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情，我们了解的不过皮毛。

我们不知道天堂的哪一角，将为这整个地狱买单。

——威廉·盖迪斯《承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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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天

第二天

第三天

致谢

第一天

10:00

“所谓有决定性的事件，就是彻底把你生活打乱的事件。”这是卡米尔·范霍文几个月前在一篇名为《历史的加速度》的文章里所读到的。这个决定性事件，惊心动魄，猝不及防，会刺激你整个神经系统，你立马就能把它和生命中其他小事情区分开来，因为它就像包裹着一大团能量，拥有一种特殊的密度：一旦它出现，你就知道它会给你带来的重大意义，不可逆转。

比如，对着你爱的女人利落地放上三枪。

这是即将发生在卡米尔身上的事。

就算你有一天和他一样，去参加你最好的朋友的葬礼，你觉得这一天已经糟透了，那也无济于事。尽管如此，命运并不会满足于这样平淡无奇，它完全有能力像一个装配着莫斯伯格500系列12号削短型滑膛式霰弹枪的杀手一般出现在你面前。

现在，就看你怎么反应了。这就是问题所在。

因为你的思绪已经惊愕无措，所以通常就只剩本能反应了。比如在这三枪之前，你爱的女人去了烟草店，然后你清清楚楚地看见杀手敏捷地把枪上了膛，支在肩头。

或许就是这样一些时刻，最能凸显出了不起的人物，那些总能在恶劣的环境下做出正确抉择的人。

但如果你只是芸芸众生中的一员，你只能尽你所能自我防卫。通常情况下，面对这样的劫难，你注定只能手足无措或者失误，甚至索性彻底无力动弹。

当你已经到达一定年纪，或者你已经遭受过这类晴天霹雳的事情，你会以为你已经有了免疫。这就是卡米尔的情况。他的第一个妻子死于非命，那是一场浩劫，他花了好几年才恢复过来。当你经过了这样的考验，你会以为这样的事情再也不会发生在你身上。

这是个陷阱。

因为你已经放低了警戒。

对于命运来说，它向来眼光毒辣，这是把你一举拿下的最好时刻。

并且提醒你所有的偶然性，都有其必然性。

莫尼尔商业长廊开门没多久，安妮·弗莱斯提尔就走了进去。主通道上几乎没有人，空气里还飘浮着洗涤剂的味道，让人有点头晕。小商铺陆陆续续开了门，商家们纷纷摆出书摊、珠宝摊和各种展位。

这个商业长廊，建于十九世纪的香榭丽舍大街尽头，主要卖一些奢侈品、文具、皮革和古董。顶上是玻璃天窗，抬头望去，细心的游客就会发现满目精致的装饰艺术，彩陶、飞檐和一些小彩绘玻璃。如果安妮心情好的话，她本也可以欣赏它们，可是她放弃了，她不是个习惯早起的人。在这个时间点，这种精美壮观，这些细节和这天花板，她都毫不在意。

首先，她需要一杯咖啡。特浓咖啡。

因为今天，很不凑巧，卡米尔赖床了。不像安妮，他本该习惯早起。但是今天安妮却并没有太多兴致。所以，当她轻轻推开卡米尔的挑逗时，他双手发热，有时候这着实让人心痒难耐。她溜进浴室，完全忘记了倒好的咖啡，她边擦着头发边回到厨房，发现一杯已经冷却了的咖啡，又在离洗脸盆下水口几毫米处找回一片隐形眼镜镜片……

这一切之后，是时候该出发了。安妮还空着肚子。

她到达莫尼尔商业长廊的时候，差不多十点过几分。她在入口处小酒馆的露台上坐下，她是第一位客人。咖啡壶还在加热，她还要等一会儿才能喝上咖啡，虽然她看了好几次手表，但那并不是因为她着急，而是因为服务生。她试图打消他的念头。他闲着没事儿，就想凑上来和她聊天。他试图围着她擦桌子，一边透过手臂下的空隙偷瞄她，一边装作若无其事地绕着圈接近她。这是个高个子男人，清瘦，爱吹牛，一头浓密的金发，是那种你可以经常在旅游景区里看到的人。他擦完了最后一轮桌子，就站定在她边上，一手叉着腰，望着窗外，发出一声称羡的叹息，又对天气评论了几句，平庸得可怜。

这个服务生是个蠢货，但他还是相当有品位的。因为即便四十岁了，安妮还是相当迷人。细腻的古铜色皮肤，浅绿色的眼睛，令人目眩神迷的笑容……这简直是一个闪着光芒的女人。还有两个酒窝。她举止优雅，轻盈，让人忍不住想触碰，因为她身上每一处都看起来圆润而紧实，她的胸部、臀部、小腹、大腿，事实上，她浑身上下都圆润而紧实，让人走火入魔。

每次想到这里，卡米尔就忍不住想她怎么会和自己有关系。他已经五十岁了，头发都快掉光了，但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他只有一米四五的身高，更清楚地说来，差不多就是一个十三岁男孩的身高。为了避免猜测，不得不尽快说一句：安妮虽然不高，但也比他足足高了二十二厘米，差不多一个头的样子。

面对服务生的勾搭，安妮给了他一个迷人的微笑，表达明晰：一边儿去吧（服务生做了个手势表示他懂了，可能是为了不招人烦）。她喝完咖啡，就穿过莫尼尔市场向乔治-弗朗德林大街走去。差不多走到街的另一头时，她把手伸进手袋，可能是要摸钱包，却摸到一阵潮湿。她的手指沾满了墨水，一支钢笔漏了墨。

对于卡米尔来说，就是因为这支笔，故事才正式开始。也有可能是因为安妮选择去这个市场而不是另一个，恰恰是这个早上而不是另一个，等等。促成一个灾难的一系列必要巧合，总是猝不及防地接踵而来，令人狼狈不堪。但曾经也是在这样一系列的巧合中，卡米尔遇到了安妮。人总不能成天抱怨。

所以这支平淡无奇的墨水管钢笔，就这么漏墨了。深蓝色，很小一块。卡米尔认出了它。安妮是左撇子，她写字时手的姿势很特别，旁人根本不懂她是如何做到的，而且她的字很大，可以说她似乎是狂怒地把一系列的签名连成一条线，更奇特的是，她总是选择小号的钢笔，这就让整个画面更加惊人。

安妮从包里收回满是墨水的手，立马为蒙受的损失忧心忡忡。她正想着办法，就在右手边发现了花台。她把包放在花台的木质边缘上，开始把里面的东西一一取出。

她很恼火，但比起损失，更多是害怕。事实上，当我们更了解她一些，我们就知道她没什么可害怕的，安妮一无所有。包里没什么东西，生命中也没什么。她身上穿的，也是最普通的、任何人都买得起的衣服。她既不买房，也不买车，今朝有酒今朝醉，不会入不敷出，但也绝不亏待自己。她从不存钱，因为她没有这个概念：她爸爸是个商人。就在他宣布破产之前，他带着四十多个合伙人携款潜逃了，而他才被推选为他们的财务主管。大家再也没见过他。或许就是因为这样，安妮始终对钱保持一定距离。她在财务上最近一次担心，还要追溯到她一个人把她的女儿阿加特拉扯长大的时候，那也是很久以前了。

安妮把钢笔扔进了垃圾桶，把手机塞进夹克衫口袋里。钱包弄脏了，也要扔掉，但里面的纸币完好无损。至于手袋，衬里湿了，但墨水没有渗透出来。安妮思忖着上午就买一个新的。一个商业长廊，这是个理想的场所，但她不知道接下来发生的事情会让她无法完成这项计划。与此同时，不管怎么样，她用自己的手帕先把包底垫上了。弄完这一切，她望着十指沾满墨水的双手，心烦意乱。

她可以回到那个咖啡馆里去，但一想到要再见到那个服务员，她就打消了念头。正在这时，她想到了解决办法。就在她前方，有一块牌子写着“公共厕所”，在这种地方，这可并不常见。厕所就在卡尔顿糕点房和德佛赛珠宝店后面。

就从这一刻开始，一切即将不可避免地发生。

安妮走了三十多米，进入厕所，她推开门，发现面前站着两个男人。

他们是从通往达米亚妮大街的紧急出口进来的，朝着长廊里面走来。

顷刻之间……是的，就是这么可笑，但很明显：如果安妮再晚进来五秒，他们或许就已经套上了他们的风帽，或许一切就不一样了。

可事实就是这样：安妮进了门，大家都惊住了，僵立在那里。

她轮番打量这两个男人，惊讶于他们的出现，他们的穿着，尤其是，他们一身的黑色。

还有他们的武器——那些猎枪——即便是对武器一无所知的人，也会被震撼到。

其中个子比较矮小的男人嘀咕了一声，又像是一声叫喊。安妮看向他，他很惊讶。她立马把头扭过去，看向另一个男人。这个男人更高大一些，脸色坚毅，棱角分明。这一幕持续了几秒，三个人都没有说话，定定地呆立在那里，显然都吓了一跳。两个男人匆匆忙忙地重新戴上风帽。那个高个子举起武器，微微转身，像是拿着一把斧子准备砍一棵橡树一样，他举起冲锋枪柄，冲着安妮的脸就砸了过去。

用上了吃奶的力气。

简直要敲开了安妮的头。他甚至还连腰带胯地往前一顶，就像网球手击球那样。

安妮往后退了几步，想抓住什么东西，但她什么都没抓到。这一击太过猛烈，又来得那么猝不及防，安妮感觉自己像是身首异处了。她往后飞出一米多远，后脑勺撞到了门上，她张开双臂，趴倒在地上。

木质的枪托几乎把她的脸敲成了两半，从下巴到太阳穴，枪托把她左边的颊骨敲得像个水果一般裂开，一道十几厘米长的口子，鲜血瞬间就涌了出来。从外部听起来，就像一个拳击手套打在沙袋上一样。对安妮来说，她的身体感觉受到了榔头的敲击，而且是一把二十几厘米长的榔头，被双手握着狠狠向她砸去。

另一个男人开始咆哮，像是怒不可遏。安妮听到他的声音，但是飘飘忽忽，她的灵魂像是出了窍。

好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一样，高个子男人朝安妮走来，高举着那把硕大的猎枪，枪托朝向她的脑袋，正准备给安妮致命一击，他的同伴又一次叫喊了起来。这一次，比上次更加声嘶力竭。他好像抓住了她的袖子。安妮昏昏沉沉，睁不开眼睛，只有双手拼命挣扎，在空洞之中张张合合，完全是一种痉挛性的本能反应。

拿猎枪的男人停下来，转过身，犹豫。的确，没有什么比开枪更容易招来警察了，何况一切行动还没展开，所有有经验的专业人士都会这样告诉你。他想到法律，纠结了一秒，于是做出了选择，他转向安妮，对她连踢了好几脚，脸上，肚子上。安妮试图躲避，但是即便她有力气，她也被门抵住了，动弹不得，没有出路。一边，是紧紧贴着她的门；另一边，男人左脚单腿立着，右脚的鞋尖则狠狠踹在安妮身上。安妮在他一次次落脚之间偷偷喘气，男人停了一会儿，或许是因为没有得到预期的效果，他决定采取一个更加果决的方式：他转向猎枪，把它高高举过头顶，用枪托狠狠向安妮砸去。使出全身力气，狠狠砸去。

他这架势就像是要在结冰的地面上打桩。

安妮蜷曲着身子自我保护，她在自己的血泊中扭动着身子，血已经流了一地，她双手抱住脖子。第一击落在枕骨部位。第二击，更加精准地，砸向了她的手指。

这种方式的改变并没有得到一致认同，因为另一个更矮小的男人走了过来，吼叫着抓住他的手臂，阻止他继续击打。男人无所谓地放下猎枪，继续折磨安妮。他又开始踢向安妮，连续不断地，用他那硕大的皮鞋，那种军人穿的皮鞋，一脚一脚接二连三地踢向她。他瞄准了头部。安妮缩成一团儿，继续用双臂保护着自己，皮鞋朝着她的脑袋、脖子、手臂、背脊噼里啪啦地落下，不知道踢了多少下，医生们会说至少八下，法医可能说九下，谁知道呢，反正浑身上下到处都是。

就在这个时候，安妮失去了意识。

对于这两个男人来说，事情像是解决了。但是安妮的身体堵住了通往商场的门。他们没有商量，非常默契地弯下腰，矮个子抓住安妮一条胳膊拖向自己的方向，这个年轻女人的脑袋就这样撞上地板，被一路拖曳。门终于打开了，男人松开安妮的胳膊，胳膊就这样沉沉地落到地上，姿势甚至还有点优雅，有些油画上，圣母玛丽亚的手就是这样被描绘的，在人体的肉感中带着一丝无力。如果卡米尔当时在场，他应该可以立刻看出安妮手臂的样子，那种无力的感觉，像极了费尔南·布雷的油画《受害者》，又名《窒息的女人》中的样子，他一定会饱受精神摧残。

所有的故事本可以在这里结束。这场不合时宜的偶遇。但高个子男人不想这样。显然他是里头的老大，很快他就对形势有了估计。

等待这姑娘的会是什么呢？

她会不会苏醒过来然后大声呼喊呢？

或者冲向莫尼尔长廊？

更糟糕的是，她会不会趁他不注意的时候，通过紧急出口逃跑出去呼救？

或者躲在厕所的一个小隔间里打电话呼叫警察？

于是他伸出脚抵住门，不让门关上，朝安妮俯下身，抓住她的右脚踝，拖着她走了三十多米，出了厕所，就像一个孩子拖着个玩具一样，轻松随意，对身后发生的一切无动于衷。

安妮的身子撞来撞去，肩膀撞上了厕所的墙角，臀部撞上走廊的墙壁，头部随着拖动晃来晃去，一会儿撞上廊柱，一会儿撞上走廊两边的植物托盘。安妮现在就像一块破布，一个布袋子，一个萎靡不振的人偶，毫无生气，体内的血不断涌出，使她身后拖曳着一大片红色，不出几分钟就凝结了，血总是干得很快的。

她就像死了一样。当男人把她松开时，安妮已经像是浑身散架一般，倒在地上，男人看都没看她一眼，这已经不关他的事了，他动作果决地给猎枪上了膛，踌躇满志的样子。

两个男人叫喊着闯入德佛赛珠宝店。店铺才刚开门，如果有客人的话，一定会因他们闯入时的粗暴和店里人烟的稀少之间的强烈对比而受到惊吓。两个男人呼喊着命令冲向工作人员（店里只有两个女人），并立刻对她们拳打脚踢，肚子上，脸上，一切来得猝不及防。一时间，空气中混杂着玻璃窗碎裂的声音、哭喊声、呻吟声，还有因为害怕发出的喘息声。

可能是因为她的脑袋在三十几米的路程中撞击了地板，一路的颠簸，使安妮突然有了生命迹象……就在此刻，她试图回归到现实中来。

她的脑子，像是一个发了疯的雷达，拼命搜索着信息，想弄清楚刚刚发生了什么，她一度失去了意识，真真切切是被那一阵击打给麻痹了，被逮了个措手不及。至于她的身体，痛苦已经使它麻木，肌肉丝毫不能动弹。

安妮的身体被拖过走廊，倒在店铺门口的血泊中，这样一个场景可以带来一个积极的影响：它会大大加速局势的发展。

店里只有两个人，女老板和一个女学徒。女学徒只有十六岁，瘦瘦小小，像个纸片人，她扎了一个发髻，想显得成熟端庄一些。她一见到这两个男人蒙着面全副武装地冲进来，便意识到这是一桩持枪抢劫，她像条鱼一样张开嘴，神志不清，被动得像是就要被放上祭坛的贡品。她拖着发软的双腿，想退回到柜台后面。还不等她膝盖跪地，她的脸已经被一把猎枪枪托抵住了，她慢慢瘫软下去，就像一个融化的奶油冰激凌。接下去的时间里，她就保持着这样的姿势，一动不动数着自己的心跳，双手举过头顶，像是在等待一块即将落下的石头。

男人拽着安妮一条腿，在地板上拖曳着她僵死的身体。她的裙子已经褪到腰间，身后一大摊血，珠宝店女老板见到这一幕，立刻吓得说不出话来。她试图憋出一个字来，却好像哪里被堵住了一样。高个子男人堵在店铺的入口处，监视着来往的人，矮个子冲向女老板，扛着枪杆，突如其来地对着她的肚子一顶。她立马感到一阵恶心。男人一言不发，他不需要说话，对方已经完全任其摆布了。女老板笨拙地打开保险锁，摸索着开橱窗的钥匙，但有些不在她身上，她要去里屋找，就在迈开第一步的时候，她意识到自己已经尿在了身上。她把那一小串钥匙颤颤巍巍地交给了男人。她从没有想过自己会在任何情况说出这样的话，但此刻，她对男人嗫嚅着说：“请不要杀我……”为了多活哪怕二十秒，她可以交出一切。这么说着，不等男人命令，她已经躺倒在地，双手背在脖颈后面，只听她着了魔似的小声念叨着什么。她在祈祷。

任何见识了这两个男人的凶残的人都一定会怀疑这些祈祷，哪怕再虔诚的祈祷，是否会有任何实际作用。无所谓了，就在女人祈祷时，男人一分钟都没有迟疑，立马打开了所有橱窗，把里面的宝贝都掳走，放进他们的大帆布袋里。

这是一次计划周密的抢劫，前后不到四分钟。时间选择得当，从厕所打入也是个明智的选择，分工也相当专业：第一个男人洗劫橱窗里的珠宝，另一个守在门边，一动不动直挺挺地杵在那儿，一边监测着店铺，一边监测长廊。

店内的一个摄像头录下了第一个男人打开橱窗和抽屉，掳走所有宝贝的过程。另一个摄像头对准了珠宝店的入口处和商业长廊的一角。在这个摄像机镜头里，人们可以看到安妮躺在过道上。

正是从这一刻开始，抢劫计划出现了意外。正在这时，摄像头里的安妮动了一下。只是极小的动弹，像是一个本能反应。卡米尔一开始有些怀疑，觉得可能没看清，但真真切切，是的，安妮动了……她动了动脑袋，从右向左转动，极其缓慢。卡米尔了解这个姿势：一天中有些时候，当她想放松一下，她会扭动脖子，按摩脖子上的肌肉，她说这叫“胸锁乳突肌”，卡米尔甚至不知道有这东西存在。显然，这一次不是为了放松，因为这个动作既不够舒展又不够静谧。安妮侧身躺着，右腿蜷曲着，膝盖碰到胸口，左腿伸展着，上半身歪斜着，像是想翻身。她的裙子褪到腰间，露出她的白色底裤。脸上鲜血横流。

她蜷曲着，被扔在那儿。

抢劫刚开始的时候，站在安妮边上的男人飞快地瞥了她几眼，但是因为她一动不动，男人的注意力便集中到了监测周遭环境上。他不再管安妮，背对着她，甚至没有注意到一道鲜血已经浸湿了他右脚后跟。

安妮，她刚从一个噩梦中挣脱出来，努力想弄明白周围这一切是发生了什么。她抬起脑袋的一刹那，摄像头捕捉到了她的脸。那张受到重创的脸令人心碎。

当卡米尔发现这一切的时候，他被完全震慑了，不知所措。他回了回神，停下脚步，后退两步，他甚至都认不出她。这张脸完全不是安妮，她曾经是如此神采奕奕，眉目含笑，而眼前这张脸浸透了鲜血，浮肿着，眼神空洞，像是大了整整一倍，并且变了形。

卡米尔扶住桌角，立刻就有一种流泪的冲动，因为摄像机正对着安妮，她缓缓转向他的方向，像是要对他说话，向他求救，这都是他当场本能反应下的想象，而这想象太有害了，这种想象包含着一种态度。想象你的亲人，在指望着你的保护，想象他在受罪，快要死了，你好像感觉到他那一身冷汗。再往深了想想，想想当他抑制不住心头涌起的恐惧时，呼喊着你的名字，你可能就会想立刻死去。卡米尔正处于这样的状态，站在这屏幕前，无力动弹，只有呆呆地看着这一幕幕回放，而事实上这一切早已经结束了。

这让人无力承受，着实太过沉重。

这些片段会一遍一遍在他脑海中回放。

安妮接下来的行为，像是周围环境都不存在一般。那个抢匪可能会压到她身上，重新拿着枪杆子对准她的脖子。这几乎是个劫后余生的本能反应，尽管从屏幕看起来，这更像一种自杀行为：在这种情况下，离一个带枪男子不到两米，几分钟前，这个男人还看起来可以随时不皱一丝眉头地一枪把安妮击毙。安妮已经准备好做出超乎所有人预料的事：她要试着起身。安妮是个极有个性的女人，但是极有个性和徒手大战配枪歹徒，还是有点差别的。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似乎是自然而然的，两方势力交战，必定要决一雌雄，这一切无可避免了。

两方力量悬殊，优势显然在于那把12号口径的猎枪。这点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安妮当下没有办法正确估量彼此的实力，也没有办法理智地拿捏胜算，她只是自顾自地展开行动。她积聚起浑身力气，当然，从镜头里看起来，也没多少力气——她收拢双腿，靠着胳膊支撑着身子，无比艰难，双手在自己的血泊中打滑，差点重新摔倒。她又支起身子，动作极其缓慢，这使得画面看起来有一种虚幻感。她浑身发沉，发麻，让人看着仿佛已经听到她内心的挣扎，忍不住想推她一把，拉她一下，帮她重新站起来。

卡米尔，他更想求她什么都别做。即便这家伙过个一分钟才转身，在这种迷醉癫狂的状态中，安妮走不了三米劫匪就会把她劈成两半。但是卡米尔只是几小时后在屏幕上目睹了这一切，而他现在所想的，已经无关紧要了。一切都太迟了。

安妮的行为全是出于本能，是完全不假思索的。从录像带看来非常明显：促成她的决心的，完全就是求生欲。她看起来并不像个被猎枪顶着威胁了的女人，倒更像是个醉鬼，在晚会快要结束的时候整理自己的手袋——虽然她从头到尾都死死拽着她那只拖在身后浸在血泊里的包——蹒跚着，寻找回家的路。可以说，她最大的对手已经不是那杆12号口径的猎枪，而是她逐渐模糊的意识。

决定性的事情转瞬之间就发生了：安妮想都没想，她挣扎着爬了起来。她勉强算是找到平衡了，虽然裙子被卡在腰间，露出一条大腿……还不等自己站稳，她撒腿就跑。

从这一刻起，一切都杂乱无章地发生了，支离破碎，全凭偶然，又笨手笨脚。就像是上帝已经控制不了局面，不知道怎么调度了，于是演员们只能临场发挥，显然是糟糕透顶。

首先由于安妮不知道自己身处何处，于是自然是找不到出路，她甚至是走了反方向。她张开双臂，碰到了男人的肩膀，立刻，男人就转过身来……

她摇晃了半天，像是喝醉了，一片茫然。但她摇摇欲坠的平衡感神奇地支撑着她。她用袖口擦着血淋淋的脸，脑袋歪向一边，像是在侧耳倾听什么，她想走一步……突然之间，天知道为什么，她决定逃跑。在镜头上看到这一幕，卡米尔再也克制不住了，他所剩无几的冷静顷刻崩溃了。

安妮的意图是好的。但具体操作起来，她的脚在血泊中打了滑。很显然，她飞了出去。这要是动画片，可能会让人捧腹，但在现实中，这就太悲惨了，因为她又倒在了自己的血泊中。她试图站起来，努力找寻方向，但也都只是东倒西歪地摇晃。她看上去就像是慢镜头地迎面走向她所想逃避的东西，着实让人惶恐。

男人没有立刻意识到这个情形。安妮离他只有两公分的距离，但她的脚突然踩到一片干的地面，似乎突然找到了平衡，于是她一下就像弹簧一样冲了出去。

但是找错了方向。

她先是走了一个奇怪的路径，然后自己旋转着，像是个脱了线的木偶。她转身九十度，往前走了一步，停住，又转回来，像个在找路的行人，最后神奇地找到了出口的方向。几秒之后，劫匪发现自己的猎物想逃跑。他立刻就转身，向她开了枪。

卡米尔把录像带看了一遍又一遍：毫无疑问，开枪的那个劫匪也震惊了。他把枪支在自己的胯部，以这样的姿势，理应可以用猎枪击倒任何四五米内的猎物。或许他还没什么把握，又或许恰恰相反，他太自信。但事情经常会这样，找个内向的大男人，给他一把12号口径的猎枪，也给他开枪的权利，他立马就吓傻了。又或者是因为震惊，或者是什么都有一点儿。总之他高举着枪，有点太高了。开枪是个本能反应，却没有瞄准。

安妮什么都没看见。她蹒跚着，像是在一个黑暗的洞穴里前行，玻璃碎片像雨点般撒落在她身上，因为子弹击碎了距离出口几米远的一块半月形玻璃窗户，发出雷鸣般的巨响。安妮的命运看起来昭然若揭，很残忍，却不得不承认：玻璃窗的散落像是一场围猎。很可笑，莫尼尔长廊和它的半月形玻璃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都未被摧毁，而此时仅仅一个笨拙的持枪强盗……有些事情总是让人难以置信。

一切都在颤抖。玻璃窗、镜子、地板，都在颤动。在场的人都以自己的方式本能地自我保护起来。

“我把脑袋缩到了肩膀里。”古董店老板会这样跟卡米尔说。

这个男人三十四岁（他坚持是三十四岁，而不是三十五岁）。他戴着个假发，前后都有一点翘起。鼻子很大，右眼像是睁不开，有点像乔托 [1] 的“偶像崇拜”里戴着帽子的男人。可想而知，他还是惊魂未定。

“很简单，我以为是恐怖袭击（他觉得这是显而易见的）。但我立马又想：不，这里怎么可能会成为恐怖袭击的目标，太荒谬了。”

这类型的证人会用记忆重塑现实。但他不是那种容易丧失理智的人，在去长廊查看究竟发生什么之前，他扫视了一下自己的店铺，确保没有任何损毁。

“不是吧。”他一边用门牙啃咬着大拇指指甲，一边惊叹道。

这个拱廊高度大于宽度，十五米左右宽的走廊，两边都是商家的玻璃橱窗。这样的爆炸对于这样一个场地来说是非常大的。爆炸之后，冲击波以光速旋转着，继而加速冲破所有阻碍，造成一个层层叠叠延绵不绝的回声。一声枪响，加上千万片玻璃碎片直勾勾地飞溅而来，阻拦了安妮的狂奔。为了自我保护，她双手抱头，下巴压得低到胸口，摇摇晃晃，一下侧身跌倒在地。她的身体在碎片上滚动，但她没有停下。要阻止她这样的女人可得再来一枪，再炸一块玻璃才成。都不知道她是如何做到的，她居然又一次站了起来。

劫匪第一枪已经失手，他吸取教训，这一次他要从容不迫。在镜头里，我们看到他重新给枪装上子弹，侧着脑袋，如果摄像机足够精密的话，我们甚至还可以看到他的食指在扳机上痉挛。

突然一只手出现，戴着黑色手套，就在他要开枪的时候，另一个男人推了一下他的肩膀……

书店玻璃窗碎成了几片，大大小小，有的跟盘子那么大，像刀子一样锋利，纷纷砸在地上，再次碎裂开来。

“我在后店……”

一个五十多岁的女人，从头到脚都是女商人的模样，又矮又胖，非常自信，精致的妆容，每周两次的美容，还有一身的手镯、项链、戒指、胸针、耳环（让人好奇的是，那些抢匪为什么不把她也当作战利品一起掳走）。她嗓音嘶哑，可能是因为香烟和酒精的缘故，卡米尔没有时间深究。这一切发生还不到几个小时，他整个人都陷入挣扎，他想一探究竟，急不可待。

“我当时急匆匆地……”她一边说一边夸张地指向长廊的方向。

她一时间动作表现得十分夸张。她喜欢显得自己有价值，但她很克制。在卡米尔这里，这招并没什么用。

“有话快说！”他用嘶哑的声音催促着。

对于一个警察来说这太不礼貌了，她自言自语，可能是因为个子矮吧，这可能会刺激出相反的欲望，想表现得具有攻击性。在开枪没多久之后，她所看到的，就是安妮的身体被扔到货柜上，就像一只大手在她背上推了一把，然后又撞上玻璃窗反弹回来，跌倒在地后急速滚动。形象太过强烈，以至于书店女老板已经忘了克制。

“她撞在玻璃窗上，像是整个人都碎裂了一般！但她还不等着地，就又试图挣扎着站起来了！（她简直太不可思议了，甚至可以说令人钦佩。）她浑身是血，极度亢奋，双臂狂舞，到处乱跑，你也看到了……”

在录像里，有那么短暂的一瞬，两个男人看起来完全呆若木鸡了。那个推了一下他同伴导致射击失误的男人把袋子都扔到了地上。手臂晃荡着，像是准备好了要让它们脱臼似的。在他的风帽下面，只看得到他双唇紧锁，好像是强忍着言辞。

开枪的那个放低了猎枪。他的双手依然紧握住他的武器，显得有些犹豫，但最终现实占了上风，他放弃了。他只是恨恨地转向安妮的方向。可能是看到她站起来，蹒跚着走向莫尼尔长廊的出口，时间仓促，他脑子里有个警钟响了起来：这一切似乎拖得太久了。

另一个男人抓起那些袋子，扔了一个给开枪的男人，手势精准。两个男人一溜烟地逃跑了，从屏幕上消失了。没过几秒，从屏幕右侧看到开枪的那个男人又冒了出来：他拾起安妮逃跑时落下的袋子，立马又跑了。这次，他没有回来。可以猜想，那两个男人又折回了厕所，几秒之后就从达米亚妮街跑了，他们的同伙在车里等着接应他们。

安妮，她已经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她跌倒，重新爬起来，但她还是坚持了下来。旁人都会觉得惊讶，她居然撑到了长廊的出口，还跑到了街上。

“她浑身沾满血，但还在前行……简直就像个僵尸！”

这个女理发师是南美裔，一头黑发，古铜肤色，二十多岁。她在一家美发厅工作，当时正在街角，想去买咖啡。

“我们的机器坏了，我想去咖啡馆为客人买些咖啡。”

女老板解释说。她叫贾妮娜·格诺，现在淡定地站在范霍文面前，看上去怎么都像一个老鸨。她相当有责任心，不管什么机器故障，什么买咖啡，她不会允许自己的姑娘们在马路上不受她监视地随便和男人搭讪。卡米尔一个手势就打发了她。好吧，也不完全是。

在安妮闯入的时候，女理发师正托着个圆盘，上面放着五杯咖啡，她走路很快。好像她的这个街区的顾客们尤其令人讨厌，她们都很有钱，很挑剔，对她们来说这就像一种千年不变的习惯。

“不冷不热的咖啡是会被嫌弃的。”女老板一脸无奈地说。

所以，那个女理发师已经在街上听到了那两起爆炸事件。她又惊讶又好奇，走出门来，托着托盘在人行道上走着，立马就看到一个疯子一般的女人浑身淌血、跌跌撞撞地从商业长廊里走出来。她震惊了。两个女人迎面撞上，托盘飞了出去，上面的茶杯、茶托、水瓶全砸了，咖啡倒了女理发师一身，浇湿了她的工作西服。连着的枪击，洒了的咖啡，浪费的时间，都不重要了，但是这个价位的一套西服，他妈的，这下女理发师尖了嗓门，她想把损失夸大，卡米尔用一个手势表示：还好，还好。她叫嚷着说这洗衣服钱谁来支付，卡米尔还是说没事，没事，法律应该都写着的。

“她都不知道看看路！”女老板又强调了一遍，说得好像撞她的是摩托车一样。

她说着这个事情，好像是发生在她自己身上一样。她带着一种权威的口气说着这些话，毕竟这关系到她的“姑娘”，也因为这些泼了的咖啡洒到了她的制服上，这就像给了她一种权利。至于顾客，总是要散的。卡米尔抓住她的胳膊，她低下眼睛看着他，一脸不解，就像在看马路牙子上的一个无赖。

“您……”卡米尔压低了嗓门说，“不要再惹我了。”

女老板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从这个小矮子的口里说出这样的话，简直让人难以置信！但是范霍文直勾勾地望向她的眼睛，这还是令人震惊的。在这种不适面前，女理发师还是竭力想表现自己对工作的坚持。

“她呻吟着……”她又描述了一些细节，想缓和场面。

卡米尔转向她，他想知道更多。“怎么回事？她在呻吟？”“是的，一些哼哼唧唧，就像……唉，很难解释……我不知道怎么说。”“试着说说看。”女老板想在警察面前体现一下自己的价值，暗中用胳膊肘顶那个姑娘，“警察叫你说什么你就说什么，你说呻吟，什么呻吟？”姑娘看着他们，眨巴着眼睛，不是很确定他们问了她什么，于是她没有描绘那些呻吟，而是试图模仿，她开始轻轻发出呻吟，她试图寻找合适的音调，“咦，咦”，或者还是“嗯，嗯”更像一点。她说：“嗯，还是这样更像一点，非常紧凑，嗯，嗯。”最后她终于找到了正确的音调，于是就提高了声音，闭上眼睛，又睁开，瞪着双眼，几秒之后，“嗯，嗯……”听上去像是要高潮了。

他们在街上，聚集了不少行人。（那些办事人员就这样漫不经心地拿着水龙头冲刷着安妮的血渍，血渍沿着马路一路流到街边的水沟里，行人就这样从还是很明显的血渍上踏过，卡米尔看在眼里有说不出的不适……）行人们看着这个一米四五个子的警察，在他对面，一个褐色皮肤的年轻女理发师一脸怪异地盯着他看，在她女老板老鸨般怂恿的目光下，时不时发出一些类似高潮般尖锐的叫声……老天，这里从来没发生过这种事情。其他的小商贩站在自己店门口，见证着这一切，他们都震惊了。本来，这些枪声已经有点吓到客人了，但是现在，简直是一片狼藉。

卡米尔想搜集核对证词，然后找出事情是如何结束的。

安妮从乔治·弗兰德琳街走出莫尼尔长廊，在34号店铺的地方，她浑浑噩噩地转向右边，朝十字路口的方向走去。几米远的地方，她撞上了女理发师，但她没有停下，一步一步硬撑着继续走。在停车场，警方发现了她留下的血色掌印，平平整整，印在车顶的小气窗上。对车外所有人来说，在商业长廊发生这样的枪击事件之后，这个浑身上下鲜血淋漓的女人出现在这里，简直像个幽灵。她飘飘忽忽地走着，跌跌撞撞，但她没法停下来，她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也不知道她在哪里，她只是向前走着，发出呻吟声（嗯，嗯），像是喝醉了，但她一直走着。沿路的行人看到她走来都散开去，也有人鼓起勇气用询问的口气对她说：“女士？”但他们看到她满身的鲜血还是没再说话……

“先生，我跟您发誓，她那样子太可怕了……我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办。”

他完全变了一副样子。这是一位老先生，面容平静，脖子细得吓人，目光有点浑浊。白内障，卡米尔心想，就像他父亲临终前的模样。他每说一句话，就陷入一阵沉思。他双眼盯着卡米尔，眼睛像是蒙了一层雾，停了一会儿，又开始诉说。他一脸无奈，摊开双臂，那双手臂也细得吓人。卡米尔咽了咽口水，心里五味杂陈。

那位老先生叫道：“女士！”他不敢碰她，她像是在梦游一般，他只好看着她走过去，安妮又向前移动了一点。

然后，她又转向右边。

别问为什么，没有人知道。右边是达米亚妮大街，安妮出现两三秒后，劫匪的车就飞速驶过。

就朝着安妮的方向。

看着他的受害者就在自己几米之外，几次失手的男人忍不住想再一次举起猎枪，好让事情结束得干干净净。当车子驶过安妮身边时，车窗被摇了下来，武器又一次指向了她，这一切来得太猝不及防了，她意识到有武器指着自己，但她却不知道该做什么反应。

“她看了看车子……”老先生说，“我不知道怎么说……像是，她早就等着了。”

他意识到自己说的话好像有点荒谬。但是卡米尔可以理解，他想说，在安妮身上有种巨大的疲惫笼罩着她。现在，在她所经历的一切之后，她已经做好了去死的准备。大家好像都同意这种说法，安妮，开枪的男人，老先生，命运，所有人。甚至那个小个子女理发师：

“我看到猎枪口从车窗里边探出来，那位女士也看到了。我们都亲眼看着枪一点一点探出来，除了那位女士，因为她在对面，您明白的吧？”

卡米尔屏住呼吸。所以大家都同意了，除了那个司机。在卡米尔看来（他已经沉思良久），司机并不确切知道他们正在进行的已经是一桩谋杀案。从他躲起来的车里，他听到几声枪声，早已经超过他们预计的抢劫时间了。他焦躁难耐，神经质地敲打着方向盘，可能在他看到他的同伙一个推着另一个朝车子走来时，他已经在想要不要逃跑了……“有人伤亡吗？”他心里嘀咕，“多少人？”最终，两个劫匪上了车。在压力下，司机立马发动了车子，于是，在街角处——他们才开了两三百米，车子就在十字路口放慢了速度——他发现一个浑身是血的女人在人行道上蹒跚而行。那个劫匪看到了这个女人，可能是他叫司机开得慢一点，他迅速摇下车窗，可能还发出一声胜利者的欢呼：这是最后的机会了，得来全不费工夫，几乎是命运对他的呼唤，简直像是突然找到灵魂伴侣，他不敢相信，但事实就在眼前！他拿起他的枪，扛在肩上，瞄准。司机一下子意识到自己正成为谋杀犯的同伙，并且在十几个证人的注视下，更不算上来来往往可能的行人，他完全不自知，但他已经被牵连进去。抢劫案已经变成了一场彻底的灾难。他没想到会变成这样……

“司机突然急刹车，”女理发师说，“天哪！这引擎声音简直……”

拨开柏油马路上的橡胶痕迹，不难判断车子的牌子是一辆保时捷卡宴。

车内，每个人都摔得东倒西歪，包括拿枪的那个歹徒。他开了一枪，射中了停车场里车子的车窗，安妮就在车窗边上，直直地立在那里，准备好迎接死亡。街上，大家都趴在地上，只有一位老先生还没来得及做出任何反应。安妮瘫倒在地，司机猛踩了一下油门车子颠簸了一下，又在柏油马路上划出两道轮胎印。等到重新站起来，女理发师看到那位老先生一手扶墙，另一只手捂住自己的心脏。

安妮躺在人行道上，一条手臂垂到路边的水沟里，一条腿在停着的车子下。“闪闪发光，”那位老先生一定会这么说，因为她浑身被炸开的挡风玻璃碎片覆盖着，“满身都是，像是盖着雪花……”

10:40

那群土耳其人非常不爽。

一点都不爽。

那个高个子男人，一脸顽固，小心翼翼地穿过星形广场，一路驶过大军团大道，紧紧捏着方向盘。他紧皱着眉头，想表现出他的情绪，也可能是出于一种文化传统。

情绪最激动的是那个小弟弟。他生性好斗，脸色黝黑，神情凶狠，性情多疑。他话很多，总是竖着食指耀武扬威，让人生厌。作为西班牙人，我完全听不懂他在说什么，但也不难猜：他们叫我们来是干一场迅猛又漂亮的抢劫的，结果我们却开始了一场没完没了的枪战。他摊开宽大厚实的双手：如果我没拦住你呢？一个胖天使就要飘浮在车里了。与其说是问问题，不如说他早已有了答案，他更像是在问：如果那女人死了，要怎么办？所以他怒不可遏了：我们是去抢劫的，不是去杀人的。

“实在是烦人。幸好我是个冷静的人，要是我也激动起来，事情不知道要恶化成什么样子了。”

没完没了的唠叨，让人疲倦。男人也骂累了，想着还不如省点力气，不知道什么时候就有突发事件。

事情没有完全按照预计的进展，但大体上目标还是得到了实现，这才是最重要的。两个大袋子躺在地上。“足够衣食无忧了。而且这还只是个开始，要是一切顺利，我还要更进一步，搞到更多袋子。”土耳其人也斜眼看着那些袋子，和他的兄弟说话，他们看起来达成了一致，司机也频频点头。他们旁若无人地交谈着，要求着各自应得的分赃份额。与其说是要求，不如说是做梦。时不时地，那个脾气暴躁的小个子男人便停下来跟我说话。我只听懂两三个字：“生面团”“分赃”。让人忍不住要问他们是哪里学的法语，他们在法国才二十四小时……土耳其人可能天生有语言天赋，天知道。无所谓了。现在，只需要表现得一脸迷惑，稍稍弓个背，对老大带着抱歉的微笑点点头，反正已经到了巴黎北郊几十公里，没什么问题了。

郊区景色在车窗外飞过。他还有什么可咆哮的，这个奥斯曼人，令人难以置信。因为他的咆哮，当车子开到车库前时，车里的气氛简直是凝滞的，像是要末日审判一般。小个子男人问了一个问题，不依不饶地问了好几次。为了表达自己的攻击性，他蜷曲食指，在另一个握紧的拳头上敲击。这个姿势可能在伊兹密尔有一个明显的含义，但在巴黎北郊圣旺，还是让人有些不解。但还是大致可以猜到一点主要意思，它带着一种不服和威胁，逼着人点头表示同意。但这的确可以说不是在撒谎，因为大家很快就会达成一致的。

这时候，司机已经从车里下来，他努力开了几次锁，但就是打不开车库的铁卷帘。他试图从各个方向扭转钥匙，震惊地转向车子，看起来一脸疑惑。他又试了一次，车子发出了雷鸣般的轰隆声，随着马达转动，他汗如雨下。这里前不着村后不着店，不太可能被人发现，但我不想停留太久。

对他们来说，这是一个意外，又一个意外，众多意外之一。这一次，小个子男人已经快中风了。一切都和预想的不同，他感觉自己被骗了，被出卖了，“该死的法国人”。必须表现出一种惊愕的表情。这该死的门就是不开，他不能理解，本不该有问题的，甚至在昨天他们还一起试验过。我冷静地走出车子，惊讶又尴尬。

莫斯伯格500是一种七发猎枪。除了像土狼和印加人一般号叫，他们更该好好清点一下自己的装备。他们很快会明白：如果你不擅长钳工，那么你最好擅长算术，因为一旦我走出车门，只要往前够到铁卷帘，轻轻推开司机，就可以占得他的位置——嘴上说着“让我试试”——当我转过来，我就站在理想位置了。枪里只有一颗子弹，可以把司机一枪就弹在混凝土墙上。对那个小个子男人来说，只用轻轻转动枪杆，子弹穿过挡风玻璃打爆他的脑袋，才是种真正的解脱。迅猛一击，挡风玻璃爆炸了，两侧的玻璃上沾满了血，什么都看不清了，必须凑近了才能查看结果：脑袋被炸飞了，什么都不剩下，只有脖子，和脖子下面的身体在那儿晃动着，像只被砍了脑袋的鸡，它们还是在那里惯性地奔跑着。土耳其人，也差不多是这样。

莫斯伯格的确会发出一点噪声，但之后，多么安静！

现在不能再拖了。把两个袋子放在边上，摸出正确的钥匙，打开车库，把大个子拖进车库，把车子和那个已经身首异处的小个子一起弄进车库——我要从另一个的尸体上跨过去，但不重要，反正他也不可能记仇，把门关上，搞定。

只需要拾起袋子，走到巷子尽头，跳上那辆租来的车。事实上，一切远远没有结束。再仔细想一想，一切几乎只是开始。必须有个了断。拿出手机，拨通引爆炸药装置的号码，爆炸声在这里都能听到。我离得还是相对比较远的，但借来的小车在气流的作用下颤抖了几下。四十米开外。这炸弹真厉害！对于那些土耳其人来说，这可以直接送他们去见“真主安拉”。他们将可以随意摆弄那些处女，那些蠢货。一串黑烟从屋顶升腾起来。这里几乎都被围了起来，征购来重建一座城。总之，我刚刚帮了这个社区一把。这是怎样的一个人，才能同时是强盗，又那么有服务大众的精神呢？消防员三十秒内就会赶来。不要浪费时间。

把两个装满珠宝的袋子存放在火车北站的一个寄存箱里，会有人来取货的。钥匙放在马镇塔大道的一个信箱里。

总之，权衡一下事态，似乎杀人犯们总是会回到案发现场。

要尊重这样的传统。

11:45

阿尔芒的葬礼开始前两个小时，有人打电话问卡米尔认不认识一个叫安妮·弗莱斯提尔的人。他的电话号码，是她通话记录里最近一个拨打的。这通电话让卡米尔背脊发凉，人们就是以这种方式得知亲朋好友的死讯的。

但是安妮没有死。“她被袭击了，刚刚被送进医院。”从工作人员的声音听来，卡米尔立马就懂了，安妮的状况很糟糕。

事实上，安妮的状况是极其糟糕。她太虚弱了，都无法接受调查。负责问询的警察说，他们会再打电话来，一旦情况允许，他们会过来做笔录。卡米尔花了几分钟的时间和负责这一楼层的护士商讨了一下。这是一个三十几岁的女人，嘴唇丰满，右眼一跳一跳的。他最终获得了进入房间做笔录的权利，但不能待太久。

他推开门，在门口停了几秒。看见这样的安妮，他几乎崩溃。

他一眼就看见安妮的整个脑袋被缠上了绷带，像是被卡车碾压了一般。右半边脸已经完全被肿起的淤青占领，以至于根本看不见她的双眼，它们像是深深陷进了她的脑袋。左半边脸上有一条长十几厘米的伤口，伤口的边缘血色混着脓黄色，布满着缝补的线头。她的嘴唇全都开裂、肿胀、眼皮发青、浮肿。鼻骨断裂，体积变大了两倍。下齿龈已经碰到了上嘴唇，安妮微张着嘴，口水流个不停。她看上去就像一位老妪。被褥上是她缠满绷带的双臂，左臂一直缠到手指，十指外面还包裹着夹板。右手缠的绷带稍微少一些，包着一道更深的缝合好的伤口。

当她看到卡米尔出现在门口，她试图向他伸出手去，眼眶中泪水开始打转，一瞬间好像又没了力气，她闭上眼睛，又重新睁开，依然双眸无神，模糊蒙眬，甚至丢失了原本漂亮的浅绿色。

她歪斜着脑袋，用沙哑的嗓音试图说话。她的舌头肿胀得发沉，非常痛苦，她狠狠地咬着自己的舌头，根本说不清楚话，上下唇无法合拢。

“我痛……”

卡米尔打断了她。安妮试图说话，他把手放在她床单上试图安抚她，他甚至不敢触碰她。安妮一下子变得很紧张、焦躁，他想做些什么，却不知道该怎么做。打电话吗？安妮的眼神看起来非常焦躁，她一定是急迫地想表达什么。

“……碎……金……”

事情接二连三猝不及防，她仍然处于惊讶状态，就像事情刚刚发生一般。

卡米尔凑近她，仔细地听她说话，做出听懂了的样子，试图挤出一丝微笑。安妮像是嘴里含着热豆腐一般，口齿含糊。他只能抓到几个不成形的音节，但他集中精力，几分钟后，他开始能猜到一些词，推断出一些意思……从精神上，他试图理解着她。那么快就适应一切，简直让人难以置信。有时候，这让人沮丧。

“抓住”，他理解到：“被打”“狠狠地”。

安妮的眉毛稍稍抬起，眼睛因为恐惧瞪得浑圆，好像打她的男人又出现在了眼前，重新举起枪托狠狠揍她。卡米尔伸出手，搭在安妮肩膀上，安妮立马夸张地惊跳起来，发出一声尖叫。

“卡米尔……”她说。

她左右摇着头，声音几乎不可辨认。她碎了三颗门牙，这使她说话发出嘘嘘声，当她张开嘴，安妮瞬间像是老了三十岁，活像是《悲惨世界》中受尽折磨的芳汀。她磨着护士给她一面镜子，但没有人敢给她。

此外，尽管很难，她还是试图在说话时遮住她的嘴。用她的手背。但通常都是以失败告终，现在她的嘴就像个巨大的窟窿，凹陷在浮肿发青的嘴唇中间。

“……要做手术？”

这是卡米尔觉得自己听到的问题。安妮的眼泪又一次流了下来，好像这些眼泪是独立于安妮而自己存在的，它们就这样冒出来，流下来，并没有什么逻辑。安妮的脸，除了静默的呆滞，毫无其他表述。

“我们还不知道……你冷静一点，”卡米尔低声说，“没事的……”

但是安妮的精神已经飘到了别处。她把头扭到了一边，像是觉得羞于见人，所以她讲的话就更听不清了。卡米尔觉得自己听到的是“不要这样”，她不希望有人看见这个样子的她。她完全扭过了头去。卡米尔把手放在她肩膀上，但是安妮没有任何反应，保持着一种拒绝的姿态，只是她的背影勾勒出她无声的啜泣。

“你希望我待着吗？”他问道。

没有回答。他待在那里，不知所措。过了很久，安妮摇摇头，不知道她是对什么说不，或许是对整个这一切，对现在所发生的，对已经发生的，对这猝不及防降临到生命的荒诞，对这种让受害者忍不住要去赋予一种意义的不公正。现在还无法和她对话，为时过早。他们不在一个频率。于是他们沉默。

她可能睡着了，不得而知。她慢慢转过身，平躺下来，双眼紧闭，然后一动不动。

就是这样。

卡米尔看着她，握着她的手，不安地听着她的呼吸声，试图与他记忆中她往日熟睡时的呼吸声做对比。他想起那些看着她入睡的时光。最初，他甚至会半夜爬起来看她，画她那游泳健将般的侧脸。因为在白天，他无法准确勾勒出她脸庞的精妙。他就这样画了不少她的速写，不眠不休地试图解读她的嘴唇，她的眼睑，解读这种纯净。或者速写她在洗澡被突袭时的剪影。正是在他无数次的失败中，他明白了安妮的重要性：如果说不论是谁，他都能在几分钟后像照相一般准确描绘出对方的特点，那么安妮身上，则有一种顽强的、不可捕捉的特质，每次都能逃过他犀利的眼光、他丰富的经验和他细致入微的观察。而现在，这个女人躺在那里，浑身浮肿，缠满绷带，像个木乃伊，不再有那种魔力，她只剩一副躯壳，一个丑陋的身体，毫无美感。

这就是几分钟之后让卡米尔火冒三丈的原因。

有时候她突然醒过来，发出轻轻的叫声，环顾四周，卡米尔在她身上看到了阿尔芒死前几星期里脸上的神情：那种说不明道不清的表情，以前从没出现过，这是一种灵魂深处的僵死，一种自我意识的丧失。太不公平了。

他还没有从他之前的悲痛中走出来，护士就过来提醒他探访时间已经到了。她十分小心，只要卡米尔在房间里，她就不会离开房间。她的胸章上写着“佛罗伦丝”。她双手背在身后，结合了一种强硬又恭敬的态度，脸上带着表示理解的微笑，但因为胶原蛋白和玻尿酸而显得虚伪做作。卡米尔本想一直待到安妮可以和他讲话，他迫切地想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但他无计可施，只能等待。该离开了，安妮需要休息。卡米尔走了出去。

要知道，他不得不等待二十四小时。

然而二十四小时，对于卡米尔这样的男人来说已经足以毁灭世界。

走出医院时，他还是什么信息都没有得到，除了人们在电话和医院里给他的一些解释。

事实上，除了一些大体情况，没有人知道别的信息，没有办法顺藤摸瓜。卡米尔眼前浮现的，只有安妮不成人形的模样，这对于一个受过情感创伤、心灵已经千疮百孔的男人来说太过刺激，这个场面激起了他本能的愤怒。

一走出急诊室，他就沸腾了。

他什么都想知道，立刻知道，他必须第一个知道……

不得不说的是，卡米尔完全不是一个复仇者。

他像所有人一样，不是没有仇恨，但就举一个例子，布依松，那个四年前杀死他第一任妻子的男人，他一直活着，而卡米尔也从没想过在他坐牢的时候买凶杀死他，尽管他在警察局有那么多关系，对他来说可谓轻而易举。

今天，关于安妮（她不是他第二任妻子，但他不知道用什么词去定义），关于她，也不是这样，不是一种复仇情绪。

就好像他自己的生命被这件事情威胁到了。

他需要采取行动，因为他无法想象这件事对他们的关系带来的后果。他们的关系，可以说是伊琳娜死去之后唯一为他的生命重新赋予意义的事情。

如果你觉得这些话太过夸张，那是因为你没有害死过你所爱的人。我保证，这会带来质的改变。

他烦躁地走下医院的台阶，眼前又浮现了安妮的脸，眼圈发黄，满脸淤青、浮肿。

他看到了她死去的样子。

他还不知道她是怎么死的，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但有人想杀死她。

就是这样一种重复，让他湿了眼眶。在伊琳娜死后……这两种情况并没有什么相似。伊琳娜是因为个人原因被人盯上暗杀的，而安妮只是在一个不恰当的时候遇上了那群浑蛋，但在这种时刻，卡米尔没法理清情绪。

他只是不能什么行动都没有，就这样坐以待毙。

什么行动的尝试都没有。

然而在早晨的电话之后，他还是本能地做出了初步的行动，尽管他自己都没有意识到。“安妮在八区的一起武装袭击中受伤并遭遇了性骚扰。”警察局的女警员在电话中这样说道。卡米尔喜欢这个词：“性骚扰”。在警察局，大家对此喜闻乐见。大家还喜欢“可疑分子”和“明文规定”，但是“蹂躏”则受欢迎得多。简简单单两个音节，就涵盖了人群中的推推搡搡到香烟店的一路尾随，谈话者都明白他想要的是什么，没有比这更方便的了。

“什么意思，被人蹂躏？”

女警员也不知道更多了，她拿来一份报告读了一遍，让人不禁想问问她自己知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

“武装袭击，有人开了枪。弗莱斯提尔小姐没有被子弹击中，但她被蹂躏了。她被送到了急诊室。”

有人开枪？对着安妮？在一次武装袭击中？事情是这样断断续续被表述的，理解起来并不那么容易，也很难想象。安妮和“武装袭击”听起来像是两个距离十万八千里的概念……

女警员解释说安妮身上什么证件都没有，也没有包，他们只在她的手机里找到她的名字和地址。

“我们已经打过她家电话，但是没有人接听。”

然后他们就转向了最常拨打的电话，于是看到了卡米尔的号码，在联系人的顶端。

她问了卡米尔的全名，用作笔录。她发音“烦啊烦”，卡米尔纠正她，是“范霍文”。短暂的沉默之后，她请他拼读一下。

卡米尔这时候突然顿住了，一种本能反应。

因为范霍文，这本就不是一个常见的姓氏，在警察圈子里就更罕见了。更何况，卡米尔是那种让人过目不忘的警官：不仅仅是因为他的短小身材，也是因为他的个人经历，因为他的名声，因为他去世的妻子伊琳娜，因为他曾经的丰功伟绩，因为这一切。对于不少人来说，他就像是那种“电视上才能见到的”人。在几次重要露面中，那些摄影师喜欢抓捕他猎鹰般犀利的眼神和他闪闪发光的脑袋。但范霍文，警官，电视，这一切辅助信息并没有任何帮助，女警员居然还请他拼写他的名字。

愠怒过后回想起来，这种无知对卡米尔来说可能是这一天里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好消息了。

“您是说樊尔文？”女警员又执着地问了一遍。

卡米尔回答：“是的，就是这样。樊尔文。”

然后他把樊尔文拼写了一遍。

14:00

人性就是这样，一起事故，众人围观。只要有一个警车旋闪灯，或者有一点血痕，就一定有人围观。而这一次，围观的人格外多。可想而知，毕竟是巴黎市中心的一场抢劫，加上枪击。况且在市中心的集市，人本来就多。

理论上来说，道路封闭了，但这不影响行人从人行道上通行。命令是只让这一片的居民通行，但没有用，所有人都借口自己是居民，因为大家都想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警车、卡车、技术员、摩托车，全都聚集在香榭丽舍大街。人群从两端会聚过来，两个小时时间，从协和广场到星形广场，从马勒泽步大街到东京宫，全部都封闭了。想想自己能够造成这么大的场面，也是让人心潮澎湃。

对着一个从头到脚流着血的女人开了几枪后，携着价值五万多欧元的珠宝坐着越野车绝尘而去，显然，再次回到现场难免会让你“追忆似水年华”般的思绪万千。当然，也不是太令人不适。当事情有所进展时，人总是身心轻盈的。乔治-弗朗德林街上的一家小酒馆，就在莫尼尔长廊的出口。绝好的位置。那边也有骚动！大家聚在一起讨论不休。很简单，大家什么都看到了，什么都听到了，什么都知道。

我很谨慎，远离出口，我待在酒馆最深处人最多的地方，隐没在人群里，静静听着。

真是一群蠢蛋。

14:15

秋日的天空就像是为了迎合这个墓地而上了色。人山人海。这就是在职公务员的优势，总是有一队一队的代表团来参加葬礼，很快就挤满了人。

远远地，卡米尔看到阿尔芒的亲属们：他的妻子，他的孩子们，他的兄弟姐妹。他们穿着简洁，毕恭毕敬，肃穆中流露出悲伤。他不知道在现实中如何打比方，但整个氛围让他想到一个十七世纪基督教贵格派家庭。

四天前，阿尔芒的死让卡米尔痛苦万分，但同时也让他解脱。几个星期又几个星期以来，卡米尔每天去看他，照顾他，陪他说话，即便他可能什么都听不到或者理解不了。卡米尔只是远远地向阿尔芒的妻子点头示意。这样一场漫长的折磨之后，所有要说的话都已经说了。对阿尔芒的妻子和孩子，卡米尔再没有什么话可说了，他甚至可以不用出席，他已经再也没有什么可以给予阿尔芒了。

很多东西把阿尔芒和卡米尔两人相连。他们是一同入的职，这种年轻时期的牵连，在两人的青春都差不多耗尽时，显得越发可贵。

还有，阿尔芒是个抠门到病态的家伙，这点不可否认。在这方面，没有人能想象他能做到什么程度。他向花钱，甚至更彻底地说，他向钱，发出了誓死的抵抗。卡米尔忍不住要把阿尔芒的死视作资本主义的胜利。倒不是说是这种吝啬把他们牵连起来，而是他们俩身上都有种极其微妙的东西，似乎有一种义务要和比他们强大的东西对抗。这可以说是一种残疾人之间的同情感。

他所有的痛苦都证实了，卡米尔是阿尔芒最好的朋友。

自己对于别人来说处于怎样的位置，这是种极为强烈的联系。

如今，他以前团队的四个成员里，卡米尔是这片墓地中唯一一个活着的，这让他有种五味杂陈的感觉。

路易·玛利亚尼，他的助理，还没有到。不用担心，他是个有责任心的人，他会准时到的。在他的文化中，错过一个葬礼，就好像在餐桌上打嗝一样，不可想象。

阿尔芒，他是因为食管癌而去世的，没什么可多说的了。

剩下一个马勒瓦勒，卡米尔已经多年没有再见到他。被派来警察局之前，他是一个出色的新兵。路易和他是好兄弟，尽管阶层有所不同，但他们差不多同岁，性格互补。追溯到那次劫难：杀死卡米尔妻子伊琳娜的凶手，也是马勒瓦勒审问的。他倒不是特意想去做，但他还是做了。在当时，卡米尔可能会亲手杀死那个凶手，眼看就是一场天大的悲剧。但在伊琳娜死后，卡米尔的勇气被彻底击碎了，绝望吞噬了他，再然后，这就毫无意义了。

所有人中，他最思念阿尔芒。和他一起，范霍文警官从人们的视野中消失了。这次下葬，开启了这段一度摧毁他生活的故事的第三篇章。没有比这更脆弱的了。

路易赶到的时候，阿尔芒的家人已经开始进入火葬场。一身珍珠白的雨果博斯礼服，时髦优雅。“你好，路易。”路易没有回答“您好，老大”，因为卡米尔禁止他这么叫他，他说他们不是在演电视剧。

卡米尔经常问自己的问题，对他的助手来说更为合适：这家伙为什么会在警察局干？他出生在一个比“相当富裕”还富裕一点的家庭，此外，他非常聪明，一路念的都是顶尖的贵族学校。但不知为何，他就这么进了警察局，拿着和小学教师一样的微薄收入。说到底，路易还是一个浪漫主义者。

“最近好吗？”

卡米尔点头示意——还不错。但显然，这并不是真的。他的很大一部分自己还留在医院的病房里，陪伴着半麻醉的安妮，等待着各种X光、扫描仪的检测。

路易看了看他老大，点点头，发出一声“嗯”。这是个极其细腻的男人，在他身上，“嗯”相当于他在捋刘海，右手一下，左手一下，对他来说是一种完整的肢体语言。这个“嗯”清楚地表达了：你看起来心不在焉的，一定有别的什么事。

而且这件事居然比阿尔芒的死还让他心烦，一定是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我们被卷入了一件抢劫案，是今天早上发生的，在八区……”

路易怀疑这是不是刚刚那个问题真正的答案。

“抢劫案？”

卡米尔点头又摇头，是的，又不完全是。

“一个女人……”

“死了？”

是，也不是，毕竟安妮还活着。卡米尔看着前方，像是眼前有一层雾气，眉头紧锁。

“没有……好吧，总之还没死……”

路易相当惊讶。他的部门一般不负责这类事件的，抢劫案不是范霍文警官的专长。与此同时，路易又像在对自己说，为什么不呢。他和卡米尔共事很久了，他能感觉出事态不妙。他表达惊讶的方式，是低头看他的鞋子（擦得发亮的克罗凯特-琼斯英国老牌手工皮鞋）和一个几乎不会被发现的微妙的低声干咳。这可以说是他能表达的最大情绪了。

卡米尔指指墓地，殡仪馆的入口。

“这一切结束之后，我希望你能调查一下。悄悄地……你知道，现在事情还没有交给我们……”卡米尔终于把目光转向他的助手，“我们需要抓紧时间，你懂吗？”

在人群里，他的视线搜寻着勒冈，并且毫不费力地找到了他。他不可能会看不见勒冈，他是个彪形大汉。

“好了，我们过去吧。”

以前勒冈做警察局分局长的时候，卡米尔只要动动小指头就能得到他想要的，而现在则麻烦多了。

在总检察官勒冈身边一摇一晃地走着的是现在的分局长米夏尔女士，让人不得不说的是，她简直是只呆头鹅。

14:20

小酒馆经历了它存在至今最为重大的时刻之一。这样的抢劫案，可以说是百年难遇的了，关于这一点，谁都不会有异议，即便什么过程都没看到的人也表示赞同。收集证词正有条不紊地进行着。人们看到一个女孩，也有人说两个女孩，或者一个女人；有人说带着武器，有人说没有，她赤手空拳地在那里尖叫。这不是珠宝店的女老板吗？不，是她女儿！啊，是吗？从没听说她有女儿，你确定吗？一个劫匪留在车里，什么型号的车子？答案几乎涵盖了所有在法国能买到的外国汽车的品牌。

我默默啜饮着我的咖啡，这是我疯狂而漫长的一天里第一次停下来休息一下。

酒馆老板，长着一张让人看了就想揍他的脸，说估计被抢的数额在五百万欧元左右，不能更少了。不知道他是怎么估算的这个数字，但他似乎很确定。我真想给他递上一把上了膛的莫斯伯格枪，然后把他直接扔到街区最大的珠宝店门口，当他用枪指着营业员，然后回到他的小酒馆，他可以数数他的收获，如果他能得到他所以为的三分之一，他就可以退休了。这个蠢货，因为他根本不可能得到更多。

还有他们登上的车！哪辆？那辆！她简直是拦下了一头狂奔的水牛！他们是用炮筒袭击她了还是怎么样？大家从车说到武器，什么口径的枪都说过了，这让人不禁想对空放一枪，好让人们闭嘴。或者直接对着人群来一枪。

老板感到自己的重要性，果断地说：

“22号长来复枪。”

他说完便闭上了眼睛，对自己的专业性无比自信。

我想象他像个土耳其人一般被12号口径猎枪打爆脑袋，让我精神重新振奋起来。22号长来复枪，或者别的什么东西，顾客做证，谁都不懂那是什么。有这样一些证人，警察们可以好好自娱自乐了。

14:45

“但是……为什么您要管这个案子？”警察局分局长说着转过身来。

她好像绕着自己转了老大一圈：她有一个浑圆硕大的臀部，完全和身体不成比例。分局长米夏尔，四五十岁的样子，长着一张不可信的脸，一头黑发，皮肤白皙，两颗兔子般的大门牙，鼻梁上架着一副三角框眼镜，表明她是一个位高权重的女人，说话掷地有声。她看上去有一副好脾气（事实上，这是个难搞的女人），聪明绝顶（破坏力更是智力的十倍），但最重要的，也是最壮观的，是她那肥硕浑圆的屁股。那让人目眩的体积不禁让人想问她是怎么承受得了的。有意思的是，米夏尔警官（这个名字让人轻易就联想到那些下流卑鄙的玩笑）有一张相当柔和的脸，一反大家对她的了解：她毋庸置疑的能力，极为敏锐的决策力，赫赫的战功。她是那种比手下员工都要勤奋操劳十倍的长官，并且乐意把自己看成领头羊。卡米尔去参加她的就职仪式时，他就清醒地意识到，除了家里的讨厌鬼嘟嘟湿（这是他养的一只小母猫，性情有点歇斯底里，他很宠溺它），如今又在办公室多了一个讨人厌的女人。

所以她问：“为什么您要管这个案子？”

在有些女人面前，人们很难保持冷静。警官米夏尔靠近卡米尔，非常近。她说话的时候总是这样。她皮质扶手椅般的庞大体格和范霍文的短小身材形成鲜明对比，夸张得像在演美式喜剧，但这种荒诞对这个女人并没有造成任何影响。

两个人面对面站着，堵住了通往火葬场的道路。他们是最后入场的。卡米尔这时候正拼命往里挪动。因为就在他提出他的请求时，总检察官勒冈就从他们身边经过，他是卡米尔的密友，前分局长（抢椅子的游戏，一个升为副局长，另一个变成了分局长）。然而，大家都知道，卡米尔和勒冈比朋友更亲密，卡米尔是勒冈所有婚礼的证婚人，这是个相当重要的职责，勒冈刚刚和他的第二任妻子结了第六次婚。

分局长米夏尔，刚刚被提名，她还需要“谨慎行事”（她喜欢这些陈词滥调，并且善于稍加创新），她要分析利弊，再开始她的“新官上任三把火”。当她上司的朋友对她有所请求，当然，她得想一想。尤其，现在他们是最后入场的了。她必须好好想想这个请求，但众所周知，米夏尔有着活跃的思维，她总爱炫耀自己可以迅速做出决定。葬礼主持人从他们一进房间就注意到了他们。会议马上就要开始了，他穿着一身十字军战服般的制服，一头金发已经有些褪色，身材看上去像是个足球运动员。入殓师已经不像他们以前的模样了。

这个问题——为什么范霍文想处理这个案子？——这是卡米尔唯一花时间准备了的问题，因为事实上这是唯一的问题。

抢劫大约是上午十点开始的，现在还不到下午三点。在莫尼尔长廊的现场，技术人员结束了调查，同事们结束了第一轮的证词取证，但这个案子还没有分配下去。

“因为我有个耳目，”卡米尔说，“已经安插好了……”

“您早就听说了这个案子？”

她夸张地瞪大了眼睛，卡米尔立刻想起那些肖像画里怒目圆瞪的日本武士。她想说的是：“您这是说完了没有呢？”她最喜欢这类表达。

“当然没有，我之前什么都不知道！”卡米尔几乎要叫起来了。（他很有说服力，在这幕小短剧里，让人真的会相信他知道自己在讲什么。）“我不知道，”他继续说道，“但我的线人，我不确定他知不知道……”他有点焦虑不安，可能是因为燃烧的炭火。（范霍文相当确定这个米夏尔喜欢这样的场面。）这时候他很配合……如果她不好好利用就太遗憾了。

只要一个眼神，这场对话就能从技术性变成战术性。卡米尔看看殡仪馆尽头的总检察官勒冈，他庞大的身影正巧给这段谈话打上了一层阴影。沉默。分局长微笑了一下，表示她明白了：没有问题。

为了形式，卡米尔加了一句：

“这不仅仅是一场抢劫，还有严重的杀人意图和……”

分局长用一种奇怪的目光看看他，然后慢慢地点点头，好像在这场谈话之外，除了勒冈笨重的身影，她还发现了一丝微光，难以名状，像是她想努力搞明白什么似的。或者好像她已经搞懂了什么，或者她快要明白什么了。卡米尔知道这个女人有多敏感，一有什么麻烦事，她的“地震检测仪”就叫个不停。

于是他先发制人，用他最叫人信服的声音，语速飞快地说：

“我会跟您解释的。我的人和另一个队伍里的人有联系，这已经是在去年的事情，和这件事本身是没什么联系，但是我们有……”

米夏尔分局长一个手势打断了他的话，像是在说，她自己已经有足够多的问题了；也像是在说，她理解了；或是在说，她还新上任不久，不想牵扯进她的老板和下属之间。

“好的，警官，我会跟佩莱拉法官说的。”

他没有表现出来，但这正是他心里希望的。

要不是她那么快缴械投降，卡米尔完全不知道如何把这话编下去。

15:15

路易很快就离开了。卡米尔因为职务关系脱不了身，不得不待到最后。仪式很长，非常长，因为要给每个人机会展现他们的演讲能力。卡米尔一抓着机会，便悄悄溜走了。

他回到自己车里的时候，正巧收到一条消息。是路易。他拨了好几通电话，已经得到了最重要的情报：

“莫斯伯格500，一场抢劫案，我们只找到一起相关案件。去年一月十七日，情况和今天的案子极为相似，让人不得不怀疑。那件案子也搞得很大……您要打给我吗？”

卡米尔拨通了电话。

“一月，”路易解释说，“那个案子比今天的还严重。四倍的损失！一人死亡。作案团伙的老大很有名：文森特·阿福奈尔。从那之后谁都没有他的消息。现在，他算是隆重登场，重出江湖了。”

15:20

小酒馆里突然一阵骚动。

谈话被一阵警报声打断，大家都往露台涌去，望向街上，警车的旋闪灯像是提高了一个声调。老板非常果断地说：“这是内政部长。”大家想知道他的名字，无果，这要是一个电视主持人，那就容易多了。评论又纷纷涌起。有人认为这场骚动是一场死灰复燃，可能是因为有尸体之类的东西被发现了，老板又重新闭上了眼睛，相当满意。客人们的纷纷议论，是对他博学的致敬。

“内政部长，我告诉你们了。”

他默默地擦了擦眼镜，脸上挂着微笑，看都不看露台的方向，为了表现他对自己的判断有多确定。

人们迫切地等待着，凝神屏息，就像在等待环法运动员通过一个站牌一样。

15:30

她觉得自己的脑袋上填满了吸水性棉花，周围还有一圈粗大的血管，像一条粗壮的手臂，在不断敲击着她。

安妮睁开眼睛。房间。医院。

她试图挪动自己的双腿，但她身子僵硬挺直，像个上了年纪的妇人，因为风湿病而行动不便。这实在是太疼了，但当她先抬起一个膝盖，然后又抬起另一个，屈起的双腿给了她一瞬间的舒缓。她慢慢移动她的脑袋，试图重新找到一点知觉。她的脑袋有一吨重，她的手指还裹着绷带，看上去像螃蟹的钳子那么大，那么脏。图像有点搅在一块儿了，商业长廊里厕所的门，一块带血的布，一连几次的爆炸，救护车的鸣笛声，让人眩晕。还有放射科医生的脸，还有在他身后某处一个女护士的声音：“他们到底对她做了什么？”情绪一下子占据了她，她忍住眼泪，深呼吸，自我克制，不能在这时候崩溃，不能自暴自弃。

所以她要站起来，她要活下去。

她一把推开床单，先是一条腿落地，然后另一条。一阵眩晕。她在床边停了一下，保持平衡。然后，她双脚用力，慢慢起身，不得不重新坐下。她现在真正感受到那种疼痛了，浑身上下，确切来说，背部、肩膀、锁骨，她像是整个人都被碾碎一般。她努力吸了一口气，又试图重新站起来。终于，她双脚站立在地，虽然也不完全是，因为她必须扶着床头柜。

她对面是卫生间。像攀岩一样，她一步步扶着东西前行，从床架，到床头柜，再到门把手，盥洗盆，现在站在镜子面前的，天哪，这是她吗？

一阵哽咽，这一次，她再也克制不住了。发青的颧骨，满身淤青，碎裂的牙齿……左脸颊上有一道伤口，是因为左颧骨爆裂，这一大条密密麻麻的针脚……

他们到底对她做了什么？

安妮扶住盥洗盆，好让自己不跌倒。

“您在这儿站着做什么？”

安妮转过身，一阵眩晕向她袭来。护士伸手抓住她，两人一起倒地。护士重站起身，默默回头看向走廊。

“佛罗伦丝，你能来帮我一下吗？”

15:40

卡米尔焦躁地大步走着，路易在他一侧，就跟在他老大身后几厘米的地方。他和范霍文之间保持的这一点距离，是一种权衡了尊敬与亲密之后的结果，也只有路易能把这种关系拿捏得如此恰到好处。

卡米尔再急迫、再焦虑也没用，他不由自主地抬起眼睛看向弗朗德兰街两侧的房子。奥斯曼式的建筑，因为烟熏有点发黑。这个街区有很多这样的房子。他的眼睛被半空中成排的阳台所吸引，阳台的外面是两根有着男人雕塑的柱子，男人的缠腰布向外隆起好大一块。男像柱之间排列着女像柱，女人像过度慷慨的胸部直望着天际。正是这些遥望天空的胸脯，这些女像柱，用她们温柔多情又假正经的眼神目睹着这场浩劫。卡米尔一边快速走着，一边叹羡地点着头。

“勒内·帕朗，我认为。”他说。

两人都不作声。卡米尔闭着眼睛等路易反驳。

“更像是夏萨维埃，不是吗？”

总是这样。路易比他小二十岁，但却比他懂得多上两万倍。最可恶的是，他从来不会搞错。好吧，很少搞错。卡米尔一次次想难倒他，但并没有什么用，这家伙就是部百科全书。

“穆艾，”他说。“可能是。”

就快到莫尼尔长廊的时候，卡米尔正巧看到了那辆被12号口径猎枪打爆的车子，牵引车正在把它拖上托盘。

他早晚会知道，就在这辆车的另一侧，安妮被猎枪逮了个正着。

做统帅的总是小个子。我们这个年头，不管是警署还是政界，头衔总是和身高成反比。这个警察，每个人都认识他，当然啦，长着这副不足一米五的个子……只要见过他一次，就再也不会忘记。但至于他的名字，在咖啡馆里每个人的说法都不一样。大家只记得他的名字有点异域风情，但是什么语呢？德语？丹麦语？还是佛兰德语？有人说是俄语，另一个说：“是的，范霍文，就是这个名字！”大家哄笑，“这就是我所说的。”有人说对了，心满意足。

大家看到他出现在过道入口处。他没有出示他的证件，但一米五以下的人是有豁免权的。在露台的玻璃后面，大家都不敢呼吸，但一阵骚动刚过又跟着另一阵，这真是个大日子：一个姑娘刚刚进入酒吧，皮肤黝黑。老板热情地招呼着她，大家转过身来。这是隔壁的女理发师。她点了四杯咖啡，理发店咖啡机坏了。

她什么都知道，她含蓄地微笑着，等待着她的咖啡。大家问她各种问题。她说她赶着要回去，但她脸红了，这说明了一切。

谜底总会揭开的。

15:50

路易和同事们一一握手。卡米尔想看录影带，立刻就要看。路易感到震惊，他知道卡米尔向来不在乎什么繁文缛节，但这样一种缺乏方式方法的行为，在卡米尔这样有层次和经验的人身上出现，还是不由得让他感到惊讶。路易用左手拢了拢他的刘海，还是跟着他老大到了作为临时指挥部的书店后间。卡米尔心不在焉地和书店老板握了握手。她把自己搞得像棵圣诞树，还抽着一根插进象牙烟嘴的烟——这个世纪以来已经很少会看到这种烟嘴了。卡米尔没有停下。同事们已经调出了两台摄像机的所有录影带。

他一坐到电脑屏幕前，就转向他的助手。

“不错，”他说，“我要好好看一下这些带子。你可以休息一下。”

他指指旁边的房间，或者说，他指指门。他坐在电脑屏幕前，看看周围人，丝毫没有迟疑。这架势就像是想一个人独自待着看一部色情电影。

路易表现得就像是觉得这一切并没有不合理的地方，一副大内总管的样子。

“我们走吧，”他一边说着一边推搡着大家，“我们还是在那边坐一会儿吧。”

最吸引卡米尔的那卷录影带，是放置在珠宝店上方的那个摄像机拍摄的。

二十分钟后，当路易对这卷录影带进行审核，对照第一轮的证词，给出初步假设时，卡米尔正站在中央过道上差不多当时开枪的位置。

调查结束了，技术人员也都离开了，玻璃碎片也已经收拾了起来，抢劫发生的区域也被胶带封锁了起来。大家等着专家们和保险公司过来，之后，他们就要全部收队，然后让那些公司回来。不出两个月，一切就会重整一新，疯狂的劫匪又可以重新回来，在长廊开张的时间点让顾客们乖乖地排好长龙。

这个地方被一名警察守卫着。他又瘦又高，眼神疲惫，下颌突出，眼袋下垂。卡米尔立刻认出了他，他已经无数次在凶案现场遇到过他了，但因为他似乎无足轻重，所以卡米尔从来没有问过他的名字。他们互相做了个手势，算是打了个招呼。

卡米尔看着破败的商店，玻璃窗全都碎了。他完全不懂珠宝，但他感觉如果是他要抢劫，他绝对不会选这样一个地方。但他知道这只是他的错觉。比如你看看银行门店，看上去毫不起眼，但如果你把它洗劫一空，你抢来的钱几乎就能买下这家银行了。

卡米尔努力想保持平静，但因为他一遍又一遍地看那卷录像带，那些影像就像把他吞噬了一般，他插在上衣口袋里的双手不住地颤抖。

他拼命晃着脑袋，像是耳朵进水了一般，想甩掉这充斥着他的过多的情绪，保持一点距离：地上，就在那里，这些血迹是安妮的血，她当时就在这里，蜷缩在地板上，那家伙应该也在那里。卡米尔退后几步，那个大个子警察盯着他看，有点担心。突然，卡米尔转过身，他想象自己胯部架着一杆猎枪。大个子警察把手放在对讲机上。卡米尔走了三步，他一会儿看看开枪的劫匪当时在的位置，一会儿看看长廊的出口，突然，他毫无预兆地开始奔跑。这一次，毫无疑问，那个警察紧紧抓住他的对讲机，但是卡米尔又突然停了下来，警察也不再行动。卡米尔忧心忡忡，一根手指放在嘴唇上，又折了回来，他抬起眼，正好撞上大个子警察的目光，他们互相微笑了一下，还带着一点惶恐，好像两个不说同一种语言的人想表现得友好。

到底当时发生了什么呢？

卡米尔环顾左右，又抬头看看被猎枪打爆了的拱墩，他往前走，走到长廊的出口，乔治-弗朗德兰街。他不知道自己在寻找什么。一个信号，一个细节，一个恍然顿悟，他对于地点和人过目不忘的能力，正在重新排列那些模糊的记忆。

不知道为什么，他现在有种走错路的感觉。这里并没有什么好多看的。

关于这件事，他没有找到一个合适的调查方式。

于是他又折回去，重新开始问询调查。

他对第一批搜集证词的同事说，他想“看清大局”，在他询问女理发师的人行道上，他看到了书店老板和古董店老板。至于那个珠宝店老板，她已经住院了。至于她的学徒，她在整个抢劫过程中一直保持双手抱头脸朝下的姿势。这姑娘着实让人有些同情，但又像无足轻重，可以忽略。卡米尔对她说可以回去了，还问她需不需要人陪她回去，她说她朋友在小酒馆等她。她指了指马路对面的那家小酒吧，阳台上黑压压地挤满了人，所有的面孔都直勾勾对着他们。卡米尔说：回去吧，赶紧脱身。

他听了证词，仔细地看了所有图像。

这种想杀死安妮的顽强的意愿，首先源于空气中紧张的气氛，那种弥漫在整场抢劫中的可怕氛围，还有就是之后一连串的情形。蝴蝶效应。

但毕竟，这种固执，这种疯狂……

已经通知法官了，他应该随时会到。在等待期间，卡米尔回顾了一下整个事件。这起抢劫，从各个方面看来都和去年一月的那一件极为相似。

“你觉得呢？”卡米尔问。

“绝对如此，”路易肯定地回答说，“唯一不同的就是规模。今天是一起抢劫，而去年一月，可以说是四起连环抢劫。六个小时不到，四家珠宝店就被席卷一空……”

卡米尔吹起了一声赞羡的口哨。

“和今天的手法一样，是三个男人。第一个让人打开那些保险箱然后卷走珠宝，第二个用一杆莫斯伯格枪为他做掩护，第三个开车。”

“你说过一月份的时候，死了个人？”

路易查看了一下他的笔记。

“这一天，他们的第一个目标是十五区的一家珠宝店，准备在早晨开门的时候行动。他们十分钟内就搞定了这一笔，可以说是当天最干净利落的一笔了。然后，当他们十点半左右冲进另一家位于莱纳街的珠宝店又离开时，他们留了个活口，一位店员因迟迟不肯打开后备仓的保险柜，头部被打成了重伤，躺在地上。四天的昏迷之后，小伙子醒了过来，但还是留下了后遗症。他和政府周旋了很久，拿上了部分残疾抚恤金。

卡米尔神经紧绷地听着。这就是安妮奇迹般脱逃了的事情。他心烦意乱，不得不做几个深呼吸，逼着自己放松肌肉，要怎么弄呢，“胸肌……小腿……”啊，去他妈的。

“下午两点左右，”路易继续说，在下午重新开门营业的时候，这伙劫匪闯进了第三家珠宝店——在卢浮宫后面的“卢浮古董店”。他们是个相当成熟的队伍，不打劫小店小铺。十几分钟之后，他们离开商店，把一位“手举得过高了点”的顾客丢在了身后的人行道上……该顾客的情况比上午的那位店员好一些，但还是被诊断为“情况恶劣”。

“这群人简直是无法无天。”卡米尔顺着他说。

“是，也不是，”路易回答，“这些家伙还是很冷静，他们只是用他们自己的方式。”

“真是硕果累累的一天啊……”

“可不是嘛。”

即便是对这样训练有素、准备充分又有着雄心壮志的队伍来说，六小时内四场抢劫，也是难得的好收成。但没过多久，可想而知，疲惫就会席卷而来。抢劫这种事，就像滑雪，意外总是在最后发生。带来最大损失的是最后一案。

“赛弗尔街，”路易又说，“珠宝店店主想抵抗。就在劫匪们要离开的时候，店主以为自己能拖住他们，他抓住那个卷走珠宝的劫匪的袖子，试图让他跌倒。当那个掩护的劫匪用莫斯伯格枪指着他的时候，另一个进行了反抗，最后那个店主吃了两颗九毫米的子弹，正中胸膛。”

没有人知道那天他们的计划是真的完成了，还是由于珠宝商的死亡，他们不得不逃逸。

如果不说被劫店铺的数量，他们的作案方式还是相当成熟的。新晋专业人士，年轻人，叫嚣着，做着手势，对空开枪，跳过柜台。他们选的武器也像是角色扮演游戏里所用的，大得夸张，让人感觉他们其实怕得要死。这帮劫匪都太果决，太有组织了，而且毫不动摇。要不是对于英雄主义的渴望，他们最多在离开时留下一点附带性的损失，不至于杀人。

“一月的战利品呢？”卡米尔问。

“六十八万欧元。”路易清晰明了地宣布。

卡米尔抬起一条眉毛。倒不是因为他惊讶，珠宝商从来不会悉数全报他们的损失数目，他们总是会瞒下一大笔账，不，卡米尔要的只是一个简简单单的真相：

“显然是超过一百万欧元。转手倒卖，六十万。或者六十五万。收益颇丰。”

“倒卖给谁呢？”

像这样一笔赃物，价值高昂，货源分散，转卖会损失不少，而且在小巴黎地区没有太有实力的窝藏主。

“我们猜测货物是从诺伊地区被运走的……但好吧……”

显然，这是最好的选择。他窃窃私语说这个窝藏主是个还俗的神甫。卡米尔从来没有证实过，但他也没有感到惊讶，这两种职位看起来也颇为相似。

“你派人去那儿转转。”

路易记下这个指令。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是由他分配任务。

说着佩莱拉法官就到了。蓝眼睛，长鼻子，耳朵像狗。他忧心忡忡，步履匆忙，一边走一边抓住卡米尔的手。“您好，警官。”在他身后，他的书记员，一个三十岁的尤物，脖子以下全是胸脯，她的高跟鞋踏在水泥地上当当作响，应该有人去告诉她这有点过了。法官也知道她发出的噪声有点过头。尽管她跟在他身后三步远处，但毫不夸张地说，掌握着步伐的依然是她。如果她乐意，她甚至可以一边悠闲地逛逛长廊，一边用她的口香糖吹吹泡泡。卡米尔发现洛丽塔到了三十岁，就真的是个惹人厌烦的女人。

大家都聚集了起来，卡米尔、路易，还有队伍里另外两名刚刚赶到现场的同事。会议由路易主持。言简意赅，条理清晰，消息灵通。（最近他通过了国立行政学院的考试，虽然他更喜欢巴黎政治学院。）法官全神贯注地听着。“他们说话带着东部口音。他们让人想到塞尔维亚人或者波斯尼亚人，那些粗暴的人，他们开枪从来没有人能躲过。至于老大文森特·阿福奈尔，他的战绩可谓硕果累累。”法官点点头。“阿福奈尔和波斯尼亚人，可怕的组合，居然没有更大的损失，简直令人震惊。这群家伙生来就是坏坯。”法官说道。他说得没错。

接下来他关心起目击者们。通常情况下，珠宝店开门时，主管、实习生和另一名员工一般都会在店里，但那天早晨她迟到了。她差不多在这场斗争结束时才到，只听到最后一声枪声。只要有员工奇迹般逃过了发生在他工作店铺或者银行的抢劫案，警察们总是第一时间产生怀疑。

“我们已经把她找来了，”一名警察说（他似乎不太有说服力），“我们会继续盘问她，但她似乎和这事没什么关系。”

那位女书记员已经厌倦透了。她转动着她的高跟鞋，扭来扭去，肆无忌惮地看着出口处。她涂了一层暗红色的指甲油，胸脯被一件开了最上头两颗纽扣的长袖衬衫紧裹着，像是要被撑破了一般，展露出一条深得难以置信的白色沟壑，让人忍不住紧张地盯着剩下的纽扣看，纽扣周围的衣料紧绷着，像是露出了猥琐的笑容。卡米尔看着她，在心里画着她的速写，她的确可以吸引人的眼球，但也只是总体印象。从细节上来说，又是另一回事：大脚丫子，短鼻梁，五官并不算精致，臀部虽然很有弹性，但位置有点太高——一个登山运动员的屁股。她喷了香水，有点……呛人。让人感觉像是站在一堆牡蛎边聊天。

“很好，”法官说着把卡米尔拉到一边，“分局长女士跟我说，您有一个线人……”

他说“女士”的时候用了一种强调的语气，好像他在努力适应这种新称谓。那个女书记员讨厌这种私密谈话。她发出一声不耐烦的长叹。

“是的，”卡米尔肯定道，“我明天会得到更多信息的。”

“那就不要拖拖拉拉的了。”

“应该不会……”

法官很满意。他不是分局长，但他还是喜欢越多越好的数据。他想走了。他严肃地看了一眼女书记：“女士？”

声音里透着权威，掷地有声。

看看洛丽塔的表情，就知道法官一会儿有的好受。

16:00

女理发师的证词不错。她不断重复着她所说的，低垂着眼皮，像是个害羞的新娘。这是所有证词中最细节的了。甚至有点太过细节了。正是因为有这样的人，我才需要戴个大风帽。鉴于外面的骚动，我要尽可能远离露台，靠近吧台。我点了杯咖啡。

那个女孩没死，当时边上停着的一辆车子把她救了起来。她被急救医疗队带走了。

在她出院之前，或者在我把她转移地方之前，她还在医院的急诊室里躺着。

但首先，上满膛，莫斯伯格里装着七颗子弹。

“焰火”表演就要开始了。

我们外面再见。

18:00

尽管很紧张，卡米尔控制着自己不用手指敲击方向盘。在他的车里，所有的控制仪器都是放低的，没有别的办法，谁让他坐在座位上连脚都踩不着地，手臂也太短呢。在一辆为残疾人专配的车里，一切都要小心，也许一个不恰当的手势，车子就飞出路边了。尤其是对于卡米尔来说，在他所有的缺陷中，他的双手尤其不够灵活，除了画画之外可以说他就是个笨手笨脚的家伙。

他停了车，穿过医院的停车场，一边重复着要对医生说的话，那种精心琢磨过的句子，能让你在十五分钟内显得温和有礼，但也是那种一到现场你就会忘得一干二净的句子。这天早上，接待处挤满了人，他直接上楼进入安妮的病房。这一次，他停了下来，柜台到他眼睛这么高（卡米尔估计一米四的样子，在这件事情上，卡米尔从来不会误判一两厘米以上）。他绕了一圈，一脸权威地推开边上的小门进去了，门上分明贴了“禁止入内”。

“所以呢，”接待员大喊，“您看不懂法语吗？”

卡米尔出示了一下他的证件。

“是您？”

接待员开始大笑，竖起大拇指点了个赞。

“很好！”

她是真心说好。她瘦瘦黑黑的，目光炯炯有神，胸脯平坦，肩膀瘦得只剩骨头，四十岁左右，安的列斯岛人，胸牌上写着“奥菲利亚”。她穿着一件花边衬衫，丑得让人惊叹，一副白边框蝴蝶形眼镜，好莱坞般的夸张样式，一身烟草味。她朝着卡米尔张开掌心，让他等一等，她接了个电话，又草草挂了，然后转向卡米尔端详起来。

“您真矮啊！对于一个警察来说，我想说……难道招收警察没有一个最低身高要求吗？”

卡米尔没心思在这儿闲扯，但听了她的话他还是微笑了一下。

“我有豁免。”卡米尔说。

“啊哈！有关系啊！”

再这么聊下去，不出五分钟，这种率真就会发展成放肆。不管是不是警察，她都要来拍你肩膀了。卡米尔打断对话，要求和安妮·弗莱斯提尔的主治医生说几句。

“这个时间点上，他正在巡视病房呢。”

卡米尔做手势表示他懂了，然后朝电梯走去。又折回来。

“她收到过任何来电吗？”

“据我所知没有……”

“确定吗？”

“您要相信我。尤其是这里，病人很少有能接电话的。”

卡米尔走了。

“喂喂喂！”

远远地，她挥动着一本黄页，像是发现了比她厉害的人一般。卡米尔又折回去。她用一种诱惑的眼神看着他。

“一张有用的小单子……”她轻声说。

这是张治疗单。卡米尔把单子塞在口袋里上了楼，询问了医生，还是得等着。

急诊室外面，停车场停满了车。这是个理想的藏身之所，一辆车子停在这里，只要不是待在原地太久，没有人会发现的：只要保持警惕、低调，保持移动。

还要在前座用报纸掩护，把莫斯伯格装满子弹，以防万一。

现在该好好思考，想想接下来要怎么做。

第一种选择是等待那个女人出院。这也可以说是最简单的了。相反，对着一辆救护车开枪则是完全不符合日内瓦公约的，除非完全忽略它。入口大厅上方安装的摄像头什么用也没有，它们只是被装在那里唬人的，但只要用12号口径枪把它们打爆，就可以开始行动了。道义上，没什么不能逾越的。技术上，也没什么不可能的。

不，在这个方案里面棘手的问题主要在于运输，要找准出口，而那出口非常狭窄。的确可以杀死门卫来突破防线，日内瓦公约没有涉及门卫的条例，但这毕竟不是最方便的办法。

别的解决方案：从防线后方奇袭，车上有个小窗户可以射击。因为离开医院时，救护车必须右转，然后在四十米开外等到绿灯亮起才能前行。它们到来的时候总是匆匆忙忙，卸下笨重的担架和病人之后，回去时反倒是轻轻松松的。一旦救护车在红绿灯处停下，一名整装待发的杀手就从后面悄悄潜入，用一秒钟的时间打开车后门，一秒钟调整，再用一秒钟开枪，如果你考虑到这种情况下医护人员必然的惊叫和可能的目击者，这些足以给你足够的时间上车，并向反方向逃出四十米，接着，一条双车道的大马路，一步之外就是外环高架，清静怡然。一切都搞定了，还有大笔的进账。

两种情况下，都需要她出院，回家，或者转院。

如果这个可以开枪的窗口没有开，那就有必要再研究一下这个问题了。

还有一个可能性就是：送货上门，就像花店，或者糕点店。上楼到她的房间，礼貌地敲门，进门，开枪毙命，出门。必须非常精准。或者反过来，索性一开始就大张旗鼓。两个不同的策略，各有各的好：第一个，针对性的射击需要更多技巧，也给人更大程度的满足，但这种方式难免有点自恋，更多考虑的是自己，而不是袭击对象，不够慷慨；第二种方法，把事情搞大，无疑更加慷慨，也更加崇高，简直是带着普世关怀的了。

事实上，通常不是我们选择事件，而是事件选择我们。所以必须精密盘算，未雨绸缪，这就是那群土耳其人所缺乏的。他们有组织，但就未雨绸缪来说，他们简直一窍不通。当你离开自己的乡村，来到欧洲最大的首都想干一票大事，你得事先有所打算！但是他们呢，并没有，他们就这么到了巴黎戴高乐机场，皱着他们又黑又粗的眉毛，让人一看就知道他们和恐怖分子脱不了干系……你说吧，那对乡下来的狗娘养的兄弟，他们干过最大的事就是抢劫一家安卡拉郊区的杂货店，还有一个克斯金的加油站，就这样……对于他们在历史上即将扮演的角色来说，的确不用找什么太高级的人，但至少不能找这样的浑蛋吧，即便这是最方便的，却也是种羞辱。

算了，至少他们在死前见到了巴黎，他们应该谢天谢地了。

耐心总是有回报的。瞧，我们的小警官跨着他热切的小碎步穿过了停车场，进入急诊室。我比他早了三步，我决定保持这样一种优势。从这里，我看到他杵在接待处的柜台前，柜台后那姑娘估计只能看到他的头顶，就像电影《大白鲨》里一样。他跺着脚，这名警官很焦躁，紧接着就转身离开了。

小而强悍。

没关系，我会把这个麻烦给他送货上门的。

我下了车，跟上他。重要的是，迅速把这件事了结。

18:15

安妮睡着了。脑袋周围的纱布沾上了治烫伤的药膏，污黄色，这让她的脸呈现出一种乳白色。她眼皮闭合着，像是充了氮气一般浮肿，而她的嘴……它的形状已经深深烙在卡米尔的记忆深处，他描绘过无数遍的线条，而现在，一切都被破坏了。门打开了，一道目光从门口经过，有人叫他。卡米尔来到走廊上。

实习医生是个一脸严肃的印度人，戴着一副小眼镜，他的胸牌上写着他长达六十个字母的姓。卡米尔又一次拿出他的证件，这位年轻医生研究了好一会儿，可能是在思索应该摆出一种怎样的态度来面对这样的情况。急诊室里警察并不少见，但重案组的警察就不多了。

“我需要知道弗莱斯提尔女士的情况，”卡米尔指着病房门，解释说，“法官想跟她做笔录……”

实习医生表示，这个问题得问他们负责人，才能决定他能做些什么说些什么。

“嗯……那她的状态……她现在状态怎么样？”

实习医生手上拿着X射线照片和几张总结报告，但他其实并不需要，他对资料了如指掌：鼻骨碎裂，一条锁骨有裂缝，两侧碎裂，两处轻微挫伤（手腕和左脚），十指断裂，双手、手臂、双腿、肚子上布满伤口，右手上有一道很深的切口，所幸没有伤到神经，但一定的修复还是需要的，脸上一道长伤口还是很成问题，可能会留下永久疤痕，还没算上那些淤青。这些照片还只是初步的。

“这伤势已经非常严重了，但它们并没有引起神经性的紊乱，不论是精神还是身体。也没有头部裂痕，可能牙齿会有一些损伤，还要修补一下……但还不确定，还得扫描分析。一切要等到明天。”

“她会痛吗？”卡米尔问，“我这么问你，”他又很快补充道，“是因为法官要和她聊聊，您能理解吧……”

“她会最低限度地受罪。我们在这个领域还是有一点经验的。”

卡米尔笑了，结结巴巴地道了谢。实习医生一脸狐疑地盯着他，眼神深邃，他的表情像是在说……好像卡米尔非常不专业，他简直想再看一下卡米尔的证件。但他想在他的同情心储备中挖掘一下，因为他加了一句：

“一切恢复正常还需要点时间，血肿会慢慢消退，但还会到处留下些结痂，但……（他在他的本子上搜索着安妮的姓名）弗莱斯提尔女士已经渡过危险期，已经没有不可逆的病变了。我觉得这位病人最大的问题，已经不是身体，而是精神冲击了。我们会对她观察一两天。接下来……她可能需要一些帮助。”

建筑物的右侧没什么有用的。相反，左侧就好得多，有一个紧急出口。我很快发现，这道门几乎和莫尼尔长廊厕所的门是一模一样的。这种防火门的内部，中间有一道粗大的横杆，很容易就能用一片软金属片从外部把它撬开，让人简直忍不住要问这难道不是工程师设计来方便窃贼的吗？

我听着，但是什么都没听到，门太厚了。算了，我环顾了一下左右，把金属板塞进门锁里，转动，我看到眼前是一条走廊。走廊尽头，是另一条走廊。我坚定地走了几步，故意闹出一点声响，以防万一遇上什么人，于是我……来到了大厅深处，就在接待处柜台后面。可以看得出来，医院不是为杀手设计的。

我的右手拿着这一楼层的疏散地图。这栋楼结构复杂，前后改建、翻修了好多次，安全问题让人头痛。尤其是那些贴在墙上的地形图，从来没有人去看，如果有一天发生火灾，大家一定会后悔的。但当真的有人去看，比如现在这样，便会感到背脊发凉……尤其是在医院。我觉得即便大家已经很疲倦，但在面对一个果决又带着莫斯伯格猎枪的男人，还是知道一下地形图比较合适。

无所谓了。

我拿出手机，拍了一下地图的照片。所有的楼层都因为电梯和水管的原因看起来差不多，我们都是它的囚徒。

回到车上，我陷入沉思，没有估计好风险，这正是可能会让你失之毫厘、谬以千里的东西。

18:45

来到安妮的房间里，卡米尔没有开灯，他就坐在他的椅子上，坐在昏暗里（医院里的椅子都太高了），试图回过神来。一切来得太猝不及防了。

安妮发出了鼾声。她睡觉时总是有轻微的呼噜声，这取决于她的睡姿。她知道自己打鼾后，羞得满脸通红。今天，她满脸都是血肿，但平常，她脸红起来非常迷人。她皮肤白里透红，上面有一些淡淡的小雀斑，只有在她尴尬时或者别的一些情况下才会显现出来。

卡米尔经常对她说：

“你不是打呼噜，你只是呼吸比较重，和打呼噜没关系。”

她微红着脸胡乱摆弄着头发，想装作淡定的样子。

“等你不再看我缺点都是优点的时候，你就会说真话了。”

她总是这样，时不时地提一下他们总会分开。她说这话的语气和她说他们在一起的时候没什么区别，好像他们分不分开也没什么太大区别一样。卡米尔因为她这种方式而感到安心。鳏夫的本能反应，也是抑郁病人的本能反应。他不知道他是不是还抑郁着，但他依然是鳏夫。自从安妮来了以后，这件事也似乎不那么清晰，也不那么正式了。他们一起前行，在一段他们也不知道多久的时间段里，断断续续、不完全确定的时间段里。

“卡米尔，对不起……”

安妮刚刚重新睁开眼睛。她努力地说出每一个字。尽管她双唇肿胀，牙齿打战，但卡米尔把手指放在她唇上，立刻什么都明白了。

“对不起什么呢，亲爱的？”他问。

她指指她的身体，指指这间病房，还有她环抱着卡米尔的样子，这间医院病房，他们的人生，整个世界。

“这一切……”

她目光黯然，让卡米尔想到电影里那些恐怖袭击幸存者的目光。他想握起她的手，结果抓到的都是夹板。“你应该好好休息。不会有事的，我在这里。”他这么说着，好像这能改变什么一样。尽管他被个人情绪强烈占据着，但他的职业本能也涌了上来。现在困扰着他的问题，就是莫尼尔长廊里那个杀手想杀死安妮的决心和毅力。那人前后试了四次。当然，归结于抢劫时的紧张氛围也好，恶性循环也好，但还是……

“在珠宝店，你看到或者听到其他什么吗？”卡米尔问。

她不确定她理解了他的问题。她说：

“其他……什么？”

“不，没什么。”他想挤出一个微笑，虽然没什么说服力。他把手放在她肩上。现在让她睡吧，但必须尽快让她跟他说话，必须让她和盘托出，哪怕是最细节的地方，可能他疏忽了什么。谁知道呢。

“卡米尔……”

他俯下身子。

“我很抱歉……”

“不要再这么说了！”他温柔地说。

在那些绷带的缠绕下，那些肿胀的肉把整个脸都熏黑了，嘴巴形成一个巨大的黑洞，在她昏暗的房间里，安妮丑得吓人。卡米尔看着时间一点一点流逝。那些血肿，还是鼓着，不知不觉从黑色变成了蓝色，还有一些深深浅浅的紫色和黄色。他必须走了，不论他是否情愿。最让他痛苦的，是安妮的泪水，它们就像喷泉般汩汩地流个不停，即便是她睡着的时候。

他起身，这次他决定离开。

在这里，无论如何，他什么都做不了。他小心翼翼地关上了病房门，像是里面睡着一个孩子一样。

18:50

接待处的姑娘总是忙得不可开交。当终于没有那么多活儿要干的时候，她就点上几支烟。这很正常，在医院工作的人并不觉得癌症有什么稀奇。她叉着手臂抽着烟，神情悲伤。

绝佳的机会。沿着大楼溜进去，推开紧急出口，看一眼接待员还没有回到座位上，她正在外面的院子里，可以看见她的背影。

三步，伸出手臂，住院者记录唾手可得。

这里，药物倒是都上了锁，但病人信息却近在手边。如果你是护士，你会以为危险来自疾病和药物，这没问题，大家不会想到危险来自一个商业长廊的抢劫犯。

地区：莫尼尔长廊——巴黎第八区

车号：医疗急救车LR-453

抵达时间：10:44

名字：安妮·弗莱斯提尔

房间：224

出生时间：未知

地址：枫丹欧华街26号

转移：未知

预检：扫描

治疗：等待

手术：Gd-11.5

回到停车场。接待员已经又点上了一支烟，我有充分的时间可以把资料整个复印一份。

224号房，二楼。

回到车上，我拿出莫斯伯格，像个乡巴佬在膝盖上擦了一下。我想知道她会不会被转移到特殊病房，还是会一直待在这里，这关系到我的车费。

如果说涉及到钱，那还真是不少。这种事情就是这样，要不你就全都吃进，要不你就一无所获。需要准备的东西太多，我现在不能因为任何疏忽而让整个行动毁于一旦。

我的电话上，紧急疏散地图更加确认了没有人会对这栋房子的结构有任何概念。这是一种星形结构，几道边被折叠起来，从一侧拿着它，你就会看到一个多边形，把它转一下，你会看到一个骷髅，就像孩子们的找狼游戏里的图画一般。对于一栋作为医院的建筑来说，简直繁复得夸张。

重点还不在这里。如果我的推断正确的话，我可以坐电梯到224房间，等我到了二楼，房间就在十米之内。至于出口，就要选择一条更加复杂的路径，搞乱线索，上一层楼，穿过走廊，再上一层楼，在神经外科的房间之后，三扇连续的门，然后坐对面的电梯到接待处，离紧急出口只有二十步路的距离，接下来就是绕个大弯，从停车场回到车上。最好早点起来，好在这里有充分的摸索时间。

还有一种可能，她已经被转移了。这种情况下，最好在这里等着。我知道她名字，最准确的方式就是去问询处。

我得找电话，然后打到医院问询处。

按1，按2，太痛苦了。莫斯伯格相对来说就快得多。

19:30

卡米尔一整天都没进过办公室，他在路上打电话给路易，让他概述今天的案子。目前为止，他们有：一个被勒死的异装癖，一个可能是自杀的德国游客，一个骑摩托车的男人被另一个骑着摩托车的男人刺死，一个艾滋病病人在一家健身房的地下室放光了自己的血，一个年轻的瘾君子在十三区的下水道被人打捞起来，还有一起情杀，犯罪人刚刚来认了罪，他已经七十一岁了。卡米尔听着，给出指令，批准行动，但他有点心不在焉。路易，他还是按部就班地完成着日常事务。

当他终于讲述完毕，卡米尔几乎什么都没有记住。

如果要他做一下总结，他一定会说：真是损失惨重啊！

他停了一下，权衡了一下情形。他把自己推进了一个火坑。他已经向分局长女士撒了谎，说自己有个不存在的线人，他还向组织撒谎，给了警察局一个假名字，以便负责一个牵涉他个人的案件……

更糟糕的是，他是主要受害者的情人。

这位主要受害人还是一起严重抢劫杀人案的第一目击证人……

当他想到这一切关联，一系列的愚蠢决定所带来的这一系列悲惨境遇，这和他的经验不完全相符，他自己都感到震惊。他感觉自己成了自己的囚徒。成了自己强烈情绪的囚徒。他整个人就像没了智商，他感觉自己不再信任任何人，包括他自己，尤其是他自己。毕竟，人没有办法超越他自己，他已经堕落到只能对自己听之任之。本能有时候有它的特殊性，这一次，它变成了一种热切的渴望，超出了卡米尔本身，蒙蔽了他的理性。

他的态度的愚蠢程度其实已经远远超出了事情的复杂程度。这些家伙下车准备抢劫，不巧被安妮赶上了，并且看到了他们的脸。他们揍了她，一路把她拖到珠宝店门口，就是在这里她滋生了要逃跑的念头。这也是她到最后都一直试图做的。那个放风的对着她猝不及防地开了一枪，没有打中，在他想补一枪的时候，他的同伙拦住了他，该是时候带着武器离开现场了。在弗朗德林街他有最后一个机会，但他同伙又一次妨碍了他，可以说是真正救了安妮的命。

这家伙的凶残让人震惊，但那种凶残可能是由于紧张的氛围，他追着安妮跑，因为她就在射击范围内。

现在，事情已经尘埃落定了。

那些劫匪应该已经跑远了。很难想象他们就窥伺在某个角落。有这样的武器傍身，他们可以去任何地方，最多有一些选择障碍罢了。

他们能否被抓获，取决于安妮的辨识能力，是不是能至少认出一个劫匪来。接下来，就是老套路。凭着现有的方法，随着每天越来越多的案件堆积起来，三十分之一的概率可以迅速找到他们，百分之一的机会能在一个合理的期限内找到他们，千分之一的机会能突然有一天凭运气或者说凭奇迹找到他们。在以上任何一种情况下，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事情已经完结了。今天抢劫案不少，如果没有立马找到作案者，作为专业劫匪，他们绝对有本事人间蒸发。

所以，卡米尔说想最好的方法就是在事情变得连勒冈都不能控制之前尽快停止这一切。在他手下，还是由他说了算的，没问题。对他撒点小谎，也没什么。但他是总督，如果这个案子脱了他的手，那就什么都做不了了。如果卡米尔跟他解释，勒冈会跟分局长米夏尔打声招呼，她会很乐意讨好一下她的领导。她基本上把以后说不定能用上的人情当作一种投资。一定要在佩莱拉法官开始操心之前把一切停下。

卡米尔为这种诱惑、愤怒、盲目而疯狂辩护，平时没有人会在他身上看到这些特质。

他为他的决定松了一口气。

停下一切。

让别人来负责找到那些劫匪，他的同事们都很厉害。他应该花时间陪伴安妮，安抚她，照顾她，这正是她现在最需要的。

何况，他比别人又能好到哪里去呢？

“让我们来看看……”

卡米尔走近接待员。

“两件事，”她说，“治疗单您已经揣在口袋里了。在我看来，您漫不经心，但这里的管理可精心多了，您知道我的意思吧。”

卡米尔从口袋里掏出那张单子，因为没有安妮的社保号码，治疗的行政手续没有完成。接待员指指角落一张污迹斑斑的海报，用玻璃胶粘在窗户上，已经撕碎了一半，她背诵着上面的口号：

“在医院，档案钥匙就是身份。他们甚至还安排我们接受相关培训，您想想这事儿多重要吧。唯一的缺点就是档案实在太多了，有上百万份。”

卡米尔做了个手势，表示他理解，他必须回到安妮身边。他点点头，毕竟这些事情关他什么事儿呢……

“另外，”接待员又重新说道（她试图做一个挑衅的表情，那种魅惑的小女人的样子，完全失败），“至于那些违警罚单，”她问，“您能管管吗，还是我要求太多了？”

该死的职业。

卡米尔已经精疲力竭，但他还是伸出了手。宿命啊。女孩说一会儿就好。她打开抽屉，至少四十张违警罚单，她微笑了一下，像是在炫耀什么战利品，咧着一口歪歪斜斜的牙齿。

“好吧，”她笑得一脸谄媚，“这会儿我得值夜班了……但也不是每天。”

“知道了。”卡米尔说。

该死的职业。

他的口袋已经塞不下那些违警罚单了，他把它们分了分，左边塞一点，右边塞一点。每次玻璃门打开时，外面的空气就会闯进来抽打卡米尔，但他还是清醒不过来。

卡米尔太累了。

“这两天没有预计的转院记录在案。”接待员姑娘在电话里说道。我不可能在停车场等个两天两夜。我已经等得够久了。

差不多晚上八点了。对于警察来说，这个时间出现在医院有点奇怪。他正准备出门，但他突然陷入了沉思，他看着那些玻璃门，一脸漠然。他随时都会离开这个地方。

时机到了。

我出发了，我会把车停在另一端，没有人在那里站岗，离入口很远，就靠着围墙，离紧急出口两步路的距离。如果运气好，我可以从这里逃出来。但我并不指望，因为我觉得自己并不是很在状态……

我悄悄从车里溜出来，重新穿过停车场，靠停着的车辆做掩护，很快到了紧急出口。

就是这条走廊。没有任何人。

我远远地看到一个背影，是那个小警察，他还沉浸在自己的思考中。

他很快就会有别的东西要思考了，我会把他带去见上帝，不会拖太久的。

19:45

当他推开通往停车场的玻璃门时，卡米尔又想起警察局给他打的电话，突然意识到他们已经知道他是安妮最亲近的人。很显然，这不是真的，但无论如何，他们通知的是他，由他来通知其他人。

“什么其他人？”他问自己。他再琢磨也没用，他不认识安妮生命中的“其他人”。他遇到过她的几个同事，他想起一个四十多岁的女人，头发掉了不少，两只疲惫的大眼睛，总是迈着不大不小的步子，看上去瑟瑟发抖。“一位同事……”安妮说。卡米尔思索着她的名字。莎拉，莎红……莎华，他想起来了。他们当时走在街上，她穿着一件蓝色大衣。她们互相默契地使了个眼色，微笑了一下。卡米尔觉得她很迷人。安妮转过头：“一个难缠的女人……”她笑着轻声说道。

他总是打安妮的手机。离开医院之前，他找着安妮的工作电话。已经晚上八点了，但还是要试试。一个女人的声音：

“威尔蒂格·施文戴尔，您好。我们的办公室……”

卡米尔感到一阵肾上腺素涌出。一瞬间，他相信这是安妮的声音。他崩溃了，因为这样的情况在他和伊琳娜身上也发生过。她去世后一个月，他不小心打了他们家的电话，一下听到伊琳娜的声音：“您好，您正在拨打的是卡米尔和伊琳娜·范霍文家的电话。我们现在不在家，因为……”晴天霹雳，他开始啜泣。

留个言吧。他结结巴巴：我打电话给您是为了安妮·弗莱斯提尔的事，她住院了，她不能……（什么？）继续工作……不能那么快恢复工作。是一起意外……不是很严重。总之，如果（怎么办？），她会很快再打给你们的……如果她有力气的话。一个笨拙、冗长的报告。他挂了电话。

他一下子对自己又气又恼。

他转身，接待员看着他，像是在笑他。

20:00

终于到了二楼。

楼梯就在右边。所有人都喜欢坐电梯，从来没有人走楼梯。尤其是在医院，大家都想省点力气。

莫斯伯格配了四十五厘米的枪管，上面覆盖着一层细密的灰尘。手枪式的枪柄，让它可以轻轻松松藏进雨披内侧的大口袋里。这让人走路姿势有点僵硬，像个机器人，看上去有点紧张。因为必须把枪紧紧贴住自己的大腿，没有别的办法，必须随时做好开枪或者逃跑的准备，或者开完枪，就逃跑。不管怎么做，关键是要快准狠，而且目标明确。

小警察下了楼，她一个人在房间里。如果他还没走远，那么在楼下，他就会听到上面的喧哗，他必须挣扎着回到楼上，不然就是严重失职。我对他的职业前景并不看好。

到了一楼。从走廊穿过大楼，到打对面的楼梯，上到二楼。

公共服务的优势在于，他们有太多的工作，没有人会注意你。在走廊里，那些悲恸的亲属，焦躁的朋友，都在踮着脚进出房间，像在教堂一样。医院给人一种威慑力，大家在走廊上遇到值班护士，也不敢上前搭话。

走廊空荡荡的，像一条林荫大道。

224房间在另一端，理想的位置，可以最大限度地休息。说到休息，我要去好好地帮她一把。

离房间只有几步之遥了。

必须小心翼翼地开门。一杆短柄猎枪突然对着医院走廊的地面来一枪，会立马就引起骚动，大家会瞬间愣住。门把手带着一种柔和的弧度，右脚进门，莫斯伯格从一只手到另一只，雨衣完全敞开。她躺在床上，我站在门口看到她的双脚，像是死人的脚，一动不动，像是被遗弃了一般。我轻轻往里凑近一些，看到了她整个身子……

妈的，这张脸！

我真是费了不少劲啊。

她侧着脑袋睡着，流着口水，眼皮像是羊皮水壶一般肿着，不再是那种让人看了就想引诱的女人。我只想到一个说法，“整个脑袋都变方了”。简直太准确、太形象生动了。她的脸简直成了一大块，像个鞋盒，可能是因为绷带的关系，但仅看皮肤的颜色就已经令人震慑。像是羊皮卷，又像牛皮纸，整个都肿了起来。一时半会儿她可能出不了院。

先待在门口不动，最重要的是，把枪拿出来摆好。

我也是有备而来的。

尽管大门对着走廊大开，她还是继续睡着。这样不受到欢迎，看来的确得移动一下了。通常情况下，那些重伤病人都有点像野兽，他们对事物有一种敏锐的感知力。她会醒过来的，这只是个时间问题。这是一种生物的自我保全本能。她的目光会落在这杆枪上，他们已经很熟了，她和这杆枪简直是老朋友了。

一旦她看到我们，这杆莫斯伯格和我，就会立刻被吓到。这是必然的。她会开始激动，在她的枕头上直挺挺地僵在那边，脑袋左右晃动。

她会开始扯开嗓门大叫。

正常情况下，鉴于她的下颌严重受伤，她应该没有办法很好地发音讲话。她能发出的全部叫喊，可能也不过就是“呜呼”，也可能是“嗯嗯”，总之就是这样的一些声音。但因为说不清楚，可能她会喊得更响，声嘶力竭地喊，总能招来一些什么工作人员。如果真是这样，在事情变严重之前，做手势让她闭嘴，“嘘”，食指放在双唇前，“嘘”。她会拼了命地叫得更大声。嘘，这里是医院，妈的！

“先生？”

走廊上，就在我身后。

远远地，有个声音传来。

我不转身，保持直立，挺直腰板。

“您找谁？”

这里平时没有人管事，但一旦你带着一把猎枪出现，你的身后就会突然出现一位热心的工作人员。

我抬头看看房间号，像是发现自己犯了个错一样，护士已经靠近了我。我没有转身，而是结结巴巴地说：

“我搞错了……”

一切的关键在于，保持冷静。不论是你要搞一次抢劫，还是你要友好拜访下一位急诊室的病人，关键都是保持冷静。我脑海中清晰地浮现出那张紧急疏散地图。必须找到楼梯，然后上一层楼，接着，就在左边。最好加快速度，因为如果现在就要转身，我就不得不抽出莫斯伯格，扣动扳机，帮助公立医院清理一位护士。说得好像公立医院人员饱和一样。所以要赶紧走。但首先，上膛。谁都说不清楚下一秒会怎样。

然而如果要上膛，必须把两只手都放在身前。这会造成一个特别的响声，这样的武器太重金属了，在医院走廊里，它的回声会让人非常不安。

“电梯在那边……”

就在武器发出声响的时候，那个声音也响起了，随即是令人焦虑的寂静。声音年轻，清脆，但有点困惑，像是飘在空中却突然被抓住了一般。

“先生！”

现在猎枪已经准备好投入使用，只要找准时机，掌握方法就好。重点是，背对着她。在雨衣的遮掩下，猎枪带来的僵硬让人以为是木腿。我走了三步，雨衣几乎要敞开了。有那么一瞬间，莫斯伯格的枪托有一点露在外面，时间非常短暂，就像一道阳光一下闪过玻璃碎片。几乎什么都没有，让人难以形容。当我们看过电影里的武器，我们很难相信刚才瞥见的就是武器。然而她还是看见了什么，她犹豫着这是不是武器，不，不可能，但毕竟，不管怎么说……

护士还没醒悟过来……

这位先生转了身，他低着头，说他搞错了。他裹紧雨衣，走向了楼梯……他没有下楼，而是上了楼。啊，不，他不是逃跑，不然他应该下楼。可是他浑身僵硬……好奇怪。不确定。这是什么？起初，它看起来像是一杆猎枪。这里？在医院？不可能。她不敢相信。她向走廊跑去……

“先生……先生？”

20:10

该离开了。作为一个带着任务的警察，卡米尔不能表现得像个普通的恋人。难道在安妮床边留宿一晚吗？他白天已经做了太多的傻事了。

就在这时，他的手机振动了：分局长米夏尔。他把手机塞回裤兜里，转向接待员，挥挥手表示再见。她眨眨眼作为回应，伸出食指，她请他再过来一下。卡米尔想要不要假装没理解，但他还是回去了，这主要是因为他太累了，没有力气抵抗。在违警罚单之后，她还想要什么？

“好了，你走了？你们警察局里睡得也不早啊……”

她应该是话里有话，因为她笑得露出一嘴的歪牙。卡米尔没时间听这些。他深深吐了口气，挤出一丝微笑，他也需要睡一会儿。他又走了三步：

“有一个电话，我觉得您会想知道……”

“什么时候？”

“刚刚……大概七点的时候。”还不等卡米尔问问题，“她的弟弟。”

纳唐。卡米尔从来没见过他，只在安妮的电话里听过几次他的声音，这是一个狂热的声音，急切，年轻，他们相差超过十五岁。安妮对他非常照顾，她也相当以此为荣。他是个研究员，研究的领域非常深奥，光电技术，纳米科技，差不多这些，这些东西卡米尔连个皮毛都不懂。

“作为弟弟，这人听上去不是特别友好。听到他的声音，我为自己是独生女感到庆幸。”

卡米尔的脑子里闪过的问题是：他怎么知道安妮住院了？

他立刻清醒了过来，赶紧向那扇小门冲去，推开，跑到接待处的另一边，这个问题不需要接待员回答。

“一个男人的声音然后……（奥菲利亚转动着她的大眼睛。）而且非常直接！弗莱斯提尔……好吧，听上去像弗莱斯提尔，你们是怎么拼写的？两个F？（她语气非常蛮横，令人不悦。）确切来说，她怎么了？医生，他们怎么说？（她模仿着他的粗鲁。）怎么会这样，你们不知道？（声音非常夸张，简直不堪入耳）……”

“有没有口音？”

接待员摇摇头说没有。卡米尔环顾四周。他会想到答案的。他知道，现在只需要等待神经系统的连接，只是几秒钟的问题……

“声音很年轻吗？”

她皱皱眉。

“不算那么年轻……我觉得，可能四十几岁吧。对我来说，他……”

卡米尔不再听下去了。他飞奔起来，一路上横冲直撞。

到了楼梯，他狠狠推开楼梯间的门，门在他身后吱吱呀呀地晃。他开始爬楼，用他的短腿能达到的最大速度在爬。

20:15

“听到脚步声，男人上了楼。”护士说。她二十二岁，头发几乎剃光了，下唇打了个唇环，神色挑衅，但内心她并不是这样。她很脆弱、普通，她几乎太听话、太善良了，尽管看上去有点让人难以置信。“接着，就听到门吱吱呀呀的声音，我站在那里琢磨着，犹豫着，他可能在任何地方，走廊，楼上，或者他又下了楼，或者他穿过神经外科病房，然后就在那里蹲点……

“我该怎么办呢？首先，我得确认，不能随随便便就拉响警报，我想说，既然我还不是很确定……”她回到护士办公室，“不，不可能的，怎么可能有人带着猎枪来医院呢。那这会是什么呢？是假肢吗？有些来访者带着长得像手臂一般的菖兰来探病，这是菖兰的季节吗？他说他搞错房间了。”

她有点自我怀疑。在学校，她选修过受虐妇女的护理课，她知道有时候有些丈夫会极度好斗，完全有可能把他们的妻子逼到医院还紧追不放。她踱了几步，对着224房间看了一眼。这个病人除了哭什么都不干，一直这样，每次进她房间，她都是在哭，她不住地用手指摸自己的脸，摸自己的唇廓，她说话都要用手背掩着嘴巴。她虽然站都站不稳，但还是两次被发现站在浴室镜子前。

“总是这样，”她说着离开了（因为这让她很焦虑），“这个男人，他到底能在他的雨衣下面藏什么呢？在那雨衣半敞开的一瞬间又像是扫帚柄……像是不锈钢材质或者金属材质的。还有什么东西能那么像一把猎枪呢？”她想到了拐杖。

她还在那儿沉思，走廊的另一端，警察出现了，那个小个子警察，他从下午就一直在那里——一米五都不到的个子，有点秃头，脸挺漂亮，但太严肃，从来不笑——他像个傻子一样狂奔，差点撞上她。他拼命推开房间门，匆匆忙忙，感觉他要立马跳到床上，他喊着：

“安妮，安妮……”

该让人如何理解这样的状况呢？他是警察，但是看到他这个样子，可能他是她丈夫吧。

那个病人受到了惊吓。她转动着脑袋，面对着一堆的问题，她举起手，示意“别叫唤了”。那个警察重复道：

“你怎么样？你怎么样？”

我必须让他安静一点。病人又重新垂下手臂，看着我。“还好……”

“你有没有看到什么人？”警察问道，“有人进来吗？你看到他了吗？”

他声音很沉重，非常焦虑。他转身看着我。

“有人进来吗？”

说有似乎也不完全符合事实，说不……

“有人搞错了楼层，一位先生，他开了门……”

他没等听完回答，又转向病人，死死地盯着她。她摇摇头，看样子像是脑子一片空白。她什么都没说，只是摇摇头。她什么人都没看见。现在，她又躺回床上，被子一直拉到下巴。她又开始哭泣。显然，小警察问了太多问题，吓到了她。他太亢奋了，像个跳蚤。我打断了他。

“先生，您这是在医院！”

他示意说他知道了，但看得出他心里想着别的事情。

“另外，探访时间结束了。”

他起身：

“他是从哪里走的？”

我没有立刻回答，他又说：

“您刚刚说的那人，搞错楼层的那个，他从哪里走的？”

我一边给病人测脉搏一边回答说：

“楼梯，那里……”

可以说我现在是什么都不在乎了，我关心的只是我的病人，嫉妒的丈夫可不是我要管的事情。

不等我说完他就像只兔子一般跑了。我听到他在走廊里的脚步声，在门口加快了步伐，我听到他在爬楼，不知道是上楼还是下楼。

猎枪这个事儿，是我在做梦吗？

粗糙的混凝土楼梯发出的回响让人感觉置身教堂。卡米尔抓住楼梯栏杆，飞跑了几个台阶后停了下来。

不，如果是他，他也会上楼。

返回去。这不是标准的台阶，它们至少每个要比正常台阶高个半米，走十个台阶你就累得够呛，二十个你就精疲力竭了。尤其是对卡米尔的短腿来说。

他上气不接下气地到了楼上，犹豫了一下。“如果是我，会不会再上去一层？会？不会？”他集中精力，“不，我会从这里出去，从楼梯口。”在走廊上，卡米尔撞上一个医生，医生立刻大喊：

“这是干什么呢！”

乍看起来，看不出他的年龄。熨烫过的衬衫（虽然还是看得出一些褶皱），一头白发。他停了下来，两个拳头揣在兜里，看起来是被这个极度亢奋的家伙吓到了……

“您遇到了什么人吗？”卡米尔大喊。

医生吸了口气，摆出一副尊贵的样子，准备离开。

“一个男人，妈的！”卡米尔吼道，“您看到过什么男人吗？”

“没有……呃……”

卡米尔不想继续盘问了。他转身打开门，力气大得像是要把门给卸了一样，回到楼梯，然后是走廊，先往右，再往左，气喘吁吁，哪里都没有人。他又回头跑了起来，有什么东西像是在对他说（可能是疲惫）他走错路了。一旦你这么暗示自己，就会放慢步伐。另外，他也不可能再加速了：卡米尔已经跑出了走廊，是一个直角，他面前是一堵墙，上面有一个配电柜，两米高的门上有个标志写着“生命危险”。感谢提醒。

伟大的艺术，关键在于捷足先登，然后全身而退。

这是最难的，因为它需要力量、凝聚力、警惕性、清醒，总之很少能汇聚在同一个男人身上。对于抢劫来说，也差不多，因为总是在接近尾声的时候最有可能变成一团熊熊烈火。很多劫匪起初总是怀着和平的决心，可一旦遇上抵抗，如果性子比较暴躁，就会忍不住用12号口径枪杆扫射群众，让那些本来只应该稍稍流一些血的人血流成河。

但是前路已经畅通无阻了。除了一个医生杵在楼梯那儿，让人好奇他在那儿干什么。我避开了，没有人看到我。

我从一楼快速离开。人在这里，再急也没用，医院可不是让人练习跑步的地方，所以如果你走得太快，人们就会盯上你，但我已经出来了，在任何人有机会做出行动之前。何况，对什么做出行动呢？

停车场就在右边。冷空气让我感觉舒服。我的雨衣下面直直地藏着一杆莫斯伯格，我不想现在就把那些急诊室的病人吓坏，他们的情况已经够糟糕的了。所以到目前为止，这里的氛围还是相当宁静的。

相反，楼上应该就炸开锅了。那个小矮子应该已经感觉到了氛围异常，像个土拨鼠一样脸朝天，想知道发生了什么。

那个小护士，她应该不是很确定。一杆猎枪……还有呢？

同事会跟她说，开什么玩笑，一杆猎枪？你确定那不是一个炮筒吗？

继续开玩笑，你值班时是喝了什么酒？抽了什么烟？

另一个说，你还是应该把这件事告诉……

这一切，远比我需要的时间多，我只要穿过停车场，找到我的车，上车，安安静静地发动，从汽车道离开医院，三分钟后我就在街上了。我向右转，等着红灯。

在这个地方，有扇窗户可以射击。

没有的话，那就是下一个路口。

只要你下定决心好好寻找……

卡米尔觉得很受挫，但他还是加快了步伐。

他选择了电梯，这一次他想省点气力。终于一个人了，他用拳头敲击着隔板。他满足地做了一个深呼吸。

挤进接待大厅，他更加确信了自己对当时现场情况的分析。等候大厅人满为患，病人、工作人员、救护车进进出出，右手边的走廊通往安全出口，另一条左手边的走廊通向停车场。

除此以外应该还有六七个出口可以逃离大楼而不被发现。

问谁？找什么证词？谁的证词？等到把人手配齐，三分之二的病人已经换了一遍了。

他真想给自己几个耳光。

他还是上了楼，来到护士办公室门口。那个嘴唇肥厚的女人佛罗伦丝，正凑近了在看一本登记簿。她同事看到一个人？不，她不清楚，她头也不抬地回答。但在卡米尔的坚持下，她说：“我们手头的工作太多了。”

“何况，她应该就在附近吧……”

她还想说些什么，但他已经离开了。他在走廊里走了上百步，一有房间门打开他就探头张望，巴不得把女厕所都检查一遍，这种情况下已经没有什么能阻止他了。但所幸没有这个必要，因为女孩出现了。

她有点被惹恼的样子，用手扶着她的光头。卡米尔在脑海中描绘她的样子，他总是这样，这个光头造型让她的脸显得脆弱至极，旁人可能会觉得她多愁善感，但事实上并不是，她其实相当坚强。她的第一个回答就证实了这一点。她一边回答一边踱着步子，卡米尔不得不跟着她跑来跑去：

“那位先生搞错了房间，他还为此道了歉。”

“您记得他的声音吗？”

“记不太清，我只听到他在道歉……”

但为了获得必需的信息来救他所爱的女人，就这样在医院走廊上跟着一个姑娘跑来跑去，卡米尔觉得自己快爆发了。他抓住姑娘的手臂，她不得不停了下来，往下看，和卡米尔四目相对，一下被他眼中的坚定震慑了，尤其当他用一种冷静、深沉，却透着某种暴风雨般激烈的声音对她说：

“我希望您集中精力……”

卡米尔看了一眼她的胸牌：“辛西娅小姐。”她父母一定看多了电视连续剧。

“请您集中精力，辛西娅。因为我真的太需要知道……”

她开口：“那个男人在开着的门前转过身，低着头，说可能是他搞错了，但他穿着一件雨披，走路姿势看起来有点僵硬，但也看不出雨披下到底藏了什么……然后他走了楼梯。如果他要逃跑，他应该往楼下走，但他上了楼。这是证据吗？”

卡米尔吸了口气，说：“是的，当然，这就是证据。”

21:30

“她会到的……”

保安部的负责人不喜欢这样。首先，现在已经很晚了，他得重新换衣服。另外，今天晚上还有一场球赛。这是个退役宪兵，神色高傲，肚子很大，连脖子都快没了，性情暴躁，吃牛肉长大的。想查看摄像机的工作必须有许可证，需要法官签字，正式签字。

“电话里，您跟我说过您是有这个签字的……”

“不，”卡米尔确定地说，“我跟您说的是，我会有的。”

“我可不是这样理解的。”

真够倔的。照平常，卡米尔会和他协商，但这一次，他既没有这个想法也没有时间折回去办这个签字。

“您理解的是什么？”他问道。

“好吧，我以为您有嘱……”

“没有，”卡米尔打断他，“我不跟您谈什么嘱托信，我在跟您说一个家伙进了你们的医院，还带着一杆猎枪。您在想什么？他潜入了二楼，想杀死你们的一位病人，您听不懂吗？如果他在路上遇到什么人，他可能还会对着人群开枪，您不理解吗？而且，如果他回来拿机枪扫射，您将是第一个被牵涉进去的！”

不管怎么说，急诊室入口处都是摄像机，不太可能有什么男人，如果真的存在这么一个人的话。他也不至于愚蠢到从门口潜入，如果他真的存在的话。

另外，在他可能在医院的时间，也没发生什么特别的事。卡米尔又确认了一下。保安部负责人双脚来回踱步，喘着粗气，以表示他的不耐烦。卡米尔凑近屏幕，救护车来来往往，还有医疗急救车；一些病人进进出出，受伤的，没有受伤的，走着，或者跑着。没有什么特殊的可以给卡米尔帮助。

他起身离开，又折回，按了按钮，弹出光碟，然后离开。

“您当我是傻瓜吗？”负责人声嘶力竭地吼道，“还有违警通知书？”

卡米尔做了个手势：之后再说吧。

他已经回到了停车场。“如果是我的话，”他环顾四周自言自语，“我就从边上安全出口走。”他不得不戴上他的眼镜凑近那扇门仔细观察。没有撬锁的痕迹。

“如果您要在外面吸烟，谁来替您值班？”

这个问题不得不问。卡米尔回到接待处，他走到大厅尽头，碰巧，就在左边，他发现一条直通安全出口的走廊。

奥菲利亚一笑，露出一排黄牙。

“我们现在请产假都没有人来替班，他们更不会找人来替我们这些想要‘癌症休息’的班！”

那个男人，到底有没有来过？

他回到车里，收到一条消息。

“我是米夏尔（掷地有声的口吻）！不论什么时候，给我回个电话告诉我您的进展。还有，无论如何，明天一大早您第一时间交报告，别忘了。”

卡米尔觉得特别孤独。孤立无援。

23:00

医院的夜不同于一般，即便是安静中都悬着几丝诡秘。在这儿，急诊室的走廊里有来来往往的担架，有忽远忽近的呼喊，还有尖叫声、急匆匆的脚步声和铃声。

安妮终于睡着了，但她睡得很浅，梦里都是枪声、血迹。她感觉她的手下还是莫尼尔长廊的水泥地，还有那雨点似的玻璃碴极度真实地砸在她身上，两侧的玻璃窗纷纷砸落下来，她身后是一阵阵爆炸声。她喘着粗气，带着唇环的小护士犹豫着要不要喊醒她。其实她根本用不着叫她，因为当“电影”结束时，安妮总会突然惊醒，僵直着身子尖叫。在她眼前，男人拉下自己遮脸的风帽，接着是他的大枪托，准备砸向她的颧骨。

在她的睡梦中，安妮用指尖碰了碰自己的脸，摸着那些针结，她的嘴唇，她的牙齿，牙龈。断裂的牙齿，就像残垣断壁一般。

他想杀了她。

他一定会回来的。他要杀了她。

[1] 　乔托·迪·邦多纳（Giotto di Bondone，约1267年—1337年1月8日），意大利画家与建筑师，被认为是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开创者，被誉为“欧洲绘画之父”“西方绘画之父”。

第二天

6:00

卡米尔一夜没睡。嘟嘟湿总对他的情绪有着敏锐的嗅觉。

昨晚，卡米尔不得不去办公室做完他白天没时间做的事情，回家的时候已经精疲力尽，衣服都没换就躺在沙发上睡着了。嘟嘟湿来到他身边倚着他睡，一晚上都没动。他都忘了给它喂食，它也不抱怨，它知道他太累了。它只是打着呼。卡米尔熟悉它呼噜声里最轻微的差别。

不久前，也是这样的夜，他彻夜未眠，紧张焦虑，充满了悲伤，是为了伊琳娜。也是和嘟嘟湿一起。他又回想起他们曾经一同度过的日子，那些锥心的画面。那时候对他来说没有什么比伊琳娜的死更令他痛苦的了。什么都没有。

卡米尔问自己，今天最令他痛苦的是什么？是他对安妮的担心、安妮的脸、她的痛苦？或者只是他对她这一连串的思念？这几个星期以来，一天一天，这种情感在悄无声息地堆砌着。这样从一个女人想到另一个女人似乎总带着一点俗气，他感觉自己俗不可耐。他从来没有想过要他的人生重新来过，但他的人生似乎正在不由分说地重演着，几乎由不得他控制。然而，重要的，或者说起着决定性作用的，是伊琳娜的脸。这令人心碎。它不受任何东西的侵扰，不论是时间，还是际遇。毕竟……说到际遇，因为他也没有什么别的际遇。

安妮，他接受她是因为她说她不过是一个过客而已。她也有自己的往事，她不想要一个长远的计划。只不过，即便没有长远的计划，她如今也已经盘踞在他的生命中了。只是在爱与被爱的两端之间，卡米尔不确定自己在安妮心里所占的位置。

他们是在春天相遇的。三月初，在伊琳娜离开他四年之后，他走出抑郁的第二个年头，没有完全恢复，但好歹开始正常生活起来。他过起一种平淡无奇的生活，也没有那种独居男人的欲望。一个他这样身高的男人并不是那么容易找到女人的，无所谓，他也不需要。

相遇，总是要带着几分天意的。

安妮天生没什么脾气，这辈子只有那一次在一家餐厅跟人吵架（她一脸温柔地把手放在胸口发誓）。就是那一晚，在费尔南餐厅，卡米尔也在隔了安妮两桌的餐桌吃完晚饭，吵架就升级成了打架。

他们撕扯着、辱骂着，碗碟碎了一地，菜都打翻了，一摞摞摆好的餐具都摔到了地上。客人们站了起来，要回自己的大衣。已经有人打电话叫了警察。老板费尔南大吼着在清点他天价的餐具损失费。安妮，她突然停止了叫喊。看着一地狼藉，她开始疯狂地大笑起来。

她和卡米尔目光交会。

卡米尔一瞬间闭上眼睛，深呼吸，跳起身来，递上了自己的名片。

他做起自我介绍：范霍文警官，刑事重案组。

他像是突然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的。安妮停止大笑，有点焦虑地看着他。

“啊，您来得正巧！”老板大叫着。

然后他就开始怀疑了。

“呃……重案组？”

卡米尔点点头，他太累了。他抓住老板的胳膊，带着他走了几步。

两分钟后，他离开了餐厅，安妮在他身边。她已经不知道此刻该是怎样的心情，应该大笑，该觉得松口气，该感谢他，还是应该有点担心。她现在自由了，但是和大多数人一样，她不知道用这自由来做什么。卡米尔理解，在这种时候，和所有女人一样，她应该关心她刚刚所签的欠单还有她的偿还方式。

“您对他说了什么？”她终于问出了口。

“我说您已经被捕了。”

他撒了个谎。事实上，他威胁老板说他每个星期都会派警察来突击检查，直到客人厌烦走人他们倒闭关门。典型的滥用职权，他觉得羞愧，但那个老板只要吓唬吓唬就行了。

而安妮——她已经发现了他的谎话，但她觉得他很可爱。

在街角，他们遇上了警车，正驶向费尔南餐厅。她露出了她最迷人的微笑，那个滑头也笑了，两颊带着酒窝，绿色的眼眸下嵌着细纹……所以在卡米尔的脑袋里，欠债的问题便开始变得严肃起来。他们到了地铁站，他干脆利落地问：

“您坐地铁吗？”

安妮想了想。

“我还是坐出租车吧。”

卡米尔觉得这很完美。不论安妮选地铁还是出租车，他都会选择另一种。一个小小的手势，再见，他就很满足了。他看上去慢慢悠悠地下了楼梯，事实上，他已经尽力快走了。然后他隐没在人群中。

第二天，他们就睡在一起了。

傍晚的时候，卡米尔离开警察局，安妮就在楼下的人行道上。他假装没看到她，走路到地铁，他一转身，安妮还是安安静静地待在原地。他这一举动把她逗乐了，就像只老鼠被逮个正着。

他们去吃了饭。正如所有故事开始的夜晚。要不是他们之间那层因为还债问题而铺下的暧昧的底色，为整个故事营造了一种刺激又悲凉的气氛，那么这一晚还真有点让人失望。至于别的，一个四十岁的女人和一个五十岁的男人相遇，还有什么呢，他们只是试图弱化他们的失败，但也不要粉饰过多；聊起他们的伤痛，但又不要暴露过多，尽可能少说。卡米尔讲了重点，言简意赅，关于莫德，他的母亲……

“我好像……”安妮说。

在卡米尔带着询问的目光下：

“……见过她的一些画作。（她犹豫了一下。）蒙特利尔？”

卡米尔很惊讶她居然知道他母亲的画作。

安妮说了一些她在里昂的日子，她破碎的婚姻，说她抛弃了一切，只要看看她就知道这还远远没有结束。卡米尔还想知道更多。什么男人？什么丈夫？怎样的故事？男人对于女人的隐私总是有着永不干涸的好奇心。

卡米尔问她是不是想抽老板一个耳光，还是他可以直接去结账。安妮带着女性特有的柔美的笑，的确可以颠覆一切。

卡米尔，他已经几百年没有碰过女人了，有点不知所措。安妮坐到他身上，后面一切都是顺其自然，没有一句话，悲伤中透着一丝欢愉。是爱情吧，谁知道呢。

他们没有再见。但还是会偶尔碰到，有点藕断丝连的感觉。安妮是管理监控员，她大部分时间都是在拜访旅行社，查账，确保他们合法运营，总之是卡米尔不懂的事情。她每星期在巴黎不超过两天。这些离开、缺席和复归让他们的见面有了一种随性的魅力，不可预见，总得碰运气。这时候，他们已经不知道他们的关系究竟算什么了，他们顺其自然地约会，共进晚餐，同枕共眠，一切都进展顺利。

卡米尔试图回忆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他意识到这段关系在他生命中的位置的。没有答案。

正是安妮的出现让伊琳娜的死显得遥远，那惨白的一页。他问自己，是不是重新学会了过没有伊琳娜的生活。遗忘是终将会来临的。但是遗忘，不代表痊愈。

今天，发生在安妮身上的事情对他来说就像晴天霹雳。他不是觉得自己需要对这件事负责，他什么都不能阻止，但这件事的了结却取决于他，取决于他的意志、他的决心、他的能力，这让人觉得肩上担子分外沉重。

嘟嘟湿完全睡熟了过去，不再发出咕噜声。卡米尔起身，猫咪滑到一边，发出一声不满的叹息声。他走到写字台边，桌上躺着一本“伊琳娜手册”。之前有好多本这样的小册子，现在只剩下这一本了，最后一本，其他的册子在一个愤怒绝望的夜晚被他全扔了。小册子里贴满了她的照片，伊琳娜坐在桌子边，微笑着举起酒杯；伊琳娜睡着了；伊琳娜在沉思；伊琳娜在这里，伊琳娜在那里。他把它放回原处。没有她的四年，可能是他一生中最难熬的四年，最痛苦的四年，然而他也忍不住地把这四年看作最重要的四年，最动荡的四年。他并没有远离他的过去，而是这个过去使得自己变得（他试图寻找一个合适的词）细微了？变得平常了？变得不那么强烈了？至少他不想再不断强化这过去了。安妮和伊琳娜完全不同，就像两个不同的星系，隔着几光年之远，但汇向了同一个点。区分她们的，是安妮在这里，而伊琳娜已经离开。

卡米尔记得安妮也差点要离开，但她还是回来了。那是在八月，已经很晚了，她站在窗前，裸着身子，陷入沉思，交叉着双臂，她说：“结束了，卡米尔。”头也不回。然后她默默地穿衣服。在小说里，这只要一分钟。但现实中，一个赤裸的女人要穿好衣服，需要的时间长得让人难以想象。卡米尔坐着，一动不动，像是一个被暴风雨突袭的人，只能逆来顺受。

然后她离开了。

卡米尔无动于衷。他理解。她的离开没有让他崩溃，但他内心深处有一种疲惫，和一种深邃的痛楚。

他因为她的离开觉得遗憾，可是他能理解，因为觉得这是不可避免的。因为他的身高，他总觉得自己配不上别人。他就这么一直坐在那里。最后他累了，他躺倒在沙发上，可能已经是午夜了。

他永远不知道那一刻在他身上发生了什么。

安妮已经离开一个多小时了，突然他站起来，走到门口，不知为何毫不犹豫地推开了门。安妮就坐在楼梯的第一个台阶上，背对着他，双臂环抱着膝盖。

几秒之后，她站了起来，绕过他，进了房间，和衣躺在床上，紧靠着墙。

她在哭泣，卡米尔想起伊琳娜曾经也会这样。

6:45

这栋房子从外边看不出什么破败，但进入内部就知道为什么它被弃用了。那排铝质信箱看起来就要抵不过破败而废弃了。最后一个信箱上贴着标签，写着：安妮·弗莱斯提尔，六楼，字迹是安妮手写的，龙飞凤舞，在标签的尾部，字母e和r为了不超出空间而挤在一起，已经难以辨认。

卡米尔走出小型电梯。

还不到七点。他有礼貌地敲了三下对面的门。

邻居立马就开了门，像是早就知道他要来访一样，她一手握着门把。罗曼女士是这间屋子的房东，她一下就认出了卡米尔。这是他身高的优势，没有人会忘记他。他说了早就准备好的谎话。

“安妮有急事要离开……（他挤出一丝友好的微笑，像是安妮理智又耐心的男友正在寻求一种理解。）太紧急了，所以就忘了好些东西。”

他说“所以”的时候非常有男人味，以至于那位邻居对他增添了不少好感。罗曼女士独居，她快退休了，有一张圆脸，看上去像是一个早衰的孩子。她偶尔喝点酒，胯部有点小毛病。就卡米尔所看到的一点来说，她是个极其有条理的人，她的房间里每一处细节都井然有序。

她刻意地眨眨眼，转过身去，把钥匙给卡米尔：“至少，没什么要紧的事吧？”“没有，没有，没有……（他笑得露出两排牙）没什么大事。（他指指钥匙）我保管它直到她回来……”

听不出这是一个信息，一个问题，还是一个要求，她邻居犹豫了一下，卡米尔利用这时间对她做了一个手势，表示感谢。

进入房间，厨房干净得令人震惊。在小房间里也没什么东西。“姑娘们大多都有洁癖。”卡米尔自言自语。这个房间一室两用，其中的一半用来作为卧房。沙发床展开变成了双人床，中间有个大窟窿，凹下去一大块，他们整晚都在上面滚来滚去，然后一个叠着一个睡着。没有什么不便的。书架上放着几本口袋书，完全不知道是讲什么的。还一些小摆件，卡米尔一开始并不喜欢。这一切，瞬间被镀上了一丝悲伤。

“我太穷了。我没什么可抱怨的。”安妮这样回答他，一脸不高兴。

卡米尔想说些安慰的话，却被她抢在前面说道：

“这是离婚的代价。”

当她说这些严肃的事情时，安妮总是直直地看着对方，几乎有点挑衅，像是准备好接受任何挑战。

“我离开里昂的时候，什么都没拿，我都是在这里买的，家具，所有东西，都是二手的。我那时候什么都不想要，现在也什么都不想要。以后，或许会改变吧，但现在我接受不了。”

这个地方也只是暂时的，安妮这么说。这个公寓，是暂时的，他们的关系，也是暂时的。或许就是因为这样，他们才得以好好在一起。她也说：

“离婚后花最多时间的，就是清理房间。”

永远和整洁二字有关。

急诊室的蓝色衣服看上去像女士内衣，卡米尔决定给她带几件衣服过去。他觉得这对她的气色应该会有好处。他甚至想象，如果一切顺利，她还能在走廊里散散步，甚至下到一楼的报刊亭看看。

他在心里列了一个清单，而现在，他就在房间里，却什么都记不起来了。啊，不，那件紫罗兰色的厚运动衫。终于，相关的东西开始在他脑海中铺展开来。运动鞋，她跑步穿的那双应该是这双吧？都快磨坏了，鞋底还有沙子。接下来有点困难，还要拿什么？

卡米尔打开小壁橱，对于一个女人来说，里面也没有太多东西。“得拿一条牛仔裤，”他告诉自己，“哪条呢？”他随手抓了一条。T恤衫、羊毛套衫……一切都变得复杂。他放弃了，他把他找到的东西都塞进一个运动包，还有一些内衣，他没怎么筛选。

还有一些证件。

卡米尔走到五斗橱边。一面镜子挂在墙壁上，上面有大片的污渍，应该是房子兴建时就有了。安妮在镜子的角上贴了一张照片，是纳唐，她弟弟。他看上去只是一个二十五岁、身材普通的小伙子，腼腆地微笑着。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卡米尔知道他一些事情，在这张照片上，他觉得他的脸有点飘忽，像是满脑子想着别的事情。他是个科学家。看上去他自理能力不强，甚至还举债度日，安妮时不时会接济他一些。可以说安妮就像他妈妈一样。“我完全就是他妈妈。”她说。她从来没有停止过给他钱，她笑着说，像是在谈论一个趣闻一般，但还是感觉得出来她的忧心。住所、上学、娱乐，可以说都是安妮给的资金，没有人知道安妮到底是以此为荣还是因此为难。照片上，纳唐站在一个广场上，可能是在意大利，那里阳光很好，人们穿着衬衫。

卡米尔打开五斗橱。右边的抽屉是空的，左边的抽屉里有几个被打开的信封，一两张买衣服、餐厅用餐的发票，更多的是些广告单，盖着她旅行社的邮戳，但没有他要找的东西，没有医保卡，也没有互助保险卡。这些应该在她手提包里。橱柜底下，放的是她的运动用品。他往回翻看，想从付账单、银行流水、水电费、电话费上看出些蛛丝马迹。然而什么都没有。他转过身，目光落在一个小雕塑上，一个游泳小人儿，是一块暗色木头雕刻成的年轻女子，肚子朝下，头发盘成一个三角发髻，屁股挺翘，是卡米尔在卢浮宫买了送给她的。安妮和他去看了所有达·芬奇的作品，卡米尔给她一一解释。关于绘画，他的知识储备永远不会枯竭，简直是这方面的百科全书。在纪念品小商店里，他们遇到了这个年轻女子的复制品小雕塑，原雕塑是从十八世纪的埃及完好出土的，小人儿臀部带着一个迷人的弧线。

“我跟你保证，安妮，你的和她的一模一样。”

她笑了，像在说“信你才有鬼！但我还是很开心你这么说”。她不确定他是不是真的这么认为，但卡米尔，他很确定自己说的是事实。他向她靠过去，坚持说千真万确。

“我跟你发誓。”

在她有任何反应之前，卡米尔已经买下了这个小人。晚上，他进行了详细对比，像个收藏家似的，安妮一开始笑得很开心，接着她开始呻吟，然后，可想而知。然后，她哭了。她常常会在欢愉之后陷入哭泣。卡米尔想，这可能是为了自我洁净。

现在，这个小人贴着墙，像是受了罚一样，它和安妮摆放在书架上的DVD隔了一段距离。卡米尔的目光画了一个大大的弧度。他是个卓越不凡的素描画家，这也多亏了他的观察力，而且他善于当机立断。

房子都看过一遍了。

回到右边的抽屉，它已经完全被翻倒一空。卡米尔走近入口处的门，靠在门锁上。什么都没有。所以一定是他们，他们一定是在安妮的手提包里找到了她的地址和她寓所的钥匙，劫匪在离开莫尼尔长廊时就把它们统统掳走了。

是去医院的那个男人吗？还是他们有几个人分配任务？

这场狩猎的分配可以说是荒谬的。安妮身陷的绝境似乎远远超过了当时的状况。“有什么东西逃过了我们的眼睛，”卡米尔重复说着，“有什么东西我们没有看到，没有理解。”

有了他们所找到的个人信息，他们或许知道了她的一切。去哪儿找她，她的几个停车处，里昂、巴黎，她工作的办公室，她从哪里来，她可以去哪里避难，他们什么都知道。

跟踪她，找到她，变成了一个躲猫猫的游戏。

杀了她也是易如反掌。

安妮只要出门一步，她就死定了。

他不能跟分局长女士谈及这次拜访，除非他承认他和安妮的亲密关系，并且承认他从最开始就在撒谎。昨天只不过是有些疑问，今天，也只是有些怀疑。在组织面前，这是站不住脚的。他们可以把科学实验室的技术员叫来，但那些家伙就算来了，他们也找不到任何线索。

无论如何，卡米尔进房间时没有逮捕令，没有搜查令，什么都没有，除了得到钥匙的方法：因为她让他去找社保证件，她的邻居可以做证他常来，而且很久了……

他撒的谎越来越多，就越来越危险。但这还不是最让卡米尔担心的。

最让他担心的是安妮是否安全，而他觉得有点力不从心。

7:20

“我从来不会被打扰。”

如果你的同事这么在清晨七点的电话里回答你，毫无疑问，这是个公共危险人物。尤其，当这个人是警察局分局长。

卡米尔开始叙述。

“您的报告呢？”分局长女士打断他。

“正在说。”

“所以……”

卡米尔又从头开始说起。他搜寻着合适的词，努力想显得专业。证人住了院，有非常明显的迹象看起来劫匪也去过医院，他去了她的病房，试图杀人灭口。

“等等，警官，我不是很明白。（她夸大了每个字的发音，好像她的智商撞上了一堵不可逾越的墙。）这位证人，弗莱斯提女士，她……”

“弗莱斯提尔。”

“随您高兴。她说她没有看见任何人进入她的房间，是吗？（她没有给他时间回答，这其实不是疑问句。）女护士声称她看到了什么人，但事实上她也不确定，是这样吗？首先，这个‘什么人’是谁？即便是劫匪，说到底，他到底有没有来？”

没什么好抱怨的。勒冈如果还在这个位子上，他也会有同样的反应。自从卡米尔自告奋勇接手了这个案子，一切都像是在往相反的方向发展。

“我，”卡米尔确认，“我告诉您他来过了！护士发现了一杆猎枪。”

“噢，”分局长女士发出了一声赞叹声，“太厉害了！她‘发现’了……所以你告诉我，医院提出控告了吗？”

卡米尔从这次谈话的最开始就知道这一切会如何发展。他还是想努力一下，但他不想和他的上司发生太大的冲突。她不是平白无故就升职的。至于他和勒冈的友谊，如果说最初是靠着这份友谊而几乎是强制性插了一脚得到了这个案子，这一次，也帮不了他太多了，甚至反而会对他更不利。

卡米尔感到有点恼火，太阳穴涨痛。

“不，没有控告。（不要暴躁，要表现得耐心、沉稳，解释清楚，有说服力。）但我告诉您，我确定，这家伙来过了。护士说有武器，看起来可能像是抢劫时用的滑膛枪，并且……”

“‘看起来可能’……”

“为什么您就是不愿相信我？”

“因为没有控诉，没有可靠证据，没有目击证人，没有有力证明，我就不能想象普普通通一个劫匪就这么跑来医院想杀死一名证人，这就是为什么！”

“普普通通一个劫匪？”卡米尔快要说不出话来了。

“是的，我知道，他看起来相当凶残，但是……”

“‘相当’凶残？”

“好吧，警官，您不用每次都重复我的话，并且加上一个问号！您跟我申请警方保护，像是在申请保护一个就要面对上庭指控的同谋犯一样！”

卡米尔想说些什么，但太晚了。

“我给您派个小警员吧。给您两天。”

这个回答卑劣到令人发指。如果不派警员，万一有什么意外，那将是她的责任。而派一个小警员试图来阻止一次武装谋杀，这就像试图用雨衣抵挡一场海啸一样。不过卡米尔觉得分局长还是很有道理的。

“弗莱斯提尔女士对这些男人来说能造成什么威胁呢？范霍文警官？就我所知，她只是碰巧遇上了一场抢劫，又不是恐怖袭击！他们应该知道，他们只是伤了她，但没有杀死她，在我看来，他们应该庆幸才对。”

这从一开始就很明确。

有什么问题呢？

“说到底，您的线人呢，他说了什么？”

这是一个永恒的话题：我们到底该如何做决定？我们什么时候才能意识到我们已经决定了的事？一些无意识的东西潜入了卡米尔的答案中，看似不可能的回答就这样脱口而出。

“穆禄·法拉乌衣。”

他自己都惊呆了。

像是在坐旋转木马一样，他生理上感觉到眩晕，当他说出刚才的名字时，他的身体就像是一道弧线一般，嗖的一下撞上了墙。

“他现在行动自由吗？”还不等卡米尔回答，“另外，他在里面是做什么的？”

好问题。强盗们都是要有自己的职责的。强盗、毒贩、小偷、伪造者、骗子、敲诈勒索者，每个人都活在自己的领域里。穆禄·法拉乌衣，他的专长是拉皮条，看他的名字出现在抢劫案里，也有点让人觉得奇怪。

这是卡米尔打过照面的一个人，对于做线人这个角色可能有点太大材小用了。他们时不时会遇到。这家伙有着常人罕见的残暴，通过恐吓获得了自己的地盘，还杀了不少人。他极其精明、歹毒，没有人能抓到他。至少在他被人陷害之前没有人能抓得到他：三十公斤的迷幻药在他车里被发现，还带有他的指纹。这种肮脏的把戏简直无可原谅。他再怎么恳求说他只是用这个袋子去健身房也是徒劳，结果他被送入了牢房，气得想把地球毁了。

“什么？”卡米尔问。

“法拉乌衣！他跟你这事儿有什么牵扯？而且首先，这是你堂哥吧？我不知道……”

“不，这怎么会是我堂哥……事情比这复杂多了，这关系到三方面，您清楚吗？”

“不，我就是不太清楚。”

“我会负责这件事儿的，我再跟您汇报。”

“您……您为这事儿‘负责’？”

“好吧，您不会要重复我说的每个字再加上一个问号吧？”

“您简直气死我了！”

米夏尔对着电话大吼，然后她很快把手放在听筒上，卡米尔听到她说“抱歉，亲爱的”，有点结结巴巴，声音很低。这一下就把卡米尔拉入了旋涡。这个女人也有孩子？几岁呢？女孩吗？听她的这个声音，她难道不是在和一个小女孩说话吗？分局长女士又重新回到谈话中，声音比之前沉闷，但还是可以感觉出她的焦躁不安。从电话那头的喘息声，卡米尔听出来她在换房间。到目前为止，她一直忍着卡米尔，而现在，有些压抑了太久的东西正沸腾着往外冒，在她声音中炸开，但环境不允许她大吼大叫：

“您到底在搞什么玩意儿，警官先生？”

“首先，这不是‘我’搞的玩意儿。对我来说现在也是早晨七点。所以我也想把这件事给您解释清楚，但您得给我时间……”

“警官先生……（静默）我不知道您在做什么，我也不理解您所做的。（声音中不再有焦躁，分局长女士像是突然转变了话题似的。事实上也的确如此。）我今晚就要您的报告，我说清楚了吗？”

“没问题。”

天气很凉爽，然而卡米尔浑身却被汗水浸透了。非常特殊的汗，热汗冷汗交杂在一起，流过卡米尔的后背，这种感觉只有在他拼命找着伊琳娜，而她还是死于非命的那天才有过。那天，他头晕眼花，他觉得自己已经做得比任何人都好了……不，他甚至都没有工夫去想。他的所作所为就像他是唯一一个能拯救伊琳娜的人，而他却错了：当他找到她的时候，伊琳娜已经死了。

今天轮到安妮了？

有人说，对于同一个男人，离开他的女人们总会以同一种方式离开。这正是他所害怕的。

8:00

那些土耳其人并不知道自己错过了什么。沉甸甸的两大袋子珠宝。即便收赃人能带上道，它们还是可以再轻些，但是无所谓了。一切进展顺利，如果我运气好一点，我还希望再多搞一袋。

如果还有的话。

如果没有的话，那就要流点血了。

为了找到答案，为了一切水落石出，一定要掌握方法，还需要耐心。

在等待时……灯亮了起来：该读报了。

《巴黎人报》第三页。

“圣-欧文：火灾……”

完美！街对面。巴勒托咖啡馆。一杯咖啡，特浓醇黑。香烟。咖啡，香烟，这就是真正的生活。这家咖啡馆档次太低，坐在里面让人感觉自己像待在一个火车站里，但在早上八点，我也没有什么太高的期望。

打开报纸。鼓声雷动。

圣-欧文地区

神秘火灾，火势浩大：两人死亡。

昨日正午时分，沙特尔地区，继一次严重爆炸之后，接到一起严重火灾的报告。圣-欧文地区警力随即赶到现场，火势摧毁了多家工厂和汽车修理厂。这片区域作为未来开发区，如今已被整体改建，也因为这个原因，如此大规模的火灾实属罕见。

在被大火烧毁的厂房废墟中，调查人员发现了一辆保时捷卡宴的残骸和两具大面积烧焦的尸体。爆炸正是在此地发生：警方发现了重磅塞姆汀炸药留下的痕迹。从现场搜集的电子碎片来看，专家认为爆炸是通过一部手机远程操控的。

从爆炸的规模来看，两名受害人的身份确认将会十分困难。多项迹象表明，此次爆炸幕后有一名准备相当充分的凶手，想尽一切办法阻止死者身份的确认。调查人员试图判断受害人在爆炸之前是否已经死亡……

事情搞定。

“调查人员尤欲试图判断……”笑死我了！我赶回巴黎了。如果警察们再在暗中调查那对本来就没有任何身份登记的土耳其兄弟，我就让警察局家属里再多几个孤儿。

时间快到了，外环线，马越门出口，平行侧道，上塞纳省塞纳河畔讷伊。

那些资本家的宅邸真是漂亮啊。他们应该不那么蠢，这简直让人有冲动想成为他们中的一员。我把车停在一所中学门口，那些十三岁的小女孩身上穿着法国最低工资十三倍价钱的衣服。时不时，我会遗憾莫斯伯格不被人视作社会平等的调节器。

我穿过中学，右转。这房子比隔壁的小得多，停车场也朴素得多，但是在这些地方的房东手里每年都有抢来和偷来的赃物过手，加起来的价值差不多可以在拉德芳斯建一座摩天大楼。这是个多疑、油滑的家伙，总是不停变换花招。他要从北站行李寄存处的一个中间人手上拿过这两包珠宝。

一个地方拿货，一个地方估货，第三个地方谈判。

看来，他为了交易的安全没少付钱啊。

9:30

卡米尔急火攻心，迫不及待要询问她到底在莫尼尔长廊看到了什么。但是在她面前展现出他真正的焦虑程度，这就等于在告诉她她仍处于危险之中，是在恐吓她，给她本已痛苦的身心再加一层折磨。

但是，他还是得回到那个地方。

“什么？”安妮大吼，“看到什么？什么？”

安妮一直休息得不太好，夜晚对她来说毫无用处，她一觉醒来比入睡之前更疲惫。她太紧张了，总是处于泪水决堤的边缘，听得出来，她声音还是颤抖的，但她发音已经比前夜清楚一点点了，音节比之前清晰。

“我不知道，”卡米尔说，“可能是任何事物。”

“什么事物？”

卡米尔摊开双手。

“只是以防万一，你明白吗？”

不，安妮完全不懂。但她决定搜索一下，她斜着脑袋想从另一个角度看卡米尔。卡米尔让她闭上眼睛：“冷静一点，我需要你帮我。”

“你没有听到他们说话？”

安妮没有动弹，他不确定她有没有听懂他的问题。然后她做了一个逃避的姿势，很难形容，卡米尔凑近她。

“塞尔维亚语，我感觉是……”

卡米尔跳了起来。

“为什么会是塞尔维亚语？你还会说塞尔维亚语？”

他真的是很多疑。他越来越频繁地遇到那些斯洛文尼亚人、塞尔维亚人、波斯尼亚人、克罗地亚人、科索沃人，他们坐小船偷渡到巴黎，但自从他遇到这些人以来，他从来没在意过区分他们的语言。

“不，我不确定……”

她放弃了，又倒回她的枕头上。

“等等，等等，”卡米尔很坚持，“这很重要……”

安妮又睁开眼，痛苦地一字一字发着音：

“克拉杰……好像是。”

卡米尔没明白，这感觉就像他突然发现佩莱拉法官的女书记员说了一口流利的日语一样。

“克拉杰？这是塞尔维亚语？”

安妮说是的，但她对自己似乎又不太确定。

“这是说，‘停下’。”

“但是……安妮，你怎么知道的？”

安妮闭上眼睛，看上去在说“你真是烦人”，总是要不断对他重复。

“我去过东边国家三年……”

简直不可原谅。她对他说过无数次十五年的环游世界经历。在做监控工作之前，她负责几乎世界上所有国家的居留工作。尤其是所有东方国家，除了俄罗斯。从波兰到阿尔巴尼亚。

“他们都说塞尔维亚语吗？”

安妮只想说不是，但她必须解释。对于卡米尔，总是什么都要解释。

“我只听到一个声音……在厕所。另一个，我不知道……（她发音还是不清楚，但卡米尔可以听懂。）卡米尔，我不确定……”

但对他来说，她的口型确认了她的话：那个叫喊的人、掳走珠宝的人、掩护同伙的人，是塞尔维亚人。还有那个负责监察地形的人：文森特·阿福奈尔。

殴打安妮的就是他，也是他打电话给医院的，他上楼到了安妮的房间，或许也是他，到过安妮公寓。而他，没有口音。

电话接线员也很确定。

文森特·阿福奈尔。

去做扫描检查的时候，安妮要求使用拐杖。旁人要明白她要什么已经需要花费不少时间。卡米尔还在翻译。她决定走着去那里。护士抬起眼看向天花板，准备立刻把她抬走，她大喊着摆脱了护士的束缚，坐在床边，双手交叉在胸前。这是在说，不。

这一次，毫无疑问，大家都懂了。楼层的值班护士佛罗伦丝，顶着她的两瓣儿大鱼唇，非常自信地过来了：“这毫无理由，弗莱斯提尔女士，我们要把您送去扫描，就在楼下，要不了多久的。”不等她回答，她就离开了，这一切都想展现出她很忙，满脑子工作，谁都别用无理取闹来惹她生气……刚走到房门前，她听到安妮的声音，出人意料地清晰，每个音节不再是以前那样含含糊糊的，每个人都听得清清楚楚：“不用说了，我自己走过去，要么我就不去。”

女护士回过头来。卡米尔试图为安妮辩护，护士瞪了他一眼。这家伙是谁？他往后退了一步，靠在墙上，在他看来，她刚刚浪费了她最后一个简单摆平问题的机会，“那咱们走着瞧。”

整层楼开始骚动，一个个脑袋从病房里探出来。护士试图维持秩序：“回你们的房间去，没什么好看的。”不可避免地，实习医生来了，那个名字有六十个字母长的印度人一整夜都在那里。他的服务时间应该和他的姓氏一样长，但是拿的报酬和保洁女工一样。很正常，谁让他是印度人。他靠近安妮，仔细地听着她的话语，当他把脑袋凑向安妮，他发现了一些瘀斑。这位病人现在的状况相当不堪入目，但比起几天后所等待她的状况，这已经不算什么了。接下来的几天，照这样子看来，这血肿的演变状况可能会相当可怕。他试图用一种柔和的声音劝慰她。首先，他给她测了心跳。没有人理解他在做什么，扫描不会等人的，过期不候。而他，相反地……

女护士等得不耐烦了，男护士们压抑着自己的怒火。实习医生测完安妮的心跳，对她微笑了一下，找人拿来拐杖。他的同事们感觉被出卖了。

卡米尔看着安妮的侧影，她支在两根拐杖上，两肩各由一个男护士扶着。

她走得很慢，但她一直在前行，用自己的双脚前行。

10:00

“这里不是附属警局，这里……”

这是个乱得没法形容的办公室，在这里待着的是个外科医生，但愿他脑子里比办公室里有条理。

于贝尔·丹维尔，创伤科主任。他们前夜在安全通道处遇到，当时卡米尔正在追他幻想中的神秘男子。在那天粗略的一瞥之下看不出他的年纪，今天看来，不难猜他有五十岁了。他有一头自然卷的白发，看上去他很以此为荣，这是历经岁月不可抗的标志，这已经不再是一个发型，而是一种世界观。双手的指甲修剪得相当整洁。是那种穿着白色衬衫，并把一个钱包放在西装口袋里的男人。像个讲究的老绅士。他应该很想赶走手下至少一半的人马，而他的成功，也不过是数据上表现的那样而已。他的蓝色工作衫总是熨烫得无懈可击。平时，他完全不像那天在楼梯口那样显得有点呆板，相反，他总是带着一种权威感。另外，他边做别的事边和卡米尔说话，好像事情已经解决了一样，不用再浪费时间了。

“我也不。”卡米尔说。

“什么？”

丹维尔医生抬起头，皱着眉。不能理解卡米尔在说什么，这让他不悦。他总是习惯了什么都懂。他停止了在纸上乱涂乱画。

“我说我也不，我也没有时间浪费。”卡米尔又说，“我看您很忙，我也有不少工作。您有责任，我也有。”

丹维尔撇了撇嘴。他并没有被卡米尔说服，又重新开始他的行政工作。那个小警察就在门边，他看起来还没理解访问已经结束了。

“这位病人需要休息，”他最终还是说了，“她经历了一次非常严重的创伤。（他停了停，看向卡米尔）她的情况已经是个奇迹了，她本来可能处于昏迷状态的，甚至可能已经没命了。”

“她本也可以在她自己家里。或者在她办公室里。不是吗，她本应至少可以买完她的东西。问题就在于，她半路撞上了一个恰巧也没时间浪费的家伙。他和您一样都很忙，都觉得自己的理由比别人的重要。”

丹维尔突然抬起眼看着范霍文。对于丹维尔这样的人，你总可以很快刺激到他，他就像一只公鸡一样竖起了他花白的鸡冠。他很不悦，按捺不住的好斗心升腾起来。他打量着卡米尔。

“我很清楚，警察要对她进行全方位的评估，但警官先生，我们的病房不是问询室。这里是医院，不是练兵场。我看您在走廊上飞来跑去的，吓坏了工作人员和休息的病人……”

“您觉得我在走廊上飞奔是在做锻炼吗？”

丹维尔不理会他。

“如果这位病人处在某种危险中，那么对她也好，对医院也好，您可以把她转移到另一个更为安全的地方。但如果不是，请您让我们清净清净，也让我们能好好工作。”

“你们的停尸房有多少位子？”

丹维尔震惊了，脑袋本能地颤抖了一下，更像后院鸡棚里的公鸡了。

“我这么问你，”卡米尔继续说，“是因为只要我们不能审问这个女人，法官就不能下令批准任何转院行为。你们没有把握就不会动刀，我们也一样。我们的问题和你们的很像。我们越晚介入，损失就越惨重。”

“我不明白您的暗喻，警官先生。”

“我说更明白点，很有可能有杀手正在追杀这位女病人。如果您阻止我的工作，他很有可能在您医院进行一场大屠杀，您会有更多的问题，而停尸房可能没有足够的位子。鉴于您的病人现在可以回答我们的问题，您的阻止会被控告为妨碍警方公务罪。”

丹维尔对这个感到很好奇，他摆弄着电键，看电流是过还是不过。什么都没有。啊，突然之间，有电流通过。他看看卡米尔，觉得好笑，一个真诚的笑容挂在脸上，牙齿整齐洁白，一看就是质量上乘的烤瓷牙。丹维尔医生喜欢抵抗，粗枝大叶、高傲自大、粗暴无礼，但他喜欢复杂的问题。他野心勃勃、生性好斗，但内心深处，他乐于接受别人对他的征服。卡米尔已经遇到过无数这样的人了，他们打压你，但你真的倒在地上时，他们又来治愈你。

这是一种女人的天性，可能也是因为这样，他才做了医生。

他们面面相觑。丹维尔是个聪明人，他有敏锐的洞察力。

“好了，”卡米尔淡定地说，“确切来说，我们可以怎么做？”

10:45

“你们不要动我。”她喊道。

卡米尔需要一点时间整合信息。他想休息一下，但他还是选择小心谨慎。

“好吧……”他用一种鼓励的口吻说。

那些X射线、扫描仪，证实了年轻实习生前夜所说的话。牙齿手术会另外做，其他手术也会一起进行。嘴唇上还剩一点结痂，但左脸上，该怎么说呢，有一点儿？有几条？清晰可见的痂？安妮在镜子里看了半天，她的嘴唇都爆裂开了，很难知道哪些会留下痕迹，哪些会随时间褪去。至于脸颊上的结痂，因为被针迹覆盖着，现在没有办法预测。

“只是时间问题。”实习医生说。

安妮的脸清楚地说着，这不是真的。可就算是时间，卡米尔也没有太多。

现在他们单独在房间里。他是来传达一个重要信息的。

他等了几秒，然后说：

“我希望你能认出他们……”

安妮做了个手势，含义模糊。

“那个从上面向你开枪的人，你跟我说他很高大……他是怎么样的？”

现在试图让她说话简直可笑。

法医鉴定要重新开始，这样要求她讲话可能会适得其反。然而：

“很诱人。”安妮说。

安妮努力地说清楚每个音节。卡米尔急了：

“什么……什么叫‘很诱人’？”

安妮环顾四周。卡米尔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她刚刚露出了一丝微笑。为了简单起见，就把这叫作微笑吧，因为她的嘴唇只是单纯卷到了三颗碎裂的牙齿上方：

“很诱人……像你……”

在为阿尔芒追悼期间，卡米尔已经几次有过这样的感觉：至少，他已经下定决心变得越来越乐观了。安妮开了个拙劣的玩笑，想让卡米尔受不了她然后夺门而出。希望是个让人又爱又恨的东西。

他也想用同样的口吻做出回应，但他有点猝不及防。他嘟嘟哝哝的，安妮已经又闭上了眼睛。他至少确定了，她是清醒的，她听得懂他的话。他犹豫着，但突然，安妮在床头柜上的手机响了。卡米尔把手机给她。是纳唐。

“不要担心，”安妮闭着眼睛，上来就说。

她一下展露出一种长姐的耐心，对于她来说甚至有点过了。卡米尔听到了她弟弟的声音，坚决的，狂热的。

“我在消息里把事情都告诉你了……”

安妮此刻说话时比和卡米尔说话花了更多力气，试图把每个音都发清楚。她想把自己表达清楚，但更多的是为了安抚她的弟弟，让他放心。

“没什么更多的可知道的了，”她加了一句，口气还有点开心，“有人陪我，你不用担心了。”

她抬眼看向卡米尔的方向，说：“纳唐好像很担心。”

“不！听着，我要去做射线检查了，我再打给你。是的，我也是……”

她关机了，叹了口气把手机递给卡米尔。

他得利用这机会，因为他们两人独处时间不会太长。重要信息是：

“安妮……我不该负责你这个案件，你明白吗？”

她明白。她回答：“嗯……”她晃动着脑袋，表示她明白。

“你真的明白吗？”

“嗯……嗯……”卡米尔叹了口气，像是如释重负，为他自己，为安妮，为他们俩。

“我有点操之过急，你明白。然后……”

他拉过她的手，用指尖抚慰着。他的手很小，但很有男子气，血脉明显，卡米尔的双手总是很热。为了不吓到她，他必须想清楚什么是他该说的。

他不能说：“这个在烟草店遇到你的抢劫犯叫文森特·阿福奈尔，他是个暴徒，他决心要杀你，我很肯定他会重新行动的。”

他应该说：“我在这里，你是安全的。”

要避免说：“我们组织不相信我说的，但我说的是真的，他是个疯子，他无所畏惧。”

而应该说：“我们很快就会抓到他的，一切都会结束的。为此你必须帮助我们指认他，如果你可以的话。”

别说：“我们会给你安排一个小警员在白天值班，但这完全没有任何用处，因为我跟你保证，只要这家伙还逍遥法外，你就不可能安全。没有什么能阻止他。”

不要去提：“这些家伙去过你的公寓，偷走了你的证件，他们做了那么多事，就是为了找到你。”也不要涉及卡米尔能想到的办法。从大局看来，这不是他的错。

他最后说：“一切都会过去的，不要担心。”

“我知道……”

“你会帮我的，对吗，安妮？你会帮我的吧？”

安妮点点头。

“不要告诉任何人我们认识，知道吗？”

安妮说知道。然而在她目光中，还是流露出一丝谨慎，一种不安的神情像浮云一样掠过。

“外面那个警员，他在那里干吗？”

卡米尔进屋的时候，她看到他在走廊上。卡米尔扬起眉毛。通常情况下，他要么撒起谎来眼睛都不眨，要么笨拙得像个八岁的孩子。完全是瞬间就能从最好的状态变成最差的状态，中间连个过渡都没有。

“这是……”

一个音节足够了。对于安妮那样的人来说，甚至这一个音节都不需要。从卡米尔的眼睛里，千分之一秒的犹豫中，她都能了解。

“你认为他会回来？”

卡米尔没有时间反应。

“你是不是瞒了我什么事情？”

卡米尔犹豫了一秒钟，正当他想回答“不”的时候，安妮已经知道了答案：“是的。”她盯着他的眼睛。他感觉到自己的无能，在这样一个本该互相依赖的时刻只感觉到他们彼此的孤独。安妮晃动着脑袋，像是在问自己：我会变成什么样子……

“他来过了……”终于，她说。

“说实话，我什么都不知道。”

一个说实话什么都不知道的男人是不会以这种方式回答的。立刻，安妮开始颤抖。先是肩膀，然后是双臂，她的脸色惨白。她看着门和房间的装饰，好像有人刚刚告诉她，这将是她最后的地方。想象一下有人指给你看你的灵床。卡米尔从没有那么笨拙过，他又加了一句：“你是安全的。”

这简直是对她智商的羞辱。

她转过头去对着窗子，开始哭泣。

现在最重要的是她能休息，能尽快重新恢复体力。卡米尔的所有努力都是为了这一个目标。如果在照片上，安妮一个人都指认不出来，那么整个调查就没有办法继续了。而只要她给出一丝线索，只要起个头，卡米尔相信自己一定能顺藤摸瓜把他们全都查出来。

把它了结了。快。

他感到一阵阵眩晕，像是喝了酒，他的表皮开始爆裂，真皮像是层层剥落后飘浮起来，环绕着他。

他这是怎么了？

这一切要如何收场？

12:00

身份鉴定科的技术人员有个波兰名字，有些人叫他克里斯特科维亚克，另一些叫他克里斯托尼亚克，只有卡米尔发音准确：科里茨托菲雅克……他两鬓留着胡须，一副怀旧摇滚乐手的模样。他把他的器具放在一个小行李箱里，箱子的四个角是铝制的。

丹维尔医生给了他们一小时，因为他觉得他们一定会拖到两小时。卡米尔知道，他们要四小时。而技术员本人经验老到，他知道，这一切可能需要六小时，甚至两天。

他的卡片箱里拥有几百张的底片，他需要好好挑选一下。目标是不要展示太多，因为过不了多久，所有的脸看起来都会差不多，调查就会变得毫无用处。他挑出文森特·阿福奈尔和另外三个他同伙的照片，放在一堆照片中，还有这沓照片里所有和塞尔维亚人相关的照片。

他凑近安妮：

“您好，女士……”

声音很好听，非常温柔。动作温和、精准，很能给人安全感。安妮僵直地躺在自己的床上，整张脸从上到下都是肿的，腰两侧放了几个枕头，她睡了一个小时。为了证明她非常努力，她挤出一丝微笑，没有咧开嘴唇，因为她不想露出破碎的牙齿。他打开行李箱想安装器械，技术员说了些套话。到现在为止，一切都是精心打磨过的。

“有时候测试很快就能结束，相信我们会很顺利的！”

他露出了大大的笑脸，想给安妮鼓励。他总是尝试着让气氛缓和一点，因为一旦他拿出照片，安妮要么能够指出凶手，要么她就会突然陷入一种暴力的场景，要么她会觉得自己被侵犯，或者有人就在她眼前被杀害。这类的事都会浮现在她面前，所以氛围很难会是轻松的。

“但是又有些时候，”他神情严肃冷静地说，“需要多一点时间。所以，当您觉得有点累的时候，您告诉我，好吗？我们不着急……”

安妮点点头。她看看卡米尔，她理解。她说好。

看到她点头，技术员说：“好的，我来跟您解释我们将如何操作。”

12:15

当下，虽然没什么心情，卡米尔还是想着分局长米夏尔女士开的玩笑，或者说是挑衅。但不，没有什么比这更严肃的了。他们派给他的穿制服的警员正是前夜他在莫尼尔长廊遇见的小警察，那个家伙精瘦，两眼下方还挂着深深的黑眼圈，像是刚刚从坟墓里爬出来一样。如果卡米尔稍微迷信一点，一定就从他身上看到噩兆什么的了。然而，卡米尔就是很迷信。他是那种会沉迷于咒语的人，他害怕任何不好的先兆，而看到一个像僵尸一样的警员守在安妮病房门口，让他没法冷静。

小警察迅速把食指举到太阳穴，对卡米尔致敬，卡米尔半路就制止了他。

“范霍文。”他说。

“警官……”小警察一边回答他，一边伸出他骷髅般的手，细长，冰冷。

一米八三，卡米尔估计。

他已经把休息室里最舒适的椅子搬到了走廊上，做事相当有条理。在他身边，靠墙放着一个海军蓝色的小袋子。他妻子应该给他准备了三明治和保温杯，但最重要的是，卡米尔嗅到了香烟的味道。可能到晚上八点的时候，而不是正午，他就会靠着门立刻点起第一支烟，埋伏着的杀手就会找到路径，然后开始精心计划他的小仪式；等到第二支烟，他就能确认好行动时间；到第三支，他就等小警察离开，一旦警察到了最远的距离，他就只需要上楼，进到房间，用霰弹枪对安妮进行扫射。他们给他派来了最高大，但可能也是最愚蠢的警员。不过目前没什么要紧的。卡米尔不能想象杀手那么快就回来，而且在光天化日之下作案。

往往是夜晚降临的时候最需要小心提防。我们走着瞧。卡米尔坚信。

“你不能从这里离开一步，听清楚了吗？”

“没问题，警官！”小警员激情昂扬地回答。

这种类型的回答，实在让人不放心。

12:45

在走廊的另一端是一个小等候室，从来没有人进来过，它的地理位置太不理想了，忍不住让人想问它到底在那里有什么用。有人曾想把它变成办公室，但这个提议被压下了，佛罗伦丝这么解释说。这位女护士总是以滔滔不绝的说话方式拥抱生活。似乎哪里都有规矩，必须让事物保持它们原来的样子，即便是毫无用处的东西。这就是规定。这里是欧洲。所以，地方实在是不够用了的话，工作人员就开始往里堆砌家具。在经过安全部门的时候，我们把货放在货车上，从地下走，之后再把它们运上来。安全部门很满意，他们盖章批准了。

卡米尔推了两箱绷带，拿了两把椅子。在一个矮桌桌脚边，他和路易一起做综述。（路易穿着奇福内利烟灰色高定西装、斯万奥斯卡白色衬衫、马萨罗皮鞋，一切都是量身定做的。路易是重案组里唯一一个一身行头抵得上他一年薪水的警员。）路易向范霍文报告调查的进展，德国女游客真的已经自杀了；用刺杀行凶的摩托车骑手已经确认了身份，他正在逃逸，两三天内应该可以抓到他；七十一岁的罪犯已经承认了作案动机：嫉妒。卡米尔迅速处理完这些案子，好快点回到安妮的案子。

“如果弗莱斯提尔女士确定了有阿福奈尔……”路易起了个头。

“即便她没认出来，”卡米尔打断他，说，“也不代表就不是他！”

路易轻轻吸了口气。这种紧张不是他老大的习惯。看得出来，调查不是很顺利。这时候说什么他都听不进去……

“当然，”路易附和着他，“即便她没认出来，凶手可能还是阿福奈尔。只不过他现在依然销声匿迹。我已经联系了负责一月份的抢劫案的警员——顺便说一句——他们也觉得很奇怪，为什么这起案子没有一样交给他们做……”

卡米尔摆摆手，不关他事。

“没有人知道他们一月之后在哪里见过面，我们猜测可能是国外，靠近蔚蓝海岸。杀完一个人之后，尤其是在他就想金盆洗手的时候，可以理解他要十分小心谨慎，即便是他的亲信看起来似乎也不知道他的情况……”

“‘看起来’……”

“是的，我也觉得奇怪，可能有人已经见到了他们，人总不可能一夜之间人间蒸发。令人震惊的是他突然又回来了。我们得想想他可能会躲在什么地方。”

“那群逃逸的家伙被找到了？”

“信息收集完全处于公开状态。那些洗劫商场的混混已经被发现了，但是那些专业大盗，他们只会在最确定的情况下行动，也就是说只有赃物的价值够得上万一被抓会判的刑罚时，他们才出手。所以警方最关心的始终是更多的信息来源，游戏往往从这里开始。关于莫尼尔长廊的事情，已经确定，那个迟到的女售货员和事情没有牵连。”

所以，当然，事情很明显。

“我们也要问问弗莱斯提尔女士那天在那里干什么吧。”卡米尔说道。

问题只是走个形式，毕竟说到底，这样的问题也不指望会有个答案。他问她也只是出于职责，因为正常情况下他们都得这么问，就这么简单。他从来搞不清楚安妮的日程表，她什么时候会在巴黎，哪几天不在，他努力试图记住她的行程，他们的约会，但最后只限于记住她今天晚上会不会在，或者明天在不在，再之后就是个谜了。

然而路易·玛利亚尼是个好警察。有条不紊，智商超群，教育程度远远高于他的职位所必需，还直觉灵敏，还有……还有……还有，非常多疑。很好。作为一名警察，这是最基本的素质。

比如，当分局长米夏尔女士不相信阿福奈尔扛着猎枪来过医院、进过安妮的病房时，她只是有点将信将疑；但当她问卡米尔在搞什么，并且强调她和媒体的关系时，她就是非常多疑了。或者，当卡米尔总在心里偷偷暗想，安妮会不会除了劫匪的脸，还在现场看到了什么而没有说时，他也是多疑的。

如果让路易询问一个被卷入抢劫案的女人，他会问她为什么恰巧在那时候出现在事发现场。工作日的一天，她本应该工作。而且是在商场刚刚开门的清晨，这意味着那时候几乎没有别的行人，没有别的客人，只有她。他本该可以问她的，但不知道为什么，问她的总是他老大，简直让人相信其中有某种维护。

所以路易没有问她，他用了另一种方式。

卡米尔已经问完了问题。形式走完了，他正准备着手下一件事，却被路易一个手势拦了下来。他伸出手臂，在地上一个袋子里冷静地摸索了好一会儿。他从里面拿出一份文件。一段时间以来，卡米尔总是要戴一副老花镜来念东西。“通常情况下，”卡米尔自言自语，“不久就会变成老花眼了……但是，我几岁了呀，路易？”他就像有个儿子一样，他总是记不住自己的年龄，一年要问他至少三次。

这份文件是德福赛首饰珠宝店的招牌的复印件。卡米尔戴上了他的眼镜，他读道：“安妮·弗莱斯提尔。”这是一份奢侈品手表的订单，八百欧元。

“弗莱斯提尔女士来取她十几天前订下的一块手表。”

珠宝商要求了十几天的延期交货，只为了做这个篆刻。文字在订单上显示着清清楚楚的大写字母，在这样价格的礼物上，不能有任何差错，名字如果有一点拼写错误……想象一下客人看到手表时的表情……他们甚至还让她自己亲手书写，这样如果有任何问题他们也不会有任何麻烦了。所以文件上清晰显示了安妮的大写字母手写体。

手表背后刻着名字：“卡米尔”。

沉默。

两个男人摘下眼镜。他们如此默契的动作反而强调了这种尴尬。卡米尔没有抬眼，稍稍把订单往路易那里推了一下。

“这……是一个女性朋友。”

路易点点头，一个女性朋友，好吧。

“亲近的。”

亲近的。好吧。路易理解，他老大一辈子都在迟到。在范霍文的人生中，他总是踩不准节奏。即便是最快的节奏，也是他的短腿的最快节奏。

卡米尔和伊琳娜还在一起，已经是四年前了。路易和伊琳娜也很熟悉，互相也很喜欢对方，伊琳娜叫他“我的小路路”，问起他的性生活，她总是让他耳根子发红。后来，在伊琳娜去世之后，路易总是去他在的小诊所看他，直到卡米尔有一天跟他说他还是喜欢一个人待着。后来他们也只是远远地遇到过几次。几个月后，分局长勒冈不得不下指令让卡米尔归队，强制性地让他去负责处理一些烫手山芋，一些谋杀案、绑架案、非法囚禁案、性侵案……他也要求路易重新归队。从卡米尔还在诊所的那时候，到今天，路易不知道卡米尔都经历了些什么。然而，在一个像范霍文这样有规律的男人的生命里，一个女人的闯入应该会有不少迹象的显现，在他行为的细微变化中，在他的时间安排中，所有这些细节路易都很敏感。但他什么都没看出来，什么都没感觉出来。直到今天，他还是会说，在范霍文的生活中即便有女人出现，那也是无关紧要的，因为如果是一段热烈的爱情关系，在一个内心深处绝望至极的鳏夫的生命里，那应该是另一番极致恢宏的模样。然而，今天，他所展现的这种狂热和激愤……有一个相反的结论路易实在不能忽略。

路易看看他的眼镜，放在桌上，像是他在等待有什么东西能让他更好地看清局势一般：所以卡米尔有一个“很亲近的女性朋友”，她叫安妮·弗莱斯提尔。卡米尔清了清嗓子。

“我不希望你插手这件事，路易。我已经喘不过气来了。我不需要有人提醒我违反了规矩，我不在乎，就我一个人。你不应该来分担这个风险，（他盯着他的助手）我只要求你给我多一点的时间，路易。（沉默）在米夏尔发现我为了处理一个亲近的人的案子对她撒谎了之前，我必须尽快解决这件事。如果我能尽快抓到那些人，这件事就会成为过去。至少我们不用再为此操心了。但相反，如果这件事拖得太久，半路有人来阻拦我，你知道，那她将会经历一场难以想象的混乱。你没有理由被我拖下水。”

路易看上去心不在焉的，他一脸沉思地环顾四周，像是在等一个服务员给他下单。最后，他痛苦地笑了一下，指指那张复印件。

“这对我们也没什么帮助。”他说（他说话的口气像一个渴望得到工作却又深受打击的人），“您不觉得吗？卡米尔，这个名字太常见了。甚至我们都不知道它指的是一个男人还是一个女人……”

卡米尔没有回答，路易继续说道：“您希望我们拿它怎么办？”像是总结发言。

他束了一下他的领结。

用左手拢了一下他的刘海。

他站起来，把文件留在了桌上。卡米尔把它收了起来，卷成一卷放入了他的口袋中。

13:15

身份鉴定科的技术人员刚刚结束了任务准备离开医院。他说：“非常感谢，我相信我们已经非常出色地完成了任务。”

这话他已经说成了习惯，不论结果会是怎样。

尽管会头晕，安妮还是站了起来，转身去了盥洗室。她无法抗拒内心的渴望，她需要看到自己，她需要确定损伤的面积和严重程度。脑袋周围的绷带已经拆了下来，只露出了她脏脏的短发，为了能够缝针，它们两侧都被剃光了。像是脑袋上的两个洞。下巴下面也有针迹。今天，她的脸看起来更加臃肿了。就是这样，最初的几天，大家都跟她反复说着相似的话，说她的脸有点肿，是啊，我知道，您已经跟我说过了，但妈的没有人告诉我它到底有多肿！它肿得像个羊皮袋，整个脸都充着血，像是一个喝醉了酒的人。一个女人被打成这样的脸让人联想到衰老，安妮感到一阵强烈的不公感。

她用指尖摸摸自己的脸颊，这是一种沉闷的、蔓延开来的隐痛，像是永远不会退去了一般。

她的牙齿，我的老天啊，让她感到悲从中来。不知道为什么，她感觉这就像有人把她的一个乳房给切除了，她感觉自己是残破的。她已经不是她自己了，不再完整。他们会给她装上假牙，她再也不会有相同的知觉。

现在，好了。她刚刚进行完凶手指认工作，翻阅了几十张照片。她完全遵照他们的要求来做，表现得非常听话，很守纪律，如果看到她认识的照片，她就伸出食指。

他。

这一切会怎样收场？

卡米尔一个人没办法很好地保护她，但在面对一个决心要杀她的男人时，她还能指靠谁呢？

或许，只有想快点结束这件事的人才可以。像她自己一样。每个人都想结束悲剧，以他们自己的方式。

安妮抹掉眼泪，找着纸巾。擤鼻涕是个大工程，毕竟她的鼻骨碎裂了。

13:20

由于经验老到，我几乎总能得到我想要的。目前，我费上了大力气，因为我很急，也因为这是我的天性。我就是这样，急迫又有效率。

我需要钱，我可不想损失我好不容易得到的财物。这笔钱对我来说就像退休金，但又比退休金保险多了。

我不会让任何人毁了我的未来。

所以，我要排除一切隐患。

步行加开车，我对地形进行了二十分钟的仔细观察。没有人。我又花了十几分钟时间用望远镜观察周边情形。我发了一条短信来确认我已经到了，然后加快脚步穿过工厂，靠近卡车，打开车子后门，我上了车，立刻关上门。

车子停在一片废弃工业区里，这家伙总能找到这样的地方，我不知道他是怎么做到的。比起搞军火，他以前更可能是拍电影的。

卡车里收拾得极有条理，像走进了一个程序员的脑袋，一切都在它该出现的地方。

收赃人给了我一小笔提前付款，这应该是情势所允许的最大限度了。利率低得想让人往他两眼之间打上一枪，但我也没办法，我想快点了结：我暂时放弃了莫斯伯格，选择了一把六发的步枪，一把口径7.62的M40A3。

这个女人已经见识过我的厉害了。

现在，我们要速战速决。她需要强烈的感觉。

13:30

就是文森特·阿福奈尔。

“受害人非常确定。（科里茨托菲雅克，那个身份鉴定科技术员，在小房间里和卡米尔和路易碰了头。）她记忆力很好。”他非常满意地说。

“然而，她也没有见他们太久……”路易冒险说。

“也可以说是足够长了，这取决于当时的环境和情形。有些证人可以看着一张照片上的头像好几分钟，却在一小时后就忘得一干二净。而另一些可以只看见一张头像一分钟，却把他们的面貌深深烙在脑海里，没有人知道为什么。”

卡米尔没有反应，他感觉对方说的就是他：他在地铁上随意看到一张脸，两个月后，他可以给你画出那张脸，细致到最微小的皱纹。

“有时候，”科里茨托菲雅克继续说道，“有些人会排斥那些记忆，但一个把你往死里打的人和一个从车里对着你连开好几枪的家伙，你还是会有倾向把他好好记下来的。”

如果他的话里带着一丝幽默感的话，没有人能清晰地感受到这种幽默。

“我们按照年龄、身形等都筛选过了。对她来说毫无疑问，就是阿福奈尔。”

他的屏幕上显示了一张男人的照片，六十多岁，身材高大，脚上绑着链条，应该是被逮捕时拍的。“一米八零。”卡米尔估计他的身高。

“一米八一。”路易看了看写着体貌特征的资料纠正他。路易太了解他老大了，哪怕是他不说话的时候。

卡米尔想象眼前这个照片里的男人就是在莫尼尔长廊抢劫的男人，蒙着面，扛着枪，向安妮射击，在此之前，他还对安妮进行了暴击，对准她的脑袋、肚子……他咽了咽口水。

照片上的男人肩膀很宽，脸形瘦削，头发花白，眉毛细长、发白，这使他的眼神看起来更为老实，像是没有任何企图。一个老人，和别人没什么不同。一个害羞胆小的人。卡米尔像是被照片催眠了一般，路易看着他老大的手，它们在颤抖。

“其他的呢？”路易问。他总是乐意接受其他可能性的存在。

科里茨托菲雅克往屏幕上又换上了另一张照片，一张又肥又红的毛茸茸的脸，眉毛粗厚，眼珠漆黑。

“弗莱斯提尔女士对这张照片稍有迟疑。我们很可以理解，对我们来说，他们看起来都挺相似的，有时候会看花了眼。她看了不少照片，又回到这张；她还想多看几张，但她总是回到同一张。我们可以把它看作是高度可能的照片。他叫度桑·哈维克，是个塞尔维亚人。”

卡米尔抬起头。事情越来越清晰。路易已经开始在他的键盘上打下诉状：

“度桑·哈维克1997年定居法国。（他拼命翻阅着文件）一个经验老到的家伙，（路易一定是有一目十行的本事，而且他读完信息还得整合）曾被逮捕两次，指控不够有力，又被释放了。他为阿福奈尔工作不是没有可能。小流氓总是成群扎堆，而真正的专业高手总是稀少的，圈子其实很小。

“他呢，他在哪里？”

路易做了个回避的手势。这……自从一月起，再也没有任何动向，完全销声匿迹了。身上还背着个杀人案和四起入室偷盗案，他倒是很会找时机避风头。这帮人的再次出现是相当令人惊讶的，尤其还在同一个组织中。他们旧账还在，居然又卷土重来……简直不可思议。

回到安妮。

“她的证词可靠程度是多少？”路易问。

“和通常情况一样，层层递减。第一个是最可靠的，第二个比较可靠，还有第三个，估计已经不太靠谱了。”

卡米尔已经完全神游出去了。路易尽可能地拖延时间，因为他希望他的老大能重新恢复冷静，但在技术人员离开时，路易知道他的努力都白费了。

“我一定要找到这些家伙。”卡米尔双手冷静地放在桌子上，“我必须立刻找到这些家伙。”

专业的姿势。路易表示同意，心里思忖着：这股盲目而巨大的能量背后，是什么动力在支撑着他？

卡米尔看着那两张肖像。

“这个，”他指着阿福奈尔的肖像说，“我要先找到他。真正的威胁是他。我负责找他。”

他说这些话的时候，语气中带着一种坚决，以至于曾经见识过他这种坚决的路易像是预感到了一场悲剧。

“您听我说……”他开口了。

“你，”卡米尔打断他，“你负责那些塞尔维亚人。我会去和法官和米夏尔见面，我会得到他们的允许的。与此同时，你去联系所有联系得上的人员。以我的名义打电话给儒尔丹，让他给我们派人。也见一下阿诺尔，问一下所有人，我很快会需要增派人员。”

在这一连串不明确的决定面前，路易拢了一下他的刘海，还是用左手。卡米尔看在眼里。

“照我说的做，”他声音温和，“我负责，你不用担心……”

“我不担心。只不过，我不是特别理解。”

“你已经完全理解了，路易。你还要理解什么？你希望我跟你说些什么来让你理解？”

卡米尔嗓音低沉，几乎要把耳朵凑过去才能听得清。他把他滚烫的手放在他助手的手上。“我不能有任何闪失……你明白吗？（他很受触动，但还是保持着克制）所以，这将是一次大规模追捕行动。”

路易点头表示明白：“好的，我不确定我都理解了，但我会按照您的要求去做。”

“线人，”卡米尔说，“是那些告密者、妓女，最重要的，我们要从那些非法人群着手。”

那是一些非法移民，警方知道他们的存在，也给他们编了号，但对他们的身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因为他们是一个重要的信息来源。信息，或者是回程机票，不论哪个都是相当昂贵的。如果那个塞尔维亚人和他的团伙始终保持联系（难道会不保持吗？），那么盯上他就是一眨眼的工夫。

他二十四小时前刚刚犯了一起入室盗窃罪……如果在犯了四起入室盗窃案和一起谋杀案之后他还没有离开法国，一定是因为他有绝对的理由需要待在这里。

路易拢了拢刘海，这次用的是右手。

“你准备好随时紧急行动，”卡米尔总结说，“一旦我得到他们的许可，我就给你打电话。我半路跟你们会合，但你可以随时联系我。”

14:00

卡米尔在屏幕前。

文件：“文森特·阿福奈尔”。

六十岁。因为各项叠加的罪名，他生命中差不多十四年是在监狱里度过的。年轻时，他就没少尝试（入室偷盗、敲诈勒索、拉皮条），但他真正发现自己的“天赋使命”，是在他二十五岁的时候。1972年，他在皮托镇上持枪抢劫了一辆皮卡车。这让人有点惊讶，警察们咽了咽口水，一人受伤，判了八年监禁。他在里面蹲了五年多，然后从经历中吸取了教训：这个工作真是合他的心意。他只是过失犯罪，我们没有再把他抓回去。事实上也不是，我们还是抓了他几次，但他只受到了非常轻的判刑，这里蹲两年，那里蹲三年。总的来说，还算是一个很好的职业生涯。

而且在1985年之后，他再也没有被逮捕过。在他成熟之后，这个阿福奈尔练就了一身炉火纯青的技艺：他被怀疑参与了十一项入室盗窃，但因为缺乏证据，加上他总能搞到确凿的不在场证明和铁铮铮的证词，他从未被真正逮捕，甚至连拘留审讯都没有。简直是个艺术家。

阿福奈尔是一个大佬，一个真正的大佬。他总是消息灵通，总是准备精心充分，一旦行动，就激进奋勇。受害者们往往血流成河、严重受伤，甚至留下残疾，但他们不置人于死地。经历过阿福奈尔的人总是一瘸一拐的，更别提身上脸上的伤痕，没个好几年根本别想好。

他的方法很简单：只要随机挑选第一个到场的人，唬住他或者她，其他人紧接着立刻就会明白局势了。

而昨天，第一个到场的人，是安妮·弗莱斯提尔。

莫尼尔长廊事件，和他脱不了干系。卡米尔一边翻阅着之前案件的审讯记录，一边在他的速写本边缘速写着阿福奈尔的脸。几年来，阿福奈尔靠着他培养的十几个兄弟过活，他有什么需求，他们总是随叫随到。卡米尔飞快地计算了一下，他的行动结束后，总是平均有三个人身陷囹圄，在判决前，或者某种特殊情况下。阿福奈尔却总是能非常侥幸地不受牵连。但在抢劫团伙中和在所有公司里也是一样的，最难找到的是那种稳定又有品质保障的员工。而且在这个领域，就技术而言，废物甚至更多。几年里，阿福奈尔团伙前前后后损失了至少有六个人，两个因为谋杀罪被判终身监禁，两个在行动中被当场击毙了（是一对双胞胎，他们俩从生到死都是如影随形），第五个是因为从摩托车上摔下来，现在还在轮椅上坐着，最后一个在一场科西嘉岛上的赛斯纳飞机失事中失踪。对于阿福奈尔来说，这是一系列的惨痛回忆。不管怎么说，几个月来他的确没有犯什么事儿。大家都同意一个合理的解释：阿福奈尔应该已经有了足够的积蓄，终于可以退休了。珠宝店店员和客人们终于可以给他们的主保圣人点点蜡烛了。

因此，去年一月的四起抢劫案可以称为一个惊喜了。尤其就规模来说，它们在阿福奈尔的职业生涯中是十分罕见的，连环作案在抢劫案中也是少有的。正常人很难想象一起抢劫案中所需要的体力，花费的精力，更别说是以阿福奈尔那种粗暴专横的方式。而且还需要精心的组织：当你计划一天之内抢四家店铺时，你必须保证四家店差不多在同一时间都是开门营业的，距离也是要在可操作范围内的……总之，需要一系列有利条件的结合。所以它的惨淡收场也在意料之中。

卡米尔让人不断播放着受害者照片。

首先是那天的第二起抢劫案目标。莱纳街上的珠宝店，一张二十五岁左右的年轻店员的脸，在这些专职大盗到来之后，被打得变了形……和他比起来，安妮已经算是好的了。他昏迷了四天。

第三起抢劫案中是一位客人。算是吧。与其说他是卢浮古董店的客人，更不如说他是一个被打破了喉咙的受害人。文件明确显示“伤势非常严重”。从他的头部来看，简直已经不成人形（他也和安妮一样，脸部受到多处暴击）。没有人会对结论有任何异议：伤势非常严重。

最后一个受害人，是那个在赛弗尔街上，在自己的店铺中躺在自己血泊里的珠宝商。更确切地来说，是两颗子弹正中胸膛。

这一点在阿福奈尔的职业生涯中也是罕有的。直到那天，他的作案行动从来不包括杀人。除了这一次。没有了老团队，他不得不从市场上找些人员来凑。他选择了塞尔维亚人。这不是什么太好的主意，虽然他们是很有勇气，但是性情易怒。

卡米尔看着他的簿子。中间是文森特·阿福奈尔的脸，那是他照片的复印件；在它周围，全是卡米尔的涂鸦——他的受害者们。其中最让人触目惊心的是安妮，那是凭着他第一次进入她病房时的印象而画的。

卡米尔把这一页撕了下来，揉成一团扔进了垃圾桶。然后他写了两个字，概括了他对形势的分析：

“紧急。”

阿福奈尔去年一月没有退休——而且还临时组了一个队伍——至今也没有一个准确的理由。

除了需要钱，看不出还有什么别的理由。

紧急，也因为阿福奈尔不仅仅是要重出江湖，他还要利益最大化，甘愿冒着极大的风险也要作四起连环抢劫案。

紧急，更是因为在一月的重大收获之后，他突然就有了二三十万欧元的入账，而六个月后，他又回来了。阿福奈尔的复兴。如果这一次他没有虏获他期望中的数目，他还会卷土重来，牵扯到更多无辜。谨慎起见，还是应该把他早点缉拿归案。

任何人都会察觉到这种威胁。卡米尔不知道它在哪里，但它就在那里。什么东西卡在了那里。某个地方，某个事件。

卡米尔足够聪明，他知道，要逮捕像阿福奈尔这样的人太困难了。所以目前来说，最快的也是最有效的方式，可能就是找到哈维克，他的同党。

希望抓到哈维克之后，可以起个头，顺藤摸瓜追捕到阿福奈尔。

为了能让安妮活下去，必须抓到哈维克。

14:15

“你觉得这……合适吗？”法官佩莱拉在电话里说道，声音充满了担忧，“您要搞的简直是一次大围捕啊！”

“不，法官先生，不是大围捕！”

卡米尔有点想笑。但他憋住了，因为法官太敏锐了，他不会掉入他的陷阱的。但他也的确太忙了，所以像卡米尔这样经验老到的警察向他提议时他一般会选择信任。

“相反，”卡米尔恳求说，“法官先生，这会是一场很有针对性的行动。我们知道哈维克的三四个亲信，他可能会在一月的谋杀之后找他们寻求帮助，我们只需要找到他们。”

“米夏尔分局长怎么说？”法官问。

“她同意了。”

卡米尔又撒了个谎。

他还没有和她说过这件事，但他确保她会同意。这是所有管理方法中最老的套路：跟一个说另一个同意，反之亦然。就像所有那些老掉牙的技术一样，它也很有用。好好用的话，可以充分展现什么叫兵不厌诈。

“那么好吧。好好干，警官。”

14:40

大个子警察沉迷于他手机里那个考验耐心的游戏，直到他要看守的人已经完全从他身边走了过去，他才反应过来。他匆忙起身，边叫唤着边追上去：“女士！”他忘了她的名字，“女士！”她不转身，只是在经过护士办公室门前时稍稍停留了一下。

“我走了。”

声音很轻，像是在说“再见”“明天见”一般。大个子警察加大脚步，提高嗓门。

“女士！”

值班的是那位打着唇环的女护士。就是那个相信自己看到了猎枪的护士，虽然最后她妥协了，说也不确定。她一言不发地追了上去，超过了大个子警察，一副势在必得的样子。学校也教会了她坚定果断，不管怎么样，待在一家医院里六个月，你会变得无所不能。

她追上了安妮，抓住她的手臂，手势轻柔。安妮也早料到了一些困难，停了下来，转身。对于那个年轻姑娘来说，病人的决心把问题变得棘手，她杵在那儿像是扎了根一样。对于安妮来说，是女护士的说服力使她的决定变得艰难。她看看姑娘的唇环和她几乎剃光的脑袋，她的五官里透着一种和善、脆弱。她长着一张很普通的脸，但眼神里有种驯养动物般的温顺，是那种能把人融化的柔顺，而她也很会利用这一点。

没有正面冲突，没有谴责，没有道德绑架，直接就从另一个角度开始。

“如果您要离开，我首先得为您把针线拆了。”

安妮摸摸她的脸颊。

“不，”护士说，“不是这些，这些现在还不能拆。不，是这两个。”

她把手伸向安妮的脑袋，手指非常轻柔地放在一片区域上，很专业地看向安妮，微笑，默认她的提议算是被接受了，于是就扶着安妮往房里回去了。大个子警察退了几步，不知道是不是应该通知他的上司。他只是跟在这两个女人背后走着。

他们半路停了下来，停在护士办公室对面，是一间小房间，用来做门诊医疗的。

“您请坐……（护士找着器材，又温柔地说了一遍）请坐……”

警察待在门外，在走廊上，腼腆地不敢往里看，像是她们俩是在女厕所一样。

“嘶……”

安妮立刻就跳了起来，然而年轻护士连指尖都还没碰上她的伤口处。

“我弄疼您了吗？”护士一脸担心，“这没有理由啊，我只是按了这里和这里来拆针线。最好还是等医生来看看吧，他可能会让您再做一个射线检查。您没有发烧吧？”她摸摸安妮的额头，“没有其他不舒服吧？”安妮意识到护士的缓兵之计，她把她带来这里，让她坐下，孤立无援，然后重新送回到她的房间。她又开始反抗。

“不，不要看医生，不要做检查，我要离开这里。”她边说着边站了起来。

大个子警察把手放在他的工作手机上，不管怎么样，他都要打电话给他上级请求指示。杀手随时可能会全副武装地出现在走廊另一头，他也要做好准备。

“这样太危险了，”女护士忧心忡忡，“如果有什么感染的话……”

安妮不明白她应该如何解读她这句话，是真有这样的危险，还是仅仅为了把她囚禁起来。

“哦，对了（护士切换了话题），您的治疗还没有完成吧？您要求什么人给您拿来您的资料信息了吗？我还是觉得应该让医生来给您做个快速的射线检查，这样您也可以尽快出院。”

她的语气非常简单随和，这使得她的提议听起来像是个又好又合理的解决方案。

安妮筋疲力尽，她说“好”，便朝着房间走去。她的脚步沉重，感觉几乎要昏倒。她体力不支，总是很容易疲劳，但她想着别的事情，刚刚从她的脑子里冒出来的事，它既不是和射线检查有关，也不是和治疗有关。她停下来，转过身：“是您看到了持猎枪的男人吗？”

“我看到一个男人，”那个女孩针锋相对，“不过没看到猎枪。”

她早就等着这个问题了，答案只是一个套路。从谈判开始，她就感觉到这个病人的叫喊是发自内心的恐惧。她不是想离开，她是想逃跑。

“如果我看到一杆猎枪，我早就说了。而且可能您也早就不在这里了。我们可不是什么乡村医院。”

年轻，却非常专业。安妮一个字都不信。

“不，”她盯着她的眼睛，说，“您只是不确定罢了，仅此而已。”

她还是回到了房间，感到头晕目眩。她高估了自己的力气，她已经精疲力竭，需要躺一躺，需要睡眠。

护士关上门，若有所思。是啊，那个访客，那个东西，雨衣底下藏匿着的，又长又僵直的……到底是什么呢？

14:45

分局长米夏尔的大部分时间都花在了会议上。卡米尔询问了她的时间表，约见一个紧接着一个，会议也是接二连三。形势非常理想。卡米尔不到一小时在她手机上留了七条言。“重要”“紧急”“优先”“迫切”。他在这些消息里几乎用完了他所知道的“紧急”的同义词，把压力最大化，等待着一个有攻击性的回复。然而分局长语气特别耐心，极有分寸。她比卡米尔想象得敏感细腻多了。在电话里，她轻声细语，可能刚刚走出会议室，还在走廊上。

“法官同意您武装登陆了吗？”

“是的，”卡米尔说，“但也不是什么‘登陆’，我想说，从严格意义上来说，我们会……”

“警官，您有多少目标，确切一点来说？”

“三个。但您知道是怎么回事，总是一环套一环的，一定要趁热打铁。”

当卡米尔用上一个谚语，不管是哪个，说明他就是想结束这个话题了。

“啊，这个，‘趁热打铁’……”分局长在心里权衡着利弊。

“我需要一些人手。”

总是回到同样的问题上——资源。米夏尔长舒了一口气。但往往是你手头最紧的时候，别人最急着向你索要。

“不需要很久，”卡米尔恳求，“三四个小时。”

“针对三个目标？”

“不，针对……”

“我知道，趁热打铁……但老实说，警官，您就不担心适得其反吗？”

米夏尔非常了解这规律。趁热打铁往往打草惊蛇，目标人物溜之大吉，你越是追捕，概率越是微渺。

“就是因为这样，我才需要人手。”

这样的对话可以持续几个小时。事实上，关于范霍文要搞的那一场大围捕，分局长完全是不当回事的。她所有的举措都只有一个目的，就是做出相当的抵抗，以便于到时候能说“我早就和你说了”。

“既然法官同意了……”她终于松口，“那就和您的同事商量商量吧，如果您可以办到的话。”

抢劫的职业看起来和电影演员有点像，你花大量的时间等待，然后只需几分钟就完成了一天的工作。

所以我等着，计算着，预计着，在已有的经验中搜索着可以借鉴的信息。

如果她的健康允许，警察们应该已经让她指认了凶手。不是今天就是明天，只是个时间问题。他们会给她看照片，如果她是个好公民，也有着良好的记忆力，他们应该很快会发动搜捕。目前对他们来说最简单的应该就是追捕哈维克。如果我是他们我就这么干，因为这个行动是最安全也最简单的。我会在走廊上放上捕鼠器，然后在大门口埋伏，准备狠狠一击。我会制造点骚动，搞点威胁，这简直和当警察一样老掉牙。

最好的瞭望台当数卢卡家了。唐吉尔街，塞尔维亚社区的高层聚集地。他们就像是黑社会的大佬们，花大把的时间在那里玩牌、飙车、疯狂抽烟，就像得了荨麻疹而休养的养蜂人。他们喜欢让自己消息灵通，一旦有什么重要事件，就立刻会有电话通知他们。

15:15

范霍文决定行动。所有人都蓄势待发，人数好像还有点过剩了。

根据分局长的指令，卡米尔扩大了调动范围，几乎把所有当下能征集的人员全都征集过来了。他在路易焦虑的眼皮底下打了几通电话，他向朋友们进行了求助，他们给他派来了人手，这里一个，那里一个。一开始只是小工程，但最后队伍发展得越来越壮大。没有人知道卡米尔是以什么身份在那里的，但大家也不问。卡米尔用一种权威的口吻给出指令，不得不说的是，这感觉很滑稽。大家把旋闪灯挂上车顶，火速穿过马路，他们要招摇过市，震撼大街小巷，吓唬吓唬那些毒贩子、扒手、旅店老板和拉皮条的。妈的，他们之所以做警察，也是因为想圆自己的牛仔梦。卡米尔说，行动最多就几个小时，整点儿大动静，然后就回家。

总有些同事持着怀疑态度，卡米尔也很紧张。他给出了千万个理由，但却没有进一步的解释。他所准备的不完全是大家之前理解的。他们以为只是同时对三个目标人物下手，没别的了，没想到卡米尔组织了这么大一场追捕行动。他总是要更多的人，没有人知道他到底找了多少人。大家都忧心忡忡。

“如果我们找到那些人，”卡米尔解释说，“一切都会迎刃而解，上级也会以我们为荣，我们会把奖牌分发给每个队伍的头儿。然后嘛，呃，这也就是几个小时的事情，如果我们工作得当，在上头问你们在哪个酒馆喝小酒之前，你们已经回到了办公室。”

不需要再多说什么，他的同伴们都已经向他屈服，并且给他增派了人手。警察们上了车，卡米尔打头阵，路易守着电话。

说到小心谨慎，卡米尔不是一个好的典范。而这恰恰就是他的目的。

一小时之后，在巴黎，就连一个出生在萨格勒布和莫斯塔尔之间的小混混都会知道这场疯狂追捕哈维克的行动。他躲在某个地方。警方已经搜寻了所有走廊、所有隧道，问了所有妓女，总之警方搜寻了所有非法移民喜欢的藏身之所。

这是休克疗法。

警笛呼啸着，旋闪灯的灯光扫过建筑物外墙，在两头封锁住了在巴黎十八区的某条街道。三个男人企图逃跑，又被抓了回来。卡米尔站在一辆车子边，一边看着这一幕，一边和另一个团队在电话上接洽，他们正在包围一家二十区的破酒店。

卡米尔要是仔细想想，可能还会感到一丝惆怅。

以前，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称它为范霍文缉查队的“大部队”时代——阿尔芒总是把自己锁在资料室里，从相关案件里找出几百个名字，把它们一一列在大大的方格纸上，而两天之后，你会看见只剩两个有可能的名字。那段时间，一旦路易转过身去，马勒瓦勒就到处插科打诨，挑逗姑娘，但当你正要呵斥他的时候，他又会展现出他极高的办事效率，并且给你递上一份最终证词，让你可以少忙活三天。

卡米尔试着不去回想，他要集中精力在当下的任务上。

他在警员们的帮助下手脚并用地在那里爬着宾馆破破烂烂的楼梯。警员们已经从走道进入宾馆，撵走那些羞愧难当的有妇之夫，叫起那些躺在下面的妓女，他们要找度桑·哈维克，他、他的家人，都可以，哪怕是一个表兄弟也都是好的。然而都没有，他们根本没有听过这个名字。警察们在那里一一问询着，客人们匆忙间套上自己的裤子，想偷偷摸摸地溜出宾馆，生怕自己被牵连进去。那些姑娘裸着身子，她们的胸脯都很小，简直像是没有发育好，髋骨也明显地凸起。她们完全没听过哈维克这个名字。度桑？其中一个姑娘又问了一遍，好像是连这个名字都听不懂似的。尽管如此，看得出来，她们还是很害怕。卡米尔说：“把她们带走吧。”他想吓唬吓唬她们，不需要太多时间，两小时，三小时吧，如果一切顺利的话。

更远一点，城北一栋郊区小房子前，四名警察正在电话里跟路易确认一个地址，接着他们就门也不敲地进去了，手里拿着武器，不可一世的样子。他们找到了两百克大麻。没有人认识度桑·哈维克。他们把全家人都带走了，只留下了几个老人，尽管如此，带走的人也算多的了。

警车呼啸而过，开车的是个好手，一直用着四挡飞驰，卡米尔坐在车里，一直在和路易保持通话。由于不断地在给各个分队下指令和施压，卡米尔把他的焦躁传递给了每个人。

他们把三个科索沃年轻人带到了十四区的警察局，他们表示不知道度桑·哈维克。那就走着瞧。等待的时候，看来要稍稍动一动他们，直到他们把消息放出去：警察在找哈维克。

卡米尔被通知说两个从波扎雷瓦茨来的扒手已经被抓进了十五区的警察局。他问路易，路易在查看塞尔维亚的地图。波扎雷瓦茨是塞尔维亚东北部的一个城市，哈维克来自艾莱米尔，在最北部，但谁也不知道他们之间具体有没有关系。卡米尔做了个手势，开始行动。先吓唬一下他们，震慑住他们。

电话里，路易回答大家，异常平静。他的大脑里呈现出巴黎地图，区域划分清晰，可以提供信息的可疑人群也等级分明。

有人问了卡米尔一个问题，提了个大概的想法，他思考了四分之一秒，回答说是的，于是他们又拘留了地铁上的手风琴手。他们被直接叫上列车，然后又被踢下车。警察们在他们的口袋里塞了小布袋子，里面夹着一点零钱。度桑·哈维克？手风琴手们眼神呆滞。一个小警员随手抓了一个手风琴手的袖子，那家伙摇摇头。卡米尔眯着眼睛：“给我把他送回去。”说完，他往地铁站外走去，因为在下面手机没有信号，他想知道进展如何。他神情焦虑地看看手表，什么都没说。他在想还有多久分局长米夏尔会找上他来。

警察们毫无预警地到达了卢卡家，已经一小时过去了。他们只把三个男人中的一个带上了车，也不知道是按什么标准来筛选的，可能警察自己也不是很清楚。总之，目的在于制造恐怖。但这只是个开始。我的计算还算精准，不到一小时，整个塞尔维亚人社区就会像个袜子一样被翻个底朝天，老鼠们会开始四处乱窜，寻找出路。

我，只要一只，度桑·哈维克。

现在行动已经开始，没时间浪费了。是时候穿过巴黎了，我准备好了。

十三区的一条小路，在查尔匹耶街和费迪南-康赛耶街之间，是一条小巷子。有一栋楼，一楼的窗户都被封上了，原来是门的部分被烧焦了，看上去已经年代久远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块被雨水侵蚀的胶合板，没有锁，没有门把手，整日整夜发出吱吱呀呀的声响，直到有人把它固定住。有人进入时，它又开始没完没了地发出声响。这里的人络绎不绝，瘾君子，毒贩，临时工，还有一些拖家带口的无业游民。我守在这里，度过一个又一个白天（还有不少夜晚）却一无所获，我对这条街已经熟悉得跟自己的口袋一样。我对它恨之入骨，我可以毫不犹豫地把它彻头彻尾地炸了。

就是我把哈维克带回到这儿的，这个大个子度桑，一月份的一个夜晚，在我准备那场历史性大抢劫的时候。来到这栋房子面前时，他对我笑，咧开他那肥厚的红嘴唇。

“等我有个马子的时候，我就带她来这里。”

马子……天哪。法国人都不敢这么说话，他真是个塞尔维亚人。

“一个马子……”我说，“什么马子？”

这么问着，我扫视了一下这个地方，立刻就想象出他会带怎样的姑娘来这种地方，她会从哪里来，她会在这里做什么。应该是和哈维克一模一样。

“不是‘一个’马子。”哈维克说。

他看起来很乐意被看成一个花花公子，还对能说出很多细节而自得。所以需要理解的也很简单：这个来自巴尔干群岛的白痴在这栋废弃的、被私自占用的楼房里占了一个窝，就是为了招一些他能负担得起的廉价妓女来搞。

他的性生活最近看起来并没有增长多少，因为哈维克已经很久都没回过这里了——我很好地躲了起来暗中观察——他可能也不想回来。没有人会为了简单的肉体享受回到这种地方的，先不说他的马子什么的，只有当他走投无路才会回来。就是因为这样，如果我有点运气，如果警察们工作布置得当，他不该有别的出路。

如果他们部署得全面，哈维克可能会犹豫回不回来，但他很快会意识到，除了这个肮脏的藏身处，他去哪里都会被人盯上。

我拧开消音器，在隔层里把我的华瑟枪P99上了膛。现在我可以去喝几杯咖啡，但半小时内，我就要确保自己进入战斗状态。我必须回到这里，因为这个哈维克如果来了，我希望我是第一个迎接他的人。

这是我最后欠他的。

在警察局的一间房间里坐着一个大块头，他的证件显示他来自布亚诺瓦茨，路易确认了一下，是在塞尔维亚的最南部。度桑·哈维克，是他兄弟，他亲戚？我们并不那么挑。任何可以帮我们找到他的人，我们都欢迎。这个大块头甚至都不知道我们问了他什么，我们也不介意。一个警察往他嘴里塞了一块面包。度桑·哈维克？这次他明白一点了，他做手势表示他不认识这个人，于是又被塞了一块面包，卡米尔说算了算了，他什么都不知道。十五分钟后来了三个人，其中两个是他的姐妹。这简直让人难过：她们都还没到十七岁，没有任何证件身份，还在当妓女，如果付双倍的钱，甚至可以接受不用安全套。她们身材瘦小，皮包骨头。度桑·哈维克？她们也说不认识。没关系，卡米尔决定跟她们解释，他会关押她们法律允许的最长时间。她们抿着嘴唇，知道她们的皮条客会给她们被拘留相应时间的停工，她们不会跟钱过不去，钱是一定要有的。她们开始颤抖。度桑·哈维克？她们依然表示不认识，于是她们跟着警察走到警车前……在她们背后，卡米尔暗暗给他的同事做了个手势：放了她们。

警察局的走廊里都是喊叫、抱怨，那些会说一点法语的人威胁说要打电话给领事馆，好吧，随你们说，没人在意。还可以打电话给教皇呢，如果他是塞尔维亚人的话。

路易一直在打电话，分配命令，通知范霍文，调动队伍。他调动了一些人去城北和东北部。路易收集着情报，打听信息，做着调度。卡米尔又回到车里。目前还没有哈维克的踪迹。

那些女孩，她们都那么瘦吗？不，不完全是。住在一栋十一区拆除中的建筑里的这个三十多岁的女人，就是体形丰硕的。孩子们在哭，总共至少八个；孩子们的父亲穿着件汗衫，瘦得跟豆芽一样，不算高大，但还是足以俯瞰卡米尔。他留着一撮胡子。他们都留着胡子。他去翻五斗橱找证件，全家人都来自普罗库普列。电话里，路易说这个城市在塞尔维亚中部。度桑·哈维克？男人没说话，还在继续找着。不，千真万确。他们把他塞上了车，孩子们还扒着他的脚后跟。他们的生活就是这么戏剧化，一小时后，他们就会去到街上，在圣马丁教堂和布拉维耶尔街之间乞讨，举着一张硬纸板牌子，上面用毡笔写着法语，还带着拼写错误。

那些玩牌的人倒是消息非常灵通。他们的女人们在那里辛勤劳作，年轻一点的在外面拉客，还有一些在看孩子，而他们，在那里打牌聊天。卡米尔和三个警察一起找到他们，他们把牌往桌上一扔，一副懒洋洋的模样，这已经是一个月里他们第四次被打扰了。但这一次，有个小矮子，紧紧裹在他的大衣里，脑袋上戴着一顶大帽子，他一个一个盯着他们的眼睛看过去，像是要钻透他们的视网膜一般，神情粗野又坚定，看得出来，他是铁了心地要找到他。“哈维克？是的，我们认识，但也不熟，”他们面面相觑，“你呢，你见到过他吗？”“没有，”配上遗憾的表情，“我们也想帮忙的。”“是啊。”卡米尔说。他把最年轻的那个拉到一边，一个大高个，感觉卡米尔选他只是因为他个子高，的确如此，因为他只要一伸手就能捏到他的裆部。大个子屈着膝盖拼命乱叫，卡米尔在边上四处张望。哈维克？“他要是不说，那就是真的不知道，要么他的命根子早就完蛋了。”一个同伙冒险说道。大家哄笑，但卡米尔没有。他从楼里走出来，所有人都被警察带走了。

一小时以后，警察们低着脑袋下楼梯，去往地窖的通道的天花板太低了。下面大得像个货仓，但高度只有一米六。二十四台缝纫机，二十四个非法移民。里面大概有三十摄氏度，他们都赤裸着上半身在那里工作，没有一个超过二十岁。那些纸箱子里堆放着几百件打上鳄鱼标志的马球衫。老板想解释一下，被打断了。度桑·哈维克？这个当地手工艺作坊是被允许的，警方对它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因为老板经常提供很多信息。这一次，他眯起眼睛，像是在那里寻找着什么。等了半天，一个警察说他最好还是打电话给范霍文警官。

卡米尔到达前，警察们已经推倒了所有的纸箱，抓来几个有身份的，在给路易拼他们的姓名。那些年轻的工人贴着墙壁站着，像是马上就要融进墙壁里一样。警察到来的二十分钟后，地窖里面实在是太热了，他们被赶上楼，现在排成一排在街上，一脸受惊了、任人摆布的模样。

卡米尔几分钟后也赶到了。他是唯一一个不用低头下楼梯的。老板来自兹雷尼亚宁，离哈维克的城市艾莱米尔不远。哈维克？“不认识。”他说。“你确定？”卡米尔问。

能感觉到，这让他很不舒服。

16:15

我没有离开太久，以免错过朋友的到来。我也习惯躲起来抽抽烟，或者开窗让驾驶室透透气，但如果这个大个子哈维克想躲在这里，他最好快一点，因为他的老朋友快在这里累死了。

警察们正在上天入地地找他，应该过不了多久他就会回来了吧。

说曹操曹操就到，看那街角出现的是谁？我的朋友度桑的身影一眼就能从人群中认出来，像烟囱一样大，连脖子都没有，双脚外八字，像个小丑。

我把车停在了离入口三十多米的地方，离他刚刚出来的地方五十多米远。他走路的时候，我可以把他看得清清楚楚，他有点驼背。我不知道他的窝里有没有母鸡，但这只公鸡，看起来倒是有点忧心忡忡。

毫无英雄凯旋的神情。

从他的衣服（他穿的那件粗呢大衣看起来整整穿了有十年了）和他的破鞋子来看，不用说也知道，他是真的身无分文。

这真不是一个好征兆。

因为正常来说，一月的抢劫之后，他应该有钱去置办一身新行头。我完全可以想象他拿着一沓现金，去买下三套锃亮的成套西装、夏威夷衬衫，还有蜥蜴皮皮鞋。发现他还穿着流浪汉的衣服，着实让人担心。

一起谋杀案、四起抢劫案之后要寻得藏身之所，这里也是他的一个权宜之计，他的马子更是其中最明显的一个权宜之计。要在这种地方避难，那绝对是山穷水尽了。

很明显，他被人骗了。就跟我一样。这完全是可以预测的，但也着实让人沮丧。我只能将计就计。

毫不犹豫，哈维克推开那扇胶合板门，门又大力地弹了回来。这家伙手脚很重，甚至有点冲动暴躁。

也正是因为他的冲动暴躁，我们才会到这个地步。如果他去年一月没有往那个珠宝商的胸口打上两颗九毫米的子弹……

我小心翼翼地下了车，在他进门后的几秒钟到了入口处。我听到他沉重的脚步声在房子右边的某处响起。天花板上没有顶灯，关不紧房门的房间里透出灯光，把走廊照得昏昏沉沉。我跟着他上楼，踮着脚，走过一楼，二楼，三楼。这个地方的陈腐味闻起来真是可怕，尿味，汉堡味，还有粪便的气味。我听到有人在敲门，我待在楼下的楼梯转角。我不敢相信这里居然还会有其他人。看来这场会面可能会更加复杂一点。

楼上，一扇门打开，又合上，我上了楼，这扇门上倒是真的装了一把锁，但是那种老式锁，很容易就能撬开。在这之前，我先把耳朵凑了上去。我听到了哈维克的声音。因为抽烟，他的声音非常嘶哑。再一次听到这个声音，我感觉很奇妙。要找到他，让他离开他的窝，可是要花不少功夫的。

哈维克，相反，听上去很不满意。在他的房间里有一些骚动。终于，出现一个女孩子的声音，很年轻，说话很轻柔，有点抱怨的样子，但也不是真的抱怨，只是有点嘟嘟囔囔。

我等在那里。又是哈维克的声音。我想确认屋里只有他们两个人，于是又在那里待了几分钟。我只听到自己的心脏在跳动。当差不多可以肯定里面只有两个人时，我戴上帽子，理好露在外面的头发，戴上一副橡胶手套，拿出华瑟枪武装起来。我左手拿着枪，右手试图撬开门锁，当我听到插销那一声滑动的声响时，我立马把枪换到了右手。推开门，看到他们俩是背对着我，靠在一个我不知道是什么的东西上。当意识到背后有人时，他们立刻跳了起来，转过身。女孩子大概有二十五岁的样子，很丑，黑不溜秋的。

而且，死了。因为我立刻就正对着她的脑门开了一枪。她瞪大了眼睛，看上去相当地气愤，好像有人刚刚向她提出一个很低的价位，或者她刚刚看到圣诞老人穿着内裤进了门。

这个大个子哈维克慌忙用手在口袋里摸来摸去。我先向他左脚踝开了一枪，他先是跳了起来，单脚蹦来蹦去好像是站在一块烧热的铁板上，最后他一边号叫着一边倒在地上。

现在，既然我们已经庆祝过这场重逢了，就可以来讨论一下了。

房子只有一间卧室，但还是挺大的，角落有一个灶台，一间浴室，但一切都看上去破败不堪，尤其是，里面极度肮脏。

“所以，我的大块头，你的马子不是很爱干净嘛。”

我一眼就看到了那张桌子，上面放着注射器、勺子、铝箔纸……我希望哈维克没有把钱都用在海洛因上。

吃了一颗九毫米的子弹，女孩就直直地躺在直接放在地上的床垫上。她露出干瘪的胳膊，血管上有针孔。我不得不抬起她的双腿，让她好好地躺在灵床上。她身下是一堆衣服和床单，像是拼贴画，很有创意。她依然睁着双眼，但她刚才那愤怒的神情倒是平息了下来，看起来已经瞑目了。

哈维克还在那边号叫。他坐在地上，撅着半边屁股，同侧腿伸直了，伸长了手臂抱着他血肉模糊的脚踝，脚踝还在喷着血，他吼着：“啊，妈的，啊，妈的……”在这里，没有人会在意噪声，家家开着电视，有夫妻吵架，有孩子大叫，甚至还有一些受了生活打击的年轻人在凌晨三点敲鼓……但这样还是没法讨论，最好还是让这个我最喜欢的塞尔维亚人集中一点精力。

为了帮助他集中精力于我们的谈话，我拿着华瑟枪柄对着他的嘴巴就是一击，他终于安静了一点，闭上了嘴，但他依然抓着自己的腿发出一些呻吟。他在进步。然而我已经不确定是不是可以指靠他和他的屈服了：这不是个天性克制的人，他爱大吼大叫。为了让他彻底安静下来，我卷起一件破T恤，往他嘴里一塞，把他一只手绑在背上。他的另一只手总是试图捏住正在渗血的脚踝，他手臂太短了，只能把他的腿蜷曲起来。不用多说，他是真的很痛，脚踝本就是很敏感的部位，由很多块小骨头组成，而且它们各自方向不一，本身就已经非常脆弱。想象一下，在一个台阶上崴了脚就已经够你受的，要是被一颗九毫米的子弹打穿，它和腿的连接就只靠着几根韧带、一小块肌肉和一点点碎成泥了的骨头，这真是太残暴了。几乎就是残疾了。当我对着他这个血肉模糊的脚踝又打了一枪的时候，我看到他痛得直流口水，这不是装出来的。

“所以，幸好你马子死得早，不然看到你这个样子她会心疼的吧。”

但是哈维克，天知道为什么，他看起来完全置身事外，他似乎一点都不把他马子放在心上。他只想着他自己。屋里的气氛已经变得让人呼吸困难，一股血腥味混杂着火药味。我要去开一点窗。我希望不会惹出麻烦，对面是一堵墙。

我回来了，俯身看向他，这个塞尔维亚人已经汗流浃背。他当然不能坐以待毙，他拼命乱扭着身子，把手压在自己的腿上。浑身上下都是血。尽管嘴里塞着东西，他的嘴角还是流着口水。我抓着他的头发，只能这样来吸引他的注意力。

“听好了，我的大块头，我不会在这里过夜的。我会给你机会解释清楚，我建议你现在就配合一点，我不是个有耐心的人。我已经两天没睡觉了，如果你对我好一点，你应该尽快回答我所有问题，这样大家都能早点睡觉，你马子、你、我，所有人，怎么样？”

哈维克法语不太好，他说话总是带着各种语法错误，用词错误，和他说话总是要不断给他解释，要用简单的词，明确的手势。比如，说着上面这些话，我就往他血肉模糊的脚踝插了一刀，刀锋穿过了一切，直直插入了他脚下的地板，地板上立刻就多了一个洞。他退房的时候可能要从他的押金里扣除，不过无所谓了。就算嘴里塞着东西，他还是叫了起来，四处乱扭，像条蠕虫，他那只没被我折在背后的手像蝴蝶翅膀一样在空中乱挥。

现在，我想他明白我的意思了。我给他一点时间理理思路，看清一下局势。然后我解释说：“在我看来，这只是个开始，你和阿福奈尔一块儿来坑我。你也一样，你可能觉得三个人太多了，最好是两个人。是的，这样是能多赚不少，这是肯定的。”

哈维克泪眼蒙眬地看着我，不是因为忧郁，而是他痛得不行。但我觉得我没做错什么。

“但是你怎么像个蠢货一样……啊，不，度桑！你就是个蠢货！你以为阿福奈尔他为什么选你？还不是因为你傻！啊，现在明白啦！”

他表情扭曲，看得出来这个脚踝的问题真的非常困扰他。

“所以，你帮着阿福奈尔坑我……现在轮到你自食其果了。让我再重复一遍吧：你是个十足的大蠢货！”

看起来他并没有太为自己的智商担忧，哈维克这个时候最担心的还是他的身体。他检查着自己的伤口。他这样做也不是没有理由，因为说着说着，我感觉自己开始暴躁了。

“我觉得你没有追踪阿福奈尔吧。这家伙太危险了，你不是他的对手，你知道的。而且你身上还背着一条人命，你最好还是躲起来为妙。但是我需要阿福奈尔，所以你一定要尽你所能帮我找到他。你们之间有什么契约，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你要把你知道的都告诉我，怎么样？”

我的提议听上去还挺不错。我拿走他嘴里的T恤，但是他火山爆发一般的性格立马又回来了，他吼了一些什么我听不懂。他用他那只没被绑起来的手抓住我的衣领，这个蠢货的拳头跟拳击手一样有力，他太有劲儿了，但我奇迹般地躲过了。这就是默契。

他朝我吐了一口口水。

了解前因后果的人会理解他这种举动，但这还是不太友好。总之，我想表现得有教养一点，但是这个哈维克太粗鲁了，你的礼貌优雅他是不会领情的。他太痛了，也不能真正做出什么反抗，他意志太过薄弱，我冲着他脑袋踢了两脚，他就被放倒在地上了。他试图用小刀划开捆绑他的绳子，而我只是在找我需要的东西。

他马子躺在上面。算了，我抓起被子（忍着恶心）狠狠一拉，女孩滚了几圈停住了，俯身趴在那儿。她的裙子掀起一半，露出她纤细洁白的双腿。她的膝盖后面也有针孔。不管怎么说，她也是注定活不了多久的。

我转身，我的哈维克终于把钉住他脚踝的小刀抽了出来。这个家伙力大如牛。

我冲他膝盖打了一枪，他整个人就像炸开了一样，我都不知道怎么形容。他从地上跳起来，大吼大叫，但在他恢复理智之前，我把他又按倒在地，我用被子把他盖住，坐在上面。我调整着姿势，不希望把他闷坏了，我留着他还有用，但我要他集中精神回答我的问题，还要他别再叫了。

我拉着他的胳膊朝我这儿挪了挪。坐在他身上的感觉很奇怪，晃晃悠悠的，像是在坐游乐园的海盗船。我抓起小刀，把他的手平放在地板上，他还在挣扎。这头困兽，我感觉自己像是钓了一条两百斤的大鱼。

我先切下了他的小指。切到第二个关节。本来应该要花一点时间去骨的，但对于哈维克，这些太过精细的活儿还是省了吧。我只是粗暴地切着，这对于唯美主义者来说是很艰难的。

我敢打赌，不到一刻钟，我的哈维克就会把什么都给我招了。我现在拷问他都只是个形式，因为他根本没法集中精力，更别说他被我蒙着被子压着，脚踝膝盖流着血，还要他用法语说清楚，这实在太难了。

我继续我的杂活儿，开始切割他的食指。他还在动，这简直不可思议，我觉得我要去医院了。

如果我的直觉没有错，过不了多久，我的塞尔维亚人就会告诉我糟糕的消息了。

所以，要想处理好，就还是得靠那个姑娘。看起来得硬着头皮上了。现在情理上来说，她应该会表现得很配合。

但愿她能配合。

17:00

“范霍文？”

她甚至连“警官”都没加，也许是太累赘了。也没有无用的开场白、礼貌语。分局长米夏尔不知道从哪儿开始，要说的太多了。所以，老花样：“您应该交报告了……”

体制里的人总是这样，想象力匮乏。

“您跟法官说这是一场‘有明确目标的行动’，您告诉我的是‘三个目标’，然后您的行动覆盖了五个区，您当我是白痴吗？”

卡米尔刚张开嘴。分局长看到了，立刻打断了他：“不管怎么样，您可以停止您的武装活动了，警官，这显然已经没什么用处了。”

失败。卡米尔闭上眼睛。他已经全力冲刺，但就在他离终点几米之遥的地方，他被人出卖了。

路易在边上咬着嘴唇四处张望。他也明白了。卡米尔动了下手指，意思是跟他确认，事情已经泡汤了，他又摆了摆手，让他解散队伍，路易立刻就拿出手机输入号码。范霍文警官的脸色已经足以说明一切。就在他身边，他的同事们低下头，假装非常失望。尽管一会儿就得挨骂，但大家都还有说有笑，有几个人朝车子那儿走的时候还向卡米尔做了个含义相当复杂的手势，卡米尔回了一个无奈的手势。

分局长米夏尔给了他时间消化这个信息，但这种沉默不过是一种戏剧性的沉默，背后充满着丰富的内涵。

护士进门的时候，安妮又是站在镜子前。进来的是更年长的那个护士，佛罗伦丝。好吧，更年长……但也比安妮年轻，不到四十岁，但她更希望自己看起来像是二十多岁。

“一切都还好吗？”

她们的目光在镜子里交会。护士一边记下时间，一边朝她微笑。“即便是像她那样完好的嘴唇，我都不会再有那样的微笑了。”安妮对自己说。

一切都还好吗？

什么破问题！她不想说话，尤其不想和她说话。她也不该向另一个年轻一点的护士让步。她感觉在这里不安全，还是得离开。同时她也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她觉得还是离开的好。

然后，还有卡米尔。

一想到他，她就开始颤抖。他只有一个人，力不从心，是不可能保护得了她的。就算他能破案，那也肯定为时过晚了。

让比尔路四十五号，分局长说她很快就到。十三区，卡米尔十五分钟内也会赶到。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大围捕总是会带来一些结果，虽然不一定是好的。为了重拾往昔的安稳，塞尔维亚人的社区动员了起来，他们需要不惹人关注，以便更好地繁衍壮大，更好地生活，或者更确切来说，只是为了生存下去。他们联合起来，隔离了哈维克，像是个小孩子的游戏。一个匿名电话报告了他的尸体。在让比尔路。卡米尔以为他能找到活着的哈维克，然而失败了。

一听说有警察到来，整栋楼转眼之间就清空了，连只猫都没有，没有人可以问询，一个证人都没有，没有人来证明看到或者听到了什么。完全无法审讯。他们只留下了孩子们，对他们来说没什么可怕的，他们随便说些什么都可以。现在穿着制服的警察把他们带到远处的一片空地，孩子们在嬉笑吵闹，对于不用去上学的他们来说，一起关于谋杀案的审问差不多就等于他们的娱乐活动了。

在公寓的门槛上，分局长高高地站在那里，双手交叉放在胸前，像是在做弥撒一样。她等着身份鉴定科的技术人员赶来现场，其间，她只让范霍文进入。没有平时必要的谨慎，因为也没有什么作用：从脚印和不同的毛发看来，至少有五十多人来过这个死去的女孩的屋子，但就这样吧，出于对于协议的尊重。

卡米尔到来的时候，分局长甚至看都不看他，也不转身，她只是在房间里踱着步，迈着一种有节制的、小心翼翼的步伐，卡米尔也跟着走起来。他们沉默不语，各自做着分析，在心里列着证据。那姑娘——有毒瘾的妓女——是先死的。看着她匍匐在地上，肚子着地，不难猜测那块盖在哈维克身上的被单应该是从她身下抽出，随手一扔的。这具惨白的尸体带着一种僵硬，被反复查看了千百次也没什么特别的，死因总是剂量过多或者被谋杀，尸体的姿势也差不多，即便有另一具尸体，也是一回事。

分局长小步前行，远远地避开凝结在镶木地板上的血渍。死者脚踝处的那些骨头嵌在腿里，还多亏了外层的那些要掉不掉的皮才能不彻底断裂。脚踝这儿是被剪开了？还是被挖下来过？卡米尔拿出眼镜，蹲下身子，仔细排查，在地上一点一点搜索。他暂且把子弹的影响抛在一边不予考虑，又回去看死者的脚踝，在骨头上能看到一些刀痕，用的应该是把匕首。他又往下俯了俯身子，那样子就像个在窥探仇敌的印度人，他在地板上找到了一道明显的匕首尖的划痕，站起身的时候，他在脑子里正努力地做着情景重现。按顺序，先是脚踝，再是手指。分局长做着清点工作。五根手指，个数没错，但是顺序是混乱的，这里是食指，那里是大拇指，小拇指更远一点，每根都沿着第二个指节切下。死者整个手沿着床悬在那里，因为失血过多而苍白干枯。被单上沾满了黑血。分局长用她的笔尖把被单提了起来。哈维克的脸露了出来，一脸的苦大仇深。

脖子上的那颗子弹是致命因素。

“所以呢，所以呢？”分局长问。

几乎是以一种愉悦的口吻，她像在等着听好消息。

“在我看来，”卡米尔说，“这些家伙闯进来……”

“警官，别说这些我不想听的，明眼人都看得出发生了什么！不，我对这些不感兴趣，我感兴趣的是您在做什么，您！”

“卡米尔在做什么？”安妮问自己。

护士走了。她们就讲了三句话，安妮很具有攻击性，另一个护士则装作好像没感觉到安妮的强势。

“您没什么需要的吗？”

不，没有。她只是轻轻摇摇头。安妮心思已经飘走，因为每一次她往镜子里看自己，总会让她心情沮丧，自己也没有办法控制。她回到床上，睡下，又起身。现在，她已经有了检查报告、扫描报告，她不用再坐以待毙，这个房间让她窒息，让她抑郁。

逃跑，就这么决定了。

她重拾了她小女孩般的本能力量，她要逃跑，要躲起来。她为自己变成现在的样子而羞愧，她刚才在镜子里也看到了自己的羞愧。

“卡米尔在做什么？”她问自己。

分局长米夏尔退后了几步，想离开这个房间，她又退回到了她先前进门的地方。像是一出安排精妙的芭蕾舞剧，他们刚刚出门，技术人员就赶来了。分局长撅着屁股一路像螃蟹似的大摇大摆地走到了走廊尽头，终于在楼梯口站定。她转向卡米尔，抱着手臂在那里微笑：“说吧。”

“去年一月的四起抢劫案是文森特·阿福奈尔组织的一帮劫匪干的，哈维克也参与了。”

他用拇指指了指那间房间，房间里放射出强烈的探照灯光，那是用来鉴定身份的探照灯。分局长点点头：“这些我们都知道了，请继续。”

“这帮人又重新开始活动了，昨天在莫尼尔长廊珠宝店作案的也是他们。作案相当顺利，但有一个问题，一个客人目睹了这一切，她就是安妮·弗莱斯提尔女士。我不知道除了他们的脸，她究竟看到了什么。一旦她的情况允许，我们会继续审讯她，我们现在还不清楚。不管怎么样，这非常重要，阿福奈尔应该已经找了她好多次，试图灭口。据我所知，他已经找去了医院！（他激动得举起双手。）我就是能确定！即便我们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他来过！”

“法官有没有要求模拟案发现场？”

自从卡米尔到莫尼尔长廊，他没有跟法官有过任何相关的汇报。他要对他说的可能一次也说不完，但他需要一鼓作气。

“还没有，”他以一种坚定的口吻说，“但鉴于形势的发展，一旦证人可以进行模拟……”

“这里？你们来这里是想没收哈维克的赃物吗？”

“不管怎么说，我们是来让他说话的。赃物，也有可能吧……”

“这个案子还有许多疑点，范霍文警官，但至少，它的疑点没有您的个人态度来得多。”

卡米尔试图挤出一丝微笑，他已经竭尽全力。

“我可能有点急……”

“有点急？您不顾一切规矩，声称要搞一次小规模行动，而事实上，您没跟任何人报备，就把十三区、十八区、十九区和半个十五区都掀了个底朝天。”

她克制着自己的态度。

“您显然僭越了法官的权威。”

这是必不可免的，但似乎为时太早。

“还僭越了您上级的权威。我还在等着您的报告，您现在散漫得就像个自由电子。您以为自己是谁，范霍文警长？”

“我只是在做我的工作。”

“什么工作？”

“保护和服务。保——护！”

卡米尔往后撤了三步，他简直想跳上去掐住她的喉咙。他继续说：“您低估了局势，这不仅仅是一个女人被龌龊地打成重伤。那些强盗是惯犯，他们已经在一月的四次行动中打死一个人了。他们的老大，文森特·阿福奈尔，是个不折不扣的恶棍，他身边也都是些粗枝大叶的塞尔维亚人。我们还不知道为什么，但是阿福奈尔想杀死这个女人，尽管您不想听，但我相信他确实拿着猎枪去了医院。如果我们的证人被人弄死，我们立刻就该知道原因，您是第一个就该知道的人！”

“好吧，这个女人是个无可比拟的重要战略，为了排除一个您无法证明它是否确实存在过的危险，您扫荡了整个巴黎所有出生在贝尔格莱德和萨拉热窝之间那些地方的人。”

“萨拉热窝是在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不在塞尔维亚。”

“什么？”

卡米尔闭上眼睛。

“好吧，”他让步，“是我缺乏方式，我的报告，我会……”

“我们没在说这个，警官。”

范霍文皱起眉，内心的警报灯在疯狂地闪烁。他非常清楚分局长会怎么说。她指指那间躺着哈维克尸体的房间。

“是您的大搜捕把他逼出洞的，警长。事实上，是您给这起谋杀提供了方便。”

“你没有任何证据。”

“的确，但这么说也是合理的。至少，这样一次针对外来人口的大搜捕行动，还没有得到上级的审批，僭越了法官的权力，这样的行为，是有一个专门的名字的，警官。”

说真的，分局长这一招，卡米尔没有料到，他脸色惨白。

“这叫作——种族主义暴力运动。”

他闭上眼睛。这一切太糟糕了。

“卡米尔在干什么？”安妮没有吃饭，女护士，一个马提尼克人，把它原样拿走了。必须吃点什么，不能自暴自弃。安妮感到自己对任何人都咄咄逼人。刚刚那个护士对她说:“一切都会好的，您看……”“我已经看透了！”安妮回答。

那个女护士很真诚，她是真的想帮忙，这样打消她真心实意想帮人的积极性实在不太好。但是安妮经历了这一切，已经丧失了全部的耐心，她回答说：“您被人暴打过吗？有人试图举着猎枪追杀过您吗？有人经常对着您开枪吗？来啊，给我讲讲，我觉得这倒是能帮我不少……”

佛罗伦丝出去的时候，安妮哭着叫她，她说：“抱歉，请您原谅我。”护士做了个手势，没关系。

这些女人总能给人一种感觉，好像什么都能跟她们说。

“您主动问我要的这个案子，声称有一个线人在里面，而您现在又没法给出一个说法。另外，您是如何听说这件抢劫案的，警官？”

“盖兰。”

他就这么脱口而出。这是他脑海中第一个闪现出来的朋友的名字。他没找到别的方法，就像个神谕一样，但这个神谕就像是一个安慰剂，如果不顺着它来……结果将会是个悲剧。盖兰，他不得不打他电话，但他不会冒风险帮助卡米尔的。分局长陷入了沉思。

“盖兰，他怎么知道的？”

她又说道：“我想说，为什么他要跟你说？”

情况步步紧逼，范霍文不得不继续他从头到尾都在干的事。

“他……就是跟我说了……”

他完全没了主意。分局长很显然对这件事情越来越感兴趣了，他可能会被剥夺证件，也可能更糟。他完全有可能被告上法庭，被检察院审讯。

有那么一瞬间，五根手指被切断的画面介入了分局长和他之间，这是安妮的手指，他再熟悉不过了。杀手就在路上。

分局长米夏尔把她的大屁股靠在墙上，任由卡米尔沉溺在自己的沉思里。

他和她想的一样：他不能排除是自己帮助杀手找到了哈维克，但如果他想早点破案，他别无选择。阿福奈尔想除掉所有证人和参与莫尼尔长廊抢劫案的相关人员：哈维克、安妮，可能很快还有最后一个无关紧要的存在，司机……

总之，他是问题的关键，所有案件的幕后黑手。

“总检察院，分局长，法官，我们走着瞧吧。”卡米尔心想。对他来说，最要紧的，是保护安妮。

他想起在驾校教她学车，如果你错过一个转弯口，有两个解决方法：糟糕的方法是立刻急刹车，但你很有可能直接飞出去；相反，加速行驶却是更有效的一个方式，但要达到这个效果，你必须和你那想及时止损的保护本能抗争。

卡米尔决定加速。

这是唯一一个脱离弯道困境的方法。他不愿去想，往往也正是加速，才让人坠入深渊。

但这是他唯一的方式……

18:00

他每次看到他，卡米尔都对自己说，这个穆禄·法拉乌衣可不是个普普通通的穆禄·法拉乌衣。从他的姓氏还能看出他是摩洛哥裔的，而就外形看来，经过三代人的时间，经过效果显著的随机结合，他的摩洛哥血统已经被弱化太多了。这个男人的脸上刻着他的过去：淡栗色的头发几乎是金黄色了，长鼻子，方下巴，划过一道伤疤，看起来应该伤得不轻，这道疤再加上他冰冷的蓝绿色眼睛，让他看起来更有了一种邪恶的气质。他大概是三十几岁，很难说。为了了解他的情况，不得不读一下他的文件，里面还有他服兵役的记录，这就更加解释了他那种罕见的早熟。事实上，他三十七岁。

他很平静，几乎是冷淡，手势和语言都非常克制。他坐在卡米尔面前盯着他的眼睛，神经紧绷着，像是在等待警官拔出他的手枪。他非常没有安全感，至少没有足够的安全感。他本该好好待在家里的，但他却在中央监狱的会客室里：他本来差点被判二十年，后来他被判了十年，他还有七年，他已经在这里两年多了。虽说他爱摆架子，但亲眼见到他，卡米尔还是不禁觉得十年太长了。

面对警察毫无预兆的来访，法拉乌衣的不信任达到了极点。他直直地坐着，抱着双臂。两个男人进来了，他始终没有说话，但这两个人之间已经交换了相当多的信息。

范霍文警官的到来，这本身已经是一个极其复杂的信息了。

监狱里没有不透风的墙，犯人进入会客室的消息很快就会传遍整座监狱。一个刑事重案组的警员为什么会找这个拉皮条的法拉乌衣，这已经很让人好奇了。说到底，不管两人到底说了些什么，流言马上就会传遍监狱，大家根据各自的利益纷纷做出假设和推测，从最理性的到最疯狂的，像弹子一般，在一个巨大的电动弹子台里互相撞击，似乎这样谜团就会自动解开。

这就是为什么卡米尔会去那里，坐在接待室，双手交叉放在胸前，就这么看着法拉乌衣。没别的。事情已经办完，他连小指头都不需要动一下。

但当下的沉默还是让人喘不过气来。

法拉乌衣，他就这么一直坐在那里，等待着，窥伺着，一言不发。卡米尔也一动不动，他想着这个浑蛋的名字怎么会在今天分局长问他的时候一下子跑进他的脑袋。他的潜意识已经知道他该怎么办了，而卡米尔直到后来才醒悟过来：这是找到文森特·阿福奈尔最快的方式。

为了走完他刚刚为自己选的路，卡米尔不得不经历一段艰难的时刻。焦虑像洪水一样向他袭来，他不想被法拉乌衣感觉出来，他起身，打开窗户。本来走进这座监狱，就已经很艰难了。

深呼吸，再一次深呼吸。他不得不回来……

他甚至想起来他当时宣称说“涉及三方面”。他脑子转得快，往往都是自己做了决定之后才明白为什么会做这个决定。现在，他明白了。

时钟嘀嘀嗒嗒地走着，在这密闭的会客室的空间里，沉默迅速蔓延开来。

法拉乌衣起先搞错了状况，他觉得这是一场沉默的考验，每个人都等着别人先讲话，像是掰手劲时的消极抵抗，一种相当低劣的技巧，他也相当惊讶，他久仰范霍文警官的大名，他不是那种会降低身价亲自做这种具体小事的警察，所以，一定还有别的事情。卡米尔看到他低下了头，拼命想着什么。法拉乌衣很聪明，于是很快得到了唯一可能的结论，他准备起身。

卡米尔料到了，他不去看他。法拉乌衣对自己的利益有着一种卓越不凡的敏锐，所以决定玩这个游戏。时间继续流逝。

等待，十分钟，然后是十五分钟，二十分钟。

卡米尔做了个手势，他松开交叉的双手。

“好吧，不是我觉得无聊……”

他起身。法拉乌衣还是坐在那里，带着一丝几乎很难被察觉的审慎的微笑，他甚至还往后靠在椅背上，像是要躺下一样。

“你觉得是因为我？”

卡米尔在门边。他用手掌敲门，想要有人来开门让他出去，他转身。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的。”

“关我什么事？”

卡米尔一脸震惊。

“但是……你已经使你的国家的司法保持了公正！不管怎么说，这不是件小事！妈的！”

门开了，门卫向两边散开好让卡米尔出来。卡米尔在门口待了一会儿。

“对了，告诉我，穆禄……那个暴打你的家伙，他叫什么来着？妈的，我一下说不上来他的名字……”

法拉乌衣不知道谁暴揍了自己，他已经竭尽所能，但还是没能知道，什么都没找到，所有人都知道他为此要坐四年牢。没有人能真正想象法拉乌衣真的找到这个人时会对他做些什么。

他笑笑，摇摇头。好吧。

这是卡米尔的第一条信息。

去见法拉乌衣，回来他就能告诉别人：我又向杀手迈进了一步。

如果我告诉他那个暴揍他的人的名字，他绝对不会拒绝我任何要求的。

只要我知道这个名字，我可以把这个名字的主人直接扔在你的脚后跟，还没等你喘过气来，他就会出现在你背后了。

从现在开始，你可以开始倒数计时了。

19:30

卡米尔坐在他的办公室里，同事们路过，跟他打招呼。大家都听说了他的事情，他总是自然而然地成为议论的中心。不算那些参加了“种族主义暴力运动”的同事，他们并不担心，但是流言到处传播——分局长开始了她的暗中破坏，真脏。但卡米尔能做什么呢？没有人知道。即便是路易，卡米尔也没有对他说什么，所以流言就一直传着。对于这个级别的警察，可以说他有点咎由自取，有些人觉得很惊喜，另一些觉得惊讶，分局长则很愤怒，但对法官来说这也没什么大不了的，毕竟他可以直接召见所有人。从这个下午起，总检察官勒冈也特别谨慎，人们经过他办公室的时候，总会看见范霍文在那里陈述报告，平静得像个刚刚受洗的圣徒一般，好像什么都没发生过，或者可以说，这起抢劫案是他的私事一样。“我一点都弄不明白，你呢？”“我也是。太奇怪了。但我们不会停下的，我们已经有了别的计划，我们听到那里已经有各种流言蜚语了，走廊上到处都是窃窃私语。我们在这里日夜工作，根本没休息过。”

卡米尔要好好准备这个报告，努力控制着这个已经蓄势待发的灾难。他只需要一点时间，一点点就好，如果他的策略有成效，他很快就会找到阿福奈尔。

一天，最多两天。

这就是他写报告的目的，多赚上两天时间。

一旦阿福奈尔被发现，被逮捕，一切就会迎刃而解，迷雾就会散开，卡米尔就能为自己的行为辩护了。他收到检察院传来的挂号警告信，他大概永远都不可能得到升职了，或许还要接受调岗。无所谓了，只要阿福奈尔身陷囹圄，安妮得到庇护，别的……

就在他逼迫自己开始写那些精妙的语句时（那些报告，已经够他……），他想起下午早些时候被他扔进垃圾桶的那页簿子。他站起来，把它掏出来。文森特·阿福奈尔的脸，还有安妮在医院床上的脸。他一边把那页被他弄得皱巴巴的纸铺平在桌上，一边打电话给盖兰，给他留个信息。这已经是一天中的第三个了。如果盖兰没有很快回复他，只能是因为他不想。相反，总检察长勒冈已经找了卡米尔好几个小时了。总有谁在找着谁。四条消息接二连三地发来：“你在搞什么鬼，卡米尔！快回我电话！”他已经打了几百通电话，他真的有很重要的事。卡米尔几乎还没写完报告的头两行，电话又开始振动了。是勒冈。这一次他接起电话，闭上眼睛，等着电话那头的爆发。

相反，勒冈声音低沉，很冷静。

“你不觉得我们应该见一面吗，卡米尔？”

卡米尔不置可否。勒冈是一个朋友，唯一一个经历了那么多磨难后还剩下的朋友，也是唯一一个能够改变他轨迹的人。但卡米尔什么都没说。

他感觉自己正处在一个关键时刻，或许可以救人一命，又或许他做不到。于是他选择闭嘴。

不要以为他会突然变成受虐狂或者想自杀。相反，他感觉自己很清醒。他在本子的空白角落里，三两笔勾勒出了安妮的肖像。

在伊琳娜遇害时，他也做过同样的事，他只要有一秒钟闲下来，就开始画她，这类似于别人咬指甲。

勒冈试图保持理智。他用他最具说服力、最干脆的声音说：

“你整个下午搅得大家不得安宁，所有人都在问你是不是在找国际恐怖分子，你打破了所有的平衡。线人说我们背信弃义，你让所有同事对这些人所做的一年的工作都白费了。三小时之内，你毁了他们一年的工作。关于这个塞尔维亚人被杀的案子，那个哈维克，这件事已经变得极其复杂。现在，你必须告诉我到底发生了什么。”

卡米尔没有参与对话，他只是看着他的素描。这也可能是另一个女人，他自言自语，但是，这就是她。安妮，是他平日生活中见到的安妮，也是那天在莫尼尔长廊前的安妮。为什么是她，而不是另一个人？很难说。

在画着安妮的嘴唇的时候，卡米尔几乎可以感觉到它们是如此柔软。他又在下颌处加了几笔，让他感觉就像真的见到了安妮。

“卡米尔，你在听吗？”勒冈问。

“是的，让。我在听。”

“我不确定我这次还救不救得了你，你知道吗？我现在没法安抚法官。他是个聪明人，正因为如此，你不该把他当个傻瓜。虽说我接到任务还不到一小时，但我想我们还是可以将损失减到最小。”

卡米尔放下铅笔，歪着脑袋，想更正一些什么，却把整个肖像都毁了。总是这样，绘图一定要一气呵成，如果开始修修补补，那通常都会毁了。

卡米尔突然被一个新的想法抓住，一个全新的想法，准确来说，应该是个问题，实质比听起来可能更令人震惊。他还没有问过自己：之后我会变成什么样？我想要什么？有时候就像两个聋子在对话一般，尽管他们不去听，更听不见对方在说什么，但往往两个人会得到同样的结论。

“这是件私事吗，卡米尔？”让问，“你认识这个女人？私下就认识？”

“当然不是，让，你在想什么……”

勒冈不打破这种痛苦的沉默。然后他耸耸肩膀。

“如果有损失，我会想办法……”

卡米尔突然明白了，这一切可能不仅仅是因为爱情，这可能是另一回事。他开始走进一条幽暗崎岖的道路，他不知道这条路会带他走向哪里，但他知道这并不是因为他对安妮的盲目的爱情。

是别的什么东西推动着他继续，不论要付出什么代价。

说到底，对于他的人生，他也做着他在调查时一直做的事：他总是为了刨根问底而一条道走到黑。

“如果你不立刻解释清楚，”勒冈继续说道，“如果你现在不说，米夏尔分局长会传唤检察官的，卡米尔。到时候你就不可避免地会被内部审讯……”

“但是……内部审讯，要问什么呢？”

勒冈又一次耸耸肩。

“好吧，随你。”

20:15

卡米尔轻轻地敲门，没有回应。他打开门，安妮躺在那里，两眼盯着天花板。他坐到她身边。

他们不说话。他只是轻轻握着她的手。她就让他握着，她看起来已经完全自暴自弃。然而，几分钟后，就像个普通的陈述：“我要出去……”

她慢慢从床上坐起来，双肘支撑着身子。

“他们没有对你进行治疗，”卡米尔说，“你应该很快可以回家的，也就是一两天的事。”

“不，卡米尔。（她说得很慢。）我立马就想出院，现在。”

他皱起眉头。安妮左右摇头，又重复了一遍：“现在。”

“我们不能大晚上就这样出去啊。何况，还得有医嘱，药方，而且……”

“不！我要出去，卡米尔，你听到了吗？”

卡米尔起身，必须让她冷静下来，她太激动了。但她抢在了他前面，她把双腿从床上挪到地下，站了起来。

“我不想待在这里，没有人能强迫我！”

“没有人想强迫你……”

她高估了自己的力气，一阵眩晕，她扶住卡米尔，坐到床上，低下头。

“我确定他来过了，卡米尔，他想杀了我，他不会就此罢手的，我知道，我感觉到了。”

“你什么都不知道，你什么都没感觉到！”卡米尔说。

跟她硬争不是个好策略，因为，控制着安妮的是一种强烈的恐惧，任何理智和强势都不能改变它。她又开始颤抖。

“门口有一个守卫，你不会有事的……”

“够了，卡米尔！他不是在上厕所，就是在玩手机游戏！当我跑出房间，他根本都没发现……”

“我去要求换人。晚上……”

“晚上什么？”

她试图擤鼻涕，但是她的鼻子太痛了。

“你明白……晚上人总是会什么都怕，但我跟你保证……”

“不，你什么都不能跟我保证。正是因为这样……”

话说到这里，两个人双双陷入了痛苦。她想离开，正是因为他不能保证她的安全。都是他的错。她发疯似的把餐巾纸扔在地上，“让我走！”她说她要靠自己一个人摆脱困境……

“什么叫‘一个人’？”

“让我走，就现在，卡米尔，我不需要你了。”

但她说完这些就又躺了回去，一直站着对她来说太累了，他给她盖上被子。“放开我。”

他放开她，坐回去，试图握住她的手，但她的手冰冷，疲软无力。

她在床上躺着，像是一具尸体。

“你可以走了……”她说。

她的脸朝向窗户，不再看他。

第三天

7:15

卡米尔差不多两天没睡。他双手捂着咖啡杯，透过工作室的玻璃窗看向外面的森林。就是在这里，在蒙福尔，他的画家母亲度过了长年画画的岁月，几乎到她生命的终结。之后这个地方就被废弃了，被人私自闯入后破坏了。卡米尔没时间打理它，但他始终没有把它卖掉，他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

然后有一天，在伊琳娜死后，他选择拍卖掉他母亲所有的画作，一件不留，算是算清一笔旧账——因为她抽烟无度，导致他才长到一米四五。

有些画作在国外的博物馆里。他也发誓说要把这些拍卖得来的钱捐掉，看起来他应该没有花这笔钱。但是也有可能花了。他在伊琳娜死后重新开始社交活动的时候，重新翻修整治了这个坐落在克拉玛尔森林边的工作室。以前它是一栋房子的看门人住的，现在这栋房子已经不见了。曾经，这个地方比现在还要远离人烟，当时最早建的第一排房子是在三百米开外的茂密森林里。路没有延伸到更远的地方，在那里就结束了。

卡米尔把一切都翻新了，换掉那每走一步都晃悠的地板，铺上红色蜂窝状地砖，改造出一间真正的浴室，隔出一间他可以睡在上面的阁楼，楼下是一整个客厅，一个开放式的厨房，一大扇朝向森林的玻璃窗，制造出开阔的感觉。

当他还是个孩子的时候，他会来这里用一整个下午看他母亲工作。这片森林一直让他害怕，今天虽然他已经是个成人，却还是有所忌惮，像是一种记忆的追溯，甜美又让他痛苦。他唯一允许自己的一点点怀旧之情都聚集在这口巨大的柴炉里了，锃亮的，生铁制成，放在屋子的最中间，取代了他母亲以前安装的炉子。那口炉子被那些闯入的人偷走了。

如果没有用好，热气就会一股脑儿往上蹿，房间上部就会像蒸笼一般，而房间下方就会冷得人双脚发冷，但这种乡村气息的暖气系统很让卡米尔喜欢，因为这需要技术，需要经验和足够的细心。卡米尔知道如何控制，让它能够燃烧整晚。在最冷的冬天的早晨，空气冰凉，他给炉子里添上木柴，重新让它燃烧起来。这就像一个小小的仪式。

他还给屋顶装上了一大片玻璃，这样，只要抬起头就能看到天空，看到云，雨落下来的时候就像落到身上一样。除了下雪的时候有点令人担心。这样的构造没有什么用，它能给房子带来阳光，但说到底，这房子本来也不缺阳光。当勒冈来到这房子的时候，作为一个实用主义的人，他就不明白为什么要弄这样一个天窗。卡米尔说：“你想怎么样？我的身材虽然矮小，但我的志向是远大的。”

他一有时间就会过来这里，比如放假的时候，周末的时候，但很少会请人来。当然，在他生命里本来也没有多少人。路易和勒冈来过，阿尔芒也是，他并不是刻意为之，但这个地方一直保持着它的神秘性。他在这里画回忆里的那些人物的素描。在那一堆一堆的速写纸中，在那些堆在大客厅的速写本中，都可以找到那些他的回忆：他目睹的那些死亡、那些他调查过的案子、那些他合作过的法官、他遇到过的同事、那些他审讯过的证人、那些来来往往的身影、那些受伤而麻木的路人、那些果断坚定的目击者、那些受惊吓的女人、那些情绪失控的年轻女孩、那些和死神擦肩而过的惊魂未定的男人，他们几乎都在那两千多张速写里，可能有三千张。这是一份独一无二的海量肖像画展览，一位称不上艺术家的艺术家——一位重案组警官——眼中的日常所见。卡米尔擅长速写，很少有人像他一样能够迅速又到位地捕捉重点。他总说他的画比他自己聪明，他说得没错，因为他的画甚至比照片还忠诚、传神。以前他去安妮家的时候，如果那天他觉得安妮很美，他会说：“别动。”他拿出手机，给她照了一张相，为了当作她的来电头像。但最终，他不得不拍一张他画的速写，速写画像似乎更准确，更真实，更具唤醒力。

九月，天还不算冷，卡米尔心满意足，在深夜来到这里，点起柴炉，他给它取名叫“惬意的火苗”。

他应该把他的猫接过来住在这里。但嘟嘟湿不喜欢乡村，它只想待在巴黎，它就是这样。他画了好多它的速写，还有路易、让，还有以前的马勒瓦勒。昨夜，就在他睡之前，他翻出那些他画的阿尔芒的速写，他甚至还找出了他在阿尔芒去世那天画的他，阿尔芒直直地躺在床上，这个纤长的身子终于平静了下来，这种平静让所有的死者看起来多多少少有些相似。

在房子前面五十米的地方就是一片森林。湿气和夜色一同降临，早晨，他的车子就会被水汽覆盖。

他经常画这片森林，他甚至试图冒险用水彩去画，但他对色彩并没有什么天赋。他擅长的是情感，是运动，是事物的内核，但他不是一个好的色彩画家。他母亲是，他不是。

他的手机在七点一刻振动了。

还没来得及放下装着咖啡的马克杯他就接起电话。路易在电话一通的时候就先说不好意思打扰了他。

“不，”卡米尔说，“没事，你说……”

“弗莱斯提尔女士离开了医院。”

短暂的沉默。如果有人要写卡米尔·范霍文的生平传记，最大篇幅应该要献给他的沉默。路易非常了解他，于是他继续询问。这个消失的女人，究竟在他生命中占据一个怎样的位置？她真的是他这些行为的唯一理由吗？不管怎么说，他的沉默已经充分说明了他的生命受到了多大的冲击。

“消失多久了？”他问。

“我们不知道，今晚吧。护士差不多晚上十点去查房时和她说过话，她看上去很平静，但一小时之后，替班护士发现病房空了。她在衣橱里留下了她大部分的衣物，让人以为她只是出去了一会儿。所以，她们花了一点时间才确定她是真的消失了。

“那个看守警察呢？”

“他说他有前列腺问题，离岗的时间可能有点久。”

卡米尔喝了一口咖啡。

“你立刻派人去她的住所。”

“我打你电话之前已经派人去了。”路易说，“没有人看到她。”

卡米尔望着森林的边缘，像是在等待有人救援。

“您知道她有家人吗？”路易问道。

卡米尔说不，他不知道。事实上，他知道她有一个女儿在美国。他在想她的名字，是阿加特，但他不准备说。

“如果她去了宾馆，”路易说，“我们可能更难找到她，但她也有可能向认识的人求助。我会去她工作的地方看看那边有没有消息。”

卡米尔叹气：“不，算了吧，”他说，“我会去问的。你还是盯住阿福奈尔吧。有什么消息吗？”

“暂时没有，他看起来像是真的消失了。他的住所没有人，时常出没的地方也没有痕迹，认识的人也从年初就没有见到他了……

“从一月的抢劫案起？”

“差不多，是的。”

“他早就逃之夭夭了……”

“大家都这么认为。还有人觉得他可能已经死了，但这毫无根据。也有人说他生病了。各种消息众说纷纭，但就莫尼尔长廊的收获来看，我觉得他应该还是相当愉悦的。大家还在搜捕，但我不是很相信能找到……”

“哈维克的验尸报告我们什么时候能拿到？”

“至少要到明天。”

路易保持着一种微妙的沉默。在他的教养里，对一些棘手的问题保持这种特殊的沉默，是种尊重。他最终还是说：“至于弗莱斯提尔女士，谁去汇报分局长呢？您还是我？”

“我会去说的。”

回答脱口而出，不假思索。卡米尔把他的咖啡杯放回水槽。路易总是非常敏感，他等着接下来的话，很快，话就来了。

“听着，路易……我还是想自己去找她。”

路易谨慎地点点头。

“我觉得我能找到她的……很快。”

“没问题。”路易说。

他的意思已经很明显：不要告诉米夏尔分局长。

“我来了，路易。很快。不过现在我要见个人，但我马上就来。”

卡米尔感到背脊上流下一滴冷汗，不是房间温度的原因。

7:20

他很快穿好了衣服，但他不能就这么出门，他需要确保一切都是安全的。这种让人焦灼的感觉一直牵绊着他，似乎一切都要指望着他。

他踮着脚爬上阁楼。

“我不能睡……”

于是他径直走到床边，坐在床边上。

“我打鼾了吗？”安妮头也没有回地问他。

“鼻子折断了，这是不可避免的。”

他突然被她这个睡姿触动。在医院里，安妮就总是把脸侧到一边，朝向窗户。她不想再见我了，她觉得我不能保护她。

“在这里你是安全的，你不会有事的。”

安妮只是摇头，不知道是说不会有事，还是说不安全。

是不安全。

“他会找到我的。他会来的。”

她转了个身，看着他。她简直要把他说服了。

“不可能，安妮。没有人会知道你在这里的。”

安妮还是摇头。卡米尔几乎没有任何阻碍就能猜出她的意思：你想怎么说都行，但是他很快会找到我的，他会来杀了我的。她沉溺在经历过的事情中，无法自拔。卡米尔握住她的手。

“你经历了这些，害怕是正常的。但我跟你保证……”

这次，她摇头是想说：我要怎么跟你解释？或者：算了。

“我必须走了。”卡米尔看了看他的手表说，“你需要的楼下都有，我刚刚指给你看过了……”

好的。她做了个手势。她还是太累了。即便是房间的昏暗也不能掩盖她脸上的淤青和肿块。

他已经给她指过房间的布置了，咖啡，浴室，药物。他不想她出院，在这里，他该怎么日夜关照她的病情，怎么给她拆线呢？但没办法，她已经进入狂热焦躁的状态，她只想出院，她威胁说要回自己家。他不能告诉她警察就在那里等她，这是个陷阱。怎么办，他还能做什么？除了这里还能把她带去哪里，难道带她去天涯海角吗？

终于，安妮到了这里。

从来没有别的女人来过这里。卡米尔的头脑驱逐着这个念头，因为事实上，就在楼下靠近门边的地方，伊琳娜被杀害了。四年以来，一切都改变了，他都重修过了，但与此同时，似乎又一切都没有改变。他也“清洗”过，以他的方式，但似乎没见什么成效，生活的碎片依然挂在这里和那里，如果他四处看看，就到处都能找到。

“你按我说的做，”他又说，“你闭上……”

安妮把自己的手放在他手上。她手上夹着夹板，于是这姿势一点也不柔美。她想说：你已经都对我说过了，我理解，你去忙吧。

卡米尔起身。他下了阁楼的楼梯，出门，锁上房门，上了车。

他的情况变得越来越复杂，但安妮的情况变得更确定了。他一个人扛下了一切。他应该有一个正常的个子的，这样他会不会感觉轻松一点？

8:00

森林让我抑郁，我从来都不喜欢森林。这片森林比别的还糟糕。不论是克拉玛尔，还是莫东，都比这里好。这里无聊得像是天堂的星期天。一块标志牌指向一片城乡结合部，我甚至不知道那是什么，那些独栋小楼，那些假装阔绰的人的房产，既不是城市，也不是乡村，也不是郊区。这儿可以说是城乡结合部。但是哪里的城乡结合部呢，不得而知。看到他们对自家的花园和露台的精心照顾，让人不禁怀疑哪个更令人沮丧：是这片土地的荒凉，还是它给居民们带来的满足。

穿过这片连排别墅，一眼望去只有无际的森林。定位系统在莫东步行街下面画了两道来标示它；左边是死瓶子街——谁想出的这样的名字？不用说，根本也不可能在这里悄悄停车，我不得不往上开好多路再继续步行。

我快爆发了，我没吃饱，还有点累，我想一次搞定，一劳永逸。我也不喜欢走路，尤其是在森林里……

她只需要好好坚持住，那个贱女人，我会好好给她一个解释的，不会拖太久的。我已经装备好了，我要清清楚楚给她一个交代。当我结束这一切时，我要去一个禁止有森林的地方，方圆百里之内一棵树都不要有。我要一片海滩、鸡尾酒、一堆扑克好手好好让我尽尽兴。我老了。这一切结束后，我要趁着还有时间，好好享受人生。为了这个目标，一定要恢复冷静。在这片该死的森林里走，还要时刻注意周围状况。怎么会有人住在这么荒僻的地方？简直想不通。年轻人、老人、夫妇，居然一大早就出来散步、锻炼。我甚至还在林子里看到过马。

我越是往前走，人烟越是稀少。这栋房子相当靠后，大概三百米外，路也只到那里，之后就没有路了，只有森林。

带着一把猎枪来到这种地方，即便带着枪套，还是感觉跟当地氛围格格不入。我把它放在一个运动袋里，但即使这样，我看起来也真的不太像那种找蘑菇的人。

几分钟过去了，我一个人都没看到，GPS导航系统失灵了，但这里除了这条路，也没别的路了。

马上就清净了。我要好好干一场。

8:30

吱吱呀呀的每一扇门，走廊上的每一米路，每一段铁栏杆后面刺探一般的眼神，都像一种重压，压在他身上。说实话，卡米尔害怕了。长久以来，他都确信有一天一定会来到这里。每当这个念头一冒出来，他就立刻压下它，但它从未停止骚动，又冒了出来，像是一条鱼缸里的大鱼在他耳边轻声提醒着他，这场盛大的会面总是要来的，只是缺了一个契机可以毫不羞愧地向这种不可遏制的需求屈服。

中央监狱重重的金属铁门开了又合上。

他跳着他小鸟般轻盈的步子前进，卡米尔想呕吐，他有点头晕。

护送他的警卫表现得毕恭毕敬，甚至有点谨小慎微，好像他很了解情形，好像他觉得卡米尔有权利在这种特殊情况下得到额外的尊重。卡米尔到处都看得到那些迹象。

他们经过一间又一间房间，终于到了接待室。门开了，他进入房间，在钉在地上的铁桌子前坐下，他心跳加速，喉咙干涩。他等待着。双手平放在桌上时，他看到它们在颤抖，他又把手收回了桌子底下。

接着，第二扇门打开了，门在房间的另一端。

他一开始只看到鞋子，平放在轮椅的金属边上，那是一双黑色皮鞋，锃光发亮，然后扶手椅滑动了，很慢，慢得让人不安而怀疑。然后他看到两条腿，膝盖圆润肥厚，轮椅就在那里停了下来，停在半路，在房间门口，只看得到他的两只手，白白胖胖的，完全看不到经络，紧紧抓着橡胶轮子。还有一米。终于，他看到了眼前的这个男人。

一瞬间，时间凝滞了。他一进门，眼睛就紧紧地盯住卡米尔，一动不动。护卫来到跟前，把金属椅子从桌子边拉开，好让轮椅过来。卡米尔做了一个手势，他离开了。

轮椅继续向前，转了一圈，轻便得出人意料。

终于，他们面对面了。

卡米尔·范霍文，重案组警官，四年来第一次，终于来到了杀害他妻子的凶手面前。

在卡米尔印象中，他身材魁梧，虽然有点发胖的迹象，但还是相当瘦长，带着一点过分的优雅和精致，还有一种几乎令人尴尬的性感，尤其是嘴部。而现在他眼前的这个囚犯，却肥胖而邋遢。

他的相貌特征和之前完全一样，但是总体看来比例全变了，只有他的脸没有变，像是一张精心画好贴在发胖的脑袋上的素描。他的头发太长了，还很油腻。他的眼神也没有变，依然阴险狡诈。

“这是命中注定的。”布伊松说（他的声音洪亮有力，略微颤抖），“就是现在。”好像会面刚刚已经结束了一样。

从他最兴盛的日子开始，他总喜欢说这样的话。事实上，就是这种夸张的言辞，这种放肆的傲慢，让他犯下了滔天罪行。卡米尔和他几乎是一相识就互相憎恨。接下来，事实证明，他们的本能早就做出了对的选择。这不是一个追忆往事的好时候。

“是的，”卡米尔只是简单回答，“就是现在。”

他的声音没有颤抖。他现在面对布伊松比以前淡定多了。他有过不少面对面的经验，他知道他不会情绪失控。这个他想了那么久希望他死、希望折磨他、希望他痛苦的男人，已经不再是同一个人了。看到他变成现在这样，几年之后，卡米尔想，自己所沉溺的仇恨可能要沉默、结束了，因为没有什么紧急的了。那么多年，他对杀害伊琳娜的凶手倾注了他所有的仇恨、暴力、怨念，但这一切已经过去了。

布伊松已经结束了。

卡米尔自己的故事，相反，并没有结束。

他在伊琳娜死的时候犯的错误还会继续让他饱受煎熬。这种煎熬永远不会放过他，现在就是证明，而且只有这点是肯定的。其余的，都会随时间飞逝。

当他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卡米尔抬起头朝向天花板，眼泪像看不见的伊琳娜在亲吻他一样，涌了上来：她还是那么美，像是永远年轻，只为他存在。他会衰老，而她却会一直容光焕发。她会永远保持这样，布伊松对她所做的一切不再是他的精神重压，所有有关她的一切的画面、回忆、感觉，都凝聚了卡米尔对伊琳娜的爱。

生命留下了一道痕迹，就像脸颊上的一条疤，隐隐的不那么明显，却也不可磨灭。

布伊松一动不动。从谈话一开始，他就害怕了。

卡米尔的情绪就在那么一瞬间涌了上来，不过他很快就克制了，并没有造成两个人之间的尴尬氛围。在有人说话之前，先要给沉默留个位置。卡米尔哼了一声，他不想被布伊松看出什么，在这个突如其来的麻烦和他们两人的静默中，有某种无声的交流。他不想和他交流。他擤了擤鼻子，把手帕塞进口袋，双肘放在桌子上，双手交叉放在下巴下面，盯着布伊松。

从昨天开始，布伊松就害怕此刻的到来。自从他听说范霍文警官去看了穆禄·法拉乌衣，他就明白马上要轮到他了。果然这一天很快就到来了。他整宿没睡，在床上翻来覆去，他不愿相信就是现在。他的死期就要来了。法拉乌衣的团伙在这个监狱里到处都是，连个蟑螂都不会有藏身之所。如果卡米尔提供了法拉乌衣所需要的服务——比如，揍他的人的名字——一小时到两天之内，布伊松就会在食堂门口被人一拳揍在喉咙口，然后被人从后面用铁索勒住，同时两个壮汉会绑住他的手臂；或者他会被人从他的扶手椅上直接推出三楼的栏杆；或者被床垫闷死。一切都取决于他的命令。范霍文甚至可以慢慢折磨他至死，如果他乐意的话。布伊松可能会在恶臭的厕所里被塞上嘴痛苦一整晚，或者被钉在衣橱里流干最后一滴血……

布伊松很怕死。

他以前不信卡米尔会报复。这种恐惧已经离他很远了，然而此刻，它又回来了，如此强烈，如此骇人，他甚至都觉得自己有些无辜。这些年的监狱生活里，经历了这里的一切后，他在这里建立了自己的地位，树立了自己的威信，但他莫名的优越感几小时之内就被范霍文摧毁了。他去看了一下法拉乌衣，大家就知道审判只是表面的，而布伊松缓刑的时间就要结束了。大家都在走廊上讨论着这件事，法拉乌衣四处散布了这个消息，当然也可能是范霍文和他之间的交易，只为了吓唬布伊松。有些看守知道这事，大家看布伊松的眼神都不一样了。

为什么是现在，这是唯一的问题。

“看起来你已经当上老大了……”

布伊松问自己，莫非就是因为这个原因？然而并不是，卡米尔只是说出了一个判断。布伊松极其聪明。在他逃跑的时候，路易给了他后背一枪，让他坐上了轮椅，但在这之前，他可给了警察不少苦头吃。他入狱之前就名声在外，他甚至因为吊足刑事科警察的胃口而成了风云人物。本着一点同理心和他与生俱来的天赋，他成功地爬到各个帮派战争的调停人的位置。在这种地方，一个消息灵通的聪明人是很稀罕的。这些年来，他在这里织下了密集的关系网，甚至在外面也是，主要是倚靠那些被释放的犯人，他依然会给他们服务，帮他们引见，为他们安排约见，还会主持会面。去年，他甚至还插手了西郊两个帮派的内讧，为了平息事件，他提出条约，参与谈判，俨然是个中间商。他从不参与任何帮派的非法交易，但他对一切了如指掌。对于监狱外的事情来说，只要是有犯罪，只要是这个犯罪有相当的级别，布伊松都会知晓。他就是这样消息灵通，所以他很强大。

然而，卡米尔现在决定，明天，或者一小时内，有一个人得死去。

“你看上去有点焦虑……”卡米尔说。

“我只是在等着。”

布伊松立刻就后悔了，因为这句话听上去更像是挑衅。卡米尔举起手，没问题，他懂。

“您会给我解释……”

“不，”卡米尔说，“我没什么可解释的。我只是会告诉你事情会怎么发展，没别的。”

布伊松脸色惨白。范霍文语气中的淡漠对他来说就好似更多了一重威胁。

“我有权得到解释！”布伊松大叫起来。

如今他的肉体已经变了模样，但他的内在一点都没变，还是一样无度的自我。卡米尔在口袋里一通乱摸，把一张照片放在了桌子上。

“文森特·阿福奈尔。这是……”

“我知道这是谁……”

这是他的本能反应，他感觉自己像是被羞辱了一般；但这也是他松了一口气之后的反应。顷刻之间，布伊松就明白自己的命运全都掌控在卡米尔手中。

卡米尔被自己说话的语气中不自觉流露的愉悦给吓到了。一切都是可以预见的。布伊松立刻试图建起一道防火墙，想避开这个话题。

“我私下不认识他……他虽然不算什么传奇，但也还是个有头有脸的人物。他的名声可以说相当……狂野。粗暴的野蛮人。”

应该给他的大脑插上电极，看看他的神经连接是以怎样惊人的速度运行的。

“他在去年一月消失了，”卡米尔继续说，“好一阵子都找不到人，即便是那些亲近的人，他的同伙们，也都不知道他的行踪。他什么消息都没有放出来。然后他就这样突然又出现了，换汤不换药的作案手法。他又活蹦乱跳地重回沙场。”

“所以在您看来很奇怪。”

“我有点不能把他的突然消失和……这大张旗鼓的回归衔接起来。对于一个已经金盆洗手的人来说，这有点令人惊讶。”

“所以一定是有什么情况。”

卡米尔神情焦虑，像是对自己很不满意，甚至有点生气了。

“应该这么说：有什么情况不对劲，而我不理解。”

在布伊松极其微妙的笑容里，卡米尔很高兴自己相信了他的自负。是因为他的自负，他才成了前科累累的杀人犯，也是他的自负把他引入了监狱，他可能有一天也会因为自负而死在牢里。而他总是不吸取教训，他的自恋，一如从前，像个无底的深渊，随时都会让他摔得粉身碎骨。“而我不理解”，这才是关键句，也在给布伊松关键词，因为他理解，而且他是个藏不住的人。

“他可能有点紧急情况……”

一定要说到底。卡米尔没有表露他的煎熬，为了套他的话只能如此自降身份。他是来调查的，只要能达到目的，一切手段都是合理的。于是他抬起眼看向布伊松，假装非常感兴趣的样子。

“听说阿福奈尔得了重病……”布伊松一字一顿地说着。

当你选择了一种策略，除非有证据显示它不奏效，不然你最好坚持下去。

“所以他不顾一切了。”卡米尔回答。

答案立刻就出来了。

“完全正确，应该就是这病让他受了刺激，立刻就不对了！他和一个比他年轻很多的姑娘在一起……一个最低级的妓女，才十九岁，和她上过床的人已经相当于一个小城镇的人口数量了。她应该是喜欢这一行的，不然绝对是做不到如此兢兢业业的……”

卡米尔怀疑布伊松会不会有胆子，或者说不自觉，一口气全说了。他果然有。

“尽管她这个样子，但是看起来好像阿福奈尔很迷恋这个姑娘。爱情，警官，你说是不是很伟大？关于这个，您应该是知道一些的……”

卡米尔克制得很好，但他几乎就在爆发边缘。他的内心已经崩溃了。他刚刚准许了布伊松拿他的事情开玩笑。“爱情，警官……”

布伊松应该是感觉到了，谈话的氛围已经从相对的愉悦变成了一种竭尽全力但也快要耗竭的克制。

“如果他病得太厉害，”他继续说，“可能阿福奈尔是想让他的小女友有个保障。您知道，在那些最邪恶的灵魂里，往往会闪现出一些最了不起的时刻……”

流言不断传播，路易已经告诉过他了。这个确认虽然代价高昂，但也值得这样的牺牲。

对卡米尔来说，隧道的尽头，一道光线刚刚出现。布伊松也松了一口气。他是个变态，同时，他也冒着生命危险，无法不去揣度范霍文警官的需要，以及他之所以需要屈尊来找自己谈话来揣度他对这个调查的重视程度，并揣度他的紧急程度。这可能是他唯一的希望。

卡米尔没有给他太多时间。

“我现在就要抓住阿福奈尔，立刻。我给你十二小时。”

“这不可能！”布伊松哽咽住了，暴躁起来。

看到卡米尔站起来，他似乎看到他最后一线生机就要消失了。他发疯似的用他的拳头击打着轮椅扶手，卡米尔不为所动。

“十二小时，多一个小时都不行。紧急关头的工作效率总是最高的。”

他一手推开门。门刚打开，他就转向布伊松：

“就算在这之后，只要我想，我随时都可以置你于死地。”

他虽然这样说，但他们都知道这不完全是真的。

如果是真的，那么布伊松早就死了。

对于卡米尔·范霍文来说，要求一个杀人犯给他办事，和他的身份并不相符。

现在他知道自己已经十拿九稳，事实上，他本来或许也没有冒什么险，布伊松早已决定要找出范霍文想要的。

卡米尔走出监狱，感到放松和疲惫同时到来，像是一场海难的最后一位生还者。

9:00

凉意和疲惫一样，使我难受。这种凉意一开始感觉不到，但如果不活动活动，很快就会冻入骨髓。要想精准地射击可真是不容易了！

但至少这个角落很安静。房子的占地很大，虽然屋顶很高，但没有分层。前方的空地完全没有遮挡。我隐匿在庭院尽头的一间小棚里，一个兔棚之类的地方。

我把狙击枪放在这里，只把华瑟枪和猎刀留在身上，然后走过大片空地去侦察。

了解地形是极其重要的。在该搞破坏的地方就要搞点破坏，要细心、精确。怎么说来着？对，“像手术刀一样”。在这里用莫斯伯格霰弹枪，就像是用滚筒来画细密画。像手术刀一样，就是说把孔打精准了，不偏不倚正中目标。鉴于那大玻璃窗看上去能够经受不小的考验，我庆幸我选择了带瞄准镜的M40A3狙击枪，这个武器很精确，很有穿透力。

在房子的右边一点有一个小丘，在它下面，泥土被雨水冲成溪流。这是一个建筑材料构成的小坡，有石膏，有水泥块，可能人们曾想过将它们撤走，但最终还是留在了原地。这不是一个理想的位置，但我能利用的也只有这么多了。从那里，我看见了主卧室的一大部分区域，不过是斜着看的。如果要射击，我得在最后一刻站起来。

我已经看见她走过了一两次，但实在是太快了。别懊恼，本来是该迅速解决的，但是也要把事情做得漂亮。

安妮一从床上起来，就走到门前检查卡米尔是否把门锁好了。以前这里曾被入室盗窃过好几次，处在这样一个偏僻的角落，这并不稀奇。此后这里就戒备了起来。大玻璃窗是双层强化玻璃构成的，大锤砸下去也不会颤抖分毫。

“这是报警器的密码，”之前卡米尔拿着一张从本子上撕下来的一页纸对她说，“你按#号，再按数字，然后再按#号，警报就会响起来。虽然它跟警察局没有连通，而且只响一分钟，但我保证，它会很有威慑力。”

号码是这样的：29091571。她没想问它们对应着什么东西。

“这是卡拉瓦乔 [1] 的生日……（他好像在道歉）这对密码来说不是个坏主意，没有什么人知道它。不过我再次向你保证，你是用不上它的。”

她也去了房子的后部，那里是洗衣房和浴室，唯一通向外面的门也同样隐蔽，而且插上了插销。

之后安妮洗了澡，尽她所能地完完整整洗了一遍。由于不能方便地洗头发，她犹豫着要不要把手指上的夹板取下来。她没有这样做是因为实在太痛了，当她触碰到指尖的时候她差点没叫出来。要习惯这样。就好像她有了熊的手掌，抓取细小的事物变成了一种值得纪念的行为。她用右手大拇指做主要的事情，左手那只则仍有挫伤。

淋浴对她很有益，不然整个晚上她都觉得自己脏兮兮的，总感觉自己带着医院的气味。

先是滚烫的水温柔地将她完全浸透，然后她打开窗户，凉爽宜人的空气让她精神振作起来。

只是她的脸似乎没有变。镜子里，是昨夜见到的同一张脸，但更丑、更肿，这一块更青，那一块更黄，还有那些断掉的牙齿……

卡米尔小心地开着车。太过小心，慢得有点儿过分，尤其是在不算很长的高速公路上，别的司机都似乎忘了限速这回事。卡米尔的心思不在这里，他太忧虑了，自动驾驶的能力也随之降到最低：六十公里每小时，接着是五十，随之而来的是惯常的后果：一阵喇叭轰鸣、过路司机的咒骂以及车头灯的催唤，他的车就这样拖拖拉拉地开到了环城大道。一切思绪都从这个问题开始：他睡着了，同这个女人一起，睡在他生命中最秘密的地方，但他实际上对她知道什么呢？安妮和他之间互相了解些什么？

他迅速清算了一下安妮所知道的关于他的事情。他向她讲过最主要的部分，伊琳娜、他的母亲、他的父亲。他的生活实际上不过就是这样了，也没有那么多可说的。加上伊琳娜的死，也只是比大多数人多经历一场悲剧罢了。

而他所知道的关于安妮的事情，也不比这些要多：一份工作，一次婚姻，一个弟弟，一次离婚，一个孩子。

看清这一点后，卡米尔把车开上中间车道，拿出手机放在点烟器上，联网，打开浏览器。屏幕实在太小了，他戴上了眼镜，而手机从手里滑了出去，他不得不俯身在副驾驶的座位底下摸索，当一个人只有一米四五的话，这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于是车子开上了最右车道，在这儿可以慢行，边上就是紧急停车线，车子在线上摆动了好长一段时间，这是卡米尔用来取回手机的时间，而在这段时间内，他的思绪继续向前行。

他在思考他所知道的安妮的事。

她的女儿，她的弟弟，她在旅行社的工作。

还有什么？

他感到背脊一阵刺痒，像是灵光一现。

他感到突然分泌的唾液。

刚把手机拿出来，卡米尔就开始键入“威尔蒂格·施文戴尔”。不太容易输入，这个名字里包含太多讨厌的字符，但他总算还是输入完毕了。

在等待欢迎页出现的时候，他紧张地轻拍方向盘。终于出来了，伴着棕榈树和美好沙滩的图片——至少对那些把沙滩当作梦想的人来说——这时一辆半挂车愤愤地超过了他，车上的司机大骂着让他去死。卡米尔把车往旁边开了一点，但仍旧俯身专注在他的手机的小屏幕上：机构，董事长致辞，要这些有屁用，好了，终于出现了公司的组织结构图。卡米尔的车正行驶在紧急停车道的标线上，他突然直起身，一辆车从左边擦过，又是一顿叫骂，仿佛能听见激动的司机的各种侮辱。管理与审计部门的负责人是让米歇尔·法耶。他一只眼睛看手机屏幕，另一只盯着路况，已经到巴黎了，卡米尔把脸凑近屏幕，有他的照片，让-米歇尔·法耶的，三十岁，微胖，头发稀疏但看上去自我感觉良好，一看就是个经理。

当他开上环城大道时，卡米尔正在滑动无止境的联系方式页面，这个页面包含了公司里所有算得上号的人员。他在合伙人名单里寻找安妮的照片，照片一张接着一张地过去，拇指一直按在向下箭头上，他错过了字母F，他往回翻的时候背后响起了警笛声，他抬眼看了看后视镜，把车贴向最右车道的右端，但没有用，骑警超过了他，示意他驶出环城路，卡米尔放下了他的手机。妈的。

他停下车。警察，真是令人讨厌。

这里完全没有女性用品。没有电吹风，没有镜子，完全是一个男人的地方。还没有茶。安妮找到了马克杯，她选了上面写着西里尔字母的那一个：

我的伯父真麻烦

奄奄一息规矩多

她找到了汤，但放太久了，一点味道都没有。

她突然意识到在这个房子里她的动作都十分别扭，做每件事都需要多一点努力。因为这是一座身高一米四五的男人的房子，所有的东西都比别的地方矮一点——门把手、抽屉、用品、开关……环视一周，就会发现到处都有那些用于攀登的东西，梯凳、梯子、搁脚凳……因为奇怪的是，事实上也没有东西是符合卡米尔的身材的。他并没有完全排除将这一空间与别人分享的可能，所有的东西都处在一个让他舒适又让别人能够接受的高度。

发现了这一点后，安妮心头一颤。她对卡米尔从来没有同情，同情不是他会激起的情感，在任何人那里都不会。不，她是感动了。她有负罪感，在此时此地，比在彼时彼方，更有这种感觉，因为觉察到自己侵占了他的生活，她感到因为将他卷进自己的生命里而有罪。她不再想哭，她已经决定她再也不哭了。

恢复镇定以后，她以一个决然的动作把汤倒进洗碗槽里，一个对自己发怒的动作。

她穿着那条紫红色厚运动裤，上身是圆领的羊毛套衫，在这里没有别的属于她的东西了。她进医院时穿的衣服沾满了血，工作人员把它们都扔了，而那些卡米尔从她家带去医院的衣服，她决定把大部分留在衣橱里，好让人相信——如果有人在她离开之后进来的话——她只是离开了房间而已。他当时把车停在紧急出口的旁边，安妮从电话台后面溜出来，她上了车然后就在后座睡着了。

他答应她今晚会带回来一些衣服。但今晚已经算是另一天了。

打仗的时候，人们每天都问自己：我会在今天死掉吗？

因为就算卡米尔做出了美好的承诺，该来的还是会来的。

唯一的问题只是什么时候来？她现在呆立在大玻璃窗前。从她在房间里转悠的时候起，从卡米尔离开的时候起，她就被眼前这片森林所吸引。

在晨光中，它光怪陆离。她转身往浴室去，但又看见了森林。一些很蠢的想法划过她的脑海：在《鞑靼荒漠》里，那个前哨站面对着荒漠，顽强的敌人通常就是从那边过来的。

怎么活着离开呢？

这些警察真不赖。

他一下车（为了出来，他必须把腿奋力往前抬并且从座椅上弹起来，像一个小男孩一样），骑着摩托的同事就认出了范霍文警官。他在二人小组里执勤并且有一定的任务区域，不能离开太远，但他还是向警官提议可以为他开路，就到圣克卢门吧。不过在这之前他还是提了一句，警官，驾驶时使用手机，就算有原因，也很不谨慎，就算是很忙碌的状态下，司法警察也并非就有权成为公共危害的。卡米尔节约了宝贵的半小时，他继续偷偷地在手机键盘上敲敲打打。当那个同事向他挥手作别时他已到了河边，卡米尔再度架上眼镜，花了十几分钟确认安妮的名字没有出现在威尔蒂格·施文戴尔的合伙人名单中。但是，检查过后，他发现这个页面从2005年12月开始就没有再更新过了……安妮那个时候应该还在里昂呢。

他把车停在停车场，下了车，当手机响起的时候他已经登上通往他办公室的台阶了。

是盖兰。卡米尔转了个身，按下接听又快速下楼到了庭院里，没有必要让别人听到他问了盖兰什么。

“你能打回给我真是太好了。”他用一种高兴的语气说道。

他只解释了需要解释的，在不吓到他的同事的同时保持真诚。我需要你帮点忙，我之后会跟你解释，但其实不需要多此一举了，盖兰已经了解事情的发展，分局长米夏尔也给他留了消息，虽然可能是抱着同一动机。刚才，当他打回给米夏尔的时候被迫对她说，就像对卡米尔说的，他没法告诉她关于这次持械抢劫的一点信息，毫无办法。

“我四天前就休假了，我老了……我是从西西里给你打的电话。”

妈的。卡米尔给了自己几巴掌。他说了谢谢，不，没什么严重的，别担心，嗯，你也是，他挂了电话。他精神已经不在这儿了，因为同事的电话没有中断脊椎的刺痒，也没有中断唾液的涌出，令人不适，这些在他身上是职业性兴奋的清晰信号。

“您好，警官！”法官说道。

卡米尔又回到了现实。两天以来，他感觉自己被关在一个疯狂加速的陀螺里，这个早晨更是毫无逻辑，陀螺就像一个自由电子一样行动。

“法官先生……”

卡米尔竭尽全力地笑起来。如果你是佩莱拉法官，你一定会知道卡米尔是有多么迫不及待地等着你。不仅如此，他还会迎着你，而你的出现给他带来了莫大的宽慰，他伸出张得大大的手，以惊讶的表情摆着头，两位大智者终于相遇了。

司法方面的智者似乎并没有卡米尔那般的热情。他冷冰冰地握了握他的手。卡米尔学他的样，想去找穿高跟鞋的书记员握手，但是没有时间了，法官已经从他身边过去了。法官走得直挺挺又急匆匆的，登上楼梯，他所有的态度都在表明他拒绝讨论。

“法官先生？”

佩莱拉转过身，停下了，一副惊讶的神情。

“我能借用您片刻吗？”卡米尔问道，“是关于莫尼尔长廊的事情……”

浴室那怡人的热度让人忘了发生的一切，所以重新来到客厅里而感受到的凉爽，就意味着回到了沉重的现实。卡米尔给了她不少关于炉子的使用说明，但显然她很快就忘记了。借助拨火棍，她把铸铁平板打开，然后往硕大的洞里塞了一根木材，不太能进得去，她使劲往里塞，木材终于进去了。关上铸铁平板的时候，房间里已经飘着一股火烧木材的呛人气味了。她决定泡一杯速溶咖啡。

烧火炉也没能让她暖和起来，她身体内部还是冷冷的。煮水的时候，她再次把目光投向森林……

然后，她坐在长沙发上，翻阅卡米尔的画作。她左右为难，是因为不知道选哪幅，这些画到处都是。有脸庞特写、身形素描，还有穿制服的人的模样，她惊讶地找到了那个带着傻气和泛黄眼圈的身材高大的警察的画像，就是那个在她病房门前站岗的人，他在她溜走的时候打着深沉的呼噜。在画中他在某处站岗，卡米尔的寥寥数笔就已经勾勒出一张惊人的现实主义作品了。

这些人像作品是打动人的，但也是毫无保留的。有时候卡米尔显示出他细致的讽刺漫画家的一面，比起好笑，不如说是更残酷，不留幻想。

突然（她没有料到）在一本放在矮玻璃桌上的笔记本里，她看到了自己的画像，是她，安妮，有好几页，没有日期。她的眼泪随之涌上眼眶。首先是因为卡米尔，想象他孤单地在这里花上多少个整天的时间，画着脑海中浮现的他们共同经历的时刻。然后也是因为她自己。这些画和她今天的样子已经没有什么关系了，这些速写的创作要追溯到她还很漂亮的那段时间，那时她有完整的牙齿，没有血肿、脸上和嘴边的疤，也没有迷茫的眼神。卡米尔只是用几下铅笔着手画了背景的些许元素，但安妮几乎每一次都能认出给他灵感的环境。安妮不禁大笑起来，这张是在费尔南餐厅的场景，是他们相遇的那一天。安妮站在卡米尔书房的门口，只要顺着本子一页页地往下翻，就可以回溯他们的过往。这张是安妮在凡尔登的时候，那家他们讨论过问题的咖啡店，那是相遇第二天晚上。她戴着无檐帽，笑着，看上去充满自信，而且鉴于卡米尔重现这一刻的方式来看，她当时确实非常有理由那样。

安妮吸了吸气，找了张纸巾。这是她走在路上的身影，在歌剧院旁，她来与他会合，他订了《蝴蝶夫人》的座，于是，就在后面一张，是安妮在出租车里模仿蝴蝶夫人的样子。每一页都讲述了他们一起的故事，一天接着一天，一个月接着一个月，从最初的时候开始。几页间，安妮时而在这儿，时而在那儿，在洗澡，然后是在床上。她哭了，她感觉自己不够好看，但卡米尔却总是深情地凝望她。她把手伸向纸巾盒，要站起来才能够得到。

就是她拿到纸巾的这一刻，子弹穿过了大玻璃窗，击碎了矮桌子。

从她醒来之后安妮就一直害怕这一刻，但她还是吃了一惊。这不是惯常的枪械射击带来的爆裂声，但子弹的冲击让她感觉整个房子的墙面都要倒塌了。而那张桌子，一瞬间在她手底下爆裂，把她吓呆了。她发出一声尖叫。在条件反射允许的最快时间内，她身子像一只刺猬一样蜷了起来。她向外瞟一眼，发现大玻璃窗并没有碎。在子弹打穿的地方，有一个带虹彩的大孔向四周延伸着巨大的裂痕……她还能活多久？

安妮马上明白她现在是一个完美的靶子。然而，她不知道怎么突然有这一股劲，她一扭腰，翻过了长沙发的靠背。

她一个翻转，压到了之前断掉的肋骨，疼痛一瞬间让她无法呼吸。她重重地跌落，喊叫着，但自卫的本能更占上风，尽管很疼，她还是快速靠着沙发背坐了起来，自猜想子弹是否能穿过沙发击中她。她的心跳得快要裂开了。身体又开始从头到脚一阵一阵地颤抖，好像在发冷。

第二发就在她头顶上方飞过。子弹撞上墙面，她本能地低下了头，石膏块砸向她的脸、脖子，砸进眼睛，于是她匍匐在地，双手抱头。

她被毒打的那一天，在莫尼尔长廊的厕所里，几乎也是一样的姿势。

她需要一部电话打给卡米尔，马上。或者打给警察。有人来吗？快来救我！

安妮知道形势很严峻：她的手机在上面，在床边上，而到半阁楼需要完全暴露地经过整个房间。

当第三颗子弹打进炉子里时，激起一阵像锣鼓一样的嘈杂声，带着可怕的强度，安妮几乎要被震晕过去，她用双手捂住耳朵。子弹反弹的结果是，在那边墙上的画框炸开了。她害怕得不能够使思绪集中到一件事情上来，而是在一种惊愕中回想各种画面，莫尼尔长廊的，还有医院的，此外，总是有卡米尔的脸，严肃的、斥责的脸，就像处于追溯过往的状态，那种人就要死的时候会有的念头。

这就是正在发生的事情。他不会总是错失机会的，而这一次，她完全只有一个人，没有看见任何人前来救援的希望。

安妮咽了咽口水。她不能待在这里，他总会进到房子里来的，她还不知道他具体会怎么做，但他肯定能做到。她必须联系上卡米尔。他告诉过她要发动报警器，但那张写着密码的纸放在了操作台的旁边，在客厅的另一边。而手机，正是在上面。

她必须上楼。

她抬起头，看了看周围，看看地板、地毯和石膏碎片，但这些都帮不了她，能帮她的只有她自己。她做出决定了。她滚到地上，想用两只手一下把羊毛衫脱下来，夹板缠进了网眼里，她拉着，将它扯出来，数了三下并在第三下时坐起来，背部贴在长沙发的椅背上，把羊毛衫卷成一团放在肚子前。如果他射中椅背，她就死了。

别拖拉了。

瞟一眼右边，楼梯离她有十几米远；瞟一眼左边，主要看向高处：从她所处的位置，透过屋顶的大玻璃窗，她看见了树木的枝干。他会爬到那上面，然后从那儿进来吗？当务之急是打电话求救，打给卡米尔或者警察，无论是谁。

她不会再有别的机会了。她把腿收拢到身下，然后将她的羊毛衫从左边远远地投出去，没有过分用力，她想让它在空中飞得久一点，高一点。不出所料，她听到紧随其后的子弹就在她身后爆响……

很久以前，我就学过这个：交错射击。放一个靶子在左边，另一个在右边，要相继击中它们，越快越好。

我架起枪，在瞄准镜里监视房间。当羊毛衫从一边飞出来的时候，我已经准备好了，我开了枪，如果她以后还想再穿它的话，得好好补补，因为我正中靶心。

马上掉转枪头，我看见她奔向楼梯，我瞄准，当我击中第一级台阶时她已经登上了第二级，我眼看着她消失在半阁楼里。

是时候改变一下策略了。我把狙击枪放在兔棚里，带上了手枪。在必要的情况下，为了收尾，我也带上了猎刀。我已经在哈维克那里测试过它了，的确是上好的工具。

她现在在楼上了。把她引向那里并不太难，我本料想会碰上无数的麻烦，但事实上，只不过是一件好好引导她的差事。现在只需要绕一圈，还需要小跑一段。没有什么是白送的，她最终会明白这一点。

如果一切如预料般进行，我会来到她的面前。

第一级楼梯在她的脚下炸开了。

安妮感觉到楼梯在她身下震颤，她冲得太快了，在路上绊了一跤，摔在了半阁楼的楼梯平台上，头撞在了衣橱上。这里很狭窄。

她已经站了起来，扫了一眼下方，她确认自己不会被看见或击中后，决定留在这里。首先，打电话给卡米尔，要让他马上来这里，来帮她。她疯狂地翻找着衣橱，不，不在这里，床头柜那里也依然没找到。这见鬼的手机到底在哪儿？想起来了，她睡觉时把它放在了床的另一边，让它接在电源上充电。她在衣服下面翻找，终于找到了。启动屏幕。她气喘吁吁，心脏在胸腔猛跳得使她感到恶心，她用拳头敲击膝盖，这手机运行得太慢了。卡米尔……终于，她拨通了他的电话。

卡米尔，接吧，快。我求求你……

铃声响了一下，两下……

卡米尔，求你了，告诉我我该怎么做……

安妮的手在电话上颤抖。

“您好，您现在听到的是卡米尔·范霍文的语音……”

她挂断了，重播一遍号码但再次来到了语音信箱。这一次，她留了讯息：“卡米尔，他来了！回答我，求求你……”

佩莱拉看了看表。要借用法官的一点时间看起来并不容易，他太忙了。对范霍文来说，法官给的信息很明确——这个案子已经不属于他了。法官摇摇头，他有点不快，这些日程真是令人受不了。卡米尔补充道：这其中有太多不合规矩的东西、太多模糊的地方、太多疑点，甚至案子会被移交到别的部门去。因此，作为应对和自保的方式，副局长米夏尔将通知检察院，而后纪检部门会对范霍文警官的行动做出调查——这种威胁正以一种清晰得令人害怕的场景浮现出来。

佩莱拉法官希望能空出时间来，他犹豫着做了个小小的动作：他看了看表，有点漫不经心。真是讨人厌，能怎么办呢，他站在比卡米尔高两级的地方，看着卡米尔，他确实犹豫了，以这种方式逃避并不是他的风格。他不是对范霍文警官让步，而是对职业的审慎。

“我过会儿叫您，警官。早上的时候……”

卡米尔合起了手，谢谢。佩莱拉法官点点头，没问题。

卡米尔知道，这次会面是最后一线生机。在勒冈的友谊及支持和法官的足够欢迎的态度之间，他还有点希望逃过大难。他紧紧抓住这个机会，法官能清楚地从他的脸上看出来，同时还有好奇心。这不必隐瞒。这两天，从别人口中说出的发生在范霍文身上的事情，好像已经奇怪到使人想极力凑近观察一番，好有一点头绪。

“谢谢。”卡米尔说。

这个词说出来，像承认，也像请求。佩莱拉向他致意，然后又显得为难，便转过身离开了。

她猛然抬起头。他不再开枪了，他在哪儿？

房子的后部，下面浴室的窗子还开着。可能对一整个身体来说这扇窗太小了，钻不进来，但这毕竟是个开口，而有了这开口，谁也不知道他能办到什么。

没有考虑所冒的风险，安妮不假思索地冲向可能有埋伏的大玻璃窗。她下了楼梯，跳下最后一级，左转，没有摔倒。

当她来到洗衣房的时候，他就在她的面前，在窗子的另一边。

他的笑容被窗户框着，像是一幅风俗画。他把手伸过窗子的开口。手臂尽头持着一把指向她的方向的手枪，带着消音器。枪口长得可怕。

他一看见她，就开枪了。

法官一离开，卡米尔就下了楼梯。在露台，路易出现了，英俊得像个明星，外套是克里斯汀·拉克鲁瓦的，带着精致条纹的衬衫是萨维尔豪斯的，鞋子来自弗兹尔利。

“我等会儿再找你，路易，不好意思……”

一个小手势，我等着您，慢慢来。他让了让路，他会再回来。这个家伙是低调的化身。

卡米尔进到他的办公室里，把外套丢在椅子上，一边查找并拨通威尔蒂格·施文戴尔总部的电话，一边看着表，九点一刻。有人接听了。

“请找安妮·弗莱斯提尔。”

“请稍等，”接线员说道，“我查查看。”

呼吸。手掌放松了些，他简直要松一口气。

“不好意思……您要找哪位？”年轻的女士问道，“我很抱歉（一个带着笑意的声音，像是在希望对方能理解），我是临时代班的……”

卡米尔吞了口口水。虎口重新像拧紧的螺丝一般握住，而痛苦则漫向了全身，焦虑快速涌上来……

“安妮·弗莱斯提尔。”卡米尔说。

“她在哪个部门工作呢？”

“呃……管控部门，或者差不多这类的。”

“对不起，我没有在名录上找到她……请先别挂断，我将您转接给别人……”

卡米尔感到肩膀沉下来了。一个女人接听了，可能就是那个安妮提过的“难缠的女人”。不，不是她，因为她说她不知道安妮·弗莱斯提尔是谁，谁也不知道这是谁，得再找找。“您确定是这个名字吗？我可以将您再转接给别人，您是为了什么打来的呢？”

卡米尔挂断了。

他喉咙很干，需要喝杯水，快没时间了。他的双手在抖。

他的密码。

灵机一动，他转向他的职业的搜索网络：“安妮·弗莱斯提尔”。数不胜数的结果。精确点：“安妮·弗莱斯提尔，出生于……”

他能回忆起来她的出生年月。他们在三月初相遇，而三周后，当他得知那天是她的生日时，他请她到内奈斯餐厅去。他没时间买礼物，只是发出了邀请。安妮笑着说，对生日来说，一顿饭就很不错。她喜欢餐后甜点。他在餐巾上给她画了肖像并送给了她。他没有对这幅画特别做出评论，但他对这幅肖像很满意，觉得它很有创意，同时又很准确。他们的确有过一段这样的日子。

他用手机搜索，打开备忘录：3月23号。

安妮四十二岁，1965年生。在里昂出生？不确定。他在关于那天晚上的记忆里搜寻，她说过她的出生地吗？他删掉“里昂”，按下确定搜索，结果显示出两位安妮·弗莱斯提尔，这很常见，输入你的生日，如果你的名字很普通，那么到处都是你的双胞胎。

第一个安妮不是他的那个，这个安妮在1973年2月14日就死了，只有八岁。

第二个也不是，在2005年10月16日就去世了，是两年前的事了。

卡米尔反复用手指摩擦手掌。他感到一种亢奋，他很熟悉这种亢奋，他整个职业生涯的核心就是这种亢奋，但这不仅仅是一种职业性的亢奋，还是一种突如其来的异常状态。就“异常”这方面来说，他是无可置疑的冠军，所有人在见他第一眼时就会看出来。只不过这一次，这种异常回应着另一种，也就是他那无人理解的行为异常。

对此，他自己也变得不理解起来。

他为什么要战斗？

要去对抗谁？

有些女人会在年龄上说谎。这不是安妮的作风，但谁知道呢。

卡米尔起身打开档案柜，没有人整理过里面，他以自己的身高作为从来不打理它的借口。当然，就算身高适合……他也需要几分钟来找到他想要的操作说明。在这件事上谁也帮不了忙。

“离婚后花时间最多的，就是清理房间。”安妮说过。

卡米尔摊平手掌以集中精力。不，办不到，他需要一支铅笔，一张纸。他要画速写。他在寻找。他们在她的家。她坐在沙发床上，他刚刚说这房间很……怎么说呢？实际上，它有点不堪。他寻找一个不伤人的词，但无论怎么做，一句话这样开始，再加上一段长而尴尬的沉默，就直接向着糟糕的方向去了，唯一的问题只是什么时候说出来罢了。

“我完全不在乎，”安妮干巴巴地说，“我想清除一切。”

回忆涌上心头。他要回到离婚的那个节点，他们从没有真正谈过这件事，卡米尔没有问过这类问题。

“两年了。”安妮终于开口。

卡米尔马上放下了铅笔。一只食指对着介绍操作程式的那几行，另一只敲着键盘，他设定搜索条件，查找一个在2005年结婚和（或）离婚的叫安妮·弗莱斯提尔的人。他挑出搜索结果，再筛选，去除所有在搜索范围外的内容，只剩下一个安妮·弗莱斯提尔：出生于1970年7月20日，三十七岁……卡米尔看见：“1998年4月27日被判诈骗罪。”

她被记录在案了。

这个信息让人困惑，他甚至没有马上读完全部内容。他松开铅笔。安妮，被记录在案。最新的宣判是伪造支票、假冒和伪造。他被打击得花了好几秒才意识到：这个安妮·弗莱斯提尔被监禁在雷恩监狱和康复中心。

这不是安妮，而是另一个人。这个安妮·弗莱斯提尔虽然和她有着一样的名字，但和自己的那个安妮一点关系都没有。

尽管……这一个被放出来了。什么时候？档案是最新的吗？他需要换一个操作说明来了解怎样转到这个被拘押人的备案照片。我紧张了，很紧张。他对自己说。他读到了：“按下F4，确定。”出现的女人的正面和侧面都表示这是一个肥胖的女性，而且，显而易见，是亚洲人。

出生地：岘港市。

回到主屏幕，他松了口气。他的那个安妮不是警察部门所认识的那一个，但她确实非常难找。

卡米尔本该喘息一会儿，但他做不到，他的胸腔闷着，这间房间缺少空气，他已经这样说过无数次了。

一看到他出现在面前，安妮就坠倒在地，子弹击中了火炉框，就打在她头上几厘米。子弹在一阵呼啸声中从炉子弹回来以后，爆炸声减弱了不少，但对木材的冲击激起了可怕的回声。

安妮，四肢着地，为了离开房间，她惊慌失措地疯狂爬着。简直疯了，和两天前在莫尼尔长廊完全是一样的场景。她再次在地上滑动，在他射中她背部之前……

她身子翻滚着，夹板滑到了打蜡的地砖上。疼痛已经不算什么了，不再有疼痛，只有本能。

另一发子弹擦过她的右肩钉在了门上。安妮像只小狗一般跑着，为了通过门槛而再次翻滚。她现在奇迹般处于掩护之下了，背靠着墙壁。他能进来吗？怎么进？

奇怪的是，她没有松开她的手机。下楼梯、冲刺，她一路跑到这里都没有把它松开，就像那些在枪林弹雨之下，仍紧紧抓着他的毛绒玩具的小孩子。

他在干什么？她想看看。但如果他埋伏在那儿的话，她头上就会被第三颗子弹击中。

思考，要快。她的手指已经重新试过了卡米尔的号码。她挂断了，她要孤军作战。

打给警察？这荒郊野岭的，警察会在哪儿呢？光向他们解释要花上一段莫名其妙的时间，而就算他们过来，又要花上多少时间才能赶到？

就算快上十多倍，安妮也已经死了。因为他就在这里，非常近，在墙体的另一边。

当下的出路，是卡拉瓦乔。

记忆是奇怪的工具，感官都变得锐利如刀，一切都回想起来了。安妮的女儿阿加特是学管理学的，她在波士顿。卡米尔对此很肯定，安妮曾说她到那里去了（她从蒙特利尔去的，就是在那儿，她看到了一幅莫德·范霍文的画作），她还说那个城市很漂亮，很欧洲化，“旧派风格”，她补充道，只是卡米尔没能明白她想表达的是什么意思。这让他模糊地想到了路易斯安那。卡米尔不喜欢旅行。

他需要求助于另一份文件，也就意味着另一份操作说明。他回到文件柜，然后找到快捷键列表，原则上来说还不需要比他所处职位更高的授权。这个搜查网络运行得很快：波士顿大学有四千名教授，三万个学生，但这结果没什么用。卡米尔浏览了一遍学生组织，复制所有的清单，放在了一个文件里，他往这文件里添加了一个搜索名字的工具。

一个弗莱斯提尔都没有。她的女儿结婚了吗？她用的是父亲的姓吗？最保险的是用名字来搜索。不少阿加塔、阿加莎，但只有两个阿加特，一个阿佳特。三份简历。

阿加特·托马森，二十七岁，加拿大人；阿佳特·林德罗，二十三岁，阿根廷人；阿佳特·杰克森，美国人。没有一个是法国人。

没有安妮。现在，没有阿加特。

卡米尔犹豫要不要搜索一下安妮的父亲。

“他被选为四十个组织的财务主管。他在同一天里盗空了四十个账户，没有人再见过他。”

在说这个的时候，安妮笑着，但是是奇怪的笑。只有这么少的信息是很难办的：他是商人，卖什么？住哪里？这些事情发生在什么年代？有太多未知的东西了。

剩下的只有纳唐，她的弟弟。

对于一个研究员来说（但在什么方面呢？也许是天体物理这一类的），从对这个头衔本身定义上来看，也就是他出版研究著作，这是不可能在网上找不到的。卡米尔开始呼吸困难。搜索花了一点时间。

没有一个研究员是叫这个的，哪里都没有。最接近的是一个叫纳唐·弗雷斯特的，新西兰人，七十三岁。

卡米尔换了好几次思路，他尝试搜索里昂、巴黎，所有的旅行社……当他发起对安妮电话号码的最后一次搜索时，他脊椎的刺痒消失了。他已经知道了，这是在确认。

这个号码设置了隐私保护，要绕开它会有点烦琐，但一点也不复杂。

客户姓名：马里斯·罗曼。地址：枫丹欧华路26号。很明显，安妮住着的公寓套房是属于她邻居的，而且一切都在他的名下，因为一切都属于他，包括电话、家具，甚至那个放着乱七八糟的、摞得毫无秩序的书的书架。

安妮租下了整个带家具的套房。

卡米尔可以采取手段，派人去查证，但没有什么必要了。没有什么是属于这个叫安妮·弗莱斯提尔的幽灵。从各个方面翻来覆去地想这个问题也是白费力气，他总是得到相同的结论。

实际上，安妮·弗莱斯提尔并不存在。

那阿福奈尔追杀的是谁？

安妮把电话放在地上。必须匍匐移动，她靠手肘慢慢这样做，如果她能溶解在地砖里就好了……她绕了客厅一大圈。找到了卡米尔留在小餐桌上的密码。警报器就处在正门的旁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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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报器一开始鸣响，安妮就捂住了耳朵并且本能地跪倒，好像警报声只是连续子弹射击的另一种形式，它猛烈地钻进人的脑袋。

他在哪儿？尽管全身都在抗拒，她还是慢慢起身，并试探性地看了一眼。没有人。她缓缓地移开手，但警报声太响了，让她不能集中精神，不能思考。手掌盖住耳朵，她一路走到大玻璃窗前。

他走了？安妮的喉咙无法放松。这样就太轻松了。他不会就这样逃跑的。这么快。

卡米尔几乎听不见路易说的话，路易刚探了个头到办公室里，他敲过门但没有得到回应。

“佩莱拉法官要见你……”

卡米尔还没有从迟滞中走出来。需要时间，需要机智、严谨、理性和超然来理解，来吸取有益的教训，总之，需要一堆他所不具备的品质。

“什么？”他问道。

路易重复了一遍。好，卡米尔嘟囔着站起来。他拿起外套。

“还好吗？”路易问。

卡米尔没有在听。他刚刚看了看手机，一条信息出现了。安妮打来过！他焦急地按着，呼叫语音信箱。“卡米尔，他来了！回答我，求求你……”第一个字响起时，他已经到了门口，撞开了路易，到了走廊，风一样穿过楼梯，直到下面一层，他差点撞到一位女士，那是副局长米夏尔，身边是佩莱拉法官，他们正准备上楼见他，和他谈谈，法官张嘴了，卡米尔甚至没有千分之一秒的停留，一路冲下楼梯并丢下一句：“晚点我会向你们解释！”

“范霍文！”副局长米夏尔大叫。

但他已经到了下面，钻进车里了。车门砰地关上，准备开出倒车第一步的那一瞬间，他左臂透过放下的车窗把旋闪灯放在了车顶。现在已经是灯亮笛鸣，他风一般把车开了出去，一个交警吹哨叫停车流，让他通过。

卡米尔开上公交车道，出租车车道，他重播了安妮的电话。打开扬声器。

接啊，安妮！

接啊！

安妮起来了。她等了很长一段时间。这种消失没办法解释，这可能是一个诡计。但时间一秒一秒过去，却什么也没发生。警报声刚刚停下，留下的是充满震颤的沉寂。

安妮一直走到大玻璃窗，斜着身子，半掩护着，随时准备后退。他不会就这样逃了，这么快，这么突然。

恰恰就在这一刻，他突然出现在她面前。

安妮退后一步，吓坏了。

他们互相离大玻璃窗都至少有两米，分处两端。

他没拿武器，看着她的眼睛，前进了一步。如果他伸出手，就能触到玻璃了。他笑了，点点头。安妮盯着他的眼睛，后退了一步。他展示了空空如也的两只手，就像卡米尔给她看的一幅画里的耶稣。他们四目交接，他两手大大地摊开。他把手举到空中并缓慢地转了个身，好像她拿枪对着他一样。

看，我没带武器。

转了一整圈后他再次面对她，他笑了，笑得更开，双手一直张开，做出担保。

安妮一动不动。就像人们说的兔子那样，当它们被车头灯的灯光吸引，就会这样待着，强制性痉挛，等待死亡。

盯着她的眼睛，他走了一步，两步，缓慢地前进，直到来到大玻璃窗的把手处，他将手放在上面，非常轻柔，让人感觉他不想吓到她。安妮还是一动也没有动，她看着他，呼吸加速，心跳再次变得沉重又痛苦。他不动了，甚至笑容也凝固了，他在等。

该了结了，安妮对自己说，已经走到尽头了。

她把目光转向外面平台的地板，她没看见他之前把皮夹克放在了地上，可以从中看见手枪的枪托，很醒目，另一个口袋里露出来的是刀子的柄，像是罗马士兵的战利品。他把手放进裤兜，并把里衬慢慢拉出来，看，手上没东西，兜里也没东西。

需要走两步。她已经这样做了，他则纹丝不动。

她终于下定决心，一下子，就像是要投身火海。她一步上前，戴着夹板转动门闩很困难，更别说她现在一点腕力也没有。

门闩打开后，门可以自由打开了，他只须走一步就可以进到房子里来，她迅速地后退，把手放在嘴唇上，好像她刚刚才意识到自己做了什么。

安妮把手放在身体两侧。他进来了，她失控地大喊：“浑蛋！（她叫起来）浑蛋，浑蛋，浑蛋……”

她边走边退，放声大喊，她骂着骂着，泪水远远地从胸腔涌了上来，浑蛋，浑蛋。

“哎哟喂……”

显然，他觉得这很烦人。他走了三步，带着好奇又热情的访客的神情，又像房产经纪人的神情，半阁楼不错，光线不错……安妮气喘吁吁，躲在通往上层的楼梯旁。

“好点了吗？”他转向她问道，“冷静下来了？”

“为什么要杀我？”安妮叫起来。

“你从哪儿冒出来的想法？”

安妮很狂躁，所有的恐惧、愤怒都发泄了出来，声音变得很尖锐。她不再把手背掩在嘴上，不再保留，只有恨，但同时她怕他，怕他再打她，她后退了……

“你想杀我！”

他喘气，已经很疲惫……太费劲了。安妮继续说：“事情不该是这样发展的！”

这一次他摇了摇头，在这样一种天真面前感到绝望。

“可当然是这样！”

他确实得全盘解释一遍了。但安妮还没说完。

“不对！你本来该只是撞翻我！这就是你们说的，‘我们会撞你一下’！”

“但……（想到要解释这么基本的事情，他气都接不上来）但要看着可信！你懂不懂？可——信！”

“你们到处追我！”

“是，但注意，这是有原因的……”

他在开玩笑。安娜的怒火扩大了十倍。

“说好的可不是这样，浑蛋！”

“嗯，我确实没有告诉你所有的细节……但别把我当浑蛋，否则我就真对你干点浑蛋事了，这不费时间。”

“一开始你们就想杀我！”

这一次他生气了。

“杀你？我的小宝贝，还真不是！如果我真的想杀你，我保证以我有过的机会，你已经不能在这儿说出这句话了。（他把食指指向空中，用于强调。）对于你，我的行动是很不一样的！相信我，这比想象的要难许多。我告诉你，光是在医院，为了吓唬你的小警察又不惊动警卫队就要干不少活儿，这是要有本事的！”

理由说完了。她气得不能自已。

“你们把我毁容了！你们把我的牙打断了！你们……”

他做了个同情的鬼脸。

“这个，我得说，你现在看起来确实不好看。（他很难控制住不笑）但都会好的，现在这类东西都很发达了。至于牙齿嘛，如果我发了财，我给你两颗金牙，或者银的，随你选。如果你想找个男人的话，就脸面来看，我建议金牙好些，比较雅致……”

安妮瘫倒了，跪着，缩成一团。没有眼泪涌上来，只有恨。

“有一天我会杀了你……”

他笑了。

“真记仇……你这样说是因为你在生气。（他在客厅里走着，好像在自己家一样。）不，不，”他以一种更严肃的音调说着，“相信我，如果一切顺利的话，你会取出缝线、装上塑料的牙齿，然后乖乖回家。”

他停下来看，在他的上面是半阁楼和楼梯。

“这里不错。收拾得挺好的，是不是？（他看表）好吧，不好意思……我不能再待在这儿了。”

他往前走。她马上贴在了墙上。

“我又不会碰你！”

她叫道：“滚！”

他表示同意，但他被另一件事吸引，他在楼梯的下方，看着第一级阶梯，又回到子弹穿过玻璃窗的洞。

“我很厉害吧？（他转向安妮，心满意足，他想说服她。）我告诉你，很难办到，你都想象不出来！”

他觉得自己的灵巧没有受到尊重是很受伤的。

“把门闩上！”

“嗯，你说得对。（环视一周，满意。）我觉得该做的都做了。我们是个不错的团队，不是吗？现在（他指着房间里基本上到处都是的破坏痕迹），应该能把人骗倒，不然我也搞不懂了。”

几个果断的大步，他已经在平台的门槛上了。

“你瞧瞧，你的邻居们不够勇敢啊！警报响个一天，也不会有一只老鼠来看看发生了什么事。我的想法是，不难预见，到处都一样……”

他走到外面平台上，取回夹克，把手伸进里面又拿出来了。

“这个，”他说着往安妮的方向扔了一个信封，“你只有在一切按计划进行的时候才能用。而你对按计划进行的事情非常好奇。无论如何，没有我的准许你不能走，明白了吗？否则，到现在所经历的一切，你可以把它们只是当作热身。”

他没有等她回应就走了。

几米外，安妮的手机在地砖上响振着。在警报声后，这个铃声显得很轻细，像是儿童电话的声音。

是卡米尔。接吧。

“你就像我说的那样做，然后一切都会好的。”

她按下接听按钮，甚至没有装作筋疲力尽的样子。

“他走了……”她说。

“安妮？”卡米尔叫道，“你说什么？安妮？”

卡米尔吓坏了，他的声音没有呼吸。

“他来了，”安妮说，“我发动了警报，他怕了，又走了……”

卡米尔听不清楚。他把旋闪灯的警笛关掉了。

“你还好吗？我在路上了，告诉我你没事！”

“还好，卡米尔。（她提高了音量。）现在没事了。”

卡米尔减速了，他在喘气。焦虑之后是狂热。他希望自己现在已经到那儿了。

“发生了什么事？告诉我！”

安妮，抱着膝盖，哭了。

她想去死。

10:30

卡米尔平静了一些，他把旋闪灯关掉放了回去。还有很多待总结的元素，但他仍被各种情绪轰炸着，无法做到井然有序……

两天以来，他在一块不稳的平板上走着，两边都是深渊。安妮刚刚又挖掘了另一个深渊，就在他的脚下。

他在赌上自己的整个职业生涯。他生命中的女人在两天内被死亡威胁了三次，而他刚刚发现她以一个假名生活在他身边，他已经不知道她在这段故事中到底占据着什么位置，他应该问自己关于策略的问题，理性思考，但他的精神被一个决定着其他所有问题重要性的难题独占着：在他的生命中，安妮做了什么？

不，不只是一个难题，还有另一个：如果她不是安妮，会有什么不同？

他回溯两个人的经历，那些互相摸索、几乎没有互相触碰就倒在床上的夜晚……八月的时候，她想离开他，一小时之后，他发现她在楼梯上，这仅仅是她的一个手段？一种技巧？那些话语，那些爱抚，那些拥吻，分分秒秒，只是简单纯粹的操纵？

不一会儿，他就会与这个叫安妮·弗莱斯提尔的人面对面，这个与他睡了好几个月却从第一天就开始撒谎的人。他不知道该怎么想，他被掏空了，仿佛才从一个甩干机里出来似的。安妮的假身份和莫尼尔长廊这档子事有什么关系？

关键是在这段故事里，他是什么角色？

最重要的是，有人试图杀死这个女人。

他不再想知道她是谁，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要由他来保护她。

当他进入房子的时候，安妮还一直坐在地上，背靠着洗碗池下面的柜门，双臂抱着膝盖。

慌乱中，卡米尔忘记了她所变成的那个女人。整条路上一直是另一个安妮，就是开始的那一个，那个在他的脑海里出现、漂亮爱笑、有着绿眼睛和酒窝的安妮。而这些缝线、这发黄的皮肤、这些绷带、这些脏兮兮的夹板，卡米尔被这面目全非的安妮吓了一跳。这一冲击基本上与他两天前在急诊病房里看见她时所感受到的一样。

与此同时，他开始不知所措起来，同情占据了他。安妮没有动，没有看他，眼睛盯着一个阴暗的地方，像是被催眠了一样。

“宝贝，你还好吗？”卡米尔边靠近边问。

你会觉得他在驯服一只动物。他在她旁边跪下，尽量地把她抱住，因为他的身材，这必定会不太容易。他把手放在她的下巴那儿，迫使她抬起头看着他并对她笑。

她看着他，如同现在才发现他的存在。

“噢，卡米尔……”

她把头伸过去，靠在了卡米尔的肩膀上。

末日可能要来了。

但现在还不是末日。

“告诉我……”

安妮左看看右看看，难以知道她是感动还是别的什么。

“他一个人？还是他们好几个？”

“不，只有一个……”

她的声音很沉，颤抖着。

“就是你从照片中认出来的那一个吗？阿福奈尔，是不是他？”

是。安妮满足于用一个头部的动作来表达。是，是他。

“告诉我发生了什么。”

安妮讲述的时候（只是一些断断续续的词，从来没有真正的句子），卡米尔在重组场景。第一枪。他转过头看着在矮桌子位置覆盖在地上的玻璃碎片，仿佛被风撕裂的樱桃木碎片。一边听着，一边起身，一直走到大玻璃窗，子弹留下的弹孔高得难以够着，他想象子弹飞行的线路。

“继续……”他说。

他现在在墙边，接着回到炉子旁，把食指放在子弹的冲击处，再次寻找，看看远处墙上的大孔，接着走向楼梯。他在那儿驻足了很久，手放在第一级台阶的残存物上，他看着楼梯的上面，思考着，在房间另一边射击的地点，然后他踏上了第二级台阶。

“然后呢？”他下来时问道。

他走出房间，进入浴室。安妮的声音显得遥远了，几乎听不见。卡米尔照常在复现场景，他在自己的家里，这涉及一场犯罪的场景。所以：假设、观察和结论。

半开的窗户。安妮来到房间里，阿福奈尔在另一边等着她，整个手臂从玻璃窗那边伸过来，他向着安妮的方向端着一把带消音器的武器。在他的上方，卡米尔发现了在壁炉框里的子弹，他回到客厅。

安妮默不作声。

他要找到一把扫帚好赶紧清扫掉靠墙矮桌的玻璃碴儿和木屑。他猛力地拍掉长沙发上的灰尘，接着去煮水。

“过来……”他终于开口，“一切都结束了……”

他们坐着，安妮缩在他怀里，他们小口地喝着卡米尔叫作茶的东西，确实很难喝，安妮不会在意的。

“我会把你带到别的地方。”

安妮摇头表示拒绝。

“为什么？”

无所谓了，对她来说，不行。可是子弹在玻璃、门和楼梯台阶上留下的冲击痕迹，在客厅炸开的矮桌子，一切都表达着这个决定的不谨慎。

“我以为……”

“不。”安妮打断他。

问题解决了。卡米尔心想阿福奈尔没有成功进入房间，不太可能会在光天化日之下再冒险一次。明天再考虑考虑。三天已经像过了许多年。你想想，明天……

这也让卡米尔终于开始采取下一步行动。

他需要时间——对于所有拳击手再站起来所必需的时间——来回到比赛。

现在，他已经离这一刻不太远了。

他只需要一到两个小时，不需要多太多。其间，他重新将房子封闭起来，再次确认各种出口，让安妮待在这里。

他们没有交谈。只有卡米尔手机的振动打断他的思绪。电话不停打进来，不需要看，他也知道是为什么打来的。

怀里搂着一个熟悉的陌生女人是很奇怪的感觉。他必须问她一些问题，但晚点再说吧，先搞清楚错综复杂的情况。

疲惫攻陷了卡米尔。伴着低矮的天空、前方的森林、沉重得已变成碉堡的房子和靠着自己的谜一般的躯体，按他的心意，他会睡上一整天。但他听的是安妮的心意，她的呼吸，她喝茶时嘴发出的响声，她的沉默，和处在他们之间的无声的重心。

“你会找到他吗？”安妮终于低声问道。

“噢，会的。”

回答来得不费力气，表达出的信念是如此亲密、如此强烈，给安妮留下了深刻印象。

“你马上就会告诉我的，是吗？”

对卡米尔来说，每一个问题的隐含内容，对他自己而言，都是一部小说的容量。他皱起了眉头：“为什么？”

“我想感到安心，你能理解吗？”

安妮提高了音量，而这次，没有手掩着她的嘴巴了，牙床和断齿露出来，像一记耳光。

“当然……”

差一点，他就道歉了。

终于是一致的沉默。安妮差不多睡着了。卡米尔没话想说，他需要一支铅笔，他要画画，画几笔，画出他们共同的孤独，他们每个人都在各自经历的一端，他们在一起但却分开了。无法解释的是，他从来没有感到离她这么近过，一种模糊的一致性将他和这个女人联结在了一起。他轻轻地绕开，小心地把安妮的头放在长沙发上，然后起身。

走吧，是时候去寻找最后的真相了。

他慢慢爬上了楼梯，慢得像个印度僧侣，他认得每一级台阶，每一声嘎吱作响，没有发出任何噪声，再说他也不重。

在上面，房间的屋顶是复折的，顶上以一种让人奇怪的方式构成斜坡，房间的顶端只有几十厘米。卡米尔平躺在地上，匍匐到床缘，爬到一个能翻转的木板那儿，这木板通往两层之间小梁，是一个活动门板。里面很黑，布满了灰尘和蜘蛛网，把手伸进去就是一次冒险。卡米尔把手臂伸进去，摸索着，碰到了塑料袋，抓住它，把它拉出来。一个灰色的垃圾袋装着一个厚厚的被橡皮筋捆住的档案夹。他上一次打开它还是……

他将来会明白，这段经历不断地把他推到他所害怕的东西面前。

他在周围找着，把枕头套子抽出来，把塑料袋塞进去，袋子脏得不怎么动就会掀起一阵云雾，像是灰烬。他再次起身，带上一切，带着万分的小心下了楼。

几分钟后，他给安妮留了句话：好好休息，你可以随时打电话给我，我很快就回来。我会把你藏好的，不行，这句他不敢写。写完之后他绕着房子转了一圈，测试了所有的把手，确认所有的地方都关严实了。

出门前，他远远看着安妮的身体平躺在长沙发上。把她留在这里让他很受折磨。对他来说，离开是很难，但留下是不可能的。

走吧。卡米尔用手臂夹着包裹在条纹图案枕套里的庞大档案夹，终于穿过院子，向森林前进，他把车停在了那边。

然后他又转身了。房子像是静静地被放在平台上，在森林的中央，就像是十七世纪表现“虚空”时常常展现的景象，一个小匣子。他想着睡着的安妮。

但实际上，当他的车子缓缓驶入森林时，安妮正躺在长沙发上，眼睛大大地睁着。

11:30

随着巴黎越来越近，卡米尔的内心图景也逐渐简化。它没有变得更清晰，但至少他现在知道要在哪些地方画上问号了。

当务之急是提出正确的问题。

持械抢劫期间，一个凶手抓住了这个让别人叫她安妮·弗莱斯提尔的女人。他追踪她，想杀掉她，并一路追到了这里。

安妮的隐藏身份和这次抢劫的关系是什么？

一切都发生得好像她只是碰巧在那里，她只是去取一个订好的给卡米尔的手表而已，但两件事情，表面上看上去相隔很远，却紧紧地连在了一起。

有哪两件事不是互相联系着的吗？

通过安妮，卡米尔没找到真相，他甚至不知道她到底是谁。他要从别的地方着手。从线的另一端。

他的手机里有路易打来的三通电话，没有留言，这是路易的风格。只有一条短信：“要帮忙吗？”终有一天，当他把这一切都了结的时候，卡米尔会向路易提出要收养他的。

还有三条来自勒冈的语音留言，讲的都是一件事，但语调有变化。他的声音一条留言一条留言地衰弱了下去，留言也越来越短，越来越慎重。“你一定要打回……”卡米尔切到下一条。“好吧，你怎么不……”切到下一条。在最后一条里，勒冈很严肃。事实上，他很绝望：“如果你不帮我的话，我也帮不了你了。”卡米尔切掉了。

他的脑子清空了所有让他不快的东西，继续让他的思路专注在最本质的事情上。

一切都过分复杂化了。

思路刚刚发生了突然的变化，因为房子里遭受了令人惊讶的破坏。

壮观是很壮观，但就算不是弹道学家，也肯定会对此有很多疑问。

安妮一个人杵在二十米宽的大玻璃窗后面，另一边是一个动机明确的、机敏的、完美武装的男人。他没能让安妮吃到苦头，确实太不走运了。但紧接着，开着的窗户，伸出的手臂，六米之外，他没能在她脑门里打进一颗子弹，这一次就令人怀疑了。甚至可以说从莫尼尔长廊以来，这已经成了诅咒了。他从一开始就这样不走运吗？这种程度的倒霉，已经不太让人相信了……

甚至有理由相信，在这么绝妙的机会里不杀死安妮，对方必须是个出色的杀手。在卡米尔的身边，这样的人不算多。

而当提出这个问题之后，其他的问题也必然随之浮现。

昨天晚上卡米尔也走的一样的路，相反的方向，从巴黎出发。安妮则筋疲力尽，从旅途的一开始就睡着了，在抵达目的地的时候才醒的。

在晚上，环城大道、高速公路和国道上也还有很多车。但卡米尔停了两次，等了几分钟，观察车流然后绕路走，三次开上了省道，在那条路上别的车的车头灯远远地就能看见。

这里面有一种令人不安的重复：他在对塞尔维亚人大搜查的时候把杀手一路带到了哈维克那里，然后他又把他们带到蒙福尔引向安妮。

这是最说得过去的假设。至少，这是别人想让他相信的。因为现在他知道了安妮不是安妮，知道了这件麻烦事完全不是之前所想的那样，最牢固的假设变成了最不可信的。

卡米尔很肯定，他当时没有被跟踪，也就是说，那人来蒙福尔找安妮是因为他知道她到了那里。

那就需要另外一种解题思路了。而这次，一只手就能数出来有几种可能。

每一个思路都是一个名字，一个亲近的人：和卡米尔亲近得足以知道蒙福尔这个地方；足以知道他是这个在莫尼尔长廊被殴打的女人的密友，等等。

足以知道他会将她带到这里藏起来。

卡米尔想着，研究着，但一次次都是白费力气，这些名字并没有二十个那么多。如果不算上阿尔芒——毕竟四十八小时前，他就不再存在了——那名单会更短。

而文森特·阿福奈尔，他从没见过，不计入内。

这个结论对卡米尔来说深不可测。

他已经肯定安妮不是安妮，现在他也肯定阿福奈尔不是阿福奈尔。

就像是整个调查重启了。

回到起点。

而对卡米尔来说，在经过他所做的一切之后，这几乎等于得到了一张通往监狱的门票。

那小警察又再次上路了，在巴黎和他的乡间小屋之间来来回回，像松鼠关在它的转轮里，或者像一只仓鼠。他有点焦躁。我希望最后能有点实质性成果，不是对他的成果，显而易见，我甚至觉得他的命运已经注定了：他身处牢笼之中，而且很快就会确认自己的处境了。尽管他不高，但也会高高地摔下来。不，我是在希望这对我带来点实质性的成果。

现在我不会再失手了。

那女的做了她该做的，甚至可以被看作是她亲手做了的一样，没什么好说的。到时会十分惊险刺激，但就现在来说，一切都进行得非常顺利。

由我来结束。和哈维克在一起的时候，我已经做了充分的热身。如果他还在这个世界上，他可以为此做证，尽管考虑到他最后剩下的手指数量，他可能无法在圣经上起誓了。

回想这件事，在他身旁时我算体贴了，甚至表现出了同情。一枪打进他的头，这可以说是慈善了。很明显，塞尔维亚人就像那些土耳其人一样，他们不会说谢谢。这是他们的文化注定的。他们就是这样子。他们讨厌麻烦。

回到严肃的事情上来。无论在哪里（我不知道是不是有一个天堂是为塞尔维亚抢劫犯准备的，但确定的是，有这么一个是给恐怖分子的），哈维克总会满意的。他可能会在死后对我进行报复，因为我想将他活体解剖。我得靠点运气，虽然直到现在我还不需要运气，但我得在上帝那边有点信誉才行。

而如果范霍文干好他的活儿，这不会太久了。

当下来说，我要去到我的避风港里恢复一下精力，因为之后得快速行动。

我的思维有点钝化了，但我的动力依然保持不变，这才是最主要的。

12:00

在浴室里，安妮又去看她的牙床，那上面有个洞，简直不堪入目。她以一个假名进了医院，所以无法取回她的理疗档案、X光片、分析和诊断，一切都要重新开始。一切归零，从各种意义上来说都是这样。

他声称不想杀她是因为需要她。他想怎么说就怎么说吧，她一个字也不会信的。安妮就算是死了，也能把事情办了。他那么凶狠地打她，带着那种亢奋……他当然可以说为了表现给旁人看，那是必要的，她不怀疑；然而这样打她也让他获得了极大的乐趣，如果他还能把她毁得更彻底些，他也会下手的。

在医药柜里，她找到一些尖头的小剪刀和一个脱毛钳。那个年轻的印度医生之前向她保证说这是一道不太深的伤口，十来天后就可以拆线了，但她现在就想把它拆掉。她还在卡米尔的书桌抽屉里发现了一个放大镜，但在一个不亮的房间里靠着两个临时的工具做这种拆线的操作，还是不太理想的。除非她真不想等了。这一次，不是因为单纯执着于清理，而是因为当她和卡米尔在一起的时候，她说她想清理。与之后卡米尔在一切结束时以为的相反，哪怕是最轻微的程度，她也很少对他撒谎。因为那是卡米尔，她很难对他撒谎，或者说，要骗他太过简单，两者都是一回事。

安妮用袖口擦了擦眼睛，独自取出线口已经不容易，何况，有十一个线口在那儿，她眼睛还是模糊的。她左手拿着放大镜，右手拿剪刀。从近处看，这些黑色的细线像是昆虫。她把尖头滑到第一个结的下面，疼痛旋即而来，尖锐得就像剪刀。正常情况下，这样做不会痛，只是她的伤口还没有愈合，或者是感染了。要把剪刀头移得足够远才能剪断连着的线，安妮脸皱了起来，剪刀快速合上了一下，第一只昆虫应声死去，剩下要做的就是把它拉出来了。她的手在抖。线在抗拒，仍粘在皮下，用脱毛钳的话，就算手抖也可以把它抽出来吧。那只昆虫放弃抵抗了，它在皮下的滑动激起一种糟糕的感觉，安妮连忙仔细查看起来，但什么都还没有看见，她开始弄第二根线，但全身过于绷紧，她必须先坐下缓口气……

回到镜子面前，她揉着伤口，脸也跟着皱起来。这是第二根线，然后是第三根。由于过早把它们取出，通过放大镜能看到伤口还是红的，尚未愈合。第四根线很顽强，比起前面的来说，缝得与肉更贴合。但安妮的意志毫不动摇，她用剪刀的刀头蹭着，紧咬牙关，终于溜到了线下面，钳住它，没能剪断。伤口开始流血，重新开裂，而那根线终于妥协了。她把它从上面拉出来，现在伤口开始渗血了，上面是粉色的，下面还是红色的，硕大的血滴流下，如同泪珠。剩下的线一个个地缴枪死去，并从皮下拉出。她把这些昆虫尸体扔进洗手池，而最后几个安妮剪得过早了，因为她擦拭后血还是马上涌上皮肤表面。她等到所有线都取出来后才停下。血在流着，流着。安妮没多想什么，径直从小柜子里拿出装了九十度酒精的塑料小瓶子，没有用医用纱布，就用手捧着，盛着酒精然后就这样直接敷了上去。

随之而来的疼痛……安妮大叫起来，用拳头敲着洗手池，她的手指失去了脱开的夹板的保护，让她再一次大叫。但今天这叫喊是属于她的了，她拥有它们，没有人能来把它们夺走了。

第二次，还是用手将手掌里的酒精直接涂到脸上。安妮两手撑在洗手台边上，几乎要痛得昏过去，但她坚持住了。

然后，当疼痛减缓后，她用一张浸染酒精的医用纱布紧紧地贴在了脸上。当她把它取下来的时候，露出一道浮肿而丑陋的伤口，还在流着血。

会有一道疤留下的，它就直直地烙在侧脸上。如果是个男人，会被人猜测那是刀疤。很难知道留下来的会是怎么样的，但不难明白的是它再也不会离开了。

这是一定的。

如果必须用刀来把伤口加深，她会这样做的。

因为她想记得这一切。永远。

12:30

急救室的停车场总是满的。这一次，为了能够停进去，卡米尔不得不出示他的证件。接线员笑得像朵花，一朵差不多快凋零的花，但也多少能激起好感。

“怎么样，她得救了？”

就像是知道这对范霍文警官来说很重要，她皱起了忧郁的眉头：发生了什么事，这肯定给了您一次打击，对警察来说是一次失败，不是吗？卡米尔想摆脱她，但没有想的这么容易。

“那她的社保呢？”

卡米尔又走了回来。

“这不关我的事，但您知道，当一个病人溜走了而人们还完全不知道她的社保号码，以至于收不到她的住院费时，我可以这么对您说，上面是不高兴的。那些领导突击检查，有责任的或者没有责任的，一视同仁，我也不好过……就是为了这个我才问的。”

卡米尔点点头，我理解，一脸同情。这时接线员又接起了电话。显然用一个假名住进这里，安妮是不太能够提供出一张社保卡或保险卡的。这就是为什么他在她家也没有发现任何在其名下的文件。她一张也没有，至少在这个借用的名下是没有的。

他突然很想打给安妮，就这样，没有理由，就像是害怕要解决这件事却不靠她。他想对她说，安妮……

而他意识到她可能不叫安妮。在他的意识中，所有这个名字所代表的东西都可以扔掉了，卡米尔不知所措，他连她的名字也失去了。

“您没事吧？”接线员问。

嗯，没事，卡米尔做出忧虑的神情，当想改变话题时，这样做是最有效的。

“她的档案，”他问，“她的医疗档案在哪儿？”

安妮是前一天晚上逃跑的，所有的东西都还留在楼上。

卡米尔表达了谢意。到了楼上，他仍旧不知道该怎么办好这件事，一点主意都没有。于是他踱了几步来整理思绪。在走廊的尽头，离那个原先的小候诊厅、而现在不知道被改造成什么大厅的地方还有几米，当时就是在那里面，他和路易当场想出了案情的第一要点。

他看着门把手慢慢压下，门扭扭捏捏地打开，像是一个孩子要出来了，既害羞又害怕。

这个所谓的小孩，比起和幼儿园来说，其实离退休更接近：出现的是于贝尔·丹维尔，大老板，部门主管本人，雪白的头发翘在头上，好像刚刚把卷发夹子取下来一样。他见到卡米尔的时候脸红得像朵牡丹。照常来说这里是不会有人的，这个厅不通向任何地方，不做任何用途，没有人会来。

“您在那儿干吗呢？”他问道，又生气又蛮横，随时准备咬人的样子。

您呢？这是他最想问的问题，但这不是一个好回答，他便装出迷路的样子。

“我迷路了……（更听天由命一点）我在走廊里走反了方向。”

手术师的脸由红转粉，没那么尴尬了，表情也恢复了正经的模样。他清了清嗓，然后以坚定的步子走进走廊。他走得很快，就好像急诊室刚刚召唤他了一样。

“您现在跟这里没关系了，警官。”

卡米尔小跑跟上，他处境不妙，鉴于他只能在情况允许的条件下尽量快地思考对策。

“您的证人昨晚离开医院了！”丹维尔医生继续说着，语气仿佛是针对他个人的指责。

“我也了解到了，是的。”

卡米尔想不到别的出路，他把手伸进口袋里，拿出手机并松开手，它掉在地上发出一声脆响，就像一声家庭变故的警报。

“妈的！”

丹维尔医生已经在电梯旁了，他转过身来，看见警官背对着他跪着，正在捡起手机的零件。真是个蠢货。电梯门开了，他走了进去。

卡米尔捡起他完好无损的手机，一边装作在胡乱拼装零件，一边原路返回，走向小厅。

时间一秒一秒地流逝。一分钟了。他犹豫要不要进去，有什么东西在制止他。又过了几秒。他肯定是搞错了。他等着，什么也没发生。算了，他准备往回走，但并不是什么也没发生。

门又开了，这次是迅猛地被拉开了。

从里面出来的女人显示出一副很忙的样子，是佛罗伦丝，那个护士。轮到她脸红了，看见卡米尔的那一刻，她的厚嘴唇画出一个完美的圆形，一秒钟的迟疑后一切都太晚了，她已经没有任何机会分散别人的关注。动作体现了她的尴尬，她把一缕头发挽到耳朵后面，边看着卡米尔边把门重新关上，所带的平静是故作的、刻意的，就像在说——我是一个在工作中的女人，忙碌而又专注于我的工作，我没什么好自责的。没有人会相信的，就算她自己也不信。卡米尔本来绝对不需要占这种便宜，他从不这样行事……他非常痛恨这样，但他必须这样做。他直勾勾地盯着她，歪着头，给她施压，我不想在你们干你们的小事情的时候打搅你们，我很懂分寸，明白吗？他看起来好像就在等护士和丹维尔医生完成他们的小事情时，在走廊上成功地完成了手机游戏的闯关任务。

“我需要弗莱斯提尔女士的档案。”他说。

佛罗伦丝走入走廊，但没有加快步伐，不像丹维尔医生不由自主就加快了。她没有多少抵抗，也没带一点恶意。

“我不知道……”她开口说道。

卡米尔闭上眼睛，他无声地请求对方不要逼他说出这样的话：我要去找丹维尔医生谈谈这件事，我觉得……

他们已经到了办公室。

“我不知道……那档案是不是还在那里。”

她一次都没有转向过他，她打开了挂档案的大抽屉，然后毫不犹豫地抽出弗莱斯提尔的档案，一个大大的文件夹装着扫描件、X光片和诊断报告，把这些给第一个这样要求的人，就算是一个警察，对一个护士来说也是很严重的事情……

“我会在下午结束的时候让你接受法官的问询，”卡米尔说，“这期间，我可以给你签一个收据。”

“不，”她赶紧说道，“我想说的是，如果法官……”

卡米尔拿了档案，谢谢。他们互相看着对方。对他来说痛苦的，不安到极点的，不仅仅是因为用卑鄙的手段从一个人身上榨取信息，他没有任何权利这样做；还因为他理解了她。

理解了，这厚厚的嘴唇，展现的不是保持青春的欲望，而是无可辩驳的对感情的需要。

13:00

穿过栅栏，走上林荫道，在面前出现的是一栋粉色的建筑，头顶上是高大的树木，让人可能会觉得自己到了一座名流宅邸，却很难想象在这些窗子后面，尸体被排列成行后被切割。这里，人们给心脏和肝脏称重，锯开头骨。卡米尔把每个地方熟记于心，他讨厌它们。这是一些卡米尔喜欢的人，雇员们、工程师们、医生们，尤其是尼古扬。他们之间有不少共同回忆，坏的、可怕的回忆，这建立起了他们的联系。

卡米尔能自由出入，他分别向人们微微致意。他感受到这里有一种克制的氛围，也感受到了传闻已比他先一步到达这里。他从那些迟疑的微笑、犹豫伸出的双手中感受到了这一点。

尼古扬永远都是老样子，谜一样的人，无法了解。他比卡米尔稍高一些，体形一样瘦。上一次他微笑时，是1984年了。他握了握卡米尔的手，听着，慎重地看着给他的档案。

“就一眼，没事的时候看看。”

“就一眼”，意思是：我需要你的意见，我有疑虑，你来说，我什么也不说，我不会影响你，而且如果你能快点……

“没事的时候看看”，意思是：这不是官方文件，所以这是私人的——这确认了传闻里说的范霍文处在暴风中心的位置。于是尼古扬说可以。对卡米尔的要求，他从来不拒绝，因为通常并不用冒什么风险，而且他也喜欢神秘，发现弱点，着手研究细节。他是个法医，他很喜欢这些。

“大概下午五点的时候你打给我？”

说着，他把档案关进了抽屉里。这是私事。

13:30

现在是时候回到办公室了。他知道有什么在等着他，所以一点也不想回去，但他必须回去。

在走廊里，卡米尔对同事们打招呼，其中的不自在感，哪怕一个没研究过心理学的人也能充分感受到。在法医那儿是沉闷的，而在这里，是烦扰。就像所有办公室的情况一样，三天的时间足够让流言传播了。它越模糊，就越夸张，这是它的力学机制。经典机制。于是，有些同事表达同情的动作已经有了悼念的色彩。

就算被问到，卡米尔也完全不想对任何人交谈或解释，何况他也不知道说什么，从何说起。幸亏，在他的团队里，几乎所有人都在忙。在这里的不过两个人，卡米尔用手打了个招呼，一个同事在打电话，他抬起手臂，警官早，另一个刚有时间转过来，卡米尔已经走过去了。

路易随后就赶到了。他一言不发地走进警官的办公室，两个人互相看着。

“到处都在找您……”

卡米尔身子倾向办公桌，上面有一个来自副局长米夏尔的召集通知。

“我知道这个……”

晚上七点半，在晚班的会议室里。一个不带任何偏袒的地方。通知没有说明有谁会在。这个程序不合常规。当一个警察被紧紧盯住的时候，是不会被传唤来要求做解释的。所以，可能也就是通知他，将开启一个针对他的调查。也就是说，通知或者不通知，没什么区别；也就是说，米夏尔手上掌握了实实在在的材料，卡米尔已经没有时间消除影响了。

他不想试着去理解这一决定，这不是燃眉之急，晚上七点半，差不多就等于一千年以后。

把外套挂上，他把手伸进口袋里，取出了一个塑料袋，为了不让手指接触到它的内部，他两手摆弄它好像摆弄着一捆炸药一样。他把马克杯放到办公桌上。路易凑近了，好奇地俯下身，低声读道：我的伯父真麻烦……

“这是《叶甫盖尼·奥涅金》的第一句吧？”

终于有一次卡米尔能回答了。是的。马克杯属于伊琳娜，这一点他没有告诉路易。

“我要你派人分析那些指纹。要快。”

路易点头表示接受，重新合上了塑料袋。

“我把清单……归在佩尔戈兰的案子上？”

克劳德·佩尔戈兰，那个在自己家被勒死的变性人。

“或者之类的……”卡米尔表示同意。

以这种什么也不告诉路易的方式行动越来越难了。卡米尔难以决定是不是要透露些什么，首先是因为这是一段很长的故事，但也因为，如果路易一无所知的话，他就不会遭来责问。

“好了，如果想马上结果的话，”路易说，“我得趁兰波尔女士还在的时候过去。”

兰波尔女士很喜欢路易。她也同范霍文警官一样，想收养路易。她是一个顽强的工会成员，她的斗争目标，是推迟六十岁的退休年龄线。她已经六十八岁了，每一年她都能找到新的借口继续工作。尽管她已经门庭冷落，她也还有至少三十年的战斗精神没有耗竭。尽管时间紧迫，路易也一动不动。他手里拿着塑料袋子，陷入了激烈的思考，于是他就站在办公室的门槛上，以一个年轻男子正准备求婚的那种方式站着。

“我觉得我错过了不少情节……”

“别担心，我也是。”卡米尔笑着回答。

“您喜欢把我放在一边……（话音刚落，路易举起了手）这不是在怪您！”

“这就是在怪我，路易。你有理由这样做，只是现在……”

“太晚了？”

“正是。”

“太晚要求解释还是太晚怪您了？”

“比这更复杂，路易。一切都太晚了。理解，应对，跟你解释，都太晚了……可能对我体面地解决这件事来说也太晚了。现在的状况并不太理想，你也看见了。”

路易含混地指着天花板，肯定地说：“不是每个人都像我一样有耐心。”

“你会有独家新闻的，”卡米尔回答，“我保证。我欠你很多。如果一切如我所料，我还给你准备了一个惊喜。在警察局能梦想到的最大的成功：为长官们所瞩目。”

“成功，是……”

“没错，说吧，路易！快引用语录！”

路易笑了。

“等会儿，”卡米尔继续说，“让我来猜一猜：圣-琼·佩斯！不对，还有更好的：诺姆·乔姆斯基！”

路易离开了办公室。

“啊，对……”他把头伸回来，“在您的备忘板上……我想是有一个给您的什么东西，我不确定……”

没错。

一个便利贴。上面写着勒冈的带棱角的字迹：“巴士底站，罗切特出口，下午三点”，这已远不仅仅是一次会面了。

总督比起打他的电话，更倾向于留一个无名的字条在他的备忘板上，这是一个很不好的信号。让·勒冈表达得很清楚：我会很小心。他还表达了：我跟你够朋友，足够让我为你担风险，但跟你公然碰头可能会加速终结我的职业生涯，那我们就小心行事。

有着他这样的身材，卡米尔习惯受到一定程度的排挤，有时只不过是坐个地铁而已就……但变成警察的怀疑对象，参考这三天发生的事情，就算这不是什么让人太惊讶的事情，对他也已经是个恶劣的玩笑。

14:00

费尔南是个正派人，是个傻帽，但不是令人不舒服的那种。餐馆打烊了，但他又恢复营业，因为我饿了。他给我做了个牛肝菌煎蛋。他是个好厨子，他也本该一直做这个。但事情总是这样，打工的只梦想着当老板。他全身背满了债是为了什么？就是为了得到当“老板”的快乐，多蠢啊。不过对我来说，这很好，傻帽对我们有用。鉴于我向他收的利息之高，他欠我的钱是永远也还不上了。一年半以来，我差不多每个月一次接济他的生意。我不知道费尔南有没有意识到他的餐厅是属于我的，毕竟弹指的工夫，这个自认老板的人就要去吃救济粮了。但我不必向他提起这事，毕竟他也给了我不少帮助：他为我做不在场证明，充当我的信箱、办公桌、证人、担保人和提款机，我把他的地窖都掏空了，他还在我需要的时候招待我。去年春天，安排这女人与卡米尔·范霍文的邂逅的事他做得很完美，所有人都做得很完美。打斗进展得很好。在对的时间，我最爱的警官终于起身做了他该做的事情。我唯一的担心就是会有别人先站起来介入，因为这个女人实在是太惹人爱了。当然，现在不是了。今天，带着她的伤疤、她的断牙和像灯罩一样的头，她也可以在餐厅里激起点争端，但不会有太多男士急着去帮她了，而之前她确实让人很愿意去和我们的好费尔南打一架。漂亮，还机敏，她知道怎么使眼色，也知道对着谁使。不论有意无意，范霍文最终还是上钩了……

我把这些事重新想了一遍，是因为我还有些时间，也因为这个地方适合。

我把手机放在桌子上，情不自禁地一直盯着它。考虑到可能的结局，我对取得的部分成果已经满意了。我希望这会是一档子大买卖，否则我还是会生气的，还会有把任何人挫骨扬灰的冲动。

在这期间，我品味着这三天多来仅有的放松，而只有上帝才知道我是不是失业了。

实际上，对人的操纵和抢劫有很多共同点，都需要很长时间的准备和一个完美的执行人员。我不知道她是怎么让范霍文带她离开医院并带到乡间的家里去的，但显然这一切天衣无缝。

可能是靠歇斯底里的发作。对敏感的男人来说，这是最奏效的。

让我看看手机。

当它响起的时候，我就有我要的答案了。

要么我就是白忙一场。之后也没什么好说的，各回各家。

要么我就会搞成一单很有油水的大买卖。如果是这种情况，我不知道我会有多少时间。肯定不多，动作要快。

我不会在离结果还有三步远的时候放松的，所以我向费尔南点的是矿泉水，现在还不是犯傻的时候。

安妮在药箱里找到了绷带，她需要紧连着贴两条来遮住疤痕。下面的伤口一直火辣辣地疼，但她没有后悔。

之后她俯身去把他留下的信封捡起来，他当时扔给她的时候像是给马戏团的动物投食一般。信封像个烫手山芋。她打开来。

里面有一沓钱，两百欧元。

一份电话号码清单，显示附近的出租车公司的联系方式。

一份地形图，一份航拍图，可以看见卡米尔的房子、小径、村庄的边缘和蒙福尔。

这一切就是结算的工钱。

她把手提电话放在身旁，长沙发上。

等待。

15:00

卡米尔之前料想将要见到的是一个暴怒的勒冈，却发觉他已是不堪重负了。他坐在地铁站的一张长椅上，看着自己的脚，一副醒悟了的样子，一句指责也没有。或者说有，但也比较像抱怨。

“你之前可以找我帮忙的……”

卡米尔注意到对方用的是过去时。对于勒冈来说，案子的一部分已经结束了。

“一个你这个级别的人……”他说，“说真的，你总是这样……”

还有，卡米尔心想，勒冈并不知道一切。

“你主动要了这个案子，这一点已经很可疑了。因为这段关于线人的故事，你得承认……”

还是没什么大不了的。勒冈很快就会了解到卡米尔亲身援助案件的关键证人离开医院，并因此绕开了司法机关。

另外，卡米尔甚至并不知道这名证人到底是谁，但如果他发现她对一些严重的罪行有责任的话，看看吧，他也会遭到同谋的罪名控告……从那之后，一切只能靠想象了：协同杀人、协同抢劫、协同刺杀、协同绑架、协同持械抢劫……而他会很难让人相信自己是无辜的。

他没有回答让，只是咽了咽口水。

“关于和法官的关系，”勒冈说，“你真是太蠢了。你绕开他擅自行动，你跟我说了这件事的话，事情被摆平了就没有人再提它，因为佩莱拉是一个可以和他讲道理的家伙。”

勒冈很快就会知道，那个时候，卡米尔做得还要过火：他把这个证人的医疗档案换掉了，而这个证人被他安置在自己的家里。

“你昨天的大搜捕可是激起了不少波澜啊！这是可以预见到的，你知道你干了什么吗？我觉得你好像对此没有意识！”

总督也根本想象不到范霍文的名字会出现在珠宝店的一页订购文件上。他把这页文件偷偷拿走，并给了警察局一个假的身份。而现在已经太迟了。

“在副局长米夏尔眼里，”勒冈重新开口说道，“耍手段来得到这个案子，就是想掩盖这个案子。”

“真是蠢蛋！”卡米尔脱口而出。

“这我相信。但这三天以来，你表现得好像在处理自己的事情。那就不可避免……”

“不可避免。”卡米尔承认。

他们面前的列车一辆接着一辆过去。勒冈看着所有走过的女人，所有的，不是因为好色，而是欣赏，对所有的女人的欣赏。他这样看她们是因为他多次的婚姻，而每一次婚礼卡米尔都是见证人。

“我想知道的是为什么你要把侦讯变成一件私事！”

“我觉得正相反，让。这是把一件私事变成了一项侦讯。”

说这句话的时候，卡米尔明白他说到点子上了。他很兴奋，他之前需要一点时间来做结论。他甚至极力把这句话刻在他的脑海里：这是把一件私事变成了一项侦讯。

这个信息使勒冈有点茫然。

“一件私事……在这件事里面你认识哪个？”

好问题。几个小时前，卡米尔本会回答安妮·弗莱斯提尔，但现在一切都变了。

“抢劫犯。”卡米尔边机械地说着边在对话边缘继续他的思考。

勒冈从不确定变成了不放心。

“你跟一个抢劫犯有关系？一个共谋杀人的抢劫犯，是我理解的这样吗？（他神情很不安，实际上他完全被吓到了。）你私底下认识阿福奈尔？”

卡米尔摇摇头。不，解释起来太长了。

“我不确定，”卡米尔支吾地说，“我现在还不能跟你说……”

勒冈两根食指对在一起放在了嘴唇上，意味着他在就一些棘手的问题进行激烈的思考。

“你似乎不知道我为什么来。”

“我知道，让，我完全明白。”

“米夏尔肯定想上报检察院。她有权这么做，她需要保护自己，不能对你的行径视而不见，而我也不知道怎么阻止她。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对你说起这件事，我自己也是有过错的。喏，现在我就犯错了。”

“我知道，让，谢谢你……”

“我不是为了这个跟你说的，卡米尔！我不在乎你的谢谢！如果还没有监察机构盯着你，那也很快了。你的电话将会是或者已经是被监听的，你将会被或者已经被跟踪，你的行动会被监视，你的行为会被分析……而根据你让我知道的信息，你不只是冒着丢掉工作的风险，你可能会坐牢的，卡米尔！”

勒冈看着一辆加设列车飞驰而过，留下几秒钟他急需的安静，他希望卡米尔控制住局面，或者说明理由。而要迫使他这样做，勒冈手上所剩的牌已经不多了。

“听着，”他重新开口，“我不认为米夏尔会在不通知我的情况下上报检察院。她会来，她需要我的支持，在我身边，你的故事将会给她意想不到的可信感……就是为了这个我要抢先一步。我得利用这次机会，你懂吗？你收到的晚上七点半到场的传唤，那是我组织的。”

灾难以一种令人眩晕的节奏接踵而至。卡米尔盯着他，脸上是询问的神情。

“这是你最后的一次机会，卡米尔。到时会是一个小范围聚会。你向我们讲述你的经过，然后我们再看看怎么把破坏限制到最小。我不能向你保证一切在那里搞定，一切都取决于你将对我们说什么。你要怎么说，卡米尔？”

“我还不知道，让。”

他有自己的想法，但怎么解释呢？首先他自己要清楚情况。勒冈很恼火。另外，他对卡米尔说：“你伤害我了，卡米尔。我的友情对你来说什么也不是。”

卡米尔把手放在他朋友硕大的膝盖上，用指尖轻轻敲着，就好像要安慰他，要向他保证他们的友情一样。

整个世界都颠倒了。

17:15

“你想我怎么跟你说呢……一次常规的殴打。”

电话里，尼古扬的鼻音很重。他得在一个空旷的大厅里接电话，天花板很高，他的声音有回音，像是个神谕。其实对卡米尔来说这就是个神谕。于是他问出他的问题：“有要杀人的意图吗？”

“不……没有，我觉得没有。有伤害、惩罚、留下印记的意图，随你怎么说，但杀人……”

“你确定吗？”

“你见过对一件事物表示确定的医生吗？我的意见是除非被禁止了，否则对那个家伙来说，只要用尽全力的话，这个女人的脑袋会像瓜一样爆掉。”

卡米尔想，为了不让这种事情发生，他要控制自己。他想象那人抬高他的枪，瞄准脸颊和下巴而不是头骨砸下枪托，并在最后千分之一秒停下了击打。这是个非常沉着的男人。

“脚踢也是一样。”法医继续说道，“医院报告说有八下，我数出来是九下，但这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踢的方式。他想打断肋骨，把它搞裂，弄疼。是的，为了造成损伤，这很正常，但参考施行的部位和他们穿的鞋子的类型，如果他真的想杀掉这个女人，那就太简单不过了。他可以踢爆她的脾脏，直直的三下，就能造成内部大出血。这个女的可能会突然死亡，不过是因为意外，而让她活着，才是出于自由意志的。”

尼古扬把这一段殴打事故描述得像是一则通知。那种端庄的措辞宣告着一切都原本有可能糟糕许多，虽然不足以让未来蒙上危险，但听上去也非常暴力了。

如果行凶者（已经不关阿福奈尔的事了，阿福奈尔已经是一段旧事了）没有意图杀死安妮（此外也不关安妮的事了），这让安妮（随便她叫什么名字）的同谋的问题浮出水面，不仅仅是可能，简直是肯定了。

除非在这种情况下，真正的目标不是安妮，而是卡米尔。

17:45

现在只剩等待了。卡米尔给布伊松的最后通牒时间是晚上八点，但这只是口头说的，是虚拟的。布伊松已经给出了指令，也打了几通电话。他动用自己的网络，收赃人、转卖商、假证件制造商和曾经与阿福奈尔来往的人，他要用他所有的信誉来获得自己想要的。他可能两小时就有结果，也可能要两天的时间，而卡米尔只能在所需的时间内等待回音，因为他没有别的选择。

多大的嘲弄啊：终场锣鼓敲响或不敲，是由布伊松来执行的。

卡米尔的生活现在指望于杀死他妻子的凶手的办事效率了。

安妮坐在客厅的长沙发上，没有开灯，穿过树林的半明半暗的光漫进了房间。仅有的亮光都是闪烁的：警报器的亮光，手机的亮光，一闪一闪地点着秒数。安妮一动不动，循环地重复着她将要说的话。她感到可能会失去精力，但她必须成功，这是个生死攸关的问题。

如果死是属于她的，在这一个瞬间，她会退让。

她不想死，但她能够接受。

但必须成功，这是最后一级台阶了。

费尔南只要活着就会打牌，这是他的一个癖好。他怕我，就故意输，觉得这样能讨好我，真傻。他什么也没说，但他担心了。一个小时之内，他就要让员工回来，要指导晚间营业的准备工作。厨师已经到了，一句“你好老板”，就能让他充满骄傲，为了这样一句话，他把命都卖了，还觉得自己赚了。

而我的思绪在别的地方。

我看着时间流逝，一整天都可能一直这样，还有接下来的整个晚上。我希望范霍文能展现自己的办事效率。他的能力属于那种好坏不定的类型，我把希望寄托在上面了，让我失望对他来说没有好处。

根据我的估算，最后期限是明天正午。

如果我明天正午之前还没有尝到胜利果实，我觉得这件事就黄了。

在任何意义上都是这样。

18:00

杜莱斯缇儿路。威尔蒂格·施文戴尔公司的总部。门厅被分成两个部分，右边有通向办公区域的电梯，左边是售票中心。在这种老建筑里，这个门厅显得无比庞大。为了添置用具并使接待处不给人冷漠的感觉，天花板高度被降低，厅里也到处摆上了绿色植物槽、大扶手椅、陈列架、旅行参考目录以及矮桌子。

卡米尔停在入口处。他仔细地想象着安妮坐在扶手椅上，看一眼手表，等待着下班的时间。

她出现的时候总是一副忙碌的样子，永远比约定的时间稍微晚一点点，带着一些小的动作，抱歉，我尽我所能了，而嘴边的微笑给人想这样说的念头：没事，没关系的。

计划甚至比想象的还要狡猾。当电梯角突然出现一个急匆匆的快递员，帽子夹在胳膊下面时，卡米尔意识到了这一点。他往前走。另一个出口通向勒萨尔路。没什么比这样更方便的了。如果安妮来迟了，她可以从这里进入大厦，然后再和他一起走上杜莱斯缇儿路。

那时候在人行道上，卡米尔很开心，所有人都很满意。

他走出林荫大道，在玫瑰园露天咖啡馆坐下，就在拉菲特市郊路的拐角。与其让时间白白流逝，不如干点事情。当人感觉正在跌落的时候，无所作为会让人送命。

卡米尔看了看手机，什么也没有。

现在是下班时间。他抿着咖啡，眼睛从杯子上露出来，看着匆忙的路人穿过街道，互相打招呼，互相微笑，或者，已经很焦虑的那些人则冲向地铁站。形形色色的人。他的目光捕捉到一个年轻男子的侧脸，把它与活在记忆中的某些侧脸联系起来；或者落在这个男人的肚子上，那肚子鼓鼓的，不加掩饰；或者那矮胖而微微驼背的女孩的身形，还很年轻呢，手臂上悬着一个手提包，不涉及欲望，不涉及愉悦，而是因为一个女孩应该有一个包。如果留心过久的话，生活会把卡米尔刺得遍体鳞伤。

突然，她出现在布鲁街的街角，停下来，小心翼翼地驻足在离人行道四十厘米的地方，穿着藏青色的外套，那张脸庞出奇地像霍尔拜因的画作《家族群像》里的人，只是没有斜视。就是由于脑海中的这一对照，卡米尔会对她记得很清楚。她过马路的时候，他已经推开了通往露天咖啡座的大玻璃门，走出咖啡店，然后在红灯旁等她。她表现出了小小的停顿，眼神表达出了好奇和一种隐约的不安。卡米尔的外形经常造成这种效果，况且他还盯着她。不过她还是往前走了，就这么从他身边经过，就好像她已经把这人忘记了。

“不好意思……”

她转过身并俯视着他。根据卡米尔的估计，她有一米七一。

“我很抱歉，”他说，“您应该不认识我……”

她好像想说认识，但没有开口。她的微笑比起目光来说没有那么忧伤，但也有着同样亲切而痛苦的音调。

“您是……莎华女士？”

“不是，”她挤出一丝宽慰的微笑，“您应该搞错了……”

但她留在原地，明白对话并没有就这样结束。

“我们在这里碰到过一两次。”卡米尔重新开口说。

他指着十字路口。如果顺着思路走，他将会进行冗长的解释，取而代之，他拿出手机按了一下。那个女人凑过来，好奇他在干什么，想知道他要做什么。

他之前没发现收到了一条来自路易的短信。短信很有节制：“指纹：ISP。”

ISP，也就是警方系统里搜不到。安妮的指纹没有被录入。此路不通。

在卡米尔面前是一条走廊，两边的门一扇一扇相继关闭，一个半小时之后，最后一扇门，最重要的那一扇，他从来没有想过会关闭的那一扇，也将轰然关上，那就是他职业生涯的门。

卡米尔将在经历一段漫长而羞辱的程序之后被警察局扫地出门。现在由他来决定他是否要这样。他告诉自己他没有选择，同时清楚地知道，选或者不选，都是一种选择。在旋涡之中，他已经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这旋涡令人害怕。

他重新抬起头，那个女人一直在那儿，好奇而关切。

“对不起……”

卡米尔又低头操作手机，关闭一个界面，打开另一个，弄错了，重来，点进联系人目录，然后终于把显示着安妮头像的手机展示给女人看了。

“您是和她一起工作？”

这实际上已经不是个问句，但女人的脸色亮了起来。

“不是，但我认得她……”

她很高兴能为人服务，误会也消除了。她在这个街区工作超过了十四年，她以这样在路上擦肩而过的方式认得了无数人。

“有一天在路上，我们打了个小招呼。从那以后，我们再碰见的话都会互相问好，不过我们从没在一起说过话。”

“一个难缠的女人。”安妮这样说过。

18:35

安妮决定不再等了。不管发生什么，随便吧，等得太久了。而这栋房子现在已经让她害怕了，就好像当夜幕降临时森林会把她吞噬。

在卡米尔家，她又重拾她以前的那类驱邪的行为。比如说今晚，为了不招来厄运（好像对她来说还有更糟糕的事情会发生似的），她不开灯。要辨明方向，她打开楼梯平台的小夜灯就够了，开关就在楼梯下面。它照亮了被子弹打得支离破碎的台阶，卡米尔曾在那儿驻足良久。

他什么时候回来并当面唾骂我呢？安妮自问道。

她不想再等了。离目标只有一步之遥的时候，这是不理智的。但对她来说难以忍受的正是等待目标的达成。马上离开。

她拿起手机拨通了出租车公司的电话。

嘟嘟湿在甩脸色，它会好的。它只要明白卡米尔现在没脾气去照顾它的脾气，它就会乖乖跑开。曾经，卡米尔幻想过有一个暴脾气的当家女人，一个让人头疼的女人，她每天把家务打点得直到家具底部都照顾到，并为他煮味同嚼蜡的马铃薯吃。作为代替，他养了这只叫作嘟嘟湿的猫，但这几乎也是一样的。他很喜欢它。他会抚摸它的脊背，为它打开一个罐头，并把它放在窗台，让它观察着运河上的活动，运河就在建筑物的下方。

他接着走进浴室，小心地摆弄着垃圾袋，以免灰尘散到房间里，然后他把捆着的档案夹拿到客厅的矮桌子上。

嘟嘟湿在窗台上盯着他看，像是在说“你不该这样做”。

“有别的办法吗？”卡米尔回答。

他打开档案夹，然后直接拿出装有照片的大信封。

第一张是一张很大的、有点过曝的彩色照片，图像是一个被开膛的身体的残骸，断掉的肋骨穿过一个又红又蓝的囊状的东西，可能是一个胃囊和一个被切下的女人的乳房，上面带着无数的咬痕；第二张照片上面是一个女人的头，从身上割下来，而且脸部被钉在了墙上……

卡米尔站起来，走到窗边调整自己的呼吸。不是因为这些图像比他职业生涯中遇到的那么多的变态杀人的图像看上去更难以忍受，而是，这些图像从某种程度来说是他的。这对他来说是最亲近的，也是他永远要保持距离的。他看了一眼运河，爱抚着嘟嘟湿的背。

他好几年没有打开过这个档案夹了。

故事开始于一具被分尸的女人的尸体，是在库尔布瓦的一个居室里发现的。而故事是以伊琳娜的死结束的。卡米尔回到桌子旁。

他必须翻到档案夹的最后，快速找到他想要的，并迅速把它合上，而这一次，不再把它关在房间的阁楼里……他突然意识到，在蒙福尔，他连着几个月睡在这个档案夹旁而没有想过它，甚至昨晚也没想过。那时安妮在他怀里蜷成一团，他整晚都握着她的手，试着让她平静下来，而她则一直辗转反侧。

卡米尔浏览着一沓相片，随机停下。这张展示了一具尸体，也是一个女人的。实际上，是半截下半身尸体。左边大腿有一部分的肉被挖去，留下了一个大大的疤，已经变黑，一条从腰部直到阴部的很深的伤口。从它们的姿势猜测，两条腿在膝盖的位置被弄断了。在脚趾上，警方凭借墨水印取到了一个指纹。

这是布伊松的头几起杀人案。

所有的凶杀，在最后都通向了对伊琳娜的杀害，但当然，在卡米尔看到这些犯罪现场的时候，他完全猜不到会是这样。

接着是一个年轻女人，卡米尔记得很清楚，玛丽斯·佩兰，二十三岁。布伊松用锤子砸死了她。卡米尔略过了这一张。

然后是那个娇小的外国女人，被勒死的。当时警方花了一段时间查明她的身份。他们发现她的男人叫布朗歇或者布朗夏尔，名字记不清了，但卡米尔则一如既往，能清晰地回想起他的脸：白色的头发零星散布，带有眼屎的眼睛让人看了总想给他递上纸巾，薄得像刀片一样的嘴唇，粉色的脖子渗着汗珠。那个女孩子浑身布满了淤泥，尸体是被挖泥机粗暴地倒在河岸上的。她之前就被丢在了这里面。布朗歇感到一阵突如其来的同情，而因为有十来个人正在桥上看着这一幕——布伊松一秒也没有错过这场演出——他用自己的外套盖住了女孩裸露的尸体。卡米尔情不自禁地翻阅着照片，从外套下面露出来的那个女孩白皙的手，他画过二十次。

快停下，他对自己说，干正事。

他抓起一大摞文件，但偶然是一定会发生的，实际上并不存在什么偶然：他看到了格蕾丝·霍布森的照片。那个案件距今已经好多年了，但他还是记得原文，基本上连一个标点也不差：“她的尸体有一部分被叶子覆盖。她的头和她的脖子呈现出一个奇怪的角度，好像在试图听什么。在她的左太阳穴那儿他看见一颗痣，她曾认为这颗痣会坏了她的运气。”来自苏格兰的威廉·麦尔文尼的小说节选。这个女孩子被强奸了，而且是从后面。她被发现的时候所有衣物都还在，除了一件。

够了，卡米尔不想再继续看了。他两手拿着档案夹，把它完全倒转过来，然后从后往前翻。

他不想碰巧看见伊琳娜的照片。他无法直视那些照片，永远也不能。她死后几分钟，他看见了自己妻子的尸体，只瞥见一刹那，就连晕过去的时间都几乎不够。之后就什么也没有了，只剩下这一张照片留了下来。在档案夹里还有各种各样别的档案，有来自司法鉴定部门的，有来自法医部门的，他从没有看过，一张都没有。

他找的不是这些。

在他漫长的杀手生涯中，布伊松从不需要任何帮手。他工作有条理得可怕。但为了杀掉伊琳娜，为了使他的杀手之路在一个足够瞩目的休止符上达到完美——杀掉范霍文警官的妻子——他需要掌握很准确、很可信的信息。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他是从卡米尔自己身上得到了这些信息。他是从与卡米尔有直接联系的身边人，从他团队里一个成员那儿得来的。

卡米尔回到现实，看一眼手表，拨出电话：“你还在办公室吗？”

“我吗？是的……”

路易敢说出一句这样的话来，很罕见，简直是在指责了。他的不安表达为一个轻笑。卡米尔只有二十分钟的时间赶到总督传唤他的地方，然而从他说的第一个字开始，路易就明白他离这场会议很远。非常远。

“我真不想麻烦你，路易。”

“您需要什么呢？”

“马勒瓦勒的档案。”

“马勒瓦勒……让-克劳德？”

“你还认识别的叫这个的吗？”

摆在卡米尔前面的是一张照片，从伊琳娜的死亡相关文件中取出来的。

让-克劳德·马勒瓦勒，一个高大的小伙子，块头很大但也很敏捷，曾经是柔道运动员。

“我希望你把所有关于他的事情都转给我。发到我的私人信箱。”卡米尔补充道。

照片是他被逮捕的时候拍的，上面是一张充满肉欲的脸。他该有三十五岁了，或者还要老一点点。卡米尔永远搞不清别人的年龄。

“我能知道他在其中有什么关系吗？”路易问道。

因为给布伊松提供了情报，所以在伊琳娜死后，他被逐出了警察局。他当时不知道布伊松是个杀手，这不是一次主观上的共同犯罪，陪审团的审判考虑到了这一点。只不过伊琳娜死了。卡米尔想把他们两个都杀了，布伊松和他，但他从不杀人。直到今天。

马勒瓦勒是这起案子的核心，卡米尔知道。他重新组织了从一月的四人抢劫到莫尼尔长廊事件这整段故事，他唯一不知道的，是这些和安妮有什么关系。

“你把这些材料收集起来要很久吗？”

“不会，都是容易到手的。我需要半个小时。”

“好吧……我还要你保持可以联系上的状态，路易。”

“当然。”

“也再看看值班表，你可能需要人手。”

“我吗？”

“还有谁呢，路易？”

卡米尔以这种方式告诉路易他出局了，这对路易是一个打击，没有人能明白为什么。

在这段时间内，很难想象五楼会议室里面发生了什么。勒冈躺在扶手椅里，用手指轻轻敲着桌子同时克制自己看表的冲动；在他的右边，副局长米夏尔被夸张的一大摞的文件遮住了脸，她在光速浏览这些文件，在上面签字、画下划线、画上划线、写注释，整个态度都在说明她是多么富有执行力的一个女人，一秒也不浪费，完美的掌控者……他妈的！

“我得挂了，路易。”

剩下的时间，卡米尔就在长沙发上把嘟嘟湿放在膝盖上等着。

档案夹又合上了。

他仅仅是用手机对着让-克劳德·马勒瓦勒的图像拍了一张照片，然后就把所有文件散乱地塞回档案夹里，扣上了橡皮带。他甚至把它摆在了入口，或者不如说是出口。

一个在巴黎，一个在蒙福尔，卡米尔和安妮都坐在半明半暗之中，等待。

因为显然，她没有叫出租车，她拨出后立即就把电话挂断了。

她一直知道自己不会离开。光线还是来自小夜灯，安妮躺在长沙发上，手里拿着手机，时不时地看一下，确认还有多少电，或者有没有人打电话来而她没有听到，又或者看看显示网络强度的信号条。

什么也没发生。

勒冈交叉起了腿，并用右脚在空中轻轻敲点着。他想起根据弗洛伊德的理论，这个像是表现不耐烦的动作其实只是手淫的一个替代品。这个弗洛伊德多蠢啊，勒冈自语道，算起来他已经在二十年的婚姻中睡了十一年的客厅沙发了。他斜着瞄了一眼正在飞速翻阅邮件复印件的副局长米夏尔。被夹在米夏尔和弗洛伊德中间，勒冈对这一点剩下的时间是没什么指望了。

他为卡米尔感到难过。他甚至不知道跟谁谈谈这件事。如果对谁也谈不了，这二十年来的六次婚姻又有什么用呢？

没有人会打电话给卡米尔问他是不是只是迟到了，也没有人会再帮助他。别为他浪费时间了。

19:00

“把它关掉，妈的！”

费尔南道着歉，快步走向开关，嘴里嘟囔着道歉的话，而后很高兴终于被准许回到餐厅的前厅里，那里的招待活动能让他平静。

我一个人待在我们之前打牌的最里面的小厅里。我更喜欢处于黑暗之中，这有助于我思考。

反而是等待，无助地等待，让我筋疲力尽。我需要行动，游手好闲让我暴躁。以前就是这样，在我更年轻一点的时候。年龄大了，却什么也没有改变，人就是该在年轻的时候去死。

一声提示音把卡米尔从沉思中拉出来。电脑屏幕闪烁，提示着路易的邮件来了。

是马勒瓦勒的档案。

卡米尔戴上眼镜，深深地吸一口气，然后打开来。

让-克劳德·马勒瓦勒最初的服役记录是很耀眼的。从警校毕业时名列前茅，使人坚信他会是一个很有前途的学员，在几年以后，这也为他带来了进入范霍文警官领导的刑事重案组的名额。

光辉岁月，加上大案要案，确实让人青睐。

卡米尔回忆起的事情不在档案里。马勒瓦勒工作很勤奋，他很有执行力，点子很多，是个活力四射的警察。他是直觉型的，他的白天都很忙，而夜晚也是躁动的。他经常出门，慢慢开始喝得多了一点。他疯狂地爱着女人，其实也不是女人，他爱的是诱惑。卡米尔常常想，警务就像政务，是一种性病。马勒瓦勒在那个时期被诱惑了，也在一直诱惑别人。这是焦虑的信号，而卡米尔对此无能为力。这不是他的擅长领域，另外，这也不是他们之间的关系所涉及的范围。马勒瓦勒围着女孩们转，如果女证人没到三十岁的话，甚至围着她们转。他早上上班时带着的一定是一个一夜没合眼的脑袋。他有些放荡的生活让卡米尔担忧。路易借给了他永远也收不回来的钱。然后流言就开始散播开来。马勒瓦勒打击毒贩勤得超过了必要程度，而且他并没有每次都把所有收缴来的东西交到物证处去。一个妓女抱怨自己被洗劫了，没有人理会她，但卡米尔听见了。他去找马勒瓦勒谈话，把他拉到一边，还请他吃晚饭。但已经太迟了。马勒瓦勒尽可以对自己庄严起誓，但他已经坐上了通往免职的快速列车。那些寻欢，那些夜晚，那些威士忌，那些女孩，那些夜店，那些与毒品的频繁接触。

有些警察是慢慢滑坡的，某种规律性让他的环境渐渐变成习惯，而且他也为此有所准备。而马勒瓦勒，他是急转直下的，电光石火之间就完了。

他因与七次杀人的布伊松同谋而被逮捕，这件事简直是个丑闻，高层终于还是把它压下去了。布伊松的事迹独占了报纸的整个版面，所过之处一切都黯淡了，就像大火烧在热带雨林里一般。马勒瓦勒的被捕在这火焰背后几乎渐渐淡去了。

伊琳娜死后卡米尔就住院了，他严重抑郁，用几个月的时间来进行临床治疗。他通常看着窗外，默默地画画，拒绝所有访客，大家甚至觉得永远都不会再在警队看到他了。

马勒瓦勒接受审判，他的刑期被判决前的羁押时间所抵消，所以就出来了。卡米尔并没有马上得知这一消息，没有人想跟他提起。当他获悉的时候，什么也没有说，好像已经过去了太久，甚至马勒瓦勒已经不重要了，甚至他已经觉得事不关己了。

释放回到平民生活后，马勒瓦勒消失了。但后来又隐隐开始出现在视线之中。卡米尔不时在路易组织的材料里看见他的名字。

对马勒瓦勒来说，警察生涯结束的同时标志着混混生涯的开始，对此他展示了无可辩驳的天赋，这可能也是他之前是个那么厉害的警察的原因。

卡米尔飞速地翻阅文件，思路也一点一点变得清晰起来。这几份是马勒瓦勒重新出现后的头几次案情记录，小小的不法行为，小小的案子，他被调查了，但没什么严重的指控。不过很明显，他已经做了选择，有了在警察局的辉煌经历，他是不会满足于随便在一家安保公司打卡上下班，去看管超市，或者去开防弹货车的。三次，他接受询查然后又被释放。然后就是去年夏天，十八个月以前的事。

那是在一次指控之后对他发起的询查。

纳唐·莫莱斯提尔。

进入正题了，卡米尔叹了口气。莫莱斯提尔，弗莱斯提尔，编造起来差不太远。老伎俩了：要撒谎撒得漂亮，就尽可能离真相近一点。需要知道的是安妮是不是跟她弟弟一样的姓。安妮·莫莱斯提尔？有可能。为什么不呢？

离真相尽可能地相近：安妮的弟弟，纳唐，确实是一个有前途的、早熟的、被大材小用的科研人员，但他好像也相当焦虑。

纳唐首次被逮捕是因为持有可卡因。三十三克，已经不能说“没多少”了。他给自己辩护，非常恐慌，提到了让-克劳德·马勒瓦勒，说是他提供的，或者是他带着他去见了供货商。纳唐的证词不断周旋，动摇，他又推翻了之前说的话。在等待判决的时候，他出去了，不过很快就回来了，因为遭到严重的殴打而住院。预料之中的是，他拒绝提出控告……显然马勒瓦勒是用暴力来解决问题的。从他迅猛的手段，已经能看出将来他对暴力抢劫的兴趣。

卡米尔手上没有掌握详细的资料，但他也能猜到主要的情节。阵营已经分立好了。马勒瓦勒和纳唐·莫莱斯提尔之间有交易。究竟是什么债让纳唐和马勒瓦勒联系在一起？最后会是纳唐欠他很多钱吗？马勒瓦勒又会向这个年轻人勒索什么？

在这个昔日的警察的犯罪轨道上，还有别的名字出现。有些是极具危险性的名字。比如说吉多·瓜尼埃里。卡米尔听过他的名声，就像所有人一样，这是一个债务方面的专家：他用低价把欠条买下然后再去把钱收到自己的账户里。他去年被警方质询了，是关于一个尸体离奇地在一个建筑工地被发现的家伙。法医很肯定那男人是被活埋的，花了好些天才死掉，对他所受折磨的描述是完全难以想象的。瓜尼埃里就是那种知道为了使人害怕该做什么的人。马勒瓦勒逼纳唐把欠条卖给瓜尼埃里这样的人了？有可能。

不过这也不重要，因为对卡米尔来说，最主要的不是纳唐，纳唐他不认识，他也没见过。

最主要的是所有的这一切都通向安妮。

无论她的弟弟欠了马勒瓦勒什么，还债的是安妮。

是她像一位母亲一般雪中送炭。“我完全就是他妈妈”，她这样说过。

无论何时，她总会接济他。

就像有时会发生的情况，需要什么，偏偏就来了。

“布尔乔亚先生？”

号码被隐藏了。卡米尔任由铃声响了几下，直到嘟嘟湿抬起了头他才接。一个女人的声音，四十岁，普普通通。

“不是，”卡米尔平静地回答，“您应该打错了……”

但他没有要挂断的样子。

“啊？”

她很惊讶，差点要问他是否确定。她在读一张纸：“我这上面写着：埃里克·布尔乔亚先生，加尼的艾斯古蒂埃路十五号。”

“那么，您是打错了。”

“好吧，”那女人不情愿地说着，“不好意思……”

他听见对面嘟囔了些什么但没听清……她生气地挂断了。

到关键了。布伊松已经把忙帮上了，卡米尔现在想让他死就可以让他被弄死了。

这一刻，这个信息通向了一个全新的走廊，但只有一扇门。阿福奈尔变换了身份，他如今是布尔乔亚先生了。对于一个退休的人来说，找不到更好的名字了。

在每一个决定的背后都会产生另一个决定。卡米尔看着手机的屏幕。

他可以赶到会议室：这是阿福奈尔的地址，如果他在家的话，我们明早就能把他关起来，我会向你们解释一切。于是勒冈会长长地舒一口气，但也不会太用力，他不想这在米夏尔副局长前显得像一个胜利，他只是看着卡米尔，用头向他做一个几乎看不出来的示意，干得漂亮，你真是吓到我了，然后他接上话头，装出被激怒的样子：“这不能解释一切，卡米尔，抱歉！”

但他一点也没有说抱歉的样子，也没有人相信他真的这样想。米夏尔副局长感觉受到了欺骗，如果能把范霍文警官抓进去她会很开心，她花钱买了票，但这场好戏却被人偷走了。轮到她说话了。她的音调沉稳而有条理，像说格言的音调。她喜欢听真相，她选择这一行不是为了面上好看，而是因为她是一个正直的女人。“无论您的解释是什么，范霍文警官，您要知道我是不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对什么都不会……”

卡米尔把手举到空中，没问题。他开始辩解。

一连串的麻烦事。

是的，他和在莫尼尔长廊被伤害的那个人有私人关系，一切都是从这里来的。马上就会有雨点般的问题：“您怎么认识她的？她和这次抢劫有什么关系？您为什么不……”

接下来的事情是可以猜到的，毫无惊喜。现在重要的是谋划妥当，然后去阿福奈尔——布尔乔亚——在郊区的藏身处找他，以持械抢劫、杀人和殴打的罪名把他铐起来，而不要把整个晚上的时间都用来细谈范霍文警官的情况，这个之后再说。分局长同意了，我们要务实一点，这是她用的词，“务实”。“在这期间，范霍文，您待在这里。”

他什么也参与不了，只是纯粹的观众。作为演员，他已经经受了考验，让人难以忍受的考验。他们回来的时候会做出决定，清算过失，暂时离职，人事调动……这一切都可以轻松预料，显得这件事都不像是一次大事件了。

这就是他能做的。卡米尔从很久以前就知道事情不该以这种方式结束。

决定已经做好了，虽然他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就做好的。

这个决定关乎安妮，关乎这段故事，关乎他的一生。一切都在这个决定里面，没有人能改变什么了。

他曾以为他会被情况搞得左右为难，但他没有。

我们的未来，就由我们自己来铺路吧。

19:45

在法国，几乎有多少居民就有多少条艾斯古蒂埃路。这是些笔直的小路，两边是相同的用磨石或刷过灰浆的混凝土做成的小楼，相同的花园，相同的散开的栅栏，在相同的商店里买的相同的天棚。第15号房子也不例外。磨石、天棚、铸铁栅栏和花园，都有。

卡米尔把车来回开了两三遍，朝两个方向开，变换着速度。他最后一次经过的时候，二楼的灯忽然熄灭了。没必要再继续了。

他在路的另一端停车。转角有一家小超市，是这荒凉的几平方公里内唯一的商店。在门沿上，有一个三十岁左右的阿拉伯人，像从爱德华·霍普的画里逃出来的一样，咬着一根牙签。

卡米尔把引擎熄火的时候，是晚上七点三十五分。他关上车门。杂货店店主朝他举起右手，你好，卡米尔也朝他示意，然后慢慢地沿着艾斯古蒂埃路往上走。他走过一座座一成不变的小楼，时不时的变化，是一只不敢相信会看见生人的狗在大声叫着，或者一只在矮墙上蜷成一团的猫用目光逼视着。路灯把高低不平的人行道染成黄色，垃圾桶被移出来了，其他那些无家可归的猫开始为这猎物打成一团。

15号到了。栅栏把台阶和房子隔开，中间有十几米远。右边是一扇关着的车库大门。

楼上的另一盏灯在他最后一次经过以后也熄灭了。现在只有两扇窗户亮着，两扇都在一楼。卡米尔按了门铃。如果不是因为是在这个钟点的缘故，按门铃的可能是一个期待房主热情招待的销售代表。门开了，出现了一个女人的身影。逆光下看不清她长什么样子。她的声音很年轻：“有什么事吗？”

就好像她不知道，就好像窗子亮了又暗的跃动还没有宣告他已经被人锁定，被人看得一览无余。他本可以在一个审问室里面对这个女人说：你不会撒谎，你跑不了的。她转向待在屋里的某个人，消失了一小会儿，回来时远远地对卡米尔说：“我来了。”

她下了台阶。她是个年轻人，然而身体显得沉重，因为她的腹部像老年女性一样下垂，脸有点肿。她打开了小门。“一个最低级的妓女，仅仅十九岁，和她上过床的人已经相当于一个小城镇的人口数量了。她应该是喜欢这一行的，不然绝对是做不到如此兢兢业业的……”布伊松这样说过。卡米尔看不出她的年龄，但在她身上有种东西很美：是她的恐惧。可以看得出来，从她走路的方式，低下眼睛瞥向一边的样子，并不是服从，而都是设计好的，因为这是一种勇敢的、怀疑的，甚至是有侵略性的恐惧，已经准备好承受一切的样子，这很让人印象深刻，因为这是那种能在你背上插一把刀而不会有一丝犹豫的女人。

她离开了，一言不发，一个眼神也没有，她的身形已经透露出她所有的敌意和决心。卡米尔穿过极小的庭院，登上台阶，推开门进去，门自己又微微合上了。一条简易的过道和墙上的空衣帽架。在右边的客厅里，几米远的地方，坐在沙发里、背靠着窗户的，是一个瘦得可怕的男人，他眼眶深陷，带着狂热。尽管在室内，他还是戴着一个羊毛无檐帽，这突出了他脑袋完美的球形。他的脸部线条是凹下去的，卡米尔马上注意到他与阿尔芒的相似。

在两个经验老到的男人之间，很多事情是不用说出口的，明说的话就是一种侮辱。阿福奈尔知道范霍文是谁，一个这样身形的警察，所有人都认识。他也知道如果对方是来逮捕他的，将会采取一套完全不一样的行动。所以，是为了别的事。更复杂的事。那他就等待，观察。

在卡米尔身后，年轻的女人心烦意乱地玩着手指，这是等待时的习惯。“她应该是喜欢这一行的，不然绝对是做不到如此兢兢业业的……”

卡米尔在过道里静止不动，他处在一个难办的位置，一边是坐在那儿、面对着他的阿福奈尔，而一边，那个女人在他身后。沉重而挑衅的沉默已经清楚地表示出这两个人都不是好惹的，但对他们来说，这沉默也同样意味着这个没什么仪表的矮个儿警察将会带来混乱。而在他们所过的生活中，混乱就是用来表达死亡的另一个名词。

“我们需要谈谈……”阿福奈尔终于用低沉的嗓音开口了。

这句话是他对卡米尔说的，对女人说的，还是对自己说的？

卡米尔走了几步，眼睛没有移开他，靠近，在距离两米的地方停下。在阿福奈尔家，并没有什么他留下的野性的痕迹。另外一个常见的景象是，除开有几分钟他们会投身于最暴力的活动，那些抢劫犯、小偷和强盗看上去和所有普通人一样。杀手，就是你和我的样子。但这里当然还有别的东西：疾病，匍匐的死亡；还有这寂静，这种压迫感，都在传达着危险。

卡米尔又往客厅里面走了一步，一盏落地灯立在房间的角落，散开的微蓝色光束把客厅照亮了一些。这光线告诉客人室内的装饰缺乏品位，这一点也不令人感到吃惊：一个大大的显示器，一个盖着羊毛罩子的长沙发，每个人都有的小玩意，以及盖在圆桌上的一张印花油布。大盗往往有着和中产阶级一样的品位。

女人离开了房间，卡米尔没有听见她走了。他这一秒在想象着她坐在楼梯上，手里拿着一支步枪。阿福奈尔在椅子上没有动，他等着看事情会以什么方式发展。卡米尔第一次想到去怀疑对方是否身上有武器，这个念头之前没有浮现过。这点无关紧要，他想，但他动作还是很缓慢，毕竟，谁知道呢。

他从外套口袋里抽出手机，亮起屏幕，打开马勒瓦勒的照片，往前一步把手机递给阿福奈尔，对方只是嘴角一皱，伴着喉咙的一点声音，他点了点头，表示他明白了，然后指着长沙发。卡米尔更想要一把椅子，他拉来一把，把帽子放在桌子上，两个男人现在面对面，好像都等着为对方服务似的。

“有人告诉你我会来……”

“多多少少……”

符合逻辑。被迫向布伊松提供阿福奈尔的新名字和地址的那个家伙需要保护自己。这对形势也不会有什么改变。

“要我概括一下吗？”卡米尔提议。

他这时候听见在房子里的某个地方传来一声尖细的喊声，显得很远，随之而来的就是在他上方急促的脚步声，和一个女人闷闷的声音。卡米尔思考这新出现的因素是会把情况变得更复杂还是更简单。他指了指天花板。

“几岁了？”

“六个月。”

“男孩？”

“女孩。”

别的人可能还会问问给孩子起的名字，但现在的情况不是为这种交谈准备的。

“所以，一月的时候，你的女人怀孕六个月了。”

“七个月。”

卡米尔指着他的帽子。

“而越狱总是复杂的。顺便，提一下我能问问你在哪儿化疗的吗？”

阿福奈尔沉默了一会儿，说：

“在比利时，但我已经不做了。”

“太贵了？”

“不是，太晚了。”

“那就是太贵了。”

阿福奈尔勉强算是笑了一下，几乎看不见，只有嘴唇上的一点阴影。

“一月份已经这样了，”卡米尔重新开口，“你没有太多时间来给你的小家庭找庇护所了。然后你组织了大抢劫，一天四个目标，一大笔钱。你原来的同伙都不太能抽身来帮你——可能也因为你对要坑他们一场也心存顾虑——总之，你招募了哈维克那个塞尔维亚人和马勒瓦勒，一个曾经的警察。说到这一点，我不知道他在持械抢劫中干了什么活儿。”

阿福奈尔不紧不慢。

“你们把他赶走的时候，他也有点在寻找自己方向的意思，”他终于说话了，“他在可卡因这一行里干得很不错。”

“嗯，以我的理解……”

“但持枪抢劫是他更喜欢的，从他的样子就能看出来。”

卡米尔理解了，试图想象马勒瓦勒扮作抢劫犯的样子，他想不出来。他想象力不算丰富。还因为马勒瓦勒和路易都是在他的团队里认识的，很难在这个框架外想象他们。就像那些永远也不会有孩子的男人一样，卡米尔是那种父亲式提议的专家。他的身材也是一个重要原因。于是他虚构了几个儿子，准确来说是两个：一边是完美的儿子路易，好学生，无可挑剔的孩子，会一直赡养你；而马勒瓦勒，是暴力的、阴暗的，背叛他的那一个，让他牺牲了自己的妻子。他是全身上下连名字都带着威胁的那一个。

阿福奈尔等待着后续。在他们上面，女人的声音渐渐消失，她应该是在摇晃着怀里的孩子。

“一月份，”卡米尔继续说，“除了死了一个人，一切都照计划进行。（等待像阿福奈尔这样的男人的些许反应是天真的。）你计划欺骗所有人，并带着钱逃跑。所有的钱。（卡米尔再次用食指指向天花板）这很正常，有了责任意识以后，就会想把家人保护起来。实际上，这些抢劫的成果是一种遗赠，如果可以这么说的话。我一直都搞不懂，这些东西是要上税的吗？”

阿福奈尔连睫毛都没有动一下。什么也不能让他偏离他的轨道。对着这个来把他从自己家里撵走的人，这个坏消息的携带者，这个末日的宣告人，他不会施与一丝微笑，也不会透露一丁点的知心话，或是某种默契。

“道德层面上来说，”卡米尔接着说，“你的状况是无可指摘的。你做了所有好父亲会做的事，你只是试图让你的孩子衣食无忧。但你的同伙，不知道怎么的，对此很生气，但也是白发脾气，因为你在此前已经准备好了下一步。他们总会试着逮住你，你已经预见到了，你买了一个假身份，切断了和你过去生活的一切联系。我很惊讶你不会更愿意住在国外。”

阿福奈尔什么也没有说，但他之后会需要卡米尔，他感觉到了。被迫要做一点让步，最小限度的让步。

“是为了她……”他挤出一句。

卡米尔不知道他指的是妈妈还是孩子。另外，这都是一回事。

街上的路灯突然熄灭了，可能是时间到了或者是电路故障。客厅里的光线暗了一层。阿福奈尔的身影在逆光中显现出来，像是一个空空的大型骨架，而且是危险的、幽灵般的样子。在他们上面，小宝宝又轻声地哭了起来，急促而又沉闷的脚步声再一次响起，哭声随即停了。卡米尔希望故事最后就停在这里。在这半明半暗之中，在这沉寂之中。接下来还有什么等着他？他想到了安妮。那来吧。

阿福奈尔双腿交叉又排开，缓慢得好像他不想吓到卡米尔，除非说他是因为疼才这样。有可能。都来吧。

“哈维克……”卡米克开口了，（他注意到自己的声音与房间里的气氛同步了，变得低沉，轻缓。）“哈维克，我私底下不认识他，但我估计他也不会就这样白白被骗，一个子儿也没捞着，更别说这段经历还让他背上了杀人的指控。对，我知道这是他的错，不冷静什么的，但无论如何，他挣的那一份被你拿走了。你知道哈维克成什么样了吗？”

卡米尔相信自己看见了在阿福奈尔身上有一下不易察觉的紧绷。

“他死了。他的女朋友或者是女朋友的替代品，头上挨了一枪。而哈维克，他死之前，眼睁睁看着自己十根手指被切下，一根接着一根。用猎刀干的。干这事的家伙完全是个野人。在我看来，哈维克是塞尔维亚人，但终究法国该是个给人避难的地方，不是吗？你觉得这样对旅游业有好处吗，把外国人切成一块一块的？”

“你很烦，范霍文。”

卡米尔心里长舒了一口气。如果他不能让对方打破沉默，他什么也得不到，只能进行一段独白。但他需要的是一段对白。

“你说得对，”卡米尔说，“现在不是指责的时候，不管怎么说，旅游业是一码事，抢劫是另一码事。那么说说马勒瓦勒。他和哈维克不一样，他用猎刀把手切下来之前，我就跟他挺熟的了。”

“如果我是你，我会杀了他。”

“我明白你的意思，杀了他现在就不会被他紧紧跟着了。因为他不仅仅变成了一个大恶棍，一个嗜血的人，我的马勒瓦勒，他还有点狡猾。他也不喜欢被骗，他找你找得很勤……”

阿福奈尔缓缓地点头表达他的同意。他有线人，他应该远远地跟进着马勒瓦勒的搜寻步骤。

“但因为你改变了身份，因为你与所有人的关系都断得干干净净，还因为你跟那些尊敬你或者害怕你的人仍保留的默契，马勒瓦勒就算竭尽所能，但没有你的支持、你的人脉、你的声望，他只能承认事实，他是找不到你的。”

阿福奈尔皱起了眉。

“他有一个很好的主意。”

阿福奈尔等着他要说的这个急转直下的情节。

“他把这项工作交给警察来做。（卡米尔把手摊开）他派去做调查的，正是鄙人。而他的选择是对的，因为我是一个挺有能力的警察，只要有动力，我不用二十四小时就能找到像你这样的家伙。而为了激起一个男人的动力，有什么是比一个女人更好的呢？尤其是一个挨打的女人。想象一下，对于像我这么敏感的人，没有什么比这个更有效了。几个月前，他把这个女人放到我的手掌心，当场我就被迷住了。”

阿福奈尔点点头。说卡米尔身处罗网、即将面临轮到他搏斗的时刻也是白说，阿福奈尔喜欢刺激。可能，在那半明半暗之中，他在轻轻微笑呢。

“为了让我去做这个调查，马勒瓦勒组织了一次抢劫，很难不让人想起你的做事方式，是借你的手干的，如果我可以这样说的话：珠宝店，枪管锯短的莫斯伯格，暴力手段。对我们来说，毫无疑问，在莫尼尔长廊发生的持枪抢劫，是阿福奈尔在背后操纵的。我也被卷入其中。你想怎么样呢，我生命中的女人在去取送给我的珠宝时，被殴打几乎至死，这肯定会让我火冒三丈，让我气得往里冲了。我尽一切可能要得到这个案子的调查权，因为我很聪明，而且我也拿到了。为了证实我的直觉，在指认的时候，作为唯一的证人的那个女人——她自然只从马勒瓦勒给她展示过的照片上见过你——把你肯定地指认出来了。你和哈维克。她甚至声称听见了塞尔维亚语的词汇，你想想！对我们来说，莫尼尔长廊的抢劫，肯定是你，毫无疑问，板上钉钉，一点都不需要犹豫。”

阿福奈尔缓缓地表示赞许，一副发现了对方的布局经过深思熟虑的样子。就像是面对马勒瓦勒他有了个势均力敌的对手。

“我是为马勒瓦勒在寻找你，”卡米尔总结道，“我现在是他私人的调查人员。他对证人施加了巨大的压力，于是我加快了节奏。他威胁要杀掉她，于是我把步伐加快。总的来说，他做了一个好的选择。我很高效。为了找到你我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使我……”

“什么代价？”阿福奈尔打断他。

卡米尔抬起头，怎么说呢？他在这一刻沉浸在自己的思绪之中，布伊松、伊琳娜、马勒瓦勒，然后他放弃了。

“我嘛，”他几乎是对自己重新开口说道，“我没有和谁有账要算的……”

“这永远都不会是真的。”

“你说得对。因为马勒瓦勒跟我还有旧账要算。因为给布伊松这个背着七宗杀人案的人提供情报，他犯了很严重的职业过失，然后就是逮捕，羞辱，放逐，报纸头条，预审和诉讼，结局是入狱。不算很长时间，但对于一个警察来说，你能想象他在监禁期间所面对的气氛吗？于是，这一次，他心想自己等到了梦寐以求的机会，可以把他承受的全部奉还给我。一石二鸟。他一边让我找到你，一边让我被扫地出门。”

“你这么做是因为你愿意。”

“只是部分原因……解释起来太复杂了。”

“再说我也不在乎。”

“这次你错了。因为既然现在我找到了你，马勒瓦勒就要来了，而他不仅仅是来拿回他的那一份的，相信我，他要的是全部。”

“我什么也没有了。”

卡米尔似乎在权衡利弊。

“嗯，”他终于开口了，“你可以试试这样说，什么也没有就什么也不会失去。我想哈维克已经试过了，他也说：我已经全部花光了，我应该还有一点硬币，不太多……（卡米尔微笑起来）我们要严肃点。这笔钱，你存着它是当你不在的时候用来保护你的家人的，所以肯定还在你手上。现在的问题不是马勒瓦勒能否会找到你的小金库，而是他会用多长时间找到它，以及他将利用什么样的手段实现这一目标。”

阿福奈尔把头转向窗户，让人疑惑他是不是在期待马勒瓦勒手里拿着一把猎刀突然出现。他一直沉默。

“在我决定了的时候，他会来找你的。只要我把你的地址交给他的同伙，十分钟后马勒瓦勒就会上路，一小时后他就会用莫斯伯格把你家的门炸开。”

阿福奈尔轻轻地侧了侧头。

“我已经知道你在想什么了，”卡米尔说，“你想当场把他干掉。我不想羞辱你，但在我看来你不像处在一个很有活力的状态。他比你小二十岁，训练有素，而且还很狡猾，你已经低估了他一次，那次你错了。有运气的话，你也是有可能打中他的，这个自然，但这是你最后的希望了。如果你需要一点建议的话，别打偏了，因为他马上会重整旗鼓收拾你。而在他把子弹打进年轻的母亲的两眼之间以后，当他开始肢解你的小家伙，在那上面，她的小手指，小手掌，小脚丫，如果你打偏了，你会很后悔的，毫无疑问……”

“别说蠢话了，范霍文，像他那样的家伙，我遇到过有二十个了！”

“那是过去了，阿福奈尔，而你的未来在你身后。就算你尝试把你的女孩们和你的金库一起藏起来——先假设我给你这样做的时间——也没有用。马勒瓦勒已经找到你了。找你很困难的，而她们，要找到她们，就像小孩过家家一样。（沉默）你唯一的希望，”卡米尔总结道，“是我。”

“你滚吧。”

卡米尔表示赞许，慢慢地。他伸手去取他的帽子。他整张脸都在表达着矛盾，模仿着同意的动作但表情完全是相反的样子，好吧，我做了我能做的。他不情愿地站起来。阿福奈尔没有挤出一丝动作。

“行，”卡米尔说，“我不打搅你的天伦之乐了。好好享受吧。”

他向过道走去。

他对自己策略的效果毫不怀疑，这会花上该花的一点时间，走到门前的时间，走下台阶的时间，走过花园的时间，可能得花上一直走到栅栏的时间，没关系，阿福奈尔会把他叫回去的。街上的灯又亮起来了，那些路灯相互间隔得远远的，往人行道和花园的尽头投下昏黄的灯光。

卡米尔停在门口，看着安静的街道，然后他转身，用头指一指楼梯上面。

“她叫什么名字，那小家伙？”

“艾娃。”

卡米尔表示赞赏，好名字。

“不错的开头，”他离开的时候冒出一句，“如果能持续下去的话。”

他出门了。

“范霍文！”

卡米尔闭上眼。

他原路返回。

21:00

安妮留下了，不知是出于勇敢还是懦弱，她只是一直在那儿等待着。但时间在流逝，而疲惫让她胸闷。她感觉自己经过了一场考验，从另一端到了这里：她不再是什么东西的主人，只是一个空壳。她受不了了。

也许是安妮的幽灵在二十分钟前收拾好了她的东西。没有什么要带的：夹克衫，钱，手机，那张有地图的纸和电话号码的纸。她走向玻璃门，转了个身。

带着亚洲口音的出租车司机从蒙福尔打电话来说他找不到这条该死的路，他要崩溃了。没办法，她只有打开房间的灯好对着地图为他指路。“您说在隆之路之后是怎么走？”“嗯，右转。”但她都不知道对方是朝哪个方向行驶的。她要去接他。“您到教堂去，别动，然后等我，行吗？”他同意了，他显然更喜欢这个解决方式，甚至他接着说他很抱歉，导航系统……安妮挂断了，回去坐下。

就几分钟，她这样对他保证。如果五分钟内电话响了……如果没响……

在黑暗中，她用疲累的食指拂过脸上的伤疤，拂过牙床，无意中还碰到了一个速写本。在这里，可以做同一个动作一百次，也不会碰上同一件东西。

就几分钟。司机打电话过来了。他不耐烦了，犹豫着，不知道自己是该等还是该走。

“等等我，”她说，“我就来。”

他说计价器在走。

“给我几分钟。十分钟……”

十分钟。然后，无论卡米尔打不打电话来，她都要走了。这一切就这样化为泡影了吗？

而之后呢，会发生什么呢？

她的手机在这一瞬间响了。

是卡米尔。

等待真是痛苦。我铺展开一张榻榻米，点了一杯波摩水手威士忌和一份冷牛肉，但我已经知道我是不会合眼的了。

隔板的另一边，我听见餐厅前厅传来的窸窸窣窣的声音，费尔南在帮我把收银机装满，这本该让我满意，但这个不是我想要的，不是我等的。我真是费尽心思……

然而时间越久，我的机会就越少。主要的风险是阿福奈尔可能已经跟他的婊子一起逃到巴哈马去了。所有人都说他病了，他可能更喜欢在沙滩上被太阳烤熟，谁知道呢。带着我的钱！他可能正拿着我们这些雇来的人的薪水用来恢复健康，这真是要把我累死了。

如果正相反，他选择藏在法国境内的话，一知道他在哪里，在条子们组织起来以前我就会马上找到他，我会把他拖到地下室里，用焊枪来跟他交谈。

现在，我小口地喝着酒，试图保持平静。我想到了这个被我抓着头发的女孩，想到了被我牵着走的范霍文，想到了会被我折磨的阿福奈尔……

保持冷静。

卡米尔回到车上以后，坐在方向盘前很长时间都一动不动。是因为事态变得清晰了吗？因为终点终于出现在眼前了？他感到自己冷得像一条蛇，已经准备好面对一切。他已经把一切都安排好了，甚至得以呈现出一个堪称符合艺术衡量标准的结局。他只有一个疑虑：他足够坚强吗？

那个来自阿拉伯的杂货店店主在商店门口看着他，对他笑着，嘴里还在咬着牙签。卡米尔尝试在脑海中回放关于他和安妮这段关系的影片，但什么也没想起来，影片就中止了。也许，是将要到来的考验让他无法专注其上。

不是因为他不会撒谎，完全不是，只是在结局就要到来前，人都会犹豫。

安妮需要摆脱马勒瓦勒。而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她受雇在卡米尔进行调查活动时监视他。

她被雇来向马勒瓦勒提供阿福奈尔藏身处的信息。

只有卡米尔能帮她得到解脱。但这个举动就意味着他将亲手把他们的故事画上句号。就如同他已经亲手了结的其他许多事情。在这最后的迟疑中，卡米尔感到精疲力竭。

来吧，他对自己说。给鼻子通了通气以后，他拿起手机，拨通了安妮的电话。她很快就接了：“卡米尔？”

沉默，然后话来了。

“阿福奈尔被盯住了，你现在可以安心了。”

搞定。结束了。

他的语气很平静，听上去像是在表达他已经把局势完全控制在手里了。

“你确定吗？”她问道。

“当然。（他听见她身边的响声，像是呼吸。）你在哪儿？”

“在露台上。”

“我跟你说过不要走出房子！”

安妮似乎没有弄明白。她的声音在颤抖，吐字也加快了。

“你们逮住他了？”

“没有，安妮，事情不是这样办的。我们只是把他定了位。我想马上告诉你这个消息，因为你曾经这样要求我，你很坚持。我不能在电话上说太久。最重要的是，你要……”

“他在哪儿，卡米尔？什么地方？”

卡米尔犹豫了，可能是最后一次。

“我们发现他躲在一个藏身处……”

安妮的周围森林发出窸窣的响声。树顶上的风起来了，照耀着平台的光摇晃了一会儿。她没有动。她本该用尽全身精力逼问卡米尔，说类似这样的话：我想知道他在哪儿。这是她原来准备说的话。或者：我害怕！你明白的！让声音变尖，让他担心，坚持口风：是哪个藏身处？他在哪儿？如果这还不够，采用简单纯粹的攻击性语调：你找到他了……首先你怎么敢肯定？你什么也没对我说！或者可能用一种温和的要挟：这让我更担心了，卡米尔，我需要知道情况，你明白吗？或者回忆事实：他打了我，卡米尔，这个男人想杀我，我有权知道！如此这般。

取而代之的却是沉默。她不出声了。

在这一瞬间，她完全像是回到了三天前那个时候，站在街上，浑身是血，双手扒拉在一辆停着的车上，抢劫犯的车来了，那个男人抬起枪指着她，她又看见了枪口，而她什么也没有做，只感到心力交瘁，精疲力竭，准备好面对死亡，无力再汇聚起一丝丝的力气。现在，是一样的。她沉默了。

卡米尔会再一次帮她解脱。

“他的定位在东郊，”他说，“在加尼，艾斯古蒂埃路十五号。这一带很安静，都是独栋小楼。我现在还不知道他从什么时候开始藏在那里的，我刚刚得到消息。他现在叫埃里克·布尔乔亚，我知道的就这些。”

最后的沉默。

卡米尔心想这是自己最后一次听到她的声音了，但事实并非如此，因为她又继续开口问了问题。

“接下来准备怎么行动呢？”她问。

“他很危险，安妮，你也知道。我们会先研究这一带，首先要确认他确实在那里，然后试图搞清楚他和谁在一起，可能不止一个人。不能把巴黎郊区变成攻坚的战场。我们会派一个特种兵分队过来，然后等待时机。我们知道在哪儿找他，同时我们也有办法让他无法造成伤害。（他逼自己微笑。）好点了吗？”

“好了。”她说。

“现在我得挂了。那我们一会儿见？”

沉默。

“一会儿见。”

21:45

其实我也不敢相信，但是结果已经在那儿了：阿福奈尔被盯住了！

所以之前找不到他也不奇怪了，因为他现在成了布尔乔亚先生。如果在这个家伙辉煌的时候认识他，看见他现在乔装在这样一个名字后面，是件挺悲伤的事。

但范霍文对此很肯定。那么我也很肯定。

关于他生病的传闻言之凿凿，我只希望他不要把钱全用在检查和药物上了，希望他至少能留下足以补偿我的努力的数目，不然的话，在我为他预留的表演面前，所谓的癌细胞转移会显得像小苏打一样无害。逻辑上来说，他应该会想把钱存起来，留在手头以备不时之需。

不费多少工夫我就已经跳进了车里，飞驰过了环城大道，接上一小段高速公路，进入郊区。我在这儿了。

一幢独栋小楼……要想象文森特·阿福奈尔待在这样一个地方是很困难的。这个藏匿点确实诡秘，但我禁不住想，要情愿把藏匿点限制在这个遍布独栋建筑的郊区，肯定在这儿得有一个他的心上人，不可能会是别的情况了。可能就是那个人们所听说的小妞。这是老年人的激情，一种让你接受自己变成邻居眼里的布尔乔亚先生的那种感情。

这类观察会让你思索生活的意义：文森特·阿福奈尔大半辈子都在杀害自己的同类，而陷入爱河以后的他摇身一变，竟然柔软得如同面糊了。

我的优势，是这个女孩的存在，这是最好的杠杆，总是会带来有用的帮助。你打断她的手，就能拿到一笔钱；你挖掉她的眼睛，就能拿到全家的钱，收益直线上升。一个女孩，差不多就是一个自愿的器官捐赠者，每一个器官都值等重的黄金。

当然，没有什么比小孩更值钱了。当你想得到什么东西的时候，孩子就是一个完美的武器。这种好事是可遇不可求的。

我先转个弯，再开进这个街区，离艾斯古蒂埃路还挺远。今晚，警察们要在很久以后才会靠近。

话说回来，这也不是完全肯定的，因为警察要展开一场大突击。包围这片区域没有什么难的，只要封锁所有的道路就行，但要围困小楼，情况就会复杂很多。首先要确保阿福奈尔在家——这是最低要求——而且是独自一人。这不容易，因为这里丝毫没有给小分队停驻的空地，而且在这个街区，因为几乎没有行车，一辆巡逻的车辆马上就会被认出来。必须派一两个便衣来监视房子，而这项工作半天内是完不成的，这是肯定的。

此时，国家宪兵干预小组的人员肯定在纸上谈兵，根据航拍图和区位图画着行动路线。他们实际上不着急，他们至少有一个晚上的时间，要到明天早上才有可能发生点什么，然后就是监视，监视，监视……可能花上一天，两天，或是三天。到那个时候，他们的猎物早已不再是个威胁了，因为我已经私下解决了这件事。

我的车停在离艾斯古蒂埃路两百米的地方。我背着背包穿过篱笆，用棍子给凑上来假装街头霸王的野狗们来上两三下，就这样穿过了栅栏和篱笆后，我坐在了一个花园里的一棵冷杉树下。房子的主人在一楼看电视。朝另一边看去，三十米远的地方，越过分隔两座小楼的栅栏，我获得了15号房子后方一个很好的视野。

只有一个房间的灯亮着，在楼上，光线微蓝，忽明忽暗的，说明是一台电视机的光线。整栋房子的其余部分都是黑的。这只有三种可能：要么阿福奈尔在楼上看电视，要么他出门了，要么他在睡觉，而那个女孩守在法国电视一台前。

如果他出门了，我保证在他回来的时候给他一个欢迎会。

如果他睡着了，我就去扮演会说话的闹钟的角色。

如果是他守在电视前面，他就不用看广告了，因为有我来给他解解闷。

我用双筒望远镜观察了一段时间，接下来，我会靠近、潜入，尽可能出其不意。我已经提前感受到乐趣了。

这个花园是一个很适合冥想的地方。我总结了一下形势。当我意识到一切都完美进行，几乎比我期望的还要好时，我不得不强迫自己耐心等待，因为从本性来说，我是很急躁的。刚到这儿的时候，差一点我就当空开枪了，接着我就会去攻占房子，像一个被诅咒的人那样大喊大叫。但我能在这儿，是大量的工作、思考和精力的共同作用结果。我离那一大笔钱只有一步之遥了，所以我得控制自己。半小时以后，鉴于什么都没有发生，我小心地收拾好我的东西，围着房子转悠。没有报警系统。阿福奈尔不愿把他的宁静小屋改造成堡垒，引起别人的注意。他很精明，这个布尔乔亚先生与周围的景致融为了一体。

我回到我的地方重新坐下，裹紧大衣，继续用望远镜观察。

终于，在晚上十点半的时候，二楼的电视熄灭了，中间的窗子亮了一分钟。这扇窗户比其他的要窄，是卫生间的窗。这简直是最好的布局了。如果从这唯一的动静来判断，里面不止一个人，但人也不多。我决定起身然后开始行动。

房子是一座有三十年历史的独栋小楼，厨房在一楼后方。打开厨房的玻璃门可以进入房内，从一个面朝花园的台阶上去就可以了。我悄悄地登上台阶，锁很旧，一个开瓶器都能把它打开。

从这里开始，一切未知。

我把我的旅行包放在门边，带上配有消声器的华瑟手枪，另外，还有一把猎刀跟它一起放在腰间的手枪皮套里的。

这里环绕着一种令人心悸的沉寂，夜晚总是有点令人不安的。先要让我的心律平稳下来，不然我什么也听不见了。

我很长时间没有动，窥伺着。

万籁俱寂。

走到瓷砖上，因为有些砖块听上去是空心的，我行进得非常缓慢。到了，出了厨房后，是一个楼梯平台。在我的右边是把两个楼层连起来的楼梯，在我面前是正门。左边是一片开阔地带，可能是客厅或者饭厅，为了通风，双开门是开着的。

所有人都在楼上。出于谨慎，我在靠近楼梯的时候贴着墙走，双手握着华瑟枪，枪口对着地面……

我惊呆了，吓得被钉在了地上：当我穿过楼梯平台想登上阶梯的时候，在我的左边，那个厅室的另一端，在除了外面路灯的微光下近乎完全的黑暗中，阿福奈尔就在那里，面对着我，坐在一把扶手椅上。

这个景象让我惊愕。

我看见他那已经贴到眉毛的无檐帽，他突出的眼球……

坐在扶手椅上的阿福奈尔，我敢说，就像是“妈妈”巴克 [2] 坐在她的摇椅上一样。

他拿着莫斯伯格霰弹枪指着我。

我一出现，他就开枪了。

枪响一下就响彻整个房间，在这样的震动下，无论是谁都会晕过去。但我很迅捷。千钧一发之际，我猛地扑在楼梯平台上。我没有快得能完全躲过他的子弹，房子的正门被打烂了，但好在我只是腿上受了一枪。

阿福奈尔等着我。我被打中了，而我还没死，跪在地上，腿肚中枪。

事情一件一件飞速出现，我的脑袋没有时间处理信息。另外，理性思维没有条件反射来得快，那是一种来自脊髓的反应。因为我做的完全就是一个没有防备的人所做的：出乎意料，被打中，受伤，然后开始行动。

我转身，来不及估计后果了，一个鲤鱼打挺，扑向门洞边，伏在地上，我从阿福奈尔的脸上看出，他所预料的完全不是我就这样在他刚刚打中我的地方突然冒出来的情况。

我跪着，面朝他，手臂紧绷。

手上是华瑟枪。

我的第一颗子弹穿透了他的喉咙，第二颗钉进了他的额头，他甚至没有时间再次扣动扳机，接着的五颗子弹打进了他的胸膛。他全身抽动，好像他在拼命地克制自己的五下咳嗽。

我几乎没有意识到腿受伤了。虽然阿福奈尔死了，但我所有的努力正在指向一个巨大的失败——这时我的脑子给我传递了一个新的信息：你跪在过道上，你的手枪没有子弹了，而你的脖子后面有把枪顶着。

我马上僵住了，慢慢地把华瑟枪放在地上。

脖子上的枪是由一只很稳的手持着的。枪口带来小小的压迫感。信息很明确，我把华瑟枪远远地拨开，它滑了差不多两米以后停下了。

我被骗得体无完肤。我把两臂张开以示我不会反抗，慢慢地转过身，低着头，避免一切剧烈的动作。

要弄清是谁在后面等着杀我是不用花太多时间去猜的。当我看见鞋子的时候，猜测马上就得到了确认：鞋子码数很小，侏儒穿的鞋子。我的脑子疯狂地转着，想找到一条脱身之法。大脑此时向我提出一个问题：他怎么来到你面前的？

但我不能在对自己失败的分析上耽搁，因为在得到解答之前，我的头就会吃上一枪。另外，枪管已经移到了我的脑袋上，对准我的额头，正停在与阿福奈尔挨第二颗子弹相同的地方。我抬起了头。

“晚上好，马勒瓦勒。”范霍文对我说道。

他穿着外套，头上戴着帽子，一只手插在兜里，像是要出门的样子。

不祥的信号是，他的另一只手，也就是持枪的那只，套上了手套。我开始恐慌了。就算我动作再快，如果他开枪，我也死了。尤其是还有一条瘸腿。我猜我流了不少血，没法准确知道，但它很疼，我不知道如果我要让这条腿行动起来的时候它会有什么反应。

而范霍文对这一点非常清楚。

出于谨慎，他后退了一步，手臂仍然僵着，保持完美的直线。他不害怕，很果决，棱角分明的脸庞表现着一种清醒而适度的平静。

我跪着，他站着，我们的眼睛不处于同一水平线上，但也差不多了。这可能是我最后一次的机会。他就在触手可及的距离，如果我能争取到几厘米，几分钟……

“我发现你想得总是这么快，我的大块头。”

“我的大块头”——他总是这样，这个范霍文，总是保护着儿女般的父亲的形象，不过鉴于他的身材，这真是荒谬。而我对他很了解，我知道他脑子里想的不是那些美好岁月。

“好吧，脑子快……”他重新开口说道，“过去一直如此。但是今晚，你的脑子似乎迟钝了点。（他一直看着我的眼睛。）如果你是来找一个装满钱的箱子的，你会很满意，因为确实有这么一个箱子。一个小时前，阿福奈尔的女人把钱带走了。而就是我本人帮她叫的出租车。你知道我的，我总是一个对女人很殷勤的人，无论她们是带着箱子还是在餐厅里争吵，我都随时准备帮忙。”

他不会犯错，他的手枪上了膛，而且这不仅仅是个用来自卫的武器……

“是的，”他好像跟着我的思路似的接着说，“这把枪是阿福奈尔的。在二楼有一个军火库，你都想象不出来是他建议我选的这一把。我嘛，在这种状况下这一把那一把都可以……”

他还是一直盯着我，像是被催眠了一样。在我为他工作的时候，我就常常注意到这个，他冰冷的目光像一把刀。

“你在问自己我是怎么到这儿来的，尤其是在思考要以什么方法脱身。因为你猜到我已经愤怒到了什么程度。”

他的静止让我相信想脱身不过是时间问题。

“而被刺激，”范霍文接着说，“尤其是被刺激到，对一个像我这样的男人来说这是最坏的。愤怒能对付得过去，把它中和掉，最后总能平静。但自尊，自尊带来的伤害是恐怖的。尤其是对于一个无可失去，一无所有的男人来说。比如一个像我一样的家伙。一次对自尊的伤害会让他什么事都干得出来。”

我什么也没有说，咽了咽口水。

“你，”他说，“你想跑。我感觉到了。（他微笑。）换作是我，我也会这么做。逃跑或欺骗，这是我们的天性。我们很接近，不是吗？我们俩非常像。我觉得，也是因为这个，才让这段故事成为可能。”

他说着长篇大论，但始终注意着形势。

我绷紧了肌肉。

他把放在兜里的左手抽出来。

眼睛一动不动，我在估计我的路线。

他两手握着枪，直直地对着我的目光。我要出其不意：他料想我会进攻或者躲开，而实际上我会后退。

“嘀嘀嘀……”

他的一只手放开了枪，移到耳朵上。

“听！”

我在听。是警笛声，来得很快。范霍文没有笑，没有在回味他的胜利，他很忧伤。

如果不是处在这种情况中，我会同情他的。

我一直知道我爱着这个男人。

“逮捕的罪名是杀人，”他说（他的声音很低，要很专注才能听见），“持枪抢劫，一月的同谋杀人……对于哈维克的案子，是折磨和杀人，对他的同伴，是谋杀。你他妈的要在牢里待上很长一段时间了，这让我不好过，你明白吗？”

他是真诚的。

警笛声很快汇集到这座房子周围，至少有五辆警车，可能还要更多。旋闪灯的光线透过窗户照亮了房子内部，像是集市的霓虹灯。在厅室的那边，阿福奈尔陷在扶手椅里，了无生气的脸孔上交相辉映着红蓝光。

仓促的脚步声慢慢接近。大门似乎被撞得飞裂。我转过头。

是路易，我的伙计路易先进来了。他干干净净，头发梳得像一个初领圣餐的人。

“嗨，路易……”

我想做出一副超脱的神情和玩世不恭的样子，继续表演我的短剧，但是以这种方式重新见到路易，想起所有的过往和所有被糟蹋的东西，这让我心碎。

“嗨，让-克劳德……”路易边靠近边说着。

我的视线回到范霍文身上。他不在那儿了。

22:30

独栋小楼都亮了起来，花园里也是。所有的房主都在门前台阶上，有些互相打个招呼，有些人走到了篱笆边上，其他更大胆一些的甚至一直走到了路中间，但还是犹豫着要不要靠近。两个穿制服的警员过来站在了边上，为了制止别人冒失地靠近。

范霍文警官帽子压得低低的，手插在外套兜里，背朝着案发现场，看着被照亮得仿佛圣诞夜的笔直街道。

“请原谅，路易。（他说得很慢，像一个被疲惫击垮的人。）我把你放在一边，就好像我不信任你似的。但完全不是这样，你知道吗？”

这个问题并不只是随口问问。

“当然。”路易说。

他想争辩，但范霍文已经移开了目光。他们之间永远是那样，一旦开始，就很难结束了，这一次显然不一样。他们俩都感觉到这是最后一次见面了。

这个想象让路易有了少有的莽撞。

“这个女人……”他开口道。

像这样的四个字，对路易来说已经非同小可了。卡米尔马上回应：“啊，不是的，路易，千万别这样想！（卡米尔没有生气，只是有点激动，就好像他即将受到不公正的对待一样。）当你说‘这个女人’的时候，我感觉自己要成为一段爱情故事的受害者了。”

他再次望向街道，望了好长时间。

“不是爱情让我行动，是形势。”

小楼边的街道窸窣响起来，是发动机的嘈杂声，能听见人声、命令声，气氛一点也不紧张，很安静，甚至是有利于专心学习的那种安静。

“伊琳娜死后，”卡米尔接着说，“我以为一切都结束了。实际上，我心里的灰还没有完全灭尽，只是我不知道而已。在恰当的时机，马勒瓦勒往上头吹了吹气，这就是全部了。实际上，你说的‘这个女人’……她在其中算不了什么。”

“还是有的，”路易坚持道，“欺骗，背叛……”

“噢，路易，话是这么说……当我理解了整段故事，我本可以停止一切，谎言在那时就可以终结了，所以就没有背叛了。”

路易的沉默像是在说：所以呢？

“实际上……”

卡米尔转向路易，他好像在这个年轻小伙子的脸上寻找自己想说的话。

“我不想停止，我要一路走到底，为了了结。我想……这就是忠诚。（他好像自己也对这一用词很惊讶。他笑了。）而这个女人……我从不相信她的动机是不好的。如果我相信这回事，我马上就会把她抓起来。当我得知情况的时候，已经有点迟了，但我能接受损失，我还是能做好我的本职工作。但不行。我一直认为要忍受她所忍受的……这不可能是为了什么恶劣的理由。（他摇了摇头，一副醒过来的样子，他笑了。）而我是对的。她为了弟弟牺牲了自己。是，我知道，‘牺牲’是个可笑的词……今天已经不用这样的词了，那是老古董了，但总归……看看阿福奈尔，他不是个天使，但他为他的女孩们牺牲了。安妮，她是为了她的弟弟……这样的事情还是存在的。”

“您呢？”

“我也是。”

他迟疑了一会儿，开口了。

“除了要身处险境之外，我发现有一个能让你牺牲一点重要东西的人也是很不错的。（他笑了。）在这个自私的年代，这很奢侈，你不觉得吗？”

他把外套的领子立起来。

“好了，这还不是全部，我还没过完这一天呢。我还有一封辞职信要写。我好多天都没睡……”

然而，他没有动。

“喂，路易！”

路易转过身去。一个技术人员在十几米之外阿福奈尔小楼前的人行道上叫他。

卡米尔做了个手势，去吧，路易，别磨蹭了。

“我等会儿再回来。”路易说。

但当他再回来的时候，卡米尔已经走了。

1:30

在看到房子里的灯是亮着的时候，卡米尔感觉到心跳一阵急剧加速。

他马上停了车，熄掉引擎。他坐在方向盘前，自问要怎么做。安妮就在那里。

他不想再去经受失望和考验了，他需要的是能一个人静静。

他叹了口气，拿起外套，拿上帽子和大档案夹，然后走上了回家的路。他一边自问他们会怎么相见，他要说什么，他怎么对她说出口。他想象对方还在同一个地方，坐在地上，在厨房水槽的旁边。

平台的门微微开着。

客厅里，弥漫的光线来自小夜灯，在楼梯下面，弱得看不清安妮在哪儿。卡米尔把手上的东西放在地上，握住落地玻璃窗的把手，把门打开。他笑了。

他是一个人。没有必要发问，但总归：“安妮，你在吗？”

他已经知道答案了。

走到炉子旁边，这永远是第一件要做的事。放捆柴火，然后打开抽风机。

他脱下外套，顺便打开了电热水壶，但又马上关掉了。他径直走到酒柜，犹豫着是要威士忌还是白兰地。

选个白兰地吧。

只剩一点点了。

他转身走出门，把放在地上的东西拿了，重新关上玻璃门。

他沉浸其中，抿着酒。他爱这栋房子。在房子的上面，玻璃屋顶被阴暗而飘动着的树叶盖着。在这里感觉不到风，只是能看见它。

奇妙的是，这一刻——虽然他已有着大人的年岁——他想念他的母亲，非常想。如果放任自己的话，他会哭出来。

但他克制了。一个人哭，一点意义都没有。

于是他放下杯子，跪下来，打开装有照片、报告、汇报和剪报的档案夹，在里面应该有伊琳娜最后的照片。

他没有找，没有看，只是有条理地、一把一把地把这些东西都撒进炉子张开的大嘴里，炉子发出安宁的鼾声，飞速运转。

库尔布瓦，2011年12月

[1] 　卡拉瓦乔（Caravaggio）， 16世纪意大利画家。

[2] 　“妈妈”巴克（Ma Barker）， 20世纪初美国臭名昭著的犯罪团伙“巴克帮”首领，团伙成员均为自己的儿子。

致谢

《必须牺牲卡米尔》是“范霍文三部曲”的最后一部。

我要感谢我的妻子帕斯卡琳娜；感谢杰拉尔·奥贝尔给我的建议；感谢我的朋友萨姆，他总是随时为我提供帮助。还有皮埃尔·西庇阿，感谢他的警醒和善意；感谢阿尔班·米歇尔出版社和它的工作人员。

当然，对于那些我在这本书中或多或少有所借鉴的作家，我也要（按字母顺序）表示感谢：马歇尔·埃梅、托马斯·伯恩哈德、尼古拉·布瓦洛、海因里希·伯尔、威廉·福克納、谢尔比·富特、威廉·盖迪斯、约翰·勒卡雷、儒勒·米什莱、安东尼奥·穆诺兹·莫利纳、马塞尔·普鲁斯特、让-保罗·萨特以及托马斯·伍尔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