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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终身失忆人

作者：【美】卢克·迪特里希

出版社：中国友谊出版公司·斯坦威

出版时间：2018年7月

ISBN：9787505743519

本书由北京斯坦威图书有限责任公司授权得到APP电子版制作与发行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赞誉

一部融合家族史和医学史的绝妙艺术作品。

——《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

《终身失忆人》是一部优美、亲切而又令人兴奋的散文作品，本书极为重要，讲述的并非是罪恶的代价，而是科学的代价。作品内容深刻，情感丰富，时而尖锐，令人震惊……一部充满才气，又兼具人性的作品。

——《华盛顿邮报》（The Washington Post）

引人入胜……迪特里希批判地审视了科学研究的实际过程，这一点正是《终身失忆人》值得赞誉之处。

——《纽约时报书评》（The New York Times Book Review）

真知灼见令人惊叹……只要你对现代科学对理解心理疾病的根源所做的尝试，及其偏颇治疗的历史感兴趣，这篇令人着迷的故事绝对适合你……有关记忆、疯狂、家族秘史……

——《今日心理学》（Psychology Today）

讲述得非常漂亮……在理解医学伦理问题的领域，本书将可以媲美瑞贝卡·斯克鲁（Rebecca Skloot）的《永生的海拉》（The Immortal Life of Henrieta Lacks）。

——《美联社》（Associated Press）

迪特里希的著作提出了一些全新的问题，让我们思考对H.M.的研究要如何进行，研究结论又是如何融入我们对记忆的理解。

——《纽约杂志》（New York Magazine）

卓越超凡。

——《连线》（Wired）

在精神医学最黑暗的时期的一次突破性研究中，奥利弗·萨克斯（Oliver Sacks）遇见了斯蒂芬·金（Stephen King）……这是一段令人着迷、令人疯狂的故事，也是一篇记者调查的典范。

——《柯克斯书评》（Kirkus Reviews）

这惊人的工作的核心……正是迪特里希那段有关他性格复杂的外祖父、患有心理疾病的外祖母、长久以来的家庭秘史的故事，这故事也有关莫莱森那困惑的一句话——“未来和过去都不存在，只剩下一片模糊的瘢痕。”

——《出版人周刊》（Publishers Weekly）

在迪特里希那不同寻常而又引人注目的科学和家族史当中，科学家和研究者的阴谋，他们的人格和野心、权力和自负都至关重要。

——《书单》（Booklist）

《终身失忆人》在医学的编年史中讲述了一个极富吸引力又令人难过的故事，这个故事将伦理、哲学、人性、神经外科学历史、人类自我的探索都编织在了一起。这对我们理解医学研究、理解我们自己、理解病人H.M.都是一份不朽的贡献，这份贡献完整、严谨、无漏，正如一切最好的科学研究一样，它也挑战着一切先前的认知。

——普利策奖（Pulitzer Prize）得主

《纪念医院五日》（Five Days at Memorial）作者

谢里·芬克（Sheri Fink）

在《终身失忆人》中，卢克·迪特里希探索了科学和心灵的界限。在这样一个过程中，他将一段形象的生活从遗忘中拯救了出来。迪特里希尤其察觉到，尽管我们即是我们所记住的一切，我们也要感恩那些我们能遗忘的东西。这是一篇经典的报道，同时也是一篇经典的神话创造。

——《转吧，这伟大的世界》（Letthe Great World Spin）作者

科伦·麦凯恩（Colum McCann）

卢克·迪特里希在《终身失忆人》中实现了卓越。本书在各个层面都很成功：生动地还原了医学史最著名的病人，揭露了精神病学和神经外科学的黑暗历史，深刻地探索了作者自己的过去。而且这也是一部让人停不下来的著作，好看得像一部惊悚小说。本书值得和另一些伟大的医学史著作，如《永生的海拉》《幽灵地图》（The Ghost Map）、《众病之王》（The Emperor of All Maladies）媲美。”

——《脑火》（Brainon Fire）作者

苏珊娜·卡霍伦（Susannah Cahalan）

我好像是一口气读完这本书的。《终身失忆人》是一部引人入胜、研究深入的作品，内容如同一组俄罗斯套娃，嵌套着环环相扣的过去和当下、记忆和遗忘的故事。卢克·迪特里希渴望了解这位教导了全世界如此之多有关记忆的知识的遗忘症病人，这份渴望引导他来到了自己家族悲剧的故事中，并且带来了一个让人心碎的结局。然而，他展现故事的手法十分漂亮，词句和报道都如同艺术，让你绝不会忘记。

——《诉说屋》（The Teling Room）作者

迈克尔·帕德尼提（Michael Paterniti）

前言

那晚的实验室，灯光很暗。一台电脑正在播放派特·麦席尼（Pat Metheny）[1]演奏的埃尼奥·莫里康内（Ennio Morricone）[2]的曲子，雅格布·安内瑟（Jacopo Annese）医生坐在密封的生物安全间里，手里握着一把小刷子，刷着一块大脑切片。切片漂浮在一个黑色塑料盘中的盐溶液里，看起来就像是寿司餐厅里的一片生姜，只是餐厅的人不会给生姜染色。安内瑟拿起刷子，熟练地刷刷碰碰，轻轻地展开了切片。切片的轮廓开始显露出来，即便不是像安内瑟这样的神经解剖学家，人们也可以认出那是什么，从哪个器官上切下来的。

他很喜欢这样的夜晚，助手给他准备好了所有他需要的东西——编号的样本容器、刷子、空的玻璃片，然后助手离开，留下他一个人与音乐和工作相伴。

安内瑟慢慢地将切片放到玻璃片上，玻璃片一半都沉在盘子里，他侧过头，从不同的角度盯着它看，检查切片放置的方向是否准确。直接看着玻璃片时，左半脑肯定在右侧视野中，这就好像盯着这颗大脑主人的眼睛一样。尽管大脑大体上是对称的，但又不完全对称，安内瑟很熟悉这颗大脑的形状，以及它那微妙的不对称之处。切片中央通常会有一块拱顶状的神经组织，而在此切片上，则是换之以两个洞，两半大脑各一个。安内瑟额外注意，尽量不拉扯到洞口的边缘，不使洞口变形，他费力地用刷子尖端刷着洞口的粗糙外围。这两个洞具有一种历史性，显得额外珍贵。安内瑟可不想因为成为第二位亵渎这颗独特大脑的医生而出名。

几次尝试之后，安内瑟开始把玻璃片拉出盘子。在受训成为一名科学家之前，安内瑟是名厨师，他经常用厨艺类比他的解剖技术。他说，组织学的艺术很像烘焙，两者都需要慎之又慎，也需要一点即兴创作的空间。很快，玻璃片以及上面的切片就被安全地放到了加热器的表面上，要在那里干燥整晚。

安内瑟拿来另一个冷冻剂小瓶，上面的编号是451，他扭开瓶盖。在他把下一块切片放入盘子里前，他转过头对我微笑。

“看看我要做多少工作才能整理好你外祖父当年留下的这些东西！”他说道。

有些事情是亨利爱做的。

他喜欢养动物。比克福德卫生保健中心（Bickford Health Care Center）就是他在康涅狄格州（Connecticut）的第一片乐土，那里有四十八个病人、三只猫、四五只鸟、一群鱼、一只兔子、一条叫做萨迪（Sadie）的狗。亨利在中心的后院一坐就是几个小时，他坐在轮椅上，兔子趴在他腿上，萨迪蹲在他旁边。

他喜欢看着火车驶过。他的房间，133号，就在保健中心的最远端。从房间的窗户往外看去，他每天都能看到火车驶来驶去，美铁（Amtrak）公司的火车轰隆隆地驶过对面街上的老造纸厂那栋废弃的红砖楼。

他喜欢填字游戏。他经常花上几个小时玩那些填字书籍。许多科学论文都写到了，亨利对字谜游戏有着长达六十多年的酷爱，尽管在晚年，他很难再玩字谜游戏了，但还是会玩一些简单的找字游戏。

他喜欢看老电影。鲍嘉（Bogart）[3]与白考儿（Bacall）[4]那个时代的电影，比如《非洲皇后》（African Queen）、《乱世佳人》（Gone with the Wind）、《西北偏北》（North by Northwest）。我们称这些电影为古典电影，尽管它们对于亨利来说并不古典。当他要求看这些电影时，护士或侍从人员就会放录像带。电视机对他而言并不新鲜，电视技术就是他那个时代开始发展的。但是，他从来没有学会如何使用遥控器。

他喜欢和人们聊天。他会给别人讲故事。他会一次又一次地说着同样的故事，但是每次讲的时候都保持着同样的激情。当人们问起他是否还记得他们之前见过时，他总是给出肯定的回答，他觉得他们之前就是朋友，他们一起上过高中。即便是在对这些事情的不确定让他感到沮丧时，他仍然表现得很礼貌、很愉快，也很顺从。当科学家们来找他，带他去实验室时，他从来不会拒绝。当护士让他吃药时，他总是按时服药。只有少数几次，他拒绝了，护士们都知道一种让他配合的简单方式。这个伎俩被用了十几年，护士们都互相传授。

“亨利，”一位护士说，“斯科维尔医生坚持让你马上服药！”

他会毫无例外地服从。

这种伎俩直到亨利去世都很有效。斯科维尔十几年前就已经去世了，他和亨利之间也有十多年没有联系，但这一切都没有影响。斯科维尔在亨利的一生中仍旧是个权威形象，因为在我的外祖父威廉·比彻·斯科维尔（William Beecher Scoville）医生移除了亨利大脑中那很小、但非常重要的部位之后，亨利的一生就停滞在了那里。

我还记得，在我外祖父生命中最后一个冬天，我跟着他去爬一座雪山。

我记得他当时穿着一条淡蓝色的大衣，在我的印象中，这件大衣已经穿得很旧了，和他本人很不搭。《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的记者曾经这样评论他：“外表异常的时髦。”然而，我的记忆中就是这样一件破旧的蓝色大衣。或许他还戴着一顶羊毛帽，顶上还有一团毛球，垂到他涂了油的头发上。他一直用橄榄油梳头，这是我母亲说的。

我们当时乘着雪橇。

我还记得那里的雪、亮白的天空、那些树。天气很冷，我们一步一步地爬上山顶。

他身后拖着一支老式的木制雪橇，那支雪橇大小足够坐下两个人。当他走到山顶时，他停下了脚步，回头看着我，等着我上来。

为什么我还记得这些？

是因为当我眼睛、耳朵、皮肤感受到那些光线、声音、材质（光秃秃的树、我外祖父的帽子、靴子踩在雪里发出的吱吱声）时，我的感官获得了一些印象，而这些印象进入了我那颗十岁的大脑里某个很小但重要的地方。随后我的大脑开始运作，把这些原始感觉处理成别的东西——记忆。记忆会留在我心里，三十多年之后，这些记忆会在某个时候浮现出来，闪烁不定的记忆被带到光明之下。

我在超越着自己。记忆创造了我们。我们的过去就是我们的现在。这一直都是真理，如此明显而无需多言。然而，尽管是记忆造就了我们，我们却是最近才开始理解我们是怎么创造记忆的。我们如何获得这种理解，正是我在本书中要讲述的故事。这是一个有着英雄和恶人、悲剧和浪漫、暴力和温柔的故事。我的外祖父扮演了一个角色，但这个故事里不仅仅只有我的外祖父。

这是一个有关科学、自然、人类以及其他的故事。像很多故事一样，它开始于一次跌倒。

【注释】

[1] 派特·麦席尼，1954年8月12日出生于美国堪萨斯市，是一位著名的吉他手和音乐家。

[2] 埃尼奥·莫里康内，著名意大利作曲家，其作品获得过奥斯卡奖提名。

[3] 鲍嘉，美国20世纪40年代的著名演员。

[4] 洛琳·白考儿，美国20世纪40年代的著名女演员和模特。

1

那次跌倒

在康涅狄格州哈特福德的柯尔特公园西北角，有一座10英尺[1]高的青铜雕塑，它坐落在大理石基底之上，雕像与公园同名。在基座的一侧，雕刻着塞缪尔·柯尔特（Samuel Colt）这个名字，他是柯尔特。45手枪的发明者。一个小男孩费力地朝雕像走过去，然而由于他没戴眼镜，所以怎么样都看不清。那是大约1933年或1934年7月3日的晚间，确切的年份在之后十多年里成了科学家们争论的焦点之一。他家所住的二层小楼就在几百米开外。他只有七八岁，却已经搬过至少三次家了。因为他爸爸是个电工，收入微薄，哪里有活儿，就往哪里走。每个家都一闪而过，每个家又都是崭新的开始，这时常会令小男孩陷入困惑。他生着金发碧眼，常带着甜蜜而含混的笑意。

公园的北沿有条险路，若是男孩穿过它再从小巷子走，便可以省去一些回家的时间。男孩的视力似乎有些欠缺，但耳朵倒没有问题。他没听见有车驶来的声音，于是直接下了人行道准备过马路。而那个冲下山坡的骑行者，看到他时已经太迟了。

希波克拉底·阿斯克雷庇亚斯（Hippocrates Asclepiades），是一位公元前4世纪生于科斯岛（Cos）的古希腊医生，他是公认的现代医学之父。虽然他的姓氏显示出，他的祖先是希腊神话中医术之神阿斯克雷庇俄斯（Asclepius），然而希波克拉底却是因为颠覆性地宣称医学跟神并无关联而名声大噪。各种治疗者自人类伊始就已存在，希波克拉底是反对魔法、唯灵主义以及宗教的第一人，而他的前人则信奉这些。和他们相反，希波克拉底却试图在物理环境和身体内部寻求疾病的来源。

这种取向在他所写的《论圣病》（On the Sacred Disease）一文中阐释得很清楚。文章的题目有点误导性，因为希波克拉底更倾向于给这个疾病取另一个名字：癫痫（epilepsy），这个词源自希腊语“epilambanein”，意思是“发作”。希波克拉底这样写道：癫痫“并不会比其他病更加神圣；它的本质与其他疾病无异，也有着某种病因”。

他批评那些“魔法师、净化师、冒牌医生和江湖骗子”，说他们“将神圣性作为自身无能的托词和遮羞布”。希波克拉底还嘲讽这些人认为患者的癫痫是众神的显灵：“比如说，若是患者出现山羊一样的举止，或是磨牙，又或是右半身抽搐，他们便说那是众神之母所致。而若患者说话的语调尖利而有力，他们便将这种状态比作一匹马，并说这是波塞冬（Poseidon）[2]所致。若是由于疾病而导致常见的失禁，那么恩诺迪亚[3](Enodia）就脱不了干系；若是患者的粪便像鸟粪一样细小而浓稠，那便是阿波罗（Apollo Nomius）[4]的造化，而若是病人口吐白沫且双脚乱踢，阿瑞斯（Ares）[5]便要受到咎责。”

希波克拉底否认了这些宗教性的解释，自己提出了惊人的假说：“大脑是此病根源，”他写道，“而这种重大疾病是如何形成的，如何造成痛苦的，现在我将一一阐明。”

当然，希波克拉底接下来对癫痫的病原学解释，并未经受住时间的考验。在他看来，大脑是个气动的器官，由粘液和胆汁交替驱动。它精密地受控于风，若是在不恰当的时间里，不适宜的风吹到了不适宜的人，便会造成灾祸。举个例子，若是西风一直吹袭着粘液质的儿童，那么这可能使儿童的脑子进入暂时的“混沌”，此时便会出现癫痫症状。希波克拉底对这类儿童的处方是，避开西风而置身北风中，很可能北风能重塑其大脑并让他们恢复正常。

希波克拉底的建树并不在于找到了癫痫的成因和治疗方法（他两者都没找到），而在于他开启了一种正确的视角：关注点不再限于天堂或是奥林匹斯山（Mount Olympus），而是进入了我们头颅内那个更加神秘的地带。

自那之后许多年，很多医生都跟随着希波克拉底的脚步，与癫痫这种问题做斗争，他们向着大脑更深处冒险，想要寻求一种对这种“神圣病”的世俗化解释。

直到20世纪30年代初，有个骑行者在康涅狄格州哈特福德市的一条街上撞到了那个小男孩，医生们才找到了些许答案。

让我们想象一下自己就身处亨利的头颅里。

让我们想象一下在自行车撞击到亨利之后，在他落地之前的片刻，当时他既不是站着，也没有躺在地上，而是悬浮在空中。

他的大脑也在漂浮着。大脑浸泡在温暖的脑脊液中，同时一切的鲜活感知都往来其间。单车撞击带来的疼痛，双脚骨折的情景，地面极速靠近的画面，自己不由自主喘息的声音，卷发飘扬如同悬在空中的感觉——所有的感受都从其视网膜、听觉通道、皮肤、前庭平衡系统的神经中传播开来，冲击到大脑。大脑将其加工为一种多维度的混合体，即我们体验到的即时知觉。

现在我们来想象一下那次撞击。

亨利的左侧头部重重地撞击在地，其眉毛上方的额头上拉出了一条又深又长的伤口。接着他的大脑便受到了扭矩力的作用——这是一种扭曲其脑内左右位置的力量。与此同时，这种力量在满是液体的脑腔里面搅动，冲撞着纤薄的软脑膜以及稍厚一些的蛛网膜和硬脑膜，它的力量压迫着这一切，直到脑中的坚硬屏障支离破碎。他的大脑变形了。这种形变可以贴切地类比为一个橡胶球撞击到坚硬的表面而后弹开。若是它运动得够快，反弹得足够厉害，就会再次挤压到几个隔离层，而这些隔离层通常起保护作用，不过这一次会作用在他颅内的另一侧。这种二次撞击会比头一次稍微轻些。而若是再回弹一次造成第三次撞击，那么速度也就会再减慢一些。转瞬之间，大脑停止了弹跳。撞击的力量消散了，而亨利的大脑又重新漂浮在了温暖的脑脊液里。

然而损伤已经造成了。

在第一次震荡性撞击及其余波发生的过程中，在亨利的大脑扭曲、挤压又再次反弹时，许多事情就此发生了。其中一些事情是物理上的，这些很容易理解。构成大脑的神经元与胶质细胞被撕裂了。而在撞击的瞬间，还有一些事情发生在亨利的脑内，这些事情关乎化学与电学，难以解释。出于很多难以理解的原因，当亨利的大脑同时遭遇到扭矩力和钝力的撞击，其内部的神经元就打开了原本井然有序的闸门。电冲动传到轴突（由神经元延伸出的细长单纤维），最后在末端释放神经递质。这些神经递质桥接了轴突末尾的突触以及邻近神经元的树突，促使临近的神经元产生其自身的电冲动。最终，由神经递质产生的巨大海啸掀起大脑活动的狂暴波澜。亨利大脑中的各种感觉与思维都被这一刻所占据，一切恐惧、伤痛和困惑都被这种脑活动抹去了。也就是说，亨利被击晕了，就像电涌击晕一台电脑。

接下来的五分钟里，什么都没有发生。亨利的大脑继续像往常一样运作，但是他暂时失去了意识。

而后，他慢慢恢复了过来。

他睁开了眼睛。世界重新恢复了喧嚣：哈特福德市中心的熙攘和吵闹，人群的声音，前额伤口的疼痛感，脸上流淌着的黏稠而温暖的血液。稳定的体验与感觉又恢复如常。

他的确是回来了，但已经有了些许不同。

第二天是7月4号，亨利与家人外出野餐。那天的天气非常宜人：暖和且无雨。他的前额缝了针，包扎在左眼上方。人们因此取笑他，还问他是不是玩炮仗了。

“你肯定是点火点早了才被炸到的。”有人说道。

亨利笑了起来。

他看上去很不错。

他自己也感觉很不错。

然而过了一会儿，他开始抽搐起来。

虽然亨利癫痫发作的缘由并没有定论，但许多科学家都相信这与他被撞倒有关。那次撞击本来就是一种直接的生理伤害：大脑的损伤痊愈以后，留下的伤痕可能具有癫痫的致病性，也就是说这些伤痕会导致癫痫发作。另有一种学说叫做点燃效应（kindling effect），该学说认为亨利的大脑经历了短路并在苏醒后形成了新的脑回路，而且是个岌岌可危的回路，它会越来越活跃，导致的后果也越来越严重。

起先的发作会比较微弱。只是会出现一瞬间的眩晕，从而失去意识，但这种情况转瞬即逝，因此时常被忽视。

然而祸根确乎已经埋下了，随后亨利成为“病人H.M.”，也自此成为脑神经系统研究史上得到最多研究的人。

亨利是他的真实姓名。

我甚至可以将他的全名告诉你，亨利·古斯塔夫·莫莱森（Henry Gustave Molaison）。

而在过去，我并不能这样做，这曾是一个秘密。

在大约60年时间里，研究亨利的科学家们都不能提及亨利的姓名。另外，由于害怕外界或许将找到亨利，科学家们在写到他时也是三缄其口，他们在这点上做得很成功。这并非仅仅涉及一两篇论文，在亨利接受治疗到去世的55年间，他接受的实验数以百计，实验内容都被事无巨细地记录了下来，这些记录几乎囊括一切，而只有亨利的身份信息扑朔迷离。

你若是阅读大量的相关文献，便可以大致拼凑出一个不完整的形象：一篇可能提到他在路易斯安那州（Louisiana）有些亲戚，另一篇说他生于1926年，再一篇说他的父姓是古斯塔夫，还有一篇说他是个独生子，等等。

而他的大部分事迹，甚至他的真名实姓，却全都没有公之于众。

1926年2月26日，亨利·古斯塔夫·莫莱森出生于康涅狄格州的曼彻斯特。

他的生日里面有两个26,1926年，26日。

“这样够好记的了。”他常常笑着对科学家说。

科学家们再三询问他的生日，有时候一次会诊就要问六七次，即使他都记不得被问了多少次了，但正确答案总是原封不动地从他嘴里蹦出：两个26,1926年，26号。

而其他问题却很少有固定的回答。

“亨利，”大约在那些实验进行了15年之后的一个下午，有位科学家问他，“你能再说一点你最早的记忆吗？在你生命的最初，你很小的时候，发生的第一件事？”

“好的，”亨利说道。“那真是一堆杂乱的记忆。”他停了下来。他当时坐在麻省理工学院（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的实验室里，但他自己对此却一无所知。当科学家问他觉得自己在哪儿的时候，他猜测自己可能在加拿大。

他继续说道，“然后……将它们整理好，放到……”

亨利抽着烟，再次停顿了下来。

“找到它们出现的次序。”他说道。他的声音柔软而温雅，带着浓重的新英格兰（New England）口音。你几乎可以听到他的思绪在飕飕地闪回，直至抵达他的童年深处。那时，他的最初记忆是一个地方——亨利家曾住过的一幢蓝色小屋。

而在另一次类似的会诊中，面对同样问题，他的回答却描述了一个人。

“我能想到我的祖父。”他说道，“我跟他走在一起，我当时非常非常的小，在我印象里，他是个高个子。但事实上他并不高。他身材中等，并不很壮。我记得他总穿着灰色西装……他看起来和我父亲完全不像……他大概……呃……我觉得他身高大概有5英尺8寸。”

“你父亲？”科学家问道。

“祖父。”亨利纠正道。“我祖父。因为我父亲的身高大约有6英尺……嗯……只差一点点就到6英尺了。”

“你有多高？”科学家问。

“我想有6英尺2英寸[6]吧。”

“挺高的。”科学家说。

“是的，我知道我比我父亲要高。”亨利说。

“你父亲还活着吗？”科学家问。

亨利回答之前思考了一会儿。“我和自己有争论。嗯，有时候我觉得他还活着，但下一秒我又觉得他已经死了。”

“你不确定？”科学家说道。

“我不太确定，”亨利说，“我不能百分百的确定。”他停顿了一下又继续讲道，“他还活着，又或许已经死了。”

科学家曾记录过此事，即亨利的父亲在三年前去世了，然后又再次问起他最早的记忆。

“现在，亨利，我想让你尽你所能地回到过去，然后试着告诉我，你印象中的头一个记忆是什么，也就是最早的童年记忆。”

“好吧，我可以回想起，呃，我第一次坐雪橇的时候……”

他描述了一个冬至，当时他在康涅狄格州曼彻斯特的斯普鲁恩斯街（Spruce Street）。他记得那是一个单马拉的雪橇。雪橇与马的主人，是他的伙伴弗兰基（Frankie）和吉米（Jimmie）兄弟俩的父亲。他讲着这个故事，速度越来越快，也增加了更多的细节，却在记忆中抹去了他自己。那匹马跑回马厩，需要重新打蹄铁。弗兰基、吉米和亨利依偎在后座。当地的一些其他孩子看到他们路过，便向他们扔雪球，不过雪橇壁保护了他们的安全。

亨利咯咯地笑起来。

“那真是美好，”他说道，“我很喜欢。”

科学家点了点头。

“你还很清楚地记得手术之前的生活，是吗？”

后来，一名研究生整理这段对话的磁带时，她在括号中备注道，亨利用一种近乎缄默的声音回答了最后的问题，当时他几乎哭了出来。“是的，”亨利轻声说道，“在那之前，的确，我是真的记得。”

【注释】

[1] 1英尺约等于0.3048米。

[2] 波塞冬，希腊神话中的海神（亦是马匹的神，在神话中为人类带来马匹）。

[3] 恩诺迪亚，希腊神话中一位女神。

[4] 阿波罗，古希腊神话中的光明、音乐、预言与医药之神。

[5] 阿瑞斯，古希腊神话中为战争而生的神，奥林匹斯十二神之一，被视为尚武精神的化身。

[6] 1英寸约等于0.0254米，亨利约为1.88米。

2

铅的皱褶与铜的波纹

我记得在我大约8岁的时候，某次圣诞晚餐吃到一半，外祖父从餐桌的主座上站起来，走向他的研究室。几分钟后，他手里拿着一些东西出来了。他把那个东西放在自己盘子边：那是一团皱皱的黑色金属，比橡皮擦大不了多少。我十分好奇地盯着它，想知道那是何物。然后他坐下来，为我们讲述了一个故事。

故事发生在20世纪伊始，那是在康涅狄格州的斯坦福德（Stamford）。一个窃贼闯进一个年轻单身汉的家中，并惊醒了主人。他在床头柜上找到手枪，在瞄准入侵者时，手枪却卡住了。但窃贼的枪却响了。一颗子弹打入了那小伙子的胸膛，恰好击中一根肋骨而偏离了心脏。小伙子幸存了下来，留着那颗子弹作为纪念品。他最后将子弹传给自己的儿子，也就是我的外祖父。

那颗子弹也位列席间，与我们共享了晚餐。而我却发觉，它既充满魅力又如此可怕。若是它命中了目标，那么我的外祖父以及他的孩子、他孩子的孩子，这桌上的大多数人都将不复存在。这事关乎毫厘之差——是一种目标、骨骼和弹道学上的侥幸——它令一切都变得不同，其影响波及了一代又一代人。外祖父的家里还有许多同样引人入胜的古老器物。比如他书架上的一个漂白的人类头骨——以及一些同样可怕的东西。每一个都有着它自己的故事。

餐厅的墙上挂着一个木雕图腾，它可能是某种异教的国王或是神明的象征。这木雕大概有3英尺高，图腾上的人脸上带着悲伤的神情。外祖父在一次南美之行中收获了它，那是当地病人对他的一个手术所表示的感谢。这个雕刻作品曾一度作为一种祭祀器物而出现，因为它有时会哭泣，会有泪滴流出眼角。是季节的湿度变化和木材对此的反应使它流泪吗？或许是吧。又或者是魔力也说不定。外祖父赞赏图腾的精美，却忽视了其中的情感。他把它带回家后，用虫胶把图腾挂在墙上。它便永远没再哭过。

在前门旁边的墙上，也挂着一个物件，乍一看像是一块部落艺术品。这个器物由金属制成，大约有8英尺高，泛着绿色光泽。它的上下两端都有着相似的半月形平面，顶部刻着一张脸，而底部只有锋利的边缘。这是我外祖父收集的古印加神经外科仪器的某个部分。顶部是一个手柄，底部是刀片。我曾为之着迷。不仅因其年代的古老，还因为它的用途之神奇。在数百年前千里之外的某处，在一个时间和地点都离我外祖父那新英格兰温暖的家非常遥远的地方，这个古董曾与他做着同样的工作。我会试着去想象，一个半月形金属片将肉切开，使下面的骨头裸露出来，这样刀片就能切得更深。我很想知道，这里面是否还残存着古老的血液。

提及神经外科，无论在哪个时代，其从业人员都至少要具备两个可怕的品质：强行入侵另一个人的大脑的那种愿望，以及相信自己能解决其中问题那种狂妄。

神经外科的早期历史记录在头骨上，而不是在语言里。

数以百计，成千上万的头骨，遍及世界各地。在欧洲、非洲、南美洲，还有亚洲，这些头骨来自不同的种族、不同的社会、不同的年代。而所有这些不同的头骨，都讲述着殊途同归的故事。

这些头骨上都有些窟窿，人为的窟窿。一万多年前，人们就开始在别人的头骨上打洞。

医学历史学家指出，古代秘鲁的印加头骨上的洞几乎都出现在左上方，也就是所谓的左半脑额叶区域。印加文化是一种尚武文化，擅长用钉头锤和棍棒来近距离作战。印加和现代人类一样，也习惯于用右手。当一个右利手男人一棍子打到对手头上，通常都会击中左前额叶区域。因此理论上说，这些印加头骨上的手术洞印，大概是对其战斗后脑损伤治疗的一部分。它们可能是用以减小颅内压强，或者在骨损伤周围打下一些更小的洞，从而更好清除颅内的骨碎片。

而在世界的另一个区域——更具体地说，在法国的昂西塞姆（Ensisheim），一个7000年前的墓穴中所发现的一堆头骨中——那些窟窿几近均匀地分布在头骨的左右两侧。这充分表明，并非所有的开颅都是为了治疗战争的创伤。但如果不是，那它们又是为何？为了释放恶魔吗？或是为了治疗头痛？还是为了加速启蒙进程？没有人确切知晓。

我们只知道一件事：纵使是在7000年前，在头骨上开一个洞也不一定会致死。通过仔细检查那些古老的头骨上的孔洞边缘，人们发现它们中的大多数，都带着由外科医生做了标记的、向内延伸的、或粗糙或光滑的边缘。新的骨头生长出来，头骨在尝试着自愈。我们的头骨生长缓慢，但在我们死亡时会终止。头骨在术后增长的迹象，意味着这些头骨的主人，在手术后存活了下来。

而在另一些文化的头骨中，那些洞不那么像手术刀或钻头所致，而更像是外科医生用诸如钢丝球或砂纸这样的器具打磨出来的。保罗·布洛卡（Paul Broca）是19世纪法国神经解剖学的先驱，他对这些打磨过的头骨非常着迷。他指出，它们的出现早于麻醉——麻醉起源于公元前400年左右，亚述（Assyrian）的外科医生在压迫患者的颈动脉时，便可导致他们丧失意识——至少3500年。而且据推测，这种手术必须在病人的孩童时代进行，因为孩子的头骨比较薄，磨穿它不需要那么长时间。为了证明他的观点，布洛卡收集了所有年龄段的尸体，并加以演示，磨透一个成年头骨需要花将近一个小时，而对一个两岁孩童的头骨做同样的事，只需要不到五分钟。有人反对布洛卡的理论并指出：即使有证据表明，只有很少的人死于这类手术——证据即头骨的术后生长——但这类手术导致的死亡也时有发生。如果古代的脑外科医生去为婴儿刮颅，总该发现一些被刮了洞的婴儿头骨，总有人因为手术失败而成为受害者吧。然而没有发现这样的头骨。

这些争论将无休止地进行下去。人们继续研究这些沉默的头骨，试图解读在文字出现以前，无法记载的故事。

当然，人类最终获得了记录自己生活的能力。我们开始去书写。那么我们所写下的第一件事是什么呢？

关于脑损伤，以及该如何治疗它们。

1862年，一位名叫埃德温·史密斯（Edwin Smith）的美国文物收藏家，从埃及的卢克索（Luxor）一个经销商那里买了纸莎草卷轴。纸莎草纸有15英尺长，一个无名古人用芦苇刷将黏土和烧油制成的油墨，刷涂在错综复杂的祭司体手稿上。祭司体是埃及象形文字的后裔，只是没有那么正式和华丽，它算是象形文字的速记版本。在史密斯购买手稿之前的几千年里，这两种记事形式——象形文字和祭司体——都成为失落语言的遗迹，它们都无法被使用，也无法翻译。埃及人自己也在争论，是否两种字体甚至本就代表同种语言，又或是他们的祖先只是乐于用无意义的符号来装饰自己的卷轴和坟茔。有一则广为流传的故事是：18世纪初，一位意大利商人参观吉萨金字塔时，得到了一个木箱，里面装着40个古老的纸莎草卷。他只买了其中一个，村民们为了“享受其燃烧的香味”，而烧掉了其余的。

而到了1862年，事情便不可同日而语。1822年翻译的罗塞塔石碑（Rosetta Stone）——它囊括了同一篇文本的象形文字、祭司体和希腊文三个版本——忽然为造访那封闭世界的整个时代发展的历程，提供了一个契机。对那些对历史感兴趣，或是期待从中获利的人来说，这相当于淘金热：如埃德温·史密斯这样的盗墓者或者说寻宝者，蜂拥挤入埃及，他们竭尽所能地收集了很多古老而神秘的文本。

史密斯迁居到康涅狄格州，余生的大部分时间都在试图弄清手稿内容中的含义。即使是最好的语言学家要翻译一篇简短的祭司体文章，也要花上点年头。而埃德温·史密斯并不是最好的语言学家。但他却获得了一个无可挑剔的书写作品——纸莎草纸保存得非常完好，而且有趣的是，其内容中的某些词句，其油墨不同于其他文字的黑色，而是地上赭石般的绯红。不过它仍旧坚守着自己的秘密。史密斯于1906年去世后，他的女儿将卷轴捐赠予纽约历史协会（New York Historical Society），该协会由芝加哥大学的埃及古物学教授，詹姆斯·亨利·布雷斯特德（James Henry Breasted）所创建。

布雷斯特德花了近十年的时间亲自从事卷轴的翻译工作，当他在1930年出版这些译稿时，他宣称所谓的埃德温·史密斯纸莎草是“世间真正科学的最古老内核”。

布雷斯特德透露，这个卷轴是本医学教科书。其格式具有惊人的现代性：比如说，文章用红色来突出文本的关键部分，也就是作者希望读者牢记的部分。但更令人惊讶的是其内容的现代性，尽管这卷轴本身至少有3600岁，但其中古老的措辞表明，它所转录的版本比这还要早800年。

在布雷斯特德的译本之前，人们对古埃及医学的普遍观点是，它建立在魔法而并非科学之上。在此之前发现的关于医疗主题的纸莎草纸，都仅仅限于咒语和奇怪药水的处方。埃德温·史密斯纸莎草纸也包含了这些：卷轴由48个对战斗伤害的个案研究组成，每一个都附有各自的治疗建议。在案例九中，一个人被击中额头，对其主治医生的建议是：站在病人之上方咏唱以下咒语——“击退伤口中的敌人/赶走血液中的恶魔/荷鲁斯（Horus）[1]的敌人/在伊希斯（Isis）[2]的嘴边/这神殿不会倒塌/血管中再没有敌人/我在伊希斯的庇佑下/欧西里斯（Osiris）[3]之子将营救我！”

不过，大多数的处方还是很世俗的，并且大部分的案例研究——48个中有27个——都与头部外伤有关。

比如：

第六例：

那是对一处伤口渗出所进行的的医疗指导，将他们头上深可见骨的伤口切开，砸开他的头盖骨，将大脑暴露其外。

√ 你必须探查他的伤口。

√ 你应该在他头盖骨的破损处发现像是铜在冶炼过程出现的波纹。

√ 有些东西会在你指尖颤动起伏，就像婴孩还未愈合成“整体”的头盖骨上那些孱弱的地方。

√ 你应该用油涂抹他的伤口。

√ 不要用绷带包扎。

√ 在你确定其度过危险期前，不要上敷料！

√ 若是破损很严重，要将其头骨整个打开并撕开包裹其大脑的软膜，其流体会从脑内涌出来。

虽然这个案例的治疗在现代标准下会更保守——清洁伤口并抱有最乐观的希望——但这大概是你对一个四千年前的医院所使用的技术可以抱有的最高期望了。比如说，封闭伤口可能会弊大于利，可能由于肿胀或感染导致死亡。埃及人显然不仅完成了内科医生的职责，也同样承担着神经解剖学家的职责：在史密斯纸莎草译出之前，没有人在祭司体或象形文字记载中发现“大脑”这个词。然而，在这个卷轴中，他们不只为大脑命名，还用生动的诗歌进行了细致的描述——他们用了“铜在冶炼过程出现的波纹”这种措辞——它们被软膜和脑脊液襁褓般地包裹着。古人很清楚，大脑是一个精妙而重要的器官。一般而言，它也是一个该受到保护而非粗暴对待的器官。在患者颅骨骨折的案例中，你可能需要“用尼龙布将之擦洗干净，直到看见它的骨头碎片，但大脑本身应该保持不被染指”。

在受到埃德温·史密斯纸莎草的启发后，一些埃及古物学者认为埃及的T形十字章（Egyptian ankh）——它代表人类脊柱——会比传统认为的蛇绕权杖（这个象征源自一个希腊神话，该神话是说挥舞着权杖并受到蛇的尊崇的医术之神阿斯克勒庇俄斯，他非常乐于救人，于是宙斯杀了他以防止人口过剩）更能准确地象征医学艺术。这纸莎草似乎证明，无论如何现代医学的伊始要远远早于之前的预料，而那些谨慎的治疗方法也表明，在希波克拉底出生的1000多年前，便已经有一些古老的医生正坚守着希波克拉底誓言。

“远离伤害……”

一个简单的原则，却经久不衰。

在治疗术悠悠历史的绝大部分时间里，对我们最神秘和精致的器官的治疗与护理，都为这一原则所指导。

尽可能地保护它吧，保持其洁净，别令其污染。

这样的境况被坚守了千万年。

直到有一天，却忽然不再如此。

【注释】

[1] 荷鲁斯，古代埃及神话中法老的守护神，是王权的象征，同时，他也是一位战神。

[2] 伊希斯，古埃及宗教信仰中的一位女神，传说是荷鲁斯的母亲和保护者。

[3] 欧西里斯，埃及最重要的九大神明之一。

3

梦想的职业

在麻省理工学院的实验室里，亨利再次提起，当他还是个孩子时，曾举家迁居了好几次。而科学家们发现他的思路非常混乱。采访他的英国心理学家威廉·马尔斯林·威尔逊（William Marslen Wilson）医生要十分费力才能理解亨利的故事。

“我明白了，”威尔逊随后说道，“这就对了，现在就明白多了。不断转学和搬家导致了记忆的混乱。”

“就从那里开始，”亨利继续说道，“我们从富兰克林大道（Franklin Avenue）搬到了康涅狄格州的南考文垂（South Coventry）。我必须乘校车上学，校车停在我家门口，我是那天早晨最后一个上车的。校车带着我从南考文垂到了威利曼迪克（Willimantic），我想从我们家到威利曼迪克正好是5英里[1]。”

“那你……当时在上什么学校？”

“当时在上高中，温德姆高中（Windham High）。”

“温德姆？”

“温德姆高中。”

“你还记得如何拼写‘温德姆’吗？”

“记得。W-I-N-D-H-A-M."

“你在那里上到了几年级？”

“高二……嗯……高三的上半年。”

“为什么只读到高三上半年呢？”

“因为我们从南考文垂又回到了哈特福德，那时我就退学了。”

“哦。”

“在那之后……那之后，我们搬出了所住的……轻型客房（light housekeeping room）……”

“灯塔管理间？[2]”

“是的。”

“呃，我不太明白这个灯塔管理间。你意思是你父母在灯塔上班？”

亨利的父母并不在灯塔工作。他的父亲是一名电工，母亲是一个家政人员，他们挣不了多少钱。他们家最初的一小笔存款，几乎在1929年股市崩盘后所剩无几。“轻型客房”是在20世纪中期，美国一种简装出租屋的简称。亨利十几岁时，他的家人把家具都堆进仓库，住进一间轻型客房，当时哈特福德地区里里外外有许多这样的房子。

为了贴补家庭收入，亨利也做些兼职。他曾在电影院做过招待，在百货商店里的一个鞋店当过售货员，还在垃圾场回收过废金属。高中辍学后，他开始了职业培训，在大西洋城电机公司（ACE Electric Motors）[3]参加了电机绕线员的培训。其工作包括拆卸小型电机，检查电机各个零件的问题或缺陷，然后将铜线重新紧紧绕回电机的磁芯上。这是个有潜力的好工作，但最终他还是被迫放弃了。因为那个时候，他的癫痫已经非常严重了。亨利第一次大发作是在他15岁生日的时候。他记得自己与父亲一同驾着车，但他不记得自己坐在前座还是后座了，他猜想是后座。因为当他开始抽搐并向前倾倒时，他父亲并没有注意到，还一直在开车。之后，亨利又一次发作，这次他摔倒在一个行人跟前，然后在人行道上醒来。亨利的癫痫发作越来越频繁。后来，他都能记起发作前自己在干什么，却不记得癫痫发作时的情形，后者在他脑海中是一片空白。当癫痫发作时，他就会遁入遗忘。电机绕线工作需要仔细而严谨，尽管亨利并没有什么大病，但这看似不足为怪的发作足以使他的工作质量大打折扣，致使他从电线上剥下太多绝缘层，或是在重装电机时遗漏一些重要零件。

亨利最终回到了高中，在东哈特福德高中（East Hartford High）入学，努力争取拿一个文凭。临毕业的时候，他的癫痫发作得太过频繁，以至于他无法参加毕业典礼。实验室里，他向威尔逊博士解释如果参加了毕业典礼，会导致的后果。

“嗯，某种程度上来说，这对他们而言更多的是一种保护。”亨利说，“如果不出席我就不会出现攻击或其他不当行为，不会去叨扰到那里的毕业生和观众。”他解释说，即使是微小的发作也足以造成破坏。“你可能会晕过去。你本可以走过去拿走毕业证，本可以拿到毕业证就走，而不是停在那里，拿着毕业证就晕过去。”

“这是有点困难。”威尔逊说。

“是的，很困难。”亨利说。

高中毕业后，亨利找到了他记忆中的最后一份工作，在安德伍德打字机厂（Underwood Typewriter factory）的流水线上做工。而他的疾病，再一次成了问题。他在流水线的中段，工作是组装打字机的框架，他后面是另一个安装按键的工人。这个工作不需要电机绕线员那么高的技术，但有时候，当一个半成品打字机放在他面前等待组装时，他仍旧会突然变得僵硬而失神，眼神变得空洞，等他回过神来流水线已经绕到他身后了。

我最近在曾外祖母的地窖里发现了一个破烂的纸箱子，里面是一沓用线捆着的信。寄信人要么是我外祖父，要么是他的哥哥戈登（Gurdon），这些信都是在20世纪20年代末写给他们母亲的。大多数的信还在原封里，有几个信封上有我曾外祖母潦潦写下的几个字。有一些字是与信件内容有关的提示，比如“关于毕业”“我的生日”，但有的更像些简短评论，“这封信是戈登的，我要永远留着”“关于我们在树顶（Treetop）的那心爱的家”或“戈登寄来的一份漂亮的书信”。

通常，她只会给戈登寄来的信额外附上这些发自肺腑的小评注。而若是阅读信件本身，我们便很容易知道这是为何。戈登对母亲的爱意溢于言表，甚至几近诡谲。有一篇很典型，写于他上高中之后的几年，听信中的口气，他快要晋升部长了：

此刻我有着前所未有的感受，我们的心灵和灵魂相融合，打破了所有的距离和障碍，也忽然为我带来了全新的领悟。两个人之间什么样的爱能够将彼此带入那永恒国度，那片土地足以超越这小小地球上的一切时空。你一定要思念我，亲爱的妈妈，一定要在今晨为我祷告。正如我信中所写，你给予了我从未拥有的东西，那是一种我们绝不能分离的感觉，那将成为我最神圣的体验之一。

而我外祖父写的信则不尽相同。当然，两个儿子都同样地爱着并尊敬着他们的母亲，只是我外祖父写的信往往比较伤感，充满歉意。

“我亲爱的妈妈，”这封信写于他在耶鲁大学（Yale University）的最后一年，“我刚给爸爸写了四十几页的长信，但似乎通篇都是气馁的言辞，因此接着写给您。在重温您与父亲最近的信件后，我感到世界变得越来越黑暗。我很抱歉我所做的一切，我不想如此自私卑劣。我一直为钱的问题深深困扰，想试着用打工来缓解。”他列举了各种补充“津贴”的方法，比如兜售他从中国进口的珠宝，“我正一心扑在这些珠宝上，努力养活自己。”他写道，而后又加了一段，写下了诸多其成长中所获得的关照，“像您期望的那样，我将那辆劳斯莱斯原封不动还给了佩恩（Pen）。”在这封信的末尾，外祖父抛出了一通自怜和自嘲。“我只能说对不起，我无尽的妄自菲薄和轻率的自私令您失望了。我一直太过多虑而难以随心所欲。我如此爱您，也殷切思念您的慈爱——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为自己对您的伤害深感抱歉——请原谅我。”

这封信中充斥着痛苦和不安，那一年里的其他信件也同样如此。在他的母亲39岁生日时，我外祖父在一封信中写道：“我想让所有的朋友见到我有个怎样的母亲——那样他们便会理解，纵使我没有成功，也并不是我母亲的过错。”

而其中原委很难知晓。多年来，人们与我聊及外祖父，会用到诸多形容，比如才华横溢却妄尊自大，干劲十足却不计后果。但没人提及他缺乏安全感。那个在信中自责的人，与我印象中的威廉·比彻·斯科维尔医生迥然不同。而这也许就是问题的关键所在。写这些信的人还只是比尔·斯科维尔（Bill Scoville），一个来自费城的富家子，在大学里奋力拼搏，努力规划着未来蓝图。那时的他聪明、雄心勃勃，并且才华横溢。比如，那时的他善于动手，喜爱摆弄汽车，会将它们拆开后又复原，以此来洞悉它们如何内部运转。但他还不知道身负这些技能的自己想做什么。

在这个盒子最里面的地方，有一本泛黄的棕色套夹相册，埋在厚厚的信件下面。里面是一张我外祖父的照片。那时他大概两三岁，穿着一件20世纪初早期学步婴儿穿的连衫裙，用小手去够他父亲的手杖上面盘绕着的活响尾蛇的嘴（他父亲是个古怪的博学者，他集律师、儿童探险读物作家和业余博物学家于一身，曾养着各种毒蛇当宠物，直到被妻子制止）。看着这张照片，我因为一种明显的象征意味而感到有点惊讶，蛇与手杖似乎预示着外祖父对事业的最终选择。

正式写这些信件的那一年，外祖父搬回了费城，被宾夕法尼亚大学（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医学院录取，并正式投身于他的研究。

大约在1969年，在一项测试进行到一半的时候，亨利停了下来，抬头看着他的测试官。

“现在，”他说，“我想知道，我刚刚有不妥的言行吗？你知道，在这一刻，一切在我看来都很清楚，但在此之前发生了什么正是我担忧的东西。我仿佛从梦中醒来。”

亨利常常这样描述他内心的状态：时常感到如梦初醒。有一个心理学术语用以描述这种感觉：半醒状态（hypnopompia）。这个词来源于希腊文“hypnos”（睡眠）和“pompe”（送出），这是一种常见的感觉，我们会体验到自己的思想驱散了梦境，将我们拉回现实。在亨利这个个案中，这种感觉从未消失过。

从此之后，亨利的梦境也像他生活的其他方面一样，成了科学探究的热门主题。他曾在麻省理工学院的睡眠实验室，戴着传感器度过好几个晚上。每当他进入快速眼动睡眠（REMsleep）时，研究者都会摇醒他，然后问他梦到了什么。最终，研究者并未发表他们关于梦的研究，这部分原因是，没有人能判定亨利是否真的在做人们通常概念上的梦，或者说他是否有能力做梦。因为许多科学家认为，梦境是近期事件的记忆碎片拼缀而成的。不过还是有一些记录被保存了下来。其中谈到，他通常会说一些与他清醒时同样谈及的事情，比如与父母一同去佛罗里达旅游、在他家后院里射击或者同爸爸一起钓鱼，诸如此类的童年回忆。偶尔，亨利也会谈论童年时的少年壮志。

“亨利，亨利，亨利？”

“噢！”

“你是在做梦吗？”

“是的。”

“你梦见了什么呢？”

“我和自己有点争论……”

“与什么有关？”

“我本可以……我梦见了宾夕法尼亚。梦见自己成了一名医生，一名脑外科医生。而且我很快，很快就获得了成功。并如此生活下去……成为栋梁之材。”

亨利这个与我外祖父极为相似的志向十分可疑。事实上，这很可能是他把自己想象成了我外祖父的形象。至少从他那半梦半醒的迷糊状态，或是他看待事物的角度来看，都可以很清楚地看出，这是一个电工和女家政所生的视力不佳的孩子，他很难去追求如此独到的目标。在梦境研究的十年后，亨利在完全清醒的状态下向另一位科学家解释说，他最终决定放弃神经外科医生的梦想，因为他的视力太差了。

“因为我知道，在脑外科手术中，”亨利用一只手比画着，好似拿着手术刀，“要是戴着眼镜，这种小动作……”

他的手好似轻微抽了一下，模拟着手术刀割偏了，切得太深了些的动作。

“那个人就死掉了。”亨利说的是他想象中的病人。

【注释】

[1] 1英里等于1609.3米。

[2] 原文Light house在美式英语中意为“轻型客房”，而在英式英语中则是“灯塔”，这里威尔逊是英国人，所以误解了亨利的意思。

[3] 美国公司，后被波托马克电力公司收购。

4

大桥

1930年9月21日的破晓之时，一位来自宾夕法尼亚州名叫诺曼·J.特里（Norman J.Terry）的24岁男子，从尚在修建的华盛顿大桥（George Washington Bridge）的看守眼皮底下溜过，绕着电梯爬到了曼哈顿西岸的巨大钢塔尖儿上——哈德逊河（Hudson River）上方600英尺的最高点，他开始在塔间的四条钢缆之一上缓缓移行，这四条钢缆悬挂在这座钢塔与在新泽西的姊妹塔之间。两个塔之间的距离恰好是3600英尺，但是钢缆远远超过这个长度；它们悬挂呈平滑的弧线，状似一个巨大的碗底，如果扩展成完整的圆圈，可以将整个帝国大厦（Empire State Building）圈起来。每条钢索是由26474根细钢条编成的，直径达3英尺的大辫子，这些钢丝由位于特伦顿（Trenton）附近的一家工厂锻造而成。若是你将所有钢缆解开接在一块儿，你便能得到一条极长的钢绳，长到可以绕地球四圈，或是抵达地月距离的一半，如何估量全凭你的喜好。

特里伏在钢缆上，将两条调节绳系在自己腰部以保持平衡，这令他无法看见脚下错综复杂的钢辫。工人在整个钢缆上涂上了厚实坚硬的锌糊剂，以此保护其免受风雨侵蚀。不过钢缆的质量也一定是显而易见的，它得撑起当时史上最大的桥的四分之一的重量。一段一英尺长的钢缆就近两吨重。它不仅厚重而且灵活易于弯曲。大桥被设计得具有伸展性。若是那一刻，从纽约向哈德逊河卷来一阵狂风，特里可能会有一点不适，仿佛他正站在世上最粗的钢缆之上，而这钢缆正在轻轻摇晃着驶向大海。

在其下方几百英尺，有几个人开着两艘小快艇向钢缆上张望。特里和他的经纪人与《纽约每日新闻》（New York Daily News）签了合同，允许其独家报道这次事件。他们还签了一家独立电影公司，因此在船上还配备了相机和摄影机。这年轻人的几个朋友也在水面上，不过他们只能在那儿看着。起初他们什么也看不清，一个个伸着脖子向上张望，那有着千万斤的钢梁，就像是创世者（God'sown Erector）耸立于蒙眬河面的雄伟巨塔跟前，他们显得那样渺小。终于，晨光的映照下出现了一个小灰点儿的剪影，沿着钢缆慢慢挪动。

当他到达这两个塔之间的中点，也就是大碗的最凸处，特里停了下来。这座桥被设计成中部下陷的结构，工程师们认为如果上面载满汽车，其表面会下陷到距离水面大概196英尺处。然而，在开放日前一年多的这个早晨，桥上空空如也，桥的中心点非常高，离河面至少有207英尺。特里低头看着水面。船上的相机拍摄噪声很大，不过他完全听不见。他没有穿便服，只穿着泳衣在那里站了好一会儿。

而后他纵身一跃。

诺曼·J.特里是个胆子很大的人，年纪不大却完成了许多非凡的壮举。他已经学会在双翼飞机的翅膀之间跳越，并曾在芝加哥的碳化物和碳大厦（Carbide＆Carbon）[1]与马瑟摩天大楼（Mather skyscrapers）之间走过钢丝，那次是在离地面500多英尺的高空。就在这个特别的早晨的数月之前，他挂在飞机的起落架上，待到它飞离地面10英尺后松开手，安全着陆。

起初他的跳跃，简直堪称完美。他向前一荡，双臂举过头顶，双腿一道下压，朝着水面划出一道平滑的弧线。很快，他便开始以加速度笔直冲向河面。《每日新闻》的摄影师尽其所能拍了很多照片，祈祷着底片不要太过模糊。他向下跃了100英尺，125英尺，150英尺，175英尺……

即使在80年后的今天，世界纪录中高台跳水的最高纪录是177英尺。而特里远远超过了这个数字，下落越来越快：180英尺，190英尺！据船上的目击者所称，而后便发生了一件事。他那坚硬、果敢而自信的身体，突然就乱了方寸。在离水面大约15英尺的半空，他蜷了起来。他不再保持笔直，而是弯着腰向前栽，开始翻跟斗。

那一刻，是什么纵贯了他的大脑？是什么导致他失去平衡？是他突然意识到自己走得太远，还是他的能耐终究撑不起自己的野心？

在背部到达水面以前，其后半程一直在翻着筋斗。哈德逊河对他的头骨冲击令他瞬间晕厥，更糟糕的是他的脊柱也受到冲击，这冲击撞裂了他的脊椎，切断了他的脊髓，也使其脑干丧失了传达其正常生命活动指令的功能，其中最为重要的指令就是：呼吸。

当特里的朋友们将他拖出水面送到医院的时候，他已经死了。

而奇怪的是，即便有前车之鉴，特里的胆气还是激发了模仿者们的竞相攀爬。几周之后，据《纽约时报》报道，一群青少年听闻特里的壮举，互相怂恿着爬上桥顶，其中有两个真的上去了。而在他们下来时就被逮捕了。可以肯定的是，还有其他人在未被发现的情况下爬了上去，不过我确切知晓的就只有一个。巧就巧在，他同诺曼·J.特里一样，也是个来自宾州的24岁青年。

我外祖父去爬桥塔时，在医学院上二年级。没有摄像，没有警察，也没有朋友。他没有将计划告诉任何人，不知道在行动之前，他是否酝酿已久。也许他只是恰巧在这里，看到有机会便抓住了，吊起一根钢缆便开始向上爬。攀爬之初是很容易的，钢缆几乎和地面平行。而后夹角会大幅变陡。钢缆从安全岛处向上展开，桥也在此处从河的上方探出。我想象着他越爬越快，手脚并用地攀向塔顶。那时侯正值夜间，下方的河流仿若黑暗的泥沼。我能想象他爬得有多么专注，从他那交替向上的双脚；从他必须竭力维持重心的力道；从他的呼吸，与他的平衡力。

最终他抵达了钢缆的顶部，移步到塔的平顶上。那里有些建材箱，少量的钢材，以及几个电线圈。每每起风，他便能感觉脚下的塔在晃动。他本打算爬上去就马上折返，但那一刻，置身绝壁之巅，独自面对黑暗，他感到寸步难行。他坐了下来，找了块还算结实的地方靠着，在寒冷中战栗。

无论我们是否乐意，我们的大脑都在自发且孜孜不倦地做着同一件事，即建立连接。这种连接从原义上来说，就是我们的神经元在“滥交”，不断伸着其饥渴的轴突去接触其他神经元。而这种连接还有其喻义：以一种我们熟稔的方式，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激起无数细小的时空旅行。某种焙烤咖啡豆的几个分子靠近你的感觉神经，这些神经旋即向你的嗅球发出信号，并向你上次在另一个时间地点闻见同样豆子的瞬间，搭起一座转瞬即逝的桥梁。当你走在繁华街道，一个女人讲着电话与你擦肩而过，她听见了什么而突然发笑，那笑声令你心弦一紧，不自觉地联想到让你数月夜不能寐的前任女友。

每当我想起外祖父在那个塔上，思绪便将我猛拉回那个关于我自己的相似的夜晚。那天晚上的记忆始于我正沿着一个墓穴的窄窄通道向上爬，我知道前方有个高石墙的缺口，我可以从那里进入吉萨高原（Giza Plateau），它位于开罗市郊，有大片保存完好的自然沙漠和人工山丘。然而，当我出了墓穴置身沙漠，我发现自己无处容身。这时我离胡夫金字塔（Great Pyramid）大概有几百米，我开始快步行走，途经一些家用帐篷，这些住家白天会向游客租赁一些毛发蓬乱的马和叫声滑稽的骆驼。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几只狂吠的狗，它们向我跑过来。"Emshee!"我用一个在埃及待了一年所学的屈指可数的阿拉伯单词喊道，“走开！”它们跟我保持着距离，并在我快到高原顶端时溜走了。

吉萨金字塔群（Giza Necropolis）包括六座金字塔，但只有三座最大的可以称为“大金字塔”。而这三座中最为宏伟的那一座，就是人尽皆知的“胡夫金字塔”。它果然名副其实，其壮丽根本不能用任何照片体现出来。你在毕生所学中积累的一切，关于它的概念和用途，你所了解的建筑，你对它形态、位置、形状和规模的笼统知晓，在你看到大金字塔的那一刻，瞬间都消失了。

但这并不能让我们忘却金字塔长期所遭到的破坏。这种破坏始于7世纪时伊斯兰对埃及的入侵，那时金字塔两侧和台阶上光滑的白色石灰外壳被剥取下来，用来建造清真寺。而对金字塔的后续破坏可谓是“用心良苦”。现代埃及人不再有意地毁坏国家的奇迹；他们只是为其附上了一些全然没必要的赘饰（看看那些陋不可堪、叮叮当当的骆驼就知道）。比如胡夫金字塔吧，其地基右侧有一座破旧不堪的博物馆，在那里蹲了12年，现在岌岌可危。看看那博物馆，还有他背后立着的雕像，我无时无刻不在叹惋，人们对建筑和工艺的掌握，在过去的4500年退化得令人吃惊。

还有那些灯光秀。每天晚上的8点，埃及文物最高委员会（Egyptian Supreme Council of Antiquities）就会在吉萨高原上制造一场迷幻景象。几百个外国人坐在狮身人面像（Sphinx）下面的一个竞技场里。在接下来45分钟里，游客会看到可笑的平克·弗洛伊德式的镭射灯和闪光灯，它们的光线投向胡夫金字塔一侧，同时出现阿滕伯勒（At-tenborough）腔调的解说和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的干冰烟雾。

不过那晚，我还得感谢这份俗气。我将自己的冒险定于当晚灯光秀的开场。开场后，我看到镭射和闪光投在胡夫金字塔的南端，于是我从西侧跑向金字塔。我希望灯光秀能让那些在高原上巡逻的守卫分散些注意，或者让他们感到有些晕眩，我抵达金字塔之后，便立即登上第一级石块并开始了攀登。每一块石头约有四五英尺高，每个突出处大概两到三英尺宽。我迅速向上爬，目光尽力向上看。金字塔占据了我绝大部分视野，而其边缘是颤动着的异色天空。

在10分钟之后，我到达了最后一级，那里紧挨着塔尖，离沙地455英尺。在失去那石灰护鞘之前，大金字塔的尖端本就是个小金字塔，据传是纯金打造。但现在其顶端是个大约边长15英尺的方形平台。在其顶部的中心还有一个毫无必要的丑陋装置：那是一个大的金属三脚架，由螺栓固定在石头里并瞄准天空，旨在提醒下面那些观看金字塔的人们，它曾经的确是尖尖的。我爬上塔顶，伏低身子以免灯光秀的观众看见我。然后我躺在石头上，抬头望着那悸动着的天空。

那时我在埃及已经一年多，那天晚上是一种自我意识的庆典，是一个用来追忆自己归属何方，以及思索自己身向何处的时刻。那时我24岁，个人履历简直是个笑料。我大学毕业时拿的是美国历史学位，主要是由于我认为其他学位诸如英语、经济学、社会学等，似乎太形而上了，我的大脑在这方面蠢得离谱。上大学以后，我尝试了不同的工作。我曾在马萨诸塞的沃特敦（Watertown）为商场打折日搬过家具；也在缅因州（Maine）东北部的码头餐厅（Docksider）为沃尔特·克朗凯特（Walter Cronkite）当过侍应生；而在我攀登金字塔之前的六个月，我在一家起着美国名字，实际上由科威特控股的企业工作，那个公司名叫圣达菲国际公司（Santa Fe International Corporation），我在其驻开罗的办事处教埃及石油工人学英语。我搬到埃及纯属心血来潮，是受到劳伦斯·德雷尔（Lawrence Durrell）《亚历山大四重奏》（Alexan Dr.ia Quartet）的启发，那是套错综复杂的系列小说，从四种不同角度述说了同一个故事。四重奏的主角之一就是个英语老师，他在埃及经历了一系列浪漫的冒险，而我也设想着同样的事。除此之外，我对自己的生活一片茫然。在我动身之前，若有人问起，我的惯常回答是去给一个家具工匠当学徒，尽管我对木工活儿既无兴趣、也没天赋。

但在攀登金字塔的前几个月，我开始做一些和之前工作感觉完全不同的事。我开始写作。那些上我的课的埃及工人，在他们的假期发动了一场消极抵抗运动，拒绝去上课。而就是这件事，让我可以待在一间能够俯瞰尼罗河的空空会议室里，白白领着工资。如此我便有了许多闲暇时间，可以用来写长长的家书。最终，我决定将一封本要写给祖母的信投给了一家名叫《中东时报》（Middle East Times）的三周刊，这篇稿件是有关于某天我在尼罗河上发现了一具尸体的事。我决定将下一个目标定为《纽约客》（New Yorker）的开罗专刊，那是一本名为《今日埃及》（Egypt Today）的光面纸质月刊。我走进该杂志的办公室，要求找个编辑谈谈，然后在离开时得到了个活计：关于开罗公共广场的雕塑特写。

回想起来，那可真是个听上去无聊透顶的想法，后来编辑告诉我，她将相同的任务派给了好几十人。这就是一种敷衍的套路，而我为之竭尽所能。我带着笔记本漫步在整个城市，以搜集到尽可能多的信息，在此之前，我对这个主题一无所知。最终我的小文件袋里塞满了特写：为雕塑做清洁的人；睡在埃及著名诗人纪念碑旁的人；在视察其使馆旁边那座何塞·马蒂（José Martí）胸像的安装情况的西班牙外交家……而出乎我意料的是，这家杂志采用了我的故事。不仅如此，他们正值人员短缺，因此任我为全职作者。当时我与石油公司的合同马上到期，我原计划回到美国。我一直想着回到搬家公司，要让自己从搬运工升职成为司机。而《今日埃及》的录用令这些计划都悬置了。

我决定留在埃及，接受这份工作。在我的生命中，我第一次对未来充满信心。这信心，是一种朝正确方向前进的感觉，迸发出某种戏剧性的仪式感。因此我爬上金字塔，在光束交映的天空之下，有一种前所未有的快乐将我淹没。终于，光束熄灭，黑暗降临。游客起身散去，我站在原地，俯瞰着开罗上空那烟雾袅绕的灯光。微风扬起些许细沙，夹杂着模糊的汽车喇叭声。455英尺下面坑坑洼洼的狮身人面像，看上去就像一只小猫，上面的斑驳都看不见了。胡夫金字塔已有4600年历史了，而在那晚的几小时里，它就在我脚下，为我所独享。

我外祖父哆嗦着坐在乔治·华盛顿大桥之巅。之后，他逢人便要说起那次攀登。他会谈起其寒冷，其高度，其可怕，以及那个藏身于箱子里，等待着黎明的漫漫之夜。但我发现，他从未提起过他最初决定攀爬上去的缘由。

不过，我想我是知道的。

那时他24岁，处于需要掩埋从前自我的阶段，他何其害怕自己永远失败下去。他正在攻读医学，也在发掘着自己潜在的天赋。他正学着如何治病救人，并且，他不仅要从事所学的专业，而且要专精于此。他重新坚信自己走在正确的道路上，这种感觉，这种启示，一齐迸发出来，仿若一场庆典。

当然，我的这种联想也许纯属胡说八道，但我仍想要捍卫它。我们只有一种说起别人故事的方法，人们也的确只用过这种方法：那就是我们发现了自己与他人的联系，让这种联系成为一座桥梁。有时这种连接很稳固，有一些原始资料、访谈，或者你能想到的任何其他记载作为支撑。而有时它们十分脆弱，仿佛转瞬即逝，就如两个相隔两代的年轻人，爬上过两座名胜，而其中年轻的那个非要认为其中缘由是一致的。

外祖父在桥顶等待着黎明。也许他睡了过去，而我不太相信。我的想象中，他一定坐在那里看着下方的万家灯火，直到它们在白昼的光辉下黯然失色。最后他站起来，走回钢缆并移步而下。正如一个月前纵身一跃的那个人，我外祖父也看不见他脚下万千细丝所扭结而成的巨大钢索辫子。当然他也不需要看到。在他的身体内肾上腺素和内啡肽竞相追逐，阳光开始温暖他，他只需这些钢索支撑着他足矣。他的颅内建立了新的连接，新鲜的印象穿过他的轴突，他们注定将成为永驻其内里的记忆痕迹，直到生命之终。

多说一句：那些构成乔治·华盛顿大桥上钢缆的这些细钢丝，总长约108000英里。不仅可以绕地球四圈或者抵达月球路程的一半，也几乎完全与成年人脑内轴突的总长度一样。当然，轴突和钢铁是全然不同的。在桥上，钢丝的结合是有固定结构的，其总长度是由土木工程师计算所得。而在大脑中，正如我外祖父在医学院的前两年所学，轴突每时每刻以千变万化的方式组合分裂、传递和创造着我们的所知、所感、所信和所忆。他会发现，并没有公式来描述轴突的职能，他们是大脑中的线路，这些线路镶嵌在小回路中，而这些小回路又镶嵌在更大的的回路里。大脑是一个整体，是由完整的连锁回路群构成的。他也一定研究过并发现我们所了解的这些知识大多来源于对暂停工作的大脑的研究，这时大脑中无尽的回路已经被破坏，其基本功能已经被各种神秘的方法抑制或篡改了，可想而知，我们大脑的工作有多复杂。

外祖父将缆绳分别放在身体两侧，一步一步走下来。他一定深感自豪。甚至在其始建时，这座桥就被《纽约时报》称赞为现代世界奇观：“是人类征服物质的象征，其说服力不亚于基奥普斯（Cheops）金字塔。”而他刚刚将其征服。我想象着，当他开始往下爬时，也一定是活力满满、勇气十足的，无惧数百英尺下的黑暗水域，他已准备好抓住机遇，将世界掌握在手中。

【注释】

[1] 此大厦现已成为硬石酒店。

5

埃琳娜

两个26,26.

1926年2月26日。

那是亨利的生日。

他的出生证明上显示的确如此。那张证明放在一个有机玻璃制成的矩形密封箱里，下面是黑色天鹅绒基底。里面还放着十来样其他东西：照片、明信片、一副看上去有些笨重的眼镜、社保卡、小孩儿的涂鸦以及一个小小的银质十字架。这个展柜上有个标识，显示其主人是H.M.。另外，需要在此鸣谢那位在展览中将这些东西借给我们的科学家。这次展览设在麻省理工学院的校园边沿，其中一栋楼的大厅里，在这所大学里，科学家们花了几十年来研究亨利。

陈列柜里最大的是一张黑白照，尺寸大概8英寸×11.5英寸的样子，它被放在一个破碎的描金木头相框里。上面没有任何身份标识，但这显然是张经典的作品。照片中的孩子们大约在上二三年级。一共37人，男孩儿和女孩儿基本各占一半。女孩儿都穿着裙子，而男孩儿穿衬衫系着领带。

我凑近些试着找到亨利。

在亨利一家人住在哈特福德市中心的轻型公寓那几年，也就是亨利的二到八年级，他都就读于圣彼得学校（St.Peter's School），这是一所位于柯尔特公园附近的天主教会学校，也就是位于他被骑行者撞倒的地方。科学家们常常问亨利一些他在圣彼得学校的有关事宜，他也尽可能详尽地做了回答。

“它就建在主干道旁，”他在1970年的一个下午说道，那时他坐在麻省理工学院的实验室里，相隔几十年后展出他遗物的地方的几个街区之外。“学校前面有一片草地。那是一幢砖砌的楼房，红砖白边，窗框也是白的。那是一个两层的仓房……其中一个窗子面向大街。”

他记得大街上车来车往非常吵闹，修女们须得把窗子关严，这使得每年都有一段炎热得令人窒息的日子。因此，她们只好打开教室门，以便空气得以流通。

亨利说，教室有一扇前门，还有一扇后门，两扇门都开着。可供一点气流，或者说微风穿过。

他记得一些低年级的学生会惧怕修女，因为她们的穿着太过庄严。

“全都是黑白的。”他说道。

“你当时害怕吗？”一个科学家问道。

“不怕。”

亨利告诉他们，他生来是个左撇子，是一位修女教会她用右手写字。

“是她们改变了我，”他说道，“我的书写一直很糟。但非常明确地……那位修女……她非常……呃，想让每个人都用同一种方式写字。”

“你抱怨过吗？”科学家问。

他并没有。

“你还记得那里的孩子吗？班上其他的孩子？”

“嗯，”他说道，“我想起了一个人。我是跟她一起毕业的。她的父亲当时是一名警察，后来当了警察局长。她叫哈利西（Hallissey），哈利西是姓，名字叫埃琳娜（Arline）。”

过了一会儿，科学家又问了他这个问题。

他还记得学校的其他孩子吗？

“我想到了一个。”他回答，“一个女孩。她的父亲是，呃，当时是个警察……她姓哈利西。”

“她和你一直是同学吗？”

“是，是的。”

“那她名字叫什么？”

“埃琳娜。”他说道。

每次让他回想圣彼特的其他学生，他总要头一个提起埃琳娜。他说他们在圣彼特学校一块儿从二年级读到八年级，虽然并不是一直同班。每个年级有两个班，教务人员有时会在升学时将孩子们打乱。“挑一些同学出来换班，”亨利解释说，“以确保他们不用整个学校生涯都待在一块儿。”亨利照例谈到埃琳娜，他回忆道，每当学年结束时，“都会希望某一个人能一直陪你……但他们终究会转走。”

亨利似乎曾经暗恋着埃琳娜·哈利西。

照片中教室的墙壁呈现两个色调，底部暗些，顶上要亮些。后墙上高高挂着一块石板，有人（大概是个修女）在上面用粉笔写着最高指令：遵守我的诫命。

我还仔细研究了孩子们的面孔。图像有景深变化，前排学生的脸比起后排要锐化一些。在照片的左上角有一个男孩，有些模糊，他背靠在墙上笔挺地站着，戴着厚厚的框架眼镜。我认为那应该就是亨利。

我又盯着女孩们想找到哪个是埃琳娜。

“喂？”

“您好，请问是皮尔斯夫人（Mrs Pierce）吗？”

“是啊。”

“您好，皮尔斯夫人。我打电话来是因为我正在写一本关于一个男人的书，我想他是您的一位同学。请问您在20世纪30年代末，40年代初，上过圣彼得学校吗？”

“对，对。”

“您上过是吗？”

“是的，我就是从那儿毕业的。”

她结过两次婚，因此夫姓换了两个。转录亨利实验室访谈的那些人，通常都拼错了她最初未婚时的名字。不过，我还是很肯定。

“您父亲曾是警察局长，对吗？”

“是的，”她说，“是在哈特福德。”

“那就对了！您一定是我要找的那个埃琳娜·皮尔斯！我在写的那个人，不知道您是否还记得他。他去世了。但在采访中，他回忆起您是他的童年朋友。”

“我敢打赌您说的是比尔·法雷尔（Bill Farrell）！”

“并不是比尔·法雷尔。”

“噢，好吧。”

“他是一个名叫亨利·莫莱森的男孩。”

接着是长久的沉默。

“我不……那个名字……我不记得。”

埃琳娜告诉了我她所记得的圣彼得学校的男孩子。比尔·法雷尔和威廉·布雷迪（William Brady）。他们后来都成为天主教会的神父。其中一个位至教堂主教。“所以他们真的改变了不少。我记得他们，是因为他们曾经就是两个小恶魔。我还曾说过：我的上帝，你们怎么能成为牧师？！该为自己羞愧还来不及呢！这便是我为什么对他们印象如此深刻了，仅此而已。”

我和她谈起更多关于亨利的事。我告诉她，他会戴着一副眼镜，他有一头金发，就住在主干道上，家离学校几个街区而已。

“现在，您觉得我想起来了吗？”她说。“那个名字，那个男孩……可我还是想不起来，您知道吗，等您87岁时，您也会忘记的。”

“亨利·莫莱森，”我又说了一遍，先用惯常的发音：莫-莱-森（Mo-luh-son），之后又尝试另一种：“或者是亨利·莫-列-呃……森（Mo-lie-ah-son）？”

“亲爱的，”又一个长长的沉默后，她说道：“我不记得这个名字。我真的不记得了。”

1980年夏季的一天，在麻省理工学院的一个测试室里，一位科学家让亨利把衬衫脱了。那时亨利54岁，上腹部有点松弛了。科学家记载道，在之前的8年，他的饮食开始过量，体重从178.13磅增加到了194.66磅[1]。事实上，在实验室的另一次访问中，这个科学家正试图量化亨利食欲的增加，发现他能连续吃下两顿完整的晚餐，除了第二顿的沙拉不吃以外，他并不会报告自己有饱腹感。她认为他的暴食与失忆有关：毕竟，当你不记得吃过一顿以后，很容易吃下第二顿饭。但她也不敢确定。因此，在访问期间，科学家又增加了别的测量指标：亨利忍受疼痛的能力。

她用墨水在亨利胸口画了六个圈，每个直径两厘米。然后拿起测痛计。尽管顾名思义，测痛计是用来测量疼痛的，但其实不尽准确，它是用来引发疼痛的。其效用实际上是：引发离散的、标准化的且可测量的疼痛。测痛计看起来像一把枪，其内部有一个一百瓦的灯泡。灯泡产生的辐射热能，通过激光的形式从导管里射出，以进行定位和聚焦。测痛计打开以后，导管顶端放出的热能可以进行调节，其最大热程可达到370微卡，这足以导致二级烧伤。

她让亨利坐在椅子上，然后用测痛计点到他胸部中间的一个圆圈。执行每个实验设置时，她都将设备在亨利的皮肤停留三秒，然后问他体验到的疼痛强度。在对照组测试期间，她发现，他们倾向于将0微卡描述成“没感觉”，90微卡是“温暖”，180微卡是“很烫”，280微卡为“非常微弱的疼痛”，而320微卡则是“非常痛”，到370微卡的设置时，所有的对照组都感到疼痛极其强烈，以致他们无法撑到实验要求的三秒，大概不到一秒时就躲开了。

而亨利则不同。他在测痛计的整个刻度程都报告没感觉。然后科学家将测痛计推到最大强度，将其尖端抵到亨利胸口。她维持了三秒钟，亨利都平静地坐着，尽管他的皮肤开始灼烧变红了。

“与对照组有显著差异，”这位科学家后来写道，“不管疼痛有多么强烈，莫莱森没有报告任何疼痛刺激。”

科学家推测，亨利的高度耐痛可能与他大脑损伤有关，但她也不能完全肯定。她曾对其他失忆症患者用类似的方式进行了测试，他们都是有常规痛觉的。是什么让亨利变得不一样呢？

亨利穿回他的衬衫，回到他在实验期间的起居室。在那里，他可能会拿出一本填字书，一支铅笔，开始静静地攻克一个字谜游戏。

若是亨利·莫莱森对埃琳娜·哈利西有着少时的迷恋，那这份爱恋是无疾而终的。

而手术之后，亨利再没有爱上过任何人。

我外祖父在亨利大脑里所开的孔，导致了诸多缺陷，有的残暴而突兀，有的则更微妙些。据科学家们的研究，亨利所丧失的，是一种欲望的能力。正如他们所言，在手术后到临终的60年间，亨利没有交过一个女友，或是男友，从没有性生活，甚至从不手淫。那些往来其生命中的过客，闪现于电视荧幕的影星，他都以绝对中立的态度来迎接这些人的到来，他们的离去亦不会留下记忆的痕迹与令人痛苦的贪恋。

“那次手术，”研究他的科学家们得出定论道，“令他丧失了性欲。”

并不存在一种测痛设备，来测量与身体疼痛相对应的情绪，但亨利的研究者们相信，即使是有，他很可能也会呈现出类似的麻木。他在人们的印象中总有着显而易见的温和、镇定和波澜不惊的举止。他能容忍科学家们对他做任何事，毫无怨言。病人（patient）亨利·莫莱森，耐心（patient）高于一切。至少从表面上看，他似乎很少陷入不安，即使面对着确乎令人不安的事情。比如他的父母都去世后，科学家们经常会问他关于父母的事，以此来确定这种巨大的丧失是否能够在他的脑海留下印记。在1986年，亨利六十大寿前两个星期，研究者们与他进行了一次特别的交流。当时他的母亲已经去世5年，父亲已经离开了20年。他们的交流如下：

研究员：你现在住在哪？

H.M.：东哈特福德。

研究员：描述一下你的住处？

H.M.：嗯，我想那是一所房子，一处私人住宅，但我想不起街道的名称。

研究员：有谁和你同住？

H.M.：嗯……我母亲。

研究员：你母亲？

H.M.：还有我爸爸？我不太确定。

研究员：为什么对你父亲不确定？

H.M.：我知道他病了。不过，我不太确定他是不是已经去世了。

研究员：我想他已经去世了。

H.M.：因为之前他已经病得很重了……他必须得去奈安蒂克（Niantic）的医院了。哦不，不是奈安蒂克。呃，有点奇怪。

研究员：奇怪？他去了那里的医院吗？

H.M.：他去了，嗯，去了。是因为结核病（tuberculosis）。

研究员：情况不太好，对吗？

H.M.：是的，因为他在那里待了，嗯，相当一段时间。

研究员：但是你不知道他是否去世了？

H.M.：不知道。

研究员：我想他去世了。

H.M.：古斯塔夫。

研究员：嗯？

H.M.：他的名字是古斯塔夫。

研究员：这是你父亲的名字？

H.M.：是的。

研究员：我记得他的名字叫亨利。

H.M.：不对。是古斯塔夫·亨利。

研究员：哦，我明白了，你的中间名是什么？你有中间名吗？

H.M.：有啊，古斯塔夫。

研究员：你的名字叫亨利·古斯塔夫。啊。真好记！

在整个交谈中，亨利的语气毫无起伏。他一如既往地，用同样温文尔雅，有些踟蹰的声音说着，当科学家千万次向他证实其父亲已经过世时，他也从未流露出可见的悲伤。有一天，另一个类似的讨论会期间，亨利给自己写了一张便条，将它揣在他的衬衫口袋里，走到哪里都带着。

“父亲死了，”上面写着，“母亲住在医院里，但她还活着。”

埃琳娜·哈利西和她父亲一样，去了哈特福德警察局工作。她成为这座城市的第一位女交警。她记得，她曾踏着自己独有的步调走在街上，看着那些停着的汽车，看着里面的儿童安全椅、咖啡杯、文件或是其他什么，想象着车主是怎样的人、过着怎样的生活、在哪里工作、有几个孩子，以及他们的理想与壮志。

我采访她时，她已经退休很久了。她身体不太好。声音听起来很虚弱。她告诉我，她有时犯点儿小癫痫。但医生还没能确诊。

“除此之外，我好得很，”她说，“但你知道，这该死的大脑的确会为所欲为。”

我们中大多数人的大脑都在不知疲倦地工作，不论在梦中还是现实中，都遵循着它们自己的神秘惯例。它们接收并处理我们的经历，呈现并保护我们的个人世界。但它们也会生病，会生发出癌细胞，有时只是单纯地衰老。但大脑常常只遵守自己的指令，远远超出我们的控制。我们中大多数人的大脑，换句话说，都在该死地为所欲为。

而亨利·莫莱森却没有。

从他手术后到他临终，亨利的大脑不再投自己所好。它许多基本回路都被中断或封锁，这种干预影响深远，无处不在。在接受外科手术转换之后，亨利的大脑不再为所欲为，只能在苟延残喘和不断衰退的情况下做点力所能及的事。

亨利的大脑所接受的手术，将亨利从一个来自圣彼得学校的，不起眼到连少时初恋都将其遗忘的男孩，变成了令人印象深刻的失忆症患者H.M.。科学家的研究几乎穷尽了亨利大脑的每一个方面和每一个隐喻，这些研究在脑科学中掀起了革命。

然而，他们从病人H.M.及其残缺大脑所获得的故事，自我外祖父切下那毁灭而启蒙的一刀之后，就几乎消失了。这个故事非常黑暗，充斥着情感和肉体的疼痛，以及强烈的欲望。而病人H.M.自己却无法体验。这是一个从未言说的故事，直到现在，我的手指放在键盘上，还仍犹豫不决。

【注释】

[1] 1磅等于0.4535924公斤。

6

香丸之旅

地窖里面有人，我外祖母能够听到他们的动静。除了在卧室里熟睡的孩子们以外，她想家里应该只有自己一人。现在看来并非如此。孩子们睡着了，而我外祖母没有，她能听到有人在地窖里。

她吓得不轻。

那是1944年1月下旬的一天，在华盛顿沃拉沃拉（Walla Walla）的弗兰克兰街（Frankland Street）的一栋独立的房子里。我的外祖父则像往常一样忙碌地工作着。那天他在美国陆军麦考林综合医院（U.S.Army's Mc Caw General Hospital）上夜班，他是那里的神经外科主任。而就在前一天，他在斯波坎（Spokane）开了一星期的会议刚回来。他们结婚10年了，生活一直如此，外祖父忙于工作，疏于家庭。

他们举行婚礼时，正是我外祖父在哈特福德医院实习的最后一年。而后他们于1935年从哈特福德搬到了纽约的伊萨卡（Ithaca），我外祖父到康奈尔大学的精神科担任助理住院医生，后来又去了曼哈顿，在那里的贝尔维尤医院（Bellevue Hospital）完成了神经病学医师的培训。接着，他又到麻省综合医院接受了神经外科医师培训。很快，他又辗转于另外三家医院与诊所进行培训和工作，从巴尔的摩到波士顿，他师从当时最好的神经外科医生詹姆斯·波彭（James Poppen）和瓦尔特·丹迪（Walter Dandy），从而精进医术。他于1939年回到哈特福德，并在哈特福德综合医院创立了神经外科。之后，神经外科迅速成为他的使命，而不仅仅是一份工作。“神经外科是我最大的夙愿。”他在多年后写道，“我不能忍受当时神经病学和精神病学中的冥想。波彭的精湛技艺以及和丹迪共事的整个夏天，都令我感到激动和兴奋。怎么会有人专攻其他领域呢？心脏外科，那只是一个泵而已；胸外科，只是个呼吸机；整形外科，如此粗糙的工具；而泌尿外科，就是个吸引许多弗洛伊德的病态追随者的污水系统而已。”他投身于脑外科：那是医学里最难、最苛刻，也最为重要的专业，而他全身心投入于此。

他成为神经外科医生五年后，美国陆军邀请他去服役，并任命他为医疗部队的少校。在华盛顿特区的沃尔特里德总医院（Walter Reed General Hospital），他开始了自己的部队生涯，尽管他常常受到远程调用。比如在某一个隆冬，他乘坐一架轰炸机，去位于拉布拉多鹅湾（Goose Bay,Labrador）的北极空军基地，治疗一起脑部损伤。1943年，军队派他去东海岸的沃拉沃拉。他花了数天来治疗从南太平洋回来的重伤士兵。他医术精湛，工作令他精力充沛。自此他大学时代的自我怀疑烟消云散，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崭新的、不同以往的、充满自信和乐观的人生观。那一年，耶鲁大学征集1928级的所有校友，要求提交一句话来总结自己的人生导向，外祖父所言如下：“我们只是高级版的小花和鱼，无权做出希特勒般的可怕行径。”

与此同时，我的外祖母也尽职尽责。她的丈夫找寻到了对自身专业的热忱和进取，她也同样要在千里之外的家乡努力，妥善料理自己的家庭。他们有三个孩子，每个年龄相差两岁。到1944年，最大的孩子巴雷特（Barrett）8岁，最小的彼得（Peter）只有4岁。我的母亲丽莎（Lisa）排在中间，她当时6岁。外祖父忙碌于他的手术室，而外祖母则周旋于家庭中，投身于日复一日的家务：孩子学业、饭食料理和清洁工作。她其实十分贤惠，但要兼顾每个孩子却有点困难，而其中1944年是最为艰难的一段时间。我外祖父要撇下她，提前去沃拉沃拉两个月，处理大量迁居的事宜。她和孩子们后来乘坐一辆林肯大陆敞篷车（Lincoln Continental convertible）横穿全国。然后，她在这个新的地方适应了崭新的生活，却失去了来自家庭和朋友的社会支持，她要独自花费更多精力来照顾我妈妈和舅舅们。在那几个月里，她的体重从108磅降到了89磅。她一向瘦小，但那段时间简直可以说瘦得可怕。

而现在有人在地窖里。或者说，她感觉有人在地窖里。他们上了楼，她忽然听到那些人就在关着的门后边儿说话。她能听出那些声音，是来自她搬过来以后交的几个朋友。他们就住在附近。他们在那儿做什么？她仔细听着声音，试图辨清他们谈话的内容。尽管只能依稀听见，但这足以使她确定，有些可怕的事在向她袭来。那是针对她和丈夫的一连串阴谋。她的朋友们，偷偷溜进她家的房子，在窃窃私语。而她并不敢开门。于是那个夜晚显得十分漫长。

第二天醒来时，她已经不能分辨那是否真实。她是在做梦吗？房子里并没有其他人，不是吗？到了6点，孩子们快要起床了，她溜出去，骑上自行车走了几个路口，到了那些窃窃私语朋友们的住所。她按响了门铃，等待他们回应，以确保他们的确在家，而非藏匿在她家房子里。当他们回应后，她赶紧说她要走了不能久留，然后她骑着车回家，开始准备早饭。那是个星期六，孩子不用上学，所以她得照顾他们。

自天亮以后，她打了三个电话给丈夫。每次她都被告知丈夫正在忙于手术，不能及时回电话，她的内心深处总认为自己被欺骗了。他们在对她说谎。她的丈夫并不在手术，而是在监狱。他受到了军事审判。他们抓捕了他。

她不知道该做什么，她只知道，自己必须做点什么。她试图让自己忙碌起来，在楼梯上不停地跑上跑下，看着孩子们玩耍。她注意到她最小的孩子，4岁的彼得，并没有在玩，而是一直看着她。同时，他的双手还在比画着。他在用一种非语言的方式，试图诉说着什么。就像在前一晚她试图听清门背后的低语那样，她也试图破译彼得的手势。起初她并不能理解，后来她突然顿悟，知道自己要做些什么了。

她照顾孩子们吃完午饭，然后打发他们去和一些小朋友玩。当孩子们一离开，她便走进了邻居家的车库。车库里有一辆车，她爬到车顶上，脱下了衬衫，将衬衫撕成长布条，然后将它们系到一起。这便是彼得手势的含义。彼得想要她做点儿什么。

她打完结后，爬到高处将绳子的一端绑在车库梁上，而另一端，打成一个活扣儿套在自己的头上。

后来，一个邻居发现我外祖母半裸着站在那里，用手工绳索试图自杀。邻居立刻打了个电话给外祖父。外祖父下午3点左右从医院回来，外祖母向他讲述了整个事情：关于朋友们密谋的诡计和军事审判；关于她为了保全大家所做的努力，这是她阻断黑暗蔓延的唯一方法。我外祖父听着她的话，呆若木鸡。之前完全没有迹象。无论如何，起码他没有见过。也没有其他任何人见过。这就好像，他和妻子同处一个世界并共同生活，而她，没有一点征兆地启程去了新的世界。那是个他见所未见的世界。

他们一起去了医院。精神病医生接见了外祖母。他们在一个开放的病房为她检查。那天晚上，外祖父守在床边陪她，托别人在家照看孩子们。外祖母深情地看着他，恳求着与他做爱，但后来又变得焦躁不安、情绪激动、充满困惑。夜半时分，她从床上起身，踱步到另一间病房。有一个女人躺在床上。我外祖母站在床边低头看了她一会儿。

“你为什么要男扮女装躺在这儿？”她说完，打了病人一巴掌。

人们制服了她。他们将她转去一个封闭病房，在那里，她不能自由走动。她被关在那间房里两个月，我外祖父安排了长期治疗方案。她的病情日渐恶化。她一哭就是几个小时。她报告说有人杀了她的孩子，将他们的头埋在她房间的墙壁里。她还说这不可描述的可怕事件就发生在她楼下。第十天，她开始绝食，声称他们在提供的食物里下了砒霜。外祖父来探望时，她指责外祖父的自私，因为他与别的女人睡觉，还因为在婚后，除了孤独什么也没有给她。

1944年3月25日，一辆救护车把她从封闭病房送到火车站，一家人旋即踏上一列火车，开始了为期三天穿越国土的回乡归途。孩子们并没有意识到发生了什么。他们知道自己的母亲被送去了其他地方，也知道自己正在由一位跟卡通里一样严厉的保姆——特恩菲尔特太太（Mrs Thornfeldt）照顾着，不过其中的原因，他们并不知晓。邻居给了他们一大袋小包裹带在路上。每天早上，他们会打开一个小包裹中的礼物，送给归于常规的每一天。孩子们知道自己的母亲同在火车上，但并不知道为什么她被限制住在一个上了锁的休息室里。外祖父到休息室去探望她。他看着她不停吸烟，也看着她吃东西。最后外祖父给了她几剂苯巴比妥（Luminal）[1]，然后看着她入睡。

三天之后，火车开过沃拉沃拉，他们抵达了哈特福德。车站内已经有一辆车在等着外祖母。从车站到疗养院只需要很短的车程。

1858年，康涅狄格州医学协会（Connecticut State Medical Society）的主席在其发表的讲话中，回忆起一个50年前的童年场景：“有旅行者在路过去哈特福德的必经之地法明顿镇（Farmington）的时候，”他说道，“会看到收费站旁边的银行里，有一个小笼子，里头有个胡言乱语的疯子，一直盯着过往的人大喊大叫。后来他被挪到一个谷仓旁，他一直蜷腿而坐，直到双腿溃烂粘到一起，再也无法伸直。他年复一年地坐在那里，盖着旧毯子，他的食物就跟谷仓里的鸡饲料差不多。说这个倒不是在责备法明顿的好人，没有几个城镇的居民像那里的人一样，有着更令人钦佩的道德敬畏，以及真正的宗教信仰。这般恶心的事情也可能在别的镇子同样发生着。”

他想说的是，那些日子早已不复返。在康涅狄格州的精神病患不再会被锁在路边的笼子里，或是被当作廉价奴隶、残次人类而卖掉，这些事曾经是很常见的。相反，他们现在有了一个安身之所。那是个包容的地方，在那里，他们可以接受治疗，远离他们曾被迫忍受的人间地狱。那里也是我外祖母的避难之处，即我们后来所知的哈特福德精神疗养院（Hartford Retreat for the Insane）。自1822年成立以来，该机构自称是现世最先进的收容所之一。它的第一负责人提交了一份《精神病收容委员会鉴定报告》（Report of the Committee Respectingan Asylum for the Insane）。这份报告在机构开幕之前，被提交至康涅狄格州议会（Connecticut General Assembly），他声称哈特福德疗养院致力于“突破一切我们对精神病院的固有观念”，而非仅仅作为一个“关押可怜疯子的”监牢。他的收容所将致力于对病人的“道德管理”。

就很多方面来讲，他是成功的。哈特福德疗养院的病人过着几近常人的生活，而不像那些被囚禁在贝莱特姆（Bethlem）地堡，或是被人遗忘于贝尔维尤后方的可怜人。他们可以漫步绿茵场，在优雅的公共食堂吃饭，享受宗教服务，甚至参与创立了史上第一份由疗养院创办的报纸——《疗养院公报》（The Retreat Gazette）。康涅狄格州州长订阅了这份报纸，并发表评论说，“比我近来看过的很多报纸更加理性，这份来自病房的报纸比那些隐瞒了公众声讨的其他报纸更加可信。”

疗养院在早期没有提供太多治疗，其创始人认为治疗精神疾病最好的方法，就是单纯地提供一个带有刺激而愉悦的环境，其中的活动都是一些消磨时间，但不太费力的事情。他们所希望的是，如果病人忙碌起来，就可能不再感受到来自日常生活的压力，他们的问题就可能自愈。病人穿着便服，同他们的侍者一样，除非有人产生暴力或失控行为，否则不会被链子或者别的什么东西锁上。查尔斯·狄更斯（Charles Dickens）于1842年作为记者参观了这个疗养院，他也感到很震惊。“当我穿行于这家精神病疗养院时，我十分怀疑自己，我只能通过侍者的只言片语，以及医生对他们所辖病人的谈论，来将他们和病人区分开来。当然，我只是说不能从外貌分辨他们；病人的谈话内容还是挺疯狂的。”他接着讲述了这样一个对话：

一位矮小整洁的老太太，笑容和蔼，举止得体，她从长长的走廊尽头走到我身边，用一种难以言表的谦逊鞠了一躬，并问了我一个莫名其妙的问题：

“先生，庞帝弗拉克特（Pontefract）在英格兰的土地上依然盛行吗？”

“是的，夫人。”我回答道。

“先生，你上次见到他时，他也是如此——“？

“嗯，夫人，”我说道，“非常的好。他恳求着人们赞美他。我从没见他那么好过。”

这个老妇人非常高兴。她盯着我看了一会儿，好像很确信我是在认真地表示赞美，她侧身退了几步，又侧身向前，突然跳了一下（我吓得猛地后退了两步），说道：

“先生，我是个老古板。”

我想最好的回答是，我从没这样认为过。于是，我就那么说了。

“先生，当个老古板是件无上荣耀和愉悦的事儿。”老太太说。

“我想是的吧，夫人，”我答道。

老太太吻了一下她的手，又傻笑着跳了一下，以一种奇特的动作侧身走过门廊，优雅地漫步到自己的起居室。

狄更斯认为这疗养院进行着“令人钦佩的管理”，当他知道一个病人曾听到“空中的声音”时，还开了个玩笑。

“好吧！我觉得，我们今后应该让那些伪称自己已经做到这个程度的，实则失败的先行者闭嘴，我应该先找一两个摩门教徒来做下实验。”

狄更斯并不是唯一赞扬疗养院的人。一位后任的机构负责人在撰写疗养院早期纪年表时表示，“医院对病人提供的照顾，都显然无可诟病，”虽然他又加上了以下告诫，“当然，坊间会以讹传讹一些医院里的神秘事件，这在精神病机构这并不少见。人们很难理解精神疾病之间的细微差别，所以在他们的心目中，以及茶余饭后的谈资中，都会出现一些遐想。”另一个观察者是位医生，他赞扬这里采用着很大程度上温和的“道德疗法”。甚至对收容所中最无药可救的人也是如此。他写道：“这里绝无仅有地将鲜花环绕在墓碑上，这也是令人最为愉悦的人道的景象，最精细的文学艺术品位和最挑剔的社交礼仪，都远远不及这里对高度文明的诠释。”

我外祖母踏进疗养院大门，那是狄更斯来这里的100年以后，世事变迁，道德治疗作为机构的初衷，已经有了显著的变化。

那座疗养院依然十分美丽，几乎保持着原貌。

汽车穿过大门，开过微微有点坡度的车道，到了疗养院的主楼。若是看向窗外，外祖母便会清楚地看到那些一闪而去的花卉、灌木和草坪。弗雷德里克·劳·奥姆斯特德（Frederick Law Olmsted）是美国最伟大的景观设计师，也是中央公园的设计者。他在19世纪末彻底翻新了这片地，种下了各式各样精心搭配过的银杏，糖枫树，黑胡桃，香枫，铜山毛榉，以及这偏远北部地区仅存的一片山核桃树。汽车驶过一些优雅的小屋和集体宿舍，最终停在富丽堂皇的行政大楼前，那是这里最古老的建筑。若是当时外祖母感觉无碍可以独自下车，皮特·苏扎（Pete Souza）会站在那儿接住她的手包，并带着她进去里面，接待员正坐在登记台后面等她办理入住登记。苏扎曾是位葡萄牙裔的水手，在疗养院当行李员快十年了。苏扎会在之后将她送到布置得相当有品位的住处。在她的床头柜上，家政人员可能已经放好一份薄薄的《话匣子》（The Chatterbox）杂志。封面上有一个复活节兔子，自百合花中向外张望。如果她拿起杂志翻开它，就会发现内页里有一则通知，告诉她这本读物是“为‘生活研究所’（THEINSTITUTE OF LIVING）的主顾准备的双周刊”。

这个名字是新取的。一年前，收容所的负责人C.查尔斯·伯林盖姆医生（Dr.C.Charles Burlingame）向州议会申请，将前身为哈特福德精神疗养院、于1931年更名的哈特福德神经-精神病疗养院（Neuro-Psychiatric Institute of the Hartford Retreat），再次更名为“生活研究所”。伯林盖姆还要求以后一切对他机构的引用，都要将“疗养院”一词替换为“精神病院”，而一切对神志不清人员的描述也要将“疯子”代之以“精神病”。用词和表达对伯林盖姆来说非常重要。他曾写道，自己努力使生活研究所变成“严格意义上的寻常之地”。

起码表面上看来，他是非常成功的。若是我外祖母逐页翻阅《话匣子》杂志，她会看到一张照片，图中的地方看上去很像一个乡村俱乐部。上面有个室外游泳池，一个配备小型球洞区的高尔夫俱乐部，一个排球场，居然还有个室内保龄球馆。她还会看到一则沃克斯豪尔商行（Vauxhall Row）的商品彩页，那是疗养院自己的购物中心：她可以在那里购买到阿杰隆牌（Ajello）的手工蜡烛，以及复活节卡片，还能在沃克斯豪尔商行的花店买到各种各样的胸花，最便宜的只要90美分。或者在“耶氏皇家书店”（Ye Royale Booke）挑选新到的畅销书。她会看到一些客人自己做的工艺品照片，它们被陈列在“中心大楼里属于我们的小工艺品殖民地”。还有一众“小商品店铺”：耶氏琉璃店、耶氏银匠铺、耶氏装订所，还有一家以出售香丸著称的首饰店，人们都称它为“香丸之旅”（香丸是一种有香味的小球，可以做项链吊坠。那是一种在18世纪很流行的饰品，医生也会将其作为抵御瘟疫的处方）。收容所的年度报告指出，“香丸之旅”致力于“创造一种完全超乎制度的氛围”，它旨在“模仿早期英伦的设计，店面外观使用了伊丽莎白时代的半木结构”。

整个杂志都没有丝毫可以阐明“生活研究所”到底是什么性质的线索，只有在第四页的一处揭开了它的神秘面纱。在那一页的一张图画上，一只站立的兔子旁边印着一条温馨提示：别说出你的烦恼。后面继续写道：复活节是一个良机，用来回顾那些乐于奉献之人的努力。你的医生和护士总是乐于倾听，但除此之外，其他人却都只是对这个季节所标识的无私精神趋之若鹜。防止主顾向他人聊起自己的心理状态，也是这个机构维持其“寻常之地”形象的重要职责，而这种理念在《话匣子》中也在以不同方式表现着，且常常出现在诗歌专栏，比如上一期吧，一张可爱的小天使号手插图下面就跟着一句话：

致主顾

欢迎您的光临！

对于你，我们只有一个请求：

若你要聊起你的症状，

别告诉其他来宾，而一定要告诉我们

——你的医生和护士。

外祖母刚来一会儿就违背了这种精神。那天晚上，她脱下了所有衣服却不睡觉，不停地敲打她房间锁上的门，大声咆哮着。至少在那一刻，她干扰到了周围的主顾们。侍者很快赶到了。他们给她穿好衣服，将她领到室外，护送她穿过院区走到了南楼。在那里的第一晚，她就看到了隐藏在疗养院平静表面之下的黑暗真相。

【注释】

[1] 苯巴比妥，一种治疗癫痫的镇静药物。

7

冰水、热火与高压电

南楼是一座贴着白瓷砖的隔音房间，灯光昏暗，上面布满了各种管道和阀门。房间里有五个大浴缸，在此之前，这些浴缸中至少有一个显然已经被使用过，而使用者正是这里355名主顾中的一位。空浴缸已经用黄色的肥皂擦洗干净，这一次，其中一个浴缸是为我外祖母准备的。护士打开墙上的控制板，通过操作其中的阀门和旋钮，往浴盆里灌满水。根据那天晚上外祖母的行为，护士很可能选择了冰水，因为众所周知，冰水具有降低体温的作用，因而对哺乳动物有镇定的作用。辅助人员脱下我外祖母身上的衣服，在她全身抹上油，然后把她按在浴缸里。毋庸置疑，她当时一定是挣扎了的，辅助人员们将她使劲摁下去，裹在浴缸里一张大而厚重的垫子里，仅仅给她留了一个可以露头出来的口子，而身体其余部分都被紧紧捆住。

目前还不清楚他们为了进行“持续水疗”，把她困在那里多久。在生活研究所，这个时间范围通常从几小时到几天不等，在特殊情况下甚至会持续数周。若是这疗法持续时间很长，一位工作人员会每隔4小时把我外祖母解开一次，然后“重新上油”，再放回浴缸。这是为了防止她的皮肤变得太干燥。每隔12小时，她会经历一次全身的酒精擦拭。

最终，工作人员在确定她镇定下来后会送她回住宿区，至少那一刻，在门诊医生的记录中，她变得安静了许多，看上去似乎沉浸在钢琴的演奏中。

这些主顾在生活研究所住宿期间，都要进行大量的访谈，精神科医生需要借此了解他们的人生经历，以作为治疗他们现在症状的线索。所有的这些访谈的记录被分类放置在病人档案里。在我外祖母临床记录的第一页，在标题“个人履历”及副标题“智力与社会发展”的下边，有一位精神病学家写道：

在愉快的童年中长大。文化水平高于平均值，在中学和大学期间都成绩优秀，以B等的综合评价毕业于瓦萨尔学院（Vassar College）。她思想修养优良，广泛阅读了不同类型的文学作品，主修音乐并且显示出杰出的钢琴才能，还略通大提琴。她非常热爱音乐，对艺术、文学与文化都有着自发的热忱。而不良记录——完全空白。绝不是坏典型，也没有任何的不道德倾向。成年后的智力水平，在全体女性样本中，明显高于平均值。她修养甚佳，逻辑清晰，尤其对音乐与艺术有着高度敏感性。

外祖母的成长历程非同寻常。她在康涅狄格的曼彻斯特长大，她母亲的家族坐拥切尼兄弟丝绸公司（Cheney Brothers Silk Manufacturing Company），在她十几岁时，这家公司已经成为了除中国之外的最大的丝绸制造商，也是全美国最富有的财团之一。这家公司权倾整个曼彻斯特镇——有四分之一的居民供职于切尼兄弟，公司的厂区占地几百英亩[1]，其中包括他们自己的医院、学校、电力设施，可以说其自身就是一个城市。

该企业在她15岁时走上鼎盛，后来在人造丝和其他合成材料声名鹊起之后便慢慢走向了下坡路。不过这些都不重要：她不需要肩负拯救公司的重任。妇女永远没法在家族企业中发挥什么重要作用。她的母亲家有十个兄弟姐妹；他们大都生活在切尼兄弟的辖区里，而外祖母一眼就可以从她舅舅和姨妈各自别墅豪宅的规模，看出他们各自家族地位和性别差异。

她一向喜欢音乐。1933年从瓦萨尔学院毕业后，她花了一年时间来到维也纳镀金，在那里学习钢琴。她开始与一位已婚音乐家约会，并在一家默片影院谋了一份职业，为超大屏幕上闪现的电影角色进行即兴的情感配乐创作。不过到年末时，她乘船踏上了康涅狄格州的归途。她回去后不久，有一次她坐在朋友的T型车上，一个帅气的医科学生跳上踏板，自我介绍说他叫比尔·斯科维尔。

切尼兄弟丝绸制造公司最终在1937年宣布破产，并抛售了一切资产，包括企业私有的铁路。不过在外祖母进入治疗机构以后，公司还经历了一次短暂的复苏，接到了一个订单，业务是为二战期间美国的大多数飞行员制作丝绸降落伞。但当外祖母坐在病区大厅的钢琴前，我认为那时候她并不会关心丝绸行业的起落，在水疗的暂时镇静作用下，她大抵凭记忆弹奏了一首最钟爱的肖邦作品。

这是一个喘息的时刻，是她的下次治疗开始前的短暂插曲。

在外祖母到生活研究所的第二周，一天早上，侍者6点就叫醒她，服侍她吃了早点。随后，侍者把她带到白色大厅一楼的发热疗法室，白色大厅是病区东边的一座砖砌建筑。房间中等大小，一幅沙漠绿洲的壁画挂在墙上，画上的棕榈、沙丘和飞鸟映衬在蓝天下。旁边的一面墙上，挂着一幅立体的浮雕式装置，那是一个半圆柱体带盖子的铜质棺材样容器。护士打开那个装置的顶部，里面露出了一层薄薄的床垫。外祖母已经被脱下了衣服，躺在床垫上，身上盖了一条毯子，之后，装置被关上了。她脖子以下的身体部分全都放在里面。她的头从一端的洞里露出来，下面垫着一个枕头。

设备内部的红外灯散发热量，而感应电热器，则用来监控温度，以便工作人员根据需要来调整温度。有个风扇用来对设备内的热空气进行循环。风扇旁放了一盆水，用以保持一定的湿度，以防皮肤过度干燥。每隔15分钟，都会有护士帮外祖母调节温度。人类是温血动物，不管在什么环境下，体温都维持在37摄氏度左右。而当皮肤暴露在无休止的高温下时，人体的体温调节装置会失灵，内部体温会升高。

那天，在前两个小时的治疗中，侍者们将外祖母的体温调到近39摄氏度，接下来的时间则将恒温器调到近似发烧的水平。随着她的体温变化，他们对外祖母的脉搏和呼吸进行测量，寻找着其突发病痛的标识。他们放外祖母出来的时候，她已经在里面总共待了8个小时。他们允许外祖母在发热疗法室里再多休息一个小时，然后护送她回到住处。第二天早上侍者再次在6点叫醒了她，重复前日的程序，不过这次他们把温度调到超过39.4摄氏度。

在进行治疗的第四天，他们把祖母的发烧体温调到了40.5到41.1摄氏度。

发热疗法，或者说发烧疗法在疗养院起码存在了十年，虽然多年来诱导发烧的机制有所变化。在过去，护士是将疟原虫注入患者身体，让他们患上一种“良性疟疾”从而引起高烧。对外祖母使用的那个电发热“棺材”也是同样的作用，只不过这种方法更加现代化，更容易控制。那是生活研究所在外祖母入院的五年前引进安装的，那时候一份刊物的撰写者夸口道，这种方法和生物学方法“有着一样好的效果”。

在她接受发热疗法整整一周之后，一位门诊医生记录道，虽然外祖母仍然处于妄想状态，且不断往复地“轮回”，也不断地将疗养院的其他主顾和工作人员错误地幻想成“她从前各式各样的朋友”，但是她总体上还是“相当愉快”的，而且“愈加平静了”。

在疗养院对外祖母所做的临床记录的第二页，副标题“心理构成及人格类型”一栏下面，精神病医生描述她“非常温和”“极度敏感”“温柔且善良”，并且“完全女性化”。精神病医生接下来花了一些时间来探讨她和外祖父的关系，并判断这种关系是否健康：“他们的婚姻事实上是非常快乐而意气相投的，”他写道，“在长期共处的十年间，他们常去旅行，滑雪，并交流书籍与艺术。她丈夫非常享受这段婚姻且别无二心。”

外祖父也会赞同这一评价。在外祖母疯掉两天以后，即1月29日，他在写给父母的一封信中说道，“我这如此幸福的婚姻啊，我现在心都碎了。”

不过在另一方面，外祖母对婚姻的理解有些不同，这种理解更为消极一些。据她的精神病医生所说，这种理解本身就是她心理问题的一个症状。“她太理想主义了，”他写道，“对她丈夫有太多要求，过于追求完美。”而至于我外祖父，精神病医生继续说道，“其实是忠于她的，不过其风流倜傥令她伤心。”外祖母的精神病医生总结道，她丈夫的所谓不忠，“令她的困扰程度超乎寻常。”

精神病医生十分详实地对外祖母的生活背景与思维模式做出了基本评价，不过他并没有假装去弄清其发病的准确生理或心理动因。在不到一个世纪之前，精神疾病仍然在很大程度上是个谜。正如生活研究所的负责人查尔斯·伯林盖姆所言，“即使到现在，精神病也很难被称为一种疾病，但被视为一种疾病过程的体现，至于其真正的来源，现在我们能做一些进一步的推测。”然而，这也改变了疗养院对于这些神秘疾病治疗方法的态度。在该机构的早期，治疗方法是非常保守简单的，到了外祖母的时代，治疗方法变得激进起来：在伯林盖姆看来，“在精神病学里，各种疗法之间是没有冲突的。”他认为，每种疗法都“有可取之处而不该被摒弃，”因此，对主顾们最好的治疗计划应该是多元化的。

外祖母经历了水疗和热疗。她却还没有好。第三种是处方治疗。

有时候，在她醒来之后，他们不会给她提供任何早餐。连茶和烤面包也没有。这个饮食方案已经持续了数月，她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她知道了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或者她其实知道，她最害怕的事情就要来临。那是种模糊而蒙昧的恐惧，由于那件即将来临的事情总是导致短期失忆，所以翌日她就不太记得这事了。

助理人员会将她从住处带到一座被称为巴特勒一号（Butler One）的楼。他们会沿着两栋建筑之间一条特殊的路往前走，使得外祖母尽量不会接触到其他的主顾，从而避免引发骚动。这倒并不是因为外祖母特别情绪无常。只是任何被送到巴特勒的病人都得遵循这个指令，也得尽量减少交谈。伯林盖姆在招聘到助理人员后，会马上发给他们员工细则，其中如此强调：“在护送主顾时，不可讨论治疗；尽量要安抚体贴，令他们安静愉悦。确保主顾的配合，以协助治疗取得最大限度的疗效。”助理人员和我外祖母一到巴特勒，外祖母就会被他们送到治疗室。

“你不可以，”员工细则里面提到，“跟任何无关人等去讨论治疗室里发生了什么，除了你负责联络的工作人员以及你所照看的主顾。在任何情况下，你都不能给主顾提供关于他们自己的任何细节。”

在治疗室里，发生了如下这些事。助理人员把外祖母带到一把椅子上坐下，然后仔细检查她有没有携带眼镜、发簪或首饰等尖锐物品。如果她戴着假牙（当然她并没有），助理会把它们都给拿掉。如果她系着一条腰带，助理也会将其放松一点。皮带也是一样的。负责治疗室的护士再三检查了助理的工作之后，助理领着外祖母上了一张床。外祖母躺在那个松垮垮铺着床单的床垫上，助理小心翼翼地将一个乳胶枕头放置在其肩胛骨上方。助理要求外祖母将手臂放在身体两侧，伸直双腿。床单裹在她自己身上，盖住了她的手脚。只有头还露在外边。之后，助理把一个口塞放到她嘴里，摁住她的肩膀，而另一个助理则摁住了她的臀部。她得尽可能地被牢牢固定住，这非常重要，因为这种治疗可能会令她肌肉剧烈收缩，若是四肢不被固定，任由它们踢打，很可能导致骨折。

管事的护士又全部检查了一遍，确保一切就绪，她将我外祖母额前散落的几缕头发拢好，然后向她的皮肤施以电击。

威廉·B.斯科维尔夫人的临床记录

（记录者：艾米莉）

1944年4月5日：斯科维尔夫人开始接受电击治疗。

1944年4月12日：电击治疗开始起效。斯科维尔夫人的行为有了些改善，相对清醒的状态可以持续更长时间了。不过，她还是时常会在大厅里唱歌跳舞，或是尖笑；大声捶打钢琴键盘，那声音让其他主顾不胜其烦。她能够认出来探望的亲属。不过……对此的兴趣转瞬即逝，很快她的行为举止又会变得漫无条理，她会不停地摇头。她还会说自己经历过的审判，并且认为自那以后她一直在监牢里。

1944年4月19日：自上次的记录后，斯科维尔夫人一直在接受电击治疗。她的改善体现在变得更安静，不再常打扰他人。然而，她精神病态意念的变化不大。她仍然会提到那次审判及其之后的牢狱之灾；她（缺失词语）的改变；以及她儿子对她说话的方式；还有灵魂从一个人到另一个人身上的转移。

（5到6月的临床记录遗失了，只能找到三个月以后，也就是7月份的了）

1944年7月12日：斯科维尔夫人的情况显示了持续的改善。她仍对电击疗法感到有些害怕。

在疗养院里，外祖母并不是唯一一个害怕电击疗法的人。这种恐惧十分普遍，甚至在病人群体中导致了严重的失调和恐慌，于是柏林盖姆发起了一场运动来消除它。

不过，并不是消除电击疗法。而是消除恐惧。

这场收容所内运动的大意被刊登在《话匣子》里一个叫做“人物新闻”（Personews）的员工内部板块，于1944年8月连载了两篇文章，第一篇文章《零恐惧精神病学》（Fear-Free Psychiatry）提出了一个普遍的问题。“恐惧带来的破坏力”，伯林盖姆写道，“给那些试图给病人建立自信的精神病学家们，带来一个特殊的难题，因此，为了建立起信心，研究者们要对恐惧心理学非常熟悉，这样才对治疗有所帮助而非阻碍。”他建议护士和助理“不要和病人讨论治疗，若是谈话触及到了这点而且无法避开时，就要极力推崇治疗的积极一面。将这些治疗的惩戒本质暴露出来，从来不是一个明智的做法。”

通过对“消除病人思想中的恐惧”做出的努力，伯林盖姆认为疗养院里的工作人员将会“激励那些离开医院的人，并促进当前治疗的进展，恐惧会让我们一事无成，因为它会阻碍病人的好转，从而击溃我们。牢记这一点，并采取相应行动，如此你就可以实现而非阻碍我们共同的目标——帮助病人康复。”

刊载在下一期人物新闻板块的第二篇文章，柏林盖姆提出了他所用的一个特殊而简单的措施，用以消除在机构中蔓延的恐惧。这篇文章题为《是“睡眠”，而不是“休克”》（“Sleep”——Not“Shock”)，其中指出，疗养院中实施过三种休克疗法：胰岛素休克、强心剂休克以及电击。首先是胰岛素休克，就是要对病人注射大量胰岛素，破坏他们的血糖水平直至崩溃，他们会随即陷入一种低血糖昏迷状态（胰岛素休克的基本原理是很模糊的。没有人对为什么人为导致的意识丧失可以减轻，至少是暂时减轻精神病症状发表过什么清晰的见解。他们只是声称，这是由于某种未知的原因，并且在这样的基础上判定这些治疗可以继续使用）。一到两小时后，再想办法让病人恢复意识，一般的手段包括人工呼吸或者是注射肾上腺素。正如伯林盖姆自己发表在1938年日报上的一篇文章指出，胰岛素治疗是危险的，是一种“与死亡的巧妙周旋，几分钟的忽视、走神或者懈怠都可能付出生命的代价”。第二种治疗，叫强心剂休克，需要为主顾注射一种名为强心剂的化合物，它主要会导致病人产生一瞬间的原始恐慌，而后陷入长达一天的昏迷。第三种就是电击疗法，它是三者中最近才被疗养院采用的，其通过反复的高压电击来使病人的大脑丧失意识。

柏林盖姆将三种疗法都阐释为一种复仇，他之前的总结报告中，有一段完美地体现了他的机构中的奇怪双面性——乡村俱乐部外表下隐藏的秘密：“室内游泳池疗法”的成功研制，促使了去年春天机构内的室外游泳池的落成。这看起来似乎与精神病医院的形象背道而驰，然而仅仅过去一个季度，其价值和效用就显现出来了，它成为常规治疗的一个重要特色。基于休克疗法的后续发展和重要意义，需要为这种治疗建造一个具备特殊空调装置治疗室，里面有25个床位，其建成后就立刻投入了使用。

然而现在，我外祖母以及其他许多病人愈发害怕这些休克疗法，因此就带来了一系列棘手的问题。伯林盖姆已经得出这样的结论，病人的恐惧更多集中在治疗方法上，而不是在治疗本身上。简而言之，就是个表现层面的问题，无关治疗的本质。于是他下令进行改变。

“非常不幸，”他写道，“误导性术语——‘休克’被用在了心因和精神疾病的治疗中，这些本来是常规剂量的胰岛素、强心剂和电击治疗就成为无端恐惧的根源。由于这三种疗法都能使病人进入类似于正常睡眠的无意识状态，它们就应该改为‘胰岛素睡眠、强心剂睡眠和电击睡眠’——在三种疗法中用‘睡眠’来代替‘休克’……由于事实说明这些治疗的确是收效甚佳，我们应该对这些治疗采用更加准确的表述——胰岛素睡眠、强心剂睡眠和电击睡眠。并从我们的精神病词汇中删除曾被误用的‘休克’一词，以此证明生活研究所不能在实现我们长远目标的道路上，受到传统和道义的束缚。”

在外祖母入院之前，她很可能跟柏林盖姆有过交集，只是彼此都没意识到。在他负责生活研究所很久之前，柏林盖姆在我外祖母的家族企业供职。切尼兄弟丝绸制造公司遇到1915年的劳工问题时，公司雇他来进行问题评估并提出解决方案。他为公司全职工作了两年，成为美国的第一位“工业心理学家”。他会在工厂观察劳工的日常活动，征集工人们的抱怨并为他们提出补救措施、调整规章制度来减少劳资之间的冲突。他在厂区转悠的时候，很可能看到我年轻的外祖母蹬着她的单车穿梭其间。

但这只不过是猜测而已。

不过可以肯定的是，伯林盖姆见过我的外祖父。在我外祖母入院的三年前，在收容所1941年7月1日的年度报告开头，就写着威廉·比彻·斯科维尔医生成为本院“顾问团”的成员。为什么一个神经外科医生会成为精神病收容院的顾问呢？这是个很好的问题。要回答这个问题，就必须从我那孤独而恐惧的外祖母这个话题上停下，转到向北几百英里之外的华盛顿特区，去到几年之前那儿的一个万圣节的早晨。

【注释】

[1] 1英亩等于4046.8564224平方米。

8

总好过无所作为

“美哉此地，

天高空广，

粮实如浪金黄！”

那唱着歌的女人平躺在手术台上。那是在1939年的10月31日，她当时34岁，做着销售工作。她在接受一个手术，这是因为她在听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的新闻节目时，她发觉播音员谈到了她。虽然他们并没有提及她的名字，但她还是能肯定。她知道其他人也可以肯定这点。有时即使收音机是关着的，她还是会听到声音，这些声音一遍又一遍地说着同一件事情：是时候该自杀了。

“秀美其岳，

朱紫其壑，

处硕野丰田旷！”

她把头枕在一个小小的沙袋上，手术台微微倾斜着，因此她脚的方位要比头低一些。这样做是为了减少出血，尽管有时出血还是难以避免。医护人员早些时候推掉了她两侧的头发，额前的也剃了一些，以免它们妨碍手术。他们还为她注射了普鲁卡因（novocaine），完全麻醉她两鬓的区域，之后要切开她两边的肌肉组织，用一种乳突状的自动牵开器将这些组织撑开，令骨头露出来。一旦他们发现了正在寻找的点——那是一个在眼窝后方大约3厘米，颌顶上方大概6厘米的位置——他们就会在她颅骨的两侧各钻两个1厘米深的小孔，并将钻取下来的一小片骨头取出。而后用手术刀小心地刮开硬脑膜，在她那苍白色的、表面斑驳如同铜熔化以后起的涟漪一般的大脑表面，用喷嘴喷出的生理盐水将下面混合着血和脊髓液的红色液体冲走。

“亚美利坚！

亚美利坚！

受上天泽其恩！”

一个神经学家站在病人的头部后方，俯视着她。他从手术一开始就指导外科医生，指导的观点都是很有用的。比如他会告诉医生，要将柳叶刀探入女人头部右侧的孔里多深，柳叶刀是一种细长的双刃手术刀。关键是要在中间点停住，以避开那里的动脉。手术刀达到一定深度，大约8厘米的样子，神经学家让医生停下来，开始动右上半脑的切口（为了将右上半脑具象化，我们要想象出一个面朝前方的人类大脑，再想象出一个叠加在上面的直角坐标系）。外科医生慢慢地挪动手术刀柄，将其压到钻孔的下沿，在女人颅内的叶片型刀刃旋转着上升，切开她前额叶的右上部分，切断了脑叶及其更深的大脑结构中数百万计的神经。

“再冠尔首，

载以良朋，

洋迄彼洋碧已！”

切完第一刀后，神经学家告诉医生，将刀刃朝反方向旋转，使其慢慢切到大脑的右下半部分。然后外科医生抽出刀刃，绕到了病人的左侧，把手术刀插入到左边的钻孔里。神经学家再次告诉他何时应该停止插入。对称是非常重要的。然后外科医生旋转手术刀，刀片向女人的左下半部分额叶切下去，同样切断了数以百万计的神经。

“美哉此地，

清者之足，

穆性肃心开拓束松缚落！”

在整个手术中，神经学家都站在病人后方，俯视着她，他的声音听上去有点空灵，不时地问她一些问题。她只是进行了局部麻醉，但人完全是有意识的。她对问题的回答，可以帮助神经学家把握手术的进度。在对她右侧的前两个切口进行手术时，她的回答是准确清晰的——正如神经学家所料，他之前进行的51个手术，情形也是如此。

“你知道我的名字吗？”

“瓦尔特·弗里曼医生（Dr.Walter Freeman）。”

“你知道你在哪里吗？”

“华盛顿特区。”

“华盛顿特区的哪儿？”

“乔治·华盛顿大学（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

“非常好。”

而在处理完左侧第一个切口后，女人的声音变了，变得平缓而有点死气沉沉。语气失去了以往的活力，调子比她正常说话时要单调许多。不过这也是意料之中的。但女人的意识还在，可以继续交谈。她开始不由自主地对弗里曼说起自己对音乐和歌唱的热爱，弗里曼让她唱首自己最喜欢的歌。她选择了《美哉美利坚》（America The Beautiful）[1]。

“新通路广，

向迈野推前进！”

当女人开始唱歌时，弗里曼兴奋地进行了记录。这是个新发现，是意想不到的情况！并不是说唱歌本身，而是唱歌的质量。女人说话的声音在切到第三个半脑时已经出现了意料之中的迟钝，但她的歌声似乎完全没受影响。弗里曼医生写道，“她在唱歌时完全没有颤抖，歌声非常清晰，高音嘹亮，甚至还有些表现力。”

“亚美利坚！

亚美利坚！

靠天修复其错！”

当她唱完这首歌的第二节时，弗里曼告诉医生，该进行最后一个切口的手术了。手术刀切开女人的左上半额叶，切断了最后一部分的靶向神经。此时歌声戛然而止，女人遁入了沉默。弗里曼低头盯着她的眼睛看了两分钟，等着看她是否会说什么。正如预期的那样，她并没有。第四个切口的影响几乎总是这样，表现为自发地停止讲话。最后他又开始问她问题。

“我的名字叫什么？”

“我不知道。”

他摘下了帽子和口罩，弯下腰，这样她可以清晰地看到他的脸。他生着一张富有辨识度的大脸，有一双深陷的眼窝，和精心修剪过的山羊胡子。

“你看着我，认不出我的脸吗？”

“确实认不出。”

剃了光头的病人躺在那儿，向弗里曼的秃脑袋挥了挥手，打趣说道。

“他们也把你的头发给剃了？”

弗里曼又做了一个记录。当他发现病人留存的幽默感时，他总是十分高兴。在近来的另一个手术中，在对第四半脑叶进行切割之前，他就问一个53岁的病人，在他的脑子里划过了什么东西。那人想了一分钟，然后说“一把刀”。现在弗里曼对他当前的病人笑了笑，继续询问。

“我是谁？”

“威廉·伦道夫·赫斯特（William Randolph Hearst）。”

弗里曼点点头，表示满意。

在19世纪后期，瑞士精神病学家戈特里布·布尔克哈特医生（Dr.Gottlieb Burckhardt），首次在精神病领域遭到了现代神经外科的攻击。布尔克哈特跑到普瑞法吉儿镇（Prefargier）的一家私人疗养院，普瑞法吉儿镇是一个位于崎岖山区、以手表制造而闻名的地方。在过去几十年与精神病患者的交流中，他发现了疯癫在神经学上的根源，以及大脑纤维的损伤是如何导致其症状的理论。1888年，他决定将他的理论投入实验。他没有神经外科医生相关经验和培训经历，但他还是搜罗了一套神经外科工具用于工作。在他挑选的第一批实验对象中，有一个病人“永远处于焦虑、难以接近、吵闹暴戾、有攻击性、随地吐痰，但是却穿着笔挺而一尘不染的夹克”。她51岁，是个“特别恶毒的女人”，她已经在机构里待了16年。整整一年的时间里，她接受了五个不同的手术，布尔克哈特打开女人的左边颅骨，先后一共切除了她18克的大脑。切除的方式有些漫无目的，并不专注于神经解剖区域中的任何一个部分，而是针对一个很广泛的部位，其中包括脑中枢、额叶、顶叶和颞叶皮层。布尔克哈特对他的手术结果的报告是，病人变得“更加可控了”，并补充说了她“没有恢复”之前的智力。而他在最后一次手术的记录中提到，"B夫人从一个危险亢奋的精神病，变为了一个安静的精神病。”

到1889年底，布尔克哈特至少对五个病人进行了手术。其中两个死了，两个患上癫痫，一个自杀了。不过，他认为他的实验成功了。“医生们有不同的天性，”他写道，“一种是坚守古老的原则‘primum non nocere’（拉丁文，意为以不产生伤害为首要）；而另一个则是‘melius anceps remedium quam nullum’（拉丁文，意为做点儿什么总好过无动于衷）。我当然属于后者……许多新的外科方法的诞生，都应该先寻找到其意义、禁忌和方法，而每条获得新进展的道路都可能要以生命为代价。我不认为这种代价可以阻碍我们实现目标，实现我们用外科医学方法来治愈病人的目标。在所谓的纯医学层面，我们必须沿着这条路走下去（无论自己是否愿意）。”

1892年，当布里克哈特将他这些实验一并发表出来时，他招致了整个医学界的诟病。正如一位针对性地回应了布尔克哈特的“总该有所作为”论调的法国精神分析家所言，“破坏性的治疗不如不治。”

布尔克哈特所沿袭的道路在接下来40年中一直被封杀阻断，直到20世纪30年代，一位名叫埃加斯·莫尼兹（Egas Moniz）的葡萄牙神经解剖学家开辟出了自己的新路。与布尔克哈特不同，莫尼兹集中刺激了大脑的一个特定区域：额叶。他的构想已经酝酿多年，但其最终的形式是在1935年伦敦举办的第二届国际神经学年会上确定的。

耶鲁大学生理学系的主席约翰·富尔顿（John Fulton）在研讨会上阐述了他与同事卡莱尔·雅各布森（Carlyle Jacobsen）近来对两只黑猩猩所做的一系列实验。它们分别叫贝基和露西，富尔顿和雅各布森对它们进行了基本认知测试，他们发现这两只猩猩和其他黑猩猩一样脾气暴躁。当它们无法准确完成测试时，很快就会陷入挫败感当中，其表现可能是暴跳如雷，或者仅仅蜷缩在笼子的角落里。它们也对反复的实验本身越来越没有耐心，变得越来越不配合测试，其行为被富尔顿称作“实验性神经症”。富尔顿告诉听众们，他和雅各布森用手术摘取了贝基和露西的额叶，之后再重复了之前的实验。他们观察到一种深刻的变化。“对动物做的实验还是一再失败，甚至比先前犯更多错误，”富尔顿说，“如今更是连实验神经症的症状都无法被唤起了。”也就是说，手术摧毁了黑猩猩的认知，但也使他们变得更加平静，不再神经质了。

在富尔顿的演讲之后是问答环节。

莫尼兹举起了手。

“你认为，”他问道，“这个操作应用于人类，可以得出相同的结果吗？”

三个月后，莫尼兹试图自己来回答这个问题。

1935年11月12日，他见证了世界上的第一例白质切除术的执行。“白质”一词来自希腊文“Leuco”，意为白色的物质。这通常用来描述大脑中的连接神经组织。“切除”（Tome）也是源自希腊文。莫尼兹的神经外科同行阿尔梅达·利马（Almeida Lima）在一个重度抑郁症病人的前额钻了两个洞，并将一根细长的金属管插进了洞中大约8厘米深的地方。那根管子被莫尼兹称为脑白质切断器，它包含一卷窄窄的线圈，当管子足够深入时，利马摁下管子顶端的一个活塞，让线圈上的小环将前额叶的白质给压出来。然后他把仪器旋转360度，就切断一个微小的大脑核心组织。之后他再解开线圈，把切除器往外拉一点点，又一次摁下塞子，并一直重复这个过程。利马切掉了额叶两侧的四处白质。

手术的结果是“非常激动人心的”。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莫尼兹见证了至少19个不同精神疾病患者的白质切除手术，而后在1936年3月，他将自己的初步研究结果发表在了法国医学期刊上，其题目为《论外科手术在部分精神疾病治疗中的可能性》（The Possibilities of Surgery for the Treatment of Certain Psychoses）。论文发表后不久，瓦尔特·弗里曼恰好看到了它。对这篇文章的阅读改变了弗里曼的生活，以及他未来成千上万个病人的生活。

弗里曼出生于一个医生世家。他父亲是位泌尿科医生，是一个谦逊优雅而有点沉默寡言的人，但弗里曼似乎从其外祖父威廉·基恩（William Keen）那里继承到了野心和性格，其外祖父是一位著名外科医生，在美国医学协会（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担任了多年主席职务。1888年，基恩成为第一位成功切除脑瘤的外科医生，并以公开展示其工作而名声大噪，成百上千的学生和医生涌进了他的医学展示场所，来观摩他精湛的技艺。

弗里曼作为神经学家的第一份工作是在华盛顿特区的一家精神病院，在那里，他很快看到了传统治疗在遭受折磨的病人面前是多么无望。他急不可耐地想要发现新的疗法，开始构思并展开对电休克治疗的实验，从胰岛素到强心剂，再到电击。但他永不满足，这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这些疗法看上去模糊而粗略，它们的机制并不清晰。在长达几年的时间里，他都竭力地想要找到精神病的真正生理原因，他花费了大量时间泡在医院的太平间，解剖已故病人的大脑，意图找出他们发病的神经学根源，却总是无功而返。

后来，他恰好看到了埃加斯·莫尼兹介绍的第一个白质切除手术的专题论文。弗里曼立马知道了自己要做什么。几个月过后，即1936年的9月16日，弗里曼与他的神经外科搭档詹姆斯·瓦茨（James Watts）合作，观摩了美国本土的第一例白质切除术。接受手术的是来自堪萨斯州（Kansas）首府托皮卡（Topeka）的一位深受焦虑症、失眠症困扰的家庭主妇。

1938年，莫尼兹被迫中止工作，他在家里被一位前病患枪击，打穿了脊椎。那之后，弗里曼和瓦茨就取代了他，成为最高产的精神外科从业者。弗里曼将这一新兴领域命名为精神外科，并且开创出自认为比莫尼兹更加完备的技术，他用柳叶刀代替线圈白质切除器，并且采取瓦茨的办法，从颅骨两侧钻孔而不再沿用莫尼兹从前额钻孔的传统。那实在有些混乱，弗里曼称这是“精密技法”，同时他也改变了手术的名称，将希腊词根“leuco”代之以另一个希腊词根“lobo”，意思是“脑叶的”——额叶切除术（lobotomy）。

这就是额叶切除术。

在万圣节的早晨，弗里曼低头凝视着他第52个病人的眼睛，听到病人误称他为出版巨头威廉·伦道夫·赫斯特，他感到自己处于事业的上升期。他是一个年轻、富有魅力的医生，正运用一种令人振奋的疗法来治疗古老的疾病。很快，他会比他的外祖父更有名气。弗里曼成为名流，会受到许多主流出版物的帮衬和逢迎（巧合的是，其中一些正是属于赫斯特先生麾下）。1937年7月7日，《纽约时报》刊载的第一篇关于弗里曼的文章，其标题为《灵魂疾病被施以手术治疗》（Surgery Usedonthe Soul-Sick），文章滔滔不绝地谈到他的“新外科技术，这种技术被称为‘精神外科’，据称这种技术会将人格中的病灶切除，在区区几个小时的治疗里，就将野兽变成温顺的小动物”。

1939年，额叶切除术的时代已经到来，弗里曼是其最狂热的传教士。他执行手术的频率高得惊人，他的足迹遍布全国，他为众多好奇的医生进行演示，许多医生都跃跃欲试，想在自己的病人身上进行手术。弗里曼还在准备他第一本书的出版。在这本名为《精神外科》（psychosurgery）的专著里，弗里曼写道，“过去人们认为，若是一个人的思维不够清晰准确，是因为他‘大脑不够用’。我们意在表明，在特定环境下，个体可以在实际情况中用更少的大脑资源达成更清晰准确的思考。”

弗里曼很高兴52号病人没有认出自己。

若是52号病人继续保持清醒，并正确回答了自己的问题；若是她情感饱满的声音没有突然减弱；若是她的目光依然犀利好奇；若是她继续唱着歌，弗里曼便会让同事切得再深一些。他会告诉同事，一直切到病人糊涂为止，一直切到她感到自己思维混乱、人格解体为止。这也就是他为什么在手术时让病人保持意识，他要确保他们的大脑受到了足够的破坏。他将这个手术策略描述为“迷失标尺”。他解释说，“记忆损伤、混乱和定向障碍通常是在额叶的第四部分被切断后，数秒到数分钟之内相继出现的，”另外，“当这种迷失在手术台上出现时，我们就会非常满意，因为手术是有效的”。如果病人仍然保持敏锐，有方位感和反应力。那么这就说明，惯常在手术中用以施救的切口的上下范围或许是不够的。一般来说，他坚持奉行一个简单的策略：“最好的方法，当然就是一直往里切，直到病人陷入混沌。”

这个方法的诀窍在于，要切到病人大脑的足够深处，使他陷入困惑，却又不能太深，否则会导致病人死亡或永久丧失行动能力。在成功的手术中，病人会立即陷入混乱甚至可能大小便失禁，但过几个星期或几个月，他们就会恢复清醒，分辨出周围的环境，也能记起术前的往事。不过，他们还是会不同于从前，而这就是关键所在。寥寥几刀，就能完成在分析家的躺椅，或疗养院病床上几年都无法完成的成就。

弗里曼花费了极大的精力来收集这些有利变化的证据。他做了详细的记录，并且勤于和所有的病人保持联络，以便了解他们的现状。他到处寻找着可能需要改善的地方。有时他能找到一些别人没有发觉的证据。例如，他总会在术前为病人拍张照片，手术间歇也会拍。他自己冲洗底片，花时间来研究他们手术前后的眼神，像品茶叶一样地仔细观察。在自己的论文和演讲中，弗里曼指出，大多数女患者在手术之前看起来明显有着高度的焦虑和畏惧（不过他无法佐证这一点，因为他拍照前，那些女人都是裸体的，而术后，她们穿戴整齐）。

他对一切都高度关注。关于术后的饮食习惯，他发现手术与“饮食改善和体重增加有着强相关”，并且弗里曼满意地记录道，53号女病人在术后一个月体重暴增两倍多，从85磅飙升至210磅。关于术后的个人形象，他甚至承认自己的窥探“还不足以深入获得闺房的秘密，不足以了解在手术后患者们化妆品、乳液、胭脂、唇膏、香水等等的使用情况”。但他相信大部分患者，在额叶切除后，“能够重拾对自己形象的关注”。而术前她们“对这种为社会广泛接受的女性活动并不感兴趣”。

而社会接受度这一点，正是弗里曼希望通过额叶切除术以实现的核心。在他看来，世界上到处都是跟社会格格不入的人。有一些显而易见：疯子在疗养院的后院里无望呻吟；衣衫褴褛者在街头喃喃低语。而大多数则并不太明显。虽然他最初的关注点都是极端的情况，后来他逐渐开始对许多情形更稳定的患者进行额叶切除术：呈现“情感失控”的家庭主妇；每天下午都要哭闹、逐渐陷入隐居状态的“老处女”；强迫性洗手而导致“手部皮肤过度干燥，粗糙而龟裂”的人；有失足倾向、脾气太暴躁或是过度专注于手淫的少男少女。他们涵盖了所有年龄段：弗里曼最年轻的病人7岁，最老的已经72岁。所有这些老老少少的病人，大都生活在一潭死水或略有波动的绝望中，渴望着解脱。

弗里曼深谙他对病人施以的脑叶切除术的本质。他深知，挥舞的柳叶刀正切断着前额叶和大脑深层结构的联系。他知道额叶是很重要的（低等类人猿进化为智人就基于这样一个事实——我们祖先的额叶要比我们小得多。而额叶，是人性本身的关键）。一个与弗里曼同时代的人类学家弗雷德里克·蒂尔尼（Frederick Tilney）有一个流传甚广的观点，即将前额叶描述为“经验的蓄电池、行为的指导者、进步的推动器”。

但是，尽管额叶的重要性毋庸置疑，它们的确切功能仍然是一个谜。其中有许多不同的理论。弗里曼最认同的是将前额叶想象成一个进行粗加工的生理模型，这出自弗洛伊德的超我理论。情感以及个体的原始冲动发源于脑内的深层结构，而后通过中间结构向外扩散，这个中间结构就是自我，最后到达前额叶，在这里情绪会被加工、解释、反映和控制。在正常运作的大脑中，额叶扮演了监管机构的角色。比如深刻的悲伤感可能会从低级的结构产生，前额叶会让这种悲伤在一段时间里被完整地体验，而后将其压低并清除。然而，在大脑功能失调时，额叶可能会锁定这种悲伤的感觉（或者是恐惧、偏执、害羞等等），从而进入一个无休止的恶性循环，进而导致一种神经官能症。

医生可能会尝试用心理疗法来治疗神经官能症，或者在环境上做出改变，又或者把病人放进铜箱子，把他们加热到41摄氏度以上。若不是脑洞大开想到激进疗法的潜在疗效，弗里曼将会只是个无名之辈，他甚至发表言论说用子弹打穿大脑，只要病人被救活就可能产生好转。“毫无疑问，第一例枪击导致的休克，在心理学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写道，“从纯粹的生理学方面来看，也就是说，从创伤、痛苦、休克、发烧以及可能的手术干预来看，这种冲击和对抑郁症十分有效的休克疗法有着异曲同工之处。这些同样的疗效也可能产生于自致或他致的严重创伤。”

但弗里曼认为，额叶切除术是一个更好、更直接，也更科学的方法。通过在人头上开个洞，把手术刀伸进去人为地破坏掉不健康的“神经模块”，同时将大脑的情绪中枢与前额叶之间的众多神经切断，他相信自己可以消除和预防神经症。

不过，尽管他对额叶切除术的潜力有着极大的热忱，但弗里曼并不认为其潜力已经完全被认识到了。他的病人在接受额叶切除后，不再像从前一样跟社会格格不入，但他们也不是完全正常。虽然他们的暴烈情绪得以消除，但在术后，他们往往也失去了我们所公认的人类最基本的情感。有的可能连他自己母亲去世了也没法哭泣。还有的人可能丧失了一切进食的欲望，吃饭的时候必须被一口一口地敦促。还有人可能会坐在角落中一直沉默，只在有人跟他说话时才开口，年年岁岁周而复始。“在手术之后，”弗里曼在1942年写道，“个体的自我认知好像丧失了某些特定的情绪。其中有多少（大脑）为了治愈心理症状而必须接受切断，又有多少因为其个体的完整社会适应功能而需要被保留下来，这些还并不明确。”

正如弗里曼运用自己的手段精进了莫尼兹的白质切除术，他相信未来这种手术还会有所提升。他认为手术的新方法是必要的，额叶切除术的理想状态尚未出现。世界各地的众多医生，沉浸在精神外科的承诺中，他们憧憬着通过手术解决人类最棘手的问题，他们在将弗里曼的呼吁付诸行动。他们在各地为患者实施开颅手术，试图用简单的一刀，就让患者康复。

不过他们的手术量还是未能超越弗里曼，他实在是多产而富有激情。

然而，我的外祖父即将成为那个，继他以后的第二人。

【注释】

[1] 美国著名爱国歌曲。

9

残缺

弗朗西斯学院图书馆（Francis A Countway Library）[1]坐落在波士顿中心的哈佛医学院的校园里。图书馆的五楼放置着许多玻璃门陈列柜以及带玻璃罩的陈列箱。展览名录上的展品全都为沃伦解剖博物馆（Warren Anatomical Museum）所有，该博物馆在1847年由一位波士顿医生所建立，他希望这里能够激发起那些年轻医学生们的好奇心与探究精神。在其中一个陈列箱上，贴着一张印着拉丁短语的海报，生动地总结了这些藏品的本质：死者为生者之师（mortui vivos docent）。

那些展品中充斥着死者，或是死者的部分遗体。一具脊柱严重扭曲的粗糙女性骨架，立在一张她生前的照片旁边，照片中她赤裸身体，面部背对镜头。有四个胎儿的骨架被排成一排，他们分别是10周、14周、18周和22周大，呈站姿摆放着，好像他们已然学会了走路。还有一整个陈列柜，专门用以展示各式各样的，形状、大小、颜色不一的肾结石。还有一个陈列箱里，有一只七个手指的石膏铸模手掌，那是19世纪一位波士顿机械师制作的。

这些遗骸的主人都是无名氏，只有一例除外。这个例外非常著名，你甚至只要瞥一眼他的头骨，就可以叫出他的名字。

1848年9月13日，一位名叫菲尼亚斯·盖奇（Phineas Gage）的25岁建筑工头靠在一个岩石架子上。他在石头上钻了一个孔，并且用一根长6英寸、直径2英寸的实心铁棍将火药捅进孔里。他身处佛蒙特州（Vermont）西部的荒野中，其工作是为拉特兰郡到伯灵顿铁路（Rutl and and Burlington Railroad）的建设清理道路。据说他是一个勤奋认真的人，但他居然忘记将锯末抹在火药上，来形成一个火花抑制层，这一点很不符合他的性格。

爆炸的力量使得那根铁棒从石洞里窜出来，就像一颗出筒的导弹。铁棒的末端是锥形的，汇聚于一个有点钝的尖端。铁棒从盖奇的左颧骨下方穿过了他的颅骨，又继续向上斜穿过他的前额叶，最后从其颅顶的右上区域打了个洞穿了出来。铁杆飞出去很远，但最终还是被人找到了，目击证人指出，那根铁杆“沾满了鲜血，摸上去很油腻”。人们急忙用辆车将盖奇载到最近的一个镇上。他在整个行程中都保留着意识，期间还走了很长一段路到酒店房间。当医生到达时，盖奇平静地展示了他头上的洞，还说觉得自己“伤得不重”。

在接下来的20年里，菲尼亚斯·盖奇背负着一种奇怪的名声生活着。他本来试图回到铁路工作，但他的工友们发现，他们曾熟识的那个可亲的人，变成了一个十足的酒鬼，常常会显露出没有预兆的狂怒或是不合时宜的歇斯底里。在一份医生的报告中显示，他会不可自制地“在某些时候脏话连篇”，甚至“他那人类智力和动物本性之间的平衡，似乎已经被摧毁”。铁路工地解雇了他，后来他又受雇于巴纳姆（P·T·Barnum）的巡回马戏团，在那里，他可以骑坐在光滑而精雕细刻的实心铁杆上，像个傻子一样笑着。最终，盖奇厌倦了这种怪诞的秀场，心血来潮搬到了南美，并且努力在智利的港口城市瓦尔帕莱索（Valparaiso）办了一家有轨电车公司。他的个案出现在大量的科学文献中，这些文献能支撑一个普遍的观点，即额叶参与冲动控制。有位医生指出，盖奇一直在不断迁移，他“总是觉得他想要留下的地方并不适合他”。

盖奇在1860年死于旧金山，那是在他发生意外的12年后。去世7年之后，盖奇的遗骨被挖出，他的头骨被装船运往东部，最后在这个博物馆里永远安息，头骨上方的架子上，贯穿着一根铁杆。

我没有去图书馆看过菲尼亚斯·盖奇的头骨，甚至根本不知道它在那里。我偶尔去图书馆只是为了复制一些馆内收藏的珍稀的旧信件和手稿档案。

那些信件是我外祖父和两个哈佛科学家的通信。他们分别是内分泌学家富勒·奥尔布赖特（Fuller Albright）和神经学家斯坦利·科布（Stanley Cobb），就是他们为我外祖父建立了早期的雄心，并激发了他的研究动机。外祖父的大部分信件写于他在纽约的贝尔维尤医院神经科实习期间，那时他正在探索研究的前路。他在给奥尔布赖特的第一封信里写道，他的诉求是“希望得到一些建议，如果可能的话，再获得一些关于临床内分泌科的一手经验，最好有一些神经性精神病学有关的实践。”内分泌学的研究对象是内分泌系统，它负责调节人体的荷尔蒙。他附上了当时自己唯一发表过的论文，那是他在《美国医学协会年鉴》（Journal of the 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上所刊登的自我个案分析，也是他与一种最为神秘的疾病的独自较量。“一个28岁的医生，”文中写道，"1934年夏天，在挪威喝了现挤的生牛奶，并食用了山羊奶酪之后，发生了呈周期性不断加剧的不适、疲劳以及一般性的肌肉和关节疼痛。”他描述说，自己已经被持续六个月的疼痛和乏力击垮了，他已经为此搁置了尚处于初期的事业，并接连被诊断为神经衰弱。那时候神经衰弱症是个包罗万象的精神病术语，常常用来描述人们在心理上无法应对高压力事件的问题。文中记载道，他试图去找到另一种解释，结果他发现其布鲁氏菌（brucella）检测呈阳性，布鲁氏菌是一种波浪形的，会引起发烧的细菌，那些挪威的牛羊身上常会携带这种细菌。我外祖父苍白的前臂上有一个皮试引起的巨大脓肿。他清楚地证明了那些医生的错误，并发现一个简单容易治疗的生理性疾病，却被他们归因到了模糊而难以定义的心理原因之上。“这篇文章，”他在结语中写道，“建议提出一种新的诊断，来代替那早该摈弃的‘神经衰弱症’。”

在给奥尔布赖特的信中，我的外祖父对他目前为止的职业道路进行了概述：“我在1928年进入耶鲁大学学习文学，1932年进入宾夕法尼亚大学医学院，在哈特福德医院和纽约长老会医学中心（Presbyteri-an medical center NYC）进行了两年的普内科和外科学习。还有一年在康奈尔医学中心的精神病科；一年在贝尔维尤医院的精神科，师从福斯特·肯尼迪（Dr.Foster Kennedy）医生。”顺便提一下，肯尼迪是一个优生学的狂热支持者，他在1942年担任美国神经学协会（American Neurological Association）的主席时，眉飞色舞地宣称墨西哥人有智力迟滞并且应该被杀死，他声称“我相信实施安乐死的地方，肯定具有某种不可救药的缺陷，而且这是大自然的错误，这些缺憾一直在我们视线之外，并且从未被发现过。”

科布和奥尔布赖特为外祖父提供了为期一年的双料奖学金，他需要将时间分配于科布的临床实践，以及奥尔布赖特的实验室工作之中。外祖父热诚地接受了，并同意在与贝尔维尤的合同到期后，就立马搬到波士顿。他对即将开始的重要研究满怀希望，却又担忧自己的热忱会被时间所消磨掉。“那些关于同性恋者性荷尔蒙、更年期或是孕期精神病患的尿样分析，似乎太过庞杂，而且对于一年的研究员职位申请，您不觉得有点不太现实吗？”他写道。同时，他又写道，他在离开贝尔维尤之前，可以接受任何研究泌尿系统的实验性工作。他想知道是否有可能在医院期间就获得“一个我可以胜任的简单课题”，这个课题需要“素材丰富，同时又对实验室设施要求较低”。

我读了两遍才明白他提到的“素材”的意思。

在获得柯布和奥尔布赖特的双料奖学金后，外祖父并没有取得什么骄人的成绩了。翻阅了外祖父在奥尔布莱特实验室的一些研究报告以后，看到了奥尔布莱特给他的信，“我看了你的手稿，其中有这些问题，你的研究涵盖了丰富的问题，但是没有就其中一个问题进行足够的观察和完美的解决。我觉得他们并不太能在实质上推动医学的进步。”外祖父并没有对那严厉的批评进行反驳，“感谢您的友善，以及来信反馈我的各种文章和数据。我非常同意，它们只是一堆没有什么意义的信息大杂烩。”他这样写道。

但他与柯布和奥尔布赖特的合作，在另一个层面上又是卓有成效的，因为在这段时间里，他发现了自己对神经外科的热情。奥尔布赖特的实验室位于麻省总医院，这里有着一流的神经外科部门，外祖父会在他的空闲时间，借此机会观摩世界一流的神经外科医生的工作。他似乎被什么东西给迷住了，在第二年，也就是1938年，他决定申请神经外科住院医生岗位。他表现出快速学习的能力，在波士顿城市医院（Boston City Hospital）和约翰·霍普金斯大学（Johns Hopkins）很快地完成了一系列额外的实习后，他于1939年在哈特福德医院创建了自己的神经外科。

外祖父跟柯布和奥尔布赖特依然保持着联系，即使他们的职业道路已经走向不同的方向。他用哈特福德医院的信纸写信给他们，与他们谈论自己生命的里程碑。“艾米刚生了一个7磅半的男孩儿，他长着一个巨大的犹太鼻子。“1939年底，我外祖父的第三个孩子，也就是我舅舅出生时，他写信告知了奥尔布赖特。奥尔布赖特回信，对于“家里增添新成员”表示了他的祝贺。我外祖父也向自己的前任老板们报备了一些他们可能感兴趣的研究的新近况。比如就在同年，他向奥尔布莱克谈及一个完美呈现出“典型的脑垂体机能衰退”的28岁小伙子……根本没法猜出他的年龄。他皮肤柔软，声音很尖，面部和身体没有毛发，腿很长，体质很虚弱，血压很低，没有性欲，如此等等。第二年他又写信，报告了另一个类似的案例，“一位21岁的侏儒，其外表和行为都像是十岁出头似的。他的生殖器只有成人的一半大小，他阴毛茂盛却柔顺而且呈女性化分布……发展进程和骨架是协调的，不过他的所有结构都小于正常值。身高在3英尺10英寸左右。”

信的最后，他向老上司提了个问题。“你有兴趣让他参加你的实验室研究吗”，他指出，那个侏儒“十分配合而且非常被动”，他还告诉奥尔布赖特，若是“需要我们把他送过去”，就回信告知一声。

残缺可以用来阐明完整。

一种激素分泌不足，发展迟滞的侏儒或许能为这些腺体的功能研究提供一些启发。一个被铁杆贯穿了前额叶的暴躁男人或许会为完整的前额叶功能提供线索。

现代脑科学的历史尤为依赖功能不全的大脑，而且依赖于我们对脑功能定位进行理解的每一次意义深刻的进展，也就是说，在对大脑每一部分功能的探索中，其突破都依赖着研究个体所提供的那些有着部分灰质缺损的大脑。

然而这种个案并不会源源不断地出现。直到19世纪，大多数科学家都还认为大脑是一种未分化的混沌整体。他们认识到了它的重要性，明白这是情感、智慧和意识的所在地，它起码是我们某些感官的介导。但脑功能的主流理论依然认为，大脑是一个完美的民主政体，其中每个部分的潜力和能力都与其他部分相同。从这个观点来看，损伤大脑的特定部分只会导致广义上的功能缺损，而不是某种特定的缺陷。要撼动这一观点，面临着很多阻力，原因之一就是颅相学的崛起，这样一门伪科学在19世纪中期风靡全球。它认为人的个性和智力只需你动动手指头，在他们头上摸摸头骨的轮廓就可以简单描述出来，头骨的轮廓反映了他们所包裹着的大脑的规模。颅相学家是相信脑定位的，但问题是，他们的观点和理论基于天文学和占星术。颅相学最终遭到揭露和诟病，这引起了科学家对脑功能定位的真相的真正重视，其确凿的证据直到脑损伤个案的出现才表现出来。

菲尼亚斯·盖奇就是其中的关键。

在1861年盖奇死后，法国一位名叫皮埃尔·布洛卡（Pierre Broca）的神经外科医生写了一篇论文，文章描述了一个新的病人，他在很多方面比盖奇更具科学意义。病人的姓名是被保密的，布洛卡在文中称之为叹先生，因为他没法连贯地说话，只能不停地重复“叹”这个音节。然而，他却存留着其他能力，能够理解所听到的一切，并且能够条理清晰地书写出来。在病人死亡后，布洛卡进行了尸检，他发现叹先生左半脑额叶上一块小小的地方，有个小小的锐器伤口。他精妙地总结道，大脑的区域对语言来说是至关重要的。现今所有人类解剖学课程，都将叹先生受到脑损伤的那个部分称为“布洛卡区”，也就是言语清晰度的中枢（顺便说一句，叹先生的大脑，后来在巴黎一家解剖学藏品博物馆找到了归所）。

17年后的1878年，一个名叫卡尔·威尔尼克（Carl Wernicke）的德国神经学家，描述了一位后左颞叶损伤的病人，他说话流利但是没有意义，不能说出有条理的句子也不能理解别人的话。如果布洛卡区是掌管语音清晰度，那么威尔尼克区，就毋庸置疑地负责语言理解。

果不其然。

残缺可以用来阐明完整。

脑科学家们用这种方法，通过部分缺失的脑损伤个案，梳理出了大脑不同区域的功能，这被称为损伤法，它在20世纪中叶成为主导。认为不同脑区对应着不同功能的论调不再受到争议，它已成为一种公理。科学家们一点一点，一寸一寸地攻占了人类大脑，绘制出了脑功能的地图。

但是这张地图至今仍然包含着广袤无垠的未知领域。

比如说，科学家们已经成功地将一块一分硬币大小的颞叶面定位为实时声音的感知区域，并将其称为初级听觉皮层，但他们并不知道哪块脑区域负责之后的提取，哪块辨析之前我们所听到的特定声音。或者就此而言，我们是如何对那些构成我们过去经验的视觉、味觉、触觉、嗅觉还有听觉进行提取和辨析的。

大脑在慢慢道出它的一些秘密，它古老的功能逐渐明晰，但是记忆，这个最能够定义我们本身的东西，却仍然保持着神秘。

我正准备从图书馆地下室乘电梯到五楼去（我后来在那儿意外碰到了菲尼亚斯·盖奇）的时候，读到了一封外祖父写给富尔勒·奥尔布赖特最早期的信件。他在其中规划了自己的一些长远目标：

自从我成为精神病学学生，并且在外科实验室打杂时，我并没有做过动物性或实验性的工作，”他写道，“但是我的主要旨趣在于其机制，所以这种研究在技术层面上强烈地吸引了我。

他这封信写于1936年。他在后来的十年内，会找到一种方法来填补他对实验外科的热情和兴趣。

在全国的疗养院病房里，他也会找到无穷无尽的“素材”来源。

【注释】

[1] 哈佛医学院的图书馆。

10

2200房间

他开着自己的新版别克敞篷车，从哈特福德走了20英里到米德尔顿。他将车顶升起来，用以抵御渐渐袭来的新英格兰的严冬的风。前方的一段公路旁，康涅狄格河向南而去，在河流东南方向的入海口处，公路与河流分道扬镳。米德尔顿曾是康涅狄格州最大、最繁华的城市，是个熙攘的港口，贸易商人们在这里做着往来加勒比海殖民地区的货品和奴隶生意。后来奴隶买卖衰退了，这里的人们又发现了新的商机，他们建起了工厂来生产柯尔特枪械（Colt firearms）和皇家打字机（Royal typewriters），又在城市西面创立了一所文理院校卫斯理大学（Wesleyan University）。那时，卫斯理大学是该市最著名的教育机构，但在市区另一头还有一家机构，几乎和卫斯理同时建成，其占地面积是它的两倍左右。那便是我外祖父的目的地。1946年11月14日，还没有抵达目的地，外祖父就看见山丘上那扇由红砖和锻铁建成的大门。

走进大门后，外祖父可能会注意到，这里和康涅狄格州立医院以及他夫人所住的生活研究所都有些相似之处。它们都给人留下良好的第一印象，尽管米德尔顿的这个疗养院并不是由弗雷德里克·劳·奥姆斯特德（Frederick Law Olmsted）设计的，不过也很漂亮。其中最大的建筑是展览大厅（Shew Hall），它屹立在一个倾斜的圆盘上，其设计和规模，都不禁让人想到巴黎的爱丽舍宫（élysée Palace）。那可是法国总统的住所。展览大厅是疗养院的行政大楼，从负责人埃德加·C.耶伯里医生（Dr.Edgar C.Yerbury）位于顶楼的办公室向西看，可以一览米德尔顿的全貌。而他的机构那片广袤的地面往东面的河流微微倾斜。

康涅狄格州立医院是世界上最大的公共疗养院。它占地906英亩，其中406英亩是疗养院的农场，里面配备了猪圈、鸡舍还有遍地奶牛的青翠牧场。病人为农场无偿工作，而且利润还相当可观：上一年，疗养院将牛奶卖给当地社区就赚了5万多美元，但整个疗养院还是艰难营生。其中有这样的问题：病人太多。疗养院每年都要承担病人和员工的食物、处所和安保费用。精神病患的数量在日益增长，但其资源却跟不上。这种模式在20世纪40年代就遍布全国各地的州立收容所了。而精神病泛滥的原因还是一个谜。有些人认为，这和心理失常的二战老兵返乡有关。而另一些人认为，大萧条所引发的挥之不去的焦虑与不确定性最终又卷土重来。或者说，美国人只是不愿意，也没能力和从前一样在家中照看精神失常的亲属，所以他们转变了观念，将疯子们交给国家来管。

不论怎么说，州立疗养院都面临着全国性的危机。尽管局面已经在多年来不断恶化，但公众很晚才意识到这种恶化。直到1946年5月，《生活画报》（Life）刊登了一篇名为《混乱1946》(Bedlam 1946）的简报，这篇简报在各个报刊亭引发了轰动。那篇文章描绘了一幅精神病人在“有着百年历史，消防不过关的，由于过度拥挤而摇摇欲坠的楼里”被施以“饥饿节食法”的生动图景。但在整篇文章中，配图才是精妙绝伦的。一个名叫杰瑞·库克（Jerry Cooke）的人，在俄亥俄州（Ohio）的一个州立疗养院里花费数周的时间拍到了大量比耶罗尼米斯·波希（Hieronymus Bosch）[1]的画作更加可怕的照片。其中一张照片上，一大堆裸体男人挤在一堵墙后头，有些人羞耻地埋着头，还有的用空洞的眼神盯着镜头。另一张上，一个同样赤裸身体的老妇人，坐在田边的长椅上，面容枯槁而无人理会。对于美国公众来说，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出现的这类照片十分令人震惊，并且惊人地相似。这家国内最受欢迎的杂志宣称，州立精神病院已经变得“与贝尔森集中营没有太大差别”了。

这篇文章不仅引发了人们愤怒的情绪，还使得人们付诸了行动。国会为此在华盛顿举行了听证会，在这本杂志席卷报摊的两个月中，杜鲁门总统签署了《国家精神健康法案》（National Mental Health Act），该法案为精神病学研究提供了联邦的资助。社会上的共识是，现在情形严峻，必须采取措施来进行缓解，不过对于缓解的最优策略，人们却众说纷纭。是将更多的资金投入到疗养院内，用来提高其运载能力？还是应该设立更多的门诊基础建设，将潜在的病人们保留在家中？

或者说存在着一种更为简单快捷的解决方案。

也许确实是存在着一种对症下药的方法，是针对精神病自身，采取外科的精密手段。

外祖父将他的别克停在展览大厅前的到访区里，负责人耶伯里下来迎接了他。这一天的造访非常重要，外祖父已经酝酿了近半年。6月份，在《混乱1946》出版几周后，康涅狄格州州立精神病院联合委员会在哈特福德召开了一次会议。委员会是三个州立疗养院的主管部门：分别是康涅狄格州立医院、诺维奇州立医院（Norwich State Hospital）和费尔菲尔德州立医院（Fairfield State Hospital）。尽管《生活画报》没有专门指摘某个特定的疗养院，但这篇文章对骇人听闻事实的清晰描述，是指向全国的州立疗养院的，而且相关部门清楚地知道他们没法反驳这种社论。康涅狄格州疗养院的委员会承认，这里“严重拥挤，住房设施破败，从而很难为我们的精神病患者提供最好的服务”。任何可能减少患者的措施都该试试，而且行动的时刻显然已经到来。在会议上，耶伯里提出了一个解决方案，即三个州立疗养院是否可以采取“跟神经外科合作的项目”。耶伯里的同行们表示同意，两个月后的8月份，这三个州立疗养院的代表再次会见，展开细化的工作。而第二次的会议召开就在生活研究所。

虽然说生活研究所是个营利性质的私人疗养院，并不跟公立疗养院一样，面临着过度拥挤的问题。而公立疗养院在创新性精神疗法的落实上，一贯以前者为指导。此次会议由生活研究所的负责人查尔斯·伯林盖姆主持，他非常富有前瞻性。他前几年就介绍过，额叶切除术已经在他们疗养院小范围实施了，而我外祖父作为他们的首席顾问神经外科医生，主持了主要的工作。事实上，外祖父和其他几个神经外科医生也出席了8月份的这个由国家精神病院联合委员会（Joint Committee of State Mental Hospitals）所召开的会议，并且“表示他们愿意作为顾问加入到公立医院”。第三次会议在一个月之后举行，也就是1946年9月18日，这一次还有几个耶鲁大学的研究人员参会。会议通过了大致的规划：我外祖父和其他神经外科医生要去康涅狄格的疗养院进行手术，无论公立或私立，至少一周要去两次。而疗养院的工作人员要接受耶鲁研究员的督导，同时要密切关注病人手术后的进展。

这个提案获得了全票通过，康涅狄格额叶切除术联合研究项目（Connecticut Cooperative Lobotomy Study）也应运而生。第二天，《哈特福德日报》（Hartford Courant）报道了此事，宣称“康涅狄格将成为从事这种科学和可控手术研究并付诸实施的第一个州，而这种手术就是我们所知的前额叶切除术”。这篇文章还指出，额叶切除术在康涅狄格州的广泛传播“将缓解精神病院的过载，运营和财务问题”。

而后，在11月份非常冷的一天，在有着几百头奶牛、猪和鸡以及3000病人的占地庞大的康涅狄格州立医院里，这个项目正式开始实施了。

大多数疗养院工作人员被召集到手术室：这间手术室以其房间号命名，就叫2200.由于2200没有哈特福德医院手术室那样精良的装备，于是外祖父就带来了他所需的全部工具，他还带了一大群疗养院的医护人员，以及疗养院负责人和政府官员，他们都挤在一块等着见证第一次额叶切除术的实行。

患者是个31岁的男子，他从15岁就被送到疗养院了。在接受治疗期间，他常常表现出“阶段性的兴奋和焦虑”，而且，尽管他来自一个贫苦的家庭，却一直坚定地臆想着自己实际上是个贵族。护理人员将男子带进2200房，将他绑在手术台上。我外祖父摆出工具并擦拭干净，戴上口罩和手术放大镜，这是一种特殊的眼镜，可以放大你看到的任何东西。在病人的太阳穴处肌肉注射了几针局部麻醉后，手术就开始了。骨头粉末的腐朽气息弥漫在拥挤的屋子里。

疗养院的主任医师是一位精神病学家，本杰明·西蒙医生（Benjamin Simon）。当我外祖父开始将连接前额叶和后部脑组织的神经切断时，西蒙开始俯下身与病人对话，并确保在场的人都能听到。

“你觉得哪儿疼吗？”

“没有，医生。”

“你对这一切有什么想法吗？他们在那儿干什么？”

“呃，他在我头上做手术。”

“你觉得它会对你有效吗？”

“我希望能够回去工作。”

“你现在为什么不能工作？”

“我不知道。好像我脑子有什么问题……啊，我有感觉了！”

“什么感觉？疼吗？”

“不，不是疼。好像有什么东西在压着我。”

“你说的是什么意思？”

“现在没有压力了。”

西蒙随即停止了发问，以便我外祖父继续完成手术。最后，病人表现得“很放松，而且有点困意”。他被推进了一个恢复室，另一个病人又进来接替他。第二个手术之后，我外祖父归置好他的工具离开，人群也散去了。

和生活研究所的《人物新闻》一样，康涅狄格州立医院也有他们自己的新闻内刊，这份内刊会每隔两周派发给全体成员。这个刊物名叫《涂鸦》（The Scribe），它下一期的封面是张很应景的圣诞蜡烛图片，里面刊登了“上周二，也就是11月14号，2200房间里呈现了一种仿若中央车站（Grand Central Station）般的热闹景象。‘额叶切除术’开始成为一个神圣的词语而广为流传，不过对于手术室里的人来说，我想就连‘韦伯斯特（Webster）'[2]都找不出更好的词语来形容这个手术。那天的事情没拍成电影真是可惜啊！”

虽然没拍电影，但那天下午在2200房间发生的事情，在几个月后的1947年3月31日召开的下一届美国精神病院联合会议上，再次引发了广泛的讨论。本杰明·西蒙对那一天他在手术室与患者之间那段奇特的对话做了生动的总结，而负责人耶伯里宣称，之前那位被提问的病人“正在康复中”。听完他们的陈词，委员会认可了他们对“在精神病院中研究和促进神经外科”的试点型手术的实施。这似乎是很好的结果，投票决定继续资助进行额叶切除术的康涅狄格合作研究。

为期三天的会议结束后，外祖父又用他的别克车，载着一堆手术工具，轻车熟路地回到了康涅狄格州立医院。自他第一次来到之后的四个月里，他至少又来了四次，也同样频次地造访了另外两家公立疗养院。额叶切除术项目进展顺利，其步调也加快了。我那一向手艺精良的外祖父，做起手术来也是越来越熟能生巧，越发流利、自信而且高效。就在那一天，他在2200手术室里完成了三例额叶切除手术，而不再仅仅是两例。

【注释】

[1] 文艺复兴时期荷兰画家。

[2] 诺厄·韦伯斯特，美国词典编纂者。

11

落日山丘

临床记录

1944年8月9日：斯科维尔夫人继续在第一组进行各项活动。她开始表现出了一点点理解力，虽然说这种理解力只是在肤浅的情感层面，也就是说她并没有一套完整的能力来理解事物。她意识到了她不能像从前一样承担家务，并且照顾孩子们，因此她需要在回家之前进行一段时间的调整。她想和家人们一同去阿迪朗达克山（Adirondacks）度假。虽然说这时候去这个地方好像不是个明智的选择，但她的家人还是坚定地要给她这个契机，看看她在这种状况下会做些什么。这个山地度假区名叫基恩山谷（Keene Valley）。

落日山丘，它位于纽约的基恩山谷，普莱西德湖（Lake Placid）东南方向大概20英里的地方。那儿有一座老房子，它现在仍属于我们家族，不过其产权已经按代际往下分割了好几次。童年时的每个夏天，我都要在那儿待上几周，现在我也同样会带着我女儿去那儿。我对外祖母的大部分记忆，都是关于她在那所房子里发生的事情。跟她其他的几个孙辈一样，我管她叫尼尼，因为我大哥在小时候老是吐不清“奶奶”这个词，因此这个昵称就传了下来。在这些记忆里，尼尼通常坐在门廊里，看看书，或者就那样眺望着落日山丘和那些更高的山川。从左至右，她依次可以看到展翼鹰峰（Spread Eagle）、努马克峰（Noonmark）、卡斯喀得峰（Cascade）以及波特峰（Porter）。天气晴朗时，她还可以看到马西山（Mount Marcy）的全貌，这座山有5343英尺，是纽约州最高的山峰。当然，马西山在喜马拉雅或是安第斯山脉之中只能算是个小矮子，但阿迪朗达克山脉雄伟至极。在远古冰川的融水和海上蒸发的雨水经年累月的冲刷下，这座山被打磨得矮小了。而珠穆朗玛峰则要比它年轻许多。

那时候门廊里有个乒乓球桌，我小时候会和外祖母一起打球。年复一年，她变得越来越看不清球。她起初可以轻易打败我，而后来我们水平相持，再后来我就能赢她了。在我差不多13岁时，她屡屡尝试却还是打不了一个回合。我们便只好中途停下来了。“我想我再也打不了球了。”她说。

在她最后的十年中，她不再常常待在门廊里了。她就待在客厅里，在沙发上躺着。她从前常常弹奏的钢琴闲置在房间的角落已经渐渐走调了，因为家里再没有其他人会弹奏。她会用录音机听故事。里面主要是一些悬疑故事。她喜欢阿加莎·克里斯蒂（Agatha Christie）的故事。有时我读《纽约时报》给她听，她会纠正我的发音。是“大-学”，不是“大-雪”，是“穆-尼克”，不是“穆-尼奇”。再后来，她连书或者文章的故事情节也跟不上了，就只能听些古典音乐，巴赫、莫扎特或者肖邦。但要判断她是否还醒着，变得越来越困难。

她活到101岁去世。当然随着时间的流逝，她变得越来越瘦小而孱弱。她不再是那个我从前认识的女人，不过这也没有什么可以大惊小怪的。

我的问题是，我从前所认识的外祖母，又跟完全真实的她到底有几分相似呢？

在我外祖母爬到邻居家汽车的引擎盖上，还将绳索套在脖子上的几天之后，我外祖父向自己的父母致信说明了情况。外祖父要他们为这件事保密，不要告诉他妻子的娘家。他还表示了自己的难以置信。

“她的崩溃来得毫无预兆，我根本没有察觉，也不能接受。我非常爱她，比世界上任何人都要爱，因此我相信我能慢慢将她给哄回我们身边。”之后，他讲述了一个关于她崩溃最为奇怪的方面。他写道，“她是我所认识的人中最为开朗的一个，跟精神分裂完全沾不上边。”他在开朗一词下面，用钢笔狠狠画上两道横线。

我最近才看到那封信，那横线太让我吃惊了。外祖母是我见过的最孤僻的人。不管外向的反面是什么，反正那就是她了。她只有在有人跟她说话时才开口回应。你跟她对话时，会发现她条理清晰且睿智，至少回忆起年轻时光时，记忆力显得相当敏锐。但她人却比较被动。她可以在一个拥挤的房间里静静地坐几个小时，不会问一个问题，或者主动发起一次对话。

这是我所认识的那个女人，也是我的姐妹兄弟所认识的那个女人，也同样是我母亲和她的兄弟们所认识的那个女人。

而外祖父的信却表明，这和过去的她完全相反。

读完这封信，我的思绪回到了我所听闻到的有关她青春时的故事，我意识到，这些故事和她的余生之间产生了断层。那是一位在20世纪20年代跟一群持枪的狐朋狗友夜夜笙歌、醉饮金酒的女人，她在大学毕业以后独闯维也纳，还和凯瑟琳·赫本（Katharine Hepburn）的弟弟约会，最后把他给甩了。在家庭老相册里，她常常出去冒险，在朋友的西部农场里策马狂奔，在阿迪朗达克山脉攀岩，在新墨西哥州滑雪。我们总是很难想象老头老太太们的青春时光，但是就外祖母来说，我实在是不可能将我认识的她和那些故事与照片联系起来。

当我发现那封信时，我不能确定，外祖母接受了多少个疗程的电击。我不知道太多的东西。我不知道他们多少次将她锁进那个铜棺材，用41度高温烹煮她，也不知道他们多少次把她困在满满一缸冰水里。我不知道他们是否对她注射了胰岛素，令她进入人工糖尿病式的昏迷中，或者有没有用可怕剂量的强心剂来令她陷入昏迷。在她四个月的疗程里，我掌握的记录是不完整的。她的历史记录里有长达整月的缺页。此外，这些文件只是记录了她第一次入院后的经历。她后来反复入院多次，入住生活研究所以及其他地方。而后面这几次的经历相关记录都遗失或损坏了。

临床记录

1944年8月15日：斯科维尔夫人今天早上会在她母亲勒尼德夫人的陪伴下出院，然后动身去阿迪朗达克山脉的基恩山谷，她会和家人在那待上一段时间。她的娘家人十分坚持主张他们必须现在过去，简直刻不容缓，时不可待。他们知道她还没完全康复，但还是急于给她这个机会。他们认为她得跟丈夫和家人分开几个月，直到她能完全控制自己的情感，或者说进行自我调节。斯科维尔夫人也十分乐于在这时候离开机构。

去往落日山丘那个夏天的几个月后，外祖母搬回去跟我外祖父和孩子们一起住，他们暂住在马萨诸塞的霍普金顿。那时候我母亲6岁。人类的长时记忆在那个年龄开始固着。在那个阶段之前（或许因人而异会增减几岁），我们都处于记忆研究者们所说的“婴幼儿期失忆”状态。失忆的原因仍备受争论：有些人把它归因于生理上不成熟的年轻大脑，而另一些人则认为，婴儿的语言能力太落后，而我们需要利用词汇来记住事件。不管怎么说，我妈妈的最早期的记忆始于霍普金顿的这个家。她记得我外祖母要花上几个小时待在后院里，默默地打理茂盛的花园，她还记得战争结束后那年，他们所住的社区点燃了一座废旧房屋来庆祝胜利。镇上所有人都聚在一起围观老屋的燃烧。

12

实验成功了，病人却死去

在达豪集中营（Dachau）解放两周之后，有三个人坐在废墟上，谈论着那些过去的暴行。其中两个是美国士兵，一个讯问员和一个翻译，另一个是被释放的犯人，他名叫安东·巴霍雷格（Anton Pacholegg），曾是位奥地利专利律师。他因为“跟犹太人打交道”而触怒了纳粹政府。这天是1945年5月13日。巴霍雷格自1942年底被送到达豪集中营，就一直在里面直到现在。起先，他在营地里的职能是最基础的：清扫小巷子，帮着拖压路机，或者做一些砂石坑里的杂事。然而在1944年，他的职业背景引起了营地管理者的注意，他被转送到一幢大楼中的一间办公室里，这栋楼就是空军第一实验站（First Experi-mental Station of the Luftwaffe）。巴霍雷格告诉这两个美国人，实验站在他工作期间几次更名，头一次直接被缩短为“实验站”，后来到1945年3月才敲定最后的名字——实验站：为人类利益而进行活体实验（Experimental Station:Experimenting on Living Humans for the Benefit of Mankind）。巴霍雷格在实验站的工作就是编译那儿的实验报告。

实验的设计旨在为战争中的德军提供一些有用的信息。比如说，德国飞行员常常被迫要在一些高海拔地区出舱门，当他们这样做时，低压力环境可能会对他们的身体造成严重破坏，导致肺脏损伤，血管破裂，以及由于体内氧气的体积突然较之往常扩大很多倍，而导致的各种其他副作用。航空技术兴起之后，热气球驾驶员发现飞到一定高度时，他们会感到急性的机体不适，科学家们为了理解高海拔环境下的生理机能而展开了实验。这些研究往往涉及将老鼠和其他小型哺乳动物放到压力室，降低压力模拟高海拔环境，以此来观察会发生什么。不过，目前尚不清楚动物实验对理解人类独特的生理机能有多大的效用。“在达豪集中营，”巴霍雷格在营地的废墟上解释道，“纳粹设计出一个策略，从而完全放弃了动物实验。”

讯问员：你在这个实验站的工作是什么？

巴霍雷格：就是个普通职员。

讯问员：鉴于你正在接受我们的调查，你能谈谈在实验站的工作程序里你所感兴趣的事儿吗？

巴霍雷格：首先，我想谈谈空气压力与空军相关的实验。德国空军们被装在一种底面1平米、高2米的木头与金属制成的箱子里面，然后运到达豪集中营来。有可能在这个小箱子里，对空气的压力进行了增减。你可以通过一个小窗口，来观察受试者在小舱房里的反应。这些小箱子实验的目的是检测人类能量，以及被测试者获取最大纯氧量的能力，进而测试他们在氧气递减——几乎是在无穷递减条件下的反应……简单来说就是用来测试一个人能够承受极端空气压力能力的实验手段。有的实验在人身上不会产生肉眼可见的效应，只能通过记录仪显示出来。但是也有的实验会出现极端状况。我曾亲眼从小舱房的观察窗口看见，一个犯人站在真空管里面，直到肺脏破裂。有些实验在人的脑内施加压力，他们会开始发狂并用力揪扯自己的头发，以此来缓解压力。他们会用手指甲撕裂自己的头和脸，在极度疯狂之下产生自残行为。他们会用力用手捶墙，用头撞墙，并且声嘶力竭地尖叫，来试图减轻鼓膜内的压力。这些真空管内的极端个案，都会以被试的死亡告终。一个极端的实验肯定会导致死亡，因此在许多情况下，这种小舱房就是用于例行死刑，而不仅仅是做个实验……实验通常要分为两组进行，一组是我们所知的活体实验，而另一组简言之叫做X实验，换句话说就是处决实验。

美国士兵的好奇心更加深入了，他们向巴霍雷格打探更多的细节，他便接着讲述起了实验站开展的很多其他实验。为了检测对弹片伤或者说其他前线常见伤害的治疗，集中营的工作人员会弄伤犯人的肢体，并往里面塞一些金属和木头。有时他们等到里头生出坏疽，也有时为了加速进程，他们会往伤口注入坏疽的组织样本。伤寒是战场上的另一个慢性问题，所以数百名囚犯要先被感染上，然后被接种各种各样未经检验的疫苗。类似的实验也被用于疟疾的相关治疗，成千上万携带疟疾的蚊子被运往达豪集中营，并应用到囚犯身上。在其他一些实验中，囚犯被用子弹击中大腿，子弹上涂了各种毒药，而后毒药扩散的时间和犯人死亡的时间会被精确记录下来。

还有所谓的冷冻实验。在整个战争中，德国空军在北大西洋上空损失了许多飞机。他们的机组人员中，有不少人在被撞毁之前成功跳伞着陆，却冻死在寒冷的海水里。一些人从海里获救时虽然还活着，但最后到底还是死于体温过低。在达豪集中营，纳粹决定对耐冻能力的极限进行研究，并且寻找最为快速有效的方法来回升人的体温。这些特殊的实验主要在实验站的一个叫“五号街区”（Block Number Five）的地方进行。纳粹在那里安装了一个大木盆，有2米长，2米高。盆里装满水，不断往里加冰直到其温度降至大约3摄氏度，也就是刚好在冰点之上。囚犯要么被扒光，要么穿着标准的德国空军飞行服。他们通过直肠温度计来监测体温，通常要在盆里一直待着，直到身体被冰冻到25摄氏度，尽管他们在大约32摄氏度时就几乎都失去了知觉。最后他们被转移出来，人们试图让他们苏醒。有些人裹进毯子里，而有的人则被施以更为极端的复温策略。巴霍雷格告诉讯问员，“还有一个对这些半冷冻、无意识的人所开展的实验，是将一个人丢进不同高温的开水，来记录他从极度寒冷到极度高温的机体反应。那些受害者出来时，看上去像龙虾一样。有的人还活着，不过大多数都死了。理论上来说，我真不明白活下来的人是怎么做到的。”

在访谈结束时，军队问讯员问巴霍雷格，在他供职于实验站的那么长时间里，他还有什么内容想要补充的吗？

“有。”他告诉他们。

“我记得，”他说道，“我所编译的所有报告几乎都有个标志性结尾‘实验成功了，但病人死亡’。”

对安东·巴霍雷格长达九页问询的文字记录，最终成为美国纽伦堡军事法庭（United States Nuremberg Military Tribunals）战后第一次审判的2428号文件。后来我们所知的医生审判（Doctors Trial）中的23名被告大多都是医生。公诉方开场陈词的第一句话直率而清晰：“此案中的被告被指控谋杀、虐待，并以医学的名义施以其他暴行。”事实上，所谓“医学”在德国已经败坏，因此根据首席检察官的要求，需要调整出一个新的单词来代而描述：“这个案件及其被告为词典编纂者们提出了一个棘手问题。目前，我们将这可怕的科学命名为‘死亡学’，即制造死亡的科学。”

这些审判证据确凿。除了诸如巴霍雷格这种目击者的毁灭性证词，纳粹自己也事无巨细地记录了他们的活动，从而造就了大量的纸质证据。例如在1941年，一位名叫西格蒙德·拉希（Sigmund Rascher）的德国空军医生，目睹了达豪实验站的工作后，给第三帝国医学总务的首领海因里希·希姆莱（Heinrich Himmler）写了一封信。在信中，拉希对现状痛惜道，在空军队伍中“我们并没有进行人体实验的可能，因为这些实验太过危险，没有志愿者会参加的”。拉希还指出，那些实验“此前都是用猴子，达不到令人满意的效果”。并征询道，集中营犯人是否可以供他使用。希姆莱的助理立即回信，告知拉希道，“囚犯们是当然可用的。”

在两年后的1943年2月17日，拉希向希姆莱报告最新进展，其中包括一份有关新项目的简短报告。这份报告题为《运用动物体温对急冻人体进行回温的实验》（Experiments for Rewarming of Intensely Chilled Human Beings by Animal Warmth）。其中记载了，将位于德国北部的拉文斯布吕克（Ravensbruck）集中营的吉普赛女人们装船运过来，用她们来温暖低温试验中冻僵的男性囚犯。在8例实验中，实验对象被放置在一个宽敞的床上，躺在两个裸体女人之间。女人被要求尽可能紧密地依偎着冻僵的人。然后三个人都被覆盖以毛毯。报告用图表描述了用一个或两个女子进行回温的相对速率，并记录到在一些特定个案中，冻僵的男子通过性交而得到充分的恢复。在报告的附信中，拉希谈到他开始时仅仅将囚犯“裸身丢到户外9到14个小时”来进行冷冻的实验。实验在隆冬时节进行，以取代冰水法。不过他觉得这个实验在另一处进行的效果会更好。“奥斯维辛集中营在这类试验中，其各方面的条件都比达豪要好，因为那个地方更冷，并且营地里有着大片的场地来进行秘密实验（实验对象在受到急冻时会大声叫喊）。”

控方强调，尽管实验之残暴是不言而喻的，但是那些纳粹暴行的真正实施者，或许更加难以辨认。在许多情况下，他们并不符合我们通常对暴殄之徒的理解。“这些被告没有进行残暴的杀戮，也不是为了个人利益。”首席检察官说道。“他们中的某些人可能是虐待狂，以杀戮和折磨为乐，不过他们并不全是变态，他们也并不是愚昧之徒。其中的大多数都是训练有素的医生，甚至有一些杰出的科学家。然而这些被告，他们全都深谙自己行为的本质，而且他们中的大多数都应该在这方面有着道德操守和职业裁断，他们应该为这些大规模的屠杀和溢于言表的残暴折磨负责。”

然而，是什么令这一切成为可能呢？

根据指控的内容，答案是纳粹国家的指导原则造成了这种德国全民的“道德堕落”，而这种道德退化导致了他们对其他人种的生理摧残。控方声称，纳粹医生的罪行“是他们所信奉的罪恶教条的必然结果”。

审判持续了近一年时间。到快结束的时候，控方曾有效地证明了纳粹的“研究人员对人类那毫无顾忌、肆无忌惮的实验行径，以及对他们所谓的治疗就像对待一次性的豚鼠”。

纳粹在达豪以及其他集中营进行的研究，大抵是人类历史上最为残暴的持续性反人性活体实验，但那并非是历史上的首次实验。残缺总是可以揭示完整，纵观历史，破碎里往往充满了隐喻。大概公元前300年，在埃及的亚历山大时代，有两个医生分别名叫希罗菲卢斯（Herophilus）和埃拉西斯特拉图斯（Erasistratus）开创了人类解剖的技艺，虽然大部分的解剖对象都死了，但有证据表明，有人活了下来。古希腊历史学家克理索（Celsus）记载了两个医生工作的编年史，并如此描述——由于“痛苦以及各种各样的疾病发生在更多的内部结构中，他们认为，那些对自己的身体结构一无所知的人无法治愈他人；因此有必要把尸体打开，仔细去观察他们的五脏六腑。他们认为，希罗菲卢斯和埃拉西斯特拉图斯的方法到目前为止还无出其右，因为他们打开了活人的身体，受到国王判罪的犯人们的身体，他们仍在呼吸，希罗菲卢斯和埃拉西斯特拉图斯观察着那些内在结构，观察着它们的位置、颜色、形态、尺寸、结构、硬度、软度、光滑度、关联性、运作机制以及各自的衰退，还有某些部分是否被其他部分给附着或包裹着。”几百年后的公元前1世纪。埃及艳后克丽奥佩托拉（Egyptian pharaoh Cleopatra）亲自下令进行一系列对人类活体解剖的实验。当时有一个争论：是不是在子宫内男性胎儿比女性发展得要慢。据传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克里欧佩特拉让自己的女仆人强制受孕，在不同阶段对她们进行活体解剖。

虽然活体解剖只是一种罕见的极端，但医学研究的历史中充满了涉及人类的实验，这些实验都让人不悦。例如在1796年，在注意到奶牛场工人几乎从未感染过天花后，英国医生爱德华·詹纳（Edward Jenner）决定对其理论进行实证，他认为这是因为工人们接触了人们所说的牛痘，这是一种相对良性的天花病毒。他在自家园丁的儿子，即8岁的詹姆斯·菲普斯（James Phipps）手臂上划了一些小口子，然后将从当地挤奶女工的牛痘水泡中提取的脓液打进菲普斯的皮下。在之后几周里，菲普斯开始轻微发烧，疼痛，并且产生了牛痘的典型症状，最后痊愈了。6周后，詹纳再次切开他的手臂，而这次向他注入了天花病毒，即那个时期人们所知道的最为致命的疾病。菲普斯没有出现任何症状，所以詹纳一次又一次地让他感染了20次，菲普斯依然没有出现问题。最终，詹纳确定自己发现了天花疫苗。他的发现将改变世界，不仅根除了天花，更是促进了现代免疫学的发展，并启发了之后针对其他疾病的数以百计的疫苗的发展。今天我们可能会这样说，世上没有任何一个人比爱德华·詹纳拯救的人类生命更多。基于这一点，我们或许很容易认为危害一个8岁男孩的生命是无可厚非的。

然而在其他一些案例中，那些推动医学突破的实验则更加令人不安，其实验过程也变得更为阴暗。

1845年，一个名叫马里恩·西姆斯（Marion Sims）的南卡罗莱纳医生，在14位黑人女性身上做了41年之久的外科实验，这些女人都是奴隶，是被当作私产买来作为活体实验对象的。他的手术旨在开发一种对膀胱阴道瘘的治疗方法，那是一种分娩中常见的并发症，而他在部分奴隶身上试验了多达30次，每人30次！那时麻醉药还正在起步阶段，所以他没有使用。经过反复试验和不断失败，并且在许多人因感染而死后，西姆斯发明了一种有效的手术方法。然后他才开始在白人女性身上实施。西姆斯后来成为美国医学协会主席（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并被公认为现代妇科之父。直到今天，游客们依然可以在纽约中央公园看到一座比其真人更伟岸的青铜雕像，伫立在纽约医学会（New York Academy of Medicine）的街对面。

1932年，美国公共卫生健康署（U.S.Public Health Service）启动了塔斯基吉梅毒实验（Tuskegee Syphilis Experiment），那是一项长期研究，在未来40年检测一组阿拉巴马州黑人的梅毒症状，而且在让他们感染之前没有告知他们。梅毒被耽误的话是致命的，不过很容易治疗：研究者本可以开几剂青霉素就挽救许多人的生命，然而他们为了观察疾病，选择了见死不救。

在人类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我们对活体实验的态度都是极度功利主义的。如果科学的利益足够可观，那么几乎一切的成本都是合理的。在1895年的一篇名为《生命与学习的相对价值》（The Relative Value of Life and Learning）的文章里，一位名叫E.E.斯洛森（E.E.Slosson）的芝加哥大学著名化学家总结了这种态度，他写道，“一个人的生命在新的科学真相面前，轻如鸿毛。”他嘲笑了那些认为“科学的目的是治愈疾病，挽救人的生命”的人。并认为，“恰恰相反，科学的目的是为了人类知识的进步，而牺牲掉一切人类的生命。”

纽伦堡审判中揭露出的可怕实验，佐证了这种心态所带来的“道德堕落”。而对于那些看客，纽伦堡审判也严肃地暗指了其他地方进行的实验中的科学伦理问题。的确，纳粹科学家的首席辩护人认为，他们所做的是一个科学家所应尽的普世而基本的职责，即使他们的实验或许极其残忍，但这样或那样的人类实验总是无处不在的。我们很难去辩驳他们的这个观点。

1947年8月20日，法庭进行了裁决。裁决结果在人们意料之中，23名被告全部被判处死刑。然而退一步说，纳粹实验只是在类型上不同于别处的医学实验，但是本质上并无二致。审判的裁定同样包含着一种对基本原则的新近声明，他们认为应该对从此之后对人类的研究进行规制。那套规制就是后来的《纽伦堡法典》（Nuremberg Code），虽然法典本身没有法律上的强制性，但它成为一个具有广泛影响力的范式，也激发了世界范围内很多与开展医学实验相关的法令的产生。《纽伦堡法典》如是说：

1.要求选取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人类实验对象，而且他们必须自愿，并且对实验有全面充分的了解。

2.实验的目标应该对社会有积极效应，而不能以其他方式牟利。

3.实验应该基于完备的先前知识（比如说动物实验已经产生的预期效果），以检验实验。

4.实验的设置方法要避免任何不必要的身心痛苦与损害。

5.实验没有任何理由在死亡或致残的风险下依然进行。

6.实验的风险要和预期的人道主义裨益相成比例（就是说不能够超过这种裨益）。

7.必须要提供准备工作和设备，来充分保护实验对象，规避实验的风险。

8.实施和参与实验的人员必须受过充分训练，并取得科学资质。

9.人类受试者可以在实验的任何阶段，感到身心无法为继时，立刻自由要求退出。

10.同样地，医学工作者在实验的任何阶段观察到后续将产生危险时，必须终止实验。

在纽伦堡审判还在进行时，查尔斯·柏林盖姆邀请诺兰·路易斯医生（Dr.Nolan Lewis）到生活研究所，去给他的员工们做演讲。路易斯是国际战争审判中的“精神病学顾问”，他的讲话定在1947年1月15日，题目是《纵观纳粹意识形态中的心理学因素》（Impressions of the Psychological Factors in Nazi Ideology），路易斯对第三帝国做了深刻的分析。

“要理解任何意识形态或社会发展，必须还原到他们的原初法律和基本原则的制定上。”他说，“与这次事件演化的宏观逻辑链并行的……就是个体发生的心理学事件。我们探究并学习了细胞、组织、器官以及个体在化学、生理和心理层面的病理学范式。而在更高级的文化和政治领域，所谓的社会病理学现象会以一种更加具有破坏性的方式出现。将许多医疗卫生的发展打进死胡同，甚至令他们退化。它们会使一部分文明出现停滞甚至被摧毁的情况，其影响的程度取决于这种病理性倾向的规模与恶毒程度。而纳粹意识形态就是这种病态中的一种。”

路易斯向听众们解释道，纳粹主义导致了德国人民的病态，对他们产生了一种非常显著的改变，使得他们完全丧失了“同情心”。他描述了纳粹是如何犯下滔天大罪的，“极度冷漠，没有任何情绪波动，”他们的道德低劣到“集中营里的尘埃秽物对纳粹的影响，都要比人类的苦难更深一些”。他接着告诉疗养院的人员，任何试图对纳粹进行基于一点点同情的理解都注定要失败的。“我们必须停止这些想法。”他说，“事实上，这些纳粹在态度、思想和感觉上都与我们背道而驰。”

路易斯在讲话后，生活研究所的员工生活又回归到工作上，去照顾那些疗养院的客人。战争结束以来，某些事情有所改变。比如，不再强制性地定期停电，增加的预算也使新员工的招募和新的营建项目开始启动。不过另一方面，有的事情还是没变。疗养院还是继续着各种活动，柏林盖姆还是鼓励，将各种各样的复合治疗方法施用在主顾身上，他的处方还是囊括着热疗、水疗以及电击，更不必说外祖父所做的那些手术。他还是继续对新想出来的治疗方法进行试验。

例如在路易斯访问期间，伯林盖姆聘用了一位新的精神病学家，名叫M.马林·福切尔（M.Marin Foucher），他就在最近发明了一种新的治疗技术，其中也要用到一个和发热疗法室里的“棺材”很像的箱子，不过它有着截然相反的效用。主顾会躺放在箱子里，被固定在有两层带有橡胶管子的毯子里。冷冻溶液会被不断地压进管子里，同时患者的直肠里插着温度计，以此不断地监测着他们的体温。一旦体温跌破34摄氏度，患者会就会失去意识，直到一到两天后被移除出箱子。

马林·福切尔认为这种治疗很有前景，虽然尚不确定，但最终他还是在疗养院的科学日报的内刊上发表了他的研究结果。他的文章题目是《低温症：治疗精神疾病的新方法》（Hypothermia:A New Treatment for Mental Illness），如大多数学者一样，他也很注重对前人相关研究的褒赞。但这次，他这种方法的科学革命性非常明显：在报告的第一段，他就指出了，他的灵感来源于“二战中德国人的低体温研究”。

13

无限制使用权

约翰·富尔顿医生坐在他耶鲁大学的办公室里，办公室放满了书，他在那对着录音机讲话。他在1927年买了一个原声的录音机，这个设备可以暂时把音频保留在录音机的唱片里，这台录音机很快被他视若珍宝。它使得富尔顿可以留存下来许多与世界各地的朋友和同好们往来的珍贵信件，这些人从罗伯特·奥本海默（Robert Oppenheimer）[1]，到桑顿·怀尔德（Thornton Wilder）[2]，再到阿尔弗雷德·A.克诺夫（Alfred A.Knopf）[3]。在许多个夜晚，他会开一瓶上好的马德拉酒，花上三四个小时来口述信件。第二天早上，他的秘书（之一）会誊抄好信件再交给他署上名。尤其在1948年8月24日的夜晚，富尔顿正写信给马克斯·兹恩德（Max Zehnder），兹恩德是一位年轻的瑞士生理学家。他在两年前访问了富尔顿的个人实验室，并对富尔顿的研究目的产生了兴趣。他的研究领域很特殊，是对“大脑血管在不同病理条件下的检测”，比如说接触有毒化学物质。富尔顿当时没法把兹恩德安顿在他那里，但很快，一个新的机遇不期而至了。

“亲爱的兹恩德，”他在开头写道，“我有一个建议，或许你会感兴趣。情况是这样的：查尔斯·伯林盖姆医生是哈特福德一家大型精神护理中心（生活研究所）的负责人，在他的支持下，哈特福德医院的神经外科小组给你准备了为期一年的成员资质，这个资质可以保证你的研究空间和平台，在1948到1949这一年中，你获准可以自由地对他们的前额叶切除案例进行研究。

富尔顿还提出了更诱人的条件，他可以同时给兹恩德提供一个在自己的耶鲁实验室供职的资质，虽然没有报酬，但对于任何一个年轻科学家来说，这一职位都可以让简历更加亮眼。不过他还是更多地强调，疗养院是做研究的绝佳之处。“斯科维尔是一位训练有素的神经外科医生，他的下部切除前扣带眶面部分，以及下切布莱德曼（Brodmann's areas）9区和10区的技法非常先进。伯林盖姆医生为他的精神病素材提供了无限制的使用权。他们计划将这些案例在一年内推广到数百个案例中，并希望与生理学领域有所合作。”

第二天早上富尔顿的一个秘书转录了这封信，并在呈送给富尔顿署名之前，油印了一份副本。这个副本最终被移送到耶鲁大学的档案库里，和富尔顿所有以字母Z开头的信件一同放在一个灰色的无酸密封盒里。在那封信写完的60年后的某个下午，在一间天花板巨高的安静的阅览室里，这个盒子被放在我面前的一张木制长桌上面。

机构也有它们自己的记忆。

比如耶鲁大学这样的机构，他们就为保存这些记忆做足了工作，无论是在几天、几年还是几十年后，留存的档案使得这些记忆得以被唤起并再次经受检验。可这并不意味着它们的过去很容易被理解，也并不意味着机构的这些记忆具有一种整齐而连贯的顺序，它们并不是那样。而这一部分，赋予了档案研究一种刺激感。这是一个很主动的过程，你得付出很多努力才能从中有所收获。“检索助手”只是你浏览档案时的一个粗略指南，你永远不会知道真正开始看这些档案后，你会发现些什么。有时你会感觉有点儿迷茫。我曾经把一个下午的时间花在了一沓发黄的剪切报上，那些报纸被富尔顿粘在小簿子上，内容大都是些新近的“发现”，比如下面这则1935年4月24日的美联社（Associated Press）新闻：

认为东方人冷漠无情的传统观念，已经由加州大学的G.M.斯特拉（G.M.Stratton）医生通过实验进行了阐释。他发现白种的印第安原住民要比中国人或日本人更倾向于表达自己的情绪反应。情感的测试是用一个大型的重锤，对每个种族的人的手，在几寸之外进行猛击。通常来说，美国人在被打之后更加控制不住自己。他们倾向于敏捷地抽开手，血压会上升，呼吸会变得急促，脉搏也会加速跳动。

而有时候这些巧合的发生，会揭示出意想不到的关联，你若是循着这些关联又再将它们连起来，你就可以建构出一个框架。在这个层面上，机构的记忆跟人类的记忆一样复杂而稳定。

马克斯·兹恩德接受了富尔顿的邀请，但他没有在生活研究所待很长时间。1948年1月6日，在疗养院任职大约四个月后，他写了一封辞呈给我外祖父，同时也密抄了一份给约翰·富尔顿。兹恩德的英文不是很好，但他还是能看出生活研究所负责人查尔斯·柏林盖姆和康涅狄格州立医院的院长本杰明·西蒙之间的紧张关系，他们之间简直锱铢必较，不管怎么形容，马克斯·兹恩德就变成了一个走卒或者说囚犯。

“亲爱的斯科维尔医生，”兹恩德开始写道，“借此机会我要对您的好意深表感谢，感谢您在哈特福德对我的尽心照顾。您很理解我的处境和一些难处，作为一个外国人，我并不想搅进这些事情里，因为我不知道它们的发生背景，也并没有兴趣掺和进来。”兹恩德提到的困难之一是，院长西蒙“向我声明，我无权发表任何跟哈特福德生活研究所有关系的东西”。而那之后，伯林盖姆“又跟我说，除非斯科维尔医生要求，否则我不能离开研究所去到哈特福德医院，就算是审查也不行”。

而兹恩德抱怨最多的，是他到美国以后所做的研究。有的问题是由于一些简单的误会所致。比如说，兹恩德到达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对所有接受过额叶切除的病人做一个全面调查，对“他们的所有病史做一个独立而详实的概括性记录”。辛苦工作了近一个月之后，他发现“整个调查已经由康涅狄格额叶切除委员会给包办了，”这使他自己调查的价值只能作为“一个优秀的英语练习，而不是科学工作”。

更令兹恩德不安的是，当他回顾了在康涅狄格州所做的研究之后，发现了一些问题。在他看来，他们所做的额叶切除术实验，都缺乏了科学方法的基石之一：就是适当的控制。即是说，神经外科医生们切开病人的大脑并企图收获疗效和一些潜在的裨益，但是研究仅仅局限于这些病人身上，却并没有在那些大脑完好的病人身上进行最重要的对照研究。兹恩德强调，“在此之前所有的观察都缺乏对客观条件的控制，而这是真正的科学研究以及精确的调查结果所必需的。”未来的额叶切除术研究者是“需要同时进行控制的”。因此兹恩德抱怨道，“我工作的成果以及我受雇于此的意义，都不足以让我产出一部达到科学严谨标准的著作。”

读完兹恩德的信件，我想了解更多关于两位疗养院领导西蒙和柏林盖姆关系破裂的事。我知道伯林盖姆和富尔顿是很亲近的，在一封富尔顿给我外祖父的信件中，他将伯林盖姆称为“伯列”，我想他们的信件或许能够阐明这个问题。在我随后一次到访耶鲁大学档案室时，我要求打开28号箱子，里面有着富尔顿跟所有名字以字母B开头的人的通信。

富尔顿与伯林盖姆的通信，主要是处理他经常去生活研究所进行客座演讲的调度问题，并没有提到两所老旧疗养院的紧张关系。我因为碰壁而感到有点儿气馁，我又翻了翻盒子里的其他文件，这次我的目光被富尔顿和一个名叫保罗·布西（Paul Bucy）的人的信件给吸引了。

保罗·布西是芝加哥大学的神经外科医生，也是位神经病理学家，20世纪20年代末，他在耶鲁大学富尔顿的实验室，以一个博士后的身份工作了六个月。两人继续保持着联系。而随着他们关系的加深，他们的信件之间有了一种轻松愉悦的随性与温暖的感觉，那是富尔顿其他的信件里所欠缺的东西，他的信件一向非常简练。布西不像是科学界的许多人，他并不那么敬畏富尔顿，倒是愿意对他敞开心扉，直言不讳。比如说1948年，布西致信富尔顿，建议他将《运动皮层中枢》（The Precentral Motor Cortex）一书再版，这本书由布西编辑，其中包括富尔顿和其他作者各自负责的一些章节。这封信是征询富尔顿修订版本意向的一个样本文件。这是一封群发信函，所以收信人那里填着“亲爱的医生”，而底部是一张邮票，而非确切的署名。富尔顿立刻回信道：

我收到你那盖着橡皮图章的该死的信了，是关于你那本《运动皮层中枢》的专著再版的事儿。我的天哪，真有那么多人为你写文章，多到你不能写封亲笔签名的私人信件吗？你真是太年轻了，根本不懂这世态炎凉。如果我没那么喜欢你，我压根儿不会回这封信。

而布西犀利地写了封手写回信：

亲爱的约翰，感觉你朋友太多啦，多到你可以随便地无端羞辱那个仅存的，最忠于你的家伙。但相信我，我会一直都在，你最真挚的，保罗。

也难怪他们会变得那么亲密。因为他们科学的旨趣是一致的：他们俩都是损伤法的狂热信徒，都坚信阐明大脑机能的最佳办法就是损毁其中某些部分。跟富尔顿实验室里的大多数人一样，布西当时也参与了不少灵长类动物的神经损伤实验，“我还不知道有任何其他人，像你一样在六个月里完成了那么多工作，”富尔顿曾经写道，“或者说用了那么多猴子。”而后来布西离开了实验室，他依然在做着同样的事，就是以服务于科学的名义，解剖着猴子的大脑。他曾在芝加哥大学与一位志趣相投德国神经学家合作，这位神经学家名叫海因里希·克鲁尔（Heinrich Klüver），他们在活体解剖领域取得了巨大成功。在1937年的美国生理学学会（American Physiological Society）的会议上，他们的事业达到了鼎盛，并且他们宣称，他们的成果是“动物实验中，最具轰动性的行为变化”。

他们的这项突破几乎完全是事发偶然。像许多脑科学家一样，克鲁尔非常痴迷于能改变精神状态的物质。这种痴迷已经不局限于临床：克鲁尔常用自己作为实验对象，摄入大剂量的各种药物，然后做大量的记录。他选择麦斯卡林（Mescaline）[4]作为致幻剂，并招募了布西帮他调查其对神经系统的精确影响。当克鲁尔发现，任何灵长类动物在麦斯卡林的作用下都会产生强迫性咀嚼动作时，他想出了一个简单粗暴的实验方法：他向猕猴注入药物，随后布西切除了它一部分的神经系统。若是某个区域被切除后，咀嚼动作停止，那么这便会作为证据表明，这里是麦斯卡林作用的特定区域。

布西最开始切除了三叉神经。这并没有什么影响。接着他又定位到面部神经。产生幻觉的猴子继续强迫性咀嚼着。三叉神经和面部神经损伤同时发生，也并不会起什么作用。最后，基于一种模糊的假设，即麦斯卡林所致的咀嚼动作在病因学上解释为，颞叶癫痫导致病人产生嘴部的痉挛性运动，布西打开一只名为奥罗拉（Aurora）的猴子的头骨，把她两侧的大部分颞叶都去掉了，包括海马体、沟回和杏仁核。

而这次依然没有令奥罗拉的咀嚼动作停止。

不过，那种做法还是非常有价值的。

奥罗拉立马产生了布西和克鲁尔所谓的“精神性失明”。他们写道，那只猕猴“似乎没法用视觉来识别事物了。她在饥肠辘辘时面对着一堆东西，比如说梳子、胶木旋钮、葵花籽、螺丝、棍子、一块苹果、一条活的蛇、一片香蕉或一只活老鼠，她都会不管不顾地拿起来。不管什么都先送到嘴里，发现不能吃再给扔掉”。奥罗拉还产生了一种典型的、更加稳定的情绪性影响，同时还伴随着一种对丧失的恐惧，并且“性唤起增加，其形式涉及异性恋、同性恋以及自恋行为”。这些实验表明了鲜为人知的结果，即颞叶似乎涉及情感和性欲。这对记忆似乎也有影响，至少记忆的缺失会导致奥罗拉的“精神性失明”，她无法辨认出先前有所认知的事物。不过，应该如何精确地解释这些发现，还很难弄清楚。毕竟，奥罗拉不能说话。

在布西和克鲁尔一道进行他们的麦斯卡林研究时，他收到了来自富尔顿对他新近论文的祝贺信，这篇论文记载了布西对人类颈动脉窦神经的实验性损伤。“这些观察结果极其有趣，正如你文章中所做的很多事一样，它们证明了一次非凡的契机，证明了所有富有进取心、机警的神经外科医生都必须做这类意义深刻的生理学工作。”而后富尔顿给了他这个前任门生一点建议，告诉他如果有任何“研究新东西”的意向，他可以转而关注瓦尔特·弗里曼和詹姆斯·瓦茨刚刚在美国展开的额叶切除术。他的建议中对这个炙手可热的项目如此描述：“我想在大概一年之内，额叶切除会在一段时间内主导神经外科，而我相信这领域里的每个人都可以分得一席之地。”

事实证明，富尔顿同时给了许多人这样的提议，也用了差不多一样的措辞。在他给另一位前任门生的信里，他说，他认为额叶切除术“将会成为一种极其重要的手术”，他“非常愿意有人能够留在纽黑文（New Haven）来为此打下基础，并做一些此类的案例研究。”他又补充道，“我很确信，这种手术是经得起检验的。”

约翰·富尔顿的努力对于额叶切除术的传播的影响难以估量。他是那个时代最著名的生理学家，所以他的话语会为一个刚刚萌芽的、还处于边缘状态的手术赋予新的社会地位。富尔顿力荐的原因，可能是因为额叶切除的灵感源于他自己对黑猩猩的研究，所以额叶切除的崛起不可避免地能够让他自己步步高升。不过若是说他的努力完全出于私心，这倒也不太公平。富尔顿是有点儿自负，但他也是一个充满激情的科学家。他对大脑求知若渴，为了其职业生涯，他可以做任何事，他对成千上万的猿类、猴子和大小老鼠进行了数以百计的实验，都是为了服务于他的追求。而现在，若是抓住这突然的机遇，精神外科就会为这条研究道路提供一个全新的范式，涉及一个完全不同的物种。

布西像大多数同辈人一样，热情地回应了富尔顿的建议。“我一直对您所说到的精神领域的手术很感兴趣，”几天后他收到了富尔顿的回信。弗里曼跟瓦茨在美国开始进行额叶切除术，这对布西来说是个新闻，而他对富尔顿说，“也不乏这种可能，我们也能在不久后做点类似的事。”布西还明确表示，他将在一定程度上开始投入精神外科的实践，届时还需要富尔顿的指导。“当然，我们还在探索中，最开始我们得从心理学和生理学的角度研究这些人，并找出他们在什么方面被手术所改变了。在我看来，当前最可能收效的就是从研究的立场入手。”

随着他与富尔顿的进一步联络，布西又表达出了他的几条告诫。

首先，尽管人类相比其他的实验对象有一定的优势，但也有着一定的缺陷。比如，要做额叶切除术的病人是……嗯，都是病人。

“在动物实验中，”布西写道，“我们可以假定实验开始时，这个生物是正常的。至少，这是我们动物实验很重要的一个前提。但至少在目前而言，在人类实验中，从来没有这些前提。”布西指出，历史上确有例外，比如说“在古埃及，罪犯会被用以活体解剖”，但是在当今，“当这些病人受到关注，我们所做的所有实验都是疾病康复的附属物，或者说疾病的疗法。仅仅为这一点，患者们才可能自愿成为实验对象。”

还有神经外科医生本身的问题。布西很感激富尔顿对新一辈研究者的激励，建议他们的兴趣点应该不仅限于“纯粹的结构”，但他也担心其中一些外科医生会行骗。他担心那些野心很大，但心思大意的人，他们“没有真正的研究经验，他们也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科学方法或手段。因此他们不懂得控制”。

最后，就是实验功用的问题，即额叶切除术作为一种治疗方法，它的成本和收益还是难以衡量。1948年，一位名叫哥斯塔·吕兰德（Gosta Rylander）的瑞典著名神经外科医生用一种主观的方法，基于对额叶切除术病人家属的大规模访谈，发表文章对手术进行了批判。令人恐惧的是，访谈描述了病人们经历了一种微妙却颠覆性的巨变。正如一个年轻女人的母亲所说，“她的确还是我女儿，却变得完全不同于从前。她的肉体还跟我在一块儿，但灵魂好像消解了。”吕兰德的文章在神经外科领域引起了轩然大波，布西也因此给富尔顿写了一封委婉但直言不讳的信。“吕兰德的论断显然是正确的，”布西写道，“没有被自己的热情所蒙蔽的聪明人绝不会质疑这些结论。在某些情况下，额叶切除术的确是个很有价值的手术。但是这个过程需要付出代价。”

富尔顿做出的回应比较保守，“就像你说的，改善就需要高昂的代价，”他写道，但“这正是我们康涅狄格叶切断术委员会正试图去分析的。比彻·斯科维尔在对下切9区和10区的研究中有了一系列惊人的发现，他认为这种去除强迫症的手术方式并不激进，也并不会引起智力损伤。”

布西给富尔顿的回信中展现出了20世纪中叶神经科学领域中这奇怪而恐慌的一幕。一方面，富尔顿最初的实验室研究和后续的一系列倡导，使得精神外科得以崛起，这也催生出一个神经学探索的全新类型。疗养院突然允许神经外科医生和心理学家对他们的患者进行“无限制的访问”。而富尔顿和我外祖父这类人，抓住了开放访问这个绝佳的研究机会。但即便如此，也有保罗·布西和马克斯·兹恩德这样的实验学家，他们担心事情会进展过快，越轨甚远。

即使富尔顿也有着和兹恩德一样的担忧，怀疑着疗养院中研究的科学效果，但他从未表现出来过。相反，在兹恩德辞职后，富尔顿还在给我外祖父的一封信里批判了兹恩德一通。“我认为兹恩德医生是站在科学角度，对研究接受过额叶切除术的病人有着真挚的兴趣，”他写道，“我也觉得他有能力，但他也证明了缺乏技术的头脑毫无用处。”他以一个乐观的论调作为信的结尾，“我相信，我们的额叶切除事业有着光明的未来，我非常感激您对我们额叶切除术这场冒险的兴趣与合作。”

富尔顿有理由保持乐观。媒体继续用热情洋溢的论调来描述额叶切除术，用“外科手术的魔力救了50个疯子”“跟拔牙差不多”这样的标题来编故事。退伍军人管理局（Veterans Administration）倡导将这种手术用于患有炮弹震颤的二战老兵，并在耶鲁大学等研究机构发起了额叶切除术研究。当然，即使是神经外科的最坚定捍卫者，也会察觉到这在本质上有些残忍。1948年，富尔顿实验室圣诞晚会的请柬上有幅卡通插画，富尔顿一手拿着没有额叶的脑子，一手拿着手术刀。晚间的娱乐环节，有一群研究生表演唱歌，并将自己的组合命名为“额叶切除四重唱”。

自从约翰·富尔顿的实验室工作启发了埃加斯·莫尼兹发明出额叶切除术，此后的15年里，大脑研究的整个大环境都有了深刻变革。虽然额叶切除的治疗价值仍不清晰，但其科学潜力却非常明确：人类不再被排除在脑损伤实验对象的范畴之外。这是一个根本性的转变。诸如菲尼亚斯·盖奇和叹先生一样的残缺的人，他们的损伤仅仅是因为偶然。而从今以后不再如此。到20世纪中叶，对人类大脑的破坏成了蓄意、有所预谋的做法，这同时也是更为临床的做法。

甚至可以说，甚至于保罗·布西，尽管非常谨慎且已经察觉到危险，但他也明白如今的研究者们已经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在他自己刚刚开始做额叶切除术不久，在1938年写给富尔顿的一封信中，他滔滔不绝地说起那种不能克制的激动，那种从满是猕猴的实验室，调动到满是智人的疗养院的激动之情。

“对人类来讲，”他写道，“没有什么比沦为实验动物更可悲了，因为他们会说话。”

【注释】

[1] 罗伯特·奥本海默，著名美籍犹太裔物理学家。

[2] 桑顿·怀尔德，美国作家。

[3] 阿尔弗雷德·A.克诺夫，美国出版业者，克诺夫出版社创始人。

[4] 即三甲氧苯乙胺，一种成瘾性致幻剂。

14

记忆复现

摘自1992年5月25日

病人H.M.和麻省理工学院一位研究员的一次面谈

研究员：你记不住事情有多久了？

H.M.：我自己也讲不清。我不能告诉你是因为我也不记得了。

研究员：哦，那你觉得这该以天计算？还是以周？或者以月，以年计算呢？

H.M.：呃……貌似我也并不能精确地基于这些时间单位来算……

研究员：那你有没有感觉到，你已经出问题一年多了？

H.M.：嗯，我想是的。大概有一年了，或许不止。因为我觉得我做了……我只是觉得我自己可能做了，呃，我可能做了个手术什么的。

研究员：嗯，是的吧。那跟我说说吧。

H.M.：呃，我记得，我不记得是在哪里做的了，是在……呃……

研究员：你还记得你医生的名字吗？

H.M.：并不记得了。

研究员：斯科维尔医生，这名字听起来很熟悉吗？

H.M.：熟悉，确实很耳熟。

研究员：那跟我说说斯科维尔医生吧。

H.M.：好吧，他，他……他总是到处跑来跑去。他做了，呃，给人做医学研究，各种各样的人，还有欧洲人呢！有富人，甚至还有电影明星。

研究员：你说得对。那你后来见过他吗？

H.M.：恩，我想我是见过的。见过好几次了……

研究员：是在医院见的？

H.M.：不，我第一次见是在他办公室。是在我去医院之前。

目前尚不清楚当时的第一次会面是在什么时候。我翻阅了我能找到的外祖父的所有论文，但是那次会面的记录好像并不存在。我本来猜测它可能发生在1943年，但好像又说不过去，因为那年外祖父还驻扎在华盛顿沃拉沃拉的军队医院里。因此，那次会面更可能是在1945年或1946年，战争刚结束不久。

那时亨利可能十八九岁，最多也就21岁吧，还是一个孩子。大概时间就是他从东哈特福德高中毕业后不久，最多毕业三年之后。在他的大学年鉴相册里，亨利引用了莎士比亚的作品《尤利乌斯·恺撒》（Julius Caesar）里一句话：“质朴的信仰用不着矫饰。”他只得在人群中看着他的同学们走过讲台，而自己却被勒令待在座位上，以防止那种具有扰乱性的癫痫发作。或许不久之后，他就开始了高中毕业后的第一份工作——在垃圾场打捞废金属。也或许他已经开始了第二份工作——在Ace电动马达公司，绕着铜线圈消磨着时光。在家里休息的时候，他会听罗伊·罗杰斯（Roy Rogers）的广播，或者看电视。他爱好收集枪支，他的确有那么几支，从来福枪到老式的燧发手枪都有。他带着这些枪到屋子后面的田里练习打靶。他想造一个铁路模型，但一直没能实现。不过他造了些飞机和汽车模型。他不能开车，也没几个朋友。

亨利的父母和他的保健医生哈维·戈达德（Harvey Goddard），尽一切可能对他的癫痫进行控制。但很显然，事情只是变得越来越糟，他发作得越发强烈而频繁了。几乎江郎才尽的戈达德建议他们求助于我外祖父，虽说外祖父不是个癫痫专家，但好歹是训练有素的神经学家，一定会比综合科医生对此有更深的见地。

应该是亨利的母亲或父亲陪着他去看病的。在我外祖父的办公室里，他们可能会相互握手和问候。或许莫莱森一家还精心打扮了一番。外祖父肯定也是和往常一样一丝不苟，他浓密的灰白头发向右边偏分，上了橄榄油，他帅气的蓝眼珠直率而好奇。也许电工古斯塔夫和我外祖父这个“机修工”闲聊了一会儿，发现他们在修修补补上有着一些共通之处。当然又或者没有。莫莱森家庭贫穷，职业也有些卑微。而我外祖父是一位著名的脑外科医生。他们有着明显的区别，有着财富、地位、教育和权力的鸿沟。

最终我外祖父回归正题，有条不紊地回顾了亨利的病史，试图找到一点儿或许可以解释他疾病的线索。他会问到莫莱森家族是否有其他癫痫病例，而他也会得知，亨利父亲的两个堂兄以及一个外甥也多少有点这种毛病，而这体现出了一种遗传因素。他也会问到，亨利是不是曾遭受过严重的头部创伤。他是不是曾经失去过知觉，或受到过任何暴力重击，令他的大脑造成了损害？

亨利会告诉他在很多年前的一个初秋7月，有一辆他没有留意到的自行车撞倒了他，给了他当头一击。也许他还会俯下身子，向我外祖父展示他前额上浅淡的疤痕。

即使这次会面有记录，但是它比起我外祖父的临床观察来说，也只是个微不足道的部分。病历从来不是个内省的地方，所以它不会提到任何由亨利的故事可能触发的个人记忆。即使亨利的自行车事故唤起了他自己人生中的第一次重大丧失，他也不会写下来。

为了了解那次丧失，我们得回溯到1875年2月24日，那天在布鲁克林（Brooklyn）的法庭上，美国历史上最耻辱性的一次审判已经接近尾声。首席辩护律师背后有着强大的团队，里面甚至包括未来的国务卿。他踱步在陪审团席前边的台子上，警告着坐在那儿的12个人，如果他们不判无罪释放，就将会作为“人类舞台上最悲剧的演员”而被后世人记住。与此同时，首席检察官对陪审团说，“你们裁决的结果，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整个基督教的完整性。”

被告是个牧师，名叫亨利·沃德·比彻（Henry Ward Beecher）。在那个位于布鲁克林高地的普利茅斯教堂（Plymouth Church）的讲道坛上，比彻因其雄辩地抵制奴隶制、经济不公以及不平等而掀起了一阵国内狂潮。他的一些惊人之举占据了报纸头条，比如他竞拍了一个年轻的奴隶，让他在教堂赚足了钱就赎身。而他那直率而强有力的演讲，为他赢得了诸如奥利弗·温德尔·霍尔姆斯（Oliver Wendell Holmes）以及尤利西斯·辛普森·格兰特（Ulysses SGrant）这样的倾慕者。1863年，比彻在英国发表了一系列演讲，劝服一些摇摆不定的英国公众，在南北战争中支持北方，亚伯拉罕·林肯说比彻是“古今难遇的智慧遗珠”。还告诉他的内阁成员说，如果北部获胜了，“只能有一个人有资格在萨姆特堡升旗，那就是比彻。因为没有比彻在英国的所作所为，可能连升旗的机会都不会有。”林肯对比彻的姐姐，即《汤姆叔叔的小屋》（Uncle Tom's Cabin）的作者哈里特·比彻·斯托（Harriet Beecher Stowe）也有着类似的敬意，据说林肯曾将她描述为“引发大战的小女子”。自19世纪70年代开始，比彻跻身成了全国最著名、最受人尊敬的人。

然后他被指控通奸。

原告是他的一个前友人，叫西奥多·蒂尔顿（Theodore Tilton），他声称比彻曾诱奸了他的妻子伊丽莎白，并且跟她偷情多年。比彻拒绝承认这一切，声称蒂尔顿只是一个绝望的勒索者。蒂尔顿在1876年提起了民事诉讼，这次审判引发了轰动：法庭里挤满了记者、证人以及好事者，《纽约时报》宣称，“自林肯去世后，我们想不出任何事情，像这个问题一样困扰着我们，那就是：亨利·沃德·比彻到底是不是个禽兽。”有许多街头小报用整个版面专门报道了这次审判。“图说比彻与蒂尔顿的丑闻。究其源头，理其脉络，观其审判！尽在50张插图的精美刻画。”其中一份小报的首页这样鼓吹着。大多数插画是关于法庭的审讯过程，卡通化的证人们在数小时的诘问后，使得真相变得更加扑朔迷离。还有些人在风流韵事的基础上进行了再创作。一张占满一版的图画，画着一个身穿飘逸裙子的女人，偷偷瞄着自己的肩膀，敲响了一座布鲁克林豪宅的门，图画的配文是：“伊丽莎白·R.蒂尔顿夫人在她的牧师亨利·沃德·比彻的房前叫门。那是1868年10月的第十个日子，正如她丈夫的证词，她第一次走向了堕落。”

不过这并没有确凿的证据。审讯中展示出的主要证据是一些比彻写给伊丽莎白、其丈夫以及他们共同熟人的信件。没有一封信可以算是明显的证据，不过许多信里都好像暗示着比彻掌控了什么可怕的秘密。比如有一封信是写给一位叫弗兰克·莫尔顿（Frank Moulton）的密友的，它被称作边缘信，比彻在里边描写了他内心的煎熬。“没有什么比这更糟了，我在对无尽黑暗的恐惧中耗了太长时间。”他写道。“我把死亡看得比世上任何一个朋友还要甜美。若我能看到破镜重圆，生活才会变得美好起来。但明明活在刀尖火口，绝望边缘，还要佯装自己是宁静而幸福的，这实在是令我忍无可忍……我尽力保持镇静，装得好像并没有陷入痛苦和纠结，就算遭受着该死的折磨，我也会在家人和朋友间表现得振作些。我常常彻夜难眠，却还是要为了礼拜日而保持兴奋和充满活力，这一切似乎都在说明，真相是不会浮于表面而被理解，其在神经系统的折磨和煎熬也是如此。”检察官称比彻痛苦的自省是他良心负疚的产物，而辩方认为，这些信只是一个无辜但过于敏感的人的情感流露。这些信件对一部分人来说是认罪，对另一部分人是辩解。这取决于怎么解读，这种解读方式会留给陪审团做决定。

这一天将尽时，比彻的首席法律顾问恳求陪审员们，一定要考虑他们决定的历史影响。“先生们，”他说道，“你们在这儿的判决，也代表着时代将对你们自身进行审判。你们在这里的所作所为永远不会消亡。即使这里的一幕幕都消逝了；即使这场审判的庭长会最终溘然长逝；即使你现在的位置由你的孩子，你的孙子所接替，远道而来的陌生人还是会看到这里，那个人会从这里被放归回世界，从这里摆脱阴霾和梦魇，那个人就是亨利·沃德·比彻。”

陪审员选择了无罪释放。

然而，比彻这个名字却没有完全摆脱阴影。有一些质疑是必然无法撼动的，伟大传教士那曾经无懈可击的威望永远地被质疑所玷污。不过，比彻家族仍然顽强地传承着他们的荣耀。我外祖父的父亲是比彻的孙子，他为自己的第三个儿子，取名为亨利·沃德·比彻·斯科维尔。

外祖父这位同叫亨利的弟弟，生于1909年，比外祖父小两岁。他们兄弟几个有着美好的童年，彼此亲密，也接近大自然：成长的过程中，他们经常去康涅狄格州的森林里，或去缅因州海岸的度假屋附近野营。他们的父亲会教他们认识所有树木、鸟类和他钟爱的蛇类的名称，还给他的儿子们取了些傻乎乎的绰号，用来当作探险中的代号。老大戈登变成了宝贝中尉，外祖父变成小蜜蜂少尉，而最小的亨利只是个亨利小兵。小蜜蜂和小兵亨利的关系特别亲密。他们是兄弟，也是最好的朋友。

外祖父在1924年8月离家去上大学，几个月后，家中传来了一个噩耗。一次意外发生了。亨利骑着自行车，被另一辆车撞了。他跌倒了，头部受到撞击。

他的弟弟亨利去世了。

而亨利现在就在那儿。

那是在我外祖父的办公室，是他们第一次会面。当亨利告诉他，自己经历的那次意外。那辆自行车，那次摔倒，那次头部的撞击……外祖父会想起他死去的弟弟吗？我们的大脑总是喜欢做这种跨越时空的情感联结。当某些东西忽然触发了对遥远过去的回忆时，记忆学者们会用一个词来描述这一瞬间：记忆复现。

这一点后来的确得到了证实：他开给亨利一种叫苯妥英钠（Dilantin）的抗癫痫药物。这种药的工作机制是，通过抑制大脑的电活动，从而减少癫痫发作的频率和强度。尽管它只是治疗其症状，不会治愈癫痫。他还回到哈特福德医院，为亨利预约了气脑造影图，那是当时最前沿的脑成像技术。这将有助我外祖父鉴别亨利的大脑皮层上有没有什么东西，比如说肿瘤之类的压迫着大脑，从而导致癫痫。有些东西是有形的，而有些是无形的。

而第二次的会面是有记录的。1946年9月4日，在去医院检查后，亨利换上了手术服，被带到楼上的一个房间里。房间里有一把像是宇航员训练用的椅子，上面满是绑带和锁扣，几乎可以无死角旋转，甚至整个翻转过来。亨利坐在椅子上，一位技术员绑住他，将他手臂固定在扶手上，用一个锁扣卡在下巴的下边，把他的头部固定在靠背上。椅子背面有一个开口，一根针刺进亨利的下背部，进入他脊柱的底部。这样的腰椎穿刺，可以使技术员完成两个事情：第一，他提取了亨利所有的脑脊液，像抽血一样用注射器抽出来。（尽管脑脊液是人体神经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保护并缓冲大脑和脊髓，但实际上可能比你想象的要少，成人平均只有约150毫升，也就是平常十个汤匙的量。）第二，技术员吸完了亨利的脑脊液，就要注入氧气进行代替。技术员必须得确保氧气完全扩散开，不仅要到亨利脑周围的区域，还要进入他的整个脑室，即平常充满脑脊液的所有角落。椅子慢慢升起来，旋转成不同的角度，使得氧气上升填满所有的缝隙。这个过程非常痛苦。头痛欲裂是气脑造影术不可避免的副作用。一个女人在经历手术后，得出了一个典型的结论：“这是我一生中最痛苦的经历……它可以作为军队酷刑的一个绝佳选择。”

气脑造影术的本质就是作用于头部的X射线，但它与标准类型X光有一个重要的不同之处。通常的X射线图像原理是，将一束射线作用在身体的某个部分，并在另一端放一张负片。辐射会透过软组织，但很容易被骨头这样高密度的物质挡住，所以最终的成像上，骨骼的形态是锐化的，而软组织则比较模糊。然而对大脑的X光就很有挑战性，因为承载大脑的脑脊液和大脑本身的密度非常相似，所以各种器官的轮廓就非常模糊。标准X射线能给出一个清晰可见的头骨，但是头骨之外的东西，就不可名状并且非常模糊了。发明于1919年的气脑造影术，就旨在克服这些局限性。

当技术员很满意地表示氧气已经完全取代了亨利的脑脊液时，他把椅子转回正面，打开了X射线。由于没了脑脊液的遮蔽，由此产生的图像比标准的X射线更加清晰。可以看到亨利的大脑外皮层错综复杂的褶皱，甚至隐约可见他大脑内的一些更深层次的结构。亨利接下来被带到医用病床上，他要在那儿待上两天，等着他的身体重新注满脑脊液，以及头疼慢慢消退。

外祖父看了气脑造影图，他看到的境况令人喜忧参半。喜的是没有迹象表明肿瘤或者大脑的什么缺陷导致了亨利的癫痫。而忧的是，这也就意味着导致其癫痫的原因仍然是个谜。他为亨利准备了第二次气脑造影，以防第一次错过了什么东西。然后给亨利开了一张洋洋洒洒的处方单子，大意是让他“永远服用苯妥英钠”。

“这是个新兴心理学和新传记作家的时代。前者用情结取代了原理，用禁欲取代了道德。而后者深信，过去所有的伟大威望都是泡影，都会很快被瓦解掉。”

那是我的曾外祖父，律师兼自然学家以及小说家小塞缪尔·斯科维尔（Samuel Scoville,Jr）于1927在《费城问询报》（Philadelphia Inquirer）上为了捍卫他外祖父亨利·沃德·比彻所撰写的文章。一本不加美化而畅销的比彻传记刚刚出版，书里把他描绘成一个习惯性的奸夫，一个堕入深渊的灵魂。我的曾外祖父掀起了一系列的反宣传活动，他向《纽约时报》《大西洋月刊》以及其他出版物疯狂投稿来攻击这本书。他指出作者曾如此专心地关注比彻故事中的负面元素，而根本无视积极向上的一面。他指出，任何试图理解他人毕生的人，都有责任全面地去看待那个人。

我在这些信件写成后近一个世纪才发现它们，当我读起这些信件时，脸都微微抽搐着。我已经开始研究外祖父的故事，试图抓住黑暗中那匆匆一瞥。那黑暗使我着迷，所有的这些疗养院、这些病变、这些支离破碎的人们都使我着迷，但是我也知道那封信是对的：很容易对一个死者进行评判，因为他们不能为自己辩驳。我们都不是绝对正义或邪恶的，大多数人都是两者兼而有之的，我的外祖父也不例外。

亨利回家了，而外祖父仍继续着他的工作。

当天晚些时候，也许他还得做一个手术。或许他切除了一个脑膜瘤，一个像只怪脾气螃蟹一样附着在脑子上的恶性肿瘤，或许他从被挤压在一起的脊椎之间梳理出了受损了的椎间盘，又或是集中精力为一位车祸伤者，在其大脑中可能致命的肿块上做了个紧急开颅手术，也许他使用了他诸多定制和专利工具中的某几样：比如用以撑开切口的斯科维尔牵开器，用于止住静脉血流的斯科维尔夹子，也许他救了一条生命，也许救了许多生命。这就是他的工作，而且他尽职尽责，又或者他错失了一条生命。他回天乏力时，总是坦率而诚实。而在那个时代，医疗事故诉讼还不要求医生承认自己的失误。外祖父的一位前同事仍记得一次手术失误后的一幕。外祖父不小心切开了病人的大脑中动脉，当血液喷射时，他试图用缝合线将其缝合，但为时已晚。手术室外，一个女人焦急地等待着好消息。我的外祖父径直朝她走去。

“女士，”他说，“我想我杀了你的丈夫。”

不过，他所救治的生命要比错失的多得多。

15

真空管和碎冰锥

1948年11月19日，生活研究所。

手术室的灯光明亮，定向地打在玛丽·科帕索（Marie Copasso）暴露出的头骨上。早些时候，助理护士佛罗伦斯·杜丁（Florence Dudin）剃掉了科帕索前边的头发，方便我外祖父用手术刀在额头上开一个半月形切口，然后把额头上的皮肤，像裹地毯一样的卷下来。血液已经被冲走，下边的白骨若隐若现。

一群人坐在高处的一个小小的观察室里，围观着手术的进行。科帕索的这场手术座无虚席，至少有24个人来观摩，他们大多数是神经外科医生。最为远道而来的两个，一位是埃本·亚历山大（Eben Alexander），他从家乡南卡罗莱纳来到哈特福德；以及乔治·麦肯齐（George McKenzie），他是位加拿大的一流外科医生，也是国际神经外科协会的现任主席，他从多伦多赶过来。跟亚历山大和麦肯齐一样，其他外科医生也很多是领域内的翘楚：巴克利、福克斯、日耳曼、莫尔特和惠特科姆。除了外科医生，还有许多精神病学家、神经学家以及一些做相关研究的科学家来到了这里。

其中最热切的一位观察者可能是瓦尔特·弗里曼，即把额叶切除引入美国的那个人。因为除了我的外祖父和玛丽·科帕索，弗里曼是这里最为紧张的人。那天在疗养院的手术之后引发了一系列的外科领域争论，而弗里曼和我的外祖父是互相对垒的两派。弗里曼站在观摩平台边沿上，目不转睛地盯着手术的进行，十分认真地看着我外祖父钻开玛丽·科帕索的头骨。

那个钻孔，即使是钻一个小小的洞，都是种昭示。在过去的几年里，外祖父租用了一间车库，它位于哈特福德市中心华盛顿大街和杰斐逊大街交叉口的美孚车站（Mobil）里面。近来他在车库里发现了一种叫做环钻的工具，也就是一个带着直径1.5英寸的圆环的钻头，它非常坚硬，足以穿透钢铁的车身。他突然想到，这样一种环钻可能很适合在头骨上开洞。外祖父把一个环钻加上说明，寄给了一家名叫科德曼和施德莱夫（Codman＆Shurtleff）的医疗器械制造商。商家为他专门定制了几个，并在之前的基础上稍加改造，使其钻透深度刚好是头骨的厚度，又不会触及脑膜（就是包裹着大脑的一层纤弱的薄膜）。现在他将一个环钻放在了科帕索一只眼睛上方的裸露头骨上，随即按下了钻头的开关，钻头立马飞速旋转起来，隐约可见，头骨上一些潮湿的钙质被卷了起来。这个电钻除了钻头是新的以外，它本身与外祖父用来在汽车上钻孔的电钻好像一模一样。

他将科帕索额头上钻下来的骨片取下来，又重新把电钻放到另一只眼睛上方，重复这个过程。完成之后，他把电钻放到一边，拿起手术刀，切开硬脑膜、蛛网膜和软脑膜，露出了科帕索那坑坑洼洼的前额叶表面。

这个手术室十分先进，所有墙面都贴着上了抗菌釉的洁白瓷砖。一个月前，手术室才被开放使用，它位于生活研究所新建的柏林盖姆大楼里，这栋楼在疗养院园区的北边，和柏林盖姆的研究大楼相邻。这是世界上第一间专门为神经外科所建的手术室。正如我外祖父的定制环钻那样，他的手术室也全部按照他的精确说明进行配备：里面有六个杀菌灯，两台犡射线观察箱，一个解凝机，一个可调节到任意角度且随意伸缩的手术台，它适用于任何体态身长的病人。

这个房间是负责人伯林盖姆对额叶切除术进行全面推动的一部分。自1938年来，生活研究所已经做了10年的额叶切除术了。而柏林盖姆认为，长期操作这个手术所获得的熟练感，让他获得了有关于如何照料神经外科病人的无与伦比的实践经验。在他看来，手术最基本的好处就是：它毁灭了病人之前的人格，让他这样开拓进取的精神病医生有了机会重建一个崭新而更好的人格。“脑白质切除术，”他写道，“是为建立一个更适宜的人格而‘扫除障碍’的。”

柏林盖姆着眼于扩展这种手术的用途，他在疗养院里面建立了一个独立的神经外科单位，这个单位从我外祖父的手术室伊始，后来发展为一整层楼的教室，以及同在这栋楼内的独立住宿病房。病人们要接受特殊的训练，以重新认识到社会期望。这些训练包括“针对良好的个人卫生问题的长期指导”。此外还有职业指导，甚至性取向的重新定位。有相当一部分病人被送往生活研究所是因为同性恋问题，柏林盖姆认为这是一种精神疾病，而且他相信在手术以后，同性恋病人的性取向会和人格一样可以灵活转化。早在1948年之前的一次精神病会议上，他就鼓吹至少有两个额叶切除病人的性取向被扭转了，有一个是“时常产生异性性交适应困难的年轻人”。术后的几个月，他在其他方面都有所改善，除了性方面。他被循序渐进引入了社交环境，这点让我们很满足，因为他现在已经学会了如何与女性举止优雅地相处。还有一个是“因为经历了不幸的爱情，从而诱发了疾病的女人”。术前和术后，她都恶意地对抗所有男性，而她最终的结果与收获都和之前那个年轻人一样。在这两个案例中，若是将这两个病人直接送回家，或是允许他们按照自己的倾向行事，他们又是否会自发完成再社会化呢？这很值得怀疑。

柏林盖姆对神经外科的影响，使他成为这个领域的领头人，同时也成为一个颇有争议的人物。早几个月前，在1948年美国精神病会议期间，委员会将柏林盖姆提名为协会主席的最佳候选人，而柏林盖姆的主席梦却因一位名叫乔治·斯蒂文森（George Stevenson）的候选人的反对而破灭了，斯蒂文森反对精神外科而倡导心理疗法。他抨击柏林盖姆在其生活研究所中太过着急地操起手术刀，而这些手术还并不具合法性，由此，他以压倒性优势打败柏林盖姆。不过，伯林盖姆对神经外科的信念，并未被这种挫折所动摇。

不久后，伯林盖姆开始对玛丽·科帕索的人格再造进行监督。首先，必须将她的旧个性摧毁，不过这个治疗环节不在柏林盖姆的职责之内。所以11月那一天，柏林盖姆只是作为观众之一，在观察台上看我外祖父手术。

外祖父还没提出来，助理护士就递给他一把细长的工具，这种工具叫做脑压板，看起来会让人想到鞋拔子，他将压板小心翼翼地伸进科帕索额头右侧的洞里。他翘起她的额叶半球，向里头窥探着。他正在寻找连接着下边眼窝处的那部分额叶，以及大脑更深层次结构的神经纤维。当他找到目标以后，他就会把另一种叫做抽吸导管的东西伸进去，那是一根纤细的电动真空管，可以将纤维吸出来。然后他把压板和导管收回来，放到另一侧的洞里去。

他工作起来十分严肃且迅速。他手术的时候总是有些暴躁，若是护士或助手有一丝马虎，他都会严厉地呵斥他们。他以手术精准为豪。而这也是这台手术的全部意义：精准。沃尔特·弗里曼和詹姆斯·瓦茨的标准额叶切除术的问题就在于太过草率。埃加斯·莫尼兹的手术，就是这种草率的恶果。他们给额叶中里带来了混乱。甚至连弗里曼自己也描述自己的手术“具有破坏性”。外祖父至今已经加入康涅狄格州联合额叶切除研究组两年了，虽然他很快就熟悉了传统的方法，毕竟这种方法还是整个研究的焦点，但与此同时，他还是对这种方法有些失望。虽然他现在也是个额叶切除的专家，有时候一天要做5台手术，但他开始觉得额叶切除术对前额叶的伤害太大了，会对人格及其功能产生隐伏而不可逆转的削弱。他相信无论额叶切除带来了什么好结果，这都是由于前额叶与其他脑区被简单粗暴地分离了。所以为什么不只关注这些纤维，而让额叶的其余部分保持完整呢？

这就是他这台手术的目的。他将其称为部分额叶切除术，或者叫眼眶环切术（orbital undercutting）。因为手术集中于眼窝处的前额叶下部。他已经练习这种新方法几个月了，不论是在生活研究所还是康涅狄格州的其他三个疗养院，他交替使用传统额叶切除术和他设计的这个新方法并比较结果。有传言称，这种方法最初的结果引发了轩然大波。约翰·富尔顿对黑猩猩的额叶切除引发了莫尼兹对人类的白质切除探索，而现在他对我外祖父的这项技术表现出了狂热的兴趣。富尔顿无法亲自莅临生活研究所观摩，因为他已经与华盛顿特区的卫生局局长有约在先，不过他实验室的许多研究者倒是都出席了这次观摩。

总之，手术花了大概一个小时。最后我外祖父将钻下的骨栓重新插回到科帕索的前额，并将它们缝合起来。护理员将她推到恢复室。她很快被推到同一幢楼的四层，这里是专为额叶切除术后病人提供的特殊病区，这里也囊括了负责人柏林盖姆的“神经外科病人再训练教室”。外祖父梳洗干净之后，回到了观众席间问候他的朋友和同事。

另一个女人躺上了刚才科帕索躺过的手术台。

轮到瓦尔特·弗里曼了。

弗里曼也一直努力在构思新的改良版白质切除术。像我外祖父在手术中使用了定制的车身环钻一样，弗里曼的方法也用到了一个完全颠覆原来用途的定制工具。只不过我外祖父的顿悟发生在车库，而弗里曼的顿悟则是在停尸房。

在弗里曼和詹姆斯·瓦茨看来，额叶切除术的关键不在于切断太多部分而对额叶造成损害，而在于手术过程太过冗杂难以执行。作为一种主流外科手术，它需要的不仅仅是在病人的颅骨上开个洞，还包括了所有并发症的出现、住院期间的投入以及很长的恢复期。而最令弗里曼沮丧的是，这种技术需要一个神经外科医生来操作。标准额叶切除术是弗里曼的构想，他也是最有发言权的倡导者。但是归根结底，在他的神经外科医生同事瓦茨进行手术实操时，他只能沦为一个手术室里的观察者。

而那天瓦茨并没有在场。

事实上，弗里曼和瓦茨已经有些疏远了，因为有一天，瓦茨偶然来到他们两个的办公室，非常惊恐地发现弗里曼在独自做手术，而这个新手术也正是现在他在疗养院展示给大家的。

他新方法的基本思想是无需穿透颅骨的壁垒，直接进入额叶。为了完善这种技术，弗里曼在乔治·华盛顿大学的太平间的尸体上演练，直到他找到那个最小阻力点：位于眼窝背后的眶骨。头骨的大部分是厚实坚硬的，而这片区域相对纤薄而脆弱些。在太平间里，他试验了几种现有的外科手术工具，想找到足够细小的东西在不伤害眼睛的情况下抵达眶骨，而又足够坚硬可以刺穿眶骨。他屡战屡败，因为这些工具的尖端总会将骨头折断，这对一个活人来说是致命的灾难。

而后弗里曼想出了一个主意。他想到一种足够纤细而坚硬的工具，或许是能穿透眼窝的不二之选。

手术台上的那个女人叫做丽贝卡·亚当斯（Rebecca Adams）。她被用皮带固定在手术台上，一个电休克治疗仪的电极附在她的前额上。有人打开了发电机开关，迸发出一股电流使亚当斯一阵痉挛，皮带因此剧烈绷起，她立马失去了意识。弗里曼移开了电极。

弗里曼拿起了起他的碎冰锥。

这并没有用多长时间。

他拉起丽贝卡的一只眼睑，将碎冰锥从她眼球上方刺进去，来回滑动直到受到眶骨的阻抗才停下。他用小锤把碎冰锥敲进去，将其推进到额叶里大概3寸的样子。一旦其达到那个深度，他便快速地来回挫动碎冰锥，在一个略低于其颅骨的平面上进行着。然后他又将碎冰锥拉回到原来的位置，照原路退了出来。他将冰锥擦拭干净，又重复在亚当斯的另一只眼睛如此操作。正如他早些时候开创的标准额叶切除术，这个手术也有先天性的不精确，因为他并不能看到他想要斩断的连接，只能仅仅期待冰锥在大脑中旋转便可以切断它们。而精确本就不是他的目标。经眶额叶切除术（transorbital lobotomy），正如他对手术的命名一样，其目的就是快速、简易。他相信，之所以神经外科不受主流大众的认可，就是因为它包含着一种重要且昂贵的医学技术，需要神经外科医生和一众医务人员的参与。相比之下，经眶额叶切除术可以由任何人在任何地方执行。弗里曼认为，他可以对任何有能力的精神病医生进行培训，用一个下午教会他们如何做碎冰锥额叶切除术。他设想未来某天，或许患者治愈精神疾病会比拔一颗坏牙还要简单。

整个手术，从放上电极到取出碎冰锥，不会超过15分钟。很快，丽贝卡·亚当斯开始颤动。暗色的瘀伤在她眼睛下面形成，不过她身体的其他部位，至少在生理上是没什么变化的。

当我透过那积满灰尘的外科日志和旧信件回顾那漫长的一天时，我很想问问，疗养院的管理者是否和里面的患者一样疯狂。从现在的角度来看，可以认为那些外科医生、精神病医生和管理者，他们所有人都在无法无天地、疯狂地践踏他人大脑中那脆弱的领地。

但是你无法召唤出鬼魂来对质。此外，疯狂往往意味着真实的崩溃，意味着理性的丧失。不过这就是另一回事了。那些在手术室里的人，和看台上观察的人一样，都是我们印象中的那种通情达理、睿智、理智的人。他们的动机在大多数情况下简单而直接。

那儿有瓦尔特·弗里曼，一位著名的外科医生的儿子，他努力使自己成为伟大的人。那儿还有查尔斯·柏林盖姆，一位因创新疗法而著名的疗养院负责人，为其信念耗费了一生。那儿有诸多观众，集合了外科医生、精神病学家和心理学家。他们有的在观看治疗的前景，有的在亲历科学的潜力，也有人两者兼具。

而那儿也有我的外祖父。

他的动机或许比大多数人要更复杂。首先，他对医学研究的热情往往等同于他对纯粹的治疗艺术的兴趣。他那实验性的好奇心连贯成了一条线，从他早期对侏儒的肾上腺素失调的痴迷，到后期对疗养院的患者额叶的攻克，你可以一直追溯这条线索。到1948年，他作为一位医生和一位科学家之间的工作界限变得模糊了。比如，在那天手术对决的前几周，他正在为一篇向全世界宣布他手术的论文做最后的润色。论文的标题是《作为人类前额叶功能矫正与研究的选择性眼眶环切术》（Selective Orbital Undercutting as a Means of Modifying and Studying Frontal Lobe Functionin Man），文章完美地诠释了我外祖父心目中医学实践与医学研究的奇怪重叠方式。他对额叶切除术更为精准的手术方法，为他对大脑的任意转变打开了一幅全新的前景，同时他也希望这套新方法能够为病人带来裨益，他还深知这种方法为阐明大脑的功能提供了一种诱人而新颖的契机。而就在不久前，实验性的手段还只局限在动物身上。

在他那个时代，大量的神经外科医生也逾越了实践与研究的界限，只不过没人有我外祖父那样，对神经外科迸发出强烈的热情。到1948年，他已经成为史上最多产的额叶切除者之一，仅次于瓦尔特·弗里曼。虽然外祖父还在神经外科的其他分支学科上投入了他的研发热情，比如脊柱创伤的治疗、肿瘤切除、动脉瘤夹闭……但精神外科已经成为他最主要的兴趣所在。

他从不提及这种热诚的来源，起码不会公开谈论。我能意识到的明确透露只有一次，20世纪90年代的一次私密讨论会上，他写给我舅舅彼得，即他二儿子的一张便笺上透露了一次。彼得跟外祖父的关系一度很差，这个便笺很明显是写于一些争吵之后。“我不断地对你蛮横，只希望让你强大起来，这样你以后可以不依靠我或其他人的庇护而独立了。我不会在旧事重提了。”外祖父写道。他们的争论点显然与我外祖母有关，在信中外祖父称她为“E”，那是“艾米丽”的简称。

"E患上了比较严重的原发性的疾病，而这种疾病并不是环境所致的，”外祖父写道。“我不想讨论这个，但你得相信我，我都在精神疾病的研究和手术上花了20年了，就是希望能够为治愈这种疾病做点儿贡献，而这是因为E的缘故。”

那一天之内，又有两个女人被推进手术展示室。瓦尔特·弗里曼执行了另一个经眶额叶切除术，而我外祖父也做了最后一例眼眶环切术。到下午两点，最后一个病人被推了出去，人们起身准备离开疗养院。不久之后，他们汇集在哈特福德市中心的校友俱乐部共进晚餐并展开讨论。

那天的精神外科会议，跟生活研究所举办的手术观摩一样，表面上的理由是回顾和评估康涅狄格州额叶切除术联合研究的初步成果。其中数据令人印象深刻：在之前两年，该研究项目得到赞助，为康涅狄格的大大小小疗养院的550名男女进行了额叶切除术。用某些标准来衡量，这些额叶切除术的临床结果令人振奋：有的病人离开疗养院出院回家了，其他的至少变得更加稳定，更易于工作人员来管理。在康涅狄格州州立医院院长耶伯里于1948年所写的年度报告中的一篇记录里，他在指出其疗养院的现状仍是人员不足，疗养院的条件仍然“对病人及其家庭很不公平，并且依然是州里一个很大的经济负担”之后，又接着抛出了与其对立的乐观态度。“而另一方面，这两年也有一些可喜的改观。最引人注目的便是前额叶切除术的引进。”这份报告又接着列举了很多有趣的事实，来形容其疗养院对该手术的迅速采纳，包括谈到过去一年中接受额叶切除的病人比装假牙的还多。

然而，传统额叶切除术的缺陷已经愈发为人所知，因此人们更加渴望一种新的治疗取向。精神外科正处于一个十字路口，而我外祖父与瓦尔特·弗里曼，演绎了两种截然不同的道路。外祖父的“部分额叶切除术”有更强的技术性，更加复杂而精确，需要一位熟练的神经外科医生及其灵敏的双手。而弗里曼的手术则相反：任何人都可以做到。毕竟，弗里曼自己就没有接受过任何一种外科训练。实际上他刚刚执行的手术，在技术层面是非法的。因为他在康涅狄格州（或者说任何其他的地方）没有从事外科手术的资质。

晚宴的争论是如何展开的并没有相关记录。不过，从外祖父和弗里曼后续的文章中可以找到有关于他们争论的交锋点的一些相关线索。“尽管它极端简单朴素，”外祖父写道，弗里曼的经眶额叶切除术是“不可取的”，因为“它完全缺乏精确度。”他还尖锐地补充道，即使这样一种额叶切除术成为可行性选择，它“也该由外科医生而不是一个精神病医生来执行”。而瓦尔特·弗里曼的观点，鉴于自己的方法根本上的盲目性和粗糙性，就显得多少有点儿怪诞。他批评我外祖父在使用眼眶环切术时使用吸导管就不如手术刀那么精确，还嘲讽说那就像是“在用一个真空吸尘器去吸浴缸里的意大利面”。

毫无疑问，在那天那个主要面向神经外科医生的比拼中，我外祖父略胜一筹。归根结底，弗里曼的方法等于直接要抢他们的饭碗，因为他将这手术的执行权从神经外科向外行扩大了。而且，暂且不说在额叶切除过程中，使用碎冰锥这种盲目而极具破坏力的工具所带来的问题，手术的速度和简易性也难以服众，许多人跟弗里曼那日渐疏远的搭档詹姆斯·瓦特一样，也从内心深处对经眶额叶切除术感到恐惧。约翰·富尔顿在写给弗里曼的信件中，精准地把握了大众对其新方法的观点，“你怎么不用猎枪呢？那不是更快些。”尽管疗养院向整个美国引入了额叶切除术，但自那天以后，弗里曼感觉自己被排除在了神经外科派系的核心地带之外。

不过从另一方面来说，这两方又都是赢家。弗里曼或许不能够战胜神经外科医生，但他也并不需要战胜他们。他和诸多着急的精神病医生同事很快就举起了碎冰锥疗法的大旗。在接下来的十多年里，弗里曼在一辆他称之为“流动额叶切除术”的野营车里，巡回于全国的疗养院。他执行了2400多个经眶额叶切除手术，有时候一天要做25个之多。

外祖父的眼眶环切术，一方面迅速取代了旧的弗里曼-瓦茨法，成为神经外科领域最受欢迎的额叶切除手术。不过我们同样要清楚的是，选择性额叶切除术第一种形态仅仅是一个开始。事实上在那天以后，不论我外祖父何时做一次眼眶环切术，撬起前额叶去获取下面的神经，他都不仅仅关注额叶里他的目标神经束，还会顺带瞥一眼它们之外的更深层结构。特别是那神秘莫测的内侧颞叶区域及其复杂的网状结构，它们的用途至今未知，其中包括沟回、杏仁核、内嗅皮层，以及海马。

一位与我外祖父私交最好的神经外科医生跟他说，“比尔，我对你唯一的诟病就是，你从不做两次相同的手术。”外祖父以多面手的形象著称，是手术室里不知疲倦的探险家。他从不会满足于现存的技术与方法，即使那是他自己发明的。

或许有一点是必然的，即他一旦发现了新的未知领域，他就会努力到达那里。

16

她被带入了大海

那位心理学家跟他讲了一个故事，让他仔细听。她正读着放在自己腿上的一本小册子，操着浓重的英式口音，认真地读着每个单词。

“安娜·汤普森（Anna Thompson），”她说道，“是南波士顿一栋写字楼里面的清洁女工，她向市政厅报案说，她前一天晚上在道富银行（State Street）那栋楼被抢走了15美元。她有四个年幼的孩子，房租也到期了，他们已经两天没吃饭了。那位官员被女人的故事打动了，补偿给了她一个钱包。”

那个人聚精会神地听着，脸上带着焦虑的表情，他也就是后来闻名世界的病人P.B.。P.B.是位48岁的土木工程师，那次测试发生在1951年10月23日。在过去的13年里，他一直遭受着癫痫反复发作的困扰。全身性大发作是公众比较熟悉的能和癫痫症联结起来的症状，而与此不同，他的发作类型被称作精神运动癫痫。精神运动性癫痫的病人会短暂地失去意识，可能会机械地重复一个无意义的动作，或者是重复地说着简单的词，也可能只是站着一动不动。在癫痫发作期间，病人会完全处于茫然，而整个过程持续大概不到一分钟。在这土木工程师的病例中，他的发作往往始于一种懵懂般的感觉，周遭的世界会突然变得荒诞不经，现实也会以一种不可言说的方式变得不真实。然后，他随即会失去意识。他会瞪着前方，咀嚼一般地动着嘴，用双手摸索着空气。这一切将会持续几分钟。这人还是个业余的气象学家，他在屋外放了个晴雨表，习惯对天气作日常的记录。若是在家里发病，他会走到门廊上，在失去意识的期间检查他的晴雨表并做下精确的记录，尽管他发完病以后从来不记得这些。

他在五年前做了第一次手术。外科医生切去了他大脑中的一块小部分，我们称之为内侧颞叶。手术并没有什么显性的不利影响，但它也并不能说是成功的：他离开医院后不久，癫痫就又复发了。所以他又回到了蒙特利尔神经学研究所（Montreal Neurological Institute），进行第二次手术。这一次，还是那位外科医生，进行了更大范围的切除，损伤了他更大部分的大脑。如今，三个星期之后，这位名叫布伦达·米尔纳（Brenda Milner）的心理学家正在对他进行测验，看他的第二次手术是否造成了功能性的缺陷。

最初的结果的确很好。他看上去没有出现任何常见的术后失语症，脑外科手术后的病人很容易患上这种病症。也就是说，他说起话来毫不费力。用韦氏智力量表测下来，他的智商还略有上升，从119涨到了120，这倒也不会完全出人意料。癫痫发作往往会让人有点懵，而手术之后症状的减轻往往会带来更加清晰的思路。无论如何，这两个数字都表示一种明显高于平均值的、比较卓越的智力水平。接着她开始测试病人的记忆力。跟智商一样，记忆力往往也会受手术的影响。向他读完那个被抢劫者的故事后，米尔纳让他重述他所记得的每一个细节。

他停顿了一会儿，整理了一下思路就开始了。

米尔纳作了如下记录，“虽然故事的主旨保留了下来，”但很明显，“所有精确的人名、地点和数字都缺失掉了。”她马上又给他读了另一个故事，再次让他认真听完后复述给她。

“一艘名为纽约号的美国邮轮，”她读道，“周一晚上在利物浦附近撞到水雷。尽管受到令人眩目的暴风雪与黑暗的夹击，船在汹涌的海面上颠簸得像个软木塞子，但包括18名女性在内的60名乘客全都获救了。第二天，他们由一艘英国邮轮带进了港口。”

病人向她复数的第二个故事如下：

“美国邮轮纽约号在利物浦附近撞到水雷，当时下着茫茫大雪。人们都试图乘船去港口，但一切都是徒劳，那种巨大绝望感迟迟不能散去。”

米尔纳表示，他那个版本的故事“一开始是准确的，但在第一句话之后，思路就走偏了，于是整个故事都变得面目全非了”。

然后她又问他，关于第一个故事，他还记得些什么。

他一个词都记不住了。他告诉米尔纳说，这是因为他“精力过于集中在第二个故事，”并且补充说，因而为记住第一个故事“制造出了可怕的困惑和混乱。”

他们又转而做一些别的测试，测试大概需要五分钟来完成。而后，米尔纳问他，关于之前自己讲的两个故事，他还能记得多少。

他茫然地看着米尔纳。

他一点儿也不记得米尔纳向他读过什么故事了。

布伦达·米尔纳自己曾乘坐一辆满载着矿石的美国邮轮上从英国的海岸出发，开始了一段航程。在1944年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她和她的丈夫彼得离开了他们在英国的家，启程前往北美。到了晚上，开放的海域中，任何光亮都会令他们被德军的U型潜艇盯上，因此船长命令他们关掉一切电源，蜡烛都不能点。他们向西行进了一个多星期，曲线行驶在月光下的海面上，避免船的路线被预测到。当他们抵达波士顿后，看到那辉耀的天际，米尔纳感到有点晕眩，她沉醉于那种光亮里，并因为一种突如其来的安全感与可能性而激动不已。之前一年，她与电气工程师彼得一同在英国一个受隔离的军用雷达研究中心工作。他们一直要与一种担忧做斗争，担心二人会被绑架，会被送出边境去为德意志工作，据传这种事情已经发生在同盟国许多前途无量的年轻科学家身上了。才华的确也会让你成为众矢之的。

米尔纳于1918年出生在曼彻斯特，她在一座周围满是飞燕草的老房子里长大。她的父亲是一位音乐评论家兼钢琴老师，她的母亲曾是她父亲的学生，他们年龄相差26岁。父亲比较特殊的工作时间让他有时间跟女儿待在一起，与她徜徉在莎士比亚、德语和数学里。父亲一直让她在家自学到7岁，那年父亲因肺结核而去世。她守寡的母亲把米尔纳送到一间女子寄宿学校，她在那儿表现得非常出色。后来她进入剑桥大学，本想学习哲学但最终选择了心理学。主要是因为她认为心理学家要比哲学家有更多的工作机会。

她于1939年毕业，并以优异的考试成绩获得了奖学金，这使她可以在剑桥额外做两年研究。刚开始，她在那儿研究的是感觉冲突，感觉冲突会发生在外部线索与内部线索不协调的时候，比如说，有时候你的本体感觉告诉你自己站直了，但会有一种视觉上的错觉让你看起来像是往左倾斜。1939年9月，战争的突然爆发使得那个项目中止了。米尔纳和她的剑桥同事被分配去另一个项目工作，即设计一套心理学能力测验，据说是要帮助军队选定哪些新兵适合做投弹手，哪些新兵适合做轰炸机飞行员。1941年她又被重新分配了一次，被送到一个雷达研究中心，也就是在那儿，她遇到了彼得。1944年，彼得出人意料地跟她说了两句话：第一句是他要被调到蒙特利尔的原子能研究机构去了；第二句是，他想要米尔纳嫁给他，陪他一块儿过去。

这对新婚夫妇在波士顿吃了一顿厚切牛排和冰淇淋的晚餐，又在科普利广场酒店（Copley Plaza hotel）住了一晚后就动身向北，去往蒙特利尔。语言是米尔纳的一个优势，当她丈夫整天忙于把物质转化为能量的高精尖问题时，她在一家法语大学谋了个编制外的工作，为本科生讲授实验心理学基础。她发现自己的法语提升迅速，但是研究却荒废了。米尔纳在附近的麦吉尔大学（McGill University）和唐纳德·赫布（Donald Hebb）一起参加了一个研讨会之后，她的热情被激发出来了，她决定去申请麦吉尔大学心理学系的博士生项目。赫布是个心理学家，当时他刚写了《行为的组织》（Organization of Behavior），这本著作假定人类行为的各个方面都可以在大脑神经回路的基础上得以理解，后来这本书很快成为经典。就这样，赫布成为她的导师兼顾问，赫布在1950年6月告知她，附近的蒙特利尔神经学研究所有一个独立研究项目的机会。

这间研究所的俗名就是“神经”，它是加拿大神经外科领域最具盛名的核心地带。他的领袖是加拿大最著名的神经外科医生，一位名叫怀尔德·潘菲尔德（Wilder Penfield）的美国移民，他有点傲慢。但潘菲尔德已经开创了治疗癫痫的新晋手术方法，其目标涉及大脑中的颞叶。由于颞叶的一般机能当时还是个谜，潘菲尔德认为最好有一个心理学家可以对病人手术前后的状况进行研究，观察他的手术干预相对于纯粹的治疗效应，是否有什么显著改变。他只有一个研究员名额。赫布告诉米尔纳，只要她想要，这个工作就归她了。

布伦达·米尔纳倾尽其学术生涯，试图对人类颅骨黑匣子中到底发生了什么进行更深刻的理解。当她去到“神经”工作后，那个黑匣子第一次向她敞开了。

1892年，在纽约神经学会的一次会议上，一位名叫约瑟·普莱斯（Joseph Price）的著名医生发表了一篇名为《对癫痫的手术治疗》（The Surgical Treatment of Epilepsy）的文章。这篇文章后来被刊登在了《神经与精神疾病杂志》（Journal of Nervous and Mental Disease）上。普莱斯在介绍中阐释了一代又一代的医生们如何经历了漫长而艰险的道路，努力治愈这种顽固而古老的疾病。“从治疗的角度来看它的历史，”他写道，“癫痫一直背负着一种藐视，那是至高无上的迷信对一切科学医学资源的藐视。其治疗一直是始于尝试，终于失望。所以癫痫一直是医学界的奇耻大辱之一。”

然而，我们有理由乐观起来了。理性的时代业已到来，迷信也在渐渐式微。普莱斯宣布，疾病的主要成因终于快被揭开。

“它是由放荡所导致的，”他说。“年轻的寡妇是高发人群，除了生理因素之外，其起源还能追溯到催情的歌曲以及某些刺激物，比如巧克力和咖啡。”普莱斯补充道，手淫行为也与许多癫痫病例有高相关，对这种情况有个很简单的补救办法。“有一种对于女性癫痫进行缓解的手术方法正在长期实验中。”他指出，“我的治疗样本显示，有高达73%的个案通过阴蒂切除术消除了手淫行为。这无疑让这种假设理应得到认可。”

不过普莱斯指出，并不是所有的癫痫病都源于性欲。有些癫痫的发作表现为出现一种喉音，这是一种嗓子里发出来的震动式噪音。这给外科医生提供了一个明显的攻克目标。“气管切开术，”他说道，“是由马歇尔·霍尔（Marshall Hall）及其同僚们所倡导的，只限于针对在喉头处出现的抽搐。”他还列举了其他手术方法，包括男性的阉割和女性的卵巢切除，他指出这些手术可以有益于这些癫痫患者，以及他们所处的社会环境。“到目前为止，对癫痫患者性功能的去除受到了重视，”他继续说道，“我不明白有什么理由要对这样一种倡导感到愧疚。毋庸置疑，这是对社会的一种保护，不仅杜绝了癫痫患者结婚，更保证他们无法生育。”左臂截肢术也获得了偶然的成功，还有一些非手术治疗，比如说服用颠茄，那是一种来自欧洲的植物毒素；还有箭毒，那是来自南美的植物毒素。另外水蛭的使用也表现出了其疗效。

普莱斯在文章中把药物和手术治疗都写到了，不过他更侧重于提倡手术方法。“手术是最有竞争力的，”他写道，“研究者们对71个案例进行了药物治疗，又对另一批的71个案例进行了手术治疗，据我所收集的数据显示，手术治疗有着很集中的优势。至少这四种手术都有明显的疗效，而药物治疗组有相当一部分完全无效，甚至有些人的病情恶化了。或许有比我更偏爱于统计工作的人，会给出更精确的百分比数字。”

当布伦达·米尔纳在60年后到达蒙特利尔神经学研究所，对癫痫的治疗还是通过各种药物和手术方法，不过这些药物和手术经过了更替。此时，医生们将目光锁定在了疾病的真正原因上，事实证明病因不在喉咙，也不在四肢上。恰恰相反，这家现代医学机构重新发现，正如希波克拉底早在2400年前预言的那样，“大脑才是这种病症的根源。”

癫痫是一种脑部疾病，这个事实在如今显而易见。但这个事实的证明却历经坎坷。而我们又一次地从大脑受损的有缺陷男女身上，发现了我们自己大脑的机能。1861年，在对单音节词重复的病人叹先生进行大脑尸检后，法国医生保罗·布洛卡为神经学家们提供了清晰的一手证据。这个案例是个特别的教材，表明语音定位于大脑皮层一个特定的区域，而不久后那些对癫痫的病源感兴趣的医生就正确地推测出了，癫痫这种常常持续引起语言和运动惊厥的疾病，也可能源于大脑相关部分的损伤。同样在19世纪末，补充了这种发现的进展在于，在对活的人和动物裸露的大脑部位进行电击后，人们发现这也会导致自动化的生理抽搐反应，即电击大脑表面的特定部分，病人的手指可能会抽搐。而电击另一个部分可能会导致其二头肌收缩。医生们渐渐产生出这样的观念——癫痫有时源于某种刺激，就像遭到电击之后，大脑的某些部分会自发地发生短路。他们猜测，这种惊厥可能是由肿瘤或疤痕组织，或其他的大脑损伤导致的。对病人的癫痫症状所进行的仔细观察，可以为医生寻找这个“癫痫中心”提供些线索，比如说，如果病人左半身抽搐，或许有理由相信他们的大脑右半球发生异常。而外科医生就只要把病人的右半脑颅骨打开，到处检查以寻找损伤。一旦他们发现问题，就会将那部分抽取出来。

最终，外科医生开始在手术期间使用电刺激，这有助于他们在进行不可逆的切除之前确定大脑的各机能的分区。这样可以保证他们不会误切，比如说不小心把病人的听觉、味觉或是视觉区域给切掉了。用电刺激大脑不但成为令脑外科手术更为安全的重要环节，也成为一种核心工具来探索精妙的器官定位。神经外科医生成为神经制图师，他们所做的不仅是勾勒出运动皮层的轮廓，还涉及皮层中所有复杂的分化，细化到哪一个脑区对手指进行控制，哪一个脑区对脚趾进行控制。

当布伦达·米尔纳在1950年到蒙特利尔神经学研究所时，那里的创始人兼首席外科医生怀尔德·潘菲尔德已经成为神经制图师之王。

与所有对大脑工作机制感兴趣的人一样，米尔纳也拜读并研究过怀尔德·潘菲尔德的“小矮人”插画。这些插图发表在潘菲尔德最畅销的著作《人类的大脑皮层》（Cerebral Cortex of Man）上，并被许多学术或大众刊物所转载，这些插画简洁而有力地对神经解剖学研究进行了指导。插画分为两个图，都是一个奇怪的人类卡通形象，覆盖在另一个大脑区域图上。在第一个图中，这个人代表着运动皮层，那是一条只有3/4英寸宽的狭长神经纤维，拱悬在一个脑半球上面，中间部分微微向下弯曲，又接着连到另一个半球上。由于大脑两侧的运动皮层大抵相同，因此潘菲尔德的图只显示了一边半球。在其最顶端，他的小矮人将脚趾头插在两个半球之间的沟裂里面，这条就是所谓的中央沟，这样表示是因为皮层的这个部分受到电刺激时，潘菲尔德的病人脚趾头会抽动。按照连孩童都知道的顺序，接下来应该是脚踝，膝盖、臀部，然后是躯干，一直到矮人的肩膀，它有点儿向右边靠，因为大脑的顶部明显地倾斜。然后事情就变得奇怪了起来。首先，肩膀下面并不是脖子，如你所料潘菲尔德的矮人暂且还没有头，接着大概1厘米左右的距离，覆盖在运动皮层上的是手肘和手腕。还有，纵观全图，有个地方比其他所有的身体部位要占据更多空间，那就是接下来的手。他的手是巨大的。光是手掌根部就比整条腿所占的脑区要多，而他的大拇指简直就跟矮人小杰克·霍纳（Little Jack Horner）一样。大拇指甲盖的定点大约在皮层一半的位置，向下一点点儿，小矮人的头终于出现了。他像个尼安德特人一样，额头很短，因为潘菲尔德只有刺激很小一片神经的时候，才会引起额头抽动。出于同样的原因，他的耳朵也小到几乎看不见。然而，他的嘴却跟手一样巨大。潘菲尔德发现，通过对他病人的大脑电击，其中“代表‘吃’这个动作的皮层区域”在运动皮层的表面占据了很广的部分，因此电击其中一个部位可能会导致“动着舌头的咀嚼动作”，而去刺激旁边的另一个点可能会导致“发出声音的咀嚼”。

潘菲尔德的第二个矮人是他第一个的补充版本，代表着相对于大脑运动皮层的躯体感觉，用另一个卡通人来表示大脑控制我们触觉的区域。躯体感觉皮层的面积仅次于运动皮层，它们几乎是一样大的。如果你看到一个女孩儿绑着两个头绳，一个在另一个的后头，那躯体感觉皮层就是后面那个，更靠近她的后脑勺。潘菲尔德精心的绘图显示，不同身体部位的大脑区域在躯体感觉皮层上的分布走向，几乎跟他们在运动皮层上的分布是一一对应的。所以，如果在病人的运动皮层上对某一点进行电击，导致他的脚后跟收缩，那么若是在半英寸后面的对应点电击，病人就会感觉有人在碰他的脚踝。不过也有少数例外。例如，潘菲尔德运动皮层上的矮人没有生殖器，而他的躯体感觉矮人，在他脚趾下边有一个小小的阴茎偎在中央沟里。

不过，潘菲尔德的运动皮层和躯体感觉皮层的图最重要的区别在于，获取这些图的方法。潘菲尔德可以通过简单的观察来获得运动皮层图。当他对病人的大脑某点进行刺激时，他会注意病人的身体某一部分在动，并做下记录。然而躯体感觉皮层的映射，则需要患者的积极参与。病人必须准确地报告给潘菲尔德，他们觉得自己的身体哪里被触到了。当然这也意味着，病人必须是有意识的。

但潘菲尔德并不是第一个对有意识的病人进行手术的神经外科医生。在19世纪末，英国一位名叫维克多·霍斯利（Victor Horsley）的英国医生发现，只要事先在病人的硬脑膜上注入大剂量的可卡因，病人就可以在清醒的时候接受手术。到潘菲尔德的时代，注射局部麻醉几乎已经是常态，合成的普鲁卡因取代了可可类植物的萃取物。不过潘菲尔德虽然不是第一个让手术台上的病人保持清醒并电击他们大脑的人，但是，其具有开创性的工作在于将精细报告法和手术方法进行了独特结合。其他外科医生一般是在颅骨上开一个小洞，只能看到大脑表层上小小的区域，但潘菲尔德喜欢开一个大约4~5英寸的，大大的“骨盖”，露出一片异常巨大的皮层，以便他任意切割或刺激。这令他比前人在颅内神秘地带的制图上取得了更为骄人的进步。

早在1928年，潘菲尔德就开始思索，是否可以“机构里的神经学家们能够与神经外科医生共同工作，而基础科学家也可以带着新的技术加入这个共同的工作群体”。他一直不懈地进行游说，直到1934年在洛克菲勒基金会（Rockefeller Foundation）的百万美元资助下，蒙特利尔神经学研究所成立了。这个机构是前所未有的，在这样一个地方，科学家和医生整天待在一起，直到他们之间的界限渐渐模糊。神经外科医生、神经学家、精神病学家……他们各自从不同的角度在进行脑部研究，在“神经”里，他们可以集合个体的力量，抵消个体的弱势，去追求共同的目标。而这个目标直截了当且意义深远。潘菲尔德希望，“神经”可以“打开大脑生理学和大脑心理学的局面。然后，也许我们会为研究人类心灵提出更多有效的方法”。

当布伦达·米尔纳1950年踏进“神经”的大门时，研究所已经成了世界领先的跨学科大脑研究中心。潘菲尔德的雄心被以文字的形式雕刻在石头上。踏上大厅的台阶，米尔纳看见的第一样东西就是一个巨型的自然之母大理石雕塑，她羞怯地拉开自己的长袍，赤身裸体象征着将自己毫无保留地展示给科学。这个雕像跟大厅里其他部分一样，由潘菲尔德亲自与一位建筑师合作设计，而米尔纳环顾四周，她的目光被房间里许多精妙的隐藏信息所吸引，而只有对大脑的语言非常熟稔，才能解读这些秘密。天花板上的装饰所呈现的东西，细看才发现那是小脑细胞的艺术化表现，而天花板的中央是研究所的徽标，那是被奇特符号围绕的一只公羊的徽章。只有少数进到这里的人会联想起白羊座，在占星学上，公羊就是大脑的统治者。而更没什么人会想起那些奇怪的符号，它们是在埃德温·史密斯纸莎草卷轴（Edwin Smith Papyrus）中选取的象形文字，那是第一个可以考证的代表“大脑”一词的文字符号。

米尔纳的学位顾问唐纳德·赫布在她到来之前，给了她两个指示。第一个指示是尽可能变得有所帮助。第二个指示是别挡了任何人的路。如果她到那儿的头几周就违反指示而“碰了壁”，那她就会被召回。不过最终，她渐渐明白两个指示根本不能同时兼顾，要取其一就要舍去其二，所以她开始直言不讳地一往无前。这可并不容易。1950年，潘菲尔德已经59岁，但若是说他有什么变化，那就是比之前任何时候都更加任性而令人生畏。他依然高大且身材健壮（就像他在普林斯顿大学橄榄球队初次亮相时那样），潘菲尔德实实在在地主导着“神经”。他每个星期会在三楼会议室召开一个内部会议，来讨论研究所的病人和研究的境况。数十名神经外科医生、神经学家和脑电图绘制者齐聚那里，不过潘菲尔德只将四五个人视为有资格跟他一起上桌的成员；而其余的只能坐在房间边沿围着一圈的椅子上。每当有人的发言令他不满，潘菲尔德就会推推眼镜，死死盯着那人。他的下属已经条件反射式地、自发地对他的眼神感到害怕。但对于潘菲尔德偶尔的强横行为，他们还是表示尊崇，因为这些行为都是不带偏见、开诚布公的。若是你与他意见相左，且可以用可靠的事实和观点来支持自己，那他会让步的。而布伦达·米尔纳有着比例匀称的身形，温柔而带有剑桥腔的口音。她在外形上好似温柔无害，但在思想上很快显露出了锋利的爪牙。潘菲尔德一直十分犹豫要不要请一个心理学家来他的研究所（他认为这个痴迷于性问题的弗洛伊德所主导的领域，总有些空泛而缺乏科学性）。但在米尔纳到来之后不久，他就让她加入到了会议桌上。

而自那以后，她再也没有下来过。

对米尔纳来说，研究所是个充满归属感的地方。她那自幼就浓厚的好奇心和求知欲找到了一片能够生根发芽的地方，这里有着极难的谜题和令人振奋的冒险在等着她。但这并不意味着她每日的工作都很有诗意，有时候她甚至付不起钱来购买工作中最基本的心理测试和手册，以至于她必须向其他研究机构的大方的研究者们耍一点儿花招，给他们写一点哭穷的书信。最终，重要的只是她能做什么工作。而她所能做的，就是她所梦想的一切。

她在这儿的基本任务是，判定潘菲尔德的癫痫手术是不是会对病人产生任何不良影响。她的关注点在于精神运动型患者，他们的发作常常表现为瞬时性的注意分散、奇怪行为以及短期的失忆。通过进行电击刺激，潘菲尔德阐释并证实了这种特别的癫痫可以在手术台上进行再现，这种手术的方法是在大脑的内侧额叶区域进行电击。另外，研究所的前沿脑电图设备可以让研究者们监测到大脑的电脉冲并且进行实时的无创伤输出，而不再需要打开病人的颅骨。这些仪器也表明，精神运动型癫痫时常发源于大脑的内侧颞叶。所以在1949年，潘菲尔德开始对这些案例制定投入实施的外科手术方案，在他看来，这种手术疗效显著。如果他能够确定病人的精神运动性癫痫起源于特定的脑半球，他就会打开他们那一侧的颅骨，进行“单侧颞叶部分切除术”，也就是切除他们那一侧脑半球的内侧颞叶。潘菲尔德希望，留下来的那一半可以负责其同伴所留下的残局。不过，要切除一个自己还没搞清楚功能的部位，即使是单侧，即使这样做的确有它的治疗裨益，但这还是困扰着潘菲尔德。这也就是为什么他会要唐纳德·赫布派一个神经心理学家给他。布伦达·米尔纳的任务是确定潘菲尔德的这些切除是否对他的病人有所影响。如果有，那么这些影响具体又是什么。

在最公认的定义中，“颞”意味着“与时间有关”。而至于颞叶，这个词只是个解剖学的导向，表明颞叶位于头部的后侧，而这个部分被称为颞部。“内侧”的意思是“在中间”，所以内侧颞叶也就只是表示这个颞部的中心区域。

潘菲尔德的手术集中于内侧颞叶的一个特殊部位，人们通常管这个地方叫做边缘叶。在这里，向全世界介绍叹先生的法国生理学家保罗·布洛卡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在法文里，“Limbique”一词的意思是“卵形的”，而边缘叶从一侧看来就大致是个椭圆形，所以布洛卡对它如此命名。边缘叶中的其他结构，其名字也有简单明了的直观感受。质稠而紧凑的杏仁核，来自于拉丁词中的“almond”。钩回的末端是一个急转弯，源自拉丁语的“hook”。而在这大脑核心最中心地带的就是海马体，那是其中体积最大的一个结构。它有着宽大的吻状顶部和细而卷曲的尾部。海马体是来自希腊语里的“seahorse”。

边缘叶的功能几乎还是保持着全然的神秘。多年来，存在着一些比较流行的观点，这些观点基于一些嗅觉缺失患者相关研究，即对这些无法辨别气味的人进行研究，可以表明边缘叶的唯一功能就是使我们拥有嗅觉（事实上，边缘叶的另一个名字就是嗅觉皮层）。然而早在米尔纳来到“神经”研究所的10年前，这个观点就开始改变了。最重要的就是保罗·布西和海因里希·克里夫在芝加哥大学进行的研究。服用了三甲氧苯乙胺的黑猩猩在切除双侧颞叶后的表现，表明这个区域有着远比嗅觉更加重要的功能。

怀尔德·潘菲尔德对于边缘叶，特别是其中心最大的器官海马体存在着一种感觉，感觉他们一定有着非常重要的用途。这在很大程度上源于一种美学上的归因：他发现自己难以相信，这样一个外形精巧，在他看来很漂亮的结构（在他看来，这个结构直接跟大脑中其他的主要结构有着最直接的神经束联结）一无所用。海马体看上去可不像一种残余的、次要而退化了的大脑的附庸。它坐落在我们头部的最中心的区域，它高深莫测却四通八达，看上去至关重要。

布伦达·米尔纳回顾了关于颞叶的现有文献。她对两件事十分清楚。

其一，海马体及其位于边缘叶区域中的同类组织依然保持着神秘。

其二，关于这个问题的解决，她处在一个比任何人都要好的位置上。

她开始与潘菲尔德的病人一起工作。

她会在手术之前花时间与他们共处，来了解他们，她会进行长时间的采访，并且从他们的衣着风格到言语中的幽默，只要自己能得到的印象，她都事无巨细地记录下来。她会把这种主观的感受的记录补充进一连串的测试中。她会测量他们的智力、记忆力、问题解决能力、他们的性情。

在手术那天，她会经常观察潘菲尔德的行为。她没有什么特别的原因非要待在手术室里，只是觉得那很有意思。她会挤过一条通向第二手术室旁听席的狭窄走廊，第二手术室位于二楼，也就是潘菲尔德的首选展示台。旁听席很窄，一扇大玻璃窗前有三排木制长椅，从那里可以俯瞰到那个所谓的手术室。席间几乎总是挤满了病人和来访的医生，他们前来观摩大师的技法。这里还有一名叫赫伯特·雅斯佩尔（Herbert Jasper）的电生理学家，他的脑电图仪装置在听众席的正前面，用来接受潘菲尔德置于病人大脑表面的传感器信息。雅斯佩尔会将这些信号进行转译，再将转译后的内容响亮地传回给潘菲尔德，以帮助其操刀。此外，还有一个秘书转录着潘菲尔德的观察，以及病人所做的报告。而对米尔纳来说，这是最吸引人的环节。即观察和倾听病人对自己大脑手术的回应。

潘菲尔德迅速而灵巧地使用着电极，通过给病人激起的反应来作为手术的引导，因此他总是可以确定运动皮层和躯体感觉皮层分别的位置，以确保他不会无意中导致病人的瘫痪或是永久麻痹。他也会用类似的方法定位并辨别其他所有重要的目标，比如说听觉皮层，因此他也不会令病人醒来以后变聋或是产生其他什么缺陷。接着他继续深挖，去寻找自己直觉和电信号共同告知他的那些病人的致病区域，并且去摧毁掉它们。席上的观众往往会在手术结束时鼓掌，而后潘菲尔德会盥洗干净，而病人将由护士推去术后恢复室。

几天后，肿胀一消退，米尔纳就会再次面见病人，她打开笔记本并再次进行她的测试。

然而几个月来，她都一无所获。

她面见并且测试了几十个病人，亲自观看他们的手术，之后又进行再测试。手术几乎对一切都有改善。术前测试期间，米尔纳越来越对被病人发作打断感到习以为常，这些发作会表现为言语抽搐、身体乱动或者瞬时的眼神恍惚。手术之后这些症状会减少甚至几乎消失。至于潘菲尔德手术的其他变化（那些她来到“神经”想要发现的变化）却似乎太过微不足道，或是用她的方法并不可测量到。或者说，它们真的不存在吗？这真的可能吗？切除这样一个庞大的大脑中心区域，真的对病人毫无影响吗？

米尔纳认为，这里的难题之一就是潘菲尔德的手术是单侧的。也就是说，他只切除了病人一半的边缘叶。而另一半球毫无疑问地补偿了大部分的缺失，这也使得缺陷的发现更加具有挑战性。而这个问题是没法解决的。潘菲尔德并不会去对功能还未知的大脑结构进行双侧切除。他认为这是件很可怕的事，就像在和病人玩俄罗斯赌盘。或许他们只会缺失一些比较无关紧要的东西，比如说嗅觉。但他可以证明这种风险的正当性吗？

如果他们失去了更加重要的东西呢？

米尔纳深谙这一点。她研究的是人类，不是实验小鼠或者黑猩猩，动物可以任意地被牺牲掉。但最重要的是，他们是病人，蒙特利尔神经学研究所的使命是让他们变得更好起来。严格来说，他们的次要角色才是作为研究对象，米尔纳深以为，即使科学的突破再诱人，也不能够威胁到他们的安全。

然而，这实在很令人挫败。一个个病人，一次次测试，一天天过去，却几乎没有明显的进展。这并不意味着病人都不关心和在乎他们自己的权利，也不意味着自始至终都没有任何，哪怕很小的突破。其实是有的。每个人都有着自己的故事，她在去了解他们的过程中获得了满足。譬如说，有一位来自安阿伯市（Ann Arbor）的23岁银行职员，在9年的慢性神经运动型癫痫过后，他的医生将他送到了蒙特利尔。他疾病的起源尚不清楚，不过可能跟他在10岁时染上麻疹有关系。他发作的模式很奇怪，他会突然停下手边的事，然后一直说“是是是”，根本没有任何预兆。他会慢慢把头向左转，脸也会朝左扭，而眼神是空洞的。“而接下来，”布伦达·米尔纳说，“他就开始出现舔舌的动作。”

在手术之前，米尔纳对银行职员进行了一整套测试，她又观察了手术，然后重新进行测试。手术后两天，病人患上了失语症，他不能讲话，一侧的脸向下耷拉着，好像他患有面瘫一样。在米尔纳的记录中，失语症和面瘫都只是一种“过渡”，他们和所有大脑手术之后的颅内肿胀都是一样的。这些负性症状很快就消失了，手术后三天，他似乎就恢复了大部分的能力。那天，她所做的其中一个测试，是让他凭着记忆再造她呈现给他的四个几何图形，早在六天以前，也就是手术的三天前，米尔纳就给他看过一次。他将其中三个都完美地复现出来了，这个完成度，即使对于不是刚刚做完“切除了左额叶前部沿侧表面5厘米，底部6.5厘米的区域”的手术的人，也是足以令人印象深刻。

米尔纳对潘菲尔德的病人研究了一年多以后，她跟病人P.B.，即接受了同样手术的土木工程师在一同坐着。米尔纳对他讲述了抢劫受害者安娜·汤普森，以及一艘邮轮渡海时遇险的故事，却发现他似乎立马就能把那些故事给忘记。她陷入了困惑中。为什么手术对他产生了影响，难道对其他人就没有？为什么手术令他好似失忆了一样，却让其他病人留下了完整的记忆系统，而他们做的是几乎一模一样的手术？

不久之后，她又坐在另一位病人跟前，那是28岁的病人F.C.，他的职业是工厂的铣刀工人。他很年轻时就患上了癫痫，在使用了好几年抗癫痫药物治疗后，他决定到“神经”研究所，接受潘菲尔德的手术。手术于1952年10月21日进行，米尔纳在几周以后对他进行了再测，那时肿胀已经消退，不过在他的头盖骨右侧有一个大到清晰可见的新月形红疤，红疤在他已经长出来的头发下面。米尔纳跟他说了第一个故事，那个关于南波士顿被抢劫者的故事，并要求他复述一遍。

“安娜·汤普森，”他试探性地说完，然后就用求助的眼神望着她。“她抢了15美元，她有四个孩子。”

在跟病人工作时，米尔纳会保持镇定，以免暴露任何她的所想，也不会给他们任何带有评价性或者会干扰他们回答的线索。她点了点头，做了一些笔记，然后又跟他说了下一个故事，她像往常一样，清晰而认真地读了出来。

“一艘美国的纽约号邮轮，”她读到，“周一晚上在利物浦附近撞到水雷。尽管受到令人眩目的暴风雪与黑暗夹击，船在汹涌的海面上颠簸得像个软木塞子，包括18名女性在内的60名乘客全都获救了。第二天他们乘着一艘英国邮轮进了港口。”

在米尔纳读完后，她让病人跟她复述一遍。

“他们乘着一艘轮船进了港口。”他说道，其实就是重复了他所听见的最后一句，然后就停止了，他根本无法再增加别的细节。

米尔纳让他回忆第一个故事。

“在我看来，你好像提到了安娜·汤普森，”他说，“她被带入了大海。”

她又写了一些笔记，还做了一些额外的测试。在病人离开之前的一个半小时，米尔纳再次让他回忆之前告诉他的两个故事，哪怕回忆出一点也可以。

这位病人茫然地看着她。

17

手术台上的普鲁斯特

几年前，我的两个朋友在美丽的希腊小岛锡弗诺斯（Sifnos）举行婚礼。我和女儿安雯（Anwyn）在海边租了一间小公寓，我们从位于加拿大育空地区（Yukon Territory）的白马市的家里，坐飞机然后转轮渡才到达那里。我们在那里住了一个星期。当时安雯只有5岁，锡弗诺斯是她所见过的最大的游乐场。湛蓝的海水，明亮的太阳，还有作为早餐的新鲜酸奶和蜂蜜，山羊与猫咪漫步在刷着白墙的古老小巷里。无数从未见过的美妙场景，自发地牢牢印刻在她的记忆里。比如有几个早晨，我们见到大腹便便的男人来到水边，一只手拿着手机放在耳边，另一只手用扫帚柄在地上来回搓动着一只刚抓到的巨大活章鱼，为了让它变柔软。

晚上，我们身上沾着一些细沙，带着微微的晒伤和疲惫，我们一块看希腊神话故事，那是我专门为这次旅行买的书。安雯最喜欢赫尔墨斯（Hermes）的故事，她喜欢他的恶作剧、他的聪明和厚脸皮。当赫尔墨斯的母亲因为他偷了阿波罗（Apollo）的一群牛而指责他时，他装作无辜地说：“可我只是个无辜的孩子！”当我为安雯读到这行时，我的声音像太妃糖一样拖长了“孩子”这个词，并且用的语气非常兴奋。这一句话马上成为安雯的口头禅，她开始每时每刻都爬在我背上。

“我只是一个无辜的孩——子——啊！”

她还喜欢女猎手阿尔忒弥斯（Artemisthe Huntress）的故事，还有大力神赫拉克勒斯（Hercules），以及挥舞着三叉戟的狂暴的海神波塞冬（Poseidon）的故事。她同样喜欢书前几页中希腊群岛的地图，从图中不难想象，我们所读的那些传说正是发生在一个和锡弗诺斯非常相像的地方。一天下午，我们在岩石海滩上方一座很陡峭难爬的山坡上探险，我们发现一个小小的空洞穴前面有几面古老的石墙。安雯很想知道那个洞穴的历史，以及是否有神明莅临过这里。

那一个星期的末尾，我们读到了书里的一个场景，那个场景正好映照了我们的生活。那是一个古希腊的神话，即一位母亲给孩子们讲述希腊神话。

“缪斯九女神（nine muses）是宙斯和女巨人摩涅莫辛涅（Titaness Mnemosyne）的女儿。”上面写道。“摩涅莫辛涅的记忆，就如她美丽的头发一样深远。因为她是记忆女神，记得创世以来发生的一切事情。她会聚集九个女儿围在她身边，向她们诉说美好的故事。她会告诉她们世界的创造和诸神之战的事情；告诉她们光荣的奥林匹亚人（Olym-pians）与他们的崛起的故事；告诉她们偷走圣火的普罗米修斯（Pro-me the us）的故事；以及太阳与星辰的故事……九位女神用清澈而纯真的眼神看着她，聆听着她的故事，并将这些故事变成她们永远难以忘怀的诗歌。”

安雯听得很认真，盯着九女神和她们梳着长辫子的美丽母亲的彩色插画。她的眼皮变得越来越沉，然后睡着了。

有时，潘菲尔德的手术室会发生些奇怪的事情。

比如有一次，潘菲尔德在为一个名字缩写为S.B.的癫痫病人进行第一阶段手术时，他将S.B.的致病区域定位在右边的内侧额叶，接着潘菲尔德打开了这一侧的颅骨并开始寻找病灶。为了避免无意中损毁不该触及的部分，他会先用电极来进行探测，来确定听觉、运动、语言和视觉皮层的边界，从而完全弄清楚病人的神经目标。当潘菲尔德为S.B.的脑外侧裂区域的表面上一条大静脉的旁边进行探测时，S.B.开始说话了。

“那儿有人在弹钢琴！我能听到他的曲子。”

潘菲尔德停了下来。他把电极拿开，空了一个拍子的时间，然后放置在同样的地方。这一次，这首歌变得更加清楚了。“是的，"S.B.说，“‘噢！玛丽亚，噢！玛丽亚！’有人在唱这首歌。”潘菲尔德再次刺激这个点，S.B.也又一次听到这首歌。这一次，S.B.解释说他听到的是一个广播节目的主题曲。

潘菲尔德把电极移到旁边的另一个点，并再次触碰了他一下。

“有什么东西把我带进了回忆，"S.B.说，“我能看到七喜公司（Seven-Up Bottling Company）……还有哈里森面包店。”

潘菲尔德十分不解。他想知道是不是病人知道自己在被刺激，从而编造了这些图景和物品。他决定对此进行测试。潘菲尔德告诉病人，他要把电极放在她的大脑上了。然而他并没有真正地放上去，而是将电极悬在皮层表面的上方。

“啥都没有”，S.B.说。

还有，类似的事件也发生在了一个名字缩写为D.F.的女人身上。那一次，引起这种反应的点就在外侧裂（fissure of Sylvius）上。在这个案例中，病人开始听见的音乐是管弦乐演奏的流行歌曲。不论何时，只要潘菲尔德触及D.F.这个特定的点，她就会报告说，同样一首歌曲进入了她的脑海。她甚至会跟着哼，哼出完整的旋律和歌词。

一旦这些由电击所触发的奇怪幻觉出现，在观众席上俯瞰手术室的秘书都要翔实地记下每个细节。在一个病例中，潘菲尔德触发了一条狗走在乡间小道上的场景。而另一次，一位女病人则听到一个微弱而含混的话音。潘菲尔德将电极稍稍移动到大脑的另一处，那声音会变得清晰起来，有人在重复地喊着一个名字：“吉米，吉米，吉米。”吉米是病人丈夫的名字。还有一次，当潘菲尔德刺激到一个12岁男孩右侧额叶顶部附近的一个点时，男孩报告说他能听到妈妈和姨母的电话交谈。潘菲尔德把电极移开，男孩听到的谈话就停止了。当他重新把电极放上去，对话又恢复了。“跟之前一样的，”男孩说，“我妈妈跟我姨母说，让她今晚上来拜访我们家。”潘菲尔德问男孩，他是如何知道谈话是发生在电话里的，男孩说，一听这对话的声音就知道了，他能确定妈妈和姨母是在打电话，因为，他记得妈妈跟自己的姐姐讲话就是用的这种语调。潘菲尔德再一次想要确定病人只是在编故事，但是他的结论是，男孩确实是个可信的目击者。“所有试图对他的误导，包括没提示的刺激以及没刺激的提示，都没有一次能骗过他。他会在表示怀疑时，很审慎地要求重复进行刺激，然后才开始回答！”

对潘菲尔德来说，他通过刺激内侧额叶收到的这些意想不到的回答，很明显从本质上就和刺激其他区域所产生的回答有区别。刺激病人其他地方所得到的反应可能表现为“一种刺痛感、一种麻木感或者说是一种动作；又或是由臭味引发的嗅觉体验；还有可能是由很浓的味道引起的味觉体验”。但所有这些感觉都有一个共同点：它们都是常规性的，不跟任何特定的时刻有所联结。然而潘菲尔德记录到，由内侧额叶的刺激所触发的反应，有着完全不同的规则。“它们是从特定的个人经验中产生的。那是简单的声音与一场对话、一组交响乐之间的区别。那是看到彩色方块与看到朋友跟你边走边说笑的生动画面之间的区别。一个是简单的感觉元素。而另一个则是一种回忆的幻象。”

一种回忆的幻象。

换句话说，就是一段记忆。

潘菲尔德纠结于他所观察到的东西的隐含意义。在他那著名的矮人插图里，他已经映射出了人类大脑的感觉和躯体感觉皮质。现在他蹒跚地走入一个全新的领域：记忆皮层。

但这怎么可能呢？

是什么让电火花触发了曾经的回忆？

“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是心理学中最为重要的部分，”潘菲尔德写道，接着又许诺说，他要开始一场“从确切观察的层面，沿着摇摇晃晃的脚手架，爬到冒险假设的层面”。病人在手术室的体验，使他相信人类的大脑绝对是通过突触保留着所有的经验。每一个瞬间，每一个辗转反侧的夜晚，甚至于每一个梦想。任何看到、听到、尝到、闻到或想到的东西。所有一切的事物，只要在原始经验的那一瞬间得到一点儿注意。“每当一个正常人有意识地关注一件事物时，”潘菲尔德写道，“他会在两个半球的颞叶皮层同时记录下这些信息。这些经验意识似乎都与这些记录有关。”正如潘菲尔德后来对它的描述，好像在大脑中有一个“录音机”，在出生时启动，直到死亡才终止。每一个人生事件都会作为一个独一无二的“神经通路”而被储存下来。即使是那些可能在之后无法通过自己的意志来唤起的事件，每个日子中的渺小事件也都被精心保存着。“这些记忆会出现的，”潘菲尔德说，“即使是主体已经丧失了唤起它的能力，这些回忆记录仍然原封不动地保存着。”

潘菲尔德进一步推测，人们在进行自己日常记忆的触发时，即使没有外部电极的辅助，他们也可以像潘菲尔德对其病人在手术台上所做的那样，产生精确的刺激。也就是说，会有一种自发产生的电刺激作用于内侧颞叶的“记忆皮层”上，这便触发了特定记忆的回放。“这似乎简单到有点儿荒谬了，”潘菲尔德写道，“然而，新证据的产生是无法逃避的。”

潘菲尔德在1951年6月18日举行的第76届美国神经学年会做主席演说时，首次公布了他的记忆理论。会议在纽泽西州最高建筑——克拉里奇酒店（Claridge Hotel）的宴会厅里举办，这栋建筑有24四层，旁边是大西洋城（Atlantic City）的一条临海公路。他的演讲引起了轰动。第一个进行评论的听众名叫劳伦斯·库比（Lawrence Kubie），他是一位拥有巨大影响力的精神病学家和精神分析家，他的很多来访者都是名人，包括拉基米尔·霍洛维茨（Vladimir Horowitz）以及田纳西·威廉姆斯（Tennessee Williams）。

“我很荣幸能有机会来讨论潘菲尔德医生的文章，”他说道，而且还形容自己进入了一种“发酵状态”，好像他“看着拼图的碎片渐渐融汇到一起，逐渐出现了一幅图景”。他在演讲中说道，“这是我近年来，在科学会议上经历的最激动人心的一刻。通过潘菲尔德医生所做的实验工作报告，我能够感受到哈维·库欣（Harvey Cushing）（现代神经外科的创始人）和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灵魂，在精神分析与现代神经学和现代神经外科学的会合中握手言和了。”

接下来库比也说道，他希望潘菲尔德可以将记忆研究以及自由联想训练加入他一系列的手术前测试，他还想知道，有多少由电刺激所唤起的记忆是受压抑的记忆，而这也正是分析家所探求的记忆。眼里含着“对未来充满希望的目光”，库比想象有这样一天，甚至非癫痫患者也能“在手术台上受到刺激”，来“看看那些通过颞叶皮层电刺激而产生的过去记忆残留，是否影响先前存在的神经症状和机制，又是否影响着先前存在的联想模式以及情绪中枢”，这是一种开颅的精神分析。

潘菲尔德并没有立刻对库比的建议做出回应，也许是因为他一直不太信任精神分析和精神分析学家。不过他还是很高兴听到，库比对他的发现所进行的总结和评价。

“这简直是手术台上的普鲁斯特[1]。”库比称道。“一种《追忆似水年华》的电击研究，它真的追忆到了吗？”

其他听众则没那么印象深刻。

一位叫卡尔·拉什利（Karl Lashley）的神经学家也参加了会议，他当时已经是世界记忆科学的领军人物。在过去的20年里，他起先在明尼苏达大学工作，后来在佛罗里达的橘城公园（Orange Park）有了自己的实验室。拉什利对小鼠做了大量实验，来确定记忆储存在哪里。为了实现这一点，他会教小鼠完成任务，即用正确的方法走迷宫，然后切除它们大脑里的不同部位。令他吃惊的是，他发现并没有特定的损伤会导致小鼠对通过迷宫方法的记忆衰退。相反，小鼠识路技能的混乱取决于他切除了多少脑纤维，而不是具体切掉了哪个部分的脑纤维。与此同时，不管小鼠大脑的哪些部位被切除，它们还是可以学习新的任务。他得出的结论是，没有任何特定的脑区用以储存记忆，同样大脑中也没有特定的部分承担储存记忆的职责。相反，在他的理论中，当记忆产生时，就算你切掉了特定的脑区域，剩下的区域也会试着努力接替那个失去部分的原本的职责。他管这个理论叫做均势定理，表示他认为大脑的各个部分都有相等的潜能。而均势定理，或者人们常说的置换定理，也成为记忆工作的流行观点。在这个观点中，寻找产生和存储记忆的特定区域是没有意义的，因为这些定位在每个大脑中，无处不在。

在大西洋城，拉什利对潘菲尔德的批驳有点拐弯抹角，虽然他没有明说，但这种批评就是直接剑指潘菲尔德将大脑比作一个录音机。拉什利仅仅只是驳斥了“将各种机器和神经活动进行类比”，并指出，“那是一种在神经学理论以及偏执妄想狂的历史中的一种荒谬等同。在麦斯梅尔（Mesmer）[2]时代，妄想症患者正在被万恶的动物磁所迫害；而他的继任者们，用电休克、电图、无线电和雷达，又让妄想的极致紧跟上最新的物理学潮流。皇家园林中的液压塑像给笛卡尔留下了深刻印象，因此他发展出了大脑活动的液压理论。自此，我们又逐步产生了电话理论、电场理论，以及现在的一些基于电子计算机和自动舵的理论。我认为，我们应该通过对大脑本身的研究来发掘它的工作机制，以及行为表象，而不是通过一些牵强附会的物理化类比。”

至于潘菲尔德提出的“记忆机制”，拉什利也并不服气。“潘菲尔德医生对颞叶刺激的观察带来了很多启发，”拉什利说，“但我不认为他们就可以佐证‘记忆储存在特定位置’这个结论。”他也承认，他“并不能提供明确的替代论据来辩驳潘菲尔德的数据。”但他补充道，无论有没有数据去证明，对潘菲尔德的过度信任都未免太轻率了。他说，颞叶区域的功能仍然“完全模糊不清”。值得注意的是，拉什利破坏了动物的视觉加工区域后，“视觉记忆并没有丧失”，而同样地摧毁触觉区域后，“触觉记忆也没有丧失”。最后，拉什利甚至怀疑，潘菲尔德所谓的那种受刺激后描述的记忆根本就不是记忆。尽管事实表明，“潘菲尔德医生认为他是刺激到了特定的记忆通路。”拉什利说道，可我们仍然不知道“是哪种大脑过程所唤起的记忆”。

会议记录并没有显示，潘菲尔德有没有在这一刻摘下眼镜。然而，他的确做出了回应。

“拉什利医生，”他说，“他指出我的手术中并没有出现任何记忆的痕迹。这正符合他早期在明尼阿波利斯（Minneapolis）和老鼠一起工作时的观察，也符合他所阐释的大脑各区域机能的可替换性。然而，如果大脑皮层中没有记录机制，那电刺激是怎么使病人再现他们的早期经验的呢？”

然后他又另加上了自己的一记还击。

“我想说的是，”他说道，“那种替换性似乎在进化的范畴上就低了一个档次。”

换句话说，拉什利可能是研究鼠类的行家，但潘菲尔德的专业知识是通过一个截然不同的物种得出的。

在那天的最后，也就是大会的尾声，潘菲尔德展示了一些复杂的案例研究，但他还是没有充分的证据来支撑一个真正的记忆工作机制理论。即使人们可以猜测，大脑内有一个录音机，或者有个电报机、电脑或者说液压泵。它们使我们得以存留记忆，但是潘菲尔德的手术没有给出任何关于其定位的观点。仅仅就因为刺激大脑的某一部分，触发了某段特定的记录，也并不能说明这段记录的起源以及如何形成的。借用一个拉什利不赞同的比喻，当你将收音机调到一个特定的台，里头传出了特定的歌曲，而你并不会知道这家电台的地理位置在哪儿，或者那首歌在哪儿录制的。

记忆在大脑中是各置其位的吗？

卡尔·拉什利会否认，然而怀尔德·潘菲尔德却感觉相反。老鼠的大脑可能会表现出那种等位性，每个部分同样重要并且对记忆产生的贡献也一样，但潘菲尔德的经验带来了一个不那么等位的观念。他已经因绘制了大脑中各个部分在动作与感觉上各司其职的精细地图而名声大噪。为什么大脑在记忆这种非常基本的功能上专门性却这么低？

潘菲尔德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他坚信存在着更高等的生命，当然他并没有证据。

他也相信记忆是有位置的。

然而，他依然没有证据。

当安雯和我从锡弗诺斯回到家，我做了一些关于记忆女神摩涅莫辛涅的研究。我想看看她的故事在成人版本《希腊神话》中，有没有比儿童版来得更加充分和具体。事实证明答案是否定的，她还是没有太大的篇幅。尽管摩涅莫辛涅的重要性很明显（她不仅创造了记忆，还创造了语言）。可她的传记就只是寥寥几页，只是一些破碎片段的集合。她有长长的头发，她和宙斯同床而眠，她生下了缪斯女神，她穿着金色的长袍。仅此而已。

这并不意味着人们没有花笔墨来细致刻画她。这种刻画其实是存在的。

这是荷马所描述的，赫尔墨斯（Hermes）眼中的她：

“缪斯的母亲，摩涅莫辛涅是他所最敬仰的神。”

这是赫西奥德（Hesiod）所描述的她的爱情生活：

“英明的宙斯踏入她那远离不朽者的圣床，与她共眠九天九夜。当经年已去，四季流转，岁月消逝，时日将尽，她生下了九个女儿，她们同心协力，其心灵走向歌声，其灵魂追逐自由，洁白无瑕的奥林匹斯顶峰就近在咫尺。”

这是品达（Pindar）[3]在他一本颂歌集里对她的赞叹，他说，倘若无人记得，那么也就无所谓荣誉：

“若是没有颂歌，即使最强大的力量也只能堕入无尽的黑暗。我们唯一的办法，就是用镜子映出那些光辉事迹；摩涅莫辛涅在晶莹的水中现身，填补了那些久久回响的诗篇。”

但摩涅莫辛涅无论经受了怎样的考验和磨难，她的故事都被人们遗忘了。希腊诸神的万神殿如此广大，诸神如此之多，以至于某些人物注定要比别人更加突出，但在所有的故事里，关于母亲的故事好似都遭到了忽视，这有点不公平。

柏拉图在他与苏格拉底的对话录中，记载了苏格拉底与希腊数学家特埃特图斯（Theaetetus）的一场有趣的交谈，这次交谈发生在公元前369年，据我所知，这个对话中就有对记忆工作机制进行科学阐释的首次尝试。不过，其横跨了两个时空，苏格拉底的记忆概念并未能完全脱离摩涅莫辛涅。但他的一只脚踏进了世俗理性，而另一只脚却停留在了古老的神话中。他也对大脑的内部工作进行了隐喻，这无疑也会遭到卡尔·拉什利的反对。

苏格拉底：为了表达观点，我们来试想一下，我们的灵魂里面有一块蜡。有时候变大，有时候缩小，有时候纯粹，有时候肮脏而坚硬，却又有时候变得柔软或者是软硬适中。

特埃特图斯：好的，我想象出了这一切。

苏格拉底：接着，我们要把这看成是摩涅莫辛涅的礼物，她是缪斯的母亲。而无论何时，我们若想要将所见、所听或所想存留在脑海，我们就要取出这块思想中的蜡，将记忆印在上面，就像雕刻印章戒指一般；我们会将自己了解并记得的一切都刻下来，而忘却或无知的一切就被擦去而无法留存。

自那场谈话结束，直到怀尔德·潘菲尔德在美国神经学年会的报告结束，这世界不曾停歇地向前发展了2320年。

然而我们对记忆的理解，却仍旧举步维艰。

【注释】

[1] 马塞尔·普鲁斯特是法国意识流文学的先驱与大师。代表作《追忆似水年华》。

[2] 维也纳医生。

[3] 古希腊抒情诗人。

18

不幸中的万幸

我母亲记得，二战结束后的那几年，外祖母有时会消失一段时间，少则几天，多达数月。孩子们都无法理解这种失踪。这一天，她们的母亲在家，第二天又走掉，这时会有一位保姆搬进来照顾他们，直到外祖母回来。我妈妈记得，直到1950年之后，外祖母的失踪就减少了，外祖母似乎变得更加稳定，不再容易激惹和焦虑。她甚至成为女童子军队伍的领袖。她会把我当时十来岁的母亲和其他童子军组织起来，教他们缝纫和珠宝制作，这两项技能大概是她在生活研究所的时候学会的，香丸之旅小店隔壁就有个小小的艺术与工艺角。

外祖父非常努力地培养我的舅舅们。他给他们测智商，之后还会告诉他们谁更聪明。他总是很专横地大喊大叫。我母亲说，外祖父并没有向她施加同样压力，这是因为她从不是个优秀的孩子，不过外祖父似乎也并不在意；因为她是个女孩儿，而外祖父并不认为一个女孩儿的成绩很重要。她非常庆幸这一点。她的哥哥巴雷特的压力应对能力比较强。因此他非常优秀。而她的弟弟彼得，却不是这样的。彼得的成长十分艰难。三番五次地转学完全展现出了这种艰难。

我母亲记得，这个家庭最完美的美好时光是在滑雪旅行时。那时我外祖母并没有出现毫无缘由的失踪，而外祖父当时也并不需要工作；那时他们没有争吵；那是在一个周日的早晨，他们穿着滑雪服和滑雪靴，然后坐进了汽车，出发去爬山。他们去了斯托（Stowe）、布罗姆利（Bromley）、奥蒂斯（Otis）、莫霍克（Otis）、狂河峡谷（Mad Riv-er Glen）。在上坡的路上，外祖父常常忽然拐进小镇里的小教堂里。外祖母不是教徒，并且毕生以无信仰为荣，不过她还是和其他人一块儿进入了教堂。我母亲记得，她十分好奇，当他们穿着滑雪靴子重重地踏进那神圣的长廊时，坐到教堂长椅上的那对善男信女如何看待他们这个奇怪而复杂的家庭。

1950年8月31日，康涅狄格州州立医院的护理员将一位名字缩写为D.M.的女人从病房领到了2200房间，而外祖父已经在那里等着了。当时她28岁，在疗养院住了10年了。她被诊断为“同性偏执和积极幻觉”。她躺在手术台上。记录没有显示，她是否对手术的局部麻醉充分配合，或者她是否要求全身麻醉来减轻疼痛。无论如何，外祖父开始在她的头顶切了一个大大的圆弧，将前额翻了下来，然后用他的定制环钻像往常一样在病人的颅骨前方钻了两个洞。在用手术刀切开她的蛛网膜硬膜后，外祖父将他的大脑压板伸进其中一个洞，然后撬起了她的额叶。他眯着眼睛，透过小型放大镜镜头，向洞里面张望。他的目光穿过额叶进入了更深层的结构，用自己的视线记录下所见的每一个大脑部位。他发现了一个沟回的“轻微隆起”，其位置在颞叶顶部向内大约3厘米的地方，那个区域也就是硬脑膜脊。

虽然那天的手术具有里程碑意义，但外祖父对“海马体区域”这个神秘地区的第一次尝试早在一年多以前就开始了。那时，外祖父在跟一个名叫W.T.利贝尔松（W.T.Liberson）的电神经学家进行合作，外祖父对8位“积极配合的”额叶切除术病人进行了电休克治疗，治疗的位置就在他们的大脑沟回。沟回是弯钩形状，硬币大小的一组神经元。那里要么是海马的最远端区域，要么就是海马自身结构的一部分，具体答案取决于你问的是哪位神经解剖学家。对猴子的研究显示，切除沟回可能会使得暴怒的灵长类动物安静下来，但无论如何，沟回的具体用途还是和其他内侧颞叶部分一样是未知的。

“它展现出了惊人的影响力，”我的外祖父后来对他的电击实验评论道，“具体来说，在所有的病人身上，都出现了一种刺激结束之后还在继续的呼吸暂停现象。”换句话说，他们停止了呼吸。尽管呼吸暂停的时间经常“比刺激的持续时间还要长，”但是所有的病人最终还是会恢复呼吸，尽管其中一人需要人工呼吸才能实现这样，而另一个人一直处在“周期性呼吸”的状态，这种状态持续了一个多小时。另外，许多病人的癫痫发作了，还有几个陷入了长时间的昏迷。

然而，沟回的功能仍然是悬而未决的问题，我外祖父最终认为，他不能够仅凭电击来寻找答案。

1950年8月下旬的一天，外祖父不再用电极来触动D.M.的沟回，而是拿起了他那带“电烙器”的抽吸导管。他将工具探入病人的头部，在压板下面小心地挪动，尽量不接触或者伤害到不该碰到的任何部分。颞叶再向外3厘米，他就能触到沟回。他启动了工具，抽吸导管启动，吸出了D.M.的沟回。同时，外祖父用电烙器将吸出所导致的静脉破裂给封住。倘若D.M.确实是在局部麻醉状态，她会闻到自己骨头粉末的霉味越来越重，当她的一部分神经纤维被烧毁时，这种味道会更加刺鼻。

她没有停止呼吸。这跟外祖父以前的实验相比，可能是个惊喜。D.M.在沟回遭到破坏后还保留着继续呼吸能力，正如外祖父后来所指出的那样，“跟电刺激导致的长时间生理变化产生了鲜明对比。”外祖父把整个沟回取出来后非常满意，这个大脑零件测量下来大约长3厘米、高2厘米、宽1.5厘米，他取出真空管又转向另一个洞进行手术。

病人D.M.刚做完手术，即外祖父为D.M.的手术命名的沟回切除术，她就陷入了昏迷，这种昏迷比那些经历经眶额叶切除术的病人的昏迷更深。护理员推走了她，外祖父换下了手术服，开车回到哈特福德。报告显示，病人D.M.的情况一开始并不非常乐观，她精神上的改观非常小，但结果也不算太坏，因为她的基本生理指标尚算正常。比如说，她没有停止呼吸。所以10周后的1950年11月16日，外祖父又回到2200房间，为另外四名女性作了沟回切除术。

首先是病人I.S.，她是位48岁的偏执型精神分裂患者，曾有自杀的企图。在手术的过程中，外祖父的手滑了一下，以至于他的电凝设备对I.S.不需要手术的中脑部分造成了“重大损伤”。这个伤害激发了一次“手术台上的强烈震动”，而后他的病人立马昏迷了过去。而我外祖父继续进行着手术，并记录到，I.S.的肢体在整个手术过程中都会产生没有预兆的抽搐。

接下来是病人E.M.，这是位27岁的精神分裂症患者，她已经住院四年。最近，她在接受电休克疗法后病情有“暂时性的改善”，但是仍然“缺乏主动性和活跃性”，并显示出一种“判断力的损伤”。E.M.对手术非常积极配合，她允许外祖父在局部麻醉下进行手术。这一次，他的手没有滑。

第三个病人是25岁的B.P.，她已经住院两年半，住院的原因是“宗教幻想”“过度手淫”以及“同性恋倾向”。当外祖父吸出沟回后，她开始呕吐，除此之外，手术还是很顺利。

他的最后一个手术者叫M.D.，她是个“偶尔缄默”并且有“积极性幻觉”的25岁女性。她在术后也呕吐了。

为了评估这些沟回切断术后续在心理上的影响，外祖父借鉴了康涅狄格额叶切除合作委员会的条款。在病人手术后的不稳定时段，外祖父会找五个人来记录每一个病人病情的改善程度，用-1分到+4分来评估这种程度，并且最后集合他们的意见。这五人分别是疗养院的住院医生、护士长、监管员、住院助理以及外祖父自己。有时候病人的亲属也可以参与记录。得分为-1表示病人恶化了，而正分数就代表不同程度的好转。最高的为+4分，这个分数是给那些完全可以出院的病人准备的。

他发现一般而言，沟回的损伤似乎不会产生太多消极或积极的影响。他进行手术的五个病人中，有四个都几乎没有任何改变，得分分别是0、0、0、1.唯一的例外是病人I.S.，这个女人由于外祖父电烙器的滑脱，受到了更深层的中脑结构上的意外损伤。术后的头八小时里，I.S.一直在昏迷中，手脚都在持续地抽搐。她的痉挛症状在一周后消失了，不过，她的“植物人状态与孤僻”仍然持续了两个星期。

而在一个月之后，她的情况突然开始明显地好转。五个月后，她的情况已经好转到足够离开疗养院回家了。她的评价结果是+4.

外祖父继续着他的实验，深入推进到人类大脑的未知领域。1950年12月14日，那是个周四的上午，外祖父头一次进行了完整的内侧颞叶切除术。这是一种比沟回切除术“范围更大的切除术”，沟回切除只是这个更猛烈手术的前奏。不过两个手术的设置很相似。外祖父用同一个环钻打开病人的头盖骨，用同一个压板撬起了她的额叶，用同一个抽吸器吸出了病人的灰质，再用同一个定制的电烙器把它烙住。不过，不同之处在于，这一次在损毁掉沟回以后，他接着吸出了病人的杏仁核和大部分的海马体。虽然，又是烧毁又是吸出，这种混乱的过程令事后检查没办法确切知道他到底切除了什么，不过他还是能基本估计到自己切除了什么，外祖父发现他切掉了两边脑叶各12.5克的脑组织，也就是总共25克。25克重量是大约两汤匙的水。然而，他想要回答的问题更多在于性质，而非数量。

也就是说，那25克脑组织和其中亿万的神经和突触联结，到底起了什么作用？

他曾经阐释了一种合理的思路，顺着这种思路他把目标放在了内侧额叶上，指出解剖学研究表明了内侧颞叶和额叶之间存在一种“十分紧密的机能联系”。因此他继续推理，为什么不能沿着这些自额叶到内侧颞叶的联结，考查内侧颞叶是不是导致疯狂的根源？他提出保罗·布西对猕猴进行的麦斯卡林实验，猕猴的颞叶在被切除以后表现出了一种“温顺”。外祖父解释道，这些“先前所报告出来的那些接受了额叶切除术的动物的行为改变，正是最初的启发”，启发他去探索，同类手术会给人类带来什么影响。或者更准确地说，是给女人带来什么影响。外祖父跟大多数脑叶切除的实施者一样，他们手术的对象大多是女性。这种性别差异性没有得到合理的解释，但是有必要指出一点，脑叶切除的临床效果（包括驯良、被动和顺从）跟当时很多人心目中的女性理想特质刚好契合。

同样在那个周四，外祖父在完成他的第一个内侧颞叶切除术后，他又做了另三个。

第一个病人名叫V.M.，她是一位“有破坏性、攻击性并且吵闹”的28岁女性，她“从1946年开始住院，没有接受过休克治疗”，她的攻击倾向常常需要“冰镇和隔离”（“冰镇”是疗养院对冰袋镇定疗法的简称，这是一种镇定疗法，即把病人紧紧裹在一个浸湿了的冰冷被单里）。手术之后，V.M.立马开始呕吐，然后变得焦躁不安，并且蜷缩了起来。她表示“希望自己静静”。外祖父写道，之后他又加了一句，手术的最终效果让她变得“更加幼稚”，并且出现“有更多自伤倾向”。她的好转分数在0到1分之间。

还有一位病人叫E.S.，她是一位38岁的病人，有着“心理缺陷伴精神病”，并且还患有癫痫，外祖父对她做出如下描述：“冲动、攻击性、阻抗、抱怨，并且以一种胎儿的姿势蜷缩在椅子上。”她也在手术后呕吐了，并且在康复期的头一个月里，经历了七次癫痫的大发作。然而在接下来的一年里，这些癫痫症状在“数量和强度上”开始稳步好转。她的行为问题也有所改善，到1951年底，她不再需要全时段隔离，“她的攻击性也有轻微好转”。她最后的评分是+1分。

还有一位58岁的病人G.M.，尽管“休克疗法给她带来了暂时的改善”，但是，在很大程度上，她依然有着“恶化的病情、脏乱的卫生情况、攻击性、冲动性”。内侧颞叶被切除后，她经历了一种“伴随婴儿式话语的情感性退行，”但变得“愉快”了一些，并且“不再有那么强的攻击性”。然而，她显得很苍老，且仍然出现“积极性幻觉”，她的得分为+1分。

跟沟回切断术一样，内侧颞叶切除术的初步结果也是不确定的。在外祖父可以评估手术所承诺的疗效之前，或者开始回答比如内侧颞叶有什么机能这种更为宏观的问题之前，他还有更多工作要做。像大多数的实验一样，外祖父认为工作的研究样本越多越好。数量再多都不算多。幸运的是，外祖父并不缺资源。脑叶切断术的受欢迎度还在飙升——就在前一年，1949年的12月，埃加斯·莫尼兹的发明获得了诺贝尔医学奖。因此世界各地的疗养院负责人依旧在对他们的病人进行无限制的外科手术。到了20世纪50年代，各种令人眼花缭乱的手术方法都被发明了出来，它们分别针对大脑的不同部位：额叶皮质局部切除、脑回切除、扣带回切除以及被膜切除。诺贝尔奖组委会为外科手术戴上了高贵的桂冠，这也就表明这个领域未来的突破会带来专业上、治疗上、科学上的红利。对于外祖父这样野心勃勃的多面手而言，这种诱惑难以抗拒。

在他进行了头四个内侧额叶切除手术后的几周内，他又做了十台手术：

病人 B.B.

病人 C.G.

病人 A.G.

病人 A.R.

病人 G.D.

病人 R.B.

病人 D.B.

病人 M.S.

病人 A.D.

病人 A.Z.

而这一例名叫A.Z.的病人十分有趣。

她已经在康涅狄格州州立医院住了整整八年。她当时30岁，虽然在手术前，“大力度的休克疗法给她带来了暂时的益处，”但她一直被描述为“紧张”“有攻击性”“整洁”“容易冲动”，外祖父还说，她总是“沉迷于性幻想”和“性危机感”，用外祖父的话来说，这就是一种偏执妄想。外祖父在1950年11月19日对这位病人进行了手术。她积极配合手术，在手术期间接受了局部麻醉。当外祖父将她的部分右侧海马皮质吸出来时，她在整个过程中都始终保持清醒。但外祖父“无意中打穿了蛛网膜，因此一部分的右侧大脑脚、膝状体以及下丘脑因受到了损伤”，A.Z.的直接反应就是立马陷入了深度昏迷。她持续昏迷了72小时，大小便失禁，并且出现了周期性的痉挛。之后A.Z.慢慢醒了过来，恍恍惚惚地过了一个星期后，最终可以独立行走，并重新获得了对膀胱的控制。

她从昏迷中醒来后，外祖父如此描述她，“她的妄想、焦虑和偏执倾向得到了完全的缓解。”他说道，这种“迅速和显著性”的结果令她的家人很高兴。

A.Z.和早些时候那个病人I.S.一样，因为外科手术的错误，而收获了意想不到的好处——这令外祖父想起了自己在一家疗养院听说的故事，故事里有一位女性病人，她被绑在浴缸里整整24小时。浴缸的恒温器坏了，水温远远高于可忍受范围。这导致病人的“体温极度升高”“超出了体温计的量程”。根据外祖父的推测，这样长时间的过热会损害大脑的某些区域，跟他无意中损伤到I.S.和A.Z.一样。而对外祖父而言很有意义的一点就是，那个体温过热的女人的“精神症状同样得到了很大的缓解”。

正如这三个“不幸中的万幸”例子的展示，外祖父想知道，“大脑中央深处的损伤所带来的意想不到的好处”是否表明，“心理疾病的主要机制”可能存在于一个更深层的大脑区域，这个区域比他那侵略性的手术所涉及的区域更加深入。

不过这是另一个时代的问题了。目前，就A.Z.的情况而言，外祖父认为，她的“卓越结果”还有另一个重要的因素。她的病情不仅产生了戏剧性的改善，同时她也表现出了一种“对她整个精神病史（其中三年时间）的逆行性遗忘。”

她不只是从疾病中痊愈过来，她甚至不记得自己患过病。

我母亲不知道，我外祖父那段时间在疗养院中做些什么。他工作繁忙，却很少谈论工作。我外祖父的职业生涯，在她心里依然是模糊而朦胧的。她只记得我外祖父在场的时光，只记得他在家中的时光。

他是一个好父亲，我母亲回忆道。

当然，我外祖父更是个忙碌的父亲。一次在一个普通的工作日，外祖父在晚饭后八九点才回家。他坐在那摆满了各种神经外科老古董的毯子里，埋头学习上一两个小时。那堆东西里有古代的刀片、旧书和漂白了的无名头骨。外祖父用一台录音机记录他的发现。我母亲知道，当外祖父在书房的时候，自己不能去打扰他，而那时候她应该做的就是准备上床睡觉。她会独自看看书，或者在广播里听《魅影奇侠》（The Shadow）跟《独行侠》（The Lone Ranger），或者是和住在街对面的姐妹用自制电话聊些八卦。不过，在我母亲睡觉之前，外祖父还是会到她房里说声晚安。我母亲记得，有时候外祖父会给她讲一个即兴编出的故事。这是一个系列的故事，故事有关一头鹿、一头熊，还有一只会说话的猴子的冒险旅程。它们每天晚上都会踏上新的冒险之旅。我母亲并不记得这些冒险的细节。我问她是否记得猴子叫什么名字。她也不知道。不过细节都无关紧要。重要的是，这些故事是她的父亲讲述的。重要的是，不管他白天的工作多么疲惫，他都会在深夜花上时间，坐下来给她讲故事。重要的是，即使是半个多世纪之后的此时，这些故事的场景仍然在她记忆深处闪烁着温暖的光芒。讲完故事，外祖父会听她做完灯下夜祷，然后起身离开，轻轻合上身后的房门。她并不知道外祖父会去哪里，不过，她猜测外祖父会回到书房继续工作。当她渐渐入睡时，小鹿、熊和猴子的最新冒险还会在她脑海里翻腾。

一个人确实可以做到千人千面。

我外祖父对我母亲非常好。

19

亨利·古斯塔夫·莫莱森（1926-1953）

麻省理工学院神经心理学实验室，1986年2月

H.M.：我曾有过一个理想。

研究员：是吗？什么理想？

H.M.：当个脑外科医生。

研究员：当个脑外科医生？

H.M.：嗯。不过我自己又否决了。那是在我发癫痫之前的事了。

研究员：是吗？那是为什么？

H.M.：因为我有近视。我跟自己说，万一你在给病人做手术，他的血可能会溅到眼镜上，手术助理帮你擦额头的时候，会手滑把眼镜给碰掉。

研究员：那可有点儿糟糕，是吧？

H.M.：是啊，说不定就因此下错了刀。

研究员：下错刀了会怎样呢？

H.M.：那个人会死掉或者瘫痪。

研究员：嗯。所以你决定不当脑外科医生，这真是明智！

H.M.：嗯！我想他们大都会死掉。不过也可能落下不同的残疾。也许你进行了补救切割，那失误就会比较小。毛病或许是在一条腿或者一只手上。也可能是一只眼睛。总之只是一侧。

研究员：那你记得自己手术的时候吗？

H.M.：不记得了。

研究员：你想象一下那儿发生了什么？

H.M.：呃，我想我，我现在和自己有点争论，呃，我可能是第三个或者第四个接受手术的人。我想他们，呃，大概那时候没有操作好。不过他们还是学会了一点东西，学会了怎么去帮助其他人。

研究员：他们不会重蹈覆辙了。

H.M.：嗯，他们不会了，因为他们学明白了。不过有趣的是，我老是幻想着自己当上了脑外科医生。

研究员：是吗？

H.M.：是啊，但是我否定了自己。

研究员：哦？为什么呢？

H.M.：因为我说过，助手会帮你擦额头，那样会碰到你的眼镜，你就会下错刀子。

研究员：那你切错了会发生什么呢？

H.M.：那样会影响你接下来的整个手术。

研究员：是吗？有什么影响？

H.M.：那个病人会偏瘫。或者说，如果切错了，他一边耳朵就听不到了。或者一边眼睛就看不到了。你会被自己吓一跳，会变得很焦虑起来。

研究员：嗯，这倒是。

H.M.：你每一次都要非常非常小心，因为这很有可能对那个人造成伤害。你得把手术做好。而正因为你有这种想法，你的操作速度会慢下来。你接下来就能做得很好。

研究员：你记得是谁给你做的手术吗？

H.M.：不记得了。

研究员：我来给你个提示吧。斯科……

H.M.：斯科维尔。

到1953年，很明显药物已经没什么作用了。亨利正在接受高强度的大脑抗癫痫药物治疗，每天用5次狄兰汀（Dilantin）、3次美芬妥英（Mesantoin）、2次苯巴比妥米那（phenobarbital）、3次三甲双酮（Tridione），但它们都不起作用了，或者说，起的作用不大。亨利仍然每天要发作好几次，有时候倒在地上，有时候只是陷入沉默。这两种癫痫发作都比较轻微，也就是常说的“失神”。当亨利陷入失神时，他顷刻间会变成一具皮囊，心肺仍在工作，但是思维出现了暂停。事实上，就算亨利没有癫痫发作，他也从未完全正常过，他的癫痫在某种意义上阻碍了他去追求更加殷实的生活。

他是个27岁的男子，聪明且强壮，但他尚没有脱离那种孩童的稚气。在平日的早晨，他会搭上班车去往国会大道的安德伍德工厂（Underwood factory）。他在那里的流水线上帮忙组装打字机，这是一种典型的由蓝领工人给白领制造的产品。下午，他会搭个班车回到东哈特福德的父母的家。他自然不能开车，他也不能去参军，不能去上大学，也不能去到任何他朋友们去过的地方，他只能待在家里，以便父母可以随时照看他。他会在晚间时分听广播。他很喜欢大牌明星，比如本尼·古德曼（Benny Goodman）[1]、杜克·艾灵顿（Duke Ellington）[2]，他也很喜欢新派的摇滚（他称之为牛仔舞音乐），这种音乐唱起来就像是给话筒包上了马口铁皮。他喜欢这类舞蹈音乐，但他却不会跳舞。他会看一些杂志，沉浸在好莱坞的八卦里，他会去了解一些自己永远不会经历到的成功或是丑闻。在天气不错的周末，他会背着步枪，走几步到附近的树林里。将枪托抵在肩上，枪管对准目标，扣动扳机去感受那种后坐力。而在天气糟糕的周末，他就有点无所事事了。

1953年，当时亨利对过去的记忆还很清晰。但他的未来却越来越黑暗。倘若事情继续向前发展，倘若他的癫痫变得更频繁、更严重，那么就不难想象，他很快就会变成他年迈的父母的巨大负担。若是他无法工作，没有产出，古斯塔夫和伊丽莎白就不得不放弃他。他们或许会送亨利到附近的曼斯菲尔德技校（Mansfield Training School）这类的地方，这个学校在1930年由两个老机构合并而成，它们分别是康涅狄格州低能培训学校（Connecticut Training School for the Feebleminded）以及康涅狄格州癫痫收容所（Connecticut Colony for Epileptics）。在那里，亨利会受到更多的束缚，这些束缚会牢牢地束缚住他的人生。和里面的诸多病人一样，亨利会被安置到工地现场去制作砖头，或者他仅仅坐在拥挤的病房里，变得越来越容易失神，慢慢滑向未知的命运。

除非……

1953年4月23日下午，在佛罗里达州好莱坞海滨酒店的一间大型宴会厅里，外祖父走上讲台，向哈维·库欣学会（Harvey Cushing Society）致辞，那是美国最卓越的脑外科医生联合团体。外祖父的致辞是年度神经生理学研讨会的闭幕词。之前，约翰·富尔顿为研讨会发表了开场演说，他在演说中开了一个贝基的玩笑，贝基就是那只来自富尔顿实验室的黑猩猩，这只猩猩在17年前给了埃加斯·莫尼兹灵感，促使他开始进行人类额叶切除。富尔顿玩笑说道，“就是这张脸，切掉了一万个脑叶？”同时呈出了一张照片，上面是贝基那张皱巴巴的脸。富尔顿又进行了呼吁，鼓励在场的众多神经外科学者去“像对黑猩猩一样，对他们的病人进行彻底的研究，因为你们有着绝佳的机会，去洞察关于额叶功能的基础性问题，相比之下，我们却只能在不能说话的野兽身上获取信息。”

另一位名叫保罗·麦克莱恩（Paul MacLean）的耶鲁大学研究者，在富尔顿之后进行演讲，他是世界前沿的动物边缘叶的研究权威，他的演讲以极富文学性的语言开头：“今天，在一年一度的莎士比亚诞辰纪念日，或许对一位英国文学爱好者来说，这是一个对莎士比亚或培根的戏剧作品进行重新讨论的绝好时机。然而还有一个同样亟待业内人士解决的问题，那就是大脑的机能。在大脑中，这些机能的作者（这些脑内结构本身）很容易辨别。然而这些作者书写了什么呢？这是一个问题。而这也充分说明了我们对边缘叶系统机能的了解太过缺乏，尤其是那位重要的作者，即我们所知的海马体或者‘阿蒙的号角’(Ammon'shorn）。”

接着，麦克莱恩又展示一个全面的调查结果，来佐证我们对海马体真正的机能是多么缺乏了解。接着，他以一种抱怨的口吻，以及对富尔顿范式的挑战来作为结尾：“动物实验对研究海马体结构的‘主体性’机能的贡献微乎其微。”他说道。“正如维也纳学派的观点，心理是一种信息，无关物质或者能量。动物们不能表达它们的感受。这是生理学家所遭遇的障碍。当他们意识到这盏阿拉丁神灯不属于自己后，他们的目光便会习惯性地转向神经外科医生们！”

这个舞台似乎专为我外祖父而打造。

外祖父从讲台上向下俯瞰着这一众外科医生和科学家。其中有许多他这个领域的巨匠：比尔·斯威特（Bill Sweet）、利奥·大卫杜夫（Leo Davidoff）、吉尔伯特·霍拉克斯（Gilbert Horrax）。而我外祖父那时已经47岁，他不再是曾经那位野心勃勃的年轻奋斗者。他现在是这里许多人的同僚，不仅仅是同僚，甚至可以说，外祖父是他们的老师。之前，耶鲁大学和康涅狄格州州立大学的神经外科治疗项目进行了合并，外祖父出任项目的联席董事，为他母校培养下一代研究者，教授后辈们那精妙而又残忍的技艺，教他们使用他发明的各种技术和工具，而宴会厅中的许多人都将这些方法和工具应用到了他们自己的实践中。在神经外科学界的眼中，他已经变成了一位伟人。

“过去四年，在哈特福德，”外祖父开口说道，“我们开始对人类边缘叶进行研究。”

麦克莱恩认为边缘叶十分神秘，并且认为仅仅通过动物研究来解决这些神秘问题非常困难，这种论调话音刚落，我外祖父随后的讲话就引起了轰动。听完之后，观众们开始期待，期待他能开口说出一种突破，或者某种意义上来说，带来一种启发。

倘若如此就好了，但外祖父打破了他们的希望。

在对他们的研究设置进行概述以后（即沟回切除术，仅仅切掉边缘叶区域的一部分；以及内侧颞叶切除术，几乎将它全部切掉），我外祖父非常保守地评估了自己的研究成果。“我必须谦虚地进行报告，”他说道，“就我们对230个病人进行手术过程中所积累的一点点数据而言。”

他也有理由保持这种谦卑。他切了数以百计的人类大脑，却实在是没有拿到什么特别有用的信息。他翔实地复述了在实验过程中遇到的一些有趣的现象，比如说“在沟回区域进行手术时，病人会普遍出现呕吐或意识丧失，而切除后，这些症状便会消失”。外祖父还提到，一位精神病患者出现了术后的记忆问题。不过，他并没有用这些碎片化的小细节，过多地去佐证那些更大的问题，比如边缘叶（或者说内侧颞叶或者海马体，随便怎么称呼都可以）的确切功能到底是什么。

外祖父的实验结果效果不佳，其原因之一在十几年前就已经非常明了，那个原因就在约翰·富尔顿和保罗·布西的一封信件中，布西在信里抱怨基于神经外科的研究寸步难行，因为事实上没有一项实验“是从一个正常的生物开始的”。这确实是我外祖父研究边缘叶的情况，他的研究对象都是遭受了“长期而严重的创伤”的疗养院病人。如果说对人类大脑工作机制的理解确实在动物实验中难以实现，那么通过损伤那些严重精神病患的异常大脑，来试图去理解正常大脑的工作机制，这也具有挑战性，甚至是愚蠢且徒劳的。

而用这些方法来治疗精神疾病，才是这些手术设置的最直接目的，外祖父的内侧颞叶切除术却也同样进展滞缓。他告诉观众们，这些手术在精神病的治疗上，只会产生“微乎其微”的疗效，实在是没有“明显的生理与行为上的改善”。

那天，那些听到我外祖父的边缘叶研究在治疗和科学领域的双双失败的观众，非常有理由得出这样的结论，这些研究已经被打入死胡同，应该趁早放弃了。而恰恰相反，外祖父告诉听众，虽然他的研究目前为止并未对大脑机制提供可观的有效信息，但他希望“继续进行边缘叶研究，我们可能会在盲目中摸索，却一步步离这些更深的机制更近”。讲话的最后，他暗示说自己已经开始考虑扩展其研究的方法，考虑一种策略，这种策略可以规避那些在和疗养院提供的研究对象工作时难以避免的科学误区。外祖父描述了那些精神病患者的癫痫如何复发，而他的手术如何缓解癫痫的症状。而现在他说，“我有一个有趣的疑问，切除这些已知的癫痫致病区域（比如对沟回进行双侧切除）是否会跟抗痉挛药物治疗一样减少发作的可能呢？”换言之，如果对心智完全正常的癫痫病患者，而不是患有精神病的人进行边缘叶切除，又会发生什么呢？

这是一个亟待着答案的开放性问题。

或者说，只是亟待着一位病人而已。

1953年3月，在我外祖父去佛罗里达好莱坞出席哈维·库欣学会会议的前一个月，他和莫莱森一家进行了又一次会诊。虽然这次会诊的细节并没有记录下来，但是，我们可以进行合理的猜测。他会询问他们，对亨利的治疗是否有进展，而他们则会跟他汇报亨利病情的恶化。他们会清楚地说明，药物并没有疗效，或者说疗效甚微。由于亨利癫痫发作的频率很高，因此即使在会诊过程中，亨利也会发作一次，他会撇下嘴，把脑袋扭向一边，眼神空洞地看着前方，手指漫无目的地乱抓自己的裤腿。倘若是如此，我外祖父会仔细观察他，等着亨利走过来。到了会诊结束时，我外祖父应该会对亨利病情的绝望做个总结。

不过接下来，他又会为他们带来希望。

药物没有用，其他方法又或许有用呢？他也许会向他们介绍怀尔德·潘菲尔德的手术，也就是之前在蒙特利尔神经学研究所进行的单侧切除手术。他或许会跟他们说起自己的双侧手术，也就是他在新英格兰的疗养院中所尝试的手术。他或许会给莫莱森一家稍微普及一下神经解剖学，他会俯下身子，轻轻敲打亨利头部一侧鬓角的位置。他会解释说，亨利疾病的根源或许就在内侧颞叶的某个部分，即他的手指指向向内几英寸的地方。或许他会告诉莫莱森一家，如果他们同意的话，他可以完全解除亨利的痛苦。

而莫莱森一家会仔细思考。他们一定会被吓到，毕竟没有哪种药物疗法会比脑外科手术更可怕。然而他们也一定会对外祖父充满信心，毕竟外祖父是位颇负声望的医生，是耶鲁大学的教授，是一个富有影响力的能人。不管莫莱森家做了多少算计，不论他们怎样权衡了利弊，在手术可能的风险和现实的绝望之间怎样纠结，这些都不得而知。他们可能花了一段时间彼此争执，询问外祖父。他们也可能很快就做出了决定。

我只知道的是，他们最终同意了。

手术时间定在了1953年8月25日。

在一周前的8月17日，亨利回到哈特福德医院去做脑电图。不像气脑造影图要抽干他的脑脊液，众所周知，脑电图或者说叫EEG是无痛的。亨利躺在轮床上，头皮上贴着许多电极。电极记录下了亨利的脑活动，获取到了他神经元之间所通过的微弱电流。仪器的操作者可以实时看到这些脑活动，这些活动呈现成一系列波峰波谷的图像，就像是地震仪上显示的图像一样。当一个异常的峰值出现在他的一侧的内侧颞叶上时，这就证明了亨利的癫痫病灶就定位于此，也就证明，在这个半球进行手术切除或许可以让亨利康复。在监测期间，亨利癫痫小发作了一次，他直接在轮床上失了神。尽管如此，EEG还是没能揭示出癫痫病灶的具体位置。

一位叫做利泽洛特·费舍尔（Liselotte Fischer）的心理学家在8月24日对亨利进行了一系列的心理测试，这是为手术的效果划定的一个基准，以便之后再次测量。费舍尔记录道，亨利“承认自己对即将到来的手术‘感到有点儿紧张’，但还是希望手术能对自己有所帮助，或者至少像对其他人那样有些疗效。他的态度始终都很配合且很友好。”

费舍尔拿给亨利笔和纸板，让他画一对男女。亨利首先画了个男人，那是个住院的病人，穿着病号服，脑袋上有个“坏脾气”标识。费舍尔将亨利的这一表现解释为“对即将到来的手术所表现出的当下的焦虑”。接着，亨利开始画女人。

“她并不是很漂亮，”他边说边画了一个超大的头和一对鼓胀的乳房。费舍尔观察了作画并写道，“其咄咄逼人的姿势和盛气凌人的体态跟那个男性形象对比鲜明，显示出了一个‘具有攻击性且有阉割倾向的母亲形象’。”

费舍尔又对亨利做了罗夏墨迹测验（Rorschach examination），费舍尔向他展示了一些墨迹，并让他来描述自己对此的感受。亨利看着一个斑点说，他看到一头雄鹿失去了角，变成了一头母鹿。费舍尔认为，这是亨利纠结于阉割的另一个证据。亨利对另一块墨迹的描述是：“一头挣脱了束缚的狮子，因为他的尾巴超级大，并且‘甩到我腿上了’。”在费舍尔的解读中，这是“性别混乱”以及“同性恋倾向”的预兆。她还记录到“亨利内心反复出现着一种逃跑的观念”和“毁灭的观念”。

最后，费舍尔对他进行了智力测验。亨利得分104，高于平均水平，不过这个分数比他术后要低一些。这也或多或少跟他在手术前几周完全停掉了抗癫痫药物有关，仅仅在跟费舍尔在一起的几小时内，他就出现了多达12次的癫痫小发作。当亨利失神10到15秒，左摇右摆并且喘着粗气，拽着手臂、衣服、腰带时，费舍尔会看着这些情况，并记录下来。

“我又犯病了。”他会说。

亨利在医院住了一晚。接下来在8月25日，护理人员将他的头发剃光后推进了手术室。

同我外祖父曾经所在的疗养院做的那些手术一样，外祖父将局部麻醉药打进病人的头皮，用手术刀在病人头上划出一道越过头顶的弧线，将他的前额头皮像地毯一样卷起来。接着，他用环钻掏去了两个1美元硬币大小的骨头，用手术刀切开保护大脑的硬脑膜，再用一个压板把前额叶撬起来，露出更深层次的大脑结构。他用肉眼对那个区域进行观察，一眼就认出了海马体、杏仁核、沟回以及内嗅皮层那闪闪发亮的粉色轮廓。他试图找出致使亨利癫痫的任何生理缺陷、任何发育不良或萎缩的组织、任何伤口。而他一无所获。在进一步深入手术之前，他又做了一件平常不会在疗养院做的事情。在脑电图仪的操作者W.T.利贝尔松的指引下，他把一个细长的钳状工具伸进洞里，把一些小小的电极放到亨利内侧颞叶的表面，刺激上面的一些点。他与手术团队一同等着利贝尔松所监测的EEG的读数，为找到癫痫的致病区域进行最后的尝试。利贝尔松凝视着卷轴上的波浪线，想要找到一个有指示意义的波形。这个波形或许可以指引外祖父找到特定半球上的特定目标。然而他遗憾地告诉我外祖父，自己再一次空手而归，找不到那个目标区域。

虽然说麻醉可以确保亨利感觉不到疼痛。但他是有意识的，在切割、剥离和钻孔的整个过程中，一种不安而陌生的感觉在他那有些迟钝的神经系统中流淌着。当外祖父俯下身子取出电极时，亨利直观地看到了他倒置的面庞，或者说，至少是被手术面罩、手术帽以及面部放大镜所遮住之外的一部分面孔。亨利的瞳孔在面对刺眼的头灯光线时发生了收缩。

或许在那一刻，亨利会告诉自己这一切都是值得的，这发生在自己身上的可怕之事最终能让他从癫痫的桎梏下得到解放，让他完全活在当下、充满活力、实现潜能。然而不论亨利在想些什么，那都不重要。他已经同意手术，那么接下来发生的一切都不受他的控制。

而外祖父却完全不一样，他现在需要做出一个重要的决定。

找不到致病区域。

当然，这就意味着亨利的内侧颞叶中，没有目标，没有需要动刀的区域，甚至连他的癫痫发作起源于哪个半球都毫无线索。

但是，如果当时处于外祖父的位置的是另一位神经外科医生，事情可能会有所变化。比如说怀尔德·潘菲尔德，他可能会承认自己的失败。潘菲尔德在手术室中有明确的工作原则。倘若他通过肉眼乃至EEG都无法定位致病区域，那他就绝不会动刀。事实上，即便EEG暗示有某个癫痫区域的存在，但是，如果对大脑的视觉性检查没有发现任何异常，潘菲尔德宁愿什么都不做，也不会进行一个很可能弊大于利的切除。“一个神经外科医生，”潘菲尔德曾经写道，“必须做出权衡，是有机会将病人从疾病中解脱出来，还是让病人面对切除有可能会带来的风险和机能丧失。”在这种权衡中，潘菲尔德通都常会比较谨小慎微，在亨利这个没有目标的案例中，他会决定不再继续手术。他会为亨利进行缝合，对他进行几天的观察，然后带着歉意送他回家，并且完善自己开的药物处方。他会跟亨利说，或许自己并不能通过手术的方法给亨利带来帮助，或者至少是说，他们没有足够的信息来进行手术。

而外祖父可不是潘菲尔德。

他站在手术室里面，低头看着亨利那潮湿而鼓胀的头骨，透过那两个钻孔看到他的大脑，我外祖父明明可以承认失败，可以结束手术。那是个相对万全的决定。倘若无所作为，亨利不会有任何改善，但是也不会受到额外的伤害。

反之，外祖父也可以一往无前，走向唯一的前路。他可以对亨利的某一侧脑半球进行手术，然后撤回来为他缝合好，看看会发生什么。他没有目标，没有可以将癫痫定位在任何一个半球的确切证据，但也许他可以侥幸找到病源。这相当于这个手术的硬币两面。如果说亨利的内侧颞叶一个半球里藏着癫痫的病源，这个方法就有50%的几率可以将病灶消除。或许相对于无所作为，这种做法需要承担更大的风险，但是考虑到亨利病情的严重性，这种风险也非常合理。另外，保持一个半球中结构的原封不动，不管这些结构承担着什么样的未知机能，外祖父这样还是可以将破坏减到最小。

然而我外祖父选择了第三条路。他拿起了自己的抽吸导管，将它小心翼翼地伸进其中一个钻孔，然后吸出了亨利的一边内侧颞叶。他的杏仁核、沟回、内嗅皮层，以及他的海马体。很大一部分功能未知的结构，就这样消失在了真空中。接着他把工具从第一个孔里抽出来清洗干净，又伸进了第二个孔里。在亨利的两侧半球都没有发现特定目标区域的情况下，外祖父决定把两边的内侧颞叶都破坏掉。

对于亨利来说，这是风险最高的一个决定。不论内侧颞叶结构的机能是什么（当然那时候人们都不知道自己在干些什么），外祖父都要摧毁掉它们。对亨利来说，这些风险无法回避，也无法想象。

而另一方面，这对我外祖父来说却没有什么风险。

在那个时刻，对病人风险最高的选择，也就是对外祖父而言潜能和回报最高的选择。这几年中，外祖父在疗养院病区进行着医学治疗和研究的双线操作，也尝试着治疗精神疾病并且理解大脑的不同结构，此时，他即将对一个完全没有精神性疾病的病人进行内侧颞叶切除术，而这个病人唯一的机能障碍就是癫痫。在科学研究的语言中，亨利是“正常的”，起码是外祖父先前所有边缘叶手术的对象中，最为接近正常的一个。四年来，外祖父一直在进行一项“人类边缘叶的研究”，然而那个下午，在研究对象方面，外祖父的研究被扩展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

试想一下，外祖父凝视着那第二个钻孔，让他的导管探得越来越深，他的头灯照在自己正在进行摧毁的脑部结构上那错综复杂的纹路上。我们无法考证在那一刻，是什么想法左右着他，又是何种动机驱使着他。他有理由相信，自己的手术或许有助于缓解亨利的癫痫。他也有理由相信，他的手术或许会为认识人类大脑中某些最为神秘的结构的功能提供一些新的动向。他也很有可能什么都没有想，起码没有意识上的想法。一年后，他自我反省时，这样描述到自己：“比起思考，我更愿意去做，这就是我成为外科医生的原因。我希望看到结果。”

他按下了抽吸导管的扳机，将亨利剩下的那一半内侧颞叶吸进了真空管里。

当外祖父切完了最后一刀，亨利躺在那里，仰视着他。他能够看到外祖父的面具、手术帽以及他的头灯。他能够看到外祖父的眼镜，那对镜片厚重、带有放大功能的手术镜。他能够听到外祖父的呼吸声，感觉到他呼出的温暖气体。

或许，只是或许，外祖父眼镜的镜片上还留了一些汗液和血液的痕迹，又或许他会叫护士过来将这些痕迹擦干净。或许那个场景，是亨利失去的内侧颞叶记录下来的最后一个场景，那个场景可能会卡在那里，变得模糊起来、如梦似幻，其来源也无法判断了。或许这也就是为什么，在亨利的余生中，他总是会告诉别人他曾梦想自己能做一名外科医生但最终还是放弃了，因为他近视，当他眼镜脏了护士来给他擦拭的时候把眼镜撞歪了，导致他切偏了一刀，这一刀切得太过深远。

倘若是这样，那么这说明亨利曲解了他所看到的场景，他在跟别人说起的时候，误以为是自己在手术中出了差错。而事实上，在他自己身上的手术中，他的手术医生斯科维尔犯了错，他错切了一刀，这一刀却造就了亨利。因为即使是外祖父把什么东西弄到了眼镜上，即使是护士把眼镜撞歪了，也并不会影响到手术的进程。

外祖父那天并没有出什么差错。

他在亨利身上准确完成了他想做的一切。

他完成了手术。

他拿出了工具。

他填上了骨头上的洞，并且缝上了伤口。

六周以后，他将自己在哈维·库欣会议上的演讲印出来，投递给了《神经外科日报》（Journal of Neurosurgery）进行发表。这篇论文扩展了一些内容，强调了他在4月份进行的公开手术。他在文中写道，他的边缘叶手术，“并没有导致过明显的生理学和行为上的变化，只有一个例外，即手术导致了非常严重的短时记忆缺失，这种失忆极其严重，以至于病人无法记起他所住房间的位置，他亲人的名字，甚至如何使用厕所或是便壶。”

那些斜体字是他写的，这段斜体句子让一篇令人容易遗忘而言辞谦逊的论文，变成了一篇有名的文章，只要我们还对过往和记忆感兴趣，我们就会一直引用文中的句子。这篇文章成为现代记忆科学这幢摩天大楼的基石。

这是病人H.M.的诞生宣告。

也同样是亨利·莫莱森的讣告。

【注释】

[1] 美国单簧管演奏家、爵士乐音乐家。

[2] 美国爵士乐音乐家。

20

天使都不敢涉足的领域

“事情发生得很糟糕。”

这是我与布伦达·米尔纳第一次谈话的文字稿中的第一句话。当我阅读这份文字稿时，我感觉又听到了她的声音，她一口清脆的英腔，说话时词语都紧紧地连在一起，与此同时，她办公室的模糊图像也渐渐在我脑海中浮现。这正是与她相关的一切：她的办公室、里面杂七杂八的东西、办公室度过多少年岁月才积累起这些东西，成堆成堆的纸页、塞满书籍的书架、满是文件的箱子。在这种办公室里，为了清理出空间给新的一天的工作，每天早晨肯定都是一场斗争。四面的墙上挂着一些海报，我觉得其中有一张里面是一只动物，这是一幅《国家地理》式的自然风光照片，然而我不记得那只动物属于什么种类了。在米尔纳的桌子上，她电脑旁摆着一张框好的照片：外祖父穿着他那淡绿色的外科手术服的特写照。

我们的谈话时间是在2010年，当时很多东西已经在米尔纳的办公室里积累了超过半个世纪。她当时已经93岁，仍旧是麦吉尔大学（Mc Gill）的教授，她还在教书、做研究，仍旧作为一名积极的科学家，过着凌乱而斗争的生活。

米尔纳亲切地接待了我。麦吉尔大学公关部的某个人陪着我到了她的办公室，在会谈开始之前，一位摄影师走了过来，带我们去了另一个房间，他给我们拍了张照片，这是为了给蒙特利尔神经学研究所（Montreal Neurological Institute）写新闻稿。“他是不是长得像斯科维尔？”某人问到米尔纳。她夸赞了我，说我比我外祖父长得高，鼻子更大，两眼靠得更近，头发更稀疏。

“不，”她说，“并不是。”

我在头一天晚上就开车到了蒙特利尔（Montreal），却很失望地听到，我已经错过了《记忆碎片》（Memento）的放映，这部电影是米尔纳主持放映给麦吉尔大学电影社团（McGill Film Society）的。《记忆碎片》的主角是一位患有遗忘症的男子，他想要找出一个谋杀案件的真相，这位主角的塑造也部分受到亨利的启发。我告诉米尔纳，我很喜欢这部电影，她说她也很喜欢，而且这是她见过的最真实地描写遗忘症的电影之一，尽管剧本搞错了短时记忆的定义，她如此指出。她说，像亨利和《记忆碎片》中的主角这样的人，他们并没有短时记忆障碍。相反，短时记忆成了他们所有的一切。

我还记得米尔纳坐在她那杂乱的办公桌旁边，身形紧致的她穿着件羊毛衫。

“现在，”她说，“我能怎么帮你？”

直到1950年进入神经学领域，米尔纳才开始对记忆产生兴趣。当然，她一直都对大脑及其结构与功能之间关联的神秘方式非常好奇。而且她也明白，受损伤的那些病人能对我们理解那些功能做出多大的贡献。在她在剑桥大学（Cambridge University）参加的最后一次心理学考试中，她坐在历史上著名的剑桥大学评议会大楼上（Senate House），考题中有一道是写出一篇有关视觉、听觉、语言功能的大脑定位的现今学术知识综述。那一年是1937年，尽管她记不起她当时具体答了什么，但是她觉得当时应该写到了菲尼亚斯·盖奇、叹先生，还有其他那些吸引人的受损伤的个案。然而，她应该没有提到有关记忆的问题。1937年，当时米尔纳开始和潘菲尔德的病人一起工作，当时的普遍舆论和十多年之后没多少不同，即记忆并非和大脑的特定结构有关，而是均匀地、等势地分布在整个大脑上。根据这种观点，试图找到记忆的处所，在神经学上相当于捕猎，这种处所并不存在。米尔纳自己对于记忆的看法也没有多大差别，直到她遇到病人P.B.和病人F.C.，这两个人的大脑两侧的内侧颞叶单侧都有损伤，米尔纳给他们说了一些故事，并且让他们对她重复这些故事。当他们呆呆地看着她时，当很明显可以看出，他们没有接收到她所说的任何信息时，米尔纳意识到有些重要的事情发生了。她曾经并不相信记忆的处所，直到她发现了这个处所。

然而，她发现了吗？

倘若移除这两个人大脑左半球的海马会导致深度的遗忘症，这一点确实存在，但是其他接受过同样手术的病人却并不存在同样的症状。

米尔纳和潘菲尔德仔细地讨论了这个悖论。最终，他们得到了一些试探性的结论。

确实，潘菲尔德在这两个遗忘症病人身上做了同样的手术，而且他已经至少在其他90个病人身上做了这样的手术。而且确实，这两个病人的大脑，在手术后呈现出了与其他具有同样损伤的大脑完全不同的机能。但是，这并没有什么意义。除非这两个遗忘症病人的大脑从一开始就是特殊的。

米尔纳和潘菲尔德总结道，对于同样的操作导致不同的结果，唯一合理的解释就是，两位遗忘症病人的内侧颞叶在手术之前已经损伤了。与潘菲尔德作为研究目标的大脑半球相对的另一侧半球肯定已经有机能障碍了。或许，这种损伤发生在出生之时，可能是医生用了夹钳把头部拉出子宫，又或许是病人在之后的生活中中风而没有被发现。这也意味着，潘菲尔德对病人所做的单侧海马损伤，也就等同于双侧损伤。事实上，尽管潘菲尔德只将一侧半球作为目标，但他已经摧毁了两侧半球。

如果这一点被证明是真的，那么这也就意味着，正常的记忆功能依赖于海马，以及其他内侧颞叶结构。尽管潘菲尔德和米尔纳都觉得，他们已经处在人类大脑中找到记忆的处所的边缘，但他们也知道，自己缺少证据。当时的脑成像技术没法探测到这两位遗忘症病人剩余的海马中的损伤。而且，即便潘菲尔德决定重新打开他们的颅骨以便看看里面的情况，但这种损伤可能并非肉眼能见到。要颠覆当时有关记忆的流行观点，他们所需要的不仅仅是一种预感。

倘若潘菲尔德愿意将病人的两侧海马都移除，看看会发生什么，从而来检验这个理论，那么他和米尔纳可能能够得到他们所需要的证据。然而，潘菲尔德没有这么做。他太过于担心会导致不必要的伤害。尽管他在癫痫手术领域做出了革命性的成果，但是他总的来说还是一位保守、谨慎的医生。他对一切新兴事物都持怀疑态度。比如说，神经外科手术对他而言只是一种技术上的兴趣，但在治疗上却是一种令人不安的操作。在他漫长的职业生涯中，潘菲尔德从没有做过额叶切除术，他有时还拐弯抹角地批判那些做过这种手术的医生，并且宣称这是一种“年轻外科医生的虚荣”，“他们学会了如此专业地使用手术刀，以至于他们能从任何地方切除任何东西，除了死亡；他们能切除智力行进的通路，却留下了一个只能走路的活死人。”

潘菲尔德的保守主义对于病人而言是一种幸运，对于科学进步而言则是阻碍。20世纪50年代中叶，也就是米尔纳测试潘菲尔德的第一例遗忘症几年之后，尽管他们准备写一篇有关此案例的论文，但是他们仍没有发表他们的发现。他们的数据似乎并不完备，证据也太过简单难以被接受。在科学的意义上而言，他们已经止步不前了。

之后，1954年5月在新墨西哥州（New Mexico）的一次神经外科学会议上，潘菲尔德遇到了那种年轻、颇具野心、天赋异禀的神经外科学家，这正是他时常所批判其虚荣的那类人。外祖父和潘菲尔德讨论了他们各自对于内侧颞叶手术的经验。尽管这类手术大多都出于各类原因，但外祖父主要是给那些收容所的病人做，而潘菲尔德大多给癫痫病人做。而让他们感到有趣的并非他们出于不同动机，而是他们所得到的相似结果。潘菲尔德告诉外祖父有关他和米尔纳所记录的病人P.B.、病人F.C.的事情，还说他们预感，边缘系统肯定对记忆至关重要。潘菲尔德并不受神经外科学学界欢迎，但是当外祖父说，他自己也遇到了术后遗忘症的情况时，潘菲尔德表示很高兴。潘菲尔德回到蒙特利尔之后，就告诉了米尔纳他了解到的收获。

最终，在1955年3月22日，他给我外祖父写了一封信。

“亲爱的比尔，”他开头写道，“米尔纳医生和我已经一起在写我们的项目论文，文章有关记忆丧失与海马区的关系。我思考了很多遍我们在圣菲（Santa Fe）的讨论，在我看来，你提到的案例给整个问题都带来了启发。”潘菲尔德着重提到了三个病人的案例，“你对这些病人两遍的颞叶都往后移除了8或9厘米的组织，”并且，他还问是否有可能让布伦达·米尔纳前往康涅狄格州拜访那些病人。“我记得他们都是精神病病人，”潘菲尔德写道，“我觉得，你面对这些案例肯定感到有些迟疑，就像我面对那两位病人一样，我使得他们丧失大量的记忆。其实，我应该觉得更糟，因为我动过手术的那两位病人并非精神病，而且他们在生活方面，比你的病人可能表现得更好。”潘菲尔德继续写道，米尔纳想去看看那些病人，“不论他们在哪儿。”

“我已经准备好了所有相关的图表，我也很高兴米尔纳医生能够过来看看这些案例，”外祖父回信写道。他纠正了潘菲尔德觉得他所有的内侧颞叶的案例都是精神病病人的假设，之后描述了亨利这个案例。“唯一一个非精神病性的癫痫案例也会出现在我们的办公室，”他写道，“他在21个月以前切除了颞叶的内侧面，包括海马旁回钩（uncus）、杏仁核、海马回，而且根据他母亲在电话里的说法，‘他的记忆完全不好了，他甚至没法独自一个人去商店买东西。’”

而对于那些收容所的病人，外祖父保证，机构会准许米尔纳完全接近他们，然而他也做出了警告，这些病人可能不如亨利那样容易被收集到有用的数据。“这些案例，”他写道，“都可以用于研究，当然，他们也有一些其他并发损伤。”

1955年4月25日，米尔纳登上从蒙特利尔开往哈特福德的夜班列车。她出行轻便，只带了几件换洗衣物、一些洗漱用品、一部心理测试小集子。当然，她携带的最为重要的东西并没有重量。那就是一个想法、一个理论，这个理论在数年里慢慢成形，然而直到当时都还难以下定论，这确实令人失望。列车驶出车站，开始向南行驶，车速慢慢加快，列车跨过边境，沿着尚普兰湖（Lake Champlain）岸绕行。阿迪朗达克山（Adirondack Mountains）的山岭在远处拔地而起，米尔纳也在极速而过的黑夜里准备入睡。

米尔纳于第二天早晨在哈特福德医院（Hartford Hospital）第一次见到亨利。外祖父介绍了一下这些病人，亨利用微笑和米尔纳打招呼。亨利已经29岁了，为人友善又礼貌，脸上还透着些孩子气。介绍过之后，外祖父就离开去工作了，米尔纳自己在旁边的一间办公室准备她的测试材料，而亨利则被留在外面的走廊，和活体研究所（Institute of Living）的研究领导卡尔·普里布拉姆医生在一起。普里布拉姆来到这所医院，是因为他也对亨利很感兴趣。当米尔纳结束准备之后，她发现普里布拉姆和亨利还在谈话。于是她打断了他们，让亨利进检查室。

“你和普里布拉姆医生在聊什么呢？”她问道。

亨利好奇地看着她。他说，米尔纳搞错了。他刚刚并没有和任何人聊天。

他们坐在桌前，米尔纳拿出了一份文件，名叫《韦克斯勒记忆量表》（Wechsler Memory Scale,WMS）。众所周知，WMS是记忆检测的标准诊断工具。米尔纳也用这个量表来检测病人P.B.和病人F.C.。这个量表由一个叫做美国心理公司（Psychological Corporation）的企业出版，其编制和构造者是一位贝尔维尤（Bellevue）的心理学家大卫·韦克斯勒，他也是当时最流行的智商测验量表的作者。而要弄清亨利的“记忆商数”（memory quotient）十分简单，只需要给他呈现出以某种形式列出的任务，记录下他的答案，然后算出结果即可。对于个人记忆商的解释和对智商的解释大致相同：100分代表平均水平，高于或低于100则在某种程度上优于或劣于平均水平。这个测验的开头是一系列非常基础的问题，米尔纳将这些问题一个一个地呈现给亨利，每两道问题之间都有停顿，以便记录下他的答案。亨利说自己27岁，今年是1953年，月份是3月，现今的美国总统是哈里·S.杜鲁门（Harry S.Truman）。

实话说，亨利的大多数答案是完全错误的。而这些答案只是在年代顺序上有错误。亨利说的每件事都是真实的，在某个时刻是真实的，但在如今却不是如此。米尔纳听着亨利的答案并做着笔记，她试图掩饰自己任何惊讶或震惊的表情，确保自己不会影响到亨利［这是标准的诊断流程：在我得到的那份WMS量表操作手册中，另一位心理学家在某一页的顶部写道，在测试时，“假装自己是《警网擒凶》（Dr.agnet）中的杰克·韦伯（Jack Webb）”是个好主意］。米尔纳继续提问，并没有做出评价，直至对亨利遗忘症的深度的了解慢慢变得清晰起来。

米尔纳之后测试了亨利从记忆中再现集合图形的能力，以及记住特殊词对的能力，比如卷心菜/钢笔，服从/英寸。而亨利则非常吃力，不断地给出空白答案，米尔纳详细地记录着他犯的错误，专注于测验的流程，努力不让自己因为遇到这样一位特殊病人所产生的兴奋感而分心。

最后，她告诉了亨利一些故事，其中一个故事是讲，在波士顿的一位名叫安娜·汤普森（Anna Thompson）的年轻保洁员，她被打劫了15美元，另一个故事是讲，一艘在跨洋冒险的船在利物浦（Liverpool）附近触了雷。

当米尔纳讲完之后，她等了几分钟，然后让亨利把他所记得的部分复述出来。

而他只是好奇地看着她。

亨利记忆商数的得分是67，这是米尔纳所见过的最低分数。

这一点结束之前，米尔纳还测试了亨利的智商。《韦氏智力量表》（Wechsler Bellevue Intelligence Scale）中的任务都是非常折衷的。有些特定的问题是为了测查人们的常识，比如伦敦在哪里？谁写了《浮士德》（Faust）？什么是《经外书》（A pocrypha）？还有一些更广泛、具有哲学性的问题，哲学问题需要更加思辨的回答，比如为何我们要远离坏公司？为何法律是必要的？为何天生的聋子一般也无法说话？量表有一个部分需要给不同的词下定义，这些词从简单的“苹果”到模糊的“基团”[1]都涵盖了。另一部分通过询问问题来测试一些现实生活的计算能力，比如如果7磅糖要花25美分，那么1美元可以买多少磅糖？量表中还有一些类比测试，比如问橙子和香蕉有什么共同点，马车和自行车有什么共同点，表扬和惩罚有什么共同之处。还有一些测试涉及图片而非文字，比如有一题需要让受试者将一堆碎纸片重新组合成其原来的样子，即画面里有一个人像的样子。

亨利很擅长做这些题目，而且不仅仅是擅长。他一共得了118分，分数远高过平均分，已经到了“高智商”的范畴。亨利尤其擅长计算，他可以非常快速且流畅地在脑子里得出答案，但是他整个过程都显得急切且能干。米尔纳观察到亨利在智商测验中，从难题到容易的题目都能顺畅解决，恐怕她都忘记了潜藏在亨利那双慧眼之下的遗忘症了。

亨利对于测验是来者不拒。他对每次新的测验都保持着同样专注，从不会抱怨，从不会感到无聊。在测验间隙，米尔纳起身去医院的自助餐厅倒了一杯咖啡。几分钟之后，她拿着咖啡回来准备继续工作。亨利用微笑朝她打招呼，并带着一种迟疑的目光友善地看着她。他完全不知道米尔纳是谁，但是他每一次都很乐意见到她。

第二天，米尔纳开始在州立收容所拜访那些精神病病人。外祖父给她提供了一辆车和一位司机，并且提前打电话给她，确保她获得许可。

米尔纳的第一站是去康涅狄格州州立医院，它在哈特福德向西60英里之外，那里有着一片河岸的田园风光，还有一片生机盎然的奶牛牧场。她到了检查室之后，很快就迎来了她的第一位病人，这是一位名字首字母为M.B.的女性。米尔纳像往常一样，仔细地做着记录。她写道，“病人M.B.是一位55岁的躁郁症女性，前文书工作者。”这位病人于1951年12月27号来到收容所，当时她被描述为“焦虑、易激惹、好斗、不安，但是在任何领域都表现得不错”。在这位病人住院大概一年之后，M.B.来到了2200房间，外祖父在那里给她做了“双侧内侧颞叶完全切除术”。M.B.的档案记录道，“她术后陷入了木僵和紊乱的状态，持续了一个星期，但之后很快恢复了过来，并且没有任何神经学上的缺陷。”

但是在米尔纳开始正式测验之前，她就很清楚，收容所认为M.B.术后没有产生缺陷的结论是错的。米尔纳写道，“这个女人从另一栋建筑被带到了检查室，但她已经忘记了那栋建筑；她也没法描述医院的任何其他区域，尽管她已经在这里住了差不多三年半。”米尔纳用的测验只是为了验证这最初的印象。“在《韦克斯勒记忆量表》中，她能回忆起的故事和图画都是不准确的、碎片式的，甚至在提示的帮助下，延迟回忆对她而言都不可能。她的谈话集中在她早年的生活上，她没法说出一点有关她在医院生活的信息。”之后，M.B.被带回了自己的病房，米尔纳确信，M.B.患上了“一种和H.M.类似的近期记忆完全缺失的症状”。

之后的几天内，米尔纳又见了另外四个收容所的病人。

其中一位患有“偏执型精神分裂伴酒精成瘾”的病人告诉米尔纳，她可以“记起很多面孔”，但是忘了“很多日常发生的事情”。米尔纳记录着，在她们的谈话期间，这位病人“对近期的事件没有多少认知”。另一位病人所受的损伤更小，而且她“知道她女儿在那天早晨，要乘7点的火车去纽约（New York City）买衣服，来准备下周六的婚礼。她还描述了在办公室里见到的秘书所穿的衣服”。第三个病人在记忆测验上完成得非常差，尽管她意识到了“自己上周在医院的美容院工作了一周，而且早上一直在洗毛巾”。最后一个病人“在最初听到这些之后，可以记住米尔纳的名字和10分钟之前所在的地方”，但是却受着“妄想和幻觉”的折磨，而且“这位病人总是出现不在交谈的状态，而无法完成正式的测验”。

在那一周之前，米尔纳从来没有进过收容所。当她在半个世纪之后谈起这些，当时在那种困难的环境中，收集有效数据的失败带来的挫折感如今仍旧历历在目。她说，那些病人大多是住在后面病房里的一些可怜的人，“能和他们所做的工作很少。我只能确定，他们基本都有同一类损伤……但是，在正式的测验中，我没法和他们做太多工作。”

而且，很清楚的一点在于，米尔纳所遇到的大多数收容所的病人都显示出了某种程度上的记忆丧失，即使这种程度很难量化。最重要的一点在于，这种丧失的严重程度，大致与外祖父切除他们的海马组织的量成正比。这一点最为关键。

那周末，米尔纳乘火车回到蒙特利尔。而她所带去康涅狄格的试探性假设，已经变得更为确实了。

当时，外祖父发明的双侧内侧颞叶切除术，也像他之前发明出的眼窝底部切除术一样，早已声名远扬，传出了康涅狄格。在别的州，别的收容所的别的神经外科医生们，也都开始实验这种手术。有时候，他们还会邀请外祖父去演示这种手术。

这就是为何在1954年5月，也就是亨利手术9个月之后，外祖父来到了伊利诺伊州（Illinois）的曼蒂诺州立医院（Manteno State Hospital），这个医院在芝加哥南边一点点。他到医院的时候，病人已经麻醉好，躺在手术室的手术台上了。病人是一名男性，外祖父对他几乎一无所知，只知道他和自己在康涅狄格动过手术的大多数收容所病人不同。我外祖父开始进行手术，打开了他的颅骨，当着一位名为约翰·F.肯德里克（John F.Kendrick）的年轻神经外科医生的面，切除了这位病人双侧的内侧颞叶，而这位年轻医生后来自己也开始做这样的手术。

米尔纳去康涅狄格州访问之后，我外祖父想起，她可能会想去拜访曾在曼蒂诺收容所接受过他手术的那个病人。于是，他给那家收容所的主管写了一封信，让他准许米尔纳接触那位病人，然后又抄写了一份信件寄给怀尔德·潘菲尔德，并用沉思的语气补了一句，这个案例“很可能会引起极其强烈的兴趣”。潘菲尔德给米尔纳看了这两封信，以及那条手写的句子：

“致米尔纳医生：那是天使都不敢涉足的领域……”

两个月之后，米尔纳来到了伊利诺伊州。她了解到，这位病人最近从曼蒂诺收容所转诊到了附近的盖尔斯堡州立研究医院（Galesburg State Research Hospital）。1956年1月12日，米尔纳在盖尔斯堡得到了一间检查室，而那位在她后来的科学论文中被描述为病人D.C.的男子，也在护送下见到了她。

“我外祖父有没有感到愧疚过？”

米尔纳对我的问题似乎感到吃惊。

“我觉得他没有愧疚过，”她说，“我的意思是，我们并不知道那些结构是怎样的。而且我真的认为，他不该对H.M.抱有愧疚感，因为H.M.的情况太严重了。当然，他度过了绝对痛苦的一生。”米尔纳停顿了下来。有那么一个特别的病人，这位病人让我外祖父良心不安，让他感到愧疚，这件事至今影响着米尔纳。

"D.C.，”她说道。“就是那位芝加哥的医生。”

米尔纳坐在盖尔斯堡州立研究医院的检查室里，翻阅着病人D.C.的病史，她了解到的第一件事就是，病人D.C.曾经是个医生，一位在芝加哥从业的医生。之后，他身上发生了一件事，那是一次崩溃，这次崩溃很可能是由于一次诉讼失败导致的。或者，这也可能是命中注定，病人D.C.曾有偏执思维和暴力倾向，这在他完成医学训练之前就开始了。不论如何，那次崩溃非常极端，他试图用一把斧头砍死自己的妻子，然而并未成功。那正是在1950年，当时病人D.C.正值41岁。在他住院的前四年里，他接受了当时收容所里医疗设备的许多种标准疗法，包括反复的胰岛素昏迷疗法和电击疗法。然而，他的病情却没有好转。最终，治疗推到了外祖父身上。

档案记录显示出，病人D.C.因为手术而康复的过程非常“平静，没有带来任何神经上的缺陷”。然而有一位收容所的员工写道，“自手术之后，他一直无法找到回床的路，而且似乎不再认得医院的员工了。”

米尔纳让D.C.做了韦氏智测，并发现他极其聪明，甚至比亨利还聪明，D.C.的智商达到了122分。之后，她开始测试D.C.的记忆。很快，米尔纳注意到，“他也展现出了和H.M.同类的记忆丧失。”当米尔纳问他现在自己在哪儿时，病人D.C.说自己不知道，但是他解释说这是因为他才刚到这儿过了一个晚上。事实上，他已经在这里待了6周了。

米尔纳让他接受普通的记忆测试挑战，并且试了几种新方法。她让病人D.C.画一张狗或者大象的图画。病人D.C.并非是一位好画家。然后米尔纳把画放到一边，几分钟之后，米尔纳把画拿来给他看。她问画中的狗是什么动物。病人D.C.眯着眼睛看着画。

“一只鹿？”他说道。

之后，米尔纳又问他是谁画的图画。

他并不知道。

这些图画如今已经有55年的历史，布伦达·米尔纳那杂乱的办公室里堆积了许多东西，它们成了其中一部分。然而，米尔纳在我的拜访期间并没有找到这些图画。

尽管如此，米尔纳还是记得她在离开芝加哥前夕，面见D.C.之后第二天所打的一通电话。

“我打给了斯科维尔医生，”她告诉我。“那天正好是他55岁生日，我记得应该是1月13号，是不是？”

米尔纳打给了他，祝他生日快乐，并且告诉他，自己给病人D.C.所做的测试，以及这些测试揭示了病人D.C.与亨利所患的同样意义深远的遗忘症。之后，她还告诉了斯科维尔医生一点D.C.的历史，尤其是D.C.曾经是一位医生的历史。

“这通电话抓住了他，”米尔纳告诉我。“你知道的，这是职业的事情。我可以确定，如果病人D.C.不是医生，而是个别的什么人物，即使是个位高权重的人物，这都不会如此困扰斯科维尔医生。一位律师或是什么人，都无所谓。但是这是一位医生，这一点抓住了他。”

1957年5月，《神经内科，神经外科与精神病学杂志》（Journal of Neurology，Neurosurgery＆Psychiatry）发表了一篇威廉·比彻·斯科维尔和布伦达·米尔纳合写的文章，题为《双侧海马损伤后的短时记忆丧失》（Loss of Recent Memory After Bilateral Hippocampal Lesions）。这篇文章向全世界介绍了病人H.M.，并且详细而深入地描述了他的记忆缺陷。

这篇论文也描述了许多位住院的男女病人，他们都同样接受了外祖父所做的手术，包括病人M.B.、病人A.Z.、病人A.R.、病人D.C.医生等等，但是文章最清晰的关注点还是在病人H.M.身上，这位病人的心灵并未受到心理疾病的沾染，但是又有双侧内侧颞叶损伤，这种损伤在精神病病人身上非常普遍。此文的言外之意就在于“这位病人在移除了双侧内侧颞叶之后，表现出了一种记忆的完全丧失”。引申来说，病人H.M.的案例指出了“双侧海马对于正常记忆功能的重要性”。外祖父和米尔纳总结了一个明确、完整的革命性论点，即“人类的双侧内侧颞叶切除，会导致永久性的短时记忆损伤”。因此，双侧内侧颞叶结构对“保存当前经验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换言之，记忆的处所这个古老的谜题已经被解开了。而正是这一次由超过半个世纪不断地研究积累所带来的启示，使得这篇论文成了在记忆科学中被引用最多的文章。在很多方面，这篇论文都是这个领域的奠基之作。

布伦达·米尔纳已经93岁高龄。当然，她曾经认识的很多人如今都已经去世了。

包括：怀尔德·潘菲尔德、我的外祖父、亨利。

然而，有时这些人所留下的记忆如此深刻，以至于他们的离世变得难以处理。

“人们会问他有没有感到不开心，”米尔纳向我谈起亨利。“我觉得他从未懂得开心。我的意思是，这是和H.M.有关的事情。对于任何其他病人，有人会说，‘发生这种事情真是灾难。’倘若你和家人一起生活着，你对政治很感兴趣，你工作很顺利等等，当你突然没法记得你吃过的早餐，这当然是种灾难。但是，如果你患上了严重的癫痫抽搐，年复一年的吃药都没有什么作用，以至于你尽管可能很聪明，但是你也没法清晰地思考，你要花很长时间才能从学校毕业，你会被拒绝……你能想象，亨利吃着药、不时癫痫发作、受到孤立，他并没有很好的生活。而且因为手术、因为他如此可爱、因为他真的很喜欢做测试，他喜欢为科学而做些什么……”

米尔纳停顿了。

“我一直说着‘喜欢’。我很难相信他已经不在了。我感觉好像失去了一位朋友，这很有趣，因为我觉得友谊是相互的，不是吗？你和某个人是朋友，他们也和你是朋友。然而，我和亨利的友谊是单方面的，因为他都不记得我。”

【注释】

[1] “基团”是一个化学术语。

21

猴子和人

我记得公牛的速度，记得它蹄子蹬地的声音，记得它低头准备攻击时，颈部顶部绷紧的肌肉。但我不记得公牛散发的气味，尽管我确定它有气味。公牛身上总是有种气味，一种混合着汗液和粪便的气味。而且我也不记得，它是否会发出咕噜咕噜的声音。或许它会，或许也不会。

那是2001年初，我在市政斗牛学院（Academia Municipal Taurina）待了几个月，这是墨西哥（Mexico）的瓜达拉哈拉市（Guadalaja-ra）的一所斗牛学校。里面的学生年龄从12到18岁不等，我每天都去看他们训练，为一家杂志征文做记录，我并不擅长写这样一个故事，但我相信这个故事会火。这些雄心勃勃、天赋异禀、勇敢无畏的年轻人，努力地在这份危险的行业中走出自己的第一步，尽管他们常常会掉入年轻时代的陷阱中，就像《午后之死》（Death in the Afternoon）的情节结合上了《欢乐合唱团》（Glee）。

通常，这些孩子在训练时都没有公牛。然而，他们自己玩耍时会扮演牛，他们伏着身子，对着彼此迅速而猛烈地冲锋。他们会使用一种奇怪的装置，那是一种定制的独轮车，上面装着真正的牛角，以模拟有一定威胁性的冲锋。

然而，有时他们会用真牛。

准确地来说，是用小牛（becerros）。小牛指的是一种年轻的公牛，年龄仅仅比青年期公牛小两三岁，体重大约300磅。这种牛的体重远比你在斗牛场上见到的成年公牛要轻，成年公牛相当于动物王国里美国职业橄榄球联盟（National Football League,NFL）的后卫，体重可以轻易达到1500磅。倘若这些孩子遭到成年公牛的全力一击，那真会被打得像个小孩儿。而用小牛训练，则可以允许更多的失误，从而也能得到更多的学习。当然，这不是说被一只300磅重的动物击中是件很轻松的事情。当然不是，正如我看到的那样。

那个下午，我们开着大篷车驶去农场，农场里有学校的一位赞助人，他是当地一位富有的农民，拥有一处私有的斗牛场。那里有一头小牛在场地里等着我们，它浑身透着黑玉般的金属色泽。斗牛领域充斥着技艺的故事，这些技艺用来培养那些训练或比赛用的小牛。这些牛都被注射了安非他明（amphetamines），或是睾丸上被紧紧绑上了绳子。我不知道这只小牛经过了什么样的处理，但是看起来它已经准备好去战斗了。

我看着这些年轻人轮流斗牛，莫罗（Mauro）、丹尼尔（Daniel）、罗德里戈（Ro Dr.igo）。他们一个接一个走进了场地。他们并没有穿着正式的斗牛服，而是穿得很普通，即牛仔裤或毛裤、T恤、运动鞋。他们共用着一张斗篷，一面是粉色的，另一面是灰白色的，由粗糙的帆布制成，比你想象的要重。每轮到一个人，他就从场地内周围的四角木质围栏中走出来，那些围栏只有胸部这么高。围栏里的空间足够一个人站着，但不够让一头牛进去。当公牛的正面离开了他们，朝向场地另一端时，他们就跳出围栏。他们朝前走几步，然后停下，伸直身体。斗牛斗篷的顶端拴着一根结实的木棒，学生则抓着木棒，让整面斗篷都翻起来，粉色的一面对着牛。倘若公牛还没有注意到，学生就会跺跺脚，在地面踢起一阵沙尘。

“嘿，”他喊道，他的声音很尖，仿佛在下命令召集部队，“公牛！”

然后，那只牛转过头朝向他。

这些孩子都是斗牛好手。他们站在原地，肩膀向后拉，身体拉直，不论他们内心的真实感受如何，他们的姿势旨在显露出一种毫无畏惧的信心。他们摇晃着斗篷，一次、两次、三次，一直保持将斗篷与牛角保持着垂直，而牛则专心致志地盯着他们。

然后，牛开始发起冲锋。

斗篷的颜色并不重要，红色能激怒牛，这是个神话，因为公牛是色盲。公牛能看到的是运动，听到的是噪音，感觉到的是威胁，而想要的是接触，并且征服。斗篷能够接受的空间比斗牛士要大，因此公牛也就能动的越多。这面斗篷就是一面旗帜，上下前后地挥动，而那位年轻人则是旗杆。

公牛就是冲着这面斗篷去的，不是吗？

正像露西（Lucy）在抢球时会像查理·布朗（Charlie Brown）那样装作要踢开它，这位年轻人挥起斗篷，在公牛头顶掠过，好似要碰到它。通常，公牛会跟着斗篷跑，围着斗牛士转圈，用头顶撞斗篷。一次、两次、三次，然后这位年轻人走开，躲在另一个场边围栏里。然后下一个年轻人已经做好准备，等着公牛转过头来，然后接过斗篷，走进场地。

他们像这样训练了45分钟，而我站在一座围栏后面，把我的笔记本靠在围栏上，用圆珠笔在纸上勉强记录着写文字，我的皮肤在墨西哥蔚蓝的天空下被晒得发红，我试着记录下这一切。最后一个孩子（我觉得是莫罗）进入场地时已经到了午餐时间。之后，我忘了是谁建议我，让我也试一把。

我拿起斗篷，走进场地。我向前走了几步，尽最大的力气拉起肩背，站直，挺起胸膛。那只公牛正在另一个角落，并未看着我。我举起斗篷走了过去。

“嘿！公牛！公牛！公牛！”

公牛转过头来，似乎迟疑了片刻，用空洞的眼神看着我。我能看到它身体两侧的起伏。它已经累了，而且肯定非常沮丧。它一直都没有碰到人，一次都没有。

我再次挥了挥斗篷，公牛冲过来了。

我记得那种姿势，公牛低着头，踏着沉重的蹄子冲了过来，我也记得我握着木棒的手开始变白。我记得我急切地挥舞着斗篷，记得我当时很想知道，为何公牛似乎并没有注意到斗篷，为何它似乎关注的是我。当公牛冲过去的时候，好斗牛士甚至会站得更直，他会缩紧臀部，拉直肩膀，这个姿势的象征意味如此明显，以至于不需要任何解释。我的臀部却向后撅了起来，我把斗篷尽可能伸到我身体之外，用力地摇晃着，试图让这只公牛改变其没法改变的心思。

公牛的前额碰到了我的一边臀部，将我从地面上顶到了空中。我记得我在空中扭曲着，试图找到下半身的脚，但是没能找到。我重重地摔倒地上。公牛对着我，我还记得我握着它的一只角，握得比握木棒还要紧，我握着那只角，让它远离我，以防它接近我的头部和颈部。我听到那几个孩子冲了过来，朝那只公牛喊着，其中一人猛击其腹部，试图分散它的注意力。大概过了五秒之后，这招起作用了，公牛的注意力离开了我，试图去顶莫罗。我笨拙地站了起来，跑到了一座围栏背后，兴奋地笑了起来。我的血管里充满了肾上腺素（a Dr.enaline），以至于根本没有注意到，我的腹部后来鼓起了硕大的蹄印。

所以，为何公牛碰到了我，而没有碰到别人？

答案很明显，我是个糟糕的斗牛士。但还有另外一种答案，要讲清楚这个答案我们还得回到亨利的故事。

20世纪50年代，人类研究和动物研究之间的界限在任何地方都非常模糊，然而在外祖母所在的收容所，这一点最为模糊。1949年，收容所的院长查尔斯·伯林盖姆（Charles Burlingame）建立了第一间手术室，用于外祖父进行神经外科手术，而他也在同一栋楼里，开了一间研究猴子的实验室。伯林盖姆雇用了一位雄心勃勃的年轻人来主持实验室，并担任研究所的研究主任，这位年轻人名叫卡尔·普里布拉姆（Karl Pribram），从神经外科学家转变成了神经心理学家。普里布拉姆从耶鲁大学（Yale）的约翰·富尔顿（John Fulton）的实验室直接来到了这所收容所，而他的职责，在那年研究所的年度报告里有所描述：“因此，之后的研究可以放在对人类的神经外科手术（额叶切除术）所带来的一些问题之上，可以为这种在精神病学中有争议的疗法寻求一种更为合理的方向。”

甚至在普里布拉姆离开富尔顿的灵长类实验室，开办自己的活体研究所之前，他的兴趣就如很多同时代的研究员一样，开始从大脑额叶转向了颞叶。一位从麦吉尔大学来做访问的研究生莫蒂默·米什金（Mortimer Mishkin）甚至更加年轻，普里布拉姆和他一起，开始进入保罗·布西（Paul Bucy）和海因里希·克鲁尔（Heinrich Klüver）早在十几年前就已经离开的领域，即研究双侧颞叶切除所带来的行为上和神经上的影响。在他们最初的研究中，他们使用了十只动物：一只成年雄性南非狒狒、一只雌性几内亚狒狒、八只年幼的恒河猴。他们用各种任务测试了每一只动物。之后，普里布拉姆一只接一只打开了他们的头颅，并移除了它们的额叶部分，然后重新测试了它们。这些动物在术后还活了大约4到8个月，它们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受到了严格的控制和观察，包括它们的食物、体温等等；然而，普里布拉姆记录道，“尽管我们相信，溢出的食物都已经被收集并称重了，但我们仍不能确定。同样，尽管我们已经做了预防措施，让动物们适应测量直肠温度的过程，但仍不能确切地说，动物在术前和术后的放松度是一样的。”在收集到足够的数据之后，所有的动物都被杀死了，而它们的大脑也得到了分析，从而得到了大脑损伤程度的精确测量。

他们的发现在很多方面验证了克鲁尔和布西的发现。比如说，颞叶损伤的动物似乎什么都愿意吃。普里布拉姆和米什金在难闻的奎宁（quinine）里泡了几片土豆和海棉球，给那些动物吃。颞叶损伤的猴子会毫不犹豫地吃掉给予它的一切。而且它们还会吃肉，而这些食草灵长类动物本来是不吃肉的。这种新发现的疯狂行为甚至不仅限于味觉，它们似乎对一切它们之前所不在乎的东西都有兴趣。研究员们给猴子们一些明显有害的东西，比如一片锋利的金属、烧着的纸片，而这些猴子会反复拾起这些东西，并义无反顾地拿着仔细观察，尽管这些东西会伤害到它们。“一件明显有害的物体，倘若会烧伤或割伤动物的皮肤，”他们写道，“那么在一次实验中，一只动物接近、接受、仔细观察这件物体的次数就会被记录下来。”有几次，在一只猴子拿走烧着的纸片后，“这只动物的胡须被烧着了，”而且一般说来，“不论这些有害的物体会带来多么明显的不适感，这只动物还是会一次又一次将自己暴露在伤害中。”

普里布拉姆和米什金还记录道，这些动物会表现出典型的“温顺”且“缺乏恐惧”，克鲁尔和布西也曾在他们的研究中有一次描述。他们用一种威胁的语气朝动物吼叫，并爬进这些曾经凶猛、而今温顺的灵长类动物的笼子，从而测试这一点。“没有预先计划的情况下，实验者们很安全地进入了这只动物的笼子，并且‘抚摸了它一段时间’。当观察者把手放到这只动物嘴上时，它非常温柔地咬住了。”普里布拉姆和米什金还把颞叶损伤的动物和未受损伤的动物放到一个笼子里，看看会发生什么。“当它被一只更大的动物攻击时，它不会试图逃跑，而是安静地坐着，闪躲着朝它飞来的杂物，当被击中或被咬到时，只是简单地缩起来或做鬼脸。”

除了克鲁尔和布西所原创的这些实验测试之外，普里布拉姆和米什金还发展了些新测试。其中最主要的就是所谓的延迟反应任务（delayed response task），这项任务旨在测试这些动物的记忆。任务在手术之前就已经教给动物们，以确保它们对这种方法有基本的理解。这种方法是这样的：动物看着研究员把一颗花生藏到两只倒置的杯子其中之一下面。然后，研究员在动物和杯子前面放遮幕。遮幕放下后会持续大约15秒，然后研究员升起遮幕，让动物去拿那只杯子。如果它选择正确，那么它就能吃到花生。手术之前，动物进行了100次这样的任务，其中85次拿到了藏有花生的杯子。在内侧颞叶移除之后，动物们再次进行这项任务。

动物们做得很好。正如普里布拉姆和米什金在论文中所写到的，“延迟反应测验中的表现并没有问题。”这就是说，测验结果显示出，当灵长类动物失去了海马及其周围的大脑组织时，它们的记忆能力并未受损。不论大脑损伤给这些猴子带来了什么后果，这都没有影响到它们的记忆系统。

然而，H.M.并非如此。

当外祖父还在给亨利做手术时，普里布拉姆已经在生活研究所建立起了自己的实验室，尽管他和米什金还与耶鲁大学有所交流，但他们已经住在了哈特福德，并在那里完成了大部分工作。亨利的手术是在哈特福德医院做的，而不是在生活研究所，然而普里布拉姆听说了这次手术，并且立刻对此产生了兴趣。事实上，在外祖父为了邀请布伦达·米尔纳来研究亨利以及其他内侧颞叶损伤案例，而最初写给怀尔德·潘菲尔德的信中，外祖父就加了一句，普里布拉姆“也想研究这些案例，当然，这与我完全没关系”。

普里布拉姆从未停下过主导有关H.M.或其他病人的研究。他的专长在于非人类的灵长动物研究，可能他觉得，从恒河猴转到人类太过困难。但是，尽管普里布拉姆和米什金并未直接研究过H.M.，但他们和许许多多其他大脑研究者不得不努力解释H.M.的案例意味着什么。如果从机能上说，人类和非人类灵长动物的大脑是类似的（用猴子做实验的基本逻辑），那么为何颞叶损伤的猴子的记忆系统并未受影响呢？它们是如何记住哪只杯子下面有花生的呢？

很快，各地的研究员们都开始探求这种明显的差异，试图在灵长类动物身上复制H.M.的损伤，并研究是否这样做会导致遗忘症。外祖父也参与其中，有一位名叫罗伯特·科雷尔（Robert Correll）神经心理学家，在哈特福德医院的一个实验室养了一群恒河猴。在他下班不久之后，外祖父就会去探访那个实验室，并且给那些恒河猴做了和亨利同样的手术，即切除它们双侧的内侧颞叶。外祖父和科雷尔试图测试灵长类动物术前术后的记忆，他们让这些猴子做各种任务，并奖励它们一点食物或香蕉味的糖果。然而，他们研究的结果基本上和普里布拉姆和米什金的结果无异。这种损伤似乎对恒河猴的记忆毫无影响，至少对延迟反应研究所测量的记忆毫无影响。外祖父将这种失败部分归因于“缺乏对记忆的普遍接受的操作定义”。最终，外祖父杀死了所有的猴子，将它们的大脑做成切片，然后继续。

至于卡尔·普里布拉姆，他于1957年离开了生活研究所，然后进入了斯坦福大学，他在那里接受了心理学和精神病学系联合教授的职位。普里布拉姆的门徒米什金也离开了生活研究所，去了马里兰州（Maryland）贝塞斯达市（Bethesda）的美国家心理卫生研究所（National Institute of Mental Health），他在那里建立了自己的灵长动物实验室，也是全国最大的此类实验室之一。在心理卫生研究所，米什金继续试图在猴子身上验证与H.M.类似的遗忘症。他损伤了猴子的内侧颞叶，进行了一系列测试，然后杀死它们来精确测量其损伤的维度。

损伤、测试、杀死，循环往复。

20多年后，他才找到了他一直寻求的结果。

要进入米什金在心理卫生研究所的办公室，我不得不穿过层层安保，首先把我的护照展示给玻璃门背后的保安，然后走过另一个保安的金属探测装置，再然后和另一个保安说明我到访的理由，最后我得到了一张临时访问证，用根带子挂在脖子上。米什金的办公室离心理卫生研究所复杂的园区入口大约几百米，我走过这一段路的过程中，想起我童年时所喜爱的一本书《实验鼠的秘密基地》（Mrs Frisby and the Rats of NIMH）。这本小说讲述了一群实验室里的动物获得了超凡的智力，它们用这种智力逃出了笼子，生活在它们自己的世界，而不是“依靠着别人而活，就像狗背上的跳蚤”。

在米什金所在建筑的大厅里还有另一位保安，我向他展示了我的访问证和驾照，并且告诉他，我在这里有预约。他拿起了电话。

“米什金医生？”

大约一分钟之后，米什金出现了。他看起来和我近期见到的照片很像，这张照片是在2010年美国国家科学奖章（National Medal of Science）发布仪式上，他与奥巴马总统（President Obama）握手时拍摄的。当时，奥巴马赞颂了他对“理解灵长类动物的知觉和记忆的神经基础所做的贡献”。米什金和我握了手，他眼睛明亮，脸上挂着微笑，并露出感兴趣的神色。他带着我走下了门廊，穿过一扇沉重的大门，进入了他的办公室。

“所有这些安保都是9·11事件之后才有的？”我问道。

“不是，”他说道。“在我建立实验室之后就有了。”

米什金解释到，这是因为动物权利运动者们。所有这些损伤、测试、牺牲，使得他和其他的实验室员工，以及实验室本身，都成了那些人的目标，这些人认为人类应该把脏手从那些血缘临近的动物身上拿开。

米什金想让我知道，他并非一直和动物工作。1950年，他还在麦吉尔大学的时候第一次发表了研究论文，研究主题是接受了额叶切除术的病人。“但是，这并没有意义，”他说道。“我们用罗夏墨迹测验来测试那些大脑损伤的精神分裂症病人。天呐，罗夏墨迹测验！我们当时做了这样的事情，真是难以置信。而且我知道，那样做非常愚蠢。但是，我们当时就是那么做了。我实在拒绝继续下去，那太愚蠢了。”在米什金看来，最基本的问题在于，没有人知道他们所破坏的那些结构有着怎样的机能。神经外科医生可能觉得自己知道，但是他们并非科学家，即便他们有时候假装自己是科学家。而米什金至少认识到了自己并不知道这一事实。他明白，基于一种纯粹的直觉，而去切断人类的大脑，这可不是件好事。然而，动物则不同。不论你考虑了多少动物实验的伦理道德，其基本原理都可以归结于一句话：用动物做实验比用人做好。

米什金的办公室很大很乱。架子上有一个颅相学的头骨，旁边是一个用不同颜色分区的大脑模型。我注意到在这些神经学的玩意儿旁边，还有一些与天文学有关的东西，包括一张从月球表面看地球升起的精美照片。米什金告诉我，天文学一直都是他的业余爱好。我坐在他对面。我右边的墙上有一句赫伯特·乔治·威尔斯（H.G.Wells）的名言：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激情、爱或恨，能赶得上改变他人所建构体系的激情。米什金看到我盯着这句话，于是就指出了话中的一个玩笑：这句话里的一个逗号，即“恨”这个字后面的逗号，是用铅笔加上去的。

“我自己加的。”他说道。

从某种角度上说，这就是科学。新一代接过上一代男男女女所创建并修改的体系，有时上一代只做了一点点修改，加了个逗号或是加几个从句，有时则是做出重大的改变，删除整个章节或是写下新的章节。他们都是编辑，所有人都是，其中那些好编辑，倘若他们做出了某种进步，那么他们至少必须具有一种改变他人所建立的体系的激情。

在米什金的事业中，他最重要的一次编辑，就是修改了我们对于猴子遗忘症的理解，并且将这种理解整合进了病人H.M.所患的遗忘症当中。这项发现很大程度上强化了科学群体对于理解记忆机制的信心。米什金在美国国家心理卫生研究所，用另一群恒河猴创造了历史。他通过损伤恒河猴双侧内侧颞叶，切除海马和杏仁核结构的主要部分，从而复制了H.M.的手术，之后，他给恒河猴用了一种新类型的延迟反应测试，这是十几年创新的积累。这种新测试被称为延迟不匹配样本任务，其与先前的测试任务有很大的不同。米什金不再让猴子记住哪个杯子里藏了食物，而是每次把食物藏在一个全新的物体下面。因此，要获得食物，猴子就要记得自己之前选择的是哪个物体，然后去选择另一个物体。这种测试方法旨在消除先前测试的一个基本问题，即猴子可能习得了将一个特定物体与积极奖励以一种本能的方式联系起来，而不需要用到我们所认为的记忆。而这种新任务则相反，正如米什金写道，“因为食物通常和一个新物体联系在一起，那么将某个特定物体与奖励联系起来的能力就不起作用了。奖励只是一种刺激，而测试则测量出了认知记忆能力。”

这种方法很有效。也就是说，在大脑损伤之后，让正常猴子能完成任务的记忆系统失效了。“它们的得分降到了纯粹概率的水平，”米什金写道。“这似乎意味着，我们创造了一种真正的记忆丧失。”

事情兜了一圈。灵长类动物研究激发我的外祖父造就了病人H.M.，而病人H.M.又激发了新一轮的灵长类动物研究。这种研究在经历了多年的失败之后，最终开始验证并支持来自病人H.M.身上的发现。在我们人类从未完备的自我认识中，亨利·莫莱森当时正成为核心的角色。

米什金在桌子上向我演示了这历史性的测试，用我的手机代表花生。

我躲在围栏后面，看着这些年轻人把公牛赶入牛棚。他们边拍打，边叫喊着，引导着公牛穿过一扇有人打开的门，进入了一条狭窄的通道。这一天的训练完成了。没有人再次踏入斗牛场。这是因为他们已经斗了几轮，还因为刚刚发生在我身上的这件事，及其意味。

把斗牛想象成一个实验。

公牛就是测试的被试，而它的任务就是在斗牛士和斗牛士的斗篷之间进行选择。倘若它选对了，那么它就会得到对愤怒的奖赏，即牛角刺到肉体。倘若它选错了，那它就只能刺到一团空气（当然，尽管在真实的斗牛比赛而非训练中，倘若公牛选错了，那么它就要死。然而，公牛并不知道这一点，因此这一点就和实验条件不相关了）。今天，在这场实验的第一个环节，这只公牛一次一次选择了错误的答案。它对着斗篷这个庞大的目标冲锋，这只斗篷飞舞起来，如此迷人。

一次、两次、三次，甚至十几次。每一次，它都扑了个空。

然后，轮到了我。

公牛转过身来，看着这两幅景象，即旗杆和旗帜，它被迫再次做出选择。它发起了冲锋，直接冲向了我，直接冲进了我。旗帜被撞飞了，我也是。这只公牛最终做出了正确的选择。

而且，我是一位糟糕的斗牛士。我没法站直身体，没法优雅地挥舞斗篷。然而，即便站在斗牛场里的不是我，即便那是莫罗或是其他一位学生，一位知道如何斗牛的人，最终公牛还是会做出正确的选择。这就是斗牛场中众所周知的事实：在任意一个下午，你都只能训练任意一头牛一定的时间，超过这个时间，牛就会撞人。甚至是这种魁梧的野兽也会和人类一样聪明，学会把斗篷忽略，把人作为目标。

这基本上就是米什金的延迟不匹配任务的一种变体。这只公牛的任务并不是将某个特定选择和正向的结果联系起来。而它要做的任务需要一种更为复杂的记忆形式。这只公牛必须记得它先前所做的失败的选择，并且因此做出相反的选择。当斗篷开始诱惑它时，公牛必须反抗自己的本能，接受记忆的指引，并选择斗牛士来攻击。

公牛确实这么做了，它选择了我，它成功了。而一旦成功，公牛就获得了奖励，即在泥里践踏我的满足感，这个实验结果非常有效。因为现在，公牛又得做一次选择，而它的选项更加简单。学会撞到斗牛士非常困难，然而还是能成功。成功之后就简单了，这个过程强化了公牛的选择与其获得的奖励之间的联系。这类联系不需要任何有意义的复杂记忆形式，就像巴甫洛夫的那条狗听到午餐铃声一样。

因此，这只公牛记住了。这很明显，它能够回忆起过去的事件，并且以此而做出决策。

然而，一个更难以回答的问题出现了。

这只公牛记住我的方式，和我记住它的方式一样吗？

甚至10多年后的今天，这个问题依然困扰着我。我记得那天阳光的热度、牛蹄发出的声响、被撞击到的感觉。我记得那画面，虽然不完整，但很真实。

这种从过去中创造画面的能力，或许不仅仅属于人类。而我们永远都无法确切地知晓。伊丽莎白·默里（Elisabet H.M.urray）是米什金在国家心理卫生研究所的一位年轻同事，多年前，她写了一篇文章，其标题就总结了这个问题：“不会说话的猴子们，能告诉我们关于人类遗忘症的什么？”在记忆研究中，你可以将被试替换为老鼠、海蛞蝓，或者其他任何可以用的动物。最终，任何一种转化型研究（我们试图把对非人类记忆系统的理解转接到人类身上）都会遇到解释不可信的问题。

即便那只公牛能说出它的心思，那么又能如何呢？它面对脑中的画面会怎么样？它会玩弄这个画面，沉思这个画面，将这个画面和其他画面联系起来吗？这些都是我们经常在做的。我回忆起了那段记忆，那只冲锋的公牛、还有一些其他从中延伸出来的记忆，就好像从中心辐射开来的线条。我想起了一本家庭相册里的老照片，黑白照片。里面有我的外祖父，他靠在墙上，一位皮肤深褐色的男子站在他旁边。外祖父弯着手臂，上面挂了一件斗篷。他去西班牙参加一次医学会议时，也试着玩儿过斗牛。之后，还有更多的画面，他在斗牛场里，斗篷伸展开来了，公牛发起了冲击。我不知道，外祖父是否比我玩儿得好，或者说，他那只公牛是否最终做出了正确选择，但外祖父穿得绝对比我好。他穿着一套很好的制服，外面是一件西装夹克，里面是一件衬衫。他看起来似乎没有我当时那么害怕。我的外祖父确实很有勇气。另一条记忆：我记得我在阅读一份关于医学伦理学的专题报告。这次讨论发生在70年代，而外祖父是讨论小组的成员。很巧，卡尔·普里布拉姆也是成员之一，其中还有一位叫做荷西·德卡多（JoséDelgado），他曾经是外祖父和普里布拉姆在耶鲁的同事。德卡多以他给公牛做的实验而闻名；这也就是为何我联想起他。在德卡多的实验中，他给公牛的大脑中植入了一个设备。这是一个遥控设备，德卡多声称，一旦这个设备激活，它将立刻消除公牛的一切攻击性。20世纪60年代，德卡多有一次在斗牛场演示了这个设备，并且他还邀请了报社来参观。读者可以在You Tube上找到演示片段。当时那只公牛在冲锋，而德卡多一直等到最后一刻，然后按下了遥控上的按钮，公牛全身抖动着停住了脚步，看上去它突然有点困惑。德卡多喜欢做这样的演示，也喜欢说些奇怪的事情。在一次讨论会上，他夸耀说，自己发明的神经植入装置会对进化发动革命。“问题，”德卡多说道，“不是‘人是什么？’，而是‘我们能构造出什么样的人？’”。

外祖父用一种微妙的谦卑回应了他。

“德卡多医生，恕我直言，”他说道，“我的工作几乎都在人类身上，我们必须更加警惕神经外科手术所带来的灾难性后果。”

米什金告诉我，他很快就要离开，去参加和一位同事的讨论。这次讨论的题目是“从单个神经元的自发记录得到的功能磁共振成像（Functional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FMRI）相关图”。他试图向我解释这句话的意思，但是我还是有点迷糊。之前，我们在讨论遗忘症，米什金抱怨道，他自己的记忆已经开始衰退，而且还患上了忘名病（anomia），即无法记起日常事物的名字。我并没有在意这些，反而，与米什金的谈话勾起了布伦达·米尔纳和我说过的事情，当时我问她，是什么原因让她保持着大脑的聪慧。“好奇心。”她说道。她每天早上都带着一种探索新事物的真挚激情而醒来，这就是保持她头脑敏捷的原因。

我问米什金，是否他也有同样的感觉，有一种永恒的好奇心。他微笑着点了点头。

“我们所从事的工作，是一种真正有趣的冒险。”他说。

“试图探索大脑是如何运作的！我们做了多少年了？超过60年。没有什么比这更有趣了。”

米什金笑了起来，指着他那副从月球上看地球升起的照片。

“好吧，除了宇宙，”他说。“这世上有两个伟大的秘密：宇宙和大脑！”

22

阐释五角星

圣地亚哥（San Diego）一栋实验综合楼的一间安静的会议室里，我拿着圆珠笔，将笔头立在一张纸上。一位年轻的德国心理学家就在我旁边，她名叫露丝·克兰明（Ruth Klaming），手上的一只秒表提醒着我该做什么。一座小金属支架挡住了我的视线，我无法直接看见自己的手，然而我能够从面前桌子上的一面镜子里看到它。这张纸上印着一个大五角星。五角星有两层轮廓，内层和外层轮廓间大概相差一厘米。露丝解释到，我的任务就是绕着五角星画一条线，这条线要画在两层轮廓之间，从顶端按逆时针方向画完，尽量不要碰到这两层轮廓。露丝按下了秒表的开始按钮，于是我开始了。我看着镜子里的手，然后开始动笔，我画了短短一秒，就看到镜中的笔朝着完全错误的方向移动，移向了五角星外侧的轮廓。于是，我停下了笔。我准备再次移动这支笔，但是我一开始，就看到画出的线再次走向了错误的方向，它画出了五角星的轮廓，我的手停住了。我坐在那里紧握着笔，盯着镜子，试图解决这个失误。显然，问题在于这面镜子。在镜子中看到正确的方向时，我得把手往相反的方向移动。换言之，倘若镜像指示，我应该将笔移向自己，那么我就要在现实中将笔移向对面。逆着镜像所提供的视觉线索行动，会有一种生理上的不舒适感。我逆着自己，颤抖着将笔向右边移动了一两英寸，知道笔尖碰到了五角星的第一个拐角，也就是第二个顶点。然后，我再次停住了，想搞清楚接下来手要往哪边移动。然而，我再次搞错了，在慢慢画到第三个顶点之前碰到了边缘。这样一个过程在我之后的画星之旅中重复了多次，直到我画到了起始的那个点。露丝按下了秒表的按钮。

她告诉了我花费的时间，甚至都不介意假装我的成绩很好。之后，她拿开了那张纸，又拿了一张新的过来，然后我又重新开始。一共五张纸，我一共画了五次星星。我的成绩每次都有略微提升，直到第五次，我感觉非常舒适、非常自信，几乎能够克服我所见和所感之间那种奇怪的不适感。

露丝集合了我画星的这几张纸，将它们装订在了一起，然后在设备中新建了一栏。她离开了房间一会儿，我则坐到了桌前的另一个座位上。当露丝回来时，她带来了一个人，那个人我叫他杰森（Jason），而杰森坐到了我先前的座位上。他穿着一条宽松的牛仔裤和一件红色的T恤，上面印着《闪电侠》（the Flash）的闪电标志。他腰上挂着个腰包，里面装着他的手机以及一台掌上游戏机，游戏机里满是经典的任天堂（Nintendo）游戏。杰森将近30岁了，但看起来显得很年轻，他留着束状的络腮胡子，鱼状（mulletish）的发型。

露丝向杰森解释了这个测验，并给了他一支笔，于是杰森将笔尖放到了五角星的顶点。然后，露丝按下秒表，他开始了测验。杰森的第一次测验比我要快，他的第二次甚至更快。他的成绩一直在稳步提升，直到第五次，他画星的速度变得极其之快。露丝向他表示祝贺，然后集合了他的所有画纸，将之装订了起来。

我们在会议室里一起吃了午餐，午餐有三明治和苏打水。露丝在那里，好似杰森的妈妈。

我向杰森介绍了自己。他问我从哪里过来的，我告诉他，我住在育空地区（Yukon Territory），他点了点头。

“那里的人们是不是经常骗你？”他问道。

我一脸茫然，而他停住了片刻，然后带着一声苦笑说了一句妙语。

“还是说，你经常坑他们？”

我笑了起来，然后改变了话题，我问杰森他掌上游戏机的事情。他拿出来给我看，并向我解释游戏机要怎么玩。游戏机装着一个特别大容量的盗版卡带，这盘卡带里面有他最喜欢的游戏：《塞尔达传说》（The Legend of Zelda）、《超级玛丽3》(Super Mario Bros3）、《最终幻想》（Final Fantasy）系列角色扮演游戏。他放下了游戏机，然后我们安静地吃了两分钟。然后，他“妈妈”说话了。

“这是卢克（Luke），”她向杰森说道，并把头靠到我的方向。“你知道他住在哪儿吗？”

杰森用疑惑的眼神看了看我，好像在搜寻某种提示。我等了等。最终他笑了。我明白他又开了个玩笑。

“地球。”他说道。

我告诉他，我住在育空地区，他点了点头，一秒钟之后，我看到了他脸上又一次浮现起的微笑。

“那里的人们是不是经常骗你？”他问道。

杰森年轻的时候，遭受了一次严重的大脑感染，这次感染波及他的内侧颞叶，一次又一次地摧毁了他的海马、杏仁核、爪形钩、嗅觉皮层的大部分组织。感染过后，其带来的损伤奇怪地与我外祖父对亨利造成的损伤类似。杰森也像亨利一样，患上了深度遗忘症。只有他持续关注着一个客体、观念、名字、面孔时，他的记忆才能维持。一旦他的注意转移了，那么之前的一切都会消失。杰森有着同很多失忆症病人一样的反应，即由于无法回忆过去，他们只能关注于当下，搜寻一些线索和暗示来理解周围的环境。这种表面上的便利，使得人们很难发觉其背后的障碍。如果我遇到杰森之前并不了解他，那么我很可能不会怀疑他有任何毛病，直到他重复了育空地区这个玩笑。

午饭过后，露丝让我坐到镜子前再做一次测验。我的成绩比一开始好很多了。我的手似乎知道该往哪边移，知道如何协调视觉上的不一致。当然，我还是有点笨拙，画的线条歪歪扭扭，但是之前的那种僵硬已经没有了。到第二次画五角星的末尾，我完成得比之前更快，犯的错误更少。

然后，我看到杰森也再一次做了测验。他坐到了我之前坐的位置。

“你之前见过这个测验吗？”露丝问他。

“没有。”他说道。

露丝记下了笔记，然后再次向他解释了测验规则，就像她一个小时之前所做的那样。杰森拿起一支笔，把笔尖抵到五角星的顶点，全神贯注地看着镜子。露丝按下了秒表，杰森开始了。

正如之前一样，杰森完成测验比我更快、更准确，到第五次画星时，杰森取得了露丝所见过的最高成绩。

杰森绝对没有第一次参加测验的记忆，到他离开会议室时，他也没有上一次来会议室的记忆。那么，他怎么能够在没有记忆的情况下，提高执行任务的水平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有必要回到半个世纪前的另一个测试室，那里有着另一堆画得潦潦草草的星星。

1957年，在她的论文发表之后，布伦达·米尔纳像以往一样，继续着从蒙特利尔到哈特福德的来往，她乘着夜班车，花上几天时间与亨利待在一起，探寻着亨利遗忘症的深度。一开始，其深度似乎没有极限。对于米尔纳而言，不论他们什么时候会面，她都会看到亨利一副茫然的样子，她感到有点震惊，这是一种再认能力的明显缺失。米尔纳已经非常了解亨利了，但在亨利看来，米尔纳一直都是个陌生人。

米尔纳给亨利做了各种各样的测验，智力测验、词汇测验、面部识别测验等等。在一次非正式的问询中，米尔纳让亨利记住数字5、8、4，然后她离开了测试室20分钟。当米尔纳回来的时候，她问亨利是否还记得这些数字。

“5、8、4.”亨利给了她一个惊喜。

“噢，非常好！你怎么做到的？”

“嗯，5、8、4加起来是17.”亨利回答道。

“把17分成两份，就是9和8.记住8，然后你说了5和4，这样就记住了5、8、4，很简单。”

米尔纳之后又问亨利是否记得她的名字。

“不记得。”他抱歉地回答。

“我是米尔纳医生，”她说道，“我来自蒙特利尔。”

随后，他们聊了一两分钟加拿大。

“现在，”米尔纳最后说道，“你还记得那些数字吗？”

“数字？”亨利说道，“有一个数字吗？”

换言之，亨利在玩弄这些数字，一直想着这些数字，不让这些数字被遗忘掉。难道遗忘症并非像她想的那样严重？米尔纳的这种震惊变成了一种理解，她认识到，亨利并没有真正记住她给的这些数字，因为这些数字从未真正离开过亨利当下的时刻。两分钟之后，当他们转移到别的主题之后，她问亨利是否还记得这些数字，他回给米尔纳一个如同往常的茫然眼神。

之后，一天中午，米尔纳让亨利坐在桌前，在他面前放了一沓印着两层轮廓的五角星的纸。这是一个最新被发明出来的任务，米尔纳得知这种测验后，就把它用在了遗忘症病人身上。她很好奇，亨利会如何执行这种测验，但她预期亨利的结果会很差，这能够让她测量亨利记忆缺陷的又一个维度。

就像杰森一样，就像我一样，也就像米尔纳自己一样，亨利一开始做得很困难，但到第五次就有所进步了。这并未让米尔纳感到惊讶。亨利连着画了五次星，也就意味着，这个任务就像之前的数字5、8、4一样，其从未离开过亨利的心灵。

第二天，米尔纳把另外一张待完成的五角星放在亨利面前。

“你记得之前见过这个吗？”米尔纳问道，亨利摇了摇头。

“不记得。”他答道。

于是，米尔纳向他解释了这个任务，亨利做了，而且做得非常好，就像一天前做的那样好。亨利似乎也很惊讶于自己在这项任务之上的灵巧。

“天呐，这并不像我以为的那么困难嘛。”他说道。

另一边，米尔纳感到的可不止是惊讶。亨利的手沿着五角星的边缘画出规整的线条，而亨利对这个任务并没有有意记忆，看到这一切的那一刻成了米尔纳科学生涯中最有纪念意义的一刻。对米尔纳而言，这一刻就是天启。

亨利并不记得测验，但是他的成绩提高了。米尔纳知道，这并不意味着亨利真的获得了先前任务的某些模糊记忆。她很确定，亨利生活中各种事件刚一发生，几乎就已经过去了。

米尔纳认识到，这意味着，尽管亨利的大脑缺少记录生活中特定经验的能力，但它显然能在无意识层面，保留这些经验的某些方面。换言之，人类大脑中显然至少有两套不同且独立的记忆系统。负责记录特定事件、片段的那套系统，在亨利身上已经无望了。而另一套系统，那套获得并提升习得技能的系统，似乎还未受影响。亨利或许每天都记不得自己做了什么事情，但是他显然能记得自己是怎么做的。

米尔纳对亨利的早期研究已经构成了现代记忆科学的基础，找到了记忆在人类大脑中的位置。如今，她对亨利的进一步研究无疑带来了第二次革命，即大脑包含着至少两种不同且独立的记忆系统，在亨利身上，其中一种系统未受影响，而另一种受了影响。

随后几年里，人们用各种名字命名这两种系统，比如程序性记忆和陈述性记忆、内隐记忆与外显记忆。但在这一刻，米尔纳看着亨利的手精准地沿着油印五角星的边缘移动时，她并没有想好给这个记忆系统命名。她只是沉默而惊叹地看着。

杰森和我在实验室周围散了散步。杰森点燃了一支香烟，我们在安静的街道走着。亨利也抽烟。如今一切都不同了，你身边并不是每天都有一个在戒烟的人。我发现自己很想知道，遗忘症和抽烟是否有某种关联。是否遗忘症病人都更倾向于培养起一种习惯。我曾经也抽烟，抽烟这种事也就是当下你所做之事，不论你抽了多少次。抽烟就是一种冥思的、安静的、无欲无求的行为。问题在于，最终回顾过去或幻想未来的能力，使得抽烟没那么有意思了。最终，我放弃了抽烟，因为我记得自己曾经有着两片更干净的肺，而且我也能想象自己的肺随着年岁增长，阻塞得越来越厉害。像杰森和亨利这样的人对自己的过去了解有限，而且大多数科学家都认为这样的人也无法将自己投射到未来。因此，为什么他们不专注于那转瞬即逝的当下呢，为什么不让当下变得尽可能的快乐，宛如夏花？

为什么他们不抽烟呢？

他们的嗜好和大脑损伤并非仅有的共同之处。杰森和亨利的故事刚刚向世人揭晓时的年龄一样大，而现在杰森也快有了“病人P."这个名号了。有些科学家正在写些有关杰森的论文，其题目就是《当今的病人H.M.》(AModern Day Patient H.M.)。

然而，在21世纪初期做一个遗忘症病人，和在20世纪90年代做一个遗忘症病人完全不同。拿智能手机举个例子。每一位智能手机用户都知道，这种设备可以变成一种记忆的补充，弥补我们大脑的缺漏，防止我们忘掉一些事件和名称。然而，对于一位现代遗忘症病人，一台智能手机不仅仅是记忆的一种补充，更是一种替代、一个假体海马。杰森一直把手机拿在手上，而且一直用它来拍照。他把大部分照片都存放到他的笔记本电脑里，以节省和清理手机的空间，但是他还是放了十几张照片在手机里。

杰森灭了烟，掏出了他的手机，并打开了手机相册。他滑动着屏幕，看着过去几天记录的一些事情，在飞机上看到的圣地亚哥的景象、一片阳光沙滩、实验室外的风景、那位心理学家露丝。还有几张照片拍的是他家，里面有几辆皮卡和他的朋友们。杰森看着这些照片，一边向我描述里面的内容，看到最后一张照片时，他把屏幕往右边一滑，第一张照片又弹了出来，于是他又向我描述了一遍，正如他之前做的那样。

杰森比亨利更为独立。他自己一个人住，这导致了一些问题：他的一些老朋友从他身上占小便宜，并且总是偷他一点钱，而杰森总是忘记这些偷窃，因此也从不需要去宽恕他们。每次这些人一出现在他门前，他总是让他们进屋。我们会面时，杰森正在安装一套高科技监控系统，这样他就能看到门前的每一个人，并最终决定谁可以进屋。然而，杰森在很大程度上还是独居的。GPS甚至能让他独自驾车。只要他设定好目的地，他就能跟着GPS导航开到目的地，即便当他到那里时，自己都忘了为什么要开始这趟旅途。这种实时驾驶设备，以及所有这些实时决策，对他而言都不是问题。而且，杰森甚至可以阅读小说，这一点，亨利从未做到过。杰森喜欢斯蒂芬·金（Stephen King）的小说。他读小说时，每隔十几页就会在书页边缘写下一段简短的剧情概要。这一点很让人惊讶。然而，以上都是一些补偿性的措施、一些应对策略，而非解决办法。遗忘症要处理的核心问题依然存在，即杰森记不住发生在他身上的事情。

我们聊了电子游戏，聊了杰森最喜欢的香烟牌子，聊了他想买的车，聊了他高中时打过的架。那时杰森在走廊上，之后他被停课了。我们还聊了他曾经的一位女朋友，聊了杰森最喜欢的乐队。我很喜欢杰森，他善良、开朗、活泼，还有点调皮。我们有很多共同的爱好。这些共同点好似我们之间的连接、我们之间的羁绊。

但是，我们并没有连接，或者说他没有。因为到这一天结束的时候，杰森并不会记得我。我会从他的脑子里消失，不留一点痕迹。

与一位遗忘症病人谈话是一种解放。我忽然意识到，我可以对他说任何东西，我心底最深的秘密、我最难以启齿的渴望，而他会倾听并回应我，给我一些信息，甚至是建议，但是他绝不可能告诉别人。杰森从这个方面来看就像是个牧师、心理治疗师、一本日记，甚至比日记还要安全得多。

然而，也有令人伤心的事情。这个年轻开朗的人，了解着周围的世界，但既没有过去也没有未来，他永远走在路上，走在纷繁的过去与无法触及的未来之间那条紧绷的绳索上。

杰森抽完他的烟，又点燃了另一支，然后再次递给了我一支，而我第二次告诉他我不抽烟。

“我们要回实验室了，”我说道。

杰森让我带他走，他并不知道他要去哪里，也没有问任何问题，只是抽着此刻这第一支也是最后一支香烟。

23

“他妈的”中心

外祖父经常把手术安排在周六早晨，丹尼斯·斯宾塞（Dennis Spencer）医生也就这么记住了这个时间，即9点多一点。按斯宾塞的说法是，这其中有些“秘密”。这些手术经常在周末早晨执行，而手术的随从人员都是长时间跟随外祖父的工作人员，还有那些神经外科手术的住院医生，比如斯宾塞就常在外祖父身边。通常，病人都会被用轮椅直接从生活研究所送到旁边的手术室。20世纪70年代，这些病人大多来自生活研究所，然而斯宾塞回忆起，外祖父也和新泽西（New Jersey）的一些精神病医生打交道，并且他们也转诊一些病人给外祖父。斯宾塞在医院期间，目睹了外祖父所做的很多次额叶切除术，他记忆最深的一次，也是他想告诉我的那一次，是我外祖父给一位40来岁的女人所做的手术，这个女人患上了图雷特综合征（Tourette's），或是强迫症，或是类似的疾病。不论她患上的是什么疾病，这种疾病都让她不停地说“他妈的、他妈的、他妈的”。

当时是1973年或1974年，斯宾塞当上住院医生后的两三年。他当时是纽黑文市（New Haven）的耶鲁大学医学院（Yale School of Medicine）的一名学生，他大部分时间都待在学校，但斯宾塞也定期驾车一小时去哈特福德和外祖父一起工作。当时，哈特福德医院和耶鲁-纽黑文医院（Yale-New Haven Hospital）有一种不寻常的缘分，它们共享着来自于耶鲁大学和康涅狄格大学（University of Connecticut）的神经外科学学生。当斯宾塞开始他的住院工作时，这种缘分出现了裂缝，几年之后，两所医院的关系就彻底破裂了。原因是这两所医院的文化非常不同，这种差异其实就是两位神经外科手术主任之间的巨大差异导致的。耶鲁大学的主任叫做比尔·柯林斯（Bill Collins）。他是一位坚定、细心、聪慧的手术医生，尽管甚至包括斯宾塞在内的他的仰慕者都认为，柯林斯对于犯错比较保守。柯林斯不喜欢冒险。对他而言，神经外科手术是一种对问题最好、最有效、最安全的解决办法，因此他才坚持这种办法。而外祖父……外祖父不是这种人。

斯宾塞一到耶鲁大学，就听说了外祖父的故事。那都是一些轶事。这些轶事往往不可信，除非你亲自遇到我外祖父，比如说有一则关于外祖父和恩佐·法拉利（Enzo Ferrari）的轶事。1958年左右，外祖父参加了一次在欧洲举行的医学会议，当时他决定要买一辆新跑车。于是，他开车到了意大利马拉内罗（Maranello）的法拉利工厂。当时，法拉利公司的创始人恩佐·法拉利只把车卖给那些他认为技术足够好，能够驾驭他跑车的司机。外祖父和恩佐一起坐进了一辆测试车，在工厂附近的回形跑道紧张地开了一小时之后，恩佐转头朝向这位潜在的客户，外祖父面色苍白，但声音还很沉稳。

“斯科维尔医生，”法拉利说道，“倘若我卖给你这辆车，你一年之内就会死掉。”

外祖父是开着一辆奔驰鸥翼（Mercedes Gullwing）回家的。

不相信吧？一开始难以相信，直到外祖父冲进神经外科手术病房，朝着护士、保安、任何真正听的人吼道，他在被康涅狄格州州警追捕，他觉得自己已经摆脱他们了，但是如果他们找了过来，告诉他们，他正在做一个紧急的穿颅术或是别的手术。

“狂野比尔”（Wild Bill），有些住院医生就是这么称呼他的。

“狂野比尔”和耶鲁医院的冷静比尔·柯林斯合不来，这就没那么令人吃惊了吧？柯林斯觉得外祖父给耶鲁的医生们造成了不好的影响，而外祖父觉得柯林斯太过小心翼翼，没人能重复做着同一件事而取得进步。在外祖父看来，神经外科手术就是一种冒险、一种千变万化的冒险，它绝不能变成一种按图索骥式的苦力活。

柯林斯并非唯一一个和外祖父合不来的人。斯宾塞在住院部的工作刚一开始，人们就警告他，小心外祖父和哈特福德医院常规手术主任詹姆斯·福斯特之间那场漫长的苦战。福斯特掌管着医院的财政权，外祖父担心福斯特试图限制神经外科手术科，压缩他们的设备、员工、空间的经费。换言之，就是限制着外祖父。他讨厌被限制。他一直和福斯特斗争，也取得了一些成果。自外祖父在30年前建立神经外科手术科以来，它的规模扩大了很多。但是，外祖父依然想要它变得更大、更好。

对外祖父而言，他和福斯特之间的冲突并不仅仅在职业上，也不在私人关系上。而是生死攸关的问题上。准确地说，这意味着另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始于一次聚会，在外祖父家里举办的一次大型宴会。外祖父每年都会在家里办几次这种聚会，邀请哈特福德医院和耶鲁-纽黑文医院的所有神经外科手术医生和住院医生（当然，柯林斯从没来过。这些聚会太过疯狂，柯林斯不会允许他们参加的）。然而，这次聚会发生在外祖父新买了一辆摩托车，一辆大马力宝马（BMW）摩托车几天之后。外祖母当时在城外，外祖父想秀一秀这辆摩托。于是，他骑上了摩托，另一位医生坐在他背后，外祖父载着他开始加速，穿过了前面的一片草坪。然后，外祖父决定试试让前轮离地。但他从没有在后座载人的情况下抬起前轮的经验，因此前轮一离地，就一直往上升。一直升起，直到摩托车以很高的速度往后一翻，令他们两人都倒在了草坪上。当然，他们都没戴头盔。这位医生还好，外祖父被撞得失去了意识，摩托车倒在了他身上。草坪上突然聚起了一帮醉醺醺的神经外科医生，他们惊讶地看着“狂野比尔”四仰八叉地躺在那里，头部还受了伤。

几分钟后，外祖父醒了过来，这时救护车也赶到了，并将他带到了哈特福德医院，一大堆外科医生紧随其后。外祖父被用轮椅直接送进了一个私人的房间，他认为自己无恙，但是有人注意到，外祖父胃部区域有一片可疑的肿胀。他们怀疑外祖父的脾脏破裂了。消息很快传开了，几分钟后，詹姆斯·福斯特走进了房间来看望他。

“比尔，”福斯特说道，“你的脾脏破裂了。要给你做手术。”

外祖父躺在医院的床上，看着自己的敌人。

“胡扯。”外祖父说道。

福斯特抬起了眉头，外祖父继续说话。

“我知道你的计划，”他说道。“你计划让我死在手术台上。你想让我滚。但这不会实现的，我的脾脏很好。我的脾脏好得很。”

他们俩对话来来回回，争论得很激烈，外祖父拒绝妥协，拒绝手术。最终福斯特摇着头离开了，他告诉在外面等着的所有神经外科医生，让他们去说服我外祖父同意手术，否则他会死掉。于是，他们一个接一个走进房间，试图说服我外祖父让他的敌人挽救他的命。然而，谁说都没有用，直到本·惠特科姆（Ben Whitcomb）进入房间。他是我外祖父的二把手，也是他长年最好的朋友。惠特科姆请求我外祖父，“你必须做手术，比尔”，他说道，“你必须让福斯特做手术。”

外祖父看着惠特科姆，眼里透着伤心和困惑。

“本，我不知道他用什么收买了你，让你背叛我，但是你是这个世界上我最好的朋友，如果我不信任你，那么我也信任不了任何人。”

外祖父同意了手术，之后被轮椅推去做手术。福斯特打开了他的腹腔，移除了他的脾脏，当时他的脾脏已经破裂了，一切都进行得很顺利；几小时之后，外祖父回到了康复室，他醒了过来，但依然有点无力。这时，住院医生诺曼·加姆（Norman Gahm）走了进来，拿着一个玻璃缸。玻璃缸里灌满了甲醛，一块黑色的纤维浮在上面，其中间裂开了一条缝。

“看到没有？”加姆说道。“它破裂了！”

是的，这个故事也难以置信，直到你看到这个玻璃缸，还有上面漂浮的东西。这个玻璃缸在加姆的办公室架子上，他保存着这鬼东西十几年，这就是“狂野比尔”破裂的脾脏。

说出这个脾脏的故事，让斯宾塞回忆起另一个重要的故事，这个故事关于我外祖父另一次自己接受手术。那次手术是用来治疗他后背的椎间盘突出。当时，外祖父发明出了很多脊椎手术用的器具，这些器具用来治疗椎间盘突出。其中包括：斯科维尔牵开器和斯科维尔夹子。外祖父还是所谓的锁孔手术的先驱，这种手术通过一个细小的切口进入，其已经成了标准疗法。做手术那天，医院安排脾脏所有者诺曼·加姆来操刀，外祖父那天早早地来到了医院，并且开始指挥周围的人。外祖父让他们在手术室里安装了一套复杂的镜子系统，这样一来，当他躺在手术台上，后背被切开，脊椎暴露出来时，他在局部麻醉的情况下就能够看到手术医生的肩膀。从而，外祖父可以指导他自己的手术。斯宾塞从没听过还有第二个人做过这种事，从前往后都没有。

我外祖父能够办成这件事。是因为那个时代，那个特殊的时代；部分是因为斯宾塞认为，康涅狄格州的手术室里，没有第二个神经外科医生，像比尔·斯科维尔那样技艺高超。外祖父那双手敏捷、灵巧、稳定、富有创造性。斯宾塞很喜欢看他工作。

在斯宾塞说的那天早晨，那位女士被送到了手术室，而外祖父开始做手术前的准备，斯宾塞很渴望看看外祖父要做些什么。你可以说他狂野，你可以说他得到了别人没有得到的机会，但在你激烈批判他之前，你应该看看他是怎么术前洗手的。斯宾塞从没有见到过一个像我外祖父那样仔细洗手的外科医生。外祖父不仅仅是洗手，他把手浸入了一池盐酸中！斯宾塞从没有见过类似的做法。外祖父的皮肤肯定完蛋了。还有他的手术口罩。他的口罩和别人戴的口罩一样，一张纸那么厚，靠橡皮筋绑在脑后。但是，如果你仔细看，你会发现口罩下面有两根橡胶管，每一根都在他两边的嘴角，橡胶管从他的嘴部萦绕而出，在口罩下绕成圈，活像潜水服的通气管。这样一来，当我外祖父呼吸时，呼出的空气即使穿过了口罩，也不会接近病人暴露出来的脏器。这种严谨的级别非常罕见。

当然，有时候事情还是会出错。斯宾塞刚进入哈特福德医院当住院医生时，他学到的第一件事就是，外祖父下属的所有住院医生都需要定期去哈特福德老兵医院护理中心，去看望一位叫做冈纳（Gunnner）的家伙。冈纳曾经是外祖父的一名病人，外祖父为他治疗椎间盘破裂。这个手术通常来说非常简单，但是外祖父在冈纳这个病例上，决定用一种非常规的方式进行手术，即让冈纳坐在椅子上而非躺在架子上。一切都进行得很顺利，只是气泡栓塞进入了病人的血流，加压并堵塞了他的基底动脉，导致病人的脑干出现了严重中风，并且摧毁了他的运动机能。从此之后，病人能够做的就是动动眼睛，动右眼表示“是”，动左眼表示“否”。他还能正常思考，但他完全被困在了这副躯体之中。外祖父经常会派住院医生去看望他，以确保他还有人在乎。有时外祖父也亲自去看望他，去时还会买花。

回到斯宾塞说的那个故事，那个额叶切除术的故事。那位女士躺着，嘴里一直嘀咕着“他妈的、他妈的、他妈的”。斯宾塞看着外祖父做准备，看着他开始，看着他在那位女士的眉毛上切开了两道小口子，看着他用牵开器撬开口子，暴露出颅骨的表面。这两道眉毛切口就是偶然的创新之处。这是个小技巧，外祖父没有像以前那样，在头部顶端切开一道半月弧形切口，并翻下整个前额，而是仅仅切两道小口子，这两道口子潜藏在眉毛里。这是另一个例子，体现了外祖父在不断地完善技艺，不断地试着改进其原先的技术。20世纪70年代中期，外祖父的眼眶环切术在当时已经十分古老了，已经有20多年的历史。这种手术不仅古老，而且当时也很少见。当时的人们已经不怎么做额叶切除术了。这种手术不再受欢迎，而且备受指责。《飞越疯人院》（One Flew Over the Cuckoo's Nest）、《发条橙》（A Clockwork Orange）、《人猿星球》（Planet of the Apes），大众文化、大众思想都反对这种手术。甚至在医学群体内部，这种手术都变成了害群之马。这也是外祖父和耶鲁神经外科主任之间产生矛盾的另一个原因：柯林斯讨厌额叶切除术，他也讨厌外祖父把耶鲁的住院医生（比如斯宾塞）变成他们的共犯。

至于斯宾塞，他并不知道该考虑什么。他只是在那里吸收、学习。他坐在外祖父后面的凳子上，看着外祖父把环锯钻放进那位女士的前额，看着他切掉两块骨头，并放到一边，看着他拿起抽吸导管和脑铲开始工作。他看着外祖父先是损伤了女士大脑右半球，然后他听到这位女士躺在手术灯的白光下，还在不停地咒骂：“他妈的、他妈的、他妈的。”他看着这位女士在手术前半段，用着半边大脑一直在咒骂。他看着外祖父小心地抽出那些工具，然后将它们插进女士头上的第二个窟窿，开始对大脑左半球动手。外祖父仔细测量着抽吸导管插入的深度，然后开始缓慢地旋转导管，制造第二次损伤。外祖父开始切的时候，那位女士还在咒骂“他妈的、他妈的、他妈的”，然后突然，“他妈的、他妈的、他……”她停下了。外祖父暂停了手术，等着看看她是否还会重新开始。但她没有。于是，外祖父转过头来看着斯宾塞。

如今，距那次手术已经过去了40多年，尽管斯宾塞之后的事业成功而持久，他最终成为耶鲁神经外科科室的领头，成了美国神经外科学会（American Association of Neurological Surgeons）主席，但他一直准确地记得外祖父对他说的话，回想起那个久远的年代，像狂野比尔这样的巨人还在这个星球上怒吼，在他们的余音中留下了这些伟大的故事。

“斯宾塞，”外祖父说道，“我们已经发现了‘他妈的’中心！”

24

以遗忘症病人H.M.闻名的麻省理工研究项目

我母亲还记得，她几个晚上都坐在卧室的窗前，拿着一个锡罐放在耳边。她的卧室在房子的二楼，房子在斯蒂尔北路（North Steele Road）334号，在康涅狄格州西哈特福德旁边的一片树荫下。我母亲弄掉了罐头的顶部，并且在底部钻了一个孔，她用一根粗绳插进这个孔，并且在绳子上打了一个大结，这样即便她用力拖拽，绳结也不会解开。绳子从这个罐头底部一直延伸，穿过斯蒂尔北路，到了另外一边的一所房子二楼卧室的窗子里，我母亲最好的朋友苏珊（Suzanne）就在那里，对着她那个锡罐说话。这两所房子一模一样，是由同一个建筑师设计的，它们隔着这条街互成镜像。苏珊说的话会沿着绳子震动，传递到母亲那边的锡罐中，并进入我母亲的耳朵。

她们俩在一年级的时候就是邻居，直到高中还一直是邻居。但苏珊和我母亲都不记得她们做的锡罐电话有多久的历史了，也不记得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做的。她们也不记得她们谈话的具体细节。她们或许聊过朋友、电影、音乐、我母亲的狗威格尔斯（Wiggles）、苏珊的狗思奇比（Skippy）。或许她们还聊过最新的广播剧《魅影奇侠》和《独行侠》，最后或许还聊过男孩子们。

这两位战后美国城郊的年轻女孩，发着原始的短信进入深夜。

在冬季的周末，外祖父会带着苏珊和我母亲，以及我两位舅舅彼得和巴雷特去滑雪，他开着车在山里来来回回，速度像往常那样惊人。苏珊的房子和我母亲的房子一样，但是她们的父亲完全不同：苏珊的父亲是一位谦逊而平凡的商人；外祖父却是位时髦的外科医生，有着一堆跑车。很早开始，苏珊就决定长大后要当一名医生。她准备了她自己的急救箱，并带着它去参加夏令营，于是夏令营中朋友们的膝盖擦伤或是蜜蜂叮咬，她都能处理好。

不论苏珊对外祖父多么仰慕，但很明显，有些东西并非相互的。高中时有一次，我舅舅巴雷特和另一个男孩在后院打架。很多孩子聚集在一起看热闹，外祖父也跑过去看。苏珊当时也在场。她支持着另外那个男孩。巴雷特打输了，外祖父一把抓起苏珊，把她拖出了院子，并且告诉她，我们家再也不欢迎她了。这是唯一一次，我母亲见到外祖父对另一个人进行身体攻击。

1955年，也就是亨利的手术两年之后，我母亲和苏珊都从西哈特福德的私立牛津学校（private Oxford School）毕业了。她们之后都进入了史密斯学院（Smith College）。苏珊进入了医学预科班，但她的第一门课程——化学——就让她放弃了童年时想成为医生的理想，因此她转到了心理学专业。我母亲进入了英语专业。毕业之后，她们两人的人生道路就分叉了。在当了一段时间雅芳推销员（Avon Lady）之后，我母亲对早教产生了激情，她开办了一系列托儿所，那是一种社会经济和种族一体化的原型。然而，苏珊继续接受更高的教育，并且取得了博士学位，当了一名大学教授。但是，她们仍然是朋友。她们最终定居在波士顿，也就是我出生的地方。在我成长的过程中，我经常见到苏珊。我母亲会邀请她来家里吃晚餐，或者我们一起出去吃。苏珊结过婚，然后又离婚了，并且她把姓改成了科金（Corkin）。她有三个孩子，两个男孩一个女孩，基本都和我年龄相仿。

我知道苏珊是我母亲最早的朋友，但是除此之外，我对她了解不多。

而现在，我了解得更多了。

比如说，我了解到，外祖父去世时，我母亲帮忙处理他的地产，她给了苏珊一件不寻常的纪念品，即一个无名的人类头骨，外祖父一直将他放在家里的办公室里。

我也知道，苏珊从外祖父那里继承的不仅仅是那颗头骨。

外祖父去世的十几年前，她就已经接管了外祖父最著名的病人。

从史密斯学院毕业之后，苏珊·科金搬到了蒙特利尔，继续在麦吉尔大学攻读心理学博士学位。1960年，当她刚到蒙特利尔时，她在《神经学，神经外科和精神病学杂志》上读到了一篇论文，她意识到，文章的一位作者威廉·比彻·斯科维尔正是她小时候住在街对面的那位威廉·比彻·斯科维尔，也就是那位时髦的神经外科医生，她最早的朋友的父亲。当然，另一位作者就是布伦达·米尔纳。一年之后，科金有机会加入米尔纳在蒙特利尔神经学研究所的实验室，于是她去了。当时，科金博士论文的主题是探索不同类型的脑损伤对躯体感觉机能的影响，原本是对触觉的影响。科金研究的被试大多都是瓦尔德·潘菲尔德的病人，也就是被潘菲尔德做手术治疗癫痫的那些人。科金让他们做各种任务，比如说试着通过操作，来归类同一类物体——一把梳子、一个瓶盖、一堆火柴，或是当她让两个尖点在他们的皮肤上缓慢移动时，他们能在哪一刻区别出这两个点。正如她的导师米尔纳一样，科金成为一名严谨的研究员，她仔细地做笔记，努力地去判断，某些感觉缺陷是否是由于病人的个人历史所导致的，而非由于脑损伤导致的，比如有一位病人的触觉迟钝，科金就假设他是由于拇指上起茧导致的，这是病人所做的保洁工作的结果。

尽管记忆并非科金的关注点，但她所做的其中一项测试的确和记忆有关。这项测试被称为触觉引导迷宫，用于测试仅通过触觉来学会走迷宫的能力。迷宫由铝片制成，被放到了一个木箱子里，前面用一块帘子遮住。被试要把手伸到帘子背后，然后用一支铁笔从迷宫的起点走到终点，每当铁笔触到死胡同时，科金就会摇响铃铛。她会用秒表记录被试用了多久来完成测试，然后科金会让被试一遍又一遍地重复走迷宫，看看他们是否最终会走得更快，犯的错误更少。科金的主要目的是测量被试学会迷宫路线的能力，但当然，这也是一项记忆任务。倘若被试能更好地走出迷宫，那是因为他们记住了正确的路线。潘菲尔德的大多数病人都能很好地完成任务。不论潘菲尔德给他们的大脑造成了什么样的损伤，这种损伤一点都不会影响他们通过触觉或其他感觉学习的能力。

之后，在1962年5月，亨利造访了蒙特利尔神经学研究中心。米尔纳组织了这次造访，这是米尔纳第一次在外祖父哈特福德的办公室之外观察亨利。亨利同他母亲莉齐（Lizzie）乘坐夜班火车去的蒙特利尔。他们在那里待了一周，晚上就住在研究中心附近的宾馆里。莉齐一生大部分时间都住在静谧的康涅狄格州和乡村的路易斯安那州，她似乎对蒙特利尔的喧闹感到很害怕。米尔纳鼓励她出去走走，了解了解这座城市，但是莉齐不这么选择，而是整天坐在研究中心走廊的长凳上，等着科学家们完成对她儿子所做的实验。米尔纳担心莉齐会感到无聊，但是她对亨利则没有这种担心。一方面，倘若每一分钟对你而言都是全新的，它脱离了先前的时间链条，那么你很可能不会感到无聊。另一方面，科学家们让亨利忙碌了起来。

那一周，亨利做了大量的测试。很多测试都是他之前做过的，尽管他并不记得了。米尔纳和她的研究生再次测试了亨利的智商、他对数字的即时回忆能力、他在镜中画星的能力等等。米尔纳想知道，是否时间的流逝会给亨利的结果带来什么改变。然而其并未带来任何显著的改变。米尔纳也允许她的研究生们自己花时间和亨利工作，让他完成一些新测试，只要他们觉得这种测试能够带来启发。亨利当时还没有出名，但是他作为研究被试的独特重要性已经很清晰了。即使是在研究中心，在这里与脑损伤病人工作已经成了常态，亨利依然非常特殊，他双侧大脑的损伤、他的深度遗忘、他在科学上无可置疑的用途，这些都非常重要。

科金那一周第一次见到亨利。她在研究中心的走廊上朝亨利和他母亲挥了挥手，然后就带着亨利回到了测验室。科金和亨利简单地聊了会儿，聊他们共同的故乡哈特福德。科金的妈妈和亨利一样，曾经也上过圣彼得学校，而科金于1937年出生在哈特福德医院，正好在亨利转变成病人H.M.的16年前，某种意义上来说，他诞生于外祖父的手术室。亨利比科金大11岁，但两人来自完全不同的家庭背景。亨利来自工人阶级家庭，但科金认为她所受的是特权式的教育，然而他们却有着共同的人生经历。聊过一会儿之后，科金让亨利坐在桌子前，并抽了一张凳子坐在他对面。桌上放着触觉引导迷宫，尽管迷宫前面挡着一块屏幕，因此亨利看不到它。科金解释了测验的步骤，然后给了亨利一支铁笔，抓着亨利的手放到迷宫的起点。科金温柔地引导着亨利完成迷宫，让他了解了一个基本的方向，然后又把他的手放到了起点。科金松开手，拿起秒表和铃铛，亨利开始了。

亨利第一次完成迷宫几乎犯了80次错误，每次都惹得科金摇铃。第二次和第三次，他犯的错误稍微少了点，直到他第十次尝试，又有了一些进步，只犯了72次错误。然而，到第11次，亨利的成绩又退回去了。他犯的错误甚至超过了80次。科金用迷宫测试了他两天，数十次地观察他，发现在他犯的错误方面，他几乎毫无进步。很明显，亨利的遗忘症使他没法记得正确的路线。这并不令人吃惊。然而，之后重新回顾这些数据时，科金注意到了一件事：尽管亨利总的错误率并没有降低，但他完成迷宫的时间有进步。在亨利第一次尝试时，他花了大约90秒完成测试。而最后一次测试时，他只花了不到40秒。因此，尽管很明显，亨利并没有学会走迷宫本身，但他还是学会了些什么。尤其是，他越来越熟悉走迷宫的物理步骤，熟悉拿着铁笔穿越隐藏的迷宫。和很多人一样，亨利一开始移动铁笔很慢、很笨拙，但是最后，他对铁笔的操作变得快速而自信。这和米尔纳给亨利做的镜像测试的结果非常类似。这也是另一个证据，证明亨利的程序性记忆、如何做一件事的记忆并未受损。然而，这种令人振奋的差异就在于，科金的触觉引导迷宫确实既展现了亨利未受影响的程序性记忆，同时也展现了他受到摧毁的陈述性记忆。在这样一个精妙的实验中，亨利的优点和弱点第一次同时展露无遗。

对于像科金这样的年轻研究生而言，这可是令人兴奋的时刻。这也是关键时刻，尽管她当时并没有意识到，亨利也没有，但这最初的会面正是科学史上研究被试和研究员之间最为紧密的那段关系的开端。科金在1964年7月提交了她的博士论文，题目是《男性局部脑损伤后的躯体感觉机能》（Somesthetic Function After Focal Cerebral Damage in Man），尽管亨利在这篇文章中只是个配角，但他已经开始成为科金事业中的主角。

从麦吉尔大学毕业之后，科金从蒙特利尔搬回了新英格兰，在麻省理工心理学系任教。这是个新系，一位名叫汉斯·卢卡斯·托伊伯（Hans Lukas Teuber）的德国移民创立了这个系，同年科金就成了托伊伯最早招聘的员工之一。托伊伯来到麻省理工之前，顺道去了哈佛和纽约大学（New York University），他凭借着严谨的研究已经，树立了名声，尽管他研究的脑损伤个案大都是战争的产物，而非手术的产物。当时，托伊伯的大多数研究被试一直都是老兵，那些人都遭受着各种各样的贯穿性脑损伤，托伊伯用绝妙的测试，发现了损伤的大脑是如何影响他们的，并且还推测正常大脑如何运作。正如托伊伯所言，他认为脑损伤是“自然的实验”，而且他还热衷于倡导研究脑损伤的价值，认为“对大脑机能障碍的研究，可以作为一种线索，来认识中央神经系统运作的一般模式”。托伊伯也想将他的这种损伤方法注入他在麻省理工建立的心理学系。

科金显然很合适。像她的新老板一样，科金也积累了大量和脑损伤病人一起工作的经验。但她的病人不像托伊伯的病人，科金的大多数研究被试都不是“自然事故”，而是有意的手术的产物，这些病人当中，病人H.M.当时毫无疑问成了历史上最重要的脑损伤病人。当时的科学家们用一个词来描述他，他们称H.M.很纯粹。纯粹这个词与道德或是卫生并没有任何关系，其完全是解剖学意义上的。外祖父的手术创造了一个活的、能呼吸的测试对象，其大脑损伤能让人们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探求记忆的神经学基础。倘若没有这种手术，那么像亨利这样的病人就不会出现。正如科金在多年之后的解释，托伊伯习惯于研究的那些士兵，那些被击中头部的士兵，很难设想他们的大脑能够像亨利的那样：“要得到一个纯粹的病人很难得。因为要是两边海马都被击中，那你就死了。我觉得死掉是最为可能的结果。”

托伊伯认识到了亨利的重要性，因此他也认识到了科金与亨利关系的重要性，更别说她与布伦达·米尔纳、威廉·比彻·斯科维尔的私人关系。托伊伯通过雇用科金，他得到的不仅是一位使用他所中意的脑损伤方法的一流科学家，还有一位世界一流的脑损伤病人。的确，科金进入麻省理工不久之后，托伊伯就开车去了外祖父在哈特福德的办公室，这是他的第一次拜访，之后还有很多很多次。亨利就在那里等着他，而且亨利还和托伊伯一起驾车回到了坎布里奇（Cambridge）。他们把车停在一栋新的红砖建筑外面，这座建筑叫做“临床研究中心”，托伊伯领着亨利进入了一间小卧室，亨利要在这里住上两周。在这第一次会面之后的40多年中，亨利来了临床研究中心54次，有时候会在这里待上一个月。大量的临床数据开始堆积起来，这成了史上在单个研究被试上积累的数据量之最。然而对于亨利而言，这个新家并没有比他第一次到访时显得更为熟悉，当时他在夜里三次跑向护士，并且提出了一个充满歉意的问题。

“我在哪儿？”亨利问道，“我怎么来到这里的？”

汉斯·卢卡斯·托伊伯于1977年去维尔京群岛（Virgin Islands）度假时，溺水而亡。

此时，麦吉尔大学的布伦达·米尔纳把对亨利有关研究的控制权让给了麻省理工。这一举动有多层意义。其一，亨利曾经所住的哈特福德更接近坎布里奇，而非蒙特利尔。其二，米尔纳已经在很多方面取得成绩了，她早期与亨利的工作直接带来了两项突破性的发现：一、记忆机能与大脑的特定部位有关。二、大脑中至少包含了两套不同且独立的记忆系统。对于米尔纳而言，这已经足够了。米尔纳仍然非常好奇，非常热心于研究，仍然在研究中心与脑损伤病人一起工作，但是她的兴趣逐渐从双侧颞叶转到了额叶。她研究了病人H.M.，并让他出了名，而这又反过来让米尔纳出了名。现在，米尔纳决定放他走。说实话，在个人层面上，这也并非艰难的决定。亨利的记忆缺陷、他无休止地重复同样的故事、他无法记住米尔纳或任何人，都使得除了一种表面关系之外，人们很难与亨利建立任何深入的友谊。“我们发现，我们开始像看待一只宠物一样看待他，”米尔纳曾经告诉一位采访者。“他丧失了人性。你没法与这个人建立一种友谊或某种人类的情感关系。”

托伊伯死去之后，科金成了研究病人H.M.的看护者，这个地位，她一直保持到H.M.死后。在科金写的一本有关亨利的书里，她这样解释道：“直到20世纪70年代，我已经成了那些想要研究他的人们首先要接触的一个人。汉斯·卢卡斯死于1977年，布伦达·米尔纳继续研究着其他主题，但一直保持着对亨利的强烈兴趣。我开始照顾作为病人的亨利。”科金认真地担负起了对亨利的新责任，而且向人们显示出了对亨利人生幸福的真挚兴趣。她会在节日时送亨利一些明信片，在他生日时送他花。科金会确保亨利不会缺少用于字谜游戏的书。她以自己的方式把亨利照顾得很好。

而亨利也以自己的方式很好地照顾了科金。继承了世界上最为重要的人类研究被试，这对科金的事业而言有很大的帮助，不论是在科学方面还是职业方面。托伊伯死后，麻省理工鼓励科金建立自己的实验室，尽管最终成千上万的研究被试加入了新的行为神经科学实验室（Behavioral Neuroscience Laboratory）中的研究，但亨利无疑是实验室里最珍贵的资产。许多申请和科金一起工作的研究生和博士后，都非常渴望有机会能与病人H.M.一起工作，而且几年的时间里，实验室里产出的论文中有22%都有关亨利。不论是在科学团体还是一般大众中，这些论文都吸引了大量的关注和兴趣。这些关注和兴趣都让科金和她的实验室为人熟知，从而带来了数百万美元的私人和联邦投资。“我开始意识到亨利作为研究参与者的无限价值，”科金之后写道，然后又加了一句，“对我实验室的名气而言，亨利无疑是个恩惠。”

科金成了亨利的看护者，拒绝着外界那些想要和亨利一起工作的研究员们的请求。她说自己“有种强烈的感觉，即亨利不应该开放给每一个想要见他的人”，而且倘若科金允许“所有那些感兴趣的研究者来测试并采访亨利，这种免费的结果会榨干他的时间和精力”。甚至在实验室内部，科金也对那些得到允许和亨利交流的人，提出了严格的规则。她禁止拍照和录像。直到今天，都没有公开任何有关亨利的视频。一位来自新西兰（New Zealand）的神经心理学家詹尼·奥格登（Jenni Ogden）在科金的实验室里工作了数年，她回忆道，1986年，当她在给亨利做一些测试时，曾偷偷地拍了几张他的照片。多年之后，当奥格登离开实验室，并在奥克兰大学（University of Auckland）开始自己的研究时，她曾和科金有过一次友好的电话聊天，当时她提到自己曾拍的那些照片。

电话那头的科金沉默了。

“我要你把那些照片发给我，”她友善地说，“而且我要你销毁那些底片。”

同样，全世界记忆研究领头人物之一恩德·托尔文（Endel Tulv-ing）遇到亨利时，他问科金是否可以录下他们之间的对话，而科金拒绝了。“这很愚蠢。”托尔文之后说道。

著名的波士顿大学（Boston University）神经科学家、美国文理科学院（American Academy of Arts and Sciences）成员霍华德·艾肯鲍姆（Howard Eichenbaum）告诉我，有两种方式可以解释科金对亨利狂热的保护。艾肯鲍姆通常用老鼠工作，但是在20世纪80年代，他和科金合作过几篇涉及亨利的论文。“显然，我认为她会说她很大程度上保护了亨利，”艾肯鲍姆说，“但是这其中有两个缘由。”他解释说，像科金这样的研究者，当他们获得了接触像亨利这样重要的人类研究被试的特权时，他们会知道“这就是他们的资源，这就是他们获得数据的来源”。艾肯鲍姆用专注于动物实验的研究者作为对比，这些研究者“总是能得到老鼠”。但对专注于人类实验的研究者而言，他们可不能指望能找到另一个亨利。“任何一个有遗忘症病人的研究者都会保护自己的案例，”艾肯鲍姆说道，“因为，他们想对这些病人做实验。他们不可能一次性做完这些实验，因此实验会持续很多年，他们不会愿意与别人一起分享。”艾肯鲍姆说，科金和她的同事们不可避免地会对亨利产生占有欲。“尽管你显然不可能占有别人，但他们在某种意义上占有了这份资源。他们能够接触到这份资源，因此他们想自己在这份资源上做实验。”

据艾肯鲍姆所言，科金作为看护者的强硬是可以理解的。毕竟，“科金的事业都基于拥有这份私权。”

记忆科学家们经常会说，知道某个事实和知道你能从中学到什么，这是两码事。比如一个简单的问题：法国的首都是什么？这个答案可能会立马在你心中闪过。那么，另一个问题：你是什么时候知道这个事实的？如果你和大多数人一样，那你肯定不知道。在大量的相关事实中，某个特定的事实一闪而过，而其他那些事实可能自出现起就完全没有联系。这些基本没有联系的事实的储存所，正是你的语义记忆。

语义记忆和陈述性记忆不同，后者是充实的叙事的记忆，而不仅仅是事实。当你启动陈述性记忆时，你启动了某种形式的心灵时间旅行，这场旅行会把你带回某个特定的时空，唤起你曾经经历过的场景。当你启动语义记忆时，你的心灵等于是在百科全书或是相册中翻阅，摘取某些信息，而其来源可能并不清楚。偶尔，语义记忆可能也是自传性的。你可能明确地知道，你能用手走路，但不记得第一次学会这么做的那一天了。按神经科学的说法，这就是“知道是什么”和“知道怎么样”的差别。

在苏珊·科金对亨利的研究过程中，有一件最为显著的事情浮现了出来，这件事与陈述记忆和语义记忆有关。在科金研究之前，对亨利遗忘症的基本认识可以总结如下：他大脑的损伤使他无法获得新的陈述性或语义记忆，但他手术之前获得的陈述性或语义记忆基本是未受影响的。而现在的结果是，这种看法并不正确。通过一系列的实验，科金和她的同事得出结论，基本上亨利所有的陈述性记忆，甚至是手术之前建立的记忆，都不存在了，或者是完全无法提取了。亨利不仅仅是没有术后的陈述性记忆，他根本就没有陈述性记忆。他没法做我们能做的事，即用我们的心灵重新经历我们的生活故事，亨利剩下的能力，只是翻阅他脑子里那些没有关联的事实，而无法将它们串成真实的、活生生的叙事。正如科金所言，亨利的整个过去，甚至是手术之前的过去，都已经“语义化”了。

尽管在麻省理工这样的机构里，科学家们可以得到最好、最贵的神经科学设备，核磁共振成像仪（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正电子断层扫描仪（Position-Emission Tomography）、脑电图仪（Electro-en-cephalograph）等等都有，但科金和她的同事验证亨利缺乏获得陈述性记忆能力的方法还是科技含量太低。他们长时间地与亨利访谈，询问他的过去。亨利能够轻易回忆起自己的出生日期，即两个26，但是当他们让亨利描述特定的某次生日聚会，或者任何一次生日聚会时，亨利却做不到。他会想起关于自己、关于家庭、关于世界的一些事实，但他没法将这些事实串成一段叙事性的故事。亨利这种基本的缺陷，以及一些对此补偿性行为，都令人感到难过。

“你最喜欢的一段有关你母亲的记忆是什么？”科金在1992年的一次访谈中问到亨利。

“嗯，我……她是我母亲。”

“但是，你能回忆起某段特别的事件吗？比如说一次节日、圣诞节、生日、复活节？”

“关于圣诞，我在与自己争论。”

“那么圣诞节呢？”

“嗯，因为我爸爸是从南方来的，他们在那里不庆祝，不像这里——北方。他们没有树，或者任何什么东西。而且……呃……但是他来到了北方，即便他出生在路易斯安那州。而且我知道他出生的那座小镇的名字。”

另一位研究员曾问亨利，是否谈过恋爱。亨利告诉她，他谈过。

“好的，跟我说说吧。”

“嗯，就是一种感觉，有任何可能的方式。就是你陷进去了，而你还不知道。”

“当你第一次感觉到爱上某个人的时候，你能告诉我当时的情况吗？某件特定的事情？”

“不行。”

“不行？你想不到？你能想起童年时某件持续了几个小时的事情吗？你能想起任何类似的事情吗？”

“不，我做不到。”

亨利基本上完全缺乏陈述性记忆与此有关。我们是讲故事的生物，我们会花大量的时间将我们过往的事实串进当下的叙事中。无法做到这一点的心灵基本上就像是外星心灵。遗忘是一方面，我们的记忆都是不完整的，但是亨利的缺陷则不是如此。以亨利的视角、以他的心灵来体验生活，这或许不可能，但重要的是要记住，我们自己生活中的大多数陈述性记忆，都会随着时间流逝而语义化，脱离原来的情境。比方说，我自己的陈述性记忆就有数不清的漏洞、缺失。

我不知道我第一次听说病人H.M.是什么时候，也许是从我母亲那里听说的。也许当时我还是个孩子，我母亲告诉我，我的父亲曾经做过一次实验性的手术，而那位病人成了一位重要的研究对象。又或许我是通过其他方式知道病人H.M.的。我很清楚，我上大学的时候，对H.M.的故事就有个模糊的印象。我曾经和一位心理学专业的姑娘约会过一段时间，我还记得，我试图给她留下个印象，即我的家庭与她教科书里最核心的人物之一之间的关系。然而，记忆的种子进入我心灵的具体时间，我已经忘记了，唯一剩下的只是一些不相关的事实，我从这些事实中了解到了病人H.M.的大概故事。我知道我已经了解，但是不知道怎么了解的。

我最开始追寻亨利的故事当时发生了什么，这一段记忆则丰富得多。

2004年3月，我前往芝加哥，参加《城市与地区杂志协会》（City and Regional Magazine Association）的全国性年会。我当时已经为《亚特兰大》（Atlanta）杂志撰文写作一年了，写了大量关于当地的嘻哈明星、新纳粹侦探、吉米·卡特（Jimmy Carter）的作品。会议的最后一天，有一个大型宴会以及颁奖仪式，我也获得了一些奖项。宴会上的一位评委曾是《时尚先生》（Esquire）的编辑。一周之后，他打电话给我，问我是否有想法写个故事。

这对我而言是个巨大的机会，是一次走出当地、走向全国性杂志的机会。我花了好几天来构思草稿。我第一个想到的故事关于一个名叫威廉·福曼（William Furman）的人，他既是一位重要的历史人物，又实际上是个无名氏。福曼曾经是一位死囚，他的案子后来被翻案了，导致了美国历史上死刑的暂时废除。他是个杀人犯，矛盾的是，他曾经救了数百个本会死掉的人的性命。

《时尚先生》的编辑特里（Terry）否定了这个草稿。尽管他的拒绝很委婉，并且给了我些建议：“想想那些只有你能说出的故事，这些故事出于你的激情、你的特权、你的视角，甚至是你个人的经历。想想那些潜力非常丰富的故事，故事里有多个层次，能让读者产生共鸣。”

几天之后，一个新的故事想法出现了，这个故事似乎满足特里的要求。这个故事和我个人有交织，而这也会让其他人产生共鸣。这是一个我一直都非常感兴趣的人物的形象。从某种意义上说，他和威廉·福曼非常像，既是个历史人物，但也是个无名氏。

而且重要的是，他这个人，我觉得我能得到特权去接触他。

毕竟，我母亲最久的朋友就是他的看护人。

我给特里发了一份关于病人H.M.的草稿，并将他描述为“也许是唯一一位完全活在此刻的人。这个此刻持续了55年。”这份草稿非常直接，其按照我当时的理解，呈现了亨利和我外祖父的故事的概要。

特里很快回了我七个字：“喜欢，就这么干吧。”

于是，我写了一封信给苏珊·科金，一封真正的信，一封白纸黑字邮寄出去的信。我告诉她，我想给《时尚先生》写一篇病人H.M.的作品，而且杂志社也表达了对此的兴趣。我还附上了一份我已经发给特里的草稿。第二天，我用追踪编号查询这封信，确定信已经寄了出去。然后，我等待着。

我并没有听到回音。当天没有，第二天也没有，之后也没有。

我又电邮苏珊，之后又打电话给她，单位和家里的电话都打了。我从我母亲那里得到了她的手机号码，并且还留了语音留言。

最终，在我寄出信的一周之后，我的手机响了。

我认出了苏珊的声音，尽管她那冷酷而尖锐的声音，对我而言很陌生。

“我非常希望你在寄出这份草稿之前能见见我，”她说道。“有没有可能让《时尚先生》把这份草稿还给你，或者把它销毁掉？”

我上次见到科金是在一年前，当时她和她儿子，以及我母亲和我，一同去坎布里奇的一家墨西哥餐厅吃饭。关于那晚的事情，我记不起太多，只记得科金的儿子当时准备饭后去外面跳舞，科金退掉了一杯酒和一盘开胃菜，因为那两样她都不喜欢。如果我和她当时有所交流，那肯定是很肤浅的谈话。她是我母亲的朋友，不是我的朋友。

虽然，她一直都不是我的朋友，但是她一直都很友好。

然而在电话中，她好像不是这样的。她用那冷酷的语气告诉我，我不可能见到亨利。首先，是关于亨利这个名字的问题。我在草稿中用了这个名字，而这触怒了科金。她说，我必须要明白，病人H.M.的真名，他的姓和名都是秘密。科金承认，亨利的名字曾经有几次公之于众，包括在她自己的课堂上。比如说，几年前出版过一本关于亨利的书，名字叫做《记忆的幽灵》（Memory's Ghost），书里就称亨利为“亨利·M”。然而，我用了亨利名字这件事还是触怒了她。而且，她还说我的草稿中有“很多错误”。比如说，我关注于海马，但“最新的研究显示记忆不仅仅涉及海马”，这也触怒了她。

“这就是为何我不能给你任何关于他的记录，”她说道，“而且出于同样的原因，你也不能见他。你从那样的会面中不会有很多收获。我觉得，他最近有点中风。”

科金简短地道了歉，因为这么久才给我回信，然后她说自己很忙，要挂了。然后她挂了电话。

之后的几周中，我和科金又通了几次电话和邮件，我试图说服她改变想法，让我见见亨利。我还又写了一封信给她，明确地表示，不论她是否合作，我都会开始报道这个故事。接到这封信后，科金突然似乎变温和了。她打电话告诉我，其实有可能让我见亨利。她和我讨论了关于亨利的保安的问题，保安可以给我临时的许可。科金说，采访的时候，她必须在场，而且她要先和麻省理工的律师讨论一下，在会面之前会给我消息。科金甚至告诉了我会面的大致时间，11月或12月，也就是亨利下一次到访麻省理工的时间。

这一次谈话之后是更长时间的沉默。我反复追问，想确定会面的日期，而科金反复地告诉我，她还没有机会和律师说，但是很快就会去说。

我有种感觉，科金在拖延时间，希望我花费了太多时间，以至于超过截稿日期。

在我第一次构思这个故事的两个月之后，科金发给了我一封电邮，里面包含着一份法律合同。

保密协议

签字人卢克·迪特里希（Luke Dittrich）（下文称为“接收方”），考虑到某些信息、知识的用途与由苏珊·科金博士（下文称为“信息”）主导的麻省理工研究项目“遗忘症病人H.M."有关。麻省理工学院（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下文称为“麻省理工”）准许签字人使用这些信息，以下是同意条款：

1.接收方同意承诺绝不将此信息用于商业利益（除接收方内部的技术评估外）。接收方还需了解，所有信息，包括通过对病人的访谈所获得的个人健康信息，这些信息受控于健康保险便利和责任法案（Health Insurance Portabilityand Accountability Act,HIPAA），还需同意承诺永远不对第三方公开任何部分的信息。

接下来的一条协议承认，我对麻省理工负的合约责任不会涉及麻省理工没有提供给我的信息，或者是我在签订协议之前获得的信息。之后的条款还警示道，倘若我有其他员工，那么他们也要遵守协议，“保护信息的机密权和所有权。”最后，这封协议以这一点结尾：

4.麻省理工理解，接收方给麻省理工提供30天时间，以检查每一份出版物中是否有对麻省理工的信息无意中的泄密，之后接收方可以自由出版技术评估结果。如果在出版物中找到任何此类信息，那么接收方必须同意在出版前删除此类信息。

这封协议让我觉得有些奇怪甚至不安。协议里对亨利这个人的描述是“一个名为‘遗忘症病人H.M.’的麻省理工研究项目”。“信息”对于人/项目的定义很模糊，而且我显然只能接收而不能使用这些信息，而麻省理工最终的要求说，我想要出版的是“技术评估”。协议中对用在病人H.M.身上的“所有权”一词也非常奇怪。然而我并不是一名律师，于是我将这封协议发给了《时尚先生》的律师，他很快回复了我，叫我不要签字，因为这份协议“不适合新闻业”。

我想起，在科金收到我第一封信之后，我和她之间的那通电话。她当时向我解释了，为何我用亨利的名字让她不高兴。

“我们从来都只称他H.M.，”科金说道，“这很重要。因为如果我们不这么做，那么人们就会找到他。”

看看科金是否正确的时刻到了。

2004年11月8日，我乘早班飞机从亚特兰大飞往哈特福德，决定要找到病人H.M.。我的计划是首先搞清楚他的姓氏，然后借着这条信息来找到他这个人（找到姓氏之后怎么做，我并不知道）。在我的记事本上，我列出了所有之前获得的关于病人H.M.的个人信息。写过H.M.的科学家都很谨慎，没有揭露太多信息，总的来说他们控制得很成功。自1957年来，数百篇写H.M.的文章中，没有一篇揭露了他的身份信息。但是，如果你读了大量此类文章，那么你也可以拼凑出一幅不完整的图景。

我知道他生于1926年2月26日。

我知道他父亲的名字是古斯塔夫，而这位古斯塔夫生于1892年，出生地是路易斯安那州拉福什堂区（Lafourche Parish）的蒂博（Thibodaux）。

我知道他外祖父曾经一直是当地的副警长。

我知道亨利曾加入了哈特福德市中心主大街（Main Street）的圣彼得教会，并在那里受洗，第一次领圣餐。

我知道他曾经在安德伍德打字机公司（Underwood Typewriter）的工厂工作。

这就是我全部知道的。

我在中午之前就到了布拉德利国际机场（Bradley International Airport），我开上了租用的汽车，然后开始调查。

我从哈特福德人口记录局（Hartford Bureau of Vital Records）着手，我跟办公柜台后面的那位女士说，我想查询亨利的姓氏，并且给了她一些相关信息。而她告诉我他们的数据库没有办法这样查询。她建议我联系康涅狄格州卫生局（Connecticut Department of Public Health）的记录部门。我告诉她，我前一天已经给他们打过电话，并且一无所获。

她给了我几条思路。

“也许你应该去康涅狄格州立图书馆（Connecticut State Library）看看。”她说。

康涅狄格州立图书馆坐落在主大街上，就在州议会大厦（state capitol）的对面。图书馆正面宽广，两侧立着大理石石柱，顶上雕刻着身着长袍的女法官，大门是镀铜的，并包着一层精美的红色皮革外层。我向保安询问，图书馆的历史和宗谱部门在哪里，他让我沿着盘旋的大理石楼梯往下走，一直走到地下室。

在一条漫长而狭窄的白色走廊尽头，出现了数间华贵的房间，那就是这个部门。那里有很多老旧的卡片目录、微缩版的报纸以及人口普查、年度报告、产权交易、家庭历史的合订本。这里就是一份当地居民行踪的概要。我四处走了走，那天那个部门里有很多人，他们坐着在看各种表格，弯着背盯着那些档案。我不知道从哪里开始。门口一张被荧光灯照亮的黯淡的桌子背后，部门的档案保管主任梅尔·史密斯（Mel Smith）就坐在那里。我注意到，桌子上的一个金属网笔筒里，插着一把橙色的二号钢笔，旁边是一台戴尔（Dell）电脑，看上去像是2004年的产品。我向他介绍了自己，告诉他我在找什么，并展示了我能确定的一些事实。史密斯背靠着椅子，手指在椅子扶手上敲打着。然后，他转动座椅转向了电脑。

“他父亲的名字叫什么？”他问道。

“古斯塔夫。”我说。

梅尔打开了一个程序，进入了电子版的1930年联邦人口统计报告（Federal Census）。

“他的姓氏是以M开头的？”梅尔说。

“差不多是。”我说。我担心“病人H.M."中的字母“M”是个幌子，目的就是让我这种人上当。

他在搜索栏中输入了几个词。

“你说古斯塔夫出生在哪里？”

“路易斯安那州。”

他又输入了一个单词，然后迅速地按下了回车。梅尔把屏幕倾斜了过来，以便我能够看到，于是我们凑到一起看了起来。

我们看的是人口普查记录中一页的扫描照片。这一页是一张泛黄的老式电子表格，上面布满了难以辨认的蓝色墨水字迹。然而，这字迹可以由眼睛里的特征识别系统辨认出来，这套系统使得这些字迹变得可以理解，就像一份电子文本。看了这一页三分之二的内容后，左下角的一行吸引了我们。

1930年住在哈特福德的人中，只有一位出生在路易斯安那州的古斯塔夫。他和她的妻子伊丽莎白（Elizabeth）一起住在主大街。

他们只有一个孩子，一个儿子。

他们的儿子当时4岁，出生于1926年2月26日。

他的名字叫做亨利。

亨利·莫莱森。

那一刻就好像脑子里有什么东西点燃了引线，你能感到一阵生理上的冲击，头晕目眩，好像你多年没有吸烟后，再一次抽起了一根烟的感觉。我感到图书馆都沉浸在这种感觉里。我走出门，停下脚步，转过头再看看图书馆的正面。我发现，石柱之上那条装饰带的两侧，有穿着长袍的缪斯的雕像，大理石上刻着三个单词，每个字母都有1英尺来高：知识、历史、公正。我做了一些笔记，想象着我会怎么写下这一幕。

我试着去找亨利·莫莱森。

我觉得有他的名字，应该很容易找到。

当然，我从谷歌（Google）搜索开始。

“病人H.M.”有上千条搜索结果。

“亨利·莫莱森”什么结果也没有，没有地址，没有历史，什么都没有。

我知道亨利有看护人，一位法院指定的护卫，与他看护相关的记录应该在他所在城市的遗嘱法庭。我跑了哈特福德周围的几家遗嘱法庭，然而一无所获。

有一份记录上提到，亨利住在康涅狄格州某一家疗养院，于是我列出了哈特福德地区的疗养院，开始给他们打电话。

海文健康中心（Haven Health Center）：不，我们没有这个人。抱歉，再见。

河滨健康与康复中心（Riverside Health and Rehabilitation Center）：他的姓怎么拼写？……不。

艾丽斯庄园（Ellis Manor）：摩尔森（Molson）？怎么拼写？

三一希尔保健中心（Trinity Hill Care Center）：你知道的，我没法给出我们病人的任何信息。这是联邦法律，叫做健康保险便利和责任法案。

我第二次打给同一个地方，另一个人回答道：叫什么名字？……不，我们这儿没有这个人。

艾弗里养老院（Avery Nursing Home）：节日快乐！我是卡罗（Carol）……等等……嗯，好吧，他不在我们这儿。

继续如此，哈特福德、东哈特福德、西哈特福德、纽因顿（New-ington）、布洛姆菲尔德（Bloomfield）的每一家疗养院……都没有这个人。

我没有找到亨利。我失望地回到了亚特兰大。我继续和科金通信，想看看是否有可能让她在没有预先安排的情况下，让我会见亨利。她还是拒绝了，然而慢慢地，她告诉我，她需要和麻省理工的律师讨论一些事情。最终，我收到了一封科金发来的电邮，告知我，她“坚持”要修改我的写作，如果“我没能在出版前读到手稿，那么就不允许出版”。

换言之，科金让我接触亨利的唯一方式，就是她要能够掌控我所写的故事。

25

杜威战胜了杜鲁门

威廉·马尔斯林·威尔逊医生与患者H.M.

麻省理工学院临床研究中心（MITClinical Research Center）

1970年5月

威尔逊：你还记得有关珍珠港（Pearl Harbor）的任何事情吗？

H.M.：记得，那件事发生在一个星期天。

威尔逊：嗯，日期呢？

H.M.：呃……12月7号。

威尔逊：哪一年？

H.M.：嗯，我觉得是1941年。

威尔逊：没错。那你还记得自己是怎么听说珍珠港事件的吗？你当时在哪儿，或者当时的任何情况？

H.M.：不，我不记得了。我……

他停下叙述，开始冥思苦想。日军轰炸珍珠港时，他已经15岁了。

H.M.：我说我不记得……我觉得……我父亲说过……告诉了我母亲……他听到这件事之前在……那里……我现在有点乱……

他思考得越久，那一天的生活细节浮现得越多。

H.M.：我爸下楼走到街上，去车库里提了车。他看到几个人站在加油站旁边，他们有车库，什么都有。他们谈论着珍珠港事件，并告诉了我爸。由于他们在那儿待了一整晚，所以他们什么都知道，他们就能告诉我爸。然后我爸告诉了我们。而且我们还打开了收音机。

威尔逊：那么，你当时在哪儿？在家吗？

H.M.：是的，我在家里。

威尔逊询问亨利其他一些有关战争的重要事件。

威尔逊：你还记得……嗯……欧胜日（VEDay）吗？

H.M.：记得，是欧洲胜利日（Victory-in-Europe Day）？

威尔逊：你还记得那一天吗？那一天你在哪里呢？你记得与此相关的什么吗？

H.M.：我记不清当时我在哪里，而且我有点……呃，我感觉自己当时在……呃……我们在赫德公园（Hurd Park）……我们在野餐。人们在车里听到了这件事，因为他们的车里有收音机，我们的车里没有，他们告诉了大家。大家都在欢呼雀跃。

威尔逊：为何欢呼呢？

H.M.：为了欧洲胜利日。

威尔逊：我懂了。那么二战胜利日呢（VJDay）？你还记得自己是怎么听到这件事的吗？

H.M.：嗯……

他停住了。

H.M.：不……

他再次停住了，沉默了大概10秒。他在脑海中搜索着相关记忆。但是什么也想不起来。

H.M.：二战胜利日，我不记得了。

威尔逊：你知道现任总统是谁吗？

H.M.：我不知道。说实话，我不知道。因为我现在想知道。嗯，现任总统是谁？嗯，我说的某些答案，有些是对的，你用某种方式在说一些事情，所以我将它们联想到了一起，然后某个名字，很多事情可能都会浮现出来。

他停住了。

H.M.：我觉得是杜威。呃，杜威是纽约州（New York）的州长。

威尔逊：那么他是现任总统吗？

H.M.：他可能是现任总统。我想着他穿着黑色西装，里面穿着白衬衫。我就是这么觉得的。

威尔逊：他长什么样？

H.M.：嗯，大概5英尺8英寸高。6还是8来着？5英尺6英寸，还是5英尺8英寸高。呃……头型比较圆……很多头发，盖在头上……

威尔逊：这是杜威？

H.M.：嗯？

威尔逊：这是杜威？

H.M.：这是杜威。而且，他的头非常大，非常大的头……他的头比一般人的头都要大。

威尔逊：那么，尼克松（Nixon）呢？

H.M.：嗯，我觉得他现在是总统，然后当了副总统。

威尔逊：是的，他身上发生了什么事？他还是总统吗？

H.M.：嗯……我觉得他是。他还是总统。

威尔逊：他有妻子吗？

H.M.：帕特·尼克松（Pat Nixon）夫人。

威尔逊：他有孩子吗？

H.M.：嗯，有孩子。我觉得他有四个儿子。

威尔逊：四个儿子？

H.M.：我觉得是四个儿子，四个儿子。而且我觉得他也有女儿。我的意思是，有三个儿子，不是四个儿子，是三个。

威尔逊停住了。这次面谈发生在1970年，当时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Nixon）是美国总统。而且他在几年前一直是副总统。他妻子名叫帕特。然而，亨利对于尼克松子女的看法完全错了。尼克松有两个女儿，没有儿子。然而，另一个显赫的政治家庭确实有三个儿子，一个女儿。如果在二战中死去的那个孩子也算上，那么就有三个儿子。

威尔逊：你知道某个姓肯尼迪（Kennedy）的人吗？他当过总统。

H.M.：是……嗯，他当过总统，我觉得，嗯……我在想他的名字……罗伯特（Robert），是不是？罗伯特·肯尼迪？

威尔逊：是的，他身上发生了什么事呢？他还是总统吗？

H.M.：不是，我认为他不是……我觉得他被射杀了。

威尔逊：他被射杀了？在哪里？什么时候？

H.M.：我说不出日期。呃，我觉得是在俄亥俄州（Ohio）。

威尔逊：我觉得那个地点应该更往西南一点。

H.M.：你说的让我想起了阿拉巴马州（Alabama）。

威尔逊：不是，我觉得要再往西南一点。

H.M.：西南？不是在俄亥俄周围？

威尔逊：离俄亥俄西南方很远的地方。

H.M.：很远……嗯，我觉得是在里诺（Reno）？

威尔逊：里诺？

H.M.：是的，在内华达州（Nevada）。

威尔逊：你觉得他是在那里被射杀的？

H.M.：我觉得他不是在那里被射杀的……但是，我觉得是在那里附近的一个小镇上。

威尔逊：是的，谁射杀了他？

H.M.：嗯，当然是一个男人扣动了扳机。

威尔逊：一点没错（笑）。

H.M.：我记不得他的名字了。

威尔逊：他被射杀当时周遭的环境是什么样的？

H.M.：嗯，他在……我觉得他在报……看一份报告……呃……那个杀手，我觉得他在一座两层高的建筑里，透过窗户，向下开枪……

威尔逊：是的，你的意思是，他在看一份报告？他当时正要走去哪儿吗？

H.M.：他当时没在走路，他在车里。他在车里开车。

威尔逊：车里还有其他人和他一起吗？

H.M.：我觉得还有他的妻子。

威尔逊：是的，她叫什么呢？

H.M.：我觉得她叫帕特。还有一位将军也在车里。

威尔逊：一位将军？

H.M.：是的，一位将军。

威尔逊：他也被射杀了吗？

H.M.：我知道……呃……我知道一颗子弹穿透了他。而且，嗯……当然，后座上是两个男人。他们坐在那里……呃……子弹打进了……帕特·尼克松。

威尔逊：她也被射杀了？

H.M.：被打进去的子弹射杀了。其中一人被射杀了，或者是跳弹。不对，我只是想起了“跳弹”。这个词刚刚浮现了。（他咬着手指）我觉得，一颗子弹穿透了他们其中一人，然后子弹跳弹了。

威尔逊：子弹击中了谁？

H.M.：嗯，穿透了某个人，然后击中了帕特。

威尔逊：帕特姓什么？

H.M.：尼克松。

威尔逊：嗯，你还记得杀手是谁吗？如果我告诉你，他的名字以O开头……就是那个射杀肯尼迪总统的人。

H.M.：我觉得是奥哈拉（O'Hara）。

威尔逊：O...S...

H.M.：奥斯瓦尔德（Oswald）。

记忆科学家们将遗忘症分为两种基本类型：顺行性遗忘（antero-grade）和逆行性遗忘（retrograde）。顺行意味着“向前”，逆行意味着“倒退”。很明显，自当亨利走出手术室，他就患上了顺行性遗忘症：他几乎记不起他生活中任何新发生的事件。而且他也患上了严重的逆行性遗忘，尽管不那么明显。手术之前的很多年岁月在他那里都成了空白，这些谈话能够描绘出一幅图景，即亨利的逆行性遗忘到底延伸了多久远。他个人对世界重大事件的记忆，差不多还保持完整的部分，可以追溯到1944年，德军投降。然而，他个人对于次年日军投降的记忆，则完全消失了。他能记起战争开始时，自己身在何方，但记不起战争结束时，自己所在的地方。

这一点完全符合主流的理论，这种理论阐明了，经历是如何转化成永久的长时记忆的。依据这种理论，记忆痕迹，即生活经历的第一产物，长年以一种破碎的、非永久的状态存在，这是一种边缘状态。这些痕迹散落在大脑的不同部位，然而，倘若这些痕迹要进入记忆通路，那么海马就必须对它们进行加工，长年给它们发送中性的电冲动，并接受它们的冲动，直到某一天，它们自身足够强大，能够独立存活，至少不用依赖于内侧颞叶。

亨利的回答支持着这种理论框架：他记得研究者们期望他记得的内容，忘记了研究者们期待他忘记的内容。

然而研究者们想弄清楚亨利的遗忘症的特殊之处。他是怎么知道关于肯尼迪及其刺杀事件的一切的？怎么知道理查德·肯尼迪，以及他的妻子帕特？研究者们提出了一些假设性的解释。也许亨利大脑内海马残余的部分让特定一些事件或人物的鲜活记忆保留了下来。或许周围的大脑结构接替了海马，获得了内侧颞叶的某些机能。

没有人能够给出确定的答案。

有时候，亨利只记得一些根本没必要记住的事情。

有时候，亨利记得一些从未发生过的事情。

威尔逊：你记得这里面有谁吗？

威尔逊举起一张照片。

H.M.：我觉得滚石（Rolling Stones）在里面。

威尔逊：滚石？滚石是谁？

H.M.：滚石是一个乐队，一些歌手。

威尔逊：嗯，他们表演什么类型的音乐？

H.M.：牛仔舞乐（Jivemusic）。

威尔逊再次指着照片。

威尔逊：他们不是滚石乐队。

H.M.：他们不是滚石乐队……不是……我觉得他不是，因为我觉得有五个人……滚石乐队。

威尔逊：没错。

H.M.：但是我在照片里只看到了四个人。

威尔逊：他们的名字以B开头。

H.M.：呃，B，我知道他们都是兄弟。他们当然是四位兄弟。因为，照片里有四个人……但是我想不起他们的名字。

威尔逊：披头士乐队（Beatles），你听说过他们吗？

H.M.：B-E-A-T-L-E-S，披头士乐队。

威尔逊：没错，你听过他们的音乐吗？

H.M.：没有听过。

威尔逊：但是你知道怎么拼写他们的名字？

亨利沉默了几秒，他的目光飘向了一侧。他开始有点癫痫小发作。他可能抓了腿，他可能下巴抖个不停。但最后他安定了下来，重新开始说话。

H.M.：嗯？

威尔逊：你知道怎么拼写他们的名字？

H.M.：谁的名字？抱歉，我提到了拼写。你刚刚在问些问题。我有点，走神了。

威尔逊：你出神的时候，感到了神秘？

H.M.：什么都没感觉到……只是……我觉得，可以说是……像早晨醒来，当一个普通人在早晨醒来，他会……意识到一些事情……我觉得可以称之为……更能意识到……重要的是人们都有自我。你想知道现在发生了什么，因为你知道你已经醒了，因为你记得自己是怎么醒的，但是……不是那种方式……但是……不记得了，但是你知道自己已经醒了，然后有一小段空白时间，你想知道现在在发生什么。因为，此刻应该发生了什么事情，很多事情。但你不记得了，尽管你听到了……你没法知道……这个人说了什么……你想知道……你自己。

威尔逊：好吧，我想问你的是，那个……呃……

H.M.：名字。

威尔逊：现在，我自己都不记得了！哦，对了，披头士。

H.M.：披头士……我在思考名字，试着思考……呃……我在思考披头士这个姓氏的名字……我想不起来了。

威尔逊：你刚刚想着另一个乐队，是不是？

H.M.：没有，我没这么想。

威尔逊举起了另一张照片，照片内容是尼尔·阿姆斯特朗在月球上行走。

威尔逊：这张照片里面是什么？

H.M.：嗯，一个人在月球上行走。

威尔逊：你觉得呢？

H.M.：嗯，这应该是第一张人类在月球上行走的照片。

威尔逊：你知道有谁去过月球吗？人们管他们叫什么？

威尔逊等了一会儿，然后给了亨利答案。

威尔逊：宇航员。

H.M.：啊，宇航员。当你说宇航员的时候，我想到了，有几个人……四个人，我试着，叫他们宇航员，他们在……他们管自己叫宇航员，他们唱着歌。

威尔逊：那些宇航员？

H.M.：是的。

威尔逊：唱歌？

H.M.：是的，他们管自己叫宇航员。他们不是……

威尔逊：啊，他们是个乐队？

H.M.：他们是个歌唱组合。

威尔逊：他们表演那种类型的音乐？

H.M.：牛仔舞乐。

威尔逊举起一张照片，内容是杰克·鲁比（Jack Ruby）在开枪射击李·哈维·奥斯瓦尔德（Lee Harvey Oswald）。这张照片非常著名，其拍摄于枪击一秒钟之后，奥斯瓦尔德面对着照相机，鲁比胸口朝着奥斯瓦尔德，手枪指着奥斯瓦尔德的肚子。

威尔逊：你知道这是谁吗？

H.M.：是的，我觉得中间靠右的那个是弗兰克·辛纳屈（Frank Si-natra），就是被射杀的那个人。

威尔逊：你觉得这是一部电影里的场景吗？

H.M.：呃，我觉得是在波士顿（Boston）。

威尔逊：弗兰克·辛纳屈是在波士顿被射杀的？

H.M.：我觉得是，嗯……不过，我在和自己争论。在波士顿……在哪里……不在那里……是不是在达拉斯（Dallas）？底特律（Detroit）进入我的脑海了。

威尔逊：被射杀的那个人在哪里？

H.M.：呃……辛纳屈，我觉得……是照片中间那个人。

威尔逊：谁射杀了他？

H.M.：我觉得……我说了右边……我可能搞错了。我想的是奥斯瓦尔德。

威尔逊：哪里？什么？你觉得是奥斯瓦尔德？

威尔逊指着奥斯瓦尔德。

H.M.：不是，那个人。

亨利指着鲁比。

威尔逊：所以，奥斯瓦尔德在向弗兰克·辛纳屈开枪？

亨利点点头。

H.M.：是弗兰克·辛纳屈，在底特律。

几天、几年、几十年里，这样的问询一直在继续。

麻省理工的临床研究中心的研究生们来来去去，他们都很珍惜与这位日渐出名的患者H.M.一起度过的时光。比如说，来自奥克兰大学（Auckland University）的客座神经心理学家詹尼·奥格登（Jenni Ogden），她于1986年到1987年间在科金的实验室里研究，记录下了自己与亨利的几次对话。她回家时带走了对话的录音带，并且几十年来一直留着这些录音带，至今还时不时拿出来听，就像是听音乐专辑一样。有些录音记录了她与亨利做的一些未发表的实验，当时她想要探究亨利是否有能力模仿各种情绪状态（她让亨利重复一个句子——“我们要去看电影。”同时想象着各种情绪，如悲伤、愤怒、开心、愉快。亨利都能做到）。尽管，奥格登最喜欢的那部分录音并没有什么结构，而是她和亨利坐在一起闲聊着猫王（Elvis）。

奥格登：你知道埃尔维斯·普雷斯利（Elvis Presley）是谁吗？

H.M.：知道，他是个歌星，唱过很多歌。

奥格登：他确实是！他一般唱什么类型的歌？

H.M.：嗯，牛仔舞乐。

奥格登：是的，牛仔舞乐。你喜欢牛仔舞乐吗？或者说，你以前喜欢牛仔舞乐吗？

H.M.：不喜欢。

奥格登：为什么不喜欢？

H.M.：我没有……嗯，我喜欢听牛仔舞乐，就是这样。

奥格登：你确实喜欢。他是个很好的歌手。埃尔维斯·普雷斯利，你觉得他还活着吗？

H.M.：不，我不这么觉得。

奥格登：你知道他身上发生了什么事情吗？

H.M.：嗯，我觉得他中了一颗子弹。我觉得，那颗子弹是射向肯尼迪的，我觉得是这样。

奥格登：你记得肯尼迪？

H.M.：是的，罗伯特。

奥格登：罗伯特·肯尼迪是谁？

H.M.：嗯，他以前是总统，我觉得他担任过三届。

奥格登：当过三届的总统？

H.M.：是的，而且他是被指定的总统，他中了枪。

奥格登：那么，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呢？

H.M.：嗯，他们想要刺杀他。

奥格登：那么他们这样做了吗？他们杀掉他了吗？

H.M.：不，他们没有。

奥格登：所以他还活着？

H.M.：是的，他还活着。但是他离开了政界……

奥格登：那边那个东西是什么？

H.M.：嗯，我觉得是，一台印刷机。

奥格登：一台印刷机？我要给你一个……换个词怎么说？你还能想到别的吗？

H.M.：嗯，你知道……你可以把问题输入进去，然后它会告诉你是或否。

奥格登：是的，你的确可以这样做。那个东西叫做……机。

她停顿了一下，等待着亨利补完这个词。

H.M.：心电图机？

奥格登：不是，……机？

H.M.：压缩机？

奥格登：不是，你快猜到答案了，……机？

H.M.：我想不出那个词。

奥格登：电子计算机。

亨利没能想出这个词并不令人感到意外。放在问询室桌子上的电脑在1953年之前并不存在，亨利的词汇量在他接受手术之后就不再扩充了，尽管在提示他一两个音节后，他偶尔能想起一个词。有时候，研究者们会让亨利给出一些现代词汇或者术语的定义，而他给出的答案基本都是错的。他将船民（boatpeople）定义为“讨好旅行团的人”，将格兰诺拉麦片（granola）定义为“一种便携的键盘吹奏乐器”，将种族隔离（apar the id）定义为“将那些还未生育小牛的母牛们分隔开”，将洗脑（brainwash）定义为“清洗大脑的液体”。

奥格登：你能告诉我现在的美国总统是谁吗？

H.M.：不，我不知道。

奥格登：你记得的最后一位总统是谁？

H.M.：我不……艾克（Ike）。

奥格登：艾克。如果我告诉你，现在的总统曾经是一位电影明星，这能够帮助你回忆吗？他不是一位很有名的电影明星，但是他很久之前是。他曾经是一位西部的电影明星。现在，他是美国总统。里……？

H.M.：里根。

奥格登：里根！很好，你记得他曾经是一位电影明星吗？

H.M.：是的，记得。

他们聊了一会儿其他一些亨利还记得的电影明星，贾利·古柏（Gary Cooper）、玛娜·洛伊（Myrna Loy）、吉米·斯图尔特（Jimmy Stewart）。

奥格登：那么弗兰克·辛纳屈呢？

H.M.：嗯，他唱了很多歌，他曾经也拍电影，在舞台上、电台里、录音带里演唱。

奥格登：你觉得弗兰克·辛纳屈还活着吗？

H.M.：我不知道。

奥格登：他还活着，我认为。

奥格登之后改变了谈话的主题，她想知道，关于那些非公众人物，却又在亨利的生活中非常重要的人物，亨利能够告诉她什么。

奥格登：苏·科金（Sue Corkin）是谁？

H.M.：嗯，她是一位……参议员。

奥格登：参议员？

H.M.：是的。

1973年，苏珊·科金试图弄清楚，亨利是否难以察觉歧义性。她给亨利呈现了一个句子：“海军陆战队长官喜欢他的新位置（The marine captain liked his new position）。”这句话有至少两种不同的理解方式，科金问亨利，他是否能描述出这两种意义。

H.M.：我想到的第一点是，一个海军陆战队长官，他很喜欢他所服役的那艘船上的新位子，位子的大小和类型，他刚当上了长官，所以他喜欢这个职位。大多数……

科金：所以，换句话说，你是说他喜欢自己的职位吗？

H.M.：他喜欢自己的职位。

科金：好的，这个句子还有另一个意思。你能告诉我那是什么吗？

H.M.：我已经告诉了你两个意思。

科金：这两个意思是一样的。因为，这两个意思都涉及他的职位。这个句子还有另一个含义。

H.M.：好吧，因为他在一艘新船上，你可以说是一艘新船，他当上了新船的长官，而这和他之前的职位不同。他可能有一个……

科金：你的意思是，他的职位不同了？

H.M.：是的，他可能有人……

科金：这还是你刚刚告诉我的意思。

他们你问我答了一阵子，直到有一点明确无误了，即亨利没有发现科金想试探的歧义。因此，她告诉了亨利这一点。她解释道，除了亨利所理解的这层意思——海军陆战队长官喜欢自己的新职位，还可以从字面上，将这个句子理解成，长官喜欢自己的新位置。比如说，长官坐下了，并且喜欢坐在这里的感觉。

H.M.：哦。

科金：好吧，你能看到这两种意思之间的区别吗？

H.M.：它们确实不同。

科金：一者和他的职位有关，另一者和他的坐姿、站姿等有关。

H.M.：他所在的位置。

科金：他身体的位置。是的，你发现了吗？你能理解，根据你阅读方式的不同，同样的词意味着两个不同的意思，两种不同的解释吗？

当然，科金所说非虚，词语具有不定的意义，而且通常可以以不同的方式理解。这在亨利自己的词语上也是如此，一代代科学家关注着这些词语，像对待圣言一样仔细研究它们，将它们用作一种支撑，支撑着那些不同，甚至对立的信念系统。

唐纳德·麦基（Donald MacKay）是一位认知心理学家，以及心理语言学家，他研究亨利的词语最为用心细致。20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他作为一名麻省理工的研究生，开始和亨利一起工作，直到他离开麻省理工，进入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心理学系工作之前，他都一直在研究亨利。麦基写了十几篇文章来探索亨利的说话方式，并且他声称，在亨利组织连贯、上下文通顺的句子的能力方面，找到了各种稳定的缺陷。麦基的批判对非语言学家而言，可能是难以理解的，他在一篇文章中花了数页篇幅，来记录亨利在“各种连词上犯的主要错误”与其“系词与补语之间连接犯的错误”之间的细微差异，而且整篇文章都提供了很有说服力的证据，表明亨利确实难以有逻辑、合乎语法地表达自己。

比方说，在90年代，麦基的一位研究生洛里·詹姆斯（Lori James）给亨利看了一张图片，内容是一个人在攀岩，同时另外两个人在看。地面上的其中一个人指着攀岩者。詹姆斯让亨利组织一个句子，来描述这个场景，并且在句子中用“掉”（fall）和“腿”（leg）两个词。一般控制组倾向于这样来组织句子。“这个人在告诉他别掉下去，摔了腿。”

H.M.：看到某个人在爬山，他们在讨论他应该带什么装备。

詹姆斯：嗯，那么试着用这两个词来造句。

H.M.：大卫（David）想让他掉下来，想让他看看女士爬法可以不用手爬上去。

詹姆斯：你可以把这两个词都用上吗？

H.M.：嗯，好吧，他背了个包，那两个人也背了。

詹姆斯：嗯，我了解了。但是你还是需要用这两个词来造句。

H.M.：看看他的腿，看看。他怎么用腿攀岩的。

詹姆斯：我知道。但是你在忽略我的问题，不是吗？

H.M.：好吧，两个词都要。

詹姆斯：我明白，但是我只是想让你用这两个词，来说一个句子。

H.M.：好吧，他们必须掉下……呃……攀爬、放松。

詹姆斯：那么，那两个词是什么？

H.M.：掉和腿。

詹姆斯：那么，你能造一个有关这张图片的句子吗？

H.M.：杰伊（Jay）必须去攀爬。

并非所有的研究者都同意麦基的看法，麦基认为亨利在“组织口语方面的错误如此严重，以至于表达出的都是不连贯、无法理解的意思”。虽然大多数和亨利工作的人也注意到，他或多或少都有点语言问题。然而，对于这些问题的来源的看法却不一致。麦基认为，这些问题很可能来源于亨利的脑损伤，然而科金却推测，亨利那“轻微的语言障碍……可能先于手术，而且可能与他所受的低等教育，以及他较低的社会经济背景有关。”

之后在2005年，一群杜克大学（Duke University）的研究员发表了一篇文章，文章呈现了一种截然相反的观点：他们总结道，亨利并没有任何语言问题。三天里，他们对亨利进行了几个小时的访谈，他们并未发现“之前所提到的语言缺陷。反而，H.M.的口语水平非常不错”。他们提到，他们的发现与“关于H.M.语言的其他研究完全相反”，并且，他们着重谈到了麦基的工作，认为他们自己的工作“从生态学上来说，是对H.M.语言技能更有效的分析”，这部分是因为，他们所主导的访谈是在亨利“更加熟悉的家庭环境中”，而不是“陌生的实验室研究”。

他们摘录了几段和亨利的对话来支持他们的论点，其中包括了这样一段对话，他们问亨利是否有什么想告诉他们的。

H.M.：嗯，我知道一件事，在我身上发现的东西将帮助到别人。

研究者：确实，你是个英雄！你之前知道吗？你是个国际英雄。你之前知道你已经出名了吗？

H.M.：不知道。

研究者：是的，你很出名。你确实出名！你开心吗？知道这件事是不是很开心？

H.M.：是的，很高兴知道这件事。

研究者：不是每个人都会出名，先生，但你出名了。

麦基以一种在学术界中完全正面攻击的方式，反驳了杜克大学的文章，他认为问题在于文章犯了很多“程序错误”，这些错误包括“统计错误”“不合适的控制组”以及他们所呈现的证据，只是从五六个小时的对话中抽取一些简短谈话片段。“选择的对话都聚焦在一些例子上，这些例子支持着没有重大语言问题的假设，而这本身就有问题，”麦基写道，“因为，科学只能通过寻找反例并加以仔细分析，以一种经验主义的方式发展。”然而，麦基的论文最为尖锐的部分，正是他用杜克大学研究员所做的研究来反对他们，麦基认为，即便是在他们精心挑选的片段里，也包含了亨利重大的词汇问题。比如说，他指出，在与亨利的对话中，亨利所说的“从我身上研究出来的东西可以帮助他人”并不符合语法规则。麦基还指出，不论符不符合语法，亨利这句貌似利他主义的话在十几年里一直反复出现，而且几乎可以出现在任何语境下。麦基认为这个例子可以说明，亨利基本上对所有的问题都做同样的回应，从“你开心吗？”到“你感觉如何？”再到“你觉得自己在哪儿？”再到“你对回忆的哪一方面感到疑惑？”都是如此。

麦基写道，“对许多不同的问题重复着同样的回答，这似乎不正常。”

每个和亨利一同工作过的人都会熟悉他这种习惯用语和口头禅，即他话语的模块。亨利一次一次告诉科学家们，他们从他身上研究出来的东西是如何帮助他人的，那些在佛蒙特州（Vermont）露营的事、那些填字游戏的事、他想成为一名神经外科医生的理想，亨利给这些事情添入了自己熟悉的辞藻：以某种方式……与自己争论……我猜……随着亨利的年龄越来越老，越来越著名，他开始表现得像是一位摇滚歌星，他定期上台，向粉丝们发专辑，这些粉丝就是研究他的神经科学家们。有时候，甚至是他的粉丝也会开始厌烦那些陈词滥调。科金的一位研究生爱丽丝·克罗宁·戈洛姆（Alice Cronin Golomb）在80年代经常载着亨利往返于坎布里奇和哈特福德，在她的一篇短文中，她回忆到自己的经历，并写道她“或许是唯一一个主动尝试让亨利的记忆停止运转的人”。

“驾车路上，”她写道，“有个奇科皮瀑布（Chicopee Falls）的路标，这个路标经常会吸引到他的注意，他会说，‘奇科皮瀑布？我有个姨妈住在奇科皮瀑布！’而我每次都会听到同一个故事。有一次，我实在无法忍受了，因此当我看到那个路标时，我就喊道，‘亨利！看那儿！’然后指着与路标相反的方向，这样亨利就不会注意到路标了。”

随着时间流逝，甚至随着亨利的名声越来越大，甚至随着写他的文章越来越多，甚至随着对他优缺点的争论不断闪现，他以另外一种方式变得像一位年迈的摇滚歌星：他最荣耀的时光已经过去了。从科学上说，布伦达·米尔纳在第一次与亨利交谈的那个下午所发现的基本问题，无疑比之后60多年里其他科学家在亨利身上的发现更为重要。

然而，科学家们还是慕名而来，朝圣似的来见亨利，反复问着同样的问题，争论着亨利所做回应的意味。

有时，对亨利的访谈是轻松、随意、非正式的，而有时，访谈是受到严格控制的。他们会给亨利呈现某项任务，并期待着他能完成。研究员们所准备的任务里，只有极少部分在某些时候不适合于亨利。亨利的每一方面都受到了仔细的检查，随着一天天、一年年越来越精细的研究，亨利的缺陷被描摹了出来。

甚至连他的幽默感都被放到了显微镜下研究。1997年，一位研究员花了一个下午，在桌上摆了八张《远端》（Far Side）和《纽约客》的老漫画给亨利看，并让他解释，这些卡通画的笑点在哪里。其中一幅卡通上画着一位女企业家，她站在会议室的工作绩效表前，向着一群同事说话。

“打击将会继续，直到士气提升，”她说着。

“这个女人在向看护者说话，”亨利说道。“秘书坐着，在写东西。而这位女人应该要听她说，听她说了什么。呃，他们都在图片的背景里，这只是一张图片。但是他们都是商人，以某种方式，在这个地方。或者说，或许从远处看，因为远处是山区。嗯，她在做评论，就是打击将会继续，直到道德（morality）提升。嗯，她说的是‘士气（mo-rale）提升’。道德这个词，不是L，而是T，这里应该是个T."

亨利停顿了，研究了好一会儿图片才开始继续。

“而且他们的窗口是歪的，”他说道。

研究者们总结，亨利没有正常的理解或构思笑话的能力，而且他的幽默感受到了严重的损伤。“亨利没有能产生幽默的东西，”一位研究者之后告诉我。研究者承认，有些传言证明，亨利偶尔能开玩笑，但他指出，这些传言通常建立在特定的假设的基础上。比如说，苏珊·科金经常和人们说起的亨利的一句台词，那是在一次她称赞了亨利对填字游戏的热爱之后，亨利所说的。

“你是个字谜王（puzzleking），”她告诉亨利。

“是呀，”亨利回应道，“我很迷惑（puzzling）呀。”

尽管科金可以把亨利的回应解释成一种玩笑，但这个回应也可以以其他的方式解释。比方说，或许亨利听错了她的话，只是重复了他所听到的话。正如科金指出的，一个词可以意味着两种不同的意思。

不论是不是笑话，亨利所说的确属现实：即使他作为研究被试几十年，他仍旧是一个陷入深深的迷惑的人。

阅读亨利的访谈文本就像是凝视着浮云。肯尼迪刺杀事件可以在一次对话中反复出现，但是出现次序略微不同：有时候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在达拉斯被射杀了；有时候是在俄亥俄州，帕特·尼克松坐在了那辆遭遇刺杀的敞篷车里；有时候肯尼迪身边坐着一位将军，有时候他身边坐的是猫王。时间、人物、地点时隐时现，这些内容难以说清，其清晰只在一刻，随后又消失得无影无踪。

最为令人印象深刻的时刻很少见，那也就是当亨利尝试着解释某件事是什么样子的时刻。亨利很努力地去表述，用他那破碎的思维去描述这个世界的样子。但他从未成功，因为他的遗忘症让他不能持久地保持一些观念，以便能表达出来。他似乎处在突破的边缘，处在关键性的那句话的边缘，然后他思想的列车就脱轨了，于是他又得重新来一遍。

在历史上，没有哪个人类研究被试比亨利还被研究得多，然而关于他的很多事情仍旧是一个谜，不仅对于科学家们如此，对于亨利自己也是如此。

威廉·马尔斯林·威尔逊医生与患者H.M.

麻省理工学院临床研究中心（MITClinical Research Center）

1970年5月

威尔逊：你回到哈特福德之后在做什么？

H.M.：嗯……我当时在学怎么给电击马达绕线。

威尔逊：在你手术之后，你最近在做什么？

H.M.：我不知道。

威尔逊：你整天都待在家里吗？

H.M.：我知道我没出门……我觉得我没出门，没有去工作、劳动或是什么。所以，我必须待在家里。或者，现在我又和自己有点争论。我？为什么？为什么我待在家里？嗯……我说的……和自己的争论。而且我想知道，但是我知道，不论在做什么，都是正确的。

威尔逊：但是，你为什么觉得自己待在家里？

H.M.：嗯，不管学到了什么都是学到了。这更加重要。

威尔逊：确实，但是你在哈特福德的时候……为什么待在家里，没有出去工作或是干活之类的呢？

H.M.：嗯，因为我会忘记，当我去工作的时候，我会忘记回家，回家的路。

威尔逊：所以你做了太多的工作？

H.M.：或者说，我会忘记我要做的工作，可能没法完成工作。

威尔逊：你为什么会有这种想法？

H.M.：嗯，我想的是，呃，手术。然后，我和自己有点争论。是不是那把刀动了一点？或者是，当你做了这种手术之后，是不是就会导致某件事情发生，自然而然地发生？

威尔逊：导致了什么？

H.M.：这个，呃，嗯，丧失。或者你可以说是记忆的丧失，以某种方式。但是不是现实的丧失。

威尔逊：不是？

H.M.：嗯，呃，你可以以某种方式比较现实……你确实想着一些东西，并且可以全部得到这些东西。

威尔逊：全部？

H.M.：得到所有的结局，将它们全部放到一起，然后一直思考并决定。不要只按一种方式思考，全面地思考，然后再思考一遍。

威尔逊：你就是这么做的吗？

H.M.：这就是我在想的，也就是我在思考的。

威尔逊：你觉得，这就是你和别人不一样的地方？

H.M.：嗯，因为大多数人，当他们思考的时候，他们思考一些事情。且他们能够认清他们所“thunk”的东西，我说的“thunk”，这不是一个词。但是，呃，他们所思考的东西是他们知道的。他们能够认清楚，能够从记忆或者一切当中认清。你思路到达的地方，然后又会再走一遍。你走过它，你会发现那是什么，但是你又会再走一遍……

威尔逊：因此，你的意思是，由于记忆不太好，所以你没法更好地做事情？

H.M.：是的，由于我记不住东西，所以没法处理它们。你没法以好的方式，或者坏的方式记忆，你没法把它们放到一起去思考。

威尔逊：噢，我明白了。所以你说不出事物的好坏，我的意思是，你说不出你完成的工作是好是坏，因为你记不住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坏的？

H.M.：是的……

威尔逊：你对此想了很多吗？

H.M.：从某种方式上说，是的。

威尔逊：在什么情境下，你会想这些？

H.M.：嗯，我并没有想到任何特定的情境……之后，你和自己有点争论。之后，你想了解自己，嗯，某种方式更好……当然，之后你就有了争议。而且……你想知道，确实想知道，什么是什么。因为，你说话的方式、他说话的方式，正是你思考的方式，而且反之亦然。你明白的，只是反之亦然？而且，只是反过来的方式，嗯，这种方式，你自己很想知道……

威尔逊：嗯，明白了……

H.M.：这就是我刚刚所想的：最好的事情就是要去做……最好的事情……正确的事情吗？

26

一个亲切而顺从的人

1974年12月下旬的一天，亨利的一位熟人莉莲·赫里克（Lillian Herrick）来到了亨利和他母亲所住的家里，那是在哈特福德的新月路63号（63 Crescent Dr.ive）。赫里克发现亨利的母亲伊丽莎白躺在地板上，“完全昏迷了过去。”发生了什么，这一点并不清楚，只是亨利就坐在母亲旁边，对他母亲的危难无动于衷。房间里有股难闻的臭味，亨利和伊丽莎白都有几天没有洗澡了。赫里克叫来了救护车，医生们对伊丽莎白做了检查，并认为她有痴呆的征兆。赫里克是生活研究所的退休精神病护士，如今自己在家里靠照顾老年人赚点外快。一切安排妥当之后，亨利和他的母亲在次月搬到了赫里克的家里，那是位于西哈特福德的新不列颠大道（New Britain Avenue）的一栋三层楼的大宅子。

他们搬进去之后，赫里克就明白了一点，亨利和他母亲的关系非常紧张和痛苦。他们经常吵架。赫里克告诉一位麻省理工的研究员，亨利“对他母亲很不友好，她母亲经常责骂他，而他也会这样反击”。这种反击有时候会变成身体上的。亨利会踢他母亲的小腿，或是打她母亲的额头。

这并非亨利第一次表现出暴力倾向。比如说，四年前，也就是1970年春季的一个周日的下午，亨利反复朝母亲吼道，“让我一个人待会儿”，吼过之后，他举起拳头狠狠地锤在了门上，手都砸流血了。不久之后，亨利又有一次更为极端的情绪爆发。当时，亨利周末都在一个叫做哈特福德智力落后人士的区域中心（Hartford Regional Center for the Mentally Retarded）工作，这是一个州立的组织，给那些找工作有困难的人提供比较低下的工作。有时候，亨利要把钥匙链挂到硬纸箱上，还有一些时候，比如说事发当天，亨利的任务是往塑料袋里塞满一定数量的还没吹气的气球。这是件简单的工作，但是他的遗忘症甚至会让一些简单的事情，比如说计数自己放了多少个气球，变得极其困难。或许，这就是为何，他突然从工作椅上跳起来，朝着周围的人大吼，根据某人的回忆，他当时说自己“没有记忆，对所有人都不好。他威胁说要自杀，要带着他母亲一起下地狱”。中心的人们试图让他冷静下来，但是亨利踢他们并推开他们。他朝着一面墙跑去，开始用头砸墙，直到一位医生过来，给他注射了一针镇定剂。

看到亨利和他母亲的糟糕关系之后，赫里克觉得，处理这种冲突的最好办法就是分开他们。她让伊丽莎白住在楼上的卧室，让亨利住在楼下。这种分开似乎很有效。“大概六个月之后，他平静了下来。”赫里克说道。她也关心亨利的健康卫生，并试图教育他良好的生活习惯。她要确保亨利记得洗澡、刷牙、梳头、早上9点半去工作。“他从未抗拒过，”赫里克说道，“但是如果你不跟着他，他不会做这些事情。”赫里克在房子周围留下了一些便条。电视机上就有一张，用来提醒亨利在每晚9点半的时候关掉电视。赫里克还要确保，当麻省理工的人想继续和亨利做实验时，不论什么时候都可以马上开始。赫里克会打包好亨利的行李箱，开车带着他去坎布里奇，把他送到临床研究中心。亨利在哈特福德的那次偶然暴力，与他在坎布里奇的行为形成了对比。据苏珊·科金所言，亨利一直都是个“亲切而顺从的人”。以下是科金在文章中对亨利的描述：

“他是一位友善、迷人而顺从的人，具有一种很好的幽默感，他知道自己的记忆不佳，并接受自己的命运。”

“当我和同事与亨利互动时，他总是非常友善，但是又很被动。”

“在临床研究中心，他总是非常顺从且友善。”

“在种种有严重记忆问题的人里，亨利算是极其容易相处。他总是很开心，从未显得难受或是紧张。”

“在我们的谈话期间，他显得很开心、舒适，他时常微笑，很少抱怨。”

换言之，亨利是一个完美的研究被试。他顺从、被动、从不抱怨。研究员们记录道，如果你让他坐在某个地方，那么他会永远待在那里，只有别人和他说话的时候，他才会说话，他从来不会抱怨饿了、渴了、疼痛。科金认为这是他与生俱来的顺从性格。“以我们对亨利的了解，”她写道，“他一直都是一个宜人而被动的人。”

然而，还有另一个原因可以解释亨利的行为，科金对于这个原因并不重视，但其他研究者并非如此。简单地说，类似于亨利这种情况的被移除双侧颞叶的灵长类，比如克鲁尔和布西所做过手术的那些恒河猴，它们一般会变得更加温顺、更加容易被控制。大多数和亨利一起工作过的科学家都觉得，亨利作为研究参与者如此合作，这一点和他的手术有关。当我询问神经学家霍华德·艾肯鲍姆，他是否相信亨利的大脑损伤导致了其消极性，艾肯鲍姆很肯定这一点。“他海马和皮层切除的区域正好是杏仁核的结构，”他说道，“众所周知，动物身上的这类损伤会让它们变得非常消极。一般认为，亨利身上的这种消极性，或者其他一些特性，比如他没有情绪、痛苦、饥饿感等等，都和杏仁核有关。”

因此，亨利的消极性并不令人惊讶。令人惊讶的是，他有时候并不消极，尽管手术令他变得顺从，但他有时候也会爆发。对于这些情绪爆发、这些突如其来的暴风雨，有什么解释呢？

要理解这个答案，首要的一点在于指出，亨利在麻省理工的时候，其实经常感到焦虑、担忧、不开心。在他长期待在临床研究中心的那些时候，研究者们会给他做一些测试，这些测试揭示出，亨利的内在冲突水平非常高。举个例子，1982年8月10日，研究者们给了亨利一份《贝克抑郁量表》（Beck Depression Inventory）。这是一份量表，题目是多选题。当研究者们让亨利描述当下的感受时，亨利这样陈述：

“我觉得，未来没有希望，一切都不会变好。”

“我觉得，我完全是个失败的人。”

“我对一切都感到不满或厌倦。”

“我一直有罪恶感。”

“我觉得我应该受惩罚。”

“我对自己很失望。”

不仅如此，给亨利做的其他一些量表，也揭示诸如此类的心理状态。比如有一份量表，亨利被要求在一系列描述旁边用“是”或“否”来展现自己的内在感受。亨利在“愤怒”“恐惧”“可怕的想法”“无法放松”旁边选了“是”。

这些人格量表的结果从未发表过，尽管在1996年的一篇文章中，苏珊·科金确实提到了，亨利一直在接受量表的测验，而且她也解释了亨利对量表所做的答案。她说，这些答案并没有体现出焦虑或是抑郁的证据。总的来说，科金倾向于展示出亨利的状态中最为阳光的那一面，将他描述为一种积极乐观的化身。“我们太过于沉浸在记忆里，以至于我们没法生活在当下，”科金在讨论亨利时写道，“佛教和其他哲学都教导我们，我们的很多痛苦都来自于我们的思想，尤其是当我们沉浸在过去和未来中时。”她还写道，“专注的冥想者会花数年时间，练习注意当下，而这是亨利不得不做的。”科金继续推测道，“一直体验当下的生活，体验着30秒之内的世界，这是多么自由。”

相反，这些量表显示出，亨利并没有感到自由，反而当他内省时，他对自己失去的过去、混乱的当下、无法想象的未来感到痛苦。确实，亨利很少抱怨这种痛苦，但这种消极性、不抱怨的倾向是外祖父切除他大脑所带来的副作用。为何亨利的情绪爆发经常发生在哈特福德而非临床研究中心，原因就是他在麻省理工的时候，周围对他而言永远都是陌生的。他可以一直被陌生人所关注，那些人给他做着无休止的刺激任务。整个环境，那个充斥着科学家和各种精密的测试仪器的大学环境，都是与他在手术前所经历的生活截然不同的世界。这里没有与他的过去相关的人物和环境，这是一个疏远的地方。尽管在麻省理工，亨利也感到无价值、困惑、无望，但这些感受并没有在康涅狄格州的那么强烈，在那里，亨利感到永远的混沌，而这是外祖父的手术判给他的刑罚。

想象一下，亨利看到母亲的老去，目睹着时光无情地划过她的脸庞，灰白了她的头发，加深了她的皱纹。亨利每一次看到母亲，他都不得不抓住那变化的一瞬间，即从他记得的那位年轻女士变化为一位老太太，同时亨利也想抓住变化的两端之间失去的岁月。

或者再想象一下，亨利工作日的时候在哈特福德智力落后人士的区域中心工作，周围是一帮陌生人，远不如他聪慧。而他所做的工作也太过低能，即装气球、装钥匙链，但遗忘症让这些工作变得十分困难。亨利在这里度过的每一刻都会让他想起糟糕而令人疑惑的现实，即他的生活已经停顿了。

没有一个人会知道亨利内心是什么样的，也没有一个人能够进入亨利的内在世界。然而，也没有任何证据支持这样的结论，即亨利的内心里住着可以涅槃的凤凰。

1978年，亨利的母亲的痴呆日益严重，迫使她住进了疗养院。亨利还住在莉莲·赫里克家里，直到赫里克自己也患上了癌症。1980年12月，赫里克决定不再照顾亨利，她让亨利搬到比克福德卫生保健中心，那是她兄弟开的一家疗养院。当时亨利已经54岁了，他比疗养院的大多数患者都要年轻十几岁，当然，亨利也觉得自己比实际年龄要年轻十几岁。而且，身处这样的环境，也总是让亨利想起自己内心的空虚以及那被遗忘的人生岁月。因此，他再一次爆发了。亨利乱扔东西，乱吼乱叫，威胁别人说，自己要从窗外跳出去。

1982年，亨利发生了一次特别的暴力行为，他疯狂地猛打疗养院的一位员工，并且用紧握的拳头锤击墙壁。员工们报了警，两名警官来到了现场。他们并没有逮捕亨利，而是一位护士给亨利吃了抗焦虑药物，于是亨利最终睡着了。接下来的一天，有人让亨利回忆前一天的事情。

“我不记得了……这就是我的毛病，”他说道，“有时，不记得反而更好。”

27

必须去尼亚加拉看尼亚加拉大瀑布

神经解剖学家雅各布·安内瑟经常开着一辆红色的保时捷944，但是2006年夏季的一天，他却是一辆不知名轿车的乘客，他看着窗外老造纸厂的红砖厂房一闪而过。安内瑟当时正在康涅狄格州温色洛克市（Windsor Locks）的主大街上，离比克福德卫生保健中心只有几个街区远，他要去那里第一次面见亨利。比克福德卫生保健中心的那栋楼曾经是一个汽车旅馆。中心的旁边有一条运河流过，还有几条铁路穿过。中心在公路的西边。说实话，安内瑟很吃惊，因为开车载他的苏珊·科金并没有让他取下包。即使在见到科金之前，安内瑟就听说过，科金对她那珍贵的测试被试是多么保护，她不遗余力地审查那些研究者，要求他们签署保密协议，不允许录音等等。科金通过接触亨利而建立了一番事业，而她不可能让别人也掺和进来。

然而，当安内瑟向她要求这次会面时，当他告诉科金，他想在亨利还活着的时候至少见一次亨利时，科金同意了。

轿车开进了疗养院的停车场，钻进了一个空车位。安内瑟和科金下了车，一起走进了大厅。安内瑟就在这里第一眼瞟到了亨利，那是一位坐在轮椅上的肥胖的老人。亨利以一种呆滞的神情看着他，眼神中并没有表现出他认出什么。他回应了他们的问好，但是回应得很勉强。亨利每天都在服用很大剂量的抗痉挛药、抗精神病药、抗焦虑药、抗抑郁药、薄血药，还有各种其他药物，包括阿普唑仑（Xanax）、思瑞康（Seroquel）、硫利达嗪（Mellaril）等。在过去的20多年里，他至少摔倒扭伤踝关节两次，而且他的臀关节也在1986年换过一次。他的骨头很脆。他两年前中风了。1953年，亨利患上了严重的遗忘症，现在则患有痴呆，痴呆损伤了他的智力，而所有这些药又加重了这种损伤。他成了科金所谓的“轮椅上的药房”。很偶然，亨利的衰老对科金而言，暗示着一些新的实验。在另一次会面中，她问亨利，他觉得自己多大了。亨利猜自己可能30多岁。然后科金给亨利照镜子。

“你觉得自己看起来怎么样？”当亨利疑惑地看着自己的皱纹时，科金问道。

“我不是个男孩了。”最后，亨利回道。

科金和安内瑟把亨利的轮椅推进自助餐厅，亨利用一根吸管喝着饮料。安内瑟是一位健谈而外向的人，他试着和亨利交谈，但亨利很少回应。他坐在那里，沉默地喝着饮料。最后，有个人拿走了饮料，安内瑟和科金站了起来，把亨利推回了他的房间。他们对亨利说了再见，说得很大声，以确保他能够听懂。亨利的听力也衰弱了。自1986年开始，亨利就患上了严重的耳鸣，也许是狄兰汀（Dilantin）的副作用，这种药有时会导致耳朵里整天整晚的有一种不间断的恼人的嗡嗡声。亨利还曾向疗养院的员工请求给他一把枪，这样他就能一枪崩了自己的脑子。

当然，亨利的脑子就是这次会面的重点。这也就是为什么科金允许安内瑟过来，为什么她愿意解开这层面纱。她需要安内瑟这样一位有特殊技术的人。而安内瑟也非常感谢科金让他见亨利，很高兴有一次见到亨利，并和他待一段时间的机会。自研究生时代起，安内瑟就发现，无名死尸是最难出成果的。如果你在这个人成为尸体之前，就对他有所了解，那么这就容易多了。

自从外祖父切掉了亨利脑子里的一块之后，科学家们就一直试图看看亨利的颅骨里到底是怎样的。那次手术之后的前三十几年里，亨利接受了无数次CT和X光检查，尽管这些技术各有优劣，但没有一种可以完全令人满意。这些技术提供给科学家的，最多只是亨利脑子的模糊图像，就像透过涂满凡士林的透镜观察一样。

核磁共振影像是一种上世纪70年代末期发明出来的技术，麻省理工在80年代广泛地使用了这种技术，这种技术可以提供更为清晰的图像，但亨利直到1992年才第一次接受核磁共振扫描。这种延迟是因为害怕，把亨利放进核磁共振仪可能会对他造成严重的伤害，甚至杀死他，因为外祖父留了几个金属夹在亨利脑子里，而核磁共振仪又是通过强力的电磁场来工作的。这些夹子是用来夹住亨利脑子的某些血管和脑膜的，并且有助于在术后的X光扫描中看到脑损伤深度。如果一个人拿着一串钥匙走到核磁共振机附近，那么那些钥匙可能会飞起来，以很高的速度朝机器里面飞过去。倘若亨利脑子里那些夹子是磁性的，那么类似的事情就可能发生，而这显然会造成灾难性的后果。即使夹子不是磁性的，在核磁共振机的强大磁场下，一切金属物体都会被加热，而如果亨利脑子里的夹子被加热到太高温度，也会导致很多问题。

当然，这些夹子很有可能是安全的。一位同我外祖父一起工作的神经外科医生告诉科金，他相信外祖父在给亨利做手术时用的这些夹子，都是来自于一个叫做科德曼与舒特莱夫（Codman＆Shurtleff）的生产商，这家公司也制造了外祖父订制的环锯。在给科德曼与舒特莱夫公司打了一通电话之后，结果发现他们在50年代早期销售的夹子基本都是由银或者钽制成的，而这两者都是非磁性的，一篇文献综述也写道，在核磁共振扫描时，这些非磁性的夹子不太可能加热到某个危险的温度。可能也存在着风险，很难想象毫无风险，但是团队也决定，即便有风险，扫描也值得一试。因此，在1992年5月，在麻省总医院（Massachusetts General Hospital）的马蒂诺成像中心（Martinos Imaging Center），亨利躺在一副担架上被送进了核心磁场达15特斯拉[1]的核磁共振仪，磁块旋转发出的噪声灌进了他的耳朵，噪声太大以至于导致他永久耳鸣。亨利没有表达不舒服。很明显，他脑子里的夹子也没有变动，没有升温。科金之后说，她根本不认为会有风险，一点儿都不担心。

而在相邻房间的一扇沉重的大门背后，科金和她的同事盯着一台电脑的屏幕，激动地看着亨利大脑的横截面幽灵般地开始显现，自我外祖父在40多年前给亨利切了一刀之后，这副图像提供了迄今为止最好的视野。在这40多年中，科学家们对亨利做了无数次实验，积累了人类研究被试中数量最多的临床数据。突破性的一次研究，就试图把他们所知的亨利的遗忘症以及其他缺陷，与亨利的脑损伤联系在一起。最终，他们有机会看到，并测量这些损伤，而不是依靠着我外祖父对损伤大小的猜测，也不是看着更加原始的神经影像技术造出的那些模糊图像。在对外祖父的手术对亨利的大脑造成了多大影响进行测量的十几年之后，科学家们拥有了最好的机会，来亲眼看看这些损伤，也就是带来这些影响的源头。很偶然，扫描所得到的第一份最大的惊喜就是，这些损伤似乎基本上没有外祖父在术后报告中所估计的那么广泛。外祖父在报告中称，他损毁了亨利的整个双侧海马结构，距离将近8厘米，而核磁共振的图像显示，大脑两个半球都至少保留了两厘米的海马组织，左半球保留的组织比右半球还更多一些。扫描也显示，亨利的小脑，也就是脑干上方那块负责运动机能和协调性的结构，萎缩成了很小一块，这很可能是亨利一生中大部分时间在服用的抗癫痫药物带来的结果。此外，外祖父的抽吸导管还损毁了亨利的大部分嗅皮层，这应该可以解释他的发音问题，以及区分不同气味的困难，后者被广泛地记录在档案中。

科金和同事看到这些扫描结果，显得非常兴奋，然而他们也多少感到失望。当时，核磁共振是一种神经影像学技术的艺术，然而它也有局限性。分辨率远没有达到理想状态：人类的大脑基本上包括100万个神经元，而核磁共振扫描图像的分辨率仅有65000像素。包含着整个神经元丛，以及轴突和树突的区域被缩减成了几个像素。

你可以花上几十年的时间来测试一个人，给他测验、喂养、刺激等等，从而提出各种理论来解释你的发现。你也可以把这个人放进一台核磁共振机，研究那些你屏幕上出现的模糊图片。然而依偎在骨堡中的大脑，却不会轻易地交出它的秘密。

最终，科金知道，要真正理解我外祖父给亨利的大脑切的那一刀的维度和影响，就必须再给亨利切一刀。

1992年11月13日，也就是第一次核磁共振扫描的6个月之后，亨利接待了两位来自比克福德的访问人员。其中一位爱德华·麦圭尔（Edward McGuire）是位律师。另一位叫做托马斯·穆尼（Thomas F Mooney）。他们两人来拜访的目的是为了帮助麦圭尔判断，穆尼是否能成为亨利的保护人候选人，保护人这个角色能够让穆尼合法地掌控亨利的医疗等其他事物。当人们处在一种脆弱的状态，比如说痴呆、精神分裂、智力障碍，或像亨利那样的遗忘症时，这些问题使得他们无法为自身的幸福做出决策，这时就需要一位保护人。在大多数情况下，父母就扮演着实际的保护人。亨利的父亲10多年前就去世了，而他母亲也在1980年去世了。在这次会面的前12年，亨利没有任何一位合法的保护人。苏珊·科金以及麻省理工的律师们，都在担忧这个问题。

他们担忧的核心就在于知情同意的原则。这项原则在20世纪一直在缓慢演化，时常受到一些恐怖事件的推动，比如40年代纽伦堡审判上记录的那些事情，或是60年代塔斯基吉梅毒试验（Tuskegee Syphilis Experiment）的启示。到了1992年，人们达成了一致，除了合乎法律规范之外，与人类被试一起工作的科学家们，必须确保被试完全理解并且同意他们所参与的任何实验。当研究被试处在一种理解实验有困难的情况时，知情同意必须从其父母、合法保护人那里获得。

亨利有能力自己签署知情同意吗？

一方面，亨利很聪明，有着高于平均的智商，理性能力未受影响。另一方面，亨利大脑缺失的部位在很多方面影响了他，很多专家认为真正的知情同意是不可能的。总的来说，亨利只能记住当下极短一段时间的片刻。这意味着，一位想要从亨利那里得到知情同意的研究员，面临着一些困难，即如何介绍自己、介绍要做的实验、解释实验的方法、阐明任何可能的风险、解释知情同意这个概念，以及在这一切信息溜出他的脑海之前，让他签署知情同意。此外，只要亨利签署了知情同意，他就会忘记这一切，包括他知情同意这一事实。某些人会说，这意味着，随着实验的展开，他需要一次又一次地不断签署知情同意。

然而，除了知情同意，还有一个比起亨利的遗忘症而言更加基本的问题就是他的被动性。尽管亨利偶尔会情绪爆发，但根据科金和其他研究者所言，亨利基本上是个温顺的人，而这种温顺肯定是他大脑损伤的结果，尤其是他海马缺失的结果。外祖父的手术使得亨利在神经学上很容易同意任何事情。

许多在麻省理工与亨利一起工作过的研究者，都并不清楚从亨利那里获得知情同意的流程。反而，他们只是简单地相信，科金这位主导研究员会确保遵循了正当的流程。“我确定她这么做了，”心理学家南希·赫本告诉我说，“但是，我并没有必要专门去做些什么。肯定某种形式的知情同意。”赫本在80年代负责测试亨利的痛觉阈限，测试在亨利的胸口和前臂上留下了一些神秘的伤口，亨利之后还要求护士们给他做出解释。当我问她，她是否相信亨利有能力知情同意这些实验时，赫本摇了摇头。“我的猜测是，应该不是亨利签的字。你能想象他签署的知情同意吗？因为，他不会记得。我的意思是，他可以理解，他不蠢。因此，你可以向他解释，他也可以说，好的，我同意。但他之后就会忘记自己同意过……我的意思是，他怎么可能给出知情同意？”赫本猜测，科金安排了别人来给亨利提供知情同意，但她错了。至少在10多年中，包括赫本与亨利工作的那段时间里，签署亨利的知情同意的人只有他自己。

直到1992年，正如科金之后的描述，亨利“获取新信息的困难，成了一些喋喋不休的问题，即我们如何得到知情同意”。同年7月，科金要求麻省理工精神科主任皮特·莱希（Peter Reich）去采访亨利，之后莱希写了一封保证信，在信中他说，亨利“似乎可以理解他所要做的实验的本质，而且表达了接受实验的意愿”。然而，这还不够减轻人们的担忧。自“以遗忘症H.M.闻名的麻省理工研究项目”开始之后，进行人类研究的标准以及投资人类研究的标准都在10多年里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到莱希采访亨利的时候，科金已经开始搜寻亨利的监护人，这个人能够提供绝对可靠的知情同意，而亨利自己不能。

托马斯·穆尼就是第二个申请监护人的人。一年之前，也就是1991年，科金安排了一位叫做约翰·肯尼迪（John JKennedy）的医生给温色洛克遗嘱检验法院（Windsor Locks Probate Court）提交申请，这个法院就处理这样的事情。肯尼迪是比克福德卫生保健中心的员工，也是亨利的私人医生。这份申请要求肯尼迪描述“被申请人的心理、情绪且/或生理状态，这些状态会使得被申请人无法使用一些为谋求幸福而做的必要且正当的机能”。而肯尼迪写道，亨利“接受过额叶切除术，目前在心理上无法合适地实现日常的机能”。这份申请还要求肯尼迪列出亨利最近的亲属，以及其他“利益相关群体”。在康涅狄格的遗嘱实践书中，一个利益相关群体被定义为，任何与提出的监护权有“法律或财产上利益相关”的人。除了他自己之外，肯尼迪只列出了一个群体：苏珊·科金。他还写道，亨利“没有亲近的亲属”。在提出申请之后，肯尼迪从法院那里接到了一份保密文件，在这之后不久，他就撤回了自己的申请。尽管他的监护权可能最多有点法律上的问题，因为当一个人的医生被给予决策病人医疗健康事项的全部权力时，很明显会出现一种利益冲突，但为什么他撤回了申请，这一点并不清楚。

一年之后，在科金的要求下，亨利的老房东莉莲·赫里克的儿子托马斯·穆尼提出了他的申请。这份草案用的也是肯尼迪用过的模板，尽管有些信息不尽相同。亨利的缺陷有更多细节上的描述：“亨利·莫莱森的神经学状况是整体性遗忘症，这是一种严重的记忆损伤，使得他无法有照顾自己的主观意志。”而且，肯尼迪的申请声称亨利已经没有近亲了，而穆尼的申请则声称他自己就是亨利的表兄。然而，有一件事在两个申请里是相同的：除了提出申请的监护人之外，苏珊·科金都被列为“利益相关群体”。

穆尼、亨利、律师麦圭尔会面的时候，麦圭尔喜欢上了亨利。“我对莫莱森先生的友好、幽默感、智慧以及我们共同的志趣而印象深刻。”麦圭尔之后写道。在这次会面之前，科金已经简要地告知了亨利的情况，她给他打了电话，寄了一封信以及一篇杂志文章，因此正如麦圭尔写道，他知道亨利是个“特别的人。他是在全世界被研究、被描述得最彻底的一位神经学病人”。麦圭尔在那次会面中评论道，亨利“可以很清楚地说起他年轻时候的记忆，包括他就读的学校、他的家庭住址、7岁那年所受的伤，这次伤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他的癫痫，以及他的工作经历。他的遗忘症尤其非常明显，他重复回忆了很多次，显然他忘记了自己已经说过这件事了。和莫莱森先生交谈非常容易且舒服。当我问他，他是否能让穆尼来尽职照顾他时，他的回应是他很高兴能得到帮助，只要这对穆尼来说不是太重的负担。”

在法院记录的文件中，穆尼有时候被称为亨利的表兄，有时又是侄子。当麦圭尔问起亨利时，亨利说，他觉得穆尼可能是他第二或第三代表兄。事实上，倘若穆尼和亨利真的有血缘关系，这种关系也非常远，即使查询亨利好几代的家族历史，都很难发现这种关系。然而，根据麦圭尔对那次会面的说法，他也被引导倾向于相信穆尼是“莫莱森先生唯一已知还活着的亲属”。这是很重要的一点，使得穆尼成了一位合适的监护人候选人。毕竟，一个人的近亲应该会真诚地关注这个人的幸福。而问题在于，这并非真相。在他们会面之时，亨利至少还有三个第一代表兄住在康涅狄格——弗兰克·莫莱森（Frank Molai-son）、马乔里·拉姆斯多尔夫（Marjorie Ramsdorf）、迈拉·克罗利（Myra Crowley），他们在血缘上都比穆尼更加亲近亨利。而这几个人都联系不上。

在那次会面中，亨利反复说着有关他童年时去水牛城（Buffalo）旅游的故事。穆尼问他，去水牛城的途中是否见过尼亚加拉大瀑布（Niagara Falls）。“没有，”亨利说，“在水牛城看不到尼亚加拉大瀑布。”穆尼和麦圭尔笑了，四天之后，也就是1992年11月17日，温色洛克遗嘱检验法院正式指定托马斯·穆尼为亨利的监护人。

穆尼一直担任着亨利的监护人，直到亨利死去。对穆尼而言，这份工作并非如亨利所烦忧的那样，是一种全然的负担：亨利的日常需求都有疗养院处理，而除了必要的职责之外，穆尼并没有承担太多责任。的确，四年之后，即1996年，当法院跟进评估穆尼的监护工作时，一名叫做玛丽·贝尔加米尼（Mary T Bergamini）的律师提出了如下报告：

莫莱森先生的情况在很多重要的方面并没有改变。他目前住在比克福德疗养院。自1992年起，他就是福利接受者，而且比克福德疗养院直接接受了他的社保和国家补贴。他每个月能得到30美元用于解决个人需要。记录显示，托马斯·穆尼在1992年11月17号被指派为他的监护人。我试图联系穆尼先生，但没有成功。疗养院告诉我，他们与穆尼先生也没有联系。然而，很明显的事情是，莫莱森先生的财务和个人事务都由比克福德的行政机构在打理。对于莫莱森先生的继续监护当然是必要的。问题似乎是，穆尼先生是否应该继续拥有这种资格。我对被申请人目前状况稳定并无异议，他的个人和财务事务都得到了管理。

在简要地听了这个问题之后，一位遗嘱法院的法官同意，保留穆尼为亨利的监护人，尽管穆尼并没有牵涉到亨利的生活。

然而，在一个重要的方面，穆尼还是非常用心的。自他监护亨利开始，直到亨利去世，他一直都支持苏珊·科金继续以“遗忘症病人H.M."闻名的麻省理工研究项目。不论科金和她同事想要做什么样的实验，穆尼都签署同意书。同样，当科学家是否能在亨利死后继续实验这个问题出现之后，穆尼也没有表示反对。事实上，在成为亨利的监护人一个月之后，穆尼就回到了亨利的疗养院，参加了一次三方会面。这一次，第三方正是苏珊·科金。她向穆尼解释到，如今穆尼是亨利的监护人，他可以提前合法地准许将亨利的大脑作为死后遗产，送给麻省理工和麻省总医院。科金当时带了一些必要的纸面文件，包括一份“大脑解剖授权书”。在这份文件的底部，有这样几行：

我，托马斯·穆尼，是法院指定的亨利·莫莱森的保护人。我目前也是和亨利·莫莱森血缘关系最近的亲戚，我由法律授权，负责亨利·莫莱森余下的生活，直到他死亡。我据此授权，将整个大脑样本的移除、保留、使用权，交给麻省总医院和麻省理工学校大脑和认知科学系（或其他机构），用于其诊断或研究的目的，以便研究亨利·莫莱森的死因以及其他医学知识。

穆尼签了名。

2002年，苏珊·科金在波士顿查尔斯顿的公寓中举办了一次晚宴，这是第一次商讨在亨利死后，如何处置其大脑的回忆。尽管科金是一位神经心理学家，对我们颅骨中这个大概3磅重的引擎进行检查和分析并非她的专业领域。但她在当晚所组建的团队弥补了这种不足。当时席上的有神经病理学家、系统神经科学家、神经解剖学家，他们在研究大脑灰质本身这方面而非研究灰质所主导的行为方面，比科金更有经验。

这个团队争论的某些主题非常具体。比如说，亨利的大脑应该在他死后再次用核磁共振扫描一遍，这一点很清楚，但是具体扫描的次数，用于扫描的机器的功率成了争论的问题。核磁共振仪当中磁场的强度是由特斯拉这个单位衡量的，科金认为可行的仪器的强度范围在1~7特斯拉。尽管更高特斯拉的机器可以得到更为清晰的图像，但这些机器也可能给其扫描的组织带来更高的热量。团队计划扫描亨利的大脑数个小时，从而得到最精确的图像，但他们也想要确保，这不会加热大脑到太高温度，以至于其物理完整性受到损伤。同时，他们希望尽快扫描大脑，即便大脑还在亨利的颅骨里，他们想要在大脑开始出现任何衰退之前，就取得数据。这些都很明显需要权衡。

其他问题更加基础。其中最主要的问题就是，谁应该负责项目中最为重要的部分——死后的处理、死后的收集信息、核磁共振之后的程序以及保存和分析亨利的大脑。科金和她的团队讨论各种方案的利弊，以及各个研究员的优点。一旦亨利去世，科金就知道她不得不放弃至少一部分控制力，她不得不把亨利最为有价值的部分让手给别人。委员会需要找到某个配得上这份珍贵遗产的人。

雅各布·安内瑟从加州飞过来参加这次晚宴，他最终成了委员会的第一选择。安内瑟相对比较年轻，才40岁出头，并且作为一名神经解剖学家前途光明。他在意大利的佛罗伦萨大学（University of Florence）开始了自己的事业，之后又在纽约大学、麦吉尔大学、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继续，最后安定在了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在圣地亚哥分校时，安内瑟改进他的新技术，这项技术能以组织学形式和数码的形式保存人类的大脑，以便让科学家们在亨利去世很久之后都能继续他们对病人H.M.的研究。

委员会选中安内瑟，他就问科金，他是否能够在亨利还活着的时候见亨利，然后他就在2006年于亨利的疗养院见到了他，他们一起吃了一顿沉默的午餐，之后他推着亨利的轮椅回了亨利的房间。在出门的路上，安内瑟注意到，门口的公告板上贴着一张亨利的照片。在没有人看到的情况下，他强制自己抵挡住诱惑，没有把照片取下来，收入口袋，作为某种图腾、某种东西，在他开始挖掘亨利的大脑之前的一天，他能够在闲暇时间用这件图腾来沉思，用它来帮助自己想象着他深入亨利的心灵。

【注释】

[1] 特斯拉英文为tesla（字首小写），符号表示为T，是磁通量密度或磁感应强度的国际单位制导出单位。

28

病人H.M.(1953-2008)

比克福德卫生保健中心的新员工，常常会接收到一些有关亨利及其情况的简短信息。比方说，他们接收到信息，绝不能向中心以外的人说亨利的事情，甚至亨利住在这里，都是一个被死守的秘密。倘若陌生人打电话问起亨利，员工应该给出一些不明确的回应，绝对不能肯定或否认亨利的存在，然后立即电话通知亨利的监护人，告知他有人在调查亨利。隐藏亨利的身份确实很有效：他当时已经在中心住了十几年了，尽管他是神经科学史上最有名的病人，但没有一个外人找到他。

新员工们接受了一些专门用于针对亨利的死亡的准则。苏珊·科金起草了这些准则，他们把这些准则打印了出来，并贴在了亨利的档案上。

因此，在2008年的某一天，当时82岁的亨利由于呼吸衰竭而奄奄一息，科金按照那份准则，会定期接到电话，以保证她能同步了解亨利的情况。科金最后一次见亨利是在一个月之前，当时亨利的痴呆已经很严重了，他完全失语了。他没法回答科金的提问，只能用空洞而疑惑的眼神盯着她看。亨利作为一名活体研究被试的价值已经消失殆尽。

当亨利的心脏最终停止跳动，科金打出了另一通电话，于是有人奔向冷冻库，找出了科金事先放在那里的人体冷冻仪。直到棺材送来之前，亨利的头部都被裹着几层冰冻的毯子，以便让大脑保持冷却，从而减缓腐烂。

根据计划，一切都很顺利，几个小时之后，棺材被送到了查尔斯镇海军船坞（Charlestown Navy Yard），即波士顿的阿丁诺拉-马丁诺斯的生物医学成像中心（Athinoula A.Martinos Center for Biomedical Imaging），科金就在那里等着。装尸袋打开了，冰冻毯子也被解开了。科金已经认识亨利46年了，她第一次见亨利的时候，她还是麦吉尔大学里布伦达·米尔纳麦实验室里的一名研究生。当然，科金与亨利的关系从互动的角度来讲，只是她认识亨利，但亨利不认识她。46年的时间里，每次会面都是初见，科金都要向这位老朋友介绍自己。

而这最后一次会面，只有她会记得。

之后的那一晚，科金看着亨利接受了一系列的高解析度核磁共振扫描。第二天清晨，她也出席了最后的收割。科金站在麻省总医院（Mass General）病理学科室的解剖室里，透过窗户看到了一名叫做马修·弗罗施（Matthew Frosch）的神经病理学家，弗罗施刚从圣地亚哥（San Diego）乘长途航班飞过来，他在雅各布·安内瑟（Jacopo Annese）的协助下，锯下了亨利的头颅，像一名产科医生抱着一个婴儿一样，小心翼翼地把大脑放到灯光下。科金的整个职业生涯，都在思考亨利大脑的内在运作机制。那天早晨，她终于看到了这颗大脑。亨利这个人，她已经认识了几乎半个世纪，他在前一天死去了，而如今在灯光下闪闪发光的东西，正是亨利身上她最为感兴趣的一部分。科金盯着亨利的大脑，只有一个词能描述当时她内心的感受。科金之后写到，她当时“着迷”了。

扫描结果出来之后，这颗大脑被放在了一个水桶里，里面满是冷却剂，大脑漂浮在防腐液里上上下下，基底动脉上悬着一段细线。当大脑已经足够稳当可以安全运输时，科金带着它去了洛根国际机场（Logan International Airport）。她带着这颗大脑乘坐捷蓝航空公司（Jet Blue）的航班从波士顿飞到圣地亚哥。很多人拿着相机跟着她。科金自觉这是历史性的一刻。亨利的死被刊登在了《纽约时报》首页，文章描述亨利为“脑科学历史上最为重要的病人”，并且向全世界揭露了病人H.M.的真名。科金已经接到了一部书和一部电影的邀约。她把冷却桶放到门旁边，然后安内瑟提起了它。科金看着他走下坡道，消失在了飞机里。

很难放手。

亨利的大脑被放到了一个小小的长方体箱子里，箱子是由绿色大理石制成的，四壁涂了一层光滑的甲醛，大脑外面还包裹了一层塑料膜。安内瑟穿着白大褂，戴着蓝色橡胶手套和护目镜。他撕开塑料膜，拿起一把手术刀，开始剥下软脑膜，这是一层覆盖在大脑表面的黏性薄膜。安内瑟是一个人，这时音乐响起，是披头士的音乐，然后一切都完美地完成了。安内瑟移去了我外祖父在55年前留下的已经氧化的夹子，将它们放到一边。然后移除了脑膜、血管、一切妨碍的组织，他剥去了一切，最终只剩下亨利裸露的大脑。安内瑟往常剥除这些需要三四个小时，但对亨利，他要确保一切都妥当。他的操作花了五个小时。

安内瑟还是有点紧张。他是科金几年前召集的小组的一员，这个小组是为了处理亨利的大脑死亡之后的事宜，当然，他当时已经知道，小组决定将亨利的大脑放到他的大脑观测站（Brain Observatory），作为观测站的镇馆之宝。然而，当真正拥有这颗大脑时，还是很令人震惊。这是一件宝物、一件极具价值的遗物、一颗革命性的大脑。尽管事先已有计划，已有口头协议，但安内瑟还是无法绝对确保工作已经完成了，直到他拿着冷却桶登上了飞机。安内瑟的一部分，他那宿命的一部分相信，最后一分钟总会发生事故，科金或许会改变主意，拿回亨利。

然而，科金并没有这么做。

安内瑟给机场的保安展示出两张机票，登上飞机时时间还很富余。他给了亨利一张靠窗口的座位。他在冷却桶上用黑色记号笔写下了自己的电话和电邮地址：“诊断样本，易碎品。如果你发现了它，请不要打开。立即联系安内瑟医生。”他在圣地亚哥着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UCSD）的人员护送着他和亨利，直接进入了他的实验室。

至此，一切都进行地如此顺利。在剥离完成之后，他把亨利裸露的大脑嵌入了明胶中，将之凝固成固体。在使用液体冷却剂、干冰蒸汽冷却的定制的设备的情况下，凝固的过程非常快，一切就像巫师的魔法一般。安内瑟太过谦虚而不愿说，然而整个过程本身就是一件杰作。

然而，这只是之后发生的事情的前奏。

在亨利做完手术的55年间，他被完美地隐藏了起来，保持着最大限度的无名状态。大部分时候，被精挑细选出来的科学家组成的研究小组保护他不被外界好奇的目光窥探到。

而这件事有个变故。

我坐在加拿大育空地区的省会白马市的高山面包店（Alpine Bak-ery），吃着烤饼，喝着咖啡。当时是亚北极地区的12月，天气寒冷，每年的那段时间，太阳都只在山间露出一点，向树林铺洒着微弱的阳光，给一切都染上一种淡紫色的色彩。室外，人们带着冻红的脸庞，匆忙地走在主大街上，他们身上都包裹着昂贵的大衣，大衣是由鹅绒和羊毛制成的。室内，环境温暖而舒适。我一手摇晃着咖啡，一手在笔记本电脑上敲打着，登录我的邮箱。

我已经在育空地区生活超过三年了。2006年9月，我女儿安雯在白马市总医院（Whitehorse General Hospital）出生不久之后，我就从亚特兰大搬到了这里。说来话长，安雯她母亲和我童年就相识了，那时我们都是从墨西哥城（Mexico City）移居国外的孩童，我们常在一起玩耍，但成年之后，我们却没有了联系。她在90年代结婚了，然后搬到了白马市，之后又离了婚，但仍然住在育空地区。2005年秋天，我们在一次去厄瓜多尔（Ecaudor）的惊险旅途中再次相遇，这次旅途开始非常顺利，但最后，我们都被困在了哥伦比亚（Colombian）边境上，一座名为拉戈阿格里奥（Lago Agrio）的石油小镇。我们进入小镇的那天，反石油工业的抗议分子们占领了这座小镇，他们封锁了所有进出口，拆除了桥梁，围隔了机场。最终，军队被叫来处理这种情况，但结果更糟糕。汽油燃烧瓶、催泪瓦斯、我们共住的酒店房间，这一切使得我们的友谊发生了质变。

几个月之后，我们再次见到了彼此，当时她飞到墨西哥来过圣诞节，而我在那里完成了工作任务。她走了几周之后，我在卡特马科（Catemaco）给她打付费电话，这是韦拉克鲁斯（Vera Cruz）附近的一座小镇，以湖螺和巫术闻名。我那时带着部数码相机，她在电话里说她怀孕了，我一手拿着电话，一手给自己拍了一张照片，想要记录下这一刻，我知道这一刻，我的生命永远地改变了。

我们中有一个人得搬家，而我的工作没有固定办公场所。

安雯出生后，我们住在一起生活了两年，然后我们又分开了。我搬到了我自己的一个小地方。我有稳定的工作任务，并以我的故事作为交换，通常都是漫长的道路。我去了南极洲，跑了马拉松，我去了得克萨斯州（Texas）的拉雷多（Laredo），采访了一位青少年的职业杀手。我去了阿拉斯加州（Alaska）的瓦西拉（Wasilla）和托德·佩林（Todd Palin）一起冒着生冻疮的危险滑雪橇。那个12月的中午，我从牙买加（Jamaica）回来，在那里，我和世界上跑得最快的人尤塞恩·博尔特（Usain Bolt）待了一周，他当时大多数时间在吃垃圾食品，玩《使命召唤》（Call of Duty），练习他嘻哈转盘的技术，这给我留下了一个深刻印象，即我曾经听说过的一句话，成功是努力和专注的结果，这似乎并不正确。

我密切地关注着亨利的故事很多年，读了很多关于他的新闻。当他去世时，他名字上的面纱掉落了，我发表了许多悼词，最终这些悼词变成了一条细流。我为“亨利·莫莱森”编辑了一条谷歌快讯，在他死后的几个月里，这条快讯总是定期提醒我，让我写些新的，有关亨利的小栏报道。

然而，在咖啡店的那个中午，谷歌在我的收件箱里塞满了故事。其中大多数都包含了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给大脑观测站建立的一个网站链接。我点开了这条链接，过了一会儿网页才打开。在我浏览器的中央，育空地区宽带网正在加载一段像素风的小动画。视频很暗，因此我提高了屏幕的亮度。视频中央有一块儿白色的方块，占据了主要的空间。正方形周围弥漫着干冰烟雾，就好像你在魔术秀上看到的那样。而白色方块的中央是一团椭圆形的物体，它是粉色的。一条银色的金属棒从下至上，缓慢地扫过正方形。金属棒一边扫，那团粉色的物体就一边蜷缩起来，形成一些无规则的沟壑，就像海浪的边缘一样，但是速度要慢得多。当金属棒移动到方块顶端，走完整个粉色物体的长度，一只人手出现了，手上戴着紫色的医疗手套，握着一支画笔。画笔轻轻拍打着粉色的物体，让它从白色方块上完全分离出来，然后将它放进了一个独立编号的盘子里，盘子里满是某种溶液。之后金属棒又回到方块底部，再重新开始。

尽管努力了这么多年，我还是没有在亨利活着的时候见到他。

然而现在，随着我在电脑上的敲击，我和全世界成千上万的人一起，看着这场亨利大脑解剖的直播。

就像这样，我总是跟不上亨利的节拍。

我坐在那里，喝了一会儿咖啡，看着亨利的大脑被慢慢切片。视频播放得很慢，偶尔戴着紫色手套的手会拿出一张贴在棍子上的黄色便利贴，将它放到镜头前，便利贴上写着一些琐事。

“现在听听《白色相册》（White Album).”一张便利贴上写道。便利贴背后，切片解剖还在继续。

在大脑切片完成不久之后，我第一次拜访大脑观测站，在雅各布·安内瑟那玻璃墙的办公室里，他书桌旁边的书架上放着一本薄薄的书。和书架上其他很多书比如《错误研究》（A Study of Error）、《连环谋杀综合征》（Serial Murder SynDr.ome）、《灾难中的人和社会》（Man and Society in Calamity）、《理性时代的肉体》（Flesh in the Age of Reason）、《开放和封闭的心灵》（The Open and Closed Mind）等不同，这本书并没有很生动的书名。然而，这本由柯宾连恩·布罗德曼（Korbinian Brodmann）所著的《大脑皮层中的定位》（Localisa-tion in the Cerebral Cortex）对安内瑟而言生动无比。这本书最早出版于1909年，书里包含着很多精致的手绘人脑图，图把人脑分为52个所谓的布莱德曼区，每一个区域都有独特的神经组织以及神经机能。布罗德曼通过将显微镜研究和组织学结合，区分出了大脑的这些区域，他完成得非常好，一切都考虑得很周全。从那片未知的大脑皮层荒地开始，布罗德曼构建出了心灵的兰德·麦克纳利（Rand Mc Nally）地图集，外祖父就使用了这份地图集来指导其手术，如今，大多数神经科学家和神经外科医生也还在使用它。

作为一名解剖学家，安内瑟非常钦佩布罗德曼的工作，甚至还在《自然》（Nature）杂志上写了一篇文采奕奕的赞词。然而，他希望让布罗德曼的老图完全作废。

而这正是大脑观测站的任务。

倘若柯宾连恩·布罗德曼创造了心灵的兰德·麦克纳利地图，那么雅各布·安内瑟则创造了心灵的谷歌地图。

从安内瑟的办公室走出来不远，路过一台进口的咖啡机，穿过一道密封的安全门，就到了潮湿的实验室。在实验室的远端，几台高大的、玻璃前面板的冰箱靠墙竖立着。其中好几台冰箱里都装着些塑料桶，尽管塑料没有玻璃那么透明，但也能看到塑料桶里装着什么。里面装的大脑大部分是人类的，但也有一颗是海豚的大脑。海豚的大脑明显比人类的大脑大，但安内瑟也提醒到，过多地关注尺寸可能是一种错误。

要揭开个体大脑的真相，就是要去收集大脑来研究。对于大脑观测站，安内瑟并非是想建立全世界最大的大脑收集处，而是建立一个最有用的大脑收集处。每一件样本，经过安内瑟的所有权转让手续之后，都会以组织学和电子档的形式保存起来，这种电子档可以达到神经元层次的解析度。和布罗德曼手绘的地图不同，安内瑟的地图有三个维度，并且完全可以放大缩小，能够让神经学家们大到俯瞰数千亿神经元的丛林，小到专注于其中他们感兴趣的某个小灌木丛。尽管每一颗大脑都是独特的，但是只要越来越多的大脑被收集起来，那么它们之间的异同之处就会变得越来越明显，安内瑟希望，这能让所有的神经学家找到最终的神经性圣杯，即一份现代的、多维度的人类心灵地图集，大脑各区域从形式到机能，这份地图集都能描述出来。一开始，我们可以对大量的大脑进行比较，也许最后能理解，为什么某一颗大脑比起另一颗，它同情心更弱，或者更擅长数学，或者更容易患上老年痴呆。大脑观测站必定会改变我们的理解，理解我们头颅里这块3磅重的组织是如何工作的，当然，这也就意味着，它必定会改变我们对自身的理解。

那么，有什么比病人H.M.的大脑，更适合做大脑观测站的镇馆之宝，更适合留给安内瑟作为收藏呢？亨利大脑的切片都装在一个个冷冻的小瓶子里，瓶子里满是冷冻剂，它们都被放入了一些箱子当中，被锁了起来。它们都是贵重物品。圣地亚哥经常会发生地震，但是这里有着备用的发电机和各种传感器，一旦发生紧急事件，这些传感器就会自动拨打电话到安内瑟家里以及他的手机，因此不论他在哪里，他都会跳进他的保时捷跑车，冲过去保护亨利。

亨利，也只有亨利，能够让安内瑟的伟大雄心更接近现实。那些在报纸上读到安内瑟对亨利大脑所做的工作的人们，已经打电话给他，并且准备捐献出自己的大脑。贝蒂·弗格森（Bette Ferguson）已经91岁，但还是很活跃，她成了《绿野仙踪》（The Wizard of Oz）里最早能够飞翔的猴子，她很快就要前往大脑观测站进行第二次核磁共振扫描。安内瑟知道这种宣传会继续，他希望这能够继续鼓励人们进行捐献。他也希望能够得到像“雨人”（Rain Man）这样的人的大脑，但是他并没有得到。甚至，他想得到某个大人物、家喻户晓的人物，比尔·克林顿这样的人物的大脑。

但是亨利的大脑可不仅仅是件满足好奇心的东西，也不仅仅是一种思想的证据，而是某种安内瑟可以利用它，向全世界展示其方法的力量的东西。

它是一件物品（现在是2401件），包含着一些长久以来有待解答的谜题。

这还只是个开始。

几个月之后，安内瑟计划放出亨利大脑的一个三维表面模型，这个模型由2401张切片形成的高分辨率“区域剖面”图构成。这些图片显示出了每切一刀之前，亨利那冷冻的、凝固的大脑的图像。这个模型比起从核磁共振机里获得的东西来说，可以提高至少10倍的细节，并且实际大脑的图片比计算机模拟出来的图像，能够给出更多有用的信息。而且，他甚至继续补充一种带更高分辨率图像的模型，即一种定制的显微扫描仪可以数字化每一张装订好、染上色的切片，放大的倍率甚至可以让单个神经元都能清晰可见。所有这些数据最终都能在网上免费提供给全世界的研究者。在亨利过去的55年里，他一直被隐藏了起来，只有一小群科学家收集到了他的数据、他的能力、他的缺陷。如今，在他死去之后，安内瑟信誓旦旦地准备在互联网上放出亨利的大脑，整个世界将可以利用这史无前例的神经解剖学地图，重新探索这史无前例的临床数据。

安内瑟的一名助手走进了他的办公室，告诉他更多的切片可以准备染色了。几分钟之后，安内瑟将一张刚刚浸泡过的7英寸×5英寸的切片放到灯下，将紫色的染料滴到玻璃上。染料浸入了切片白色的横切面，几乎不可见的大脑组织的颜色越来越深，越来越像一张照片。

大脑的横截面很像一幅罗夏墨迹图，而这一张给人的第一印象，就是一只邪恶的山羊的头。随后，安内瑟开始指导我认识大脑。

“你可以看这里，”他指着一块颜色更深、神经元更紧密的组织说道，“你外祖父在这里推高了他的额叶。”

我们又看了另一张切片，安内瑟指着一片在亨利额叶后下方一点的区域，这一片区域并没有组织。而这就是亨利脑损伤的地方，什么都没有却带来了一切。尽管安内瑟并不想深入讲述太多细节（不想在他的研究结果正式发表之前），但他还是小声告诉我，他已经有了一些令人惊讶的新发现，有关我外祖父对亨利的大脑所做的摧毁，以及他所没有摧毁的东西。多年来，记忆研究者们都假设，残留在亨利大脑中的海马残余部分，完全萎缩了，没有起任何作用。然而，据安内瑟所说，事实并非如此。实际上，亨利残存的那部分海马看起来保持着非常好的形态。

据安内瑟所说，这项启示可以重塑记忆科学领域。1953年，当我外祖父在亨利的大脑中关闭了一扇门时，他是否还是留下了一条缝隙？这能否解释亨利遗忘症中某次令人惊讶的例外？我们对于记忆如何运作的理解，很多都基于我们对于亨利的记忆无法运作的理解。然而，这些年来，我们是否至少在一部分上理解错了？随着大脑观测站的上线，随着亨利的大脑可以保存在任何地方，随着他的细胞可以被计算，随着他最终的谜题被解开，科学家们都会在随后的几年里，不断地探讨并争论这些问题。

安内瑟把这张切片放到一块架子上干燥，我再次看着它，看着中间的那片空洞，仿佛目光穿越了它。

29

骨灰的味道

一天晚上，大概午夜之后，我喝了点玫瑰香槟，我站在雅各布·安内瑟身边，看着他用钻子钻进一个人裸露的颅骨。钻头旋转的声音传进我的耳朵，骨头磨成粉的味道飘进了我的鼻孔，这让我想起自己曾经在牙医的办公室的时候。我穿着自己最好的鞋子，身体向后退了几步，以防止被粉末溅到。我没有料到那一晚我会在那里，做着那些事情。

那一晚的早些时候，我参加了一个筹款酒会，这个酒会是为安内瑟的新的非营利组织而举办的，即大脑和社会研究所（Institute for Brain and Society）。安内瑟希望将这个研究所作为大脑观测站的补充，它通过衍生的教育项目、博物展览，甚至是咖啡店和礼品店，来吸引公众的注意。安内瑟说，非营利组织所筹集到的资金，将会再次投资到大脑研究台的研究之上。酒会在巴博亚公园（Balboa Park）附近的一座精美独栋大厦里举行，有上百人参加，人们都在咀嚼着“大脑健康”这道开胃菜，吃了很多鱼和叶酸。大厦的入口里面，前走廊的墙上挂着很多雅各布的“捐献者”（同意送出自己大脑的男男女女们）的肖像画。有些画中的捐献者已经去世了，而有些还活着，比如90多岁的贝蒂·弗格森。其实，当我穿过走廊，走进酒会的中心房间时，我看到她就坐在角落，坐在一张床旁的矮凳上。

“贝蒂！”

她朝着我的声音看过去，眼睛似乎有点失焦。

“我是卢克，”我说，“那个作家。”

“卢克！”她抓住了我的手，“快坐下，坐下。”

我两年前就认识了弗格森，那是我第一次前往圣地亚哥做调查。安内瑟当时带我去了她的公寓，做了一次安内瑟与她的定期访谈。安内瑟的工作以及他的收藏的关键之处，就在于尽可能地收集那些捐赠者的死前信息。这些数据从童年经历到智商，从核磁共振扫描到婚姻史都要涵盖进去。因此，第一次会面时，我就了解到了弗格森的过去和现在的很多信息。我了解到，她一直在收集天使的雕塑，她结过五次婚，她在洛杉矶（Los Angeles）附近长大，她母亲在派拉蒙（Paramount）的一家咖啡店当过一段时间的服务员。我了解到，弗格森14岁时，参加过《绿野仙踪》的试演，并且在剧中扮演了一只飞翔的猴子。我了解到，她是骄傲的爱尔兰人，尽管她从来没有去过爱尔兰。我了解到，严格地说，她没有宗教信仰，但她相信着某些超越生命的事物。当弗格森谈到死亡时，她并不会用那个词。她称死亡为“毕业”。

之后，我和弗格森又见过几次，有一次是在安内瑟的实验室里，我参与了一次对她的核磁共振扫描，还有两次，她带我去她最喜欢的烧烤场，一个叫做菲儿（Phil）的烧烤场的地方。她是菲儿的朋友，那里的每个人都认识她，并且不论排了多长的队，人们都会立马招呼她坐下。

我们上一次的谈话是在电话里，也就是在酒会的前几周。她问候了我女儿安雯，我告诉她，我女儿最近在学校制作的《绿野仙踪》里扮演了一个小人物，而且当我说我认识一个现实生活中的飞翔的猴子时，我女儿非常兴奋。弗格森建议我给安雯买一本拉什·林博（Rush Limbaugh）写的童书，名字叫做《拉什·里维尔和勇敢的朝圣者》（Rush Revere and the Brave Pilgrims），我告诉她我会考虑的。在电话结尾，我提到，我可能会去圣地亚哥参加安内瑟的酒会，她说，如果她没有在这之前“毕业”的话，她也很希望能去参加。

在酒会上，我再次遇到了她，很明显她的眼睛不太好，人们在她眼里都变成了模糊的斑点。尽管如此，她的心灵却依然敏锐。当一个大家伙站在她面前，大口吃着餐前小菜时，弗格森靠向我，并对我大声说，“有个大胖子站在这儿，是不是？”之后她笑了，才意识到自己这么说不太合适。

正当我和弗格森抿着玫瑰香槟时，安内瑟忙着四处走动，尽可能地和所有与会者说话，试图说服他们捐钱或大脑。晚上10点半左右，他走了过来，把我拉到一边。

“出了些事情，”他解释说，一位捐献者去世了，身体准备送到他的实验室，所以他今晚就要去工作。安内瑟并不想很早就离开酒会，因为他为这个酒会准备了几个月，但此时也没有别的办法，那颗大脑等着他去移除。

之后，一个想法进入了他的脑中。

“你想和我一块儿去吗？”

那晚，当我们到大脑观测站时，杰克（Jack）已经在那里等着我们了。我猜你可能会说还有一个人也在等我们，尽管他躺在了杰克的小货车后面一副担架上的红色拉链袋里。

杰克身材魁梧，但人很友好，他身着运动衫和牛仔裤，脸上挂着温暖的笑容，眼神有点懒散。运送尸体就是他的工作，运送给验尸官、法医、殡仪馆等等。他的小货车是米黄色的，而且非常普通，上面没有什么标志，也没有任何能让你猜出货车运输的内容是什么的线索。杰克一直开着车里的空调，温度调到最低。安内瑟打开了实验室的后门，左转走进了核磁共振室。墙上的时钟显示此时已经是晚上11点了。安内瑟问杰克，他是什么时候在收容所拿到尸体的，杰克说他已经拿到尸体差不多一个小时了。那个人在当天早晨10点左右去世，这意味着，在杰克取到尸体之前，尸体已经在冰柜里躺了差不多12个小时，尸体几乎已经冻住了，只有一个小时来解冻。倘若尸体温度太低，这可能会干扰核磁共振的扫描结果。他们打开了红色的装尸袋。袋子里是一具男性尸体，尸体从头到脚都被蓝色的毯子所包裹着。他们一块块地剥掉了毯子，把尸体从杰克的担架上弄了下来，放到了另一副全部由塑料和有色金属制成的担架上，这副担架可以被放到核磁共振仪里。安内瑟轻轻地把手放到尸体的前额，就好像父母在感受孩子的体温，他觉得尸体已经足够暖和，可以直接扫描。

核磁共振室其实是两间房，第一间是控制中心，里面有用来操作仪器的电脑，而第二间里面则是机器本身。安内瑟把担架推进第二间房，并且准备把担架和尸体一起插进仪器中间的空洞。杰克说他得走了，之后他还会过来取尸体。

“结束的时候告诉我，”他说道，“我知道卢克想坚持到最后，我会让你们尽兴的！”

安内瑟笑了。

“你今晚还有其他工作吗？”他问杰克。

“我还有两具尸体要运。其实，我还有三具。一具在洋边市（Oceanside）的三城区（Tri-City），一具在丘拉维斯塔（Chula Vista），还有一具在圣地亚哥。但是就像我说的，我听到你结束之后，就来完成你这份工作，我会尽力把其他时间排开，因此只要你打电话给我，我就会动身过来。”

杰克走后，安内瑟又花了五分钟完成扫描的准备工作。他把尸体的头部尽可能地靠近仪器的底端，那里的磁场最为强烈。在生前的扫描中，这个人躺在仪器里或多或少可以调整自己的身体，只要安内瑟需要，他就可以上下左右移动下身体。现在，安内瑟要确保尸体一开始就在正确的位置。

最后，安内瑟回到了第一间房，坐在电脑前，开始扫描。一阵响亮、粗糙而有节奏的脉冲声音开始响起。这很正常。一台核磁共振仪的运转有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磁场，这种磁场的强度是地球磁场的五千多倍，这会使得人体内的氢原子停下其正常的转动，使之排成一排，固定在某个位置，它们内部的质子要么朝着头的方向，要么朝着脚的方向。第二阶段正是巨大的脉冲声音响起的阶段，一段特定频率的无线电信号会冲击原子，暂时锁定其质子的极化。无线电信号每次关闭时，噪音就会减弱，质子又会回到原来的磁结构中，就好像压缩的弹簧得到了释放。这会导致一种轻微的能量爆发，正是这种能量能让安内瑟看到，能在他的电脑屏幕上显示出一种影子形式、图灵形式的图像。

扫描花了一个小时完成，仪器通过虚拟地将人脑切片，从而显示出大脑的内容。组织在仪器里待一段时间就会发热，这意味着这段时间对于活体被试而言也是个挑战，即便他在这狭小的管道里没有患上幽闭恐惧症。然而，在这最后一次扫描中，安内瑟不必担心尸体的舒适度，因此他做得并不快。我坐在一张沙发上，试着忽略机器发出的恼人噪音。

扫描完成之后，安内瑟开始准备收集结果。他从某处拿了一卷塑料毯子和一些胶带，然后我们一起走过走廊，穿过满是书籍和电脑的前办公室，穿过密封的安全门，进入了观测站里面。那间实验室比周围的房间都要冷，里面满是某种防腐剂、化学药品的气味。很明显，这是一间活跃的、有些杂乱的工作室，里面很有生气，在实验室的一个昏暗的角落，我听到一架机器发出了温和的声音，它要整晚工作，慢慢地把一颗冰冻的大脑切成上千片极薄的薄片。花岗岩桌面上的一条水槽里，满是各种准备干燥的物品，大多是实验室烧杯、吸量管、试管，也有几个鸡尾酒酒杯，还有一个大的玻璃容器，上面贴着一张标签，写着：鲸的小脑。安内瑟已经开始探索海洋世界了。

安内瑟展开塑料毯子，用胶带将之粘住，这样毯子就能覆盖两个柜子之间12英寸×8英尺的面积。在他身后，离实验室最远端墙的地方，是一排玻璃前门的冰箱，里面装着安内瑟收集的大脑，包括亨利大脑剩下的切片，这些切片还未装进幻灯片。工作积压了很多，大脑太多，组织学技术人员太少，有太多事情需要完成。

午夜，安内瑟的一位学生助手赶了过来，我们回到核磁共振室去取里面的尸体。安内瑟和助手小心地将尸体从核磁共振的担架上抬下来，放到了一开始的那副担架上。他们停在了中间的塑料保护区，安内瑟取了一点胶带，贴在担架的轮子上，这样在他们收集结果的时候，担架就不会移动。他面前的工作既需要力量，又需要敏捷，因为大脑是个精密器官，很容易损坏，但是它又有身体上最为坚固的部位保护着。

安内瑟全副武装起来。他用伸缩的婴儿袜包裹住自己的鞋子，用医院的罩衫套住身体，用一张环形的塑料面罩遮住脸，手上戴着橡胶手套，鼻孔里塞了两块棉花。大脑包含着如此多的东西：记忆、观念、情绪、感知、愿望、欲望。大脑也包含着病原体、危险的蛋白质和病毒、细菌，有些在身体其他的部位并不存在。因此，保护自己是很重要的。

安内瑟卷起盖在尸体脸上的蓝色毯子，直到尸体浓密的眉毛显露出来。这个男人有着一头浓密的白发，年老了头发却没有稀疏。耳朵边上的毛发也非常茂盛，正是一种老年人的样子。前额和太阳穴的皮肤看起来有点黄白色，颜色比活人的皮肤更加厚重。

安内瑟拿起手术刀，又想起什么事情，于是放下了刀。他走到电脑附近，打开屏幕，然后点击并输入了一会儿。莫扎特（Mozart）的二十五交响曲开始演奏，弦乐紧张而精妙，从实验室各个位置的扬声器里传了出来。他经常在工作时播放音乐，音乐也曾经是他的工作。他年轻时留学海外，那时，他经常在伦敦的地铁站里用木吉他演奏一些老流行歌，赚点零花钱。回国之后，他就向听众演奏他的歌曲，想了解听众以及他们的喜好。如今，他也做着同样的事情，试着让自己的情绪融入躺在他面前的那个人内心。几个月之前，安内瑟最好的朋友之一罗伯托（Roberto）去世了，罗伯托是圣地亚哥一间意大利餐厅的老板。他们两人才相识几年，但已经变得非常亲密，他们对美食和美酒有着共同的喜好。罗伯托也是安内瑟的一位大脑捐赠者，当他去世之后，安内瑟就来收集他的大脑。与罗伯托相处的最后几个小时，是一个异常亲密的夜晚。安内瑟一个人工作，并不想要助手。

“感觉就像是莫扎特之夜。”他说着，又回到了担架旁边。

他拿起手术刀，弯下身子，用手指拨开尸体那浓密的白发，找到底下的皮肤。他将手术刀的尖端指向耳朵和头部一侧连接处的软骨，然后就开始了切割，手术刀向上缓慢地划出一条弧线，每隔几英寸就停下一会儿，拨开头发获得更好的视野之后再继续。他的手术刀从头部的一侧开始，越过穹顶，然后落在另一侧，停在另一只耳朵顶上。他再次弯下身子，一只手拉着头发，让切口暴露出来。只流了一点点血。安内瑟将手术刀插入了切口，尖端指向前额，然后小心翼翼地来回切割，切断颅骨和头皮之间的组织。然后他放下了手术刀，并用手指轻轻地将头皮从颅骨上卷下来。完成之后，颅骨的顶端已经完全暴露出来了。遮住尸体面部的白色毛巾退下去了一点，仅仅遮住了他的嘴。尽管如此，眼睛依然没有暴露出来，因为头皮的上半部分已经卷下来，遮住了双眼。

“你还好吗？”安内瑟问我。

“我很好。”我答道。

安内瑟拿起了电钻，这种定制设备大概值两万美元。他把插头插进墙面的插孔，然后又踢开了电线，以便自己能够工作。当他启动电钻，电钻发出了一种高速旋转的声音。他让助手拿起他放在旁边的塑料水杯，让他用里面的水保持颅骨的湿润，从而减少溅出的骨灰。

安内瑟在尸体左侧太阳穴钻出了一个小洞。想象一下，一位母亲给孩子弄出一个碗口大的伤口，削去了孩子头部耳朵上方的一层。这正是安内瑟的电钻钻出的形状，从尸体的左耳，跨过前额，再到右耳，再从后面绕过来，直到最初的洞口，围着整个颅骨转了一圈。当安内瑟的电钻转过一圈之后，整个颅骨的顶部就已经松动了。尽管如此，它还是没有掉落下来。有些东西还在原来的地方，比如黏在一起的脑膜和动脉。安内瑟没花多少力气就完全移除了这些。在他做这些之前，我也有些事情想要做。

我在打印机里找到了一张白纸。我在纸上的中间画了两个圈，每个圈都是一个银元大小，两个圈之间相隔2英寸。然后我把纸对折了一下，让折痕可以把每个圈一分为二。我用剪刀沿着圈的边缘剪下去，就像幼儿园小孩做面具那样，最后再打开那张纸。于是纸中间就留了两个银元大小的洞。

“你弄好了？”安内瑟问。

“是的。”我说。

“好的，放上来。”

我把纸盖在尸体的前额上，把两个洞放在眼窝上方大概2英寸的位置。安内瑟开始轻轻地撬起颅骨。他的助手拿着一支手电，让手电的光穿过洞。我看着头盖骨的里面，一团粉色的影子在手电光下闪闪发光，就像牙医拿着一面镜子，而你能从镜子里瞟到自己的喉咙。我最初对于内脏的印象已经记不清了，但这次我开始有了些了解，并且认出了我看到的某些东西。我看到的最基本的东西是额叶底部。我能看到一些沟回，那些极其复杂的褶皱。从这个角度来看，即从上面额叶的底部，好似一堵峭壁，而我在夜里站在峭壁的边缘往下看。在阴影下面，我还能看到一些其他的组织。颞叶还是几乎看不到，只是模糊地躲在深处。

“这正是你外祖父给亨利做手术时，一开始见到的景象。”安内瑟说。

我试着想象，自己站在外祖父的手术室里，透过他给亨利打出的两个洞看着里面，洞的大小和我在纸上剪出的洞一样。我试着想象，当我外祖父撬开亨利的额叶，这副景象会有什么变化，他最终会在头灯的光照下看到一幅清晰的画面，他想看到的那些神秘而隐藏起来的组织，正躲在那潮湿而昏暗的洞里。我一直都想知道，外祖父在给亨利切出那毁灭性也是启蒙性的一刀之前，他站在手术室的桌前，透过亨利颅骨上那些环形洞看到了什么。现在我看到了。我透过洞口，尽量往深处看，试着找到记忆的处所，之后安内瑟擦掉了血液，拿走了那张满是血污的纸，扔进了生物危害垃圾桶。现在，是时候收集大脑了。

他把颅骨上端完全移除了，把它放到一边，底部朝上就像一只碗。于是大脑完全暴露了出来，安内瑟把一只手伸入大脑底部，然后把手术刀伸进去，小心地切断了脊柱顶端。他把手术刀放到一边，又把另一只手放进大脑底部。他轻轻地把它拉出来，确保大脑完全分离了，没有忽略任何其他的血管、脑膜、神经组织。之后，他把大脑放到了灯光下。

30

每一天都是独自一人

7月的一个炎热的早上，我开了一个小时车，从华盛顿特区到弗吉尼亚州（Virginia）的沃伦顿（Warrenton）见卡尔·普里布拉姆。我是在1957年米尔纳和斯科维尔的一篇向全世界介绍亨利的论文上，第一次看到普里布拉姆这个名字。这个名字只是为了介绍H.M.遗忘症的严重程度而随意提及的，文章之后描述了1955年开始对H.M.做正式测验的那一天：“就在走进检测室之前，他一直在和卡尔·普里布拉姆医生谈话，然而他后来完全忘记了这件事，并且否认和任何人谈过话。”在我的研究过程中，从这一点开始，普里布拉姆似乎到处都出现了。30年代末期，他在芝加哥的保罗·布西手下做实习神经解剖学家，40年代初期他又去了弗罗里达（Florida）在卡尔·拉什利（他提出了均势理论，布伦达·米尔纳和病人H.M.推翻了这套理论）手下工作，之后又于1948年去了约翰·富尔顿在耶鲁大学的实验室，在那里监督很多精神外科相关的工作，其中就包括了康涅狄格州合作额叶切除术研究（Connecticut Cooperative Lobotomy Study）。之后，在1949年，他搬到了哈特福德，成为外祖父生活研究所的研究主任，监督着莫蒂默·米什金的工作，米什金后来第一次在猴子身上模拟出类似于H.M.的遗忘症。50年代末期，普里布拉姆离开了康涅狄格，搬到了加州帕洛阿尔托（Palo Alto），他在那里的斯坦福大学（Stanford）建立了神经心理学系。他一直是那里的名誉教授，并且在乔治城大学（Georgetown University）也有教授职位。

我敲了敲普里布拉姆家的门。他的长期伴侣，也是一位作家、慈善家，30年前还当过模特的凯瑟琳·内维尔（Katherine Neville）打开了门。她当时在打电话，她微笑着朝我挥手，示意我进客厅等待。和我外祖父的老房子一样，普里布拉姆和内维尔的房子也堆满了各种东西，看起来像是一间博物馆，其中包括在客厅远端的一座8英尺高的泰国木雕，雕刻着一位名叫娜迦（Naga）的神话人物。内维尔曾是史密森尼博物馆（Smithsonian）的董事会成员。

我坐在满是杂物的沙发上等了一会儿，查看着我笔记本上的那些问题。这次会面非常紧急，当我和内维尔在电话里谈起此事的时候，她告诉我，普里布拉姆患有严重的结肠癌，几个月之前差点死去，至今也没有康复。

最后内维尔回到了客厅。卡尔已经准备好见我，她说，然后她让我回到一楼，普里布拉姆就在那里，最近的一次化疗已经让他虚弱到无法爬楼了。我在网上已经见过普里布拉姆的照片了，在这些照片里，他看起来就像米开朗琪罗（Michelangelo）雕塑的上帝，他有着长而白的锁骨、宽阔的面庞、茂盛而整齐的胡须、尖锐的眼神，目光里充满着学问。

现在，93岁的普里布拉姆就坐在竹椅上，他的头发和胡须仍旧看上去有威严，但其他地方看起来就非常虚弱。我们握了握手，我很小心地没有握得太紧。他握手时身体前倾了一点，之后又躺回到了椅子上，发出了一声柔和的叹息。

我坐在椅子旁边的脚凳上，向他那边前倾着，开始问他问题。内维尔告诉我，普里布拉姆在上一次化疗之后身体反应慢了很多。他就是那样的，她告诉我，我必须耐心一点，给他一点时间去回应。这似乎是个好主意，尤其是因为普里布拉姆很容易生气：要么是他说话的时候被打断了，他会朝内维尔或是看护咆哮；要么是我问了什么空洞或不清晰的问题，他会朝我咆哮。每次他一分心，要么是被打断，要么是自己猛地一阵咳嗽，我都要提醒他，他刚刚在说什么。然而，他想起来的记忆似乎很生动、很清晰，他的用词也很有力。我感觉到他的大脑在运转，只是运转的速度不同了。

在某些方面，似乎他的记忆力已经损耗了，只有那些非常明显、非常重要的事实和故事还保留着。他所剩下的那些记忆，正是他最深的印象。

“关于约翰·富尔顿，你还记得什么？”我问道。

“约翰·富尔顿？”他说道，然后他停顿了下来，看着远处足足20秒，而我急迫地想打破这次沉默。

“约翰·富尔顿，”普里布拉姆最终说道，“很聪明，他经济上依赖他妻子。他是个酒鬼，苦于从没有得过诺贝尔奖（Nobel Prize）。他运营着全世界最大的实验室之一。”

然后，他停下了，等待着我的下一个问题。之后，当我再次问起富尔顿，想要获得更多细节时，他告诉我的几乎是同样的事情，不多也不少。这就是富尔顿给他的印象：聪明、伟大的实验室、依赖妻子、愁苦、垂涎诺贝尔的酒鬼。这些似乎就是富尔顿留在普里布拉姆心中的印象，而其他的都已经溜走了。

随后，我又向他抛出了其他几个名字，慢慢等着他的大脑开始运转，然后倾听着。

保罗·布西、卡尔·拉什利、布伦达·米尔纳、查尔斯·柏林盖姆、瓦尔特·弗里曼……

他对每个人都说了些东西，一些粗略、细微、准确、简化的概括。

最后，我问起了我的外祖父。

“你还记得比尔·斯科维尔吗？”我问道。

“记得。”他说道。

“你对他还有什么印象？”

普里布拉姆看着远处。现在我已经习惯了他的速度，我在沉默中等待着他的记忆聚集起来。

他的眼睛转回到我身上，再次停顿了下来。然后他告诉了我。

我发表的第一个故事写在了一封信里，那是我曾在埃及写给我外祖母的很多信件当中的一封。我还记得写那封信时的情景，大约20年前，我住在租借的一条游船上，用我那台老旧的笔记本电脑打字。那天中午的早些时候，我在尼罗河（Nile）上划着一只小船，我发现河面上漂浮着一具面部朝下的尸体。这封信就与此有关，也与之后的事情有关，我花了半个小时划到尸体旁边，用着蹩脚的阿拉伯语朝岸边的人们喊着，想寻求帮助。我之前从没有见过死尸，至今那幅画面都栩栩如生的在我脑子里。那是一个年轻人的尸体，湿润的黑发垂到他的耳朵顶上，身上穿着一件带领子有花纹的衬衫。他身上其他的部位都浸在了河水里。之后，我写了封信，并寄了出去，我想试着发表这封信。我并没有修改太多，基本上就是去掉了开头的“亲爱的尼尼”，然后寄给了开罗一家名为《中东时报》的报社。

很多年之后，我在感恩节晚餐上坐在外祖母尼尼旁边，告诉了她一个和我开始写的完全不同的故事，这个故事与我外祖父曾做过手术的一个人有关。尼尼当时已经98岁了，她是个瘦小的女人，穿着一件蓝色的衣服。我问她，是否还记得有关病人H.M.的故事。她靠向我，戴上她的助听器。我重复了一遍问题，然后她摇了摇头。

“我什么都不记得了。”她说道。

我改变了谈话的主题。我最近整晚都在修道院里，为《国家地理》（National Geographic）做调查写文章。我告诉她，住在小隔间里，每天跟着早祷的僧侣们一起起来的新鲜感。

她点了点头。我不知道她是否完全听到或听懂了。之后她再次靠向我，开始说。

“曾经有位来自西伯利亚（Siberia）的僧侣，

他的生活过得越来越悲惨。

他吼叫着跳出了隔间，

和一位女修道院长私奔了。”

她说完了这首诗，便笑了起来，然后又坐回了椅子上面。

第二天，我在她于马萨诸塞州的列克星敦市（Lexington）的另一个家里见到了她。我们一起去吃了自助餐，吃了很多注水的鳕鱼。她往咖啡里倒了一点盐，还以为咖啡是汤。我当时还带了很多她的儿子，也就是我舅舅巴雷特写给她的信。巴雷特深爱着她，而且他们也很合得来。她把那包信放到她床边，来访的人们就会一遍一遍地念给她听。我们去吃自助餐之前，我随手拿了一把信件。我打开其中一封，放在桌子上，然后大声读了起来。

这是巴雷特在我外祖父于1984年去世后不久写给她的一封信。他在信里表达了他那巨大的悲伤。“如果一切顺其自然，”他写道，“那您也会先于我死去，到那时，我的心就真的碎了。”

但一切并没有顺其自然。巴雷特在写完这封信的三年后死于一次飞机失事。外祖母那位同叫巴雷特的弟弟，死的时候也很年轻。

我又给她读了很多信，在我离开之前，我提醒她昨晚背诵的那首关于修道院的诗，问她是否还知道一些其他的。

她停顿了很久。

“曾经有个大胡子男人，

他说我唯一害怕的……”

她的声音逐渐变小。

她已经不记得结尾了。

卡尔·普里布拉姆的视线回到了我身上。“所有人都很喜欢比尔，”他说道，“他是个很讨人喜欢的人。”

他停顿了。

“但是。”他说，然后又停顿了。

我靠得更近了，等着听他接下来要说什么。

在普里布拉姆刚开始他的事业时，他经常与别人发生摩擦。比如，1948年，在决定是否要聘用他去耶鲁的实验室时，约翰·富尔顿就问了保罗·布西的意见，布西用一段精准的概况回应了富尔顿。富尔顿在记下普里布拉姆是“一位杰出的犹太奥地利细菌学家的儿子”之后，又描述了普里布拉姆在医学院时在布西手下实习的那段岁月，据布西所言，当时普里布拉姆“在各个方面都非常不成熟。他的行为很容易激怒很多人。他就像一个永远矮人一等的小孩子”。布西也记录说，普里布拉姆“并不愚蠢，而且在神经学和神经外科学方面造诣很深”，但是也强调说“大多数人都会被他个人的行为方式所激怒”，而且“只要出现任何困难，他就会朝你或者实验室的其他人发火”。

另一位将普里布拉姆收归门下的神经外科医生珀西瓦尔·贝利（Percival Bailey）也写了一封类似的信给富尔顿：

“我能告诉你很多关于卡尔·普里布拉姆的事情，”他写道，“正如你所说，他很渴望做研究工作。但是，同他一起工作的人几乎无法容忍他。不幸的是，他来自维也纳一个著名的内科医生家族，他觉得仅仅成为一个临床医生，有损家族的传统。他工作非常努力。他会取得什么样的成功，我并不知道，因为他从来没有显露过一点创新的痕迹。我很后悔把他推荐给你。”

然而，最终卡尔·拉什利写了一封肯定的推荐信，信中称普里布拉姆是“与我共事过的三四个最为有保证的研究人员之一”，并且描述他“有着敏锐、聪慧的头脑、真诚的科学好奇心、强大的工作能力”。

富尔顿找到了一个机会，于是聘用了他。而他从没有后悔过，尽管他在普里布拉姆到耶鲁的任期前六个月，就写过一条指责性的评论。这条评论的标题为《对秘书的思考》（Thoughts on Secretaries），在文中，富尔顿告诉普里布拉姆，尽管他“很赞赏你的工作和激情”，但他也很“注意一个事实，即你和那些同你共事的人相处非常困难。我相信，你的这种困难并非有意的”。他列举了很多条规则，希望普里布拉姆能够遵守。“如果你需要部门里的女生帮你做什么事情，要表现得好像你在请求一种特殊的恩惠，”富尔顿写道，“不要因为只是想让她们忙碌起来，而要求她们工作。”富尔顿还向普里布拉姆强调道，“如果你冲着小组里的那些饲养动物的小伙子、秘书、其他人大声说话，那么你会失去在部门里的地位。”而且富尔顿还告诉他，第二天早晨会有一位新的秘书加入实验室。“我觉得是你，而不是她在接受考察。”他写道。尽管如此，富尔顿在结尾还是送了普利布拉姆一条温暖的告诫，“希望额叶切除术项目能够取得成功。”

结果就是，普利布拉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没有激怒实验室里的秘书或饲养动物的小伙子或其他什么人。富尔顿写了这封信几个月之后，普利布拉姆搬到了哈特福德，在那里建立了自己的实验室，成为生活研究所的研究主任。他在哈特福德认识的这些人都是神经外科医生同行，这些人和他不一样，他们都是些受人喜欢的人。

1972年6月，外祖父邀请《哈特福德新闻报》（Hartford Cou-rant）的记者来他的办公室，进行深入的采访，这段采访成了三个系列的头版新闻的基础。瓦尔特·弗里曼在当时的一个月之前去世了，随着弗里曼的去世，全国最有激情的额叶切除术倡导者，也是最多产的额叶切除手术医生就成了我外祖父。采访的目的是宣扬额叶切除术的声誉，洗刷其污名。在大多数神经外科医生不再进行额叶切除术之后很久一段时间，我的外祖父还在继续给病人做这样的手术，这些病人从精神病到神经症都有，来自的地方从疯人院到他的私人诊所也都有。甚至从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再到70年代，他都一直继续，尽管手术的数量在显著地减少。

1970年，外祖父建立了精神医学手术国际学会（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Psychiatric Surgery）。学会由十几位志趣相同的额叶切除术医生组成，这个组织尝试着给这个广受污蔑的领域带来尊严。在一封名为《主席的信》（Letter from the President）的写给全体会员信中，谈到了将在伦敦举办学术会议，外祖父在信中强调了，重要的是寻找一些“科学家，而非手术医生来为我们发声，以便让全世界和我们自己相信，我们确实是一个专门由科学家组成的学会，而不是一帮只关注技术的手术医生”。外祖父一直为精神外科手术宣传，并没有什么经济动机，额叶切除术当时只是他所有手术工作中的一小部分，他的主要谋生工作和很多神经外科医生一样，都是对椎间盘的脊柱手术。而他的声誉也远不只来自于作为一名额叶切除术医生。他一直都是美国神经外科手术学会（American Academy of Neurological Surgery）的主席，也是世界神经学会联合会（World Federation of Neurological Societies）的名誉主席。他是耶鲁大学的神经外科学教授，也是哈特福德医院的神经外科主任，并且还有着其他的荣誉，包括在康涅狄格大学（University of Connecticut）也有着教职。在神经外科医生同行中，他的声誉无与伦比，而且也因他持续不断的对外交流而加强。我曾经聊过的一位神经外科医生回忆起，在冷战的高峰期拜访一位苏联的杰出神经外科医生时，那位医生的书桌后面挂了三幅肖像：弗拉基米尔·列宁（Vladimir Lenin）、伊万·巴甫洛夫（Ivan Pavlov）、威廉·比彻·斯科维尔。

因此，他并不需要邀请记者去他的办公室。但是他想这么做。他有些东西想说出来。他知道，精神外科手术在媒体上一直在遭受批判。

现在，外祖父告诉了《哈特福德新闻报》的记者，他想“展示出另一面”。

他一开始就揭露出氯丙嗪（Thorazine）和其他抗精神病药物在某些案例上可以取代额叶切除术，他也认识到，有很多心理问题超出了精神外科手术的处理范围。比如说，他认为，对于那些“基因性的精神病或是天生缺乏社会责任感的个案，以及对同类完全缺乏罪恶感或同情心的个案”，精神外科手术是无用的。他也怀疑对那些“被宠坏的孩子”以及“社会叛逆者”做手术是否有用。对于这些类型的人而言，他说，“他们绝不能做精神外科手术，因为他们并没有心理疾病，他们是在对糟糕的环境做出反应。”

然而，他也相信，精神外科手术在医疗技术的进步中仍然占有重要的地位。“我越来越觉得精神外科手术很重要，”他说，“我想知道，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人没有做这种手术。”他告诉记者，他每年都要做大约80例额叶切除术，而他最喜欢的方法仍旧是他十几年前发明的眼眶环切术。这次采访的三个月之前，一个女人在外祖父执行手术期间，因为脑溢血而去世了，但他仍然夸耀道，这是他导致的唯一一起与额叶切除术相关的事故。总的来说，他想象这种手术很安全且无害，尽管他也坦白，手术对个人的能力和欲望会有所损害。他的病人可以成为任何他们所希望成为的人，“甚至是一名脑外科医生。”尽管外祖父并不认为这种假设的额叶切除术神经外科医生会成为这个领域的领头者。

接着，他对记者说了自己的一些病人，一位名叫玛丽（Mary）的女人。她当时49岁，记者将她描述为“身材丰满、头发灰白”，而且“笑得很阳光”。她大部分的职业生涯是做一名秘书。几年之前，她开始极端地焦虑。“我曾经非常恐慌，担忧一些很小的事情，什么事情都担忧。”她说道。她说，这种恐惧发作会因为看到附近公寓的一扇开着的窗户而引起：“我知道有小孩儿住在那间公寓里，我很担心他会掉下来。”最终，她的丈夫送她去了生活研究所，她在那里住了十个月，接受了高强度的精神分析治疗、电击治疗以及其他疗法。

“精神病医生给了我一些希望和帮助，”玛丽说，“但那还不够。”

研究所的员工告诉玛丽的丈夫，额叶切除术是她最好的选择。很偶然，在《哈特福德新闻报》的采访期间，她丈夫也在场，之后的一篇新闻文章中描述了玛丽在“被提问的时候，是如何紧张，而需要丈夫来帮助回应的”。自玛丽做完手术后，三年过去了。

“我过去的感觉逐渐消失了，”玛丽说，“现在我觉得非常开心，一直都开心。”她提到，她之后继续当了一段时间秘书，“但是现在，我希望待在家里，所以我辞职了。”总的来说，玛丽给了额叶切除术，以及外祖父一个正面的评价。“手术让我意识到，生活是多么美好，”她说，“斯科维尔医生是世界上最好的医生！”

外祖父在采访中说的多少事情可以信任，这一点并不明确。但他说的某些事情不是真的。比如说，他说他在生活研究所的手术室里做了20例额叶切除术，这就是假的。我看过档案记录，里面说至少有46例，这些记录很可能并不完整。而他说的假话是因为欺骗还是疏忽，这一点就很难说了。

或许这种时候的模糊是生活走得太快而不可避免带来的结果，这种生活前进得太快，很少停下来反思你是从哪里出发的。也许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记者描述说，外祖父很“蔑视”那种缓慢治疗心理疾病的精神分析疗法。“没有人值得别人大费时间，”外祖父告诉记者，“我就喜欢快速的结果。”

之后那年，即1973年3月6日，参议院泰德·肯尼迪主持了一个小组委员会，听证精神外科手术在美国的现状。

肯尼迪称，这次会议是为了简要地评估当前的问题：“人类心灵的本质和功能吸引了科学家们几个世纪，”他说，“近年来，他们开始认识到，这正是行为的基础，他们发明了很多工具和技术来修正和控制心灵。有些人说，新的行为研究能够让我们认识到我们作为一个民族和一个个体的全部潜能。另外有些人相信，新技术对于我们宝贵的自由而言是一种威胁……生物医学的少数领域，正如我们今天听说的行为研究一样，一直保守争议。有些联邦的科学家请愿，要求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和美国国家精神卫生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 of Mental Health）拒绝资助精神外科研究。我们希望，今天的听证会能够让争论的双方都澄清观点，帮助我们这个社会理解并掌控这种新技术，而不是成为其受害者。”

那天中午，几个证人在委员会面前作证，大多数人对精神外科手术的态度都是中立或支持的。当肯尼迪问国家精神卫生研究主任，精神外科手术是否是一种有效的治疗方法时，主任是这样回答的：“您问我，是否认为这是一种对行为障碍的有效技术吗？我的答案是‘可能吧’。”

当一位来自密西西比大学（University of Mississippi）的神经外科医生被传唤作证时，他一开始就说了5例成功的额叶切除术，比如一位“自童年起就焦虑并有攻击性的24岁的男性……20年前做了精神外科手术。他的攻击性不再爆发，婚姻很美满，并且在工作岗位上监督着五个员工”。

其他人强调说，70年代的精神外科手术和十几年前的精神外科手术完全不同了，现代技术带来的伤害更小、更为精准，几乎很难再称为额叶切除术了。

之后彼得·布利金（Peter Breggin）站了出来。布利金是一位华盛顿特区的精神科医生，他出版了几本书和文章批判精神外科手术。在肯尼迪介绍完他之后，布利金说，“精神外科手术代表着我们所面临的未来的最大威胁，威胁着传统美国价值观，这种价值观是《独立宣言》（Declaration of the Independence）和《人权法案》（Bill of Rights）所催生的。这种极权主义寻求着对个体的社会控制，并且以生命、自由、追求幸福作为代价。它破坏了杰斐逊（Jefferson）的自明真理。我相信，这些人所做的事情，正是带给了我们一种新形式的极权主义……它为他们自己创造了一位掌控人类心灵和精神的精英。倘若美国陷入了极权主义，那么那位独裁者肯定是一位行为科学家，而秘密警察也会武装上额叶切除术和精神外科手术。”

布利金陈述完毕之后，肯尼迪开始问他问题。

肯尼迪：你认为所有的精神外科手术都是非法的吗？

布利金：是的。在我看来，这并不是一种医学技术，而只是一种用来惩罚犯罪的毁灭性武器。医生使用执行这种技术，并不代表它就是一种医学技术。这是纽伦堡（Nuremberg）会议上确定的观点。

肯尼迪：在你看来，政府应该禁止精神外科手术吗？

布利金：是的，绝对是的。我认为它会带来暴行，纽伦堡会议上定义的暴行。关于额叶切除术和精神外科手术，让我来谈谈当下发生的事情……精神外科学会（Association of Psychosurger-y）的主席威廉·斯科维尔就是一名额叶切除术医生。参议员，不要相信他们今天告诉你额叶切除术已经消失的话。如今，全国还有很多地方在做额叶切除术。

先前，在一篇提交给国会的报道中，布利金就描述我外祖父说，他已经“取代了瓦尔特·弗里曼，成了全国支持额叶切除术和精神外科手术的倡导者”。如今，在参议院里，布利金给我外祖父所倡导的医学技术这幅空白图片增添了色彩，将之描述为一种“有永久破坏性的手术”，这种手术会摧毁“精神和情绪反应”。布利金强调，哈特福德和哈特福德医院是精神外科手术的重要中心，尽管他警告说，全国几乎每一座城市都有至少一位活跃的额叶切除术医生。布利金说了几分钟之后，肯尼迪显得失去了耐心。

肯尼迪：医生，你有没有想过，他们可能是对的，而你错了？

布利金：参议院，我能够做的就是……

肯尼迪：我知道，你很熟悉医学历史上的其他案例：塞麦尔维（Sem-melweis）医生看到由于手术细菌感染导致的出生缺陷，他被流放了，结果证明他是对的。莫顿（Morton）医生也被流放了，因为他相信乙醚。他是对的。哥白尼（Copernicus）认为地球并非宇宙中心。而他也受过苦。如今，为什么你认为你是对的，而他们是错的？

布利金开始胡言乱语，被肯尼迪那讽刺的提问打乱了阵脚。他告诉肯尼迪，他自己更像是这些医学上的标新立异者。肯尼迪所提及的不仅仅是额叶切除术。他指出，那些额叶切除术医生在医学界都有很高的地位。

“反精神外科手术的人更像是上火刑柱的人，”布利金说，“而不是那些精神外科医生。”

布利金之后说完了证词。听证会之后，肯尼迪赞助了一笔钱，创建了一个国家委员会，来调查精神外科手术是否应该在美国继续被准许。

1984年2月25日，我外祖父和他第二任妻子海琳（Helene）从他们在康涅狄格州发明顿（Farmington）的家里，出发去参加他妹夫在宾夕法尼亚州新希望镇（New Hope）举办的生日聚会。

他当时已经77岁了，仍然是一位执业的神经外科医生，也许是全国最老的神经外科医生。他没有想过停下，他曾经写道，他没想过停下，直到上帝或某人打倒了他，尽管年龄使得他的技术有所下滑。在之前的几年，他和哈特福德医院的管理者之间关系紧张。他们都担心他会犯错误，担心这错误所导致的结果。不久之前，他在手术室里做手术，处理病人的脊柱，他靠着切口，用他定制的工具移开脂肪和肌肉层。随后，他停下了，瞟了一下护士。

“哪一边是头部？”他问道。没有人确定他是否在开玩笑。

神经外科的主任当时是一位名叫詹姆斯·科里亚斯（James Col-lias）的年轻神经外科医生，外祖父在20年前聘用了他。医院把科里亚斯放到这样一个尴尬的职位上，试着通过他加强对其导师、前任老板所犯错误的监督，并限制他所执行的手术的数量和种类。科里亚斯和外祖父有过一系列的会面，之后科里亚斯给我外祖父写了一封信，信头上印着哈特福德医院的新准则：

1.手术权仅限于椎间盘和腕管手术，没有例外。

2.每天只允许安排一个有选择性的手术案例，只能在规定的手术时间执行。

3.下午5点之后，不得安排有选择性的手术。

4.在任何时间，没有神经外科员工或助手的情况下，不得执行任何手术。

5.对于一切需要在晚间（下午5点之后）、周末（周六和周日）、节假日进行手术的急诊案例（包括安排的手术的并发症），都交给待命的神经外科主治医生。

6.不允许在星期六安排有选择性的手术。

7.这些限制将会由科室主任定期查阅，他能在任何时间自由增加、删减、修改这些准则。威廉·斯科维尔违反以上任何一条准则，将会立即取消他的手术权。

外祖父同意了所有限制准则，尽管最终科里亚斯发现，他偷偷在附近的另一家医院获得了全部的神经外科手术权，以便能继续做脑手术。

1984年，他是否还在做额叶切除术，这一点并不清楚。国际精神外科学会在一年之前解散了，但这很大程度是因为外祖父已经不需要它的支持了。1977年，肯尼迪在1973年的参议院听证会上建立的国家生物医学和行为研究的国家保护委员会（National Commission for the Protection of Human Subjects of Biomedical and Behavioral Research）完成了其报告。报告并不像布利金和其他积极分子所希望的那样，宣布精神外科手术应该被禁止，反而经委员会“全体一致决定，在当下环境下，精神外科手术可以适当地执行”，而且“精神外科手术不应该被禁止”。委员会得出这个结论的最重要的原因，就是由麻省理工所带领的一项政府资助的研究，这项研究调查了数百名接受额叶切除术的病人，试图找出“这些手术所带来的副作用”。这是麻省理工所主导的最大的一次调查，其在委员会的要求下进展很快，委员会接受了其研究结果。这些结果让很多人都感到震惊。在仔细检查这些额叶切除术病人的“神经和精神后遗症”后，麻省理工的研究员并没有发现这种干预手段的“任何明显代价”。

很巧的是，麻省理工的文章的主要作者之一就是苏珊·科金。

精神外科手术的未来是什么样的，这一点并不确定，尽管似乎很清楚的是，新一代精神外科医生能够聚焦到更为有选择性的损伤，并且对大脑加以最小化的电刺激。在很多方面，这都是我外祖父在1953年的论文《人类的边缘叶》（The Limbic Lobe in Man）的预言的实现，他在这篇文章中首次提到病人H.M.。在文章结尾，他推测，“或许在未来，神经外科医生们能直接对下丘脑进行电刺激治疗，这样一来，就能让精神分析降格到它所本应待着的科学边缘了。”

尽管外祖父很少沉浸在反思当中，但在他事业晚年，他肯定也感到满足，他倾注了一生心血的学科以某种形式在继续发展。瓦尔特·弗里曼和外祖父开创的那种精神外科手术几乎已经消失了，但对心灵的手术还在继续进化。

另一方面，外祖父的个人生活和十几年前没有什么差别。他仍然喜欢做手术，而且尽可能花很多时间去做，即便他的技术退步，而且限制准则成堆。他一直都善于违反规则，而且非常享受走在边缘的感觉。外祖母抚养的孩子都已经长大了，开始过上自己的成年生活，而他也和他第二任妻子组建了新的家庭，他把他们的孩子送到了他在耶鲁大学的生物学班级里，他写道，自己当下的兴趣点就在“我那比我孙子还年轻的新孩子”身上。他仍旧喜欢跑车。事实上，两周前，他给他儿子巴雷特写了一封信，让他帮忙问问一辆欧洲跑车的情况。巴雷特住在法兰克福（Frankfurt），在当地的一个制药公司工作。

“让你帮我调查车辆信息这事弄得我很紧张，”他写道，“自我们上次谈话之后，我的兴趣大大增加了，我尽量不让自己去想它。我一辈子都在梦想有一辆好车。”他列出了他最感兴趣的一些车，包括宝马M635CSi、保时捷卡宴（带可拆卸式车顶的）、带扁平轮胎的保时捷944.他给了巴雷特一些德国名字，这些人可能可以加速出口进程，并且在信的结尾还写了一句急迫的请求：“你能把这个问题当作你最优先解决的问题吗，因为我梦想着在我死之前能够再有一辆跑车。”

外祖父最终没有得到他梦想中的跑车。在他去妹夫的生日聚会的路上，他走错了出口，停下了他为这次旅途选择的车（一辆相对沉稳的本田序曲），开始倒回新泽西收费站，往岔路口倒着车。

他的车被另一辆车撞了。他的妻子受伤不严重，但他当场死亡。

1968年，布伦达·米尔纳和苏珊·科金合作了一篇文章，名为《对海马遗忘综合征的进一步分析：对H.M.的14年追踪研究》（Further Analysis of the Hippocampal Amnesic Syndrome:14Year Follow-Up Study of H.M.)。文章谈论了当亨利在做一些新测试时，所表现的细节，比如他做了一个名为《戈兰不完整图片测试》（Gollin Incomplete Pictures Test）的测验，测验要求他试着辨认出某件物体的图像，即使图像是不完整的。比如说，他会看到一张飞机的图像，只有机翼、机身、机尾的一些模糊轮廓。如果他无法辨认出来，他就会被展示以同样图片的另一个版本，只是这一次的图片变得更为完整了。每张图片都有五个版本，最后一个版本是完整的。和期待的一样，第一次接受测试时，亨利的表现和非遗忘症控制组的表现一样。“这个结果进一步证明了，H.M.的感知觉能力几乎未受影响，”米尔纳和科金写道。当她们一个小时之后再次给亨利做这个测试时，他的表现有所进步，但不像正常有记忆的人那样进步那么多。“第一次接受测试时，”她们总结道，“H.M.的表现几乎和控制组没有差别，但是在重测中，他的进步明显比控制组要小。”

这是米尔纳写的最后一篇有关H.M.的文章。当时，她的兴趣已经转向了其他病例和其他神经心理学难题。多年之后，在我与米尔纳的一次谈话中，她这样描述她与科金的关系：“我已经得到了所有我需要的认可。我获了奖，得到了很多。我一生不止研究了H.M.。因此，你知道的，我希望也有很好的发展……不可否认我确实在H.M.身上完成了基础的工作，而且她是我的学生。”米尔纳又补充了一点她的看法，“科金是一位能干、谨慎、认真的科学家，但不是非常有创造力。我觉得她自己也会承认这一点。我也有一些其他更有创造力的学生，但是没有比她更专注的了。”

从科学的角度来讲，1968年的论文并没有特别启发之处。正如之后十几年中大多数科金与亨利的工作一样，这篇论文提炼了米尔纳早年的开创性发现，而自身并没有什么突破。然而，这篇论文在关于亨利是如何体验这个世界方面，有个单一的突破性描述。

“每一天都是独自一人，”他说道。“不论我有什么样的快乐，也不论我有什么样的悲伤。”

每日。

每周。

每月。

每年。

它们留下了痕迹，有的很淡，有的很重。

它们都沉积了下来。

它们编入了我们的心灵里，成了一系列的因果链。

它们变成了故事。

最后，这就是亨利和我们之间的不同：亨利不再能留在当下，不再能产生新的记忆，这也意味着他不再能讲述甚至理解故事，至少不能理解那些持续不止几个月的故事。

我们可以。

我们可以做到的还不止这些。

我们可以改变故事。

有时候，你发现某些事情正在无法挽回地改变，你对过去的理解，加上新的视角，就会开始质疑过去的理解。

这种改变在一座疯人院的文档中、在科学家的办公室中、在图书馆的地下层中发生着。

或者说，当你坐在一位老人家里的脚凳上，听着他回忆起你外祖父的某些印象，这些改变也会发生。

有时候，你所以为你了解的一切，你所以为你讲述的故事，几个词就能改变这些。

“每个人都很喜欢比尔，”卡尔·普利布拉姆说道，“他是个受人喜欢的人。但是……”

他停顿了。

“我觉得，给自己的妻子做精神外科手术的人值得怀疑。因此，我对这一点的看法有所保留。”

他告诉了我他所知道的，或至少他能记得的。

他觉得，那次手术应该发生在1950年左右，那种手术正是眼眶环切术，更准确地说，是我外祖父发明的一种伤害不那么大的额叶切除术。手术是在哈特福德医院执行的，而不是在生活研究所做的，普利布拉姆认为，这部分是因为，自己是生活研究所的研究领导，他已经表达了对这个计划的伦理限制。

在我的采访过程中，凯瑟琳·内维尔和全职看护人马琳（Mar-lene）都一直坐在我旁边，她们都告诉我，她们记得，卡尔曾告诉过她们，自己有一位精神外科同事，他给自己的妻子做过手术。

“我之前不知道那就是你外祖父。”内维尔说道。

我坐在那里，钢笔停住了，头脑在飞速运转。这有可能吗？我回想过去的那段历史。我外祖父给上百位有着和我祖母同样症状的女人做过手术，为什么他不会给自己的妻子做同样的事情？倘若他相信着自己所做的事情，倘若他觉得自己能有所帮助。

但是，他能一直保守秘密吗？

我还记得，当我还是个孩子时，在一次感恩节晚餐上，外祖父坐在桌子的主位上，他的第二任妻子坐在旁边，而我外祖母沉默地坐在远处。我很难知道我外祖母当时的疾病。那不是一个家庭能直接讨论的话题。直到我青年的时候，我才了解到了一些信息片段：我知道尼尼曾经疯掉过，她一直在吃氯丙嗪来治疗其症状。尽管如此，直到我着手写这本书时，我才了解到某些真实而沉重的细节。我所揭露的内容不仅让我非常震惊，而且让我母亲也很惊讶，我母亲对于外祖母的疾病和治疗的了解，几乎和我差不多。外祖父一开始就对他妻子疾病的细节保密。外祖母疯掉之后，外祖父写给他父母的第一封信就以一个请求结尾：“请不要把这些告诉任何人——甚至不要告诉爱丽丝（Alice）阿姨（除非你能确保，她不会和切尼斯家说）。”切尼斯家是我外祖母隔壁的一户人家。

但是，这个秘密怎么会保守得如此之深，以至于超出我的想象？

我知道一些先例。疯狂一直都是一种污点，很多住院的情况都会被隐瞒起来。有些家庭很善于将整个生活都隐瞒起来：1973年，当泰德·肯尼迪参议员主持精神外科手术听证会时，还有一个没有公开的事情，即肯尼迪的妹妹罗丝玛丽（Rosemary）在30多年前，也就是1941年，也接受了瓦尔特·弗里曼和詹姆斯·瓦茨的额叶切除术。罗丝玛丽的手术失败了，她直到去世都住在研究所里，深受伤害。

我也知道，额叶切除术的病人并不会记得做过手术，当被问起时，他们也会否认接受过手术。倘若外祖父真的给外祖母做过手术，她可能都不知道。她的大脑可能带着这个伤口，但她的心灵却全然不知。

“那是一个完全不同的时代，”普利布拉姆说道，“他做了当时他觉得没问题的事情：他给他妻子做了额叶切除术。而她变得更加温顺了。他成功地得到了他想要的——一位温顺的妻子。”

几个月后，我试图证实普利布拉姆告诉我的事情。我去寻找证明事情发生过的证据，或是事情没有发生过的证据。我什么都没有得到。外祖母的医疗记录不存在了，她的尸体已经下葬了。我询问的人们要么不知道，要么不告诉我。我盯着那些老家庭照片，试着认出浅淡的伤疤。当然，我告诉了我母亲，这也让她震惊了。我母亲说，如果外祖父做了这种事，那么他肯定也是出于好心。我告诉了丹尼斯·斯宾塞，他是外祖父的前住院医生，之后成了耶鲁大学神经外科的领头人。

“我从没有听说过，”他说，“但这并不让我觉得惊讶。这听起来像是比尔会做的事情。”

我能够确定的事情是这些：外祖母并不是一位温顺的妻子。至少，普利布拉姆在这一点上错了。

不论如何，不论她疯掉之前发生了什么，不论之后又发生了什么。她接受了电击治疗、水疗、发热室治疗、氯丙嗪治疗，还有手术治疗吗？

不论他们在生活研究所里对外祖母做了什么，不论那又多糟糕，不论他们拿走了什么：留下的都很强烈。

1957年，也就是外祖父和布伦达·米尔纳发表他们关于亨利论文的同一年，外祖母去了内华达州（Nevada）的里诺（Reno）。她走进了当地一家店铺，这家店铺专办快捷、无矛盾的离婚业务。她填写了他们给她的所有表格。那个工作人员赚了她的便宜，告诉她，留下结婚戒指是个会带来好运的习俗，让她把戒指放到柜台后面的箱子里，她那么做了，尽管她本可以卖掉戒指换点钱。但是，也许这是值得的，丢掉它然后离开。

她离开了外祖父，自己搬到了纽约城。

当时，她的孩子都已经去上大学了。

她从头开始。

她在上东城（Upper East Side）买了一间公寓，找到了一份工作，在一家广告公司当助手。最终她获得了矫正阅读的硕士学位，并且在一所学校教那些有特殊需要的孩子。

她的孩子都已经长大了，并且有了自己的孩子。她是一位很好的外祖母。我还记得，我12岁时去了一次纽约，我求她带我去看阿诺德·施瓦辛格（Arnold Schwarzenegger）的新片《独闯龙潭》（Com-m and o），因为这是一部R级电影，我没法自己一个人去看。她并不喜欢这部电影，但是她去了。我记得，她靠过来问我，施瓦辛格的肌肉是不是真的。

在工作之余，外祖母在一个叫做灯塔（Light House）的组织里当志愿者，她在那里给盲人读书，那些盲人所丧失的东西，对我们其他人来说都是清晰可见的。

我们丧失的有些东西则更加微妙、更加隐秘、更加秘密。

而我们的力量也是如此。

31

身后之事

苏珊·科金的办公室，位于麻省理工学院脑与认知科学大楼的五层，这栋楼于2006年开放使用，花费了1.75亿美元。这座建筑是麻省理工学院近年来大兴土木的一个部分。在它右边的街对面是弗兰克·盖里（Frank Gehry）所设计的史塔特科技中心（Stata Center），里面进行了很多人工智能研究。大脑与认知科学大楼颇有一种现代公司总部的感觉，更像是一家互联网公司。楼里面那闪闪发光的金属物件和抛过光的大理石相得益彰，给人一种娱乐的感觉，很容易让人联想到五楼阳台上的桌上足球设施，并且在阳台上还能俯瞰楼下的庭院。楼内四处都挂着高清电视，播送着每天的学术讲座和研讨会。这个建筑群中的各个独立建筑，都是由几家建筑公司通力参与设计的，这几家公司在网络上声称，这是一种“协同设计的典范，而这种设计旨在激发未来的合作”。其中许多实验室都有挨着走廊的玻璃幕墙，所有路过的人都可以看到里面正在工作的研究者们，他们蜷缩在各自的试管和笔记本电脑前，无一例外地在追求着自己独有的秘密。

科金的办公室就在长长的红色走廊的尽头。办公室其实是一间套房，里面有带办公桌的前厅、有衣帽间，而书架上堆满了各种科学杂志的最新期刊。我穿过了前厅，来到后边那间比较宽敞的办公室。我坐在一张小圆桌旁，科金就坐在我对面，还从玻璃碗里拿了一颗法国巧克力给我。此时的她正在与一场严重的疾病做斗争，身体十分虚弱。她的狗特鲁珀（Trooper）从狗床上站起来，踱步出去到了外面那个房间。科金让我确认一下通往走廊的大门是否关好了。她跟我说，特鲁珀有一次跑出了办公室，下了五层楼一直跑到大楼外面的街上。而她所能做的，也只是让人帮她看看大厅的门是不是打开了。

“这是麻省理工学院，这里的人要比你想象的还要聪明。”科金说。

这是我们第二次会面了。第一次发生在一个星期以前。她在同意接受采访之前，已经多次拒绝了我的采访请求，因此，我非常希望能有机会将我设想好的访谈一举完成。在第一次采访中，我们约定的会面时间是下午1点，科金迟了几分钟才出现，而大概到1点50分的时候，就有个人把头伸进来提醒科金，说他们在两点还有个会议。我自然希望争取更多的时间，因为第一次会面进行到尾声的时候，我都还没有机会去了解科金在哈特福德的童年，以及她年轻时在麦吉尔和麻省理工的工作经历。这一系列问题并没什么难以启齿的，但是她的回答却都非常简略，她一直在用一种非常临床且十分冷静的方式在回应，提供着极少的信息，即使是在论及她人生中的主要里程碑事件时也是如此。当我问她，是否能够描述她第一次见到亨利时的一些细节，从而让我能够设想出那个场景，即她第一次遇到那个定义了她职业生涯的人，但科金是这样回应的：

没有什么细节。不过这也不奇怪。因为你所要求的是一个情景记忆，而情景记忆通常不会持续很长时间，不管是在什么情况下。当然我很肯定也有例外，你知道，比如说当你问及一个被强奸了的人时，她会记得事件的所有细微情节。但是这类非常情绪化的记忆，很可能会不断地重现。这些记忆会不断在心理上排演，而变得语义化。因此我并不记得第一次与亨利握手时是怎样的状况，若是我说出来了，大概也是一种虚构的情节而非事实。

我并不确定我是否还有跟她再次交谈的机会，因此，我询问了她一些关于病人H.M.的文献，譬如说亨利的详细测试数据、他的大脑捐赠事宜、一些尚未公之于众的访谈资料，以及我外祖父的原始手术报告。总之我希望她能够让我看看。她说了一大串的原因，这让我感到这件事希望渺茫，她说她不确定完备的文件放在哪儿，而且她在分享任何东西之前，都必须跟麻省理工学院的律师以及她的学术代理人进行确认。况且，向一个我这样的外行提供未经筛选的研究数据，也会让她感到很不舒服。

“我的意思是，你并不是一个心理学家，”她说，“对于处理或解释这些测试，你并没有经受过专业的训练。所以你会误解一些东西，这就很危险了。”

我决定与她进行第二次会面，一次不同于之前的会面。我事先就知道自己可能没有太多的时间，就直接跳到了最迫切想知道的问题。其中一些，自然有关于雅各布·安内瑟。我听说过，在科金和安内瑟之间爆发过一场巨大冲突，我很想知道科金这一方会如何解释这场冲突。当我提及安内瑟的名字时，科金的表情从往常那种波澜不惊，明显变得有点不悦，仿佛刚刚尝了什么难吃的东西。

“他在技术上非常厉害。”她说道，“他手艺高超，的确是一个高水平的技术人员。”然后，我提到了安内瑟主持对亨利大脑进行切片的那段时间，科金说，“在这一点上我还是很信任他的。我们还是朋友。我认为这是一次具有合法性，也有诚意的合作……他提前为大脑准备了各种前沿的设备，以及冰箱、备用急冻装置和警报系统。”

我随即问出了那个显而易见的问题：那么发生了什么事，使得科金不再对信任安内瑟呢？

“我不会跟你说一个字的。”她说。

“只字不提吗？”我说，“因为我想……”

科金打断了我。

“你就是在想所有人之所想。”她笑了出来，“而《纽约时报》会渴望这个故事。”

可有趣的是，《纽约时报》事实上已然得到了这个故事。只是他们没意识到而已。科金和安内瑟的关系第一次出现裂痕时，安内瑟这一方的说辞，就记载在了《纽约时报》上一个毫不起眼的小版面上。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呢？2009年12月22日，《纽约时报》在其科学版的封面上刊登了一篇文章，名为《切片，建立起大脑的搜索引擎》（Building a Search Engine of the Brain,Slice by Slice）。这篇文章的内容是关于由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UCSD）的大脑观测所，通过数字化和组织学方法，对亨利大脑进行保存和归档的项目的。有位记者前往圣地亚哥，报道了那次切片的过程，并且他的撰文有着翔实的内容和触动心弦的文笔。他一度描述了刀片如何深深切入那些包裹着亨利大脑的乳白色冷冻明胶，让大脑越来越大面积地展示出来，显现出来的大脑可见部分，就那样“一片一片出现，像是奶油色地毯上流淌的粉色玫瑰酒”。

安内瑟和他的实验室自然是那篇文章的中心，不过科金也到圣地亚哥见证了那次切片，而且那篇报道还有几处提到了科金。在第六段，出现了以下几行：

这次解剖标志着一种全盛时期，一方面是关于H.M.那受人瞩目的一生，以及为了这一刻而做出的一年多的准备。那是由一位名叫苏珊·科金的麻省理工学院的研究者所精心策划的，在莫莱森先生生命的最后50年，她都一直与他一起工作。

安内瑟非常喜欢这篇文章，但这一段让他有点摸不着头脑。说实话，这段话击中了他的内心深处，他并非一个迷失了自我的人。安内瑟清楚地意识到，科金的确在那天所发生的一切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没有科金的话，安内瑟绝不能在第一时间获取亨利的大脑，并且开展工作。但若是说，在过去的一年多里，她“精心策划”了那场对亨利所进行的48小时现场直播解剖（而且，这次解剖无疑代表着安内瑟自己的事业巅峰），那就有失公允了。一年前，在波士顿洛根机场的捷蓝航空登机口前，在那些电视台摄像机面前，科金将亨利的大脑递给了安内瑟。而实际上，从那以后她就再也没有参与过这些事情。在之后的一年里，安内瑟偶尔会收到她的电子邮件，不过他一直是依靠自己的设备来运营他的团队，并且申请立项资金来获取相关设备。事实上，安内瑟前所未有地努力工作，只为了确保切片工作能够顺利完成，为了给将来的进一步研究奠定基础，而苏珊·科金几乎没有出什么力气。

安内瑟向那位《纽约时报》的记者写了一封电邮。他运用娴熟的外交辞令，提出了对文章中那几行的疑问。他并不想轻视苏珊·科金在项目中扮演的角色，只是觉得这篇文章实在是太过夸张。“我是这样想的，”安内瑟写道，“苏珊撰写的是莫莱森的个人与科学传记，在大脑观测所，我们则是撰写解剖学的部分。2010年，我们会选一天来交换意见，去推翻记忆研究者的观点！”安内瑟不想有那种在科金背后做什么手脚的感觉，因此他点下发送键之前，还抄送给了科金一份。第二天，《纽约时报》的在线版本发生了一个小小的变化。

那一行文字重新变成了这样：“那次解剖标志着H.M.那受人瞩目的一生的最高峰，而他的一生是由一位叫做苏珊·科金的麻省理工学院记忆研究者所记录的，莫莱森先生生命的最后50年里，科金一直同他一起工作。”

这样一个微妙的变化，你可能需要一遍又一遍地阅读这两个版本，才能注意到，说科金“精心策划”了这次解剖的那个句子已经不复存在了。当时安内瑟对这个改动很满意，不过后来回想起来，他认为那个微小的调整就是两所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和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之后争夺监护权大战的其中一个导火索，他们争夺着一个著名的人类大脑。跟所有的监护权争夺事件一样，这一起也有着胜败双方之分，而其中的败方就是安内瑟的职业生涯，或者最起码说，他自己所认为的职业生涯。

如何来描述一段关系的消亡呢？

就苏珊·科金与雅各布·安内瑟来说，这很可能始于一个微小而无声的抱怨，这个抱怨慢慢地溃烂、扩散，最终成了更加糟糕的事情。

安内瑟在切片以后仍然和科金保持着联络，他会寄送给科金最新款的卡拉·苏（Cara Sue）包包，然后接收到她用黑莓手机回复的表情符号。至少表面上看，事情似乎跟从前没什么差别。到切片五个月之后的2010年4月，科金让安内瑟将亨利切片后的大脑拍成照片全部发给她。这些照片都是在切片过程中所拍摄的高分辨率照片，当时，切片机上安装了一个相机，相机记录下了每一片大脑切下来的过程。科金解释说，一位来自波士顿的马蒂诺成像中心（亨利曾在那里接受过核磁共振扫描），名叫简·奥古斯蒂娜（Jean Augustinack）的年轻博士后想要这些影像，因为她想要写一篇文章来分析亨利病变的解剖学意义。

安内瑟并不确定该怎么做。这个切片表面图像的数据库是他对亨利大脑进行工作的第一个产物，这代表着他数千个小时的辛勤劳动，更别说近75万美元的巨额投资。他的计划一直是将这个切片表面图像公之于众，让所有人都能使用，不过他打算先基于这些图像写一篇自己的论文。同新闻界一样，在科学界，最新资讯被挖走一样会使人极度恐慌。让安内瑟在发表论文的绝佳机会面前，拱手让出他自己的数据，这实在让他难以接受。

往来了几封邮件以后，安内瑟打电话给科金讨论这件事，试图重新规划一下接下来如何做。但是，他接收到的，却是科金态度极其恶劣的回应，科金表示，安内瑟在圣地亚哥所产出的一切数据都应属于麻省理工学院和麻省总医院，而非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因此，安内瑟必须将这些切片表面影像及时交出来，包括所有的神经病理学检验材料。而他却对科金的要求产生了迟疑，因为这种要求很可能会终结掉他的事业。科金也让安内瑟意识到，在科金看来，安内瑟并没有“神经解剖学的能力”。他自己没有能力对亨利的病变进行有效的分析，科金还提到，在一些关于安内瑟对亨利大脑进行工作的新闻报道中，他对科金的角色进行了刻意地淡化。

在此之前，安内瑟都觉得他的实验室和科金的团队应该是平等的合作伙伴，应该互相尊重地联结起来。而此时，他忽然清楚地感觉到自己错了，这种尊重并不是相互的。

电话联络过后，安内瑟向科金发了一封邮件，在信中，安内瑟强硬地捍卫自己的能力，并强调自己“有责任去定义我的实验室产出数据的最适宜用途，以及将其公之于众的时机……我们具备探析这些复杂数据的专业知识，我的计划是，一旦我的工作完成，就将分析的结果分享出来”。他还补充道，自己十分愿意与科金对一些成果性的论文进行合作，他希望彼此能够“一贯地在内容、解释以及作者名单的设定上达成共识”。至于记者们在媒体报道中对安内瑟的描绘，他对科金表示，他自始至终都非常赞赏她与H.M.的工作。包括她的前瞻性，若是她“介意任何我在观点、方法或者任何与项目有关的科学上，做了无功受禄的行为，都希望你开诚布公地告诉我”。他用一个恳切的和解的请求作为了结束语：“我希望这可以清楚地表达了我的科学和学术原则，以及你对我和我团队的一切期许。如果这种有潜力而卓有成效的合作因为一些误会而失去平衡，那是非常耻辱的。因此，我希望这一切都可以避免。而且显而易见的是，我和我实验室，对这个项目有着绝对第一的热情。”

科金和安内瑟都将参加在2010年11月下旬于圣地亚哥会展中心举行的神经科学学会会议。到了10月底，安内瑟还应科金的要求发给她了一些主题演讲所需要的图片。安内瑟还给了她一个U盘，里面包含了亨利内侧颞叶地带的表面影像。不过，他并没有将完整的切片表面影像，以及神经病理学检验的材料发过去。与此同时，安内瑟和他的同事仍然在大脑观测所继续着与亨利相关的工作，比如处理切片、建立大脑的三维数字模型、开发关于网络大脑图谱的软件。安内瑟知道，他和科金之间有着难以化解的芥蒂，但他选择将其抛之脑后，希望自己能够找到一个缓和的办法来化解这件事。

不过他们的这段关系已然结束了。只是安内瑟还没意识到而已。

2011年7月，安内瑟在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所在学院的领导威廉·布拉德利（William Bradley）收到了科金的一位名叫布鲁斯·罗森（Bruce Rosen）的同事的电子邮件。他供职于麻省总医院的马蒂诺生物成像中心。电子邮件抄送给了科金和她在麻省理工学院以及麻省总医院的同事们，而安内瑟则被排除在外。

“我想与你们建立友好的联系，并且我想恳求你们的帮助，处理一个潜在的问题，即雅各布·安内瑟与麻省总医院以及麻省理工学院的研究团队之间的问题。这个研究团队由苏珊·科金领导，她参与H.M.的研究工作已经近50年了。”这是罗森邮件的开头。他不仅抱怨了安内瑟拒绝他们获取“长远分析所需要的核心数据”，他还强调“已经有数篇有关这个大脑的社论发表，但这些文章却只字未提这个大脑的捐赠者以及捐赠方对这个研究的参与。这些当然导致了这种不利情形的发酵，甚至超越了科学的范围……至少可以说，这里的人都感到十分失望，甚至商议着要用法律行动拿回大脑”。他要求布拉德利告诉安内瑟，“带着大脑叛逃，并不是什么明智的做法。”然后他发出了一个相当明确的威胁：“我深感担心，”他写道，“我们可能具备更好的神经病理学知识来处理这颗大脑。不过我希望是我错了，这仅仅是一位年轻而没有受过专业指导的科学家，还未理解到这一系列行为将对他的科研生涯造成多大的损害而已。”

布拉德利回答说：“我想，我们只是沟通有碍，并不是雅各布带着物品叛逃了。我并没有看到任何证据，因为他的确还一直在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但我确实应该让他做出回应。我想这一切都会解决的。”

罗森在给布拉德利的回信中，又重申了科金与她的团队“为了让他归还数据以及大脑，已经努力了一年多了”。并且，他们有着“非常明确的预期”。他还提醒布拉德利，他们的团队“正在展开法律行动，因为大脑在法理上是属于麻省总医院的，不过我相信，您将督促他做出正确的选择。我认为若是H.M.这种著名历史人物成为法律纠纷的对象，各方都会非常尴尬。”

2013年3月，在纽约举行的峰会中，各方就亨利大脑控制权所产生的冲突进行了谈判。会议在位于第五大道的西蒙基金会（Simons Foundation）总部的八楼会议厅举办，由杰拉德·菲斯巴赫（Gerald Fischbach），也就是西蒙基金会的生命科学负责人主持。这个基金会被选为这场冲突的主持方，原因之一是这个基金会是一个中立的团体，在各大私人或公共科学基金会中，这个基金会是为数不多的没有对亨利研究进行资助的团体。安内瑟和科金都出席了会议，同时露面的还有德纳基金会（Dana Foundation）的主席，这个市值2.4亿的机构，资助过H.M.过世后的大脑研究。出席的人员还有诸多来自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麻省理工学院以及麻省总医院的研究者和理事人员，不过他们的重点显然是放在了安内瑟和科金之间的不和上面。自罗森一年前收到电子邮件之后，情形并没有什么好转。事实上，他们的协商完全失败了。安内瑟和他在大脑观测所的同事们仍旧在继续工作，他们基于切片表面图像建立了亨利的大脑三维模型，还对这次切片进行了第一次术后检测。安内瑟还撰写并提交了一篇基于其相关工作的论文，刊登在一本叫做《自然通讯》（Nature Communications）的杂志上。到底是否应该保留科金所要求的切片表面成像，以及必要的组织样本还有待讨论（解决这些数据的所有权，是这次会议的一项关键流程），但安内瑟尚未和科金及其同事商议，就撰写和发表论文的行为，至少这一点就违反了学术礼仪。论文被提交给了四个同行评议者。其中三个评议者都给出了正面的回应。而第四个审稿人是苏珊·科金。她收到了这篇文章不久之后，这次纽约会议就开办了。

在会议的前一周，麻省理工学院向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的管理层发送了一封官方信函，正式要求他们将亨利大脑的全部2401块切片交给麻省理工学院的代表，他们会将之带到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Davis），收入其心理研究所的大脑银行中。这个心理研究所由大卫·阿马拉尔（David Amaral）负责管理，他是科金的前同事。阿马拉尔出席了纽约的会议。神经病理学家马修·弗劳斯也出席了这次会议，他曾经与安内瑟一起负责抽离亨利的大脑。同时还有麻省总医院的研究者简·奥古斯蒂娜也出席了会议，她在努力写一些以针对亨利死后的大脑进行神经解剖学分析为基础的论文。

菲斯巴赫宣布会议开始以后，安内瑟进行了开场发言，他告知会务组，自己希望他们能够尽快起草一份适宜的材料转让协议，来解决这次争端。材料转让协议是一种合法性合同。一些重要的生物标本在机构之间转让时，通常会需要这种合同。合同能够确定转让的永久性或临时性，同时也会对所有权进行定义。当科金将亨利的大脑交给安内瑟时，并没有起草转让协议。科金只是在四年前，在捷蓝航空的登机口前，将装着大脑的冷却器交给了安内瑟，这当中并没有任何书面文件。安内瑟在此告知组委会，他并不关心亨利的大脑最终安身何处，不过他想要确保，自己的实验室无论如何要获得公平与信用，还有对他们所投入的时间、金钱与劳力的肯定，并且他们所深陷的冲突不能对他的名声造成损害。

“我从来没有觉得，我拥有着这个大脑，”安内瑟说道。似乎在那一刻，亨利大脑的最终归属问题（无论是留在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的安内瑟那儿，还是如麻省理工的要求，移送到戴维斯的大卫·阿马拉尔那里）可能会很快得到解决。

“那你接下来如何安排呢？”会议主席杰拉德·菲斯巴赫问道，“如果这块组织的最终所在并不重要的话。你现在要做出决定吗？或者由委员会决定？”

此刻科金打断道，“这不该由组委会决定。”她说，“因为这应该由大脑组织的所有者来决定。也就是麻省总医院和麻省理工学院。我们的决定是，想要把大脑交送到大卫的实验室。”

“你是如何定义自己拥有这块组织的？”主席发问道。

“我们有一份大脑的捐赠证明。”科金说道。

她接着提交了一份证明的副本，那是托马斯·穆尼在1992年12月19日签署的，在一个月之前他成了亨利的监护人。

会议持续了两个半小时，并且变得越来越有争议。接着还有一个会议议程关于那篇向《自然通信》供稿的论文，有的与会者并不同意它的发表。安内瑟表现出一副希望和解的姿态，他告诉科金刊物的编辑同意将她的名字添加到联合作者上。

科金说，即使“加上文章的署名，这篇文章也不能发表。文章需要重新撰写，作为一份严肃的科学文档来重新撰写”。

“这难道不是一份严肃的科学文档吗？”安内瑟反问道。

“这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科学文章，”科金说，“这可不像另外三位审稿人所说的那样。”

那位原计划与科金合作，基于亨利大脑的核磁共振成像来撰写她自己的解剖学论文的研究者，简·奥古斯蒂娜跳出来说道：“也许这里的关键是，‘安内瑟的论文’并不是一篇解剖学论文。”

“那是当然。”科金说，“当然并非如此。”

会议主席出来进行干预。

“有人刚刚阅读并且评论了文章。”主席告诉科金，“他们已经确定这是可以发表的。”然后，主席继续谈论到安内瑟和奥古斯蒂娜类似主题的论文：“我们纠结在两篇论文之间，我不太想去批判那些我并没有参与过的文章。如果雅各布从他科学的角度判断，这篇文章值得出版，而且评论家们也接受，那么……这篇文章也可能不是一篇真正的论文。而这些都取决于你，苏珊和你的同事们，还有你，雅各布。”

“这根本是场闹剧。”科金指的是安内瑟的文章。

“而评论家们认为它非常合理。”安内瑟说。

“你管他叫亨利。”科金说。“我的意思是，这太口语化了！‘在手术期间，亨利……’”

“苏珊，你只需要对我的文章本身进行评论。”安内瑟说，“评论家说这篇文章的数据是一流的。”

这场争论持续不断，会议延后了半小时才结束。在发给所有参会者的备忘录中，德纳基金会的顾问盖伊·麦凯恩（Guy Mc Khann）总结了他所认为的主要决策。他写道，科金和她的同事马修·弗劳斯都会作为联合作者，在安内瑟的论文上署名。他们需要在安内瑟提交文章后，在4月15日前向安内瑟提供对其文章的评论。麦凯恩还写道，虽然亨利大脑的“最终归属”会有一天移放到戴维斯分校的心理研究所，不过哪些组织需要移送，以及移交的时间，要由安内瑟和阿马拉尔共同决定。

安内瑟和科金都很快将备忘录交还给了麦凯恩，并且各自都做了大量改动。关于大脑的最终归属，安内瑟在下面写道：“科金医生要求这块组织最终要归属于戴维斯的阿马拉尔医生那里。”而科金，她用横线划掉了阿马拉尔和安内瑟要共同商定移交的时间和细节事宜。相反，她写道，圣地亚哥分校只需要将“莫莱森的全部大脑组织，包括已经装裱好的部分”转交给麻省理工学院的代表那里即可。在这一点上，“麻省理工学院和麻省总医院将撰写一份材料转让协议，让渡一些权利，允许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对属于麻省理工和麻省总医院的大脑组织进行使用和分配。”

对科金来讲，她认为自己和同事们拥有着这个大脑，而此时安内瑟对于此事完全没有发言权。

尽管关于亨利的大脑最终驻留何处的问题，还是悬而未决，不过纽约会议至少完成了一件事：就是现在科金和弗劳斯要作为作者追加到安内瑟发表在《自然通信》上的文章里，科金和安内瑟必须在修订过程中进行沟通，这将打破他们之间漫长而固有的沉默。这种重新建立的通信表明，即使她在会议上说了那样的话，科金对于那篇她极力反对发表的文章的关键质疑，绝不在于安内瑟那过于啰嗦的文笔。相反，她所关心的是，安内瑟在亨利大脑里发现了什么。

明确来说，就是安内瑟对于切片表面影像以及大脑组织本身的分析，揭示了亨利前额叶中从未报告过的损伤。这处损伤位于大脑左半球，看起来很像是人造物体所造成的。在他论文的手稿中，安内瑟猜想，是我外祖父在手术中造成了损伤，大抵是他将额叶撬起来之后，接触内侧颞叶的时候产生的。这是一个重大的发现。正如论文的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同侪评论者所指出的，“很多对于H.M.的神经心理学文献都已经提出，所谓的额叶功能是完好无损的。”这些与这篇新的论文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评论者在此强调道，安内瑟及其同事明确地阐释了其额叶白质受到了影响，并且疑似是外科手术方法造成的。而他们之后所做的研究，那些关于这个区域的翔实的组织学检验性质的相关研究，都会变得非常重要。因为如果额叶系统中有显著的白质损伤，这可能会对H.M.神经心理学的相关发现产生影响，可能要重新回过头来去阐释那些研究发现。换言之，先前60年诸如科金这样的神经心理学家，他们对亨利的研究结果的解释，都是基于这样一种假设，即他的病变局限于内侧额叶区域。而在亨利大脑的另一处所发现的新病变，或许会让他们那些关于内侧颞叶功能的所谓结论变得不那么可靠，使得所有的旧有数据都需要重新审核。

在科金将她的修订意见发给安内瑟时，她删掉了对额叶病变的所有叙述。在交给安内瑟的一份报告中，她解释道，“额叶病变既没有显现在原位扫描（大脑还在亨利的头骨里面时的核磁共振扫描），也没有出现在新鲜大脑的照片里。”另外，“任何有关的关注点，都有极高的误导性。”她随后又发了一封电子邮件，邮件显示，科金和她在麻省理工学院和麻省总医院的同事们相信，“除非是个绝妙的巧合，否则他所断言的眼眶前额损伤不可能是人为造成的。”这意味着那是在死后造成的，是在大脑的提取和后续处理过程中造成的。她又补充说，“马蒂诺（麻省总医院）的那些人和我都没有任何隐藏证据的动机。”

而安内瑟回复了一系列核磁共振的原位扫描影像，它们与科金的主张恰好相反，它们显示出了很清晰的损伤影像，表明病变不可能是在尸检之后才人为造成的。安内瑟还交送了一些亨利的额叶的切片图像资料，这些切片也可以确证，病变是人造工具所致，比如说那种大脑压片。安内瑟对科金说，那种病变“是之前没有报告过的（我们确认过，这种损伤甚至在1992到1993年的核磁共振扫描中就出现了），而在这个病例中，能够代表这种新证据的其他数据也同样没有被报告出来。我真的很难理解这种不情愿：这种损伤并不是K空间中重建出来的图像数据，这是真实的，鲜活存在着的。内侧颞叶外的病变明明如此显而易见，应该要被报道出来。请记住，这篇论文的目标是促进一轮新的调查和辩论，这也正如我们曾经所做的那样”。

有关论文中的损伤和其他方面的争论持续了几个月，之后转变成了激烈的论战。在一次外部调解人主持的电话会议中，这场论战最终达成了妥协。关于额叶损伤的论述会最终留在论文中，不过不会像早期的初稿一样如此突兀了。

2014年1月28日，《自然通讯》刊发了这篇文章，《病人H.M.大脑的事后析误——基于组织学切片和数字三维重建》（Postmortem Examination of Patient H.M's Brain Based on Histological Sectioning and Digital 3D Reconstruction）。安内瑟是第一作者，而科金和马修·弗劳斯也是作者之一。这篇论文中体现的研究成果，包括对于一处“眼窝前额皮质的局部损伤”的发现。这个发现被认为是“在大脑整体病理学的研究背景下，有助于阐明H.M.手术结果的新证据”。

这篇论文的发表看似显示出了安内瑟的胜利，不过这似乎是场得不偿失的胜利。

纽约会议后不久，麻省理工学院律师就开始和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的同行开始协商，最后草拟出一份材料转让协议，这个协议解决了大脑从波士顿转移到圣地亚哥期间所遗留下的问题。在合同的初稿中，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提出一个二八分的方案：也就是说，他们将持有大约20%的大脑，包括大部分由安内瑟的实验室加工的切片。而剩余的组织则交还给麻省理工学院，将其按计划储存在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阿马拉尔的大脑银行中。麻省理工学院拒绝了这一提议，要求所有争议之中的材料，都必须转移出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其中的“材料”，被定义为“大脑及其未经更改的衍生品，以及所有使用这些材料所制作的的其他物质”。这自然也包括安内瑟制作的切片。

9月18日，安内瑟所在学院的负责人发了电子邮件给他：

“如你所知，”他写道，“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一直在与麻省理工学院的律师协商，尽量试图让你保留至少20%的H.M.的材料……然而不幸的是，他们坚持要立即征回全部的材料，倘若不按他们的意思来办，他们就可能会起诉我们学校。”他补充说，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的首席法律顾问评估了这一事务，表示一旦提起诉讼，他并不相信能够在与麻省理工学院的官司中胜诉。

六周后，圣地亚哥分校的研究部门的负责人给麻省理工学院的首席法律顾问写了一封信，她说校方同意“向麻省理工学院的代表转移所有的大脑组织”，而且她非常“希望这会带来一种彼此都满意的良好局面”。

大约时隔五年之后，雅各布·安内瑟乘坐那趟捷蓝航空的航班抵达波士顿后，苏珊·科金又重新掌握了病人H.M.的控制权。

2015年2月5日，安内瑟坐在他公寓的地板上，整理着亨利的大脑切片。那些原始未经加工的组织样本还在安内瑟实验室的冰箱里，但所有的切片都在他的家里。总共有2401块切片，装满了3个盒子，50个托盘。安内瑟每取出一个托盘，就仔细顺次对它进行检查。他寻找着其中的裂缝，检查它们是否变质，是否存在一些他必须提醒管理机构的任何问题。在许多切片的右下角，都有着他自己设计的激光雕刻标志。那是“大脑观测所”的草书体。他希望科金不要把这些雕刻给抹去了，不过他深知，这些都已经不在他的掌控之内了。

在一个星期前的1月29日，安内瑟已经向圣地亚哥分校递交了辞呈。“我遗憾地表示，对于H.M.项目的变故，这是唯一一个能够带来还算体面的结局的办法了。”他将辞呈递给了副校长。他已经决定不再战斗了。他觉得这所大学已然倒戈，不再愿意为他而战。他本可以以自己的力量、以自己所希望的方式继续战斗下去。那是他曾呐喊着让自己放手一搏的方式。他甚至一度告诉学校的人力资源经理，他宁可坐牢也不愿意放弃亨利的大脑。不过他感觉，整件事情已然脱离轨道。科金将大脑交给他，他为之倾注了多年心血。但他知道，这是一场他必然落败的战斗。这是一场涉及巨额金钱和大批律师的战斗。他对此无能为力。

他只能放弃大脑。他不得不忍痛割爱。

然而当这一刻真正到来，他很怀疑自己是否能够洒脱地放手。他很怀疑自己是否能控制住对这些切片的情感。他甚至感觉，仅仅是看着它们，把玩着它们，都像是往伤口上撒盐。而事实上，麻省理工学院和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都在担心同样的事情。安内瑟辞职之后，他致信麻省理工学院主管研究的副校长玛丽亚·祖贝尔（Maria Zu-ber），告知她自己已经辞职。还表示他希望彼此可以“就病人H.M.大脑剩余组织的未来计划进行合作”，安内瑟的大脑观测所，或许还能以某种方式持续地发挥作用。而这被麻省理工解读成了一种隐秘的威胁，关乎还存放在安内瑟那里的剩余大脑组织的安危存亡，因此这封信引发了两个学校的高管和律师之间的频繁信件往来。“我写这封信是为了表达我对麻省理工做出的关于H.M.大脑组织的一切研究成果的关心。”这出自一位麻省理工学院的律师写给圣地亚哥分校同行的信件。“安内瑟医生写给祖尔贝教授的信件似乎暗示着，他可能会对脑组织的未来研究进行单方面行动。”而圣地亚哥分校对麻省理工学院的回复，表面上波澜不惊，但是背地里却暗流汹涌。“看来你也经历了一段被亨利大脑的轰动所逼疯的日子吧，”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的一位官员写信给他的另一个同事。“我认为在这事儿过后，我们都需要一段时间来好好放松。”

最后，安内瑟的前任院长声援了他，接着还向他在圣地亚哥分校的同事们致以令人宽慰的声明。

“我刚和雅格布通过电话，我认为他说得很有道理，”他写道。“在所有的H.M.材料中，只有那些不需要冷冻或是其他保护措施的切片才被移送出了放射学成像实验室。而其他材料都还在实验室中，一直被妥善保存着。安内瑟会在下午4点，和那些切片一同在放射成像实验室中等待着你们。”

4点钟很快就要到了，而安内瑟仍然在打包着那些切片。每一件，对他来说都是精巧的工艺品，是他职业生涯的荣耀巅峰，是他苦心孤诣大量工作的产物。他想起过去几年中自己的旅程，从严冬清晨在马萨诸塞那拥挤的解剖室，到那般不寻常的捷蓝跨国班机，旁边的座位上便放着那个冷却器。从他向全世界直播那场切片，到牺牲大量私人时间整夜待在实验室，听着埃尼奥·莫里康内的歌曲，将那些漂浮在他跟前的小小粉色脑组织切片分离开来，最终安置在玻璃板上。

他知道，那就是他的全部自我了，他感到很难放手，因此他会竭力反对阿马拉尔和科金带走他的切片和数据。他渐渐懂得，对于科金来说，这是场关于控制和赞誉的战争；而对于阿马拉尔，这是为了获得他从未拥有的极其重要的收藏品。安内瑟若是对自己坦诚，那么他会承认，他曾考虑过把大脑留下，或者至少留下其中一些漂亮的切片吧。安内瑟的自我，给了自己一种主观的占有欲望，也是一种出离愤怒的感觉。现在他试图让这些感觉冷却下来。最近他开始练习瑜伽。在他的巅峰状态，他相信科学会是一种公众的信任。不过，这显然并不容易。每个人都乐于去谈论“开放数据”，但是当真的面临着这种情形时，有多少人愿意就此拱手让出他们耗费多年心血的产物呢？

他必须得试试看了。

情人节快到了，他一直在听一个网络广播电台，这个电台接连播放着一些对抗情人节的歌曲集锦，歌名都是诸如《你他妈的》（Fuck You）、《邪恶的女人》（Evil Woman）和《不再想你》（Over You）此类的。他一张接一张反复检查着那些脑切片，耳边放着苦涩的歌曲。接着，发生了一件有趣的事情：他意识到，他的感受并没有想象中那么糟糕。他意识到，他好像已经在某时某地，在某种意义上放弃了这场漫长而荒诞的奥德赛。看着那些脑切片，他开始想象着今后的50年甚至更漫长的时日，想象着会有一些满怀热忱、意气风发的年轻学生，或许会在某个地方拿着这样一张组织学艺术品将之放到灯光底下，啧啧称赞着它那长久犹存的历史感、精妙感和神秘气息，感叹道，这些艺术品可千万不要再被独占、被控制。

当天下午的晚些时候，安内瑟将切片放到了租来的卡车后备厢里，载着它们来到大脑观测所的原址，将它们交由早已和两位警官一起等候在那里的副校长，他们得确保一切都妥善进行。

思绪回到科金的办公室，我请求从她的角度来了解这个故事，想知道她是如何看待这场大脑争夺战的。

“我并不想谈论到这事儿。”她说，“你知道我们曾进行了一个大脑的捐赠仪式，对吧？这就已经说明了一切。”

“我对相关的书面文件很好奇。那是个怎样的……”

她打断了我的话语。

“我不能谈及那些书面文件。”她说。

我又向她问到托马斯·穆尼，那是她钦定的亨利的监护人，是他签署了大脑的捐赠协议。在协议中，穆尼说自己是亨利关系最近的亲属。我问科金是否可以准确地告诉我，穆尼和亨利的关系。

我也曾试图问了穆尼同样的问题。我多次打电话给他，甚至出现在他家门口。他总是制造各种借口，推脱与我的会见。

我问科金，她是否知道在穆尼成为亨利的保护人，并且签字捐出亨利的大脑时，穆尼根本就不是亨利第一次序的近亲，那时候亨利还有很多亲近的侄辈就在亨利住处附近。我提及他们的其中一个，弗兰克·S.莫莱森。

“我当时可不知道他的存在。”她说。

我问科金，对这个她研究了将近半个世纪的男人，她有没有做过任何谱系学研究。

“没有。”她说。

“也就是说，”我说，“你并不知道，穆尼先生不是他的近亲吗？”

“不知道。”她说。

那我就要问问她又是如何寻找到亨利第一位次的监护人的。

“我只是想要更高级别的安全保证。需要有一个人没有罹患遗忘症，而且将亨利的利益放在心上。”

我问她所谓的“安全”是什么，对什么的安全。

“当然是为了亨利的安全，”她说，“是为了麻省理工学院的安全。”

那么麻省理工学院的弱点又是什么呢？

“我不知道。”她说，“这得问问我们的律师了。”

二八分的方案协商失败之后，麻省理工学院和圣地亚哥分校的律师们，继续就协议最后的争论点进行磋商：安内瑟和他的同事们，在切片期间获取了高分辨率的切片表面成像资料。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方面提出，这些数据理应在创造了它的机构进行保存，并且保留机构对此的知识产权，当然数据可以供大家使用。麻省理工学院拒绝了这个提议。大卫·阿马拉尔向圣地亚哥分校发了一封电子邮件，解释了为什么他仍希望这些虚拟数据能够和生物素材一起待在同一个屋檐下，全部放在他的实验室里。

“我的主要关注点在于”，他写道，“亨利的后裔认为，我们是这一珍贵资源的最佳监护人。”他补充说，他很乐意认同安内瑟在H.M.的分析上所做的贡献，但是如果H.M.那部分数据遗产因为法律或政策的关系，没能成为一项永久而可利用的资源，那么他会“深表遗憾”。我们都与出现在教科书中的H.M.共同成长着，我们应该共同努力，来确保他生命的最终篇章以及遗产，收受最深切的尊重，获得最高的科学标准的保存。

阿拉马尔的邮件也转发给了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的助理副校长玛丽安·詹内瑞拉斯（Marianne Generales），而她又加了一行注释转发给了另一位同僚。

“这是什么鬼话！”她写道。

但最终，圣地亚哥分校还是同意了最后的要求：那些虚拟数据，也要一起转移走。

这的确令我十分挫败，不过也未尝完全是一件坏事。

玛丽安·詹内瑞拉斯发表的评论可能有失公允。无论怎么样去解释这场从圣地亚哥转移亨利的大脑所引发的冲突，一旦材料转交确定了下来，将所有东西集合在一起的意愿就显得十分合理了：所有的材料以及所有的数据。这将使科学家们继续分析亨利的大脑变得更为便捷，更容易地去挖掘大脑其中蕴含的各种关联，无论是种什么样的关联。从这个角度来看，阿马拉尔的邮件内容的确无懈可击：谁不希望H.M.的“遗留数据”得以放入一个“永久、可访问的资源”中呢？

理想情况下，那座宝库当然包含着从亨利还在世时就收集到的数据，以及在他离开我外祖父的手术室以后，科学家们所收集的所有的实验和测试信息。

在我与科金的会面即将结束时，我问她准备如何处置有关亨利的那些文件，那些她用毕生精力收集到的原始实验数据。保护亨利的大脑的这一行为的目的，归根结底就是把她之前收集的神经解剖数据和数量惊人的现存行为数据进行比对和修正，而这些数据大概还在科金的研究以外。

我：你打算将他的文件存档吗？

科金：他的文件倒不会，但我正将他留下的相关用品交给我们学部里。他们将在三楼进行展示。

关于这些遗物，科金认为这代表了亨利的个人旨趣——他的《圣经》、他的日记、他的十字架，以及她所拥有关于他的一切。科金还声称，她复刻了所有已知的亨利与父母的家庭照片。

我：好吧。那么文件本身又怎么办呢？

她停顿了几秒钟。

科金：直接销毁。

我：销毁？这又是为什么呢？

科金：没人要看这些。

我：真的吗？我无法想象，将历史上最重要的研究课题相关文件就此粉碎了。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科金：嗯，你总不能一天做一个测试，还就此得出了结论。这是种非常危险的事情。

我：的确，不过你的文件明明很全面。它们的时间跨度有几十年之久。

科金：的确如此，但那些测试已经过时了。那些测试数据、数据表都已经过时了。因为人们都就此发表了作品。其中大多数都出版了。

我：但这并不是全部。

科金：嗯，还未发表的那些东西，你知道的，那些实验……（又是长时间的沉默）没做好，就是没法用。你知道的，研究中存在一个问题。他有癫痫病之类的。

我：但是你知道，即使是那些发表了的东西……倘若你看了那些文章，每篇文章只是大量工作中的冰山一角，而在我看来，做完的那些工作（工作之下庞大的数据）都值得保护。人们很可能想要回去重新查阅……

科金：没有足够的地方来保存。

我：没有保存的地方？麻省理工学院不可以吗？所涉及的文件到底有多少，你能够粗略估计一下吗？那整箱整箱的论文可以放满这样的一个储存室吗？

科金：不是，没有那么多。

我：那现在它们都在你家里？

科金：有一些吧。没，现在没有。没在我家里。

我：那它们在某个专门存放的地方吗？

科金：大部分都过时了，都作废了，被粉碎掉了。

我：大部分都已经粉碎了吗？最近粉碎的？

科金：是的。在我搬家以后。

她刚搬到一个新住处不久。

我：你搬家以后就粉碎了它们？

科金：……嗯。

我：那剩下的呢，你也准备大都销毁了？

科金：可能吧。

她叙述中的所有部分似乎都不断地在变化，她一直在闪烁其词。不过，不管这些细节到底是怎样（无论科金有没有将这些文件粉碎掉），这种意图故意将有关亨利的数据给损毁掉的想法，着实令我感到可怕。她所告知我的一切，不仅表现出了对基础研究伦理和科学责任的违背，还有一种更加难以言说的东西。

我：倒不是我夸大其词，不过我能够想象，如果那些与病人H.M.工作的一手资料就这样被毁灭掉，以后的年轻人该是多么失望。

科金：呃，我的意思是，世界上还有其他许多著名的遗忘症病人，他们的数据也并没有公之于众。

我：但是为什么……在我看来，我想话又得说回来：对我们认识自己而言，他是一位至关重要的角色。在我看来，这些用于建构我们对自己认识的数据，应该是人类共有的遗产。

科金：是的，但是它们不应该是由同行评议的，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能够发表出来的东西都是可圈可点的。经由同行评议以后，你就可以相信它了。但是你得知道，其中的实验也许并不尽人意，或许根本没有充分地控制变量……那么一系列差错就会随着实验接踵而至。并不是所有的实验都有资格发表。

我：但它们仍然可以为其他人所解释。也许在我们对大脑和记忆的工作原理进行进一步理解的时候，这些H.M.的现存数据能够启发新的理论、新的思想，甚至新的一切……若是就此摧毁它，这简直是一种耻辱。而且这种销毁行为似乎（用更阴暗一点的视角来解释）也将你对H.M.的故事的见解永远封存了起来，使得这些见解无法重见天日了。

科金：嗯，不过还不只是我，是我和我的100多个同事。

我：我知道。不过，你是那过去几十年的首席研究员。如果这是一个故事的话，那么，若是你毁掉了那些数据，关于病人H.M.的故事就盖棺定论了。若是你摧毁了它们，我能想到，人们会说，嗯，这可能出于自利的动机。

科金：我并不认为科学家们会那样说。

我：好吧。

科金：不过，我倒认为像你这样的人可能才会这么说。

在这点上，她显然错了。可不只是像我这样的人才这么说。后来我将科金所说的关于粉碎掉亨利数据的事情，告知了一些科学家。几乎所有人的反应都带着恐惧。此外，有些人还告诉我这很符合科金的一贯作风。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心理学家唐纳德·麦凯（Donald MacKay）曾经对亨利的语言缺省进行了记录。他说，粉碎数据“这种离谱的数据保护策略，并非科金第一次使用”。2006年，科金跟别人联合撰写了一篇关于亨利完成纵横式字谜的论文，论文描述到亨利具有“一种优秀的问题解决能力”，后来麦凯致信给科金，要求看一下作为那篇论文基础的字谜游戏，因为麦凯认为，以亨利的实际能力，完成这样高难度的字谜似乎是不太可能的。科金拒绝提供麦凯谜题，麦凯告诉我，他会向美国心理协会进行投诉，因为他认为这种数据囤积是违反研究伦理的行为。

纵使作为一名非科学人士，我都能注意到，当我写作本书过程中进行检索时所看到的那些未发表的数据，明显和已知的病人H.M.的故事大相径庭。比如心理学家利泽洛特·费舍尔在手术前一天对亨利的评估。费舍尔的报告是亨利的术前认知能力的唯一记载。该报告有三页纸那么长，其多年以来只出版了一小部分，大部分还没有出版。当我看到这份报告时，一些未发表的部分立即映入我眼帘。在对亨利尝试解决算术问题的描述上，费舍尔如此写道，“在解决，或者说尝试着解决简单的算术题时，他会在回忆这道题目方面出现困难，然后会产生一种错误的计算思路，即使意识到算错了，却又不记得原来的题目要求是什么了。”之后费舍尔得出这样的结论，“即使他的大多数智力功能都完好无损，比如格式塔认知和抽象能力，但是他对数字概念以及新材料的学习受到了严重的损伤，因此他的脑功能严重失衡。”换言之，费舍尔的报告提供了一种证据，其表明在手术的前一天，亨利·莫莱森已经变成遗忘症患者H.M.了，他的记忆已经“严重受损”。乐观地来看，这样的事实可以说明，多年以来，即从1957年以来，关于亨利的论文（比如那些提及他在手术之后状况的文章），除费舍尔的测试以外，有一种亨利“在算术上有所进步”的论调。不过这些论文却并没有提到，亨利在手术之前，很明显因为无法回忆手头上的题目，从而在算术上面吃尽苦头。而科金在后来的文章中写道，虽然说费舍尔的测试的确揭示了亨利在对随机数列的记忆能力上低于平均水平，但是亨利“在那场大手术之前的缺陷，很可能是癫痫发作和神经紧张所共同导致的”。

亨利术前记忆缺失的缘由和深层含义似乎有待商榷，是由于他的焦虑，他的癫痫发作，还是某些先天的、神经学方面的疾病？若是要将费舍尔的整篇记录都从记忆科学历史中最重要个案的科学记录中完全抹去，这似乎还是很难吧。我很想知道，在所有未发表的亨利数据中，至少在那些还没有被科金扔进碎纸机的数据里，是否还有更多的意外的收获有待发掘。

你根本不需要成为一名科学家，也能够明白这件事情的本质：外祖父在亨利的记忆上打了个洞，而现在，因这个动作而获益的诸多人中的一位，打开了另一个洞，这个洞却是开在了我们对亨利的记忆上。

这又让我想起了自己一直感兴趣的另一个问题，一个我需要问科金的问题。根据法院的遗嘱认证文件，比克福德医疗中心（Bickford Health Care Center）已经承担了亨利所有的社会保障和医疗补助费用。确切来说他们每月要支付30美元，即每天不到1美元来满足亨利的“个人需求”。“麻省理工学院那个关于病人H.M.的著名研究项目”也为科金和她的同事们带来了不可估量的个人利益、专业利益、经济利益。我一直以为大多数在麻省理工学院或者其他高校，作为研究对象的人们都会按时收到报酬。因为据大家所说，亨利是历史上作为研究被试时间最长的人了。

我：亨利作为研究对象，有没有得到应有的工作酬劳呢？

科金：我们是有……

她再次停了下来。

科金：我们正在研究大量的老年痴呆症患者，他们还患了遗忘症。还有一些帕金森患者，他们的精神错乱了，其中一些人疯了。而我们得到了机构审查委员会（IRB，Institutional Review Board）的豁免，可以不用补偿这些人。因为他们其实从这些测试和生理检查中获得了好处。比如说，亨利所患的从耳部扩散的基础细胞癌症就得到了免费的治疗。况且，我们认为他需要什么东西时，都会满足他的。比如说衣物、录像机、食物等等。

换句话说，就是并没有补贴。

在离开科金办公室的路上，我看到墙上有一张装裱起来的亨利大脑的照片。这张照片在光线选择和拍摄技巧上，都极富美感和专业性。照片是在安内瑟的实验室里拍摄的，就在那天晚上，安内瑟刚刚将大脑剥离出来，将各种覆盖于上的脑膜除掉，令其完全暴露出来。那个大脑有着自己独特的美感，即便你并不知晓它的前世今生，即便你根本不知道他的主人是谁，或者它对我们又有怎样的教育意义。即便你完全不知道任何关于它的故事。

那张照片是在非常近的距离拍摄的，照片展现了大脑的侧面。大脑是粉红色的，就像是芭蕾舞鞋那样的粉色，即便表面上有着暗紫色的血管纵横交错。它的轮廓比较矮胖，但看上去动力十足。额叶向下挨着大脑表面，就像是跑车的车头。从此处划出一道柔和的流线向上翘起，直到皮质的顶部，到大脑背面又再次向下拐，在枕叶的底部向内延伸，又接着绕着小脑那厚厚的基底向外延伸。而大脑表面就像是一个迷宫。破旧的脑回路通道，以一种复杂而紧凑的方式交错在一起，期间有一些沟裂将它们隔开。而在脑回路和沟裂之中，还有着更加广泛而精巧的界线，比如颞叶和额叶之间的那一道界线。或许，你有一双训练有素的眼睛，那么，你会注意到这颗大脑中的小脑似乎比常人的要小，这是因为常年服用迪兰汀使它萎缩了。不过那一处实在的伤害，即将亨利·莫莱森变成病人H.M.的那一处则无法在照片上看到。亨利颞叶的外层部分是完好无损的；外祖父只破坏了它们最内层的结构。若是想看到那个真空管造成的伤害，你得将大脑从一侧掀起来，去从它的下腹角度来看。而在科金墙上那幅照片里，亨利的大脑看起来无异于你我他，或者是任何人的。

它的周围被一种液态物包裹着，就像一种你若是潜水太深，就会在黑暗的水下洞穴里看到的海底生物。盯着它，我突然想起安内瑟曾告诉我的一些事。当时他正抱怨当前对大脑的描述取向，都是从它的神经网络来描述，那些神经网路就像是一些电气化的大都市。他说，你扫一眼报刊亭的杂志架子，往往都能看到那种电脑合成的插图，上面的大脑看上去就是个闪闪发亮的光纤集成体，就好像在泰晤士广场（Times Square）周围行走的我们，大脑都在闪闪发光。而安内瑟并不喜欢这种纯电气式的隐喻。他认为大脑的有机性不仅于此。大脑要更加组织化一些。它不像个灯泡，反而更像一只牡蛎。

当然我也不太赞同这个说法。

总之它并不是一个气动泵、电话总机或者一台录音机。

或许人类的大脑已经超出了任何关于客观实在的隐喻，原因很简单，大脑是唯一一种可以创造一种隐喻来描述自己本身的东西。或许它真的什么都不像。人类的大脑缔造了人类的思维，而人类的思维又反过来试图对大脑进行理解，甚至不在乎要投入多少时间和金钱。

我又看了一眼墙上的照片，看了一眼那像是冶炼铜时出现的波纹，想把这一刻留在记忆里。

后记

在康涅狄格州一个寒风阵阵的早晨（车上的电台告诉我，这座城市正在经历着20年来的最低温），我前往哈特福德医院。我约见了医院的档案保管员，他当时为一次会议做准备，要收集外祖父那套神经外科手术的工具。他在储藏室里找到了这些工具，将它们装在纸箱里，带到了一间会议室，放到了桌上。我一件一件地把它们拿了出来。

有一件曲柄，看起来像是矫正牙齿的器具，并且可以由蝶形螺钉调整角度。

有一些斯科维尔回形针，它们是由一种名为奥氏体的合金制成的，作用是夹住动脉瘤。

有几把奇形怪状的剪刀，当神经外科医生要切断某些血管或是薄膜时，它们可以用来处理那些复杂的角度。

有一些镰刀型的工具，可能是外祖父手工制成的，还有一些长而尖的工具，有点像钻子。

有几把环锯，用它们那粗糙的齿形边缘在骨头上钻洞。

所有这些都有很多年没有被动过，很多工具上面都沾有一些红色的锈迹。

在箱子底部，我找到了一副奇怪的眼镜。眼镜看起来像是50年代那种角质镜框的样子，然而在普通镜片上，还装着一对放大镜的镜片，即手术用的放大镜。我想到，戴这副眼镜的最后一个人是我外祖父。于是我也戴上试试。

这副眼镜对我来说太小，眼镜脚紧紧地夹着我的头。当我第一次戴它的时候，我的目光自然就穿过了主镜片，主镜片似乎只是平面镜，并没有曲率。然后我眼球向上，透过放大镜去看。我花了好一会儿才适应。我把自己的手举到面前，大概一二英尺远，手看起来就像粉红色的一团，好似不戴潜水镜看着水底下的贝壳。我把手靠近了一点，大概18英寸远，我的手开始达到了可以辨认的形状。1英尺是最佳距离，在这个距离下，我的手看上去巨大，但又极其细长。尽管如此，我还是能看到一颗小斑点，然后我慢慢地看着我皮肤的奇怪表面。透过放大镜，我发现我的视野被放大了，但是变得极其狭窄。我能看清每一根手指的边缘，但其他一切都变得很模糊。

我造访这家医院是在很久以前，那时是我第一次去哈特福德医院做调查，我当时正在构思病人H.M.的故事。十多年过去了，但我还是能回忆起一些事情。我能回忆起那个寒冷的早晨的情景，回忆起透过外祖父的放大镜看会议室时，镜片上闪现的光斑。我既在这里，又在那里。

如今我在这里，回首这个故事的起点，我想起我的外祖父，想起那些他帮助过、伤害过的人们。我想起当他戴上这副奇怪的眼镜往外看时，周遭的一切都消融在了一起。他所见的一切就是他眼前的东西。

我想起亨利，想起他为我们所做的牺牲，想起我们给他的回报。我想起，因为分析外祖父和亨利的种种一切，那狭窄而紧致的视野成了他们的共同之处。外祖父在亨利的大脑上打开的洞，将亨利孤立在了一座小岛上，他在那里所拥有的一切，所见到的一切，都只是当下一刻，而过去和未来只是模糊的一团。尽管如此，亨利和我外祖父不同，他没有选择，只能以这种方式看着这个世界。

我想起那些研究过亨利的人们，布伦达·米尔纳、苏珊·科金、雅各布·安内瑟。

他们每个人都从亨利的丧失中有所收获，而最终他们每个人反过来又失去了亨利。

我想起约翰·富尔顿、查尔斯·柏林盖姆、瓦尔特·弗里曼。

我想起那些猴子，我想起那些人。

我想起那些女人：病人A.R.、病人R.B.、病人G.D.，想起成百上千的人。

我想起我的外祖母尼尼。

我想起我的母亲，我的姐妹们，我的女儿。

我想起有些故事完全与透过我外祖父的放大镜看到的故事相反。某些故事，你看得越久，视野就越宽，这些故事就越是会把其他的部分拉进视野。其他人物、其他地点、其他时间，都在溜走之前交织在了一起，仿佛从梦中醒来。

93岁的卡尔·普里布拉姆坐到椅子上，又呻吟了起来，看起来他正准备起来。

他的看护马琳问他是否要去厕所，是否要吃饭。

“不用了，”他说道，而后又仰倒了下来。他看着我，“现在一切都不同了，我不确定我该做什么。我该回答你的问题吗？”

之后他告诉我，他记得我外祖父对我外祖母做的事情。普里布拉姆开始告诉我，他第一次见到亨利的那一天。我们谈论了一会儿，他就开始有点迷糊了。接受癌症治疗的人们经常会产生记忆问题，这是化疗药物对海马的损害造成的。普里布拉姆试着告诉我，他见到全世界最著名的遗忘症患者的故事，但是他自己也在承担着记忆的问题，他的话语渐渐变成了一些残缺的片段。我只能尽可能讲出我从他的讲述中所听到的，亨利做了手术不久之后，普里布拉姆就从生活研究所的猴子实验室去了我外祖父在哈特福德医院的办公室。他被安排面见亨利，这是他非常渴望的。毕竟，亨利这个人受到的这种大脑损伤，正是普里布拉姆花了很多时间给灵长类制造的脑损伤。我外祖父给他们两人互相做了介绍，之后就离开了，因为他还要去处理另一位病人。普里布拉姆和亨利待在了一起。他们开始聊天，聊了一会儿，最终发现他们之间有些共同点。他们都梦想着，有一天能从开罗（Cairo）沿陆路旅行到开普敦（Cape Town）。

“你在说你遇见H.M.的那一天。”我提醒了下普里布拉姆。他点点头，然后开始说。他的语速很慢，句子很短，两句话之间停顿很长。

我会告诉你当时发生了什么。

H.M.和我在说话。比尔被叫出去了。

我猜当时比尔也在那儿。

比尔被叫出了房间。我们两个在那儿。

比尔有事要出去，他因为什么事被叫出去了。H.M.和我待在那里。我们一起讨论了从开普敦到开罗的旅行，我们都对此感兴趣。

比尔要去做些别的事情。

H.M.和我留在了那里，我们谈着开普敦到开罗的事情。

他被叫出去了。斯科维尔因为什么事被叫出去了。

我和H.M.待在一起。

所以，我们一直谈论着从开普敦到开罗的事情。

然后斯科维尔被叫出去了，我和H.M.留在了那里。

我们聊了我们之间共同的兴趣。

斯科维尔被叫出了房间。

H.M.和我留在了那里。

我记得很清楚。

当时发生的事情就是。

不论当时发生了什么。

被叫出了房间。

回了房间。

H.M.说，“你之前来过这里吗？”

鸣谢

我写这本书已经六年了，期间有数百人帮助过我，给我提供文案、情感、资金的支持。我不可能把所有我要感谢的人列出来，但是这里我要列出一些。

安迪·瓦尔德（Andy Ward）是我在兰登书屋（Random House）的编辑。他天赋异禀、极具耐心、充满激情。对于一位图书编辑、一个人而言，还能有更好的品质吗？（如果安迪要编辑我前面两句话，他肯定会提醒我，我总是过度使用副词以及疑问句，然而我知道他总是避免去读对他自己的溢美之词，所以我觉得，我还比较幸运。）兰登书屋里的其他人也给了我很大的帮助，这些人包括朱丽叶·布鲁克（Juliet Brooke）、凯拉·迈尔斯（Kaela Myers）、贝斯·皮尔森（Beth Pearson）、理查德·埃尔曼（Richard Elman）、詹妮弗·普莱尔（Jen-nifer Prior）、伊万·斯通（Evan Stone）、凯瑟琳·琼斯（Kathryn Jones）、马拉利·杨斯（Maralee Youngs）、劳伦斯·克劳泽（Law-rence Krauser）、克雷格·库比（Greg Kubie）、卡罗琳·弗利（Car-olyn Foley）、凯特琳·麦卡斯基（Caitlin Mc Caskey）。而且，如果本书的辞藻不够好，那是我的责任，但至少这些辞藻完整地呈现给了你。这多亏了兰登书屋的艺术部门，包括我侄子，即艺术总监泡罗·佩普（Paolo Pepe）、封面设计师伊万·加夫尼（Evan Gaffney）、内容设计师西蒙·苏利文（Simon Sullivan）。

泰勒·卡波（Tyler Cabot）是我在《时尚先生》的编辑。我们在2010年一起合作了一篇有关病人H.M.的文章，而那篇文章直接促进了本书项目的开始。泰勒是一位杰出的编辑也是个很好的人，前几年里，我做得最困难的事情之一就是和他一起合写杂志社的故事。我很期待能够尽快与他再次合作。《时尚先生》杂志社其他一些帮助过我的人包括麦克·塞杰（Mike Sager）、汤姆·朱诺德（Tom Junod）、凯文·麦克唐奈（Kevin Mc Donnell）、瑞恩·阿戈斯蒂诺（Ryan D'Ag-ostino）、克里斯·琼斯（Chris Jones）、鲍勃·舍弗勒（Bob Schef-fler）、彼特·格里芬（Peter Griffin）、大卫·格兰杰（David Granger）以及我在《时尚先生》的前编辑特里·诺兰（Terry Noland），他最初让我去动笔写病人H.M.的故事，当时是在2005年，也就是这个计划的最初时刻。

斯隆·哈里斯（Sloan Harris）是移民委员会的代理人，而他也一直是我的后盾，提供给了我很多有趣的点子。他对于这个计划的激情，以及他时不时的鞭策，都非常重要。委员会的希瑟·卡尔帕斯也很重要。

档案管理员和图书馆管理员都是些很杰出的人，他们有着优秀记者的调查能力，而且也非常慷慨。那些帮助过我挖掘本书材料的人们，包括哈特福德医院的斯蒂夫·莱特尔（Steve Lytle）、生活研究所的洛里·詹姆斯（Lori James）、耶鲁大学医学院的梅丽莎·格拉夫（Me-lissa Grafe）、麦基尔大学的莉莉·兹吉尔（Lily Szcygiel）、哈佛医学院医学史中心的杰西卡·墨菲（Jessica Murphy）、康涅狄格州立图书馆的艾伦·拉姆西（Jessica Murphy）和梅尔·史密斯（Mel Smith）、乔治·华盛顿大学的詹妮弗·金尼弗（Jennifer Kinniff）。

我为了讲述这个故事，听了十多个人所讲述的自己的版本。有些人就是书中的主人公，而我觉得，他们对读者的贡献是非常明显的。雅各布·安内瑟、布伦达·米尔纳、莫蒂默·米什金、卡尔·普里布拉姆、苏珊·科金、丹尼斯·斯宾塞、霍华德·艾肯鲍姆，他们每个人在帮助我理解这个更长故事的某一角度上，都起着无与伦比的作用（遗憾的是，普里布拉姆和科金在我完成此书的过程中去世了）。其他一些人不是那么重要，或者说完全没有出现，但他们也给了我很深刻的洞见。这些人包括贾斯汀·范斯坦（Justin Feinstein）、卡利姆·纳德尔（Karim Nader）、丹尼尔·尼詹森（Daniel Nijensohn）、戈尔迪·尼詹森（Goldie Nijensohn）、尼尔·帕特尔（Nir Patel）、茹斯·克莱明（Ruth Klaming）、娜塔莉·辛克（Natalie Schenker-Ahmed）、科尔林·谢尔（Colleen Sheh）、保罗·梅克勒（Paul Maechler）、奥利弗·哈尔特（Oliver Hardt）、爱丽丝·克罗宁（Alice Cronin-Golobm）、玛丽莲·琼斯（Marilyn Jones-Gotman）、南希·赫本（Nancy Hebben）、邓肯·亨特（Duncan Hunter）、艾琳·穆乔（Eileen Mucha）、大卫·曼福特（David Mumford）、唐纳德·麦基（Donald Mac Kay）、洛里·约翰逊（Lori Johnson）、菲尔·希特斯（Phil Hilts）、詹尼·奥格登（Jenni Ogden）、琳达·德利尔（Linda De Lisle）、桑德拉·帕里（San-dra Parlee）、迈拉·克罗利（Myra Crowley）、贝特·弗格森（Bette Ferguson）等等。感谢你们所有人。

当然，我要感谢亨利。我从没有见过他，我希望我见过他。有时想起亨利的时候，我会想起库尔特·冯内古特（Kurt Vonnegut）写到的德累斯顿（Dresden）的地毯式轰炸，那正是他小说《屠场五号》（Slaughterhouse-Five）的灵感。冯内古特在写到轰炸时，这样陈述道，“地球上只有一个人因此而获益。我就是那个人。因此，我写了这本书。”我不敢说，自己是从亨利的不幸中获益的唯一一个人，但是写完这本书后，我成了获益者之一。我永远无法偿还我对亨利的亏欠。我们没有人可以偿还。

除了安迪和我之外，我母亲丽莎（Lisa）和我姐姐拉什卡（Laska）是与这本书接触得最多的人。我已经向她们大声朗读过很多章节的草稿。没有她们，我无法完成这本书。我知道，书里的某些章节对她们而言听了并不愉快，尤其是那些有关我外祖母尼尼的部分。外祖母几年前去世了，那正是在我深入挖掘她人生故事中最不安的那一段之前。她非常安静、内敛、可爱，我有种复杂的感情，想要把她最黑暗的生命时光带入光明。

有很多家庭成员和朋友们都听过这本书的很多部分，或者只是听我唠叨过这本书，他们给了我一些很有用的反馈。这些人包括万斯·雅可布斯（Vance Jacobs）、马特·梅奥艾米（Matt Moyer）、艾米·托恩辛（Amy Toensing）等等。斯坦福大学的两位聪慧而敏锐的神经科学家艾伦·安达尔曼（Aaron Andalman）和马修·洛维特（Mat the w Lovett Barron）阅读了全文的手稿，并且给了我非常有用的评注，而书中遗留的那些科学错误都是我的原因。

最后，感谢我的女儿安雯。在我写这本书的那几年，我经常出远门，经常关注不到她。这很糟糕，而我想要改变这些。这部分是因为安雯，也是出于自私的理由，因为我在这个世上最幸福的时光就是和她度过的，我们在育空地区堆雪城堡，在希腊探索洞穴，在纽约爬山。我爱你，安雯。我迫不及待地想和你进行下一次的冒险。

Table Of Contents

版权信息

赞誉

前言

1 那次跌倒

2 铅的皱褶与铜的波纹

3 梦想的职业

4 大桥

5 埃琳娜

6 香丸之旅

7 冰水、热火与高压电

8 总好过无所作为

9 残缺

10 2200房间

11 落日山丘

12 实验成功了，病人却死去

13 无限制使用权

14 记忆复现

15 真空管和碎冰锥

16 她被带入了大海

17 手术台上的普鲁斯特

18 不幸中的万幸

19 亨利·古斯塔夫·莫莱森（1926-1953）

20 天使都不敢涉足的领域

21 猴子和人

22 阐释五角星

23 “他妈的”中心

24 以遗忘症病人H.M.闻名的麻省理工研究项目

25 杜威战胜了杜鲁门

26 一个亲切而顺从的人

27 必须去尼亚加拉看尼亚加拉大瀑布

28 病人H.M.(1953-2008)

29 骨灰的味道

30 每一天都是独自一人

31 身后之事

后记

鸣谢

Table of Contents

版权信息

赞誉

前言

1 那次跌倒

2 铅的皱褶与铜的波纹

3 梦想的职业

4 大桥

5 埃琳娜

6 香丸之旅

7 冰水、热火与高压电

8 总好过无所作为

9 残缺

10 2200房间

11 落日山丘

12 实验成功了，病人却死去

13 无限制使用权

14 记忆复现

15 真空管和碎冰锥

16 她被带入了大海

17 手术台上的普鲁斯特

18 不幸中的万幸

19 亨利·古斯塔夫·莫莱森（1926-1953）

20 天使都不敢涉足的领域

21 猴子和人

22 阐释五角星

23 “他妈的”中心

24 以遗忘症病人H.M.闻名的麻省理工研究项目

25 杜威战胜了杜鲁门

26 一个亲切而顺从的人

27 必须去尼亚加拉看尼亚加拉大瀑布

28 病人H.M.(1953-2008)

29 骨灰的味道

30 每一天都是独自一人

31 身后之事

后记

鸣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