西扎布尔的所在地，该地区位于现今中国、哈萨克斯坦、蒙古国和俄罗斯联邦的边界，南西伯利亚阿尔泰地区（希腊文中译为“金山”，但很可能是Aq Tag或“白山”）的山谷中，也可能是位于更南边的、中国新疆准噶尔地区的特克斯河谷（Tekes river valley）。[4]

我们唯一的消息来源梅南窦，记载了一件泽马乔斯前往Aq Tag途中发生的事件，这件事似乎令泽马乔斯惊慌，却让我们备受鼓舞，因为这无疑证明了，发生在最偏远异国土地上的这件大事确实是真实的：

泽马乔斯遇到了其他一些部落，他们说，他们是恶兆的驱除者，并走到泽马乔斯和他的同伴们跟前。他们把随身携带的所有行李都放在地上。然后他们放火烧树枝……反复地吟唱着些粗俗的句子。用铃铛和鼓发出噪音，在行李上方摇晃……当大树枝在火焰中噼啪作响的时候，他们陷入了疯狂，就像疯子一样，以为自己正在赶走邪恶的灵魂。[5]

这是确凿的证据，表明泽马乔斯一行人确实走得很远，因为这些是现在蒙古地区仍然会举行的萨满仪式，我们在梅南窦的叙述中就可以得到确认；这些文字也不可能是从希罗多德（Herodotus）或其他我们所知道的文字作品中复制过来的。显然，泽马乔斯在他的书面报告中描述了这一插曲，因为随手记录关于不同民族的情况对于拜占庭特使来说已经是常规的操作程序了。

泽马乔斯在一个帐篷里见到了坐在金色宝座上的西扎布尔，在呈递了请求建立军事同盟的传统礼物后，他希望得到西扎布尔的肯定回应。突厥人的作战优势可以与拜占庭有组织的军队和攻城工具配合起来大规模运用，但其最基本的组成元素是一群骑射手，这些骑射手可以在瞬间向敌人发动突袭，或大或小。西扎布尔确实这么做了，以最切实可行的方式，立即确认了与拜占庭的新联盟关系：

他决定，在与波斯人作战的过程中，泽马乔斯和20名追随者以及其他随从应该陪伴着他。在行军途中，他们在一个叫塔拉斯（Talas，在哈萨克斯坦南部詹比尔地区同名的塔拉斯河后方）的地方安营扎寨，一位波斯的特使来会见西扎布尔。他（西扎布尔）邀请了罗马和波斯使者与他共进晚餐。当他们（罗马特使）到达时，西扎布尔给予罗马人更大的尊重。而且，他对波斯特使……做出了激烈的指责……[6]

这导致了一场激烈的争执——也确实是预期的结果——在西扎布尔准备进攻波斯人的时候，泽马乔斯被西扎布尔送回了家。

再一次强调，我们不能确定这条路线的具体情况——当梅南窦写到一条“巨大的、宽阔的湖”的时候，我们可以推断它是咸海或者里海——但这确实是一次非常危险的，而且相当漫长的旅程。在大草原上，当拜占庭人的行进路线超出了西扎布尔的势力范围，潜在的敌对势力就会出现。当他们恰好在萨珊波斯帝国的北部边界上行进时，泽马乔斯和他的同伴们暴露在被派去专门抓捕他们的波斯入侵者的视线中——事实上，梅南窦记录道，泽马乔斯曾一度警惕波斯的伏击。因此，他派了10名搬运工在既定的路线上运送丝绸，假装他将紧随其后。其实，他选择了另一条路，绕过了他认为波斯人正等着伏击他的地方。

直到他到达黑海海岸，泽马乔斯才回到了既定的行进路线上，这条路线由梅南窦精确地描述出来：“他乘船去了‘佛西斯河’（River Phasis，今格鲁尼亚的里奥尼），然后换乘去了特拉佩祖斯（Trapezus，今土耳其的特拉布宗），他借用（马驿站）的资源前往拜占庭，觐见皇帝，把一切都告诉了他。”[7]显然泽马乔斯编辑了一份详细的报告，梅南窦能够予以参考并形成自己的文字。

如上所述，泽马乔斯前往阿尔泰或王庭三弥山（Yulduz）的远行——无论是哪一个目的地，往返的直线距离都在5000英里左右，包括陆上和海上的路线，需要跋涉的真实距离或许是这个距离的两倍——虽然是一个极端的例子，但与外国统治者地理距离太远确实是拜占庭面临的常事，因此建立驻地大使馆是不合实际的。

因此，帝国既没有建立一支职业外交官队伍，也没有成立管理外交事务的相应机构，就不足为奇了。既是廷前官员、士兵——泽马乔斯是帝国非常资深的东部元帅（magister militum per orientem）——学者、官僚和教士都在不同的时间被派去与外国统治者谈判。然而，他们的地位是有区别的：被派往萨珊波斯的使节总是拥有最高的行政级别，即杰出者（Illustris）[8]，而与阿提拉谈判的马克西米纳斯地位较低，是显赫者（Spectabiles）。[9]

尽管外交官不是一种专属职业，但一部6世纪的文献显示，他们仍需要经历一些选拔和训练。关于选拔环节，没有什么令人惊讶的地方：

我们派出的使者应该都是虔诚的人，他们从未因任何罪行或公开谴责而受到判罚。他们应该天资聪颖，对公众的热情足以让他们去冒生命危险。他们应该积极地履行他们的使命，而不是被迫。

文中建议应采取的具体态度：

使节们应当表现出亲切、真正高尚的风度，并慷慨地运用他们的权力。他们应该尊重自己的国家和敌人的利益，决不轻蔑以对。

这是一个必要的警告：在公元6世纪，与君士坦丁堡相比，拜占庭使节所能访问的任何地方几乎都是极度落后的，或者只剩下早期辉煌的残余。

最有趣的建议是在最后：“使节被派去执行任务之前，通常会对他进行测试，一系列的问题展现在他的面前，他需要回答，在各种假设的情况下，他将如何处理这些问题”——用现代的语言来说，这就是以场景为基础的角色模拟。[10]

拜占庭的使者们每次都要冒着生命危险去执行任务——这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即使是在最熟悉的地中海地区，几乎所有出海航行也都需要赌运气，而从陆路前往任何不与帝国接壤的国家都是危险的。亘古不变的逻辑表明，最好要与跟邻邦敌国关系不友好的邻邦建立联盟关系，这意味着，君士坦丁堡与其盟友之间存在的任何领土，或是拜占庭的任何潜在盟友，都有可能对拜占庭使节怀有敌意。另外，如果介于两方之间的领土处于无政府状态——这在现今是一种罕见的情况——我们可以用“失败国家”一词来形容它们，但这在古代却更为常见，因此那时特使的护卫将不得不与凶猛的部落、掠夺成性的游牧民族以及游手好闲的流浪者们进行斗争。

罗马以西的欧洲在5世纪初被侵占；编年史《阿基坦大区的繁荣》（Prosper of Aquitaine）的旧版本记载了汪达尔人和阿兰人在406年12月31日新年前夜穿越冰冻的莱茵河的历史，（Wandali et Halani Gallias traiecto Rheno ingressi Ⅱ k. Jan）。[11]但是，那时候苏维汇人也和他们在一起，还有更多的哥特人和法兰克人，他们已经进入帝国支离破碎的边疆。由于几个大国和势力集团已经取代了帝国的地位，因此，那时候使节的往返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频繁。考虑到那个时代的地缘环境相当不安全，这种外交确实是英雄主义式的，有时也会得到人们的颂扬。康斯坦提乌斯所著的圣徒言行录《欧塞尔世系》（Germanus of Auxerre）中描述了未来的圣徒是如何劝阻戈阿尔（Goar）的，戈阿尔是来自伊朗的，罕见的阿兰骑兵中“最凶猛的国王”：

部队已经进发，铁衣骑士们占据了整个战线，然而我们的牧师……他亲自到了国王那里……站在全副武装的将军面前，将军的追随者们簇拥着他。牧师通过一名翻译，向将军发出恳求的祈祷，接着开始斥责阻拦他的人；最后，将军伸出手，抓住缰绳，使整个军队停住了。[12]

虽然圣徒在这件事上发挥了特殊的作用，但那些只剩下可供贸易之黄金，或者拥有罗马残余驻军力量，或者是那些有意愿与之战斗的其他盟友，也可以通过出让极少的土地或贡品的方式，驯服新崛起的势力，维持新的权力平衡。

马库斯·马西利乌斯·弗拉维尤斯·埃帕奇乌斯·阿维图斯（Marcus Maecilius Flavius Eparchius Avitus）是一个著名的例子，他是一个富有的地主，来自高卢的贵族，甚至在公元455年当过一年的皇帝。他用书信的方式成功地与图卢兹的哥特人进行了谈判，他诗兴大发的女婿西多尼乌斯·阿波利纳里斯（Sidonius Apollinaris）对此颂扬道：“他的书信驯服了一个野蛮的国王……未来的国家和人民会相信吗？那封罗马书信收回了野蛮人所征服的一切。”[13]当阿维图斯试图从皮亚琴察（Piacenza）逃回他的高卢别墅时，他将死在路上，因为在维护良好、戒备森严的高速公路上，曾经安全的旅程已经变成了危机四伏的冒险。

同样，拜占庭特使只有在有组织的国家领土内才是安全的，即使是在极端敌对势力的领土内，也不例外。因为那时，特使的绝对豁免原则已经具备了权威，几乎得到了人们的普遍尊重，即使是众所周知的残暴国家也是如此。正如我们所见，匈奴王阿提拉所采用的战略使他需要频繁地与广大范围内的所有国家互派使节，他完全遵守派遣和接待特使的规范，即使是在极度挑衅的情况下也不例外，甚至是克里普希亚斯（Chrysaphius）试图刺杀他。

那时，绝对豁免的原则已经建立得很好了，但东罗马史家梅南窦也注意到，实际上，很明显的是，最凶狠的野蛮人仍然无法遵守这些绝对豁免原则。他叙述道，可能是当时仍在黑海北部的庞特草原上的斯拉夫安塔人，还有库特里格尔斯人不友好的邻居，都被阿瓦尔人“洗劫和掠夺”；他们派遣梅赞（Mezamer）——这显然是他们的首席作战领袖——作为一名特使前去赎回战俘，并寻求与他们达成一项可能的协议。看起来，梅赞并不像一名特使那样具备该有的“和蔼可亲”品质：

梅赞嗓门大，也是个吹嘘者，当他来到阿瓦尔人那里时，他言语傲慢且非常鲁莽。（一个）库特里格尔斯人是阿瓦尔人的朋友，并主张对安塔人采取非常敌对的政策，当他听到梅赞讲话的方式比特使应有的态度更为傲慢的时候，他对可汗（Khagan，最高统治者）说：“这个人是所有安塔人中最强硬的，他能够抵抗任何敌人。杀了他，你就能毫无畏惧地占领敌人的土地了。”在这一劝说下，阿瓦尔人杀死了梅赞，完全蔑视特使赦免权原则，也不考虑法律。[14]

那是“国际法”，即“国家”之间的法律，它不是罗马人制定的法律，而是国家间的习惯法，它跨越了拜占庭-萨珊波斯的领土范围及其周围环境，但是并未得到突厥汗国或阿瓦尔人的认可。他们遵循的是好客原则，这些不同的原则在仅存的贝都因游牧民族，以及巴基斯坦和阿富汗的普什图人（Pathans，或Pashtuns）那里，在他们尤其著名的《普什图瓦里法典》（Pashtunwali，该书在管理类事务的研究中备受尊崇，却无视包括所有妇女、非战士在内的人应有的尊严）的指导下，至今仍在实行。在好客原则下，要为那些前来拜访的人提供热情好客的服务——限于在非正式接待时期，其义务包括保护客人免受危险，如果必要的话，要为他而战，为他而死。

这就是为什么在公元558年或560年，阿瓦尔人派出一个代表团去君士坦丁堡时，他们是在阿兰人的帮助下这样做的：

他们来到阿兰人那里，请求阿兰人的领袖萨洛尼乌斯（Saronius）将他们带到罗马人面前。萨洛尼乌斯告知了曼努斯的儿子贾斯汀，当时他是拉齐卡的将军，贾斯汀告诉查士丁尼，皇帝（查士丁尼）命令将军（贾斯汀）把这个（国家）的使节送到拜占庭。[15]

阿兰人在思想中已经认可了保护使节的绝对义务，他们认为拜占庭人不会因为他们与阿瓦尔人的友好关系而杀害或伤害他们——这就是为什么特使卡迪克（Kandikh）可以居住在帝国宫殿内，这对一个生活在帐篷里的人来说是难以想象的荣耀，尽管如此，他们仍会嚣张地自吹自擂并威胁拜占庭人。同样，显而易见的是，阿瓦尔人知道他们的特使不需要阿兰人或其他人的保护，因为特使受到绝对外交豁免权的保护。两代人之后，在有充分的机会了解外交豁免权这项法律之后，他们仍然不尊重这一法律。623年6月，当阿瓦尔人的可汗要在色雷斯与赫拉克勒斯皇帝举行会面，并在节日的气氛中达成和平协议时，可汗却一边试图困住赫拉克勒斯，一边派遣他的士兵们对拜占庭进行掠夺突袭：

阿瓦尔人的可汗（Chagan，同Khagan）带领无数的人涌至长墙边，正如先前盛传的那样，和平将在罗马人与阿瓦尔人之间达成，而战车比赛正好将在赫拉克里亚（Herakleia）举行（没关系）……在这个主日（6月5日）的第4个小时，阿瓦尔人的可汗用他的鞭子发出信号，所有和他在一起的人都冲向并攻进长墙……他的部下…从君士坦丁堡的西边开始，直到（狄奥多西城墙）的金门，掠夺了所有在（君士坦丁堡）城外发现的东西[16]。

这段距离有65公里，是一场深入的突袭，但也掩盖了他们想要抓捕赫拉克勒斯的企图：“野蛮人，违背协议和誓言，突然以险恶的方式攻击皇帝……皇帝逃了出来，并最终回到了城里。”[17]

土耳其人的领袖可汗，梅南窦书中的“西扎布尔”（Sizabul），也遵守并衍生出类似的好客规则，当他们派遣使节到君士坦丁堡时：

曼尼达克［Maniakh，中亚绿洲诸城索格底人（Sogdians）的领袖］说，他本人非常愿意与土耳其人的使节同行，依照他的方式，罗马人和突厥人会成为朋友。西扎布尔同意这一建议，并派了其他人和曼尼达克一起担任拜访罗马皇帝的特使。[18]

尽管那个时候，随着西扎布尔的汗国向西扩展，索格底人位于中亚丝绸之路沿线的城市已经在他的控制下了，但西扎布尔还是在曼尼达克的保护下派出了他的特使，因为他认为，鉴于两国传统的良好关系，拜占庭人不会想要冒犯索格底人。他们曾团结一致反抗萨珊帝国的侵略，更不要说古代希腊人和索格底人是老相识了——8个世纪之前，在公元前324年，亚历山大大帝（Alexander The Great）的同伴塞琉斯（Seleucus）在印度作战，建立了一个持久的王朝，娶了索格底人阿法玛（Apama）。

法律具有排他性。就像今天普什图人的首领会保护任何要求他款待的人一样，他也不会因为侵犯外交豁免权而感到内疚，当后来拜占庭人因为与他们的敌人进行谈判而激怒了突厥人的可汗时，拜占庭的使者被虐待，生命受到威胁。从这个意义上说，阿瓦尔人和第一批建立汗国的突厥人仍都是异国族类；阿瓦尔人并没有足够长的时间来持续改变这一点，但土耳其人确实改变了他们的外交规则。尤其是塞尔柱王朝（Seljuk Sultans），它首先征服却又在11世纪末12世纪初失去了安纳托利亚的大部分领土。在当时，塞尔柱人们是拜占庭最危险的敌人，但在他们与特使和皇帝的交往中，他们习惯性地谨慎遵守规则并增加了礼节。咄咄逼人的萨珊波斯人也尊重这些规则，但还是来自野蛮大草原的塞尔柱人最充分地学会了文明礼貌，拜占庭人也对此做出了回应，因而激起了十字军执意不妥协的圣战怒火。

塞尔柱王朝原本位于伊克尼乌姆（Iconium，即孔亚），第一次十字军东征时的1097年5月21日，克利伊·阿斯兰（Kilij Arslan）在他的新首都尼西亚（znik）外围被十字军击败，当时他正在撤出他的剩余部队。城市被放弃，该城的塞尔柱驻军精明地向拜占庭皇帝亚历克西斯·科穆宁（Alexios Komnenos，1081～1118年在位）投降，皇帝派他的士兵进驻这个城市，在那里高举他的旗帜，俘获了克利伊·阿斯兰的宫廷、财宝、最宠爱的妻子和孩子。

十字军战士们已经战斗了7周3天，遭受了许多伤亡，他们对失去洗劫这座城市的机会感到愤怒——尤其是基督教徒；但是，编译《法兰克人和其他朝圣者的行为》（Gesta Francorum et aliorum Hierosolymytanorum）这本书的历史目击者记录了他们对历克西斯·科穆宁为克利伊·阿斯兰的被俘妻子（“Sultana”）和孩子们保留待遇显示出的更大愤慨：因为皇帝的“错误想法”（iniqua cogitatione），他们被保护免受法兰克人的伤害，得到了皇室般的照顾，并且不需赎金就得以返回（Ⅱ，8）。

与危险而文明的塞尔柱军队相比，10世纪时，帝国最长久且有益的盟友是黑海北部庞特草原上的佩切涅格人，最新的突厥弓箭手和骑兵部队已经到达了那片区域。[19]佩切涅格人的起源是如此模糊，以至于现存最好的资料来源是一个8世纪维吾尔族人留下的藏语翻译文献，在向西迁移之前，他们就定居在中亚地区，就这样，他们进入了拜占庭的外交圈。佩切涅格人与帝国的敌人进行猛烈斗争以求获得应有的回报，在接下来的一个世纪，他们将心甘情愿地为拜占庭军队服务。但他们显然仍是野蛮人，与他们打交道很危险，从拜占庭10世纪的一本关于治国方略的著作［这本书由康斯坦丁七世（Constantine Ⅶ Porphyrogennetos，913～959年在位）所著，现在被称为《帝国行政论》（De Administrando Imperio）］中所阐述的过程来判断：[20]

当一个帝国的使节被派遣乘战船从这里出发到庞特草原（去送贡品）……当他找到了（佩切涅格人），帝国的使节派手下向他们（佩切涅格人）发出信息，自己则留在战船的甲板上，守卫着战船上帝国的礼品。然后他的手下们下船去寻找佩切涅格人，当他们下船的时候，帝国的使节将自己的一些人交给佩切涅格人作为人质，他自己也将一部分佩切涅格人作为人质，把他们置于船上，然后和他们达成协议；当佩切涅格人根据他们的“习惯法”（zakana）宣誓忠于帝国的使节时，他给佩切涅格人送去帝国的礼物……并返回（船上）。[21]

这一描述令人自然而然地联想到以金钱换取非法毒品时毒贩们的警惕做法。正相反的是，与萨珊波斯人签订条约时需要遵循一套完全不同的程序，双方早已建立起了一套相当成熟的操作规程，以至于他们本身并不是所记录的任何谈判的对象，这套程序甚至一直延续到今天。因此，561～562年举行的“五十年”和平条约的谈判非常激烈，每一个问题都涉及艰巨的谈判。但是当一个全面条约终于获得同意后，双方都知道该怎么做：

这个50年条约是用波斯文和希腊文写成的，希腊文的版本被翻译成波斯文，波斯文的也翻译成希腊文。当双方的协议都写好后，它们被并排放在一起，以确保语言的一致性。[22]

前11项条款是实质性的：向野蛮的入侵者关闭里海的大门；盟国互不侵犯；只通过专门的海关进行贸易；利用特使的公共职务和他们的贸易权利；将蛮族商人拦截在公路上，并让他们缴纳关税；拒绝接纳叛逃者；对个人犯罪造成的损害进行赔偿；除了达拉（Dara，在现代土耳其的奥乌兹附近，即要塞城市阿纳斯塔西波利斯）之外，不建立新的防御工事；不互相攻击对方的附庸国家；对达拉的驻军数量进行限制；对边境城市所造成的损失进行双倍赔偿，累计支付期限为一年半。第12项条款则提到上帝将对遵守条约的人施以恩典，并会惩罚那些不遵守条约的人。这里提到的是唯一的神，因为拜火教的阿胡拉·马自达（Ahura Mazda）也是唯一的神，虽然不是万能的。除此之外，还有一项条款，其非外交的语言可能会被认为是冗余且无价值的：

《条约》将生效50年，和平条款将持续50年，按旧例计算，结束的这一年将有365天。

也就是说，在没有闰年的情况下生效——外交官们理解这种细节的重要性，它容易被忽视，但可能会产生影响。

在这一点上，两位统治者，查士丁尼和库斯劳一世阿奴细尔汪（Khusrau Ⅰ Anushirvan）都要去函批准使者们所达成的一切协议。每个统治者之前谈判授权的信件都将被公开。但协议会要求更多：希腊文和波斯文的两份文件都将被“打磨”，以求在每一种语言中都运用同等力度的表述（不是“尝试”，而是“奋斗”，不是“相同”，而是“对等”，等等）。然后：

他们为这两份文本都做了副本。这些原件都用蜡和波斯人使用的其他材料密封起来，并盖上使节和12名译员、6名罗马人和6名波斯人的图章。然后双方交换了条约文件。[23]

拜占庭人收到波斯文的条约，反之亦然。然后，他们把一个未封的希腊原文的波斯译本交给波斯人，反之亦然。到了这时，所有程序才算完成。

尽管有这样专业的外交规则，帝国却没有专业的外交官，而被招募来担任使节的是各种各样的行政官员，他们既可以向任何一位高级官员汇报情况，也可以向皇帝本人汇报。没有一个官员是专门负责外交事务的，也没有外交部部长。在未分裂的罗马帝国官僚体系中没有这种东西，也从未增加设立过。在克里普希亚斯暗杀阿提拉的失败阴谋中表现得很糟糕的维吉拉斯（Vigilas）既是翻译，也是业余的秘密侦探，他当时位于官僚体系的最高层，也就是“秘书长”（magister officiorum），行政院的主管。他负责信使和口译员的工作，并担任“特派员”（agentes in rebus）——通常被人们误解或被误传为秘密特工，但实际上是拟定要晋升的初级官员，由于他们的精英地位，人数会受到法律的限制：根据狄奥多西二世的法律，在公元430年，这一数字为1174，而在利奥一世统治时期（457～474），这一数字为1248。[24]无论是1174人还是1248人，都足以构成一个外交部，包括地理局，国家办公部门，以及贸易职能部门，等等。事实上，在连外交部都没有的情况下，更不用说成立情报组织了，特派员［或者是地方长官（magistriani），在其服务的官员之后］继续在由行政院主管的各个部门任职，职责各有不同。

在一本5世纪早期编著的《百官志》（Notititia Dignitatum）中，涵盖了东西罗马帝国的文职和军事官员、军事单位和高级军官的详细情况——这无疑是一份与现实脱节的官僚主义汇编，但仍旧能够说明一些问题——我们发现，在帝国的东半部分，有许多不同的单位、办事处和职员在“行政院杰出主管”的控制之下：[25]

他维系、供养和监督着7组教导团（scholae），但在战争中他却没有指挥权：第一护盾队（scutariorum prima），第二护盾队（scutariorum secunda），高级部落守卫（gentilium seniorum），盾形弓箭手（scutariorum sagittariorum），护盾手（scutariorum clibanariorum），初级轻武部队（armaturarum iuniorum），以及初级部落守卫（gentilium iuniorum）；

军需官和掌灯人（宫殿在黑暗中可能藏匿危险）；

4个部门（scrinia）负责记录、通信、请愿、安排；

皇宫的工作人员；

15个军械库（fabricae infrascriptae），用于制作盾、剑、矛和其他武器。[26]

行政院的主管几乎不可能独自管理所有这一切，包括他们的掌灯人、文书、引座员和侍者，大量的宫殿守卫，还有西方世界第一个真正的工厂，一个由15个军械库组成的“军工总工厂”，生产军队所需的所有武器和装甲。他适当配备了一批仅次于他的管理人员，一名副手，以及更多的助手，两名负责军工厂，三名负责蛮族事务，三名负责东方事务，一名负责亚细亚（Asiana）事务，一名负责黑海事务，一名负责色雷斯和伊利里库姆省（Illyricum）事务，一名负责监察公务人员，一名负责各省的监察工作，最后还有一个部门接近外交部的职责：为各族人民提供口译员（Interpretes Diversarum Gentium）。

因此，我们可以看出，仅仅因为缺少时间，行政院主管就不可能是一名合适的外交部长。不得不承认，拜占庭的邮政及外交大臣（Logothetes tou dromou[27]）则不是这样，他只承担了行政院主管的几项职能，在利奥三世（717～741）统治结束时，行政院主管被提升为议院的首脑，却被剥夺了巨大的行政权。议院是罗马元老院的历史遗产，而议院领袖是皇帝缺席时帝国的代表——如果他认真行使自身职能的话，会成为威胁皇位的角色。[28]我们有理由推断，利奥三世（Leo Ⅲ）是通过迫使狄奥多西三世（715～717年在位）退位而上台的，但后来不得不与内部危险的叛乱分子做斗争，他认为行政院主管的权力太大了，最好将其升职，让其享受无意义的荣誉。

“Logothetes tou dromou”的字面意思是“信使助手”，但这是一种字面上的翻译，也是罗马和拜占庭帝国信件和交通运输系统（cursus publicus）的缩略译法。在过去的几个世纪里，它经历了起起落落，但在繁荣时期，它提供了一种牛拉货车的服务（platys dromos）和一种由马匹和骡子拉运帝国官员和他们的行李的快速运输服务（oxys dromos）。我们在第一章指出，牛普遍睡眠8小时，反刍8个小时，每小时在平地只会行进2英里或2.5英里，所以在最好的情况下，牛拉货车服务可以将每公吨货物在5天内移动100英里，这是指一辆至少有10头牛的共轭牛车，在上坡的道路上则需要有18头牛。相比之下，快速运输服务（oxys dromos）的移动速度要快得多，因为在驿站和车站都有新的马匹供他们使用。普罗科皮厄斯描述了该系统的最佳工作方式：

每一站都有40匹马准备就绪……并按比例喂食……对所有的驿站都有详细的说明。随着马匹的频繁变化，它们是最受认可的品种之一……（骑马者）……有时在一天之内，就可以完成10天的行程。[29]

这将是240罗马英里、226法定英里或360公里的距离，对于一个骑乘者来说不是普通的行进速度；即使驿站备有好的、新的马匹，更有可能的也只是行进到这个距离的一半。［相比之下，1860年驿马快递（Pony Express）的骑手们每天要带上20磅重的邮报跑上250英里，在从密苏里州的圣约瑟夫（St.Joseph）到加州的萨克拉门托（Sacramento）总共1966英里（约合3106公里）的道路上，中途有190个中转站，50名骑手和500匹马。］普罗科皮厄斯在他有争议的《轶事》（Anecdota）一书中赞扬了这一制度，并严厉谴责查士丁尼破坏了该系统，因为他废除了一些路线，减少了更换马匹的车站数量，用骡子代替了马匹，而且数量太少。实际上，除了在最严重的危机时期，快速运输服务的运作状态还是很好的，这是帝国和邻国之间的一个不同之处。

对于拜占庭的使节和被邀请的外国重要旅客来说，在帝国之外进行陆路旅行是一种非常缓慢的冒险，而在帝国内部，陆路行进是常规的出行方式且速度明显更快。[30]现存唯一的关于这段旅程的详细资料可以追溯到公元4世纪（317年到323年）：西奥芬尼斯（Theophanes）是来自上埃及重要城市赫莫里奥斯梅勒［Hermopolis Megale，靠近今天的艾什穆内（el-ashmunein）］的富有地主和官员，他曾使用帝国信件和交通运输系统（cursus publicus）到访安提阿（今土耳其的安塔基亚）。他于4月6日从尼基［Nikiu，今帕沙提（Pshati）］启程，并于5月2日抵达，平均每天行进40公里，在穿越无路的西奈沙漠时，每天至少行进24公里，在临近目的地的叙利亚境内公路上，每日最多可行进100多公里。[31]

使用快速运输服务，能让赶路的陆路旅行者更便捷。只有极其富有的人才能私人全程间隔性地更换新马匹，但使用快速运输服务的许可证只需要少量的钱便可收买。只有行政院主管和后来的邮政及外交大臣（Logothetes tou dromou）才有权利签发许可证，并只对出公差的官员发放。这种制度自然会滋生出贿赂行为。6世纪的官员约翰·利多斯（John Lydos或Lydian）所著的《论罗马宪法中的治安法官制度》（On the Magistracies of the Roman Constitution）中记录了一些无聊的行政笔记，但有一些地方非常滑稽，他写道，该地区的调查官员（frumentarii）总是会在许可证办公室出现：

做大量的调查，找出多人被提供许可证的原因……有了所谓的官方授权……就可以（去）使用帝国信件和交通运输系统。这些调查请求是由所谓的“总督”（即执事长官）提出的，但他也是第一个针对使用系统签署官方授权的人。[32]

换句话说，即使是最高级别的官员也不可能被允许如此轻易地获得大批许可证。这些调查长官被误解或误传为帝国安全部门（罗马的联邦调查局，军情五处，或本土警戒局）的人，也因此同样被误认为是帝国情报机关——特派员中的一员。如果是这样的话，保护帝国的工作本应做得很差，因为对于这样的任务，调查人员的总数出奇的小，不会超过几百。[33]

对快速运输服务的监督仅仅是邮政及外交大臣的职责和权力之一。他不仅掌管接待来访帝国野蛮人的机构［该机构为外国使节（apkrisarion）开了一个招待所］，而且负责从行政院主管那里接过来的多语译员组织（interpretes diversarum gentium），该组织的首席代表是一名大译官（megas diermeneutes）。这些职位似乎都属于外交事务的一部分，但当时它们纯粹都是内部职位，也需要负责保护皇帝，监督对某些省份的安全政策，以及礼仪性的外交。在9世纪的时候，有一个指定的机构负责外事秘书的工作，并在12世纪的时候被重新命名为财政部（sekreton），但并没有特别提到这个机构将负责外交事务。外事秘书并不负责与外国强敌进行谈判，所以，即使他是皇帝的外事顾问——担任这一职务之人每天必定会出现在宫廷前，因为每天都有一些敌国势力会威胁到帝国的某些地方——他也不是外交政策的执行长官。[34]

因此，拜占庭没有外交部部长，也没有专业的外交官。然而，拜占庭大战略的显著特点恰恰就是，从一开始到最后，非常强调与外国势力打交道时的游说技巧。说服是所有外交的基本目的，不管是否有常驻使馆和外交部这样的机制，拜占庭人通过说服所做的大部分事情早在之前就已被其他人尝试过，就像今天的现代国家仍在做的那样。

用威胁和惩罚来吓跑潜在的侵略者——正如我们现在所称的“威慑”——是一种像仁慈一样古老的实践，与战争时呼喊并挥舞武器，在冷战期间展示核武器的作用完全相同。赠送礼物或直接提供贡品来收买敌人（如果是与敌人开战，付出代价会更高，即便战胜也不例外）也是如此。一个所谓堕落的“拜占庭”不得不贿赂敌人，他们用懦弱的贿赂技巧代替了强盛时期罗马人的铁血精神，以保障自身安全，这是一种针对两者的错误区分。有证据表明，罗马人在所有时期都不受英雄的自命不凡情结所约束：即使是在他们最强大的时候，从公元1世纪的奥古斯都到2世纪的马可·奥勒留（Marcus Aurelius），每当贿赂敌人比作战更为“经济”时，他们宁愿使用黄金贿赂敌人也不愿用武器作战。[35]我们已知的贡品清单很长：东罗马帝国政府对匈奴的年度贡品在公元422年前后已经达到350磅黄金，在437年增加到700磅，到447年达到10年前的3倍，即2100磅——比西罗马帝国政府在408年进贡给西哥特人阿拉里克的4000磅和409年的5000磅黄金要少得多，另外还有30000磅的银、4000件丝绸长袍、3000块染成红色的毛皮和3000磅的胡椒粉。[36]所有这些进贡——并没能阻止第二年罗马的沦陷——都来自那些大规模衰落且极度贫困的城市，这恰恰说明，在过去几个世纪，帝国在掠夺和随之而来的更有利可图的税收中积累了数量可观的黄金和白银。一位现代历史学家仔细区分了6种类型贡品背后的意图和结果。他的结论是，帝国疲软的对外政策可以避免遭敌人无限制讹诈的危险，而黄金是一种“灵活的、具有成本效益的外交政策工具”——当然也与武力有关，因为它具有威慑、强制性和惩罚的作用。[37]

拜占庭人一直依赖于威慑手段——只要能保持沉默，任何面对其他势力威胁的国家都必须持续这么做——拜占庭人会定期买通他们的敌人。

但他们做的远远不止这些，他们利用可能的一切说服手段来招募盟友，分化敌人的联盟，推翻不友好的统治者，在应对马扎尔人的例子中，拜占庭甚至使整个迁移的民族偏离了他们的道路。对于共和国时期的罗马人和未分裂的帝国，乃至于当今的大国，军事力量是治国方略的主要工具，而游说是次要的补充手段。而对于拜占庭帝国来说，几乎是相反的。确实，从强调武力到重视外交的转变是区分罗马和拜占庭的一种方式，也是罗马晚期历史在东方的结束，以及拜占庭历史的开始。[38]

这一根本变化的最明显原因是拜占庭帝国的相对弱势：它的军事力量往往不足以对付它的众多敌人。但它也有另一个依赖外交手段的积极理由：拜占庭人能够比他们的前辈或对手更有效地运用游说工具，包括真正正统的基督教信仰。

[1] 不是现代土耳其语中的“Gok”，也不是因为蓝色=天空=tengri ulgen，萨满教的天神，且深受前伊斯兰突厥世俗民族主义者的爱戴；Peter B.Golden，Introduction to the History of the Turkic Peoples （1992），p.117，私人交流，December 6，2007：“Kök Türk is never used regarding the Western Türk Qaghanate.”

[2] R.C. Blockley，trans.，The History of Menander the Guardsman （1985），pp.116-117.

[3] 关于拜占庭-萨珊波斯关系，参见R.C. Blockley，East Roman Foreign Policy：Formation and Conduct from Diocletian to Anastasius （1992），pp.121-127；and James Howard-Johnston，“The Two Great Powers in Late Antiquity：A Comparison” （1995），pp.3：157-226.

[4] Golden，History of the Turkic Peoples，p.129；Blockley，History of Member，p.264 n.129；Blockley认为是特克斯河谷，也许是中国文献来源中Ch’ien Ch’uan（屏聿，“千泉”）的所在地。

[5] Excerpta de Legationibus Romanorum ad gentes，8，in Blockley，History of Menander，p.119.

[6] Excerpta de Legationibus Romanorum ad gentes，8，in Blockley，History of Menander，pp.121-123.

[7] Excerpta de Legationibus gentiun ad Romanos 9，in Blockley，History of Menander，p.127.

[8] Illustris（杰出者）和下文提到的Spectabiles（显赫者）都是拜占庭帝国的荣誉头衔，由古罗马元老职位派生而来。——译者注

[9] Blockley，History of Menander，p.153.

[10] The Anonymous Byzantine Treatise on Strategy，sec.43；之前被称为 Peri Strategikes 或者更常见的 De re strategica. In George T. Dennis，ed. and trans.，Three Byzantine Military Treatises （1985），pp.125-127.

[11] Prosper：Prosperi Tironis，Epitoma chronicon （1892/1980），p.1：465.

[12] Vita Germani，28. From Andrew Gillett，Envoys and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in the Late Antique West，411-533（2003），p.121.

[13] Carmina，VII，lines 308-311. “Avite，novas；saevum tua pagina regem lecta domat；iussisse sat est te，quod rogat orbis；credent hoc umquam gentes populique futuri？Littera Romani cassat quod，barbare，vincis.” Text in W.B. Anderson，Sidonius：Poems and Letters （1963），p.1：144.

[14] Excerpta de Legationibus gentium ad Romanos，3，in Blockley，History of Menander，p.51.

[15] Excerpta de Legationibus gentium ad Romanos，1，in Blockley，History of Menander，p.49.

[16] Chronicon Paschale，indiction 11，year 13 （year 623），in Michael Whitby and Mary Whitby，trans.，Chronicon Paschale，284-628 A.D.（1989），p.165.

[17] Theophanes，no.302，AM 6110，p.434.

[18] Excerpta de Legationibus gentium ad Romanos，7，in Blockley，History of Menander，p.115.

[19] 同时代希腊文献中的Patzinakitai；Golden，History of the Turkic Peoples，from p.264.

[20] De Administrando Imperio，ed. Gy. Moravcsik，trans. R.J.H.Jenkins （1967）（hereafter cited as DAI）.由Ihor Sevcenko恶作剧式地重新予以介绍，“Re-reading Constantine Porphyrogenitus” （1992），pp.167ff.

[21] DAI，vol.2：Commentary，ed.R.J.H.Jenkins et al. （1962）（hereafter cited as DAI—Commentary），sec.8，pp.55-57. On “Zakana” （lines 8-17），与现代俄语“zakon”（法律）相比，源自“ar chaic kon”（边界，限制）.DAI—Commentary，sec.38，introductory note，pp.145-146.

[22] Excerpta de Legationibus Romanorum ad gentes，3，lines 305-390，in Blockley，History of Menander，pp.71-75.

[23] Excerpta de Legationibus Romanorum ad gentes，3，lines 408-423，in Blockley，History of Menander，p.77. 我认同Blockley （p.255n.47）：过程不是一件文本“紧身衣”，而是可靠的，当然也是慎重的。

[24] Theodosian Code Ⅵ，De Agentibus in rebus，27.23；Justinian’s Code Ⅻ.20.3.

[25] Otto Seeck，Notitia Dignitatum accedunt Notitia Urbis Constantinopolitanae Laterculi Prouinciarum （1876），pp.31-33.我支持Peter Brennan具有怀疑态度的解释——请参见“Mining a Mirage，”他的Notitia （即将出版）一书的副标题；他善意地在2008年3月31日给我发送了资料。

[26] 5个在the Diocese of Oriens；4个在Pontica；1个在Asiana；2个在the Diocese of the two Thraces；4个在the Diocese of Illyricum.

[27] logothetes tou dromou在英文中的表述通常为Logothete of the Course/Drome/Dromos或者Postal Logothete，logothetes特指拜占庭皇帝统治下的行政官员。——译者注

[28] J.B. Bury，“The Imperial Administrative System in the Ninth Century with a Revised Text of the Kletorologion of Philotheos” （1911），32.

[29] Prokopios，Anecdota，bk.ⅩⅩⅩ，4-7，in H.B. Dewing，ed. and trans.，Procopius （1962-1978），pp.6：347-349.

[30] Louis Bréhier，Les Institutions de l’empire Byzantin（1949/1970），pp.263-268；也有一个光信号，pp.268-270.

[31] 在 Ryland 图书馆里搜寻纸莎草，但我认同Peter Heather，The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A New History of Rome and the Barbarians （2006），p.105.

[32] John Lydus （John the Lydian），On the Magistracies of the Roman Constitution trans. T.F. Carney （1965），bk.II.10.5.

[33] N.J.E. Austin and N.B. Rankov，Exploratio：Military and Political Intelligence in the Roman World from the Second Punic War to the Battle of Adrianople （1995），p.152.

[34] D.A. Miller，“The Logothete o fthe Dromein the Middle Byzantine Period” （1966），pp.438-470.

[35] C.D. Gordon，“The Subsidization of Border Peoples as a Roman Policy of Imperial Defense” （1948）.

[36] Michael F.Hendy，Studies in the Byzantium Monetary Economy，c.300-1450（1985），p.261.

[37] Blockley，East Roman Foreign Policy，pp.149-150；Blockley，“Subsidies and Diplomacy：Rome and Persia in Late Antiquity” （Spring 1985），pp.62-74.

[38] Blockley，East Roman Foreign Policy，p.151ff.

第四章 宗教和治国方略

我们所知道的几乎所有拜占庭人都是虔诚的基督徒，这是毋庸置疑的，而帝国将宗教作为长久影响外国统治者和他们国家的来源，也是毫无疑问的。对于虔诚的信徒来说，在这一点上并不感到讽刺和矛盾，甚至是那些投机的叛徒，如被俘的突厥人或来自大草原的野蛮人，都急切地接受洗礼。如果（宗教）没有在精神上帮助（帝国），皈依拜占庭宗教至少可以在物质上帮助帝国，而且只有拜占庭才是正统东正教会的捍卫者，而根据正统东正教自己的教义，它是通往永恒生命的唯一通道。因此，巩固帝国就是推动基督的救赎。

拜占庭教会以其宏伟的教堂、激动人心的礼拜仪式、悠扬的唱诗班、严格的教义，以及当时受过高等教育的神职人员，吸引了整个国家的皈依者，最主要的是俄国人。一些人极力反对帝国，但另一些人则倾向于通过皈依进行合作甚至结盟，即使他们不愿意承认皇帝是教会的世俗领袖，但也不太会拒绝君士坦丁堡主教的权威，虽然他们是帝国任命的。即便是在这个城邦国家的暮年里，直到1453年，俄国人也心甘情愿地接受了一些著名先知的指导，比如斐罗狄奥斯（Philotheos，1364～1376年在位）。[1]

当拜占庭传教士从9世纪开始，使邻近的布勒加尔人、巴尔干斯拉夫人（Balkan Slavs）和摩拉维亚人（Moravians）相继皈依，在基辅罗斯的斯堪的纳维亚统治者中发挥最大影响力时，他们是在把灵魂从异教徒手中拯救出来——这值得他们做出所有努力。但作为一种固有的结果，他们在这个过程中也招募了潜在的盟友。诚然，皈依东正教并没有阻止由基督化的布勒加尔人或基辅罗斯对帝国发动激烈的战争，但即使在927年承认保加利亚教会独立自主之后，拜占庭外交还是可以并确实利用了君士坦丁堡对地方教徒的权威，来寻求帮助或至少劝阻敌意。

拜占庭人有时也从宗教禁忌中受益，因为人们反对攻击基督教帝国。即使是第四次十字军军中被激怒的拉丁人，当准备进攻、征服、洗劫君士坦丁堡时，他们也被抑制了——至少他们的领导人有过这种担心，因为在1204年4月11日，最后一次进贡的前夕：

这是对所有人宣布的，所有的威尼斯人和其他每一个人都应该在周日早上去听布道；他们就这么做了。然后，主教们对军队进行了布道……他们向朝圣者表明，这场战争是正义的；所以希腊人是叛徒和杀人犯，而且不忠，因为他们杀害了他们的合法领主，而且比犹太人更坏。此外，主教们说……他们将赦免所有攻击希腊的人。然后主教们命令朝圣者忏悔他们的罪恶。并指出，他们应当毫不犹豫地攻击希腊人，因为希腊人是上帝的敌人。他们还命令要找出所有邪恶的女人，并把她们送到远离军队的地方。[2]

我们不可能知道，当没有杀人的牧师来鼓吹攻击基督徒的神圣性时会发生什么，但有记录的是君士坦丁堡在拜占庭外交活动中信仰中心的作用。也可以看出，这座城市的宗教意义是被帝国政策有意加强的。

当君士坦丁最初建立他的首都时，并没有特别宣称这是一个朝圣之地。这确实牵制了皇帝——因为皇帝不仅是教会的世俗领袖，也确实对教义发表了意见——和普世牧首（ecumenical patriarch），他是被任命的最高级别主教，在500年后的分裂之后成为所有东正教徒的第一个主教，在此之前，他只遵守451年大公迦克墩会议制定的优先顺序。

但是，作为一个新的城市，即使君士坦丁堡拥有许多教堂和圣彼得的继任者，但在基督教声誉上也无法与罗马相抗衡，同样比不上亚历山大、安提俄克或耶路撒冷。在迦克墩信经的指令中，亚历山大和安提俄克的主教地位排在君士坦丁堡之后，但在君士坦丁堡（成为主教区）很久之前，它们就都是主教区了，并且有许多更为古老的教堂。耶路撒冷的主教区在优先排序上位列最后，但只有在那里，朝圣者才可以参观耶稣诞生、生活和死亡的地点，包括伯利恒附近的耶稣诞生教堂和圣殿山附近的圣墓。仅仅是因为他们的犹太先驱定期从帝国的各个地方和国外旅行到耶路撒冷圣殿来庆祝主要节日，朝圣作为一种信仰的行为是格外重要的，君士坦丁堡不可能追求宗教重要性——因为其无法回避的政治维度——除非它也能吸引朝圣者。

这是皇帝和主教们遭遇并克服的挑战。君士坦丁堡以巨大的努力和开支，成为基督教的圣城，成为像罗马或耶路撒冷一样的朝圣地，而且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它的访问者比任何一个地方都要多。

首先是教堂的建造，宏伟的新圣索菲亚大教堂又称圣智慧教堂，1453年君士坦丁堡被征服之后成为气派的清真寺，经历1935年的世俗化后，它又成为伊斯坦布尔访客最多的遗址。之前的圣索菲亚大教堂已经是该遗址上建造的第二个教堂，在532年1月的尼卡起义中被烧毁了。根据查士丁尼的命令，这座新建筑是由拉勒斯的安特米乌斯（Anthemios）和米利都的伊西多尔（Isidore）精心设计的，可谓一个瞬间诞生的世界奇迹，有着惊人的巨大圆顶，宽31.87米，离地面55.6米（182英尺），由窗户缝合成的穹隅新图案所支撑着，使它看起来像魔法一样漂浮在访客之上，就如奇迹一般。［这是美学的另一个奇迹，征服者奥斯曼人首次将圣索菲亚大教堂内部的马赛克用灰泥涂抹，使之变成了一个没有禁忌图像的清真寺，一个多世纪之后，建筑师科查·米马尔·希南（Koca MiÛmÀr SinÀn ÑÅÀ，1489～1588）增加了四个高耸的、相对细长的圆柱形尖塔，与原始巨大的圆形建筑形成了完美的对比。不同文明之间的冲撞，至少实现了建筑上的宏伟融合。］

大约300座教堂最终在君士坦丁堡建成，但从圣索菲亚大教堂537年12月27日的第一次落成仪式开始，这里就是最吸引朝圣者来到君士坦丁堡的地方。高耸的穹顶下拥有巨大的内部开放空间，不受支撑柱的间隔，靠数学计算出来的平衡张力神秘地维持着它的结构，无须内部支撑，它的整个天花板覆盖着金色和五彩的大理石以及多彩镶嵌画（对许多游客来说，这是一种不知名的艺术形式），内部装饰着华丽的丝绸和油画，它是许多个世纪以来世界上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建筑。当然，对很多信徒来说，这不仅是一种神圣的奇迹，也是一种神圣的智慧。在对创新设计和前所未有的施工方法进行详细描述后，凯撒利亚的普罗科皮厄斯记录了第一批来访者的反应：

每当有人进入这座教堂祈祷时，他立刻就明白了，这项工程不是由人的力量或技巧所建造的，而是上帝的杰作。所以他的精神向着上帝抬升，受此激励，他觉得上帝就在不远的地方，但上帝一定特别想住在这里……从来没有人会过度沉溺于这一奇观，但当人们在教堂里面对眼前所见时，他们会欢欣鼓舞，当他们离开的时候，他们会以一种骄傲的喜悦来谈论它。[3]

只从传闻中听说过它的初来乍到者，抵达君士坦丁堡的第一件事就是去看圣索菲亚教堂，无论他们到这座城市的目的是什么。不过，许多朝圣者是特意去那里朝圣的——并持续了几个世纪，当他们回去后，使帝国的威望远播。

但即使是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建筑和华丽的装饰也没有像著名的圣人遗物那样吸引着朝圣者。在东正教看来，和天主教一样，圣人是平易近人的中介者，他们每个人都倾向于唤起特定的本土或社会忠诚——许多信徒有他们自己特殊的圣人，他们对这些圣人展示最亲密的崇拜，他们可能会为其捐款，会努力去拜访圣人的墓地或遗骸，以表示尊敬，也是为了从圣人散播的精神中得到帮助。

因此，遗物可以吸引远方的信徒，增强那些拥有它们的宗教机构的力量。有些机构一开始就作为墓地或遗物的圣地，而另一些则是在能够负担得起费用的情况下购买遗物——这是一种灵活的贸易，而且价格可能很高，因为遗物除了其精神价值和能够赋予宗教机构声望之外，还可以使宗教机构通过朝圣者的捐赠获得收入。掌控着这些领域的统治者们享受着其带来的所有好处，而拜占庭帝国也确实如此，它的国际地位因首都积累了越来越多的重要遗物，从而在远近基督徒中得到巩固和提升。这些遗物在12世纪的一本关于君士坦丁堡的报告中被单独列出，这些报告是在偏远的冰岛斯考尔霍特（Skalholt）被编辑成书的。

作为君士坦丁堡遗物遗迹具有吸引力的证据，在与丹麦国王相关的历史《丹麦国王传奇》（Knýtlinga Saga）中描述了埃里克（Erik Ejegod，Ever-Good）在前往圣地途中于君士坦丁堡所做的漫长逗留（他于1103年7月在塞浦路斯的帕福斯死去）；根据萨克索·格拉玛提库斯（Saxo Grammaticus）所著的《丹麦人的事迹》（Gesta Danorum）的说法，当埃里克国王正准备离开君士坦丁堡继续他的旅程时，皇帝问他最想收到的践行礼物是什么。埃里克回答说他只需要圣物。他得到了圣·尼古拉斯的遗骨和一个真十字架[4]的碎片，他把它们送回位于罗斯基德（Roskilde）的家和他故乡北泽兰（North Zeland）斯朗厄鲁普（Slangerup）的一座教堂。[5]

并不是所有的遗物都具有同等的价值，因为圣人间是有等级的，从第一个信徒就开始了。此外，可辨认的四肢总是比碎片组织要重要。尽管最终的吸引力来自真十字架的碎片，但第一等级圣人的一条保存完好的手臂或腿也是极其有价值的。皇帝和神职人员不惜一切代价来获得这些“能够帮助帝国的手”，[6]手还不够：头、胳膊、腿、心脏、鼻子，或者仅仅是组织的碎片，事实上除了可预见的例外，身体的每一个部分都被大量需要。当在安提俄克偷来的圣施洗约翰（St.John the Baptist）的手臂，在956年搭乘帝国的驳船完成最后一段旅程到达君士坦丁堡的时候，主教波多克托斯（Polyeuktos）和聚集在一起的高级官员们穿着最好的长袍，在拥有蜡烛、火把和焚香的仪式上欢迎圣物，接着，它被带去皇宫而不是任何教堂、修道院或神龛——皇帝君士坦丁七世（Constantine Ⅶ Porphyrogennetos）希望它能庇佑自己。在公元1204年，当这座城市被第四次十字军的拉丁征服者占领时，在君士坦丁堡可能已经有超过3600件来自475位不同圣人的遗物，包括前面提到的那只手臂，它仍然被装在威尼斯的银器中，但如今在现代伊斯坦布尔的托普卡普博物馆里，却无人朝拜它了。[7]

遗物是最重要的，但所收藏的特别受人尊敬的宗教图像或“圣像”，也增强了君士坦丁堡的宗教吸引力。除了在公元8～9世纪备受争议的破坏圣像运动之外，东正教仪式一直以表现出对圣像的极度虔诚为特征——描绘耶稣、圣母玛利亚、使徒和其他圣徒的绘画大部分都是壁画，但也有便携式或固定式的镶嵌画。在这一点上，希腊人对意象的追求以及他们对神的形象的严厉限制，显然胜过了抽象的犹太一神论，这在早期教会神父们的写作中仍然引起共鸣。

与遗物一样，并非所有的宗教圣像都是平等的。大多数作品都是绘画或镶嵌画，可能因为它们的装饰或教育价值而被欣赏——拜占庭制造的，或者是受拜占庭启发的切法鲁主教堂（Cefalu），蒙雷阿莱主教堂（Monreale）以及西西里的凯佩拉帕拉蒂娜教堂（Capella Palatina）里的镶嵌画，实际上对圣经的大部分内容进行了描述——但是它们本身并没有内在的神圣性。然而，有人说，有些圣像是创造奇迹的，他们本身散发着神圣性。和遗物类似，对圣像的拥有赋予了其宗教权威，而且不断增多的圣像收藏也有助于增加君士坦丁堡作为圣城的可信性。

在所有拜占庭画像中，最受人崇敬的一幅是圣母玛利亚怀抱耶稣基督，并指出他是拯救者的源头——霍德格特里亚（Hodegetria），“她向我们展示了道路”——据说这是由圣保罗的信徒布道者圣路加所画，前者也被信徒认为是《新约》其中两部书的作者。根据尼克福罗斯·卡利斯托斯·桑索波洛斯（Nikephoros Callistos Xanthopoulos）的说法，在14世纪早期，有人引用了一个公元6世纪的教会历史学家西奥多罗斯·勒克特（Theodorus Lector）著作的片段，但最有可能是尼克福罗斯自己的杜撰，说圣卢克·霍德格特里亚（St.Luke Hodegetria）从耶路撒冷被运送给普尔喀丽娅（Pulcheria），她是阿卡狄俄（Arkadios，395～408年在位）皇帝的女儿。它被保存在君士坦丁堡的帕纳奇·霍德格特里亚（Panaghia Hodegetria）修道院中，在极度危险的时期，它被带出来游行，甚至在城墙上展示，以抵御敌人，尽管它在1204年的拉丁洗劫中幸存下来，却在1453年奥斯曼帝国的征服后消失了。

路加是一名圣人，但仍然是人类，而最神圣的形象是阿契罗波伊塔（acheiropoieta），“不经人手而成的画像”，这些圣像奇迹般地出现，其本身就是创造奇迹的。一个后拜占庭时代的例子最好地传达了这样一种由圣像所唤起的信仰的强烈程度，以及它们的政治意义——对某些人来说，这是一种最不协调的关系，但对拜占庭人来说却并非如此。喀山天主之母（Kazan Theotokos）即“我们的喀山夫人”，据说它的地下躲藏处是在1579年7月8日由圣母玛利亚自己向一个小女孩透露的，非人为因素更容易被接受，因为喀山是最近征服的鞑靼和伊斯兰城市，没有任何基督教的先例。击退1612年波兰的侵略，1704年瑞典的入侵和1812年拿破仑的入侵都被归功于喀山天主之母，（但是）它无法在灾难性的1904～1905年战争中打败日本，也不能阻止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因为喀山天主之母因其镶满珠宝的边框而被盗，并在1904年6月29日被毁掉，这使人们对即将到来的巨大灾难做出了准确的预测。

1993年，被认为是同样的圣像再次出现，并被授予教皇约翰·保罗二世（Pope John Paul Ⅱ），他崇拜这幅圣像已经11年了（“它以母亲般的凝视陪伴着我每日在教堂的祈祷”），同时，他还亲自协商，执着地想要将其送回喀山。这就需要访问俄罗斯联邦——这是一个政治上很老练的波兰主教热切渴望实现的一次访问，而莫斯科的主教和克里姆林宫却坚决拒绝。最终，俄罗斯的固执取得了胜利，梵蒂冈在2004年8月无条件归还了圣像。根据西方的历法，在下一个宗教节日，即2005年7月21日，莫斯科和全俄罗斯大主教亚历克西斯二世（Alexis Ⅱ）［又称为前克格勃（kgb）特工“Drozdov”］和鞑靼斯坦（Tatarstan）名义上的穆斯林总统米蒂默·谢米耶夫（Mintimer Shaymiev），把“天主之母”（Virgin Theotokos）放在了喀山克里姆林宫（Kazan Kremlin）的圣母领报大教堂里。

对所有卷入这一事件之人的冷血政治计算，拜占庭人都能理解甚至同情——同时他们也最真诚地信奉着“天主之母”。

“不经人手而成的画像”在教义上是最重要的，因为它们调和了对于强大精神工具的占有欲望与《出埃及记》（20：4）中对于雕刻圣像的禁令。在激烈的争议之后，通过一种折中的方式，后反圣像东正教教义谴责了偶像崇拜（latreia），同时规定了人们的尊崇（dulia），例如可能是对于君主的，尽管圣母玛利亚被评定为圣母崇拜（hyperdulia）。

但是，非人类创造的“不经人手而成的画像”却不同，因为它们自身可以产生奇迹，包括它们自己奇迹般的复制。到目前为止，它们中最重要的就是曼德兰基督圣像（Mandylion）——耶稣栩栩如生的脸和脖子浮现在一条手巾上，这条手巾最初由耶稣送给位于奥斯若恩（Osrhoene）的（历史上的）爱德萨国王阿布加五世（Abgar Ⅴ），以代替耶稣的亲自拜访。这座城市被反复征服，曼德兰基督圣像遗失后又在944年被重新找到，它被带到君士坦丁堡，并被罗马皇帝罗曼诺斯一世（Romanos Ⅰ Lekapenos，920～944年在位）庄严地安置在其伟大的宫殿里，但它并没有帮助皇帝保住自己的皇位。在那里，它成了这座城市的首要圣像和遗迹，直到它最终消失在1204年的洗劫中，与类似的圣物“维罗妮卡”（Veronica）不同，耶稣的“真实形象”每个星期天都在罗马圣彼得大教堂被短暂展示。

对那些等待朝圣的朝圣者，和所有在君士坦丁堡的大教堂，尤其是在圣索菲亚教堂做礼拜的信徒们来说，神圣的遗物和庄严的图像只是不可抗拒的体验的一部分。

第一部俄罗斯历史叙事《述说过去的岁月》（Povest Vremennykh let）——在英语中被称为《往年纪事》（Primary Chronicle）——令人惊叹地融合了零碎的历史事实、直率的虚构、虔诚的写作和粗俗下流的内容，它叙述了自创世起至6495年的历史，根据我们的历法推算也就是987年，壮丽的建筑、镀金的镶嵌画、烛光中的圣像、华丽的祭司长袍、芬芳的熏香，还有其他伟大的拜占庭成就，以及礼拜仪式的合唱音乐组成的“多媒质”影响，今天仍然像任何音乐一样激动人心。据说，一个代表团是由弗拉基米尔一世（Vladimir Ⅰ）派出的，他是“基辅罗斯”瓦兰吉（即斯堪的纳维亚）地区的统治者，他将为自己和他的人民寻找一种合适的信仰，他的同伴斯堪的纳维亚人和当地的斯拉夫人不再满足于“斯拉夫雷神”或“进口的北欧神灵”。在返回时，根据《往年纪事》第6494年（986年）的叙述，其代表团报告如下：

当我们在（穆斯林）中间旅行时，我们看到他们在寺庙里做礼拜，寺庙叫作清真寺……（穆斯林）弯腰，坐下来，像一个被附身的人一样，到处张望，除了悲伤和可怕的恶臭之外，他们没有任何幸福可言。他们的宗教不太好。然后我们进入（天主教的）教堂，看到他们在里面举行许多仪式；但我们没有在那里看到荣耀。然后我们去了君士坦丁堡，希腊人带我们去了他们崇敬上帝的地方，我们不知道我们是在天堂还是在人间。因为在地球上没有这样的光辉，也没有这样的美丽，而且我们也不知道如何去描述它。我们只知道在那里，上帝与人同在，而且他们的礼拜仪式比其他国家的更公平。因为我们不能忘记那样的美丽。[8]

这次与东正教的接触并没有什么意外之处。一年前，即公元986年，据说曾前往基辅，在《往年纪事》中被描述为“学者”的一位拜占庭传教士在弗拉基米尔的庭前传道。他并不是第一个。拜占庭传教士曾经来过一段时间——弗拉基米尔的祖母奥尔加（Olga）个人已经皈依了，而且她自己也在君士坦丁堡受到了隆重的款待。弗拉基米尔的代表团也受到了最隆重的接待，这显然是精心策划的一场演出，将一位帝国观众的描述作为戏剧性的结尾：

然后皇帝巴西尔（Basil Ⅱ，976～1025年在位）和君士坦丁八世（Constantine Ⅷ，他的兄弟和名义上的联合皇帝）邀请了这些使节，并说，“回到你的祖国去吧”，因此使节们带着贵重的礼物和盛大的荣誉，被打发走了。[9]

宗教的招募不仅仅是一种外交手段。拜占庭人对他们的信仰均过于投入，以至于并未把福音传道当作宗教责任——即使它不能保证帝国对皈依者的影响。被基督化的，也越来越斯拉夫化的保加利亚人，并不比他们的异教徒前辈突厥人少惹麻烦，作为基督徒，他们最成功的沙皇甚至挑战了拜占庭皇帝在基督教世界的首要地位。[10]

至少在基辅罗斯的案例中，对皇帝本人来说，宗教皈依的好处是迅速和有实质意义的。受代表团热情洋溢之报告的影响，或与我们所知的无关，弗拉基米尔在988年改变了自己和治下人民的宗教信仰。通过解释，《往年纪事》不可靠地叙述了弗拉基米尔一世洗劫了位于克里米亚赫尔松（Cherson）的重要的拜占庭前哨基地，并威胁要对君士坦丁堡做同样的事，除非他得到巴西尔的妹妹安娜（Anna），并与其成婚。

在一年后的6496年，弗拉基米尔带着一支武装部队对希腊城市赫尔松（Kherson）发起进攻。弗拉基米尔和他的随从进入这座城市，他向皇帝巴西尔和君士坦丁发出信息，说：“看呐，我已经占领了你光荣的城市。我还听说你有一个未婚的妹妹。除非你把她交给我当妻子，否则我将像对待克赫森一样对待你的都城。”皇帝听到这个消息时，很是苦恼，回答说：“基督徒不应该与异教徒结婚。如果你接受洗礼，那么你可以娶她为妻。”[11]

更可信的版本有所不同：巴尔达斯·福卡斯（Bardas Phokas）是帝国最富有和最强大家族的继承人，是遭贬谪的东罗马帝国军队中的军团长（domesticus），也是一名英勇且拥有巨大声望的老兵，在反抗巴西尔二世（Basil Ⅱ，976～1025年在位）的起义中崭露头角，那时他还年轻，还没有取得胜利，但已在987年8月15日宣布自己为皇帝。他的家族和其他贵族家庭团结在一起，包括位于安纳托利亚东部的军队，早在988年的时候，巴尔达斯就向君士坦丁堡前进了。两年前，巴西尔二世遭到保加利亚人的严重挫败，他所指挥的西方军队仍然处于虚弱状态。这使得巴西尔二世几乎毫无防御能力，当巴尔达斯·福卡斯从克里索波利斯（Chrysopolis）即今天的斯屈达尔（Üsküdar）出发，并穿过博斯普鲁斯海峡和附近的阿卜耶德斯（恰纳卡莱，Çanakkale），沿海路和陆路向君士坦丁堡逼近时，巴西尔二世似乎失去了一切，但在叛乱爆发后的几个月里，他成功地与弗拉基米尔一世进行谈判，并得到了他的军事援助：

皇帝（巴西尔二世）在夜间装备了几艘船，并在这些船上配备了一些（罗斯人），因为他已经从（罗斯人）中获得盟友，他还让他们的领袖，即弗拉基米尔娶他的妹妹安娜为妻，从而使其成为自己的亲家。他和罗斯人一起，毫不犹豫地攻击敌人，并轻松地制服了他们。[12]

因此，在公元988年的春天，6000个来自基辅罗斯的瓦朗格（Vaeringjar）战士抵达；他们注定要继续留在帝国军队中，组成了首支瓦兰吉人（Varangian）卫队——这是一支著名的皇家精锐卫队，卫队从斯堪的纳维亚甚至是冰岛直接吸纳新兵，在1066年威廉征服后，也接纳了来自英格兰的撒克逊人和诺曼人（Norman）。[13]巴西尔二世亲自率领瓦兰吉人对抗叛军，在克里索波利斯第一次击败了他们的军队，然后又于989年4月13日，在阿比杜斯（Abydus）击败敌军，巴尔达斯·福卡斯在那里死去，显然是因为心脏病发作。

在弗拉基米尔派出瓦兰吉人部队的988年早期，他还没有接受过洗礼，就在皈依之前，他可能已经袭击了位于克里米亚的赫尔松的拜占庭领地。但危机最严峻的时刻，他确实为拜占庭皇帝和他的教会领袖提供了重要的帮助。弗拉基米尔可能出于他自己纯粹的世俗理由来帮助巴西尔二世。还有人认为他继承了条约的义务。的确，在弗拉基米尔的父亲斯瓦特斯拉夫（Svjatoslav）和皇帝约翰·齐米斯西斯（John Tzimiskes，969～976年在位）于971年达成的条约中，斯瓦特斯拉夫承诺为帝国抵御所有的敌人。但条约是在其彻底失败后遭胁迫时签署的，而斯瓦托斯拉夫本人在返回基辅之前就被佩切涅格人杀了。说他的儿子仅仅是为了履行这一条约而帮助巴西尔二世，是不可信的。更有可能的是，这是皈依的作用，以及由此引发的帝国政府与基辅之间的对话，为巴西尔二世提供了有利的条件，使得他能够要求并最终获得拯救他王位的军队。

更广泛地说，皈依扩大了基督教东正教派的影响范围，在这个环境中，帝国至少可以确定其中心位置。与独自生活在一个充满敌意的穆斯林、有对抗倾向的基督一性论者、外来的异教徒和质疑教皇信条的西方追随者组成的世界中正相反，到了10世纪末期，拜占庭人已经创造了一个自治教堂的东正教联盟，而这些教堂注定要在数量上有所增加。[14]这反过来又扩大了拜占庭人的文化影响，甚至是他们的艺术品市场——在俄罗斯的博物馆里，人们仍然可以欣赏到采购自君士坦丁堡的明亮的彩色圣像。

[1] John Meyendorff，Byzantium and the Rise of Russia （1989），from p.173.

[2] RobertdeClari，La Prise de Constantinople （1873/1966），chap.73，pp.57-58.

[3] Buildings，I.i.61-64，in H.B. Dewing，ed. and trans.，Procopius （1962-1978），p.7：33.

[4] 真十字架（The True Cross）是耶稣被钉死的十字架。——译者注

[5] Saxo Grammaticus，Gesta Danorum，bk.12.7.4，http：//www2.kb.dk/elib/lit//dan/saxo/lat/or.dsr/index.htm.

[6] The title of Ioli Kalavrezou’s essay in Henry Maguire，ed.，Byzantine Court Culture from 829 to 1204s （1997），pp.53-79.

[7] 关于君士坦丁堡的文物数量，参见Kalavrezou，“Helping Hands，” p.53，citing O.Meinardus，“A Study of the Relics of the Greek Church” Oriens Christianus，no.54 （1970） pp.130-133。

[8] Samuel H. Cross and Olgerd P.Sherbowitz-Wetzor，The Russian Primary Chronicle：Laurentian Text （1953），p.111.

[9] Samuel H. Cross and Olgerd P.Sherbowitz-Wetzor，The Russian Primary Chronicle：Laurentian Text （1953），year 6495 （987），p.112.

[10] “沙皇”（Tsar）是“恺撒”（tsesar）的缩略语，源自罗马人最初的头衔“恺撒”（Caesar），而不是拜占庭时期衍生出来的“恺撒”（Kaisar），它原属于罗马帝国皇帝，罗马帝国晚期，在戴克里先的四人统治时期（293～306），“恺撒”的头衔低于“奥古斯都”，包括两个高级别的皇帝（奥古斯都）和两个低级别的皇帝（恺撒）；从13世纪开始，恺撒的头衔被暴君和私生子所僭越。

[11] Cross and Sherbowitz-Wetzor，Russian Primary Chronicle，p.112.

[12] John Wortley，Ioannis Scylitzes：A Synopsis of Histories （811-1057 AD），a Provisional Translation，未出版的手稿，Centre for Hellenic Civilization，University of Manitoba，Winnepeg；text kindly lent by Prof. John Wortley. “Basil II Bulgharoctonos，” chap.17，p.181.

[13] Sigfus Blondal，The Varangians of Byzantium（1978），from p.43. In Kievan Rus’also，“瓦兰吉人”就意味着外国雇佣兵。Simon Franklin and Jonathan Shepard，The Emergence of Rus，750-1200 （1996），p.197.

[14] Dimitri Obolenskly，The Byzatine Commonwealth：Eastern Europe，500-1453（1971），from p.272，“factors in cultural diffusion.”

第五章 帝国威望的使用

在精神和世俗世界都拥有吸引力的君士坦丁堡大都会本身就是其最强大的说服工具，至少在灾难性的公元7世纪和8世纪之前和之后的时间里，（7～8世纪时）在遭遇一系列的围攻，反复的大瘟疫，以及740年的严重地震后，君士坦丁堡暂时变为萎缩残骸。即便如此，君士坦丁堡仍然是自5世纪罗马人口衰落以来，欧洲文明范围内最大的城市。

君士坦丁堡也是当时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城市，在向海峡突出的海角上，它坐拥壮观海景，它还有大量的宏伟宫殿和教堂。为了增强这种效果，官方访问者们在城市的游览活动得到精心引导，以便让他们看到最令人印象深刻的风景，有时还能瞥见装备精良的士兵在巡逻。

拜占庭人对自己的首都感到非常自豪，这是必然的，但对他们的外交政策来说，重要的是它对外国访问者的影响，而这一点更是令人难以抗拒的，因为访问者中的许多人来自一个由棚屋、帐篷或蒙古包组成的世界。我们有一份罕见的报告，作者乔丹尼斯描述了4世纪末哥特国王阿塔纳里克（Athanaric）（来到君士坦丁堡）的反应——那是在查士丁尼建立圣索菲亚大教堂和其他更多给后来的游客留下深刻印象的建筑之前：

狄奥多西……以最亲切的方式邀请（阿塔纳里克国王）到君士坦丁堡去拜访他。阿塔纳里克非常高兴地答应了，当他走进这座皇家城市时，惊奇地喊道：“瞧，现在我看到了我常常听闻却不可思议的盛景。”他指的是这一伟大而著名的城市。他举目四顾，看着城市中的情景，船只来来去去、壮观的城墙，以及各个国家的人蜂拥而至，就像洪水一样从不同的地区涌进一个盆地，他深感稀奇。当他看到军队在游行时，他说：“的确，拜占庭皇帝是天之骄子，谁举手反对他就是在犯下血罪。”

这就是拜占庭意图达到的效果，而乔丹尼斯的文字——据说是卡西奥杜勒斯（Cassiodorus）失败的通敌历史中的一个被删减的段落，他曾为哥特国王西奥多里克服务——充分记录了，甚至在阿塔纳里克死后，他的整个军队仍为罗马服役，“就像它与帝国士兵已融为一体”。[1]

它的名字本身就表明，这座城市的声望是巨大而深远的。对于附近的斯拉夫人，也就是在现在的保加利亚和马其顿，或者在俄罗斯这样更远的地方的人来说，君士坦丁堡就是沙皇格勒（Tsargrad），“皇帝的城市”，世界的首都，甚至是上帝在世间的前哨基地。在遥远的斯堪的纳维亚和最遥远的冰岛，他们将其称为米克拉加德（Miklagard，Mikligardr，或Micklegarth），传奇故事中广受赞誉的“伟大城市”。

皇帝本人是精心设计的宫廷仪式的焦点，仪式由穿着华丽长袍的官员执行，以便更好地在宫廷中令外国使节敬畏。如果这还不够的话，当来访者走近时，液压机械就会把皇帝的宝座抬起来，被激活的狮子将拍打着尾巴，发出令人震撼的咆哮，威慑那些毫无准备的访客。[2]那只不过是幼稚的愚弄行为，但拜占庭皇帝在数百年来与诸多不同的国家、民族和部落的使节（包括非基督教徒和不会被他们的宗教威权所动摇的分离主义者）打交道时，做了很多准备和精心的舞台设计。他们所做的许多事情都是为了维护和提高宫廷的威望，即使它常常被用来给访客留下深刻印象，使其感到敬畏，并招募甚至诱惑他们。与军队或黄金不同的是，威望在使用时不会被消耗，这对一直在寻找较划算的权力来源的拜占庭人来说是一种巨大的优点。

因此，宫廷本身就是一种说服的工具，也是其他各种东西：它是政治、立法和行政权唯一的焦点；它是金库的所在地，金库里的金币供养着皇帝的文官和军人，还有他们的外国盟友、客户、辅助者，有时是纯粹的勒索者；由无限循环的公私典礼组成的富丽堂皇的景象，因身着华丽丝绸长袍的高级官员而显出蓬勃生机，每位官员代表了一个阶级；宫廷是来自帝国各地的雄心勃勃的年轻人寻找美好事业的理想目的地——其中一些人自动阉割进入皇宫做了太监。有时宫廷也是艺术、文学和学术活动的场所，但它始终是皇帝本人的所在地，作为上帝的世俗代理人，皇帝对东正教基督徒来说是神圣的，对许多非基督徒来说也是一样，无论远近，拜占庭皇帝都是位高权重的。

对于只知道木屋、蒙古包或粗糙堡垒里粗鲁乐趣和野蛮举止的外来君主和酋长来说，拥有庄严观众、宏伟队列和盛大仪式的拜占庭宫殿和宫廷一定是令人难以想象、震憾人心和超凡脱俗的。关于外国统治者如何被接待的详细说明，可以从一份关于宫廷仪式的宝贵汇编和其他由君士坦丁七世皇帝所撰写的著作中得知，这本著作通常以其拉丁文名称“de Cerimoniis Aulae Aulae Byzantinae”而广为人知，但在这里被引作《礼仪之书》（Book of Ceremonies）。[3]

特别令人感兴趣的是在946年，拜占庭人接待了穆斯林特使；他们不仅了解在大马士革（Damascus）的豪宅和帐篷，而且知道巨大的倭马亚清真寺、精致的（纯粹是拜占庭式的）岩石穹顶和巴格达的宫廷，因此并不是那么容易被感动。他们以阿拔斯哈里发的名义出现，他仍然被认为是整个伊斯兰教的统治者，但到那时为止，哈里发已经完全失去权力了，特使们于946年5月抵达，并在8月与拜占庭人讨论了停战和交换战俘的问题，代表了不那么虚幻却非常真实的力量：他们是边疆的军阀和更强大的地区统治者。前者包括控制帝国东南边境西里西亚（靠近现代土耳其的梅尔辛）的塔索斯（Tarsos或Tarsus）的埃米尔[4]，他对圣战的召唤有时在整个伊斯兰世界都能得到广泛的关注；他的圣战同伴和竞争对手阿米德（现代土耳其的迪亚巴克尔，库尔德语中的“Amed”）的埃米尔面朝着帝国的中东部边境；总体实力更强大的白益王朝（Buyid或Buwayhid，Ñl-i BÄya）统治者阿里来自伊朗的非正统什叶派军事力量，他刚刚占领了巴格达，他强大的力量来自他戴拉米高地强壮的步兵同胞；[5]还有阿里·阿布·哈桑·伊本·哈姆丹（Ali Abu Al-Hasan ibn Hamdan），他来自异端的努赛里派（Nusayri）或阿拉维派（Alawite），更广为人知的是他的绰号“王朝之剑”，即哈里发的意思，但实际上他在叙利亚创建了哈姆丹派政权，该政权的最终失败标志着10世纪拜占庭帝国的崛起。［他在阿拉伯人中仍然很有名，但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保护着极具天赋、跋扈、好斗的诗人阿布-塔伊布·艾哈迈德·伊本·侯赛因（Abou-t-Tayyib Ahmad ibn al-Husayn），此人通常被称为“穆太奈比”（al-Mutanabbi），即自称的先知，因为他曾在一次逃亡中如此宣告自己的身份。］

从《礼仪之书》中我们了解到，接待这些阿拉伯特使的准备工作是多么的复杂。[6]现存的华丽得足以令其他访客满足的宫殿家具和装饰品，会被认为是不够的，因此，从教堂和修道院借来花环、银吊灯，一棵挂有珍珠、刺绣、幔帐和其他装饰物品的金雕树，而圣索菲亚大教堂和伟大的使徒教堂则贡献了它们华丽的长袍唱诗班的表演。这样的装饰仍被认为是不够的，所以这个城市的大主教，或者是城市的首长，从旅店、老房子、更多的教堂，以及银器商店里借来更多的装饰物；他还被赋予了更正常不过的任务，即监督穿过城市和广场的这条游行路线的装饰工作。

当这一刻来临时，在通往宫殿的台阶一侧挂有一排帝国旗帜；首席划桨手持有两面旗帜，希塔里亚宫卫士的指挥官则持有皇帝自己使用的精美金绣丝绸旗帜。在宫殿里，罗马的权杖、双联画和军队的旗帜都排列在宝座的一边；从绿色和蓝色战车竞技俱乐部借来的银制风琴与帝国的黄金风琴摆在一起。丝绸帷幔把植物园变成了一个可以漫步其中的接待区，而珍贵的长袍、搪瓷、银器、波斯地毯、月桂花环和新鲜的花朵也装点了这个区域。地板上布满了月桂树、常春藤、桃金娘、迷迭香，主接待大厅里到处都是玫瑰。

朝廷官员长袍的华丽程度是由他们的等级决定的；但在这一场合，地位较低的官员被赋予穿着更高级华丽礼服的权力，甚至是沐浴侍从这样卑微的宫廷仆役也是一样，字面上的“肥皂人”（saponistai）都穿戴着花哨的头巾。

皇帝君士坦丁七世并没有将如此重要的事宜委托给他的官员——他亲自出面为穆斯林使节提供了特别华丽的长袍，其领子上镶嵌着“宝石和巨大的珍珠”：[7]

穿着这种不是用珍珠，就是用宝石装饰的领子……已经违反了非宦者的规矩，但是为了炫耀，为了这一场合，在受基督爱戴的君士坦丁的批准下，他们穿戴上了这些饰物。[8]

可以用两种截然相反的方式来解释这个特殊的插曲：酷爱古文物的君士坦丁是否在愚蠢的宗教仪式中迷失了？或者，这是一个精心策划的心理活动，为穆斯林使者盛装打扮，让他们沉浸在辉煌的庆典中，而不是把他们丢在外面，让他们成为衣衫褴褛的旁观者？答案只有一个，但这两种解释都是正确的，尤其是考虑到第一次盛大接待后随之而来的问题：很多天过去了，但没有进行任何实质性的谈判。取而代之的是两个唱诗班烘托的宴会，空隙时则随着每道佳肴的进奉而奏响风琴音乐。当使节起身的时候，他们收到了金子和其他礼物，他们的随从则得到一些小费。

使节们随后在赛马场观赏了一场特别的表演，8月8日举行的化妆盛宴（the Feast of the Transfiguration）格外地隆重，8月9日又举行了另一场盛装出席的宴会，并安排了多种多样的表演。当时的协议草案规定，让18名穆斯林囚犯参加皇帝在星期日复活节和圣诞节举办的宴会，这无疑是出于象征性的劝诱意图——在不同的时期，穆斯林囚犯被不同程度地处决、肢解、折磨、关押或在非常体面的条件下进行俘虏交换，但显然是朝着更好的待遇发展——尽管在995年，穆塔兹拉[9]神学家阿布德·贾巴尔·阿萨达巴迪（Abd al-Jabbar bin Ahmad alHamadhani al-Asadabadi，死于1025年）痛切抱怨道：

在伊斯兰教发展的早期，当伊斯兰信徒强大而他们的敌人软弱时，敌人们会照顾他们的战俘，这样双方就可以交换战俘。但是，后来当敌人变得更强大时，他们开始无视穆斯林，并坚持认为伊斯兰教的统治已不复存在。[10]

这太夸张了。10世纪权力平衡向拜占庭倾斜只是一个程度问题，而囚犯交换（赎回“fida’”）大约从公元805年[11]的倭马亚时代就开始了。至于允许一些犯人参加宴会的习俗，在大约899年的《官府图谱》（Kletorologion of Philotheos）中就首次被证明。[12]在8月9日的宴席上，有40人与塔索斯埃米尔的两位埃米尔特使坐在一起——他们正在谈判一名囚犯的交换事宜。当然还有餐后的礼物：两名使节每人得到单重2.25克的米利亚里西翁币（miliaresia）共500枚；他们的随从得到共3000枚，1000枚给40名囚犯和参加宴会的客人，其他没有被邀请参加宴会的囚犯也获得了一定数量的米利亚里西翁币。这些礼物的总价值并不大，但它们确实有助于灌输这样一种观念：与皇帝谈判比与他作战更有乐趣，也更有利可图。[13]对于在946年到访的穆斯林特使来说，显然只有进一步谈判才能使他们再次获得拜占庭宫廷的礼物并参加宴会。此外，得益于使节报告的广泛流传，拜占庭的威望得到了更明显的提高，使节们显然对拜占庭留下了深刻印象。[14]

一旦看到过和经历过，他们就不会自愿放弃在拜占庭的生活，除非再次体验的权利得到确保。这里便利、舒适，有宴会，高雅的娱乐，以及不时的文学朗诵，女士们可以根据场合穿戴最美的华服，总是有小道传闻、富含教养的对话、谨慎的政策谈话和关于政治的秘密谈话。[15]

最重要的是，这里展现了无处不在的权力，它的吸引力在某种程度上已被所有人感觉到了，只有那些无法获得它的人才会鄙视它。在当今的华盛顿特区，即使是能力出色的人也会接受低薪的总统行政办公室职位，因为它与权力所在地的距离很近，即使他们不太可能在年复一年的时间里亲眼见到总统本人。在办公室以外还佩戴白宫身份卡，那常常是故意的遗忘，要在不经意间吸引众人的目光。在寻求权力的过程中，即使是报价昂贵的专业人士也会在冗长的竞选期间热心地向总统候选人馈赠他们的服务。在君士坦丁堡的宫廷中，权力的吸引力要大得多，因为它是一种不受法律、法规、审计和议会干预或司法审查限制的权力：皇帝可以下令阉割、使人失明、将人斩首或提供帮助；令某官员晋升到任何职位，或使之降级和流放；给予最有价值的礼物或予以没收，赐予一个人财富，或者拿走他所有的财产。从个人的角度看，这比任何一位美国总统拥有的权力都大得多。[16]

因此，为了能够进入宫廷，来自帝国每一个角落或国外的人都进行了巨大的努力，就像酋长和王子们来寻求支持，以便能够打败他们国内外的敌人，或者是为了来享受娱乐和仪式礼物，而另一些人则是为了追求头衔和附带薪酬的官职而来——这是当时存在的最可靠的稳定收入来源。作为交换，所有这些声索者都提供了各种各样的东西，军事联盟，或者只是他们部队的临时贷款，为皇帝的卫队提供大量的战士，或者仅仅是他们自己的身体和对服兵役的忠诚。贾斯汀一世是查士丁尼的叔叔和保护人，他就是这样开始自己的职业生涯的——如果最不可信赖的普罗科皮厄斯值得信赖的话，因为他渴望诋毁查士丁尼，而卑微的出身在公众中还没有成为一个令人向往的特质：

当利昂（Leon）在拜占庭掌握帝国权力时（大约在462年），三个年轻的伊利里亚农民，来自［贝德里亚堡（Bederiana）的］齐马修斯（Zimarchus）、杜特维斯特斯（Dityvistus）和贾斯汀（Justinus），在家里他们不得不与贫穷和随之而来的疾病做斗争，为了努力改善条件，他们选择参军。他们来到拜占庭，步行，并扛着披在肩上的斗篷。当他们到达时，穿戴着这些斗篷，身上一无所有，除了在家里做的（干饼干）；皇帝把他们编入士兵行列，指定他们为宫廷卫兵（新成立的哨兵队，一支由300人组成的部队）。因为他们三个都是身材俊美又帅气的人。[17]

这三人来自名叫托里希斯（Taurisium）的小村庄，在贝德里亚堡附近，与君士坦丁堡的距离很远，但靠近今天的马其顿首都斯科普里，这三人被描绘成饥饿的乡巴佬和野蛮人，是故意呈现给普罗科皮厄斯的读者——齐马修斯和杜特维斯特斯是色雷斯人的名字——但他们肯定不是外国野蛮人，因为贾斯特斯的名字来源于拉丁语，无论如何，这在贝德里亚堡被认为是拉丁语。

不仅仅是像贾斯特斯这样饥饿的年轻农民——朝廷所支付的黄金对他们来说无疑是一种强大的服务动机，许多外国人也来保卫皇帝不受国内敌人的攻击，并为帝国服务，甚至对于那些吃得饱的酋长来说也是如此。在发现美洲、西伯利亚、德兰士瓦和澳大利亚的巨大金矿之前，黄金比今天尤为稀有，相对于其他商品也更有价值。只有君士坦丁堡的皇帝才能控制国库的黄金流通，轻而易举获得黄金的稳定供应，并通过收税将财富聚集在国库中，然后支付官僚的工资，而最终产生的收入又将被征税。

帝国货币本身就是威望的源泉。从君士坦丁（306～337）的第一次发行到罗曼诺斯·阿陀罗（1028～1034）的改造，从索里迪（solidus，罗马币，我们“士兵”一词的来源）到后来的诺米玛（nomisma），因为其恒久性，拜占庭货币成为帝国乃至帝国以外商人们的首选货币：它的重量是72罗马磅，按现在的标准来说，重量为4.544公克，纯度为955～980/1000黄金。这也很罕见：皇帝的索里迪几乎是纯金的。《哈拉尔德·哈德雷德传奇》（Saga of Harald Hardrade）是由斯诺里·斯图鲁逊（Snorri Sturluson，1179～1242）收集用于编辑《挪威国王纪事》的，该书现在被称为《挪威王列传》（Heimskringla），在他看来，大量的黄金足够显示它们来自何方。两位国王正在以黄金的形式展示自己的财富，以此有力地争夺领导地位：

于是，哈拉尔德（Harald）把一块大牛皮摊开，将金子从牛皮上的小箱里翻出来。然后取出秤和砝码，按重量将金子分开，分成若干等份；所有的人都非常奇怪，为什么有这么多黄金聚集在北方国家的某个地方。但人们知道，这是希腊皇帝的财产和财富；原因是，所有人都谈论着，那里的房子堆满了红色的黄金。国王们现在非常高兴。接着，剩下的黄金中出现了一块像人手那么大的金锭。哈拉尔德手里拿着它，说：“我的朋友，马格努斯（Magnus），你能拿出比这个还大的吗？”马格努斯国王所能拿出的只有一枚戒指。[18]

这则轶事就是证据，即使这一事件从未发生过（为什么马格努斯只带着一枚戒指参加比赛？），因为西格尔德（Sigurd）的儿子，外号叫作“Hardråde”（强硬的统治者，“hardruler”）的哈拉尔德，是一个完全真实的历史人物，他显然在拜占庭找到了黄金。1015年他出生于挪威，1066年在斯坦福桥（Stamford Bridge），也就是今天的大伦敦战死，在他遥远的诺曼亲戚以更好的运气试图征服英格兰之前，他以失败告终。在这期间，哈拉尔德作为统治者雅罗斯拉夫（Yaroslav）王子的战士首领曾居住在基辅，并曾在君士坦丁堡担任瓦兰吉安卫队的指挥官，又在摆脱法国的短暂拘留后，成功回到挪威夺取王位：由于他随身携带金子，他被认为是一个劫掠犯，在君士坦丁堡寄来一封信后，他被释放了，信中说这些金子是他的遣散费。

外国人经常攻击帝国，希望能夺取帝国的部分黄金或敲诈黄金作为贡品，同时也经常忠诚地为帝国服务以赚取黄金。但有另一个吸引人的地方，即获得帝国官职，从而享有帝国宫廷巨大声望的可能性，其中一些人享受着一份年薪和贵重的官服，无论他们是否履行民事或军事职责。[19]关于外国酋长对头衔和长袍的渴望，在《帝国行政论》中有所论述。除了在如何处理外国势力的问题上充满了善意和精明的建议外，在这个特定问题上，书中的文字故意用一种愚蠢的方式误导读者：[20]

如果他们曾经需要或恳求，无论他们是哈扎尔人、土耳其人（Turks），还是俄罗斯人（Russians），或是北方人和斯基泰人（Scythians）所组成的任何其他的民族，正如经常发生的那样，有些帝国的服饰、头饰或正式的长袍应该送给他们，以换取他们提供一些服务或履行一些职责，这样你就可以免除工作了。[21]

随之而来的是一段冗长乏味的陈述，声称上帝亲自将国家的长袍和王冠送给了皇帝，供其在节日期间专属使用，这样它们就不可能被移交给他人。正是“经常发生”的表述露了马脚：与他们相称的官职和官服通常被授予“北方人和斯基泰人”，让其为帝国提供服务，当然皇帝自己的长袍既没有被索取也不会被给予。

不需要工作的受薪头衔就是闲职，当它被出售以筹集资本时，这些头衔就变成了现代意义上的年金，对于有用的外国人来说，这是一种特别有价值的礼物。但是，即便没有职位、薪水或官员长袍，单单是头衔也很受欢迎，因为它们代表了帝国的认可，并意味着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继续进入宫廷参加宴会、仪式和娱乐活动。例如，帕特利修（Patricius）曾经是第一罗马的古老家族所保留的头衔，到了7世纪也可以被特别受青睐的外国人所使用。但是，没有一个单一的头衔能够满足他们对竞争荣誉的多样性需求。《礼仪之书》列出了许多适合外国权贵的头衔。有些从各种先例中派生出来，有些很容易破译，而另一些则很难理解。

Exousiarches，exousiastes，exousiaokrator（“外面”统治者的多重说法）；archon of archons，archegos，archegetes，archon，exarchon（统治者或高级官员的古代用法，大概是：“王子”）；pro（h）egemon，hegemonarches，hegemon，kathegemon（霸主的变型词））dynastes，prohegetor，hegetor，protos，ephoros（斯巴达监督员）；hyperechon，diataktor，panhypertatos，hypertatos，koiranos，megalodoxos（伟大的规则制定者）；rex（国王）；prinkips（罗马王子=第一公民，因为可以通过它炫耀自己的巨大权力，这是奥古斯都喜欢的头衔，后来的“王子”）；doux（杜克斯，地区指挥官，后来的“公爵”）；synkletikos，ethnarches（部落首领）；toparches（同前）；satrapes（最初是波斯总督）；phylarchos（部落酋长）；patrarchos，strategos，stratarches，stratiarchos，stratelates（“将军”的四种变体）；taxiarchos，taxiarches（步兵编队指挥官）；megaloprepestatos（高贵的）；megaloprepes，pepothemenos，endoxotatos（最受尊敬的）；endoxos，periphanestatos，periphanes，peribleptos，peribleptotatos（出类拔萃的）；eugenestatos，eugenes（出身名门的两种说法）；ariprepestatos，ariprepes，aglaotatos，aglaos，eritimotatos，eritimos，gerousiotatos，gerousios，phaidimotatos，phaidimos，kyriotatos，kyrios（都是“贵族”）；entimotatos，entimos，pro（h）egoumenos，hegoumenos（现在的修道院院长）；olbiotatos，olbios，boulephoros，arogos，epikouros，epirrophos，amantor。[22]

这种巨大的多样性显然是有用的，因为它无可救药地混淆了等级制度。如果一个酋长骄傲地拿到“megaloprepestatos”的杰出称号，遇到了一个获得最高贵的“megalodoxos”头衔的人，那么，他们就都认为他们从皇帝那里得到了更大的荣誉，因此他们都觉得自己需要表现出更大的忠诚。

拜占庭宫廷可以从混乱无序的头衔中获益，但其精心安排的仪式却需要明晰和秩序。这些都不可能是即兴安排的，因为对于每一个仪式来说，必须有很多人在正确的时间，依据正确的先后顺序，出现在正确的地点。因此，所有事情都被严格的礼节所规定，包括表示欢迎和问候的确切措辞。他们不可能冒着可能是误解的危险而在现场做出即时决定。除非他们的目的就是要引起冒犯，许多来到拜占庭宫廷的外国使节在准备他们的正式表述时需要帮助，并学习精心安排的仪式步骤；提供这样的帮助是合适的。

《礼仪之书》中保留了向皇帝致敬的文字，这些礼数是用来要求来访的使节和君主的，并附有适当的名称空格和礼仪规定的答复文本。敬礼必须事先经过相当多的训练才能避免错误，这意味着所有人都使用希腊语，显然，当教皇特使需要时会通过口译员进行交流：

能够保护你们的最重要的圣使徒：天堂的钥匙持有者彼得，所有人的老师保罗。我们的精神之父（名字），最神圣、最普世的牧首，与最神圣的主教、牧师和执事，以及罗马圣教廷的全体神职人员一道，通过卑微的我们将虔诚的祈祷送给你，陛下。带着官员和臣服于他们的全体人民，古罗马最尊贵的第一公民[23]向陛下您传达最忠实的服从。[24]

皇帝十分高贵，因此不能回敬他的问候。有官员代替皇帝回应——这就是驿传官员（logothetes tou dromou），我们看到：

罗马最神圣的主教，神圣皇帝的精神之父好吗？所有的主教、牧师执事以及罗马圣教廷的其他神职人员都好吗？古罗马最尊贵的（名字）第一公民好吗？

这是最后一个真正反映拜占庭好古癖风格的文件，或者可能是对罗马人没落的处境有意且轻蔑的提醒，因为那里没有皇帝来保护教皇的情形已经持续5个世纪了。

接下来是保加利亚使节们的问候。几百年来，保加利亚人是拜占庭最重要，也是最危险的邻居，尤其是在他们皈依东正教之后——因为那时的保加利亚统治者甚至可以挑战帝国作为东正教信仰捍卫者的宝座。《礼仪之书》中写道，当保加利亚人的国家变得更加强大时，它的使节们被指示使用一种特别的问候方式来降低保加利亚统治者认为他与帝国皇帝处于平等地位时的骄傲：

由上帝加冕的皇帝，由保加利亚人的上帝加冕的王子（archon）的精神祖父（帕卡蒂科斯教皇，pneumatikos pappos）好吗？皇后（augousta）和情妇们（despoina）又过得怎样呢？皇帝和皇帝的儿子们，以及他的其他孩子们过得怎么样呢？最神圣和最普世的教宗好吗？两位长老（magistroi）又如何？整个元老院怎么样？四大行政官员怎么样？（logothete tou dromou，负责邮政业务和外交使节的官员；logothete ton oikeiakon，负责君士坦丁堡市民经济和安全事务的官员；logothete tou genikou，负责管理税务的官员；以及logothete tou stratiotikou，负责薪酬发放的官员。）

对保加利亚特使的回应再次表明，其统治者的地位要低于君士坦丁堡唯一真正的皇帝：保加利亚的统治者——尽管自称皇帝——却与拜占庭皇帝成为“祖孙”关系，拜占庭皇帝是他名义上的祖父：

我们神圣皇帝的精神之孙，保加利亚之上帝的统治者过得怎样？上帝的公主（主宰者）好吗？卡纳蒂·凯尼奥诺（Kanarti Keinos）和布利亚斯·塔卡诺斯（Oulias Tarkanos），即保加利亚之上帝的统治者的孩子们，和他的其他孩子们怎么样？六大波亚尔斯（Boliades）怎么样？普通平民过得怎么样？

如上所述，自945年以来，对拜占庭而言，最重要的伊斯兰统治者是阿里·伊本·哈姆丹（Ali ibn Hamdan）或称为“萨伊夫·德·道拉”（Sayf ad-Dawlah）。穆斯林使节很难被指望会对耶稣产生喜爱或者成为皇帝的传道者，但他们也被灌输了一种礼貌的问候，这种问候很好地利用了犹太一神教在两种宗教中的共同基础：

愿主的平安、怜悯、幸福、荣耀与你同在，罗马至高无上的皇帝。财富、健康、长寿来自上帝，缔造和平与优秀属于皇帝。愿正义和伟大的和平在你的统治下升起，最平和与慷慨的皇帝。

官员的应答问候也非常礼貌：

最伟大（megaloprepestatos）、最高贵（eugenestatos）和最杰出（peribleptos）的忠诚的埃米尔好吗？塔尔索斯的埃米尔和议会（gerousia）如何？……你好吗？你受到贵族和卡帕多基亚（Kappadokia）将军的接待如何？（来自叙利亚的使节不得不经过拜占庭领土上的地方政府）被派去照顾你的皇家助手（巴兹尔科斯）是如何对待你的？在你的旅途中遇到了什么不幸或痛苦的事吗？今天你和我们神圣的皇帝共进晚餐，这让我们欢欣鼓舞。

官员会向他们提及“不幸或痛苦”的经历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为了从萨伊夫·德·道拉的首都阿勒颇经陆路行进到君士坦丁堡，特使们必须穿越边境地区，这片地区分布着边境部队、圣战分子、疯狂的边境游民、漫游的匪徒、走私犯和偷盗团伙制造的袭击和反袭击、伏击、突袭、抢劫和牲畜劫掠——只不过这些类别是高度交叉重合的。

正文继续介绍官员逐个向所有统治者中的埃及、波斯和呼罗珊（Khorasan）埃米尔的使节致意和回应——这与现代伊朗东北部、阿富汗西北部、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相对应。

我们完全可以理解这些交流仪式的心理目的。当所有势力交织在一起的时候，紧张局势几乎是持续不断的，并且武装冲突是非常频繁的。当时和现在一样，服从他们宗教的伊斯兰统治者不得不把地球上所有的非伊斯兰国家看作战争地区的一部分，对于战争地区（dar al harb），穆斯林注定要在救赎之日到来之前将其征服。因此，没有一个非伊斯兰国家可能，或可以真正获得宗教规定的永久和平（行额手礼）。因此，穆斯林对拜占庭的领土要求是无限的。所有信徒被允许的只是战争的中断（hudna），实现停战（hudna），一种暂时的、现实的安排，以争取时间，一个星期、一年，或一个世代——直到圣战可以重新开始。但是，尽管持久的停战（hudna）需要举行谈判，但双方都有兴趣以文明的态度处理相互间的关系，这是在经历了之前和之后的激烈战斗才取得的。[25]

在伊斯兰教崛起之前，帝国的美索不达米亚边境也并不太平。在那里，萨珊波斯人一直带来威胁，并不时发动大规模进攻，包括603年开始发起的最后一次进攻，这次进攻成功地摧毁了两个帝国，造成了致命的后果。

至于帝国的北部，多瑙河地区或巴尔干前线——帝国的疆界随着权力的平衡而向北或向南移动——到那时为止，完全信奉基督教的保加利亚也不再是一个好邻居了。当他们真正强大的时候，他们的沙皇并不满足于获得部分领土，而是试图为自己夺取拜占庭王位和整个帝国。在保加利亚人之前或与保加利亚交替出现的其他敌人——匈奴人、阿瓦尔人、基辅罗斯人、马扎尔人、佩切涅格人和库曼人——可能使帝国面临几乎同样的危险，即使他们对帝国的宝座没有任何野心。

因此，当特使们抵达拜占庭宫廷时，拜占庭帝国与他们领主的战争要么刚刚结束，要么仍在进行中，或即将开始。在仓促展开充斥着不可避免的相互指责、暗示或直接威胁的谈判之前，最好先进行一些愉快的交谈。宫廷礼仪规定的语言是严格且正规的，几乎不鼓励即兴的交流，但至少可以防止无意的怠慢和令人尴尬的失态。

[1] Jordanes，Getica：De origine actibusque Getarum，ⅩⅩⅧ.142，143，in CharlesC. Mierow，trans.，The Gothic History of Jordanes （1915），p.91.

[2] Famously ridiculed by Liutprand of Cremona. See Gerard Brett，“The Automata in the Byzantine ‘Throne of Solomon’” （July 1954）.

[3] It was updated in part under Nikephoros II Phokas （963-969）. Constantine VIIPorphyrogennetos，De Cerimoniis Aulae Byzantinae，in Corpus Scriptorum Historiae Byzantinae，ed. J.Reiske （1829）（hereafter cited as De Cerimoniis）.

[4] 埃米尔（emir）是穆斯林指挥官、将军或是王子的称号。——译者注

[5] Admirably studied in Eric McGeer，Sowing the Dragon’s Teeth：Byzantine Warfare in the Tenth Century （1995），pp.233-236.

[6] De Cerimoniis，from p.571；但此处源自阿诺德·汤因比的 Constantine Porphyrogenitus and His World （1973），from p.500.

[7] 关于礼袍如何体现等级的论述，参见 Elisabeth Piltz，“Middle Byzantine Court Costume” （1997），pp.39-51.

[8] Toynbee，Constantine Porphyrogenitus，p.502 （I could not reconcile his Reiske page references）.

[9] 穆塔兹拉（Mu’tazila）是公元8～10世纪，在今伊拉克巴士拉和巴格达盛行的伊斯兰神学派系。——译者注

[10] David Ayalon，Eunuchs，Caliphs and Sultans：A Study in Power Relationships （1999），appendix F，p.347.

[11] David Ayalon，Eunuchs，Caliphs and Sultans：A Study in Power Relationships （1999），appendix J.，pp.345-346.

[12] Liliana Simeonova，“In the Depth of Tenth-Century Byzantine Ceremonial：The Treatment of Arab Prisoners of War at Imperial Banquets” （2007），p.553.

[13] Toynbee，Constantine Porphyrogenitus，p.503.

[14] Nadia Maria El-Cheikh，“Byzantium Viewed by the Arabs” （1992），from p.173.

[15] Paul Magdalino，“In Search of the Byzantine Courtier” （1997），pp.141-165.

[16] Alexander P.Kazhdan and Michael Mcormick，“The Social World of the Byzantine Court” （1997），pp.167-197.

[17] Prokopios，Anecdota，bk.Ⅵ，2，in H.B. Dewing，ed. and trans.，Procopius （1962-1978），p.6：69.

[18] Snorri Sturluson，Heimskringla：The Chronicle of the Kings of Norway （1907）.

[19] Nicolas Oikonomides，“Title and Income at the Byzantine Court” （1997），pp.199-215.

[20] 甚至君士坦丁如今也承认，这是愚蠢的“谬论”，参见Ihor Sevcenko，“Re-reading Constantine Porphyrogenitus” （1992），p.182。

[21] De Administrando Imperio，ed. Gy. Moravcsik，trans. R.J.H.Jenkins （1967），sec.13，lines 25-70.

[22] De Cerimoniis，bk.II，cols.46-47，pp.1：679-686. 但此处源自Paul Stephenson：http：//homepage.mac.com/paulstephenson/trans/decer2.html.

[23] 罗马的首席公民即为元首。——译者注

[24] De Cerimoniis，bk.I，cols.47-48，from p.680. 但此处源自Paul Stephenson的网站。

[25] 参见 Walter Emil Kaegi Jr.，“The Frontier：Barrier or Bridge？” （2007），pp.269-293，包括充分的参考注释和丰富的阿拉伯文献。

第六章 王朝婚姻

即使没有驻外部门或外交部，拜占庭人仍然可以熟练利用每一种外交手段，这当中自然包括巩固与强大外国人之间关系的王朝婚姻。[1]这不是罗马的惯例，因为缺乏与其地位相当的对象，但对于拜占庭人来说，在亚历山大大帝的继承者们所建立的敌对希腊专制政体之间，曾存在王朝联姻的先例。这些讲希腊语的王国最初由他的直接下属统治，然后由他们的后代或足够亲近的人统治，但他们经常通过婚姻来达成和平协议，尽管他们更频繁地使用战争手段，无论是否离婚。

对于罗马皇帝来说，这件事情更为微妙。对于他自己、他的姐妹，或者他在皇宫出生的孩子来说，与地位低微的普通人通婚，不符合皇帝所声称的自己作为上帝在凡间的总督和所有基督徒领袖的地位，他们必须是比其他所有统治者更高层次的存在。此外，不管是不是基督徒，并且即使这个游牧者的帐篷里面装满了金银财宝，或者更糟糕的，充满了穆斯林女眷，把皇帝的女儿或妹妹嫁给一个野蛮人或是游牧民族的行径都是令人厌恶的，这既冒犯了希腊人的种族骄傲，也破坏了基督教的规矩。

当皇帝或他们的儿子娶了外国当权者的女儿时，事情就容易多了。被称为“被剜鼻者”（slit-nosed，rhinotmetos）的查士丁尼二世从685年开始统治帝国，后来遭废黜，象征性地被残害，并在695年被流放到了克里米亚赫尔松的偏远前哨，与统治邻近大草原的哈扎尔人结成了王朝联盟。他娶了可汗（qagan）的妹妹布西尔·格拉文（希腊文称为Ibousiros Gliabanos），她后来改名为西奥多拉（Theodora），在保加利亚可汗（Bulghar qan）或特威尔可汗（khan Tervel）的帮助下，他最终在705年夺回王位，直到711年再次被推翻。

一个世纪之后，为了与哈扎尔草原帝国结成联盟，对抗阿拉伯穆斯林，后者被他们分别抑制于边境，利奥三世（Leo Ⅲ，717～741年在位）安排他的儿子兼继任者君士坦丁五世（Constantine Ⅴ，741～775年在位）与可汗的女儿结婚，该女儿名为艾琳（Irene）——因此君士坦丁五世的儿子和其继任者利奥四世（Leo Ⅳ，775～780年在位）被称为“哈扎尔人”（The Khazar）。顺便一提，人们记得这个艾琳是因为她的两项完全不同的成就。第一个成就是，她在皈依基督教后以虔诚而闻名。创世以来的6224年，即公元731/732年，忏悔者西奥芬尼斯（Theophanes Confessor）记录道：“在这一年里，利奥三世把他的儿子君士坦丁许配给了可汗的女儿……他让她成为基督徒，并给她起名艾琳。她学习了圣经，虔诚地生活，从而谴责了那些人（破坏圣像运动者）的不虔诚。”[2]

她的第二个成就是，她将自己的民族服饰引入拜占庭宫廷，一件装饰精美的长袖衣服——游牧者的长袍，上马时可以从前面解开衣服——它在拜占庭宫廷里被称为齐扎长衫（tzitzakion）。它最开始是作为游牧式的外衣，到拜占庭中期时演变为最高级的宫廷服饰，因为皇帝本人也穿着它，而且只有在最庄严的场合才穿。晚些时候，君士坦丁七世（912～959）对此做了解释，他本人也是一位热衷于古物的人：“你必须知道，齐扎长衫是哈扎尔人的服装，自哈扎尔皇后入宫以来就出现在这座上帝保护的帝国城市里。”[3]

尽管有这样的先例，但官方的说法是，皇室家族不会与较弱的统治家族联姻，无论他们多么自命清高。宗教上不信基督的穆斯林势力并没有提出任何联姻要求；草原势力是没道理反基督教的，但他们也被拒绝了。在《帝国行政论》中，存在暗示性的答复以搪塞这些请求：

（如果）北方的任何一个民族和不光彩的部落要求与罗马皇帝结盟，或者娶他的女儿为妻，或者把自己的女儿嫁给皇帝或皇帝的儿子当妻子。

对于这种“怪异的、不合时宜的”需求，典型的回答是：

（一项）伟大而神圣的，由君士坦丁发出的，令人惧怕的正统法令被刻在了作为普世基督教会的圣索菲亚大教堂的圣桌上，罗马帝国的皇帝永远不会与一个有着不同习俗或者背离罗马秩序的民族联姻，尤其是与一个未受洗的异教徒……[4]

再没有比这更明确的回应了——除了随后的一个例外：

……除了与法兰克人；因为只有他们被那个伟人，神圣的君士坦丁排除在外，因为他认为自己出生于那个地方……（而且）因为那里的土地和种族拥有传统的名望和高贵。

这完全是谎言——君士坦丁从来没有留下过婚姻方面的指令，无论如何，他出生在莫埃西亚苏必利尔（Moesia Superior，现为塞尔维亚南部），而法兰克同盟则出现在莱茵河下游——但虚构内容确实证明了王朝与西方最强大力量的结盟是正当的，即查理曼大帝和他的后裔，后来的东法兰克王国，在10世纪随着奥托王朝的执政演变成了德意志王国（Regnum Teutonicum）。

781年，作为“哈扎尔”利奥四世遗孀艾琳唯一的儿子，10岁的君士坦丁六世（Constantine Ⅵ）开始摄政，艾琳为他安排了与罗特鲁德（Rotrud）的婚约，她是查理曼大帝6岁的女儿。查理曼大帝当时仍然是“法兰克国王”，虽然还没有像在800年那样被加冕为皇帝，但他已经是西欧许多国家的统治者。这两个帝国之间至今还没有什么明显的摩擦，但随着查理曼大帝仍在扩大他的势力范围，并在意大利日益活跃，双方发生碰撞的可能性已经相当高的，因为拜占庭人仍然拥有南部沿海的那不勒斯、卡拉布里亚（Calabria）的雷吉奥（Reggio）、普吉里（Puglie）的布林迪西（Brindisi），还有已灭绝的拉文纳王国在威尼斯的残余领土，以及亚得里亚海达尔马提亚（Dalmatian）海岸的港口城镇——尽管伊斯的利亚半岛的北部已经属于法兰克人了。自罗马时代以来，与最强大的西方统治者建立预防性的王朝联盟当然是需要谨慎谋划的。

拜占庭人取缔了她野蛮人的名称“罗特鲁德”，给她取名为“红”（Erythro），并派宦者伊丽莎丝（Elissaios）去教授她希腊语和宫廷礼仪。但在786年，当她才11岁时，可怕而诡计多端的艾琳以未知的原因取消了婚约——至于君士坦丁六世，他被他母亲刺瞎双眼并遭废黜。

在没有王朝联姻的情况下，帝国与查理曼的关系并没有得到发展，尽管双方的战争一直到很久以后才发生。

公元800年12月25日，查理曼大帝在圣诞节当天接受了教皇利奥三世为他举行的“奥古斯都大帝”（Imperator Augustus）头衔的加冕礼，无论他的意图如何，这是对拜占庭霸权的直接挑战。他的官方传记作者、僧侣、法兰克历史学家和查理曼忠心的朝臣艾因哈德（Einhard、Eginhard或Einhart），严厉指责了教皇利奥三世（Leo Ⅲ）的行径：

（罗马民众）给教皇利奥造成了许多伤害，他的眼睛被撕裂了，舌头也被割破了，所以他不得不请求国王的帮助。于是查尔斯前往罗马，整顿教会事务……并在那里度过了整个冬天。就是在那个时候，他得到了皇帝和奥古斯都（奥古斯都大帝）的头衔，起初他对此非常反感，以至于他宣称，如果他能预见到教皇的计划，他就不会在被授予皇帝和奥古斯都称号的那天踏进教堂，尽管这是一个盛大的宗教节日。他非常耐心地忍受（君士坦丁堡的）罗马皇帝在他担任这些职务时表现出的嫉妒，因为他们非常厌恶这一举动；他依靠频繁的大使来往和信件，将其当作兄弟来称呼，使他们的傲慢屈服于他的宽宏大量，毫无疑问，他在这方面比他们的优越程度要高得多。[5]

的确，教皇和罗马教会需要一个西方的皇帝来保护他们比查理曼大帝需要一个头衔来得更为迫切——那时，他个人的卓越地位和他在西欧大陆的霸权地位都是毋庸置疑的。拜占庭的皇帝在罗马人眼中则成了异端，因为其国内出现了圣像破坏运动，但他们更大的过失是，他们离得太远了，无法保卫教皇远离周围野蛮人的侵犯，不仅是野蛮人——还有一个罗马人团伙，来自他高贵的前任艾德里安一世（Adrian Ⅰ）心怀不满的亲属，他们袭击了平民利奥三世，迫使他投入查理曼大帝的怀抱。

作为双方精心策划的政治活动，拜占庭人眼中的查理曼加冕礼好像是更有道理的：

（遭到袭击后，教皇利奥）向法兰克国王卡鲁洛斯（Karoulos）寻求庇护，后者对利奥的敌人实施凶残地报复，并帮助利奥恢复地位，从那时起，罗马就不得不在法兰克人的统治下，偿还教皇对卡鲁洛斯的亏欠。12月25日，为他实施涂油礼后，教皇利奥在圣使徒彼得教堂里为卡鲁洛斯加冕，使其成为罗马人的皇帝，并在12月25日给他穿上朝服和王冠。[6]

摄政艾琳是797年到802年拜占庭帝国的实际掌权者，她不会以损害帝国至高无上的地位为代价，来承认查理曼大帝是奥古斯都皇帝。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虽然得到了这一时期最佳消息来源的证实，却也令人难以置信：

在今年的12月25日……（800年）法兰克国王卡鲁洛斯获得教皇加冕。他打算对西西里岛进行一次远征，但他改变主意，决定娶艾琳为妻。为此，他在第二年派遣了特使。[7]

此外，长期以来备受瞩目的领土冲突已经在威尼斯及其周边地区爆发——亚得里亚海另一边的伊斯的利亚已经被查理曼大帝的父亲丕平三世（Pippin Ⅲ）在789年宣布占有。

艾琳的继任者尼克福罗斯一世（802～811年在位）在803年达成了和平协议，但仍然拒绝承认查理曼的帝国头衔。战斗后来又继续进行，直至皇帝迈克尔一世（Michael Ⅰ Rangabe，811～813年在位）统治时，才达成了一项新的和平协议，威尼斯和伊斯的利亚被归还帝国，同时允许查理曼大帝享有帝国头衔：不是“奥古斯都皇帝”或“罗马神圣皇帝”，而是最不令人尴尬且听起来充满临时意味的“罗马帝国皇帝”或“罗马帝国治理皇帝”；查理曼和他的内阁成员们满足于“奥古斯都平原皇帝”，“法兰克人和伦巴底人的国王”这个头衔，把“罗马皇帝”的头衔还给了迈克尔一世和拜占庭。[8]

与法兰克人的联姻从来没有发生过，但其他联姻却发生了。最值得注意的是，约翰·齐米斯西斯皇帝同意其侄女西奥法诺（Theophano）嫁给德国和意大利的国王奥托一世（Otto Ⅰ）的儿子，也就是未来的奥托二世。谈判在他的前任尼克福罗斯二世福卡斯（Nikephoros Ⅱ Phokas，963～969年在位）在任时期就已经开始，福卡斯对这个提议不屑一顾，这激怒了奥托一世尖酸刻薄的首席谈判代表克里莫纳（Cremona）的利普兰（Liutprand），他也写了一篇关于这次谈判的有争议的叙述。[9]这不仅仅是一场王朝婚姻，而且是一场战略联姻，是战争计划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在他的前任尼克福罗斯二世福卡斯的领导下，这两个帝国在意大利发生了冲突，但是齐米斯西斯想要在帝国的另一端重新发起进攻，以对抗阿拉伯穆斯林。西奥法诺和奥托的婚礼于1972年4月14日在罗马举行，这显然结束了西方的对抗。在同一年，齐米斯西斯成功地发起战争，并击退了阿拉伯穆斯林。伊阿尼斯·锡利茨（Ioannis Scylitzes）简短写道：“那些被皇帝（尼克福罗斯）侵占并臣服于罗马人的城市，现在已经重新抬起了脚跟，摆脱了罗马的统治；于是，皇帝向他们发起进攻，并向遥远的大马士革进发。”[10]

接着有了更多王朝间的、战略性的，以及越来越多与异国新旧势力的联姻。伊萨克一世（Isaac Ⅰ Komnenos，1057～1059年在位）娶了保加利亚的凯瑟琳（Catherine）为妻，她是已故沙皇伊万·弗拉迪斯拉夫（Ivan Vladislav）的女儿；迈克尔七世（Michael Ⅶ，1071～1078年在位）更进一步，娶了亚拉尼亚（Alania）的玛丽亚（Maria），后者是格鲁吉亚千年巴格拉提昂家族巴格拉特四世（Bagrat Ⅳ）国王的女儿，她还被迈克尔的继任者尼克福罗斯三世（Nikephoros III Botaneiates，1078～1081年在位）掳为合法的配偶，尼克福罗斯三世推翻了她前夫的统治。（他前夫获得慷慨的批准，作为僧侣退休，于是开始了新的职业生涯，最终他被任命为以弗所的大主教区主教。）

伊安尼斯二世（Ioannes Ⅱ Komnenos，1118～1143年在位）也毫不逊色，他娶了皮罗斯卡（Piroska）——匈牙利国王拉迪斯劳斯一世（Ladislaus Ⅰ）的女儿——同样教化成艾琳，不过除了卷入匈牙利内部斗争之外，他什么也没有得到；曼努艾尔一世 （Manuel Ⅰ Komnenos，1143～1180年在位）娶了苏尔兹巴赫（Sulzbach）的伯塔（Bertha），后者是德国康拉德三世（Conrad Ⅲ）配偶的姐妹，在她1159年去世后，曼努艾尔一世又娶了安提俄克（Antioch）的玛丽亚（Maria），她是安提俄克雷蒙德（Raymond）的女儿，来自阿基坦的法国贵族。

所有这些遥远的联姻都被迈克尔八世（他将君士坦丁堡从拉丁人手中重新夺回）和拥有无限计谋的尤利西斯（Ulysses）所超越。除了他的继任者安德罗尼科斯二世（Andronikos Ⅱ，1282～1328年在位）在内的七个婚生子女之外，他还有两个已知的私生女，她们俩都嫁去了历史上疆土最为庞大的帝国。到1279年，蒙古人的后继者，也就是蒙古人的成吉思汗（Cinggis Qan或Genghis khan，海洋统治者）已经征服了东方，甚至包括中国的南部和朝鲜，向西延伸到匈牙利，从中亚到达阿富汗、伊朗和伊拉克。在任何地方，敏捷的蒙古骑兵都能战胜超过自身数量的对手，从而给对手以毁灭性的挫败，就像每个德国学生都知道的发生在德国利格尼茨附近（现在的波兰的莱格尼察）的沃尔斯塔特战役那样；1241年4月9日，公爵亨利二世（Henry Ⅱ the Pious）和他的大部分由波兰人、摩拉维亚人、巴伐利亚人（Bavarians）组成的军队以及一些圣殿骑士和医疗骑士遭杀害，这被认为是蒙古军队干的，但这还仅仅是他们的次级部队。其他部队则更聪明：到1243年，与拜占庭战斗了近200年的塞尔柱突厥人（Seljuk Turks）成了顺从的蒙古附庸。而抵抗者则被摧毁：铁木真的孙子旭烈兀（Hülegü）手下的军队摧毁了叙利亚的伊斯玛仪人（Ismailis）和阿拔斯（Abbasid）哈里发的残余势力，并在1258年洗劫和摧毁了巴格达。[11]

君士坦丁堡的两岸都迅速进行了巩固，因为铁木真——成吉思汗的后裔所组建的不朽国家必须被定义为“成吉思汗”（Cinggisid），而不是简单的蒙古人，因为他们越来越多地从当地人中招募战士，只在他们更高的领导层中保留蒙古人，而且时间不长。

在东部，作为所有蒙古人统治者下属的伊利汗，旭烈兀（Hülegü）建立了一个从现在的阿富汗西部延伸到土耳其东部，途经伊拉克，覆盖了整个伊朗的国家；这个伊利汗国（il-qanate）也统治了安纳托利亚的塞尔柱突厥人，他们成为伊利汗国的臣民，以避免被毁灭。在里海和黑海的另一边，从现在的摩尔达维亚（Moldavia）一直向东延伸到现在的乌兹别克斯坦，向北则覆盖了俄罗斯大部分地区的整个辽阔草原，都被西方军队或“部落”（horde）［源于奥尔达（orda），蒙古语的“营地”，指首领的营地，还有他的军队］[12]所统治。今天，所有的俄罗斯人仍然记得“金帐汗国”（Zolotaya Orda）——这个术语后来被当作蒙古和突厥列强的统称——这个帝国直到1476年还从俄罗斯城镇和君主那里获得贡品，其最后的残余是吉雷的克里米亚汗国（Giray Qanate），它一直持续到1783年。第一次建立国家时，蒙古人统治着中亚各国人民，伏尔加布勒加尔人（Volga Bulghars），以及黑海北部东欧大草原的钦察人，也就是拜占庭人口中的“库曼人”，以及莫斯科以北的俄罗斯人。

来自两个成吉思汗帝国（Cinggisid）的蒙古突袭者到达拜占庭帝国的领土，但同一个迈克尔八世完全能够应付挑战，他曾通过在地中海的另一端支持阿拉贡的彼得，挫败了安茹的查理（Charles d’Anjou）。他的私生女尤伯罗科尼·帕莱奥戈尼娜（Euphrosyne Palaiologina）成功地嫁给了诺盖（Nogai），后者是土斡耳（Baul）的儿子、术赤（Jochi）的孙子、成吉思汗的曾孙，他也是西部军队不屈不挠的指挥官，他从来没有宣称拥有正式领导权，但同样主宰着金帐汗国的西部。

迈克尔八世的另一个私生女玛丽亚·德斯皮娜·帕莱奥洛吉纳（Maria Despina Palaiologina）与一个比诺盖更伟大的人，即巴格达的破坏者旭烈兀（Hülegu）订婚，但在旭烈兀死后，玛丽亚与他的儿子和继任者阿巴卡（Abaqa，或Abakha）成婚——成吉思汗的另一个曾孙和伊利汗国的统治者。两姐妹虽然相隔甚远，却嫁给了互为亲戚的两个男人。

在蒙古内部竞争的推动下，两个成吉思汗帝国都向外扩张，至少在有草养马的地方是这样（这使欧洲中部山区和埃及得以幸免），所以他们的军队在高加索地区发生了冲突，在那里，两个国家的相遇是自然而然的。[13]

这不是一场全面的战争，而是一场管辖权争端，至少在理论上是如此，因为在欧亚大陆12000英里范围内，成吉思汗帝国控制下的所有领土都应该是铁木真后裔家族的集体所有；但诺盖像往常一样带领他的部下扩张，并在与他互为连襟的阿巴卡汗（Abaqa Qan）的战斗中失去了一只眼睛。两姐妹的反应没有被记录下来。

迈克尔八世当然是成功的。他的两个女儿都没有迷失在忙碌武士的后宫中。两者都完成了使命。有一次，诺盖汗（Nogai Qan）为迈克尔八世在塞萨利（Thessaly）的作战提供了4000名骑士；更重要的是，任何北方国家都担心成吉思汗帝国的越野来袭，而不敢肆意地图谋攻击皇帝。

至于阿巴卡汗，他试图使他的穆斯林臣民皈依佛教。好战的蒙古人认为佛教是最和蔼可亲的宗教。玛丽亚·德斯皮娜·帕莱奥洛吉纳是一个有影响力的人物，无论是塞尔柱人还是其他突厥酋长，都不能在安纳托利亚（Anatolia）袭击她的父亲而不受报复。在伊斯坦布尔面对着黄金角的费纳区，矗立着唯一一座在1453年被征服后没有转变为清真寺的东正教教堂——蒙古人圣玛丽教堂（Panaghia Muchliótissa），又称为“蒙古人的所有圣徒”，它由玛丽亚·德斯皮娜返回君士坦丁堡后重建，那时阿巴卡汗已去世。无论他们如何评价，拜占庭人都不会是鄙俗的。

[1] Ruth Macrides，“Dynastic Marriages and Political Kinship” （1992），from p.263.

[2] Theophanes，The Chronicle of Theophanes Confessor，AD 284-813，trans. Cyril A.Mango et al. （1997）（之后被称为Theophanes），no.410，AM 6224，p.567.

[3] De Cerimoniis Aulae Byzantinae，I，17.由 Elisabeth Piltz 引用并翻译，“Middle Byzantine Court Costume” （1997），p.42。

[4] De Administrando Imperio，ed. Gy.Moravcsik，trans. R.J.H.Jenkins （1967），sec.13，lines 105-170，pp.70-71.See also R.J.H.Jenkins，ed.，De Administrando Imperio，vol.2：Commentary （1962），p.67，see13/107and13/121-122.

[5] Vita Karoli Magni 28，translation from http：//www.fordham.edu/halsall/basis/einhard.htmlNo.Charlemagne. 关于背景，参见Robert Folz，The Coronation of Charlemagne，25 December 800 （1974），from p.132。

[6] Theophanes，no.473，AM 6288，p.649.

[7] Theophanes，no.475，AM 6293，p.653.

[8] Folz，Coronation of Charlemagne，p.174.

[9] Relatio de legatione Constantin apolitana （前往君士坦丁堡的使节的故事），in F.A. Wright，trans.，The Works of Liutprand of Cremona （1930）.

[10] “John Tzimiskes，” in Ioannis Scylitzes：A Synopsis of Histories，trans. John Wortley，chap.21，p.168.

[11] 概述：David Morgan，The Mongols （1986）；John J.Saunders，The History of the Mongol Conquests （1971）。

[12] 与Peter B.Golden的私人通信，March 23，2008.

[13] 1240年，《蒙古秘史》（The Secret History of The Mongols）是在蒙古人大征服之前进行编辑的，书中除了散文诗和抒情诗里蕴含的蒙古精神外，没有任何关于成吉思汗帝国的内容。请参见Marie-Dominique Even and Rodica Pop，Histoire secrète des Mongols = Mongghol-un ni’uca tobciyan：Chronique mongole du XIIIe siècle （1964）；或者英文资料，可参见Igor de Rachewiltz，The Secret History of the Mongols：A Mongolian Epic Chronicle of the Thirteenth Century，2 vols. （2004）；还有过时但很棒的Francis Woodman Cleaves的作品，The Secret History of the Mongols，vol.1 （1982）。

第七章 权力地理学

考虑到罗马人和拜占庭人的线性思维——他们认为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只有路线距离，而没有空间距离，依靠的是行程而不是地图——这一章也许应该被命名为“权力的民族志”。好奇外国民族是希腊人的品质，但直到罗马人演变成拜占庭人，他们才真正展现了这一品质。尽管现代的学术潮流普遍只看到他们的敌意和偏见，但拜占庭的著作向我们表明，他们对外国文化和习俗非常感兴趣，整个国家都是这样的。[1]的确，拜占庭人关于外国人民的新信息是从过往积累的神话中获得的——包括哥革人（Gog）和玛各人（Magog），亚马孙人（Amazons）和高贵的野蛮人，他们不断地被重新塑造为更温和或更恶劣的形象。但是拜占庭士兵也收集了很多关于敌人的战术和武器的真实信息，而拜占庭使节则对他们所遇到的各种各样的民族进行了勤奋的报道，并且使这些报告具备足够的准确性，成为许多人信息的主要来源。基督教显然有助于消除偏见——不仅因为它的普世接纳性，还因为它劝阻信徒们洗澡，因此消除了极大阻碍罗马人与野蛮人亲密接触的气味藩篱。

君士坦丁七世的《礼仪之书》详细说明了在当时的礼仪规则下，官方信函如何向收信者问候，以及每封信的印章价值（目前仍然保留了成千上万个拜占庭的印章，其余的就像丢失了的文件一般）。一长串的名称谓展现了拜占庭外交广阔而详细的地理范围。[2]除去与亚洲遥远大国断断续续的接触外，拜占庭外交的范围从君士坦丁堡向东延伸1000英里到达里海海岸，向西跨越欧洲1000多英里，向北100英里到基辅罗斯，并一直向南延伸到埃及。[3]

在《礼仪之书》中，名称排列的优先顺序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实权的等级，部分是由传统的礼节规定的——因此罗马教皇首先出现：

致罗马教皇（eis ton papan Romes）。一只价值一索里迪（one-solidus）的金牛。“以圣父、圣子和圣灵的名义，我们唯一的上帝。（名字）和（名字），罗马人的皇帝，忠实于上帝，忠诚于（名字）罗马教皇和我们的精神之父（pneumatikon patera）。”

对于亚历山大、安提俄克和耶路撒冷的主教们，书中关于他们的措辞是一致的，但省略了“我们的精神之父”一词。另外，他们的信件是用三枚金色的索里迪币密封的。

在明显是优先次序的内容中，被列为世俗世界第一统治者的是巴格达阿拔斯王朝（Abbasid）的哈里发，据说他统治着各地所有的伊斯兰国家，但那时，他已经沦为竞争地区名义上的权力首脑——两个酋长国都在名义上承认哈里发的权威，而苏丹和其他的哈里发政权则没有这么做。在该文本被记录下来时，总部位于阿勒颇的汉达尼德（Hamdanid）酋长国是拜占庭面对的最重要的伊斯兰力量。那时，伊斯兰世界对帝国的恐惧比帝国对它们的恐惧更大，因此，不存在将拜占庭人的礼貌误解为软弱表现的危险：

致忠实的埃米尔的第一参赞（protosymboulon，原信仰者的领袖）（Amermoumnes=信徒领袖）。一只价值四索里迪（one-solidus）的金牛。献给最伟大、最高贵、最尊贵的（名字）夏甲人（Agarenes=阿拉伯人，亚伯拉罕被抛弃的妃子夏甲的后裔）第一参赞和向导，从（名字）到（名字）的忠实独裁者，奥古斯提和伟大的罗马皇帝（名字）和（名字），他的信仰是主，独裁者、奥古斯提和罗马人的伟大皇帝向最伟大、最高贵、最杰出的（名字）夏甲人第一参赞的向导致敬。

在穆斯林之后，外高加索的统治者接踵而来。高加索山脉拥有独特的地形，其被高山分割的深谷在冬季无法通行，即使在夏季也交通不便，因此该地区在文化、语言和政治上的碎片化程度都达到了极致。[4]时至今日，该地区仍然是语言、宗教和身体特征迥异的各类族群共同居住的动荡家园。如果每个民族都建立自己的国家，那么将不止有现在的亚美尼亚、阿塞拜疆、格鲁吉亚和俄罗斯联邦内的七个高加索共和国——其中最大的达吉斯坦共和国拥有250万人口，尽管只列出了10个主要民族，通用语言却有30种。事实上，还有更多未被承认的国家，包括阿布哈兹、南奥塞梯和纳戈尔诺-卡拉巴克。

在拜占庭时期，就像如今我们的时代一样，高加索列强在非常小的领土上相互争斗，而战士们则被过分渲染的身份政治，以及一种根深蒂固的强盗精神所驱使。只要拥有一座由粗糙的毛石完好堆砌而成的塔和一群战士，任何一个小酋长都可以成为他自己山谷中某个地盘的统治者，而那些可以统治整个山谷的酋长们则走上称王之路。有一部分高加索统治者是重要的，而其他则是不稳定的首领，但哪怕是次要的统治者，拜占庭人也不能忽视，因为他们中的任何一个都可以打开或关闭一条穿越山脉的通道，这可能会造成战争局势的巨大转换。所有人都很容易受到攻击或围攻，但为了避免耗费时间的战斗，最好的办法是提供舒缓局势的沟通和礼物。

在3个世纪前结束的拜占庭帝国与波斯漫长的斗争历史中，高加索统治者也可能是敌人，正是由于他们在物质文化上与波斯人相近，而在宗教上与基督徒趋同，因此帝国更容易与他们合作，对抗文化上陌生的阿拉伯穆斯林。大多数高加索统治者熟悉拜占庭文化，许多统治者个人熟悉君士坦丁堡宫廷的魅力和奖赏，虽然有些人声称他们拥有作为早期古迹的独立教会，但他们实际上并不反对帝国在其他任何宗教方面的首要地位。

于是，大多数高加索当权者在本地以双重身份行事，一方面通常拥有亚美尼亚人的头衔Isxan［希腊文的执政官（archon），大致相当于我们的王子］，另一方面也作为帝国官员，通常是高级别的Kouropalates（皇宫主管）。这是9～10世纪第三高的等级，仅次于恺撒，主要是为皇帝的家族成员和贵族保留的。

当《礼仪之书》被编撰时，有一位高加索统治者的确是伟大的：皇宫主管大卫三世（kouropalates David Ⅲ），格鲁吉亚人称他为达维特（Davit’），在历史上他更常被称为亚美尼亚-格鲁吉亚巴格拉蒂家族的“陶”（Tao）、“塔隆”（Taron）或“塔伊克”（Tayk）的大卫。其家族是亚美尼亚的统治者，伊比利亚半岛北部（现在的阿塞拜疆西部）的统治者，以及后来的格鲁吉亚统治者，持有大内总管头衔的巴格拉提德王朝的最高等级者。他们统治的领土大多在现代格鲁吉亚和亚美尼亚地区，从966年一直到1000年，1000年的时候，大卫被谋杀，当时其领土被拜占庭帝国吞并；他们的后代再次成为地方统治者，最终成为俄国的贵族，直到布尔什维克革命。[5]尽管这些文本是在他成名前编纂的，但陶大卫比任何当代的高加索统治者都更适合这一段致辞：

致伟大的亚美尼亚王公（archon ton archonton）。

一只价值三索里迪的金牛。

“君士坦丁和罗马努斯，他们的信仰在上帝身上，独裁者、奥古斯提和罗马人的伟大皇帝向伟大的亚美尼亚统治者和我们的精神之子（名字）致敬。”

还有一个特别的亚美尼亚统治者，他的阿兹祖尼（Artzuni或Ardzruni）家族统治着瓦斯普拉肯（Vaspurakan），完全不在高加索地区，而是在它的南边，在环绕凡湖的土耳其附近地区。大部分时期，瓦斯普拉肯的统治者在某种程度上都视阿刺蛮八戈刺王朝为宗主国，但他们仍被视为独立的统治者。不仅地区霸主捍卫自己独特的称谓，许多瓜分当代亚美尼亚的小规模统治者也是如此，科科维特（Kokovit）执政官、塔隆（Taron，注定要扩张）执政官、莫埃克斯（Moex）执政官、奥赞（Auzan）执政官、锡恩（Syne）执政官、瓦托尔（Vaitzor）执政官、查奇尼（Chatziene）执政官以及被称为黑人男孩（Maura Pardia）的“瑟维托（Servotioi）三王子”。

亚美尼亚的北部是伊比利亚（Iberia），古格鲁吉亚卡尔特利王国的希腊和罗马称谓，其居民现在仍然称自己为卡特维利（Kartveli），而不是格鲁吉亚其他地区的明格里拉人（Mingrelians）、拉兹人（Laz）和斯凡人（Svans）。它的统治者也享有皇宫主管的高等级地位。

历史上的伊比利亚并不比现代比利时或台湾大，但考虑到高加索人的分裂倾向，该地区对单一统治者来说仍然太大，因此，维里亚萨（Veriasach，）、卡纳塔（Karnatae）、库尔（Kouel）和阿扎拉（Atzara）这四个地方政权也得到了承认。事实上，整个高加索地区并不比希腊大，但除了历史悠久的亚美尼亚和卡尔特利或格鲁吉亚之外，它还被其他几个国家分割：阿拉尼亚（Alania），它或多或少相当于现代俄罗斯联邦内的奥塞梯（Ossetia）；阿巴贾（Abasgia），与现代阿布哈兹（Abkhazia）差不多，其脱离格鲁吉亚后（显然无人关心）只得到俄罗斯联邦的承认；还有阿尔巴尼亚（Albania），在现代阿塞拜疆共和国之内。

即使在今天，高加索地区的东部也比西部更加分裂，无论是达吉斯坦共和国的30种语言，还是阿塞拜疆境内的飞地。因此，许多地方的执政官也得到了承认，其中包括阿兹亚（Azia）的执政官，那里是达吉斯坦的杰尔宾特（Derbent）地区，仍然矗立着一座萨珊波斯堡垒，“里海之门就在那里”。[6]他可能只是一个小统治者，但阿兹亚的执政官控制着关键的战略通道，这是南部草原和伊朗西北部之间的一条易通行的海岸路线。

除了囊括许多小的高加索统治者，名单还包括那些不与君士坦丁堡主教领导的东正教教会进行交流的基督教教会神职人员：亚美尼亚天主教主教（the Katholikos of Armenia）［仍然冠以亚美尼亚使徒教会领袖的头衔——不与罗马交流——位于亚美尼亚共和国的埃奇米阿津（Echmiadzin）］；伊比利亚天主教主教（the Katholikos of Iberia）（现代格鲁吉亚使徒教会主教的前身）；阿尔巴尼亚教会主教（the Katholikos of Albania）（一个已消失的教会的名称）。

随后文本中出现了一个有趣的重复，用价值两块索里迪金子而非价值一块的印章，向罗马已经受到敬礼的教皇致以更复杂的敬意。这里有一个现成的解释。《礼仪之书》并不是一部连贯、独著的作品，而是一部由档案文件摘录的汇编，所有这些都更有价值。在这种情况下，汇编者无意中摘录了来自两个不同信件的问候语，而这两封信可能是在不同日期编辑的。

在西欧，权力远没有高加索地区那么分散，即使该地区局势并没有更加稳定。随着小国家的不断形成，将要持续几个世纪的后加洛林王朝的分裂，直到10世纪还没有取得多大进展：

致萨佐尼亚［=萨克索尼亚（Saxonia）=德国东部］的国王［雷克斯（rex），这个头衔远不如奥古斯都-巴斯利乌斯（Augustus-Basileus）］；致瓦伊乌雷（Vaioure）的国王，“这是被称为涅姆提佐伊（Nemitzoi）的土地”（斯拉夫语代表“德国人”），致高卢的国王［在1887年，巴黎和杜克的伯爵休·卡佩（Hugh Capet）加冕为法国国王——一个比现代法国小得多的领地］；致德国国王［利杜尔（Liudolfling）家族的奥托一世（Otto Ⅰ），他开创了自己的奥托尼亚王朝；他于公元936年在查理曼的亚琛大教堂由德国美因茨大主教加冕，明确彰显了帝国野心[7]］。

上述即所有致辞的礼仪。“奉圣父、圣子和圣灵之名，我们唯一的真神。君士坦丁和罗马努斯，罗马帝国的皇帝，忠于上帝，致尊敬的国王（名字），精神上理想的兄弟（pepothemenos pneumatikos adelphos）。”

那是在罗马教会和君士坦丁堡之间宣布分裂之前，如果愿意的话，双方允许建立一种完整的精神兄弟关系。直到公元962年2月2日，在《礼仪之书》完成编纂之后，由于丑闻缠身的教皇约翰十二世（Pope John Ⅻ）非常需要保护，因此才把罗马的奥托一世冠以“罗马皇帝奥古斯都”的帝王称号。10天后，奥托向约翰提供了他所需要的东西：一份为教皇的领土提供安全保证的书面文件，即奥托法令（Diploma Ottonianum）。皇帝迅速从罗马出发，与教皇的敌人作战，且很快大获成功：教皇约翰十二世现在开始担心他的独立了，并秘密派遣特使前往拜见仍是异教徒的马扎尔人和君士坦丁堡，要求他们与奥托作战。秘密败露了，奥托于963年11月回到罗马，召集了一群主教，罢黜了约翰的职位。

因在罗马执意加冕另一个皇帝而对拜占庭帝国皇帝的冒犯并没有因为教皇的重新考虑而减弱，但在972年，约翰一世齐米斯西斯承认了奥托西方最强大统治者的地位。奥托令人信服的声称，从966年起，他就派他的盟友去攻击位于意大利东南部的拜占庭领地——小兰戈巴迪亚（Langobardia Minor），今天的卡拉布里亚（Calabria）和普吉里（Puglie），这是在876年从阿拉伯穆斯林手中夺回的。拜占庭部队在各个地区将军的指挥下轻易击退了这些攻击，但约翰一世正在准备对阿勒颇（Aleppo）的汉达尼德发动大规模进攻，他不想把他的军队转移到战略意义不那么重要的意大利与奥托一世作战，他更愿意达成协议，包括建立一个王朝联盟。

接下来，我们看到对一位不存在的统治者的敬礼：“向罗马的君主（Prince）（古希腊语作prinkips）致敬。”编写《礼仪之书》时，罗马没有君主或皇帝，而在此之前的超过500年的历史中也未曾有过一位；目前还不清楚这仅仅是一种复古，还是对教皇的一种讽刺。

“致非洲的埃米尔”［阿拉伯的伊弗里奇亚（Ifriqiya）、罗马帝国的非洲省份和现代突尼斯共和国］；阿非利加直到909年以前都是由阿格拉布尔人（Aghlabid）统治的，然后是被齐里德人（Zirids）——为埃及法蒂玛（Fatimid）哈里发王朝服务的柏柏尔人（Berbers）统治。在向这些穆斯林致意时，基督教被自豪地重申：

君士坦丁和罗马努斯，他们的信仰是在上帝身上，独裁者，奥古斯提和罗马帝国的伟大皇帝，最受尊敬的（内部人）和最高贵的（欧洲人）。一只价值两索里迪的金牛。

“致埃及的埃米尔”，那是直到972年法蒂米德将其征服为止在巴格达哈里发的宗主国统治下的伊赫什德（Ikhshid）或总督。作为伊斯梅利的“七纳”什叶派，法蒂米德声称他们拥有哈里发的头衔，并且会拒绝埃米尔的从属头衔。

在那之后，两支意大利的力量得到了认可，其中一个特别模糊——“萨达尼亚的王公（执政官，archon）”，那就是撒丁岛，但当时岛上有四个独立的统治者；而另一个注定要拥有丰厚的财富和光荣的名声：“威尼斯的总督（doux=dux，doge）”。

威尼斯作为拜占庭的附属国，从乡村国家一路向上发展为城市帝国。当《礼仪之书》出版时，它的拜占庭总督（doux）或地方执政官几乎不知不觉地演变成一个独立海洋帝国的总督。723～727年，威尼斯仍然被拜占庭帝国总督［“外部统治者”，（代表国王管辖行省或殖民地等的）总督］的拉文纳总部统治。接下来是第一位威尼斯人统治者乌尔苏斯（Ursus）（直到738年），他拥有古罗马的头衔“总督”（最初是战斗领袖，后来是地区指挥官，最终成为公爵），随后是多米尼克（Dominicus）、费利克斯·科尼库拉（Felix Cornicula）和乌尔苏斯之子德斯德迪特（Deusdedit），以及包括德斯德迪特在内的其他三个人。同样，一直到756年，他们都被授予拜占庭军衔。在此期间，帝国在拉文纳的总督于751年被推翻消灭。756年之后，拜占庭的头衔不再被记录在硬币或铭文中，尽管拜占庭在该地的权力至少维持到了814年。在那之后，随着其海外前哨基地和商业变得越来越重要，威尼斯的执政官们才成为一个完全独立的寡头共和国的领导人：1204年，威尼斯人在多吉·恩里科·丹多洛（Doge Enrico Dandolo，1192～1205）的领导下，成为攻陷君士坦丁堡的第四次十字军所集结军队的主要力量。

在《礼仪之书》编撰时和编撰后的900年里，意大利仍然是一个没有统一政府的地域名称。取而代之的是区域性的权贵，他们都是边远地区的贵族，有与土匪头目混为一体的，也有一些大城市更文明的治理者。其中一个是阿马尔菲（Amalfi），这是在当时而言相当大的海洋共和国，直到诺曼人于1073年将其征服前都保持独立。因此，卡普亚（Capua）、萨勒诺（Salerno）、阿马尔菲（Amalfi）和盖塔（Gaeta）的国王和那不勒斯公爵一道获得了承认。

接下来是一个更有异国色彩而更强大的政权，哈扎尔（Khazar）汗国[8]：

致哈扎尔的可汗（Chaganos）。一只价值三索里迪的金牛。“奉圣父、圣子和圣灵之名，我们唯一的真神。君士坦丁和罗马努斯，罗马帝国的皇帝，忠于上帝，向……（填上名字），最高贵的（显赫的）最著名的（优越的）哈扎尔的可汗致意。”

在8世纪至10世纪的权力鼎盛时期，哈扎尔人以里海东北部的伏尔加地区为中心的扩张趋势有时会在克里米亚和高加索地区与拜占庭的利益发生冲突，但哈扎尔人（希伯来语：库扎里姆）的汗国更经常扮演的，是拜占庭帝国主要战略盟友的角色。[9]

作为盟友，哈扎尔的重要之处在于，虽然它不是与帝国直接接壤的邻国，但是其与帝国当时最大的敌人接壤，即入侵高加索和黎凡特的阿拉伯穆斯林。当阿拉伯穆斯林从现在的伊朗库尔德斯坦进攻帝国东部的安纳托利亚边界时，哈扎尔汗国就可以通过直接攻击来削弱他们的力量。当阿拉伯穆斯林从他们位于叙利亚或更前沿的基地威胁到君士坦丁堡的时候，哈扎尔人也可以间接帮助帝国攻击阿拉伯人的后方地区。

哈扎尔汗国是在640年至650年伟大的突厥汗国（Türk qaganate）解体后出现的——后者最终于659年被中国唐朝人打败——但零星的证据表明，哈扎尔人并不是致力于恢复独立的从属部落，他们本身是突厥汗国的核心精英：即中国资料来源中提到的统治者阿史那（Ashina，伊朗东部的“蓝色”）部落。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在626～628年抵抗萨珊波斯侵略的巨大危机中，当帝国濒临灭绝时，向赫拉克勒斯皇帝提供了至关重要帮助的突厥盟友被描述为“东突厥人，而在西奥芬尼斯的《编年史》（Chronicle）中，他们被称为哈扎尔人”[10]，这是现存的最好的资料来源。然而，更有可能的是，这是一个简单的时代错误：哈扎尔汗国在他的时代如日中天，而突厥汗国却消失了。但是无论如何，他们的领导人西奥芬尼斯被称为“西贝尔”（Ziebel），无疑是类似于西部突厥汗国领导人统叶护（Tong Yabghu）这样的人，或者可以想象他正带领着一个崛起中的哈扎尔汗国——因为毫无疑问，后者确实出自前者。

最近有人提出，突厥汗国从大约625年开始由盛转衰，并大约于640年最终瓦解，这是由气候事件造成的：火山喷发会引起剧烈冷却，在627～629年，东突厥帝国经历了严寒、降雪和霜冻。许多马和羊冻死了，造成了一场大饥荒，破坏了突厥民族的游牧生活。[11]

可以肯定的是，帝国继续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它的哈扎尔联盟，尤其是在7世纪和8世纪，倭马亚王朝（Umayyad）阿拉伯哈里发的权力达到了顶峰，君士坦丁堡遭到攻击。阿拉伯人的资料来源称，在其650年入侵北高加索地区的哈扎尔领地时，阿布德·拉赫曼·伊本·拉比（Abd al-Rahman ibn Rabiah）的军队被歼灭，而哈扎尔部队则于731年渗透远至伊拉克北部的摩苏尔。赫拉克勒斯可能将其16岁的女儿欧多西亚（Eudokia）嫁给了统叶护，而查士丁尼二世肯定娶了可汗的妹妹，君士坦丁五世（Constantine Ⅴ）则娶了可汗的女儿，后者是“哈扎尔人”利奥四世的母亲。

在萨珊波斯王朝和倭马亚王朝的势力离开该地区很久之后，哈扎尔人会时不时地作为有用的盟友重新出现，即使他们汗国的势力从9世纪末开始衰弱。最后的瓦解发生在969年，当时的阿提伦（Itil或者Atil），即位于伏尔加（Volga）的哈扎尔首都被基辅罗斯伊戈尔（Igor）的儿子斯维亚托斯拉夫（Svyatoslav）的军队摧毁。

他们在《礼仪之书》（第三十卷）的致敬列表中出现：

致罗西亚（Rhosia）王公。一只价值二索里迪的金牛。“君士坦丁和罗马努斯的信［拉丁语的‘语法（grammata）’］，他是天佑的罗马皇帝，致罗西亚的大主教。”

根据当时的史实，或描述他们的历史学家的民族情感，那是斯堪的纳维亚人，或者斯拉夫人，或者两个民族混合组成的统治者（但是，rus的演变是从古瑞典语roper开始、经由古芬兰语rotsi而来的说法一直备受争议且尚无结论）。[12]对于拜占庭人来说，总督是斯堪的纳维亚人后代还是原始的俄国人是无关紧要的；他统治着今天乌克兰的罗西亚（Rhosia）或基辅罗斯地区，我们如今的俄罗斯或他们后来的罗西亚（Rossiya）就是源自那里——帝国直到860年才知晓这一政权，当时有大批载有战士的船只突然从黑海抵达并进攻君士坦丁堡。罗斯人（Rhos）本身作为一个族群的存在当然已经为人所知，因为特罗耶斯的普鲁登提乌斯（Prudentius of Troyes）在839年的《圣伯提尼安年鉴》（Annals of St. Bertinian）中首次证实了他们来自君士坦丁堡：

公元839年，西奥菲勒斯皇帝（Theophilus，830～839年在位）派出的一个使团来到了位于英格尔海姆（Ingelheim）的虔诚路易的宫廷，陪同他们的是一些自称为罗斯人（Rhos Voari Dicebant）的人，他们请求路易允许他们在回家的路上穿越他的帝国。这件事在加洛林（Carolingian）宫廷内被彻底调查，法兰克皇帝得出结论，他们应该属于瑞典人的氏族。[13]

860年的袭击是典型的维京式（古斯堪的纳维亚语的“强盗”）远程突袭，一种集中的暴力行动，旨在麻痹敌人的抵抗，这种方式对西欧的沿海居民来说是非常熟悉的，但对拜占庭人来说却是完全的意外。主教与未来的圣人菲提奥（Photios）的布道为我们提供了目击者的反应，尽管文字风格优美，但他的震惊是显而易见的：

你还记得那些那令人难以忍受的痛苦时刻吗？当散发着残忍、野性和谋杀气息的野蛮人船只向你驶来时，当大海铺展出平静安详的海面，让他们温和而惬意地航行，然而，逐渐狂野起来的波涛却激起我们的战争浪潮时，当船驶过城市（在博斯普鲁斯海峡水流的作用下），他们的水手高举着剑，仿佛用剑威胁着城市时……当震惊和黑暗萦绕在我们的脑海时，我们的耳朵只听得见：“野蛮人已经渗透到城内，城市被敌人占领了。因为事件的突发性和攻击的猝不及防，可以说，每个人都能想象和听到这样的事情——这在人群中几乎是普遍的：因为他们过分担心，以至于未经核实便深信不疑。”[14]

罗斯人并没有侵入城内，而是蹂躏了君士坦丁堡周围的郊区，从而开启了威胁、联盟，更多的袭击、联盟，皈依基督教和全面战争的漫长篇章。

到了880年，黑海北部的大草原上出现了第一个也是到当时为止唯一一个强大的国家，位于现在的乌克兰，首都在基辅，它的领土范围有时是广袤而多变的。它被历史学家称为基辅罗斯，它的力量是建立在水手们的技能之上的，他们能在艰难的河流中航行，能够勇敢地渡过公海，同时，它也依靠强壮步兵的战斗力。他们和周围拥有着弓箭手的突厥人有很大的不同。不像氏族、部落或汗国那样，可能会先拥护一个可汗，然后是另一个，基辅罗斯的领导者都是航行中的战士型商人。到907年，他们有了一个稳定的统治者，奥列格（Oleg），他试图攻击君士坦丁堡，并在911年与帝国签署和谈条约后被授予了王公（archon）的头衔。基辅罗斯的力量在弗拉基米尔一世（Vladimir）（自980年起成为统治者，他于988年皈依基督教）和雅罗斯拉夫一世（Yaroslav，1019～1054年在位）的统治下达到顶峰，在他们之后，敌对的侯国逐渐分裂，最终形成了几十个，经常互相交战。

他们是勇敢的长途贸易商，罗斯人出口琥珀，在俄罗斯和波罗的海地区购买皮毛、蜂蜜和奴隶，或在他们自己的领土上从斯拉夫人那里索取贡品。他们的主要贸易路线开始于遥远的北方，在波罗的海西部的比尔卡（Birka）、海泽比（Hedeby）和哥特兰岛（Gotland）；然后越过波罗的海东部，沿着涅瓦河，也就是现在流经圣彼得堡的河流，一直到达拉多加湖；然后，这条路线沿着沃尔霍夫河，到达俄罗斯最古老的城市诺夫哥罗德，穿过伊尔门湖，沿着洛瓦特河逆流而上，由此船只不得不通过陆路运到格内兹多沃（Gnezdovo）的第聂伯河（Dnieper River），在那里已经发现了拜占庭和阿拉伯的钱币。从那里又向西南转进1000英里，沿着第聂伯河航行——在急流中有困难的运输航段——然后绕过或直接穿过黑海，通过基辅到达君士坦丁堡。从基辅出发时，货物和奴隶也被从陆路沿东南安全运到伏尔加河口。伏尔加河口是经里海海岸前往巴格达的贸易路线的终点站，穿过扎格罗斯山脉西部，直至美索不达米亚平原。

罗斯的战士型商人甚至更加勇敢，如远征军和两栖作战的狂人一般，像与武器共生的勇敢的古代斯堪的那维亚人那样。例如西格尔德的儿子哈拉尔德，他曾是一名拜占庭卫兵，从他的挪威王国航行穿越北海去征服英国，直到1066年在斯坦福桥被击败并杀害。不久之后，在欧陆定居已久，更加文明但仍然强悍的古代北方人（Norsemen）或诺曼人于同年，即1066年，征服了英格兰——而其他古代斯堪的那维亚人征服者则从拜占庭手中夺取了意大利的最南端，然后从阿拉伯穆斯林手中夺取了西西里岛，他们人数有限，但作战强悍，勇气十足。

然而，尽管基辅罗斯人英勇无比，但他们并没有阻止来自草原的新骑手，新骑手们终有一天会消灭他们。新骑手的兴趣集中在经由顿河（希腊语，塔纳伊斯）、最重要的第聂伯河，布格河（Bug，Hypanis）和丹纳斯特河（Dniester，Danastris）流向黑海的河流路线上——而不是在河流之间广阔而无特色的草原上（在那里，一波波的草原游牧民族陆续到达，放养他们的羊群，并与挡住他们前路的人战斗）。

到那时，阿瓦尔人已经离开历史舞台很久了。在626年围攻君士坦丁堡失败后，他们向北迁移到了现在的匈牙利，而在8世纪末，他们最终被法兰克人摧毁了——查理曼大帝在796年洗劫了他们的主要营地“阿瓦尔环”（the Avar Ring），从而获得了相当多的黄金和白银，这在查理曼的所有胜仗中，也是带来最大收益的一次。

阿瓦尔人的死敌，伟大的突厥汗国早在很久以前就消失了，而欧诺古尔人、库特里格尔斯人和乌特里格尔斯人部落在伏尔加以东也不复存在，他们已经在保加利亚的多瑙河以南立足。因此，从伏尔加河到多瑙河之间的大草原已经成为哈扎尔汗国的领地，向西则是行进中的马扎尔人的领地，以及一个更强大的突厥民族佩切涅格人（Pechenegs或Patzinaks）的领地，他们不断地驱赶着马扎尔人，他们与基辅罗斯共存或与之激烈交锋，通常是为了拜占庭而战。

致图尔科伊［Tourkoi，=马扎尔人=匈牙利人］的执政官（王公）。一只价值二索里迪的金牛。“君士坦丁和罗马努斯的信，他是天佑的罗马皇帝，致图尔科伊的大主教。”

与他们的特点相符，匈牙利人也就是他们自称的马扎尔人的起源，是前所未有的复杂。在所有人都采用“匈牙利人”这一身份之前，马扎尔人原本是他们的首领部落，而图尔科伊在某种程度上只是拜占庭人的误称。拜占庭的作家们不喜欢奇怪而新颖的蛮族名字，正如阿瓦尔人总是被称为匈奴人一样，一旦在早期的文献中对于这个异邦的描述已经有了合适的称呼，他们就不可避免地以逝去的伟大草原帝国的创立者突厥人来称呼匈牙利人。但是这种情况下，此种称呼是有道理的，因为匈牙利人的生活方式完全是突厥式的，就像游牧的牧民和骑兵一样，尽管他们的芬诺-昂格里克语（Finno-Ungric）证明，他们一开始是大草原以北森林中的居民，也许位于现在的俄罗斯联邦共和国的巴什科尔托斯坦（Bashkortostan）。[15]

到了8世纪中叶，他们形成了一个民族，因为他们有一种共同的语言，但他们有许多不同的名字：欧诺古尔人变成了昂加人（Ungar）和亨加鲁斯人（Hungarus）；斯拉夫恩格里人（Slav Ungri）和哈扎尔马加人（Khazar Majgar）——他们自称是马吉尔人（Majier）。[16]当拜占庭人在830年前后遇到他们时，马扎尔人和其他部落生活在现在的乌克兰东部，且在哈扎尔人的统治下，即使没有推行完全的宗主制的话——他们肯定也从来没有自己的可汗。在850年，更多的佩切涅格人涌入他们的牧区，迫使其中一些人向西穿越乌克兰，最终进入现在的罗马尼亚。其他人留在乌拉尔山脉南部和伏尔加河之间，即现在称为巴什基里亚（Bashkiria）或巴什科托斯坦（Bashkortostan）的地区，这可能是当时整个国家的名字［在罗马尼亚俚语中，博兹戈里（bozgori）、博兹吉奥里（bozghiori）和波安吉（boangi）仍然是“匈牙利人”的贬义词］。

894年，马扎尔人和臣服于他们的部落应拜占庭的要求，越过多瑙河，进攻赛蒙一世（Symeon Ⅰ）统治的保加利亚，迫使他停止以实力悬殊的优势对利奥六世发起的进攻。保加利亚仍然是一个威胁，但拜占庭没有成功地留住他们的新盟友——或者更有可能的是连尝试都没有，他们宁愿依靠基辅罗斯和佩切涅格人来牵制保加利亚人。

马扎尔人在布勒加尔人或佩切涅格人的压力下越过特兰西瓦尼亚（Transylvania）山脉——草原牧民不会自愿冒险在山区中饲养牲畜——到了900年，马扎尔人和他们的部落到达了潘诺尼亚平原，即现在的匈牙利，对于他们自己而言是马格亚罗萨格（Magyarország），即马扎尔人的土地。与所有的人口流动一样，有一部分人被抛在后面，最后，马扎尔轻骑兵队（Vardariotai）这一作战单位在现在马其顿的瓦尔达尔山谷（Vardar Valley）中形成。匈牙利地形最平坦的地方普兹塔（Puszta），是欧亚大草原最西边的延伸，非常适合骑行的牧民，而这些牧民直到20世纪30年代才被发现。

当成为弓箭手时，马扎尔人自然而然也成了掠夺者。[17]但就像在他们之前更强大的阿瓦尔人一样，他们也知道如何建造攻城机械。五十多年来，马扎尔人的袭击、抢劫、焚烧一路向西，蔓延到日耳曼的土地上，有时到达现在的法国——《罗兰之歌》（Chanson de Roland）（包括CCⅩⅩⅩⅢ.3248至CⅩⅩⅩⅣ.3254）中一再提到他们，他们被列为不服侍上帝的部落之一，且在战争中都是重罪杀人犯：“一个是匈奴，另一个是匈牙利人（Hongres[18]）。”奥托一世已经是德国国王，注定要成为皇帝，他于955年8月10日在奥格斯堡城（Augsburg）附近的莱奇菲尔德（Lechfeld）击败了一支庞大的马扎尔人突袭队；奥托的装甲重骑兵屠杀了他们的弓箭手轻骑兵，此后马扎尔人的突袭很快就走向终结。他们在匈牙利和普兹塔的前辈阿瓦尔人也曾向西突击，并继续向西进攻，直到被消灭，但马扎尔人经历了快速的转变。在他们于莱奇菲尔德遭受决定性失败之后的5年里，他们有了一位基督教国王，也就是后来在公元1000年由教皇西尔维斯特（Pope Sylvester）加冕为国王的圣斯蒂芬（St.Stephen），从那以后，马扎尔人开始发起基督教战争，而不再于马背上发起突厥式的袭击。

9世纪，佩切涅格人作为一个新的突厥国家出现在大草原上，他们在10世纪取代了哈扎尔人成为帝国最有用的盟友。[19]但这不同于帝国与哈扎尔人的战略联盟，因为没有共同的敌人永久地迫使双方合作。但是如果报酬足够的话，佩切涅格人可以非常有效地帮助帝国对付基辅罗斯，也可以对抗迁徙的马扎尔人和保加利亚人。如果没有报酬，或者报酬不足的话，他们有能力并且确实会攻击拜占庭帝国，或者加入其他人的行列共同进攻帝国。

就像之前所有半游牧的突厥民族一样，他们从中亚地区来到伏尔加是受到身后其他突厥民族的压力，而压力主要来自奥古兹人（Oèuz），是奥古兹人决定了佩切涅格人是成为拜占庭的盟友还是敌人。但是哈扎尔人也把佩切涅格人赶向了西部。当《礼仪之书》被编撰时，他们的权力集中在顿河和多瑙河之间。

致帕齐纳基泰（佩切涅格）的执政官们。一只价值二索里迪的金牛。“君士坦丁和罗马努斯的信，他是天佑的罗马皇帝，致帕齐纳基泰的执政官。”

因此，君士坦丁七世《礼仪之书》中的部分是非常简短的，不过，君士坦丁七世时期的《帝国行政论》中有许多关于佩切涅格人的描述，他们确实也是正文中讨论的第一个主题，其标题很有启发性：

至于佩切涅格人，可以想一想，自从他们与罗马皇帝和睦相处以来带来了多少好处。

……这总是给罗马帝国皇帝带来很大的好处，注意与佩切涅格民族保持和平，同他们缔结友好的公约和条约，并每年向他们派遣……（一名使节）携带着适合那个民族的礼物，并从他们身边得到担保人，即人质和（一名使节），他们将……享受皇帝赠予的一切皇家恩惠和礼物。[20]

第一个目标是阻止佩切涅格人对帝国领土的攻击，这是被动的但仍然非常重要的：

佩切涅格是与（拜占庭的）赫尔松地区接壤的邻邦，如果他们对我们不友好，他们可能会对赫尔松进行侵略和掠夺。

积极的目的是利用佩切涅格人来威慑他们所能够触及的所有势力，从伏尔加下游的哈扎尔人，一直到多瑙河流域的保加利亚人。在“至于佩切涅格人和俄国人”的标题下，文章首先概括地解释了威慑是如何起作用的：

俄国人很难发动境外的战争，除非他们与佩切涅格人和睦相处，因为当他们离开家园时，这些人可能会袭击他们，毁坏和劫掠他们的财产。[21]

另外还有一种指定的威慑机制，反映了这种情况下非常特殊的权力分配——基辅罗斯可以利用其船只控制第聂伯河直到黑海，却不能控制其两边的广大草原：

无论是为了战争还是贸易，俄国人都不能来（君士坦丁堡），除非他们与佩切涅格人和睦相处，因为当俄国人带着他们的（船只）来到河堤时，他们无法渡河，除非他们把（船）从河中拉出来，将它们扛在肩上，然后……佩切涅格人就会向他们袭来，而且……他们很容易被击溃。[22]

佩切涅格人可以阻止马扎尔人——在文本中一直被称为“突厥人”——简直轻而易举，尽管他们没有船只也没有可穿越的急流，这仅仅是因为他们是一个小得多的国家，而佩切涅格人总是可以凌驾于他们之上：

（马扎尔人的）部落……也很害怕……佩切涅格人，因为他们经常被佩切涅格人打败……因此（马扎尔人）带着恐惧看待佩切涅格人，并被他们控制住了。[23]

作者叙述了当一个拜占庭特使请求马扎尔人攻击佩切涅格人时发生的事情：

（马扎尔人的）首领大声喊叫道：“我们不会让自己挡住佩切涅格人的路，因为我们打不过他们，因为他们的民族很伟大，他们的人民众多，他们是魔鬼的子民；所以不要再这样对我们说了，因为我们不喜欢！”[24]

有文字提出了同样的对付保加利亚人的“佩切涅格策略”，并表明当时双方在多瑙河沿线有直接的接触：

所谓的佩切涅格人也是这些保加利亚人的邻居，当他们为了私利或向罗马皇帝提供帮助的时候，只要他们愿意，他们就可以轻易地与保加利亚人作战，凭借他们的优势，以他们的力量压倒保加利亚人，最终打败他们。[25]

另外，佩切涅格人并不像奥古兹人和高加索阿兰人（Caucasian Alans）那样被视为对抗哈扎尔人的有用盟友。可能是因为佩切涅格人害怕哈扎尔人，他们和奥古兹人一度占领了佩切涅格人的牧场，驱赶他们向西穿过伏尔加河，然后到达顿河。

显然，为了达到目的，帝国必须向佩切涅格人支付报酬，并且不仅仅是黄金：

（他们）贪婪且强烈地渴望着对于他们来说罕见的物品，厚颜无耻地要求帝国对其慷慨馈赠……当帝国的官员进入他们的领土时，他们首先要求皇帝的礼物，当这些东西满足了男人，他们就要求给他们的妻子和父母送礼物。[26]

对于佩切涅格人来说，想要商品而不是黄金是有道理的，黄金需要到很远的地方才能消费。草原上的工艺品种类显然有限，包括皮革、羊毛、骨、金银制品，而铁则不那么常见；其食物主要是肉、奶酪、马奶酒（kumiss或kymis），发酵的母马奶散发一种经过加工才有的味道。而君士坦丁堡则有更多选择，包括来自远方的香料和葡萄酒，而拜占庭工匠生产的所有材料，其中的合金、陶瓷和玻璃，都是远近闻名的。文献中所列举的具体物品相当平淡无奇，但它们在草原上显然是稀少的：“紫色布匹、缎带、松散编织的（=轻型）布、金锦、胡椒、猩红色的或‘帕提亚’（Parthian）皮革。”[27]

让作者感到愤怒并刺激他使用严厉形容词的显然是，所有相关人士都要求在皇帝的“礼物”之上再得到回报，不仅包括享受贵宾待遇的佩切涅格贵族人质（而此时，拜占庭使节却在佩切涅格领地内面临危险），还有来回运送人质和使节的车夫：

这些人质为自己要这个，为他们的妻子要那个，护卫队为他们自己的辛劳要求回报，为他们牲畜的损耗则要求更多的东西。[28]

护送帝国使节的马车夫也提出了同样的要求。这在作者看来是微不足道的贪婪，却反映了一个重要的政治现实。佩切涅格汗国没有可以通过分发拜占庭贡品来实现奖惩的至高无上的首脑。只有松散聚集在一起管理不同部落的酋长，而他们最多也就是在议会中集体商议，以规划共同的行动。文中写道：

帕其拿西亚（Patzinacia）的全境［原是“佩切尼迦”（Pechenegia）］，被分为八个省（diaireitai=divisions），拥有同样多的大王公……这八个省被划分为四十个区，这些区由小的太子党统领。[29]

这有点过于简单，不太可信，但解释了为何佩切涅格人没有一个至高无上的中央领导人，由只受他奖赏的人忠诚拥护。因此，每个人都希望能够因提供服务而获得单独的奖励。对于一个拜占庭皇帝来说，这是一种新奇而令人不安的想法，但希腊人无法蔑视自由：“佩切涅格人是自由人，可以说是独立的（自治），不从事任何没有报酬的服务。”佩切涅格人显然有他们的定价，况且草原上的其他所有势力都是如此，佩切涅格人显然是更便宜的：

只要罗马皇帝与佩切涅格人和睦相处，俄国人和突厥人（马扎尔人）就既不能用武力来对抗罗马的统治，也不可能从罗马人那里榨取大量的金钱和商品作为和平的代价。[30]

但是，即使是勇敢的佩切涅格人，也无法令帝国一劳永逸。为了服务于拜占庭，一个盟友必须既强大到能够有效对抗帝国的敌人，自身也不能对帝国产生威胁。从1027年开始，佩切涅格人在这两项指标上都失败了。他们从那一年开始横扫多瑙河，而在1036年，他们被雅罗斯拉夫一世统治下的基辅罗斯军队打败了——也就是说，他们被他们本应该控制的力量打败了。拜占庭需要在大草原上有一个新的突厥盟友，而库曼人或他们自称的钦察人（Qipchaqs）或基辅罗斯所称的波洛维茨人适时地出现了，他们注定将在不同政权的统治下取得长期的成功。[31]

就像之前的匈奴人、阿瓦尔人、保加利亚人、哈扎尔人、马扎尔人等一样，他们也是高度机动和具有极大杀伤力的弓箭手，也成为草原的主人，并在数量上超越了诸多前辈。

1091年4月29日，拜占庭人与他们的新盟友库曼人在位于现在保加利亚南部的马里查河谷（Maritsa）的莱文宁（Levounion）战役中与大量的佩切涅格人战斗。显然，由于库曼人夺取了他们的牧场，佩切涅格人被迫进入帝国领土，因为他们不是作为一支突击部队而来，而是作为一支由大量牲畜、男子、妇女和儿童组成的游牧大军出现。

当时，帝国的总体战略形势极为不利。二十年前的1071年8月，罗曼诺斯四世（Romanos Ⅳ Diogenes，1067～1071年在位）率领了一支庞大的正规地面部队，辅之以法兰克骑士、突厥雇佣军弓箭手和精英宫廷卫队，以对抗塞尔柱突厥帝国日益崛起的力量。在所谓的曼齐克特（现代的马拉兹吉尔特）战役中，虽然在位于土耳其东部凡湖以西的一个更广阔的地区作战，但骑士们却叛逃了，一些雇佣兵也叛变了，罗马努斯四世本人被王朝的竞争对手所指挥的部队遗弃在战场上，随后被俘虏。[32]尽管传统上认为这是一场决定性的战役，但这并不是一场灾难性的军事失败。绝大多数拜占庭军队在皇帝被俘之前都发挥出色，然后又以良好的秩序撤退，以准备下一场战役。

塞尔柱苏丹穆罕默德·本·达乌德·查格里（Seljuk sultan Muhammad bin DaÛud Chaghri）因他的绰号阿尔普·阿斯兰（Alp Arslan，“英勇的狮子”）而闻名，他尊重俘虏，因为他是一个有教养的人，但他对条款的温和要求也反映了拜占庭军队的持久实力［拜占庭军队早些时候在西里西亚击败了塞尔柱突厥人］。直到战斗的前夕，皇帝和苏丹已经谈判了一段时间，所以他们很快达成了协议，罗马努斯四世也在一个星期内踏上了返回君士坦丁堡的路途。

之后发生的事情才是真正的灾难。皇帝被废黜并失明，取而代之的是无能的迈克尔七世，他的参谋拒绝履行和平条约，但并未动员军队保卫被数千名土库曼（Turkoman，Turcoman或Turkmen）部落成员侵入的边境——这些土库曼部落成员就是现在所认为的皈依伊斯兰教的突厥人，尽管其中大多数是奥古兹人。[33]

安纳托利亚（Anatolia）是帝国的核心，损失其任何一部分都使其可纳税的作物和可聘用的人力资源成比例地减少——其中大部分是在曼齐克特之战后的二十年间丢失的，既有输给奥古兹非正规军的，也有输给塞尔柱贝斯人（Seljuk Beys）和军阀的。拜占庭战败的消息也使其他敌人兴奋，其中主要是诺曼人和巴尔干地区的塞尔维亚人，诺曼人于1071年之前就已经占领了意大利东南部的最后一个拜占庭飞地。然而，蹂躏了帝国的主要是内战，在随后的尼基弗鲁斯三世（Nikephoros Ⅲ，1078～1081年在位）统治期间也是一样。

然而，令人惊讶的是，在亚历克西斯一世（Alexios Ⅰ Komnenos，1081～1118年在位）统治下，帝国辉煌重现，其中包括安纳托利亚大部分地区势力的恢复。十年来，亚历克西斯一直与诺曼人、塞尔柱贝斯人和激进的保罗派（Paulician）等异教徒进行斗争，在恢复货币、税收和领土治理的同时，还维护了帝国的势力范围——包括希腊的岛屿，安纳托利亚西部和巴尔干半岛南部的沿海地带。帝国的所有收入和人力都必须来自这个已经衰落的王国，因此，1091年佩切涅格人乘虚而入，威胁到帝国大部分的剩余领土，并损害了整个帝国的未来。正因为如此，在莱文宁战役中彻底击败佩切涅格人，对亚历克西斯一世和帝国的重新崛起具有战略意义——从那时起，尽管面临种种威胁和痛苦，但是安纳托利亚地区的领土逐渐恢复，第一次十字军东征对此给予了极大的帮助。关于这场战争的结果，胜利者那非常有才华的女儿安娜·科穆宁（Anna Komnene）在其所著的《亚历克西亚德》（Alexiad）中，描述了一种恰如其分的情感：

那一天，一个新的景象出现了，不止一万人，而是整个国家不计其数的男人，连同他们的妻子和孩子完全被消灭了。那是一个星期的第三天，四月的第二十九天；于是拜占庭人唱了一首滑稽歌，“就差一天，可是斯基泰人（佩切涅格人）无法看见五月的到来了”。当太阳慢慢西沉，几乎所有的斯基泰人都倒在剑下，孩子们和女人们也一样，还有许多人被活捉了，皇帝命令他们吹响归队号，然后返回他的营帐。[34]

莱文宁之战既是一场伟大的胜利，也是一场大屠杀——库曼人拒绝加入其中——但在1094年，仍有一些遗留在草原上的佩切涅格人，库曼人对其发起进攻并最后一次入侵多瑙河，直到亚历克西斯一世之子约翰二世科穆宁（John Ⅱ Komnenos）的军队于1122年在贝多利亚（Beroia），即现在保加利亚的斯塔尔·扎戈拉（Stara Zagora）将他们彻底击败。

族群交流的动力在两方面起到作用：正如成功的部落集合体会吸引更多的部落和个人，数量之多和力量之庞大就像正常运转的国家，甚至是帝国那样，而失败的集合体则把个人、宗族和所有部落都输给了更富有的对手。一些幸存的佩切涅格人变成了保加利亚人，另一些人变成了匈牙利人，还有一些人变成了库曼人。

“致克罗瓦蒂亚（Chrovatia，Croatia，克罗地亚）的执政官（王公）。”7世纪初，当阿瓦尔人向帝国发动一系列攻势，并于626年攻占君士坦丁堡而达到高潮时，他们发动了大量的斯拉夫人（Sklabenoi，Sklauenoi，Sklabinoi），有些在他们的命令下作战，有些只是充当行军的追随者，并希望有洗劫的机会——他们在阿瓦尔战士的精巧装备和先进技能的基础上增加了人数优势。据《帝国行政论》所写，赫拉克勒斯皇帝成功地将这些斯拉夫人分裂，首先是克族人（Croats）：“因此，在赫拉克勒斯皇帝的命令下，这些克族人打败了阿瓦尔人，并将他们从这些地方［达尔马提亚（Dalmatia）］驱逐出去。”[35]

当阿瓦尔人未能征服君士坦丁堡，并向北撤抵达尔马提亚和匈牙利平原时，一些斯拉夫人随之撤退，逐渐分化为克族人［现代克族中的赫夫拉蒂人（Hvrati］），更多的是分化为塞尔维亚人（Serbs，Srbi），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这只是在政治和异端宗教上的分化——因为他们在语言使用上是相似的，就像今天一样。

到了9世纪中叶，克族人正在经历基督化，并在达尔马提亚的两个沿海地区形成了初期的国家，以第拿里阿尔卑斯山脉（Dinaric alps）和其身后的平原为分界线，其中一部分是罗马的潘诺尼亚。

在港口城市拉德拉（Ladera，Zadar，扎达尔），即使伦巴底人于751年终结了拉文纳作为大区总督的历史，但是拜占庭依旧在达尔马提亚拥有指挥部，并由一位将军坐镇。在845～864年，拜占庭将军常常不得不与克族统治者特里皮米尔（Trpimir）交战。此后不久，一支更强大的力量出现了，因为在879年，教皇约翰八世（Pope John Ⅷ）以赞美的措辞给特里皮米尔之子布拉尼米尔（Branimir）公爵写信，成功地使克族教会效忠于罗马。斯普利特（Split）的长期主教是罗曼·斯帕拉特姆（Roman Spalatum），当时斯普利特是达尔马提亚最大的城市，受君士坦丁堡族长的管辖，所有的克族基督教徒也是如此——他们使用的是用格拉哥里文（glacolitic）而非拉丁文书写的圣徒西里尔（Cyril）和梅多迪乌斯（Methodius）的斯拉夫礼拜仪式。

直到很久以后，约翰八世管辖野心的最终影响——就此而言没有教义上的不同——才在天主教徒克族和东正教徒塞族之间的血腥仇恨中有所体现，甚至在20世纪后期，他们各自的牧师也强烈地鼓励他们互相厮杀。到公元925年，在君士坦丁七世（Constantine Ⅶ）统治时期，这两个克罗地亚人团体在他们自己的托米斯拉夫国王（Tomislav）的带领下获得统一。

“致塞维洛伊（Servloi，Srbi，塞尔维亚人）的王公。”《帝国行政论》再次写道，皇帝赫拉克勒斯在创造他们的政治身份时，保证他们在“塞萨洛尼卡省（Thessalonica）的一个地方定居”。[36]那听起来像是把他们和阿瓦尔人分开的好办法。

在斯蒂芬·尼曼贾（Stephan Nemanja，1109～1199）的统治下，一个强大的塞尔维亚国家于12世纪出现，他们是拜占庭的一个危险的敌人，直到斯蒂芬·尼曼贾被皇帝曼努埃尔一世科姆内诺斯（Manuel Ⅰ Komnenos，1143～1180年在位）俘虏并与之成为朋友。

但是，当《礼仪之书》被编撰时，“祖邦人”［来自祖帕尼亚（zupania）=郡］统治的只是小酋长领地，其中最大的是拉斯西亚（Rascia，Raska，拉什卡）。在《帝国行政论》中的“达尔马提亚省的故事”标题下，对其中几个祖邦人或酋长领地的描述足够确定它们的大致位置，主要是现在克罗地亚的亚得里亚海沿岸和现在波斯尼亚联邦的黑塞哥维那省（Herzegovina）：

扎赫鲁米（Zachlumi）的领地，从拉古萨（Ragusa，Dubrovnik，杜布罗夫尼克）开始，一直沿着奥龙久斯河（Orontius）延伸；而在海岸一侧，它与帕加尼人（Pagani）相邻，但在山区一侧，它与北部的克罗地亚人相邻，在边境上与塞尔维亚人相邻。[37]

随后分别提到了卡纳利（Kanali）、拉布尼（Travuni，Tercolia，特科利亚）、杜克利亚（Duklja，Diocleia，阿巴拉契亚）和一个完全不同的实体——摩拉维亚（Moravia）。

《帝国行政论》中提到了一个“大摩拉维亚”（Great Moravia）——恰当地称呼了一个广阔但不明确的地区，其中可能包括现代斯洛伐克、奥地利和匈牙利的部分地区，以及捷克共和国——现在的摩拉维亚只是历史的回声，在地理上已不复存在。它的第一位国王莫伊米尔一世（Mojmir Ⅰ，830～846年在位）是查理曼大帝创造的广阔法兰西亚领地的邻居，也是他儿子路易·皮埃克斯·路德维格德·弗罗姆皇帝（Louisle Pieuxor Ludwigder Fromme，814～840年在位）的附庸。[38]当莫伊米尔的儿子拉蒂斯拉夫（Ratislav，846～870年在位）继承皇位时，这位新的摩拉维亚统治者试图摆脱法兰克人的影响，这无疑是因为查理曼的帝国已经被分割，他的邻居已经变成了日耳曼人卢伊索·路德维希（Louisor Ludwig）统治下衰落的东法兰西亚。根据这一政策，拉蒂斯拉夫派出使者前往拜访拜占庭皇帝迈克尔三世（Michael Ⅲ，842～867年在位），请求帝国派出可以使用斯拉夫语进行福音传播的主教和教师，取代用拉丁语传教的法兰克传教士，并获得基督徒的灵魂，这不仅是为了神，也是为了罗马的教皇和法兰西亚。

迈克尔三世以向未来的西里尔和梅多迪乌斯圣徒两兄弟授予此重大使命为回应。但他们没有像法兰克人用拉丁文来进行礼拜仪式那样，把希腊的礼拜仪式强加给斯拉夫人，他们用西里尔在马其顿斯拉夫（Macedonian Slav）发明的格拉哥里字母（他没有发明西里尔语）创造了辉煌的古斯拉夫礼仪。拜占庭的传教士在其他地方取得了最宏伟的成就，但他们的摩拉维亚东正教教会很快就被消灭了。日耳曼人路易（Louis the German）已成功地在855年使拉斯蒂斯拉夫（Ratislav）归顺，但他在864年的第二次讨伐则更为成功。而6年后，拉斯蒂斯拉夫被残酷地弄瞎了双眼——他很快就去世了——取而代之的是他的侄子斯文托普里克（Sventopluk），又被称为现代捷克语中的斯瓦托普克（Svatopluk）。并非巧合的是，这位新统治者更喜欢法兰克传教士的拉丁礼拜仪式，而不是斯拉夫式的，并且没有阻止教皇将受君士坦丁堡族长管辖的圣卫理公会的摩拉维亚信徒逐出教会。

这决定了中欧大部分地区的宗教命运，直到今天。在斯文托普里克（Sventopluk，870～894年在位）统治下，大摩拉维亚涵盖了德国东部的部分地区，拥有庞大的斯拉夫人口——在勃兰登堡（Brandenburg）的科特布斯（Cottbus），许多人仍然使用斯拉夫索布语（Slavic Sorb）——包括斯拉夫的波兰西部，以及波希米亚（Bohemia）、摩拉维亚和斯洛伐克（Slovakia）——在所有这些地方，东正教令人印象深刻和旋律优美的斯拉夫式礼拜仪式自然而然地流行起来，除非被强行排除在外，跟从前那样。那个时代的教皇，特别是福尔摩苏斯（Formosus，891～896年在位），在向君士坦丁堡的族长发动宗教斗争方面有着非凡的经验。他们的冷酷无情往往使他们能够克服巨大的障碍：他们缺少一个可以保护自己的皇帝。正是一种长期的不平等激化了罗马教会和君士坦丁堡神职人员之间的竞争，在当时，教义上的分歧无法成为所有敌意的说辞。教皇福尔摩苏斯本人曾任鲍里斯一世（Boris Ⅰ）的使臣。鲍里斯一世又被称作保加利亚的统治者博戈里斯（Bogoris，852～889年在位），他在867年请求教皇尼古拉斯（Nicholas）任命保加利亚的福尔摩苏斯为大主教，这是一种蓄意的企图，试图将族长对新兴的保加利亚教会的管辖权交由教皇。

4年前的863年，鲍里斯成为第一位皈依基督教的保加利亚统治者。正如拉斯蒂斯拉夫所希望的，他的基督教信仰应源自遥远却安全的君士坦丁堡，而不是位于他边境上、过于强大的日耳曼人路易统治的法兰西亚，所以鲍里斯邀请了君士坦丁堡派遣的传教士来为他施洗，而没有邀请距离很近但傲慢的日耳曼人路易的牧师[39]。

拉蒂斯拉夫和鲍里斯都试图避免使宗教附属成为自身的战略劣势。但他们都没有成功。迈克尔三世热心地派遣西里尔和梅多迪乌斯支持拉蒂斯拉夫从法兰克教会中取得宗教独立，但同样是他，又派了一支军队到保加利亚，迫使鲍里斯在东正教仪式下重新皈依基督教。公元864年，鲍里斯与他的家人和拥护者一道，在其首都普里斯卡（Pliska）皈依基督教。以上帝之父的名义，鲍里斯成为历史上的鲍里斯·米哈伊（Boris-Mihail），而在记载中只有“迈克尔”这一名称，正如后来的封印所写，“修道士迈克尔，保加利亚人的执政官”。[40]

鲍里斯一世的两次信仰转变显然是政治行为，其中一次是由当时的主要势力强加给他的。然而，他无疑是推崇基督教信仰的：当保加利亚人仍然因旧宗教而在865年反抗新的信仰时，鲍里斯施以大规模的暴力，处决了52名部落首领（抵制者）和他们的家人。889年，鲍里斯退位，成为一名修道士——这无疑证明了他的宗教虔诚——在893年，鲍里斯重新出山，召集一支军队推翻了自己的儿子弗拉基米尔（Vladimir）并弄瞎了其双眼，把王位给了他的第三个儿子赛蒙一世；根据很久之后的普鲁姆的雷吉诺（Regino of Prum）撰写的几乎是当代编年史的记载，鲍里斯推翻并肢解了弗拉基米尔，因为弗拉基米尔想恢复旧宗教。赛蒙将宗教与独立的愿景调和起来，通过获得拜占庭的承认，保加利亚教会获得了自治，他可以任命其主教，就像拜占庭皇帝任命君士坦丁堡的主教一样。

在《礼仪之书》中，印度被致意：

致印度的基里奥斯（hyperechon kyrios，最高领主）。

“君士坦丁和罗马诺斯，忠诚于基督，伟大的独裁者和罗马皇帝，致……（名字）印度最高贵的君主，我们亲爱的朋友。”

从印度进口香料没有任何战略意义。[41]但直到7世纪，结盟空间仍然很大，因为萨珊波斯帝国也威胁到印度的古普塔（Gupta）统治者。

因为拜占庭人和古普塔人有着共同的敌人，所以他们可以有利地协调彼此的军事行动。兴都库什山脉（Hindu Kush），也就是西端帕米尔山脉和喜马拉雅山交汇的地区，是从中亚经陆路前往印度的一个不可能越过的障碍，但船只习惯于从拜占庭的埃及地区驶向印度港口，顺便将印度故事带向全世界。从尚存的摘要来看，尼多斯（Cnidus）（在大约公元前400年的时候处于鼎盛）的克特西亚斯（Ctesias）撰写的《印度记》（Indika）充满了传奇故事，但是梅格斯奈斯（Megasthenes，公元前350～前290年）写就的《印度记》则包含了较准确的信息，包括对种姓差别的描述，他是旃陀罗笈多（Chandragupta）的孔雀王朝（Maurya）创始人亚历山大大帝继承人塞鲁克斯一世（Seleucus Ⅰ）的使者。公元2世纪，一位匿名者所著的拉丁文名称为《红海周航记》（Periplus Maris Erythraei）的文献中包含详细的贸易信息，6世纪的印度旅行者（Cosmas Indicopleuste）——一位成为僧侣的长途商人——在其所写的《基督教地志》（Christian Topography）中，描述了他在塔普萘（Taprobane，现在的斯里兰卡）和其他地方的见闻。与泽马乔斯（Zemarchos）需要历时3年才能在位于阿尔泰山脉的突厥汗国间进行的往返相比，使节从水路往返意大利的通道更为安全，更舒适，而且更快。

这个潜在的联盟从来没有被建立起来。考虑到地理上的障碍，联合武装力量进行统一行动是不可能的——即使后勤经过了改造。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和日本也只不过是在马来西亚槟城（Penang，Malaya）短暂地共同部署过潜艇联合部队罢了。协调一致的进攻本来是可能的，但没有迹象表明双方有这样的意愿。当《礼仪之书》被编撰时，最接近“印度高级君主”的是以古吉拉特（Gujrat）为中心的查夫达（Chavda）王朝的统治者，最后一位是萨曼辛赫·查夫达（Samantsinh Chavda），他的养子穆拉杰（Mulraj）在942年推翻他的统治并且创立了另一个同名王朝。

至于中国拓跋氏（Taugast）统治下的北魏，拜占庭人对那里的突厥列强所知甚少。总的来说，中国被认为是丝绸的原始来源地——而丝绸对于宫廷、高级官员和高级牧师来说是必不可少的。丝绸也具有战略重要性，原因是把控中亚丝绸之路的各个站点经常会导致族群冲突。我们已经看到撒马尔罕（Samarkand）两侧丝绸之路城市中的索格底人是如何通过促成与拜占庭的联盟来应对突厥汗国的到来的。此外，直到查士丁尼统治时期，拜占庭人仍被迫通过萨珊波斯帝国进口丝绸，以增加其黄金财税收入。凯撒利亚的普罗科皮厄斯讲述了“某些来自印度的僧侣”在查士丁尼皇帝（527～565）面前叙述的故事，而那些僧人所言则是不可信赖的，他们说丝绸是在印度北部的塞林达（Serinda）由蠕虫（实际上是蚕）制造的，喂以桑叶，并提出要走私它们的虫卵——他们的动机是不让萨珊波斯人获得丝绸交易的丰厚利润。[42]

可以肯定的是，帝国内部的真丝生产的确是在查士丁尼时期开始的，但没有结束进口，因为中国丝绸的质量和多样性是无法比拟的。1953年，中国山西省隋代墓穴中发掘出一枚贾斯汀二世时期的索里迪金币，随着“文化大革命”后中国考古学的复兴，越来越多的拜占庭钱币被发现。[43]

中国人和拜占庭人经常面临同样的威胁，因为包括突厥人和蒙古人在内的最强大的草原帝国在他们之间的所有范围内活跃着——事实上，我们从中国王朝的历代记载中可以了解到突厥人的早期历史。[44]但是，即使是建立最松散的战略协调，在后勤上也是不可能实现的，因此他们之间的外交将是一种空洞的礼貌交流。这不能引起拜占庭人的兴趣；相比于无意义的礼节，他们明显倾向于具有目的性的外交。

成吉思汗的孙子忽必烈（Kublai或 Khubilai）汗（Qan，Khan），确实派出了两名基督教派（Nestorian）的使者，他们最终获得安德罗尼科斯二世（Andronikos Ⅱ，1282～1328年在位）的接见。两个与安德罗尼科斯二世同父异母的姐妹嫁给了成吉思汗的曾孙，因此他收到了北京（当时的元大都——编者注）的姻亲寄来的信件。

双方的另一次交流也没有实质性战略内容，而是为了自身利益：1372年，明朝的第一位皇帝洪武帝宣布与拜占庭皇帝合作。如果知道当时约翰五世（John Ⅴ Palaiologos，1341～1376年在位）的领地已经缩小到只有一个萎缩而贫穷的君士坦丁堡和几个残余的岛屿和半岛，而皇帝本人在威尼斯讨伐者的监狱里遭受三重羞辱，在试图从西方寻求帮助的时候却被自己的儿子安德罗尼科斯四世（Andronikos Ⅳ Palaiologos）篡夺皇位，不得不屈从于帮他东山再起的奥斯曼苏丹穆拉德一世（Ottoman Sultan Murad Ⅰ）的话，洪武皇帝就不会费心这么做了。——事实上，这一切似乎即将结束，但是帝国直到80年后的1453年才寿终正寝，这既是由于帝国运气尚佳，也是因为残存治国之道的影响。

洪武帝（用旧的威妥玛拼音是Hung-woo T’i）名叫朱元璋，曾是贫农，寺院仆人，也是反叛分子。通告中的内容解释了为什么他被迫尽可能广泛地宣布其与帝国的合作。他把自己描绘成元朝统治者蒙古人忽必烈之后中国的第一位统治者，并试图通过呼吁似乎更为现代的民族情绪来为他的大明王朝寻求合法性：

自从……元（蒙古）王朝从（戈壁）沙漠中崛起，入主中国统治了一百多年后，上苍已经厌倦了他们的恶政和放荡，也想将他们毁灭……（中国）十八年来一直处于混乱状态。

当这个国家开始觉醒时，我们作为淮河以西的普通农民，萌发了爱国救民思想。然后，我们进行了14年的战争。（现在）我们已经在帝国建立了和平，并恢复了（中国）的旧疆界。我们已经派出使节前往所有外邦……除了你们拂菻（罗马，拜占庭），因与我们相隔西海，至今你们还没有收到宣告。我们现在派你们的本国人捏古伦（Nieh-ku-lun）把这份宣言交给你们。虽然我们在智慧上无法与古代的统治者相提并论，他们的美德在全世界都已经得到承认，但我们必须让世界知道，我们希望维持四海和平的意图。正是基于这一理由，我们才发布了这份宣告。[45][46]

顺便提一句，信使捏古伦（Nieh-ku-lun）可能是方济会的尼哥拉乌斯·德本特拉（Nicolausde Bentra），也是拉丁化而被称为堪巴禄克（Cambaluc）的蒙古可汗的居所、现在被称为“北方之都”的北京的主教。

[1] 浅薄的东方学者和政治宣传家 Edward Said 开启了一个有害的做法：e.g.，Francois Hartog，The Mirror of Herodotus：The Representation of the Other in the Writing of History （1988）；and Edith Hall，Inventing the Barbarian （1989）：“它者”也被“发明”，当然是含有偏见的。可参见 Gilbert Dagron，“Ceux d’en face：Les peuples étrangers dans les traités militaires byzantins” （1987），pp.207-232.

[2] Constantine Porphyrogennetos，De Cerimoniis Aulae Byzantinae，II，48，in Corpus Scriptorum Historiae Byzantinae，ed.J.Reiske （1829），pp.1：686-692.但此处源于Paul Stephenson的翻译：http：//homepage.mac.com/paulstephenson/trans/decer2. html。

[3] Gilbert Dagron，“Byzance et ses Voisins：Étude sur certain passages du livre de cérémonies” （2000），II，15 and 46-48，and map on p.357.

[4] 有关10世纪的语境和历史背景，参见Bernardette Martin-Hisard，“Constantinople et les Archontes du Monde Caucasien dans le Livre de Cérémonies” （2000），II，48。

[5] C.Toumanoff，“Armenia and Georgia” （1967），pp.593-637.

[6] Dagron，“Byzance et ses Voisins.”

[7] 关于小结，参见Eckhard Muller-Mertens，“The Ottonians as Kings and Emperors” （1999），pp.233-254。

[8] 希伯来语：Kuzari，pl. Kuzarim；Persian，阿拉伯语：Xazar，Qazar；斯拉夫语：Khozar；汉语：Ho-sa，K’o-sa，但突厥（土耳其）语的描述是恒定的=Tujue Kesa. Peter B. Golden，Introduction to the History of the Turkic Peoples：Ethnogenesis and State Formation in Medieval and Early Modern Eurasia and the Middle East （1992），pp.233-244；and Golden，Khazar Studies：An Historio-Philological Inquiry into the Origins of the Khazars （1980）.

[9] Compare Thomas Noonan，“Byzantium and the Khazars：A Special Relationship？” （1992），p.109，but also p.129：“The looming clash between Khazars and Byzantines in the southern Caucasus never took place.”

[10] Theophanes，The Chronicle of Theophanes Confessor，AD 284-813，trans. Cyril A.Mango et al. （1997），no.315，AM 6117，p.446.

[11] Jie Fei，Jie Zhou，and Yongjian Hou，“Circa A.D.626 Volcanic Eruption，Climatic Cooling，and the Collapse of the Eastern Turkic Empire” （April 2007）.作者依靠的是刘昫945年编写的《旧唐书》，囊括了唐朝的历史。

[12] R.J.H.Jenkinsetal.，eds.，De Administrando Imperio，vol.2：Commentary （1962）（之后被称作DAI-Commentary），s.v. “9/I，” pp.20-23. 俄罗斯建立的国家也同样如此。

[13] Annales Bertiniani，ca.839，ed. G.Waitz （1883），pp.19-20.参见 Simon Franklin and Jonathan Shepard，The Emergence of Rus，750-1200 （1996），pp.29-32.

[14] 在他的1000部书（Bibliotheca 或 Myriobiblon）中，Photios评论并总结了279本书（在线版本正在更新中www.ccel.org/p/pearse/morefathers/photius_ 03bibliotheca.htmNo.34）. 节选自Cyril Mango翻译，The Homilies of Photius，in Deno John Geanakoplos，Byzantium：Church，Society，and Civilization Seen through Contemporary Eyes （1984），p.351。

[15] 参见 AndrasRona-Tas，Hungarians and Europe in the Early Middle Ages：An Introduction to Early Hungarian History （1999），from p.319；Golden，History of the Turkic Peoples，p.258；and the summary in Peter B.Golden，“The Peoples of the Russian Forest Belt” （1990），pp.229-248，文中展示了 famous work of Gyula Németh的著名作品，A honfoglaló magyarság kialakulása （在我父母的图书馆里有这部作品）。

[16] Rona-Tas，Hungarians and Europe，p.311.

[17] 就像其他部落被纳入马扎尔族群之中；只有罗马尼亚Székely或Szeklers部落讲的是Magyar，但不是Magyars，因此保留了独特的风俗。

[18] 法国人称匈牙利人为“Hongres”。——译者注

[19] Golden，History of the Turkic Peoples，from p.264.

[20] De Administrando Imperio，ed. Gy. Moravcsik，trans. R.J.H.Jenkins （1967）（之后被称作 DAI），from line 15，sec.1，pp.48-49.

[21] De Administrando Imperio，ed. Gy. Moravcsik，trans. R.J.H.Jenkins （1967）（之后被称作 DAI），from line 15，sec.2. pp.49-50.

[22] De Administrando Imperio，ed. Gy. Moravcsik，trans. R.J.H.Jenkins （1967）（之后被称作 DAI），from line 15，sec.2，p.50.

[23] De Administrando Imperio，ed. Gy. Moravcsik，trans. R.J.H.Jenkins （1967）（之后被称作 DAI），from line 15，sec.3，p.51.

[24] De Administrando Imperio，ed. Gy. Moravcsik，trans. R.J.H.Jenkins （1967）（之后被称作 DAI），from line 15，sec.8，p.57

[25] De Administrando Imperio，ed. Gy. Moravcsik，trans. R.J.H.Jenkins （1967）（之后被称作 DAI），from line 15，sec.5.p.53.

[26] De Administrando Imperio，ed. Gy. Moravcsik，trans. R.J.H.Jenkins （1967）（之后被称作 DAI），from line 15，sec.7，p.55.

[27] De Administrando Imperio，ed. Gy. Moravcsik，trans. R.J.H.Jenkins （1967）（之后被称作 DAI），from line 15，sec.6，p.53.

[28] De Administrando Imperio，ed. Gy. Moravcsik，trans. R.J.H.Jenkins （1967）（之后被称作 DAI），from line 15，sec.7，p.55.

[29] De Administrando Imperio，ed. Gy. Moravcsik，trans. R.J.H.Jenkins （1967）（之后被称作 DAI），from line 15，sec.37，p.167；关于背景，参见 DAI-Commentary，s.v. “37，” p.143.

[30] DAI，sec.4，p.51.

[31] 他们被蒙古统治者所吞没；Golden，History of the Turkic Peoples，from p.270。

[32] John F.Haldon，The Byzantine Wars：Battles and Campaigns of the Byzantine Era （2001），pp.112-127.

[33] Oèuz 的史诗歌曲仍旧为今天土耳其和伊朗境内的突厥后裔所熟知。（官方称作“Azeri”）.

[34] Bk.8，V［204-205］，translated by Elizabeth A. Dawes （London，1928），http：//www.fordham.edu/halsall/basis/annacomnena-alexiad08.html.

[35] DAI，sec.31，p.149. 对于这种构想存在怀疑：参见 DAI-Commentary，sec.31/8-9，p.124.

[36] DAI，sec.32，p.153. 但可参见 DAI-Commentary 的解释，p.131.

[37] DAI，sec.30，p.145；DAI-Commentary，sec.30/90-93，pp.120-122.

[38] 参见 Charles R. Bowlus，Franks，Moravians and Magyars：The Struggle for the Middle Danube，788-907（1995）。

[39] 英文原文的表述是“所以鲍里斯邀请了日耳曼人路易派遣的传教士来为他施洗，而不是附近但傲慢的君士坦丁堡的牧师”，经查证应是作者笔误。——译者注

[40] The Oxford Dictionary of Byzantium，ed. Alexander P.Kazhdan et al. （1991），pp.1：310-311.

[41] J.Innes Miller，The Spice Trade of the Roman Empire，29 BC to AD 641（1969）.

[42] The Gothic War，bk.8，XVII，1-8，in H.B. Dewing，ed. andtrans.，Procopius （1962-1978），pp.5：227-231.

[43] Lin Yin，“Western Turks and Byzantine Gold Coins Found in China” （July 2003），online at http：//www.transoxiana.org/0106/lin-ying_turks_solidus.html.

[44] 尤其是刘昫945年编写的《旧唐书》。

[45] From Friedrich Hirth，China and the Roman Orient：Researches into Their Ancient and Mediaeval Relations as Represented in Old Chinese Records （1885），pp.65-67. Edited by J.S. Arkenberg in Paul Halsall’s Internet East Asian History Source Book，http：//www.fordham.edu/halsall/eastasia/1372 mingmanf.html.

[46] 此文本的中文原文出自《太祖实录》卷67。——译者注

第八章 布勒加尔人和保加利亚人

拜占庭与高加索国家之间的交往确实是复杂的，但它们不会对帝国的存亡造成威胁。这与在718年第二次围攻君士坦丁堡失败的阿拉伯穆斯林一样，尽管阿拉伯人在公元824年离开倭马亚王朝控制的西班牙，占领克里特岛时，造成了拜占庭短暂的恐慌。除此之外，两国间存在长期的边界冲突，互相劫掠，偶尔还会有区域性的圣战分子集会。至于西方势力的复兴，他们从8世纪起就威胁到了位于意大利南部和达尔马提亚的拜占庭领地，但仍需4个世纪的时间，他们才能进攻君士坦丁堡，因为这需要一支比拜占庭海军更强大的舰队。

而保加利亚人是不同的。因为他们距离君士坦丁堡如此之近，每当帝国在另一条战线面临危机、国内发生的叛乱或内战导致城堡的驻军被摧毁时，保加利亚人就成了帝国的致命威胁。

多瑙河以南保加利亚人的存在，不论其强弱如何，甚至不管它的意图如何，必然威胁到帝国的生存。[1]越过多瑙河就是辽阔的欧亚大草原，而来自大草原的匈奴人耗尽了西罗马帝国的力量，而阿瓦尔人在626年几乎占领了君士坦丁堡，随后是布勒加尔人，佩切涅格人、马扎尔人、库曼人和蒙古人在接下来4个世纪里的接踵而至。在拜占庭内河舰队的支援下，只有一条多瑙河防线能够做到对敌人发出预警，并有效地防范草原之敌的入侵。

保加利亚人具有自知之明，他们不会这样做：如果他们强大到能够自行保卫多瑙河边境，那么他们必然也会成为君士但丁堡的威胁；如果他们过于衰弱，那么不仅是他们本身，君士坦丁堡也会有危险。只有一个既强大又顺从的保加利亚，才是拜占庭的理想邻邦，但这种看似不可能的巧合只会短暂地发生在过渡时期，也就是保加利亚正走向衰落但仍足以保卫多瑙河，或是正在崛起但未能威胁君士坦丁堡的时候。

相当讽刺的是，保加利亚很大程度上是拜占庭人一手创造的。7世纪时，在伏尔加河以西出现了独特的欧诺古尔-保加利亚部落［Onogur-Bulghar，也是在哈扎尔族希伯来语中的欧古尔、欧诺古杜尔（Onogundur）或文图尔（Vununtur）］，在阿瓦尔宗主国的统治下，后来的保加利亚人获得了共同并完整的突厥人身份，在我们的文献来源中他们当时大多以欧诺古尔人的身份出现。[2]在皇帝赫拉克勒斯的统治下，由于阿瓦尔人在626年甚至包围了君士坦丁堡，造成了帝国最严重的危机，因此帝国迫切需要有能力且愿意与穷凶极恶的阿瓦尔人作战的盟友。当时，没有一个新到达且已经接近多瑙河的草原民族可以加入与阿瓦尔人的斗争。因此拜占庭人在更远的东部发现了一个盟友：库夫拉特（Kuvrat，Kubratos，Kurt，Qubrat）。他是欧诺古尔人的最高统领，建立了拜占庭人后来称为古代大保加利亚（Old Great Bulgaria）的草原力量。在619年，赫拉克勒斯在君士坦丁堡接见了奥诺古尔族的首领奥加纳（突厥语：Orhan），让随从为他洗礼，赐予他“爱国者”的头衔和礼物。而奥加纳可能是库夫拉特的叔叔。

大约在公元635年，库夫拉特拒绝了阿瓦尔人的霸主地位，派士兵一路向西抵达并跨过多瑙河进攻阿瓦尔人；赫拉克勒斯授予其“爱国者”头衔——这被一个考古证据完美验证，即三个标有“爱国者库夫拉特”（Hourvat Patrikios）的金环，于1912年在乌克兰波尔塔瓦（Poltava）地区的马洛·佩列谢皮诺（Maloe Pereshchepino）村庄附近被发现，据考证，那里是库夫拉特的坟墓，其余陪葬品有20公斤黄金和50公斤银器，都是精良的手工制品。根据《尼基乌主教约翰编年史》（Chronicle of John Bishop of Nikiu），一个几乎是同时代的信息来源（其古希腊原文只通过阿拉伯译本的埃塞俄比亚翻译得以幸存），库夫拉特是奥加纳的侄子，在幼年时就接受了洗礼，在拜占庭宫廷内和毕生挚友赫拉克勒斯一起长大：

匈奴人（匈奴当时是草原民族的通称）的首领库布拉托斯（Kubratos），是奥加纳的侄子，于君士坦丁堡受洗，童年时即成为基督徒，在宫廷内长大……他和年长的赫拉克勒斯之间充满了爱与和平，由于赫拉克勒斯对他的善意，在赫拉克勒斯死后，库布拉托斯对赫拉克勒斯的儿子和妻子马提娜（Martina）也展现了好意。[3]

这似乎是经由“人情味”合理化的战略伙伴关系，因为赫拉克勒斯的父亲是阿非利加领地的前总督，因此，他显然是在迦太基度过了青少年时代。库夫拉特的进攻至少是阿瓦尔人从色雷斯撤退的一个原因，阿瓦尔人在那里直接威胁到君士坦丁堡。在642年去世之前，爱国者库夫拉特显然一直是帝国的忠实盟友。

当时，新的哈扎尔汗国正在向西扩张，挤压欧诺古尔人，即逐渐为人熟知的布勒加尔人的生存空间。阿斯帕鲁克（Asparuch，Asparux，Isperih）是库夫拉特的儿子之一，现在被誉为保加利亚的创立者，在击败君士坦丁四世（Constantine Ⅳ，668～685年在位）的军队后，阿斯帕鲁克于679年左右强行越过多瑙河占领帝国的莫伊西亚（Moesia）。这一事件被记录在一位哈扎尔可汗的希伯来文信件中，他写道，文图尔人［Vununtur=欧诺古尔人=布勒加尔人］已经逃窜并越过了杜纳河，也就是多瑙河。[4]尽管对于草原而言人数众多，但与居住在多瑙河以南的斯拉夫农业人口相比，阿斯帕鲁克统领的牧民战士及其家人相对较少，因此说突厥语的布勒加尔人在语言上被占多数的斯拉夫人所同化，共同组成了中世纪和现代的保加利亚人。这一特殊的种族形成是在两个多世纪的时间里缓慢发生的：其间经历了突厥大汗（qan或khan）克鲁姆（Krum，803～814年在位）、奥木塔格（Omurtag，814～831年在位）、佩尔西亚（Perssian，836～852年在位），还有后来转变信仰成为鲍里斯一世（Boris Ⅰ，852～889年在位）的可汗；然后是沙皇赛蒙（Symeon，893～923年在位）、沙皇彼得一世（Peter Ⅰ，927～970年在位），等等。但是，从萨满教徒到斯拉夫基督教徒的转变并没有削弱帝国这个新邻居的好战性格。

因为即使是好战的邻居有时也会对帝国有用，拜占庭帝国和新布勒加尔汗国之间的关系经历了各种变化，从亲密的联盟到全面的战争，正如布勒加尔大汗特维尔（Tervel或Tarvel——我们的希腊语资料中的Terbelis）的统治生涯所体现的那样。特维尔是阿斯帕鲁克的继承者，可能是他的儿子，他在695～721年统治了大约21年，现存的年表对此描述不尽相同。

特维尔被西奥芬尼斯首度提及，当时特维尔同意帮助被罢黜的拜占庭皇帝查士丁尼二世（Justinian Ⅱ Rhinometos，被“剜鼻”）重新夺回王位。查士丁尼二世在695年被叛乱推翻，赫拉斯（Hellas）军区（见下文）的统帅利奥提乌斯（Leontios）取代他成为国王。查士丁尼二世被流放到克里米亚塞瓦斯托波尔（Sevastopol）附近的赫尔松，现在的乌克兰地区，那是拜占庭最偏远的城市。利奥提乌斯本人后来被凯比里奥（Kibyrrhaiotai）海上军区的指挥官日耳曼人阿普西马鲁斯（Apsimarus）所推翻，后者即泰比里厄斯三世（Tiberios Ⅲ，688～705年在位）。

到了703年，查士丁尼二世已经逃离了赫尔松，到哈扎尔人的可汗那里寻求庇护，他受到了帝王般的款待，并与可汗的妹妹［受洗后改名为西奥多拉（Theodora）］结婚。但是当泰比里厄斯三世派使节到哈扎尔人那里要求他们遣返查士丁尼时，查士丁尼二世向西逃亡，并发信息给

保加利亚人的首领特贝里斯（Terbelis），旨在获得帮助以重新夺回祖先的领土，并许诺给特维尔许多礼物，以及将自己的女儿［阿娜斯塔西娅（Anastasia）］许配给他作为妻子。后者（特维尔）发誓在所有方面服从并合作……（查士丁尼二世）……荣幸地唤醒了所有受他支配的保加利亚人和斯拉夫人。第二年（705年），他们武装起来并赶赴帝国首都。[5]

他们既没有进攻也没有围攻：只有几个人跟随查士丁尼二世通过一条输水管道进入城市，召集他的支持者，夺取政权——他不只是一个残废的前任皇帝，一支军队仍受他指挥——最终阿普西马鲁斯/提比略三世连同被罢黜的列奥尼提奥都遭到处决。查士丁尼二世按照约定奖励了特维尔“许多礼物和皇家船只”。[6]根据尼克福罗斯（Nikephoros）主教的说法，实际上不仅仅如此：

他对保加利亚首领特贝里斯施以许多恩惠，特贝里斯在布拉察那（Blachernai）的墙外扎营，最后皇帝派人来请他，给了他一件帝王斗篷，并宣布他为恺撒（kaisar）。[7]

恺撒是仅次于皇帝的等级，以前从未被授予外国统治者。查士丁尼二世也可能已经将帝国东北部色雷斯的一些领土割让给了特维尔，但关于他许诺的新娘阿娜斯塔西娅却没有更多描述。

3年，对于国际政治来说是一段很长的时间：到了708年，友谊和感激之情被遗忘，查士丁尼二世“打破了和平……将骑兵军团和一支舰队派往色雷斯，开始对抗特贝里斯和他的布勒加尔人”。[8]这场战斗很可能是因为查士丁尼二世不愿交出许诺的土地所引发的。忘恩负义者受到了应有的惩罚：特维尔在安恰洛斯战役（Battle of Anchialos）中击败了查士丁尼的军队，战场即位于现在保加利亚东南部的波莫里（Pomorie）。因此，在亲密的联盟以及承诺的王朝婚姻之后，一场彻底的战争爆发了。然而，据尼克福罗斯所说，仅仅3年后，在711年，特维尔便派了3000名部下来帮助查士丁尼二世镇压在小亚细亚（Asia Minor）的起义——无论是有意还是另有原因，但兵力仍旧不够，原因是查士丁尼二世战败而被处决。[9]

712年，特维尔利用这场动乱，突袭色雷斯并进行掠夺，并到达君士坦丁堡附近：

保加利亚人……大行杀戮。他们的袭击远至君士坦丁堡，使得（从亚洲那边）横渡水面、庆祝着奢华婚礼和享用着丰盛午餐的人们感到惊讶……他们一直行进到金角湾，在摧毁了整个色雷斯之后，带着无数的家畜回家了。[10]

但局势又一次出现了逆转：在特维尔或他的接班人的领导下，717～718年，布勒加尔人作为帝国的英勇盟友，击退了阿拉伯人对君士坦丁堡的第二次围攻。马斯拉马·本·阿卜德·马利克（Maslama bin Abdul Malik）既是倭马亚王朝哈里发苏莱曼·本·阿卜德·阿尔-马利克（Suleiman bin Abd al-Malik，约674～717）的兄弟，也是一位狂热的圣战分子。他带着大量的士兵穿越博斯普鲁斯海峡来到君士坦丁堡欧洲一侧进攻狄奥多西城墙，而阿拉伯的船只则封锁了君士坦丁堡并试图攻击海堤。那时，根据西奥芬尼斯的说法，“保加利亚民族对他们发动了战争，并且，如消息灵通人士证实的那样，他们屠杀了22000名阿拉伯人”。[11]在好战皇帝利奥三世的统治下，拜占庭军队在海上和陆地上，甚至君士坦丁堡之外全面抵抗阿拉伯进攻，倭马亚王朝的哈里发苏莱曼·本·阿卜德·阿尔-马利克本人，于717年在叙利亚边境被打死，大概是在领导一次牵制性攻击的时候。

保加利亚人对于击败阿拉伯人的重要性被记录在《泰玛赫尔伪狄奥尼修斯的世俗史》（Secular History of the Pseudo-Dionysins of Tel Mahre）中，此书用叙利亚语也就是东部晚期的亚拉姆语（Aramaic）写成，其中一段文字因被纳入《公元1234年纪事》（Chronicle of AD 1234）（它本身也存在于一份副本中）而为人知晓。

保加利亚人参与战事造成的首要后果是损害了马斯拉马（Maslama）的个人战斗部队——不仅仅是护卫队：

马斯拉马的军队（沿马尔马拉海岸）到达了城下约6英里的地方，但马斯拉马自己和他的4000名骑兵护卫队在距离先遣部队营地大约10英里远的地方登岸。那天晚上，罗马人的保加利亚盟友在马斯拉马军队毫无戒备的情况下扑向他们，屠杀了随行的大部分士兵。马斯拉马逃过一劫。[12]

从欧洲海岸登陆，以便从内陆方向直接进攻君士坦丁堡的时候——征服这座城市的关键——阿拉伯人暴露了自己的后方，他们默认拜占庭军队会在城内守卫，而不是在郊区无济于事地游走，从而毫无防备。也许他们对布勒加尔人一无所知，或者他们采取行动是默认了布勒加尔人要么寻求加入他们的行列攻击这座城市，要么至少不会帮助拜占庭人保卫它——因为他们自己也在与帝国作战。

但拜占庭外交又一次发挥了作用——我们不知道是如何或者何时发生的——马斯拉马也遭此一劫。

在沙拉·b.乌巴达（Sharah b.Ubayda）的指挥下，另一支20000人的部队被派去在通向营地的内陆通道对抗布勒加尔人，在海路通道对付罗马的船只。一天，布勒加尔人聚集起来攻击了沙拉一世和他的军队，作战时杀死了很多他们的人，以至于阿拉伯人比罗马人更惧怕布勒加尔人。于是，阿拉伯人的粮食补给被切断，他们带来的所有牲畜都因缺乏饲料而死亡。[13]

布勒加尔人接着在色雷斯袭击阿拉伯人，拜占庭则在马尔马拉海海岸封锁阿拉伯穆斯林，这些都被记载在如今被称为“公元819年的编年史”的文本中。它叙述了公元前312年塞硫古王朝的历史，也就是“亚历山大大帝的年代”，在1028年，文本写道：

苏莱曼再次召集了他的军队……并任命乌巴达（Ubayda）为将军，带领一支伟大的军队前往罗马帝国。他们入侵了色雷斯……乌巴达入侵了保加利亚，但是他的大部分军队被布勒加尔人摧毁了……剩下的人被罗马人狡猾的国王利奥（三世）所欺压，以至于要他们吃马肉和马粪。[14]

811年的战争，军区和军区制

感恩对战略来说不是一种美德。布勒加尔人到达得太快，以至于对方无法侦察到他们正帮助帝国对抗阿拉伯人，这也意味着他们可以以同样的方式对抗帝国。考虑到保加利亚无论强弱都不符合君士坦丁堡的安全利益，因此将其彻底毁灭完全符合拜占庭的战略目标。但只要阿拉伯穆斯林每天发动圣战，时而向帝国发动较大规模的袭击，帝国就没有多余的力量用于这种冒险。直到9世纪初，帝国强大起来而阿拉伯穆斯林走向衰弱时，帝国才得以在其他前线采取行动。结果，皇帝尼克福罗斯一世（Nikephoros Ⅰ，802～811年在位）在811年发动了大规模进攻，以对抗具有扩张主义倾向的、危险的保加利亚大汗克鲁姆（Krum），希腊人称其为库鲁木斯（Kroummos）。[15]

两位竞争者最近都摆脱了之前在其他地方困扰他们的危险敌人。阿瓦尔人在查理曼大帝的军队手中遭受了毁灭性的失败，克鲁姆趁机入侵了他们位于现代克罗地亚和匈牙利的领土，并把他们彻底消灭。几乎与此同时，强大而又闻名遐迩的第四阿拔斯哈里发哈兰·拉沙德（Abbasid caliph HÀrÄn al-RashÂd，“英明的引导者”）于809年去世，引发了一场使王朝瘫痪的继承战争。这使得拜占庭人的注意力集中在克鲁姆领导的布勒加尔人身上，他们的领土自800年以来增加了一倍，并扩展到色雷斯，直逼君士坦丁堡。利用东部战线的突然修整来应对北方战线紧迫的威胁，对于尼克福罗斯来说是极其具有战略意义的。

按照拜占庭战略的惯用做法，他们会在欧亚大草原上寻找盟友进攻布勒加尔人的后方，而自己的军队则向敌人的正面发起进攻——也许不是很快，从而让勇敢的大草原战士们有充分的机会来光荣地战斗。当时，强大的佩切涅格人驱使着马扎尔人从伏尔加地区向西迁徙，就像布勒加尔人曾经做过的那样。虽然这两个族群距离帝国都还很遥远，但按照拜占庭外交的传统，要利用礼物和承诺来加速佩切涅格人的到来，就像库夫拉特领导的布勒加尔人曾经被引诱到西部去与阿瓦尔人作战一样。事实并非如此，尼克福罗斯决定完全依靠自己的军事力量。

关于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我们最佳的资料来源是忏悔者西奥芬尼斯，一个忠诚的牧师，但是他憎恨尼克福罗斯，他指控尼克福罗斯信奉多种离经叛道的异教（摩尼教、保罗派和犹太化），使用圣牛施法的黑巫术，与同性恋通奸，其中最令人愤怒的罪过是对神职人员增税。“新亚哈（Ahab）比帕拉里斯（Phalaris）或米达斯（Midas）更贪得无厌，他们拿起武器对付保加利亚人（811）……当他离开帝国首都的时候，他命令作为首席税收官的贵族尼基塔斯（Niketas）提高教堂和修道院的税收”。[16]西奥芬尼斯的观点带有无可救药的偏见，但随后的事件证明了他叙述基本准确；此外，第二个来源，匿名者编纂的《811年拜占庭纪事》（The Byzantine Chronicle of the Year 811），[17]基本证实了这个悲惨的故事。

西奥芬尼斯写道：

他不仅集结了色雷斯和亚细亚军区（Themata）的军队，还招募那些自行武装起来的穷人们，和士兵一样，他们诅咒着他。就这样，他们向布勒加尔人进发了。

在这里，我们遇到了拜占庭帝国中期的主要军事机构：“Themata”，即复数形式的军区（单数形式为Thema），也就是英语中的“主题”一词，这里既指的是行政区划制度，也是领土军事指挥部；军区将军还拥有广泛的民事处决权。

由于它终结了后罗马制度中文官和军官之间的明确划分，因此它对于帝国军区重组问题上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还有其他许多问题仍未解决。[18]

军区单位由兼职的农民士兵组成，他们在征召时才服役，而训练和武装这些预备役人员则是将军们的重要职责。

假设抵御阿拉伯人袭击的三个军区［亚美尼亚（Armeniakon）、阿纳托利康（Anatolikon）和沿海的凯比里奥］没有被完全剥夺机动战斗力，那么在811年，亚细亚动员起来的军区大概有奥普提马通（Optimatoi）、奥普西奇翁（Opsikion）和布凯拉里安（Boukellarion）。

关于军区的争论，《811年拜占庭纪事》表示赞同——尼克福罗斯带领着“所有贵族、指挥官（执政官）和权贵、所有皇家近卫团（tagmata，精英骑兵编队）[19]以及达官贵族们15岁以上的男性后裔，他将这些少年组织起来、作为他自己儿子的扈从，起名为‘精英骑兵军团’（hikanatoi）”——这是一次失败的受训生经历。[20]最后，在列举伤亡人数时，西奥芬尼斯增加了包括阿纳托利康（Anatolikon）军区的将军罗曼诺斯（Romanos）在内的6名贵族；色雷斯的将军，色雷斯也是探险队离开的地方；“许多”原斯巴达人和斯巴达人，他们是中层军官；卫队指挥官们；以及“不计其数的士兵”。

其中，最机动灵活、最有价值的部队是由职业士兵组成的卫队。它们最初是由君士坦丁五世（Constantine Ⅴ）于743年创建的，目的是削弱当时强大并且极度靠近君士坦丁堡的奥普提马通军区（Optimatoi）——其首领是君士坦丁的妹夫阿特瓦多斯（Artavasdos，或Artabasdos、Artabasdus），他刚刚试图篡夺王位。[21]

奥普提马通军区组建了6支卫队。在两个世纪的时间里，据文字记载，每一支卫队至少有4000人组成，在两个世纪内，他们分成两支团旗（mere或者turmae），各有2000人，每只团旗由两只营旗（drungi）组成，各有1000人，每只营旗由两个500人的军团组成。

在6支卫队中，至少有两支陪同皇帝进入保加利亚，因为所列的伤亡人员包括伊科比特（Exkoubitoi）军区的首领（Domestikos），名义上的卧房警卫，以及守望军团（Vigla）的第一营指挥官（drungarios），守望军团是帝国的守卫，即罗马宵警团（Vigiles of Rome）的翻版。

尽管没有盟友，但是尼克弗罗斯仍像曾经的罗马人那样，尽最大可能地动员了帝国力量，以压倒性的力量击败了克鲁姆。为了增加训练有素、有组织的军区部队的人数，他还招募了未受过训练、为报酬而战的人（“许多穷人”）。增加人数是有效的。《纪事》写道：

当……布勒加尔人得知皇帝率领军队的规模时，他们显然无法抵抗，于是他们放弃了所拥有的一切，逃到了山区。

在恶人下台的典型故事中，一定存在对救赎机会的放弃：

他们被这群人吓坏了……克鲁姆向帝国乞求和平。然而……皇帝拒绝了。在绕过了无法通行的国家（对机动战的误解或歪曲）之后，这个鲁莽的懦夫于7月20日无所顾忌地进入保加利亚。在两军第一次交战后，皇帝似乎成功了，但没有把胜利归功于上帝。[22]

《纪事》增加了一些数字参考，即使考虑到早些时候布勒加尔人已经逃到山区的说法，这个数字还是太大了：

（尼克福罗斯发现）有一支精选的布勒加尔武装部队在这里守卫着，多达12000人。他与他们展开战斗，并把他们全部歼灭。接下来，几乎如出一辙，他在战斗中又遇到了50000人，与之交战并将他们全部消灭。

随后的事件表明，克鲁姆的宫廷卫队和精锐部队的伤亡确实很惨重。

接下来他们抢劫了克鲁姆的宫殿，这座宫殿是用木头建造的，但比普通野蛮人首领的朴素宫殿要大——《纪事》中说当尼克福罗斯“漫步在宫殿的小路上……走在房屋的露台上时，他高声说：‘看呐，这一切都是神赐给我的。’”此外，宫殿里堆满了布勒加尔人通过掠夺所积累的财宝。西奥芬尼斯不愿因尼克福罗斯征服了克鲁姆的财富和国库而对他多加赞赏，反而强调了他的贪婪：“他用锁和印章封住克鲁姆的国库，仿佛自己所拥有那般守卫着。”

相反，《纪事》却描述了尼克福罗斯的慷慨：

（他）吩咐将他所获得的巨大战利品，按照部队名册分配给军队……当打开（克鲁姆）储酒的仓库时，他将里面储藏的酒分发，让每个人都能喝个够。

随之而来的是掠夺和破坏。《纪事》写道：

尼克福罗斯离开了不虔诚的克鲁姆的宫殿。在离开时，他烧毁了所有木制的建筑物和周围的墙。接下来，他不是迅速离开，而是从保加利亚中部穿过……

军队……肆无忌惮地掠夺，焚烧未收割的土地。他们将母牛勒死，把肌腱从它们的腰上扯下来，不理会大声哀号和抽搐着挣扎的牲畜。他们宰杀羊和猪，并犯下不能饶恕的行为（强奸）。

西奥芬尼斯补充了另一个被错失的、避免灾难的机会：

（克鲁姆）……他非常谦卑地说：“看呐，你赢了。因此，拿走任何你想要的，和平地离开吧。”但是敌人不赞成和平；于是，另一方（克鲁姆）恼火起来，吩咐用木栅栏保护他领地的出入口。

显然，克鲁姆能够将那些逃进山区的布勒加尔战士和其他从更远的地方逃出来的勇士团结起来。在《纪事》中，尼克福罗斯不再嚣张，同意了克鲁姆的提议：

他在15天的时间内完全忽视了自身状况，在智慧和判断力都消失之后，他不再是他自己，完全迷失了。他被敌人虚张声势的假象恐吓住，既不离开他的帐篷，也不再给任何人下达指令……因此，布勒加尔人抓住了机会……他们雇用了阿瓦尔人（当时的残余部分）和邻近的斯拉夫部落（斯拉维尼亚）。

拜占庭部队群龙无首，四处掠夺，克鲁姆的部队在此时聚集起来，使用了一种专属于布勒加尔人的技术：将用绳捆起来的木制栅栏进行快速组装，并横放于狭窄山谷的较宽处，据《纪事》的说法，从而建造起“可怕而不可逾越的篱笆，就像一堵墙”。这些护栏不像防御工事那样可以抵抗围攻，但他们可以保护在后方投掷炸弹的部队，在令拜占庭射箭术基本失效的同时，可以让布勒加尔人通过栅栏的狭缝使用自己的弓箭——作为曾经的草原游牧民族，许多布勒加尔人肯定既留存了复合弓箭，又继承了使用弓箭的技巧。在不容易规避的情况下，设置这样的障碍是有效的。但是，根据《纪事》的记载，布勒加尔人并没有等到拜占庭人在撤回时自投罗网；相反，他们主动发起攻击，收获了完全惊人的效果，拜占庭人在恐慌中逃亡，最后遭遇大屠杀：

正当拜占庭士兵们半梦半醒之时，他们来了，士兵们惊醒，匆忙地武装起来，参加了战斗。但是，由于（部队）之间相距很远，他们无法立即知晓发生了什么事。因为他们（布勒加尔人）只攻击皇家营地，并将其毁掉。尽管几乎没有人反抗，但很多人被屠杀，其余的人则逃之夭夭。在这个地方还有一条非常泥泞难渡的河。当他们没能立即找到一条浅滩来过河时……就只得纵身跳入河中。他们骑马涉水，最后陷在沼泽里，被后面的人践踏。人叠着人，所以河里满是人和马，敌人在他们的头顶上踏过，毫发无伤，继续追击残存者。

根据《纪事》的记载，只有一座无人部署的栅栏拦截了逃离的残余势力，栅栏并不是一座战斗屏障：

那些以为自己已经从这条河的大屠杀中逃脱的人，来到了布勒加尔人建造的栅栏边，这栅栏坚固且非常不容易跨越……他们抛弃了马，手脚并用地朝另一边猛扑过去。但在栅栏的另一边有一条深挖的沟渠，以致那些从高处翻越过来的人都摔断了四肢。有些人当时就死了，而另一些人虽能够爬行一小段距离，但是没有力气继续下去……在其他地方，人们放火焚烧栅栏，当绳索（捆住木头的）被烧穿后，篱笆在壕沟上方倒塌，那些逃跑的人突然摔落，连同马一起，掉进了火坑里……

同一天，尼克福罗斯皇帝在第一次进攻中被杀，没有人能描述他是如何死亡的。受伤的还有他的儿子斯陶拉基奥斯（Staurakios），他在统治罗马人两个月后，由于脊椎受到致命伤害而死。

自从哥特人于378年8月9日在阿德里亚诺普杀死瓦伦斯以来，尼克福罗斯是第一位在战斗中死去的罗马皇帝，但811年的灾难则更加危险，因为没有人可以接管帝国，就像378年的西罗马皇帝格拉提安（Gratian）那样，直到379年1月任命狄奥多西（Theodosius）为东方“奥古斯都”（Augustus）后才解除这种困境。更重要的是，胜利的布勒加尔人就在距君士坦丁堡200英里以内的地方，而哥特人在胜利时却离罗马很远。

就像普通的银器一般，尼克福罗斯皇帝的头骨被克鲁姆制成了酒器，当克鲁姆高举着头骨杯，欢呼着胜利时，一切似乎都无可挽回了。尼克福罗斯聚集了所有的机动部队来击溃布勒加尔人，然而随着他的战败，已经没有什么能阻止后者夺取君士坦丁堡了。

但是，这不是帝国溃败的唯一原因。在东部，可怕的哈尔纳勒（HarÄn al-RashÂd）统治下的阿拔斯哈里发（Abbasd caliphate）王朝是帝国的最大威胁，直至他于809年去世。哈尔纳勒死后，他的儿子阿布·贾法尔·马蒙（“信仰”）·伊本·哈伦（Abu Jafar al-Ma’mun Ibn Harun）与他的另一个儿子，即当权者穆罕默德·阿明（“忠诚”）·伊本·哈伦（Muhammad al-Amin Ibn Harun）发生斗争，并在813年将其斩首，这场斗争使得整个王朝陷入瘫痪。因此，亚美尼亚军区和阿纳托利康军区的野战部队可以被召集起来，以帮助帝国抵抗布勒加尔人。为了领导他们，起初只有已经严重受伤且不得人心的斯陶拉基奥斯（他是尼克福罗斯的儿子）于7月26日匆忙地在阿德里亚诺普宣布继任为皇帝；但在811年10月2日，他被迫让位给他的姐夫——迈克尔一世，他是皇宫主管，与尼克福罗斯不同，他向宗主赠送了50磅的金子，神职人员则获得25磅，并下令处决异教徒，正是这些虔诚的东正教行为使他赢得了西奥芬尼斯的青睐。

迈克尔已准备好去战斗，但没能成功。他于7月退位，进而支持狡猾和有战斗经验的利奥五世（Leon Ⅴ，813～820年在位），他是前阿纳托利康军区的将军，在阉割了迈克尔的儿子之后，他允许迈克尔和他的家人以僧侣和修女的身份平静地生活。所以，当克鲁姆试图认真进攻君士坦丁堡时，一位好战的皇帝正保卫着这座城市。

克鲁姆拖延这么久的第一个原因是，他失去了很多，甚至是大部分守卫他宫廷的部队——相比那些英勇善战但是并非“精挑细选且全副武装”和难于指挥的征召战士来说，这可能是他唯一名副其实的士兵。第二个原因是，如果没有能够迫使君士坦丁堡因断粮而屈服的舰队，或没有能够攻破狄奥多西城墙的围攻器械和相应的人力，那么克鲁姆就无法有效地攻击这座城池。布勒加尔人是平原骑兵的后代，他们善于徒步和在山区作战，但船只、航运和海战是他们无法驾驭的。正值此时，一位拜占庭的叛逃者被布鲁姆找到，并被雇佣来提供必要的围攻技巧——西奥芬尼斯写道，这是一位阿拉伯专家，当然，他因尼克福罗斯的贪婪而叛逃——但这需要很长的时间，而必要的攻城器械直到814年4月才建成并准备就绪，但是这对于4月13日就已去世的克鲁姆来说太晚了，只留下了一个无能的接班人。克鲁姆于813年6月22日在弗尔西尼亚（Versinikia）赢得了另一场大战，攻占了位于现在的保加利亚和色雷斯的许多拜占庭领土，征服了其最大的城市阿德里亚诺普和许多其他较小的地方；但帝国幸存了下来，并将在未来的某一天收复所有失去的领土。

帝国811年的失败并不是因为军队缺乏训练或装备，也不是由于战术上的无能，更不是作战层面的缺陷。这是一个存在于高级别军区的根本性战略错误，置拜占庭部队于非常不利的地位，只有迅速和完全成功的作战行动才能弥补和克服其不足。对于为什么不应该在山区与强大的军队进行对抗，卡尔·冯·克劳塞维茨（Carl von Clausewitz）在《战争论》（On War）一书中进行了解释，他认为应该尽可能地在敌人前方或者后方进行防御，必要的情况下甚至可以将正在防御的领土暂时让给敌人。[23]

的确，山区地形提供了许多建立易防御据点的机会，而狭窄的山谷则提供了许多伏击的机会。据点和伏击都可以放大防御部队的战术力量，在任何一个地方实现以少胜多。但是，如果军队被山地分割成许多独立的守卫单元和伏击队，即使每支部队在战术能力上都很强大，但对集中在一两个前进方向上的敌军来说，整体的防御肯定是非常薄弱的。守卫某一个地方的少数力量会遭遇大量的进攻者，导致敌军能够突破伏击，蹂躏堡垒，直奔山区，而位于两侧的大多数防卫部队被各自的据点和埋伏阵地所隔离，根本没有参与战斗。

因此，当尼克福罗斯的野战军势不可当地向克鲁姆首都普里斯卡推进时，布勒加尔军队却虚弱地分散在山区和山谷中。他们虽然在战术上强大，但是缺乏有利的战略位置，这使他们既无法抵御拜占庭的进攻，也无法保卫克鲁姆朴素的宫殿。但他们并没有受到拜占庭进攻的困扰，因此，当克鲁姆征集他们进行针对拜占庭的反击战时，他们能够立即采取集体行动，切断拜占庭军队的退路。如果尼克福罗斯读过克劳塞维茨的著作，把他的全部精力都集中在克鲁姆的军队而不是克鲁姆的宫殿，那么这一切都不可能发生。只要布勒加尔人的力量被摧毁，尼克福罗斯就可以在不担心被反攻的情况下，拥有宫殿和敌人的一切。就算已经将皇家近卫团、军区野战军和非正规力量调入色雷斯，尼克福罗斯也没有暂停或者放慢他的前进步伐，因此克鲁姆并没有机会可以集结自身的力量。毫无疑问，由此产生的正面冲突是残酷的，将产生大规模的伤亡，但是仅仅凭借数量优势，拜占庭人也会获胜。然后尼克福罗斯就可以安顿下来，并相信布勒加尔的主要力量无法与他抗衡，从而把新夺回的土地纳入可征税的范围。

或者，如果克鲁姆拒绝战斗，尼克福罗斯就可以向普里斯卡进发，夺取宫殿，而他也这么做了，但是，他却没来得及在布勒加尔人到来之前迅速地撤回帝国领土。此外，这次撤退应该谨慎地进行，就如向前推进那样，前有侦察兵，侧翼有反击伏击的部队，还应有准备突破布勒加尔人栅栏的战斗团。

大多数布勒加尔军队仍然未被击败，因此拜占庭军队要在普里斯卡和被征服的土地上生存下来的唯一办法就是集中军力，并且随时为战斗做好准备以抵御任何来自布勒加尔人的进攻。但是，占领部队很难抵挡可以肆意抢劫的诱惑而保持战备状态，在任何情况下，这样的选择在战略上都是非常危险的，因为帝国除了布勒加尔人之外还有其他敌人，当未被内战分裂时，阿拉伯穆斯林首当其冲。

因为在此事件中，尼克福罗斯未能弥补他在军区战略上所犯的根本错误，那些装备着自制武器、没有受过训练的“可怜士兵”们跟最精良的军区部队并无二致：无论战略上还是操作上，都被克鲁姆的布勒加尔人所击败。

直到两个世纪之后，拜占庭才企图进一步消灭保加利亚。在鲍里斯（Bogoris或Boris）大汗或鲍里斯一世于865年皈依基督教，并跟随拜占庭教父迈克尔三世更名为迈克尔之后，讲突厥语、信奉萨满教的布勒加尔人已经被同化并重新定义为讲斯拉夫语、信奉基督教的保加利亚人。但是，即使是基督教也不能抹去保加利亚的原罪——他们的地理位置靠近狄奥多西城墙。

这就是拜占庭与布勒加尔人和保加利亚人关系的战略背景。还有一种政治背景，有时甚至更加不利——正是因为保加利亚统治者接受了拜占庭的宗教和文化：这意味着，一旦他们开始被承认为皇帝，他们就可以梦想成为所有基督徒的皇帝。他们做到了。《礼仪之书》中记载了关于保加利亚叙述礼仪的转变，从“上帝所指派的保加利亚执政官（archon，王公）”到“君士坦丁和罗曼诺斯，虔诚的独裁者，基督徒们的罗马皇帝，以上帝的名义，向我们渴望的圣子，主啊，保加利亚的……（名字）巴赛勒斯（Basileus=皇帝）。”

升级保加利亚统治者的头衔并非出于帝国的自愿。那是在913年，在多年成功地进行军事扩张之后，突厥布勒加尔人的可汗和第一代基督徒赛蒙一世的后裔——直到那时仍旧是拜占庭的另一个“执政官”或王公——被牧首尼古拉斯一世（Nicholas Ⅰ Mystikos）在布拉察那皇宫里加冕为巴赛勒斯。我们11世纪的资料来源是具有高级官衔的锡利茨（Scylitze），他作为皇宫主管，提供了一个极为官方的叙述版本：

布勒加尔人的统治者赛蒙以重兵入侵罗马帝国的领土，逼近首都，盘踞于布拉察那宫和金门（艾格那提亚大道上重要的正式入口）之间。他自恃能够轻易占领（这个城市）。但是当他意识到城墙之坚固，守卫之众多，以及他们需要大量的投石器和射箭工具才能攻破的时候，他就放弃了……转而要求签订和平条约……当他到来的时候，主教和摄政者带着皇帝来到了布拉察那宫，与他进行了长时间的协商。

当合适的人质被交（给布勒加尔人）时，塞蒙被带到了与皇帝共进晚餐的宫殿。然后，他在主教面前低下头，主教为他祈祷，并把自己的主教帽（据说是）而不是皇冠戴在野蛮人的头上。晚餐结束后，尽管没有签订任何和平条约，但是西米恩和他的孩子们满载着礼物，返回自己的领土。[24]

但是，事实不完全是上文所描述的那样。赛蒙并没有被主教帽所忽悠，而是被正式加冕为皇帝。作为摄政王，这位主教已经成为帝国权力的遗赠人，并全权负责与赛蒙的外交事务，因为赛蒙拒绝与罗曼诺斯一世进行对话。作为一名虔诚的教士，尼古拉斯一世首先是慷慨的，在物质上也是如此：他曾一度愿意贡献出“黄金或服装，甚至是领地的一部分，比如那些可能对布勒加尔人有利却不会给罗马人造成无法忍受的损失的地区”。[25]我们只有尼古拉斯一方的外交回应，但可以推断，赛蒙并不会因这位主教为拜占庭而不是上帝的利益服务而指控他——这是令人震惊的指控。

有人一度断言，王冠和头衔只是够塞赛蒙的牙缝而已，登上包括保加利亚在内的拜占庭王位才能满足其更大的野心。[26]但是，这一点现在有争议了。可以肯定的是，对帝国来说，授予野蛮人最高头衔“巴赛勒斯”是一种极大的耻辱。帝国当时是分裂和软弱的：皇帝君士坦丁七世（945～959年在位）是一个8岁的孩子，而他意志坚强的母亲佐伊·卡尔博诺普西纳（Zoe Karbonopsina）被驱逐出皇宫，他的叔叔兼共同皇帝亚历山大（Alexander，912～913年在位）于913年6月去世，当时，除了赛蒙正在逼近外，一位广受欢迎的王位篡夺者君士坦丁·杜卡斯（Constantine Doukas）也在向这座城市进发，除此之外，意大利南部拜占庭飞地发生动乱，阿拉伯人的入侵威胁到安纳托利亚。多重威胁的接踵而至阻碍了对首都的增援。锡利茨描绘了一支全副武装的城墙保卫军，却未提及是否有足够的力量能把赛蒙赶出色雷斯。

只看到拜占庭对虚名的痴迷使得现代人对913年帝国的沦陷痛心疾首，但他们却忽略了一点：曾经存在另一个守卫东正教的巴赛勒斯，因此君士坦丁堡的皇帝不再是仅有的守护唯一真正的教会，使其得以存续，为全人类提供独有的救赎之道的护航人。丧失这种垄断地位无疑降低了拜占庭皇帝在其基督教臣民心中的权威，因为尚未出现最终的分裂，所以这也削弱了他在各地基督徒中的威望，包括罗马教皇的追随者。

927年，拜占庭宗教权威的侵蚀变得更加严重，当时为了达成和平协议，皇帝还必须承认拥有独立宗主教区的保加利亚东正教是自治的。并不存在意识形态上对另一个宗主教区的反对——毕竟亚历山大、安提俄克和耶路撒冷的自治宗主教由来已久，但上述地区都是讲希腊语的，有着相似的希腊祷告文；因此在文化和任职上都反对非希腊的族长，教会也不再向不讲希腊语的神职人员提供职位[27]。

自相矛盾但不可避免的是，由于他们的传教使命，保加利亚教会的独立是由拜占庭式的教士们实现的。在886年，后来成为圣徒的西里尔和梅多迪乌斯兄弟来到保加利亚，指导那些满怀抱负的神职人员。这些讲希腊语的传教士做得很好，以至于到了893年，保加利亚人就有了自己的牧师和僧侣，因此便将所有希腊神职人员驱逐出保加利亚。尽管两所教会在教义上完全一致，但它们间的相互憎恶却异常持久：1000年后，即1912年至1913年，在马其顿，许多人在争夺当地教会控制权的战斗中死去，而这些人正是分别受保加利亚、马其顿和希腊牧师的强烈煽动。

拜占庭皇帝关心的不是乡村教堂的所有权，而是如何维护自己的合法性。如果一位保加利亚统治者能够提名自己的族长，而后者又可以指定他为巴赛勒斯，那么君士坦丁堡的皇帝就不能再声称其是这个“世界”（oikoumene），即基督教世界的唯一合法皇帝。

在这种情况下，致意辞将赛蒙称呼为“我们渴望的精神之子”是故意贬低他的等级，因为在由通信总管西奥多·达夫诺帕特（Theodore Daphnopat）收集的皇帝罗曼诺斯一世给赛蒙的信件中，他被描述为“我们的精神兄弟”。[28]

与其口头上将其从精神上的兄弟降为从属的儿子，倒不如把他彻底除掉——据编年史作家西奥芬尼斯·科鲁塔斯（Theophanes Continuatus）称，这就是重返皇位的佐伊女皇（Zoe）在4年后的917年所试图做的事情：

意识到（布勒加尔人）赛蒙（帝国等级）的提升和他企图取得（所有）基督教徒的控制权，佐伊皇后（君士坦丁七世的摄政，912～959）决定在和谈中与阿加雷尼（Agarenes，阿拉伯人）交换战俘并签订和平条约，同时调动所有安纳托利亚的军队，发动对赛蒙的战争并将其摧毁。因此，约翰·罗迪诺斯大公（John Rodinos）和迈克尔·多萨雷斯大公（Michael Toxaras）前往叙利亚安排战俘交换。在完成了关税现金支付后……军队被运送到色雷斯……（司令官）宣誓将战斗至死，然后开始了与保加利亚人的殊死搏斗。

8月20日，在第五诏示中，罗马人和保加利亚人之间的战斗在（保加利亚黑海海岸附近）的阿奇洛罗斯河畔（Acheloos）进行。因为上帝的判决是深不可测的，罗马人被彻底打败了。他们仓促的逃窜不时伴随着可怕的叫喊声，因为有些人被战友践踏，另一些人则被敌人杀死；那是多年未见的惨烈屠杀。[29]

保加利亚国的毁灭要等到下个世纪了。

一场国家毁灭之战：巴西尔二世，1014～1018

在无须积极对抗阿拉伯人时，攻击保加利亚人是拜占庭的惯例。击败了阿拉伯穆斯林和基辅罗斯斯维亚托斯拉夫人（Svyatoslav）的约翰一世是非常成功的。他的胜利也是彻底的，保加利亚在971年被他消灭。所有领土都被帝国兼并，自治的保加利亚主教也被废除。然而，随之而来的不是平静的臣服，而是在如今的马其顿地区爆发的几乎是接二连三的起义，起义由一位总管［comes，当地指挥官，我们的“伯爵”（count）］的4个儿子科密托普利（Kometopouloi）[30]领导，其中最小的萨缪尔（Samuil或Samuel）击败了他的兄弟们，最终自称为沙皇或巴赛勒斯。[31]

拜占庭的军队不能集中对付科密托普利，因为那是帝国内乱最激烈的时期。公元976年，在皇帝约翰一世去世后，东部军队拥有大量土地的权贵兼首领（domestikos）巴达斯·斯克罗斯（Bardas Skleros）希望看护两位年轻的共治皇帝——当时年仅18岁的巴西尔二世（Basil Ⅱ，976～1025年在位）和16岁的君士坦丁八世（Constantine Ⅷ，1025～1028年在位）——并成为真正的霸主。当他被帝国拒绝时，他宣布自己为皇帝，开始了一场大规模的内战，直到979年他逃到巴格达的阿拔斯（Abbasids），内战才告结束——留下了一个受损、分裂且士气低落的军队和帝国。直到另一位富有的大亨和具有丰富经验的战地指挥官巴尔达斯·福卡斯介入，才使巴西尔和君士坦丁保留住他们的权力。

因此，塞缪尔能够把他的控制范围从最开始的马其顿向东延伸到现在的保加利亚领土，同时通过在希腊北部和色雷斯进行猛烈的突袭来供给他的军队。

到了986年，帝国内部似乎重建了秩序，与此同时，阿拉伯穆斯林仍专注于什叶派伊斯玛仪法蒂玛（Shi’a Ismaili Fatimids）和名义上由阿拔斯王朝领导下的逊尼派（Sunnis）之间的争斗，当时28岁的巴西尔二世向塞缪尔发起攻击，他虽然完全是一个成年人了，但还没有机会证明自己是一名战地指挥官。在驱赶保加利亚人的同时，他向萨迪卡（Sardika）（现代索非亚，Sofia）进发，通过围攻来消灭他们。到了10世纪，虽然速度不可避免地比早期惯用的移动塔和攻城锤慢，但挖通道穿过城墙和反地道的技术已经占据主导地位。在这种情况下，巴西尔二世没能坚持到萨迪卡放弃——他的补给可能是不够的，或者因为国内可能存在不稳定的因素，要求他早日返回君士坦丁堡。

巴西尔沿着罗马的“帝国大道”（Basilike odos）向萨迪卡前进，这曾是一条从君士坦丁堡通往意大利东北部的大道，甚至一直延伸到北海。从阿德里亚诺普，即现在位于欧洲的土耳其埃迪尔境内开始，北有高而崎岖、现在被称为海莫斯（Haimos）或巴尔干（Balkan）的山脉，南边是同样崎岖的罗多普（Rhodope）山脉，这条大道沿着位于两大山脉之间的马里查（Maritsa）河谷一直延伸到北部，然后穿过萨迪卡一直到辛吉杜南（Singidunum），即现代塞尔维亚的贝尔格莱德（Belgrade），最终跨过意大利的边境，到达威尼斯以东的阿奎莱亚（Aquileia）。巴西尔放弃了围攻，由原路撤退了。

一位皇帝带领他的军队在两座山脉之间行进，他的行动绝非不可预测——而塞缪尔的士兵都是能干的远程突袭者，非常灵活。他们还掌握着保加利亚人在山口进行伏击的战术：他们可以迅速地在敌人逼近的前方竖起栅栏，以便更好地抵抗狙击部队的突防企图，从而给埋伏部队更多的时间来攻击山坡下被困住的敌人。随后发生的事件表明，塞缪尔的部队一开始并不是在萨迪卡境内或其周围，即使是的话，他们在某种程度上也已经成功地赶超了撤退的拜占庭军队，尽管他们只是沿着一条道路前进，而任何超过拜占庭军队的行动都必须在邻近的山坡上完成。

结果对巴西尔来说是一场双重灾难。他的军队在现代保加利亚苏基斯（Soukeis）附近被称为“图拉真之门”（Trajan’s Gate）的狭窄通道上遭到伏击，损失巨大。巴西尔灰头土脸地逃离现场，保住了性命，却危险地损害了他的权威。执事利奥（Leo the Deacon）是极为罕见却可以信赖的目击者：

军队正在穿过一个满是洞穴的森林峡谷，接踵而来的是沟壑纵横的陡峭地带。在这里，迈西亚人（Mysians，即保加利亚人）攻击罗马人，杀害了大量的士兵，抢夺了帝国的大本营和许多财富，并掠夺了军队的所有行李。讲述这个悲惨故事的我，当时就在现场陪伴着皇帝并履行执事的职责，这是我的不幸……残余部队经历了几乎无法通过的山脉，很难躲过迈西亚人的进攻，失去了几乎所有的马和携带的行李，就这样返回了罗马领土。[32]

波斯被称为阿杜德·阿尔-道拉（Adud al-Dawla，“国之股肱”）的法娜-库斯劳（Fana-Khusrau），和在名义上臣服于阿拔斯哈里发王朝的巴格达什叶派十二伊玛目派[33]的埃米尔，对巴西尔的溃败做出了反应，释放了既是客人也是人质的巴达斯·斯克罗斯。当巴达斯·斯克罗斯进入安纳托利亚东部，再次宣称拥有帝国统治权时，巴西尔不得不再次召唤关系良好的巴尔达斯·福卡斯（Bardas Phokas）来帮助他。但这一次，巴尔达斯·福卡斯决定与巴西尔和君士坦丁堡的官僚精英为敌，企图与巴达斯·斯克罗斯一同分裂帝国。

三年的内战接踵而至，直到989年，在基辅罗斯派来的6000名战士的帮助下，巴西尔才得以恢复帝国秩序。

在那之后，尽管于995年在保加利亚进行了一次行动，但巴西尔的首要目标不是塞缪尔，因为他必须再次恢复帝国在东部的控制和威望，那里不仅受到内战遗留的混乱的威胁，而且在更大程度上还受到不断崛起的法蒂玛王朝（Fatimids）的威胁。什叶派“七伊玛目派”的伊斯马利（“Sevener” Ismaili Shi’a）在埃及建立了与之对立的哈里发，并积极寻求跨越西奈沙漠向叙利亚扩张。因为早已将阿拉伯人在西利西亚和安纳托利亚的势力击退，故当时拜占庭人在基督教国家和伊斯兰宗主国，以及位于叙利亚境内甚至境外的贝都因部落称霸，他们的附庸国占领了安提俄克和阿勒颇这两个重要城市。

正是在这几年，巴西尔二世开始成为拜占庭历史上最成功的好战君主。在安纳托利亚东部恢复帝国统治和重建东部军队显然是成功的。当法蒂玛军队围攻阿勒颇时，巴西尔迅速赶到并立即解围，随后开始向位于现代黎巴嫩的黎波里（Tripoli）挺进。在短短几年内，法蒂玛王朝的扩张运动被有力地阻止了：1001年，巴西尔与法蒂玛的哈里发阿尔-哈基姆（al-Hakim）通过谈判达成了10年的休战协议，该协议将在1011年再延长10年，并在1023年再进行延长。

与此同时，在更北的地方，巴西尔获得了相当大片的领土，包括现在的格鲁吉亚南部，土耳其东部和伊朗西部。由于巴西尔已于早先说服或胁迫亚美尼亚统治者大卫·道（Tao、Taron或Tayk）让帝国接管他的领土，于是在大卫于1000年去世后，领土交接完成。在此基础上，帝国实现了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扩张——直接向东扩张，超过了罗马人所有的征服范围，后来又通过获得其他王权的领地，将势力扩展到了高加索地区。

在此期间，塞缪尔于986年的胜利之后，成功地将自己的领地向西扩展到亚得里亚海，向北延伸到现在的科索沃，并向南延伸到希腊。他还在著名的湖滨地区奥赫里德（Ohrid）恢复了保加利亚的宗主教区，从而为获得帝国的头衔奠定了基础。尼克福罗斯·乌拉诺斯（Nikephoros Ouranos）是著名的将军，也是《战术》（Taktika）的作者，在他的领导下，拜占庭部队在977年摧毁了保加利亚军队，他的胜利凸显了帝国所面临的糟糕形势：这场战斗深入希腊境内，战场位于斯珀基奥斯河（Sperchios）附近，靠近现代的拉米亚（Lamia），距离雅典比距离奥切德（Ochride）更近，那是塞缪尔最接近首都的地方。

巴西尔处理塞缪尔问题的第二次重大尝试直到1001年才开始，那时与法蒂玛的停战协议已经安排妥当。这一次，巴西尔并没有试图击退保加利亚人，因为此前这么做的结局要么是毫无结果要么是损失巨大。他也没有试图通过他扩大的保加利亚西部来攻击塞缪尔的马其顿国土。

相反，巴西尔准备了更果断的对抗，抢夺塞缪尔最肥沃和人口最稠密的领土，那就是最初和现在的保加利亚，即多瑙河以南广阔的河谷地区。

在那里，保加利亚人建立了他们的第一个营地，以及在普里斯卡的第一个首都，后来首都迁往维利基（大）普雷斯拉夫（Veliki Preslav），两者都在现代保加利亚的西北部。巴西尔的军队可以沿着黑海海岸到达保加利亚人的领地，避免经过海莫斯（Haimos，巴尔干）山脉中危险的山路。或者，如果他们真的越过这些山路——伊阿尼斯·西里茨（Ioannes Scylitzes）的《简略历史》（Synopsis Historion）是唯一的近现代资料来源，当中对此的表述是不确定的——巴西尔的军队显然已经掌握了足够的反伏击战术。当时正在使用的军事手册提供了正确的补救办法，两项原则作为依据：首先是在主力军向下方移动之前，低洼处的通道和峡谷必须由沿山脊推进的巡逻队看守，其次是必须节约用于侦查的时间和军力，尤其是在山区。至少，986年的痛苦经历没有重演：

在6508年（自公元前5509年创世之日起=公元1001年）的第十三次年度诏示中……皇帝派遣了一支人数众多且强大的军队对抗在海莫斯射程以外的保加利亚卡斯特拉（据点），西奥多洛卡诺斯大公（Theodorokanos）（战地指挥官）和首席剑卫（尼克福罗斯）希菲亚斯（Xiphias）（部队指挥官）担任指挥。大、小普雷斯拉夫（Preslav）都被占领；普里斯卡也是如此；然后罗马军队顺利凯旋。[34]

此后，巴西尔有计划地削弱塞缪尔的领土和威望，年复一年地削减其权力的政治和后勤基础。[35]起初是针对其保加利亚的旧领地，后来他每年还对塞缪尔的马其顿腹地进行入侵。毫无疑问，保加利亚士兵们可以很大程度上依靠土地而活——他们既不是拜占庭人，也不是现代军队，即便与祖国基地的联系和补给被切断，他们也能够长期生存下去。但是，塞缪尔无法也不会放弃他在马其顿的基地，而去坚持一场纯粹的机动战。因此，当巴西尔二世再次进攻马其顿时，一场重大战役就注定要发生了，而这场战役最终被证明是决定性的。

这场战役于1014年7月在穿越巴拉西卡（Belasica或Belasitsa）山脉的克莱迪翁（Kleidion）关口爆发，山脉位于斯特鲁马（Struma）和瓦尔达尔（Vardar）河谷之间，靠近现代马其顿、希腊和保加利亚三国的交汇处。

塞缪尔依靠保加利亚人常用的作战方法：在巴西尔的军队到来之前，他用沟渠和栅栏堵住了通道，企图为另一次成功的大规模伏击创造条件。由于塞缪尔重复了作战方法，以至于为拜占庭人提供了研究的机会，他们找到了此战术的弱点，并且设计了应对策略。为了对抗巴西尔的推进，塞缪尔的方法需要将他自己的部队集中在障碍物后面，这意味着他们也必须处于低洼地带，无法兼顾两侧的高地。

这就是拜占庭人所能利用的弱点，他们派遣一支部队向上攀登，然后从高处攻击保加利亚人。受到惊吓的保加利亚人再也无法保卫抵挡巴西尔主力部队的栅栏，也无法从拜占庭主力部队有战术的攻击中撤退。结果是大屠杀——直到很久之后，在13世纪悲惨的衰落环境中，才再次发生类似的屠杀——由此，巴西尔得到了“布勒加尔屠宰者”（bulgaro-slayer）的诨名。[36]而塞缪尔失去了他的军队，他的王国称号和他自己的生命。

锡利茨对此的叙述可能具有文学成分，但它是连贯和足够准确的：

皇帝每年都不间断地入侵保加利亚，挥霍一切……塞缪尔在空旷的田野间什么也做不了，更不用说在正式的战斗中对抗皇帝了。他在所有战线上都被击垮了，他自己的军队也在减少，所以他决定用沟渠和栅栏封锁进入保加利亚的道路。他知道皇帝总是习惯于率军从所谓的卡瓦朗古斯（Campu Lungu）和被称为克莱迪翁（Kleidion，即“钥匙”）的山口行进，所以他决定阻拦这个关口……

他建造了一个非常宽阔的防御工事，在那里派驻了足够的守卫，等待皇帝的到来，皇帝试图强行进入，但卫兵们坚决抵抗……

尽管皇帝已经放弃了从关口通过的企图，但是时任菲利波波利（Philippopolis）军区的将军（尼克福罗斯）希菲亚斯［（Nikephoros） Xphias，他已经在1001年被提拔了］仍旧留在那里，对敌人的防线进行反复攻击……然而希菲亚斯的目的是看看是否有利可图……他带领着他的部队原路撤回。然后，他率领部队在克莱迪翁以南的一座非常高、被称为瓦拉斯塔萨（Valasitza，马其顿的贝拉西察山）的山上艰苦跋涉，经过羊肠小径，穿过没有道路的荒原，在7月29日，诏示的第12年（1014），他突然出现在保加利亚人的上方，伴随着巨大的叫喊声，从他们身上践踏而过。这次突袭让他们措手不及，仓皇而逃。皇帝拆除了废弃的防御工事，并追捕塞缪尔的部队；许多人倒下了，更多的人则被俘虏。塞缪尔在其儿子的配合下才得以逃脱危险，他的儿子坚决抵抗那些进攻的人，让他的父亲骑上了一匹马，并且将其带到了名为普利拉波斯（Prilapos，马其顿的普里莱普）的堡垒。他们说，皇帝弄瞎了囚犯，大约有15000人，命令每百人中留下一只眼睛做向导，以便把他们送回塞缪尔那里，而塞缪尔在两天后的10月6日去世。[37]

图5 公元1025年，巴西尔二世死后的帝国

在一个独眼男人的带领下，15000个被弄瞎的俘虏以每批100名的方式被分批送回，这个广为流传的故事听起来很荒诞，也许是一个夸张的版本，尽管致盲在当时被广泛用作针对基督徒的惩罚，因为上帝赐予的生命并没有被夺走。然而，保加利亚人的抵抗持续了四年多，直到1018年，这一确切的事实驳斥了损失15000名士兵的说法，因为这个数字相较于人口规模来说是巨大的。当时，甚至保加利亚其余领导人的顺从也不是无条件的：他们在保加利亚东部得到了土地。[38]也许只有少数囚犯被弄瞎，然后被送到普利拉波斯，用于打击塞缪尔的部队士气。

更重要的是，在克莱迪翁战役之后，3个世纪以来，拜占庭首次恢复了从亚得里亚海到多瑙河的统治。军区级关系策略是战争艺术的最高形式。

拜占庭的“拜占庭式”外交

896年，利奥·乔埃斯皮亚提斯（Leo Choerosphactes）作为利奥六世（Leo Ⅵ，886～912年在位）的特使前往觐见保加利亚的赛蒙，以确保拜占庭俘虏的释放。[39]那时，在巴尔干地区，保加利亚比拜占庭帝国强大得多，在共同的东正教文化、宗教和阶层中，赛蒙也在争取被认可为皇帝。[40]赛蒙怀抱着同样的心情，开玩笑地要求利奥预测他是否会释放这些囚犯——因为利奥六世皇帝曾试图通过预测最近的日食来给保加利亚人留下深刻印象。

在他的回信中，利奥·乔埃斯皮亚提斯用一个词序复杂、没有标点符号的句子回答了具体的问题，这样的回答显然是模棱两可的——尽管对于该回答最简单的解读是否定的，即囚犯不会被释放。赛蒙语带讽刺地回答说，如果利奥·乔埃斯皮亚提斯能够正确预测结果（即“是的，他们会被释放”），他就会释放囚犯，但因为利奥预测错误了，所以他拒绝释放他们。

利奥回答说，他的信确实预测对了结果，但是赛蒙的秘书没有正确地解释这封信，因为他没有插入合适的标点符号。

赛蒙回答道：“我没有做过关于囚犯的承诺，我什么也没有向你说，我不会把他们还给你。”

利奥反过来又用同样的词语来回应，但他用自己的标点符号来改变文字的意思：“我并没有在让你对囚犯们做出承诺这件事上失败——双重否定来表达肯定——我跟你说了这件事；有什么东西是我不能送回给你的？”保加利亚人最终释放了囚犯。

利奥未能提出令人信服的论点，他试图玩文字游戏，使赛蒙说出明显并非他本意的话，与其说是狡猾，不如说是幼稚。但很明显，赛蒙想和拜占庭对话，因此囚犯们被释放了。

[1] 参见Paul Stephenson的优秀调查，Byzantium’s Balkan Frontier：A Political Study of the Northern Balkans，900-1204（2000）；and Florin Curta，Southeastern Europe in the Middle Ages，500-1250 （2006），pp.147-179。

[2] Peter B.Golden，Introduction to the History of the Turkic Peoples：Ethnogenesis and State Formation in Medieval and Early Modern Eurasia and the Middle East （1992），from p.244.

[3] Chap. CXX，47，48. From R.H.Charles，The Chronicle of John，Bishop of Nikiu （1916）. Online：http：//www.tertullian.org/fathers/index.htmNo.John_of_Nikiu.

[4] Golden，History of the Turkic Peoples，p.246.

[5] Theophanes，The Chronicle of Theophanes Confessor，AD 284-813，trans. Cyril A.Mango et al. （1997）（之后被称作Theophanes），no.374，AM 6196，p.374.

[6] Theophanes，The Chronicle of Theophanes Confessor，AD 284-813，trans. Cyril A.Mango et al. （1997）（之后被称作Theophanes），no.375，AM 6198，p.523.

[7] Nikephoros，Patriarch of Constantinople，Short History ［Breviarium Historicum ］，ed. Cyril A.Mango （1990），no.2，pp.103-105；Theophanes，no.376，AM 6200，p.525.

[8] Theophanes，no.376，AM 6200，p.525.

[9] “He asked once again help from Terbelis，chief of the Bulgarians，who sent him three thousand men.” Nikephoros，Short History，no.45，p.111.

[10] Theophanes，no.382，AM 6204，p.532.

[11] Theophanes，no.387，AM 6209，p.546.

[12] Andrew Palmer，The Seventh Century in the West-Syrian Chronicles （1993），text no.13，no.158，p.215.

[13] Andrew Palmer，The Seventh Century in the West-Syrian Chronicles （1993），nos.159-160，p.216.

[14] Andrew Palmer，The Seventh Century in the West-Syrian Chronicles （1993），text no.12，p.80.

[15] 关于克鲁姆，参见Florin Curta，Southeastern Europe in the Middle Ages，500-1250（2006），pp.149-153。

[16] Theophanes，nos.490-492，AM 6303，pp.672-674.

[17] Scriptor Incertus，fragment 1，ed.I. Dujcev （1965），205-254 at 210-216.

[18] 参见 De thematibus，ed. and trans. Agostino Pertusi （1952）；Agostino Pertusi，“La formation de themes byzantins” （1958），I，1-40. The Oxford Dictionary of Byzantium，ed. Alexander P.Kazhdan et al. （1991）（之后被称作 ODB），pp.3：2034-2035，介绍了这部文献。

[19] 驻扎在帝国首都附近的皇家近卫团是机动野战军中央军的直系后裔，是机动打击部队，而分属各军区的地方部队基本上是防御性部队。——译者注

[20] Paul Stephenson 2004年11月修订的翻译，http：//homepage.mac.com/paulstephenson/trans/scriptor1.html.

[21] John F.Haldon，Byzantine Praetorians：An Administrative，Institutional and Social Survey of the Opsikion and Tagmata，c.580-900 （1984），from p.209.

[22] 这一定是指克鲁姆的普里斯卡，距离君士坦丁堡大约200英里，到7月26日，尼克福罗斯已经征服此地，并且自己也已经被征服了。

[23] “Defensive Mountain Warfare，” in Carl von Clausewitz，On War，ed. Michael Howard and Peter Paret （1976），from p.417.

[24] “Constantine VII，” in Scylitzes，Synopsis of Histories，no.3，p.110；ODB，s.v. “Symeon of Bulgaria，” p.3：1984.

[25] Nicholas I，Patriarch of Constantinople，Letters，ed. and trans. R.J.H Jenkins and L.G.Westerink （1973），letter 19，p.216.

[26] Paul Stephenson，Byzantium’s Balkan Frontier：A Political Study of the Northern Balkans，900-1204（2000），p.18，持不同意见。

[27] 原文是“教会不再为讲希腊语的神职人员提供职位”，大约是笔误，否则逻辑不通。——译者注

[28] J. Darrouzes，Épistoliers byzantins du Xe siecle（1960），letters 5-7，p.94.

[29] Theophanes，2Theophanes Continuatus，ed.I. Bekker （1838），pp.388-390，no.10，由Paul Stephenson翻译，http：//homepage.mac.com/paulstephenson/trans/theocont2.html。

[30] 伯爵的四个儿子：大卫（David）、摩西（Moses）、埃伦（Aron）和塞缪尔（Samuel），他们被合称为科密托普利。——译者注

[31] Paul Stephenson，The Legend of Basil the Bulgar-Slayer （2003），from p.12. 在随后的论述中，我参考了这一全新的卓越分析。

[32] Bk.X.8，in Alice-Mary Talbot and Denis F.Sullivan，trans.，The History of Leo the Deacon：Byzantine Military Expansion in the Tenth Century （2005），pp.214-215.

[33] 十二伊玛目派是伊斯兰什叶派中最大的派系。——译者注

[34] Scylitzes，Synopsis of Histories，“Basil ［II］ and Constantine ［VIII］，” sec.26，p.184.

[35] Stephenson，Legend of Basil，该书对每年的突袭和巴西尔二世打算毁灭保加利亚的意图表示怀疑。

[36] Stephenson，Legend of Basil，该书对每年的突袭和巴西尔二世打算毁灭保加利亚的意图表示怀疑。，p.13.

[37] Scylitzes，“Basil ［II］ and Constantine ［VIII］，” sec.35，p.187.

[38] Stephenson，Legend of Basil，pp.4-6.他恰如其分地注意到，Kekaumenos的Strategikon 证实了他努力解构的这个故事；但当Kekaumenos写作时，迫切需要回忆这段伟大的胜利。参见Kekaumenos，Raccomandazioni e consigli di un galantuomo：StratÁgikon，ed. and trans. Maria Dora Spadaro （1998），pp.19ff。

[39] 以下完全来自N.G.Wilson，Scholars of Byzantium，rev. ed. （1996），pp.3-4.文本基于the MSS Patmos 178.

[40] Paul Stephenson，Byzantium’s Balkan Frontier：A Political Study of the Northern Balkans，900-1204（2000），p.18.

第九章 阿拉伯穆斯林和突厥人

我们在《礼仪之书》中发现：

致被祝福的阿拉伯的凯里奥斯（kyrios，贵族）。一只金牛。君士坦丁和罗曼诺斯，忠于上帝，伟大的独裁者和罗马皇帝，致阿拉伯的统治者……（名字）。

但在10世纪，在今天的约旦王国境内，就被称为“无情的阿拉伯”的古罗马佩特拉-阿拉伯省（Arabia Petraea）而言是没有领主的。基督教贝都因人部落组成的加萨尼王国（Ghassanid）很好地帮助帝国保卫了通往黎凡特的沙漠通道，使之免遭萨珊波斯人的侧翼进攻和贝都因人的袭击，但他们已被穆斯林的征服所消灭。此外，他们的统治者应该会被冠以“飞拉哈”（phylarch）——宗族首领——或者更准确的“大飞拉哈”（megaphylarch），而不是凯里奥斯（Kyrios）。

尽管7世纪的时候，半岛在穆罕默德的卓越领导下和其激进新宗教的作用下获得了统一，但阿拉伯半岛也没有领主，新宗教只是将纯粹的犹太一神教、传教士以救赎名义进行的征服、合法化的掠夺和对异教徒的全面优越感杂糅在了一起。自相矛盾的是，阿拉伯穆斯林在各个侵略方向上取得的成功反而令阿拉伯半岛本身缺少一个权力中心，类似大马士革、巴格达、阿勒颇和福斯塔特（Fustat，现位于开罗）那样的阿拉伯穆斯林权力中心是在半岛之外的。

穆罕默德于632年去世，一年后，在他昔日同伴和自封的继任者阿布·巴克尔（Abu Bakr）、欧麦尔·伊本·哈塔卜（Umar ibn al-Khattāb）、奥斯曼·本·阿凡（Uthmān Ibn Affān）以及他们的指挥官哈立德·本·瓦利德（Khālid ibn al-Walīd）的领导下，他的阿拉伯穆斯林追随者们开始对拜占庭的叙利亚和萨珊波斯的美索不达米亚进行掠夺。这次突袭非常成功，以至于直接导致了随后的征服和传教士的远征。

圣战，即对异教徒进行的神圣斗争，并不是伊斯兰教的一个重要“支柱”（arkan）[1]。[2]作为伊斯兰教的第一批极端主义者，哈瓦利吉派（Kharijites）被边缘化的原因之一，是他们把对异教徒的战争确确实实地提升为一项基本信条，叙利亚的阿拉维派教徒和所有当代圣战分子也是如此——现在他们必须被描述为超级极端分子，因为穆罕默德·伊本·阿布多·瓦哈比（Muhammad ibn ‘Abd al-Wahhab）的18世纪极端主义是沙特阿拉伯的国教，它禁止与非穆斯林建立任何友好关系。

虽然这不是所有信徒的绝对义务，但所有正统的穆斯林法学家都会将圣战视为仅次于五大纲领的宗教义务，因为“古兰经”（Qur’an）中有来自真主本人的命令，尤其是在第二部分：193：“与他们（异教徒）战斗，直到毫无异议，完全成为安拉的宗教。”因此，圣战是一种暂时的状态，当所有人都成为穆斯林时，圣战就结束了；在那之前，它是穆斯林作为整体的一种义务，尽管不是每个穆斯林都如此，但是极端分子无疑是这样对待它的。[3]这样的日子由“圣战至大”（al-Jihad-al Akbar）组成，即与自己的肉体欲望进行的“伟大斗争”，这样的斗争能够被分解为与异教徒的小圣战[4]。但这是一些苏菲派和自由神职人员的非正统解释，包括大部分苏菲运动人士在内的主流穆斯林大多对此视而不见。西方国家大学里教授的大多是温和、人道且宽容的伊斯兰教，但除了为拥有古老且正统的人文主义精神的土耳其拜克塔什教派（Bektashi）和前奥斯曼帝国的阿列维教派（Alevis）等少数派信奉外，这种伊斯兰教在穆斯林土地上仍是不为所知，或者说是少见的。[5]

穆罕默德的宗教预言了胜利，而前进的阿拉伯穆斯林认为这样的预言在胜利的欢呼中得到了验证，因为他们奇迹般地将巨大且古老、当时来说还十分强大的罗马帝国和萨珊帝国击败，这些帝国长期以来一直统治着中东所有值得被统治的肥沃土地。

这两个帝国刚刚结束了他们所有战争中历时最长、最具破坏性的一场战争——将近30年广泛的相互侵略，破坏了许多城市，摧毁了商业，掏空了国库，耗尽了人力，摧毁了边境的防御和野战部队，使得双方各省的居民憎恨彼此，土地不仅任由敌人掠夺，还在战争前后被残酷地征税。几年的平静可能会使两个帝国恢复实力以抵御阿拉伯突袭者的任何狂热挑战，但事实是两个帝国都遭到了入侵，各自都遭受了灾难性的战败。[6]

在632年穆罕默德去世时，没有一个理性的人能够预见，到了646年，罗马帝国会失去已拥有6个世纪的叙利亚、埃及和它们之间的所有土地。当昔日伟大的征服者赫拉克勒斯皇帝的军队于636年8月在雅尔穆克（Yarmuk）河上被彻底击败之后，大多数领土甚至在更早的时候就已经丧失了。

图6 公元638～740年，穆斯林的攻势

在以前，无论何种信仰都未使阿拉伯人如此难以对付。他们新的意识形态所产生的凝聚力很可能被低估了，因为他们几乎都被动员起来了。[7]但是，战斗是根据各自的情况而展开的战术和作战行为，因此交战各方的决策和执行战术的成效则各不相同，而拜占庭指挥官瓦汉（Vahan）和西奥多瑞·特里苏里奥斯（Theodore Trithurios）似乎犯了重大的战术错误。[8]

同样在这种情况下，不仅仅是战术影响着战局，因为在同一年，阿拉伯穆斯林也攻击了波斯萨珊帝国，那时，波斯的势力已经从地中海延伸到了印度河流域。636年，在美索不达米亚的卡迪西亚（al-QAdisiyyah），波斯军队也被彻底击败，失去了它的国库和首都城市泰西封。在尼霍万（Nihawand）战役中，号称“众王之王”的国王亚兹格尔德三世（Yazdegerd Ⅲ）亲自指挥战事，试图最后一次保卫波斯腹地，之后，随着抵抗的逐渐衰弱，萨珊波斯帝国最终在651年覆灭。

在过去，阿拉伯穆斯林的征服者们谦逊地视为胜利的东西，即阿拉伯语的“纳斯鲁拉”（Nasr Allah），如今回顾起来，可以被看作更好的，一场对于拜占庭帝国和波斯帝国的政治胜利，他们不仅赢得了大片领土，还获得了许多当地居民的认可。

如果入侵者的到来不具备两个非常巨大和直接优势的话，阿拉伯人急躁的进攻可能不过只是短暂的袭击，注定要被本土主义者的抵抗所击退。

阿拉伯穆斯林的其中一项政策是大幅减税，因为当时的赋税已变得极其繁重。但另一个举措则是自相矛盾的：一方面歧视性对待所有非穆斯林，另一方面结束了对叙利亚和埃及大多数居民的肆意宗教迫害。

穆斯林的征服和减税

穆斯林的税收可能很低，因为穆斯林统治的成本很低。在麦加和麦地那的财政紧缩时期，穆斯林征服者既没有庞大的官僚和朝臣管理系统，也不像那些年里的拜占庭和萨珊波斯人那样，试图迅速重建遭到破坏的帝国军队。伊斯兰国家政府的征税是严厉而具歧视性的，因为只有非穆斯林才必须缴纳其中的大部分税款，但幸运的是，这些税款比存档相对完整的拜占庭税收体系和众所周知的萨珊波斯税率都要低得多。[9]

虽然很多人一直致力于证明罗马帝国因过度征税而“衰落”，但是尚未有人成功。直到7世纪中叶，罗马帝国一直采取自上而下的征税制度，根据这种制度，下一年的帝国支出总额首先被确定，然后再由逐个省份计算开支所需，接着根据耕地-人力体系，即每块大片土地预期的农业产出和可用的人力资源，将帝国支出总额反过来分配给各省登记在册的纳税人，主要是缴纳土地税的人。[10]

这是一项独特且复杂，但行之有效的税收系统，也的确是罗马帝国和拜占庭帝国相比同时期其他帝国的核心优势。然而，这也确实意味着，无论庄稼收成好坏，只要碰到干旱或洪水，遭受破坏性的异族突袭，甚至是完全的入侵，纳税人都必须支付预先计算好的金额。影响尤为巨大的灾害或许能够说服帝国当局降低受灾省份需承受的税收负担，但是正常的收割或者市场浮动就无法获得任何减免了，因为缺少的金额无法得到弥补：公共债务和以有息债券销售的概念在当时还不存在。

人们有时会购买有薪酬的政府职位，将一次性资本偿付换成收益流，这在功能上就相当于向公众出售债券，但这并不能广泛实施。因此经常性收支必须按照严格的量入为出方式，由本期税金支付——这在丰年里是负担得起的，但在荒年里却是残酷的，有时，人们甚至不得不选择在收税人到来之前逃离。

从根本上说，拜占庭式的税收制度实在是太有效了。皇帝阿纳斯塔西奥斯（Anastasios，491～518）以代价高昂的军事行动入侵他国，从506年开始的四年来，他与一向咄咄逼人的萨珊波斯进行了更劳民伤财的全面战争，他还在公共建设上花费了大量资金，包括大力重建和加固长城，以及建造要塞城市达拉（Dara，靠近土耳其的奥伊乌兹），“（为达拉）建造了一圈坚固的城墙作为其防御工事……重建的不仅包括教堂和其他神圣建筑，还有柱廊和公共澡堂”。[11]

阿纳斯塔西奥斯花费了很多钱，但他却能够废除针对独立商人的税收（Collatio lustralis），这是一种自上而下对各式财富进行严格征税的系统，包括建筑、牲畜、工具，以及工匠、商人和专业人士的奴隶价值，这不包括教师，但包括妓女和娈童。最初是每5年征收一次（lustrum），到了阿纳斯塔西奥斯时代，每4年就以正常税收方式征收一次，但无论是哪一种方式，工匠和小商人都很难一次性支付足够的黄金［尽管它的希腊名称是金银税（Chrysargyron），但只有黄金被收税人接受］。被称为《伊德萨、阿米德和美索不达米亚全境危难时期的历史叙事》（A Historical Narrative of the Period of Distress Which Occurred in Edessa，Amid and All Mesopotamia）的资料，即叙利亚文的《柱顶约书亚编年史》（Chronicle of Joshua the Stylite）描述了在伊德萨（Edessa）取消征税时人民的欣喜若狂，该镇的征税估值是140磅黄金，10080索里迪，这对人民显然是一种沉重的负担。

阿纳斯塔西奥斯皇帝的法令于今年下达，商人无须支付4年一次的黄金，也豁免了缴税义务。这条法令不仅适用于伊德萨，所有罗马境内的城市都是如此……整个城市都欢欣鼓舞，无论地位尊卑，人们都身着白衣，手持点亮的蜡烛和燃烧着的香炉，高唱着赞美诗，万人空巷……感谢上帝，赞美皇帝……喜悦和欢乐的盛宴持续了整整一个星期……所有的工匠们都围坐在一起，享受着美好的时光，在教堂的院子里、柱廊里（沐浴和）放松。[12]

尽管阿纳斯塔西奥斯花了很多钱，也取消了很多税收收入，但同时也提高了税收的效率和廉洁程度。因此阿纳斯塔西奥斯去世时，帝国国库中还剩余320000罗马磅的黄金。[13]在撰写本文时，黄金的价格约为每盎司（一盎司为31.1克）903美元，因此阿纳斯塔西奥斯留下的财富价值约为3039496257美元，这在当今并不算多，但在那个时代来说黄金是相当值钱的，假如和面包相比的话。

在阿拉伯人入侵的时候，帝国已经没有任何财政盈余了。30年的战争大幅度地增加了帝国的开支，但同时也严重地减少了财政收入，使得国库几近空虚。隐藏的财富储备——比如在危机中能够充公的教会的金银饰品——也被耗尽了。早在公元622年，皇帝赫拉克勒斯就曾“用大教堂（圣索菲亚大教堂）的大烛台和其他器皿，铸造了大量的金银钱币”。[14]其结果是，在帝国从波斯手中夺回被占有多年的叙利亚和埃及后，马上对他们进行征税——这些土地曾被拜占庭人征税，后又被萨珊波斯人入侵和征税，在被帝国重新征税前曾遭反复践踏和掠夺。当帝国正在重建它的力量时，臣民必须上交一定的黄金，否则将面临财产被没收或更糟的情况。但是这数量实在太多了。因此他们反而更欢迎阿拉伯穆斯林和他们带有歧视性的人头税，等等。

关于萨珊波斯帝国的征税信息少之又少，但肯定有土地税，用塔木德（Talmud）的亚拉姆语称之为“tasqa”，还有人头税，即“karga”。“tasqa”的税款很高，至少对建筑来说是这样，而且是固定的。在犹太口传法律集《巴比伦塔木德》（the Babylonian Talmud）的“誓言”（Nedarim）一章中印证了土地税的存在，道德上允许承租人以支付土地税的形式向房屋所有者租房——这暗示着土地税足够抵消租房所产生的全部租金。[15]

至于缺乏灵活性，在我们所掌握的关于萨珊波斯帝国税收和许多其他方面的最佳资料——《历代先知和帝王史》（Ta’rikh al Rusul wa’l-Muluk）中，有一件令人不寒而栗的轶事。此书的作者是著作极有教益的伊斯兰历史学家穆罕默德·伊本·贾里尔·塔巴里（Abu Ja’far Muhammad bin Jarir al-Tabari，849～923），这是一部关于伊斯兰地区的世界史，充满了准确的信息和不受年代影响的洞察力。

在解释萨珊波斯帝国的财政制度是如何大幅度改革时，塔巴里谈到了关于农业生产和产量的地籍调查——显然是抄袭拜占庭的做法。[16]这是卡瓦德一世（Kavad Ⅰ）所下的命令，他死于531年。

当他的儿子基斯拉［库斯劳一世阿奴细尔汪（Khusrau Ⅰ Anushirvan，Anushirvan意为“高贵的灵魂”），531～579年，希腊语称为“库斯劳（Chrosoes）”库］成功掌权时，他下令继续执行……并清点枣椰树、橄榄树和人数（所谓工人，即拜占庭的可用人力资源，capitatio）。然后命令他的大臣计算总数，并向人民发出了一份总传票。他命令负责土地税的秘书向人们宣读土地的总税负以及枣椰树、橄榄树和人头的数量……然后基斯拉对他们说……“我们规定，税款应每年分三期缴纳。这样，我们的国库里就会存有大量的钱，这样，一旦在我们脆弱的边境线上出现任何紧急情况……或任何其他不测的事情，我们就有必要……使用金钱把它们扼杀在摇篮里……既然我们不希望在紧急情况下征收新税，我们就应该把钱储存在这里，随时可用。你对我们设想和商定的程序有什么看法？”

很明显，库斯劳一世为他的创新感到自豪，而这其实是他父亲的设计，而且从根本上说是罗马和拜占庭耕地-人力体系（jugation-capitatio）的复制。然而，虽然身处君主专制的统治下，聚集起的民众仍是明智的：

在场的人……一个字也没说。基斯拉（Kisra）重复三次询问是否有意见。有一个人从群众中站起来，对基斯拉说：“王啊——愿神赐你长命百岁！你正在转瞬即逝的地基上为土地税建立永久的基础：难道这不是一棵将会死去的葡萄藤，一片可能枯萎的玉米地，一汪因被切断供应而将干涸的泉水或一个将遭受同样命运的地下水渠吗？”

他触到“地雷”了。

基斯拉回答说：“哦，制造麻烦且不祥的家伙，你来自哪个阶级？”那人说：“我是大臣之一。”基斯拉下了命令，“用贮墨筒将他打死”。因此，众人尤其是大臣们，都企图通过用贮墨筒打他，从而将自身与这个人的观点和言论切割开来，以取悦基斯拉，最后他就这样死掉了。

当时大家都知道基斯拉对他们的期望是什么：

人们说：“王啊，我们完全同意你向我们征收的土地税。”[17]

所有国家的物质力量最终都来自从人民那里榨取税收的能力，无论是因为人民习惯性的服从还是因为他们害怕惩罚。库斯劳的制度是新的，所以不能靠习惯性的服从来维持。但他在战争中很幸运，因此他的战利品收入降低了他对税收的需求——这些税收在一些重要方面也得到了缓和。如果收税人要求的金额超过库斯劳政府评估原件中规定的金额，纳税人可以根据所持有的副本要求行政法官进行干预。因为只对小麦、大麦、水稻、葡萄、三叶草、枣椰树和橄榄树等指定作物征税，所以人们至少可以从免税的农场动物和蔬菜中获得足够的生活费。至于人头税（capitatio）（20岁以下或50岁以上的人无须缴纳），则从4迪拉姆（dirhams）增加至12迪拉姆，相当于价值3.4克黄金的德拉克马（drachma）[18]，低于劳动者的周工资。

事实上，这一制度在原则上是如此温和，以至于征服者欧麦尔·伊本·哈塔卜哈里发（Umar ibn al-Khattāb）在没有遇到已知抵抗的情况下，便实现了对未开垦的土地增加税收，可能是因为他也“免除了民众对生存物资的纳税义务”。但是，在阿拉伯征服之前的这一代人中，库斯劳二世（Khusrau Ⅱ，591～628年在位）需要更多的税收来支撑大规模战争。只有恐怖统治，才能使他在战争年代从人力日益枯竭的领土上得到所需的一切。在边界另一侧的拜占庭也是如此。

基督徒，犹太人和穆斯林的征服

穆斯林统治的第二个优势是，它的宗教歧视比拜占庭的宗教迫害要好。在之前拜占庭和萨珊波斯的土地上，拒绝皈依的异教徒将被杀死，这样的人是少数，因为自从被认定非法以来，这些人就隐藏得很好。相反，《古兰经》中确定的“书卷之民[19]”包括基督教徒和犹太教徒，以及后来出于人民的绝对需要而添加的琐罗亚斯德教教徒、锡克教徒和印度教徒，上述信徒都被允许列入“保护协定”，作为被解除武装的部下而生活，即“协定之民”（ahl-al-dhimma）。

所有“受保护人”（dhimmis）免服兵役，但必须缴纳吉兹亚（jizya），即非穆斯林人头税，而且是在屈辱的条件下。《古兰经》明确指出：“与那些不相信真主或末日，还有那些执着于被真主和他的信使所禁止的事物或是没有意识到这是代表真理的信仰的人战斗，（即使他们是）书卷之民，直到他们心甘情愿地支付吉兹亚，并感到自己被征服为止。”[20]程序因人而异，也可能是松散的。但对于那些认为只有皈依伊斯兰教才能获得救赎的人来说，他们在感化“受保护人”方面有着强烈的道德责任感。在后来的几个世纪里，杰出的法学家们提供了各种各样的方式来实施古兰经（sura）（9.29）章的规定：抓住纳税的不信教者的胡须，并击打其双颊，以表恩惠。[21]

起初，穆斯林的歧视性规定基本上是从早期拜占庭针对异教徒和犹太人的法律中复制过来的。直到后来，阿拉伯人和穆斯林时运不济，权力和荣耀被莫名其妙地给了异教徒，这引起了伊斯兰教的信誉危机，并激怒了其信徒。因此法学家和地方政府争相发明新的限制和羞辱手段；什叶派成为先锋，被羞辱的人在日常生活中是开心的，尤其是在羞辱过程中。［后现代之后的阿亚图拉赛德·鲁霍拉·穆萨维·霍梅尼（Grand Ayatollah Seyyed Ruhollah Musavi Khomeini）甚至恢复了对“不干净”的基督徒、犹太人和琐罗亚斯德教徒的“纯洁”限制；在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他们被禁止接触供穆斯林消费的食品或饮料。］

但是在穆斯林征服后不久，由于他们人数很少，而且大部分都驻扎在军营里，因此每个人都可以随心所欲地生活。此外，穆斯林在宗教歧视上具有“非歧视性”的巨大优势——无论好坏，所有类别的基督徒和犹太人都得到平等对待。这对于大多数生活在穆斯林统治下的拜占庭领土上的居民来说，是非常理想的，尤其是大多数基督徒本身，即叙利亚和埃及的“一性论”教派。

他们曾受到拜占庭政府的严厉迫害，强迫他们接受现在仍然得到大多数基督教教派支持的，由351年迦克墩会议（Council of Chalcedon）提出的基督论，即神性和人性在基督的单一本质中共存。但是，叙利亚和埃及的大多数本土基督徒一直是一性论者，坚持科普特教会（Coptic）和叙利亚东正教的神人合一教义。只有讲希腊语的少数精英是迦克墩信徒（Chalcedonian），免遭拜占庭当局的迫害。[22]

这是对帝国凝聚力的一次极具破坏性的打击。在基督“一性论”信者所著的被称为《泰勒-马赫雷的伪狄奥尼修斯编年史》（Chronicle of the Pseudo-Dionysius of Tel-Mahre）一书中，作者列出了那些被“赶出他们的视线”的主教的名字，总共有54个；而对于更伟大的塞维鲁（Severus）来说，即使他是安提俄克的宗族长，也不得不离开他的岗位。接着，作者将新就任安提俄克宗族长的迦克墩长老描述为“犹太人保罗……是毁灭的工具，他被选中并送到这里——保罗（也）被称为尤提切斯（Eutyches），如果允许这样说的话，他是犹太人……是他宣读了卑劣的迦克墩会议（教义）”。[23]在迦克墩僧侣和非迦克墩僧侣的丑闻中，他们在教堂和修道院中相互伤害并相互杀戮。在政治上更重要的是，每当拜占庭政府试图没收教堂和宗法设施，驱逐或逮捕广受民众支持的一性论高级教士时，就会爆发血腥的骚乱，从叙利亚的安提俄克到埃及的亚历山大，而萨珊波斯军队和后来的阿拉伯穆斯林正是在那里入侵了帝国。

教义上的仇恨如此强烈，以至于双方对敌人有着不同的定义：对一性论教徒来说，敌人是迦克墩信徒，而不是阿拉伯穆斯林。由一性论教徒所著的《公元1234年叙利亚纪事》（The Chronicle of 1234）记述了皇帝赫拉克勒斯的兄弟西奥多里克是如何在叙利亚向入侵的阿拉伯穆斯林开战的：

当他们到达阿尔-尤西亚村（al-jusiya）时，西奥多里克拜访了一位赞同他的修道者（一位非常有名的隐士）：那人是一个迦克墩信徒。在他们之间的长谈结束后，修道者对西奥多里克说：“胜利归来是不够的，你还应该消灭塞维鲁（被驱逐出安提俄克的一个宗族长）的追随者，并以酷刑折磨他们。”西奥多里克回答说：“在您提议之前，我已经决定要消灭塞维鲁等人了。”然后，作者兴奋地叙述了拜占庭人被阿拉伯穆斯林打败的过程。[24]

赫拉克勒斯试图在极端情况下，以一个简洁的基督式的妥协来团结他的臣民，或者至少允许他的宗族长瑟吉厄斯一世（Sergius Ⅰ）在638年的《续论》（Ekthesis）中这么做。它宣布了基督一志论（“一个意志”）学说，即基督具有两种本性，人性和神性，但在单一意志下，其目的性得到完美融合。[25]这是皇帝第一次尝试对教义进行改进，“单一精神主义（monoenergism）”，其伟大的美德在于基督的“单一精神”没有被定义，从而能够适用于每一个人。

起初，罗马教皇霍里奥斯一世（Honorius Ⅰ，610～638年在位）欣然接受了基督一志论（monotheletism），但它最重要的目标受众，即“一性论”信众，却拒绝了：他们闪米特人（Semitic）的“一神论”立场不会因希腊人的诡辩所软化。[26]与此同时，坚定的迦克墩信徒坚决反对任何妥协；在他们的坚持下，在公元680年的第六次基督教主教特别会议上，“基督一志论”被谴责为异端邪说。

到那时，几乎所有的“一性论”信众都处于穆斯林的统治之下。根据当时埃及尼基乌（Nikiu）的“一性论”主教约翰的说辞，穆斯林的征服是对迫害他的信仰的神圣惩罚，是对受迫害者的救济：

（拜占庭的）军队和军官……放弃了亚历山大城。于是，穆斯林首领埃米尔（’Amr）不费吹灰之力就入主亚历山大。居民都恭敬地接待他，因为他们正处于极大的苦难之中。

在从罗马人的统治中逃出来13年之后，埃及人的“一性论”宗族长亚巴·本雅明（Abba Benjamin）回到了亚历山大城，他去了教堂，视察了他们所有的人。每一个人都说：“罗马人败走和穆斯林的胜利，是源于赫拉克利斯皇帝的邪恶和他通过迦克墩派的宗族长赛勒斯（Cyrus）对东正教徒的迫害。”这就是罗马人灭亡和埃及被穆斯林征服的原因。[27]

对于犹太人来说，事情就简单多了。他们仍旧大量聚居在他们的家乡——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在那里，取材于关于拉比教义辩论手稿的《巴比伦塔木德》得以成册，这场辩论在位于蓬贝迪塔［Pumbedita，今伊拉克的费卢杰（al-Fallujah）］的苏拉（Sura）、尼西比斯［今土耳其的努赛宾（Nusaybin）］和马霍萨［Mahoza，今巴格达附近的萨珊波斯首都泰西封的阿拉姆语名称］的学校之间展开。

穆罕默德通过抢劫麦地那北部的犹太绿洲，从而使他的追随者们富裕壮大起来。他还将犹太人的巴努·纳迪尔（Banu Nadir）铁匠部落驱逐出麦地那。尽管穆罕默德已经给予犹太人最大的赞美，将犹太主义的大部分都融入了新宗教，但是犹太人仍旧拒绝接受对他们的古老信仰进行改造，《古兰经》表达了穆罕默德对此产生的强烈愤恨。[28]

尽管如此，犹太人仍然欢迎阿拉伯人的征服，就像基督教徒中占多数的“一性论”信徒一样，出于完全相同的原因：在阿拉伯人的规定之下，与包括先前享有特权的“国王的基督徒”，即迦克墩信徒在内的其他“协定之民”一样，犹太人享有有限但稳定的权利。

这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因为拜占庭皇帝定期颁布越来越严格的针对犹太人的法律，赫拉克勒斯尤为突出，他似乎是按照当代的“雅各布最近受洗”的方式要求强制皈依。[29]这可能是为了报复当地犹太人在614年萨珊波斯人占领耶路撒冷时为其提供帮助的行为——这是两个帝国之间的最后一次战争，也是最重大的战争灾难之一。长期以来，萨珊王朝对琐罗亚斯德教的复兴也引发了对异教徒的迫害。早在库斯劳的前任霍尔姆齐德四世（Hormizd Ⅳ，579～590）的统治下，基督徒和犹太人就被迫逃离，其中包括蓬贝迪塔的整个塔木德学派（Talmudic school）——这是根据拉比·谢拉（Rabbi Sherira）撰写的《拉比·谢拉的书信》（iggeret Rav Sherira Gaon“the epistle of Rabbi Sherira”）所得出的结论，他是三个世纪后蓬贝迪塔学院的首领（Gaon）。[30]

面对同样都不容纳异教徒的库斯劳二世和拜占庭，除非消息非常不灵通，否则耶路撒冷的犹太人不太可能冒很大的风险来帮助库斯劳二世取代拜占庭。但是，在混乱和道德败坏的时代，任何对犹太人的诋毁都很容易令人相信——包括添油加醋甚至是丑化，在这种情况下，安条克·斯特拉戈斯作为自称的见证者，留下了些文字，他是如今仍然存在的圣萨巴修道院［Mar （saint） Saba］的僧侣。但是这些文字的希腊语原始片段仅以旧格鲁吉亚语译本或者阿拉伯文译本流传下来：

邪恶的犹太人，他们是真理的敌人和基督的仇恨者……（当城市沦陷的时候）他们非常高兴，因为他们憎恨基督徒……在波斯人的眼中，他们非常重要，因为波斯人是基督徒的背叛者……自古时候起，他们用银子从犹太人那里“买”来了上帝，所以他们也从马米拉（Mamilla）水库中赎出了被囚禁的基督徒……犹太人给波斯人银子，买了一个基督徒，把他像绵羊一样杀掉。然而，基督徒们却欢欣鼓舞，因为他们正在为基督献身。当百姓们被带往波斯，犹太人留在耶路撒冷的时候，他们亲手拆除并烧毁这些仍旧屹立的神圣教堂。[31]

犹太人将基督徒赎出并杀害是为了得到快乐，这听起来更像是恶毒的幻想；虽然憎恨犹太人，但是安条克·斯特拉戈斯（Antiochus Stratgos）并不是第一个或最后一个因他们纯粹的坚守而犹豫的牧师——教会本身允许将犹太教排除在所有其他不合法的非基督教宗教之外。早在公元614年之前，帝国内所有已知的非基督徒要么被迫皈依基督教，要么干脆被屠杀。只有犹太人被允许以非基督徒的身份生活，即使生活条件很差甚至是处于危险之中。

持续了两个世纪的一系列立法对改变信仰的宗教和表达（“嘲笑”）以及残疾公民都施加了宗教限制。最重要的是，418年3月10日的一项法律［《狄奧多西法典》的第16章第8节第24条］禁止犹太人进入帝国从政——这是一项巨大的权利剥夺，因为没有其他的就业机会能够望其项背：

从今以后，那些活在犹太迷信中的人都不能入职国家行政体系……因此，所有宣誓为国家服务的人，无论是初级管理人员（agentes in rebus）还是宫廷会计师（Palatini），都可能在法定期限内被终止职务，忍受这种行为而不是鼓励它，现在我们所希望的针对一部分的缓和行为在未来是不被允许的。然而，对于那些有着这个国家所认为的邪恶行径，但是被证明已经进入军队服役的人来说，我们依照法令，毫不犹豫地收回他们的腰带（“cingulum”，军队腰带，即罗马士兵的象征），而且他们将不会因以前的功绩而得到任何帮助或保护。尽管如此，我们并不排斥受过自由主义教育的犹太人作为倡导者的自由，我们允许他们享有教廷礼仪的光荣（强制的市政职责），这是伴随出生就拥有的特权和家庭荣耀。既然他们应该对此感到满意，他们就不应将国家服务部门的禁令视为耻辱的标志。[32]

这也许是无意的讽刺，因为拜占庭军队中的十夫长（decurion）一职花费巨大且没有任何补偿。尽管如此，直到第6世纪，法律仍然保护犹太人免受暴力——包括由牧师煽动、针对暴增的“天堂敬畏者”（caelicolae）的暴民行动，这些人在没有正式皈依犹太教的情况下参加犹太仪式。420年8月6日的一项法律被《狄奧多西法典》纳入第16章第8节第21条，并成为《查士丁尼法典》的第1章第9节的第1条：

任何人都不能因为犹太身份而被毁灭，即使是罪犯……不可随意焚烧，也不可无故不正当地毁坏犹太会堂和住处。

但是犹太人被警告说他们必须保持谦逊：

但是，正如我们希望通过这条法律，对所有犹太人做出规定一样，我们发出警告，以免犹太人变得傲慢，或是为自己的安全处境而得意扬扬（ne iudaei forsitan insolescant elatique sui securitate），进而做出损毁基督教偶像尊严的轻率行为。[33]

在那个年代，犹太人在罗马帝国的法律地位处于平均水平：比以前更糟，但是也比未来要好。438年1月31日，狄奥多西二世和瓦伦丁尼安三世颁布了一项新的法律，可能是由耶路撒冷的僧侣们煽动所致，法律规定“犹太人、撒玛利亚人、异教徒和异端者”被排除在包括市政机构在内的所有行政体系以外——除了那些被强迫使用自己的钱来履行职责的官员们（curiales）。该法律还禁止建造新的犹太教堂，并规定任何使其他人皈依犹太教的犹太人都将被处死，他的财产也将被没收。在查士丁尼的统治下，527年到553年新颁布的11个主要法律增加了更多对公民的法律限制，并规定了更严厉的惩罚，同时为皈依基督教提供了动机——任何皈依基督教的犹太后裔都具有完整的继承权。[34]总而言之，犹太人被允许生活下去，而其他所有非基督徒都被消灭了，尽管如此，他们也没有理由对拜占庭效忠：当阿拉伯穆斯林入侵美索不达米亚时，蓬贝迪塔学院的首领拉比·艾萨克（Rabbi Isaac）心甘情愿地臣服于征服者阿里·伊本·阿比·塔利卜（Alī ibn Abī Tālib），他是穆罕默德的女儿法蒂玛（Fatimah）的丈夫，也是伊斯兰的第四任哈里发。

哈里发和君士坦丁堡

由于无法承担穆罕默德的先知角色，其继任者阿布·巴克尔、欧麦尔·伊本·哈塔卜（Abu Bakr，Úmar ibn al-Khattāb）和奥斯曼·伊本·阿凡（Úthmān ibn Affān）为非世袭、由议会选举产生的领袖设计了一个头衔，即哈里发（Khalifa，英文为caliph），意为替代者或副手。穆罕默德的领袖魅力已经驯服了阿拉伯的部落，但他们只效忠于他个人，而不是他领导下的宗教运动，因此在他死后，部落主义再次出现，反对任何形式的中央集权政府。

第一任哈里发阿布·巴克尔（Abu Bakr as-Siddīq，632～634年在位）不得不在短暂的统治时期内推行他的政策。第二任哈里发欧麦尔·伊本·哈塔卜（Úmar ibn al-Khattāb，634～644年在位）遭到穆罕默德家族党羽的反对，尽管他后来被一名波斯奴隶无缘无故地暗杀。在第三任哈里发奥斯曼·伊本·阿凡（Úthmān ibn Áffān，644～656年在位）的统治下，《古兰经》成稿。他面临着暴乱和叛乱，最后在麦地那自己的房子里被胜利的叛军杀害。第四任哈里发是穆罕默德的女婿阿里·伊本·阿比·塔利卜（‘Alī ibn Abī Tālib，656～661年在位），他被叙利亚的战争领袖、倭马亚王朝的创始人穆阿威亚·伊本·阿布·苏富扬（Mu‘āwīyah ibn‘Abī Sufyān）击败，不过，是哈瓦利吉派（Kharijite）的极端分子暗杀了阿里·伊本·阿比·塔利卜（就像现代圣战分子一样，哈瓦利吉派要求对所有非穆斯林进行永无止境的战争，谴责所有离经叛教者，反对所有的世袭君主）。

鉴于大多数继任者都被谴责为暴君，赞扬这四个“英明”哈里发（al-Khulafa’ ur-Rashidun）的现代穆斯林无视这一机制本身的极度不稳定，毫无疑问，这是因为他们是以持续折磨异教徒来庆祝辉煌胜利的。当然，纷争甚至内战都难以减缓阿拉伯国家的对外征服势头。他们继续向西穿过北非，在690年践踏过拜占庭的阿非利加（以现代突尼斯为中心），在711年到达西班牙；他们向北，经由东安纳托利亚和亚美尼亚，横穿高加索地区，直至遇到了来自哈扎尔人的顽强抵抗；他们一路向东横穿阿富汗，在664年到达信德省（Sindh），该省位于历史悠久的印度西部边缘。

《古兰经》对法老和国王都怀有敌意，其倡导的信徒平等精神威胁着世袭继承制度。但在穆罕默德去世后的30年里，第五任哈里发穆阿威亚·伊本·阿布·苏富扬安排了他的儿子耶齐德一世（Yazid Ⅰ）继承王位，从而开启了倭马亚王朝。这被许多逊尼派法学家和所有什叶派法学家谴责。什叶派的全称为“阿里的党派”（Shi’at Ali’即英文的“the party of Ali”），因此按照什叶派的说法，第四任哈里发、穆罕默德的女婿阿里·伊本·阿比·塔利卜（656～661年在位）才应该是合法的世袭继承人。

正是之前打败阿里的穆阿威亚的儿子耶齐德一世率领的军队，在680年的穆哈兰姆月（Muharram）里杀死了阿里的儿子侯赛因（Hussein）。这是历史上最骇人听闻的罪行，自那以后，什叶派一直为此哀悼，每年伊斯兰教历元月的第十天是阿舒拉节，人们在这一天都会含泪歌唱、流血自残以示纪念。（他们削下婴儿的头皮，以流血的额头显示他们家族极度的虔诚，逊尼派对此尤为谴责。）

随着穆阿威亚的哈里发地位受到强烈质疑，他只有进一步对外征服，用获得的战利品来缓和国内的反对浪潮，并且证明他持续受到真主恩宠。萨珊波斯帝国已经被摧毁了，拜占庭帝国虽然已经被大大削弱，但是仍然屹立不倒，因此对拜占庭的最终征服是势在必行且迫在眉睫的。实际上，这意味着征服君士坦丁堡。阿拉伯人的侵略早已渗透到安纳托利亚，正通过更大规模、更深入的袭击，为针对君士坦丁堡的最后一击做好准备。到674年，阿拉伯入侵者甚至到达了安纳托利亚的最西边，而在叙利亚的港口城市，许多水手已经被他们转宗为穆斯林或者被简单地雇用。

在他们的帮助下，穆阿威亚的军队通过陆路和海路突进君士坦丁堡。但既没有持续的围攻，也没有对城市的有效封锁，而是一系列断断续续的通过陆路和从海上进行的袭击，直到678年。他们的势头似乎不可抗拒，但是5年零星战斗的结局是穆斯林在战略重要性上的第一次失败，也是一连串征服的首次暂停。[35]

到西奥芬尼斯于818年去世前，阿拉伯穆斯林仍然是帝国的危险敌人，边境地区时常发生战争，但他们在717年第二次进攻君士坦丁堡时的溃败让他们的威胁性似乎没有布勒加尔人那么大。这在西奥芬尼斯关于第一次进攻的描述中有所反映（自创世以来的第6165年）：

图7 公元668年，斯拉夫人、伦巴底人和穆斯林入侵之后的帝国

今年，上帝的敌人们扬帆起航，停泊在色雷斯地区……每天从早到晚都有交战……进攻和防守。敌人的进攻从4月持续到9月。然后，他们返回已经攻下的安纳托利亚密细亚的基齐库斯（Kyzikos），并在那里过冬。春天，他们以同样的方式出发，在海上对基督子民们发动战争。战事就这样持续了7年，上帝和圣母的庇佑使他羞愧，加之伤亡惨重，他们带着沉重且悲伤的心情返回。但这支舰队（将被上帝击沉）出海时，碰上了一场寒冷的暴风雨……它被撞成碎片，彻底毁灭。[36]

在此之前，拜占庭海军第一次使用虹吸管在海上作战，这种虹吸喷出的是“液体火”（hugron pur），即“希腊之火”，这在第十三章会有更多叙述。

战争具有很大的偶然性。其结果可以由战术层面决定，也可以取决于行动层面，例如偶然事件（如大风暴）。但在这场战斗里，狄奥多西城墙，阿曼努斯（Amanus，Nur）守护城墙的卫戍部队，还有高级海军成为决定因素。紧接着，一场风暴使阿拉伯穆斯林雇用的船只四散沉没。即使战争规模巨大，其结果产生的影响在具体的战术或行动上可能也是有限的。但这一次的影响是战略性的。

显然，为了拿下君士坦丁堡这一最终目标，哈里发穆阿威亚·伊本·阿布·苏富扬尽了最大的努力，他调动了所有的战斗部队和所有他能在黎凡特港口招募的船只，付出的代价非常高昂。战争的失败极大地削弱了他的实力。阿拉伯人在安纳托利亚的东南部被击溃。马尔特人（Mardaites）自称是当今好斗的罗马天主教分支马龙派（Maronites）教徒的祖先（身份有争议），他们占领了从安提俄克和黎巴嫩山向内陆延伸的阿曼努斯（努尔）山脉，吸引了众多奴隶和逃亡者。

因此，在西里西亚与拜占庭人作战的阿拉伯圣战分子腹背受敌。在创世以来的第6169年，西奥芬尼斯描述了战争的影响：穆阿威亚不得不像拜占庭人所理解的那样为和平而请求谈判（“书面和平条约”），尽管它只是一份赫德纳（hudna），即一份伊斯兰式的休战协议，因此有时间限制。

赢家是毫无疑问的：为了换取30年的停战，穆阿威亚同意每年进贡3000块黄金，50匹纯种马，以及交换50名囚犯。

西里西亚在遥远的西方，但双方已经在君士坦丁堡发生了激烈的斗争：“当西帝国的居民，即阿瓦尔可汗、国王、酋长、卡斯加迪［castaldi或者gastaldi，即伦巴底（Lombard）的酋长］……和西方的王子们了解到这一点的时候，他们向皇帝派遣使者和赠送礼物，祈求和平与友谊。”[37]意大利的大部分地区仍然是拜占庭的，但是伦巴德人拥有更多的领土，所以拜占庭对看似不可抗拒的阿拉伯穆斯林的胜利所形成的威慑是具有战略重要性的，因为当一边与布勒加尔人战斗，一边又需要守卫与阿拉伯毗邻的边界时，拜占庭没有任何庞大的军队可以被派往意大利转威慑为防守。

直到717年，阿拉伯人才开始尝试对君士坦丁堡进行第二次进攻，当时倭马亚王朝的哈里发苏莱曼·本·阿布德·阿尔-马利克（Suleiman bin Abd al-Malik，715～717年在位）因圣战而向君士坦丁堡派遣了一支海军远征队，远征队由他的兄弟马斯拉马·本·阿卜杜勒·马利克（Maslama bin Abdul Malik）担任指挥，而他自己则通过陆路向西里西亚推进。正如我们已经指出的那样，马斯拉马于色雷斯登陆的部队在狄奥多西城墙上遭到后方攻击，并被布勒加尔人击败，而登陆马尔马拉海岸的部队则遭到封锁和饥饿困扰；哈里发本人于717年被杀害，因此无法向马斯拉马提供任何帮助。

图8 公元780年，在与穆斯林及布勒加尔人和解之后

新的哈里发欧麦尔·本·阿卜杜勒·阿齐兹（Umar ibn Abd al-Aziz）被认为是虔诚的，无论是著名的倭马亚式优雅还是努力夺取君士坦丁堡，他都毫无兴趣。根据《公元1234年叙利亚纪事》记载：

他一成为国王（哈里发），就把所有的精力都投入拯救被困在罗马帝国中的阿拉伯人民身上。知道无法获得他们的消息，他便任命了一个值得信赖的人，并给了他足够的护送队伍，将他派往罗马帝国……这个人想方设法进入了阿拉伯阵营，了解了军队的全部情况；然后，马斯拉马给了他一封充满谎言的信，让他转告欧麦尔：“军队的状况很好，这个城市就要拿下了。”

直到717年的冬天过去了，欧麦尔才再次有可能命令马斯拉马回家，但这意味着要打破海上封锁：“他们乘船出航，罗马人在那里与他们作战，烧毁了他们的许多船只。幸存者在海上遭到暴风雨的袭击，大部分船只都沉没了。”[38]

阿拉伯人失败后开始迫害基督教徒是典型的做法，哈里发欧麦尔将虔信主义与极端主义结合在一起，强制命令基督教徒皈依伊斯兰教。

直到10世纪，阿拉伯穆斯林的势力依然强大，在地中海地区不断发动袭击，并时不时地攻击帝国的陆地边界。这让帝国遭受诸多损失，许多城市被夷为村庄；在8世纪，君士坦丁堡的居民人数甚至也减至不足5万人，他们生活在被遗弃的房屋中，直到768年才有一条可正常运行的输水渠。[39]到了9世纪，帝国正从早期的领土损失和掠夺中恢复过来，但是阿拉伯的陆上攻击所造成的代价依然高昂，海军的侵略袭击仍在继续。902年8月，位于西西里岛陶尔米纳山（Taormina）的最后一个拜占庭要塞沦陷了；那时，几乎所有的地中海岛屿都被占领或袭击，大大小小的沿海城市也遭到攻击。

904年7月，皈依伊斯兰教的的黎波里的利奥（Leo of Tripoli）发动了最具破坏性的袭击：利奥的庞大舰队进入马尔马拉海之后，佯装要攻击君士坦丁堡，随后却在拜占庭战舰大规模出击前逃离，转而攻击了帝国的第二大城市塞萨洛尼科（Thessalonike）。这座城市没有警惕，防御工事也没有准备好。因此许多居民被杀害，大量的人口被俘沦为奴隶。

圣战动员仍在发挥作用，胜利后可能得到的战利品和奴隶，以及战死后的奢华来世这样的双重诱惑仍然有助于招募许多志愿者，但是，政治上的阿拉伯穆斯林势力由于长期的不团结而遭到致命的破坏。拜占庭帝国的确存在叛乱、起义、篡夺和内战。但是直到1204年，也只有一个帝国，不是两个、三个，或者四个。可以肯定的是，甚至在进行跨国扩张之前，阿拉伯穆斯林的扩张就获得了比拜占庭帝国大得多的领土，在751年与唐朝军队进行塔拉斯河（Talas River）战役时，阿拉伯穆斯林的边界就到达了中国的外缘地区，同时进入了印度的印度河流域，即现在的巴基斯坦。

这种巨大的扩张带来了政治和宗派分裂——两者往往交织在一起——以及紧张的种族关系，首先是在阿拉伯人和波斯人之间。起初，因伊斯兰的征服，历史悠久且迷人的波斯文化以及琐罗亚斯德教的仪式和风俗习惯受到打压，但后来它们又以波斯伊斯兰教的形式重新出现，今天仍然如此：甚至伊斯兰共和国的狂热倡导者也不再试图阻止纯粹的琐罗亚斯德教的诺鲁孜火节（Nowruz fire ritual）和其他节日庆典；这也表明，自16世纪以来，波斯穆斯林是坚定的什叶派，而不是逊尼派，然而大多数阿拉伯人和穆斯林都是逊尼派。

拜占庭式的胜利往往建立在穆斯林内部不团结的基础上——这在不知疲倦并取得最终胜利的巴西尔二世（Basil Ⅱ，死于1025年）所统治的年代达到顶峰，帝国在他的统治下向四面八方扩张。到那时，原本应该将所有穆斯林作为一个民族（阿拉伯语为Umma）进行统治的单一哈里发已经不复存在了。相反，不同势力之间经常发生战争。当时，对拜占庭最重要的是非正统的哈里发王朝——法蒂玛王朝，名字取自穆罕默德的女儿法蒂玛，王朝的创始人阿卜杜拉·艾尔-马哈迪·比拉（Abdullāh al-Mahdī Billah）声称自己是她的后裔。法蒂玛王朝以现在的突尼斯为起点，以埃及为中心，它的最大疆域向西延伸到摩洛哥的大西洋海岸，南到苏丹，向东横穿叙利亚直到美索不达米亚的边缘，向西到达阿拉伯西部的麦加和麦地那。

因此，在11世纪和12世纪，法蒂玛王朝与拜占庭相邻，虽战事频仍，但和平气氛更甚，因为他们在宗教上互相宽容，谨慎治国，以经济扩张和广泛的贸易交往为主。法蒂玛王朝是伊斯玛仪（Ismailis）“七纳”（Sevener）什叶派，他们和所有的什叶派一样，都认为根据朝代继承，法蒂玛的丈夫阿里·伊本·阿比·塔利卜本应是穆罕默德的后继者，他的这条血脉由绝对可靠的伊玛目（阿拉伯语的“领袖”，Imam）所延续，他们中的最后一个仍旧秘密或者超然地活着；但与当代伊朗和伊拉克的“十二纳”（Twelver）什叶派不同，他们认为最后一个伊玛目是穆罕默德·艾尔-马赫迪（Muhammad al-Mahdi），他出生于公元868年（仍然活着），伊斯玛仪派对伊玛目的继承只承认至公元765年去世的第6个伊玛目，即死于765年的贾法尔·伊本·穆罕默德（Ja’far ibn Muhammad），以及他们自己最后且不朽的伊玛目穆罕默德·伊本·伊斯梅尔（Muhammad ibn Ismail，生于721年）（还有“五纳”什叶派）。

阿拔斯哈里发都是逊尼派，并且不承认有任何神秘的伊玛目。尽管他们的王朝最初是由库拉桑（Khurasan）边疆的阿拉伯人建立起来的，但是得到了波斯人的支持，从而取代了前倭马亚王朝纯粹的阿拉伯精英。大约在750年被阿拔斯人摧毁后，倭马亚一族由安达卢斯（al-Andalus，意为穆斯林西班牙）的直系后裔以酋长国的方式复活，这至少意味着默认了阿拔斯哈里发国的统治。但是在公元929年，倭马亚哈里发政权宣布在科华多（Cordova）重建，因此，西有位于西班牙的逊尼派哈里发国，东有阿拔斯逊尼派哈里发国，法蒂玛王朝在教义和政治上都受到了挑战。阿拔斯逊尼派哈里发国在10世纪时没有自己的力量，不过，由于先后受到波斯复兴派和“五纳”什叶派白益王朝（āl-iBūya），以及后来为阿拔斯王朝重新征服了巴格达并以其名义统治的逊尼派塞尔柱突厥人的保护和控制，阿拔斯逊尼派哈里发国得到了巩固发展。在此期间，信仰琐罗亚斯德教的波斯人甚至出现了反扑，尽管以穆斯林为伪装。当卡尔马特派（Qarmatians，阿拉伯文为Qarāmita）作为特殊的波斯版什叶派于899年出现在巴林（Bahrain）时，它挑战了当时统治麦加的法蒂玛王朝，并于928年袭击了麦加，移除了镶在克尔白（Kaaba）东南角的黑石（Black Stone），重新建立了琐罗亚斯德教对火的崇拜，并宣布废除了伊斯兰教法沙里亚（Shari’a）。

随着阿拉伯人的衰落，长期以来，波斯人无法将他们古老的民族文化与伊斯兰教相调和——这是一个至今无法解决的两难困境——首位突厥人皈依伊斯兰教的时代却已经到来。

塞尔柱突厥人与帝国的衰落

巴西尔二世于公元1025年逝世时，拜占庭帝国正处于第二次扩张的顶峰。尽管帝国的领土面积比500年前查士丁尼统治下第一次扩张的时候少了一半，但没有散落在危机四伏、3000公里宽的地中海上，基督教更具有凝聚力，除了在意大利东南部的飞地外，它更紧凑的疆界也没有受到新的威胁。至于其他国家，随着保加利亚国的消失，只有温顺的塞尔维亚人，即作为不重要的马扎尔基督徒的新匈牙利王国，在库曼人和钦察人到来之前就已经衰弱的佩切涅格人和雅罗斯拉夫一世的基辅罗斯人。基辅罗斯的权力正处于其地理扩张的鼎盛时期，但它并没有形成一个持续的战略威胁，因为它在敌对与顺从之间摇摆不定——俄国人似乎常常这样：1043年，在一支攻打君士坦丁堡的舰队被拜占庭海军击败并烧毁之后，雅罗斯拉夫非常感激地接受了君士坦丁九世（Constantine Ⅸ Monomakhos，1042～1055年在位）的私生女，将其许配给自己的儿子，即未来的基辅王子弗塞沃罗德（Vsevolod）。

至于通常更危险的东部前线，它在1025年的时候就悄无声息了，因为逊尼派阿拉伯人的阿拔斯哈里发国已经无能为力，而其笨拙的保护者、波斯人布威·维齐耶（Buwayhid Viziers）——他采用伊斯兰创立以前的沙罕沙头衔，意为“万王之王”（“Shahanshah”）——愈加受到内部纷争和敌对势力的削弱。

所有情况似乎都很顺利，但拜占庭的战略环境依旧长期不稳定。当巴西尔二世在公元1000年占领了凡湖（Lake Van，位于今土耳其东部和伊朗西部）东部的亚美尼亚土地时，他不可能知道关于图赫里勒（Toğrül）的任何事。图赫里勒是塞尔柱（Seljuk）的孙子，那时他可能只有7岁，而塞尔柱是突厥乌古斯（Oğuz）部族中第一个皈依（逊尼派）伊斯兰教的人。但是，正是在这位图赫里勒（1063年9月4日去世）的带领下，塞尔柱（Seljuk，Seljuq或Selçuk）从一个游牧部落变成了一支强大的力量。[40]他们的成功源于许多因素，但是其中的战术因素不可忽略：作为来自中亚的新人，他们的箭术——一种不易衰败的技能——品质是最高的。[41]在1055年进入巴格达时，图赫里勒分别被阿拔斯哈里发、法蒂玛王朝和伽色尼王朝（Ghaznavids）授予了苏丹（Sultan，“权力持有者”）的称号，但前者只不过是一种精神权威，受到内部纠纷的困扰，法蒂玛王朝则已经拿下麦加和麦地那，伽色尼王朝位于东部，处在衰落中。[42]

巴西尔二世于1025年去世的时候，塞尔柱人甚至还不能称之为一支力量，但在30年之内，他们就统治了包括现代伊拉克、伊朗和乌兹别克斯坦在内的广袤领土。因此，他们对拜占庭造成了战略性威胁，但他们冥冥之中也是拜占庭的盟友，因为他们抵制埃及法蒂玛哈里发王朝的扩张。得益于埃及丰富的税收收入，法蒂玛人拥有一支有效的舰队和有能力的突厥雇佣军。

因此，无论他们是否愿意，塞尔柱王朝都是拜占庭的战略盟友；但与此同时，他们也威胁着东部边境地区，从伊拉克北部一直到伊朗西北部，以及当时在拜占庭控制下的亚美尼亚和格鲁吉亚的高加索地区。随着越来越多饥肠辘辘、失去土地、新皈依伊斯兰教的乌古斯部落族人的到来，对边境的骚扰袭击和更深入的侵略变得更加频繁，彻底的入侵正成为确切的威胁。1064年，亚美尼亚重要的大教堂城市和宗教首都阿尼（Ani）被洗劫一空。[43]

塞尔柱人和他们的乌古斯部落，或者更广泛意义上的土库曼人（Turkoman或Turkmen=任何突厥穆斯林）作为新的皈依者，他们都强烈地想要履行圣战的宗教义务，通过入侵哈尔卜疆土（Dar el-Harb），即异教徒的“战争之地”，来扩展穆斯林主导的伊斯兰和平区域（Dar el-Islam）。对于伊斯兰殉教者（Ghazis）——圣战的边界战士——来说，伊斯兰教的责任和个人利益交织在一起：他们可以拥有战利品，可以将俘虏出售或者将其作为自己的奴隶，如果他们在战斗中死去，真主承诺他们将到达一个装饰华丽、雨水丰沛的天堂（jannah），在那里，与黑眼睛的处女和英俊的男孩一起享受无尽的欢乐。[44]对他们的阿拉伯前辈来说，也曾如此，阿拉伯人向外征服的冲动从7世纪中叶起就开始改变北非、西亚以及更远地区的面貌，但到那时，这种冲动已经完全消耗殆尽了。

图赫里勒对乌古斯和其他土库曼骑兵的洗劫严重影响了安纳托利亚东部地区，在他出色的继任者阿尔普·阿斯兰（Alp Arslan，1063～1072年在位）的领导下，情况更甚。就像之前的贝都因人和库尔德人掠夺者一样，伊斯兰殉教者统治下的土库曼部落充当着塞尔柱扩张主义的先行军——从各方面来看，他们的战斗技能要高得多，就像来自中亚的骑兵一样。

既缺少有组织的边境防御，也没有由巡逻队连接起来的堡垒，只有零星的防御，包括围城、堡垒修道院，以及由当地权贵构建起来的防御工事。这些防御工事支撑着拜占庭边防军（akritai），边防军大都是亚美尼亚的边境战士，以浪漫天性和歌曲动人而闻名遐迩，他们对本地的防御并不如有力地抵抗边境袭击有效。就这样，3个世纪以来，帝国的安纳托利亚东部边界一直抵抗着阿拉伯人，从黑海的特拉比松地区（Trebizoned）一直延伸到地中海沿岸的西里西亚，军事手册《前哨袭扰》（De Velitatione）对此做了解释，下文将进行叙述。但是，对游牧民族来说，反袭击是徒劳的，并不能牵制土库曼人的突袭，任何帝国军队的伏击和追击都无法做到。

只有最为精致的罗马边境经典防御系统才能保护安纳托利亚的东部，结合了能望见彼此的坚固瞭望塔，在前线的每一个山谷里都有驻扎着数百个守卫者的堡垒，后方提供支援的大型建筑工事——哈德良长城（Hadrian’s Wall）绵延数百英里，其建造、驻军或补给的代价都十分高昂。除此之外，罗马人曾在中东和北非的干旱地区采取了一种更为经济的手段，那里没有需要保护的覆盖全省的农业，只有大大小小的零星绿洲：轻骑兵部队在边境线外巡逻，侦察掠夺者或直接入侵者的行动，500人或1000人的辅助骑兵、步兵或混合部队驻扎在边境线后方某个深度的要塞里，他们会将掠夺者和入侵者拦截，距离最近的军团和辅助野战编队会增强他们的力量。

即时反应是不可能的，因为信息首先必须先到达堡垒，然后辅助部队也需要时间来准备战斗；最后才是找到入侵者，与他们展开战斗，或者使之受到惊吓而不敢再次跨越边境。本来掠夺者有足够的时间去掠夺和奴役平民，但所有重要的绿洲和村庄也都有自己的防御“点”——要么是城墙，要么是由简单的石屋构成的外圈，这些石屋之间的距离非常近，只留下一些狭窄的通道，突袭骑兵无法通过。在游牧民族放牧的干旱边境地区，不存在没有防护的农场或小村庄。牧民通常不允许不设防的农场主在自己的势力范围内生存——在敌人掠夺收成的时候，没有人会有所节制，因为一个劫掠者为了确保明年的收成而留下的那一部分，也会被另一个劫掠者夺取——这是牧区掠夺者版本的“公地悲剧”。

对于那些居住在山谷中、灌溉着安纳托利亚东部高原的亚美尼亚农民和牧羊人而言，罗马对于干旱地带的解决方案其实不足以为他们提供足够的保护。他们的安全需求也不能被忽视——他们为帝国提供了一些税收，许多新兵，以及所有的兼职前线部队。此外，巡逻和拦截的办法也无法满足基本的军事需求：配备精良的骑兵无法追赶上土库曼人。这些土库曼人大多不戴头盔、盔甲、盾牌、刀剑、狼牙棒或长矛，只使用复合弓和弯刀，或者仅仅是一把匕首——更轻的载荷显然是为了更快地骑行。

经历了与难以捉摸的土库曼骑兵的一系列令人沮丧的对抗后，在1071年的夏天，罗马皇帝罗曼诺斯四世集结了一支异常庞大的军队——据考证有4万兵力，以便从根源上解决这个问题。[45]他的目标是将塞尔柱人从他们在安纳托利亚东北的新据点里驱逐出去，乌古斯部落正是由这些据点发起突袭，并直接侵入帝国的领地。单一区域都无法拥有如此强大的力量，当然不可能抵抗一支4万人的军队，所以罗曼诺斯四世可以将其逐个击破，用现代的说法就是，摧毁土库曼恐怖时期的塞尔柱基础设施。其中的一个据点是曼齐克特（Mantzikert），即现代的马拉兹吉尔特（Malazgird），位于土耳其远东地区的凡湖以北。它及时地向拜占庭投降了。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完美地说明了战略和战术之间经常出现的矛盾——而且可能会毁掉最好的计划。除了远见和有才能的指挥之外，没有什么可以防止这种矛盾的发生，因为尽管战略和战术是由完全相同的逻辑所支配的，但作战水平是非常不同的，受到不同的影响，包括不同人的倾向。

首先，罗曼诺斯在那里保护居民和帝国臣民免受土库曼人的袭击，防止他们丢弃更多的耕地和应税土地——尽管大部分土地已经荒芜。

这是他的战略目标。然而，尽管这4万人的军队本应带着60天的食物行军，但他们自己却沿途掠夺了该地区长期受苦受难的人口，军队中许多或大部分士兵是亚美尼亚人，他们有自己的民族身份和信仰，令皇帝更不满的是，甚至连他的德意志卫兵（Nemitzoi，斯拉夫的“日耳曼人”）也加入这一行列中。据考证，皇帝将他们派走，近身防卫的人就减少了，事实证明这是一个错误。这次4万人军队的远征并没有给帝国纳税人带来稳定感和安全感，反而明显地加剧了当地军民对帝国的不满——在凡湖周围生活的大量基督徒，对拜占庭政府没有任何留恋，宁愿温顺地生活在塞尔柱王朝的统治之下。

4万人的军队中也许有一半都是外国雇佣兵——乌古斯人和佩切涅格人的弓箭骑手、诺曼人的重骑兵、瓦兰吉人的卫兵和亚美尼亚人的步兵，而对于这样一支代价高昂的军队来说，唯一合适的目标是发起征服伊朗的战略进攻，但没有消息表明罗曼诺斯曾有过这样的野心。也许4000名优秀士兵就可以实现他狭隘的目标了——当然，除非塞尔柱苏丹王阿尔普·阿斯兰愚蠢地选择将他的主要部队集中在那个闭塞的地方，仅仅是为了阻止一次有限的攻击。一旦4万人的军队开始行军，他们就不能被忽视了。当阿尔普·阿斯兰知晓一支庞大的拜占庭军队正在土耳其东北部山脉行进时，他正在准备对法蒂玛王朝进行一场大规模的攻击。

这甚至算不上双方交战的主要战区，他们不仅应该像萨珊波斯人和罗马人那样战斗，而且要为更有价值的领土进行斗争，即美索不达米亚的西北部（现在的土耳其西南部），那里有经常被围困的阿米达（Amida）、达拉、伊德萨和尼西比斯。在任何情况下，阿斯兰的战略重点都不是与拜占庭作战，而是与埃及的法蒂玛人作战，因为对于当时巴格达的统治者来说，法蒂玛人才是唯一真正重要的竞争对手。阿拔斯哈里发赋予了阿尔普·阿斯兰在他的领土上统治的权利，所以他作为苏丹王的政治权力可以合法地与阿拔斯哈里发的宗教权威一起延伸。如果法蒂玛人异端的伊斯玛仪信仰被摧毁了，那么阿拔斯哈里发的宗教信仰就会再次统治埃及，而他们的苏丹王阿尔普·阿斯兰就可以统治那肥沃的土地，享有大量的税收收入。此外，对于一个伊斯兰统治者来说，埃及还有更大的优势：它有大量的基督徒，基督徒需要缴纳人头税，而穆斯林不用。

在这一事件中，阿尔普·阿斯兰在对埃及发起战略进攻时，并没有忽略对拜占庭的反击——毫无疑问，如果一个刚皈依伊斯兰教的新王朝攻击其他穆斯林（无论多么异端），而不是反对最高基督教权利以捍卫穆斯林的征服，这将在政治上造成损害。或许有另一种政治损耗的方式使得罗曼诺斯捍卫他的统治：在伊朗附近还有很多基督教徒和琐罗亚斯德教教徒，一支庞大的基督教军队不仅振奋了高加索地区的诸多基督徒，或许还可以赢得新皈依的穆斯林的支持。

一旦阿斯兰放弃了他的埃及计划，让他自己的军队和更多的土库曼追随者开展对抗罗曼诺斯的活动，这就为双方在曼齐克特的意外相遇埋下了伏笔。而罗曼诺斯则认为，他只不过是在做一场巡查行动，因此，他竭尽全力，尽可能地覆盖了许多地方：乌塞尔（Oursel）［又称为卢塞尔·德·巴约勒（Roussel de Bailleul）］指挥的诺尔曼雇佣兵是一股强大的力量，被派去占领位于凡湖西北岸的奇拉特［Chliat，今土耳其的阿赫拉特（Akhlat）］据点。随后，受亚美尼亚指挥官约瑟夫·塔奇诺特（Joseph Tarchaneiotes）领导的第二武装被派去增援卢塞尔·德·巴约勒，同时，皇帝的德意志卫兵被派往后方。然而另一支由亚美尼亚指挥官尼可佛洛斯·巴西莱克斯（Nikephoros Basilakes）带领的骑兵队，在战斗前两天遭遇了严重战败，他们急躁地追赶着一群仓皇逃窜的骑兵，正是他们导致巴西莱克斯陷入了一场精心准备的伏击。

敌人完全遵循了草原骑射手的标准战术，但是巴西莱克斯却忽略了拜占庭战地手册中明确规定的反伏击说明。400年前，游牧民族的虚假撤退战术在莫里斯的《战略》（Strategikon）中得到了正确的分析，有着非常明确的结果：如果他们真的在恐慌中逃离，那么你已经赢得了战斗，并且没有必要去追赶他们；如果他们假装逃跑来引诱你进入埋伏圈，避免追赶也将使你安全。区分敌人这两种逃跑的意图是困难的，但幸运的是，没有这样做的必要，因为无论何种情况，后续措施都是一样的：不要追赶逃跑的游牧民；他们速度更快，所以你无论如何也抓不到他们，相反，他们可能会让你陷入伏击——因此，不要进行任何追击是成立的。显然，巴西莱克斯要么无知，要么过于冲动，或者两者兼有——他最终成为巴尔干半岛上一个被击败的反叛者。

由于这些原因，当曼齐克特战役于1071年8月26日周五早晨开始时，罗曼诺斯四世身边并没有4万军队，甚至连该数量的一半都没有。在战争开始的那天，当罗曼诺斯四世突然发现阿尔普·阿斯兰已经集结了新生力量去攻击他时，他发现他的大部分力量都在别处，而且无法快速响应。因此，这场失败是注定的，除非有求之不得的战术运气。

但是，罗曼诺斯四世不仅没有从作战错误中进行艰难的战术补救，而且出现了更多的战术错误，当然，任何战术部署和行动都可以因战败而被认为是犯了严重错误，就像在胜利时这些因素都可以被认为是正确的一样。[46]

据说这其中有叛国行为。这是对意料之外之失败的常见解释，但在此次战役中是完全可信的，因为当时政治对手充斥着罗曼诺斯的朝廷，尤其是其妻子欧多西亚·玛克勒姆玻利提萨（Eudokia Makrembolitissa）前夫的杜卡斯家族（Doukas）。[47]最鲁莽但也可能无法避免的是，罗曼诺斯依靠安德罗尼科斯·杜卡斯（Andronikos Doukas）来指挥他的后卫军。安德罗尼科斯·杜卡斯的父亲是约翰·杜卡斯（John Doukas），即罗曼诺斯的姐夫，同时也是他最突出的政治对手。[48]

像拜占庭这样精良的军队，面对暴徒的突进或撤退时，其所采用的作战方式的一个关键优势是，如果战斗顺利展开，特定军力可以分散开而进行协同攻击，如果没有顺利展开，则用于防御。

军事部署根据实际情况而千差万别，但侧翼和后方守卫几乎是必需的——军事手册中坚持认为，即使以削弱主要战斗力为代价，也需要保证此二者。后方卫兵可以被召唤到前方以巩固胜利，如果前线部队迫于敌人的压力而向后撤退时，他们可以留在原地进行支援。一旦敌人突破，只有后卫军才能在前线堵住缺口来稳定局势，因为井然有序才能压制突如其来的恐慌。后卫军的另一职能是通过在前线后方展开攻势以拦截敌人的侧翼包抄，这通常是比通过放松前线秩序来拓宽正面战场要好得多的方法。最后，后方卫兵通常使得总司令能够采取二次行动。当前线已经完全被战斗所困住而无法控制时，位于前线和后方之间的总司令实际上还可以指挥后卫军。

但是罗曼诺斯并没有把自己放在控制这两个梯队的位置上。相反，他扮演的角色是战士而不是将军，他要直接上前线作战。当安德罗尼科斯·杜卡斯一看到这位令人憎恨的皇帝陷入困境并需要帮助时，就直接带领他的部队离开并返回了君士坦丁堡，他参加了罗曼诺斯的废黜仪式，并见证了迈克尔七世的即位，后者是欧多西亚·玛克勒姆玻利提萨与第一任丈夫君士坦丁十世杜卡斯（Constantine Ⅹ Doukas）的儿子。

这给拜占庭帝国带来的是灾难性的战略失败，不仅仅因为某些领土遭到分割，或者是损失许多部队——从长远来看，这些都不是决定性的，而对于在1025年被巴西尔二世重新收复的巴尔干半岛的次多瑙河地区、安纳托利亚和希腊来说，显然也不是决定性的。真正的灾难是，安纳托利亚是帝国的核心，而它的大部分领土将永远无法恢复。

在曼齐克特，拜占庭的损失并不是特别严重，也许一点也不严重。[49]乌古斯战士的轻骑兵擅长突袭和监视巡逻，但不善于压制全副武装的敌人更别提杀死他们了——这是重型步兵或重型骑兵的任务，起码在当时而言，装备着钉头槌的装甲兵可以凭着自己的身体冲破敌人的阵线。

塞尔柱人赢得了战场，但这主要是因为大部分拜占庭军队一开始就缺席，或者因为不忠而已经安全撤退了。但战果是轰动的：负有轻伤的罗曼诺斯四世被俘虏了。在战斗结束后的第二天，人们掠夺了他奢华的远征军营地和补给车队，而罗曼诺斯四世则被带到了阿斯兰面前。

这不是一次与野蛮人的会面：从图赫里勒建国之日起，塞尔柱人与帝国已经保持了多年的联系。双方最近的一次对话就发生在战斗的前一天，当时罗曼诺斯轻率地拒绝了提出和解的特使。特使们以远在巴格达的哈里发而非阿斯兰的名义而来，这是典型且聪明的做法，而阿斯兰可能只是和他的主力部队在山的另一边隐匿着。

图9 公元1081年，亚历克西斯一世即位时的帝国

阿尔普·阿斯兰没有羞辱或折磨被俘虏的罗曼诺斯四世，而是在礼貌地与其谈判的同时，向他提供了令人尊敬的款待。显然，阿斯兰知道罗曼诺斯在帝国政府中的敌人——他妻子的杜卡斯亲属们——已不需要他，所以阿斯兰甚至没有试图勒索赎金。一周后，他干脆放了罗曼诺斯并且派遣卫队护送其回家，以换取他个人的承诺，包括支付赎金、割让东安纳托利亚的一小片土地，以及保持友谊。撇开阿斯兰慷慨的骑士精神不谈，两国由此开始了在绵延不断的战争中穿插友好往来的循环，并持续了两个世纪——阿尔普·阿斯兰重申了他的战略重点不是摧毁拜占庭帝国，而是在穆斯林势力范围内扩大塞尔柱的统治权，以逊尼派伊斯兰教和巴格达哈里发的名义，反对法蒂玛王朝，同时，以塞尔柱的名义对抗逊尼派竞争对手。

这份协议在君士坦丁堡没有得到遵守，因为罗曼诺斯已经被他的继子迈克尔七世废黜了。在随后的内战中，土库曼人的军队和有组织的塞尔柱部队有充分的机会深入安纳托利亚，甚至一路抵达尼西（Nicea）［即现代土耳其的伊兹尼克（Iznik）］和马尔马拉海沿岸的西齐克斯（Cyzicus），那里距离君士坦丁堡只有一天的骑行路程。

那时，帝国甚至有可能走向终结，因为帝国头衔的竞争者们为了获取塞尔柱的支持，抗衡彼此的势力，割让了更多的领地，为弥补帝国日益下降的税收而扩大征税。但是，三股互不相连的力量正以意想不到的方式改变着拜占庭和塞尔柱之间的力量平衡。

首先，塞尔柱人对法蒂玛的进攻使他们在1071年占领了耶路撒冷，但在随后的混乱中，尽管还伴随着其他原因，这个圣地因西方朝圣者的进犯，即西欧的十字军运动，而变得不安全了。在曼齐克特战役打响26年后的1097年，参加第一次十字军东征的战士们来到了这里，他们就像土库曼掠夺者或伊斯兰殉教者圣战士一样渴望战争。他们在前往遥远的安提俄克和圣地[50]的途中，将征服安纳托利亚的西部。

其次，拜占庭的内战是一种适者生存的游戏，而亚历克西斯一世在罗曼诺斯被罢黜后10年间的长期斗争中获胜，他显然是更有天赋的，也适合重建被摧毁的帝国；他也有时间这样做，因为他在位共37年。[51]

最后，塞尔柱帝国的核心是伊朗，而阿斯兰的首要任务显然是控制邻近的中亚地区——1072年，阿斯兰在现代土库曼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之间的奥克斯河（拉丁语“Oxus River”，即阿姆河“Amu Darya”）上被害，距离他在曼齐克特的胜利只过去了一年。此外，塞尔柱人暴露在长期不稳定的大草原上，这会导致灾难性的后果：在撒马尔罕（Samarkand）附近的卡特万大草原（Qatwan steppe）上，塞尔柱的桑贾尔（Sinjar）苏丹于1141年9月9日在与契丹国（Qara Xitay）交战时丧失了一支军队。[52]

因此，就算征服了整个安纳托利亚，塞尔柱人也无法充分享受曼齐克特战役的胜利，甚至需要参与接下来10年的内战。如果塞尔柱人这样做了，那么拜占庭帝国就无法长久延续了，因为安纳托利亚是它不可或缺的人口和朝贡基础。尽管在基里吉·阿斯兰一世（Kilij Arslan Ⅰ）——他是亚历克西斯一世绅士风度的受益者，亚历克西斯在没有索要赎金的情况下就把其被俘的家人送回——的带领下，塞尔柱人到达了离君士坦丁堡很近的地方，但很快他们又被赶回到安纳托利亚中部，在伊科尼姆（Iconium）也就是如今土耳其的科尼亚（Konya）建立了他们的朝廷，伊科尼姆成为他们建立的罗姆苏丹国（Sultanate of Rûm，Rûm=罗马帝国=安纳托利亚）的首都，一直持续到13世纪末期，尽管从1243年起蒙古人的统治就开始了。

图10 公元1143年，约翰二世死后的帝国

曼努艾尔一世是勇猛的，他不屑于宗教，虽然强调独特的多元文化，但是偏袒拉丁人和突厥人下属及其习俗，此外，他在外交和战争上也具有天赋。在不同的时期，他对意大利政治进行了有效的干预，尽管他不得不放弃入侵的企图；他一边与诺曼人、塞尔维亚人、匈牙利人和基辅罗斯结成的联盟作战，一边掠夺领土，于1167年在巴尔干半岛的塞姆林（Semlin，今科索沃）击败匈牙利人之后，又在克里米亚重新建立了拜占庭政权。最重要的是，他加强了拜占庭对安纳托利亚所有沿海平原的控制，将罗姆苏丹国的领土缩减至内陆，并加强了拜占庭对西里西亚和叙利亚西部的控制。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为了终结罗姆苏丹国并重建帝国在安纳托利亚全境的统治，曼努艾尔一世试图在军区层面发起进攻。通过一系列小规模行动，他已经成功地从罗姆苏丹国手中夺回了领土。但是激烈的战斗回合并没有破坏苏丹和皇帝之间传统的友好个人关系；因此在1162年出现了基利吉·阿斯兰访问君士坦丁堡这一特殊插曲。这既不是官方访问，也不是草率的行为；他富有教养，像东道主一样心胸开阔，他甚至敢于调侃重构一种适用于两种宗教的神学。

君士坦丁堡的臣民对于此次访问的反应是非常热烈的：

（这是）一件伟大而奇妙的事，我知道罗马人以前从未遇到过这种事。在许多伟大的皇帝中，谁也不甘示弱，然而，一个统治这么多土地和如此多部落的人，竟然以仆人的身份出现在（罗马皇帝的宫廷）里？[53]

盛大的接待仪式为他举行，庆祝活动和宴会紧随其后。只有前往圣索菲亚大教堂举行的游行被大主教路易卡·克里索伯吉斯（Louka Chrysoberges）所禁止，他的权威无疑因为恰好遭遇的一场大地震而增强。

在1162年的访问期间，和平协议巩固的仅仅是个人间的友好关系，但是在1176年，协议破裂了，曼努艾尔断然放弃了拜占庭战略手册中所建议的渐进主义道路，发动了一场深入的渗透攻势，以征服塞尔柱的首都伊科尼姆，即现在的科尼亚。投石机和围攻伊科尼姆的器械被精心准备，据报道，曼努艾尔还配备了3000辆战车的补给，从额外的弓箭到食物，一应俱全。至少有10000名或甚至是20000名轻型、重型步兵和骑兵，其中包括了拜占庭战团重装骑兵（kataphraktoi），他们是用长矛冲锋的装甲骑兵，也可以使用狼牙棒和剑进行近距离作战，以此驱散任何数量的轻骑兵。[54]

深度渗透策略通常是存在风险的：尽管那里的地形复杂——位于佛里基亚山区（the Phrygian mountains）——但是必须迅速穿越以达到突袭的效果，然而狭窄的通道适合塞尔柱人的伏击，却不适合快速推进。在那之后，曼努艾尔的部队将能够在更开阔的地形上展开战斗，直逼伊科尼姆，在离城市更近的地方，拜占庭重骑兵会找到适合他们制造毁灭性冲锋的平坦地面。

无论是因为拜占庭人的进攻太慢，还是塞尔柱人的行动太快，1176年9月17日，两军的相遇并没有发生在伊科尼姆的平原上，而是发生在山上——这座山为这场战役命名，密列奥塞法隆（Myriocephalon）之战，意思是“千山之巅”。

这一地形对拜占庭军队来说是不利的，因为他们缺少足够的空间将长长的纵向行军队伍改为宽阔的横向战线部署。此外，塞尔柱人已经到达了齐布利茨山口（Tzibritze Pass），这将是先期战场，他们在两边的斜坡上安置了弓箭手，随时准备向下面的敌人射击，或向较弱的部队发起冲锋。

结果是，塞尔柱人在有限的作战规模上发起了一次完美的伏击，战术上的优势扩大了他们各部分兵力的总和：他们的弓箭手比处于下方的弓箭手更占优势；即使是最强大的拜占庭重型骑兵也受挫了，因为他们不能在斜坡上行进，而身处高地的塞尔柱部队可以选择按兵不动或是抓住机会攻击下方敌人，受此影响最大的是马车供给线，它被彻底摧毁。塞尔柱人已经消除了拜占庭人对他们首都的直接威胁，但仍然缺乏击退曼努艾尔军队的力量。大多数帝国军队得以幸存下来，但其进攻势头已不复存在。

齐布利茨山口的战败并没有直接导致任何重大后果。曼努艾尔并没有像罗曼诺斯四世在1071年遭遇曼齐克特战败后那样被推翻，塞尔柱军队没有向君士坦丁堡挺进，十字军也没有在他们的拜占庭庇护人衰弱的时候实施背叛。但在随后的几年里，帝国已无法重建其军事力量以重新获得主动权。这需要英明皇帝领导下的政治团结，高效的税收管理和卓越的武装力量集结能力。在统治精英内部，实际上在拜占庭政府内部，残酷的派系斗争迫使劣势团体向第四次十字军东征的武装力量寻求帮助，这是一群好斗、饥饿并且掠夺成性的骑士和不幸的朝圣者，他们被威尼斯总督恩里科·丹多洛（Enrico Dandolo）巧妙地操纵，后者成功地在十字军的混乱暴力中为他的城市谋取了实际收益。

图11 公元1282年，迈克尔八世死后的帝国

争夺王位的人召唤外国军队来决定拜占庭的统治者，这绝不是第一次发生。哈扎尔人、布勒加尔人和俄国人都曾担任过这一角色，但都没有产生持久的影响，因为拜占庭人强烈的认同感、坚韧的士气和持久的行政能力使帝国每次都具备惊人的恢复力。但在1204年，外邦人干预的结果是致命的，天主教徒不再承认东正教统治的合法性是原因之一。1203年，第四次十字军东征恢复了被废黜的安格洛斯家族（Angeloi）的伊萨克二世（Isaac Ⅱ，1185～1195年在位），并承认他和他的儿子亚历克西斯四世（Alexios Ⅳ）为共治皇帝。当心怀不满的朝臣亚历克西斯五世（Alexios Ⅴ Murtzuphlus）推翻他们时，威尼斯人和十字军于1204年4月13日以震怒、掠夺，亲自攻下君士坦丁堡并且任命了天主教皇帝作为回应。东罗马帝国的巨大韧性最终不是败给了中亚的草原异教徒游牧民族或愤怒的伊斯兰圣战分子，而是与之拥有相同罗马传统的竞争者。

拜占庭人必须面对的极端多变的战略环境再次被1204年所发生的事情所印证。当十字军闯入君士坦丁堡，掠夺其积累的宝藏时——部分宝藏如今在威尼斯仍可以看到——这座城市里的许多人都记得，在他们年轻的皇帝曼努艾尔一世的统治时期，意大利似乎即将被收复，就像安纳托利亚和叙利亚北部的大部分地区已经被收复一样，当时，拜占庭在欧洲的影响力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深入。

在此之前，帝国也曾几度濒临毁灭，但复兴得都很快，然而，在1204年的溃败之后，帝国就再也没能真正恢复了。当迈克尔八世在1261年统治君士坦丁堡时，他统治的只是一个希腊王国，而不再是一个帝国。

几年后，尽管他被质疑为圣战分子，但奥斯曼（Osman，拉丁语为“Osmanli”）作为一个有才华的军事首领，开始以伊斯兰殉教者的身份，聚集和领导他的追随者：但他允许基督教徒同行。科尼亚的苏丹国一直苟延残喘到1308年，但当奥斯曼于1326年去世时，他的追随者已经着手建立一个强大的国家，以容纳逐渐在其国土上定居的乌古斯人和其他突厥移民，并具备进行重要军事改革的能力。其中最重要的创新是发明了制服、编队、“新兵”、耶尼切里军团（yeniçer，“janissary”）[55]，这是所有现代军队和军乐队的祖先。拜占庭皇帝越来越名不副实，海峡两岸的土地在与地方性王朝斗争中不断缩减，而不断衰减的税收也使得残余领地无力残喘。1402年之前，臣服于被称为“耶尔德勒姆”（“Yildirim”意为“霹雳”）的苏丹王巴叶兹德（Sultan Bayezid）似乎是迫在眉睫的，但就在那时，被认为是成吉思汗蒙古人和突厥人后代的帖木儿（Timur-i-lenk，西方人称之为Tamerlaine）入侵了苏丹王国。1402年7月28日，帖木儿在安卡拉之战中摧毁了巴叶兹德的军队。这使得拜占庭皇帝可以在君士坦丁堡苟延到1453年，然后在悲壮的英雄主义中战斗至死。

[1] 伊斯兰教有五大纲领，即五大支柱。——译者注

[2] 一共有五个支柱：“先知”（shahada），“有且只有一个神，穆罕默德是神的使者”；每日五次祈祷（salat）；慈善（zakat）；斋月期间的白天斋戒（sawm）；还有麦加朝圣（hajj），麦加朝圣使麦加人与新的宗教相融合，延续了前伊斯兰教对黑石的朝圣。

[3] 在浩瀚的文献中可以看到，Michael Bonner最近的研究，Jihad in Islamic History：Doctrines and Practice （2007），与之相比的是 F.Piacentini的 Il Pensiero Militare nel Mondo Mussulmano （1996），pp.191-221，290-301.

[4] 在《古兰经》中，圣战分为两个层次：大圣战（Jihad Akbar）指的是个人层次也是灵魂层次上同内心的欲望、邪恶、撒旦展开的斗争；小圣战（Jihad Asghar）指的是社会层次，也是战场上同异教徒展开的较量。——译者注

[5] 阿列维人比任何人都更像比克塔什人；他们的什叶派信仰主要是名义上的，而他们独特的做法大多是遵循萨满教的。

[6] 这是传统的观点。现在更多的人认为，内部分裂致命地破坏着拜占庭的统治；请参见Walter E.Kaegi Jr.，Byzantium and the Early Islamic Conquests （1992），from p.47.

[7] High Kennedy，The Armies of the Caliphs （2001），from p.19.

[8] Kaegi，Byzantium，p.119.

[9] 关于拜占庭税收，参见J.F. Haldon，Byzantium in the Seventh Century：The Transformation of a Culture （1990），from p.173。

[10] A.H.Jones，The Later Roman Empire，284-602：A Social and Economic Survey （1973），参见简要概述，from p.1：411。

[11] Michael Whitby，trans.，The Ecclesiastical History of Evagrius Scholasticus （2000），bk.III，38，p.183.

[12] 塞琉古王朝的809年（497/498 CE）. Frank R.Trombley and John W.Watt，trans.，The Chronicle of Pseudo-Joshua the Stylite （2000），no.31，pp.30-31.

[13] Prokopios，Anecdota，bk.XIX，7，In H.B. Dewing，ed. and trans.，Procopius （1962-1978），p.6：229.

[14] Theophanes，The Chronicle of Theophanes Confessor，AD 284-813，trans. Cyril A.Mango et al. （1997）（之后被称作Theophanes），no.303，AM 6113，p.435.

[15] Folio 46b.Tractate Nedarim，46/b.可从以下网址查看：www.comeand-hear.com/nedarim/nedarim_46.html. Reassured by Maurice Sartre，D’Alexandre à Zénobie：Histoire du Levant antique，IVe siècle avant JésusChristIIIe siècle après Jésus-Christ （2001），我在“The Reforms of Khusro Anushirvan” （1995）中冒险地更多相信Talmudic 的证据，而非Ze’ev Rubin的，from p.232。

[16] 但是对于权威的Ze’ev Rubin来说，这件事是有争议的。Rubin，“Reforms，” p.231。

[17] 在“Mention of the Holders of Power in the Kingdom of Persia after Ardashir b. Babak，” 的副标题“Resumption of the History of Kisra Anusharwan，” 下面sec.960-962。In C.E. Bosworth，The History of al-Tabari （1999），pp.5：256-257.

[18] 德拉克马（drachma）是古希腊的银币名或重量单位。——译者注

[19] “书卷”指的是《圣经》。——译者注

[20] Abdullah Yusuf Ali，translation of Al-Tawba （repentance），Sura 9.29.

[21] “The infldel remains standing... his head bowed and his back bent. The infidel must place money on the scales，while the collector holds him by his beard and strikes him on both cheeks” （Al-Nawawi）；or，“Jews，Christians，and Majians must pay the jizya... on offering up the jizya，the dhimmi must hang his head while the official takes hold of his beard and hits ［the dhimmi］ on the protruberant bone beneath his ear ［i.e.，the mandible］” （AlGhazali）. http：//en.wikipedia.org/wiki/Dhimmi Sect.4.7.1.

[22] 他们被神人合一教派污蔑为“Melkites”——也就是说，作为马尔科·叙利亚皇帝的追随者，特别是马西恩（450～457），他主持了议会。在18世纪，这种侮辱有了另一个名字——希腊迦勒赛丹教会的天主教徒Melkite，他们保留着拜占庭式的礼拜仪式，却效忠于教皇。

[23] Pseudo-Dionysius of Tel-Mahre：Chronicle，Known Also as the Chronicle of Zuqnin，pt.3，trans. Witold Witakowski （1996），pp.19-21.

[24] AndrewPalmer，The Seventh Century in the West-SyrianChronicles （1993），text no.13，no.53，p.148.

[25] WalterE.KaegiJr.，Heraclius：Emperor of Byzantium （2003），pp.269-271.

[26] 黎巴嫩的马龙派教会长期以来一直被认为是唯一的一神论教会，直到19世纪，随着法国势力的崛起，一个与受法国保护的罗马教皇亲近的迦克墩教派获得重视。

[27] R.H.Charles，The Chronicle of John，Bishop of Nikiu （1916），chap. CXX，sec.72，and chap. CXXI，sec.1.http：//www.tertullian.org/fathers/index.htm No.John_of_Nikiu.

[28] 马丁·路德的反应甚至更为强烈，他呼吁在犹太人莫名其妙地拒绝成为路德教徒时将他们焚烧。

[29] Doctrina Jacobi nuper baptizati，ed. and trans. V.V. Déroche （1991），pp.70-218.

[30] Encyclopedia Judaica （1973），s.v. “Pumbedita，” p.13：1383.

[31] Frederick C. Conybeare，“Antiochus Strategos’ Account of the Sack of Jerusalem （614）” （July 1910）. 有关更广泛的背景，参见 Kaegi，Byzantium，from p.220。

[32] Theodosian Code，XVI，18.24.拉丁文文本和译本，Amnon Linder，The Jews in Roman Imperial Legislation （1987），no.45，pp.281-282.

[33] Theodosian Code，XVI，18.24.拉丁文文本和译本，Amnon Linder，The Jews in Roman Imperial Legislation （1987），no.46，pp.284-285. The text of XVI，8，如今已上线：http：//ancientrome.ru/ius/library/codex/theod/liber16.htm8.

[34] Codex Justinianus，I，5，13，in Linder，The Jews，no.56，from p.356.

[35] 参见Haldon，Byzantium in the Seventh Century的权威摘要，pp.63-64，和George Ostrogorsky History of the Byzantine State （1969）的早期评估，pp.123-125.

[36] Theophanes，no.354，pp.493-494.

[37] Theophanes，no.355，p.496.

[38] Palmer，West-Syrian Chronicles，text 13，nos. 161，162，163，pp.217-218.

[39] 关于逆城市化的争论正逐渐地被考古学家所重视；请参考Haldon，Byzantium in the Seventh Century，from p.93.关于君士坦丁堡的论述，参见 The Oxford Dictionary of Byzantium，ed. Alexander P.Kazhdan et al. （1991）（之后被称作ODB），p.1：511，col.1。

[40] Peter B.Golden，Introduction to the History of the Turkic Peoples：Ethnogenesis and State Formation in Medieval and Early Modern Eurasia and the Middle East （1992），from p.216；Oèuz的Dede Qorqut史诗是当时土耳其最早的文献，对他们的后代来说，某种程度上也是如此。

[41] 参见Walter Emil Kaegi Jr.，“The Contribution of Archery to the Turkish Conquest of Anatolia” （2007）。

[42] 伊朗最南端的首都和加兹纳最后的堡垒保留了帝国首都的一个特征：除了喀布尔以外，它是阿富汗民族最多元的城镇。

[43] 在亚美尼亚边境的现代土耳其的卡兹省。几个世纪后，库尔德游牧民族的掠夺破坏了这座城市。

[44] Qur’an，Yusuf Ali translation；e.g.，Sura 52 At-Tur：17：“As to the Righteous，they will be in Gardens，and in Happiness.” 18：“Enjoying the （Bliss） which their Lord hath bestowed on them.” 19：（To them will be said：） “Eat and drink ye，with profit and health，because of your （good） deeds.” 20：“They will recline（with ease） on Thrones（of dignity） arranged in ranks；and We shall join them to ［female］ Companions，with beautiful big and lustrous eyes.” 22：“And We shall bestow on them，of fruit and meat，anything they shall desire.” 24：“Round about them will serve，（devoted） to them. Youths ［handsome］ as Pearls well-guarded.”

[45] ODB，p.3：1086，col.1.参见John F.Haldon简要而权威的总结，The Byzantine Wars：Battles and Campaigns of the Byzantine Era （2001），p.114.

[46] 这个作者曾经遇到过这种情况，当时一支部队因导航错误而偏离正确路线，撞上了敌人的一个指挥所，然后造成了很大的损失。

[47] ODB，p.2：739，col.2.

[48] ODB，p.1：658，col.1.

[49] Haldon，The Byzantine Wars，p.126.

[50] 圣地是在约旦河与地中海之间的一个区域，包括约旦河的东岸。“圣地”这个词传统上是“圣经以色列地”以及历史上的“巴勒斯坦地区”的同义词，如今通常指现代以色列、巴勒斯坦领土、西约旦、南黎巴嫩部分地区和西南叙利亚，犹太人、基督徒、穆斯林均以此处为神圣之地。——译者注

[51] ODB，p.1：63，col.1.

[52] Golden，History of the Turkic Peoples，p.223.

[53] John Kinnamos，Deeds of John and Manuel Comnenus，trans. Charles M. Brand （1976），bk.V，3，pp.156-157.

[54] Haldon，The Byzantine Wars，from p.139.

[55] 耶尼切里军团，是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常备军队与苏丹侍卫的统称。——译者注

第三部分 拜占庭战争艺术

在组织和训练军队上，以及在设计战术和作战方法以及做战略选择评估时，尽管拜占庭人受植根于古希腊和早期罗马帝国的军事文化的影响，但也逐渐形成自己的特色，并最终造就了与前者截然不同的军事文化。

从5世纪开始，随着层次的不断叠加，这种独特的文化通过制度、习俗、规范和口述等方式得以流传，其中最耐久的是文字记载。古希腊的军事文献得到了应有的尊重，包括一些罗马的文献，但拜占庭人越来越依赖于他们自己的军事著作，其中包括详细的手册。我们没有任何名副其实的罗马野外作战手册，即由有经验的士兵编写的供士兵使用的指南，但我们确实有几本具有明显实用价值的拜占庭手册；每一本手册都会在下文中加以评议，并非其所有建议都完全过时。

这种累积而成的军事文化给拜占庭带来的最直接的好处是使他们拥有大量敌人所不具备的战术、作战计划和实践策略，拜占庭陆军和海军的作战范畴得以扩大，从而可以出其不意地战胜敌人。然而通常情况下，因为其所带来的优势并不是势不可当的，因此这种军事文化衍生出的好处是很微妙的——但也确实是这种极小的优势使帝国在最严重的危机中生存下来。

在所有衍生物中，比任何狡猾的计谋更重要的是拜占庭关于战争与和平的独特概念，在6世纪末期演变为名副其实的“操作法典”（本书的结语中将会详述）。它的出发点是作战不可能取得决定性的胜利——这正是早期罗马人的战争目标，就像拿破仑、克劳塞维茨和直到今天的模仿者一样，尽管他们的信念或许在逐渐减弱。因此，拜占庭关于军事的观念是一种革命性的回转，其强有力的应用不仅体现在拜占庭人的所做和所说上，还体现在史实中。同时，这些观念在他们的军事作品中得到更为清晰和完整的表达。

拜占庭军队的指挥官不是知识分子。从整体来看，在较好的年份，他们的受教育程度可能也比罗马军队的普通士兵要低，这是通过大量的留存记录和幸运地保留在纸莎草和树皮上的个人信件和各种各样的文字判断出来的。在6世纪后期，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从拜占庭最好的军事手册——莫里斯皇帝的《战略》——中推测，高军衔官员属于文盲是很正常的，因为作者写道，师长（merarch）应该“谨慎、务实、有经验，如果可能的话，还应该会读写”。这对军团（meros）的指挥官来说尤为重要……在有需要的情况下，他必须接管（战略指挥官）所有职责。[1]一名师长可以最多领导7000名骑兵，这个数量相当于作者设想的整个野战军三分之一的兵力，而师长就相当于一个指挥小型师队或大型旅队战斗群的现代准将。副将（hypostrategos）是其设想的三个领导者的其中一个，即整个野战部队指挥官的副手（“后备人选”，“placeholder”）。然而，作者甚至没有坚持要求指挥官具备读写能力，只是建议：“如果可能的话。”因此，在骑兵军官中，读写能力肯定是很罕见的。

这其中一个可能的原因是，作者描述的是6世纪晚期的拜占庭骑兵，他们极大地得益于草原游牧民族的作战方法，与雇佣兵骑兵并肩作战，而这些雇佣兵就是普罗科皮厄斯经常提到的“匈奴人”。他们可能是欧诺古尔人或其他的突厥战士，而不是阿提拉的少数匈奴后裔，当然也被征召到拜占庭的常规部队中。在查士丁尼无休止的战争中，目不识丁的草原战士很可能塑造了军队的营地文化和军队本身，而骑兵军官必然是从这样的军营环境中被提拔起来的——对于那些从有文化的君士坦丁堡派来的年轻绅士来说，他们不太可能成功地指挥半野性的骑兵部队。

从表面上看，他们的罗马先辈们在骑士职业阶层的初始阶段，也就是任命辅助骑兵中的长官（praefectus alae）时就是这么做的；但实际上，在这一军衔中，那些有记载的人并不是年轻的绅士，而是经验丰富的百夫长或土著首领。[2]顺便提一下，1914年以前欧洲军队中的骑兵军官，特别是骠骑兵和其他轻骑兵，普遍没有受过同僚步兵和炮兵的教育，在6世纪可能也是如此。

普遍存在的文盲现象很好地解释了为什么《战略》的作者在列出作战单位和军衔名称，以及战术所需的不同指挥用语方面如此细致——其中许多仍然是拉丁语而不是希腊语。当文盲们口口相传，特别是转述着他们所不认识的词汇时，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词大部分都变得面目全非，只能在单一群体内保留其实用意义，当军官从一个作战单位调到另一个作战单位时，就很有可能出现灾难性的误解。

军官中的文盲现象也解释了为什么作者为自己的书正名：“那些掌握部队指挥权的人甚至连最明显的事情都不明白，因此遇到了各种各样的困难。”

然而，如果这本书真是在查士丁尼统治后期所写成的，那么作者所谴责的那些无知的军官们则刚刚重新征服了北非、伊比利亚半岛的东南边缘、西西里岛和意大利的大部分地区。他们一定是更优秀的战士，而不是读者。

任何情况下，战争都是一个集体行为。如果一位有文化的指挥官掌握了睿智的策略或训练程序，一旦他将此记录下来，那么没有文化的整个军队都能够运用。

[1] Bk.I；George T. Dennis，ed.，Das Strategikon des Maurikios，trans. Ernst Gamillscheg （1981）；更早一些的：Haralambie MihÝescu，ed. and trans.，Arta militarǎ：Mauricius （1970）. 此处引自George T. Dennis，trans.，Maurice’s Strategikon Handbook of Byzantine Military Strategy （1984），p.16。

[2] G.L. Chessman，The Auxilia of the Roman Imperial Army （1914/1975），pp.90-92.

第十章 古典传承

骑兵军官中的文盲现象并不妨碍书本上所有战术的学习、传播和保留。这确实是拜占庭人的一个重要的比较优势，据我们所知，他们自己的军事著作比早期罗马人的更有用，包括已经失传的卡托（Cato）、塞尔苏斯（Celsus）、弗朗提努斯［Frontinus，其著作《谋略》（Strategemata）幸存下来］和帕特努斯（Paternus）的著作。拜占庭军事著作层出不穷，有些只是对古希腊早期著作的要点进行重述，从公元前346年之前的埃涅阿斯·塔克斯（Aeneas Tacticus）开始，其他则毫无疑问是原创著作。[1]

相比之下，唯一幸存的罗马军事教科书《军事问题摘要》（The Summary of Military Matters）是由韦格蒂乌斯（Vegetius）撰写的，他是一位生活在4世纪末或5世纪初——当时罗马军队已所剩无几——没有军事经验的古物学者。[2]与他充满实用建议的军事著作《论军事》（Mulomedicina）不同，韦格蒂乌斯的军事摘要提供了决策劝告和伴随着过去的辉煌成就而来的战术建议，这些建议常常是不切实际且前后矛盾的，因为书中对罗马军队的描述杂糅了对早期现实的刻板印象和一些当前的现实状况，以及作者所认为的真正的当代罗马军队的情况。有时，韦格蒂乌斯的论证太草率了。

例如，在射箭训练方面，韦格蒂乌斯首先提供了相当无用的一般性建议，意外地暴露了他没有意识到复合反射弓的重要性这一事实，而这在当时已经广为使用：

大约有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被证明具备更佳资质的新兵，他们应该不断地接受培训……使用木制弓和模拟箭。应该选择训练有素的专家作为教练。[3]

显然，韦格蒂乌斯不是专家，因为在战斗中想用单薄的木弓来对抗具有强大反制能力的复合弓是愚蠢的。相反，罗马人的基本套路是使用额外的重型盾牌、剑和标枪进行训练，以减轻战斗时的体力消耗。总之，训练弓使得士兵更有抵抗力，能够更好地做战斗准备。

其他现存的关于军事问题的拉丁文著作并不是无用的，但它们也不是系统的军事著作。就弗朗提努斯所著的《谋略》而言，正如他自己所解释的那样，这并不是一部战略著作——他要求读者区分“战略”（希腊语中的strategikon）和“谋略”（strategematon）；他自己的作品中汇编了战争中顽强、勇敢、创新、聪明、狡猾和具欺骗性领导权的典型事例。[4]《谋略》分为四册，分别是关于谋略（首先是“关于隐藏自己的计划”），战斗的进行，围攻行动，以及战争法则的论述。书中的案例都选得很好，并叙述流畅——现代军事指挥官仍然可以从阅读这些案例中获益。第二册关于“战斗领袖”的内容中有许多有趣的谋略：“选择战斗的时间”，“选择战斗的地点”，“关于战斗的部署”，“在敌人的队伍中制造恐慌”，“伏击”，“让敌人逃跑并追赶他们，在绝望中重燃战火”（因此“金桥”成为18世纪战争中备受推崇的原则，即故意给敌人留下容易逃脱的路线）——还有其他8个谋略，并以“撤退”结尾。

特别有趣的是，弗朗提努斯专门在第四册第七章，也就是最后一节，讲述了军事格言，来揭示罗马和拜占庭的军事态度。有些军事格言是取自瓦莱里乌斯·马克西穆斯（Valerius Maximus）的《难忘的言行》（memorable deeds and sayings），有些特有词汇正是从此书中衍生而来。军事格言表明，尽管亚历山大大帝受到了极大的敬仰，但没有人愿意模仿他那种强迫性的大胆。书中振振有词地引用了朱利乌斯·恺撒（Julius Caesar）的话：“他对敌人采取了像医生治疗身体疾病一样的方式，即用饥饿（通过围攻）战胜敌人，而不是用拳头。”[5]

1世纪成功的指挥官多米蒂乌斯·科布洛（Domitius Corbulo）同样被作者引用来表述，鹤嘴镐（dolabra）（一种结合了鹤嘴锄和斧的工具）“是用来击败敌人的武器”。下一条格言强化了这一观点：

卢修斯·阿朱利乌斯·保卢斯·马西德尼诺斯（Lucius Aemilius Paulus Macedonicus，公元前229～前160年）常说，一个将军应该像老人一样，这意味着将军应该遵循温和的忠告。

第四条也是：

据说，当人们说西皮奥·阿非利乌斯（Scipio Africanus）缺乏进取心时，他回答：“我母亲生下的是一位将军（imperatorem），而不是一位战士（bellatorem）。”

Bellatorem这个词所代表的是一个狂野的战士，而不是仁慈的士兵。

还有第五条：

当一个条顿人（Teuton）向盖乌斯·马略（Gaius Marius，公元前157～前86年，执政官和军事改革家）提出挑战，并召唤他出来时，马略回答说，如果这个人想死，他可以用缰绳结束他的生命。

并非巧合的是，从公元74年起，弗朗提努斯本人就在好战的英国担任军团指挥官和军事总督（Legatus），在那里他成功地征服了险恶之地威尔士的西卢尔人（Silures），并修建了朱莉娅奥古斯塔公路（Via Julia highway），这条公路的遗迹至今仍可以在蒙莫斯郡（Monmouthshire）看到。在公元97年，皇帝让他掌管罗马所有的渡槽，他对渡槽工作极其精确的描述［《关于罗马城市的供水》（De Aquis Urbis Romae）］是非常有教育意义的。但不幸的是，他的战术手册，即《战争的艺术》（Art of War）没有留存下来，弗朗提努斯自己也指出，在他那个时代的罗马没有其他类似的著作，这是显而易见的空缺：“因为只有我——在那些对军事科学感兴趣的人（军事科学家）当中——着手将这里的统治概述为（一个）系统。”[6]

来自安纳托利亚西部比特尼亚（Bithynia）的2世纪文学家波利艾努斯（Polyaenus）用希腊语写成《战略》（Strategika）一书——尽管使用了这样的标题，但是这本书是关于谋略而不是战略的。他将此书献给了共治皇帝马可·奥勒留和卢修斯·维鲁斯（Lucius Verus），此时，他们与阿萨息斯波斯（Arsacid Persia）或帕提亚（Parthia）的战争已经于161年开始。他在讨好皇帝——他可能希望得到一个高薪的工作，就像哈德良（Hadrian）对待多产的普鲁塔克（Plutarch）那样。为此，波利艾努斯声称自己是马其顿后裔：“我，作为一个马其顿人，继承了在战争中征服波斯人的能力，希望在目前这关键时刻尽我的一份力量。”[7]

波利艾努斯在其著作中所选的案例，部分取材于早期的经典文献以及古典时期关于希腊城邦间小规模战争的叙述，这些案例距当时已有好几个世纪的历史了，此外，其他案例中，有些来自希腊时代，保存了一些没有被记录下来的历史数据和细节，有些则来自罗马时期直到恺撒大帝的历史，所有这些叙述都强调招数，而不是其他原创形式。

即使就像10世纪拜占庭百科全书《苏达》（Suda）所指出的那样，波利艾努斯确实写了一本已经失传的战术著作。[8]但这不是一本具有启发性的著作。似乎可以肯定的是，波利艾努斯没有军事经验，书中没有展现军事特点的内容。然而有些拜占庭人高度评价波利艾努斯。他的著作被博学的君士坦丁七世称赞为宝贵的历史资料来源，成功的尼克福罗斯·乌拉诺斯将军也欣赏其谋略；无论是否经过校对，他的表述被反复修改和引用。在新版本的波利艾努斯著作中，这些努力得到了体现。曾被错误地认为是利奥皇帝作品的9世纪的《波莱尼节录》（Excerta Polyaeni）和10世纪的《谋略》（Strategemata）构成了《西尔洛格·塔蒂克伦》（Sylloge Tacticorum）一书的后半部分（第76节至第102节）。

甚至可以说，这两部作品都比原来的著作更有用，其中部分原因是它们选择的案例材料更好，也因为书中的趣闻轶事是按照包括“策略”在内的主题进行分类的。在“策略”主题下，我们在摘录中发现只有三个比较常见的例子：当雅典人应该冲锋的时候，他们却手持长矛，站立不动。这种情况下，雅典人是如何让莱西达伊蒙人（Lacedaemonians）惊异的？斯巴达的克里安德里达斯将军（Cleandridas）是如何通过集中方队，故意留下侧翼攻击漏洞，诱敌深入，从而将利乌尼亚人（Leucanians）一网打尽？亚历山大大帝是如何通过采用一种新颖的战术部署与旁遮普（Punjab）国王波拉斯（Porus）作战的？这种战术部署是当方阵和轻型部队都在右翼时，骑兵也选择一个角度侵入右侧——这应该是亚历山大大帝打过的最艰难的战役。至于《谋略》，它选择了与众不同的主题，从如何发送秘密信息开始，一种最为复杂但行之有效的设计被提出：

（卢修斯·科尼利厄斯）苏拉（费利克斯）取下一只猪的膀胱，用力使它充气并把它绑了起来，直到它变干，他在上面用彩墨写下了他要写的东西。然后他把它打开，折叠起来放在一个油罐里；装满油后……他把罐子给了他最信任的一个人，把它带到（收货人）那里，命令收货人只有私下里才能把罐子打开。

其他的主题包括：如何让一支小型军队看起来更庞大（把骑驴和骡子的人掺入前面稀少的骑兵队伍中，等等），以及如何让一支庞大的军队看起来很小型（夜间在营地少生火，等等）。毫无疑问，波利艾诺斯可以娱乐读者并转移读者的注意力，但他的著作肯定不是一部系统的军事指导作品。

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另一个人身上，那就是卢修斯·弗拉维乌斯·阿里努斯（Lucius Flavius Arrianus），英文称作艾利安（Arrian）。他受过更好的教育，是更伟大的希腊比提尼亚的罗马公民。在成为皇帝之前，哈德良是他的朋友，他曾被任命为安纳托利亚东北部卡帕多西亚的总督。尽管得益于不断升迁的指挥岗位（他在几个前线都服过役，因此具备足够且最有意思的军事经验），但因为他没有正确选择案例，所以他的著作也不是很有用。同时，他喜欢摆出一种研究古物的姿态，毫无疑问，这是为了取悦他的上司——崇尚希腊文化的哈德良。

以记述亚历山大大帝一路进攻印度（Anabasis）的事迹而闻名（即《亚历山大远征记》）的这位多产的作家还写了一篇《战略技术》（Techne Takhtike）[9]。这部作品的标题让人心生期待，因为“技术”（techne）表明它是实用型知识，但其内容却是令人失望的，因为他没有描述自己掌握着一手资料的罗马战术，却选择了效仿另一位住在罗马的2世纪希腊作家艾利安·塔西佗（Aelianus “Tacitus”）。塔西佗的《战术论》（Taktike Theoria）非常详细地描述了长期失效的马其顿方阵的演习和基本战术；从16世纪起，欧洲人才对此战术进行了大量的讨论，因为只适合近战的中世纪军队让位于旨在执行战术命令的固定方阵。[10]艾利安的叙述并未提及罗马的战术，而是描述了由他指挥，或者与他的君主哈德良（117～138）一起亲眼见证的一次阅兵式的骑兵训练，同样，他对实际所做的事没有任何描述，只记录了下达的命令，同时，由于借用了伊比利亚语和凯尔特语中“统治者的宝座”的用语，他还对因为在希腊文中使用了外来词汇表达了自作多情的歉意。

136年，艾利安率领一支由两个军团组成的庞大野战军以及强大的辅助部队进入罗马的亚美尼亚，以击退来自北高加索和远处草原的阿兰骑兵的进攻。他对此次军队部署的描述——《应战阿兰人的军阵》（Ektasis kata Alanon）——只有部分幸存下来，而艾利安崇尚古典的强迫症又一次使其变味了——他以无用的方阵代替军团，称呼他们为古典斯基泰人而不是生僻的阿兰人（尽管这一名称出现在书目的标题中），其他也是如此，甚至将军队的指挥官——他自己——称为色诺芬（Xenophon），这显然是艾利安所崇拜的半个世纪前的著名前辈，既是作家也是实干家——事实上，他在记述亚历山大大帝的著作中也使用了色诺芬这一最著名的头衔。

尽管他没有对战事进行精准的叙述，但是《应战阿兰人的军阵》（Ektasis，在拉丁语中也被称为Acies contra Alanos）中的作战单位仍然得到了准确辨认，结果确实有趣。它既是准备战斗的罗马野战部队组成成分的一个例子，也是与之后拜占庭野战部队进行比较的基础——因为一些标准的罗马编队在拜占庭战术中会以正规部队组合的形式再次出现。两个军团的基础部队全部是罗马人：它们是第十二雷霆军团（Ⅻ Fulminata）和第十五阿波罗军团（ Apollinaris），每一个军团都配备可以投掷石块和发射螺栓的大炮，120匹供联络和侦察用的轻型马，各种专家和10个步兵群，总共约有5000名全副武装的重步兵。

人们通常断言，在当时的罗马军队中，由重型步兵、工兵和炮兵组成的军团，与在帝国边缘及更远地区招募的主要由非公民组成的辅助部队数量大致相当。各种各样的轻步兵单位弥补了在战术上占主导地位的重步兵缓慢而迟钝的劣势。轻型和重型骑兵增加了部队的机动性、多功能性、敏捷性，补充了因缺少投石者和弓箭手而缺乏的军团投掷能力。不过，即使罗马军队的整体比例确实与辅助部队大致相等——这没有确凿的证据，但它们在每支陆军中的组成比例也不一定相等，因为如果不根据地形和敌人的性质选择规模合适的辅助部队，集结远征野战部队是没有意义的。

在这种情况下，艾利安与像匈奴人和阿瓦尔人那样骑着马从大草原而来的阿兰人作战，但他们并没有配备比罗马辅助作战单位中的弓箭更为强大的复合反射弓。此外，马背上的匈奴人和阿瓦尔人与附属国的步兵联合作战，匈奴人的伙伴是哥特人和格皮德人，阿瓦尔人则与斯拉夫人合作。相比之下，艾利安面对的阿兰人似乎都是骑兵，没有步兵。［据说大约在400年时，西欧的阿兰（Alani）骑兵就被匈奴压迫到更西的地方。高加索的阿兰人在中世纪的阿兰王国（Alania）中幸存下来，并且在格鲁吉亚和俄罗斯作为奥塞梯人（Ossetians）得以继续生存。］

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在艾利安远征军的辅助部队中，骑兵所占的比例很高：首先是一支先于主力的骑兵部队，这是一支拥有300名骑兵的远征军团（numerus exploratorum）；接下来是主要的骑兵特遣队，四支全副武装的骑兵队（alae），各有500人；[11]然后是一种特殊的罗马辅助部队——步骑混成大队（cohors equitata），即在同一队形中将骑兵和步兵混合，在防守时提供巡逻和要塞的守卫，在进攻时提供轻骑兵和步兵；三支由240名全员骑兵和760名步兵组成的千人（miliaria）部队，其中包括1名弓箭手，以及5支由120名骑兵和380名步兵组成的标准混合部队。[12]

所有这些骑兵和混合部队都有一支单一的纯步兵队伍随行，这是一支不寻常的队伍，最初是从罗马公民中选拔而来：满员500人的第一意大利罗马公民自愿骑兵团（Cohors Ⅰ Italica voluntariorum civum Romanorum）。整支部队总共有辅助步兵4680人，骑兵3620人。尽管这对于任何时候的任何军队都是不可能的，但是如果所有的辅助部队全员配备，他们的总人数将达到8300人，仍旧远远少于两个军团共1万名装甲精良的步兵——当然他们更不可能全员装备，既是因为考虑到由于士兵的家属、康复军人和新学员的存在，军事基地必须有部队驻守，同时也是因为有些会读、写、计数的军队士兵总是被委任支持民政管理的各项工作。

至于艾利安军队中骑兵和步兵的比例，如果缺席人数分布均匀的话，骑兵人数相当于总数的四分之一，远远低于我们知晓的所有拜占庭野战军的数量。更多的骑兵，尤其是精锐的多用途骑兵，更适合不那么果敢但是较为灵活的拜占庭式战争。

发明一种新的战争方式，正是无名作者的《军事科学摘要》（De Rebus Bellicis）的目的，这是罗马最后的军事著作——因为在其创作过程中西罗马帝国已走到尽头。[13]

连同要点插图一起，这本小册子的手稿得以保存下来。它不是一本像韦格蒂乌斯那样崇尚历史的著作，也不是一种文学式的创作练习。这本书是极为真挚的，由一位焦虑的作家所写，他对自身所处文明的存亡感到担忧。

作者认为，虽然用巨大的花销维持庞大的军事力量，但军队还是未能阻止毁灭性的蛮族入侵，这导致帝国被摧毁，同时作者认识到，仅仅减少军队数量只会导致更多的破坏，因此他提出了一个惊人的现代化解决方案：机械化。他甚至提出了一种类似于成本效益的分析方法，以证明通过增加每个士兵的战斗力，在减少军队规模的同时仍旧可以增强罗马的军事力量。要做到这一点，帝国需要在更好的装甲和个人武器上投入更多——包括后来确实受到拜占庭军队青睐的铅重飞镖——以及发明新的军事机器，包括车载多箭投射器、带旋转刀片的战车和一艘以牛为推动力的船，其插图经常被复制。其中一些机器相当实用，另一些则不过是空想，但即使作者不是一位老练的工程师，他也无疑是那个悲剧时代中一位有条理的分析者。

早在半个世纪前，就有一种更实用的战争机器被马可·波利奥·维特鲁威（Marcus Pollio Vitruvius）所描述过，他是跟随朱利乌斯·恺撒的公元前1世纪的一名研究土木工程的战斗工程师，也是《建筑》（De Architectura）一书的作者。此书对16世纪的安德里亚·帕拉迪奥（Andrea Palladio）产生了强烈的影响，在拜占庭也广为人知，因为12世纪的自由作家和诗人约翰·特泽兹（John Tzezes）引用了其中的篇章。[14]

《建筑》的大部分内容致力于对建筑方法和设计的详细解释，既有希腊和罗马的，也有关乎历史的。此外，他们还通过检查当地羊的肝脏来确定此处是否适宜居住：如果肝脏始终呈铁青色并受到了损害（Livida Et Vitiosa），那么这个地点是危险的（第一卷，第4节，第11节）。维特鲁威的观点认为，这种方法实际上可以检测出受化学污染的土壤。第十卷主要是关于机器、绞车、滑轮、水泵、车辆、杠杆、提升机、机械磨坊、虹吸管，一个水力发电的风琴和一个测距仪的描述——按照他的指示，所有这些都是可建造并使用的。

这也同样适用于本书第十章中关于弓箭弹射器的描述——所有的尺寸都是由预定的箭头长度决定的。维特鲁威解释了如何设计由绳索和/或合股的人类头发或干燥的肌腱驱动的弹射器，并且给出了每个部件的确切尺寸；依照他的说明，现代仿制品得以成功制作。接下来，在第十一章中，有同样完整的关于石弩的制造说明，它是根据预期投射物重量的函数设计而成。[15]这是为那些不懂几何学但是又不能因为计算而贻误战机的人（Cogitationibus Deineantur），即战场上的士兵们准备的；只有那些晦涩难懂的符号，才会使优秀生手们的现代重建变得复杂。第十二章将会介绍如何为战斗准备两个方案。

接下来，维特鲁威讲述了可移动塔的摆动杆式攻城锤的历史和设计理念（下文讨论），这显然是在遗失的希腊文献的基础上撰写的，其他的还有钻孔机、将突击部队提升到墙高的升降机（ascendentem machinam）［见下文关于桑布卡（sambucae）的讨论］等。然后，他继续描述了防护用的、可移动摆动杆的攻城锤（testudinis arietariae）或称为“玳瑁槌”（tortoise-ram）。第十四章首先描述了一种移动式壕沟填装机，粗壮的木材保护其不受重力投射物的伤害，缝在一起的两块生牛皮作为覆盖，内有浸过醋的海草或稻草填充物来防止其燃烧。更多古希腊机械的概念性设计紧随其后，包括第十六章中的防御装置，例如阻挠敌人进入城市的起重机；以及自由顾问罗德岛（Rhodes）的丢格那妥（Diognetus）为德米特里乌斯国王（King Demetrius）建造的巨大移动攻击塔［马其顿的德米特里厄斯（Demetriusi），在公元前337～前283年被称为波立尔塞特司（Poliorcetes），“围攻者”］：高125英尺，宽60英尺，能抵御360磅重的石头攻击，自身重36万磅。丢格那妥让志愿者把水、污水和泥浆倒在墙体的前面，这样一来，移动塔就固定在松软的地面上，丢格那妥就完成了移动塔的建造。更多这样的描述接踵而至，包括精彩的故事和可靠的工程。后来，如果没有罗马人的简洁、精确和实用，更多的希腊拜占庭人本可以把它当作古希腊工程的衍生物而将其摈弃，情况确实如此。

在更大的程度上，这些内容也是3世纪《军事营寨建城学》（De Munitionibus Castrorum）的优点，该著作曾被认为是2世纪海吉纳斯·格罗马蒂克斯（Hyginus Gromaticus，“勘测者”）的作品；因此，作者现在被称为伪海格努斯（pseudo-Hyginus）。现存的部分——“片断”——意味着全文的篇幅要长出很多倍，但这似乎是不可能的——有58个章节，大部分章节只有几行，印刷出来大约共有10页。它们极其简洁和清晰，足以逐一指点罗马行军营地中每个作战单位的布局——19世纪著名的编辑、翻译家和评论员阿尔弗雷德·冯·多马谢夫斯基（Alfred von Domaszewski）称之为“行军阵营”（marschlager）。[16]

古罗马兵营（Romancastrum）当然是罗马军事成功的秘密之一——拜占庭将其继承下来：10世纪有部作品被称为《论军事》（De Re Militari），新版本被命名为《战役组织和战术》（Campaign Organization and Tactics），从行军营地的详细布局开始介绍。

即使在必要的时候需要每天夜行穿越危险的地区，通过建造壕沟环绕、栅栏围护的营地，罗马人以及之后的拜占庭人不仅可以保护自身免受危险的夜间攻击，还能为战士提供一个不受骚扰袭击或渗透干扰的平静的睡眠环境。防线必须尽可能的短才能提供严密的保卫，所以当成千上万的士兵和马匹挤在一个狭小的围护内时，帐篷、行李和马匹就需要严密布局，每个作战单位之间都要有通向宽阔“街道”的明确通道，这是敌人进攻时，除了混乱和拥挤之外的唯一选择，又或许只是营地的紧急出口。此外，这也是保持厕所与溪流或水井良好分离以及防止滑坡的唯一方法。重要的拜占庭军事手册——（皇帝）莫里斯的《战略》——建议与萨珊波斯人交战时可以在夜间攻击他们的营地（第十一卷，第一章，第31页）；虽然萨珊人很有竞争力，但是他们在营地建设中缺乏足够的能力。他们也挖壕沟、守卫着防卫半径，但是他们并没有每一作战单位都执行严明纪律的内部布局——军队应该在适合他们的地方扎营。[17]

《军事营寨建城学》中所描述的营地规模是非常大的——其他大部分营地可能都比它小得多——驻扎在那里的有3个完整的军团，4个配备了超过1000匹马、由1000人组成的千人骑兵队（alae miliariae），5个由500人组成的五百骑兵队（alae quingenariae）。此外，还有33个分遣军团和多种类、全副武装的辅助作战单位，其中包括1300名海军或攻击船兵（500名海军陆战队员和800名攻击船兵），200名侦察兵（探路员），600名摩尔人和800名潘诺尼亚（Pannonian）轻骑兵等，总共有惊人的40000多名士兵和10000匹马。显然，这是一次设计好的演习，每支作战单位在布阵中都有具体的位置：担当守卫先锋兵的重型步兵军团在外围驻扎，双子总部——财务官府邸（Quaestorium）和总督府（Praetorium）——通常位于宽敞的中央地区。虽然区域狭小，但是所进行的工作是极富指导意义的，这些工作很有可能较好地延续了我们所知道的“行军营”的概念，至少在接下来的700年里，这个概念得到了持续贯彻。

对于拜占庭人来说，拉丁文和希腊文撰写的罗马军事文献都不是经典著作——只有古希腊的文献才能拥有这种地位，这样的文献可以追溯至公元前4世纪，以研究如何坚守阵地，通常被称为埃涅阿斯·塔西佗（Aeneas Tacticus）的著作为开端。[18]波利比乌斯（Polybius）在《历史》（The Histories）一书的第十卷的第44节对塔西佗的著作进行了较长篇幅的引用，只有部分内容留存下来。其中，波利比乌斯含蓄地赞扬了塔西佗所提倡的信号传递方式。

这本书的内容对当时来说一定是原创的，尽管足够实用，却没有展现特别的新颖之处；虽然很多人引用并摘录了这本书，尤其是朱利乌斯·阿非利乌斯（Julius Africanus）（他为现有文本添加了许多片段），但是它也没有明显地影响拜占庭的实践。那个时代的许多军事著作已经遗失，只留下了作者姓名。[19]波利比乌斯则是我们所无法忽略的，他在《历史》的第九卷第20节中提到了传递信息的策略；在这本详细和可靠的著作中，对军事问题的处理显示出作者的洞察力和专业知识，而这些本可以在丢失的策略著作中得到印证巩固。

公元前3世纪有一篇非常有趣的技术类文献，由一位名叫“比顿”（Biton）的人写成并献给了佩尔加蒙（Pergamon）的阿特鲁斯一世（Attalus Ⅰ Soter）（“救世主”）——这告知了我们时间，因为阿特鲁斯在公元前239年登基。[20]

比顿描述了六种火炮武器：一种小型抛石机，由罗得岛马格尼西亚地区（Magnesia）的夏隆（Charon）根据十字弓原理设计；依据同样的原理，阿比多斯城（Abydos）的伊西多鲁斯（Isidorus）在希腊城市塞萨洛尼科建造了大石头投掷器；由马其顿人波西多尼斯（Posidonius）为亚历山大大帝设计的机动攻城塔（helepolis），由内部绞盘驱动轮子和突击吊桥——这是一种实用的设计，不像那些装备有弹射器的大型器械，它们太重了以至于不能在敌墙射程范围内移动；桑布卡——借用了三角竖琴的名字——是通过铰链固定在基座上的攻击梯，可以荡至被攻击的墙上，这是由当今位于土耳其的科洛丰市（Colophon）的达米斯（Damis）设计的；一种中型火炮腹弩（artillery gastraphetes），实际上是一种大型的十字弓，由古希腊米利都城邦（Miletus）塔伦图姆城（Tarentum）的佐皮勒斯（Zopyrus）建造，他还在古希腊屯垦区库迈（Cumae）建造了另一种更为轻便的被称为“山”腹弩的武器。

比顿的文字在描述和尺寸上是如此精确和一致，以至于上述六种战争器械的重建可以仅仅依靠现存的文字手稿而不用参照图纸。这本书的留存本身就证明了后世对于比顿著作的兴趣，同时更为有名的拜占庭技术专家希罗（Heron）也对此进行了引用。

在讲述罗马对锡拉库萨（Syracusa）的围攻时，波利比乌斯描述了一支海军使用桑布卡的行动，这是一个具有真实军事和技术内容的精彩故事：

梯子有4英尺宽，高度等于墙的高度……两侧都有矮防护墙，上有一层相当高的屏风作为遮挡。然后，它被平放在……船上……长出船头许多。桅杆顶上有带绳的滑轮，使用的时候，他们把绳子系在梯子的顶部，站在船尾的人通过滑轮拉它们，而其他人则站在船头用道具支撑引擎，确保梯子安全升起。在这之后，船外侧的桨手们将船拉至海岸，船员们则努力将引擎安置在墙上。在梯子的顶端，有一个三面用柳条屏风保护的平台，4个人站在上面，对抗那些从城垛上试图阻止在墙上安装桑布卡的敌人。一旦他们架设好高出城墙的桑布卡，平台上的士兵们就可以拆下三面的柳条屏障，攻下城垛。[21]

这就是看上去无懈可击的海堤却被下面的船只有效攻击的原因了。在公元前214年的第二次布匿战争（second Punic War）中，罗马指挥官马库斯·克劳迪乌斯·马塞勒斯（Marus Claudius Marcellus）希望依靠桑布卡从海上迅速地征服锡拉库萨——可惜的是敌方的总工程师是阿基米德（Archimedes），他发明了强大的反桑布卡钩杆，能够放倒攻击梯及敌人乘坐的船只。围攻持续了两年多。马塞勒斯的溃败引起了驻军的嘲笑，但是他对此的反应却值得我们尊敬：“阿基米德用我的船将海水舀进他的酒杯，而我的桑布卡队伍在宴会中则被屈辱地鞭打。”

拜占庭的菲隆（Philon）是公元前3世纪的另一位技术专家，但他的研究范围要广得多。他有许多著作，内容涉及工程数学、杠杆、港口建造、弓弩武器制造法（Belpoeica）等，其中气体力学一卷只有阿拉伯译文留存于世。他把自己的著作汇集成力学的全面综述，即《机械原理手册》（Mechanike syntaxis），然而除了《弓弩武器制造法》（Belopoeica）之外，其他大部分成果都丢失了。[22]在序言中，菲隆坦言很难解释如何足够精准地建造他提出的机械，使它们都能达到一致的使用效果：

许多人使用相同的架构方式、相似的木材和金属来制作同型号的引擎，重量甚至都没有改变。效果却参差不齐，有些引擎影响力巨大和且射程更远，而其他的则无法做到。

他的补救办法是非常精细的计算——强调数学是工程学的基础，尽管菲隆和其他人一样误读了亚里士多德，他没有写过重量大的物体下落速度更快的言论——人们本可以在实验中予以纠正，但是这样的错误却持续了很久（传说是伽利略纠正了错误，但其实是在他之前）。太容易接受权威正是拜占庭的弱点，但是他们显然明白数学的重要性，无论是在建筑还是军事工程中。

菲隆的《弓弩武器制造法》描述了扭力驱动的箭头和火炮弹射器，它通过头发或肌腱来获得弹性；叙述了带有伸展装置的射箭引擎，同时对普通弹射器进行了批评，他认为这些弹射器的操作受到了脆弱部件的影响；记录了可能是亚历山大图书馆的负责人、公元前3世纪的数学家克特西比乌斯（Ctesibius）的青铜弹簧引擎（chalcentonon），这是一个由双面扭力箱里的青铜弹簧驱动的引擎，还有他的空气动力弹射投石器（aerotonos katapaltes lithobolos），这是一个完全原创的气动抛石机，由青铜气缸和活塞驱动；另外，菲隆还记载了一种连发弓弩（polibolos katapaltes），由一位不为人知的亚历山大城的狄奥尼修斯（Dionysius of Alexandria）发明——这是一种奇妙的机器，它利用重力作用不断地由上方的弹药库提供补给，又通过旋转装置进行放置，从而做到可以快速连续发射19英寸长的弩箭。这不是幻想——文字显示菲隆调查了这样的机器，他的描述非常精确，足够让聪明的现代编辑E.W.马斯登（E.W.Marsden）画出它的全部细节，因为原来的图纸已经丢失了；顺便提一句，马斯登注意到，在1894～1895年的战争中，使用连发十字弓的中国人在面对装备有螺栓式弹夹步枪的日本步兵时一败涂地，而中国人的竹制武器甚至远不如公元前304年围攻罗德岛时所用的亚历山大城的狄奥尼修斯所发明的连发弓弩。[23]

为了确定这些早期著作对拜占庭的影响，由阿尔方斯·戴恩（Alphonse Dain）撰写、J.A.德·福柯（J.A. de Foucault）修订的著名的信息纵览仍是不可缺少的指南，这是戴恩在编辑拜占庭军事文献方面所达到的学术成就的顶峰。[24]

亚历山大的希罗（Heron of Alexandria）以其“古典力学”研究闻名于世，他深受著名的克特西比乌斯的影响，在继续研究不那么具推导性但更为精确的希罗机械之前，戴恩先引用了数学家阿斯尼乌斯（Atheneus）在公元前1世纪发表的关于战争机器的专著。戴恩认为希罗生活在公元前1世纪到2世纪，其他编辑则认为希罗生活在两百年之后。但是考虑到那个时代的技术停滞，希罗生活的时间对于拜占庭读者来说是不重要的。

希罗的两部作品幸存了下来，《弓弩武器制造法》描述了火炮投射武器，书中有76幅插图，对大部分部件进行了极为精确的描述；还有一部不完整的《手持弹射器》（Cheiro ballista），书名暗示了这是移动的箭式弹射器——这里面有一个故事。法国建筑师维克托·普罗乌（Victor Prou）实际上在19世纪70年代建造了一个青铜弹簧弹射器的模型；然而，一位斗志旺盛的德国编辑重新审视了现存文本，研究显示现存文字并没有描述出整个武器，只是描述了一些机械部件，它们的希腊语名称都以字母K开头（例如kanones，kleisis kamvria……），这使该编辑认为此书的残存片段只不过是一本K字头的机械字典。但最近也是最权威的编辑E.W.马斯登则认为，这些部件确实能够组装成一种武器，特别是图拉真柱（Trajan’s Column）上所描述的肌腱驱动弹射器。[25]毫无疑问，《弓弩武器制造法》本身的确对武器进行了完整的描述，该书的序言大胆论证了研究战争的好处：

大部分且最基本的哲学研究是关于和平的（唉，那是在语言学战胜哲学之前）……而且我认为，通过论证的方法，对和平的追求永远也不会得出一个确切的结论。但是力学，通过它最小的分支之一——我的意思是，当然，通过处理所谓的“建设炮兵”这一分支——其成就就已经超越了这方面的辩论，同时教会了人类如何过平静的生活。有了它的援助，人们在和平时期将永远不会受到敌人的袭击。

换句话说，就是拉丁语的“si vis pacem para bellum”：如果你期待和平，就准备好战斗。[26]

公元前1世纪的“哲学家”阿斯克列庇欧多图斯（Asclepiodotus）是另一个生活在罗马帝国时代的希腊人，他撰写了文不对题的《战略技术》（Techne Takhtike）一书。[27]此书没有恰当地定义当代罗马战术或者任何时代的战术。相反，书中对马其顿方阵的军阶、头衔、结构、等级、部署和操练动作进行了极其详细甚至是乐此不疲的描述，因此它在词汇上的贡献是有价值的——尽管许多单词未经证实。许多操练的示意图也出现在手稿中，图中使用了无数的符号来记录每一次移动的规定位置。但对拜占庭士兵来说，这一切都是毫无用处的，因为方阵战术已经过时了（14世纪和15世纪主宰欧洲战场的瑞士矛兵和护盾兵都是采取总队作战，正如他们手持长矛的拜占庭先辈们一样）。

这一作品的过时性更加突出地体现在第八章中对作战战车的描述上（两辆战车被称为一对“zygarchia”，两对战车被称为一双“syzygia”），即使在当时，这也是完全过时的，第九节关于战象的描述也是如此（一头大象的首领被称为动物指挥官“zoarchos”，两头大象的指挥官被称为“therarchos”），最后一次使用这样的称谓——其结果是失败的——是公元前46年在位于现代突尼斯的塔普苏斯（Thapsus）对阵朱利乌斯·恺撒的时候，由其指挥的第五云雀军团（Ⅴ Alaudae）的士兵用斧头砍去大象的腿从而获得战争的胜利，军团从此将大象作为吉祥物。

1世纪的奥纳桑德（Onasander）或欧内斯多罗斯（Onesandros）所著的《将军》（The General）是一部更广为人知的著作，但是戴恩对其并不欣赏。他嘲笑作者是一个“小希腊儿”（graeculus），这是大多数罗马人在早期罗马帝国时代对正在成长的希腊人的嘲讽。戴恩还诋毁他是罗马大师们的奉承者，著作完全缺乏有用的原创性；戴恩写道，他的书中充满了晦涩的审慎忠告和空洞的劝诫。[28]

拜占庭人不同意这一观点，因为该书曾在6世纪被约翰·吕底安（John the Lydian）引用过［请查看其撰写的《罗马城邦的行政》（De Magistratibus reipublicae Romanae）一书的卷一第47章第1节］，并作为附录被帝国文献编辑家利奥六世完全收入他的《战术》（Taktika）中，同时还被著名的将军和作家尼克福罗斯·乌拉诺斯在10世纪提及。但是在后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许多人与戴恩持相同观点，因为戴恩自己列出了1494年以后的许多版本和译本，并提到了对那个成功的、有思想的士兵马雷夏尔·德·萨克斯（Marechal de Saxe）的赞扬，这在几个法文版本中都有所引用。因此现代读者会发现对这部作品的评价是褒贬不一的。《将军》一书能够很好地为选择将军和判断优秀将军们的特点提供参考——人们可以很容易地联想到不合适的人选——第三册中的将军委员会也是很有益的：

单凭一个人的判断而采纳他的意见是不安全的……然而，将军既不能犹豫不决，以致完全不相信自己，也不能固执到认为任何人都不可能有比他更好的主意。[29]

对那个时代而言，第四册中认为战争应该有正当理由的建议是具有创新性的：

所有人都应该清楚地认识到，人们是为了正义而战斗的……（士兵们）应该清楚他们不是为了侵略而战斗，而是为了防御，完全地贡献出自己的勇气，良心不受邪恶的图谋。

那时我们距离为个人荣誉而战的荷马战争，或毫不掩饰地以战利品或帝国扩张为目的的战争还很远——这显然是很早就出现的功能性“正义之战”的论断，也是马雷夏尔·德·萨克斯所欣赏的。

书中的战术建议也没有什么错——即使既不新颖也不详细，但它是有用的。书中讲述了从前进队形到危险的纵列行进（第七册），营地的建造和更换（出于卫生的原因），小心地觅食，捕获间谍——如果敌人军力很弱，被抓获的间谍就会被杀掉，如果敌人军力非常强大，他们就会被释放——诸如此类，还包括一些人们并无期待，戴恩认为是无能的军事行为（“nullement versé dans l’art militaire”[30]），如在战斗中保留一支后备部队，以便在关键时刻进行干预；这就是让将军主导这场战斗的原因，如果没有这样未指定用途的后备军，将军不过是旁观者罢了。总的来说，读者可能会因为他所有辉煌的学术成就而同意拜占庭人和马雷夏尔的观点，而不是戴恩。

将懂得多种语言、多才多艺且跨国籍的塞克斯塔斯·朱利乌斯·阿非利乌斯（Sextus Julius Africanus）称为Sextos Ioulios Aphrikanos或者更恰当，因为他用希腊文进行写作。阿非利乌斯于180年在耶路撒冷出生，很可能是一个皈依了基督教的犹太人。汇聚了迥然不同的主题后，他撰写了《芸萃》（kestoi）（kestoi的字面意义为刺绣，但有可能是护身符），并将其献给皇帝亚历山大·西弗勒斯（Alexander Severus，222～235年在位）。[31]只有一部分书稿幸存下来，包括一些军事方面的知识，但他真正的才能是在逻辑和数学方面，他将这些知识应用于各种事物。他因此成为基督教的创始编年史家，常被尤塞比乌斯（Eusebius）和其他教会神父引用，最令人好奇的是，他还运用逻辑和数学知识研究了箭的飞行。

他一开始就断言，一支箭能够在一昼夜，也就是24小时内，飞越25000斯塔狄亚[32]（stadia），也就是4675公里的距离。然后，他解释了如何用一个巧妙的实验来证明这一点，在这个实验中，距离被时间所取代，最终的计算是基于这样一个前提，即在一个小时内，不会有超过6000支箭被连续释放出来。实验是成立的，因此推断所用的计算也是有效的：不考虑初速度的下降，24小时内飞行4675公里的速度相当于每小时194.8公里，这个速度相当于50～55磅级现代中型弓的初速度，仅略高于古代复合弓的现代复制品的速度。[33]

没有人想到拜占庭军事文献于公元6世纪首次达到巅峰，以乌尔比修斯（Urbicius或Orbicios）献给阿纳斯塔西奥斯一世的《战术》（Taktikon）为起点，这本书仅仅是艾利安关于方阵战术的总结，大部分只是术语。乌尔比修斯还有另一部更不起眼的作品——《发明》（Epiedeuma），在书中，他为应对异常猛烈的蛮族骑兵而设计了一个奇妙发明：杆（Kanones）。它们是可移动的三脚架组件，其尖端处可以首尾相连以保护步兵——在他的形容中，这是一种轻型投掷步兵，没有配备坚固的长矛和可以抵挡骑兵攻击的大盾牌。[34]

叙利阿诺斯大师（Syrianos Magister）的海军战术

叙利阿诺斯大师也并非令人印象深刻，但现在人们认为他幸存下来的作品——接下来要探讨的最近出版的《拜占庭无名氏战略论》［Anonymous Byzantine Treatise on Strategy，以前被称为“战略论”（Peri Stratgikes或de re Strategica）］和《军事修辞学》（Rhetorica Militaris），以及将要探究的海上战事片段——都无法代表其遗失的全部文献。

关于海战部分的遗留文献源自更古老的9世纪的叙利阿诺斯，从第四节中间的一个片段开始，文献首先建议当船员们登陆海岸时，他们应该立即排成战斗队形，直到完全确定附近没有敌人。

这提醒我们，虽然海军在战舰上，但所有的海战都是水陆两栖作战，因为船上常常需要淡水补给，士兵们只有在岸上才能得到适当的休息——这与划桨者究竟是公民，还是专业人士或奴隶（尽管拜占庭海军不使用奴隶）关系不大，没有人能在缺乏优质睡眠的情况下划好船。

其次，作者建议划桨手也应该会游泳和潜水。有格斗技能的游泳者将是非常高效的。他们可以偷偷切断敌方船只的锚绳，使船只撞上水流推动的礁石，即使被敌人看到，他们也能通过潜水躲避追捕。[35]

在第五节中，作者指出，将军（strategos）——一名军事领导人但不一定是海员——必须是风、洋流、浅滩、港口和所有海洋事物方面的专家，而且每一艘单独的船只必须有一名这样的专家，因为船队很容易被风分开。此外，每艘船至少需要有两名桨手熟悉如何修理船体，而且他们都必须知道如何用衣物和毯子堵住漏孔。

情报在第六节中出现，带给我们有用的建议。在最轻快的船上，桨手的选用标准是耐力而不是勇气，因为他们的任务不是战斗，而是观察和报告，他们需要寻找隐藏在海角或岛屿、港口或河口的敌舰。舰队将派出四艘快艇，两艘距离舰队6英里以内，另外两艘则冒险出航，以便在船与船之间传回预先安排好的信号。有能力的侦察兵在陆地上也需要。在第七节中规定了传递信号的方法：近距离时使用白色板材，更远的时候使用烟雾信号，在阳光下则使用镜子或磨得发光的剑。每种类型的代码都是具有深意的。

更详细的战术解释出现在第九节中。对于海上舰队来说，保持紧密的队形与在陆地上维持井然有序的队列同样重要；要学会这个技能，舰队不应该等待战斗，而是要不停地变换队形。将军一般在一艘更大的船上进行指挥，大船的行进速度很慢，所以必须有两艘快艇供将军在舰队中发号施令。其他更大的战舰应该组成前线，就像陆地上全副武装的步兵所做的那样。

纳尔逊将军（Nelson）不会赞同文献中所提出的整个海战理念：舰队并非总在寻求战斗，也并非总是处于攻势之中，因此他倡议将军在进入战斗前要保持谨慎。首先，他必须问自己和他最信任的下属是否真的有必要去加入战斗。接下来，他要再次评估力量的平衡，如果多人表达了同样的意见，那么他会相信撤退为上计。即使他的舰队更强大，他会被提醒，寡不敌众的人也可能获胜。如果双方实力相等，敌人不进攻，将军也不应进攻。

这种谨慎不是战术上的，而是战略上的，来源于拜占庭式战争的本质特性。找出敌人的主力舰队，调遣手中的每一艘船去攻击它，以取得“决定性的”胜利，这是纳尔逊海战的唯一正当目的，就像拿破仑和克劳塞维茨的陆战一样，所有追随他们的人直到现在也是如此。这个基本前提也被联合帝国的罗马人所认同：战争是为了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因为它将摧毁敌人并带来和平——显然是对胜利一方而言。结局既是欢乐也是无可挽回的。

但拜占庭人知道这并不是结束，如果旧敌人被彻底击败，新的敌人就会出现，甚至有可能会更险恶。在这种情况下，未被摧毁的敌人舰队可能是有用的，因为新到来的人对旧敌人的威胁可能不亚于对帝国的威胁。在陆地上也是如此，消灭一个逼近帝国疆界的敌人，只会给下一个威胁帝国边界的敌人创造空间。

因此，对拜占庭人来说，不可能是为了取得决定性的胜利而战斗，因为根本就不存在这样的事情，而只能用权宜之计、战争的诡计和伏击来削弱敌人，以遏制眼前的威胁，不得已的情况下双方才会采取任何形式的大规模军事打击。这就是每一篇严肃的拜占庭军事著作所论说的战略意义。

对于作者来说，最困难的情况显然也是最重要的：如果敌人强大得多，但战争却无法避免，从而使城市暴露于攻击之下，该怎么办？那么舰队就必须以少胜多，通过战术机动和谋略取胜。利用风的作用，在岛屿或海峡之间的狭窄水域作战，对寡不敌众的一方是非常有利的，因为敌人的兵力将无法全部部署，敌人的许多船只也将远远落后，无法作战。分割敌方的舰队是另一种方法，要么在所有船只集合之前到达，要么打乱敌人的阵形，这样一来，总数较少的一方也可以在每次对战时超过敌方实际参战的人数。

作者再次建议避免战争，并建议如果这导致了敌人的掠夺行为，那么他们可以通过袭击敌人的海岸来进行平衡。

当战斗真正到来时，将军必须准备好鼓励队伍中勇敢的士兵，威胁怯弱的士兵；即使在打头阵的战舰队列中，也有可能出现严重的逃兵或更糟的情况，桨手的划桨速度变慢甚至停止。如果劝诫失败，将军应派出快速的轻型船只去杀死跳入水中的逃兵。由于中等大小的船只无须害怕小型船只，在速度上也能够超过大船，所以在正面战斗已经开始的时候，应该被派遣到敌人舰队的后方进行攻击。中型船也适合作侧翼护卫。

作者建议的详细战术是现实的，他在第十节中献给将军最后的话也是如此：胜利时保持谨慎，战败时不要绝望，召集幸存的船只改日再战。

《论战略》/《战略简述》

在最近编辑出版的乔治·T.丹尼斯（George T. Dennis）的著作中，《论战略》/《战略简述》被翻译成《拜占庭无名氏战略论》（The Anonymous Byzantine Treatise on Strategy），但传统上被称为《论战略》（Peri Strategikes）或更常见的《战略论》（De Re Strategica）。戴恩和福柯认为这本著作可以追溯到第6世纪后期——主要是因为作者在文中暗示了6世纪的贝里萨里奥斯将军（Belisarios）是一个近现代的人。[36]然而在最近，这本著作更令人信服地被认为是一本更全面的军事问题论著的幸存片段——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一系列幸存章节，其作者是难以捉摸的叙利阿诺斯大师，据记载他是9世纪晚期的人，但是这本书也同样包含了更古老的材料。[37]虽然现存于世的作品都不是令人惊叹的，但是其主要著作的遗失就能解释为什么备受推崇的尼克福罗斯·乌拉诺斯和君士坦丁七世都如此欣赏叙利阿诺斯了。

该著作的第一页不见了，但除此之外，这篇著作是完整的，而且有实质内容。尽管戴恩认为作者不是一个具有实战经验的士兵或有经验的将军，而是一个“纸上谈兵的战略家”。丹尼斯并不赞同著作中的论述，但是军事工程章节的现实主义倾向令他印象深刻，这显示了作者即使不是战地指挥官，也应该是部队参谋或者战斗工程师；[38]此外作者对古代作者的熟悉，以及他偏爱彻底过时的文献胜过6～7世纪的专业知识，都表明戴恩的观点是对的。

这篇著作的前三个部分是关于社会和政府的，然后在第四部分转变为论述战略本身，这是“整个政府科学最重要的分支”。他的定义很简洁：“战略是指挥官保卫自己的土地和击败敌人的手段。将军是实施战略的人。”有趣的是，在开始讨论这个话题之前，作者觉得有必要为他的关注点做辩护。在20世纪旷日持久的大规模战争之后，人类已经就战争是非法的达成共识。但这一过程肯定早在6世纪就已经开始了，受基督教的影响（而且很大程度上仍在基督教的影响下），作者写道：

我深知战争是邪恶的，邪恶之最。但是，由于我们的敌人显然把我们的流血看作他们的基本职责之一，并上升到美德的高度，而且由于每个人都必须用语言、文字和行动捍卫自己的国家和人民，因此我们决定写关于战略的东西。[39]

接下来的内容有些是理论，有些是怀旧——长久地被希腊作者们引用的马其顿方阵，但是至今这种战术仍未与罗马人的统治相协调——还有些对于接下来的拜占庭指挥官们而言是操作性更强、帮助更大和更有现实意义的。在“良好防御”一节中，内容是关于警卫和岗哨、操作火焰信号、堡垒等，其观点虽然明智但不新颖，对于任何情况都叙述得太笼统，不具有真正的指导意义。另外三节是关于如何通过地形来确定该地是否适合一个新城市、如何选择地点和如何建设新城市的，这些都只适用于出于战略原因而建立的边境防御城市；因此，针对布雷和攻城机械的对策部分包含了许多技术细节。除此之外，作者就如何检测和对抗敌人在城墙下布雷的方法进行了特别说明，包括有效和巧妙的反地道技术。

事实上，对于罗马人和拜占庭人来说，建造坚固的防御城市可以作为军区战略的一种工具，但是考虑到成本问题，这必然是一种罕见的应用。最值得注意的是，土耳其东南部的达拉或阿纳斯塔西波利斯（Anastasipolis），也就是现在土耳其东南部马尔丁省的乌古斯（Oğuz），由阿纳斯塔西奥斯一世在505～507年建立。作为一个要塞城市，它显然是为了巩固帝国对这一经常受萨珊帝国威胁的边境地区的控制。[40]它的位置证明了这一点：它位于距阿米达以南60罗马英里的地方——装备精良的军队4天即可到达。阿米达是一座更伟大且竞争更激烈的堡垒城市，359年沦陷于萨珊波斯人，363年被收复，502年再次被萨珊波斯人夺去，504年重新收复，602年又一次败北，628年收复，640年沦陷于阿拉伯穆斯林；尼西比斯，今土耳其的努赛宾，在其以东15罗马英里的地方。在363年签订和平条约被割让给萨珊波斯人之前，该城一直是边疆的坚固堡垒。作为后来居上的替代者，达拉持续受到攻击。在573年至591年和604年至628年，也就是最长的且最后一次波斯战争期间，达拉落入萨珊波斯人之手。

马塞利纳斯·康慕斯（Marcellinus Comes）对当时城市建设的记述，与《拜占庭无名氏战略论》（下称《无名氏论》）第10～12节中的叙述有明显的相似之处：

皇帝阿纳斯塔西奥斯（Anastasios）……派遣了杰出的工人，下令动工。他让卡利奥皮修斯（Calliopius）……负责这项工程。的确，他以奇妙的洞察力，用锄头划出一道犁沟，以便把地基建在小山丘上，并最终填平地面；他用坚固的石墙将它四面包围，直到城市边界的边缘。他还围住了一条名为科迪苏斯（Cordissus）的溪水，这条溪水奔腾着呼啸而过，在第五个里程碑处，把这座新城分割开来，然后在每个末端都流入一个隐蔽的入口（在墙下）……所谓的海克力士塔（Herculean tower），即城市的巨大瞭望台，建在较高的地面上，并与城墙相连。它向东隔着萨珊波斯边界与尼西比斯相望，向北与阿米达相望。[41]

尽管拥有军事经验，但《无名氏论》的作者转而讨论战术时却出现了一种古典主义倾向；他反复提到“古代作家们”。[42]他没有指名道姓，但可以确定是上述提到的罗马军事作家艾利安和阿斯克列庇欧多图斯。他对步兵的描述简单得多，但用处不大，因为它讨论了过时的方阵战术及其装备——他写道“矛应该尽可能长”（16，31），并称呼矛为希腊长枪（dorata），这是比马其顿的萨里沙（sarissa）更为古老的用法——以及骑兵方阵和行进中的方阵。当时，查士丁尼的步兵主要以更简单、更流畅的阵型作战——假使骑兵占主导地位，也不太可能是马其顿骑兵，而是罗马骑兵，复合弓的射击威力增加了冲锋的冲击力，标枪和剑可以随时进行近距离战斗。作者一定很清楚地知道这些事情，但身处一个从辉煌走向衰落的时代，伟大的亚历山大大帝治下的马其顿人显然仍保留了他们不可抗拒的吸引力，甚至对其他地方较为务实的作家来说，也不例外。

在下一节论述“过河”对抗敌人的抵抗时，书中出现了一种截然不同的论调——读者们可以明显感受到，当然作者也不再附和“古代作家们”了。他首先指出，要顺利过河需要凭借射击优势，并建议使用带有“大炮”的甲板船发射飞弹和石块，同时甲板下的人则继续通过舷窗射击。出于对其军事专长的质疑，作者对阿波罗多罗斯（Apollodoros）的独创性想法进行了讨论，据推测，后者应该指的是大马士革的阿波罗多罗斯，是横跨多瑙河的图拉真浮桥（Trajan’s bridge）的建筑师，这座浮桥在古罗马政治家与历史学家卡西乌斯·迪奥（Cassius Dio）的《罗马历史》（Roman History）一书的第68卷的第13章中有所描述。阿波罗多罗斯富有想象力的建筑模型在罗马尼亚的塞韦林堡（Turnu Severin），也就是罗马称之为德罗贝塔（Drobeta）的城市展出。他建议沿着河岸造一条与河一样宽的木筏。在上游末端，增加一个炮塔，由弓箭手驻守。当一切就绪时，下游端被固定在河岸上，上游端则被推到水流中，以便甩向敌人所在的河岸。在炮塔射出的箭的掩护下，部队就能够着陆了。

实际上，这是浮桥的一种变体，有些桥很长，是由拜占庭人和波斯人建造的。在627年12月，从皇帝赫拉克勒斯手下逃出来的绝望的库斯劳二世越过底格里斯河下游，“并且切断了他身后浮桥的缆绳”。[43]但那是一座以通常的方式建造的桥梁，用长圆木固定住水流中的船只，在上面铺木板，形成桥面，当然也要将两端固定牢。摇晃水流中的长桥是很艰难的。这正是作者不再惊叹于阿波罗多罗斯杰出建议的原因：

在理论上，这种做法似乎是合理的，但在实践中，我不认为它会有这么好的效果。仔细想想。如果这条河很窄，我肯定敌人的箭会很容易地阻止我们建造木筏。即使在这一点上不必担心，建造或操纵这么大的木筏也是不可能的。木筏的宽度显然应该与它的长度成一定比例；否则当两端都固定在两岸时，水流就会把它弯成弓形，最终把它弄成两半。此外，木筏的厚度必须与其宽度成比例，特别是因为木筏还必须为塔楼、护墙和庞大的战斗群提供支撑。如果它足够厚的话，那么整个建造就不可能了……在我看来，利用船要安全得多。[44]

当然，除非船只很小，否则很难把船运到渡口。如果是这样的话，士兵们只能通过一次装几艘船，每艘船装载很少货物的方式到达敌人的河对岸，在没有稳定的射箭平台的情况下，几乎无法抵抗敌人的登陆。但作者有一个非常实用的解决方案：他建议，在远离作战点的地方，可以通过拆分组件的方式建造大型船只，“标明每一块部件的位置以便组装船只”。通过这种方式，大型攻击船可以用马车和驮畜的方式拆分运输：“当我们到达河岸的时候，船只的木材会再次被组装起来，用沥青和蜡填满它们的接缝。”[45]

在这个合理的建议之后，接下来有更多古典主义的战术建议，内容涉及军队方阵操练活动（转弯和来回推进）以及如何以纵列或横排的方式进行反击。（这些都是古代作家们所命名的反攻技巧。他们补充说，每种方法都有三种执行方式。）在这里，我们又一次见识了阿斯克列庇欧多图斯对词素文字的痴迷。但在此之后，书中还有更多具备实用价值的建议，比如建立营地、在营地内分配空间——骑兵应该在中间地区保持马匹的平静，并使其免受弓箭的伤害——还包括加固营地、将军们如何在战斗中最好地传达命令（通过声音、号角、各种信号），以及对战斗的处理。作者继续使用“方阵”一词，但现在这个词显然是对步兵阵型的通称，而不是单指马其顿的长矛突击步兵方阵。

更多的叙述是关于何时交战与何时避免战斗的：“如果我们有可能失败，那么明智的做法是直到接近日落才与敌人交战……这样……我们才不至于受到严重伤害，因为我很清楚，夜幕降临将阻止追击。”[46]这来自战斗经验，但不一定是失败的一方。就在此之前，作者引用了贝里萨里奥斯在面对他无法抵抗的强大力量时的补救办法：他会撤退，但事先要摧毁敌人的供给，以迫使敌人分散兵力、各自觅食，然后再以他们的优势部队与敌人战斗。

作者在接下来的几节中给出了战术部署的建议，也是很实际的，我们可以相当肯定地说，他的“方阵”是一种当代军力，而不是对古典战术的再现，因为他的步兵在面对骑兵时是使用弓箭，而不是马其顿的萨里沙：

第一、第二梯队的人要连续地用弓箭瞄准敌人的马蹄。其余的人都应以更高的角度射出，这样当他们的箭从上面落下时，就会造成更大的伤害，因为骑兵无法用盾牌来保护自己和马匹。[47]

关于现在所谓的“战斗管理”，关于如何作战，如何保持后备力量以防止战事逆转，以及如何夜间作战，作者凭借其权威的战斗经验写道：

一般人认为晚上作战是一件简单的事……相反，这需要非常仔细的安排……如果在天空阴云密布、看不到星星的情况下，我们应该由熟悉道路和前方敌人营地的向导带路。他们应该把灯笼挂在矛上。灯笼的四周都应该被覆盖；其中三面的覆盖物应该是黑色的，剩余一面是白色的，这样灯光可以通过它照亮道路……这些人……应该穿着铁片楦底鞋，以防止铁蒺藜（上面有很多刺钉，刺钉朝上对着马和人）的伤害。[48]

作者还对夜间的有效攻击提出了其他详细的建议，清楚地说明了为什么很多人谈论夜间战斗，而很少有人试图这样做——所有白天行动时会受到的阻碍，其程度在夜间都会加倍，即使有最新的夜视设备也是如此。

这段文字还表明，这位匿名作者是为感兴趣的公民写的，而不是为了指导将军们。随后关于伏击、接收逃兵和管理间谍的章节也是如此。他建议以两人一组的方式派遣间谍。这样一来，监视敌人的“驻扎”者就可以避免来回穿梭，他可以以做生意为借口，在公共市集通过另一个人将他的信息带回营地。“这样他们就能避开敌人的注意。一个人出售我们的货物或交换货物，另一个人提供外国货物作为交换，并告知我们敌人的计划。”[49]

另一节关于特使的内容已经被引用了，但是关于射箭训练的最后三节是特别实用的——它们确实可能是由另一位作者写的，他肯定是一位非常专业的射手。他以解释如何训练弓箭手以达到军事射箭的三个目标为开场白：准确射箭、强力射箭和快速射箭。

“罗马式”的拇指-食指法和“波斯式”的三指法都应该练习，这样一来，当士兵对其中一种感到疲劳时，“他就可以使用另一种”。为了获得最大的力量，弓箭要被拉至耳朵边的位置，胸部的用力仅仅是参考了亚马孙人，亚马孙女人割掉右边的乳房以便能将弓拉得更大。[50]

从作战技术上讲，当敌人成列队阵形在正前方出现时，弓箭手的目标不应直指前方，而应以一个倾斜的角度绕过盾牌。

但主要的挑战是实现准确性。目标要宽，要高，因为如果学员“反复射击却仍旧射不中，就会失去信心”，靶子的宽度要“逐渐缩小，直到足够小为止”。作者指出，虽然士兵可能射偏，但他们“在高度上不应该有太大偏颇”——确实，调整发射的高度比纠正方位角要容易。最终，靶子的高度也将被降低，始终保持一个圆形的目标。随着射箭技能的提高，可以使用不同大小的孔作为目标，目标点逐渐从较大的孔变为较小的孔。下一个训练目标是移动类目，比如鸟类、其他动物，或者像用绳子拉的球这样的人造靶子。

为了训练士兵的力量，他建议使用“不易拉开或配备长箭”的弓，它们的满弓距离相应变长——与木制弓和韦格蒂乌斯的草箭道具相反。还有，为了使力量训练富有竞争性，一种简单而有效的机器被建造：一个由360条线划分成许多度数的木圆盘，被水平地安装到插入地面的杆上；在同一根杆的轴线上有滑动环，另一个木圆盘垂直连接在环上以便旋转——并非易事。用钝箭瞄准垂直圆盘：“刻在（水平）圆盘上的线显示……射击力量的大小。较弱的射击力量会使（垂直的）圆圈转动，比如说，一度，较强的一击是两度或两度以上。”[51]弓箭学者乔瓦尼·阿马图乔（Giovanni Amatuccio）对该装置的工作原理进行了全面阐述，他说，该装置仍可以在射箭比赛中用于训练弓箭猎人。[52]

普罗科皮厄斯认为强大的射击力是6世纪罗马弓箭手的特点，他写道，波斯人

几乎都是弓箭手，他们比其他人更快地学会射击。但是他们的弓很弱，弦也不是很紧，所以他们的射击，或许可以击中一个罗马战士的上身盔甲、头盔或盾牌……但没有力量去伤害这个人。罗马弓箭手的确总是行动迟缓……但是由于他们的弓非常坚硬，而且弦非常紧，再加上是由更为强壮的战士操控，所以他们很容易杀死更多的人，因为没有盔甲可以阻挡他们射出箭的力量。[53]

最后，作者指出，训练战士们快速射箭需要大量的练习，这是纯粹的技术所不能替代的。他建议所有的人在射箭前都用自己的名字或符号来标记他们的箭头，然后不断射箭，直至收到停止信号。这样可以统计每个人射出箭的数量，以便计算他的射箭速度。

作者推荐的最后一种训练方法是让弓箭手以直线快速移动，同时向他的一侧持续射箭，直到箭被捡起，并在每个落地点上留下标记；在这条线对面56米处［30奥尔贾伊（orgyai）；一个奥尔贾伊为双臂展开的长度——约1.87米］另放一组标记。[54]士兵们将沿着第二条线快速地从一个标记走向另一个标记，同时瞄准第一行标记——模拟弓箭手在实战中的动作。在罗伯特·阿斯卡姆（Robert Ascham）的《射击》（Toxophilus）于1545年献给亨利八世（Henry Ⅷ）之前，没有比这更有用的著作了。

戴恩冷冷地鄙视了另一篇他认为是《无名氏论》作者的著作，标题是《军事修辞学》，这本书有48章，汇编了将军们的激励演说：“纸上谈兵的演说家跟随着纸上谈兵的战略家们。”[55]但自那以后，叙利阿诺斯大师一直被认为是这本书的作者，而这部作品“比戴恩认为的更重要、更有影响力”。[56]

当帝国不得不对抗阿拉伯人，以及更为广义的穆斯林，抵御带有强烈意识形态成分的圣战时，这本书就变得有影响力了。当一位伊斯兰边疆的埃米尔能够成功地袭击帝国领土时，他不仅得到了战利品和俘虏——他还证实了伊斯兰教对胜利的预言，提高了他本人作为征服英雄的声誉，同时削弱了皇帝作为信仰及其信徒捍卫者的地位。[57]意识形态的威胁引起了拜占庭的激烈反应。

[1] Alphonse Dain的调查仍然是不可或缺的，“Les stratégistes byzantins，” ed.J.A. de Foucault （1967），pp.317-392。

[2] Publius Flavius Vegetius Renatus，Epitoma Rei Militari.拉丁语内部文本：http：//www.intratext.com/X/LAT0189.HTM by Eulogos SpA—may they prosper. N.P.Milner，trans.，Vegetius：Epitome of Military Science （1996），pp.xxxvii-xli on dating.

[3] Bk.I，15，Milner，Vegetius，p.15.

[4] Sextus Julius Frontinus，Strategemata，trans. C.E. Bennet （1980），p.7.

[5] Sextus Julius Frontinus，Strategemata，trans. C.E. Bennet （1980），Ⅳ，vii，p.309.

[6] Sextus Julius Frontinus，Strategemata，trans. C.E. Bennet （1980），p.3.

[7] Peter Krentz and Everett L.Wheeler，eds. and trans.，Stratagems of War：Polyaenus （1994），bk.I，6-8，p.1：5 para.1.序言告诉我们，Wheeler将这部著作献给他的猫J.B.，因为J.B.“喜欢读希腊文”。

[8] 一项值得称赞的工作正在进行中，以可搜索的形式将《苏达》（Suda）的3万多个条目放在网上：http：//www.stoa.org/sol-bin/search.pl。

[9] James G. DeVoto，Flavius Arrianus （1993）中的希腊语文本和译本。

[10] E.g.，Cl. Aeliani et Leonis Imp. tactica sive de instruendis aciebus，ed. Meursius （1613）.

[11] Ala Ⅰ Augusta Colonorum，Ala I Ulpia Dacorum，Ala Ⅱ Gallorum，Ala Ⅱ Ulpia Auriana.

[12] Cohors ⅢⅠ Raetorum equitata，Cohors Ⅲ Augusta Cyrenaica sagittariorum equitata，Cohors I Raetorum equitata. Cohors Ituraeorum sagittariorum equitata，Cohors Ⅰ Numdiarum equitata.

[13] E.A. Thompson，A Roman Reformer and Inventor：Being a New Translation of the Treatise De Rebus Bellicis （1952）.

[14] Frank Granger，Vitruvius on Architecture （1983），p.xv.

[15] 后来两个术语的意思发生了颠倒：stone-throwing catapults and arrow-firing ballistae.

[16] Hygini Gromatici Liber de Munitionibus Castrorum （1887/1972），包括一个分析 （Die Lagerordnung），from p.39. 一个有价值的内嵌文本可参见 http：//www.intratext.com/X/LAT0347.html，最近的一个英文译本由 Cathrine M.Gilliver翻译，“The de munitionibus castrorum，” Journal of Roman Military Equipment Studies 4 （1993），pp.33-48 （我未能得见）.

[17] 也可参考John Earl Wiita，The Ethnika in Byzantine Military Treatises （1977），p.101。

[18] Aeneas Tacticus，Asclepiodotus，Onasander，ed. and trans. W.A. Oldfather （1977）.

[19] Pyrrhus，Alexandros，Clearque（！），Pausanias，Evangelos，Eupolemos，Iphicrates，Posidonius，Bryon；Dain，“Les Stratégistes Byzantins，” p.321.

[20] “Biton’s Construction of War Engines and Artillery，” text in E.W.Marsden，Greek and Roman Artillery：Technical Treatises （1971），from p.67.

[21] Polybius，The Histories，trans. W.R.Paton （1979），bk.VIII.4，4-9，p.3：455.

[22] Marsden，Artillery：Technical Treatises，from p.107.

[23] Marsden，Artillery：Technical Treatises，diagram 9，p.179；关于中国连发十字弩的论述，参见 p.178 n.106.

[24] Dain，“Les stratégistes byzantins，” ed.J.A. de Foucault （1967）.

[25] Dain，“Les stratégistes byzantins，” ed.J.A. de Foucault （1967）.，p.206.

[26] 参见Stephen Edward Cotter的调查，“The Strategy and Tactics of Siege Warfare in the Early Byzantine Period：From Constantine to Heraclius” （1995），from p.99。

[27] Asclepiodotus，” in Oldfather，Aeneas Tacticus，Asclepiodotus，Onasander，from p.229.

[28] Dain，“Les Stratégistes Byzantins，” pp.328-329.

[29] “Onasander，” in Oldfather，Aeneas Tacticus，Asclepiodotus，Onasander，p.389.

[30] “nullement verse？dans l’art militaire”英文为“not at all versed in military art”，即“对于军事艺术一窍不通”。——译者注

[31] Jean-René Vieillefond，Les “Cestes” de Julius Africanus：Étude sur 1’ensemble des fragments avec édition，traduction et commentaries （1970）. 英文翻译和评论：Francis C.R.Thee，Julius Africanus and the Early Christian View of Magic （1984）. 参见不同的观点：Martin Wallraff et al.，Julius Africanus und die christliche Weltchronistik （2006）。

[32] 斯塔狄亚（stadia）是希腊表示距离的单位。——译者注

[33] Bk.Ⅶ，I，20. 我认可 Giovanni Amatuccio，Peri Toxeias l’arco di guerra nel mondo bizantino e tardo-antico （1996），pp.34，51-53.

[34] 这个文本突兀地插在标题Ourbikioi Epitedeyma （“Adaosul lui Urbicius”）下面，该标题来自Haralambie MihÝescu，ed. and trans.，Arta militarÝ：Mauricius（1970），from p.368；also Dain，“Les Stratégistes Byzantins，” p.341.

[35] Dain，“Les Stratégistes Byzantins，” p.342.这个权威的版本是Dain’s own Naumachica （1943），但我参考的是 F. Corazzini，Scritto sulla Tattica Navale，di anonimo greco （1883）；from Roma Aeterna/Domenico Carro，www.romaeterna.org. Pryor and Jeffreys，Age of the Dromon，pp.457-481，中有一个较好的文本。

[36] George T. Dennis，ed. and trans.，Three Byzantine Military Treatises （1985），from p.11；Dain，“Les Stratégistes Byzantins，” p.343.

[37] 565～895年是外部限制；Salvatore Cosentino，“The Syrianos’s ‘Strategikon’：A 9th Century Source？” （2000），p.266，详尽地回顾了这个讨论，并支持稍后的一个Syrianos。

[38] V.Kucma and Col. O.L.Spaulding Jr. cited by Dennis，Three Byzantine Military Treatises，p.3.

[39] Sec.4，in Dennis，Three Byzantine Military Treatises，p.21.

[40] The Oxford Dictionary of Byzantium，ed. Alexander P. Kazhdan et al. （1991），p.1：588，col. 1；普罗科皮厄斯错误地将它的基本结构归功于查士丁尼，in Buildings，Ⅱ，I.4ff.，in Dewing，ed. and trans.，Procopius （1962-1978），from p.7：99.

[41] 来自丢失著作的断章，De temporum qualitatibus et positionibus locorum，附在 Mommsen’s edition of the Chronicle of Marcellinus ［Comes ］，in Brian Coke，trans.，Marcellinus Comes （1995），p.40.

[42] Dennis，Three Byzantine Military Treatises，pp.3，47 n.1.

[43] The Armenian History Attributed to Sebeos，trans. R.W.Thompson （1999），sec.127，chap.39，p.1：84.

[44] Peri Strategikes，19，38-51，in Dennis，Three Byzantine Military Treatises，pp.63-65.

[45] Peri Strategikes，24，10-11，p.79.

[46] Peri Strategikes，33，42-47，p.105.

[47] Peri Strategikes，36，4-8，p.109.

[48] Peri Strategikes，39，p.117.

[49] Peri Strategikes，from 42.20，p.123.

[50] 来自Diodorus Siculus （bk.Ⅱ，45.3），他是如此享受统治的幻想，即使是残缺的，他和想象中的利比亚人一起重新创造了它（bk.Ⅲ，52.2，3）她们的男人“就像我们的已婚妇女一样，整天在房子里走来走去，执行他们妻子给他们的命令”，妻子们则烧焦了女婴的乳房。C.H.Oldfather，trans.，Diodorus of Sicily （1935），pp.2：33，249.

[51] Peri Strategikes，sec.46，“Training for Power of Fire，” in Dennis，Three Byzantine Military Treatises，p.133.

[52] Peri Toxeias L’arco di guerra，pp.78，79.

[53] The Persian War，bk. I，xviii.32-34，in Dewing，Procopius，pp.1：169-171.

[54] Peri Strategikes，sec.47，in Dennis，Three Byzantine Military Treatises，p.135.

[55] Dain，“Les Stratégistes Byzantins，” p.344.

[56] Eric McGeer，2008年1月14日的私人通信；我赞同Dain，“Les Stratégistes Byzantins，” uncritically；参见 Gilbert Dagron，“Byzance et le modèle islamique au Xe siècle，” （April-June 1983），pp.219-224.

[57] Eric McGeer，“Two Military Orations of Constantine Ⅶ，” in John W.Nesbitt，ed.，Byzantine Authors：Literary Activities and Preoccupations （2003），p.112.

第十一章 莫里斯皇帝的《战略》

在军事复兴运动和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都很崇拜韦格蒂乌斯，并且经常引用他的著作。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直到最近，由皇帝莫里斯所著的出色的《战略》一书仍然鲜为人知。这是一本重要的作战和军事手册，被后来的拜占庭军事作家们大量地复制、改写和模仿，几个世纪以来，进行战争的帝王和他们的军事指挥官也大量使用其中的谋略，但是，当15世纪以后欧洲的军事创新者重新发现和挖掘古代军事经典著作时，这些手册根本就无法使用了。这本手册存有许多中世纪维吉修斯的手稿，在许多版本的第一版中，文本已经印刷了1487份，既有拉丁文原文，也有翻译本，有些还制作了大量插图。[1]然而，在当时，希腊语对西欧最有学问的学者来说，仍然是一种难以理解的语言。

在那之后不久，人们重新发现了这门语言和它的相关著作，但是只有从荷马到亚里士多德的古希腊经典作家引起了人们的强烈兴趣，后来的著作被认为是堕落的，当然也包括拜占庭的著作。因此，直到1664年，以古董和装饰工艺作为掩护，罗马军官阿里努斯（Arrianus）（尽管以希腊文写作，但也因此更有声望）才印制了《战略》的文本。[2]甚至在1664年之后，由于长期被忽视，随着启蒙运动的到来，这部拜占庭思想的黑色传奇遭到反启蒙运动的宗教虔信者的压制，因此，直到20世纪前夕，《战略》才被重新发现，并最终吸引了战略理论家，甚至是战略实践者的目光，他们能够认识到其中蕴含的专业技能。

作者谦虚地说，他的作战经验有限，但他显然是一位非常称职的军官。在序言中，他保证要将其写得简明扼要，“着眼于实用而非优美的文字”，而后他的确信守了此诺言。[3]这本书是在6世纪末或此后不久写成的——“现代版”的编辑令人信服地证明，它是在公元592年和610年之间完成的。[4]

《战略》一书描绘了一支在结构上与经典罗马模式完全不同的军队，最明显的原因是从步兵到骑兵作为主要作战单位的根本性转变。这不仅仅是战术上的变化；这是出于发动战争的目的而进行的一场真正的战略革命，迫使人们采用新的作战方法和新的战术。

有趣的是，在开始之前，军队中的通用语言并没有发生如此剧烈的变化，即使在罗马帝国的东半部，军队的语言也有一部分是拉丁语。从查士丁尼时期开始，军队语言逐渐从拉丁语过渡到希腊语，尽管许多希腊词汇术语在《战略》中仍然是拉丁词汇，以希腊文的方式添加和发音。它的Strategos（“将军”）和Hypostrategos（“中将”或“少将”）是纯希腊语，但在它们之后，拉丁语在描述军队等级中仍然存在：dux（后来成为我们的“公爵”）指挥着1000名士兵的（纯粹的希腊语）莫伊拉（moira）。Comes（后来成为我们的“伯爵”）或Tribunus是指挥着组成莫伊拉的三个单位之一，为此，作者记录了三个不同语言来源的不同名称，这些名称的意思完全相同——一个由300人组成的单位：纯希腊语是Tagma，意思是“编队”，arithmos是拉丁语数字“号码”（numerus）的直译，和Bandon来自同一个日耳曼词（实际上是“旗帜”的意思），和我们的“军团”一个意思。我们遇到的koursores（后来的prokoursatres），用现代的说法就是我们的“散兵”或“侦察部队”，取自原始的拉丁文cursores，然而Defensores一词没有变化，意思是旨在维持战线的全副武装且训练有素的部队，deputatoi即“辅助医务人员”，是拉丁语deputati的变形，和希腊语的发音一样。

罗马军队是非常守旧的，特别是在充满不确定性的战争中，我们发现，胜利的罗马帝国光荣军团的战斗命令在最初的拉丁文中完全保持不变：exi意思是“退出”“撤退”，此时战线的宽度将增加一倍，纵队的纵深从8人减少到4人；dirige frontem的意思是“当一些人走到前面……整条战线变得参差不齐时，把战线拉直”；junge的意识是“会合”或“队伍紧密团结”。一位学者列举了50个这样的术语，以说明它们是如何被翻译成希腊语的，在随后的转译中被收录在利奥六世（Leo Ⅵ）的《战术》中，他给出了一个当时在军令上守旧的例子，即瑞典一个精锐的胡萨兵团仍保留德语的军令语言。[5]

在现代战争中，肉搏战是非常罕见的，战斗大多是在非常突然的情况下开始的，因为会受到远处看不见的敌人投掷、投射或发射炮弹造成冲击的影响。在古代的战斗中，没有远程武器，所以除了伏击之外，在战斗前的最后时刻，在敌人蓄意接近或向敌人逼近的过程中，直到第一次武器冲突之前，他们都有充分的准备经验。这是最紧张的最后几分钟的命令顺序，对于那些知道该害怕什么的老兵来说是非常紧张的，对于那些不知道的新手来说，这是一种微妙的循序渐进的心理准备过程：

Silentium（静默）mandatacaptate（理解你的命令）；

nonvosturbatis（不要着急）；

ordinemservate （保持你的排列和在纵队中的位置）；

bando sequute（跟随旗帜，单位军旗）；

nemo demittatbandum et inimicosseque （不要过于冒进去追击敌人）。

当战斗即将开始时，当部队接近敌人的弓箭可及范围时，“发出命令‘帕拉蒂’（parati），意思是‘准备好’。”就在这之后，另一个军官喊道：阿迪乌塔（Adiuta），救救我们！众人齐声清楚地回答说：“神啊，你是神啊。”[6]在这时，弓箭手将会射出他们的第一批箭，而受到更好保护的重步兵将会以密集队形前进，盾牌连接着盾牌一齐横跨向前线。

在一支讲希腊语的军队中保留拉丁文的命令并不是盲目的保守主义，而是一种保持连续性的方式，这是人类历史上最成功的军事机构，也是新罗马帝国从旧帝国得到的最重要的遗产。

莫里斯的《战略》是拜占庭最完整的作战手册，尽管其篇幅很短。为了描述能让一个人打败三个人的训练和战术，作者自己只用了一个词，而其他作家在这里可能得用三个。几个世纪以来，它无疑是拜占庭军事首领们最有用的参考书籍，即使到现在也不是完全无用的。在神秘基督教仪式的面纱背后，拜占庭人纯粹的实用主义作风是非常罗马化的，在《战略》一书中，起始内容是“我们的夫人，纯洁的，永远的圣母，玛利亚”，然后立即转向关于士兵训练的叙述，这是任何严肃的作战手册的正确起始点，就像现在一样。

军事历史中往往没有提及双方的士兵是如何训练的。然而，这通常是军队实力的决定性因素。不仅仅是历史学家忽视了培训的本质重要性，从最初的个人培训或“基础”培训开始即是如此。如果新兵在被派往部队之前，在接受基本训练的时候还没有掌握武器和作战技术，那么部队就不能练习战术，因而不得不弥补每一个新兵所缺乏的基本技能。大多数军队的大多数部队都是这样做的，这主要是因为他们的军官有更重要的事情去做，而不用去监督新兵的个别训练，包括每天早起，夜晚没有娱乐活动，长时间麻木重复的指导，以及在所有的天气条件下进行大量的行军、跑步和爬行。所以，在世界上大部分的军队中，经历几周的拉练和军事演习之后，新兵们会到达他们的部队，如果训练时在射程范围内可以打中10次或20次，那么战斗中会产生的后果将毫不意外。

在现代军队中，只有一小部分军队是认真训练士兵的，因此在战术上比未受过训练的大多数军事人员具有决定性的优势。

这就是《战略》的目标。它选择的主要士兵类型既不是步兵也不是骑兵，而是两者兼而有之，弓箭手是最重要的。因此，需要对士兵进行站立和坐式射箭训练，以及在上马时及近距离战斗中使用长矛刺或猛戳，士兵还需要接受单位的冲锋训练。旧的术语“骑兵”（mounted infantry）已经不适用了，因为在大多数情况下，它只不过是拥有劣质马匹的步兵，不能骑马，更别提射箭了；更古老的术语“龙骑兵”（dragoon）暗示，考虑到准确性和射程，更高级的龙骑兵装备的是步枪而不是滑膛枪。在“个别士兵的操练和演习”标题下，我们读到：

他应该被训练快速站立射击（弓箭），要么用罗马人的（拇指和食指）方式，要么用波斯人的（三个中指）方式。速度是重要的，它能使箭从箭袋中松动，并以强力的方式释放。这是必不可少的，战士也应该在骑行时进行练习。事实上，即使箭瞄得很准，缓慢射出也是无用的。

弓箭手的战术效能明显取决于他们的射速、精确性和致命性，但三者之间不存在同质的权衡，因为敌人通常会撤退到精确且致命的弓箭射程之外，或者相反，他们会试图冲锋并超过弓箭手，这两种情况都会使射击率发生重大变化。“他还应该骑着马飞快地奔跑，向前，向后，向左，向右。”[7]

如果在马全速前进时骑手可以保持安全，大多数骑手会毫不犹豫地依靠自己的膝盖发力，同时用两只手前倾射箭。更困难的是，他们要避开其他骑马奔驰的人，身体向前倾斜，向侧面瞄准。另外，他们可以在马鞍上右转，直接向后方射击，从而直接释放出（古代帕提亚骑兵佯作退却而返身发射的）回马箭。但是如果有一些初步的天赋并经过大量的训练，即使是这些精湛的射箭技术，骑手们也可以基本掌握到一个足够的程度。这些技术最初是拜占庭人从匈奴人那里学来的，匈奴人从小就开始训练，在蒙古国的那达慕节日比赛中，这些技术仍然被一些骑射手进行出色展示，在那里，人们可以欣赏当地精英们的精确射术，就像《战略》中所描述的那样，“前、后、左、右”速奔跑。根据普罗科皮厄斯的说法，这是拜占庭骑士的一项既定技能，在《战略》写成之前不久，他就在战场上看到了这一技能：

他们是骑射专家，能够毫不费力地在全速骑行时将弓指向两侧，无论是追击还是逃跑（向后的“帕提亚射击”）都能射中对手。他们紧贴右耳将弓弦拉至前额，这样射箭的冲力足以杀死任何挡道的人，盾牌和胸衣都没有力量抵挡它。[8]

在战斗的每一个阶段，从最初的狙击到全力以赴的战斗，从用弓箭追击撤退的敌人，或者防守阵地，或为进攻敌人的部队提供掩护，骑射手和步兵射手都有其特定的角色。

《战略》中所描述的拜占庭骑兵的武器肯定不是简单的木头弓和能够拉到胸前的绳子制成的，这是留给罗马军队的辅助军团的，尽管他们有阿波罗神圣的射箭术，荷马（Homer）还是一再嘲笑他：“阿尔戈斯人（Argives），你们这些弓箭手，不感到羞耻吗？”（《伊利亚特》4，242）；“你们弓箭手，是肮脏的战士”（《伊利亚特》11，386）；“（弓）是……懦夫的武器，而不是战士的武器”（《伊利亚特》11.390）。[9]最鄙视弓箭的是伟大的英雄狄奥米德斯（Diomedes），他的脚踵就是被海伦的情人帕里斯暗箭射穿的：

弓箭手和吹嘘者，面对女孩，用你的可爱和你的热情吧；如果你用真正的武器面对我，你会发现你的弓和箭都是可怜的防御……你所做的只是把我的脚底刮干净……从懦夫和乳臭未干的小子手中射出的箭无法伤害我。我的武器（投掷长矛）有更大的优势。一碰触它们，人们就将死去。[10]

到了6世纪，拜占庭弓箭手装备了复合反射弓，这是古代最强大的个人武器。早在《战略》问世之前，当拜占庭人于6世纪中叶在意大利攻打哥特人的时候，他们就已经用骑射的战术优势做到了这一点。《战略》提供了士兵所需培训的具体内容：

在马背上奔跑（疾驰）时，他应该迅速射出一两支箭，并把上弦的弓放入盒子中（如果盒子足够宽），也可以放入为此而设计的半截箱中，随后，他应该抓住他背上的长矛（kontarion）。并把长矛握在手里，然后迅速将其放回他的背上，再拿起弓箭。这是一个好主意，士兵们可以在骑行时如此练习。[11]

复合弓是由动物骨头黏合在一起制成的，主要由干燥的动物肌腱提供动力，在特殊情况下必须保护其免受雨水的侵袭。它足够宽，骑手在它已经被绑起来的时候就可以握住弓，而无须仅在其松开的时候。这与其他同类的拜占庭风格的弓箭不太一样，如奥斯曼人的弓箭，是用皮革材料制成，能经受住防水考验。

此外，《战略》中提到“一件特大型斗篷或带头罩的毡斗篷……大到足以覆在……（盔甲和）弓上以‘保护它’不被雨水或露水沾湿”。[12]第二个值得注意的地方是，他建议骑手快速射出一支到两支箭，然后从它的后背捆绑带中拔出长矛，随后换掉长矛，再把弓箭拿出来。

这就是在任何时代都必须进行的武器训练。在这种情况下，经过掌握武器的最初阶段之后，为了能够准确瞄准（命中是另一回事）而多次射击目标。下一阶段是学习如何在战斗中使用武器，此阶段不再是单独使用武器，而是与盾牌、剑、标枪或投掷长矛组合使用。在这一点上，训练的目标是使士兵在作战过程中流畅地使用装备，在插入、切割和投射武器之间来回切换。

有证据表明，这是一种已经在罗马军队中培养起来的艺术。一段著名的铭文记录了公元128年巡游各地的皇帝哈德良（117～138年在位）在骑兵-步兵混合第六军团（Cohors Ⅵ Commagenorum，第六区，现在位于土耳其东南部）的士兵面前发表的一段直言不讳的讲话。第六军团刚刚进行了一项武器转换作战演习，不幸的是，他们在一个明显更为精锐的纯骑兵军团潘诺尼亚第一骑兵团（Ala Ⅰ Pannoniorum）的表演之后进行演习。

对混合组成军团来说，即使是其本身也很难满意演习结果，尤其是在看到潘诺尼亚第一骑兵团的训练之后，更不可避免地对自己的表现产生不满。阅兵式场地的区域不同，掷标枪的人数也不同，士兵们正确的武器轮转在快速连续地进行，坎塔布里亚（Cantabrian）骑兵井井有条（潘诺尼亚第一骑兵团刚刚做了精湛的表演），然而你们战马的外表和质量以及武器训练的质量都符合你们较低的水平。但如果你们干劲十足地履行自己的职责，就可以避免我的厌恶了。此外，你们还用弹弓发射石块，用投掷物作战……至于（你们的指挥官）卡图利纳斯（Catullinus）……我很清楚，像你们这样的人确实是由他带出来的。[13]

对于罗马人来说，他们认为消灭敌人是不够明智的，使敌人屈服的好处更大，能够实施切割、推进和围攻的重型步兵是最重要的武器，因为它能最好地达到决定性的效果。

相比之下，大多数时候，也是当《战略》问世的时候，拜占庭人相信需要遏制而不是摧毁他们的敌人——因为他们可能是明天潜在的盟友。因此，对于他们来说，骑兵是更重要的武器，因为它的参与并不一定是决定性的，但是能够以快速撤军或谨慎的方式结束战斗，这样双方就不会损失过于惨重。尽管如此，即使在骑兵时代的鼎盛时期，仍然需要一些步兵，包括轻步兵和重步兵。因此，《战略》为这两种人的培训提供了建议，同时承认长期以来对这一主题的忽视。

在“重型步兵个人训练”标题下，只有几行字：

他们应该接受单兵作战训练，装备盾牌和棍棒（一个真正的盾牌和一支模拟长矛），同时，训练远距离投掷短枪和尖刺飞镖。[14]

还有更多关于“轻装步兵或弓箭手的训练”：

他们应该被训练成用弓快速射击。无论是罗马人还是波斯人。他们应该训练快速射击，同时携带盾牌，远距离投掷小标枪，使用吊索，跳跃和奔跑。[15]

《战略》一书阐述了每一种步兵规定装备的特点，重步兵的队列中至少要确保两端的两个人穿戴盔甲，这样，前面和后面的两个士兵才能免受敌人弓箭，包括切割武器，还有钉头锤等的攻击；所有的头盔都带有双颊板，还有用于保护膝盖以下腿部的铁皮或木板制作的盾牌，型号不详，但尺寸完整——在其他地方则提到了小盾牌或“靶子”。这是一份也许不太深刻但详尽无遗的新式军事研究，包含一长串不同的装备类型或设备名称，虽然有插图，但根据名称就可以了解到它们的危险之处。[16]

可以肯定的是，无论是在当时还是在几百年后，甚至在火器出现之前，重型步兵的作用都是夺取阵地。除了投掷石子吊索和长矛，以及投掷标枪和铅尖飞镖的适度冲击外，它不会有很大的敏捷性，投掷物的力量也不会太强。

《战略》中描述的长枪始于骑兵的长矛（拉丁语是Contus，希腊语是Kontos），步兵也可以用它来阻击骑兵。还有许多名为轻投矛或标枪的武器，它们有着不同的起源和设计：单管枪（monokontia），齐宾诺伊（zibynnoi），飞掷枪（missibilia）或经典的阿肯蒂亚（akontia）。[17]值得注意的是，轻步兵无论如何都不能使用弓。

就像拜占庭所有其他文献一样，《战略》中的轻步兵主要是一支投射部队，装备着最多可容纳40支箭的复合反射弓箭，尽管规定“可能没有弓的人或没有经验的弓箭手”要配备小标枪、斯拉夫（轻型）长矛、铅头飞镖和弹弓。

还有一种更深奥、更容易被人误解的装备——片箭（solenarion），它不是人们曾经以为的带有短箭的小十字弓，而是“管子”，或者更完整地翻译成原始的圆柱形金属箭——适用于小箭的木制发射管。它们是现代弓箭手有时仍在使用的透支或“扩展”装置。[18]

使用它，短箭头比全尺寸的箭头更容易插入一个中央有狭缝的管子里；这样，即使箭头只有40厘米，而不是140厘米长，弓弦仍然可以被完全拉回。这些短箭被称为梭镖（Myas），它们对于干扰敌人的攻击是很有用的，因为它们的射程能够超出全长箭的射程范围，但全长箭可以穿透厚厚的覆盖物和装甲，米纳斯却不能。[19]

在《战略》中，主要类型的士兵无疑是骑兵——弓箭手，当然还有更多关于其装备的细节。（不可能训练每个人都使用复合反射弓，射箭步兵也很常见，这可能误导了这位杰出的学者，以致其认为“拜占庭复合长矛/骑射手可能是个神话”。）[20]

作者推荐缝制鳞片盔甲（Lorica Squamata）、链接板层盔甲（Lorica Hamata）或链接板层盔甲的连帽衫，一直长到脚踝——这是格斗时用的重要装备，被使用了800年左右，直到火枪开始普及；也有用防水皮革覆盖的手提箱，因为盔甲很贵，而且会生锈；作者进一步规定装盔甲衣的轻柳条箱也应该放在腰部的马鞍后面，因为“如果战况发生逆转，负责备用马匹和辅助装备的（仆人）某天不见了，盔甲的外壳也不会因不受保护而遭到损坏”。

书中还提到了头盔、剑、铁胸甲和马头甲，但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战士的主要武器：“弓箭设计应该适用于每个人的力量，最好不要过重，实际上应该更轻。”[21]

复合反射弓是有效的，因为它能够蓄积大量的能量，但也具有同样的抵抗力，所以选择一个可以迅速将弦拉回的弓是一个好主意，确保即使在第30支箭时也能将其拉紧，而不仅仅是第1支箭。如上文所提到的，不仅在军团仓库中储存了备用弓弦，在士兵的鞍囊中也有充足的弓箭，他们装备有容纳30支或40支箭的雨罩箭袋，还有小的锉刀和用于现场维修的小工具。

作者特别指出，装备有皮革和燕尾旗、圆颈件、胸部和颈部覆盖物、宽大的内袍和帐篷（圆形皮革蒙古包）的长矛骑兵被称为“阿瓦尔型”。半个世纪前出现在普罗科皮厄斯时代的拜占庭骑兵是以匈奴人为原型的，但在写《战略》的时候，拜占庭人已经多次受到阿瓦尔人的攻击。阿瓦尔人是突厥人中第一批到达西方的骑兵，他们不仅拥有与匈奴人相同的复合反射弓箭，还在迁徙途中从另外两个先进文明那里获得了许多其他装备。中国文明是他们的发源地，而在向西迁徙的途中，到达中亚的贸易城市时，他们遇到了伊朗文化。

与匈奴人不同，阿瓦尔人从一开始就可以构建并操作精心设计的攻城设备，可能包括牵引式投石机，并以其强大的简洁性淘汰了之前所有的掷石器械。此外，他们很可能在西方引进了一种最著名的装备：斯卡拉（skala）。[22]“stair”的字面意思就是“马镫”——依附在马鞍上的应该是两个铁制品（“马镫”）——阿瓦尔语的对应词汇已经失传了。这是不幸的，原因是它本可以佐征马镫的起源，后者的诞生已成为最受争议的话题之一。

与不懂骑射的历史学家所宣扬的神话相反（例如，“没有马镫，带长矛的冲锋不可能是一种策略”），[23]马镫并不是让骑兵用长矛冲锋而不被冲撞倒地的必要条件。如果骑手从马匹上摔下来，那并不是因为缺少马镫，因为马镫只是紧紧固定住骑手的大腿，使其不至于松垮垮地悬挂于马腹上。在这方面尤其有价值的文献是一位现代骑士的证词，他对“冲击战斗机制和冲击战术发展的检验”从实验上最终证明了这一点。[24]

此外，最近的研究已经可以重建罗马骑兵马鞍，它们的特殊设计将使有能力的骑手保持良好的骑行状态，同时可以使用冲刺枪进行冲击，或半转身挥动长剑。它们由一个用皮革包裹的坚固木框架组成，每个角都架设了前鞍，用以帮助骑兵锚定所有四个方向。[25]后人已经尝试了这个没有马镫的设计，展示了它的功能。没有证据表明拜占庭骑兵有同样的马鞍，但这一成功的设计似乎不太可能被遗忘。

在罗马人和他们的敌人中，最著名的是萨尔玛提亚人（Sarmatian）骑兵，他们配备着特有的盔甲。伊朗的历代大国，如帕提亚（Arsacid Parthia）和萨珊波斯等也都有重型骑兵，就是为冲锋而训练的骑兵。事实上，早在马镫发明之前，他们就已经训练装甲骑兵冲锋了。他们装备着厚厚的煮过的皮革、链甲、层状盔甲，甚至是像中世纪的骑士一样的板甲——或者更确切地说，是文艺复兴时期的骑士们模仿了中世纪骑士的形象，因为后者很少配备全套的盔甲。可以肯定的是，罗马人、萨马提亚人、帕提亚人和波斯人——以及所有在实战中对敌人发起过冲锋的人——使用的武器都是手持刺刀（Kontos），他们也装备了18世纪和19世纪欧洲骑兵的长矛，而不是中世纪后期骑士比武和电影中的重击杆。

当罗马人第一次在美索不达米亚炎热的夏天遇到波斯骑兵时，他们嘲笑源自克里巴（cliba）的全副装甲波斯骑兵克里巴纳利（clibanarii）是“面包炉”。然而，他们仍模仿了这种最笨重的装甲骑兵。这种骑兵装甲成本很高，而且很容易使战士精疲力竭（尤其是在炎热的天气里），但选择它们的理由也很充分：在适宜的地形下，它可以提供“升级优势”，即发起迅速、尖锐、勇猛的冲锋。5世纪的《百官志》（Notitia Dignitatum）列出了10个军团单位的名称，其中有几个单位的名称表明了它们的东方起源：“equites primi clibanarii Parthi”（第一支帕提亚装甲骑兵），指的是阿萨息斯帕提亚；第二军团和第四军团分别是“Equites secondi clibanarii Parthi”和“Equites quarti clibanarii Parthi”；“Equites Persae clibanarii”是波斯装甲骑兵，“Cuneus equitum secundorum clibanariorum Palmirenorum”是帕尔米安（Palmyrian）装甲骑兵第二中队。[26]其他军团单位仅以其专长来命名：“Equites clibanarii”，板甲骑兵；“Equites promoti clibanarii”，高级板甲骑兵；还有“Equites sagittarii clibanarii”，装甲弓箭手。

同样的，正如我们所指出的，《百官志》不可能是一份精确的军队人员清单——无论何时，它都可能包括那些已经退役却仍在领取工资的部队名单（对出纳员来说有利可图），同时不包括已在首都却还没有注册的新队伍。此外，军事编队倾向于保留传统的头衔，即使它们实际的组成性质发生了变化——当代美国陆军的装甲骑兵团已经没有马匹了，而步兵师却有许多坦克。因此，当《百官志》中的某一部分被编辑时，没有人能说出书中罗列的全副装甲骑兵军团的实际性质，但如果它们本来没有装备独特的板甲，就很难被命名。

《百官志》中还列出了另一类注定要留传更久的重型骑兵——全身包裹式重骑兵（catafractali，希腊语中的katafractoi，源自kataffrasso，“封盖”）。他们也全副武装，以面对近距离的战斗。他们同样受过使用长矛冲锋的训练，但至少他们最初的装甲不像克里巴纳利的那样重。[27]这些士兵没有配备更重的钢板或板层盔甲，而是缝制了规模化的盔甲或链甲，就像《战略》中提到的那样，或者用煮熟的皮革或厚厚的布制成盔甲——如果一开始织得很紧，就可以多层缝合打结，就像一种原始的芳纶（Kevlar）。

《百官志》中列出了9个单位，其中一个单位的历史或许可以追溯到3世纪，即埃及南部底比斯（Thebaid）的“Ala prima Iovia catafracurum”（第一支朱庇特装甲骑兵“队”），而其他军团则在现代用语中被简单地列为“equites”，也就是“骑兵部队”或“中队”，但“cuneus”（“楔形”），即“equitum catafractariorum”等由指挥官亲自领导的部队，以及在不列颠的莫尔比奥（Morbio），“Praef ectusequitum catafractariorum”除外。在长期的军团转型中，即使他们古老的名字依然流传着，但是两种装甲骑兵的区别很有可能已经消失了。

显然，马镫的历史重要性被过分夸大了，特别是小林恩·怀特（Lynn White Jr.）所做的说明。他试图在这个狭窄基础上建立一个完整的关于社会变革的解释实际是一种诡辩。[28]但是，毋庸置疑，马镫增加了所有种类骑兵的相对战斗价值，使所有形式的骑乘更为便捷。穿着铠甲的人不能像罗马人所训练的那样轻易上马，而是需要踩在马镫上。在战斗中，马镫增强了骑兵的横向稳定性，无论是在他们挥舞着剑和狼牙棒时，还是冲锋时。

最重要的是，马镫可以让弓箭手掌握足够多的技能，无论是小跑、慢跑，还是疾驰，都能令他们笔直地站在马背上，同时放出他们的箭，这极大地提高了命中率。

在《战略》中没有提到板甲射手，而全身包裹式重骑兵（catafractali）已经进化成装备有鳞片或链甲防护的初级长矛射手。在《百官志》中没有提到全身包裹式重骑兵，而全身包裹式重骑兵正是他们的前身。

除了轻型投射步兵和负责地面控制和地面占领的重型步兵，《战略》还提到了其他三种类型的士兵在《战略》中被提及。第一类是“私人卫队”，以两次烘焙的脱水面包命名，这种面包被分发给战斗中的船员和士兵。最初，私人卫队是由战地指挥官们私下培养的，作为他们的私人警卫和突击部队。但很明显，前者逐渐发展成了一支国家培育的精英部队，原因是，他们的表现被给予了特别的关注：

对于这个私人卫队（bucellarii）来说，装备铁手套和挂在背带上的小流苏，以及给他们的战马配上胸带，还有在自己的肩膀挂上小旗，都是不错的做法。因为士兵越是装备得风度翩翩，他对自己就越有信心，也就会给敌人带来更多恐惧。[29]

这个道理对其他类别的军队来说也是一样的，这些装束展现了他们的地位，特别是私人卫队。顺便说下，私人卫队不久后就演变成一支领土守卫部队，而在7世纪后期，当应对战败和撤退的紧急反应发展成一种机制时，它又被派遣在一个固定的区域或军区内管理和保卫一方土地。关于私人卫队所管辖军区的描述，恰如其分地出现在君士坦丁七世的“10世纪调研”中，这本著作被称为《军区论》（De Thematibus）。[30]

第二种类型的军队是联邦制部队（federati），或者可以将其简称为“外国人”，他们最初作为“条约”（协约）军队，原本在自己部落首领的领导下。但由于太穷困而无法纳税，或者太强大而不能征税，因此作为一个完整的军团单位被提供给帝国；后来，他们成为按合同为帝国提供服务的军团单位。[31]与今天由安保承包商提供的雇佣兵不同，联邦军所耗费的费用比同等数量的军队要低得多，因为军团中的公民士兵能得到丰厚的薪水，住进舒适的兵营，获得精心的医疗照顾，以及享受可观的退休津贴。帝国军队中大概有一半是更廉价的部队，因为在罗马的军队中，它们是由低工资，非公民的辅助部队组成的——他们几乎组成了仍以步兵为主力的军队中的所有骑兵。但由于他们当中没有尊贵的罗马军官，因此联邦军队甚至更为廉价。毫无疑问，这就是他们一直以这种或那种形式继续在拜占庭军队中服役的原因，他们通常作为可以承担更多牺牲的轻装部队，比如10世纪《军事学》（Praecepta Militaria）中所述的“标枪手，无论这‘标枪手’是罗斯人（早期俄国人）还是其他外国人”。[32]

他们有时以出色的作战技能和英勇精神而著称，就像欧诺古尔人（Onogurs，匈奴人）一样，他们在意大利为贝里萨里奥斯（Belisarios）而战；鲜有对于他们失败的指责，但也有人指责他们在战场上有过叛变行为，尤其是面对来自同一种族的敌人时。据推测，这是1071年8月26日星期五罗曼诺斯四世在曼齐克特遭遇重大战略失败的原因之一：他的一些雇佣兵与塞尔柱敌人同属奥古兹突厥族裔，据描述他们在战场上改变了立场。在《战略》中“人民与敌人的关系”标题下，作者建议采取以下具体预防措施：

在作战开始很久之前，应该将与敌人相同种族的部队从军队中抽调出来，并派他们去其他地方，以避免他们在关键时刻倒戈。[33]

最后，《战略》中谈及了某种民兵组织，或者至少是在这种组织中服役需做的总体准备：

所有40岁以下的年轻罗马人，无论是专业弓箭手还是普通弓箭手，都必须装备弓箭和箭袋。他们应该配备有两把长矛，以便第一支没打中时有第二支作为备用。不熟练的人应该用较轻的弓。如果有足够的时间，即使是那些不知道如何射击的人也要学习，因为他们必须这样做。[34]

考虑到所有的异族入侵都将渗透进帝国的领土中，并有可能到达君士坦丁堡，人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战略》的作者会提倡对公民进行普遍的军事训练了，因为这样，所有健全的公民都可以协助专业的帝国军队去保护他们自己的家园。在后来的军事著作中，也有作者提出了同样的建议。譬如，据说在544年，伊德萨（Şanliurfa，Urfa）的居民在驱逐萨珊波斯人入侵的战斗中扮演了勇敢的角色：

现在，那些和士兵一起上前线的民众们最有力地击退了敌人，许多人［阿克格罗康·波洛伊（akgroikon polloi）］以英勇的行动向野蛮人展现了非凡的作为。[35]

但罗马和拜占庭法律禁止私人携带武器，而有组织的民兵很少得到拜占庭当局的批准。[36]这并不奇怪。在敌人入侵帝国的特定区域时，他们才会做出其潜在的、偶然的军事贡献，而在平时，他们对帝国政府可能会造成实际的、持续的政治威胁，甚至是威胁到帝国的稳定。帝国的统治不是专断的，因为它是受法律规范的，但也不是君民双方两相情愿的。建立民兵组织的政治前提是，公民士兵必须效忠于当权政府，因为民兵组织代表着公民的选择，或许他们很快就会在下届选举中获胜。

很明显，民兵组织并不适用于帝国的独裁统治，不管这支队伍是多么的温和——再温和也无法与图拉真（Trajan，98～117年在位）治下的队伍相比，至少根据普利尼厄斯·卡西利乌斯·塞肯德斯（Plinius Caecilius Secuntus）的说法是这样。他是安纳托利亚最西部重要的比特尼亚-庞图斯省（Bithynia-Pontus）的年轻帝王总督（Legatus Proraetore Conacari Potestate）。在给图拉真的一封信中，普利尼厄斯提到：

在尼科梅迪亚［Nicomedia，今伊兹米特（Izmit）］发生的大火摧毁了许多私人房屋和……两座公共建筑。它是被强风煽动起来……但是……如果不是大众的冷漠……这场大火就不会蔓延那么广……总督阁下，可否考虑成立一支（志愿）消防队伍，人数以150人为限。我会确保，如果不是真正的消防员，公民不会被允许加入这支队伍……观察这么小的一支队伍并不困难。

作为一个有经验的帝国官员，普利尼厄斯非常谨慎，尽管150人很难威胁到帝国。但对于图拉真来说，他不够谨慎：

你很可能会想到，在尼科梅迪亚组建一个消防队是有可能的……但我们必须记住，这样的社会组织是造成你所在省政治动乱的罪魁祸首。如果人们为了一个共同的目的而集会，无论我们给他们取什么名字，无论出于什么原因，他们很快就会将其变成一场政治集会。因此，提供消防设备并指示业主们使用它是一项更好的政策。[37]

除了这个例子以外，《战略》在其关于个人培训建议中的观点始终如一，就像它所推荐的策略和作战方法一样。

对于强者来说，他们能在对抗中直接战胜敌人，而战术可以通过简单的程序调遣军队并运用武器来对抗敌人。由此产生“消耗”这一近乎机械的过程，必须以人员伤亡为代价。在仍是一个商业国家时，英语称之为“屠夫账单”（butcher’s bill）。但它能够可靠地打击敌人，避免过于单一或复杂的军事行动带来的所有风险。即使现在没有一种远程火力攻击可以只给作战的一方造成消耗，这在古代也同样是不平衡的：只要有更好的个人训练、装甲和武器，“屠夫的账单”就可以被削减到同样的程度。罗马人在他们处于优势地位的时候也是这样做的。他们可以依靠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军团士兵发起强大的正面进攻，通过切割敌人部队来赢得战斗。消耗是肯定的，但已经相当经济。骑兵中的非公民辅助军团（alae，“翼”）可以守卫步兵编队的侧翼和后方并击退敌人的骑兵，而辅助轻步兵部队（队列）可以用标枪、弓箭和弹弓来打击和骚扰敌人，射箭和投掷石块的野战炮兵也是如此。但通常情况下，决定战斗胜负的是步兵团“绞肉机”。

在前进的军团面前站稳脚跟的敌人大多数情况下是不明智的。他们首先会被连续两轮的轻标枪（pila）齐射击中，标枪的重金属头将穿透盾牌，甚至可以刺穿他们的头盔。接着，军团的士兵们在厚重的护盾后面前进，一直向前推进，并用致命的短剑刺向他们。在大盾牌的上下都有头盔和护盾来保护他们，同时在第二梯队的龟甲阵型中设置有更多的盾牌，步兵们迈着有节拍的步伐向前推进，装甲部队的力量是残酷的。死亡或逃跑是那些面对他们的人的通常选择，但逃跑最好早点开始，甚至是在战斗之前。因为虽然笨重的军团步兵很难追得较远或较快，但辅助骑兵和轻装步兵已经做好了追捕和消灭逃兵的准备。

拜占庭人钦佩马其顿方阵古老的辉煌，更钦佩罗马军团鼎盛时期的力量。但拜占庭人拒绝效仿两者的作战风格。他们从未试图复制这些步兵杀人机器，因为他们不想承受罗马式决战所带来的不可避免的伤亡。相反，他们一直倾向于不那么果断的战术，更机动，如果需要的话，他们会组织更难以捉摸的骑兵部队。在《战略》中，作者总结了尽可能避免消耗的战术论点：

战争就像打猎。追捕野生动物靠的是侦察，网，埋伏，跟踪，绕圈，以及其他类似的计谋，而不是靠纯粹的武力。我们进行战争，无论面对的敌人是多是少，都要这样做。试着在正面战场上手拉手，面对面地简单压倒敌人，即使你似乎赢了，但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方式，可能会对你自己造成同样严重的伤害。除了极端的紧急情况外，去获得如此昂贵，却只带来空洞荣耀的胜利是荒谬的。[38]

尽管罗马人一直在为他们典型的歼灭战术而训练，但他们自己通常都尽量避免据此战斗。他们更倾向于让他们的敌人撤退到据点固守，然后让他们在缓慢的、系统的、无情的围攻中因饥饿而被打败。这些军团经过交叉训练，已经装备成战斗工兵，在拆除和修建防御工事上一样得心应手，他们可以建造公路、桥梁、高架桥、仓库，甚至整个军区。朱利乌斯·恺撒最终在他的高卢战争中击败了维辛托里克斯（Vercingetorix），就像维斯帕索（Vespasian）和他的儿子提图斯（Titus）在耶路撒冷和马萨达（Masada）的围攻中结束了他们的犹太战争一样。通过诱捕和饥饿围困敌人直到他们投降，从而使罗马人避免了在任何双边战斗中都不可避免的伤亡，以及在会战和片式战斗中将遭遇的变幻莫测。作战结果都是一样的，而且更加确定。

当拜占庭人认为他们可以不受其他敌人骚扰时，他们也倾向于采取缓慢而安全的围攻战术。但这些都是罕见的情况，拜占庭人一贯不愿意在消耗战中进行耗资的训练、提供昂贵的装备和投入稀缺的兵力。

旨在以最少消耗来实现目标的作战计划，可以是由多个步兵、骑兵和水兵部队汇聚在一个目标上进行联合行动，也可以是简单的一系列兵种的行动。但如果是协同行动，就像拜占庭骑兵标准的三步作战计划一样：第一，以冲锋相威胁，诱使敌人密集集结；第二，不要冲锋，而是将一排排的箭发射到紧密聚集的敌军中；第三，正大光明地冲锋，但只有当敌人消耗殆尽并明显摇摆不定时，才能将其打垮。

这种战术在理论上不那么简单，但如果训练得足够，则将是非常实用的，这种出色的作战方案结合了轻型和重型步兵的战术行动，以及轻型和重型骑兵的战术行动。

为了战斗，重型步兵必须在敌人长矛的攻击范围之内作战；使用飞镖、标枪、弹弓或箭进行攻击，必须让敌人在其射程内——但仍需要保护自己免受敌人的长矛和刀剑之害。这在拜占庭时期是一个非常古老的问题，很多解决方案都被尝试过；所有方案都采用了线性和非线性阵列的变体。在第一种方案下，两种步兵以相同的部署混合在一起：“有时弓箭手会被派到每个纵队的后方，与人数成比例配备，即16个重步兵搭配4个弓箭手……有时他们被安排在队列中，一名重步兵和一名弓箭手交替排列。”[39]

这样做的优点是简单——这是处于混乱战斗时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优点——但这意味着弓箭手和其他投射部队要么将武器发射使之越过前方重步兵的头顶，要么就不受他们的保护，分散在前线中，从而削弱了队伍抵抗冲锋或攻击的能力。在没有轻步兵的情况下，重步兵可以形成一级盾墙来击退骑兵，而后面的二级步兵可以举起盾牌，遮住头部，以抵挡俯冲而下的投射物。同样地，当发起攻击时，一组重步兵会比一支混合部队拥有更多的质量和动力，而轻步兵只有小盾牌且没有装甲。

在非线性阵列中，轻步兵单位和重步兵单位是分开的，以便使它们各自发挥最大的作用。这个问题是通过以下两种方法中的一种来克服的。如果有高地，轻步兵部队可以安全地驻扎在高地上，而且可以很容易发射投射物击中敌人——下方的狭窄通道是埋伏的理想地形；那么，地形优势就可以完全抵消轻步兵力量的不足，围攻时的城墙和塔楼也能发挥这样的作用。否则，就需要更多的努力来克服这个古老的问题：轻型步兵部队必须在前后之间来回移动，穿过重型步兵部队之间的“走廊”。后者延长他们的纵列以缩短他们的正面战线，从而打开走廊，或者缩短他们的纵列以延长他们的正面战线，从而关闭走廊，形成一个连续的战线。

这听起来很复杂，但拜占庭人一直在这么做——他们的军队进行了大量的操练工作，而这些操练正是为了能够在战时迅速改变部队部署的纵深，从而改变他们战线的宽度。部队的正面战线可以缩小，整个战斗的战线也将缩小，从而使其与敌人的战线保持一致，或使其更深入、更灵活，或为轻型步兵或骑兵开辟通道。

如何将骑兵和步兵结合起来，以达到运作层面的协同效应也是一个困扰拜占庭人许久的问题。因为不同种类步兵的组合，即使是复杂的，也仅限于战术层面。

努力减少损耗不仅仅是保护稀缺资源的问题。还有一个战略上的原因是，即使成本很低，也要避免消耗。拜占庭人总是面对很多实际的或潜在的敌人。从来没有一个敌人的毁灭意味着冲突就此结束——正如苏联的解体曾经被一些人误认为是历史的终结。自从匈奴入侵以来，拜占庭人就知道，在敌人的后方，还有其他人在伺机对帝国发起攻击——这样一来，摧毁一个敌人，完全可以为另一个敌人打开前进的道路，而另一个敌人可能会更加危险。此外，昨天的敌人可能成为今天的宝贵盟友。讨好潜在的敌人，招募他们成为盟友，这一策略最初并不是由拜占庭人发明的，却成了他们的专长。因此，他们学会以一种明显的矛盾心态看待面前的敌人，不仅将他们视为必须予以反击的敌人和可能需要艰苦抵抗的直接威胁，而且将其视为未来可能的盟友。这使得消耗战术在战略层面上行不通，而且代价高昂。

有些时候，帝国确实追求获取最高的目标，特别是在查士丁尼的统治下，北非汪达尔人和意大利东哥特人的力量被其完全摧毁，而且帝国不断地与保加利亚人作战，最著名的皇帝当属巴西尔二世。这些状况在拜占庭历史上如此罕见，以至于所举的例子以半个世纪为间隔。消耗战术的目标与拜占庭想要达成的战略目标完全一致，但仍然不适合拜占庭人，因为他们将需要更大规模的部队，并会造成相当程度的伤亡。几个世纪以来，拜占庭人缺乏前者，更负担不起后者，因此，就连查士丁尼在意大利的战争和巴西尔在巴尔干半岛的战争，也不是正面进攻或迅速决定的消耗战，而主要是长期的机动战役和围攻，这几乎不可能造成那么多的伤亡，因为拜占庭军队的总人数一开始就不多。

战备部队的严重短缺确实是拜占庭战争中的长期状况。[40]这不是因为541年的黑死病造成了灾难性的人口结构崩溃，也并不是因为缺少健康的可服兵役的男性。帝国绝大多数的敌人［除了分散在沙漠中的贝都因人以外］也受到了同样程度的削弱，此外，帝国总是可以在境外招募新兵，而且经常这样做。即使是维持军事力量的高昂成本也不能解释这一短缺，因为帝国经常用黄金贿赂外国统治者，而这些黄金本可以用来购买更多的军队。

关键的制约因素既不是人力，也不是金钱，而是训练——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完成士兵训练所需的时间。考虑到帝国的战争风格，只受过基本训练的军队对拜占庭来说没有多大用处。它需要多才多艺的战争工匠，与团结和训练有素的部队结合在一起，随时准备执行不同的战术。部队必须一次又一次地训练他们的战术，以达到这种能力，这需要大量时间。在现代军队中，包括美国陆军和海军陆战队在内的一些部队，征兵后不到6个月就可以参战，而服役一年以上的拜占庭士兵还没有做好参战的准备。这是普罗科匹厄斯关于拜占庭人在与波斯人的战斗中伤亡惨重的解释：

还有其他800多名勇士英勇牺牲……几乎所有的伊苏里亚人（Isaurians）都倒下了……他们甚至不敢拿起武器去对付敌人。他们在这方面完全没有经验，因为他们最近才放弃务农，陷入战争的危险之中。[41]

普罗科匹厄斯还记录到，为第二次意大利战役而在色雷斯招募的4000名士兵在一年后被认为在战斗中训练不足——毫无疑问，他们在行军过程中损失了很多时间，但即使是最初的训练也需要至少6个月的时间（在当代美国军队中则缩减到4个星期）。[42]

这造成了一个无法解决的战略问题。

从原始农业的微薄盈余中可以征收到的税款，无法负担一支人数齐备、训练有素的军队的长期花费；但也不能只在需要军队来对付敌人的时候才去招募青年男子，因为作战所需的训练时间太长了。

这一战术方向在一系列准则中得到强调：

当一个人口稠密的城市被攻占时，重要的是开放城门，这样居民才能逃离，而不会被逼得走投无路。当敌人的防御工事被攻占时，情况也是一样。[43]

再一次强调，

当敌人被包围时，最好在我们的战线上留个空隙，让他们有机会逃跑。[44]

弗朗提努斯提出了类似的建议，但他的罗马同胞们通常希望在围攻结束后完全摧毁敌人并奴役战俘，而拜占庭人标准的操作手法是为敌人留下出路。最后，还有一条建议概括了这一原则：“一位明智的指挥官不会与敌人进行激战，除非出现真正特殊的机会或优势。”[45]

换句话说，即使数量和质量上的优势是肯定的，即使胜利是肯定的，也这也不足以成为开战的理由。

在拒绝消耗的情况下，拜占庭人必须有另一种战斗方式，事实上，战略战术主要包括两种合理的选择方案：战略（或战争的诡计）和“关系策略”，战术和作战计划是专门为绕过某一特定敌人的特殊优势和利用其特有弱点而设计的。

关于战略和关系策略都有较详细的描述，但它们也被概括为准则。在当今所谓“掩护和欺骗”的标题下，我们发现：“在敌人中散布你正策划一件事的谣言是非常重要的，然后你就去做别的事情。”[46]和“如果敌人的间谍在测探我们的部队时被俘，那么当我们所有的部队都强大且状态良好时，释放他是个好的选择”。[47]

谣言为必须得到保密的真相提供了“谎言的护卫”。当然，防止向敌人泄露信息的安全措施是必要的，但可能还不够：如果有一些信息被泄露，只有一个已经到位的掩盖性谣言才能在内容上误导敌人。此外，欺骗本身就是一种武器：

当敌人派遣了一个代表团过来，应该向他们的领导人打听信息，并且他们一抵达就需要非常友好地予以招待，这样他们就会被自己的人民怀疑为通敌。[48]

还有：

在敌人中引起不和与怀疑的一种方法是，避免烧毁或掠夺敌方某些站在自己一边之显赫人物的财产，但也仅仅限于这些人的财产。[49]

拜占庭式战争

在“战前要考虑的问题”的标题下，《战略》在第七卷中提出了一个很好的建议：“这位将军是明智的，他在进入战争之前仔细研究敌人，以便防御其优点，利用其弱点。”[50]

这是“关系策略”的前提条件，是一种完全不同的战争方式，它的战术组成不同于单纯的战略，这也是罗马和拜占庭战争之间的区别之一，正如人们所指出的那样：“这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从罗马式的征服到拜占庭式的游击战争。”[51]但在这种情况下，使用游击队一词是不可取的，因为对拜占庭人来说，这只是几种战争模式中的一种。

当关系策略成功时，它通过回避敌人的优势和利用敌人的弱点来达到有效的军事平衡。在一场直接的消耗战中，除非有特殊的情况，3000名同等素质的士兵必须战胜1000人，如果具备相关的作战方法或战术，1000人很容易就能打败3000人。或者，如果军队规模相等，1000人可以击败1000人，但伤亡人数要少得多。再或者资源支出较少，或两者兼而有之。

所以，怎么会有人以其他方式战斗呢？

第一个理由是，要发现敌人需要避免的优点和可以利用的弱点，就必须了解敌人本身，这需要智力支撑，也需要努力克服情感上的仇恨，因为没有同理心就不可能对此战术有深刻的理解。[52]

拜占庭人也可能憎恨他们的敌人，但显然不足以阻止他们了解敌人的特点。即使没有被仇恨蒙蔽，强者和无知者也可能缺乏研究敌人的基本好奇心。事实上，超级强权通常会导致无知，因为它让人觉得没有必要去研究那些被鄙视的弱者。仅这一点就可以解释战争中许多令人吃惊的事情——从公元9年开始，帝国第十七、第十八和第十九军团被阿米尼乌斯（Arminius）、他的切卢斯克人（Cherusci）部落和其他日耳曼部落成员消灭，而这些成员不是完全忠诚于这三个军团，就是绝对服从或至少无力蔑视它们联合起来的力量，对很多人来说，这简直就是一场现代的溃败。拿破仑在1812年对俄国不识字的农奴和醉鬼军官的致命低估，导致他辉煌的胜利道路无可挽回地被摧毁，瑞典的查理十二世（Charles Ⅻ）于1709年在波尔塔瓦被笨拙的俄国新兵打得惨败，而拿破仑的错误又被希特勒以更大的规模重演了，那是在1941年，他开始摧毁斯大林率领的次等种族的军队。

罗马人不是种族主义者——如果允许这么说的话，他们是非常恰当的文化主义者——但他们太强大了，以至于对非罗马人的琐碎生活根本不感兴趣。除了鲜为人知的科尼利厄斯·塔西佗（Cornelius Tacitus）的《日耳曼尼亚志》外，罗马人并没有遵循自希罗多德开始的希腊民族传统，他们依据的是希腊托勒密（Ptolemaios，Ptolemeus或Ptolemy，83～161）的地理学传统，如果读者对此有兴趣的话，可做进一步了解。

拜占庭人则完全不同：他们的著作对外国人民的文化和生活表现出强烈的好奇心，不仅仅是关于他们的统治和军事特征的实用主义情报——包括保加利亚人、克罗地亚人、捷克人或摩拉维人、匈牙利人和塞尔维亚人早期的历史和文化，都只能从他们的文字中被重建出来。[53]

作为“关系策略”确实在其推荐的战争形式中处于核心地位的证据，《战略》一书第19卷的全部内容都是关于不同国家的军事民族志的——这是针对不同敌人设计不同作战方法的基本前提。此外，作者不满足于技术细节——除了敌人的武器、战术和作战的具体习惯外，还包括心理学和社会学分析。[54]

当与萨珊波斯旷日持久的斗争——一系列激烈的战争被正式的和平协议所保护的友好关系所打断——于7世纪逐渐走向其灾难性的高潮时，波斯人自然是第一个被想到的。首先，文本中说明他们是特别危险的敌手，因为他们是高度组织化的，就像拜占庭人，而不像不太文明和更个人主义的敌人：

他们喜欢通过计划和统帅来达到目的：他们强调的是有秩序的方法，而不是勇敢和冲动的方法……他们在围攻时是可怕的，但当被围困时，他们会更加强大。[55]

这是针对与波斯人进行阵地战提出的明确警告。作为一种先进的文明，萨珊波斯可以组织大量的野战军，即使在干旱地区也能维持他们的食物、饲料和水的供应。与因饥饿而被迫撤退的野蛮人不同，波斯人可以对设防的城市进行长时间的围攻，他们还具备破坏和攻破城墙的装备和训练。

在359年对阿米达的围攻中，士兵目击者阿米阿努斯·马尔切利努斯的详细叙述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在其他器械中，他描述了带有投石器的移动铁塔，这些投石器是用来攻击城墙的。[56]

萨珊波斯人与拜占庭人的另一个共同特征是，在战役中，他们在防御工事内扎营，在战斗来临时，他们用一条沟和一道锋利的栅栏围成一圈。这是拜占庭人高度组织化的另一个标志。另外，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他们没有继承罗马人的传统，在四个广场内有秩序的街道上建立帐篷营地，这四个广场是由“普林普利斯大道”（via principalis）和“普莱托利亚大道”（via praetoria，拉丁语为军营大道）相交而成；相反，波斯人无论如何都要在防御工事内搭起帐篷，这使他们容易受到突然袭击。

人们注意到，波斯人身披盔甲（大概是一件胸衣，即胸甲和背甲）和链甲，并佩带剑和弓。它没有具体说明是否指骑兵或步兵或两者兼而有之，但只有骑兵可能装备如此重的装甲。

当《战略》继续描述波斯人的装备和战术时，他们可以被利用的弱点开始显现：“他们在快速射箭方面更有经验，但他们的弓箭却不是很强硬。”这意味着波斯人只能使用更小或更轻的抵抗弓，这些弓可以被拜占庭箭术所超越。“他们真的被寒冷的天气，雨和南风所困扰，所有这些都使他们的弓弦变松了”——军事手册中经常重复这些有用的信息。拜占庭式的复合弓也有一个干筋制成的外缘，随着湿度的增加会失去弹性，但正如我们所看到的，拜占庭战士会配备特殊的防水便携箱，同时，需要在雨中发射箭矢的时候，部队可以依靠他们的弹弓——那是每一个弓箭手都要在腰带上至少装备一个的东西。

“他们也会被精心组织的步兵队伍所干扰。”这明显反映出萨珊波斯人通常都是与不那么有组织的敌人战斗，譬如穿过奥克斯河（Oxus）的游牧民族和半游牧民族、西部的贝都因阿拉伯人，以及阿富汗和俾路支（Baluchistan）的游牧部落。对他们来说，拜占庭也是唯一拥有先进文明的敌人，波斯人不习惯看到井然有序的敌人，他们会保持警惕，这是可以理解的。波斯人也害怕“一个甚至没有任何障碍的战场”，因为波斯步兵都是弓箭手，他们没有受过训练，也没有配备重型步兵来抵抗敌人的进攻：“他们本身不使用长矛和盾牌。”

至于波斯骑兵，“向他们发起冲锋是有效的，因为他们被要求快速骑行”，而且不像大草原上的骑兵那样，“他们不知道如何突然转向”以对抗他们的追击者。没有指明的原因是，波斯骑兵被训练成以队形作战，且不可能围绕每一个敌军军团来逆转整个队形的方向，因为只有当他们完全在同一时间转动时，才会起作用——没有任何一支庞大的骑兵部队能以如此的精确度来表演精湛的骑术。草原上的游牧民族很容易就做到了，因为他们总是以松散的队伍骑着马，并且习惯于互相操纵以避免碰撞和纠缠，以至于在没有阵形的情况下不受干扰。

出于同样的原因，《战略》建议不要试图通过旋转或掉头来阻止撤退——这些人会迎面冲进正向他们逼近的波斯骑兵队里，因为波斯人即使在快速追击的时候也要努力保持紧密的队形。建议的选择是偏离撤退的方向，向后转一半，然后以平行于敌人的路线前进，直到抵达波斯编队的后方。

这是他们的弱点：“（波斯人）容易受到攻击和来自侧翼的包围……因为他们没有足够的侧翼守卫。”

在萨珊波斯人之后，《战略》研究了“斯基泰人”，这么称呼是因为沉迷于拜占庭人对古典术语的热情，但紧接着又补充道：“这是与阿瓦尔人，突厥人，以及其他种族生活方式相似的匈奴人。”那时，他们是拜占庭人熟悉的一类种族：草原上的游牧民族和骑着马的弓箭手，自匈奴人开始，最后是更多的阿瓦尔人，阿瓦尔人在他们祖先的敌人——第一个突厥汗国之前到达。[57]在这些人到达之前，其他草原民族也属于拜占庭人的管辖范围，特别是先由普罗科皮厄斯提到的嚈哒人（Hephthalites）。但是，在写到这些族群都是相似的之后，作者指出只有突厥人和阿瓦尔人的军队是有组织的，因此他们在战争中比其他草原民族更强大。

很明显，在这本著作完成期间，谁是帝国主要的敌人是很明显的——阿瓦尔人：“他们无赖，狡猾，在军事上很有经验。”

作者没有具体说明他指的是阿瓦尔人，而是说明了他们的武器是剑、弓和长矛：“长矛挂在他们的肩膀上，弓拿在手上，他们根据需要使用这两种武器。”这正是《战略》一书中对拜占庭骑兵的规定，还包括盔甲和正面铁甲，或者是阿瓦尔酋长的战马盔甲。此外，他们还强调，应该训练战士的骑射技术——这确实需要大量训练才能发挥作用。

在书中“避免敌人优势”的标题下，作者提出了许多警告。敌人看起来漫长的战线中会隐藏着大小不同的军团单位，而且还会有隐藏的作战预备队：“除了主要编队之外，他们还有一支额外的部队可以派出去伏击粗心大意的敌人。”

即使没有成千上万马蹄疾驰所带来的尘土，即使是在大白天，在与草原骑士作战时，也很难估计敌军的真实力量，从而无法决定是勇敢地发起进攻，还是坚决地进行防御，或者迅速撤退。因为拜占庭数量不多的指挥官们在所有军事手册中都被命令要这样做。这意味着在敌军周围进行侦察是必要的，因为敌军展示的正面形象可能会使拜占庭人低估他们的真正实力。

当他们追赶逃跑的敌人时，不会停下来进行掠夺，而是会继续追击敌人，直到将其完全摧毁。言下之意是，如果没有强大后方守卫来保证部队有序撤退，那最好选择站起来跟敌人战斗，而不是撤退。相反，如果他们撤退甚至逃跑，就不应该对其仓促追击，因为他们练习的正是快速转身和反击战术，也就是通过假装撤退来引诱追击者进入埋伏圈，最著名的例子是在484年，当时萨珊波斯国王佩罗兹（Peroz）被嚈哒人杀害。

当谈到敌人可以被利用的弱点时，作者首先提到他们伟大战马机动性带来的负面影响。与拜占庭骑兵不同的是，草原骑兵不止有一匹马，或最多有一匹备用马，他们骑着一大群马，这些马为他们提供了基本的肉类和奶类营养，除此之外，他们还有很多可以被再利用的马匹，所以即使在战斗中，他们也可以骑马返回去取一匹新马（他们将马匹拖到帐篷旁边）。

有历史目击者描述了当时库曼人的情况，在12世纪，他们取代了佩切涅格人成为拜占庭在草原上的战士盟友/敌人：

他们每个人至少有十匹到十二匹马，这些马必须跟随他们去任何地方；他们先骑一匹，然后再骑另一匹。每匹马在迁徙时，都会配备一个装着食物的鼻袋，它跟着主人吃东西，无论是晚上还是白天，它们都不停止行进。他们骑得也很辛苦，昼夜不停地至少要骑行六天、七天甚至八天。[58]

所有这些马都需要牧场，所有的鼻袋都需要补充饲料，这限制了草原战士的战略能力，尤其是在冬天。这个问题在利奥六世的著作《论问题》（Problemata）中有所描述，它是以问答的形式从《战略》中摘录出来的：

如果（敌人）是斯基泰人或匈奴人，将军必须怎么做？

他应该在2月或3月左右攻击他们，那时他们的马在冬天的艰难困苦中变得虚弱了。[59]

这摘自《战前第一天》（“Before the Day of Battle”）的第七章，尽管这也被认为是乌尔比修斯所著。[60]他们对牧场或饲料的依赖也意味着，在天气允许的情况下，可以通过放火烧草来削弱草原战士们的力量。但更有力的补救措施是采取这样一种作战方式，将草原战士从良好的牧场转移到已经过度放牧的土地上，或者一开始就没有草的土地上。

其更大的弱点是结构性的。他们是骑兵，而不是步兵，在徒步作战时他们并不可怕，而且他们完全没有经过近距离作战的训练。因此，只要有足够多的弓箭手阻止草原弓箭手简单地站在他们面前向集结的队列放箭，敌人的骑兵就很容易被有组织的步兵拦截住。此外，虽然草原骑兵是最好的骑兵，但他们不是重骑兵，也没有重型步兵，所以他们会被拜占庭骑兵发起的肉搏战击败。因此，《战略》指出，必须选择平坦且畅通无阻的战场。

这表明，无论他们做怎样的努力，拜占庭人都不能指望靠高超的箭术来对抗草原上的大师们，他们不能像超越其他敌人那样，在射程上超越那些骑马的弓箭手。因此，正确的做法是尽可能快地拉近他们与敌人之间的距离，让双方放弃箭术对抗，转而进行刀剑、匕首和装甲的较量。当然，这是在骑兵冲锋产生影响之后。也有人说“夜间攻击也是有效的”，大概是因为草原上的敌人不能依靠标准化的训练来克服混乱。

他们还有一种政治上的弱点：“他们由如此多的部落组成，故而没有血缘或团结的意识。”因此，策反将是有效的：“如果一些人开始逃亡，并获得敌方良好的待遇，更多的人将跟进叛逃。”然而，这意味着战争的潮流已经转向：就像胜利使匈奴人和后来的阿瓦尔人赢得了更多受压迫国家和部落的追随者一样，而失败则削弱了他们。

拜占庭人的命运就是如此，他们不仅要与东部的萨珊帝国和北部草原的骑射手做斗争，而且要与北欧的勇士们进行斗争，后者在《战略》中被统称为“浅发民族”（“light-haired peoples”）。[61]它们被分作法兰克人、伦巴底人，“还有其他像他们一样的人”：

法兰克人于539年从西北方进入意大利，就在拜占庭人战胜哥特人维蒂吉斯的时候，袭击了米兰（维蒂吉斯在拉文纳被围困，并最终投降）。普罗科皮厄斯描述了法兰克人战斗时的样子：

这时，法兰克人听说哥特人和罗马人都在战争中遭受了严重的苦难……他们立即聚集起数十万人，在特尤迪贝（Theudibert）的领导下，向意大利进军：有一小队骑兵跟随着他们的首领，他们是唯一装备着矛［希腊长枪（dorata），不是长矛］的骑兵，其余的都是步兵，既没有弓箭，也没有矛，但每个人都带着一把剑、盾牌和一把斧头。现在，他们的武器［著名的法兰飞斧（francisca）］很厚，两侧都非常锋利，而木柄很短。而且他们习惯于在第一次冲锋时发出信号投掷这些斧头，从而粉碎敌人的盾牌，杀死敌人。[62]

伦巴底人（拉丁语为Langobardi）于568年从东北方进入意大利，距离554年哥特人的最后战败只有12年，但拜占庭人早在遭遇法兰克人或伦巴底人之前就遇到了许多其他的“浅发民族”，最近的一次是在535年进入意大利之前，他们在最终目的地北非击败了迁徙的汪达尔人，以及以锡尔米乌姆［位于塞尔维亚伏伊伏丁那（Vojvodina）的斯特林斯卡·米特罗维察（Stremska Mitrovica）］为首都的格皮德人，格皮德人在那里威胁着拜占庭人的土地，直到568年他们被伦巴底人和阿瓦尔人联合击败。当阿尔博因（Alboin）统治下的伦巴底人入侵意大利，从拜占庭控制的土地一直到那不勒斯附近的贝内韦托（Benevento），他们带来了格皮德人、巴伐利亚人和其他日耳曼部落的追随者，以及布勒加尔人，但是他们很快就被同化，拥有了共同的伦巴底身份。

作者在《战略》中开始抒发他的评论，给予其很高的赞美：“浅发种族的人非常重视自由。”早些时候，他曾把波斯人描述为“奴隶”，他们“出于恐惧而服从他们的统治者”——几千年后依然如此——并将君主制的政府（汗国）形式归因于草原民族，以及草原民族的统治者“对他们的错误施以残酷的惩罚”。

相比之下，浅发种族自由地为他们的荣誉而战斗，这给了他们力量，但也限制了他们的战术：“他们在战斗中勇敢无畏。尽管他们胆大妄为，但他们认为任何胆怯甚至短暂的退却都是可耻的。”因此，对他们来说，假装撤退或任何其他类似的策略都是不光彩的；这种“僵化”的英勇为拜占庭人提供了可乘之机。

然而，他们最大的弱点是缺乏投掷型攻击力，正如贝里萨里奥斯提到的意大利的哥特人，因为他们的武器是“盾牌、（长矛）和挂在肩上的短剑”，没有提到弓——然而，他们有弓，但数量不多，弓也不够有力。意大利战役从535年开始，时断时续，持续了30年，然而哥特人以及跟随他们的法兰克人和伦巴底人，并没有采用拜占庭人的复合弓，就像后者模仿了匈奴人的箭术那样。

为什么“浅发民族”没有采用更高级的武器？这当然不是因为他们太落后了，无法学会如何把一层层的马筋放在木芯上烘干，把骨板压下来，并用胶水把三部分的弓粘在一起。真正的原因有两点：第一，哥特式装备流传下来尤其需要更高的技术才能；第二，“哥特人”是另一支被误称为民族的战斗力量，他们中间还有其他族裔群体，当然包括罗马人，甚至包括来自草原部落的追随者。

只有猜测才能解释这一谜团，但在这种情况下，也不必思考得太远：哥特人没有采用复合弓，也没有采用它能接受的射箭战术，出于同样的原因，英国长弓在取得巨大胜利之后也几乎没有被模仿过（而且，这是一种非常笨拙的火绳枪，一只手需要握着枪械，在精确射程和射击速度上都不如弓箭）。无论是长弓还是拜占庭的复合弓，都需要通过不断的训练来获得和保持使用的熟练程度。

浅发民族追求自由的属性还没有与纪律性相共存，这就造成了可乘之机：“他们要么骑着马，要么步行——他们在冲锋中易冲动而不守纪律，仿佛他们是世界上唯一不是懦夫的人。他们不服从领袖。”因此，他们可能被引诱进行不顾一切地追击，那里却有强大的力量秘密等待着将其伏击。这可能在任何规模的战斗上都会发挥作用，如果战斗部队的重要组成部分被引诱走，拜占庭人就可能赢得战斗。“他们很容易在侧翼和战线后方被伏击，因为他们根本不重视部署侦察兵和其他安全措施。”

因此，只有当他们在人数和冲动上的优势能够弥补他们的缺点时，也就是在全面战斗时，浅发种族才是真正令人望而生畏的。从逻辑上讲，下面的建议很有道理：“因此，在与他们作战时，首先要避免激战……而要利用精心策划的伏击、偷袭（利用他们没有侧翼警卫和侦察兵的弱点）和计谋。”

还有一个重要的非战术性建议：与他们谈判。“假装和他们达成协议。”为什么？我们的作者认为，目的是拖延战斗，以削减他们的热情，“因为部队缺乏补给”。对于不那么有组织的人来说，最大的弱点必定是后勤。除了在围攻中，在最坏的情况下，拜占庭军队都由帝国可靠地供养着，它的军队组成是收税员、政府职员和仓库管理员。但大多数时候，浅发族群这个群体都谈不上是一个国家，他们只有战斗领导。主要是在较高的作战层面上，这种最大的弱点可以被利用，通过一种弹性的方式，以最低限度的实战遏制敌人，使他们的补给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耗尽。谈判也为分裂浅发族群提供了机会，部分原因是其潜在的种族身份可能会被唤醒，更有可能的原因是，正如作者之前所声称的，“他们很容易被金钱腐蚀”。

在编写《战略》时，多瑙河边界及其下游的巴尔干半岛，包括希腊大陆，不得不与斯拉夫人的骚扰、入侵和永久定居做斗争。与哥特人和其他浅头发的人，萨珊波斯人或匈奴人相比，斯拉夫人是更新的敌人。这也许就是为什么关于斯拉夫人和安塔人［Antes，斯克拉沃伊斯人（Sklavois），或者更常见的是称其为拉丁文中的Sklavenoi，Antais，Antes］和“其他与其类似种族”的那一章节比其他章节要长得多的原因。他们是谁？斯克拉沃伊斯人可以合理地与斯拉夫人联系在一起，但这仅仅是因为这个词将其含义大致概括了——它确实包括许多民族，他们的多种语言有许多共同之处。但是，除非安塔人只是斯克拉沃伊斯人中的一个特别麻烦的部分，否则他们很可能根本不是同一个种族群体，而只是一个不同血统战士的结合体，就像阿兰人（Alans）那样，从高加索地区到现在的法国，他们被称为各种各样的骑兵；他们都只有一种营地语言，就像印度莫卧儿（Mughal）军队的乌尔都语一样。

另外，根据普罗科皮厄斯的描述，安塔人和斯克拉沃伊斯人以前是一个民族，后来分裂了，普罗科皮厄斯对他们战斗方式的描述似乎指的是安塔人：“他们中的大多数徒步对抗他们的敌人，手里拿着小盾牌和标枪（Akontia），但他们从来不戴军帽。”[63]

在《战略》一书中，描述斯拉夫人的开场白令人不得不想起20世纪处于战争中的俄罗斯人的形象：“他们……坚韧，随时忍受炎热、寒冷、雨水、缺衣少食。”他们有几个长处：“他们有效利用了伏击、突击和袭击……他们渡河的经验比其他所有人都要强。”（现代俄罗斯军队也是如此）作者描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同样使用过的一种伎俩：

（当）被意外地困在一个紧要关头时，他们会潜入一片水域的底部。在那里，他们拿着又长又空的芦苇……把芦苇伸到水面上，把它们的另一端塞进嘴里。他们仰卧在水底，呼吸着，坚持了好几个小时，没有人怀疑他们在那里。

斯拉夫人的弱点始于他们的武器——原始民族可怜的武器：“他们装备短标枪，每人两支。也有些好看……但笨重的盾牌。”

虽然他们经常遭受弓箭手的冲锋和攻击，但他们没有复合弓；相反，他们用简单的木制弓箭勉强对付，也许足以捕猎鸟类，但显然在任何重要的射程内都缺乏穿透力。取而代之的是“涂上有毒药物的短箭”。这算不上一种可怕的战争武器。它在捕猎动物时起作用，他们可以耐心地追踪猎物直到它们死亡，但它不太可能有效地对抗被厚厚的衣服或皮革保护的部队，更不用说《战略》中描述的戴头罩和锁子甲的骑兵了。

不能指望他们有什么高明的战术：“由于他们没有政府……他们不熟悉作战的次序。他们还没有准备好在严密的秩序中进行战斗。”换句话说，他们不能按等级和纵队进行战斗训练，用盾牌挡箭，用长矛和刀剑向前推进，用重型步兵掩护轻步兵投射飞弹，或者用刀剑并排掩护相互支援。作者关于利用这一缺点的建议很简单：“他们会被弓箭齐射，从不同方向发动的突然攻击，以及肉搏战所伤害。”

但是斯拉夫人不太可能被抓住，他们会“跑到森林里去，在那里他们有很大的优势，因为他们拥有在这种狭窄地方作战的技巧”。

人们针对与斯拉夫人的作战方法提出了一个建议，即给作战骑兵和步兵装备大量的飞弹（“不仅仅是箭矢，还有其他投掷武器”），还有一些用于建造桥梁、浮桥的材料（如有可能）。在斯拉夫人的国家里，有无数不可阻挡的河流——在多瑙河下游及其三角洲的另一边（“他们生活在难以渗透的森林、河流、湖泊和沼泽之中”），建议以“斯基泰人”的方式同时建造突击桥，有些人在建造框架的同时，已经把木板铺好了；用牛皮或山羊皮做的皮筏也是需要的，这在一定程度上是为了让士兵们在夏天渡河发起突袭的时候，能盛放他们的盔甲和武器。但作者实际上建议部队在冬季行动，当河流结冰后可以在上面迅速通过，斯拉夫人忍受着寒冷和饥饿，他们不能躲在光秃秃的树林中。

在最冷的几个月里发动进攻将会有一定困难，作者建议采取两栖作战，在多瑙河沿岸适当的地点部署战船［指定了道蒙战船（dromon）］。部署一支莫伊拉骑兵提供安全保障，与在多瑙河沿岸的整个部队保持一天的行军距离。在前一天晚上，可以派出一支由弓箭手和重兵组成的步兵部队横渡河流，形成一个背靠河流的队形：“他们提供了足够的安全保障，可以架起一座横跨河流的桥梁。”当一切都准备好了，部队应该突然过境，与敌人进行交战，最好是在空旷和平坦的地面上。战斗队形不应太深，任何时候都应避免进入树木丛生的地形中，哪怕只是为了不让马匹在其中沙沙作响。

作者建议突然袭击应该以这样一个标准的顺序进行：一个支队接近敌人并正面挑衅他们，然后转身逃跑，而第二支部队就位，在预定地点埋伏等待追击的敌人。

实际上，即使只有一条合适的道路，作者也建议在进攻中把部队分开；原因是一支先头部队要继续前进，而另一支部队则对斯拉夫人的定居点进行侵袭和掠夺，因为“他们拥有各种丰富的牲畜和农产品”。即使拜占庭人不需要食物，掠夺斯拉夫人仍然是重要的。

利用贿赂和劝说在斯拉夫人中进行策反应该是特别有效的，因为在他们中间的许多“国王”“总是彼此不和”。但是作者不得不接受战斗的必要性，因为他提供了几种作战方法，这些方法都互相关联。

为什么《战略》会如此关注这种准备不足的敌人？或者说，如果斯拉夫人装备如此简陋，且几乎没有组织，他们怎么会成为如此可怕的敌人呢？总的来说，正如作者所写的那样，因为他们“人口众多”。

当然，萨珊波斯的军队规模很大，但只是以高度组织化军队的标准来衡量——有数千人或几万人参加战斗，甚至是10万人。浅发族群的人数更多一些，但也不多——我们阅读了阿拉里克所有关于西哥特人（Visigoths）在行军中的故事，即使在一个衰败不堪的罗马帝国里，他们也可以靠征召来维持人数。至于匈奴人和阿瓦尔人，撇开所有关于两者人数的争论不谈——当然，他们没有众多的人口，只有统治精英——无可争辩的是，任何地区的骑兵总数都不能让饲养着众多马匹的草场超载，因此这严格限制了他们的数量。不管有多少人，每当骑射手冒险进入较崎岖且潮湿的地区时，他们的人数必然会下降，就像他们横穿多瑙河向南移动到巴尔干半岛，然后到色雷斯和希腊时所表现的那样。尽管骑兵很强大，但在入侵这些地区时，他们的人数不可能有太多。与此不同的是斯拉夫人，他们人数众多，足以重新定居在希腊大部分地区，也是因为他们人数众多，所以不可能被规模小得多的拜占庭军队所控制。实际上，对于他们是如何在自己领土上抵抗斯拉夫人的大量进攻行动的，作者并没有描写太多，作者更多地描述了他们如何打击多瑙河以外的其他斯拉夫人，而不是那些在查士丁尼统治下已经进入帝国的斯拉夫人，也不是关于再次被驱逐的斯拉夫人的。

如今，人们把这些文字作为殖民主义的发明，被设计用来诋毁另一种充满想象的恐惧，或者是秘密的欲望，但总是被像行动那样，用言语来压制的行为所驱使。也许是这样，但似乎这个《战略》的作者是想要去理解而不是发明，因为他的目的是发掘敌人真正的力量和弱点，而不是想象中的。

在设计“关系策略”和战术时，其所需的信息是一种障碍，可以通过战略手册中所建议的完备的情报工作来克服。但风险也是存在的，这是不可能轻易消除的。“关系策略”可以非常成功，但也可能导致灾难性的失败。如果敌人确实在混乱中崩溃的话，大胆地深入敌后，使敌人陷入混乱，扰乱他们的补给，那是很好的。但是，如果敌人能够容忍混乱并保持平静，那么前进的部队就会被夹在从后面发起进攻的敌军和从后防线返回的敌人之间。

大胆的策略会面临因过度扩大而失败的风险，这也是大多时候避免使用“关系策略”的常见原因。但另一个原因是，任何比直截了当的攻击或快速防御更复杂的军事行动，都更有可能仅仅因为“冒失”而崩溃——许多看似很小的拖延、错误和误解加在一起，可能会破坏完美的计划。这在任何军事行动中都是如此，但更多时候是为了把握稍纵即逝的时机，或者通过困难的地形和远距离的渗透来获得意想不到的效果。

因此，《战略》遵循一个中间路线，非常强调通过侦察和间谍活动来收集情报，但建议采取谨慎而非大胆的行动。

关于战术本身的讨论始于对骑兵单一的、战线过长的批评，特别是长矛轻骑兵。作者解释说，他们会被不同的地形扰乱，在远离战地指挥官的地方很难被控制，甚至可能会出现逃兵。此外，单线作战没有战略深度，也没有弹性，因为它后面没有第二条战线，也没有像阿瓦尔人那样的作战预备队，所以如果这条战线被包抄或被破坏，就没有办法补救了。[64]但是为什么会有人赞成从单线作战开始呢？这个问题在《战略》中没有被提出或解答，因为它太明显了。这并不是说，一条长长的队伍看起来比任何更具深度的队形更令处在平坦或较低的地面上的敌人印象深刻，而敌人的骑士们则肩并肩地站立并延伸至地平线上。这只会给那些对当代战争一无所知的敌人留下深刻印象，这是一种罕见的阵型，英国人在遥远迁徙途中有时会遇到，但拜占庭人从未记录过。

引人注目的原因很简单，那条单排的长队不需要事先训练就能教会每个人如何在不同的队形中迅速占据自己的位置，以及如何根据命令进行个别移动以改变整个编队的形状，比如深化队形使其变成更长或更短，或者更浅更长的行列，甚至完全不同的形状。

正如作者所承认的那样，这就是罗马人和波斯人都部署单线长队的原因（Ⅱ，1，20），因为当这个时代的两个超级大国互相战斗时，他们的部队会尽可能地被充分调动起来，虽然两方的近卫军部队都在各个兵种上经历过出色的训练，但他们能召集的其他人包括兼职的民兵（thematic）骑兵、蛮族同盟和辅助部队，尽管也许都是非常熟练的骑兵和战士，但他们没有受过维持和调整阵形的训练。

然后，《战略》继续倡导和解释部队应该由不同的队形组成战斗阵型，每个阵型由各自的指挥官指挥，而不是由单一的无形单线阵型组成。就像在所有现代军队中一样，官方推荐的部队队形结构是三角形的：基本战斗单位班登（Bandon）由300人或更多人组成；其中三个班登连同军官和专家组成一个莫伊拉，而三个莫伊拉组成6000人左右的联合作战部队美罗斯（meros）。

虽然作者拒绝长且单一的单线阵型，但他并没有提倡太过纵深的阵型——事实上，他倾向于四队列的深度。

在正文（第三册）中，作者提供了一些阵型建议，并给出了详细的符号说明：在基本的布局中，每个纵列的开头都有一个十夫长（dekarch），一个十夫长指挥十人，拥有长矛和盾牌（重型步兵）；在他的后面是一个伍长（Pentarch），一个伍长指挥五个人，拥有长矛和盾牌；一个并未配备盾牌的弓箭手（轻步兵）排在第三纵列；第四纵列中，另一个弓箭手在他身后，但配备盾牌以防后驱战；另一个在第五纵列中的弓箭手没有盾牌，在他身后是第六名士兵，他选择配备武器。

交替的重步兵和轻步兵的顺序，打开或关闭纵列，不同的编队被图解为一个个单一的标签，然后作者阐述了一个完整的军队战斗部署，包括侧翼近卫军，行李运输和储备部队，还有针对重型步兵进行的不同组合，他们可以站立、坚守，并进行近距离战斗，轻步兵则用它的箭来消灭和骚扰敌人。

《战略》中最雄心的战斗队形是“混编的战斗序列”，描绘了一支由重型步兵和骑兵组成的完整的军队，后方只有少数轻步兵。[65]重步兵和骑兵都有七层纵队，但每个美罗斯步兵纵队有五人，每个美罗斯骑兵纵队则有七人。

在战斗阵型中，每边都有一个步兵美罗斯来保护侧翼，在里面还有一个骑兵美罗斯，在它旁边的是另一个步兵美罗斯，最后是一个中央骑兵美罗斯，一共有七个。在后防保护方面，每边各有一支步兵部队，也有五支纵队，每一侧有五支纵深的重步兵，最后一排只有五名轻步兵，所以每边的两个外侧纵队实际上是十三纵深，不过是两个独立的单位。这样就留下了一个巨大的空间，在队列的后部有五个美罗斯，但是没有敌人可能会冒险进入，因为骑兵可以轻易地对付这样的移动目标。

人们可以很容易地想象这样一个编队将如何战斗。敌方的骑兵依靠力量和冲锋，会与坚守在地面上的重型步兵的盾牌和矛相碰撞。一个依靠大量步兵的敌人会撞上骑射手们射出的飞箭——这就是只需要几个轻步兵驻扎后防线的原因。当然，如果提前观察了这种阵型，也就知道它不足为奇了。骑兵离地面太高，无法隐藏，但步兵可以隐藏在尘土和混乱中。“为了防止敌人在战斗前过于仔细地观察我方阵形，可以在步兵方阵前部署一层薄薄的骑兵作为掩护，直到敌人接近为止。”[66]这样的组合可以让每支部队得到比单独的战术力量更大的作战效果。但是，战争中没有免费的礼物，而且他们付出的代价是经受更多的训练，正如《战略》正确指出的那样：“这种阵型需要不断地训练，无论是人还是马。”[67]

驻守在河上的舰队人员也需要专业精神，他们的任务除了监视和巡逻外，还要负责运送士兵、马匹、大炮和补给品，并要驻守着等待并抵抗遥远河岸对面的敌人渡河。这是《战略》第十二卷B部分中插入的五个段落的主题，这些段落通常被称为“De fluminibis traiciendis”，即“关于河流的过境点”。最近，人们认识到了它们的重要性，并对其进行了清晰的解释：[68]在《战略》一书的观念中，江河舰队的价值超过了海上舰队的价值，因为在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除了零星的海盗和海上劫掠者之外，没有任何海上敌人（3世纪的哥特海盗是明显的例外），而莱茵河和多瑙河上总是有危险的野蛮人。在作战上，将正面进攻与支援、伏击或突袭相结合，由河运舰队在敌人后方发起进攻，是利用拜占庭人在组织和计划方面相对优势的一种极好方式——事实上，在与布勒加尔人和保加利亚人作战，派部队通过黑海进入多瑙河攻击他们的后方时，这就已经成了拜占庭人标准的作战程序。从战术上讲，抵抗敌人渡江需要专门的训练，因为要在遥远的河岸上攻击警戒和部署好的敌人，用现代的说法，首先必须“以火制胜”，就是当浮桥一节节（第5段）组成的时候，密集射箭并投掷石块来驱散敌人。

《战略》中所描述的训练有素的军事人员并非那种让人印象深刻的衣衫褴褛形象，而是一个职业化军人的形象，他们的社会地位与此相称：

这些人，特别是那些为了达到目的而接受帝国津贴的人，应该有权要求得到仆人，无论是奴隶还是自由人。根据现行的规定（为了避免把士兵安排到行李车上）……

但是，如果一些人负担不起佣人的费用，这是经常发生的，那么就有必要要求三四名较低级别的士兵加入组成一个仆人的队伍。对于驮畜也应遵循类似的安排，因为战士可能需要携带盔甲外衣和帐篷。[69]

在“关于行李车”的一节中再次提到仆人，这意味着有许多仆人：

乘车的是士兵们所需要的仆人……我们认为不会有大量的仆人被带到主战场上去……（但是）每个纵队应该有足够的仆人来照顾马匹……在战斗时，这些仆人应该留在营地里。[70]

这就是《战略》所建议的一种非常苛刻的战略战术，但强化个人训练、进行大量战术训练并执行作战计划和纪律，其回报是达到最大限度的机动和最小的消耗这一目的。消耗是在任何时候都要避免的一件事，以避免战术上的胜利导致帝国的战略性失败，对这个帝国来说，总是会有新的敌人出现在地平线上。

[1] 例如，1535年的巴黎版本中，有120幅精美奇异的插图（包括弗朗提努斯、埃利亚努斯和莫德斯）。Renati Fl.Vegetii，Viriillustris：De re militari libri quatuor （1535）.

[2] ArrianiTactica et MauriciiArtismilitaris libri duodecim （1664）. Alphonse Dain，“Les stratégistesbyzantins，” ed. J.A. de Foucault （1967），p.344.

[3] George T. Dennis，Maurice’s Strategikon：Handbook of Byzantine Military Strategy （1984）（hereafter cited as Strategikon-Dennis），p.8.

[4] George T. Dennis，Maurice’s Strategikon：Handbook of Byzantine Military Strategy （1984）（hereafter cited as Strategikon-Dennis），p.xvi.

[5] Henrik Zilliacus，Zum Kampf der Weltsprachenimoströmischen Reich （1935），pp.134-135；军团：Kronprinsenshusarer，p.137 n.

[6] “B Infantry Formations，” bk.Ⅻ，16，14，in Strategikon-Dennis，pp.146，145.

[7] “B Infantry Formations，”，bk.I，1，p.11.

[8] Prokopios，The Wars，bk.Ⅰ，i，13-15，in H.B. Dewing，ed. and trans.，Procopius （1962-1978），p.1：7.

[9] Caroline Sutherland，“Archery in the Homeric Epics” （2001），http：//www.ucd.ie/cai/classics-ireland/2001/sutherland.html.

[10] Iliad，trans. E.V.Rieu （1950），bk.Ⅺ，385-392，p.207.

[11] Bk.I，1，5. Haralambie MihÝescu，ed. and trans.，Arta militarǎ（1970），p.51，将kontarion 译成罗马尼亚语sulita = javelin，an error；“spear” （Strategikon-Dennis，p.11）也可以用来指一种投掷武器，不过，它是罗马重型骑兵从萨尔玛提亚人那里学来的Stabbing contos。

[12] Bk.I，2，Strategikon-Dennis，p.13.

[13] Corpus InscriptionumLatinarum，vol.8，18042 = Dessau Inscriptiones Latinae Selectae，2487. In Naphtali Lewis and Meyer Reinhold，trans.，Roman Civilization Source Book II：The Empire （1966），p.509.

[14] Bk.Ⅻ，B，“Infantry Formations，” 2，Strategikon-Dennis，p.138.

[15] Bk.Ⅻ，B，“Infantry Formations，”，3，p.138.

[16] Taxiarchis G.Kolias，Byzantinische Waffen：Ein Beitragzurbyzantinischen Waffenkunde von den Anfängen bis zurlateinischenEroberung （1988）.

[17] Justinian’s Novel 85 of AD 539，Caput V：“contos et quolibet modo vel figurafactaslanceas，et quae apud Isaurosnominanturmonocopia.”

[18] D.Nishimura，“Crossbow，Arrow-Guides，and the Solenarion” （1988），pp.422-435.与之相对的是G.T. Dennis，“Flies，Mice，and the Byzantine Crossbow” （1981），pp.1-5.

[19] Giovanni Amatuccio引用了位于巴里（Bari）的一个可能是对solenarion 的描述；参见“Lo Stranoarcieredella porta dei Leoni” （2005），http：//www.arcosophia.net/database/N1/amatuccio_leoni.htm_edn6.

[20] John Haldon，Warfare，State and Society in the Byzantine World，565-1204 （1999），p.216.

[21] Bk.I，2，Strategikon-Dennis，p.12.

[22] 关于抛石机，参见Paul E. Cheveddent，“The Invention of the Counterweight Trebuchet：A Study in Cultural Diffusion” （2000），pp.72-116；还有最近的资料：Stephen McCotter，“Byzantines，Avars and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Trebuchet”（2003），http：//www.deremilitari.org/resources/articles/mccotter1.htm. 关于skala，参见 Strategikon-Dennis，bk.I，2，p.13。

[23] Maurice Keen，Chivalry （1986），p.23.

[24] R.P Alvarez，“Saddle，Lance and Stirrup” （1998）.

[25] Peter Connolly and Carol van Driel-Murray，“The Roman Cavalry Saddle” （1991），pp.33-50；我引用了Eric McGeer的著作。

[26] 查看有价值的内部文本，http：//www.intratext.com/X/LAT0212.htm。

[27] J.W. Eadie，“The Development of Roman Mailed Cavalry” （1967），pp.161-173.

[28] In Medieval Technology and Social Change （1966）.

[29] Bk.I，2，Strategikon-Dennis，p.12.

[30] A.Pertusi，ed. and trans.，De Thematibus （1952），pp.133-136. For the federati，也可参见A.H.Jones，The Later Roman Empire，284-602：A Social and Economic Survey （1973），pp.1：665-667.

[31] Jones，Later Roman Empire，pp.1：663-666.

[32] In Eric McGeer，Sowing the Dragon’s Teeth：Byzantine War fare in the Tenth Century （1995），pp.1：51-52；p.15 para.6.

[33] Bk.Ⅶ，15，Strategikon-Dennis，p.69.

[34] Bk.I，2，Strategikon-Dennis，p.12.

[35] Prokopios，The Wars，bk.Ⅱ，xxvii，33-35，in Dewing，Procopius，p.1：511.

[36] Justinian’s Code，11.47.0，禁止任何帝国政府以外的人使用武器（“Ut armorum usus inscio principe interdictus sit”），这是已经在《狄奥多西法典》（XV，151）中提到的一项法律，该法典可追溯至364年的瓦伦丁尼安和瓦伦斯时期。

[37] Bks.Ⅹ，ⅩⅩⅩⅢ，and ⅩⅩⅩⅣ. In Betty Radice，trans.，Pliny Letters and Panegyricus （1975），pp.2：206-209.

[38] Bk.Ⅶ，“Before the Day of Battle，” Strategikon-Dennis，p.65.

[39] Strategikon-Dennis，pp.143-144.

[40] 请参见Michael Whitby，“Recruitment in Roman Armies from Justinian to Heraclius （c.565-615）”（1995），pp.3：61-124。

[41] Prokopios，The Wars，bk.Ⅰ，xviii，39，40，in Dewing，Procopius，p.1：173.

[42] Giorgio Ravegnani，Soldati di Bizanzio in Eta Giustinianea （1988），p.53.

[43] Bk.Ⅷ，1，25，Strategikon-Dennis，p.81.

[44] Bk.Ⅷ，2，92，Strategikon-Dennis，p.91.

[45] Bk.Ⅷ，2，86，Strategikon-Dennis，p.90.

[46] Bk.Ⅷ，1，8，Strategikon-Dennis，p.80.

[47] Bk.Ⅷ，2，29，Strategikon-Dennis，p.85.

[48] Bk.Ⅷ，1，17，Strategikon-Dennis，p.80.

[49] Bk.Ⅷ，2，20，Strategikon-Dennis，p.81.

[50] Bk.Ⅶ，Strategikon-Dennis，p.64.

[51] Gilbert Dagron，“Ceuxd’en face：Les peuplesétrangers dans les traités militaires byzantins” （1987），p.209.

[52] 1973年，埃及的总参谋长并非是无能的，他将精心策划的突然袭击日期定在10月6日，即犹太人日历中第七个月的第十一天，这天是赎罪日，是一年中最适合紧急动员的日子，因为所有预备役军人都在家或在祈祷，不允许出行。埃及人尽一切可能推迟以色列军队在前线的部署——但显然没有人知道赎罪日。

[53] A.D. Lee，Information and Frontiers：Roman Foreign Relationsin Late Antiquity （1993），pp.101-102，draws the contrast.

[54] Dagron，“Ceuxd’en face，” p.209.

[55] Bk.Ⅺ，1，Strategikon-Dennis，pp.113-115.

[56] Bk.ⅪⅩ，7，2，Ammianus Marcellinus-Rolfe，p.1：503.

[57] Bk.Ⅺ，2，Strategikon-Dennis，from p.116.

[58] Robert de Clari，La Conqu ête de Constantinople，as cited in John Earl Wiita，The Ethnika in Byzantine Military Treatises （1977），p.144.

[59] Strategikon-Dennis，p.65.

[60] By E.A. Thompson，The Huns，由Peter Heather （1996）修订，p.65，引用了Dain的版本，Leonis Ⅵ Sapientis Problemata （1935）以及 （p.287 n.57） Urbicius vii，I，from Arriani Tactica et Mauricii Artis militaris libri duodecim （1664）.

[61] Bk.Ⅺ，3，Strategikon-Dennis，pp.119-120.

[62] Wars，bk.Ⅵ，xxv，1-4，in Dewing，Procopius，p.4：85.

[63] Wars，bk.，Ⅶ，Xiv，25-26，in Dewing，Procopius，p.4：271.

[64] Bk.Ⅱ，1，Strategikon-Dennis，pp.23-24.

[65] Bk.Ⅻ from A，1，Strategikon-Dennis，from p.127.

[66] Bk.Ⅻ from A，7，Strategikon-Dennis，from p.134.

[67] Bk.Ⅻ from A，1，Strategikon-Dennis，from p.135.

[68] Salvatore Cosentino，“Per una nuova edizione dei Naumachica ambrosiani：Il De uminibus traiciendis （Strat.XII B，21）” （2001），pp.63-105，包括文本和一个意大利语的译本。

[69] Bk.I，2，Strategikon-Dennis，pp.13-14.

[70] Bk.V，1，Strategikon-Dennis，pp.58.

第十二章 《战略》之后

在后来的几个世纪里，拜占庭的军官和作家们充分认识到了莫里斯《战略》一书的价值，他们摘录、解释、总结、剽窃并更新了其文本。戴恩称之为《军事科学》（De Militari Scientia）的著作就是这样一部改述作品；它至少可以追溯到7世纪后期，因为著作中研究了阿拉伯穆斯林，而不是萨珊波斯人。它进一步证明了拜占庭军事文献的生命力，其他的例子都是由戴恩所注意到的，但我并没有看到，包括艾利安（Aelian）的版本，都是对乌尔比修的《战术》（Taktikon）一书的摘录，还有一本《军事事务》（De Fluminibus Traiciendis）是从《战略》中摘录出来的，此外，还有各种丢失的文本，都是通过现存作品的遗迹和释义表达出来的。[1]

拜占庭军事文献的第一个伟大时代是6世纪，并非理所当然地认为是查士丁尼进行战争和征服的时代。接着到来的是查士丁尼时期的大瘟疫，这是一个世界性的历史事件。瘟疫杀死了很大一部分人口，毫无疑问摧毁了每一个帝国机构，包括陆军和海军。兵变、篡位，以及波斯灾难性的入侵接连发生，拜占庭人经历了惨烈的胜利后，几乎在同时，又发生了阿拉伯的入侵，使得拜占庭的人口大为减少，极度贫困。以至于到了7世纪末，人们几乎没有什么阅读和写作。但经历衰退之后，拜占庭并没有就此凋零，而是从8世纪末开始明显复苏，并将走向真正的经济、文化和军事复兴。

复兴时期的一个成果是迎来了拜占庭军事文献的第二个伟大时代，它可能也是其军事复兴的一个促成因素。首先是利奥六世的作品《智者》（The Wise，886～912）。

他的第一次尝试是军事手册《论问题》（Problemata），该书不过是为回答作者的问题而由莫里斯的《战略》一书摘录组成。这本书的开端平淡无奇——他当时可能已经20多岁了——接着他创作了一部更为充实的作品：《战术宪法》（Tacticae Contiones），分阶段写成，后来由利奥更认真、更具文学素养的儿子君士坦丁七世编辑而成。[2]罗马的“宪法”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宪法，而是一部法律，更具体地说，它是一项帝国法令，其形式是私人信件，其中载有针对一名指定官员或一般职位持有人的指示和命令；在《战术宪法》中，利奥向一些不知名的战略领导、一位陆军或海军将军寄了信。期待已久的由乔治·T.丹尼斯·SJ（George T. Dennis SJ）编辑的新版本《战术宪法》即将出版，但与此同时，只有J.拉米（J.Lami）1745年的弗洛伦斯版，是以1612年乔尼斯·梅修斯（Joannes Meursius）修订的第一莱顿版为基础，该版本是对雅克-保罗·米格纳（Jacques-Paul Migne）出版的《希腊教父全集》（Patrologia Graeca，107卷，669～1120列）一书的剽窃，由梅修斯（Meursius）、拉米（Lami）或米格尼（Migne）编辑成各种各样的引文，这些文字大概都是初次引用的。

《难题》一书中的内容主要是对早期文本的复述，这些文本来源于奥纳桑德（Onasander）的《兵法》（Strategikos）、艾利安（Aelianus）的《军事战术》（Taktike Theoria），更多的则是来自《战略》（Strategikon），利奥在把拉丁语的“命令”一词翻译成希腊语时也重复了《战略》序言的内容。[3]但该书也有一些原始的部分具有历史价值。这些材料不是由作者或文本内容组织的，而是按照一个合乎逻辑的方案，依主题来组织的。法条：一、战术，或者更确切地说是演习。二、指挥官或将军的素质。三、军队的力量结构和军衔。四、军事委员会和决策。五、武器。六、骑兵和步兵的武器，大部分来自《战略》。七、训练，以双方模拟作战演习的方式，推荐使用木制长矛和刀剑，无箭头的箭或钝箭；同样要练习的是骑兵对弓箭部队的进攻，通过保持非常紧密的阵型，盾牌连接盾牌，前两级纵队的盾牌横列，从第三级开始推进进攻。八、军事惩罚。九、行军。十、行李部队。十一、营地和行军营地。十二、备战。十三、战前一天——这是一个重要的议题，在这个议题上，可以假定战争的日期是可以确定的，因为它实际上是由双方协议确定的。十四、战争之日。十五、包围战。十六、战斗的第二天。十七、意外入侵。十八、不同民族的风俗习惯，与《战略》中描述的风俗相似，但大多是针对穆斯林敌人的。十九、海战。二十、战争格言。最后是结尾。

利奥六世与穆斯林作战

就像《军事战术》中的大部分内容一样，利奥著作的主要来源是《战略》一书——第十一卷中关于帝国不同敌人的种族特征——这是“关系策略”的起点，它包含所有潜在的可运用的战术和作战优势。但是利奥补充了原始材料，适应了当代的现实要求。[4]利奥时代的主要敌人在《战略》被修订时还不存在：穆斯林，最初是阿拉伯穆斯林，但越来越多的是具有突厥或伊朗血统的非阿拉伯穆斯林，特别是来自里海地区的库尔德人和代拉米高地人（Daylami）。[5]他们都可以被称作萨拉克诺伊（Sarakenoi），萨拉森人，这最初是西奈（Sinai）北部的前伊斯兰贝都因人的名字，但这些词后来在许多语言中被使用，包括我西西里童年时期使用的“撒拉逊人”（Saracini），这个词适用于称呼任何及所有的穆斯林。

这部著作充分认识到，穆斯林对帝国形成威胁的原因是他们的意识形态承诺。但事情并不那么简单，因为虽然意识形态上的承诺是真实的，但圣战的条件也为那些为了战利品而加入其中的贫穷战士提供了机会：“他们并没有出现在征兵名单上，而是自发聚集在一起，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自由意志和整个家庭的支持。”富人（认为自己）得到的精神报偿足以让他们为国家而死，穷人则是为了获得战利品。他们的部落成员，包括男人，尤其是女人，为他们提供武器，就像在远征中与他们同舟共济一样。利奥对穆斯林的钦佩是显而易见的——尽管他鄙视宗教，但尊重宗教所激发的好战利他主义。[6]

利奥几乎从一开始就偏离了《战略》的指示：按照规定提供武器的一般命令是：“特别要确保你有大量的弓和箭。”因为弓箭对撒拉逊人和库尔德人而言是一种伟大而有效的武器，他们把胜利的全部希望寄托在他们的箭术上。以弓箭手战斗的库尔德人和日益扩张的突厥人也是如此，但贝都因人的非正规骑兵或代拉米人则不然，他们用标枪和刀剑徒步作战。

下面的战术建议是足够合理的：

对弓箭手本身来说，在射箭时他们没有防御能力，因此对他们骑兵的战马来说，我们的军队射出的箭是非常有效的……当他们如此珍视的战马被连续射出的箭矢摧毁时，非常渴望骑马出战的撒拉逊人的士气就完全被浇灭了。

就大草原上的战士们而言，他们通常有十几匹马供自己骑乘，更多的是和家人一起，他们在战斗中不断地骑着马在附近徘徊，一匹死马的肉太多了；对于那些干旱地区的骑手来说，在最干旱的月份里，每匹马都必须靠人工喂养才能生存，而大草原骑手们对马肉的胃口就如一般的英国马迷那样差，而且很少有人能像拜占庭骑兵那样，在附近可以重新安置马匹整装出发。这就是针对马匹进行攻击很有用的原因。

穆斯林还有一种意识形态上的弱点，这种弱点至今仍然是极其重要的：因为穆斯林“不是出于奴役和兵役而进行运动”，而是为了他们的信仰而斗争，当他们遭受失败时，“他们认为上帝已经成为他们的敌人，他们无法忍受这种伤害”。因此，在最近的穆斯林进攻基督徒和犹太人的过程中，他们遭受了深深的创伤，在阿富汗战争中，穆斯林的全球性动员也明显战胜了他们的敌人苏联。

在此之后，“第十八条”的内容又回到了战术、行军营地的必要性和不同的追击方式的话题上，这里提到了突厥人（Turkoi），这意味着此时马扎尔人新近抵达了帝国。这导致了一个有趣的离题：

保加利亚人无视和平条约，袭击色雷斯农村的时候（894年）……因违背誓言，正义惩罚了他们……当我们的军队与撒拉逊人交战时，神圣的普罗维登斯（Providence）率领马扎尔人代替了罗马人，来对抗保加利亚人。

在这种情况下，拜占庭人协助了普罗维登斯：

我们陛下的船队……载着他们横渡多瑙河……而且，就像他们是公开的行刑者一样，果断地击败了保加利亚人……基督教罗马人可能不会心甘情愿地用基督教保加利亚人的血来玷污自己（马扎尔人仍然是异教徒）。

接下来是第十一卷中关于“斯基泰人”军事习俗的内容，即在回头对付“目前困扰着我们罗马共同财富的撒拉逊人国家”之前，有关草原骑兵战士、法兰克人和伦巴底人以及斯拉夫人的活动情况。

在包罗万象的历史中，文中叙述了阿拉伯人以前散布在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地区，但是：

当穆罕默德建立起他们的信仰时，他们用武力占领了那些省份……他们占领了美索不达米亚、埃及和其他领土，当时，罗马人的土地被波斯人破坏，这促使阿拉伯人占领了这些土地。

接下来是与战争有关的习俗和方法：

他们用骆驼驮行李，而不是马车，他们携带着各种动物，包括驴子和骡子。他们在战斗编队中使用鼓和钹惊扰敌人，而他们自己的马已经习惯了这一点。如此大的喧闹声扰乱了敌人的马，使它们掉头逃跑。此外，骆驼同样使未见过它们的马感到害怕和困惑。

这显然是有用的信息：马可以得到相应的训练，这是毋庸置疑的。

另一个有用的说法是，他们“害怕夜间的战斗以及与之相关的一切，尤其是当他们在异国他乡进行突袭时”。当然，所有明智的士兵都害怕夜间战斗带来的不确定性，因为即使是在白天，战斗也是如此的不确定；但利奥显然认为，穆斯林比平常人更不愿意在夜间作战。这很容易用伊斯兰军队的人员组成来解释：他们的士兵来自许多国家，与拜占庭人相比其同质性要差得多，他们的军队也没有经过统一训练，因此在黑暗中不太可能自发地进行协调。

当内容转向描述军区策略的细节时，就没有抄袭或模仿的问题了。作者描述了每年一次圣战者响应边境军阀和好战传道者的召唤而来的情景——一旦他们离开，日常的抢掠行动就会恢复：“他们……在好天气和温暖的季节中异常活跃，召集他们的军队，特别是在夏天，与西里西亚的塔索斯（Tarsos）的居民联合起来，开始行动。一年中的其他时候，只有塔索斯、阿达纳（Adana）和西利西亚其他城市的人会对罗马人发动袭击。[7]”唯一的补救办法是先发制人：

有必要对他们进行攻击（即反对抢劫袭击），因为他们正在进行掠夺，特别是在冬天。如果我们的军队驻扎在一个敌人看不见的地方，这种攻击就可以实现……当我们的人看到他们出现，我们可以对敌人发动攻击，消灭他们。当我们所有的军队同时聚集在一起，全副武装准备作战时我们也可以进攻。

关键是，用现代作战术语来说，这是一场“会战”，受到所有可能的不确定因素的影响，因此，如果没有人数优势——而且是非常大的优势——就应该避免。这一点在下文中得到强调：“正如我们经常说的那样，任何人冒着激烈战斗的风险都是非常危险的，即使我们的部队人数显然远远超过敌人。”

另一种选择是“非战斗”，或者更充分地说是一种弹性防御，允许敌人入侵——因为不可能对漫长边境线的每一段都进行强有力的防御——然后在其回家的路上拦截敌人：

如果他们为了掠夺而袭击塔罗斯山，你有必要在那个山区的狭窄通道里对付他们，当他们在返回途中特别疲惫的时候，也许会带着一些动物和战利品。然后你必须在一些高地上安置弓箭手和弹弓来向他们射击，这样就可以发起骑兵的冲锋。

接下来的更多细节在一本针对“小规模战斗”的特定领域军事手册中详细说明，这份手册名为《前哨袭扰》（De Velitatione）。但这仅限于对地面战斗的分析，而“第十八条”则考虑到整个威胁：

在西里西亚的撒拉逊人认为，充分训练他们所有的步兵在两条战线上作战是一件好事，即在从塔罗斯出来的陆地公路上以及通过他们的船只在海上作战，当他们不出海时，他们就在陆地上向罗马的城镇发动攻击。

文中建议的应对办法非常有趣，就是找出阿拉伯人的意图，然后采取相反的行动：

你……将军，必须用值得信赖的间谍来监视他们……当他们出海作战时，你就从陆路出发，如果可能的话，在他们自己的领土上对他们发起攻击。但是，如果他们打算在陆地上作战，那么你应该通知凯比里奥舰队的指挥官，这样，他控制了大型快速帆船，就可以攻打位于海岸边的塔尔索特（Tarseote）和阿达纳（Adanan）的城镇。因为同一批人在陆地上和海上进行着同样的活动，因此，西利西亚人的军队并不多。

这种行动的逻辑是显而易见的：不可能保卫一条漫长的边界线，需要有选择地保卫每一寸土地。也许有必要允许敌人到处侵略，但这当然是不可取的。因此，最有效的应对是发动不对称的反攻，通过在陆地上攻击，以应对海上袭击，从而达到出其不意的效果，反之亦然。

作者利奥很谦虚地总结道：“我们已经向阁下提交了这些条例。也许里面没有什么新的东西。”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这种战术是非常温和的，但第十八条无疑是对新威胁的一种新的回应。关于这种回应，意识形态因素贯穿于整个文本中，它频繁谴责神的召唤和虚假宗教等说辞。它们出现在当时拜占庭的所有作战手册中，却构成了两篇劝告性演讲的核心内容，在军队面前的长篇演说都是利奥的儿子君士坦丁七世所发表的，还有在前面已经提到过的《军事修辞学》。这位学院派的皇帝并没有带领他的部下参战，想必他也没有在战斗前对他们发表过长篇大论；但是，在被保留作为拜占庭指挥官的演讲范例之前，他们很可能在竞选季结束时向军队宣读，当时最重要的是要让军队在春天以良好的状态回归。[8]

第一次演讲是在一场胜利的防御战役之后发表的，演讲首先开始赞扬军队和他们的战功，并形容贝都因人和阿拉伯人“战马的速度使他们不可能被超越”，他们的武器是“无与伦比的力量，拥有着无与伦比的技艺”。[9]但他们无法取胜，因为他们缺乏“一个至高无上的优势，我指的是对基督的希望”，与比利亚（Beliar）或穆罕默德相反，与希伯来神西结（Ezekiel）和“诗篇”（Psalms）一致，这句话是他最常说的——当时的格言是：“他只有在战斗中强大”，“他的武器被敌人的鲜血灌醉”，“他把强大的城市变成了废墟”——演讲中更多的是同样的说辞。

接下来，敌人萨伊夫·阿德-道拉出现了，他的王朝被称为汉达尼德——他被认为是个虚荣且喜欢自吹自擂的人：

他害怕……没有可靠的力量……（但是）他试图用诡计和欺骗在你心中制造恐惧。有一刻，他宣布另一支部队正在向他进发，盟友们也在赶来……或者说……一大笔钱已经寄给了他（圣战组织的贡献）……他夸大其词地散布谣言，引起听众的惊愕。[10]

接下来，部队被告知，这种吹嘘本身就是弱点的证明：

如果能够观察汉达尼德的思想，那么你就会看到他是多么的懦弱，多么的害怕……不要理会他的表演，但是随着对耶稣基督的信心上升，站起来对抗敌人，你知道为基督徒而战是多么的高尚。[11]

既然如此，为什么皇帝要否认他自己呢？他想战斗却不能这么做，这是神的旨意：

如此伟大的渴望占据了我，如此伟大的渴望点燃了我的灵魂……我心甘情愿装备上我的盾牌，戴上我的头盔，右手挥舞着我的矛，听号角召唤我们战斗。

但是上帝命令他穿戴上“王冠和紫袍”，而不是奔赴前线。[12]

在对上帝和基督徒尽职之后，军官和普通士兵会得到奖励：升职、馈赠、土地赠予、现金捐献、战利品的分享。奖励是全面的：“负责较小军区的将军将被派遣给较大的军区……皇家近卫团和其他勇敢作战单位的指挥官将根据他们军功得到相应的奖励，其中一些人会成为军团长（tourmarchs），另一些人则会成为总督（kleisourarchs）或亲王（topoteretai）。”[13]

皇帝怎么知道谁应该得到奖赏，什么程度的军功可以获得奖赏？在列出奖励之前，皇帝要求得到准确的信息，通过他的指挥官宣誓作证，或者“更好的是，你要保持书面记录”。这就是官僚主义调解英雄主义的做法，直到现在也是这样。

《战术总集》（The Sylloge Tacticorum）

该书由戴恩本人编辑，却被错误地归为利奥六世的著作。该书在很大程度上是对先前军事著作（如利奥的《战术》）的复述总结，尽管部分来源于不同的文本。[14]但除此之外，该作品还包含了一些重要的原始材料，而戴恩在他的调查中却莫名其妙地没有注意到这些材料。最值得注意的是，介绍联合步兵和骑兵部队战术的第47章（第86～93页）（之前各章单独列出）构成了“尼克福罗斯·福卡斯的《军事学》（Praecepta Militaria）”所述战术系统的基础。在其他著作中，《战术总集》是“第一部其文本被指定为拜占庭步兵战斗队形标准的著作”——这是一种具有悠久历史的策略，促使拜占庭军队长期保持严明的纪律。《战术总集》中提出，建立一个坚固的步兵营为军队提供了一个安全的基地，骑兵部队可以从那里出发——当骑兵部队因冲锋而疲惫不堪、战败或面临失败的危险时，或者仅仅是在艰苦的任务之间休息和恢复的时候，他们可以返回那里。[15]此外，《战术总集》还包括了关于当时拜占庭和马扎尔人盾牌和武器的相关信息。[16]

至于《战术总集》中与“利奥的战术”选择不一致的衍生文本材料，根据戴恩的说法，它取自之前丢失的两本合集，他称之为《战术技巧》（Tactica Perdita）和《军事团体》（Corpus Perdium）。从第一节开始，《战术总集》就对将军们应具备的素质进行了阐述，包括计量学、各种战术技巧、和平时期如何在营地和要塞中部署军队、对敌人应采取怎样的措施等。对于戴恩来说，这显然是错误的，《战术总集》是“图书馆”的产物，而不是基于当时军事经验的产物，特别是还有奥纳桑德和艾利安（Aelian）的著作，《战略》，《匿名论著》（Anonymous Treatise），以及一部关于计量学和西奥多密码（关于如何划分战利品）的著作。后来的版本对《军事团体》中的八十七部分进行了重新构建，这是一次伟大的文献学变革，但没有添加任何有趣的新材料，而是由更完整的、可循环利用的早期文本组成。

拜占庭的希罗（Heron of Byzantium）

“拜占庭的希罗”是一位早期的编辑给这位不知名作家所取的名字，在精彩的新版中，他的名字在引号里。这是两篇非常有趣的关于攻城战技术和测量学的10世纪论著。戴恩自己的手稿著作是他学术研究的又一座丰碑（尽管按照他的标准，这本书的风格非常受欢迎——文本甚至不是拉丁语，而是法语！）——他指出，匿名不意味着缺乏个性。[17]事实上，尽管他著作的大部分材料取自他那个时代大约7个世纪甚至更久以前的作战手册，但他还是有独到的想法。权威的新版编辑正确地提到了“防御工事方法的一般静态性质”，[18]尽管技术上不太稳定，但还是有一些重大的创新，其中包括文本中提到的两项：7世纪以前在西方不为人知的牵引式投石器，以及希腊火，它通常被认为是一种海军武器，但也用于围攻，实际上也用于公开战场，从虹吸管中发射，并以炮弹的形式发射。

该著作开头的内容是《攻城思维》（Paragelmata Poliocertica），表明这本书的目标读者不是工程师：“关于攻城器械的一切都是深奥的，很难理解，要么是因为它们被描述得复杂而难以理解，要么是因为理解这些概念有困难。”

我们被告知，图纸也没有多大用处——最好需要对原始发明者的设计进行解释——但作者认为，三维绘图更容易理解。[19]然后他列出了一些资料来源：大马士革的阿波罗多罗斯的著作，他为图拉真建造了多瑙河大桥，根据作者所述，他为哈德良写了一篇论文（实际上没有），还有雅典娜（Athenaeus）给马鲁塞尔（Marcellus）写的那本书[20]——他是奥古斯都的侄子，而不是阿基米德那可怜的对手；还有比顿，已经被回顾过了。然后，他列出了围攻行动所需的机器，包括“战龟”（tortoises），这是一种受到严密保护的移动攻击掩体，有些配备了攻城槌，用于挖掘和填满壕沟；“最近发明的”移动式庇护盾（laisai），用来抵御由编结的树枝、藤蔓或芦苇制成的箭；便携式木塔“很容易制成”，也就是说，它不是用绞盘来驱动车轮的；非常高的侦察梯；破坏工具；桑布卡式“用于攀爬无梯墙的机器”；用于攻击口岸的桥梁；等等。

作者在为他“平庸而平淡的文字”做了例行道歉之后，抒发了作者版本的“如果你想要和平，为战争做准备”（si vis pacem para bellum），他引用了亚历山大的希罗的话：要在生活中不惧怕国内外的敌人，就得靠“炮兵建设”和一些更好战的准备，包括储存“充足的口粮”。有趣的是，注释者还详细描述了它们：煮熟的、干燥的、切得很薄的海葱（选择有营养的球茎，而不是花），有五分之一的芝麻籽（在以色列战斗的口粮）和十五分之一的罂粟籽，“将最好的蜂蜜揉入其中”；或者，用芝麻、蜂蜜、油、去皮的甜杏仁，烤的、磨碎的，以及用等量不均匀的海葱捣成一种非常光滑的食物——注释者称这是一种“甜，饱，不渴”的口粮。[21]

当然，这就是围困战最主要的过程，无论是被围困的人，还是围攻的人，都需要食物，前者如果完全被包围，那么食物的存货每天都会减少，后者必须从更远的地方运来食物，因为当地搜刮、掠夺、征用、购买而来的食物都被消耗尽了。

当双方都想饿死对方的时候，围困战将呈现一种杂乱的特征。《托名约书亚编年史》（Chronicle of Pseudo-Joshua the Stylite）是第一部记录叙利亚历史的著作，它记述了503年阿米达被围困的一幕，当时波斯人正在保卫他们在502年攻下的这座城市：

有一天，当整个罗马军队处于休息和平静的状态时，战斗被以下行为挑起。一个年轻的小伙子正在喂骆驼和驴，其中一只驴在吃草的时候走到了城墙的另一边。那小伙子吓得不敢进去将驴牵回，有一个波斯人看见了，就借绳子从墙上下来，想把驴子杀掉拿去吃肉，因为城里根本没有肉。这时，有一个罗马士兵，他是加利利人（Galilean），右手拿着剑，左手拿着盾牌，冲向波斯人想杀了他。因为他径直走到墙边，那些站在墙上的人就扔下一块大石头，并击中了加利利人，波斯人随后开始顺着绳子爬回他的位置。当他爬到一半时，一个罗马军官走过来，两个拿着护盾的人走在他前面，军官从中间射出一支箭，击中了波斯人，使他摔落下来，倒在加利利人身旁。两边都爆发大喊，为此他们变得激动起来，开始战斗。[22]

这是个意外的转变，从城墙边昏昏欲睡的一天过渡到突然爆发的争夺驴子的战斗，虽然与围困行动的技术层面相去甚远，但为所有工程提供了现实的背景。

《攻城思维》（Paragelmata Poliocertica）中所描述的战术和技术层面的攻城准备充分考虑了进攻的方式——足够准确，因为10世纪拜占庭正在扩张，占领了阿纳托利亚东南部阿拉伯人控制的城市，以及现在的叙利亚。

首先是侦察敌人的防御工事，然后进行初步的牵制行动，在没有攻击意图的情况下针对城墙区域进行模拟战斗准备；为了压制包围，攻击战壕将以对角线形式进行挖掘，以阻止投掷物的攻击。作者关于如何将不同种类的“战龟”推进到敌人城墙边的解释很简短，却很连贯：在“战龟”中，战士们可以在正面得到很好的防护，在通往敌墙的道路上可以填平沟渠、洞和洼地，以帮助其他器械顺利地进行部署。此外，还必须用铁矛探测通往城墙的预定路径，以探测薄泥下面所隐藏的陷阱；士兵的脚底也必须被保护起来，以防受到菱角的伤害；挖掘破坏敌墙的隧道，最终点燃支撑着城墙木制支柱周围的易燃干棍棒和松木火把。或者，在用木炭强烈加热后，可以将敌人城墙底部的石头块用醋或尿液溶解。木炭本身是通过“战龟”前部伸出的管子放出的，这可以保护整个行动；化学作用当然是正确的：酸和石头中碳酸钙之间的反应随着热度上升而增强。可膨胀的梯子“像皮衣一样，在缝缀处周围涂满油脂”，被用于突然袭击（现代突击队员使用了充气标尺）；用弓钻在墙上钻许多洞（至今仍被印度工匠使用），可以使冲破墙体变得更容易。[23]

在对完美实用技术的清晰解释中，作者赞扬了拜占庭古赫格特人（Hegetor）制作的巨型攻城槌的规格：它长56米，即150英尺。换句话说，要制成这种有效的武器，需花费的时间太长了。但接下来是更实用的指导，关于如何建造和使用功能强大的攻城装备，比如一种可以立即被四套绳索提升的防护式侦察梯（现代突击队员仍在使用它们），但绳索由轻合金管制造而不受保护。

文中有很多关于可移动的攻城塔的内容，其中也有为亚历山大大帝服务的迪亚斯（Diades）和查里亚（Charias）的功劳，文中提供了完整的功能规格和详细尺寸数据，还有一系列可用的配件信息，比如用虹吸管浇水来扑灭敌人的火药，用浸在阻燃醋里的海苔或海藻碎渣填充的垫子，可以减弱扔石器投掷弹丸的冲击力。正如现代评论者所指出的那样，对于这些详细的建议，没有任何已知的来源，但作者也没有对已丢失的文本进行评估，而是同意了戴恩的观点，即称赞“希罗自己的聪明才智”。[24]

作者提供了一种不用梯子就能攀爬敌方城墙的方法。这是一种管状的桑布卡，用兽皮遮挡，有一扇保护门，安装在两根垂直的横梁上，固定在四轮马车上；只有一个全副武装的人能爬进管子里，通过它爬到敌墙的顶部，但当管子的顶部上升时，管子的底部接触到地面，其他士兵可以爬到管子里来支持加固第一个人。[25]每个部件的确切尺寸之外，还有一个更大的装置，这是一个直径更大的管道，但没有提供尺寸数字——足以让两名武装人员并排通过而非仅仅容纳一人。

接着，作者又天衣无缝地提出了另一个建议：“（保护）门……连同管子的前部，应该设计一个令敌人恐惧的正面部件，上有雕刻并绘制多彩斑斓的画，雕塑和画面描绘火龙或狮子的头，这会让敌人感到恐惧和害怕。”[26]这提醒了我们上述文字诞生的年代，或者也提醒了我们拜占庭人在与谁战斗——既有和他们自己一样不怎么害怕龙的图案的敌人，也有一些野蛮人，他们可能会因器械的突然升高而感到震惊，甚至在看到喷火的器械攻击他们之前，他们可能就会受到惊吓。这是一个攻城的器械，围攻的是一个坚固的城市，而不是原始的营地，在10世纪的历史背景下，拜占庭是为了从穆斯林手中夺回城市，而那时，拜占庭的敌人主要是来自中亚大草原的突厥战士，他们是天生的战士，而不是城市中的博学者。

关于器械方面，作者最后还描述了著名的阿波罗多罗斯木筏，它比河流可以建桥地方稍宽一些，因此河水可以轻巧地将它摆渡到对岸，而《匿名论》（Anonymous Treatise）很早就认为这种木筏是不可行的（19.40 ff）。在书中，它是没有具体由来的，重点只是在于一个灵巧的配件，它是一个由铰链连接的木制壁垒，部队从它的后面发射炮弹，直到城墙被推平，然后战士们可以向远处的对岸发动攻击。[27]

《围城作战》（De Obsidione Toleranda）——抵抗围攻的操作手册

围攻战术在10世纪是很重要的，尤其是在10世纪早期，它不仅仅是为了进攻：904年7月，一支阿拉伯舰队在的黎波里的利奥领导下，于仅仅三日的围攻之后，便占领了帝国第二大城市塞萨洛尼科，这支舰队在阿拉伯语中被称为古拉姆（Ghulam，“奴隶战士”），祖拉法阿（Zurafa）或拉希克阿尔瓦达尼（Rashik al-Wardani）。这是一个巨大的惊喜，也是一次非常重大的失败。显然，这座城市毫无准备。

这一灾难性事故在书中被提到了，并且它很有可能启发了10世纪研究“围城作战”的作者，这本书通常被称为《围城作战》（De Obsidione Toleranda），如今可以在一本有价值著作的注释中找到。[28]这篇说教性的著作所针对的受众是一位想象中的，具有政治和军事权威的将军或战略领导人物。

从一开始，将军就被告知，即使他预见到一场旷日持久的攻城战，即使这场围攻将耗尽他的食物和水，他也不需要投降。敌人可能因争吵而分裂，其他势力可能干预，围攻军队可能会耗尽其“粮草”，而当大批军队长期驻扎在一个地方时，也可能会发生瘟疫，“而其他幸运的事件都可能会发生”。[29]换句话说，拜占庭军队首先需要具备的是抵抗意志，然后是必要的后勤，还有相当详细的侦查。

将军还必须为非战斗人员积累多达一年的粮食；如果缺乏用于购买这些粮食的国家资金，或遭遇收成不佳、缺乏运输部队或面临敌人掠夺而无法做到这一点，城市中的商人和富人必须拿出一个月的小麦、大麦和豆类产品供应给公共和私人商店。但更全面的补救办法是将人们有组织地疏散到一个更安全、供应充足、可以容纳“老人、病人、儿童、妇女、乞丐”的地方。[30]

同样地，书中也规定了需要销毁“驮兽（驴）、马和骡子以及任何对军队不重要的东西”，因为它们将会消耗粮食，所以会成为“被围困城市的破坏者”。[31]

与保证供给相对应的是，不能给敌人提供粮食，“即使他们还没有准备好收割，我们也需要转移走一切有用的资源……不仅是牲畜，还有人……而且有必要毒化河流、湖泊和当地的水井……”必须于午餐时间在敌人营地上游的河流中下毒，这样，敌人消耗热量后休息（喝水）时，身体处在劳累状态下，有毒的水……会完全摧毁他们。[32]有毒的浆果、根和种子在地中海地区和其他地方一样普遍存在，但只有少数几种有毒物质在被水稀释的情况下还有用处；其中之一是伪乌头碱（C36H49NO），这是一种强有力的生物碱，存在于普通和漂亮的乌头花的根中，含毒量很高。

作者列出了一长串技术人员和工匠的名单，他们将留下来，开始生产盾牌、弓箭、刀剑、头盔、长矛、标枪和攻城炮：四雷机（tetrareai）、大甲（magganika）、伊拉卡泰（elakatai）、切罗摩加那（cheiromaggana）——所有这些关于武器的术语，我们都不能很有信心地对其进行解释，但必须指出已知的类型有掷石器和射箭器。[33]同样需要的东西还有悬臂梁的落石器和抓钩，以及已经提到的绵甲（epilorika）和厚毛毡制成的头盔卡马鲁基亚（kamaleukia），这些都是昂贵的金属头盔的替代品。生产所有这些东西都需要原材料：铁、铜、湿和干的沥青、硫、丝束、亚麻、大麻、松木火把、羊毛、棉花、亚麻布、木板、树苗、山茱萸树［对制造坚固的重矛（menavlia）至关重要］，以及一些按照标准来确定的武器数量，每个标枪手配备10支标枪；每个弓箭手配备50支箭（比野战条件下少得多——但在围攻中，弓箭手可以更仔细地瞄准敌人），以及每个刺矛兵5支长矛［（kontaria），而不是更重的重矛］。[34]作者假设城内有一个树木茂密的地区，如果他没有在规定的期限内收集和储存足够多的柴火，那么所有居民都将受到死刑的威胁（！），书中还有一项条令要求人们收集灌木和柳枝以编织防箭屏。

在另一份建议清单中，作者提出了一项基本的预防措施，即搜寻和保护任何隧道，如被遗忘的输水管道或下水道，因为这可能会危及被围困的有城墙之城镇的整体防御——例如卡帕多西亚（Cappadocia）的凯撒利亚，那不勒斯［来自普罗科皮厄斯的描述］和我们提到过的古锡拉库萨。

相比之下，城墙的墙壁会被刺出很多枪眼，不仅是为了射箭，也是为了让防御者用矛杆将梯子推回去。[35]

人们需要挖掘一条水沟，也就是一条护城河，更好的话需要挖两三条，每条河都设置有栅栏和外垒（通过向上抛掷而制成的），特别是在城市里没有骑兵需要出击的情况下，这种设计非常有用。但如果有的话，就需要建造坚固的橡树桥。[36]

人们应该在城外设置警钟，以针对偷偷摸摸入侵的敌人——尤其是在卫兵由于疏忽或叛国而未能谨慎通报的情况下（！）——这是本文中反复出现的一个关注点；在节庆活动中，卫兵显然无法完全致力于清醒的监视工作，因而将军必须亲自监督，提出合理的建议。

当作者谈到驻军训练时，他的建议与《战略》中提出的建议类似，但是作者对抛射的作用进行了适当的强调：包括里克塔里亚（riktaria，标枪）、手掷石块（足够有效地使用重力）、吊索、发射的弓箭和扔石头的大炮。

在围城战中，不仅仅需要以反应性的行动击退敌人的攻击：作者建议应该在城门外驻扎伏击部队，大概在敌人没有完全投入围攻的时候，在城外安插更大规模的部队，在“合适的地方”部署步兵和骑兵部队。作者后来还规定，需要为这些部队提供隐蔽物和障碍——他们可以从这些地方出发“打击敌人，令敌人在围攻战中无法逃脱惩罚和报复”。[37]这些部队还可以与任何前来的盟友联合起来，或者攻击为围城者提供食物的敌军车队。而且，如果事情进展得很顺利，实际上可以对敌人的营地展开包围和攻击，在这里，拜占庭式的作战特色就体现出来了：作者写道：“有必要给敌人留下一个容易逃脱的地方，而不是像古罗马军队那样展开一场歼灭战，否则，敌人完全陷入包围时对生还感到绝望，他们就会殊死抵抗。”[38]

在描述了偷袭战术之后，作者还描述了如何暗地里通过隧道秘密突围，并通过后门和其他类似方式得以逃脱的技巧，但所有这些建议都假设敌方进行的是一场“悠闲”的围攻。在描述了如何在城墙上进行顽强战斗之后，作者开始转向分析近距离战斗的严酷：“如果它发生了——我祈祷它不会发生——沟渠被敌人填满，他们会把攻城槌带到那里，那就再建一堵墙吧，因为已经没有任何东西能抵挡攻城槌的冲力了。”[39]

这是个很好的建议——如果建造一堵新的城墙，最好在前面也挖一条新的沟渠，以保证工匠们能够在厚重的垫子后面足够快地建造城墙，而免受弓箭之害。作者随后回顾了拜占庭人标准的补救方法：用装满碎渣的袋子来吸引攻击，抓牢攻城槌的镣铐以使其偏转方向，用钩绳拉起攻城槌的横梁，抬起沉重的石头，让虹吸管释放希腊火。[40]

在904年攻占塞萨洛尼科的过程中，朝向海一面的城墙直接遭到了装有火炮和升降梯的船只攻击。为此，我们建议使用阿基米德的补救方法，如波利比乌斯所描述的：用强力投石机来破坏驶近的船只，然后，当它们到达海堤时，在突出的横梁上往下扔重石，用抓斗吊车将船只从水面上拉出，当然还需要向甲板上的海军陆战队射箭，所有这些都在希罗的《攻城思维》中被讨论过。[41]

作者没有被这些古老的补救措施吓倒——相反，他打断了从波利比乌斯（关于锡拉库萨的围困）、艾利安［Arrian，关于提尔和索格迪亚纳（Sogdiana）的围困］和约瑟夫斯（Josephus，关于耶路撒冷的围困）的长篇叙述，声称他的方法会比古人的更有效，因为当代的敌人（“我们这个时代的外国人民”）与他们那些亚历山大或提图斯时代的前辈相比，成就要小得多，因为后者可以在更大的规模上发动围攻。[42]作者在此为当时城市的捍卫者找寻到了安慰：尽管古代的围城者付出了艰苦的努力和精湛的技巧，但被围困的人仍然常常能够抵抗住围攻。

显然，作者首先是在努力提高士气。这本身就表明了一种实际目的。尽管书中引用了受尊敬的古圣先贤的大量语录，但这不是一种文学话术，也没有设身处地，从士兵的角度来考虑——在这不严谨的文本中，传递出一种紧迫感。

戴恩首先编辑并出版了一篇关于防御性围攻战的简短文章，名为《关于防卫的未出版备忘录》（Mémorandum Inedit Sur la Défense de Place），[43]据戴恩称，这本著作同样源于10世纪，与《围城作战一样，也是一个文献来源。实际上，这是一项非常实用的工作，它从更全面的著作中进行了一系列的摘录。由于没有序言，也没有关于古代围攻的叙述，它围绕诸多事项提出了32条禁令（“注意……”），包括培训“对被围困的城市有用的”工人；炮兵的准备和弓箭的储备；提高防御工事背后的城墙高度；将船桅或大杆子绑在一起防止敌舰进入海堤；[44]当城墙受到攻击时，将军需要在城墙上巡视，设立一个精英特遣部队（“英勇的士兵”）作为他的个人行动后备部队，“为有困难的地方提供援助”。[45]

这确实是战争中永恒的真理之一，值得被反复申明，因为这个道理是违反直觉的。在任何围城战中，都意味着攻城者比被围困者更强大，否则被围困者就会出城击退攻击者。然而，这位将军却要削弱一支已经薄弱的守备部队，把精锐的士兵带走，组成他的个人机动预备队。这是不合逻辑的，而且只有在动态的条件下才有意义：将军在最猛烈的攻击下带着他的行动预备队到达了城墙区域，从而可以对抗集中在一起的敌人，改善该地区的战斗力量平衡。这还提供了一种心理上的动力：当敌人冲向城墙并似乎占上风时，这会使攻击者更加胆大妄为，并威胁到防御者，从而进一步改变该区域的力量平衡——这位将军带着他勇敢的士兵来到这里，将从心理上和物质上扭转局势。

接下来的条令是关于围攻器械的，一些简单的和被锚定得很好的重物杆都有锐利的锋面，用来“避开机器”；[46]熟悉夜间作战训练（没有训练就不能进行夜间作战）；即使是小规模的进攻性行动都有其必要性；垂直型铁门的用处是可以突然将其放下，用以打击下面的敌人；有必要把妇女们锁在家里，“不要让她们的哭泣影响战斗男子的精神”（然而，在文献记录中，妇女经常是古代围困战中的积极参与者，从挖掘战壕和投掷石块到公开嘲弄攻击者）；需要警惕敌人挖掘隧道——作者推荐使用薄铜板作为声量放大器来对敌人进行监控——“（将军）把耳朵贴在上面听动静”；[47]文中最后还有一个条令，即要求我们必须密切关注城市最强大其实也是最薄弱的区域，那里的防御工事看起来似乎是最难以对付的，“但许多城市都是在意想不到的地方被攻克占领的”。[48]

现代版的《好战》（Bellicus）中只留下了部分内容，这是另一部10世纪的军事文献汇编，其中包含了20篇来自朱利乌斯·阿非利乌斯（Julius Africanus）作品的大量摘录，[49]其中只有一篇内容是作者当时所写的，大概是他当时所读到的作品。它们中的大部分内容都是对早期作品的摘录、解释或阐述，但它们同样也是拜占庭军事文化具有活力的证据。

[1] Alphonse Dain，“Les stratégistes byzantins，” ed.J.A. de Foucault （1967），mentions an antipoliocerticum on resisting sieges （p.349），a corpus nauticum，a Tactica perdita （p.350），并引用了Dain，Le Corpus perditum （1939）.

[2] Dain，“Les stratégistes byzantins，” p.354，for the Problemata，and from p.354 for the Taktika.

[3] Henrik Zilliacus，Zum Kampf der Weltsprachen im oströmischen Reich （1935），pp.134-135 （“Kommandoworte bei der Reiterei and fussvolk”）.

[4] George T. Dennis，作者很容易得到打印稿，但正式版本则较难获取。

[5] Eric McGeer，Sowing the Dragon’s Teeth：Byzantine Warfare in the Tenth Century （1995），pp.233-236.

[6] 虽然Gilbert Dagron （“Byzance et le modèle islamique au Xe siècle：À propos des Constitutions tactiques de l’empereur Léon VI，” April-June 1983，p.220）将该文本视作信息不足的：“［Il］ trahit une assez mauvaise information”；see also Dagron，“Ceux d’en face：Les peuples étrangers dans les traités militaires byzantins” （1987），p.223.

[7] Compare De Velitatione. In George T. Dennis，ed.，Three Byzantine Military Treatises （pp. 137-239，“Skirmishing”）. Washington，D.C.：Dumbarton Oaks，1985.，sec.7.

[8] Eric McGeer，“Two Military Orations of Constantine VII” （2003），pp.113，116-117，充分介绍了964年的战役。

[9] Eric McGeer，“Two Military Orations of Constantine VII” （2003），p.117.

[10] Eric McGeer，“Two Military Orations of Constantine VII” （2003），p.119.

[11] Eric McGeer，“Two Military Orations of Constantine VII” （2003），p.119.

[12] Eric McGeer，“Two Military Orations of Constantine VII” （2003），p.120.

[13] Eric McGeer，“Two Military Orations of Constantine VII” （2003），p.120.

[14] Alphonse Dain，ed.，Sylloge Tacticorum （1938），from p.116.

[15] Eric McGeer，“Infantryversus Cavalry：The Byzantine Response，” inJohnF. Haldon，ed.，Byzantine Warfare （2007），pp.336-337. 虽然我后来查阅了戴恩的文章，但Bric McGeer的善意指引还是将我引向了上面的内容（私人通信，2008年1月14日）。

[16] See John F.Haldon，“Some Aspects of Early Byzantine Arms and Armour” in Haldon，Byzantine Warfare，p.375；a reprint from David Nicolle，ed.，A Companion to Medieval Arms and Armor （2002），pp.65-87.

[17] Alphonse Dain，La Tradition du Texte d’H éron de Byzance （1933）.

[18] Denis F.Sullivan，Siegecraft：Two Tenth-Century Instructional Manuals by “Heron of Byzantium” （2000），p.vii.

[19] 参见Sullivan关于“围城”中图a、b和c之间的区别，来自p.281；as directed by Denis F.Sullivan，personal communication，March 29，2008。

[20] Athenaeus Mechanicus，On Machines，ed. and trans. David Whitehead and P.H.Blyth （2004）.

[21] Chap.2；Sullivan，Siegecraft，pp.29，33 n.1.

[22] The Chronicle of Pseudo-Joshua the Stylite，trans. Frank R.Trombley and John W.Watt （2000），paras.296-297，p.89.

[23] Chaps.12 and 16，in Sullivan，Siegecraft，pp.45，51.

[24] chaps.39，30，in Sullivan，Siegecraft，p.85，对独创性的评论可见 p.208.

[25] chaps.50，51，in Sullivan，Siegecraft，pp.100-101.

[26] chap.52，in Sullivan，Siegecraft，pp.103-104.

[27] chaps.55-57，in Sullivan，Siegecraft，pp.109-113，评论可见 pp.241-243.

[28] Denis F.Sullivan，“A Byzantine Instructional Manual on Siege Defense：The De obsidione toleranda” （2003），pp.140-266.这个文本之前由Hilda Van Den Berg编辑，Anonymous de obsidione toleranda （1947）.

[29] Sullivan，“Byzantine Instructional Manual，” p.151.

[30] Sullivan，“Byzantine Instructional Manual，” pp.153-154.

[31] Sullivan，“Byzantine Instructional Manual，”，p.177.

[32] Sullivan，“Byzantine Instructional Manual，”，p.179.

[33] Sullivan，“Byzantine Instructional Manual，”，p.157.

[34] Sullivan，“Byzantine Instructional Manual，” p.161.

[35] Sullivan，“Byzantine Instructional Manual，”，p.163.

[36] Sullivan，“Byzantine Instructional Manual，”，p.165.

[37] Sullivan，“Byzantine Instructional Manual，”，p.179.

[38] Sullivan，“Byzantine Instructional Manual，” p.181.

[39] Sullivan，“Byzantine Instructional Manual，”，pp.197-199.

[40] Sullivan，“Byzantine Instructional Manual，”，p.201.

[41] Sullivan，“Byzantine Instructional Manual，”，p.225.

[42] Sullivan，“Byzantine Instructional Manual，”，p.229.

[43] Alphonse Dain，“Memorandum inédit sur la défense des places” （1940），pp.123-136；但此处引自Sullivan，“Byzantine Instructional Manual.”

[44] 我被Denis F.Sullivan更正了，基于2008年3月29日的私人通信。

[45] Sullivan，“Byzantine Instructional Manual，” p.147.

[46] Sullivan，“Byzantine Instructional Manual，”，Injunction 18，p.147.

[47] Sullivan，“Byzantine Instructional Manual，”，Injunction 30，p.148.

[48] Sullivan，“Byzantine Instructional Manual，”，p.149.

[49] 关于这三个文本，参见Alphonse Dain，Les strat égistes byzantines （2000），pp.359-361。Praecepta imperatori 是第一卷的附录（from p.444） of De Cerimoniis，pp.1：444-454。

第十三章 利奥六世和海战

利奥抱怨说，在他关于海战的文章《章程十九》（“ConstitutionⅪⅩ”）中，他找不到任何可以借鉴的古代著作，因此，他不得不依赖于帝国海军指挥官的实践知识。人们很难找到一个比“墨守成规的文本主义”更合适的词语来形容拜占庭人的思想了，然而它又与真正的实用主义共存，甚至与文本离题、脱轨。［利奥本人曾以娶他的情妇佐伊（Zoe）为第四任妻子而闻名，佐伊拥有黑色的眼睛，她成为利奥的第四任妻子，这违反了教规，利奥此举是为了使她的儿子君士坦丁七世未来的继承权合法化，他出生在帝国宫廷内，但其出生时父母尚未结婚，因此被称为私生子波菲洛吉尼都斯（Porphyrogennetos）］ 也许，更大的罪恶是，利奥不恰当地宣称自己发明了“手榴弹”，那就是装在一个罐子里的希腊火，作为利奥诸多发明中的一种。

《章程十九》的正文内容首先以呼吁叙利亚教师开始：教师们被要求研究航行的理论和实践，包括通过观察天体运动来预测风向——准确预测风向确实是最宝贵的情报，但使用作者推荐的方法是无法获得这一信息的。

接下来是作者关于如何建造战船的空洞概括，作者认为它不应该太窄，也不应该太宽。从6世纪到10世纪甚至更晚，最典型的就是作为其众多战船版本之一的道蒙战船（dromon，“转轮”），不过，所有战船都有一个单一桅杆，两个甲板，利用桨、帆和阿弗拉皮（aphract）推进——在桨的上方并没有上层甲板。[1]

在这种战船的标准设计中，每一个甲板的一侧都可以安置25排到36排划桨手，有时甚至有50排，最多可达200名划桨手，战船还可以容纳其他100人，大部分是海上训练的步兵（“海军陆战队”），以及船上的船长和军官。不过，似乎更常见的是一种较小的战船，名为“木船”（ousakios），共有100名桨手，容纳30人到40人的海军特遣队，这种战船的特别之处在于上层桨手也能加入战斗，而下层桨手最多能通过桨槽射出长矛，击毁旁边的敌船。还有更轻、更快的两艘侦察和突袭甲板船，以及一种设计了一排划桨手的小帆船（galea）。

舷梯和划桨手的位置由可拆卸的护盾保护，桨手可以在船体上直接划桨，不需要外伸臂或桨箱的保护。方形帆从7世纪起就被大三角帆代替了。在利奥六世时期，攻城槌仍然存在，但逐渐被喙形槌所取代——海军陆战队可以通过喙形槌攻击敌舰——但海战主要利用飞弹作战：海军陆战队可以在船上桅杆附近的一个木制堡垒（xylokastron）中发射他们的箭，那里还有一个或更多的掷石机，以及“胡格隆布尔”（hugron pur）——称作液体火，或者“希腊火”——通过点燃的烧瓶掷出，或者由活塞激活，甚至可由泵的虹吸作用投射出去。

希腊火

在传奇故事中，甚至是在有着中等声誉的史学著作中，“希腊火”也是一种神秘而又最可怕的武器，这是拜占庭人独有的秘密技术，没有人可以效仿，甚至现在也是如此。至少有一些拜占庭人，或者可能只有一个人，声称相信这个神话。根据君士坦丁七世《帝国行政论》的描述，如果任何外国人要求接触“通过虹吸释放的液体火焰”，将会得到一个傲慢和无耻的虚假答案。

这是……上帝通过天使向伟大而神圣的第一位基督教皇帝君士坦丁揭示和教导的技术，关于这一点……他从同一位天使那里接受了神圣的命令，正如我们的父亲和祖父的忠实见证所确保的那样，它只能在基督徒中制造，只能在由他们统治的城市里制造，而不是在任何其他地方制造，且不应该被送给任何其他民族，也不应该被传授给任何其他民族。因此，为了向后人证实这一点，这位伟大的皇帝在上帝的圣餐台（圣索菲亚大教堂）上刻下了诅咒，任何敢于把希腊火技术传给另一个民族的人，就既不应被称为基督徒，也不应被视为配得上任何地位或职位的人；无论他是任何职位的拥有者，他都应该被逐出宫廷，受到诅咒，成为永远的反面例子，无论他是皇帝还是族长……他会恳求一切虔诚敬畏神灵的人跟他一起毁灭。[2]

值得注意的是，这篇由皇帝或他忠实的文士书写的弑杀令，似乎进一步证实了希腊火独特的重要性，以及拜占庭人在绝对垄断下对它的占有。实际上，当这个警告被写出来的时候，秘密就已经泄露了。

现存关于希腊火的第一份文献报告出现在西奥芬尼斯《编年史》（Chronicle）所描述的6164年，也就是671～672年。庞大的阿拉伯舰队聚集在君士坦丁堡：

之前的君士坦丁四世在得知上帝的敌人对君士坦丁堡开展大规模远征时，建造了带有火炉和装有虹吸管的吊杆（以喷射液体火）。[3]

在6165年，也就是673～674年，西奥芬尼斯也写到了这项发明的起源：

加利尼科斯（Kallinikos）是一个来自赫利奥波利斯［Helioupolis，现黎巴嫩的巴贝克（Baalbek），当时在阿拉伯人的统治下］的建筑师，他与罗马人一起避难，制造了一场海上大火，点燃了阿拉伯人的战船，使它们与船上的船员一起陷入火海。就这样，罗马人胜利归来，获得了海军火。[4]

但根据雅各布派族长迈克尔叙利亚编年史的叙述，加利尼科斯被描述为木匠，于一前年就在阿纳托利亚东南部的利西亚（Lycia）使用了他的发明：

他炮制了一种燃烧物质，并放火焚烧了阿拉伯战船。他用这场火烧尽了所有满怀信心坐船出征的人，即船上的所有人。从那时起，罗马人就一直在使用卡利尼科斯发明的火器，这种火被称为纳夫特（petroleum，阿拉伯语中的石油）。[5]

抛开神话以及一些现代著作中不加批判的重复性文献不谈，关于希腊火的五件事是可信的，最近一位著名的拜占庭主义者成功地放火烧了一艘无害的帆船，这也使希腊火的性质得到了实验上的澄清。[6]

第一，它与海水接触时会继续燃烧。这一点在克里莫纳（Cremona）的利普兰（Liutprand）的作品《针锋相对》（Antapodosis，833～834列）可信的叙述中有较多描述。他写道，在941年，伊戈尔王子（Prince Igor）对君士坦丁堡发动的袭击失败后（8年后利特普兰正好在那里），他放弃基辅罗斯号战船，“在海水中游泳时被烧死”。这种火药不需要什么神奇的化合物：原油一旦点燃就会在水中持续燃烧，而且它肯定是可以被拜占庭人获得的，因为它会渗入里海海岸的表面，即使它超出了拜占庭帝国的势力范围，它也能到达拜占庭商人的手中。当地人挖了几口浅井，以便更容易地把它捞出来。在《帝国行政论》中，有一份关于“产油的井”的地点清单——这种油也就是原油（并非现在称为石脑油的轻馏分油）。[7]

此外，有人认为，希腊火与水接触时会自动燃烧。如果它含有较纯的钠（Na）或过氧化钠（Na₂O₂），这可能是正确的，这两种物质都能与水接触后发生剧烈反应，生成氢氧化钠（NaOH），同时产生大量的热量。钠的化合物和普通盐（NaCl）一样常见，但没有证据表明拜占庭人掌握的化学技术能完成提取纯金属钠或其过氧化物。

另外一种建议是将石油与松脂混合，使其更具黏性和“粘性”，从而形成一种凝固汽油。[8]在准备现代凝固汽油弹时——这是一种在家里就可以轻松完成的事情——棕榈油或其他油被添加到更轻的汽油胶状物中，使其变得更加黏稠，但原油的黏性已经足够大，因此不需要树脂。

更可信的是，如果加入树脂的话，它有助于点火，因为原油会燃烧得很猛烈，但不像汽油那样容易点燃。此外，加入树脂的话，火焰的温度更高。

第二，所有的说法都同意希腊火主要是通过虹吸管喷射到目标敌人身上的，虹吸管内有一个活塞，可以向前推进，通过喷嘴喷出液体。然而，要做到这一点，首先必须加热液体，并确信它完全或大部分由原油组成，原油过于黏稠，除非先进行加热，否则它将无法有效喷射出来，就像现代管道中的原油一样，如果含蜡度过高，就需要被加热以促进更好的流动。因此，为了使用希腊火，它的容器必须被大火加热，而这些火焰需要在离虹吸管不远的船内一直燃烧——这在木船中是一个棘手的问题。

第三，虹吸管喷射的距离非常短——这基本就是儿童水枪的射程，有20码就够了——而想要让敌方阵内升温失火，可能还需要点燃液体，并通过精确移动来足够接近敌方战船，同时远离登船区域，另外要在非常平静的水域才行。同样，《针锋相对》（Antapodosis，833列及后页）中也记录了这一点。“上帝……希望……用胜利来使那些崇拜他的人记住。因此，他使风平静下来，使大海平静下来。否则，希腊人就很难开火了。”

第四，希腊火的效力主要在马尔马拉海平静的海域有效，而不是在开阔海域上，特别是当拜占庭人因撞击、飞弹或登船而无法占上风的时候。因此，希腊火主要被用作一种防御武器，可以抵抗足以威胁帝国核心的敌人，而不是被视作在公海上对较弱敌人使用的一种战略进攻武器。这限制了希腊火对拜占庭海军的总体重要性，拜占庭的海军力量更多地要归功于完善的罗马传统。

第五，希腊火的秘密并没有长久地保留下来。阿拉伯消息人士很快就对此进行了讨论，并在阿拉伯人于824年至826年9月征服克里特岛的过程中使用了这一武器，[9]石油渗入巴库（Baku）附近的里海海岸和伊拉克东北部的基尔库克（Kirkuk）地区，这一直为人所知，而到了9世纪，阿拔斯的学者翻译并解释了有关制造虹吸希腊火技术的著作，即英雄亚历山大的《气动论》（pneumatics）。无论是石油还是虹吸管，一旦在行动中得到证实，对阿拉伯人来说就都不会是一个谜了。据记载，在黎波里的利奥舰队于904年对塞萨洛尼科发动的袭击中，希腊火和虹吸管都被使用过，很可能是阿拉伯人更早就使用过了。[10]相反地，意大利阿马尔菲、热那亚、比萨和威尼斯这些富有进取心和创新精神的共和国，却从未使用过希腊之火，这表明它的军事价值有限，这是由于虹吸管射程较短，而且很难在抛射作战中使用。

道蒙战船

按照当时的标准，道蒙战船是一艘快速机动的船，但那是因为它吃水浅，结构轻巧。这艘船的干舷很低，只有1米，因此不适合海上航行——它可能会被2米高的海浪淹没，即使在温暖的几个月里，这种海浪在地中海也不是那么罕见。这使得一年中任何长时间的海上航行对道蒙战船来说都是危险的，并且几乎排除了冬季航行的可能。在20分钟左右的短时间航行内，它的桨下推进速度可以非常快，最多可达10节，即每小时11.15英里或18.5公里的速度——这在战斗中可能非常有用。通过轮班划船，桨下最高能达到3节的巡航速度，并可保持24小时之久。在顺风航行的情况下，航速可能超过7节，但由于没有合适的龙骨，逆风行驶不会取得多大进展。然而，在任何情况下，低干舷和桨槽的设计都意味着，道蒙战船可能会因10度的倾角而翻船。

因为它的船体设计很长，很薄，很浅，所以在船舱里几乎没有什么空间，包括要储备划桨手通常所需的大量的水。最低的要求是每人每天半加仑水，而对那些拼命划桨的人来说，用水量则是平时的两倍。甲板必须保持畅通，在炎热的天气里，甲板上不得有额外的积水。[11]鉴于风向、洋流和敌军行动的不确定性，没有一个谨慎的船长（一艘道蒙战船配备108～110名桨手，是非典型的战船）会于离岸时在船中留下少于650加仑的水，甚至最好储备两倍于此的水量。因此，水的储备可谓战船耐力的决定性限制因素，使它们最多只能在海上停留10天，但更多的时候是7天，虽然它们强烈倾向于走沿海路线而不是直接从海上过境，但点到点的航行路线还是缩短了。

正文从一份装备清单开始（第5段），像所有清单那样，既简单又重要：[12]“必须有备用的舵、桨、桨环、绳索、木板、熔丝绳、固体和液体沥青以及所有必要的造船工具，包括斧头、钻头和锯。”

接着对希腊火进行了形象的描述，但有趣的是，这并不是必要的：这篇文章只是建议在船头装备一个青铜虹吸管来向敌人开火。在虹吸管上方应该有一个带护栏的平台，在这个平台上，受过训练的战士除了发射弓箭或其他投射物（飞镖、吊索弹）之外，还可以进行肉搏战。在大型战船上，应该有战斗塔，而不仅仅是一座木制堡垒（xylokastron），士兵们可以从塔上抛出巨石、锋利的弯刀或点燃希腊火。

在为其海军定义标准的道蒙战船设计时，利奥指出，两层甲板上每侧都至少要有25个划船的长椅，可容纳总共100名士兵。每艘战船都必须有船长、少尉，两名舵手和大副，以及船长的助手。船尾最后两名桨手中的一名负责抽水机，另一名负责锚。船头应该有一名军官来指导那里的战斗，而船长——他也指挥战斗部队——应该留在船尾，让船上所有人都能看见他，但需要保护他不受飞箭伤害。在那里，他既可以指挥战斗，也可以操纵战船。

可以建造更大的船，能够容纳200名甚至更多的士兵，下层的50名负责划桨，剩下的150名装备武器对抗敌人——但可能也要承担部分桨手的职能。体型更小、速度非常快的单桨战船被用于侦测，通常是在需要速度的情况下。

辅助船只必须装备起来以运输货物和马匹。运输后者需要专门的技术——装备吊车、腹部吊索以避免马匹在波涛汹涌的旅途中受伤，为其包扎伤口，用添加橄榄油的饲料喂养它们——所有这些都是非常古老的技巧：运输马匹的专业船只（hippagogos，hippegos）自公元前430年就被证实了。[13]更广泛地说，运输工具携带所有的军用物资，这样战船就不必装载货物。它们可以提供食物、武器（特别是额外的箭矢）和其他必需品。

辅助船只不仅需要为航行而装备，而且需要配备弓箭和战争所需的其他任何东西。高级桨手和所有靠近船长的人都将从头到脚装备起盾牌、长矛、弓、各种箭矢、刀剑、标枪、头盔和盔甲；他们应该装备有金属头盔、护手和胸甲，就像在战场上一样。那些没有铁甲的人应该用两层煮熟的皮革作为自己的盔甲；藏身于前排战士后面，他们应该发射利箭并投掷石头。战士们不应该耗尽自己的精力，而是应该定期休息，因为敌人会趁士兵疲惫时进行攻击，并打败他们：

萨拉森人（阿拉伯穆斯林）最初抵抗攻击。然后，当他们看到敌人疲惫不堪，并缺乏武器、箭、石头或其他东西时，他们就变得傲慢，手持刀剑和长矛排成紧密的队形，斗志高昂地发动进攻。

这篇文章要求指挥官从头到尾确保战士们得到很好的供给——因为在物资匮乏的状态下，敌人可以发起反击或勒索帝国的城市和人口。如果可能的话，指挥官将掠夺敌人的土地，为他的部下收集丰富的食物。保证战士们行为的正义性是一个令人十分关心的问题：指挥官需要对下属首领的公平性负责。另外，没有人会通过送礼来减轻自己的服役义务，即使是最普通的礼物也不行。“如果你想着礼物，你的尊严又在哪里呢？”利奥写道。“不要因为任何理由接受你手下的礼物，无论他是富人还是穷人。”

根据利奥著作第十九章的第22节可知，在君士坦丁堡部署有一支帝国舰队，其指挥官由一名总司令领导，还有单独的军区舰队。但凯比里奥（Kibyrrhaeot）和其他军区的指挥官（drungaries）也在帝国舰队司令的领导下服役。

利奥回忆说，在那时，指挥官曾经只负责辅助船只，但现在他要负责一整个军区。

在罗马最优秀的作战传统中，作者主张由海军陆战队携带盾牌和刀剑进行活力充沛的战争训练，战船则要进行战斗队形、近距离作战和正面攻击几种模式下的演习：战船应该以敌人欲发起战斗的方式进行训练，这样船员们就会习惯战斗时的尖叫和吵闹，并且不会对真实的状况毫无准备。

在安排营地时——如上面所说，船员必须睡在岸上，才能好好休息一晚——指挥官被要求确保士兵们进行有秩序的休息，不要害怕敌人，也不要碰任何属于本地居民的东西。

下一节呼应了拜占庭每一本军事手册中的建议：指挥官要避免战斗。必须对敌人发起袭击，而不是攻击它的大部分或整个舰队，除非有迫切的需要。应该避免可能导致一场大战的纠缠——命运是多变的，战争是充满未知的。指挥官不应因被激怒而冲动地投入战斗；当战船离得非常近时，战斗是无法避免的，因此指挥官必须使他的战船远离敌人——除非他确信他在战船数量、武器，以及士气等各方面的准备上都优于敌人。

如果战争的过程有需要，指挥官将在分散的地点以开放的队形部署战舰。如果他确信自己的部队是优越的，因此寻求战斗，但他还是不应该在自己的领土上对敌人发动攻击，而应该在敌人的领土附近发起攻击，这样敌人就更宁愿逃往自己的领土而不是进行战斗。[14]战船指挥官受到利奥的警告，“当战斗即将开始时，每个士兵都很害怕，而且都会丢盔弃甲，逃跑求生”。利奥悲叹地写道，在死亡和羞辱且可耻的逃亡之间做选择，很少有罗马人或野蛮人更倾向于前者。

在战斗的前一天，指挥官要和他的军官一起决定应该采取的行动路线，以及近乎完美的策略；然后，他要确保船长们忠实地执行他的命令。如果此时因为敌人的行动，而需要执行一个不同的计划，那么所有的人都将观望指挥官的船，准备好接收任何必要的信号；当信号发出时，所有的人都要努力完成命令。

指挥官要有最优质的战船，在规模、敏捷性和坚固性上优于其他战船；它将由挑选后的战斗人员驻守。被选中的战船是一艘庞然大物，显然比当时的普通道蒙战船还要大。同样，其下属的指挥官也应该由最优秀的人担任，并分配至各艘船上。在战斗中，所有人都将观望总司令的船，并接受命令，执行计划。

信号装置应安装在甲板的高处，上面有旗帜、火炬或任何其他可以传达计划信号的物体或装置，这样其他人就能收到消息：是采取何种行动，决定战斗还是退出战斗，舰队是否需要部署出去寻找敌人，或者立即去帮助被攻击的守军，是否有必要减速或增加速度，设置伏击或者避开敌人，等等。根据这些信号，就可以执行指挥官所在战船发出的所有命令。利奥解释说，以上所有的一切都是必要的，因为战斗一开始，就不可能通过声音或喇叭来接收命令，因为人们的呼喊、海浪的声音和战船的碰撞声太过嘈杂。

利奥解释说，信号可以垂直显示，向右或向左摇动，提升，降低，改变形状和颜色。指挥官应确保熟悉这些信号，以便他的所有下属（舰队）指挥官和所有船长对这些信号有可靠的了解，同时都能理解同一个命令，并准备好识别和执行向他们发出的信号。

作者接着谈到了战术。指挥官将以新月队形部署舰队，两边各有战舰作为“角”，而最强和最快的战舰被部署在半月形中心的前方。指挥舰负责监视一切，发布命令，安排行动，如果某部队需要增援，则向其提供支援。据说新月队形对包围敌人是非常有效的。有时，指挥官可以在前方以线性部署舰队，攻击敌舰的船头，用虹吸管释放的希腊火烧毁它们。有时舰队会根据战舰的数量分成两到三个等级的部署，第一级与敌人交战后，第二级将从侧翼或后方攻击严密的敌方编队，使他们无法抵抗第一梯队的进攻。

当然，我们要采取策略。如果敌人对我方发起攻击，让敌人看到小巧、快速且灵活的拜占庭舰队正假装逃跑；敌人会以最快的速度追击它们，但无法追上，然后其他载有新船员的战舰会攻击敌人并俘获它们——即使受过最好训练和最强大的敌舰逃跑了，他们也会俘获较弱和训练较少的敌舰。然后，夜幕降临，在敌人排成紧密队形的情况下，其他强大而有能力的新船将加入战斗。当指挥官的战船能够在数量和能力上超过敌人时，就应该采取这样的战术。

此外，还有一些关于在数量和质量不占优势的情况下（写这篇文章时，拜占庭人在海上面临的状况正是如此），应该如何行动的建议。相比之下，圣战舰队则得到了穆斯林统治下广大腹地税收和捐赠的充分支持。

有时，指挥官会利用快船假装逃跑，一旦它们转向船尾，就会激怒敌人追击他的战舰。在兴奋的追逐过程中，敌人的队形会乱掉。然后，通过倒转航向，指挥官将攻击一字排开的敌人，用两艘或三艘船攻击他们的任何一艘船，并将毫不费力地赢得胜利。

指挥官被告知，当敌人遭遇海难，被风暴削弱，或其战船在夜间遭到纵火时，他应该与敌人进行海战；当敌人的船员登岸或情况特别有利时，指挥官就要对其发起进攻。

上文所隐含的意思是，在正常情况下，指挥官不应该参战——这是拜占庭人通常的建议，因为不可能有真正带来决定性结果的战斗。技术一词，用现代的说法是“屠杀机制”，也是下文的主题。利奥写道：“许多战争专家在过去和最近发明了摧毁军舰和水手的手段。最新的一种方法是通过虹吸管喷射出火焰，用火焰和烟雾焚烧战船。”船尾和船头的弓箭手可以发射被称为老鼠（或“苍蝇”）的小型箭矢。书中还提到一些人可以把毒蛇、蝎子和其他会咬死敌人的危险动物藏在花瓶里，放进敌舰。

这种情况不太可能经常发生，但以下方法更实用：把装满生石灰的花瓶扔出去。当花瓶破裂时，会释放出一种气体，这种气体会使人窒息。利奥提到的其他投射物包括镶有锋刃的铁球，当它们被扔到敌舰上时，会成为敌人进一步作战的明显障碍。指挥官还被告知应该使用虹吸管喷火，士兵可以藏在他们的青铜盾牌后面，当管内已经充满了希腊火时，他们可以将其掷向敌人。另一种不同的方法是使用吊车将重物、燃烧的液体沥青或其他材料扔到敌人被撞的战舰上。

指挥官获悉，如果他使自己的战船靠近敌人的战船，然后让他的其他战船从另一边撞向敌人的战船，他就可以摧毁整个敌军舰队。第一批战船应该缓慢撤退，然后持续撞击就可以击沉敌人的战船。指挥官被告知要保持警惕，不要让同样的事情发生在他身上。同时，桨手在下层可以通过桨槽用长矛刺穿敌舰。同时，战船应该装备专门的工具和泵，这样敌人的战船会因为桨槽下端被刺穿而灌满水。

但是还有更多的高深技术，利奥不愿提及，因为它们太敏感了：

还有一些古人发明的战争策略，由于其复杂性，只能被部分地加以描述；在这里，最好不要回顾它们，以免被敌人知道，敌人会用它们来对付我们。一旦知道了这些战争手段，敌人就很容易理解并掌握。

这段文字确实被翻译成阿拉伯文了。[15]在讨论了大型战船之后，利奥六世转而谈到需要更小的战船，并写道，还应该有更小、更快的战船，它们能够追逐并捕获敌人，而它们本身也不会被抓住并遭受攻击。这些战船应担任特殊作战状况的后备。指挥官要根据即将面对之敌人的状况来准备大大小小的战舰。阿拉伯穆斯林和基辅罗斯的舰队是不同的：阿拉伯人使用体型相当大和速度较慢的战舰，而罗斯人使用的是小型和灵活的船只，因为他们需要在河流上航行以到达黑海，所以他们不能使用大型船只。

随后是人力管理，特别重要的是水手，即使职业的作战船员，也很容易叛变——阿拉伯穆斯林既需要水手，也需要海军陆战队，包括奖励他们的手段。战争结束时，指挥官要平均分配战利品，准备午餐、宴会和盛会。他将给那些在作战中有英雄表现的人颁发礼物和荣誉，并严惩那些表现有失军人身份的人。

结尾处，作者进一步强调了“人”的重要性：指挥官被警告说，即使敌人很少但因为他们足够勇敢，因此，如果他自己的船员缺乏勇气，大量的战船就将毫无用处。他被提醒说，战争不是以士兵的数量来衡量的：“几只狼能对一群羊造成多大的伤害？”

拜占庭战略中的海军力量

在陆地上，即使是训练有素、战术最精良的部队，也可能被一群规模足够大的暴徒击溃。但是在海上，没有一艘战船可以未经必要的团队合作训练就发挥作用。在海上，一支训练有素的舰队可以战胜任何数量操作不当或装备低劣的敌方舰队。

因此，皇家海军的质量优势比陆军更重要——陆海军在质量上都可以追求卓越，但只有对海军来说，这种相对优势才能对敌人舰队造成绝对破坏。

这也是因为在失去埃及之后，帝国内部的大陆领土主要是安纳托利亚和巴尔干半岛，它们在经济和政治上的地位远不如其沿海平原和沿海城市重要，其中当然包括君士坦丁堡、克里特岛、塞浦路斯以及西西里岛，还有爱琴海众多的小岛屿以及除海路之外很难到达的多山的海角。

此外，沿海平原的陆上路线漫长且无止境，要么是因为海岸线在水湾、海湾及出海口处迂回曲折，要么是因为直线的距离也非常远。例如，在公元6世纪，查士丁尼的征服扩大了帝国地中海南部海岸的最初领土，超越了昔兰尼（Cyrene，今利比亚东部），一直延伸到西边直至廷吉斯（Tingis，Tangier），因此，在整个北非海岸，至少要花3个月的时间才能走完这4000多公里的路，这将是极其昂贵的，或者根本不可能用马车或骡子将货物运送到很远的地方。除了熏香和香料、宝石和其他诸如此类的东西外，任何运输距离超过当地范围的贸易都很可能是经海运达成的——在合理安全的情况下，航行无疑需要一支海军。

但“安全”是一种在海上从未拥有过的东西。公元960年，克里特岛将被未来的皇帝尼克福罗斯·福卡斯从穆斯林手中夺取，但他在911年和949年进行的两次远征（第一次可能针对叙利亚）都失败了。他们的集结名单碰巧作为如今被君士坦丁七世称作《礼仪之书》（De Cerimoniis）的附录而保留下来，它让我们对当时帝国的远征能力有了一些了解。[16]

在911年：

皇家舰队：12000名水手和海军；+700名罗斯人雇佣兵（Rhos，“瓦兰吉人”）警卫。

将由凯比里奥军区派出：5600名水兵和海军陆战队+1000兵力的预备队。

将由萨莫斯（Samos）将军派去：4000+1000兵力的预备队。

将由爱琴海群岛（Aigaion Pelagos）的将军派去：3000+1000兵力的预备队。

水手、海军陆战队和预备役人员总数：28300人。

帝国战舰：60艘道蒙战船，各有230名桨手和70名海军陆战队员，20艘较大的班菲罗船（pamphyloi），各有160名桨手，20艘较小的班菲罗船，各有130名桨手[17]。

凯比里奥军区船队：15艘如上所述的道蒙战船，6艘较大的和10艘较小的班菲罗船。

萨莫斯军区船队：10艘如上所述的道蒙战船，班菲罗船大的4艘，小的8艘。

爱琴海群岛船队：7艘道蒙战船、3艘较大的和4艘较小的班菲罗船。

来自希腊军区的船队：10艘如上所述的道蒙战船。

马尔特军（Mardaites）：官兵4087人，辅军1000人。

马尔特人的凯比里奥军区和卡泰帕诺（Katepano，比军区低一级）负责派遣侦察船观察叙利亚港口，以确定是否有舰队准备从那里起航（这可能会反击帝国的远征，或威胁帝国其他地方的财产）。

特拉斯克斯特（Thrakesion）军区将供应20000莫迪（modioi）的大麦（也用作马饲料）、40000莫迪（modioi）的小麦和饼干、30000莫迪（modioi）的葡萄酒和10000莫迪（modioi）的牲畜（羊？）用于屠宰和其他用途。

对于949年的远征，有一个不同的战船和船员名单，但也有关于出征的每一只道蒙战船的详细装备信息，该信息在911年的名单中却丢失了。

70个克利巴尼亚（klibania，无袖胸衣——片状胸甲）

12支洛里基亚（lorikia，为舵手和希腊虹吸管操作员设计的轻型装甲）

10个备用的洛里基亚

80顶头盔（意味着船上有80名海军陆战队员）

10顶戴面罩的头盔（军官用？）

8对扶手，管状工具——前臂铠甲——（用于虹吸管操作员？）

100把剑

70个光罩布

30枚金属盾牌（skoutaria ludiatikai）[18]

80支三叉戟长矛

20支具备长、轻刀刃的索具切割机（longchodrepana）

100支重矛（menavlia）

100支投掷长矛、标枪（Riktaria）

50个复合“罗马”弓

20个十字弓

10000支箭（这些是备用的“皇家”箭，除了个别装备外；共为整个远征军购买了240000支箭）

200支短箭（“mice/files”）（数目太小——20000支——它们被用来进行远距离骚扰）

10000个棘刺

4个锚和锚链

50件外套（毛皮大衣），保护弓箭手的弓不受潮湿天气的影响。

50个信号标志（Kamelauia）

火炮装备（螺栓、重物、链子）：12支四管炮、兰巴达莱炮和锰弹炮

949年远征军的装备清单上还有更多物品，包括“上帝嘱咐神圣皇帝提供的尽可能多的皮革盾牌”，[19]以及双刃和单刃战斧（用于投掷）、吊索、希腊火虹吸管、加工材料：铅片、皮革、钉子、布螺栓，以及用于快速装备未经加工原材料的工具：铁撬棍、大锤、马蹄铁、大头针和尖头钉、紧固件、铜管、环、夹钳、脚镣等，每一种工具都有一定数量。分配给每一项目的资金数额也被列在清单上；显然，在皇家宫殿里有一些对此负责的行政办公室，它们专门负责编制全面的库存清单，并具备财政专业知识，以了解每件东西的成本。例如，制造122张牛兽皮需要88枚诺米玛（nomismata，72磅黄金），购买385个桨需要5枚货币。

拜占庭海军的战船和船上的士兵几个世纪的时间里都在一个熟悉的周期中升沉起伏：拜占庭人起初认为以海上安全为名来维护昂贵的装备显得毫无必要，但海上灾难性的敌人随之而来，拜占庭人又开始疯狂建造战船，加快武装，配备人员。但是，一直到1204年君士坦丁堡被拉丁人征服，12世纪晚期拜占庭又遭遇政治崩溃之时，拜占庭海军在升沉起伏的循环中仍然足够强大。在626年的大危机中，当库斯劳二世的萨珊波斯军队已经征服了整个黎凡特和埃及，并从亚洲一侧的海岸威胁君士坦丁堡的时候，包围欧洲一侧伟大狄奥多西城墙的阿瓦尔人把他们的斯拉夫臣民和他们的小船送到了金角，攻击海堤，并越过亚洲一侧，以便将萨珊波斯的军队运送过来，加入对狄奥多西城墙的攻击。据西奥芬尼斯说，斯拉夫人的独木舟（monoxyla）[20]“充满了他们从多瑙河带来的斯拉夫战士，数量之多，将整个黄金角的海湾都填满了。”[21]

他们人数众多，但质量堪忧。这些战船和船上的士兵都被拜占庭人的攻城槌和弓箭手摧毁了。根据塞博斯（Sebeos）笔下的亚美尼亚历史：

波斯国王……命令他的军队坐船去拜占庭。装备好（船只）后，他开始准备与拜占庭进行海战。拜占庭派出海军抵抗他们，双方在海上展开了一场战斗，波斯军队失败后蒙羞归来。他们已经损失了4000人。[22]

塞博斯不是海军专家，波斯人也不是海军专家。任何船只，无论是当地船只还是斯拉夫人的独木舟，都必须在当时被波斯人占领的黎凡特和安纳托利亚的众多港口应召入伍；但目前尚不清楚有多少人被征召入伍。可以说，波斯人不太可能在作为行军后方的马尔马拉海地区建造和运营船只。同时代的《复活节编年史》（Chronicon Paschale）在626年条目下描述了斯拉夫人的命运：

拜占庭人击沉了他们的船只，杀死了在独木舟里发现的所有斯拉夫人。而亚美尼亚人（Armenians，步兵）也自布拉察那宫城内出来，向靠近圣尼古拉斯的门廊开火。那些从独木舟里逃出来的斯拉夫人，由于炮火的缘故，以为在海上的是阿瓦尔人，当他们从海里逃出来的时候，就被亚美尼亚人杀死了。[23]

从674年起的4年里，当阿拉伯人在陆路和海路的进攻达到顶峰时，当黎凡特完全被占领，安纳托利亚的一部分被占领，大部分地区遭到毁灭性的袭击时，君士坦丁四世的海军在678年取得了巨大的胜利。据西奥芬尼斯所说，君士坦丁已经为战斗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今年，反基督者装备了一支庞大的舰队……君士坦丁得知上帝的敌人对君士坦丁堡进行了如此大的一次远征后，就建造了一座带有火炉和装有虹吸管的竖井，并命令将它们安置在（马尔马拉海的普罗庞提斯）恺撒港。[24]

由此带来的拜占庭海军战术优势并没有阻止一场漫长而具破坏性的巨大围攻，但它确实对最终抵御穆斯林的进攻做出了很大贡献。

从7世纪到12世纪，帝国舰队一次又一次地拯救了世界。这些拯救者是从帝国的防御基地出发，来攻击入侵者的船只的。而这些防御基地则隐没在黄金角和马尔马拉海的海堤上。有时候，敌人的战船与拜占庭战船具有相似的特点——当阿拉伯人第一次攻击君士坦丁堡时，他们的船员大多是来自黎凡特和西利西亚的基督徒，包括前皇家水手。但是，即使是建造精良、训练有素的敌舰，也无法与皇家舰队的操控策略相提并论，敌舰既无法击败它们也无法模仿它们。虽然希腊火曾经是有用的，但这些技能比“希腊火”更重要，阿拉伯人习得它们的时间比他们了解“希腊火”秘密的时间还要长。

[1] 关于概述，参见 John H.Pryor and Elizabeth M.Jeffreys，The Age of the Dromon：The Byzantine Navy，ca.500-1204 （2006），p.448；关于初期，参见p.123；关于10世纪的数据，参见 p.175.

[2] De Administrando Imperio，ed. Gy. Moravcsik，trans. R.J.H.Jenkins （1967）（之后被称作 DAI），sec.13，from line73，pp.69-70.On line73，siphonon 被莫名其妙地评作“tubes”。

[3] Theophanes，The Chronicle of Theophanes Confessor，AD 284-813，trans. Cyril A.Mango and Roger Scott with Geoffrey Greatrex （1997）（之后被称作Theophanes），no.353，AM 6164，p.493. John Haldon，Andrew Lacey，Colin Hewes “Greek Fire Revisited：Recent and Current Research” （2006），pp.291-325. 供阿拉伯人和拉丁人使用，见Pryorand Jeffreys，Age of the Dromon，appendix 6，pp.607-631.

[4] Theophanes，no.354，AM 6165，p.494.

[5] Andrew Palmer，The Seventh Century in theWest-SyrianChronicles （1993），pt.2，p.194 n.476.

[6] Haldon et al.，“Greek Fire Revisited，” pp.297-316.

[7] DAI，para 53，pp.493-510—as cited in ibid.，p.292.

[8] J.Haldon and M. Byrne，“A Possible Solution to the Problem of Greek Fire” （1977），pp.91-100；如今后来居上的著作是Haldon et al.，“Greek Fire Revisited，” p.310.

[9] 见讨论：Pryor and Jeffreys，Age of the Dromon，pp.609-612。

[10] 见讨论：Pryor and Jeffreys，Age of the Dromon，p.612，citing John Kaminiates，De expugnatione Thessalonicae，34.7.

[11] 参见J.F. Guilmartin，Gunpowder and Galleys：Changing Technology and Mediterranean Warfare at Sea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 （1975），pp.62-63，著作中的计算。

[12] 现在有一个更好的文本和翻译来自Pryor and Jeffreys，Age of the Dromon （Naumakia Leontos Basileus，pp.485-519），我没有引用。

[13] Lionel Casson，Ships and Seamanship in the Ancient World （1995），p.93.

[14] 类似于克劳塞维茨谴责的“金桥”，因为它使战争最终更具破坏性。

[15] Vassilios Christides，“Naval Warfare in the Eastern Mediterranean （6th-14th Centuries）：An Arabic Translation of Leo VI’s Naumachica” （1984），pp.137-148.

[16] Derived from John F.Haldon，“Theory and Practice in Tenth-Century Military Administration：Chapters II，44 and 45 of the Book of Ceremonies” （2000）以及Pryor and Jeffreys，Age of the Dromon，appendix 4，pp.547-570中的说法。

[17] 关于各类不同船只的专业术语是不稳定的，参见 Pryor and Jeffreys，Age of the Dromon，pp.188-192。

[18] Kolias，Byzantinische Waffen （1988），has “lydischen Waffenproduktion，” p.95；显然，关于schild 一无所获。

[19] Kolias，Byzantinische Waffen （1988），has “lydischen Waffenproduktion，”，from p.554.

[20] 单一的树干。但它们并不是独木舟，因为它们太重了，无法携带——在这种情况下，它们会被带到金角湾；它们有一个龙骨，船底较低，船身两侧都是搭好的木板。

[21] Theophanes，no.316，AM 6117，p.447.

[22] The Armenian History Attributed to Sebeos，trans. R.W.Thompson （1999），p.1：79.

[23] Indiction 14，year 16；year 626；Chronicon Paschale，284-628 AD，trans. Michael Whitby and Mary Whitby（1989），p.178.

[24] Theophanes，no.353，AM 6164，p.493.

第十四章 10世纪的军事复兴

经过几个世纪的防御，拜占庭帝国从10世纪中叶开始，对南方的穆斯林和北方的保加利亚人发动了一系列的战略进攻，在巴尔干和黎凡特都取得了很大的领土收益。甚至在成为皇帝之前，尼克福罗斯二世福卡斯已经是这一战略转变的主导者，在他的谋杀者和继任者约翰·齐米斯西斯的领导下，这一转变一直延续到巴西尔二世时期并达到顶峰，他从四面八方扩张了帝国的版图，彻底打败了保加利亚人，夺回了多瑙河边界地区。

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呈现，尼克福罗斯二世的个人谋略形成了一套作战手册，这些手册之间的互补性远远超过它们的重叠性，而且充满了精明的建议。[1]特别有趣的是，它们不经意间揭示了各种各样的信息，从拜占庭武器到争议性“圣战”边界上的平民日常生活。

正如我从个人经验中所学到的那样，一本作战手册可能反映出各种不同目标的任意组合：以奥纳桑德的著作为例，他为战争提供道德语境；或者为了应对战争的混乱状况，制定整齐有序的军衔制度和档案框架，安排营地规划，就像海吉纳斯·格罗马蒂克斯和艾利安所做的那样；并提供可实际用于战斗的技术信息，这似乎是下文所讨论的10世纪军事手册的主要目的。[2]

尽管这些作品具有很强的实用性，但它们来源于一种特定的文化传统，其中最重要也可能是最具书生气的作者案例是君士坦丁七世。在一篇非常私人的文章中，我们发现了他为此所做的工作。他已经开始为他的儿子罗曼诺斯书写一份备忘录，题为“当伟大的罗马皇帝继续作战时，应该注意些什么？”

这个问题以前已经被谈论过，到现在很多人仍在讨论，但一直没有以书面形式写出来，我们认为这是不公正的，也是不好的……我们在完成了大量的研究之后，却发现宫廷内未储存任何这方面的文献，最后，我们终于在名为西格里安（Sigriane）的修道院里找到了一份处理这些事情的备忘录，在这座修道院里，名叫卡塔基拉斯（Katakylas）的神甫已经接受了修道院的生活并开始写作生涯。因为这些是由利奥皇帝下令记录的东西……

但是，由于这部著作的希腊语版本没有完成，因此书中包含了许多野蛮、孤立的观念和语法错误，尽管如此，它还是值得肯定和称赞的……（在其内容中）……既然我们发现这部作品是以一种粗心的方式创作的……把事情含糊不清地摆出来，就好像一个幻影的脚印，可以说……我们把这些东西写下来，是为了把它们作为备忘录和指南留给你。[3]

这份文件本身的价值在于它所传达的附带信息，特别是关于后勤方面的信息，但它所描述的是帝国取得某些胜利的进展，而不是真正的远征；正如莫尔特克（von Moltke）可能说过的那样，它没有战术价值。但是，编纂这些具启发性的文献，还有编辑并保存它们的工作，存在巨大的价值——这些工作让我们现在可以阅读这三本军事手册，这些文献一点也没有摆脱令君士坦丁感到不安的野蛮和孤立主义，而论述中也包含着丰富及契合实际的建议。

《前哨袭扰》（De Velitatione，Skirmishing）

阿纳托利亚东部的拜占庭-阿拉伯边疆是这部著作的地理背景，最近出版的著作名为《游记战术》（Traité sur le guerilla），但传统上它应该被称为《前哨袭扰》（De Velitatione Bellica Nicephori Augusti），现在它被翻译成英文，称为《皇帝尼可福罗斯的前哨骚扰战术》（Skirmishing by the Emperor Lord Nikephoros）。[4]

这是一部关于与阿拉伯穆斯林进行边境防御战争的作战方法和战术的独创性著作，它不应归功于枯坐图书馆的研究，而一切都要归功于实战经验——作者告诉了我们很多东西，我们可以放心地相信他的话。

从理论上讲，在伊斯兰统治下，所有的帝国领土都是“战争之地”达尔哈布（Dar al-Harb），在这片土地上，私人开展掠夺的同时也是在削弱异教徒的势力，这在宗教上是合法的，就像自愿参加哈里发或地方统治者的战争一样——两者都是圣战，要么在俗世为自己创造荣耀（或至少是尊重），要么欢乐地去殉道。与此同时，劫掠已成为边境地区的一个行业，当然风险很大，但显然是有利可图的——或者至少比种植作物或饲养牲畜要轻松得多。[5]事实上，由于拜占庭的袭击，这些活动也面临危险。

边境地区有自己的宗教：以圣战为中心的伊斯兰教——在新皈依的土库曼人中，他们可能对新信仰知之甚少——在第一次十字军东征很久之前，人们就想称之为拜占庭的改革运动。边境地区也有自己的文学作品，以史诗或诗情画意的《狄根尼斯·阿克里塔斯》（Digenis Akritas）为例，他是众多“阿克拉”（Akra=边境线）地区的作品之一，与之相对应的是贝都因人关于劫掠的诗歌，后者越来越多地被突厥民歌所取代——其中一些仍然可以在伊斯坦布尔伊斯蒂卡尔街的音乐咖啡馆听到，其形式是博鲁·贝伊式的民歌循环。[6]

至于边界地区的军事文化，在《前哨袭扰》一书中，作者宣称其目的是要在幸运的、不需要它的时候保护好这些知识，以防将来帝国需要它。

基督……大大削弱了以赛玛利后裔的能力和力量……然而，为了时间……也许不会抹杀这有用的知识……我们应该致力于写作。[7]

作者提到了一种具体的研究方法，他写道，他受到那些“发明它的那些人……”的指导——这里提到的是巴尔达斯·福卡斯（Bardas Phokas），他是军区部队指挥官（Domestikos Tou Schoai），也是高级战地指挥官，作者还提到了他的三个儿子：君士坦丁（Constantine）（953年被俘虏死于敌手），利奥（Leo）（他赢得了几次重大战役），以及另一个儿子，后来成为皇帝的尼克福罗斯二世，还有尼克福罗斯的侄子，被称为谋杀者和继任者的约翰·齐米斯西斯。

在《前哨袭扰》中，作者目标是少花钱多办事，由相对较小的部队进行突袭，通过出其不意的行动来扩大他们的力量——也就是说，突然袭击没有准备好的敌人。突然袭击会改变作战双方力量的平衡，因为只要它持续下去，敌人就会变成一个毫无生气的组织，无法对袭击做出反应；因此，就很容易以有效的方式进行攻击。此外，如果突然袭击可以用来削弱和打乱敌人，那么即使在突然袭击结束后，双方也无法恢复先前的力量平衡了。

鉴于并非所有的边境地区都能得到保护，因此首要任务是监视山口，以尽早发现敌人的入侵。在崎岖的高山上，需要安排“相距三四英里”的岗哨。[8]拜占庭人和他们之前的罗马人一样，可以在夜间用火发出信号，在白天用烟发出信号，但对警告信息进行保密是有好处的，这样敌方入侵者就不知道自身被发现了；因此，作者建议进行信号传递接力：“当观察敌人时……他们应迅速赶往下一站并进行报告……反过来，这一站的人也应该跑到下一站去。”接力一直持续到“位于更高地面”的骑兵哨所，哨所人员将通知将军。

我们可以推断，这些岗哨兵是一种专门的士兵，他们的一次巡逻就是15天的短途旅行——在日程安排上，军官们的压力会减轻。然而，这些兼职兵被认为是秘密的（隐蔽的）童子军，甚至是秘密的（伪装的）特工：“他们不应该长期待在同一个岗哨，而应该被换到另一个地方去……否则……他们就会被识别出来，很容易被敌人俘虏。”在边疆地区，人们必须勇敢地保护他们的牲畜和家庭，使之免于被渗透中的掠夺者侵扰，而且他们也很狡猾，可以做一些策反工作并偷窃敌人的牲口，否则，牲畜们都将被敌人掠去，而不会留下任何值得保护的东西。但边境地区不仅有单纯的盗贼，也有劫掠专家、逃亡者（expilatores）、法律意义上的拉丁暴力劫匪存在——但在这里他们显然都是侦察员。尽管编辑明智地指出，“在这些边境地区，人们的差别可能微乎其微”。[9]

该著作对亚美尼亚人的评价很低，拜占庭军事文本更多地赞扬他们的英勇精神：“亚美尼亚人执行哨兵任务时相当糟糕且粗心大意。”作者建议进行每月轮换、提供固定薪金和每月津贴，但“这些人不大可能很好地执行哨兵任务，因为他们毕竟仍是亚美尼亚人”。[10]

这些山地巡逻者不是说希腊语的本地人，也不完全是东正教徒——亚美尼亚使徒教会既拒绝了迦克墩信经（Chalcedonian Creed），也拒绝了纯粹的基督一性论教派（Monophysitism）——他们当中还存在一些异国风俗，它们混合了波斯人的习惯和口味——其中的每一点都构成了希腊和东正教作家对其不信任的充分理由。但下文讨论的《军事学》（Praecepta Militaria）一书对他们提出赞扬。［另一个可能的原因是这本书完成于976年后：约翰·齐米斯西斯是亚美尼亚裔，他于976年杀死了尼克福罗斯二世福卡斯并继承了他的地位；福卡斯家族也是如此，作者对其非常钦佩，但是，“矮子”齐米斯西斯应该也是亚美尼亚人。］

无论如何，良好的信息是关键，作者建议既要使用间谍手段，也要使用轻骑巡逻军——前锋骑兵（trapezites或tasinarioi，其他地方称为tasinakia），他们可以在自己的突袭和掠夺行动中捕获犯人并进行审问。[11]

在可以预见到敌人入侵的情况下，军队就会采取行动来阻止敌人，用重型步兵的联合力量击退他们，派遣标枪和弓箭手、轻型步兵一起在狭窄通道对敌人进行阻挡，并且在地势较高的地方对其展开伏击；第二条战线设立在第一条战线后面。我们需要特别小心，堵住敌人可以到达防御部队后方的小路，就像波斯人在塞莫皮莱（Thermopylae）所做的那样，后来还有无数其他人也这样做了——因为在防守方看来，山地地形的巨大优势往往是一个陷阱，只要敌人有足够的决心，就可以越过那些被认为无法通过的地区。

作者告诉我们，如果一切准备妥当，敌人就会被打败，或者被诱使尝试另一条更加迂回的路线，使自己的力量消耗殆尽，或者士气低落，被迫撤退。

预测敌人入侵的时间和方向，进而动员军区的临时部队，并在敌人到达之前将他们部署到指定位置。这是很难成功的。

从公元1世纪到4世纪的任何时候，罗马帝国的解决办法都是保护从不列颠到美索不达米亚整个边境的每一个部分——实体的古罗马边境城墙（limes）就此形成——包括有人驻守的城墙、护栏、守卫森严的河道或根据地形展开巡逻的公路，所有这些都是由辅助步兵群和骑兵“队伍”（alae）组成的堡垒，每隔一段时间都会得到加强，同时，这些堡垒又可以获得每个边境省份装备精良的重型步兵和军团炮兵的增援，而这些部队本身也可以由驻扎在近处或远方的其他省份军团组成的精锐骑兵部队（Vexillationes）来加强。这是一项宏伟的军区战略，即永久的、排除式的防御，使帝国能够通过抵御掠夺者和入侵者而繁荣昌盛，而对于资源大大减少的拜占庭帝国来说，维持这一战略的费用实在太高了。

相对于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有人驻守的永久性防御工事的次优选择，是一种反应性的防御工事，根据这种保守性的防御工事，在敌人每次到达之前，都会部署充足的部队来抵御入侵，以守住受到威胁的边界的特定部分。但是，即便是这种成本更低的战略变体，仍然需要更多的间谍和侦察兵来预测敌人每次入侵的时间和方向，以及更多的全职部队，除了军区的民兵之外，还必须能足够快速地为所有受到威胁的边境地区配备人员。

而且，即便如此，这仍将是一种纯粹的防御战略，只是等待敌人进攻，在没有任何能力预先影响进攻的情况下，放弃主动行动。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有更多的间谍和军队，阿拉伯突袭者仍然可以接近帝国领土，通过他们自己的侦察员和间谍发现，拜占庭人已经准备好击退进攻，然后放弃突袭行动，或者在其他地方进行突袭，比如从地中海到高加索的漫长边界的一个完全不同的部位。这两种选择都会让突袭者付出代价，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反应式的军区战略会让拜占庭人付出更大的代价，只要阿拉伯突袭部队在边境附近集结，随时准备入侵，他们就无法继续动员他们的兼职民兵，让他们远离家园、田地和牲畜。

因此，作者推荐了另一种具有威慑目的的弹性防御军区策略：与其试图阻止入侵——太难做到——不如在其回程路上困住敌人的突袭队。虽然以帝国领土遭受破坏和掠夺为代价，但避免了预测敌人入侵时机和方向这一不可能的问题：人们很容易预测袭击者会沿着什么路线返回穆斯林领地。它还避免了提前调动、集结和部署军区部队的问题，然后，或许在什么事都没有发生的情况下让他们远离家乡。相反，只有在需要时才能召集军区部队，并在敌军带着俘虏和战利品返回家园时，有足够的时间部署到位，拦截敌军纵队：

就许多方面而言，与其在敌人入侵罗马尼亚的途中跟他们对抗，不如在他们从我国返回他国时予以拦截，这种方法更为有利。那时他们会……背上很多行李，俘虏和（被抓走）的动物。这些人和他们的马会疲惫不堪，在战斗中会分崩离析。[12]

相比之下，拜占庭的军队将有时间动员、集结——甚至从更远的地方调集部队——并适当地部署。

但是，军区防御战略的成本如此之高，以至于它保护不了任何东西，因此成本是应该减少的：作者早些时候指出，当接到入侵警告时，平民“可能会在戒备森严的地方与他们的牲畜一起避难”。袭击者通常会试图以攻击或围攻的方式占领戒备森严的城市，因为城市可以提供足够的掠夺物和俘虏，以证明他们付出的时间、努力和伤亡是有回报的；不过，只有非常饥饿的掠夺者才会为了牲畜而围困高山上的乡村防御工事——当然，奴隶也有他们的价值。

对于那些受到猛烈攻击又毫无防备的边境居民来说，尤其是当他们中间身体强壮的男性被动员到其他地方执行任务时，最好的保护措施是情境性的，即把城镇和村庄安置在无法到达的地方，即使这意味着每天需要通过两次长途跋涉才能到达比他们的居住区域位置低得多的工作场所；实际上通过并排建造房屋的外缘，各外缘间没有通道，尤其是较厚的外缘之间，而且地面上也没有入口，从而使房屋获得保护；还有密集的布局，建筑物间只留下狭窄的小巷，骑兵不敢去那里冒险，因为很容易被封锁；现在土耳其东部的亚美尼亚，以及希腊城镇和村庄的古迹、遗迹和废墟都充分说明了这三个防御特征；它们仍然可见，因为自12世纪以来，奥古兹人和其他土库曼人、约鲁克斯人（Yörüks）、鞑靼人（Tatars）、库尔德人以及扎扎人（Zaza）定居的地方，大多位于河流附近地势低洼的地带，最初是半游牧营地。[13]

边境人民也有其他方式来限制敌人的破坏，尽管每种方式都有其潜在的代价：优先选择饲养牲畜，而不是种植掠夺者可以焚烧的大田作物；他们偏爱在春季收获的作物，而不是入侵者青睐的夏季和初秋；他们别出心裁地制作窗帘，不仅是为了添置财产，也是为了村民自己的安全；整个村庄的人口都定居在足够高的山脉间，还包括他们的牲畜，都转移到了高山的夏季牧场。

如果没有这种限制损害的措施，弹性防御的军区战略就会因为缺乏人力而崩溃，因为连续突袭造成的累积破坏将导致平民放弃该地区，使军区军队无法召集临时民兵。最终确实发生了这种情况，但在编写这部作品时，这一战略仍然可以通过累积威慑效果取得成功——作者明确指出：“在他们返程时发动进攻……他们仍然在担心入侵时我们会占领通道，过一段时间他们就会减少入侵次数。”[14]

“哈姆丹之子阿里”（Ali the Son of Hamdan），即萨伊夫·阿德·道拉的三次失败，被视作这一战略可以取得何等成就的例子：950年，当他越过哈里斯河（Halys，现在的克泽尔河）深入现在的安纳托利亚中部，在成功地进行掠夺袭击后准备撤退时，遭到利奥·福卡斯（Leo Phokas）的伏击；公元958年，他被未来的皇帝约翰·齐米斯西斯击败，在此过程中，约翰还占领了萨摩亚［Samosata，土耳其的萨姆萨特（Samsat），直到洪水冲垮阿塔图尔克大坝将其淹没］；960年，道拉再次被利奥·福卡斯击败，利奥的哥哥尼克福罗斯后来成功地发起了重新征服克里特岛的远征。

利奥·福卡斯的部队很少。继他的成功进攻之后，他的哥哥为他动员了一支强大的远征军，这可能是萨伊夫·阿德·道拉被约翰·齐米斯西斯击败仅仅两年后便决定再次入侵帝国的原因，利奥·德孔（Leo the Decon）描述了这次入侵，他经历了巴西尔二世986年在保加利亚图拉真之门的惨败，因此对战争的理解可能得到了增强或更加丰富，巴西尔同样在成功入侵后撤退，结果遭到伏击。利奥·迪肯解释了利奥·福卡斯是如何部署他的部队的：

（因为）他率领着一支弱小的军队……利奥决定……占据悬崖上最具战略意义的阵地，埋伏在那里，守卫逃跑路线。[15]

人们或许可以猜到，古典风格的利奥·德孔接下来将描绘顽固且玩世不恭的萨伊夫·阿德·道拉毫无防备地行军游荡，这简直是毁灭前狂妄自大的典范，不仅如此，著名的穆塔纳比（Almutanabbi）的一首诗中也明显地证实了这一点，他当时正和贴身护卫一起骑着马：

哈姆丹自信而骄傲，他的追随者众多……并吹嘘战利品和俘虏的数量……他急急忙忙往这边跑，现在他骑行在军队的后方，他领着路，挥舞着他的长矛，把它抛向风中，然后又用夸张的动作收回它。[16]

接下来所发生的，是作者期待的“前哨袭扰/小规模战斗”，这种一人能打败十人的战术方法，其军事收获足以抵消军区战略的成本，这种战略不能保卫帝国领土，只能阻止敌人进一步的攻击：

野蛮人不得不挤在非常狭窄和崎岖的地方，打破他们的队形，并不得不尽他们所能穿过陡峭的部分。然后将军命令吹响战斗号角，使部队从埋伏中一跃而出，攻击野蛮人。[17]

结果是一场屠杀——拜占庭人还有一个额外的优势，那就是当敌人因行军而疲惫不堪时，他们自己却得到了充足的休息。萨伊夫·阿德·道拉失去了他所有的战利品并差点被抓获——他们通常的伎俩，即用金银来分散追击者的方法，在之前已经被提到了。

本文就如何实施这一战略提出了具体建议，首先需要通过控制每个伏击地点的每一条泉水，来确保军队的水源供应。

接下来是战术。[18]面对经常发生的仅由骑兵进行的突袭（Monokoursa），熟练的侦察人员必须从蹄印和被践踏的草丛中估算出他们的人数，并猜测他们的方向；然后需要由有能力的军官和装备好马的部队在行动中抓住和攻击敌人。这些做法通常针对财物和奴隶的掠夺者，但是作者也建议准备抵抗大规模的圣战组织，这些组织成员更有可能是宗教上激进的伊斯兰游击队（那些战斗的人）：

8月，大批军队将从埃及、巴勒斯坦、腓尼基和叙利亚南部到达西里西亚，到达安提俄克周围的国家，到达阿勒颇，并在他们的军队中增加了一些阿拉伯人（Arabas，贝都因人）……他们将于9月19日入侵罗马领土。[19]

这期间发生了一个重大转变，圣战分子越来越多地由突厥战士组成，而不是阿拉伯人。其中也有许多人是吉尔曼人雇佣军（特殊的吉尔曼人，ghilman）。在《古兰经》（52：24，56：17，76：19）中，吉尔曼人［或被称作乌尔丹人（wuldan）］，指的是“神圣的青年，永远年轻，美丽如珍珠”，他们提供亲密服务，如情妇提供的贴身服务，是对正直的穆斯林、死去的圣战分子和当今自杀式炸弹袭击者的天赐奖赏；但后来这个词形容的不是盖尼米德（Ganymedes），而是突厥战士，即所谓的“奴隶士兵”——一种与财富和权力相容的特殊契约身份。10世纪的伽色尼帝国是由古拉姆·阿布·曼苏尔·塞布克·蒂金（ghulam Abu Mansur Sebük Tigin）建立的，他大约出生于942年，小时候在博卡拉（Bokhara）被贩卖，大约在1250年，被奴役的钦察突厥人巴伊索（Baibars）从保镖被提拔为警卫指挥官，然后在1260年成为埃及和叙利亚的苏丹，即邦杜克达里（al-Malik al-Zahir rukn aldin babar al-Bunduqdari），并庆祝他们战胜了十字军和蒙古军队。[20]

由于圣战分子定期聚集起来进攻边境，先进的情报是关键；除了前面提到的间谍、侦测队和轻骑兵巡逻队之外，商人们还应该被派往边境，去一展身手。

接下来是对敌人进行策反：巴格达的哈里发天高皇帝远，到那时也势力渐衰，甚至像萨伊夫·阿德·道拉这样非常活跃的敌人也远离阿勒颇的边界。因此，信件和“礼品篮”应发送给“控制边境城堡的当地埃米尔”。[21]

接下来是对前进中的敌军的跟踪，直到确定他们将在哪里扎营。主力部队穿戴特殊的深色盔甲，向前方派出侦测队，以便在敌人从营地出发继续前进时跟踪监视。[22]作者显然认为，敌人的人数如此之多，以致无法有效地攻击其营地——即使不是在夜间，也难以获得什么优势。

要用一种特殊的方法来有效地监测敌人的行动。需要三支经过挑选的侦测队伍：第一支队伍要在敌人附近，与其保持相当近的距离，以至于能听到敌军嘈杂的连续的声音；第二支队伍在与敌人保持距离的同时要确保第一个支队伍在其视线内；第三支队伍也同样如此。所有三支队伍都将专注于监测敌人，而不是将他们的发现传达回最高指挥官下面的旅长（turmarch），名义上他将负责2000人或人数更多的军队，这里指的是负责行动的副指挥官。他将派遣四人小组从三支追踪小队那里获取信息，而四人小组则要保持在他们的视线范围内，当有信息需要报告时，四人小组会派遣其中两人送回消息。这样，将军就可以放慢、加速或调整其隐蔽部队的行进速度，以跟上敌人的行动。[23]单纯地跟着敌人是危险的：他们会很有经验地将隐蔽的后卫军留在后面，伏击追击者。

如前所述，所有这一切都假定敌人的力量太大，不可能全部受到攻击。但如此密切地监视入侵，其目的之一是，如果有足够多的入侵者在“埃米尔的战斗编队”之外搜寻战利品，使其主力部队变得脆弱，那么就可以准备对其迅速发动攻击。这就需要提前进行夜间行动，否则入侵者看到隐蔽部队造成的尘云，就会克制自己，不再分散开去突袭。

就算万事俱备，“埃米尔的战斗编队”仍然可能过于强大。在这种情况下，可以攻击的是一个或多个突袭部队。如果后者在劫掠时有用来保护他们后方的“防御部队”——文本中对这一部队使用的单词是foulkon，日耳曼语意为罗马式的“步兵盾牌墙”，他们中的任何支队的注意力都不会被抢劫所吸引——那么，指挥军官就应该将部队分为两队，一支用来吸引“步兵盾牌墙”，另一支由其本人率领“以极大的速度和精神、喊声和战斗呼号”攻击掠夺者。[24]虽然这种攻击对按战斗顺序排列的“步兵盾牌墙”部队是不起作用的，但可能会使四散的掠夺者部队惊慌失措，掠夺者和俘虏将开始无序地逃跑，然后被追击者砍倒。

作者解释了他提供更多战术细节的原因：“在写下我们实际观察到的东西时，我们不会有丝毫犹豫。”[25]

接下来的是关于隐蔽、突袭、伏击、封锁等主题战术的详细变化，但针对拥有主要力量的主力军展开攻击，无论胜负，都必须承受惨重的损失。这个帝国没有可消耗的士兵，只有住在边境地区有价值的农民士兵和他们的家人，帝国甚至更缺少专业士兵，在新兵经历充足训练之前，专业士兵是不能被取代的。战斗日复一日，今天造成的伤亡将直接给明天的备战带来影响。相比之下，圣战者可以通过在战斗中死去来实现他们的目标，而且很容易被来自伊斯兰纵深地区的新志愿者所取代，在那里，实际参与圣战的人口比例很小，留下了许多潜在的新兵。即使是萨伊夫·阿德·道拉和他的战斗队伍也可以被取代，因为圣战者追求荣耀或殉道，自由战士寻求掠夺和奴隶，他们很快就会找到另一个可以跟随的领袖。

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必须击败战场上的主要敌人——萨伊夫·阿德·道拉和他的战斗群——但将他完全消灭没有任何好处，因为他很快就会被另一个埃米尔和另一个战斗群所取代。这使得消耗战失去了吸引力，因为在短期内，伤亡是无法弥补的，即使是在长期的情况下，也会另幸存者离开边境地区，而对敌人造成的伤亡将很快被新的志愿者和掠夺者的涌入所弥补。

与进行消耗战相反，文中建议进行机动战，以分散和干扰敌人，而不是在直接战斗中，把敌人的单位和士兵一个接一个地摧毁掉。这都是针对特定敌人的“关系策略”，对其特定的优势需要规避，对其特定的弱点需要利用。

例如，当敌军因为骑兵跑在前面进行抢掠而与部队分开，导致步兵滞留在后面时，步兵就会受到攻击；当突击队在行军或骑马前往目的地时，由于在这个方向上没有其他需要注意的目标，他们可能会跑得更快，骑兵部队可以提前到达那里，很好地隐藏起来，等到入侵者散开去抢劫时，他们就可以冲出来将其砍倒或俘虏；或者，作为补充，伏击也可以在前往这些可预测目的地的路上进行，或者在敌人逃跑时，从途中消灭他们。

当较少的攻击和伏击已经造成足够的伤害时，就到了与敌人的“战斗线”——主力部队交战的时候了。为此，骑兵是不够的，步兵也需要发射飞弹并进行近距离战斗。如果被骑兵的军事行动抛在后面，步兵部队应该在战斗开始前努力赶上。如果因为距离太远而不可能做到，必须命令一些“能干的”骑兵下马，用弓箭、吊索、长矛和盾牌徒步作战。当部队准备战斗的时候，将军要在敌人的视线范围内建立自己的帐篷营地，通过展示这种自信来引起敌人的“惊愕和绝望”。

作者还提出了建立一支人数很少的部队的建议。它虽然不可能在公开战斗中攻击敌人的主要战斗群，但可以通过伏击必须经过山区的敌人纵队而获胜。步兵是必不可少的，必须隐藏在道路两旁。这支部队规模很小，敌军的进攻可能会使其士气低落。指挥官可以通过自己的镇定姿态来稳定军心。他就位于步兵后方，“非常非常接近他们……他自己的位置几乎应该在步兵的后队中”。[26]

伏击可能仅仅因为敌人去了其他地方而失败。动态伏击是一种补救办法：一支骑兵部队从战斗中逃跑，以引诱敌人追击。它会进入准备好的杀戮场，或许是双重伏击，考虑到隐蔽的步兵在山的必经之路的一侧，隐藏的骑兵在另一侧，以消灭从步兵伏击中撤退的敌人。如果可以隐藏起来，即使没有通向敌人的隘路或通道，骑兵也可以发起伏击，因为任何队列都很容易受到来自侧翼的攻击，如果战士和马因为追逐诱饵而疲惫不堪的话，则尤其如此。

可靠的对策是避免追击逃亡的敌人，但这恰恰是骑兵最有效的作战方法，可以减少士兵的逃亡人数。

准确地预测敌人的行动是野战情报的最高成就。但它也可能完全失败。敌人的“突然袭击，集中进攻”只需少量兵力，就能使将军大吃一惊，而没有时间动员、集结和部署他的主力部队。平民也没有做好准备，仍然待在自己的住所里，而不是在该地区的疏散堡垒里。有趣的是，保护处于危险中的平民是第一要务。“将军”派军官“以极快的速度”赶在敌人入侵之前，“疏散并为村庄居民和他们的羊群寻找避难所”。[27]在那之后，它才开始反击，以削弱敌人的力量。

但这也可能失败。敌人可以谨慎地保持战斗队形，随时准备击退进攻，避免派出突击部队，从而防止主力被过分削弱。在这种情况下，仍然有可能采取行动，派遣小型部队（“300人或更少的战备骑兵”）伏击前进中的敌人，然后审慎地撤退到主体部队中，如果可能的话，应该用防御工事加以保护（“如果附近也有一个堡垒”的话）。步兵在骑兵的快速撤退中找不到安全的地方，他们需要一个设防的地方来保护自己，他们可以在需要的时候与骑兵联合行动。

至少，针对敌人的小规模部队将有伏击的机会，例如敌方派出的先遣队，旨在为正在前进的主力部队选择和测量营地。然而，即便如此，保障措施也应该是有序的：主体部队应该在附近做好准备，这样，如果敌人的先遣队足够强大，能够反击和追击伏击部队，伏击部队就能够骑行到安全地带，让主力部队“以高尚而勇敢的冲锋”击退追击者；但这样可能还不够，因为敌人的先遣队是由许多部队组成的，而不仅仅是几个测量员，步兵可以从堡垒里出来参加战斗。

为了隐藏、超越和突袭，防御性军队必须在调遣方面高度机动，以及在战术上灵活多变。后者涉及的是培训和领导的问题，但前者取决于良好的组织和健全的程序。装备马车和骡子的行李部队（Touldon）是绝对必要的——没有食物、备用的箭、标枪、多余的外套、盔甲和盾牌，以及所携带的各种修理和挖掘工具，军队就不能长期运作。饲料体积太大，无法有效运输，但至少在极端干旱地区，其中一些饲料可能是必不可少的。但是行李部队太慢了，必须与战斗部队分开，仍旧留在堡垒里；一些准备好战斗的骑兵被派去那里，以便他们可以护送马车和骡子走出堡垒到指定地点补充作战部队。两三天的饲料可以放在“快骡子”上和骑兵的鞍袋里。[28]

有许多可以用来隐藏，伪装，最小化或最大化部队力量的技巧。骑兵在深夜出征，这时扬起的尘埃云是看不见的；指挥官和侦察部队会仔细研究地形，从而为伏击部队，或者任何在战场上应该向敌人隐藏的部队（而不是在阻挡攻击的时候）寻找地点；强大的部队可以以非常安静的方式行进，把动静降到最小，而一部分士兵则可以伪装成农民，他们脱下盔甲，武器被藏得很好，光着脚，和真正的农民和牧民混在一起，充当诱饵，引诱追击者进入埋伏圈。较弱的部队可以通过在尾部绑上枝条来扬起更多的灰尘，从而最大限度地制造声势。

也有针对这些技巧的反制措施，敏捷轻骑兵的先头部队可以在更脆弱的主力部队前面触发伏击，或者相反，迫使敌人暴露其力量；而后文中经常被提及的后卫军（saka），是为了保护部队后方脆弱的土尔登马车（touldon）和骡子的后卫军，它总是需要拦截那些试图攻击缺乏机警的后方部队的敌人。

自然消耗是可以避免的，但如果在战场上同时有一支庞大的敌军和一支庞大的罗马军队的话，就不能允许敌人随意掠夺。如果敌人确实派出突击纵队，那么可以像以前一样，由一支小型伏击部队、一支更大的预备役骑兵部队和附近要塞的步兵（如果有的话）进行伏击。否则的话就得开战了。

如果敌人太过强大，将军可以在最近的设防城镇（Kaston）内寻求庇护，但前提是他必须确保所有部队、平民和牲畜的安全——不这么做的话将是羞辱且可耻的，并将导致国家的毁灭和衰败。[29]

以上这些战术都建立在部队训练得特别好，纪律更加严格，士气比一般的前线部队高得多的基础上，因为这种战争对个别士兵的要求要比在命令等级中战斗的要求高得多。在现代军事中，轻型步兵和更多的精英衍生品维持了这种特质。

训练士兵和部队是将军的首要任务。除了个人和团体技能之外，还必须加强以下方面：

除了首先锻炼和训练你的军队之外，没有其他可能的方法……来为战争做准备了。你必须使他们习惯于训练，使用武器，让他们忍受痛苦和疲倦的任务和劳作。[30]

边境战争需要长途跋涉，在马鞍上度过漫长的日子。士气在每一种战斗形式中都是非常重要的，在边境战争中更是如此，因为许多作战行动必须由成对的士兵、四人小组或极小的团队独立进行，远离高级军官的注视。

保持士气首先要有纪律，以抑制懒惰、懈怠、酗酒，但也必须有激励措施：包括按时支付的工资和食品津贴，还有超出“习惯或规定”的礼物和奖金，这样士兵就能获得最好的马和装备，并以“快乐的精神状态”去服役。[31]

军区民兵也必须受到尊重，而不是被羞辱，甚至遭殴打。

向“小人国”（manikins）征税对公共利益毫无贡献，但唯一目的是……把穷人榨干，他们通过不公正的手段，压榨大量穷人的血汗，囤积了很多黄金。

军区士兵得到了工资和土地分配，但必须缴纳土地税；因此，他们被帝国的收税员当作普通的纳税人一样对待，也就是说，从记录中的文字看，这是非常糟糕的。士兵仍然需要将税收交给大地主，而且整个村庄仍有集体纳税责任。[32]主审法官也必须表现出更多的尊重，民兵不应该像“囚犯那样被拖走，鞭打，被绑在铁链上，而且——哦，多么可怕的事情——被嘲笑”。

显然，民事法官一直在审判案件，并对一半的农民进行了典型且严厉的拜占庭式判决，我们的作者则坚持认为，在由神圣皇帝亲自规划的战略下，军官应该把他们当作士兵来评判。但不排除其应该与民事法官和公务员合作，只要后者服从军事当局的权威，并认可这“从法律上是明确的”。这一部分叙述的末尾是对“热情、幸福和欢乐”的一种探索，一旦“那些使人陷入贫困的因素”被皇帝消灭，就会获得“热情、幸福和欢乐”。

在这之后，军区规模方面还有更多的作战方法，特别是非常有趣的“防御性进攻”，其目的是在敌人的军队太强大而无法直接作战时迫使他们撤退，无论他们多么狡猾。作者引用了利奥六世的《战术》或《战术宪法》（Tacticae Constitutiones，Ⅺ，25）的早期规定，然后描述了大约在公元900年左右，一支庞大的圣战军队从西里西亚入侵帝国，围困米塞里亚（Mistheia，克劳迪辛西埃斯特地区）时所发生的情况。阿纳托利康军区（Anatolikon）和奥普西奇翁军区的将军被抛在后面，“尽他们所能”进行保卫，而尼克福罗斯·福卡斯，这位高级战地指挥官和未来皇帝的祖先，带着一支强大的机动部队深入西里西亚，前往有城墙的城市阿达纳（Adane，即现代的Adana）。守备部队——圣战军队离开后留下的部队——出城迎战拜占庭军队。他们被打败了，逃回城内，掉队者被杀或被俘。尼克福罗斯没有直接进攻阿达纳，而是按照《前哨骚扰》的原则行事，摧毁了该城市的农业基础，砍倒了果树和葡萄藤，并夷平了城墙外的“优雅而美丽”的定居点。第二天，他率领他的军队进抵海岸，捕获了“非常多的俘虏和众多羊群”，然后返回约40公里外的基德诺斯河（Kydnos）或希拉克斯河（Hierax）畔，即现在的塔尔苏斯湾（Tarsus Cay）。然后，他没有攻击河口的塔尔索斯市（Tarsos），而是通过沿海平原和安纳托利亚中部高原的希利尼关口［Cilician Gates，现在的红其拉甫口岸（Gülek）］返回帝国。

当圣战分子还在围困米塞里亚时，听到自己的领土遭到毁灭性入侵，就转身回去，但“在任何地方都一无所获”，因为他们抓不到尼克福罗斯·福卡斯，后者率领他的部队穿过山间道路返回。[33]

这是一次典型的行动，所有的事情对拜占庭人来说都恰到好处，而且突袭表明，这一战术的基本概念对任何规模的作战都是有效的，而且经常被应用：防御比进攻更难，因为防御者必须足够强大才能对抗敌人的进攻；如果他们自己进攻，他们就能选择目标，攻击敌人薄弱的地方，就像尼克福罗斯·福卡斯那样。因此，一旦这样做，敌人就可能被迫取消大规模的进攻，因为这样规模的进攻是防御无法抵抗的。

值得注意的是，首次胜利的福卡斯甚至没有攻击阿达纳和塔索斯，这两个国家都有潜在的战利品和奴隶，但它们也是有着坚固城墙的城市，正如西里西亚的所有城市那样。他的部下不太可能具备制造攻城器具所需的技能，行李中也不可能携带训练所需的工具（任何快速移动的突袭部队都无法携带），但这是无关紧要的，因为拜占庭的袭击者无法逗留围城，因为失败的圣战分子即将归来。

当作者转向描述围攻行动时，他分析的是拜占庭城镇遭到敌人围攻的情况。[34]他直言不讳，许多戒备森严的城镇都是坚不可摧的，它们没有理由害怕被围困——他的意思肯定是，贫穷的地方既不值得敌人花费力气攻克，也很难攻克，因为它们位置偏远，许多边境地区的城镇都是这样。

对于那些更富裕、更容易进入，因而值得敌人发起围困的城市，作者敦促他们至少需要储存四个月的食物，并适当注意蓄水池的情况。至于其余部分的措施，作者请读者们参考先前关于围困的书籍，并称他将只讨论围城战术之外的小规模战斗：夜晚的时候，在被围困的城市周围攻击敌人的营地，采取牵制行动，为被围困的城市提供补给，并彻底摧毁任何能帮助围攻者的东西，包括城墙外的房屋。

边境战争可能是史诗般壮阔的，但可能是不具骑士风度的——作者曾告诉我们，当一支部队必须迅速行动时，除非能把囚犯提前送走，否则他们应该被杀掉。在这一有价值著作的结尾，作者没有进行总结，而是只留下了基督教三位一体的祈祷和注释：“在上帝的帮助下，《战术》终于完成。”

《论军事》（De Re Militari）

与《前哨袭扰》相反，《论军事》（De Re Militari）致力于在安纳托利亚“东部”前线对阿拉伯穆斯林采取防御行动，这同样是一本实用的军事手册，专门针对阿拉伯穆斯林的进攻行动，但更多的是为了针对保加利亚人、佩切涅格人和基辅罗斯人组成的“北方阵线”。这篇著作以前出版时的名字是De Re Militari，手稿的标题是“匿名战术书”（Anonymous Book on Tactics），最近被编辑成《战役组织》（Campaign Organization）。[35]

这本著作中引用了“古人”的文献，但《论军事》很大程度上是一部原创作品。在著作中，在位的皇帝被描述为一支远征部队的指挥官，我们的作者以明显的不卑不亢的叩问给他提供了一些建议。权威的编辑认同了先前有争议的说法，即该著作中所描述的皇帝实际上是巴西尔二世，保加利亚人的未来征服者，但在991年到995年，他仍然年轻，不太成功。

军事手册在开头建议，皇帝需要为一支由16支旅团组成的大型远征军建立一个临时营地——容纳大约1.6万名全副武装的士兵。部分临时军区军团和全职军区军团都有席位。步兵类别包括500名剑盾重步兵（Hoplitas）、[36]200名“标枪投掷者”和300名弓箭手。

编辑指出，拜占庭作家倾向于柏拉图式的理想，而非平庸的实际，这里所描述的军营可能是那种完美的、完全想象出来的营地。[37]也许确实是这样，但建造营地已经是罗马作战的标准程序之一，即使只有一个晚上，他们也会精心地建造有保障的行军营地。

书中详细指示规定了营地的布局（建造成正方形是有利的），这样可以确保营地不受外界影响，并在发生紧急呼救时避免内部拥堵；一名优秀的测量师是必不可少的——作者使用了拉丁文中的单词“测定仪”（sorts）——它是罗马军团中的一个检查员（mensor）。

在营地中心，驻扎着皇帝的秘密营帐和他的御前守卫及精锐部队：[38]不死军（immortals，athanatoi），这一称号最早由约翰·齐米斯西斯提出，以他们的阿契美尼德（Achaemenid）先辈的名字命名，后者在大约1500年前曾在塞莫皮莱作战，但现在指的是骑兵；首屈一指的卫兵团叫作“Megale”（大型军团）——字面意思是“同伴实体”（companion entity）——与“中型军团”（mese），“小型军团”（mikre），“小型连队”（hetaireia）以及最古老的宫廷卫士——西部教导团（Scholai）的军区兵不同。

营地内圈还有皇帝自己的核心圈子，在这种布局下，皇帝的私人保镖驻扎在此：曼格莱维泰（manglavitai）是以权杖的名字命名，被皇帝宠信，在皇帝穿过宫殿的大厅和走廊时，那里将挤满焦急的朝臣和上访者，曼格莱维泰的日常职责就是在那时为皇帝扫清道路。[39]它还进一步规定，在皇帝帐篷周围需要留出一个很大的空间，以便在夜间值班的人可以四处巡逻——这是一项适切的安全措施，不仅仅针对敌人的渗透者。

在战争期间，皇帝的营地也是他的宫廷。作者描述了其中两位最高官员的营地：有一顶帐篷主要是建造给宫廷典衣大臣（Protovestiarios）、长袍太监，还有掌管宴席的太监使用的，他们都是近距离接触皇帝的官员。人们可以有把握地认为，其他未具名的高级官员也住在那里，他们渴望与皇权保持密切联系，或者是被迫必须这样做。皇帝的内阁既不是可靠的王朝形式，也不是选举形成的，而是“职业式的”，皇帝知道，必须与宫廷中的朋友保持紧密联系，但更需要亲近自己的政治敌人，使他们不太可能暗中策划回到首都篡位。现在，柏林、克拉科夫和维也纳的博物馆里收藏的1683年维也纳失败围攻战中的战利品——典雅的奥斯曼帐篷，就属于这样一个宫廷营地。

营地附近需要向导员（Doukatores），以便皇帝能直接获得信息；但他们不是皇帝自己的宫廷卫士，他们必须奔波在外才能履行职责，也许是与敌军或皇帝的敌人接触。因此，作者提出了一个明显的非柏拉图式的建议，表达了一种精明的谨慎意识：“向导员应该与近臣（proximos）——一位宫廷参谋——或其他神圣皇帝完全信任的人住在一起。”[40]

接下来，这本手册转向描述普通军营的设计，规定要“根据古人的习惯”按部队扎营，而不是混编。为了方便起见，每个步兵应该配备有大约8个铁蒺藜（caltrops），每距离10个单位（dekarchy）都要设立一个铁木桩，用铁蒺藜来固定住帐篷；小坑里有尖尖的木桩，作者推荐在上面挂上一种被称为“脚步追踪器”的工具，那是一圈有铃铛的绳子。[41]第三部分是论述在夜间安排守卫，其之所以有意思，是因为按照指示，霍普利塔彻斯（hoplitarches）——首席步兵团指挥官——应该监督防范敌人渗透或突袭的安排；按照现代的说法，他被设置为一名支部巡查员，而不是一个作战指挥官，因为夜间守卫队必须是一个骑兵和步兵联合组成的队伍。[42]关于营地主题的描述在第四部分，包括前哨站（编辑称它们为观察哨），只有4名士兵的步兵前哨和更远处具有6名骑兵的骑兵前哨。而白天只需要更远的骑兵前哨。接下来更多的是关于营地规模的叙述，补充了对骑兵比例较小部队营地规模的计算（第5节），包括一支只有12个，而不是16个旅团的远征部队（第6节）的营地规模，以及关于在同一地形上安置两个营地的情况，作者提出既要避免拥堵，又要避免海拔过低的位置，因为“飞弹可以很容易地落在帐篷里”（第7节）。

在这部分的叙述中，作者以不同的数字进行有规律的重复计算，但这并不意味着这是一个纸上谈兵的战略——相反，这是专业的军事人员在日常考虑军队组织和力量安排时经常做的事情。其中，第8节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如果骑兵人数为8200人，则应分成24个部队单位，每个部队单位最多300人……每个部队单位应分成4组……每组有6支战斗分队。”[43]这是出于一个战术上的目的，即为了掩护部队的后方和两侧，只在前方留下3支战斗分队。较小的骑兵部队应该是人数较少，而不是装备较少——这是一个忠告——但削减骑兵应该是有限度的：“皇帝绝不能以这么小的力量发动战争。”

在接下来的两个部分，作者介绍了针对东部和北部敌人的最新战斗经验，这两部分内容与古代资料没有任何关系：整个军队自营地出发，从小心翼翼地逐步拆除帐篷开始，首先拆除皇帝的帐篷，然后是远征军自己的帐篷。

我们并没有从被反复使用的希腊文本中获取，而是从关于后卫军（saka）的著作中读到了这一内容，他是一名后卫军（来自阿拉伯语中的saqat）成员，在一名足够高级，可直接接受皇帝命令的军官麾下效力——因为让军队行进，然后从后方攻击敌人是一种非常有效的战术。在后来的文本叙述和远征实践中，作者建议通过一种特殊的安排来减轻被分配给萨卡部队的任务，因为“他们必须承担更多的麻烦”，同时让他们中有战斗经验的指挥官留在原地来指导新分配的部队。

“为了抵御阿拉伯人（贝都因人）和图尔库斯人（Tourkous，不是土耳其人，而是马扎尔人，未来的匈牙利人，以及专门从事轻骑兵突袭的贝都因人）非常大胆的攻击，把大约150名步行弓箭手分派给外面的12个战斗单位是个好主意。”[44]皇帝也要小心，因为一旦他们在行军，突击者就能穿透强大的军队：“给皇帝安排尽可能多的弓箭手。给皇帝身边配备一些罗斯兵（Rhos，瓦兰吉卫兵）和马拉蒂尤（malartioi）。”后者想必是某种携带特定武器的人，至少最初是这样的（根据士兵卫队的说法），但无论是“他”还是“他们”，都不为人知。[45]

这一节的最后为皇帝的作战活动提供了很好的建议：在一天的行军结束时，“除非有其他任务需要注意”，否则皇帝和他的随行人员不应该赶赴他的营地，而是应该仔细观察所有的部队，直到萨卡到来。

不仅如此，军队必须有反应机制，因为敌人也会发起行动。敌人在夜间对营地发起袭击时，最好在途中伏击他们，但要在营地附近谨慎行动，无论以哪种方式击退了敌人，都要避免以无用和危险的方式追捕他们。敌军也可以在我方行军途中发起进攻，如果他们规模庞大，就不会被击退；相反，行军队伍必须停下来，放下行李，并按照适当的顺序进行战斗。

在没有水的地区行军，要格外小心：“打两场仗是件可怕的事。我的意思是说，一场仗对付敌人，另一场仗对付缺水时的高温。”[46]

如果有水，最好选择更长的行军路线。作者无疑还记得拜占庭军队于636年7月的炎热天气中在雅尔穆克的惨败，即便有一条河。拜占庭东部的敌人，包括萨珊波斯人、后来的阿拉伯穆斯林、塞尔柱土厥人，最后还有奥斯曼人，都比君士坦丁堡的人更熟悉沙漠战争，因为这座城市的腹地特别肥沃，面对着安纳托利亚最葱郁的部分。

作者会赞同英国军队的格言，即花在侦察上的时间很少被浪费掉。他呼吁有经验和智慧的向导（doukatoras），并认为他们必须得到很好的对待——而不是被看作低贱的士兵——他们不仅必须了解地形，而且必须知道如何计算军队在该地区的行动和需要。向导只能观察，不能探测敌军，他们无法安全地深入敌人的领土进行侦察活动。要做到这一点，并通过发动小规模的探测性攻击来确定敌人的力量（用现代术语来说就是侦察），是以快速行动著称的轻骑兵小型部队的任务，他们被称为轻骑兵（trapezitai或tasinarioi，来自亚美尼亚），但更常见的是沙罗骑兵（chosaroi）。这个新的希腊语词，取自“Magyar Huszar”，而这个词又取自古塞尔维亚语“Husar”，它源自希腊语“prokoursator”或它的前身拉丁词汇“procursator”——它的意思是“向前跑的人”——这是对轻骑兵的很好的一种恰当描述（因此，这个词在希腊语中被完整地演绎了一遍，而Hussar一直向西流传，至今仍用来形容装甲侦察部队）。

要比最敏捷的轻骑兵更深入敌人内部，就需要用到间谍。文中没有增加任何关于如何管理间谍的建议，如在《战略论》（De Re Strategica，42.20）中提到的那样。不过，它包含一些具体建议，“不仅需要在保加利亚人（当中），而且需要在所有其他邻近民族中安插间谍，例如，在帕齐纳基亚（Patzinakia，佩切涅格人的转移领地）、图尔基亚（Tourkia，麦加人的领地）、罗西亚（Rosia，基辅罗斯）等地安插间谍，这样我们可以获悉他们的任何计划”。[47]如果俘虏和他们的家人一起被捕，他们可以被派回敌营监视他们的战友以换取家人的性命。

在穿越山口时要小心，即使他们没有被敌人占领——自811年皇帝尼克福罗斯一世和他庞大的军队惨败以来，这一定被认为是与保加利亚人战斗时的最大危险。保加利亚人有一种特殊的能力，能够穿越国境占领和阻拦前进中敌军部队后面的山路，阻止他们的撤退。[48]

接下来作者详细描述了该战术，首先由“向导、间谍和轻骑兵”进行几天的初步侦察，然后派出一支先遣队，其中的弓箭手和掷标枪手比不太灵活的重型步兵的人数要多。当列队开始进入关口时，指挥官将抢占前面的地形最高点，提防敌军在侧翼突袭他的行军部队。主力部队只有在经过侦察、保护和监视后才进入关口。两个步兵团应该在骑兵前面行进，用工具来改善道路状况。每当他们到达一个敌军可能占领的特别困难的通道时，就会留下一些步兵来控制这个地方，直到整个军队都通过为止。如果通道被敌人占领，就需要更多的准备。如果敌人的军队很强大，最好的办法就是去别的地方寻找另一个通道，即使是在很远的地方。否则，在弓箭手、掷标枪手和吊索手的飞弹攻击疲软后，除了全力向敌人发起进攻外别无他途，可以期盼部队能加速逃离，但要做好战斗准备。

关于攻城战，作者同样见多识广，但他对此远非乐观。[49]他预测，除非城内居民的农业供应基地首先被一场长时间的袭击摧毁，比如砍伐果树和葡萄藤，烧毁庄稼，抢夺牲畜，这样他们就不能比围城者坚持更久，围城者携带的大麦，只能供给马匹24天。否则，围城者将无法攻占戒备森严的城市。只有当骡子运粮车（在可行的情况下，也可用马车）通过时，有强大的护卫部队对付敌人的袭击，围城者才能在供给上取得优势，并在饥饿战中打垮敌人。作者明确指出了一个历史背景，即拜占庭人从阿拉伯穆斯林手中夺回叙利亚城市的斗争。这个国家的领土肥沃，但受到战争的破坏；另一个是“保加利亚人的国家”，那里“完全缺乏生活必需品”——这显然是因为那里的农业生产长期中断，而不是因为自然资源贫瘠。

帝国所攻占的最伟大的阿拉伯城市是安提俄克，它于969年10月28日被尼科福罗斯二世福卡斯攻下，当福卡斯在962年还是一名军官时，就已经袭击并短暂占领了萨伊夫·阿德·道拉的首都阿勒颇，古时称其为伯罗亚（Berroia），后来是阿勒颇和现在的哈拉布（Halab）。与安提俄克一起，大约60个较小的城市也被拜占庭人占领，从东安纳托利亚到美索不达米亚，延伸穿过叙利亚北部，这引发了圣战主义者的反应：

攻占安提俄克和其他城市……是对全世界萨拉森人（阿拉伯语意为贝都因人）和其他信仰同一宗教的民族：埃及人、波斯人、阿拉伯人、埃兰人（Elamites，库尔德人）以及阿拉伯人费利克斯（Felix）和萨巴（Saba，也门）居民的侮辱。他们达成协议，结成联盟，从四面八方召集了一支庞大的军队，由迦太基人（Carthaginians，突尼斯人）负责。他们的指挥官是佐哈尔（Zochar），一个富有活力和军事才华的人，熟知陆地和海上的作战行动。众军一聚集，就出发与罗马人争战，共有100000名勇士。他们从达芙妮（Daphne，一个树木茂盛、水源丰富的园林）来到安提俄克，并对它进行了有力的围攻，但城里的人勇敢地抵抗着，士气高昂，因此围攻持续了很长时间。当这群士兵的聚集被皇帝得知后，他迅速发信（命令派出增援部队），从而使无数的野蛮人在一场战斗中四散逃命。[50]

作者建议，可以试图引诱守卫者出城，在开阔的战场上击败他们。如果做不到这一点，考虑到补给货车到达的可靠性，围城者需要建立他们自己的保护战壕和壁垒来抵御敌人的攻击。可以派出负责觅食的队伍——从表面上看，他们是为了给马寻觅饲料、草料的小队——但有必要保护他们和牧马人免受敌人的突击，伪装成手无寸铁的马夫就可以把这些突围的敌人引诱出来。

围攻时还要进行突袭和反突袭行动。集结一支大规模武装力量在半路突袭一支敌人的救援队伍，武装力量中包括骑兵、标枪投掷者、弓箭手、重装步兵——还有“更好的马”，明显是指罗兹骑兵，他们被单独挑出来领导这个纵队。显然，罗兹兵，也就是作为瓦兰吉卫队的挪威人，当时被认为是精锐的士兵，实际上也的确是几支不同精锐警卫部队中的佼佼者。

作者最后谈到了针对防御工事实施的围困行动。到目前为止，只提到需要采取特别的预防措施来保护攻城机械免受敌人的袭击，以及需要在敌人投掷石块（petrobolos）的射程之外扎营。

在声明围攻行动需要“伟大的创造力”之后，作者列出了布雷、攻城锤、“战龟”、投石机，并再一次提到尚不明确的“petroboloi”（最有可能是简单但牵引装置强大的投石机，而不是拉力弹射器或更复杂的扭力机）、绳索、木塔、梯子和活动梯。机械是“建造出来的”，但我们并没有被告知它们是如何被建造的，因为“古代的权威专家已经在书中提供了极好且非常实用的资料。”[51]

在训练方面，作者呼应了权威人士的普遍说法：“古人把训练和组织军队的必要性传授给了我们……他们不仅要训练军队以一个整体行动，而且要教导每一个士兵，让他们练习如何熟练地使用武器。在实战中，具备勇气，加上运用武器的经验和技巧，应该能使他们立于不败之地。毫无疑问，有必要进行演习并认真注意武器操作问题。对于许多古罗马人和古希腊人来说，他们的军队是由训练有素、经验丰富的士兵组成的小型军队，被派出与数以万计的敌军作战。”[52]

这听起来很让人唏嘘，这意味着在作者那个时代，拜占庭军队还没有受过训练，但这确实取决于地理位置、战略深度和日常安全，以及由此产生的军事训练的紧迫性，或者说缺乏这种紧迫性。在对临时军区（Matic）的士兵不再训练，而是“出售他们的战斗装备和他们最好的马去买牛”，如此一来，如果敌人发起攻击，在对“再也找不到任何能当兵的人”的情况进行抱怨之后，作者立即承认，鉴于他们的训练和在战场上的表现，那些生活在边境地区，“和我们的敌人做邻居”的人是“充满活力和勇敢无畏的”……他们应该被尊为基督徒的捍卫者。因此，生活在安全的后方，没有敌人侵入到生活中的记忆，训练将被视为无用的苦差事，与边疆地区认真训练的士兵和农民相比，两者之间有一个很自然的区别。在当代以色列也是如此，从预备役中退伍的当地防御部队在城市中基本上是不活跃的，但在边境地区却异常警觉。

本书可能的作者尼克福罗斯·乌拉诺斯自己就是一名成功的将军，并为同样成功的战斗皇帝巴西尔二世服务——他于997年在斯佩切罗斯河畔（Spercheios）彻底击败了保加利亚人，并参与了从阿拉伯穆斯林手中收复叙利亚北部的战斗。无论作者是不是这场战事中的主角，这些成功毫无疑问都不是由拿着棍棒和吊索的贫农取得的，而是由经过全面训练的士兵取得的，无论是位于边境的临时军区部队，还是皇家近卫团的精锐、全职、受薪部队，他们都必须准备好抵抗敌人持续不断的袭击和频繁的进攻。当时，战团部队本身是一支强大的力量，伊科比特军区（Exkoubitoi）和守望军团（Vigla）的骑兵，都是从较早的步兵警卫部队和较新的精英骑兵军团（hikanatoi，“有价值的人”）转变而来的，还包括步兵、城墙卫兵和努美拉（noumera）步兵，他们同时兼任宪兵和狱警。[53]如果作者不是尼克福罗斯·乌拉诺斯，也仍是他的同龄人，因为他认识到军队完成训练的重要性，没有这一点，当时是不可能对阿拉伯穆斯林和保加利亚人实现决定性胜利的。

作者接下来为我们介绍了一个罕见的拜占庭军事管理机构——人事部——作为书中的一小部分内容。当然，这个机构主要负责文书工作，因为当时已经有了真正的纸张，而不是昂贵得多的维卢姆纸，这令人感到鼓舞。整个军队必须在综合（katholika）名单上登记情况，以确定有多少人被召集起来，有多少人留在家里，有多少人逃跑，有多少人因虚弱而获得豁免，有多少人已经死亡。

然后，这份名单转向记录军队的“质量”信息，这是一种系统的评估：有多少战马和战斗装备保持良好状态；谁在努力工作，谁在偷懒；有多少人是勇敢的——因为“那些敢于冒着死亡和被捕危险的战士不应该与懒惰和消极的人在一起”。[54]然后每个勇者都会得到应得的奖赏。

该书没有结束语。相反，书中有一个非常有趣的地方。“我们还想解释一些有关突袭以及在阿拉伯人的领土上进行袭击的方式，并提出摧毁他们国家的适当、有效方法。但是……我们认为没有必要写一些大家都已经知道的东西了。”[55]

尼克福罗斯二世的《军事学》

这本作战手册传统上被称为《军事学》（Praecepta Militaria），其希腊语标题的意思是“关于尼克福罗斯皇帝战争的介绍和创作”，这本书权威的新编辑确实把其归功于战斗皇帝尼克福罗斯二世福卡斯（963～969）。[56]这场战争的背景是针对穆斯林的进攻性战争，特别是针对胜利不断减少的阿里·伊本·哈姆丹（Ali ibn Hamdan），及现在叙利亚和其他地区的独立统治者萨伊夫·阿德·道拉，该地区的名义统治者是阿拔斯哈里发。萨伊夫·阿德·道拉曾是一位非常成功的圣战分子，他的部队深入安纳托利亚，后来多次被尼克福罗斯和他的战地指挥官兼继任者约翰·齐米斯西斯击败，失去了西里西亚肥沃的土地和重要的城市安提俄克。

因此，这本著作与《前哨袭扰》完全相同，两者针对的是同样一片区域，即安纳托利亚东部和西里西亚的大部分肥沃土地，两本书应对的是同样的对手，但本书的战略定位完全是防御性的，虽然它提出了有力的进攻战术。

《军事学》首先规定了步兵需要什么——指的是近距离作战所需的“重型”步兵，即文中的剑盾重步兵（Hoplitas）：40岁以下的罗马或亚美尼亚新兵和身材高大的新兵，他们要用盾牌和长矛进行适当的训练，队伍中有十夫长（dekarchs）、五十夫长（pentekontarchs）或百夫长（hekatonarchs），就像现代连队指挥官一样，不过，从整体的角度来看，他们更像高级别的中士。

书中还对部队的凝聚力有适当关注：这些人应该和他们的朋友、亲戚待在昆图伯尼亚（kontoubernia），这是古罗马军队的8大帐篷群，在拜占庭时期转变为5～16个不等的帐篷群，但重点是，他们应该一起生活，行军，并共同战斗。

作者设想有一支非常特殊的野战军，其中有11200名重装步兵，不包括轻型步兵。他们的装备是低廉的，确实很差，用棉被或者至少是煮熟的皮革胸甲代替金属盔甲，“如果可能的话”，配备高靴，否则就是“带子鞋”（mouzakia或tzerboulia），也就是所谓的穷人、妇女和僧侣所穿的轻便鞋类。[57]他们没有金属头盔，只有一顶厚厚的毡帽——但这种特殊的“重型”步兵在战术上就是如此定义的，而且根本没有装甲，因此与罗马军团形成鲜明对比。

但这支部队在武器上并不吝啬。作为潜在的敌人，哈姆丹部队中有许多骑兵，既有用于小规模战斗和袭击的来自贝都因地区的阿拉伯人，也有用于冲锋的战团重装骑兵。因此，《军事学》中规定，重型步兵要装备25～30斯皮塔美（Spithamai，长度单位，5.85米至7.02米）长的坚固的长枪和长矛。[58]编辑称这些长度是“不可能的”。[59]当然，对于射程范围的上限来说也是如此，但是，就像菲利普和亚历山大的萨里沙长矛（sarissa）一样，武器的长度最好能方便骑兵使用它冲锋，而行军时则可以通过将其拆分成两个半截来缓解携带的尴尬（就像萨里沙长矛那样），也可以被扣在一个项圈上——上述的科斯皮亚（kouspia）。[60]规定的武器清单上继续列有“腰部束着的剑、斧头或铁锤，因此，根据每种不同的战斗技能，一个士兵用一种武器战斗，接下来的士兵用另一种武器战斗”。[61]它还规定，他们应该在腰带上携带吊索，使他们可以从远处对敌人进行射击和骚扰，然后在进入近距离战斗范围后，以他们的长矛或剑战斗；吊索通常是对射击步兵弓箭的补充，在潮湿的天气下尤其有用。作者规定了要装备6个斯皮塔美（1.4米）长的大型护盾，“如果可能的话……甚至更大”。这反映了他们缺乏抵御大量弓箭射击的盔甲，而萨伊夫·阿德·道拉的部队就可以发射大量的箭。

有了这些装备，重型步兵确实会很“重”，太“重”了。因此，文中规定，“每四个重型步兵必须有一个佣人（antropon），其责任是在战斗中照顾他们的牲畜、行李和供应品”。[62]

除了11200名重型步兵，这支部队中还有4800名“熟练的弓箭手”。在《军事学》中，轻型步兵等同于弓箭手，实际上他们是职业弓箭手，并且规定要有“两个箭袋，一个配40支箭，另一个配60支箭，两把弓，四个弓弦以及小手持盾牌，腰部束剑和斧头，他们也必须在腰带上佩带吊索。”[63]

尽管这段文字的含义很明显，但它描述的无疑是已发放给士兵的装备，而不是那些士兵实际上应该携带的装备。在战斗中——他们带有剑和斧头，身上还有两把弓和103英尺长的箭，步兵将很难变得轻便或灵活。更有可能的是，一些装备是由行李部队的牲畜和佣人携带的。

在这一点上，作者引用了一种自古以来就在使用的混合了骑兵和步兵的战术列队，在这个阵型中，12个独立的步兵编队在各自之间留下走廊，10～15名士兵组成的小型骑兵部队可以经由这个走廊出发并返回。此外，如果有标枪兵，即如上所述的异邦人新兵，他们可以站在步兵方阵后面（暗示他们是可以被舍弃的），准备封锁一条走廊以阻挡敌军的骑兵。弓箭手和投石者是不能做取舍的——因为没有他们，就没有飞弹的力量——他们站在每一个编队的重步兵后面。动态的情况是，当敌军骑兵在两个编队之间追击拜占庭骑兵时，标枪骑兵要在弓箭手和吊索兵的飞弹支援下来阻挡敌人。这使得拜占庭骑兵可以在不考虑自身防御的情况下进行攻击，因为步兵在需要的时候为其提供了保护。

组成每个队形的队列有七层纵深，每一边各有两个重步兵，三个弓箭手夹在中间，这样形成的队形就可以面朝着两个方向。团长（taxiarchs，1000人的统帅）领导着100个这样的队列，其余300名士兵包括200名标枪手和投石者——一种更便宜、技术更差的，装备着廉价武器的轻型步兵——还有100名士兵则完全相反，他们是精心挑选的，装备着一种在罗马历史上具有特殊重要性的武器：重刺矛，或称长枪（pike），即拉丁语中的“hasta”，希腊语中的“menavlion”，夏数形式为“menavlia”。[64]

它的特殊功能是保护步兵编队不受骑兵的攻击——在引入刺刀之前，欧洲步兵团中一直保留长枪兵团这一角色。

它更一般的作用是充当体格健壮战士的坚固武器，组成锋线步兵（menavlatoi）部队，在受到猛烈攻击的情况下坚守阵地，或者相反，针对敌人的顽强抵抗展开攻击。因此，长枪也是精英士兵的武器——他们会勇敢地站起来对抗冲锋的重骑兵——他们也可能拥有更高的社会地位，长枪军团中的战士也的确是这样。在莎士比亚的《亨利五世》中，酗酒的枪手问伪装的亨利五世他是谁。“我是一支连队的绅士。”他这么回答，意思是一位绅士志愿者。“你跟在那条强大的长枪后面吗？”枪手问道。国王回答说：“正是如此。”这是坚毅者的武器，比火枪更久负盛名。

早在很久以前，哈斯塔（hasta）就已经武装了共和国军团中最成熟的第三梯队（Triarii），在“哈斯塔”这个恰当的古典名字下，它被认为是6世纪步兵的一种武器，[65]但它在《军事学》中得到了特别强调，其中明确指出：

不能用切成片的木头制作，而要用橡树、山茱萸或所谓的阿泽卡（atzekidia）树苗来制作。如果找不到树苗，那就将木头切成几段，但必须用坚硬的木头，而且要足够厚，这样士兵就可以握紧它。锋线步兵自己也必须是勇敢而坚定的战士。[66]

这种武器的长度载于尼克福罗斯·乌拉诺斯的《战术》第56章：枪杆使用一根或两根乌吉艾（ourguiai），矛头或尖头使用一根半或两根斯皮萨迈（spithamai），即2.7米至3.6米和35厘米至47厘米。[67]同样，其具体用途是抵抗重骑兵的冲锋，尤其是面对哈姆丹军队的重型骑兵时；这些段落顺便说明了更坚固的武器和普通长矛（kontaria）之间的区别：

锋线步兵必须在步兵阵列前线站稳脚跟……如果发生这种情况（我们希望不会），即步兵的……长枪被敌人的装甲骑兵击碎，那么锋线步兵就要坚定地站稳脚跟，勇敢地面对装甲骑兵的冲锋，并把他们赶走。[68]

更通常的目的是在正面攻击中增加兵力——在英国内战中，“长枪的推进”仍有可能起决定性作用，或在战况不利的情况下稳定整个步兵编队：

当战斗开始时……（部队）可以不受阻碍或干扰地组建起来（在保护者的防护之下）……另外，战士们疲惫不堪，受伤的士兵回来后可以在他们的保护下获得一些安慰。[69]

这再一次清楚地表明，重矛（Menavlion）是用来威胁和刺杀的，而不是用来投掷的，因此它与古罗马的皮勒姆（pilum）完全不同，后者是一种沉重的投掷长矛，更不用说以任何名字命名的标枪了。以下两者有着显著的区别，即因为太重而不能投掷的矛剑型武器（长枪、重矛、哈斯塔）和因为太脆弱而不能冲刺或阻吓冲锋骑兵的投掷型武器［标枪、梭枪（akontia）、飞枪（monocopia）］，包括骑兵的长矛康塔斯（contus），等等，以及短程重型投掷矛皮勒姆，用于在边缘地区插入，仅仅是因为格莱姆剑（gladium）太短了。[70]

在书中规定的战斗阵型中，10个人当中只有3个是弓箭手，而在设想的军队中，有4800名弓箭手和11200名重步兵——这一比例与《战役组织和战术》（Campaign Organization and Tactics）中所预期的比例相同。

显然，这些部队是为进攻而组建的，主要是由骑兵的突击行动推动，他们对箭术的使用要比防御性部队少得多。在罗马帝国军队中，弓箭出于同样的原因被边缘化，当然，他们也并未拥有真正强大的弓箭，虽然和6世纪时相比，射箭在10世纪的拜占庭军队中已经次要得多，但它仍然足够重要，以便保证在罗马军队中有专门的弓箭供应。考虑到训练有素弓箭手的射出率，每个弓箭手携带的100支箭会很快用完。因此，有另外15000支箭（或每名弓箭手50支箭矢），将由跟随部队进入战斗的牲畜（不是主要的行李货车）携带，并且文中指出，作为一个现代意义上的陆军中校之类的军官，千夫长（chiliarch，1000名士兵的统帅）被命令：

要预先计算出数目，把50支箭捆起来，装在箱子里……每个战斗部队单位（1000人）中应有8人或10人向弓箭手供箭，以免他们离开（战斗位置）。[71]

每名弓箭手额外射出50支箭看起来并不多，因为他们已经射出了100支，但在战斗中，并非所有弓箭手都能一直有效地射箭——他们必须被部署在敌人可以到达弓箭射程之内的地方，对他们中的一些人或更多人来说，这一点根本是没有必要的。因此，一旦1500多支额外的箭被分配给活跃的弓箭手，就能起到很大的作用，而不是每人发50支。

接下来，我们在书中读到军队指挥官也必须拥有的特殊武器：“小长枪，三支埃拉卡蒂亚（elakatia），一支带液体火的旋转管和一个手摇泵。”这些武器与现代机关枪和迫击炮的辅助武器不同，它们就像步枪一样用途多样；它们可与反坦克火箭和榴弹发射器等武器相比较，每种武器都很特殊，在特别情况下非常有用，但它们大多在战斗中处于闲置状态，等待时机。希腊火是无法用水扑灭的，在非常短的虹吸管或手摇泵的射程内它能燃烧和恐吓敌人，但至多只能有10米；因此，只有当攻击的敌人即将到达战斗一线时，才能使用它——即使到那时，也只对那些在它的短距离攻击范围内的人有效。

至于“投石器”（cheiromangana），现代编辑暂时把它看作便携式投弹发射器，类似于腹弩（gastraphetes）或重十字弓。[72]但罗马和拜占庭火炮的命名是出了名的不稳定——在4世纪，弹射器（catapult）从“扔石器”变为“箭矢发射器”，弩炮（ballista）的变化则相反——而且，如果允许使用双关语的话，它更有可能是一种小型的、可移动的牵引吊车。[73]

因为具有特殊的优点，所以它后来的法语名字成了一个传统术语，拜占庭文本用各种各样的名字来描述它，一些人从机械设计上扭力和张力非常不同的弩炮中继承了古代工程师们的技术，他们认为这种投石机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过时了：机动攻城塔（helepolis），重型弹射机（Petrobolos），投石器（Lithobolos），抛石机（Alakation），扔石机（lambdarea），攻城机（manganon），栈桥桅杆（manganikon petrarea），四雷机（tetrarea），还有投石器。从技术角度看，抛石机应该足够大，才能在200米的有效距离甚至更远的，超出射程范围的地方摧毁质量最好的石头城墙，或者应该足够小，这样才能灵活移动，一个人即可操作，就像把投石机（cheiromangana）本身那样。有关这一问题的权威人士认为，拜占庭人在838年7月的安森战役（Anzen）后意识到了小型机动投石机的作用，在那次战役中，阿巴斯德部队使用牵引式投石机向拜占庭部队投掷石块，在一场暴雨使拜占庭士兵的突厥式弓箭被摧毁后，他们惊慌失措地逃散。[74]

不管是哪种情况，这种武器都是由一根横梁组成的，横梁以相对较高的车架支撑着车轴，长臂和短臂参差不齐。飞弹被放置在一个贮器中，或放在长臂末端的柔性吊索中，同时将绳索固定在短臂上。为了发射一枚炮弹，短臂会突然被人牵引向下拉，随后将飞弹弹出，或通过重力释放出的平衡力将其射出，或两者兼有。人们普遍认为，10世纪的拜占庭式攻城秤车（trebuchets）是牵引或混合动力的，而更强大的重力式攻城秤车是由约翰二世（John Ⅱ Komnenos，1118～1143年在位）第一次建造和使用的。[75]

这是一个很长的进化过程，或者说是一个非常缓慢的扩散过程（如果是的话）。的确，中国人很久以前就使用过攻城秤车——事实上，第一次记录使用攻城秤车的是“阿瓦尔人”，他们可能在到达西方之前就已经从中国人那里学会了建造它们，尽管提奥非勒·西莫卡塔（Theophylact Simocatta）报道了一名被俘的拜占庭士兵巴萨斯（Busas）的故事，他教“阿瓦尔人”如何建造一架机动攻城塔，在这个问题上，权威人士把它翻译为“攻城秤车”（Treebuchet）。[76]但这个词可以指任何作战机器，包括最初的机动攻城塔（helepolis），即一种可移动的围攻塔。此外，西莫卡塔描绘了有能力的阿瓦尔人，他从技术角度对攻城器械进行了描述，而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战略》中反复建议使用阿瓦尔人的技术。无论如何，在597年对塞萨洛尼科的围攻中，“阿瓦尔人”使用了50架具有毁灭性效果的攻城秤车，当时的大主教约翰一世（Archbishop John Ⅰ）在著名的回忆录中第一次证明了它们的存在：

这些攻城车（petroboloi=弹射机=攻城秤车）具有四边形框架，底部较宽，由底部到顶部逐渐变窄。在这些机器上，有厚厚的轴，末端是铁，上面钉着一大块木头，就像一幢大房子的横梁。挂在木块背面的是吊索，从前面的绳子上吊下来，松开吊索，可以把石头推到高处，发出很大的响声。一旦被释放，他们就会发出许多巨石，这样地面上的建筑都无法承受这些冲击。

他们还用厚木板从三面覆盖了那些四边形的攻城车，所以那些在里面负责投射的人可能不会被城墙上的人射伤。由于其中的一块木板被燃烧的箭射中报废，他们就带着机器回去了。第二天，他们又拿出这些覆盖着刚剥下的皮毛和木板的攻城车，把它们放在离城墙更近的地方，开始抛射，把“大山”和“小山”扔向我们。还能用别的什么词来形容这些巨大的石头呢？[77]

接下来，作者又回到了重步兵的话题上，强调每两个人就应该配备一头骡子来替他们携带盾牌、长矛和给养，每四人的小组必须有一个人（不是仆人或士兵）在士兵作战时看守这些财产。作者的下一条评论提醒我们，有水源的地方一定会打起仗来。[78]这些零散的意见是一种典型的叙述方法，相当于一套实际作战说明，由一位实践者留给他的继任者。

10世纪军事文献中关于骑兵的论述并不像6世纪的《战略》那样，强调其占主导地位。原因很明显，一支军队的结构设计是为了赢得和控制领土，而不是战胜和控制敌人，必须有强大的步兵才可以坚守阵地。此外，与《战略》中多用途的，同时也是同质化的骑射兵相比，10世纪的骑兵也是非常多样化的。原因再清楚不过了：在东方，拜占庭人面对着一个骑兵水平有明显差异的敌人。贝都因人有持剑和矛的轻骑兵，他们是敏捷的掠夺者，在探测和侦察方面可能不那么可靠；突厥式骑射手则越来越多地取代阿拉伯人和贝都因人，成为圣战的主角；而且他们从萨珊军队中接管了装甲骑兵，而罗马人以前曾模仿过他们的装甲骑兵（clibanarii）。

在《军事学》中提到的第一种骑兵是突行者骑兵（prokoursatores），在那时他们是用来探测、偷袭、侦察敌人的轻骑兵，并负责打击对手的类似行动。按规定，他们应该穿戴克利巴尼亚（klibania），这个词的意思在几个世纪以来已经有了明显的变化。因为克利巴尼亚不是板状或层状的或其他厚重的盔甲，它一定是由皮革或紧密编织的布料或其他轻薄的保护物制成的，因为突骑兵的定义不是“过重而坠，而是轻巧和敏捷”。[79]

侦察兵，顾名思义，只限于承担观察任务，不会刻意加入战斗，对于突骑兵来说，这也是他们的部分功能，尽管他们很重要。但对他们提出的更高要求是用现代的方式进行侦察，也就是说，即使行动谨慎，他们也会故意与敌军交战，以诱使敌人暴露自己，从而探测敌人的力量，抓捕敌人进行审问，并以出其不意的袭击或伏击来削弱敌人。他们的另一个任务是击退敌人的探测或侦察。在任何情况下，如果面对敌人的优势兵力或任何形式的精心部署的进攻，他们的任务不是战斗至死，而是自救，他们可以通过保持军队的消息灵通，并切断敌人的消息来源，从而更好地协同作战。

我们可以满怀信心地确定上述内容，因为作者为突骑兵规定了组织形式和装备。他设想的总兵力为500人，其中110～120人是装备盔甲、头盔（klibania或lorikia）的熟练弓箭手，还携带剑和锤子，其余的人将是骑兵——这些是突袭轻骑兵的理想武器。实际上，每个骑兵在出击时都要多带一匹马（不是在精心部署的战斗中），这是很久以前从草原游牧民族那里学到的一种方法，而且对于战斗后的逃跑特别有用。作者还提到了当时一种巧妙设计的编队，他们不仅仅是一个负责非战斗性行政勤务的编队，他们有时还会在一个指挥官的指挥下完成战斗。事实上，他指出，如果军队规模较小，那么该部队应该由300人组成，其中包括60名弓箭手。[80]

第二种骑兵是更加专业的战团重装骑兵，装甲骑兵骑在受保护的马匹上，队形结构紧凑，以对敌人造成冲击。文中建议，如果军队规模足够大，则由504人组成三角楔形部队，共12级纵队，其中一级骑兵20人，二级骑兵24人，三级骑兵28人，四级骑兵32人，五级骑兵36人，以此类推，直至第12级的64名骑兵，总计504人。如果战团重装骑兵人数较少，作者详细说明了它们应该如何组成一个更小的楔形队伍，共384名骑兵。

这些不是小数目，因为他们不是普通的部队。昂贵的装甲骑兵骑着昂贵的大马，在现代意义上相当于开着装甲车——在写这篇文章时，整个英国军队也只有382辆坦克。在有利的地形中，由504人或384人组成的装甲骑兵队伍发起精心部署的冲锋将是可怕的，即使没有发生真正的武器交锋，也很容易通过纯粹的心理震撼效应驱散除最坚定敌人以外的任何敌人。

但是战团重装骑兵也会全副武装，准备进行近距离的战斗，因为作者所列的第一件武器不是长矛，而是近战的经典武器：

铁制钉头锤（sidhrorabdia，铁杖）全铁的头部必须有锋利的角……或者其他（直的）钉头锤或刀（parameria）。他们都必须配有剑（spathia）。他们应该把铁棒或军刀握在手中，并在他们的皮带或马鞍上携带其他铁锤。第一条战线，也就是队形的前方，与第二、第三、第四条战线必须有相同的装备，但是从后面的第五条战线开始，侧翼的战团重装骑兵应该这样设置——一个人拿着长矛，另一个人拿着权杖，或者拿着军刀。[81]

所有这些装备都具有完美的战术意义，事实上，它勾勒出了一种协同性的武器组合。这些重铁锤，其厉害之处在于其尖锐的角，这是为了与敌人进行肉搏战，它们可以对抗全副武装的敌人，也可以抵挡较轻的攻击。“其他钉头锤”是较轻便的铁锤变体，但它们当中嵌入的刀片可以被抛出（vardoukion，matzoukion）；它们在非常熟练的战士手中将是可怕的武器，也可能被习惯用于骑马狩猎，大概近邻国家会这么做［12世纪著名的历史学家图文并茂的手稿《拜占庭史》（Madrid Skylitzes）中的一幕，描绘了巴西尔一世在狩猎中用钉头锤猎杀一只狼的场景］。这就是为什么要规定战士应该在腰带或鞍具上装配不止一个铁锤——否则，携带不止一个铁锤是没有意义的。

佩剑（Sabers）、刀以及可以弯曲的单刃砍刀（以避免作战中纠缠住）等武器是由那些无法适应沉重的锤子，并且缺乏投掷铁锤所需要的特殊技能的战士们使用的。

所有的人都必须有剑，“parameria”这个词一般指一种至少有一码长的兵器，在冲锋中很有用。

普通长矛没有被作者提及，但它们一定会发给所有战士，因为它们是冲锋中最卓越的武器，而操作不会太烦琐——据《战略》中的描述，它们足够轻，并可以绑在背上。

战团重装骑兵本身除了会扔几个锤子外并不配备飞弹，但如果编队没有飞弹，就会过分限制他们的发挥。因此，作者提到了骑射手——这是第三种骑兵——其数量为150人，配置在504人的战团重装骑兵队伍中，或者80名骑射手配置在384人的战团重装骑兵队伍中。他们被安置在装甲骑兵第四梯队的后方，因此获得很好的保护。[82]这样，编队就可以在肉搏战开始之前进行战斗了。例如，通过将弓箭手带到有效射程内，而前方的骑兵则被盔甲保护，免受敌方飞弹的攻击。

这就是在任何战争年代装甲部队的优点：优越的战场机动性，即在敌人开火的情况下仍有移动的能力，在遭遇飞箭的情况下，本身移动速度较慢的装甲骑兵比不受限制的轻骑兵前进得更快，因为那些轻骑兵不得不后退以避开敌人飞箭的有效射程；今天的慢速坦克也同样如此，在枪林弹雨下，它仍能比最快的轻型车辆前进得更快。

我们所讨论的装甲兵在文本中有非常精确的定义。每一个人都必须穿戴有袖扣的重型铁片甲（klibanion），向下延伸到护肘、挡板和护手，由“粗丝或棉布缝合在一起”制成，并由衬甲（zabai）和盔甲保护。[83]很明显，这些薄片铠甲是由金属盔甲、板层或其他材质制成，作者也推荐使用无袖的由粗丝或棉布制成的绵甲（epilorika）；不是因为这个词的意思是“在盔甲之上”——这并不是一个证明盔甲设计所有变化的可靠证据——而是因为需要在潮湿的天气防止金属装甲生锈。

头盔是铁制的，并得到了大量的加固，用锁子甲或两到三层厚的板层遮住士兵的脸，“只露出眼睛”，作者还规定了护腿和盾牌。装甲防护不一定要完美无缺才能在战斗中发挥作用，因为即使是薄弱的防护也能防止长距离射出的箭的伤害，然而随着防护的增加，敌人将会射出更强大的箭。全副武装的装甲骑兵可以下马自卫，但出于进攻目的他们需要骑马，同时也必须被保护免受箭的伤害。事实上，他们的上身必须装备“覆盖盔甲”的毛毡和煮熟的皮革直至膝盖，仅留下“眼睛和鼻孔”，与任意野牛皮制成的胸部保护甲——由欧洲野牛制成，或更好的高加索野牛皮制成，当时它们在高加索地区以及整个欧洲的森林中仍然普遍存在。[84]

当然，为弓箭手规定的装甲较少——他们确实需要远离近战战场才能有效地使用他们的武器——但他们也必须有薄片铠甲和头盔，他们的马应该用棉布（Kabadia）保护。

作者设想了三种骑兵的不同组合，由于只有一部分战团重装骑兵能担当骑兵的角色，所以这些组合确实有更多的不同。对于所有这些人来说，最基本的战斗单位——也是更大作战编队的组成部分——是基于亲情和友谊组成的精锐部队，“他们必须以各种可能的方式共享同一住所和日常生活”。[85]

像每一位权威的军事领袖一样，作者知道50名战士加上部队凝聚力所产生的战斗力是50名战士单个力量相加的许多倍，他也知道如何通过分享日常生活来培养这种战斗力，无论是好是坏。顺便说一句，50人是能产生家庭情感和最大凝聚力的数目上限——在所有现代军队中，基本作战单位是30人左右的排。很明显，保持这个单位的团结是很重要的，即使当实际需要的人变得多一点或少一点的时候，这个数字会让人觉得不太合适。

凝聚力是第一位的。作者针对不同的情况推荐了不同的战术队列，基本的作战单位一般是50人一组的农兵团，这是指挥官自己的战斗部队，如果要组成《前哨袭扰》中提到的日耳曼术语“步兵盾牌墙”（foulkon），当总兵力有500人时，则需要用3个农兵团的兵力组阵（Bandn）；如果总兵力只有300人，那么就组成1个100人的“步兵盾牌墙”也就是2个农兵团的兵力。[86]在这两种情况下，所有其他的士兵，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农兵团，都将被派去侦察敌人——这是由于整个战线的战斗人数通常太少，不可能有连续的战线，战争的大部分时间，拜占庭军队和他们的敌人都在寻找彼此。

同样地，在确定主战阵型时，右侧翼是100人，包括骑兵和弓箭手，两个农兵团；左翼也要有100人来“击退敌人的侧翼”；主要的兵团每个都有500人，包括300个骑兵和200个弓箭手，是6个或4个农兵团。[87]只有由504人组成的战团重装骑兵队伍是才不完全符合50人一组的规则。

战斗部队具有同质性，每支部队都是为了内聚力而组合在一起，在军队中共存的，在《军事学》的设计中，有重型和轻型步兵、轻骑兵、骑射者和装甲骑兵的异质性，根据他们的特长进行分工，从而为强大的协同增效创造了机会。

例如，由504个战团重装骑兵组成的令人敬畏的三角楔形战斗阵形可以攻击敌人的战斗队列，也许可以成功地打破敌人的阵型，导致他们的骑兵惊慌失措地逃跑，但只有敏捷的战团重装骑兵才能真正利用这一机会，追击并用长矛刺伤敌人，用军刀砍杀他们。如果敌人的步兵也在逃跑，那么战团重装骑兵自己就可以用刀剑和钉头锤进行伟大的行刑，而骑射战士则可以使用他们自己的长剑。

对于战团重装骑兵来说，这些确实是辉煌的成就，而且都是他们在重要战役中取得的；但这些都是不寻常的场合，当然——毁灭性的胜利总是如此。然而，更常见的情况是，504人（或者是384人）组成的战团重装骑兵，可以达到一个更普通但仍然非常有效的成果：他们可以用长枪和长矛来迫使敌人继续保持严密的阵形，或者更确切地说，是要阻止他们的进攻，因为骑兵通常不会用锋利的长武器直接面对看上去坚实的步兵阵列。敌人的编队靠得越紧，弓箭手的目标就越集中（除非他们面对一堆形态各异又高高举起的罗马盾牌），他们不再需要停下来瞄准单个目标，而是迅速地在200码的范围内将复合反射弓和弓箭手的能力发挥到最好，能杀死的人虽然很少，但可以击伤很多人，也会使许多马匹丧失作战能力；在最多100码的范围内，最好的弓和箭可以穿透大多数形式的盔甲，极大地增加杀伤力。

尼克福罗斯·福卡斯二世，或者说是撰写这篇文章的人，对战斗心理有着很好的了解。用“呐喊和战斗口号”来吓唬敌人通常是个好主意，就像《前哨袭扰》中建议在特殊情况下所做的那样。在古代的战斗中，鼓、喇叭、鞭炮和刺耳的尖叫声在很多时候被用来吓唬敌人——甚至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震耳欲聋的爆炸声和快速的开火声对一些人来说也还是不够的——德国空军装备了一些俯冲轰炸机（87 Sturzkampfflugzeug，“Stuka”），它们会发出一种超乎寻常的哀号声，而苏联红军的喀秋莎火箭弹则会发出刺耳的尖叫声，德国军队对其十分痛恨。

噪音使人害怕，并可能破坏敌人的士气。但是，在适当的情况下，寂静也可以是致命的。这就是文中所提到的：“当敌人临近时，整个（军队）都必须念出基督徒们固有的祈求战无不胜的祈祷语，‘主耶稣基督，我们的上帝，怜悯我们，阿门’，这样他们就能够开始向敌人进攻，以规定的速度平静地前进，而不发出哪怕轻微的骚动或声音。”[88]我们可以很好地想象出这样的效果：一支装甲骑兵部队以完美的秩序和完全的沉默前进，这将显得更加势不可当。

《军事学》中包含了拜占庭式战争最集中的表现。拜占庭式战争不是为了个人荣誉的荷马式战斗，也不是亚历山大式伟大的英雄战争，更不是罗马经典战争中对敌人的无情毁灭。文本中描绘的拜占庭战地指挥官既不是圣洁的信徒，也不是光荣的胜利者或光荣的殉道者，更不是一个期待成功的冒险者。拜占庭式战争的任务是成功地赢得战争，偶尔通过战斗，但多数时候不是；他只打能够取胜的仗，而要达到这一目的，必须谨慎地避免任何类似公平斗争的情况：“不仅要避免实力优越的敌人，而且要避免力量对等的敌人。”[89]

侦察、间谍和轻型骑兵侦察队将被充分和反复利用，来估计敌人的物质和精神力量，而后者一如既往地更为更重要，根据拿破仑的说法，他对精神力量的渴望胜过物质力量的三倍。计谋和伏击是战争的替代品，因为它们可以在一段时间内挫伤敌人的士气，最终使确保战斗胜利。[90]

尼克福罗斯·乌拉诺斯的《战术》

尼克福罗斯·乌拉诺斯是10世纪军事复兴时期最后一部著作无可争议的作者，他并不像迄今为止我们所分析的作战手册的作者那样是一位皇帝，但他已经足够显赫了。首先，他作为法庭军事顾问（Vestes）被派往巴格达去协商引渡巴达斯·斯克罗斯，后者是在979年被帝国击败后，逃到阿拉伯人那里去的。[91]

尼克福罗斯·乌拉诺斯被一场没完没了的谈判所诱骗，最终被监禁，986年他被赎回；尽管有这样的失败，他还是被提拔了，他担任了将军一职（高级将领），这是帝国西部卫士（domestikos ton scholon）的最高职位，但实际上是战地指挥官，997年，他在斯佩切罗斯河畔赢得了一场壮观的胜利。两年来，塔塞·萨缪尔（Tsar Samuel）在摧毁塞萨洛尼科的拜占庭要塞后，带领保加利亚人成功地通过希腊前往阿提卡（Attica）。作为一个满载而归的征服者，他将自己的军队安扎在河边，这条河在希腊中部的塞萨利（Thessaly）仍然被称为斯佩切罗斯。尼克福罗斯率领下的拜占庭军队强行行军到达了河的彼岸：

倾盆大雨从天而降，河水泛滥，漫过河岸，因此不存在交战的可能。但是，将军（尼克福罗斯）在河的上游和下游找到了一个地方，他认为有可能由此渡河（即浅滩）。他在夜间集结军队，成功渡河，对沉睡中的塞缪尔军队发动了一次完全出乎意料的进攻。他们中的大部分都被杀了，没有人考虑抵抗。塞缪尔和他儿子罗曼努斯（Romanus）都受了重伤，他们只有躲在死人中间才得以逃脱。[92]

正如戴恩所指出的那样，这是作战手册不断推荐的那种案例，通过巧妙的策略发起突然袭击，暂时使敌人陷入瘫痪，从而消除我方与敌方在数量和战斗力上的巨大差异；但在这些手册中，作者所保证的只有战术优势，而在斯佩切罗斯河畔，尼克福罗斯·乌拉诺斯赢得了战略性胜利。[93]保加利亚人的损失如此之大，以至于希腊再也没有受到塞缪尔的威胁，虽然直到17年后，在1014年7月爆发的克莱迪翁关口战役中，塞缪尔的军事实力和其治下王国才被最终摧毁，但此役无疑使塞缪尔的实力和王国被彻底削弱了。

尼克福罗斯·乌拉诺斯的作品规模同样宏大：至少有178个章节，用希腊语写成了500多页，用英语写成的篇目则更多；尽管戴恩自14世纪50年代起从18份不同的手稿中重建了文本，但这部作品从未整体出版过。作为其中之一的第36部分是关于君士坦丁城邦的叙述，其中包含33章，在1887年由德国学者弗雷德里克·布拉斯（Frederick Blass）向全世界展示，他发现该部分手稿被错放在托普卡帕宫（Topkapi Sarayi），即狂热的宫廷想象中的塞拉格利奥（Seraglio），实际上它仅仅是奥斯曼苏丹的住所和总部，直到1853年。［正是由于他们转移到现代的多玛巴切宫（Dolmabahce），才使得一位外国学者能够搜索里面的图书馆）］[94]正是从这部手稿中，诞生了“Taktika”（有关拜占庭战术和战略的两部军事专著）一词，在这部著作目录中，它是有着一个段落长度内容的公开标题。

第一部分，包括第1～55章，是对上面提到的利奥六世的《战术宪法》中《智者》（“The Wise”，886～912）的重述，它本身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早期作品基础上的，因此尼克福罗斯的《战术》关于“一位好将军应该具备怎样的素质”的开篇是以利奥的第二部作品《战术宪法》为基础的，而利奥的第二部作品本身就是从上面提到的奥纳桑德的《兵法》中摘录的，正如戴恩在四篇并排的专栏文章中清楚地说明的那样。[95]

第56～74章是对《军事学》的翻述，其中只有六章尚存；丢失的文本部分可以从尼克弗罗斯·乌拉诺斯的个人历史中重建出来，还有一个现代版本囊括了第56～65章，另一个版本囊括了第63～74章。[96]它们描述了步兵、骑兵，尤其是装甲骑兵，然后开始描述常见的军事行动：小规模战斗、突袭、围攻——而且，由于无法完全避免在开阔地带与敌人开展正面战斗，因此还包括关于如何打赢战斗的说明。

第三部分也是最大的部分，包括第75～175章，其中第112～118章是关于如何秘密通信的；第119～123章是关于海战的，戴恩本人将这部分发表在他1943年的《海战演习》（Naumachica）中；还有第123～171章，其中包含了一串冗长的关于战争规则的古老案例，基本上源自波利艾努斯的《战略》。

公元999年，尼克福罗斯·乌拉诺斯被任命为西里西亚和附近叙利亚地区的指挥官，他驻扎在安提俄克，也就是现代的安塔基亚（Antakya），它曾经是罗马帝国的第三大城市，于969年从阿拉伯人手中夺取。强大的拜占庭人不必担心过去每年的圣战入侵，但边境上从未和平，只有突袭、反击和更大规模的入侵。它们是《战术》第63～65章的主题，反映了一位经验丰富的战地指挥官的实际军事知识。

突袭不同于进攻，因为它们不像全面进攻一样是为了获得领土，它需要全面的情报准备，因为突击部队的规模小，因此天生就不堪一击，并且需要依靠他们的生存能力来出其不意地突袭敌人，又避免自己措手不及。这反过来又需要对敌人及其性情有更好的了解：

军队指挥官必须首先通过间谍、战俘和叛逃者进行调查，查明每个敌占区，它们的村庄和要塞的情况，以及它们（好战）部队的规模和性质。[97]

在收集了情报并制定了计划之后，考虑到该地区的亚热带气候，因此最热的低洼地区将在夏季作战时被避开，而春天的洪流阻碍了该地区的通行，保密则是下一个优先事项。

保密总被认为是重要的，但是为了聚集更强的力量，会习惯性地进行妥协——即使不能完全不受敌人的干扰，但往前线增派部队往往更好。得到预先警告的敌人会给我方造成更多的伤亡，但增援部队可以打破战场平衡，从而确保胜利。袭击和入侵是不同的。并不存在这样的权衡：如果敌人有足够的先发制人的作战知识，在我军前进道路上准备一支足以发起伏击的力量，完全毁灭我方是很有可能的。因此，绝对保密不仅是一个目标，而且是一项更大的行动，是一个绝对的要求。

隐瞒所有情况是必要的，但这还不够，因为筹备工作仍然会被敌人发现，意图总是可以被猜到的；因此，需要采取积极的欺骗手段来转移敌人对真实信息的注意力，或通过提出错误的解释来模糊其真实情况（suppresio veri，suggestio falsi）；而运用欺骗手段则需要反监视：

（指挥官）须绝对确保不向任何人透露他的意图，也不向任何人透露他将要入侵的地区，甚至不向任何一个（通常）知道他的秘密的人透露信息。相反，他应该传播消息说，他正计划前往其他地方，他应该像他所宣布的那样，把他的意图隐藏起来，继续前进。当他发现没有人在意时，他必须做好一切适当的准备，然后突然赶往他打算去的地区。[98]

在安排更大规模的入侵时，步兵和行李队伍要形成后方，只有相对较少的战团重装骑兵保护。轻骑兵部队的骑射手们是入侵的主要力量，不能为了保护步兵而把骑兵留在后方从而减少他们的兵力，事实上，他们的人数应该增加：

（指挥官）应该命令每个军官都必须从他的轻型步兵中抽调出100人或150人，并把他们变成骑兵（战团重装骑兵）来加入骑兵部队……同样，四五十个战团重装骑兵应该分开，他们将把他们自己的重甲和战马的重甲留在行李部队处，然后和其他轻骑兵一起出发。[99]

文中指出，这样做是为了更公平地分享战利品，但隐含的战术计划是让尽可能多的部队参加轻型骑兵部队，以进行掠夺和俘虏，从而实现入侵的直接目的，而步兵和战团重装骑兵则是做生意的成本，可以这么说：在需要的时候，他们提供一支主要的战斗部队来支援轻骑兵。

如果骑兵遭遇坚决的抵抗，前进受阻，那么主力作战部队就可以进行近距离作战以突破敌人；如果敌人反击，轻骑兵可以寻求主力部队的保护，后者也可以保护由骡车和马车组成的，驮着箭、备用装备和食物的行李部队。

情报是制订入侵计划的关键，但在入侵开始时需要新的情报：

当军队接近敌人所在区域时……最重要的是，指挥官必须迅速而警觉地派人外出……去获得准确的情报。对敌人领土发起意料之外的入侵经常给军队带来许多危险。因为通常发生的情况是，在突袭发动前一两天，一支来自其他地方的增援部队加入敌人阵营。[100]

这使先前收集的情报失效，即使情报只有一周或四天的历史，而且绝不是偶然的：当军队移动时，敌人会听到这一消息，并派遣增援部队来加强其预设道路上的防御。

如果突击骑兵的入侵是成功的，而敌人仍然没有动员和派遣他的部队进入受攻击的地区，那么就会进行第二轮的“返回”突袭行动。首先，动物和士兵必须休息三天以上。然后，拜占庭的军队必须继续沿着回家的道路前进，以消除敌人猜疑，直到它迅速转身再次进攻的那一刻到来。

入侵行动是进攻性的，但它也需要防御以确保安全：轻型骑兵作为前卫和侧翼守卫，主要战斗部队沿着前进的方向行军，准备在遭遇战场压力时向轻骑兵部队派遣增援部队。主要作战部队必须保持严密的秩序，以便快速通信，这样分遣队就能够在需要时迅速投入行动。

掠夺和扣押俘虏是士兵作战的一个重要动机，而尼克福罗斯·乌拉诺斯规定，掠夺物应由掠夺者公平分配，用以奖励留在后方的部队以确保其后方、营地和行李部队的安全。

但是，入侵的战略目的是使阿拉伯人士气低落，并在物质上削弱他们的力量，部分是通过破坏他们的农业经济基础来实现的：“在穿越敌人领土的路上，你应该……烧毁住所、庄稼和牧场。”[101]这一先发制人的做法，尤其考虑到了牧场的重要性，考虑到了当时骑兵在双方军队中的首要地位。没有牧场，或牧场被烧毁，意味着没有马，这在当时就意味着没有军队，因为步兵仅起着决定性的次要作用，而骑兵不能携带超过两天的粮草，如果必须这样的话，那就要把鞍袋填满，并装载闲置的马和骡子。

到目前为止，战略突袭已经被假定，但当然，敌人可能会预料到入侵即将发生：

如果敌人离营地很近，如果其军队很强大，他们……寻求作战，我军破营行军是不行的。应该留在营地和步兵部队……准备战斗……骑兵部队应撤离营地，部署作战……步行的标枪手、弓箭手和吊索兵应该站在骑兵部队后面，但不能离步兵（重型）部队太远。[102]

如果敌人保持静止且虚弱无力，就不需要让步兵在后面保卫营地，全军都可以出动来进攻和驱散敌人。如果敌军很弱，并与我们保持一段距离，那么他们的存在不应该使军队偏离其预定的行军路线，但行军仍然必须有先遣队、侧翼卫队和后卫军（Saka），从而在主战部队周围形成一个移动的防御圈，以应对攻击并在运动中攻击敌人，有人可能会猜测，还有未提及的行李部队。这个前进的防御圈外层是由轻骑兵部队组成的，当然，步兵组成了内层。在这样做的时候，步兵不应背负个人盔甲和重型武器，这些武器将装载于随行的驴、马或骡子身上。行军的时候，士兵必须跟随自己的部队，服从十夫长、五十夫长和百夫长的命令：

所以，如果发起突然袭击……每个人都将在他指定的位置上……他们将迅速拿起装备，所有的人都会各就各位，站在自己队形中固定的位置上。[103]

在这种情况下，敌人是脆弱的，太脆弱以至于不能诱使军队改变其前进路线，但如果我方忽视适当的预防措施，就不可能发动造成敌人痛苦损失的突然袭击。行军纵队周围需要有轻骑兵的巡逻和纠察，以探测敌人的攻击并在可能的情况下拦截它们，同时警告主体部队在行军中占据战斗阵地。

即使没有敌人出现的迹象，作者也规定了要在通过狭窄通道时采取特别的防范措施。从本质上讲，步兵必须在骑兵进入之前确保通道进出安全，因为骑兵天生就更容易受到伏击。当然，如果敌人真的保卫了一条无法绕过的山口，事情就会变得困难许多。可以想当然地认为，如果有敌军在场，其主要的步兵和骑兵作战部队就会在关口前战斗——没有部署战斗空间的地方无法作战，而且骑兵也没有什么用处。如果主战部队被击败并分散逃跑，实际上站在通道内或从高地俯瞰公路的较小部队也可能转身逃跑。如果他们不这样做，一场艰难的战斗将不可避免：

如果（敌军）在陡峭的山脊上，守卫着下面的道路，那么就派标枪手、弓箭手和吊索兵（轻型步兵），如果可能的话，包括一些长矛兵去包围这些陡峭的地方，直接从平坦的地方水平地靠近他们。[104]

其目的是诱使敌人撤退，以避免被包围，放弃战术上优越但被孤立的阵地，因为如果拜占庭人能够穿过这道关口，或者绕过它，这些阵地就会变为很多陷阱。

至于锋线步兵，他们在陡峭的山脊上显得格格不入，因为他们的主要任务是用长枪对付骑兵，但是这些强壮的士兵在山地战中也有他们的用处：如果他战场上的轻型步兵突然遭到袭击，而骑兵无法赶到救援，他们中的少数人就可以对抗多数人；而锋线步兵可以用他们令人印象深刻的外观，加强包围的力量，迫使守卫者逃跑。

但是，如果敌军稳固地坚守阵地，或者更确切地说，如果他们仍然守住其陡峭和天然强大的阵地，就不要对其发起正面的攻击：“不要强迫战斗，轻易与对方交战，因为地形对敌人有利，而是要在不同的地点向他们进攻，用上述的标枪、弓箭手和吊索击垮他们。”[105]作者再一次强调，机动性即是破局答案，而不是正面作战的消耗，但如果这也失败了，就只能听天由命，除了命令步兵部队进攻外，别无他法。

包围行动是第65章的主题，这一章比前几章长得多。尽管作者在文中所使用的术语是通用的“kaston”，但它隐含的意思是，包围行动的目标不是据点，而是一个主要的堡垒，或者更可能是一个设防的城市。如果要塞建得很坚固，并且有强大的驻军，就不要发起直接的攻击。相反，我们建议发动一场突袭，在要塞地区行进的一到两天内毁掉敌人的收成，破坏他们的庄稼。这种做法必须持续下去，直到要塞因供应不足和驻军减少而被削弱。只有到那时，我方军队才能接近要塞，接受投降，或者以进攻的方式夺取它。

所有这一切都发生在叙利亚北部，拜占庭人正在那里对阿拉伯穆斯林发起进攻，而尼克福罗斯·乌拉诺斯则指示边境战略家——负责不同地区的军官——提防敌人的任何供应物资的流入。尽管早期的热情已经消失，但这仍然是圣战，而且敌人在防御上更加顽强：

因为敌人为粮食缺乏所迫，派人到叙利亚的内陆地区和城镇、社区，并向清真寺内的信众（matabadas，来自阿拉伯的muta’abida或pl.muta’abiddun）宣布他们所遭受的灾难，以及因饥饿压迫而导致的痛苦……他们对信众说，“如果我们的堡垒落入罗马人手中，萨拉森人的所有土地将遭到毁灭”，于是萨拉森人起来保卫他们的兄弟和信仰……他们收集所谓的“捐赠”、金钱、大量谷物和其他粮食……特别是，信众将大量金钱给了他们。[106]

钱是最主要的威胁：如果支付给军队足够的钱，“一个诺米玛币（相当于4.5克黄金）可以买两到三个莫迪（modion，相当于12.8公斤）的谷物”，即使是生活在帝国边界之内的虔诚基督徒，即使社会地位很高，他们也会以各种方式走私谷物进入防御中的城市，还有奶酪和羊，而且数量也很大。有人建议进行恐吓和严厉惩罚，以阻止这种叛国贸易，而从叙利亚境内运送食品的商队将被边防部队严格拦截。

贿赂也是一个问题——从文中我们可以推断，即使是拜占庭的官员也是易受影响的；他们不受忠诚信仰的召唤，相反，作者建议的补救办法是我方提出比敌人更高的价格：

有必要提高守卫道路的军官及其部属的士气，给予他们许诺、奖励和礼物，使他们都能铁面无私地工作……以免守卫道路的人……让走私的食品通过……那些出于对敌人的同情或出于疏忽，所做之事与任务要求相反的人，将受到严厉的审判和惩罚。[107]

从以上叙述我们可以推断，忠诚也会面临分化。这座堡垒是一个城镇或城市，在穆斯林统治下，基督教人口在其中占了相当大的比例，甚至占多数，而且他们也被封锁所吞噬；守卫道路的拜占庭军区部队士兵也是当地人，可能在城里有亲戚，至少他们会同情被围困的民众。

要塞很重要，预计会面临长时间的围困；因此，必须采取预防措施，防止来自外部敌军的、为解除围困而发动的攻击。

如果预计敌人会发动重大进攻，部队就不能分散在被围困的要塞周围。这里必须建立一个有组织的营地，有供水系统和安稳的周边环境，如果可能的话，可以用长矛和倒刺（Tzipata）来抵御骑兵的攻击，类似于美国南北战争时使用的防栅（chevaux-de-frise），以90度用两组尖刺在简单的圆木上打孔，使之穿透圆木，这样尖刺四个端点总是以45度向外凸出。

如果敌人的救援队正在逼近，最后一次尝试是以展现实力和发布宣言的方式来促使堡垒里的敌人投降。首先，每个编队，各单位和亚单位［军级单位（thema），营级单位（tagma），骑兵部队（tourmai），团级单位（banda）］在堡垒周围的指定位置各就各位。然后向堡垒内的敌人发出提议：“如果你们自愿把堡垒交给我们，你们将保留自己的财产。你们中第一个投降的人将收到我们的礼物。如果你们（现在）不投降，然后又反悔，同意投降，你们的请求将不会被我们接受，罗马军队将把你们的财产和你们的人（作为奴隶）通通带走。”[108]为了给敌人施加更大的压力，还将对他们宣布：“在这座堡垒被攻占之前，不向我们投降的所有马吉泰人（Magaritai）、亚美尼亚人和叙利亚人都将被斩首。”从逻辑上讲，这些要被斩首而不是被奴役的人必须是叛国的基督徒，而不是圣战分子——他们可以通过加入围城军来赎罪；从642年著名的希腊-阿拉伯古典文献到维也纳的现存文献来看，[109]“Magaritai”一词是穆斯林战士的意思，不一定是指前基督教皈依者；毫无疑问，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词的意思发生了变化。尼克福罗斯·乌拉诺斯太有经验了，不可能在口头劝降上期待太多，但即使敌人没有投降，也有另一个好处：“即造成敌人之间的不和与分裂。”

围困行动不仅需要大炮，而且需要专门的装备，显然，行李部队并没有携带这些装备，无疑是因为它们的体积和重量。所以军队必须在现场制造所需要的东西，从利用藤蔓或树枝编织成可以防箭的护盾（laisai）开始，这是上文已经提到过的，但这里提到想要建造的是精心设计的营房，有尖式屋顶，有一个设置屏障的门廊，有两扇门，“可供15或20个人使用”，而不是平坦的遮挡物。然而，作者更详细地提到了四个门道上挂的流苏，但他们必须仍然是容易携带的，实际上，只要它们是由藤蔓和薄树枝做成的就行。除非精力已经耗尽，否则他们不能停止向要塞射箭，但他们可以隐藏士兵，这样敌人的弓箭手就不能瞄准他们，当然他们也会避开大多数的射击。

这些便携式营房将被直接建造在距离城墙5或10奥吉艾（orguiai）处，也就是距离城墙9米或18米远的地方，看上去非常近，确实太近了——这样里面的部队就可以用弓和吊索攻击防御者。其他部队将使用攻城秤车（trebuchets）攻击城墙，或者直接用大锤和攻城槌发动袭击。

部队也开始在堡垒的墙下挖掘，以使其坍塌。隧道必须挖得够深，以防止敌人反掘进。如果在松散的泥土中挖掘，隧道的天花板必须用由柱子支撑的垫子来固定。标准的做法是在适当的时候拆除堡垒墙体：首先用一个厚实的木桩嵌在一块石头上，然后在洞里填满干燥的木头，当一切都准备好后就放火烧木桩，把墙推倒。进攻必须昼夜不停地进行，把军队分成三组，其中两组可以在任何时候休息，第三组继续战斗。

显然，尼克福罗斯·乌拉诺斯熟悉关于“围城”的经典文献，其中描述了希腊时代精巧的装备、移动的塔楼、摇摆的攻城梯、龟甲阵等，“这是我们这一代人从未见过的”。但是，在非常矛盾地补充说所有这些设备其实最近都被试过之后，他断言，如果操作得当，挖墙法比所有这些设备都更有效。

如果围困行动一切顺利，被围困的敌人将寻求有条件投降，放弃要塞，但不被侵犯。除非有一支救援部队正在逼近，同时驻军规模庞大，力量强大，这个提议才会被接受。否则，要塞将最终被攻占，以使其他要塞和堡垒内的守卫者士气低落：“消息将传遍各地，而你打算攻击的叙利亚其他要塞将……主动投降……而不作任何抗争。”[110]

接下来，在第66章中，尼克福罗斯·乌拉诺斯研究了轻型步兵的战术，包括弓箭手、标枪投掷者和吊索兵，他们通常被安置在重型步兵的后面，它们可以得到保护，前方部队也能得到飞箭的支持。但轻型步兵也可以在崎岖的地势上被部署在侧翼，对抗敌人的包围，或视情况而定部署在其他位置。在重型步兵进入战场纵深的情况下，他们也必须被安置在一边的侧翼或两边侧翼处，因为他们在后方发射飞箭的话就会造成自相残杀的伤亡。最后，轻型步兵可以在位置上短暂地领先于重型步兵，用飞弹击退敌人的骑兵。[111]

在战场上定位骑兵的关键战术选择是队形的横/纵比例。深入又狭窄的部署可以掩盖部队的真实规模，并对敌军发起突然袭击；军队还可以不那么明显地穿越受限通道。由一条线构成的没有纵深的队形，对于携带俘虏和抢掠无人守卫的地方是有用的，但在战场上却是毫无用处的。[112]

我们在文中读到了守夜者卫队（Viglatores），这里指的是看守人，而不是名为守望军团（Vigla）的皇家警卫团的成员（来自罗马的非精英卫士、市政警卫和消防员）。这些守望军团要在离营房很远的地方生火，这样他们就能在黑暗中靠近敌人，并发现敌人；他们应该把马阉割掉，这样马就会比较安静。因为守夜者卫队驻扎在营外，所以他们可能成为敌人的目标，必须为此做好准备。[113]

战争很少结束，因为失败者在身体上被摧毁了，或者被包围了，他们别无选择，只能投降或战斗至死。在大多数情况下，是输家决定战争的结果，只有失败者才会选择在穷途末路的情况下撤退以避免更多的损失。这种情况最有可能发生在战斗持续了一段时间之后，双方的部队都已精疲力竭，一方意外地得到了新部队增援，即使是很少的部队。（现代的一个例子是，以色列第七旅在1973年10月战争中面对叙利亚连续四个师的推进，与之进行了史诗般的战斗：经过大约70个小时的不停战斗，在只有7辆坦克来增援以色列人的时候，叙利亚人突然开始撤退，而那时，以色列人甚至已经无法保持清醒了。）

平衡的秘诀有时是物质上的，有时是心理上的，但更常见的是两者兼而有之，这就是为什么所有明智的将军总是保持一支后备力量，不管它多么小，即使这削弱了剩下的战斗力量；新的力量进入战场，特别是在出乎意料的情况下，能够收获比从一开始就保持同样力量大得多的效果。

尼克福罗斯·乌拉诺斯推荐了一种利用这种差异的策略。如果将军（这里指陆军指挥官）在等待未能到达的增援部队，他可以派出一支特遣队，要秘密地将其派遣出去。随着战斗的进行，分遣队可以被召唤回来，“带着热情”参加战斗。敌人会认为增援部队已经到达，并可能撤出战斗。[114]

关于战斗前夕的行动，作者对将军的建议呼应了奥纳桑德著作的观点，但作者凭借相当丰富的战斗经验对其观点进行了修正。夜间，将军应派遣一些骑兵部队［文本中提到的是皇家近卫团，但显然其意思是分遣队］到敌人的后方去，早晨时敌人就会因看到他们而感到不安。[115]

克卡曼诺斯（Kekaumenos）的《战略》（Strategikon）

根据阿尔方斯·戴恩和德·福柯（De Foucault）的说法，我们在这里探讨的最后一项研究，是11世纪的克卡曼诺斯的《战略》，他甚至不属于标准的拜占庭战略家，这是一本万能的建议类著作，因为它只有一部分内容涉及军事问题。[116]这是事实，而且“战略”这个标题是由该著作的第一位现代编辑添加的，而不是其独特手稿中固有的。[117]

缺乏对文本的其他考据尤其令人遗憾，因为手稿是由一名僧侣抄写员抄写的，他显然不懂他在写什么，因此历任编辑不得不面对许多严重错误，甚至是毫无意义的字符序列。[118]

文本的组成本身也是有问题的，因为它从一个主题徘徊到另一个主题，然后又重复了很多次；另外，它是用同时代希腊口语写成的，未受如此多拜占庭文本强迫性的古典主义倾向影响，由此也产生了文本上的模糊性。

但这本书最有趣的特点是它的观点：就像其他军事手册一样，无论是作为战地指挥官还是军区负责人，它是针对战略性目标的，但它唯一的关注点不是帝国的权力和荣耀，而是战略目标的事业和个人荣誉——这是对年轻人，也是他的一位亲戚的忠告。[119]

例如，该著作从传统理念开始了我们熟悉的说教。是的，战略部队必须谨慎，但没有任何理由对军队的安全表示担忧。“如果你想保卫你的军队，你为什么要进入敌人的领土？”[120]

但作者在当时提出的建议并不是在谨慎和大胆之间寻求一条折中之道——例如奥纳南德等人关于安全的建议——而是把注意力放在真正重要的事情上：个人声誉、个人荣誉。[121]

当再次讨论如何管理一个军区，将军应如何处理他的非军事职务时，克卡曼诺斯的提议是明确的：“永远不要接受一个行政官职，包括税收——你不能同时为上帝和财神服务。”[122]需要税收的是帝国。

当克卡曼诺斯提出他关于“阅读”的建议时也有同样的动机：“阅读书籍、历史、教会经文。不要反对，且认为‘一个士兵能从教会的教条和书籍中得到什么好处？’它们肯定是有用的。”克卡曼诺斯随后指出，圣经中充满了战略性的建议，甚至在新约中也有箴言。但他接着谈到了真正的动机：“我希望你唤起每个人对你的勇敢、谨慎和文化的钦佩。”[123]

克卡曼诺斯并不是一个启蒙运动时期的愤世嫉俗者，而是一个拜占庭式的人物，因此文本中包含了对上帝由衷的，当然也是真诚的召唤，但毫无疑问，他平静地写道，帝国的命运不如他学生的个人成功重要——他非常清楚地意识到这一点：“这些忠告在任何其他战略著作中都找不到。”[124]

也许这种解释掺杂了个人因素，但它可能也间接反映了帝国的堕落状况。最近的编辑认为这部作品写作的年代非常近，在1075年到1078年，因为它提到迈克尔七世杜卡斯（Michael Ⅶ Doukas，1071～1078年在位）作为皇帝进行统治，君士坦丁堡的族长希菲里努斯（Xiphilinus，1065～1075年在位）那时已经死了。[125]

半个世纪前，当巴西尔二世于1025年去世时，他留下了一个取得了巨大胜利的帝国，这个帝国从北向西扩张到巴尔干半岛和意大利，向东扩展到美索不达米亚和高加索地区——入侵西西里岛似乎迫在眉睫。但50年在国际政治中是一段很长的时间，特别是对拜占庭人来说，他们永远暴露在中亚地区新来者的面前。几个世纪以来，突厥民族一直沿黑海以北的草原走廊向西迁移，其威胁有时甚至越过多瑙河边界，但最近他们一直向南迁移，转向去掠夺伊朗和美索不达米亚的财富，并沿途皈依了伊斯兰教。一些人加入了反对基督教帝国的圣战，他们是雇佣兵、奴隶士兵或阿拉伯人领导下的狂热分子。但是，随着土耳其的战士首领在从阿富汗到埃及的伊斯兰教中心地带逐渐夺取了阿拉伯统治者的权力，他们的防御状况也随之改变。塞尔柱突厥王朝的阿尔普·阿斯兰已经统治了伊朗，从奥克斯（Oxus，Amu Darya）直到幼发拉底河的美索不达米亚，他于1071年8月在曼齐克特击败并抓获了罗曼诺斯四世（1067～1071年在位），为他的众多突厥追随者进入安纳托利亚开辟了道路。如果该书确实创作于1075年至1078年，那么克卡曼诺斯是在帝国的灾难时期写作的，因为安纳托利亚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帝国本身，如今，除了西部边缘外，它几乎都处在塞尔柱突厥的统治之下了。[126]

尽管该著作具有明显的非文学风格，但也许克卡曼诺斯的作品只是从文学而不是从实际经验中衍生出来的作品。但从战略部分（第24节）的开头来看，这本书似乎反映了真实的军事经验：关于敌人能力和意图的情报是绝对必要的——没有它，就不可能取得好的战果。

因此，负责军队的战略指挥官首先被命令雇用大量“可靠和有活力”的间谍。文中使用的术语是“konsario”，来源于“cursatore”或“prokoursatore”，其意思是早期文本中的侦察或突袭轻骑兵，但在这种情况下，这些人还应该充当秘密特工——事实上，下面的文本中规定，每个人都必须单独工作，与其他同事保持陌生，否则，如果一个人被抓获（并由敌人成功审问），[127]我方就会失去所有的人。间谍是不够的，还必须有8个、9个、10个甚至更多单位的侦察队（sinodikoi）。只有间谍才有希望进入敌人的总部或统治者的宫殿去偷取或至少偷听到战争计划，但侦察人员需要侦察、监视和报告敌人实际已经在进行的活动。当侦察队表现出色时，指挥官应该慷慨地给予他们礼物，并且经常和他们交谈——观察他们中谁是坦诚的，谁在撒谎。但指挥官不能和他们分享他的计划。

接下来的建议反映了帝国的痛苦经历，包括曼齐克特之战——尽管是叛国和叛变决定了这场战斗的结果，但缺乏信息也是原因之一：

每天尽一切可能找出敌人在哪里，他们在做什么。

接着是另一条可悲的建议：

即使敌人不狡猾，也不要低估他们——要像对待聪明人那样对待他们。[128]

当谈到战争中的作战方法时，严格地说，克卡曼诺斯极为正统地重复了自莫里斯《战略》以来所有作战手册中的建议，这一建议包含了拜占庭独特战争风格的精髓：不断地收集周围的情报，奋力作战，但只进行小规模的战斗，避免为决定性的胜利而进行全面的战斗，因为没有这样的事情——只有短暂的喘息，当双方都为昨天的损失感到痛心时，下一个敌人又即将到来。

不过一旦投入战斗，就不会撤退，因为撤退会使部队士气低落。因此，在战斗之前，必须用小规模的攻击对敌人进行试探和测试，以确定他们的实力，并了解他们是如何战斗的——因为可能面临的是一个帝国之前从未交手过的全新敌人——这是对曼齐克特之战的又一次反省。克卡曼诺斯熟悉军事经典，并希望他的读者也了解这些经典——不管怎么说，这就是他不写战争理论的原因。[129]

相反，在敌人部署部队之前，我们敦促指挥官先明确敌人的种族，因为一些民族传统上以一个方阵战斗，另一些民族则以两个方阵战斗，还有一些民族仍然以开放秩序战斗。作者写道，最好的战斗阵型是罗马式的，但没有给出这种判断的理由，很可能是因为罗马人在所有军事领域的优势都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

著作全文基调都是温和的，但作者在有一点上言辞激烈：他赞成对一名指挥官判处死刑，因为他对敌人入侵其营地感到惊讶。众多哨兵被派往四周，即使在最不可能发动攻击的地方也是如此，因为指挥官永远不应该说，“我没有预料到（周边）那部分会受到攻击”，对此的回答是，“你有敌人吗？”如果是这样的话，你怎么能不想到最坏的意外情况呢？[130]这篇叙述呼应了以前作战手册的观点，但也可能是个人经验的反映（就像我自己的情况一样）：派哨兵比全军每晚都保持清醒要容易得多，即使什么事都没发生过——当然，除了在哨兵熟睡的那个晚上。

作者提到如下一系列禁令（第32～33节）：“不要低估敌人，因为他们是野蛮人（文本中提到的词是‘民族’，而不是野蛮人），因为他们也有理性、天生的智慧和狡猾的力量”；“如果遇到意想不到的事情，也要勇敢地给下属以勇气。你若惊慌失措，谁能领导，谁能激励军队呢？”至于处理访问营地的特使问题，克卡曼诺斯重复了拜占庭常见的程序：

他们应该在地势低洼的地方扎营，一个可靠的人必须和他们待在一起，这样他们就不能窥探你的军队。未经允许，他们不得闲逛或与任何人交谈。此外，如果有什么真正重要的事情，千万不要让他们进来，而是读他们的信，并回信，送他们华丽的礼物……他们会称赞你的。[131]

这些都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主题，但文中也有一些对“原创思想”的有趣叙述，对于现代人来说，这种说法很常见，即人们永远被告知，彻底改造所有的东西是多么聪明，但在拜占庭文化中最不寻常的是：

如果你确信你所反对的人的首领（archenos）是狡猾的，那么要警惕邪恶的权谋。你也应该想出对策——不只是从古人那里学来的——而且要发明新的。

克卡曼诺斯和后人一样尊敬古人，但显然认为有必要为他的读者们解惑。[132]

克卡曼诺斯再次与未指明的古人——这次不是奥纳桑德——发生冲突，因为他反驳了这样的建议，即一支从战场上撤出的军队应该被禁止参战三年：

我反而认为：“如果你马上就能征集到四分之一的军队，即使你的军队没有那么可怖，你也可以得到那些你能够聚集起来对抗敌人的人。当然不是正面进攻，而是主动从后方或侧翼开始进攻，无论白天还是晚上。”

这是一个很好的建议，因为正如克卡曼诺斯所说，赢得战斗的敌人将放松警惕，你可以出其不意发动攻击，失败可能会变成胜利。[133]（这就是德国军队在1943年开始击败越来越多的人，并在军队数量上超过敌军，从而延长了它对前进中苏联红军的抵抗的原因。正如克卡曼诺斯所规定的那样，它习惯于在遭受失败后立即反击。无论是物质上还是心理上，没有什么比这更困难的了——部队士气低落，组织混乱，补给不足——但没有比此时反击更有效的了，因为这会削弱敌人的势头。红军在突破后冲向前方，遭遇了最后一批惊慌失措逃跑部队的反击。拿着手枪的军官们会给撤退的部队发出临时警报，命令他们发动反击，这往往会给敌我造成不成比例的伤亡。因此，德国军队的优秀军官们为他们溃败的战友赢得了更多的时间，他们在战争的那一年里杀死了大部分的敌人，这是一种纯粹的战术技能。）

这条建议本身就表明，无论身份如何，无论是否有军事经验，克卡曼诺斯都了解战斗的动态发展。

下面的这几页文本中弥漫着冷血的现实主义色彩，最能说明这一点的，是作者关于如何对付以攻击相威胁进而索要黄金的敌人特使的建议：付钱给他们，因为这些损失将小于对帝国领土造成的损害，而且，战斗永远是一场赌博。[134]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即使罗马人非常强大，如果收买敌人比作战的代价小，他们总是更愿意收买敌人——美国众议员罗伯特·古德洛·哈珀（Robert Goodloe Harper）的口号是“宁在国防开支上花费数百万金钱，也不用一分钱为敌人进贡”，但这句口号不是为拜占庭人准备的。自从他在1798年6月18日说出这句话以来，确实已经有数百万国防开支被花掉了。罗马人和拜占庭人没有那么浪漫主义，但是克卡曼诺斯却更进一步：“拒绝敌人要我们放弃领土的要求，除非……他接受成为你的臣民并向你进贡”；如果敌人接受了这样的条件，就成了封建附属的事情了，“如果有迫切的需要”的话，或许——情况会变得更糟。换句话说，做你能做的事。[135]

当敌人仍然藏身一个设防的城市时，克卡曼诺斯对进攻更加乐观：“如果你不知道他们力量的大小，相信我，他们只有很少的人和不够充足的力量。”他的建议是，向这个戒备森严的城市派出突击骑兵（konsarios）——曾经的奔行者骑兵（cursatores/prokoursatores）的最新版本，要找到一条进入戒备森严的城镇的通道——“不要相信任何人所说的没有办法进去——这么大的一块区域怎么能完全处于监视之下呢？”一旦找到了入口，不要直接进入，而是在敌人面前保持队形，同时派一些富有领导力的人进入城内，他们一旦进去，就会用烟或火来发出信号。然后开始攻击。[136]

在拜占庭的战略家中，克卡曼诺斯是一个较不起眼的人物，但他的著作，包括所有这些聊天式的闲谈，仍旧表明拜占庭有着充满活力的军事文化，那里的军人应该阅读军事著作，甚至自己也写上一篇。这使拜占庭人在面对无休止的战争变迁时具有真正的优势：他们比敌人有更广泛的程序、战术和作战方法，这样他们就不会经常感到惊讶，而他们自己却能更经常地以一种战术、作战方法或未知的战略使他们的敌人感到惊讶。

[1] 不仅如此，根据Eric McGeer：“Nikephoros Phokas composed the Praecepta Militaria，his notes formed the basis for the De Velitatione. In George T. Dennis，ed.，Three Byzantine Military Treatises （pp. 137-239，“Skirmishing”）. Washington，D.C.：Dumbarton Oaks，1985.，and his call for a treatise on campaigning in the west inspired the De re militari”；Eric McGeer，Sowing the Dragon’s Teeth：Byzantine Warfare in the Tenth Century （1995），p.178。

[2] 请参阅“Tradition et modernité dans le corpus de tacticiens” in Gilbert Dagron and Haralambie Mihǎescu，Le trait é sur la gu érilla （De velitatione） de l’empereur Nic éphore Phocas （963-969）（1986），from p.139。

[3] John F.Haldon，ed. and trans.，Constantine Porphyrogenitus：Three Treatises on Imperial Military Expeditions （1990），pp.95-97. Haldon对编辑过程的复原是完全有说服力的。

[4] De Velitatione. In George T. Dennis，ed.，Three Byzantine Military Treatises （pp. 137-239，“Skirmishing”）. Washington，D.C.：Dumbarton Oaks，1985.，in George T. Dennis，ed.，Three Byzantine Military Treatises （1985）（之后被称作De Velitatione. In George T. Dennis，ed.，Three Byzantine Military Treatises （pp. 137-239，“Skirmishing”）. Washington，D.C.：Dumbarton Oaks，1985.）. In noting the work，Alphonse Dain，“Less tratégistes byzantins”（1967），p.369，concludes：“Ilmériteraitune traduction et un commentaire.” Dennis 负责地提供了一个转换；Dagron和Mihǎescu 在他们最新编辑的文本中添加了一个详细的评估。

[5] 关于概述，参见Ralph-Johannes Lilie，“The Byzantine-Arab Borderland from the Seventh to the Ninth Century，” in Florin Curta，ed.，Borders，Barriers，and Ethnogenesis：Frontiers in Late Antiquity and the Middle Ages （2005）.

[6] Clinton Bailey，Bedouin Poetry from Sinai and the Negev （1991），from p.253包括现代贝都因人的战争诗歌。

[7] Dennis，Three Byzantine Military Treatises，p.147.

[8] De Velitatione. In George T. Dennis，ed.，Three Byzantine Military Treatises （pp. 137-239，“Skirmishing”）. Washington，D.C.：Dumbarton Oaks，1985.，1，p.151 n.1：1 Byzantine mile = 1574 meters = 0.978 standard miles.

[9] De Velitatione. In George T. Dennis，ed.，Three Byzantine Military Treatises （pp. 137-239，“Skirmishing”）. Washington，D.C.：Dumbarton Oaks，1985.，2，p.153；评论，p.153 n.1.查士丁尼的法典，47.18，is in De effractoribus et expilatoribus.

[10] De Velitatione，2，p.153. 关于亚美尼亚军区的论述，参见Dagron and MihÝescu，Le traité，from p.247.

[11] De Velitatione. In George T. Dennis，ed.，Three Byzantine Military Treatises （pp. 137-239，“Skirmishing”）. Washington，D.C.：Dumbarton Oaks，1985. 2，p.153.

[12] De Velitatione. In George T. Dennis，ed.，Three Byzantine Military Treatises （pp. 137-239，“Skirmishing”）. Washington，D.C.：Dumbarton Oaks，1985.，4，pp.157-158.

[13] Jak Yakar，Ethnoarchaeology of Anatolia：Rural Socio-Economy in the Bronze and Iron Ages （2000）.

[14] De Velitatione. In George T. Dennis，ed.，Three Byzantine Military Treatises （pp. 137-239，“Skirmishing”）. Washington，D.C.：Dumbarton Oaks，1985.，4，pp.157-159.

[15] Bk.ii.2，in Alice-Mary Talbot and Denis F.Sullivan，trans.，The History of Leo the Deacon：Byzantine Military Expansion in the Tenth Century （2005），p.72.

[16] Bk.ii.2，in Alice-Mary Talbot and Denis F.Sullivan，trans.，The History of Leo the Deacon：Byzantine Military Expansion in the Tenth Century （2005），p.74.n.26.

[17] Bk.ii.4，ibid.，pp.74-75.

[18] Dagron and Mihǎescu，Le traité，from p.198，甚至描述了运筹方式和战术（“dispositifs de combat”）.

[19] De Velitatione. In George T. Dennis，ed.，Three Byzantine Military Treatises （pp. 137-239，“Skirmishing”）. Washington，D.C.：Dumbarton Oaks，1985.，7，p.163.

[20] 有关概述，参见Daniel Pipes，Slave Soldiers and Islam：Genesis of the Military System （1981）。

[21] De Velitatione. In George T. Dennis，ed.，Three Byzantine Military Treatises （pp. 137-239，“Skirmishing”）. Washington，D.C.：Dumbarton Oaks，1985.，7，p.162.

[22] 黑色护甲：正文中的Epanoklibana，其他地方的epilorika=在klibanion之上；最初是一种护甲，后来指任何盔甲，或Lorika，最初是按比例缝制的护甲（Lorica Squamata），或相互连接的板层护甲，或链甲（Lorica Hamata）。De Velitatione. In George T. Dennis，ed.，Three Byzantine Military Treatises （pp. 137-239，“Skirmishing”）. Washington，D.C.：Dumbarton Oaks，1985.，7，p.167；2。

[23] De Velitatione. In George T. Dennis，ed.，Three Byzantine Military Treatises （pp. 137-239，“Skirmishing”）. Washington，D.C.：Dumbarton Oaks，1985.，9，p.169.

[24] De Velitatione. In George T. Dennis，ed.，Three Byzantine Military Treatises （pp. 137-239，“Skirmishing”）. Washington，D.C.：Dumbarton Oaks，1985.，p.173. 参见Philip Rance，“The Fulcum，the Late Roman and Byzantine Testudo：The Germanization of Roman Infantry Tactics？” （2004），265-326.

[25] De Velitatione. In George T. Dennis，ed.，Three Byzantine Military Treatises （pp. 137-239，“Skirmishing”）. Washington，D.C.：Dumbarton Oaks，1985.，10，p.175.

[26] De Velitatione. In George T. Dennis，ed.，Three Byzantine Military Treatises （pp. 137-239，“Skirmishing”）. Washington，D.C.：Dumbarton Oaks，1985.，11，p.183.

[27] De Velitatione. In George T. Dennis，ed.，Three Byzantine Military Treatises （pp. 137-239，“Skirmishing”）. Washington，D.C.：Dumbarton Oaks，1985.，12，p.187.

[28] De Velitatione. In George T. Dennis，ed.，Three Byzantine Military Treatises （pp. 137-239，“Skirmishing”）. Washington，D.C.：Dumbarton Oaks，1985.，16，p.201.

[29] De Velitatione. In George T. Dennis，ed.，Three Byzantine Military Treatises （pp. 137-239，“Skirmishing”）. Washington，D.C.：Dumbarton Oaks，1985.，17，pp.206-207.

[30] De Velitatione. In George T. Dennis，ed.，Three Byzantine Military Treatises （pp. 137-239，“Skirmishing”）. Washington，D.C.：Dumbarton Oaks，1985.，19，p.215.

[31] De Velitatione. In George T. Dennis，ed.，Three Byzantine Military Treatises （pp. 137-239，“Skirmishing”）. Washington，D.C.：Dumbarton Oaks，1985.，p.217.

[32] H.J.Scheltema，“ByzantineLaw，” in J.M.Hussey，ed.，The Cambridge Medieval History，vol.4：The Byzantine Empire，pt.2 （1967），from p.73.

[33] De Velitatione. In George T. Dennis，ed.，Three Byzantine Military Treatises （pp. 137-239，“Skirmishing”）. Washington，D.C.：Dumbarton Oaks，1985.，20，p.221.

[34] De Velitatione. In George T. Dennis，ed.，Three Byzantine Military Treatises （pp. 137-239，“Skirmishing”）. Washington，D.C.：Dumbarton Oaks，1985.，21，p.223.

[35] Campaign Organization （formerly De re militari），in George T. Dennis，ed.，Three Byzantine Military Treatises （1985）（之后被称作Campaign Organization）. 也可参见Rudolf Vary，Incerti Scriptoris Byzantini Liber de rei militari （1901）.

[36] 希腊文本的第12行，p.246；translated as “regular soldiers” in Dennis，Three Byzantine Military Treatises，p.247.

[37] Dennis，Three Byzantine Military Treatises，p.242.

[38] 希腊文本的第99行，p.250；Campaign Organization （formerly De re militari）. In George T. Dennis，trans.，Three Byzantine Military Treatises. Washington，D.C.：Dumbarton Oaks，1985.，no.1，p.251.

[39] Dennis，Three Byzantine Military Treatises，p.256 n.12. Harald Ⅲ Sigurdsson “Hardrada”从Michael Ⅳ the Paphlagonian （1034-1041）那里接受了manglavites的头衔，原因是他对西西里的开拓。

[40] Alpha 121. Campaign Organization （formerly De re militari）. In George T. Dennis，trans.，Three Byzantine Military Treatises. Washington，D.C.：Dumbarton Oaks，1985.，no.1，p.253.

[41] Alpha 121. Campaign Organization （formerly De re militari）. In George T. Dennis，trans.，Three Byzantine Military Treatises. Washington，D.C.：Dumbarton Oaks，1985.，Beta from 18，p.263.

[42] 但这位出色的编辑写道（p.265 n.1）：“The hoplitarch 似乎在战役中可以命令步兵。”

[43] Campaign Organization （formerly De re militari）. In George T. Dennis，trans.，Three Byzantine Military Treatises. Washington，D.C.：Dumbarton Oaks，1985.，no.8，p.275.

[44] Iota （Zeta is repeated） 31. Campaign Organization （formerly De re militari）. In George T. Dennis，trans.，Three Byzantine Military Treatises. Washington，D.C.：Dumbarton Oaks，1985.，no.10，p.281；and Lamda Alpha，5-9，ibid.，no.31，p.325.

[45] Not quite an hapax legomenon：编辑可以引用（p.283 n.2）单独的1079号文件，其中malartioi 毫无帮助地被与kontaratoi （lance carriers）相提并论，但总体来说还是“士兵”的意思。

[46] Campaign Organization （formerly De re militari）. In George T. Dennis，trans.，Three Byzantine Military Treatises. Washington，D.C.：Dumbarton Oaks，1985.，no.13，p.285.

[47] Iota eta，from 22. Campaign Organization （formerly De re militari）. In George T. Dennis，trans.，Three Byzantine Military Treatises. Washington，D.C.：Dumbarton Oaks，1985.，no.18，p.293.

[48] Iota eta，from 22. Campaign Organization （formerly De re militari）. In George T. Dennis，trans.，Three Byzantine Military Treatises. Washington，D.C.：Dumbarton Oaks，1985.，no.19，pp.293-295.

[49] Iota eta，from 22. Campaign Organization （formerly De re militari）. In George T. Dennis，trans.，Three Byzantine Military Treatises. Washington，D.C.：Dumbarton Oaks，1985.，no.21，from p.303.

[50] Ioannis Scylitzes，A Synopsis of Histories，811-1057 AD，trans. John Wortley；“John Tzimiskes，” sec.4，p.155.

[51] Campaign Organization （formerly De re militari）. In George T. Dennis，trans.，Three Byzantine Military Treatises. Washington，D.C.：Dumbarton Oaks，1985.，no.27，pp.317-319.

[52] Campaign Organization （formerly De re militari）. In George T. Dennis，trans.，Three Byzantine Military Treatises. Washington，D.C.：Dumbarton Oaks，1985.，no.28，pp.319-321.

[53] John F.Haldon，Byzantine Praetorians：An Administrative，Institutional and Social Survey of the Opsikion and Tagmata，c.580-900（1984），from p.256.

[54] Campaign Organization （formerly De re militari）. In George T. Dennis，trans.，Three Byzantine Military Treatises. Washington，D.C.：Dumbarton Oaks，1985.，no.29，p.321.

[55] Lamda beta from 16. Campaign Organization （formerly De re militari）. In George T. Dennis，trans.，Three Byzantine Military Treatises. Washington，D.C.：Dumbarton Oaks，1985.，no.32，p.327. The reference may be to De Velitatione. In George T. Dennis，ed.，Three Byzantine Military Treatises （pp. 137-239，“Skirmishing”）. Washington，D.C.：Dumbarton Oaks，1985..

[56] McGeer，Sowing the Dragon’s Teeth，composition p.178，text from p.13，当中的评论和分析很有价值。以前只有拜占庭人J.A.库拉科夫斯基（J.A. Kulakovsky）所著的1908年版的唯一现存手稿（Mossquensis Gr.436），而现在，乌克兰人并没有不公正地宣称拥有它。

[57] McGeer，Sowing the Dragon’s Teeth，p.62nn.20-23；tzerboulianoi 开始具有贬义。

[58] One spithame=23.4 厘米.

[59] McGeer，Sowing the Dragon’s Teeth，p.63 nn.29-31.

[60] McGeer，Sowing the Dragon’s Teeth，p.63 n.32.

[61] Praecepta Ⅰ.25-26，in McGeer，Sowing the Dragon’s Teeth，p.15 para.3.

[62] Praecepta，Ⅱ.2-4，in McGeer，Sowing the Dragon’s Teeth，p.23 para.1.

[63] Praecepta，Ⅰ.33-38，in McGeer，Sowing the Dragon’s Teeth，p.15 para.4.

[64] Praecepta，Ⅰ.62ff，p.17.McGeer的注释（摘自第64页注83），必须澄清某些地方的文本错误；例如，重矛的长度被说成是两个或两个斯皮塔美（0.46米至0.58米），这长度远远不够。

[65] Giorgio Ravegnani，Soldati di Bizanzio in Eta Giustinianea （1988），p.46.

[66] Praecepta I.119-125，in McGeer，Sowing the Dragon’s Teeth，p.19 para.11.

[67] Taktika，56，82-85，in McGeer，Sowing the Dragon’s Teeth，pp.93 and pp.210，清晰明确。

[68] Praecepta I.116-119，in McGeer，Sowing the Dragon’s Teeth，p.19 para.10.

[69] Praecepta，I.75ff.，in McGeer，Sowing the Dragon’s Teeth，p.17 para.8.

[70] Contra：M.P. Anastasiadis，“On Handling the Menavlion” （1994），pp.1-10，cited at p.349 n.86. But see J.F. Haldon，Byzantium in the Seventh Century：The Transformation of a Culture （1990），p.218.

[71] Praecepta I.137，in McGeer，Sowing the Dragon’s Teeth，p.21 para.14.

[72] McGeer，Sowing the Dragon’s Teeth，pp.65，150-155nn.

[73] Paul E. Chevedden，“Artillery in Late Antiquity：Prelude to the Middle Ages” （2007），p.137.

[74] Paul E. Cheveddent，“The Invention of the Counterweight Trebuchet：A Study in Cultural Diffusion” （2000），pp.72-116；关于对the cheiromangana of Praecepta Militaria 的识别，p.79；also p.10 n.144.

[75] Paul E. Cheveddent，“The Invention of the Counterweight Trebuchet：A Study in Cultural Diffusion” （2000），p.114.

[76] Michael Whitby and Mary Whitby，The History of Theophylact Simocatta （1986），bk.2，16.10-11；Cheveddent，“Invention of the Counterweight Trebuchet，” p.75 and n.9.

[77] In his Miracula St. Demetrii. 此处只是较小程度的借鉴Cheveddent，“Artillery in Late Antiquity，” p.74，itself from P.Lemerle，ed.，Les plus anciens recueils des miracles de saint D ém étrius et la p én étration des Slaves dans les Balkans （1979），p.1：154.

[78] Praecepta Ⅱ.2-13，in McGeer，Sowing the Dragon’s Teeth，p.23 para.1-2.

[79] Praecepta，Ⅱ.20-23，in McGeer，Sowing the Dragon’s Teeth，p.23 para.3.

[80] Praecepta，Ⅳ.7-11，in McGeer，Sowing the Dragon’s Teeth，p.39 para.1-2.

[81] Praecepta，Ⅲ.53ff.，in McGeer，Sowing the Dragon’s Teeth，p.37 para.7.

[82] Praecepta，Ⅲ.46-53，in McGeer，Sowing the Dragon’s Teeth，p.37 para.6.

[83] Tentatively translated as mail （“chain-mail”）在McGeer，Sowing the Dragon’s Teeth，p.70 n.29，的著作中，临时翻译为mail（“chain-mail”），在词汇表中，参见p.370，但是丝绸和棉衣显然可以支撑标准的盔甲，原因是链子不需要支撑（Ⅲ.27-30，p.35 para.4）。关于另一种观点，参见Timothy Dawson，“Kremasmata，Kabadion，Klibanion：Some Aspects of Middle Byzantine Military Equipment Reconsidered” （1998），pp.38-50.

[84] Praecepta Ⅲ.36-46，in McGeer，Sowing the Dragon’s Teeth，p.37 paras.4-6.

[85] Praecepta，Ⅳ.1，in McGeer，Sowing the Dragon’s Teeth，p.39 para.1.

[86] Praecepta，Ⅳ.17-22，in McGeer，Sowing the Dragon’s Teeth，p.41 para.2.

[87] Praecepta，Ⅳ.29ff，in McGeer，Sowing the Dragon’s Teeth，p.41 para.3.

[88] Praecepta，Ⅳ.106ff.，in McGeer，Sowing the Dragon’s Teeth，p.45 para.11.

[89] Greek text lines 204-205 in McGeer，Sowing the Dragon’s Teeth，p.50；English text：p.51 para.19.

[90] 《军事学》（Praecepta Militaria）的权威新编辑还提供了一项宝贵的战术分析，其中根据文本仔细重建了协同作用的具体方式。参见McGeer，Sowing the Dragon’s Teeth，esp.from p.294。

[91] Alphonse Dain，La “Tactique” de Nicephore Ouranos （1937），p.134.

[92] Skylitzes，“Basil II Bulgharoctonos，” sec.23，p.183.

[93] “A la suite d’une habile manoeuvre dont il pouvait voir le thème dans le manuels de tactique qui lui étaient familiers...，” Dain，La “Tactique，” p.135.

[94] Blass罗列了所有能够找到的经典文本。“Die griech. und lat. Handschriften in alten Serail zu Konstantinopel” （1887），pp.219-233，包括Constantinopolitanus Graecus 36 （p.225）.

[95] He adds the Sylloge Tacticorum；Dain，La “Tactique，” pp.42-43.

[96] For chaps.56-65，参见McGeer，Sowing the Dragon’s Teeth，pp.79-163；chaps.63-74 edited and translated by J.-A. De Foucault，“Douze chapitres inédits de la Tactique de Nicéphore Ouranos” （1973），pp.286-311.

[97] Taktika，from 63.1，in McGeer，Sowing the Dragon’s Teeth，p.143，改编。

[98] Taktika，from 63.12，in McGeer，Sowing the Dragon’s Teeth，p.143.

[99] Taktika，from 63.24，in McGeer，Sowing the Dragon’s Teeth，p.143.

[100] Taktika，from 63.5，in McGeer，Sowing the Dragon’s Teeth，p.145，其事实被描述成险恶的（p.165 n.36）；俄军抓捕德军进行审讯时也使用“抓住舌头”这一相同的表述。

[101] Taktika，from 63.84，in McGeer，Sowing the Dragon’s Teeth，p.147.

[102] Taktika，from 64.3，in McGeer，Sowing the Dragon’s Teeth，p.147.

[103] Taktika，from 64.42，in McGeer，Sowing the Dragon’s Teeth，p.149.

[104] Taktika，from 64.94，in McGeer，Sowing the Dragon’s Teeth，p.153.

[105] Taktika，from 64.94，in McGeer，Sowing the Dragon’s Teeth，p.153.

[106] 萨拉森（Saracen）一词最初是指托勒密西奈北部的一个部落，在此处取代阿加琳（Agarene）（哈加的后代，亚伯拉罕与之断绝关系的情妇）来形容阿拉伯人，因为“阿拉伯”这个术语通常指的是当时的贝都因人，很久之后才用于阿拉伯人中。Taktika，from 20～33，in McGeer，Sowing the Dragon’s Teeth，p.155.

[107] Taktika，65.55-64，Sowing the Dragon’s Teethp.157.

[108] Taktika，65.73-79，Sowing the Dragon’s Teethpp.158-159.

[109] Papyrus Erzherzou Rainer 558.

[110] Papyrus Erzherzou Rainer，65.162-165，p.163.

[111] Taktika 66，in De Foucault，“Douze chapitres，” pp.302-304.

[112] Taktika 68，in De Foucault，“Douze chapitres，”，pp.306-307.

[113] Taktika 69，in De Foucault，“Douze chapitres，”，pp.306-307.

[114] Taktika，72，in De Foucault，“Douze chapitres，”，p.308. 根据Dain的复原 （Dain，La “Tactique，” p.21），这段文章令人想起Praecepta Militaria，itself from Onasander 22.

[115] Taktika 73，De Foucault，“Douze chapitres，” pp.308-310.

[116] Alphonse Dain，“Les stratégistes byzantins，” ed. J.A. de Foucault （1967），p.373.

[117] Mosquensis Gr.436，1654年从位于Mount Athos的Iviron修道院购买，并一直存放于莫斯科。

[118] 我参考了最新的版本：Maria Dora Spadaro，ed. and trans.，Kekaumenos：Raccomandazioni e consigli di un galantuomo：StratÁgikon （1998）。第一位编辑（B.Wassiliewsky and V.Jernstedt，Cecaumeni “strategikon” et incerti scriptoris “de oficiis regiis libellus，” St.Petersburg，1896）身处第一波俄国拜占庭学浪潮中，该浪潮随布尔什维克革命而终结；第二位编辑 （G.G.Litavrin，Sovety I rasskazy Kekavmena Socinenie vizantijskogo polkovodka Ⅺ veka，Moscow，1972）则是1945年后复兴潮流中的一员。1945年后的复兴。

[119] Alexios G. C.Savvides，“The Byzantine Family of Kekaumenos” （1986-1987），pp.12-27.

[120] Secs.26，36-37；Spadaro，Kekaumenos，pp.66-68.

[121] Paul Magdalino，“Honour among the Romaioi：The Framework of Social Values in the World of Digenes Akrites and Kekaumenos” （1989），pp.183-218.

[122] Sec.52，4-5，Spadaro，Kekaumenos，p.88.

[123] Sec.54，19-24，p.88.

[124] Sec.54，26-27，p.88.

[125] Sec.54，26-27，p.88.

[126] 关于更广泛的视角（Cecaumeno e la societa’ bizantina），参见Spadaro，Kekaumenos，from p.19.

[127] Sec.24，Spadaro，Kekaumenos，p.65.

[128] Sec.25，p.67.

[129] Sec.28，p.69.

[130] Sec.30，p.70.

[131] Sec.36，p.75.

[132] Sec.34，pp.73-74.

[133] Secs.41.14-42.29，pp.78-79.

[134] Sec.46，p.83.

[135] Sec.47，p.83.

[136] Sec.49，p.85.

第十五章 战略机动：赫拉克勒斯击败波斯

在整个拜占庭历史上，最深刻、最大胆的军区级作战策略是在其濒临绝境的情况下形成的，这一策略能够于迫在眉睫的危难之中拯救帝国。它以萨珊波斯的彻底失败为终点。

公元603年，库斯劳二世带领萨珊波斯向帝国发动了最雄心勃勃和最成功的攻势。自224年萨珊王朝建立以来，由琐罗亚斯德教神甫萨桑（Sasan）的孙子阿达希尔（Ardashir）发起的所有战争都是为了控制两个帝国之间的边界：历史上的亚美尼亚，现在主要位于土耳其东北部；高加索地区；以及对两个帝国而言都更重要的，在底格里斯河以及幼发拉底河两侧的上美索不达米亚，现在位于土耳其东南部。在美索不达米亚的战线上，戒备森严的贸易城市伊德萨（现代的乌尔法，Urfa）、尼西比斯（努赛宾）、达拉［奥古兹（Oèuz）］和阿米达［迪亚巴克尔（Diyarbakir）］经历了一场又一场战争，反复易手。综合各方证据，尽管存在夸大和炫耀——根据阿米阿努斯·马尔切利努斯的说法——马塞兰二世（Shapur Ⅱ，309～379）曾给康斯坦提乌斯二世（Constantius Ⅱ）写过信，波斯人通过古代征服而控制了斯特里蒙河（Strymon）和马其顿地区（Macedonia）——但实际上大多数萨珊波斯统治者在战争野心上都是温和的。[1]尽管受到了强烈的怀疑，但他们也承认罗马帝国和拜占庭帝国是他们文明的邻居，不会遭到破坏——因此他们在美索不达米亚参战时大多满足于有限的收益。

图12 约226～651年，萨珊波斯帝国

但库斯劳二世的野心要大得多。他宣称其目标是要撤换掉皇帝福卡斯（Phokas，602～610），他谴责福卡斯是暴发户和篡位者——福卡斯确实如此，他通过指挥一支100人的队伍在叛乱中夺取了权力，当时他还是一名骑兵农兵团长（hekatontarchos）——用现代的术语来说，他是一名上尉，也许是一名连级军士长。为被谋杀的前任皇帝莫里斯（Maurikios，582～602）复仇是库斯劳二世所宣称的另一个理由，库斯劳二世再次实事求是地宣称，莫里斯是自己的赞助者和政治教父：年轻时，他曾在君士坦丁堡的宫廷里躲过萨珊王朝致命的政治阴谋。最后，库斯劳宣称自己的目标同样是宣传古代波斯的琐罗亚斯德教，即阿胡拉·马兹达（Ahura Mazda）的二元论崇拜，所谓的“光与善之神”。随着旧的异教教派的衰落，马兹达一度是罗马帝国与基督教最强劲的竞争对手。

库斯劳胜利的规模配得上他的野心。

610～611年，萨珊军队进入叙利亚并征服了帝国最大的城市之一安提俄克。[2]到那时，他们已经占领了伊德萨富饶的贸易中心——据说它的教堂为其提供了112000磅银币的战利品。[3]613年，萨珊波斯人占领了埃米萨（Emesa，Emesa，Hims）和大马士革，然后在614年南下占领耶路撒冷，在那里他们取得了著名的“真正的十字架”的碎片。其次是埃及，它是拜占庭税收和粮食供应最大的也是唯一来源：到了公元619年，亚历山大已经沦陷，萨珊完成了对埃及的征服。

萨珊波斯军队通过渗透核心领土安纳托利亚，更直接地威胁到帝国的生存。到了611年，他们在卡帕多西亚的凯撒利亚取得了重大胜利，626年，一支萨珊军队一路向西到达亚洲海岸，穿过博斯普鲁斯海峡，与君士坦丁堡直接相对，此时两者距离不到1英里。

拜占庭人也不能集中他们所有的力量对付波斯人，因为另一个强大的敌人已经越过巴尔干半岛进入色雷斯及其半岛，君士坦丁堡本也位于其上。正是为了应对200年前的匈奴入侵，拜占庭人修建了狄奥多西城墙，用护城河、城墙和战斗塔守卫着这座城市。在此之前，对许多入侵者来说，这是一道不可逾越的屏障，但是狄奥多西城墙并没有抵抗住626年7月在它前面安营扎寨的敌人。

在618～619年入侵色雷斯之前，阿瓦尔人的可汗已经击败了拜占庭的几支野战部队，并且已经占领了戒备森严的城市；在626年再次进攻君士坦丁堡之前，他们已经在620年和623年被金钱收买了。像他们之前的匈奴人一样，阿瓦尔骑兵可以用他们的复合弓箭穿透远距离的目标，但他们不仅仅是轻骑兵——他们还可以用长矛冲锋，像重型骑兵一样战斗。因此，他们可以进行两步攻击，首先威胁向敌人冲锋或直接发起冲锋，让敌人排列成靠拢的密集队形，然后持弓向密集的人群射出大量的箭。此外，阿瓦尔人除了对匈奴人的骑兵装备和战术（拜占庭人对此进行了专心模仿）进行重大改进外，他们还擅长围攻，建设和操控炮兵，或者至少是高效的投石机。在当时的著作《复活节编年史》中，我们读到，在626年“君士坦丁堡的围困”中，“阿瓦尔人”部署了：

一群相互接近的围攻机械……他［神憎恶的可汗］将他的各种投石机绑在一起（以求释放石块时机器保持稳定），并在外面用兽皮覆盖它们（保护其不受飞箭破坏）……又设置12个高耸的（移动）围城塔，这些塔几乎一直延伸到外垒，同样用兽皮覆盖。

有一种办法可以对付这种围城塔：海军水兵加入了守卫者的行列，其中一人“在墙上造了一根桅杆，挂一条小船，目的是借此烧毁敌人的围城塔”。[4]

我们后来从同一资料来源了解到，阿瓦尔人还建造了一排栅栏，作为一种包围圈，不给被围困者轻易反击的机会，并在墙外竖起了用兽皮覆盖的木塔，以保护攻城者不受飞箭伤害。[5]这足以证明，与大多数游牧民族不同，阿瓦尔人拥有攻击拜占庭防御工事所需的技术。

此外，像阿提拉之前和之后其他成功的草原势力领导者一样，626年到达君士坦丁堡城墙下的阿瓦尔的可汗在自己的阿瓦尔骑兵精英周围聚集了更多的其他部落战士，在当时，他的军队中有大量的日耳曼格皮德人和斯拉夫人。最后，可汗显然有他自己的情报和外交才能，因为他是从欧洲方向前来进攻君士坦丁堡的，当时一支一路推进到安纳托利亚西部边缘的萨珊军队正驻扎在亚洲海岸，就位于君士坦丁堡前方博斯普鲁斯海峡的对面。《复活节编年史》记载说，当一个来自君士坦丁堡的代表团去与“阿瓦尔人”进行谈判时，

可汗看见三个波斯人，他们穿着纯正丝绸做成的衣服，是由萨巴拉（Salbaras，Shahrbaraz，萨珊波斯军队的首领）派到他那里的，可汗安排他们在他面前坐下，而我们的使者则站着。他说：“看哪，波斯人打发一个使者来见我，要派3000人与我结盟。因此，如果你们每个人只准备在（君士坦丁堡）拿一件斗篷和一件衬衫来谈判，我们将与萨巴拉签订契约，因为他是我的朋友：向他投诚吧，他不会伤害你的；把你的城市和财产留给我。因为如果不这样做，你们是不可能得救的（因为阿瓦尔人和波斯人控制了博斯普鲁斯海峡两岸的所有土地），除非你们变成鱼，从海上离开，或者是鸟，飞上天空。[6]”

自610年从福卡斯手中夺取政权以来，赫拉克勒斯就一直试图抵抗库斯劳二世的进攻，时胜时负，有两次被迫完全撤退以对抗阿瓦尔人。最终的结果是，到了622年，除了其首都希腊，以及安纳托利亚未被入侵的部分领土之外，帝国所有剩余部分的领土都是零散的岛屿、沿海地区，以及北非、西西里、意大利和达尔马提亚海岸上驻防薄弱的城市——这些城市都没有真正有价值的税收或征兵来源。其结果是帝国的国库被耗尽了，而用贡品来安抚阿瓦尔可汗的徒劳则进一步耗尽了这一资源。面对阿瓦尔人及其大批斯拉夫战士和萨珊波斯人对君士坦丁堡形成的致命且直接的威胁，继续战斗所需的资金已所剩无几。西奥芬尼斯《编年史》记载了自创世以来的第6113年（公元622年），赫拉克勒斯所采取的极端措施：

他借了宗教机构的钱，还从大教堂拿走了烛台和其他圣事器皿，他铸造了大量的金币和银币（诺米玛金币，72个1磅；还有米利亚里西翁银币，12个可兑换1个诺米玛金币）。[7]

自从萨珊波斯于19年前的603年开始入侵，拜占庭的军队便一次又一次地遭受打击，导致失败、撤退，以及边防和城市防御的彻底崩溃。但显然，幸存的部队、部队的残余、退伍军人和新兵都聚集在赫拉克勒斯周围，赫拉克勒斯是否有能力带领他们走向胜利还完全没有得到证实，但他肯定能支付他们的军费。

这时，他发现军队处于极度懒散、懦弱、不守纪律和杂乱无章的状态，并分散在许多地方，他迅速地召集了所有的人。[8]

根据西奥芬尼斯的说法，通过强调敌人的邪恶来提升士气的机会并没有被皇帝忽视，他引用了赫拉克勒斯对军队的讲话，这对于赫拉克勒斯来说是非常熟悉的，但对于一个皇帝来说是不寻常的，哪怕只是通过激起他们的宗教怨恨来煽动他们：

我的弟兄们，孩子们，你们看，神的仇敌践踏我们的土地，使我们的城邑变为荒芜，焚烧我们的圣所……他们用充满激情的欢乐玷污了我们的教堂。

但训练是最重要的，不仅要学习个人的战斗技巧，还要以完整的阵型来进行全面的战斗训练，赫拉克勒斯的务实精神显然给我们的文献来源作者西奥芬尼斯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军队以同样的务实精神作战，就像赫拉克勒斯亲口向他转述了自己目睹的那个时代的军队一样（他于818年去世）。

（赫拉克勒斯）……组成了两个武装特遣队，喇叭手、护盾兵和穿盔甲的士兵各站在一边。当他把双方安排好后，他命令他们互相攻击：他们发生了激烈的对抗……看上去是战争的模拟场景。人们可以看到一种可怕的景象，但没有对危险的恐惧，没有导致流血的凶残冲突。[9]

那年晚些时候，赫拉克勒斯的新部队在安纳托利亚东南部与萨珊波斯军队的战斗中赢得了一些小型战役——或者可能只是小规模战斗——的胜利，但在623年，阿瓦尔人对君士坦丁堡的另一次进攻迫使他返回，但当他试图与阿瓦尔可汗谈判时，他自己都差点被俘虏了。

这座城市的郊区遭到了阿瓦尔人的抢劫和破坏，当然还有陆上封锁，但据我们所知，阿瓦尔人没有对君士坦丁堡发起坚决地攻击。无论如何，614年3月25日，赫拉克勒斯开始了他对萨珊波斯的第一次认真反攻。

那时，其他一切都已经试过了，包括试图通过进行谈判来与占统治地位的波斯人达成妥协。根据《复活节编年史》的说法，615年，在安提俄克城墙失守、叙利亚沦陷和耶路撒冷被占领之后，当波斯人第一次穿过安纳托利亚入侵到君士坦丁堡对面的马尔马拉海岸时，他们将一封信寄给了库斯劳二世，实际上接受了他的封建君主权位，因此拜占庭将成为波斯间接统治制度下的附庸国：

我们……对……上帝和陛下有信心……已经把你们的奴隶奥林匹斯（Olympius），最光荣的前执政官、贵族和教士，里昂特（Leontius），最光荣的前执政官、贵族和城市长官，还有阿纳斯塔西斯（Anastasius），（圣索菲亚大教堂）最受上帝爱戴的长老派到你们那里去了，我们恳求他们能以适当的方式被你们富足的力量所接纳。我们也请求你的宽恕，把我们最虔诚的皇帝赫拉克勒斯看作您真正的儿子，他渴望在一切事情上为你提供安稳服务。[10]

根据《亚美尼亚纪事》（Armenian Chronicle）的说法，赫拉克勒斯本人亲自给萨珊波斯的指挥官沙欣（Shahin）寄了信，声明自己愿意接受库斯劳的任命：“他若说：‘我要为你立一位王，任凭他安置，我们就接纳他。’”[11]

事实证明，这些和平提议都失败了，但615年他们没有对君士坦丁堡发动攻击，因为库斯劳的军队转而入侵埃及，其经济价值比被破坏和围困的君士坦丁堡大得多，而且更容易征服。

因此，直到622年，才记录下了库斯劳所谓的答复。这段被记录在亚美尼亚主教塞博斯的著作《亚美尼亚历史》中的文字似乎有意激起宗教愤慨。也许它被故意歪曲，也许它是赫拉克勒斯本人伪造，用来煽动民意，以增强拜占庭人民的抵抗。

从《以赛亚书》（Isaiah）和《诗篇》（Psalms）的引文中可以看出，这是一种宣传手段，或者至少是虚假的信息。也是库斯劳最不可能使用的语言，他的战争具有强烈的宗教色彩，他是“光明之神”，琐罗亚斯德教的崇拜者阿胡拉·马兹达（Ahura Mazda）对抗基督教帝国的斗争者：[12]

（我，库斯劳），在众神中，是全世界的君主和国王，以及伟大的亚拉玛兹德（Aramazd，阿胡拉·马兹达）的后代，我们无用且无足轻重的仆人赫拉克勒斯……

你招来了一群强盗，让我不得安宁。你声称相信你的上帝。那他为何不从我手中拯救（卡帕多西亚的）凯撒利亚、耶路撒冷和伟大的亚历山大？你岂不知我曾坐拥山川大海？所以，难道只有君士坦丁堡，是我将无法抹去的？[13]

伪造的可能性进一步增加了，因为信中的下一段似乎是为了加强赫拉克勒斯作为战争领导人的权威而作，因为信中为赫拉克勒斯提出的慷慨招降条件意味着他发动的战争是无私的：

然而，我要赦免你的一切过错。“起来，带着你的妻子和孩子到这里来。我要赐给你们产业，葡萄园，橄榄树，使你们可以谋生（以赛亚书，36.16～17）……”不要让徒劳的希望欺骗你。[14]

外交失败了，防御行动也失败了，这使阿瓦尔人和萨珊波斯的军队能够汇合到君士坦丁堡，赫拉克勒斯于624年3月25日带着他新训练的军队开始反攻。

安全的办法是把萨珊波斯军队一步一步地击退，越过整个安纳托利亚，回到美索不达米亚——君士坦丁堡所有的烛台和教堂的船只都不可能买下一支足够强大的军队，来向敌人发起一次拥有绝对力量的正面进攻。

此外，即使最初取得成功——考虑到部队的比例，这似乎不太可能——正面进攻也不可能长久胜利，因为它会让库斯劳得到充分的警告和充足的时间来召集散落在埃及和叙利亚的萨珊波斯驻军，以增强他正面对抗赫拉克勒斯军队的能力。

赫拉克勒斯冒着巨大风险离开君士坦丁堡去自卫，带着他的部队进行了一次深入的进攻，或者说是一次战略突袭，一路向东穿过当时的亚美尼亚，现在的土耳其东北部，到达现在伊朗西北部的萨珊波斯心脏地带。这一无畏的精神收获了完全的惊喜。

赫拉克勒斯的军队在经过西奥多波利斯［Theodosiopolis，埃尔泽鲁姆（Erzerum）］和现在的艾拉拉特省（Ayrarat）时，似乎没有受到多少抵抗，他们占领并抢劫了德文（Dvin），在到达并摧毁了塔赫特·苏莱曼（Takht-I-Suleiman）伟大的琐罗亚斯德神庙之前，扑灭了塞博斯所称的永恒之火（fire of Vshnasp），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位于甘扎克（Ganzak），即希腊的迦萨卡（Gazaca）附近的阿杜尔·古纳普（Adur Gushnasp），迦萨卡是阿特罗帕特尼王国（Media Atropatene）的首府，位于现代的西阿塞拜疆的塔卡卜（Takab）附近，如今仍在伊朗境内。[15]

这无疑是对614年耶路撒冷教堂被烧毁一事的报复，但不可能相信这也是一次蓄意的举动，目的是激怒库斯劳，使其做出疯狂和仓促的反应，因为阿杜尔·古纳普在很大程度上是其王朝的庇护所。[16]但这就是实际发生的情况：独立而不协调的萨珊波斯军队被派去拦截赫拉克勒斯，库斯劳的部下至少打败了其中一支部队，该部队由最杰出的萨珊波斯战地指挥官萨拉巴（Shahrbaraz）领导，在此之前，他的军队驻扎在这里过冬。

625年3月，赫拉克勒斯从亚美尼亚迅速撤退到安纳托利亚东南部温暖的平原，并穿过西里西亚山口［现在土耳其的古利克·博伊兹（Gülek BoèAzi）］。有一次，萨拉巴再次追击他，但是波斯人联合起来对抗赫拉克勒斯高度机动部队的所有企图都失败了。这是我们在第十章中讨论的一种异常持久的、特别成功的作战方法，它是由《论战略》（Peri Strategikes）建议的，建议的内容包括如何在数量上不具优势的情况下作战。

这场战争是在安纳托利亚进行的，安纳托利亚是帝国的领土。[17]大部分是山区，但即使这样，也分布着肥沃的、水源充足的山谷，在南部的安纳托利亚则有更富饶的沿海平原卡帕多西亚和西里西亚。这就解释了赫拉克勒斯的军队是如何生存的。显然，不是君士坦丁堡的国库在为他的军队提供给养，而是依靠在当地收税，征用这些地区教堂和修道院的募捐。毫无疑问，赫拉克勒斯还会使用强制性的征收手段。此外，所有文献来源都认为，每一年随着冬天的临近，双方的行军和战斗都会结束。这个时候在安纳托利亚作战可能是非常严酷的，不仅在崎岖的山地是如此，而且在平原，至少在内陆地区都是一样，那里的平原甚至大多都是相当高的高原。

在冬季的战斗活动中，军队可能会变得更加强硬——罗马指挥官们偶尔会这么做，但他们作为严格纪律的信奉者在所有天气都把人藏在帐篷里，并因此而出名。然而，如果能有所作为的话，这并不是赫拉克勒斯可能会模仿的一种做法：他的前任，可以说是他直接的合法前任皇帝莫里斯，在经过几个月的战斗后，命令军队在冬季开始对阿瓦尔人和斯拉夫人发动进攻时，被叛乱分子推翻并杀害。像之前的许多前任一样，他们的领导人福卡斯夺取了帝国的权力，但他缺少获取统治合法性的政治才能，由此产生的动乱为库斯劳的入侵提供了机会。

萨珊波斯的部队人数超过了赫拉克勒斯的部队人数，并且他被不止一支波斯军队追赶，如果萨珊的军队还没有在他前面停止作战的话，赫拉克勒斯的军队就不会在寒冷的天气到来时停止行军——他们必须这样做。这并不是说萨珊军队不如拜占庭军队强壮，而是他们的马需要饲料才能生存，因为10月份以后，安纳托利亚山区绿色牧场的草料耗尽了，所以他们不得不撤退到冬季的军营中，在那里储存饲料，或多或少要待到春天。

这一后勤细节在随后的事件中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人们已经预料到，无论赫拉克勒斯做什么，萨珊波斯的军队都会退回到安纳托利亚的帝国领地，于冬天到来之前在储备充足的地方避难——就像他在624年和625年所做的那样。

这为627年出其不意的战略进攻创造了条件，当时赫拉克勒斯在整个冬天继续前进。拜占庭的马和萨珊波斯人的马没有什么不同，但是世界上确实存在非常特别的马，它们很快就会以最戏剧化的方式到达战场。

626年6月29日，赫拉克勒斯仍然远离君士坦丁堡，这时，这座城市遭到了阿瓦尔人的集中攻击，他们携带着围攻机械，追随者包括斯拉夫人和萨巴拉的萨珊军队。据《复活节编年史》记载：

（一些阿瓦尔人）接近神圣马加比（Holy Maccabees）的崇敬教堂［位于加拉塔（Galata），君士坦丁堡对面的黄金角］；波斯人在君士坦丁堡对面的亚细亚陆地上聚集了一群波斯军队，他们通过火焰信号向人们展示了自身的存在。[18]

阿瓦尔人和波斯人以前都去过那里，不过是分开去的。他们在626年协调行动共同进攻这座城市是有可能的——西奥芬尼斯说：“至于萨拉巴，他（库劳斯）派遣他和他剩下的军队进攻君士坦丁堡，目的是在西匈奴人（阿瓦尔人）和斯拉夫人之间建立联盟，从而向城市进发并包围它。”[19]

即使双方在政治上完全协调一致，也无助于两军的行动协调——军队的主力袭击了君士坦丁堡的海滨城市，那块区域只有狭窄的陆地一侧伸向海洋，而且戒备森严。萨珊波斯人和阿瓦尔人都没有船，更不用说战舰了。可汗的解决办法是让他的斯拉夫臣民乘坐他们的小船，即由一棵树做成的独木舟（monoxyla，dugouts），攻击君士坦丁堡面对黄金角的向海一侧，那里有一道保护堤，但远比三重厚的狄奥多西城墙脆弱。同样的小船将载着萨珊波斯军队横渡。他们“用独木舟从多瑙河带过来的士兵人数众多，填满了黄金角的海湾”。[20]斯拉夫人的船无法与拜占庭的海军战舰匹敌，后者拥有熟练的船员和弓箭手。所有灾难性的失败，确实导致帝国失去了它最宝贵的土地，以及它的大部分军队，但这些都不能对一个在北非、西班牙南部、西西里、意大利、克里特岛、塞浦路斯和许多爱琴海岛屿拥有海岸财产的帝国海军造成同样的损害。

拜占庭海军经历了起起落落，但是从626年的7月29日到8月7日，阿瓦尔人和萨珊波斯人都放弃了他们的围攻，在这段时间里，拜占庭海军的力量是足够强大的。在《复活节编年史》中，我们读到：“我们有70艘船驶向迦勒（Chalae），尽管风向不利，会阻挡它们（有轮独木舟）横渡。”[21]虽然不是战舰，但它们是一些大大小小的船，并非普通的“划艇”，而是一种平底划艇。逆风航行的细节意味着它们具备熟练的船员并装备了精良的船帆，同时拥有战斗能力强大的弓箭手。亚美尼亚塞博斯的《亚美尼亚历史》中记载了“一场海上战斗，波斯军队在这场战斗中蒙羞而归。他们失去了4000名士兵和所有的船只”。[22]

他们击沉了船只，杀死了在独木舟里发现的所有斯拉夫人。亚美尼亚人（步兵）也从（海）防护堤中冲出来，向圣尼古拉斯（St.Nicholas）附近的门廊开火，而借助独木舟潜逃的斯拉夫人认为，由于大火，那些位于海边的阿瓦尔人从水里出来的时候……就被亚美尼亚人杀死了。[23]

当放弃围困时，萨拉巴的萨珊波斯军队撤退到东安纳托利亚，再次追击赫拉克勒斯，可汗在休战的情况下拆除了他的攻城机械，同时威胁波斯人要返回领地，尽管他手下的许多斯拉夫人已经在彼此不和的情况下离开了；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他们的内部分裂可能受到了拜占庭人的支持和激励。

由于没能占领这座城市，在长达一个月的围攻中，阿瓦尔人和斯拉夫人肯定把周围的东西都吃光了，他们只好到别处去找吃的。在正常情况下，行动中的拜占庭军队可以像之前的罗马人那样召集满载食物的大型车队，因此，即使在城市周围被洗劫一空时，他们也可以坚持度过长达数月的围困期。

阿瓦尔人没有这种基于税收的补给——他们依靠的是贡品和简单的敲诈。很明显，这对他们来说已经足够了，除了为战士、家庭成员和仆人们准备了许多马匹外，“阿瓦尔人”还可以在很大的活动半径范围内觅食，以维持长时间的围攻战。斯拉夫人的马更少了——看起来确实很少——因为如果马匹数目太多的话，就不能依靠围困者的食物来喂养它们。于是他们离开了，光是这一点就足以迫使可汗放弃围困，因为虽然阿瓦尔人在战术上占主导地位，他们可以吓倒许多斯拉夫人，但他们人数太少了，不足以围攻6公里长的狄奥多西城墙。

624年3月以来赫拉克勒斯一直在进行的机动战争，在627年的秋天发生了巨大变化。[24]

他又一次向东进入高加索，毫无疑问，随着冬天的来临，他将再次撤退。但这并不是一次突袭，而是一次全面的、深入渗透的进攻，是一次“战略性”的进攻。赫拉克勒斯的强大增援部队使得这成为可能，这支部队现在经验丰富，机动性很强，但规模仍然较小。这支增援部队骑着小而坚韧的战马（Orponies），第一次是和匈奴人一起出现，并在600年之后最后一次和蒙古人一起返回欧洲，后者是穿过里海平原到达此地的草原骑射手，根据西奥芬尼斯创世以来6117年的说法，“这是40000名勇敢的战士”。[25]

他们是由一个比阿瓦人大得多的突厥部落可汗带来的：西奥芬尼斯口中的“西贝尔”，但毫无疑问的是，统叶护可汗是从中国一直延伸到黑海地区庞大的突厥帝国西部汗国的主要统治者，而那个帝国后来解体了，或者为它的后来者哈扎尔人的可汗所继承——或者两者都是，因为哈扎尔人肯定来自更大的突厥汗国。[26]尽管如此，统叶护可汗治下的人民是萨珊波斯曾经的盟友和现在的敌人，而波斯在中亚的影响力自然使其与突厥人的利益发生冲突，无论以何种名义——伊朗和图兰（Turan）之间自古以来就存在（持续的）竞争。此外，他们还是阿瓦尔人世世代代的敌人，统叶护可汗最初统治了突厥人，后来阿瓦尔人脱离突厥人向西逃亡。对于突厥人来说，那些没有占领君士坦丁堡的阿瓦尔人是“奴隶……他们逃离了主人……（只适合）被践踏在我们的马蹄下，就像蚂蚁一样”。[27]

即使是最大胆的拜占庭攻势也不可能仅仅包含军事行动。拜占庭人在此之前有可能并且随后也有可能进行积极的尝试，来确保盟国的安全，并通过一切可能的手段来分裂敌人。

增援骑兵的到来不是偶然的。拜占庭人数十年来一直在与西突厥可汗进行谈判，派遣特使经过漫长而危险的跋涉前去斡旋。《帝国行政论》声称，赫拉克勒斯的特使们在推动未来塞尔维亚人和克罗地亚人的政治分离上起了重要作用，他们从阿瓦尔人的斯拉夫追随者的无差别群体中分离出来，然后被帝国说服积极对抗并摆脱阿瓦尔人，最终向北逃往他们至今仍然居住的地方。[28]

赫拉克勒斯显然是一位伟大的战地指挥官，但如果不同时努力说服、诱导和劝阻他的敌人，他几乎不可能打赢这场战争。他未能安抚库斯劳或阿瓦尔人的可汗，但他做得更好，他诱使塞尔维亚人和克罗地亚人的部落从阿瓦尔人中叛逃，当然，最重要的是与统叶护可汗结盟。

据西奥芬尼斯称，赫拉克勒斯所做的努力还要更多，他成功地策反了库斯劳的最高将领萨巴拉，当时君士坦丁堡被围攻时他们很容易接近萨巴拉。[29]然而，随后发生的事件让我们对萨巴拉的忠诚产生了怀疑，西奥芬尼斯所记录的复杂阴谋可能是他虚构的。

随着成千上万强大的骑射手加入他的部队，赫拉克勒斯显然可以更自由地机动作战，因为萨珊波斯的追击部队更有可能掉头逃跑而不是应对如此可怜的胜率。突厥盟友还带来了其他优势，或者更确切地说是骑兵的优势：虽然拜占庭骑兵和萨珊骑兵的马至少必须在冬天得到喂养，但突厥人的蒙古马（或称小马）几乎可以在任何有植被覆盖的环境下生存，即使是在冬天寒风凛冽、覆盖冰雪的草原上，以及赫拉克勒斯所在的伊朗西北部山地中，它们也能存活下来。

赫拉克勒斯于627年9月从现在的格鲁吉亚首都第比利斯（Tbilisi）出发，带领着他的小规模军队和他强大的盟友，在伊朗西北部的乌尔米亚湖（Lake Urmia）上展开了一场大规模的行军转移，他们向南移动，穿过大扎布河（Greater Zab River），到达位于底格里斯河畔的尼尼微（Nineveh）。该地曾经是“创世纪”（Genesis）中提到的亚述古国的伟大首都，现在是伊拉克巨大而又不起眼的城市摩苏尔（Mosul）。库斯劳派遣了一支庞大的军队，在罗克·维汉（Roch Vehan）的领导下，追击赫拉克勒斯。尽管波斯人无法追赶上拜占庭人，并迫使他们参战，但在627年的12月12日，正是赫拉克勒斯选择了战斗，他突然转向面对萨珊波斯军队。亚美尼亚主教塞博斯的著作对这场战斗有所提及，足以肯定赫拉克勒斯作为战地指挥官的战术风格——第一步是将敌人迷惑，让他们感到惊讶，然后对其发起攻击：

联合部队（萨珊波斯人）追击赫拉克勒斯。赫拉克勒斯把他们引到尼尼微平原，然后转身猛烈攻击他们。平原上有雾，直到互相碰撞，波斯军队才意识到赫拉克勒斯诱骗了他们……拜占庭人将他们全部屠杀了。[30]

赫拉克勒斯要的是耗尽萨珊波斯军队的力量，但起到决定性作用的新因素是，赫拉克勒斯的部队已经渗透到被库斯劳军队征服的广袤领土深处，并可能在现在伊拉克中部的萨珊帝国权力中心发动袭击。这个帝国绝对是波斯人的，但萨珊王朝的首都是在美索不达米亚，在底格里斯河畔，距离现代巴格达以南不到20英里的地方。这当然是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之一——现在它暴露在拜占庭人的攻击之下，因为库斯劳过去的胜利和征服造成了一个无法解决的战略问题：萨珊人的军队散落在从远方的埃及到叙利亚和更遥远的安纳托利亚的广阔战线上——所有这些部队都距离太远，无法及时回归，无法在赫拉克勒斯造成更多破坏之前进行干预，以阻止他的破坏。如果萨珊波斯人不像以前每年冬天那样确信赫拉克勒斯会在冬天再次撤退，他们肯定会从埃及和叙利亚撤出足够多的部队来保卫核心领土。

对赫拉克勒斯来说，在尼尼微的胜利首先意味着解决了他所有的后勤问题。库斯劳有许多宫殿，而不只是一两个，这是萨珊人的习惯，与萨达姆·侯赛因（Saddam Hussein）当政时期的做法一样，出于同样的原因——每一个宫殿都给周围制造出权威力量的象征。此外，库斯劳的宫殿是按照经典的波斯风格建造的，那里有大型的、天堂般的花园，而建筑物不是特别大，包括圈养各种家畜的充满异国情调的动物园——所有的动物都是为饥饿的士兵准备的：

他在一个（宫殿）里发现了300只以玉米喂养的鸵鸟，在另一块圈地里发现了大约500只以玉米喂养的羚羊，另外还有100只以玉米喂养的中亚野驴，他将所有这些都给了士兵们。他们在那里庆祝新年的第一天（不是我们历法中的1月1日）。他们也发现了无数的羊、猪和牛，全军都心满意足地休息了。[31]

接下来，赫拉克勒斯继续向南前往首都泰西封，在628年1月底穿越小扎布河（Lesser Zab），然后越过迪亚拉河（Diyala）约200英里，占领了位于达斯塔加德（Dastagard）的另一座更大的宫殿。西奥芬尼斯对战果津津乐道：

罗马军队在他的宫殿里发现了300面罗马旗帜，这些旗帜是波斯人在不同时期缴获的。他们还发现了……相当数量的芦荟……与很多丝绸和胡椒。更多的亚麻布衬衣、糖、姜和许多其他商品……他们还在这座宫殿里发现了大量的鸵鸟、羚羊、野驴、孔雀和野鸡，以及在狩猎公园里发现的巨大的活狮子和老虎。[32]

也有证据表明赫拉克勒斯的行动是多么迅速，以及他的出其不意所带来的震惊有多大，因为西奥芬尼斯记录了许多宫廷官员被俘的情况。

就其本身而言，作为纯粹的军事事件，在尼尼微的失败，甚至随后拜占庭军队沿着底格里斯山谷向泰西封的推进，对库斯劳来说都不一定是灾难性的。他麾下仍然有大批完整的部队，这些部队仍然占领着新赢得的大片领土，这显然需要大量的驻军。他的战地指挥官萨巴拉当时在叙利亚，有一支庞大的军队可以抽调回来保卫首都泰西封。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表明，持续了四分之一个世纪的战争终于耗尽了萨珊统治精英的力量和对库斯劳家族的宽容。赫拉克勒斯可能给他写了一封信，为达到政治宣传的目的向库斯劳求和，从而刺激了这一进程。据推测，库斯劳拒绝了这封信，信中写道：“我敦促你与我一起加速实现和平。火烧波斯并非我的意愿，而是因为受你逼迫。因此，让我们现在就放下武器，拥抱和平。让我们在大火烧尽一切之前把它扑灭。”西奥芬尼斯继续说：“但是库斯劳不接受这些建议，因此波斯人民对他的仇恨增加了。”[33]

相反，库斯劳动员了他最后的“侍从、贵族和仆人”，派这些圣战者去与赫拉克勒斯经验丰富的老兵作战。这是最后一次豪赌。据西奥芬尼斯称，628年2月23日，当赫拉克勒斯似乎即将进入泰西封并终结萨珊帝国时，库斯劳的儿子卡瓦德·西罗伊（Kawadh-Siroy）在一次政变中推翻并杀害了他，西罗伊开始了和平谈判，并提出交换俘虏。

随之而来的不是投降而是谈判——在战场上仍然有大量的萨珊军队，他们的归来可能会打破战场平衡。赫拉克勒斯并没有进入克泰西封——方圆大约30平方公里，其规模可能会令弱小的萨珊军队感到恐惧——赫拉克勒斯向东北移动了300多英里，于628年4月回到扎格罗斯山（Zagros Mountains）脚下他们所熟悉的塔赫特·苏莱曼（现为甘扎克）。[34]

赫拉克勒斯并没有阻止泰西封宫中发生的致命政变——如果卡瓦德·西罗伊能夺取王位，为什么其他人不行呢？卡瓦德·西罗伊本人在一次军事政变中被萨巴拉推翻——后者也是赫拉克勒斯过去不止一次与之交战过的战地指挥官。萨巴拉正式开始就条款进行谈判，双方最终达成了一项协议。所有帝国失去的省份，从埃及到叙利亚，再到安纳托利亚的西里西亚，都被归还给拜占庭统治者，但萨珊波斯人似乎保留了自己河岸一边最初的征战成果——实际上那些领土是他们重新征服的，因为这些地方早先就是萨珊波斯的领土。[35]

作为一个有着丰富经验的古老帝国文化的继承者，萨巴拉知道如何谈判：皈依基督教是他一系列让步的一部分——当然，这种皈依很快就被放弃了。

赫拉克勒斯在帝国面临被库斯劳入侵（比过去4个世纪断断续续的战争深入得多的萨珊入侵），以及626年夏天阿瓦尔人直接攻击君士坦丁堡的直接威胁下，已经崛起为一个强权统治者。他并没有击退萨珊波斯人或阿瓦尔人及其追随者的必要军事力量，更不用说抵抗这两种人联合发起的进攻了。虽然他在陆地和海上都有足够的力量，可以在城墙上和城市前面的水域上抵抗他们，但无法拯救一个被敌军淹没的帝国。可以毫不夸张地说，626年7月，当君士坦丁堡四面楚歌的卫士们等待覆亡之际，他们的命运很可能和1453年5月没什么两样。

由赫拉克勒斯设计的解决方案将外交和策反手段结合在一起（在两个敌方阵营中皆如此），在整个军区范围内采用高风险的关系策略——这本身就是一段罕见的历史。这场战争的“关系”对拜占庭也是非常有利的，赫拉克勒斯连续的季节性突袭使库斯劳和他的幕僚们习惯了大胆、深入地侵袭帝国，但他们的侵袭最终没有结果，这些袭击持续了几个月，直至冬天到来，战略形势也没有改变。的确，战争的破坏有时是痛苦的，就像摧毁塔赫特·苏莱曼伟大的琐罗亚斯德神庙一样，这是对库斯劳及其王朝威望的真正打击。该神庙声称拥有祭司的权威——它是以阿纳希塔神庙（Temple of Anahita）的大祭司、创始人阿达希尔的祖父萨桑（Sasan或Sassan）命名的——在阿杜尔·古纳普的“皇家”圣火被拜占庭人扑灭之前，它的统治者是神圣的。

但库斯劳显然认为，即使是极具破坏性的突袭，也无法证明唯一完全可靠的补救措施耗费的成本是合理的，那就是从新征服的叙利亚和埃及土地上撤出萨珊波斯部队，转而守卫帝国的旧有边界及其美索不达米亚的核心领土。这将意味着放弃库斯劳的伟大成就——其对拜占庭领土的空前征服。

实际上，在关键的627年，萨珊波斯人没有从西方撤退，因为他们确信，一旦突袭行动完成，赫拉克勒斯就会再次从东方撤退。然而并没有，结果是一个持续了4个多世纪的王朝和帝国的终结。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是，包括黎凡特人和埃及人统治区域在内的北非地区最终被穆斯林征服，但这并不能使赫拉克勒斯史诗般的胜利化为乌有，因为库斯劳想要的是萨珊帝国本身的强大，并非他所声称的为恩人莫里斯皇帝复仇，或是为了收复已经失去的领土。

当帝国进入它最悲惨的岁月时，黑暗的日子中仍然闪烁着对赫拉克勒斯远征军丰功伟绩的美好回忆。对此，我们有主要文献来源西奥芬尼斯的证词，他于818年去世：从他的散文中可以明显看出，两个世纪过去了，人们对那些辉煌历史的记忆仍然没有模糊。

[1] Ammianus Marcellinus，trans. JohnC. Rolfe（1935），bk.Ⅶ，5；关于萨珊王朝的克制，参见以下讨论：A.D. Lee，Information and Frontiers：Roman Foreign Relations in Late Antiquity （1993），from p.21.

[2] 我认同Walter E.Kaegi Jr.，Heraclius：Emperorof Byzantium （2003），summarized at pp.324-326中的编年。

[3] Andrew Palmer，The Seventh Century int he West-Syrian Chronicles（1993），text no.13；pp.133-134 关于Dionysius的复原；p.134 n.303，叙利亚的迈克尔拥有120000磅.

[4] Indiction 14，year 16. Chronicon Paschale，284-628 AD，trans. Michael Whitby and Mary Whitby （1989），p.174.

[5] Chronicon Paschale，p.179.

[6] Chronicon Paschale，p.175.

[7] Theophanes，The Chronicle of Theophanes Confessor，AD 284-813，trans. Cyril A.Mango et al. （1997）（hereafter cited as Theophanes），no.303，p.435；no.304，p.436.

[8] Theophanes，The Chronicle of Theophanes Confessor，AD 284-813，trans. Cyril A.Mango et al. （1997）（hereafter cited as Theophanes），no.303，p.436.

[9] Theophanes，The Chronicle of Theophanes Confessor，AD 284-813，trans. Cyril A.Mango et al. （1997）（hereafter cited as Theophanes），no.304，p.436.

[10] Chronicon Paschale，p.161.

[11] The Armenian History Attributed to Sebeos，trans. R.W.Thompson，vols.1-2 （1999）（hereafter cited as Sebeos），chap.38.122，pp.1：78-79.

[12] The Armenian History Attributed to Sebeos，trans. R.W.Thompson，vols.1-2 （1999）（hereafter cited as Sebeos），chap.38.122，p.2：214.

[13] The Armenian History Attributed to Sebeos，trans. R.W.Thompson，vols.1-2 （1999）（hereafter cited as Sebeos），chap.38.123，pp.1：79-80.

[14] The Armenian History Attributed to Sebeos，trans. R.W.Thompson，vols.1-2 （1999）（hereafter cited as Sebeos），chap.38.123，p.1：80.

[15] The Armenian History Attributed to Sebeos，trans. R.W.Thompson，vols.1-2 （1999）（hereafter cited as Sebeos），chap.38.124，p.1：81；ibid.，p.2：215；Kaegi，Heraclius，from p.12.

[16] Mary Boyce，“AdurGušnasp” （1985）；Kaegi，Heraclius，p.122 passim.

[17] Kaegi，Heraclius，p.122 passim.

[18] Chronicon Paschale，p.171.

[19] Theophanes，no.315，AM 6117，p.446.

[20] Theophanes，no.316，AM 6117，p.447.

[21] Chronicon Paschale，p.178.

[22] Sebeos，pt.I，p.79.

[23] Chronicon Paschale，p.178.

[24] Kaegi，Heraclius，from p.156.

[25] Theophanes，no.316，AM 6117，p.447.

[26] Theophanes，no.316，AM 6117，p.158，has YabghuXak’an and “Kok” Turk；不过可参见Peter B.Golden，An Introduction to the History of the Turkic Peoples （1992），pp.135，236，and a complementary personal communication.

[27] Menander，Excerpta de Legationibus Romanorum ad gentes 14，frag.19，in R.C. Blockley，trans.，The History of Menander the Guardsman （1985），p.175.

[28] De AdministrandoImperio，sec.31，p.149.

[29] Theophanes，no.324，AM 6118，pp.452-453.

[30] Sebeos，pt.I，p.84.

[31] Theophanes，no.321，AM 6118，p.451.

[32] Theophanes，no.322，AM 6118，p.451.

[33] Theophanes，no.325，AM 6118，p.453. 在此处了解有说服力并引人入胜的史实再现，可参见Kaegi，Heraclius，from p.156；and post Nineveh，p.172。Kaegi指出，西奥芬尼斯可能编造了这个故事——即在厄运到来之前给了库斯劳一个被拒绝的得救机会。

[34] Theophanes，no.325，AM 6118，pp.177-178.

[35] Sebeos，p.2：224.

结语 大战略与拜占庭“作战守则”

所有的国家都有自己的宏伟大战略，不管它们知不知道。这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大战略只不过是知识和说服策略的结合，或用现代术语来说，情报、外交与军事力量相互作用的水平，决定了这个国家对世界其他国家的影响力，以及它自己的“大战略”。

所有的国家都必须有一个宏伟的大战略，但并不是所有的大战略都是势均力敌的。当说服策略和军事力量都被准确的情报巧妙引导，然后相互协同配合，从可用的资源中产生最大的力量时，这一战略就具备了连贯性和有效性。更多的时候，也许这一战略不连贯，以至于说服策略的成果被错误的武力手段摧毁，或者武力来之不易的成果被笨拙的外交所破坏，这样的外交手段会激怒中立者，而鼓舞敌人，并让盟友感到沮丧。

拜占庭缺少中央规划人员以现代方式编制的国家战略性文件，或试图发布创新性界定“利益”的“国家战略”正式声明，包括阐述保护和增强这些利益的手段，以及如何以理性的或至少是合理化的方式将两者结合起来。拜占庭人从来没有说过“战略”一词——它甚至只是一个听上去是希腊语的词，不为古代或拜占庭的希腊人所使用。但他们肯定有一个宏大的战略，即使它从来没有被明确地表述过——这是一个非常现代的、确实相当含糊的用语习惯——而且它确实被拜占庭人如此重复地应用，以至于人们甚至可以提取出拜占庭式的“作战守则”。

然而，首先必须界定两个问题：战略主体的身份和战略的性质，或者更确切地说，战略的矛盾性。

身份

拜占庭的统治精英们要面对外部世界及其无穷无尽的危险，他们的战略优势既不是外交上的，也不是军事上的，而是心理上的：一是由“三重同一性”支撑的强大精神信念，首先，他们比大多数现代基督徒更加虔诚，我们可以很容易地想象，尤其是通过迦克墩信经的教义；二是希腊文化，他们骄傲地制造了异教徒荷马、持不可知论的修昔底德和不敬神的诗人——但是“希腊人”（Hellene）是拜占庭人长期禁忌的一个词，因为它意味着“异教徒”；三是罗马人的身份，罗马人就是罗马人，他们以自己作为罗马人而自豪，至少在象征意义上，延续下来的罗马人并没有抛弃长期传承的罗马制度。[1]

但是，直到穆斯林的征服把黎凡特和埃及从帝国手中夺走之前，这三重身份也是当地居民对君士坦丁堡统治精英不满的根源，因为在这三种身份中，只有“罗马人”的身份被普遍接受。

首先，占叙利亚和埃及人口大多数的说西亚拉姆语（Western Aramaic）和科普特语（Coptic）的人，包括其领土内外的犹太人，都没有参与到希腊文化圈中。除了他们中的世俗精英，这部分人已经是拜占庭政权中的有机组成部分，而且确实经常被本土主义者攻击为“希腊化者”。至于其余的人，群众要么不知道荷马曾经的历史，要么很容易被歇斯底里的狂热神甫所引导，强烈地憎恨他们因太无知而无法享受的东西。

此外，拜占庭人拒绝希腊主义，因为他们反对罗马人因太过追求感官享受而洗澡的习惯，也拒绝了过于理性的迦克墩信经所定义的神人二性的基督教义（无论是人还是神），而是坚持更纯粹的基督一性论概念，认可单一的，神圣性质的基督。

埃及和叙利亚的科普特教会（Coptic churches）的基督徒，埃塞俄比亚和厄立特里亚（Eritrea）的东正教教堂，印度雅各派（Jacobite）和马拉安卡拉（Malankara）的东正教会，以及亚美尼亚东正教使徒教会以更加微妙的方式仍然信基督一性论信仰。在这些促进基督教各派大联合的日子里，东正教信徒不再坚定地站在迦克墩信经争端的某一边，但6世纪和7世纪的拜占庭帝国面临被分裂的危险，一边是被追害的迦克墩派，另一边是基督一性论者的狂热，他们反对帝国对所有其他教义的妥协，特别是赫拉克勒斯的一元神论和单一主义。

所有这些因素都没有削弱基督一性论基督徒为帝国而战来对抗非基督徒的意愿，事实确实如此，而且他们有这么做的充分理由：一方面，大多数攻击帝国的非基督徒在教义上并不是反基督教的，有几个异教徒敌人皈依了基督教，特别是布勒加尔人、马扎尔人、基辅罗斯人、塞尔维亚人和克罗地亚人；另一方面，在教义上反对基督教的穆斯林和犹太人一样是纯粹的一元神论者，而且比迦克墩派信徒的人数还要多。

穆斯林的征服把帝国从这些深层次的分裂中拯救出来，打击了其中最激烈的持不同政见者。但即使在那之后，拜占庭语言也绝不是同质化的——在东方有许多讲亚美尼亚语的人，在西方有许多讲斯拉夫语的人，而在这两者之间，当地的语言，如色雷斯语，或者说贝西奇语（Bessic），在狄奥多西城墙附近被人们使用，城内的僧侣还将这种语言记录了下来。但这些都没有影响到那些想要参与希腊文化活动的人，而使用不同的原始语言也不会因教义上的分歧而产生任何分裂。因此，可以说，不像丢失讲拉丁语的信奉迦克墩信经的北非地区那样，丧失叙利亚和埃及对帝国不仅是单一诅咒：它带来了宗教和谐的前景，加强了文化团结。

图13 565年，1025年，1360年时的帝国

穆斯林的进攻建立了一个很庞大但不统一的帝国，如果运气不好的话，这个帝国可能会完全解体，并留下了一个更小、更贫穷但更加团结的帝国，这个帝国更加坚强，能够成功地经受住长达6个世纪的战争。（我们有充分的理由不滥用十字军东征一词来描述拜占庭战争，但它确实有着宗教战争的色彩，当然，就像《前哨袭扰》中所描述的边境战争一样。）

这也是帝国统治阶级在经历严重危机，或在极度不安全的漫长痛苦时期具备巨大复原力的一种解释：当一切似乎都黯淡无望时，基督教信仰、古希腊文化和罗马人的自尊结合在一起，使他们拒绝投降，激发出坚韧意志。[2]

战略逻辑

“战略”是希腊人从来不知道的希腊词语之一，因为泛西方的“战略”一词（“strategie”，“strategia”等）来源于“strategos”，常常被误认为是“将军”的意思，但在历史上，它意指政治和军事统帅，因此这也是一个更好的来源解释，可以用来形容同样广泛的各类指挥活动。战略的逻辑并不那么简单。

“人们不理解……（对立统一的道理）：就像弓箭一样的‘向后拉伸’。”[3]因此，古人认为赫拉克里托斯（Herakleitos）或以弗所的赫拉克利特（Heraclitus of Ephesus）非常晦涩，但对我们来说，在经历了核威慑的悖论之后，我们完全是透明的，因此和平时期也必须时刻准备着发动反击，侵略者必须要谨慎行事，而核武器只有在不被使用的情况下才有用。威慑向所有人揭示了“自相矛盾”的逻辑，即战略目标与表面行动的矛盾，把对立统一道理的“向后延伸”变成了国际政治中司空见惯的东西，除了那些无法改变现状的无辜者，因为他们看不到在经历恐怖威慑之后才能获取安全。

在这一点上，第一位西方战略思想家赫拉克里托斯（他所言“战争是万物之父，万物之王，所以他让神成为神，人成为人，他让一些人被奴役，一些人获得自由”[4]）最终被证明是正确的，尽管早在他之前，许多狡猾的战士都本能地运用“矛盾”的逻辑来出其不意地攻击他的敌人，只有可以选择更好的作战方式，并可达到预期目标时，其他战术才有可能被故意放弃。当一支敌军部队出现时，在最笔直、最宽阔、最平坦的公路上攻击敌人是最糟糕的选择，因为这对敌人来说是最好的道路，选择一条险恶的道路伏击它可能更好。正是按照这种动态行动和反应的逻辑，一支前进军队的胜利一旦超过其成功的最高点，就可能带来失败，事实上，胜利会被盲信的过度扩张转化为击败。同样地，战争本身也可以依靠燃烧力量和继续战斗的意志来取得和平。

事实上，在“矛盾”熔炉中形成和锻造的一切，如果持续的时间足够长，最终会变成它的对立面——这是尼古拉·德·库萨（Nicola de Cusa）或尼古拉斯·冯·库尔斯（Nikolaus von Kues）所说的“巧对立面”的动态版本。没有必要在哲学上理解这一逻辑，也不是必须知道它的存在才能应用它——但没有人像罗马人那样在战争中建立了一个帝国，或者像东罗马人那样在几个世纪中维持了一个帝国，只有通过遵守这一逻辑才能做到这一点。从简单的静态矛盾开始（如果你想要和平，就准备战争），然后还有动态矛盾的逻辑：如果你保卫国家边界的每一英尺领土，你就不是在保卫边界；如果你赢得太彻底，消灭敌人，你则在为另一个敌人让路；等等。

唯一更复杂的是，矛盾在不同的层次上展开——大战略、战区战略、作战战略、战术——它们向下渗透要比向上移动容易得多。举一个现代的例子，阿道夫·希特勒在大战略层面上选择了错误的盟友和敌人——他有意大利和日本作为盟友，美国、苏联和大英帝国一起对抗他——这种战略层面的错误无法被德国在许多战术、行动甚至战区级别的胜利所掩盖，特别是1940年对法国的胜利；最后的结果不可能被更大战场上的胜利所改变。如果诺曼底登陆被击退，德国仍然会输掉战争，只是原子弹的第一个目标应该是柏林而不是广岛。即使没有原子弹，美国、苏联和大英帝国也会在几年内赢得战争。战术上的高超，作战上的机智，甚至战地上的胜利，都无法挽回存在缺陷的大战略，比较而言，一个连贯的大战略只需要战区战略、作战方法和战术作为条件。

只要有压倒性的优势，无论是物质上的还是精神上的，或者两者的任何结合，就可以赢得战争，并维持和平，而不需要战略。实际上，当对手太弱时，战略无法有显著的反馈，胜利不在话下。由于距离、地形等原因，战争仍可能带来巨大的困难。但要克服物理上的阻碍，需要依靠的不是战略上的矛盾逻辑，而是完整的常识和作战程序中的“线性”逻辑。

因此，正是那些与困难做斗争的人，那些寡不敌众、陷入困境和野心过大的赌徒，试图充分利用战略的逻辑，并接受由此带来的风险——有时取得与其资源不相称的胜利，有时则以可耻的方式崩溃。因此，我们很自然地想到战略家中的伟人——拿破仑，最引人注目的是，他最终失败了。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赫拉克里托斯成功了；但是，大多数拜占庭指挥官在欣赏这两种战略的同时，更喜欢作战手册中所阐述的谨慎方式，即利用矛盾的逻辑——但仅仅是谨慎地接受其风险限度。我们已经看到，拜占庭人是如何全神贯注于需要最大限度地发挥每一种可能的战术和行动优势，而同时又刻意不去过分依赖军事力量。

在各种各样的大战略中，可以用它们对代价高昂的武力的依赖程度来进行比较，而不是通过比较外交（“武装劝导”）、引诱（补贴、礼物、荣誉）以及欺骗和宣传来利用潜在的力量。对武力的依赖比例越小，就越有可能超越敌我物质力量的平衡，以较少的力量博得更大的成就。拜占庭人在这方面有许多先驱，他们已经成为并也许仍然是无可超越的大师。亚历山大在放弃侵略印度这一愚蠢而勇敢的计划之前，已经征服了对希腊而言唯一的超级大国，波斯的阿契美尼德王朝，从而赢得了千年的荣耀。他的宏大战略当然符合“矛盾”的逻辑：尽管他的策略是“强硬”的——利用步兵方阵发起正面攻击，以及让所有骑兵进行冲锋——但亚历山大的外交是“软性的”和包容性的，以鼓励马其顿-伊朗的联姻为标志，他赢得了阿契美尼德王朝和其他附庸民族的支持。只有想将帝国扩展到印度这一尝试超过了他成功的至高点，因为他的军事力量中仍然有一个马其顿原始基地，而那时候，这个基地已经被过度荒废了。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被我们称为拜占庭的东罗马帝国在其战略上至少是罗马式的，当然，是在查士丁尼试图完全重新征服各地之后。帝国先后从东部受到萨珊波斯人、阿拉伯穆斯林，以及塞尔柱人和奥斯曼土耳其人的威胁，从北方受到草原入侵者匈奴人、阿瓦尔人、布勒加尔人、佩切涅格人、马扎尔人和库曼人的威胁，到了9世纪，拜占庭人也不可能指望以传统的罗马方式征服或消灭所有来袭的敌人了。

消耗自己的军队，主要是昂贵的骑兵部队，以彻底消灭眼前的敌人，只会为下一波侵略者开辟道路。拜占庭宏伟大战略的天才之处在于，通过外交、欺骗、回报和宗教皈依等手段，将众多敌人转化为自身优势，诱使他们相互战斗，而不是对抗帝国。只有坚定自我形象，作为唯一真正信仰的捍卫者，才能维护他们道义上的平衡。在拜占庭战略中，军事力量从属于外交，而不是相反，并且主要用于遏制、惩罚或恐吓，而不是全力进攻或防御。

拜占庭“作战守则”

这是一种很有吸引力的拜占庭式作战习惯，现在被称为“方法论”，直接表现为精干利落的命令，甚至是长辈风范式的谆谆建议——要这样做，不要那样做，其中提出的规定比第三人称语言更精炼而又不那么深奥。以下是我以最简洁的方式所定义的拜占庭战略文化的基本准则。就像下面的内容那样，现在的任何拜占庭文献来源中都有这样的描述，我们可以根据观察到的行为，以及拜占庭战术指南和作战手册中的不同建议进行合理推断。将语言重复减少到最低限度，形成规范性的摘要是定义作战守则的一种方式。[5]

1.在一切可能的情况下，用一切可能的手段避免战争，但总是表现得好像战争可能在任何时候开始一样。集中训练单个新兵和完整编队，训练相互对抗的部队，准备武器和补给，随时准备战斗——但不要急于战斗。

最大限度战备的最高目的是增加根本不需要作战的可能性。

2.收集敌人和他们的心理情报，并不断监视他们的行动。轻型骑兵部队的巡逻和侦察探测总是必要的，但还不够。在敌人领土上需要间谍来提供战争威胁的早期预警，或至少报告战争的准备情况，并帮助确定敌人的意图。在战斗单位的侦察和便衣的间谍活动之间，中层情报收集往往是最有成效的：秘密侦察，即被动的观察和报告。侦察敌人和防止被敌人侦察的努力很少被浪费。

3.有力作战，实施进攻和防守，但主要用小单位攻击；强调巡逻、突袭和小规模的冲突，而不是全面的攻击。避免战斗，尤其是大规模的战斗，除非在极其有利的情况下——甚至在可能的情况下也要避免，除非敌人以某种方式陷入完全劣势的状态，就像被风暴严重破坏的舰队那样。

4.用机动的“非战斗”代替消耗战。在防御方面，不要对抗强大的优势部队；相反，要远离入侵的军队，保持在他们所能到达的范围之外，以便迅速突袭人数较多的分遣队、行李部队和抢掠队。在敌人行进的道路上准备大大小小的伏击，通过假装撤退引诱他们进入伏击圈。在进攻中，发动突袭，或者更好的是，在遇到顽强抵抗时迅速撤退。要依靠不断的行动，即使每一个行动的规模都很小，随着时间的推移，使敌人士气低落，并在物质上削弱敌人。

5.努力通过招募盟友来改变总体实力平衡，从而成功地结束战争。因此，在战争中，外交比在和平时期更为重要——说什么当枪炮响起时，外交官们会保持沉默，这样的愚蠢格言是不适合拜占庭的。在招募盟友攻击敌人时，他的盟友是最有用的新兵，因为他们离敌人最近，最了解如何与敌人的部队作战。能成功地为帝国利益服务的敌人指挥官是更好的盟友，而最佳可能是在敌人的宫廷或他的家庭中找到盟友。但即使是那些只能提供一点点帮助的外国盟友，如果可能的话，也会被招募。

6.策反是通向胜利的最佳途径。与战争的代价和风险相比它是如此便宜，以至于它必须总是被尝试，即便那些充满敌意或宗教狂热的最没有希望的目标也不例外。当面临即将到来的圣战攻势时，将军和高官最好成为边境城堡的埃米尔的朋友，给他们送上“礼品篮”。[6]对于已知的狂热分子也不例外：到了10世纪，拜占庭人肯定已经发现，宗教狂热分子也可以受贿，而且实际上更容易贿赂——他们为受贿创造出宗教性理由（“无论如何，伊斯兰教的最终胜利是不可避免的……”）。

7.如果外交和颠覆是不够的，必须进行战斗，就应该采取“关系”的行动方法和战术，避开敌人最明显的优势，利用敌人的弱点。为了避免消耗主要作战力量，可能需要耐心地削弱敌人的精神和物质力量。这可能需要很长时间。但它无关紧迫性，因为一旦一个敌人不再存在，另一个一定会取代他的位置，随着统治者和国家的起起落落，所有人都在不断变化。只有帝国才是永恒的。

注意：这里概述的作战守则不考虑历史演变。我在开始时声称，这里称为“拜占庭战略”的构想是在5世纪根据当时的具体情况而发明的，我认识到，随后几个世纪中截然不同的情况在拜占庭战略上留下了印记。毕竟，拜占庭人和我们任何人一样，都从历史经验中汲取了教训：他们确实犯过两次、三次或四次同样的错误，但在那之后，他们不太可能再犯同样的错误，或者无论如何也不会以同样的方式犯同样的错误。在这里，我谨慎地提出这一主张——拜占庭历史有足够的连续性来界定这一“作战守则”，因此，我将他们8个世纪的战略合并在一起，这是我从杰出前辈们那里获得确认的。[7]

[1] 在数不清的著作中，我发现以下几种最有用：Agostino Pertusi，Il pensiero politico bizantino，ed. Antonio Carile （1990），with a three-part periodization （Justinian；after Justinian；from the 1261 reconquest）；Alexander Kazhdan and Giles Constable，People and Power in Byzantium：An Introduction to Modern Byzantine Studies （1982），esp. on religion，from p. 76；and Cyril Mango，Byzantium：The Empire of New Rome （1980），尤其是关于希腊文化及其边界的论述，from p. 13.

[2] Tia M. Kolbaba，“Fighting for Christianity：Holy War in the Byzantine Empire” （2007），pp. 43-70，提到但并未正视边境战争的意识形态维度——mentions but does not confront the ideological dimension of frontier warfare—对两方的所有劫掠来说，伊斯兰圣战是足够真实的；比较而言，可参见 G. T. Dennis，“Defenders of the Christian People：Holy War in Byzantium” （2007），pp. 71-79.

[3] Number 51 in H. A. Diels and Rev. W. Kranz，Die Fragmente der Vorsokratiker （2004）；or number 27 in the stupendous M. Marcovich，Heraclitus：Greek Text with Commentary （1967），rightly dubbed Editio Maior.

[4] Number 53 in Diels and Kranz，Die Fragmente；number 29 in Marcovich，Heraclitus.

[5] 这里的“作战守则”表示一组可观察和可操作的行为规范；from Natan Constantin Leites，The Operational Code of the Politburo （1951）. 比较而言，可参见“Byzantine agreement” problem in computer science：L. Lamport，R. Shostak，and M. Pease，“The Byzantine Generals Problem” （1982）.

[6] De Velitatione，in George T. Dennis，ed.，Three Byzantine Military Treatises （1985），7，p. 162.

[7] George T. Dennis，“Some Reflections on Byzantine Military Theory” （2007）；Dennis，“Byzantium at War （9th-12th C.）” （1997）；and Walter Emil Kaegi Jr.，Some Thoughts on Byzantine Military Strategy （1983）. Note：Charalambos Papasotiriou，in “Byzantine Grand Strategy” （1991），提供了一个历史分期：查士丁尼的过度征服是由内部平衡与单一物理条件决定的；从Herakleios到第二次阿拉伯人的围攻-与新军区组织一起实施的遏制战略；领土复苏，然后是巩固，然后由人口和经济改善推动适度扩张；“外交的胜利，843-959，”包括与哈扎尔人的成功联盟-当时西欧遭受斯堪的纳维亚海盗（“维京人”）、马扎尔骑兵，以及阿拉伯海盗和入侵者的同时攻击。然后出现了“力量的胜利，959-1025”，这是由于阿拉伯力量的衰退以及由此产生的相对安宁的间隔时期，直到塞尔柱突厥人的到来，并携带专业的野战力量。没错，但我认为基础在查士丁尼之前就已经存在了。

附录 拜占庭时代的战略可行吗？

我早些时候写的一本书继续引起人们的极大关注，这本书同时受到赞扬和批评，因为它把一项伟大的战略归功于公元1～3世纪的罗马人。[1]一些人注意到罗马人缺乏军事或民事规划人员，以及基本的精确地图，这就挑战了罗马人从战略上考虑一切的可能性，甚至是连贯地定义帝国整个边界的观念。[2]至少，缺乏精确的地图并不是什么大的障碍：人们已经习惯使用大规模的调查技术，而行程可能相当精确——甚至还有测距仪。[3]

至于罗马和拜占庭时期更大的战略可行性问题，争论的焦点在于如何定义战略。怀疑者显然把它看作一种基本的现代官僚活动，是明确计算和系统决策的结果，注定要有同样的系统应用。他们坚持强调地理知识的重要性，甚至暗示这一战略与被怀疑为伪科学的豪索费里安（Hausoferian）“地缘政治”之间的某种联系。[4]我认为，战略不是像棋盘游戏那样调动军队，而是要理解敌对势力的整个斗争，因为它们根本不需要考虑空间维度，就像武器和对策之间的永恒竞争一样。事实上，如今战略中的空间维度被相当边缘化，在某些方面，它一直都是如此。

正是敌对势力的斗争产生了战略的矛盾性，这与日常生活的常识性线性逻辑截然相反。在战略上，矛盾是普遍存在的：坏的道路是好的，因为使用它们会令敌人意想不到；胜利被过度扩张而转变成失败，更多时候结果是相同的。因此，战略不是透明的，从来都不是，但它总是决定结果，不管人们是否知道它的存在。[5]相比之下，非实践者似乎接受了令人安慰的官方说法，即把战略作为一种以理性选择为指导的系统的群体思维模式，这种选择反映了一系列“国家利益”，其结果会在官方文件中逐项列出。诚然，由矛盾逻辑驱动、文化塑造和权力欲望驱动的决策，如今已经通过这种方式被程序化，但仅此而已。

战略实践也不是任何人都可以应用在任何地方的技术——它始终是整个文化的表现。因此，在这本书中，我试图唤起拜占庭的战略文化——我认为，即使是今天，或许尤其在今天，拜占庭的战略文化在一定程度上也是有所适用的。

[1] The Grand Strategy of the Roman Empire：From the First Century AD to the Third （1976/2007）.

[2] Pro：P. A. Brunt；Ernst Badian；Stephen L. Dyson，The Creation of the Roman Frontier （1985）. Detailed critiques：John C. Mann，“Power，Force and the Frontiers of the Empire” （1979）；at greater length，Benjamin Isaac，The Limits of Empire：The Roman Army in the East （1990，from p. 372. Also，among many others，Luigi Loreto，“La Storia della grand strategy un dibattito Luttwak？” （2006） and “Il paradosso Luttwakiano power projection，low intensity e funzione del limes” （2006）；Micka？l Guichaoua，“Lecture critique de Luttwak：La Grande Stratégie de l’Empire romain” （2004）；and Karl-Wilhelm Welwei，“Probleme r？mischer Grenzsicherung am Bespiel der Germanienpolitik des Augustus” （2004） from p. 675. Contra，among others：C. R. Whittaker，Frontiers of the Roman Empire：A Social and Economic Study （1994）；and Susan P. Mattern，Rome and the Enemy：Imperial Strategy in the Principate （1999）. 没人会接受军事史的自主性或军事行动的理论一惯性——这虽为常识，但在更广泛研究领域的从业者和学者看来却并非如此。

[3] Moritz Cantor，Die r？mischen Agrimensoren und ihre Stellung in der Geschichte der Feldmesskunst：Eine historisch-mathematische Untersuchung （1875）.

[4] A.D. Lee，Information and Frontiers：Roman Foreign Relations in Late Antiquity （1993），p. 87，and n. 29.

[5] Edward N. Luttwak，Strategy：The Logic of War and Peace （2001）.

帝国君主：从君士坦丁一世到君士坦丁十一世

305-311 君士坦丁一世伽列里乌斯（Constantine I Galerius），利济尼乌斯（Licinius），马克西米努斯·代亚（Maximinus Daia）

311-324 君士坦丁一世和利济尼乌斯

324-337 君士坦丁一世

337-340 君士坦丁二世（Constantine II），康斯坦提乌斯二世（Constantius II），和君士坦斯（Constans）

340-361 康斯坦提乌斯二世

361-363 朱利安（Julian）

363-364 卓维安（Jovian）

364-375 瓦伦丁尼安一世（Valentinian I）和瓦伦斯（Valens）

375-378 瓦伦斯，格拉提安（Gratian）和瓦伦丁尼安二世（Valentinian II）

378-395 狄奧多西一世（Theodosius I）

378-383 狄奧多西一世，格拉提安和瓦伦丁尼安二世

383-392 狄奧多西一世，瓦伦丁尼安二世和阿卡迪欧斯（Arkadios）

392-395 狄奧多西一世，阿卡迪欧斯和霍诺里乌斯（Honorius）

西罗马帝国

395-423 霍诺里乌斯

425-455 瓦伦丁尼安三世（Valentinian III）

　　455 佩特罗尼乌斯·马克西穆斯（Petronius Maximus）

455-456 阿维图斯（Avitus）

457-461 马约里安（Majorian）

461-465 利比乌斯·塞维鲁（Libius Severus）

467-472 安提姆斯（Anthimus）

　　472 奥利布里乌斯（Olybrius）

473-474 格利凯里乌斯（Glycerius）

474-475 朱利乌斯·尼波斯（Julius Nepos）

475-476 罗穆卢斯·奥古斯都（Romulus Augustulus）

东罗马帝国

395-408 阿卡迪欧斯

408-450 狄奥多西二世

450-457 马西恩（Marcian）

457-474 利奥一世（Leo I）

473-474 利奥二世（Leo II）

474-491 芝诺（Zeno）

491-518 阿纳斯塔西奥斯一世（Anastasios I）

518-527 贾斯汀（Justin）

527-565 查士丁尼一世（Justinian I）

565-578 贾斯汀二世（Justin II）

578-582 提比略二世（Tiberius II）

582-602 莫里斯（Maurikios）

602-610 福卡斯（Phokas）

610-641 赫拉克勒斯（Herakleios）

641-668 君士坦斯二世（Constans II）

668-685 君士坦丁四世（Constantine IV）

685-695 查士丁尼二世（Justinian II，被）

695-698 利奥提乌斯（Leontios）

698-705 泰比里厄斯三世（Tiberios III）

705-711 查士丁尼二世 （复位）

711-713 巴尔达尼斯（Bardanes）

713-716 阿纳斯塔西奥斯二世（Anastasios II）

716-717 狄奥多西奥斯二世（Theodosios III）

717-741 利奥三世（Leo III）

741-775 君士坦丁五世（Constantine V）

775-780 利奥四世（Leo IV）

780-797 君士坦丁六世（Constantine VI）

797-802 伊琳娜（Irene）

802-811 尼克福罗斯一世（Nikephoros I）

　　811 斯特雷托索（Straurakios）

811-813 迈克尔一世（Michael I）

813-820 利奥五世（Leo V）

820-829 迈克尔二世（Michael II）

829-842 狄奥斐洛斯（Theophilos）

842-867 迈克尔三世（Michael III）

867-886 巴西尔一世（Basil I）

886-912 利奥六世（Leo VI）

　　913 利奥六世和亚历山大（Alexander）

919-944 罗曼诺斯一世利卡潘努斯（Romanos I Lekapenos）

945-959 君士坦丁七世波菲洛吉尼都斯（Constantine VII Porphyrogennetos）

959-963 罗曼诺斯二世（Romanos II）

963-1025 巴西尔二世（Basil II）和君士坦丁八世（Constantine VIII）

　　963 狄奥法诺（Theophano）摄政

963-969 尼克福罗斯二世福卡斯（Nikephoros II Phokas）

969-976 约翰·齐米斯西斯（John Tzimiskes）

1025-1028 君士坦丁八世（Constantine VIII，唯一的皇帝）

1028-1034 罗曼诺斯二世阿尔吉鲁斯（Romanos II Argyros）

1034-1041 迈克尔四世（Michael IV）

1041-1042 迈克尔五世（Michael V）

　　 1042 佐伊（Zoe）和狄奥多拉（Theodora）

1042-1055 君士坦丁九世莫诺马可斯（Constantine IX Monomakhos）

1055-1056 狄奥多拉 （唯一的皇帝）

1056-1057 迈克尔六世布林格思（Michael VI Bringas）

1057-1059 伊萨克一世科穆宁（Isaac I Komnenos）

1059-1067 君士坦丁十世杜卡斯（Constantine X Doukas）

1067-1071 罗曼诺斯四世狄奥吉尼斯（Romanos IV Diogenes）

1071-1078 迈克尔七世杜卡斯（Michael VII Doukas）

1078-1081 尼克福罗斯三世博塔尼亚特斯（Nikephoros III Botaniates）

1081-1118 亚历克西斯一世科穆宁（Alexios I Komnenos）

1118-1143 约翰二世科穆宁（John II Komnenos）

1143-1180 曼努艾尔一世（Manuel I）

1180-1183 亚历克西斯二世（Alexios II）

1183-1185 安德罗尼科斯一世（Andronikos I）

1185-1195 伊萨克二世（Isaac II）

1195-1203 亚历克西斯二世

1203-1204 伊萨克二世和亚历克西斯四世

　　 1204 亚历克西斯五世杜卡斯·莫尔策弗鲁斯（Alexios V Doukas Mourtzouphlos）

1204年4月13日 君士坦丁堡陷落

尼西亚的拉斯克里斯王朝

1204-1222 西奥多瑞一世拉斯克里斯（Theodore I Lascaris）

1222-1254 约翰三世杜卡斯·瓦塔特泽斯（John III Doukas Vatatzes）

1254-1258 西奥多瑞二世拉斯克里斯（Theodore II Laskaris）

1258-1261 约翰四世拉斯克里斯（John IV Laskaris）

1261年 收复君士坦丁堡

1259-1282 迈克尔八世帕里奥洛格斯（Michael VIII Palaiologos）

1282-1328 安德罗尼科斯二世（Andronikos II）

1328-1341 安德罗尼科斯三世（Andronikos III）

1341-1376 约翰五世帕里奥洛格斯（John V Palaiologos）

1347-1354 约翰五世帕里奥洛格斯和约翰六世坎塔库泽努斯（John VI Kantakouzenos）

1341-1354 约翰六世

1376-1379 安德罗尼科斯四世（Andronikos IV）

1379-1391 约翰五世（John V，复位）

　　 1390 约翰七世（John VII）

1391-1425 曼努埃尔二世（Manuel II）

1425-1448 约翰八世（John VIII）

1449-1453 君士坦丁九世德拉加西斯（Constantine XI Dragases）

1453年5月29日 君士坦丁堡沦陷

词汇表

AG=古希腊文中继续使用的术语；L = 拉丁文术语

Agarenoi Hagarenoi （亚伯拉罕的妃子Agar）阿拉伯穆斯林

agens in rebus 初级官员，有时表示信使，而不是“代理人”

akontion 投掷长矛 （AG）

akontistès 长矛投掷者Javeliner （AG）

akritas 边防战士，突击者，侦察员，强盗

acropolis 城市的高地和堡垒（AG）

ala，alae 辅助骑兵部队（L）

Alania 部分位于现代格鲁吉亚的高加索地区（Ossetia）

Alans 来自伊朗的骑兵

Albania 高加索地区，主要在现代阿塞拜疆

Anatolia 小亚细亚；在现代亚洲土耳其

Anatolikoi 拜占庭军区

Antae，Antes 可能是斯拉夫人，从9世纪到12世纪以阿瓦尔人“anthypatos”的身份从黑海大草原向西迁移

Anythypatos 9世纪到10世纪的头衔，不是一个功能性的职位。

Arab 直到20世纪：贝都因人，游牧民族

Arabitai 贝都因轻骑兵、突击者、散兵、抢劫犯

archon 泛指“统治者”，来自古典术语，表示高级城市官员（AG）

Arian 信仰基督世俗物质学说的信徒

arithmos 数字的翻译，一个单位；也适用于守望军团（Vigla）的编队

Armenia 高加索地区的边界扩张区域

Armeniakon 拜占庭军区；667年成立；位于安纳托利亚东部

a sekretis secretis，帝国秘书

Asia 安纳托利亚西部的罗马省

Athinganoi 犹太化教派，尤其在弗里吉亚（Phrygia）

Augustus 希腊语：“Sebastos”；有或没有共同皇帝时的统治皇帝

autocephalous “自我意识”；东正教的宗法观

autokrator 这个皇帝指basileus kai autokrator （即拉丁语中的皇帝）

ballista 扭动力火炮

bandon 来自德语，在《战略》中指一支300人的部队

brachialion 主墙外的防御性外部工程

boukellarios 士兵，最初是指指挥官的私人助理

caesar/kaisar 皇帝儿子的头衔

caliph 哈里发，领袖，已故先知穆罕默德的代表

caltrop 多钉物，常用来阻挡骑兵

candidatus 皇家卫队成员

Cappadocia 安纳托利亚中部地区，大部分地区相当干旱

carat 四分之一索里迪币或诺米玛币

Chalcedonian 451年迦克墩会议中神人二性的信仰者

cheiromanganon 射箭炮

chelandion 最初指运马船，后来指运输工具

chiliarchy 1000人的战斗单位

chrysobull 加盖皇帝金印的文件，一项法令

Cibyrrhaeotai Kibyrrhaeotai，安纳托利亚西南部的海岸军区

codex 一本装订好的书页，而不是卷轴

cohors 辅助步兵部队，复数为cohortes

come/komes 字面意思：（皇帝的）“同伴”，战地级军官

consulate 曾负责地方行政长官职务一年；公元541年以后，领事馆预留为皇帝（行宫）

defensores 以密排方式守住阵地的重型步兵

dekarch 负责十名士兵的下级军官（十夫长）

domestikos 非常高的军衔，文职，更多时候是军人

domestikos ton scholon 皇家卫队指挥官（拉丁语中的scholae）

doration 投掷长矛、标枪（AG）

doukatores 来自拉丁语，领头的侦察兵

doux 拉丁语；指挥官，原来是省级的，后来级别更低

dromon 船体上有战斗甲板的军舰；复数：dromones

dromos 皇家马匹中继站

droungarios 陆军或海军司令

droungarios tou ploimou 君士坦丁堡舰队指挥官

dualist 善神与恶神信仰者之间的冲突

ektaxis 作战队形（AG）

eparchos 城市行政长官，负责公共秩序

epilorikion 穿在盔甲上的轻棉质或丝绸大衣

exarchos 全权代表（总督）；在迦太基和拉文纳

exkoubita “卧房外”的宫廷卫队

federati 本来是蛮族军队；安纳托利亚军区的一个军团

gastald 伦巴底城市的管理者

gastraphet ès “腹弓”，一个带装载机的大弓，有着沉重的弩（AG）

Genikon 财政及税务大臣下属的财政部门

gladius 短军刀，用于近距离作战

Golden Gate 金门，艾格那提亚大道的终点

Hagarene 穆斯林，来自Agar，亚伯拉罕的妃子

hagia 神圣的

Hebdomon 马尔马拉海边君士坦丁堡的郊区

hekatontarch 负责100名士兵的军官

hetaireia 护卫队伍，宫殿中的近卫军团

hikanatoi 宫殿中的近卫军团

hippagogos 运马船

hippotoxot ès 骑射手（AG）

hoplit ès 装备盔甲和/或重型盾牌的步兵（AG）

hypatos 希腊语：领事

hypostrategos 字面意思是“少将”，高级军衔

Hberia 现代格鲁吉亚的高加索地区

icon 从字面上说，是指“肖像”，一种宗教形象

iconoclasm 8～9世纪的破坏圣像运动

iconodule 礼拜仪式使用图标的捍卫者

indiction 财政年度，从9月到次年8月，以15年为周期

Isauria 安纳托利亚西南部地区

Ishmaelite 阿拉伯穆斯林，夏甲之子以实玛利的后裔

Jacobite 基督一性说（教会，教义）；雅各布·巴拉迪乌斯（Jacob Baradaeus）之后

Kabadia 厚厚的毛毡外衣或腿部垂布，用于保护

Kandidatos 最初指御用保镖，后来成了非官职头衔

Karabisianoi 水手或海军陆战队

Katalogos 部队集结名单（AG）

kataphraktos 装甲骑兵

katepano 从9世纪开始，指民事或军事官员，后来的总督

khagan 察汗，突厥酋长（qans或khans）

khazars 从7世纪到10世纪统治以北高加索为中心的人民

kleisoura 峡谷或山口；一个命令

klibanion 无鳞胸甲或层状护甲

kontos 把矛，长矛或者骑兵长矛

kontoubernium 来自拉丁文contubernium；帐篷群落；10人为一单位，dekarchia的同义词

koubikoularios （帝国的）寝室官，太监

kouropalates 皇室亲属和外国王子的高级称谓：大主教

laisa 由缠绕的藤蔓或薄树枝所制成的抵挡飞箭的屏障或遮蔽物

litbobolos 投石器；飞炮（AG）

Liturgy 规定的职责，也指教会中的礼拜仪式

Logothetes 官员，原本是负责财政/税务的官员；后来，成为最高行政级别官员

Logothetes tou dromou 原本是负责邮政的官员，后来又添加了许多其他的职责

Logothetes ton angelon 负责马舍、牲畜和装备的官员

Lorikion 盔甲背心或铁甲，其他胸甲

Macedonia 位于亚得里亚海与色雷斯之间的区域

Magaritai 伊斯兰武士，基督教叛教者

Magister militum 军队首领，军队最高指挥官

Magister militum per Armeniam 东北安纳托利亚的军队指挥官

Magister militum per Orientem 驻扎和进军美索不达米亚的军队指挥官

Magister militum per Thracias 色雷斯及其他地方的部队指挥官

Magister militum praesentalis 君士坦丁堡或君士坦丁堡附近的军队指挥官

Magister officiorum 秘书长，文职官僚机构负责人

Magister utriusque militiae 步兵和骑兵的最高指挥官

Menavlatos 重型精锐步兵，装备有重矛

Menavlion 长矛

Mabuchean 二元论的追随者

Maronite 与罗马，古叙利亚宗教仪式交融的黎凡特教堂

Melkite 迦克顿教会，包括东正教与天主教

Meros 三个moiras组成的编队，在《战略》中指一支6000～7000人的队伍

Million 君士坦丁堡的里程碑，用来测量距离

Milliaresion 银币，价值1/12的索里迪币或诺米玛币

Minsouratores 来自拉丁文mensuratores，军事测量师

Moira 三个农兵团组成的编队，在《战略》中指一支1000～2000人的队伍

Monophysites 信仰基督一性论的基督信徒，也指雅各派（“Jacobite”）和科普特人（Copt）

Monotheletism 基督教论的妥协：一元论的二分法

Naumachia 海战，海军演习（AG）

Nomisma 拜占庭金币，索里迪币后来的代替品

Opsikion 安纳托利亚中部军区，以安塞拉（Ancyra，Ankara）为中心

Optimatoi 安纳托利亚西北的军区，以尼科米底亚（Nikomedeia，Kocaeli）为中心

Ourguia 长度，1.8米

Palatine 宫殿的；也指宫殿里的卫兵部队

Parakoimomenos 高级宦官，皇室内侍主官

Patriarch 罗马的，君士坦丁堡的，亚历山大的，安提俄克的，耶路撒冷的宗主教

Patrikios，patricius 非常高等级的官职，后被削弱，低于总督

Paulicians 所谓的二元论者，当然是指反宗教者与异端

pentekontarch 50个步兵的指挥官

phoulkon 或fulkon，日耳曼人，战斗部队，指挥官的护卫队

phylarch 部队首领，主要是阿拉伯人，辅助部队的指挥官

Pontic steppe 从黑海北岸向内陆延伸的地区

Porphyrogennetos “生于龙榻（寝室），”皇室后裔

praepositus sacri cubuculi 大内总管，皇宫最高管理者

praipositos 和希腊文意思一样，宦官高官

proskynesis 在皇帝面前举行的完整仪式

prokoursatores 轻骑侦察兵或散兵队（拉丁文：前锋部队）

protector 护卫；后来属于皇家卫队指挥官

protospatharios 军衔；从8世纪起，指参议院的高级议员

rhos，rhosoi 最初指斯堪的纳维亚人，后来指基辅罗斯罗西亚（rhosia）的斯拉夫居民

Saracen 最初指西奈（Sinai）部落；从7世纪起，指阿拉伯穆斯林；后来指任何穆斯林

sarissa 马其顿方阵的基本武器——长矛（AG）

scholai 源于拉丁文scholae palatinae；君士坦丁堡的皇家卫队；全职

Scythia 包括黑海大草原及其他地区；晚期的罗马省份

spatharios 武士的缩写，一个帝国卫队，后来成为一个头衔

sphendonè 吊索（AG）

spithame 长度，23.4厘米

strategos 指挥官；军区的总指挥官

stratelates 高级军衔，希腊文中的magister militum；后来成为一个头衔

stylite 伫立在柱子顶端的基督教修行者

tagma/tagmata 骑兵编队，全职，非镇兵部队；精锐部队

taktika 9世纪和10世纪的官方职务和职衔清单

tattoo 排列；部署（AG）

tauroscythians 原来指克里米亚的居民；后来指基辅罗斯的居民（字面含义）

taxiarchos 千人部队的指挥官

tetrarch 4名士兵的指挥官；相当于1名下士

thema/themata 由非全时部队驻守的军区/行政区

toparches 小国统治者

toporetes 从字面上看相当于中尉，编队的副指挥官

tourma 大型军事单位；一个军区通常有3个

tribune 一个农兵团的指挥官，相当于总管（comes），总指挥（komes）

tzerboulia 重靴，步兵用

vexillation 最初是指军团分遣队；后来是指部队编队

vigla 源自拉丁语Vigiles，守望军团；君士坦丁堡的警卫部队

Vizir 伊朗血统；伊斯兰统治者的首席行政长官

voivode 南斯拉夫酋长或“王子”

zabai 作为辅助盔甲佩带的一段链甲

zupan/zoupan 南斯拉夫统治者

注释

缩写词

Ammianus Marcellinus—Rolfe

Ammianus Marcellinus，3 vols.，trans. John C. Rolfe （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35）

Anecdota （of Prokopios）

H.B. Dewing，ed. and trans.，Procopius （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9），vol. 6

Chronicon Paschale

Chronicon Paschale，284-628 AD，trans. Michael Whitby and Mary Whitby （Liverpool：Liverpool University Press，1989）

De Cerimoniis （Book of Ceremonies）

Constantine Porphyrogennetos，De Cerimoniis Aulae Byzantinae，in J.

Reiske，ed.，Corpus Scriptorum Historiae Byzantinae （Bonn：Weber，1829）

DAI

De Administrando Imperio，ed. Gy. Moravcsik，trans. R. J. H. Jenkins （Washington，D.C.：Dumbarton Oaks Center for Byzantine Studies / Harvard University，1967）

DAI—Commentary

R. J. H. Jenkins，F. Dvornik，B. Lewis，Gy. Moravcsik，D. Obolensky，and S. Runciman，eds.，De Administrando Imperio，vol. 2：Commentary （London：Athlone Press，1962）

Getica

Jordanes，Getica：De origine actibusque Getarum；translated by Charles C. Mierow as The Gothic History of Jordanes （Cambridge：Speculum Historiale，1915）；Latin text：http：//www.thelatinlibrary.com/iordanesl.html.

Marcellinus Comes

Marcellinus Comes，trans. Brian Coke，Byzantina Australiensia 7 （Sydney：Australian Association for Byzantine Studies，1995）

ODB

The Oxford Dictionary of Byzantium，ed. Alexander P. Kazhdan and AliceMary Talbot with Anthony Cutler，Timothy E. Gregory，Nancy P. Ševčenko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1）

Sebeos

The Armenian History Attributed to Sebeos，trans. R. W. Thompson，vols. 1-2 {Liverpool：Liverpool University Press，1999）

Strategikon—Dennis

George T. Dennis，Maurice’s Strategikon：Handbook of Byzantine Military Strategy （Philadelphia：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1984）

Theodosian Code

http：ancientrome.ru/ius/library/codex/theod/liberl6.htm8.

Theophanes

Theophanes，The Chronicle of Theophanes Confessor，AD 284-813，trans. Cyril A. Mango and Roger Scott with Geoffrey Greatrex （Oxford：Clarendon Press，1997）

参考文献

Cl. Aeliani et Leonis Imp. tactica sive de instruendis aciebus. Ed. Meursius. Lugduni Batavorum [LeidenJ：Ludovicum Elzevirium，1613.

Aeneas Tacticus，Asclepiodotus，Onasander. Ed. and trans. W. A. Oldfathcr. 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7，

Ahrweiler，Hélène. Byzance et la met：La marine de guerre，la politique et les institutions maritimes de Byzance aux Vlle-XVe siècles. Paris：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1966.

Allen，Pauline. “The ‘Justinianic’ Plague.” Byzantion no. 49 （1979）：5-20.

Alston，Richard. “Managing the Frontiers：Supplying the Frontier Troops in the Sixth，and Seventh Centuries.” In Paul Erdkamp，ed.，The Roman Army and the Economy. Amsterdam：J. C. Gieben，2002.

Alvarez，R. P. “Saddle，Lance and Stirrup.” International Newsletter for the Fencing Collector 4，nos. 3-4 （July 15，1998）.

Amari，Michele. La guerra del vespro siciliano. Turin：Pomba，1851.

Amatuccio，Giovanni. Peri Toxeias l’arco di guerra nel mondo bizantino e tardoantico，Bologna：Planctario，1996.

Amatuccio，Giovanni，“Lo Strano arciere della porta dei Leoni.” Arcosophia 1，supplement to Arco 1，no. 1 （2005）. http：//www.arcosophia.net.

Ambrosii [Saint Ambrose]. Expositio Evangelii secundum Lucam，X，10. In Migne，Patrologia Latina，vol. 15，cols. 1806-1809.

Ammianus Marcellinus. 3 vols. Trans. John C. Rolfe. 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35.

Andersson，Theodore M. A Preface to the Nibelungenlied. 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7.

Annales Bertiniani（ca. 839）. In G. Waitz，Monumenta Germaniae Historica：Scriptores rerum Germanicarum in usum scholarum. Hannover：Hahn，1883.

The Anonymous Byzantine Treatise on Strategy（formerly Peri Strategikes，De re strategica）. In George T. Dennis，ed. and trans.，Three Byzantine Military Treatises. Washington，D.C.：Dumbarton Oaks，1985.

Arriani Tactica et Mauricii Artis militaris libri duodecim. Uppsala：Joannes Schefferus，1664.

Arrianus，FI. The Expedition against the Alans[Acies contra Alanos]. In James G. DeVoto，ed.，Flavius Arrianus. Chicago：Ares，1993.

Athenaeus Mechanicus. On Machines. Ed. and trans. D. Whitehead and P. H. Blyth. Historia Einzelschriften，182. Stuttgart：Franz Steiner，2004.

Austin，N. J. E.，and N. B. Rankov. Exploratio：Military and Political Intelligence in the Roman World from the Second Punic War to the Battle of Adrianople. London：Routledge，1995.

Ayalon，David. Eunuchs，Caliphs and Sultans：A Study in Power Relationships. Jerusalem：Magnes Press，1999.

Bivar，A. D. H. “Cavalry Equipment and Tactics on the Euphrates Frontier.” Dumbarton Oaks Papers no. 26 （1972）：271-291.

Blockley，R. C. East Roman Foreign Policy：Formation and Conduct from Diocletian to Anastasius. Leeds：F. Cairns，1992.

——. The Fragmentary Classicizing Historians of the Later Roman Empire：Eunapius，Olympiodorus，Priscus and Malchus. 2 vols. Liverpool：Liverpool University Press，1983.

——. The History of Menander the Guardsman. Liverpool：F. Cairns，1985.

——.“Subsidies and Diplomacy：Rome and Persia in Late Antiquity.” Phoenix 39，no. 1 （Spring 1985）：62-74.

Bonner，Michael. Jihad in Islamic History：Doctrines and Practice. 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7.

Bowlus，Charles R. Franks，Moravians and Magyars：The Struggle for the Middle Danube，788-907. Philadelphia：University of Pennsylviania Press，1995.

Boyce，M[ary]. “Adur Gušnasp.” In Encyclopaedia Iranica，vol. 1，ed. Y. Yarshater. Costa Mesa，Calif.：Eisenbrauns，1985.

Brennan，Peter. “Mining a Mirage.” In Notitia. Liverpool：Liverpool University Press，forthcoming.

Brehier，Louis. Les institutions de I’empire Byzantin（1949）.Paris：Albin Michel，1970.

Brett，Gerard. “The Automata in the Byzantine ‘Throne of Solomon.”，Speculum 29，no. 3 （July 1954）：477-487.

Browning，Robert. “Where Was Attila’s Camp？” Journal of Hellenic Studies 73 （1953）：143-145.

Bury，J. B. History of the Later Roman Empire：From the Death of Thodosius I to the Death of Justinian. New York：Dover，1958.

——. The Imperial Administrative System in the Ninth Century with a Revised Text of the Kletorologion of Philotheos. Oxford：British Academy，1911.

——.“Justa Grata Honoria.” Journal of Roman Studies 9 （1919）：1-13，

Cameron，Averil，ed. The Byzantine and Early Islamic Near East. 3 vols. Princeton：Darwin Press，1995.

——. Claudian：Poetry and Propaganda at the Court of Honorius. Oxford：Clarendon Press，1970.

——.“Justin I and Justinian.” In A. Cameron，B. Ward-Perkins，and M.Whitby，cds.，Late Antiquity：Empire and Successors，A.D. 425—600. Vol. 14 of The 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1.

——.“Vandal and Byzantine Africa.” In A. Cameron，B. Ward-Perkins，and M. Whitby，eds.，Late Antiquity：Empire and Successors，A.D. 425-600. Vol. 14 of The 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1.

Cameron，Averil，Bryan Ward-Perkins，and Michael Whitby，eds. Late Antiquity：Empire and Successors，A.D. 425-600. Vol. 14 of The 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1.

Campaign Organization（formerly De re militari）. In George T. Dennis，trans.，Three Byzantine Military Treatises. Washington，D.C.：Dumbarton Oaks，1985.

Cantor，Moritz. Die römischen Agrimensoren und ihre Stellung in der Geschichte der Feldmesskunst：Eine historisch-mathematische Untersuchung. Leipzig：Teubner，1875. PDF available from Harvard online library.

Casson，Lionel. Ships and Seamanship in the Ancient World. Baltimore：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95.

Charles，R. H. The Chronicle of John，Bishop of Nikiu：Translated from Zotenberg’s Ethiopic Text（1916），http：//www.tertullian.org/fathers/index.htmNo.John_of_Nikiu.

Chessman，G. L. The Auxilia of the Roman Imperial Army. Oxford：Clarendon Press，1914. Reprint，Chicago：Ares，1975.

El-Cheikh，Nadia Maria. “Byzantium Viewed by the Arabs.” Dissertation，Harvard University，1992；Cambridge，Mass.：Distributed b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for the Center for Middle Eastern Studies of Harvard University，2004.

Chevedden，Paul E. “Artillery in Late Antiquity.” In A. Corfis and M. Wolfe，eds.，The Medieval City under Siege. Woodbridge，UK：Boydell and Brewer，1999.

——.“The Invention of the Counterweight Trebuchet：A Study in Cultural Diffusion.” Dumbarton Oaks Papers no. 54，pp. 72-116. Washington，D.C.，2000.

Christides，V[assilios]. “Naval Warfare in the Eastern Mediterranean （6th-14th Centuries）：An Arabic Translation of Leo VI’s Naumachica.” Graeco-Arabica 3 （1984）：137-148.

The Chronicle of Pseudo-Joshua the Stylite. Trans. Frank R. Trombley and John W. Watt.Liverpool：Liverpool University Press，2000.

Chronicon Paschale，284-628 A.D. Trans.Michael Whitby and Mary Whitby.Liverpool：Liverpool University Press，1989.

Cl. Aeliani et Leonis Imp. tactica sive de instruendis aciebus. Ed.Meursius.Lugduni Batavorum [Leiden]：Ludovicum Elzevirium，1613.

Clausewitz，Carl von. On War. Ed. and trans. Michael Howard and Peter Paret. 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6.

Cleaves，Francis Woodman. The Secret History of the Mongols. Vol. 1.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2.

Connolly，Peter，and Carol van Driel-Murray. “The Roman Cavalry Saddle.” Britannia 22 （1991）：33-50.

Constantine Porphyrogennetos. De Administrando Imperio. Ed. Gy. Moravcsik. Trans. R. J. H. Jenkins.Washington，D.C.：Dumbarton Oaks Center for Byzantine Studies /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7.

——. De Cerimoniis Aulae Byzantinae. In J，Reiske，ed.，Corpus Scriptorum Historiae Byzantinae. Bonn：Weber，1829.

——. De Tbematibus：Introduzione，testo critico，commento. Ed. and trans. Agostino Pertusi. Vatican City：Biblioteca apostolica vaticana，1952.

Conybeare，Frederick C. “Antiochus Strategos’ Account of the Sack of Jerusalem （614）.” 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 25，no. 99 （July 1910）：502-517. Online，http：//www.fordham.edu/halsall/source/strategos1.html.

Corazzini，F. Scritto sulla Tattica Navale，di anonimo greco. Leghorn：Pia Casa del Refugio，1883. Online，Domenico Carro，www.romaeterna.org.

Cosentino，Salvatore. “Dalla tassazione tardoromana a quella bizantina：Un avvio al medioevo.” In M. Kajava，ed.，Gunnar Mickwitz nella storiografia europea tra le due guerre：Acta Institutum Romanum Finlandiae （Rome） 34 （2007）：119-133.

——.“Per una nuova edizione dei Naumachica ambrosiani：I1 De fluminibus traiciendis （Stmt. XII B，21）.” Bizantinistica ser. 2，year 2 （2001）：63-105.

——.“The Syrianos’s ‘Strategikon’：A 9th Century Source？” Bizantinistica ser. 2，year 2 （2000）：243-280.

Cotter，Stephen Edward. “The Strategy and Tactics of Siege Warfare in the Early Byzantine Period：From Constantine to Heraclius.” Ph.D thesis，Queen’s University，Belfast，1995.

Crow，J[ames]. G. “The Long Walls of Thrace.” In Cyril A. Mango and Gilbert Dagron，eds.，Constantinople and Its Hinterland. Aldershot，UK：Variorum，1995，

Crow，J[ames] G.，Alessandra Ricci，and Richard Bayliss.University of Newcastle Anastasian Wall Project. Online，http：//longwalls.ncl.ac.uk/Anastasian Wall，htm.

Curta，Florin，ed. Borders，Barriers，and Ethnogenesis：Frontiers in Late Antiquity and the Middle Ages. Turnhout，Belgium：Brepols，2005.

——. Southeastern Europe in the Middle Ages，500-1250.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6.

Dagron，Gilbert. “Byzance et le modèle islamique au Xe siècle：À propos des Constitutions tactiques de I’empereur Léon VI.” Comptes rendus de l’Académie des Inscriptions et Belles-Lettres （April-June 1983）：219-243.

——.“Byzance et ses Voisins：Étude sur certain passages du livre de cérémonies.” In Travaux et mémoires du Centre de recherche d’histoire et civilisation byzantine，no. 13，pp. 353-357. Paris：De Boccard，2000.

——.“Ceux d’en face：Les peuples étrangers dans les traités militaires byzantins.” In Travaux et mémoires du Centre de recherche d’histoire et civilisation byzantine，no. 10，pp. 207-232. Paris：De Boccard，1987.

——.“Poissons，Pêcheurs et Poissonniers de Constantinople.” In Cyril A.Mango and Gilbert Dagron，eds.，Constantinople and Its Hinterland. Aldershot，UK：Variorum，1995.

Dagron，Gilbert，with Haralambie Mihăescu. Le traité sur la guérilla （De velitatione） de l’empereur Nicéphore Phocas （963—969）. Paris：Éditions du Centre national de la recherche scientifique，1986.

Dain，Alphonse. Leonis VI Sapientis Problemata. Paris：Les Belles Lettres，1935.

——.“Memorandum inédit sur la défense des places.” Revue des Études Grecques 53 （1940）：123-136.

——. Naumachica. Paris：Les Belles Lettres，1943.

——.“Les stratégistes byzantins.” Ed. J. A. de Foucault. In Travaux et

mémoires du Centre de recherche d’histoire et civilisation byzantine，no. 2，pp. 317-392. Paris：De Boccard，2000.

——，ed. Sylloge Tacticorum（formerly Inedita Leonis Tactica）. Annotations in Latin. Paris：Les Belles Lettres，1938.

——，La tradition du texte d’Héron de Byzance. Paris：Les Belle Lettres，1933. Darrouzes，J. Épistoliers byzantins du Xe siecle. Archives de l’Orient Chrétien 6. Paris：Institut français d’études byzantines，1960.

Daryaee，Touraj. “Ethnic and Territorial Boundaries in Late Antique and Early Medieval Persia （Third to Tenth Century）.” In Florin Curta，ed.，Borders，Barriers，and Ethnogenesis：Frontiers in Late Antiquity and the Middle Ages. Turnhout，Belgium：Brepols，2005.

De Administrando Imperio. Ed. Gy. Moravcsik.Trans. R. J. H. Jenkins. Washington，D.C.：Dumbarton Oaks Center for Byzantine Studies，1967.

de Clari，Robert. La conquête Constantinople. Paris：Flammarion，1956.

——，La Prise de Constantinople. Chapter 73 in Charles Hopf，ed.，Chroniques gréco-romanes inédites ou peu connues （1873）. Reprint，with translation by D. C. Munro，Brussels：Culture et Civilisation，1966.

Cross，Samuel H.，and Olgerd P. Sherbowitz-Wetzor. The Russian Primary Chronicle：Laurentian Text. Harvard Studies and Notes in Philology and Literature，no. 108. Cambridge，Mass：Medieval Academy of America，1953.

De Foucault，J.-A. “Douze chapitres inédits de la Tactique de Nicéphore Ouranos.” In Travaux et mémoires du Centre de recherche d’histoire et civilisation byzantine，no. 5. Paris：De Boccard，1973.

de la Vaissière，Étienne. “Huns et Xiongnu.” Central Asiatic Journal 49，no. 1 （2005）：3-26.

Dennis，G. T. “Byzantium at War （9th-12th c.）.” In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4，National Hellenic Research Foundation，Institute for Byzantine Research. Athens：Goulandri-Horn Foundation，1997.

——.“Defenders of the Christian People：Holy War in Byzantium.” In John F. Haldon，ed.，Byzantine Warfare. Aldershot，UK：Ashgate，2007.

——.“Flies，Mice，and the Byzantine Crossbow，” Byzantine and Modern Greek Studies 7 （1981）：1-5.

——，trans. Maurice’s Strategikon Handbook of Byzantine Military Strategy. Philadelphia：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1984.

——.“Some Reflections on Byzantine Military Theory.” In R. S. Calingcr and Thomas R. West，eds.，John K. Zender：A Festschrift. Indianapolis：Perspectives Press，2007.

——，ed. Das Strategikon des Maurikios. Trans. Ernst Gamillscheg. Corpus fontium historiae byzantinae，17. Vienna：Verlag der österreich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1981.

——. Three Byzantine Military Treatises. Washington，D.C.：Dumbarton Oaks，1985.

De re strategica. In George T. Dennis，ed.，Three Byzantine Military Treatises （pp. 1-136，“The Anonymous Byzantine Treatise on Strategy”）. Washington，D.C.：Dumbarton Oaks，1985.

De temporum qualitatibus et positionibus locorum. Fragment. In Brian Coke，trans.，The Chronicle of Marcellinus Comes. Byzantina australiensia 7. Sydney：Australian Association for Byzantine Studies，1995.

De Velitatione. In George T. Dennis，ed.，Three Byzantine Military Treatises （pp. 137-239，“Skirmishing”）. Washington，D.C.：Dumbarton Oaks，1985.

Dewing，H. B.，ed. and trans. Procopius. 7 vols. Loeb Classical Library. 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2-1978.

Diels，H. A.，and Rev. W. Kranz. Die Fragmente der Vorsokratiker. Hildesheim：Weidmann，2004.

Diodorus Siculus. Diodorus of Sicily，12 vols. Trans. C. H. Oldfather. 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35.

Doctrina Jacobi nuper baptizati. Ed. and trans.V. Dé Roc. In Travaux et mémoires du Centre de recherche d’histoire et civilisation byzantine，no. 11，pp. 70-218. Paris：De Boccard，1991.

Durliat，J. “L’approvisionnement de Constantinople.” In Cyril A. Mango and Gilbert Dagron，eds.，Constantinople and Its Hinterland. Aldershot，UK：Variorum，1995.

——.“La peste du VIme siècle，pour un nouvel examen de sources byzantins.” In J. M. Lefort et al.，eds.，Hommes et richesses dans l’Empire byzantin，vol. 1，IVe-VIIe siècles. Paris：P. Lethielleux，1989.

Dyson，Stephen L. The Creation of the Roman Frontier. 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5.

Eadie，J. W. “The Development of Roman Mailed Cavalry.” Journal of Roman Studies 57 （1967）：161-173.

Echols，Edward C. Herodian of Antioch’s History of the Roman Empire from the Death of Marcus Aurelius to the Accession of Gordian，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61.

Einhard. Vita Karoli Magni. Translation in Paul Halsall’s Internet Medieval Sourcebook，http：//www.fordham.edu/halsall/basis/einhard.htmlNo.Charlemagne.

Elton，Hugh. Warfare in Roman Europe，A.D. 350-425. Oxford：Clarendon Press，1997.

Encyclopedia Judaica. Ed. Cecil Roth.16 vols. Jerusalem：Keter，1973.

Érdy，Miklós. “Hun and Xiongnu Type Cauldron Finds throughout Eurasia.” Eurasian Studies Yearbook 67 （1995）：3-26.

Evagrius Scholasticus. The Ecclesiastical History of Evagrius Scholasticus. Trans. Michael Whitby. Liverpool：Liverpool University Press，2000.

Even，Marie-Dominique，and Rodica Pop，eds. Histoire secrete des Mongols=Mongghol-un ni’uca tobciyan：Chronique mongole du XIIIe siecle. Paris：Gallimard，1994.

Fan，Ye. Hou Han Shu （Pinyin：Hòuhànshū；Book of the Later Han.）Partial translation by John E. Hill，http：//depts.washington.edu/silkroad/texts/ hhshu/hou_han_shu.html.

Fei，Jie，Zhou Jie，and Hou Yongjian. “Circa A.D. 626 Volcanic Eruption，Climatic Cooling，and the Collapse of the Eastern Turkic Empire.” Climatic Change 81，nos. 3-4 （April 2007）：469-475.

Folz，Robert. The Coronation of Charlemagne，25 December 800. Trans. J. E. Anderson. London：Routledge and Kegan Paul，1974.

Franklin，Simon，and Jonathan Shepard. The Emergence of Rus，750-1200. New York：Longman，1996.

Frontinus，Sextus Julius. Strategemata. Trans. C. E. Bennet. 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0.

Geanakoplos，Deno John，ed. Byzantium：Church，Society，and Civilization Seen through Contemporary Eyes. Chicago：Chicago University Press，1984.

Jenkins，R. J. H.，F Dvornik，B. Lewis，Gy. Moravcsik，D. Obolensky，and S. Runciman，eds. De Adminstrando Imperio. Vol. 2：Commentary. London：Athlone Press，1962.

Jordanes. Getica：De origine actibusque Getarum，Translated by Charles C. Mierow as The Gothic History of Jordanes，Cambridge：Speculum Historiale，1915. Latin text：http：//www.thelatinlibrary.com/iordanes1.html.

Gillett，Andrew. Envoys and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in the Late Antique West，411-533.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3.

Gilliver，Cathrine M，“The de munitionibus castrorum.” Journal of Roman Military Equipment Studies 4 （1993）：33-48.

Golden，Peter B. “Ethnicity and State Formation in Pre-Cinggisid Turkic Eurasia.” Central Eurasian Studies Lectures，vol. 1.Bloomington：Indiana University Press，2001.

——. An Introduction to the History of the Turkic Peoples：Ethnogenesis and State-Formation in Medieval and Early Modern Eurasia and the Middle East Wiesbaden：Harrasowitz，1992.

——. Khazar Studies：An Historio-Philological Inquiry into the Origins of the Khazars. Budapest：Akademia Kiado，1980.

——.“The Peoples of the Russian Forest Belt.” In D. Sinor，ed.，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Early Inner Asia.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0.

Goldsworthy，Adrian Keith. The Roman Army at War，100 B.C.-A.D. 200. Oxford：Clarendon Press，1996.

Gordon，C. D. “The Subsidization of Border Peoples as a Roman Policy of Imperial Defense.” Ph.D. dissertation，University of Michigan，1948.

Granger，Frank. Vitruvius on Architecture. 2 vols. 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3.

Guichaoua，Mickaël. “Lecture critique de Luttwak：La Grande Stratégie de l’Empire romain.” Enquetes et Documents，Revue du Centre de recherches en histoire internationale et Atlantique （CRHIA） 30 （2004）.

Guilmartin，J. F. Gunpowder and Galleys：Changing Technology and Mediterranean Warfare at Sea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5.

Haldon，John F. “Blood and Ink：Some Observations on Byzantine Attitudes towards Warfare and Diplomacy.” In Jonathan Shepard and Simon Franklin，eds.，Byzantine Diplomacy：Papers from the Twenty-fourth Spring Symposium of Byzantine Studies. Aldershot，UK：Variorum，1992.

——. Byzantine Praetorians：An Administrative，Institutional and Social Survey of the Opsikion and Tagmata，c. 580—900. Bonn：Dr. Rudolf Ha belt，1984.

——，ed. Byzantine Warfare. Aldershot，UK：Ashgate，2007.

——. The Byzantine Wars：Battles and Campaigns of the Byzantine Era. Charleston，S.C.：Tempus，2001.

——. Byzantium in the Seventh Century：The Transformation of a Culture.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0.

——，ed. and trans. Constantine Porphyrogenitus：Three Treatises on Imperial Military Expeditions. Vienna：Verlag der österreich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1990.

——.“Introduction：Why Model Logistical Systems？” In John F. Haldon，ed.，General Issues in the Study of Medieval Logistics：Sources，Problems，Methodologies. Leiden：Brill，2005.

——.“The Organization and Support of an Expeditionary Force：Manpower and Logistics in the Middle Byzantine Period.” In J. F. Haldon，ed.，Byzantine Warfare，Aldershot，UK：Ashgate，2007. http：//www.deremilitari.org/ RESOURCES/ARTICLES/haldonl.htm#_ftnl0.

——.“Some Aspects of Early Byzantine Arms and Armour.” In David Nicolle，ed.，A Companion to Medieval Arms and Armor. Woodridge，UK：Boydell and Brewer，2002.

——.“Strategies of Defence，Problems of Security：The Garrisons of Constantinople in the Middle Byzantine Period.” In Cyril A. Mango and Gilbert Dagron，eds.，Constantinople and Its Hinterland. Aldershot，UK：Variorum，1995. http：//www.deremilitari.org/resources/articles/haldon2.htm.

——.“Theory and Practicc in Tenth-Century Military Administration：Chapters 2，44 and 45 of the Book of Ceremonies.” In Travaux et mémoires du Centre de recherche d’histoire et civilisation byzantine，no. 13，pp. 201-352. Paris：De Boccard，2000.

——. Warfare，State and Society in the Byzantine World，565-1204. London：UCL Press，1999.

Haldon，John F.，and M. Byrne. “A Possible Solution to the Problem of Greek Fire.” Byzantinische Zeitsschrift 70 （1977）：91-100.

Haldon，John F.，Andrew Lacey，and Colin Hewes. “Greek Fire Revisited：Recent and Current Research.” In Elizabeth Jeffreys，ed.，Byzantine Style，Religion and Civilization：In Honour of Sir Steven Runciman.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6.

Halsall，Guy. Barbarian Migrations and the Roman West，376-568.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7.

Hartog，Francois. The Mirror of Herodotus：The Representation of the Other in the Writing of History. Trans. Janet Lloyd. 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8.

Heather，Peter. The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A New History of Rome and the Barbarians.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6.

——.“The Western Empire，425-476.” In A. Cameron，B. Ward-Perkins，and M. Whitby，eds.，Late Antiquity：Empire and Successors，A.D. 425-600. Vol. 14 o£ The 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1.

Hendy，Michael F. Studies in the Byzantium Monetary Economy，c. 300-1450.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5.

Hirth，Friedrich. China and the Roman Orient：Researches into Their Ancient and Mediaeval Relations as Represented in Old Chinese Records. Shanghai and Hong Kong，1885. Edited by J. S. Arkenberg at http：//www.fordham.edu/halsall/eastasia/1372mingmanf.html.

Homer. The Iliad，Trans. E，V. Rieu. Harmondsworth，UK：Penguin Books，1950.

Homer. The Odyssey. Trans. A. T. Murray. 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46.

Howard-Johnston，James. “The Two Great Powers in Late Antiquity：A Comparison.” In Averil Cameron，ed.，The Byzantine and Early Islamic Near East. Princeton：Darwin Press，1995.

Hygini Gromatici Liber de Munitionibus Castrorum.Leipzig：von s. Hirzel，1887. Reprint，Hildesheim：H. A. Gestenberg，1972. Latin text：http：//www.intratext.com/X/LAT0347.html.

Isaac，Benjamin. The Limits of Empire：The Roman Army in the East. Oxford：Clarendon Press，1990.

Isles，Fred. “Turkish Flight Arrows.” Journal of the Society of Archer-Antiquaries 4 （1961）. http：//margo.student.utwente.nl/sagi/artikel/turkish/.

Janni，Pietro. La Mappa e Il periplo：Cartografia antica e spazio odologico. Rome：Giorgio Bretschneider，1984.

Jenkins，R. J. H.，ed.，with F. Dvornik，B. Lewis，Gy. Moravcsik，D. Obolensky，and S. Runciman. De Administrando Imperio. Vol. 2：Commentary. London：Athlone Press，1962.

Jerome. Selected Letters of St. Jerome. Trans. F. A. Wright. 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54.

Jiu Tang shu （“Old Book of Tang” of Liu Xu/Hsü）. Taipei：Tai wan shang wu yin shu guan，1983.

Jones，A. H. M. The Later Roman Empire，284-602：A Social and Economic Survey. Oxford：Basil Blackwell，1973.

Jordanes. Getica：De origine actibusque Getarum. Translated by Charles C. Mierow as The Gothic History of Jordanes. Cambridge：Speculum Historiale，1915. Latin text：www.thelatinlibrary.com/iordanes1.html.

Josephus. The Jewish War. www.guternberg.org/files/2850/2850.txt.

Justinian.Novels.Online Latin texts：http：//web.upmf-grenoble.fr/Haiti/Cours/ Ak/Corpus/Novellae.htm.

Kaegi，Walter E.，Jr. Byzantium and the Early Islamic Conquests.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2.

——.“The Contribution of Archery to the Turkish Conquest of Anatolia.” In John F. Haldon，ed.，Byzantine Warfare. Aldershot，UK：Ashgate，2007.

——.“The Frontier：Barrier or Bridge？” In John F. Haldon，ed.，Byzantine Warfare. Aldershot，UK：Ashgate，2007.

——. Heraclius：Emperor of Byzantium.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3.

——. Some Thoughts on Byzantine Military Strategy. The Hellenic Studies Lecture. Brookline，Mass.：Hellenic College Press，1983.

Kazhdan，Alexander. “The Notion of Byzantine Diplomacy.” In Jonathan Shepard and Simon Franklin，eds.，Byzantine Diplomacy. Aldershot，UK：Variorum，1992.

Kazhdan，Alexander，and Giles Constable. People and Power in Byzantium：An introduction to Modern Byzantine Studies. Washington，D.C.：Dumbarton Oaks，1982.

Kazhdan，Alexander，and Michael Mcormick. “The Social World of the Byzantine Court.” In Henry Maguire，ed.，Byzantine Court Culture from 829 to 1204，Washington，D.C.：Dumbarton Oaks Research Library /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7.

Keen，Maurice. Chivalry. 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86.

Kekaumenos. Raccomandazioni e consigli di un galantuomo：Stratēgikon. Ed，and trans. Maria Dora Spadaro. Alessandria：Edizioni dell’Orso，1998.

Kennedy，Hugh. The Armies of the Caliphs：Military and Society in the Early Islamic State. New York：Routledge，2001.

——.“Justinianic Plague in Syria and the Archaeological Evidence，” In Lester K. Little，ed.，Plague and the End of Antiquity：The Pandemic of 541-750，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6.

Khazanov，Anatoly M. Nomads and the Outside World. 2nd ed. Madison：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1994.

Kinnamos，John. Deeds of John and Manuel Comnenus. Trans. Charles M. Brand. 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76.

Kitto，H. D. F. The Greeks. Harmondsworth，UK：Penguin Books，1951.

Klek，Markus. “Making an Asiatic Composite Bow.” http：//www.primitiveways.com/pt-composite_bow.html.

Kolbaba，Tia M. Fighting for Christianity：Holy War in the Byzantine Empire.” In John F. Haldon，ed.，Byzantine Warfare. Aldershot，UK：Ashgate，2007.

Kolias，Taxiarchis G. Byzantinische Waffen：Ein Beitrag zur byzantinischen Waffenkunde von den Anfängen bis zur lateinischen Eroberung. Vienna：Verlag der östereich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1988.

Koutrakou，Nike. “Diplomacy and Espionage：Their Role in Byzantine Foreign Relations，8-10th Centuries.” Graeco-Arabica 6 （1995）：125-144.

Lamport，L.，R. Shostak，and M. Pease. “The Byzantine Generals Problem.” ACM Transactions on Programming Languages and Systems 4 （1982）：382-401.

Lee，A. D. “The Eastern Empire：Theodosius to Anastasius.” In A. Cameron，B. Ward-Perkins，and M. Whitby，eds.，Late Antiquity：Empire and Successors，A.D. 425-600. Vol. 14 of The 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1.

——. Information and Frontiers：Roman Foreign Relations in Late Antiquity.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3.

Leites，Natan Constantin. The Operational Code of the Politburo. New York：McGraw-Hill，1951.

Lewis，Naphtali，and Reinhold Meyer. Roman Civilization：The Empire. New York：Harper Torchbooks，1966.

Liber Pontificalis.Translated by Raymond Davis as The Book of Pontiffs：The Ancient Biographies of the First Ninety Roman Bishops to A.D. 715. Liverpool：Liverpool University Press，1989.

Linder，Amnon. The Jews in Roman Imperial Legislation. Detroit：Wayne State University Press，1987.

Little，Lester K.，ed. Plague and the End of Antiquity：The Pandemic of541-750.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6.

Liutprand of Cremona. Relatio de legatione Constantinapolitana （Narrative of the Embassy to Constantinople）. Translated by F A. Wright as The Works of Liutprand of Cremona. New York：Dutton，1930.

Loreto，Luigi. “Il paradosso Luttwakiano power projection，low intensity e funzione del limes.” In Per la storia militare del mondo antico，ed. Luigi Loreto，pp. 84-92. Naples：Jovene，2006.

——.“La Storia della grand strategy un dibattito Luttwak？” In Per la storia militare del mondo antico，ed. Luigi Loreto，pp. 67-81. Naples：Jovene，2006.

Jones，A. H. The Later Roman Empire，284-602：A Social and Economic Survey. Oxford：Basil Blackwell，1973.

Luttwak，Edward N. The Grand Strategy of the Roman Empire：From the First Century A.D. to the Third，Baltimore：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76，2007.

——.“The Operational Level of Wa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5，no. 3 （Winter 1980-1981）：69-79.

——. Strategy：The Logic of War and Peace. Cambridge：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1.

Lydus，John [John the Lydian]，On the Magistracies of the Roman Constitution，Trans. T. F. Carney. Sydney：Wentworth Press，1965.

Macrides，Ruth. “Dynastic Marriages and Political Kinship.” In Jonathan Shepard and Simon Franklin，eds.，Byzantine Diplomacy. Aldershot，UK：Variorum，1992.

Maenchen-Helfen，Otto. J. The World of the Huns：Studies in Their History and Culture. Ed. Max Knight. 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3.

Magdalino，Paul. “In Search of the Byzantine Courtier.” In Henry Maguire，ed.，Byzantine Court Culture from 829 to 1204. Washington，D.C.：Dumbarton Oaks Research Library /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7.

Maguire，Henry，ed. Byzantine Court Culture from 829 to 1204. Washington，D.C.：Dumbarton Oaks Rcscarch Library /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7.

Mango，Cyril A. Byzantium：The Empire of New Rome. New York：Scribner’s，1980.

——.“The Water Supply of Constantinople.” In Cyril A. Mango and Gilbert Dagron，eds.，Constantinople and Its Hinterland. Aldershot，UK：Variorum，1995.

Mango，Cyril A.，and Gilbert Dagron，eds. Constantinople and Its Hinterland. Aldershot，UK：Variorum，1995.

Mann，John C. “Power，Force and the Frontiers of the Empire.” Journal of Roman Studies 69 （1979）：175-183.

Marcellinus Comes. Trans. Brian Coke. Byzantina Australiensia 7. Sydney：Australian Association for Byzantine Studies，1995.

Marcovich，M.，ed. Heraclitus：Greek Text with a Short Commentary. Merida，Venezuela：Los Andes University Press，1967.

Marsden，E. W. Greek and Roman Artillery：Historical Development. Oxford：Clarendon Press，1969.

——. Greek and Roman Artillery：Technical Treatises. Oxford：Clarendon Press，1971.

Martin-Hisard，Bernardette. “Constantinople et les Archontes du Monde Caucasien dans le Livre de Cérémonies.” In Travaux et mémoires du Centre de recherche d’histoire et civilisation byzantine，no. 13，pp. 361-521. Paris：De Boccard，2000.

Mattingly，Garrett. Renaissance Diplomacy. New York：Dover，1988.

McCotter，Stephen. “Byzantines，Avars and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Trebuchet.” Dissertation，Queen’s University of Belfast，2003. Available online at http：// www.deremilitari.org/resources/articles/mccotter1.htm.

McGeer，Eric. “Infantry versus Cavalry：The Byzantine Response.” Revue des Études Byzantines 46 （1988）：135-145.

——. Sowing the Dragon’s Teeth：Byzantine Warfare in the Tenth Century. Washington，D.C.：Dumbarton Oaks，1995.

——.“Two Military Orations of Constantine VII.” In John W. Nesbitt，ed.，Byzantine Authors：Literary Activities and Preoccupations；Texts and Translations Dedicated to the Memory of Nicolas Oikonomides.Leiden：Brill，2003.

McLeod，Wallace. “The Range of the Ancient Bow，” Phoenix 19 （1965）：1-14.

——.“The Range of the Ancient Bow：Addenda.” Phoenix 26，no.l （1972）：78-82.

Menander. The History of Menander the Guardsman. Trans. R. C. Blockley. Liverpool：F. Cairns，1985.

Mihăescu，Haralambie，ed. and trans. Arta militară：Mauricius. Bucharest：Academiei Republicii Socialiste，1970.

Mihăescu，Haralambie，with Gilbert Dagron. Le traité sur la guérilla（De velitatione） de l’empereur Nicéphore Phocas，963-969. Paris：Éditions du Centre national de la recherche scientifique，1986.

Millar，Fergus. A Greek Roman Empire：Power and Belief under Theodosius II （408-450）. 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6.

Miller，D. A. “The Logothete of the Drome in the Middle Byzantine Period.” Byzantion no. 36 （1966）：fasc. 2，pp. 438-470.

Miller，J. Innes. The Spice Trade of the Roman Empire，29 B.C. to A.D. 641. Oxford：Clarendon Press，1969.

Milner，N. P.，trans. Vegetius：Epitome of Military Science，2nd ed. Liverpool：Liverpool University Press，1996.

Moravcsik，Gy.，ed. De Administrando Imperio. Trans. R. J. H. Jenkins. Washington，D.C.：Dumbarton Oaks Center for Byzantine Studies /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7.

Morgan，David. The Mongols. Oxford：Blackwell，1986.

Moorhead，John. “The Byzantines in the West in the Sixth Century.” In Paul Fouracre，ed.，The New Cambridge Medieval History：Vol. 1，c. 5OO-c. 700.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5.

Morris，Donald R. The Washing of the Spears.London：Jonathan Cape，1966.

Muller-Mertens，Eckhard. “The Ottonians as Kings and Emperors.” In Timothy Reuter，ed.，The New Cambridge Medieval History：Vol. 3，c. 900-c. 1024.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9.

Nicholas I，Patriarch of Constantinople. Letters. Ed. and trans.R. J. H Jenkins and L. G. Westerink. Washington，D.C.：Dumbarton Oaks，1973.

Nikephoros，Patriarch of Constantinople. Short History [Breviarium Historicum]，Ed. Cyril A. Mango. Washington，D.C.：Dumbarton Oaks，1990.

Nishimura，D. “Crossbow，Arrow-Guides，and the Solenarion.” Byzantion no. 58 （1988）：422-435.

Noonan，Thomas. “Byzantium and the Khazars：A Special Relationship？” In Jonathan Shepard and Simon Franklin，eds.，Byzantine Diplomacy. Aldershot，UK：Variorum，1992.

Oikonomides，Nicolas. “The Role of the Byzantine State in the Economy.” In Angeliki E. Laiou，ed.，The Economic History of Byzantium：From the Seventh through the Fifteenth Century. Washington，D.C：Dumbarton Oaks Research Library and Collection，2002.

——.“Title and Income at the Byzantine Court.” In Henry Maguire，ed.，Byzantine Court Culture from 829 to 1204. Washington，D.C.：Dumbarton Oaks Research Library /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7.

Oldfather，C. H.，trans. Diodorus of Sicily. 12 vols. 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35.

Ostrogorsky，George. History of the Byzantine State. Revised ed. Trans. Joan Hussey. New Brunswick：Rutgers University Press，1969.

The Oxford Dictionary of Byzantium. Ed. Alexander P. Kazhdan and Alice-Mary Talbot with Anthony Cutler，Timothy E. Gregory，and Nancy P. Šev\\5，99\\ enko.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1.

Palmer，Andrew，trans. The Seventh Century in the West-Syrian Chronicles.Liverpool：Liverpool University Press，1993.

Papasotiriou，Charalambos. “Byzantine Grand Strategy，” Ph.D. dissertation，Stanford University，1991.

Parker，H. M. D. The Roman Legions. Oxford：Clarendon Press，1928. Reprint，Chicago：Ares，1985.

Pertusi，Agostino. “La formation de themes byzantins.” Berichte zum XI Internationalen Byzantinisten-Kongress （Munich） 1 （1958）：1-40.

——. Il pensiero politico bizantino. Ed. Antonio Carile. Bologna：Pàtron Editore，1990.

——，ed. and trans. De thematibus：Introduzione，testo critico，commento. Vatican City：Biblioteca apostolica vaticana，1952.

Photios. Bibliotheca，Myriobiblon. Online，www.ccel.org/p/pearse/morefathers/ photius_03bibliotheca. htmNo.34.

——. The Homilies of Photius I，Saint，Patriarch of Constantinople. Trans. Cyril A. Mango. 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58.

Piacentini，Valeria F. Il Pensiero Militare nel Mondo Mussulmano. Milan：FrancoAngeli，1996.

Piltz，Elisabeth. “Middle Byzantine Court Costume.” In Henry Maguire，ed.，Byzantine Court Culture from 829 to 1204. Washington，D.C.：Dumbarton Oaks Research Library /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7.

Pliny the Younger. Pliny Letters and Panegyricus. 2 vols. Trans. Betty Radice. 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5.

Pohl，Walter. “Conceptions of Ethnicity in Early Medieval Studies.” In Lester K. Little and Barbara H，Rosenwein，eds.，Debating the Middle Ages：Issues and Readings. Oxford：Blackwell，1998.

——. Die Awaren：Ein Steppenvolk in Mitteleuropa，567-822 n. Chr. Munich：C. H. Beck，2002.

Polyaenus. Stratagems of War：Polyaenus. 2 vols. Ed. and trans. Peter Krenrz and Everett L. Wheeler. Chicago：Ares，1994.

Polybius. The Histories. 6 vols. Trans. W. R. Paton. 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9.

Praecepta imperatori. Appendix to J. Reiske，ed.，Corpus Scriptorum Historiae Byzantinae，bk. 1，pp. 397-430. Bonn：Weber，1829.

Prokopios. De aedificis. Vol. 7. Translated by H. B. Dewing with G. Downey as Buildings. 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1.

——. Anecdota. Vol. 6. Translated by H. B. Dewing as Procopius. 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9.

——. The Wars. Vols，1-4，Trans. H，B. Dewing. 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Prosper of Acquitaine. Epitoma chronicon （Prosperi Tironis）. In Monumenta Germaniae Historica：Chronica Minora Saec. IV，V，VI，VII. Ed. T. Mommsen. Vol. 1，pp. 341-501. Berlin：Weidmann，1892. Reprint，Hannover：Hahnsche Buchhandlung，1980.

Pryor，John H. Geography，Technology and War：Studies in the Maritime History of the Mediterranean，646-1571.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8.

Pryor，John H.，and Elizabeth M. Jeffreys. The Age of the Dromon：The Byzantine Navy ca. 500-1204. Leiden：Brill Academic，2006.

Pseudo-Dionysius of Tel-Mahre. Chronicle：Known Also as the Chronicle of Zuqnin. Part 3，Trans. Witold Witakowski. Liverpool：Liverpool University Press，1996.

Rachewiltz，Igor de. The Secret History of the Mongols：A Mongolian Epic Chronicle of the Thirteenth Century. 2 vols. Leiden：Brill，2004.

Rance，Philip. “The Fulcum，the Late Roman and Byzantine Testudo：The Germanization of Roman Infantry Tactics？” Greek，Roman，and Byzantine Studies no. 44 （2004）：265-326.

Rausing，Gad. The Bow：Some Notes on Its Origins and Development. Acta Archaeologica Lundensia Series 8，no. 6. Bonn：Rudolf Habelt Verlag；Lund：CWK Gleerups Forlag，1967.

Ravegnani，Giorgio. Soldati di Bizanzio in Eta Giustinianea. Rome：Jouvence，1988.

Róna-Tas，András. Hungarians and Europe in the Early Middle Ages；An Introduction to Early Hungarian History. Budapest：Central European University Press，1999.

Rubin，Ze’ev，“The Reforms of Khusro Anushirvan.” In Averil Cameron，ed.，The Byzantine and Early Islamic Near East，vol. 3.Princeton：Darwin Press，1995.

——.“The Sasanid Monarchy.” In A. Cameron，B. Ward-Perkins，and M.Whitby，eds.，Late Antiquity：Empire and Successors，A.D. 425-600. Vol. 14 of The 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1.

Runciman，Steven. The Sicilian Vespers. Harmondsworth，UK：Penguin Books，1960.

The Saga of Hervor and King Heidrek the Wise. Trans.Peter Tunstall. 2005. Online，http：//www.northvegr. org/lore/ oldheathen/018.php.

Sartre，Maurice. D’Alexandre à Zénobie：Histoire du Levant antique，IVe siècle avant Jésus-Christ-IIIe siècle après Jésus-Christ. Paris，Fayard，2001.

Saunders，John J. The History of the Mongol Conquests. Philadelphia：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1971.

Scriptor Incertus. Frag. 1.Ed.I.Dujcev. In Travaux et mémoires du Centre de recherche d’histoire et civilisation byzantine，no. 1，pp. 205-254，trans. Paul Stephenson. Paris：De Boccard，1965. Revised November 2004，http：// homepage.mac.com/paulstephenson/trans/scriptor1. html.

The Armenian History Attributed，to Sebeos. Trans.R. W. Thompson. Vols. 1-2. Liverpool：Liverpool University Press，1999.

Seeck，Otto. Notitia Dignitatum accedunt Notitia Urbis Constantinopolitanae Laterculi Prouinciarum. Berlin：Apud Wcidmannos，1876.

Sevcenko，Ihor. “Re-reading Constantine Porphyrogenitus.” In Jonathan Shepard and Simon Franklin，eds.，Byzantine Diplomacy. Aldershot，UK：Variorum，1992.

Shepard，Jonathan，and Simon Franklin，eds. Byzantine Diplomacy. Aldershot，UK：Variorum，1992.

Sidonius. Poems and Letters. 2 vols. Trans. W. B. Anderson. 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36.

Simeonova，Liliana. “In the Depth of Tenth-Century Byzantine Ceremonial：The Treatment of Arab Prisoners of War at Imperial Banquets.” In John F. Haldon，ed.，Byzantine Warfare. Aldershot，UK：Ashgate，2007. Originally in Byzantine and Modern Greek Studies 22 （1998）：75-104.

Sinor，Denis，ed.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Early Inner Asia.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0.

Scylitzes，Ioannis. A Synopsis of Histories，811-1057 A.D. Trans. John Wortley. Unpublished typescript. Winnipeg：University of Manitoba，Centre for Hellenic Civilization.

Stephenson，Paul. Byzantine Diplomacy，A.D. 800-1204：Means and Ends.” In Jonathan Shepard and Simon Franklin，eds.，Byzantine Diplomacy. Aldershot，UK：Variorum，1992.

——. Byzantium’s Balkan Frontier：A Political Study of the Northern Balkans，900-1204.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0.

——. The Legend of Basil the Bulgar-Slayer.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3，

Sturluson，Snorri. Heimskringla：The Chronicle of the Kings of Norway Saga of Harald Hardrade. London：Norroena Society，1907. Electronic edition，Douglas B. Killings DeTroyes，1996，Online Medieval and Classical Library，release no. 15，http：//omacl.org/Heimskringla/hardradel.html.

Suda On Line：Byzantine Lexicography：http：//www.stoa.org/sol-bin/search.pl.

Sullivan，Denis F. “A Byzantine Instructional Manual on Siege Defense：The De obsidione toleranda；Intro.，English translation and annotations.” In John W. Nesbitt，ed.，Byzantine Authors：Literary Activities and Preoccupations. Texts and Translations Dedicated to the Memory of Nicolas Oikonomides. Leiden：Brill，2003.

——. Siegecraft：Two Tenth-Century Instructional Manuals by “Heron of Byzantium.” Washington，D.C.：Dumbarton Oaks，2000.

Sutherland，Caroline. “Archery in the Homeric Epics.” Classics Ireland 8 （2001）；http：//www.ucd.ie/cai/classics-ireland/2001/sutherland.html.

al-Tabari. The History of al-Tabari. Vol. 5. Trans. Ann. C. E. Bosworth. Albany：State University Press of New York Press，1999.

Talbot，Alice-Mary，and Denis F. Sullivan，trans. The History of Leo the Deacon：Byzantine Military Expansion in the Tenth Century. Washington，D.C.：Dumbarton Oaks，2005.

Thee，Francis C. R.，trans. Julius Africanus and the Early Christian View of Magic. In Hermeneutische Untersuchungen zur Theologie，vol. 19. Tubingen：J. C B. Mohr，1984.

Theophanes. The Chronicle of Theopbanes Confessor，A.D. 284-813. Trans. Cyril A. Mango and Roger Scott with Geoffrey Greatrex. Oxford：Clarendon Press，1997.

——. Theophanes Continuatus. Ed. Immanuelis Bekker. Bonn：E. Weber，1838. Online translation by Paul Stephenson，http：//homepage.mac.com/ paulstephenson/trans/theocont2.html.

Thompson，E. A. The Huns. Revised by Peter Heather. Oxford：Blackwell，1996.

——. A Roman Reformer and Inventor：Being a New Translation of the Treatise De Rebus Bellicis.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52.

Thucydides. History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 4 vols. Trans. Charles Forster Smith. 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51.

Travaux et mémoires du Centre de recherche d’histoire et civilisation byzantine. Paris：De Boccard.

Toumanoff，C. “Armenia and Georgia.” In J. M. Hussey，ed.，The Cambridge Medieval History. Vol. 4：The Byzantine Empire，part 1.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67.

Toynbee，Arnold. Constantine Porphyrogenitus and His World. 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3.

Urbicius. Ourbikioi Epitedeyma （Adaosul lui Urbicius）. In Haralambie Mihǎescu，cd. and trans.，Mauricius Arta Militarǎ. Bucharest：Academiei Republici Romania，1970.

U.S. War Department. Handbook on German Military Forces. 15 March 1945. Reprinted，Baton Rouge：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1990）.

Van Berchem，Denis. L’armée de Dioclétien et la réforme Constantinienne. Institut français d’archéologie de Beyrouth. Bibliothèque archéologique et historique 56. Paris：Libraire Orientaliste Paul Geuthner，1952.

Van Den Berg，Hilda，trans. Anonymous de obsidione toleranda. Leiden：Brill，1947.

Vegetius Renatus，Publius Flavius. Epitoma Rei Militari. Latin intratext：http：// www.intratext.com/IXT/IAT0189.HTM by Èulogos SpA—may they prosper.

——. Viri illustris：De re militari libri quatuor. Basel：Christian Wechel，1535. Vieillefond，Jean-René. Les “Cestes” de Julius Africanus：Étude sur l’ensemble des fragments avec édition，traduction et commentaries. Publications de l’Institute Français de Florence. Ser. 1，vol. 20. Paris：Sansoni，1970.

Wallraff，Martin，et al. Julius Africanus und die christliche Weltchronistik. Texte und Untersuchungen zur Geschichte der altchristlichen Literatur，vol. 15. Berlin：de Gruyter，2006.

Ward-Perkins，Bryan. The Fall of Rome and the End of Civilization.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5.

Welwei，Karl-Wilhelm. “Probleme römischer Grenzsicherung am Beispiel der Germanienpolitik des Augustus.” In Mischa Meier and Meret Strothmann，eds.，Res publica und Imperium：Kleine Schriften zur römischen Geschichte. Historia Einzelschriften，177，pp. 25-263. Stuttgart：Franz Steiner Verlag，2004.

Whitby，Michael. “Recruitment in Roman Armies from Justinian to Heraclius（c. 565-615）. In Avcril Cameron，ed.，The Byzantine and Early Islamic Near East，vol. 3.Princeton：Darwin Press，1995.

——，trans. The Ecclesiastical History of Evagrius Scholasticus. Liverpool：University Press，2000.

Whitby，Michael，and Mary Whitby. The History of Theophylact Simocatta. Oxford：Clarendon Press，1986.

——，trans. Chronicon Paschale，284-628 A.D. Liverpool：Liverpool University Press，1989.

White，Lynn，Jr. Medieval Technology and Social Change. Oxford：Clarendon Press，1966.

Whitehead，David，and P. H. Blyth，eds. and trans. On Machines，by Athenaeus Mechanicus. Historia Einzelschriften，182. Stuttgart：Franz Steiner，2004.

Whittaker，C. R. Frontiers of the Roman Empire：A Social and Economic Study. Baltimore：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94.

Whittow，Mark. The Making of Byzantium，600-1025. 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6.

Widsith. Ed. Kemp Malone.London：Methuen，1936.Rev. ed，，Copenhagen：Rosenkilde and Bayyer，1962.

Wiechmann，I.，and G. Grupe. “Detection of Yersinia pestis in Two Early Medieval Skeletal Finds from Aschheim （Upper Bavaria，6th Century A.D.）.” American Journal of Physical Anthropology no. 126 （2005）：48-55.

Wiita，John Earl. “The Ethnika in Byzantine Military Treatises.” Ph.D dissertation，University of Minnnesota，1977.

Wilson，N. G. Scholars of Byzantium. Rev. ed. London：Duckworth，1996.

Yin，Lin. “Western Turks and Byzantine Gold Coins Found in China.” Transoxiana 6 （July 2003）. Online，http：//www.transoxiana.org/0106/lin-ying_turks_so1idus.html.

Xu （Hsü），Liu. Jiu Tang shu （Old Book of Tang）. Taipei：Tai wan shang wu yin shu guan，1983.

Yule，Henry，and A. C. Burnell. Hobson-Jobson：A Glossary of Colloquial Anglo-Indian Words and Phrases. 2nd，new ed. Ed. Rev. E. Crooke. London：Routledge and Kegan Paul，1985.

Yakar，Jak. Ethnoarchaeology of Anatolia：Rural Socio-Economy in the Bronze and Iron Ages. Tel Aviv：Tel Aviv University，2000.

Zilliacus，Henrik. Zum Kampf der Weltsprachen im oströmischen Reich. Helsinki：Mercators Tryckeri Aktiebolag，1935.

Zuckerman，Constantine. “L’Empire d’Orient et les Huns.” In Travaux et mémoires du Centre de recherche d’histoire et civilisation byzantine，no. 12，pp. 165-168. Paris：De Boccard，1994.

人名索引

（索引页码为原著页码，即本书边码）

Abaqa，Il-Qan，143，144

Abu Bakr as-Siddiq，197，211

Aetius，Flavius，43-44，55

Ali ibn Hamdan，“Sayf ad-Dawlah，” 126，311，345，363

“Alp Arslan，” Muhammad bin Da’ud Chaghri，62，220，224-229

Anastasios I （491-518），58，77，83，201，259

Andronikos II （1282-1328），142，169

Anthemios of Tralles，84，115

Arkadios （395-408），1，4，49

Asparuch，Isperich，173

Athanaric，124-125

Attila，13-18，19，28，36-45，52-53，63，65

Avitus，Marcus Flavius （455-456），22，102

Bahram V，49，50

Bardas Phokas，188，190

Bardas Skleros，188，190，376

Basil II （976-1025），121，122，188-194，218，284，338

Bayezid “Yildirim，” 234

Belisarios，79，80，279，415

Boris I，Bogoris，Michael，166-167，173，185

Bumin，T’u-men，97

Caesar，Julius，240，253，282

Charlemagne，61，140，156，165，177

Charles d’Anjou，5，143

Chrysaphios，64，102，107

Conrad III，142

Constans II （641-668），139

Constantine IV （668-685），173

Constantine V （741-755），75，138，178

Constantine VII Porphyrogennetos （913-959），106，127，138，186，278，339

Constantine IX Monomakhos （1042-1055），219

Constantine XI Palaeologus，12

Constantius II （340-361），46，393

Cyril and Methodios，166

Dandolo，Enrico，Doge，151，232

David，Davit，of Tao，Taron，Tayk，148，191

Decius （249-251），12

Diocletian （284-305），3

Domitius Corbulo，241

Edeco，Edekon，65，66

Eudokia Makrembolitissa，225-226

Gaiseric，50，51

Gallienus （260-268），56

Gennadius Avienus，47

Giovanni da Procida，6

Harald Sigurdsson，“Hardråde，” 130，131，155

Hārūn al-Rashid，177，182

Henry II the Pious，142

Herakleios （610-641），10，13，64，98，104，151，153，164，172，199，203，393，414

Hongwu，Hung-woo T’i，169

Honoria，Justa Grata，42

Honorius，Pope I，207

Hormizd IV，208

Hülegü，Il-Qan，143，144

Hypatia，49

Irene，138，139，141

Isaac I Komnenos （1057-1059），142

Isaac II （1185-1195），232

Isidore of Miletus，84，115

Jerome （saint），Eusebius Hieronymus，34，35

John II Komnenos （1118-1143），143，163，368

John V Palaiologos （1341-1376），169

John Tzimiskes （969-976），122，141，142，150，188，338，355

Joseph Tarchaneiotes，224

Julian （361-363），46

Justin I （518-527），77

Justin II （565-578），97

Justinian I （527-565），13，63，77，81，83，105，168，284

Justinian II “Rhinometus” （685-695，705-711），137，173

Kallinikos，324

Kandikh，59，103

Khālid ibn al-Walīd，198

Khubilai，Kublai，Qan，169

Khusrau I，Anushirvan，107，203，204

Khusrau II，205，208，209，261，336，393，394，396-408

Kilīj Arslan I，105，229，231

Krum，173，177，180，182-184

Kuvrat，Qubrat，172，173，177

Leo Ⅰ （457-474），38，54，77，108

Leo Ⅲ （717-741），70，109，138，175

Leo Ⅲ，Pope，47，140

Leo IV，“The Khazar” （775-780），138，153

Leo V （813-820），182

Leo VI （886-912），157，195，305，322

Leo Choerosphactes，195-196

Leo of Tripoli，Ghulam Zurafa，Rashik al-Wardani，217，316

Leo Phokas，345

Liutprand of Cremona，141，325，326

Louis the Pious，154

Louka Chrysoberges，231

Maniakh，104

Manuel I Komnenos （1143-1180），73，142，165，227，229，234

Marcian （450-457），45，47

Maslama bin Abdui-Malik，68，175，215

Maurikios （582-602），60，93，394，401

Maximinus Thrax （235-238），46

Michael I Rangabe （811-813），141，182

Michael II （820-829），75

Michael III （842-867），165，167

Michael VII Doukas （1071-1078），142，162，226-227，388

Michael VIII Palaiologos （1259-1282），5，56，142-144，234

Mu‘āwīyah ibn ‘Abī Sufyān，211-215

Muhammad，197，198

Murad I，169

“Mutanabbi，al-，” Abu Tayyib Ahmad ibnal-Husayn，127，345，347

Napoleon，236，414

Nicholas I Mystikos，patriarch，185-186

Nicolaus de Bentra，170

Nikephoros I （802-811），141，177-180，184

Nikephoros II Phokas （963-969），141，312，334，338

Nikephoros III Botaneiates （1078-1081），142，162

Nikephoros Basilakes，224

Nikephoros Ouranos，253，362，376

Nogai，143，144

Osman，234

Otto Ⅰ，141 157

Peter III，of Aragon，5，143

Phokas （602-610），393，401

Pippin III，141

Pliny the Younger，280

Priskos of Panium，53，54，63，64，66

Romanos I Lekapenos （920-944），186，187

Romanos IV Diogenes （1068-1071），162，222，225-226

Roussel de Bailleul，224

Samuel，Samuil，Tzar，188-195，376

Shahrbaraz，400，407

Shapur II，393

Sidonius Apollinaris，22，28，42，102

Sinjai；Seljuk Sultan，229

Sizabul，Sizaboul，Yabghu qagan Ishtemi，97-99，104

Stephan Nemanja，165

Sulayman bin Abd al-Malik，175，215

Svyatoslav of Kievan Rus’，122，153，188

Symeon I，167，173，185-187，195-196

Temujin，Cinggis Qan，Genghis Khan，142

Tervel，Terbelis，Qan，138，173-175

Theodahad，67，92

Theodoric，Ostrogoth，67，125

Theodoric，Visigoth，43，44

Theodoric “Strabo，” 54

Theodosius I （378-395），1，182

Theodosios II （408-450），49，54

Theodosios III （715-717），109

Theophilus （830-839），154

Thorismund，44

Tiberius III （698-705），174

Timur-i-lenk，234

Toğrül，Seljuk，220-221，266

Totila，85

Tribonian，83

Trygetius，47

‘Umar ibn al-Khattāb，198，205，211

‘Uthman Ibn’Affān，198，211

Valens （364-378），182

Valentinian III （425-455），42，50

Vigilas，65-67，107

Vladimir I，120-122，155

Witiges，Vitigis，85，293

Yaroslav I，131，154，161，219

Yazdgird II，50

Yazdgird III，49

Yazid I，212

Zabergan，93

Zemarchos，97，99

Zeno （474-491），54

Ziebel，Tong Yabghu，152，153，403，404

Zoe Karbonopsina，186，322

普通索引

（索引页码为原著页码，即本书边码）

Abbasid caliphate，126，143，188，218，224

Adrianople，battle of （378），19

Adur Gushnasp，Vshnasp，eternal fire of，400，408

Agentes in rebus，108，111

Ahl-al-dhimma，205

Ahura Mazda，107，394-399

Alamanni，17

Alans，5，11，18，19，20，50，59，78，160，243-245

Aleppo，135，146，191

Amida，Diyarbakir，Amed，siege of （359），223，259，291，393

Anatolikon，theme，178，182，353

Ankara，battle of （1402），234

Antae，18，60，103，296，299

Antioch，Antakya，360

Aquileia，40，46，189

Arabitai，Beduin. cavalry，364

Arab sieges of Constantinople，68，75，175，212

Arkadiopolis Lüleburgaz，40

Arkadioupolis，Constanţa，Romania，41

Armenia，4，35，40，243 Arsacid Parthia，3，241，276

Athanatoi，355

Avars，4，10，52，58-61，69，103-105，156，164，172，215，244，291，395，396

Banat，40’ 60

Bandon，267，300，373

Bederiana，86，130

Bessic，412 Bethlehem，34，115

Bison，373

Blachernae，72，73，75，174，185，337

Black Death，90

Boukellarion，theme，178

Bulghars，36，69，73，157，176，191，215

Burgundians，17，18，43

Caltrops，263，315，335，356，383

Campus Mauriacus，Catalaunian Fields，43，55

Cappadocia，40，395

Carthage，capital of Africa，50，71

Chalcedonian christology，45，205-206，410

Cheiromaggana，318，367，368

Chosaroi，huszar，hussar，237，359，389

Chrovatia，Croatia，163，164

Chrysopolis，Usküdar，69，122

Cilician Gates，pass of Gülek，353，363，400

Cinggisid states，143

Clibanarii，108，276，277，278

Coincidentia oppositorum，413

Corpus Juris Civilis，84

Crete，Arab conquest of，75，171，326

Ctesiphon，35，50，199，406

Cumans，Qipchaqs，Polovtsy，4，52，143，161，162

Danastris，Dniester，155

Dara，Oğuz，83，106，202，223，259，393

Dar al-harb，the land of war，135，220，340

Daylami，126，306

Devil’s current，70

Domestikos ton scholon，tou scholai，340，376

Doukatores，356，358

Dromon，297，322-328

Edessa，Urfa，223，279，393，394

Eeriin Gurvan Naadam，26，29，270

Emesa，Homs，394

Epilorika，318，372

Ethnogenesis，14，15，16，163，173

Exarchate of Ravenna，139，151，164

Exo Teicbos，73

Expilatores，341

Fatimids，151，189，190，218-220，223，224，227

Fourth Crusade （1204），3，6，114，117，118，151，232-234

Gastraphetes，249，368

Gates of Alexander，Caspian Gates，Derbent，Dagestan，Russia，36，105，106，319

Gates of Trajan，190，345

Gepids，4，5，11，17，19，20，24

Ghulam，ghilman，346，347

Glacolithic alphabet，164，166

Golden Horn，Haliç 70，71，72，75，144，335，401

Greek fire，hugron pur，214，313，319，323

Greuthungi，Ostrogoths，20，24，38，284

Hagia Sophia，84，115，116，127，203，231

Hamdanids，146，150

Helepolis，249，369

Heruli，5，11

Hetaireia，127，255，256

Hikanatoi，178，362

Hoplitas，355，363

Hudna，truce，135，136，215

Huns，4，13-19，244

Hypanis，river，Bug，155

Il-Qanate，143，144

Isaurians，51，54，285

Ismailis，143，218，224

Isxan，147

Jihad，198，215，308，340，346

Jizya，205

Jou-jan，Juan-juan，Ruan-ruan，58，97

Kallipolis，Gallipoli，40，41，45

Kastron，351

Kataphraktoi，Catafractarii，231，276，277，364，371，379

Kharijites，198，211

Khazars，52，137-138，153，158-159，168，173，212，232，404

Kibyrrhaiotai，theme of，174，178，334

Kievan Rus’，Rhosia，52，114，153，154，161，190，219，229

Kleidion pass，battle of {1014}，192，193，195，377

Kleisourarchs，311

Klibania，335，370，372，373

Kurds，306

Kutrigurs，59，60，85，93，98，103，156

Laisai，313，318，384

Lamellar armor，27，274，276-277，335，370

Lariats，21，22

Lazica，59，63

Lechfeld，battle of （955），157

Levounion，battle of {1091}，161，163

Limes，17，342，343

Logothete ton oikeiakon，134

Logothete tou dromou，109，110，111，133

Logothete tou genikou，134

Logothete tou stratiotikou，134

Lombards，164，215，293

Maginot line，76

Magister militum per Orientem，50，100

Magister officiorum，master of offices，50，108，110

Magyars，4，16，52，150，156-157，159，219

Makron Teikhos，Wall of Anastasios，Long Wall，76，83，104，202

Mantzikert，Malazgirt，battle of （1071），162，225，279

Mardaites，214，334

Maurya empire，168

Mediolanum，Milan，Milano，18，46，95，293

Megalos Pyrgos，great tower，70

Mega Teichos，great wall，72

Menavlion，Menavlia，318 366，382

Mere，Meros，179，236，300

Miklagard，Mikligardr，Constantinople，125

Moesia I，4

Moesia Superior，139

Moira，267，274，297

Monophysites，123，207，412

Monoxyla，336，402

Moravia，Great，165-166

Myas，274，332

Myriocephalon，battle of （1176），231，232

Naissos，Nish，34，41

Napalm，325

Nedao，battle of {454），11，25，454

Nicea （Iznik），105，227

Nineveh，battle of （627），405

Nisibis，Nusaybin，50，208，223，260，393

Notitia Dignitatum，108，276，277

Novgorod，155

Nusayri （“Alawite”），126，198

Ogasawara school，22

Oğuz，158，160，162，220

Old Great Bulgaria，172

Onogurs，Bulghars，4，20，21，98，156，172，232，236，279

Opsikion，theme，178，353

Optimatoi，theme，178

Ostrogothic kingdom of Italy，58，67，78，85

Ottoman conquest （1453），3，118

Ousakios，323，327

Ox-drawn wagons，31，32

Pamphylos，330，334

Pandectae，Pandektes，Digest，83

Pechenegs，4，16，52，105，151，156，158-161.219

Persian，Sasanian，3，10，49，78，136，139，198，291

Plague of 541，87，91

Pliska，167，184，191

Pony Express，110

Praevalitania，4

Preslav，Veliki Preslav，191

Prokoursatores，62，267，359，370，371，374，392

Pumbedita，al-Fallujah，208，209

Qādisiyyah，al-，battle of （636），199

Qipchaqs，Cumans，Polovtsy，4，52，143，161.162.219

Qur’an，198，205，208，212，346

Ratiaria，Arcar，34，41

Relational maneuver，192，195，286-288，299，306，349，408，417

Rugi，5，18

Saka，225-226，351，357，358，381

Sambuca，249，250，313，316

San Vitale，Ravenna，79 Saracens，sarakenoi，Arabs，Muslims，51，306-308，328，360，383

Sarissa，260，364，367

Sasanian empire，3，10，78，136，139，198，199，291

Scale armor，27，274-277，378

Scholai，scholae，108，362

Sciri，5，18

Seljuks，105，142，162，220

Semlin，battle of （1167），229

Serdica，Sofia，Bulgaria，34，40

Singidunum，Belgrade，34，189

Siphons，214，246，313，319，323-326

Sirmium，Sremska Mitrovica，34，40，294

Slavs，Sklavenoi，60，164，296

Sogdians，104，168

Solidus，Nomisma，130，146，169

Souda，moat，73

Stamford bridge，battle of （1066），131

Stirrup，skala，59，275

Suebi，Suevi，5，11

Tadinae，Busta Gallorum，Battle of （552），81

Tagma，Tagmata，75，176，178，184，256，355，362，384

Tagma ton teikhon，of the walls，75

Takeda school，22

Takht-i-Suleiman，Ganzak，400，407

Talas，Taraz river，battle of （751），99，217

Talmud，203，208

Taprobane，Sri Lanka，168

Tarsos，126，308

Tasinarioi，Trapezitai，Trapezites，342，356

Taugast，Tabghach，China，168

Taxes，201-205

Tblisi，405

Tekes river，99

Themes，Themata，164，173-178，182，278，311，329，334，335，353，387

Theodosian Code，209-210

Theodosian Wall，72，175，185，214，395

Thessalonike，165，217

Ticinum，Pavia，46

Tigris river，405

Tisza river，60

Topoteretai，311

Touldon，351

Tourmarchs，311

Trapezus，Trabzon，100

Tsargrad，Constantinople，125

Turkomans，162，222，340

Türk qaganate，97，98，105，151，156，404

Tzanni，51

Tzitzakion，kaftan，138

Umayyad dynasty，126，128，153，175，211-212，215，218，219

Urmia，Lake，405

Utrigurs，59，60，98

Vandals of Africa，18，50，78，92，284

Venice，139，141

Versinikia，battle of （813），183

Vexillationes，3

Vigla，169，362

Viking，4，33，154

Viminacium，Kostolac，34，60

Visigothic kingdom of Toulouse，41

Visigoths，Vesi，18，102，112

Volga，Atil，Itil，14，15，153，155

Wahlstatt，battle of （1241），142

Xylokastron，323，327

Yabusame competitions，22，29

Yarmuk，battle of （636），199，358

Yersinia pestis，bubonic plague，90，92

Zolotaya Orda，the golden horde，143

Zoroastrians，49，50，107，205，206，208，219，224，393，399-400，408

Zupanate of Travuni，Terbounia （Trebinje），165

作者简介

爱德华·N.勒特韦克（Edward N. Luttwak），1942年出生于罗马尼亚阿拉德（Arad），童年在意大利的西西里（Sicily）接受教育，11岁移居英格兰，并在那里接受了英国式的军事训练。1964年，勒特韦克从伦敦政治经济学院（LSE）毕业，随后在巴斯大学教授经济学。1967年，他作为志愿兵前往以色列。

1968年，勒特韦克的第一部著作《政变实用手册》出版，至今已被翻译成22种语言。1972年，勒特韦克移居美国，入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并于1975年获得博士学位。他的博士论文《罗马帝国的大战略：从公元一世纪到三世纪》随后出版，并同样有多个语言版本问世（包括中文版）。

博士毕业后，勒特韦克开始研究尚未被翻译的拜占庭文献，包括纯粹的战略理论，同时也担任美国政府和军方的顾问，拉丁美洲国家的战争顾问，以及一家航空租赁公司的董事会主席。此外，他还为跨国公司提供商业咨询，并经营着玻利维亚亚马逊地区的一家养牛场。

勒特韦克曾受邀访问全球多家研究机构，包括位于北京的军事科学研究院（他于1976年初次到访中国，受到叶剑英元帅的接见），并曾在阿根廷、巴西、加拿大、爱沙尼亚、法国、印度、以色列、意大利、日本、韩国和英国等国家的高校和高级培训机构（当然也包括美国的主要军事院校）发表演讲。

2009年，《拜占庭帝国大战略》英文版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该书的研究跨度超过了30年。在勒特韦克看来，作为人类历史上持续最久的王朝国家，拜占庭帝国的历史充满了无穷无尽的吸引力。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拜占庭帝国大战略/（美）爱德华·N.勒特韦克（Edward N. Luttwak）著；陈定定，王悠，李希瑞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10

书名原文：The Grand Strategy of the Byzantine Empire

ISBN 978-7-5201-3170-4

Ⅰ.①拜… Ⅱ.①爱…②陈…③王…④李… Ⅲ.①拜占庭帝国-外交史 Ⅳ.①K134②D854.6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166460号

拜占庭帝国大战略

著者/〔美〕爱德华·N.勒特韦克（Edward N. Luttwak）

译者/陈定定 王悠 李希瑞

出版人/谢寿光

项目统筹/祝得彬

责任编辑/刘学谦 祝得彬

出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当代世界出版分社（010）59367004

地址：北京市北三环中路甲29号院华龙大厦 邮编：100029

网址：www.ssap.com.cn

发行/市场营销中心（010）59367081 59367018

印装/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规 格/开本：889mm×1194mm 1/32

印张：20.5 插页：0.25 字数：507千字

版次/2018年10月第1版 2018年10月第1次印刷

书号/ISBN 978-7-5201-3170-4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图字01-2018-1801号

审图号/GS（2018）4903号

定价/88.00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读者服务中心（010-59367028）联系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Table of Contents

前折页

文前辅文

书名页

文前辅文

目录

前言

第一部分 拜占庭战略的产生

第一章 阿提拉与帝国的危机

第二章 新战略的产生

第二部分 拜占庭外交：神话与方法

第三章 特使

第四章 宗教和治国方略

第五章 帝国威望的使用

第六章 王朝婚姻

第七章 权力地理学

第八章 布勒加尔人和保加利亚人

第九章 阿拉伯穆斯林和突厥人

第三部分 拜占庭战争艺术

第十章 古典传承

第十一章 莫里斯皇帝的《战略》

第十二章 《战略》之后

第十三章 利奥六世和海战

第十四章 10世纪的军事复兴

第十五章 战略机动：赫拉克勒斯击败波斯

结语 大战略与拜占庭“作战守则”

附录 拜占庭时代的战略可行吗？

帝国君主：从君士坦丁一世到君士坦丁十一世

词汇表

注释

参考文献

人名索引

普通索引

作者简介

版权页

后折页

封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