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

序 言 难道我们都要变成自己曾经反对的那个人？ 余世存

序章

第一章 站在历史的拐角处

第二章 逐渐萌芽的亡清之志

第三章 26岁的朝鲜太上皇

第四章 甲午风云

第五章 借势党争，建成北洋班底

第六章 戊戌反政变

第七章 齐鲁戡乱

第八章 只手推进清末新政

第九章 改革权斗两手都硬

第十章 退而不休，蛰居待时

第十一章 天朝崩溃，幕后操控时局

第十二章 顶层亡清，共和的尝试与反动

第十三章 府院之争与刺宋谜案

第十四章 专制之上，还有天命

第十五章 你我都是基因的载具

附表 清朝官员体系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误会了袁世凯 / 吕峥著.

-- 北京 : 同心出版社, 2014. 6

（读客这本史书真好看文库）

ISBN 978-7-5477-1268-9

Ⅰ. ①中… Ⅱ. ①吕… Ⅲ. ①袁世凯（1859～1916）

－传记 Ⅳ. ①K827=5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132638号

中国误会了袁世凯

出版发行：同心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东城区东单三条8—16号 东方广场东配楼四层

邮 编：100005

电 话：发行部：（010）65255876

版 次：总编室：（010）65252135-8043

网 址：www.beijingtongxin.com

印 刷：北京鹏润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各地新华书店

版 次：2014年7月第1版

版 次：2014年7月第1次印刷

开 本：710毫米×1000毫米 1/16

印 张：32.75

字 数：666千字

定 价：49.90元

如有印刷、装订质量问题，请致电010-85866447（免费更换，邮寄到付）

同心版图书，版权所有，侵权必究，未经许可，不得转载

序 言  难道我们都要变成自己曾经反对的那个人？ 余世存

一次饭局上，朋友称赞作家吕峥有信誉。我很为他高兴，不过轻描淡写地说：“他是研究王阳明的啊。”朋友说，现在轻诺寡信的现象太多了，一般饭桌上的话谁当真呢？吕峥在饭桌上承诺他一件小事，事后确实用心做了，这就了不起。朋友感慨道：“回想起我们年轻时也曾想做一个正直守信的人，后来不免有所松懈了。”

不久，在《现代文明人格丛书》的沙龙上，见到暌违已久的吕峥。他是这套丛书的编委之一，却因闭关写作，缺席了好几次公开讲座。他给我送来了新书《中国误会了袁世凯》，60万字，创作两年，反复磋磨，总算艰难面世。

吕峥算得上是85后极为幸运的作家了。他的《明朝一哥王阳明》再版重印多次，发行量几十万册；他的文字轻松，及时及物，读其书而时时移情现实。

《中国误会了袁世凯》承继了吕峥一贯活泼幽默的风格，但嬉笑怒骂的背后，却透露出类似秋水般深刻的绝望。比如：

在很多场合，中国人貌似是关心政治的。不关心也不行，你不关心政治，政治肯定关心你，每天都合计着怎么再从你身上榨点民脂民膏；

在一个有着悠久专制传统的国度，多少人前赴后继地重演着从希望到失望再到绝望直至无望的心路历程……

人们已经在冷酷的社会里练就了一颗更加冷酷的心。抱怨、嫉妒、仇恨、讥讽和猜疑是他们习惯性的情绪，而爱、宽容、理解、体谅和分享，似乎永远也不会降临这片惨遭诅咒的土地；

这是一汪绝望的死水，人与人之间的苦痛从不相通，以至于再深的痛苦也只能像冰雪飞落大海般悄无声息。长此以往，冷漠便成了最妥当的表情；

公平，在任何时代任何地点都不是绝对的；但不公，却在这座赌场准确无误屡试不爽地实现了；

反抗、呐喊、讽刺、诅咒都已徒劳，罪恶的体制造就了罪恶的虚无。它像黑洞一般，如泥淖一样，你越是挣扎越是沦陷。它吞噬的何止是对正义和良知的信心，简直就是你的灵魂——如果还有的话。

黑暗的时代是漫长的，当我们极目远眺，会因为那一眼望不到尽头的黑夜而沮丧绝望，失去方向。走出隧道、沐浴光明的征途，似乎只能用岁月，用无数老年、青年、少年的生命去一点一点地填充。

……

鞭挞的目的是为了探讨制度与文化的碰撞、裂变。

有别于以往的袁世凯传记，本书根据真实史料，客观还原了袁鲜为人知的少年时光。比如随叔父谒见曾国藩，聆听“曾门四学士”同容闳、王闿运就东方政治文化传统与西方民主宪政的辩论，铸就了进步的思想。而在“丁戊奇荒”中，袁世凯同叔父回河南赈灾，目睹了炼狱一般的底层真相与腐败透顶的官僚体系。被视作精神支柱的叔父积劳而死，更是对袁世凯产生了强烈的刺激，逐渐树立起“顶层亡清”的远大目标。

从建功朝鲜到小站练兵，袁世凯日拱一卒、步步为营，利用体制内的资源，爬上权力的巅峰，建立了牢不可破的北洋班底，并在清廷行将就木时反戈一击，摇倒了这棵千疮百孔的枯树，避免了流血漂橹的“暴力革命”。

然而，这个在直隶总督任上就大搞自治实验，于基层推动全民普选的立宪派旗手，居然以称帝画上人生的句号，留下一段聚讼至今的公案。袁世凯的“窃国”既是他个人的悲剧，也是国家的悲剧。这个“中国的彼得大帝”，本可以跟革命派孙中山们一道成为中国现代化的旗帜，作为极宝贵的政治遗产使后人受益，却因此为人唾骂百年。

吕峥探讨了其中的原因。在他看来，在仇恨、自私与责任、谦卑的天平上，在成年、占有与青春、理想的天平上，中国人的人生多半向前者滑落倾斜。袁世凯没能例外。

据《失乐园》记载，路西法曾是天堂中地位最高的天使——六翼炽天使，并担任天使长的职务。由于傲慢与愤怒，他率领天界三分之一的天使举起反旗，却因失败而堕落成撒旦。于是便有了社会学里的专业术语——路西法效应。

其实，不用了解路西法效应，我们中国人人人都能理解人生社会的变异。人们很难“安分守己”，在巨量快速的群体示范面前，人们只能成为“羊群效应”中的一员，纯洁、无辜、顺从，又迅速地走向了“畜群效应”中的本能、贪婪、仇杀。孙中山看到了这种表面的顺从实为“一盘散沙”，真的善的秩序很难从中建立后也一度走向独裁、斗争，直到临终才醒悟“和平奋斗救中国”。

民国的混乱让国人产生了“不如大清”的观感，政以贿成的现实愈演愈烈。各省截留税收，中央政府没有统一的财政，甚至连官员的工资都发不出来，瓜分之祸，迫在眉睫。专制太久的国度，虽有“见群龙无首，天下大吉”的古老教言，但人们更易将其理解为“秦失其鹿，天下共逐”的逐利逐权，只愿攫取存量中的权利而不愿创造，不愿对自己和周围乃至民族国家尽其责任。

这的确是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制国家，比君主立宪的英国和日本都要走得远。但时人悲哀地发现，享受到民主自由甜头的，是国会的议员，地方的都督，跟普通市民和广大农民完全无关。为了肃贪、剪除异己、加强行政效率，袁世凯又端起专制的毒药，义无反顾地饮下，一如他之前与之后的独裁者。

为了剖析专制的起源，探究“谁能替天行道，英雄还是法治”，吕峥挖出了伍连德（医学家）这个若隐若现的历史人物，借他之口，亦真亦幻地表达了“国人皆有专制之基因”的观点。也许，真如他所说，儒家改造世界的冲动在我们身上打下了不可磨灭的“中国式成功学”的烙印。

王道、霸道、民主、集权、苍生、大义……那些多如繁星的立场，造就了人们生死以之的梦想。有梦想不是错，强迫他人活在自己的梦里，则大错特错。可惜，从“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到洪杨之乱的大同社会，多少飞蛾奋不顾身地扑向那道万丈光芒，却早已分不清理想和欲望，宁可饿死千万人，也不放弃心中坚守的乌托邦。“畜群”中人手持大旗，满面红光地走向罪恶。

作为年轻一代作者，能有这样的思考和收获，既让人“刮目”关注，又让人自省而思，年轻作者以自己的存在思考改变了知识的秩序，这是无论如何都值得注意的。吕峥以历史和现实的多重参照触及到我们国人的变异，他在书中感慨，“专制，就是认定自己绝对不会错的想法；民主，就是对何为真理不那么确定”，这是值得我们铭记的。

在我看来，吕峥的书不仅让人认识我们的政治通病，也让我们反观自身。我们的人生社会对青春少年的教育是“希圣希贤”式的，但很少有人以一生的努力成为圣贤，绝大部分人反而自青年起就走上一条下陷堕落的道路，大部分人的品质心性失去了他早期的纯粹、真诚、博爱，而变异为专制、贪婪、自私。读史使人明哲，吕峥这样的历史作者不仅在写史，更直接把现实的真相或人生的悲喜剧“撕”给我们看。

会有多少人反躬自问，自己是否压制了他人的创造力，而首先是压制了自己青春时期的梦想和创造力？自己是否在热闹的人生和中国社会里变异为真实的“孤家寡人”？这样的话大导演王兵也曾对我表述过，王兵先生曾经沉痛地说，努力吧，我们总不能像那些人一样，变成年轻人最为厌恶仇恨的那种中年人。

序章

不是所有人都忙着站队

1911年7月26日，武汉《大江报》刊登了一篇名为《大乱者，救中国之妙药也》的时评。

这篇被人竞相传阅的文章开篇即直言不讳地指出：“中国情势，事事皆现死机，处处皆成死境。膏肓之疾，已不可为，然犹上下醉梦，不知死期将至。”

在那个腐烂与动荡的年代，类似的反动文章俯拾即是。之所以将这篇毫无史料价值、文笔稀松平常的文章单拎出来，因为它记录了一个可贵的现实——上下醉梦。

由于多年来文科教育的失败，国人缺乏历史的现场感，一谈到辛亥革命，眼前就浮现出“烽烟滚滚血横流”“城头变幻大王旗”的画面，仿佛全体清朝人高度自觉，人手一本《推背图》，早就算好了10月10日改朝换代，只待天朝崩溃，生旦净末丑、神仙老虎狗，各色人等便一齐跳出来，打跑颟顸愚昧的满酋。

这不符合历史真实。

据《泰晤士报》驻华记者莫理循观察，1911年的中国是充满了新气象的。

“（北京）到处都在铺石子路，重要的宅邸都点上了电灯，街道也用电灯照明，电话通畅”“老百姓的物质生活日趋丰富，这是不成问题的。无论走到哪里，都会有财富增长的迹象映入眼帘”。

如果是拍电影，你可以说导演在欲扬先抑，渲染气氛。但这一片大风起于青蘋之末的波谲云诡还真不是所谓的蠢蠢欲动、暗含杀气。

在很多场合，中国人貌似是关心政治的。不关心也不行，你不关心政治，政治肯定关心你，每天都合计着怎么再从你身上榨点民脂民膏。

可惜，在一个有着悠久专制传统的国度，多少人前赴后继地重演着从希望到失望再到绝望直至无望的心路历程，最终将人生追求定格在“莫谈国事，赚钱滚蛋”上。

愤怒、恐惧、痛苦、憎恨的情绪并不能打破晚清那种群体性麻木的常态，阶层分化的复杂性和利益诉求的多样性稀释了对同一社会目标的持续关注。

1911年，地处山西平遥，有“汇通天下”之称的晚清第一大票号“日升昌”由于时局维艰，存银锐减，它考虑的是如何重组转型为现代化的“银行”。

1911年，后来成为民国最牛出版商的张元济已经尝到了出版教辅书的甜头，原本只有一间房子的商务印书馆被一本名为《最新教科书》的教材推上了成功的天梯，他正在紧锣密鼓地酝酿下一个出版计划，迎接比张小波、路金波都要波澜壮阔的后半生。

1911年，滦州煤矿的负责人周学熙正和在庚子拳乱中被洋人骗走的开平煤矿打价格战。作为官二代（其父周馥曾任两江、两广总督），周学熙一不撞人二不奸淫，而是将有限的生命献给了同洋人作对这无尽的事业上。三年时间里，周学熙将英商打得皮开肉绽，元气大伤，让一帮爱国青年们激动得热血沸腾。

1911年，昆曲票友穆藕初正在美国学习棉纺业。他有幸成为泰勒（现代管理学之父）那本管理学奠基之作《科学管理原理》的第一批读者。这个年近四十的留美学生数次拜访泰勒，是唯一一个同这位管理学大师有过切磋的中国人。穆藕初学成回国后，筹资创办了上海德大纱厂，后来居上地崛起为同张謇、荣氏兄弟、周学熙并列的“棉纱四天王”。

在这个有着悠久投机传统，宛如一座赌场的古老国度，各怀鬼胎的清朝人对于“武昌起义”这样一个若干年后出现在历史教科书里的名词并非热情似火，因为大家还要忙着生存或忙着投机。

十几年间，革命党三天一暗杀，五天一暴动。吴樾敢在天子脚下炸出洋五大臣；徐锡麟打入敌人内部，搞死一个巡抚；温生才直接拦轿手刃广州将军（省军区最高长官）孚琦——你要不弄死个把总督，都不好意思让人报馆上头条。

虱多不痒。在没有微博的年代，很多人只知道武汉出事了，却没料到有生之年竟能见证一个王朝的末日。

与此同时，一双冷峻的目光正投向洹（huán）上村那深邃的夜空。

这是一处占地三百亩的宅第，四周封闭，内院星罗棋布着四方形的建筑。与传统四合院不同的是，每栋建筑均有五间房，落地门窗，装有自来水，中西合璧。别具特色的同时，似乎也皮里阳秋地暗示了宅邸主人内心深处的矛盾。

花园的面积很大，有珍禽馆和鹿房，中间是一个椭圆形的大水池，主人经常划船到池中央垂钓，“一不小心”流传出去的“孤舟蓑笠翁”的照片还被时人和后人煞有介事地解读出各种政治寓意。

“楼小能容膝，高檐老树齐。开轩平北斗，翻觉太行低。”

夜空中隐隐传来读诗的声音。月光洒下，一个只有1.58米高的中年男子，身影被拉得很长，满池的清水都被那影影绰绰的黑影给覆盖了。

他，就是袁世凯。

时人眼中的袁世凯

许多年后，当察存耆（qí）回想起儿时第一次见袁世凯的情景，依旧感慨万千。

当时，直隶总督袁世凯刚刚调京任军机大臣，按例要拜码头，遍访中央大员。

拜来拜去就到了内务府总管增崇家。闲聊没几句，增崇把儿子察存耆叫出来见客。

小察规规矩矩地给袁世凯请了个安，道：“大爷。”

当满人叫你大爷的时候表示和你比较亲近。

当袁世凯跟你套近乎时可能只是因为自来熟。

只见他闪电般离席，抢前几步，屈膝还礼，连道：“不敢，不敢！”

小察愣了，在他的世界观中，位极人臣的军机大臣应该像王文韶那样神气活现。初见王军机时，懂事的小察一揖到底，给足面子。

可王文韶老僧入定般纹丝不动，手里的水烟袋也不放下，歪歪扭扭地拱一下手便算是还礼。

因此，受宠若惊的小察不懂袁世凯到底要闹哪样。

增崇发话了：“小孩子，小孩子，袁中堂太客气了！”

袁中堂还觉得不够客气。他紧紧握住小察的手，道：“老弟好！”接着，半侧着脸看他，目光炯炯有神，半侧着脸对增崇道，“老弟真英俊！让我们先谈一谈。”

增崇不语，表示同意。

袁世凯转过脸来，道：“经书都读过了吧？”

小察：“现在才读《周礼》，《易经》还未读。”

袁世凯：“读经是要慢慢地读，不可太快。”又说，“老弟需要些什么书，我可以送过来。”

小察想显显志气，给旗人长脸，便道：“为将来考学堂，正预备各门功课。现有的教科书，似有点不足。”

袁世凯：“好，好，明天我就给你送过来。”一面说一面对增崇郑重道，“世兄真聪明，好得很，好得很！打扰老弟用功了。”

于是，增崇对儿子道：“你回书房去吧。”

第二天中午刚下学，小察就在院子里看到五个大箱子。门房说：“袁大人差人给少爷送书。”

他瞥了眼大红名帖，只见“袁世凯”上方用墨笔写了“世愚弟”三个小字。开箱一看，天文地理、政治经济、军事哲学，各类书籍，目不暇接，且都是由京师大学堂（北大前身）编辑，直隶官书局出版的。

同样受过袁世凯优待的还有小清新林徽因的父亲林长民。

作为改良派，他曾与梁启超共组进步党，以抗衡国会中的国民党，被袁世凯任命为参政院（国会解散后的立法机关）秘书长。

一次，林父病危，林长民到总统府请假，准备回上海侍奉。

袁世凯格外重视，送了他人参、鹿茸等贵重物品，约合三千两白银。

然而，赴沪不久，林父便病逝了。

悲恸的林长民发了讣告，写了悼词，结果立刻收到袁世凯寄来的五千两白银。

办完丧事，回京销假。新华宫，袁世凯拉着他的手，殷勤劝慰，且背诵林长民撰写的悼词，扬扬洒洒，一字不落，背着背着还泪流满面起来。

林长民震惊了，跪地感谢，泣不成声。袁世凯拭泪将他扶起，送至门口。

从此，林长民对袁唯命是从，并私下密告亲友：“大总统此举，可谓责望于我已达极点，若不从之，恐命不久矣。”

事实上，林长民纯属少见多怪。据黄炎培回忆，袁世凯记忆绝好，过目不忘，其博闻广识令下属敬畏有加。

张作霖见他时，不敢抬头直视；阎锡山晋见时，还没开口，袁世凯就把他想说的话全都说了。

张钫（fāng）少年得志，二十七岁就当了陕南镇守使（军分区最高长官）。作为陕西辛亥革命的领袖之一，进京办事时受到袁世凯的接见。

袁：“你和张都督（陕西都督张凤翙）谁是铁门人？”

张：“我是铁门人，张都督的老家是怀庆。”

袁：“我二十岁时来往陕西，经过铁门住过两宿，还记得店在路南，街东有河，两山对峙，风景很好。”

张钫暗暗吃惊，却不知更惊悚的还在后面。

袁世凯对陕西的文化名胜娓娓道来，又对张钫何年何月所干何事皆能背出，赞不绝口，最后谆谆教导：“一不要急着做官，二不要贪钱，三要多读书。”

张钫后来站在反袁的立场上，亦不得不承认袁世凯温和洒脱的魅力。

部下眼中的袁世凯是捉摸不透的。

晚清时，幕僚张一麐（lín，1867-1943）曾入见力陈宪政改革的紧迫，并暗示必须由“大力者主持”。

袁世凯打官腔：“国人教育未能普及，若以专制治之，易于就范。立宪之后，权在人民，恐画虎不成，反生流弊。”

张一麐据理力辩，袁世凯不为所动，气得张怏怏而退。

谁知第二天，袁世凯又召他入见，嘱咐将预备立宪做一个详细的说帖交上来。张一麐对领导何以判若两人大惑不解，后来更是看到出洋考察的五大臣联袂上奏的预备立宪稿，即他所拟，未易一字。

原来，袁世凯是故意模仿守旧派的腔调，与他争论，“以作行文之波澜”。

张一麐不知道的是，早在一年前，就曾有过这样一段对话。

慈禧：“滇匪虽靖，孙逆未擒，仍是可虑事。”

袁世凯：“如实行立宪，即无足虑。”

其实，女儿眼中的袁世凯是简单的。

据袁静雪回忆，父亲无论站着还是坐着，总是挺直了腰。坐下时，两腿叉开，两手放在膝盖上，绝不跷二郎腿。

每天六点，准时起床。早餐永远是一海碗鸡丝汤面和一大盘鸡蛋，午餐则少不了清蒸鸭子。用象牙筷子把鸭皮一揭，三卷两卷扒拉下来——袁世凯大口嚼着自己的最爱，发出“吧唧吧唧”的声音。

因为奉行“能吃才能干”的信条，他喜欢用大号餐具，并把“要干大事，没有饭量不行”挂在嘴边。不仅自己饭量大，还号召儿女们多吃，以成大器。

然而，世人眼中的袁世凯却是阴险的。

民国名记黄远生锲而不舍地跟袁世凯作对，天天在报纸上挑衅袁大总统。

在一篇《袁总统之师父》的评论中，他说：“当年满人中的杰出代表良弼留学东京时，亲见革命风潮之烈，谓其大佬曰，‘勿忧，此辈每月给上数百金，赏一顶戴，即闭口矣。’现在民国初创，袁总统不思息内乱而御外侮，唯知以上将、中将的勋位牢笼其徒卒。可见，袁总统者，放大之良弼也；良弼者，袁总统之师父也。”

黄远生显然没看过《批评官员的尺度》，是以此文还有姐妹篇《袁总统之徒弟》。

一日，黄记者的车夫和另一个车夫当街吵了起来。于是，袁总统的徒弟——一个站岗的巡警走了过来，叱责道：“吵什么吵什么，知道吗，现在是共和时代，大家对付着罢了！”

黄远生一拍大腿，顿悟了：“原来共和是拿来对付的，袁总统的教导果然普度众生！”

无论褒贬，不能否认的是袁世凯强大的个人魅力。它甚至感染了太平洋彼岸的《纽约时报》：

整个中国，能否产生另一位像袁世凯这样具有组织才能和个人影响的政治家，是大可怀疑的。

第一章 站在历史的拐角处

历史对政治人物的记载，都是他自己写上去的

1908年9月，袁世凯五十大寿。

位于王府井附近锡拉胡同的袁府，勉强挤下了一千人。北京的权贵，无一不在，扔颗炸弹下去，孙文（1866—1925）的革命便成功了一半。

正厅前搭起了一座戏台，京剧名角谭鑫培正在卖力地演出。

两天前，谭府。

内阁大学士那桐亲自造访，表明来意：请到袁府唱一出。

谭鑫培炙手可热，连慈禧都是其粉丝，自然得“燕十三”一把。

他对那桐道：“你要给我请个安，我就唱。”官居一品的那桐没等他说完，安已经请了下去。

胡同通往东华门的大街上挤满了马车，军警沿途站岗。

当天，北京和天津的寿联、寿屏销售一空。

望着那一对对用上好的泥金笺制作的联子，袁世凯五味杂陈。

有猷（yóu，意为谋略）有为有守，多福多寿多男。

这是庆亲王奕劻（1838—1917）的对联。

作为最后一任领班军机大臣，不问政事、专心纳贿的奕劻被人戏称为“庆记公司”的老板。

与紫禁城落日余晖的衰败景象不同，坐落于安定门外的庆王府门庭若市，喧嚣繁华。

除了美轮美奂的戏楼和日复一日的筵席，厅堂中还悬挂着奕劻手书的家训：

留有余不尽之禄以还朝廷，留有余不尽之财以遗百姓；留有余不尽之巧以还造化，留有余不尽之书以遗子孙。

然而，言行的巨大反差让人不得不感慨：赞扬戒律是一回事，遵守它则是另一回事。

发迹前的奕劻，是个连上朝的官服都要靠当铺借贷的穷贝勒。

不堪回首的往事铸就了其贪婪敏感的性格，以至于身居高位后只争朝夕地捞钱。

面对王朝越来越瘦，王府越来越肥的奇观，不知道的还以为奕劻是潜伏在清廷内部的同盟会会员。

一次，一个叫林开谟的官员外放为署理江西学政（代理主管江西教育）。就任前，按例须遍谒军机大臣。

结果在拜访庆府时三谒不得其入。

门卫见他榆木脑袋敲不醒，只好点破：“我的林大人，尚有三种名目，共计七十二两的门包呐。”

谁知林大人就跟第一天到中国、刚下飞机般天真，指着门壁上张贴的奕劻手谕“严禁索贿”道：“王爷既有此话，我怎么敢？”

门卫哭笑不得，就差回他一句：“你还真信啊？”

当然，场面话是不能乱讲的，门卫正色道：“王爷的话不能不这么说，你林大人的这个钱也不能省！”

费尽周折总算走马上任，可林开谟还是没开谟（策略）。不久，他便接到一封京中书信，内称“只要八千银两，便能代为运动，免去署理二字，实补此缺”。

可惜，林学台从小被应试教育洗脑，根正苗红，不信我天朝会有此等卖官鬻爵之事，当即付之一炬。

结果很快迎来朝旨：着即开缺，发回原任。

其实，更多的官员早就浸淫得玲珑剔透，无须奕劻劳心。

一个道员级的闲官陈壁，常因仕途偃蹇长吁短叹、指天骂地，被他在京开金店的亲戚瞧见。

亲戚隔三差五出入庆府，愿助他一臂之力，便在某次拜访时将店中所藏的稀世东珠献与奕劻。

庆记公司的董事长被震住了。他端详良久，假意问道：“其价几何？”

亲戚道：“这是本家陈壁所献。”

奕劻故作惊愕：“素昧平生，安可受之？”

亲戚坦然道：“他想见一见老王爷，只是未敢造次。”

有金钱铺路，除了造反，造什么都行。

隔日，陈壁进入庆府，呈上借来的五万两白银，并不失时机地拜奕劻为干爹，惹得老头儿乐不可支。

陈壁果然毫无悬念地平步青云，一直当到邮传部尚书。

行贿在我国是一门口传心授、实践性强的学问，没有做不到，只有不敢想。

因此，比起官至直隶总督的陈夔龙来，陈壁还稍逊风骚。

陈总督既是干儿子，又是干女婿。他老婆虽说不混娱乐圈，但很早便认了奕劻做干爹。俩人双干合璧，把老庆哄得团团转。

作为义女，陈夫人像驻唱歌手一样常年扎在庆邸，奕劻上朝时，亲自为其挂朝珠。冬寒珠凉，则先于胸间捂热，而后挂其颈上，以至坊间笑传“百八牟尼（念珠）亲手挂，朝回犹带乳花香”。

陈夔龙更是尽其所有，日夜孝敬，搞得奕劻都不好意思了，劝诫道：“你也太费心了，以后还须省事为是。”

陈夔龙慷慨道：“儿婿区区之忱，尚需大人过虑，何以自安？求大人以后莫管此等琐事。”

受贿在庆记的确成了琐事。

军机大臣鹿传霖曾任陕西巡抚十多年，对关中各州县官缺肥瘦的熟稔程度，却远不如遥坐京师的奕劻。

而且，庆府客厅的御案上常置一盒，来客入见奕劻，必将银票金条主动投入，以免去交接时一番你推我搡的虚假客套。

庙堂之上，朽木为官

帮袁世凯搭上奕劻的是轮船招商局总办杨士琦（1862—1918）。

在此之前，主管总理衙门的奕劻恼恨大头同领班军机大臣荣禄走得近，一度通过部下放出话来：“袁慰庭？他只认得荣仲华，瞧不起咱们的！”

的确，袁世凯曾对心腹说：“满员中只有一个荣禄，然而暮气已深。剩下的全是尸位素餐的饭桶。”

1903年，荣禄病危，袁世凯打听到继任者正是奕劻。

为了扭转不良印象，他祭出首席智囊杨士琦。

此人为大头出谋划策，屡建奇功，心机之深不下于徐世昌。如果徐是荀彧，杨便是贾诩。

举人出身的杨士琦早年是李鸿章的幕僚，曾随幕主和洋人签订《辛丑条约》。

彼时，李鸿章已精力不支，懒得与同为议和大臣的奕劻废话。洋人有什么新的动议，他都派杨士琦前去通知。

善于逢迎的杨士琦很快便跟奕劻混熟，为后来的牵线搭桥埋下了伏笔。

即使对纳贿比纳凉还轻松的奕劻而言，杨士琦奉上的也是天文数字。

十万两银票。

内心狂喜的他假惺惺地推让：“袁慰庭太费事了，我怎么能收他的。”

杨士琦淡定道：“袁宫保知道王爷不日必入军机。在军机处办事，每天都得进宫，而老佛爷身边的太监一定会向王爷道喜讨赏，费用很是不小。这点微薄心意不过作为王爷到任时的零用，以后还得特别报效。”

滴水不漏的说辞让奕劻心安理得地收下了巨款。

袁世凯果然说一不二，不但包办了庆府的婚丧嫁娶、子孙满月，还定期馈赠三万元的“生活费”。

回报也很丰厚。作为直隶总督、北洋大臣的袁世凯，借奕劻之手，缔造了一个“天下督抚半出于北洋”的晚清政局。

透过窗户，望着进进出出的官员、商人和文士，袁世凯的嘴角露出一丝不易察觉的冷笑。

所有人，为了各自的利益集合到一起，将袁府这场寿宴变成了一座舞台。

一年前的舞台是奕劻的七十大寿。他一面宣布禁止收礼，一面暗备账册，将之分为“福、禄、寿、喜”四个级别，按礼金多寡分别入账。一些财力不济的官员送的寿屏和小红包则打入别册，压根儿进不了主人的法眼。

但对一不缺钱、二不贪财的袁世凯来说，收礼的目的只是衡量自己在对方心中的轻重，以此为据调整人事安排。

人生不能没有自己的剧本，否则便会生活在别人的剧本里。

到场拜寿之人，十之六七都是大头本子里的角色，不用写人物小传，也能了如指掌。剩下的则是群众演员，或曰“历史的过客”。

奕劻虽未到场，也是个重要配角。别看杨士琦日日奔走于满族权贵之门，送钱送脸，恭维谄媚，背地里却蔑称这帮寄生虫为“童”——某贝勒为“童昏”，某亲王为“童顽”……

谁控制着谁，单从表面是看不出来的。

而奕劻，就是袁世凯最大的傀儡。他操纵着这只投币式木偶，拖垮了清廷。

外间忽然一阵骚动，放眼望去，原来是张之洞（1837—1909）的贺联到了。

朝有王章威九译（泛指西方列强），寿如旦召佐重光。

上联称赞袁世凯是外交能手，下联则用辅佐周成王的贤相周公、召公比喻赞襄清廷的自己和大头。

时人以“袁世凯不学有术，张之洞有学无术”形容这对泰山北斗，殊不知有什么都不如有兵。

在晚清编练新式陆军的进程中，张袁二人一南一北，不分伯仲，但前者无意培植私人势力，后者则伺机坐大。

讽刺的是，由于张之洞看重军人的文化素质，新军第八镇中识文断字的书生兵云集。而“启智”的直接后果便是将湖北变成了亡清的导火索。

风烛残年的慈禧最后一次重要布局便是将两大“柱石”调京任军机大臣，借机褫（chǐ）夺兵权。

袁世凯还好说，直督任上经营多年，京城亲信遍布，又兼着一个外务部（外交部）尚书，不练兵大不了去搞外交，只身入京的张之洞却可谓龙离大海，虎落平阳。

张大人进京后住在远离紫禁城的先哲祠，上朝多有不便。袁世凯立刻出面将锡拉胡同的一所大院腾出来给他住。

张之洞固然免去了奔波之苦，但付出的代价是日夜受袁世凯监视。

一次，某外省官员来京面谒袁世凯，大头随口问道：“可曾见过张中堂？”

来人如实道：“未见公，不敢往。”

袁世凯点头道：“嗯，昨天看门簿时的确没有你的名字。”

两虎相争，慈禧的目的已然达到。

其实，以袁世凯的度量，张之洞但凡放下一点清高的架子，两人也绝不会闹僵，毕竟后者的资历与功名是大头望尘莫及的。

但张之洞估计是对买卖文凭（大头的功名是捐的）的社会风气深恶痛绝，偏要倚老卖老，在袁世凯刚当上直隶总督，途经江宁（南京）时给了他一个下马威。

作为署理两江总督，在为大头饯行时，张之洞喝着喝着居然假寐了，旁人也不敢叫，袁世凯实在等不及便先走了。

谁知张大人酒“醒”之后，急命属下去追，要请他回来。

大头本想作罢，却耐不住众人劝，只好折了回来，不尴不尬地演完这场“把酒言欢”的送别戏。

还有一次，已是湖广总督的张之洞路过保定，会晤袁世凯。

席间，袁世凯的亲信、直隶布政使（直隶省省长）杨士骧作陪。

对翰林出身的杨士骧，张之洞眼前一亮，热聊起来，所谈全是翰林院的旧事，把袁世凯晾在一边，旁若无人。

大头枯坐在侧，一句话都插不上。

事后，张之洞对人说：“不意袁慰庭作总督，藩司（布政使）仍有杨莲府（杨士骧）！”

袁世凯听说后，打趣道：“你既受香帅知遇，何不请其奏调湖北？”

杨士骧笑道：“纵使香帅有此意，我也不愿伺候这种上司！”

香帅传奇

少年得志的张之洞16岁中解元（头名举人），在时任河南巡抚的大哥张之万幕中当文案。

才识不凡的小文案看不惯迂阔守旧的官场陋习，经常激扬文字、针砭时弊。张之万看了奏稿，心想“这要交上去自己就该回家卖红薯了”，便开玩笑道：“写得很好，但留待老弟当封疆时再入奏也不晚。”

会试时，张之洞依旧放言无忌、指陈时政，引起了阅卷大臣的争议。最后是慈禧力排众议，将之定为探花。故终其一生，张之洞对西太后都抱有深深的感恩之情。

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同治驾崩时，慈禧为了继续垂帘听政，强立四岁的光绪，遭到群臣激烈反对，吏部主事吴可读甚至服毒死谏。眼看局势即将失控，张之洞站了出来，大义凛然道：“本乎圣意，合乎家法”，用一封气势磅礴、论证严谨的奏疏挽狂澜于既倒。

外放山西巡抚任后，他大搞禁烟；而在两广总督任上，为了筹措军饷，又大力发展博彩业（开赌），引来种种非议。

1903年，刚当上领班的奕劻邀请张之洞赴京商讨特科考试之事。

在乾清门外军机处值房的台阶下，张之洞止步不前。任凭谁招呼，就是不踏上去。军机大臣瞿鸿禨（jī，1850—1918）猛然醒悟：雍正曾御笔批示，军机重地，擅入者斩。

二百年过去，祖制早已被淡忘，张之洞却自律甚严，谨小慎微。

奕劻无奈，只好让瞿鸿禨等陪张之洞在门外开露天会议。

1880年的“庚辰午门案”更是立体展现了张大人的宦术之精。

案发当日，慈禧派太监李三顺给她妹妹（奕譞的老婆）送中秋节食品。按规定，太监出宫不能走午门，当事人李三顺不知受了什么刺激，执意要走，同午门护军发生争执。

李三顺强行闯关，却因生理缺陷，不敌护军。一气之下，他扔了食盒，泪奔而归，向慈禧告状。

慈禧大怒，非要严惩这几个打狗不看主人的护军，“首犯”还要办成死罪。

朝野不服，群情激愤。多方协调下，终于改判为流放或监禁，而肇事者李三顺却全身而退。

清流党愤然于胸，纷纷上疏抗争。被尊为清流领袖的张之洞却岿然不动，坐看云起云落。

两个月后，戏剧性的事发生了。

这天中午，慈禧坐在西暖阁，正准备吃饭，外面突然传来一阵咳嗽声，忙问是谁，回答说“内监”。放眼一看，却是个平民老汉，一边手持烟杆，吐着烟圈，一边吐痰不止。

慈禧震惊了，命人捉拿审讯后得知，原来老头认识宫里一个太监，请他带自己到宫里开开眼界。

两人从神武门进宫。护军因前车之鉴，不敢阻拦。随后，太监有事离开，老头转来转去迷了路，便走进了深宫。

慈禧又大怒。老头被处死，太监和护军或革职或充军，上谕则颇为讽刺地写道：“门禁松弛已极，实堪痛恨。”

张之洞发现火候已到，立刻出马，上疏痛斥太监种种令人发指的猥琐行径，描述门禁形同虚设的可怕后果，并请下旨让内务府对太监严加约束。

疏中只字不提午门护军的冤屈，却旁敲侧击地使慈禧“自悟”，暗中减轻了对护军的处罚，薄惩了李三顺。

恭亲王奕訢（xīn）拿着章疏对一干御史道：“你们上的折子真是笑话，这才称得上是真正的奏疏呢！”

要是还看不懂张香帅的辗转腾挪，同李鸿章比较一下便明朗了。

如果说李鸿章是勇于任事，张之洞就是善于任事。勇于任事者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有棱角，甚至有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牺牲精神，而善于任事者则凡事趋利避害，见风使舵。

对张之洞而言，废科举可谓晚年最华丽的一次转身。

此事由袁世凯牵头（直隶总督），张之洞出面（士林楷模），四个省部级高官联衔，声势浩大。

无论过渡如何平滑婉转，终结延续了一千多年的取材标准，还是对世道人心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冲击。

山西籍举人刘大鹏，在一富商家担任塾师近二十年。废科举的噩耗传来后，世界观崩塌了。

在日记中他哀号道：

早上起来，心若死灰，看得眼前一切，均属空虚，无一可垂之永久；

词章之学，无人讲求，十年后恐无操笔为文之人矣；

同人之失馆（失业）者纷如。嗟乎！士为四民之首，坐失其业，谋生无术，生当此时，将如之何？

其实，刘大鹏所幻灭的，正是袁世凯所希冀的。

“发展现代教育，培养新式人才”云云只是表象，对大头而言，废科举的意图只有一个——粉碎中国式成功学。

由于中国不出产萨特，没人告诉草民“他人即地狱”，因此每个人都生活在他人的评价体系里。

事实上赌场里哪有什么“成功”可言？我们被蛮横地剥夺了“不想成功”的权利，还被嘲笑为废物——人们默认凡是“成功”的就是值得追求的，这种逻辑还真是天下无敌。

更可怕的是，你因社会而变态，社会因你更变态。

《金锁记》里的曹七巧年轻时蕙质兰心，渴望自由，追求真爱。可惜因家境贫寒，父母将其作为利益交换的筹码嫁给了先天残疾的姜家二少爷。

结果，上一页你还对她抱以同情，下一页她就变成了刻薄的怨妇，将自己的爱情悲剧又施加给女儿长安。

人人都是受害者，人人都是凶手，齐心协力地造就了这出不知伊于胡底的共业。

亚当・斯密早就说过：“正义和道德是两回事。正义是支撑一座大厦的柱子，道德则是这座大厦的装饰。”

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正义其实很简单，是谁的归谁。因此，偷民权、贪民膏可谓世间最不义之事。而不以为耻，反倒津津乐道“天子之怒，伏尸百万，血流千里”，就更令人作呕了。

没有人甘于下贱，只有人不得不下贱。所谓的劣根性，绝非人性之必然。尊严，是被谁剥夺的？

好的社会能祛除黑暗，激发纯善，反之则只能带来绝望和堕落。久之，真理被嘲笑为迂腐，良知被讥讽为无用，只有金钱才能令人感觉安稳，衡量成功与否。

于是你幻灭了。

袁世凯终于明白，只有从价值观上彻底告别中国式成功学，人人自谋出路，自食其力，万恶的体制才有坍塌的可能。

历史的走向是最好的证明。

清廷之亡，非亡于革命党的暴动。以神州之大，热兵器时代的地方骚乱无非是群体性事件；清廷之亡，非亡于梁启超的启蒙。芸芸草根，自有其趋利避害的行事逻辑，《少年中国说》不过是一场美好的臆想。

清廷之亡，实亡于袁世凯的釜底抽薪。

废科举的催命符一祭，优秀人才各奔东西，再不必为了求稳坐在机关里看报喝茶混日子顺便祭奠一下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

体制内外的天平顷刻失衡。

绝版财神

政治上的分分合合极为频繁，昨天还携手打击顽固势力，今天便对掐起来。

一日，当着德国公使的面，袁世凯直言不讳道：“张中堂是讲学问的，我是办事的。”

话传到张之洞的幕僚辜鸿铭耳中，他以外交部发言人的气势当场予以反驳：“不错，但要看所办何事。如果是老妈子倒马桶，固然用不着学问。而除了倒马桶，我不知道天下还有什么事是没有学问的人可以办得好的！”

张之洞的反击更凌厉。

某次军机会议上，一帮大清高级智囊讨论一件紧急军务，须立即拟稿。张之洞袖子一甩，当众推给不善作文的袁世凯。

众目睽睽下，大头无法诿卸，只好硬着头皮提起了笔。

结果越紧张越没灵感，良久未出一词。

张之洞笑道：“大作何时杀青？”

袁世凯觉得老头儿就差指着自己鼻子说：“作为失败的典型，你实在是太成功了。”

刺激之下，总算勉力完稿。

接稿在手的张之洞扫了一眼，盯着大头道：“如今竟连半个通人都不见。”（袁世凯曾放言“天下真正通达的翰林只有三个半”）

其实，通人不如达人。

所谓达人，不是“达人秀”上卖笑耍贱的人物，而是“己欲达而达人”。

终张之洞一生，举荐提拔的人才最多不过至道台（厅局级）。爱惜羽毛的结果便是热衷功名的士人并不依附于他。

有登门求见者，七八次不得一入；或虽见面，略为询问即打哈欠唤人端茶送客，估计只有辜鸿铭那样动不动就甩辫子的“名士”能对其胃口。

再加上待人求全责备，幕僚禀告公事时，稍有失误，苛责之声便传至院外。

反观袁世凯，信奉“表扬一个人要用公文，批评一个人要用电话”的他对人才的挖掘和利用可谓不择手段。

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凡有一技之长，均不惜金钱权位，必先网罗而后快。

道德，反而不是其考虑的重点。因为大头清楚，道德往往是拿来表演的。

因此，当德才不能兼备时，宁可要损友的管仲、盗嫂的陈平，也绝不养一团和气无所事事的老好人，毕竟北洋集团不是废柴联盟。

如此公正公开的用人机制，百年后大改履历的体制内“神童”们肯定是混不下去的。

窗外又是一阵喧闹——袁世凯的两大财神梁士诒（1869—1933）和周学熙（1866—1947）到了。

广东人梁士诒小时候就放过狠话。

一次，塾师让学生们谈谈理想，大家的回答都很积极健康，可到了梁同学这气氛就不对了：

大丈夫生天地间，不为英雄，便当为流寇。

老师咋舌良久，退而告其父：“贵公子将来取得的名位，将不在萧、曹（萧何、曹参）之下。公宜适时抑之，使不入邪途。”

1894年，梁士诒高中进士，任翰林院编修。戊戌变法时，曾劝梁启超道：“中国今日非变法不可。但若轻举妄动，一击不中，必生他变，转成痼疾。”

梁启超无言以对。

1903年，清政府举办第一届经济特科考试。梁士诒在策论中对历代币制如数家珍，论据则多援引各朝祖训，以塞顽固派之口，可谓用心良苦，终于赢得阅卷大臣一致首肯，拟录头名。

可惜，顽固派还是跑到慈禧那告了一状：“中榜者大多是革命党。尤其那个广东的梁士诒，‘梁头康尾’（康有为原名康祖诒），其人可知。”

慈禧平生最恨康梁，梁士诒要怪也只能怪爹妈取错了名字。

不过，有储才大户袁世凯在，落榜只是失之东隅，收之桑榆。

经此一劫，梁士诒声名远扬，大头特意让广东同乡唐绍仪出面，邀请他加入自己的幕府，梁欣然应允。

自此，从北洋编书局总办到邮传部（总管铁路、电报、电话和邮政）铁路局局长再到创立交通银行，梁士诒辗转腾挪，长袖善舞。每月从铁路局收入中提取80万元交给袁世凯，成为不折不扣的北洋钱袋子。

然而，袁世凯更器重的还是故交周馥之子、实业家周学熙。

周学熙之于袁世凯好比盛宣怀之于李鸿章，同张謇并称为“南张北周”的他30岁就当上了开平煤矿的总办。结果督办（比总办高一级）张翼昏聩，导致煤矿在庚子国变中被年轻的胡佛（后任美国总统）用一纸合约趁乱骗走，又转卖给了英商。

周学熙得知后愤然辞职，投奔时任山东巡抚的袁世凯，并暗中谋篇布局，打算夺回开平。

周学熙认为，能源是一切工业的基础。他向大头提出“以滦制开”的策略，在开平煤矿附近开一个比它大十倍的滦州煤矿，将开平矿区的矿脉团团围住，再通过竞争压垮开平，使其就范。

1907年，滦州煤矿公司成立。袁世凯为表支持，申明“该矿是北洋官矿，为军需服务，方圆三百里内严禁他人开采”。

周学熙土洋并用，既有新式的采煤机械，又以人力挖了许多小煤窑。一时间开平矿区四周星罗棋布，十面埋伏，场面异常恐怖。

产量攀升后，周学熙狂打价格战，迅速抢占了京津市场。开平煤矿不胜其扰，只好跟着降价，英商叫苦不迭。

打完西洋打东洋。当年唯一一家大型国产水泥工厂启新洋灰公司趁势发展起来。

周学熙利用官商的优势，包揽了黄河大桥、交通银行等几乎所有重大政府工程。为降低成本，还让滦州煤矿以七折价格向启新供煤，硬是将日本水泥挤出了中国市场。

除此之外，周学熙用不到两年的时间把二十万米长的自来水管铺遍了北京城。同时，他还创办了中国实业银行、耀华玻璃公司等各类企业，成为袁世凯最为倚重的理财家。

黑暗中的亡清之舞

赤手擎天星拱北，黑头参政日方中。

听到有人念这副寿联，袁世凯就知道他的首席笔杆子阮忠枢（1867—1917）到了。

一同前来的还有于式枚、夏寿田和张一麐等重要幕僚。

袁世凯特别留意的是资历最浅的张一麐，因为这是他从张之洞那抢来的人才。

1903年的经济特科，举人出身的张一麐因对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引证周详，被主考官张之洞列为第二，拟分发湖北任职。

结果被职业猎头袁世凯盯上，在其力争下，张一麐改发直隶，任总督署文案。

张一麐12岁中秀才，16岁参加乡试，答卷极为老练。

考官怀疑有枪手作弊，在调集所有试卷检查后，发现确系张一麐手笔，乃录为第二。

监考的两江总督左宗棠不禁赞道：“此子将来当有出息。”

在大头印象中，这是一个忠厚勤勉型的才子，同放荡不羁的阮忠枢形成鲜明的对比。

从早到晚，你都能看见他忙碌的身影。其为文既工且敏，别人数百言不能尽意者，他几十个字就表达清楚了。

更让领导感动的是，每当夜深人静之时，幕僚们皆已下班回家。袁世凯遇急事索文案不得，唯见张一麐危坐己室，仍在办公，便召与之谈，嘱令起草。

几次下来，张一麐倚马可待的效率和文不加点的质量深深地打动了袁世凯。在他的保奏下，张获封同知衔。

同知要兼理民事案件，于是我们欣喜地看到张大人把官府办成了慈善机构。

一次，衙役送来一个小偷，自称为饥寒所迫，不得已而行窃。张一麐动了恻隐之心，不仅没判罪，还拿出几块银元，让他去做些小本买卖。

结果没过多久，小偷又因盗窃被抓了起来。张一麐很生气，问他为什么不去做生意。

小偷说自己做买卖亏得血本无归，借贷无门，只好重操旧业。张一麐信以为真，薄责后仍予银元数块，助他翻身。

可惜几天后，小偷再次犯案被拘，俯首无言。张一麐命衙役将其送狱。

小偷突然大哭起来。张一麐问他何故，小偷道：“小人死不足惜，唯家有老母，年逾七十，行动不便。一日不在家，则母亲必挨饿，是以哭耳。”

张一麐的母亲在后堂听见，颇为所动，呼儿子进，命加倍资助，将其释放。

小偷深受感染，终于改邪归正，自力更生，传为一段佳话……

一长列黄色肩舆抬着太后赏赐的礼物，在鼓乐队的开道下来到袁府。

正门前，大头跪迎御礼，将之小心安放于正厅尽头事先铺好黄绫子的台桌上。

在两列侍立官员的注视下，袁世凯对着台桌行三跪九叩的大礼。

恍惚间，他仿佛觉得时光凝滞了。

当年隋炀帝总是担心被人夺了性命，经常抚头自问：“好头颅，谁当斫（zhuó，砍）之？”结果后来果然被斫了去，一点剧情的逆转都没有。

这片土地似乎早已对暴力习以为常。屋子总会拆掉，繁华终归如梦，空余几个酸腐文人发些一文不值的黍离之叹聊表装饰。

兴亡循环往复，美好永难实现，心灰意冷的草民就是一只只待罪的羔羊，这只狼吃它，那只狼也吃它，直到虚无地发现自己其实就是一干粮。

这样的羊要么萌生做狼的野心，要么对一切漠然以对，成为马尔库塞所讲的“单向度的人”，对社会失去批判精神，一味认同现实。久之，整个社会不再相信改变和进步能够发生，陷入到“对付着过”的失败主义当中。

人们度过了挫败的一生，发现平生所见皆是虚妄。一切都如宋祁词中所写：“因循不觉韶华换。”

当初宋人打不过金人，自嘲说：“金人有狼牙棒，我只有天灵盖！”因循得久了，便被庸常的生活所淹没，在听到诸如“无代表权不纳税”（英国《大宪章》）、“无视、遗忘或蔑视人权是公众不幸和政府腐败的唯一原因”（法国《人权宣言》）等响亮的声音时，也只能空叹“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

程颐说，看见毛茸茸的鸡雏就看见了仁，可在这片土地上却广泛存在着一种平庸无奇的恶，即作恶者之所以作恶，并非由于本性邪恶，而是因为麻木不仁、脑袋空空。

荒漠中，人们怀揣着自私与虚伪的护身符苟活着。神不会来，救世主不会来，意义与价值也不会来。一切都没有答案，这是一个“姑且如此”的世界，而且还将长久地姑且下去，不知岸在何方。

袁世凯所面对的，就是这样一个官民互不负责的离散型社会。官视民如草芥，民视官如寇仇。体制内的利益盘根错节层层博弈，地方无视中央，部门不管全局。

官吏各谋私利，朝廷垮台与否早就与己无关，反正老婆孩子都安排好了，随时准备撤离下沉的大船。

这简直就是经济学理论“巴泽尔困境”的真实写照——没主的事情，会有很多人来占便宜。

当所有人都把公权力当成摇钱树时，袁世凯坚信，清廷的垮台只是时间问题。

毕竟，民众早已从桥上走了过去，清朝统治者还在河里假装摸石头，这说不过去。

然而，专制不具备自我清洁的能力，恶人也不会主动退出。就像你永远都无法叫醒一个装睡的人，除非那人自己决定醒来。所以休谟才会说：“我们应该设计出一系列制度，以便即使当流氓占据政府职位时，也将为我们的利益服务。”

袁世凯别无选择，唯有如《教父》里的迈克尔・科里昂一般，戴上沉重虚伪的假面，在昏暗的舞池中优雅地跳完这段亡清之舞。

古今如梦，往来只换衣冠

取得权力的人，往往便失去了美学的位置。

在权力的染缸里待上十年，聂鲁达恐怕也不再会写诗。

于是，东方文明的光荣和耻辱、良知与权术，焦不离孟地缠绕在袁世凯身上，写下无数个惊叹号跟一个问号。

改得了的叫缺点，改不了的叫弱点。历史其实只告诉世人一句话：以史为鉴是不可能的。

因此，杜牧说：“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一句话就能概括全部的中国政治史。由于始终未能解决公权与民权的矛盾，统治者总是宿命般地掉进同一条沟里。

也因此，《罗马帝国衰亡史》皇皇六卷，实则只讲了一个故事：

罗马皇帝因惧怕政敌的刺杀和民众的反抗而过于倚仗禁卫军。结果，本来用于护驾的禁卫军逐渐发展成决定皇帝生死的绑匪。

于是，暴力成了谁可以上位的基本规则。当禁卫军杀害了一任皇帝后，竟然拍卖了他的皇位。荒诞的是，还真有人买，可当他买下后没坐几天，便被禁卫军给杀了。

也许，这就是袁世凯迷恋制度和程序的原因。

他重视行政管理经验，不信任自发和不受约束的政治行为。

生在权术大国，你完全可以理直气壮地说：“袁世凯的话，我连标点符号都不信。”

的确，身处于这个动荡不安的魔幻现实主义国家，每个人都不同程度地患有“我不相信”强迫症，由此并发的犬儒意识让我们用更加昏暗的眼神去审视这个原本昏暗无比的世界。

然而，每个人的自我改善是改善社会的必经之路，你总会在某个时间点上选择同世界和解，选择相信。

毕竟，戴一辈子面具，把人生演成一出独角戏，确实很难。但事实上，大多数人在30岁时便死了。一过这个年龄，就变成了自己的影子，以后的生命不过是用来模仿自己，把以前真正有人味的时代所说、所做、所想的事一天天地重复。而且，重复的方式越来越机械，越来越走样。

就像王小波说的那样，生活就是一个缓慢受锤的过程，人一天天老下去，奢望也一天天消失，最后变得像挨了锤的牛一样。

确实，人这辈子，越活越感觉自己无能为力，越活越觉得人生好像没什么意义。

后现代的荒诞就是假如今天生活欺骗了你，不要悲伤，不要哭泣，因为明天生活还会继续欺骗你。杜琪峰那些充斥着宿命与巧合的片子，昆汀电影里前一分钟还大谈《圣经》后一秒便死于非命的杀手。人艰不拆？命运要伤你，就是随便伤。谁说你前面受的苦，便是为后面的幸福按揭？天道酬不酬勤，看老天的心情。故，《无间道》里的陈道明饱经沧桑地感慨道：“从来都是事情改变人，人改变不了事情。”

命运如此残忍，屈贾谊于长沙，窜梁鸿于海曲，用时间这把杀猪刀摧枯拉朽地谋杀着青春、真爱和梦想，把人们塑造成平庸乏味、原则尽失，如打印纸般规整的橡皮人，在随波逐流中褪去生命的意义，最后还派死神在终点好整以暇地收割一切——那么，是默然忍受命运暴虐的毒箭还是挺身反抗人世无涯的痛苦？

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你不操纵命运，命运便操纵你。

看清这一点后，袁世凯真正体悟了“忠恕之道”。

忠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恕者，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因此，以功名利禄收买、驱策他人，说到底，真正的动机还是以诚动人、以心交人。

而另一方面，作为对中国实现近代化贡献最大之人，袁世凯又是矛盾的综合体。

他最早兴办女子学校，认为“女子教育是家庭教育的根源”，却偏爱自己的女人缠足；他练新军，废科举，引进电灯电话自来水，任用詹天佑修建第一条国产铁路，却迷信必须用中国的方式办中国的事。

1905年，直隶总督袁世凯向朝廷申请在天津开展地方自治的实验。

他认为，这是通往民主政治的起点。民智不启，便通过自治，在基层选举中激发政治热情，唤醒权利意识。

吁恳得到了慈禧的同意。

天津的市政选举真刀真枪，充满了诚意。然而，选民们抱着“莫谈政治”的信条，对袁世凯的努力袖手旁观。

于是，他派出人马，到日本学习选举办法，回来后深入乡村，挨家挨户宣讲。同时，把自治之利编成白话，张贴广告，以期家喻户晓。

费尽心血的结果是13000个合格选民，只有1300人主动登记。

袁世凯不甘心，又威逼利诱，勉强动员了8000人投票，选出由30名乡绅组成的地方议会。

不久，袁世凯黯然离津。见识了国民的冷漠和西方政治体制在中国生根之难的他不得不沮丧地承认：“三年自治，收效甚微。”

然而，同坐而论道的公知不同的是，袁世凯不会因为有人开车交会不关远光灯便质疑国民的素质，进而撰文论述“尔等不配拥有民主”。

须知国民性自古如此。

七国之乱、八王之乱、侯景之乱、安史之乱、三藩之乱……每一次大乱都伴随着哀鸿遍野、生灵涂炭，而这，却是高居庙堂的精英们视而不见、漠不关心的。

如果命若蜉蝣的乱离人学不会见风使舵，趋利避害，早就被优胜劣汰了，还有机会明心见性、反躬自省？

因此，比起如何让阿Q们致良知，袁世凯更关心的是面对现实，点滴改良。

那是一个纷纷扰扰，雾里看花的时代。若说1911年之前，袁世凯心底尚有一个笃定的目标，那么，随着世事愈发凌乱，他开始感觉到所谓专制与民主，不过是人性深处的两端在现实世界里的投影。

人类总是在释放和管束欲望之间寻找一个平衡。完全用精神的标准，试图建立一个乌托邦、理想国，则悲剧必将重演，社会亦走向动荡和衰亡；相反，完全遵循实用主义，一切皆以金钱量化，则社会即使在短期内高速发展，也逃不脱物欲横流、破产清算的下场。

正如奥威尔以为毁灭我们的是暴政，但赫胥黎指出，毁灭我们的恰恰是我们所热爱的东西。

疑问像挥之不去的阴影，顽强地盘桓在心头。1916年，在生命的终点，他人格分裂了。

喧嚣与迷离中，他想起了早年对满清专制的痛恨。一切都如轮回，他宿命般地成为“新人”们眼中又一个大独裁者。

仇恨，将你导向你所仇恨的事物。人，是否注定要成为他曾经反对的那个人？

从这个角度看，不难理解为何满世界都是《麦田里的守望者》里的霍尔顿。人们看透了世界的平庸，却无力超越这平庸。难以成为“我”，又不屑变成“他”。我们感到痛苦，可连这痛苦都很平庸——世间有多少人看透了人生的虚无并感到愤怒，但这愤怒早已不足以成为个性，只徒惹讥笑罢了。

而袁世凯唯一能确信的是：自由，不是依赖民主才能存在的东西。说到底，民主不过是方法，根本的前提是人们在思想自由的指引下，取得科学与人文的进步。

唯有如此，一个民族新的思维线索方能浮现。

他最后一次睁开眼，又缓缓闭上，心道：“也许，专制，就是认定自己绝对不会错的想法；民主，就是对何为真理不那么确定。”

心念及此，思绪飞回到了五年前。

张之洞：多亏早死了两年

武汉（辖武昌、汉口、汉阳三镇）九省通衢，居南北辐辏之中心。由于河道顺畅，洋人的军舰游弋往来，不可一世。

列强控制了湖北的工商、金融、矿业等经济命脉，截止辛亥革命爆发，已有外国企业二百余家，而作为外贸大埠的汉口，年交易额均在一亿两白银以上，仅次于上海，有“东方芝加哥”之称。

畸形繁荣的背后，是列强对茶叶等原料的疯狂掠夺，以及对中国进行日用工业品的倾销。隐藏在表面几个大城市“繁华”阴影下的，是广大农村的衰败破落。

在张之洞任湖广总督的十七年里，这个晚清四大名臣中的最后一位，为清廷扎扎实实地埋下了两个火药桶。

由广设新式学堂、大派留学生而引发的开明风气，为朝廷培养了数之不尽的掘墓人；由汉阳兵工厂制造出来的大量新式武器，为掘墓人提供了优质的铁锨。

当然，身为鄂督，张之洞有守土职责。作为当年慈禧钦点的探花，在翰林院储才养望时就同张佩纶、陈宝琛等人放言高论、纠弹时政的清流，张之洞的思想基调逃不出忠君爱国。唯一有所突破的是，忠不是愚忠，爱不是溺爱。

变器不变道的主张体现了萦绕在张之洞心头关于中学西学的纠结，制度和文化的滞后注定了“师夷长技以制夷”只能是一个看上去很美的肥皂泡。

像这种常年在心性之学和修齐治平的儒家思想熏陶下成长起来的封疆大吏，终极的人生追求无非是“立言、立功、立德”三不朽，生前名满天下，死后进入《列传》。

一直以来，张文襄公人生的独木桥走得都很稳，却在快到达终点时闪了腰，留下一个污点——杀唐才常。

1900年，唐才常趁北京闹拳乱，在湖北领导了自立军起义。这是流亡东瀛，以康梁为代表的维新派在国内进行的唯一一次武力尝试，妄图推翻慈禧，归政光绪，无奈被老奸巨猾的张之洞剿杀。在扑灭自立军星星之火的同时，张之洞也浇灭了维新派对地方开明督抚的期望。

虽然这事在教科书中叫“封建官僚对资产阶级改良派的疯狂迫害”，但搁赵尔巽的《清史稿》，那就是“弭患于初萌，定乱于俄顷”了。

事实上，对唐才常痛下杀手，只是张之洞多年的为政经验所沉淀出的明哲保身。1907年，当秋瑾被清廷处以极刑时，武昌高等小学的学生竟直言不讳地上书张之洞，请求独立，脱离大清。

天公不语对棋枯。年过古稀的张之洞在革命风潮的涌动之中，深切感受到了一个末世王朝苍凉的命运。

这一年初秋，张之洞离鄂赴京去做军机大臣。在火车站，他与那些送行的门生故吏风雅了不少诗词，其中有一首《读宋史》的绝句：

南人不相宋家传，

自诩津桥儆杜鹃。

辛苦李虞文陆辈，

追随落日坠虞渊。

李纲、虞允文、文天祥、陆秀夫都是南宋名相，个个以振作赵宋为己任，个个回天乏术，最后由陆秀夫主演大结局：抱着宋朝最后一个小皇帝跳海自尽。

张之洞宦海沉浮三十载，以一个悟透人生的老油条的锐利眼光，预见了纵使以身相殉也无补于亡的天朝结局。

不管文人在报纸上发表多少篇意气激昂的排满文章，主导革命大戏的还是武人——看过排满文章的武人。

清朝的军队沿革如同一部毒品的发展史。

吗啡最早是作为鸦片的替代药出现的，海洛因是为了戒断吗啡成瘾症而研制的。而从八旗、绿营到湘军、淮军一路跌跌撞撞走来，新生者无不是为了接替腐败者而诞生的，却迅速腐化到更为不堪的境地。

直至1904年新军改编，装备新式武器，采用严格的征兵标准和西法训练，军官多由学习军事的留学生担任。全国分为十四个镇（师），其中第一至第六镇为常备军，由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管辖，又称北洋六镇。

每镇（长官称镇统）分两协（旅）；

每协（长官称协统）分两标（团）；

每标（长官称标统）分三营（营）；

每营（长官称管带）分四队（连）；

每队（长官称队官）分三排（排）；

每排（长官称排长）分三棚（班）；

每棚（长官分正副目）14人。

驻扎在武汉的新军有一个镇（第八镇）和一个混成协，总计不到两万人。镇统叫张彪（1860—1927），协统叫黎元洪（1864—1928）。所谓混成协，是指由各省自己征募军队，兵员接近“协”的标准，便可呈请北京，配给一些炮兵和骑兵，组成一支没有正式番号的机动部队。

故事就是在这一镇一协里上演的，名为《亦正亦邪》。

镜头切到了“邪”的一方，画面变成了冷色调，低沉的音乐适时地响起。湖广总督瑞澂（1864—1912）望着案台上的《大江报》，在那篇反动文章旁边批了一排字：

淆乱政体，扰害治安。着即查封《大江报》。

国共两党的历史教材能达成共识的不多，瑞澂算一个——反革命典型。不过说实话，此公在满人里不算草包，只是同他爷爷琦善一样生不逢时，背了历史的黑锅。

八国联军占领北京时，在户部当员外郎的瑞澂因留守有功，擢升九江道。后迁江苏布政使，清正廉明，办新政卓有成效，《清史稿》称“中外交诵其能”。

当然你会说，《清史稿》是著名遗老赵尔巽编的，不给满人唱赞歌给谁唱？但问题是，瑞澂后来的种种行为近乎将湖北拱手相让给起义军，以至于赫然排在盛宣怀之后，成为那些真正“爱我大清”的人日夜想啖肉寝皮的罪臣。

因此，赵尔巽的评语还是相对客观的。瑞澂在鄂督任上，处理饥民暴动，惩治贪官劣绅，政声非常不错。之所以前后反差那么大，不能武断地认为他是影帝，只能说思想进步品德优良并不妨碍一个人贪生怕死。

大江东去浪淘尽

《大江报》被查封后，瑞澂颁布了菜刀实名制：武汉所有刀具店必须取得营业执照。购买五把刀以上的顾客要登记姓名和住址——你要叫一九把刀，估计得直接移交公安机关。

同时，总编詹大悲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半。

24岁的詹大悲是武汉革命团体文学社的文书部部长。该组织成立于半年前，志存高远，以“推翻清朝专制，拥护孙文主张”为己任，社长是混成协的普通士兵蒋翊武（1884—1913）。

此人木讷寡言、不露锋芒，但曾痛斥科举为“奴隶功名”。

文学社则一点都不文学，叫这名字是为了看起来和谐，成员多为新军士兵。

这些反动士兵平日的精神享受就是看《大江报》，现在精神食粮没了，大家开始不淡定了。

不淡定的结果就是开会，和另一个“反动团体”共进会一起，连续开了三次会，商讨合作事宜。

第三次是在富二代刘公家召开的。

能让富二代把兴趣从超跑俱乐部转移到造反上来，这政府得有多令人寒心？

刘公他爸是襄阳首富。这种不差钱的富一代对下一代的期望一般就是走仕途，毕竟在中国，士农工商的排序还是异常顽固的。

刘公利用国人的劣根性，写信给他爸说要捐个厅局级当当（道台）。刘老头二话不说，赶紧给汇了五千元，让他作为买官的铺垫。

结果就让孙武（1880—1939）给盯上了。

孙武是共进会的创始人，十年前就参加过唐才常的自立军起义，还被封为“岳州司令”。1904年东渡日本，后在香港加入了同盟会。组织成立共进会（隶属同盟会的外围组织）后，孙武空降武汉，策划起义。

孙武觉得革命不是搞传销，见人就拉。他对入会提出了严格的标准：必须是新军士兵，并自鸣得意道：“今日清廷之精兵，即他日我党起义之劲旅。”

动员工作也很讲究。孙武的助手邓玉麟是个兵油子，发展下线时从来不提“排满革命”这类听起来就在把人往火坑里推的口号，而是伸出手指算账：“那，现在加入呢，就能当标代表；晚一些，可以当营代表；再晚就只有队代表、排代表了。光复以后，肯定要扩军，到时候各个代表就是标统、管带、队官和排长。你说这么好的机会你都不抓，就不要怪起事时战友们的子弹不长眼睛了。”

人是忽悠来了，可惜没钱。

孙武经常饿着肚子，把衣服都典当出去，跟邓玉麟合穿一条长衫。

在听说刘公怀揣巨款后，两双眼睛登时绿光闪闪。

孙武找来新军排长彭楚藩商量。彭楚藩自告奋勇道：“刘公曾秘密印过一份地下刊物《革命方略》，我去吓他，如果不交钱，就说要告发他，让他捐官不成！”

果然，彭楚藩到刘公家“做客”，没说几句，就掏出一本《革命方略》，虎视眈眈地望着对方。刘公不满道：“我原本就是从家里骗钱干革命的，唬我作甚！”彭楚藩大喜，说了些好话，二人把酒言欢……

1911年9月23日，共进会和文学社在武汉楚雄楼10号刘公家宣布合并。博弈的结果是，原文学社社长蒋翊武担任军事总指挥，一把手。这是由于文学社人数多，在新军里基础好。而共进会方面因为后台硬（同盟会）、经费多（刘公的），因此推举孙武为军务部长，刘公为总理。

同时，大家接受了原混成协士兵、文学社骨干刘复基的建议，从今往后不分彼此，一律统称“武昌革命党人”。

翌日，起义指挥部召开干部会议，一百多人参加。会议决定，将于1911年10月6日起事。那一天是农历八月十五，正好暗合历史上“八月十五杀鞑子”的传说——元朝末年，陈友谅起事，在中秋节以月饼传信，奋起杀元兵。

同一时刻，南湖炮队（标级单位），三营。

正目汪锡九和几个士兵即将退役，一帮战友喝酒为其饯行。排长刘步云平日就看汪锡九不顺眼，此刻见他和一群士兵吆五喝六，借着酒劲还骂骂政府，便上前干涉。退伍老兵一向比较横——马上滚蛋的人了，用不着再装孙子。加上这帮人原本就跟革命党有联系，好些连辫子都剪了，都不是善茬儿。

一干涉，火花就擦出来了——《大江报》不让看，喝酒不让喝，干脆让子弹飞算了。于是，双方由争吵升级为械斗。

本来也没多大点事，打打架斗斗殴权当操练了。谁知炮营管带不会平事儿，非要偏袒刘步云，派宪兵抓人打人，顿时激怒了士兵。

几十个兵借着酒劲冲进军械库，取出几十杆马枪，对着军官室一阵乱轰。

可惜枪里的子弹都是有药无子的训练弹，拍戏倒是很有气势。乱兵们一不做二不休，拖出快炮三尊，准备大干一场。又可惜，新军的炮与炮弹是分开的，有炮无弹——独裁者连看家狗都严加防备，真可谓苦心孤诣。

这一闹腾，惊动了镇统张彪。

张彪是张之洞在山西巡抚任上发现的，从此跟着张香涛走南闯北，成了他的侍卫和心腹。相貌憨厚的张彪除了腿脚比较麻俐，别无所长，放现在充其量是个优秀的夜总会大堂经理。之所以能当上湖北的军事二把手（一把手是总督），无非是跟对了人。

让这样的庸才身居高位，在治世混一混也就过去了，反正天朝就是一摊稀泥，你混我混大家混。但搁到乱世，就有好戏看了。

当晚，张镇统很生气，迅速派马队前去弹压。待骑兵赶到时，哗变的士兵早已作鸟兽散。

人是散了，人心也散了。

很快，“八月十五杀鞑子”的小道消息便在军营里传播开来，搞得大家都很兴奋，夜不能寐。

同样失眠的还有瑞澂。杀鞑子？湖北最大的鞑子就是他。

神经紧张的瑞澂屡屡派出密探，侦查消息来源，并宣布八月十五当天全城戒严，官兵不许离营半步。同时，军中除执勤士兵可携带少量子弹外，所有弹药一律收缴，集中保管。再者，中秋联欢会提前一天举行，八月十五严禁各种名义的聚会。

这下轮到“武昌革命党人”郁闷了，计划完全被打乱，只好延期至10月11日起事。

一次事故引发的革命

10月9日，孙武正在汉口俄租界宝善里的家中专心致志地研制炸弹。

经常搞暗杀的，一般都是化学家。但因技术缺陷，杀敌八百自损一千的事也没少干。

孙武受过专业训练，效率很高，要不是家里来了不速之客，当天的产量能轻松突破五十枚。

下午，刘公十六岁的弟弟刘同跑来找他哥。

发现刘公不在，刘同坐下来等。百无聊赖的他望着孙武忙碌的身影，犯了烟瘾，倚着木案点燃了一支烟。

镜头给了案上堆成一座座小山似的黑铅和硫黄一个特写，接下来发生的事就成了国产电视剧烂俗的桥段。缺乏安全意识的刘同学弹烟灰的姿势很潇洒，所以这段用慢镜头来表现。

燃了。

火球蹿起，浓烟升腾，孙武的双手和脸都被严重烧伤。他一面令刘同赶紧离开，一面让正在另一个屋印假钞的同伴向房子泼煤油，以便在救火队赶来之前销毁罪证。

俄国巡捕反应神速，蹬着大皮靴就朝出事地点赶来。凄厉的警哨吓跑了刘同和孙武，后者被同志送往医院。

俄租界待不下去了，革命同志纷纷转移到法租界，在长清里18号集合。

刘公随后赶到，没说几句，脸色大变——革命党的花名册，共进会、文学社的重要文件，全在宝善里。当真是聚九州之铁，方能铸此弥天大错。

愧疚交加的刘公出于侥幸，希望俄租界的巡捕尚未发现花名册和文件。他派刘同回去取。

而俄国毛子的优异表现再次印证了专制传统根深蒂固的国家都对草民造反有着特殊的嗅觉。他们早就发现革命党人的罪证，转交给了清政府，并且还举一反三地埋伏在宝善里等待革命党上钩。

俄国巡捕抓了刘同，严刑拷打下，革命党人的计划被全盘供出。

刘公久等不见弟归，预感着凶多吉少，心情越来越沉重，和孙武等人商量了一下，准备提前起义。

于是派出邓玉麟，让他火速赶往武昌的小朝街总指挥部报告情况，组织起义。

位于武昌城南的小朝街85号，是原文学社的机关所在地，房东乃新军排长张廷辅。与他们同住的，是有“小诸葛”之称的刘复基。

刘复基头脑灵活，组织力强，是文学社的灵魂人物，很多重要决断都是他催促社长蒋翊武作的，比如同共进会的合并。

当蒋翊武听完邓玉麟的汇报，拿捏不定时，刘复基又一次站了出来，痛陈利害，终于说动了众人。

下午五点，蒋翊武签署了起义命令，决定提前起义——当夜十二点，以南湖炮队中的革命党人鸣炮为号，各军同志以白布系左膀为标志，一齐起义。

南湖位于武汉三镇南端，与长江相通。共进会精耕细作，早就在此经营了以徐万年为首的一批革命代表，将炮队变成了一点就着的炮仗。

邓玉麟和杨洪胜被分头派去通知南湖炮队和各标营的革命同志。夜里十二点能否响炮，成了起义成败的关键。

邓玉麟在城里转了一大圈，把该通知的人都通知到了，只是延误了时间。

蒋翊武等人焦急地等待，时钟显示十一点整。

邓玉麟出了文昌门，到达南湖炮队。他翻墙而入，差点被执勤的卫兵打死，幸亏另一个卫兵发现是同志，帮他进了炮营。

蒋翊武等人不安地等待，时针即将指向十二点。

邓玉麟找到标代表徐万年，和几个革命同志一起，钻进马棚商议起义计划。

徐万年面露难色。他认为马上起义时间太仓促，而且兵营的同志均已熟睡，临时摸黑举事，成功的可能性极低。

徐万年有这样的想法一点也不奇怪，因为人都是安于现状，屈从于习惯的，这和他的思想是左是右没有关系。当你坐久了办公室，便会断绝创业的想法；当你和一个人同居久了，哪怕不喜欢对方，也会因惧怕改变而拒绝分手。

徐万年的思想是进步的，但他的大脑是僵化的。这不能怪他，放到中国这坛大酱缸里染上几年，乔布斯也就是饱食终日。

大脑僵化的特征是不相信奇迹。你不能寄希望于一个不相信奇迹的人来撬动历史的铁轨。

仔细研究后，革命同志们集体了。决定等天亮后，让邓玉麟回小朝街找蒋翊武重新议定一个起义时间。

等不到天亮了。瑞澂派出大量军警，按图索骥，已经端掉了几个革命“窝点”，正往小朝街杀去。

当天夜里，蒋翊武没等到窗外的炮声，却迎来了一队张牙舞爪的清狗。

结果，除蒋翊武侥幸逃脱外，刘复基、彭楚藩和杨洪胜等骨干被一网打尽。

瑞澂估计是想出一口害得自己失眠的恶气，准备杀一儆百。他立刻在总督衙门外举行了一场公审。

这是老传统了，对于谋逆大案，清廷向来公审，以震慑不明真相的群众。但问题是，时也势也，到了清末，公审经常变成革命者激昂的宣传演出。你搭台，他唱戏，一个个口才还贼好，最后的结果是让围观群众纷纷受到启蒙，很多人便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杀掉几人后，瑞澂心中稍安，让师爷张梅生拟就一份捷报，发往北京。

按理说，党人名册已经拿到。玩狠的，可以按照名单大开杀戒，凡是跟革命党有染的，统统拿下；假慈悲，可以召集新军军官，公开销毁名册，表示既往不咎，以示宽大，稳定军心。

其实，选择息事宁人，也符合清廷上谕的精神——“如搜获逆党名册，立即销毁，毋得稍事牵连，致滋扰累！”

但这事坏就坏在瑞澂的宗教信仰上，他居然信佛！

信佛的人总觉得杀伐太重会有报应，杀刘复基等人已然是觉悟高于信仰的艰难决定，让他血洗武汉新军？不可能。

销毁名单？也不可能。武汉已经成了火药桶，出了事谁负责？

当时又没危机公关，谣言立马就四起了，是关于辫子的。说起辫子，那可真是满清的小辫子，说不得碰不得，意识形态的活化石。活化石在清代有多威武？可以参考孔飞力的《叫魂》。

上下同欲者，胜

然而，犯禁是人性中一股不可遏制的冲动，就像你砌再高的墙，也只会吸引更多的人去翻墙一样。到了晚清，越来越多的人迷上了剪辫子这件让生活充满了刺激的事，其中不乏新军的士兵。

此事可大可小，就怕认真，在晚清剪辫子，往大了说，脑袋搬家。往小了说，大家心知肚明糊弄几句就过去了。

一次，黎元洪麾下一个标的士兵就想不开剪了辫子，被军法官告发。黎元洪当着一众军官的面，开玩笑道：“剪辫之举，大可免受猪尾之讪笑，倡文明之先机。”打了个哈哈，帮他掩饰过去。

然而，这次的谣言的确耸人听闻：政府正在搜查，只要你没有辫子，就会被抓起来处决。

对于不胫而走的谣言，新兵们宁可信其有——首先，遇难的彭、刘、杨三人都是剪辫的。其次，被政府逮捕的张廷辅，也是剪辫子的。而这恰恰是公审大会后唯一的一次逮捕行动，就在10月10日凌晨，雷厉风行。

由于无人澄清，谣言愈演愈烈，传来传去变成了“政府将派满兵逮捕新军中所有的汉兵，集体屠杀”。

不到一天时间，新军就被流言搞得人人自危、道路以目。毕竟好多人枕头底下压着的畅销禁书《扬州十日记》都还没来得及销毁，一帮“反动”士兵开始惶惶不可终日。

天时地利人和，民国的汤药已经煨好，只待揭锅。

10月10日的清晨没有任何特别之处。屹立在蛇山之巅的黄鹤楼，静静地望着从它脚下淌过的长江。看了一千七百年，哪一块岩石能激起多大的浪花它都了然于胸，仍未看出任何玄机。兔走乌飞，又是稀松平常的一天。

汉阳的兵工厂伴着晨曦开动了马达。单调而重复的轰鸣声让人生厌，却不知要忍受这噪音污染到何日。

当画面切到新军第八镇第八工程营时，革命党营代表熊秉坤（1885—1969）正走出营房，准备洗漱。

由张彪坐镇的新军第八镇可谓革命的摇篮，不知出了多少乱兵。现在终于轮到最牛的一个出场了。

熊秉坤一边洗脸，一边琢磨昨晚的事。先是杨洪胜跑来转达蒋翊武号召起义的命令，他记得最清楚的就是杨千叮万嘱的那句“革命同志左臂缠白布一条，以免枪响后误伤”。平时喜欢读书的熊秉坤当时还想：为什么是左臂？难道要跟当年汉朝军队“左袒复大汉”形成千古呼应？

熊秉坤将杨洪胜的话传达下去，一个叫任正亮的革命同志很自觉地戴上了白布。任正亮的亮点不在戴白布，在于他戴着白布去排长室偷子弹，估计是想避免像南湖炮队那样有枪无弹的悲剧，谁知却引发了另一个悲剧，被排长陶启胜抓了现行。

陶排长警觉道：“你胳膊上捆绷带做什么？”

任正亮装傻：“胳膊受伤了，以此扎缚。”

“受伤？为什么把绷带捆在胳膊外面？”

任正亮无语，敷衍而去。

吃早餐时，熊秉坤看见买菜归来的司务长面色凝重，问他怎么了。

司务长说，督府半夜刚杀了几个人，其中一人，就是经常来工程营送东西的杨洪胜。

熊秉坤两眼一黑，差点晕倒。

杨洪胜、刘复基和彭楚藩都是自己的至交好友，仅半日工夫，便已阴阳相隔。

更多的消息陆续传入营中：军警昨晚和今晨已破坏多个革命机关，抓走几十人。孙武、蒋翊武下落不明，革命党名册在清廷手上，危险旦夕将至。

作为工程营的革命军代表，熊秉坤此时如断了线的风筝。没人再给他下指令，也没人能告诉他路往哪走。他的抉择，攸关的已不是一人之生死，还有全营两百号革命同志的身家性命。

甚至，历史的走向。

事实证明，熊秉坤没有熊。他立刻召集营中同志，商讨对策。

之前，彭、刘、杨三人被砍头的照片已经传示各营。瑞澂此举有点向古人致敬的意思——杀了熊廷弼，传首九边。问题是乱兵早就人心惶惶了，你还拿着鲜血淋淋显影效果又不好的黑白照片去吓人，不仅起不到震慑作用，反而使人心更加思乱。

面对白色恐怖，士兵们默然不语，几十双眼睛齐刷刷地望向熊秉坤。

一个叫徐兆宾的率先打破沉默，站出来高声道：“我们不怕死，朝廷奈何以死惧之！”

鉴于国人向来以“勿当出头鸟”教育子孙，代代相传，人人都以成为沉默的大多数中的一员为幸，徐兆宾的勇气还是值得景仰的。当然，你也可以说徐兆宾是熊秉坤安排好的话托儿，毕竟生活在权谋大国，一切皆有可能。

熊秉坤顺势激动道：“早晚都是死，名单已在瑞澂之手，与其等死，不如一搏（晓之以理）！安徽的徐锡麟，同盟会的汪兆铭，一个刺巡抚，一个炸摄政王，一个死一个生。然而，无论成败，报馆刊登他们的事迹，坊间流传他们的照片，何其荣耀（动之以情）！况且，我们合力进取，并非没有胜算。若革命成功，那诸位就是誉满天下的民族英雄，光宗耀祖（诱之以利）！”

群情激奋了：“大丈夫能死个惊天动地，虽死犹荣！”

同盟会胼手胝足造了二十年反也没成功，瑞澂用了不到二十天就逼反了武汉新军，真可谓君要臣反，臣不得不反。

工程营的同志统一了意见，熊秉坤立刻去邻近的二十九标第二营，找到营代表蔡济民。

蔡排长正躺在床上蒙头大哭，想是刚刚得知杨洪胜等人的噩耗。

听说熊秉坤要起义，蔡济民擦干眼泪，振作精神，当即唤来附近的三十标的同志，共同议定了起义时间——当晚七点。因为有杨洪胜之前送的几盒子弹，熊秉坤等人信心十足。

纸包不住火，尤其包不住怒火。新军内部要暴动的小道消息，开始在中下级军官中风传，空气里弥漫着躁动与不安。

傍晚，队官罗子清搔首踟蹰地走进了熊秉坤的营房。

“听说今晚起事，要排满杀官？”

“排满是肯定的，杀官为了夺权。管带以上，估计都跑不了！先前安徽、湖南的军队起事失败，是因为有我们湖北第八镇在。只要我们湖北起事，各省必定响应，谁敢反对，必死无疑！”

罗子清沉默了，半晌方道：“大家都是汉人，今晚我外出，有事你们多担待。”

一个队官请一个正目“担待”，放在平常，是难以想象的。

首义第一枪

晚上七点，例行点名完毕，工程营的士兵回到营房，拿出枪支待命。

出于好心，熊秉坤找到拜把兄弟陶启元，对他说：“你哥哥陶启胜一向不合群，得罪了不少人。他又是个排长，大事一起，性命堪忧。我不忍见你兄弟离散，你去劝劝他，让他起事之际万勿出头。”

陶启元心下感动，赶忙找到哥哥，说明缘由。

谁知陶启胜不但不领情，反而像发现了新大陆般一跃而起，叫上两个卫兵就去各棚查验。

陶启元暗暗叫苦，只得回去找熊秉坤。

陶启胜进了三棚宿舍，发现士兵金兆龙正在专心致志地擦枪，其余几人也全副武装，气氛异常。

“今晚不是你值班，为什么擦枪？”陶启胜问。

金兆龙漫不经心道：“没别的意思，以防万一。”

陶启胜：“万一个屁，你是想造反！”说着，就让卫兵去缴金兆龙的枪。

金兆龙蓦地起身，硬顶道：“老子就是反了，你想怎么样！”

空气凝滞了。

陶启胜恼羞成怒，扑上前去夺金兆龙的枪，二人扭打起来。

金兆龙身材短小，没几个回合就被陶启胜压在了身下。他喘着粗气喊道：“弟兄们，别愣着，动手啊！”

众人回过神来。一个叫程正瀛的兵最先给力，举起枪托就朝陶启胜头上猛砸，视觉效果堪比狮门的血浆片。

陶启胜头骨被砸裂，血花四溅。两个卫兵见势不妙，逃之夭夭。

陶启胜害怕了，捂着血肉模糊的脑袋夺门而去。

程正瀛也害怕了，长官是自己打残的，日后肯定吃不了兜着走。情急之下，他举起枪，瞄准陶启胜的腰肋，扣动了扳机。

熊秉坤后来回忆说：“此即首义第一枪也！”

枪声一响，工程营的革命士兵登时振奋了，一个个提枪冲出宿舍。为了壮胆，还纷纷向天鸣枪。

枪声惊动了工程营管带阮荣发。他抓起手枪，带着右队队官黄坤容就往士兵宿舍赶。

迎面撞见一路狂奔的陶启胜，后面跟着一大群喊打喊杀的士兵。这种场景使阮荣发产生了错觉，以为陶启胜是领头人。

素有神枪手之号的阮荣发抬手就是一枪，陶启胜应声而倒。

阮管带余威尚在，革命士兵不由自主地站住了脚。

“弟兄们，造反是要灭九族的。现在首恶已诛，大家各回各棚，我保你们无事。”

革命士兵出于服从的惯性，听了阮荣发的话，颇有所动。

形势像弹簧，你弱他就强。此时的熊秉坤正和几个士兵躲在营房二楼观望，眼见楼下同志就要缴械投降，熊秉坤操起一个花盆，照着阮荣发的大脑袋扔去。

旁边士兵见状，也争相操家伙。一时间脸盆痰盂横飞，砸得阮荣发和黄坤容抱头乱窜。一个士兵趁乱朝阮荣发放了一枪，没有打中。阮荣发开枪还击，且战且退。

混乱中，阮荣发射杀了一个追他最紧的士兵，激怒了众人。

一个叫徐少斌的追上阮荣发，用枪抵着后脑，一枪毙了他。程正瀛也顺势撂倒了黄坤容。

士兵们激动万分，奔走相告，“暴动者生，留营者死”的口号响彻夜空。

熊秉坤却忧虑地望着楚望台的方向。

位于蛇山之上的楚望台是清末四大著名军火库之一，囤积着数以万计的德国毛瑟枪和汉阳造，子弹不计其数。

最初制订的起义计划里，收取楚望台是最重要的一环，各标各营的革命代表也都心中有数。

守楚望台的是工程八营的左队，革命军代表叫马荣。而楚望台的监督官则是张彪的心腹李克果，此人当过工程营的管带，熟知军情，却被临时调来看守军械库，可见形势之紧张。

熊秉坤等人的枪声一响，惊动了正在楚望台值班的李克果。他立刻让人把左队队官吴兆麟（1882—1942）找来，命令道：“马上集合队伍，严加看护军械库。擅闯者格杀勿论！”

左队士兵很快集合完毕，等待李克果训话。

李克果说了一堆大家不要惊慌、认真安排布防的废话，听得底下好多士兵都想回敬他一句“我们并不慌张，只是祸起萧墙”。原来，这帮士兵里十之六七都是革命士兵。

马荣耐着性子听李克果说完，发问道：“我们手里一颗子弹都没有，乱党冲过来，如何抵挡？”

为了防备新军哗变，瑞澂下令收缴了所有实弹。最狠的是，军械库守军的子弹也要上缴。这就构成了逻辑学史上的著名悖论——楚望台悖论。它的两难之处在于，既要收缴弹药库守军的弹药以防止他们造反，又要靠这支没有弹药的守军去抵御其他来抢弹药的反叛者。

枪声越来越近，吴兆麟急道：“总不能让弟兄们用血肉之躯去挡子弹吧！”

“当然要发子弹，仓库主任，开库！”李克果命令道。

“没有总督的命令，我不能开库。”仓库主任很轴，却是保管钥匙的优秀人选。

“叫你开你就开，出了事我负责，再啰唆我毙了你！”李克果掏出手枪。

仓库主任只好依他。

士兵们井然有序地排队去弹药库领了子弹，一个个暗自窃喜——全是演技派。

马荣见最后一人也领到了子弹，举枪朝空中发了一弹，高声道：“弟兄们，反了！”

左队士兵按捺已久，无不鸣枪宣泄。

李克果惊呆了。刹那间，他的世界观崩塌了。没有李克农之智，没有李克用之勇，他只是李克果，路人甲李克果。在随从的掩护下，李克果掩面跑下了历史的舞台。

吴兆麟也从众人的视线中消失。

饶是瑞澂机关算尽处心积虑，防火防盗防弹药，守卫森严的楚望台还是弹指间便落入革命党手中，再次验证了那句老话：天下大势，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

瑞澂的残念

待熊秉坤等人来到后，二十九标、三十标的党人也陆续到达，汇集到一起共有四百多人。

熊秉坤站在李克果训话的地方，宣布当晚的革命目标——以“湖北革命军”为旗号，破坏湖北行政机关，完成武昌独立。

底下的士兵窃窃私语交头接耳，没几个认真在听。还有几个不服气的嘀咕道：“这个熊秉坤不过是后队的一个正目，凭啥指挥我们？”

军队最讲论资排辈。望着嘈杂混乱的士兵，熊秉坤五内俱焚。革命尚未成功，瑞澂和张彪枕戈待旦，随时准备反扑。要是拖到天亮，清军集结，则胜负或未可知。

焦灼间，哨兵（巡逻兵）押来一人，却是吴兆麟。

吴队官见丢了楚望台，正准备手捧酱油埋头疾走，但转念一想，外面其实更不安全。军械库没守住，张彪饶不了他；遇见革命党，又会把他当反革命处理了。纠结的吴兆麟在附近徘徊转悠，正好让哨兵撞着。

吴兆麟早年加入过湖北的革命团体日知会。该会在当时非常有名，黎元洪的秘书刘静庵、国学大师熊十力都曾入会。

然而，当日知会被清政府查抄后，吴兆麟就逐渐疏远了革命党人。虽如此，因有文化有想法，他编写过的许多军事作战的小册子很受士兵的欢迎。

熊秉坤望着灰头土脸的吴兆麟，两眼放光。在和蔡济民等人商量后，一致决定推举他当临时总指挥。

“吴队官，你刚才去哪了？”

“我躲起来了……”

“你放心，大家都是汉人，不会为难你。现在，我们决定拥你为临时总指挥。”

吴兆麟赶紧摆手：“弟兄们不杀之恩，吴某已感激不尽，哪敢再当总指挥。”

“我们读过你写的教材，这里的兄弟，哪个没受过你的影响？今日之事，非你不可！”

围观的士兵无不赞同附和，吴兆麟却一再拒绝。

金兆龙急了，他可没兴趣玩三推三让的游戏，挺着刺刀威胁道：“叫你干你就干，等鞑子组织好了，谁也甭想活！”

望着那一张张稚气未脱、充满期待的脸，吴兆麟动摇了。终于，他下定决心，答应了这项不成功便成仁的差事。于是，半个世纪后，他的形象出现在人民英雄纪念碑上。那座手举驳壳枪带领士兵冲锋的浮雕，正是以吴兆麟为原型。

吴兆麟走上高台，环视众人，大声道：“推举我为总指挥，都愿意吗？”

“愿意！”声震云霄。

“既如此，大家一定要听我指挥。违抗军令者，斩！”

“同意！”

熊秉坤悬着的心终于落下了。

没有康梁，没有孙黄，甚至连蒋翊武都不知所踪。几百个士兵的自发行为宣示了人心的向背，也点燃了一场轰轰烈烈的革命。

夜里十点半，吴兆麟下令士兵往楚望台西南集结，整装待发后，立即攻打湖广总督府。

兵分三路，平行推进。由于要分兵留守楚望台，进攻的兵力十分薄弱。除了蔡济民所率的一排，其余队伍均被敌方强大的火力所阻。

蔡济民一到督府门口就乐了。原来张彪亲自指挥人马，严阵以待，一边是机枪哒哒哒地放，一边竖起一面大旗，上书：“本统制带兵不严，致尔等叛变。汝等均有身家，父母妻子倚闾在望，汝等宜早反省，归队回营，决不究既往；若冥顽不灵，则水陆大军一到，定诛灭九族，玉石俱焚，莫谓本统制言之不预也！”

张大人虽然把平乱搞得像拍历史剧，但杀起人来一点不含糊。纵使革命士兵英勇无畏前赴后继，依然无法突破枪林弹雨。督府门前，尸横遍野。

关键时刻，南湖炮队从天而降。

也不是凭空冒出来的，前面用两场戏的笔墨做过铺垫。戏剧创作最讲究“草蛇灰线伏延千里”，不可能写着写着就把一支活生生的军队给写没了。

在徐万年的率领下，南湖炮队在蛇山布好了阵。吴兆麟得知后，立刻派人通知前线的蔡济民，让他想办法帮炮队定位轰击目标。

蔡济民四下里看了看，一个“乾记衣庄”的匾额映入眼帘。他立刻命人去衣庄放了把火。火光的映照下，总督衙门再也无处藏身。

排炮声声，震天动地。一轮过后，督署大堂和八镇的司令部都被夷为平地。

瑞澂慌了，准备逃跑，师爷张梅生力劝不可。清制疆臣死封地，弃职逃逸属杀头重罪。咸丰七年（1857），英法联军攻陷广州，两广总督叶名琛不战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被后人讥为“六不总督”。其实，叶名琛不是不想走，是走了一样死，还自毁形象。瑞澂心理素质差点，就连形象都不要了。

偏偏此时又跳出来个楚豫舰管带陈德龙，说船都开过来了，总督大人你快走，留得青山在还怕没柴烧？为了减轻领导的罪恶感，陈管带还正义凛然道：“逃到军舰上不算逃，一样可以指挥反击。”

炮声隆隆，有几颗就在不远处爆炸，震得瓦片碎裂，惊叫一片。瑞澂的耳朵嗡鸣了，周遭的声音也变得遥远起来……

“吾等自此以后，无安枕之一日。”

这是1907年安庆起义爆发后，自己的老上级，时任两江总督的端方发给陆军部尚书铁良的电报中的一句。端方当时忧心忡忡的神态，瑞澂至今记忆犹新。

“重臣出使，炸弹窃发；疆臣阅操，火枪致命。”那时的瑞澂，是江苏布政使。他添募水师，购置兵轮，将自己治下的新政办得有声有色。当在报纸上看到这句时，瑞澂摇了摇头，他不明白太后老佛爷在犹豫什么。五大臣出洋考察归来，朝廷虽已颁布“仿行宪政”的国诏，却只有一个“大权统于朝廷，庶政公诸舆论”的模糊表述，这就给了革命党口实，让他们可以名正言顺地攻讦清廷是“假借立宪，巩固其万年无道之基”。

“凡督抚到任六个月后，倘所属地方出有巨股土匪重案，定唯该督抚是问。”这是当年下发的上谕，里面严词怒斥了各地大员于时事多艰之际养尊处优、荒废吏治，以至酿成地方巨患。

对此，瑞澂又表示不理解了。人心浮动久矣，吏治从来荒怠，这是事实。但在中国，一切问题都是政治问题。你老佛爷为什么不能痛下决心立宪呢？载泽已经说得够明白了，立宪利于国，利于民，唯独不利于官，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你还是宁可相信瞿鸿禨那个老顽固的。

当然，历来的保守派反对改革都必祭一面大纛（dào），上书“民智未开”。他们的逻辑是：人是政治机器的操纵者，人不正，再精密的仪器也会被用偏。而人性由传统雕琢，被文化塑造，改变非一日之功。

难道中国人的人性等同于奴性，天生就要忍受不公、压迫和种种限制？诚然，西方政治体制中渗透着的自由、民主、平等的理念是建立在其契约精神的源远流长和深入人心的基础之上的，但任何一种生活方式的形成都有赖于体制和文化的双重作用。

对一个时代来讲，文化是水，体制是钢。体制之钢能改变文化之水的走向和形态。但反过来，水至柔而能穿石，文化之水在浸润了整个社会群体的心态之后，又能以汹涌的态势将体制之钢冲垮。

心念及此，瑞澂叹了口气，让手下一个戈什哈（侍卫）将后墙捣出一个大窟窿，与陈德龙等人逃上了兵轮。

人心即历史

瑞澂一走，清军方寸大乱，越打越气弱。革命军组织了敢死队，冒死冲进督署纵火，终于占领了这一标志性建筑。

张彪见势不妙，一口气跑回了家。

前脚刚进门，后脚辎重营的士兵便到了。张彪只道自己的人生即将落幕，不想这帮士兵竟是来接应他逃跑的。

一行人逃到刘家庙一带，张彪的日本顾问寺西秀武赶到。

寺西秀武提出一个直捣黄龙的翻盘计划：由张彪亲率残军，潜行至楚望台，佯称向革命军投降。再借机把党人高层骗到一起杀掉，一举捣毁起义指挥中心。此行如果得胜，自可上奏北京，将功抵过，并把失职之罪都推到黎元洪身上。即使失败，不过一死而已，还能青史留名在。

张彪像看神经病一样看着寺西秀武，摇头不从。

到11日上午，武汉三镇的大小官员，都争先恐后地离开自己的岗位，拖家带口，专心逃命。

历代王朝倾覆前，总有些殉节的忠臣孝子，用自杀告诉世人，这个朝代还不赖。可惜，清朝实在不得人心，实在无道可殉。

好不容易出了个湖北按察使（分管司法的副省长）马吉樟，还把殉节演成了闹剧。

起义发生时，马大人听说总督跑了，很淡定。又听说巡抚和布政使都跑了，还是很淡定。

问题是家人和下人没他觉悟高，开始不淡定了。

马大人一面鄙视他们的觉悟，一面做出表率。他穿好朝服，抱起大印，径直走到臬司衙门大堂，端坐正中，说是等革命党一到，他就自杀。

马大人正气浩然地望着远方，相信那一刻，他心潮澎湃。

开始还有若干衙役陪着，后来一个个全溜了。革命党没等来，倒来了许多围观的民众，大家像看猴一样看着马大人。

马大人不自在了——难道革命党忘了这里，一个也不来？

又过了会儿，马夫人领着众小妾来大堂探视，见马大人正襟危坐，一个个笑得人仰马翻，一拥而上，把臬司老爷拉扯了出去。

至此，武昌已完全落入革命军手中，铁血十八星旗冉冉升起。距离程正瀛的第一声枪响，仅仅过去十二个小时。

熊秉坤、蔡济民和吴兆麟传接力棒般，挨个完成了各自的历史使命。下一步怎么走，吴兆麟不清楚。

他唯一清楚的是，作为一个队官，指挥上千人马攻克都督府早已超出能力范围，接下来的摊子，以自己的威望震慑不住。

可惜，文学社和共进会的领导，砍头的砍头，跑路的跑路，在革命最需要他们的时刻，齐齐失踪。如果没有一个镇得住场子的主心骨把舵，革命的小舟随时可能在大风大浪里翻船，届时，大伙一块玩儿完。

蔡济民给大家分析了一下形势：当务之急是组织一个领导机构，否则，以中华民族悠久的内讧传统不难想象，群龙无首会迅速导致革命军陷入内乱。其次，推出一个深孚众望的人，以其名义通电全国，号召各地响应起义。只有这样，武昌起义才不会被解读为寻常的士兵哗变。

众人想来想去，有资格担当起义形象代言人的，武昌就俩人，一个黎元洪，一个汤化龙（1874—1918）。

汤化龙出身富商家庭，天资极高，是光绪三十年（1904年）的进士，后留洋日本，进政法大学学习法律。

1909年，汤化龙回国，正赶上清廷在各地开设咨议局。

咨议局是历史的产物。1907年，湖南乡绅熊范舆公然上书朝廷，请求速开国会。一石激起千层浪，民众谋求宪政改革的呼声，由乡野村舍席卷开来，涌入王朝权力的中心北京，构成了数千年历史上罕见的大规模请愿活动。

1908年，清廷颁布《钦定宪法大纲》，正式公布了以九年为期的预备立宪方案。

八十天后，光绪和慈禧先后离世。

抱着溥仪登上监国之位的摄政王载沣（1883—1951），主政后的第一次表态，就是遵循《钦定宪法大纲》，恪守九年预备立宪的承诺，定使宪政成立。

如果说国会是一款PC游戏，那资政院就是游戏的试玩版。由于该游戏研发周期过长（九年），连试玩版都迟迟不能上架。于是，游戏公司（大清）先行发布了试玩版的试玩版——咨议局，以纾望眼欲穿的玩家之渴。

咨议局就是省一级的资政院，由选举产生的地方绅商作为议长。

虽然选进局里当议员的十之八九都是具有传统功名的进士和举人，但与以往不同，这帮人毕竟通过了“选举”这一民主政治的形式——总比你一辈子没见过选票强。

咨议局作为省一级的民意代表，经常和巡抚对着干。矛盾闹到中央，资政院（1910年开院）不管三七二十一，又跟军机处对着干。

因此，咨议局在地方是一股不容忽视的力量。以武汉为例，在汤化龙任湖北咨议局议长期间，组织成立了保安会，维持治安、消防救火，配备两千杆德国毛瑟枪，待遇比当兵还好。一遇全国有啥风吹草动，还时不时组团到总督衙门外游个行请个愿，完全一副地头蛇的架势。

起义爆发时，汤化龙正坐在家里生闷气。五个月前，清廷迫于压力，裁撤军机处，仿效议会制国家成立了责任内阁。然而，十三个阁员里九个是满清贵胄，只有四名汉族官员——载沣借立宪之名行集权之实的野心已昭然若揭，彻底寒了改良派的心。

对此，梁启超愤然指出，皇族内阁的设立将使以后的字典“无复以‘宣统五年’（1913）四字连属成一名词者”，“诚能并力以推翻此恶政府而改造一良政府，则一切可迎刃而解”。

把改良派旗手生生逼成神算子，也算专制政府的一大特长。

当然，革命士兵告诉汤议长，改良行不通可以革命嘛。汤化龙被客客气气地请到了咨议局。

刚刚就座，熊秉坤等人便开门见山，要推举他做都督。

汤化龙赶紧起身，摆手道：“兄弟一向拥护革命，只是瑞澂逃走后必然电告朝廷，派大军攻打武汉。在下一介书生，不谙军事。都督一职，万万不可。”

时局不明，谁也不敢拿脑袋开玩笑。

黎叔上贼船

吴兆麟早就看出文弱的汤化龙不是带兵的料，不再为难他：“打仗还是得找个在军中有声望的人，我认为黎元洪最合适。”

蔡济民马上附和：“黎协统据说还在武昌城里，如果大家同意推他作都督，我这就带人去找。”

蔡济民为什么这么热心呢？因为和黎元洪是老乡，都是湖北黄陂人。

也许是平日里注意攒人品的缘故，黎元洪的命，不是一般的好。

这个进过北洋水师学堂，参加过甲午海战，做过严复学生，受过张之洞赏识的老好人从不克扣军饷，也不逢迎上级。

靠巴结荣禄上位的陈夔龙在当湖广总督时，小女儿病死，办丧事敛财，张彪的追悼金一送就是十万银元。反观黎元洪，仅送几块钱作吊仪，吝啬至极。

黎协统要真是穷鬼，陈总督还想得过去。问题是没过多久，汉口慈善机构筹集善款，黎元洪一出手就是三千大元，非常豪爽。虽说时人交口称赞，但陈夔龙却从此深恨黎元洪。

可惜，黎元洪在军中人缘太好，生活作风也无可挑剔，与结发妻子举案齐眉，陈夔龙始终无从下手。

1906年，黎元洪奉命督师，率兵镇压萍浏醴起义。部队开拔前，他召集属下军官，说：“我们打仗，一定要辨明暴徒的性质。如果对方是有政治诉求的党人武装，不要与他们死战，而应设法劝说，使其自行解除武装；如果是以抢掠杀戮为目的的土匪，则应坚决予以消灭！”

可见，黎元洪的思想还是比较进步的。

但思想进步不代表支持革命。坐到协统的位置，也算既得利益者了，清廷若垮台，吃了的还得吐出来，谁也不会傻到去革自己的命。

因此，当一个革命士兵兴奋地爬上协部的营墙，大喊“反动”口号，被卫兵擒到黎元洪面前时，他二话不说，拔剑就将之捅了个透心凉。

威武的姿势没摆多久，就让地动山摇的屋子给打乱了。南湖炮队轰完总督衙门开始轰协部。

参谋副官个个想逃命，力劝黎元洪“暂避”。

黎元洪见人心都散了，坐在这挨轰也于事无补，就跟参谋刘文吉回家换了身衣服，跑到附近一个下属家躲避。

第二天一早，黎元洪担心家里的积蓄被哄抢，派火夫去取。结果，火夫在搬运财产的路上被马荣和程正瀛盯上，二人带着一排士兵，跟踪其找到了黎元洪。

垂头丧气的黎元洪被“请”到楚望台。

革命士兵一字排开，鸣号举枪，向黎元洪行礼。

吴兆麟从人群中闪出。黎元洪见到老部下，心中稍安，责怪道：“你学问好，资历深，为什么跟他们胡来？”

一旁的马荣闻言暴怒，拔刀欲砍，被吴兆麟喝止了。黎元洪知道他二人在演戏，盯着吴兆麟，等他说话。

吴一脸苦相，为难道：“协统大人不要生气，昨夜厮杀，戾气过重，大家都还没缓过劲来（别惹我们）。现在，武昌群龙无首，主持大计，非您莫属！”

黎元洪岔开话题：“武昌孤城一座，朝廷很快大军云集，你们打算如何抵抗？”

吴兆麟开始忽悠：“协统不必忧虑。孙文携亿万军饷，黄兴率大批军舰，不日即到。”

吴兆麟敢这么吹，肯定是听熊秉坤说的。熊秉坤是听文学社说的，文学社是听共进会说的，共进会是听居正说的。居正是同盟会湖北分会的负责人，和孙武过从甚密。

黎元洪也不深究，继续问：“瑞澂等人就在军舰上，一旦率军反攻，事有不虞，该当如何？”

“可退守湖南，同盟会的焦达峰即将在长沙举事。”

又是听孙武说的。

黎元洪叹了口气，骑上士兵牵来的马，极不情愿地同吴兆麟往咨议局的方向揽辔而去。

咨议局坐满了人。黎元洪入座后，汤化龙起身抱拳拱了拱手，对众人道：“汤某全心赞成革命，但毕竟不是军人，不懂用兵。因此，都督是当不了了。其余诸事，在下尽全力帮忙。”

在场之人，心领神会，都把目光落到了黎元洪身上。

黎元洪愁眉苦脸地缩成一团，一副要死不活的样子，喃喃道：“莫害我，莫害我……”

蔡济民怒了，拔枪在手，厉声道：“开弓没有回头箭。黎公再不应允，我只有当场自杀，以谢殉难的弟兄！”

众人无不作激愤状，大厅外的卫兵也嚷嚷着要进来一枪崩了黎元洪。吴兆麟见戏演得很成功，黎胖子额上都渗出汗了，便俯身在他耳边道：“再推三阻四，酿成大乱，我也保护不了您。”

黎元洪脑袋一耷拉，算是默许了。

于是，众人一致推举黎元洪为湖北军政府临时大都督，汤化龙为民政总长。

第二天，一封《中华民国军政府鄂军都督黎布告》贴满了武汉。

武昌街头，万人攒动，百姓听说黎协统都革命了，激动异常。以往都是革命党小打小闹搞恐怖袭击，现在连清政府的高级军官都反了，大家顿时觉得推翻天朝不是没有可能。

但黎元洪不这么想。

专制政府维护独裁统治的第一要诀就是权力运作的不透明，你永远不知道高层那帮人在忙什么。

然而，参加过两次清廷秋操（军事演习）的黎元洪知道。

六年前那场在河南彰德举行的演习，让黎元洪见识了北洋六镇昂扬的士气和强大的武装，段祺瑞那犀利的目光至今回想起来仍不寒而栗。

屋外的普天同庆就像一个与己无关的陌生世界，顾虑重重的黎元洪愣愣地望着北方。

汤化龙考虑的是另一件事——发布消息。

他的计划比蔡济民更周密。一面以瑞澂的名义急电各省督抚，用形势危急等措辞动摇敌心；一面致电各省咨议局，将这帮被清廷推到革命派家门口的改良派议员拉进来。

当蒋翊武把通电文稿送请汤化龙审阅时，汤摇头告诉他，明码是发不出去的，各省的电报局都掌握在清廷手中，要发必须用密码。

密码本在督办八省膏捐大臣（烟草专卖总局局长）柯逢时手上，以往咨议局发电，都得去土膏捐局找柯逢时。

汤化龙叮嘱蒋翊武不要为难柯逢时，以礼待之，自能要到。

又一场吊民伐罪

10月13日，电报均已发出，革命党开始炮轰死赖在长江上的楚豫舰。交火两小时，瑞澂不敌，命陈德龙将船开往下游。

这事对黎元洪触动很大，海军出身的他没想到楚豫舰竟如此不堪一击。看来，这世上最狠的不是船坚炮利的，而是敢玩命的。

敢玩命没弹药也没用，新军长期面临的就是弹药短缺的严峻现实。

本来，自打有了新军，淮军余部就被缩编为巡防营（武警部队），不受待见。可随着安徽、湖南的新军叛乱，军队的忠诚问题日益凸显，一些地方大员加紧了对新军的防范。结果便是宁可依赖巡防营，也不肯相信新军。

历史的吊诡之处在此显现：统治阶级原本用来救急的变革利器，却最终反噬己身。这再次印证了托克维尔的推断：对于一个坏政府来说，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候。

小心翼翼的防范并没有帮助清廷消弭祸患，控制弹药的猥琐行为反而让更多的新军士兵对政府离心离德。

黎元洪不能彻底革命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怕弹药不济，但这点顾虑在革命党打跑楚豫舰后烟消云散，他开始觉得革命似乎大有可为。

对付骑墙派要趁热打铁。蔡济民看出黎元洪立场有所动摇，就和蒋翊武一起撺掇他剪辫子。

生活就像变速自行车，有的挡很多人从来没用过。黎元洪突然想尝试一下，他不再拒绝。

剪辫后不男不女，黎元洪索性要求给自己剃个光头。

蔡济民哈哈大笑道：“都督这脑袋，真似罗汉一般。”

黎元洪照了照镜子，也忍俊不禁：“我看像个弥勒佛。”

不久，美国驻汉口领事特来拜会，当问及中国将来实行何种政体时，黎元洪干脆地回答道：“共和政体！”

既然木已成舟，何不拼死一搏？

在当晚召开的军事会议上，黎元洪一改往日猛打酱油的面目，郑重表态：“自此以后，我即为军政府之一人，不计成败利钝，与诸君共生死！”

他重拾领袖风采，慷慨激昂地进行了战略部署和战前动员，准备迎击清军。

此时，武昌起义的消息已不胫而走，成为各大媒体的热门词。

上海的《时报》是江浙立宪派的喉舌，向来反对革命。但因对政府失望透顶，《时报》还是发表了一篇《意料之外》：

德法不交战而意土交战，出人意料之外；湘粤不抗路而四川抗路，出人意料之外；成都不失守而武昌失守，尤出人意料之外；广州不失守而武昌失守，更出人意料之外。呜呼，自今以往，出人意料之事，岂第止此哉！然而政府则犹梦矣！

《申报》的政治立场更保守，也一针见血地指出：

呜呼！川乱未已，鄂乱又起，何今日祸变之多耶！夫春间粤乱犹在沿海，此次川乱偏于西隅，今则革党势力已蔓延于长江流域矣！其情形之危，更非川粤可比。

遍地星火的时代，即使是满人办的报纸也悲哀地发现为政府遮羞成了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不能总在头版头条写“全世界人民都羡慕我们”吧？

1911年10月17日，黎元洪有生之年最难忘的一天。

革命军在阅马场举行誓师大会，由黎元洪亲自宣读祭文和誓词。

高大的祭坛耸立在阅马场中央，坛前烟火缭绕，坛上香案玄酒，供设着轩辕黄帝的灵位。

“时维黄帝纪元四千六百零九年……”

画面切为黑白。一队荷枪实弹的清兵，押着唐才常走到滋阳湖畔。“慷慨临刑真快事，英雄结局总如斯。”他萧萧瑟瑟，面湖而立，平静地对身后的清兵说，“堂堂男儿，怎可屈膝，动手罢！”

黎元洪铿锵有力的声音传来。

满清异种，横侵政权，二百年来，惨无天日，我族痛心疾首，久思光复故物……

广州天字码头，一长身玉立的美男子即将引颈就戮。监斩官问他有何遗言，他微笑道：“悔矣，恨矣！”监斩官不解：“悔什么，恨什么？”他大声道：“悔德寿未死，恨自己先行，没炸死这个满贼！”

他叫史坚如，两周前在巡抚衙门后墙外挖了条地道，直通广东巡抚德寿官宅的后花园。史坚如在地道里塞满烈性炸药，点燃了引线。轰隆一声巨响，爆炸似乎成功。可惜，结果令人颇为沮丧，附近的平民被炸死好几个，德寿本人却只被震下床榻，毫发无损。

懊恼的史坚如准备去香港再买些炸药，却在登船之际被尾随的密探逮捕……

黎元洪的声音再次传来。

义声一动，万众同心，兵不血刃，克复武昌。我天地、山川、河海、祖宗之灵，实凭临之！

长沙。同盟会成员焦达峰、陈作新响应武昌起义，率军攻打巡抚衙门。湖南巡抚余诚格很识时务地在大堂高悬“汉”字白旗，乘乱逃走。

西安。新军第三十九协管带张凤翙（huì）正率军攻打满城，西安将军文瑞站在城楼上指挥旗兵负隅顽抗。血战一日，满城告陷。文瑞困兽犹斗，下命巷战，三千旗兵伏尸街头，终不敌革命军包举宇内之势。文瑞无力回天，投井自杀。

昆明。新军协统蔡锷（1882—1916）正在率军攻打督署，一个叫朱德的小排长冲锋在前，率先攻克了李鸿章（1823—1901）的侄儿、云贵总督李经羲的老巢。

太原。刚刚由江苏布政使升任山西巡抚的陆钟琦在听说邻省陕西独立的消息后，忧从中来。他不知道的是，新军标统阎锡山正在和自己早已秘密加入同盟会的儿子密谋策反他。几天后，陆钟琦还没来得及与时俱进，就被暴动的士兵乱枪打死。

画面逐渐叠化为黎元洪跪颂祝文的场面。

元洪投袂（衣袖）而起，以承天庥（xiū，庇佑），以数十年群策群力呼号流血所不得者，得于一旦，此岂人力所能及哉！日来搜集整备，即当传檄四方，长驱漠北，吊我汉族，歼彼满夷，以我五洲各国立于同等，用顺天心，建设共和大业！

形式主义在这个古老的国度从不过时。祭天大典隆重的观瞻给革命士兵注入的是精神力量，而黎元洪和汤化龙心里盘算得更多的却是现实的权力分配。

权力从来跟道义无关，是力量和利益的产物。

在黎元洪和汤化龙精心算计后拟定的军政府四个部和政事府七个局的一把手名单中，除孙武摊到一个军务部部长（还是看同盟会的面子），其余全是黎元洪的下属和汤化龙的亲信。革命党用无量头颅无量血换来胜利的果实，却被集体踢出权力中心，仔细想想，还是挺坑爹的。

歌不尽乱世烽火

袁世凯五十三岁寿宴，不少故交好友都来洹上村的袁府贺寿。

次日，武昌起义的消息传来，众人都很激动，用王锡彤的话说就是“认为袁公必将起用”。王锡彤是当地绅商，袁世凯被罢之初，及时烧冷灶，赢取了信任，为袁打理私产。

隔日，有传言说朝廷将任命袁世凯为湖广总督。第二天，阮忠枢的造访证实了此事。

邮传部侍郎阮忠枢是袁世凯最重要的笔杆子，跟袁大头几十年交情，在大头年轻落魄时曾资助过他。时人用“虽以梁士诒之倚重，杨士琦之尊信，不及阮忠枢之亲昵如家人也”来形容二人关系非同一般。

派阮忠枢亲往，可见清廷真急了。

袁世凯循例上了谢恩折。王锡彤和袁克定（袁世凯长子）主张不应政府之命，杨度和段芝贵也持相同意见。

杨度态度最激进，认为即使荡平了革命，清廷也无药可救。王锡彤站在阴谋论的角度指出，一旦乱事平定，必会卸磨杀驴。

袁世凯不悦道：“我不能做革命党，我的子孙也不愿他们做革命党。”

王锡彤知道自己人微言轻，默然退出。

是夜，袁世凯踱到那面写有“养寿园”三个字的牌匾下。这是慈禧的字，他出神地望了望，突然放声大笑，笑到最后喃喃道：“湖广总督？湖广总督？湖广总督！”

声音中透出一丝凄凉与蔑视。

三年前，直隶总督杨士骧派使者向黄兴送交了一封袁世凯的密信。黄兴拆信读道：“兄弟此行受直督杨大人所差，以转达袁宫保（袁世凯曾受封太子少保，故称宫保）对黄先生的意思。宫保知先生致力于革命，甚为海内外所瞩望，也知先生将来必成气候。宫保愿与先生及革命党人联合，把清室推翻，复我故国……”

载沣已等不及袁世凯走马上任，先行派出了海军统制（海军总司令）萨镇冰和陆军部尚书荫昌。

萨镇冰的副官汤芗铭是汤化龙的弟弟，萨镇冰的敌人黎元洪是自己的学生，萨镇冰本人是个政治立场并不坚定的老好人。于是，汤芗铭苦口婆心的劝说和黎元洪不遗余力的策反，让这个素有“活菩萨”之称的技术官僚选择了中立路线，把一堆军舰扔给汤芗铭，自己跑到上海躲了起来。

荫昌则是个活宝，满人纨绔子弟的代表。一笔好字，两口大烟，三圈麻将，四声昆曲，外加两撇八字胡，手拄一根绅士杖，基本能勾勒出一副玩世不恭的形象。

内阁开会时，荫昌蹬着军靴，穿着袍褂，半文不武半土不洋地走了进来。在座诸人忍笑向他恭喜：“有旨意命您督师到湖北去。”

荫昌唱戏般反唇相讥道：“我一个人马也没有，到湖北督师，我倒是用拳去打呀，还是用脚去踢呀？”

睡觉都提防汉臣的载沣也知道，让荫昌这种在同文馆学了三年德语啥都不会说的大爷领兵打仗形同儿戏，便给他配了两个镇的精锐部队。就这还得让冯国璋再带两个镇随行，以防不测。

临行前，军乐队举行了隆重的欢送仪式。荫昌哼着《战太平》的小曲，拿着身板架势上了火车。

列车正待启动，站长忽报邮传部尚书盛宣怀莅临恭送。

盛宣怀跟荫昌略事寒暄，打开一张汉阳地图，指出汉阳铁厂的方位，道：“如汉阳铁厂少受损失，”盛宣怀将胸膛拍得贼响，“本大臣即赏银十万。”

荫昌表示心领神会。

列车启动后，盛宣怀仍不放心，凑到车窗跟前提醒道：“适所言，勿忘。”荫昌大大咧咧道：“你备款就是了。”

俩人暧昧的举动被站台上的中外记者看在眼里。狗仔队将听到的只言片语解读为“荫昌南下，而军饷不足”。新闻越炒越离谱，直接导致各地的大清银行发生挤兑，让本来就濒临破产的清廷财政雪上加霜。

冯国璋的部队早已开到前线，跟革命军交上了火。荫昌却磨磨蹭蹭地往前挪，多走一步都像要了他的命似的。好不容易进了湖北，却赖在火车上不肯下来。架起机枪大炮，层层重兵环绕。列车前后各接一车头，随时准备逃命。

一天，卫兵发现远处走来一大群人，立刻报告荫昌。

荫昌想都不想，下令开车。一个参谋自作主张地下去看了看，发现只是一些农妇到地里收棉花。

如此酒囊饭袋亦能身居高位，清廷不亡，是无天理。

项城之野望

三年前为报兄（光绪）仇而将袁世凯扫地出门的载沣，此刻已连续失眠一周了。几天前，内阁大臣那桐严肃地警告他：“大势今已如此，不用袁指日可亡；如用袁，覆亡尚希稍迟，或可不亡。”

载沣开始后悔当年听从张之洞的劝诫，放了袁世凯一条生路，仅以足疾为由开缺回籍。若当时狠下心来斩草除根，袁世凯就没有机会因闲居而坐养民望，以至天下有变，各方势力都认为收拾残局的人选“非袁莫属”。

然而，从现实出发，载沣也不得不沮丧地承认，陆军最精锐的北洋六镇，早已成为袁的私家军队。

向现实低头的载沣接受了跟袁世凯私交颇好的庆亲王奕劻的建议，派出了另一个重量级的内阁大臣——徐世昌（1855—1939）。

10月20日的养寿园显得颇为冷清，袁世凯刻意屏退了众人，单独迎接徐世昌。

“菊人兄别来无恙！”

徐世昌笑道：“来之前，庆王拉着我的手说‘袁慰庭是个好人’，我说‘是，只是比坏人更坏！’”

袁世凯也笑了：“知我者，菊人兄也。”

徐世昌正色道：“若非你我相交得早，恐怕我也难以尽知啊！”

徐世昌的思绪回到了三十年前。

那是一个和风熏柳、花香醉人的下午，在河南淮宁县县衙当书吏的徐世昌百无聊赖，听说附近有一座已故兵部侍郎袁甲三的祠堂，风景秀丽，遂往游览。

在袁甲三的墓碑前，徐世昌看见一个少年的背影。他跪在地上，一边烧纸，一边哽咽道：“叔爷爷，孙儿今天才明白，自己不是读书的料。孙儿将以前做的诗文付之一炬，下定决心不再自困于笔砚之间，荒度光阴，而要学您效命疆场，建功立业！”

徐世昌和袁世凯一见如故，聊了很久。他惊讶地发现，袁世凯的大脑袋里装着各种自己闻所未闻的想法。

比如，袁大头认为中国其实是一座封闭式赌场，里面的人都在投机。有钱的大投机，没钱的小投机，身无分文的卖血卖肉也要投机，都指望走捷径，个别地解决问题。无他，只因这是赌场的生存哲学。

赌场的唯一法则是丛林法则，道德、法律、理想、爱情，在这里统统是浮云。但天朝特色还是有的，利益的表面总要盖上一层人情的餐巾，据说这项悠久的传统源自于汉朝。

自从耻于言利的董仲舒放出“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的豪言后，许多人就养成了既要当婊子还要立牌坊的习惯。

于是，人情是假的，逐利是真的。利益恒久远，演技永流传。

所有的赌棍都经历过理想破灭的时刻，心头滴血的疼痛，也曾激起过反抗的闪念，却被场子里戴着墨镜西装革履的彪形大汉给吓退，别无选择后只能义无反顾地加入到投机的浪潮中。

公平，在任何时代任何地点都不是绝对的；但不公，却在这座赌场准确无误屡试不爽地实现了。

理想已死，真爱已绝，遁入虚无，一心投机？不，即使这已成为所有人的宿命，也绝不是袁大头的选择。

黑黑黑，黑到最后就是黎明。什么仁爱兼爱，什么有为无为，什么格物致知，什么知行合一，我只要两个字，亡清！当所有的希望都已变成绝望，你敢不敢将人生变成一局棋来赌？！

如此心迹，袁世凯只向视为大哥的徐世昌袒露过。而徐世昌则很少跟袁世凯臧否时局，因为他记得早年大头向他表达过一个观点：对于恶政府而言，讨论它有多恶为什么恶怎么才能不恶等等，都是毫无意义的。

唯一有意义的是：如何终结一个恶政府。

相比于发动群氓起义，袁世凯更乐意亲手杀死恶政府，再闭上眼睛嗅一嗅剑身上的血腥味。

那将是何等极致的快感！

无视群氓是因为中国的历史突出体现了“两暴文化”。一个暴君，一个暴民，轮流坐庄。顺民被暴政盘剥得太厉害，就会变成暴民，揭竿而起，取暴君而代之。暴民掌权后不久，蜕变为暴君，进入下一个轮回。

穿上龙袍即暴君，脱下龙袍是暴民，骨子里都一样，谁也不比谁更高尚。起义口号喊得再响亮，也不代表暴民就占据了道德的制高点。因此，历代亡国之君，非亡于无德，而亡于无能，以至于官僚体系失控，土地兼并、财政赤字，最后政治经济全面崩溃。

同样身处黑色世界的徐世昌，遵循的是老子无为而无不为的生活态度。情顺万物而不应物，一切顺势而为。因此，很长一段时间里，他都对袁世凯的目标表示不解，直到一天，提起这个问题时，袁世凯表明了心迹：

这的确是空前的挑战。但少了它，人生将是何等的空虚啊！

徐世昌明白了。此事无关立场无关良知无关道义无关生前身后名，亡清的意义就是亡清本身。

这是袁世凯的游戏，早已深深嵌入他的生命。这是一款需要献祭的游戏，殉道者的幸福不在结果在过程。

第二章 逐渐萌芽的亡清之志

搏击俱乐部——论林则徐的人格分裂

1859年，袁世凯出生于河南省项城县。

一年后发生的两件事深刻地影响了近代史的走向。

辛酉政变将慈禧推上权力的巅峰；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失败使清廷进一步迈向覆灭的深渊。

1860年10月24日的下午，北京安定门到礼部衙门长达五公里的道路两旁，挤满了翘首张望的中国民众。他们一如既往地神情麻木，默不作声地目送英国公使额尔金乘坐的轿子在英国龙骑兵和步兵团的护卫下，前往《北京条约》的签字现场。

这一天，对道光帝最宠爱的第六子，年仅二十七岁、刚刚进入帝国权力中枢的恭亲王奕訢（1833—1898）而言，充满了屈辱。

一个英国使团的随员后来回忆道：当额尔金的轿子随军乐团吹奏的《天佑女王》抵达时，亲王本人走上前去，抱拳施礼，但额尔金只是“高傲而轻蔑”地看了他一眼，微微欠身表示回礼。

在深入到这个停滞而破碎的帝国核心后，北京城让前来游历的英法两国使团大失所望：“乍看上去，人们还能想象一下，这座巨大的城池该掩藏着多少奇珍异宝。一旦走进，却发现到处都是肮脏的房舍。旗人区的主要街道，比中国任何其他城市的都要宽阔，但既没有铺石板，也未留出人行道，仅仅是破烂不堪的碎石路面。夏天尘土飞扬，冬天满是污水。垃圾和粪便随处可见，臭气冲天。”

一个法国军医在日记中写道：“衣衫褴褛、满脸怀疑的老百姓在坑坑洼洼、布满车辙的大道上毫无生气地跋涉。延绵不断的，是用没烧透的青灰砖砌成的单调房舍，这使我们失去了远距离眺望京城时的美好印象，以及消融在金黄色落日余晖中的无限遐想。”

为了讨好征服者，奕訢屈辱地知会几个天前才下令焚毁了圆明园的额尔金，如果他愿意，欢迎参观北京城内的皇宫。

11月6日，英法使团在钦差大臣的带领下走进紫禁城。

然而，一个法国使团的成员对这座帝国心脏的第一印象不过是：“诚然，皇宫拥有漂亮的汉白玉栏杆、精美的台阶，但总体状态破败不堪。建筑上到处是裂缝和苔藓，书房空空如也——书籍早已被迁往圆明园，并在大火中化为灰烬。”

就在这一天，《北京条约》的协议被写成布告，张贴在城墙上。

墙壁前人头攒动，一些识字的，将条约上的内容逐条解释给其他人听。人群充满了好奇，窃窃私语，仿佛在讨论一则无关痛痒的茶余饭后的话题。

人们已经在冷酷的社会里练就了一颗更加冷酷的心。抱怨、嫉妒、仇恨、讥讽和猜疑是他们习惯性的情绪，而爱、宽容、理解、体谅和分享，似乎永远也不会降临这片惨遭诅咒的土地。

这是一汪绝望的死水，人与人之间的苦痛从不相通，以至于再深的痛苦也只能像冰雪飞落大海般悄无声息。长此以往，冷漠便成了最妥当的表情。

其实，在以吏为师的中国，所有的愚昧和丑陋都是自上而下的。

康熙年间，画家王翚（huī）得意地在他收藏的一幅山水画上题词，说这是宋代一件临摹品的临摹品；和他同时代另一个擅长画花的恽寿平则被评论家赞为“深得北宋画家徐崇嗣的‘没骨’之法”，将二人的作品相提并论。

同样的例子还出现在中学的历史教科书中。你经常能看到，在遥远的过去，某某因为复兴了更加遥远的某种诗词散文的写作风格，而名垂文学史。

这是因为，在赫胥黎的《天演论》被严复介绍进来之前，古人的大脑里是没有“时代在进步”这个观念的。

因为孔子憎恶春秋的礼崩乐坏，儒家就认为最好的时代在上古，越往后越差。孔子焚膏继晷地吹捧尧舜禹，即使这三人的事迹怎么看怎么像神话。

传统的力量是如此顽固，以至于纪晓岚武断地认为比利时传教士南怀仁所做的《坤舆图说》中有关世界七大奇迹的记载，是抄袭的中国古书。

鸦片战争中，道光的侄子奕山到广州前线指挥打仗。他杀了几只老虎，把虎骨扔到海里，想以此激怒龙王爷，掀翻英舰。

更邪的是湖南提督杨芳，率大批湘勇入粤，还没开战就分析上了：我主夷客，按理说局势应该有利于我才对，怎么越打越悲剧？肯定是敌舰上藏了善使巫术的人。于是，他命人广贴告示，收购妇女用过的马桶，将之平放在一排排木筏上，由一个副将掌控，以马桶口面朝英舰冲去，破敌邪术。

其实，连一向以正面形象出现在清宫剧里的林则徐，也在日记中自以为是地嘲笑英国士兵“腿足缠束紧密，屈伸皆所不便”，英国妇女袒胸露乳，婚配自由是“夷俗”。

晚年的林则徐看到了中西差距，但这不仅于事无补，还造成了他人格的严重分裂。

于是，两个林则徐出现了。一个是教科书里的文臣模板，一个是无可奈何的常人。

模板林则徐是主战派，他用中国的古法百战百胜，可惜奸臣琦善收了英国人的贿赂，把他驱逐了。林则徐的奏章里充满了必胜的信心，但自打被道光冷落，就再也没有机会实践他的那些战法。

幸好没实践，不然林文忠公恐将晚节不保。

常人林则徐意识到中国军器不如西洋，便竭力购买外国枪炮，派人翻译外国刊物。同时，他将搜集到的材料交给魏源，助他编成《海国图志》。

此书“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观点后来成为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但幕后推手林则徐却并不希望以改革者的面目出现在镁光灯下。他经常叮嘱友人，不要将他写有对比中西差距的信函给第三者看，后来在陕甘和云贵总督任上，也绝口不提改革。

因为公然承认天朝上国比“英夷”落后，在当时的舆论环境里，是要冒天下之大不韪的。

故此，对林则徐的评价，蒋廷黻（fú）一语中的：

宁可让主持清议的士大夫睡在梦中，让国家日趋衰弱，也不肯牺牲自己的名誉去与时人奋斗——林文忠无疑是中国旧文化最好的产品。

更令人羡慕的是，林则徐死得非常及时，死在了赴广西镇压太平天国的路上。要是命硬晚死俩月，是非功过就不好说了。

灾民灾官

新旧交替的时代呈现出的是一幅古怪的画面：

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清军主帅僧格林沁由衷地称赞英法炮火“丈余壕墙，竟可穿透”；

湘军悍将胡林翼见西方汽船溯江而上“迅如奔马，疾如飘风”，因之“变色不语，勒马回营。中途呕血，几至坠马”；

李鸿章的幕僚冯桂芬曾建议将举人和进士的功名授予外国工匠。

而另一方面，章太炎的老师俞樾不止一次地愤然抨击那些虽仍在读儒学经典，却孜孜以求西学的官员。

同治帝师、理学名臣倭仁更是不容置喙地指出：“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

如果将镜头聚焦于华洋杂处的上海，跟拍一个用群众演员即可胜任的角色，这种时代的变革给个体带来的困惑、紧张甚至愤恨便不言而喻。

1861年，一个来自内地的路人甲，偶然到上海的跑马厅观赏“夷人”特有的娱乐活动——跑马。在他有限的人生经验里，摩肩接踵的公众场合绝对应当是妇女的禁区。但令他错愕的是，跑马厅内竟然“士女云集，举国若狂”。于是，路人甲愤怒道：“这是个疯狂的世界！”

事实上，真正疯狂的是跑马厅外的世界。

这是一个万马齐喑、颠倒黑白，把潜规则当规则使，最后人人无视规则，个个成为赌徒的蛮荒世界。

这个世界用接二连三的事实不厌其烦地告诉你：我是黑色的，比黑洞还黑。

尽管它盖着一层白色的遮羞布。

清朝尚书的年薪换算成人民币不过四万元，相比于天价的往来应酬可谓杯水车薪。当然，扫大街的都知道，对京官而言，外官的炭敬（春节过节费）、冰敬（夏天消暑费）和别敬（外放道别时的馈赠）才是收入的大头。

孟德斯鸠早就说过：“专制国家有一个习惯，就是无论对哪一位上级都不能不送礼。”但京官的漫天要价还是让地方官视进京为畏途。

后来官至吏部侍郎的段光清，在咸丰九年（1859）升任浙江按察使时进京谢恩。同年同乡、浙籍京官、八竿子打不着的人集体出现，为他接风饯行。一天要换六七个场子，酒喝不上两杯，人也来不及认全，就得赶赴他席。最后花了几千两银子，还是感觉在京官那“不见讨好”。

据汪康年记载，用八个字即可概括京城官场的糜烂：游戏做官，认真做戏。

乱世就是舞台，演而优则仕，凡事皆靠演技。六部衙门的京官们，在游宴嬉戏中了却着人生的梦想。

世道变了。银子的作用使皇权的威严和传统的规则不再灵验，半个世纪的光景里，原本四民之末的“商”和“小人喻于利”的“利”成为活跃无比的社会动力，也成为让权力系统目眩神迷、趋之若鹜的幻光。

庞大的国家机器早已不在同一个方向上运转，却在不同利益的牵引下寻找着各自的出路，人心的离散注定了分崩离析的结局。

若以光绪年间的户部郎中李慈铭为样本不难发现，由于冗官太多，对身处中层的京官而言，即使不辞辛苦地收黑钱，一年下来收入也不高。

正五品的官一抓一大把，而单单李慈铭能青史留名，源于其坚持不懈地写了四十年日记，大曝官场猛料。由此可见，什么事一条道走到黑都能产生出其不意的效果。

李慈铭一年的支出不过二十万元，搁今天，月光族估计半年就可以败到这个数儿。

要不是李鸿章给他介绍了一个学堂主讲的差事，经常上讲坛得瑟得瑟，拿些高额束脩（出场费），光靠收黑钱，连收支平衡都做不到。

李慈铭是户部头司江南司的司长。江南自古富庶，是纳税大户，李司长也不过一白领的生活水准，实在不符合草民的想象。

事实上，地方官送钱是看人下菜的，那些没有实权的闲散官员也只有体味“门前冷落车马稀”的滋味，甚至连残羹冷炙都捞不着。

更惨的则是候补官，连实缺都没有，人称“灾官”，意味着当这种官就是活受罪。

其实，最初买官的只是一些有钱人。工商业的畸形繁荣造就了晚清第一批先富阶层，这帮人生活在官本位思想雷打不动的中国，花钱买官，做个红顶商人几乎成为其必然归宿。有需求就有市场，捐官制将卖官鬻爵合法化，生意兴隆。

但此风一开，便不可遏。国人对官位的需求比任何刚需都刚。

许多小康的、温饱的甚至贫困线下想脱贫的，也东拼西凑，举着银票扑面而来了。

僧多粥少，候补官想递补一个实缺比登天还难。而当了候补官，则需要维持相应的体面排场，雇佣长随、交际应酬，都要大把撒钱。

没有丝毫收入，许多奔着脱贫致富而来的候补官纷纷倒在了梦想的光锥之外，饥寒而死。

一个候补知县到省城二十年，未得差委，衣食俱乏，床上唯有一破席，两袖与前后身到处是破洞，只好在里面用黑纸粘住。绝望之下，终于吞烟自尽。

造成这种局面，不能全赖开卖乌纱的高官，因为真正吸钱不眨眼的财富黑洞，不在官，而在吏。

为人民币服务

同治七年（1868），席卷半个中国的太平军即将平定，军费的报销提上了议事日程。让湘军统帅曾国藩（1811—1872）头疼的并不是担心皇上说他花钱太多，毕竟大清的江山保住了，钱不是问题。

部费是问题。

报销顺利与否，关键在户部的审计。户部能过关，皇帝一般都会同意。

问题是户部从尚书到主事都是典型的文科生，宁愿把精力花在看书写诗、喝酒听戏上，而不是去看枯燥的财务报表。甚至，作为一个文官，你要是对财会表现出兴趣，还会被同僚鄙视。

于是，五年一聘、不能连任的临时工书吏出现了。

在坏政府中，最坏的人往往是最勤奋的，书吏扮演的就是这种角色。

由于没有正式工资，连办公用品都得自个儿掏腰包，出了事要替长官背黑锅，导致书吏的心态跟裸官一样——捞够就走。

咸丰年间，全国各级衙门，正式和非正式的书吏加起来有四十万，每年到手的灰色收入超过两千万两白银，高达财政岁入的一半。

审计的初衷是为了防止腐败，结果却造成了新的腐败，这就跟卖杀毒软件的自己写木马程序一样可笑。

当然，在神州生活，最好有神仙般的淡定，不然早就被恶心死了。

据一个工部的官员记载，他和办公室的同事都对一个叫红玉的京城歌姬垂涎三尺。可惜，由于囊中羞涩，只能远观，不能亵玩。偶尔开Party请来陪个酒，能把一帮饥渴男激动个半死。

相比之下，工部一个叫王维寅的书吏就潇洒多了。两千两白银往老鸨面前一砸，直接把人牵走，从此不“维寅”只“唯淫”，把一帮有钱买笑、没钱买春的工部技术宅气得直骂娘。

在一片道德沦丧、毫无秩序的土地上，每个人都逃不出被伤害的宿命。如果工部官员知道皇帝也被潜规则，也许心情会好一点。

话说某天下了早朝，乾隆随口问了吏部尚书汪由敦一句：“你天没亮就赶着上朝，吃过早点没？”

汪由敦答说吃过了。

乾隆问他吃的什么。

汪由敦一脸艰苦朴素的表情：“我家里穷，每天早上就吃四个鸡蛋。”

乾隆大吃一惊：“鸡蛋一个要十两银子，四个就是四十两，我都不敢这么吃，你一顿四个还哭穷？”

汪由敦一愣，立刻明白是内务府的人采购时吃了回扣，买的天价鸡蛋。便应付道：“外面市场上卖的蛋都是破了壳的，所以比较便宜。我买的就是这种鸡蛋，一个只要几文钱。”

汪由敦的回答滴水不漏，两不得罪，乾隆也只好继续当冤大头。

事实上在中国生存，都不容易。今天你往牛奶里兑点三聚氰胺，明天我在炒菜里调些地沟油，大家一来二往的也就扯平了。

有鉴于此，曾国藩没有和户部书吏撕破脸，而是托人登门说情，让给打个折。书吏也不愿得罪圣眷正隆的曾国藩，三千多万两的发票，让他给八万两好处费了事。

书吏再黑，黑不过关吏。

关吏不遗余力地增加全国人民的物流成本，以至于得到民间高度一致的评价：关无善政。

当然，为了不被吃拿卡要，你可以添点路费绕道走。但对于那些上京的人来说，崇文门却不得不过。久之，崇文门税关的创收手段达到了让所有税关都望尘莫及的境界。

左宗棠有一次进崇文门，因为行李很多被勒索了巨额财物。第二天进宫拜见皇帝，在朝房看见崇文门监督，正想上前理论，对方却先发制人，过来打了个哈哈：“大人您昨天进城，何必这么客气，打赏他们那么多银子？”并再三言谢。

左宗棠见此，当场无语。

只欺负欺负自己人倒也罢了，毕竟我华夏草民皮糙肉厚，个个都是超级忍者。问题是随着地理大发现，全球化的时代到来，你可以不跟自家奴才讲理，洋人却一定会跟你讲。

从康熙二十四年（1685）粤海关设立起一百五十多年里，来华贸易的英国商船就额外征税陷入到与广东官员聚讼不休的博弈当中，以至于一个在中国作过短暂停留的法国人后来写道：“人们在欧洲喝到的每一杯茶，无不渗透着在广东购茶的商人蒙受的耻辱。”

1793年，马嘎尔尼访华的一个重要使命便是希望通过交涉，解决粤海关的陋规问题——英国人习惯了有法可依，对那套上下都打点完没准最后还栽在一个小科员手上的中国特色头痛不已。

当告状和外交等各种尝试都失败时，被英国人称为“通商战争”的鸦片战争便爆发了。

《南京条约》的条款最能体现英国人发动战争的目的。其中第十条赫然写着：进出口关税要明确，不得随意多收。

萦绕在几代英国人心头的梦魇随着一纸条约就此消散，画面在中方谈判代表耆英笑呵呵的脸上渐渐淡出（此人甚至要认英方代表璞鼎查的儿子为养子），镜头从南京切到了河南。

曾因酒醉鞭名马

河南省陈留县的县教谕（主管一县教育）袁树三履新不久，正干得如火如荼。虽然官职低微（从八品），但在母亲的鼓励下，袁树三还是将一县的教育工作搞得井井有条。

按理说，海瑞也当过县教谕，从八品干好了，保不齐哪天就青史留名了。但问题是，袁树三有个弟弟叫袁甲三。

袁甲三时任军机章京，为大清起草政府工作报告。

基层公务员袁树三怎能不压力山大？

袁甲三因剿捻（发源于安徽的农民暴动）有功，累迁至漕运总督（从一品）。长子袁保恒官至刑部侍郎，次子袁保龄因修《穆宗毅皇帝实录》（同治）也位居正二品。父子三人，显赫一时。

反观袁树三，自己打酱油不说，长子袁保中也跟着打，要不是生了个袁世凯，这一脉基本就名不见经传了。当然，袁树三的次子袁保庆还是比较争气的，官至正二品的盐道，但这也是很早就跟堂叔袁甲三出来混，剿捻积累战功的缘故。

不过，袁保中也不是一无是处。连生了六个儿子的他让连生了五个女儿的弟弟袁保庆无比汗颜。

1866年，袁保庆候补济南知府，仕途一片光明。袁保中颇有远见地将自己的第四子、时年七岁的袁世凯过继给了弟弟。

袁世凯是家族里的红人，因为他降生之日，恰逢袁甲三攻克捻军根据地。捷报传来时举族欢腾，这个似乎预示着荣耀和祥瑞的婴儿后来被取字“慰庭”。

对袁家子弟而言，宽慰庭闱（指代父母）的方法之一便是手执兵刃，参加家乡组织的团练，建立军功。

捻军的势大造就了一个遍布刀光剑影的狼族。一次，袁保庆率军抢回被捻军占领的地盘时，心狠手辣地将俘虏全部处斩。

诸如此类杀伐决断的场面，充斥着袁世凯美好的童年。五岁就站在袁寨碉楼上观赏抗捻保卫战熏陶渐染出的是一颗对军事充满了兴趣和对武力相信到迷信的坚实心体。

小朋友们玩耍时，袁世凯最爱充大王，一言不合便拔拳相向——让人不得不对处女座男生重新审视。

捻军全灭后，养父袁保庆带着袁世凯走南闯北，开拓眼界，还聘请著名公务员考试专家王志清当他的启蒙老师，可谓悉心调教、视若己出。

然而，袁世凯的叛逆是《猜火车》都猜不透的。

从家里偷银子找拳师拜师学艺实属正常，偶尔伙同个把小混混斗殴你也不要惊讶，毕竟人在生理尚未发育的前提下就已经自觉组团参观过青楼，表现了对未知领域强烈的探索欲……

一次，袁世凯故意装作肚子疼向王志清请假，然后埋伏在王回家的必经之路上。

晚上，等王老师路过时，袁世凯将事先准备好的一大把萤火虫搓碎抹到脸上，悄无声息地向他走来。

见到这个脸上闪烁着白光的怪物，王志清以为是鬼魂，吓得扭头就跑。袁世凯则拍手大笑。

对于此类劣迹，袁保庆从不打压，而是将自己几十年的带兵心得和官场经验编成了一本名为《自乂琐言》的书，向袁世凯倾囊相授。

终其一生，他都忘不了这本童年教材中的一句话：

官场如戏场。善做戏者，忠孝节义都能演得情景毕见，使闻者动心睹者流涕。要是连这样的好角色都没有，官场岂不为优伶（戏子）所窃笑？

而令袁保庆始终不能忘怀的一个细节是，自己的正妻牛氏和小妾金氏时生龃龉，势同水火，袁世凯以养子的身份夹在中间，竟能两边讨好。

对袁保庆而言，这无疑是一项高难度的挑战。

1868年底，新任两江总督的马新贻保举袁保庆赴江苏任职，军机处议准后，擢升保庆为江宁（南京）盐法道（正二品），掌管江苏、安徽、江西三省的盐政。

从天而降的肥缺没有砸晕素来谨慎的袁保庆，他第一个想到的人既非袁甲三，也非马新贻。

而是曾国藩。

曾国藩和袁甲三同年中举，相交甚厚。咸丰二年（1852），在中央把各部侍郎几乎当了个遍的曾国藩被外放为江西省乡试主考。赴任途中，得知母亲去世的噩耗，曾国藩立刻写信给在京的长子曾纪泽，让他处置家产，举家迁徙，回湖南老家奔丧。

问题是曾纪泽当时还不到十三岁，显然难当此任。于是，曾国藩让他找几个自己的患难之交帮忙筹措旅费，开列的五人名单里就有袁甲三。联系到平日曾给子侄的家书中一再强调“不可多求人”，曾袁关系确非一般。

自1860年以兵部尚书衔署理两江以来，曾国藩就在总督的位置上干了近十年，日拱一卒、苦心经营，建成了洋务运动的模板、晚清最大的军工厂江南制造总局。

此去江宁，袁保庆踌躇满志，准备一显身手。而去之前，问计于曾国藩，则成了理所当然的选择。

直隶总督署内的曾国藩，此刻翘首以盼的是另一个人。

最早完整接受西方教育和启蒙思想的中国人——容闳（1828—1912）。

容闳出生于帝国版图南端的广东省香山县，七岁就被父亲送到澳门的教会学校上学，十九岁跟随马礼逊学校校长勃朗牧师去美国深造，二十六岁从耶鲁大学毕业——简历异常华丽。

容闳一向以改造中国为己任，拿到文学学士证书后当即登上了回国的轮船。结果，怀揣着前无古人的高学历，蹉跎了好几年也没挤进体制内，都不好意思回耶鲁参加同学会，不得不承认世上果然只有两种逻辑：逻辑和中国逻辑。

象因牙逝，狐因皮灭

山重水复疑无路，天上掉下洪仁玕。

洪秀全的族弟、《资政新篇》的作者干王洪仁玕是太平天国少有的肚子里有干货的领导人。

可惜没实权。

洪仁玕早年在香港结识容闳，两人一见如故。此番，四处碰壁的容闳把最后的希望寄托到太平天国身上，怀揣七条建国之策来到南京，希望一展宏图。可惜，宏图没有，有的只是归途。

按理说，海归见海归，两眼泪汪汪。洪仁玕却不等容闳说完，就拍着他的背叹息道：“老弟你的建议我都懂，但问题就在于只有我懂。其他诸王不是忙着外战就是忙着内斗，如此重大的决定我做不了主啊。”

容闳大失所望，拒绝了洪仁玕替他请封的“义”爵（仅次于“王”的二等爵位），去往九江。

彷徨至此，意味着人生的转机即将出现。迷茫中的容闳收到一封署名李善兰的信，历史的走向就此被改写。

数学家李善兰时任曾国藩幕僚。

容闳向曾国藩贡献了自奕訢主持洋务运动以来最精辟的四个字：制器之器。

谁都知道洋枪洋炮厉害，而与其单纯地购买仿造，不如先设立工厂，配备各种制造机器的机器（车床），再由造出的机器分别制造具体的器械（枪炮），如此方为有源之水、有本之木。

曾国藩大喜，立刻帮容闳请封五品军功衔，任命他为出洋委员，负责购买新式机器。

容闳清楚，中国的落后不唯在于武器的落后，而是压根儿就没建立起完整的基础工业。他用超前的认识一点一滴地影响着曾国藩，洋务运动也逐渐从造来复枪转向了造钟表和农具。

就在以冯桂芬为代表的改良派先驱高唱“采西学、制洋器”大步向前时，形势急转直下。

1865年4月1日，慈禧把议政王、首席军机大臣奕訢叫到跟前，说：“这天下，咱不要了，送给汉人吧！”

奕訢愣了，以为她在开愚人节玩笑。

慈禧正色道：“汝事事与我为难，我革汝职！”

奕訢硬顶：“臣是先皇第六子，你能革我职，不能革皇子。”

空气凝滞了。奕訢跪了半天，忽然起立，慈禧见状大呼，说恭王要打她。一帮宦官涌了进来，将奕訢拉扯出去。

奕訢能打破满汉分歧，选贤任能，却无法打消慈禧的猜疑。议政王一职本非常设，早在乾隆年间就被废除，却在辛酉年（1861）的“祺祥政变”中作为政治回报戴到了奕訢的脑袋上。

然而，彼时的超擢此时看来是何等碍眼。慈禧宁可断送方兴未艾的洋务运动，也绝不容昔日的盟友坐大。

在一干亲王重臣的反对声中，奕訢保住了军机大臣之职，却被慈禧免去了议政王的头衔。

作为慈禧的小叔子，奕訢的苦逼史可以追溯到道光末年。

像所有滥俗的迪士尼动画一样，年老的国王看中了两个皇子，稳重的皇四子奕詝（zhǔ）和聪慧的皇六子奕訢。

随着国王日渐老迈，表面的祥和已无法掩盖暗藏汹涌的帝位之争。

一天，圣躬违和的道光急召两个皇子入对，借以决定储位。

二皇子各求教于师。

奕訢的老师卓秉恬让他抓住机遇，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奕詝的老师杜受田深知论才气奕詝不敌奕訢，而道光素重仁孝，便向奕詝传授道：“皇上若自言老病，将不久于此位，阿哥就伏地流涕，以表忠诚。”

奕詝依其言，果然深得道光欢心。

然而，影帝不是一天炼成的。就像保罗・纽曼七次被奥斯卡提名却直到六十多岁才捧得小金人一样，奕詝苦练的演技，终于在“南苑狩猎”一戏中得到了集中爆发。

道光命诸皇子校猎，显然是为了考察武功。临行前，杜受田又在奕詝耳边密授机宜。

到了围场，大家都很high，奕詝却席地而坐，不仅不发一矢，还约束随从不得捕猎。

当天，奕訢捕获最多，正顾盼自喜，却发现奕詝又坐在那装，便走过去询问。奕詝一句轻描淡写的“今天不舒服，不敢驰逐”便把奕訢打发了。

到了晚上，道光见奕詝两手空空，问他何故，奕詝开始大飙演技：“现在是春天，鸟兽生育的季节，不忍伤生命以干天和。且不欲以弓马一日之长，与诸弟竞争也。”

道光大喜，连夸奕詝有“君子之度”。

这是一个迷恋道德表演的国度，爱新觉罗家重复的无非是曹家的故事。既然以“重实效而轻虚名”著称的曹操亦不能免俗，选了貌似德胜于才的曹丕，杜受田则完全可以放心大胆地教奕詝在崇尚简朴不事张扬的道光面前扮猪吃虎了。

以孝道对抗才识，用仁义反击武功，杜受田成功地将奕詝变成了咸丰。

咸丰无愧其死后“文宗”的庙号，扎实的基础教育让他当个翰林院修撰不成问题，但尊王攘夷的春秋大义深植于最高领导人心间终非国家之福。一天到晚一副“犯强清者虽远必诛”的愤青样当不了饭吃，还反受其辱（第二次鸦片战争），不愿签订城下之盟，跑到热河躲起来，还得用提防了多年的六弟奕訢跟洋人周旋。

问题是不怕他愤，就怕他混，心有不甘意味着还有振作的希望。上来就罢免权臣穆彰阿起用林则徐还是很得人心的，继任的首席军机大臣祁寯（jùn）藻虽说有学无识，但毕竟被士大夫推为儒宗。于是，君臣奏对成了百家讲坛。

每当咸丰垂询诸如“用人行政之道”这类很虚的问题时，祁寯藻就引经据典，动辄一两个小时，“同列多苦之，犹说不已”，而咸丰居然“未尝倦听焉”。

如果不是文庆和肃顺（1816—1861），书生误国将成为咸丰朝最好的注脚。

作为满人，文庆不但不像汉官祁寯藻那样不遗余力地打压汉官，还提拔了胡林翼、骆秉章、袁甲三和阎敬铭等良材。虽说太平天国运动导致了清廷从中央到地方，从满人到汉人的权力转移，但能顺应这种趋势而不是螳臂当车，本身就是一种进步。

常以“反披羊皮褂，牵狗走街头”的无赖形象示人的肃顺则继承了文庆务实的优良传统。不实不行，从亲军侍卫上发迹走的是和珅的老路，没功名就得靠聪明。幸好肃顺有“接人一面，终生能道其形貌”的天赋，再加上直抒己见的风格，让听惯了腐儒们拐弯抹角的咸丰眼前一亮也是意料中事。

市井气的肃顺和庙堂上的咸丰形成了完美的互补。一次，咸丰去南书房，看到一穷翰林衣衫破旧，第二天就送了他套新衣。后来这名官员外放云南学政（主管一省教育）期满归京，咸丰特意调他当顺天府丞（北京行政二把手），召见时关照道：

朕闻顺天府丞，每逢考试，卖卷可得千金，聊偿汝在滇（云南）之清苦。

这种行业潜规则显然不可能从祁寯藻那儿上达天听，告诉他的只能是肃顺。

满人肃顺，素来不喜满人，对手下的旗籍属官驱使有如奴隶，对汉员却谦恭有加，遇有真才实学的更是竭力罗致。

不仅如此，他还毫不掩饰道：“咱们旗人混蛋多，懂得什么？汉人是得罪不起的，他那支笔厉害得很！”

虽然这道理街头卖鸡蛋灌饼的大叔都懂，但从心照不宣到直言不讳，肃顺在尊重常识上还是迈出了令人可喜的一步。

更可喜的是对左宗棠的维护和对曾国藩的重用。

然而，思想进步和为人跋扈并不冲突。在成功抓权的同时，肃顺成功地将自己变成了一个靶子。更不幸的是，瞄准靶心的还有一个叫叶赫那拉氏的嫔妃（慈禧）。

末路的罪与罚

苦命天子咸丰死在了热河。考虑到继任新君载淳年幼，死前设计了一套“三权分立”的平衡方案：

一、赐皇后钮钴禄氏“御赏”印章一枚；

二、赐载淳生母、懿贵妃叶赫那拉氏“同道堂”印章一枚；

三、以肃顺为首的八大臣行使皇权，代拟圣旨；

四、圣旨生效的前提是起首盖有“御赏”之印，末尾盖有“同道堂”之印。

可惜，顶层设计再缜密，也伤不起人治传统的无敌。

平衡在咸丰撒手人寰后被迅速打破。两宫皇太后第一时间沆瀣一气，在北京主持大局的奕訢身边也聚集了一批遭肃顺打压的失意官僚。众人齐心挖好坑，只待肃顺往里跳。

于是，“祺祥政变”在八大臣护送咸丰梓宫抵京的第二天爆发。而“祺祥”这个仅仅存在了六十九天的年号也被“同治”所取代，历史进入到两宫垂帘（慈安、慈禧）、恭王辅政的新时代。

奕訢继承了政敌肃顺开明的政治主张，毕竟大清的江山是自个儿家的，搞砸了大家一起玩儿完。

“师夷”的大本营是奕訢领导的总理衙门。这个新生机构主打通商、交涉、关税和学习外国四项工作。其中，通商和交涉扔给北洋大臣和南洋大臣主办，分别由直隶总督与两江总督兼任。关税和学习外国则由下属的“总税务司”和“同文馆”推行。

英国人赫德担任总税务司司长长达半个世纪。时年二十八岁的赫德在日记中恳切地表明了自己将古老中国推入近代文明的使命感。他在《局外旁观论》中尖锐地指摘清廷的弊政，由他管辖的总税务司则是晚清最廉洁高效的部门……

1864年的一天，赫德在日记中爆料：“总理衙门一个叫广英的满族子弟上午和我一起读书一个小时，他竟然不知道台湾在哪儿！”

广英的父亲叫斌椿，时任山西省襄陵县知县。

斌椿官职虽低，却是第一个走出国门看世界的清朝官员。在赫德的力促下，清廷决定派一个出洋考察团，由斌椿任团长。选七品县令当团长，天朝又一次在精神上胜利了。

1866年春，以六十三岁的斌椿和十九岁的张德彝为代表的考察团正式启程。

沿途，斌椿除了不厌其烦地在诗作里把自己打扮成上报天子下济百姓的英雄，没有给清廷带来任何可供借鉴的记载。虽然他记述了大量的山川形势和风土人情，但出发点却不是国计民生，而是为了审美——见到显微镜，不关心作何用途，只感叹《庄子》里的寓言不虚；看到自行车，不问如何制造，却大谈其有“木牛流马之遗意”。

后来成为光绪英文老师的张德彝倒是表现出对西方科技的好奇，他首创的“自行车”一词沿用至今。

英国议事厅，张德彝第一次见识了民主议事的情形；法庭旁听，他又为先进的判决制度所折服。从此，对西方政体的浓厚兴趣贯穿了张德彝的一生。

即使进步如张德彝，在面对避孕套这样的新生事物时，仍无法超越其思想的局限。他先是饶有兴致地介绍了避孕套的功用：“贯于阳具之上，虽颠鸾倒凤而一雏不卵”，紧接着便露出小学究的狰狞面目，严词批判道：“其法固妙矣，而孟子云，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惜此等人未之闻也。要之倡兴此法，使人斩嗣，其人也罪不容诛矣！”

张德彝之所以跑到了时代的前列（此人是第一个参观胡夫金字塔的中国人），盖因其毕业于同文馆，懂英语。

然而，就是这个成立之初只教授英法俄三国语言且并不显眼的机构，让奕訢吃尽了苦头，还被愤青们冠以“鬼子六”的称号。

其实，愤青们过于紧张了，同文馆的教学质量委实低到了一定境界。一个教俄文的满族教师入馆混了一年多被人发现根本不通俄语，天知道他每天人模狗样地站在讲台上讲的是哪国鸟语。

而与此同时，容闳的“制器之器”使洋务派认识到理解制造原理远比制造本身重要，一帮文科男考上了理科的研究生，冯桂芬不无极端地喊道：“一切西学皆从算学出。”

在此背景下，已被褫夺了议政王一职的奕訢领衔曾国藩、李鸿章，奏请在同文馆内开设“天文算学馆”。

于是，娄子捅大了。

慈禧的认可刺激了保守派，绝地反击正式铺开。先是一个叫张盛藻的御史跳出来抨击自然科学，被奕訢打压了下去。接着，著名保守派、翰林院掌院学士倭仁隆重登场。

倭仁：“师从夷人，动摇国本；变夏于夷，有亡国之患。”

奕訢：“仁义制服不了洋人。倭大学士若另有良策，可保本国不受欺辱，臣自当追随，甘效犬马之劳。”

争论持续了半年，慈禧的天平最终倒向奕訢。由此可见，在不伤及权力的前提下，该妇人还是比较开明的。

顺利开馆并不能保证顺利运行。士林宗师的地位使得撼山易撼倭仁难，攻击算学馆的奏折如雪片般飞进午门，主题空前一致：论算学馆之罪。

至于内容，还是比较百花齐放的。有夜观星象型，认为久旱不雨皆因开设算学馆惹怒了老天；有谈古说今型，扒出一条史料说“同文馆”是宋代奸臣蔡京陷害忠良的监狱狱名。

一边倒的舆论让算学馆的招生比南科大还惨淡，高薪聘请的李善兰等名师也托病不出——出来也会被烂鸡蛋给砸回去。

湖南籍的京官甚至开会决定，有进同文馆跟洋人学习的，以后不许踏入湖南会馆，各省京官纷纷效尤。奕訢面临的压力可想而知。

意识形态的惰性是一个时代的群像，闹剧的最后一个镜头定格在同文馆美国教员丁韪良（此人通晓中国古籍，最早将《万国公法》译为汉文）和北京西山一个反动农夫的对话上。

农夫：“你们洋人为什么不灭了清国呢？”

丁韪良：“你觉得我们能灭得了吗？”

农夫指着山下的一根电线杆：“当然，发明那电线的人就能。”

好为帝师的国学家

1867年7月21日，夜，两江总督署。

曾国藩忙完一天公务，找来心腹幕僚赵烈文闲谈。

曾国藩：“今天京里来人，聊起京城气象，说最近抢劫案频发，街上乞丐成群，甚至有妇女衣不蔽体。民穷财尽，恐有异变，如之奈何？”

赵烈文：“颠覆政权的风气还没开，如果不是抽心一烂，暂时不会土崩瓦解。”

他顿了顿，又正色道：“然则异日之祸一旦发生，便是连根拔起。时间不会超过五十年。”

曾国藩皱了皱眉：“是否会南迁？”

赵烈文摇头道：“绝无像东晋、南宋那样划江而治的可能。”

曾国藩不死心：“本朝君德较正（跟桀纣比吗），或不至于此。”

赵烈文：“君德虽正，然国势隆盛时，士大夫报君之恩已经足够。而本朝创业太易，诛戮太重，夺取天下又太过机巧（终皇太极一生，不敢想象满人南下而牧马）。天道循环，善恶相抵；后君德泽，未足恃也。”

曾国藩半晌无语，忽道：“你不是开玩笑吧？”

赵烈文：“当着老师的面，我不敢以此为戏。”

曾国藩叹了口气，道：“吾日夜望死，忧见宗庙之陨落。”

一年后的直隶总督署，曾国藩终于见到阔别已久的容闳。同时到访的还有王闿（kǎi）运和袁氏父子。

这是袁世凯初逢王闿运（1833—1916），第一感觉是：个子好矮啊！

然而，身材上的矮子有时是思想上的巨人，身兼经学家、史学家、文学家数职的王闿运不仅培养了杨度（1875—1931）、杨锐、刘光第和齐白石等众多牛人，由他撰写的《湘军志》更是研究湘军的重要史料。因其董狐直笔，大曝黑幕，还惹得曾国荃等一干湘军将领大为光火。

王闿运本名王开运，寄托了他爸想“开王运”的朴素想法。王开运同学却觉得这个名字非常土，会成为他通往大师之路上的绊脚石，就给改成了王闿运。闿，《新华字典》的解释就俩字：同“开”。

其实，王闿运的志向是当帝王师。你要叫他国学大师，他只会生气地反驳：你才国学大师，你全家都国学大师！

刚考上举人的王闿运已是名满天下，跑到肃顺帐下当幕僚，被奉为上宾，肃顺对其言听计从。

由于主攻帝王学（经学的政治化），王闿运看人极准。深得他真传的杨度就曾在蒋介石权势最盛时对章太炎说：“以蒋介石的武功，虽汉高明太何以过之，因为他不做皇帝，所以终于没有成大功的希望！”

事实上，原本争议很大的杨度晚年居然选择加入当时羽翼未丰的共产党，看清死后二十年的历史趋势，保全了身后名节，使人不得不叹服王氏之学的深不可测。

在王闿运看来，当时屡败屡战、压根儿不入咸丰法眼的曾国藩是一只充满了无限可能的潜力股。在他的推动下，肃顺趁时任两江总督何桂清擅离职守、咸丰大怒之机，力排众议，极力保举，帮曾国藩谋取了总督一职，助他从卓越走向了不朽。

可惜，王闿运为肃顺布的这颗棋眼，关键时刻掉了链子，以致满盘皆输。

祺祥政变前，王闿运给肃顺开的药方是“内用恭王，外征曾国藩”。

然而，他既高估了肃顺的实力，又低估了奕訢的野心。在空前专制的清朝，天子近臣和群僚之首两者并不画等号，王莽、霍光的时代早已一去不复返，失去咸丰这棵大树，肃顺连自己人都镇不住。

奕訢也不是你想用就能用的，毕竟曾几何时人离神器只有一步之遥，试问你还能开出什么更高的价码？

于是，执掌东南半壁江山牛耳的曾国藩成了攸关肃党存亡的重要筹码（手握京畿重兵的僧格林沁同肃顺不和）。

“借权”是帝王学研究的重点——包括借兵权。王闿运鞍马劳顿，风尘仆仆地赶到湘军大本营。

接下来的三个月，王闿运十四次与曾国藩深谈，鼓动如簧巧舌，使尽腹中才学，目的只有一个——拉拢说服。

以比房产中介、保险销售更舌绽莲花的言辞，王闿运成功侃晕了曾国藩，使其数度“夜不成寐”。

多亏曾国荃及时来信反洗脑：“文人好为大言，毫无实用，戒其勿近”，曾国藩立刻清醒了许多。

于是轮到王闿运压力山大了。

政变在即，最后一次面谈必须切入要点。书案后的曾国藩一如既往地洗耳恭听，还边听边记，王闿运信心爆棚，唾沫横飞……

须臾，曾国藩起身暂告失陪，出门而去。

王闿运走至桌前，但见纸上满满一篇“谬”字，方知大势已去。

这条段子出自王闿运门人的笔记，民国时被演绎成王闿运劝曾国藩养寇自重、起兵反清。由于太过玄幻，鲜为史家采信。不过我认为，在这场戏中，曾国藩的表现还是很符合其人物性格的。

既是妄语，明明可以当场打断，何必作虚怀若谷状？这体现了曾国藩的阴柔，坚忍而绝不弄险。

既默不作声，就一忍到底，又何以偏偏大书“谬”字，不给对方留丝毫情面？这体现了曾国藩的阳刚，心有主而我制外，不为人言所动。

刚柔兼备，宗经而不舍权变的思想练就了一颗情顺万物而无情的心体，因此在进退荣枯之间动容周旋，拿捏得体。

但，终究以阳刚为基。

这场“蒯通说韩信”的好戏发生在曾国藩返回之后。当年蒯通游说韩信自立为王被拒后仓皇逃走，而王闿运在摸清曾国藩底牌后，竟能神色不改，“论事如故”，淡定到让曾国藩都有点如坐针毡。如此心理素质，确实不是多读几遍《挺经》就能炼成的。

老封建

时隔多年，再次把容闳和王闿运召至署中，曾国藩另有深意。

它源自容闳一个再三的吁请：派遣留美幼童。

容闳的思路很清晰：强国之本并非变器物而是变制度，制度的落后已成为限制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发展的桎梏。而主持制度变革的是人，对人影响至深者莫过于教育。伏脉千里，今日求取西学，是为了日后的官场少些非贪即庸的政客，多些高瞻远瞩的政治家。

对此，严复后来附议：

中国民品之劣，民智之卑，即有改革，害之除于甲者将见于乙，泯于丙者将发于丁。为今之计，唯急从教育上着手，庶几逐渐更新。

曾国藩却没有做好当留学教父的思想准备，同文馆风波殷鉴不远，他不得不慎之又慎。

还好幕中人才济济，又以薛福成（1838—1894）、吴汝纶、张裕钊、黎庶昌最为有名，时人呼为“曾门四学士”。

直隶总督署，明月当空。四学士、王闿运、容闳、袁氏父子齐聚一堂。曾国藩要参酌众议，谋定而后动。

素以推进教育改革为己任的黎庶昌恳切道：“达萌（容闳）之议，学生私下和挚甫（吴汝纶）一再探讨，都深以为然。”

曾国藩环视众人，指着黎庶昌笑道：“莼斋（黎庶昌）当年草就《上穆宗毅皇帝书》，非议科举，可是引得朝野震动啊。”

薛福成沉思道：“西洋各国，美国历史最短，风土人情与我差异最大，似可另择他国派遣幼童。”

曾国藩望着容闳，笑而不语。

容闳神色凝重道：“容某不才，蒙曾帅不弃，得以在帐前效力。身无寸功而忝居五品之职，心常悚惧不安，敢不竭尽所能以报大帅知遇之恩？当今大争之世，不唯我国，各国皆变法图强……”

王闿运缓缓打断道：“这要是个李德裕还好，要是个王荆公，怕是法没变成，倒把江山给断送喽！”

曾国藩明知王闿运主治《春秋》，坚持儒家王道仁政的政治思想，却故意让他和容闳对垒，显然是想兼听则明。

曾国藩：“达萌，以你在西洋待了这么多年看，各国体制，孰优孰劣？”

容闳：“论国体，以主权在君还是主权在民，当今天下可分为君主和民主两端。论政体，又以有无宪法，可分为君主专制、君主立宪以及民主共和三者。宪法作为立国之本，不独能限制君权，更将成为执政者统治合法性的根本来源。”

吴汝纶：“君主立宪和民主共和皆有宪法，二者有何异同？”

容闳：“君主立宪制，如英国，权力在君主；民主共和制，如美国，权力为全体公民所共享。而即便是前者，君权也已大大缩水。君主必须将全部的立法权交给议会，部分的行政权交给内阁总理（首相）。虽然内阁由君主任免，但君主必须在议会制定的宪法和法律的制约下行使权力。”

薛福成：“如果君主的权力日渐缩小，直至没有，成为一个象征，而由首相来履行君权，其实质是否就同民主共和一样？”

容闳：“然，此即从实君立宪过渡至虚君立宪。”

王闿运不以为然：“百代行的都是秦制，怎么到了你这，感觉就要变天了？！”

容闳反唇相讥：“秦制者，‘废封建、立郡县’也。既已无封建之制，王壬秋（王闿运）你又何苦死守这封建之学？”

说着，指向王闿运面前案几上摆着的一本《春秋》。

《春秋》是所有儒学经典中唯一由孔子亲自操刀的原创作品，记载了从鲁隐公元年（公元前722年）到鲁哀公十四年（公元前481年）的历史，却被视为“经”而不是“史”，盖因后世儒家深信其字里行间蕴藏着孔子的爱憎褒贬（比如何时用“弑”何时用“诛”），领会了这些遣词造句的细微差别也就理解了孔子的政治主张。

但问题是孔子是春秋人，春秋再怎么世风日下，比起战国，很大程度上还是保留了周朝的政治体制——封土建国。

划定疆域叫“封”，指定诸侯叫“建”。

周朝特色是“家天下”，周天子（上天之子）是整个天下的族长，与正妻所生第一子为“嫡长子”，继承天子之位。而同正妻所生的其余诸子（次子）和同妾所生的诸子（庶子）将被分封到各地，成为国君（诸侯），比如第一任晋国国君就是周武王的小儿子、周成王的弟弟唐叔虞。

诸侯必须将封地继续分封，其嫡长子继承诸侯之位，次子和庶子被打发到各处“采邑”，称之为“大夫”。大夫按照同样的原则，分给其次子和庶子各处“食田”，称之为“士”。士没有可供再分之地，往下就是民了。

周礼定好等级，天下成了一家。真是其乐融融，家有儿女……

可惜生活不是肥皂剧，百尺竿头向上爬从来都是中国人坚定不移的人生追求。于是，诸侯觊觎天子之位，大夫图谋搞垮国君，以下克上成了春秋战国的主题曲。继楚国率先称王（周礼天子以下，只能称“公侯伯子男”五爵），韩赵魏三家大夫成功地瓜分了晋国……

经常梦周公的孔子之所以一天到晚不爽，就是因为君不君臣不臣，诸侯个个尾大不掉，视破坏周礼为人生一大乐趣（八佾舞于庭）。

当修复制度无望时，孔子决定曲线救国，提出了“仁”。根据血缘关系的亲疏，有梯度地爱你周围的人。先爱父母，再爱兄弟，辐射开来，此即为仁。

如果说仁爱观是周礼的文化阐释，《春秋》就是周礼的课后练习。

但问题是再怎么练习也架不住秦国的暴力。统一六国后，中央集权的官僚体制规范了君主对文官的任免。而在地方，郡县两级行政区划代替了封建，一直延续至清。

因此，容闳的讽刺的确很难反驳——春秋都没了，你还研究什么《春秋》啊？

儒教不是一天建成的

但王闿运也不是吃素的，当场普及历史常识：“东汉的《轻侮法》规定，如果父亲受到侮辱，当儿子的杀了侮辱他父亲的人，可以免除死罪。阳求就是因为杀了一个侮辱他母亲的郡吏全家，才被推举为孝廉。嘉许血亲复仇，主张原心推罪（根据事实推究犯罪嫌疑人作案时的心理。动机邪恶，即使犯罪未遂也有罪。而出于善良犯下的罪行，则从轻发落），乃是《春秋》里的大义，我看一直继承得很好嘛。”

的确，始皇再威武，斩不断风俗。秦相李斯，挥舞着韩非的智慧之剑，教嬴政以势立威，以术驭臣，再用严刑峻法威逼，高官厚禄利诱，驱使万民如驱牛羊，不耕则战，战罢又耕，由是并吞天下，包举宇内。

然后一个生硬的剪切——不逾二世即亡。

何也？贾谊曰：“不施仁义。”

翻译成白话文：“人不能无耻到这种地步。”

于是，董仲舒吸取“暴秦”的教训，煞费苦心地糅合儒法两家，正是想兼顾法家的效率和儒家的公平。当然，这种公平在孔子那仍然是相对的，仰求明君的（“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但毕竟种下了一颗充满可能的种子。

这才有了孟子的“民贵君轻”和荀子的“从道不从君”，再恨儒家的人也无法否认贯穿其中充满诚意的民本思想。

可惜，先贤的伟岸形象往往都被不肖子孙败掉。先秦儒家从未提过“三纲五常”。“忠君”是法家的私货，在孔子那儿，忠是有条件的（“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到了孟子，更是“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

众所周知，儒家和法家，就是一对冤家。儒家讲德治，法家讲法治；儒家重教化，法家重刑罚；儒家耻于言利，法家大谈利己；儒家对人性抱有希望，法家对人性充满绝望。

韩非在《五蠹》里把儒者归为社会的蛀虫。李斯变本加厉，直接着手操作焚书和坑儒。

于是，许多对人治传统深怀不满的人推崇《大秦帝国》，直接把商鞅拔高到孟德斯鸠的高度，似乎只要秦朝不灭，中国早就实现民主法治了。

其实，推崇法家不如推崇墨家。兼爱（一视同仁的爱）和利他主义虽然过于理想，却是这个民族的血液中最为缺乏的基因。

法家不等于法治，在于君主集立法和司法于一身，而又凌驾于法律之上。

董仲舒敏锐地看到，在中国，有些事可以做不能说（法家），有些事可以说不能做（儒家）。既如此，把两者结合到一起不就OK了？

当然，标签还是得贴儒家的，体制外给信心嘛！

其实，董仲舒最大的理论贡献是“天人感应”。

构成万物的基本元素都是原子，你吸进别人呼出的气，你吃下去的东西排出后化为土壤的一部分，你和山川草木是一体循环的，所以天人合一。

而董仲舒倾力打造“天人感应”的主要目的是帮君主建立起“君权神授，不可动摇”的神话。你为什么有喜怒哀乐啊？因为大自然有春夏秋冬；人体为什么有五脏啊？因为大自然有五行——没辙，封建迷信害死人，汉朝草民就信这个。董老师发挥演绎一下，指导你感应进而顺应，就是让你在对天顶礼膜拜的同时，对天在人间的代理人天子也做到俯首帖耳。

人事与自然完美结合，谁也不敢逆天而行。天子唯一要做的就是在天降灾害时下个罪己诏，用“万方有罪，罪在朕躬”糊弄糊弄草民然后该干嘛继续干嘛。

三年目不窥园，董老师最大的收获是把“六经注我”练到了家。

《春秋》开篇第一句的“春王正月”表面上看只是寻常的时间记载，但在董老师看来，那就乖乖不得了了。

王道之端在于“正”，而按“春王正月”的顺序，“正”次于“王”，“王”又次于“春”。为什么？

因为春是季节，天之所为；正是人事，王之所行。所以这句话是孔子在教育君王要效法上天，端正自身，走上正大光明之道。

这扯淡的功夫真是堪比豆瓣的文青。

可见，汉承秦制不假，但官方意识形态已从法家转型为打包上市的“儒教”。

此教从一阴（法）一阳（儒）两个方面为君主集权提供舒适便捷的服务，春秋时贵族共治天下、士民百家齐放的美好情景从此一去不复返。

当然你会问，原本冰炭不容的儒法两家，咋瞬间就水乳交融了？莫非董老师是502胶？

事实上，作为一介儒生，言必称《春秋》的董仲舒还是希望汉武帝能够推行仁政的，将“原心推罪”引入司法审判也自他始。但问题是，任何一种思想，无论激进还是保守，德治还是法治，一旦走入专制权力，最终只会变成同一个样子。

两千年历史告诉我们，是权力选择了思想，而非思想改造了权力。

于是，一幅吊诡的画面呈现在世人眼前。

《世说新语》记载了一则大儒范宣儿时的窘事。范同学八岁那年在后园挑菜，不小心弄伤了手指，当即号啕大哭起来。有记者自作多情地采访他：“小盆友，是不是很疼啊？”谁知范宣当场正色道：“我不是因为疼才哭的，而是因为想到‘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有丝毫损伤’的祖训！”

这条祖训是《孝经》的中心思想。伪书《孝经》是后儒假托孔子之名撰写的，将“孝”发挥到了变态的境界。

在孔子那，孝比较正常，主要是用来论证“仁”的。在他看来，孝（敬爱父母）和悌（友爱兄弟）是人天生就有不证自明的情感，而将这种对亲人的爱推及到朋友乃至众生，就是“仁爱”。

问题是再正常你也是始作俑者。“孝”就这么一路狂飙，飙到了《孝经》的高度。

当所有人都被《孝经》洗脑后（以满清入关时汉人“留发不留头”达到顶峰），律法却故意和“身体发肤”作对，陆续出炉了黥（刺面）、劓（割鼻）、刖（斩足）、宫（阉割）等独具匠心的体罚手段，力图从生理和心理两方面彻底击溃犯罪分子，使其在乡党面前抬不起头，从此自绝于人民。

于是，就像咖啡速溶了咖啡伴侣一样，儒家的“提倡孝”和法家的“被不孝”诡异地缠绕在了一起。

孝父（儒家）是虚的，是民间基础；忠君（法家）是实的，是最终目的。为了使父权转化为君权，历代统治者无不标榜“圣朝以孝治天下”。毕竟，先圣们早就做过社会调查了：

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鲜矣。

春秋大义

这笔文化烂账，王闿运门儿清。他避实就虚道：“‘修身（士）、齐家（大夫）、治国（诸侯）、平天下（天子）’，先秦儒家确实处处比照周礼的封建之制。周礼有何不好？一个天子，多个诸侯，看似等级分明，实则天下是一个松散的‘联邦’，远较后世郡县制民主。董子之后，一经三传（《春秋》和对其最经典的三部解释《公羊传》《榖梁传》和《左传》）地位愈隆，周礼的贤君政治依然深刻地影响着庙堂。皇帝每遇事不决，只要臣子援引《春秋》的案例，圣裁往往遵循不二。”

容闳：“周礼好不好姑且不论。它好，也回不去了；它坏，就更要审视一下这本传之后世奉为圭臬的《春秋》了。”

王闿运：“哼！孔子作《春秋》，申明大义，裁定正邪，万世取信，一人而已。有何必要审视？有何必要立宪？《春秋》就是我华夏之宪法！”

半晌未言的张裕钊突然发话：“这倒不假。汉景帝时，窦太后偏爱景帝之弟梁王刘武，欲立其为储君。袁盎明确反对，引用的例子便是《春秋》对宋宣公的责备。”

王闿运见有人帮腔，颇为得意：“宋宣公死前没有遵循周礼传位给自己的儿子，而是传给了他的弟弟，后来的宋穆公。穆公死前，心怀感念，把位子又还给了宣公的儿子，即宋殇公。殇公即位后，穆公之子子冯不服，起而争之。宋国之乱，自此延续五代不绝。《春秋》因此推本溯源，认为‘宋之祸宣公为之’。而窦太后也被袁盎说动，打消了立梁王为储的念头。”

薛福成迟疑道：“如果我没记错，‘宋之祸宣公为之’语出《公羊传》。而《左传》的立场则相反，认为宋宣公‘知人’。”

王闿运的确是有意疏忽，但《春秋》不满宋宣公的做法却是事实（显然《春秋》除了喜欢吓唬乱臣贼子，更好吹毛求疵、责备贤者）。

黎庶昌显然站在容闳这边：“宋宣故事，《春秋》尚有定论。郑伯和共叔段的是非恩怨，孔子却只有一句‘郑伯克段于鄢’（郑伯在鄢地打败了段），爱憎褒贬，并不明显，以至于‘三传’便各主其说，后世更是歧说纷呈。”

容闳接过话头：“想从《春秋》惜墨如金的字面洞穿孔子的真义，何异于缘木求鱼？那些在历史上产生过重大影响的解读，同孔子本人并无多少联系，只是何休版的孔子、郑玄版的孔子以及孔颖达版的孔子。《春秋》是死的，人却是活的。时代在变，课题在变，经典也被赋予了种种新义。可悲的是，深挖狠刨《春秋》义理甚至不惜曲解误读的真正动因，恐怕只是为了给不断翻新的权力体系寻找理论上的合法性吧。”

黎庶昌：“诚然如此。皇帝想削藩，下面的人挖出‘专断于外’的案例，惩处了好几千人；皇帝想打匈奴，有‘《春秋》九世复仇’；想搞妥协？有‘温柔敦厚，《诗》教也’；想削弱权臣？‘《左传》崇君父，卑臣子，强干弱枝’刚好合适。看来《春秋》和三传真是无所不能啊！”

王闿运不睬黎庶昌，对容闳道：“据我所知，在你容达萌的第二故乡美国，宪法也是不断翻新，修正案迭出啊！”

容闳：“问题是所有修正案都是建立在宪法的基本精神‘对公民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的保护’之上，补充说明而非推翻宪法的。比如第二修正案赋予公民携带武器的权利，虽可能引发种种治安问题，但由于其符合宪法对人身自由的保护，至今未见后续修正案将其否定。相比于《春秋》的语焉不详、任人发挥，美国宪法确凿稳固，在每一个公民的心中神圣不可侵犯。”

容闳还没戳到要害：修正案主要针对政府，且必经国会表决，多数通过后方才生效。而国会又分参议院（精英色彩更浓）和众议院（平民色彩更浓），议员既有民主党又有共和党，制衡之下，避免了独断专行；而《春秋》在庙堂上讨论，何时守常经，何时尊权变，弹性空间大不说，最后的定论仍需服从权力。

曾国藩饶有兴致道：“你说洋人为什么鼓捣出宪法这么个东西？”

容闳：“因为自然法。不同民族的文化固然不尽相同，但终有一些核心价值是人类所共通的。比如，没有人愿意被杀被抢，没有人愿意被无辜地抓进监狱，这种与生俱来的‘自然权利’隐含了生命权、平等权以及人身自由权。维护自然权利的法，就是自然法。在此基础上，自由人相约联盟，达成契约，把一部分权利转让给管理者，于是有了政府（宪法赋予政府权力）；另一部分自己保留，成为国家机器不能侵犯的个人权利（修正案限制政府权力）。在这种共识共循的社会契约下，宪法和法律不是胡编乱造、生搬硬套，而是对自然法的发现和阐述。”

王闿运：“哼，说得倒好听！殊不知制度设计得再好，还是得由人操作。要想在实践中不出纰漏，仍需正心诚意，回归孔孟之道。历朝历代，为治理黄河设立了多少机构？出台了多少办法？然而治水官员谁拿防汛当自己家的事？甚至，他们会故意疏忽对河坝的保护，以使其垮得更快，从而领到更多的拨款。可见，欲使天下不治而自治，唯有推行良知，正人心而化风俗。”

容闳摇了摇头：“两千年以降，无论高估人性还是低估人性者，到头来都失望地发现，人性其实是复杂的。先圣对君子的要求‘慎独’（在无人监督时谨守道德）并不难，难的是当一群人集结成派，将各自的私心藏在看似正义的旗号下，相互鼓噪中还能保持个体的理性和原则。对此，解决之道绝非‘君子不党’，而是权力制衡和舆论监督。西方历史上，许多专制暴君都是以最合理的方式开始其统治的。而事实的走向却是，这种邪恶的权力既腐蚀了人心，又毁灭了良知。”

容闳停了停，一字一顿道：“因此，宁可相信十个恶魔互相制衡，也绝不要轻信一个圣人乾纲独断。”

斩钉截铁的话语在袁世凯幼小的心中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一直到生命的尽头，他都忘不了容闳说这句话时无比坚毅的眼神。

久未言语的吴汝纶忽然若有所思道：“也许我们真的错了。”

袁世凯一惊，目光随众人一起投向了他。

不怕酣睡，只怕永远也叫不醒的假寐

吴汝纶：“历史上每一次政权的建立，无不伴随着血腥和杀戮。我国更是在以暴易暴的轮回中挣扎了两千年。也许，美国的出现代表了一种依靠理论而不是武力协商建国的新模式。这种统治者执政合法性源自契约（宪法）的历史趋势恐将无法阻挡。”

曾国藩颔首不语。

薛福成叹道：“怕只怕百年之后，就算有了宪法，也是一纸空文啊！”

吴汝纶学而不厌：“英式的君主立宪和美式的民主共和在实际运作方面有何差异？”

容闳：“在英国，首相（行政）和议会（立法）的关系更近。选举方式是两党竞选议会的席位（选民投票），再由赢得多数席位的政党选出执政的首相（议员投票）。而在美国，则先由两党分别推出本党总统候选人，在各种演说和辩论后，由选民直选。”

吴汝纶：“两党轮执，三权分立，毕竟还是美国走得更远。”

容闳：“行政（总统）、立法（国会）、司法（法院）三套系统彼此独立，相互制衡。国会可以立法，但最高法院可以宣布法律违宪；法院独立判案，但最高法院的九名大法官由总统提名；总统可以否决国会议案，但国会可以启动程序弹劾总统……”

王闿运：“荒谬！如此掣肘，成天扯皮，什么都不要干了！”

容闳叹了口气：“还需要干什么呢？在效率和公正之间，我宁愿选择后者。因为前者如同吸食鸦片，虽有一时之快，却终将付出惨痛的代价。后者循序渐进，通过立法日臻完善，利用轮执消解民怨，避免了政权的动荡和推倒重来，社会稳步向前，公民日趋理性。”

王闿运：“哼，什么民主，不过是暴民做主罢了！”

容闳：“的确，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中提出了‘多数的暴政’的问题。而在建国之初，杰弗逊（《独立宣言》作者，第三任美国总统）就颇有预见地看到‘权力由多数人行使而不是由一个人行使，并不能减轻暴政的程度。一百七十三个暴君肯定会和一个暴君一样富有压迫性’。”

吴汝纶：“可现实却是，从总统到平民，无不充满了对法律的尊重和信赖。除了制度的约束外，应该还有别的原因吧？”

容闳：“有，权利和责任的对等。自由不是无偿的，民主更是通过将公共生活的重负压在每个个体的肩上，挑战每一个人的心灵和大脑。如果说专制社会给个体提供了一个隐身于群体之中的机会，那么民主社会则鼓励每个人成为他自己。因此，民主并不轻松，它强迫你独立思考——这是一种区别懦夫和勇者的生活方式。”

黎庶昌：“人人都能做出自己的判断，也就不需要一个宵衣旰食的君主了，可谓两厢欢喜。”

袁世凯忍不住笑出了声。

容闳：“事实上，美国的司法权进一步一分为二。法官只管量刑，而认定有罪无罪则交由陪审团的十二个公民来表决。这是每个年满十八周岁的公民都必须履行的义务，随机抽选，可谓最好的普法教育。超越了利害关系的审判往往使人尽量做到公正，因为有一天你也可能坐到被告席上，接受别人的审判。于是我们看到，几乎每一项推动了社会变革的重大立法，都是从一件微乎其微的小案子开始，上诉到最高法院，直至引起各行各业的参与、全国范围的讨论。这不是劳民伤财，而是实实在在的社会进步，从制度到人心。”

王闿运：“让不懂法的平民靠直觉来断案，这不是原心推罪是什么？”

容闳：“关键在于谁来‘原’！世宗（雍正）在位时，有一年黄河水清，各地官员纷纷上表颂德。这些折子里，有两份在格式上于礼不合，一份是鄂尔泰的，一份是杨名时的。可结果却是，世宗皇帝原谅了前者，惩罚了后者。由此观之，没有公正的执法程序来保障，原心推罪只能是诛心之论，而论心世间无完人啊！”

容闳的勇气深深地感染了袁世凯。很多年后，当他回想起儿时这段插曲时，发现了一件很有意思的事。

其实，容闳想驳倒王闿运，只需搬出《春秋》的中心思想、写作初衷，四个字“夷夏之防”即可。

中原地区，尊崇周天子（哪怕是口头上的），文明程度较高（如齐鲁）的国家被称作“诸夏”；边远地区，文明程度较低（如吴楚）的国家被斥为“蛮夷”。

《左传》也跟着敲边鼓，用“有服章之美谓之华，有礼仪之大谓之夏”定义了“华夏”的概念，以区别夷狄。

是“夷”是“夏”在孔子笔下泾渭分明。《春秋》里提到吴国时，一般都会说“吴如何如何”，非常轻蔑。但在叙述吴王帮助蔡国伐楚一事时，却罕见地用了“吴子”的尊称。《公羊传》解释说，改称“吴子”是因为吴人虽属蛮夷，但此次出兵却是替中原（蔡国）分忧，所以要夸上一夸。

更势利的是，表彰完这次军事行动后，孔子立马翻脸不认人，又恢复了对吴王的旧称“吴”……

由此不难想见《春秋》在清朝的尴尬。即使文官集团对“华夷之辨”三缄其口，异族统治的心结还是顽固地缠绕在帝王的心头。而容闳等人在曾国藩面前绝口不提这茬，也是彼此默认的避祸之道。

其实，帐下人才济济，容闳所论，曾国藩又何尝不知？可惜，理论上的无懈可击在神州这片波云诡谲的大地上往往意味着处处碰壁。晚清转型之难不单体现在要从专制走向民主，一个更大的障碍是，带领众人（还各打各的算盘）完成这项浩瀚工程的是一个先保自己再顾满族最后才考虑国家的妇人。

知而不行，只是未知

容闳思想中确有全盘西化的倾向，但不能因此就说人是带路党。毕竟其回国后辞去了在海关收入丰厚的工作，苦思救国之道。

诚然，他的某些主张确实过于理想，但不要因此而嘲笑其书生气。这个民族实用理性了几千年，人人都想走捷径，其结果却是整个国家一直在走弯路。

《论语》摆出一条条看上去很美的道德教训，凭此就想挽救人心不古，在梁启超看来完全是“只知当如是，而无术使之必如是”的奢望。

政治道德化为清朝培养了一代又一代德艺双馨的影帝，时不时深情地仰望星空，表演可圈可点，就是跟斯坦尼拉夫斯基放在一起也毫不逊色。然而，他们到底制定和执行了哪些政策，百姓一无所知。

同样喜欢仰望星空的还有康德。这个对欧洲影响极大的哲学家认为有两件事让他越想越觉得神奇，充满敬畏，一个是头顶的星空，一个是心里的道德律令。

但就是这么一个把人性解剖到极致、对伦理学研究极深的人，也从不寄希望于人类能够通过提升道德来实现天下大治。毕竟草民君主，皆怀私心，康德认为唯有宪政和民主才会迫使他们彼此制约，难以作恶。

当然你会说，人毕竟是感情动物，通过文化来正面引导不是更好吗？的确，宋朝的小孩在听评书时，听到刘备败了便“频蹙眉”，听到曹操败了则“喜唱快”，貌似爱憎分明。

可惜，哈耶克道出了真相：“大多数人很少能够独立思考，他们更乐于接受现成的答案。”

悲剧的是，这些答案往往是错的，至少是偏颇的。一个天天看《非诚勿扰》的人还会相信中国女人不拜金吗？但现实中爱情至上的女人并非没有。

这也是被错误答案给坑了。

在一个枪稿软文满天飞的时代，引导之难在于引导者会出于自身利益刻意将受众引上歧路。

女人对钻石的喜爱和对其他奢侈品一样，她们并不知道自己要的是什么，需要别人告知。于是，广告中的明星不厌其烦地引导说你需要钻石，哪怕倾尽家财也要拥有，因为它意味着天长地久。

引导之难更体现在人性深处的欲望。如果做爱没有一种让人爽到飞的感觉，谁会乐此不疲地去做呢？而没有了繁殖的冲动，人类不过是地球上众多绝种生物中的一种罢了。

对同类的恻隐之心使人类超越了兽性，但欲望又将他们打回了原形。人性之复杂端赖于此。

文化依靠制度保障，制度需要文化促进。西汉的路温舒曾在《尚德缓刑书》中提出过一个非常前卫的观点：言论，即便是胡说八道、诽谤朝廷，发言者也不应该被定罪。因为只有在宽松的言论环境下，真知灼见才有面世的机会。

由于辞藻过于华丽（乌鸢之卵不毁，而后凤凰集；诽谤之罪不诛，而后良言进），此文还光荣入选《古文观止》。

早在汉朝，路温舒就开始探讨言论自由的问题，又比西方早了两千年。

可惜，两万年都没用。对一个政府，不要看它说了什么，要看它做了什么。没有用制度的形式确立下来，再美的文化也不过如流星般一闪而过。

言论自由得以在美国实现源于宪法第一修正案的保护。长期众口难调的文化氛围又使美国人达成了“中性原则”的共识，即只要是一个人就有表达自己思想的权利，这和他是好人坏人没有关系，和表达出来的东西是真理还是谬论也毫不相干。

于是，一种默契建立了起来：自由的前提是不伤害他人的自由。

这种制度与文化的良性互动在古代中国几不可见。其实，稳若磐石的体制或许对统治一个幅员辽阔的帝国意义重大，但并非不二选择。

中国文化的模糊性体现在象形的汉字里，西方文明的逻辑性体现在排列组合的字母中。几千年来，文化的可能性被咂摸透了，却仍未推导出有实质进步的制度。容闳敏锐地看到，再拖下去不过是将今天的问题留给子孙，多几代人受罪而已。变，已成定局，无可阻逆。

这场讨论在袁世凯幼小的心中投射下了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蝴蝶已轻轻振动了它的翅膀。

只要努力，没有什么事是搞不砸的

赴任南京后，袁保庆发现，袁世凯对读书根本不感兴趣，帮他处理起公务来倒是得心应手。

在扬州拜会退休的前云贵总督张亮基时，袁世凯的机敏深受其喜爱。

张亮基做了一个后来让他悔恨不已的决定：留下袁世凯，同自己的儿子一起读书。

袁保庆同意了。

张亮基聘请的名师叫王伯恭。于是，在王老师悠久的教学生涯里，第一次领略了什么叫霸气外露。

本来，王伯恭布置的课后作业题目很和谐：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谁知第二天收作业时，映入眼帘的却是杀气腾腾的文字：

东西二洋，欧亚二洲，只手擎之不为重，吾将举天下之士席卷囊括于座下，而不毛者犹将深入。尧舜假仁，汤武假义，此心薄之而不为（五四先声？）。吾将强天下之人拜手稽首于阙下，有不从者杀无赦。

王伯恭震惊了，登时许劭附体，针对袁世凯发表了一通清朝版月旦评：

不以杀伐定国，就以杀伐乱世。

袁世凯见王伯恭对他有了成见，愈发不想读书，找到张家一个亲戚，和他打赌比食量，输者给钱。

袁世凯一口气吃了十个馒头、二十个鸡蛋。对方认输，但不愿付钱。大头不依，硬逼他吃了等量的食物，结果导致其大病一场。

袁世凯还觉得不过瘾，索性唆使张亮基的儿子偷了家里的钱一起去嫖娼。

张亮基发现后，把袁世凯赶回了南京。这倒正合他意，早就待得不耐烦了。

秦淮河、莫愁湖，这些酸腐文人们欢天喜地期期艾艾的场所袁世凯一般都是拉帮结伙骑马闲逛的，偶有所感也不拘韵律，写些豪气四溢的打油诗：

我今独上雨花台，万古英雄付劫灰。

谓是孙策破刘处，相传梅销屯兵来。

大江滚滚向东去，寸心郁郁何时开。

只等羽毛一丰满，飞下九天拯鸿哀。

虽无韵味，但粗砺之中英雄之态毕露。十二岁的袁世凯未必明确人生的目标，但有一点是肯定的：不想当人，只想当神。

1873年，袁保庆因患霍乱，在盐法道任上去世。治丧委员会中，两个重量级的人物走到了台前——淮军名将刘铭传和吴长庆。

当年吴长庆他爸在安徽庐江办团练，被太平军包围，生死悬于一线。正好世交袁甲三就在邻近的淮北镇压捻军，吴长庆缒城而出，单枪匹马去求援。

谁料袁甲三长子袁保恒不同意分兵去救，侄子袁保庆倒是力主救援，数日议论不绝，庐江城破，吴父败死。吴长庆痛感袁保恒顾己不顾人，与之绝交。对袁保庆却感激不尽，与之结义，交情日深。

袁保庆死时，官居从一品提督的吴长庆早已为淮军打造了一支劲旅，名为庆军。

在长辈的帮衬下，十四岁的袁世凯办完丧事，同养母牛氏扶柩还乡。

一年后，生父袁保中的死给袁世凯带来更为沉重的打击，要不是堂叔袁保恒回乡省亲，认定世凯是可造之材，将他带在身边悉心指点，大头的童年铁定悲催了。

1876年（光绪二年），袁保恒升任刑部侍郎，袁世凯同三哥袁世廉一道，随堂叔入京。

北京。

袁保恒与任内阁中书（内阁大学士的属官）的弟弟袁保龄共同担负起“世”字辈的教育责任。

尽管师资队伍堪比乾元国学班，袁世凯花在研究兵书上的时间还是远远超过了读四书五经。不仅如此，关心国家大事的他还经常写杂文讽刺时弊，显然是受了容闳的影响。

袁保龄给多动而勤奋的袁世凯下了“中上美材”的评语，袁保恒更是“手批嘉勉，喜其留心时事”，一直带在身边帮他上传下达。

袁世凯思维敏捷，逐渐对官场的游戏规则了然于胸，不免有些沾沾自喜。袁保恒却给侄儿敲响了警钟，指出他性格上的弱点：思虑太多，防患太深，日后遇大事恐难立断。

袁保恒的眼光是极准的。他曾痛心于《南京条约》签订时，清朝官员连香港在哪都不知道就割了出去，未雨绸缪地建议清廷在台湾设置巡抚，并得到采纳。

然而，袁世凯究竟善谋还是善断，仍言之过早。

十七岁那年，大头回老家参加乡试（此前已花钱捐了监生，跳过考秀才这关）。名落孙山的结果原在意料之中，也不丢人，毕竟举人考了一辈子的大有人在。不过你非要跟十六岁就中举的梁启超比，人生还是挺幻灭的。

鉴于古代交通落后，回趟家比较折腾，落了榜至少把婚姻大事解决了也算不枉此行。于是，陈州大户人家的于氏成了袁世凯的发妻，后来为他生下著名祸根袁克定。

于氏虽是富家小姐，但不懂礼数。头几年感情尚好，有一次她穿着红色绣花缎带进出，袁世凯还跟她开玩笑，说穿得像“马班子（妓女）”。

于氏觉得受到嘲弄，反击说：“我是有娘家的人，不像姨太太。”

袁世凯的生母正是姨太太。

因为这句话，夫妻反目，感情日渐冷淡。

完婚后，袁世凯赴京继续攻读。

行尸走肉

学海无涯的生活也曾让大头萌生退意，想回河南官场谋个饭碗。每有此念，都被袁保恒严厉制止。在堂叔的言传身教下，大头猎取功名的志向日渐高涨。

镜头中的大头以各种姿势在各种场合专心苦读，直到光绪三年（1877）的到来，快速剪辑戛然而止。

史称“千古奇灾”的“丁戊奇荒”爆发了。

饥荒持续四年，囊括五省，波及亿人，死亡千万。

历来灾荒，至次年夏收前达到高潮。赤地千里的河南属于重灾区，人相食是必备曲目。据大头家信上记载，人肉明码标价，二十八文一斤。

饥民们扶老携幼，组团逃荒。结果跑到陕西，发现同样无以为生，不得不又逃回本土。辗转流徙之中，冻饿交加，死尸盈路。

作为河南籍的官员，袁保恒被任命为帮办赈灾大臣，赴河南赈灾，袁世凯随行。

随行的结果是大开眼界。各州县官要么遇灾不报，要么借口赈灾加重科派。碰到几座敷衍了事设的粥厂你也不要过于兴奋，锅里熬着的永远是清汤寡水。

这要搁清宫戏里，没准刘统勋大人还能从天而降，高喊着“筷子上浮，人头落地”斩杀几个贪官墨吏。

可惜，生活不是电视剧，是比《隔山有眼》还血腥的B级片。袁世凯看到，灾难打开了人心深处的潘多拉魔盒，天灾很快演变为人祸。

一群妇女占领了一个大户人家，在里面生火做饭，吃个精光后又转战下一家。男人们见效果不错，纷纷组团，挨村抢粮。一个知府因此被就地罢免，下面的知县维稳压力陡增，为保顶戴，只好将为首的“暴民”抓起来关进笼子里活活饿死。

一个姓丘的男子，十多年前作为当地四十个村的首领，曾率领众人抵抗太平军。此刻，他又被推举出来，饥饿难当的村民希望他能带头造反。丘同学拒绝后逃跑了，愤怒的村民像“愤怒的小鸟”一样冲进他家，杀死了六个家属。

在这片绝望的废土之上，还行走着一个著名的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此人后来创办了山西大学堂，活跃于晚清政要之间，被清政府赐予一品顶戴。

此时的他从太原出发，边走边看，越走越惨，为我们忠实记录下了比弗拉哈迪的《北方纳努克》还鲜活的第一手资料：

1月29日（1878），太原以南140里：

经过了四个躺在路上的死人。还有一个四肢着地在爬行，已经没有力气站起来。碰到了一个葬礼：一位母亲肩上扛着已经死去的儿子，她是唯一的抬棺人、神父和送丧者，最后她把孩子放在了雪地里。

1月30日，太原以南290里：

随处可见肥胖的野兔和狐狸，男人和女人却找不到食物维持生命。当我缓慢地爬上一座山丘时，遇到一位老人，他异常伤心地告诉我：“骡子和驴都吃光了，壮劳力也都饿死了。我们造了什么孽，招致上天这样的惩罚？”

2月1日，太原以南450里：

碰到两个十七八岁的年轻人，手持拐杖蹒跚而行，看起来就像九十多岁的老翁。

看到有人磨一种软的石块，像做石笔的那种材料，磨成细粉后卖出，每斤三文钱。掺上点儿杂粮和树根，可以做成饼。我尝了一口，味道像土，事实上这也是它的主要成分。吃了这种东西，许多人死于便秘。

有兄弟三人相继死去。他们都是煤矿工人。第一个被葬在两个缸里，一个装上半身，一个装下半身。七天后，另一个也死了，却再也没有缸了，尸体被放在地上。第三个非常虚弱，当我们给他埋尸体的钱时，他都下不来炕。

2月2日，太原以南530里：

在洪洞县，我见到了最恐怖的一幕。清早，我到了城门。门的一边是一堆男人的裸尸，像屠宰场的猪一样被摞在一起。另一边是一堆女尸，她们的衣服都被扒走换吃的去了。有马车把尸体运到不远处，男尸和女尸被分别扔进了两个挖好的大坑。

在这个地区，路边的树皮自十到十二尺以下都被剥去吃掉了，漫漫长路一片惨白。我们路过的许多房子没有门窗，因为都被当做木柴卖掉了。厨房里的锅碗瓢盆没有动，只是因为不能变现成钱。主人已经逃走或死掉了。

2月3日，太原以南600里：

今天只见到七个人，都是男的。这很好解释：我们每天都碰到满载妇女去外地贩卖的大车。也有步行的旅客，都带着武器自卫，即使未成年的孩子也是一样。有的扛着梭镖，有的带着闪闪发光的剑，有的则背着已经生锈的刀。这正是他们悲惨处境的写照。

令人啼笑皆非的是，不断有反动村民的代表找到李提摩太，劝他率领大家去抢大户，抵抗来自官府的镇压。

百姓洋人官的游戏的确是现实最好的缩影，百姓怕官，官怕洋人，洋人怕百姓。生生相克，循环不息。

之前，李提摩太曾带着两千两白银拜访山西巡抚曾国荃，提出要赈济灾民。曾国荃对他怀有戒心，处处设防，气得李提摩太在日记中吐槽道：

如果中国政府不那么自负，声称只有自己是文明的，从野蛮的西方人那里学不到任何东西，数以百万人应当能够得到拯救。

愤怒没有使李提摩太变成阿拉伯的劳伦斯，而是默默地开展自己的本职工作——传福音。

几周前还流传着关于天主教诱拐小孩的谣言似乎一夜之间销声匿迹，一帮生下来就给佛祖磕头的村民争相砸烂了家里的佛像，改信上帝。

独裁的艺术

袁保恒开始同情因赈荒不力而被罢免的前任河南巡抚。

允诺拨给的钱粮迟迟不到位，每提出一笔筹款都要专门拜折请求，旷日持久的“部议”后还得看户部书吏的脸色，好不容易批准了一笔等不到发放灾民早就不知死了几拨人，你叫我怎么赈荒才算力？

授命伊始就有人劝他推掉这费力不讨好的活，袁保恒凛然道：“事君致身，蹈白刃亦不敢避，岂以艰危所阻？”

袁世凯清楚地记得，那天，堂叔以庄严的形式对天起誓说：“倘保恒玩视赈务，有款不思力筹，有弊不思力革，神明殛（jí）之。”

袁世凯清楚地看到，堂叔确实鞠躬尽瘁了。作为赈灾的帮办，比总办河道总督李鹤年还尽心。他辗转奔波，多方筹措，见动员富人捐输已无人响应，便以个人名誉作保，以一分的高息借贷，却仍所获无几。

各地粥厂请求接济的公函堆积如山，袁保恒无言以答，终日枯坐，三个月里，眠食俱废。

袁世凯不禁想问：如此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若神明仍要殛（杀）之，要此神明何用？

可惜老天真的抽了风，袁保恒感染瘟疫，死在了开封的赈务公所。

对于这种兢兢业业死在任上的劳动模范，政府当然不会放弃树典型的机会。“文诚”的谥号不可谓不尊。

有清一代，“文正”为文臣最高谥号，只有曾国藩、刘统勋等八人。

“文忠”次之，如李鸿章、林则徐、胡林翼。

“文襄”再次，如左宗棠、张之洞。

剩下的文端（鄂尔泰）、文恪（高士奇）、文恭（翁同龢）、文诚（丁宝桢）等也都根据其生前事功（如谥文端的一般是理学名臣）严格论给。

总之就是俩字：稀缺。没当过翰林就甭想了，除非你有左宗棠那样的如天之功，才可能打破常例，凭借举人的身份捞到一个文襄。

然而，对现实感极强的袁世凯而言，文什么都不过是文过饰非。

他彻底心凉了。

接连失去养父、生父和叔父，再坚强的人也拔凉拔凉了。

赈灾五个月，袁保恒廉洁奉公，自己和随从的餐旅费均从俸禄中支取，未敢动一文赈款。可惜，他的以身作则没能也永远不可能成为任何官员的准则。

自古赈灾有多黑，现在的国人都可以想象。而袁世凯在基层看到的，却是一幅远比贪墨赈款更为复杂，更令人绝望的画面。

晚清没有非政府组织，像李提摩太这样漂在中国实心救人顺便传教的牧师还有很多，究竟是不是像愤青所言在下一盘很大的棋不好说，但人都要饿死了，你草菅别人的性命成就自己的“大义”，这不是爱国者是爱国贼。

时任河南学政的瞿鸿禨就上奏朝廷，指责洋人热心赈灾是趁我“民多愁困”，借机收买人心。

迂腐果然不是一天练成的。

清廷接到奏折后，立刻指示受灾各省，如遇洋人进入灾区，必须“婉为开导，设法劝阻”。

河南尤其保守，官民上下一心，不准洋人逗留，更不许涉足赈务。开封市民还自觉张贴告示，声称“宁可食夷肉，不可食夷粟”——义正词严地绑架你爱国。

且慢嘲笑这自上而下脑残加自残的举动，它是有其内在逻辑的。

作为一个部门主管，当他面临团队成员的信任危机时，最好的办法便是塑造一个外部的、迫在眉睫的假想敌——当有危险逼近时，人类总是容易尽释前嫌携手与共。

哈耶克也持同样观点：把“我们”和“他们”对立起来，是将群体步调一致地团结在一起的最佳方案。

善于制造敌人和营造紧张气氛，是每个立志成为杰出独裁者的政客的必修课。

于是，一场惨绝人寰的饥荒却没有激起大规模的民变，传教士的“转移视线”功不可没。

铁打的仓鼠流水的朝

每天都是炼狱般的惨象。

在袁寨长大的袁世凯从未如此真切地耳闻目睹底层的真相。他承受着常人难以想象的压力，驱驰于冰天雪地之中，手足冻裂，毫无懈意，参佐袁保恒办理赈务。

而此刻，堂叔已死，料理后事、交接公务的重担全部落到了不满二十岁的袁世凯身上。

出色的表现感动了新任的河南巡抚徐宗瀛，他决定按月发给袁世凯三十两银子作为薪资，却被大头拒绝了。

“先叔办理赈务，自备斧资，未支公帑，今于身后背之，可乎？”袁世凯那双圆圆的大眼中透露出的真诚让徐宗瀛感佩交加。

诗言志。

“不受金钱不受名，大权在手世人软。”大头的诗早就表明了他求的是什么。

世间求官之人多如过江之鲫，官场上的人情练达袁世凯早已谙熟。也正因看透，他从不指望下面的官员胥吏能实心放赈，宁可自己劳碌奔波，将钱粮亲手送到可靠的士绅府上。

而士绅，这个向来被视为官民之间缓冲带的阶层也正在沦陷。袁世凯亲眼看到，一个家有良田五百亩的地主想低价抛售土地以换取粮食，找了好几个买主，出价都低得近乎白送。绝望之余，他在全家人吃的饭里放了砒霜。

袁世凯不断问自己：为什么？

他瞥见了路边的粮仓，那是政府设在各地的官仓。

自古粮仓系国脉，可眼前这些粮仓，还有几座能承担起救济灾民的重任？倒卖官粮早已司空见惯，硕鼠们为补亏空，在余粮中掺沙子掺石灰；为应付检查，又将粮仓改造成瞒天过海的“夹心仓”。

逐利，成了所有人生命中唯一的主题；逐利，一切无所不用其极。这片土地，似乎早已被上帝遗弃，自生自灭，永无救赎的可能。

于是，全民逐利，全民焦虑，万物扰心，心智俱灭。

以陕西粮道为例。该厅局级每年花在请客送礼上的银子大约五万两，而进项却达六万两，这意味着有一万两可以中饱私囊。

依法收粮肯定不会有这么大笔横财，但中国历来有法制无法治。于是，无法无天的衙役在收粮时总会变着法儿的多收，简称“浮收”。

关于浮收，苏州府常熟县的一块石碑上有详细的记载，花样繁多，令人叫绝。国人的想象力只有在残害同类时才会被发挥到极致。

这些专业性很强的技术活有：淋尖、踢斛（hú）、侧拖、虚推……

以“淋尖”“踢斛”为例，当你交粮时，要把粮食倒进官府准备好的斛里。你倒着倒着，最后肯定有一部分超过斛口吧？超过斛口就呈尖锥形了吧？好，意外的事情发生了。

衙役会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对准斛猛踢一脚！此时超出斛口的谷粒就会震落到地上。当你慌忙去捡时，衙役会大声叫喊：“别捡，那是损耗！”

由于常年干这个，衙役都轻车熟路，效率很高，踢出的部分就成了官吏一笔不菲的合法收入。

想逃税漏税？那是不可能的，这玩意儿从古至今都是富人的专利。针对个把实在穷得叮当响以至交不起粮的“刁民”，有知县想出了魔高一丈的损招：将欠粮作为衙役的工资，拿着白条去收租，充分调动衙役的工作积极性。

真可谓同为专制奴，相煎何太急？

当镜头切回来时，画面中的袁世凯披麻戴孝，跪在袁保恒的灵堂前。

日薄西山，吊唁者都已离去，落暮寒鸦平添了几分秋意。孝服宽大的帽子遮住了袁世凯的双眼，却遮不住他心底的万千疑问。

值吗？

堂叔的遗像满脸沧桑，却永远无法回答袁世凯的问题了。

袁保恒无疑是个好官，但好官的标准又是什么？

结果正义？只要达到目的，可以不问手段。问题是如果没有原则，底线一退再退，谁又能保证自己不打着正义的旗号谋取私利？多少以改革面目示人的官员最终锒铛入狱？

程序正义？劣币天天驱逐良币的官场从来与该词绝缘。在中国，有时制定程序的唯一目的似乎就是为了破坏它，每个人都一边咒骂一边百舸争流地挑战着既定规则。

对袁保恒来说，上报朝廷，下济万民就是好官。可这满人的朝廷当真值得一报？

顺治十二年（1655），清廷讨论如何处置满人所蓄汉奴逃跑的问题，汉官赵开心主张宽仁，顺治当场发飙：“谋国不忠，莫此为甚！”

康熙子承父志，隔三差五地敲打臣工：“子母炮”这种先进武器属于八旗军专用，其他人一概不得铸造。

政治高压使百官噤若寒蝉、浑浑噩噩，宁可阿弥陀佛，绝不冒犯天颜。

一直到曾国藩这代，闭着眼睛混不过去了。身处一线，战争是真刀实枪，割地是真金白银，“圣言”救不了世，李鸿章一句“孔子不会打洋枪”让儒生们无言以对。

外部的压力促使权力从满人转移到汉人，中央下放到地方，但谁都清楚这只是权宜之计。

满族统治者从不代表汉人利益早已老少皆知，问题是它连普通满人的利益都不代表。因为不准经商的规定，生活在贫困线以下被活活饿死的旗人不知凡几。

而指望根本没有国家概念的亲贵们代表国家利益就更不现实了。

总而言之，是“三个不代表”。

摊上这样的国策，百姓之苦，苦不堪言。

袁世凯发现，中国农民的生活似乎已经凝固了上千年，农具是世代相传的犁耙，衣服是家纺的土布。住宅则一律由泥土筑成，铺上一层高粱秆抹上泥浆就算是屋顶。

而当你采访那个满脸憨直的农民，问他的人生理想时，他会告诉你：像皇帝一样每天都有大饼吃，吃饱了就休息……

不是顺民便是暴民，就是没有勇于承担责任的公民。千人一面的生活规律、思维方式固化在每一个基因的碱基对当中，不愿妥协、拒绝双赢让历史只有成王败寇一种轨迹，政治文明制度建设则裹足不前。

当张献忠得知李自成称帝时，立刻在四川大开杀戒，其行为逻辑是：我做不成皇帝，你也甭想做得安稳。于是，一个个充满了小聪明的中国人组成了一个奇缺大智慧的民族。

闷雷轰鸣，震得袁世凯微微扬起了头。

脸色依旧阴沉。

外面传来“下雨了”的人声，兴奋中透着惊诧。

秋风秋雨愁煞人，此刻带来的却是久旱逢甘霖的喜悦。袁世凯缓缓起身，踱至门前。

大雨溅起的泥水阻挡不住人们的热情。戏水的儿童，跪谢上苍的老人，喜极而泣的妇女……

而同时，他们又是失去亲人的孤儿、鳏寡和遗孀。

遥远的时空，隐隐传来陶渊明的歌声：“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

死去的人们啊，早早安息吧，因为亲人的悲痛也不会持续太久。活在中国，是一种修行。佛曰七苦，生、老、病、死、怨憎会、爱别离、求不得，再深沉的苦难也只能化为前行的动力，毕竟生活还要继续。

草民或许不懂那些高深莫测的道理，但心中一定都装着一个书名：《活着》。

而从全知视角看，那些怀揣着自私与虚伪，在荒漠中自相残杀的人们又是何等的可悲可怜！

雨水模糊了袁世凯的双眼，眼前出现一幅幅亦真亦幻的画面：

一个知县，把锁链戴在手腕和脚踝上，步履艰难地穿过县城，去城郊的龙王庙求雨。庞大的人群默然无声地跟在他后面，每个人的头上都戴着柳条帽；

一个二十出头的少妇乘坐渡船，犹豫着要不要把怀里的婴儿扔进河里。最终还是母爱占了上风，她神色悲苦地将婴儿紧紧搂住；

几天后，又是这个女人，在一个妇女买卖市场。买主都是从灾情较轻的地方来的男人，对“商品”的唯一要求是不能带孩子。女人被一个光棍相中，喂完最后一次奶，难舍难分地搁下了孩子……

饿殍千里。

惨象，使袁世凯目不忍视。狂风暴雨中，已分不清哪一滴是雨哪一滴是泪。

亡了清廷，给人民一个交代

脚下的土地，是地球上唯一从未中断过的文明，即使强大到让整个世界都颤抖的蒙元，也未曾撼动其文化根基。然而，这一切的代价是它的苦难从未中断。

一个国家，最为深重的苦难莫过于易子相食，但在中国的历史上，这样的人伦悲剧却屡见不鲜到让国人可以视生死如儿戏。

紧闭的双眼终于屏蔽了幻觉，袁世凯的耳边又荡漾起幻听。

在这片法度凌夷道德沦丧理想崩溃真爱无踪的大地上，祈祷已是惘然。每个人，每条生灵，只有依靠自己的力量，在丛林法则的指引下，汲汲于争得宿命之外和生存之上的些许幸福。

反抗、呐喊、讽刺、诅咒都已徒劳，罪恶的体制造就了罪恶的虚无。它像黑洞一般，如泥淖一样，你越是挣扎越是沦陷。它吞噬的何止是对正义和良知的信心，简直就是你的灵魂——如果还有的话。

你曾经如此坚信光明，正如你现在如此笃信黑暗。

千古一夜。

黑暗的时代是漫长的，当我们极目远眺，会因为那一眼望不到尽头的黑夜而沮丧绝望，失去方向。走出隧道、沐浴光明的征途，似乎只能用岁月，用无数老年、青年、少年的生命去一点一点地填充。

堆砌的过程中，大人无德、中人无耻、小人无赖。各种荒诞不经的剧目每天都在上演，每个人既是灾难的制造者，又是痛苦的承受者。岸，在哪里？

袁世凯伸出手去，举过头顶。雨，打在掌心，像是和天一起共鸣。

“大野龙方蛰（蛰伏），中原鹿正肥。”（作于十三岁）

“我欲向天张巨口，一口吞尽胡天骄！”（作于十四岁）

如果你觉得反意森然，那是因为不了解大头。

多少先知早就看出，寄希望于一个由异族统治，上层故步自封中层百般渔利下层愚昧无知，根本无法达成任何共识的君主专制国平稳过渡到民主共和国，何异于痴人说梦？

即使清廷出于维稳压力，做一些零敲碎打的改良，那些新颁的法令也只会沦为官员盘剥民众的新式武器，从而陷入到“立法越峻，索贿越多”的怪圈之中。

内忧外患下，最坏的结果是爆发革命。从汤武革命开始，中国就不缺革命，缺的是建设。

托尔斯泰评价血流成河的法国大革命时说：“它宣告了无可置疑的真理，但真理一旦被诉诸暴力，便都成了谎言。”

自由的口号成了杀人的理由，专制的暴政变为革命的暴政。

怎样才能在避免革命的前提下一剑封喉地杀死清廷，缔造共和？

顶层亡清。

当这四个字在袁世凯脑海中闪现时，一道闪电划破了黑云笼罩的天空。

他微微颤抖，胸口起伏，直至放声大笑！

袁世凯，先知看到的，你看到了。先知做不到的，你替他们先行。你说过，要是你手上有十万精兵，便可横行天下。我知道你不想立言只愿立功，你的志向是“万里江山眼底横”。

然而，这毕竟是一台人类有史以来最为庞大且黑暗的政治机器。“眼前龙虎斗不了，杀气直上干云霄”（作于十二岁），怎么办？

黑洞吸纳一切，将万物碾成齑（jī）粉。我却要与黑洞同黑，融为一体。在遵循其运作逻辑，从内部窥测到全貌，纤毫毕现后瞄准破绽，一击毙命！

这是肢解清廷的不二法门，用大头后来的话说，类似于拔树：

专用猛力，拔不出树根；过分去扭，树根又会折断。只有一个办法，就是左右摇撼不已，把树根的泥土松动后，不必用大力气便可一拔而起。清朝是棵大树，还是两百多年的老树，拔起来不容易。闹革命，都是些年轻人，有力气却不懂如何拔树，闹君主立宪的懂得拔树却没有力气，我今天忽进忽退，就是在摇撼大树，等到泥土松动，自然会被拔出来。

雨停了，云开见日。

阳光把袁世凯的脸庞映得绯红，他终于明白，真正的光明绝不是永无黑暗的时刻，而是永不被黑暗所掩蔽；真正的英雄绝不是永无卑下的情操，而是永不被卑下所屈服。

转身时，目光又和堂叔相遇。

四目相对中，静谧被隐隐传来的吟唱声打破：

为什么要苦苦去挽救黄昏呢？

那只是落日的背影。

也不必吸取大泽与长江，

那只是落日的倒影。

与其穷追苍茫的暮景，

埋没在紫霭的冷烬。

何不回身挥杖，

迎面奔向新绽的旭阳？

“求官建功，拯救天下”。这是袁家陈陈相因的祖训，而直到袁世凯的出现，才被赋予了新义。

“以杀止杀，而杀杀人者，杀即止矣。”（作于十六岁）

杀人者，满清也。

死者的名单，罄竹难书！

孙承宗、史可法、张煌言、刘宗周、倪元璐、施邦曜、陈子龙、夏完淳、黄道周、李定国……

在明末所有名将里，只有李定国的军队敢和八旗铁骑打野战；只有李定国击破了“女真满万不可敌”的神话；只有李定国能一条道走到黑，在崇祯吊死煤山二十年后还同满清缠斗。

南明“监国”无数，朱由崧朱由榔朱由榛，都是浮云，只要李定国还有一口气在，大明就一息尚存。

可惜，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战至山穷水尽的李定国最终死在了中缅边境，临死前仍不甘心，焚表告天：

若明祚未绝，乞赐军马无灾，俾各努力出滇救主。若天数已尽，乞赐定国一人早死，无害此军民！

每每读此，袁世凯都热泪盈眶。

然而，在一个目力所及皆是蹒跚学步的鹅的国家，当英雄，代价何其高昂。

灾难降临时，只有跪下来顺服的，没有站起来抗争的；灾难过去后，只有站起来控诉的，没有跪下来忏悔的。

英雄，不死于殉道即死于献祭。

可不当英雄，便不是你袁世凯了。

为天下人复仇，既非出于私愤，也无文人之酸腐。

一切，都正如他儿时立下的那个鸿鹄之志：

愿流芳百世，毋遗臭万年。

徐世昌的《烧饼歌》

袁保恒的死意味着中流砥柱的坍塌。

精神大树倒下后，经济上，袁家也开始面临拮据。

袁保龄继承其兄遗志，回乡赈灾，被朝廷授予三品顶戴，擢为道员。但每月一百两的俸禄仍不足以负担整个家族的开支。

于是，按照“保”字辈的人数，袁家分了家。

袁世凯继承了养父袁保庆的一份遗产——三顷土地和一些积蓄。看似很多，但得养活七八口人，异常艰巨。

生活是一具埋在你家后院的尸体，逃也没用。

而束手就擒显然不是袁世凯的风格，他从项城搬到了陈州。

志不立，天下无可成之事，而大头已经找到了人生的方向。要知道，多少人耄耋之年也未必能活明白，未必清楚自己想要什么。

裘马轻狂的袁世凯，脱离了长辈的管束，经常“驰骋郊原，日饮数斗”，又因慷慨乐施、打抱不平，寒门士子多依附为生，推其为首领。

对袁世凯而言，“金银散而人心聚”不是权术。散尽家财，结交好友是他内心深处最热切的渴望。那些一边表演大方一边辱骂大头的伪君子不明白的是，人心都是肉长的，智商是差不多的，能让一群喜欢内斗精于算计的中国人对你心服口服、爱戴有加，若没有《非常嫌疑犯》里的凯文・史派西的演技，你就实心实意待人以诚吧。

毕竟人情不是一锤子买卖，靠演戏，很快会体力不支的。

两个文社（丽泽山房、勿欺山房）在袁世凯的资助下建立起来，盛名远扬，连陈州知府吴重熹都经常到此诗酒流连，将大头引为至交。

可惜，人生如戏，总在NG。当年秋闱，雄心勃勃的袁世凯再次铩羽而归。

大头怒了。

有范进垫底，落榜两次只是起步价。平心而论，科举其实很公正。袁世凯阅读量大，见多识广，但文字功底不行。

现实感很强的他决不会像洪秀全那样三次不中还去考，生生把自己考成一朵奇葩，最终祸乱天下，害人害己。

当你下定决心转变时，上天都会为你安排一个转折。

于是，在“火烧诗文”这场戏中，大头遇到了对他至关重要的一个人。

徐世昌。

老戏骨徐世昌年长袁世凯四岁，活了八十五年，差点能看见八年抗战取得胜利。信奉道家的徐世昌深谙进取退守的节奏，在乱世中若危若安、凌波微步，其屹立不倒的身姿令时人常怀“冯道转世”之感。

徐世昌对袁世凯影响之深，不下荀彧之于曹操，张良之于刘邦。

初次邂逅，大头留给徐世昌的印象是“状貌伟然，殷勤接语”。袁世凯的豪言在逻辑上自洽，在感情上诚恳，深深地打动了徐世昌。

没有多余的语言，两个青年当场结为生死之交。

徐世昌对“顶层亡清”不置可否，却和盘托出了自己对时局的看法。

以曾国藩为“阳”的一端，李鸿章为中点，“阴”的一端虚位以待，可以勾勒出一幅太极图。

咸丰即位之初曾开过一个神仙会，让列位爱卿讨论“用人行政”之道。倭仁大谈“君子小人之辨”，咸丰嫌他迂腐，批了个“名虽甚善，实有难行”。

曾国藩比较实在，提出用人有“转移之道，培养之方，考察之法，三者不可偏废”，咸丰高兴地批了个“切中情事”。

声称“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的曾国藩代表了那个时代最理性的思考。然而曾几何时，曾国藩也是个血气方刚、黑白两分的热血青年，敢上疏骂皇帝“徒尚文饰”。直到在军营里待上几年，才真正明白喇叭是铜锅是铁。调兵拨饷、察吏选将全靠应酬，不问情势，有圣旨也没用，基本属于“苟无人情，百求罔应”。

且中国人缺乏精确性，“一串钱”的概念永远不是你预想的“一百文”。在陕西是八十三文，在直隶是三十三文，从无一定之规。

清亡之后，古城北京开始现代化的改造，需要建设用的工程蓝本和施工程序，时任交通总长的朱启钤只找到一本《大清会典》。

这是记述清朝典章制度最权威的书，其中建筑规范的工程做法部分只有薄薄的几十页，所有数字都被改成“若干”二字。

为什么官府不记载这些技艺？朱启钤说：“执笔写文件的人，一看术语艰深，比例数字都繁复，写到文件上怕上司诘问起来自己说不清，干脆都删汰了。”越这样，当官的越不懂，实权便落在书吏手中，想写多少写多少，隐相欺瞒。

不务实，可乎？

实事求是让曾国藩出类拔萃，但到底还是难以超越其所处的时代。于是，传世的文字百万言，却终归跳不出程朱理学忠君孝父的窠臼，意在扶清也就不难理解了。

李鸿章则不然。他继承了老师现实的态度，却摒弃了过时的教条，乃能轻装上阵，辗转腾挪。

在一次由淮军和戈登的“常胜军”组成的联军攻打苏州时，李鸿章为减少伤亡，策反了同太平军守将慕王谭绍光不和的八个将领。在戈登的担保下，他允诺只要取了谭绍光的首级，开门献城，则必为八人论功请赏。

可惜，当清军诱降成功，兵不血刃地拿下苏州时，八个降将和所有太平军却被斩杀殆尽，气得一直被蒙在鼓里的戈登提着洋枪要找李鸿章算账。

庚子国变，时任两广总督的李鸿章奉命北上收拾残局签订条约，临行前在香港秘密会见了港督卜力。

李鸿章单刀直入：“英国希望谁做皇帝？”（彼时慈禧已位居八国联军开列的战犯名单之首）

卜力：“如果光绪皇帝对这件事（拳乱）没有责任的话，英国不反对由他出来继续维持统治。”

李鸿章追问：“我听到一个说法，说要是义和团把北京的各国公使都杀了，列强就将出面干预，宣布立一个新的皇帝。若果然如此，你们会选择谁？”

停顿了一下，李鸿章盯着卜力的眼睛，意味深长道：“也许是个汉人？”

一代人办一代事，亡清的重任还落不到裱糊匠身上。太极图另一端人选的轮廓，徐世昌已隐隐约约地看到了。

迷路不是没有方向，而因方向太多

事物总是从一个极端发展变化到另一个极端，至阴即阳，至阳即阴，譬如昼夜交替，循环往复。因此也可以说，曾国藩就是袁世凯，袁世凯就是曾国藩，看似相反，实质无二。

大头还记得第一次见曾国藩时，老头儿长相拙朴如农夫，身边一只青藤箱子，长袍上沾着油渍，完全不似一品大员的模样。

而这正符合袁世凯对他的想象。

权术崇拜早已融入国人的生活，阴谋论成为衡量世相百态的唯一矩尺。人们口耳相传着关于曾国藩的神话，在书商的推波助澜下，距离真相越来越远。

这是一个女生恨不得毕业就嫁入豪门、男生巴不得有内幕消息一夜暴富的投机时代，百分之九十九的人注定学不了曾国藩。

曾氏之学类似巴菲特的投资理念，做长线。曾国藩一辈子都在强调勤与恒（身勤则强，逸则病；家勤则兴，懒则衰；国勤则治，忘则乱；军勤则胜，惰则败），说无论什么事，要想做成样子，必须有两点，一是规模，一是精熟。而这两样，都从勤与恒中来。

当然你会说，这有啥稀奇的？小学思想品德课就天天听类似的碎碎念。

的确，老曾给的“成功秘笈”知易行难。他不厌其烦地告诉你“所以卓越古今者，由其每治一事，处心积虑，不达目的决不止”，“凡全副精神专注一事，终身必有成就”，甚至连“不讥笑人，不晚起”这么迂直的话都抛出来，就是告诉你在中国这坛大酱缸里要想排除干扰矢志不渝，何其之难！

当看到京浙会的小姐都开奔驰上班时，你还能继续淡定地埋头做好手上的工作吗？

世间从来就没有什么灵心一动、当下了悟的真理，甚至在艺术上，也如费里尼所说，“为了逾越常规，才需要严格的秩序”。

曾国藩坚信这一点，所以忍耐到底，徐图自强，不为人言所动。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怀才不遇时，以“耐冷”为要；贫困交加时，以“耐苦”为要；应酬繁多时，以“耐劳”为要；遇到同辈以声气得利、晚辈以干请得荣时，以“耐闲”为要。

至于“术”的层面，曾国藩虽也归纳总结，但从来就不是他研究的重点。

因此，老曾的文章，读来质朴实在，有种你正急匆匆赶路，一好心的老农在旁边吆喝“小伙子，留神前面有坑”的亲切感。

世事如棋岂能尽知？但求步步为营、苦心耕耘而已。

晚年的曾国藩半是无奈半开玩笑地对弟子郭嵩焘说，等他死后，墓碑上就刻六个字：不信书，信运气。

诚如斯言。

徐世昌认定袁世凯可交，也是看重他那股闯劲和韧性。这一点在年轻时尤为重要，曾国藩就经常劝勉家中子弟：“少年不可怕丑，须有狂者进取之趣，此时不试为之，此后必将不肯为矣。”

在谈到“刚柔”问题时，徐世昌认为，太刚则折，太柔则废；至刚无刚，至柔不柔。刚柔并济是理想状态，但能做到运用之妙存乎一心的又有几人？

袁世凯则深信“至柔可以克万物”。

徐世昌却告诉他，曾国藩不会这么说。

很好理解，湖南人霸蛮。

曾国藩认为柔弱本身无法制胜，必须包含雄奇之力。比如你不能看到瀑布雄伟就说水的力量很大，水本身是至柔至弱的，之所以能产生力量是因为有势能。

心念及此，徐世昌心里咯噔了一下：也许这正是二者的差别！一个强阳弱阴，阳体阴用（保清的曾国藩）；一个强阴弱阳，阴体阳用（亡清的袁世凯）。

如果说“寓深雄于静穆之中”的曾国藩在人生的尽头栽到了天津教案上，那么，“负阴以抱阳”的袁世凯会怎样？

徐世昌还看不透。

他唯一能看透的是一个趋势：从兵为国有到兵为将有。

为什么《走向共和》里的袁世凯总喜欢说“知我者，菊人兄也”？

因为知袁者，徐世昌也。

大头从怀里摸出一封信，一封永定河河道周馥（1837—1921）写给李鸿章的推荐信。被举荐人是袁世凯。

周馥和袁保龄曾同为李鸿章帐下幕僚，私交甚好。袁保龄见侄子在家乡花光了积蓄，又没考上举人，有心帮他一把，但自己写荐书有请托之嫌，便让周馥出面。

李鸿章时任直隶总督，炙手可热势绝伦。这封信的分量有多重，不难想见。

徐世昌的看法同袁世凯如出一辙：李鸿章帐下进士如云，你要不是个举人，都不好意思跟人打招呼。可大头只是个秀才，还是买的。所以，平台虽好，齐大非偶。

袁世凯的想法是投奔时任浙江提督的吴长庆，叙述一番后，徐世昌然其说。

乱世即将到来，千言万语都浓缩在四个字中：兵为将有。

千山暮雪，只影向谁去

南下途中，经过上海。

古来成大事者必有三项过人之处：爱才如命，挥金如土，杀人如麻。第一条自不待言，而后面两条，大头更擅长使钱。人为财死，鸟为食亡，金钱收买不了的人十个里有一个就不错了，因此，武力消灭是迫不得已的下策。

上海滩遍地都是黄金，可袁世凯没找着钱却找到了真爱——晚清果然不是一个平庸无奇的小时代。

十里洋场的繁华还来不及欣赏，盘缠便即将告罄。袁世凯宅在旅店心急如焚，崩溃得直用他那颗大脑袋撞墙。

一个冬日的午后，寂寞的大头在闲逛时禁不住诱惑，钻进了一家妓院。

穿过嘈杂的人群，从天井向二楼一处僻静的角落望去，一个身着白色旗袍的女子侧倚着栏杆，正静静地练笛。慵懒的阳光将空气里的尘埃打得颗粒毕见，沐浴着光辉，女孩清秀的脸庞显得格外动人。

乍见之下，袁世凯站住了，像被电流击穿全身。一个三百六十度的摇镜头全景式地展现了他内心莫名的惊喜，好似纳兰容若猛然间又见初恋情人时的“相逢不语，一朵芙蓉著秋雨”。

大头心道：“如果世间真有曹子建笔下‘秾纤得衷，修短合度。肩若削成，腰如约素’之人，那一定是指眼前的这个女子。”

她叫沈玉英，苏州人。为了她，袁世凯床头金尽，两人坠入爱河。

人言婊子无情，但沈玉英是真爱袁世凯。

大头年轻时身材尚未发福，除了头大一些，整体上属于一表人才。再加上能说会道，天生把妹达人，沈玉英被哄得死心塌地，拿出私房钱给大头当盘缠，劝他早离上海，另谋出路。

爱情不是张嘴奥迪伸手迪奥，而是昙花一现的梦幻泡影。真正走到最后的，是情义。沈玉英让杜十娘不再是传奇，更羞煞了一帮拜金比拜佛还虔诚的上海女人。离别前，玉英备酒送行，含泪对大头说：“你走以后，我就出钱赎身，搬出青楼。切记努力功名，不要相负。”

大头指天誓日，挥泪而别。

由于中法关系日益紧张，沿海戒严，庆军六个营已移防至山东登州。袁世凯一路向北，在途中结识了阮忠枢。

阮才子后来成为袁世凯三大笔杆子之首，另外两人夏寿田、张一麐虽亦受倚重，但终不敌阮忠枢和大头几十年的交情。

阮忠枢作文，常常挥毫而就，所拟文稿“最当袁意”。袁世凯的奏章书信，大多出自其手笔，甚至连朝廷的御旨，也时由阮来起草。

而同时，阮忠枢又是一个喜欢打麻将抽鸦片的旧式文人，剪了辫子可以直接去演《书剑情侠柳三变》。大头有重要公文需要他拟写时经常找不到人，派家仆去寻，不在烟馆就在妓院。

找到了人也不耽误事，用腰带把自己捆在椅背上，写好文章继续寻欢作乐。

1881年5月，袁世凯来到山东登州，正式投入吴长庆营中。

事实上，庆军虽说归淮军管，但因不是嫡系部队，不受待见，吴长庆和李鸿章基本貌合神离。

庆军的前身是吴父在老家办的团练，发展到五百人后被淮军收编。

然而，团练不是团购，下个单就不管售后。一帮人都是乡里乡亲走到一起的，管你是李鸿章还是李鸿藻，人家只认吴长庆。

更何况，你直隶总督是从一品，我浙江提督也是从一品，听你调度那是服从安排识大体。

作为武官，吴长庆深感自己吃了没文化的亏（连秀才都不是），只好缺啥补啥，在带兵之余手不释卷，网罗文士，被时人称为“儒将”。

进士出身的李鸿章听说后差点没笑掉大牙，需要找茬时便指责吴长庆“罗致文人以通声气”。

此时，吴长庆见故人之子来投，非常高兴，欣然收留，并刻意培养，严加指点。

吴长庆受够了李鸿章的鸟气，不想自己的悲剧在下一代身上重演的他为袁世凯请了最好的老师：深得吴器重的幕僚张謇。

南通人张謇（1853—1926）余生还将和袁世凯过招无数，第一回合大头留给他的印象是：态度谦恭，文章狗屁不通。

虽然眼下张謇只是个秀才，但众所周知他后来高中了状元。做人要厚道，你不能拿一个状元的审美标准来衡量大头的文章。

就在袁世凯因办事干练被提拔为营务处帮办（总管庆军各营的司令部，帮办排在总办和会办之后）时，山东之东，再一次波涛汹涌。

第三章 26岁的朝鲜太上皇

什么环境都能适应的不是人

对高丽人一以贯之的“事大主义”不能饱汉不知饿汉饥地简单予以鞭挞。蕞尔小国，强邻环伺（中日俄），你不让人事大莫非事小不成？

朝鲜李朝，建立于朱元璋时期，与明清相始终，已延续近六百年。

明清易代，高丽人觉得满人入关是“用夷变夏”，自己成了华夏文明的最后一方净土，朝使访华时经常抒发一下“使者遥寻秦地界，夷人惊怪汉衣冠”的感慨。

除此之外，基本上还算是安分守己的属国。

时至晚清，天朝的版图囊括了缅甸、暹罗（泰国）、越南、琉球、高丽、蒙古和西藏。这些“化外之地”被分为两类，A类如蒙古、西藏，归理藩院管，派驻大臣；B类如高丽、越南，俯首称臣，按期朝贡，新王即位必须上报接受中国皇帝册封。

对此，翰林院侍讲学士周德润解释得很清楚：守在四夷。

以琉球守东南，以高丽守东北，以蒙古守西北，以越南守西南。与国同休戚，弭祸于未萌。

属国作为外线，拱卫国门，搁古代没什么问题。问题在于，历史已经发展到英法联军动不动就直插北京兵临城下的近代，西方列强心态正常的说你和这些属国是友好睦邻，不正常的就说你在殖民人家。

既已成为烫手的山芋，最好的选择其实是尊重地缘政治，协助这些小国逐步实现独立，受国际公法的保护。这样，即使某国想染指，他国也会干预，远强于“妾身不明”，最终还是不免沦为列强的殖民地。

具体到朝鲜，坐到谈判桌上的三方是中日俄。

对俄国而言，朝鲜意味着拥有不冻港的太平洋出海口。

对日本而言，以朝鲜为跳板侵略中国是天皇每晚做梦的主题。

对大清而言，不管谁占领了朝鲜，兵锋所指，威胁的都是满人的龙兴之地东三省。

客观来看，虽说十九世纪末列强如云，恨不得是个小强就来吃清朝的豆腐，但大多属于浑水摸鱼型，打个劫通个商也就罢了。

除了日俄。

祖上就有矛盾，贼惦记你，一天到晚花痴般垂涎你家领土。尤其是俄国，蚕食鲸吞，持之以恒；日积月累，手法熟练。

于是，趁新疆发生回乱时，俄国眼疾手快地霸占了伊犁。

当左宗棠抬着棺材用兵新疆时，日本又见缝插针地跳了出来。不知是不是两国事先串通好了要演“东成西就”。

1879年，明治维新刚刚开始十一年，日本吞并了本岛南边的琉球国，改为“冲绳县”。

琉球自洪武五年（1372）起隶属中国，纳贡从未中断，但在万历三十年（1602）又向日本称藩，开始脚踩两只船，一踩就是二百七十年……

终于踩出了事。

以前只是劈腿，现在直接跟那男的把证都扯了，这要是个没谈过恋爱的，估计得操板砖捉奸，血溅当场。

可惜，清朝国库空虚，西北又在跟俄国干仗，为免腹背受敌，不得不承认了这个既成的事实。

这已是日本第二次明目张胆的挑衅。

早在1876年，日本就以朝鲜拒绝邦交为借口，出动兵舰胁迫其签订通商条约。清政府作为宗主国，到让人心寒，以息事宁人的态度指示朝鲜签订了《江华条约》。

外患倒逼内政。

此时的朝鲜国王是李熙，继承的是他伯父李昇的王位。李昇没娃，就让他弟弟李昰（shì）当“大院君”（摄政王），辅佐年方十二的李熙执政。

整个一“宋宣故事”。看来《春秋》学得很不好，由此可以证明，孔子不是韩国人。

家庭矛盾很快出现。大院君思想保守，闭关锁国，抓起权来一个顶俩。可孩子大了不由爹，谁叫你给娃许了个高智商美女当老婆呢？

明成皇后闵慈英正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夫君李熙，那时，她还叫闵妃。

闵妃对时局的洞察远较公公敏锐。她知道，清廷这棵大树已经靠不住，独立自强是朝鲜不得不面对的现实。

其实，开化自强也是李鸿章给朝鲜开的药方。

对朝的通商交涉都由北洋大臣主管，北洋大臣又是直隶总督的兼差，李鸿章身上担子不轻。

在同时代的官员里，李鸿章是唯一敢把洋人当猴耍的。而且人就好这口，美其名曰“以夷制夷”。

他将这套纵横之术传给朝鲜，劝导李熙开放门户，同西方各国次第立约通商，以牵制日本，防范俄国。

琉球问题给李鸿章提了个醒：在日本看来，朝鲜比琉球重要得多。琉球或可不争，朝鲜则势在必得。而反观清国，松散的朝贡关系早无实利可图，却授人以口实，遗祸于将来。既如此，不如尊重《万国公法》，让这些暧昧的小国独立自强，成为大国之间的缓冲带。这样一来，虽无宗主国之虚名，但仍可暗中遥控，为我所用。

可惜，李鸿章算准了国际形势，对朝鲜国内潜滋暗长的政治斗争却估计不足。

以闵妃为首，金玉均、朴泳孝、洪英植为骨干的“开化党”主张效法日本，进行自上而下的改革。

对于这帮以日本为后台，鼓吹脱离中国的亲日势力，大院君在保守派闵泳翊（yì）、闵泳穆的协助下，严厉弹压，终于成功弹出一个“壬午兵变”。

国手落子棋真俊

1880年，朝鲜通过了“开化自强”的方针，在清政府的斡旋下相继同美英德法等国签订了通商条约。

同时，闵妃集团借军制改革费尽心机地削弱大院君的权力，不仅裁汰了大院君手创的“亲军营”，还组建了以日本人为教官的新军“别技营”。

当然你会问，大院君是木偶吗，任人宰割？

事实上，由于大院君拒绝开放，李熙又日渐长大，清政府便抛弃了老古董转而扶持国王。

怎奈李熙生性软弱，权柄就此旁落到闵妃手中。

其实，大院君知人阅世这么多年，早就修炼成一块辣手摧花的老姜。你不是要改革吗？我按兵不动，让你可劲跳，等你把上上下下都得罪干净了，再以救世主的面目出来打扫战场。

果然，由于新军在装备和待遇上远高于旧军，激起了后者的强烈不满。

为平息情绪，当局给欠饷已逾一年的汉城驻军发放饷米。

结果发出了事。

饷米中掺了砂石和糠皮，不堪食用。

这事换做袁世凯处理，手段肯定迥然不同。

如果一件东西值一块钱，砍到九毛九，东西不会变，得到的还是那个东西，所以要砍；如果一个人的服务值一块钱，砍到九毛九，虽然成交了，得到的服务却可能降低了，所以不能砍，要主动给他一块一，就能得到超值回报。

宁可不发先拖着，留个念想，也比彻底伤了人心强。

于是，愤怒的士兵把粮库的库直吊起来打了个生活不能自理。

更二的是兵曹判书（兵部尚书。为免僭越宗主国之嫌，朝鲜六部均称“曹”）闵谦镐，专门负责火上浇油，逮捕了为首闹事的士兵，矛盾迅速激化。

一帮变兵跑到军械库抢了武器，攻占监狱，又到大院君府上喊冤。

老戏骨按捺住心中的激动，一副退休老干部不问世事的模样，好言宽慰，还貌似不经意地提醒变兵：此事是闵妃勾结日本人所为。

阴风煽得很成功，变兵们纷纷发飙，见人就杀。

先是闵谦镐等开化党官员被乱刀砍死，接着日本使馆被占领，日籍教官全部死于非命。闵妃要不是跑得快，假扮宫女逃出王宫，早就被剁成了肉泥。

汉城大乱，政局瘫痪。

好孩子李熙又六神无主了，赶紧叫老爸出面维持大局。

大院君重新主政，恢复军制，补发欠饷，一场兵变方告平息。

然而，日本驻朝公使仓皇逃跑的背影告诉观众：还没完，完不了。

明治政府得悉事变经过后，当即决定举兵入朝，胁迫朝鲜谢罪赔款、割地签约。

清廷驻日公使黎庶昌侦知后，两次急电署理直隶总督、北洋大臣张树声（李鸿章因母亲去世，丁忧在家）。一口气跑到忠清道（朝鲜全境分为八道，相当于八省。称“道”是因为藩属国的行政区划要降一级。忠清位于半岛西南部）的闵妃也派人赶往天津，通知正在出使中国的金允植向清廷求救。

于是，几个常年在某时报上写专栏的又兴奋了。

都察院左副都御使张佩纶压根没出过国，分析起日本来居然跟日本人似的如数家珍，最后得出一个日本军队“去中国湘、淮各军远甚”的结论。

云南道监察御史邓承修上来就是一句“扶桑片土，不过内地两行省耳”。

对日本的国力和野心有着清醒认识的，还是李鸿章。只有他清楚，日本早已不是明治维新前的日本了。

而在庆军营中，针对朝鲜，一直流传着一个激进的解决方案：废藩置县，划入版图。

据说是张謇提出的，得到了吴长庆的认可。

对这样一个位卑未敢忘忧国的可笑方案，李鸿章嗤之以鼻。

霸占朝鲜？即使西洋各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日俄也会拼死力争，到时不仅朝鲜保不住，新疆收不回，本土还有失地之虞。

当然，眼下最紧要的是抢滩登陆，保卫朝鲜，让日军知难而退。

为此，张树声三次致函总理衙门，要求派兵朝鲜，终获批准。

于是，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1836—1895）和庆军两路人马正式开拔。

出发前，袁世凯果然没有食言，派人去上海将沈玉英接到了自己身边。然而，玉英发现，一年不见，袁世凯眼中开始闪现令她不安的杀气。她不敢直视也不想直视，而是宁可将那个目转秋波的多情少年的形象牢牢地印在自己脑中。

威远舰载着庆军先锋，向东驶去。新任的“前敌营务处”（营务处负责侦察路线的属官）袁世凯和金允植(1835—1922)在船上相识。

作为最早掀起朝鲜版洋务运动的高官，金允植之于李朝类似于李鸿章之于清廷。在朝鲜独立前，一直是铁杆亲华派。

碧海蓝天，一望无际，第一次出海总是充满了新鲜和豪情。

大头夸口自己只需带几百个士兵便可直捣汉城，擒拿大院君，忽悠得金允植五体投地，当场赋诗一首拍马屁，其中一句写道：

豪慨似宗悫（què），英达类周郎。

南朝宋人宗悫十四岁时，叔父问他志向，他豪迈道：“愿乘长风破万里浪”。长大后果然率军讨伐越南，立了大功。

能攻心则反侧自消，不审势即宽严皆误

庆军六营，陆续抵达朝鲜半岛西海岸。吴长庆命某营管带率部首先登陆，却收到其“士兵晕船，要求暂缓”的回复。吴长庆一怒之下将该管带撤职，以袁世凯代理。一夕之间，大头接管了庆军六分之一的军队。

当初要真去了李鸿章那儿，估计这会儿还跟小绵羊一样在各种长辈眼皮子底下老老实实地念书，施展不开拳脚。

庆军在马山浦安营扎寨后，军纪迅速涣散。

一天，吴长庆和张謇正在帐中谋划，袁世凯径自走进来，道：“我军有奸杀劫掠之事……”

吴长庆厉声打断道：“为什么不严办？”

袁世凯：“当时已请出吴帅赐我的令箭，正法七人。现有七个首级在此呈验。”

张謇骇然不已，吴长庆却高兴道：“好孩子，不愧为将门之后。”

将门之后显然杀上了瘾，杀到了太岁头上。

吴长庆一个远亲在军中当差，仗着有后台时不时为非作歹，还打伤了一个朝鲜平民。袁世凯要以军纪处之，吴长庆让他刀下留人。

大头佯装应允，“以案上图书请吴阅”，自己却悄悄潜出，斩杀那人后入而请罪。人死不能复生，吴长庆也只好自找台阶道：“执法固当如是”，并告诫在营亲族，谨守军法。

袁世凯这几步险棋沈玉英看在眼里，急在心头。于是，她把袁保庆编写、大头随身携带的《自乂琐言》摊开放在了显眼的位置。

当晚，袁世凯下班回家，赫然看到《自乂琐言》上的一句话：

古今将兵，必先以恩结之，而后加之以威，乃无怨也。

大头如何不知玉英的心思？然而，玉英却未必理解大头的志向。

亡清，任重而道远。若天不假年，也只有徒叹奈何。

袁家祖上三代皆不寿，死亡的阴影笼罩在袁世凯的心头，不得不以强韧之心力压制到心房的一角。然而，恐惧如噬骨的毒蛇，阴魂不散地盘绕着、凝视着，使大头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时不我待。

当然，他也可以选择做一个商人或者政客，无论富甲一方还是权倾一时，对玉英这样一个平凡女子，都是乐见其成的。

然而，袁世凯想到的却是儿时在颍河观鹄（天鹅）时的场景。

只见其引颈而立，像是殷切地等待着什么。当然，肯定不是戈多。

体态虽说优雅，但顺着目光，你不禁想问：夜空中，吸引它们的究竟是什么？

也只有灿烂的繁星了。

和“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其乐无穷”相比，对大自然的神秘与不可知心怀敬畏是一种伟大的进步。

不必奢谈以人为本，人，不过是宇宙万物中的一员。

如果天花之于人是一种病毒，那疯狂膨胀、以破坏环境为乐的人类之于地球又何尝不是病毒？

世间之物，皆跳不出生生相克。天花肆虐了几千年，却在20世纪末绝迹；人类无限繁殖，却在同一时间发现了HIV，再也无法纵情享乐。

事实上，每个人都是彼此生命中的过客，亲人、爱人、恩人、仇人，有的逗留的时间长，有的一晃而过。白天的欢闹不是人生的真相，它用忙碌和喧嚣让你暂且忘记了死亡。只有当你仰望夜空时才会发现，永恒的是孤独。

真正严肃的哲学命题只有一个，那便是死亡。

你可以不关心一切，但终究要面对死亡。死亡的痛苦不在于死亡本身，而在那种思维消失的状态被无涯的时间宣判了永恒，光是想一想，心脏都会颤抖。

一切的终点都是死亡。不管你承认与否，人生的本质是虚无。

然而，明知必死无疑，仍在挣扎求生；明知毫无结果，仍然苦中作乐。《美丽人生》告诉观众，泪中有笑，也能点燃黑暗里的一线光明；福柯告诉读者，人不过是由其所处环境的教条和习俗苟合之后的产物，理想的人生不应服从这种宿命的安排。

人生本没有意义，需要你自赋其意义。

对袁世凯来说，再多的美女和财富都给定不了他意义。人生是一场游戏，轻易到手的，很快便会感到空虚。因此，终极的意义是亡清。

亡清，不必高谈苍生大义、国仇家恨。亡清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存在感。

正因如此，袁世凯对当时的时尚活动、社交必备抽鸦片深恶痛绝。

吞云吐雾中，多少烟鬼向虚无缴械投降。

进入汉城后，庆军里抽鸦片的日渐增多，这帮人往往组队跑到朝鲜平民家，抽完了就调戏良家妇女，影响极其恶劣。

对此，缉毒先锋袁世凯每天拿着吴长庆给他的令箭，带着行动小组四处走访，看到喜欢鸠占鹊巢的烟鬼兵便就地正法，悬头示众。

一帮兵痞不干了，仗着法不责众，暗中纠合到一起，以烟瘾深沉不能服役为由，请求给资遣散。

大头怒了：帮你们戒毒还反过来威胁我！

于是，他备好刀索，让人出去传话：挨个进来领吧。

结果，进来一个死一个，连遗言都来不及说，整个一植物大战僵尸。

吴长庆听说后，试探袁世凯道：“果能一一执而杀之？”

大头镇静道：“示威必不敢前，示怯必蜂拥至。若真是全体俱来，便都绑了，逐一刑讯，认瘾者杀无赦，不认者宽释之。杀上一两个，余者皆不敢认。”

那一刻，烈士暮年的吴长庆才算真正认识了眼前的这个后起之秀。

当然，大头也不是逮谁灭谁，而是懂得恩威并施、宽猛相济。他一再告诫说：“服从军令就是我的手足，违抗军纪便是我的仇敌。我信赏必罚，绝不偏袒和迁就任何人。”

这些话军训教官都会说，能不能做到便因人而异了。

对士兵的伙食日用，大头非常重视，下令必须充分供给。遇有生病的，不顾传染与否，都携药探视。夜间巡营，见有在外露宿者，即招呼其入室休息。阵亡者，必视殓祭奠；负伤者，必监督救治。

最重要的是，这一切都不是在拍新闻。

将心比心，士卒们无不感动发奋，乐于效命。而朝鲜的军民百姓，则更是对大头感恩戴德。

人生最大的冒险，就是过你梦想的生活

金允植见庆军在汉城站稳了脚跟，立刻建议诱捕大院君，归政国王。吴长庆命袁世凯“密为布置”。

1882年8月，大院君赴庆军回访，大头设计将其卫士阻于军营之外。

寒暄之后，大院君觉得气氛有异，在与吴长庆笔谈（同文不同语）时转文，写道：“将军将作云梦之游耶？”

典出刘邦借巡游云梦泽之机，消灭敌方诸侯韩信、英布。

很明显，暗指吴长庆以平乱为名，实则欲对他不利。

吴长庆支吾其词，不忍发动。袁世凯持刀在侧，大声道：“事情已经泄露，迟则生变！”

随即督促左右将大院君强行扶进轿子，星夜奔赴马山浦，登上兵舰，押送天津。

权力又回到了国王手中，闵妃也全身而返，除了用《济物浦条约》换得一个在汉城驻军的权力，日方没占到什么便宜。

而从李熙到闵妃，朝鲜王室对中国的向心力大大增强。

9月中旬，在王宫举行的宴会上，袁世凯备受国王礼遇。月底，李熙又就训练新军之事单独召见大头。

而在吴长庆向朝廷请奖有功人员的名单中，更是首列袁世凯。评语：治军严肃，调度有方。

于是，大头捞到了一个从五品的同知衔，成为他亡清霸业的起点。

开化党成员金玉均、朴泳孝、洪英植见闵妃倒向中国，逐渐蜕变为“带路党”。他们天真地以为，把日本人带进汉城，高丽就能获得“解放”。

李舜臣泉下有知，估计得气活过来。

事实上，在李鸿章的筹划下，清廷的对朝政策早就升级为以扶助朝鲜实现独立自强为主要目标。要不是日本事儿妈一样地找茬儿，假以时日并非没有可能。

现在两军对峙，清廷再也不敢掉以轻心，对朝鲜政局，以控制和稳定为要。改革陷入了停滞。

开化党当然不甘心，一面勾结新任驻朝日使竹添进一郎，一面把宝押到了李熙身上。

李熙不是康熙，但这不影响他思想进步。金玉均和朴泳孝利用李熙爱听外国新闻的喜好，经常跑到宫里纵论国际形势，力主改革体制，得到了李熙的支持。

于是，巡警局、邮政局先后成立，并开办朝鲜最早的报纸《汉城旬报》。十天才出一期，跟已发行了十二年的日报《申报》比起来不可谓不寒酸。

当然，最重要的还是编练新军。袁世凯常年钻研操典战术积累的心得此刻派上了用场，为李熙训练出一支标配来复枪和开花炮、整整一千精锐的“新建亲军”。

同时，也提高了自己在朝鲜军队里的威信。

1884年初，中法摩擦不断，大清的宋晓军们敏锐地捕捉到新的热点话题，将昨天还恨不得千刀万剐的日本抛诸脑后，调转枪头，集中火力猛攻法国。中法战争一触即发。

丁忧期满，复任原职的李鸿章将庆军六个营一分为二，命吴长庆率三个营撤回山东，防备法军从海上进攻。

当然，要说此举没有任何削弱庆军的私心在里头，也不客观。但年初吴长庆去天津会见李鸿章时，后者就已觉察到他咳喘气短，重病缠身，恐命不久矣。

把吴长庆从天寒地冻的朝鲜调回，于公于私都说得过去。

可底下人不这么想。两个月后，吴长庆在国内去世，被好事者煞有介事地解读为“含恨而终”。

吴长庆死后备极哀荣。袁世凯送了一千两银子的奠仪，差不多是他一年的俸禄。李熙也下令在汉城为他修建靖武祠。然而，驻军走了一半，狼子野心的日本又怎么可能对此天赐良机熟视无睹？

汉城上空，黑云密布。

当然，李鸿章敢弄险撤军，也是低估了“带路党”的活动能量，以为李熙和闵妃既已俯首称臣，陈树棠派往朝鲜任商务总办（最高民事长官），穆麟德（德国顾问）代管海关，分别从民政和关税两方面牢牢掌控了朝鲜，便万事大吉。

而留驻朝鲜的三个营，统帅也皆非等闲之辈。吴兆有和张光前都是征战多年、官居总兵的二品大员；袁世凯仅仅二十五岁便独领一营，可谓火箭速度，但其军事才能和外交手段的确令人不得不服。

如果说庆军里还能找出一个人，可以把李熙哄得团团转，那非袁世凯莫属。

最让吴兆有和张光前眼红的还是营务处总办（参谋长）一职。有实权，大肥缺，吴长庆临终前也交给了袁世凯。如此超擢，瞬间击碎了吴张二人的心：装了那么多年孙子，还没学会兵法。

的确，爷爷都是从孙子一步步走过来的，但对袁世凯而言，当官只是他亡清伟业的第一步。为了迅速扶摇直上，不得不扬才露己。

当然，头角峥嵘总是容易激起庸人们的不满。他们的逻辑很简单：吃皇粮，混日子，你那么积极赶着去投胎啊？

张謇虽说是干实事的，但也小肚鸡肠。一开始大头跟他不熟，又执弟子礼，有点放不开，他就写信给袁保龄告黑状，说大头世故客气，很做作。

好吧，打成一片是吗？那我们丢掉那些繁文缛节，有事说事。

结果张謇又受不了了，觉得大头随着地位的提高，越来越不尊重他。这主要体现在对他的称呼上，从“先生”到“某翁”到直呼“张兄”，“愈变愈奇”，让他难以接受。

最不爽的是吴兆有。

吴长庆走后，他是“朝鲜防务总办”（最高军事长官），袁世凯只是“会办”，二把手。可李熙跟吃错药了似的，把总办晾在一边，啥事都找袁世凯商量。

再加上整饬军纪时被袁世凯打压的那些兵油子，一帮人天天凑到一起就合计着怎么“倒袁”。

过过嘴瘾罢了。

袁世凯的职务是北洋大臣任命的，只要人不反党反社会，吴兆有就是恨死，也只能自己做个小人在家扎着玩儿。

甲申政变

关键时刻，还是文人阴损。

张謇汇总了一下民愤，开始写那封晚清著名的骂书。

从陈琳骂曹操到骆宾王骂武则天，骂体文总是不缺文采，张謇也不例外。卓尔不群的是，他没有止步于谩骂和嘲讽，在一逞口舌之快的同时，狠狠地抓住了袁世凯的把柄：妄称钦差。

在官大一级压死人的晚清，这可真是一个滔天的罪名。

张謇称，袁世凯在行文发函时，经常落款“钦差北洋大臣会办朝鲜防务总办营务处”。

这句绕口令翻译成白话文就是：亲，我是皇上任命的北洋大臣哦。同时，我还兼任“朝鲜防务会办”和“营务处总办”，真是艺多不压身。

张謇所言，查无实据。

从当时流传下来的公函看，大头署名均为“钦差大臣”，空格，“奏派”，然后才是后面两个职务。意为“我的任命是由李鸿章上奏委派的”。

当然你会说，直接写自己的职务不就得了吗，干吗要拉大旗作虎皮，还让猥琐男张謇抓住把柄借题发挥？

这实是有不得已的苦衷。

陈树棠的“商务总办”沿袭的是宗藩体制，各国驻朝公使均不承认，因为认了就等于承认清廷是“天朝上国”，自己的国家和朝鲜都是藩属。

洋人们吵吵着“商务总办”就是个商务代表，不具备使节的地位。于是，陈树棠在各种场合都受到蓄意的怠慢和轻视，“卑亢俱难”，几乎无法开展工作。

对此，袁世凯的解决办法是在名义上做些文章，唬住外国人，这样既防止了窘辱，又有利于推进各项工作，换做李鸿章，也一定会这么做。

果然，李鸿章并未深究此事，张謇败给了“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

而清廷，则败给了疏忽大意。

“带路党”昼夜不停地修路，终于感到胜利女神在向他们招手。

袁世凯明显觉察到李熙对他的态度日趋冷淡，和亲华派大臣金允植、闵泳翊聊天时，两人也是怨声载道。

他预感将有大事发生，吴兆有又一副“对不起我是局外人”的模样，便只好越级去函给李鸿章。

信中，对朝鲜版刘禅李熙，袁世凯怒其不争，抱怨“虽百计诱导，似格格难入”。并提醒李鸿章，李熙托庇列强、图谋自立的离心倾向越来越严重，自己则“日夕焦灼，寝食俱废”。

李鸿章接信后下令朝鲜驻军坚守镇静，密切关注局势变化。

可惜，再密切，也赶不上变化。

1884年12月4日，甲申政变爆发。

当晚六点，开化党骨干、邮局总办洪英植以邮政大厅落成为名，邀请陈树棠、穆麟德、闵泳翊以及各国使节赴宴。

日使竹添毫无悬念地托病不出。

席间，开化党党徒在厅外纵火，宾客们纷纷跑出去观赏。

结果，闵泳翊被一拥而上的党徒砍成了重伤，宾主哗散。

开化党成员金玉均趁机入宫，谎称清军作乱，砍伤了闵泳翊。李熙、闵妃当场就被吓傻了。

在金玉均的恐吓下，李熙手书“日本公使来卫朕”的敕书，由开化党成员朴泳孝拿着，引日使竹添带日军进宫。

李熙、闵妃和王子被迁往景佑宫，遭到软禁。

金玉均矫诏宣亲华派大臣闵泳穆等入宫，进来一个处死一个。

次日上午，开化党通告天下，宣布政变成功，党员们坐地分赃，各履新职。

亲华派领议政大臣（相当于军机首辅）沈舜泽带着印鉴文书，哭哭啼啼地和金允植跑到清军军营，要求发兵救主。

吴兆有与张光前均表示没有北洋的命令不敢妄动，陈树棠也认为朝鲜国王又没主动求救，师出无名。

请问被软禁了怎么求救？又不是拍《红岩》，关渣滓洞还能往外递纸条。

北洋的命令？对不起，邮政局刚成立，电报线还没铺好，真要等上面的命令，袁世凯脑中只能浮现出这样一组画面：

一个骑兵高喊着“八百里加急”来到马山浦，累死了一匹马；

北洋兵船从马山浦离港，函送天津的北洋衙门；

李鸿章写信给总理衙门，奕譞（xuān）上报朝廷；

军机处讨论出结果汇报慈禧首肯后，相反的次序再来一遍。

等接到命令，黄花菜都凉了。

程序要走，但袁世凯力主出兵，旗号就打“应朝鲜文臣之首沈舜泽的请求”。

吴张二人继续装局外人，袁世凯怒了：“如果因挑起争端而获罪，由我一人承担，绝不牵连诸位！”

吴张二人这才勉强答应。

关键时刻，新建亲军派上了用场。由于袁世凯利用当教官的机会广植党羽，此刻又舍得割肉，发上等成色黄金六百两，新军三个营都甘为袁世凯用命。

于是，大头率己营和新军自任中路，吴兆有、张光前各领己部为侧翼，分三路攻打王宫。

中途路过穆麟德家，听说被砍残的闵泳翊就躲在里面。

袁世凯想进去探视，顺便打听一下情况，却被一个戴黑框眼镜的持枪门卫拦住，死活不让进。

此人面相斯文，却毫无忌惮之色，忠于职守，给袁世凯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他叫唐绍仪（1862－1938），字少川，留美幼童之一。

惊魂甫定的闵泳翊祥林嫂附身，连说“开化党杀我”。

其实，“带路党”的后台老板竹添此刻比任何人都恐惧。

竹添是个学者型官员，经常写些《毛诗会笺》《论语会笺》的国学书籍，想必非常仰慕中国文化。

但这不影响他动不动就喊“班哉”（天皇万岁）。

竹添到任后积极扶持“带路党”，眼见中法战争爆发，又怂恿金玉均发动政变，建立亲日政府。

政变计划报上去后却被压了下来，原因是天皇的桌上摆了一封更令他恐慌的密报——驻华日使奏称，中法正在谈判，法国有意割占台湾。

站在日本的立场看，朝鲜“寄存”在清廷手中很安全。而隔海相望，多了一个法国的军事基地，日本无论如何吃不消。

因此，天皇不愿就朝鲜问题给清廷施加压力，意在台湾。

可只谋一隅的竹添不管，他不能让小弟们失望，不然以后怎么带团队？

于是，狂热分子竹添不待政府批准，兀自发动了政变。

一切战斗都是心战。擅启边衅的后果竹添比谁都清楚，内心深处的摇摆不定注定了此役的结局。

谁让我过愚人节，我就让他过清明节

清军赶至王宫，袁世凯惊讶地发现，“带路党”竟然没关宫门！恍惚间还以为对方在玩空城计。

其实，竹添是想营造局势已恢复正常的假象，希望清军面对现实，节哀顺变。这要换一个人估计就接受了，可惜他遇到的是鬼见愁袁大头。

开打前，袁世凯留了个心眼。他致信竹添，装傻充愣，说朝鲜内乱，敝军与贵部同有保护国王之责。现城内民心思乱，有传言说乱民准备打进王宫。“弟恐国王再受惊吓，又恐贵部遭受围困，故率军进宫，驰援贵部，别无他意。”

把责任撇得干干净净。

等了一会儿没收到回信，袁世凯将此信传示众人，自留一份，这才开战。

入宫后，守军猛烈射击，枪子如雨，清军还击，双方展开激战。

前后左右，所有的人都倒下了。硝烟中，袁世凯满脸污血，奋勇当先。突然，敌军机枪齐发，“哒哒”声中，又有两个士兵踩中地雷，被炸飞到空中。

地雷距大头不过十步，声浪将他震翻在地，受了轻伤。

再起身时，已是双眼蒙眬。拔剑四顾，耳鸣盖住了环境音。

袁世凯，你忘记了自己的理想和誓言吗？你忘记了“丁戊奇荒”中嗷嗷待哺的饥民的倒悬之苦吗？！

你忘不了。因为在你很小的时候，最不拿人当人的人，反倒大谈仁义？何以好的思想写在书本上，从来没有实现过；坏的事情已做绝，书上却只记着一小部分？

学者们摇唇鼓舌，不知疲倦地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里耕耘着一棵名为“学问”的植物，殊不知几千年来，文字排列组合的可能性已被穷尽，却仍未解决一个最根本的问题：

为什么正义战胜不了邪恶，光明从来输给黑暗？

慰庭，你的降生就是为了终结这道斯芬克斯之谜。

因此，那颗大脑袋里装着的不是血肉，是信念。而信念，慰庭，是杀不死的。

想到这，袁世凯重新振作起来，号召大家并进。一时间，士卒争先，声震屋瓦。

眼看战局不利，竹添怕了，率军退回使馆。金玉均和朴泳孝跟得很紧，却犯下一个致命的错误：把国王扔了。

没了国王，政变就失去了合法性。还好洪英植清醒，护卫李熙出宫赴北庙避难。

混乱中，闵妃带着王子跑到清军大营。

袁世凯一直打到景佑宫后院，才看见吴兆有被两个士兵搀着，一边哭一边仓皇走避。

大头问他缘故，回答说：“自己一入宫就受到攻击，士兵们都逃跑溃散，不知所踪。”

袁世凯笑道：“你这副模样，敌人就能放过你吗？不要乱我军心，赶紧回营收拾残兵吧。”

天快黑时，胜负已定，只剩下一些零星的枪声。

之前一直没看到张光前。原定计划张部走西路，率军攻打金虎门。眼下都打扫战场了，才发现张光前的部队蹲在金虎门内的高墙下躲避子弹，未发一枪进一步。

大头不禁叹息道：“淮军的暮气怎么严重到这种地步！”

而且，经此实战，袁世凯发现一个严重的问题：淮军士兵放枪时竟不直视敌人，眼睛看着一旁，一副不忍杀生的模样！

如此打仗，可谓形同儿戏。

夜间，打探到国王下落后，袁世凯又带兵去夺，洪英植试图阻拦被杀。

与此同时，日本使馆遭到汉城市民的围攻，竹添为防不测，在致信袁世凯推诿过责后烧了使馆，带着馆员、驻军和“带路党”骨干逃往仁川领事馆。

次日，李熙在袁世凯营中召集金允植、沈舜泽，并召见各国使节，告以政变平息。

回宫后，袁世凯应李熙之邀，居于偏殿，朝夕会晤，握手谈心。各曹大臣每日必造访袁世凯禀告公事，大头一手秉笔，一手按剑，俨然青年版大院君。

名自屈辱中彰，德自隐忍中大

北风如刀，满地冰霜，汉城的冬天滴水成冰。

光秃秃的树枝上挂满了冰凌，在风中摇摆。市民们穿着厚厚的棉衣在街上匆匆走过。透过结满冰花的窗户，依稀可见屋里的人围着炉火在烤手。

袁世凯踱来踱去，忐忑地等待朝廷的钦差。

李鸿章接到甲申政变的报告时非常震惊，而朝廷的注意力正集中于西南边陲，对朝鲜的风吹草动只以平息事端为要。

没过几天，新的报告递上来：我军翻盘了。

慈禧愣了：跟我玩欲扬先抑吗？

但内心还是蛮欣慰的。

同时收到的还有两份文书，一份是日本政府要求严惩袁世凯的照会，另一份是以吴兆有为首的庆军老人写的联名信。

信中说袁世凯有严重的经济问题。

这可真是另辟蹊径。

慈禧当即着都察院左副都御使吴大澂以钦差的身份，赴朝查明真相。

同一时刻，袁世凯关于政变始末的详细报告也送到了北洋。览毕，李鸿章不禁击节赞赏。

他立刻发电报给行至山海关的吴大澂，提醒他袁世凯有一份报告，抵朝后勿忘索取一阅。

按理说，宗主国钦差驾临如皇上亲临，朝鲜国王必须亲来看望。李熙不知道哪根筋又搭错了，在吴大澂抵达的当天跑去会见新任日本公使井上馨。

要不是袁世凯出面协调，制止李熙，吴大澂肯定下不来台。

第二天答拜国王，袁世凯又为吴大澂准备了一场好戏。

在通往王宫的大路上，一路所见，尽是立于道旁的木牌，上书袁世凯在朝的功德事迹。

吴大澂疑窦丛生地望着袁世凯，世凯则佯装大怒，令人悉数拔去。

返回时，又见如此功德碑，且有朝鲜人跪护于牌旁。袁世凯遂指使手下策鞭驱之，然而驱之复来，势不能当。见此情景，翰林出身、读书读傻了的吴大澂不由得感叹万分。

吴大澂不是瑞澂，比较有血性。都察院又是愤青的乐园，一天到晚就愁中国不多造几艘航母，一有风吹草动便跳出来喊中国不高兴。所以，看完袁世凯的报告，铁杆主战派吴大澂已有心维护。

袁世凯的出色反衬了吴兆有和张光前的懦弱，对二人的态度，吴大澂不经意间有些轻视。

这更引起了两人的不满。见吴钦差对袁世凯“骄矜用兵”的罪名不以为意，两人便猛揭其挪用军饷一事。

大头素非贪财之人，钱多害志，只要手头有闲钱就拿去做感情投资。徐世昌、阮忠枢早年贫困时，都曾接受过大头不菲的资助。

此番也不例外。

攻打王宫时，朝鲜新军死了不少人，留下一批孤儿寡母，情景凄凉。再加上大乱之后要收拢人心，增强朝人对华的向心力，袁世凯便不经批准，用军饷赈济了烈士遗孀。

动机虽好，但究属违纪。李鸿章即使内心认同，也不得不照顾庆军老人的情绪。

当初吴大澂抵达汉城时，吴兆有等人迎候于江边，而袁世凯则单骑迎于南门之外，可见嫌隙之深。

好友金允植回忆说：“外国人都以流言诋毁慰庭，清军诸将也嫉妒其功劳而中伤他，慰庭因此愤懑不已。”

堂叔袁保龄写信安慰大头说：“行有不得，反求诸己。怨天尤人，有何益处？”

是到了退一步的时候了。《庄子》有云：直木先伐，甘井先竭。谋万世者又岂在乎一时之得失？于是，袁世凯以养母身体不适为由，提出回乡省亲。

袁保龄得知后，拍腿叫好：“此子狡狯，胜过老叔！”但还是写信提醒道：“你到了天津，千万不要谈吴兆有一字短处。切记，此事关乎你的前程。”

回国时，吴大澂欣赏袁世凯的才干，让他上了自己的座船。

一路上，两人促膝长谈，吴大澂愈发赏识。工于篆书的他欣然为大头题写了一联：

凡秀才，当以天下为任；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门。

到达山东港口时，丁汝昌亲自驾小船来迎，并对袁世凯不吝溢美之词：“功成身退，舍得开，走得出，君真伟人也！”

吴大澂后来也对李鸿章说：“公一向以张幼樵（张佩纶）为天下奇才，在我看来天下奇才非幼樵，乃袁某也。”

身为张爱玲的爷爷，张佩纶的文才不用怀疑。作为清流派领袖，没被他骂过的封疆大吏也就只有一个李鸿章——当然，岳丈大人是不能随便骂的。

被张佩纶弹劾过的，光三品以上大员就有二十一人，三品以下不胜枚举。见张大人弹个人比弹棉花还轻松，一帮愤青便推他为盟主，替他们出头。

再加上张佩纶“仪容俊伟”，上个街粉丝都要围观尖叫。于是，连他爱穿竹布长衫的习惯也被人竞相模仿。

二十三岁中进士的张佩纶成名不可谓不早。慈禧利用清流打击疆臣的平衡术更使其声望如日中天。

结果却是，摔得很惨。

1884年，奕訢被赶出总理衙门，代之以更听话的奕譞。慈禧已无需清流党替她看家护院，正好张佩纶又义愤填膺地骂法国，便把他派到福建去指挥海战。

张佩纶不是王守仁，握笔的手提不动枪。到了福建水师的军港马尾，看见法国海军威武的战舰，当场不吭声了。

水师官兵见他一副双眉紧锁的冷峻表情，以为能拿出什么鬼斧神工的作战计划，结果当晚就被告知要收缴弹药，严禁开衅。

其实张佩纶的运气已然很好，因为他的对手法军统帅是海军中将孤拔。

孤拔比较孤傲，死要面子。开战前宋襄公附体，无视“春秋无义战”的现实，不肯搞突然袭击，而是颇有骑士风范地提前将宣战布告和开战时间送到了张佩纶的行辕。

此时是上午八点，海岸涨潮，势态不利于法舰，但凡有一丁点儿韦小宝的气质，立即开打，孤拔就只有滚回法兰西了。

没想到张佩纶是宋襄公加强版，竟派人联系孤拔，说时间太紧，您再延一天，让我们准备好了再打……

孤拔脑袋又不是方的，自然不会接受这么荒谬的要求。

结果，福建水师惨败，十一艘军舰被击沉。张佩纶因临阵脱逃遭撤职充军，从此一蹶不振。

境随心转的勇士和心随境转的凡夫

北洋衙门，李鸿章第一次见到袁世凯。

在问及同庆军将领的矛盾时，大头坦荡以对，绝口不提吴兆有。李鸿章故意论及吴兆有告他黑状的事，大头道：“我若有错，谁都可以说。若没有错，错就在说我的人，与我有何相干？”

李鸿章“咨嗟叹服”。其后再遇吴兆有诬告袁世凯，不唯不听，且在查明真相后将吴撤职。

人至贱则无敌。1885年，让中国觉得最贱的两个国家无疑是法国和日本。一脸欠揍的表情不远万里跑过来招惹你，一拳被放倒，爬起来捂着脸让你赔医药费。

井上馨就是个中典型，带着陆军两个营，三艘兵船，气势汹汹来到朝鲜，准备敲竹杠。

而且人明确说，这是日本和朝鲜的双边谈判，不是三方会谈，更不是六方会谈。见到李熙后，井上馨咆哮着给他算账：你看，日馆被焚了！你看，日本人被害了！

不知道的还以为他家祖坟被人刨了。

李鸿章的指示很不给力，让李熙委曲求全，哪怕牺牲利益，万勿与日本相抗。

这彻底粉碎了朝鲜王室托庇清廷的幻想。

对李鸿章的行径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喜欢卖国，毕竟，没有慈禧的授意，他在谈判桌上周旋的余地很小。

当然，慈禧也不喜欢卖国，卖国又不是卖身，要承担历史骂名。那句广为传颂的“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是在有生命之虞的特殊情境下被迫说出的，非其本意。

慈禧身上的弱点带有鲜明的妇人色彩，爱作意气之争，尤其当权位受到威胁时，军国大事亦可全然不顾。

而奕訢这辈子最后悔的事就是辛酉政变时帮慈禧上位。此恨绵绵无绝期，以至于临死时还不忘预测一番：

我大清江山必亡于方家园（慈禧娘家）！

历史走向表明“我大清江山”其实亡于洹上村。

慈禧的后半生，只有奕訢敢跟她对着干。今天让她杀安德海，明天反对重修圆明园，可谓积怨已久。

中法战争打响后，慈禧躲在暗处，把军机首揆、总理衙门总理奕訢推到前台，是战是和，自己从不表态。

宋朝以降，主战派占据了道德制高点，绥靖总是让人联想到秦桧。其实，该战该和，要审时度势，不能意气用事。

办了那么多年洋务，深知差距；打了无数次交道，怕了洋人。因此，战争一开始，奕訢就想和。慈禧看准时机，暗中鼓动清流党弹劾奕訢的“和局”。

众口嚣嚣，难展拳脚，奕訢在中法冲突问题上时战时和，始终没有定见。

结果，广西巡抚徐延旭贻误战机，导致清军节节败退。言官上疏说，奕訢坐镇中枢，对用人负有失察之责，请求治罪。

慈禧这才以主战派的面目登场，给奕訢安了个“徘徊不定，因循日甚”的罪名，投闲置散，将军机处大换血。

时维制约慈禧的最后一道屏障慈安去世三年后，史称“甲申易枢事件”。

奕譞作为一颗政治新星，冉冉升起。

作为道光第七子，奕譞（1840—1891）的能力远不如他两个哥哥。然而，这正是慈禧所需要的。

同治驾崩时，皇后已怀有身孕，两宫皇太后（慈禧、慈安）召集王公大臣议立嗣君。

奕訢首先抗言，说皇后诞生之期不久，应暂秘不发丧。如生皇子，自当嗣立；如所生为女，再议新帝不迟。

慈禧反驳说现在南方乱事未定，国不可一日无主，皇位久悬恐动摇国本。

慈安显然想引奕訢为奥援牵制慈禧，表态说：“恭王之子可以承袭大统。”

奕訢叩头，连道不敢，自己则推荐了溥伦。溥伦是道光长子的长孙，溥字辈中排第一，接载淳（同治）之位，合情合理，也是舆论的主流。

慈禧转谓慈安道：“据我之意，似当立奕譞之子载湉(光绪)，宜即决定，不可耽延时候。”

奕訢闻言，怒谓其弟道：“立长一层，可以全然弃置不顾吗？”

事实上，一向谦抑谨慎的奕譞根本没料到慈禧会来这么一出，以至于当天一回到家肝病就犯了，不省人事。

奕譞论才论志都不如奕訢，人就想过一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即使他的福晋是慈禧的妹妹，也没有助长其一丝一毫的气焰，反而愈发小心。

慈禧曾赐给他夫妻俩一顶杏黄轿，奕譞一次也没敢坐进去。

他把家里的正厅命名为“思谦堂”，书房取名为“退省斋”。斋里的条几上摆着一件周代铜器，盛水半满则稳定不动，全满必倾覆倒下，上面刻着奕譞的手书“满招损，谦受益”。

看一眼挂在墙上用魏碑体工整抄写的治家格言，奕譞其人，一目了然：

财也大，产也大，后来子孙祸也大。若问此理是若何？子孙钱多胆也大，天样大事都不怕，不丧身家不肯罢。财也少，产也少，后来子孙祸也少。若问此理是若何？子孙钱少胆也小，此微产业知自保，俭使俭用也过了。

光绪年满十六岁时，按祖制当亲政。为表恭顺，奕譞又两次上疏，请慈禧再训政数年……

这样一个职业“打酱油”的角色，清楚自己搞外交办洋务都不如哥哥，上位后便大搞排外运动，具体到战术更是一副鱼死网破的架势：放弃炮台，坚壁清野。彼之火药有尽，我之刀矛无穷。

总之一句话，让洋鬼子陷入到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不能自拔。

晚死几年，铁定是义和团团长。

旭日东升，牝鸡司晨

对于“农民阶级吼一吼，地球都要抖三抖”，慈禧显然是认可的。因此，她同意了奕譞的备战方案。

但谁也没有双线作战的勇气，跟法国人死磕，跟日本人就要谈判。而且在慈禧的观念里，东洋毕竟和中国同属一个文化圈，不像西洋那么可恨。

事实上，甲午战争前，对日本的野心觉察最早、洞见最深的只有三人：薛福成、李鸿章和袁世凯。

李鸿章一直致力于在和平的环境中促成朝鲜独立而不可得，防着日本吧现在上头又不准同日本人交恶。

抓住了清廷妥协退让的软肋，日方让井上馨跟李熙签了个《汉城条约》，敲诈一笔后便匆匆召回，派出了重量级的官员到中国跟李鸿章谈。

伊藤博文（1841—1909）。

1881年，明治三杰西乡隆盛、木户孝允、大久保利通先后死去，伊藤博文联合皇室发动政变，挤走了强硬对手大隈重信，成为政界头号人物。

当时的日本虽已在明治天皇的主导下进行了种种自上而下的改革，但一直没有触及到根本——政治体制改革。伊藤考察欧洲各国后，决定仿效德国进行实君立宪的制度改革。

1885年12月，转型成功。伊藤自任内阁总理，组织人员起草宪法。日本从此由君主专制国脱胎换骨为君主立宪国，走上了加速发展的道路。

距1853年，被日本称为“黑船”的美国军舰叩开国门，仅仅过去了三十二年。

1858年，继《日美神奈川条约》签订后不久，德川幕府又与美、俄、英、荷、法签订了《安政五国条约》——再加把油就是天朝第二。

不过菊与刀的特点是知耻而后勇，大量诸如《清英近世谈》等介绍鸦片战争始末的书开始在图书市场上走俏。

此时的日本，锁国已逾两百年，所谓“万世一系，人人信奉”的天皇其实可怜得跟周天子似的，有空名而无实权。

孝明天皇穷得连买酒的钱都没有，偶尔喝一回还得用水勾兑。一个大名（诸侯）听说后心下不忍，给进贡了一些腌制的鲑鱼。天皇吃了一口惊叹道：“世间竟有如此美味！”啃完后连鱼骨头都舍不得扔，吩咐臣下说：“留着，明天我要拿来跟开水泡饭吃。”

德川家康当了一辈子“忍者神龟”，果然将缩头的基因代代相传。德川幕府的将军虽然事实上控制着日本，但地方大名在各自的藩内还是拥有高度自治的权力。

幕府一味姑息的对外政策激怒了武士阶层（类似于中国的“士”）中的有识之士，他们打出“尊王攘夷”的旗号，要求江户（东京旧称，德川政府首都）方面还政于已丧失实权千年之久的天皇。

1868年，鸟羽、伏见之战爆发，幕府军大败，德川庆喜退隐。

于是，历史再一次显现了其吊诡之处：“尊攘派”的行为原属逆潮流而动（复古、排外），结果却推动了历史的潮流（倒幕）。

王政复古后，封建领地仍各自为政。威名显赫的明治天皇为了在全国范围顺利推行改革，下令各藩将土地和军队归还给政府，并废藩置县，建立起统一的中央集权国。

很快，西方的生活方式席卷了整个日本，在和服外面罩上西服成为时髦的穿着。

1872年，当一场大火烧毁了东京繁华的商业区银座后，取而代之的是超过一百栋带有阳台、门廊的西式红砖建筑，街道则铺有下水道和煤气路灯。

不远处，政府兴建了豪华的“鹿鸣馆”。名字源于《诗经》中的《鹿鸣之什》，表示对远方来的嘉宾由衷的欢迎和款待。

芥川龙之介在《舞会》中生动地描写了上流精英的社交中心、意大利风格的双层建筑鹿鸣馆的盛况：

燕尾服和裸露的粉肩不停地来来去去，摆满银器和玻璃器皿的台子上，有堆积成山的肉食和松露，耸立似塔的三明治和冰淇淋，筑成金字塔似的石榴和无花果……

1885年2月，伊藤博文来华。

途经上海，伊藤故意与法国公使会面，刻意制造日法欲联手对付中国的假象，并于3月底到达天津。

清廷以李鸿章为正使，吴大澂为副使，开始谈判。

伊藤上来就抛出三条不平等条约，让人不禁感慨：还没当上列强，帝国主义的嘴脸就模仿得惟妙惟肖：

1．惩处参与事变的清军将领（示威）；

2．抚恤事变中遭受损失的日本商民（要钱）；

3．清军撤出朝鲜。

很显然，实质内容在第三条。前面都是铺垫，好比你在街上找美女搭讪，先问个路，再聊聊天气，酝酿好了最终目的是要手机号。

在李鸿章的折冲樽俎下，最终达成共识：双方都不驻军，俟朝鲜遇有变乱，中日两国如需派兵，要先知会彼此。事平之后，仍即撤回，不准留防。

至于第二条，无非是赔钱。在这一点上，大清一直都挺大方的，反正是剥削来的，不心疼。

第一条李鸿章耍了个滑头。真要惩处，袁世凯的仕途就毁了。他把“惩处”二字改为“戒饬”，大事化小，说这件事好比“家里的小孩和邻居发生了口角，其父兄出面替他们转圜，也是情理之常”。

百炼钢就这么化为了绕指柔。

为了回护大头，在向总理衙门报告谈判进展时，李鸿章故意略去袁世凯的名字不提。

袁保龄得知后，给袁世凯去信说：“伊藤此次极力想扳倒你，尚赖合肥相国（李鸿章是合肥人）持正，颇费口舌，此节甚是可感。”

可感却也可悲。明明是竹添惹的祸，伊藤却一口咬定责任在袁世凯。只是当《天津条约》都签字画押了，方在宴会里私下表态，说自己也认为竹添不对，回国后将另择妥当人选担任驻朝公使。

李鸿章评曰：貌似平和，内甚狡黠。

对于这样一个看上去基本平等的条约，梁启超打了个比方：就好像我一直有个仆人，却忽然与客人约定说，我和你都不能随便使唤他。谁要想管束他，都必须先请示对方。

的确，日本虽没得到什么，中国却失去了既有的权利。

无间道

见清廷的大腿抱不住了，李熙一夜愁，白了头。

于是，穆麟德跳了出来。

在这部远比《明成皇后》更为跌宕起伏的史诗大片中，男三号穆麟德一直处于摄像机几乎扫不到照明从来不给光的边角位置，偶尔几个颔首或惊讶的短暂特写，也是为了衬托男一号的英明和反派的凶残。

直到剧情发展到这场戏，观众才惊呼：原来编剧布下穆麟德这颗棋子可谓用心良苦！

是的，穆麟德一直在拍《无间道》。他怎么打入中国内部，成了清朝的官员，又怎么运作到朝鲜当海关关长都已经不重要，重要的是，他现在眼角寒光一闪，跳反了！

穆麟德找到李熙，拍着胸脯说自己可以在朝、俄之间牵线搭桥，让俄国协助朝鲜独立。

慌不择路的李熙自然求之不得。

然而，俄国插手朝鲜事务，引起了日本和英国的严重警惕。

为了争夺阿富汗，英俄早成剑拔弩张之势。同时，英国担心俄国海军南下，威胁其在长江流域的利益，已抢先一步占领了朝鲜的巨文岛。

日本更不消说，头顶上笼罩着俄国就像悬着一把铡刀，真要哪天俄国人吞并了朝鲜，铡刀离脖子就不到一寸了。

于是，已升任日本外相的井上馨约见清廷驻日公使徐承祖，表示日方希望中国加强对朝鲜用人和行政权的控制，罢免穆麟德，并以强势果断之人代替陈树棠。

李鸿章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袁世凯。

在他的鼎力举荐下，1885年10月，袁世凯被清政府任命为“总办朝鲜交涉通商事务”，加三品道员衔，比陈树棠还多了个“交涉”，成为清廷驻朝鲜的最高负责人。

这一年，大头年仅二十六岁。

在袁保龄的催促下，袁世凯销假返津。

北洋衙门，李鸿章开玩笑道：“如今就像演戏，戏台已搭成，客人已请到，专等你登场了。”

这大半年，袁世凯是身在老家，心系朝鲜，密切关注局势的变化。

对李熙长了一双隐形的翅膀老想单飞，袁世凯认为主要原因在于爹娘不在身边，没教育好。所以，他主张把大院君送回朝鲜，尽到一个当父亲的责任。

大院君和所有上了年纪的朝鲜人一样，是坚定的亲华派，也只有他，能收拾住李熙那颗小兔乱撞的心。

李鸿章然其说。

袁世凯建议派丁汝昌护送，李鸿章摆摆手，指着大头笑道：“朝人闻袁大将军至，欢声雷动，谁敢抗拒？”

如果“朝人”不包括王室，这句话还是成立的。

10月5日，袁世凯陪同大院君抵达汉城。朝鲜的乡绅父老很给这个年过花甲的老人面子，络绎来迎，其中不乏痛哭流涕者。

不孝子李熙却给他爸来了个下马威，不仅不派人接，当天还以壬午乱党之名捕杀了大院君的三个亲信。闵妃也黑着脸禁止官员和大院君来往通信。

袁世凯当即发函痛斥李熙无君无父不忠不孝的卑劣行为。

李熙这才仓促设帷帐，迎候于南门之外。

看来是能教育好的嘛。袁世凯委婉讽劝，向李熙传达朝廷的政策，说把你爹送回来是全你们的骨肉之情，存你们的慈孝之义，决不准大院君干预国事。

躲在屏风后的闵妃偷听到后，猜疑之心稍减。

将大院君安置完毕，袁世凯立即着手掐断王室与俄国的联系。一方面施压朝鲜政府解聘穆麟德，一方面约见亲华派大臣金允植、闵泳翊，让他们勿受穆麟德蛊惑，并随时向自己汇报李熙动向。

10月10日，不善作文的袁世凯还勉为其难，写了一篇《摘奸论》，揭露俄国的阴谋，劝告朝鲜以越南为戒（彼时法国已凭《中法新约》成为越南宗主国）。

10月14日，在俄韩互换通商条约的当天，袁世凯把《摘奸论》送给国王，又遍示群臣。

史称李熙和闵妃“惊悟”。

其实，惊悟是假的。长期跟大头打交道，人夫妻俩也学会了演戏。反正已经和俄国搭上了关系，没必要再同清廷搞僵。

一场控制与反控制、软硬兼施（清）和阳奉阴违（朝）的拉锯战在袁世凯和朝鲜王室之间打响。

话说穆麟德被赶走后，留下一批惶然无计的工作人员。袁世凯注意到，这帮卑末的底层官吏大多来自当年的留美幼童。比如后来官至民国外交总长的梁如浩、民国首任电报总局局长周长龄。

当然，最突出的还是唐绍仪。

11月，驻朝公署成立。袁世凯将那帮下岗员工一股脑招到了自己麾下，经过一段时间的考察，决定选唐绍仪为副手。

于是，哥伦比亚大学的高材生给一个冒牌秀才打起了工。

在此之前，袁世凯的心腹是从老家带过来的唐天喜。这个从小在梨园行唱豫剧的白面小生长相俊美，袁世凯在家做少爷时就喜欢他，收在身边当贴身仆从。

唐天喜能武，唐绍仪善文。左膀右臂，袁世凯如虎添翼。

沧浪之水

从唐绍仪处，袁世凯了解到留美幼童的悲惨遭遇。

1870年，在容闳的力促下，曾国藩联名李鸿章上奏朝廷，要求派遣留学生，得到批准。

1872年，见迟迟未有动静，曾、李又上疏催促朝廷尽快施行。于是，以陈兰彬为出洋局委员，容闳为副委员，留学计划正式启动。

三批幼童被从世界上最专制的国家送到了最自由的国度，文化冲击之大，不难想见。

在中国，见官必跪。而在美国，费城世博会上，总统格兰特亲切地同幼童们握手照相，激励他们用心学习。

所谓“中国民智未开，不适用民主”的谣言似乎在幼童身上不攻自破。他们彬彬有礼，勤奋好学，迅速融入了美国社会。

服装上，由于经常运动，他们开始讨厌长袍马褂，喜穿运动服。踢球时更觉得辫子不方便，胆小的缠到头上，胆大的干脆剪掉，只在见清政府的留学监督吴嘉善时戴一假辫子充数。

吴嘉善既不嘉也不善，他最不能容忍的是自己召见幼童时，一帮不伦不类的小魔星居然不行跪拜之礼！

他写信告以陈兰彬，说幼童目无尊长，“其学难期成材，成亦不能为中国用”。还把容闳鼓励幼童参加各种社团说成是鼓励他们入“秘密社会”。

陈兰彬阅信后立刻上奏，在他的极力抹黑下，李鸿章也扛不住压力，任由朝廷分批次撤回了幼童。

耶鲁大学校长、马克・吐温，甚至格兰特总统亲自写信，也没能改变幼童们被召回的命运。

李鸿章失败了。

曾国藩死后，他为留学事业保驾护航了近十年，对陈兰彬列举的幼童们“荒废中学”等所谓的“罪状”不感兴趣，他关心的是为中国培养一批懂技术和外交的新式人才。

最崩溃的当属容闳，他又气又急，四处奔走，也未能拯救自己业已破灭的理想。

于是，一腔怒火发泄到陈兰彬身上。

在容闳笔下，陈兰彬抱残守缺、食古不化，浑然一个冲锋陷阵的卫道士，整天图谋搞垮留学事业，阻挠中国进步。总之一句话：坏到掉渣。

这是事实，但并非全部的事实。人性之复杂，远超《罗生门》的讲述。

还原历史现场后，有两点值得注意：

一、陈兰彬是第一任清朝驻美公使；

二、陈兰彬是郭嵩焘的粉丝。

由于早生了二十年，郭嵩焘（1818—1891）的人生就是一场悲剧。

在他之前，公务员队伍里还有两个不要命的，一个是官至福建巡抚的徐继畬（yú），一个是死在两江总督任上的张树声。

作为最早的自由主义学者，徐继畲在《瀛寰志略》一书中首次系统地介绍了欧美的议会制度，并表露出强烈的身不能至心向往之的艳羡之情。

不仅如此，他还把华盛顿捧上了天，说自己见到他的画像时被他“雄毅绝伦”的气概惊呆了。对华盛顿“不设王侯之号，不循世袭之规，公器付之公论，创古今未有之局”的事功更是佩服得一塌糊涂。

三十年后，临终的张树声上了一道《遗折》，称自强运动要想取得成功，必须引入议会制度。

这是对洋务运动变器物不变制度的否定性总结，由于寰宇之内皆是昏睡者加装睡者，真话，似乎只有留给快升天的人来讲。

幸好还有郭嵩焘。

1875年，在英国的施压下，清廷极不情愿地向西方派出了第一位驻外公使。

此举等于放弃了“天朝上国”的身份，因此，“英使”一职，众官皆视为羞辱和畏途。当然，郭嵩焘也不例外。

装病、辞职，能使的招都使尽了，总理衙门就是咬紧郭嵩焘不松口。这是因为郭当过广东巡抚，思想出名地右，如果连他都不去，那真是掘地三尺都找不到敢赴任的了。

慈禧两次召见郭嵩焘，百般劝导，终于把他轰去了英国。

既来之则安之。早就对士大夫“背后骂洋人，当面被洋人骂”的愚蠢行为失望透顶的郭嵩焘决心利用出使的机会，寻根究底地找到西方强大的真正原因。

富丽堂皇的白金汉宫，整齐干净的城市街道；叮当作响的有轨电车，光怪陆离的化学实验。你能想象维多利亚时代的伦敦是多么生机盎然，而这一切带给郭嵩焘的无疑是震惊和倾倒。

于是便有了后来那本闹得沸反盈天的《使西纪程》，又名《得罪你没商量》。

得罪人群一：传统知识分子。

郭嵩焘说，我们有圣人，西方没有。但我们靠圣人治国，圣人不能代代常有。西方靠民众自治，却可推衍无穷。我们视西方为夷狄，西方还视我们为夷狄呢，可悲的是，中国的士大夫尚无人知晓。

对此，体制外的王闿运编了副对联献给郭嵩焘：

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不容于尧舜之世；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

体制内的李慈铭叫得更卖力：“极意夸饰，诚不知是何居心！”

得罪人群二：洋务派官员。

被慈禧视为“同治中兴”样板工程的洋务运动都敢骂，还是需要一定勇气的。郭嵩焘认为，办了这么多年洋务，修个铁路还吵来吵去修不成。洋枪洋炮倒是积极仿造，就是不肯深入学习西方的民主政治。

最后，来了句超前一百多年，一直到今天还振聋发聩的话：

今言富强者，皆视为国家本计；殊不知西洋之富，专在民，不在国家也。

人最大的悲哀，在于不愿做他自己

走在时代前面的人，把时代拖得气喘吁吁，还得防着后面的人放冷箭。

郭嵩焘就是被冷箭给扎残的。放箭者，驻英副使刘锡鸿。

刘副使一向以守旧派的面目示人，反对修铁路之类拖时代后腿的事没少干。这次，他潜伏在郭嵩焘身边，事事打小报告，处处与郭为难。连郭嵩焘披了洋人的雨衣都被他当成罪行来告发，还恶狠狠道：“即令冻死，亦不当披。”

郭嵩焘写《使西纪程》，他就写《英轺私记》；郭嵩焘说英国好，他说那是因为英国最早进入中国，得闻圣教所致。

总之，刘锡鸿的种种举动让郭嵩焘觉得他就是不想让中国“窥见西洋的好处”。

在一片喊杀声中（挺郭的不过李鸿章、沈葆桢区区数人），郭嵩焘被召回，仕途也因此画上了句号。

这场争斗表面看是中西文化冲突，刘锡鸿坚定地站在“排西”的立场上。然而，真相永远超出你的想象。

刘锡鸿不是瞎子，耳濡目染之下，他内心深处其实根本就不排西！

赴英时，船上有洋客对刘锡鸿的仆人无礼。低人一等惯了，刘倒没在意。不想英国船长却很愤怒，中途停靠也门，要把该洋客赶下船，经刘求情方才作罢。

使馆开张后，某馆员出去购物，被一英国醉汉当街羞辱。中国人不敢出头，却有四个英国人路见不平，把醉汉扭送到警察局。法院判了他两个月徒刑，中国使馆致书英国首相，请免其罪。伦敦的报纸在谴责醉汉的同时赞扬了中国人的大度。

刘锡鸿慨叹不已，在日记中说：以前以为英国人“唯知逞强”，现在才发现人家上下一心，懂得礼让。

在微服私访，低调参观了监狱、学校和养老院后，刘锡鸿不禁心服口服地说：这个国家“无闲官，无游民，无上下隔阂之情，无残暴不仁之政，无虚文相应之事”。

他甚至发现，英国人也忠君孝父。民主社会承认子女自主，不等于教唆六亲不认；维护公民权利，不等于纵容弑君犯上。真孝子，何须父权恫吓？真忠臣，何必生杀予夺？

于是，刘锡鸿悲哀地发现，谈民主我们固然理短，谈曾经引以为豪的仁义道德还是不如人家！

认识这么深刻，让人不禁怀疑刘锡鸿是一个披着愤青外衣的文青。就凭他日记里那些对英式民主的褒扬之词，郭嵩焘要想告倒刘锡鸿易如反掌。

那么刘锡鸿为什么要言不由衷地诋毁和他立场相同的郭嵩焘呢？

因为个人恩怨。

刘锡鸿只是一个举人，早年给郭嵩焘当幕僚，“亢直无私”，受到郭的青睐，成为其得力助手。

郭嵩焘被任命为驻英公使时，副使一职空缺，刘锡鸿以为非他莫属，没想到郭只提名他为低一级的从四品参赞。

梁子就此结下。

后来，刘锡鸿因滥支经费遭到郭嵩焘参劾，矛盾集中爆发。

俩人都是直性子，刘锡鸿心眼更小。在他看来，郭嵩焘学英语是错，不喝茶是错，效仿洋人用伞不用扇是错，在宴会上随英国人起立欢迎到访的巴西国王更是错上加错。总之一句话：动辄得咎。

而反观那个在《留美幼童》中饰演大反派的陈兰彬，于《大清公使郭嵩焘》一剧里竟客串了一把正面角色！

作为郭嵩焘的骨灰级粉丝，陈兰彬自始至终为偶像鸣不平。所有人都怀疑郭在美化西方，开明如薛福成亦不信，写信垂询当过驻美公使的陈兰彬，陈回道：

其说不诬。

陈兰彬出使美国后，内心感受一如郭嵩焘，私下里经常“叹羡西洋国政民风之美”。何以在公开场合就变成了另一个人，莫非他是双重人格？

薛福成说，陈兰彬之所以反复无常是因为胆小怕事。他怕留美幼童真的全盘西化，怕不顺着吴嘉善的话说最后捅了娄子自己要承担责任。

言及此，唐绍仪告诉袁世凯自己在对比了中美朝三国之后的一个发现。

三个国家的壁画和传说中都有“飞天”这一意象，体现出人类对飞行和自由的憧憬。而这也说明，即使肤色不同文化不同宗教信仰不同，对于一些特定价值观的渴望却是相同的。

“中国没有宪政思想的基础”是一个伪命题。中国人还没发明飞机呢，结果中国上空的飞机比哪个国家都多。

同样，民主宪政也不是西方的传统，路易十五、查理一世就恨民主恨得咬牙切齿——都是从茹毛饮血的非洲草原走出来的，谁也不比谁进化得更快。

民主也是陈兰彬和刘锡鸿的渴求。然而我们看到，内心的恐惧和仇恨腐蚀了他们对民主的坚持。

在私欲和公理之间，如果百分之九十的人选择私欲，那他们只配被专制奴役；如果一半的人选择公理，那他们可以享有君主立宪；如果百分之九十的人都选择公理，那他们就是民主共和国的公民。

寓教于乐

朝鲜的“带路党”并未死绝。金玉均等残余势力日夜盼望着东山再起，见闵妃联俄拒清的意图越来越明显，一帮人如蚁附膻，找到了新的人生目标。

亲华派由于大院君归国，也凝聚成一股不容忽视的政治力量。以金允植和闵泳翊为代表，朝中遍布着袁世凯的眼线。

金玉均晚上睡不着觉时经常在想：要是袁世凯他爸妈当年把那十分钟用来散步该多好。

不喜欢袁世凯的人多了去了，金玉均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远的不说，各国驻朝公使就都不喜欢大头。

袁世凯晋谒国王，乘舆可以进到宫内，坐在侧面同李熙谈话；而列强公使觐见，则必须在王宫门口下车，步行入内，谈话时须肃立面对国王。

各国使节的聚会袁世凯也很少出席，只派下属到场，以标榜自己“上国”使臣的地位。

其实，洋人看袁世凯不爽，袁世凯看洋人更不爽。

在大头看来，要不是这帮洋人整天在汉城晃来晃去，给他一千人马，把朝鲜收为郡县不过弹指间事。倘若真能出此奇兵立此奇功，则又离他的理想进了一大步。

挑起战端也不怕，仗打得越多才升得越快，不冒险怎么上位？毕竟看过的兵书已车载斗量，这点儿自信还是有的。

当然，决定权在李鸿章手上。李鸿章又不亡清，也无需“不世之功”来证明自己的价值，所以只希望袁世凯积极推行自己的“控制论”，即对朝鲜政治上干预，外交上监控，财政上扼制。

取其高者得其中。正因为李鸿章只要半块饼，而袁世凯想要一整块，故其能出色地完成任务。

在“带路党”的鼓荡下，李熙频繁秘会俄国公使韦贝，说朝鲜不日将独立，要求军事保护。

韦贝迟疑未许，说朝鲜近中远俄，动起兵来俄国占不了先机，容他三思再定。

正逢闵泳翊回宫，李熙便找他商量决断此事。这一举动充分暴露了李熙的智商在平均线以下。

闵泳翊假装赞同，敷衍了几句，出门就跑去报告袁世凯。

袁世凯深感事态严重。之前的换约只是通商条约，而现在竟然准备驱虎吞狼了。他一方面嘱咐闵泳翊搜集证据，尤其是文字密约，一方面急电北洋，在略表危局后献策说只要其引俄主张暴露，中国就迅速派水师东渡，废了这个昏君（原话），另立贤者（大院君）。

李鸿章的应对措施是三条：

一、袁世凯同大院君筹商计议，随时准备帮助其接管朝政；

二、上奏总署（总理衙门），获得首肯后命丁汝昌率北洋舰船赴朝鲜近海巡视，一俟袁世凯抓到李熙联俄的铁证，便下令登陆；

三、命驻日公使知会日本外务省。

小旋风袁世凯的特点是快，不待上命就行动起来。

俄使韦贝，比较点儿背，给国内发电报时发现电线损坏未能发出。袁世凯大眼珠一转，马上找到邮政局的报务员，告之：以后凡是俄国人发电报，均以电线没修好对之。

大头怀疑韦贝发的就是朝俄密约，为抓住证据，敦促闵泳翊去宫里盗出密件。结果密件没找到，倒找着一封署名领议政大臣沈舜泽致韦贝的密函，大意是要求军事保护。

当然你会问，沈舜泽不是亲华派吗，怎么也勾搭上俄国人了？

因为这封密函根本就是假的。

英国人在风闻李熙准备投俄的传言后，为进一步离间中俄，伪造了这封密函。

蒙在鼓里的袁世凯一边火速电告北洋，一边设宴邀请朝鲜军政大员，席间出示密函，威胁说北洋水师不日即到，何去何从，你们自己掂量。

接着又进宫面见国王，要求其“索还文约，查办小人”，不然天朝将兴兵问罪。

一连数日，沈舜泽往返于王宫和袁府，反复解释实无此事。袁世凯就是不信，拍桌子瞪眼，把这个年长他三十五岁的老臣训得悚惧交加。

李熙无奈，只好将一干主张联俄的大臣就地免职。但密约一事系子虚乌有，李熙死活不认，形成僵局。

袁世凯觉得李熙纯属三天不打上房揭瓦，遂接连致电李鸿章，请求速派钦差，率兵查办。并激进地建议说，要是给自己五百士兵，必可废黜国王捉拿群小。

可惜这次大头栽了。日本人不支持，俄国人不承认，李熙更是哭爹喊娘说冤枉，李鸿章也不禁怀疑密函的真实性。

拖到最后，以朝鲜政府宣布密函作废，派使臣赴北洋谢罪了事。

袁世凯犯了众怒，尤其是日俄公使，闹得很凶。总理衙门也颇为不满，若非李鸿章力保，说人才难得，大头非翻船不可。

对此，袁世凯感佩于心，在给哥哥袁世廉的家信中写道：

傅相（李鸿章曾受封太子太傅）知遇之隆，虽肝脑图报，亦说不了。

最倒霉的还是朝鲜，刚联上俄就被打断了。

李鸿章写信给李熙，说你要再不惩前毖后，亲贤远佞，老夫都忧虑你无以为国。

而袁世凯觉得，李熙之所以不学好，问题出在教育上。基础不牢，地动山摇。满脑子都是反动思想你还指望他当个明君？

深感再穷不能穷教育的袁世凯把工作重心转移到培养李熙身上。

第一课，类比法。袁世凯形象地把朝鲜比喻为一条破舟。

那，现在舟快沉了，最要紧的是查缺补漏。袁老师好比是修船的工匠，小朋友们呢都是舟上的乘客。个别坏学生（金玉均）贪图舟上的金币，故意摇晃，弄沉了舟好携金币以自利。小李熙，你说你作为班长应该怎么办？

第二课，建模法。亚洲是一座大院，正厅名叫中国，朝鲜是东偏房。

现在东偏房快塌了，里面一帮白痴还呼呼大睡呢！更可怕的是，东偏房一塌，正厅的承重墙就岌岌可危，塌了也是早晚的事！袁老师是东偏房的看门人，每天站在门外向里呼叫：“你的房子应该赶快修理！”聪明的人会立刻爬起，愚蠢的人反问“关你屁事”，还骂骂咧咧的想把袁老师赶走。

见李熙似有所动，袁世凯又挑灯夜战，编了本《朝鲜大局论》，详细分析了朝鲜严峻的现状，指出六条依附中国的好处，四条背离中国的下场，最后得出一个铿然有力结论：朝鲜欲求“至近、至大、至仁、至公之国以庇荫之”，除了中国还能有谁呢？！

亡清室而全中国。从这一点出发，在极力避免朝鲜被他国占有上，袁世凯做到了极致。

天要下雨，娘要嫁人

但他还是低估了李熙。

再不争气的小孩，一年三百六十日，风刀霜剑严相逼，看也看会了。于是，人前天然呆，人后小算盘，就成了李熙对付袁世凯百用不爽的绝招。

见课堂上卖萌很成功，李熙进一步着手挑战袁世凯的底线，制造了一起外交风波。

1887年，朝鲜政府神不知鬼不觉地任命闵泳骏为驻日公使。过了三个月，见清廷没动静，便赶紧让闵泳骏启程，同时又任命了两个公使，朴定阳（驻美）和赵臣熙（驻欧）。

结果把窗户纸捅破了。

面对袁世凯和李鸿章的轮番责问，李熙狡辩说“各国请之愈切”，故不得不派。但迫于清廷压力，只好走走形式，咨请礼部批准。

已经先斩后奏走了一个公使，清廷只好现实些，同意朝鲜以属国体制派使，但不能使用“全权”字样。

李熙又开始唧唧歪歪，解释派全权公使的“苦衷”：不全权不足以壮观瞻，尤恐受到轻辱，玷污了天朝。全权表达的不仅是小邦的敦睦之谊，更宣扬了天朝的怀柔之德。

清廷被李熙的东拉西扯搞晕了，同意其全权，但必须遵守三大纪律：

一、朝使初至各国，应先赴中国使馆报到；

二、遇有公宴，朝使应跟随于中国使节之后；

三、交涉大事，必先密商于中国使节，请示核准。

李熙又大耍两面派，表面上答应得好好的，扭头就不认账。

朴定阳到了美国，不仅不拜会清廷驻美公使张荫桓，还单独谒见美国总统，递交国书。

接到张荫桓的报告，李鸿章责成袁世凯查问。朝方耍无赖，说这是朴定阳的个人行为，并恳请俯准删去第一条，以顾全朝鲜国体。

清廷恼羞成怒，断然拒绝，着袁世凯压李熙撤回并惩处朴定阳，否则不再批准外派使节。

李熙一脸无辜状，说自己一开始也不知道，接到上宪（李鸿章）的诘问时非常“惊怖”，马上发电叱问该使。结果朴定阳说他到了美国后打探国情，得知如果由华使带往外交部，则美国将斥退国书。故冒罪违章，暂且完成使命，回国后再请罪。

转呈北洋的电报中，袁世凯点明李熙意在搪塞。

李鸿章大发雷霆，要求必须严办朴定阳。李熙借口朴在海外，回国后方能惩办，希望把大事拖小，小事拖了。

袁世凯建议李鸿章将计就计，以静制动。朴定阳不回，此案不结，则清廷不再批准朝鲜外派使节，着急的是李熙。

原本准备赴欧的赵臣熙已驻留香港观望了三个月，李熙果然急了。

袁世凯却当起了甩手掌柜。

不教了。

这一年来，李熙同学给袁老师的感觉就是：翅膀越来越硬，人越来越闷骚，成天一副“你可以指点我，但请不要对我指指点点”的表情。

人生苦短，有那么多美好的事情等着去做，袁老师不跟你那儿做恶人了。家里三个新纳的朝鲜小妾需要联络感情，大头和其中一个皮肤很白、黑发坠地、唤作金月仙的还联络出了次子袁克文。

正妻于氏身在老家，眼不见心不烦，最闹心的还是大姨太沈玉英。

为此，金月仙曾被沈玉英以管教之名绑在桌子上毒打过，落下了腿疾，终生郁郁寡欢。

爱情如蜉蝣，转瞬即逝，原是意料中事，可只有真正降临到自己头上时，才能咀嚼出其间的悲凉与落寞。

婚姻中最折磨人的不是冲突，而是厌倦。时间就像杀猪刀，把旷世之恋磨成了柴米油盐。

多少良辰美景，变成了断壁残垣；多少如花美眷，都付与了似水流年。世人都会老。是人，也就没有什么“一世的爱情”。上帝将浓浓的爱意渐渐冷却为悠远的亲情，乃是迎合人性中求稳的需要，孰知人类在求得安稳之后又想追求刺激。于是，安与不安，甘与不甘，拉锯了一生。

对袁世凯而言，理想远比爱情重要。在跟李熙耗着的同时，他和李鸿章身边的大红人、时任山东登莱青道（主管登州、莱州、青州三府的道台）的盛宣怀（1844—1916）结为异姓兄弟。

秀才出身的盛宣怀一手官印，一手算盘，深信“非商办不能谋其利，非官督不能防其弊”，利用政府的垄断资源，建立起一套官督商办的企业模式，并发下宏愿：

竭我生之精力，必当助我中堂（李鸿章）办成铁矿、银行、邮政、织布数事，百年后或可以姓名附列于中堂传策之后，吾愿足矣。

留名不难，却未必是美名。盛宣怀的强势实验在暮气重重的晚清掀起了一轮实业建设的高潮，却也打开了国营垄断的潘多拉魔盒，以至于国企害则归公，利则归己的恶癖延绵至今。而他本人，也从中渔利不浅。

与此同时，袁世凯又答应了吴大澂的提亲。

要知道袁克定此时还不满十岁，在家念书，吴大澂竟突发奇想要把女儿许给这个从没见过的“乘龙快婿”，可见对袁世凯何等青眼相加。

大头颇有自知之明，一开始不敢应，说论辈分，我们是叔侄；论身份，你是翰林，我是秀才；论地位，你是封疆大吏，我只是一个道员衔的驻外领事。无论如何高攀不起。

吴大澂为表诚意，写信给袁保龄，让他说服侄儿。又请周馥当媒人，给足了他面子，大头也就不再推托。

你若安好，便是晴天霹雳；你若安息，便是欢天喜地

1889年，李熙终于召回了朴定阳。

鉴于赵臣熙还在香港东张西望，如何处置朴定阳具有标杆式的意义。

于是，朴一下船，李熙便收到了久未谋面的袁世凯写给他的一封措辞激烈的公函，要求严办朴定阳。

在美国顾问的教唆下，闵妃认为宣示朝鲜主权的重要时刻到来了！她让李熙补授朴定阳职务以昭示各国，并打起车轮战，接连派大臣去袁府软磨硬泡。

袁世凯不为所动，声色俱厉地驳斥说：“包庇朴是故意放任大臣违章，尔等儿戏自欺，也想让中国的朝廷这样吗！”

再往后来的，都吃了闭门羹。反正致北洋的函件非通过袁世凯不能上达，大头索性以逸待劳，把不遂己愿的全部打回，要求重写。

李鸿章认为此招“甚妙”，嘱袁不要催其回复，宁可拖着也不结案。并向他交底，说只要朝方恳求不办重罪，对朴不再起用，便可下台阶。

可惜算来算去，算漏了河东狮吼。在闵妃的干预下，李熙迎难而上，任命朴定阳为都承旨（首席皇家秘书）。

如此公然挑战，肆无忌惮，袁世凯也只好祭出杀手锏——王太妃。

未亡人王太妃是先王李昇的老婆，宗藩体制下，不能称“后”只许称“妃”。

老年人都比较保守，王太妃和大院君一样，也是亲华派。

而且，李熙的王位继承的是她亡夫的，废立之事，她有充分的话语权。于是，在王太妃的怒责下，李熙又了。

老公不争气，闵妃只好走到台前，打算先笼络住袁世凯，再悄悄免去朴定阳的职务，但不予公开。

为此，闵妃派亲信洪在羲反复游说袁世凯，说国王受小人蒙蔽，误会了您，铸此大错，现已悔恨交加。但朴定阳案实难公开处分，愿私下秘密惩办，请袁以已经治罪上报李鸿章，了结此案。

闵妃意图保全自主体制的小算盘袁世凯如何不知？再说，拉拢本是我袁大头的特长，你非要班门弄斧，那我只好献丑陪练了。

他先是装出一副感动万分的样子，告诉洪在羲，自己一天到晚操心劳神的，还不是在为自己这个学生着急？洪在羲连说是是是。

又摆出一副隔墙有耳的神秘状，俯到洪在羲耳边，说这次非常棘手，李鸿章已经怒了，不仅要严办此案，还准备让朝鲜召回闵泳骏和赵臣熙。

见洪在羲成功地被唬住，袁世凯叹了口气，语重心长地跟他“交心”，说自己在朝鲜待了这么多年，也算半个朝鲜人了，为了维护中朝友谊，他就舍命陪君子一把。首先，国王可按原来的打算办，把朴定阳革职，但处理此事的公文，暂不呈报，以免外界知晓。以此为台阶，他会尽力跟上面周旋，转达国王的难处，争取从宽处理，不了了之。同时，自己泄露了北洋的底牌，今晚的话绝不能外传。

诚恳合作的态度让洪在羲大喜过望，根本没发觉自己上了袁世凯的当。

大头挖的坑是：先诱使朝鲜撤了朴定阳，再拖着不看其呈文。没有呈文意味着没有结案，没有结案新的使节就派不出去（国王不敢再惹王太妃）。而主动权在清廷手中，亦可根据需要随时重提此案。

李熙被袁世凯折磨得死去活来，用俄使韦贝的话说就是“韩王每做一事，袁即疑他国怂恿”。

对列强试图在朝鲜通商、开矿、租借土地、修建铁路等各种计划，袁世凯无不操纵王室和外署（朝鲜外交部），只要有一线希望，就尽百倍努力阻挠破坏。

正因如此，李熙几次派人到天津要求撤换袁世凯，李鸿章都断然拒绝。坐镇总署的奕譞致函说袁世凯的长处是应酬和侦察，但“年少未可恃也”，李鸿章还是不为所动。

而且，对大头所提的建议，李鸿章往往从善如流，转奏总署时也不忘说明其出自袁世凯，绝不掠下属之美。

要知道，作为对朝政策的决策者，李鸿章黑不提白不提也很正常，毕竟出了事扛责任的是自己——这种不怕下属比自己能干甚至希望超过自己的领导，环顾中国，可谓比大熊猫还稀有。

言传身教带给大头的是潜移默化的影响，以至于后来的亲信幕僚王锡彤这样评价袁世凯：

肩头有力，绝不诿过于人。凡一材一艺一经甄录，即根据各人的才能本领加以委任，度材量力，不求全责备，对人也无分外的期望。办成一事，则奖励提掖唯恐不及；办不成则自任其咎，不使别人分谤。这就是各类人物所以归仰于他，天下英雄全都乐于为之尽死力的缘故。

1889年，袁保龄因主持兴建旅顺港操劳过度去世，李鸿章成了袁世凯的精神教父，事事点拨、勉励训诫，二人往来书信，留存于世的达百万字以上。

1892年，袁世凯在朝鲜已干满两个任期，但在仕途上只进了一小步，从正三品升到从二品。在外交使臣这个位置上，已是特批钦定的最高官衔，升无可升。

为使袁世凯安心留任，李鸿章帮他谋到了浙江温处道的实职，一俟三届干满，回国即能上任。温处道下辖温州、处州两府十多个县，经济发达，是官场中人无不眼红的肥缺。

可惜，等不到干满三届了。

当官是门技术活儿

日本埋头发展了十年，又开始自我感觉良好，觉得俄国不足虑，中国却死死地控制着朝鲜，越看心态越失衡：怎么我的地盘你在做主？

几年前的“长崎互殴案”充分体现了日本政府长期对国民妖魔化中国的成果。

当时，针对俄国觊觎朝鲜，北洋水师的四艘军舰远赴海参崴进行了一次示威巡操。回程时因需要入坞加煤，便在征得日本同意后，停泊长崎港。

结果，敏感的日本人觉得受到了羞辱。

众所周知，北洋水师在当时号称亚洲第一、世界第八——出自权威的世界军事年鉴。

定远（旗舰）、镇远两艘主力舰耗资均在百万两白银以上，吨位七千五，代表着当时德国造船业最先进的技术水平。

另有济远、经远、来远、致远和靖远五艘两三千吨位的巡洋舰。

再加上福州造船厂自制的军舰和鱼雷快艇，总计二十五艘战船，可谓举全国之力打造，跻身世界一流不在话下。

对从无海防观念的农耕文明来说，北洋水师的出现就是一个奇迹。

最早买船的是林则徐。鸦片战争中，他向美国商人买了艘一千吨的“剑桥号”，装配三十四门大炮，把船停在珠江口当水上炮台使。估计连煤都省了，反正也不出海。

长毛闹事时，广西提督向荣收到上海道台吴健彰送来的一艘“孔子号”——四百吨的小洋轮。结果向荣觉得“孔子”太胖了，目标大，又娇气，在长江里动不动就搁浅，整个一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直接给扔了。

由此观之，这帮清军将领压根儿就不懂海战。而日本的跳梁让李鸿章意识到清日迟早必有一战。在其力争下，总理衙门策动廷议，以海关年入的百分之四十，约四百万两白银（赫德之功）作为建设新式海军之用。

筹建之初，议者纷纭，以薛福成所论最为中肯：

中国海军应分为北洋、南洋和闽粤三大舰队，分建合操。北洋由直隶总督监管，拱卫京师门户；南洋由两江总督率领，防卫长江内外；闽粤由两广总督负责，保卫东南沿海。

同时，北洋水师的老大为提督衔，从一品；南洋和闽粤只为总兵衔，正二品。

一开始的规划是，四百万预算，南北各分其半，双线发展。而时任两江总督的沈葆桢，继承了他岳父林则徐的光风霁月，说新式战舰所费不赀（计算），愿将预算全部划给北洋，待彼速建成军后，再建南洋。

李鸿章自然求之不得。

结果就寤寐思服（被慈禧惦记上了）了。

1886年11月的一天晚上，清流派领袖、两朝帝师（同治、光绪）翁同龢（1830—1904）在日记中提到一件事。

奕劻在拜访奕譞时，后者嘱托前者转告翁同龢等清流务必体谅其苦衷。

奕譞说：“盖以昆明（湖）易渤海，万寿（山）换滦阳。”

翻译成人话就是：我修筑颐和园的目的，是为了换取慈禧对发展北洋海军的支持，是为了避免咸丰逃亡承德避暑山庄的悲剧再次重演。

两个月前，奕譞上疏建议恢复乾隆时的“昆明湖水操”，并开设水师学堂，训练八旗子弟。

去颐和园划一次船你就会发现，在昆明湖里练海军这么有创意的事估计只有天朝想得出来。

但考虑到训练对象是八旗子弟，也就释然了。

再过三年光绪就满了亲政的年龄，很显然慈禧没有结束“训政”的意思。联系到她整日絮叨当年奕訢不让重修圆明园，以至于自己现在想颐养天年都没有去处，奕譞便寄希望于用一座美轮美奂的园子换取她政治上的放权。

还得打操习水军的幌子——如此百转千回曲径通幽，搁奕訢那儿肯定早就怒了：寡妇门前是非多。

挪用公款修园子的直接后果便是北洋水师每年的经费被缩水到一百二十万两。

甲午海战前，军备竞赛已发展到拼速度的新纪元。李鸿章意识到自己的舰艇不够快，想买新近下水的英国巡洋舰，而且深知非买不可，否则，以慢打快，打败了无法逃避，打胜了难以追击。

结果因为没钱被日本抢了去，成为后来把北洋舰队冲得落花流水的吉野号。

翁李不和，路人皆知。

时任户部尚书的翁同龢对李鸿章购买军械的请求多方掣肘，十项里仅能批准一两项，国库缺钱是他一成不变的答复。

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恨。三十年前，翁同龢他哥翁同书在安徽巡抚任上，坐视举兵叛清的苗沛霖仇杀了寿州的孙家泰全家。

孙家泰的弟弟是后来的光绪帝师、京师大学堂创始人、官至吏部尚书的孙家鼐(1827—1909)。

翁同书事后遭人弹劾，咸丰命令查办。时任翰林院编修的李鸿章参与了此案，公事公办，导致翁同书被革职充军。

翁同龢从此深恨李鸿章。

一开始，从翁同龢那儿批不到钱的李鸿章还经常写信向曾国荃抱怨，后来得知与颐和园工程需款有关后便不再吭声。

丁汝昌多次提醒李鸿章，说日本“增修武备，必为我患”，要求添置军舰，李鸿章一边暗想“要你说”，一边无奈地回答：建议很好，但上面不采用又能如何？

在一封向慈禧汇报为颐和园采购安装电灯工作进展的奏折里，李鸿章跟唐僧似的啰唆了一大堆——

那灯具呢，是我托一个德国教官趁休假回国特意挑选的，格外精美，乃西洋最新款式。运抵之后，我亲自做了一次详细检查，确实巧夺天工。

又念叨了一通安装说明，看得人都快睡着了，才在结尾道出真实目的：申请一些采买快炮的经费。

东学党起义

历史的转折点就此钉在了1886年。

这一年，有的国家为了三公消费挪用了军款；有的国家受到刺激奋起直追。仅仅八年时间，结果大相径庭。

造成这一切的根源其实就八个字：万方有罪，罪在体制。

回到长崎现场不难发现，所谓的“互殴”，偶然中隐含着必然。

几个水兵上岸购物，一个日本警察毫无缘由地上前阻止。语言不通，水兵以为受到侮辱，扭打起来。

冲突发生后，日本要求中方限制船员登陆，丁汝昌遂下令水兵7天168小时都待在船上。

时值八月，天气闷热。到了周日，水兵们待不住，纷纷请假要求外出，英国人琅威理（北洋水师副提督）也替水兵说情，总算从丁汝昌那争取到半天假期。

结果就出事了。

这次的规模绝对不是斗殴而是混战，视觉效果堪比《古惑仔》。一千多日本人有组织有预谋地上街封路，看见中国水兵就砍，兔起鹘落，刀法娴熟，以无厚入有间。

即使你练过胡家刀法，扛住了刀客的袭击，也躲不过祸从天降。一些恶劣的日本人喜笑颜开地在沿街的楼上泼开水、扔石块，水兵猝不及防，伤亡惨重。

这起惨烈程度直追印尼屠华的流血事件，究其原因无非一句话：你自认为只是路过来加煤，人觉得你跋山涉水来示威。

在李鸿章的助手、法学家伍廷芳的策划下，“长崎互殴案”打起了国际官司，最后以日方赔偿中方四万元了结。

1893年，朝鲜爆发东学党运动，衔恨已久的日本终于找到了梦寐以求的契机。

东学党不是东林党，而是一种宣扬平等、号召排外的民间宗教团体。第一任教主叫崔济愚，确实在精神层面接济了许多饥渴的愚人，使东学党发展壮大，也使自己引起了政府的恐慌，惨遭逮捕和杀害。

第二任教主崔海月为了这事天天带着一帮教众上访，为崔济愚伸冤。当时又没有截访公司，李熙被搞得头比袁大头还大。弹压已不见成效，崔海月在忠清道组织了规模上万的集会，一副“杀了崔济愚，自有后来人”的架势。

李熙畏葸不前，袁世凯主张剿抚并用，一面派重臣去各城镇裁汰贪官、取缔苛政，一面调军队前往造势、备剿。

分化瓦解之下，东学党运动暂时陷入了低潮。

然而，来年三月，全罗道农民全琫（bĕng）准发布了《白山檄文》，提出“斥倭斥洋，尽灭权贵”的口号，宣布起义。

农民军声势浩大，在儿童节这天攻占了全罗道首府全州，东学党也鼓噪呼应，局面逐渐失控。

袁世凯请北洋调兵赴朝平乱，李鸿章顾虑到有《天津条约》在，如中方出兵，则日方也可出兵，犹豫不决。老狐狸伊藤博文通过各种渠道暗示：中国可以放心大胆地代韩戡乱，日本绝无他意。

袁世凯在多方刺探后，也向李鸿章打了包票。

于是，直隶提督叶志超、太原镇总兵聂士成（1836—1900）在李鸿章的派遣下，率兵两千，开赴朝鲜。

事实上，接到照会的前一天，日本即以护送公使大鸟圭介返任为名，派出四百精锐随其赴朝。

6月10日，大鸟抵达汉城，清军也到达距汉城七十公里的牙山驻防。

大军压境，起义军内部分裂，全琫准同政府议和，于6月12日退出全州。见动乱趋于平息，袁世凯电告李鸿章暂缓增兵，并会晤大鸟。

结果就让鸟人给忽悠了。

大鸟说，我国政府对朝乱估计过重，才派我率兵前来。我年逾六旬，早过了惹是生非的年纪，愿和你共同约定，各自尽力，阻止两国向朝鲜增兵。

结果是，清廷不增兵了，日本兵倒像赶集似的蜂拥而至，到六月底已有陆军万人，军舰七艘，集结在仁川一带，向汉城挺进。

同时，大鸟一脸小人得志的表情，向清廷提出“共管朝鲜”的要求。还威胁说，我方决不撤军，要是清廷不同意共理朝政，日本将独力进行。

李鸿章交涉了一番，发现日本这次是吃了秤砣铁了心，转而求助列强调停。

身处一线的袁世凯却已看出：再怎么调，日本也不会停了。于是，他致电驻守牙山的叶志超，希望其散播将进军汉城的风声，这样自己对日交涉也有所倚恃。

无奈叶志超怕刺激日本人，并不响应。

其实，武力控制朝鲜是日本的既定国策，非口舌所能争。袁世凯一再提醒李鸿章事态已发展到实力较量的阶段，自己坐困愁城于事无补。而且，传言大鸟准备派兵押解自己出境，果真如此则使国家蒙羞。望容回国禀商，请兵伐朝。

可惜，李鸿章非但不抢占军事先机，还电令大头“要坚贞，勿怯退”。

由于西方列强乐见中日互斗，迷信调停的结果是只等来俄使的一张空头支票，事后还发现其助人为乐的高尚行为并未得到沙皇的许可。

读史的角度是一种全知视角，经常某人这一页还很嚣张，下一页就挂了。而一旦了解了前因后果，便很难用怜悯的态度去客观评判置身于史海之中的人物，只是下意识地认为其选择很愚蠢。

李鸿章退让求和，一是清楚打不过，二是俄使给了他虚幻的期待，自觉能以夷制夷。

不可“衅自我开”也是老传统了，两次鸦片战争教训深刻，要么不打给点小钱，要么打输赔光家底。

正如长翅膀的不一定都是天使，喊打的也不一定都爱国——往往可能在误国。

据历史学家唐德刚回忆，日本侵华时，抗日阵营里除了少不更事的学生和热血沸腾的军人，还有一些失意的政客和趁乱打劫的势力，喊抗日口号的目的纯粹是为了倒蒋。

先利用外患亡了蒋介石，让大家出口气再说。

故陈布雷曰：“和平未到绝望时期，绝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绝不轻言牺牲。”

当然，坐失战机，北洋毕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因此而苛责李鸿章，也不客观。

伟人不过是在历史长河中的游泳健将，他们创造了世界纪录，赢得了喝彩和荣誉，并因此名垂青史。

但与长河的流向，基本无关。

历史，只有人名是真的；小说，只有人名是假的

1870年，李鸿章接替曾国藩任直隶总督，赴任前与曾有过一次深谈。

曾国藩：“少荃，你现在到了此地，是外交第一要冲。今国势消弱，外人正联手谋我，小有错误，即贻误大局。你同洋人交涉，打算作何主意？”

李鸿章：“门生正是为此，特来求教。”

曾国藩：“你既来此，当然必有主意，且先说与我听。”

李鸿章：“门生也没打什么主意。我想，与洋人交涉，不管什么，我只同他打痞子腔。”

曾国藩五指捋须，良久不语，慢慢才开口说：“呵，痞子腔，痞子腔，我不懂如何打法，你试打与我听听。”

李鸿章一想不对，马上改口：“门生信口胡说，错了，还求老师指教。”

曾国藩：“依我看，还是用一个诚字。诚能动人，洋人想必亦同此情。圣人说忠信可行于蛮貊（mò，蛮族），断不会有错。我们现在没有实力，你再怎么虚强造作，他也看得明明白白，都不中用。不如老老实实，推诚相见，虽占不到便宜，或也不至过于吃亏；脚踏实地，蹉跌亦不至于过远。想来总要比痞子腔靠得住些。”

诚者，天之道。思诚者，人之道。这是《中庸》里的教诲，也是儒家哲学的核心思想。

天，是诚的，故能造化万物，生生不息。人，要努力提升自己的修为，以接近天道。诚，具体到人事便是诚信待人，诚心做事。

曾国藩驭将，最贵推诚，认为“凡正话实话多说几句，久之人自能亮其心，即直话亦不妨多说。但不可以讦（jié，揭人之短）为直，尤不可背后攻人”。

道理天花乱坠人人会讲。就像一些官员，明明自己就是历史的阻碍，还大谈历史；一些商人，吃喝嫖赌全占，还自诩信佛一样。让人不得不感叹：说谎的最高境界果然是把自己都骗了。

无用之用是为大用。当一个社会的诚信体系崩塌时，所有人都是受害者，都要为此支付高昂的成本。

诚心做事是对抗社会不公的唯一救赎。只要有事可做，有目标可循，坚韧不屈地走下去，终有一天会取得应有的成就。

李鸿章处世，以诚为本，参之以诈，对付中国人绰绰有余，甚至其师曾国藩也要让他三分。

同治二年（1863），李鸿章攻打苏州（太平军），其间收到曾国藩的调令，要拨猛将黄翼升去河南助战。

李鸿章战事吃紧，拒绝奉命。曾国藩大怒，以“参办”相威胁，谁知自己的得意门生竟无动于衷，把《挺经》打得收放自如，只好作罢。

类似的抗命不止一次，若论辜恩负义，李鸿章绝对榜上有名。

问题是他立场虽坚，表面上却一口一个“吾师”，反复摆困难、讲形势，低声下气地顶撞曾国藩，把“吾师海量盛德，求勿以此纤芥，致伤天和”的高帽子一送，曾立刻没了脾气。

然而，知退方知进。没有全局观，何谈大智慧？

为了争得平定洪杨之乱的首功，早在同治元年，曾国荃便孤军挺进到南京城下，结果打了三年还没攻下。

清廷等得不耐烦，命李鸿章会攻。

李鸿章当然清楚曾国荃的心思。他软磨硬抗，甚至不惜装病，奏称“感冒风湿，眠食顿减”，拖了几个月，终于挨到曾国荃攻占金陵。

曾国藩颇为感动，在李鸿章前来拜会时亲自出城到下关迎接。他上前用手挽起准备行参见大礼的李鸿章，道：“愚兄弟薄面，赖子全矣！”

确实长袖善舞，可问题是洋人不吃这一套。

诚？对不起，国家之间只有永恒的利益。

诈？世界是平的，今天你骗了我，明天我反应过来举着《万国公法》来找你算账。

归根结底，没有实力作后盾，再高明的裱糊匠面对一座千疮百孔的房间，也只有左支右绌，苟延残喘。

朝鲜已在大鸟的胁迫下宣布独立，袁世凯处境堪忧。东学党、带路党，哪个党不想取他性命？

大头接连致电北洋，要求撤退回国，皆不许。

7月7日，天气晴朗，袁世凯的心情却十分沉重。因为这一天，慈禧用圣旨断绝了他降旗回国的念想。

大头病倒了。

连日来，驻朝的西方使节在街上遭到日军殴打的新闻层出不穷，搞得中方雇员都不敢再上班。

最后，使馆只剩下两个人在办公，一听说日本又增兵了，跑得比兔子还快，留都留不住。唐绍仪身兼译电交涉数职，眼见袁世凯高烧不退，馆内医药并乏，不禁心忧如焚。

去还是留，意味着生存还是毁灭。

走，再容易不过。情势所迫，当能谅解，治罪下来，多半是“永不叙用”。

然而，一想到这四个字，袁世凯的心脏就忍不住颤抖。绝意于仕途也就绝意于亡清的理想，如果说权力赐予的快感和虚无带来的麻木都没能让你放弃理想，那么，死亡呢？

你根本不想失去你的年轻时代，可是它离去了，除了衰老，什么也没留下。

你根本不想失去原本洁净的灵魂，可是它离去了，除了执念，什么也没留下。

你根本不想失去你最爱的人，可是她离去了，除了被击碎的自我，被装裱的哀恸，什么也没留下。

就像你根本不想失去你的生命，可是它最终还是会消散。死神会来收割关于你的一切，除了一场虚情假意的葬礼，什么也不会留下。

唯一不会离去的，是生于斯长于斯的罪孽。你在废土的各个角落看见它的身影。它是附骨之蛆，是最为酷烈的诅咒。

它是你的镜子。

人性的冷寂，精神的荒芜，灵魂的失落，一切都像《梦之安魂曲》一样，从阳光明媚走向万劫不复。

袁世凯浑身发烫，恍惚间仿佛回光返照，回到了丁戊年的赈灾现场。

那天，赈济公所对面的打谷场上，袁世凯组织饥民们围坐成一圈，准备发放赈款。采取这种形式是为了防止哄抢，谁起立谁就没份。

其间，一个梳羊角辫穿红袄的女孩引起了大头的注意，因为她一直在哼唱一首山西小调：

妇女们大街上东游西转，插草儿卖自身珠泪不干；

顾不得满面羞开口呼唤，叫一声老爷们细听奴言；

哪一个行善人把我怜念，如同似亲父母养育一般；

即便是做妻妾奴也情愿，或者是当使女做个丫鬟；

白昼间俺与你捧茶端饭，到晚来俺与你扫床铺毡；

你就是收偏房俺也心愿，或三房或四房我也不嫌。

……

打听之下，才知是山西逃荒过来的孤儿，母亲临死前教了她这首小曲，用意不言自明。

救救孩子。

人，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属于每个人，只有一次。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当他回首往事时，不应向虚无妥协而悔恨，也不应向黑暗低头而羞耻。这样，在他临死的时候，就能够说：“我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献给了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了民主和自由，跟专制恶斗。”

抗日援朝1894

想到这儿，袁世凯垂死病中惊坐起：不能死，也不能逃！

死，虽可以明志；生，却能够践志。

为了这四万万身染斯德哥尔摩综合征的病人，再难也要撑下去。

因为，恶疾缠身，已逾千年。

此病甚怪，受害者被强权控制，久不得脱，竟逐渐对加害者产生情感，以至于助纣为虐，帮其迫害不肯服从的人。

奥地利女孩娜塔莎被囚八年，沦为性奴。重获自由的她在公开信中居然表示被囚也不算坏事，“从某种角度来说，他（绑架者）对我非常关心。他是我生命中的一部分。”

正如《肖申克的救赎》中摩根・弗里曼所说：“起初你讨厌它（监狱），然后你逐渐习惯它，足够的时间后你开始依赖它，这就是体制化。”

似乎所有人都已变成体制的一部分，甘心做奴才，并以此为乐。

幸好有利马综合征。

一种人质影响了绑匪，使绑匪对其产生认同，最终放弃作恶的现象。

说到底，谁的心态更坚定，人生观价值观更强烈，谁就能影响对方。

袁世凯近乎声泪俱下地给李鸿章去电，表明战争势不可免。日本既已决心强占朝鲜，中国要么主动撤军，要么立刻备战，没有第三条路可选。

而自己重病如此，唯余一死。然死何益于国事？他建议让唐绍仪暂代己职，说唐“有胆识，无名望，日本也不忌恨他，打探消息，密谋助韩较易”，自己则赴津面禀。

李鸿章终于动了恻隐之心，电商总署后，奉旨调袁世凯回国。

接到“特赦”的当晚，唐绍仪手持两枪两刀，骑马护送袁世凯到江边，登上了英国领事朱尔典准备的兵舰。

晚走二十分钟，袁世凯必死于化装成东学党的日本人之手。

因此，大头对于日本，常怀国仇家恨，任何关于他勾结日人出卖中国利益的谣言，余不信也。

四天后，日本策动朝鲜宫廷政变，建立亲日政府，唐绍仪走避英国使馆。

一年后，闵妃被日本人暗杀。三年后，大院君抑郁而终。朝鲜宣布独立，改国号为大韩帝国。

让我们把时间拨回到1880年，袁世凯踏上朝鲜半岛的两年前。

这年八月，朝鲜派金宏集访日，解决自四年前《江华条约》签订以来若干悬而未决的问题。

著名诗人黄遵宪时任中国驻日使馆参赞，在会见金宏集时将自己所著的《朝鲜策略》传给了他。

这本书以问答的形式普及了公法关税等常识，鼓励朝鲜开化自强。金宏集万分感动地将书带回朝鲜，呈给李熙。

十几年后，李熙终于实现了独立的宏愿。然而，对于他和他的国家，悲剧才刚刚拉开序幕。

1894年7月20日，日军进攻牙山，叶志超、聂士成不敌，退守平壤。

在此之前，李鸿章见势不妙，已急调左宝贵（1837—1894）和马玉昆等四路清军驰援朝鲜，进驻平壤。叶志超作为败军之将，竟谎报军情，称“牙山大捷”，把光绪高兴得一激动委任他为平壤两万驻军的总帅。

上谕送达平壤，众将皆惊，叶志超最惊。

盖因清朝的军制比较弱智。

陆军以“营”为基本作战单位，下辖四哨，每哨八队，每队十人，另有一护卫营官的亲兵哨，辖六队。故每营有官兵共计五百人。

这还比较正常，不正常的是营官之上的“统领”。

仅仅相差一级，统领竟然统率五六个甚至十几个营，然后几个统领再归一个大帅管。

营官不过是下级指挥官，能冲锋呐喊，小股侵扰即可。而统领却是独当一面的大将，必须有控制战局的能力。

像叶志超这样从营官升上去的统领，守个牙山已力有不逮，现在又跃迁为几路大军的总帅，这不是架在火上烤吗？

左宝贵和马玉昆都是老资历了，又分属不同的系统。别提组织大型会战了，镇不镇得住场子都难说。

叶志超慌了，四处乞辞，希望皇上另择高明。

他提出的人选是李经方。

李经方本是李鸿章四弟的儿子，过继给了他当长子。叶志超显然是想借这张虎皮来震慑平壤诸将。

问题是李经方一介文官，从未上过前线，对此深有体会的张佩纶力劝李鸿章不可。

李鸿章如何不知？他一直中意的人选是淮军宿将刘铭传（“英姿飒爽如铭传，或有法制耳”）。以其资历人望，守平壤必能不负所托。

可惜，刘铭传既对官场失望，又对清廷绝望，且两耳聋、左眼瞎，已成半个废人，无法出山。李鸿章只好回复叶志超：

方儿没有带兵的经历，我亦不便内举不避亲。弟唯一力承担，勉为联络，求于事有济而已。

叶志超的蜕变是淮军衰落的样本，早年随刘铭传镇压捻军时的神勇已如明日黄花，坐守平壤真的是坐着在守，既不南下进攻，也不择险分屯，天天与诸将喝酒，等着日军来打。

其实，叶志超的可恨之处要和李鸿章的捉襟见肘对比着看才能显现出来。

大战一触即发，前线各省的八旗和绿营加起来有二十万。但清朝人都明白，指望这帮人打仗就如同指望国足射门一样不靠谱。

因此，李鸿章在奏折中压根儿不提这些废柴，而是统计了驻防旅顺、天津和威海等地的淮军，计有铭军（创始人刘铭传）、盛军（创始人刘盛藻）、毅军（统领宋庆）和庆军（统领张光前）共五万人马。其中一多半担负着守卫炮台和北京的重任，不能随意调动，因此，派往平壤的基本属于陆军精锐的全部家当。

问题是满朝文武，像叶志超这样不当家不知柴米贵的还有很多，比如军机大臣李鸿藻（1820—1897）和户部尚书翁同龢。

两大清流领袖左右鼓噪，主题只有一个：撤换应战不力的李鸿章。

相较而言，李鸿藻的主战意识更为纯粹，翁同龢则掺杂着对抗慈禧的政治诉求。“翁门六子”（汪鸣銮、志锐、文廷式、徐致靖、沈鹏、张謇）已集结完毕，像全真七子摆好了天罡北斗阵，只待李鸿章入彀，再逼慈禧退园颐养，助光绪独揽大权。

第四章 甲午风云

走向海洋

主战派的对立面不能简单地理解为主和派。在对外决策上，和后人被误导的历史记忆恰恰相反，慈禧一直是激进分子。

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还是懿贵妃的慈禧一度代咸丰批阅奏章。她严饬统兵大臣与敌决战，并晓谕中外，悬赏杀敌，无论军民，明码标价：

斩杀一白夷，赏银一百两；

斩杀一黑夷，赏银五十两；

击毁夷船一艘，赏银五千两。

慈禧的问题在于，其激进总是慷他人之慨，像天皇那样用私帑买军舰的高尚行为在她这儿基本不用指望。

知行不一是中国的痼疾。政客们成日高谈阔论，而一涉及自身利益，改革立刻陷入停滞。

而刚刚说完“今天（六十大寿）让我不高兴的人，我要让他一辈子都高兴不了”，蕞尔日本就直不愣登地跑来挑事，简直活得不耐烦了，不迅速灭之，都没心情吹蜡烛。

其实，建立这种自信的基础并不牢靠。

年初时李鸿章检阅海军，发现问题一箩筐。

第一，航速普遍比日舰慢；

第二，没有快炮。快炮和慢炮的区别在于快炮的发射火药是无烟火药，相比于慢炮的黑火药，发射后没有呛人的烟雾，无须等待硝烟散尽即可进行填装；

第三，整体技术落后，十年不添一船一炮。十多年前购自英国、严重老化、基本没有装甲防护、船速一快海水就倒灌炮房的超勇号和扬威号还编在主力序列。而日方军舰则基本是1890年以后的产物。

阅军归来，李鸿章向朝廷盛赞北洋水师“技艺纯熟”“行阵整齐”——这份水分严重的报告不是军事报告，而是政治报告。1894年，最高的政治正确是慈禧的大寿，不管海军实情如何，作为大寿献礼，报告必须只能是报喜不报忧。

在错误信息的引导下，紫禁城已不可能对胜负做出客观的判断。

然而，战争的主体是人。硬件再好软件跟不上也不行。李鸿章聊以自慰的只剩下“千舰易买，一将难求”了。

位于福州的马尾船校是左宗棠在闽浙总督任上一手创办的。

当年，李鸿章因海防问题和秉持塞防的左宗棠吵翻天时，绝想不到自己的老对头为建设海防留下了一颗弥足珍贵的种子。

马尾一期的佼佼者当属严复（1854—1921）和刘步蟾（1852—1895）。

开船在学贯中西的严复看来是雕虫小技，不屑为之，但对刘步蟾来说却是终生的追求。

《清史稿》曰：

华人明海战之术，步蟾为最先。

留英三年，学业猛进，时年二十，英姿勃发。回国后即上《西洋兵船炮台操法大略》，提出加强海防、建设海军的可行方案，深得李鸿章赏识。

采购定远、镇远时，刘步蟾率十多个船工赴德监造。船成后奉命接舰返国，出任旗舰定远的管带，官居总兵，仅次于提督丁汝昌。

当然，中间还隔着一个副提督琅威理。

但在有留洋背景的刘步蟾看来，琅顾问不过是个摆设。

1890年，定远号访问香港。丁汝昌因公离舰，刘步蟾乃降下提督旗，改升总兵旗，以示主权在我。琅威理不服，觉得有他在船，提督旗不能降。

官司打到北洋，李鸿章支持刘步蟾，直接把琅威理气回了英国。

1891年，北洋水师访日。焕然一新的日本海军强烈地刺激了刘步蟾，回国即面见李鸿章，要求添购战舰。

李鸿章未置可否，刘步蟾慷慨直言：“平时不备，一旦偾（fèn，败）事，咎将谁属？”

史称“四座悚然不已”。

清末的海军是最时髦的兵种。威海和旅顺的海军俱乐部里，酒吧舞厅应有尽有，刘步蟾本人的生活习惯也很洋派，这要换了翁同龢，估计早就摇头大骂“斯文扫地”了。

斯文没有拿来扫地。从《北洋海军章程》到海战的法规号令，无一不出自刘步蟾之手。

当然，也离不开李鸿章不拘一格的用人之道。

除刘步蟾外，马尾船校还培养了一批现代化的海军专才：铁甲舰镇远号管带林泰曾（正二品总兵），巡洋舰致远号管带邓世昌（从二品副将）、来远管带邱宝仁（副将）、济远管带方伯谦（副将）、靖远管带叶祖珪（副将）以及经远管带林永升（副将）。

1877年，一批青年才俊登上了去往格林威治海军学校的邮轮。

海鸥翩跹，浪花滚滚，青年们在临别词中写道：

此去西洋，深知中国自强之计，舍此无所他求！

十七年后，1894年7月25日的黎明，当方伯谦站在济远舰主桅的望台上，携带国产舰广乙号护送运兵船赴朝增援时，不知是否还能忆起当初的誓言？

济远是和定、镇二舰同批订购的德产巡洋舰，吨位2300，航速15节（1节=1852米/小时），炮20尊，编制200人。

福州造船厂出品的广乙号则要小得多，只有1000吨，配备三门德国名炮克虏伯，编制120人。

广乙号和她姐姐广甲号、妹妹广丙号同属广东水师。

彼时的四大水师北洋、南洋、福建、广东基本按当年薛福成的建议分布，福建水师中法战争时被张佩纶败光了，南洋水师常年疲软，只有北洋和广东尚能一看。

论财力，广东水师当然拼不过北洋，所以人走的是技术流。

当年五月，“广氏三姐妹”参加北洋水师的会操，因身形灵活，命中率高，广丙舰管带程壁光（正四品都司）又毛遂自荐，三舰便被编入北洋效力。

此刻，见陆军已登岸完毕，二船准备返航。刚开出汉江口，迎面驶来三艘日舰。

丰岛之战打响。

喋血丰岛，黄鼠狼落跑

敌舰的吨位告诉读者这将是一场恶仗：吉野4100、浪速3600、秋津洲3100。

果然，一上来济远就中弹了。大副沈寿昌脑浆迸裂，溅了方伯谦一身，二副柯建章胸口被洞穿，当场毙命。

真人版《怒海争锋》吓傻了方管带，他定了定神，见甲板上水兵死伤无数，当场打算逃跑。

广乙却表现出异乎寻常的矫健，迅速超过济远，直扑日军先导吉野。

广乙管带林国祥十年前参加过坑爹的马尾海战，福建水师全军覆没的惨剧犹在眼前。于是，一朝被蛇咬的他此番出发前专门跑去问丁汝昌：“如果日舰中途截击，该当如何？”

丁汝昌告以四个字：“纵兵回击。”

有您这句话就放心了。

当然，这个问题由林国祥而不是护航总指挥方伯谦问出，还是比较耐人寻味的。

广乙的吨位不足吉野的四分之一。16节的航速虽不低，但跟号称世界第一快的吉野（23节）比还是黯然失色。

果然，吉野一个急转舵，画了个大圆弧，避开了广乙。

广乙不跟“韦一笑”比轻功，直咬航速较低的秋津洲。双方在近距离猛烈开炮，海面黑雾障天，难分敌我。秋津洲赶紧拉响汽笛，以免和后方的浪速相撞。

广乙趁机将鱼雷管瞄准了秋津洲，刚发出预备口令，敌舰的一发炮弹正中广乙舰首的鱼雷舱。

当硝烟散尽，秋津洲茫然地发现，广乙不见了。

浪速的舰长东乡平八郎则惊恐地发现，广乙竟鬼魅般出现在自己尾后，相距不过三百米。

离一艘鱼雷舰这么近，东乡平八郎分明感觉到了死神的气息。

要不是广乙的鱼雷发射器被打坏，东乡难逃一死。

浪速横过身子，舷炮齐发，秋津洲也赶来助阵。两舰快炮短时间内倾泻了六百发炮弹，广乙官兵伤亡七十多人，力不能支，航速明显下降，转舵朝浅水区退避。

日军欢声雷动，刚激动了两分钟，广乙还击的炮弹即命中浪速，摧毁了船上的备用锚。

愤怒的东乡准备追击，却接到吉野要求转向合围济远的信号。

被水手亲切地称为“黄鼠狼”的方伯谦，最大的优点是圆滑和惜命，以至于济远的逃跑也充满了黄鼠狼的风格——边跑边打。

愤怒的水手王国成像吃了菠菜的大力水手，在舰尾操控150毫米炮接连命中吉野，打得坪井航三（吉野舰长）放慢了航速，向浪速和秋津洲求援。

正好怡和洋行（英）的商轮高升号载着一千淮勇，带着木船操江号，往汉江驶去。

高升挂着英国国旗。用这种方法运兵的确掩人耳目，但挡不住侵略者的如狼似虎。

擦肩而过的同时，济远升起了日本国旗。很多人据此认为“黄鼠狼”想投降倭寇，这一点确属冤枉，人是为了示警。怕死归怕死，却不一定要当汉奸，毕竟妻儿老小还在故乡，田产家当尚在岸上。

高升立刻转向，却因航速不敌，被吉野拦下。

日军强迫英籍船长离舰，并发炮恫吓。英国船员见交涉无果，只好随日军上了吉野。

了却了后顾之忧，吉野当场击沉高升。淮勇遍浮海上，泅遁无所，日军竟以机枪扫射，一时间白浪皆赤，流血漂橹。

济远跑得比兔子还快，已然消失在海平线。广乙开到浅水区，日舰吨位大、吃水深，追过去铁定搁浅，只好鸣金收兵，挟持操江而去。

由于失火严重，上岸后，林国祥命人摧毁广乙以免资敌，并在朝鲜官员的帮助下撤往平壤。

丰岛之败传到北京，主战派又激动了，抛出一条挑战人类智商极限的方案：征集全国拖网渔船，堵塞长崎港口，困死日本海军。

在翁同龢的煽动下，恨不得抡袖子御驾亲征的光绪罢了丁汝昌的官。李鸿章泣血上奏，慈禧出面干预，才改为留职察看，戴罪立功。

天天被人骂“怯懦避战，纵敌养寇”，丁汝昌极其憋屈，多次向李鸿章请战。

李鸿章一面安抚下属，一面上书光绪，说海军停购船炮久矣，技术落后，同倭舰驰逐于海上，胜负实未可知。与其负气一掷，不若令之游弋于渤海内外，作猛虎在山之势，防守震慑。

没有人比李鸿章更了解眼下的局势。

中日即将展开较量的战场，从朝鲜半岛始，经辽东半岛、直隶平原，至山东半岛终，环绕渤海与黄海。其东端是双方争夺的目标朝鲜；西端是清廷的心脏北京。南北两端则分布着北洋水师的基地旅顺港（位于辽东半岛南端的大连）和威海卫（位于山东半岛东端的威海）。

两相比较，清廷的劣势非常明显。

首先是交通。朝鲜一公里铁路都没有，大清国全境也只有四百公里，这还得算上刘铭传在台湾修的一百公里。往朝鲜方向的铁路只通到山海关，出了关，清军必须步行开往战场，辎重转运全靠畜力。

日本的铁路则早已超过三千公里，加上海运，行军速度远超清军。

当然，中方也可海运，在威海上船，横穿黄海，直抵朝鲜半岛西岸，但这样做的结果丰岛之战已经告诉读者。

日军的优势在于既可利用快船骚扰朝鲜半岛西海岸，又能在北洋水师作战半径之外的东海岸登陆，对驻朝清军实施南北包抄。

更糟的是货币。中国用银，朝鲜用铜钱。战火一起，银铜比价大跌，银子在朝鲜的购买力仅相当于国内的一半。李鸿章不得不一边部署军事，一边从国内运铜去朝鲜就地铸钱、平衡物价。

其实，清军并非毫无胜算。

李鸿章最引以为豪的不是北洋水师，而是倾二十五年之力，苦心打造的北洋海防系统。

除了旅顺港和威海卫，还有天津的塘沽口。三大要冲，互为掎角，固若金汤，拱卫京师。

依托这套完善的海防工事，李鸿章的方略明白无误：战略上取守势，战术上派北洋舰队巡游渤海、黄海，威慑日军，使其不敢在辽东半岛和山东半岛发动奇袭和登陆。

这样一来，不管日本在朝鲜半岛东海岸卸了多少兵，也只有正面推进，从鸭绿江打进中国。

而只要拖上三四个月，冬季到来，渤海湾就会封冻，鸭绿江两岸的气温也将骤降到零下二十多摄氏度，耗死日军并非难事。

控而不发、保船制敌的根本目的是将日军拖入持久战的泥潭，毕竟日本的经济实力有限，还因连年扩军负债累累，李鸿章又落井下石地命各海关停止进口日货，这对主要以中国为商品输出国的日本而言，可谓釜底抽薪。

日本利在速战，而血气上涌的光绪极其配合地认为宣战已刻不容缓。慈禧觉得日本连英国人（怡和洋行）都敢惹，基本属于上帝欲使其灭亡，必先使其疯狂，也力主开战。

死战平壤，左宝贵断肠

8月1日，清廷对日宣战。

日本大喜过望，亦于当日宣战。

战火，从某种意义上讲是由袁世凯引燃的。

虽说谁也无法阻挡日本并吞朝鲜的脚步，但没有袁世凯信誓旦旦的保证，李鸿章也不会下定决心派兵。而清军不入朝鲜，日本就打不成《天津条约》这张牌。在俄国眼皮底下悍然侵朝？天皇还得掂量掂量。

当然，大头也是受害者。所谓“天朝尽管戡乱，日方绝不插手”的假消息是日本间谍放出的，为了制造和谐的出兵借口，倭寇确实绞尽脑汁。

因此，对跑回天津的袁世凯，李鸿章嘴上不说什么，心里究竟不爽。

正好时任直隶按察使的周馥负责前线的军需转运，人手不够，向李鸿章要人，他便命袁世凯去给周馥当副手。

刚从鬼门关逃回来，又要去朝鲜？大头顿时一个脑袋两个大。

其实，他更希望以另外一种方式杀回朝鲜。

袁世凯曾委托在中央部委任员外郎的堂弟袁世勋帮忙运作。袁世勋是袁保恒的长子，利用父亲的人脉，他搭上了翁同龢。

翁师傅向来不喜欢替人请托，却为了满足素未谋面的袁世凯率领数营上前线的“班超之志”专门入奏，可见其主战立场之坚定。

然而，用兵任将的大权仍操诸北洋，为免令出多门，慈禧否决了翁同龢的提案。

袁世凯只好打点行装上路。

事实上，李鸿章安排淮军老人周馥去前线有给叶志超压阵的意思。而周馥本人，早就看穿了清廷的外强中干，料定胜算渺茫，暗示李鸿章最好急流勇退，保全名节（“当思曲终奏雅”）。

但这显然不符合李鸿章一挺到底的性格。周馥也不再多劝，而是选择和幕主同舟共济。

东北前线，周馥与袁世凯配合默契。虽条件极为艰苦，却仍出色地完成了清军的粮草供应。

淮军之弊，袁世凯洞若观火。

在给盛宣怀的电报中，他犀利地指出：

洋人用兵，队形分为四排，第一排散开开火，败则退至第四排后整备，第二排前进接应，轮流不断。并且，部队后方十里驻兵设防，遏止退兵，整编残卒，即使败退也不至于溃散。

我军操练时偶尔也照这种方法，临阵却用非所学，全按打土匪的法子，挑选一批奋勇当先的，骑马直奔向前，后面的不敢放枪，唯恐打到自己人。只靠冲到前面这数十人乱打一气，根本难以取胜。

因为透彻，所以不抱希望。以袁世凯对日本的了解，他判定此战清廷绝无胜算。

梁启超后来也说，甲午之败，是李鸿章以一人敌一国的必然结果。

而当唯一能打的淮军都被打光，山穷水尽的清政府将别无选择，只能以西法编练新式陆军。

且不说大头在朝鲜练过新军，且不说日本人的嚣张让他深感拳头就是真理，单就“亡清”二字，已足以让袁世凯紧盯练兵的动向。

而他的老对头，刚考上状元投入翁同龢门下的张謇，转而寻求的是另一条大道。

宣战当天，慈禧从颐和园移驾紫禁城，百官跪迎。

暴雨使路面积水颇深，官员们匍匐在路旁，衣帽尽湿。两膝浸泡在泥里，顶戴上的红缨淌下鲜红的水。

张之洞的堂兄，内阁大学士张之万已年过八十，颤颤巍巍，久跪不能起身。慈禧的轿子经过时，她竟连眼皮都没抬一下，视若无物。

人群中的张謇目睹此景，心如死灰。许多年后他说，就在那一刻，“三十年科举之幻梦，于此了结。”

五年后，张謇办的大生纱厂的织机在南通初试啼音。

9月15日，日军进攻平壤。

平壤四周多沼泽，城高十米，以南门外宽阔的大同江为天堑，可谓地利无双。

但弱点也很明显。玄武门（北门）外东北方向不远有一座牡丹台，是全城的制高点。站在牡丹台上俯瞰，平壤的大小街道一清二楚。

因此，日军在牡丹台投入了近八千人，占总兵力的一半。

天刚拂晓，玄武门外便枪声大作。清军奋勇作战，却无法抵挡日军的密集炮火，苦战至上午8点半，牡丹台陷落。

清军退守玄武门，依托八十厘米厚的城墙垛口，激烈还击。

尸体枕藉的城墙上，突然出现一位身形高大的军官——左宝贵。

弹雨纷飞中，左宝贵头戴一品顶戴，身披御赐黄马褂，手持步枪，大声激励士兵们作战。

他深知平壤已到了危急存亡的关头，故部下劝其换掉引敌注目的冠带时，左宝贵凛然道：

穿朝服就是要让士卒们都看到我。敌人注目，又有何惧？

战斗渐趋惨烈，城头上，伤亡官兵越来越多。左宝贵接替一个阵亡士兵操作哈乞开斯机关炮，对准日军扫射，自己也身中两枪。

左右“劝其暂下，宝贵斥之”。

于是，部下感奋，拼死抗敌，局面一度有所扭转。

突然，一颗炮弹飞来，将机关炮击碎，铁管从左宝贵肋下贯穿。

即便如此仍不退，裹创再战。终于又一弹飞至，左宝贵倒地不起。

将士趋前查看，见其腹部被炸出一大洞，犹能言语。

左宝贵望着硝烟弥漫的天空，思绪回到了三天前。

战前会议上，叶志超召集众将，表示要暂避敌锋，以图后举。除聂士成外，多数将领附议。左宝贵愤然道：“大丈夫建功立业在此一举，至于成败利钝不必计也！”

言罢即枕戈待旦，并密调亲兵监视叶志超，防止其逃遁。

大战在即，将领们见日军来势汹汹，都主张弃城后撤。左宝贵怒骂道：“若辈惜死可自去，此城为吾冢也！”

天空中传来久久不散的回响：此城为吾冢。

左宝贵践履了自己的承诺，含笑而终。

傍晚，平壤下起了倾盆大雨，双方休战。

叶志超见玄武门失守，下令趁雨夜北撤。

逃跑也就算了，问题是叶志超竟自以为是地派人通知日军，说明天一早我军即撤退，平壤让给尔等，望勿开枪。

以为这样对方就会上当，真是蠢得让人心碎。

当晚8点，暴雨如注。清军蜂拥出城，遭到日军伏击，尸积如山，道路为之埋没，溪流因之变色。淮军精锐死伤殆尽，包括盛宣怀的弟弟盛星怀。余者一哄而散。

自此，中国军队在朝鲜半岛消失。

利润挂帅的国企

同一时间，辽东半岛南端的大连湾，北洋舰队已集结完毕。

一周前，李鸿章收到叶志超求援的急电，立命驻守大连湾的河北镇总兵刘盛休率所部铭军四千人乘运兵船东渡至中朝边境的大东沟，登陆后驰援平壤。

丰岛之战殷鉴不远，是以护航的舰队非常华丽，计有定远、镇远、致远、经远、靖远、来远、济远、平远、超勇、扬威、广甲、广丙和四艘鱼雷艇。

9月14日，中秋节。

威海卫是北洋海军的屯泊基地，与位于大连湾作为补给站的旅顺港遥相呼应，共同扼守渤海门户。

海上生明月。

丁汝昌心头升起的却是不祥的预感。

吃完月饼，船，就该起锚了。

刘公岛上站满了送行的家眷，同水兵挥手作别。

当时只道是寻常，孰料此别成永别。

翌日，当舰队开抵大连的同时，平壤陷落。更悲催的是，日本联合舰队收到侵朝陆军来电，说在平壤搜到一封叶志超写给刘盛休的信——运兵计划全盘暴露。

于是，毫不知情的北洋舰队踏上了一条不归路。

繁忙的装煤作业扬起阵阵黑烟，丁汝昌嘴角露出一丝不易察觉的苦笑。

同样的表情也出现在刘步蟾脸上。

驱动北洋战舰的煤都是形同散沙的劣质碎煤，供自开平煤矿。

位于唐山的开平煤矿是中国第一座现代化煤矿，在李鸿章的助手唐廷枢的经营下，一度风生水起。

结果继任总办张翼把牌子搞砸了，最后还被英国人给骗了去。

张翼以奕譞侍从的身份爬到国企高管的位置，开始干最擅长的事——与民争利。

当然你会问，人丁汝昌也是体制内，开车还挂军牌的那种呢。

这你就不懂了，天朝官场的第一法则便是：没有道理可言。

正因如此，同乏善可陈的西方史比起来，中华民族的历史总是扣人心弦，充满刺激。

这一回被刺激到的是丁汝昌，他愤然致书张翼，说“煤屑散碎，烟重灰多。难壮气力，兼碍锅炉”。

最后警告张总办：“再塞责海军，就全数退回，并禀报李鸿章。”

报谁也没用，海军出不起高价，在张翼看来只配用劣煤，好煤还要留着卖钱呢。

更严重的问题是弹药。

北洋水师的炮弹分为榴弹和实心弹。榴弹弹头内装有炸药，靠击中敌舰后爆炸产生的冲击波实施打击。

实心弹说白了就是教练弹，以砂土填充，用于打靶练习，不会爆炸。射出去后你唯一能做的便是祈祷它击穿敌舰水线，造成沉船。

残酷的事实是榴弹极为匮乏，里面的炸药也跟你过年放的鞭炮区别不大，都是黑火药。

而日本经工程师下濑雅允研究，已成功仿制黄色火药，命名为“下濑火药”。

此药赖就赖在燃烧力极强，遇铁都燃，难以扑灭，威力比TNT大，还散播毒气，整个一杀人不眨眼……

鸭绿江口的大东沟水深较浅，不仅定、镇二舰开不进去，便是铭军乘坐的运兵船也只能停在深水区，等待民船接运。

刘盛休悲哀地发现负责此事的东边道道台只应付差事地安排了二十几艘小木船，等接完，日军估计都打到紫禁城了。

这还是李鸿章百般催促的结果。都说专制比民主效率高，天朝的办事效率却是令人发指。

刘盛休顾不上愤怒，立刻安排转乘。一时间，大东沟人声鼎沸，战马嘶鸣。

夜幕降临，已经登岸的军队开始架设营帐。炊火沿着鸭绿江岸向远处延伸，灯光通明的军舰像拔海而起的大厦，环卫着繁忙的大东沟。

19点30分，水兵们严格按照刘步蟾制订的规章，有条不紊地取出吊床，在工作岗位附近张挂；

20点30分，全天最后一次卫生清扫。满面尘灰的锅炉舱士兵在专门配置的浴室里沐浴更衣；

21点30分，各舰大副巡查全舰后，所有人进入睡眠。

德国顾问汉纳根却发现，定远舰尾，丁汝昌办公室的灯一直亮到了深夜。

联合舰队也出发了。总司令海军中将伊东佑亨率领本队的松岛、严岛、桥立、千代田、扶桑、比睿和第一游击队（总指挥海军少将坪井航三）的吉野、秋津洲、浪速、高千穗，带着吨位仅600的炮艇赤城和由商船改造的西京丸向大东沟进发。

赤城吃水浅，便于在登陆区侦察，而西京丸上更是坐着海军系统的一把手——军令部部长桦山资纪。

淡定到像狩猎一样轻松，皆因日方没料到护个航北洋舰队的主力竟倾巢而出。没辙，都是让丰岛之战给逼的。

天亮时，只有不到一半的清军登上了海岸。

水兵们收好吊床，擦完甲板，开始进餐。

军官的餐桌上摆着以西法烹制的鸽子肉，银质的刀叉一尘不染地搁在漆有“定远”徽标的餐盘旁。

致远舰上，众人正围着邓世昌给他过四十五岁的生日。

丁汝昌催促刘盛休尽快卸兵，刘步蟾则望着漫天的煤烟神色忧虑。

联合舰队正以8节的航速缓缓接近。

海不扬波，几只白鸥悠闲地飞过。同样悠闲的还有日军官兵的心情。

旗舰松岛上，海军大尉木村浩吉在日记中写道：“是日拂晓，天气晴朗，微风徐徐。”

闲适的他甚至和人下起了围棋。一局未毕，便有人跑进来道：“发现船只！”

此刻，时钟指向10点30分。劣炭燃烧产生的滚滚黑烟使日军比中方早了一个半小时发现敌情。

木村浩吉兴奋地跳了起来。和所有人一样，他以为大东沟就几艘运兵船和护航的小舰，待离近时才发现是北洋水师的全部精锐！

伊东佑亨下令午饭提前，就餐后马上进行战斗准备。

中午12点，镇远的瞭望兵发现日舰煤烟。十分钟后，一个洋员冲进定远的军官餐厅，用英语喊道：“The Japanese are insight，sir！”（“先生们，发现日军！”）

那些年，一起意淫的定远

丁汝昌登上飞桥（观测平台），接过下属递来的望远镜，看了好一阵才缓缓放下。

利用浅水优势，使海战在大东沟附近爆发，显然对机动力不强的北洋舰队有利。然而，登陆还在进行，果真如此，运兵船势必遭到荼毒。

丁汝昌没有忘记此行的任务，长期以来的压抑也化作满腔的愤怒。

他下令起锚，迎战日军！

其实，伊东佑亨比丁汝昌还恐惧，他面临的毕竟是一艘长95米、宽18米，装备4门305毫米克虏伯巨炮，编制360人的庞然大物（定远）。

要知道，“捕捉定远”一直是日本小孩最钟爱的游戏；

要知道，军歌《定远还没有沉吗》在东瀛传唱已久；

要知道，直到公元2000年，中国才首次出现吨位超过定远的军舰。

为了克制定远，日本专门发行公债，请法国设计建造了“三景舰”（松岛、严岛和桥立，为日本著名的三景）。

旗舰松岛，为了跟定远的巨炮较劲，极为勉强地安了一门320毫米的主炮。

问题是人定远吨位7500，它还不到4300。66吨的主炮往上面一放，比大头娃娃还滑稽。

头重脚轻的设计导致主炮转动时舰体会侧倾，遇到恶劣海况更是不敢转，否则会翻船。

一系列问题使得十分钟一发的理论射速降低到一小时一发，主炮完全成了摆设。

反倒是两舷各六门的120毫米阿姆斯特朗速射炮在实战中发挥了作用，每分钟5发的射速打得清军满地找牙。

这就涉及到阵型问题。

许多事后诸葛亮把黄海之败归咎于丁汝昌不懂海战，采用了愚蠢的阵型，其实是以蠡测海。

PC游戏《大航海时代》上来就教玩家“T字打法”，即海战时尽量使舰队横排成T上面的一横，以密集舷炮攻击敌军。反之，如果你首尾纵列成T下面的一竖那就悲剧了。

由于火炮密布军舰两侧，故传统海战打法非常单调。交战时双方都排成一横，一舷射完后调转船头射另一舷，射完的一侧则借此装弹，周而复始。

19世纪中叶，铁甲舰的出现改变了海战的格局。

1866年的利萨海战，交战双方意大利和奥地利都编有铁甲舰。意大利采取传统战术，奥地利则将舰队排成人字形，以舰首对敌，先用大口径主炮狂轰，再如一把尖刀插入意军。

最后，意方旗舰被奥方旗舰的撞角拦腰撞沉，海战从此进入了新纪元。

以舰首炮替代舷侧炮，用口径换数量的理论方兴未艾，主张回归传统的呼声便随之兴起。

对北洋水师来说，定、镇二舰装甲厚重，两侧没有太多空间布置舷炮，首尾倒是合计有八门305毫米巨炮，而致远、靖远又是典型的轻快巡洋舰。因此，以雁形阵切割敌阵后各个击破成为丁汝昌制订的作战方案。

日军没有定、镇这样的战列舰，但机动力强。伊东佑亨将舰队分为本队、第一游击队和西京丸—赤城三个战术小分队，下令在北洋舰队面前反复周旋、掉头，集中发挥巡洋舰的舷炮优势。

丁汝昌则令两舰为一个战术小分队，共分为五队。

每小队长舰位于前方，僚舰位于右后方四十五度角相距四百米处，避免误伤和碰撞。以定远—镇远小队为中轴，往左是致远—经远和济远—广甲小队，往右是来远—靖远和超勇—扬威小队。中轴一马当先，两翼依次靠后，呈一扇面，鱼贯而前。

弱点在右端的超勇和扬威身上。

采购之初，两舰是世界上最先进的无防护撞击巡洋舰，英国人命名为“金牛座号”和“白羊座号”，正是取这两种动物头上长角之意。

可惜，所谓的“之初”已是十几年前，在19世纪末日新月异的军备竞赛狂潮中，吨位不足1400的超勇和扬威显然廉颇老矣，装甲和火力也远逊于致远、靖远。

当然你会说，人广乙才1000吨，也不影响她以小搏大。

问题是广乙的定位是鱼雷舰，而年久失修的超勇、扬威则是撞击舰。

速度是撞击的生命，但在这两艘行将报废的弱舰上，锅炉兵便是使出吃奶的劲铲煤，也只能将航速冲到7节。

这直接拖慢了北洋舰队的整体速度，以至于伊东佑亨紧张得掌心冒汗：这么慢，丁汝昌在玩什么诡计？

炮弹短缺、军舰老化在伊东脑海里近乎天方夜谭——除非他有机会到超勇、扬威热浪滚滚的轮机舱亲眼看一看清兵是如何挥汗如雨地作业的。

定远舰的甲板上已铺沙蓄水，防止火灾。易碎物品全部弃置，舢板一概卸走，因为高升号的遭遇告诉大家：如果你不幸落海，基本不用幻想日军施救，还要防止他用机枪扫射你。

被拆除的还有用来悬挂信号旗的横桁。

在没有对讲机的时代，原始的旗语号令即使日常指挥一支延绵数海里的舰队航行都显得力不从心，更遑论炮火纷飞烟雾弥漫的战场上。

因此，丁汝昌下达了三条守则后，便不再寄希望于脆弱的信号系统：

一、各分队必须同进同退，攻守相助；

二、战时舰首必须始终指向敌舰；

三、各分队必须跟随旗舰行动。

丁汝昌的策略是以不变应万变，旗舰本身的行动就是最高指挥。他要始终不渝地贯彻直插联合舰队军阵的战术。

可惜，左翼末端的济远—广甲分队在方伯谦的带领下，越开越慢，最后干脆躲到了镇远后面。交战伊始，北洋舰队便蒙上了一层不祥的阴影。

桅盘里，测距员手持六分仪，紧张地测算着敌距。

“一万米！”

“八千米！”

“六千米！”

飞桥上，刘步蟾戴好水兵递来的耳棉，闭上眼睛，鼻尖轻嗅着略带湿气的海风，思绪飞回到了普利茅斯大学的校园里。

彼时的他，喜欢读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崇拜伟大的探险家詹姆斯・库克。

从那时起，他的梦想就从未改变。希望有朝一日率领一支强大的海军，像16世纪的英国人全歼西班牙无敌舰队那样，痛击倭寇。

而这一刻，终于到来了！

镜头从坪井航三举着的望远镜迅速拉回到定远舰的飞桥。刘步蟾蓦地睁开双眼，目光如炬。

挂彩的丁汝昌，逃窜的扶桑

12点50分，定远舰枪炮大副（从四品守备衔）沈寿堃一声令下，天崩地裂的巨响顿时划破了宁静的黄海，射程近八千米的右前主炮一颗三百公斤的炮弹，以每秒五百米的初速旋转着飞出炮膛。十秒钟后，擦着吉野左舷落水，海水登时腾高数丈，吓得坪井航三心肝胆欲裂。

以定远动作为号令，各舰相继开火。炮弹在空中划出道道轨迹，呼啸着向日军飞去。

迎风招展的龙旗下，丁汝昌和汉纳根并排而站，兴奋地观察着战况。

中方的军舰一律是深灰色，日方则是白色。二十多艘钢铁战船在广阔无垠的海面上相互推进，蔚为壮观。

冰雪般洁白的水柱此起彼伏地出现在日军的舰阵中。突然，松岛号引以为傲的320毫米巨炮被击中，一炮未打便宣告下马。

日军的速射炮射速虽高，射程却短，故伊东佑亨一直强调距离三千米以内才准开火。

结果，联合舰队的官兵都成了忍者神龟，冒着弹火，发扬黄继光精神，默默地前进前进前前进。

一游（第一游击队）终于憋不住了。

秋津洲、浪速和高千穗在吉野的率领下冲到了清军右翼。

面对高速驶来的一游，超勇、扬威以老旧的250毫米舰首炮迎击，怎奈射速只有可怜的三分钟一发。

很快，三千米的生死线到了。

压抑已久的弹雨朝超勇、扬威疯狂地倾泻。

熊熊烈火，在超勇上四散蔓延，吞噬了无数年轻的生命。

超勇舰底的轮机舱更是成了人间炼狱。为了防止火灾蔓延，通往上层甲板的通道全部封闭，炎热炙烤着所有人，完全失去了生还希望的轮机官兵，在总管轮黎星桥的带领下坚守岗位，完成最后的使命……

扬威竭力发炮支援，打中吉野后甲板，两死九伤。随即又命中高千穗，引燃了几颗装填下濑火药的炮弹。黄烟阵阵，眼看火焰就要烧到弹药库，几个尉官疯狂地大喊大叫，组织水兵死命转动消防泵灭火，方才躲过一劫。

扬威之威，如白驹过隙，很快便遭到反击，燃起了灾难性的大火，舰体开始倾斜。

虽然距离最近的来远、靖远开炮遥助，超勇和扬威却已自顾不暇，且战且退中逐渐掉队。

下午1点，伊东佑亨下令本队开炮。

战前，双方舰队都从弹药库提取了大量炮弹堆放在甲板上、火炮旁，虽有连锁爆炸之虞，却提高了火力密度。

1点10分，战斗进入白热化，连只适用于近战的哈乞开斯机关炮也开始轰鸣，双方互有死伤。

忽然，一枚后来引发无数争议的炮弹击中了定远的飞桥，丁汝昌和汉纳根同时震倒在地。

木质的甲板被炸碎飞起，又重重跌落，砸中丁汝昌左腿。火苗立时蹿起，烧伤了他的脖子和右脸。

水兵赶紧帮丁汝昌脱掉燃烧的衣服，准备扶他去军医室，遭到拒绝。

丁汝昌蹒跚着来到首楼，强忍伤痛，在人来人往的主通道边坐下。每有士兵从旁经过，均投之以亲切微笑，宽慰鼓励。

刚包扎完伤口的洋员戴乐尔看到这一幕，深为感动，上前同丁汝昌握手，相互勉励。虽说这个英国人不远万里来到中国也许只是为了高薪而非国际主义精神，但此刻，他不失为一名英勇的军人。

然而，这并不影响他满嘴跑火车。

从降旗事件不难看出，刘步蟾根本不把这帮洋顾问放在眼里，而李鸿章不支持琅威理实际上也表明了自己的立场。

之所以要聘请洋员装点门面，一则可以唬唬朝中大佬，二来为丁汝昌找了个挡箭牌，一有风吹草动便拖出来垫背。

在北洋老兵的印象中，洋员的水平确实不咋样。

作为一只代罪的羔羊，戴乐尔显然没有摆正自己的位置，对刘步蟾指指点点，心怀不满，并在回忆录里写小说，说刘步蟾趁丁汝昌不备，下命开炮，震塌了飞桥，想摔死自己的上司取而代之。

这么狗血的剧情估计清穿剧的编剧都想不出来，但因符合中国人对官场阴谋的想象，竟至以讹传讹。

伊东佑亨见轰得如此精准，非常激动，下令本队转舵向左，快速掉头后重新越过北洋舰队阵前，以左侧舷炮再战。

结果，队尾的比睿（2200吨）和扶桑（3700吨）因为跟不上速度，掉队了。

两船造于二十年前，是风帆向蒸汽过渡的产物，比睿甚至还保留着三面大帆。装备则以克虏伯炮为主，没有速射炮，航速也只有8节。

一起被抛之脑后的还有赤城和西京丸。后者眼见形势不妙，卖命地追，终于赶上了本队。

留下了本次战场上最弱的弱舰赤城。

代替丁汝昌指挥作战的刘步蟾显然注意到了日军的破绽。

于是，比睿的官兵惊恐地发现，亚洲第一巨舰定远像冰山一样飘了过来，距离右舷不到七百米，尾随而至的还有经远。

更令人绝望的是，即使比睿的炮弹打中定远厚实的舰身，也如橡皮球扔到墙上一般，弹回水中。

舰长樱井像输红了眼的赌徒，准备放手一搏。

从明智光秀开始，日本就不缺冒险家。天天地震，朝生暮死的生存环境造就了日本人爱走极端的性格。

但樱井的决定还是让所有人都大跌眼镜。

他下命，迎着定远开过去！

日舰扶桑，实力较强，非但不掩护友军，反而趁机逃跑，追赶本队，战后还在报告中写道：舰长从容不迫地左转，为我国海军保住了一艘价值三百万日元的军舰……

杰克船长

定远经远，两舰并行，争相开火，步步惊心。

遍体鳞伤的比睿像发狂的斗牛直扑而来，竟钻进了两舰之间的“巷道”。

樱井松了口气——至少躲过了定远那摄人心魄的巨炮。而身处两舰之间，对方因担心误伤友军，不得不投鼠忌器。

果然，炮声偃旗息鼓，定远无奈地用哈乞开斯机关炮俯射比睿。

露天甲板上，比睿的官兵抱头鼠窜，碎片四溅纷飞，视觉效果堪比《黑鹰坠落》。

问题在于，这么打你就是把比睿打成比熊，也打不沉。

和刘步蟾一道留学英国的经远管带林永升怒了，下令舷炮开火。

150毫米克虏伯炮弹携带着怒火在极近距离击中比睿，立毙四人，血肉横飞。

樱井紧闭双眼，等待着人生的谢幕。

等了半天，发现鸦雀无声，属下进来报告说经远停止了射击，正在一步步贴近。

樱井跑至甲板，赫然看到经远舰上出现了一批身着红色制服，手持大刀长矛和绳索跳板的清兵。

这回轮到他大跌眼镜了。

跳帮厮杀是一种浪漫而原始的战术，也是《加勒比海盗》里约翰尼・德普耍帅把妹的必备绝活。

冷兵器时代，双方战船要是觉得对轰不过瘾，距离又足够近，便冲上去肉搏一番。解恨的同时还展现了男人野性的魅力。

普利茅斯的熏陶让林永升觉得，用古老到快要失传的跳帮生擒一艘敌舰，远比击沉它更具英雄主义色彩。

定远的机关炮也停了下来，刘步蟾显然明白老同学的意图。

明晃晃的大刀逼急了樱井，他下令所有炮口对准经远，齐射阻挡，并加速离开“巷道”。

林永升低估了樱井的意志。比睿一番死战，逃出生天。

面对茫茫大海，樱井惊魂未定，两条翻滚的水波便如影随形，急速而来。却是经远发射的鱼雷。

不得不承认比睿的好运，擦舷而过。

额手相庆的樱井没有发现，定远的305毫米尾炮在液压的驱动下已完成180度旋转。黑洞洞的炮口对准了比睿。

19世纪的战舰，因装备沉重、空间有限，战时往往将舰尾的军官餐厅改为军医室，宽大的橡木餐桌则正好用来当手术台。

此时，比睿的军医室充满了肝肠寸断的哀号，地板上防滑的砂土已被血染成了红色。

伤员和军医都没意识到，更大的灾难即将降临。

但闻一声雷鸣般的巨响，比睿舰尾顿成炼狱。十九人当场被炸死，包括两个大尉。三十多人重伤，后部甲板坍塌，下濑火药也被引爆。

镇远不甘人后，随即也发射了一枚305毫米巨弹。几乎所有人都认定比睿在劫难逃。

可惜，炮弹没能炸响，是一枚令人痛心疾首的实心弹。

比睿拖着浓烟，仓皇消失在了缭绕的战火中……

结果就轮到赤城悲剧了。

北洋舰队追击大小不足定远四分之一，吨位不及定远十分之一的袖珍艇赤城的场面整个儿一“天姥连天向天横，势拔五岳掩赤城”。

倒不是欺软怕硬，只是刘步蟾一直没搞明白日军带这么小一艘船来干嘛。卖萌？耍贱？赤城吭哧吭哧地逃跑，也不像啊。

最后他恍然大悟：肯定是运兵船。

考虑到此行的任务是掩护铭军登陆，“运兵船”赤城立马成为清军攻击的重点。

巴掌大点地儿还装了四门120毫米炮和六门哈乞开斯，赤城的甲板显得拥挤不堪。

司令塔里的舰长阪元急得就差拿扩音器大喊：“我不是运兵船，我不会武功。”

围剿赤城已成共识，连广甲都来了，济远还在聚精会神地打酱油，躲得远远的。

一颗由定远发出的150毫米炮弹划过一段长长的抛物线，正中赤城。两个炮手、六个水兵当场被炸死，阪元的脑袋被弹片击碎，冲击波把他半截身子冲进了海里。

海军大尉佐藤立刻接替舰长指挥赤城，全神贯注地跑。

已多次中弹的后桅又被击中，轰然折断，军旗随之而落。

然而赤城上的官兵并没有陷入混乱。

不屈一：军旗被改升到了前桅；

不屈二：后桅残留部分，一根细长的木杆被插了进去。另一面军旗也缓缓升起。

多舰在近距离都无法压制一艘炮艇，北洋水师火力之弱，可见一斑。

远处的比睿由于火情严重，放弃了跟上本队的念头，转向南行。一直追赶比睿的赤城也随之转舵。

吨位2900的来远穷追不舍，舰上的水手陈学海后来回忆说：

弟兄们劲头很足，都想跟日本人拼一下。我和王福清两人抬炮弹，一心想多抬，上肩就飞跑。正跑着，一颗炮弹打过来，在附近爆炸。弹片把王福清的右脚后跟削去，他竟没有察觉。仗快打完了，我见他右脚一片红，问怎么了，他低下头一看脚，才站不住了。

距离三百米时，来远200毫米的舰首炮击中赤城。

所有人都以为赤城死定了。然而，幸运女神再次光顾日军。

受舰首对敌作战思潮的影响，来远没有配备大口径尾炮，而是在舰尾的狭窄空间里安装了大量的机关炮。

于是，边跑边打的赤城，用尾炮盲打误撞地击中了来远堆满小口径炮弹的舰尾甲板。

接着便是毫无意外的连爆、燃烧、火海。

赤城侥幸捡了条命。

火爆唐人

被一游打残的超勇和扬威却没这样的好运。

在陈学海的记忆中，这两艘船开炮都会掉铁锈，也许，战死黄海是它们最好的归宿吧。

为了不祸及正在登陆的清军，两舰都没有选择较近的浅水，而是往离大东沟更远的大鹿岛方向驶去。

结果就让火魔给吞噬了。超勇管带黄建勋和一百多名官兵一起沉入到了冰冷的海底。扬威伤痕累累，也行将就木。

大东沟。

登陆极其迟缓，一涨潮便更加费事。

刘盛休在给天津的回电中沮丧道：“恐十日方能下清，心甚焦灼。”

眼看战局不利，护卫近海的平远舰带着广丙和四艘鱼雷艇起锚了。

大东沟只留下了镇中和镇边两艘蚊子船作为最后的防线。

蚊子船不是军舰，是以小船搭载陆军火炮的水上移动炮台。

而吨位2600的平远虽说是新船，但却是“远字辈”里唯一的国产舰，由福州造船厂根据法国对“三景舰”的设计仿造而成，长仅六十米（小于超勇），宽却有十二米（仅次于定、镇），显得五短三粗。装甲倒挺厚，航速却只有8节，火炮也不过三门（120毫米）。

和吨位1000、航速16节的广丙编在一起明显不协调。

同样不协调的还有联合舰队。

搞沉了超勇的一游非常得意，坪井航三决定右转绕到北洋舰阵后方，反复旋转，以舷炮射击。如此，便同对面的本队形成腹背夹击之势。

这和伊东佑亨的想法不谋而合。

结果还不如不合。

对自己的灵光一闪颇感激动的伊东佑亨随口喊道：“让一游掉头！”

本意显然是右转掉头，但由于少了“右转”两个字，产生歧义，司令塔外的信号兵挂上了“一游回转”的信号旗。

接到属下报告的坪井航三迷惑不解，但还是执行了本队的命令。

伊东佑亨大吃一惊，旋即反应过来：信号旗搞错。

既如此，便将错就错，让一游在正面，本队加速绕到北洋舰阵后方。

两队交错驶过时，伊东佑亨估计狠狠地瞪了一眼对面的坪井航三：太不默契了！

由于本队和一游往相反方向驶离，像拉开的帷幕，将一直在外侧逡巡的西京丸暴露在定远面前。

改自商船的西京丸长得比赤城还像运兵船，刘步蟾没有丝毫犹豫，下令开炮。

305毫米弹摧毁了西京丸的舵机，桦山资纪只好派身强力壮的水手努力转动十二柄备用的人力舵轮，艰难走避。

与此同时，平远和广丙如猛虎下山，冲入战场，谁也不理，直奔松岛而去。

镜头切至广丙闷热的轮机舱内，满头大汗的二管轮（负责轮机，位次于总管轮和大管轮）黎元洪正忙碌地指挥锅炉兵作业。

凭借高速，广丙先于平远到达松岛左舷。

后来任北洋政府海军总长，因倒戈护法而名动一时的广丙管带程壁光，此刻正酝酿一套声东击西的战术。

猛烈的炮击转移了松岛的视线，殊不知广丙舰首甲板下的鱼雷室，两条鱼雷已蓄势待发。

可惜，鱼雷在当时属于尖端科技，技术还很不成熟，理论射程不到四百米，实战中更是要一百五十米内才有较高的命中率。

由于松岛和其后的千代田火力过于密集，一张可怕的火网死死地拦住了广丙前行的步伐，程壁光只好暂避锋芒，另寻战机。

平远倒是以舰首的260毫米克虏伯炮命中松岛，却因又是实心弹，只杀死了一个少尉和三个水兵。

松岛迅速反击，六门速射炮打出一招“满天花雨”，平远的260毫米炮被当场打残。

负伤累累的平远明显不敌松岛，携广丙悻悻地驶出了众人的视野。

两船都是半残，却遇到了更惨的西京丸。被定远重创的它，右舷水线出现了一道裂缝，只能靠木板临时堵漏，苦苦支撑。

天与不取，反受其咎，平远果断出击。

桦山资纪紧闭双眼，开始懊悔自己要求跟随观战的愚蠢决定。

西京丸舰长鹿野下令以舰首对敌，让薄弱的舷侧躲离敌军炮火。忽然，瞭望兵大喊：“鱼雷艇！”

四艘跟随平远而来的鱼雷艇分别是福龙、左一、右二和右三。从如此山寨的名字不难看出，鱼雷艇要比鱼雷舰（广丙）小得多。

其中，左一、右二和右三在路过超勇失事地点时停下来搜救幸存海员，西京丸看到的是实力最强的福龙。

福龙者，福建之龙也，长四十二米，最宽处仅五米，吨位只有120，航速却达到惊人的24节。

不用羡慕。当你坐到福龙狭长低矮的空间里，以四十五公里的时速在海上玩儿漂移时，那感觉跟坐欢乐谷的太阳神车没啥区别。

艇首甲板下的狭小空间里，两个水兵负责发射鱼雷。这两人是看不见外界情况的，发射时机不由他们决定，而要等待来自司令塔的命令。

所谓的司令塔，也只能容纳两人，一个操舵的水兵，另一个便是留美幼童、福龙管带蔡廷干。

福龙装有三具鱼雷发射管，其中两具固定在艇首两侧，需要靠整船来瞄准，故指挥航向的蔡廷干事实上还担负着瞄准员的重任。

剩下一具安装在艇尾细细的中轴线上，倒是可以旋转，但操作时发射手必须把自己绑在鱼雷管上，耍杂技般悬空于艇外，冒着炮火高速前进。

留美期间，美国学生喜欢给他们的东方同学起绰号。性情刚烈、行事勇猛的蔡廷干被称为“火爆唐人”——冥冥之中似乎注定了他要登上这艘敢死艇。

艇首高昂的福龙破浪而行，时隐时现，宛若蛟龙，直指西京丸侧舷。

一阵阵波浪涌上福龙甲板，海水不断从司令塔的观察口灌入，却遮不住蔡廷干坚毅的目光。

福龙无福

随着距离的接近，西京丸的机关炮在福龙四周打出密密麻麻的水柱。

没有任何预兆，福龙射出的一发鱼雷在海中划出一道白练，冲西京丸飞驰而来。

三百米的距离，几乎不容鹿野思考。他条件反射般命全舰转舵，舰首冲福龙驶来的方向，全速前进。

当然你会问，这样不是死得更快吗？

不一定。

就像充满奇迹的古龙小说一样，每当读者觉得“再不挂就没天理了”时，高手总能使出独门绝技，起死回生。

鹿野此举是近距离规避鱼雷的最后一招，教材上提起时往往备注说“不到万不得已不建议采用”。

对准鱼雷急驰，船头激起的浪涌会将鱼雷推开。虽说冒险，但考虑到2900的吨位在那摆着，并非全无可能。

即使如此，甲板上目睹这一切的人还是惊出了一身冷汗。

鱼雷最后在离右舷一米处擦过，鹿野以手加额，长吁了口气。他不知道的是，福龙紧接着还发射了一枚，蔡廷干意图用两发鱼雷彻底置其于死地。

可惜，第二枚是在西京丸转向过程中发射的，精度不高，在距目标四米处抱憾错过。

空间所限，除了安装进管的鱼雷外，鱼雷艇上一般再无其他库存。日军又躲过一劫。

西京丸上，所有人都欢欣鼓舞，鹿野却疑惑地发现，福龙没有丝毫退缩的迹象，竟迎头驶来。

自杀式袭击？这可是日本人的专利啊。

随着距离越来越近，鹿野慌了，毕竟光脚的不怕穿鞋的，求死的不怕光脚的。

一百米。

六十米。

西京丸再次侧转，舷炮齐鸣，以百分之百的命中率狂轰滥炸，却吓不退海贼王附体的福龙。

三十米！

篮球场的长度。

西京丸上爆发出一阵惊呼。

福龙猛然向右急转，艇身扫出的浪花甚至溅上了西京丸的舷栏。

掉头的同时，福龙甲板上出现了几个水兵，用机关炮掩护其中一个跑到尾部的露天鱼雷管处。

两船再次相距五十米时，鱼雷管已旋转了一百八十度，果断地发射了最后一枚鱼雷！

如此之近的距离，再不中，除非山无棱天地合，冬雷震震夏雨雪。

福龙响起了胜利的呐喊。而西京丸上，桦山资纪顾不得失态，凄凉道：“吾事已毕！”

鹿野从未如此真切地观摩一颗鱼雷是如何激射而出的，他甚至无比清晰地看到福龙甲板上中国士兵振奋的表情。

桦山资纪瞑目待毙，耳畔是一片死寂，除了沉重的心跳。

十秒，六十秒，两分钟！

桦山资纪发现自己还活着，西京丸安然无恙。鱼雷竟然没有爆炸！

科学解释是，当时的鱼雷在入水后，要经过深浅机的一番上下调整，才能达到预定的定深。这个过程中，鱼雷在水里的轨迹是一条上下起伏的正弦曲线，航行一百米后才能调整完毕，以直线行进。

五十米的距离，显然鱼雷还没跑完调整的过程。但以西京丸较深的吃水而论，即使鱼雷乍起乍伏，命中率仍然很大。蔡廷干觉得，既然是最后一搏，宁近勿远。

结果鱼雷居然沿着西京丸横截面的弧度划了一个半圆，在另一侧浮出水面。

运交华盖，奈何奈何。天公不助，专制之国。

至下午三点，战斗已持续了两个小时。清军的炮弹眼看告罄，日军却仍旧充裕。不远处，美国哥伦比亚号商船正巧路过，船员在望眼镜中看到这样一幅画面：

一团团又大又浓的黑烟，没有风把它吹散。透过烟雾，那些巨大的战舰摇摇晃晃的样子隐隐呈现，如同许多发怒的巨龙在喷吐火焰。压倒一切的，是震人心弦的炮声，如雷电交加，响彻云霄……

定远。

一颗日本炮弹突然落在堆满了机关炮弹的一处甲板上，周围的水兵担心连环爆炸，无不四散避开。恰好两个军乐队的男孩抬着一颗150毫米弹经过，见到险状，其中一孩随众躲避，另一个则怒目而视，跟红色电影里的儿童团团长似的。

小英雄不顾危险，独自一人拖拽着笨重的炮弹向舰尾的150毫米炮位艰难挪动。

执着无畏的身影感动了围观人群中的戴乐尔，他上前帮助小孩抬起了炮弹。

与此同时，英国顾问尼格路士被弹片击中，血流不止。他拒绝去军医院，而是索要了一些吗啡，忍着剧痛留在甲板上，直至战死。

无论汉人洋人，人性，是复杂的。

环绕定远舰体的，是均厚35厘米的铁甲，扎实的双层设计缔造了永不沉没的神话。

然而，百密一疏，舰首的锚链孔周围，装甲只有7.5厘米厚。

问题是如此隐秘而细小的弱点鲜为人知，知道了也不一定打得中——除非他开外挂。

可好运来了神都挡不住，此役基本属于上帝握着日军的手在开炮。由扶桑的一门240毫米克虏伯炮发出的炮弹正中锚链孔下方，穿甲而入，轰然炸响。

不同于它舰，定远在舰首甲板下有专门的军医院。把伤员安置在最前面，德国人的设计思路令人费解。同样不解的刘步蟾早就下令医生和伤兵转移到靠后的铁甲堡内，这才降低了人员损失。

下濑火药烧毁了药橱和病床，烈焰顺着梯道舱口向外蔓延。很快，舰首便陷入到一片火海之中，黄烟和黑烟混在一起，咫尺莫辨，定远的炮火被迫停滞下来。

像一头吐火的困兽，浓烟滚滚的定远极大地鼓舞了日军的士气，是个倭寇都明白击沉这艘巨舰对自己意味着什么。

于是，一游和本队前后包抄，快速接近。每条船、每处炮位、每个日兵都疯了一般朝定远开火。

邓世昌的逆袭

焦头烂额的刘步蟾一边指挥操舵，一边组织灭火自救，全然没注意到左翼的致远已悄然超过本舰，在一个中年军官的率领下挺舰而出。

邓世昌。

拔刀相助的还有镇远。

但镇远有铁布衫护体，而致远（2300吨）的定位是轻型巡洋舰，排在邱宝仁的来远和林永升的经远（重型巡洋舰）之后。

面对强大的一游，致远的舰体多处被击穿，一些伤口更是出现在水线附近，海水大量灌入船内，最终竟至三十度右倾。

危急存亡之秋，邓世昌做出了一个令所有人都为之惊叹的决断：

倭船专恃吉野，苟沉是船，则我军可以成功！

接下来的事，妇孺皆知。

邓世昌屹立于飞桥之上，大声激励着将士。航速已超过20节，直指吉野。一段壮烈的征程展现在哥伦比亚号船员的视野中：

致远不断用水泵抽水，因为我们看到水从该舰两侧倾流入海。甲板上的大炮不停地射击，直到它沉没为止。最后，它的舰首完全淹没在水中，船尾在海面上高高翘起，露出转动的螺旋桨，渐渐消失。定远、镇远试图援救它，但是太迟了。

邓世昌的绝命撞虽有冲动的因素，却是理性分析的结果。十年后，吉野就是被友军误撞给撞沉的。

可惜，一切因锅炉舱被击中，引起声如裂帛的剧爆而功败垂成。

二百五十二人，除七人外，包括英籍顾问余锡尔在内的所有官兵，全部长眠黄海。

落水时，亲兵刘相忠游过来递送救生圈，被邓世昌用力推开；左一鱼雷艇赶来相救，邓世昌“亦不应”。

最后，连他的爱犬也来营救主人，“衔其臂不令溺，公斥之去，复衔其发”。满眼热泪的邓世昌毅然抱住爱犬，同沉海底。

当晚，接到电报的光绪无语凝噎，哽咽着写下了：

此日漫挥天下泪，有公足壮海军威。

百年间，政治的涂抹让“邓世昌”三个字越来越模糊，人们已经不关心也不记得他最初的样子。

在加入马尾船校前，邓世昌是一个茶叶巨商的儿子。由于年龄偏大，错过了留学英国的机会，却积累了更多的实操经验。

北洋水师里，闽系军官的抱团和排外令丁汝昌头疼不已。因此，对广东籍的邓世昌，他倚若心腹。

邓世昌没有辜负丁汝昌的青睐。治军，他严格到近乎苛刻；带兵，他勇猛到乃至鲁莽，被水兵们戏称为“邓半吊子”。

带船多年，邓半吊子的事故率高居榜首。担任扬威管带时，曾因煤没带够，在海上漂了好几天，差点成为鲁滨逊；还有一次因不熟悉水情造成军舰搁浅，导致螺旋桨的叶片严重受损。

中法战争中，邓世昌在前线备战，其父去世的消息传来。他不离职守，却在舱中反复书写：不孝，不孝，不孝……

就在此次大东沟海战前，邓世昌还背负着审查，原因是练兵过严，“鞭打士兵致死”。

而今这一切，早已化作大东沟上空那久久不散、掷地有声的誓言：

吾辈从军卫国，早置生死于度外，今日之事，唯死而已！

此事无关立场，超越政治，只是一个青衫磊落的七尺男儿对自己、对这个世界的庄严承诺。

君子重诺。

二十多年里，邓世昌只回过老家三次，其余的时间基本都在船上度过。这不是在写报告文学，而是出自邓世昌女儿温馨的回忆。

每次父亲回家，她都倚门而望，望穿秋水。一直等到太阳都落山了，石凳上睡眼惺忪的小姑娘才恍惚发现，落暮斜阳下，父亲带着自己心爱的大黄狗，一边嬉戏，一边朝家的方向走来……

画面切回战场。

愤怒的镇远狂轰松岛，两枚305毫米弹接连命中。第一颗实心弹横贯而出，在其右舷留下一个骇人的大洞；第二颗装满了黑火药的榴弹接踵而至，正中一门120毫米速射炮。

炮盾像挨了一记落英神剑掌，骤成纷纷扬扬的钢铁碎片。炮身震飞起来，摔落后发现竟被拧成了月牙形。

散落一地的120毫米炮弹当场引爆，像核裂变般沿甲板一路炸响。舷侧板严重损毁，海水涌了进来。

包括一名大尉在内的二十八个官兵，死状极惨，尸体残缺不全。军医长等六十八人重伤，须发皆燃，身体烧得像炭一样黑，悲鸣连天。

不治身亡的又有二十二人，松岛瞬间陷入瘫痪。

鱼雷长木村浩吉大尉忠实地记录了当时舰上的惨剧。

可能你会说：且慢！这人是战地记者吗？从头记到尾，也没见被炸死。

其实，木村浩吉之所以能悠闲地写报告文学，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日军压根就没打算采用鱼雷战术（木村是鱼雷长）。

士官办公室虽已被烧黑，桌子上、地板上还是横七竖八地躺着重伤患者，医务员没立足之地。两三个伤员见我进来，不断叫喊着“鱼雷长，给我水”。我就用陶壶装了些水，喂他们。

怀着对清军两艘铁甲舰的恐慌，“伤者们接连询问定远、镇远的情况。到处都是呻吟和索水声，一些水兵忍着剧痛割下粘在身体上的衣裤，皮肉随之被拽下……”

下午四点，松岛的桅杆上升起一面特殊的旗帜，上书“不管”，意为各舰自由行动。

因编程错误而无法通关的游戏

正是宜将剩勇追穷寇的大好时机，北洋舰队却出现了逃兵。

龟缩了一下午的济远挂出“我舰已受重伤”的信号旗，转舵离开战场。广甲亦步亦趋。

方伯谦尚知廉耻，不敢回登陆区，而是往大鹿岛方向开去。

慌乱中，竟把眼看就要脱离苦海的扬威给拦腰撞毁。更恶劣的是，心虚的方伯谦下令倒车、离去，完全不顾友军死活。

扬威管带林履中悲愤莫名，蹈海而逝。

9月18日凌晨，济远回到旅顺，连夜用铁锤在舰身伪造创痕。紧随其后的广甲因不熟北方海域触礁搁浅。

济远的脱逃严重打击了舰队的士气，弹药将尽的经远、靖远、来远相继往大鹿岛方向暂避，一游四舰迅速追击，战场上只剩日军本队和定、镇二舰。

西沉的落日慵懒地注视着血火交融的大东沟，对这场历时三个多钟头的海战，显得非常倦怠。

松岛、千代田、严岛、桥立和扶桑像五只眈眈相向的嗜血豺狼，绕着定、镇游走。

为了牵制日军，保护铭军登陆，定、镇非常镇定——只是炮弹仅够打十五分钟了。

三十多门火炮肆无忌惮地轰击着两艘巨舰。一个小时下来，日军官兵彻底傻眼。

只见弹药狂飞中，北洋双柱虽不断起火，却巍然不倒，缓慢但有节奏地发炮还击，显得无比沉着，异常强硬。凹凸不平的舰体上，没有一处弹痕的深度能超过十厘米……

松岛面目全非的甲板上，腹部重伤的水兵三浦虎次郎绝望地浩叹道：“定远舰怎么还打不沉啊！”

不远处，另一场追逐戏正在上演。靖远跟着经远，来远跟着靖远，再往后便是死咬不放的一游。

突然，靖远挂出一组旗语，原本朝西北的航向改为东北。那是小鹿岛的方向。

来远随长舰一起转向，吨位2900的经远暴露在一游的炮口前。

重型巡洋舰经远有小铁甲舰之称，配备两门210毫米、两门150毫米克虏伯炮，若干不同口径的机关炮以及四具鱼雷发射管。

可惜，跑不过吉野，挡不住一游的猛攻。激烈交火中，司令塔的观察口被击中，管带林永升头部中弹，当场阵亡。

小鹿岛。

靖远和来远的官兵眼睁睁看着经远以一敌四，却爱莫能助。靖远弹药耗尽，来远被赤城命中燃起的大火仍在舰上肆虐。

作家冰心的父亲谢葆璋时任来远枪炮二副（守备衔），从头到尾都在指挥救火。

在向女儿回忆海战的残酷时，谢葆璋讲述了一幕后来经常出现在冰心噩梦里的场景：一个水兵被炮弹击中，肠子飞到军舰的烟囱上，贴在那里挂着。战后掩埋尸体时，大家才得空把已经烤干的肠子撕下，塞进他肚子。

西南方向忽地传来巨大的爆炸声，经远沉没了。

叶祖圭和邱宝仁各令己舰严阵以待。血色残阳下，布满黑尘的黄龙旗猎猎飘扬。

时针即将指向六点，正在往小鹿岛逼近的一游发现，恢复了指挥的松岛挂出旗语：返回本队。

伊东佑亨见死活轰不沉定远，深恐夜色降临后清军的鱼雷艇发动奇袭，准备返航。

靖远、来远躲过一劫。

在靖远大副刘冠雄的提议下，叶祖圭令人升起一面将旗，号召离开战场的军舰一起返回。平远、广丙、福龙、左一等相继靠拢，重新汇聚到定远身旁。

夜色苍茫中，北洋舰队回到了大东沟口。

没见日军踪影，铭军登陆仍在继续。丁汝昌留下左一和另一艘鱼雷艇，率舰队赶回旅顺修理。

旅顺港码头，方伯谦跪迎。丁汝昌冷笑道：“不敢当，不敢当！方管带的腿好快啊！”

其实，丁汝昌是刀子嘴豆腐心，比起刻苦钻研《罗织经》的翁同龢，他考虑更多的是如何为北洋保留一些海军人才。

于是，次日一早他便命方伯谦去拖带搁浅的广甲，以期将功折罪。

结果，江湖人称“满海跑的黄鼠狼”果然名不虚传，拖了一半，见远处有日舰开来，扔下广甲撒腿就跑，导致北洋又损失一艘军舰。

事不过三，死局已无可逆转。

方伯谦八面玲珑，人缘不差，但当李鸿章向军机处请杀时，竟无一人替他求情。

可见天理昭昭，因果不昧。

收押期间，方伯谦的部下知道情况不妙，请他安排后事。

方仍昏聩不明，说朝廷仁厚，岂有杀副将之理？不过革职罢了，虽一二品或难骤复，每月数百两的薪水却断不会少。

半夜12点，丁汝昌接北洋回电，着以军法从事。毅军首领宋庆前去传达，方伯谦始痛哭求救，老将军愤然道：

我恨无海军生杀之权，不然七月间已在军前正法，尚复令尔误国家大事？

凌晨5点，旅顺黄金山下的刑场上，方伯谦被斩首。

黄海之战，北洋舰队在航速、射速和弹药威力全面落后于联合舰队，且100毫米口径以上火炮仅有五十二门（日方一百零四门）的不利条件下，战后统计命中率竟高于日军，可见将士用命，训练有素。

然而，残酷的事实却是，清军阵亡官兵七百一十五人，日军不过一百二十一人……

黄海之败，非战之罪，罪在体制。

好的制度把废柴变为精英，坏的制度把精英打成废柴。若生于民主国家，李后主可以像林夕一样，通过填词名利双收；宋徽宗也可辗转于世界各地办画展，开“瘦金体研讨会”。

奈何生在帝王家、专制国，生前颠沛流离，死后横遭非议。

从这个角度看，左宝贵、邓世昌乃至方伯谦，无一不是旧制度的陪葬品。

兵败如山倒

慈禧慌了，急召翁同龢痛加责备，命他立刻赶赴天津向李鸿章询问对策。

冤家见面，翁同龢开口就问北洋的兵舰。李鸿章怒目相视，半天不发一言。

须臾方道：“翁师傅总理财政，平时请拨经费动不动就驳回查问，事到临头了才问兵舰，兵舰果真靠得住吗？”

翁：“理财之臣以节省为尽职，若真是急事，何不再次请拨？”

李：“政府疑心我跋扈，御史参劾我贪婪。再争辩不休，今天还能有我李鸿章吗？”

翁同龢语塞。

旅顺港，三百名工人昼夜不息地抢修军舰。

来远几近焚毁。望着被烧得触目惊心的舱面，想到竟能全身而退，众人无不大奇。

虽然李鸿章竭力从各地工厂借调工人去旅顺应急，但日军在辽东半岛的节节推进很快便吓跑了所有人。

11月下旬，随着旅顺沦陷，丁汝昌不得不率领尚未修好的舰队返回威海卫。

威海湾水面开阔，湾口以刘公岛为屏障。岛上陆上炮台密布，隔海呼应，在南北两个水路进出口形成交叉火力。

火炮方面，各炮台不但装备了280毫米巨炮，还拥有当时最先进的岸防武器——地阱炮。

地阱炮安装在圆形的地坑工事中，巧妙利用发射时的后坐力将炮身下沉到防御墙下，方便炮兵安全地装弹。再通过类似弹簧的装置，将积蓄的动能转换为势能，重新推升火炮。

可惜，一个将高智商都耗费在官场的国度，势必用不好高科技。

威海在清朝很特殊，行政上归山东省登州府文登县管，而威海卫的军港则由北洋掌控。本来山东巡抚福润和李鸿章配合默契，但就在一个月前，光绪突然将福润和新任的安徽巡抚李秉衡对调。

11月9日，李秉衡向朝廷奏报了海防部署，把威海作为重点。问题是威海在李鸿章的经营下已披坚执锐，这要让张黎版《辛亥革命》里的隆裕看了，估计又会说：“能不能说点子我不知道的？”

其实，缺乏全局观的李秉衡因“灯下黑”忽略了一个足以致命的点：荣成湾。

此湾在威海以东，是山东半岛伸进黄海的最东端，也是日军抢滩登陆的目标。

早在9月28日李鸿章就致电李秉衡，希望他重视荣成湾一带的防务，甚至问到有没有派兵驻守。可李秉衡不但毫无回应，还在北洋舰队抵达威海时闭门不见丁汝昌。

于是大家很想知道，李秉衡宅在府里莫非是在等幸福来敲门？

显然不是。

首先，一直声称军费不足的李秉衡居然先人后己地从藩库里拨出三十万两白银上交给户部，又在旅顺失守后第一时间写折子，要求诛杀淮系将领，并恶狠狠道：

使人知不死于敌，必死于法。

一天到晚喊打喊杀死来死去，确实继承了翁同龢的优良传统。

结果，1895年1月20日，当三万日军在荣成湾登陆时，发现守军只有区区三百人。这还是淮军将领戴宗骞从单薄的巩军中挤出来的一营。

事实上，日军早就赢得了情报战的先机。得益于海量间谍，中方的军事部署日方几乎同步更新。

而从作战装备和人员素质上看，北洋海军与联合舰队或可一战；中国陆军则同日本陆军完全不属于一个时代。

最纠结的还是戴宗骞。

此人五十出头，剿捻起家，在淮军老将中暮气不重，一心想主动出击。

问题是巩军大部分都在守炮台，机动兵力极少。戴宗骞认为死守要塞不足取，却忽略了炮兵不擅野战的事实，不顾李鸿章的一再反对，强令出兵，结果一触即溃。

戴宗骞之所以如此愤激，皆因李秉衡不响应他调山东军队帮守炮台的请求。而丁汝昌虽不爽李秉衡，但主张防御的他更反对戴宗骞冒进的做法。

理念不合导致两人嫌隙日深，遇事多不商量，急得李鸿章发电报怒斥：

吾为汝等忧之，恐复蹈旅顺覆辙，只有与汝等拼老命而已！

由于陆上炮台都对着大海，为了防止敌军登陆后从背面包抄，炮台后方相反方向又修建了一组防御炮塔。

威海卫南岸的守军，总数不过一千五百人，分散在被大雪覆盖的山地、炮台和隘口，基本形同虚设。

《日清战记》描述了清军可悲的陆上防御：

突然前方有五个地雷一起爆炸，惊天动地，霎时间泥土如雨点般散落。然而，声势虽大，却因构造老旧，只扬起些许泥沙。除一个士兵手指受伤外，其他人均安然无恙。

为数不多的激烈抵抗还是来自海军。

三百多身穿红色制服的北洋海军陆战队跳下军舰，迎着被日军占领的炮台登陆作战，拼死前进。

却最终被炮火压制在海边。

一汪不大的海湾变成了殷红色，在日军的记载里，“像蜀锦一样好看”。

2月2日，威海卫城陷落，戴宗骞被逼到了北岸炮台。

位处威海卫城东三公里丘陵地带的北岸炮台易守难攻，仅有一条小路与外界相通。

可再易守也得有人守，六营的兵死的死跑的跑，只剩下一营，还要分守十一个炮台，戴宗骞压力山大。

同时，北岸炮台与刘公岛隔海相望，距离不过两公里，唇齿相依，一旦不保，刘公岛也劫数难逃。

因此，丁汝昌派留营待罪的原广甲管带吴敬荣率二百水兵增援，一直驻防刘公岛的陆军总兵张文宣（李鸿章外甥）也命哨兵前去助阵。

当晚，放心不下的丁汝昌来到北岸炮台。戴宗骞沮丧地告诉他，说自己正在四处招集逃散的士兵。

丁汝昌叹道：“留人不留心，招回也无用，就现有的兵尽力防守吧。”

悲剧的是，与此同时，仅剩的一营也逃跑了，还带坏好学生，卷走了吴敬荣的水兵。次日一早清点时，发现全炮台只剩十九人。

担心资敌，丁汝昌建议所有人马上撤到刘公岛。戴宗骞喟然道：“兵败失地，还能到哪去？唯有一死以谢朝廷。”

那一刻，公仇超越了私怨。丁汝昌牵着戴宗骞的衣襟，道：“走。不能同生，也要同死。”

二人乘船离去，在刘公岛水师公所前的码头下船。戴宗骞回望了一眼对岸，跟搀他下船的水兵说：“我的事就此完了，只看丁军门的了。”

戴宗骞不吃不喝，当夜便服毒自杀。

丁汝昌强忍悲痛，写信向李鸿章求援。同时，重金招募敢死队，携带炸药至北岸将炮台尽毁。

作为北洋海军的根据地，东西长四公里、南北均宽不到一公里，环绕着六座炮台的刘公岛上设有提督衙门、道台衙门以及医院和修船厂。各色商店也一应俱全，其中一家是德国人开的，还有一所专为洋员服务的俱乐部。

联合舰队四个游击队配合陆军轮番对刘公岛发起进攻，皆为北洋舰队击退。

有时爱国是种单相思

2月4日晚，恼羞成怒的伊东佑亨派出了鱼雷艇。

两团黑影巧妙地躲开了定远舰照度八千支烛光的探照灯，阴区区地发射了两枚鱼雷。

命中的同时，正在船上开会的刘步蟾迅速反应，发炮回击，日方当场人艇俱毁。

可惜，定远的伤口在水线以下，海水喷涌而入，舰身逐渐倾斜。刘步蟾急令砍断锚链，朝岸边驶去，最终在沙滩搁浅。

出此下策，是为了当水上炮台使。然而由于进水严重，不堪使用，五天后，反复思量的丁汝昌深恐定远落入敌手，不得不忍痛割爱，下令炸毁了这艘传奇巨舰。

当夜，刘步蟾服毒自杀，履行了“苟丧舰，必自裁”的承诺。

丁汝昌痛失一臂，下令将督旗移到已无法出海的镇远舰上。

两个月前，北洋舰队从旅顺撤至威海。入港时，镇远不慎擦伤，虽经紧急抢修，但还是遗憾地变成了水炮台。

翌日，愧恨交加的林泰曾仰药自尽，大副杨用霖升任管带。

2月6日凌晨3点，日军发动偷袭，炸沉了来远和另外三艘军舰，死伤惨重。若非谢葆璋水性好反应快，在爆炸瞬间果断跳进冰冷刺骨的海里逃生，中国便少了一个女性作家。

谢葆璋的上司、来远管带邱宝仁则在落水后被官兵救出。

刘公岛大势已去，人心惶惶。2月7日的混战中，十三艘鱼雷艇和利顺、飞霆两艘小轮在左一管带王平、济远舰鱼雷大副穆晋书的牵头下集体大逃亡。伊东佑亨立刻命速度最快的一游追击，逃船全军覆没，王平仅以身免，跑到了烟台。

联合舰队开始收缩包围圈。

刘公岛以南两千米，一座周长不足九百米的小岛钉子般牢牢地扎在茫茫大海之中。

它就是专为对付日本而生的日岛。

日岛上有两座地阱炮，康济舰管带萨镇冰带着三十多个水兵坚守于此，像钉子户大战拆迁队，屡挫日军的嚣张气焰。

可惜，流氓会武术，谁也挡不住。杀红眼的伊东佑亨下令合围日岛，使出一记“疯狂一百零八打”，终于把日岛轰成了焦土。萨镇冰只好撤回刘公岛。

张文宣已镇不住陆军，士兵们公开说不再打仗，并挤在防波堤下、镇远舰上，要求坐船回家。

洋员也公推戴乐尔为领袖，找到道台牛昶炳，撺掇他同自己一起去劝丁汝昌投降。

这实在是太不了解丁军门了，人杵在这儿就是为了当门神的。见过哪路门神缴械投降？

果然，丁汝昌断然拒绝。但为了实施人性化管理，打破一将功成万骨枯的悖论，他撂下一句话：

尔等坚守岗位，若11日救兵不至，我当自杀，以保全大家性命。

众人这才放心离去。

丁汝昌叹了口气，执笔写信给烟台的登莱青道刘含芳，凝重道：

11日援军不到，则船、岛万难保全。

9日，靖远沉没。11日，四艘日舰驶入港内，以排炮轮流轰击，威海卫南岸的日本陆军也开炮助阵，火力之猛，前所未见。

清军奋力还击，炮台怒吼，重挫日军。

然而，天数已无可更改。

夜里，丁汝昌收到刘含芳的回信，以为援兵有了指望。可就在拆信的瞬间，高兴的表情僵住了。

信纸上不过寥寥数字，却字字重如千钧：

顷接李大臣（李秉衡）电，全力冲出。

冲出？口外倭舰密布，我军船只俱损，便是插翅恐亦难逃。丁汝昌顿时瘫倒在椅子上，枯坐无言。

事实上李鸿章早就从内地调徐州镇总兵陈凤楼及皖南镇总兵李山椿共二十营开赴烟台，问题是这帮人承平日久，根本无法想象前线战况的惨烈与危殆。

湖南巡抚吴大澂已然足够开明，人至少还出过国（朝鲜）。在奉命发临时拼凑的湘军五十营驰援山东、讨伐日军的檄文中，还是充分暴露了作为一名传统士大夫的幼稚与无知：

本大臣讲求枪炮，素有准头。堂堂之阵，正正之旗，能进不能退，能胜不能败。湘军子弟，忠义奋发，合数万人为一心。日本以久顿之兵，师老而劳，岂能当此生力军乎？惟本大臣以仁义之师，行忠信之德，素不以嗜杀为贵。念尔日本臣民，各有父母妻子，岂愿以血肉之躯，当吾枪炮之火？迫于将令，远涉重洋，暴怀在外。值此冰天雪地之中，饥寒亦所不免。生死在呼吸之间，昼夜无休息祗（zhī，恭敬）候，父母悲痛而不知，妻子号泣而不闻。战胜则将之功，战败则兵之祸……

陈凤楼倒是不扯淡，却专心扯皮，迟迟不启程，一直拖到1月26日才令两营先行，连李秉衡都急得发电催道：

威待援甚急，盼公来如望云霓，恳公迅赐起行。

李鸿章也鼓励张文宣等，说“外省必有援兵大队前来，坚持静伏，勿浪战”。

可惜，希望的肥皂泡最终被清军混乱的指挥和低下的效率戳破了。

屋外传来一片喧哗。丁汝昌抬眼望去，只见一众水陆兵勇正跪在阶前哀求活命。

一张张稚气未脱的脸。

心如刀割。

死亡的寒光，足以使最勇敢的人也情不自禁地战栗。

谁愿意做陨石？谁愿意做冰冷的雕像？看着不熄的青春之火，在别人的手中传递。

就让我代你们去死吧。

丁汝昌来到窗前：“诸位的请求我知道了，明早一定给予圆满答复。”

待众人散去，丁汝昌又默默地读了一遍伊东佑亨写给他的劝降信，对其中的一句深以为然：

今贵国不可不以去旧谋为当务之急，亟从更张。苟其遵之，则国可相安；不然，岂能免于败亡之数乎？

张文宣走了进来。

他早已做好殉国的准备，屡屡告诫部下：“竭力死守。力竭而不能守时，我当先死，以免尔等之死。”

因此，丁汝昌清楚张文宣的来意，紧紧握了握他的手，从怀里摸出一包鸦片。

两人分食，仰面吞吃。

弥留时刻，萨镇冰守在丁汝昌的床前，听他喃喃自语：“这么大一支海军，就这样完了啊！”

良久，丁汝昌又抓住萨镇冰的手，欣慰道：“我死了，你们便可以活下来。你们是海军的种子，国家的希望……”

最恨是马关

1895年2月12日上午7时，丁汝昌薨。

最早发现丁、张二人自杀的是杨用霖。悲痛之余他立刻意识到，阖岛上下，自己已是级别最高的官员。

决断的时刻来临了。

两天后，牛昶炳找到杨用霖，要求他出面同日军接洽投降，遭到拒绝。

杨用霖回到镇远舰舰长室，吟诵了一遍文天祥的《过零丁洋》，平静地拿出手枪，对准嘴扣动了扳机。

2月17日，牛昶炳伪造好丁汝昌的降书，加盖水师提督印，向日军投降。镇远、济远、平远、广丙、镇中和镇边等十舰被日方俘获，独留一康济，载着丁汝昌等六名高级军官的灵柩，伴着汽笛呜呜的哀鸣，冒着风雪，凄然离港，往烟台驶去。

北洋舰队覆灭。

天津。

袁世凯面东而立，以酒遥祭。

凛冽的寒风中，北洋水师的官兵用英语传递口令的声音依稀在耳边回响。一幅酸楚的画面浮现在袁世凯眼前，那是从刘公岛上活着回来的士兵们亲眼所见，他们说：“最后一天，等待援兵的丁军门始终苦苦地望着岸上，眼睛瞪得和铜铃一样大……”

紫禁城已乱作一团。

光绪和翁同龢终于明白，打仗不是打架，打输了后果很严重。面对战、和皆无可恃的局面，君臣声泪并发，罔知所措。

世间最屈辱之事莫过于战败求和，清廷却不得不强咽这颗苦果。

在美国驻华公使的调停下，慈禧派出了谈判代表、户部侍郎张荫桓(1837—1900)，结果被伊藤博文赶了回来，理由是资格不够。

慈禧怒了，立召军机大臣徐用仪和孙毓汶，说自己忍无可忍，准备把驻日公使也撤回来，免得再受挫辱。

徐、孙二人是一以贯之的主和派，当场表示反对，主张“留此线路，不可决绝”，不然会驳了斡旋人的面子。

慈禧马上反问：“若尔，中国体面何在？”

豪言壮语当不了饭吃，最后还得李鸿章出来收场。

已被吓成惊弓之鸟的光绪终于决定议和，五次召见以往看着就来气的李鸿章，嘱其“权衡利害，统筹全局。以舒宵旰之忧，而慰天下之望”。

都是废话，真正关键的只有一句：

予以商让土地之权，斟酌轻重，磋磨定议。

把皮球踢给了李鸿章。

明摆着是去当卖国贼，李鸿章却不得不去。环顾宇内，这天大的罪名，你不担，又有谁担当得起呢？

3月13日，在李经方和伍廷芳的陪同下，李鸿章率一百三十多人的代表团（包括厨师、轿夫和美国律师）登上了去往马关的轮船。

途中，他赋诗一首：

万顷波涛离海滩，天风浩荡白鸥闲。舟人哪识伤心处，遥指前程是马关。

绿树丛中，隐隐露出玲珑的佛塔和唐式飞檐。一阵悠远的钟声传来，渐渐消散在浓浓的雾气之中。

常年被海雾浸润得湿漉漉的石板街道上，偶尔走过一个身穿和服、撑小花伞的仕女。惊鸿一瞥，只留下窈窕的背影和渐行渐远的木屐声，引人遐想……

春帆楼位于马关红石山下，典雅素净。窗外，几枝樱花含苞欲放。

抛开血仇，这个国家的文化既令人迷醉更令人迷惑。

俳句里的柔肠千转，哀吾生之须臾，《东京物语》里的寂寞人去却又安宁和谐；三岛由纪夫极美的文字和惨烈的人生对立统一，宫崎骏动画里浪漫的蒸汽幻想与东西合璧……

正如你永远也想不到，在这座风和日丽的小镇，光天化日之下，李鸿章竟会遭到右翼分子的枪击。

子弹射进轿子，击中李鸿章左颊，幸无大碍。

被随员抬回驿馆苏醒过来后，李鸿章非常镇静，还不忘嘱咐侍从将换下来的血衣保存起来。

面对血迹斑斑的衣服，他长叹道：“此血可以报国矣。”

次日，清政府来电慰问，指示“彼正理屈之时，当据理与争”。

天皇极为震怒，把首相伊藤博文和外相陆奥宗光训斥了一通，限期破案。

凶手是右翼团体“神刀馆”的成员小山六之助。他不愿看到中日议和，一心希望战争持续下去，故行此举，激化矛盾。

唯恐授列强以柄的伊藤得知后，气急败坏道：

这比战场上一两个师团的溃败还要严重！

为了亡羊补牢，伊藤在细节上做足了功夫，以至于李鸿章走进春帆楼，一眼就看见自己座位下摆着一只青花瓷痰缸。

熟悉李鸿章的人都知道他痰多，平日总在腰间携一袖珍痰罐。伊藤在这等旁枝末节上用功，也是给李鸿章一个下马威：你的底细，我清楚。

事实上，由于电报被破译，李鸿章谈判的底牌，伊藤确实一清二楚。

再加上城下之盟原本就无力可依，即使李鸿章唇焦舌敝，想要“唐雎不辱使命”，难矣。

俩人也是老对头了。伊藤不绕弯子，说“日本之民不及华民易治，且有议院居间，办事甚为棘手”。

炫耀日本的议会民主制，同时也是讽谏。

李鸿章淡淡道：“贵国之议院与中国之都察院等耳。”

伊藤：“十年前曾以撤销相劝，中堂答以都察院之制起自汉时，由来已久，未易裁去。”

李鸿章无言以对。只因隔了一个时代。

为了打破沉默，伊藤问道：“袁世凯现任何职？”

李鸿章：“小差事，无足轻重。”

伊藤：“以袁世凯之才，仅任无足轻重之差，难怪贵国无人才。”

李鸿章懒得跟他理论，把话题转回到谈判。

据理力争的结果是将赔款从三亿两减为两亿两。并且，承认朝鲜独立，割让台湾，开埠通商。

本来日本还想强占辽东半岛，在俄国的干预下（沙皇联合德、法过问，史称“三国干涉还辽”），只好悻悻作罢。

俄国出头，乃因在修西伯利亚铁路，如果绕行黑龙江北岸则路线太长、施工困难，横贯东三省则容易得多；法国一方面想联俄拒德，一方面欲在远东分一杯羹，自然响应；德国要称霸欧洲，也希望俄国往东发展，不要西顾。于是，三国各怀鬼胎，保住了满人的龙兴之地。

两亿两白银，折合日元三亿五千万。在此之前，日本的财政官员从未谈论过上亿的数字，国库年收也不过八千万日元。

巨款被用来发展工业、军事和国民教育。二战前，日本最著名的钢铁生产基地八幡制铁所，启动资金即全部来源于此，开工第一年的产出就占日本钢铁总产量的一半有余。

更重要的是，日本借此进行了币值改革，建立了自1871年以来就梦寐以求的金本位制。

在这种率先施行于英国（1816年）的货币制度的规范下，各国政府以法律形式规定本国纸币的含金量，而两国在贸易往来时则以此为基础决定汇率。

由于19世纪70年代欧美各国先后完成了金本位制改革，在市场交换日益频繁的全球化时代，继续固守银本位制意味着自绝于世界经济体系。

于是，1895年成为一道显著的分水岭。日本迅速崛起，而中国直到1935年才姗姗来迟地建立起金本位制。

制度的滞后已是天下共见，统治者却一直不肯正视。

半个世纪以来的耻辱，于斯为甚。清政府背负着巨额赔款，靠向西方举债度日。中国上下，始则瞠目结舌，继而悲痛莫名。

梁启超曰：

唤起吾国四千年之大梦者，甲午一役也。

第五章 借势党争，建成北洋班底

南海牌谣言制造机

4月17日，《马关条约》签署。消息传到北京，举国激愤，人心思变。

时值十八省举人在京会试，三十七岁的广东南海考生康有为（1858—1927）一夜之间赶写了万言书，要求光绪“下诏鼓天下之气，迁都定天下之本，练兵强天下之势，变法成天下之治”，在一千二百名举人的联署下，递呈都察院，史称“公车上书”。

公车不是公共汽车，而是官府的马车。汉代通过“察举”选拔官员，地方贤才被推荐去京师做官的，都要由朝廷派公车接迎，故用公车指代举人。

甲午年“公车们”确实上书了，但同《新华词典》里“公车上书”一词根本不是一回事儿。

原因是康有为的人品实在不敢恭维。

1923年，六十多岁的康圣人跑到陕西去讲学，受到陕西督军刘振华的热情款待。

在游览卧龙寺时，康有为发现一本明代御赐的《碛砂藏经》，眼前一亮，先以金钱动之，再以自己所藏的三本经书交换为诱饵。住持定慧见其是督军座上宾，不好拒绝，便与之订约。

谁知急不可耐的康有为当晚就派弟子张扶万带着十七辆大车浩浩荡荡地来到卧龙寺，不但夺走《碛砂藏经》，还顺带搬了两柜其他经书。

定慧得知后忙从寺外赶回，已然阻拦不及，眼睁睁看着张扶万扬长而去。

不久，风声走漏，各界哗然，纷纷斥责康有为，要求其退还经书。愤怒的群众还自发撰写藏头诗讽刺道“老而不死是为（贼），国家将亡必有（妖）”，合起来便是“贼妖有为”。

陕西人民显然低估了南海圣人的心理素质，人行走江湖数十载，以至于江和湖都被污染了。此事拖到第二年开春，觉得窃书不算偷的康有为带着心爱的国宝溜出了西安。

要不是众人围追堵截，在潼关拦下他，国有资产就又流进私人腰包了。

当然，康有为不是孔乙己，能耐远不止于此。他最擅长的还是讲故事，希区柯克见了也自愧弗如。

康有为和梁启超召集一千二百名举人在北京松筠庵举行集会，时为条约签订后第五天。

现场群情激愤，台籍举人更是痛哭流涕。

康有为出示草就的《上今上皇帝书》，内容包括拒和、迁都、变法。众人挨个签名，并于十天后（5月2日）在康、梁的率领下，齐集都察院门口投递。

而都察院则以光绪已在合约上用玺，事情无可挽回为由，拒绝接受。

戏剧冲突的确抓人，然而，真相却是，康有为根本就没去都察院。

清朝人民享有集会的自由。不过，实地考察一番便会发现，松筠庵（杨继盛故居）巴掌大的地方，容纳一千人非常困难。即使勉强挤下，也是人贴着人，且分散于各个房间，何谈集会？

唯一可以确证的上书是由梁启超组织的，只煽动了八十多个广东举人，而同一时间陈景华领导的上书则联合了将近三百名粤籍举人。康有为自封公车上书的领袖，其影响力却不过尔尔。

如果表演仅限于此，还可以理解为康有为爱国心切以至于神志失常。问题是他为了塑造伟光正的形象，不惜混淆是非，抹黑他人，这就给历史研究工作人为地设置了许多障碍。

首先，光绪盖玺的日期是5月3日，而在康有为的记载里，5月2日都察院的人就未卜先知地告诉他说皇帝已经盖玺。

其次，都察院三个堂官裕德、寿昌和沈恩嘉都反对议和，底下二十多个御史更是轮番上折子，不眠不休。

此外，仅5月2日一天，都察院就向朝廷代奏了十五件来自官员和举人的上书。试问这般呕心沥血主战的国家机关，有何必要同一个康大炮作对？

整天觉得世人皆醉我独醒的康有为其实忽略了一点：高层也分左中右。

成立于半年前，旨在架空北洋的战时机构督办军务处（最高军事委员会）尚未撤销，五个大佬（复出的奕訢、庆亲王奕劻、翁同龢、李鸿藻以及兵部尚书荣禄）里除奕訢和奕劻主和外，其余三人全部反对签约。

这显然不是康有为所处的层面能够了解，他也就知道军机大臣孙毓汶是个主和派。

问题是扫大街的都知道。

当面对内外交口反对，高层莫衷一是的局面时，孙毓汶曾挺身而出、甘做小人，辞色俱厉地催光绪盖玺，还拿天津海啸吓唬人，把皇帝逼得绕殿急走，走了一个多小时，才“顿足流涕，奋笔书之”。

虽如此，康有为的交际能力还是值得大家学习的。

据时任翰林院庶吉士的胡思敬描述：

有为身材高大，胡须修长，目光炯炯射人。初见人时抱拳鞠躬，朗声大笑，询问完姓名，依次又问来自何地，有何物产，乡里的长老、豪杰等事。再三细问，取西洋铅笔，一一记录下姓名，藏于夹袋之中……终日怀揣名帖，汲汲奔走，好像失常了一样。

康有为是在同乡凌福彭（军机章京）的介绍下认识的张荫桓，这也是张荫桓人生噩梦的开始。

张没有科举功名，早年花钱捐了个知县，全靠实干一步步爬到高位，结果就遇到了让他一见倾心的命中煞星：最佳损友康有为。

学问大、口才好、心气高，招招命中尊师重道的张荫桓的软肋，从此，为康有为奔波劳碌，披星戴月……

康有为考中进士，想当状元，天天求张荫桓帮他运作，结果被阅卷大臣斥退；康有为想巴结翁同龢，苦无门路，张荫桓立刻代为引荐。

如此任劳任怨的下场便是受政变牵连，流放三千里，客死异乡。引为至交的康煞星还在各种场合对张荫桓为康党做出的贡献讳莫如深，恨不得划清界限。

要不是张荫桓有写日记的习惯，无名英雄多半当定了。

更扯的是，张荫桓遇人不淑也就罢了，还把好友孙毓汶搭了进去。

身兼“位高”与“主和”两大因素的孙毓汶被康编剧塑造成了大反派：他千方百计地阻挠康有为的行动，在松筠庵集会时派翰林院编修黄某前去砸场。

黄某单枪匹马，“飞言恐吓”，居然就吓呆了刚才还愤愤不平的举子们。许多人当场请求撤销签名，让人不得不怀疑查无实名的黄某是否便是黄飞鸿。

坏人当道，只因好人还不够努力

事实上在1895年，拒和不是少数派报告，而是终南捷径。

比如翰林院编修王荣商，就因声嘶力竭地拒和，半个月内跳了两级，擢为侍讲。

当年夏天，康门弟子编写的《公车上书记》出版，梁启超作序。序言中只字不提康有为是公车上书的领导者——盖因时议未消，当事者众，忌惮舆论，不敢造假。

而这，才是事实的真相。

真相杀手康有为又开始炒作《公车上书记》，说此书“为人传抄，刻遍天下”——这可真是高估了国人对时政的热情。

图书市场上卖得最好的书永远是成功学和养生，康有为想逆市而为，其结果便是《公车上书记》一再滞销。《申报》上六次声势唬人的广告显示，两个月内，该书售价便从两角跌到四分。

可能你会问，康有为好歹也是搞国学的，为什么思想品德不及格？

要怪就怪他投错了胎，生在一个无论你搞什么先得被当时万恶的教育体制搞一遍的时代。

从小博览群书的康有为在广州府连考三次，十六岁才混了一个秀才文凭。

科海无涯，没有最惨，只有更惨。就在同一个考场，三战三北的洪秀全精神分裂，发疯去找上帝寻求安慰。

由此可见，康有为的心理素质还是值得大家学习的。

这也难怪。据他回忆，自己出生时有异兆（大火赤流星，子夜吾始生）；年轻静坐时有幻象（忽见天地万物皆我一体，大放光明，自以为圣人）。

而这类始终坚信天将降大任于己的人，一般不是待在疯人院便是颠倒众生折腾天下。

上天似乎在考验康有为的耐心，以确定他就是那个“Chosen One”。于是，接下来十三年里，康同学的身影辗转出现在广州和北京的考场，其结果却是六考六败。

1893年，毛泽东都出世了，康有为已经三十六岁。搁现在，这把年纪考公务员都不让报名了。

所幸心力强大，硬是拼了老命再进考棚。

居然，就中了。

此后一帆风顺，时隔两年竟高中进士。

真可谓旦夕祸福转念间。

其实也不奇怪，县试（考秀才）和乡试（考举人）注重文采，文学天才加点八股训练便可应付，像梁启超这种“笔端常带感情”的一考一个准。

至于中进士、点翰林，则必须学富五车真知灼见，光靠耍笔杆子是糊弄不过去的。因此，不通的举人随处皆有，狗屁的进士则不多见。

而康有为的问题在于，积累甚广，想法很多，文字功底却并不出众，故常年困厄于地方。

十年寒窗，康秀才追随理学大师朱次琦精研宋明理学，进而由儒入佛，旁及西学。在朱老师病死后又四处游历，访名山大川，交鸿儒达官，足迹远至香港。

英国治下的香港吏治清廉、街道整洁，康有为深受刺激，转而攻读为数不多的翻译过来的西方书籍，生生把自己逼成了一块吸取知识的海绵。

这些书大多出自上海的广学会。

由赫德任董事长、李提摩太任总干事的广学会在推广基督教的同时，编译出版了大量政治、科学类书籍，并发行《万国公报》，传播西方自由民主之观念，呼吁清廷实施政治体制改革。

通过在科场外免费发放和对官员赠书，广学会影响了一大批社会精英。1894年，李鸿章作序、李提摩太所著的《泰西新史揽要》风行全国，仅四川一省就有十九种盗版。

同时，广学会经常举办有奖征文，命题广泛，无所不包。康有为参加过一次，得了个末等奖。

但很明显他的志向不在新概念作文大赛上。1888年，康有为再次上京，参加顺天府乡试。

开考前，三次登门求见内阁大学士徐桐(1819—1900)。

徐桐家住东交民巷，离各国使馆很近。康有为但凡脑子正常点，看见他家门口贴着的一副对联“望洋兴叹，与鬼为邻”，也该知道和自己不是一路人。

曾任同治帝师的徐桐极端守旧，《清史稿》说他“恶西学如仇”。并且极端昏聩，曾言“西班有牙，葡萄有牙，牙而成国，史所未闻，籍所未载，荒诞不经，无过于此”。

听说有个国家叫美利坚后又不高兴了：“我大清什么都美，美国有什么可美的？我大清什么事都顺利，美国有什么可利的？我大清军队无坚不摧，美国有什么可坚的？”

作为道光年间的进士、倭仁的弟子，徐桐在学术上的造诣远逊其师，亦不如李鸿藻和翁同龢。整天拿着一本《太上感应篇》晃来晃去，常遭同僚耻笑，只因资历老年纪大，倒也没人管他。

两个头脑不太正常的人碰到一起就是出闹剧。

徐桐拒了康有为三次，又派人来问他究竟有何要紧话说。康有为写了一封措辞乖张的信，拍徐桐马屁的同时却说“七十老翁，复何所求”，指责其尸位素餐。

徐桐被激怒，斥康有为是“狂生”，将其书信掷还。

科场再次失利的康有为开始遍访京城权贵，兜售他的变法万言书《上清帝第一书》。

后世论及此疏，多称其主旨为“要求实行资产阶级改良”——就算训练有素的职业影评人，要想过度阐释到这种程度，还是很困难的。

上书约五千字，无非外夷交迫、内政败坏、天灾示警的陈词滥调，以此说明变法的急迫性。问题是新法长什么样，怎么变，康有为全然没有提及。

按规定，秀才上书必须由国子监代呈。恰好国子监祭酒盛昱是翁同龢的门生，于是，康有为的宏文摆到了翁的案头。

要不是撞上敏感时期，说不定真能受到清流领袖的赏识。

已和奕譞达成共识的翁同龢在等。再等一年，光绪大婚亲政之后，一切都将明了。因此，在这个节骨眼上，在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刻，唯愿权力能顺利交接的他不想节外生枝，就像当年奕訢下台时深感独木难支的李鸿章所发出的喟叹：

但冀因循敷衍十数年，以待嗣皇亲政，未知能否支持不生他变。

当晚的日记里，翁同龢表明了自己拒绝呈递康文的原因：

言语讦直，于事无益，只会徒生衅端。

最好与最坏的创造了历史，平庸之辈繁衍了种族

愤青再不靠谱，也比善变的女人可靠。

1889年的大婚拉开了帝后两党斗争的序幕。

都知道光绪喜欢珍妃，慈禧却内定了自己的侄女隆裕为皇后。

并且，按理说归政了就应该搬到专供先皇遗孀居住的慈宁宫去，慈禧却跑到宁寿宫，权力隐喻不言自明——此宫是乾隆为自己退居太上皇后打造的养老之地。

而且是不交权的太上皇。

朝廷的人事安排也萧规曹随，不愿交权的讯号再明显不过。御史屠仁守坐不住了，上了一道诡异的奏章。

十几年的骂人经验，文字已玩儿到登峰造极的境界。屠仁守在疏中祭出了屠龙术：太后归政在即，朝廷政务繁忙，请求明降谕旨，依照高宗皇帝（乾隆）当年训政的旧例，以后外省的密折、廷臣的封奏，仍然要写“皇太后圣鉴”的字样，恳请皇太后阅览批示后，方能施行。

表面看切合慈禧心意，实际上屠仁守在御史中素以刚直不阿闻名，砍起人来堪比屠龙刀，江湖人称“西台孤凤”。

这样的人，对曲学阿世不感兴趣。

慈禧明白，摆在眼前的是一个圈套。如果同意屠仁守的奏章，意味着自己在悍然挑战祖制，以后宫女流的身份自比乾隆，拒不归政；若不同意，则需明确表示自己归政的同时，也肯放权。

正确答案其实只有一个。慈禧违心地下旨说：

览奏极其骇异！垂帘听政乃权宜之计，岂可与高宗皇帝的训政相提并论？

屠仁守被撤职查办，但他自爆的目的已经达到，气得慈禧天天对翁同龢发牢骚：“我的心事他们全然不知。”

但在光绪看来，慈禧根本就没有资格生气。早在上一年奕譞病重时，他就怀疑慈禧想谋害死自己的父亲。

为此，还专门找翁同龢商量，说醇亲王的病御医无可奈何，朕私下延请的民医徐某诊治后倒大有转机。谁知宫中竟传旨，不许醇亲王服用徐某所开之药。

翁同龢仓促间不知如何回答，光绪断然道：“朕的意思是，仍服徐方。”

迨至大婚，皇帝的不满终于公开发作。

对包办婚姻，光绪虽没有像五四青年那样勇敢地说不，但在婚后第四天，借口生病，把原定在太和殿宴请皇后家族的筵席撤销，将菜肴分赐给京城的王公大臣，一时引发坊间无数议论……

从1894年起，慈禧开始常住颐和园。帝后之争最终以恐怖制衡的结构固化下来。

事先请示：无论请安、侍膳，还是陪看戏，都是以孝道之名，行控制之实。

事后汇报：光绪有独立的朱批权、口谕权，但在处置后的第二天必须向慈禧报告。

这就好比皇帝在一座玻璃房里办公，太后虽在远处，仍可大致看个清楚。不过必须承认，再透明的玻璃房也有一些暗角。

回到康有为，1888年的受挫实与政治气候不宜有关。蹭蹬了一年半，一事无成的他颓然离京，临别之际还口占一诗，其中恶狠狠道：

虎豹狰狞守九关，帝阍沈沈叫不得。

又把账算到了虚拟的顽固派头上。

康有为开始考虑转型，在给刑部主事、著名学者沈曾植的信中写道：“我无土地，无人民，无事权，为之奈何？或者托于教乎？”

沈曾植见他可怜，一片好心，把王闿运的弟子廖平（1852—1932）所著的《今古学考》借给了他。

结果就轮到廖平倒霉了。

在那个动荡的年代，川人廖平的人生平淡无奇，几乎只有黑白二色。等遇到康有为，直接全黑了。

廖平早年考秀才拔得头魁，受到时任四川学政张之洞的赏识，把他调到自己手创的尊经书院着力栽培。

继任院长是王闿运，廖平跟着他打下了扎实的经学底子。

就在康有为灰溜溜地离京的同时，廖平踏踏实实地考上了进士。

当了个把月内阁中书觉得没劲，正好已调任两广总督的张之洞创办了广雅书院，极力延请廖平。

他想都没想，收拾行囊上路。

论办实业，张之洞不如李鸿章；但论精神文明建设，张探花还是锐意进取，既快且狠的。督两江时，江宁候补知府陈锐曾找过他。

以诗见长的陈锐先找到的是陈三立（陈寅恪之父）。陈三立之父陈宝箴时任湖南巡抚，政声卓著，和张之洞私交甚好。

陈三立屡向张之洞推荐陈锐，意欲帮好友谋到实缺。可惜传见前陈锐想多了，觉得诗与骈文皆张之洞所擅，不如专谈古文，攻其所短，以达到震慑的效果。

计定入见。张之洞问：“汝善何种文学？”

陈锐：“古文。”

张：“古文习何文？”

陈：“八大家。”

张：“八大家喜读何家？”

陈：“韩昌黎。”

张：“韩文最喜何篇？”

陈：“《原道》。”

张之洞连声道：“原道、原道……”

语未终，举杯送客。

陈三立得到的反馈是：陈锐不佳。

《原道》是韩愈为了扬儒抑佛而作，虽被奉为经典，但主旨异常保守（圣人出而救万民于水火）。

张之洞的思想显然不保守。他是保守中的前行者，前进中的保守派。

常年搞意识形态使他对西方的认识比一般的洋务派更深。体用分离让他敢在教育上实施改革，培育新式人才，舆论相对宽容。但一涉及政治现实，立刻勒马回缰。

因此，把两边各打一棒的张之洞（“旧者因噎而废食，新者歧多而亡羊”）其实需要的是完全能为己所用的良材。

一切假知识，比无知更危险

康有为看完《今古学考》，非常震惊，立刻跑回广州找到廖平，诉说自己如黄河泛滥延绵不绝的崇拜之情。

廖平面无表情地听他叨叨完，摸出两篇草稿，说自己已经推翻了原来的观点。

康有为抢过稿纸一看，标题是《知圣篇》《辟刘篇》。

治《公羊》的你伤不起。

在遥远的秦代，始皇进行了“书同文”的改革，尽废六国文字，统一使用秦国的隶书。

焚书坑儒后，“挟书之禁”的法令规定，民间私自藏书可罪至“族诛”。这就造成了文化断层。

到了汉初，从春秋战国流传下来的“古书”近乎绝迹——除非你扛着洛阳铲去盗墓。

就算真的挖出来两本，拿到孔夫子旧书网去晒，望着天书一般的六国古文，恐怕也没人敢买。

《公羊传》的情况比较特殊，虽被归在“今文经”里（用的隶书），但其思想渊源成形于战国时的齐国人公羊高。

此人据说是子夏的弟子。“孔门十哲”之一的子夏被普遍认为是孔子之后最早具有法家倾向的儒家学者。

而这，也深刻地影响了公羊高。

作为家学，公羊学一直口传心授。传至汉景帝时，公羊高的玄孙公羊寿将之付诸纸面，定稿出版，是为《公羊传》。

时至武帝，独尊儒术，释《春秋》的比比皆是，又以公羊派和穀梁派为泰山北斗，宛若少林武当。

当年华山论剑，穀梁派高手瑕丘江公败给了公羊派高手董仲舒。在武帝的钦定下，公羊学从此成为官学。

君之所向，天下趋焉。加之公孙弘以草民之身精研公羊，竟官至丞相，这对读书人的刺激实在太大了。一时间人手一本《公羊》，以求朝廷供养。

供养之所便是官办的太学，在里面混个“五经博士”当，外放内迁均可做大官。久而久之，潜心学术者寡，征逐名利者众。

有识之士开始寻求突围。

比如东汉最牛的学者郑玄，就因不满太学里的官僚主义和课题贫乏，四处求学，遍览群经，终成一代宗师。

早在郑玄之前，西汉末年的刘歆（公元前50—公元23）就对这帮学霸发起过猛烈的挑战。

刘歆是皇室宗亲，其父刘向乃著名学者。家学渊源使其素有神童之名，受汉成帝召见后，随刘向整理国家图书馆的馆藏。

图书馆作为人类智慧的宝库，待久了往往有意想不到的奇效。博尔赫斯就因常年担任阿根廷国立图书馆馆长，写出的作品汪洋恣睢，被称为“作家中的作家”。

西汉的国家图书馆保存了许多稀世的六国古书。刘歆皓首穷经，先是整理出一本《山海经》。又将图书分门别类，撰写目录和简介，搞出一本《七略》，堪称目录学始祖。

工作之余还研究一下数学，将圆周率推衍到了3.15。

最重要的发现是《左传》。

此书在民间一直有流传，但影响不大，读者皆以寻常史书视之。但刘歆不这么看，他重新校勘了馆藏的古本《左传》，认为终于找到了对付以研究《公羊传》为生的今文家的利器。

作为今文经学，代代相传的公羊学其主旨是否发生流变？而且，即使公羊高真是子夏的弟子，隔了两代人，《春秋》的真义他能洞悉多少？

《左传》则不然，成书于春秋，作者左丘明是孔子的好友。《论语》中有“巧言令色、足恭（以过度谦敬取媚于人），左丘明耻之，丘（孔子）亦耻之”的记载。

谁的可信度更高，一目了然。

刘歆的发难太学里的腐儒无法回答（“不肯置对”），对他要求把《左传》列入官学的呼吁更是惧恨交加。于是打出一张“党同伐异”，将刘歆排挤出了京城。

回到文本本身，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的杰出代表《公羊传》与《左传》，其间的差别不啻天渊。

《公羊传》可谓六经注我的典型。

打着阐释《春秋》的旗号，发挥出孔子做梦都想不到的“微言大义”，不禁让人想起小学语文课上归纳中心思想的套路。

虽然很假，但实践证明，在一个充斥着谎言的国家里，虚伪往往比真实更安全有效。

深谙此理的汉武帝在准备同匈奴开战时，面对跪阻的群臣，便祭出了《公羊传》。

他援引的是“庄公四年”的事，《春秋》上记载了一句话：

纪侯大去其国。

寥寥六字，《公羊传》解释出了三百多个字……

首先补充了一些史料，说“大去”就是灭国的意思。纪国被齐国给灭了，下手的是齐襄公。

之所以隐去“凶手”的名字，是为贤者讳。齐襄公谈不上贤良，但在这场戏里的表现值得肯定。

他和纪国没什么过节，下此“毒手”是为了替祖宗报仇。当年，九世祖齐哀公被周天子下令扔到锅里给煮了，原因是周天子听信了纪国领导人的谗言。

也许你会问，当今纪国的国君又没得罪齐国啊，襄公把人灭国了，这不是迁怒吗？

《公羊传》杀气腾腾地回答你：“话不能这么说。要是齐哀公被冤枉时，中央有一位圣明的天子，早把奸佞的纪国领导人给处理了——纪国能传到现在等于是白捡的。而且，齐襄公在位时，天子仍然昏庸，要搞死纪侯，唯一的办法便是快意恩仇，灭掉纪国。”

这就是著名的“九世复仇”。乍一看的确符合《春秋》血亲复仇的原教旨。但是你信吗？反正我不信。

齐襄公又不是齐桓公。此公征伐无度，言而无信，跟自己的妹妹乱伦，享国十二年就把卫国、鲁国、郑国打了个遍，灭纪国怕只是嗜杀成性的结果，而非报什么一百八十年前的世仇。

刘彻引用此例就更可笑了。当年“白登之围”刘邦确实遭匈奴欺负，但毕竟完好无损地回来了，跟齐哀公被煮成熟肉不可同日而语。

况且，《公羊传》描述的是先秦封建社会的现实：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

齐襄公再不济也能以“替天子行道”的名义伐纪，刘彻征匈奴喊喊“犯强汉者虽远必诛”没问题，搬出《公羊传》则显得生拉硬套。

公羊三世说

如果和萧望之的故事对比着看，更显荒谬。

汉宣帝时，匈奴发生内乱。朝臣议论纷纷，都主张趁此良机狠狠地教训一下这帮蛮夷。

宣帝拿不准，请教御史大夫萧望之。萧是海内名儒，按理说打击落后文明，维护华夏正统应该责无旁贷，没想到他抛出三个字：打不得。

萧望之引述的是《春秋》里关于士匄（gài）的一则事例：

晋士匄帅师侵齐，至榖，闻齐侯卒，乃还。

晋国的士匄率军攻打齐国，行至穀这个地方，听说齐侯翘辫子了，于是收兵回国。

表述非常平静，《公羊传》却又不淡定了，说《春秋》在表扬士匄不攻打正在办丧事的国家。

以当孔子肚子里蛔虫为荣的公羊氏振振有辞道：“玄机就在那个‘还’字里。这是个好字眼啊，真是寓褒贬于一字之中。”

品不出“还”字隐含了什么爱憎情绪，你也只有怪自己眼拙。《公羊传》上的是公开课，不是家教，不会等你揣摩清楚了再往下讲。人扯完历史，图穷匕见，马上抛出一句“大夫以君命出，进退在大夫也”。

这才是要表达的主题：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

萧望之以“不能趁人之危”劝阻了皇帝打匈奴；汉武帝用“世仇不共戴天”论证了必须打匈奴。同一本书里得出了完全相反的观点。看来对汉朝人而言，学好《公羊传》，走遍天下都不怕。

理论只是一张皮，真相往往出自现实的考量。正因为有刘彻的穷兵黩武打下的基础，汉宣帝才敢言“王霸杂糅”。

汉匈之争延绵一百多年，双方都已打疲，亟须一个转机。就在萧望之借公羊之酒浇汉家块垒的二十年后，昭君出塞，汉匈结好。

如果只因为“能不够”，“发展”了一下《春秋》的义理倒也罢了。更严重的问题是，《公羊传》为了服务于政治，时不时还夹带私货，曲解经义。

比如说“子以母贵，母以子贵”。

从《春秋》里“发掘”出来的这八个字，前四个确实贴合周礼以及宗法制的社会现实。

如果你的母亲是国君的正妻，其他兄弟的母亲都是侧室，那他们会很自觉地退避三舍，不与你争储君之位。

像《宫》那样一群阿哥为了抢皇位打得头破血流，在《春秋》看来就是没文化真可怕的样板。

关键是后四个字。先秦时代根本就不存在“母以子贵”的现象，这是汉代公羊家为了迎合权力，在《公羊传》付梓时添加进去的。

当春秋时，诸侯满街走，大夫多如狗。只要你是“士”以上的贵族，找个门当户对的女人当妻当妾都很容易，犯不着去强抢民女。

到了汉代，社会结构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异姓诸侯如韩信等早被剪除殆尽，同姓的藩王又不能通婚，皇室需要大量的后宫佳丽，除了去民间海选，别无他法。

这就给了许多原本出身低贱的女人以机会。

例如刘彻的生母王娡。

王娡的父亲乃一介平民，王母倒是名门之后，但所谓的“钟鸣鼎食之家”早已是遥远的回忆。

更严重的问题在于，王娡进宫前是结过婚的。

考虑到《甄嬛传》里后宫争宠的明刀暗枪，刘彻母子受到的非议不难想象。

直到一天，从众口铄金中杀出了一条血路的刘彻终于手操权柄、口含天宪。这时，董仲舒拿着一本《公羊传》跑来告诉他：皇上，母以子贵。

那种与我心有戚戚焉的感觉，真是一言难尽……

《公羊传》的衰落，标志性事件是东汉的一场辩论。结果是，主治公羊、人称“学海”的何休败给了《左传》专家、有“经神”之称的郑玄。

意料之中。

今文家的阅读量总体上不如古文家。口才再好，没有论据作支撑，也只有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两相对比，《公羊传》重政治正确，轻事实考据，严定纲纪，爱憎分明，具有强烈的法家意识；《左传》正好相反，重史实而轻义理，小心求证，客观陈述，罕见偏激的情绪。

因此，今文学家攻击《左传》的说辞是：它不过是一本史书，孔子的精神一点没宣扬，不配称“经”！

古文家的回击不甘示弱：那也比你打着红旗反红旗，穿凿附会，篡乱《春秋》强！

事实上，像羚羊一样好斗的《公羊传》并非一无是处。比如，在复古传统严重的中国提出了震撼的“公羊三世说”。

在研究《春秋》时，公羊氏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孔子也怕文字狱。

根据怕的程度，《公羊传》把《春秋》记载的十二位鲁国国君的世代由近及远地划分为所见世、所闻世和所传闻世。

董仲舒解释说，所见世就是孔子出生后的襄公、昭公、定公和哀公四个他亲身经历的时代。

所闻世是从襄公上溯的四个时代；所传闻世是再一次上溯，直至隐公的四个时代。

董仲舒指出：对所传闻世的坏人坏事，孔子批起来不留情面；对所见世则含蓄委婉。

并流露出变态的欣赏，说这是一种谨慎的处世态度，进能安邦，退能全身。

何休见董仲舒睁眼说瞎话，索性一不做二不休，把貌似恶人最多的所传闻世定为“据乱世”，恶人稍少的传闻世定为“升平世”，无比和谐的所见世定为“太平世”。

这就指鹿为马了。

从春秋到战国，分明是越来越乱，怎么倒升平而太平了？

何休也知道漏洞很大，敷衍说所谓的太平世暂时是“文致太平”，其实还比较乱。孔子先把太平的构想画在纸上，以待来者。

由此可见，在今文家笔下，孔子是一个政治家，作《春秋》的目的是为了发展变革；而在古文家笔下，孔子不过是一个史学家，述而不作，整理国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

于是，问题可以简化为：尊重事实与尊重事理，到底哪一个更重要？

人人想改造世界，无人愿改变自己

东汉以降，公羊式微。五代之后，士大夫都去玩儿宋明理学了，搞经学的逐渐边缘化。而《左传》名为经，实为史，凭借其扎实的史学功底，影响反倒越来越大。

及至清朝，章学诚甩出一句“六经皆史”，把经学的地位大大降低了。

乾嘉学派寻章摘句的考据癖也是信仰崩溃之后的结果——倘或《春秋》真有那么多大义，则崖山之变、满人入关又作何解释？

然而，万马齐喑的局面还是被龚自珍和魏源打破了。

此二人重提公羊，发廖平之先声。

而廖平显然将今文家一惊一乍、耸人听闻的特点发挥到了极致，说走火入魔也不夸张。

《辟刘篇》就是一部阴谋论，说刘歆是史上第一骗，骗了中国人两千年，他探佚出来的那些以《左传》为首的“古文经”都是自己一手伪造的，整个一经学妖孽。

《知圣篇》又成了《达芬奇密码》，把孔子打造为预言帝，说《春秋》不可小觑，你要是把它当作鲁国的编年史来看那就白瞎了圣人的一番苦心了。《春秋》其实是现代世界的一种想象，郑国代表中国，秦国代表英国，而鲁国则是日本，鲁哀公就是明治天皇……

当疯子遇到神经病，历史便充满了喜感。

康有为先是故作惊疑状，责备廖平标新立异以求出名，又以一脸谆谆善诱的过来人表情，劝他焚毁草稿，以免惹祸。

真要信了康有为的话，才是自取其祸。

因为他转身就剽窃了廖平的观点，用半年时间赶出两部怪书——《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

考诸经学史，再也找不到比这两本更离奇的考了。

第一本是“破”。按照廖平的思路，痛骂刘歆篡改六经。

其实这个问题很好求证，把流传下来的文献和出土文物两相比较即能得到答案。

一些战国时的钟鼎器皿上刻着和《左传》相同内容的文字，按理说已是铁证如山，康有为却硬说这些古董都是刘歆私下铸造，预先埋好以欺蒙后人用的——合着没有碳14鉴定法，想怎么说都行。

另外，之所以叫“新学”，是为了和王莽篡汉自立的“新朝”联系起来。

这倒是事实，刘歆和王莽私交甚笃，而后者在建立起政权后推行复古（周礼）的治国之策，急需古文家的理论资源。

刘歆可谓不二人选。

当学术与权力联姻后，《左传》被抬进了太学。

然而，君以此兴，必以此亡。“新莽”如天上的流星，忽然而已；地上的刘歆则受此牵连，死于非命。

其实，“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本是文人的通病，打折出售的康有为又有什么资格责难待价而沽的刘歆呢？

第二本是“立”。康有为说，刘歆湮灭了圣人的大义，《孔子改制考》则使其重见天日。在这本被康党门徒誉为“火山大喷火”的书中，孔子成了神。

天神下凡只有一个任务：以布衣之身，托古改制。

康有为以己度人，把孔子塑造成借恢复周礼之名，行变法维新之实的改革家。而且，第一要义便是“张三世”。

在康南海笔下，《春秋》是治天下而非治一国，治万世而非治一时的圣经。因此，孔子早就预测了未来社会的几种政治体制：据乱世是君主专制，升平世是君主立宪，太平世是民主共和。

再以今文家素有的主观性和灵活性，把从民主宪政到婚姻自由等社会改良的各个方面偷天换日地打包进了《春秋》。

梁启超赞曰：“绌君威而伸人权，夷贵族而尚平等。”

叶德辉骂道：“假素王（无冕之王，指代孔子）之名号，行张角之密谋。”

都是知音啊。

在康有为那儿，孔教只是一块招牌。从给自己和弟子所取的名号中不难看出，对于孔子，他甚至不怎么尊重。

康有为自号长素，长于素王。

麦孟华号驾孟，凌驾于孟子之上。

梁启超号轶赐，轶者，超卓之意也，超越端木赐。

韩文举号乘参，把曾参当马骑。

……

客观来看，康有为先是砸烂了记载着周礼的古文经，告诉你不能回头；再像搞宗教改革的马丁・路德一样，打着寻找基督教原始真义的幌子，号召大家向前走。

确有其进步意义。

首倡三世的何休种下的那颗充满了乌托邦幻想的种子，艰难辗转两千年，终于让康有为借尸还魂，生根发芽。

于是，万木草堂开张了。

第一课，康老师忆往昔峥嵘岁月，说自己原来不当教书匠时，曾想去巴西经营一块殖民地，以为新中国。

见学生被唬得一愣一愣的，康长素开始洗脑：儒学（经他改造的）是包打天下的通天教义，孔子（康有为版的）是万世大教主。

因此，“吾辈宗旨乃传教也，非为政也；乃救地球及无量世界众生也，非救一国也。一国之亡于我何与焉？”

并时不时拿耶稣之后十三代弟子皆死于传教的故事激励学生，以培养他们为了“传教”不惜牺牲的奉献精神。

对于康有为不舍昼夜复原孔教的行为，有一种以今度古的弱智解释——给改革寻找合法的外衣。

说这话的人，幼稚在无法想象晚清舆论之开放。

我能想到最痛苦的事，就是和这个制度一起慢慢变老

甲午战败，洋务破产，改革已是举国共识。

如果说徐继畬和张树声对议会制还停留在介绍和借鉴的层面，著名报人王韬则早在1882年就明确指出：

中国欲谋求富强，不必求取他术，只需实行议会制。

1894年，近代第一本时政类畅销书《盛世危言》刊印，很快洛阳纸贵。

常年从商的郑观应（1842—1921）洞悉时弊，在书中大胆放言，呼吁经济和政治体制改革。并提出“实业救国”，发展民营企业，倡议“习兵战不如习商战”。

接着笔锋一转，坚定地写道：

政治不改良，实业万难兴。

政治改革的第一条便是仿效英国设立议院。

每当触及这一核心问题时，总有一些弱智应景地跳出来，不管脑后长没长辫子，重复着永远不变且毫无新意的几个质疑。

质疑一：不符合中国国情；

质疑二：民智未开；

质疑三：开议院容易滋事，引发聚讼。

每每此时，给人的感觉都像是一群太监聚在一起，大谈性生活对人体的危害……

太多挥刀自宫的现实，以至于盛世永不到来，危言从未过时。

读者孙家鼐进献了《盛世危言》，光绪读后大为赞赏，立刻着人印刷两千本散发给省部级高官阅看。一时间，连各个书院的考试都常以《盛世危言》里的内容为题，影响既深且巨。

由此可见，谈民主宪政，康有为大可不必犹抱琵琶半遮面。

鉴于出发点不坏，真实的原因倒也能够理解：借助孔教的民间基础哗众取宠，扩大影响。

这显然是从不骂人、因为动手能力比较强的孙文所瞧不上的。

1894年6月，这个广东香山人写就《上李傅相书》，跑到天津，找同乡郑观应代呈。

郑观应转递给盛宣怀，在推荐信中写道：

其说贴近现实，非狂士大言欺世者比。

盛宣怀阅后，在信封上写下“孙医生事”和“陶斋（郑观应别号）”六个字便转了出去。

结果可以想见，石沉大海。

每天投书的多达几十上百，李鸿章岂能一一尽阅？对他而言这只是百分之一的闪失，对孙文来说却意味着百分之百的转变。

11月24日，夏威夷首府檀香山。

卑涉银行华人经理何宽的家中，二十多人一齐起誓：

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倘有二心，神明鉴察！

反清组织兴中会宣告成立，杨衢云任第一任会长。

在袁世凯看来，热兵器时代，靠搞暴动是搞不垮政府的，能倒逼其改良就算不错了。至于康有为，鼓动人心而已。意见领袖从来只有两条出路：被体制招安或被粉丝埋葬。

他要的是兵权。这是最难的，但也是最可靠的。

因为，对付以阴鸷文化立国的清廷，只能用慢药杀之。

还在前线办军需转运时，袁世凯便给负责后路转运的盛宣怀写了一封用心良苦的信，说我患痰喘病久矣，随溃军奔逃没有意义，道义上又难以请求退至后方，辜负相国（李鸿章）的提携。如果你能帮忙婉言请示，免去世凯的差事回后方，则不胜感激。现在战事颓唐，你要是筹到了款项，最好招募学徒、延聘教习，为将来改革军制做准备。如果认为我的话有道理，弟愿任监督，必将有以报答。

袁世凯想卸职练兵，可盛宣怀哪有力量决策此事？话显然是说给李鸿章听的。

结果被冷冷地拒绝了。

西法练兵，德籍顾问汉纳根早就向李鸿章提过。后者属意的人选显然不会是背着自己找翁同龢请托的袁世凯，而是时任广西按察使的淮系官僚胡燏（yù）棻。

胡素以谈洋务闻名于政界，曾托好友王修植代拟练兵条陈。

翰林院编修出身的王修植文思敏捷，对西方军制颇有研究，当时正受李鸿章的委派办理北洋水师学堂。

他以英国公使的练兵说帖为蓝本写了两稿，将润色好的二稿交给了胡。

胡燏棻加了一些痛斥军队百弊丛生的套话便上交督办军务处，李鸿藻看后非常激动。

冷静了片刻，他首先想到的问题便是经费。

清廷财政最大的弊端在于没有一个统一而有效的中央财政体系。

西方国家，税收先汇入中央，再根据预算拨到地方。大清国则无比混乱，税收虽由各省征得，却因种种临时性的需要，零碎地划给底下的道府，借给平级的他省或直接上缴朝廷。

无序的分食法则既导致了惊人的浪费，又使军队这个最需要巨额经费喂养的猛兽长期处于饥饿状态。

国库羞涩使得胡燏棻的练兵雷声大雨点小。1895年3月，在汉纳根的指导下，胡在天津马厂艰难地练成了包括步、炮、马、工程四个兵种，共计十营四千七百人的“定武军”，并于当年9月移师位于天津东南六十里的原盛军驻地小站。

此时，正是袁世凯人生中最困难的一段时期。

首先，朝议不佳。所有人都认为，日军侵朝，肇始于袁世凯的孟浪。奕訢就曾问及鸿章：

吾闻此次兵衅，悉由袁世凯鼓动而成，信否？

失势的李鸿章摆手道：

事已过去，请王爷不必追究，横竖皆鸿章之过。

其次，靠山倒了。从马关回来，李二先生成了头号汉奸，国人皆曰可杀。慈禧让他公款环游地球，避避风头，王文韶接替直隶总督。

大头被彻底晾着。

现成的路只剩下一条：赴浙江，任温处道。

买办和猎头

鉴于温州人商行天下的传统，想填满钱袋，温处道是一个绝佳的道。

李鸿章的名言“数千年未有之奇局”不单单体现于政治和外交领域。

19世纪60年代，造富产业房地产在上海出现。权力和金钱的互炒下，外滩与南京东路的地价连年翻番，甚至超过了纽约。

疯狂一时的上海彩票也把灶台边的妇女推上了街头，她们被“种一块铜板，收一两金子”的口号拖入了虚幻的梦想。

做个富贵无边、左拥右抱的太平官有何不好？人生不满百，怀他千岁忧做甚？还不如从历史的进程中抽身而去，美名骂名，一概不沾，逍遥一世，不枉此生，反正死去元知万事空……

甲午之败撼动了清政府禁止民间开厂设企的政策。望着光绪敕令官办企业“从速变计，招商承办”的诏书，二十年前的往事浮上了袁世凯的心头。

1869年，苏伊士运河通航。两年后，欧亚海底电缆远东段铺到了上海。

越来越多的西洋商轮像收到了“人傻钱多速来”的短信，纷纷涌入，而本土的沙船业则饱受冲击，直接歇菜。

道咸之际，沙船运输一度空前繁荣。自北向南运大豆，从南往北输漕粮。一艘沙船一年可以来回七八趟，获利颇丰。上海最盛时，黄浦江滩停泊着五千艘沙船。

不过十年光景，便锐减到四五百艘。放眼望去，几千条搁浅的木船任凭风吹日晒，自然腐朽。

船主们无力与洋商抗衡，只好期待政府出面交涉。

问题是对民营企业，清政府不打劫就算好的了，你还指望它为民做主？

种种方案里，只有两江总督李鸿章的方案颇具眼光。

他采纳容闳的建议，用招商集股的方式购买洋轮，组建中国自己的轮船公司。这样一来，虽然苟延残喘的沙船业会被彻底挤垮，但完成了产业升级，挽救了朝廷漕运，可谓一石二鸟。

1872年，盛宣怀拟就章程，被李鸿章自诩为“开办洋务以来最得手文字”的轮船招商局正式挂牌。

即使户部投入不菲，章程里对企业模糊不清的定性“官商合办”还是吓退了以胡雪岩为首的巨贾。

年底，招商局不得不进行改组，重拟条规，明确了华商的权利：凡持股份，均能分红。同时，再次强调了官方的绝对领导权。

第二年，李鸿章从外企挖来两个高管，徐润（1838—1911）和唐廷枢（1832—1892）。

徐、唐二人作为名震一时的商业奇才，原本分别是宝顺洋行和怡和洋行的高级职业经理人。

徐润帮宝顺开辟了上海到长崎的航线，唐廷枢为怡和开通了上海到马尼拉的航运，成为名噪一时的海上双开。

徐润十五岁进宝顺当学徒，二十四岁升主账；唐廷枢早年就读于教会学校，跟容闳是同学，时人论及，都说他“讲起英语来就像一个英国人”。

趁伦敦爆发金融危机，英商拆股收缩之际，李鸿章成功地挖了一回墙脚。

外企待惯了再进国企，看哪儿都觉得山寨。徐、张二人上班第一天就明确提出：局务由商任，不便由官任。

李鸿章用人不疑，任命唐廷枢为总办，徐润、盛宣怀为会办，启动了大刀阔斧的改革。

“承运漕粮，兼揽客货”的运营方针变为“揽载为主，运漕为辅”，商局股票渐受私人投资者的欢迎，出现供不应求的局面。

招到五十万两民间资本后，唐廷枢以一百两为一股，给票一张，认票不认人。再以收银日为始，按年支息，“一年一小结，总账公阅；三年一大结，盈余公派”。

在此之前，中国企业的组织方式只有独资与合伙两种，轮船招商局公开招股，成为近代第一家股份制企业。

规范的管理制度和明晰的公司产权使招商局的市场份额一日千里，在同洋商竞争长江航运时，一举打败英国的太古与怡和，又在盛宣怀的奔走筹资下，并购了美国洋行旗昌。至1880年，招商局年盈利已超过一百万两白银，堪称“官督商办”最成功的案例。

《易经》的乾卦，飞龙在天之后便是亢龙有悔。盛极必衰的宿命似乎永远也打不破，盖因这个国家从来就不缺见不得你好的眼红小人。

国子监祭酒王先谦弹劾招商局，说“归商不归官，流弊不可胜穷”。

那也比你穷酸好。

已经数不清是第几轮攻击。此次尤为强烈，直接要求把招商局收归国有，上下官员竟一致响应，让人不禁心生感慨：体制内和体制外还真是两个星球。

李鸿章上奏死保，疏中只字不提官方同民资订立的契约，而是大谈民族主义，说一旦朝令夕改，终至决裂，洋人必将窃笑称快，垄断长江航运。

这对愤青盈朝的清政府而言还是颇有杀伤力的，哓哓众口总算闭嘴不言。

“四大买办”已有其二，招商局把目光盯上了太古中国区CEO郑观应。

早在1877年，唐廷枢见郑观应和太古的合同到期，极力拉拢他入局。太古出高价挽留，郑观应犹豫再三，续签了五年的合同。

1881年，眼看合同又要到期，李鸿章亲自出马，恳请朝廷将郑观应“一门好善”的事迹载入广东省志予以表彰。

奏片刚刚写好，盛宣怀就誊抄了副本寄给郑大善人。攻心术确实厉害，光耀了门楣的郑观应一时间感激涕零。

在中国，你不得不承认，有些东西不是有钱就能买的。

问题在于，郑观应不是一个纯粹的商人，而是有思想的儒商。综合考虑下，舍外企而就国企，劣势非常明显。

首先，太古待他不薄，委以重任。而到了招商局，位置肯定排在唐、徐、盛之后；其次，官督商办，权操于上，不若太古有合同可恃，无意外之虑；最后，虽然现在蒙李鸿章器重，但官场一向人走茶凉，等掌舵的退休了，政策还有没有连续性，的确很难说。

不幸的是，郑观应的忧虑在日后一一应验。更不幸的是，从小被爱国主义教育洗脑的他偏向虎山行，选择了跳槽，就任招商局帮办。

既然认准一条路，何必打听走多久

当然，也有人洞彻世事，死活不上贼船，这就是最后一个大买办席正甫。

中国版罗斯柴尔德席正甫常年为英国汇丰银行操盘，清政府向汇丰的借款基本由他经办。

年薪高达十万两白银，还不算各种回扣，席正甫的生活却异常低调，关于他的记载一鳞半爪。

云山雾罩中，席正甫默默地编织了一张庞大的网络，在上海的外资银行逐一渗透，形成一股可怕的席家势力。至1900年，家族资产已逾一千万两白银，相当于修建颐和园的工程总款。

席家祖孙三代始终同官场保持着不卑不亢的友好关系。席正甫和上海道袁树勋是拜把兄弟，其孙同宋子文是姻亲。这样一个矍铄的金融世家，熬过了最混乱的年代，却在1949年画上了省略号。

但也比1884年就句号了强。

三大买办齐集招商局，信心爆棚，觉得实现国企私营化不过是分分钟的事，便着手逼宫，要求国有资本退出。

这就挑战李鸿章的底线了。

在本朝做生意，官府想查你比查个房还容易。再加上徐润的人品也不是无可挑剔，曾挪用公款在上海炒房。金融危机一来，房价大跌，无力还款，盛宣怀趁机逼他将股票和房产抵押给招商局，将其扫地出门。

唐廷枢也被李鸿章调去筹建开平煤矿，盛宣怀终于如愿以偿地登上了“督办”的宝座。

从此，督办一职由北洋大臣任免，总管招商局的人事和财务；各地分公司的总办则由股东推荐改为督办任命。

官督商办名存实亡，招商局成了北洋的私产，开始走下坡路。

盛宣怀使出吃奶的劲儿对招商局做国有化改造的同时，明治政府明智地将其最大的轮船国企长崎造船所以惊人的低价转让给了岩崎弥太郎。

于是便有了后来的三菱公司。

就在袁世凯彷徨无计时，全国已有近千家洋行，一万名买办。他们集中在沿海和长江沿岸，隐然一股左右中国经济走向的强大力量。

到处是残垣断壁，到处是新的契机。路，要怎样从脚下延伸？

对于大头，舍弃虚名、安然富足的一生触手可及。但试问，他又怎么可能主动放弃挑战者的身份？

如果这台敲剥天下骨髓、离散天下子女的专制机器下已爬满了一千名挑战者，那就把我袁慰庭算作第一千零一名。

谁同黑暗捣乱，谁就拥有光明。

正如百年后的诗人所呐喊的那样：

我不相信天是蓝的，

我不相信雷的回声，

我不相信梦是假的，

我不相信死无报应。

千百年来，文人总是奢谈仁爱王道、理学心学，殊不知专制不除，在旧有的社会形态下，即使偶有新文化的火花，也不过是刹那芳华，绝无生根发芽的可能。

故，此学彼学，终不若袁世凯用生命去演绎和阐释的亡清之学。

苦闷的大头再一次找到老大哥徐世昌。

自从1886年考中进士，徐世昌已在翰林院待了快十年。先是以庶吉士的身份观政学习，考核通过后授检讨，升编修，再升修撰。

仍然是从六品的芝麻官，还没实权，仰望天阙，真是宦海无涯。

按理说以徐世昌之足智多谋不该混得那么惨才对。要怪就怪他命不好，碰到了气场不合的领导。

兼任翰林院掌院学士的李鸿藻觉得徐世昌虚伪矫情，非常反感。

这个得承认，不然人最后也不可能混到民国总统的位置。

问题是县官不如现管，便是日后能当美国总统，办公室的小领导也能把你掐死在萌芽中。

平心而论，清水衙门翰林院走出过不少人才，却也培养了很多废柴。盖因我国有学问便有学问家，有学问家便有学问，同时则有研究学问家的学问，则有研究学问家的学问家……

用袁世凯的话说就是：

天下多不通之翰林。翰林真能通者，我眼中只有三个半。张佩纶、徐世昌和杨士骧算三个全人，张謇只能算半个。

徐全人被老大压制，什么好处都轮不着。穷翰林们最大的好处就是外放省一级的乡试考官，只要能捞到一任，立刻盆满钵满，咸鱼翻身。

一任都当不上的徐世昌只好靠微薄的俸银生存，每逢三节，给李鸿藻送的“孝敬”不过区区二两，这又进一步导致了恶性循环……

深感苦海无边的徐世昌几番活动，谋求外放地方官，都被他堂叔以“京官虽小，机会众多”为由所阻，直到难兄难弟袁世凯敲开了他冷清的家门。

这是一次务虚的谈话，却比戊戌变法更务实。

甲午年，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日本或欧洲，而徐世昌则独具慧眼地注意到大洋彼岸的美国。

这一年，美利坚的国民生产总值第一次超越大清，跃居世界第一。

大清的GDP倒并没有掺太多水，但再高也没用，不过是病怏怏的三高人群罢了。

作为一个当时政以贿成的农业国，大清的GDP就地产生就地消耗，从来不转化为先进的生产力和人民的生活品质。

美国则不然。

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疆域辽阔的工业化民主制大陆国。看看远交近攻、你撕我咬的欧洲列强，再看看比《黄金三镖客》大决战时还紧张的中日俄三国，你就明白只有北美才是世外桃源。

还有比加拿大和墨西哥更友好的睦邻吗？核武器出现前还有比新大陆更安全的净土吗？

远离纷争让美国成为一座平静的试验场，试出了当时世界上最稳固的制度——民主共和，最先进的文化——法治文化。

相比之下，君主立宪国仍依赖强人政治。可强人不常有而战争常有，时势造就了俾斯麦和伊藤博文，德国与日本却最终无法摆脱二战惨败的厄运，皆因体制之病，疾在骨髓，非刮骨去毒不能治愈。

于是，徐世昌判断，20世纪能取得全球霸主地位的，只能是美国。

貌似不可思议，实则势所必然。

话题回到袁世凯身上。徐世昌帮他分析了眼前的局势：要想练兵，最直接的办法就是受国家任命。而督办军务处五个“常委”里，奕訢深居简出，接触起来有困难；奕劻资历最浅，不是干事的料。剩下三人里，李鸿藻德高望重，门生遍天下（包括张之洞）；翁同龢铁杆主战，帮光绪打造精兵的心愿比谁都强烈；荣禄是慈禧的人，向以知兵著称，后党里的行家里手。

目标已经很明确，但非常棘手。

姑且不论李鸿藻同徐世昌，翁同龢与李鸿章之间的私人恩怨，李、翁二人本身和袁世凯比起来，就像两个世界的物种。

然而，为了亡清大业，别说是脸厚心黑，便是脸黑心厚，亦在所不辞。

接下来的一个月，袁世凯要将亡清之学发挥到极致。

秘不外宣的跑官宝典

徐世昌先找到他在翰林院的同事李盛铎，此人是李鸿藻亲录的榜眼，对付老学究很有一套。

李盛铎早年奔走于徐桐门下，徐桐走到哪儿他就跟到哪儿。

一次，他借住在徐家。明知徐桐对鸦片深恶痛绝，却故意在床头放置烟具，并扬言是传家之宝。

老头见了当然生气，把他叫到跟前训斥。李盛铎突然一副劳改犯面对摄像机的表情，叩头认错，又以极其夸张的动作当场将烟具砸烂，以示浪子回头。

这下轮到徐老头慌了：“何必把东西毁坏，不吸就行了。”

李盛铎摇身一变，成了样板戏的主人公：“不如此不足以表示恪守师训，非破釜沉舟不可！”

在小滑头的撮合下，袁世凯终于见到李鸿藻，递上了自己精心措辞的《致军机大臣李鸿藻论甲午清军败因禀》。

此禀将“求官六字诀”里的“捧”“恐”“吹”运用自如，上来便是一句“太夫子大人钧鉴”。

“夫子”是不能乱叫的，但现实中很多人都在乱叫。倒不是因为吃错了药，而是没有安全感，想通过拜师寻找靠山，借机上位。

对这种亵渎师道尊严的卑劣行径，李鸿藻极其反感。于是，知趣的大头叫他“太夫子”——当我老师的老师总行了吧？

这就把李鸿藻捧上了飘飘然的神坛。

实践证明，没有人能对“捧”字免疫。而且正由于比比皆是，太过常见，反倒习焉不察。

乾隆朝才子、《随园诗话》的作者袁枚曾在翰林院当庶吉士，散官考试时吃了不通满语的亏没能留下，外放到江苏做县官。

在向自己的老师、以清正闻名的尹继善辞行时，当过两江总督的尹老师问他下去以后有什么打算。

袁枚故作为难道：“也没什么打算，就是准备了一百顶高帽子。”

尹继善很不高兴，年轻人怎么也搞起这一套来了？（不搞这套你们这些老同志能提携后进吗？）

袁枚开始飙演技，说现在社会上风气不好，都喜欢戴高帽，像老师您这样不浮夸的又有几人呢？

尹继善听了很高兴。袁枚出来后，一朋友问他谈得怎样，他笑道：“很好，帽子已经送出去一顶了。”

所谓“恐”就是恐吓。

当然你会问，下级也敢恫吓上级？

这你就不懂了，恐和捧要互为所用，方见奇效。有的人捧了一辈子，却永远只能给领导提鞋，就是因为少了恐。

善恐者捧中有恐，旁观之人见他阿谀奉承，却不知句句暗击要害，上司早已汗流浃背；善捧者恐中有捧，旁观之人看他傲骨嶙峋，声声责备，其实受之者满心欢喜，骨头都酥了。

袁世凯的恐恰到好处，不温不火。先是点明清军将领骄饱疲懦的现状，再以倭寇即将“北控辽海，南据澎台”，不思变革，数年后“大局之危必有甚于今日者”吓唬李鸿藻，最后毫不留情地揭穿了助我还辽的三国其实各有私心，归根结底自强才是王道，刻不容缓。

这就为谈论西法练兵做好了铺垫。

再者便是自吹自擂。

吹，是一门艺术，想达到西门吹雪的境界，还得跟袁世凯学。

论及练兵，他只字不吹，有一说一，却在函末貌似不经意地提起中风偏瘫的生母，自己拟趁公务已毕，请北洋赏假，回乡省亲。

吴大澂当年为他题写的“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门”，大头一直谨记于心，这句话还有一层引申含义——凡清流，必重移孝作忠。

袁世凯提这茬还有一个作用：暗示李鸿藻，自己已是自由之身（待业青年），随时可供朝廷任使（请求上岗）。

吹拉弹唱成功击中了李鸿藻的软肋，他给袁世凯下了“家世将才，娴熟兵略”的评语，将他调到军务处等候差遣。

接着，大头又使出求官六字诀里的“空”——排除一切干扰，四大皆空慢慢磨。

他在嵩云草堂（由袁甲三兴建的河南会馆）住下，召集一帮幕友撰写兵书。

当然，这些人加起来也比不上一个王修植。人家毕竟是成功案例，所写的条陈助胡燏棻谋得了练兵大臣一职。

而且，李鸿章倒台后，王修植被王文韶延揽至幕中，通过他正好也可以结识新任的直隶总督。

但王修植不这么想。

虽然你袁世凯官衔大，但你不但没文化，还是引发战争的罪魁祸首，我何必要与你同流合污？

猝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挟持者甚大，而其志甚远也。

——苏轼《留侯论》

亡清之志，岂是肉眼凡胎所能破识？

袁世凯专程跑到天津，觍着脸巴结，狂使“钻”字诀，三天一小请五天一大请，侯家后上档次的妓院都逛了个遍，终于赢得王修植的信任，将练兵条陈的初稿交给了大头。

为了扭转世人对他的误解和不良观感，袁世凯还经常好整以暇地到北洋群僚常去的茶馆闲聊。

据李鸿章的笔杆子于式枚回忆，每当袁世凯谈论在朝鲜的往事时，大家全都凑过来仔细聆听，被他神乎其神的经历所折服，目为一世之雄。久而久之，只要袁世凯一来，全都戏言“曹操到了”，他也漫不经心地答应大伙。

功夫不负有心人，袁世凯终于博得了包括张之洞和晚清重臣刘坤一在内的朝臣的一致好感。

此情可待成追忆，就是心里过不去

但凡了解光绪惨淡童年之人，都知道翁同龢才是攻略的重点。

虎妈慈禧，对自己的亲生儿子都铁石心肠，更不消说对光绪了。

这直接造就了皇帝懦弱的性格，也将翁同龢推上了慈父的角色。只需一场戏，尽在不言中：每当雨夜，空旷而孤寂的宫殿里，师徒二人总是抵足相谈。一阵响雷传来，胆小的光绪“噌”地扑到了翁师傅的怀里……

为了拿下翁同龢，袁世凯不惜一切。他找到旧怨张謇，尽弃尊严，求他代为引见。张謇究竟是干大事的，也不计较，当即答应。

第一次会面，大头呈上了练兵条陈，百般游说。可能因为急进，感觉并不好。果然，当晚翁同龢在日记中写道：

此人开展，而欠诚实。

当领导说你不诚实时，往往指的是你跟他还没有完全交心。袁世凯回去后辗转反思，心想：求官六字诀只剩下“送”字没使了。

是人，都有价码。人心既是肉长的，就逃不脱被收买的命运。所不同者，有人一顿饭可以搞定，有人却必须以重金砸之，抱负越大，心理价位越高。

翁同龢是不收礼的，任你金山银山，他自岿然不动。

然而，滚滚长江，千帆竞渡，终究不过两艘船，一曰“名”，一曰“利”。

名缰利锁，名在利前。即使你能抵挡利的诱惑，也难保不坠入名的樊笼。名与利，实乃铜钱之两面。一面写着“乾隆通宝”，一面写着“吉祥如意”。但见“吉”字朝上，不见“宝”字在下，便不带铜臭了吗？

说到底，名乃形而上之利，利乃形而下之名，如胶似漆，彼此彼此。

如果大头懂书法，送一幅名贵的字画无疑是最好的选择，毕竟连“嵩云草堂”四个字都是翁同龢题写的。而以翁的性格，必定会估价后给钱，但很可能就此引为知己。

大头思来想去也想不出个所以然，昏昏沉沉地睡着了。

第二次拜访，果然仍不见效，只好找徐世昌问计。

问题其实很简单，无非站队。大头是李鸿章一手提拔起来的，在匪气很重的官场，要转变阵营，没有投名状，想都别想。

徐世昌索性挑明，四个字：打死老虎。

袁世凯心里一惊，旋即明白抉择的时刻到了，要想赢得翁同龢的信任，必须出卖李鸿章，没有中间路线可走。

画面变成了黑白。

十年前，李鸿章上奏慈禧，保举大头。

伴随着镜头中书写的毛笔，画外传来李鸿章的声音：“血性忠诚，才识英敏；力持大局，独为其难。”

转场。

袁世凯捧着信含泪读完，哽咽道：“如此知遇，更有何言。”

然而此刻，他不得不做出一个艰难的决断：是否要对自己的精神教父下手。

背叛，黑帮电影经久不衰的主题。

夕阳西下，怅然若失的袁世凯漫无目的地游荡，不经意间竟踱到了贤良寺。这是李鸿章出国前下榻之处，门庭冷落。

许久不见，李鸿章苍老了许多。

也难为他了，所有的职务撤得只剩一个内阁大学士的虚衔。玩政治的人一旦没得玩，其凄惶景象，堪比瘾君子无毒可吸。

为打破尴尬的冷场，袁世凯小心道：“中堂是再造国家的元勋，立下了汗马功劳。而现在待遇如此凉薄，以首辅的空名，上朝请安，形同寄宿于旅舍，未免太不合适。不如暂时告退，养望林下，一俟朝廷有事，闻鼙鼓而思将帅，则不能不倚重老臣。到时羽檄征驰，安车就道——”

李鸿章厉声打断：“罢！罢！慰庭，你是来给翁叔平（翁同龢号）做说客的吧？他汲汲想得协办大学士（大学士在清代虽是虚衔，但仍分为保和殿、文华殿、武英殿、体仁阁、文渊阁和东阁六级，常年只设四人。另有协办大学士二人，通常由尚书兼任，为晋升大学士的必经之路，竞争激烈。有清一代，保和殿大学士只有傅恒刷出来过，汉臣的最高成就则是李鸿章的文华殿大学士），我开了缺，以次推升，腾出个协办，他即可顶补。你告诉他，教他休想！武侯说过，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两句话我也还配说。只要一息尚存，绝不奏请开缺，教他想死！”

袁世凯怕把老头气出脑溢血，赶紧诺诺而退。

能骂人说明精神状态还不错，大头感到很欣慰。

但马上他就高兴不起来了，因为从张謇那儿听说，光绪对胡燏棻很不满意，为了迎合尽快雪耻的帝意，翁同龢建议全权委托汉纳根练兵。

问题是汉纳根的方案比较激进，主张聘请德国军官七百多人，下派到各哨。在荣禄看来，这就是让老外控制了连一级的单位，是可忍孰不可忍。

但光绪叛逆症发作，态度异常强硬，说必须让汉纳根练兵十万，不得阻拦，还当众点了荣禄的名，叫他不要掣肘。

荣禄一肚子委屈，向好友鹿传霖抱怨：

常熟（翁是江苏常熟人）天生奸险狡猾，真是令人不可思议。其误国之处，可以同合肥（李鸿章）相提并论。合肥甘心做小人，常熟则是伪君子。与其共事，几乎没有一天不发生争执。

荣禄的偶像是李鸿藻，三十年交情下来，凡是李夫子打招呼的事，没有不鞍前马后的。

因此，这场游戏卡就卡在翁同龢那儿，而且由于光绪的发飙，还进入了倒计时。

别无选择的袁世凯开始整理黑材料，包括李鸿章当年如何压制吴长庆，日军登陆朝鲜时如何贻误战机。既翔实又鲜活，一直熬到深夜。

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月神不语，见证了世间多少善恶。

袁世凯一脸倦意，来到中庭，仰望夜空，默然不语。

个人的小我情谊，同苍生大义比起来又算得了什么呢？中堂大人，以你的胸怀，想必能谅解世凯的苦心吧！

意气风发时，高歌猛进，算半个英雄；头破血流后，饮血低吟，更是半个英雄。然而，为了亡清，沧海横流间荣辱不惊、心如死水，才是真正的英雄。

黑材料对李鸿章影响不大，却在翁同龢那儿产生了奇效。第三次把袁世凯送出家门后，翁在日记中写道：

此人不滑，可任也。

在练兵人选上，三个大佬第一次难得地达成了共识。李鸿藻叮嘱荣禄，指定袁世凯编写《练兵要则十三条》。再加上刘坤一的举荐，一十八载亡清梦，总算迎来了曙光。

奉旨练兵

同样看到曙光的还有康有为，1895年的夏天，他以二甲第四十八名考中进士，观政工部。

梁启超却成了炮灰。被康老师洗脑的他没认识到国考的严肃性，继续耍笔杆子谈改良，被主考官徐桐先入为主地误认为是康有为的卷子，当场摒弃不录。倒是副考官李文田慧眼识珠，在卷末惋惜地批了一句“还君明珠双泪垂，恨不相逢未嫁时”。

康圣人去工部报了个到就再也不想上班。他对盖房修路没有丝毫兴趣，而是像坚持晨练一样坚持上书，且语不惊人死不休，说皇上你要再不改革，则“求布衣而不可得”。

再简单的事，重复做也会发生质变。康有为三个字终于上达天听，光绪对左右道：“这个康某人何以不顾生死，竟敢以此言陈于朕前？”

他的理解是忠君，并开始对疏中“富国、养民和社会改革”三策发生浓厚的兴趣。

由康有为主演的这幕脑残志坚的励志剧可谓中国版的《阿甘正传》。据他回忆，自己早年时时哭笑无常，唐德刚在请教了心理医生后说这是初期精神病的症状。

两个风云人物在嵩云草堂会面了。

对大他一岁的康有为，袁世凯一口一个“大哥”。对梁启超这个日后还要频繁过招的对手，袁世凯则叹为奇才，称其“少年英俊”。

大头要借康党的势。

当时，梁启超作为《万国公报》的主要撰稿人，在广学会这块经营了多年的舆论阵地上，用饱含深情的文笔呼吁变法，打动了许多上层人士，名动京城。而康有为则趁机联合陈炽（户部员外郎）、杨锐（内阁中书）、沈曾植（刑部员外郎）以及文廷式（翰林院侍读学士）等中下级官员，谋划成立强学会。

这帮人不是翁同龢的门生就是李鸿藻的故吏，隐然清流党设在民间的进步团体。

民间清流更激进，不仅大谈西学，而且谋求政改。由于后台很硬，连李提摩太都参与进来，因而又同外国使馆搭上了关系，英美公使都表示愿意无偿提供图书和仪器。

嵩云草堂，来者日众。曾国藩之孙曾广钧、张之洞长子张权都被忽悠入会，一干人选举陈炽为会长，梁启超为书记员，准备大干一场。

工部尚书孙家鼐代为准备馆舍，翁同龢则答应每年从户部拨发经费。各省督抚也非常看好强学会，王文韶、张之洞和刘坤一慷慨解囊，各捐五千两，甚至连宋庆、聂士成等武官都纷纷跟进。

袁世凯早在草创阶段就捐了五百两，此后又陆续资助，还积极动员他人捐款，博得了康党及众人的好感。

李鸿章自忖人老心不老，也想附庸风雅，捐他三千两，可惜被翁同龢门下走狗陈炽冷冷地拒绝了，气得老头出国前念叨说：“这帮人与我过不去，我回来后看他们还做不做得成官。”

事实上袁世凯也不单单是为了政治投机才混迹于维新派的阵营，他是真心想吸纳那些进步的观点与主张。而兼收并蓄的胸襟，正是大头比康有为更有为的重要原因。

《练兵要则十三条》交上去有段日子了，不见回音，袁世凯颇感焦虑，唤来阮忠枢。

阮忠枢中举后投李鸿章幕府，曾任北洋水师学堂中文总教习，直至幕主失势，跑到李莲英的弟弟家当家庭教师。

袁世凯通过这条线狠砸一笔，收买了李莲英，在慈禧那儿也布下一颗棋子。

后来证明这颗棋子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每逢慈禧召见，袁世凯跪在地上看不到太后的表情，不利于察言观色时，就看李莲英的脚。如果两脚并拢，说明慈禧不爱听，立刻打住不说；如果两脚分开，则放心大胆地说。

百试不爽。

没过多久，大头便蒙光绪接见。

谁也无法预料，仅仅三年后，皇帝每天都将生活在对丹陛下的这个人的怨念之中。

1895年12月8日，督办军务处联名会奏：

查有军务处差委浙江温处道袁世凯，朴实勇敢，晓畅戎机，前驻朝鲜，颇有声望，因令详拟改练洋队办法。旋据拟呈聘请洋员合同及营制饷章，臣等复加详核，甚属周妥，相应请旨饬派袁世凯督练新建陆军，假以事权，俾专责任。

当日，光绪明发上谕：

此次所练，专仿德国章程，需款浩繁，若无实际，将成虚掷。温处道袁世凯既经王大臣等奏派，着即令督率创办，一切饷章照拟支发。该道当思筹饷甚难，变法匪易，严加训练，事事核实，倘仍蹈勇营（淮军）旧习，惟该道是问。懔之、慎之！钦此。

消息一出，贺电纷至沓来。

有鼓励型：“刷振精神，以副中外之望”（刘坤一）；

有简洁型：“为国家贺”（盛宣怀）；

有激动型：“中国转弱为强之兆”（吴汝纶）。

总之是众望所归，各方势力都满意。

除了李鸿章。

在同李鸿藻谈及此事时，他说：“我是败军之将，等着袁大少爷练成新军后打一仗看看。”

玉壶光转，物换星移。袁世凯的时代，到了。

做人似水，行事如山

小站。

定武军送走胡燏棻，迎来了它新的主人。

鉴于粮饷充足，袁世凯上来就扩军，在编制允许的范围内募兵，使定武军最大化到七千多人，并在原来步、炮、马、工程的基础上新添了辎重兵，正式命名为“新建陆军”。

招兵也不是乱招，年龄必须在二十到二十五岁，身高一米七以上，能托起一百斤重物，步速每小时二十里者方能入围。而且还有才艺表演，身怀一技之长特别是粗通文墨的，将优先录取。

紧接着仿照德国营制改革弱智的清军军制，将“营”一级单位扩张到一千人，相当于后来的标（团），长官称“统带”，副手称“帮统”；每营辖四队（连），长官称“队官”；每队辖三哨（排），长官称“哨官”；每哨辖六棚（班），长官称“正目”。

新建陆军分左右两翼，左翼两营，右翼三营。左翼翼长是担任过铭军统领的姜桂题（1843—1922），右翼翼长是淮军旧将龚友元。

此外还有炮兵营、炮兵学堂、骑兵营、骑兵学堂、步兵学堂以及德文学堂，都归督练处直辖。督练处督练即袁世凯本人。

作为新建陆军的总指挥部，督练处下设三个重要办事机构：参谋营务处、执法营务处和督操营务处。另外还有粮饷局、军械局以及转运局等部门。

十几个德国教习分布于督操营务处四个学堂，全部按德法操练。学堂为两年制，毕业时成绩优异者赴德国深造，其余留在军中担任下级军官。

新建陆军走的是高薪养兵的路线，步兵每月能拿四两半银子，而绿营只有一两半。骑兵差异更大，前者是九两，后者只有二两。

而且，从电台手表到帐篷雨衣，所有装备一水儿的德国进口。各级军官除佩刀外，每人一支六发的左轮手枪。

给完萝卜，祭出大棒，袁世凯组织编写了《劝兵歌》。

作为近代第一首军歌，浅显之中透着幽默，比如“一年吃穿百十两，六品官俸一般同。如再不为国出力，天地鬼神必不容”，“二要打仗真奋勇，命不该死自然生。如果退缩干军令，一刀两断落劣名”。

同时，颁布《简明军律》二十条，十八斩两处罚，相当严厉。

问题是当兵在晚清早就退化成跟过家家一样嘻嘻哈哈的事，你就是来个百人斩，也一样不缺以身试法的。

士兵甲拉练回营途中，背着枪离队，跑到河边柳荫下买了个甜瓜，边走边吃，被执法营务处的巡查逮了现行。对此人的处分是罚站示众，所在哨的哨官则被打了二百军棍，所在营的统带更是就地免职。

由此可见袁世凯赏罚分明的风格：士兵有错，军官要负管束不严之责，且层层加码，上级遭受的惩处远重于下级。

但当你违反了十八斩时，无论是谁，都难逃一斩。

有个士兵偏不信邪，在军营偷吸鸦片，让禁毒大使袁世凯撞了个正着。烟鬼但见眼前白光一闪，人头落得比古龙小说里的高手对决还利索，顿成刀下亡魂。

接着，便是整顿克扣军饷的痼疾。

大头采取的办法是一竿子插到底，不许营员经手。发饷时，令饷局按名册分包数千份，派巡查前往各营监视，确保直接发到每个士兵手上。

当然你会说：这有什么稀奇的？除非实现电脑全自动化发饷，不然再牛逼的手段也挡不住国人掌权后汹涌澎湃的腐败热情和精妙绝伦的贪污技术。

其实是有的，只需要高超的记忆和强大的耐心。

袁世凯经常搞突然袭击，亲自发饷，对各级军官，甚至最小的正目，都能一一点出姓名，并说出其性格爱好。

这就比较骇人听闻了，因为你会时刻提醒自己，领导的法眼正烛照着一切。

更隐秘的是，通过这种观感告诉每一个士兵，谁才是赏饭的人。

眼看步入正轨，怪力乱神出现了。

天津附近有个大仙，自诩只要作法在身，即可枪弹不入。军中上下，多有啧啧称奇者，也不好好训练了，一天到晚跟家庭妇女似的凑到一块儿谈论伪科学。

大头一拍桌子，怒道：“这样的人才，怎么能放到民间，不为朝廷所用？”

当场要聘其为教习。

一个神志正常的军官劝阻道：“老大你不是开玩笑吧？凭此儿戏，何能临大敌？”

袁世凯毅然决然，益坚其请。

神秘大师来营后，大头立刻召集军中诸将，目睹他施展符咒法力。

待其立定，袁世凯命人以手枪击之，果然毫发无损。众人愕然不语，惊以为神。

大头将之奉为上宾，并许诺过几天再安排一场大的“演出”。

这日，晴空万里，小站的操场上围满了官兵。

一军官出面请大师立下手状：设或身死，与人无尤。

准备就绪后，三十个士兵出列，持奥地利产的曼利夏步枪（步兵标配，1888年造，射速每分钟二十二发，弹仓五发装填，最大射程两千米）齐瞄。

一声令下，枪声大作，大师砰然倒地。在场之人无不惊呆，袁世凯却平静道：“此诈耳，绝无妨。”

遂命人检视，回报称：“目尚未闭，有笑容。”

大头笑道：“怎么样。”

等众人散去后，再次检查的情况则是“口角流血，胸有七洞”。

原来，第一次用手枪打时，袁世凯暗中嘱咐持枪者不要瞄准“大师”，但在第二次表演时却不作此安排。

于是，成功地用江湖骗子的血，祭了新建陆军的旗。

德先生、赛先生，无须五四青年抬大轿，袁世凯早已为之。

小站班底

西法操练非常辛苦，夏秋每月放假四天，冬春只有两天，其中一天还是发饷日。对于训练认真，考核成绩突出的官兵，均予以记名奖励，遇缺即补，在晋级上有优先权。

为了提高新军士兵的社会地位，大头上奏朝廷，获准减免军属的赋役。这是秀才以上功名者才配享有的特权。此外，他还从自己的月俸中拿出三分之一，专门奖掖学堂里成绩优异者。

各级部门，是个领导就爱标榜自己求才若渴、任人唯贤，可真正做到袁世凯十分之一者又有几人？一个单位做不到公平，则人浮于事、效率低下，终将被市场淘汰；一个国家做不到公平，则人心涣散，法度凌夷，终将陷于狼奔豕突的丛林世界。

不了解大头的志向，便不可能理解他“事无巨细，靡不躬亲”的狂热劲头。这确乎是袁世凯步入仕途以来所争取到的最大的机会，但若仅仅为了投机做官，犯不着如此玩命。

新建陆军是一张难得的白纸，没有旧军队里盘根错节的人事关系，所有人都从零开始，做起事来相对简单。

第一次拥有了可供自己尽情挥洒的舞台，大头激动的心情不亚于曹孟德收编了青州兵。

古之成大事者必先得人，而一谈到笼络人心，三顶帽子立刻就扣到了袁大头的脑袋上：结之以恩义，厚之以爵禄，威之以刑杀。

最早神经质般搞批斗的当属梁启超。

在他看来，曾国藩用人尚且要考察品行，李鸿章则纯以功名驱使。到了袁世凯就更等而下之，重才轻德，底下人卖命的唯一动机似乎只是为了利禄。

天天都有人感叹世风日下，并不稀奇，稀奇的是这话居然从梁启超嘴里蹦出来。

作为文化圈的实用主义者，梁启超并不讳言自己“以今日之我战昨日之我”的多变性，甚至以此为荣。他从不固守某一主义，明知康有为抄袭了廖平的观点，还说廖“其人不足道”。

这样的人，何苦要戴上面具假装道学先生？

事实上人与人之间很多时候就是一种功利的结合。你能为他人提供施展和成功的机会，就不怕没有人才追随；你的事业和局面越大，所能提供的机会越多，凝聚人才的能力也就越强。

然而，想把蛋糕做大，说到底还是要超越功利，因为这个世界既不是有钱人的，也不是有权人的，而属于有心之人。

怀大志者往往见真性情，对袁世凯这样的枭雄，金钱不能摇其心，美女无法堕其志，所图既大，结纳人才反倒出于拳拳之心。毕竟，诚能动人。

为了人尽其用，大头苦思冥想，总结出四类必须用好的人才：现用型、备用型、储用型和培用型，并做了不同的说明。

一辈子能遇到一回这样的领导，你就偷着乐吧。

先天下之乐而乐的是阮忠枢。按理说这样一个老烟枪，在比《义海豪情》里的郑九妹还痛恨鸦片的袁世凯手下当差早就该掉脑袋了，可因为交情和才华，大头总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阮忠枢得陇望蜀，在天津爱上了一个妓院里的红牌小玉姑娘，非要纳她为妾不可。

抛开国法不论，也丢不起这个人。你就是搁以浪漫著称的法国，其戏剧冲突亦足够拍《茶花女》了。

军队是个严肃的地方，袁世凯当场驳斥了阮忠枢的荒诞请求，明确告诉他：万不能从。

心灰意懒的阮才子从此无心爱良夜，一边灌着黄汤，一边细细咀嚼相思之苦。

过了段时间，袁世凯让阮忠枢陪自己去天津看望一个朋友。刚跨进大门，阮便注意到院子里红烛高照，酒宴丰盛。待进至里屋，只见一个新娘装扮的佳人款款而立，竟是小玉。

原来一切都是袁世凯暗中操持的，把惊喜交加的阮忠枢感动得说不出话来。

练兵的过程，也是后来左右了民国十多年历史走向的小站班底成型的过程。究其来源，除了袁世凯的故旧亲朋，就是李鸿章的政治遗产：淮军老人和武备学堂。

老人里，以剿捻起家、绰号“罗锅”的姜桂题，资历无人能及。甲午前就官至提督，因旅顺失守而“革职留营”。

他和袁保恒是把兄弟，私下里称袁世凯为“老四”，大头则叫他“老叔”，两人关系很好。

姜罗锅是个大老粗，对年轻军官张口闭口“小鸟孩”，时不时还搞些重口味的画面，比如当着袁世凯的面端起痰盂小便。

也许你觉得他脑子不正常，但官场上大浪淘沙筛出来的绝不是省油的灯，必有一门看家绝活。

姜桂题的绝活知易行难——在暗无天日的晚清官场浸淫了几十年还能保持一颗乐观阳光的心，最终享年八十岁，比起那些苦逼一辈子，寿命却不长，死后还要被御用文人挫骨扬灰的大人物来，实在幸运太多。

最穷无非讨饭，不死终会出头。如此人生信条，使姜桂题的一言一行看起来就像在拍《铁齿铜牙纪晓岚》。

守旅顺时正值夏天，他经常把辫子盘在头上，光脚趿拉着鞋，袒胸露腹，手执大蒲扇，在街上溜达。走累了就闯入人家，遭到主人呵斥时却反问人家：“我是姜老汉，难道你不认识吗？”

之所以这么自恋盖因他看到满街的店招。

幡布上写着“挂面”二字，他误认为“桂题”（“面”字繁体同“题”字很像），以为旅顺人民盼他莅临若大旱之望云霓，还专门找来属下批评教育，说搞什么形式主义……

一天，姜老汉又把自己当成了康熙，跑到菜市场微服私访。正巧碰到一个士兵买鱼不给钱，还殴打卖鱼的。姜桂题非常兴奋——看看，深入基层，很有必要！

他冲上去就抽了士兵一嘴巴，谁知此人是个新兵，不知道眼前的糟老头是姜桂题，立刻还手，两人当街厮打起来。

围观的人越来越多，一个头目从旁路过，吓得大叫道：“这是大帅啊！”

士兵闻言，魂飞魄散，疾奔而逃，姜桂题也回到军营。没过多久，该兵的营官将他绑缚到辕门，请求军法处置，并自请失察之罪。姜桂题盯着两人看了许久，道：“我扇他嘴巴，他用拳还击，都是打，治的哪门子罪嘛。”一句话便打发了，惹得众人相视而笑。

袁世凯之所以重用姜老汉，将其放到中轴的位置，除去顾念旧情，也是看中他没有架子、爱惜士卒的长者风范，想借此笼络淮系老人（比如张勋、倪嗣冲），增强全军的凝聚力。

而姜桂题也一直忠心耿耿地追随大头，直至民国被授予陆军上将。

场面撑起来，还得指望干事的。和北洋水师学堂齐名的北洋武备学堂曾像造血干细胞一样为淮军输送了许多接受过德式教育的军事人才。可惜老将们不珍惜，说“功名自马上得”，年轻军官虽有一整套数学物理、天文测绘等现代知识，仍饱受轻慢和讪笑。

甲午兵败，树倒猢狲散，袁世凯像考古挖掘一样郑重其事地将这些青年才俊打捞进新建陆军。

于是，北洋三杰段祺瑞（1865—1936）、冯国璋（1859—1919）和王士珍（1861—1930）脱颖而出。

众所周知，三人被分别冠以“虎”“豹”“龙”的称号。和西部片《虎豹小霸王》所不同的是，北洋之虎与北洋之豹历来不和；北洋之龙则一直很低调，清廉自守。

三杰在武备学堂时就以成绩优异而著称。

段祺瑞毕业后被派往德国深造炮兵；冯国璋两不误，考取了秀才功名，出来后一直跟聂士成混，编过兵法操典；王士珍揣着学位证跑到山海关当炮队教习，被叶志超看重，跟着上了前线，参加平壤保卫战。

在那个发足狂奔的雨夜，要不是细心的王士珍带着一张朝鲜地图，叶志超就是长跑冠军也跑不回中国。

在武备学堂总办荫昌的力荐下，段祺瑞当了新建陆军炮兵营统带兼炮兵学堂监督，冯国璋任督操营务处总办，王士珍任右翼第三营帮统兼步兵学堂监督。

袁世凯的特点是爽快、公正、认实力。只要你是块金子，哪怕不是足金，在他手下干事，永远都不怕被埋没。

新建陆军逢升（提拔）必考，段祺瑞是炮兵专家，却不擅长经史。为了助他上位，大头事先私下向段祺瑞漏了题，在不破坏程序的同时保证了唯才是举。

武备学堂投奔小站的杰出代表还有曹锟、段芝贵、张怀芝、陆建章、靳云鹏、田中玉和王占元。再加上故交里的张锡銮、雷震春、江朝宗以及言敦源，足蹬马靴、斜挂佩刀的袁世凯扬扬得意地望着冉冉升起的朝阳，突然放声大笑。

余音绕梁中，镜头切到了紫禁城东北角的箭楼。

阴晴不定，黑云压城。

再微弱的光，也是对黑暗的拒绝

广东。

孙文领导的广州起义因叛徒告密，一枪未发便宣告失败。陆皓东被捕处死，陈少白、杨衢云、郑士良等亡命海外，全成了职业革命家。

横滨。

看到日本报纸上有以“支那革命党首领孙逸仙抵日”为题的报道，孙文对陈少白道：“‘革命’二字，出自《易经》之‘汤武革命，应天顺人’。日人称吾党为革命党，意义甚佳，吾党以后即称革命党。”

自此，四方势力（清廷、康党、孙文和袁世凯）活跃于棋盘之上，一切都像布朗运动一样充满了不确定性。

大头首当其冲，挨了一记闷棍。

小站附近有许多商贩，经常跑到军营里同官兵做生意，时间久了，不仅扰乱训练、破坏军纪，还产生经济纠纷，麻烦不断。

袁世凯三令五申皆不见效，毕竟老油条们又不是第一天在这开店了，类似的官样文章以前盛军统领发过不知凡几，却从来没有执行到位过，这愈发助长了商贩们明知故犯的气焰。

谁知大头下定决心要斗硬，抓住一个跑得最勤的当场砍了，兵营秩序从此井然。

问题是国有国法军有军规，人民子弟兵把人民给杀了，绝对是耸动的新闻头条。再加上这帮商人并非你想象中的弱势群体，一番活动下，御史胡景桂参了袁世凯一本，说他“营私蚀饷，扰害一方”。

半年不到，就出了问题，光绪高度重视，责成荣禄赴天津彻查。

新建陆军由督办军务处直辖，荣禄又是兵部尚书兼慈禧门下走狗，派他去看个究竟，各方面都放心。

随行的还有兵部员外郎陈夔龙。

鉴于我国官员应付检查时登峰造极的表演艺术，圣旨严厉道：“断不准徒饰外观，毫无实际。”

这事在东方基本算痼疾。俄皇叶卡捷琳娜二世的情夫波将金公爵战功卓著、聪颖过人，一次，女皇沿第聂伯河巡视，波将金干了一件独出心裁的事：下令把自己治下贫困肮脏的村子装裱一新，打扮成一片繁荣的模范村。西方人少见多怪，后来就把各种弄虚作假的样板工程统称为“波将金村”。

深谙此道的荣禄当然不会上当，他决定搞突然袭击。

到了天津，跟直督王文韶照了个面，旋即轻车简行赶赴小站。

事实证明，在实力面前，关系和权谋都是浮云。整齐划一的身高，气宇轩昂的士兵，操法娴熟，声震云霄，看得荣禄颔首赞许。

他忽道：“你觉得新军与旧军比，如何？”

陈夔龙：“卑职不懂军事，何敢妄加评论？但看表面，旧军不免有暮气，新军参用西法，倒是别开生面。”

荣禄：“你说对了，此人必须保，以策后效。”

问题是胡景桂的参劾虽多属空穴来风，但“诛戮无辜”这条却不假。如果据实复奏，大头必然交吏部议处，最轻也是撤去督练一职，到时候翁同龢顺水推舟又整一个洋人练兵，刚有起色的国防事业就中道崩殂了。

于是，荣禄大胆回奏光绪，说查无实据，请从宽议处，以鼓励将来。

大头虽侥幸过关，却颓废了许多，将近一个月没缓过劲来，在给徐世昌的信中幻灭道：“所有夙志，竟至一冷如水。”

与此同时，康有为却迎来了他人生中最嚣张的时刻。

强学会的成功促使他南下游说张之洞，希望能拉到一笔赞助创办上海分会。张之洞答应得很爽快，但有一个附带条件：康有为必须放弃孔子改制的学说。如此，则一定竭力供养。

康有为偏执症发作，道：“孔子改制，乃是大道。我岂能为了一个区区两江总督的供养而放弃自己的学说！”

于是，还没步入正轨，张之洞就撤资了，理由是上海强学会的机关刊物《强学报》抛弃“光绪纪年”而采用“孔子纪年”，有敌视现政权的嫌疑。

不久，北京强学会也因御史杨崇伊的弹劾被慈禧查封。

可能你会觉得康有为很有气节，但只要对比一下公开出版的《孔子改制考》和戊戌年进呈光绪的版本，光环立刻荡然无存。

给皇帝看的版本作了大幅删改，原版中“议院”“民权”等字眼统统消失，而代以“孔子立法，以天统君，以君统民，正五位，立三纲，而人人知君臣父子之义”之类肉麻的吹捧。

气节？气死豪杰罢了。

纽约。

下野的李鸿章乘坐“圣路易斯”号邮轮抵达美国。为了迎接他的到来，正在海滨度假的克利夫兰总统特地赶回。

欢迎仪式被《纽约时报》称为“史无前例的礼遇”。迎宾彩船和几十艘装饰一新的白色军舰在港口列阵相迎，当圣・路易斯驶入时，舰队发出了十九响礼炮。

二十层的高楼，李鸿章从未见过，但更吸引他的还是楼上楼下的美国青年。那一张张没受过欺负的脸，时刻洋溢着自信和欢笑，冲李鸿章拼命挥动星条旗、黄龙旗，又跳又叫。

在记者招待会上，李鸿章回答了一个令人唏嘘的提问。

美国记者：“阁下，您赞成将美国或欧洲的报纸介绍到贵国吗？”

李鸿章：“中国办有报纸，但遗憾的是中国的编辑不愿将真相告诉读者。他们不像你们那样敢讲真话，也没有你们这么大的发行量。由于不能诚实地说明真相，我们的报纸失去了新闻本身的高贵价值，也未能成为广泛传播文明的方式。”

李鸿章跑到墙外显然不是为了体验言论自由，事实上他肩负着朝廷授予的一项秘密任务——联俄制日。

光绪已经数不清第几次被同一场噩梦惊醒。

梦里，日军用刺刀穿透妇女的胸膛，将不满两岁的婴儿串起来，故意举向高空，让人观看。一男子失足跌倒，被日兵擒住。一个美国记者走上前示以臂上的红十字缠带，欲救之。日兵不理，以刺刀连插男子颈项后扬长而去，任其在地上延喘待死。

这是旅顺大屠杀的残酷景象，幸免于难的，全城仅三十六人——任务是留下来收尸。

光绪的眼眶湿润了，昏黄的灯光下，他写道：

奉旨。环球之大，惟俄国与中国为三百年旧好。

熊的盛宴

这是对俄国抛出的橄榄枝的回应。

1896年9月，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举行加冕典礼。俄方提出，为表示对俄国的感谢（帮清廷讨回辽东），中国应派重臣亲临致贺。

项庄舞剑，意不在此。

沙俄的远东政策和日本的大陆政策都是扩张性的，彼此水火不容。现在朝鲜已是日本的囊中之物，俄国自然不会坐以待毙。它要趁战后弥漫在中国上空的仇日情绪尚未衰退之际拉拢清廷，以缔结军事同盟的形式，名正言顺地进入东北，并在时机成熟时据为己有。

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光绪圣旨里的“三百年旧好”都像是一个莫大的讽刺。

作为中国的头号威胁，俄国最擅长“兼弱攻昧，取乱侮亡”，总是在清廷被列强打蒙时从天而降，威逼利诱，趁火打劫。

第二次鸦片战争时，俄国不废一兵一卒，就凭《瑷珲条约》和《中俄北京条约》割走了半个东北，刷新了世界历史上土地割让的纪录。

近代史上，被俄国巧取豪夺分出去的土地，占中国国土面积的三分之一。

虽然严复和黄遵宪早就指出包藏祸心的俄国才是中国之大患，但清廷已无路可走。鸦片战争以来，由“师夷长技以制夷”到“以夷制夷”再到“结强邻以自保”，可供转圜的外交余地已然不多。

从光绪到李鸿章，从张之洞到刘坤一，都被俄国的“仗义执言”和主动示好所蒙蔽，以为可以托庇，危机时不致孤立无援。

抵达圣彼得堡后，沙皇对李鸿章优礼有加，除隆重接待外，还授之以勋章，许之以重贿，一切能满足清廷面子的排场，无不做到极致。

于是，《中俄密约》签订。

其他条款倒无所谓，致命的一条是：中国允许俄国修筑一条横贯东三省的铁路，直达海参崴。

李鸿章说，中国境内的铁路应由中国自己修。

俄方以中国财力不足，恐怕十年都修不好为由，威胁说“若坚拒俄国好意，则不再相助”，李鸿章只好服软。

开门揖盗的联俄使东北沦为日俄角力的战场，是李鸿章终身无法弥补的大错。

甲午战争后，日本短期内并无再次进攻中国的企图，反倒想结好清廷，对抗俄国。而中俄同盟，逼迫英国不得不在亚洲大力扶持日本，使其借此东风奠定了世界五强的地位。

李鸿章一着不慎、满盘皆输的失误实在令人费解。

有人说，这是因为《马关条约》对他刺激太大，使之决心压制日本，不惜一切代价；有人说，这是赌徒心态，死马当成活马医，孤注一掷。

其实原因很简单，三个字：没，得，选。

为专制国卖命，怎么卖都是错。因此，与其将错就错，不如亡清改制。

回国时，美轮抵达日本横滨港，需要换船。当初离开马关，李鸿章曾表示“终生不履日地”，但此番换船必须先上码头。

为了不让自己同日本国土发生一丝一毫的联系，李鸿章说什么也不上岸。侍从无奈，只好在美轮和招商局的轮船间搭起一块跳板，冒着掉进海里的危险，将他扶上船。

不久，德国跟风，也索要“还辽”报偿，被李鸿章拒绝。年底，又提出租借山东半岛胶州湾的要求，再次遭拒。

于是，曹州教案爆发了。

如果不是人为安排，那一定是墨菲定律（越担心出错的，终将会出错）。

山东省曹州府巨野县的两个盗贼跑到教堂行窃，杀死了两名德国传教士。清廷非常紧张，责令山东巡抚李秉衡限期破案，并派大员亲赴巨野督办。

两名案犯迅速落网，被判死刑，清政府也答应赔偿一切损失。可德国又岂会放弃大做文章的好机会？

1897年11月，德军出动兵舰强行登陆，占领了胶州湾和青岛港。

英国马上跟进，要求在长江流域的特权；法国盯上了广西、云南；日本则看中福建；连意大利都想分一杯羹，要租浙江的三门湾。

瓜分狂潮风起云涌，《时务报》转载了日本的新闻，《中俄密约》昭然天下，一时间舆论大哗。

按照康党的说法，《时务报》是由康有为指挥创办的，与夭折的上海强学会具有血脉上的继承关系。

这又是不知所谓的梦呓。

《时务报》的创始人是进士出身的著名报人汪康年(1860—1911)。在张之洞的幕僚梁鼎芬的帮助下，他拉到了原本打算资助上海强学会的余款。

梁鼎芬和康有为是至交。但康南海这人吧，你不跟他共事，是看不清其真面目的。从《时务报》开始，梁鼎芬对康的态度逐渐发生改变，直至成为康党的反对者，明言“长素执政，不五日而乱天下”，可谓一针见血。

本来，汪康年邀请妙笔生花的梁启超担任主笔是一件两全其美的好事。由他撰写的社论最受读者欢迎，成为报纸的品牌栏目。据后来的鸳鸯蝴蝶派作家包天笑回忆，当时苏州一带的青年学子争读《时务报》，对梁启超奉若神明。

其结果就是，又让康有为盯上了。

他想让《时务报》变成康党的舆论阵地，宣扬自己那套“尊孔维新”的怪论，梁启超的存在则是渗透报馆的重要棋子。

在他的运作下，麦孟华、徐勤等康门弟子陆续进入报馆，大有鸠占鹊巢之势。

不久，梁启超在康有为的指使下向汪康年提出：报纸应当采用孔子纪年。

汪康年怒了：拜托成熟一点好不好！刚搞垮了上海强学会，又来这套？

在报馆高层的一致反对下，康有为没能得逞。于是，梁启超有情绪了，开始玩忽职守，以探亲为名跑回了广东。

本来约定四十日返回，并答应文章寄回上海，不误报期。结果汪康年一篇文章都没收到，返期也一推再推。

不仅如此，梁启超还两次致电汪康年，诉说自己强烈的出洋愿望，请他转告《时务报》投资人之一、刚被任命为驻德公使的黄遵宪。

没过多久又有梁启超欲随伍廷芳出使美国的传言，汪康年几近崩溃。

梁启超最终未能成行。回到上海后，他加紧了夺权的步伐，组织康门弟子群殴了汪康年高薪聘请的新任主笔章太炎（1869—1936）。

成功，只需像坏人一样勤奋

其实，康有为早就想揍主治古文经的章太炎了。

学术上，两人方枘圆凿。章太炎一再宣称经书是客观的历史，并非神秘的宗教预言。而且还经常跟人揶揄康党，说：

“大贤”们以长素为教皇，又目为南海圣人，谓不及十年，当有符命（帝王之兆）。

赶走了章太炎，人事纠纷顿时公开化。外界纷传《时务报》将“尽逐浙人而用粤人”。

整个1897年，报馆内乱不断。梁启超动不动就扬言要率康门弟子离馆“去西湖读书”，或者以另立山头、组建《新时务报》相要挟，逼迫股东赶汪康年下台。

问题是江南士绅里，反感康梁的人实在是灿若繁星。

汪大燮（xiè）：“（康梁）终日卖人，必为人卖。”

邹代钧：“其奸诡不可不防。”

即便是中立派，也对梁启超挑起的战端深感厌烦。时任报馆校对的王国维悲观道：

大抵近世士大夫，日日言合群而终不能合群。

康党失道寡助，梁启超一点便宜没捞着。正好谭嗣同（1865—1898）在湖南混得不错，受巡抚陈宝箴之托，邀请梁启超担任新成立的时务学堂总教习，梁遂率韩文举等康门弟子集体入湘。

作为湖北巡抚谭继洵之子，谭嗣同不缺吃不短穿，政治主张反倒比康、梁坚定多了——矢志不移地排满革命。

他是墨家最后的信徒、弓马娴熟的夕阳武士，奔走于这片堕落的土地，像堂吉诃德一样格格不入、有心无力。

江湖上流传着他和大刀王五的友谊，会党（以反清复明为宗旨的民间团体）中遍布着他急公好义的事迹。

更重要的是，继黄宗羲之后，他将批判君主专制上升到了新的境界：

爱新觉罗诸贱类异种，凭借蛮野凶杀之气以窃中国；

（清廷）日存猜忌之心，百端以制其民；

中国之兵，固不足以御外侮，而自屠其民则有余；

中国惟恐民之知兵，民间售藏枪械谓之犯法；

二千年来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

看看清朝官二代的觉悟。

因为过于痛恨清政府，谭嗣同还得了失心疯，在甲午年清军一溃千里时击节叫好，称赞日军是无敌于天下，“神武不杀”的仁义之师。在谈及改革路径，具体到如何筹措经费时，甚至主张“尽卖新疆于俄罗斯，尽卖西藏于英吉利。费如不足，则满洲、蒙古边地亦皆可卖”。

当然，作为高干子弟，谭嗣同也想移民。但他希求绿卡不是为了给发达国家贡献GDP，而是出于对清廷的绝望（“求去中国，如败舟之求出风涛，但有一隙可乘，无所不至”）。

早在1886年，他听说上海的英国领事馆搞了一个“贡捐”，捐者可得保护，免受中国官吏的骚扰和冤杀。于是立即致信汪康年求证此事，并表示“甚愿自捐，兼为劝捐，此可救人不少”。

就是这样一个有志青年，又被康有为给利用了。

第一次见面是在上海。俗话说得好，“一见南海误终生”，官迷康有为上来就劝谭嗣同弃官。

所谓的官是指谭继洵给他儿子捐的南京候补知府。以谭嗣同的政治立场，当然不喜欢，但毕竟是老人的一番苦心，权当撑了一顶保护伞。

结果就让康有为给说没了。

康长素这么“毁人”不倦其实也有他的苦衷，强学会锣鼓喧天拔地而起，又迅速灰飞烟灭，无异于一头冷水浇下来，寒彻骨髓。

而且，京城内外，对康有为和他那套“野叟曝言”认可的人少之又少。

高层不关心，同僚不热心，天天坐冷板凳，眼看天就要塌了（列强瓜分），康有为猛然起身，决定背水一战。

腹地自立。

虽说康有为后来时以维新派招摇，时以保皇党撞骗，但在那一刻，却是彻头彻尾的革命党。

证据就是康门弟子何树龄写给康有为的信。信中用“大浊国”代替敏感词“大清国”，说“大浊国必将大乱，为人瓜分，独夫之家产何足惜？所难堪者，我之亲戚兄弟耳”，并和老师探讨建立大同国的事宜。

康有为将策动革命的根据地选在湖南，皆因湘人敢为天下先，环顾宇内找不到比陈宝箴思想更右的巡抚。而谭嗣同，则是他的马前卒。

梁启超入湘后，独立计划进入快车道。在《上陈宝箴书》中，他明言“必有腹地一二省自立，然后中国有一线生机”。

举例也举得匠心独运——郑成功。

郑氏台湾妙就妙在不听命于满清，而清政府亦不宣布其为叛逆，可谓清朝版“一中各表”。

陈宝箴的开明也绝非作秀。姑息纵容之下，梁启超反清的热情一发不可收拾，公然在时务学堂上咒骂鞑子（“屠城皆后世民贼之所为，读《扬州十日记》尤令人发指眦裂”）。

学生们也很兴奋，忠实记录了梁老师的反动言论。

再加上平时基本都住校，不与外界交流，课堂上的气氛日趋激烈。直到年关放假，家长们才看到课堂笔记上充斥着诸如“欲求变法，必自天子降尊始”等大逆不道的言论，不禁慌了，纷纷找到时务学堂总办熊希龄（1870—1937），要求给个说法。

问题是熊希龄向来跟梁启超一个鼻孔出气。由于对乡绅代表叶德辉孜孜不倦地带头闹事严重不满，他不惜无中生有地污蔑对方“倒梁”是为了谋取时务学堂总教习这一薪资丰厚的职位。

事实上叶德辉家境富裕，张之洞屡次聘请都不应，人“倒梁”完全是吃饱了没事干，一心一意为信仰而战——保守的信仰，也是信仰。

梁启超并不满足于把湖南搅得鸡飞狗跳，而是进一步挑战清廷的底线，点校私印黄宗羲的著名禁书《明夷待访录》，还在《湘报》上为这本号称“中国的人权宣言”大作广告。

谭嗣同则发挥其特长，联络会党，把湖南搞成了一座火药桶。虽然没爆炸，但为日后唐才常的自立军埋下了种子。兴奋的梁启超写信给康有为，称赞谭嗣同“才识明达，破例绝伦”，选总统的话非他莫属。

康党的活动引起了湖南士绅的一致反感。没过多久，梁启超就在叶德辉、王先谦等学界领袖的施压下被迫离湘。

平心而论，这帮所谓的顽固派态度很明确：支持讲西学，但不支持讲康学；支持搞维新，但不支持排满革命。

这似乎是戊戌年悲剧的预言：当大多数人都对变法达成了共识时，他们反对的其实只是由康有为来当主持人。

昏聩的老翁

做人，还是要像大头一样稳扎稳打。

之前，周馥见幕主失势，已辞去了直隶按察使一职。光绪为鼓励袁世凯练兵，将此衔授予了他。

这就导致了尴尬的一幕。

李鸿章出使回国，驻节天津，王文韶命全体直隶官员前去拜见。布政使之下就是按察使，大头跑都跑不掉。

入座后，李鸿章雄风犹在，毕竟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和众人寒暄了几句，就轮到袁世凯汇报工作了。

自然是说练兵的事。谁知刚刚讲完“聘请德国教员，签订了合同”，李鸿章就勃然色变，举起手杖，用力敲地，砰砰作响，厉声道：

呸！小孩子，你懂什么练兵，订什么合同！我治兵数十年，现在尚不敢自信有何等把握。兵是这样容易练的？雇几个洋人，扛一杆洋枪，念几声“横土福斯”（“One Two Forth”，即“一、二、向前”），便算是西式军队么？

袁世凯面红耳赤，大气不敢出一口，众人也都低垂着脑袋。

恍惚间，他考虑的倒不是个人荣辱，而是一场更大的屈辱：德国人都欺负到家门口了，却仍然不得不聘请德籍教员。

也许，这才是李鸿章火冒三丈的原因。

不能再等了。

否则，清廷还没亡，中国就又要亡天下了。

于是，在新任的参谋营务处总办徐世昌的襄助下，半个月内，两封字字泣血的变法说帖接连出炉，呈交给了翁同龢。

袁世凯开宗明义：在强权即公理的时代，除了变法自强，别无他路可走。

他明确指出，中国落后于西方国家的根本原因是制度的落后。比之现在犹不承认的衮衮诸公，早了一百多年。

改革的矛头则直指地方。

相比于康有为在中央搞核试验，地方却一点共振都没有，袁世凯的方案显然技高一筹。

首先，地方督抚有实权，容易在小范围内试点。其次，封疆大吏多有基层工作经验和同洋人打交道的经历，看问题比较客观，倾向改良。

问题是一旦涉及到自身和小团体的利益，再开明的人翻脸也会比翻书还快。因此，在裁汰冗员一事上，袁世凯主张妥善安排。

“厚禄以养之，崇秩以荣之”成为无可奈何的权宜之计。

紧接着就拿科举开刀。废除的时机还不到，但可以改变空洞的考试内容，并开设西律、技艺和军务三门特科。

最重要的还是七项理财措施，它集中体现了袁世凯的经济思想。

一、筹银钱、设银行、造纸币；

二、振兴商业，设立商会；

三、广集商股，举借外债，修筑铁路；

四、开发矿藏，鼓励商办，保护矿主；

五、扶助民营企业。在简化审批的基础上，对于财力不足者，国家酌情筹借资本；

六、发展邮政；

七、借鉴海关的管理办法清理内地关卡。

其中第五条和第七条，至今仍具借鉴意义。

中小企业贡献了百分之八十的就业岗位，贷款之难，却举世罕见。

同时，物流成本推高了物价，星罗密布的收费站比之清末的厘卡，堪称敢教日月换新天。

袁世凯的超前性和针对性，由此可见一斑。

帖中还附有一幅后来流传颇广的《时局图》，在“不言而喻”和“一目了然”两列字的中间，中国版图上密布了北极熊、老鹰等代表着西方列强的飞禽走兽，危如累卵之势，跃然纸上。

然而，你要把这理解为袁世凯开始忠君爱清那就大错特错了。

实情在翁同龢的日记中：

袁世凯来，深谈时局，慷慨自誓，意欲辞三千添募之兵，而以筹大局为亟。

所谓的筹大局即谋求封疆。

这都是让王文韶给逼的。在他手下当臬司非常痛苦，因其有“玻璃球”之称，精打细算，混功了得。

史载王文韶“重听”（听觉迟钝），在官场，这可真是一个求之不得的好毛病。

每当不得不回答那些不好回答的敏感问题时，王大人便会适时地犯病，不是装聋作哑就是顾左右而言他，总之让你无迹可寻。

袁世凯本来有添兵三千的机会，光绪也批准了，下旨给王文韶，让他从直隶的绿营中淘汰一部分老弱残兵，省出的粮饷供大头招募新兵之用。

将自己饭碗里的饭（哪怕是冷饭）主动舀给别人吃，王文韶还没那么高的觉悟。

于是，扩兵至一万的宏愿就此成为泡影。

袁世凯痛定思痛，深感仅有练兵之权还远远不够。扩军和揽才二事，非钱不办，只有兼管军民的督抚才能不受制约地把局面做大。

可惜，在张荫桓的影响下，翁同龢属意的是康有为。

胶州湾被德国强占时，康有为曾通过张向翁同龢提出一个休克疗法：与其坐视列强在中国你争我夺，不知伊于胡底，不如主动把口岸城市开放给各国通商，如此既可借诸国之力保住边境，又能够开启民智。

这同后来美国抛出的“门户开放政策”不谋而合，虽然屈辱，却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好比一伙强盗跑到你家，因分赃不均打了起来，这个摔锅砸碗，那个撬保险柜，就差杀人放火了。你正欲哭无泪，其中一个抢得最少的发话说：算了，生在中国都不容易，一人拿一点见好就收吧。

德国的蛮不讲理和俄国的背信弃义让翁同龢举步维艰，他第一次对李鸿章产生了相惜之感（时事之艰难，惟有李相洞悉）。

在外，无兵可战、无理可讲；而在内，和慈禧的过招已使他筋疲力尽。

两位老同志的冲突可以上溯到1894年。

彼时，慈禧借口“干预政事”，要把珍妃贬为“贵人”，翁同龢再三要求缓办，并当面询问“上知之否”，一副忠臣不事二主的表情。

年底，御史安维峻上奏请杀对日妥协的李鸿章，顺带刺了慈禧一句：“皇太后归政已久，若遇事牵制，何以对祖宗天下？”

太后震怒，翁同龢却胜似闲庭信步，说“究系言官嘛”，主张从轻发落。最后在光绪的回护和奕訢的调和下，安维峻得免死罪，革职充军了事。

当然，慈禧也不是吃斋念佛敲木鱼的。之所以暂时陷于被动，皆因倚为股肱的孙毓汶和徐用仪因长期对日妥协，在《马关条约》签订后被全国人民的唾沫给淹了，不得不以罢官平息舆论。

但反击非常迅猛。半年之内，吏部侍郎汪鸣銮、珍妃之师文廷式相继被罢。联系到两者是翁门六子里的杰出人才，翁同龢的心情可想而知。

最猛的打击还在后面——裁撤上书房，免去翁同龢毓庆宫行走的差事。

毓庆宫是皇帝打小读书的地方。督办军务处成立后，光绪往往先在此宫就重要政务征询翁同龢的意见，定下调子后再召见诸位大佬。

这引起了荣禄的强烈不满，在他的煽动下，慈禧开始敲打光绪：“咱们的天下是自己坐呢，还是叫姓翁的坐？”

现在姓翁的被慈禧的组合拳打蒙了。面对袁世凯和康有为的主动投诚，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

首先，康有为作为中国传播学的理论奠基人，社会影响力无人能及；其次，状元出身的翁同龢很看重学历。

两条一综合，袁世凯出局也在情理之中。

但塞翁失马焉知非福。翁同龢已如风中之烛，自身难保，与其被他拉入帝党的圈子同后党死磕，还不如安安心心地把新军事业做大做强，两边得利。

毕竟，当时各国的世界地图上，中国的直隶省只标注了三个地区：北京、天津和小站。

而直到今天，小站人说话还遗留着当年练兵时的影子，称发工资为“关饷”，改善伙食为“吃犒劳”。

第六章 戊戌反政变

说大人者，藐之、怒之、利之

1898年1月2日，河将结冻。

同样冻结的还有康有为的心。准备回家过年的他行李都上车了，翁同龢来了一出“萧何追韩信”，终于留住了康长素。

很难想象如此感人的一幕会发生在两个自视甚高的人之间，但翁同龢这么一路赶来，脑海中浮现的是海关总税务司司长赫德刚刚发表过的一番肺腑之言：

一切取决于将来能实实在在地做些什么。如果决心从明天开始就正经着手改革，今天的损失是无关紧要的。否则不过是向狼群投掷的一片片肉，使它们暂时追不上来，直到把马累死为止。

南海的盛名早就简在帝心，加上翁同龢的力荐，求治心切的光绪当即准备召见。

奕訢扯住了龙袍：使不得。

清制四品以上官员皇帝才能召见，康有为一个六品的工部主事，不在此列。当然，以奕訢之开明，拦下光绪显然不是为了遵循祖制，而是出于保护。

鉴于不爽康有为的人俯拾皆是，奕訢的顾虑决非庸人自扰。

TVB老戏骨许绍雄的高祖（爷爷的爷爷）、时任工部尚书的许应骙就极端厌恶康有为，千方百计地阻挠他觐见光绪。

可以理解。远仇不论，谁当领导也受不了一个上班比上网还随性的下属。

多年的斗争经验让奕訢比慈禧还了解慈禧，故当光绪试图用督办军务处来架空军机处时，第一个想到的组阁人选便是这个已经远离政坛多年的伯父。

奕訢同情且支持光绪，他的办法是先用总理衙门挡一下，找康有为问话。这样不会给反对派留下把柄，而由自己坐镇的总署，李鸿章素来认同改良，翁同龢、张荫桓和廖寿恒都是光绪一伙儿的，剩下的奕劻和荣禄势单力孤，影响有限。

1月24日，总理衙门，康有为的脱口秀。

荣禄：“祖宗之法不能变。”

康有为：“祖宗之法是用来治理祖宗留下的土地的，土地都守不住了，还谈什么祖宗之法？就说这个办外交的衙门，也不是祖宗之法中所有的，因时制宜而已。”

廖寿恒问该当如何变法。

康有为：“应以修改法律、官制为先。”

李鸿章：“是把六部都裁撤，规章制度全部废弃吗？”

康有为：“当今列国纷争，已不再是大一统的世界，而法律和官制却仍沿袭大一统时代的，殊不知弱亡中国的全是这些东西。即使一时不能彻底废除，也应斟酌改订，为新政扫清障碍。”

翁同龢问筹款之方。

康有为：“日本银行的纸币、法国的印花税、印度的土地税，以中国之大，只要变更制度，收入可相当于今天的十倍。”

接着分门别类地陈说学校、农商、工矿、铁路、邮政、结社、海军和陆军的改革方法，把荣禄憋得中途离场。

最后呈上新作《日本变政考》和《俄彼得变政记》以供采鉴。

当晚，翁同龢在日记中用两个字形容康有为白天的表现：

狂甚。

从这一刻起，翁师傅便再也跟不上年轻皇帝狂奔的步伐了。

不能把光绪的渴求急变解读为孟浪，确实是因为陛下跪了太多的废柴。

由于各部的满族主事大多目不识丁，没有外放和升迁的机会，朝廷往往让熬了多年的满主事去当御史，以示优待。

结果直接拉低了都察院的官均文化水平。

甲午战争正酣时，一日早朝，国子监祭酒、甲骨文发现者王懿荣在午门外和同僚论及军事，叹息道：“事急矣！非起檀道济为大将不可。”

檀道济是南北朝时宋朝的名将，王懿荣以此指代左宗棠的爱将、常年卫戍新疆的甘军首领董福祥。谁知一个满御史闻言凑了过来，问“檀道济”三个字怎么写。

王懿荣鄙视地看了他一眼，随手一写。

满御史乐颠儿乐颠儿地跑回家，第二天光绪便接到一封奏疏，上书：请迅速起用檀道济……

正气得胸闷，又收到一折：

日本东北有两大国，曰缅甸、曰交趾（越南），壤地大于日本数倍，日本畏之如虎，请遣一善辩大臣前往，与该两国订约，共击日本，必可得之。

……

由此不难想见光绪在读到言之有物煽动性强的康著时心潮澎湃的场景。

同样激动的还有慈禧，捧着康著《波兰分灭记》，她泪如雨下。

戊戌年的所作所为再次印证了慈禧的立场：要改革，但不能威胁到自身的权力和满人的统治。因此，她对光绪说：“不烧祖宗牌位，不剪发辫，你便放手去做，我不管。”

问题是康有为见光绪不断催要自己的论著，索性来他个“小变不如全变，缓变不如骤变”，在《上清帝第六书》中抛出两颗重磅炸弹：废八股和开制度局。

一个从广度（士林）一个从深度（高层）上把所有人都得罪了个干干净净。

制度局是从日本引进的“舶来品”，康有为的设计，刀刀在割慈禧的禁脔（luán）。

由皇帝主持的中央制度局下设十二专局（法律局、税计局、学校局、农商局、工务局、矿政局、铁路局、邮政局、造币局、游历局、社会局、武备局），地方“道”一级设新政局、县一级设民政局，彻底架空从军机处、六部到地方道县的各级官员。

直到此时，戴在康有为脸上比川剧变脸还多的层层面具才全部揭开：既不是推翻君主的革命党，也不是要求议会的改良派，更不是遵从孔孟的传统士大夫，而是迷信权力、欲取翁同龢而代之的法家枭雄。

即将登顶成功的康有为临风而立，俯瞰众生，一副忧国忧民的表情，沧桑道：

中国惟以君权治天下而已，若雷厉风行，三月而规模成，三年而成效著。

翁同龢的底线

翁同龢马上意识到危险近在咫尺。

虽然慈禧可以开明到给光绪请英文教师，但权力红线决不能碰，一旦变法滑向党争的歧途，则再无回头是岸的机会。届时，作为帝党领袖、康有为的介绍人，翁同龢将首当其冲。

读过《新学伪经考》后，翁同龢开始从内心深处排斥康有为，称他为“经家一野狐”。

而在对比了公开发行和进呈光绪两版立论截然相反的《孔子改制考》后，翁同龢对康有为的人品产生了严重的怀疑。

开议会还是开制度局，二者所走的道路可谓南辕北辙。一个伸张民权，一个巩固君权。

对康有为在戊戌年之前与之后都大谈议会和宪政，唯独戊戌年间猛烈反对的行径，同盟会骨干胡汉民犀利地指出：

前时因官职不高，或因立宪条陈，被一封御旨弄个贵族议员当，岂不荣耀？及特旨召见，自以为指日可以大用，变法之际要用他多少条陈，作为新政要人，何患不得大位？万一他把握政府的权柄，却被议院监督住，岂不是好些不便？

康有为也明白，朝秦暮楚贻人口实，便在日后刊印的《戊戌奏稿》中大肆篡改历史真相。

以《上清帝第六书》为例。原折中对制度局的定位是“将旧制新政，斟酌其宜”，伪折中却变成了“商榷新政，草定宪法”。

不仅如此，伪折还掺入了一大段原折中根本没有提及的对西方政治体制的描述：“泰西论政，皆言三权。有议政之官，有行政之官，有司法之官。三权立然后政体备……”

多少政客，以为恶行只要做得足够隐秘，便能逃脱历史的审判。殊不知在时光的沉淀下，善恶皆暴露无遗。

认清康有为庐山真面目的翁同龢急踩刹车，在光绪又一次向他索要康著时说“与康不往来”。

光绪吓了一跳，追问其故，翁同龢答以“此人居心叵测”。

皇帝当场发毛：居心叵测你引荐给我？

他强忍怒火，让翁同龢传知张荫桓——绕开你总行了吧？

不料翁仍然拒绝，反问道：“张某日日进见，何不面谕？”

这就有点为老不尊了。

四十岁的年龄差距，代沟深到足以使情同父子变成形同路人。

瓜分危机让翁同龢的思想渐趋变革，甚至一度想全权委托汉纳根来练兵，但观其一生，对洋人的排斥与仇视是深入骨髓的。

在他笔下，英使巴夏礼“嗫嚅（niè rú，吞吞吐吐）浮伪，最可恶”，日使盐田三郎“陋而狡”，只有美国公使杨约翰“尚敦笃”。曾纪泽同外宾周旋则是“作夷语，啁啾（鸟叫）不已”。

不仅如此，翁同龢还把一次外交活动写成“正午各国公使来拜（不书“来访”）。一群鹅鸭杂遝（tà，杂乱）而已”。把聚会结束写成“公使退，余等一哄而散”。

这样一个把同洋人打交道比作“日处豺狼虎豹丛中”的老头，与光绪的矛盾则更像是两个时代的差异。

其集中爆发点在于外交礼仪。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列强陆续向清廷派驻公使。围绕使节见清帝时的礼仪，中外展开了艰难而曲折的谈判，终于在同治十二年（1873）以清政府的屈服而告终。

当年二月，同治亲政。六月，西方五国公使以鞠躬而非跪拜之礼在中南海紫光阁觐见皇帝。

1898年，面对墙倒众人推的局面，光绪忍辱负重，稳步改进外交礼节，捭使同国际接轨。

四月，德国亨利亲王访京，光绪准其乘轿入东华门，拟在毓庆宫接见。而刚经历了胶州危机，受够了德国鸟气的翁同龢则表示强烈反对。

同月，在接受俄使的国书时，光绪不再命旁侧的奕劻转呈，而是令其直接上丹陛放到自己案前。

如此僭礼之行，既不和总理衙门商量，也不跟奕劻打招呼，偏偏只张荫桓一人事先知晓，这不能不让翁同龢对张的用心产生怀疑。

恰好徐桐参张荫桓“唯利是图”，光绪让翁同龢出面力保，翁坚拒。两人相持不下，争执剧烈。

真正致命的打击是奕訢的临终遗言。

慈禧和光绪探视病危的奕訢，在问及可堪重用的朝臣时，他推荐了四个人：李鸿章、张之洞、荣禄和裕禄。

光绪试探地提了下翁同龢，奕訢条件反射般垂死病中惊坐起，把多年来对翁阻挠洋务、盲目主战的积怨瞬间爆发：“聚九州之铁不能铸此弥天大错！”

五月，奕訢去世，光绪正式向慈禧摊牌。

两人做了一笔政治交易：慈禧默许光绪变法，光绪则将翁同龢炒鱿鱼并裁撤督办军务处。

使慈禧决意搞掉翁同龢的是军机大臣刚毅（1837—1900）。

此人之反动举世罕见，曾有“汉人一强，满人必亡”“宁赠友邦，毋与家奴”等语录传世，嚣张跋扈。坊间传曰：自言自语刚枢密，独断独行翁相公。

刚枢密决非《走向共和》里粗俗无知的形象，心思细密的他曾为庆贺太后大寿特意制作了十二面镂花雕饰的精美铁屏风。

问题是中外馈献堆积如山，慈禧早已麻木，任何奇技淫巧都激不起她半点兴趣。为了引人注目，刚毅狂洒银子，买通太监，将屏风放在内宫太后的必经之处，果然引起了慈禧的注意，下命将之移置寝宫……

奕訢死后留下的权力真空促使刚毅刚猛起来。他串通李莲英在慈禧面前各种构陷，终于拱翻了翁同龢。

宦海冲浪

1898年6月11日，光绪颁布《定国是诏》，拉开了戊戌变法的大幕。

两天后，署理礼部侍郎徐致靖保奏康有为、张元济、黄遵宪、谭嗣同、梁启超为“通达时务之材”，光绪意欲召见，翁同龢再次虚与委蛇。

也是最后一次了。

6月15日，翁同龢的生日。

凌晨1点，窗外下起了绵绵细雨，“喜而不寐”的翁同龢索性起了个大早，向空叩头后入宫。

宦官传旨让翁勿入，而令和他一道前来的同事进见。

等了一个小时，同事出来告退，宦官宣读圣旨：

翁同龢着即开缺回籍。

罪状有两条。

第一，近来办事多不允协；第二，喜怒见于辞色，渐露揽权情状。

一代书法大家翁同龢从此告别了政坛。

曾几何时，他因平反杨乃武与小白菜的冤案闻名于世，以为能大展宏图，再造玄黄。现在想来，上天早就用一件事提醒了他：其实，你什么也做不了。

那是一次针对洋行的借款。户部一位下属悄悄告诉翁同龢，说经办此事的人吃了不小的回扣。

翁同龢勃然大怒，当即奏明光绪，要求严查分食回扣者，以肃朝纲。

谁知第二天入见时，光绪无奈地摇了摇头：“昨日之事不必追究了。”

这才知道，原来慈禧也收了回扣。

翁同龢愀然无语。

此番失势，他才真正体会到了官场对出局者的冷漠。无人替他说话，无人为之送行。转道天津时，终于收到一封语带宽慰的信和一张价值不菲的银票，竟是同他不算亲密的袁世凯在人情凉薄之际送来的温暖。

翁同龢老泪纵横。他退还了银票，留下了信。

历史在这一天转折。

洋务运动以来，晚清统治者不得不面对的一个现实是，既要重用李鸿章等干才，又要防止其坐大。

甲午之后，以北洋为代表的地方势力宣告破灭，如何“再造中央”成为核心的国家议题。

让人充满了想象的一种可能是光绪树立权威，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亲政，而主导这一伟大使命的却是差强人意的翁同龢。

但无论如何，平稳掌舵的政治经验是年轻激进的康党所无法比拟的。因此，翁去康来所造成的代际断裂使清廷这艘大船顿时惊涛骇浪起来。

与翁同龢开缺同时颁布的还有两条谕令：一、王文韶调北京补翁留下的军机大臣、总署大臣和户部尚书之缺，荣禄接替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二、今后新任二品以上大员必须往太后处谢恩。

可见，为了能自主经营，光绪跟慈禧签了霸王合同。

第二条不消说。而第一条，督办军务处撤销后，小站新军直接隶属北洋大臣。把后党门神荣禄放到这个位置用意不言自明。

调整后的军机处，刚毅继续刚着，裕禄态度不明朗，王文韶打酱油，钱应溥老迈、常年病休，剩下一个支持变法的廖寿恒孤掌难鸣。

光绪最大的败笔在囿于成见，不肯起用李鸿章。

外交靠总署，内政看军机。李鸿章曾私下对人说，康有为废八股是干了他想干而不敢干的事。

的确，三十年前他就认为士大夫“所用非所学，所学非所用”，多次上疏，虚虚实实地试探朝廷废八股的可能性，结果遭来一片“用夷变夏”的唾骂。

时过境迁。把这样一个奕訢推荐、慈禧倚重的人从总署大臣调任军机领班，既不会遭遇阻力，又为变法上了一道保险。

结果却是，中枢大换届，李鸿章只得了一枚勋章、一份太后赏赐的食物以资鼓励。

6月16日，颐和园仁寿殿。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康有为受光绪召见。

同在园中的还有前来领旨谢恩的荣禄和李鸿章。

朝房内，康有为与荣禄狭路相逢。后者轻慢道：“以夫子之才，也会有补救时局的办法？”

康答以非变法不可。

荣禄鄙薄道：“早就知道法当变，但是一两百年的成法，是一早上就能变过来的？”

康有为大怒，忿然道：“杀两个一二品的大员，法即变矣！”

荣禄寻思着没得势你就狂成这样，真要大权在握，还不得血海飘香？

入见慈禧时，李鸿章在场。荣禄力言康有为败坏朝纲，皇上若过于听信，必有害大事。

怕分量不够，又看着李鸿章，说李相经历的事多，当为太后言之。

李鸿章当即叩头，称皇太后圣明，然后跪在那纹丝不动。

慈禧叹了口气道：“儿子大了，哪里认得娘？其实我不管倒好。你做总督，但凭知道的做吧。”

李鸿章退下后神色大变，转告康有为，提醒他小心。

光绪的召见持续了两个小时。康忽悠成功地使皇帝相信：变法不必罢免大臣，专用小臣即可。大臣无办事之劳，无丢官之虑，怨恨的言论自会平息。

一厢情愿罢了。

几天后，上谕授康有为总理衙门章京上行走，正五品。

行走者，有事则行，无事则走也，大大低于康党的预期。梁启超评道：“总署行走，可笑之至。”

好在给了个专折奏事之权，不用再靠他人转呈。

紧接着，被康有为称为“扫云雾而见青天”的废八股提上了议事日程。

命下之日，却根本不像他所忽悠的“欢声雷动”，而是引发了比禽流感还广泛的恐慌。

当时会试举人集于京师者近万，这帮人聚餐时只有一个话题，就是问候康有为家的女性亲属。

同样愤怒的还有翰林院的知识分子，因为有传言说该院也要削减编制——铁饭碗不铁了。

连李鸿章都忧虑康有为的人身安全，让于式枚上门劝他雇佣保镖，以防被刺。

从蒲松龄到吴敬梓，恨八股的可谓人生代代无穷已，之所以江月年年只相似，盖因没有更好的替代方案。

康有为改八股为策论并不新鲜，却因主观性太强，给阅卷造成了严重的困难。浙江学政陈学棻很傻很天真，据实上奏，光绪批了一句“既然不会看策论，便不要视学了”，当即免职。

欢迎来到天朝，流氓和骗子的乐土

这就让反对派兔死狐悲了。

已迁礼部尚书的许应骙主抓教育，百般阻挠，御史杨深秀和宋伯鲁在康有为的授意下参其“迂谬”，光绪又准备罢一个。

刚毅替之求情，不许。又请求“令其申辩”，勉强答应。

许应骙连夜走访求教，刚毅传了一损招。

在上疏自辩的同时，许应骙大肆攻讦康有为。反正康的烂事奇货可居，不愁没人转发。

刚毅则趁势跑到慈禧那煽风点火，终使对许应骙的处分没了下文。

八股好歹艰难地被废，制度局则涉及到砸饭碗，还一砸一大片，怎么看都感觉离成功隔着千山暮雪。

而且，由于变法被拖上了党争的轨道，一些原先支持康党的改良派也纷纷却步甚至倒戈。

康有为毫不在意。难得吃定了皇帝，过把瘾就死也值，继续推波助澜：“皇上不想变法图强则已，若想，第一件事就是开制度局。”

少了奕訢和翁同龢的减速，光绪无所顾忌，把康有为的提案交相比于军机处较开明的总理衙门讨论。

谁知奕劻不敢做主，更不敢久拖不决，只好去找慈禧定调子。

慈禧向他交底：不可行之事，只管驳议。

于是，总理衙门出炉了一份针对康有为的批驳报告，彻底否定了制度局。

光绪拍案而起：“汝等欲一事不办乎？重议！”

奕劻当时就震惊了。

只好请外援分担风险，要求皇帝简派军机大臣一道来讨论。

这招狠就狠在，军机处除了廖寿恒，个个跟康有为有仇。连王文韶这种原本谁都不得罪的酱油男也紧握双拳站了出来，毕竟制度局一开军机处就废了——没了酱油瓶还打个锤子酱油？

但光绪不得不同意。多年来，各地督抚养成了一切唯直隶总督马首是瞻的习惯。荣禄不动，除了大右派陈宝箴外，谁也不敢妄动。

于是，总署接到一封同意所请却绵里藏针的圣旨：

切实筹议，不得空言搪塞。

值此危急存亡之秋，原本最好窝里斗的军机大臣们手拉手心连心，团结在一起，准备抗“开制度局”之旨。

王文韶咳嗽了一声，反对道：小心狗急跳墙，逼得皇上用大杀器。

指的是光绪独有的终极技能——明发上谕。一旦发动，将绕开军机处，由内阁拟旨，昭告天下，付之于世。届时，一切将覆水难收。

以光绪从小就喜怒无常，动不动便拍碎玻璃自残的缺陷型人格来看，并非没可能。

众人如梦初醒，齐刷刷地看着王文韶。

王大人只抛出一个字：磨。

你不是要设法律局吗？那我先从各部抽调司员修改律例；你不是要一体士民皆可上书吗？那我改为职官交本部衙门，士民递都察院。

总之大事办小，声东击西，各种磨洋工。

强催之下总算开了个农工商局。从名字不难看出，被磨怕了的光绪把原十二专局里的农商局和工务局给合并了。

许应骙也没闲着，发动水军造谣。

谣言起于康有为的异想天开：把全国的寺庙都改为学堂。

本来就很夸张，在许应骙的演绎下，更成了一部掺杂着宗教元素的政治阴谋片：康有为进献药水，光绪服用后性情大变，急躁异常，开始在宫中设礼拜堂，并加入了天主教。

虽说比《等待戈多》还荒诞，但联系到让皇帝改国号“大清”为“中华”之类的狂暴举动康有为没少干，群众也就相信了。

混乱使康党内部产生了分歧。沈曾植深忧变法会因康有为的鲁莽而灭裂；张元济和梁启超都劝他急流勇退；其弟康广仁更是写信抱怨道：

规模太大，志气太锐，包揽太多，同志太孤，而上又无权，安能有成？

康有为成了活靶子，破鼓万人捶。

对真正的改良派而言，这其实是一件好事。

比如太仆寺少卿（最高管马机构的二把手，正四品）岑春煊（1861—1933）就从不参与争吵，而是瞅准鹬蚌相争的时机，上了一道裁并官署的奏折。

览奏后，光绪让李鸿章拟了一个黑名单，上榜的统统撤销，一口气裁了光禄寺（宴飨）、鸿胪寺（迎宾）、太常寺（祭祀）、大理寺以及湖北、云南、广东三省的巡抚等闲衙冗职。

当然，不明真相的反对派又把账算到康有为头上。

一次性炒了近万人，朝野震骇，颇有官不聊生之感。外媒的评价是：在中国政界掀起了一场革命。

当廖寿恒找到康有为，请他谏阻光绪以平息朝局震荡时发现，原来康圣人并不介意替人背黑锅，还火上添油地说：“不裁则已，要裁就全裁。”

礼部主事王照嗅到一条破冰之路：与其让反对派跑去依仗慈禧，形成一股庞大的势力，不如主动把变法的美名让给太后。慈禧好名，向来喜谈改革，如此则皇上的志向得以施展而顽固党却失其凭恃。

康有为当场反对，说太后撤帘已久，不容再出掌朝政。且清朝祖制，大臣不许言及宫闱，犯者死罪。

这会儿搬出祖制了，原来祖制是用来压人的。

王照不理，直接上疏道：“请皇上奉太后游日本，知其崛兴之由。然后奉太后之意，晓谕臣民，以变风气。”

结果引爆了定时炸弹。

作为礼部堂官，代呈本部官员的上奏原属许应骙分内之责，他却把王照的折子压了一个月，直到当事人问起，才以“日本素多刺客，不便出访”为由敷衍。

两人旋即破口对骂，咆哮公堂。王照指责许应骙违抗皇上广开言路的旨意，威胁说要请都察院代递。许应骙见压不住，只好呈递，但附奏说：“请圣驾游外洋，安知不是包藏祸心？”

光绪当场暴怒，一气之下把礼部两个尚书（一满一汉）四个侍郎，共计六个堂官全部免职。

此举有利有弊。利在以儆效尤，弊在殃及无辜。满尚书怀塔布就亲身体验了一把覆巢之下岂有完卵。

此人几乎从不上班，王照的折子一个字都没见过。结果人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被革职了。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王照，被光绪赞为“勇猛可嘉”后赏三品顶戴。

徐致靖也去掉了“署理”，正式成为礼部侍郎。

同时，任命谭嗣同、杨锐、林旭和刘光第为正四品的军机章京，彻底向世人宣布：我说了算。

杨锐和刘光第均非康党，而是张之洞推荐给光绪的维新人才。林旭举人出身，年纪最轻（二十三岁），却最积极。

四人的超擢，让无缘再见光绪的康有为大吐酸水：

尔等事实上已位居相位，但没有威仪，望之不似宰相。

骗中骗

罢免礼部六堂官虽起到了敲山震虎的作用，一时间言路大开，但由于事先并未向慈禧请示，实际上已经违反契约。

加之怀塔布的老婆也不是省油的灯，常年侍奉太后宴游，进颐和园跟进自己家似的。一番哭诉下来（挑拨说皇帝要尽除满人），慈禧有了新的想法。

于是，便上演了“有困难找荣禄”的游戏。

之所以找荣禄，看看北洋大臣此时的军权就明白了：董福祥的甘军、宋庆的毅军、聂士成的武毅军和袁世凯的新建陆军。

国防力量的全部精锐。

先是怀塔布夜访天津找荣禄，接着是保守派笔杆子杨崇伊找荣禄，都与请慈禧出山训政有关。前者征询意见，后者试探口风。

杨崇伊的儿子娶了李鸿章的孙女（李经方之女），本是亲家。但当他纠合了一众保守派准备奏请太后训政，以疏示李鸿章时，李不肯签名。

很快，杨崇伊们又放出一条谣言，说慈禧与荣禄密谋，将借9月天津阅兵，行废立之大事。

如此荒诞的场面便是拍《光绪王朝》也会因为场面大、调度难、耗资巨而被投资方砍掉。胡汉民后来就嘲讽道：

太后真要害皇帝，一服砒霜也就够了。当着六飞出狩的季节，千军万马的场所，拿光绪杀了，这叫做什么玩意？

之所以越传越神，连光绪都紧张地表示“誓死不去天津”，盖因保守派怨念太深，做梦都梦到类似的场景，聚到一起更是言之凿凿指天誓日，就差直接说“老佛爷亲口告诉我的”。

康有为则是紧张之中透着兴奋：终于找到无与伦比的统战理由了——救驾。

当然，以他一贯的思维方式，光救驾是不够的，要以攻为守——清君侧。

在康有为看来，荣禄是指望不上的，染指军队的希望只好寄托在思想开明、支持过强学会的聂士成和袁世凯身上。

聂士成时任直隶提督，跟王照是把兄弟。

康有为的计划是：让徐致靖劝王照去找聂士成，先征得他的同意，然后召其入觐，授以直隶总督，取代荣禄。

第一步就卡住。

王照坚持认为慈禧和光绪纯属家务之争，本可调和。结果被康有为搞成了党争，现在还想挑起战争，简直丧尽天良，当场予以拒绝。

徐致靖摆出一副过来人的姿态训斥说：“你受皇上大恩，不趁此图报，却为身家性命考虑，于心能安吗？”

王照反驳道：“拉皇上去冒险，心更不安。我王照绝不做范雎。”

无奈之下，康有为把宝押到了袁大头头上。

徐致靖的侄儿徐仁禄被派往小站试探袁世凯的态度。

按理说大头对徐致靖很有好感，毕竟人曾上奏保荐过自己：

（袁世凯练兵）赏罚至公，号令严肃，一举足则万足齐发，一举枪则万枪同声。行若奔涛，立如植木。

但徐仁禄上来就按康有为的授意挑唆道：“我同卓如（梁启超）、复生（谭嗣同）屡次向皇上举荐你，皇上告诉我等，荣禄说你跋扈不可大用。不知公因何事与他不和？”

离间计一眼便被识破，袁世凯故作惊悟道：“之前翁常熟想增加我的兵额，荣禄说不能放任汉人坐拥兵权。常熟说曾、左也是汉人，如何不能统率大兵？可荣禄到底还是不肯增啊！”

见徐仁禄信以为真，便将计就计向他抱怨所练之兵仅只七千，力量单薄，称“假使西方兵力是我的一倍，与之作战，可以获胜；是我的两倍，也可获胜；若数十倍于我，唯有捐躯效命而已”。

言讫，潸然泪下。

对康有为师心自用、名为变法实为夺权的改革，袁世凯不以为然。

很好理解。即便改成了，也跟他亡清的夙愿没半毛钱关系，甚至可能背道而驰。

但和康有为不同的是，大头绝不会轻易得罪任何官场中人，毕竟这里是中国。

更不要说皇帝身边的红人了。

于是就有了康有为起草，以徐致靖的名义上奏的荐章。

在表扬了一通袁大头的好人好事后替他要官（给予封疆大吏的位置，或改授六部堂官之职，使之独当一面）。

光绪对袁世凯一直颇有好感，便于当日诏大头来京陛见。

王照听说后大惊失色，跑去质问徐致靖。徐支支吾吾道：“召袁入京，为的是抵御外侮。”

这可真是尘归尘土归土，你当我是二百五？

一旦光绪染指军队，势态必将失控。

问题是在老男孩康有为看来，青春就是疯狂地奔跑然后华丽地跌倒，谁也挡不住他一路狂奔的热情。

于是便有了移花接木的懋勤殿。

此殿作为皇帝的书房，名字比较古典（懋学勤政）。康有为觉得“制度局”三个字太洋气，招来许多不必要的非议，干脆暗度陈仓，指使谭嗣同撺掇光绪开懋勤殿。

当然，简单粗暴地指责康有为换汤不换药也是不负责任的。事实上从制度局到懋勤殿，人着实加了一剂猛药——聘请外国政治家进入朝廷决策层共议改革。并提出两个人选：刚刚下野的伊藤博文和常年旅中的李提摩太。

搬洋救兵确实打中了慈禧的七寸，却也将帝后之争推向了你死我活的边缘。

9月11日，伊藤博文抵达天津，以私人身份访华。

这立刻“坐实”了一则传言：伊藤被康有为勾引而来，将任军机大臣。

传言是如此深入官心，以致不少进京陛见的督抚大员幸灾乐祸地对军机章京们说：“诸公好好侍奉新堂官吧。”

荣禄在北洋医院设宴欢迎伊藤。

席间，袁世凯注意到荣禄始终拉长着个脸，没等散席便借口有事告辞。

同一时间，武艺高强的湖南大侠、唐才常和谭嗣同的拜把兄弟毕永年低调抵京。

教唆犯

9月13日，王照正与徐致靖参酌奏稿，康有为兴高采烈地跑进来，道：“谭复生请皇上开懋勤殿，用顾问十人，业已商定，请你俩分荐此十人。”

王照：“我今天要上个折子，没时间。”

康有为：“皇上今晚就要看，你的折子搁一日，明天再上有什么关系？”

王照不得已，乃与徐致靖分头缮写荐折。

与此同时，心怀忐忑的袁世凯携徐世昌进京觐见，在法华寺住下。

同一趟列车上还坐着伊藤博文和一个神秘的乘客——张翼。

此行张翼带着荣禄写给奕劻的密信，中心思想八个字：太后训政，此其时也。

9月14日是光绪例行去颐和园向慈禧请安的日子。

一直挨到玉澜堂酒宴，见慈禧兴致不错，光绪终于鼓足勇气提出开懋勤殿之事。

史载“太后不答，神色异常”。

站在慈禧的立场，擅罢礼部六堂官已是对其权力的否定。而同意开懋勤殿，更是将她和皇帝的权力关系来个一百八十度颠倒。

于是，积怒瞬间爆发。

争吵中，慈禧放出狠话：“若再越出权限，则皇位不能保。”

光绪慌了。

恭王已死，庆王疏远，对李鸿章又放不下成见，这才发现想调停都没有合适的人选。

随驾值班的杨锐尚算老成，早年被张之洞誉为“当代苏轼”，颇为倚重。光绪只好让他拟了一道密诏，内称自己日思尽变旧法，尽黜昏庸之人，但恨权力不足。果真如此，则帝位恐将不保。因此，让军机四章京妥速筹商，以使既能变法，又不违抗太后之意。

就是这么一封内容和谐的密诏，后来还被康有为篡改成写给他的求救信：

今朕位即将不保，汝可与杨锐、林旭、谭嗣同、刘光第等密筹良策，设法相救。朕十分焦灼，不胜企望之至。

其实，杨锐同康党并不像外界与后世猜测的那样齐心，而是经常在家书中抱怨和谭嗣同、林旭难以相处。当他预感到情势有变时，第一个念头是不想卷入是非。

于是，杨锐把密诏压了三天，彷徨无计。

南海会馆的夜已经很深了。

有谭嗣同的力荐，康有为对毕永年非常放心。

他先爆猛料：“太后打算于下个月天津大阅兵时杀害皇上。”

再爆更猛的料：“我要效法唐朝张柬之废武后之举，奏请皇上召袁世凯入京。你来当李多祚。”

毕永年发表道听途说来的高层秘闻：“袁是李鸿章的人，李是太后的人，恐怕不好用吧？”

康有为信心满满道：“我令人去他那行反间之计，袁笃信不疑，已深恨太后和荣禄。你且等着，我还有重要的事用你来办。”

9月16日黎明，昆明湖畔玉澜堂。

光绪虽精神委顿，但对军事上的事问得很细，袁世凯则一一据实奏对。

气氛明显比较压抑，皇帝几次欲言又止。大头只好趁问话的间歇道：“下月还有巡幸大典，亟须回津准备，倘无他事垂询，请即训示。”

光绪说四天后再来请训，耽搁不了什么。

召见结束后，大头回家补觉。刚躺下便有宦官前来宣旨：袁世凯升正二品，以工部侍郎候补。

生活就像《忐忑》，没有准确的歌词，却惊心动魄。

不次超擢带给袁世凯的不是喜悦，而是恐惧，尤其当他听说皇上让他与荣禄“各办各的事”——这分明是强迫自己站队嘛。

大头当即要上疏辞谢，却被徐世昌阻止：既属皇帝特恩，力辞反倒欲盖弥彰。

事实上此次进京，袁世凯既不往来酬酢，也不奔走权要，而是寓居郊外，闭门不出，为的就是置身于帝后两党的漩涡之外。

问题是，在你不惹祸、祸来找你的中国，独善其身要比左右逢源难得多。于是，午后刚过，袁世凯便行动起来，遍访朝中大佬。

奕劻不在家，刚毅和裕禄听袁世凯表白自己无功受赏惶悚不安的“心迹”，暗自冷笑：都是一座山上的狐狸，你跟我讲什么《聊斋》啊！

结果都是一堆不咸不淡的官话，大头未能从中得到任何有价值的信息，怏怏而归。

礼数还是要有的。对推荐了自己的康党，袁世凯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感谢信，由徐世昌亲自去送。

结果康有为又想入非非了。

当晚八点，康有为、梁启超、康广仁和毕永年正在南海会馆用餐，忽然传来袁世凯以侍郎候补的消息。

康有为明明早已获悉，却故意演戏给毕永年看，大拍桌子兴奋道：“天子真圣明！如此做法，比我等所献之计更加隆重，袁世凯必定喜而图报！”

说着，放下筷子，让毕永年跟他进里屋。

“事已如此，定计而行就是了。不过，我始终觉得袁世凯不可用。”毕永年说。

康有为从桌上拿出袁世凯的来信，指着上面“蒙兄荐引提拔，不胜感激，虽赴汤蹈火，亦在所不辞”的话，对毕永年得意道：“你看，袁有此语，还不能用吗！”

毕永年只好道：“既如此，先生想让我做什么事？”

“我想让你到袁世凯的幕中去当参谋，监督他。”康有为试探道。

“我一人在他幕中何用？袁若有异志，我也制不了他。”毕永年还是觉得不靠谱。

康有为终于交底：“我给你一百人，等袁世凯兵围颐和园时，你带着他们奉诏把太后抓起来就行了。”

至此，康党的政变计划终于浮出水面。

第一步，9月20日袁世凯请训时，光绪面付朱谕一道，以荣禄密谋废君弑君为名，令袁世凯回津率所部兵马擒荣，就地正法；

第二步，封禁电报铁路，以专列载袁部入京，一半围颐和园，一半守紫禁城。

显然，计划得以实施的关键在于袁世凯和毕永年，但归根结底还是在袁世凯。一旦大头首肯，康有为将上奏光绪，请旨发动政变。

毕永年还在迟疑，康广仁和梁启超推门而入。

坐定后，梁启超道：“此事兄不必再疑，务请大力担当。”

见毕永年没有回答，梁启超激了一句：“兄敢做此事吗？”

“有什么不敢！但我要好好想想。而且，还没见过袁世凯，他是什么样的人，我还不知道。”

“袁世凯大为可用，然则兄能答应此事吗？”梁启超急于要他做出一个慷慨而坚决的承诺。

其实像毕永年这类江湖侠士，远比知识分子重诺，但正因其言必行，反倒不轻易允诺。

见康广仁不爽的表情已经写在脸上，毕永年只好道：“此事我终不敢独力承当，为何不催佛尘（唐才常）进京商量？”

康、梁大喜，连说“好极了”。但又表示想于数日内发动此事，等唐才常恐怕不及。

踌躇片刻，四人来到隔壁房间，找正在病休的谭嗣同商量。

谭认为稍缓时日无妨，如果唐君前来，则更为安妥。

梁启超立刻表示赞成：“毕君沉毅，唐君深挚（深切真挚），可称两雄。”

毕永年知道这是面子上的恭维，连说不敢当。

康有为道：“事已定计，你们加紧调兵遣将吧！”

于是，两封快电飞往湖南，要唐才常火速进京。

秀才造反

9月17日，见杨锐迟迟没有回应，心急如焚的光绪通过林旭带出第二份密诏，并发布上谕，督促康有为速赴上海督办《时务报》。

离京，有助于缓和反对派一点即燃的情绪，也是对康的保护。但之所以会来这么一出，说到底还是康有为作茧自缚。

变法伊始，他便公报私仇，通过宋伯鲁上了道折子，请求将《时务报》由民办改为官办，让梁启超取代汪康年。

光绪让吏部尚书孙家鼐研究宋折，结果康有为给汪康年挖的坑把他自己给坑了。

孙家鼐说：“这确实是一条很好的建议，但需要做一点小小的修正。梁启超在办译书局，工作重要，不容分身，不如改派康有为去督办《时务报》。”

由此可见，开明如孙家鼐这等改良派，亦巴不得将康有为踢出京城。

那么容易便滚也就不叫长素了。

康有为左思右想，想出一条万全之策。在接受任命的同时，给汪康年发去一封电报：

奉旨办报，一切依旧。望相助，有为叩。

赖在北京不走了。

可此番为了安抚震怒的慈禧，光绪不得不壮士断腕。

上谕措辞强硬，要康有为即刻离京，不准“迁延观望”。密诏中却说情非得已，苦衷难诉。爱卿保重身体，善自调理，将来共建大业，朕有厚望。

当晚，林旭访康有为不遇，便将上谕留在南海会馆，并附一纸条，嘱康明早切勿外出，有要事相告。

毕永年见林旭神色匆匆，显是出了变故，又打起了退堂鼓。他找到康广仁，说同袁世凯仓促之间彼此交浅，何能行事？还是不能轻易应承康有为的任务。

康广仁怒道：“汝等尽是书生气，平日议论纵横，及至做事，却又拖泥带水！”

毕永年耐心道：“我一命虽微，但也不能糊涂而死。康先生既令我同谋，何不能让我置一词？在下是南方人，初至北军，率领互不相识之兵，十几天内，何能将他们收为心腹，又何能得其死力？而且，我一介贡生（各省学政从府县的秀才中择取成绩优异者保送至国子监读书，相当于缩水版举人），统带此兵，不独兵不服，同军各将也会奇怪。”

康广仁闻言，越发不高兴，冷笑着走出房间。

此时，康有为正同徐致靖在宋伯鲁家喝酒，喝高了便唱起昆曲来。曲终哀怨动人，又谈及时事，不免一番相互忧叹。

回府后看到上谕，方知不妙。毕永年又一副“我要当逃兵”的表情凑到跟前，把对康广仁说的话重复了一遍。康有为当场就来气：“你以贡生领兵，也很体面嘛，有何不可！此事尚未定，你先不用多虑。”

第二天一早，林旭来到南海会馆，带来一前一后两封密诏。

康有为命人唤来徐致靖，手捧那封被杨锐捂了三天的密诏，同梁启超、康广仁和谭嗣同一道跪读，读着读着便声情并茂起来。

“恰巧”徐世昌来访（形势不明，徐同袁世凯分头行动，分别联络帝后两党）。康有为灵机一动，开始放声大哭，撕心裂肺，如丧考妣。

众人跟着飙泪，一个比一个响亮，不知道的还以为在开追悼会。徐世昌受到感染，也抹起眼泪来，南海会馆顿时哭声一片。

庆亲王府。

大头访奕劻不遇，庆邸管家说：“老爷出门了，留话让您等他。”

颐和园。

内务府升平署今日给慈禧安排的戏是关于杨家将的京剧《昭代箫韶》。早上十点开演，一直持续到晚上八点。

因为后天还要接见伊藤博文，下午两点，光绪离开颐和园，起驾回宫。

南海会馆。

康党士气低迷。午饭时，梁启超示意同毕永年关系不错的康门弟子钱维骥进行最后一次试探。

钱维骥：“康先生要杀太后，怎么办？”

毕永年：“兄怎么知道？”

钱维骥：“刚才梁君对我说，‘先生的意思是，在奏知皇上时只说是废黜；等到去颐和园抓住时，杀掉就可以了。不知毕君肯不肯办这件事，你何不去探一下他的口气。’看来此事是真的，你打算怎么办？”

毕永年：“我早就料到，他想要我充当成济的角色。老兄且等着看吧。”

成济是三国时曹魏武将，受司马昭心腹贾充的唆使刺死魏主曹髦。后来司马昭为平息众怒，将成济满门抄斩，使其成为史上知名度最高的替罪羊。

康有为清楚，毕永年这条线是指望不上了，不甘心就此远离权力中枢的他开始盘算如何同袁世凯摊牌。

庆亲王府。

袁世凯等到傍晚也不见奕劻回府，下人来报，说荣禄传令，塘沽口有英国军舰游弋，让他尽快回防，只好先行返回法华寺。

颐和园。

看戏间歇，奕劻、端亲王载漪和李莲英轮番跪劝太后训政。

连月来，类似的苦情戏慈禧早已司空见惯，即使这次奕劻带着张翼转交的荣禄密信和杨崇伊猛批康梁的折子，她还是认为火候未到。

不速之客

法华寺。

袁世凯正秉烛拟折，门房忽报谭嗣同来访。

大头立刻停笔出迎，只见谭嗣同身着便服，旁边跟着徐世昌。

天子近臣，自然不敢怠慢，忙请入室内，互道寒暄。

谭嗣同：“想不到公如此相貌堂堂，有大将格局。”

袁世凯摸不清他来意，但见同徐世昌一起，猜想多半是受康有为派遣，只好先虚应周旋。

谭嗣同：“公是否后天请训？”

袁世凯：“现有英舰巡行海上，准备具折明日请训后就提前回津了。”

谭嗣同单刀直入：“外侮不足虑。可忧者，内患耳。”

袁世凯忙问其故。

谭嗣同：“公受特恩，当思图报。今上将有大难，非公不能救！”

袁世凯变色：“袁家世沐皇恩，此番又蒙不次提拔，敢不肝脑涂地以报天恩？不知皇上难在何处？”

谭嗣同：“荣禄近日献策，将废君弑君。”

袁世凯盯着他瞧了半天，感觉不像在讲冷笑话，便摇头说荣禄颇有忠义，绝无谋逆的可能，定是谣言。

谭嗣同把徐仁禄在小站说的话又复述了一遍，提醒袁世凯：你升不了官，盖因荣禄压制；之所以升官，全靠我们保举。

说着拿出一道奏折交给袁世凯。

上面写着详细的政变计划，比岛田庄司的本格推理还玄幻。

大头看后“魂飞天外”，下意识道：“围颐和园做什么？”

谭嗣同杀气毕露：“不除此老朽，国不能保。此事在我，公不必问。”

袁世凯表示，要杀太后，部下很难听命。

谭嗣同：“我雇有好汉数十人，去此老朽，无须用公，只请你做两件事，诛荣禄、围颐和园。公如不允，我即死在公前。公之性命在我手，我之性命在公手。今晚必须定议，我即进宫请旨。”

袁世凯寻思着核心机密都让自己听去了，坚拒的话搞不好真要流血五步伏尸二人，便道：“事关重大，断非草率所能决定。况且，你今晚进宫，皇上也未必允准。”

谭嗣同：“我有挟制之法，定然能准。明日皇上必有朱谕一道，当面交给你。”

大头闻言，更觉恐怖。挟制？莫非要绑架皇帝不成？

只好继续同他磨：“北洋宋庆、董福祥和聂士成各军共计四万，京内旗兵又有数万。而本部人马不过七千，只怕外面军队一动，京师立刻戒严，则皇上危矣。”

谭嗣同认为不足虑：“待兵动时，将皇上朱谕遍晓各军，同时照会列国，谁敢乱动！”

袁世凯找客观理由：“粮械子弹，均在天津，不在小站营内。必须先将粮弹领足，方可动兵。”

谭嗣同非要买个保险：“既如此，我请皇上先将朱谕交给你存收。待布置妥当，一面密告我日期，一面动手。”

这么惊悚的定时炸弹，袁世凯如何肯接：“我不敢惜死，只担心万一泄露，累及皇上。一经纸笔，便不慎密，切不可先交朱谕。你且先回，容我熟思，半月后布置妥当，再告诉你怎么办。”

谭嗣同自然不干：“皇上很着急，我有诏书在手，必须拟定一个办法，方可复命。”

说着拿出光绪交给杨锐，又被康有为篡改的密诏。

袁世凯发现是用墨笔写的，当即诘问：“此非朱谕，且无诛荣禄、围颐和园之说！”

谭嗣同：“这份是抄录的。谕内所称‘良策’，即包含此二事。”

这可真是上蒙皇帝下骗袁。

袁世凯本来打定主意，既不答应，也不拒绝，却见谭嗣同声色愈厉，衣襟高耸，似乎藏有凶器，便缓和道：“圣驾即将巡幸天津。届时军队汇集，只需皇上一寸纸条，谁敢不遵？何事不成！”

“等不到那时就要废弑皇上了，形势非常紧迫！”

“巡幸之命既下，必不会出意外。”

“若彼时不出巡，怎么办？”

“现已预备妥当，耗资甚巨，我会请荣禄力劝太后，必定出巡。此事在我，你大可放心。”

谭嗣同无奈了。

事实上，对围园杀后，他本不赞同，曾明确向毕永年表示：“此事甚不可，而康先生必欲为之，且使皇上面谕，我奈之何？”

更早些时，他坚定地站在反清的立场上，抱怨康有为转向变法维新是横生枝节。

然而，墨者摩顶放踵以利天下，谭嗣同却既忠且义。一旦认准，则事友以忠，行正义之事——这是从来就心口不一、言行分裂的知识分子永远难以望其项背的。

谭嗣同道：“报君恩，救君难，立奇功大业，在公此举。”

说着，他用手拍了拍脖子：“若贪图富贵，告变封侯，害及天子，也在于公。”

袁世凯：“你当我是什么人！袁家三代深受国恩，断不至忘恩负义，贻误大局。但能有益于君上，必当生死以之。”

这倒是实话。以袁世凯滴水之恩必涌泉相报的做人原则，对光绪，他是充满了报效之情的，故而激动道：“阅兵时，如果皇上到我营中，杀荣禄如杀一狗！”

谭嗣同总算相信，起立作揖，连称袁世凯为“奇男子”。

夜，已经很深了。

袁世凯借口还要赶办奏折，谭嗣同这才起身告辞，离开法华寺。

历史不会重复事实，但会重复规律

看完戏的慈禧打了个哈欠，随手拿起杨崇伊的奏折。

片刻，折子被重重地拍到桌上。慈禧对李莲英道：“明日一早，摆驾回宫！”

原来，杨崇伊说皇上准备于9月20日接见伊藤博文。

引用伊藤，专权执政的传言得到了证实。

站在慈禧的角度，旨在任用洋人的懋勤殿提案已被驳回，还爆发了激烈的争吵，光绪竟敢一意孤行。

如果这都能忍，就不姓叶赫那拉了。

乾清门内已经掌灯，烛光从门中透出，照在阶前那对雄踞在石台的铜狮上。白天显得威猛狰狞的狮子，好像在黑暗中睡着了。

第二天早餐后，毕永年发现彻夜未归的谭嗣同一脸疲倦地回来了，忙向他打听消息。

谭嗣同一边梳头，一边有气无力道：“袁没有答应，但也没有坚决推辞，想慢慢地办。”

毕永年：“袁究竟可不可用？”

谭嗣同没有正面回答，而是发牢骚说康有为坚持用袁。

毕永年慌了：“昨夜是否将密谋全部告诉袁了？”

谭嗣同点头。

毕永年急得跳起来：“事情完全失败了，完全失败了！这是何等事，能说出口而停止不办的吗？公等恐怕要有灭族之祸了！我不能和你们同罹此难，马上搬出这里。兄也当自谋，犯不着与他们同归于尽啊！”

午后，毕永年迁居邻近的宁乡会馆，密切关注局势变化。

康有为则四方奔走，为光绪，也为自己做垂死挣扎。

先是容闳表示可以找美国公使帮忙，他觉得意义不大，又去找李提摩太，结果得知英国公使去北戴河避暑了。最后前往日本使馆拜访伊藤，请他谒见太后时为皇上陈情。

伊藤说自己未必能见到太后，如果见到，一定帮忙。

通往紫禁城的路上，六百多人组成的车队浩浩荡荡，轿子上的慈禧脸色铁青。

宫里一切如昨，杨深秀上奏建议挖掘传说中圆明园地下埋藏的金银，似乎在给光绪调袁部入京提供借口。

光绪已经有了不祥的预感，对军机大臣们悲壮道：“朕不自惜，死生听天由命，你们如肯激发天良，顾全祖宗的基业，保全新政，朕死而无憾。”

法华寺。

袁世凯闭门谢客，与徐世昌商讨对策。

其实没得选。不告发康党一成胜算都没有的阴谋，就无法与之撇清干系，筚路蓝缕辛辛苦苦积攒起来的亡清力量便会付之东流。

芥川龙之介说过，最聪明的处世术是既对世俗投以白眼，又与其同流合污。

康有为败就败在不成熟。因为一个成熟的人往往发觉可以责怪的人越来越少——是人就有他的难处。

袁世凯特别能体谅人的难处，毕竟你我都降生在空前专制的国度。

因此，对人，他待之以宽，绝不因开车交会不关远光灯就大骂国民素质低下；对制度，他却责之以严，始终谨记早年容闳对民主共和的描述。

故，金杯共汝饮，白刃不相饶。

傍晚，慈禧返回紫禁城，直抵光绪寝宫，将奏章悉数收走，并下命，今后军机四章京签署的所有文件都要交给她看。

当晚，康有为刚回到南海会馆，众人便力劝其南下避避风头。随即，谭嗣同迁往浏阳会馆，梁启超跑到容闳寓所。一时间人去楼空作鸟兽散。

9月20日一早，袁世凯进宫请训。

光绪一言不发。

心思缜密的大头清楚，皇帝多半已被监控，便道：“古今各国的变法都不是轻而易举之事，若非有内忧，便是有外患。请皇上忍耐待时，一步步经营料理。如果操之过急，必会产生流弊。而且变法尤其要得人心，必须有真正明达时务、老成持重如张之洞这样的人赞襄主持，方可上承圣意。新进诸臣，固然不乏勇猛之士，但阅历太浅，办事不密。倘有失误，累及皇上，关系就重大了。总求十分留意，则天下幸甚！臣受恩深重，不敢不冒死直陈。”

袁世凯所言，基本是披肝沥胆的心里话，不然光绪也不会“颇为动容”。

但以太后宠臣张之洞为例，显然也讨好了慈禧。

见光绪不答，袁世凯只好请安退下。一侍卫大臣趁机拍了下他的后背，小声赞道：“好小子。”

显然是慈禧派来的耳目。袁世凯惊出一身冷汗。

汽笛急促。

通往天津的列车上，徐世昌再次向犹豫不决的袁世凯分析了告密的必要性：即使康党侥幸成功，光绪重树权威，也无非是加强中央集权，结束地方政府各自为政的局面。如此一来，离亡清的目标更加遥远。

袁世凯不再动摇。

选择荣禄作为告密的对象，皆因他牵涉其中，不敢等闲视之。并且，卖一个人情给后党新贵，何乐不为？

中南海勤政殿。

对伊藤博文的接见只持续了十五分钟，屏风后慈禧阴鸷的眼神使之成为例行公事。

伊藤进殿时，张荫桓主动上前握手，又挽着他的衣袖，带到丹陛之下。慈禧看不懂这一西方礼节，也不会理解成他二人有基情。于是，只能觉得张荫桓在光绪的纵容下愈加放肆。

直隶总督署。

告密也要讲究策略。康党的密谋，袁世凯没有全部抖出。他只说围园，对杀后却只字不提。

这样一来，既保护了光绪，也避免了慈禧大兴刑狱，波及到一度与康党走得很近、名列强学会骨干的自己。

署中人来人往，袁世凯刚说了个大概便被阻断，只好先行告辞。

第二天一早，荣禄来到袁府，听袁世凯说完，立刻大呼冤枉：“荣某若有丝毫犯上之心，天必诛我！”

袁世凯：“此事与皇上毫无关系，如果危及帝位，我只有服毒自尽了。”

反政变

紫禁城的上空，阴云笼罩。

凌厉的声音穿过重重朱门，在空旷的广场上回响。镜头缓缓下降，直至乾清门的门梁顶住了画面的上方，使人心生无尽的压抑。

乾清宫，慈禧阴沉着脸，端坐在铺着黄缎的龙椅上。

变法期间所有的奏章已检视完毕，虽说围园杀后的惊世创举尚未暴露，但各种反动言论琳琅满目。

于是慈禧决定在这一天宣布训政。

御座的一边跪着孤零零的光绪，另一边是王公大臣，正中则摆着实行家法用的竹杖。

慈禧狂喷道：“天下是祖宗的天下，你怎么敢任意妄为！这些大臣都是我多年挑选留下来辅助你的，你怎么敢随意不用！康有为什么东西，能胜过我选用的人？你怎么这么昏聩，不肖成这个样子！”

喷完右边开始喷左边：“皇帝无知，你们为什么不尽力谏阻？以为我真的不管，听任他亡国败家？年春奕劻再四地说，皇上既然肯励精图治，说我也可以省心了。我想的是外臣不知内情，且有不学无术的，反倒以为我把持朝政，不许他放手办事，今天可算是知道他不行了吧。他是我拥立的，亡了国，罪过在我这儿，我能不过问吗？你们不谏诤，就是你们的罪过了。”

刚毅趁势道：“我屡次苦谏，每回都被谴责训斥。其他几位军机大臣，有劝谏的，也有不说话的。”

慈禧对光绪道：“变乱祖制，臣下若犯了这条，你知道是什么罪吗？试问，是你祖宗重要呢还是康有为重要？”

光绪战栗道：“儿臣固然糊涂，但洋人逼迫太急，想要保存国脉，通融试用西法，并非听信康有为之法。”

慈禧听到洋人两个字就来气，声音立马高了八度：“难道祖宗反倒不如鬼子？康有为图谋不轨（直觉颇准），你不知道吗？还敢回护吗？”

光绪默然无语。

很快，一纸以皇帝的名义发布的上谕称康有为“结党营私，莠言乱政”，着革职缉拿。同样被革的还有宋伯鲁，同样被拿的还有康广仁。

当步军统领衙门到南海会馆抓人时，康有为已通过李提摩太登上了太古公司的“重庆号”，驶往上海。梁启超也冲进日本使馆求救，据公使林权助回忆，“他脸色苍白，漂浮着悲壮之气，可见事态非常。”

最高兴的是杨崇伊，三个月如一日地上蹿下跳，终于点燃了“戊戌反政变”的导火索，如此天大的乐事何忍独享？他蹦蹦跳跳跑到天津，向荣禄报喜。

结果得到一个意外收获。

荣禄派人叫来袁世凯，递给他一杯茶，开玩笑道：“此非毒药，你可以喝了。”

杨崇伊带着袁世凯告密的信息，按捺不住狂喜的心情，又飞奔回了北京。

反政变的烈度由此扩大。

谭嗣同预感不祥，帮康广仁料理完狱中饮食后来到日本使馆，劝梁启超出走东洋，并以书稿相托。

诀别时，浩然道：“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不有死者，无以酬圣主。”

与梁启超一抱后，谭嗣同大步流星地走出了使馆。

当晚，梁启超换上西服，断发走东瀛。

康有为的逃亡却像老年观光团一样悠闲。他根本不知道反政变已经发生，只是谨遵圣旨，赴沪办报，还恋恋不舍，一步三回首。

神棍一般都如有神助。清政府的“飞鹰号”没日没夜地狂追“重庆号”，眼看就要在烟台赶上了，结果燃煤耗尽，船开不动了。

更玄幻的是，康圣人像裹了一层护法光环，竟然有恃无恐地在烟台下船活动筋骨，还去闹市区购物，就差街拍发微博了。

其实，缉捕康有为的电报早已发给登莱青道，可此道道台正巧不在烟台，于是成全了“老年观光团”的山东一日游。

然而，终点站的天罗地网已经布下。

上海道蔡钧收到电报后磨刀霍霍，恨不得让市民上个公厕都要安检，终于惊动了英国驻上海领事白利南。

在白领事的安排下，抵沪的康有为还来不及逛外滩就被护送去了香港。

9月23日，通过奕劻接到杨崇伊状告康党围园密谋的慈禧立即下令逮捕军机四章京和张荫桓、徐致靖，并幽禁光绪于中南海湖心岛瀛台。

风声鹤唳中，既非康党也没参与密谋的御史杨深秀主动跳进了火坑，见义勇为地上奏质问慈禧凭什么软禁皇帝，并“请太后迅速撤帘归政”。

上完折子便行动起来，亲自去南苑游说董福祥进京救驾。

结果一出门便被抓了。

谭嗣同和王照妄想绝地反击，一个找大刀王五，一个找日本人，均不了了之。王照浪迹日本，谭嗣同则于次日被捕。

当晚，李鸿章宴请伊藤博文，反政变自然成为席间议论的主题。

伊藤的随员大冈育造坐在李鸿章旁边，问他康有为所犯何罪。

李鸿章：“无非煽动人心，犯了众怒。”

大冈育造：“依在下愚见，与其搜拿惩办康有为，不如加以培植，为振兴中国留些余地。毕竟康所行之事，无非是在扩充中堂大人未竟的功业。”

李鸿章：“你说的全对，康有为日后可以大有作为，只是从眼下的情况看，是没有任何办法的。”

慈禧最恨者，张荫桓与康有为二人也。

前者整个一翁同龢加强版，后者更是丧心病狂要劫持自己。两人狼狈为奸一唱一和，几乎把洋人引进了朝廷，堪称“带路党”典范。

现在康有为跑了，张荫桓赫然成了匪首，不出意外，铁定永垂不朽了。

人生没有如果，却往往遭遇但是。

在日本和英国的外交干涉下，张荫桓被摘了出来，改为流放新疆。望着英国公使几近恫吓的辞令（“处决张荫桓这样一位在西方各国闻名的高级官吏，将会引起很坏的结果”），慈禧恨得牙痒痒。

当然你会问，怎么戊戌年日英两国这么关心中国的内政？

都是让《中俄密约》给逼的。为了阻止俄国在华势力的扩张，日英联盟，共同寻找中国政界的代言人。而宠命优渥的张荫桓和过蒙拔擢的康有为自然成了最合适的人选。

雷霆能否启寐

剩下的人犯里，官职最高的是徐致靖，保举康梁的是徐致靖，用四川话说就是“跑得脱，马脑壳”。

然而，很少有人知道，徐家同李家拥有一段极深的渊源。打了很长时间酱油的李鸿章终于在力保徐致靖一事上发力，重托荣禄，说：“年侄致靖是个书呆子，好唱昆曲，并不懂新政，你给讲个人情。”

虽说为难，但李鸿章的面子还是要买。荣禄以“徐致靖升礼部侍郎后，皇上从未召见”为由劝慈禧给条生路。

查完档发现确实如此，于是由“斩立决”改为“斩监候”。

真相是徐致靖耳背，光绪为防隔墙有耳，不好跟他大喊，故有事相商，往往派人传话。

9月26日，清政府宣布：恢复被光绪精简掉的机关单位；禁止士民上书言事。

一夜回到百日前。

本来还想立一座依法治国的牌坊，让奕劻会同三法司（刑部、都察院、大理寺）审理军机四章京和杨深秀、康广仁，最后慈禧实在怒火难平，直接让拉到菜市口砍了。

戊戌六君子，最冤属广仁。他既不是公务员，也没有参与康党的阴谋，只是寄宿在他哥那儿，偶尔帮帮腔。

因此抓人时，连跑都没跑。

谁知后果非常严重。

狱中的康广仁整日以头撞墙，悲痛呼号，实在是被“六君子”了。

谭嗣同意气自若，终日绕行室中，拾取地上的煤屑，在墙上作书。林旭则笑对一切，完全一副事不关己的模样。

9月28日，传唤人犯。康广仁以为死期将至，又大哭。刘光第曾任职刑部，安慰说：“这是提审，非就刑，毋哭！”

既而牵引从西角门出，刘光第这才愣了：按惯例，绑赴市曹处斩者，始出西角门。

于是大骂道：“未提审，未定罪，就要杀头吗？何以昏聩至此！”

人山人海的场景不禁让人疑心穿越回了明末，那次围观的是袁崇焕。250年过去，除了脑袋后面多了条辫子，似乎什么都没变。

监斩官刚毅色厉内荏地坐在台上。

刘光第大声道：“祖制虽盗贼临刑呼冤，亦当复讯，吾辈纵不足惜，如国体何？”

虽说杜鹃啼血，诚可哀怜，但你也不是第一天在中国混了，难道不明白所谓国体只是你死我活而已。政治斗争从来就不讲程序，只讲三十六计。

在这个国家，最痛苦的其实是学法律的。

刘光第用他那套刑部思维方式一再质问，刚毅最后两手一摊：“我不过奉命监刑，其他的不知道。”

狱卒强令六人下跪，刘光第倔立不屈，杨锐悲凉道：“斐村（刘光第字）跪跪吧，权当是遵旨了。”

乃跪下就戮。

谭嗣同很平静，说“吾有一言”，让刚毅上前。

气场如此强大，逼得刚毅不敢动弹。

良久，谭嗣同放声大笑。刽子手举起了鬼头刀。突然，像从浮云里划破了一条长空，谭嗣同的喊声震动了天地：

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

此日，阴霾密布，继而风雨交作。身在北京的严复怀着沉重的心情写下了“燕市天如晦，宣南（宣武门以南）雨又来”。

长沙。

李闰抚摸着夫君的照片，淋漓襟袖啼红泪。

那是谭嗣同摄于南京的，时年三十二岁。月白色的长衫，内着玄色武士装，左手叉于腰间，右手持那柄伴他行走江湖的凤钜剑，浓眉俊眼，闪闪似电，有一种立如山岳、傲视死神的正气。

谭嗣同只有这一个妻子，两人琴瑟和鸣，恩爱有加。

应召去京前，夫妻二人曾秉烛夜话，对弹“残雷”与“崩霆”。

十六岁那年夏天，谭家宅院一颗高约六丈的梧桐树被雷霆劈倒。谭嗣同以其残干制成两架七弦琴，命之为“残雷”“崩霆”。

如此剑胆琴心，却物是人非。望着两琴，李闰恸哭写下了“惨淡深闺悲夜永，灯前愁煞未亡人！”

更惨的是杨深秀和林旭的妻子，听闻丈夫死讯，双双仰药而殉……

杀六君子者，非袁世凯也，实康有为也。

甚至连那首著名的绝命诗《题壁狱中》也未能逃脱康党的毒手。为了抹去诗中“杀太后”的政变计划，谭嗣同的原句“手掷欧刀仰天笑，留将公罪后人论”也被篡改为“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

后者的确更有气势，但出处却是太平天国将领苗沛霖的《秋宵独坐》……

康圣人自言“复生不复生矣，有为安有为哉”。其实并非无为，而是乱为。

公认的说法是，杨崇伊的奏折启动了戊戌反政变，袁世凯的告密则扩大了反政变。

事实上，慈禧既已决心训政，康广仁也已下狱，审出康有为蹩脚的谋反计划只是时间问题。

换做任何人，面对谭嗣同拿着一份伪诏，就逼你押上全家老小像阿汤哥一样去完成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七千人对七万人），都不可能贸然答应。

而且，康党素来冒失，事机不密，风声一旦传出去，不告密势必连累自己。袁世凯避重就轻地把“围园杀后”说成“围园劫后”，已然仁至义尽。

反观康有为，在香港接受英文报纸采访时对慈禧痛加鞭笞，还谎称光绪给了自己衣带诏，以便找英国人求救，恢复帝位。

自己倒是爽了，可以跑到海外继续招摇撞骗，却把光绪置于万劫不复之地。

白浪翻滚，海鸥啁啾。

大岛号的甲板上，梁启超心事浩渺，轻声吟诵着刚刚草就的《去国行》：

割慈忍泪出国门，掉头不顾吾其东。

舰长见他一天到晚倚着船舷发呆，怕他想不开投海自尽，便把当时在日本极为畅销的小说《佳人奇遇》送给梁启超，供他消愁解闷。

柴四郎的这本玄幻小说颇具国际视野，很有大片气质。他虚构了四个主人公：日本青年东海散士、流亡海外的西班牙将军的女儿幽兰、投身爱尔兰独立运动的美女红莲以及从事复国运动的明末遗臣鼎泰琏。

这帮人聚在美国，把北美独立战争、法国大革命乃至东学党起义、甲午战争贯穿一线，各国历史名人也相继登场。

书中有故国沦亡，有男情女爱，简直就是百年前的大河剧，看得梁启超感同身受，不忍释卷。

受此影响，到日本后不久，意犹未尽的梁启超便模仿《佳人奇遇》写了一本架空小说《新中国未来记》，虚构了从1902年到1962年六十年间中国的变化。

小说伊始是八国联军攻克北京，南方各省实行自治，到1912年开设国会，成立“大中华民主国”。皇帝罗在田（暗指光绪帝爱新觉罗・载湉）自动退位，被国会选为首任总统。

第二任总统是缔造共和国的功臣黄克强，取“炎黄子孙能自强”之意，不料恰好契合了后来的黄兴（字克强）。

经过五十年改革，中国的经济、文化高度发达，成为超强国家，外国人纷纷学习汉语。

1962年，各国政要齐集首都南京，庆祝中国维新五十周年，“好不匆忙，好不热闹”。

同时，在上海举办的世博会上，专家纷至，学者云集，而博览会也不只展示科技，更是各种观念、思想的碰撞与交流的论坛。

可惜，像紫霞仙子一样，他猜准了开始（1912），却猜不中结局（1962）。

一个月后，荣禄采纳大头的建议，改宋庆、袁世凯、聂士成、董福祥四军为武卫左军（驻山海关）、右军（驻天津小站）、前军（驻天津宁河）、后军（驻天津蓟县），并自募27营直辖，称“武卫中军”（驻北京南苑）。

合编而成的武卫军拱卫京畿，由荣禄统率，成为清末最强的国防力量。

袁世凯此举既投荣中堂所好，又让慈禧找到了“中央集权”的良好感觉，可谓一箭双雕。

当再有人向荣禄搬弄是非说“袁世凯先前同康党走得很近，后来又检举康党，首鼠两端”时，荣禄只是摆手道：“袁世凯是我的人，无所谓首鼠两端。”

“我的人”，官场上经久不衰的口头禅。

望着扩建为一万人马、雄姿英发的武卫右军，袁世凯的脸上露出一丝不易察觉的冷笑。

第七章 齐鲁戡乱

废帝不废

冬天到了。

太液池开始结冻。

内务府向管理皇家园林的下属机构奉宸苑传达了一条懿旨：

瀛台周边河面，现已冻冰。著奉宸苑即刻派人打开一丈余尺，务见亮水，不准冻上。

便是溜冰高手，想见光绪，也就此成为泡影。

很快，一道奇怪的上谕明发中外，要求内外臣工保荐精通医理之人，为光绪看病。

刚被软禁就病倒了，政治信号再明显不过。

舆论迅速发酵，以致日本首相大隈重信特意发电问驻华公使林权助：“上海传言，清国皇帝已被谋杀。立即查明并电告此事是否确实。”

总理衙门当然否认光绪的死讯。问题是专制国天天辟谣，到头来鬼都不信。

坊间传言愈演愈烈，说脉案和药方都伪造好了，驾崩的消息就在这两天。上海电报局总办经元善甚至联合一千多人，公开通电西太后，要求皇上“力疾临御”，结果遭到跨省追捕。

慈禧想必非常后悔，为了把“圣躬不豫”的戏做足，公开征求名医，结果法国大使馆推荐的医生诊断下来发现不过是慢性肾炎——谎言不攻自破。

慈禧锲而不舍，继续埋头铺路。

先放出风声，说光绪之所以病成这样，盖因服用了康有为进献的“红丸”（春药）。再派荣禄私下去找李鸿章，让他探探洋人的口风。

光绪的年号已叫了二十多年，岂能说废就废？李鸿章明确反对，警告荣禄说：“这是何等大事，试问你有几颗头颅，敢于尝试？若果行之，危险万状。各国驻京使臣，首先抗议；各省疆臣，更有仗义声讨者。无端动天下之兵，为害不可胜言！”

荣禄不死心，还是想听听洋人的意见，李鸿章便找了个机会委婉地试探英国公使。

对方的回应斩钉截铁：“他国固然没有干预（中国内政）之权，然遇有交涉事宜，英国认定光绪二字，其他一概不知。”

之所以后来押上棺材本也要跟十一国同时宣战，梁子就是这么结下的。

按理说西太后最恨的是康有为，但她连康南海的面都没见过，这种恨很抽象，也很无力。

对光绪则不同。看着长大，翅膀硬了，想谋害自己——这种卧榻之侧的危险，必欲除之而后快。

于是，慈禧开始频繁召见宗室近支中“溥”字辈的幼童，并五天一次向各省督抚通报光绪的病情，搞得皇帝就快挂了似的。

这等于是逼封疆大吏站队了。

迟迟不表态，必然得罪慈禧；积极表态，又违背人臣之道，会引起舆论的抨击，有损政声。僵持不下间，两江总督刘坤一（1830—1902）挺身而出，高声道：“君臣之义至重，中外之口难防”，公开反对废君。

谏疏原本是和张之洞联衔上奏的，结果信使刚走，张大人就了，命人追回奏折，删去自己的名字。

刘坤一得知后笑道：“香涛（张之洞）小事勇，大事怯，姑留其身，以待后图。吾老朽，何惧？”

面对内外交口反对的局面，复仇女神慈禧望而却步了。

荣禄出了个主意：既然“破”的难度这么大，可以想办法先“立”嘛。

然而，“建储”不符合清朝“不立太子”的祖训。荣禄这一损招不仅引狼入室，把自己置于边缘化的境地，更为即将到来的全民狂欢埋下了伏笔。

慈禧挑中的皇储人选是自己弟弟桂祥的外孙溥儁（jùn）。

溥儁年幼，具体张罗的是其父端亲王载漪（1856－1922）。

在为数不多的几场戏里，载漪都是以大反派的面目出现的。时而同奕劻恭请慈禧出山训政，时而跟刚毅、徐桐聚在一起咒骂新政，可谓反动派的杰出代表。

眼看就要从“慈禧侄女的老公”变成“皇上他亲爹”，载漪行动起来。

问题是再行动胳膊也拧不过大腿。立储的上谕发布后，西方公使不仅不入宫庆贺，还纷纷照会总理衙门，警告说如果光绪被废，后果将非常严重。

但对徐桐、刚毅等人而言，不扳倒光绪后果更严重。毕竟皇帝春秋鼎盛，等熬死了慈禧重操权柄，这帮守旧派一个都跑不掉。

偏偏时局给了“端王党”（载漪、徐桐、刚毅和庄亲王载勋）一个不要脸的机会——民间排外势力发展壮大，山东闹起了义和拳。

暴戾的黄河横穿而过，使得山东全境都饱受洪涝之苦。自然灾害连同列强在这一地区的扩张，让本就民风彪悍的山东盗匪横行。

曹州教案表面上看不过是两个大刀会的成员跑到教堂里砍死神父偷走钱的随机事件，而隐藏其后的深层矛盾却是延绵几十年的教民冲突。

把义和拳出现之前民众的反教史扣上“盲目排外”的帽子是不客观的。

农民的选择始终符合其利益逻辑，最初入教的那拨人显然不是因为梦到了耶和华，而是为了寻求政治特权。

曹州教案爆发后，特权在清政府的一纸脑残文件下进一步得到强化。

为了把教案消弭于地方，不再上升为外交事件，朝廷规定：西方来华的传教士中，总主教和主教相当于省部级，大神父相当于司局级，神父相当于县处级。

有了体制内的身份，传教士随时可以面见同级的地方官，遇有教案，还能干预司法。而鸡犬升天的教民只要拿着主教的名片，也能毫无压力地求见县官甚至知府，愈发猖狂。

比如：

我有三亩地跟奉教的挨着，他不让从地里过，除非给点什么东西。逼得没办法，不卖不行，我就把地卖给了他。那年这里的地价是一亩120吊，可咱只得算80吊一亩……

再比如：

咱县英庄的穷人刮地碱烧盐土。当时官家禁止私自烤盐，县上发现了便捉了几个关进县衙里。后来神甫把他们救了出来，从此英庄便可以合法烧盐了，只要奉教就准。所以英庄的人几乎都入了教。

奇葩周汉

教会对传统乡村社会秩序的冲击还体现在迎神赛会上。

迎神赛会在当时乡下是社会生活中的大事，具有祈福、娱乐、商贸和集会等多种功能，举办一场需要大笔开支，通常由村民凑份子。

洋教传入后，教民们以“教义不合”为由，拒绝缴纳此费，并得到了教会的支持。

若仅限于此，乡民也认了，权当尊重信仰自由。问题是个把猥琐的教民，不但不缴份钱，还照看迎神赛会不误，这就人神共愤了。

再加上诉讼等各方面的特权，教民与平民的恩怨日积月累，最后发展到你要是一开水果店的教民，都没人去买你的水果。

由此可见，当乡民们手持农具和火把冲向教堂之时，所针对的既不是基督教本身，也不是传教士，而是那些传统社会的“逆子”，那些借教民的身份在原本自洽的乡村规则中制造不公者。

当越来越多的乡民受教民之害而反教，寻求官府庇佑未果，最终也选择入教后，矛盾开始升级，谣言逐渐四起。

最经典的传言莫过于“教堂迷拐华童，割眼剖心制药”，让曾国藩晚节不保的天津教案即发轫于此。

明摆着无稽之谈，却大有人信，只能解释为政治体制迟迟不改革，直接拉低了人群的平均智商。

事实上，所谓文化冲突云云，背后的实质都是利益纠葛。左派视而不见，无限上纲上线，煽动民族主义，打着启蒙的旗号蒙人，连号称“睁眼看世界第一人”的魏源都传“剜眼挖心”之谣，结果摇出一个奇葩——周汉。

作为山西候补道，周汉蹭蹬到四十岁也没捞到什么实职，便于1884年返回老家长沙。

时值洋人来湘传教者日益增多，周汉颇有儒学岌岌可危之感，遂夜以继日地撰写反教文章。截至1898年，已刊布以《鬼教该死》为代表的30余种非法出版物，名震寰宇。

虽说这批反教书籍里充斥着“教士窃取婴儿脑髓”的陈词滥调，但由于天朝人口基数大，排外愤青们的绝对数量不容忽视，周汉还是一跃成为年度话题人物。

但对时局来说，周汉的谩骂不仅于事无补，反而挑起事端，使长江流域的教案数激增。一时间，在华传教士人心惶惶。

各国驻汉口领事联名向湖广总督张之洞抗议。

张之洞也很为难。周汉不事生产，专心反教，坚信自己搞的是万世不朽的事业，信誓旦旦地说“誓以七尺之躯，报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孟及我大清列祖列宗皇太后皇上之德”，早就做好了杀身成仁的思想准备。

这种颇有群众基础（主要在士绅阶层）的人你还杀不得，弄不好就会酿出民变。

总理衙门遭受了空前的外交压力，强令张之洞处理周汉一案，不得拖延。

李鸿章支了个招：调查周汉的劣迹，比如经济问题。如此则既不触碰民意，又能给洋人一个交代。

但出乎张之洞的意料，周汉似乎是特殊材料构成的，竟然半毛钱问题都没有！

不过没关系，在比《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意外死亡》还荒诞的神奇国度里，一切皆有可能。

周汉被精神病了。

湖广方面请旨革去其候补道的官职，交地方官严加看管。

洋人勉强表示同意。

但清政府一向对“右”严防死守，而对“左”则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于是，周汉并没有受到严格的管束，在曹州教案爆发时又跳了出来，四处张贴文告，号召湖南人一起驱逐洋人，烧毁“耶稣猪精”，严防“妖灰复燃，妖根再发”。

张之洞深感“办无从办，放不能放”的周汉是块无比烫手的山芋，因为其理论基础坚不可摧。

周汉认为，大清没有定鼎中国之前，明朝臣子不得叛明而向清廷称臣。现在大清虽受各国欺辱，但毕竟未灭，而有的人却等不及要叛变，要投靠他国了，这是放到任何时代任何国家都罪不容诛的。

然后他祭出官方意识形态“忠孝”，说忠臣孝子是万世万国都尊崇的。此法不定，纵使国力再强，又何以自守自立？

由是观之，统治阶级已无法自圆其说，周汉只能被精神病。

然而，人心是最微妙的东西，当你察觉到它的力量时，转变已经悄然发生。仅1899年，山东就发生了六百多起教案，四百多教民丧生。混乱中，民间帮派大刀会声名鹊起，威震武林。

大刀会以一套铁布衫法为看家招式，行走江湖，端的是谁人不知，谁人不晓。习此功者，当诵咒焚符，冲入水中跪饮，三日即能抵御刀砍，久之便是火器亦无所惧。

以除暴安良为己任的大刀会不知疲倦地捉拿盗贼，在乡民间树立了崇高的威信，很快便在曹州一带发展到十多万人。

义和拳的前世今生

作为民间神秘文化的大合集，义和拳后来居上，在德州府平原县一带打游击，掌门叫朱红灯。

朱红灯原名朱占鳌，他冒充明朝皇室后裔是别有所图，而非后来宣称的“扶清灭洋”。

他身穿红裤，头戴大红风帽，以二郎神杨戬为偶像，称其“太老师”。

拳师有和尚，有道士，三教九流无所不包，平日互相以“师兄”称呼，喊朱红灯为“大师兄”。

一天，大师兄神秘地告诉列位师兄：“明年是‘劫年’，玉皇大帝将命诸神下凡。”

至于下来做什么，大师兄没说，估计是还没想好造反纲领。

义和拳的吃饭家伙是同铁布衫齐名的金钟罩，俗称“刀枪不入”，颇有跟大刀会分庭抗礼之势。

客观来讲，个别早期首领如二师兄心诚和尚等，确实有些硬气功。常年浸泡药水、运气吐纳，虽没有少林寺扫地僧那么玄乎，但胸口碎个大石还是易如反掌的。

后来会员日众，连女人都成了拳师（红灯照），各种怪力乱神便纷至沓来。

有吞符念咒号称孙悟空附体的，有神志迷乱口吐白沫的，还有像刘谦那样变魔术的。

最轰动的一次演出在山海关举办，当时路人纷传“此系真正神团”，看来之前没少遭遇假的。

表演开始时，拳民袒腹站成一排。百步之外，洋枪装药填子，对准射击。

于是，见证奇迹的时刻到来了！

子弹及身，不仅安然无恙，还被拳民接在手里示众。

就在主持人又要故作惊叹时，一在场高人揭穿了把戏。

原来，开枪者先将白面搓成一小团，滚以铁沙。射击时，面丸化为青烟，表演者则将手中预先藏好的真子弹快速亮出，迷惑观众。

如此拙劣的骗术之所以能流行村野，皆因其走了一条顺应民心的道路——反教。

山东教民，横行乡里，鱼肉良民，乃至挟制地方官，已成为社会公害。

遇有教民生事，官员每每息事宁人，平民往往饮恨吞声，只有义和拳的大侠时不时拔刀相助一把，逐渐成为“哥谭市里的蝙蝠侠”。

曹州教案发生时，山东巡抚李秉衡已接到调令，升任四川总督。结果还没来得及走就出事了，不由让人感慨天道循环，因果不昧——李抚台在甲午战争中的表现实在天怒人怨。

李秉衡迅速缉拿凶手，向德使请罪。可德国已经决定借机蚕食山东，德商都开始酿造青岛啤酒了，赔罪没有任何用处。

清廷被迫将李秉衡革职。德国勒索了一笔赔款，并取得在山东开矿修路的权利。

继任者毓贤堪称加强版刚毅，在当时是蜚声海外的大清酷吏。

谴责小说《老残游记》塑造了一类清廉到清贫的地步，却自以为是草菅人命的昏官，毓贤即为个中翘楚。

毓屠夫当曹州知府时以捕盗为名，不分良莠，三个月杀了一千五百人，染红了自己的顶戴，累迁至山东按察使。

以毓臬台宁可错杀一千的魄力，办案效率自是一日千里。更难能可贵的是，在繁忙的政务之余，毓贤还积极致力于发明创造，在满清十大酷刑的基础上研发出“站木笼”这一惨绝人寰全球领先的尖端科技。

木笼内壁布满铁钉，将人吊于其中，在脚下垫几块砖，似踏非踏。笼内之人，稍有动弹，身体就会被刺得千疮百孔；而当你踩到砖时，对不起，还是要减血，衙役马上会抽去一块。一直将其人折磨到油尽灯枯、遍体鳞伤，方才惨死。

对大刀会与义和拳的不法行径，毓贤一直卖力弹压，还处死了滥杀教民的朱红灯。但当他接任山东巡抚后，情况起了变化。

首先，义和拳的发展势头非常迅猛，远远超出了毓贤的砍人速度；

其次，在处理层出不穷的教案时，毓贤发现教民目无王法、仗势欺官，再不打压估计都敢冲到巡抚衙门里送自己见上帝；

最后，也是他最受不了的——作为一个打小仇洋排外的极端保守派，不得不忍受德国的步步紧逼。

一怒之下，毓贤告诉底下的府县官员，从此把教民的控告当成废纸，置之不理。

回过头来再看拳民，发现这帮仗义的山东大汉才是最可爱的人。

猛然醒悟的毓贤决定改剿为抚，将义和拳改组为义和团，并颁发“毓”字大旗，以示招安。

拳民深受鼓舞，杀起“二毛子”（教民）来精神倍加抖擞，个把手滑的顺带就把传教士给杀了，教堂也烧了。

当然，除了引起洋人的恐慌和抗议之外，毫无意义。

总理衙门不敢怠慢，奏请慈禧将毓贤“开缺”。

事实上，对毓贤在山东施行的“民可用，团应抚，匪必剿”的政策，慈禧极为嘉许。如今受洋人胁迫去职，进京觐见，她亲书“福”字赏赐，并将之调任山西巡抚。

当然你会问，慈禧怎么也从惧洋改为打洋了？

都是让端王党煽惑的。本来就对洋人庇护康梁，收留孙文，还反对她废君立储恨得咬牙切齿，载漪为了当皇上他爸又来火上浇油，收集了一些《字林西报》（上海最具影响力的英文报纸）上鼓吹太后退休、还政光绪的言论，彻底激怒了慈禧。

如果说怕洋人是一种理性，恨洋人是一种感性，则视权力为生命的慈禧，旧恨新仇一齐涌上心头，登时丧失了理智。

铁腕治鲁

闹剧在李鸿章被慈禧派去广州当两广总督后拉开序幕。

辞行时有一段令人回味的对话。

慈禧：“李鸿章，有人弹劾你，说你是康党。”

李鸿章：“臣确实是康党。废立之事，臣不知道（先站对队），但六部的确当废。如果坚持旧的制度能够富强，中国早就强大了，何必等到今天？因此，如果主张变法即被指为康党，那臣实无可逃。”

慈禧默然不语。

被端王党“绑架”的她，日思夜想的是如何解除洋人的威胁。具体到眼前，就是那帮经常对她指手画脚的列强驻华公使。

在仇洋排洋上，顶层的慈禧同底层的义和团微妙地结合到了一起。在毓贤的鼎力推荐下，觉得民气可用的她开始酝酿一场人民战争。

独裁者最擅长的本领便是借助非理性的民族主义、民粹主义实现自己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古今皆然。

赴任山西后，毓贤再接再厉，三天两头唆使义和团屠杀传教士，还扭曲地认为：你不是喜欢借教案找茬吗？我索性玩把大的——制造一起震惊中外的惨案。

对山西全境的传教士，毓贤谎称兵力不足，无法下到各县，故决定集中到省城，统一保护。

教士们信以为真，赶集似的来到太原，却在巡抚衙门的辕门前悉数被杀，毓大人还亲自手刃了一个质问他的白胡子老主教，相当威武。

在毓贤的部署下，山西全省杀害传教士近200人、中国教民及其家属1万多人，成为当之无愧的绞肉机。

替毓贤收拾烂摊子的是袁世凯。

之前，他带着武卫右军移防德州，监视刚刚占领了胶州湾的德军。

这真是一纸及时的调令。如果继续在天津窝着，等庚子事变时，估计就跟聂士成一样为国捐躯了。

离津前，由徐世昌、王士珍等近五十人组成的写作班子刚刚完成了两本合计四十万字的巨著：《新建陆军兵略录存》和《训练操法详细图说》。

由于是上达天听的“奉旨著书”，袁世凯格外重视，同幕僚字斟句酌，反复推敲，终于完成了这两部西法练兵的扛鼎之作，既总结了几年下来的练兵经验，也奠定了近代中国陆军的军事理论基础。

慈禧览后，慈颜大悦，又念及袁世凯在戊戌政变时的效忠，颇为感动，便决定给他压压担子。

于是，袁世凯顺理成章地荣膺封疆，担任山东巡抚。

这一年，他四十岁。

尽管接手的是一块荆棘丛生的是非之地，但有危才有机，才有放手一搏的舞台。

在大头看来，毓贤纯属二到不可理喻。

不是所有的大鼻子都一个鼻孔出气，洋人间的利益冲突其实远大于同清廷的矛盾。

结果毓贤逮住蓝眼睛就砍，为了提高效率还诱骗到一处聚歼，直接把洋人从各怀鬼胎逼成了同仇敌忾。

招抚、利用义和团更是笑话。义和团除了杀洋人，主要爱好还是打砸抢。集体无意识一旦从潘多拉魔盒中放出，神也控制不住狂欢的走向。

袁世凯透过乱象看本质，一上任就抛出个直指根源的问题：积怨从何而生，公愤因何而起？

可能你会说：“这还用问？教民欺负良民呗！”

袁抚台说：“错！这只是表象！真正的原因是，摊上这么庸懦的父母官，再善良的教民也暴走了。”

精确的结论得益于科学的调研。

当袁世凯要密查某事或某官时，总是先派一人下去，再派另一人去同一地点查同一目标。两人都对他直接负责，彼此不知有对方的存在。

若所查结果互不相同，就再派两人分头去查，以资对照。对查报属实的给予奖励，隐瞒谎报的施以严惩。

后来，袁世凯经常将此心得同下属分享：

做长官最要紧的是洞悉下情，只有这样，才能举措适当。如果受着下边的蒙蔽，那就成了瞎子，哪有不做错事的？

在精密的情报系统的协助下，大头发现，山东的官员不是视洋如仇就是畏洋如虎，而这两种情绪都不利于明镜高悬地办理教案。

更有甚者，因为顾惜自己的乌纱帽，且耐不得繁琐，一遇教案，不分青红皂白，责罚良民，苟且偷安。长此以往，教民愈发气焰嚣张，良民日益怒不可遏，愤懑迟早会决堤。

找准了病根，袁世凯对症下药，要求地方官必须学习掌握国际公法，遇事同洋人据理力争。

并且，以法律为准绳，在讲求是非曲直的基础上断案，使各方心服口服。

袁世凯以身作则，在处理肥城县英国传教士被杀一案时展示了什么叫不卑不亢、有理有据。

主犯斩立决，同犯绞监候，肥城知县因纵容包庇被革职。

前来交涉的英使并不满足，提出了苛刻的要求：凶犯从重治罪；泰安知府免职，永不叙用；清政府出资在肥城修建教堂。

袁世凯坚持己见，以事先颁布的约章针锋相对。英使什么便宜也没占到，悻悻而归。

秉公执法是治本之策，而当务之急却是遍地拳乱。

在徐桐等人“你有你的格林炮，我有我的红灯照”的叫嚣下，朝廷对义和团的政策是明剿暗抚——表面上做个样子给洋人看，暗地里却姑息甚至帮助其坐大。

但在以打击民间伪科学为己任的袁世凯看来，对付义和团不能心慈手软，要么就地解散，要么引颈就戮。

即使如此，对于以几何级数膨胀的义和团而言，还是显得过于温柔。

行走的灾难

绝大多数人都会迷失方向，否则通往真理的路上将人满为患。

徐世昌的一封信指点迷津，改写了袁世凯的前程：

今以中国无兵、无械、无饷，徒恃奸民邪教，手持大刀，杀洋人，焚教堂，口念邪咒，不用枪弹，大刀一挥，洋人倒地，有此理乎？洋人又岂肯坐视其同类任团匪残杀而不问，能不联合军队，以陷中国？

慰庭不可遵行乱命，而当逐团匪于山东之外。将来外兵涌至，北京沦陷，皇太后、皇上出走，或有不幸，公以反对义和团之故，犹可尽再造乾坤之忠心。若随波逐流，则非但一身功名消灭，且恐不能保其身家。

徐世昌精准地预测了未来，把袁世凯惊出一身冷汗。再三细思后，终于下定决心：全面镇压。

武卫右军四面出击，部将张勋一日之内杀了五百拳民，受到大头重奖。

当然，袁世凯之所以敢跟当权者对着干，也因为他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李鸿章、张之洞和刘坤一等南方督抚全部旗帜鲜明地反对义和团。相比之下，大头已然圆滑许多，玩儿的是明抚暗剿的把戏，一直杀到载漪等人质问下来，方才解释说剿的都是盗贼冒充的“假义和团”，而非真正爱国反教的拳民。

虽说老外把义和团叫“boxers”（拳师），不知道的还以为是愤怒的公牛，但面对装备精良的武卫右军，“拳师”们不堪一击，纷纷流窜到了直隶。

于是轮到直隶总督裕禄崩溃了。

裕禄接的是荣禄的班，头脑还算正常，跟袁世凯约好南北夹击义和团。

结果朝廷风向骤变，裕禄眼睁睁看着调任军机大臣的荣禄因反对招用义和团而被慈禧冷落，信奉“飓风过岗，伏草唯存”的他只好跟着装糊涂。

拳民们欣喜地发现，离开山东后，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立马便砍死了武卫中军的一个副将（从二品），一路拆电线、毁铁路，意气风发地进京串联。

途中只遭到聂士成的武卫前军的猛烈反击，其余时段基本一路顺风，有说有笑，还顺便散布诸如“光绪爷奉教”“袁世凯造反”之类的谣言，简直就是行走的灾难。

与此同时，另一支万余人的义和团入侵保定，把在此督建卢汉铁路（卢沟桥至汉口）的外国工程师及家属杀了个尸横遍野。

终于，京师门户涿州也失守。知府龚荫培守城无力、弃城不敢、殉城不甘，只好向前辈叶名琛学习，绝食抗议。

和战必须决定，剿抚不可再拖。

裕禄可以装瞎子阿炳，刚毅可以天天咒骂洋人，即将出掌总理衙门的载漪（奕劻也得靠边站）可以将外交政策浓缩成一个字“滚”，甚至军机处都可以改组为“反帝联盟”，慈禧却必须对全盘负责。

心里没底的她派出了军机大臣赵舒翘。

赵舒翘进士出身，从知府、道台、巡抚一路干到刑部尚书，脑子非常清醒。慈禧让他去涿州，名为宣抚，实为考察，看看义和团的实力到底如何。

赵大人见到癫狂的拳民后，劝其首领自行解散。对方不同意，还要求撤聂士成的职。

正胶着间，刚毅到了。

刚毅担心赵舒翘不开窍，违背自己的意愿，故尾随而来。见到拳民的刚大人就像见到失散多年的亲人一般，好言宽慰，并承诺参劾聂士成。

回禀时，刚毅力言拳民忠贞，神术可用。

赵舒翘原本就是刚毅一手提拔起来的，便不再多嘴。

不久，载勋被任命为九门提督（北京最高军事大官），端王党开始高唱《北京欢迎你》。

情势危急，英国海军上将西摩尔率领两千联军从天津出发，前往北京保卫使馆。

裕禄闻讯，赶紧派武卫前军围堵。

这支由聂士成指挥的精锐部队配有重机枪，急行军至天津西郊，恰好遭遇败退的联军。

正激烈交火，义和团追杀而来。

聂士成看到拳民从来都是杀无赦，此番两害相权取其轻，直接把这帮狂热而不知天高地厚的大刀队调上前线冲锋。

肉盾消耗了联军所剩无几的弹药，加之西摩尔长于海战，怯于陆战，一时间死伤无计，陷入重围，苦守待援。

我的团长我的团

1900年6月10日，哼着“我家大门常打开”的老北京一起床便发现大街上、胡同里，一夜之间冒出许多手持大刀长矛、身穿红色肚兜的童子。他们以大红粗布包头，装束比起红卫兵来更具民族风。

此后每天都有蝗虫般的拳民蜂拥而入，到处设立神坛，供奉唐僧、猪八戒、姜太公、梨山老母、九天玄女乃至年羹尧……

这件事情教育我们：要想发动群众，必须深入了解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事物。

终于见到传说中的义和团了，市民们口耳相传，揭开了其神秘的面纱。

男性拳民分坎字拳、乾字拳、坤字拳和震字拳四派，后两派因人数少、影响小，逐渐淡出历史的舞台。

坎字拳和乾字拳的主要区别在于发源地不同，修习法门则别无二致。

传习时，伏地焚符诵咒，牙齿紧紧合住，以鼻子呼吸。须臾，口吐白沫，呼喊说“神降了”。于是一跃而起，拧眉瞪眼，操刀狂舞，一副很愤怒的样子，力竭方休。

每天表演发疯，还是很难坚持的，因此便有了简易法门——临阵时背诵咒语：

左青龙，右白虎，云凉佛前心，玄火神后心，先请天王降，后请黑煞神。

据说只要背了就能枪弹不入。

结果自然是坑爹没商量，纷纷倒毙，咽气前犹诵咒不已。

女性团民分为由少女组成的红灯照，由寡妇组成的黑灯照和妓女兵团花灯照。

其中战斗力最强的当属右手提红灯，左手持红扇的红灯照。据传，其中法力高强者可表演水上漂，甚至腾空而飞。届时，手中扇子一挥，敌方大炮立马失效；红灯投掷到哪，哪里就是一片烈焰火海，整个一长弓阿帕奇。

义和团入京后开始给北京人民划成分。标准不是地富反坏右，而是大毛、二毛、三毛、四毛、五毛。

大毛是洋人，格杀勿论；二毛是教民，遇见就砍；三毛四毛都是用洋货、藏洋书的假洋鬼子；五毛不是网络评论员，而是崇洋媚外的“贱骨头”。

判断是不是教民也有依据。义和团认为在教之人，头皮里暗藏十字，一看便知——摊上这么有新意的鉴别方法，被拿住后你也只有祈祷上天保佑。

兽性大发的拳民逢洋必烧，正阳门城楼也未能幸免。所有钱庄被迫歇业，市场交易全部瘫痪。

同时，因电线被推倒，通讯中断，帝都又回到了八百里加急的时代。

而海晏河清的山东，正好成为北京同南方各省上传下达的信息枢纽。袁世凯每天汇奏四方电报，忙得宵衣旰食。其重要价值，再次得到凸显。

教民基本被屠杀殆尽，幸存的都逃到西什库大教堂，筑垒自保。

拳民杀红了眼，岂肯罢手，便乱诬市民为“白莲教”，展开新的一轮屠戮。

载勋作为九门提督，要对京城治安负责。眼看局势失控，他接过慈禧“办理团务”的令旗，准备把义和团纳入正轨。

载勋在自己王府中设立“总坛”，并招安了坎字拳的大师兄。再有拳民入城，第一件事便是到庄亲王府报到挂号，听候调遣。

问题是并非所有的拳民都稀罕体制内，毕竟当大侠当惯了。

于是，神机营统领（正二品）庆恒，一家十三口因私人恩怨被拳民灭门。而作为其好友，载漪屁都不敢放一个，唯以“凶手系伪义和团”的说辞销案。

当然你会问：“义和团到底有何政治目的？”

俗话说，没有政治诉求的群众运动不是好运动，义和团的目标是光绪。

有歌为证：

还我江山还我权，刀山火海爷敢钻。哪怕皇上服了外，不杀洋人誓不完。

结果头号叛徒没抓着，洋人也没死多少，倒在滥杀无辜上取得了卓越的建树。

为了回应市民日益强烈的质疑，载勋亲率义和团和虎神营攻打洋教的大本营西什库大教堂。

北京城幸存的大毛和二毛都躲在这里，守军却只有四十名法国和意大利的士兵。

团民携带煤油柴草包围了教堂，日夜诵咒以焚其屋，却怎么也点不燃这栋坚固的哥特式建筑，只好散布谣言说“教士把女人的经血涂在屋顶，因此咒语不灵”。

而虎神营作为庸碌无能的八旗京军中的一支，除了名字讨巧外（虎吃羊，神克鬼。谐音“洋鬼子”），百无一用。

眼见久攻不下，徐桐保荐的军机大臣启秀突发奇想，献策道：“看来义和团道术尚浅，五台山有个法力无边的大和尚，不如飞檄请他来。”

十天后，和尚被专骑请来。

启秀在军机处得意道：“高僧到了。届时教堂一毁，天下安定。”

众人无不掩嘴偷笑。

和尚在庄亲王府住下，选了几十个红灯照操练。

这些娘子军扎着红抹头，长袖翩跹，念念有词，跟唱昆曲似的。载勋心里打鼓，问和尚什么时候攻打教堂，回答说：“今日三点，最为吉利。”

吉时一到，和尚骑马挥刀，率一众拳民直扑教堂。

没跑一半，但闻枪响，正中和尚要害，坠马而亡。后面的队伍溃散四逃，红灯照的幼女多被践踏而死，玉殒香消。

载漪闻讯，暴跳如雷，命工匠做了四个移动炮台，把“大将军”巨炮架上去轰。谁知炮弹打到屋瓦上竟无法穿透。

又命人挖地道，点燃装满火药的棺材，终于炸毁教堂一间房屋，死了几十个教民，却仍攻不下来。

义和团每日换班围攻，教堂纹丝不动，附近的民宅倒被烧毁了一大片，群众强烈抗议。

团民解释说：“这座教堂与别处不同，内壁粘满人皮。我等请神上体，行至楼前，即被秽物所冲，难以施法，且不能前。”

群众反问道：“不是说黑团（黑灯照）不惧邪秽吗，为何也不能制胜？”

团民被问住了，掩饰道：“时日未到，难以成功。等老团一到，自然扫荡无遗。”

御前会议

满大街都是扛着大刀走来走去的义和团，每天还有海量新加入的，以至于“上自王公卿相，下至倡优隶卒”，全成了团民。

这就有些骇人听闻了。

慈禧心里七上八下：事实证明，能打的只剩下五支武卫军了。然而，荣禄貌合神离，不是装病就是哭丧着脸；聂士成因痛剿义和团被刚毅奏请革职留任；袁世凯远在山东；宋庆年事已高。

算来算去，只有董福祥的武卫后军足堪一用。

慈禧再三召见董福祥，勉慰有加。董福祥也慷慨保证，他既能杀洋人，也能灭义和团，总之太后指哪他打哪。

于是，武卫后军成了慈禧的王牌。

问题是王牌的前身是甘肃一带反清的匪帮军甘军，纪律极差，被左宗棠收编后稍有收敛，但野性依旧。

如今拱卫京师，独承天眷，董福祥以下，愈发肆无忌惮。

结果，入城第一天便出事了。

军队开入永定门，正巧碰上日本大使馆的书记官衫山乘车外出。

一营官喝问其何人，衫山据实以报。

后果是被干净利落地捅死。

士兵一拥而上，将衫山的尸体大卸八块，弃之道旁，血腥程度直追《人皮客栈》。

慈禧尚在权衡利弊，眼前就爆出了国际新闻，不禁恼羞成怒，把载漪和董福祥叫来痛斥了一番。

谁料董福祥毫无惧色道：“臣一人受罚，是罪有应得。但如果因此把甘军激成兵变，则京城的治安就大有可虑了。”

形势比人强，慈禧只好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退出来时，载漪拍了拍董福祥的后背，连夸他是英雄好汉，完全一副唯恐天下不乱的架势。

6月16日，列强海军向天津总兵罗荣光下最后通牒，命其交出大沽炮台。

是战是和，必须决断了。

于是，由六部九卿、王公大臣70多人参加的御前会议在东暖阁召开。

许久不见的光绪和荣禄也出现在众人的视野中，足见事态之严重。

其实，对义和团的实力和端王党对其的掌控力，慈禧已经深表怀疑。

入京以来，团民最威加海内的创举不是杀洋人，而是在焚烧老德记大药房时，火势蔓延，把前门大街一千八百多家商铺烧了个精光，无数饭庄旅店、烟馆戏院、古玩玉器、绫罗绸缎顷刻毁于一旦，经济严重倒退。

因此，开会前一天，慈禧留了个心眼儿，让军机处拟旨，速调李鸿章和袁世凯进京。

一个跟洋人谈判，一个诛灭义和团。

问题是电报废了，速调不了，只能靠驿马传旨。而时事瞬息万变，很快便不以一二人的意志为转移。

东暖阁。

光绪很愤怒，自己才撂挑子两年，大清朝就快寿终正寝了。他痛责诸臣不能弹压乱民，声色俱厉。

军机大臣王文韶叩头道：“外衅断不可开，使馆尤应力保。”

载漪当即喝阻，跋扈至极，王文韶低首不语。

光绪扫了一眼群臣，目光落到跪在御案旁的许景澄身上。

总理衙门大臣许景澄曾历任清廷驻六国公使，熟悉外情。

果然，他的回答与王文韶大同小异：“无论是非得失，万无以一国敌诸国之理。”

光绪颔首道：“甲午一战，创巨痛深。而诸国之强，十倍于日本，合而谋我，何以御之？”

端王党早已目无圣上，载漪和载勋甚至一度想带着团民去瀛台弑君，被慈禧拦下。此刻见鸽派一唱一和，立马嚷嚷起来。

眼看场面混乱，慈禧不得要领，只好宣布散会。

第二天的会议仍是黑压压跪了一片，靠近门口的中下级官员几乎听不清前面的君臣对奏，便自顾自地小声聊起来。

镜头给了翰林院侍读学士刘永亨和国史馆（翰林院下属机构）总纂恽毓鼎。

刘：“刚才我在董福祥那，他自信可将拳匪赶出城外。”

恽：“那你还不赶快告诉上边。”

刘永亨膝行至前，奏称：“臣刚才见到董福祥，他想请皇上的旨意驱逐乱民。”

话音刚落，载漪便跷出大拇指，阴阳怪气道：“好啊，这就是失人心的第一个法子。”

刘永亨害怕，不再往下说。

空气顿时凝滞，跪在门外的太常寺卿袁昶（chăng）高呼道：“臣有话上奏！”

光绪让他进来。

袁昶抱怨道：“拳民实为乱民，万万不可倚仗。就算是有邪术，从古至今，也没有凭此而成事的。”

慈禧终于发话：“法术不足恃，人心也不足恃吗？中国积弱已极，若连人心也失却，何以立国？”

关键时刻，还是要稳住利益集团。毕竟八旗京营里，一半的人都入了义和团，稍有不慎，便会酿成巨变。

慈禧接着道：“今日京城扰乱，纷传洋人已经调兵。你们有何看法，从速奏来。”

群臣七嘴八舌，讨论出一套折中的方案：一面派总署大臣许景澄、那桐出境劝阻洋兵，一面安抚团民，设法解散。

会议大国盛产内容空洞、自欺欺人的所谓方案，这份也不例外。

怎么劝阻？如何解散？

显然大多数官员并不关心。他们见慈禧挥了挥手，便默默地退下了。

人潮散去，留下四个较真的官员：光禄寺卿曾广汉（曾国荃之孙）、大理寺少卿张亨嘉、侍读学士朱祖谋以及恽毓鼎。

朱祖谋大声道：“臣等还有话要说。”

两宫和荣禄都止步，等他四人进言。

张亨嘉力主剿灭拳匪，说只要诛杀几个头目，大事可定。

张是福建人，一口港台腔，听着很费劲。朱祖谋接过话头，大胆问道：“太后相信乱民可以御敌，不知想仰仗何人办此大事？”

慈禧不悦道：“我靠董福祥。”

岂料朱祖谋道：“董福祥是第一个不可靠的！”

慈禧脸色骤变：“你叫什么名字？”

“翰林院侍读学士朱祖谋。”

“你说董福祥不足恃，你保举个人来！”

朱祖谋一时语塞。

恽毓鼎道：“山东巡抚袁世凯，忠勇有谋，可以调京镇压乱民。”

曾广汉补充道：“两江总督刘坤一亦可。”

荣禄缓缓道：“刘坤一太远，袁世凯已前往调用了。”

慈禧只道这场犀利的记者招待会终于可以结束了，谁知恽毓鼎又抛出一个令人难堪的问题：“风闻銮舆（皇帝车驾）有西幸之说，京师乃根本重地，一走，天下就动摇了。”

慈禧力辩并无此事，剩下的臣工于是起立退下。

朱祖谋退到门外时，慈禧仍怒目相送。

当天，总署收到张之洞和刘坤一的联名上奏，要求速剿拳民。

刘坤一的原话是“一意痛剿”，张之洞给改成了缓和的“定计主剿，先剿后抚”，还在文末喊了一句铿锵有力、扫除迷信的口号：从来邪术不能御敌，乱民不能保国。

眼看慈禧就要迷途知返，意外发生了。

人之病，在国体；国之病，在人心

入夜后的北京黑烟弥漫，笼罩在一片阴惨惨的鬼气之中。

由于义和团认为神灵都是晚上下凡，故每当傍晚便啸聚到一起，挨家挨户砸门，命居民全部出来烧香。

荣禄早已睡下，却被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惊醒。

来者是荣禄的心腹小罗，他带来一份惊天动地的绝密情报——由各国公使联名的四条照会：

一、指明一地，令光绪居住；

二、各国代收各省钱粮；

三、代掌天下兵权；

四、慈禧交权归政。

荣禄五雷轰顶，急忙追问。原来是小罗的父亲、江苏粮道罗嘉杰从《字林西报》的中国员工处得知的。

照会本拟作为报纸头条独家发布，结果尚未刊印便被泄露。

主和派荣禄一时间进退维谷。

理智告诉他开战必败。但不战，自己的下场会更惨。一旦慈禧如照会所言，把大权还给光绪，荣禄在戊戌年干的那些破事，不遭清算，没有天理。

左右为难的他绕室彷徨，不知东方之既白。最后的结论是：保命要紧。

次日黎明，接到荣禄密报的慈禧悲痛莫名，态度发生一百八十度急转弯。

很好理解。对她而言，有中国而无大清，中国便无意义；有大清而她不掌权，大清便无意义。

为了一己之权，把中国乃至大清都押在一场胜算无几的赌局上，亦在所不惜。

然而，所谓的照会，不过是报馆工作人员夸张或误译的假情报。罗嘉杰为了邀功，玩笑开大了。

其实，若非总理衙门被载漪把持（总署警卫都换成了团民），外交渠道不畅，公使们又躲在东交民巷不敢出来，和战大计又岂会建立在一则谎言之上？

如果还是觉得过于戏剧化，我只能说：这就是专制。

第三次御前会议，慈禧彻底破罐子破摔。

她先公布了照会一事，却只宣谕了前三条。既而声泪俱下地控诉帝国主义连寡妇都要欺负的流氓行径：“今天的争端是他们挑起来的，亡国就在眼前。若拱手相让，我死也没有脸面见列祖列宗。既然都是个亡，一战而亡，不是更强点儿吗？”

言毕，全场惊愕，不知所措，二十几个皇亲贵胄竟相拥哭成一片。

载漪全力主战，语调激昂。慈禧也高声道：“今日之事，众位都听到了。我为江山社稷，不得已而宣战，后事固未可知。开战之后，若社稷仍不能保全，诸公今天全在这里，当知我苦心，不要归咎于我一人，说皇太后断送了祖宗三百年江山。”

前途未卜，不把百官绑在同一架战车上，慈禧也不敢贸然宣战。

而群臣听到太后不喊“列位爱卿”，竟改称“诸公”，无不震撼，一齐道：“臣等同心报国。”

决议是遣三个主和派大臣徐用仪、联元和立山前往使馆区晓以利害、最后通牒，一定要挑起战端的，可令下旗归国。

立山不想去，怕半道上被团民打死。

这不是危言耸听。孙家鼐不问世事，天天躲在深宅大院里，尚且被义和团拖出来公审，著作悉数被烧，立山一意主和，其能幸免乎？

于是，他以自己是户部尚书，并非总署大臣为由推辞。

慈禧当即反驳道：“你敢去也得去，不敢去也得去！”

立山只好随徐用仪和联元退下。

慈禧又命荣禄部署武卫中军的作战和防守，谕令说：“徐用仪等深入险境，可派兵在远处保护。”

散会后，群臣聚集在瀛秀门外，以照会之事询问几个总署大臣，皆面面相觑，不知所以。

下来后，光绪摒弃旧怨，好言叮嘱荣禄：“我兵全不可恃，事宜审慎。好在兵权在你手上。”

6月17日，大沽炮台沦陷，罗荣光战死。“归政”的凄凉命运若有似无地浮现在慈禧眼前，促使她召开了最后一次破釜沉舟的御前会议。

主题只有一个，宣战。

慈禧命许景澄去给各国使馆送照会，限所有工作人员24小时内离开北京，由中方派兵护送至天津。

主和派官员磕头哭劝，力陈不可。光绪面如死灰，竟不顾君臣之礼，离席抓住许景澄的手，小声道：“再好好商量。”

慈禧呵斥道：“皇帝放手，不要误事！”

许景澄神情恍惚，牵着光绪的衣袖抽泣不止。慈禧被哭哭啼啼的气氛搞得心烦意乱，厉声喝道：“许景澄无礼！”

接到照会的列强使节迅速碰头，商讨对策，最后决定派信使去总署，要求延缓离京日期。

结果石沉大海，毫无回音。

德国公使克林德坐不住了。每天都在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中遨游，精疲力竭，半死不活，还不如铤而走险赌一把。

他召集各国公使，提议一起到总理衙门抗议。

无人响应。

很好理解。京城烽火连天，即使侥幸闯关成功，到了已成为主战派总部的总署，结局八成也是被砍头祭旗。

克林德不愿坐困愁城，他带着翻译官，乘着绿呢大轿，径往东堂子胡同而去。

单干的下场就是在东单附近被神机营的营官一枪毙命。

之前死的衫山只是日本使馆里的小领导，而克林德却是驻华公使，代表整个德国。因此，消息一出，所有人立马明白了一件事——没有任何回旋余地了。

渔翁得利的是袁世凯。他正愁怎么应对朝廷要他入京剿匪这以身犯险、消耗实力的调令，不想却峰回路转。

大头深表同情地发电给荣禄，请求他保护各国使馆，救一人便减祸一分，即使战败还有转圜的余地。

荣禄毕竟是明白人，私告李鸿章说：“对北京的谕旨，不必再予以重视。”

东南互保

6月21日，清政府同时向英、美、法、德、意、日、俄、荷兰、西班牙、比利时和奥匈帝国十一个国家宣战，堪称人类历史上空前绝后的“壮举”。

战书也写得气吞山河，比外交部发言人还义正词严：

与其苟且图存，贻羞万古，孰若大张挞伐，一决雌雄。

八十岁的徐桐像打了肾上腺素一样兴奋，奏请慈禧下诏“无论何时何地，见有洋人在境，径听百姓歼除”。

载勋则在北京街头遍贴告示，悬赏洋人，标价如下：

杀一洋人奖五十两，洋妇四十两，洋孩三十两。

慈禧更是把压箱底的几十万两私房钱拿出来重赏义和团，鼓励其把在华洋人赶尽杀绝，以泄心头之恨。并且，给各省督抚寄发的上谕里，要求将各地拳民组织起来，同洋人打一场全面战争。

对此，袁世凯又笑了。

他正愁怎么处置山东境内残存和外省流窜回来的团民，现在正好有了合法的驱逐借口。

大头晓谕各府县，命团民“北上助战”。布告中说，真正的义和团都已经到京津一带去杀洋人了，有志于报效国家的拳民应赶紧行动，不可再在山东滞留。凡逗留者，必是打着团民旗号的乱民，一律严惩不贷。

半轰半送之下，山东的拳乱彻底消弭于无形。

位于上海的中国电报总局已经一宿没熄灯了。作为这个官督商办的企业的一把手，盛宣怀的眼中布满了血丝。

经过一整夜的思想斗争，他终于决定扣留朝廷的宣战电报。

盛宣怀嘱咐各地方电报局的负责人，对上谕只准密呈督抚，不许宣扬。

随后，他急电李鸿章，分析当前形势：“国家即将瓦解，须设法保全东南富庶地区。各省封疆应采取措施，联络一气。”

相同的电报也发给了张之洞和刘坤一，并提出方案：“上海租界由各国保护，长江内地归督抚保护。两不相扰，保全中外商民。”

李鸿章接电后带头抗旨，称朝廷的宣战诏书是乱命，“粤不奉诏”，为“东南互保”的实施一锤定音。

张之洞和刘坤一多次同列强驻汉口与上海的领事磋商，承诺不会卷入战争，坚决保护外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刘坤一甚至私下对英国驻南京领事说：“慈禧的政府完了，她已经无法继续维持帝国的秩序。”

6月26日，在盛宣怀的奔走联络下，南方诸省均派出代表，于上海同各国驻沪领事签订了保证南中国和平的《东南互保章程》。

明目张胆同慈禧对着干，显然属于高危行为。为此，张之洞再次上奏，不厌其烦地解释说：“论兵力，一国焉能敌各国，不败不止；论大势，各国焉肯输一国，不胜不止。”接着笔锋一转，说北方既已决裂至此，南方切不可再遭涂炭。否则饷源立绝，全局瓦解，则愈发不可收拾。

袁世凯没有参加互保，只是单独致电外国领事，表明和南方督抚采取同样的立场。

派兵将最后一批洋人护送到青岛后，大头长吁了一口气，一边在院子里踱步，一边冥想。

公元1900年，西历新世纪的第一年。

天厌大清。

从慈禧前无古人地同十一国宣战的那一刻起，亡国，就进入了倒计时。

可惜，南方督抚的集体忤逆再一次救大厦于将圮。

广州，雨后清新的空气里夹杂着声嘶力竭的蝉鸣。

离开北京的时日已久，李鸿章一时也很难判断帝国这艘大船的航向到底发生了多么严重的偏离。

催他北上的电报雪片般飞来，荣禄的语气已近乎哀求。

然而，当了一辈子“消防员”的李鸿章，这次的反应异常迟钝。

因为，香港总督卜力向他转达了兴中会的意思：推李鸿章当总统，以两广为基地，在南方建立一个新政府。

当幕僚刘学询带着兴中会的使者向李鸿章汇报联络孙文、策划两广独立之事时，这个为维持帝国稳定操劳了大半生的裱糊匠躺在深深的藤椅里，双目微合，做出一个意味深长的动作——颔之。

兴中会未能得到肯定的答复，却收到李鸿章赞助的三万元经费。

与此同时，董福祥带着甘军和几万团民日夜围攻东交民巷。

使馆守军是列强海军从天津紧急调来的四百名水兵。人手一把步枪，外加四挺重机枪，打得清军满地找牙。

甘军没有炮，荣禄又暗中资敌，每逢休战，便命人推着蔬菜瓜果、军火弹药，整车整车往使馆里送。回过头再看那董存瑞般前赴后继往前冲，最后全倒在血泊里、尸体枕藉的义和团，不禁让人感叹：古往今来，爱朝廷从未爱得如此艰难过。

眼见死伤惨重却毫无战果，载漪打起了荣禄的嫡系部队武卫中军的算盘。

他请了一道上谕，强命武卫中军的炮兵营统带张怀芝把德制大炮开过去轰。

张怀芝以为立功的机会到了，喜出望外地和弟兄们在城墙上架好了炮，瞄准使馆区。

如果这一炮打下去，就没有后来的安徽巡抚、民国军阀张怀芝了。

在他下命开炮的前一秒，忽然灵机一动，改令缓发，跑去荣府请示自己的顶头上司。

荣禄既不敢发令，也不敢抗命，东拉西扯，不置可否。

张怀芝愈发着了慌，非要他手书一道发炮的命令以为凭据，否则便赖着不走。

荣禄被缠得烦了，闪烁其词道：“横竖炮声一响，宫里边是听得见的。”

张怀芝闻言会意，匆匆赶回城上，谎称炮位不准，需要重测，遂把目标定向使馆旁边的一片空地。

于是，众炮齐发，响了一天一夜。洋使固饱受虚惊，怀芝却勉强过关。

蒸汽朋克

得知东南互保的噩耗时，慈禧的脑海中也曾掠过一丝后悔，随即被倚为干城的重臣们居然在危难时刻背弃自己的震惊和悲凉所取代。

而当她看到袁世凯不在其中，还奏报正组织山东团民源源不断地北上勤王时，那种欣慰与感激之情实在难以言表。

走到这步，慈禧已然骑虎难下。

停战只会激起叛乱，而一条道走到黑，军事上即便难以取胜，打出个相持的局面，以东交民巷的人质作为谈判砝码，还是可以讨价还价的。

既然长江以南想保境安民，留得青山当柴烧，就随他们去吧。

心念及此，她让军机处下了一道言不由衷的懿旨，诉苦之余夸南方督抚们“老成谋国”……

大沽口失陷后，门户洞开，各国援兵乘军舰从四面八方赶来。

他们之中有印度阿三（英军）、有越南鬼子（法军），解了西摩尔之围后，总数一万多人，开始猛攻天津。

“留党察看”的聂士成率武卫前军五千人驻守南门外的八里台，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恶战。

聂士成两腿均受枪伤，仍持刀督战，不许官兵稍退，一直战至两腮被敌弹洞穿，颈部、脑门皆受重伤。

联军派人传话：“聂士成将军，投降吧！”

聂士成沉默片刻，只吐出一个字：“屌！”

最后脐下被炮弹炸开，肠出数寸，壮烈殉国。

回到甲午年。

战争进入尾声，袁世凯在关外协助周馥办理粮草转运，聂士成则刚从朝鲜回来，准备赴任直隶提督。

两个年龄相差二十三岁的勇者在山海关外的兵站不期路遇。

作为晚辈，袁世凯被聂士成身上那股“宁移白首之心”的豪气所折服，对他道不尽的丧师之痛深感同情。

在家书中，大头发自肺腑地写道：“前线战事简直就是儿戏，糟不可言。能见贼一斗者，唯功亭（聂士成）耳。”

对这样一个不太懂政治，但无论放在任何朝代，都会以性命去捍卫一方百姓的硬汉，袁世凯由衷地写下一副挽联：

勇烈贯长虹，想当年马革裹尸，一片丹心化作怒涛飞海上；

精忠留碧血，看此地虫沙历劫，三军白骨悲歌乐府战城南！

然则卫青常有而汉武帝不常有。

袁世凯断然不会为气数将尽的清廷殉葬，他要保存实力，功不唐捐地拖垮这个气若游丝的流氓政权。

因此，当朝廷三番五次地催他率军驰援天津时，大头均以“守土有责，兵力难分”为由百般搪塞。

直到军机处严词警告“毋再推诿”，才派总兵夏辛酉带了六营约六千人赴援。

十一天过去了，天津守军连援兵的影子都没看到。

朝廷再次严催，又过了三天，夏部终于艰难地走出山东，而此时天津业已失守，裕禄愤恨自杀……

截至战争结束，夏辛酉损失不到一千人，出色地完成了袁世凯交给他的使命。

联军成立了“天津临时政府”，英文缩写TPG。

其实，所谓的联军，不过是同床异梦罢了。

德皇认为，横尸街头的是德国公使，因此联军司令的人选必须是德国人，否则宁可按兵不动；

法国意在西南，把水蹚浑了好打云贵的主意；

美国对侵略中国不感兴趣，且刚跟西班牙打完，正在恢复元气。只是见自己的驻华大使狂喊救命，才勉强加入；

英国正在南非跟荷兰人抢金矿，打“波尔战争”，分身乏术，便派了些红头阿三来充数；

意大利和奥匈帝国纯属打酱油，各派几十个小卒，扛着大旗，追随于诸强之后，以示自己的存在。

真正野心大、胃口好的是日本与俄国。一个出兵八千，一个出兵五千，加一起占了联军总数的三分之二还多。

由于德国一直没争取到带头大哥的位置，拒不发兵，攻打北京的实际上是七国联军。

在天津召开的军事会议上，联军将领一致认为，若无十八万之众，攻城没有必胜的把握。

当然你会问：何以如此谦虚？

因为人民战争的可怕。

敌进我退，敌疲我打；逢山筑寨，遇水烧船。就像《赛德克・巴莱》里的原著民，在森林里来无影去无踪，杀日寇于无形。

况且，联军所谓的胜不是架起一排大炮把北京从地图上擦掉，而要想尽办法保证人质的安全。这样一来，难度就从普通级变成专家级了。

问题是这边议论未定，那边俄国正争分夺秒地往中国运兵，泉水般汩汩涌来。

英国急了——路途遥远，不可能像日俄那样连绵不绝地运兵。英军司令不再犹豫，冒险开拔。

其余六国也争先恐后地发兵，怕去晚了什么也捞不到。

一打才发现“古之人不余欺也”——天下事有难易乎？为之，则难者亦易矣；不为，则易者亦难矣。

联军长驱直入，通州失守，赶来勤王的李秉衡在阵前自杀，总算保住了一点晚节。

8月13日，联军攻打北京。

次日，日军用地雷炸开东直门，占领了北城。

短兵一相接，神拳不神了。

事实上，只要找来目击者对义和团作战情形的记录一读，便知团民靠得住，母猪会上树：

团与洋人战，伤毙者以童子为最多，年壮者次之。而所谓老师兄者，受伤甚少。盖因临阵以童子为前队，年壮者居中，老师兄在后督战，见前队倒毙，即溃逃。

穷猿奔林，岂暇择木

8月15日，十万京军加二十万团民不敌一万多联军，北京陷落。

翌日，慈禧带着光绪和部分亲贵重臣化装成平民，出德胜门，逃往昌平。

走之前还不忘把私仇给报了。

珍妃被太监推到井里摔死；主和派的徐用仪、许景澄、袁昶、立山和联元在刑部侍郎徐承煜（徐桐之子）的监斩下含冤而死，史称“庚子五大臣”。

最恶劣的是载勋，走前下令将九门紧闭，以至于平民无法疏散，惨遭联军蹂躏。

徐桐老迈，没跟慈禧一起“西幸”。目睹山河破碎的他本着“君辱臣死”之义，带着徐家女眷十八口集体自杀。虽说不人道，但在那个年代，也算是为国尽忠了。

其子徐承煜贪生怕死，哄他爹说“儿子陪你上路”。然后帮徐桐上了吊，抽了垫脚的凳子，成全了老父的大节后，自己脱下二品官服，悄然遁走。

结果没跑多远便让日军抓住，后移交给清廷，同启秀一道被斩于菜市口。

徐承煜被王文韶骂为枭獍（枭乃生而食母的恶鸟，獍乃生而食父的恶兽），生前曾叼着一根雪茄从徐桐面前走过，遭其父训斥道：“我还活着，你就这样。等我死了，一定禀明阎王，让你胡服骑射作鬼奴！”

一语成谶。

入城后，联军大开杀戒，人头滚滚。俄国毛子一马当先，奸淫掳掠，坏事做绝。

放眼望去，灰烬、垃圾和饱餐了死尸的狗群混杂在一起。天空中满是白色与黑色的碎片，随风乱舞。

活人身穿棉布破衣，目光呆滞地望着印有国际红十字会标志的救护车来来往往。

北京被分成八块占领区（鉴于瓦德西正率德军风尘仆仆地赶来，也给德国留了一块），北城由日本分管，各家都自觉地插好白旗，上书“顺民”二字——想当年李自成打进来时，这就是最有效的保命技巧。

日军估计觉得不严肃，有碍观瞻，传谕各户擦去“顺民”二字，代之以红日。

西什库大教堂里的教士和教民像憋坏了的野兽，一哄而出，狼奔豸突。

一个长老会（基督教的衍生教派）的美国牧师，趁乱在王府井大街占了一座有五十栋建筑的王府。

虽说之前已屡遭洗劫，但牧师还是在王府中搜出三千多两白银。他将房里的家具陈设、名瓷苏绣全部搬到大门口，摆起了跳蚤市场，并戏称是“上帝的恩赐”。

太平洋彼岸的马克・吐温听说后，在报纸上对教会大加鞭挞，呼吁约束在华美人的行为。

由此可见，即便美式民主只是一句看上去很美的谎言，但它至少不剥夺你自由表达的权利。让观点在言论市场上接受大众和时间的检验，总比以公权颠倒黑白、混淆是非、愚弄民众、打压真理强。

在京大员里，还有不少没逃走的。肃亲王善耆（川岛芳子之父）被赶去挑大粪、搬石头；礼部尚书怀塔布被叫来拉洋车，挨洋人抽。他一边小跑拉车，一边回头笑道：“老爷别打了，这条路小人一天跑好几趟，不会拉错地方。”

由于慈禧跑得急，没做布置，留守京官全都茫然不知所措，更不敢同洋人接洽。

联军抢累了，想谈判，找到总理衙门保管大印的司员舒龄，示以议和之意。

舒龄把七八个高级官员召集到自己家，商量着一起去见洋人。

结果这些平日里的衣冠禽兽因为被抢全成了衣冠不整，舒龄不得不拿出自己的长衫给他们穿上，一同步行前往。

洋人开门见山，指明让奕劻和李鸿章来京议和。

武汉。

张之洞连夜致电各国驻上海领事，替慈禧开脱，说东南互保其实是各督抚按慈禧的旨意办的。

这么讲有两层深意：

一、慈禧最怕被洋人列为“祸首”严惩，绝不敢否认张之洞的说法，只会抱着他扔过来的救生圈感激涕零；

二、既然慈禧默认了东南互保是奉旨办理，也就断绝了秋后算账的可能，给“抗旨”披上了合法的外衣。

西贯市村是昌平最大的回族聚集区，也是慈禧亡命天涯的第一站。

村里有一座建于明朝弘治年间的清真寺，即以此为行宫。

太监找来两三个管事的到慈禧跟前回话，谁知几人只跪不拜。

旁人催他们磕头，慈禧道：“回回的教规我是知道的，除了真主，谁都不叩拜，你们不要强人所难。”

到了饭点，御膳是小米粥加炒白菜，饥不择食的慈禧觉得比宫里的满汉全席还美味。

用完膳，又传见寺里年纪最大的李某问话。

慈禧：“东光裕和西光裕这两家字号（商店招牌）还在吗？”

李某：“在。”

慈禧：“我十三岁那年跟先父去北边赴任，途经此地，坐的就是光裕的轿子。”

正追古抚今，院子里的伙夫大喊道：“娘娘们要是喝水呀，锅子里有开水，千万别喝凉水啊！”

李某的脸吓得刷白，赶紧出去喝阻。慈禧却像变了个人似的，劝止道：“他本是粗人，哪懂得这些个礼数？不必怪他。”

待了几天，传召昌平知州三次，始终未见其来，估计听到京城失守，已携带家眷潜逃。

慈禧叹息不已，说了一句黄口小儿都懂的废话：“食俸禄的官员反不如老百姓有良心。”

又叫李某预备些大车和驮轿，准备第二天便走。

当晚，慈禧对李某道：“我们出宫时分文未带，今日已派人往京西取盘缠了，但不知取不取得来。你们要是有银子，可先借用几百两。”

李某爽快应允。

来日清晨，两宫起驾。清真寺凑了白银九百两，大车二十辆，骡马三十匹。慈禧又要了一百枚熟鸡蛋，以备路上食用。

此去西安，长路漫漫，不知尚有多少磨难。临行前，西太后哭着对恭送她的回民道：“甲午之战，只有左宝贵效死疆场。想不到你们回教中倒出了个好人（左是回民）。”

又命太监取纸笔来，将接驾寺众的姓名一一登记，动情道：“我们若是到了西安，不论旨意不旨意的，非写个信来叫你们。你们可千万去啊！”

众人谢恩。

缓步走到大殿阶下时，慈禧又四顾道：“以后但有大清的天下，必发内帑（皇室小金库）给你们重建此寺。”

暮霭沉沉，慈禧洒泪上轿，一路西去。

宿命的棋子，摇晃着悲凉

乱局逐渐发酵。

汪康年在报纸上发表了一篇反动文章，称：“八国之兵，毁一国之都，已造成‘国亡而政权倒’的既定事实。国民不能无主，七省督抚当成立公共政府，颁定宪法。”

不久，议会在上海成立，以不记名投票推举容闳为议长，严复为副议长。汪康年、唐才常等十人为干事。

议会还有一大堆秘密宗旨，归纳起来无非十个字：反对现政权，建立新政府。

亡清，真的触手可及了？

袁世凯不这么看。

以当前形势，决定未来中国政治走向的是列强。各国虽因在华利益的冲突明争暗斗久矣，但此番针对拳乱却达成了难得的共识：惩办祸首，归政光绪。

显然，洋人对推翻清廷不感兴趣。后任八国联军统帅的瓦德西就指出：“无论欧美还是日本，皆无此脑力与兵力，能统治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这片土地。”

因此，把慈禧和一干主战派办了，推没有民族偏见、思想较为开明的光绪上台，维持一个和平稳定的中国，符合列强持续渔利的诉求。

至于这样的中国是否腐败丛生、贫富悬殊，就不是西方政客关心的事了。

对袁世凯来说，光绪上台等于判他死刑。

戊戌政变才过去两年，在皇帝眼中，袁世凯就是个告密求荣的小人。

据瀛台附近的太监反映，百无聊赖的光绪平日里最热爱的娱乐活动便是将“袁世凯”三个字写在纸上打靶。

大头听到这个消息时想必心情是很复杂的。

于是，当他从自己的儿女亲家、陕西巡抚端方的电报中得知两宫逃难团已抵达山西时，立刻有了主意。

即便有以乔致庸为首的晋商，山西在那个时代还是素号穷省。逃难团扈从又多，需用浩繁，颠沛流离的慈禧，难处显而易见。

袁世凯大手一挥，着人押运三十万两白银、二百匹绸缎、四十桶水果以及恩县龙须面等特产，火速赶往太原。

两周后，逃难团收到贡物。慈禧久旱逢甘霖，感动之情自不待言。

随扈的王文韶死里逃生，对押运官感慨道：“各省饷银未到，山东首先送来，算是解了燃眉之急。”

真正的燃眉之急来自北方。

每当中国陷入危殆，总能看到俄国垂涎欲滴的身影。

二十万俄军从海兰泡开进中国，把在此地做边贸的六千多中国人押解到黑龙江，强行驱赶入水。

跑得慢的全部用斧头砍杀，跑得快的多被淹死，游过江者仅八十余人。

同时，在江北的华人聚集区制造“江东六十四屯”惨案，杀害七千多中国平民，残忍至极。

东三省相继沦陷，黑龙江将军寿山自杀，盛京（沈阳）将军增祺被迫同俄国签订《增阿暂章》。

袁世凯和张之洞当即反对，慈禧也不予承认。

贪婪的沙皇对这个由地方总督阿莱谢耶夫签下的暂章亦觉不满。他同意废约，并酝酿更苛刻的索求。

俄军已打到山海关，大清分崩在即。

惶恐的慈禧急命李鸿章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赴京议和。

守旧派基本上都在浪迹天涯，视他为汉奸的义和团也偃旗息鼓。北上，已无性命之忧。

李鸿章闭目养神，想起前几日秘密拍给驻美公使伍廷芳的电报。

他指示伍廷芳伪造了一封由光绪具名的国书，令其亲递美国总统，内称“时局失控，举世交责，至属不幸。望贵总统作一臂之援，号召各国恢复旧好”。

有亡国者，有亡天下者。对朝廷，他已不抱任何希望；但对生于斯长于斯且正在沉沦的这片大陆，他又岂能坐视不理？

登船离粤前，李鸿章屏退了所有送行官员，只召安徽同乡、南海知县裴景福入见。

炎天酷暑，李鸿章身穿蓝布短衫，靠着一架小藤躺椅歇息。

裴景福恭贺道：“公调补北洋，各国驻广州领事今早已得知电报，全都额手相庆。”

李鸿章颇为得意，捋须道：“当今之世，舍我其谁？”

停了片刻，又道：“百足之虫，死而不僵。京师遭难，根本虽已动摇，但慰庭支撑着山东，香涛、岘庄（刘坤一）全都有定见，必会联络保全，不至于一蹶不振。”

可一谈到俄国，又无语了。

裴景福告辞欲出，李鸿章道：“船还没来，先不用忙。”

于是喝着牛奶，并以荷兰汽水待客。

裴景福又问：“公进京后打算怎么办？”

李鸿章：“洋人必会以‘剿拳匪’和‘惩罪魁’要挟我，而后注重兵费赔偿。至于数目多少，尚不能预料，唯有极力研磨，不知做不做得到？我已垂垂老矣，还能活几年？总之，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钟不响，和尚也就死了。”

言讫，泪比司马青衫多。

裴景福亦怆然涕下，辞别而出。

途经上海，李鸿章特意下船去了盛家花园，同盛宣怀彻夜长谈。

灯火明灭，月光黯淡。此情此景，竟比三十年前曾国藩和赵烈文的那场夜谈更显凄切。

临别之际，李鸿章给盛宣怀留下六个字。

和议成，我必死。

一国且不好谈，况八国乎？

更悲催的是，此番俄国铁了心要吞并东北。瓜分之祸，迫在眉睫。

感谢美帝

若非门户开放政策，二人转已失传一百年。

这套由赫德提出、美国力推的政策主旨有三条：

一、各国彼此承认在中国取得的既得利益（如租界和通商口岸）；

二、中国关税自主，对运至诸通商口岸的各国货物征收统一关税；

三、对自己势力范围内的他国船只，各国不得收取高于本国的港口税。

门户开放并非历史教科书所写的那样罪不可恕，至少在当时的绝境下拉了清廷一把，使之保全领土，免于分裂。

比如俄国想独吞东北，势必侵犯日本在这一区域取得的既得权益，遵循政策的列国便会起而反对，使之作罢。

当然，国与国的交往中，从来没有善男信女一说。维护中国的主权独立不是美国的义务，而是手段，其目标非常纯粹：商业利益。

在美国看来，觊觎中国的领土完全是不成熟的表现——占了又不好管，还成为众矢之的。而只要大清臣民每人多穿一条洋布裤子，就能保证本国的纺织工人不失业。

可惜，美国到晚了。面对这块快被分得差不多的蛋糕，山姆大叔焉能坐怀不乱？

因此，门户开放就是帮迟到的美国享受利益均沾的政策。不管先来的人开了多少埠，占了多少租界，只要在这些区域能保证我自由贸易、公平交易即可。

归结到底，战争的背后是政治，政治的本质是利益分配。

第一个表态支持门户开放的是英国。

作为老牌帝国主义，英国的在华利益最多，最担心后到的土鳖因为没谈拢，在英商遍布的神州大地上火拼，导致几十年来胼手胝足积累的赃款丧失殆尽。

对日本来说，百年大计，防俄第一。只要能绑住俄国到处乱摸的咸猪手，自己哪怕少得点也认了。

当然，再明白无误的事也需要人去推动。李鸿章指示驻外使节四处活动：对俄秘密交涉，对美请求调解，对德国道歉，对日本动之以种族感情，对英国许诺保护长江流域的商业利益……

离间的结果是：除了俄国，列强均对门户开放政策表示同意。

孤立的俄国把希望寄托到李鸿章身上，毕竟签过《中俄密约》，时论都以为老李是亲俄派。

打定主意后，俄国开始演戏，向各国递交了一份照会，宣称解救使馆的任务已经完成，俄军及其公使将撤退到天津，恭候清廷派出的谈判代表。

摆明了拆列强的台。

并向慈禧抛去橄榄枝，抢先承认其统治的合法性。

然而，放弃东北，意味着放弃清廷列祖列宗的陵寝之所在。慈禧再自私，也不敢行此不忠不孝之举。

李鸿章一到天津，就被俄兵保护起来，关着门不知搞什么暗箱交易。

等重新亮相时，列强都很紧张，以为他同俄国达成了“慕尼黑协定”。

要的就是这种效果，谁让大清国实力不济，只能玩以夷制夷的把戏？

李鸿章的腹案是：把中国从交战国打造为受害国。

故事梗概如下：拳匪是叛贼，两宫被劫持，宣战诏书是矫诏，八国联军来助剿。

按此逻辑，联军将领全成了李中堂的戈登将军（李鸿章早年打太平军时雇佣的洋枪队队长），而中国对“国际维和部队”固然有赔偿军费的义务，却不再承担其他责任。

跟洋人打了几十年交道的李鸿章，一在谈判桌上坐下，便拿出一本《摩西十诫》，讽刺洋使道：“我建议，应该把第八条戒律修改为‘不可偷窃，但可以抢劫’……”

纵横捭阖下，议和条件还算温和，无非谢罪惩凶、改革总理衙门等，既无割地之虞，慈禧也无归政之忧。

当然，赔款纯属漫天要价，四亿五千万对应当时中国的人口，一人一两白银。

这么损的赔法确实有辱国门。

张之洞强烈反对，搞得李鸿章很被动。在给朝廷的电报中，他讽刺道：“香涛做官数十年，犹是书生之见耳。”张之洞反唇相讥：“少荃（李鸿章）议和三两次，遂以前辈自居乎？”

浑然一副绝对。

李鸿章正色道：珍惜银两，从我做起。电报昂贵，四钱一字，不要动辄发表空洞的长篇大论了。

英美怕中国破产，曾主张把赔款问题移交海牙国际仲裁法庭仲裁核算，因各国激烈反对而作罢。

至于惩办祸首，洋人开列的黑名单第一位原本是慈禧，在李鸿章的力争下总算一笔勾销。

余下诸公，也就没有兴趣保了，甚至巴不得列强多杀几个这样颟顸愚蠢的始作俑者，以警示后人。

载漪及其子溥儁充军，载勋、赵舒翘赐自尽，毓贤处斩，刚毅在西逃途中忧惧而死，端王党团伙的其他成员或削爵或圈禁。

西太后的保守派班子凋零殆尽。

虽如此，当全权议和大臣李鸿章与奕劻将条约内容电奏西安时，慈禧还是大悦——竟然不用归政，竟然寸土未失。

逢凶化吉，盖有两端：英美为了自身利益帮清廷看家护院；东南互保替中国解除了交战国的身份。

因此，国际上并没有“辛丑条约”这么一说，正式名称翻译成中文很长：中国就1900年的动乱事件与十一国最后的议定书。

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

庚子之变给每个大清臣民的心头都打上了难以磨灭的烙印。

北京街头的“义和昌”“义和泰”等店面招牌一夜之间杳无踪影，取而代之的是德占区的“德兴”“德长胜”等字号。

平民冒充教民、日本人的奇闻怪事数见不鲜。俄国占领东北后，一些文人士子对“全归俄制”高兴至极，甚至公然宣称“有钱就好，无论俄华”。

1903年，齐白石初游北京，记下了触目惊心的一幕：

洋人往来，各持鞭坐于车上。买卖小商让他车路，稍慢即以鞭乱施之。官员车马见洋人来，亦早早避让，庶不受打。几个国人侧立于大清门侧，手执马棒，保护洋人……

1905年，周作人游北京。浓重的阴霾仍然笼罩在京城上空，不肯散去：

初来乍到，我们好奇，向客栈的伙计打听拳匪的事。他急忙分辩说自己不是拳匪，不知其事。我们不过是问他当时的情形罢了，岂料他却如惊弓之鸟，讳莫如深……

民国初年，钱玄同在北京做教员，雇了一个包车。车夫承认自己以前当过拳民，但其时已是一个热心的天主教徒，家里供奉着圣母玛利亚像，早晚祷告很是虔诚。

钱玄同问他何以改信宗教，车夫的回答穿透了历史的尘埃：

因为他们的菩萨灵，我们的菩萨不灵。

我们的菩萨从来不关心信众的死活，倒是热衷于将他们绑架到权力斗争的战车上，乐此不疲。

拜毓贤所赐，山西曾是义和团的天堂，传教士的地狱。而庚子之后，则走向另一个极端。

地方官将办理教案当做第一要务，以教民之意为圣旨，随意捉拿“拳民”。更恶劣的是，辛丑年山西闹灾荒，地方政府只赈济教民，无视平民，坐看其自生自灭。

结果，连曾经的反洋急先锋义和团的团头们，也纷纷入了教，理由非常讽刺：不受辱，不受气。

晚清最后十年，中国的天主教徒激增了一倍，达到一百三十万之众。

不知上帝在云端作何感想？

列强陆续撤军，俄国赖在东北既不合情理，也面临各国施加的外交压力。

1901年10月，俄使向李鸿章提出以道胜银行的名义办约，掩人耳目，遭到拒绝。

俄人不断催逼，七十八岁的李鸿章内外交煎，连月发烧吐血，卧床不起，西医诊断为“胃血管破裂”。

直隶布政使周馥在病榻前悉心照料，曾听到探访之人劝李鸿章保荐直隶总督的人选。

李鸿章默然半晌，道：“继任有人在，我不想保举罢了。”

周馥清楚地记得，老头说话时，愣愣地望着窗外。

那分明是山东的方向。

1901年11月7日，“内悦昏君，外御列强”了大半辈子的李鸿章撒手人寰。

身高一米八三的他，与伊藤博文、俾斯麦一道，被西方人并称为“当世三杰”。一生写了两千六百万字，堪称劳模的他，却在中国这个动辄得咎的老大帝国，刷新了被人弹劾的纪录（八百多次）。

他是第一个拍X光片的中国人，也是第一个撰文介绍蒸汽机的科普作家。

临死前，俄使仍伫立床前，逼他画押，遭到拒绝。

毛子丧气而去，看样子不会善罢甘休。

李鸿章一边哀叹“毓贤误国”，一边让于式枚代拟遗疏，鼓励慈禧振作发奋：

多难兴邦，殷忧启圣。举行新政，力图自强。

恍惚中，他忆起二十岁上京应试时的情景。

彼时的大清，刚在鸦片战争中败给英国。但在文人士子看来，这不过是一段小小的插曲，天朝仍然具备万国来朝的实力。

李鸿章亦作此想，连写了十首《入都》，其中一句“丈夫只手把吴钩，意气高于百尺楼。一万年来谁著史，三千里外欲封侯”广为传颂。

谁知，灾难一开始便收不住脚，插曲竟是序曲，悲歌一放六十载，直至曲终人散。

一个甲子宛若一道轮回，在生命的尽头，李鸿章带着无尽的遗憾，口占一诗：

劳劳车马未离鞍，临事方知一死难。

三百年来伤国步，八千里外吊民残。

秋风宝剑孤臣泪，落日旌旗大将坛。

海外尘氛犹未息，请君莫作等闲看。

贤良寺，落叶秋风，寒鸦聒噪。

周馥发现李鸿章断气时，只见他“双目犹炯炯不瞑”。

慈禧在行宫收到周馥的电报，震惊痛悼得失去了常态。少了这样一个“安危系之，存亡系之”的中兴名臣，她甚至不敢想象自己的统治还能维持多久。

黄花晚节，重见芬芳。李鸿章身后哀荣无限，追赠太傅、晋一等侯、谥文忠、入祭贤良寺。

能给的都给了。

直到1908年，李鸿章去世的七周年祭日，《纽约时报》还出专刊纪念道：“李鸿章和他同时代其他清国高官的不同之处在于，他拥有更宽阔的视野，远远走在时代的前面，并且预见到他的国家在即将到来的数年里会需要那些具有前瞻眼光和进步思想的人。”

也许，只有他的老对手伊藤博文的评价最为掷地有声：

大清帝国中唯一有能耐和世界列强一争长短之人。

第八章 只手推进清末新政

善用威者不轻怒，善用恩者不妄施

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

继任直督的人选被提上了议事日程。

抛开私人恩怨，李鸿章属意的接班人是袁世凯，甚至传言其曾亲口告诉于式枚“环顾宇内，人才无出袁世凯之右者”。

洋人也青睐既懂外交又很开明，关键时刻还能保护他们不被乱民砍杀的袁世凯。

慈禧更无异议。一来对大头的好感达到顶点；二来列强能饶她一命殊为不易，自然要尊重洋人的意见；三来武卫军四支部队皆被打残，只剩武卫右军兵强马壮，正需袁世凯带上来护卫京师，安定人心。

当然，竞争对手不是没有，比如刘坤一和张之洞，资历都比袁世凯老。

问题是前者再过一年就要挂了，后者压根儿不想离开老巢重打江山，毕竟湖北新军已初具规模。

众望所归之下，盛宣怀致电袁世凯：

旋转乾坤，中外推公。

大头自然觉得“非我莫属”，连推辞的场面话都霸气外露，说我一走，“齐鲁必乱”。

这肯定是耸人听闻，不过袁世凯一走，有人必定难逃一死。

山东按察使胡景桂。

胡大人是老相识了，以前当御史时便参过大头一本，说袁世凯滥杀小站附近的百姓。

真相却是一帮投机倒把的商人，披星戴月地跟军营里的兵油子做生意、搞腐败，结果被大头逮住一个为首的砍头示众。

虽然荣钦差的暗访还了袁世凯一个清白，但因此受到的精神打击还是让他久久不能平复。

戏剧性的一幕发生在大头接掌山东后——胡景桂恰巧是其属官。

胡大人不用想也知道自己悲剧了，只好小心谨慎，低调做人，尽量不让袁抚台抓住把柄。

岂料，袁世凯竟主动与他冰释前嫌，还让胡景桂在武右卫军里兼了个差，以示竭诚重用。

当然，胡臬台也不是废柴，在自己分管的司法领域坚持秉公执法、依律办案，赢得了大头由衷的钦佩。

年终密报给朝廷的考核中，袁世凯对胡景桂的评语是“诚朴亮直，任劳任怨”。

如果仅此而已，你可以说袁世凯不过是大公无私罢了。

可当洋人要求惩办祸首的“黑名单”出炉后，胡景桂不幸位列其中，大头又一次施以援手，同德使交涉，将其摘除时，这只能用高风亮节来解释了。

袁世凯一向痛恨主战派误国，却偏偏保了胡景桂。有人不解地问他何故，回答只一句：

值此时局，尚闹意见，成何体统？

不是收买人心，也不单单是以大局为重，而是真切地认识到人才难得，惺惺相惜。

在他看来，关系的深浅远近并不重要。任何人，只要有真才实学，与之声气相通，则奖掖提拔不遗余力，官位金钱在所不惜。

看一个上司是否有所作为，值不值得追随，只要观察他是否吝钱吝官、任人唯亲即可。凡器度窄小、爱搞小圈子的领导，绝无把事业做大的可能。

可惜，现实的土壤更适合培养碌碌无为的庸才，芸芸众生的理想早被无情地磨灭，只剩下柴米油盐、一地鸡毛。

胡景桂成为大头的得力助手，直至病逝，始终追随其左右。

人言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求才若渴绝非空话，而是你兜里只剩一块钱，还舍得分给别人八毛。

时无英雄，盖因无人能做到袁世凯的十分之一。

倒是戏子盈路，呈现了一台比《钦差大臣》还滑稽的闹剧。但舍弃真心，《罗织经》也救不了你。

离鲁前，袁世凯又去山东大学堂（山东大学前身）看了看。这是继京师大学堂（戊戌变法的唯一遗产，北大前身）之后，中国第二所国立大学，由大头一手创办，教学内容涵盖中西、文理兼备，首任校长周学熙。

残雪犹存的官道上，一队从济南开出的人马正急匆匆地向北行进。众星拱月般护卫着的，正是刚被任命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并加太子少保衔的袁宫保。

身旁并行的是即将赴任津海关道（天津海关关长）的唐绍仪。两人一路谈笑风生，来到河北境内。

周馥早已携带官印在高阳县恭候。

香案前，袁世凯率领随官遥望两宫行在，叩首行礼，谢主隆恩。权力交接就在这庄重肃穆的仪式中完成了。

晚清的直隶总督署，保定与天津各设一处，直督隔段时间便往返一次，体验不同的办公环境。

作为通商口岸，天津经济繁荣；作为北京的门户，又承担着防御从海上登陆之敌的重任。因此，逐渐取代保定成为直隶总督的常驻治所。

然而，《辛丑条约》虽已签订，天津临时政府却仍未解散。

袁世凯愤怒了，待在保定，郑重宣布：天津临时政府一日不撤，联军军官一日不走，我就一日不到天津办公。

唐绍仪前往交涉，一面以强硬的姿态告知各国“此事不办，条约里的善后事宜将无从谈起”，一面通过英美居中斡旋，总算搞定了这帮赖皮。

世界的模样，取决于你凝视它的目光

1902年8月15日，天津顺德饭店。

欢送宴会上，一个德军少将举着浅褐色的威士忌，劝慰那些盯着精神抖擞的袁世凯垂头丧气的同伴道：

别忘了，他的脖子上还有一个套子。没有军队保障的政府会是什么样？到时，他还得来找我们。先生们，天津永远是我们的！Cheers！

原来，条约规定，天津及周边十公里内不准驻扎中国军队。

但以为如此便能难住袁世凯，就大谬不然了。

三千名武卫右军的士兵换上新的警察制服，开进天津市区和秦皇岛、塘沽等地，担负起维护治安的重任。

此乃“警察”在中国历史上的首次亮相，因不属于军队编制，故不在条约限制之内。

这项被洋大人逼出来的“发明”，意义远不止于偷换概念、保家卫国。三年后，在袁世凯的建议下，清廷设立巡警部。

从尚书侍郎到一千多名基层公安干警，几乎全部被大头的人包揽。

有了这支情报网，京城的一举一动尽在袁世凯的掌握之中。

列国均已收兵，俄国越来越被动。见占不到什么便宜，只好极不情愿地同清廷订约，承诺分批从东北撤军。

西安行宫。

调整后的军机处只剩下四人：荣禄、王文韶、鹿传霖和瞿鸿禨。

鹿传霖是同治元年的进士，常年抚陕，政绩斐然。

瞿鸿禨少年天才，二十一岁便高中进士。加之帅哥一枚，长得很像同治帝，故深受慈禧喜爱，仕途畅通无阻。

当然，也得益于他变态般的自律。

如果说晚清还找得出一个官员竟然真的一分钱不贪，那非瞿鸿禨莫属。

为官多年，回乡服丧。返京时，居然连路费都不够，不得不变卖旧宅，凑足盘缠，方才上路。

这就是儒家经典为数不多的高明之处，至少能培养几个清廉自守的样板装点门面，不至于连内裤都被扯了去。

大难不死的慈禧学会了妥协，连月来的磨难促使她开始思考如何顺应时代潮流，融入人类文明的大家庭这一严肃的课题。

思来想去，萌生了亲自挂帅，充当改革急先锋的冲动。

于是，她连颁三道懿旨，宣示变法的决心，并真刀真枪地干起来。

一、消灭蛀虫，裁汰各部书吏；

二、开经济特科，录用西学人才；

三、命各省选派公费留学生；

四、改总理衙门为外务部，位居六部之首；

五、责成地方督抚，上奏变法方案。

即使如此，张之洞接旨后仍不放心，向京中眼线打探慈禧唱的这出到底“何人陈请？何人赞成？”。

一个军机章京透露说确实出自圣意，但奏复变法时，最好“勿偏重西”。

张之洞空喜一场，不爽道：“变法不重西，所变何事？”

为保险起见，他致电鹿传霖，试探道：“若不言西法，仍是旧日那些套话，有何益处？”

鹿传霖鼓励他放下思想包袱，畅所欲言，但还是不敢把话说死，劝他道：“不必拘泥于西学的名目嘛，免得授人以柄。”

一个个如履薄冰的并非多虑，毕竟天威难测。谁敢担保这不是引蛇出洞？

张之洞不再出头，而是跟刘坤一等封疆互相通气，决定就变法拿出一个共同方案后再联衔上奏。

袁世凯觉得很搞笑，给张、刘各去了一封电报，让他们不要怀疑朝廷改革的诚意。

和书呆子不同的是，他根本不看上谕里“世有万古不易之常经，无一成不变之治法”那类漂亮的废话，而是从心理学的角度来分析这件事，一语道破了天机——不举行新政，慈禧不敢回銮。

第一，各国对清政府的守旧排外惧恨交加，慈禧的脑袋和位子之所以能保住，端赖李鸿章。现在“消防队长”已死，回京后，谁知道洋人会不会出尔反尔；

第二，各国都希望中国变法，你不变，回头他以此为借口，罗列条款，要挟照行，反而被动。

因此，不塑造出锐意改革的开明形象，西太后是不敢回京的。

摸准了慈禧软肋的大头不像南方督抚那样扭扭捏捏了大半年才搞出一个《江楚会奏》。他抓准时机，上了变法十条，内容包括教育、实业、吏治、军事等各个方面，以雷霆之势开启了举世瞩目的“北洋新政”，在废墟之上再造了一个全新的直隶省。

办新政除了热情和智慧，最主要的还是烧钱。

袁世凯已继承了李鸿章的政治遗产，将其幕僚杨士骧、杨士琦兄弟及于式枚、赵秉钧、孙宝琦等召至麾下，此刻又将其多年“截旷”“扣建”积存的八百万两淮饷收入囊中。

截旷和扣建是当时侵吞军饷的普遍手法，不懂这两个专业术语，你都不好意思跟人说在军队里混过。

由于军饷的预算是全年的，一次性下发。而一年中常有兵员出缺，替补往往在很多天之后，中间省下来的兵饷谓之截旷。

朝廷拨饷，按农历每月三十日计算。但实际一年中有很多小月（二十九天），称为“小建”，军官发饷时要扣除一天，按二十九天实发，名曰扣建。

按理说这两笔款子均应上缴国库，但在天朝，除了私人腰包，它哪也去不了。

因此，有多年户部工作经历的王文韶听说这笔淮饷竟被充作公款、分文未动时感慨道：“如果我王某人带兵，此款是否交出，尚且要费一番斟酌，而文忠却漠然置之。”

只有这笔钱还是不够，袁世凯打起了道府州县各级官员的主意。

大头清楚，对天朝的官员来说，巨额财产来历不明根本就不是罪名，而是入行许可证。连捞钱都不会，还好意思当官？

直隶总督署。

望着召集来的官员们困惑的眼神，袁世凯缓缓道：“直隶百废待兴，急等钱用，先暂借各位大人的垫办，以后归还。”

结果全在意料之中。除了哭穷诉苦，便是咒骂洋人，一毛钱都抠不出来。

袁世凯不动声色地遣散了这帮铁公鸡，暗中派人同天津的几大钱庄取得联系，说要把公款存到其票号里，问他们利息能给多少。

钱庄说最高只能到八厘，来人假称太少，作势欲走。掌柜不愿放走大主顾，急忙取出账册，向他指明某官存款多少，某官利息几何，意思是“给你的已经很高了”。

来人一一记下，回禀袁世凯。

两天后，官员们又被叫到督署。大头面带微笑地公布了调查情况，然后话锋一转道：

诸位一向廉洁奉公，岂会有如此巨款存入票号？可见这些掌柜在冒用你们的名义招揽生意，实在可恶！我已经把那些冒名顶替的存款充公了，还尔等一个清誉。

当场有人晕厥。

会当凌绝顶

两笔钱都有限，袁世凯要用在刀刃上。

保定。

慈禧一行由此乘火车回北京。

当逃难团到达保定车站时，站台上彩旗飘扬，军乐队奏起了响亮的《马赛曲》——袁世凯不知这是法国国歌，只觉抑扬顿挫，振奋人心，便定下来欢迎西太后。

三十多节的火车是袁世凯特意为慈禧定制的当时世界上最豪华的专列。谁能想到，十年后它成了孙文的专车？又有谁能想到，再过十六年，当它载着张作霖驶过皇姑屯时，被日本人炸上了天？

乐声骤歇，迎驾的群臣开始向慈禧敬献珍宝。

袁世凯虽弯下腰，眼睛注视着地面，但从他神气倨傲的奏对声中，可以料想必有惊人之举：

奴才蓄有鹦鹉一对，乃是特地打发人从印度寻觅来的，为的是献给太后赏玩，以表奴才一片孝心。

呈上宝物时，方才看清：精致的笼子里，镀金的短链拴着一红一绿两只毛色光洁的鹦鹉，并肩立于一株玉枝之上。

片刻，其中一只发出清爽的鸣叫：“老佛爷吉祥！”

正当人群啧啧称奇时，另一只也不甘鸟后，脆声道：“老佛爷平安！”

慈禧的脸上，露出了久违的笑容。

逃难团回到北京，发现一件让他们生不如死的事：所有的动产和不动产全被洗劫一空。

以李莲英为例。国变时仓促离京，临行前将几十年受贿攒下来的银子藏在一个只有他亲戚知道的地方。

联军入城后，不知哪位义士打听到了这笔赃款的所在，跑去报告法军，结果全部没收。

李莲英闻此噩耗，比死了亲妈还痛苦，脸上从此没了笑容。

权贵中，同样遭遇的不在少数。大头拟定了一个名单，让杨士琦带着白花花的银子，坐镇北洋公所（北洋驻京办），专事进贡。

雪中送炭从来更胜锦上添花，京官们对袁世凯的颂扬之声此起彼伏。

对官员尚且如此，对慈禧可想而知。

西太后第一辆私人轿车即来自大头之上贡，还是德国名牌奔驰。但慈禧心高气傲，觉得司机竟然坐她前面，不成体统，名车也就成了宫里的摆设。

如果说亡清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那么知己知彼显然是决定成败的关键。

为了刺探军情，袁世凯煞费苦心。

总督衙门的电话房可直通内务府的管事太监，宫中动向，弹指间传至天津。慈禧的好恶喜怒，朝廷的人事更张，袁世凯了若指掌，同步更新。久之，深得太后欢心。

为了维系宫中奥援，大头无所不用其极。

老部下张勋率领一营守卫颐和园时，同太监马宾廷交好。马太监经常给慈禧说书，是太后跟前的红人。

大头得此信息，通过张勋认识了马宾廷，结为兄弟。

一次，袁世凯和张勋同至颐和园。张走在前面，马宾廷出迎，招手示意他进其厢房。

张勋道：“宫保还在后头呢！”

于是，马宾廷站在院子里继续等。

袁世凯远远瞧见马，赶紧趋前。走近后，居然单膝跪下向马宾廷请安。

文官给太监行此大礼，有清一代，难寻先例。马宾廷受宠若惊，感动之情，溢于言表。

稳住内廷的袁世凯继续发力，在李鸿章出殡时送上挽联：

公真旷代伟人，旋乾转坤，岂止勋名追郭令；

我是再传弟子，感恩知己，愿宏志业继萧规。

“郭令”是为唐朝平定安史之乱的名将郭子仪，“萧规”则化用了“萧规曹随”的典故。

不久，天津的李鸿章祠落成，袁世凯又撰联曰：

受知早岁，代将中年，一生俯首拜汾阳（郭子仪），敢诩临淮壁垒（李鸿章曾在临淮立下战功）；

世变方殷，斯人不作，万古大名配诸葛，长留丞相祠堂。

早年受李鸿章栽培是实情，希望继承衣钵也是真情流露，但更深的意图恐怕还是想借机收拢人心，将淮军旧将、合肥门生统统聚集到自己身边，拧成一股牢不可摧、吊死清廷的麻绳。

万事俱备后，袁世凯叫来周学熙，对他说了一句话：放手去干吧。

第一件事是稳定金融。

大战之后多通胀。在天津知府凌福彭的协助下，周学熙以组合拳的形式，采取各种金融手段平抑了物价，一时间阖津拜服。

袁世凯乘胜追击，创立银元局，以周学熙为总办，铸造铜元，取代已经贬值的银币，在稳固市场的基础上也为政府提供了新的财源（铜元比价高）。

手头有粮，办事不慌。周学熙建议成立直隶工艺总局，作为全省兴办实业的指挥部，袁世凯立刻批准。

和盛宣怀不同，袁、周二人的商业思想更为开明，唯知提倡劝导，绝不越俎代庖，将创业的风气宣传开后便任其自由发展。

而在官督商办的企业中，周学熙则主抓厂办学校，力求工学一体，开通观念。

1903年，国际银价波动，被辛丑赔款掏空了的中国雪上加霜，刚刚步入正轨的天津遭遇了凶猛的金融危机，民营企业哀鸿一片。

袁世凯紧急开办官方银号，贷发官银七十万两，铜元数百万枚，挽救了奄奄一息的实体经济。

《大公报》为此特发社论，称赞说：“保商之道，从来为官府所未有，不禁为津郡商民贺，为津市前途贺。”

经此一役，袁世凯深感未雨绸缪之必要。他上疏朝廷，痛陈现代银行的重要性。不久，户部银行（大清银行前身）在天津设立，成为中国第一家中央银行。它吸收存款、发放贷款，进一步盘活了津京地区的经济。

望着大大小小的公司如雨后春笋般平地而起，喜不自禁的袁世凯又仿照天津租界设立了“华界新区”，作为对外开放的窗口、经济改革的试验田。

值得去的地方都没有捷径

和后世的改革家不同，袁世凯不仅重视经济基础，更关心上层建筑。最早提出义务教育的他曾说：“宁可压缩军队，也要推广全部免费的国民学校。”

又对人道：“我治理直隶的政策是，练兵的事我自任之，办学的事则听任严先生所为，我供其指挥而已。”

严先生指严修（1860—1929），南开大学创始人。早年和徐世昌为翰林院同僚，后迁贵州学政，为黔省培育了有清一代首位状元。

戊戌年因倡议经济特科开罪守旧派，愤而辞官。赴小站拜访徐世昌时得遇大头，畅谈变法，为其折服，遂订为知己。

把严修挖过来搞教育可谓挖到了宝。此人常年钻研西学，对数学、化学、医学皆有涉猎。

大头心花怒放，宣布振兴教育乃“经国要图”，并特意在布政司和按察司之外设置了学校司，将普及教育和一省之民政、司法并驾齐驱，推重之心，可见一斑。

严修没有辜负袁世凯的信任，助其缔造了北洋大学一所，专科学校二十多所，师范学校九十多所，小学四千余所，使天津真正成为近代国人走向世界的起点。

值得一提的是，正是袁世凯，结束了几千年来女人不能上学的历史。中国第一所女子学校——北洋女子师范学堂，在其任内剪彩开学。

随着大头的事业风生水起，甲午战争后仕途失意的北洋海军旧部也纷纷前来报到，如叶祖圭、程壁光和蔡廷干。

20世纪初的天津，有轨电车把城区和租界连成一片，大街小巷一律改筑碎石马路，中外合资的自来水公司使现代文明流进千家万户。总督衙门外，运河两岸边，由比利时电厂供电的街灯彻夜通明，酒吧和剧院通宵营业……

人心不足蛇吞象。经济的发展开启了欲望的魔盒，华洋杂处的天津，治安愈发堪忧。

对那些为害一方的地痞流氓、犯罪团伙，袁世凯统统指为“拳匪余孽”，以朝廷的名义痛加铲除，使得天津成为张一麐笔下“治安为各省之冠，有六个月不见窃贼者，西人亦为之叹服”的文明城市，却也招致“民屠”的称号，引来种种非议。

慈禧将参奏袁世凯的折子寄给他观赏，遥示警告。他立刻上疏辩解，阐明“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的观点，说“欲安民则扰民者在所必去，欲利民则害民者在所必除”。

慈禧考虑到义和团殷鉴不远，便不再深究。原本要以“肆意滥杀”之罪查办的巡警道（省公安厅厅长）赵秉钧等人，反而在大头的保奏下加官晋爵。

为了将天津建设成北洋集团遥控京畿、虎踞一方的大本营，袁世凯又打起了铁路的主意。

当时，北京向东和往南已有外国人修筑的铁路，唯独北方门户张家口，作为连通内蒙古的枢纽，自古便是兵家必争之地，交通却还停留在马拉车的原始状态。

袁世凯任命詹天佑为总工程师，铺轨凿山，架桥购车，建成了中国第一条自主设计、独立施工的铁路——京张铁路。

通车之日，举世震惊，袁世凯却早已远离繁华，垂钓于洹水之畔。

詹天佑时刻惦记着老领导对铁路的支持和对自己的信任，特意将工程竣工时拍摄的一整套照片遣人送往洹上村。

抚今追昔，大头感慨万端，在回信中动情道：“目想神游，至深倾服。”

对此，史学家唐德刚的评价“袁世凯在推动中国近代化之路上做了很多实事，比孙文做得多”确属不刊之论——孙大炮号称要修20万里铁路，最后修了几里？

在天津的示范下，朝廷的改革逐步给力。

首先一扫重农抑商的传统，专门成立了商部，颁布《公司律》和《破产律》，鼓励各地商人组织建立商会。

由于手头没“米”，只好利用官本位的民族心理，大送帽子，在《奖励公司章程》中明码标价：

集股五千万元者，授一品顶戴；两千万者，封子爵；一千万者，封男爵；五百万以上、八百万以下者，赐四品顶戴。

其次，裁汰冗官，通政司和广东、湖北、云南三省的巡抚被撤销。同时，谕令内务府，今后宫中用款，量入为出，不准再向户部要钱。

最后，慈禧借大寿的名义，赦免了所有政治犯——孙文和康有为除外。

一个反政府，一个反她。而受到前者的启发，后者也开始玩儿暗杀，热衷于收买“侠士”，谋刺慈禧。由于投入过大，使负责筹募资金的梁启超叫苦连连。

1905年，康有为派老友梁铁君返回北京，勾结太监，择机行刺慈禧，梁因遭人告发而被捕，毒死于囚室。

流亡海外的康有为仗着天高太后远，成天举着伪造的衣带诏坑蒙拐骗，招摇过市，以勤王救驾为名组织保皇会，忽悠无知的华侨捐款捐物。

每次开会前，会众都要起立恭祝皇上万岁，并喝彩三声。再祝康有为事事平安，又喝彩如前。

而到了光绪诞辰，康有为总要率保皇会成员公演自编自导的话剧。

舞台中央是光绪的圣像，两旁烛设辉煌。笙箫齐鸣中，康有为带一众弟子翩然入场，对着画像拳跪起伏，九叩首。

肃穆的气氛中，康南海叩着叩着便号啕起来。一些围观看热闹的外国人议论纷纷，康有为以为他们深受感动，郑重其事地记载下来。

更二的是，会后还不忘给外务部发越洋电报，问“圣躬安否？祝皇上早日归政以保中国”。

空谈误己，实干亡清

孙文同该组织之间的纠葛，渊源已久。

早在康有为于广州开办万木草堂时，同一条街上挂牌行医的孙行者（康党对孙文的蔑称）就曾托人转达仰慕之情，表示愿与他结交。

康有为的回应只有六个字：想订交？先拜师！

后来证明，这种毁人三观的老师，的确不能拜。

一次，康有为给学生讲韩愈的《马说》，首句“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提都不提，上来就大发无名之慨：“昔日戊戌变法，我劝皇上把新疆全省辟为牧马场，养马八百万匹，以扩充骑兵。若驰驱欧亚，称霸天下，舍骑兵莫属。蒙古入欧，全凭马力……”

一直吹到下课，《马说》只字未谈。

世易时移，同是天涯亡命徒，日本政府又暗中撮合，两派的合并，似乎前景乐观。

康有为却不这么看。他的敌人是慈禧，不是清政府。而孙文的兴中会，说好听点叫职业革命家，在他眼里，其实就是一帮流寇。

寇首之一陈少白听说康有为抵日，立即前往拜访。当天在场的还有梁启超、王照以及康最钟爱的弟子徐勤。

陈少白力言清政府已无可救药，劝康有为改弦易辙。

康表示除了解救“今上”，不知其他。然后滔滔不绝地夸赞光绪，整个一“比肩尧舜，力扛汤武”，好到不可思议，冠绝古今。

陈少白无奈道：“先生要是个没出息的，我倒不说了。如果您自命为救世之才，便不能因今上待你的好，就连中国都不要了。”

正辩驳间，王照忽然毫无征兆地说了一句：“我到东京以来，一切行动皆不得自由。说话有人监视，书信亦被拆阅，请诸君评评是何道理。”

康有为大怒，唤人将王照强行拉走，对陈少白道：“此人精神不正常，让你见笑了。”

下来后，陈少白越想越觉古怪，便趁康、梁外出之机，将王照偷了出来，带到孙文密友、后任日本首相的犬养毅家。

脱困的王照哭天抢地，大诉苦水，说自己一到日本就被康党非法囚禁，一言不敢妄发，一步不敢任行，还饱受凌侮，痛不欲生。

然后开始揭发康有为伪造衣带诏、蛊惑人心，从中国一路骗到日本的前世今生。

陈少白如获至宝，将猛料悉数曝光。恰逢日本政府换届，原先支持康党的大隈重信下台，新内阁不齿康的为人，令其限期离境。

走之前，毕永年前来探访。

康有为听说他已在日本入了兴中会，闭门不见。

结果又得罪一个。

老毕接受媒体采访时，将康有为在国内如何忽悠良家少男替其卖命、如何假传圣旨策划政变等光荣事迹悉数抖出，一时间阖岛震惊。

康有为恨不能将其啖肉寝皮，都跑到了新加坡，还放话说：“有能刺杀毕永年者，以五千元酬之。”

老大一走，康党立刻分化为两派。徐勤坚持认为，老师与孙文的区别是钦差和钦犯之别，不可同日而语。他在会客室里贴了一张“孙文到，不招待”的字条，不巧被孙文看见，当面质问，却又支吾其词，不敢承认。

倒是梁启超，一度同孙文过从甚密。

以其思如泉涌、一向多变的特点来看，并不奇怪。毕竟日本能读到大量第一手的外国文献，使早就说过“中国万事不进步，独防民之术超越各国，诚可痛哭”的梁启超更加客观地反思起老师的政治主张来。

一往深了想，发现康有为就是一出悲剧——在他看来完全可以实施、不否定专制皇权的变法，依旧被现实中的专制者视为死敌。

梁启超幻灭地意识到，即便有朝一日光绪上位，召康党归而用之，面对“满朝尽是仇敌，百事腐坏已久”的局面，最终还是免不了无所作为的结局。

渐趋革命的他开始同兴中会打得火热，孙文的哥哥甚至让儿子阿昌拜梁启超为师。徐勤在向康有为密报梁启超动向时也称其“渐入行者圈套，当设法解救”。

谁能料到，这只是梁启超千变万化的心路历程上一段小小的插曲。

很快，当他受邀访美之后，思想又发生了剧变。

纽约的繁华让梁启超目不暇接、心悦诚服。但同时他也看到，美国的华人始终无法组成一个团结有序的社会，反而内耗严重、械斗频繁，比其他任何地方的中国人都激烈。

联想到国内文化素质更低的草民，梁启超悲观地认为，如果强行照搬共和政体，国人不但得不到幸福，反而要面临乱亡；不但得不到自由，反而要重返专制。

结论：兼顾了效率和公平的君主立宪制更适合中国的土壤。

回到日本的梁启超创办了《新民丛报》，阐述其改良思想。

孙文对其转变甚是恼火。不久，兴中会改组为同盟会，发行机关报《民报》，第三期便下了战书。

一场在近代史上影响深远的笔战拉开了帷幕。

革命党：要自由，就得流血牺牲。

梁启超：暴力革命得不到民主共和，只能得到另一个专制。

革命党：日本、英国搞君主立宪，也要流血。

梁启超：法国大革命，动乱80年，血流成河。其余欧洲诸国君主立宪，都和平完成转型。共和当然最好，但鉴于中国现实，只能从立宪做起。

革命党：既然立宪是过渡，共和是最终目标，为什么把时间耽误在过渡上？

梁启超：因为渐进改革损失小。

两派你来我往，唇枪舌剑。革命党一方胡汉民、汪精卫、朱执信等倾巢而出、轮番上阵，立宪派则只有梁启超孤身一人。

当然，以他酣畅淋漓、纵横古今的文笔，以一敌百并非难事。毕竟连诗坛领袖黄遵宪都对梁启超的文采推崇备至，称其“惊心动魄，一字千金。人人笔下所无，人人意中所有，虽铁石心肠，亦应感动”。

加之其为文汪洋恣睢，信手拈来，经常引用日语中的“政治”、“经济”、“哲学”、“民主”等词，极大地丰富了汉语词汇，久而久之，梁启超成为立宪派一面迎风招展、应者云集的旗帜。

然而，锦绣文章难掩污浊现实。梁启超所言及的，都是未来的种种不良后果；而革命党所宣传的，则是清廷当前犯下的累累罪行。

前者是尚未兑现的预言，后者则已是板上钉钉的事实。

媒体，中国式高危行业

早在1903年，《苏报》案的发生已经预示了人心的向背。

这张日发行量不过一千份的上海小报摘录了章太炎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并一咏三叹地为邹容（1885—1905）的《革命军》做广告。

章太炎就不用说了，给《时务报》当主笔时就被康党海扁过，积怨已久。在这篇歌颂排满革命的文章里，随处可见过滤词，满目皆是敏感句，比如“公理未明，即以革命明之；旧俗俱在，即以革命去之”。

最令读者大跌眼镜、让康有为捶胸顿足的是，章太炎竟敢指着皇帝的鼻子骂“载湉（光绪）小丑，不辨菽麦”，让人不禁怀疑他是否已经打好了棺材。

《革命军》更是一副“老子投错胎，干脆不活了”的架势，斥历代清帝为“独夫民贼”，骂慈禧是“卖淫妇”，号召国人一起推翻满夷。

上海道台袁树勋拿到《苏报》时的第一反应是敌对势力又在暗中捣鬼。

袁道台想多了。

上海的传媒如此发达，《苏报》作为一份亏损严重时要靠发桃色新闻来渡过难关的屌丝报，暂且还入不了反华势力的法眼。

不过，越是亟须打开市场、扩大影响的报纸，越容易以出格的言论博取关注。

当一个叫陈范的举人将惨淡经营的《苏报》买断后，便再一次诠释了光脚的不怕穿鞋的。

陈范原是江西铅山县的知县，因当地发生教案而被罢官。

心怀不满的他跑到上海，结识了章太炎、蔡元培、吴稚晖等学界名流。买下《苏报》后，又经常找他们约稿，并邀请章士钊担任主笔。

这帮人日后不是光复会的元老（蔡元培、章太炎），就是同盟会的骨干（吴稚晖、章士钊），一个个蠢蠢欲动、摩拳擦掌，让他们写稿，出事只是时间问题。

于是，《苏报》的小众读者们愤怒地发现，原本连载了一半的成人小说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杀尽胡儿方罢手”“借君颈血，购我文明”等血光四射的文字。

同时，章士钊抛出一个创造性的观点：革命党的党魁其实是清政府。

把守法良民都逼上梁山的正是各级官员的不作为和乱作为，说到底，清廷才是制造革命党的永动机。

案发导火索是章士钊的一篇书评：《读革命军》。

文中，他盛赞《革命军》是“今日国民之第一教科书”，字里行间充满了溢美之词。

当然你会问，怎么这帮人一个比一个嚣张，难不成都是美籍华人？

原来，《苏报》是在日本驻上海领事馆注册的，企业法人也是一日本女人，办公地点又在租界内，属于外资企业，若非忍无可忍，韬光养晦的天朝本不会痛下杀手。

当袁树勋同工部局（由英、美、德三国派员组成，管理公共租界的“自治政府”）交涉时，对方答应帮助其封馆拿人，前提是案犯必须在租界内审判和服刑。

毫无契约精神的袁树勋当即表示同意，想等人犯到手后玩儿赖。

章士钊等人提前听到风声，相继走避。章太炎和邹容躲闪不及，先后下狱。

袁树勋没沉住气，过早地暴露了欲将章、邹二人押解到南京受审的意图。工部局得知后，断然拒绝移交人犯。

若将此举解读为“帮中国人伸张人权”，就纯属自作多情了。

工部局的目的很明确：把此案做成确立其治外法权的案例，使公共租界真正成为一个独立王国。

本来这个套通过外交手段并不难解，各国驻沪领事不爽工部局的多了去了，对引渡案犯的问题，有不少站在清政府一边。

结果天朝自己不争气，身处风口浪尖，还紧赶着拍了一部《杖毙沈荩》的血浆片，顿时人心尽失。

该片的故事背景是俄国与德国结成战略同盟，在西线免除了后顾之忧。硬起来的沙皇又开始耍流氓，指示在东北刚撤了一半的俄军停止撤退，提出蛮横无理的“新七条”。

没有李鸿章，深感外交难办的慈禧在俄使的威逼下，竟有了签约求安之意。

沈荩作为一个活动能力堪比柴静的媒体人，买通王文韶之子，搞到了密约草稿，在报纸上公之于众，扇了慈禧一个响亮的耳光。

然而，代价极其惨重——杖毙。

当时，刑部已多年没有实施这项古老的酷刑，以至于要为沈荩特制一块大木板，八个狱卒轮流捶打其四肢和背部。

由于技术失传过久，沈荩被打得血肉模糊还未能死。痛苦万分的他声若游丝地哀求行刑者“速用绳绞我”，一直折腾到夜幕降临，不成人形的身体方才停止颤动。

沈荩生前人脉广泛，同《泰晤士报》首席驻华记者莫理循关系极好。《字林西报》披露其死状后，引起中外舆论的共振，纷纷指责清政府野蛮残暴。

在一篇名为《真实的慈禧太后》的英文报道中，记者尖锐地写道：

这没什么不正常的。在中国，什么样的事都会发生。

只对选民负责的西方政客开始介入《苏报》案，以防止沈荩的惨剧再次重演。

日俄战争，中国打响

引渡已无可能，清廷只好屈辱地聘请律师，以原告的身份在租界法院同邹容、章太炎打官司。

当法官问章太炎是否有功名时，被硬生生地回了一句：“我双脚落地，便不承认满猪，还说什么功名？”（邹容也一样，从小便对热衷科举的父亲说：“衰世科名，得之何用？”）

最终，二人只被象征性地判处有期徒刑两年和三年。天朝颜面扫地。

俄国却只要你割地，以实现其将旅顺开辟为太平洋出海口的“黄俄罗斯计划”。

日本担心中国顶不住压力，自己跳出来跟北极熊谈。

其动议是：朝鲜归日本，满洲归俄国，互不干涉。

甲午之后，日本满以为能独吞朝鲜，谁知闵妃搞起了亲俄，专心同日人作对。

日本一不做二不休，以闵妃老对头大院君的名义发动政变，将其杀害，组建亲日政府。

俄国当即反击，把朝鲜国王李熙骗入使馆控制起来，组成亲俄政府，与其对峙。

日本用战争流血换来的成果，俄国不费吹灰之力便抢走一半，其内心之愤恨，不难想象。

而此番俄国得寸进尺，竟一口回绝了日本的提议，明确道：朝鲜这盘小菜谁也别动，满洲这道大餐日方无权享用。

日本被彻底激怒，1904年2月6日，同俄国断交。8日，日本海军突袭了旅顺港内的俄舰，日俄战争爆发。

作为两国争夺的焦点，清廷只负责提供战场，并承诺“两不相帮”，这成为近代中国最耻辱的标签。

事实上在开战前，从官场到民间，“联日拒俄”的呼声一直很高。

贵州巡抚李经羲的意见颇具代表性：“俄胜势必吞并，日胜无非索酬”。

的确，日本依附英美，承认门户开放政策，打赢了也不会跟你要地。而俄国，便全然不同了。

真正深谋远虑的是袁世凯。

他致电外务部，要求朝廷在即将爆发的战争中恪守中立。唯其如此，方能将损失降到最低。

大头分析说：一旦中国参战，战场将不再局限于之前划定的辽东半岛，逼急了的俄国可能会侵犯新疆。而那一块跟列强毫无利益瓜葛，占就占了，最后无论谁胜，根本收不回来，到时你们哭都没地方哭。

庚子之后，慈禧一直神经衰弱，看了袁世凯的风险评估，吓得不轻，赶紧让外务部发表“局外中立”的声明，强调：“（东）三省疆土，无论两国胜败如何，均归中国，不得侵占。”

大头笑了。

此举一石二鸟，既替中国保住了东北，又把清廷逼到了舆论的死角。试问“满洲政府”却无力保卫“满洲”，不排满更待何为？

日俄在东北共计投入了两百多万兵力，皆视此战为攸关存亡的死战。

俄军出动令人闻风丧胆的哥萨克骑兵和吨位一万二的装甲巡洋舰，可谓传统与现代的结合。

日军祭出需要三百人才能拉动的巨型火炮，又利用热气球侦察地形，力求弹无遗发，堪称科学作战的典范。

清政府名为中立，实则暗地里给日军送情报、供粮草，后来叱咤风云的吴佩孚和段芝贵也曾多次被袁世凯派到东北搞谍报工作，斩获颇丰。

其实，袁世凯的关注点根本不在日俄战争，而在战争带来的契机上。

关外炮声隆隆，震得慈禧寝食难安。她经常梦到俄军打进山海关，自己被迫再次流亡的恐怖场景。不久，袁世凯收到一封紧张不安的朝旨，要他严防直隶各处边隘。

大头心下窃喜，趁机诉苦说“非兵无以布置，非饷无以增兵”，逼朝廷加大催饷力度。

一年前，荣禄去世，奕劻接任军机领班。

大头立派杨士琦进京重贿结交，用银子把奕劻砸成了自己的传声筒，为北洋扩军打下了夯实的基础。

东北吃紧后，慈禧两次召见袁世凯，磋商对策。

大头觉得火候已到，力劝慈禧在中央设立练兵处，整军备武。

他的计划是：以武卫右军为模版，练兵处指挥各省限期编练新军三十六镇（师），合计数十万人。

为使如此庞大的蓝图顺利启动，袁世凯以退为进，奏请奕劻出任总理练兵大臣，打消皇族的疑虑。

慈禧病急乱投医，准其所请，练兵处正式成立。

会办大臣（常务副职）袁世凯，襄办大臣（副职）铁良，再往下各司的正副使几乎全是小站班底。

铁良整个一刚毅转世，在保守排汉上实现了跨越式的发展。可惜，被夹在袁世凯和北洋系中间，除了当摆设，什么也做不了。

奕劻更是唯大头马首是瞻，不久便以“衰迈多病”为由奏请太后责成袁、铁二人悉心经营，自己“但总其成”。

袁世凯放开手脚，编练属于直隶的“北洋六镇”。

新军无论装备还是训练皆耗资巨大，张之洞给朝廷算过笔账：每万人每年至少需要四十四万两白银。

因此，决不肯在官兵身上打折扣的大头开始想方设法地要钱。

仅1905年，各省上交给练兵处的九百万两练饷中就有六百万两用于北洋，如此“征天下之饷，练一省之兵”，袁世凯尤嫌不足，趁日俄打得正酣，自己有守土之责，坐地起价，柔中带刚地向朝廷大倒苦水：

倘若实在无饷接济，或拨饷不能应时，臣何能为无米之炊？只好尽现有之兵布防。假若防范不周，贻误大局，臣固然不能推卸责任，而力止于此，应在圣明洞鉴之中。

潜台词是：你看着办吧。

苦心经营的成果在直隶河间与河南彰德的两次汇报演出中得到了完美展现，尤其是“彰德秋操”。作为中国第一次大规模的军事演习，邀请了中外嘉宾五百人，一起观摩这场总兵力三万多人的野外PK。

北军指挥是第三镇镇统段祺瑞，南军则是张之洞编练的湖北新军第八镇，指挥张彪。

由于集中向西方展示了中国军事改革的成就，大头的威望臻于极点。就像当年不习惯没有李鸿章一样，慈禧已经离不开里外都是一把好手的袁世凯。

抽心一剑

日俄战争以俄国的落败而告终。

此事对国人的刺激非常严重。如果说甲午之败多少还有些让人不服气，那连强大的老牌帝国沙俄也败下阵来，不禁引发了人们无限的思索。

最后得出两条结论：立宪优于专制；黄种人未必劣于白种人。

其实早在一年前，袁世凯就向朝廷提出过一套涉及官制、宪政和地方自治的改革方案，目标便是立宪。

但那次试水让他发现，利益集团一如既往鹦鹉学舌地重复着那句还要再重复一百年的口头禅：民智未开、民智未开、民智未开……

好吧，先开民智。

不破不立。不把培养“奴才诚惶诚恐”的科举给废了，就无法造就新式的宪政人才。在由袁世凯主持撰写的《请递减科举专注学校折》中，他大声疾呼：

无人才则救贫救弱徒属空谈，有人才则图富图强易于反掌。

慈禧并不反对，但要十年之后才废。

袁世凯又掏心掏肺道：

就是立即废除，也要十年后方能人才辈出。如果十年后再废，人才无法急切造就，则又要二十年才能见效。强邻环伺，如何能等？

再等不及也要解决实际问题，当年康有为废个八股被国人视为神奸巨蠹。给那些成天想着怎么靠子曰诗云混进体制内的老学究小学究们找出路，是比停止科考更棘手的问题。

袁世凯早就看透了这帮闻风而动，喊着“国将不国”、“圣人已死”，跑到翰林院门口绝食、国子监对面上吊的腐儒。

说白了都是利益驱动。只要赎买得当，再迂阔的人也会从故纸堆中抬眼看看日新月异的世界。

出路很有中国特色：

大学堂（大学）毕业的，给进士功名，授翰林院编修、各部主事等官；

高等学堂（高中）毕业的，给举人功名，授知州、知县等官；

中等学堂（初中）毕业的，给秀才功名，授县教谕（主管一县教育）。

小学堂（小学）毕业的，努力参加考试，争取升入中等学堂。

同时，加大公派留学的力度。

虽说对日本存有根深蒂固的戒备，但为了开一时之风气，袁世凯还是号召“近学日本”，从直隶的军事学堂中大量选拔学生赴日留学。

这些人学成回国后，基本都受到重用，比如孙传芳、徐树铮、傅良佐以及蒋介石。

疏堵结合，这一巨大的社会变革终于在袁世凯的连哄带骗下顺利完成。

美国学者吉尔伯特在《中国的现代化》一书中精辟地指出：

1905年是新旧中国的分水岭，它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和另一个时代的开始。必须把废除科举看作是比辛亥革命更重要的转折点。

袁世凯以恢弘无匹之势，熄灭了一代知识青年对朝廷的最后一丝眷恋，把精英阶层从科举的酱缸中散溢出去，衍变成一股无从把控的力量。

一个可堪比照的事实是，1978年，改革开放之初，政府的首项举措便是恢复高考。

一废一复间，耐人寻味。

伴随科举灭亡的，是两个鲜活的生命。

邹容在监狱里染病身亡，同盟会《民报》编辑陈天华为了敲醒国人，写下《警世钟》后跳海自杀。

从报上读到这两则消息时，袁世凯耳边隐隐传来东海之东那铿然有力的呼声：

这中国，哪一点，我还有分！这朝廷，原是个，名存实亡；替洋人，做一个，守土官长。压制我，众汉人，拱手降洋。

他叹了口气，愣愣地望向窗外。

理想和爱情一样，表白得越早，死得越快。

懂得呵护理想的人，绝不会将它大声喊出来，而是埋在一个只有自己找得到的地方。

但也不能埋得太深，以免将之遗忘。

这是一个吊诡的国度，比较擅长摧毁美好的事物。

所有人都要经历一个痛苦的嬗变，就像《沧浪之水》里的池大为，跪在父亲的坟前亲手烧掉他传给自己的《中国历代文化名人素描》，然后挥别理想、告别良知，一头扎进现实的洪流，在人潮涌动中消失得无影无踪。

当然也有死扛的，这在天朝需要勇气。

更需要智慧。

因为，习惯了说假话的环境，说真话有时像在说笑话。天天说笑话，就会被视为疯子，像电影《杀生》里的牛结实，引来杀身之祸。

恶，是一种顽固的存在，不会因你的口诛笔伐而自动退出舞台，只有在现实中日拱一卒地与之缠斗，方能窥伺其破绽，一击命中。

第九章 改革权斗两手都硬

赛跑倒计时

太平洋。

轮船上的吴玉章激动莫名。这个后来被尊为“延安五老”之一、创办了中国人民大学的老党员此刻并没有忘记自己农民的身份。能争取到留学日本的机会，对他而言可谓欣喜若狂。

农二代吴玉章在船上结识了富二代邓孝可。

那个年代虽说腐朽，但还是孕育着希望。无论啥二代，都不至于太二，多怀揣着远大的理想和纯粹的追求。

吴玉章与邓孝可一见如故，相约到日本后一起去拜访梁启超。

结果，下船分别后，邓孝可马上跑到横滨拜在梁启超门下，而吴玉章则加入了同盟会，两人从此分道扬镳。

按照阶级决定立场的论调，张謇算是邓孝可这拨人里的代表。

大生纱厂的创办和成功在当时引起了轩然大波，文人经商此后不再惊世骇俗，反倒成为常态。

另一个状元陆润庠随即宣布下海；光绪帝师孙家鼐也让自己的两个儿子创办了中国第一家机器面粉厂。

个人声望如日中天的张謇被商部任命为“头等顾问官”，俨然商界领袖。

不管意见领袖还是别的领袖，心系粉丝才是王道。在这一点上，张謇堪称模范领袖。

他不好好做生意，却以推动立宪为己任。写了封信吹捧袁世凯，说当年在朝鲜时小看了您，现在才发现足下是和大久保利通一样伟岸的人物。

大久保人称“东洋俾斯麦”，是明治维新的头号政治家。虽已作古，但在日本的地位比伊藤博文还高。

张謇给大头戴高帽有两个目的。第一，希望他扛起体制内立宪派的大旗；第二，跟他们这帮体制外解决了小康问题、谋求政治权利的中产阶级合作，共同推手立宪。

袁世凯接信，大喜过望——搞定了张謇，就搞定了体制外的实力派。

他当即回信道：“公凤学高才，义无多让。鄙人不敏，愿为前驱。”

大头言出必行。1905年7月2日，同张之洞和署理两江总督周馥联衔奏请慈禧实行立宪政体。

不敢低估天朝无耻程度的袁世凯给足了清廷缓冲的时间：十二年。

要知道十二年后，十月革命一声炮响，连马列主义都送来了。而事实上朝廷的阳寿只剩下一半时间，六年。

一个月后，同盟会在东京成立，90％的成员都是留日学生。在念完“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誓词后，孙文一边同会员握手一边道贺：“恭喜你，已非清朝人矣！”

散场时，室内木板倒塌，声如裂帛，孙文开玩笑道：“此乃颠覆满清之预兆！”

其实，站在慈禧的角度，立宪未必一无是处。

首先，立宪已成热点话题，上自勋戚大臣，下逮校舍学子，无不曰“立宪立宪”，一唱百和，异口同声；

其次，立宪可以收获民望，缓解内忧外患，把骑墙派从革命党的家门口拉回来；

最后，又不是现在立。十二年后慈禧都入土为安了，如果光绪接班，在宪法的限制下，也不可能随心所欲地对自己进行身后清算，挫骨扬灰。

这么一想，慈禧突然觉得立个宪还是很有必要的。

于是，旨在研究各国体制的考察政治馆成立，馆员多是袁世凯幕中的日本留学生，如章宗祥、曹汝霖。

对立宪的态度，体制内可分为速行、缓行和反对三派。

速行君宪论者多为驻外使臣，如驻法公使孙宝琦、驻俄公使胡惟德，以及谋求扩权的地方督抚，如袁世凯、李经羲；

缓行君宪论者成分比较复杂。有纯粹为了对抗庆袁集团的，如瞿鸿禨、铁良；有真心觉得事缓则圆的，如孙家鼐；有深知立宪乃大势所趋，终不可逆，但美国那边移民手续还没办妥，想拖一拖装睡的，如陈夔龙。

最二的是反对派，基本集中在都察院，如胡思敬。钱也没捞着，整天跟看门恶犬似的乱吠，不仅为群众所不齿，亦时遭权贵暗地里耻笑。

更搞的是，反对派为了论证没有行宪的必要，把中国硬扯成“立宪之祖国”。附会说古代“贤能、奸恶皆载之于书”是人民有言论自由，“谋及庶人，询于刍荛（割草打柴之人）”是人民有议政之权。

幸好慈禧不傻，要眼见为实，派出四十人的出洋考察团，以五大臣领队（载泽、徐世昌、端方、戴鸿慈、绍英）。

镇国公载泽是慈禧的侄女婿，史称“幼而通敏，强于记忆”，被太后视为亲贵子弟中可以培育的好苗子。

端方（1861—1911）则是庚子后屈指可数的有头脑的满族大员。作为袁世凯的政治密友，他热心立宪，主张改革，又颇好金石书画，时人誉之为“有学有术”。

在湖南巡抚任上，端方建立了中国最早的省立图书馆——湖南图书馆。为了推动新式教育，还将各府县送上来的红包全数退回，命地方用这笔钱选派学生出洋深造，一时传为美谈。

世间恩怨，如丝如茧

没承想，给五大臣送行的礼炮竟是革命党的人肉炸弹。

9月24日，正阳门车站热闹非凡。

上午九点过，五大臣登上了火车。载泽、徐世昌和绍英坐在前面的车厢，戴鸿慈与端方坐在后面。他们挥手致意，向送行的人群告别。

火车一声长啸，缓缓启动。

突然，但闻“轰”的一声巨响，火车被震得左摇又晃。随即，浓烟和烈焰从车厢中蹿出——一颗炸弹爆炸了。

人群乱作一团，四处逃散。清兵匆忙赶来，登上车厢后发现除绍英伤势较重外，其余四人均无大碍。

这是一起精心策划的暗杀。调查人员在车厢中部发现一具尸体，衣袋里的名片上写着“吴樾”二字。

由于离炸弹最近，刺客胸腹俱裂，手足皆断，当场身亡。

高言“手持三尺剑，割尽满人头”的吴樾可谓官逼民反的典型，生生被清政府从知识青年改造成了特攻队。

走上不归路的吴樾很快找到了组织：光复会。

这个组织口号响亮（光复汉族，还我河山。以身许国，功成身退），吸引了蔡元培、章太炎、陶成章等一批杰出人才，一些会员后来又加入了同盟会，但整体上看，讲求身体力行根本瞧不起演说家孙文。

历史证明，光复会的确是一所催人成长的大学校，能把文质彬彬的蔡元培也塑造成精通暗杀的“恐怖分子”。

他首先想到的是投毒。弄来一只猫，喂食自己调制的氰酸。望着四脚朝天的猫，蔡元培觉得氰酸这种液体毒药携带不便，打算将之改为固态。

在改进中，又深感其实炸药更好，威力也大。于是，在女校特别注重讲授化学课，因为在他看来，女人实施暗杀比男子更为隐蔽。

组织的洗脑让吴樾了解到排满之道有两条，暗杀与革命：

暗杀为因，革命为果。暗杀虽个人即可为，革命非群力而不效。今日之时代，非革命之时代，实暗杀之时代也。

对清廷作出的立宪姿态，吴樾嗤之以鼻，认为不过是苟延残喘、粉饰太平罢了。

临行前，他与同乡陈独秀密谋于芜湖的一座小楼之上，两人为争刺杀任务扭成一团。

吴樾：“舍命拼死与艰难缔造，哪个更容易？”

陈独秀：“自是前者易，后者难。”

吴樾：“既如此，我为易，留难者以待君。”

虽说悲壮，但毕竟暗杀未遂。若真能炸死两个，便可同徐锡麟比肩齐名了。

吴樾之死，帮了袁世凯一个大忙。

趁京师惶恐，慈禧惊惧，大头顺势而为，提出在中央设立巡警部，建设警察队伍，加强京畿治安。

慈禧准奏。

于是，以原兵部侍郎徐世昌为部长、赵秉钧为侍郎的巡警部正式对外办公。

袁世凯终于拥有了自己的“克格勃”。

爆炸并没有动摇清廷尝试宪政的决心。

山东布政使尚其亨和顺天府丞（北京行政二把手）李盛铎代替徐世昌与绍英，考察团分两路启程，历时八个月，走访十多国。

却还是对宪政说不出个所以然。

幸亏随员熊希龄早有预料，抵达日本时，暗中帮五大臣找好了考察报告的枪手——朝廷钦犯梁启超和新左派杨度。

被王闿运视为衣钵传人的杨度少年得志、聪慧绝伦，首届经济特科名列第二，考完便不顾其师劝阻，东渡日本，潜心研究各国宪政。

在东京法政大学，同窗汪精卫将杨度介绍给了孙文。

孙几次想拉他入伙，两人曾“辩论终日”，最后杨度道：“我主张君主立宪，事成后，愿先生助我。先生号召民族革命，事成后，度当尽弃主张，以助先生。”

为回报孙文的相惜之情，杨度把一个至关重要的人引荐给了他——黄兴。

别过革命党，杨度跟立宪派领袖梁启超走到一起，写下了著名的《湖南少年歌》。其中，“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一句广为传颂。

不久，《金铁主义》面世。金者，对内以工商立国，保护民权；铁者，对外以军事强国，巩固国权。自此，杨度建立起一套完整的思想体系，成为新左的领军人物。

东京。

熊希龄对杨度说：“五大臣做你的躯壳，你替他们装进一道灵魂。卷子必须在其回国时交到。”

于是，杨度的《实施宪政程序》和梁启超的《东西各国宪政之比较》新鲜出炉。

与此同时，载泽和伊藤博文进行了一场知无不言的长谈，并获赠签名版伊著《宪法义解》，成为出访团里对宪政最具感性认识的大臣。

事实证明，有些话，只能由皇族来讲。

回国后，载泽跪在慈禧面前，泣血力陈，说立宪利于民，也利于国，却不利于官。因此，立宪最大的阻力将来自既得利益阶层。

见太后颇有所动，载泽趁热打铁，鼓吹立宪有三大好：皇位永固、外患渐轻、内乱可弭。

其实，慈禧更感兴趣的是他密折中提到的口惠而实不至的“预备立宪”：

今日宣布立宪，可以明示宗旨为立宪之预备。至于实行之期，原可宽立年限。

再加上袁世凯的临门一脚（几度痛陈“若不及早图之，国事不堪设想”“官可不做，宪法不能不立”），慈禧终于宣示内外，预备立宪。

在这道由袁世凯草拟、瞿鸿禨润笔的懿旨中，一句后来流传甚广的话，揭开了历史的新纪元：

仿行宪政，大权统于朝廷，庶政公诸舆论，以立国家万年有道之基。

瞿鸿禨发力

五大臣回国才一个月，朝廷便向人类文明的普世价值迈出了可喜的一步，勤劳善良的中国人又开始普天同庆。

张謇在上海发起成立预备立宪公会，梁启超在日本开设政闻社，一呼百应，群起而效。

《泰晤士报》也不吝赞美：“一个不同以往的中国正出现在东方，人们奔走呼号。改革是一定会到来的！”

大头却并不乐观。

在他看来，君主立宪制必须具备三大要素：宪法、议会和责任内阁。

宪法一经颁布，则垂之万世，无论君民，皆须遵守；议会监督君主，弹劾内阁，代表民间的制衡力量。

然而，对写在纸上的规则，国人向来缺乏敬意。可以想见，即使宪法的说辞冠冕堂皇，最后还是会在执行中流于空谈。

议会就更理想主义了。要让习惯了绝对权力的天朝官员心甘情愿地接受来自议员的质问，而不是将其改造得不伦不类，决非一日之功。

因此，眼下操作性最强、最有实际意义之事乃是请开责任内阁。

多了“责任”二字，便和早已沦为装饰的传统内阁大相径庭。

说白了，军机处不过是个秘书班子，唯一的职责便是交办皇帝的旨意。因此，军机大臣名位虽尊（正一品），反倒不如实权在握的地方督抚有所建树。

而责任内阁却大为不同，将权力下移到内阁总理，各部、各省的奏章都在内阁会议上讨论，形成决议后呈递给皇帝批准。

这还是实君立宪，虚君立宪更不给面子，决议压根儿不给皇帝看，直接下达，君主成了形式上的象征，比如当代的英国。

可见，奏请开责任内阁完全是与虎谋皮、触犯逆鳞的高危行为，袁世凯却迎难而上，连总理和两个副总理的人选都想好了（奕劻，瞿鸿禨和徐世昌），何也？

通常的说法是，戊戌年跟皇帝结下的梁子让袁世凯担心一旦慈禧殡天、光绪即位，自己将遭遇不测。于是，借责任内阁潜移君权，弭祸于未萌。

倒也不是信口雌黄，毕竟大头的家信里就有“若将来皇上独断朝政，岂肯忘昔日之仇？则弟之位置必不保”的原话。

问题是，历史要真如历史剧一般爱憎分明，于正也不会挨骂了。

袁世凯自保不假，但究其原因，却是“改良思想深入脑髓，亡清之志从来不坠”的结果，而非稗官野史演绎的那般儿戏。

胡思敬曾以痛彻心扉的总结“大清之亡，亡在皇纲不振，威柄下移，君主不能专制，而政出多门”，反证了大头在推翻腐朽势力上所发挥的不可磨灭的作用。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瞿鸿禨深藏不露，极少公开发表意见，袁世凯竟一直没能觉察这个潜在的危险。

起初，对这一扶摇直上的御前新贵，大头始终热心结纳，还通过徐世昌带话，想和他结为兄弟。

瞿鸿禨当场拒绝，说自己平生没有拜把子的习惯。

袁世凯也不恼，在瞿鸿禨的儿子结婚时，让北洋公所奉送八百金的贺仪。

结果仍遭回绝。

即便如此，大头也未多想，觉得无非是文人的故作姿态。

其实，他忘了一句老话：会叫的狗不咬人。

官制改革在奕劻、孙家鼐和瞿鸿禨的主持下紧锣密鼓地筹备起来，编制馆也在朗润园（今北大校园内）挂牌办公。

十几个会同协商的编纂官不是军机大臣，就是各部尚书，只有袁世凯一个地方督抚，屈居末位。

结果就数他跳得高，嗓门大，力主裁撤军机处，把责任内阁夸成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可以使君主端拱于上，不劳而治。

瞿鸿禨冷眼旁观。

作为晚清版海瑞，瞿大人的政见非常纯粹：扳倒奕劻，扳倒奕劻，扳倒奕劻……

可捞足了银子的奕劻不但岿然不动，还借着立宪的东风，成了万民仰戴的改良旗手、政治明星——恨意盎然的瞿鸿禨只好找来御史赵炳麟帮忙。

赵御史本是铁杆立宪派，写过《防乱论》进呈光绪，呼吁行宪。但共同的敌人让他选择跟瞿鸿禨站到一起，反对由庆袁主导的宪政改革。

转型之复杂再次凸显：体制的变动，意味着权力的重组与利益的分配，由此引发的剧烈斗争，可以让再崇高的政治理想也瞬间黯然无光。

对宪政的深入研究令赵炳麟的折子招招致命：

首先，值此议院尚未成立、行政无以监督之际请开责任内阁，是赤裸裸地用“大臣专制”代替“君主专制”。狼子野心，昭然若揭；

其次，即便要开，内阁总理也不能兼管陆军和海军。政权、兵权不可混合；

最后，内阁大臣限定任期，三年一任。再人心所系，万众推戴，人民的大救星，国家的及时雨，也不得连任三届。

句句说到心坎上，慈禧览奏，若有所思。

政争朗润园

朗润园的秋天风景宜人，祥和干净，而在此举行的史称“丙午改制”的会议却刀光剑影。

奕劻先定调子：

立宪有利无弊，是人心所向。若拂民意，是舍安而趋危，避福而就祸。

袁世凯颇有亡清在此一举之势，对立宪前面加的“预备”二字发难道：“等把一切准备好再立宪，恐怕什么都晚了。”

光绪的亲弟弟、荣禄的女婿、后来的摄政王载沣死死地盯着大头，目光如炬。

孙家鼐和瞿鸿禨相继发表了一通立宪虽好，但应缓办的废话。铁良坐不住了，对着袁世凯喷道：“你所谓的立宪，根本就同立宪的宗旨不合。”

于是，争论的焦点又集中到敏感话题上：责任内阁和军机处的存废。

在场的军机大臣，除了领班奕劻，全都视大头为砸其饭碗的灾星。

因此，袁世凯绝口不提军机处，只说责任内阁“善则归君，过则归己”，简直就是埋头苦干的劳模，宠辱不惊的典范，自己当“以死相争”。

载沣爆炸了，反唇相讥道：“让军机大臣卷铺盖回家？你怎么不说让皇上也靠边站！这样目无君上的话，也只有你袁慰庭说得出口！”

“此乃君主立宪国的通例，非在下信口开河。”袁世凯毫不示弱。

“袁慰庭，你——”载沣盛怒之下，竟将腰间的手枪拔了出来。

尽管众人好言相劝，终未酿成恶果，但袁世凯深知，同载沣之间的裂痕，永远无法弥补了。

朗润园的剑拔弩张让大头目睹了亲贵中少壮派的崛起。

但轻言放弃从来就不是袁世凯的风格。他没有忘记对张謇的允诺，对上天的许诺，对丁戊奇荒中那死去的一个个孩子的郑重承诺。

君子有所为，有所不为。在这件关乎中国前途命运的大事上，他打定主意：再难，也要扛起担子。

于是，袁世凯放言恐吓这帮喜欢开历史倒车的太子党：“有敢阻挠立宪者，即是吴樾，即是革命党。”

的确合乎逻辑。吴樾为了阻碍清廷考察宪政都自爆了，照样螳臂当车，死了白死。年轻气盛的亲贵，拿个手枪就想吓唬见惯了大风大浪的袁世凯，岂非班门弄斧？

然而，大头的反击却不能以载沣为靶心，原因很简单：太子党在政治上具有先天优势，最高领导人不发话，永远不会垮。

袁世凯只好将炮口对准铁良，称其“揽权欺君”，是实施新政的绊脚石。

太子党迅速反扑，组织水军发帖。

有预测未来型：责任内阁将造就一批鳌拜和年羹尧，形成太阿倒持的局面。

有谈古论今型：君主称孤道寡，昔居其名，今受其实。

再加上袁世凯“遣散宦官”的提议得罪了曾经的政治盟友李莲英，庆袁集团顿时险象环生。

其实，重用二十出头的载沣，本身就体现了慈禧对庆袁的防备和制衡。而袁世凯在立宪一事上表现出异乎寻常的热情，竟连“预备”都等不及，已然突破了自己的底线。

一日，大头入宫参见，慈禧问道：“官制改革，何以久未定稿？”

袁世凯回禀说：“意见分歧，不易一致。”

岂料，慈禧冷笑着来了一句：“怕什么，你有的是兵，不会杀他们吗？”

袁世凯一阵眩晕，腿软得几乎站不起来。

统治者，像天平，左右摇摆，反复权衡。起了猜忌之心的慈禧抛出一条“五个不准搞”（五不议），规定官制改革中，军机处、内务府、翰林院和太监事、八旗事不议。

一个月后，奕劻呈上了精心雕琢的改革方案。

首先映入眼帘的是顽强的责任内阁。奕劻只字未提军机处，只铆足了劲夸责任内阁是“采邻国之良规，复圣明之旧制”。

慈禧不听他忽悠，直接跳到第二项：专职专任。

这也是流弊已久的痼疾了。

一方面都往体制内挤，权贵的七大姑八大姨恨不得全给安排了，结果人浮于事，机关臃肿，一个部有满汉尚书两位、左右侍郎四人，总计六个堂官，出了事都不知道该找谁盖章。

另一方面，有能力的人又往死里用。以袁世凯为例，身上压着十几项兼差，精力不济的，早就过劳死了，还不算工伤。

所以，专职专任限定了一部一尚书、两侍郎，实行一长负责制。一把手拍板，一把手担责。

对此，慈禧欣然批准。

第三项是增改六部，将其扩充为具有现代化功能的十一个部门：外务部、陆军部（前身兵部）、吏部、法部（前身刑部）、民政部（前身巡警部）、农工商部、度支部（前身户部）、邮传部（前身工部）、礼部（合并太常、光禄、鸿胪三寺，专管祭祀）、理藩部（前身理藩院）和学部。

此外，都察院保留，大理寺升格为大理院（最高法院），再加上新设的审计院（最高审计机关）和资政院（最高民意机关，体验版议会），合称“四院”。

慈禧还是批准。

表面上看，除了责任内阁，其他两项都顺利通过，貌似也有进步。

实则不然。

袁世凯最初的设想很完备：责任内阁和十一个部共同组成中央职能部门，掌行政权；四院不受内阁节制，大理院掌司法权，资政院掌立法权，都察院和审计院掌监督权。由此四权分立，彼此牵制，尽善尽美。

而现在责任内阁不批，所有部院仍置于军机处之下，事实上还是君主专制。

更倒行逆施的是，为了削弱庆袁，扶持太子党，慈禧借官制改革，默默地将高层大换血，换出了一个汉人只占不到三分之一席位的反动局面。

十一个部门，庆袁集团只捞到三个尚书：外务部（奕劻）、民政部（徐世昌）和农工商部（奕劻长子载振）。而要害的陆军部，尚书则是铁良。

袁世凯心有不甘，联合端方等坚持前议，飞蛾扑火般决绝道：“改旨之旨不下，则不能出京。”

那一刻，以张謇为代表的民间立宪派，无不泪眼蒙眬地望着北京：满清立国以来，在造福商民、推动历史上，能做到袁世凯这种程度的，试问有几人？

潜驭群臣

慈禧见袁世凯不死心，决定狠狠地敲打一下。

军机会议上，她将一道参劾“疆臣揽权（袁世凯），庸臣误国（奕劻）”的折子遍示群臣。

奕劻脸色惨白。

军机们纷纷叩头，说圣明无过皇太后，赶紧把袁世凯这个成天想废军机处的孽障给革职查办了吧！

慈禧满意道：“呵呵，这又何必呢？”

然后把折子收了起来，默默离开。

老油条们心领神会，发动言官交相弹劾，以日均几十次的狂骂让大头体验了什么叫众口铄金积毁销骨。

慈禧顺势严斥了袁世凯，迫使他恨恨地回到天津。

整个冬天，大头都宅在家中，拒绝见客。忧谗畏讥的他知雄守雌，试探性地上了两道折子，一封请辞各项兼差，一封主动提出将北洋六镇中的四镇划给陆军部统辖。

慈禧在其奏折上批了几句宽慰的话，允其所请。

当晚，袁世凯彻夜无眠。

要知道，以前几次三番地玩类似的把戏，朝廷死活都不答应，完全一副“离了袁世凯，地球都不转”的架势。

辞掉的兼差里，掌管轮船招商局和中国电报总局的两项尤其令人眼红。

两大国企，是当时造钱速度最快的机器，最早在盛宣怀囊中。

李鸿章死后，失去保护伞的盛宣怀开始感到“怀璧其罪”的压力。

财政困难的清廷一直在打轮电二局的主意。正巧盛宣怀因其父病逝，必须回乡丁忧，朝廷便拟派万年不倒的张翼接管这两棵摇钱树，归入户部。

盛宣怀困兽犹斗，找到袁世凯，希望他能代为托管两局，撑到自己复出时。

虽然二人交情不浅，但这个不情之请还是显得太离奇了。彼时袁世凯刚任直督，正缺钱花，便借机将两局抢了过来。

其实，轮电都是李鸿章在北洋任上一手创建的，现在重归北洋，也算合情合理。

但盛宣怀不这么看。他觉得袁世凯辜负了自己的信任，落井下石，是十足的小人。从此反目成仇，视为政敌。

问题是袁世凯也没高兴几天。因为在丙午改制中落败，两只下金蛋的鸡便被迫拱手相让，划给了邮传部。

瞿鸿禨见状，乘胜追击，想一鼓作气荡平庆袁。

善玩平衡的慈禧则不作此想。

她很欣赏袁世凯的办事能力。地动山摇的满清王朝可以少几个耍笔杆子的，却离不开大头的鼎力支持。

因此，即便给了袁世凯一个下马威，他仍是五年前两宫回銮时慈禧口中“母子是赖”的股肱重臣。

为表安抚，慈禧将其长子袁克定从一抓一大把的候补道实授为农工商部参议（相当于改制前的郎中）。

而且，几乎每日都有赏赐，或珍玩、或食物，并命他不必具折谢恩。

袁世凯也时时进贡物品，差役往来传达，熟络得跟一家人似的。

一日，慈禧将咸丰帝用过的犀带（饰有犀角的腰带）扣赏给了大头。

如此厚爱，自当派专差回礼。

慈禧问专差道：“前几天给袁世凯的带扣他喜欢吗？可有佩戴？”

专差跟随大头多年，颇为机警，答道：“大人感激太后的恩典，但因此物系先帝御用，不敢造次，已钉在帽子上戴着。”

慈禧点头道：“袁世凯很知礼。”

专差回禀时，大头惊出一身冷汗，赶紧将带扣缀于帽上。

由于尺寸过大，很不协调。宾客来访时，见他佩戴此帽，无不暗自偷笑。

袁世凯算是看明白了，慈禧对自己始终是寓防于用，不能尽信。既如此，何不趁现在形势有利于己，多做两笔交易？

心念及此，他奏请朝廷：开放边禁，设立东三省。

满清入关后，将白山黑水的东北平原视作龙兴之地，严禁汉人出关（山海关）垦荒和采猎。

于是，满洲成了流放犯人的蛮荒之地，由几个将军驻守治理。

“闭关”在人类环境保护史上是一次大胆的实验。二百年荒无人烟，使广袤的土地植被遍布，物产丰盛。

但对于国防事业却是一场严重的灾难。

日俄战争后，袁世凯援引门户开放政策，在谈判桌上寸土必争，导致日本除了接管原先俄国在南满的权利外，没占到更多的便宜。

日军在战争中伤亡几十万，以其锱铢必较的传统，显然不可能这么容易就被打发了。

只是由于国力耗尽，不得不暂且蛰伏。

然而，日本从未停止延伸其触角，俄国休养生息，也保不准哪天卷土重来，东北必须找到一条标本兼治的办法。

慈禧接受了袁世凯的提议，宣布东北正式建省，改盛京将军为东三省总督，奉天、吉林、黑龙江各设一巡抚——如同三沙市的成立，目的是遏阻邻国瓜分的脚步。

总督人选，善搞平衡的慈禧准备照顾一下庆袁。于是，两个名字浮上心头：载振和徐世昌。

当年回銮，袁世凯力荐徐世昌，乃召见问话。

见其仪表端凝，奏对明晰，慈禧大喜，下朝即对左右道：“像徐世昌这样的人，足以接替李鸿章了。”

纵使能接替曾国藩，她仍然希望是个满人。

可惜，载振爵位虽崇（贝子），但年仅三十，历练不够，在中央当个部长已极为勉强，真要出掌一方，恐力有不逮。

更麻烦的是，载振好色，是天上人间的贵宾，烟花巷陌的常客。为此，没少被巡城御史参劾。

放心不下的慈禧特命载振和徐世昌出关视察，一来做做调研，二来考验试炼。

结果就试出了事。

丁未政潮

路过天津时，袁世凯在督署设宴接风，直隶巡警道段芝贵作陪。

通晓日语的段道台素善察言观色，日俄战争时曾被袁世凯派到前线搞地下工作，机智干练。

因对东北情况熟悉，段芝贵颇想谋任其中一省之封疆，袁世凯也表示愿意助力。

可惜，道台和巡抚隔着三级。依照常规，段芝贵必须按部就班地把按察使和布政使当完，才有可能提巡抚。

然而，生在中国，不就是为了体验走捷径的乐趣吗？

席间，笙管齐鸣，丝竹悠扬。以出演《拾玉镯》等言情戏而闻名的歌妓杨翠喜袅袅而出，顾盼生姿。

杨翠喜的姿色，连李叔同（弘一法师）都为之神魂颠倒。眼波流转中，一颦一笑间，竟把阅人无数的载振给看呆了。

段芝贵自然捕捉到了这一细节，下来后立刻赶到大观园戏馆，花一万多两白银替杨翠喜赎身，养在金屋。

待载、徐考察结束，回京再次路过天津时，段芝贵即以翠喜献上。载振大喜而纳之。

三省巡抚的名单，庆袁拟定后，获得了慈禧的批准。

唐绍仪署理奉天巡抚，朱家宝署理吉林巡抚，段芝贵署理黑龙江巡抚。

上谕一下，举朝哗然。

瞿鸿禨阴冷的目光跃过红墙，望向宫外。

1907年春，北京市民发现街头开始热卖一份名为《京报》的期刊。

这份类似《参考消息》的小册子经常刊登一些官场猛料，矛头大多直指奕劻，甚至公然质问其“当国数年，上答祖宗者何事？仰慰慈圣者何方？”

读者无不浮想联翩：这背景得硬到什么程度，才敢如此抨击国家领导人？

只有体制内的略知一二：《京报》负责人汪康年的后台是瞿鸿禨。

打开市场的《京报》狂飙突进，先是痛斥奕劻借过寿大肆敛财，又刊登了赵启霖披露的载振和段芝贵之间不得不说的故事，一时间满城风雨。

赵启霖和另外两个御史赵炳麟、江春霖好论时政、激扬清浊，时人戏称为“三霖公司”。

该公司常年向国有垄断企业“庆记公司”发起挑战。而这次在瞿鸿禨的操纵下，更是把段芝贵向载振进献歌妓、谋取巡抚之职的独家内幕抖了出来，不仅扇了奕劻一巴掌，也让朝廷颜面无光。

先是慈禧震怒，罢免段芝贵，派载沣和孙家鼐彻查此事。

庆府速度更快，早就秘送杨翠喜回津，把相关人员的证词串通好，以应付调查。

等“办案组”进驻天津，一切早已布置就绪，了无痕迹。

孙家鼐只好出具“事出有因，查无实据”的结案报告。

对这种和稀泥的态度，坊间自然不满，但孙家鼐作为咸丰朝的状元，工龄五十年，什么破事烂事没见过，绝非“昏庸”二字可以概括。

私下里，他向人解释道：

今日之事，惩治庆王，圈禁其子，博个舆论欢欣鼓舞，十分容易。但奕劻是亲王，非翁同龢可比，没有借口令他出京，于是仍可被召见，出入内廷如故。袁世凯控制着北洋，随时能助奕劻翻盘，更可乘机打压排斥异己，试问谁能自保善后？

由此可见，不管你是玩权术比下线，还是秀世故拼无耻，一切都建立在实力的基础之上。

赵启霖因风闻言事被朝廷开缺，庆府也自伤八百——为堵哓哓众口，奕劻让载振上疏请辞一切职务。

辞呈出自杨士琦之手，可谓生花妙笔：

虽水落石出，圣明无不烛之私；而地厚天高，蹐跼（占据高位）有难安之隐。

素喜各打五十大板的慈禧自然乐得同意，并将东三省总督一职给了徐世昌。

庆袁损失两大干将，却仍无宁日。湖北按察使梁鼎芬接过大棒，继续开喷。

梁鼎芬是张之洞的首席智囊，但这次发作与幕主无关，乃个人行为。

也不奇怪。当年刚考上进士，翰林院编修的位子还没坐热，就敢炮轰李鸿章，被慈禧连贬五级，降为太常寺司乐（从九品）。

梁鼎芬觉得身心受到了极大的侮辱，自刻一方“年二十七罢官”的印章，愤而辞官。

最搞笑的是，离京前，梁鼎芬把自己的老婆托付给翁门六子之一的文廷式。

梁、文原本亲密无间，由于身材差不多，连衣服都经常换着穿，被大家视作一对好基友。

结果，梁鼎芬走了没多久，文廷式就跟梁夫人勾搭到一起，滚上了床。

更奇葩的是，当外界开始风传梁鼎芬有性功能障碍时，他居然淡定地对朋友道：“有子万事足，无妻一身轻。”

顶着绿帽子，梁鼎芬走进了张之洞的幕府。

有一类人，平日里桀骜不驯，特立独行，但因找对了能改写其命运的伯乐，脾性相投，专心侍奉，也能青云直上。

梁鼎芬便是活生生的例子。

张之洞就喜欢这种四体不勤高谈阔论的名士，把新政都交给梁鼎芬办。

结果办出一幕幕闹剧。

以巡警为例。由于没有统一的标准，梁大人得以发挥其贫乏的想象力，设计出一套惊为天人的制服：红帽绿裤。

让穿着如此行为艺术的一帮人上街执法，不知道的还以为张艺谋在拍《三枪》——莫非梁大人下的是一盘文化强省的大棋？

然而，就是这么一个喜欢搞形式主义的空谈家，批起袁世凯来却杀机毕现，可见蓄谋已久：

直隶总督袁世凯，少不读书，专好驰马试剑，雄才大志，瞻瞩不凡。

上来先夸一夸，搞得跟《清史・袁世凯传》似的。

接着笔锋一转，成了《捌周刊》记者，开八其如何勾结奕劻，将朝廷办成了“庆记官帽有限责任公司”。

当然，梁鼎芬也清楚，不把袁世凯“打造”成威胁慈禧统治的权臣，别说勾结奕劻，便是勾结外星人，也一样毫发无伤。

于是，开始了其处心积虑的抹黑之旅。

声名至劣之唐绍仪，胆大无耻之杨士琦，皆袁世凯之私交也。

这就指鹿为马了。

唐绍仪是人尽皆知的好好先生，还声名至劣，那可真是洪洞县里无好人了。

至于杨士琦，从未深入了解的梁鼎芬就更没有发言权了。

作为袁世凯的高级公关，外人都觉得杨士琦不学无术，圆滑多变。

其实，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人。在搞潜规则之余，不事交游，不苟言笑，终日宅在家里看书，工于诗文，满腹经纶，连成天跟袁世凯过不去的民国记者黄远生，也由衷地称其为“有哲学思想的官僚”。

如果说行贿是一件上不得台面的俗事，那么一经杨士琦之手，也变得高妙了许多。

再深入挖掘不难发现，杨士琦的身上体现了中国知识分子对现实深入灵魂的绝望。

梁鼎芬成天骂骂咧咧最多只是失望，真正的绝望好比爱情已死的甄嬛，笑里藏刀，横扫六宫，最终含笑说死雍正。

生活逼你当流氓，一个快乐的流氓。

认真你就输了。

梁鼎芬继续较真：

汉末曹操，一世之雄，当其为汉臣时，有大功于天下，不知篡汉者，操也。晋末刘裕，才与操埒（liè，相当），当其北伐时，亦有大功于天下，不知篡晋者，裕也。前者微臣来京赐对时，亲闻皇太后皇上称，“《资治通鉴》其书甚好，时时阅看。”今此两朝之事，治乱兴亡，粲然具陈，开卷可得也。

梁鼎芬把袁世凯定位于图谋篡位的枭雄，方向没错，但因用力过度，语不惊人死不休，反而效果不佳。

况且，庆袁是推荐了不少人，但归根结底拍板任用的是慈禧。把这帮人说得如此不堪，等于指着太后的鼻子骂她无识人之明。

因此，骂疏被留中不发。

梁鼎芬方舟子附身，再三再四地上折狂骂，大有不把庆袁拉下马，这日子就不过了的趋势。

慈禧烦了，批复道：“沽名钓誉，肆意弹劾，著传旨申饬。”

保守派有时会玩儿悲壮，以玉石俱焚的姿态来博取同情。

梁鼎芬任武昌知府期间，俄国行将吞并东北，学生们停课聚会，开展拒俄运动。

对这样的爱国运动，脑子里只有维稳的梁知府竟然大放厥词道：

尔等只应用功读书，以图上进，这些与己无关的事管他作甚？即使把东三省送给俄人，亦无须尔等干预！

……

岑官屠上京

瞿鸿禨看明白了：这样搞是搞不垮庆袁的。

他把目光投向了远方。

两广总督岑春煊。

作为云贵总督岑毓英之子，岑春煊从小狂傲不羁，是时人口中的“京城三少”之一。

整天傻玩的结果就是成绩不好，以至于乡试时请人捉刀才混了个举人身份。

岑毓英倒在工作岗位上后，朝廷为表体恤，授予岑春煊五品京衔。

混到庚子国变前，外放为甘肃布政使。

机遇来了。

当时，两宫逃难团坐着清真寺给的大车离开昌平，驶入直隶省宣化府境内。

岑春煊得知后，二话不说，带着两千兵丁，跋山涉水赶至怀来迎驾。

狼狈出逃的慈禧见到这支毫无战斗力可言，却足以壮胆增势的人马，顿感心安。

岑春煊召对车旁，伏地而泣，誓言以死报国。慈禧大为感动，令其护驾。

于是，每至夜阑，慈禧酣睡之际，人们总能看见岑春煊带刀守卫于门外的身影。如此感人的场景，一直持续到銮驾抵达西安。

更重要的是，岑春煊一路都在给逃难团筹措生活必需品，这一临时性的职务叫“督办粮台”。

本来差使是落在怀来县令吴永身上的，但他无兵无饷，怕把事搞砸了，便通过李莲英直接面见慈禧，陈请道：

蒙恩派臣为粮台，本应竭犬马之劳，惟臣官仅知县，向各省藩司行文催饷，于体制多有不便。现有甘肃藩司岑春煊，官职较崇，向各省催饷系属平行。可否仰恳明降谕旨，派岑春煊为督办粮台，臣改作会办。

慈禧一边吸水烟，一边道：“你这主意很好，明晨即下旨。”

吴永的动作引起随驾军机们的不满。须知，四品以下官员根本没有面圣的权利，区区一个七品县令，竟敢绕过军机大臣，径直上奏，虽在非常时期，还是扫了大佬们的颜面。

王文韶就不满道：“尔保岑三（岑春煊排行老三），亦须向我等商量，哪有径自陈奏的道理？此人苗性尚未退尽（岑母是苗族人），如何能干此正事？”

王大人多虑了。

岑春煊粗中有细，把后勤工作搞得井井有条，成了慈禧眼中的板荡诚臣，仕途一路畅通，从巡抚一直做到总督。

每至一地，岑春煊都要发起一轮反贪风暴，不吹落几十顶乌纱，都不想去衙门上班。久之，被老百姓亲切地称呼为“官屠”。

岑春煊阔少出身，从小便不缺钱，没有任何经济问题。由此可见，反腐的决心和主政者的清廉指数成正相关。当然，在暗藏杀机的天朝官场，反腐也是需要技巧的。岑春煊的技巧是把美名都落到慈禧头上，让草民以为自己是奉旨反贪，两头卖好。

慈禧一高兴，就把“太子太保”的头衔赐给他。从此，与袁世凯并称“晚清两宫保”。

岑宫保最拉风的经历是在两广总督任上。短短三年，弹劾贪官庸官一千多人，圆满实现了每日一弹……

想当初履新时，出手不凡的广州米商奉上四十万两银票的见面礼。

这在当地被称作“公礼”，约定俗成，并不以行贿视之，甚至有“与人计事，以不收公礼为无诚意”的说法。

岑总督却不吃这套，坚决不收，还把米商骂了个狗血淋头。

悚然无计的粤商只道好日子到头了，个个如临深渊。不久，却发现岑官屠只跟贪官过不去，在庇佑商民方面，比前几任做得都好。

当岑春煊奉调离粤时，虽已不流行送万民伞，但含泪相送的广东商民还是做出了公允的评价：

知不收公礼而肯为民办事者尚有人在。

当然，也有人不服气，比如海关书吏周荣曜。

晚清的中国特色是吏比官肥，关吏肥上加肥。

周荣曜在粤海关不辱使命地贪了两百万两白银，要不是碰到岑官屠，熬到安然退休当无悬念。

收到岑春煊追拿赃款的公函后，周荣曜赶紧携巨资进京，活动奕劻。

结果竟被授予三品衔，出使比利时。

岑春煊大怒，立参周荣曜贪污关税，要求撤职严查。

慈禧的过问让奕劻噤若寒蝉。周荣曜被革职，避居香港。

反击非常迅猛。

借中英在云南边境爆发纠纷之机，奕劻提出，调岑春煊为云贵总督，由袁党的周馥接替粤督之职。

岑总督在封疆大吏里堪称治乱能手，几次妥善地处理过民变。结果政绩成了证据，被奕劻拿来论证“戡乱交涉，非岑莫属”。

从最肥的两广到最穷的云贵，岑春煊自然不干。但慈禧担心时间一长，酿成外患，便准了奕劻的建议。

接到朝旨的岑春煊磨蹭到上海，称病不走了。

拖了半年，慈禧等不及，调邻省的四川总督锡良去云贵，而命岑春煊赴任川督。

火车行至武汉，几乎绝望的岑春煊意外地收到一封密信。

署名瞿鸿禨。

览毕，岑官屠临时决定：不去成都了，带着屠刀北上。

一天后，岑春煊出现在北京，使本已斗破苍穹的京师风云再起。

坊间猜测种种，有说将入军机，有说要取袁世凯而代之。岑春煊置若罔闻，无比淡定，一副“我是来找太后叙旧”的表情。

君臣相见，忆往昔岁月，慈禧唏嘘不已，动情道：“我常跟皇帝说，庚子年若无岑春煊，我母子焉有今日？”

岑春煊在一番“久违圣颜，不胜想念”的说辞后，不失时机地提出“臣不胜犬马恋主之情，愿留京给太后当一看家恶犬”。

慈禧当即同意，道：“你的事好说，我总不亏负你！”

遂将最令人眼馋的肥缺——邮传部尚书一职给了岑春煊。

瞿岑联盟，准备就绪。

不辨善恶，尤甚故意为恶

岑春煊打出的第一张牌是示好袁世凯。他派人带厚礼到天津，请教咨询邮传事务，还跟大头借用北洋公所的房屋，完全一副三好学生的模样。

蛇在咬人前都会缩头。袁世凯冷笑三声，陪岑春煊演起了对手戏，在回信中胡扯瞎掰，通篇客套：

适闻足下北上，圣眷方隆。吾道不孤，令人神往……

弟德薄能鲜，公既推心置腹，敢不效肺腑之诚。倘不弃刍荛，时通音讯，幸何如之。

许多年后，岑春煊在回忆录中作伪，说自己到京不久，袁世凯为了套近乎曾命袁克定造访，表示可以将北洋公所的房子让给他做官邸，被他正气凛然地拒绝了。

阳示亲善后开始出招。岑春煊再次入见，当堂陈奏道：

近年亲贵弄权，贿赂公行，以至中外效尤，纪纲扫地，皆因庆亲王贪庸误国，引用非人。若不力图刷新政治，臣恐人心涣散之日，虽欲勉强维持，亦将回天乏术。

慈禧意欲调和，问岑春煊到京后是否拜访过奕劻。

岑春煊：“未尝。”

慈禧：“庆王鞠躬尽瘁，而时世之艰远甚于恭亲王时，汝应去见。”

见他默不作声，慈禧继续劝道：“尔等同受倚任，为朝廷办事，宜和衷共济，何不往谒一谈？”

岑春煊理直气壮道：“彼处索取门包，臣无钱备此。纵有钱，也不能作此用途。”

慈禧只好转移话题，聊起朝廷最近种种改良举措。

讵料，岑春煊直不楞登地来了一句：“改良是真的还是假的？”

慈禧怒了：“改良还有假的？”

岑春煊解释道：“内而侍郎，外而督抚，皆可用钱买得。政以贿成，丑声四播。此臣所以说改良是假的。”

慈禧半晌无语。

岑春煊继续添柴加火：“士为四民之首，士心所尚，民皆从之也。臣听说到东洋的学生已有七八千了，到西洋的想必也有几千。几年后，这些人全都毕业回国，眼见政治腐败如此，必然一唱百和，声言改革，处处与政府为难，人心离散。真到了那种地步，臣实在愚昧不敢言说了。”

不觉失声痛哭起来。

眼看国亡无日，慈禧也跟着抽泣道：“我许久没听到你的话了，不想政事竟败坏到如此地步。你问皇上，现在召见臣工，便是知县也经常蒙召，均勉励以激发其天良。万不料全无感动！”

岑春煊道：“大官守法，小官方能廉洁。奕劻贪鄙，身为元辅，何能更责他人？”

绕了一大圈，还是意在庆王。

其实，岑春煊不明白的是，他根本搞不倒奕劻。

首先，血缘再远（乾隆曾孙），奕劻也是皇族。何况人还同慈禧的亲弟弟桂祥结成儿女亲家，是太后娘家圈里的人。疏不间亲；

其次，亲贵里的少壮派羽翼未丰，没有能替代奕劻的。而耄耋之年的慈禧，绝不会主动打破稳定的政局；

最后，专制政府的首要工作不是反贪，而是维稳。草民的最后一丝幻想是庙堂之上的那个人是不贪的，连岑春煊也这么想。

事实证明是妄想。

晚年的慈禧酷好麻将，奕劻经常派福晋和女儿携银票数万，进宫陪老佛爷打麻将。输得多了，尚须遣人回家再取……

岑春煊明知不可为而为之，跟巨贪死磕到底，站在《清史稿》的立场，显然是人臣之楷模。

但从大历史的角度看，岑春煊和瞿鸿禨就是河蟹的两只蟹螯，锋利无比，护其主子。

章太炎早就说过：“但愿满人多桀纣，不愿见尧舜。满洲果有圣人，革命难矣。”

也就过过嘴瘾罢了。

真正帮满人造出桀纣的，是袁世凯；从内部蛀空体制的，是袁世凯；反戈一击，逼清室退位，避免哀鸿遍野、山河破碎的，还是袁世凯。

不是章太炎，更不是岑春煊。

深感撼山易，撼庆亲王难的岑官屠调整了作战方案，曲线救国。

第三次面圣，没有多余的废话，上来就参邮传部侍郎朱宝奎。

慈禧为难道：“我并非惜一朱宝奎。按理你应该到部后再具折参奏，以免众议不服。”

岑春煊历数朱宝奎劣迹，傲然道“不能与此辈共事”，拒绝到部任职。

慈禧终于还是卖了一个面子给护驾有功的忠臣，下旨道：

据岑春煊面奏，邮传部侍郎朱宝奎，声名狼藉，操守平常，着即革职。

一个未到任的部长，寥寥数语便参倒了副部长。

举朝震惊。

朱宝奎此前和岑春煊没有任何交集，虽说属于袁党，但袁党里的人多了去了，为何拿他开刀？

原来，朱宝奎当年游学归国，一直跟盛宣怀混。因机警灵活，渐受重用，不数年便充任上海电报局总办。

饱暖思淫欲。捞够了的朱宝奎看上盛宣怀家的一个婢女，求为妾室。

该女美艳动人，盛宣怀不舍，二人遂至绝交。

朱宝奎怀恨在心，收集了电报系统的种种黑幕，转投袁世凯门下。

大头当时正考虑趁盛宣怀回家奔丧，对电报、招商二局下手。有了朱宝奎的黑材料，一道折子便搞定。

盛宣怀怀着深仇大恨，窝在上海，终于等来了岑春煊。

岑官屠装病期间，盛宣怀提着水果登门拜访。岑说我没病，都是让庆袁给气的。于是勾起了盛宣怀愤怒的往事，开始痛斥卖主求荣的朱宝奎。

两人一拍即合，决定由岑春煊出面扳倒朱宝奎，在报盛宣怀一箭之仇的同时打压庆袁。

科技引领未来

奕劻有些日子没单独面圣了。

今天的主题是：瞿鸿禨和岑春煊都是康党，整垮微臣和袁世凯的目的是为戊戌翻案。

倒也并非空穴来风。

几年前大赦天下，瞿鸿禨请求宽宥康梁；戊戌变法时，岑春煊是路人皆知的维新派。

当然，大头也参加过强学会，但人早就临阵倒戈，洗清了自己的嫌疑。

奕劻清楚，立场问题虽说屡试不爽，但目前还只能在太后心里种下一颗疑窦，必须穷追猛打，左右开弓。

袁世凯出场。

故技重施，主题严肃：维稳。

广西土豪刘思裕带头抗捐，上演群体性事件；孙文见有机可乘，在广东发难呼应。

慈禧的心弦再次紧绷。

袁世凯貌似公允道：“两广总督周馥跟臣是姻亲，固知其忠诚，但年岁已高，恐无力应对粤乱。”

接着，把平乱人选朝素以知兵著称的岑春煊头上引。

慈禧想到的也是岑春煊，但却不无忧虑地表示其刚从粤督任上下来，怕是不愿再任。

袁世凯图穷匕见道：

君命犹天命，臣子岂有自择之理？春煊久沐慈恩，尤不当如此。

君臣大义是无可辩驳的最高天理，慈禧终于下定决心。

其实，岑春煊的孽纯属自找。

刚入京时，光绪还挺喜欢他，说：“你身体多病，可随时进见，不用通传。”

结果岑春煊一点眼力见儿都没有，成天面圣，搞得光绪烦透了，还不好明说。

一日，又请见。光绪崩溃道：“他不是请病假了吗？怎么还能递牌子？”

相信慈禧也有同感。

岑春煊的部长才当了二十多天，就不得不滚回广东。

离京请训时，还跟唐僧一样唠叨。

快被折磨出幻听的光绪紧急叫停，说自己肚子不舒服，不能久坐。慈禧趁机道：“你赶快赴任，有什么话上折子。”

岑春煊道：“还有一个要面呈的折子。”

慈禧赶紧道：“拿来慢慢看，你下去吧。”

岑春煊回到寓所不久即启程，神色沮丧。

走到上海，又开始装病。

可以理解——瞿鸿禨还没倒，翻盘并非全无可能。

奕劻斩草除根，发动御史狂参岑春煊，顺便牵扯到盛宣怀。

两派斗来斗去。喜欢玩儿平衡的慈禧决不允许一方独大，奕劻却颇有血战到底之势，引起了太后的反感。

在一次和瞿鸿禨私聊时，慈禧抱怨道：“他（奕劻）是我一手提拔起来的，这几年我看他也足了，可以休息休息了。”

瞿鸿禨顺势道：“太后圣明，如此正可保全其晚节。”

慈禧：“我自有办法，你且等等吧。”

瞿鸿禨暗喜，一路哼着小曲儿回家，把奕劻行将罢官的消息告诉给了妻子。

口风不严的瞿妻闲聊时将此机密摆给了汪康年的老婆听。

汪康年获悉后，不知哪根筋搭错，估计是早年被康梁气坏了脑子，居然转告给供职于《泰晤士报》的友人。

“奕劻将出军机”的头条让《泰晤士报》当日销量直线上升，英国公使马上向中方求证消息的真实性。

慈禧非常被动，向外界否认澄清的同时，深恨瞿鸿禨政治上的不成熟。

袁世凯瞅准时机，让御史上疏猛攻，指斥瞿鸿禨里通外国，操纵报馆。

最终，瞿大军机落了个“姑免深究，开缺回籍”的下场。

政局波谲云诡。奕劻虽说有惊无险，但搞不懂太后究竟闹哪样的他还是自请退出军机处，以为试探。

刚辟过谣，自然只能降旨慰留。但借此风波，慈禧正好把已历任健锐营统领、正红旗都统等要缺的载沣调入军机处见习，以分奕劻之权。

斗来斗去，赢家还是西太后。

如此一波三折的宫斗剧，起点的大神也未必想得出。岑春煊仰天长叹，久久无语。

他认了。

没有谁会轻易认命，尤其强势如岑春煊者。

然而，人口基数在那儿摆着，再小的概率也足以使各行各业卧虎藏龙、过度竞争，遑论官场这个挤得头破血流的众争之地。

岑春煊累了，他不想再为看不到一丝希望的朝廷劳心劳力。

此次入京，慈禧给他的感觉是锐气尽消，敷衍了事，唯求生前不要大乱，哪管死后洪水滔天。

掌舵的都得过且过，自己还较个什么真？

岑春煊打点行装，准备南下。

恰在此时，噩耗以上谕的形式传到。说那个长期请病假的，就是你，别看了。你现在假期已满，还没奏报启程。两广地方要紧，员缺不便久悬——岑春煊着即开缺调理，以示体恤。

晴天霹雳。

所有人都觉得没天理了。

其实还是有的。

那就是科技改变生活。

为了彻底整垮岑春煊，苦心孤诣的袁世凯动用了高科技。

具体实施者是PS高手，幕僚蔡乃煌。

蔡乃煌在邮传部工作，天天跟电报电话等新鲜事物打交道，标准的geek。

领到任务的他找人把岑春煊和梁启超的照片P到了一起。具体接活的，抓破脑袋你也想不到——同盟会的陈少白。

广东是革命党的乐土，而作为慈禧的忠犬，岑春煊遭到同盟会的敌视很正常，不愿他南下督粤更正常。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

陈少白发挥专业特长，倒岑的同时为孙文赚取了一大笔革命经费。

慈禧对着假照片看了良久，无比伤感，以致泪下，喟然道：

岑春煊亦通党负我，天下事真是不可逆料。罢了，彼负我，我不负彼，准其退休。

收捡好被辜负的真情，岑春煊在上海当起了寓公。

福祸，总要有人偿报

改革已死，内斗不休。提醒清朝统治者正坐在火山口上的是安徽的枪声。

徐锡麟（1873—1907）的公开身份是安徽巡警道、巡警学堂堂长，秘密身份是光复会骨干。

因此，其刺杀安徽巡抚恩铭这件事可以理解为“省公安厅厅长手刃了省委书记”。

也正因如此，章太炎事后才会说：“安庆（安徽省会）一击，震动全国。立懦夫之志，启义军之心。”

恩铭的直接上司、两江总督端方在给袁世凯的信中写道：“事奇极”。

一个四品的道台，潜伏在体制内，杀了一个二品的巡抚——这真的不是在拍《风声》？

何况，徐锡麟的官还是花巨款买来的；何况，恩铭一直待他不薄。

遗疏中，恩铭向朝廷回顾说，这个杀千刀的是湖南巡抚俞廉三的表侄，推荐给奴才后，见其办事勤奋，用之不疑。没承想欲图革命，故意捐官，实在是防不胜防。

“故意捐官”是疏中原话，这么经典的四个字也只有天朝找得出来。

平心而论，懂得重用严复和海归学子的恩铭属于体制内的改良派，对徐锡麟的提携不遗余力。

为免死不瞑目，断气前，他努力回想当日发生的一切。

阳光刺眼，热浪滚滚，巡警学堂的毕业典礼在一片喧闹中拉开帷幕。

主席台上，安徽和安庆的政府官员一字排开，正中端坐的是恩铭和安徽布政使冯煦。

鼎沸的人声逐渐平息。

身穿黑色警服、腰悬军刀、鼻上却架着一副圆框眼镜的徐锡麟上前呈递毕业名册，简单汇报了一些情况。

然后话锋一转道：“报告，今日有革命党起事！”

这是徐锡麟和同党约好的暗号。

恩铭愣了。

几日前，他收到一份端方发来的名单，说上海破获了一个反革命组织，招出不少同党，让他按图索骥，逐一抓获。

徐锡麟看到名单的刹那，惊出一身冷汗。

自己的化名“光汉子”赫然在列。

为防夜长梦多，决定提前举事。

他和同为光复会会员的秋瑾相约，一在安徽，一在浙江，同时发难，最后会集南京。

一直被蒙在鼓里的恩铭拍案道：“革命党！在哪？”

一个革命党用行动回答了他，奋力朝主席台掷出炸弹。

可惜是颗哑弹。

恩铭大惊，急忙起身。

徐锡麟从靴中掏出两支手枪，对准恩铭，连射七枪。

由于严重近视，除了打中右腰的一枪，其余均非致命。

众人夺命而逃，恩铭被抬出时凄厉道：“快把乱党就地正法！”

十个小时后，因抢救无效，一命呜呼。

当卫兵将徐锡麟押到冯煦跟前时，百思不得其解的冯大人叱问道：“抚台待你恩重如山，为何行刺？”

徐锡麟道：“恩铭待我，私惠也；我杀恩铭，天下之公义也。”

冯煦无语。

审讯时，徐锡麟对办案人员误会他是孙文一党颇为不满，声称同孙文理念不合，称其不配让自己去行刺。

他坦陈以灭尽满人为宗，杀完恩铭还要再杀端方和铁良。

临刑前的例行拍照，徐锡麟曾要求重拍，理由是前一张脸上没有笑容，不足以流传后世……

行刑过程惨烈无比。

刽子手先持铁锤将徐锡麟的睾丸砸烂，然后剖腹挖心。

心脏拿去祭奠恩铭的“在天之灵”后被一帮巡抚衙门的亲兵烹熟下酒……

不久，人称“鉴湖女侠”的秋瑾也被拿获，手书“秋风秋雨愁煞人”从容就义。

安庆起义第一次让清廷产生了“天涯何处不革命”的恐慌。

铁良遣人赴东京，携万金向光复会求和。慈禧也暂停召见内外臣工，添派卫兵和巡警，如临大敌。

在一封措辞严厉的上谕里，慈禧怒斥地方大员养尊处优，吏治废弛，以至酿成巨患，规定从即日起，凡督抚到任六个月后，辖区出现重案大案的，一律问责。

隐藏在疾言厉色背后的，是一颗倦怠已极的心。

以此前途无量之官职，都笼络不住一个徐锡麟，可见废科举的影响已开始发酵。

流水落花春去也。众叛亲离之忧，四面楚歌之患，让风烛残年的慈禧心灰意懒，得乐且乐。

当奕劻为了日俄联盟、再次图谋东北这样紧要的军国大事请求单独召见时，慈禧竟不允许，推辞道：“天气酷热，王爷宜当节劳。”

奕劻闻言，浩然长叹，愈觉国事不可为。

由此不难理解继任安徽巡抚的冯煦为何在处理善后事宜时顶住上级压力，一意宽大，不愿多做株连。

安庆的大观亭上，甚至挂着一副冯煦为徐锡麟撰写的对联：

来日大难，对此茫茫百端集；英灵不昧，鉴兹蹇蹇匪躬愚。

上联公开感慨清廷不日将亡，自己站在徐的墓前，百感交集。下联则希望徐的英灵能够原谅自己，不过是奉命行事，为清廷尽一愚忠罢了。

体制内的既得利益者们誓将反人类进行到底，主张扩大打击面，缉拿乱党。

署理黑龙江巡抚程德全正好相反，警劝清廷“行宪政，融满汉，以安天下之心；开国会，导人才，以作徙薪之计”。

袁世凯则发了一封遍示直隶的通告，立场罕见地偏左。

在这道诡异的告谕中，袁世凯称排满是狭隘的种族主义，指责革命党“不顾阋墙（兄弟不和）御侮之义，而以覆宗绝祀为乐”。

又赞美天朝“深仁厚泽，史不绝书”，“极汉唐以来未有之版图”——不知道的还以为是郭沫若晚年写的诗。

真实原因，不足为外人道：袁世凯得到可靠消息，慈禧将调自己和张之洞为军机大臣。

由从一品升为正一品，位极人臣，对信仰官本位的国人而言，人生的终极追求也不过如此。

但对以亡清为鹄的袁世凯来说，手握兵权的直督，显然分量更重。

明升暗降是一种信号，大头必须对慈禧的疑心作出回应，即使老太婆一向疑心病重。

因此，通告既是一种表态（对慈禧），也是谆谆教诲（对百姓），以免直隶像安徽一样出乱子，被政敌抓住把柄。

更深层的原因在于，袁世凯相信，公知能倒逼改良就不错了，根本亡不了清廷。

不怕走在黑夜里，就怕心中无阳光

这是一个戾气越来越重的国家。

公知间的对掐已经从文斗发展为武斗。

政闻社在东京举行成立大典时，同盟会的好打手张继（曾声称“革命之前，必先革革命党之命”）率领几百号党徒操着家伙前来砸场。

他对着正在演讲的梁启超用日语大喊了一声：“马鹿（笨蛋）！”众人便争先涌上讲台，举起手杖开打。

一直以来，袁世凯都在思考一个问题：天朝究竟是什么？

对革命党来说，很好回答：“天朝嘛，革命的对象。”

但在大头看来，天朝其实是一个黑洞。

它吞噬一切伟大的情怀、崇高的理想，以及所有的愤怒和不屈。

多少反抗者被它融为一体，多少牢骚客被它点滴磨平。它张开血盆大口，向站在它对立面的人狞笑，并时不时地吸气。

面对这样一个怪胎，围观、呐喊、暴走、暗杀，终究只是徒劳，只是重复二十年前的人们早已重复过的事。

亡清，是一场斗智斗勇的持久战，是比“当湖十局”还精彩的棋局。而你的对手，深不可测，是道策、秀哉、吴清源和李昌镐的合体，还开了挂，稍有不慎，满盘皆输。

因此，得寸进寸、避首击尾、偷天换日、夺取军权的“潜革命”才是亡清之正道。

然而，人间正道是沧桑。

1907年9月，袁世凯和张之洞奉调入京。

继任直隶总督的是袁世凯的心腹杨士骧。

此人智商不在其弟杨士琦之下，初被李鸿章保荐为直隶通永道（辖永平府和通州、蓟州等八县），追随袁世凯后，迎合幕主心理，曾进“隆中对”一则：

曾文正（曾国藩）首创湘军，其后能发扬光大者唯左湘阴（左宗棠）与李合肥（李鸿章）。湘阴好说大话而不务实，所以平定新疆、班师回朝后便交出兵权，致使昔日纵横千里的湘军成了案头上的摆设。合肥掌握淮军，连年事故频发，于是尚能维持一时。今公继之而起，若能竭尽全力，扩练新军，坐拥到底，则朝廷必然望北洋如泰山北斗。他时同曾、李争一日之短长，南皮（张之洞）又算得了什么？

说到了大头心坎儿上的杨士骧一路高升，成为袁党中的头号人物。

可惜，事实证明，此人善于伪装，人品严重堪忧，是袁世凯用人失察的孤例，大头后来也被他摆了一道。

上任直督后，杨士骧松了口气，摘下面具，开始疯狂地贪污。

当时，蔡乃煌任津海关道，此乃妇孺皆知的肥缺。

杨士骧召见蔡乃煌时，动辄破口大骂，骂得旁人都看不下去了，犹自喋喋不休。

一天，袁世凯的表弟、张伯驹（民国四公子之一）的老爸张镇芳私下里劝杨士骧：“他好歹是个道员，还是给留点面子吧。”

杨士骧答道：“老同年不知也。小骂则地毯皮货来矣，大骂则金银器皿来矣，是以不可不骂。”

如此贪婪之人，却因惧内，一生不敢纳妾，曾撰联自嘲“到死不闻绮罗香”。

杨士骧酷爱戏曲，经常在看戏时释放压抑已久的欲望，跟优伶乱搞，搞垮了身体，以至于没干两年，便倒在直督任上。

朝廷谥其“文敬”，时人讥讽道：“曲文戏文，所以为文；冰敬炭敬，是之为敬。”

1907年的秋天注定是多事之秋。

面对动荡不安的社会现实，湖南乡绅熊范舆率领一帮地方贤达，向朝廷呈递了全国第一份要求速开国会的民间请愿书。

书中心平气和地教育统治阶级，说中国之所以长期解决不了“外忧”，究其原因在于没有根除“内患”。

而这个内患，就是中国数千年传承下来的专制政体。它使政府孤立于上，人民漠视于下，如何能够抵御外侮？

因此，作为立法机关的国会必须及早成立，监督政府。如此，“一人失职，弹劾之书立上；一事失道，质问之声即起”，从而保证“官无尸位，责有专归”。

化解了民众的怨气，解除了内患，万众一心，外忧自不足虑。

最后，熊范舆还驳斥了甚嚣尘上的“民智未开”论——似乎每个时代普及常识的人们都不得不回应这一奇谈怪论。

请愿书中说，民众的议会民主知识，有些是“自然发达”，但更多情况下是“助长其增高”。

立宪各国，只有英国的国会是由民众整体素质的提高而自然产生的。其余无论哪国，初开国会时，老百姓懂个屁的宪政民主。

由此，熊范舆得出一条震古烁今的结论：开设国会，恰恰是提升民智的重要途径。

当然，统治阶级要故意装睡的话，就免谈了。

不过，在人民日渐上升的智商和统治阶级每况愈下的道德已成为主要矛盾的晚清，想掩耳盗铃蒙一天算一天，恐怕越来越难。

修正自己，就是修正世界

民意汹涌。

各地汇往北京的请愿书开始像歌词中所唱的那样：雪，一片一片一片一片……

肃亲王善耆是体制内的改良派，作为民政部尚书，接到这么多群众上书，深感压力山大的他也劝慈禧因势利导，刷新政治，不然以革命党这只求一死的阵势，国无宁日。

于是，上任军机大臣兼外务部尚书不到两天，袁世凯便受到了慈禧的召见。

太后明显老了。

且心事重重。

她叹息道：“内外交困，日甚一日。有说立宪即可安靖者，有云立宪必有大乱者，究竟如何是好？”

袁世凯无语。

眼前的这个女人，他已过招多次。

她到底是谁？

她是咸丰的宠妃“天地一家春”。为了利用自己的小叔子奕訢，打破皇族不可入军机处的成例，又过河拆桥地弃之如敝履，罢免诏书中还错别字连篇……

也许，只有权力逻辑方能准确解读慈禧的行为模式。

无论戊戌政变还是庚子国变，细究之下不难发现，不管什么变，都是慈禧出于对失去权力的恐惧而做出的激烈反弹。

这真是莫大的讽刺和悲哀。

嗜权且对权术炉火纯青的慈禧可以维系自己和清廷四十八年而不坠。但在那个转型的时代，需要的不是精巧算计、帝王心术，而是一位伟大的君主来带领中国走入现代化。

比起还需要倒幕尊王、重树天皇权威，方能变法维新的日本，清廷完善的皇权保障体系早已由雍正创造出来。

只可惜摊上了权人慈禧。

这既是爱新觉罗家族的悲剧，更是中国的悲剧。

然而，历史自有其运行之法则，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只有顺天应人，方能在沧海横流中脱颖而出，成为千古英雄。

而这个人，此刻正跪在慈禧对面。

袁世凯对曰：“与其坐以待亡，不如立宪。即使无益，也可避免后悔。”

他早已说破嘴皮，并且清楚：垂暮的朝廷，已没有能力和胆量来给自己动手术了。

病入膏肓的慈禧饮鸩止渴，继续玩儿她的御人之术。

内调张、袁，初衷就是坐山观虎斗，可她偏要把戏做足，召见张之洞的时间罕见的长。

慈禧：“大远的路，叫你跑来，我也是没有办法了。今日你轧我，明日我轧你。今天你出了个主意，明天他又是另一个主意，把我闹昏了。叫你来问一问，心里好有个数。”

张之洞：“自古人臣不合，最为大害（在君主看来未必）。近日互相攻击，多是自私自利。臣此次到京，愿极力调和，总使内外臣工，消除意见。”

慈禧：“现在用人很难，你看能大用者究竟有几人？”

张之洞：“此事仓促间不敢妄对。”

慈禧：“徐世昌如何？近来参他的人很多。”

张之洞：“未始不可用，但太得意，阅历尚浅。”

慈禧：“岑春煊何如？”

张之洞：“有血性、能办事，但稍嫌急躁。然而当今人才难得，投闲置散，亦殊可惜。”

慈禧：“庆王呢？”

张之洞：“奕劻阅历甚深，当有余。”

其实，用谁都没用了。

从慈禧开始考虑死后的人事安排，精心布局、扬满抑汉的那一刻起，改革便宣告死亡。

随之而来的，是清廷蜕化成一头自暴自弃的怪物，以反改革的狰狞面目示人。

反动案例一：严禁绅商士民议政干政。

对此，《申报》发文讽刺道：“朝廷已宣布预备立宪，政府非但不引导人民皆有政治思想，反而不准民众干预政治，这岂非欲实行专制？若真想搞专制，不妨明说，何必用专制的手段，肮脏此立宪之美名？”

面对纸媒的群起而攻之，朝廷的应对简单粗暴，即反动案例二：颁布《大清报律》，出版事前审查，压制言论自由。

一石激起千层浪。

《江汉日报》痛骂制定此律的畜生是“宪政之罪人，国民之公敌”；

采用北京白话、深受市民喜爱的《正宗爱国报》嘲讽道：“啥叫《报律》呀？简直的外号儿就叫收拾报馆，堵住报馆的嘴，不准你说话，就是《报律》的真精神。”

反动案例三，终极反动：公布《钦定宪法大纲》。

当然你会问，这有什么反动的，还终极反动？

因为宪法和宪法是不一样的。有的国家，宪法是exe文件，不可更改，可以执行；而有的国家，宪法是txt文件，任意更改，无法执行。

问题最严重的是清政府这版，整个一错漏百出满屏乱码的pdf文件，既不能执行也不能更改。

用软件转码后发现，整个《大纲》分两部分。

首先是“君上大权”。

通篇都是“议院不得干预”“不付议院议决”等字眼，结果，皇权比立宪前还大，完全开历史的倒车，还不带打灯的。

其次是臣民的权利和义务。

人模狗样地规定了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说得跟真的似的。可惜，所有权利都有一个“法律允许范围内”的前缀。而所谓的法律都是什么样子，看看《大清报律》一清二楚。

也许，这才是最深切的悲哀。

改革已死，只剩一群饥饿的秃鹫，分食地上腐烂的尸体。

第十章 退而不休，蛰居待时

百年国会梦，曾经一步遥

清廷丧失了最后的机遇，在1908年登上专制的马车，绝尘而去。

对此转折，《神州日报》在一年前就有一篇神奇的预测：

政府之于专制也，乃取其实而不欲居其名；于立宪也，则取其名而唯恐蹈其实。从今往后，政府之政策不外乎两方面：一方面必日益言销融满汉、改良庶政、宣布宪法、予民自由；一方面必日益派侦探、捕党人、钳制学界、添募陆军。而所谓立宪云立宪云者，则言之愈殷（恳切），去之愈远。

一言以蔽之：听其言则百废俱举，稽其实则百举俱废。

唯一让人觉得还有个盼头的是为期九年的预备立宪方案。朝廷承诺，到第九年时，公布宪法（而不是大纲），实行选举。

客观来看，即便是转型最快的日本，从明治天皇即位到开设国会，也用了二十二年的时间。

九年，已经很短了。

问题是天朝欠账太多，已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不改革，必亡；改革，也必亡。

而至于方案中言及的议院，倒并非画饼充饥。丙午改制时“四院”里的资政院便是其体验版。

按照袁世凯的设计，资政院采集舆论，是议院的雏形，通往宪政的中介。

一年后，孙家鼐和贝勒溥伦（曾率团代表中国首次参加世博会）会同军机处拟定了资政院的架构：议长一人，副议长两人，钦选议员和民选议员各半。

钦选议员从王公大臣中产生。民选议员自然来自民间，可问题是，怎么选？

用咨议局选。

作为省级民意机关，咨议局是资政院正式开院前的热身，堪称九年预备立宪方案里的重头戏。

虽说议员基本还是出身传统功名的进士举人，选举也山寨得啼笑皆非——有票仓未开即已知某人得票多少的，有把早已病故者列入候选人的。

但无论姿势多踉跄，“民选”这一步，终究跨了出去。

勤劳勇敢的中国人，一起奋发走进新时代。重燃希望的社会中坚们暂时放下了“速开国会”的请愿，比照着《钦定咨议局章程》，在全国除新疆外二十一省的咨议局中打点各自的位置。

袁世凯苦笑着摇摇头，不再关心宏观的改制，而将全部精力都投入到工作当中。

他每天凌晨5点起床，一直工作到晚上9点，中间只有短暂的用餐和休息时间。

瞿鸿禨主持外务部时，作风因循拖沓，外国人极其厌恶。

当然，保守派多半表示理解：洋人都是人渣，眼不见心不烦。

问题是你图清静，全国人民就清静不了了。外交需要大智慧，一味“搁置争议”，寄希望于下一代，小病也拖成了绝症。毕竟，谁也不敢保证后代里不出晋惠帝。

袁世凯上任后一改拖延之习。每日军机处下班，即将外务部积压各案提前赶办，准时回信，一时间使馆人员无不感佩。

此前，最棘手的外交难题是日俄重新勾结，将满洲划分为南满、北满，各占一半。

美国为了遏制日本，采取积极的对华政策，主动提出退还庚子赔款，并建议将此款用于中国派遣留学生赴美和美国人在华开展教育事业。

袁世凯立刻响应，同美方达成初步协议，将两国外交关系由公使级升为大使级。

作为最高级别的外交使节，大使享有比公使更高的礼遇，有权请求驻在国元首接见。

与列强建立大使级关系，对中国而言还是首次。如能成功，将显著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

于是，大头请旨，派唐绍仪为特使，赴美全权办理此事。

在中美的那段蜜月期里，《纽约时报》专访了大头。

记者最感兴趣的是他对美国的看法，袁世凯道：

我一直期待着访问美国。在所有未访问过的国家里，最吸引我的就是美国。这也许是因为，在我周围有很多年轻人都是在美国接受教育的。我觉得，尽管中美两国在形态上有明显的差异，但实际上美国比任何一个西方国家都更接近我们的体制。我已经注意到，受美国教育的大清国民比受欧洲教育的能更容易地将他们所学到的知识运用于国内的管理。

在问及对改革的期望时，他答道：

我们内部的管理体制必须从根本上加以改革。这是一件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非常难的事情，因为它牵涉到要彻底改变甚至推翻现行体制的某些方面。而这个体制已经存在了好几百年，诸多因素盘结交织在一起。但就民意而论，我可以肯定的是，如果给我们时间和机遇，无论如何都能实现改革的大部分目标。

可惜，既没时间也没机遇了。

政治即人事

1908年11月15日，慈禧吃过晚饭，忽然晕去，为时甚久。

自知命将休矣的她醒来后立刻召见中枢重臣，交代后事。

据说临终前，她幡然悔悟道：

以后勿再使妇人干预国政，此与本朝家法有违，须严加限制。尤须严防者，不得令太监擅权，明末之事可为殷鉴。

但从后来出了个隆裕太后来看，可见其所谓的悔悟并非那么简单。

不久前，慈禧过了生命中最后一次大寿。

西藏的达赖喇嘛率属员来京，向太后祝寿。

当时，慈禧的陵寝已然竣工，京城纷传“一城不容二佛”，老佛爷会被活佛给克死。

结果，寿会一过完，慈禧就病倒了。

达赖很紧张，呈上佛像一尊，说应当立即送往太后陵寝，以镇压不祥。

慈禧于是命奕劻迅速办理此事。

送个佛像用得着庆王之尊？联系到奕劻和载沣由来已久的暗战，答案显山露水。

在对权术的运用上，载沣和奕劻的距离好比跆拳道白带跟黑带的差别。

之所以选中他，是慈禧机关算尽的结果。

首先，近支里确实没有更好用的了，以载沣制衡庆袁，勉强令人放心；

其次，其子溥仪年幼，若自己命长，立之为国君，还能继续训政；

最后，载沣有没有可能同袁世凯化敌为友，像奕劻一样被牵着鼻子走？

答案是绝无可能。

除了兄（光绪）仇不共戴天外，还有一个鲜为人知的原因。

那就是大反派：张翼。

这个连生卒年都没有，即使历史专业的人瞥见也只会联想到三国时蜀将张翼的“酱油男”，却是推动剧情发展的关键因素。

作为醇亲王府的马夫，张翼深受奕譞喜爱，被拔为近侍，跟载沣情同手足。成年后捐了个江苏候补道，又接替唐廷枢任开平煤矿督办，正式开始其反派生涯。

第一季里，承担军需保障的张翼给北洋舰队提供劣煤（煤渣），丁汝昌屡次诘问，屡教不改；

第二季里，戊戌政变前夕，荣禄将其主张写进密信，托奕劻转达慈禧，从而促成了反政变的发动。坐火车去北京送信的，正是张翼；

第三季里，干脆玩把大的。眼看大清朝的首都都被八国联军攻陷了，得，为自己想想辙吧。于是，把开平煤矿倒卖给了胡佛（胡佛又转手给英商）。

袁世凯出掌北洋后，发现此事。震怒之下，上奏朝廷，指出：“矿地乃国家产业，股资为商人血本，岂能凭一二人未经奏准，私相授受！”接着，请旨下命外务部照会英使，向其说明“该矿系李鸿章筹集官商股本奏准开办的，中外咸知。张翼与胡佛之私约，未奏明我政府，断不承认”。

此时，私卖国有资产的张翼居然已官至侍郎。经大头参奏后免职，并被勒令赴英国打官司。

对一个法盲来说，这可真是不小的挑战。

载沣出面替张翼说情，遭到袁世凯严词拒绝。

第二道梁子就是这么结下的。

慈禧为了布好载沣这枚棋，竟强废其所定之亲事，而自己家已无可以许配的人，便将宠臣荣禄之女嫁给载沣，即溥仪生母瓜尔佳氏。

但她显然高估了载沣对权力的热情。此人性格懦弱，一如其父奕譞。当年慈禧选光绪入宫继承大统时，奕譞仓促间竟被吓得肝病发作，立马上疏请辞，哀求“为天地容一虚糜爵位之人”。

天机算不尽，祸福轮流转。

当立溥仪并令载沣为摄政王的懿旨传至醇王府时，载沣的生母刘佳氏激烈道：

先杀了人家的儿子，又来杀人家的孙子！给个皇帝的虚名，实际上等于终身监禁！

这倒是大实话。

强势如康熙，亦曾感叹“臣下可仕则仕，可止则止。为君者则勤勉一生，了无休息”。遑论给慈禧当一傀儡？

因此，出于真实的恐惧，载沣真心叩辞，绝非做戏。倒是病危的光绪，听说后极为喜悦，道：“立一长君，岂不更好？如此亦不错。”

同样的建议，张之洞向慈禧提过：主少国疑，不如径立载沣。

慈禧的回答非常官方：

不为穆宗（同治）立后，终无以对死者。今立溥仪，仍令载沣主持国政，是公义私情两无所憾。

真实原因，还是权力平衡。

之所以把奕劻支到清东陵去送佛像，就是为了给接班创造实施条件。

庆王前脚刚走，慈禧便将段祺瑞的第六镇全部调离北京，而以陆军部尚书铁良的第一镇接防。

而让溥仪继承同治帝位，结果便是光绪的后妃作为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将全如弃履。

奕劻回京后，政局木已成舟。

为了安抚老臣，慈禧将“世袭罔替”的殊荣给了庆王。这意味着等他死了，其子载振不必按“降级袭封”的常例获封郡王爵，而是世袭奕劻的亲王爵，俗称“铁帽子王”（有清一代只有十二家）。

问题是一朝天子一朝臣，再铁的帽子也铁不过现实的权力。因人走茶凉而被革爵的铁帽子大有人在，奕劻不得不严肃对待。

面对残局，老辣的庆王愣是扳回一城。

他提出：溥仪可以继同治之统，但要先继光绪之嗣——只要把光绪喊爹，就得把皇后隆裕喊妈。

届时，以皇太后隆裕均分摄政王载沣之权，奕劻方能安全自处。

问题是慈禧能答应吗？比较一下亲疏就清楚了。

载沣跟慈禧的联系只有一条：外甥（其父奕譞是慈禧老公咸丰的弟弟），远不如他哥光绪。

光绪的母亲那拉氏既是奕譞的福晋（正妻），又是慈禧的亲妹妹。而载沣他妈刘佳氏除了奕譞侧福晋的身份，什么都不是。

综上所述：载沣和慈禧没有血缘关系。

隆裕则不同。其父桂祥是慈禧的亲弟弟，她是慈禧的亲侄女。再不讨姑妈喜欢，也是一家人。

于是，当奕劻跪在病榻前苦劝时，半昏半醒的慈禧准其所请，做了生命中最后一次制衡，在遗诏末尾加了条伏笔：

遇有重大事件，必须请皇太后懿旨。

有了隆裕这座靠山，即使千夫所指，奕劻最后也捞了个善终的结局。

冷月无声，灯影明灭。

瀛台涵元殿，三十七岁的光绪在幽禁多年后，终于含笑而逝。

十几个小时后，慈禧驾崩。临终前忽然叹道：

误矣，毕竟不当立宪。

奈何生在亲王家

二十六岁的载沣能否开稳帝国这艘破旧的大船，是萦绕在所有人心头挥之不去的疑问。

在袁世凯看来，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传统中国，以农业立国。其社会秩序的混乱与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土地分配的适当还是失当。

每次大乱都伴随着人口锐减，以致有足够的土地供幸存者耕种。

新的王朝开启了和平的年代。经过所谓“大治”的盛世之后，人口的自然增长不可避免地导致人均耕地面积的下降，从而再次进入乱世。

如此往复循环。

人地矛盾，实为破解中国治乱兴替的密码。

若以清初的1660年和中叶的1800年为两个时间点考察不难发现：人口增长超过了百分之百，耕地面积却增加了不到百分之五十。

至太平天国兴起，形势进一步恶化。近九成农民没有耕地，不得不在地主的土地上劳作，支付高昂的地租。

而由鸦片的大量输入导致的白银外流、货币贬值，则进一步加剧了早已尖锐无比的社会矛盾。

同时，历史交给晚清掌舵者的重任却异常艰巨：既要应对现代化的挑战，又要融合民族关系，化解近乎无解的满汉冲突。

更不幸的是，王朝自身的转折恰与列强入侵中国的外部危机不期而遇……

那么，没有外患，清廷是否就能完成从专制到民主的华丽转身？

考诸前史，君主集权真正完善并付诸实施之际是在清朝。

唐代，一切政令由宰相拟定，送皇帝画押；

宋代，宰相向皇帝上条陈，得到皇帝同意或批改后，正式拟旨；

明代，内阁大学士分割了相权，但仍能“票拟”——阁臣写出自己的意见，由皇帝细阅决定。若摊上个昏君，不看“票拟”，直接批红下达，则大学士亦可弄权。

直到清朝，“一切皆决于上，权力不容旁落”才得到制度性的固化。

军机处架空了内阁，却只是个秘书班子。奏折由具有奏事权的官员亲封，皇帝亲拆，披阅后下发军机处。军机大臣根据皇帝的朱批或面谕拟旨，再经由皇帝批准后方能下发。

然而，事实证明，越复杂的机器，越容易出错。

如此事必躬亲的设计，对君主的能力、体力以及耐力提出了极高的要求，非工作狂不能胜任。

雍正明显高估了子孙后代的实力。

而载沣的性格也决定了他不会因为要给清廷保驾护航而让自己过劳死，即使其第一次在国际舞台上的亮相就是代清政府受辱。

《辛丑条约》第一条规定：就德使克林德遇害一事，中国派亲王代表皇帝赴德致歉。

清廷本想让驻德公使代为谢罪，遭德方拒绝，只好屈辱地派出了年仅十八岁的载沣和副都统荫昌。

叫荫昌去，盖因他当年留德时跟现任德皇威廉二世是同窗好友。

结果德皇公私分明，根本不买老同学的账，给道歉团安排的是普法战争中被俘的法皇拿破仑三世住过的寓所。

次日，在充满冷漠和敌意的氛围中，载沣一行谒见威廉二世，向其三鞠躬赔罪。

威廉坐受国书，致答词也不起身，只傲慢道：“断不能因贵亲王来道歉，遂谓前愆（qiān，罪过）尽释。”

尽管此行给载沣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屈辱记忆，却也为他创造了走出中国，睁眼看世界的机会。

在德国，他目睹了建造中的巨型商轮“威廉二世”号（排水量三万吨），又参观了著名的克虏伯军工厂。

日记里，他详细记载了炼钢的过程：

熔炉厂内有大炉四十座，未炼之钢入炉须九时之久，其炉火热至两千度后方可浇铸；

每块新式钢板炼轧完成后，先以巨炮轰击，观其成效如何。

年轻的载沣所表现的沉稳风度，也给德国王室和西方媒体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泰晤士报》驻京记者莫理循论断道：“在这次曲折的行程后，太后一定会为这个她喜爱的侄子在未来安排一个显赫的位置，以补偿他替朝廷尊严所做出的牺牲。”

与其他拘谨、陈腐的老一辈皇族亲贵不同，载沣经常出现在各国驻京公使馆的聚会上。一个名叫赫德兰的美国传教士的观察颇具代表性：

他长得很端正，两眼炯炯有神，常常紧闭着嘴巴，不多说话，走路时身体挺直，浑身上下却透露出一个亲王的气度。

然而，一切只是表象。

真实的答案在溥仪的弟弟溥杰的回忆里：

我父亲（载沣）谦抑退让的作风，好逸畏事的性格，大抵与祖父（奕譞）相似，而对于待人接物的深谋远虑，却远不及祖父。

在家，载沣的威信甚至不如其妻瓜尔佳氏。

一次，瓜尔佳氏离府外出，当值的下人闲散了一整天，连各个房间的窗户都没开过。即便如此，载沣也只有无奈地大喊一声：“我还在府哪，上窗户！”

同时，他害怕应酬交际，客人待到再晚，家里也不留饭。一次，一位贝勒夫人对瓜尔佳氏说：“听说您家的西餐做得很好，既然不留我吃饭，能不能改日送两样给我尝尝？”

瓜尔佳氏苦笑之余，只好把菜送到对方家里。

溥仪也清楚地记得，载沣一遇大事，不是唉声叹气就是原地转圈，结结巴巴地对他道：“皇上，这、这、这也得慢慢商议。”

在外，载沣更是优柔寡断，不敢自专。

一日，东三省总督锡良就日俄同时陈兵在边之事急报中枢，觐见载沣。谁知，召对时“只有寻常慰劳，无他语”。

锡良再次陈情，载沣索性来了一句：“汝痰疾尚未好吗？”

不久，出国考察的邮传部侍郎汪大燮自东瀛归来，上奏密陈日本的小动作，折子却被留中不发。

再三启奏，终于得以面见载沣。痛说利害后，载沣默然无声，旋即取出一只怀表，道：“已经十点了。”

遂端茶送客……

一切为了倒袁

懦弱的载沣甚至连同样庸碌的隆裕都对付不了，被时人讥笑为“内惧福晋，外畏隆裕”。

隆裕当上太后，第一件事便是在紫禁城修“水晶宫”，以为娱乐之所，而正在兴建新军的清廷财政已然吃紧，载沣却根本无力阻挠其败家之举。

当然，要说一点手腕都没有，也不客观。

镇国公载泽因贪赃被参，载沣传见时，以折示之。

证据确凿，载泽清楚无法隐匿，遂一一承认，静候处罚。谁知，载沣竟收起折子，淡然道：“既然确有此事，就不必交查了吧。”

赤裸裸的包庇，为他赢得了一个甘愿效力的奴才。

宣统二年（1910），举国上下力言解除党禁。载沣为了树立开明的形象，意欲解禁，使流亡海外的康有为和梁启超回国。

结果，隆裕顶着凤冠，急如星火地找到载沣，阻挠道：“非此二人，先帝何至十年受苦？”

摄政王的权力运作只好再次搁浅。

每天按时临朝的载沣，都会面对养心殿的西墙凝视许久。

那里挂着各省官员的职名表，总督以下、知府以上，全都有份。

君临天下者，权力首先在此体现。

西墙两旁，挂着一副雍正题写的对联：

惟以一人治天下；岂为天下奉一人。

对于雍正，联语表达的是一种踌躇满志和对集权的渴望；但对载沣，却充满了一种莫名的讽刺。

权力制衡的微妙之处在于：有人掌权的同时，要对权力的效果负责；而有人拥有权力，却从不负责。

隆裕扮演的就是后一种角色，不承担权力的责任，却有监管权力的权力。

因为西太后留给侄女的这份遗产，载沣永远处于被动的地位。也许，退位才是他最好的归宿。

1911年10月16日，载沣交权归藩，神色淡定地回到府上。

他更衣用茶，并淡淡地对哭泣不止的瓜尔佳氏道：“这下可好了，我可以回家抱孩子了。”

退休后的载沣自刻印章两枚，一为“闲园”，一为“天许作闲人”，并自书一联“有书真富贵，无事小神仙”，天天躲在书房看书、听曲，研究天文学。

比起浩瀚无垠的宇宙，地球上发生的这点破事算个屁。

每到夏日的夜晚，载沣就给孩子们指点天上的星座，把用天文望远镜观测到的哈雷彗星、五星连珠用笔画下来，夹在日记里。

一个鲜明的对比是，当孙文这样重量级的人物登门拜访后，载沣在日记中也只是以“孙文来晤谈，江朝宗（时任步军统领）在座”一笔带过。

张勋复辟时，前清的遗老遗少不断上门请安、求官，载沣无动于衷，一概挡驾。

以宅到死的决心，总算安然活到建国后。

如果说载沣身上还能找到一条明确的政治主张，那就是倒袁。

明确到连他两岁的次子溥杰都懂得看到袁世凯的照片就爬过去剜他眼睛。

舆论本来非常有利。

宫里的流言，有玩悲情的，说光绪临死前拉着载沣的手让他杀袁世凯；有搞悬疑的，说隆裕整理光绪遗物时，发现砚台盒里有“杀袁世凯”的御笔。

海外的配合也非常到位。

早在1907年，康有为就批示梁启超和麦孟华将反袁作为今后的首要任务，并杀气腾腾道：“鲁难未已，则以聂政行之。”

康南海之所以好用春秋时的典故，在于时刻提醒别人他是研究《春秋》的专家。

此处用典，意在指示弟子：必要时可对袁世凯实行暗杀。

两宫殡天，“南海牌谣言制造机”又开足马力造谣了。

说袁世凯趁太后病危，买通内侍，鸩杀（毒死）光绪，并密召直隶提督姜桂题率军入京自卫，谋弑新帝篡位。

不知情节如此荒谬的宫斗秘闻远在日本的康党是怎么编出来的，反正梁启超就据此致电各省督抚说“两宫祸变，袁为罪魁。乞诛贼臣，以伸公愤”了。

其实，现代科学的检测表明，光绪死时，头发中的砷含量是正常人的一百多倍，基本可以证实死于砒霜中毒。

敢毒杀皇帝，除了慈禧，没有第二人。

让光绪死在自己之前，以免其上位翻案，完全可以理解。但如此机密之事，估计只有李莲英、小德张几个清楚，外廷根本无从得知，与大头何干？

康有为也知道剧情不太接地气，自撰讨袁檄文一封，把戊戌以来中国所有的坏事都算到袁世凯头上，呼吁“为先帝复大仇，为国民除大蠹（dù，害虫）”，遍寄满朝文武。

梁启超则走内线，很早便同善耆和度支部尚书载泽建立了远程联系。

关键时刻，两大内线联袂吓唬载沣，说袁世凯的党羽已遍布内外，而唯一能制约其的太后也死了。他日坐大，后果不堪设想。

事实证明，这帮人纯属杞人忧天。

诛袁对载沣而言，非不欲也，实不能也。

几十年的吐丝结网、润物无声，大头已将朝廷内外布置成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铁甲钢拳。

反观载沣，只掌握了君权的二分之一，离生杀予夺还很遥远。

因此，他不敢急于动手，反而趁改元宣统之日，加袁世凯与张之洞太子太保衔。

大头从慈禧殡天那天起就保持低调，成天躲在家里补写尚未完稿的回忆录《戊戌纪略》，回顾那不堪回首的北京一夜，替自己辩解。

“谭复生夜访法华寺，袁慰庭拒当李多祚”也是梁启超《戊戌政变记》中的一回。据历史学家杨天石多年来的考证，梁著刻意隐瞒了许多事实，而《戊戌纪略》则基本可靠，只在少数问题上有所掩饰和美化。

比如，袁世凯曾对谭嗣同表示“杀荣禄如杀一狗”。后来可能觉得有损形象，且易招惹不必要的麻烦，故纪略中只字未提。

再比如，《纪略》里的大头，动辄高喊“人臣之大义”，搞得自己跟五道杠似的。这一点，中国读者笑笑就行了，没人会当真。

杀青后，袁世凯将《戊戌纪略》郑重交给幕僚张一麐保存，并嘱咐他说：“万一哪天遭遇不测，一定要想办法把这本书公开，以正视听。”

君要臣病，臣不得不病

载泽早就料到载沣下不了手。

从他首次以摄政王的身份召见军机大臣那天起，载泽即有预感。

当日，寒风凛冽。为了表示谦抑，载沣将会议地址选在相对偏僻的文华殿，并商定：今后凡发布谕旨，皆由摄政王盖印，军机大臣联署。

此举意在收买人心，却给自己戴上了沉重的镣铐，令载泽等人痛心疾首。

当然你会问，载泽也是立宪派，为什么非扳倒袁世凯不可？

这就是中国问题的复杂之处——政见也要为政治斗争服务。

除了身为太子党要夺权的“使命”之外，一个鲜为人知的事实是：盛宣怀曾进贡白银七十万两，并以自己在洋行的人脉，帮载泽洗钱。

条件只有一个：倒袁。

于是，作为清政府的财政部长，载泽不把心思用在理财上，一天到晚盯着外务部，终于抓到了袁世凯的小辫子：联美制日。

即接受美国的示好，与之结盟，将外交关系升级为大使级。

这是光绪在世时，袁世凯力推、慈禧拍板，定下的国策，因顾虑日俄的干预，一直秘密进行，不为外人所知。

直到载泽来挖坟。

连这样利国利民的外交政策都要去黑，可见此人最大的能耐是颠倒是非。

他像发现新大陆一般，兴奋地向载沣汇报，并挑唆道：“日本到中国，在三日之内；美国援助中国，在二十日以外。不忧三日之祸而待二十日之援，是与谋大臣居心不良。”

不懂远交近攻也就罢了，载泽还跟家庭主妇似的算起了账：“那，每年费用增加好几万，只得到一个大使的虚衔，能是上策吗？”

载沣心想：“还有这事？”赶紧命人调查大使和公使的区别。

回复说：大使可以要求同驻在国元首面谈。

满清皇族，向来恐洋，载沣更是患有社交恐惧症。动不动就得接见外使，他宁可提前办退休。

问题是唐绍仪已跟美方谈妥，大头不甘心功亏一篑，入对时仍极力主张，结果惹得载沣震怒，当场推翻御案。

袁世凯悚惧不安，默默地退下。

载沣杀心已起，磨牙吮血，拟好诏书，内称袁世凯“跋扈不臣，万难姑容”，要将其革职流放。

不要小觑流放，在没有编好杀头的理由前，这是最给力的惩罚。

多少流放三千里的政治犯不明不白地死在了祖国的边疆，如张荫桓、载勋。若袁世凯真被发配，赐死的朝旨指日可待。

因此，当载沣拿着诏书请奕劻裁断时，对方毫无悬念道：“此事关系重大，请王爷再加审度。”

载沣隐忍不发，趁一日军机处散值，召张之洞和另一个军机大臣世续入内。

又摸出那封捂热了的诏书。

本以为世续是满人、张之洞跟大头颇多抵牾，当无异议。

谁知两人以大局为重，怕袁世凯去职会引起中外震动，坚决反对。

事实证明，并非多虑。袁世凯被罢官后，东交民巷的使馆区顿时炸开了锅。《泰晤士报》发表社论，将大头定位于“伟大的政治家”，替他抱屈道：“就是这样一个官员，居然被政府用侮辱的方式放逐了。”

无奈载沣固执己见。

张之洞婉转苦劝，唇焦舌烂，总算帮袁世凯磨出一个“开缺回籍”的处置。

下来后，有人不解道：“项城（袁世凯）一世之杰，朝廷既不能用，杀掉就是了。如今使其悒悒（忧愁）而归，不怕遗患于他日吗？”

张之洞摆手道：“明有崇祯，勤政爱民，也算得上是一代贤君，徒以对待臣下操切，轻于杀戮，遂至亡国。今监国仁慈开明，宜引导其宽大为怀，以增国脉。倘若刚刚行政就诛戮先朝重臣，我怕他重蹈明末之覆辙。”

在鹿传霖等军机大臣和新军镇统一级的北洋系军官的一致反对下，载沣只好以“足疾”为名将袁世凯开缺，并令那桐补授军机大臣。

借口虽说蹩脚，但绝对童叟无欺。

半年前，袁世凯五十大寿，收到寿联五百余副，寿屏一百多堂。家里高朋满座，气势辉煌。

反袁专家江春霖为了搜集证据，深入敌后，也来祝寿。

他发现奕劻送的贺仪，落款不称王而直书其名，载振更是自称“如弟”（结拜兄弟），有违王章，便以此入手，罗列了袁世凯的十二大罪状，连他远房亲戚抽鸦片都算在内，上折弹劾。

慈禧寻思着自己快不行了，死前还得再敲打一下，便把袁世凯唤来，出示弹章，怒批了他一通。

躺着也中枪，真是毫无天理。

出门下台阶时，惊惧不安的大头一不留神便把脚给扭了。

罢旨中的“步履维艰，难胜职任”即来源于此。

袁世凯接旨后，面色通红，强笑道：“天恩诚厚。”

当时，慈禧的丧事还没办完，大头是恭办丧礼大臣之一，轮日值宿，念及此事的他忽道：“我今天当值，怎么办？”

一旁的世续叹了口气，说：“我代你去。”

出宫后，袁世凯开始做回乡的准备。

亡清之局，他早已布好。留给载沣的，只剩死棋。且不说北洋系把持了多少中央和地方的要职，单看新军镇、协、标三级军官的名单，便知天下到底操诸谁手：段祺瑞、王士珍、吴佩孚、段芝贵、曹锟、张怀芝、唐天喜、雷震春、陆建章、张敬尧、孙传芳、田中玉、靳云鹏、王占元、孟恩远……

几乎尽出于小站。

这帮一时之选分布在“北洋六镇”（直到1911年，全国也只有十四镇），遍控天下关隘。

第一镇驻北京；

第二镇分驻山海关和直隶省永平府；

第三镇分驻保定和奉天省锦州府；

第四镇驻天津小站；

第五镇驻济南；

第六镇驻北京南苑。

虽然其中四镇已划归陆军部，但军队向来认人，段祺瑞等根本不把铁良放在眼里。

而另一方面，治理中国所依赖的社会基础士绅阶层，随着科举的废除，其身份已发生了转型。

年轻一点的，被革命党忽悠去，走上颠覆现政权的道路；

年长一些的，通过选举挤进咨议局，以非暴力不合作的态度跟清廷对抗到底。

才不敷用的载沣，面对这样的残局，即使怨谤集于一身，也无能为力。

因此，东海之东的伊藤博文在会见英使时预测道：“三年之内，中国必将发生革命。”

太子党的逆袭

袁府离东华门不远，众人已在此恭候多时。

袁克定一见到父亲就嚷嚷起来：

这是要像尔朱荣那样被杀的！

尔朱荣是南北朝时的北魏权臣，因与皇族矛盾尖锐被北魏孝庄帝骗入宫中砍杀。

载沣绝无此等魄力，但九房妻妾一边号泣一边劝其出国走避，搅得大头自乱阵脚，一时也拿不定主意。

时任新军第一镇协统的张怀芝建言道：

怀芝一人护我公速往天津，依杨士骧，再作计较。

眼下也只有如此了。

结果，车至天津，张怀芝给直督杨士骧打了个电话，让他派人来接，却遭到拒绝：

他奉旨回籍，怎么能到这来？要是来了，必得上报。

张怀芝不再多说，转身回禀袁世凯。

杨士骧挂了电话，其幕僚道：“虽如此，一定要前往慰问，不要让他记恨我们。”

遂遣其子前往。

袁世凯已经看透了杨士骧，不冷不热地打发了他儿子。

北京。

世续去袁府慰问，看门的说袁大人病了，不让进。硬闯之下，对方无奈告以实情。

他大惊道：“这才真的是大祸临头呢！”

赶紧用电话催袁世凯还朝，并以人格保证，没有追加严惩的后命。

奕劻和张之洞也派人转达了同样的意思，劝他赶紧回家，避其锋芒。

1909年1月6日，北风如刀。

袁世凯带着一大家子，伫立于北京火车站的月台上，即将奉旨回乡“调养足疾”。

前来送行的只有孙宝琦、杨士琦、杨度和严修等区区数人。

倒不是什么人情冷暖。重量级的官员为了不刺激敏感的载沣，早就私下送别过了。

比如张之洞。

唇亡齿寒的两个人冰释前嫌，促膝长谈。

张之洞大有兔死狐悲之感，握着袁世凯的手，慨叹道：“马上就轮到我了。”（“行将及我。”）

离别的车站。

四人里，孙宝琦跟袁世凯是儿女亲家，一向高调。

早年任驻法公使时，兴中会叛徒汤芗铭偷了孙文的公文包，拿着里面的会员名单跑去使馆告密。

结果，清廷的三品命官孙宝琦扭头就派人给孙文传信说“危险速逃”……

此外，杨士琦的农工商部侍郎、严修的学部侍郎以及杨度的四品京衔全是大头一手争取来的，三人岂能不感佩于怀？

大树既倒，载沣再接再厉，着手剪除袁党。

在这个问题上，缺乏阅历的载沣跟慈禧完全不在一个段位上。

后者欲擒故纵，分化瓦解，各种手段交替使用。而载沣除了正面打击，罢官贬职外，没有任何让人眼前一亮的政治手腕。

唐绍仪、赵秉钧和严修等相继去职，徐世昌内调为邮传部尚书，以锡良接替其东三省总督一职。

锡良一到任，就严参袁党骨干、黑龙江布政使倪嗣冲的贪污案，将其革职查办。

不久，杨士骧病故，端方北上署理直隶总督。

屁股还没坐热，就因一件荒诞至极的事被革。

当时正逢慈禧梓宫移陵，由端方负责相关事宜。从紫禁城到清东陵的路上，新潮的端大人想给隆重的出殡大典留下些历史记录，便举起相机，一路狂闪。

结果，没过几天便被农工商部左丞李国杰（李鸿章长孙）给参了。

李国杰是个混混，曾以“侄国杰”的身份，写信向端方求官。

端方一口答应下来，却因故未能践诺。

李国杰记恨多年，终于逮住这个机会，跑到隆裕那搬弄是非，说：“沿途拍照，毫无忌惮。岂唯不敬，实系全无心肝。”

隆裕见识短，心想自己刚上位，疆臣便敢如此不敬，一定要杀一儆百，树立威信。

于是，摄影爱好者端方因勇于尝试新鲜事物而被开除公职。

载沣则继续其揽权大计。

早年出洋的见闻让他看到，德国皇室从幼年起就接受严格的军事训练，因而国势强盛。

有心效法军国主义的他开始日夜思索如何集中兵权。

得出的答案是：国之利器，岂可予人？

说干就干。

先裁撤练兵处，再加两个弟弟载洵和载涛郡王衔，分管海军与陆军，完全无视慈禧遗折中“满汉视为一体，内外必须兼筹”的劝诫。

载洵把持着新成立的海军处，与其兄载沣性格迥异。以海军大臣的头衔出访欧洲时，一路颐指气使，纨绔到底。

当德皇的叔叔出面为载洵举办送别晚宴时，他竟以晚饭已吃饱为由，拒绝前往。急得驻德公使荫昌想辞职，最后生拉硬拽把载洵拖到了波茨坦皇宫。

结果，看到名流显贵济济一堂，名媛淑女竞相邀舞，载洵转怒为喜，又在觥筹交错间大醉失态。

美国政界普遍认为载洵不仅腐化，且对海军事务茫然无知。

当他出访美国时，马克西姆造船厂因施放了一组能在空中展示载洵身穿军礼服形象的焰火就赢得了订单，气得那些不懂中国逻辑的竞争对手直喷美国国骂。

回国后，玩兴大发的载洵在廷议上主张大举国债，建设海军，引得朝野大哗。

一浪高过一浪的反对让载沣也不便贸然支持自己这个脑残志坚的弟弟。

情急之下，载洵居然搬出宠爱自己的生母刘佳氏，跟《大宅门》里的白三爷似的，不依不饶，逼得载沣一个多月不敢回家。

国运将尽

左膀不行，还有右臂。

载涛相对而言更有城府，但也更年轻。载沣一直在物色机会，帮他铺路。

先是从新军第一镇中抽调士兵组成自己直辖的禁卫军，装备和粮饷优于各军，以载涛和铁良为训练大臣。

再将陆军部的下属单位军咨处分离出来，改造为直接对皇帝负责的军事顾问、指挥机关军咨府，交载涛管理，凌驾于陆军部之上。

紧接着，将新军第一镇镇统段祺瑞外放为提督；将铁良外放为江宁将军（南京地区总司令），而把荫昌召回，代替其陆军部尚书一职。

本来，和载沣拥有共同敌人的铁良是可以挤进政治核心圈的，奈何他押错了宝，竟跑到隆裕跟前劝她训政。

隆裕倒是想效法慈禧，再来一个太后垂帘。故动辄与载沣为难，事事力争。

但毕竟敌不过人兄弟齐心，三矢之誓。

由此可见，以铁良的智商，当个国防部长确实令人堪忧。

载沣的胡作非为引起了张之洞的不满，终于在津浦铁路（天津至南京浦口）的人事任用上集中爆发。

当时，张之洞已卧病在床，载沣拟定了督办人选，到病榻前征求老头的意见。

张之洞：“朝廷用人，如果不考虑舆情，恐怕要激起民变。”

载沣：“国家养着这些兵，怕什么民变？”

张之洞：“国家养兵，不是为了打老百姓。”

两人不欢而散。

望着载沣离去的背影，张之洞悲愤满怀，一口鲜血倾泻而出，怆然道：“不意竟听到亡国之言！”

不久，载沣听闻张之洞病危，再次前去探访，宽慰道：“中堂有名望，公忠体国，好好为国珍重。”

张之洞在枕席上吃力道：“公忠体国不敢当，廉正无私，不敢不勉励。”

意在讽谏载沣“廉正”，不要任人唯私。

载沣走后，礼部侍郎陈宝琛问道：“监国之意若何？”

张之洞长髯抖动，无他言，唯叹息曰：“国运尽矣。希其一悟而未能。”

1909年8月，中兴四大名臣中的最后一位溘然长逝。

遗折中，他念念不忘的还是警醒载沣：“臣平生以不树党援、不殖生产自励。”

载沣却并不领情，认为张之洞死了还要讽刺自己结党营私，将其“文忠”的谥号降为“文襄”，彻底寒了满朝汉臣的心。

没关系，以良弼（1872—1912）为代表的政治集团已然异军突起。

此人留过洋，才识兼备，素有大志，刚正不阿。可惜，人如其名般忠君爱党。

在视野开阔的良弼看来，气度狭隘、不能容人的铁良纯属弱智。

一味排挤、封闭，根本无法遏制北洋系尾大不掉的趋势。只有反其道而行之，广为延揽，拔擢富有朝气的新势力与之抗衡，方为上策。

归纳起来四个字：以汉制汉。

良弼的主张同其留学日本时的经历有关。他所在的学校是一所位于东京、精英辈出的名校——陆军士官学校，培养了东条英机、冈村宁次等著名战犯。

对中国而言，该校则是革命的摇篮，后来如雷贯耳的蔡锷、阎锡山、唐继尧、李烈钧、张凤翙等，均从这里毕业。

官派赴日留学的风气为大头所开。科举废除后，清廷为了培养新式人才为己所用，采纳袁世凯的建议，加大了公派的力度。

虽说有学监盯着，但这帮跑到墙外的学生还是纷纷投进革命的怀抱，踊跃加入同盟会。

良弼耳闻目睹，产生了强烈的危机感，“知清室将亡，当力图振奋”。回国后，历任练兵处、陆军部司长，整天游说高层，终于同载涛一见倾心，被其引为智囊。

良弼给载涛开的药方很简单：掺沙子。

所谓沙子，是指从士官学校学成归国的士官生。良弼天真地以为，用体制内的禄位羁縻软化，这帮成天跟政府过不去的八零后还是能够为我所用的。

由此，良弼汲引了大量排满反清的党人。用心固然良苦，怎奈生于末世运偏消，到头来不过是自掘坟墓罢了。

以士官生里的代表，同“北洋三杰”齐名的“士官三杰”吴禄贞、蓝天蔚、张绍曾为例，三个革命党，借着人才引进的东风，成功打入反革命大本营，以火箭速度被擢为镇统或协统。

三人里，吴禄贞跟良弼关系最好。两人的友情堪称道不同亦相为谋，后者明知前者的革命思想，仍在载涛面前力保其才。

后果便是：趁武昌起义爆发，荫昌率军南下平乱，作为新军第六镇镇统的吴禄贞立刻跑到河北滦州策动第二十镇镇统张绍曾起兵反清。

张绍曾曾兵谏清廷速开国会，但对直接造反还是犹豫不决。

不久，山西亦乱，阎锡山被推为革命军都督。

载沣调第六镇前往弹压。不料，吴禄贞却在娘子关与阎锡山会谈，商量组建“燕晋联军”，共讨北京……

在良弼的影响下，即使对禁卫军管带蒋百里（钱学森岳父）这样的中级军官，载涛也奉之如师。

换来的结果是，载沣很快发现，自己所倚重的军事力量，已成为一座踩在脚下、随时可能喷发的活火山。

当载洵结束对欧美的考察，取道俄国坐火车回国时，曾担任新军混成协队官（连长）的革命党人熊成基在哈尔滨布置暗杀任务，事泄被捕。

审讯中，熊成基历数清廷罪状，质问说：“近年创设海军陆军，若真有自强御侮之意，中国之大，岂无人才，何以偏要假手载洵、载涛等近支亲贵？”

并视死如归道：“自由之树，不以血灌溉，焉能期其茂盛？”

谦卦六爻皆吉

下野的袁世凯，明确向外界宣告了自己政治生命的终结。

在给师友亲朋的信中，他反复表示自己“年逾五十，精力已衰。遗大投艰（交给重大而艰难的任务），断难胜任”。

清制京官退休，不准住在京城，必须回原籍。

但一般而言，除非获罪遭遣，倒也并不一定非要回本县老家，原省即可。

袁世凯就没回项城，而是在同属河南的卫辉府下了车。

个中原因，他解释说是“屋宇无多，不足栖止”，实则另有隐情。

几年前，大头的生母刘氏去世，被朝廷追赏一品封典。

刘氏是袁世凯生父袁保中的侧室，在正房死后被扶为正妻。按宗法制，完全有资格入祖坟，与其夫同埋一穴。

谁知，大头的二哥、袁保中的嫡子袁世敦认为，他的生母才是实至名归的正室，刘氏只是山寨的。

于是从中作梗，坚决不准其与袁保中合葬。

为此，兄弟二人反目，袁世凯发誓再不回项城。

卫辉。

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物华天宝，钟林毓秀，是姜子牙、商鞅的故乡，也是清朝官场公认的养老圣地。

在府治汲县，袁世凯买下一座当铺大院作宅子。当一大家子全部迁来后，这座拥挤不堪、毗邻闹市的府邸开始变得不敷使用。

正好袁世凯的亲家、富商何炳莹在邻府彰德的北郊买地建厂，盖了一栋别墅。听说大头要另觅新居，便将其半卖半送地给了他。

于是就有了富丽堂皇的洹上村。

洹水悠悠，流经宅前，默默地凝视着演替了数千年的兴衰荣枯。

战国纵横家苏秦，在向赵肃侯建言时就曾献过“令天下之将相，会于洹水之上”的合纵之策。

袁世凯并不在意这些历史掌故，只觉“前临洹水，右拥太行”的自然风情让他心旷神怡。

袁府山石叠翠，曲径幽兰。名花异草，争奇斗艳。洹水穿墙而入，凿地成池。池中莲蓬摇影，鱼虾成群……

这是一个独立的生态系统，菜地、果园、鸡笼、猪圈一应俱全，蚕娘们日夜不停地缫丝、纺织，真正实现了足不出户，自给自足。

园内主楼名为“养寿楼”，旁边的建筑唤作“谦益堂”，告别了风云岁月的袁世凯则自称“洹上老人”。老人每日泛舟垂钓，静静地思索着“得失进退”这困扰了国人几千年的命题。

这是难得的自省的机会。昆德拉说，生命不是话剧，可以彩排一次再正式登台。他们的悲剧一次性上演，就挥霍完了他们的一生。

残阳似血。望着远村的炊烟渐起，又袅袅散入暮霭之中，一如人世的一切功名利禄，都这样转瞬云烟。归鸦背日，倦鸟投林，一头耕罢的老牛，旁若无人地在田埂上啃吃野草——多么简单的生存啊。在向晚的风中，竹叶飘潇于地，浑如一幅随心所欲的书法，记录着那些亘古不变的道理。

罗素有言：“据说人是理性动物，我至今仍在寻找支持这一说法的证据。”的确，人类在世上的烦恼和精神病，大都因为和人类在一起待得太久。强迫症、妄想症、抑郁狂躁、人格分裂，几乎都来自一个原因、一个问题：在别人眼中，我究竟是怎样的？

《圣经》上说，人不能独自生存，极致的自由意味着极致的孤独。然而，在人群里感到的孤独与在荒野中感到的究竟哪种更加难以忍受？

当塞林格书写麦田里的守望者，当兰波杀死作为诗人的自己跑到非洲追逐太阳，当古龙笔下的剑客带着行走于荒野之中的神情穿过满是高手的厅堂……所谓强者，就是能够不理会不想理会的一切，仍能没有后顾之忧地沉浸在自己世界中的人。

人们往往把交往看作一种能力，却忽略了独处也是一种能力，且在某种意义上比交往更为重要。不擅交际固然是一种遗憾，不耐孤独也未尝不是一种缺陷。

人之需要独处，是为了进行内在的整合，把新的经验安放到记忆中某个恰当的位置上，诱发出关于存在、生命以及自我的深邃思考和体验。

没有人能忍受绝对的孤独，但绝对不能忍受孤独的人一定灵魂苍白。他们最恐惧的便是独处，哪怕和自己待一小会儿都是一种酷刑。只要闲下来，就必须找个地方消遣。

表面上这种人过得热热闹闹，其实内心极度空虚，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逃避，逃避面对那个真实的自己——一张味同嚼蜡、单调贫乏的A4纸。

承认吧，承认自己误把世故当成熟，麻木当深沉，怯懦当稳健，油滑当智慧；承认自己诬告勇敢是莽撞，执着是偏激，求真是无知，激情是幼稚。

放空，尝试去感悟而不是去改变世界。事实上没有人能改变世界，不被世界改变已然不易。人的强大不是征服了什么，而是承受了什么。

伍迪・艾伦晋升为国际大导前靠写讽刺小说赚钱，只做自己的他活得快乐、讨人喜欢，不嫉妒那些耀眼的大神，真实却助其走上了成神之路。

欲望都是人为炮制的。

每个月的薪水打到工资卡上，又被划入另一张银行卡，然后这张卡自动按时还贷。如此荒谬的重复比《月球》还冷酷，之所以大多数人尚能忍受，归功于广告制造出来的期待。

殊不知期待是痛苦的源泉。生命中不存在任何必须的事情，只存在不必要的期待。

抛开期待，袁世凯发现，今天才是唯一可以触摸的存在。而对未来茫然的苦闷和对往昔错失的悔恨，只是人们自找的枷锁与折磨。

人生之旅的目的地不在远方，在内心

诸行无常。

宇宙的寿命亦有尽时。

佛教讲，一切现象都有四种状态：生、住、异、灭。

生出来后发展到一个稳定的状态（住），不久便会由强变弱、逐渐衰老（异），最后尽归于“灭”。

降生于世时，人没有带来任何东西。离世时，也带不走任何东西。

生不带来，死不带去，故一切都要在现实中完满地解决。

谈何容易？

人生在世，饱受贪（生理上的欲望）、嗔（心理上的失衡）、痴（观念束缚认死理）之苦。各种烦恼，其实源于对自我的执着。

因为有了我，也就有了他，就有了“这是我的，那是他的”之分。他得到了，我没得到，心里便不高兴，苦恼相随。

这是没能看清众生的本质。

在佛教的世界观里，万物既然有聚，就会有散，本性都是空。

只有空杯才能盛水，空屋才能住人。因此，想达到心灵的完整，必须进入它本然的状态：空无。

也许，只有以全然的天真来过起伏不定的生活，全然的单纯来经验苦乐无端的生命，全然的洞见来观照波涛汹涌的人生，方能应无所住，而生其心。

常人之所以难以放空，皆因被“五蕴”所迷。

五蕴者，色（世间万象）、受（感觉）、想（思索）、行（行动）、识（意识）。

比如，看到吴法天呕心沥血地在微博上发表反人类的言论，这是“色”；

他毫无底线四处诽谤却一直逍遥法外，引起大家的强烈反感，这是“受”；

你寻思着能把这厮拖出来打一顿该多好，这是“想”；

终于有一天，自我膨胀的吴法天主动跳出来跟网友约架，你兴奋地赶到现场，同大伙一道围殴了此人，这是“行”；

最后你得出结论：多行不义必自毙，当什么也不能当五毛。这是“识”。

然而，在佛教看来，只有不偏执于一边的“中道”方是不二法门。

没有肮脏，就没有清洁；没有愚蠢，就凸显不出智者。

批评不自由，则赞美无意义。

打吴法天，起不到任何作用，打残了还容易博取同情，反倒成全了他，就跟良弼到死都认为自己是“复我大清”的悲情英雄一样。

人的一生，被五蕴左右，产生诸多偏见，失去了平和与公正，最后事与愿违，一无所获。直到有一天幡然醒悟，才发现因为走了太久，竟忘记为什么出发。

其实，以宇宙的眼光看，人类的存在只是一朵稍纵即逝的浪花，没有任何意义。

但是，站在活生生的个体的立场，既然人生如电如露，渺沧海之一粟，逃不脱匆匆落幕，就更应该拒绝做永恒生成的玩具，为存在寻找一个意义。

对生命而言，意义可以是穿插其间的一段段真情。老幼相揖、爷孙共戏的亲情之乐；抵足论文、对月小酌的友情之乐；花间偎语、调琴弄瑟的爱情之乐。

袁世凯尝试慢慢放下，开始新的生活。

清晨，踏着薄雾，与接到此处养病的三哥袁世廉扶杖漫步在宁静的丛林里，吐故纳新。

午后，与一干文人吟诗斗酒，往来酬唱，留下不少传诵一时的佳篇。

如暗讥清廷卸磨杀驴的《雨后游园》：

昨夜听春雨，披蓑踏翠苔。

人来花已谢，借问为谁开？

如嘲讽载沣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病足》：

采药入名山，愧予非健步。

良医不可求，莫使庸夫误。

如优游泉石的《春日饮养寿园》：

背郭园成别有天，盘餐尊酒共群贤。

移山绕岸遮苔径，汲水盈池放钓船。

满院荷花媚风日，十年树木拂云烟。

劝君莫负春光好，带醉楼头抱月眠。

而他自己最喜欢的，还是那首能彰显出世之心的《自题渔舟写真》：

百年心事总悠悠，壮志当时苦未酬。

野老胸中负甲兵，钓翁眼底小王侯。

思量天下无磐石，叹息神州变缺瓯。

散发天涯从此去，烟蓑雨笠一渔舟。

随诗流出的是几张屏息垂钓的自拍，被好事者煞有介事地说成是“职业演员”。

更有甚者，以讹传讹，谣垮中国，说袁世凯在家中私设电台，与朝中同党密切联系，暗中操纵政局——这不仅是对大头人格的诽谤，更是对其智商的侮辱。

清末的电报普及率很低，即使是中央各部或督抚衙门，也未必有专门的电讯设备，而必须通过电报局往来。

当然你会说，以袁世凯的经济实力，架个电台还不是分分钟的事？

问题是即便架了，也要接到官方的电报网上，除非与你联系之人也私设一座电台。

鉴于当时无线技术还不成熟，私设有线电报需要铺设电线。华北平原一望无际，几公里外就能看见电线杆，袁世凯一介罪臣，躲避打击还来不及，会做这么幼稚的事吗？

事实上，谪居期间，大头与外界来往的信函有七百多封，九成以上都是回信。而据袁克文在《辛丙秘苑》中记载，为数不多的电报也都是通过彰德电报局收发的，洹上村只有专门管理电函的“司电报者”。

时任农工商部右丞的袁克定，以锡拉胡同的府邸为北京联络站，在奕劻、那桐和徐世昌的关照下，时刻注视着朝局，派信使通过京汉铁路传送。

一次，在邢台火车站，信使的行囊被小偷窃去。袁世凯万分紧张，立刻找负责该区治安的老部下、大名镇总兵言敦源缉查此事。

几天后，幸得查获，言敦源亲自送到洹上村，把大头感激得无以言表。

要真有“永不消逝的电波”，还用费这劲？

不过，袁世凯的故事教育我们：在中国混，什么都是浮云。只要你编织好一套牢不可破的关系网，任他狂风骤雨，我自凭栏大笑。

比如邮传部铁路局局长梁士诒，纵使不知袁世凯是否尚有复出之日，还是在彰德车站为他安排了一条专列，以备情况有变，可以迅速避往沿海口岸，择机出逃。

退而不休，是一种境界

北洋旧部始终对袁世凯保持着向心力。

张勋擢升江南提督，第一件事便是跑到洹上村向老领导汇报成绩；陆建章官运不佳，被罢去总兵之职，致函袁世凯诉苦，大头回信安慰说：“你历练戎行（军旅），勋劳夙著，他日一定会再拥旌旄（借指官兵）。”

雷震春和王士珍心生龃龉，互相不服气，官司打到袁世凯这儿。大头劝他二人笃念同袍之谊，不要再闹。两人也都买账，握手言和。

转眼又到了大头的生日。

遥想去年做寿时的盛况，恍如隔世。今非昔比，声张无益，还是关起门来吹吹蜡烛得了。

刚作此想，便收到姜桂题寄来的贺礼——白银万两。

蛰居以来，辞退的馈赠已不胜枚举，此番数额巨大，更不能收，便在回书中写道：

盛谊心领，来款璧还。硁硁（kēng，固执）素衷，知我如公，必能曲加谅恕，不予咎责也。

谁知来使方走，四面八方的贺信又随着贺礼蜂拥而至。京汉道上，一时间车水马龙。

北洋旧部们坐不住了，组团到洹上村贺寿。这帮人啸聚一室，愤愤不平，发泄不满，抨击政府。袁世凯躲在上房，隔着门听得心惊肉跳。

反正辈分都比他低，索性称病不出，闭门不见。

众人聚集到上房门前，束手无策。

张勋资历最老、辈分最高，带头硬闯，挤出条门缝，余者一哄而入。

袁世凯只好赔了怠慢之罪，在太师椅上坐定，接受祝贺。

踏破袁府门槛的，还有附近的绅商。

刚到卫辉时，当地的煤老板王锡彤便经人引荐，偕同汲县著名学者李时灿前来拜会。

时值大年初四。据王锡彤回忆，他第一眼见到袁世凯时，对方“须发尽白，俨然七十岁之老人”，且因慈禧“国丧”，臣子不能剃发修面，更显神色黯然。

但他也承认，袁世凯“双目炯炯，精光射人，英雄气概自不能掩”。

寒暄之后，双方心照不宣地漫谈起兴办实业之事，不知道的还以为在举行企业家沙龙。

想想看也是。这大过年的，初次晤面，王锡彤要是一上来就对袁世凯的际遇表示慰问，再喷几句对朝廷不满的话以示同情，而大头则答以“皇恩浩荡，谢主不杀”，狂表忠心，岂不大煞风景？

王老板浸淫商场久矣，开场白说得滴水不漏：“袁公在位之时，轰轰烈烈，我等不便趋谒，免致攀附之嫌。而今垂翅而归，寄寓本县，即使不论一直以来的仰慕之心，单说这乡邻之谊，也应尽地主之敬意。”

袁世凯接纳了烧冷灶的王锡彤，对他道：

罢官归田，无他留恋，惟实业救国。抱此宗旨久矣！

希望他能帮自己经营实业。

王锡彤欣然应允。于是，大头帮他办理了候补郎中的身份，正式招入幕中。

在王锡彤的协助下，袁世凯兴办了一项惠泽千家万户的实业——京师自来水公司。

早在军机大臣任上，慈禧就曾以如何防备火灾问计于袁世凯。

答以兴建自来水。

于是，两年时间招股三百万银元，水厂、水塔等基础设施拔地而起，近二百公里的水管铺设完成，工程质量好到直至新中国成立依旧运转良好。

但却断了挑担卖水的苦力们的生意。

这帮人聚众闹事，妄图阻挡时代前进的车轮。为免酿成社会问题，袁世凯命人组织他们再就业——在街市上销售水龙头，方才平息了这场风波。

春去秋来，万木凋零。

不到一年的时间，二哥袁世敦和三哥袁世廉相继去世。

葬礼上，死亡的恐惧再次笼罩于袁世凯的心头：难道袁家男丁真的都活不过六十岁？

心悸不安的他反复叮嘱家人：“祖坟不可随意动土，家中住宅不可改门塞门。”

当周馥要来洹上村看他时，他专门嘱其带上著名的堪舆师杨焕之一同前来，帮忙看看风水。

同时，深感时不我待的袁世凯还在洹上村建立了家学，亲自督导子侄们读书，并撰写、手书了《袁氏家塾训言》。

第一条提纲挈领，是袁世凯为学的宗旨：

求学贵乎力行，敦品重于文艺。若举止不端、言语不信，最足以败坏品行。纵能博学，亦归无用。

袁世凯用行动证明了他不只是说说而已。

江苏镇江的候补知县申天骐去世，其子致函袁世凯，乞求资助，回籍葬父。

虽说申天骐是大头儿时的老师，但授业时间很短，且三十多年没有联系，换个人多半置之不理。

袁世凯却不避闲言碎语，三次写信给镇江道刘燕翼，请求关照。

查明情况属实后，刘燕翼协助申家料理了归葬事宜。袁世凯也捐了四百两银子，并帮申子安排了一个典史（监狱狱长）的职务。

而另一方面，当袁世凯的姐夫杨益年来函谋求差事时，却遭到了果断的拒绝。

杨益年的爷爷杨式榖官至吏部侍郎，和袁甲三有同乡之谊。其孙辈结为连理，亦可谓门当户对。

可惜，君子之泽，五世而斩，杨家传到杨益年这儿早已门庭衰落，不仅抽大烟，还气死了袁世凯的大姐。

混到五十多岁，眼看这辈子就要废了，杨益年厚着脸皮低三下四地求取嗟来之食，自然只能换来一封婉言谢绝的回信。

其间，日本下野首相大隈重信的《日本开国五十年史》杀青，派人携带书稿来到中国，遍访政要，为之撰写序言。

袁世凯一直将日本视作敌人和老师，故欣然提笔，为大隈作序，以此言志，警醒国人。

全文先是肯定了明治维新：

万矢一的，万众一心，以苟活为羞，以避事为耻，鼓荡于惊风骇浪之域，而酝酿为文明灿烂之花……向使维新诸杰，永守其嘉永、安政（倒幕前的两个年号）之故习，终古不变，其何以国？

又似有所指道：

若夫深闭固拒，颟顸焉守一家之言，以应无穷之变，此于治身且不可，奚能治国？

最后得出结论：

《易》之为道，变动不居，与时偕行。

宗旨很明确：呼吁改革。

第十一章 天朝崩溃，幕后操控时局

中国病人

1910年的平安夜，一列火车徐徐驶入哈尔滨车站。

31岁的伍连德（1879—1960）手持贝克显微镜，在寒风中踏下月台。他的身份是“东三省防疫总医官”。

两个月前，边境小城满洲里，两名从俄罗斯回来的劳工在下榻的旅店暴亡。同住的客人亦染病身亡，症状都是发烧咳血，来势迅猛，死后遍体发紫。

很快，死神亲吻了一个又一个城市。两周后，哈尔滨发现疫情。

作为铁路枢纽，哈尔滨商业发达，文化繁荣，每半个月就引进一部外国电影，还诞生了中国第一个交响乐团。

以铁路为界，哈尔滨分成“道里”和“道外”两个区。与道里生活优越的俄国人、日本人相对应的是道外以傅家甸为中心的中国人聚集区。这里房屋低矮，污浊肮脏，简直就是病毒的温床。

瘟疫爆发后似火燎原，每天都有数以百计的死亡报告传到北京。恐慌的情绪弥漫至奉天（辽宁），甚至引发了挤兑风潮。

更麻烦的是，日俄以清政府防疫不力为由，提出各种非分的要求，东三省总督锡良在奏电中忧心忡忡道：“疫势甚烈，外人关注。办理稍不如法，即恐乘机干预。”

有鉴于此，当时清廷负责处理东北疫情的，不是民政部，而是外务部。

事关主权，外务部的态度是不惜一切代价控制瘟疫，不遗外人口实。

当然，前提是用对人。

出生于马来西亚的伍连德是剑桥大学第一位获得医学博士的华人。1907年，已经享誉马来半岛的伍医生收到一封邀请他出任天津陆军军医学堂副监督的信，信纸下方赫然印着“直隶总督袁世凯”。

然而，当伍连德安排好家人，辗转来到北京时，得知袁世凯已被开缺回籍。

幸得留英时认识的海军官员程璧光的推荐，伍连德的任命经军机大臣铁良的确认，依旧生效。

两年后，外务部右丞（排在侍郎、左丞之后，非常务副部长）施肇基的一封电报彻底改写了伍连德的人生轨迹。

当年，施肇基随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路过马来半岛，与伍连德有一面之缘，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此，当他听说袁世凯打算聘请专家改革军医学堂时，便大力推荐了伍连德。

哈尔滨。

道台于驷兴接待了伍连德一行，告诉他们傅家甸已成重灾区，一些病患家属害怕被检疫人员拉去隔离，趁夜将患者尸体抛到大街上。有的还没断气，活活冻死在雪地里。

比冷漠更可怕的是无知。傅家甸的行政长官是一个拥有举人头衔满口吴地官话的知县。他既不懂英语，也不通俄文，和之前奉天派来的西医完全无法沟通。就这样还喜欢摆架子，让伍连德在县衙客厅等了半个多小时才予接见。

为了摸清病源，伍连德解剖了一名与当地人通婚的日本女人的尸体。

迫于风俗的压力，解剖是在暗中进行的。

显微镜下，他清楚地看到一种椭圆形的病菌——如报纸上所传，正是鼠疫。

伍连德立即向外务部汇报，并提出三条防疫措施：

一、控制交通，防止疫情蔓延；

二、隔离傅家甸；

三、向关内征聘医生。

然而，他无法回答的疑问是：不久前日本派来调查病因的医生，一到傅家甸就雇人捉老鼠，一连解剖了几百只，却没有发现鼠疫杆菌。

对此，伍连德大胆假设，指出这是一种无需动物媒介，而靠呼吸间的飞沫传染的“肺鼠疫”。

同时，他有的放矢地设计了一种在两层纱布间放置吸水药棉的口罩。由于成本低廉，制作简便，医务人员沿用至今，并称之为“伍氏口罩”。

可惜，当时是没人相信他那套“飞沫理论”的。伍连德走访了几家医院，发现传染病房既不设隔离区，医务人员也缺乏基本的防护措施。说到底，还是没意识到这是场人际传播。

直到法国医生梅尼斯染疫暴毙，形势才得到扭转。

梅尼斯来华多年，在其主持下，三年前唐山爆发的一次死亡800人的鼠疫得到控制，他也因此声名远扬。

梅尼斯响应号召，支援东北，却在路过奉天拜访东三省总督锡良时“要官”，说伍连德经验不足，应该让位于自己。

锡良拒绝了他的要求。

梅尼斯带着情绪来到哈尔滨，在没戴口罩的情况下去铁路医院诊断了四名患者。

结果，仅过三天便发病，在医院又挣扎了三天后去世。

梅尼斯之死震惊了哈尔滨，口罩一销而空，伍连德的地位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他终于可以调动所有资源，给医生、警察乃至地方官下命，成为这场攻坚战的总司令。

在伍连德的部署下，傅家甸被划为四个区，专人专责。每天，各区派出四十支搜查队，挨家挨户检疫；居民出行必须佩戴臂章，跨区活动要特别申请。

针对病人家属和疑似患者，伍连德专门从铁路公司借来一百二十节车厢用以隔离。医生每日诊察，连续七天体温正常方准回家。一些贫民见在此三餐无忧，还有火炉取暖，竟乐不思归。

一个月后，整套系统步入正轨，但直觉告诉伍连德，问题可能被掩盖了起来。

虽不清楚肺鼠疫在严冬的地下能活多久（后证实是三个月），但那一口口棺材还是让伍连德觉得像冰柜一样保鲜。

不敢掉以轻心的他在向导的带领下来到北郊一个人迹罕至的大坟场，眼前的一幕让两人惊呆了……

资政院

改革的春风吹拂着神州大地。

1910年秋，千呼万唤的资政院终于揭开神秘的面纱，在京举行了开幕大典。

早上七点，资政院议长溥伦率一众秘书官恭候于会场。两个小时后，军机大臣、各部尚书陆续抵达。

令人耳目一新的是，这班重臣集体卸去了朝珠而身着常服，恭迎摄政王御驾。

载沣到场后，接受群臣三跪九叩的大礼，又让军机大臣宣读了谕旨，便匆匆离去。

一百零一名钦选议员（由皇帝任命）同九十八名民选议员（由各省咨议局推选）的擂台正式打响。

第一场：国学大师的发难。

法部提出新刑律的草案，其中有一条“无夫奸不为罪”，即“没有丈夫的妇女，发生性行为不算犯罪”。

女人怎么处理自己的身体，是个人的自由。但那年头绝大多数妇女还在缠足，波伏娃虽已出生，却远在法国——这条有鼓励婚前性行为之嫌的法案所引起的轩然大波可想而知。

拿到资政院讨论时，一帮守旧的钦选议员登时有伦理纲常溃于一旦的危机感，不惜拼死力争。

民选议员也不是五四青年，非要毕其功于一役，推翻吃人的礼教。而是另辟蹊径，从同世界法律接轨，以废除治外法权、杜绝洋人干涉我国司法的角度切入，晓之以理。

议场中，双方各逞词锋，舌战不休。

忽然，钦选议员中跳出两个大儒：劳乃宣和喻长霖。

二人走到某民选议员跟前，长揖为礼，态度甚恭。

该议员急忙起身答礼，喻长霖却蓦地抓住其衣领，厉声道：“老兄，兄弟有一事不明，还望赐教。”

事出突然，议员愕然引避，以至衣领都被扯破。

喻长霖不管不顾，泰若自如道：“老兄是赞成‘无夫奸不为罪’的，假如老兄有一令妹或爱女尚未出阁（嫁人），而有人竟至贵府与其如此如此，照‘不为罪’之说，大概也只能对此人听之任之，不加干涉了。不知尊意究竟若何，还请明白指教。”

一旁的劳乃宣也随声附和，说“必须请教”。

议员大窘，被两位以硕学通儒的资格钦点进资政院的老古董弄得下不来台。

第二场：旁听席上的狞笑。

选举特任股股员时，其中三票是用蒙古文书写的，秘书官不识。传问翻译，也不认识。

一个议员建议去问蒙古王公，在场旁听的军机大臣那桐突然发话：“这不是议员该管的事。”

又云旁听席上有理藩部的翻译，何不问之？

秘书官依言而行，谁知理藩部的翻译还是不识。结果，有才子之称、为清华大学题写过“清华园”门匾的那桐居然当场失态，拍手大笑。一帮笑点很低的蒙古议员也跟着鼓掌傻笑，会场秩序顿时大乱。

不过，民选议员也经常发起反击，在号称“三杰”的雷奋、易宗夔和罗杰的带领下，同钦选议员锱铢必争，“隐然若两党对峙”，力图将资政院办成行使国会功能、独立于行政体系之外的最高立法机关。

于是，同最高权力机关军机处爆发了激烈的高端对决。

导火索稀松平常。广西省咨议局向资政院提交了一份针对广西巡警学堂的议案，很快得到议决。

岂料朝廷竟命资政院将决议奏交民政部审核——原本平行的两个部门形式上成了上下级。

溥伦谕旨还没读完，举院便已哗然。

怨谤集于军机处。愤懑的弹章雪片般飞入紫禁城，却无一例外地被载沣给淹了。

结果引发了更为猛烈的质问，要求“说明资政院性质及地位”的奏折层峦叠嶂地摆到了摄政王的案头。

载沣也怒了，故意对着干，高调表彰军机大臣，搞得钦选议员都觉得自己是后妈生的，不受待见。

诸如“君上结怨于天下”之类的反动口号此起彼伏，状元出身的民选议员刘春霖甚至直指载沣“于立宪政体没有十分研究”。面对汹涌的民意，御史欧家廉在奏稿中感慨：

昔日之乱在匪，而今日之乱在学生、在军队、在议员。

当然，斗争要讲策略。民选议员的战术有三套：恐、拉、逼。

“恐”就是以撂挑子相威胁，闹着要回家卖红薯。理由很充分：既然资政院所议“事事皆空”，还不如早点解散。

而且连退路都想好了：“我们回去也可以办学堂、办实业，对国家还是有责任的。”

噎得溥伦无话可说。

“拉”就是拉拢团结一切有生力量。如罗杰在要求溥伦通知军机大臣来资政院接受质询时，就阐明此举不仅体现了对民权和法律的尊重，也有益于议长的声誉。

“逼”就是耍流氓。如表决“剪辫易服”的提案时，民选议员顽固地坚持记名投票，不给钦选议员滥竽充数的机会，结果连庄亲王载功（载勋之弟）等满族亲贵也顺应大势投了赞同票。

虽然美国杂志《展望》称资政院为“最直言不讳地主张改革的机关”，但在革命党看来，仍是涂脂抹粉的工具。

那也比同盟会屡战屡败，内斗不休强。

孙文在海外策动的国内起义大多以失败告终，梁启超称其为“远距离革命家”。

唯一值得一书的镇南关起义还经不起历史学家的考证，一深究发现镇南关根本没有驻兵，革命党爬上去满炮台插旗，个个背着一身旗，不知道的还以为在唱戏。

几天后，清军发现了这场京剧堂会，觉得实在太过分了。广西巡抚张鸣岐立派龙济光和陆荣廷调兵炮轰，对方却毫无动静。爬上去一看，革命党早溜了。

而所谓的孙文空降镇南关，亲手向清兵发炮，则更属子虚乌有。

昭昭世人心

1907年，日本政府迫于外交压力，礼送孙文出境，并暗中给了他两万元革命经费。

结果，孙文只给同盟会机关报《民报》留下两千元，剩下的悉数带走。《民报》主编章太炎正因经费紧张等米下锅，闻讯震怒，大骂孙文侵吞公款，掀起一阵倒孙狂潮后宣布脱离同盟会。

虽说章太炎平生以扮演精神病人为荣，在日本填户口调查表时职业一栏写“圣人”，年龄一栏写“万寿无疆”，并给三个女儿起名“章（lǐ）”“章叕（zhuó）”“章（zhǎn）”，成心往大龄剩女的方向培养，但绝大多数情况下，头脑还是清醒的。

之所以被唤作“章疯子”，皆因爱憎比较分明。

他在报上登征婚启事，声称“死了可以改嫁，活着也可离婚”；慈禧去世时，他拍手叫好道：“一介遗妾，只知吸食黎民膏血，戕害国家元气，别无能耐。”

他同孙文结怨，源于孙大炮曾多次向日本政客承诺愿以东三省土地换取日本对自己革命事业的支持。

又对内田良平许愿：“如能援助中国革命，将以满蒙让渡日本。”

还对小川平吉许愿：“我辈革命如能成功，以满洲之地，满足日本之希望，当亦无妨。”

为了挽救孙文的声誉，回击章太炎的质疑，素有牺牲情结的汪精卫不顾好友胡汉民的劝阻，决定以身饲虎。

他带领同盟会会员黄复生和炸弹专家喻培伦潜回北京，开了一家“守真照相馆”，每天不是窝在暗房里制作炸药就是沿着醇亲王府和皇宫之间的路线踩点，伺机行刺载沣。

传言案发地是银锭桥，搞得不少去后海喝酒的文艺青年也能凭栏抒发一下思古之幽情。其实，真正的现场在什刹海旁的甘水桥，一连两天，汪、黄、喻都躲在桥下埋炸药，结果不是被狂吠的野狗吓跑，就是因带的电线太短而作罢。

第三天，一切准备就绪，黄复生和喻培伦先至，低头猛干。

月光下，一团灯影闪过。黄复生心头一紧，低声嘱咐喻培伦回去报信，自己则藏到树后观察。

来者是一车夫，老婆三天没回家，估计跟人跑了，气得睡不着，提灯来寻。

黄复生见他往桥下探了探头，旋即离去，赶紧跑过来扯起已经铺好的铜线，准备撤离。

岂料，盛放炸药的铁罐太重，黄复生凭一人之力无法从坑里抬出。磨蹭了半天，脚步杂沓，车夫带两个巡警赶到。

只好闪人。

炸弹没了，汪精卫却并不甘心。一面遣喻培伦再去搞炸药，一面同黄复生留守。

清廷表面上淡定，暗地里顺藤摸瓜，四处搜查，终于发现了铁罐的来源——骡马市大街永铁工厂。

铁匠望着一大群如狼似虎的巡警，赶紧招了：守真照相馆。

负责审理汪精卫和黄复生的是肃亲王善耆。不出意外，二人必死无疑，远在日本的胡汉民甚至连悼诗都写好了。

谁知，善耆是《民报》的忠实读者，早闻“精卫”之大名，有心要同他侃一侃时政。

善耆：“革命党宣扬兴汉灭满，乃狭隘的民族仇视。如果国内发生流血革命，外人不正好可以趁乱侵犯中国吗？邻国日本，君主立宪，就是我大清的成功榜样啊。”

汪精卫断然否定：“日本明治维新，绝非不流血革命，乃西乡隆盛首发干戈，用武力倒幕而成。而我大清的‘立宪’，完全是幌子，只有民主革命，只有流血，才能救中国。”

善耆口才不敌汪精卫，又见他与黄复生争认“主谋”，心下已起了怜才之意。

当晚，狱中的汪精卫朗然独坐，吟出那首广为流传的“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

狱卒将诗作呈给善耆，这个皇太极长子豪格的后代顿时感怀于衷：“卿本佳人，奈何做贼？如能为国家所用，救亡图存，则我大清幸甚！”

为此，他力劝载沣从轻发落。

于是，原本诛九族的重罪被破天荒地判为终身监禁。

对此，载沣的解释是“为国罹（遭）罪，宜从宽典”，孙文的解读是“为革命党之气所威慑”，后人的分析是“故意表现清廷的大度和开明”。

都没说到点子上。

集会自由，曾经拥有

日俄战争后，伊藤博文强迫朝鲜国王李熙签订保护条约，将军事和外交权统统交给日本。

朝鲜的法令和高官任免全部操于“统监”伊藤之手，用朝鲜文人的话说就是：伊藤博文每次进宫，对高宗（李熙）的态度比曹操对汉献帝还蛮横。

1909年，伊藤赴哈尔滨同俄国财政大臣会谈。朝鲜义士安重根埋伏在哈尔滨火车站，见伊藤下车，闪电般从人群中冲出，连开三枪，手刃了这个他口中“蹂躏朝鲜的奸贼”。不久，在旅顺监狱从容就义。

1910年，继往开来的日本侵略者连哄带逼地同李熙之子李坧（zhǐ，纯宗）签订了《日韩合并条约》。延续了500多年，同明清两朝相始终的李氏王朝成了历史书里的名词。

吞并朝鲜只是起步价。一向高标处世的日本迅速跟俄国签订防御同盟，相约维护各自在东三省的特权，阻止他国进入。

亡国危机惊醒了士绅阶层。

在江苏咨议局议长张謇的奔走串联下，汤寿潜（浙江咨议局议长）、谭延闿（湖南咨议局议长）、汤化龙（湖北咨议局议长）、蒲殿俊（四川咨议局议长）等纷纷响应，发起了一场蔓延全国的请愿运动，倒逼朝廷放弃所谓的“九年预备立宪”，速开国会，组织责任内阁。

长沙教员徐特立在学校演说，称“不早开国会，不足以挽救危亡”。血脉贲张之下，情绪失控，竟摸出一把利刃，切断左手小指，写下“请开国会，断指送行”八个血淋淋的大字。

各省咨议局代表一到北京，便向都察院呈递了联名的请愿书，罗列速开国会的四大理由：

一、用旧的行政机构搞新的宪政，铁定玩儿不转；

二、一直以来，朝廷都搞秘密外交。割了多少地，赔了多少款，民众要翻墙才能获知。再等九年，老本都被卖光了；

三、没有国会和责任内阁，民愤全部集于皇室。反动统治阶级，你们真的睡得着觉吗？

四、一天到晚侮辱人民群众的智商，民智未开咨议局的成功你怎么解释？

体制内的开明派如东三省总督锡良、云贵总督李经羲、山东巡抚孙宝琦以及各驻外公使也陆续致电朝廷，要求政府顺应舆论。

顺天府丞甚至警告说：“欧洲政变多起于中等社会（士绅），史迹俱在。”

由此不难想见载沣何以要宽宥谋刺自己的汪精卫——与其扬汤止沸，不如借机作秀。

问题是前任统治者太会演戏，惟妙惟肖，早就把人民群众炼得火眼金睛，不肯轻易上当，非要动真格。

见第一轮请愿被上谕驳回，还被军机大臣泼了一身脏水（为求增其势力而已，并非出自民意），议员们不干了，商定各省咨议局在今年的常会上都只提“速开国会”一案，若再遭拒绝，则集体解散。

第二轮请愿随即展开，各地均出现大规模群众上街游行的场面。

北京青年赵振清和牛广生率领一干学生，为即将去资政院递请愿书的代表团送行。他们交给代表一封信，主题是学生们打算“以血购国会”。

正不知要闹哪样，赵振清和牛广生忽然拔刀出袖，意欲自杀，幸被代表们死死摁住。

牛广生趁人不备，毅然决然地割下自己左腿上的一块肉。众人惊魂未定，赵振清又割下自己右臂上的一块肉。

二人将鲜血涂抹于书信之上，代表们拭泪而去。

对请愿书上要求宣统三年（1911）开国会的主张，资政院的民选议员举双手赞成。

于是，所有议案都搁置，一开会就高呼“当此危急存亡之秋，除开国会无救亡之法”。溥伦见工作已无法开展，只好同意讨论速开国会案。

罗杰、雷奋等人相继发言，声泪俱下，义愤填膺。表决时，民选议员又坚持采用起立的方式投票。结果，即便是最保守的钦选议员，也失去了在众目睽睽之下公然反对的勇气。

全票通过。

溥伦汇报时，载沣又摆出其招牌式的“默然无对”。

溥大人折中道：“九年筹备，已不合时宜，至少要提前三年。”

善耆常年搞接访工作（民政部尚书），深知民意不可违，也劝道：“民心忿极，大祸必发。”

载沣考虑的是直隶总督陈夔龙的密奏，内称“如不开国会，可先设责任内阁”。

陈夔龙的建议出自其老丈人奕劻的授意，隔岸观火了很久的庆王准备浑水摸鱼了。

很明显，责任内阁一旦设立，资历最老的领班军机大臣奕劻将是总理的不二人选。

载沣没得选。奕劻有隆裕罩着，门徒遍布朝野，暂时还不能翻脸。

于是，召集王公大臣商讨，最后形成决议：次年（1911）设责任内阁，宣统五年（1913）开国会。

当然，妥协不是无条件的。上谕明令解散请愿团，禁止再举行任何形式的请愿，否则“必按法惩办”。

潜台词是：此乃底线，不要再得陇望蜀。

1910年11月5日，北京东西长安街和正阳门外大街皆悬挂龙旗，张灯结彩。灯上统一书写着四个喜庆的大字——庆祝国会。

学校放假三天。各学堂在学部的指示下组织学生齐集于大清门前，高唱歌曲，山呼万岁。

更多的人却不愿被代表。

政府命令所有报馆必须报道普天同庆的新闻，结果只有两家报纸遵命；

请愿团通告天下，明言“国会仅缩短三年”，请愿运动宣布失败。同时，敦促各省咨议局继续向政府施压，并要求开放党禁；

在云南扶持讲武堂、暗中保护过蔡锷的李经羲继承了其伯父李鸿章嬉笑怒骂的传统，致电清廷，要求速定内阁人选，以免“昏庸老臣势居要津，新近得幸之臣独掌禄位”，矛头直指奕劻和载沣。

时间步入1911，各种征兆显示天朝气数已尽。

诸如“政府丧心病狂，唯恐亡之不速”“直视吾民如蛇蝎如窃贼”之类的反动言论俯拾皆是。

据昆曲家赵子敬回忆，那年春天的一个晚上，他和朋友在家聚会，“忽闻隆隆霍霍起于空中，似雷非雷”，屋外一人大呼：“流星，光何巨也！”

于是，室内诸人疾趋而出，但见夜空“光甚闪烁，照耀万丈。其声随之，愈远愈剧，回音作爆裂响，约五分钟始不见”。

不久，一首民谣开始在古都西安流传：不用掐，不用算，宣统不过两年半。

我以我血荐轩辕

奉天。

五千多学生手持“请开国会”的旗帜前往总督衙门哭诉：“我等都知道东三省就要亡了，非即开国会不能保存。”

总督锡良同情道：“上谕有言，‘民情可以上达，民气不可嚣张’，固然很有道理。但依我的心理，不怕民气嚣张。若民气不嚣张，便不能知道国家之亡与不亡。”

武汉。

各界人士为以汤化龙为首的赴京同志设宴践行，报纸公布了这场悲壮昂扬的送别大会：

国势阽（diàn）危，外患频来，豆剖瓜分，已在眉睫。而腐败政府尚在梦中，专恃消极主义，大好河山断送若辈之手，种种丧权辱国，无不言之详矣。

此会名则为汤君化龙饯别，实则勉汤君化龙死殉。武汉各团体当作后盾，如有不测，汉口全镇闭市，为汤君化龙开追悼大会，然后相继入都，接续拼之以死。

广州。

落暮余晖。

斜阳把一队亲兵的影子拉得很长，广州将军孚琦坐在晃晃悠悠的轿子里养神。

作为荣禄的从侄（堂兄弟的儿子），孚琦的思想并不守旧，否则也不会专程到城外观看冯如表演飞机试飞。

刚走上东门外大道，一中年汉子斜刺里冲将出来，挡道拦轿。孚琦只道又是一个上访滋事的草民，谁料对方竟拔枪而起！

枪声猝然响起，孚琦不及回神已身中五枪，当场毙命。

审讯现场，两广总督张鸣歧亲自提审。

刺客叫温生才，本是南洋的一个矿工，后加入同盟会，与孚琦素不相识，向无私怨。

张鸣歧：“何故暗杀？”

温生才：“明杀！”

张鸣歧：“何故明杀？”

温生才高声道：“唯专制之为厉，国仇之未报，特为同胞雪愤耳！”

张鸣歧无奈道：“一将军死，一将军来，于事何济？”

温生才：“杀一儆百，我愿已偿。”

两天后，温生才被弃市；两周后，震惊天下的黄花岗起义爆发。

这是一次力量悬殊的搏杀。

以黄兴为首的一百二十余人组成的敢死队臂缠白巾，在呜呜的海螺声中直扑两广总督署。

是役也，同盟会精锐尽出（胡汉民、朱执信、陈炯明、邹鲁），碧血横飞，浩气四塞，装备精良的总督卫队竟力不能支。

张鸣歧翻墙逃走，革命党纵火焚毁督署后退出，与率部前来的水师提督李淮展开巷战。

硝烟滚滚，把画面染成了黑白两色。

慢镜头里，是年仅十九岁的张云逸。大难不死的他于1955年被授予开国大将衔；

慢镜头里，是写下了那封感人肺腑的《与妻书》，被“世间安得双全法”纠结得愁肠百转的林觉民（“吾幸而得汝，又何不幸而生今日之中国”）。被捕就义前，连张鸣歧都被他泰然自若的神色打动，道：“惜哉林觉民，面貌如雨，肝肠如铁，心地光明如雪”；

慢镜头里，是胸前挂满炸弹、冲在队伍前端投弹开路的喻培伦。之前同汪精卫刺杀载沣时，喻培伦曾提前返回日本搞炸药，免于被捕。结果，被汪精卫的情人陈璧君当着众人的面斥为“临阵脱逃”。而今天，独臂大侠（因试制炸弹残了一条胳膊）喻培伦终于可以明志了。

黄兴被打断两根手指，仅以身免，革命党又一次以失败告终。并且，牺牲的八十九人，是一批文化程度较高的青年才俊。因此，孙文痛心道：“吾党精华，付之一炬！”

然而不可否认的是，此役给予清政府的打击极为沉重，连作为“现行反革命”的水师提督李淮也不得不承认：“人心思汉，大势所趋，非人力所能维持。”

亨廷顿有言：“处于权威危机中的统治者往往会变成最真诚的改革者。对于改革的真诚，源自他们对保住权力的真诚。”

载沣并非和民主宪政有仇，人毕竟也是19世纪的“80后”，思想并不守旧。问题在于，他必须以平庸的资质，解决两难的境遇，帮行将就木的清廷妙手回春，这就勉为其难了。

改革需要顶层设计，可顶层只见混乱之治。载洵、载涛、溥伦、善耆、奕劻，各收党羽，各自为营，正斗得热火朝天。载沣夹在中间，想推行政治体制改革，除了先巩固权力，几乎别无他法。

万众瞩目的责任内阁终于横空出世。

结果还不如不出。

总理奕劻，协理那桐、徐世昌。

整个一庆袁集团有限公司。

载沣看似落败，实则在三个关键位置上安插了自己人：陆军大臣荫昌、海军大臣载洵和度支大臣载泽。

这也是跟他心目中的良师德国人学的：将军事和财政牢牢抓住，便能潜御群臣。

问题是政客们算来算去玩儿平衡，自以为各方利益都照顾到了，算无遗策，可恰恰忽视了最重要的一环——民意。

内阁成员里，汉人只有四个，满员却占了九席，其中七人还是皇族，彻底违背了“皇族不掌政权”的立宪原则。

消息一出，举国哗然。正如《剑桥中国晚清史》所论断的那样：“清政府拒不妥协的态度正在把各地立宪派团结起来。他们虽不能领导革命，但差不多都能马上接受革命。”

筚路蓝缕铁路史

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是铁路国有案。

早在1863年，上海的英美洋行就联合请求清政府，允许他们建造一条从上海到苏州的苏沪铁路。

时任江苏巡抚的李鸿章在上报朝廷时结合实际，连哄带吓：“太平军从广西起事，清军到广西要用半年时间，贻误军机。而如果有铁路，从北京到广西只要两天。”

结果，清廷以一句“不合我朝祖宗成法”驳回。

1876年，逼急了的洋行玩儿起了“明修栈道，暗造铁路”，成立了一家“吴淞道路公司”，对外宣称要筑一条从上海到吴淞的马路，得到了地方政府的支持。

两千多工人迅速进驻工地，打路基、铺铁轨，不到一个月沿线居民便听到了汽笛的鸣叫。

朝廷显然不吃生米煮成熟饭这套，立刻通过上海道台叫停洋行的无照经营。

此事本是对方理亏，有一说一即可。结果清政府偏要扯东扯西，说“坏我风水，有违民意”，用民变吓唬洋人，好像全中国除了愚民就是暴民很光荣似的。

事实上，吴淞铁路的出现受到了沿线百姓的夹道欢迎。

因为洋人不搞暴力拆迁，收购土地不惜出高价以避免纠纷，且对居民祖坟详细勘察，防止破坏。

同时，铁路拉动了沿途的就业和经济，朝廷臆想中的铁道游击队根本没出现。

真正的敌意来自官员和乡绅。

地方守旧势力一度打算用卧轨来阻挠施工，因司机及时刹车而碰瓷未遂。

上海道台衙门受到启发，安排一个穷困潦倒、有自杀倾向的士兵去“钓鱼”，圆满完成任务。

用一条人命和二十万两白银换取吴淞铁路的拆除，对外则示之以“民心所向”，清政府的反科学之路走得是何等艰辛……

1881年6月9日是火车发明者史蒂芬逊诞辰一百周年。当天，为运输开平煤矿的煤而修建的唐胥铁路通车。

选择这一天剪彩，李鸿章费尽思量。

反对派并不体谅，立刻抛出在高层极有市场的“造铁路等于开门迎盗”论，吓唬当权者。

刘铭传在李鸿章的授意下进京上奏，说各国铁路都用来巩固国防，运兵朝发夕至，从未听说为敌方所用。

并附上一则“体己”的小贴士：“若铁路造成，十八省合为一气，将来兵权、饷权俱在朝廷，内重外轻，不为疆臣所牵制矣。”

反对派又祭出圣人，说修铁路有悖圣贤之道。

李鸿章只好亲自出马，写了四千多字的长折大谈圣人“刳木为舟，剡木为楫”的例子，论证修铁路也是“济不通，利天下”的正道。

翰林院侍读学士张家骧换了套思路，从“断民之利”的角度来反，说铁路会夺了车夫、船夫的生计，引发社会动荡。

李鸿章举例说：英国初造铁路时，也有这种顾虑，后来发现铁路带动了沿线城镇的发展，马车的需求不降反升。

更猛烈的反击来自曾随郭嵩焘出使欧洲的刘锡鸿。

刘大人抛出一个“铁路不可行者八，无利者八，有害者九”，登时语惊四座。

其实，早在驻英期间，刘锡鸿已经“名扬海外”了。

一位波斯藩王曾问他：“中国为何不造火车？”

刘锡鸿自以为幽默地回以“因为我们正在制造一种不用煤和铁轨，却能日行万里的超级火车”。

见波斯藩王迷惑不解，刘锡鸿自鸣得意道：“根据四书五经的教导，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万民，此行之最速之火车也。”

波斯藩王哈哈大笑，刘锡鸿陶醉在自己的“妙论”里，以为又创造了一条周恩来式的外交趣语。

对此，《泰晤士报》直言不讳地指出：“阻止铁路之人，必将贻笑于后代。”

反对派的冥顽不灵让李鸿章身心俱疲，在一封私信里吐露心声道：

鸿章老矣，报国之日短矣。即使事事顺手，亦何补涓埃（微小）？所愿当局者洞悉中外真情，勿务虚名而忘实际，狃（拘泥）常见而忽远图，则天下幸甚，大局幸甚！

甲午之后，自上而下的改革扭转了形势，“要致富，先修路”的常识逐步深入人心，大兴铁路渐成热潮。

然而，庚子国变把慈禧变成了列强的羊咩咩，逆来顺受。洋人们一拥而上，纷纷争夺中国的筑路权。

英法两国在取得滇缅和滇越铁路的修筑权后，进一步觊觎贯通长江中上游富饶地区的川汉铁路，英国甚至已派人入川勘察路线。

时任四川总督的锡良当即上疏朝廷，力主自办川汉铁路，防止列强染指，得到批准。

1904年，谕旨下发，成都岳府街挂出了“官办四川省川汉铁路总公司”的牌子。

按规划，川汉铁路的预计路线自湖北汉口经宜昌，过四川的万县、重庆、内江、资阳，最后抵达成都，总长一千五百公里。

锡良与湖广总督张之洞约定，全程分为三段：

一、宜昌以东至汉口，连接京汉铁路的区段由湖北负责修筑；

二、宜昌以西湖北境内的铁路，由四川负责（待全部完工后，经二十五年时间，湖北政府出资赎回）；

三、四川境内的铁路，由四川负责。

盛宣怀自投罗网

蜀道之难，路人皆知。如此漫长的铁路线，初步预算高达五千万两白银，锡良不借外债，中央又没钱可拨，底气从何而来？

来自踊跃的川民。

虽说不与秦塞通人烟，但进入到20世纪后，在邹容和吴玉章等人的带领下，川人的爱国热情开始如煮沸的火锅，滚滚发烫。

见平日整天在茶馆扯把子、冲壳子的闲人都关心起捍卫路权的国家大事来，锡良决定走一步险棋。

在《川汉铁路总公司集股章程》中他规定：除官方出资和绅商认购之外，设立“抽租之股”，年纳粮十石（一百升）以上的耕田之家，按实收抽取3％，照市价折合银两后作为铁路股款。

同有去无回的农业税相比，作为有价证券的租股可自由买卖和转让，一旦路成，还可分红。因此，推行极为顺利，甚至连倡优乞丐都争相入股。

截至1911年，租股独大，征收了九百多万两白银。七千万川民，全部因此同川汉铁路扯上了关系。

然而，这种全民参与办铁路的景象，在盛宣怀看来却未必是好事。因为修铁路需要巨额投入，且投资回报期长，股散本弱，难成大事。

盛宣怀坚定地认为，铁路必须国有化。其逻辑是：既然铁路事关国家命脉，又有如此丰厚的利益，由政府垄断经营天经地义。

问题是盛宣怀早已在政治斗争中失势，正走载泽的门路谋求复出，暂时还轮不到他说话。

锡良则趁商部政策放开之机，大搞国企改革，于1907年实现了国有资本的彻底退出。“官办川汉铁路总公司”变为“商办川汉铁路有限公司”，并高薪聘请詹天佑担任总工程师。

与此同时，张之洞也召集湖广绅商计议，以六百七十五万美元从美国合兴公司手上收回了粤汉铁路的修筑权。

一时间风起潮涌。

1907年，全国有十八家铁路公司，其中十三家是商办，以至于泥木匠作、舆马帮佣，各行各业的人都跑来入股，把洋人看傻了。

美、英、法、德组成的“四国银行团”利用外交和报纸极尽恫吓与要挟，煽动说清政府把路权下放给各省是致命的错误。

四国银行团的算盘是：通过给川汉铁路工程放贷，侵占路权。

1911年2月，同日本完成了媾和的俄国准备在东北设立军事观察站，新一轮的亡国危机使清政府吓破了胆。

四国银行团顺势施压，说中国要想获得美、英、法、德的支持，前提条件就是缔结针对川汉铁路的贷款。

问题是路权现在属于川汉铁路有限公司，彻头彻尾的民营企业，除非强抢，别无他法。

虽说对天朝而言，打劫民众向来是其政治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仍需一条堂而皇之的理由。

铁路国有化无疑是最好的说辞，因为当时各国政府都在推行私营铁路收归国有的政策，大谈“接轨”就行了。

而玩“国进民退”，经验丰富的盛宣怀显然是最佳人选。但使尽浑身解数东山再起的他，只捞到个邮传部侍郎的帽子，离发号施令还差一步之遥。

1910年，徐世昌入军机处，邮传部尚书一职由唐绍仪署理。

如无意外，“署理”二字很快便会拿掉，这一掌管全国电报、铁路的肥差还是抓在袁党手中，不过从左手交到了右手。

此时，一件诡异的事情发生了。

唐绍仪接到委任状后推三阻四，拒不赴任，连媒体都看出其用意，在报纸上刊文说这是为了让“盛侍郎有邮部尚书之望”。

唐绍仪的反常行为，出自袁世凯的授意。

几年前，大头刚当上直隶总督时，曾乘人之危，将属于盛宣怀的轮船招商局和中国电报总局抢到北洋旗下。二人由此结怨，积恨已久。

于是，由袁世凯幕后导演的这场“赠人玫瑰手有余香”的大戏，外人自然表示看不懂了。

站在载沣的立场，想托庇于四国，就必须向四国银行团贷款筑路，而这一切的前提是将川汉铁路收归国有。

再往深了想，既要搞国有化，又要向列强借钱，没有比常年周旋于官商和洋人之间的盛宣怀更令人放心的人选了。

袁世凯当然看到了这一点，但同时也看清了另一个更严峻的现实。

之前，张之洞遵从民意，赎回了粤汉铁路的筑路权，被舆论赞为“民族英雄”。

结果，当他向绅商们筹款修路时，所有人都两手一摊，表示没钱。

张之洞无奈，拖下去又徒增笑柄，只好向英国贷款修路。

谁知，已被点燃的民族情绪势不可挡，反对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认为“去美来英”，原先的合约还不如不废。

声讨中，张之洞又成了人人喊打的卖国贼，把一生好名的老头儿逼得“心焦难堪”，乃至“呕血而死”。

可见，承担着对内收路、对外订约的邮传部尚书一职，已从晚清第一肥差变成一桶随时可能爆炸的硝化甘油。

正因如此，在袁世凯的布局中，唐绍仪必须撤离。

他已经看出，铁路国有政策将是清廷的亡命符。而最好的吟咒者，便是兼具能力与决心的盛宣怀。

打了几十年交道，袁世凯比盛宣怀他妈还了解他。

首先，此人迷信权力，从来不跟民间资本做坦诚的沟通，唯知以官家的身份利用、欺凌，一旦上位，必能成功搞出一个民怨沸腾的局面；

其次，盛宣怀不是给李鸿章当助手，就是跟洋人搞商务，缺乏基层工作经验，若出现乱局，绝对摆不平；

最后，是基于对中国社会的整体判断。在这张由官、学、商组成的牌桌上，文人有道无术，官员寡道多术，商人无道有术。

以无道而居要位，天下宁不乱乎？

但尽臣节所当为，何论君恩之厚薄

盛宣怀果然没有“辜负”袁世凯的期望，如愿以偿地当上邮传部尚书后，第一件事便是授意御史石长信上了一道奏折，颇有创意地将全国铁路分为“干路”和“支路”，干路只许官办，支路则可商办。

邮传部立刻呼应，上奏说：

从前规画未善，致路政错乱纷歧，不分支干，不量民力，一纸呈请，辄准商办。乃数载以来，粤则收股及半，造路无多。川则倒账甚钜，参追无着；湘、鄂则开局多年，徒供坐耗。循是不已，恐旷日弥久，民累愈深，上下交受其害。

作为从小到人民公园瞻仰“保路死事纪念碑”的老成都，实事求是地讲，盛宣怀并未夸大事实。

以沪杭甬铁路（上海、杭州、宁波）为例，清政府原拟借英资筑路，遭到江浙两省绅商的强烈抵制。

于是，两省各自成立公司，承担境内铁路的修建。

浙江铁路公司推举咨议局议长汤寿潜为总经理，在全省募集股金。股款中，有老人的寿衣棺材费，有寡妇的生活储蓄金。

结果，汤经理的亲友团集体跑来赚快钱，争相介绍筑路物资。由于缺乏监管，浙江铁路公司盲目采购、亏空严重，最后竟资不抵债。若非政府施以援手，汤寿潜多半卷款跑路。

川汉铁路的问题更严重。

筹备了八年，集款远远不够。开工无期，耗费却日多，挪借侵蚀、假公济私的腐败行为比起官场来不遑多让。

财务主管施典章甚至调拨公司三百五十万两资金跑到上海搞投资，中饱私囊，结果遭遇股灾，钱全部打了水漂。

许多川籍京官都看出这种靠民间融资修路的风险，纷纷上疏要求政府出面干预：

民尽锱铢，局用如泥沙，出入款项，均无报告；

前款不敷逐年工用，后款不敷股东付息。款尽路绝，永无成期……

因此，当铁路（干路）收归国有的上谕发布时，一开始，民间的反对并不激烈。

将民愤瞬间点燃的是几天后朝廷与四国银行团签订的出让筑路权的《粤汉铁路、湖北境内川汉铁路借款合同》。

两湖相继举行大规模集会，抗议“国有”之命。川路公司也紧急召开了股东大会。

因有巡警在场，会议一开始非常沉闷。忽然，场下一人长叹道：“四川亡矣！”言未已，即掩面恸哭。

一时间四周哭号相和，声震屋瓦，连巡警也扔了警棍，伏案而泣。

面对失控的场面，劝业道（商务厅厅长）周善培起身道：“此事不是哭就能解决的，诸君当另想办法。”

机灵的已然会意，走出会场，带着哭丧团朝总督衙门走去。

四川总督，此时由布政使王人文（1863—1939）代理。事先得到消息的王大人命人将督署大门敞开，在大堂檐下摆了一张长案，神色泰然地立于案上，静候请愿团。

王人文素以开明著称，川绅被他凝重的表态感动了：

总督职在为民，民有隐，职当代请。请而不得，去官，吾职也，亦吾所乐也。

奏请的电报很快传到权力顶端，王人文避而不谈“铁路国有”，只委婉地提出：川路租股涉及全省百姓的利益，当有万全之策，切不可操之过急。

载沣漠然以对，绕开新成立的皇族内阁，直接跟邮传部和度支部协商决策此事，激怒了奕劻，以至于日后局势崩坏，作为内阁总理大臣的庆亲王拒绝为此负责，态度极其冷淡。

其实，度支部掺和进来是一个再明显不过的信号：四国银行团的贷款是救命钱，载沣要拿来缓解财政枯竭的困境。

因此，给王人文的回电很不客气地将川绅定性为“巧借铁路筹款，专事苛虐小民”的土豪劣绅，并斥责川汉铁路有限公司“亏倒巨款”。

王人文担心刺激到绅商，将朝廷的斥电捂了一个星期，再次上奏苦劝。

回电却愈发严厉：

览奏殊为诧异，王人文着传旨严行申饬。

与此同时，载沣起复投闲已久的端方为督办川汉铁路大臣，具体操办收路事宜。

此差可谓万人艳羡——还有比政府接收大员来钱更快的职业吗？

端方的铁路大臣，行辕设在汉阳。乃至同城为官的湖北布政使连甲拐弯抹角地找到袁世凯，想通过他走端方的门路，谋一个“会办”的兼差，捞笔丰厚的外快。

纸包不住火，王人文不敢再掩盖煌煌上谕，将之前那封指责川绅“误国殃民”的朝旨公布了。

事实上，朝旨并没有冤枉川路公司的大股东和高管——折腾得民穷财尽也没见着铁路的影子，还搞出一堆财务窟窿。

川绅自知理亏，集体呈请朝廷，百般辩解，并试探着问了一句：

从前已收已用股款，将来如何退还？

为了施压，还不忘把升斗小民推到前台：

小民最恐本息俱无，款归无着……

出轨的和谐号

川路公司账面上还有七百万两余款，盛宣怀有两个方案可选：

一、余款退给商民，已用之款转为国家股票，再慢慢退本还息；

二、只退余款，已用拒不承认，把包袱扔给地方政府或那些大股东。

第一种方案正是王人文积极争取的——实在无法商办，至少不要给商民造成损失。

问题是，在盛宣怀看来，所谓的“已用之款”根本没用到正道上，就是亏空，第一种方案完全不用考虑。

OK，那方案二呢？各退一步，耐心说服，至少不会酿成民变。

可惜，盛宣怀属于那种干坏事都干得理直气壮的，他选择了一条挑战所有人底线的不归路。

国产价值观里最混账的一条莫过于：因为你黑，所以我要更黑。

最后，所有人都很生气。

盛宣怀的逻辑是：川路公司的资金主要来源于租股，即农民的散碎银两，余款总额虽大，但分摊到每个农民头上却是可以忽略不计的小钱。而且，经年日久，农民或许早已丢了收据，或许在层层倒卖中成了糊涂账。总之，这笔钱即使退回去，多半也到不了老百姓手上，而是被地方政府或个别经办人员侵吞。

既如此，还不如纳入中央财政。

在此流氓精神的指导下，盛宣怀和度支部酝酿出台了专门针对四川、比其他各省更为苛刻的收路方案：余款不退，全部转为国有。发给商民国家股票，将来盈利可以分红。

问题是，到时路权还在不在中国都不好说，即使在，通车根本就遥遥无期。事实上，川汉铁路真正全线贯通的日期是2012年7月1日……

路、款皆夺，盛宣怀成功荣膺四川人公敌。

王人文还想再争，邮传部已下令给垂直管理的成都电报局禁止再发有关铁路的邮电。

交涉渠道堵死，形势骤然失控。

1911年6月17日，赤日无光。成都各社会团体和川路公司的股东总计两千余人，云集在铁路公司举行控诉大会。

首先上台发言的，是公司高管、曾任度支部主事的邓孝可。

他摸出一份《蜀报》，大声朗诵起自己刚刚发表的文章：

既收我路，便须还款。人情天理，势所必然……有生物以来无此情，有世界以来无此理，有日月以来无此黑暗，有人类以来无此野蛮……嗟呼盛尚书，川人诛不尽，尔亦徒劳矣！

接下来上台的是四川咨议局副议长罗纶。

罗副议长比较通俗，动情道（用四川话读更有感觉）：“各位股东，我们四川的父老叔伯们！我们四川人的生命财产，拿给盛宣怀给我们卖了！卖给外国人去了！”

台下涕泗横流，哭声连连，待罗纶讲完，“打倒卖国奴盛宣怀”的呼声已响彻全场。

当公义与私利融汇，国仇同家恨合流，其迸发出的张力足以令任何独裁者瞠目。

专门领导保路运动的非法组织“四川保路同志会”在会场宣布成立，咨议局议长蒲殿俊和副议长罗纶分任正、副会长。

在场旁听的王人文明白，人生最大的一次抉择，终于到来了。

云南人王人文站了出来，向大会宣布：“诸君热心爱国，吾何惜一官？誓与川人相始终！”

排山倒海的掌声经久不息。

仅仅几天时间，加入“四川保路同志会”的川民就达到十多万。各府县相继成立分会，形成了覆盖全川的网络。

不管运动朝哪个方向发展，王人文清楚，自己作为清廷封疆大吏的生涯都即将结束。

为给仕途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他做出了一个惊人的举动——弹劾盛宣怀。

亲信周善培劝道：“言而听，诚朝廷之福，四川之幸；言不听，必有谴，轻亦革职，重且不可测，望公熟虑。”

王人文叹了口气，愀然道：“吾以一进士，不三十年，擢居此任，朝廷待我厚矣。值此国家存亡，岂能计个人祸福，默不言耶？”

周善培不再多说。

三天后，一封苦心孤诣的弹章通过驿站送到了北京：

然罪其一人而可以谢外人、可以谢天下、可以消外患、可以弭内乱，臣知朝廷必不爱一盛宣怀，而轻圣祖列宗艰难贻留之天下。臣知盛宣怀之忠，亦必不惜损一身以爱朝廷，且知盛宣怀之智，亦必知合同苟难修改，朝廷即优容，而天下之怨望既深，则未来之患方永……应请皇上天恩，准治臣以盛宣怀同等之罪。既谢外人，使知发难者臣；又谢盛宣怀，使知纠弹者臣。

效果立竿见影——王人文纵民酿祸，着革职进京。

带着满腔遗恨，王大人恓惶北上。

蜀地震怒。

在“权奸压力虽大，匹夫志气难夺；贼臣羽翼虽丰，众人公怒难犯”的鼓呼中，保路运动掀起了小高潮。《蜀报》总编朱云石甚至提出组织民兵，暴力对抗。

御史欧家廉上疏严劾盛宣怀二十多条罪状，川籍、鄂籍京官纷纷跟进，一时间唾沫横飞。

漩涡中心的盛宣怀仍旧迷信权力，这几乎是所有商人出身的国人挥之不去的宿命。

他收买了川路公司宜昌分公司总经理李稷，绕过董事会，直接任命其为政府委派的川汉铁路宜昌段总办。

川路公司当即反弹，召开股东会，开除李稷，并筹划商人罢市、学生罢课的示威运动。

载沣慌了，叫来盛宣怀商议。两人一致认为，乱世用重典，必须找一个作风强硬的人坐镇四川。

众争之地勿往

被后人骂作“屠户”的赵尔丰（1845-1911）其实是个悲情的爱国英雄。

从1903年随锡良入川，历任永宁道、建昌道，再加侍郎衔，任川滇边务大臣。

在所辖的“川滇特别行政区”内，赵尔丰积极垦荒、改土归流（政府收回土司大印，将少数民族地区纳入正常的郡县系统），既推动了川藏边地的经济发展，又加强了政府对边区的控制。

1904年，在荣赫鹏的率领下英军入侵西藏，占领拉萨，同噶厦政府签订了攫取在藏特权的《拉萨条约》。

为遏制分裂活动，清廷加赵尔丰驻藏大臣衔。这个常年生活在高原缺氧地带，处理棘手的民族事务的老人，终于在年逾花甲之龄位列封疆。

亲英的十三世达赖极为恐慌，一面上奏诽谤赵尔丰，一面暗中部署兵力。

赵尔丰当机立断，提兵入藏，一举击溃由英国操纵的西藏伪军，迫使十三世达赖出逃印度。

作为一名铁血丹心的爱国将领，赵尔丰在奏折中建议朝廷仿照东三省之例，设置“西三省总督”，以杜绝英人之觊觎。

可惜，就是这样一个不计得失、勇于担当的治才却不幸生逢末世。

奉命督川时，赵尔丰清楚，这是要他去当救火队员。可即使如此，依旧欣喜不已——多少人想当还没资格呢。毕竟，对芸芸众官而言，省部级是一个可望而不可即的梦，为之倾倒，为之痴狂，韶华白首，至死方休。

当年慈禧“西狩”，瞿鸿禨和张百熙两个湖南老乡同属逃难团成员。二人于西安行在相约，将来无论谁进了军机处，都帮对方活动，谋取两江总督一职。

后来瞿鸿禨当上军机大臣，却始终无力帮张百熙外放两江总督。以至于在生命的尽头，张百熙仍不无遗憾道：“别说两江总督，看来连一个巡抚都当不上了。”

由此不难想见川督一职在赵尔丰心中的分量。

当然他也清楚，比起边区的秣马厉兵，已如一锅沸水的成都无疑更加危险。

因此，在星夜兼程往回赶的路上，他密切同已经下台的王人文通信，获取信息。其中一封写道：

此事盛（宣怀）之乖谬，固不待言，所异者盈廷不乏明哲之士，竟无一言，何也？公（王人文）所陈者皆为国至计，岂仅为争路争款哉？乃不蒙见谅，阁部过矣！

8月5日，抵达蓉城的赵尔丰不顾舟车劳顿，直接赶往川路公司，参加正在召开的股东大会。

他当场承诺：“必代川人尽能尽之力，倘有棘手之处，仍望大家来讨论，我不敢不努力，大家也不要太急躁。”

话音刚落，就有一比《寻枪》里的刘结巴还急躁的人冲上台，对全场高喊道：“如若我们四川的股东、四川的人民并未死心，并不是全无心肝，大家起来，争争争保路呀！破约呀！”

原来是股东之一，后来的民盟创始人张澜。

尴尬的开场已经预示了悲剧的落幕，但赵尔丰并不灰心，也未遵照“切实弹压”的朝电，而是耐心地向北京汇报情况，劝说中央接受川民的请求。

怀柔的姿态却无法阻挡愤怒的雪球越滚越大。由于同盟会趁乱渗透，运动开始向有组织无纪律的纵深方向发展。

店铺一夜之间集体关门，各种临时搭建的席棚在街头出现，里面供奉着光绪的牌位。前来跪拜的绅民络绎不绝，怒容满面，搞得赵尔丰非常被动，只好电请中央，问在拆棚的同时能否焚毁牌位？

对此，经常陷入意识形态悖论的天朝又一次选择假寐，不作正面回答。

受此启发，写有光绪名号的木牌在成都卖断了货，标准格式是：中间一列写“德宗景皇帝（光绪庙号）”，两边写光绪生前承诺过的“庶政公诸舆论”和“铁路准归商办”。

川民人手一块这样的木牌，顶着满街乱走，也不喊口号，碰到熟人就交换眼色，表示一切尽在不言中。

赵尔丰顿感压力山大。他再次致电朝廷，说“兵警难恃”（兵警多为本地人，同情绅民），建议将“借款修路”一案交资政院讨论，以塞汹涌之民意。

北京的回电措辞强硬，没有任何转圜余地。赵尔丰两头不讨好，徘徊在崩溃的边缘。

思前想后，只有发动“联署”这一条路可走了。

于是，一封内容基本不变，但由四川总督、成都将军、成都副都统、四川提督、布政使、提学使、提法使、盐运使、巡警道和劝业道等四川所有高级官员联名的电文火速发往北京。

赵尔丰不知道的是，危险正在逼近，它来自于两双窥伺的眼睛。

血案惊天下

任命端方为铁路大臣，表面看合情合理，毕竟他曾在湖南巡抚任上协助张之洞办理过废约赎路之事。

深究下去，便经不起推敲了。

端方是在署理直隶总督任上下台的，原因极其搞笑——作为摄影爱好者，给慈禧的出殡大典拍照，结果被参。

因此，在复出的端方看来，当个四川总督都委屈他了，遑论铁路大臣？

当然你会说，可以先捞钱嘛。

但这真不是他的爱好。

作为学者型官员，端方死时包袱里只有一本《红楼梦》，身无余财，可见的确志不在此。

然而，这恰恰铸就了他和赵尔丰两人的惨剧。

袁世凯一再劝说自己这个亲家，就在汉阳待着，不要急于入川。端方不听，反而积极行动起来，目标很明确：扳倒赵尔丰。

同他诉求一致的是四川布政使尹良。

四川不设巡抚，作为总督的左膀右臂，按理说尹良应当为督台大人分忧解难才是，但尹藩司不这么想。

站在他的角度，上有总督遮风挡雨，不会为政治风浪遭受朝廷怪罪；下有司道属官具体办事，少了承担行政过失的风险。

但无危意味着无机，风平浪静了很多年的他，做梦都想抓住一把晋升的天梯。

给王人文打下手时，尹良就大耍无间道。表面上摆出一副忧国忧民的表情，跟王大人共商大计；转过身去就跟盛宣怀暗通款曲，秘陈“隐情”，把王人文卖了个干干净净。

赵尔丰上台后，尹良依然同邮传部保持密切联系，向盛宣怀汇报赵的一举一动。

议事时，又总爱与赵尔丰耳语，故作神秘状，招致同僚种种非议。赵尔丰当面申斥多次，仍不改旧习。

同时，他还经常给端方发密电，对处置川民争路提出自己的见解。

而端方在积攒了足够的弹药后，以老辣的文笔发起了弹劾：

赵尔丰庸懦无能，实达极点。始则恫吓朝廷意图挟制，继则养痈遗患，作茧自缚。警兵不毕命而衔泣，是谓无警；军队皆本省人而不可用，是谓无兵。无警无兵，四川大势已去，虽百赵尔丰无益！且光天化日之下，街衢席棚何以能任其搭盖？头戴万岁牌，何以能游行自如？省府为何地？督臣所司何事？无法无纪，造此怪象，尚复成何世界？！

次日，迫不及待的端方又电奏北京，申请派重臣赴川查办赵尔丰。

他的算盘是：如果朝廷允其所请，查办人选肯定是自己。因为上面那帮人最怕民乱发酵，从中央派人下来缓不济急。

果然，朝旨很快下达，命端方赴川查办。

谁知他并不着急启程，而是坐地起价，要求朝廷先划定他与赵尔丰的事权关系……

载沣极为窝火，给赵尔丰下了最后通牒，命其必须平息乱局，否则严惩不贷。

赵总督被逼上了华山一条道。他私下获知，即将赴川的端方已和盛宣怀联手，将以“有意庇民”为借口，谋取他屁股还没坐热的川督之位。

另一方面，同盟会又大肆印发《川人自保商榷书》，为武装起义造势，而各地也相继出现抗捐抗粮之事，肝火上冲的赵尔丰终究在煎熬与挤压中丧失了理智。

9月7日，蒲殿俊、罗纶、邓孝可、张澜等保路同志会代表在尹良的邀请下，到布政使衙门会谈。

众人等了一个小时，也没见着省长大人的面。忽然，上房仆人过来传话，说总督署打来电话，请各位即刻过去，阅看新到的邮传部电报。

总督署的官厅里，又等了三个小时，直到中午才见有人来传，说大帅有请。

到了另一厅堂，只见正中坐着的却是尹良。他环视了众人一番，宣布说奉大帅命，将尔等拘押。

软禁了群龙之首，赵尔丰当即着人查封保路同志会和川路公司。同时，一张告谕遍贴四方：

只拿首要，不问平民。速即开市，守分营生。

然而，在同盟会的煽动下，当天下午，成都市民扶老携幼、哭天喊地地从四面八方齐集到督署门前，要求释放蒲殿俊等人。

外面，荷枪实弹的巡防营（新军成立后淮军、绿营缩编成的地方部队）与激愤的人群紧张地对峙着；里面，一众官员惶然无计，坐立不安。

赵尔丰命人传话，说可以派代表进来谈，只要答应开市，立即放人。

人群不听，冲破卫兵的防线，涌入辕门。

赵尔丰警告道：“不许再冲，否则开枪！”

人群仍不听，又涌进一道门。

赵尔丰踱来踱去，焦灼的目光落在昨日端方拍来的一封语近恫吓的电报上。内称庚子年裕禄当直隶总督时，因不听他（端方）速速拿办之言，袒护拳匪，最后酿成大祸，连命都丢了。

赵尔丰一再被激，终于举起了屠刀。

一声令下，枪声大作，当场击毙三十多人。马队也得令出击，冲散人群。左突右撞中，踩踏致死者又有十多人。

四川巡防营统领（四川武装警察最高长官）田征葵杀红了眼，竟灭绝人性地下命士兵开炮轰击。眼见炮弹上膛，瞄准人群，成都知府于宗潼号啕大哭，扑到炮口跟前，以肉身阻挡，方才避免更大规模的杀戮。

五十多名死者，最大的73岁，最小的不过15岁，职业多为工匠、裁缝和店铺学徒，都是社会底层的劳动者，无一公知，无一绅商。

死路

血案过后，赵尔丰立刻发布戒严令，封锁城门与邮电，切断成都同外界的联系。

同时，电奏朝廷，诬称川人图谋独立，幸亏自己弹压及时，才弥乱于始萌。

同盟会会员龙鸣剑等人经过密议，连夜赶制出数百块木牌，上书“赵尔丰先捕蒲（殿俊）、罗（纶），后剿四川，各地同志，速起自保自救”，涂以桐油，投入锦江。

顺着纵横交错的河网，木牌四散开来，形成一张辐射全川的“水电报”。

各县同盟会及其发展的“袍哥”接到警讯，立刻组成同志军，源源不断地开往成都，攻打清军。

袍哥虽说是黑帮，但纪律严明，决不拉稀摆带，有违反军令者，必须当众自裁。自杀前还要在大腿上捅三刀，黑话叫“三刀六个眼，自己找点点”。

同志军不需要扰民，甚至不用自带粮草。每到一处，自有当地的饭馆酒店招待，老板还会主动把钱放到各个军官的房间。

心虚的赵尔丰发布了替自己辩解的白话告谕：

争路是极正当的事，并不犯罪，何至要拿办？此次所拿，是因为他们这几个人想犯上作乱，故意借争路的名目，煽惑全省的人。煽惑既多，竟至抗粮抗捐，明目张胆，反对朝廷……

所拿首要，非为争路，系为悖逆朝廷，本督堂奉密旨办理，我们百姓要听明白，切勿误会。此次非但不株连我们百姓，且不妨碍我们争路。就是从前误入该会（保路同志会）的，只要能立刻改过自新，也便不追问。

仅仅两日之间，形势的剧变就超出了所有人的想象。

川民云集响应，赢粮而影从，起义军瞬间激增到几十万之众。

在这个公平从未实现，正义自古难见的国度，冷漠与麻木才是国民的常态。而能让革命热情如此高涨，则基本意味着大势已去。

通过其他渠道，清廷了解到成都血案另有隐情，而原本催逼赵尔丰强硬的端方又突然改旗易帜，参他鲁莽行事、戮民欺君，气得赵尔丰仰天长叹道：“平生未受人弄，乃为端四（端方）所弄！”

对赵尔丰失去耐心的朝廷直接电令成都将军玉昆，要求彻查乱由。同时，真心意识到必须派一个深孚民望之人去四川收拾烂摊子了。

载沣首先想到的，是在丁未政潮中被庆袁搞下台的岑春煊。

以“官屠”查“民屠”，确实令人期待。可岑春煊刚出来讲了几句“一定为民做主”的场面话，四川就传来吴玉章率同盟会打下荣县、宣布独立的消息，于是停在武昌不走了，打探观望。

被撤去川督之职、重任川滇边务大臣的赵尔丰胆寒万分。他必须“护印”到继任者的到来，但荣县的示范效应已经推动广安等地的独立，自己坐守空城，性命堪忧。

载沣比他更急，见岑春煊不好用，又把希望寄托在端方身上，任命其为署理川督，从湖北新军第八镇中带两标人马入川平乱。

端方不顾袁世凯的警告，同弟弟端锦率三十、三十一标乘“楚同”号沿江而上，抵达重庆。

剩下的路只能步行，但各府县都在闹独立，连成都附近的龙泉驿都起义了，端方一行，步步惊心。

当武昌起义的消息传来时，端方发现士兵看他的眼神明显变了。

想想也是，如果在湖北好好待着，这会儿都成“首义功臣”了。结果来了个端方，投胎似的赶着要去成都，还拉上弟兄们送命，将来革命要是胜利了，大伙全成反革命。

端方理解大家的心情，一路上竭尽赤诚，同士兵们称兄道弟，努力打成一片。

当有人抱怨脚痛不能行军时，他给对方雇轿子；每遇士兵患病，端锦必亲入营中，熬汤伺药。

行至资州，不敢再走，颇有悔意的端方一度想辞职不干，却耐不住朝廷一再电谕，只好自吞苦果，继续死撑。

赵尔丰的日子更不好过。武昌枪响刚一周，四川保路同志会就发表了声讨他的檄文：

炮毙恳恩之民，并碎先皇神位。以臣轰君，非叛逆而何？

搂民之财，奸民之女，更焚毁民房，不下百千万户，全蜀寒心，人人切齿。我朝历二百余年，凡全国督抚，间有不臣不子者，至赵逆而已极！

“赵逆”成了朝廷的弃子。诛赵以息川省之潮在中央达成共识，大理院提请把赵尔丰解京审讯。

然而，形势变化之快，所有人都措手不及。多米诺骨牌相继倒下，各省纷纷独立。

舆论的矛头又对准“激成川变”的盛宣怀。在资政院杀盛以谢天下的呼声中，该“误国首恶”终于被罢，永不叙用，在四国使馆的保护下出逃日本。

民心离散。危殆中，清廷颁布《十九信条》死里求生，承诺皇族不入内阁，皇权不逾宪法。

历史的剧变眼花缭乱，赵尔丰也只有自求多福。他亲自入狱放人，并在督府大设酒宴，款待蒲殿俊等人。

席间，赵尔丰摊出一堆电报公文，诉说连月来犯下的种种反人类罪都是盛宣怀和端方撺掇朝廷逼自己干的，非其本心。

蒲殿俊见他所言非虚，也担心暴力革命演变成杀富济贫的打砸抢，便组织人手宣发《哀告全川叔伯兄弟》一文，乞求大家刀枪入库，解甲归田，不要再给动荡的中国添乱了。

问题是独立风潮已在各省拉开序幕，而自古就有“天下已定蜀未定”的说法，川民岂肯善罢甘休？

赵尔丰丢掉幻想，一面将巡防营调驻城内，一面把几百万库银收集起来，打定主意：兵钱在手，扛过乱世。

深谙进退之道的他同蒲殿俊、罗纶等立宪派签署了《四川独立条约》，将行政权交给蒲，军权交给心腹——新军第十七镇镇统朱庆澜。做完这一切，赵尔丰如释重负道：“我以前对不起四川人，今天又要对不起朝廷。四川被我弄坏了，只盼你们赶快替我补救。”

11月27日，大典隆重举行。赵尔丰将四川总督的大印毕恭毕敬地交给蒲殿俊，“大汉四川军政府”宣告成立。

一时间，锦官城内遍树白旗，上书一个大大的“汉”字，迎风飘舞。乍看之下，似乎刚刚完成一场不流血的革命。

奢侈的人牲

资州。

武汉和成都皆已变天，端方带着一支进退失据的军队，如坐针毡。

小恩小惠已不起作用，但凡智商正常的，都开始设想自己的处境：无论前进还是后退，都要跟革命党干仗，腹背受敌。

起义成了唯一的出路。

加之军中革命代表的煽动，拿端方的人头当投名状在官兵中间基本达成共识。

哗变一触即发，端方和端锦愁坐屋中，相对而泣。

不久，士兵涌至，持枪怒目，叱令二人出门。

两人被挟持到资州城内的天上宫，坐于条凳之上。端方心存侥幸，对士兵道：“我本姓陶，是汉人。现在想改回原姓，可以吗？”

端方所言，源于一条流传颇广的秘闻，说他母亲原是湖广总督陶澍的婢女，因跟主人私通，被陶妻赶了出来，后流落到托忒克家，嫁给端父，生下了端方。

为了保命，把丑闻都搬出来了，可惜经不起推敲。

陶澍死于1839年，端方1861年才出生，时间根本对不上。

其实，即使对得上也已经晚了。

一个士兵喊道：“端方不要巧言！武昌起义，天下汉儿，必当响应。今日不杀你，我辈就是附逆之人！”

端方：“一路入川，我待兄弟们不薄，能否刀下留情？”

一下级军官道：“这是大人待我们的私恩，今日之事，是为报国仇！”

言毕，一士兵趋前挥刀。两颗人头，应声而落。

成都。

大汉四川军政府的正副都督蒲殿俊和朱庆澜，一个书生，一个武夫，皆是短视之人，相互争权夺利，完全无法控制四川的乱局。

起义军和朱庆澜麾下新军里的兵痞个个以“革命功臣”自居，持枪拥械，花天酒地，为争夺妓女、抢占地盘大打出手，成为地方公害。

为了显得有所作为，蒲、朱二人突发奇想，准备搞一场大规模的阅兵，凝聚军心。罗纶力谏不可，认为局势很乱，人心各异，阅兵只会适得其反。

蒲殿俊不听，同朱庆澜在东校场演武厅阅兵。

训话后，他提出要给士兵发一个月的“恩饷”，登时引起骚乱——之前明明许诺发三个月的。

吵闹间，有人趁乱鸣枪，校场内顿时子弹横飞。蒲殿俊和朱庆澜仓皇逃走，士兵们一涌而出，四处劫掠。商店民宅，损失惨重，天府之国再次陷入血雨腥风。

一些商民终于想起赵尔丰，求其出面稳定局面。

赵尔丰稍事犹豫，还是以“前任四川总督”的名义发布了一道告示，令乱兵速到衙门受抚。

谁知却引火烧身，立刻有人怀疑赵尔丰就是兵变的幕后主使。

赵尔丰怒了：“与其破坏于后，曷若不让于先？”意即我要破坏你们，早就破坏了。

然而，硬邦邦的辩解无助于浇灭对他的猜忌之火，反倒引来更多的矛头。

兵变最终由大汉四川军政府的军事部长尹昌衡平息，他也因此得到了四川都督一职。为增加政治筹码，一向瞧不起同盟会的尹昌衡火线入党，稳住了各方势力。

兵变得有个说法，新政权也亟须立威，尹昌衡决定用赵尔丰这只死老虎祭旗，替自己夯实根基。

然而，巡防营还在赵尔丰手上，兵精粮足，来硬的不行，只能捅软刀子。

于是，尹昌衡连夜拜访赵尔丰，与他倾诉衷情，大谈乱世相互保全之道。

须鬓皆白的赵尔丰久病卧床，心力交瘁，轻信了尹昌衡的示好，写手令将巡防营三千人马交予尹指挥。

心下狂喜的尹昌衡立刻回去部署，命手下管带（营长）陶泽锟率人活捉了赵尔丰。

12月22日，明远楼。公审大会。

五花大绑的赵尔丰看见两面三刀的尹昌衡，破口大骂。

尹昌衡微笑着望了望楼下黑压压的普罗大众，高声道：“大家说说，该怎么处理这个赵屠户啊？”

三声齐吼，响彻云霄：“杀！杀！杀！”

陶泽锟手起刀落，砍下了赵尔丰的人头。

在那个庸官多如狗、贪官满街走的时代，为天朝陪葬的居然是一文一武、体制内两个最优秀的人才，不得不令人感慨：血债还需血来偿……

应声而倒

1911年6月7日，保路运动方兴未艾之时。

东边的田野里，火红的朝阳喷薄而出，一会儿就升上了树梢。透过浓密的柳条，阳光散射出一根根金色的光柱。柳叶上的露水被照得蒸腾起来，化作轻盈的晓雾，从林子里飘拂而出，如同一片洁白的轻纱。

洹上村迎来了新的一天。

袁世凯的人生，也即将翻开新的篇章。

当日，一个因皇族内阁而对清廷失望透顶的立宪派领袖，肩负着千万人的重托，专程造访彰德，就中国的前途，求教于一个下野在家却身系国运的强人。

张謇和袁世凯的会晤引人遐想，也是两人相识二十八年来未曾有过的长谈。其间，张謇一再劝他出山，袁世凯答以“若有朝一日复出，一切当遵从民意而行”。

从傍晚一直聊到次日凌晨三点，犹嫌不足。袁世凯恳请他留宿一晚，明日继续，张謇则以赶着进京为辞，执意告别。

通往北京的火车上，张謇兴奋地对助手道：“慰庭毕竟不错，远在碌碌诸公之上，不枉老夫此行！”

养寿园，晓色微茫。

连月来，请袁世凯复出的呼声越来越高。并且，这种吁请不仅来自体制内，更形成了广泛的社会共识。

两年多的时间，光《大公报》上关于袁世凯的报道就有一百多条。人们非但没有遗忘这个正当盛年、远见卓识的改革旗手，反而在愈演愈烈的乱局中深刻地认识到四个字：非袁莫属。

于是，举凡说得上话的头面人物，无不积极进言。为袁世凯规划的职务，则从内阁协理大臣（副总理）、资政院院长到直隶总督、四川总督等。

对此，袁世凯只想说：我不是曾国藩。

他才不会去当救火队长，对保荐一概回以“不复作出山之想”。

只有张謇的到访，引起了他极大的热情，因为这标志着一场政治联盟的订立：张謇为立宪派物色到满意的政治领袖，袁世凯则找到了拥有庞大社会实力的坚强后盾。

四个月后，辛亥革命爆发。东山再起的袁世凯主持南北议和，委派唐绍仪赴上海谈判。临行前他嘱咐道，到沪后必须先见张謇，并转告其“世凯一切尊重他的意见行事”。

直到此时，后知后觉的人们才看懂洹上之会的意义。

北京。

在海军部上班的严复从学部、币制局的兼差中一次性领取了一千两白银的薪水。同时，其长子和次子分别是位居二、三品的朝廷命官，一家子都混成了羡煞旁人的既得利益阶层。

严复的宅子是个三进的南向庭院，有七间房和一个马厩。他养着青黑两匹大马，并有一辆皮篷车。

这样的好日子，严复曾经想都不敢想。即使留学英国，会通中西，但因没有科举功名，他挤破了脑袋也钻不进严丝合缝的体制。

怨怒交加的严复逢人便发表反动言论，以至于李鸿章想用他，都“患其激烈，不之近也”。

改写严复命运的，是那一本本启蒙了几代国人的皇皇译著：《原富》（亚当·斯密）、《法意》（孟德斯鸠）、《群学肆言》（斯宾塞）……

1909年，享誉海内外的严复终于被清廷特赐“进士出身”，他当即重印名片，郑重地添上了“进士”这一闪耀着万丈光芒的标签。

在清廷阳寿将尽之时，严复奉旨为天朝谱写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首国歌：

巩金瓯，承天帱（chóu），民物欣凫（fú）藻，喜同袍，清时幸遭。真熙皞（hào），帝国苍穹保，天高高，海滔滔。

佶屈聱牙的歌词和假大空的内容显然不利于传唱，但能得到上谕“声词壮美”的肯定，严复还是兴奋了几天几夜。

他已经不是那个用《天演论》开悟国民的严幾道了。参加南北议和时，几乎所有代表都已剪辫，他却坚持留着辫子，以示对大清的忠诚。

难道人的立场，终究会随着年龄和位置的改变而改变？若果真如此，一切执着还有什么意义？

如果每个二十岁的青年所讨厌和反对的那个六十岁的老朽，都将是四十年后的自己，那才是比“其兴也勃，其亡也忽”的王朝周期律还令人绝望的宿命。

天下归心的袁世凯能否跳出这一梦魇，暂时还无人知晓。唯一清晰可见的是，清廷终于倒台。

这在绝大多数国人心里，已是一件注定迟早发生的事，无喜无悲，只有漠然。

过去的十年里，内忧频仍，外患日紧，傲慢的王公贵胄却从未显示出一丝应变的智慧，反而在天朝财政崩溃之际作壁上观，拒绝伸出援手。

自李鸿章陨亡，最后的卫道者也消失了，大清成为世界上一个最抽象、最做作的空壳。当它总算轰然倒塌时，宛如一个悠长的噩梦随晨雾一同消失，让所有人都长长地舒了口气。

1911年10月10日深夜，冒着绵绵阴雨，张謇在汉口登上“襄阳丸”返沪。不久前，大生纱厂湖北分公司刚刚开业，他过来参加开工仪式。

六天的行程安排得满满当当，上至湖广总督，下到咨议局诸公，谁不想结识这位名满天下的商业巨子？

起身时，张謇听说督署辕门前挂出了三个革命党的人头，心下一沉，抓紧订了当晚八点半的头等舱船票。

一众绅商来到江边恭送张謇，只见对岸武昌城内火光冲天，照亮了半幅夜空。

轮船开动后，张謇站在甲板上，聆听着隐隐约约的枪声，心情复杂。

他是吼立宪吼得最凶的人，也是最不希望看到国乱之人。庚子年向两江总督刘坤一进言倡议东南互保是为了稳定，领导江苏乃至全国的立宪运动还是为了稳定。

毕竟，张謇的商业帝国已辐射到了长江上游，若时局动荡，官员可以举家移民，创造价值的实体经济则避无可避。

在日记中，他凝重地写道：

舟行二十里，犹见火光熊熊烛天也……

理想主义者都是跟你闹着玩儿的？

如贝娄所言，毁灭总是轻易而寻常；又如艾略特所写，这世界倒塌了，不是轰然作响，只是唏嘘一声。

中亚有过多少王国，而今唯余莽莽黄沙，谁会真的为之叹息？“眼看他起朱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叹明之亡的《桃花扇》方才传唱了两百年，舆图便又换了稿，不得不令人感慨历史就是一首单曲循环的死亡金属。

当年甲午败绩，李鸿章收到幕僚的报告：“倭人常谓中国如死猪卧地，任人宰割，实是现在景象。”

其实，每个人都有尊严，只要他们可以有。萨特曾说，人不是一种个性，也不是一个故事，而是在特殊性和普遍性之间无休无止、软弱无力地来来往往。

人所面临的无穷选择中，最根本的一条便是“普遍”与“特殊”之间的抉择。对自我实现的渴望，总能激起人性中不安于现状的一面，从而摆脱共性迈向个性。这种内与外之间的游移、冲突构成了人生的全部，痛苦的、欢乐的。

这也解释了为何自由有着种种遗憾，但对自由的向往却在一代又一代人手中薪火相传。

话说当年德军入侵，眼看山河破碎，卡夫卡却在日记里淡定地记录自己购物、游泳之类的琐事——这是他的权利。

罗素总结道：“参差多态，才是幸福之本源。”

也可见，自由不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而是不想做什么就可以不做。

从这个角度看，清廷不亡，天诛地灭。

更本质的原因，托克维尔已经说得很透：

在这种社会中，人们相互之间再没有种姓、阶级、行会、家庭的任何联系，他们一心关注的只是个人利益，蜷缩于狭隘的个人主义之中，公益品德完全被窒息。专制制度非但不与这种倾向作斗争，反而使之畅行无阻；因为专制制度夺走了公民身上一切共同的感情，一切相互的需求，一切和睦相处的必要，一切共同行动的机会，专制制度用一堵墙把人们禁闭在私人生活中。人们原先就倾向于自顾自，专制制度现在使他们彼此孤立；人们原先就彼此凛若秋霜，专制制度现在将他们冻结成冰。

在这类社会里，没有什么东西是固定不变的，每个人都苦心焦虑，生怕地位下降，拼命向上爬。金钱已成为区分贵贱尊卑的主要标志，还具有一种独特的流动性。它不断易手，改变着个人的处境，使家庭地位升高或降低，因此几乎无人不拼命地攒钱或赚钱。不惜一切代价发财致富的欲望、对商业的嗜好、对物质利益和享受的追求，便成为最普遍的感情。

中国的统治者喜欢将人民称作“群众”。“群”字的繁体是上“君”下“羊”，即高高在上的君主统御着散乱如羊的臣民。汉字改革后，“群”字成了左右结构，看似平等，但在中国文化里左尊右卑是约定俗成的惯例，依然凸显了君王的尊贵和羊群的恭顺。

正如梁启超所说，“数百年卵翼于专制政体之人民，既缺乏自治之习惯，复不识团体之公益，唯知持个人主义以各营其私”，专制对人心的荼毒如此之深，以至于所有人都不由自主地踏上了通往奴役之路。

保持虚假的神秘和真实的黑暗是极权政治的胎记，它刻意营造的深不可测使被统治的人们从来不会知道任何真相与历史。

久而久之，便出现了哈维尔描述的景象：

在每个人内心深处，他一方面是奴仆，畏惧上司；另一方面又是奴隶主，践踏下属。专制就是以这种方式把整个社会纳入它的系统，使人不仅是它的受害者，也是创建者。人们既是囚徒，又是狱吏。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一个不再被人们认可或相信的意识形态依旧可以发挥政治与社会价值分配的功能。因为哪怕它看上去漏洞百出、谎话连篇，但只要人们仍能通过它获得自己想要的东西，便可运转良好。

人，是向往自由的；但人又是懒于思考、习故安常的。因此卢梭讽刺道：“人是被迫而自由的。”

群氓的集体无意识是如此顽固，以至于勒庞赌气般断言文明的进步诞生于谬误。

清楚了铁路两条铁轨之间的标准距离为什么是1.435米，你会发现这话还真没乱说。

早期铁路的宽度遵循的是电车的轮距，电车遵照的是马车的轮距，马车又是按英国马路的辙迹设计的，源自古罗马的标准：1.435米。

罗马人为什么以此为战车的轮距？因为这是牵引一辆战车的两匹马屁股的宽度。

考虑到美国航天飞机燃料箱的火箭推进器要用火车运送，因此该设备的宽度也是由铁轨决定的。于是你会发现，两千年前两匹马屁股的宽度决定了人类上天的事，隐藏在背后的逻辑却很少有人去思考，就像鲜有人思考执政党是否有在民政部门登记、军队到底属于国家还是属于个人这类常识性的问题。

拉丁格言有云：一个了解事物原由的人，才是幸福的。但这话搁中国，也许得改成“试图寻找事物原由的人，是要倒霉的”。

不过，你以为理想主义者都是跟你闹着玩儿的吗？自命不凡的天朝混到1911年，终于倒大霉了。

阳夏之战

汉口古称夏口，因此汉阳、汉口总称阳夏。

经过四十天血与火的厮杀，北洋军攻占汉口，却遭遇了噩梦般的巷战。

革命党提着脑袋造反，早已自绝后路，个个奋勇杀敌，不作他想。首义时曾在楚望台立过大功的马荣受伤后被敌人活捉，剖心剥皮，犹骂不绝口，毫无惧色。

见革命军像打了鸡血一般，冯国璋大怒，下令纵火。

顿时，烈焰延绵三十多里，烧掉了十分之九的城区，只剩一片焦土和废墟。

汉口沦陷。

值此危急存亡之秋，一个让黎元洪眼前一亮、以手加额的救星降临武昌。

黄兴。

比孙文小八岁的黄兴，在同盟会中的威望远较前者为高。

章太炎曾倡议：“若举总统，以功则黄兴，以才则宋教仁，以德则汪精卫”——压根儿没孙文什么事。

章士钊也称，自己弱冠以来交游遍天下，以光明磊落、任劳任怨的黄兴最易交。继而评价道：“孙、黄合作，最理想不过。一个在海外奔走，鼓吹筹款。一个在内地实行，艰辛冒险；一个受西方教育，一个喝传统墨水（秀才）。”

其实，珠联璧合的孙、黄，本质的区别在初识后的一个月内便展露无余。

当时，同盟会成立，孙文提议叫“中国革命同盟会”，生怕别人不知自己在造反。黄兴觉得还是低调些好，闷声造大反，把“革命”二字删掉，众人一致赞同。

实干兴邦的黄兴和浪漫派诗人孙文之所以磨合无间，盖因前者具备国人身上稀缺的配角意识，甘当绿叶。

黄兴曾自述：

我革命的动机，是少年时阅读太平天国的杂史。金田起义后，洪杨（洪秀全、杨秀清）本来颇知共济，故能席卷湖广，开基金陵。不幸的是，因他二人有了私心，互争权势，自相残杀，以致功败垂成。我读史至此，不觉气愤腾胸，为之顿足三叹。

同盟会发生过多次“倒孙”风波，若非黄兴坚信革命不能怀有私心，拒绝取而代之，洪杨故事早就重演了。

然而，他毕竟是书生，对军事并不专业。之所以在同盟会取得一人之下的地位，除了每次起义都躬亲策划、身先士卒外，还有一个鲜为人知的原因。

彼时，留日的陆军士官生里，有一百多人加入了同盟会，如李烈钧、尹昌衡、程潜等，皆为一时之选。

由于是官派留学，精英里的精英，回国后便可掌握兵权，因此要做好保密措施。

于是，这帮人平时都不去同盟会总部，只跟黄兴单线联系，入会证也统一交他保管。

日积月累，黄兴在革命军人中树立起崇高的威信。当他出现在武昌时，城内士兵，奔走相告，并高举大旗，上书三个大字：黄兴到！

黎元洪拉着黄兴的手，兴奋道：“克强兄你来，武汉幸甚，革命幸甚！”

鉴于黄兴屡战屡败的造反履历，黎元洪不指望靠他打跑科班出身的冯国璋。之所以高兴，完全出于有人接过包袱，自己如释重负。

宋教仁（1882—1913）却没有摆正自己的位置，欲推黄兴为两湖大都督，置于黎元洪之上。

湖北军政府参谋部部长吴兆麟极力反对，认为此议会导致内部分裂，不如委任黄兴为战时总司令。

众人均无异议，黎元洪当即登坛拜将，亲授黄兴关防令箭。仪式走完，主次揭然，黄兴人望再高，也不过是黎元洪的手下大将。

由此可见，段祺瑞对黎元洪的评价“貌似厚重而实有权术，外似深沉而内有心机”还是很客观的。

黄大将军到汉阳组织人马，见光复不久的湖南派来两协军队相助，登时豪情万丈，准备反攻汉口。

吴兆麟又跳出来反对，力主坚守汉阳，且分兵至六十里外的蔡甸布防，因为此地是北洋军从侧面包抄汉阳的必经之路。

事实证明，黄兴的军事才能还不如一个连长（吴兆麟起义前是新军队官）。

发动突袭的当晚，大雨滂沱，革命军占尽天时，却因军纪涣散，找不到认真作战的，唯见大声喧哗者，到民房躲雨者，家在汉口直接步行回家者……

在北洋军机枪的扫射下，溃败的革命军被赶到汉江边上。

结果悲哀地发现，形式主义害死人——战前黄兴为了搞他那套“破釜沉舟”，把浮桥都拆了，自绝退路。兵荒马乱间，掉进江中淹死者不计其数。

退守汉阳的黄兴极其被动。

武汉三镇里，汉阳地势最高。尤其是龟山，在上面架个炮，指哪轰哪。

一切如吴兆麟所料，北洋军经蔡甸攻打汉阳侧翼。

面对训练有素、装备精良的敌军，两协湘军的斗志受到了严重摧残，血战五日，纷纷逃回湖南。

在付出伤亡三千多人的代价后，汉阳失守。

忧愤交加的黄兴当场想自杀，为同志所阻，栖栖遑遑地跑回武昌。

军政府召开紧急会议，怒气未消的黄兴指责一些军官没有贯彻执行他的作战方案。

见黄兴新败之后还这么嚣张，众人拍案而起，斥其无能，一时间争吵之声响彻屋顶。

黎元洪又出面当和事佬，平复了两边的情绪。接着，同与会人员盘算下一步棋怎么走。

黄兴作为常败将军，敌进我退惯了，当即提出收拾残兵，弃城顺江而下，会合广东的革命军，攻打南京。

举座哗然，众皆反对。

军务部副部长张振武愤激道：“若失武昌，敌人盘踞上游，即使攻下南京又有什么意义？不过是像洪秀全那样苟且待毙！”

说着拔出腰间手枪，大呼道：“敢有再言放弃武昌者，即为汉奸，杀无赦！”

众人一致叫好，起立鼓掌，黄兴面如土灰。

黎菩萨打岔说要陪黄司令休息一下，把黄兴拉离了会场。

当晚，成事不足的黄兴黯然离鄂。

与此同时，冯国璋被清廷授予男爵，感动得号啕大哭：“想不到我一个穷小子竟能封爵，真是天恩浩荡！”

这就是袁世凯要废科举的原因——冯国璋秀才出身，思想却比没有功名的段祺瑞迂腐，可见八股取士害人不浅。

感激涕零之余，冯国璋将南下前袁世凯面授的六字方针“慢慢走，等等看”抛诸脑后，准备一举荡平武昌。

结果接到了袁世凯紧急叫停的电话。

滦州兵谏

武昌枪响后，在奕劻、徐世昌等人的推波助澜和列强的施压下，急火攻心的载沣不得不忍泪屈从，请袁世凯出山，并负气道：“就照你们的办！若日后有事发生，都不要推卸责任！”

你不高兴，我还不乐意呢！因“足疾”而被开缺的袁世凯上折推辞道：

臣旧患足疾，迄今尚未大愈。去冬牵及左臂，时作剧痛。近自交秋骤寒，又发痰喘，头眩心悸，思虑恍惚……一俟稍可支持，即当力疾就道。

话虽没说死，但整个一快进ICU的架势（其实精神好得很，一顿能吃五个大馒头），还怎么出山？

见“湖广总督”引诱不了袁世凯，载沣强压怒火，派出了内阁协理大臣徐世昌——你不是想“抱膝长吟”吗，那我让你大哥来劝驾。

果然，袁世凯亮出了复出的底牌：

一、明年即开国会；

二、组织责任内阁；

三、宽容参与起义的党人；

四、解除党禁；

五、委以陆海两军最高权力；

六、保证充足的军饷。

实现前四条，能和平过渡到民主共和国；实现后两条，能兵不血刃地完成王朝更替。

对“袁六条”，载沣断然拒绝，但很快就被次第倒下的多米诺骨牌吓傻了。

陕西独立，署理巡抚钱能训出逃，西安将军文瑞投井自杀；

云南独立，云贵总督李经羲被礼送出境，镇统钟麟被击毙；

江西独立，巡抚冯汝骙吞鸦片自尽，成为汉族疆吏中为清廷殉节的第一人。

山西。

巡抚陆钟琦曾当过载沣的老师，刚从江苏布政使任上调来山西。其子陆光熙在日本留学，已加入同盟会，听说老父成为一方大员，赶紧回国劝其反正，以免覆巢之下无完卵。

可惜，生活就像墨菲定律，害怕发生的事终究会发生。

陆钟琦上任不到半年，人生地不熟，对掺了许多留日学生的新军放心不下，决心效仿各省的普遍做法，将巡防营调入太原驻守，把新军打乱分派到晋南晋北。

还没来得及实施，邻省的西安便宣布光复。手忙脚乱的陆钟琦根据自己的观察，觉得新军标统（团长）阎锡山（1883—1960）态度尚好，不甚激进，便找他商量。

刚满二十八岁的阎锡山心机似海，当年在日本时，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事到危难宜放胆，人非知己莫谈心”。

早就和同盟会暗通款曲的他不动声色地向陆钟琦献策道：“太原新军里，只有姚以价那营不稳。姚的老家在晋南，靠近陕西，不如多给些钱粮，遣他去那防守，省城自可无虞。”

由于符合既定方略，陆钟琦依言而行。

这就给姚以价找了一个要子弹的借口。

军队开拔前，抚台衙门敷衍说“子弹随后补充”，姚以价严词拒绝，说“世界各国，还没听说有部队出征却不带一颗子弹的”。

僵持了两天，阎锡山站出来扮好人，说子弹可以先发一半，让他们走了再说嘛。

结果弹药一到手，姚部立反，阎锡山麾下三营也加入助战，一举攻克太原。

为了好言劝导陆钟琦，早已剪辫的陆光熙甚至买了条假辫子安在脑后，谁知一夜之间风云突变。

被枪声惊醒的陆光熙赶紧起身去寻父亲。一出大堂，正好碰上革命同志乱枪扫射，当场毙命。死不瞑目的他，瞳孔里映射出的最后一幕是横在地上的父亲的尸体。

陆家满门被屠，包括陆钟琦十三岁的长孙，惨烈程度直追《神雕侠侣》里的陆展元。

新军协统（旅长）谭振德单骑赶来，也被乱枪打死。山西宣布独立，阎锡山被举为军政府都督。

见腹部暴露到了革命军的枪口下，清廷大惊，急调第六镇镇统（师长）吴禄贞（1880—1911）率军前往镇压。

个头矮小的吴禄贞性格放荡不羁，甚至纳娼为妾，早年在日本士官学校求学时，因出类拔萃，同张绍曾（后任二十镇镇统）、蓝天蔚（后任混成协协统）被时人称作“士官三杰”。

回国后，吴禄贞攀上良弼这棵大树，累迁至副都统。好友帮他策划：副都统与抚台品级相当（正二品），但无实权，不如设法谋取一省之巡抚。

吴禄贞反志已定，筹集了两万两白银，送给奕劻。不久，庆记乌纱贸易有限公司来话说：各省巡抚都未出缺，只有新军第六镇镇统一职需人。

第六镇原归被载沣排挤走的段祺瑞，兵精粮足，且驻扎保定，便于起事，吴禄贞欣然赴任。

很快，他便和同样心倾革命的张绍曾、蓝天蔚借军事演习策动“滦州兵谏”，向北京施压，要求速开国会。

滦州就在直隶境内，可谓肘腋之变。清廷惶恐不已，非但不敢怪罪，反而下令嘉奖张绍曾，授予侍郎官衔。

按下葫芦浮起瓢。光复后的山西，革命力量集于娘子关一带，虎视北京，局势危如累卵。

当然你会问，吴禄贞已有前科，再调他去打阎锡山，不是饮鸩止渴吗？

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首先，吴禄贞反迹未彰，正好借此机会观察其动向；

其次，第六镇离京城太近，一旦倒戈，后果非常严重，必须调离；

最后，任命吴禄贞为山西巡抚，打动其心，瓦解异图。

结果，吴禄贞一到山西，便单骑会晤阎锡山。二人密谋成立燕晋联军，同张绍曾的二十镇合力攻打北京。

谁能替天行道，英雄还是法治？

洹上村。

清廷之亡，已无悬念。摆在袁世凯面前的，是两条路：

一、替清政府扑灭起义；

二、帮革命军打垮清廷。

袁世凯夙怀亡清之志，助纣为虐与其立场不符。并且，革命风潮席卷海内，方兴未艾，为了一个寡恩薄情的腐败政府而同天下人为敌——那得有多强烈的自虐倾向？

即使肃清了全国叛乱，载沣也绝不可能坐视袁世凯尾大不掉。等待大头的，仍是卸磨杀驴的老戏。

第二条确实令人期待，挥师北上，尽诛满人，就像东晋时颁布“杀胡令”的冉闵，被后世誉为“再造玄黄”的民族英雄也未可知。

半个世纪前，平定了洪杨之乱的曾国藩威震华夏，人称“三千里长江，无一船不挂曾字旗”。

庆功宴上唱堂会，有一出关于司马懿的戏被曾国藩当场叫停。司马懿从孤儿寡母手上篡了曹魏政权，而时局恰好是慈禧垂帘，主少国疑，杯弓蛇影的曾国藩自然怕引起上面的猜忌。

左宗棠来信试探：“鼎之轻重，似可问焉”，曾国藩赶紧将“似”改为“未”，原信退回；

弟子彭玉麟垂询：“东南半壁无主，老师岂有意乎？”曾国藩当着众人的面把彭信吃进了肚子里。

此一时，彼一时。虽然冯国璋、张勋等北洋旧部还一副犬马恋主之情，但君之所向，天下趋焉，同革命军并力推翻清廷，绝非痴人说梦。

杨度明白袁世凯的心思，却没有就事论事，而是聊起了法国大革命。

18世纪的法国，社会阶层划分为三个等级：第一等级僧侣（天主教神父）、第二等级佩剑贵族（政府官员）和第三等级市民。

国王路易十六比他那个叫嚣“我死之后，管他洪水滔天”的前任要开明得多，巴士底狱没有政治犯，抨击统治阶层的歌剧《费加罗的婚礼》也被请进了凡尔赛宫演出。

然而，危机恰恰发生在改革的中途，而且是经济繁荣的年代，这无疑颠覆了“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的常识。

其实，改革一旦启动就不能停止，否则改掉的部分将使没改的残渣显得格外触目，难以忍受。

就像你过河过了一半，摸到一块大石头，欣喜地搂在怀里不动弹，那唯一的结局便是被身后也想过河的人群拍死在河床上。

法国大革命就发生在弹簧松弛之时，直接导火索是税收问题。

由于支持美国独立战争，国库严重亏空，路易十六叫来贵族，劝他们让渡一些利益，帮国家挺过难关，遭到拒绝。

走投无路的路易十六只好召开中断了一百七十五年的三级会议，把三个等级召集到一起，共商国是。

每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即便路易十六愿望良好勇气十足，三个不同的阶级又怎么可能达成共识？

第三等级不但没有实现自己的政治诉求，还被告知要征收新税。代表们赖在巴黎不走，从讨论税收演变为讨论宪法。

不巧的是，凡尔赛宫又传出小道消息，说王室准备调集军队，血洗巴黎。一帮深受伏尔泰启蒙的市民干脆先下手为强，揭竿而起。

起义爆发后，路易十六一度采取妥协立场，通过《人权宣言》，推行君主立宪。

然而，革命就是得寸进尺，释放了的民意比《蝙蝠侠之黑暗骑士崛起》里的哥谭市民还疯狂。

谁的声音更响亮、主张更激进，谁就能上台执政。一时间，吉伦特派、山岳派、雅各宾派走马灯似的你方唱罢我登场，直到罗伯斯庇尔掌权，清除异己，实行恐怖专政，将制度革命推演为文化革命，建立精神乌托邦，却最终身死人手，唯余一片道德理想国轰然倒塌后的废墟。

令人唏嘘的是，罗伯斯庇尔是启蒙运动旗手卢梭的狂热粉丝，一直致力于将偶像的哲学思想运用到政治实践当中。而写出了《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以及《社会契约论》的卢梭，其核心思想却是天赋人权，人人生而自由平等……

杨度没有去分析从小革命到大革命，从改造社会到改造人性，革命何以最终搞得人人自危，与人心为敌。做梦都想当帝王师的他，哀叹的是卢梭死得太早，没能看到法兰西第一共和国的成立。

袁世凯则像被说中心事一般，听得后脊发凉。

罗伯斯庇尔唯一的错误便是没有生在中国，否则以其杀伐决断脸厚心黑的个人素质，想必功不在秦皇汉武之下。

这是一个重复上演抢舞台、争主角的国度，无限循环。

见始皇出巡，威风凛凛，刘邦和项羽不约而同地发出“大丈夫当如是也”和“彼可取而代之”的喟叹，其核心都是对当历史看客的不甘。

无论“逐鹿中原”还是“问鼎天下”，鹿和鼎都是唯一的，不容他人染指。

于是，分久必合的大一统思想便同个人野心孟不离焦地缠绕在一起。

天无二日的一元文化，是中国政治的核心逻辑。即便以新新人类自居的同盟会，也不例外。

刺客蒋中正

上海光复后，功劳最大的光复会骨干李燮和被起义同志推为沪军都督，引起蒋介石的良师益友、同盟会一霸陈其美（1878—1916）的强烈不满。

跟霍元甲过从甚密的陈其美在上海经营多年，同黑帮无赖打成一片。为了都督一职，不惜派人刺杀李燮和。

这就有点恩将仇报了，毕竟李燮和曾率兵将陈其美从江南制造总局里救出来。

该局是晚清首屈一指的军工厂、李鸿章给洋务运动作出的最好诠释。陈其美为了搞到起义用的军火，找制造局总办谈判，希望策反对方。

问题是你让旱涝保收、工资条能吓死草民的国企老总去当官他都未必乐意，还指望他毁家纾难，跟你造反？

果然，陈其美直接被关了起来。

等光复会打下制造局，好不容易找到陈时，发现其形象颇为狼狈：手足戴着镣铐，坐在一张条凳上，头紧紧地靠着墙壁，一动不动。再一看，原来辫子从墙上新凿的小孔拉出房外，系着梁上悬挂的一个铁钩，故而纹丝不动……

重获自由的陈其美又恢复了“四捷”（人称其“口齿捷、主意捷、手段捷、行动捷”）的威风，见暗杀未遂，干脆派自己的黑道兄弟拿着手榴弹去威胁李燮和。

光复会在江南经营多年，李燮和根本不怕当铺伙计出身的陈其美，只因顾全大局，不想跟黑帮火拼，选择了低调闪人。

当上沪督的陈其美并不满足，正好时任浙江都督的汤寿潜去南京临时政府赴任交通总长，便又打起了浙督的主意。

然而，舆论一边倒地拥护光复会领袖陶成章（1878—1912），认为“非陶公继任，全局将解体矣！”“斯人不出，如苍生何！”

被梁启超誉为“当世墨子”的陶成章常以麻绳束腰，脚穿芒鞋，奔走国事，四过家门不入，两番谋刺慈禧，可谓光复会的灵魂。

多年来，经陶成章之手的革命经费数以万计，他自己却衣衫褴褛、粗茶淡饭。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烟花巷陌的常客陈其美，由于三天两头往娱乐场所钻，舆论攻击不断，被上海人称作“杨梅都督”。

其实早在日本时，陶成章就曾当着孙文的面苦劝陈其美戒嫖戒赌，遭到后者记恨。

以个人身份加入同盟会后，陶成章发现，在孙文的领导下，同盟会的管理和财务极其混乱。

一次，孙文托日本友人订购了两千支快抢，供起义同志使用，结果被章太炎探知是早已淘汰的劣枪。

还有一次，大难不死的起义同志逃回新加坡，身无分文，欲卖身作猪仔（苦工）。众人同孙文商量，设法接济，不料孙却说：“听之可也，不必管他。”

最夸张的是坐视为革命宣传立下汗马功劳的《民报》（同盟会机关报）风雨飘摇，几近断炊，却始终不肯施以援手，任其自生自灭。

主编章太炎饿得眼冒金星，连催孙文给钱，且只需三千银元便能解燃眉之急，却被告知没有。

最后《民报》被封，章太炎因交不出罚金，险些罚做苦役。

为此，陶成章同章太炎多次发动“倒孙”，要将其赶下台，另选贤能；孙文则四处诬蔑二人为清廷的侦探。

由于内部纷争不断，孙文的权威受到严重的挑战，胡汉民、宋教仁等相继单飞，回国成立支部。若非黄兴极力维护，同盟会早已分崩离析。

陶成章心灰意懒，在东京重组光复会，分庭抗礼。

上海光复前，陈其美已同陶成章冰炭不容，向蒋介石等人吐露心事道：

今武昌为首义之区，而江浙为光复会势力所在，若先于我等举事，同盟会将无立足之地。故吾人为同盟会计，为报答孙先生多年奔走革命计，不得不继武昌而立奇功于长江下游。苟能从上海入手，次第光复江、浙、皖、赣，以达北京，共和告成，同盟会化为永占优势之政党，始可无恨。今李燮和以协助光复为名，由鄂来沪，其人为陶成章之亲信，居心可知。诸同志好友，能有出奇制胜之策乎？

就差直接说：“有能手刃此二贼者乎？”

1912年1月14日凌晨，蒋介石奉陈其美之命在上海法租界广慈医院枪杀了陶成章。

时论普遍认为，刺陶是孙文默许甚至直接指示的。

1943年，这桩公案尘埃落定三十年后，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

余之诛陶，乃出于为革命、为本党之大义，由余一人自任其责，毫无求功、求知之意。然而总理（孙文）最后信我与重我者，亦未尝不是由此事而起，但余与总理从未提及此事也。

史学家杨天石点评道：“蒋介石始终认为刺陶是出于大义，其授意者虽非孙文，二人也未曾谈及此事，但他估计，孙之所以长期信任、重视自己，和此事密切相关。”

同一时间，同盟会籍的广东都督陈炯明也在其治下捕杀光复会成员——以革命主角自居的同盟会，用最直接的方法帮光复会实现了“功成身退”的入会誓言。

崇尚实践不爱标榜、始终未设宣传机关的光复会，在贡献了吴樾、秋瑾、徐锡麟等烈士，光复了江南后，便已成为历史名词。

失去平台的章太炎与李燮和性命堪忧，逐渐倒向袁世凯。

而作为退休返聘人员，袁世凯才不相信什么“成功不必在我”的鬼话，“非袁莫属”的舆论和中外仰仗的人望让他愈发坚信中国需要宪政。但，必须在自己手上实现。

第十二章 顶层亡清，共和的尝试与反动

龙骧虎步

宿命的铰链轰然作响。

何人没有梦想？当热血沸腾时，梦想便铸成了信念。英雄辈出的时代是不幸的时代，和平生活却往往平庸而繁琐。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有志之士无不怀抱平治天下的宏图，但在数不清的荣耀与失败的洗练下，在只问目标不计手段的自我安慰中，努力到忘却初衷的人史不绝载……

王道、霸道、民主、集权、苍生、大义，那些多如繁星的立场，铸就了人们生死以之的梦想。

然而，有梦想不是错，强迫别人活在自己的梦里，则大错特错。可惜，从“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到太平天国的大同社会，多少飞蛾奋不顾身地扑那道万丈光芒，却早已分不清理想和欲望，宁可牺牲千万人，也不放弃心中坚守的乌托邦。

终于，手持大旗，满面红光地走向罪恶。

这就好比陈独秀同胡适的区别。前者认为只有跟着我陈独秀争自由，中国才会实现自由；而后者挂怀的是，只有当每个人都争取自由，中国才会有真正的自由。

终胡适一生，对那些鼓吹“牺牲你们个人的自由，去求国家自由”的领袖，都时刻保持着警惕。

因为他明白，革命家有两种，一种是不管采取什么手段，也要在有生之年见到革命成果；还有一种则纯粹得多：革命因我而成功。

目的能否漂白手段？如果能，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谁又看得清谁呢？

面对清政府和黎元洪的湖北集团、同盟会的东南集团，袁世凯选择听从杨度的建议：养寇自重，拖垮清廷。

唯其如此，方能集权力于一身；唯其如此，方能避免中国四分五裂，杜绝列强瓜分的野心。

而当务之急是对付燕晋联军，解朝廷之围。不然，等吴禄贞打下北京，自己就彻底退休了。

第六镇被段祺瑞打造得铁板一块，吴禄贞统制未久，根本压不住。袁世凯轻而易举地收买了一个管带（营长），在石家庄火车站刺杀了吴。

燕晋联军旋即解散。

行将崩溃的清廷别无选择，答应了“袁六条”，颁布罪己诏，承认“用人无方，施政寡术”。同时，解散皇族内阁，并通过资政院选举，任命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着即来京组阁。

在给《泰晤士报》驻京记者莫理循的信中，严复不无遗憾地道：

如果一个月前做到其中的任何一条，将产生怎样的效果！历史往往重演，这和法国路易十六的所作所为如出一辙。一切都太迟了！

严复显然在体制内待傻了，不明白一个最基本的道理：既得利益团体是世间最顽固的存在，即使见到棺材也不会落泪。正因如此，才出现了索尔仁尼琴笔下的“世界正在被厚颜无耻的信念所淹没，那就是权力无所不能，正义一无所成”。

冬日的彰德车站空气清冷，气氛却异常热烈。

上至巡抚，下到州县，豫官们集体挂着标准而殷勤的笑脸，亦步亦趋地随袁大总理踱上月台。

鞭炮声、锣鼓声，嘈杂而喜庆，统摄一切军政大权的袁世凯头戴一品朝冠，身穿仙鹤补服，环顾四周，颔首致意。

沐浴着阳光，鲜红的顶子似一团熊熊燃烧的烈火。

与此同时，武汉迎来了一个神秘的客人。

蔡廷干。

留美幼童蔡廷干早年被美国同学戏称为“火爆唐人”，甲午海战时是鱼雷艇“福龙”的管带，惊鸿一瞥。

战后，被清政府革职，在唐绍仪引荐下入袁世凯幕，以娴熟的英语和开阔的视野，日见重用。

此番，蔡廷干带着袁世凯的密信，低调过江，同武昌党人接触，明则劝其罢兵，暗则探其底线。

之所以派蔡廷干，盖因其在北洋海军时曾当过黎元洪的上司。当然，廷干也不辱使命，替袁世凯演了场欲擒故纵的好戏。

他指出，共和政体不适合中国国情，弱化中央权威是在帮西方列强的忙。并提醒众人，自己曾在美国接受教育，深悉其社会生活中所蔓延的腐败。

蔡廷干主张君主立宪，皇帝不掌权，总理负责任，既稳定又廉洁。

但站在黎元洪的立场，反旗既举，必须看着清帝逊位，否则武昌上下都有被秋后算账的可能。

因此，他诱之以利道：“予为项城计，即今反旗北征，若大功告成，总统当推首选。”

宋教仁也帮腔道：“驱逐胡虏，方不愧为汉族男儿。果如此，我辈当敬之爱之，将来自可举为总统，较之现下内阁总理，实有天渊之别。”

黄兴更是托蔡廷干带信给袁世凯，吹捧说：“以华盛顿之资格，出而建华盛顿之事功。苍生霖雨，群仰明公。”

大头见信，了然于心，但还是要把戏做足，演给清廷看。因此，给武昌开出的议和条件仍是君主立宪。

黎元洪愤然而起，当着军政府众人的面，向来使痛斥袁世凯自抬威权，欲收渔人之利的居心，并大义凛然道：“推翻清朝，乃是底线。否则无和可谈，只有约期大战！”

袁世凯突然觉得黎元洪是一个神交已久的好戏友。他加紧部署冯国璋攻打汉口，自己则带着亲兵卫队赶赴北京。

临走前，在给自己一手提拔起来的亲信安徽巡抚朱家宝的密电中吐露了真情：

宜顺应时势，静候变化，不可胶执书生成见，贻误大局。

抵京不过三天，袁世凯就组好了新内阁，各部大臣均为亲信：赵秉钧（民政部）、王士珍（陆军部）、胡惟德（外务部）、唐绍仪（邮传部）、杨度（学部）、严修（度支部）……

载沣孤立无援，也日渐看破红尘，索性退位归藩。袁世凯则把武汉战事放到一边，大刀阔斧地搞起了政治体制改革。

首先，停止入对奏事，除遇特殊情况，内阁总理不必每日入宫；

其次，各衙门奏事，均呈内阁核办。实在需要上奏的，由内阁代递；

最后，让隆裕申明“家法”：亲贵不得干预政事。

三条一出，神州大地首次真正实现了“虚君立宪”。

革命万岁

刑部大牢的门缓缓打开。

按袁世凯的要求，一批政治犯被释放，走在最前面的是引发无数女粉丝尖叫的汪精卫。

很快，梁士诒便奉袁世凯之命带着十万元前来结交，汪精卫只象征性地收了一千元。

作为同盟会的首席笔杆子，汪精卫年方二十八便已名满天下，前途无可限量。正在寻求同南方议和的袁世凯将其迎入府中，待为上宾，并让袁克定与之结为兄弟。

对思想开明的袁世凯，汪精卫一见倾心，表示“中国非共和不可，共和非公促成不可，且非公担任总统不可”。

他派人到武汉传话，说大头并非忠于清室，不如南北联合，逼清帝退位，再选袁世凯为共和国第一任总统。

汉阳。

冯国璋将大炮搬上龟山，居高临下，对准武昌一顿乱轰。

北洋军的炮兵都是科班出身，三下五除二便掀了都督府的房顶。黎元洪又坐不住了，吩咐手下收拾行装，准备开溜。

革命意志最为坚定的张振武闻讯赶来，咆哮道：“大敌当前，身为都督当作表率，岂能临阵脱逃！”

黎元洪哼哼唧唧，非常尴尬。

张振武唤人“保护”好大都督，然后匆匆离去，布置防卫。

架不住炮弹接二连三地落，黎元洪还是仓皇出逃。武昌大乱，沦陷只是时间问题。

幸亏袁世凯一天七个电话制止冯国璋，乃至将其调回北京当禁卫军统领（中央警卫局局长），而将段祺瑞派往前线。

听说袁世凯要讲和时，黎元洪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直到英国驻汉口领事葛福在驻华公使朱尔典的指示下拿着和约出现在武昌时，方才大呼“天佑我也”。

朱尔典是袁世凯的救命恩人。第一季里，他饰演英国驻朝鲜领事，曾提供兵舰，帮男主角摆脱日军的追杀。

而在本季中戏份明显上升，作为英国在华利益的代表，一直暗中支持袁世凯。

吴兆麟和军务部部长孙武接待了葛福，对休战满口答应。

于是，葛福出示协议，要求盖章。可都督印信已被黎元洪带走，无法盖戳。

关键时刻，一个叫高楚观的篆刻大师发挥了重要作用。仅仅几分钟，便在一颗大白萝卜上刻好了“都督大印”——手艺高到可以去西泠印社给吴昌硕当助手。

听说和议已成，黎元洪马不停蹄地往回赶，生怕离开久了位置被人夺走。

回到武昌的黎元洪惊喜地发现，自己不但没有失势，反而地位更稳。因为停战书里明白无误地写着，以他为谈判一方总代表。

黎元洪顿悟了：自己是袁世凯玩弄清廷的砝码，这是一场你中有我的猫鼠游戏。

只是，平衡迅速被外力打破。

南京，虎踞龙盘，九朝古都。沿长江而上，可控武汉；顺流而下，又直抵上海。

如此连江带湖、四通八达的东南重镇，因朱元璋定都于此，作为政治符号，对汉人影响深远。

1911年11月5日，著名儿童文学家叶圣陶（1894—1988）起床后正在吃早饭，忽听打街上回来的叔叔说：“苏州光复了！”

半个月前，叶圣陶从《申报》上看到武昌起义的消息，跟着记者瞎激动——“此事也，甚为机密，出其不意，遂以成事”（其实很仓促，也谈不上机密）；“无耻凶恶之官吏，亦杀去无数”（完全无中生有）。

叶圣陶兴奋之余，发出了愤懑的质问：“推翻清政府是中国同胞的天职，可是江苏呢？”

见各省次第举起义旗，江苏依旧安之若素，叶圣陶怒道：“放弃天职者，将不耻于人类，我苏省之人犹得腆然于人前乎？”

愤青的悲哀之处在于，每当其为了中国的前途和命运在合租房里徘徊反侧、苦苦思索时，房东总是会适时地敲门催缴房租……

苏州的光复并不算晚，也没出现愤青们憧憬的血流成河的景象，而是秩序井然、波澜不惊，搞得前任江苏巡抚、现任江苏都督程德全都不好意思了，吩咐下人将衙门（办公楼都没换）屋顶上的瓦片捅落几块，以示革故鼎新。

其实，苏州的光复条件非常恶劣，不远处的南京聚集着全国著名的三大保皇党——两江总督张人骏、江宁将军铁良和江南提督张勋。

程德全倒是思想开明，跟张謇等立宪派走得很近，但他下面的布政使左孝同（左宗棠之子）人如其名，一向以大清忠臣自我标榜，而掌管治安的巡警道吴肇邦也反动得出奇——之所以还能光复，源于多方合力。

首先，一天到晚呼吁开国会的程德全刚因一件小事遭到朝廷的申饬，降级留任，正耿耿于怀；

其次，已经光复的上海派来两个重量级的代表：虞洽卿和陈光甫。

前者是游走于华洋之间，黑白两道通吃，连黄金荣和杜月笙也要让他三分的商界寡头；后者则是首创民资银行，将业务对准普通市民的金融巨子。

二者表达了上海对苏州的支持，给程德全吃了一颗定心丸。

最后，苏州新军只有一个兵力较弱的混成二十三协，同盟会会员顾忠琛跑来告诉程德全，说已成功策反协统。

既然时事所趋，程巡抚干脆顺水推舟，把手下几个老顽固骗到巡抚衙门软禁起来，宣布独立。

左孝同冒着生命危险逃到南京，向张人骏告警。

钟山风雨起苍黄

两江总督下辖江苏、江西和安徽三省，而江苏的安危无疑是重中之重。可继上海和苏州之后，无锡、常熟、扬州相继光复，最后竟连南京门户镇江都被新军第九镇拿下。

第九镇镇统徐绍桢涉猎广泛，著述颇丰，是当之无愧的军事家。

家有书楼一座，藏书二十万册的徐绍桢非常重视新军官兵的文化素质，在打造文武兼备的军队的过程中，麾下的柏文蔚、熊成基等纷纷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其实，徐绍桢一直倾心革命，只因伪装巧妙，张人骏始终抓不到把柄。

直至苏州光复，徐镇统终于举起反旗。但因张勋的干涉，第九镇人均只有三颗子弹。

作为汉人里的奇葩，张勋年轻时当过土匪，投过淮军，镇压过义和团，护送过“西狩”的慈禧回京。

改写他命运的，除了慈禧就是袁世凯。因此，清亡之后，他曾对徐世昌说：“宫保（袁世凯）在，从宫保；宫保不在，仍从旧朝。”

身为一名文盲，张勋发达后才开始练习写字，每天让幕僚讲授历史故事两则，忠君思想估计就是在此期间培养起来的。

张辫帅威加海内的一仗还是南京保卫战。

先是第九镇两个标被死守雨花台的清军轰得血肉横飞，尸体枕藉。考虑到辫子军已被洗脑，个个把愚忠当成爱国，视死如归，徐绍桢联合上海都督陈其美、江苏都督程德全以及浙江都督汤寿潜组成一万余人的“江浙联军”，自任总司令，共同伐宁。

张勋率七千人马亲自督战，同联军展开厮杀。

激战两日，双方互有死伤。张勋退守城内，顽强反抗，还时不时出城骚扰一下，搞得联军疲惫不堪。

拉锯中，联军拿下孝陵卫、狮子山等外围制高点，架起重炮，对准太平门和总督署等战略要地一阵猛轰，辫子军伤亡惨重。

张勋连发电报，向内阁求援，袁世凯置之不理。

辫帅只好收拾残兵，拥重炮十门，机枪数挺，死守位于东郊紫金山的天堡城。

天堡城地势险要，易守难攻，一旦夺取，南京城尽收眼底，可顺势而下。

血战七日，踏着尸山，联军攻克天堡城。张人骏通过美国领事馆求和，南京光复，张勋带残卒出逃，心里还想着上山打游击。

北京。

肃亲王善耆越想越闹心：以北洋军的实力，若非袁世凯打打停停，武昌的革命党早就土崩瓦解了。

他真心觉得，如果革命成功，军功章的一半当属不对党人灭此朝食，倒将全国拖出一个狼烟四起之局面的袁世凯。

愤怒的善耆联合几个亲贵气势汹汹地质问名为佑我大清实则辛亥革命的袁世凯：

汉阳、汉口已复，武昌指日可下，为何与贼党言和停战？

袁世凯露出轻蔑的笑容：

武汉形势虽好，南京却已沦陷。党人势大，蛊惑国人，军心浮动，议和乃权宜之计。我以三年为期，必灭党人。如各位盲动，以天下为孤注，不妨代我行权，袁某自当让位！

一句话就把满大人们堵了回去。

从这帮人身上，袁世凯发现一个规律：整天把爱国主义挂在嘴边的，其实最不爱国。

证据就是由武昌起义引发的金融恐慌。

各地的大清、交通等国家银行均发生挤兑，始作俑者正是最先获得内幕消息的权贵。仅奕劻本人便一次性提款二十五万两，使本已枯竭的政府财政雪上加霜。

度支部又想举借外债，无奈列强已对清朝的统治权威产生怀疑，认为只有袁世凯才能把中国引入正轨，拒绝放贷。

更悲催的是，起义爆发后，各省督抚把持了地方财政，还经常巧立名目揩中央的油。

直隶说要“拱卫神京”，山东自称“京畿门户”；陕甘强调“屏护中原”，东三省则大谈“巩固根本”。

总之两个字：要钱。

其实真正缺钱的是前线。在给隆裕的奏折中，袁世凯建议将奉天行宫（今沈阳故宫）存放的旧瓷器运到北京变价充饷，以救眼前之急。

结果东三省总督赵尔巽正因他弟弟赵尔丰的事生朝廷的气，推三阻四，说运京售卖，种种不便，请改为就地批发——就差直说我要截留此款。

在袁世凯的授意下，段祺瑞、姜桂题等十多名高级将领联袂致电清廷，声明“言战必先筹饷”，而今财竭饷绝，皇室懿亲却拒绝与国家同休共戚，将数千万两白银（保守估计也有七千万两）私存于外国银行。若饷源不齐，将士愤激，恐怕会有不忍言之祸发生。

清廷赶紧降旨，让亲贵们认清形势，筹款助饷。但饶是如此，富可敌国的奕劻也只捐了十万两，余者更是杯水车薪。

此情此景，连日本驻华公使伊集院都看不下去了，对袁世凯感叹道：

我岳父（倒幕领袖大久保利通）遭暗杀前，已将全部财产捐给了事业，身上还剩不到50元。你们的显贵要是对他们的国家还有一丝热爱的话，在危机发生时，理应献出埋藏的财务，使政府阻止革命蔓延。但他们什么都没干，把财富看得比国家还贵重。

伊集院此言差矣。说不定人正是因为对现政权彻底绝望，才故意猛贪，想搞个休克疗法，推倒重来。如此深谋远虑，岂是都察院里的那些朝廷忠犬所能知晓？

长江以南是另一番景象。

天下未定，独立各省便玩儿起了“定于一”的传统游戏。

组建临时政府，结束自行其是的局面，确实有利于加速清廷的覆灭，但随之而来的则是生生不息的党争。

先是黎元洪以“首义城市”这一无可替代的政治资源号令天下，致电各省，要求派代表赴鄂开会。

两天后，诸省又收到了陈其美的电报：请来沪开会。

陈其美发电的日子没选好，1911年11月11日，百年一遇的光棍节，结果没人理他，都跑武汉开会去了。

南京光复后，宋教仁奔走游说江浙两省，准备公推黄兴为大元帅、黎元洪为副元帅（大总统之职则虚位以待袁世凯），在南京组建临时政府。

此议一出，湖北大哗，见识过黄兴统率力的革命军人集体不服。

黄兴也不愿意，因为听说孙文已从美国启程回国。他可不想自己当着大元帅，却眼睁睁看好友回来当“海待”，最后搞得同盟会内部分裂。

大仁不仁

随着最后一缕残照洒向人间，冬日的太阳落山了，大清帝国的京师显现出末日前的余晖。

霜风刮过，把御道上的黄土掀起，使昏暗的天空平添了一层浑浊，仿佛清国的前途一般，黯淡无光。

宫殿里的大钟被吹得左右晃动，发出沉闷的金属撞击声。城墙上高高竖起的龙旗，在遮天蔽日的黄尘中猎猎作响。

隆裕总算开始面对现实，因为财政彻底崩溃了，连代表大清国脸面的驻外使馆人员的工资都发不出来。

万般无奈下，她低声下气地向几个还没脱离统治的省诉苦：“求各省分筹接济，稍解眉急。”

或因自顾不暇，或因另怀他图，对北京的求援，应者寥寥，甚至直接硬顶。

形势逐渐明朗，南北军力相当，北不能平定南，南无法歼灭北。要么划江而治，要么南北战争，但在列强环伺的情况下，都将把中国推到被拆分的边缘。

其实，南军的宗旨不外乎排满和建立共和政府（即国家权力为公民所共有），同北军并不冲突，只要不排斥袁世凯，很容易达成共识。

因此，汪精卫再三鼓励大头当中国的华盛顿，并盛赞他“一言足以安天下”。

藤枯瓜落，此其时也。

不过，想让议和从幕后走向公开，阻力仍然巨大。以良弼为首的满清遗老大本营“宗社党”成天派人到袁府门口晃悠，时不时把怀里的手枪露出一角，对上朝的袁世凯露出不怀好意的微笑。

为免夜长梦多，袁世凯直接去劝隆裕：“不妨跟革命党谈一谈，如能和平解决，也免于生灵涂炭。”

孤儿寡母，内外交困，还有别的选择吗？

获得授权的袁世凯同南方约定，在上海举行正式谈判。

南方代表是在陈其美跪求之下出山的老牌外交家伍廷芳（1842—1922）。

作为李鸿章的得力助手，伍廷芳是中国第一个法学博士，第一个挂牌营业的律师，历任外务部侍郎、驻西班牙及美国公使，回国后闲居沪上。

专业而精明的伍廷芳让列强爱恨交加。《纽约时报》称他为“我们那位贤明风趣的老朋友”，朱尔典则直呼其“饶舌的老家伙”。

留美学生顾维钧曾多次去听伍廷芳的演讲，印象深刻：

他每次出来，都穿着华丽的中式长袍，罩一件同样华丽的坎肩。头戴瓜皮小帽，上缀一颗大宝石，仪表堂堂，令人过目难忘。

伍廷芳的美国朋友都清楚他是个革命派，只因藏得太深，很少显山露水。直到武昌事起，方才在《字林西报》上发表文章，公开支持共和。

搬出闲居沪上不问世事的伍廷芳是陈其美的得意手笔，凭借这张王牌，尚被围困的武昌也不好再争和谈地点。

北方代表则是出镜率很高的唐绍仪。

七年的青春期都在美国度过，唐绍仪的心里早就埋下了美式民主的种子，只待气候适宜，便即开花结果。

于是，清廷悲哀地发现自己竟如此不得人心。

伍廷芳和唐绍仪是老相识，又都呼吸过欧风美雨，心照不宣。故而白天一本正经地坐在那说些给媒体看的废话，一到晚上就凑到一起忆当年，诉衷肠。

唐绍仪拉着伍廷芳的手，动情道：“我的共和思想，尚早于君。今所议者，非反对共和宗旨，但求和平达到之办法而已。”

搞到最后连法国领事都看出问题了，在发回国内的报告中写道：

唐绍仪是否事先就被对方争取过去了，或者说他的行动完全听命于早已安排妥当的计划？不管怎样，从第一次接触起，他便显得受周围气氛的强烈感染，仿佛已认定帝国事业毫无希望。

当然，一切都在袁世凯的布局之中。

跟大头走得很近的《泰晤士报》记者莫理循多次对人说：“袁世凯清楚唐绍仪的共和思想，也准许他这样讲。”

其实很好理解。袁世凯的策略是以“君主立宪”同南方讨价还价，再拿南方的“民主共和”倒逼朝廷，自己则渔翁得利（大总统）。

因此，唐绍仪的政治倾向和那副老好人的面孔决定了他成为坐在谈判桌前的不二人选。

但他的表现搞得革命党人都不好意思了，北京也开始有御史弹劾其“通匪卖国”。

成竹在胸的袁世凯根本不理会，他还有一条秘密的议和渠道，存在于段祺瑞和黄兴之间。

两人派出的代表展开地下谈判，确定了五条实质性的密约：

一、确定共和政体；

二、优待清室；

三、先推覆清廷者为大总统；

四、南北将士，均不对战争负责；

五、恢复各地秩序。

段祺瑞拿到签好字的合约，立刻让靳云鹏（后同徐树铮、傅良佐与吴光新合称段的“四大金刚”）赶赴北京，向袁世凯汇报。

袁世凯只对第三条“先推覆清廷者为大总统”存疑，想改为“公举袁项城为大总统”。后经张謇牵线，唐绍仪密晤黄兴，得到后者信誓旦旦的保证，便不再怀疑，同徐世昌合计了一下，着手筹备逼宫事宜。

先让人到处煽风点火，大谈南军之盛，制造恐慌情绪，再亲自跑去恫吓奕劻，说谈不拢就跟他们打，但要是打输了，“优待清室”那条肯定会被推翻。

奕劻转身就去吓隆裕。

与此同时，唐绍仪电请朝廷召开临时国会，由全民来公投国体。

泪眼婆娑的隆裕急召袁世凯，道：“你看该如何办，即如何办。无论大局怎样，我断不怨你。皇上长大了有我在，亦不怨你。”

袁世凯：“战须有饷，而国库已空，没有把握。今唐绍仪请开国会公决，如议定君主立宪，固属甚善；倘议定共和政体，必应优待皇室。此事关系重大，请召见近支王公商议。”

眼看就差临门一脚，一个不速之客踏上了中国的领土。

“呜呼孙文，多少罪恶假汝之名”

武昌起义爆发时，孙文正在美国的科罗拉多州的华人餐馆当waiter。

当他从报纸上看到新闻时，当即决定访问英法，并向友人解释说：“目前革命成败的关键不在于军事，而在于政治，尤其是外交方面（不好意思直说‘金援’）。”

因此，直到辛亥年的圣诞节，西服笔挺的孙文才出现在上海的码头。

欢迎的人群中，一个记者高声询问走下舷梯的孙文是否带回一笔支援革命的巨款，得到的回答却是典型的孙氏幽默：“予一文不名，所带回者，革命精神耳！”

精神的力量还是可观的。报纸上隔三岔五有冒充孙文之侄劫掠财物的新闻，还有人假托孙文授权夺取都督之位，以至于同盟会骨干马君武（广西大学创始人）感慨道：“呜呼孙文，多少罪恶假汝之名！”

正如《纽约时报》在武昌事起后第一时间预测的那样（如不发生意外，著名的流亡革命家孙文可能被推选为民国总统），备受鼓舞的南方同志为尽快获得外交承认，决定生米煮成熟饭，成立临时政府，举孙文为临时大总统。

重归南方阵营的汪精卫极力反对，认为此举会激怒袁世凯；宋教仁则有保留地支持，即孙文可以当大总统，但政体必须是内阁制而非总统制。

所谓内阁制，即由国民选出议员，组成国会，国会中的多数党领袖出任内阁总理，由总理组阁，对国会负责。总统则类似于英国国王，虚位而已。

总统制即美式民主，行政权操诸总统之手，向国会负责。

革命易，建设难。孙文认为，中国要想达成“宪法之治”，必先经历“军法”和“约法”两个阶段，共计九年——而这，恰恰是慈禧宣布的预备立宪的时间。

站在他的立场，头绪纷繁的过渡期需要强有力的中央权威，否则制度建设就是一纸空谈。因此，孙文同袁世凯不谋而合地认为，只有作为美式民主的总统制，元首才能贯彻自己的政治理想——当然，是在宪法和国会的制约之下。

但湖南人的执着不容小觑，何况宋教仁常年研究政治学，阅读的文献加起来能把同盟会所有人都火化了。

但由于他对内阁制反常的狂热，南方同志一致认为宋教仁是想自己当内阁总理。再一看其年龄和资历，纷纷摇头，集体通过了总统制。

1912年1月1日，南京下关车站。

礼炮齐鸣，欢声震天，身穿土黄色呢制军大衣的孙文神采奕奕地走下列车，向人群挥手致意。

在军乐的伴奏下，孙文乘坐专车抵达总统府（原两江总督署），宣誓就职临时大总统。

典礼安排在晚上十点。黄兴左立，徐绍桢右立，各部科长以上官员一律身着西服，排列两阶。

四十六岁的孙文高声宣誓：

颠覆满洲专制政府，巩固中华民国，图谋民生幸福，此国民之公意，文实遵之，以忠于国，为众服务。至专制政府既倒，国内无变乱，民国卓立于世界，为列邦公认，斯时文当解临时大总统之职。谨以此誓于国民。

帝制与民治的分水岭，凝聚在这篇不到一百字的誓词中。然而，现场欢呼的人群并不清楚，走向共和的路崎岖而漫长，再给一百年，恐怕都不够。

两天后，各省代表投票，选黎元洪为副总统，黄兴为陆军总长，徐绍桢为南京卫戍司令。

黎胖子一点都不高兴。

临时政府上上下下几乎全是同盟会的人，各部总长里没有一个来自武昌集团。首义功臣孙武特意去南京跑官，心想捞个次长应该问题不大，结果空手而归。

在任人唯亲上，即使是归国华侨，也不能免俗。

黎胖子打定主意“联袁拒孙”，以“北伐”为借口，把湖北军队扩充至八镇，孜孜不倦地培植个人势力。

最生气的还是袁世凯。

深感上当的他暂停了逼宫的步伐，迫使唐绍仪辞职，自揽谈判大权，并在发给伍廷芳的电报中责问道：

国体问题既由临时国会解决，乃闻南京忽已组织政府，显与前议相背。此次选举总统，是何用意？

南方党人，其实不堪一击。

一次，安徽来人向南京请饷，孙文大手一挥批了二十万元。可待秘书长胡汉民拿着批条去财政部要钱时，发现金库里仅有十块现洋。

实业总长张謇向孙文汇报工作，这是两人第一次面谈。在当天的日记里，张謇对孙的评价只有四个字：不知崖畔（漫无边际）。

家徒四壁的临时政府打起了刚脱离清廷魔爪转为民营的招商局的主意。在黄兴的指示下，陈其美准备武力接管招商局，将其抵押给垂涎已久的日本，换取一千万两白银的借款。

后因舆论沸沸扬扬而作罢，改为招商局“报效”临时政府五十万两。

孙文的日本友人贼心不死，又伸出挂满支票的橄榄枝，想同中方合办汉冶萍公司（中国首家钢铁联合企业）。而具体经办此事的，竟是恶名远扬的盛宣怀。

当然你会问，上赶着崽卖爷田到底要闹哪样？

反袁。

从走下轮船的那一刻起，孙文就没相信过袁世凯，一心想直捣北京。在给陈炯明的电报中他称：“和议难恃，战端将开。胜负之机，操于借款。”

而之所以专找日本人借，则源于一段若隐若现的秘史。

明白自己，比搞懂别人重要

许多人认为甲午之后日本就对中国持轻视态度，其实不然。由于明治维新没有斩断日本的文化传统，稍有知识的都读过孔孟，海军元帅东乡平八郎更是一生俯首拜阳明。因此，当康有为的一个外侄流亡到日本乡间时，仍然受到欢迎和尊重。

虽然中国输了甲午战争，但从全局来看，日本还是弱小的，深具危机意识。

民间的情感和恐惧投射到政界，使得“如何防止中国报复”成为其外交政策的首要课题。

大隈重信在当上首相前，即安排心腹犬养毅派遣浪人到中国调查秘密会党，物色反清力量。其中，一个叫宫崎寅藏的义士发现了孙文，立刻成为其追随者。

通过宫崎，孙文搭上了不少日本朝野的大佬，但对这些所谓的“友谊”，犬养毅在给一个浪人的信中吐露了实情：

彼等（孙文等人）虽是一批无价值之物，但仍愿吾兄将之握住，以备他日之用。

其实，只要看看同孙文关系密切的极右分子头山满都培养了些什么弟子（土肥原贤二、板垣征四郎），就清楚日本的动机了。

而要想推翻庞大的清廷，势单力薄的孙文似乎也只有以毒攻毒一条路可走。

临时政府成立后，头山满跑到南京劝孙文放弃议和，发动北伐（因袁世凯始终提防日本，由他统一中国明显于日不利）。后者则提出，如加大援助，可将东北租让给日本。

张謇对日本的渗透极为不满，挂冠而去，并苦劝孙文：

举凡商业，皆可与外人合资，惟铁厂则不可；铁厂容或可与他国合资，惟日人则万万不可。其处心积虑以谋我，非一日矣，然始终不能得志，盖因日本全国三岛，无一铁矿。

看来只要去过朝鲜的都清楚日本的真实嘴脸。

远在武昌的黎元洪也发来电报，表示愤慨：

前清屡次抵债，尚顾惜汉冶萍公司。今乃民国新造，反弃此权利，恐清朝遗孽亦当笑人矣！

看来打过甲午海战的也清楚。

加之北方秣马厉兵、枕戈待旦，南方党人唯恐把袁世凯逼急了变身为曾国藩，相继转向。

孙文愈发孤立。

在汪精卫、胡汉民乃至黄兴的轮番苦劝下，孙文不得不审时度势，发电给伍廷芳：

如清帝退位，宣布共和，则临时政府决不食言，文即可正式宣布解职，以功以能，首推袁氏。

并以英文发表到《字林西报》上，公告国际。

汪精卫立刻电告袁克定：“项城雄视天下，众望所归，元首非异人任！”

得到公开与私下的保证后，袁世凯再次开启了逼宫模式。

在他授意下，驻荷兰公使陆徵祥（1871—1949）联合多个驻外使节电请清帝避位。同时，以内阁名义趁热打铁，上奏道：

读法兰西革命史，如能早顺舆情，何至路易之子孙，靡有孑遗也。民军所争者政体，而非君位；所欲者共和，而非宗社。我皇太后、皇上何忍九庙之震惊，何忍乘舆之出狩，必能俯鉴大势，以顺民心。

讲路易子孙被杀得片甲不留颇具针对性，隆裕肝胆俱裂。

正得意间，意外发生了。

这天，早朝散后，袁世凯出东华门，坐马车来到王府井大街。

突然，三颗炸弹从道旁茶叶店的楼上扔下，两匹大马登时肠穿肚烂。袁世凯从翻倒的马车中爬出，在亲兵的掩护下逃离。

这场由京津同盟会（汪精卫出狱后在天津成立的同盟会分会）策划的刺杀并未得到南京的授权（汪还曾电阻）。因此，当袁世凯全城搜捕抓获凶手后，汪精卫的电报随之而到：

议和期间，北方同志的一切行动均已停止。此事当为匪类所为，请依法办理。

其实，“匪类”帮了袁世凯一个大忙。在此之前，皇族亲贵整天对大头指指点点，说他是王莽、曹操。而炸弹一响，非议自然全成了“无耻谰言”。

袁世凯就坡下驴请了病假，把梁士诒、赵秉钧和胡惟德推到前台去磨。

内阁会议。

见已不是大臣但还属于王公的载沣和奕劻也出席了会议，恭亲王溥伟顿觉国事尚有可为。

宗社党创始人溥伟是奕訢的长孙，经常教育周围人：“有我溥伟在，大清国就不会亡。”

不要觉得狂，人毕竟曾离神器只有一步之遥。

慈禧临终前，病榻之侧的载沣叩头请辞监国之位。老太婆情急之下道：“如觉力不胜任，溥伟最亲，可引以为助。”

闻听此言，溥伟按捺着内心的狂喜，静待任命。

然而，等张之洞拟写的懿旨颁布时，溥伟才傻了眼：有摄政王监国之命，却无自己只言片语。

权力的赛场上，失去了一次机会等于失去终生。怒火冲天的溥伟叱问张之洞，为何没有皇太后要他助政之语。

张之洞不软不硬地回敬道：

摄政王以下，吾等均为朝廷助政之人，又安可尽行写入懿旨？

败下阵来的溥伟只好在禁烟大臣的闲差上打发时光，却于清廷垂亡之际再次找准了自己的定位——顽固派领袖。

彩色的画面幻化成一团火红，镜头拉远，原来是一个太监拿着铜火钳在拨弄炉里的炭火。远处一座神龛前摆放着一尊三足加盖的铜香炉，上面的镂空处正向外冒着氤氲的烟。

群臣列坐一个钟头了，唯彼此闲谈，无一人提及国事。

溥伟忍无可忍，蓦地诘问赵秉钧道：“总理大臣（袁世凯）邀我等会议，究竟议论何事，请宣布出来。”

赵秉钧：“革党势大，各省响应，北军不足为恃。袁总理想设临时政府于天津，与他们开议，或和或战，再定办法。”

溥伟：“朝廷以慰庭为钦差大臣，复任命为总理大臣者，是以为他能讨平贼乱。今设政府于天津，岂北京不足恃而天津足恃吗？且汉阳已经收复，正应乘胜痛剿，却罢战议和，这是什么道理？”

梁士诒接过话茬儿：“汉阳虽胜，奈何各省响应。北方无饷无械，孤立危急已甚。设政府于天津，是怕惊扰了皇上。”

溥伟不依不饶：“从前洪杨之乱，用兵二十年，也没有议和与别设政府之举。筹饷之事，为诸臣应尽之责，当勉为其难。倘遇贼即和，人人都可做到，朝廷又何必召用袁慰庭呢？”

二人一时语塞。胡惟德掌管外务部，岔开话题道：“此次之战，列邦皆不乐意。我若一意主战，恐受外人责难。”

溥伟铁了心斗争到底：“对内平乱，乃中国主权，外国人何能干预？且英、德、俄、日皆君主之国，也没有胁迫人君俯从乱党的道理。公既然如此说，请指出是哪国人，伟愿意当面问问他。”

见吵得不可开交，奕劻又开始和稀泥：“议事不可争执，况且事体重大，难以决断，当请旨办理。”

说完就站起来走了。

众人窃窃私语，也陆续离开。气得溥伟在回忆录大发感慨：“呜呼！群臣再无一人开口支持我的，真是令人痛心啊！”

人渣也有人渣的困境

夕阳西下，乾清门沐浴在一片柔和的金色之中。一缕光线穿过养心殿的窗纸，投射到光亮的黑色大理石地面上，照出空气中的无数微尘。

这是清朝最后一次御前会议，除了奕劻，所有宗室近支全部到场。

对着自家人，隆裕也不说外话了：“你们看是君主好，还是共和好？”

全都答君主好。看来是唯一得分的标准答案。

隆裕叹了口气：“我何尝要共和？都是奕劻和袁世凯说革命党太厉害，我们没有军饷，万不能打仗。”

溥伟愣了愣神，思绪飘回到两个小时前。

上书房。

载泽兴冲冲地跑进来，对溥伟道：“昨天见到冯华甫（冯国璋），说革党不足畏，但求发饷三个月，即能奏功。一会儿你先奏知，我再详奏。”

溥伟两眼放光，却见载沣凑过来小声道：“今天这个会，庆邸（奕劻）本不愿你来，有人问起，只说是你自己要来。”

又是奕劻这只老狐狸。

对家财万贯的奕劻来说，年老体衰，移民不便，没有比财产安全更重要的事了。而一旦打仗，火光四起，玉石俱焚，作为京城著名的房祖宗，损失就惨重了。

一个悲哀的事实是：别看史书上正气凛然之士和大奸大恶之徒斗得荡气回肠，其实百分之九十的政客都是没有历史感只有现实感的庸官。

对庸官而言，时间是停滞的，“纸上清名万古难磨”就是一句废话。人死如灯灭，把自己和儿孙搞爽是成功的唯一标志。

因此，对奕劻这类一边贪墨一边演戏（装改革派），完全无视历史评价的庸官，除了给他颁个奥斯卡终生成就奖，你毫无办法。

溥伟回过神来，对奏道：“奕劻欺君罔上，求太后不要再相信他的话。乱党实不足惧，昨日冯国璋对载泽说，给饷三个月，情愿破贼。请问载泽，有没有这回事？”

载泽赶紧道：“是有。冯国璋已然打有胜仗，军气颇壮，求发饷派他去打。”

隆裕蹙眉道：“内帑已竭，上次发的三万现金还是皇上名下的，我真没有。”

溥伟站出来，一边磕头一边激动道：“日俄之战时，日本帝后解簪饰以赏军，现在人心浮动，必须振作。冯国璋既然肯于出力，求太后将宫中金银器皿赏出几件，暂充军费，虽不足数，然官兵感激，必能效死。恩以御众，胜则主威，请太后三思！”

善耆帮腔道：“恭亲王所言甚是，求太后圣断立行。”

隆裕顾虑重重：“胜了固然好，要是败了，连优待条件都没有，岂不是要亡国吗（谁说亡清等于亡国）？”

溥伟继续晓之以理：“优待条件是欺人之谈，跟‘迎闯王，不纳粮’一样，彼是欺民，此是欺君。试问大权既去，逆臣乱民若有篡逆之举，当如何制止？又向谁去索要优待条件呢？”

隆裕为难道：“就是打，也只有冯国璋一人，焉能有功？”

善耆道：“除去乱党几人（暗指奕劻），内外臣工有的是忠勇之士，太后不必忧虑！”

溥伟打气道：“臣大胆，敢请太后皇上赏兵，杀贼报国！”

隆裕望着一直没开腔的载涛，道：“载涛，你不是带过兵吗？”

载涛面无表情道：“奴才带过兵，但是没打过仗。”

……

隆裕默然良久，道：“你们先下去吧。”

善耆不放心，提醒道：“一会儿国务大臣（赵秉钧、梁士诒和胡惟德）进见，请太后慎重降旨。”

隆裕叹息道：“我怕见他们。”

溥伟一副亲娘被欺负了的表情，道：“若彼等有意外要求，如设立临时政府或迁就革命党，请太后断不可行。”

又叩首总结道：“革命党年少无知，本不足虑。臣所忧者，是乱臣借其势力，胁迫朝廷，以揖让为美德，以优待为欺饰，请太后明鉴。”

散会后，溥伟又在那感慨众人缄口不言。

那也比徒托空言强。毕竟冯国璋再恋旧，也不敢无视人心向背，罔顾袁世凯的立场，替气若游丝的清室出头。

两天后，传声筒载沣找到溥伟，道：“你在御前的奏对言语太激烈，太后很不喜欢，说时事何至于此。肃亲王（善耆）爱说冒失话，你转告他，以后不准再如此。”

其实，隆裕念念不忘的唯有优待费。

十五岁嫁入深宫，丈夫不爱，婆婆变态，每天过着非人的生活，好不容易熬到两宫晏驾，总算出头了，Game也快Over了。

三百年来的孽不是她作的，三百年来的债却要她一个寡妇来偿，凭什么？

因此，当她听说南方允诺的皇室优待费每年有四百万元时，还是颇为心动的。

可悲的溥伟，自己想当史可法，上面却没有崇祯。

天地无私，贵贱皆为角色

更惨的是良弼。

作为多尔衮的后裔、宗室里最早剪辫子的潮人，良弼思想前卫，交游广泛，素以改造大清为己任，致力于推动顶层设计。

从日本士官学校毕业后，良弼进入军界，在步步高升的同时延揽了吴禄贞、蒋百里等英才，试图以自己的同学来替换北洋旧将。

武昌起义后，良弼茶饭不思，主动请缨“平叛”，却遭到奕劻的打压：“黄口孺子，纸上谈兵！”

危急时刻，悲愤的良弼发起组织宗社党，党员一律在胸前刺两条青龙，誓死捍卫大清。

他们纠集满族军人，天天开会，还给袁世凯送去一封恐吓信，内称“愿与阁下同归于尽”，极为嚣张。

袁世凯正恨得咬牙切齿，替他出气的彭大侠从天而降。

彭大侠叫彭家珍，竟然也是京津同盟会的，看来该组织的宗旨是杀人不分左右。

川人彭家珍，当过新军队官和代理标统，时任京津同盟会军事部部长。

谋刺良弼前，他四处踩点，碰巧在金台宾馆的前台发现一张名片：陆军讲武堂监督崇恭。

仔细一问，原来这个军校校长来京办事，后又去了保定。

彭家珍灵机一动，揣起名片，回到住处。

他备好炸弹，穿上借来的军装，向同志们告别后，来到军咨府良弼的办公室。

门卫禀告说“崇恭”来访，良弼一愣，半晌才想起是自己留日时的同学。公务繁忙，他让“崇恭”晚上去自己家里见面。

大红罗厂街，良弼宅。

等到很晚，彭家珍才看到良弼的马车驶回。大门一开，院子里射出的光亮把主人映得一清二楚。

彭家珍迅速闪出，亲热道：“赉臣，我来了……”

良弼见其陌生，立刻警觉地倒退两步，想钻回马车。

彭家珍扔出炸弹。

巨响之下，良弼的左腿被炸断。一块弹片击中下马石反弹回来，打到彭家珍的后脑，当场致死。

失血过多的良弼在医院呻吟两日，不治身亡。临死前哀号道：“炸我者，知我者也。我一死，大清亡！”

的确，良弼在满清贵戚里的人望比溥伟高多了，彭家珍的壮举诚如孙文所言，是“小弹丸而收巨功”。

后来袁世凯当大总统期间，参谋部次长陈宧（yí）每月都能见到一个中年男子前来领钱，回回都是一千银元。打听一下得知，正是彭家珍的父亲。

宗社党瞬间作鸟兽散，溥伟和善耆连夜离京，躲到租界不敢露面。

那是个革命党的炸弹能使小儿止啼的时代。孙中山被清政府描绘成红毛绿睛的江洋大盗，身怀“明拳”“明足”和“明身”三样绝技，手下的好汉个个飞檐走壁，无孔不入，还自觉接受先进科技，手枪炸弹一应俱全。

隆裕也是看《七侠五义》长大的，登时大惊失色，唤来赵秉钧、梁士诒和胡惟德，号啕大哭道：“我母子的性命，都在你三人手中！你们回去好好对袁世凯说，务要保全我母子二人！”

北洋军头再次联合发难，由段祺瑞领衔上奏，严斥“二三王公反对共和，陷两宫于危险之地”。声称要率全体将士入京，同那几个败类“剖陈利害”，结尾还颇有画面感——挥泪登车，昧死上达。

满眼刀光的电奏撕破了最后一层面纱，隆裕终于同意逊位。

1912年2月12日，由张謇起草、徐世昌润笔的退位诏书公诸天下：

今全国人民多倾向共和，南中各省既倡议于前，北方诸将亦主张于后，人心所向，天命可知，予亦何忍因一姓之尊荣，拂兆民之好恶？外观大势，内审舆情，特率皇帝将统治权公之全国，定为共和立宪国体。近慰海内厌乱望治之心，远协古圣天下为公之义。

袁世凯前经资政院选举为总理大臣，当兹新旧代谢之际，宣布南北统一之方，即由其全权组织共和政府，与民军协商统一办法。

总期海晏清河，仍合汉满蒙回藏五族完全领土为一大中华民国，予与皇帝得以退处宽闲，悠游岁月，长受国民之优礼，亲见郅治（天下大治）之告成，岂不懿欤（岂不快哉）！钦此。

末尾的“岂不懿欤”是徐世昌加上去的，收煞得干脆巧妙，彰显了翰林出身的文字功力。

翌日，各家报馆都转载了诏书全文，民政部也用黄纸誊写了一份，置于天安门外的牌座上，供路人观览。

几天前还“心跳益剧，头眩尤甚”的袁世凯突然不治而愈，向南方发了一封意味深长的电报：

共和为最良国体，世界所公认，今由帝政一跃而跻及之，实诸公累年心血，亦国民无穷之幸福。

大清皇帝既明诏辞位，业经世凯署名，则宣布之日即民国始基。从此努力进行，务令达到圆满，永不使君主政体再行于中国。

“永不使君主政体再行于中国”，四年之后回头看，可谓一句莫大的讽刺。谁能料到，亚洲第一个共和制国家不仅没拿到毕业证，还打回高中复读了。

纷纷扬扬的大雪给一望无尽的殿銮披上了一层银装，从空中向下望去，往日金碧辉煌的大殿显得无精打采，萧索颓败。

乾清门以内，还是小朝廷的天下。隆裕以泪洗面，五岁的溥仪却没心没肺地发出清脆的欢笑。

刚收了袁世凯上万两银票的太监小德张难掩内心的喜悦，低头劝道：“太后，您老人家不必担心。有袁大人在外面罩着，您和皇上安心享福，荣华富贵一样不少，跟从前一样。”

落暮寒鸦，白云苍狗。夕照中的京城，在寒冬岁末里显得冷冽而静穆。

庙堂伪号虽除，僭主心态未去

外交部街的外交大楼里传出一阵爽朗的笑声，蔡廷干亲自操刀，替兴高采烈的袁世凯剪了辫子。

剃发令随即颁布，截止到2月18日（农历大年初一），所有公务员必须剪头。

草民则不做硬性要求，结果街上跟过万圣节似的。有莫西干和朋克头，有不想剪的买来道士服把辫子藏在道冠里。一家名为“改良帽庄”的小店门庭若市，只因老板抓住了市场需求，专卖后面拖着假辫子的改良帽……

家世显赫的贵族，悄悄地把先朝冠服和诰命御赐收藏起来；皇族后裔启功则被家人送到雍和宫当小喇嘛，不敢告诉别人自己姓爱新觉罗。

同启功的隐姓埋名形成百年反差的，是那些为了开启星途不惜攀龙附凤谎称皇室的女艺人。

对戏子而言，历史又回到了原点。

但对中国而言，辛亥革命的确是一场好革命。尤其由袁世凯掌镜的下半集，以不流血的宫廷政变将改朝易代的成本降到最低，避免了兵连祸结、哀鸿遍野，可谓双赢。

然而，《泰晤士报》冷静地指出：“革命是否已经达到目的，这是未来的秘密。在一个拥有四亿人口的国家里，长久以来皇帝就像神一样统治着他们，能否突然用一个同东方概念和传统格格不入的共和政府的形式，来替代君主政体？”

步子迈得太大，一夕之间跨越了欧美上百年的进程，随之而来的问题不容忽视。

一天，八十多岁的盐商萧某从扬州赶到南京总统府，求见孙文。

门卫问他何事，答称“无事，只想看看民主气象”。门卫拒绝引见，他却执意不走。

闻听此讯的孙文派人把萧某搀扶进来，含笑起立，准备同他握手。谁知萧某却放下手杖，跪在地上磕起头来。

孙文连忙将他扶起，道：“总统在职一天，就要为全国人民服务，是国民的公仆。”

萧某不解道：“那离职后呢？”

孙文答：“离职就又回到人民的队伍里，和老百姓一样。”

萧老汉兴奋道：“今天总算见到民主了。”

帝国的基层是县、乡，在没有《白鹿原》的时代，你很难看清这场巨大的历史震撼给那片广阔天地带来了怎样的变化。

甘肃某县长接到上级“调查选举人札”的公文后，竟以为是要在境内挑选“举人”，回复道：“本县文风不振，贡生、监生倒有几个，举人却是一个都没有。”

而在广州附近的乡间，雨后春笋般出现了一百多个社会团体。劣绅和地痞都在社团里找到了新的位置，摇身一变成为“爱国志士”。

这是另一个世界，这是同一个世界。在争权夺利上，顶层和底层心有灵犀如影随形，硬要说有什么不同，无非后者更简单粗暴，比如当社长演讲到高潮时，主持人会举起一张“请众鼓掌”的提示牌，为会场招来一阵“热烈”的掌声……

日本思想家福泽谕吉认为：文明的外形易学，而内在的文明难求。对中国而言，这似乎就是一道无解的难题。

梁启超曾列举国民性的六大弊端：奴性、愚昧、自私、好伪、怯懦、麻木。主张“欲维新吾国，先维新吾民”，并给新民开出了药方：兴民权。

但很显然，那个宁快勿慢的时代没有给建设预留任何土壤。连孙文都说“俟河之清，人寿几何”，砸烂一切的革命自然成为热血青年们心向往之的事业。

于是，清朝灭亡还不到一个月，刚当上小学老师的叶圣陶就开始同好友顾颉刚讨论无政府主义，认定“政府之行为断不能为吾人造福”。

对此，国民党元老吴稚晖晚年感慨道：

从前，张之洞这样的改革派是我们眼里的老顽固，不能不让位给我们这些“革命的暴徒”。而现在我们这些人也一个个变成了臭官僚，白花了二十年改革的工夫。年轻人一腔热血，想一劳永逸地解决社会问题，但最终你会发现，只能用温和的法子激活人性中的善，而无法消灭人性中的恶。

南京。

尽管不情愿，孙文仍得恪守承诺，将临时大总统的位置让给袁世凯。

倒不是诚信问题，搞政治的人节操早就碎了一地了。主要因为列强不承认，穷得叮当响，执政的又是一帮同盟会的小年轻，好多人自己都感到学识跟经验不足，主动弃官，重新磨炼或留学。

因此，对孙文的“拱手让江山”，既不应指责其软弱妥协，也不必谬赞什么绅士风度，真相很简单：玩不转了。

当然，对袁世凯严重猜防的孙文是不可能裸让的，他祭出了杀手锏——立法。

刚成立不久的临时参议院（同平民色彩更浓的众议院一起构成国会）代行国会职能，是中华民国的最高立法机关。可惜，四十三名参议员，三十三个都是同盟会会员，公信力堪忧。

临时参议院赶在孙文“禅让”前，为袁世凯量身定制了一部《中华民国临时约法》。

作为宪法，它是成功的，规定了我们依旧向往的“人民有言论、出版和结社的自由”；而作为政治斗争的工具，它又是因人而设的，偷天换日地将总统制改成了内阁制。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孙文一直醉心于美式民主，同盟会也采用三权分立的组织架构，但为了限制袁世凯，竟不惜把总统变成有位无权的摆设。

宋教仁终于实现了自己的政见：总统取名，总理取实。

革党的幼稚于此展露无余——如果立法成了对人不对事的儿戏，法律也就丧失了其神圣性，寸步难行的袁世凯又怎么可能甘受约束？

可即便如此，孙文仍不放心，又设了两道封魔符。

一、定都南京；

二、必须到南京就任总统。

结果除了黄兴全部反对，都认为此举无异于自弃外蒙（外蒙古趁辛亥革命清廷无暇北顾，在俄国挑唆下独立）。

孙文带着一肚子怨气跑去祭拜明孝陵，黄兴也换上军装，准备前往。临走前，给总统府秘书吴玉章撂下一句狠话：“你去告诉他们（参议院），过了十二点如果还没把决议（定都北京）改过来，我就派兵来！”

惨遭威胁的临时参议院修改了决议，结果引来各省都督的非议。

问题很简单，复杂的是脑袋

袁世凯接电，一喜一忧。

喜的是全票当选临时大总统（正式大总统要等国会成立后由议员选出），古今中外只有华盛顿享此殊荣；忧的是必须南下即位，龙离大海。

平台就是舞台，放弃等于下台。

于是，袁世凯婉拒道：不是我不去，而是人民不答应列强不乐意。并以退为进地提出自己打算告老还乡，当共和国的国民，北方军队就有劳你们妥善接收了。

孙文决心奉陪到底，派出以教育总长蔡元培、法制局长宋教仁为代表的专使团，赴京恭请袁世凯南下。

专使受到隆重的欢迎，袁世凯每日宴请，气氛融洽，就是绝口不提南下的事。

蔡元培等人也不着急——本来就觉得孙文的要求不科学，权当公费旅游了。

谁知，天子脚下因为刚没了天子，不太安定，一场兵变不期而遇。

当晚八点过，城东忽然传来枪声，一群士兵从朝阳门冲入，高喊着“袁宫保要走了，没人管我们了”，一路打砸抢掠。

从东四抢到东单，直至前门大街，上千家商铺民宅遭殃。

蔡元培等闻听窗外嘈杂喧哗，须臾枪声大作，慌乱中连鞋袜都顾不得穿，衣冠不整地逃往东交民巷，跑到英国人开的六国饭店里避难。

哗变并非针对专使团，而是曹锟所部官兵因不满政府停发每月的“战时特别军饷”，遂以阻袁南下为名出营抢劫。

结果误打误撞地给袁世凯提供了拒绝离京的借口，黎元洪和列强第一时间表态，拥护奠都北京。

饶是孙文嘴硬，说要提一支“劲旅”北上协助袁世凯维护和平，但还是架不住内部同志的苦劝，勉强打消了迁都的念头。

当然，事变发生的时间太过诡异，袁世凯的运气也好到不可思议——革命党炸不死，不想走乱兵留。整个一日本热血动漫里的男主角，如有神助。

因此，怀疑兵变由袁大头自编自导的流言一直不绝于耳。

这种说法之所以经不起推敲，在于不了解袁世凯的心态。

从大局看，他亟须的是安定而不是动乱。毕竟民间的信赖，列强的支持，都建立在只有袁世凯才能重建秩序这一心理基础之上。

因此，他但求传递“只有我能终结混乱”的信号，给被义和团吓怕了的洋人看，给冯国璋和张勋等成天以为自己是伯夷叔齐的北洋将领看。

而此次骚乱一度蔓延到天津，做梦都想让中国分而治之的日本甚至从东北驻军抽调了一千五百人赶赴北京——种种迹象，完全同袁世凯的愿望背道而驰，自然也帮他洗清了嫌疑。

1912年3月10日，袁世凯在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

就职典礼上，他以河南口音宣读誓词，豪迈的语句（“发扬共和精神，涤荡专制瑕秽”）却被念得索然无味。

莫理循现场记录道：

袁世凯像鸭子一样摇摇晃晃地走向主席台。他体态臃肿且有病容，身穿元帅服但领口松开，肥胖的脖子耷拉在领口上，神态紧张，表情很不自然。

他太累了。

睡得越来越迟，起得越来越早，可时间永远不够用。

以前无论是当直隶总督还是军机大臣，头上总有一片天，总有一个若隐若现的指挥棒。而现在，面对共和这个全新的事物，没人告诉他路在哪里，只能摸黑一步步往前挪。

北京政府只是在形式上完成了统一。各省都督自立为王，各派势力明争暗斗；前清遗老们躲进故宫成一统。

社会矛盾层层叠加，最终都堆到袁世凯的案头。可即使他有心解决，巨大的财政窟窿也不允许。

中央的孱弱、地方的混乱，迫使他去了解鼎革之际在主流视野之外的地方究竟发生了什么。

多少真相隐藏在黑夜之中，无人打捞，正如多少冤魂在革命的宏大叙事里湮没无闻……

第十三章 府院之争与刺宋谜案

为谁流下潇湘去

湘西的凤凰城古色古香，恍如梦境。

沱江穿城而过，清莹澄澈。虹桥的倒影随波荡漾，变幻多姿。吊脚楼下，苗家少女赤足临江，洗菜淘米，清脆的笑声随风飘扬，宛若从《边城》里走出来的翠翠，沁人心脾。

烟雨中，江上薄雾缭绕，大山景物朦胧，好一派远离尘嚣的桃源仙境。

然而，当九岁的沈从文一觉醒来时，宁静被打破了。

几个叔叔全部消失，父亲脸色惨白地坐在太师椅上，两眼无神。

“爸爸，爸爸，你到底杀过仗了没？”

“小东西，莫乱说！夜来我们杀败了，全军覆没，死了几千人！”

造反已然失败，杀戮刚刚开始。

我在道台衙门口的平地上看见一大堆肮脏血污的人头，辕门上也挂满了。（《从文自传》）

清军将城内布置妥当后就下乡抓人，集中起来赶到河滩上乱刀砍死。每天杀一百个，持续了个把月才收手。

天寒地冻，也不担心尸首腐烂，陈列在河边正好“以儆效尤”。

鲜血淋漓的画面刺激着沈从文幼小的心灵。当他成年后来到北京，向亲戚解释为何背井离乡时，道：“六年中我眼看身边杀了上万无辜平民，除对被杀的和杀人的留下个愚蠢残忍的印象，什么也学不到。被杀的临死时的沉默，恰像是一种抗议——你杀了我的肉体，我腐烂你的灵魂。”

湖南的光复血雨腥风，概括起来就是：革命的杀了反革命，反革命杀了不革命但被当成了革命的，革命的杀了被当成反革命的不革命的……

归根溯源，要从巡防营统领（湖南武装警察最高长官）黄忠浩讲起。

黄统领带兵有方，人称其军“忠字旗”，唤其人为“小曾国藩”。

深受张之洞赏识的他官至湖南提督，退休后办起了实业，在士绅的拥护下做得风生水起，成为矿界领袖。

人望日隆的黄忠浩修治洞庭，资助教育，保路运动兴起时还率众反对铁路国有化，可见思想非常进步。

如果不是一念之差，死后定能和同乡黄兴一样变成铜像。

武昌起义的消息传来时，履新不久的湖南巡抚余诚格极为恐慌。

湖南是革命老区，出产了唐才常、陈天华和宋教仁等一批清政府的克星。况且，长沙刚刚爆发了抢米风潮，人心思乱，一点即燃。火药桶上的余巡抚只好返聘黄忠浩，让他守住最后一道防线巡防营，至于新军，早已毫无悬念地被同盟会渗透，不抱希望。

黄忠浩刚换上军装，就见到了老相识——湖南咨议局议长谭延闿。

与谭嗣同、陈三立并称“湖湘三公子”的谭延闿处世圆滑，被誉为“药中甘草”。谭延闿对黄忠浩大谈由巨家世族（咨议局）和军政长官（黄忠浩）联合的所谓“文明革命”，劝其“宣布革命，自任都督”。

黄忠浩略有心动，派亲信去汉口打探消息。回报说清军已大举南下，民军却无新的战果。

于是态度逆转，摆出一副要当中兴名臣的样子，准备佑我大清。

谭延闿只好退而求其次，也不管什么“文明革命”了，派人同革命党接头。

同盟会湖南分会的负责人焦达峰和新军排长陈作新浮出水面。

出身地主家庭的焦达峰是自费留日的。加入同盟会后不久，便因不满孙文只经营华南而无视长江上游的战略，同孙武成立了外围组织共进会，回国分驻两湖，策动起义。

咨议局代表跟革命党约好在福寿茶楼见面。当天，代表恭候多时，方见“有穿天青团马褂，落落大方，肩舆而来者，焦达峰也。次陈作新来，又次陆续而来四十余人，长袍短套，不伦不类”。

焦达峰的“小弟”成分比较复杂，有新军士兵，也有黑帮成员，被咨议局的代表鄙视很正常。

关键是双方无法达成共识。咨议局较保守，主张光复后推黄忠浩为湖南都督，稳定人心；陈作新和新军士兵则坚持要杀黄忠浩。

最后不欢而散。

举事当日，由于事机不密，听到风声的余诚格预为布置，一时间哨岗林立，便衣四起，还有谣言说巡抚衙门已架起大炮，准备把城外的新军营房轰平。

按照教科书的论调，软弱的资产阶级改良派又动摇了。一个叫吴作霖的咨议局议员担心真打起来殃及池鱼，急得通宵失眠，大清早跑到单位求见谭延闿，要他出面主持大局。

结果门卫都没起床，哪有人来办公？

吴作霖越想越生气：都什么时候了，你大爷的还睡得着觉？

最后竟在咨议局门口骂起街来：

我是革命党，一向不怕死。我姓吴名作霖，谁人不知，哪个不晓？我手下已有两千多人，分驻满城客栈。除各有小刀外，还能制造炸弹，只要人备火柴一盒，即能将长沙烧成平地！你们这帮议员，号称人民代表，现已死到眉毛尖上，还不到局办公，要你们作甚！

门卫被吵醒，不知所措；路人上前围观，都以为是个疯子。吴作霖骂了个唇焦舌敝，无人理睬，悻悻地回家去了。

骂街加剧了谣言的传播，票号发生挤兑，巡防营全体出动。

焦达峰一夜之间活明白了：与其坐以待毙，不如放手一搏。在每人只有两颗子弹的情况下，领导新军一鼓作气冲进城。

居然就光复了。

余诚格摇身一变成了余则成，换了衣服，逃到湘江上的日本军舰里。黄忠浩则没那么好的运气，刚跨上马预备跑路，一个巡防营士兵故意高喊：“我们统领来了！”

新军士兵顺着话音方向一拥而上，将黄忠浩刺于马下，绑到天心阁的城楼上斩首示众。

一路上，有人拳打脚踢，有人用刀乱刺。这些同黄忠浩素不相识的士兵，是出于公仇还是私怨，抑或只是狂欢？已不得而知。

本是后山人，偶做前堂客

焦达峰和陈作新被推为湖南军政府的正副都督，而悲剧才刚刚拉开序幕。

文告贴上街，长沙市民惊诧莫名——没人知道这个二十五岁的都督从哪儿冒出来的。关于焦达峰和黑帮大佬之间不得不说的故事很快就口耳相传了。

更要命的是，一身江湖习气的焦达峰毫无管理经验。

一个青年跑来要官，他问对方会做什么，答以“会写字”，便道：“你去当书记吧！”

青年走出去，见桌上放着一大捆白带子，便随手拿了一条，写上“三等书记官”，往身上一挂，招摇过市。

不过他很快发现其他人的带子上都写着“一等书记官”，不禁后悔自己胆子太小。

由于连长满街走，营长多如狗，杂货铺的指挥刀顿时卖到脱销……

谭延闿则对民政部长的任命嗤之以鼻：自己出身翰林，深孚众望，凭什么受一帮“丘八”领导？

他以“模仿英国立宪精神，防止专制独裁之弊”为由，将咨议局改组为议会，规定都督的命令必经本院议决盖戳后，方可发交各部执行。

焦达峰自然不满，在一帮同盟会会员的鼓噪下，起了杀心。

岂料谭延闿速度更快，趁焦达峰派两协军队支援武汉，长沙空虚之机，勾结新军管带梅馨发动政变。

当天，都督府接报，说北门外的和丰火柴公司发生群体性事件，请求弹压。

陈作新单骑前往视察，刚走到文昌阁便被埋伏于此的叛军乱刀砍死。

素喜诗文酬唱的陈作新生前曾赋有一诗：

平生何事最关情，只此区区色与名。若就两端分缓急，肯将铜像易倾城。

可惜，最后还是死于名而非色。

焦达峰听到陈作新的死讯，不顾同志劝谏，坐等叛兵上门，结果被乱枪射死于照壁之下，鲜血溅到一旁的石狮子身上，触目惊心。

当晚，有人瞧见身穿蓝布长衫的谭延闿面如死灰地被人用藤椅从后门抬进都督府，在梅馨等人的“劝进”下，欲迎还拒地就任都督。

对内，谭都督把梅馨擢为协统；对外，则诬陷焦达峰乃黑帮头子，冒充党人来夺权。

三天后，同盟会会员用行动扇了谎言一记耳光，在常德给焦达峰、陈作新开追悼会。讵料刚献完花圈，就被谭延闿派来的官兵抓获。

悉数被砍后，原址立刻举行了另一场追悼会。而这次，灵堂上悬挂的是黄忠浩的遗像。

杀人循环，至此结束。距湖南光复，还不到十五天。

革命的进程中，一组难以调和的矛盾存在于自由和平等之间。由于自由无法像平等那样给予革命者物质的奖励（打土豪、分田地），平等凌驾于自由之上便成为一个危险的趋势——甚至可能为了平等，选择同专制结盟，牺牲自由。

因此，东欧作家诺曼・马内阿在《论小丑》中写道：

众所周知，许多反法西斯者是共产主义者。在许多情况下，某个集权制度的反对者，有意无意地成为另一个集权制度的支持者。

而在研究法国大革命时，托克维尔认为自由之所以没能被坚持到底，盖因“人们平时所热爱的自由，只是出于对主子的痛恨”。故当大革命摧枯拉朽般把旧王朝推翻后，自由也就被革命者抛弃了。

最后得出一条结论：

谁在自由中寻找自由本身以外的其他东西，谁就只配受奴役。

过渡时代的袁世凯，身处最原始的角斗场（群雄割据），面临最深沉的灾难（内忧外患），却要模仿出最现代化的政治结构（民主共和）。

何其艰巨。

亡清的理想业已实现，站在云端的感觉却唯有空虚与孤寂。

他终于明白，清亡，并不是最终的答案，因为阳光仍未洒向大地。

世运之明晦，人才之盛衰，其表在政，其里在学。

而在学海中游了一圈后，袁世凯悲哀地发现，问题更复杂了。

许多人认为民主政治的实施需要一些起码的社会条件，比如教育的普及、国民收入的增长。而这一切，辛亥之后的中国基本不存在。

不过，袁世凯认同梁启超的“不与民权，民智乌可得开？”，深信病灶绝不在此。

民主的基础是自由，自由主义的要求是人应该靠理性生活，而不是戾气与武力。

没有建立起外部的秩序和共识，滥用自由便会成为常态，官民互不负责，都在扩大个人权利的边界，争各自的“自由”。

比如，当公开招标这一政府采购形式出现前，商人只需搞定部门一把手，拿单的胜算便在九成以上。

但当招标产生后，你不弄到评审委员会的专家名单逐一拜访，都不敢去竞标。

腐败的成本增加了，腐败的面积也扩大了，“立法愈峻，索贿愈频”成了一道永远绕不出去的怪圈。

而当人们的耐心消磨殆尽时，便会寻求彻底解决之道，直至革命再次降临。

对袁世凯来说，两难的选择在于：不终结各自为政的乱局，制度建设便无法落实，民主共和就难以兑现；而欲使从上到下令行禁止、运作有序，震住贪官、军阀和潜滋暗长的利益集团，又必须加强中央集权，授人以“独裁”的话柄。

困惑中，他想起了大哥徐世昌。

我不下地狱，谁爱下谁下

有些日子没见徐世昌了，听说他和一帮前清遗老跑去青岛当起了寓公。

传闻说他食君之禄不忘君恩，故拒绝当民国的官。

纯属扯淡。

袁世凯太了解徐世昌了，他带着翰林出身之人的鲜明特征——好名。因此，绝不会公然弃清投袁，给舆论留下口实，至少要走一走“不仕二朝”的过场，迂回一下。

但当袁世凯派人去请时，却只收到徐世昌的一张字条，上书：杀君马者道旁儿。

意即一匹好马跑得很快，路边的看客不停地鼓掌，马不停地加速，结果在不知不觉中累死了。

徐世昌借此提醒袁世凯：中外拥戴只是表象，民国大总统根本就是步死棋。

在转型的千沟万壑中，在这盘前无古人的新棋里，即使再高强的棋手，也只能像日本棋史上的赤星因彻那样下到吐血而亡。

形势比人强。如果非要卷入神也改变不了的形势，那么身败名裂的悲剧完全可以逆料。

徐世昌的看法是，自从西方价值观传入中国，一组无法调和的矛盾便浮出水面：小我与大我。

自由主义者追求小我的权利保障，认为个人的自由是国家存在的前提；而另一方的观点则是“没有大我，何来小我”，个体的存在有赖于群体的稳定。

前者要启蒙，后者要救亡。

即便在和平年代，二者的斗争也如火如荼，遑论那个真的有境外势力的时代。

徐世昌料想民主政治再过一百年都未必能实现，十年内就更不用奢望。勉强仿行，君权下移，其结果只能是官员分了民主的好处，文人过了民主的嘴瘾，平民仍受专制的剥削。

久而久之，民国给国民的观感反倒不如大清。

1918年，思想家梁漱溟的父亲梁济在观察了民国七年后，失望到连六十大寿都懒得过，在北京积水潭投水自尽。

梁济在前清官职卑末（民政部主事），算不上遗老。他本人思想开明，并不敌视共和。之所以要跳湖，确实是对现实绝望了。

在《伏卵集》中，梁济记载了诸多令人心灰意冷的见闻。比如每逢召开国会，各党工作人员就会到前门火车站树起招牌，拉扯刚下车的议员去本党招待所，“就像上海妓女在街头拉客人”。

议员们前呼后拥，先住甲党的招待所，得到红包后承诺投该党的票；又住乙党的招待所，再得一份红包并答应投该党的票。直到拿完所有好处，最后却投了自己的票……

七十年后，生命的尽头，梁漱溟依然记得父亲死前留给自己的那个沉重的疑问：

这个世界会好吗？

时任北大哲学系讲师的梁漱溟没察觉出任何异样：“我相信世界是一天一天往好里去的。”

梁济：“能好就好啊！”

说完便离开了家。

康有为替张勋起草的复辟通电虽说反动，但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民初乱象，道出了不少人的心声：

溯自武昌兵变，创改共和，纪纲颓坠，老成绝迹，暴民横恣，宵小把持，奖盗魁为伟人，祀死囚为烈士。议会倚乱民为后盾，阁员视私党为护符，以滥借外债为理财，以剥削民脂为裕课，已压抑良善为自治，以推折耆旧为开通。或广布谣言，而号为舆论；或密行输款，而托为外交。无非恃卖国为谋国之工，借立法为舞法之具。

最后得出结论：名为民国，而不知有民；称为国民，而不知有国。

佐证还有李宗仁的回忆。他说自己在清末上陆军小学时，但觉朝野上下朝气蓬勃。可等到辛亥革命成功后，却朝气全失，唯见满目漆黑，一片混乱。

其实，之所以酿出这么一个上下争利的蛮荒世界，盖因错把自私当自由，混淆了个人主义和利己主义，不知前者有权利观念也有责任意识，而后者则只追求利益与享乐。

正因官民都打着追求自由的旗号，各逞其能地扩大自己权利的边界，无视他人的权益，严复方才将穆勒的《论自由》翻译为《群己权界论》，告诉国人找到自由的界限比自由本身更重要。

徐世昌的悲观并非无源之水。

早在两千年前，董仲舒给汉武帝的《举贤良对策》中就分析过为何会出现“法出而奸生，令下而诈起”的现象。即法令越颁越多，罪案却不减反增；打击犯罪的力度越大，挑战法律的手段也就越高明。

董仲舒认为这是由于风气彻底败坏，人心极度糜烂，欲从根子上解决，必须“正人心”。

问题是人心已经正了两千年，好像没什么显著的变化。“杨朱之学”（利己主义）还欣喜地找到了自由主义的面具，戴着登堂入室。

比政府腐败更严重的是社会的溃败。当共识破裂，所有人都对国家的前途不抱希望时，腐败便成了见怪不惊的常态。

马基雅维利认为人性的软弱使民众难以抵抗腐败的诱惑，从而不愿为共和做牺牲，反倒容易被权力所网罗，为一点小恩小惠就去当专制的帮凶。

平心而论，辛亥革命的胜利确实来得有些突然，根深蒂固的积习和俯拾皆是的腐败导致共和制度的设计难以开花，不易结果。

在舆论“中华民国已变成中华官国”的讥讽声中，杨度主动求见。

他认为中国的现状是数百人的专制。县是专制的，省也是专制的，人们在国内行动，不过是从一个专制区到另一个专制区，而权利保障什么的，是打着灯笼也找不到的。

山西的煤，江西的米，中央一概无法调动，还谈什么建设农村、发展教育？

杨度提醒袁世凯注意，作为民主摇篮的古希腊，雅典的法庭民主到连法官都没有。遇有案件，根据大小，从六千个公民组成的陪审团（平时抽签选取）里调五名以上的陪审员审理。

一切都是随机的，能有效预防贿赂，确保公正。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貌似合理的制度，把不容于世的科学家阿那克萨戈拉（正确解释了月食现象）、哲学家普罗泰戈拉（提出“人是万物的尺度”）以及戏剧家欧里庇得斯等最优秀的人才赶出雅典，还以“不敬神”的罪名判处苏格拉底死刑。

雅典民主最极端的例子莫过于“陶片放逐法”。它规定每年可放逐一名政治家，召开公民大会投票决定。

投票者只要在碎陶片上刻下政治家的名字，无需任何罪行，得票超过六千，此人即遭放逐十年。

一次，指挥过马拉松战役，为抗击波斯入侵立下赫赫战功的名将阿里斯泰德被公民大会宣布放逐。投票前，一个文盲把陶片递给正好坐在旁边的阿里斯泰德，请他代刻“阿里斯泰德”。

阿里觉得很奇怪：“你都不认识他，为何赞成放逐？”

文盲的逻辑是：“经常听人歌颂他为‘公正者’，很烦，干脆放逐算了。”

最终幻想

杨度向袁世凯挑明：抽刀断水的唯一办法是实行开明专制。

有这种想法的，不止他一个。在梁启超笔下，民初的议会幼稚到让人心碎：

法定人数之缺，日所有闻；休会逃席之举，成为故实。幸而开会，则村妪骂邻，顽童闹学。销此半日之光阴，相率鸟兽散而已。

袁世凯面临的问题更具体。“一省六都督（陕西），百日三都督（江西）”的民元乱局刚结束，各省又肆无忌惮地截留税收，断了中央的财源，使得北京连公务员的工资都发不出来，何谈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然而，强烈的个人意志不允许袁世凯后退半步。他一向坚信政治家和文人最大的区别在于前者敢于自污，甘愿为政治理想放弃原则、隐忍求全。

于是，他一边感慨“我这个大总统当的还不如一个总督”，一边打定主意：与其扛着民主的大纛（dào，旗帜）实则官主，不如亲自操刀，制定实实在在的规则，确保国家机器运作稳定。

从管家到当家，从顶层亡清到顶层设计，深感事非经过不知难的袁世凯心态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他抬望眼，振作精神，目光投向潼关以西那片还挂着龙旗的大清遗民乐土。

镜头闪回到四个月前。

陕西的光复跟武昌一样，都是新军一觉醒来顿悟了，匆忙成事。

先是西安将军文瑞在听说武昌起义的消息后，当即要求护理陕西巡抚（平级代理称“署理”，由低一级的布政使暂代则称“护理”）钱能训抓捕新军中的革命党。

钱能训担心急则生变，计划先将新军打散了往边区调，再按图索骥，各个击破。被同盟会陕西分会渗透得最理想的第二标瞬间站到了历史的交叉路口。

不起义，迟早也是死；起义，有枪无弹。

一帮革命士兵找到在日本参加过同盟会的一营管带张凤翙——这是军中能找到的最高级别的革命党了。

张凤翙正在营房睡觉，突然稀里哗啦涌进一群人，说要拥戴他当首领搞暴动。

“啥时候？”

“奏是今个儿！”

“能行！”

话说当天的确是个造反的好日子。钱能训和军方高层皆在咨议局开会，驻守军装局（保管弹药）的一个连也因周末的缘故，大部分人都跑去逛街了。

革命军以“到灞桥洗马”为名冲到军装局，一声怒吼，几百个赤手空拳的士兵分分钟便占领了此地。

张凤翙就地成立司令部，分派兵力，攻打各处。

巡防营只象征性地抵抗了一阵便溃不成军，钱能训自杀未遂，被革命军礼送出境。

只剩下满城了。

满清入关后在各省省会修筑了满城，驻扎八旗军，以防汉人造反。

此刻，满城尽带黄金甲。

血战一日，革命军通过一段倒塌未补的城墙艰难杀入，引爆火药库，造成极大伤亡。

文瑞指挥旗兵巷战，留下三千具尸体，仍负隅顽抗。

革命军怒不可遏，挨家挨户地屠城，砍死两万多旗人妇孺，震惊宇内。

文瑞投井自杀，剩下的千余旗兵想反攻军装局，悉数被灭。

演完同舟共济的上集，当然少不了同室操戈的下集。

军政府的大会上，个个都觉得自己劳苦功高，吵了半天，竟搞出粮饷、军令和兵马等六个都督。当然，张凤翙是“大都督”。

众人欢天喜地，完全没意识到放走了一个祸根。

两年前因反对立宪而被载沣革去陕甘总督一职的升允听到西安出事，连夜渡河，逃往甘肃。

升允这个人很有特点。慈禧七十大寿时，奕劻曾命各省献金祝寿。大家都慷慨解囊，只有他不掏钱，还上奏请求停止这劳民伤财的摊派。

跑到兰州后，升允被陕甘总督长庚奏请起复为陕西巡抚，同提督张行志分南北两路率军东征。

甘肃风气之闭塞，冠绝各省。

在清末国会大请愿的浪潮中，根本看不到甘肃代表的影子。其咨议局正副议长都是翰林出身，却对立宪不感兴趣，倒是武昌事变后热衷于“迎銮”，一面通电反对共和，一面联络北京，欲替皇帝打出一条偏安之路。

革命根基如此之差，对升允来说最大的好处就是不用西顾，放心大胆地跟陕军拼杀起来。

一直杀到清帝逊位，长庚挂印而去，甘肃布政使领衔致电袁世凯“承认共和”，仍无收手的迹象。

除夕之夜，醴泉的陕军寻思着甘肃都易帜且宣布停战了，大为放松，喜迎新年。不料正烹羊宰牛、吃酒赌钱，升允的甘军便从城角攀援而上，组团前来拜年。

连南路的张行志都收到消息停火了，占领醴泉的升允还在那厉兵秣马，把远在北京的宗社党感动得热泪盈眶。

一个叫雷恒炎的陕军参谋估摸着升允可能没收到停战消息。作为醴泉人，他觉得有必要前去通知一下。

革命同志置酒送行，并发炮三响，为雷恒炎壮胆。

结果，次日到了甘军营中，刚准备开读黎元洪的来电，就听升允下令：“斩！”

雷恒炎恍然大悟：哪里是消息不通，根本就是秘不宣布，还想打！

他一边被行刑士兵往外推，一边大喊：“南北议和，天下一家。陕甘两省，本为兄弟，为何还要厮杀？！”

话没说完，嘴已被堵上。接着是割耳、削鼻、挖心三部曲，最后弃尸于枯井之中。

恶斗持续到元宵节，张行志都回家团年去了，甘军上下也知道宣统已然退位，且袁世凯的援陕部队正在路上。

升允愈发孤立。

陕西军政府派了两个理学名儒过来劝他休战，升允环顾四周，只见残军留废垒，瘦马卧空壕。

他一边痛哭流涕一边唾骂袁世凯，道：“我已无君可事，唯有一死以报圣恩。”

清廷最后一个疆臣“陕西巡抚”升允撤回甘肃，仍念念不忘迎驾西北，重建朝廷。他致电袁世凯，要求取代张凤翙任陕西都督，以便将来安置两宫。

果断遭拒。

升允只好带着家眷逃亡西宁，辗转经西伯利亚流亡日本，长期从事复辟活动，死后被溥仪赐谥“文忠”。

中华民国终于在形式上完成统一。

然而，新的号角才刚刚吹响。

府院之争

即使内阁制将大总统的权力关进了笼子，孙文还是不信任袁世凯。

之所以把镁光灯让给袁，一来是形势所迫，二来无非想利用其威望降服人心，稳定过渡。

因此，孙文坚持内阁总理的人选必须出自同盟会。

袁世凯则提名唐绍仪，双方僵持不下，最后各退半步，让唐先加入同盟会再就任总理。

其次是敏感的陆军总长一职。南方推黄兴，北方推段祺瑞。

讨价还价的结果是段祺瑞胜出，黄兴任陆军参谋总长，留守南京。同时，南方派的王芝祥（广西副都督）北上当直隶都督。

1912年的愚人节，孙文正式辞职。三日后，临时参议院迁至北京，唐绍仪内阁出炉：

外交总长：陆徵祥；

内务总长：赵秉钧；

陆军总长：段祺瑞；

海军总长：刘冠雄；

财政总长：熊希龄；

司法总长：王宠惠；

教育总长：蔡元培；

农林总长：宋教仁；

工商总长：陈其美；

交通总长：施肇基。

虽说南方占了五席，北方只占三席（另有一共和党与一无党派），但分量却不可同日而语（内务部、陆军部和海军部）。

即便如此，袁世凯这个国家元首还是当得很窝囊。因为，一向温文尔雅的唐绍仪突然爆发了。

像被施了蛊惑大法一般，唐绍仪不顾二十多年的交情，事事站在同盟会的立场跟袁世凯对着干，驳其手谕更是家常便饭，以至于他每次到总统府，袁的侍卫都会小声嘀咕说唐总理今天又来欺负我们总统了。

原本忠诚的老部下好像变成了另一个人，袁世凯开始怀疑同盟会是不是邪教组织，苦劝唐绍仪回头是岸，退党保平安。谁知唐绍仪毅然决然地表示：宁可辞职，断不能牺牲党籍。

又一次争吵结束后，袁世凯失望道：“我老了，少川你来当总统吧！”

唐少川默然不语，镜片上闪过一阵寒光——总理既操大权，挺住意味着一切。

窝了一肚子火的袁世凯迅速着手拆台。

在其遥控下，赵秉钧长期不参加内阁会议，每逢开会都人间蒸发。陆徵祥则把精力投入到派人疏通外交部大院里的下水道这类琐事上，具体的外交工作都扔给蔡廷干，让他直接向袁世凯汇报。

眼看就要玩儿不转，黄兴要钱的电报又摆到了唐绍仪的案头。

南京留守，听起来挺慈悲，给同盟会一块自留地。

其实就是收拾烂摊子。

一场革命下来，南京附近啸聚了三十万官兵，个个以功臣自居，天天跑官要钱，成为长江以南的安全隐患。

关键是襁褓之中的民国养不起这帮人。无法安置便只能遣散，于是涉及到转业费的问题。

黄留守估算了一下，发现要想彻底甩掉包袱，至少需二百五十万两白银。

孙大炮从来都是朝别人要钱，指不上，只能给北京打电报。

问题是中央也没钱，只好借外债。六国银行团（英法德美日俄）答应贷笔巨款，帮中国一次性解决捉襟见肘的局面，但条件非常苛刻，甚至要求监督中国财政。

唐绍仪一怒之下不借了。可袁世凯不能坐视政府破产，不然正遂了同盟会的心愿。他指示财长熊希龄继续跟六国银行团磋商。

同盟会见唐绍仪被踢出局，不明就里，纷纷通电指责政府出卖国家主权，强烈反对借款，并连带着把熊希龄也口诛笔伐了一番。

洋人一看动静闹这么大，也不想蹚浑水了，陆续撤离。

袁世凯气得想跳楼，当即以牙还牙。

王芝祥北上出任直隶都督是南北双方早就达成的协议，虽说监视的意味很明显，但为了换取段祺瑞的陆军总长，袁世凯也同意了。

此刻则悍然毁约，命冯国璋为直隶都督，改王芝祥为宣抚使，给了一大笔钱，令其南下协助黄兴裁军。

当初唐绍仪拍着胸脯向同盟会保证落实此事，而现在王芝祥拿着没有总理署名的委任状赴南京上任，赤裸裸地破坏了副署制，只留下颜面扫地威信全无的自己，还有什么干头？

他跑到天津躲起来，轰走了袁世凯的说客，坚决要求辞职。

唐内阁不出三个月便寿终正寝，宋教仁功不可没。

袁总统说：“你发布任命，我不盖印。”唐总理说：“你盖印，我不签字。”

苦心孤诣的设计制造了避无可避的对立，中道崩殂自然在意料之中。

紧随其后，同盟会的阁员也联袂辞职，以示与总理共进退。

宋教仁泡在农事试验场（今北京动物园），启动了一项政治实验。

唐绍仪为什么失败？因为摊上了混合内阁。三个北洋老人，一个无党派人士（陆徵祥），外加一个共和党（党员多为清末立宪派）的熊希龄，把持了军事、外交和财政，一切唯袁世凯是从，不输才叫没天理。

正式国会选举在即，临时政府为期不久。宋教仁意识到，必须尽快将同盟会改组为现代政党，再推行“政党内阁”。即参议院里占多数席位的党派选出内阁总理，再由总理指定内阁成员，从而上下一心，不被总统分化瓦解，真正实现权在内阁。

如此一来，政治斗争下沉到了各党对参议院席位的竞争，简称党争。而这，正是宋教仁所擅长的。

袁世凯听说后，睡不着觉了。

不搞混合内阁，自己就无法纵横捭阖，总统彻底变成虚位。

因此，他针锋相对地发表了一封公告：

余不注意党派，专注重人才。其人为余深服者，无论甲党、乙党或并无党，但热心国事，必引为辅助。故重在得人，但问其才与不才，不论其党与不党。

并“苦口婆心”地劝大家风物长宜放眼量，不要拘泥于党派之争，破除成见，同心协力建设民国。

最后还不忘抨击一下《临时约法》里的“总统不负责任”。

他打比方说，国民好比股东，大总统好比董事长，总理好比CEO。公司的运营发展，固属CEO之责任，但若因用人不当，致使商业失败，濒临破产，则董事长不能不负责任，股东也未必肯宽容董事长。

袁世凯的话言之凿凿，掷地有声，在社会上引起强烈的反响，一些报纸甚至指责同盟会结党营私，已成为实现中国梦的桎梏。

水流如激箭，人世若浮萍

打下了良好的舆论基础，袁世凯提名由外交总长陆徵祥担当第二任总理。

作为职业外交官，陆徵祥常年在驻外使馆工作，连老婆都娶的洋妞。后受“庚子五大臣”之首的许景澄赏识，官至驻荷兰公使，于王朝末日前，在袁世凯的授意下电奏隆裕，逼清帝逊位。

虽说陆徵祥在外交总长任上引进西方的管理制度，刮起了一阵科学的新风，但让他当总理，资历和人望还是太浅。

之所以有此动议，出于三方面的考虑。

一、中华民国还没得到世界各国的正式承认，俄国又在策划分裂外蒙，总理这个位置需要一个外交干才，不然连钱都借不到；

二、陆徵祥无党无派，刚从国外回来，人际关系相对简单，容易在临时参议院通过；

三、逼宫一事上，陆徵祥帮过自己，是可以争取过来的好同志，必须回报。

果然，其上任没有遭遇任何阻力。

因为在宋教仁的布置下，同盟会把视线放到了不远的将来。

根据《临时约法》的规定，袁世凯必须在十个月内召开国会，临时政府才能变成正式政府，临时大总统才能变成正式大总统。而届时，所有部门都要洗牌重选，谁占领了国会谁就拥有天下。

因此，战略重心已发生转移的同盟会会员先后从政府辞职，跟着宋教仁造党去了。

本以为可以太平几日，却在陆徵祥组阁时又碰到了麻烦。

在袁世凯的授意下，六名候选人被提交到临时参议院。其中，提名担任教育总长的孙毓筠（同盟会籍）遭到同盟会的强烈抵制。

当然你会问：都是革命同志，咋大水冲了龙王庙？

因为同盟会一致认为孙毓筠是个叛徒。

其实人是名门之后，孙家鼐的侄孙。

状元出身的孙家鼐当过帝师，做过工部、礼部、吏部尚书，官至内阁大学士，死后谥“文正”，与曾国藩同。作为文官楷模，能拿的成就都拿到了，还活了八十多岁，死在清朝的前面，可谓完美人生。

进步青年孙毓筠鄙视这样的人生。

他东渡日本，加入同盟会，又回国响应萍浏醴起义，同潜伏在新军第九镇里的革命同志柏文蔚一道谋刺两江总督端方。

结果事泄被捕。

换个人家属铁定准备后事了，但谁叫他叔爷爷是当朝军机大臣呢？

端方立刻给孙家鼐打了封电报确认：“孙毓筠是否属于华族（您的家族）？”

孙家鼐不便公然作保，只好暗示道：“此子顽劣异常，请严加管束。”

巧妙地默认了。

端方心领神会，派人下狱去教孙毓筠：“你在口供里只承认政治革命，莫谈种族革命，如此便能起死回生。”

最后，孙毓筠被判五年监禁，暗地里则在端方的安排下躲到总督衙门的后花园读书。

令人唏嘘的是，另外两个从犯却被判处终生监禁。

这件事情教育我们不要以己度人，官员眼中的意识形态同我们所理解的大相径庭。在官员眼中，这玩意儿即使逻辑上不能自洽，被时代抛弃，遭世人唾弃，也是个不可多得的法宝，既能清除异己，又可兜售人情，当真是国之利器，百用百灵。

辛亥后，孙毓筠获释，任江浙联军副秘书长，旋即出任安徽都督。

可惜等他空降过去，才发现安徽遍地都是都督，根本没人把他当回事儿，个把志存高远的还准备攻打省城。

孙毓筠只好向南京求救。岂料前门驱虎，后门进狼，招来了柏文蔚。

柏的军队迅速稳定了安徽的乱局，而他本人也董卓附体，跟孙毓筠抢起都督来。

官司打到南京，孙文很为难。又觉得两人二十年的交情，当无大碍，便将皮球踢了回去。

事实证明，权力面前，友情只是浮云。

当孙毓筠的心腹被柏文蔚砍死时，他只能选择默默地离开，怀着对同盟会的满腔怨恨跑到北京，去临时参议院报到。

袁世凯对这个失意的议员高度重视，把锡拉胡同的旧宅和端方的一个爱妾送给他，致使孙毓筠彻底倒向大总统，并引来种种非议。

象来街，临时参议院。

陆徵祥向议员介绍六位总长候选人（其中同盟会籍三人）。这是他第一次向临时参议院作报告。

与会人员的评价只有十六个字：猥琐支离，毫无政见。旁观骇异，全院失望。

陆总理在国外太久，把脑子呆傻了，不懂墙内的会怎么开。

再加上想跟议员们套套近乎，刻意放低姿态，东拉西扯。一会儿说在驻外使馆工作时，厨师的薪水都要从他工资里出；一会儿说自己不吃花酒，不肯借钱，不恭维官场，回国后被各界视为怪人，颇多质疑。但清夜自思，又不失为生平一大乐事……

一场演讲下来，岂止被视为怪人，简直就是纯屌丝。

临时参议院当即投票，把陆徵祥提出的六个总长全部否决。

对此，民国史家李剑农评价道：

此举诚属幼稚，好比小孩得了一铅笔刀，随处乱砍，不管有效无效，有害无害。

的确，之前王芝祥的委任状未经唐总理副署，在议员那竟能通过，《临时约法》已成空文。而现在只因陆徵祥的发言杂乱无章，就对其组阁全盘否定。政治活动至此，可谓形同儿戏。

新疆。

俄国在边境制造事端，借题发挥，派兵攻打喀什，并绑架中国平民和官员，新疆都督杨增新告急。

章太炎义愤填膺，撰文狂喷：

借款不成，势即瓜分，究其原因，在政府之无能。政府之无能，在参议院之筑室道旁，用一人必求同意，提一案必起纷争。始以党见忌人，终以攻人利己。名曰议院，实为奸府。请大总统便宜行事，毋再拘泥《约法》，以待危亡。

袁世凯重新拟定了阁员名单，一面将议员里的领袖人物请到总统府磋磨，一面让人放出风去，说再不通过即以武力解散参议院。

终于，陆内阁艰难开张。

阳寿只有唐内阁的一半。

生存的障碍不是无知，而是傲慢

追根溯源，杀死陆内阁的是黎元洪。

不要觉得好多集没露脸，就以为黎胖子领了便当。人经营湖北，图谋大业，选上副总统都不去北京，就是要稳坐老巢，拥兵自重。

武汉的不和谐因素有很多，主要集中在“首义三武”身上。

军务部长孙武主动向黎元洪靠拢，副部长蒋翊武跟同盟会眉来眼去，另一个副部长张振武东奔西走当独行侠，最不可控。

起义前，孙武和蒋翊武分别是革命团体共进会和文学社的老大，派系矛盾由来已久。

两人斗得越凶，黎元洪越高兴，还时不时把火往张振武那边引。

张振武是个炮筒子。

起义时黎元洪扭扭捏捏不肯做都督，拔枪要毙他的是张振武；满城的旗兵反攻军政府时，要拿他脑袋安抚叛军的也是张振武。

而且，张大侠一贯不尊重领导，对黎元洪呼来喝去当阶级敌人看，黎督的任何人事安排都要不阴不阳地讽刺两句，深深地伤害了黎胖子的自尊心。

南北议和期间，张振武携款数十万跑到上海去买枪，结果碰到日本奸商，买了一堆废枪。

黎元洪得知后，电催他返回。讵料张振武看到议和濒临破裂，准备去山东投靠蓝天蔚，北伐清廷。

无组织无纪律，此风一开，以后队伍还怎么带？心念及此，黎元洪严令张振武回鄂。

归来后，黎元洪认真查账，细追每笔款项，惹得张振武勃然大怒，冲进都督府指着他鼻子大骂：“当初把你拉出来当大都督，现在你富贵了，也清起我们的账来！”

黎胖子不吭声，挥笔核销了张振武的发票。

其实，首义后张振武纳妾九人，私生活不检点，难免有侵吞公款的行为，但数目不大，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也就过去了，照黎元洪这样锱铢必较小题大做，不如搞整风运动算了。

整风没搞起来，倒孙运动爆发了。

一帮原共进会的革命士兵，起义成功后不但没分到革命的果实，还被投闲置散，弃如敝履，一个个别有忧愁暗恨生，全把气撒到孙武头上，高喊着“驱逐民贼”的口号，冲向军务部。

幸亏孙武跑得快，躲到汉口的租界里。乱兵烧杀抢掠，扣押了蔡济民等军务部高官，跟黎元洪叫板。

孙武寒了心，主动辞职。黎元洪趁机把军务部缩编为军务司，两个副部长蒋翊武和张振武均被罢免，只留以“顾问”的虚衔。

一场乾坤大挪移打完，军政府上下全成了黎元洪的心腹，兄友弟恭，其乐融融。

蔡济民很识趣地拒绝了军务司司长的任命；蒋翊武一头扎进同盟会的怀抱，不跟武汉这帮人玩儿了。只有张振武不甘心边缘化，把持着武装力量将校团，继续死磕。

为了改组这个团，黎元洪想尽千方百计，却连派个副团长过去都被赶回来，顿时感到不下黑手不行了。

可惜，张振武是公众人物、革命元勋，杀了他既会遭到舆论非议，又容易引起连锁反应，破坏湖北的稳定局面。

因此，黎元洪将皮球踢给袁世凯，向北京“推荐”张振武出任“东三省边防使”，还给他一镇军队，天天盼着这尊大神能早日离境。

张振武一心想扬名立万，根本不用家长操心，已经开始收拾行装。

袁世凯却不乐意。东三省是战略要冲，怎么可能用一个自己完全不了解的人？

他拖了一阵，随即电令三武入京，授予“总统府军事顾问官”的虚衔，以示笼络。

孙武和蒋翊武都默默地接受了，唯独张振武，又开始放大炮：“我们湖北人只配当顾问官吗？”

他两次上书袁世凯，要求外派戍边，其实是想效法黎元洪，霸占一块地盘。

为了敷衍张振武，袁世凯授其为“蒙古屯垦使”。

但凡懂点事的，拿了俸禄也就算了。可他一根筋，三番五次地申请拨款，要当真的屯垦使。

袁世凯搪塞说政府没钱，张振武大怒，撕了委任状，气呼呼地回武汉去了。

精力旺盛的他又在湖北四处奔走，上下串联，设立了屯垦事务所，一边筹兵，一边找黎督要经费。

黎元洪则一面敷衍，一面发文痛斥武官干政的“十大害”，着手在湖北推行“军民分治”。

张振武针尖对麦芒，在一次公开演讲中煽动道：“革命非数次不成，流血非万万人不止！”

一批下岗的起义同志受激，暗中策划“二次革命”，准备武力推翻都督府。

幸亏黎元洪提前侦破，一举捣毁该反革命团伙，砍了十几个带头的，镇压下来。

见武汉派系林立，乌烟瘴气，袁世凯派去了两个湖北籍的参议员了解情况。

连月来，无论袁世凯作何选择，黎元洪都坚定地站在他这边，还经常发些貌似忧国忧民的通电，怒斥南京集团的拖延刁难，赢得了袁的好感。

因此，通过参议员，黎元洪同袁世凯达成了一项秘密协定。

饶汉祥的剧本“梨园红”的戏

收到大总统的电邀时，张振武喜上眉梢。因为按电报里的说法，他即将走马上任梦寐以求的东三省边防使。

张振武带着三十多个将校团骨干，拿着黎元洪给的四千元路费，趾高气扬地踏上了入京的不归路。

到京后，张振武四处宴飨会友，大讲安边之策，还呈递了《上袁大总统书》，整个一舍我其谁的架势，殊不知两天前袁世凯就收到一封要他命的密电。

电文言辞恳恳，杀气腾腾，罗举了一大堆罪名，说张振武蛊惑军士，勾结土匪，破坏共和，倡谋不轨，狼子野心，愈接愈厉。假政党之名，遂其影射之谋；借报馆之扬，掩其凶顽之迹。

简直就是坏得掉渣，恶得流脓，人神共愤，百鸟悲鸣。

控诉会开完，作者叹了叹气，一副不负如来不负卿的口吻道：

元洪爱既不能，忍又不可，回腹荡气，仁智俱穷。伏乞将张振武立予正法，以昭炯戒。

袁世凯召集在京的湖北官员商议，又回复黎元洪，征询电文是否确定。

黎元洪马上确认，并派自己的笔杆子饶汉祥赴京面见袁世凯，告知武汉方面已布置妥当，不会因杀张振武而出事。

1912年8月15日夜，张振武一行在六国饭店宴请北方将领。

晚上10点，酒酣人散，张振武乘车返回金台宾馆，途经正阳门时遭到预先埋伏的军警袭击，被绑到西单的军政执法处。

该处好比前苏联的克格勃、以色列的摩萨德，直属于袁世凯，处长陆建章。

陆处长亲自审讯，先念黎元洪的电文，再读由袁世凯签发、陆徵祥副署的手令，直听得毫无思想准备的张振武目瞪口呆。

他当场抗议：“不能仅凭一纸电文就擅杀无辜，请执法处查明真相再做处置。”

陆建章两手一摊：“军人只知服从命令，你准备遗嘱吧。”

事已至此，无可挽回。想起启程时，前来送行的黎元洪握着他的手说“抚心自问，对阁下并无一丝相待不好之心”，张振武就像吞了苍蝇一样恶心。

他痛心疾首地提起笔，良久不能成一字，最后仅留书黎元洪：“但恨不能死战场，而死于仇雠之手！”

行刑时，张振武身中六枪，留在世上的最后一句话是对开枪者说的：

不料共和国竟如此黑暗！

举国震骇。

按理说张振武跟南京集团关系疏远，又曾与黄兴交恶，同盟会完全没有必要替他出头。

但或出于倒袁，或因为义愤，弹劾瞬间满城风雨。

袁世凯淡定地将黎元洪的电文在报上全文发表，说自己只是出于维护湖北长治久安的好意遵照办理的，撇清了干系。

怒火又烧到陆徵祥和黎元洪头上。陆总理脸皮薄，不禁骂，愤然辞职。黎元洪则让饶汉祥写了一篇珠圆玉润的骈文，通告全国，历数张振武罪状十四条，泣陈自己挥泪斩马谡的无辜与无奈：

元洪数月以来，踌躇再四，爱功忧乱，五内交萦，回肠九转，忧心百结。宁我负振武，无振武负湖北；宁取负振武罪，无取负天下罪。刲（kuī，割）臂疗身，决蹯（fán，兽足）卫命，冒刑除患，实所甘心。

夫汉高、明太（刘邦、朱元璋），皆以自图帝业，屠戮功臣。勾践、夫差，皆以误信谗言，戕害善类，藏弓烹狗，有识同悲。至若怀光（唐德宗时的叛将李怀光）就戮，史不论其寡恩；君集被擒（初唐凌烟阁二十四功臣之一侯君集，因从太子李承乾谋反，事败被诛），书不原其战绩。矧（shěn，况且）共和之国，同属编氓，但当为民国固金瓯（疆土），不当为个人保铁券（皇帝赐给功臣的免死勋章）。

然后声东击西，一会儿说自己“积劳成疾，咳血盈升。俯仰世间，了无生趣”，一会儿又装好人，说要“赡其母以使终年，养其子以使成立”。

演戏就要一撸到底，黎元洪来了个富贵险中求，自请辞职。

紧接着，由他策动的署名“湖北全体军民”的电报打到了北京的临时参议院，竭力挽留黎元洪，搞得人一走湖北就要大乱似的。

其实，黎胖子完全可以冷处理。国人对政治事件的关注不会超过半个月，时间一到，注意力自然跳转到别的新闻，对真相的挖掘从来浅尝辄止。

这次的“救场新闻”是孙文的北京之行。

当然，他不是来替黎元洪解围的，而是专程参加国民党的成立大典。

民初的政党有六百多家，但小党众多，想在国会中争得一张议席，除了合并或被大党招安，别无他法。

宋教仁甄选了四个大党予以收编，将同盟会改组为民国第一大党国民党。

当然你会问：卧榻之侧，袁世凯能容他人安睡？

事实上他一直在隐忍，想像笼络汪精卫那样把宋教仁拉到自己这艘大船上来。

为此，袁世凯曾赠宋教仁一沓空白支票，任其填写。宋教仁辞掉农林总长，袁又派人以退休费的名义送来五十万元。甚至当陆徵祥下台后，提名宋教仁当内阁总理。

可惜，作为坚定的理想主义者，宋教仁一概拒绝，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

袁世凯倒也不生气。进入民国后，他经常对周围人说的口头禅是“办共和”。地方大员来京请训，也喜欢问“你们那儿共和办得怎么样”。虽不好听（又不是办洋务），但说到底，共和还是靠人而不是口号办出来的。

为了得人，别说宋教仁这样不给面子的，便是像瞿鸿禨、岑春煊和康有为等多年的政敌，也能拉下脸主动示好，邀请其参政议政。

怀柔与妥协弥合了各派间的裂痕，最大限度地团结了不同阶层，却也使得袁世凯愈发固执地认为中国的共和只能靠自己来办。

他在总统府特设了“军事处”，由亲信唐在礼负责，绕开财政，专事收买。接受过该处糖衣炮弹考验的不胜枚举，如黎元洪、王芝祥、孙毓筠、柏文蔚、陈其美……

一次，同唐在礼闲聊时，袁世凯吐露了心声：

他们（南方党人）来，我是欢迎不暇的，但要在我们的圈子里。

最天真的人，有时是最高明的

北京的夏天烈日炎炎，孙文的火车磨蹭到下午五点过才到，把前来接站的总统府秘书长梁士诒、内阁代总理赵秉钧以及各部总长热得汗流浃背。

欢迎仪式备极隆重。鼓乐声中，孙文走下火车，同政府官员简单寒暄了几句，坐上一辆朱漆金轮的马车，在三十个骑兵的开道下，从正阳门直入外交部街，下榻于袁世凯特意命外交部改建的迎宾楼。

翌日，孙文出席国民党成立大会，高票当选理事长，却坚辞不就，暂由宋教仁代理。

接下来的二十多天，孙文和袁世凯会谈十三次，每次都在六个小时以上。这是两大政治巨擘的首次见面，也是二人绝无仅有的一段蜜月期。

袁世凯极为谦恭，夸奖孙文“光明正大，毫无私意，所恨相见之晚”；孙文则对外宣称“维持现状，我不如袁，规划将来，袁不如我。为中国目前计，此十年内，似仍宜袁氏为总统，我专尽力于社会事业。十年后，国民欲我出来服役，尚不为迟”。

由于会晤只有梁士诒在场，具体的谈话细节已无从考证。但可以肯定的是，孙文提出：袁世凯再当十年总统，练兵百万；自己则专任修路，把全国铁路延长至二十万里。

袁世凯求之不得——只要你不搞政治，别说修路，就是修火箭也全力支持。

他立刻委任孙文为“全国铁路督办”，月薪高达三万元，并把当初慈禧回銮时乘坐的豪华专列拨给他，以便巡视四方。

背地里却对人开玩笑说孙文是个“大炮”。

的确，终其一生一里铁路也没修成，而二十万里的目标，要到一百年后方能实现。

不久，黄兴抵京，袁世凯在总统府摆了晚宴，政府要员悉数到场。

先是袁世凯讲了几句开场白，无非竭诚欢迎招待简慢等客套话。接着是孙、黄讲话，都未涉及政治，黄兴还夸袁世凯是民国第一流人物。

轮到军事处副处长傅良佐发言时，由于想出出风头却又不善言辞，所言从恭维孙文自然而然地转为恭维袁世凯，继而牵扯到政治，批评了国民党几句，把气氛搞得不伦不类。

袁世凯很不高兴，当场打断道：“我们今天欢迎孙先生、黄司令，不要说那些题外的话。”

所幸孙文面无愠色，不以为意。

宴后，黄兴半开玩笑地动员袁世凯加入国民党，后者没有接招，而是推荐赵秉钧加入国民党，为其去掉总理前面那个“代”字扫清了障碍。

离京前，孙、黄联合袁世凯、黎元洪发表了共同纲领，确定了八条大政方针。四大巨头捐弃前嫌，调和歧见，对内以安人心，对外昭告列强，于外交承认和金融贷款都是利好消息。

黄兴顶着“汉粤川铁路总办”的头衔南下，逢人便赞袁世凯忠心谋国，劝新闻界不要再诽谤国家领导人。

孙文更是直言不讳道：

欲治民国，非具新思想与旧手段，而袁总统适足当之。

深感其人可倚的袁世凯投桃报李，特命国有交通银行垫付了孙科（孙文独子）及其妻的留学费用，并下令各地官员对巡视路政的孙文热情接待，聆听教导。

望治心切的国民再次从绝望中寻找希望，自我安慰说改革的春天终于到来了。

而老辣的读者，却从报纸的字里行间揣摩出另一条信息：全面左转的时代，正步步逼近。

很好理解。试问原本互相提防的孙文和袁世凯怎么就一见如故了？靠袁的个人魅力？可惜搞政治不是谈恋爱。

事实是，孙文在关系上跟宋教仁更近，但在政治主张上则同袁世凯一拍即合。

按照他在《革命方略》里的设计，欲成宪法之治，必先经历“军法”和“约法”两个阶段，分别实行“军政”和“训政”，用梁启超的话说就是开明专制。

当然，最理想的状态是由他来做这个威权领袖，但种种迹象表明，如果连袁世凯都开不好这艘刚改装过的旧船，自己就更搞不定了。

因此，孙文不得不把希望寄托于袁，谆告国人，“袁总统可与为善，绝无不忠民国之意”。

而他不愿当国民党的党魁，亦有此考虑。

其实，共同纲领只字未提议会制度，第六条却明白规定“军事、外交、财政、司法、交通皆取中央集权主义”，已完全说明问题。

站在1912年的丁字路口，面对纷纷攘攘的时局，左转之人，不乏精英。

梁启超曾致信袁世凯，说“今后之中国，非参用开明专制之意，不足以成整齐严肃之治”；云南都督蔡锷也抨击《临时约法》，主张造就强固有力的中央政府。便是国民党的李烈钧，虽不满袁世凯，却同样不愿国会操立法之权。

然而，历史一次又一次用血的教训昭告世人：但凡专制，不论个人专制还是政党专制，失去了制约的力量，盲目寄希望于它开明，只能是与虎谋皮。

既是专制，就永远不可能开明。

没有国民党，就没有新民国

右转的道路上，只剩形单影只的宋教仁。这条荆棘密布的路，只留给寒冬夜行人。

为了尽快将同盟会由革命党改组为普通党，宋教仁不得不迁就其他四个党，将男女平权的主张删去，结果激怒了同盟会首个女会员唐群英。在一次公开大会上，她冲到主席台揪住宋教仁就是一耳光。

多疑不如独决。真正的先驱，从不渴求世人的理解，动摇自己的主张，正如宋教仁至死都未尝怀疑内心所坚持的信仰：一种合理的制度，比个人的力量要伟大一万倍。

为了实现这一政治理想，他不顾孙文的劝阻，摩顶放踵，奔走呼号，于中华民国的正式国会召开之际，在南中国掀起一股势不可挡的“宋教仁旋风”。

武汉。

宋教仁的演讲万人空巷：

世界上的民主国家，权力是集中于国会的。在国会里，占得大多数议席的党才是有政治权威的党。因此，我们要停止一切运动，来专注于选举活动。选举的竞争是公开的，只要在国会里获得半数以上的议席，进而在朝，就可组成一党的责任内阁；退而在野，也可严密地监督政府，使其有所忌惮而不敢妄为。那么，我们的主义和政纲，便能够求其贯彻了。

一开始，宋教仁的心态是很平和的，经常教育同志们“如能实现政党内阁，纵使他党出为总理，亦赞助之”。

低调是高调者的权力。能如此释然，盖因国民党独孤求败，胜券在握，除了共和党偶尔发发杂音，基本天下无敌。

不过，前提是那个人不回国。

早在一年前袁世凯复出当内阁总理时，就曾向远在日本的梁启超抛出橄榄枝，电邀其回国出任司法部副大臣。

梁启超没接招，但同袁世凯开始了频繁的电报往来，最后得出一个结论：理财治兵，我不如袁；引导舆论，袁不如我。因此，若双方推心握手，则天下事大有可为。

1912年的冬天，千呼万唤中，梁启超衣锦还乡，成为政坛上的一件大事。在京十二天，赴会十九次，总统府设宴，各部总长作陪，一时风光无限。

国民党天天派人拉梁启超入伙，让他当理事，但跟同盟会积怨已久的他一直不为所动，还在给女儿的家信中轻蔑道：“彼必愤愤，然亦无可奈何。”

人回来是要当党魁的，目标就是共和党。

作为立宪派的大本营，共和党奉黎元洪为理事长，囊括了张謇、伍廷芳和章太炎等社会贤达，但独缺一个像宋教仁那样的精神领袖，缺乏凝聚力。

在袁世凯的暗中支持下，梁启超着手改组共和党，以便同国民党一决雌雄。

最让宋教仁崩溃的是，梁启超居然要剥夺国会的宪法起草权，主张由中央和地方政府以及各大政党推荐人才，在总统府成立专门的委员会来制宪，还美名其曰“仿照美国开国的先例”。

被《临时约法》折磨得想跳楼的袁世凯当然举双手赞同，却把宋教仁气得吐血。

危机感与日俱增的他开始在演讲中猛烈抨击袁世凯：

现接到各地报告，我们的选举运动极其顺利。袁世凯见此情形，一定忌惮得很，一定会想方设法陷害我们。我们要警惕，但也不用惧怕。将来他若有撕毁约法背叛民国的行为，便是自掘坟墓自取灭亡，真到了那个地步，我们再起来革命也不迟！

各种犀利之词，以剪报的形式汇集到一起。袁世凯看完后不禁皱眉道：“其口锋何必如此尖刻？”

1913年春，选战正式打响，国民党攻势凌厉，狂踩共和党，大获全胜，在国会参众两院（其中参议院每省十个名额。众议院则根据各省人口多寡，每80万人选众议员一名）共计八百二十个席位中夺得近四百席，组阁已无悬念。

作为第一届国会，距清廷的九年预备立宪提早了五年；同日本明治维新用了二十二年才召集国会相比，更是神速。

而泥沙俱下，也就无可避免了。

一个叫吴宝璜的农民向媒体爆料，说共和党骨干汤化龙曾派人找过他，许诺只要投汤的票，当选后即赠送三百银元的酬劳。自己依言而行，汤化龙也选上了议员，结果之前向他画大饼的那人瞬间杳无音讯。

类似的新闻在当时已经司空见惯，但该案被证实是国民党诬陷汤化龙的苦肉计，目的就是扳倒梁启超的这位政治密友。

按照《临时约法》“国会里的多数党自然组阁”的规定，总理的位子，宋教仁手到擒来，赵秉钧只有回家卖红薯的命。

并且，万能的《临时约法》还规定，正式大总统由国会制宪后根据宪法选举产生。

问题是国会已被国民党占领，真要投票，袁世凯可能也得回家抱孙子。

而宋教仁的举动恰恰坐实了这一可能。

国会召开在望，报纸上却风传一则劲爆内幕：国民党准备排袁举黎，在正式总统的选举中推黎元洪为候选人，将袁世凯淘汰出局。

虽说民初的媒体享受了空前绝后的言论自由，经常耸人听闻，但这条还真不是空穴来风。

站在宋教仁的立场，无论袁世凯还是孙文，个人意志都太过强烈，让他们当总统，只会实行开明专制，破坏自己“政党内阁”的政治蓝图。

而黎元洪至少看起来比较憨厚，懂得发扬民主，将其调离湖北老巢到北京来当总统，显然有利于内阁制的推行。

被胜利冲昏头脑的宋教仁信心十足，在杭州登山时临风赋诗道：

海门潮正涌，我欲挽强弓。

其人虽已殁，百年有余情

束手待毙向来不是袁世凯的风格。

他电召宋教仁进京议事。

3月20日晚10点半，上海火车站。

所有人都以为宋教仁此行多半入阁拜相，故送行者众。除正在日本访问的孙文外，黄兴、陈其美、于右任和廖仲恺等国民党政要几乎悉数到场。

列车鸣笛待发。

检票口前，宋教仁同大家一一握手告别。转身正要上车，但闻“砰”的一声，从月台的水泥柱边飞来一颗子弹，正中其右腰。

宋教仁惊呼：“我中枪了！”向前踉跄两步，倒在栏杆边的铁椅上。

众人还在错愕，又是两声枪响。

循声望去，只见一身形矫健的矮个子正向站外飞奔。

众人这才回过神来，一面高喊抓刺客，一面将宋教仁送到附近的铁路医院抢救。

由于弹头抹毒，伤势沉重，拖至次日凌晨4点，宋教仁不治身亡，年仅31岁。

临终前，趁神志尚清，宋教仁挣扎着口述了一封给袁世凯的“遗折”：

伏冀大总统开诚心、布公道，竭力保障民权，捭国家得确定不拔之宪法，则仁虽死之日，犹生之年。临死哀言，尚祈见纳。

举国哗然。

袁世凯接连发电慰问，并责成江苏都督程德全限期破案。

悬赏之下，两名学生到巡捕房（租界警局）报案，说一个跟他俩住同一间旅馆名叫武士英的曾开口借钱，并自诩杀人后即能如数奉还。

警察赶往旅馆，武士英已不知所踪，只发现一张写着“应桂馨”的名片。

在一家妓院，警察逮捕了应桂馨。两天后，杀手武士英落网。

从应桂馨的寓所抄出大量同北京往来的密电，直指内务部秘书洪述祖。

其中两封，坐实了二人买凶杀宋的罪行。

洪述祖：毁宋酬勋位，相度机宜，妥筹办理。

应桂馨：匪魁已灭，我军无一伤亡，望转呈。

一个“望转呈”，又把洪述祖的幕后指挥赵秉钧牵扯出来。

洪述祖早年在湖北混社会，卖假地契给洋人，造成外事交涉，被张之洞下令通缉。后经巡警部侍郎赵秉钧求情改为逐出湖北，从此投靠赵，成为其心腹。

洪述祖奉命收买应桂馨，盖因此人黑白两道通吃，还当过孙文的侍卫队长，可以借其革命党的外衣在南方搞间谍活动。

不久，国民党在竞选中独占鳌头，赵秉钧痛感总理的位子还没坐热就要被撵下台，惧恨交加，命应桂馨运作上海的媒体抹黑宋教仁，编造其贪污纳贿乃至生活作风问题。

当然，赵秉钧不是没有考虑过消灭宋教仁的肉体，他在等待时机。等到宋的演讲把袁世凯都激怒时，洪述祖来到了总统府。

洪述祖：“国事艰难，不过二三人反对所致，如能设法剪除，岂不甚好？”

袁世凯：“一面捣乱尚不能了，况两面捣乱？”

没有答应。

待宋案发生，袁世凯急召洪述祖，问及宋教仁究系何人所害时，洪说“这还是我们的人，替总统出力”。

袁世凯脸色煞白，面有怒容，洪述祖出府后惴惴不安，旋即告假赴天津养病。

其实，赵秉钧干的这事在我国博大精深的政治文化中有专门的术语：希旨承颜。

即在领导不便明说的情况下揣摩其意图，然后放手去干。踩准了扶摇直上，踩错了万劫不复。

愿赌服输。

袁世凯何尝不恼恨宋教仁？但直接动刀子代价太大，自己毕竟是国家元首，不是陈其美。

因此，召宋入京，是想通过协商化干戈为玉帛。岂料，担心相位不保的赵秉钧选择了先下手为强。

当然，群情激愤的国民党是不会去做冷静的案情分析的。在宋教仁的追悼会上，黄兴献上了一副对联：

前年杀吴禄贞，去年杀张振武，今年又杀宋教仁；

你说是应桂馨，他说是洪述祖，我说就是袁世凯。

虽说宋教仁“舍袁就黎”的举动使得袁世凯貌似具有充分的作案动机，但无任何证据显示他同宋案有关。

杀吴禄贞是千钧一发下的“斩首行动”，杀张振武更是黎元洪的主意。但杀宋教仁，作为利益攸关方袁世凯根本逃不脱舆论的指责，得不偿失。

况且，国民党既已雄霸国会，杀了宋教仁也于事无补。宋一死，正好师出有名，不管政治倒袁还是武力讨袁，都能得到国民的拥护。

素来客观公正的张一麐的结论，也许最接近这一版故事的真相：

宋案之始，洪述祖自告奋勇谓能毁之。袁以为毁其名而已，洪即唆使武刺宋以索巨金，遂酿巨祸，袁亦无以自白。小人之不可与谋也，如是。

以上就是如电影《禁闭岛》般的前九十分钟，下面进入刺宋案的另一个版本。

艺术的魅力源于其内容的多义性，历史的复杂则超越了阿加莎・克里斯蒂的推理。

宋教仁的“罗生门”

当武士英和应桂馨从公共租界移交给上海当局后，诡异的事情发生了。

先是武士英吃了一个毒馒头暴毙狱中，再是应桂馨成功越狱，逃之夭夭。

而负责看守监狱的沪军六十一团是陈其美的老班底，戒备森严，除了陈本人，几乎没人能搞出一死一逃这么大的手笔。

事实上，应桂馨在狱中潇洒自如，甚至有恃无恐地吸鸦片，安逸得跟自己家似的。

联系到应桂馨是陈其美的青帮兄弟，给陈当过谍报科科长，向北京“投诚”还不到三个月，里面的内幕就引人遐想了。

当然你会说，应桂馨和洪述祖的电报在那摆着，还能有什么隐情？

通读两人的往来电文不难发现，洪述祖关心的是如何诋毁宋教仁，当他听说应桂馨能搞到宋早年在日本的犯罪记录时，立即许以重金。

而刺宋则是应桂馨主动提出的，在洪述祖发“毁宋酬勋”之前。

暂且不论“毁宋”到底是毁灭还是毁谤，就应桂馨对杀宋教仁比洪述祖还热心（若不去宋，恐大局必为扰乱）这一点而言，都值得刚步入社会的大学毕业生学习，那就是把别人的事当成自己的事来办，想人所想，急人所急。

敏锐的你不难猜到，应桂馨的幕后指使可能是陈其美。

草菅人命的魄力不用怀疑，毕竟人前科累累。问题是，动机呢？

首先，陈其美不爽宋教仁很正常。因为宋根本看不起孙，经常在日记中指责其“素日不能开诚布公、坦怀待人，做事近于专制跋扈”，还曾直接对日本友人说：“孙逸仙是落后时代的人物，不足以指导革命运动。”

其次，自从唐内阁倒台，陈其美从工商总长变成无业人员后，心理落差一直比较大。于右任在给友人的信中就说，陈其美如今在上海很无聊，成天躲在家里，客人也不多见，攻击他的人还说他整天在娱乐场所厮混，其实哪有这回事。

信末，他不免有些慨叹：“昔日的沪军都督，如今混成这样，你说可怜不可怜！”

反观宋教仁，年纪轻轻，蒸蒸日上，不日便会出任内阁总理，让一帮老同志情何以堪？

而事实上只要有国人的地方就有权力斗争，革命阵营内部也不例外。

最后则是无法调和的根本矛盾，即“革命成功后，革命党往哪里去”的问题，由此在国民党内部分化出“孙系”和“宋系”两派。

娜拉出走以后怎么办？这是鲁迅借用易卜生的《玩偶之家》抛给革命者的终极命题。

从来破坏易，建设难。当孙文的洋顾问端纳看过他那张画着密密麻麻的“铁路线”的地图后，在给朋友的信中这样写道：

从这张地图可以看出孙文先生狂妄极了，简直是个疯子。他完全不切实际，对自己将要开创的事业缺乏最基本的了解。

的确，根据孙文的描绘，铁路时而翻过崇山峻岭扎进海拔四千多米的西藏，时而又穿越茫茫戈壁来到一望无际的蒙古草原，整个一人挡杀人佛挡杀佛。

革命家是人群里的酵母菌，只有当国家害了重病时才能如鱼得水，呼风唤雨。而在和平年代，这些人毫无用武之地，大多抑郁而终。

所以，秋瑾走向死亡，徐锡麟走向死亡，林觉民走向死亡——也许冥冥之中都意识到青春背后没有东西了，就此了断。毕竟革命成功后，梦想不再是梦想，必须落实到制度的改革和琐碎的行政事务上，诗意烟消云散。

故由乱而治之日，便是革命家生不如死之时。烈士暮年，老骥伏枥，没权的刀枪入库也就认了，有权的则可能突变为终生革命家，从政治革命到文化革命，从革敌人的命到革自己人的命。

作为《临时约法》的起草者，中华民国政治体制的缔造者，宋教仁取代孙文是大势所趋，也符合同盟会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的历史进程。

但从孙文拒绝出任国民党理事长来看，其内心是抵制这一转变的。常年策划起义的他坚信枪杆子里出政权，主张同盟会仍为革命组织，今天可以拥袁，明天操家伙便能反袁。

不要以为去修铁路就意味着默认了出局的现实，也可能是曲线救国，争取一击命中，彻底整垮宋教仁。

这就是宋案真相的两个版本。

镜头切到六年前，二十五岁的宋教仁潜入东北，成立同盟会东北支部。其间，他四处走访，遍览群籍，写就《间岛问题》一书，成为对日交涉的有力根据，以至于惊动了中央，要以五品京衔邀其入外务部供职。

如流星划过夜空，宋教仁以天纵之资给国人带来了唯一一次走向共和的希望。可惜，倏忽的逝去使初具规模的制度设计戛然而止，空留一腔“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的遗恨和一句至今无解的百年之问：

在这片专制深厚的土地上，到底有没有可能实现宪政民主？

诚如于右任为宋教仁撰写的铭文：“先生之死，天下惜之。先生之行，天下知之。吾又何记？为直笔乎，直笔人戮；为曲笔乎，曲笔天诛。呜呼！九泉之泪，天下之血。老友之笔，贼人之铁。勒之空山，期之良史。铭诸心肝，质诸天地。”宋之死不单单是一党一姓的损失，更是全体国民南柯一梦醒来后的怅然若失……

潘多拉的魔盒业已打开，刚刚启动的民主实践又回到了以武力决胜负的旧轨道。

第十四章 专制之上，还有天命

二次革命

孙文迅速回国，准备武力讨袁。

黄兴以下全部反对，认为司法程序已经启动，当诉诸法律。

孙文怒道：“总统指使暗杀，断非法律所能解决。所能解决者只有武力！”

陈其美附议。

国民党此时的地盘只有江西、安徽和广东三省（湖南都督谭延闿虽加入国民党，但奉行自治）。结果，当孙文电令三省都督宣布独立时，李烈钧、柏文蔚和胡汉民均不买账，气得孙大炮逢人就说：“若有两师兵力，当亲率问罪。”

当然大家心知肚明，即使有，也绝非袁世凯的敌手。

不过不打紧，国会已经开幕，宋教仁留下的政治遗产可以帮国民党进行合法斗争。

首战便是“善后大借款”。

所谓善后，即收拾清朝留下的烂摊子——各种外债加赔款共计一千二百万英镑。

政府不但没钱，还等米下锅，只好再举新债，结果唐内阁时的首轮融资即在同盟会一片“丧权辱国”的唾骂声中偃旗息鼓。

可民国百废待兴，总不能宣告政府破产吧？于是，暗地里的谈判从来没有停止过，直至同五国银行团（美国主动退出）达成了总计两千五百万英镑的“善后大借款”。

由于列强坚持认为中国仍未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统一，政府信用等级偏低，故定了个奇高无比的利息，算下来到手的钱只有三分之一。

消息传出，舆论鼎沸，国民党更是一副国亡无日的表情，对袁世凯不经国会批准就擅自签订借款合同这一悍然践踏《临时约法》的行为捶胸顿足。

孙文给五国银行写信拆台，众议院则命内阁派人过来回答质询。

龙潭虎穴，谁敢去闯？最后还是陆军总长段祺瑞出马。

国民党籍的议员一见到段，登时血气上涌，有跳到凳子上大骂赵秉钧的，有拍着桌子高喊打倒袁世凯的，甚至还有朝段祺瑞扔墨盒的。

共和党的议员则默不作声，静观场面失控。

段祺瑞神色自若，岿然不动，等国民党闹够了，才淡淡道：“借款一案，请国会追认。”

意即覆水难收，已成定局，请你们批准是给你们面子。

议员们又七嘴八舌地质问起来，段祺瑞始终只有这一句回答。

参议院的情况也一样，稍好些的是袁世凯亲自给议长张继（国民党籍）写了封信，语重心长道：“国家需款孔急，不能再事拖延。”

国民党本部召集两院议员商议，认为合同既已签字，袁世凯势必蛮干到底，国会的否决完全无济于事，还有损《临时约法》的权威。

既然秀才解决不了，就交给兵吧。

孙文同柏文蔚、李烈钧、胡汉民、谭延闿联名通电，反对违法借款。

袁世凯怒了。

中华民国好不容易得到巴西和古巴等寥寥数国的外交承认，孙文又来败坏政府的国际声誉，是可忍孰不可忍？

他对梁士诒道：“我算是看透了，孙文、黄兴除了捣乱没别的本事，左是捣乱，右是捣乱。他们要敢另立政府，我即刻派兵讨伐。”

作为反击，直隶都督冯国璋、河南都督张镇芳、山东都督周自齐、陕西都督张凤翙以及山西都督阎锡山等联电指责孙、黄“以宋案牵诬政府，以借款冀逞阴谋”。

为了逼南方首先发难，袁世凯以中央政府的名义免去了李烈钧的江西都督，而命黎元洪兼任。

不久，又令胡汉民为西藏宣慰使、柏文蔚为陕甘筹边使，果然激起反弹。

李烈钧率先宣布独立，以江西讨袁军总司令之名发表檄文，号召天下共击之。安徽、广东、湖南和上海等地陆续呼应，声势浩大，颇有重现辛亥年之局面的架势，史称“二次革命”。

其实，由于兼并了其他几个党，比起同盟会来国民党的纯洁性已大打折扣。即便是许多老同志，心态也发生了转变，以革命功臣自居，汲汲于仕途名利。

黄兴虽不在此列，但对贸然举事也很动摇。因为他认同《纽约时报》的说法，清楚所谓的“天下云集响应”只是表象：

当前的所谓反抗，与其说是人民对北京政府不满的起义，不如说是失意政客和干禄之徒想自行上台的一种努力。内战不可能持续太久，其结果是袁世凯作为中国的统治者，地位将更加稳固。

黄兴举棋不定，气得陈其美诬赖他收了袁世凯的钱。

两人一理论，陈其美祭出激将法，要他以游说程德全出兵来自证清白。

性情刚烈的黄兴当即赶赴江苏都督府，“扑通”一声给程德全跪下，求他发兵。

程督不紧不慢道：“我不是不同意北伐，但出兵要饷要械，总而言之，要钱。”

黄兴给陈其美打电话，答称：“明天有两车钞票运到。”结果第二天一查验，全是已经倒闭的信成银行的废钞。

程德全不快道：“讨袁我和诸君立场一致，但拿废票采购军需，坑的可是百姓。害民的事，我决不做！”

看似浩然正气，实则明哲保身。

南方议论未定，北军兵已南下，相继攻克安徽和江西，气得柏文蔚痛骂黄兴“一将无能，千军受累”。

不久，张勋带着还乡团杀回南京，虚张声势的二次革命不到两个月便全线溃败，孙、黄再次流亡日本。

长江以南被袁世凯全盘接收，各省都督均换上了自己人（湖南汤芗铭、安徽倪嗣冲、江苏冯国璋、广东龙济光），中央政府的威望臻于极点。

列强相继表态：只要袁世凯当选正式大总统，即给予中华民国外交承认。

选票长啥样

根据《临时约法》的规定，制宪在先，其次才由国会根据宪法来选总统。

制宪是个漫长的过程，而袁世凯想赶在本年的双十节（10月10日）就任正式大总统。于是，在他授意下，黎元洪联合十九省都督发表通电，建议先选总统再定宪法。

虽说二次革命的惨败让国民党一蹶不振，但毕竟还占据着国会里的多数席位，不可等闲视之。

因此，袁世凯一面命梁启超以共和党为基础，兼并数党后扩大为进步党，一面对国民党恩威并施，分化瓦解。

利诱之下，士气低迷的国民党议员有的改投进步党，有的坐等袁世凯来买他们的选票。一时间，报纸上满载国民党人的退党声明，进步党趁势拿下了参众两院的议长之席。

袁世凯宜将剩勇追穷寇，对“孙黄乱党”发出通缉令，罪名除煽动叛乱外还有贪赃枉法，说查账后发现孙文一里铁路都没修，却挥霍挪用了大笔公款。

刚在日本落脚的孙文听说后，痛定思痛，认为所有的噩梦都是从同盟会被改组为国民党开始的。混进来的四个党目无尊长，良莠不齐，污染了组织，破坏了纪律，必须加以改造。

他以不容置喙的口吻告诫全党同志：“革命党不能群龙无首，必须对唯一的领袖绝对服从。”

紧接着，将党员分为首义、协助和普通三级，新人入党时必须按手印发誓。

黄兴、汪精卫、李烈钧、柏文蔚、蔡元培和吴稚晖等元老纷纷大摇其头，敬而远之，只剩陈其美、戴季陶和居正几个不离不弃。

计划中的“三次革命”从此遥遥无期。

北京。

辞去了总理之职的赵秉钧调任直隶都督。

对一般疆吏而言，直督意味着荣誉和信任，但以总理之尊改迁于此，只能是失势的标志。

毁宋一事，自作主张的赵秉钧已经深深地伤害了袁世凯。现在嫌疑洗不清，自己担着就是了，可他又派心腹王治馨（时任顺天府尹）去参加国民党本部在北京召开的宋教仁追悼大会，当着一千多人的面理直气壮道：“现在有人要杀宋先生，但绝不是赵总理！赵总理不能对此事负责，此责自有人负！”

王治馨含沙射影的对象可能是陈其美，因为当时对陈的质疑一度甚嚣尘上，梁启超在给女儿的家信中甚至直言“真主使者，陈其美也”。

但也有可能指袁世凯，至少国民党是这么理解的。

作为北京市市长，王治馨的话极具杀伤力，且捕风捉影的事，袁世凯又不好站出来辩解，非常恼火。

不久，王治馨贪污案发，袁世凯公报私仇，重判其死刑。

赵秉钧自知闯祸，赶紧递了辞呈，袁世凯和国会都爽快地批了，而命陆军总长段祺瑞暂代总理一职。

相位不宜久悬，七零八碎的内阁也到了重组的关头。

国民党大势已去，进步党锐不可当。以熊希龄为总理（兼财政总长），外交总长孙宝琦、内务总长朱启钤、交通总长周自齐、司法总长梁启超、农商总长张謇的“一流人才内阁”华丽亮相。

这帮学者型官员全是社会名流，无可指摘，但袁世凯更看重的是他们进步党党员的身份。

很快，国会拟定了宪法中的一章——《总统选举法》，以便先选总统。

三天后，参众两院七百五十九名议员走入会场，举行总统大选。

最高领导人的任命，在这片土地上终于实现了竞选而不是竞猜。

根据游戏设定，无记名投票共分三轮。

想第一轮就搞定对手，得票必须超过总数的四分之三（即五百七十票），否则进入下一轮；

第二轮的胜利条件同第一轮一样。若仍决不出胜负，则得票最多的两人进入终极PK；

在扣人心弦无比刺激广告商青眼有加主持人巧舌如簧的该环节，谁的得票数超过总数的一半，即为赢家。

袁世凯一合计，发现问题很严峻。

投票人里有三百五十多位国民党议员，只要其中超过二百人不投自己的票，前两轮就无法胜出。而等挨到第三轮，不仅面子上过不去，危险系数还很大。

没办法，只好耍流氓了。

投票当天，会场外出现了一个莫名其妙的新生事物——公民团。三千多名团员自称热心市民，专程前来维护竞选秩序，把大楼围得水泄不通。

在这批社会闲杂（部分是军警便衣）的监督下，会场的确井然有序，因为外面的进不去里面的出不来……

偶有议员想出去买根油条打个豆浆啥的，刚跨过大门即遭呵斥，逼令退回。

到了中午，主持人汤化龙宣布休会。进步党本部送来两担点心，被公民团拦下，经反复解释，说是给拥护袁总统的议员用的，方准进入。

国民党本部送来的午餐则始终不予放行，气得国民党议员冲外面破口大骂，公民团则恶狠狠地回敬道：“饿死你们也是活该！”

为了早点慰劳自己的肚子，议员们抓紧时间投了两轮，袁世凯位居第一，黎元洪紧随其后，孙文和伍廷芳垫底，都没超过总票数的四分之三。

时已薄暮，二选一的巅峰对决拉开帷幕。

国民党议员交头接耳，“投黎元洪，投黎元洪”的叮嘱声击鼓传花般蔓延开来。

然而，更多的人选择向现实低头，因为袁总统明码标价：一张选票，大洋八千。当有人质问某出卖选票的国民党议员时，对方自我解嘲道：“横竖袁世凯都要当选，拿这笔钱作亡命费也好。”

终于，汤化龙宣布袁世凯得票过半，当选中华民国第一届大总统。

掌声稀稀拉拉，有气无力，盖因国民党不愿鼓掌，进步党精疲力尽也懒得鼓。

公民团领了赏钱，一哄而散。

次日选举副总统，黎元洪毫无争议，高票当选。

专制都是突然垮掉，民主不会一日建成

1913年10月10日，巴拿马运河开通的当天，袁世凯宣誓就任正式大总统。

典礼既不在国会也不在总统府，而被刻意安排到紫禁城太和殿举行，用意不言自明。

是日，北京天降大雨，数千来宾齐聚太和殿广场，静候袁世凯莅临。

上午10点，三百多名头戴金线军盔、身穿蓝色制服的卫兵列队进入广场，在来宾席前分东西两侧立定。

随后，四顶四人抬的肩舆出现，载着此次大典的仪从梁士诒、唐在礼、荫昌和夏寿田（总统府秘书）。

终于，身着海蓝色大元帅服的袁世凯乘坐八抬大轿来到广场。

下轿后，由梁士诒等拥护前行，登上主席台就座。

仪式在礼官的主持下按部就班地进行。轮到总统宣读誓词时，离主席台很近的国民党议员韩玉辰惊讶地发现，袁世凯的态度极不严肃，一句“余誓以至诚执行大总统之职务，谨誓”，“执行大总统之职务”八个字念得铿锵嘹亮，余者则声如细蚊，几不可辨。

袁世凯已不是辛亥前的袁世凯了。

两年来，才五十开外的他迅速变得老态龙钟。曾经神采飞扬精力充沛的男人，此刻看起来就像一个行将就木的病人。

他累了，也厌倦了在野者通电声讨、宣布独立，执政者大张挞伐、剪灭异己的游戏。

对妥协这一议会政治的精髓，他并非没有尝试。为了调和党见，还发表过一通声嘶力竭的呼吁：

我国政党，方在萌芽，其发起之领袖，皆一时之人杰，抱高尚之理想，无利己之私心，政见容有参差，心地多属纯洁。惟党员既盛，统管不力，两党相持，言论无不激烈，深恐迁流所及，因个人之利害，忘国事之艰辛。方今民国初兴，尚未巩固，倘有动摇，则国之不存，党将焉附？无论何种政党，均宜消除成见，专趋利国利民之一途。如怀挟阴私，蜚短流长，藐法令若弁髦（指无用之物），以国家为孤注，将使灭亡之祸，于共和时代发生，揆诸缔造之初心，其将何以自解？

然而，效率的低下，动机的不纯，使得空谷足音变成了自言自语。

感觉就要被泥潭吞噬的袁世凯产生了与同时代的德国思想家斯宾格勒一致的想法——一种力量只能被另一种力量打败，而非为一种原则所推翻。

从权力斗争到兵戎相见，共和制度旋踵而亡。摆在袁世凯眼前的，是泾渭分明的两条路。

重拾集权，国事短期内可见成效，风险低代价小。但长远来看，躲得过初一躲不过十五，耽搁了民主政治的推行，终究误国误民；

选择扩大民主，则不得不面对政局的长期混乱。好处是提前试错，造福子孙，赢得生前身后名。

可惜，悲剧恰恰在于，正因为“乱”，反倒激起了他“治”的冲动和野心。

两年里，他降低税收，鼓励创业，制定银行和证券交易法，签发《保护华侨投资实业之通令》，激活了民营资本，点燃了经商热情。

无锡荣氏兄弟的面粉帝国狂飙突进，荣宗敬在上海放出风声：“只要有人愿意把厂子卖出来，我就敢买。”

随着一战的爆发，茂新面粉厂的拳头产品“兵船面粉”远销南洋和欧洲。

毕业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的陈光甫回国已经四年。他即将创办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破天荒地推出“一元账户”——只要有一元钱，就可以在他的银行开户。

他曾问员工：“我们该怎么服务于顾客？”员工答：“不论顾客办理业务的数额是一千元还是一百元，都要热情接待。”陈光甫道：“你们只答对了一半。他就是一分钱不办，也要热情接待。”

刚届而立之年的范旭东则站在天津塘沽的海滩边，望着冰雪般无边无际的盐坨，激动地对同伴说：“一个化学家，看到这样丰富的资源，如果还没有雄心，未免太没志气了。”

即使有一个当过赵秉钧内阁教育总长的哥哥（范源濂），范旭东也没有选择走捷径，而是学以致用地创办久大盐厂，打响了精盐品牌“海王星”，结束了国人只能吃氯化钠含量不足50％的粗盐（西方早已实现氯化钠不到50％的盐不许做饲料）的历史。

始于民初，一直持续到北伐战争前的这轮“下海热”，被史家称为“第二次工业化浪潮”。

与上一轮由政府和附庸其上的官商主导，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洋务运动所不同的是，这一轮是民营资本崛起的盛宴，投资大多集中于民生领域，提供消费类商品，主角则是以盈利为动力的新兴企业家。

而推动这一转变的，正是不断出台经济法规、完善市场机制的袁世凯。

其实长期以来，这个追求完美的处女座男人对法律的重视都被严重低估。

在就任正式大总统的宣言书中，袁世凯透露了他对共和的理解：

共和者，采大众意思，制定完备法律，而大众严守之。若法律外之自由，则共耻之！此种守法习惯，必积久养成，如起居之有时，饮食之有节，而后为法治国。

为此，他主持修律，废除了大清刑律中残忍的酷刑；又颁布《文官考试法》，设定的科目对考生的法学和经济学基础提出了极高的要求。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可以公开宣称司法独立的人，正义无反顾地往人治的路上迈进。

当治国变成一种神圣的使命，当对秩序与稳定的渴望和对分裂与灭亡的恐惧缠绕在一起时，坚信中国可以按照自己的意志走出一条新路的袁世凯舍弃了依法治国，选择了以法治国。

差之毫厘，谬以千里。

把角色演成自己，把自己演到失忆

大位既正，受够了国民党鸟气的袁世凯开始磨刀霍霍。

他向亲信吐槽道：“两年来，我非驴非马，忍人所不能忍，受人所不堪受，衰朽如此，更何希望？唯欲救国救民，保全大局，不使我同胞子孙作他人之牛马奴隶耳。”

问题是想让解散国民党从程序上看起来更合法，则必须有熊总理的副署。

但这种明摆着开历史倒车的事，文人秉性的熊希龄未必肯干。

不打紧，袁世凯手头捏着他的把柄。

当初唐绍仪内阁散伙时，财政总长熊希龄也因借款失败自请辞职，被袁世凯委以热河都统（热河省的都督）。

熊都统性本爱丘山，一到任便被承德避暑山庄的美景吸引，故不住衙门，径自搬入山庄办公。

若只是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倒也罢了，可熊希龄待着待着就派人清点起庄里的宝物来，还慷公家之慨把一面乾隆用过的折扇送给驻防热河的北洋老将姜桂题。

由于馈赠过于贵重，姜桂题不敢隐瞒，立刻密报，文物上缴。

袁世凯特意等到熊希龄入京组阁，方才派人赴热河明察暗访，搜集材料，汇编成册。

而拿到黑材料后，又故意引而不发，一直捂到需要将熊希龄一军时。

这天上午，袁世凯约熊希龄到总统府议事。熊方到，即有外国公使前来谒见。

时间这么巧，显系事前安排。

袁世凯依礼先见外宾，嘱熊暂入办公室稍候。

室内空无一人，熊希龄四下打量，目光停留在袁的办公桌上。那里摆着一沓卷宗，上书“查报避暑山庄盗宝案”九个大字。

熊希龄凑过去略加窥看，登时脸色苍白，如临大敌。

外使走后，袁世凯唤熊出来谈话。他以极为关心的口吻道：“秉三，你昨晚是因公事忙没睡好觉吧？怎么脸色这么不好看？”

熊希龄敷衍了两句，额上涔出汗来。

袁世凯疾言厉色道：“国事难以推进，都因国民党故意刁难，实在令人痛心。不将其解散，取消国民党籍的议员资格，则内阁事事受掣肘，总统也无法履行职责。秉三，你怎么看？”

威慑之下，熊希龄六神无主，最终俯首签字。

翌日，从本部到支部，全国所有的国民党机关皆被勒令解散，四百三十八名议员被吊销资格。

议员少了一半，国会几近瘫痪，梁启超猛然醒悟。

进步党给自己的定位是“政治对抗力”，其宣言书则是梁启超个人政见的完整体现：

与官僚（北洋系）和乱暴势力（国民党）对抗，并造就两大政党对峙之象。

一开始，国民党来势汹汹，袁世凯独木难支，同“乱暴势力”吵了十年的梁启超自然选择联合后者。

但当天平完全失衡时，他和进步党议员才意识到底线已被突破。

唇亡齿寒的梁启超跑到总统府，力陈解散国民党之不当。袁世凯耐心听着，笑而不语，最后只淡淡道：“晚了，命令已经发出去了！”

内阁会议上，愤懑不已的梁启超再提此事，主张阁员全体辞职，以示抗议。

众人面面相觑，主席位上的熊希龄也毫无表情，最终不了了之。

一切都验证了著名报人邵飘萍一年前的预测：

纵使将来国会议员人人比肩于卢梭而驾孟德斯鸠，一入袁氏之武力世界，皆成无数木偶。

可即使是木偶，袁世凯也弃之如敝履。

因为木偶们还掌握着制宪权，起草了《天坛宪法》，一如既往地坚持《临时约法》规定的内阁制。

袁世凯则当够了有名无实的“盖章总统”，调集程树德等法律专家逐条研究，要求增加总统权限。

国会置若罔闻。

但很快，随着国民党议员集体被炒，两院不到法定的开会人数，基本名存实亡。

袁世凯再接再厉，对非国民党籍的议员也许以重贿，告诉他们只要公开申明辞职，即在政府委以官职。

终于，他连这具只剩躯壳的国会也不想要了，玩起“俯顺舆情”的老把戏，在以冯国璋为首的北洋都督的“劝谏”下，冒天下之大不韪，公然解散国会。剩下的议员，每人发四百元路费，饬令回籍。

共和医治无效，宣告死亡。

当1914年的爆竹声响起时，袁世凯头也不回地沿着专制之路绝尘而去。

官讳经

国不能一日无宪，否则便是无照经营。当然，有照也不一定是真的，自己手打一份挂在那儿欺骗消费者的情况你我都见过。

袁世凯可以踢走国会，却不能不制宪。他的方案是由各省、内阁和总统府荐人，组成政治会议，制定宪法。

正好前进步党国会议员汪荣宝赴任比利时公使，辞行时劝袁世凯道：“请勿行总统制，以免遇事总统首当其冲。”

袁世凯摆了摆手，道：“不然！以往一直实行的内阁制，而只闻有讨袁，不闻有讨陆（徵祥）讨段（祺瑞）！”

熊希龄见国事不可为，和梁启超双双去职。时人送上对联一副，讽刺道：

名流内阁，名誉扫地；大政方针，大事糊涂。

少了最后一道障碍，旨在加强中央集权的《中华民国约法》出台，史称“袁记约法”。

在颁布通告中，他一泄积郁道：

历稽史乘，断未有政权能一，而其国不治。亦未有政权不一，而其国不乱且亡者！

共和成立，国体变更，虽易帝国为民国，而一般人民心理，仍责望政府者独重，责望议会者尚轻。使为国之元首而无权，则政权无由集中，群情因之涣散，恐为大乱所由生。

夫国家处开创之时，当多难之际，与其以挽救之责，委之于人民，委之于议会，其收效缓慢而艰难，不如得一强有力之政府以挽回之。其收效快速而容易，所谓易则易知，简则易从也。

在此思想的指导下，袁记约法将总统任期延长至十年，且能连选连任。

如果袁世凯愿意，完全可以当终身总统，因为三名继任总统的候选人要由现任指定。

于是，国人悲哀地看到，刚被历史的车轮碾过，爬起来后发现历史竟在倒车。

很快，黎元洪的山大王也做不下去了，被突然造访的段祺瑞软硬兼施地“请”到北京，当起关在笼子里的副总统来，湖北都督代之以人称“干殿下”的段芝贵。

同当初授孙文全国铁路督办一样，袁世凯每月给黎元洪发三万元工资，还让九子袁克久娶了黎的女儿，一天到晚亲家长亲家短叫得无比亲热……

中央政府的架构做了重大调整，各部总长直接对总统负责，内阁改为负责上传下达的政事堂，下辖法制局、机要局等六个次要部门，首长叫国务卿。

两年前，袁世凯想邀徐世昌出山，后者没答应。

他也不强留，只道：“等我将这帮昏小子（同盟会）撵了，再来迎请大哥！”

时人以为徐世昌躲起来当寓公是因为不忘清室，不作贰臣，连他弟弟徐世光也这么看。

实则大谬。

多数政客，为官只知“思进”，为了百尺竿头，可以把黑的唱成红的，红的打成黑的，不择手段，生死以之。

而徐世昌的老辣，在于懂得“思退”。

阳极生阴，盛极必衰。世间之事，从来只做简谐运动。

徐世昌不愿复出，盖因深感民国无法治——既缺乏法治，又无药可治。

他甚至觉得袁老弟应该像孙文那样远离是非之地，把中国这个烂摊子扔给别人，隔岸观火，浑水摸鱼。

当然，以袁的心气和抱负，明显不可能。

在孙宝琦和段祺瑞的轮番游说下，徐世昌打算再帮慰庭一把，接受了国务卿的任命，并自书“后乐堂”的匾额挂于衙门正厅，标榜自己并非来做官而是来为人民服务的。

与政事堂平级的是参政院，院长由黎副总统兼任，下设杨度、严复等七十名参政。

参政院就是缩水版的国会，有立法权，但参政皆由总统提名选派，比前清的资政院还不如。

除此之外还有大理院（审理民众的最高法）、平政院（审理官员的最高法）以及肃政厅（最高检）。

抛开制度，一切都在朝好的方向发展。

经济上，在梁士诒的推动下，民国铸造了统一的银币“袁大头”。由于制作工艺好，含银量高，截至1949年，仍是广受欢迎的硬通货。而更穿越的是，一直到1978年前后，东南沿海的渔民仍用“袁大头”跟境外走私集团交换紧俏的手表、牛仔裤和收音机。

军事上，发源河南，持续一年遍及五省的“白朗起义”终于被扑灭。放眼神州，再无硝烟。

不过，安内好办，攘外却不易。

1912年6月，流亡多年的十三世达赖在英军的护送下回藏重掌政权。

他驱逐汉官，大搞清洗，并派僧军扰乱川边，引起四川都督尹昌衡的反击，一时间边衅大开，烽烟四起。

三岁小孩都知道，幕后指使是英国。因此一年后，谈判在坐落于喜马拉雅山山梁上的英式小镇西姆拉城（印度）启动。

英国的梦想是策动西藏独立，再并入自己的殖民地印度。

但因列强干预，操作起来比较困难，故不得不采取逐步蚕食的方案。

在西姆拉会议上，英方代表麦克马洪提出以喜马拉雅山的分水岭为中印边界线。这意味着南麓逾九万平方公里的中国疆土将划入印度版图，面积相当于三个台湾岛。

袁世凯当然坚决反对。

正好一战爆发，英国无暇东顾，谈判无果而终，但“麦克马洪线”作为历史遗留问题一直延续至今，聚讼纷纭。

黑暗舞者

见英国这么上进，俄国急了。

恰巧时局给了它一个不要脸的机会——外蒙古的库伦（今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活佛趁清廷气数已尽，效法达赖，宣布脱离中国，托庇沙俄。

作为外蒙的政教领袖，库伦活佛有自己的名号：哲布尊丹巴。并同达赖一样，在理藩院的主持下以金瓶挚签的方式寻找转世灵童，代代相传。

即使在蒙古族内部，哲布尊丹巴八世的叛变也是不得民心的。

有清一代，蒙古和满族一样享有各种统治特权，可以封王封公，像僧格林沁便受封亲王。而汉族功臣，即便如曾国藩、李鸿章，最高也只能封侯。

因此，蒙古的上流社会早就不在边远苦寒的库伦混，而是吃着爆肚，唱着《北京一夜》，融入了京城纸醉金迷、宝马雕车的夜生活。

回库伦搞独立？除非脑子进水了。

便是那些住蒙古包的贫苦牧民，也很想对哲布尊丹巴竖中指，因为脱离中国将对他们赖以生存的皮毛贸易造成毁灭性的打击。

可惜，清廷正面临灭顶之灾，无力顾及外蒙，只好劝告哲布尊丹巴不要“轻举妄动，为人所愚”，并派蒙古郡王前往“宣慰”。

哲布尊丹巴根本不理，悍然宣布建立“大蒙古国”，自立为帝，并与沙俄签订协约，成为其保护国。

等袁世凯接过清政府的烂账后，俄国又武力兼并了阿尔泰和唐努乌梁海等边区，趁火打劫，不可一世。

立足未稳的袁世凯除了沿袭晚清的老办法开展忍辱负重的外交谈判，别无他途。

本着“经济权益可以谈，主权问题不松口”的原则，经过艰苦卓绝的拉锯，《中俄蒙协约》签订，规定：俄国承认外蒙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中国是外蒙的宗主国，哲布尊丹巴取消皇帝称号；中国则必须承认外蒙古的“自治”以及俄国在这一地区的各项特权。

在国力衰微的情况下，争取到这样的结果，也算智尽能索了。

可惜，一波还未平息，一波又来侵袭。

1914年7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欧洲列强全部卷入战争，黑龙会创始人、孙文的老朋友内田良平认为机不可失，向日本首相大隈重信呈交了一份意见书。

之所以叫黑龙会，皆因该境外势力长期在黑龙江一带活动，刺探情报，绘制地图，收买汉奸，大搞分裂。

由于屡建奇功，黑龙会作为一个民间组织，对官方的政策具有莫大的影响。

内田良平建议大隈重信趁着列强欧战缠身顾不上亚洲，赶紧胁迫中国，狠捞一把，操作好了多个保护国也未为可知。

最损的是，内田主张帮反袁势力回国闹事，尤其是十年前就在他家组织革命同志开会的孙文。

大隈重信考虑的则是国际形势。

列强已分成两大阵营，以英法俄为主的协约国和以德奥（奥匈帝国）为首的同盟国。

日本欲对中国下手，必然侵犯这些国家的在华利益。因此，明智的做法是加入一方，打击另一方，免遭群起而攻之。

横向比较，日英有盟约，日俄有密约，虽说都是朝秦暮楚的利益结合，但暂时还不能撕破脸。

权衡再三，日本宣布加入协约国。

紧接着，迫不及待地对德宣战，给日军登陆山东找到一个借口（山东半岛为德国势力范围）。

接到山东都督的报告后，袁世凯在总统府召开了紧急会议，各部总长全部到场，外交部顾问伍朝枢（伍廷芳之子）和顾维钧也列席参加。

袁世凯的开场很简短，说邀请两位顾问是因为他们在三个不同的国家留过学，精通国际法，想先听听专业的建议。

言毕，望向顾维钧。

这个被誉为“民国第一外交家”、时年仅二十七岁的才子道：“我国已宣布对欧战保持中立，交战国应尊重这一立场。日本登陆是违反国际法的行为，中国有义务保卫国土、抵御侵略，以维护其中立的立场。”

伍朝枢的看法也一样：“默许日本的行动，是没有尽到中立的义务，等于自动放弃了国际法保障的中立国的权利。”

袁世凯转问段祺瑞：“中国军队能采取哪些行动？”

段：“如总统下令，部队可阻止日军深入山东腹地。但武器、弹药不足，作战将十分困难。”

袁世凯直截了当地问他抵抗能维持多久，段祺瑞回答说四十八小时。

袁：“四十八小时以外怎么办？”

段：“听候总统指示。”

会场沉默了。

半晌，袁世凯又问外交总长孙宝琦。孙支支吾吾，说没有成熟的意见。

很快，两万日军攻打青岛，德国猝不及防，只做了象征性的抵抗便弃租界而去。

中方做了极大忍让，甚至专门划出一片区域给德日交战，但拿下了青岛的日军得陇望蜀，一路向西，借口胶济铁路（青岛至济南）为中德合资，将其全线占领。

北京立刻诉诸英美，顾维钧奔波往返于两国使馆，终于拦下了侵略者的步伐。

然而，1915年1月18日，驻华公使日置益在面谒袁世凯时，毫无征兆地代表日本政府呈交了五款共计二十一条明火执仗的要求，并威胁说如泄露出去，后果自负。

袁世凯看了一眼公文，淡淡道：“请贵公使去找外交部谈。”

五款里，第一款是接收德国在山东的特权，第二款关于在满蒙开矿修路，第三款涉及觊觎已久的汉冶萍公司，第四款只一条：中国承认所有沿海港湾和岛屿概不出让或借与他国。

最无耻的是第五款，要求聘请日人担任政府和军队顾问，合办各地警察局，霸占江西、浙江、福建、广州的筑路权，刷新了不要脸的世界纪录。

若答应“二十一条”，中国就是下一个朝鲜；若不答应，一战正酣，日本要真的海陆并进，列强即使想管也分身乏术。

“二十一条”真相

袁世凯清楚，同缠斗半生的日本到了该做了断的时刻。

他唤来总统府秘书曾彝进。

一直以来，曾彝进担负着一项秘密的工作——收买日本浪人。

在袁世凯这儿，浪人是实施反间计的最佳人选。

浪人每月能从曾彝进那领到高达五百元的薪酬，而当曾秘书想从浪人那获取日本使馆的内部情况时，发现这帮日奸的能力极为有限。

于是，他向袁世凯提出解除此项任务。

袁摆了摆手道：“我想知道的，不单单是使馆内部的情形，还有日本商民的动静。比如近期是来的日人多，还是回国的多？为什么来，为什么走？走时是否尽卖家财，有一去不复返之势？”

汇总各种渠道打探到的信息，袁世凯终于掌握了重要情报：“二十一条”是大隈内阁闭门造车鼓捣出来的，天皇和臣民都不知情。

他马上命曾彝进去找在华的著名日本学者有贺长雄，请教宪法。

小曾深表不解：都什么时候了，还搞学术研究？

袁世凯耐心道：“如果外交决裂，大隈会不会挑起全面战争？如果会，根据日本宪法，天皇是必须依他所请呢，还是可以驳回？关键在此。你万不可将此问题涉及二十一条，但以探讨学问为名旁敲侧击地套话。”

在袁世凯的指导下，曾彝进从有贺长雄口中抠出了答案：不经御前会议，大隈没有用兵之权，而天皇同意出兵的可能性不到两成。

探明对方底牌的袁世凯命更为专业而不懂日语（可以拖延时间）的陆徵祥代替孙宝琦任外交总长，并指示在交涉中持强硬但不激怒对方的方针。

他逐句手批了“二十一条”，作为陆徵祥谈判的依据。

如“中国政府允准，所有中国沿岸港湾及岛屿概不出让或租与他国”，袁将“他国”改为“外国”；

如“允准日人在东蒙与华人合办农业及工业”，袁批：办不到；

如“中国政府向认日本在南满及东蒙有优越地位”，袁批：无此向认；

……

对于侵犯主权最多的第五款，袁世凯则多次强调“必须声明不议”。

而且，他摸准了日本急于求成的心理，让陆徵祥尽量拖延，苦撑待变。

日方提出，谈判要天天开展，每周五次；陆外长说自己很忙，整日都是文山会海，每周只能谈一次。

日置益不同意，陆徵祥就和颜悦色地跟他磨，反正这也是拖延战术的重要组成部分。

最后达成妥协，每周三次。

然后进入磨洋工环节。

每次会谈，讲完洋洋洒洒的开场白后，陆徵祥即命献茶。

他揭开茶盖，嗅了嗅茶香，啜上一小口，便侃起源远流长的茶文化来。

日本是个多礼的国家，尽管日置益如坐针毡，也不好贸然打断。陆徵祥悠然自得，就差问对方要不要来手谈一局。

与此同时，蔡廷干和顾维钧游走于各大使馆，痛诉日本的丧心病狂，终于惊动了美国国务院。

国务卿布莱恩急召日本驻美公使，出示“二十一条”的全文副本，严肃道：“美国的政策是维持中国的独立、完整和商业自由，并保持美国人的在华利益。对任何在政治、军事或经济上企图支配中国的行为，美国不会坐视不理。”

大隈重信感到沉重的外交压力，不得不对外否认第五款的存在。袁世凯趁势倒打一耙，命陆徵祥提交一份“最后修正案”给日本，把第四款也给否了，前三款则严重打折。

大隈重信的自尊心受到了深深的伤害。怒火中烧的他请求天皇召开御前会议，妄图从军事上威胁中国。

于是，浪人们又从曾彝进那下载了新的任务——打听御前会议的内容。

虚虚实实的信息难辨真假，雾里看花的曾彝进一会儿收到消息说天皇将采取某一方案，一会儿浪人又说前案已被推翻，新的方案是如此这般。

曾彝进觉得这帮人纯属骗钱，没有任何报告的价值。在袁世凯的一再追问下，才表达了自己的顾虑。

袁不以为然道：“你何以知道没价值？在我看来，一句谣言，都有价值。今日之事犹如打扑克牌，到了最后摊牌之时，你以无价值了之？错了。你按我说的，不管是真是假，是大是小，都要报告，万勿隐匿。”

一天，浪人来报，说日置益收到东京密电，御前会议否决了用兵的动议，最终方案为：满洲以外不提，满洲以内略有让步。

威胁度最高的两条是：

一、日人可以在满洲杂居和购地；

二、满洲警察局须聘日人为顾问。

这是谈判底线，若中方不答应，日本即决裂。

袁世凯马上道：“真货假货，我一眼就看得出来。这个报告是真的。”

诚如《剑桥中华民国史》后来的论断（除了满洲租期的延长外，“二十一条”对日本的在华地位没有太大意义），这一方案对中国伤害很小，在可接受的范围之内。

倒不是天皇比较仁慈，只因条约外泄，日本成了舆论公敌，连黑龙会原本打算拉拢的柏文蔚、李烈钧等革命党都公然宣称“暂停革命，一致对日”，黄兴也劝告孙文“放弃讨袁，免为日本所逞”。

而在中国国内，抵制日货的运动正星火燎原般蔓延开来。

上海南京路的日人商店一律关门歇业，日产商品通通被称为“仇货”，游行学生看见便砸，逮住就烧。整个1915上半年，日本对华出口同比下降近两千万美元，外贸受到重挫。

因此，站在天皇的角度，大隈重信不打招呼欺上瞒下且不说了，还因操作不当麻烦缠身，自己要再不出面干涉以正视听，不明真相的人民群众搞不好会以为大日本帝国一不留神变成虚君立宪了。

运去英雄不自由

连日来，袁世凯暗嘱段祺瑞秘密备战，物资运输彻夜不停。而此刻，他决定妥协。

首先，日本政府正在重金收买西方驻华记者，让他们捏造“中德同盟”的假消息，离间中国与协约国之间的关系；

其次，孙文一直不对“二十一条”表态，还对问他“可否暂停革命，一致御侮”的同志表示“袁世凯蓄意卖国，非除去之，不能保卫国权”，以至于日置益向日本外长建议煽动革党，施压北京；

最后，朱尔典苦劝中方接受伤害不大的最后通牒，实际已表明英国的立场。

但同时，袁世凯对左右道：“购地，我叫他一寸都买不到手；杂居，我让他一走出附属地即遇危险。至于警察顾问，用虽用他，月间给几个钱便了，顾不顾，问不问，权却在我。”（随后公布的《惩办国贼条例》中规定：严禁与外国人私订契约、租售土地矿产）

张一麐认为不妥，道：“要么签约，忠实履行。要么拒绝，开诚布公地向彼言明不能应允之故。如不听，以兵戎相见，彼曲我直，虽败犹荣。似此表面答允，暗中破坏，必为祸根。”

袁世凯斥其为书生之见：“开诚布公果能成事，世界早太平了！”

当然，搞破坏也是一种天赋，非独当一面的枭雄所不能为。

袁世凯属意的人选是陆军二十七师师长张作霖（1875—1928）。

辽宁人张作霖从小上房揭瓦，下河摸虾，因家境贫寒，很早就投身于社会这所大学校，当过兽医，做过土匪，还绑过盛京将军的老婆，人生丰富多彩。

直到日俄战争前，被政府招安。

由于剿匪平叛都是一把好手，张作霖累迁至标统，受到时任东三省总督徐世昌的注意。

辛亥后，袁世凯一就任总统，已成地方一霸的张作霖便宣布拥护中央政府：

愿负驽前驱，唯大总统马首是瞻。

更重要的是，张作霖的立场白首不渝，口头禅远近皆知：

我是东北人，东北是我的家乡、祖宗父母的坟墓所在地。我豁出这个臭皮囊不要，也不能出卖国家的权利，让人家骂我卖国，叫后辈儿孙也跟着挨骂，那办不到！

中南海居仁堂一楼的东头是袁世凯的办公室。

只有最亲近的人才能在此见到大总统。

关系不近但地位重要的来客，便安排到西头的会客室。

而一般生客，则只能在居仁堂前院一处叫“大圆镜”的房子里恭候袁世凯。

按理说张作霖就是一大圆镜的待遇，谁知竟被领到了总统办公室。

他拘谨地坐在沙发上，不安地打量着室内的陈设。只见北面的博古架上摆着各色器物，其中一个丝绒盒里放着四块金表，正面镶一圈珠子，背面是珐琅烧的小人，精致而华丽。

袁世凯见张作霖时不时地注视着金表，当场将四块表都送给了他。

从此，表哥张作霖在袁世凯的扶持下异军突起，雄踞东北，成为远近闻名的扶桑噩梦。

民国十五年（1926），日本驻奉天领事吉田茂被张作霖的油盐不进、不受利诱激怒，盛气凌人道：“你要真不接受，我方另有办法！”

张作霖当即反击：“怎么样？有什么好办法尽管拿出来。又要出兵吧？我姓张的等着你！”言罢即起身送客，吉田茂悻悻而去，不久便被调回国。

民国十七年（1928），北伐军节节胜利，日本驻华公使芳泽谦吉认为实施分化战略的时机已经成熟，便找到张作霖，说可以暗中助其作战，支持他统治北中国，跟南京的国民政府划江而治。

张作霖认为中国人闹家务，不劳外国人插手，始终无动于衷。

芳泽谦吉只好转而去找山东省主席、狗肉将军张宗昌。

张作霖闻讯，立刻电召张宗昌入京，劝道：“效坤，自己家的事，绝不能借助外人，落千秋万代的骂名。”

张宗昌奉命唯谨，日本的诡计又告落空。

在前后交涉二十五次，穷其智计地化解、牵制了日本的阴谋后，袁世凯派陆徵祥和外交次长曹汝霖亲赴日本使馆，将签字文本递交日置益。

两人一路上心境凄凉，“若有亲递降表之感”。

在随即召开的国务会议上，面对全体高级官员，袁世凯沉痛道：

为权衡利害，而至不得已接受日本通牒之要求，是何等痛心！何等耻辱！经此大难，大家务必认此次接受日本要求为奇耻大辱，本卧薪尝胆之精神，做奋发有为之事业。举凡军事、政治、外交、财政，力求刷新，预定计划。定年限、下决心，群策群力，期达目的。则朱使（朱尔典）所谓埋头十年，与日本抬头相见，或可尚有希望。若事过境迁，因循忘耻，则不特今日之委曲、奇耻无报复之时，恐十年后，中国之危险更甚于今日，亡国之痛，即在目前。我负国民托付之重，决不为亡国之民。但国之兴，诸君与有责；国之亡，诸君亦与有责也。

签约的5月9日，从此被袁世凯定为国耻日。

时在美国留学的胡适在日记中写道：“此次对日交涉，可谓知己知彼。既知持重，又能有所不挠，能柔也能刚，为历来外交史所未见。”

史学家蒋廷黻也说：“‘二十一条’的交涉，袁世凯、曹汝霖、陆宗舆诸人都是爱国者，并且在当时形势之下，他们的外交已做到尽头。”

十六年后的“九一八事变”，张学良下令不抵抗，举国都骂他是“不抵抗将军”。有了这段经历，五年后在南迁西安的东北大学演讲时，他感慨道：

当年袁项城应许“二十一条”时我是学生，一腔热血，誓死反对。及至二十年后我执政，还不如人家。

正如陈布雷为蒋介石撰写的《告国民书》所说，“可战而不战，以亡其国，政府之罪也；不可战而战，以亡其国，亦政府之罪也”，骂袁世凯卖国确实不公，其在签约后的“惭愤交集”也并非作秀，但能不能知耻而后勇则另说了。

知道和感觉到，是两回事

袁静雪眼中的父亲，变化不大。

每早七点，他总是分毫不差地拄着那根铜拐杖从居仁堂二楼“咚、咚、咚”地缓步下来，长吟一声后，到办公室办公。

他吃饭的速度快于常人，吃完后胡子上会沾些菜汁，均由姨太太帮忙擦掉。他还爱吃人参、鹿茸等热性补品，经常大把大把地放在嘴里嚼食。

他和正妻相敬如宾，每隔几天便到福禄居去看望于氏道：“太太，你好。”于氏也总是回以：“大人，你好。”然后两人说阵家常话。

唯一让袁静雪不爽的是，一次，袁世凯打算把她许配给溥仪。

已经派人提亲了，袁静雪哭得梨花带雨，跑到父亲跟前闹。袁世凯佯嗔道：“以后我非要把你送礼不可！”

袁静雪昂起小脸，赌气道：“我又不是鼻烟壶！”

袁世凯忍俊不禁。

此事因溥仪拒绝而作罢，却不难一叶知秋地察觉到某种趋势。

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似乎成了每个国人的必经之路。

夏目漱石有言：“发挥才智，则锋芒毕露；凭借感情，则流于世俗；坚持己见，则多方掣肘。总之，人世难居。”

每个人都有意无意地重复着伤害与被伤害，生活成为一场严峻的历险，直到有一天你尝试着同这个世界和解，顿悟“正义是自己内心对自己的期许，不是用来胁迫别人的”。

托尔斯泰构思《安娜・卡列尼娜》之初，原型是新闻里一个卧轨自杀的小三。她背叛丈夫，追求虚荣，在作者心中极不可爱。

行文愈久，托翁发现自己并没有美化安娜，人性却自有其力量，从故事的树枝上生出芽来，愈发繁茂。最终，安娜之死超越了小市民式的道德判断，在读者心中引发广泛的共鸣。

托翁进一步论断道：

如果一个人没有形成任何成见，就算他再笨，也能够理解最困难的问题。但是，如果一个人坚信那些摆在他面前的问题早已了然于胸，没有任何疑虑，那么就算他再聪明，也无法理解最简单的事情。

经验主义者不会用强弱黑白来两分世界，也不相信一个概念就能彻底解决现实问题，而是保持对不同论述的警惕和自己的独立性，不断相信、不断怀疑、不断摧毁、不断重建，在煽动各种偏见互殴取得的平衡中接近这个世界的真相。

然而，在同平政院院长汪大燮（汪康年堂兄）闲聊时，袁世凯悲哀地发现，真实的世界也许是无解的，根本没有答案。

汪大燮谈到一个棘手的案子，原告和被告是夫妻，两口子闹矛盾，媳妇跑回娘家，丈夫去接。

媳妇不回，遭到毒打。娘家不干，一家子围着他打。自卫中，丈夫把大舅子刺死，把丈母娘捅了两刀，媳妇则被捅成轻伤。

浑身是伤的丈夫当晚自首，被判无期。媳妇不答应，跑到县府门口自焚，要求改判。

县府见其状可哀，改判死刑，结果被告的父亲又不答应了，跑到省府门前服毒。

案子上报到平政院（被告父亲告地方官司法不公），汪大燮觉得丈夫有自首情节，又是家庭矛盾，夫妻俩还有孩子，不当判他死刑，便同大理院院长一起做工作，让省上发回重审。

省府同意重审，可根本落实不下去。媳妇一方天天闹，非要政府维持死刑的判决。最后只好花钱买平安，在判丈夫无期的同时，给受害人家属一大笔救助款善后……

对法律的不尊重已经持续了两千多年。

《论语》里提到，一个父亲偷了羊，被其子报官。孔子很生气，说连儿子都告老子的社会，已经不是他所向往的。

众所周知，他向往的是伦理道德。

问题是如果只讲道德不讲规则，那再干净的国家最后也只会堕落成一个伪君子遍布的肮脏国度；相反，要是人人都开始谈规则，那么再野蛮的地方，道德也会逐渐回归。

在乱象纷呈的民初，认为只有君主（立宪）制才能重建规则的言论并非全无市场；一帮把青岛当首阳山的前清旧臣也不甘寂寞，时不时跳出来抢个戏。

当发誓不当“贰臣”的赵尔巽接受袁世凯的礼聘到清史馆当馆长时，遗老梁鼎芬写信责备他说：“清朝未亡，你修个什么清史？”

梁奇葩的逻辑是：北京城还有个小朝廷，里面还住着个小皇帝……

隆裕死后，梁鼎芬和劳乃宣跑到西陵跪地号哭，如丧考妣。孙宝琦身穿西服前来，刚在灵前鞠了三躬，梁鼎芬便大骂其“洋鬼子”“不要脸”，一干遗老则拍手称快……

袁世凯关注的是年轻人，比如时任农商部地质所所长的丁文江。

年未三十的丁文江曾说：“中国实在太乱、太穷、太弱、太苦了，故只要有人能使她安、使她富、使她强、使她乐，我不相信谁不愿意。”

丁文江不否认独裁是毒药，民主是良药。但民主政治是一种繁琐的程序化政治，缓不济急，无法化解日益深重的亡国危机，实现中国的独立富强。

因此，他呼唤一个思想开明，以国家利害为利害，能够凝聚和善用人才的独裁领袖的出现，并对反对他的人说：

难道我们甘心去做南宋亡明的清流吗？

心有戚戚的袁世凯注意到的第二个人是三十出头的周树人。

那是冬天的一个早上，刚刚升任教育部社会教育司一科科长的周树人在教育总长范源濂的带领下进见大总统。

当然你会说：各部有那么多科长，难不成每换一个袁世凯都要接见？

事无巨细、完美主义的处女座真干得出来。

记者黄远生曾问过赵秉钧，说总统遇事躬亲，不嫌琐碎和因小失大吗？

赵秉钧说：“这是总统做过十多年督抚的缘故。正因如此，一把总钥匙才无人能管。军兴后功将纷出，然有袁总统在，无人敢飞扬跋扈。”

人生最大的失败是失去自我

进见持续的时间很短，周树人一生也只见过袁世凯这一面。一向刻薄的他后来评价道：

整个民国期间，只有袁世凯略知怎样对待知识分子，对稳定统治最为有力。

在袁世凯看来，周树人绝对不是一个称职的公务员。他对仕途很冷淡，不是逛琉璃厂就是抄古碑，或者摇着蒲扇坐在绍兴会馆的槐树下消磨生命。

但他的洞察力无人能及。

周树人认为民国这座舞台招牌是新的，布景是新的，座位也是新的，但唱的还是老戏，唱戏的还是老人。

说白了，辛亥革命没能拔本塞源地根治病灶，人们依旧缺乏爱与诚，习以为常地虚伪和无耻，在暴戾愚昧的空气中互相中伤。

如果国人的生活借由武力而非理性来塑造，则自由主义永无出头之日，毕竟，凡因刀剑得到的，必将因刀剑而失去。

其实，自由必与责任并存，自由乃有意义。因此，自由主义需要的土壤是各负其责的秩序，而非混乱。

可惜，好逸恶劳乃人之天性，即便是对待自由。

比如，人们拒绝排队，你争我抢地往前挤。久之，大家盼望出现一个秩序的维护者。终于，一个恶棍跳了出来，用棍子敲打每一个人，宣布由他安排次序和位置。

秩序实现了，但众人也被奴役了。结果虽好于混乱，权利却遭到剥夺。

世间许多悲剧，并非由丑恶造成，而产生于追求美好的中途。于是，就像德国诗人荷尔德林所言：“总是使一个国家变成人间地狱的东西，恰恰是人们试图将其变成天堂。”

在追逐目标的过程中，人总是为自己的行为用心堆砌词汇，觉得世界不理解我，而真相其实是我不理解世界罢了。

当经验主义者袁世凯决定倒掉一盘散沙，重建秩序时，“天下往往有主义甚正当，徒以手段之误而流毒无穷者”（张君劢语），便又多了一道真实的注脚……

北京。

久未露面的应桂馨出来觅食了。

他向政府索要钱财和勋位，不愿旧事重提的袁世凯拨了笔款想打发他走，谁知应桂馨非要政府“昭雪其罪”，甚至承认刺宋有功。

这就颠倒乾坤了。

烦闷中，袁世凯突然想起初见宋教仁时的情景。

彼时，因《间岛问题》一书，袁世凯仰慕宋教仁已久。但见其衣服破旧，便问是否还是留日时所买，宋教仁点头。

事后，袁世凯请人做了一套高级西服给宋教仁送去，宋穿上后非常合身。原来，谈话间他就把尺码给记住了。

据时任国务院秘书长的张国淦回忆，唐内阁期间，袁世凯谈及农林总长宋教仁，总是颇多推许。

转变发生于国会选举期间，宋教仁在南方各省演讲拉票并猛烈抨击北京政府。大为光火的袁世凯听赵秉钧说洪述祖正在安排人诋毁宋教仁，也就放心了。

没想到毁宋不是毁谤而是毁灭。当得知宋教仁的死讯时，他蒙了，喃喃道：

如何是好？国民党失去宋教仁，少了一个明白事理的首脑，以后越难讲话了。

应桂馨但凡有一丝自知之明，也该清楚袁世凯对他除了厌恶就是蔑视。他不学洪述祖的低调（为逃避北京警方的抓捕躲到青岛德租界），反而抛头露面，狂犬吠日，终于在离京途中被军政执法处的特务暗杀。

袁世凯从不讳言自己就是杀应的幕后主使，但巧的是，随后直隶都督赵秉钧便暴毙家中，坊间纷传总统下毒害死了自己的心腹，杀人灭口。

逻辑链是成立，但赵秉钧不是应桂馨。杀应无伤大雅无人问津，杀赵则必定轰动全国，在国民党已垮、宋案已时过境迁（过了一年）的大好局面下，是自找麻烦的不智之举。

事实上，赵秉钧的孙子赵纯佑后来在家信中表明，他爷爷是死于脑溢血，倒在床头边，家属亲见，并无谣传的“七孔流血”的症状。

赵秉钧死后备极哀荣，梁士诒和袁克文前往天津送终，丧事极为隆重。袁世凯手书“怆怀良佐”的匾额，优恤家属，并令京津两地为其修建专祠。

饶是如此，汹涌的谣言还是在北洋旧将心中埋下了浓重的阴影。曾担任过军政执法处处长的陆建章就对亲信说：“我们参与老头子的机密大事太多。那些见不得人的事，老头子总有一天要消灭痕迹。”

由于冯国璋远在南京，王士珍整个一神龙见首不见尾，矛盾便在当过北洋六镇里四镇的镇统，威望足以号令全军的段祺瑞身上爆发。

段祺瑞人品没得说，不抽不赌，不贪不嫖，一辈子清廉耿介，唯一的爱好就是下围棋。

不过，性格缺陷同样明显：固执自大，争胜好强。

早年留德，受不了洋人耻笑的他打算剪辫，被督学荫昌瞧见。

荫昌一把夺过剪刀，问他何故发狂。段祺瑞说，我宁愿发狂也不愿受辱。荫昌劝道：“你是官费留学，剪了辫子万一朝廷震怒，断了你的学费，到时求学不成，归国亦不可得。”

段祺瑞若有所动，但仍道：“终不欲受人讥也！”

荫昌让他先电奏朝廷，再做决定。段祺瑞依言而行，结果遭到痛斥。

他找到荫昌，表示感谢：“要不是你提醒，真回不了国了。”

荫昌笑道：“我也要感谢你啊。”

段问何故，回以：“你电报打过去，如果朝廷准许，我也援例行之；如不许，我亦无冒请之嫌。难道不该谢你吗？”

棋品如人品。段祺瑞虽说酷爱下棋，但棋艺不精，还输不起。一次，被11岁的棋圣吴清源杀得大败后，段祺瑞一整天都闷闷不乐；还有一次跟儿子段宏业对弈，又败，段祺瑞咆哮道：“什么都不会，就知道玩儿这个，以后有什么出息？滚！”

段祺瑞一生不置房产，在北京租房子住，直到袁世凯以给干女儿为名（段在原配过世后娶了袁的义女张佩蘅为妻），送了段家一栋。

房东是一个输了袁世凯四十万大洋的牌友，房子是抵押品，没给房契。大头一死，房主的儿子拿着房契找到国务总理段祺瑞，要收回房子。老段验明正身后，二话没说，带着一家子搬走了。

段祺瑞给人的第一印象是不易接近，而一旦得其信任，则终生不疑，亲如一家。个中典型便是人称“小扇子”的徐树铮。

收复外蒙的民族英雄徐树铮被视作段祺瑞的影子。他极富才干也极其骄狂，树敌众多，深为袁世凯所不喜，要不是跟了段祺瑞，估计早就被乱刀砍死，用不着日后冯玉祥出手。

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

1936年，汉奸王揖唐等在报纸上刊登声明，鼓吹“华北自治”。署名中，领衔的竟是袁克定。

事隔两天，袁克定在报上登一启事，否认与此事有任何牵连。

日本在华北的势力正迅速膨胀，袁克定此举风险极大，甚至可能引来杀身之祸。果然，其住宅很快便处于日人的监视之中。

北平沦陷后，投敌的曹汝霖找到袁克定，鼓动他把彰德的养寿园卖给日本人，一来能换笔可观的收入，二来也能博取日人的欢心。

事实上，北伐战争胜利后，控制了河南的冯玉祥没收了大量的袁氏财产，袁克定没有固定收入，养着一大帮下人，很快便外强中干，急需用度。

即令如此，袁克定还是以“先人发祥之地，子孙不可出售”为由拒绝了曹汝霖。

新中国成立后，中央文史馆馆长章士钊帮袁克定谋了个馆员的身份，月薪六十元。但在政治运动的冲击下，很快袁克定便丢了工作，寄居在表弟张伯驹家。

即使生活潦倒到只能吃窝头，他也要戴好餐巾，用刀叉进食。每次提到袁世凯，一定尊称“先总统”，绝不辱及先人，始终保持着恍如隔世的贵族范儿。

1958年，伴着“大跃进”的喧闹，八十岁的袁克定在“家国山河半梦中”悄然离世。

临终前，他的思绪飞回到民国元年的春天……

那是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后不久，袁家由洹上村迁居京城。一天，袁克定送袁克文到火车站后骑马返村，不慎从马背上跌落，摔成重伤。

袁世凯闻讯大惊，在咨询专家后，给家人的电报里殷殷叮嘱，说切不可乱治，“必须专信西医”。并让他们赶紧把袁克定送到天津的医院，途中缓行，由医生随同照料。

担心于氏迷信中医的他还不忘提醒五弟“切劝汝嫂，万勿固执，速同往诊治”。

其实，这封舐犊情深的家书，最具史料价值的是这句：

兄年已逾五旬，当此乱世，只此一子可支门户，讵（怎）不爱念。

一年后，落下腿疾的袁克定应德国公使之邀赴柏林治病，热情的德皇威廉二世设国宴款待。

彼时欧战刚刚打响，德国气势方张，欲拉拢中国的威廉对袁克定说：“中国的东邻日本和西南的英国（英属殖民地印度、缅甸）都是君主立宪国，北面的俄国更是君主专制国。因此，中国实在不适合共和。如改为帝制，由令尊主持国事，则更为妥当。到时朕会全力襄助此事。”

见袁克定似有所动，曾经一即位就罢免铁血宰相俾斯麦的威廉把当年对载沣讲的那套“强干弱枝”的理论又复述了一遍。

结果，袁克定一回国就向袁世凯提出两项建议：

一、迎王士珍来京，代替段祺瑞主持军事；

二、在总统府内设陆海军大元帅统率办事处，为全国最高军事机关，总统挂帅。

刚愎自用的段祺瑞的确在不打招呼的情况下提拔重用了许多门生故吏，使陆军部隐然成为一股势力，但忠诚的秉性决定了其永远不可能背叛袁世凯。

不过，至少有两件事让袁世凯觉得，袁克定的建议应当采纳。

一次，几度想把徐树铮从陆军部次长的位置上调离的袁世凯又向段祺瑞提出这一老生常谈，谁知段当场发飙：“很好，请总统先免我的职，随后要怎么办就怎么办！”

另一次是“二十一条”交涉时，袁世凯正焦头烂额，陆军部很不识趣地上了一道呈文，请求增加部员薪水。袁怒批八个字：稍有人心，当不出此！

河北正定。

袁克定亲自去迎王士珍入京，对方却以“不愿过问政治”回绝了其美意。袁克定磨了半天，最后道：“不参加政治活动可以，难道不能到北京看看我父亲吗？”

北洋之龙沉默半晌，同意了。

不久，凌驾于陆军部、海军部和参谋部之上的陆海军大元帅统率办事处成立，段祺瑞、刘冠雄、陈宧、萨镇冰、王士珍和曹锟为办事员（常委），陆军总长的权力严重缩水。

倔强的段祺瑞开始消极怠工，部务全交给徐树铮处理。

一天，袁世凯查问一件公事，段祺瑞茫然不知所答，半天才说：“容我到部查明。”

袁世凯高声道：“怎么还待查明，你的呈文不是早都送来了吗？”

很快，秘书夏寿田私下里便听到总统的吐槽：“人家都说我重视北洋团体，其实我何尝有南北之见？如果南方人不反对我，何尝不能重用他们？”

未及回答，袁世凯又道：“你看，小站旧人暮气沉沉，华甫（冯国璋）要到12点以后才起床，芝泉（段祺瑞）老不过问部务，咱们北洋成了什么样的团体！”

每天下班，夏寿田都要和同门师弟杨度凑在一起密谋大事。他知道，一向坚信自己是王佐之才的杨参政是瞧不上参政院的闲差的。

早在熊希龄组阁时，杨度本来有望出任交通总长，结果在梁士诒的作梗下被周自齐顶替。只对教育、司法和农商三个俗称“冷衙门”的总长人选有话语权的熊希龄给杨度协调了一个教育总长，好言相劝老友“帮帮忙”。

谁知杨度冷言冷语道：“我帮忙不帮闲！”拒绝赴任。

于是，以当帝王师为毕生追求的杨度在郁郁不得志中把希望寄托到了下一代身上，成为袁克定的狗头军师。

雾中风景

1914年底，总统府军事顾问蒋百里上了一个条陈，建议在陆海军大元帅统率办事处的直接领导下成立一支模范军，给老气横秋的北洋军打打强心针。

夏寿田与袁克定立刻附议。

除了觉得提法比较高调，给改成“模范团”外（袁世凯自任团长），一切均按军事理论家蒋百里的倡议规划：

一、模范团的士兵从北洋各师的下级军官中抽调；

二、模范团的下级军官从各师的中级军官中抽调；

三、用五期练成十个师的模范军官。

当时全国的北洋军合起来还不到十个师，进展顺利的话，从第二期就开始担任团长的袁克定便能另起炉灶，培植自己的势力。

除了可怜天下父母心外，还有两个原因促使袁世凯力推模范团。

第一，如曾经看过剿办白朗起义相关电文的蔡锷所言，北洋军已不堪大用：

先后调动所有兵力的三分之二，费时近两年，械齐饷足，奖赏超乎常规，而白朗纵横出入豫、鄂、陕、甘，如履无人之境，谁说小站兵力足以威令天下？云南一个师，足够打败北洋十个师。

第二，割据一方的北洋军头已形成各自的利益集团，动不动就跟北京叫板。

二次革命时，段芝贵率第二和第六师南征。六师师长李纯打下江西后被任命为江西都督，二师师长王占元则因驻守湖北接应，什么都没捞着。

论资历，王占元比李纯老；论年纪，也比他大十来岁。心中不满，可以想见。

问题是王占元的反应令人费解，他把气撒到顶头上司、接替黎元洪任湖北都督的段芝贵身上，整日给领导穿小鞋。

段芝贵也不是吃素的，收集了一堆黑材料，暗中参了王占元一本。

奈何王师长情报工作搞得比较扎实，破获了段芝贵的密电，看完后气鼓鼓地打电报向袁世凯辞职。

王占元的兵跟他十几年，你批一个“同意”试试？

袁世凯一面派人到湖北调和矛盾，一面升王占元为湖北军务帮办，以平其怒。

疗效只持续了一时。

由于段芝贵频繁往来于北京和湖北，离鄂期间的工作由王占元暂代。结果“干殿下”痛苦地发现，每次回来王师长的态度都比之前更为骄横。

而且，王占元扩了权，第三师师长曹锟就必须得扩，毕竟人在清末当镇统时王只是个协统。于是，曹锟捞了个“长江上游警备司令”的头衔。

由此引发的连锁效应是，对两个重要岗位上海镇守使（军分区司令，位同前清总兵、民初师长）和松江镇守使也不得不有所表示。

有兵权而无地盘的张勋不干了，给自己的“长江巡阅使”一职正名，制定了一个条例，把长江流域各省一律划入其势力范围，并呈请公布实施。

袁世凯大惊，立即批示：“长江上游已另设员警备，该使不宜过劳”，并规定张勋的巡阅范围是从安庆（安徽）到上海……

为了化解统治危机，袁世凯着手在地方推行“军民分治”。

这既符合历代开国后偃武修文的惯例，也是黎元洪早就在湖北开展过的实验。当时，黎的笔杆子饶汉祥用骈四俪六的文章力陈唐代藩镇之祸，给全国人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切割权力，自古不易，袁世凯的措施迂回曲折。

首先，废除“都督”，改称“督军”。以前是什么都能督，现在只能督理军务；

其次，给各省督军加将军衔，在北京设将军府，由段祺瑞管理。按照袁的说法，将军既可内调北京，也能外放各省，流通自由。其实明眼人都清楚，将军府就是个坑，掉进去便出不来，只能坐冷板凳；

最后，改原都督之下的“民政长”（省长）为“巡按使”，兼管军事。当然，这必定会引起督军的反弹，但袁世凯尽量起用前清的封疆大吏为巡按使，结果军头们在情感上非但不好拒绝，还得自觉接受老领导的监督。

废督裁兵是维护国家统一的必须，但也因此，袁世凯犯了众怒，在各地埋下了反叛的隐患。

为了配合大总统全面左转的政治立场，“相国”徐世昌掀起了一阵复古的浪潮，把中央的官职全部改回旧称，并在法制局局长顾鳌的建议下，由政事堂议决，交参政院颁行恢复了“公、侯、伯、子、男”五等爵。

一批有行政经验的遗老遗少被返聘回来做官，支撑民国这栋摇摇欲坠的新屋。舆论讽刺参政院有“枯木逢春之气象”，袁世凯的辩解是：

汉之良相即亡秦之退官，唐之名臣即败隋之故吏。政治不能凭虚而造，参政责任极重，非富有经验者不理。

对此，朱尔典附和说：“老成持重者联翩而出，是政治稳定的吉兆。”

也是人心大乱的肇始。

以劳乃宣为代表的投机分子倾巢而出。

庚子国变时，吴桥县令劳乃宣写了篇《义和拳教民源流考》，居然“考证”出义和拳为白莲教支流，奏请朝廷取缔拳匪，名噪一时。

此番他故伎重演，写就《共和正续解》，说当初周成王登基时因年幼不能理政，由周、召二公辅助，称为“共和政治”，由此知共和乃君主而非民主政体。

接着，“劳你宣”笔锋一转，说溥仪仍在幼冲，故袁世凯可居总统之名，行摄政王之实，等十年后再还位清帝，受封王爵……

从赵尔巽那儿收到劳乃宣的“大作”后，袁世凯一笑而过。见七十岁的老头求个官也不容易，便给了个参政院参政。

谁知刹那间便刮起阵阵阴风，国史馆编修宋育仁甚至抛出“还政清室”的谬论——不明真相的还以为大总统真的准备禅让了……

谣言越传越广，连刚刚就任国史馆馆长的王闿运，拜访徐世昌时也揶揄说政事堂少了一块匾，匾上应题“清风徐来”四个字。

第十五章 你我都是基因的载具

君宪救国论

在去帝制未远的民初，任何关于国体问题的风吹草动都会对世道人心产生微妙的冲击，毕竟新旧交替的时代，原本光怪陆离。

甘肃都督赵惟熙一直拒绝剪辫，还不准治下的民众剪。见遗老们玩儿得很爽，他也发电请求恢复谥法。

其实，民间私谥一直就没断过。对死去的旧臣，小朝廷也经常用发表上谕赐谥来刷存在感，比如陆润庠谥“文端”、梁鼎芬谥“文忠”，以至于人们在聊起曾国藩、左宗棠时，还是一口一个“曾文正”“左文襄”，看不到一丝新气象。

而地方官因为觉着民国的官当得不如前清威武，私下里也开始为封建残余招魂。桐城县县长用名片去见安徽都督倪嗣冲，结果被骂“目无长官”，轰了出去；琼崖道尹呈请恢复清朝仪仗，如传人令箭、八抬大轿什么的，广东巡按使当即批示准行。

不是所有人，都爱民族风。面对声浪四起的反对，袁世凯发表了禁止紊乱国体邪说的申令，并以“年老荒谬，精神错乱”为名，将宋育仁“递解回籍”。

清室大惊，瑾太妃（光绪妃）派人到政府解释，袁世凯派阮忠枢代为接见。

来人交出劳乃宣的一封密折，内称德国陆军最强，建议溥仪向其皇室求婚，立威廉二世之女为皇后，如此则复辟有望。

这可真是碧血丹心，感天动地。

为免节外生枝，袁世凯没有深究，而是命人重修《清室善后办法》，制定了更加严厉的约束条款。

然而，一切都逃不过杨度的眼睛。

他注意到两个事实。

首先是阮忠枢的宦海沉浮。阮大秘跟袁世凯的关系毋庸赘言，前清时几乎所有袁的奏折都出自其手，深悉幕主机密。

可惜到了民国，公文程式为之一变，阮忠枢顿失所长，不知不觉便打了酱油。

不久，袁世凯给他布置了新任务——奔走于北京和徐州之间，安抚、笼络张勋这个日渐坐大的老将。

阮忠枢不辞辛苦的身影给时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被唤作“神行太保”。

而令杨度心中一动的是，当总统府秘书厅被改为内史厅时，出任内史监的竟然是阮忠枢。袁世凯需要他起草什么，可堪玩味。

另一个事实是袁克定透露的家事，说袁世凯命人找来《德皇威廉本纪》和严复翻译的《欧洲战纪》细读，还聘请荫昌为家庭教师，吩咐子女不要再学英文，统统改学德文。

然而，嫌疑不能作为呈堂证供。根据袁记约法，不论“终身总统”还是“志在传子”，都具备很强的可操作性，而称帝，动机不足，风险却很大。

杨度明白，轮到自己上场了。

洋洋洒洒的奇文《君宪救国论》出炉。

立意虽说反动，理论上的贡献却也不容抹杀。

文章一上来便正本清源道：

富强者，国家之目的也；立宪者，达此目的之方法也。

即先要搞清楚，我们是为了富强才去立宪，不是为了立宪而立宪。

然后分析地缘政治：

俄、日二国，君主国也，强国也。我以一共和国处此两大之间，左右皆敌，兵力又复如此，一遇外交谈判，绝无丝毫后援，欲国不亡，不可得也。

杨度没有否定共和制，而是认为“共和误中国，中国误共和”。

共和的基础是法治，用杨度的话说就是“贤者不能逾法律而为善，不肖者亦不能逾法律而为恶”。但可惜，中国自古就没这习惯。

宋教仁临终前给袁世凯打的电报里称自己“不敢有一毫权利之见存”，可见直到那会儿，“权利”还不是今天的意思，而是个贬义词。

在杨度看来，民国人大多不知共和为何物，既没有法治精神又缺乏权利意识，“以为此后无人能制我者，我但任意行之可也”，中央威严扫地，社会呈现无政府主义倾向。

在“和尚摸得，我摸不得？”的逻辑中，“总统人人做得”的所谓“民权观念”深入人心，进而发展到“选举不可得，则举兵以争之”，最后给人留下的混乱观感让唐德刚感慨“假共和不如真帝制”。

以广东和湖南为例，两省分别是孙文和黄兴的故乡，党人众多。二次革命后，国民党四散而逃，粤督和湘督被换上龙济光与汤芗铭。

两人向以残暴出名，党人还不断挑战其底线。

一天，龙济光出署去看他哥，走到半路被党人扔出的炸弹炸伤。刺客当场被捕，龙命人处以寸磔之刑。其时“凌迟”已废除多年，酷刑激起了全国舆论的声讨。面对袁世凯质询的电报，龙济光矢口否认，搪塞道：“凶犯正法后，军民人等痛恨此种暴行，剖心食之，实所难免。”

为巩固都督之位，资历较浅的汤芗铭嗜杀程度更在“龙王”之上。监狱人满为患，浏阳门外的刑场号啕之声终日不绝。三年间，被汤屠户搞死的，有案可稽者便达两万人，其中大多是以党人为名，剪除异己。

暴力抢来的权力，只能靠暴力维系。当权者生活在“丧失政权就丧失一切”的恐惧中，根本不可能做出任何还政于民的改革。

事实上这种各领风骚两三年的都督也不可能有什么长远的打算，因为即使人存政举，终究人亡政息。

久之，中国式的共和诱发了朝野的短期行为，所有人都假共和之名攫取私利。看淡的浮萍般漫无目的地混世，绝望地赌上性命拔剑而起。

一个皇帝倒下了，千万个皇帝站起来，化身为大队委、青年导师和居委会大妈，遍布于各行各业，时不时冒出来教育你该如何做人。

杨度坚信，只有宪政才能保证政策的持续性，从而“人事有变，法制不变”，避免周期性的历史雪崩。而大清之所以败亡，正是由于不听袁大总统“不立宪即革命，二者必居其一”的劝告，搞假立宪。

行文至此，推理基本没有破绽。但当杨度抛出他的终极观点时，人类震惊了：这不科学！

风起杨花愁杀人

杨皙子亮明真身：只有实行帝制，才能确保宪政成功。

在他看来，各省都能暗中招兵买马、走私军火的国家是没有宪政可言的。统治者“止乱”尚且乏力，哪还顾得上建设？

恢复帝制等于昭告天下鹿死谁手，猎鹿人们不要再想入非非争总统了。

杨度认为，君主和宪法的关系应当是共生，前者维护后者，后者制约前者。

从而以开明专制治国，严刑峻法，普及教育，走上复兴之路——比商鞅变法多了一道加在秦孝公头上的紧箍咒。

杨度的解释很牵强，说如果从共和改为君宪，那么帝位就是国民公投、宪法赋予的，君主要想永延帝祚，就必须实行宪政，否则会被人民抛弃，酿成革命。

其实，不管杨度的雄辩如何气势纵横，推导如何步步为营，舍弃一条，《君宪救国论》就只能是空中楼阁。

那便是可行性。

或者换一种说法：人民答不答应。

替人做主的时代早已远去，总想管别人的人只能收获越来越多的失望，因为你之蜜糖，安知不是我之砒霜？

文章通过夏寿田交上去后，袁世凯亲笔题写了“旷代逸才”四个字，制成金匾赐给杨度，此外再无表示。

态度不是很明朗，杨度决定团队作战。

事实上几个月前他就推荐老师王闿运出山，但很明显，八十多岁的王同暌违了数十载的袁世凯气场不合。

刚到北京，会晤段祺瑞。段对眼前这个长袍马褂留辫子的老古董不屑道：“民国了，还是胡人服装？”王闿运当即回以：“西装革履，也是胡人服装。”

访问老乡熊希龄时，问：“国务院何在？”熊答以在集灵囿（中南海西北角）。王淡然一笑：“此中飞禽走兽必多。”熊知他说笑，没接话。

王闿运不依不饶：“想必有熊。”熊希龄忍不住了：“壬老休要取笑，我早已不做国务总理了，继任者为原山东抚台孙宝琦，现又改名国务卿，由前清相国徐世昌担任。”

王闿运若有所悟道：“毕竟大官还是大官。”

见到袁世凯，王老头对贴身女仆周妈道：“这是我侄儿（王跟袁保庆一年中举，拜过同年），像不像总统？”周妈说：“头很大，就是个子矮了点。”

吃席时，王闿运又对周妈道：“你要多吃点，这就是当年皇上的御宴。”

袁世凯无语，结果发现还有更无语的。

一次，同王闿运到新华门前，老头冷不丁来了一句：“我老眼昏花了，这不是新莽（繁体的“华”跟莽接近，指王莽）门吗？”

前清时王闿运就经常讽刺封疆大吏，故袁世凯也没跟他计较。谁知隔天便得知老头给国史馆题了一副门联，曰：“民尤是也，国尤是也；总而言之，统而言之”——自封起民国总统来。

平生专攻帝王学的王闿运反对的其实不是帝制，而是不符合他心目中明君圣主条件的袁世凯。因此，在国史馆装神弄鬼一番后，老头不辞而别。

汤山。

自从袁克定以养病为名迁居此地，帝制运动的大本营便转移到了京郊。

1915年初，下野的梁启超接到一张署名袁克定的请帖，邀他参加春宴。

等赶赴汤山，发现只有袁克定和杨度在场。闲谈间，话题逐渐往政治上靠，两人极言共和政体如何不好，试探梁启超对复辟帝制的态度。

梁明确反对，并劝他们断了这比《1984》还荒诞的妄想。

一生都在做选择的梁启超之所以大面上不错，盖因在位时短，在野时长，用史学家张朋园的话说就是“每当其退而在野，多有建设性的言论；及自身当政，则往往置原则、理想于不顾”。

袁克定根本没意识到自己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敏感的梁启超离开汤山，立刻举家迁往天津租界。

要知道这是代表着中坚力量的进步党的党魁，虽说国会没了，但在地方极有势力，比如说蔡锷。

不过，袁克定对恢复帝制非常乐观，因为手中还有王牌。

牌是顾维钧送来的。两年前，他向法制局推荐了自己的博导——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院长、世界政治学权威古德诺。

民国草创，亟须宪法专家，但在哥大的象牙塔里教了三十年书的古教授显然把政治和政治学搞混了，拿着高额聘金，正儿八经地顾起问来。

在三权分立的框架下，法制局属于“行政”系统，站在这一立场上看“立法”系统的国会，古德诺发现问题很严重。

国会中起草宪法的人党派偏见太深，竟然要用宪法规定“内阁向众议院”负责，还提出在国会休会期间保留一个国会委员会代行职权，对行政部门作常年不断的监控。

从学理的角度出发，古德诺认为这种“国会独裁”的制度很荒谬。并且，不谙内情的他对南方发动的“暴乱”（二次革命）也心生厌恶，毕竟人幼年时经历过南北战争，很自然地站在了代表北方的袁总统一边。

民初的政治更迭本就频仍，中间回了趟美国担任霍普金斯大学校长的古德诺，等到1915年夏第二次来华时，就更不了解中国的国情了。

彼时，“二十一条”刚刚签订，袁世凯给古顾问布置了一篇命题作文——比较世界各国政体之优劣，以资参考。

古德诺觉得既然是写给总统的密件，就从学术角度毫无保留地向雇主论述了自己的思考。

岂料，这篇备忘录被袁克定搞到手，组织杨度等翻译成《共和与君主论》公开发表，一时间举世皆惊。

古文主张：帝制与共和，无高下之分，但看采用之国能否适应。

当初法国革命直承美国独立战争之余波，醉心于自由民主。但因没有议会政治的传统，经历了两次复辟，直到普法战争帝国崩溃，方才建立起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时距巴黎人民攻占巴士底狱已近百年。

而相继摆脱殖民，建立共和国的巴西、阿根廷等拉美国家就更等而下之，在画虎不成反类犬中次第走向寡头政治。若独裁者强势，亦可相安数十年，但待此强人老迈或去世，因无固定继承人，则往往群雄并起，全国大乱。

古德诺以墨西哥总统迪亚斯为例。该寡头独裁了三十五年，一再连任，终于在衰病之年因没设法定继承人闹得诸侯割据，一国之内竟出现了五个总统。

总之，古教授的立论并不新鲜：制度派生于文化，文化制约着制度的变迁。

激进浪漫的法兰西显然无法容忍一个高高在上的虚君，而冷静理性、崇尚高贵的英吉利则愿意同皇室谈判妥协。

具体到中华民国，古德诺主张君主立宪。考虑到开倒车的风险，文末他提出必须满足三个条件，方能恢复帝制：

一、不会引起反对；

二、严格确定继承法；

三、为立宪政府的发展做好规划。

穆赫兰道

居仁堂的夜，已经很深了。

黑夜总是让人联想到死亡，那个不曾有旅人回来过的神秘之国。

死是一件没有办法的事，除了接受，别无他策。

曾几何时，人们为自己从上亿颗精子中拔得头筹、赢得诞生的权利而深感庆幸。但慢慢发现，这可能并非胜利，而是放逐。人生即痛苦，最大的痛苦便是明知一个意味着“永恒消失”的黑洞在终点收割一切，却只能机械地朝它奔去。

袁家祖上普遍短寿，五十八岁成为一道迈不过去的槛。因此，对死神的恐惧在袁世凯晚年持续发酵。

翻检家书不难发现，袁世凯经常叮嘱家人祖坟不可随意动土，老宅不要轻易改门。1910年，周馥去洹上村拜访前，他叫周携堪舆大师杨焕之同来，专程到项城看袁家的祖上风水。

深谙乃父心理的袁克定伺机大造舆论，称只有做“真命天子”才能改写命运，闯过生死大关……

袁世凯何尝不明白，死亡才是唯一永远亮着的灯塔，不管你往哪航行，最终都得转向它所指引的方向。

仰望夜空，他产生了一种更绝望的猜测：宇宙其实早就死了，星系、恒星、行星乃至人类，无一不是它的残片。

我们生活在一具加速膨胀的尸体之内。

证据便是光永远无法从宇宙的一端传到另一端。

既然速度的极限光速都做不到，说明宇宙一端的信息根本传不到另一端。如果宇宙是一个人，这意味着他已经全身瘫痪，没有知觉。

而地球，这个待死的细胞，正绕着银河系悬臂上一粒毫不起眼的微尘（太阳）公转，体积不足其百万分之一。

银河系也毫无特别之处，离它最近的星系在几十万光年以外，像它这样无足轻重的点缀宇宙中至少有几十亿个。

许多年后，太阳的死亡将宣告地球的终结。

但眼下看来，末日好像还远。博物馆、美术馆、图书馆煞有介事，庄严肃穆，昔在今在永在的样子——其实都是毁灭前的景观。

这场人类的浩劫对银河系而言不过如恒河少了粒沙，同样的剧情每天都在宇宙中上演，多少未知的故事消失在光锥之外，无人打捞。

万般皆逝去，死神独永生。

无涯的痛苦造就了无边的恐怖，在凉如秋水的孤独中，袁世凯昏昏睡去……

马来西亚是东南亚的君主立宪制国家，西北角的槟榔屿华人众多，是马六甲海峡上的重要港口。

俯瞰槟城，只见一排建于20世纪50年代的平房，顶头一座小院的门被一个步履蹒跚的欧巴桑推开了。

“Mrs.沈，谢谢你来看我。”虚弱的老人从床头取过眼镜，一边强撑病体，一边微笑着打招呼。

九十多岁的沈玉英徐徐道：“听嘉惠霖博士说，你被提名诺奖候选人。正替你高兴呢，就听说你病倒了。”

伍连德摆了摆手：“人老了，难免头疼脑热的，不碍事。”

他指了指沙发，示意沈玉英坐下，接着道：“你在信中没提要来，可有紧要的事？”

沈玉英像是陷入了悠远的沉思，良久方道：“先夫当年并非必死之症，你推荐的贝希叶医生也认为病情可控，为什么……”

伍连德打断道：“膀胱结石引发的尿毒症，住院开刀，绝无性命之虞。”

沈玉英：“但他拒绝了？”

问对方，也像是在问自己。

伍连德望向窗外：“这里是我的故乡，直到两年前它才真正独立。此前，英国人、马来人以及马共争斗不休——是不是很像那时的中国？”

沈玉英点了点头：“还不是为了老头子要不要做皇帝，吵来吵去。”

伍连德：“所谓的政治立场，实在是最无价值的东西。按佛教的说法，世界是不可表达的，当你表达时，已经错了。”

沈玉英没接话。

伍连德：“屈指一算，人生不过两万来天，所能接触的事物，对世界而言只是沧海一粟。正如这院子里的蚂蚁，从没走出过院门，又怎能对槟城发表意见？但人类就敢。殊不知结论是简单的，结构是复杂的。”

沈玉英：“政治家改造世界，文人总结世界，只有科学家在探索世界。现在看来，我们对世界的理解远远不够，扭曲和加工却习焉不察。”

伍连德：“因为人的感官全部向外，对自身缺乏了解，对世界颇多误解。所以，伟大是管理自己，不是管理别人。”

沈玉英表示赞同：“没有一劳永逸的答案，也没有标准的世界图式。任何一个主义，都无法彻底解决现实问题。”

伍连德点头道：“宇宙的熵增（趋向混乱）决定了一切都在变，所谓的定论皆如盲人摸象般残缺片面。故笛卡尔有言，一切皆可质疑，只有我的质疑不可质疑。”

“但是，”沈玉英道，“如果诸事可疑，真实与虚妄的边界又在哪里？”

伍连德：“印度教认为世界是梵天的一场梦，梦醒之时，世界重启。而梵天又在另一个神的梦中，一切的尽头都是虚无。”

沈玉英笑道：“庄生晓梦迷蝴蝶，搞不好你我也身处梦境啊。”

伍连德正色道：“人们生活在熟悉环境里，学习、工作、恋爱、生育，忙忙碌碌，日复一日。公司前台重复着一成不变的礼貌用语，银行账单每月准时寄到分秒不差。究竟什么是真实？如果你认为由视觉、嗅觉和触觉感知到的就是真实，那么这种生物电在大脑特定区域作用产生的信号并非不能模拟。”

见沈玉英一脸狐疑，伍连德举例道：“设想这样一个科学实验，将活人的大脑从身体上切除，放入盛有脑存活营养液的器皿，神经末梢同计算机相连。按程序，计算机持续向大脑输送信息，刺激指定区域，构建‘真实的’虚拟世界。同时，通过对海马体与杏仁核的改造，重写大脑记忆，使之彻底‘忘记’被动过手脚。那么请问，你如何担保自己不处于这种困境之中？”

第七封印

沈玉英笑道：“这不是《理想国》里的‘洞穴寓言’吗？一列世代住在不见天日的洞里的穴居人像囚徒一样被人锁住脚和脖子，无法环顾，全部面向尽头的洞壁。队列后方有一燃烧的火堆，几个手持器物的人绕着火苗游走，高大的身影被火光投射到对面的洞壁上。由于‘囚徒’不能回头，不知成像原理，皆以为影子是实体，以给它们命名为乐，习惯了这种生活。一天，一个‘囚徒’偶然间挣脱枷锁，回头发现了真相。顺着蜿蜒曲折的甬道，他走出洞口，双眼却因阳光的刺激什么也看不见，只剩下一片虚无。他不得不原路返回，且追悔莫及，恨自己看清了一切，但自食其果了更大的痛苦。”

伍连德：“洞内负重，洞外虚无，柏拉图是想告诉世人要立足于生存，但不应放弃对真理的追求吧。”

沈玉英：“此岸，还是彼岸？回到缸中之脑的假想，即使那颗大脑觉醒了又能如何？面对的不过是比虚拟残酷百倍的真实，要之何用？”

伍连德颔首：“的确，无知才是快乐。”

沈玉英盯着他看了半天，从包里取出张黑白照片，一字一顿道：“伍博士，这是真的吗，周遭的一切都是幻象吗？”

那是一张五十年前的照片，伍连德在哈尔滨拍的，复印后给几个朋友寄过。

他接过照片，摩挲了一番，道：“物理学无法解释的漏洞太多，大自然何曾自然过？”

沈玉英感慨道：“我时常想，人类栖身于一个波澜不惊的无知岛屿，处在浩瀚无尽的黑色汪洋中，但这并不意味着就该为此远航。迄今为止，自然科学的纵深发展尚未对世界酿成严重的灾难，而在不远的未来，彼此孤立的学科拼凑整合为一体，将开辟出关于现实世界的恐怖景象，人类……”

“会消亡在自我的精神废墟里，”伍连德道，“文明的终极形态。”

沈玉英：“文明的终极形态？”

伍连德：“人类被自己发明的工具改造了几百万年，牙齿退化，手指灵巧。蒸汽机出现后，进化一路狂飙，却终将遭遇难以逾越的鸿沟——信息衰变。技术的发展可以提高信息传播的效率和覆盖面，却对人类落后的感知力爱莫能助。即我们仍受限于原始的感官（耳鼻口目），意中有，语中无，接收信息的方式也跟动物没有任何区别。而且，显微镜之所以能看见细节，是因为视野足够狭窄，但在信息爆炸的时代，所谓的真相云山雾罩，各执一端，传媒搭建了一个失真的世界，权力与财富隐身其后，如操傀儡。”

沈玉英似有所悟：“如果技术能实现人与人的大脑在精神上直接沟通……”

伍连德：“思维的交互将达到最大化，生产力取得惊人的发展。要知道，人脑有一千亿个神经细胞，轴突以每秒一百米的速度传递信息。而这一切，只需要摆脱肉身，以‘义体人’的形式存在，即全身上下除大脑外一律更换为电子义体，外表与常人无异。通过义体，大脑统一联网，交换信息。”

沈玉英：“问题是，这样的你还是你吗？”

伍连德：“从诞生之日起，新陈代谢就贯穿了生命的整个过程。最初的受精卵在第一次分裂时便宣告死亡，而每天又有多少细胞死去，多少细胞生成？人的存在，不能靠肉体确证，而要靠记忆（否则无法解释两个一模一样的克隆人）。是记忆，塑造了人的思维方式和性格特征。”

沈玉英举一反三：“欲灭其国，先灭其史。历史就是文明的记忆，也是人类存在过的证据。”

伍连德：“可惜，联网使得记忆也变得不牢靠，有被篡改的可能。‘滴水杀人’的实验假设，死刑犯被蒙住双眼，得知将被割断动脉流血而亡。接着，行刑官用刀背划过他的手腕，再用细小的橡皮管把温水灌到其手心。尽管犯人滴血未流，最后还是因为极度恐惧而死。”

沈玉英：“听说医生有时也会将营养品谎称为最新研发的妙药，患者服用后，病情竟得到控制。”

伍连德把话题拉了回来：“全身义体化会造成对自身存在的困惑，认为自己可能早就死了，现在的‘我’只是诞生于信息海洋的虚拟人格。但这还不是最严重的问题。”

沈玉英：“繁衍？”

伍连德点了点头：“‘完美’是祝福，也是诅咒。生命经由变化而不朽，DNA在遗传中变异，顽强地适应变幻莫测的环境，这是一种坚持与妥协的艺术。而义体人无法繁殖，也就丧失了生命体最重要的责任——延续物种。即使系统再强大，甚至长生不死，也只能在单一化中走向灭亡。一个病毒就够了。”

沈玉英：“如果传承才是生命的意义，义体人显然是对进化论的挑战。不过，伍教授，你还是没有解释这张照片。”

沉默。

漫长的沉默。

伍连德叹了口气，道：“我们都是不存在的，是Program。”

沈玉英瞪大了眼睛。

伍连德：“起初我以为是精神容器，像缸脑那样，均匀稳定，但嘉惠霖博士坚持认为，即使出于实验的目的，人类也不会用这样的系统把同类‘关’起来，且无法复苏。只有一种可能。”

沈玉英的声音有些颤抖：“什么？”

伍连德：“这是一套不在人类操控范围之内的系统，缔造者可能是地外文明，也可能是我们根本无法理解的存在。”

沈玉英的脸上写满了难以置信：“你是说我们连缸脑都不是，只是，只是一堆代码？”

伍连德两手一摊：“也许你能接受周围的一切都是建模的，但不相信人类丰富多变的情感也能编程。这就涉及到一个问题，什么是人性？程朱陆王都试图定义人性，但人性既不是黑色也不是白色，甚至连灰色都不是，而是‘无限复杂’。人可以在任何环境中生出任何念头，只要网络单元极度繁复，庞杂到一定程度时，就开始往‘人性’的方向发展，模拟出人格。”

沈玉英还是摇头。

伍连德：“三维世界的人，对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中提到的四维世界只能想象，无法感知。就像如果有一群生活在二维世界的‘纸片人’，可能会谈论三维世界的话题，却描绘不出这个世界的样子。而身处三维的我们，却能看清二维世界的全貌。”

傀儡谣

沈玉英：“即便如此，这个系统存在的意义是什么？”

伍连德：“许多年前，父亲送给我一架天文望远镜。每当我用它观测夜空时，就在想人类文明之于宇宙的意义。后来我终于想通了，人类的出现纯属偶然，对宇宙毫无意义。这种可有可无是如此地彻底，以至于它连清除你的兴趣都没有。因此，我们感受到的不是宇宙的敌意，而是冷漠——你看窗外。”

沈玉英顺着他的目光，只见院子里一个男孩蹦蹦跳跳，正在踩蚂蚁玩儿。

“灭了你，与你无关”，伍连德见沈玉英回过头来，道，“不管我们怎么定义自己的意义，对上面那级文明来说都无关紧要。这个世界只是那个世界的一粒灰尘，既然还存在，说明对他们有用。”

沈玉英：“嘉惠霖的看法呢？”

伍连德指着照片：“他曾满世界寻找同样的‘奇迹’，最后真让他找到一处。而且，他还把手伸了进去。”

沈玉英有些激动：“他看到了什么？”

伍连德：“这个系统是那个世界的游戏，模拟文明的演变。不同的国家因地理环境、文化制度的不同，承担不同的模拟任务。我们感觉过了一个世纪，在他们看来只运行了一两分钟。”

沈玉英神色严肃：“中国呢？”

伍连德：“嘉惠霖是个白人，但对中国的研究比我深入得多。他和李约瑟、费正清讨论过为什么在中国这片土地上，两千年前就形成了统一的中央集权国，最后得出的结论是‘黄河水患’。古代中国，水患严重，战国时，黄河沿岸的小国一遇洪灾，上下游不能协同应对，损失极其惨重。作为以农为本的民族，要抵御洪水，就必须建立强大的中央政府，快速有效地调动资源。因此，中国的专制体制比世界上任何国家都早熟、复杂和精密。这种外部危机也塑造了中国人的生活，使之时刻处于过度竞争的生存恐怖主义当中。”

沈玉英：“听起来不错。”

伍连德：“这是原因之一，但不是根源。嘉惠霖体验‘奇迹’后，真相浮出水面，即中国人的‘理性无知’。农民自己就是种地的，岂不知‘亩产万斤’的荒谬？科学家有基本常识，不明白土法炼钢炼出来的都是什么东西？各级领导炮制假数据，不清楚隐藏在‘大好形势’后面的灾难？与其说不知道，不如说不想知道，因为在这个情境里，无知可以带来利益，带来安全，满足意识形态的偏执，它就像一块肥肉，蝇营狗苟蜂拥而至，各取所需。”

沈玉英：“如果国民都对真理熟视无睹，充耳不闻，确保这个国家平稳地模拟专制政体就是一件很轻松的事。”

伍连德：“没错。在这样的国家，热爱真理的人注定要倒霉，追求真理的人要倒大霉。但是，Mrs.沈，我们今天不是来批判专制的。没有天敌，物种会退化；没有专制，民主就无法凸显其价值。这便是系统生成一个永世专制之国的意义所在。”

沈玉英：“永世专制？”

伍连德：“欧洲历史上的波旁王朝和都铎王朝也是封建专制，但陆续被推翻。而有的国家，专制深入灵魂，颠扑不灭，其独裁领袖可以叫Emperor、President、Chairman，无论叫什么，专制的内核永远不变。”

沈玉英：“可历史上反抗专制的英雄……”

伍连德：“反抗的不是专制，而是加诸自身的不公。因此，他们创造了历史，又成为历史的拦路虎。”

沈玉英：“为什么出不了华盛顿？”

伍连德：“源代码。嘉惠霖在那次事件中发现，构成中国人的代码中有一行是相同的，大体在三十岁后表征，他将之命名为‘凯利班’。”

沈玉英皱眉道：“那不是莎士比亚笔下的怪物吗？”

伍连德：“不错，冷血、独断、野心勃勃。你不要生气，兽性是先于人性存在的，没有这些特质，人类在茹毛饮血的时代就被自然界淘汰了，哪轮得到周公制礼作乐？而‘凯利班’无疑是专制主义的基础，在残酷的生存竞争中，最原始的丛林法则和最森严的等级秩序万古长青。”

沈玉英：“既如此，从汤武革命到辛亥革命，一次次的轮回又有什么价值？”

伍连德：“专制的自我更新。生命之所以在死亡时带走所有的经验信息，只留下DNA，盖因外部世界时刻在变，过去的经验不但无用，反而会成为累赘。从中书省到军机处，进化虽说缓慢，却蕴藏了多少权力的游戏和血腥的代价。”

沈玉英忽然想到了什么：“先夫到底因何而死？”

伍连德眯起了眼睛：“大概是天命吧。既然系统定义了‘永世专制’，那称帝才是顺天承运，才是Chosen One（天选之子）。如能维护好帝制，长命百岁也未可知。”

沈玉英喃喃道：“若我命由天，人还有选择的自由吗？”

伍连德：“也许你应该考虑的是‘选择’这一行为或者说自由意志是否真的存在。桌上有一块蛋糕和一只苹果，蛋糕看起来美味，苹果没洗很脏；你即将跑马拉松，旁人劝你吃蛋糕补充能量。如果只能二选一，所有的条件又都指向应该选蛋糕，此时的‘选择’不是注定的吗？推而论之，所有的‘选择’不都是被我们的性格、身处的环境等等等等确定好的吗……”

伍连德的声音越来越小，袁世凯感到自己的意识在模糊与清醒间切换，他努力让自己在梦中多逗留几秒，终于看清了那张照片：

坟场的雪地上，一排排棺木和尸体露天停放着，长蛇般向景深处延绵。诡异的是，在距镜头不远处，画面从实景变成了线条，像被拦腰截断一般，这边是真实，那边是素描……

筹安会“六菌子”

久未北上的冯国璋来京述职了。

一个月前，冯在南京会见了南下探亲的梁启超，从其口中得知一条惊天秘闻——袁世凯可能会称帝。

半信半疑的冯国璋打算摸一摸袁的底——这事他不做，也没人做得了了。

在京期间，冯国璋受到了无微不至的优礼，甚至连其饮食习惯，大总统都了如指掌。

一日午餐，夏寿田作陪，有一大碗红烧猪蹄髈，袁世凯用筷子指着道：“这是华甫爱吃的。”说着，令差官打电话告诉冯将军等等再吃饭，总统有菜送过来，佐以大馒头四个。

又一日晚间，袁世凯回卧室休息，见几个姨太太和袁静雪在闲聊，便道：“今天冯华甫来了。”

袁静雪不知道冯国璋的字，就问：“冯华甫是谁？”

袁世凯说明以后，问女儿：“你应当叫他什么？”

袁静雪迟疑道：“叫世哥。”

袁世凯笑道：“不是世哥，是四哥。”

连自己续弦再娶的夫人，都是袁世凯给介绍的才貌双全的家庭教师周道如，冯国璋实在没有理由怀疑情同家人的大总统。

但在饭桌上，他还是忍不住发问：“外间传说，大总统欲改行帝制，请预为秘示，以便在地方着手布置。”

袁世凯道：“华甫，你我是自己人，难道你不懂我的心事？近来新法颁布，总统得授爵位，有人认为这是变更国体的先兆。我早就感到五族平等，既然满、蒙、回、藏都可以封王封公，为什么汉族同胞就不能？授爵条文对各族都不应限制，要一视同仁。但为免误解，目前还不打算授给汉人。”

接着又道：“袁家没有过六十岁的，我今年五十八，就做皇帝能有几年？至于为了子孙，我大儿子克定残废，二儿子克文假名士，其他的都还小，哪一个能继承大业？况且，帝王家从来没有好下场，我也不忍把灾祸留给他们。”

冯国璋试探道：“总统说的是肺腑之言，但到了天人与归的时候，只怕要推也推不掉啊！”

袁世凯面有愠色：“什么话！我有一个儿子在伦敦读书，已叫他在那边购置薄产，如果有人逼我，我就出去，再不过问国事。”

下来后，冯国璋找到“天子近臣”、机要局局长张一麐。张的话彻底打消了他的疑虑：“有人想做开国元勋（杨度），鼓动老头子当皇帝。但老头子不会这么傻，他的话是信得过的。”

张一麐不知道的是，前不久政事堂的一次密会上，针对由劳乃宣等遗老刮起的复辟风，袁世凯曾道：“满族业已让位，果要皇帝，自属汉族。清朝帝统取自朱明，最好找个明洪武的后人，实在寻不着，朱总长（内务总长朱启钤）也可以做。”

当然，据此便指责袁世凯连心腹（冯国璋）都骗，也不客观。称帝是何等大事，既想又怕很正常，表现出来便是一面默认，一面否认。

杨度跟夏寿田一合计，觉得既然呼之欲出，岂能袖手旁观？袁克定既然不喜欢北洋老人，背后唤徐世昌为“活曹操”，对段祺瑞的不满更是写在脸上，若日后登极，新朝宰辅的位子还不是他杨、夏二人的囊中之物？

于是，杨度径自面见袁世凯，提出组织专门的机构宣传帝制。

袁世凯摆手道：“不可，外人知道你我关系，以为由我指使。”

杨度正色道：“我主君宪，十有余年，如办君宪，我当为发起人，且有学术上的自由，总统不必顾虑。”

见杨度意气激昂，袁世凯让他回参政院找孙毓筠商量着办。

想当年孙参政的“皖督”被柏文蔚抢走，一气之下投了袁世凯。

陆徵祥组阁时，孙毓筠被提名为教育总长，结果老东家同盟会极力反对，愣是给压了下来。

新仇加旧恨，孙毓筠开始天天挖同盟会的墙角，还主持起草了“袁记约法”，成为袁世凯的马前卒。

杨、孙一碰面，立刻决定成立以拥袁称帝为己任的“筹安会”，二人分任正副理事长。

另外四个理事是胡瑛、李燮和、刘师培和严复。

胡瑛是黄兴的弟子，同盟会元老，孙文当临时大总统时曾任山东都督，二次革命后逐渐倒向袁世凯；

李燮和是光复会的二当家，曾被以怨报德的陈其美抢走“沪军都督”。作为反袁急先锋，李燮和名列筹安会纯属乌龙事件。杨度再三威逼利诱他都不松口，最后被磨烦了，敷衍道：“我退隐已久，不问世事。诸君怎么做，各请自便，我既不拥护也不反对。”结果就上榜了；

刘师培乃一有才无德的国学大师。专治古文经的他名列《清史稿・儒林传》，早年跟章太炎好得跟基友似的，结果加入同盟会没多久便与之反目，又迫于经济压力被端方收买，为其提供情报，导致上海的革命机关遭到破坏。投入端方幕中后，被陈其美派来的杀手找到，魂飞魄散的刘氏夫妇献金求饶，总算苟且偷生。保路事起，随端方入川，被哗变的起义官兵扣留，幸得孙文通令全军，一致护卫，再得不死。经人引介，跑到山西去给阎锡山当顾问，又蒙其推荐赴京任参政院参政。四个理事里，属他最敬业，写了《国情论》和《君政复古论》等文为帝制张目。

严复是六人里的大腕，也是袁世凯在前清时就一直想拉拢的硕儒，但他总是不屑一顾道：“袁世凯什么东西，够得上延揽我？”辛亥后，严复的铁饭碗没了，一大家子等着吃饭，只好放下清高去找袁大总统，捞了个北大校长和海军部少将衔的闲差。严复主张君宪，但他始终认为袁世凯的才干只相当于一个督抚，绝非皇帝的理想人选。因此，他没为筹安会做过一件事，只是骑驴看唱本——走着瞧。毕竟，写过“男儿生不取将相，生后泯泯谁当评”的他从不甘心只当一个思想家。

据说，当袁世凯听闻严复也参加筹安会时，极为欢悦。

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

除了严复，能入袁世凯法眼的国士就剩梁启超和章太炎。可惜，与二者的关系都已搞僵。

本来，常年不爽孙文的章太炎同袁世凯有过一段蜜月期，但因思维方式的差异，终归昙花一现。

当初为了笼络章太炎，袁世凯任命其为“东三省筹边使”。这跟“蒙古屯垦使”“西藏宣慰使”一样，听着吓人，实则都是大而无当的空衔，作为荣誉称号收着就行了，没人会当真。

但章太炎认真了。

他兴冲冲地跑到长春去上任，结果发现从都督到道尹，根本没人理他，碰了一鼻子灰回来。

宋教仁遇刺后，章太炎对袁世凯的印象急转直下，到“二次革命”爆发，甚至帮国民党起草反袁檄文，遭军政执法处盯梢。

行动受限的章太炎把袁世凯颁他的勋章挂在扇子上当扇坠，破衣烂鞋地跑到中南海门口骂街，刷出“民国祢衡”的称号。

卫兵客客气气地把他请到接待室，说总统正在议事，不便会客。章太炎就坐下等，从早到晚，越等越生气，最后把房间里的花瓶茶具统统砸碎，赖着不走了。

代价是软禁龙泉寺。

根据袁世凯亲定的“优待措施”，章太炎的幽禁生涯并不煎熬——起居饮食，用款不限；骂人毁物，悉听尊便。每月发五百元薪水，比大学教授的工资都高。

同时，章太炎还享受讲学和会友的自由，但抨击时政的文字不得外传。

龙泉寺传出的骂袁之声日甚一日。章太炎在桌椅板凳上遍写“袁世凯”三字，每日以杖痛击之，呼为“鞭尸”；又用不同字体写满“袁贼”二字，扔进火堆焚烧，伴以“袁贼烧死矣”的大呼小叫……

杨度也清楚，所谓的“筹安会六君子”，刨开严复，就是五个二线演员。因此，他对外只敢宣称这是研究国体的学术机构，等不明就里的会员参加了几次组织生活，才发现是以“劝进”为目的、吃财政饭的事业单位。

筹安会通电各省，发表宣言，把古德诺搬出来鸣锣开道，论证“中国不能不用君主政体”。

舆论大哗。

梁启超给袁世凯去了封长信，告其不要“舍磐石之安，就虎尾之危”；张謇跑到总统府当面苦劝，说到口干舌燥。

肃政厅全体肃政史联名上文，请求取缔筹安会。袁世凯的批示整个一和稀泥：“讲学家研究学理，本可自由讨论，但不应逾越范围”，让内务部查清后予以警告了事。

筹安会深受鼓舞，组织了名目繁多的“公民请愿团”，如“商会请愿团”“妇女请愿团”乃至“乞丐请愿团”，代其拟写请愿书，等9月1日参政院开会时呈递，要求立法变更国体。

天津。

梁启超悲哀地发现，国民党解散，进步党失势，自己要再不站出来振臂一呼，天下就任袁世凯予取予求了。

绝非故作惊悚。三年来，以商人裘平治、湘民章忠翊为代表，上书泣求恢复帝制的情愿接连不断，帝王思想在民间根本就死而未僵。

心念及此，梁启超提笔凝神，平生最得意的文字《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蹴而就。

同后续的几篇雄文一道，梁启超汪洋恣肆地痛斥了变乱国体的群丑，如平原惊雷，振聋发聩：

自国体问题发生以来，所谓讨论者，皆袁氏自讨自论；所谓赞成者，皆袁氏自赞自成；所谓请愿者，皆袁氏自请自愿；所谓表决者，皆袁氏自表自决……左手挟利刃，右手持金钱，啸聚国中最下贱无耻之少数人，如演傀儡戏者然。

吾实不忍坐视此辈鬼蜮出没，除非天夺我笔，使不复能属文耳。

就令全国四万万人中有三万九千九百九十九万九千九百九十九人赞成，而我梁启超一人断不能赞成也。

袁世凯得知后大惊，以给梁父祝寿为名，派人带二十万元银票火速赶往天津租界，劝梁启超不要发表文章，遭到拒绝。

很快，《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在《京报》发表，迅速引起轰动，报纸一抢而空。茶馆、旅店的客人因无报可买，只好辗转抄读，更有不少人直接跑到报馆请求再版。

群情激奋下，加上一向敬重的严修跑来规劝，袁世凯不得不作出回应，让政事堂左丞杨士琦到参政院宣读了自己的声明，称改革国体，极应审慎，当前来讲是不合时宜的。

袁克定慌了，召集杨度等开会痛骂严修，商量办法。

于是，怪力乱神出现了。

一天，袁世凯正在午睡，女仆端碗进来，一不留神给摔碎了。

袁世凯被吵醒，问怎么回事。女仆不慌不忙道：“我端参汤进房间，见大老爷床上盘着条龙，一害怕就把碗给打了。”

不久，四川督军陈宧来电，说宜昌的溶洞里发现酷似“神龙”的化石。

袁世凯当然不信这些鬼话，他更重视的是同朱尔典的一次密谈。

一战正酣，英国担心袁世凯倒向支持其称帝的德国，让朱尔典向袁大总统表达了对中国改行帝制“极为欢迎”的立场，只要不因此产生内乱。

美国也强调只要改制出于民意而非武力，便不干涉。至于日本，翻开其外务省在北京出版的中文报纸《顺天时报》，可以看到赞成是大于反对的。并且，政治学权威有贺长雄不止一次面劝袁大总统实行君主立宪。

自信满满的袁世凯开始着手制造“民意”。

在他看来，由无权无势的文人小打小闹的筹安会已不符合时代发展的需要，且已成为众矢之的，必须成立一个强有力的班子来推进此事。

以梁士诒为首，朱启钤、周自齐、阮忠枢、张镇芳、唐在礼和雷震春等十人组成的“总统班底”秘密开张。

人生就像蒲公英，看似自由，却身不由己

梁士诒失宠久矣。

没有人比他更懂经济，也没有人能像他一样让袁世凯产生“离不开”的感觉。

从清末到民国，梁士诒打造了一个以叶恭绰为代表、围绕于他的“交通系”，遍布铁路、关税、银行和各大国企，控制着全国的经济命脉。

财权之外，梁士诒在总统府秘书长的位子上又牢牢把握着事权，同交通系的朱启钤、周自齐形成攻守同盟的铁三角。

搞钱能力一流的梁士诒也很受洋人喜爱，替英国代工步枪，跟美国合组太平洋轮船公司。逐渐，有入见袁世凯禀报工作者，总能听到“问梁秘书长去”的回答，其“二总统”的名号也因此越叫越响。

在梁士诒看来这显然不是什么荣誉称号，毕竟，以杨士琦、周学熙为首的“皖系”不爽他久矣，天天拿着放大镜找茬儿，袁克定也在杨度的影响下巴不得他滚蛋。

侍奉雄猜之主，获其信赖很难，而要摧毁建立起来的信任则再简单不过。

由于经常与各省军阀密电往来，时间一久，某些梁士诒自认的琐事就没有请示，而是自行处理。再加上反对派的挑拨离间，袁世凯的疑心病渐渐发作。

随着内阁被改为直接向大总统汇报的政事堂，居间联络府院（总统府、国务院）的总统府秘书厅撤销，梁士诒被贬为税务督办（国税总局局长），周自齐也从交通总长变成了农商总长。

当然，袁世凯决不会扔掉自己的钱袋子，而称帝这种兴师动众的事则更需要交通系的鼎力支持。

问题是梁士诒从内心抵制帝制，被袁世凯召见十四次，每回都顾左右而言他，决不松口。

袁克定建议敲山震虎，“五路大参案”旋即爆发。

铁路系统的官，一查一个准。在肃政厅的严参下，津浦、京汉、京绥、沪宁和正太五路局长营私舞弊的黑幕暴露在公众的视野当中，一时间舆论沸腾，对中央老虎苍蝇一起打的反腐决心交口称赞。

五个司局级撤职受审，由此牵连出的交通部次长叶恭绰也被停职。

见火候差不多，袁世凯叫来绝望的梁士诒，道：“参案本有君，我令去之！”

袁克定更直接，找到梁士诒问他肯不肯帮忙操盘，恢复帝制。

为了保全交通系，一身冷汗的梁只好点头。

财神的加入如虎添翼，运动进入快车道，五路参案也化作青烟，随风而去。

在总统班底的运作下，由段芝贵牵头，二十个省的军政首脑联名通电，劝袁世凯“速正大位”。

当然你会问，这帮人无法无天惯了，怎么突然步调一致起来？

透过现象看本质，还是各逞其私。

有搞政治投机、图谋再上层楼的，如湖南的汤芗铭；

有阳奉阴违、暗中磨刀的，如云南的唐继尧；

有和光同尘、人云亦云的，如山西的阎锡山；

当然，也有指哪打哪的李逵，如安徽的倪嗣冲。

不过，北洋系资格最老的段祺瑞、冯国璋和张勋始终没吭声。

懒得伺候太子的段祺瑞已把陆军总长的帽子扔给王士珍，甩手不干；冯国璋正因老头子欺骗了自己生闷气；张勋对复辟是喜闻乐见的，但他拥戴的皇帝是溥仪而非袁世凯。

“民意”被迅速伪造出来。参政院召集国民代表大会，各省代表在当地投票表决国体。当然，代表资格都是经过审查的，选票也是实名制，保证万无一失。

以四川为例。在陈宧的安排下，会场每个代表的桌上都放有毛笔一支、墨水一盒、点心一盘，在笔杆、墨盒与点心上，全部刻有“赞成帝制”四个字。

皇天不负有心人，1993张选票，全部同意改行君主立宪。

更搞笑的是，在朱启钤的暗中叮嘱下，各省的推戴书毫厘不差，一看就是统一的模板：

谨以国民公意恭戴今大总统袁世凯为中华帝国皇帝，并以国家最上完全主权奉之于皇帝，承天建极，传之万世。

接着便是三推三让的老戏。鉴于大总统曾有“永不使君主政体再行于中国”的誓言，杨士琦舞文弄墨，强词夺理，极力辩解；袁世凯则口口声声“救国救民，成败利钝不敢知，劳逸毁誉不敢计”。自拉自唱，配合得天衣无缝。

忠心耿耿的张一麐自觉是最后一道防线，泣血劝阻，无效后当众顶撞袁世凯道：“果犯天下大不韪，群必起而共击之！”

帝制派下来就进谗言，说：“不诛少正卯，何以平众愤？”袁世凯打断道：“一麐罪不至此。”

政事堂开会讨论登极仪式，张一麐起立力斥帝制之非，遭到群嘲，应诏旁听的倪嗣冲甚至拔枪怒目而视。主持会议的徐世昌赶紧去拉张的衣角，说“仲仁随我来”，方才平息冲突。

事实上，连徐世昌也已经跟不上袁世凯的节奏。

他可以帮慰庭老弟独裁，但坚决反对称帝。

无他，料定必败。

徐世昌悬节而去，只留下一封措辞委婉的辞职信：

举大事不可不稍留回旋余地。若使亲厚悉入局中，万一事机不顺，将无人以局外人资格发言以为转圜。此时求去，非为自身计矣。

袁克定奉命登门劝解，徐世昌淡淡道：“我不阻止，亦不赞成，诸君好自为之。”

袁世凯无奈，只好把陆徵祥搬出来当傀儡国务卿。

失望的张一麐也跟着辞职，不想失去诤臣的袁世凯马上改命其为教育总长。见能远离是非，张也不再固辞，只是就任后涛声依旧地唱衰帝制。

即使在家庭内部，也未能达成共识。

袁世凯的三子袁克良经常同四弟克端、五弟克权讨论老爸究竟是王莽还是曹操，最后一致认为是妄图篡晋的桓温。

不仅如此，他们还公然嘲讽长兄，说他一个瘸子，岂能君临天下？

袁克文则发挥特长，写诗讽劝袁世凯：

绝怜高处多风雨，莫到琼楼最上层。

然而，神也拦不住袁世凯称帝的步伐。1915年12月12日，他发表申令，接受推戴，改元“洪宪”，自称“中华帝国皇帝”。

恍惚间，大隈重信似乎看到中华帝国的军队正在琉球抢滩登陆。

不应恐惧死亡，应恐惧未曾真正活过

中南海，居仁堂。

早上9点，登极仪式在仓促和低调中举行，各部司局级以上官员参加。

是日，袁世凯没穿定做的龙袍，而是身着大元帅服，立于龙座旁，接受百官朝贺。

段芝贵传洪宪皇帝的话，说行礼简单些，三鞠躬即可，但众人仍旧跪拜，个把奴性重的还行三跪九叩的大礼。现场没有司仪，一片混乱。

只行鞠躬礼的张一麐鹤立鸡群，引来众人侧目。一莽夫冲上去将其强行摁下，一麐含泪哀鸣。

袁世凯左手扶椅，右掌朝上，不断向行礼者点头。对年长位高者，则做出用右手搀扶的姿态，流露出一种内心受用而故作谦逊的复杂表情。

仪式草率结束，给时任参谋部次长的唐在礼留下的印象是“坐在家里称天子”。下来后，照常上班的官员们彼此交流着心中的疑惑。

这样就算改朝换代了？

袁世凯注意到，黎元洪没来。

黎胖子已经消失三个月了。自从袁世凯帝制自为以来，他就一再请辞参政院院长和副总统的职务。

除了不愿附逆，还有一点私心——共和国的副总统，再不济也有媳妇熬成婆的可能；退回帝制，哪儿凉快哪儿呆着吧。

以袁世凯之精打细算，怎么可能放弃黎元洪这张牌？

仪式一完，当即册封黎胖子为武义亲王。

武义当然指武昌起义，发明这个称号有两大用意：

其一，暗示中华帝国和中华民国在血统上的继承关系，黎元洪既是民国元勋，又是帝国亲王，洪宪帝也就不存在背叛民国的问题；

其二，打消辛亥功臣的顾虑——你们过去参加革命是对的，今天赞成帝制也是对的。

命下之日，车队浩浩荡荡，陆徵祥带着一帮文官去东厂胡同的黎宅道贺。

黎元洪撂下一句“无功不受爵”后便一言不发，做起自己最擅长的事——装木头人。

次日，收发室的人误收了袁世凯送来的王服，被黎元洪大骂一场，原件退回。亲信饶汉祥劝他暂且低头，也被赶出来，不再相见。

姿态既已做到，袁世凯不再理会装聋作哑的黎元洪。他拿起那尊刻有“诞膺天命，历祚无疆”的皇帝玉玺，下诏封爵一百二十八人，赐徐世昌、赵尔巽、李经羲和张謇“嵩山四友”封号，赐黎元洪、奕劻、载沣、那桐、锡良、周馥和世续“七旧侣”称号。

袁世凯自况嵩山，取五岳之尊、地处河南之意。诏令说得振振有词（“自古创业之主，类皆眷怀故旧”），但很明显是为了统战需要，把已无职权但极具社会影响力的重要角色拉出来装点门面。

“嵩山四友”的政治待遇很高，不用跪拜称臣，议事平起平坐，每年还给两万元顾问费。但徐世昌并不领情，在日记中写道：

人各有志，志在仙佛之人多，则国弱；志在圣贤之人多，则国治；志在帝王之人多，则国乱。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段祺瑞。

同袁氏父子闹翻的他什么也没捞着，每天在家闭门静养，有客来访就怒喷帝制，客人一走便大骂袁世凯。

一天，张佩蘅（袁世凯干女）听见老公又在骂，抢白道：“你今天的地位从哪来的，怎么这么没良心？”

段祺瑞闻言，气得跳了起来，当着仆人的面给了她两耳光。

如此重量级的人物，公开唱反调，袁克定深感留着只会遗祸将来，必欲除之而后快。张佩蘅听说后，立即去找干妈于氏反映情况。

于氏吹完枕头风，袁世凯叫来袁克定，教育道：“你姐夫（段祺瑞）虽然对帝制有意见，但只是用嘴巴讲讲而已。我听说你想对他不利，要立即停止！他是我们的至亲，现在事还没定，内部就斗起来，将来还敢设想吗？”

确实不敢。

因为西南出事了。

由梁启超执笔、云南督军唐继尧署名的最后通牒摆到了袁世凯的案头，称“天祸中国，元首谋逆”，要求袁贼无条件放弃帝制，诛杨度等十三人以谢天下。

两天后，没有收到答复的云南宣布独立，成立护国军，誓师北伐。

对此，袁世凯早就有预感。

二次革命后，北洋势力遍布大江南北，但，仍有漏洞。

由“外人”掌控的西南四省广西、贵州、云南和四川一直是袁世凯的心病，动不动就发作，眠食俱废。

终于，他以合乎情理的借口把云南都督蔡锷和四川都督尹昌衡调到北京，用高官厚禄供着，原职则分别代以唐继尧和陈宧。

唐继尧是蔡锷的老部下。作此安排时还没跟进步党闹翻（蔡是梁启超的学生），不能撕破脸。

陈宧也是拖到帝制运动开始前，才以参谋部代理总长的身份出掌四川。

袁世凯晚年，北洋系以“文有杨士琦，武有陈宧”形容此二人的重要性，事实上陈宧的谋略丝毫不亚于其军事才能。

天生一副苦寒相的他心机似海，以至于章太炎初见其人后悚然道：“一流人物，一流人物！他日亡民国者，必此人也。”

陈宧早年在武卫前军当管带，庚子国变中崭露头角，引起锡良的注意，随其入川，主持编练新军，累迁至镇统。

辛亥后投靠袁世凯，献计献策，屡立奇功。比如，建议裁撤“南京留守府”，使黄兴彻底下岗；设计将黎元洪“押解进京”，成为袁的政治俘虏。

以陈宧督川，并抽调冯玉祥部和另外两个旅与之同行，除了说明其深受倚重，也跟他在蜀中有众多袍泽旧属密不可分。毕竟，一旦天下有变，西南的半壁江山要靠四川来支撑。

为了巩固陈宧的忠心，临行前，袁世凯赠金二百万元，并让袁克定跟他拜了兄弟，唤其“二哥”。

南下当天，百官送行，汽车排成了一字长蛇阵。沿途军警林立，庄严肃穆，其阵仗除了孙文和黎元洪到北京时，未曾有过。

人群中，一个三十出头的男子露出倏然而逝的冷笑。

他就是蔡锷。

以一隅而为天下先

蔡锷和陈宧是老相识了，两人的朋友圈重合度很高。

在蔡锷看来，陈宧跟汤芗铭一样，都是没有节操的政治赌徒，随行就市，只不过前者藏得更深，不易察觉罢了。

十三岁那年，蔡锷考中秀才，后被推荐到湖南时务学堂，同总教习梁启超结下了深厚的师生之谊。

戊戌政变后，他想东渡日本，却苦无经费，在袁世凯的资助下方才成行，考入陆军士官学校。

学成归国的他担任广西陆军小学总办，被李宗仁奉为天神下凡的偶像。

武昌事起，时任新军协统的蔡锷扛起义旗，赶走李经羲，被举为云南都督。

民国头几年，蔡锷紧密追随梁启超的政治立场，认为袁世凯“闳才伟略，群望所归”，极力支持他加强集权，抵御外患。

二次革命前，黄兴派密使约蔡锷一同举兵，蔡明确拒绝，还反劝对方珍惜来之不易的大好局面，不要用武力解决政治纷争。

召蔡入京，在袁世凯，固然达成了其调虎离山的目的。而在蔡锷看来，越接近中枢，实现其政治主张的可能性就越大，故无论在陆海军大元帅统率办事处还是参政院，都兢兢业业，苦心赞画，直到筹安会的出现粉碎了他“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迷梦。

天津。

梁启超对前来问计的蔡锷道：“我的责任在言论，必须立即作文章公开反对；你在军界大有实力，应深自韬晦，不要引起他的猜忌，才可密图匡复。”

蔡锷然其说，每天和杨度打得火热，在八大胡同赏歌逐舞，诗酒风流，还跟名妓小凤仙擦出爱情的火花，把家里那位气得一哭二闹三上吊。

不仅如此，梁启超的《异哉》一文发表后，蔡锷逢人便说：“我们先生是个书呆子，不识时务。”在云南会馆发起军界请愿时，又第一个提笔签名，拥护帝制。

暗地里，则以卸任不久的贵州巡按使戴勘往来京津、居间联络，同梁启超敲定了讨袁大计：一俟袁贼称帝，云南即宣布独立。一个月后贵州响应，两个月后广西响应。以云贵之力拿下四川，以广西之力拿下广东，然后会师湖北，鼎定中原。

云南不成问题，但贵州和广西能接受策动吗？

答案是肯定的，不然剧情怎么往下走？

作为偏远小省，贵州一直不受重视。封爵时，督军刘显世只得一子爵，而且很快挨了一记闷棍。

袁世凯没有征求刘显世的意见，就把戴勘调到参政院当参政，换了一个交通系的人接任贵州巡按使。

当惯黔王的刘显世强烈不满，却颇能隐忍，暗自等待发难的时机。

目光下移，广西的陆荣廷，对袁世凯怨憎更深。

清末，龙济光和陆荣廷，一个广东提督，一个广西提督，作为两广总督岑春煊一手提起来的哼哈二将，互相不服，彼此较劲，却始终在伯仲之间，难分轩轾。

民国后，龙济光主动向袁世凯靠拢，陆荣廷则依旧我行我素。结果两人的差距逐渐拉大，封爵时，前者封公，后者封侯。

对陆荣廷放心不下的袁世凯把其子叫到北京来当官。而随着袁的疑心越来越重，陆荣廷打算终结“以子为质”的游戏，没打招呼便擅自召回了儿子。

谁知，小陆路过汉口时，忽因食物中毒暴毙。此事虽说蹊跷，但考虑到湖北是北洋的地盘，袁世凯难脱嫌疑。

动机很充分：做给所有被“扣”在北京的“官二代”看，告诉他们没事别乱跑。

杀子之仇，岂能不报？只是以卵击石，殊为不智。望着袁世凯猫哭耗子的表演（派员赴鄂料理丧事，大力旌表小陆之德），陆荣廷缄默不语。

他比刘显世更需要发难的时机。

北京。

蔡锷见戏演得差不多了，便留下一张谎称病重、赴日治疗的假条，溜到天津，在梁启超家换装后坐上了开往横滨的船。

梁料理好一切，南下上海，同汤化龙等进步党骨干碰头。

收到蔡锷先斩后奏的呈文，袁世凯无奈地批了个“一俟调治就愈，仍望早日回国”，私下则对周学熙感叹蔡之精悍，远在国民党诸公之上，自己“纵虎出柙（xiá，笼子）”，必酿大患。

心有余悸的他在袁克定等人的劝说下，决定于洪宪元年（1916）元旦举行更为隆重的登基大典，昭示天下，以壮声色。

可惜，取道香港、辗转回云南的蔡锷不给他这个机会了。

同唐继尧和李烈钧（被老同学唐继尧专函请来）商定后，云南成立军政府，恢复“都督”，把所有滇军改编为三个军，合称护国军，蔡、李、唐分任第一、二、三军司令。

唐继尧提出让老领导当都督，留守云南，自己和李烈钧挥师伐蜀。蔡锷道：“我来非占位置，而欲对国家民族效力耳。”

的确，他早已同梁启超约定：事之不济，决不亡命；若其济也，决不在朝。所以，护国军开拔之日，蔡锷向一、二军的官兵道出了心声，告诉他们为什么要反：

今日不得已而有此举，非敢云必能救亡，庶几为我国民争回一人格而已。

为梦想痛苦不可怕，可怕的是看它终于沦为笑谈

护国战争的规模比二次革命小得多，袁世凯以为不日即能荡平。

然而陈宧发现，麾下的三个旅根本不济事。一个旅长是蔡锷的旧部，冯玉祥则不愿为洪宪帝效忠，整天盘算着撤回陕西，投靠舅舅陆建章。

即便如此，川军的兵力也几倍于蔡锷的四千人马。

问题是，四川本土的军队不一定买陈宧的账。二次革命你可以指南方为“乱暴势力”，此番人可是打着“维护共和”的旗号来的，占尽道义上的优势。

果然，名正言顺的护国军连下宜宾、泸州，并策反了一批川军将领。

不过，空间还是为袁世凯换取了时间，以曹锟挂帅、吴佩孚与张敬尧为主力的三万北洋军在川南集结完毕，反攻泸州。

虽然蔡军神编过一本日后成为黄埔军校教材、蒋介石与毛泽东案头书的《曾胡治兵语录》，但过于悬殊的兵力还是让护国军感到空前的压力。

蔡锷一再向后方请饷，唐继尧节衣缩食，下令公务员只领基本的伙食费，挤出十万元送到前线，却再拿不出更多。

面对北洋军汹涌澎湃的攻势，“衣不蔽体，食无宿粮”（蔡锷语）的护国军没能保住胜利的果实，退到纳溪，与敌军隔江对峙。

袁世凯重赏三军。师长张敬尧加陆军上将衔，旅长吴佩孚授陆军中将，连团长刘湘都得了个陆军少将。

然而，随着已被戴勘策反、假意服从中央的刘显世骗得二十万元财政拨款后即宣布贵州独立，形势便急转直下……

袁静雪最爱吃的零食是五香酥蚕豆。

一天，她的丫头回家探望老人，遵其嘱咐，归府时带回一大包蚕豆，用整张的《顺天时报》裹着。

袁静雪一边嘎嘣脆，一边看报纸，忽然有了惊奇的发现。

这张《顺天时报》和她平日所看的论调南辕北辙，当找来同一天的报纸对比时，竟出现了日期一样，内容却截然不同的怪事。

袁静雪找到袁克文，问他怎么回事。

袁克文一点儿也不惊讶，说自己早就在外面看见和府里不同的《顺天时报》，只是不敢对父亲明说。

继而问道：“你敢不敢去说？”

袁静雪：“我敢！”

当晚，袁静雪把这张真报纸交给了父亲。

袁世凯浏览了一遍，问明情况，皱眉道：“去玩儿吧。”

第二天一早，袁静雪听说父亲用皮鞭把大哥打了，边打还边骂“欺父误国”。袁克定皮开肉绽，跪地求饶，袁世凯却一直打到手软方才罢休。

原来，府中的“顺天时报”是袁克定组织写作班子山寨的，充斥着对洪宪王朝的阿谀吹捧，而由日本人发行的正版，立场恰恰相反。

说到底，成天搞外交讹诈的国家哪有立场可言？唯一不变的立场就是削弱中国，趁乱打劫。不然何以大隈重信刚刚宣布“改行帝制是中国的内政，日本不拟干涉”，扭头就派特务护送蔡锷回滇，协助梁启超南下广西策动陆荣廷独立，送给孙文一百多万元倒袁，资助宗社党余孽搞满蒙独立……

很快，驻日公使陆宗舆收到日本政府的外交照会，要求袁世凯“切实延缓帝制”。随后，又承认护国军为交战团体，公然予以支持。

不久，广西独立。英、美、德、俄见局势失控，纷纷站到了袁世凯的对立面。

徐世昌来信说：“在今尚可转圜，失此将无余地”；

弃官从商的老友唐绍仪从上海发来骂电，称袁先生“廉耻道丧，为中外历史所无”；

就连读者以为领了便当的康有为也从日本寄来长信，劝“慰庭老弟”退位让贤。

比多米诺骨牌还快，各地的反袁电文雪片般汇集到北京。对此，唐在礼的解释比较中肯：

本来大总统四年一任，不少人希望自己的上司有一天轮到，将来大家都有鸡犬飞升的机会，各部门的职位大可轮流过瘾。当大总统被袁世凯一人包办，既而称帝，各方人物的不满可想而知。

最不满的当属冯国璋。

作为北洋系最大的实权派，袁总统一旦殡天，冯国璋接替总统之位的可能性极大；而要是洪宪帝驾崩，就洗好脖子等着新帝“削藩”吧。

事实上，这也是梁启超游说冯国璋倒戈的有力说辞。

“五将军密电”由此出炉。

这封没发出去的电报由冯国璋联合张勋、靳云鹏（山东督军）、李纯（江西督军）和朱瑞（浙江督军）作为发起人，征求各省督军签名后，公开迫使袁世凯取消帝制，惩办祸首。

结果，传到直隶督军朱家宝手上时，这个在洪宪朝率先称“臣”、改用奏折的倒车司机直接向袁世凯打了小报告。

冯国璋和张勋的倒戈，袁世凯早有预感。

改制之初，冯国璋接到参谋总长的任命，却要求在江苏遥领此职，拒绝赴京。

护国战争爆发后，袁世凯再次召冯北上，命其以参谋总长兼任征滇军总司令，措辞严厉。冯国璋计穷，只好称病请假，让江宁镇守使代行己职。

袁世凯遣使南下慰问，冯国璋毫无病容，握着来使的手哭丧道：“我跟了总统一辈子，他要如何便如何。不知怎的，现在总统不认我作自己人了！”

袁世凯听说后，愈发不满。

他又想起张勋，打算调辫子军征滇。

然而，阮忠枢刚到徐州，还没开口，张勋便先发制人，说全国局势紧张，兵力不敷使用，请转达元首，准其招兵十营……

为了北洋内部的团结，袁世凯都忍了，没想到二人合唱了这么一出。

攻守之势既异，再打下去不仅全无胜算，还可能酿出更大的危机。气急败坏中，他几乎晕厥，对身旁的夏寿田悲凉道：“一切都完了！我昨晚看见天上有巨星坠落，这是平生所见第二次。上一次是文忠公（李鸿章）死时，这次也许轮到我了！”

一念放下，万般自在

刚颁布《传染病预防条例》（中国第一部公共卫生法），袁世凯就感到身体不行了。

元宵节。

只想一家人吃顿安稳的汤圆，可六姨太嘀咕说袁世凯要是不封她为“妃”，自己就带着孩子回彰德。

八姨太和九姨太也提出同样的要求。

五姨太嫌她们不懂事：“别闹了！你们都当妃子去，爱管我叫什么就叫什么！”

能谋善断的五姨太是天津人，除大姨太沈玉英外，最受袁世凯宠爱，家里的日常生活全交她料理，连于氏都惧让三分。

结果三个女人合起伙来反讥五姨太站着说话不腰疼。

袁世凯把筷子一撂，叹气道：“别吵了！你们都要回彰德，等着送我的灵柩一块儿回去吧！”

说完，起身回办公室去了。

袁克文进来倒茶，转身离开时，被袁世凯叫住了。

很久没跟老二谈心了，他是袁家诸子里公认最有想法的。

袁世凯叹了口气：“为父昏聩啊！”

袁克文把壶放下：“权力之下无真相，因为其本质就是对信息的垄断。而这种垄断不仅是自上而下，也是自下而上的。”

袁世凯若有所思。

袁克文：“熙宁变法时，司马光的弟子刘安世是著名的反对派。他觉着没办法说服宋神宗，便画了一幅《流民图》，惟妙惟肖地描绘了老百姓抛妻弃子，辗转于途，最后死于沟壑的惨况，跪地呈上。神宗看后，震惊得哆嗦了几下都没站起来。夜里又在深宫灯下展读，看一眼流一滴泪，不久，王安石便被罢官。”

袁世凯颔首。

袁克文：“纵观整个鸦片战争，上上下下都在蒙皇帝。两广总督邓廷桢撒谎，两江总督伊里布撒谎，钦差大臣琦善撒谎，连道光最信任的领侍卫内大臣奕山也撒谎。作为朝廷钦命的‘靖逆将军’，奕山一到广州便摇身一变成了‘抚远将军’，违旨停战，违旨谈判，违旨通商，违旨赔款，还在奏报中捏造‘一鼓荡平英夷，片帆不返’的‘战功’——”

袁世凯用手势打断了他，颓唐道：“历史会怎么评价为父？是耶？非耶？”

袁克文：“这个世上没有好人，也没有坏人，只有做了好事的人和做了坏事的人。”

袁世凯笑了：“你也乡愿了？不用讳言，外间都说我坏。”

袁克文：“因为父亲当了‘真小人’，想做皇帝就放手去干。殊不知在中国的政治语境里，伪君子可以当，真小人却万万不能做。政坛上的衮衮诸公都是一丘之貉，半斤八两，伪君子虽不称帝，其独裁揽权却比皇帝有过之无不及，表面上还要伪装成‘元首’‘领袖’，以愚黔首。”

袁世凯看了看窗外，悲凉道：“终究是搞砸了。”

袁克文：“但生命的价值在于对命运的反抗，既然要同天命扳一辈子手腕，那么，怀疑自己就是一件奢侈的事。而作出一个选择，是为了获得这个选择的意义，而非选择本身。”

袁世凯：“中国有得选吗？两千多年前管仲就知道‘以商止战’，为了刺激经济，对外降低关税，对内鼓励消费，甚至在临淄开了七间官办的妓院吸引商旅，而在税收方面则‘唯官山海而已’（盐铁专营），基本不与民争利。到了商鞅，走向另一个极端，奖励耕战，限制商业，用军爵和郡县制抹杀贵族与平民的界限，人人都可通过战争获取功名富贵。同时，国家控制一切生产资料，禁止贸易，农战立国。”

袁克文点头：“后世主政者莫不摇摆于二者之间。汉初天下凋敝，天子出巡配不齐肤色一致的六骏，‘放水养鱼’势在必行，故‘弛山泽之禁’，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繁荣工商，始有‘文景之治’。及汉武御极，连年征战，颁均输（统购统销）与平准（管制物价）二法渔举国之利，铸钱、煮盐、冶铁和酿酒相继国营化，甚至以‘告令’发动群众举报隐匿财产的富商大户。此令一出，中等以上商贾之家悉数破产，上林苑堆满了抄没来的民间财产。主管财政的大农令桑弘羊因此被时人斥为‘乱国酷吏’，某年天下大旱，对其恨之入骨的儒生甚至上书献策，说‘烹弘羊，天乃可雨’。”

袁世凯沉思道：“但我记得在盐铁专营政策的会议上，桑弘羊对质疑一一反驳，说如果不执行国营，战争的开支从哪里出？财政收入从哪里得？地方割据的景象如何化解？”

袁克文：“不错，这正是中国的死穴之所在。”

袁世凯一惊：“死穴？”

袁克文：“大一统。人人都追求大一统，希冀安全感、治世犬以及恩赐的保障，但要维持幅员如此辽阔的帝国，势必豢养臃肿的官僚体系，直面惊人的军费开支。桑弘羊认为自己的政策是‘民不益赋而国用饶’，赋税确实没加，但国有专营的清单却越拉越长。到了北宋，茶、盐、酒、醋、矾、香药、象牙……国有专营的种类之多，范围之广，资本之大，远超前代，严重挤压了民间经济，并造成权贵资本的泛滥。”

袁世凯：“但你也说了，是在管仲和商鞅的一松一紧中螺旋前进。”

袁克文：“没错。发展经济必须放活民间，实现繁荣。但时间一长，地方势力便会坐大，商人也会骄纵，中央权威受到挑战。此时，中央往往进行集权式的变革，强化控制力，后果就是削减地方，侵蚀民间，造成生产力的下降。当矛盾激化到一定程度时，执政者又不得不放权让利，复苏经济，从而进入新一轮的循环。因此，不管是紧是松，一个无声的金箍咒永远存在，那便是‘稳定压倒一切’。”

袁世凯叹道：“民主是个好东西。”

袁克文：“也是个难东西。一个四合院住了几户人家，投票决定把大门刷成什么颜色，红色、棕色抑或黑色。其中一人钟爱黑色，但他知道黑色不可能赢，因为喜欢的人太少。但他又极端厌恶红色，怎么办？最理性的方式是把票投给棕色，因为至少不是红色，勉强可以接受。所以，民意的选择结果不见得代表民意，而操纵和玩弄民意的空间也永远存在。”

袁世凯突然想到了什么：“公平和正义是否存在天然的对立？”

袁克文思忖片刻，道：“美国建国之初，以杰弗逊为首的民主派同以汉密尔顿为首的联邦党人进行了一场旷日持久、影响深远的论战，其争辩的的焦点便是政府应站在公平和正义的哪一端。公平论者认为，只要一个人最初的财产是清白的，在其后积累财富的过程中也没有作弊，那他即使富甲天下，也无可非议；正义论者则认为，即使最初的财产清白，获取的过程也光明正大，但积累过多时，国家还是要以二次分配来调节。因此，两者都强调了初始与过程的正当，分歧是该不该由国家来平衡不均。”

袁世凯：“人生之初，即无公平可言，因为家世各异，起点不同。如果没有一个好政府来宏观调控，任由社会按照适者生存的法则滚动下去，必然导致富者恒富，穷者愈穷，直至爆发革命，重新洗牌，把大多数人推回到同一起点，开始新的竞赛。”

袁克文：“政府为维护正义以公权力对弱者进行后天补偿，固然值得肯定。但在实际操作中，分寸极难把握。很多时候是政府的手伸得过长，既破坏了公平，又损害了正义。”

袁世凯默然不语，半晌方道：“眼下的局势，你怎么看？”

袁克文直言不讳：“两千年的郡县制，耗尽了中国人的爱国精神。没有一个国家像中国一样如此高调地宣传忠君的思想，也没有一个国家像中国一样随时准备推翻君主。‘彼可取而代之’‘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一国之君总被推翻，其实是件很悲惨的事。”

袁世凯并不介意：“中国土地广袤，人口众多，导致其不用同海外贸易便能自给自足。而且，由于吃穿用度不愁，统治者常常对技术进步采取冷漠甚至敌视的态度，因为任何技术的进步都可能对稳定产生威胁。”

袁克文：“所以长期以来，我国都不参与世界的‘公转’，而是在与世隔绝中‘自转’，”他顿了顿，又道：“但这些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父亲您的选择。我记得小时候您对我说过，要相信世间一定存在着善良，哪怕微不足道，也值得我们为之奋斗到底。因为总有一天，它会穿越重重黑暗，在未来的某个时空中绽放出耀眼的光芒。”

袁世凯陷入了深深的思考……

居仁堂。

梁士诒看完连日来全国各地乞退、劝退、迫退乃至斥退的函电，默默地注视着御案对面的袁世凯。

时间在他身上汹涌地流逝了，除了那双还透着精光的眼睛，你实在无法将这个苍老的孤家寡人同国家领袖联系到一起。

袁世凯用手指蘸着茶水，在桌面上涂画了半天，最后道：“事已至此，我的意思定了。撤销帝制后，政事由徐菊人（徐世昌）、段芝泉担任。安定中原军事，交给冯华甫。君为我致电二庵（陈宧），嘱其一面严防，一面与蔡松坡（蔡锷）言和。君与卓如（梁启超）有旧，请他疏通滇桂，并回复长素（康有为）电函，请其婉劝卓如。倘有办法能令国家安定，我无论牺牲到何种地步，都没有什么不可以的。”

撤销帝制令，袁世凯拟让张一麐执笔。

他把张调回内史厅，诚恳道：“予昏聩，不能听你之言，以至于此。今日之令，非你作不可。”

张一麐安慰道：“此事为小人蒙蔽。”

袁世凯道：“是我自己不好，怨不得别人。”

一日，谈完正事，袁世凯对张一麐感慨道：“今日方知淡于功名禄位之人，才是国家真正需要的人才。你在我幕府这么多年，未曾有一字要求官阶薪俸；严范孙（严修）与我相交数十载，也未尝提及职务升迁。你二人都苦口阻止帝制，有国士在侧而不能听从劝谏，我甚为羞愧。如今看来，那些推戴我的，真有救国的胸怀吗？前日推戴，今日反对者，比比皆是。梁燕荪（梁士诒）原不赞成，今乃劝我决不可取消（帝制），否则那些日夜盼望封官封爵之人便会解体，最后靠谁呢？有此忠言，还算不上首鼠两端。总之，我办事情的时候多，读书的时候少，咎由自取，不必抱怨他人，只能与仲仁谈谈了。误我事小，误国事大，当国者不可不惧！”

不久，徐世昌、段祺瑞和黎元洪等一干政要被官复原职，召集到中南海开会。

袁世凯先认错，自承对国内的混乱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然后宣布即将取消帝制。

众皆不语，异常沉闷。

忽然，倪嗣冲起身大声道：“臣愿带兵平定南方，为我主效犬马之劳！”

袁世凯摆手道：“丹忱（倪嗣冲）别唱戏了！”随手把五将军密电递给他看，方才无语。

翌日，由张一麐起草、阮忠枢定稿的撤销帝制令公布。明眼人发现，申令是以“本大总统”的口吻写的，意味着袁世凯将退位而不退休。

从日本赶回来的孙文在上海发表《讨袁宣言》，号召将讨袁进行到底；

广东督军龙济光，在徐勤、朱执信率领的民军的强大攻势下，不得不宣布独立以缓解粤民“屠龙”的热情；

梁启超和陆荣廷把袁世凯的老对头岑春煊拉了出来，在广东成立护国军的中央机构——军务院，表态说休战的前提是袁世凯下野，黎元洪继任总统。

浙江。台州镇守使联合两个旅起义，赶跑督军朱瑞，使浙江成为第五个独立的省。

断鸿声里斜阳暮

袁世凯尚希维持，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内忧外患，相逼而来。如不考虑善后，撒手便走，危亡立见，实不能忍心至此”。

显然暗指杀回国的孙文和他背后的日本。

段祺瑞取代徐世昌被任命为国务卿，袁世凯打算借助其在军界的威望，迅速稳定局势。

然而，段祺瑞要求恢复责任内阁，全权处理国事，否则免谈。

袁世凯答应了。

梁启超反应极快，当即给国务总理段祺瑞去信：

今日之有公，犹辛亥之有项城。清室不让，虽项城不能解辛亥之危；项城不退，虽公不能挽今日之局。

段祺瑞觉得梁启超想多了——自己想用徐树铮为助手，都不敢直接任命其国务院秘书长，而要请王士珍代为请示。

王半仙装黄老派装惯了，知道袁世凯最讨厌徐树铮，又不想得罪段祺瑞，故既不回绝也不转达。

见迟迟没有下文，段祺瑞又托斡旋达人、教育总长张国淦去说。

张刚提一句“总理想自己物色一位秘书长”，袁世凯便问：“他想用谁？”

张国淦硬着头皮道：“他想用又铮（徐树铮）以资熟手。”

袁世凯的脸立马沉了下来：“不成话，不成话！军人总理，军人秘书长，这里是东洋刀，那里也还是东洋刀！”

待神色缓和下来，指示道：“你去告诉芝泉，徐树铮是军人，让他官复原职，做陆军次长吧！”

当天下午，张国淦到国务院回话，略去了不利于府院团结的细节。谁知话音刚落，段祺瑞就把含在嘴里的烟斗甩到地板上：“到了今天，还是一点都不肯放手！”

几天后，袁世凯把张国淦叫来，商谈加强总统和副总统之间联系的事宜。

张国淦与黎元洪是湖北同乡，关系密切，经常扮演传声筒的角色。

两人聊完正事，袁世凯似不经意道：“你看我是退还是不退好？”

张国淦毫无思想准备，只好说：“应当从外交、舆论和军事三个方面来考虑。”

袁世凯明显不认可：“舆论，什么叫舆论？中国有舆论吗？外交是有把握的，三个方面依我看只有军事值得考虑。”

接着，担忧道：“你看西南打得倒我吗？”

张国淦：“时局的关键不在西南而在东南。”

袁世凯皱眉道：“你是说华甫？”

张国淦：“冯华甫是总统几十年的老部下，没有人比总统更了解他。”

袁世凯：“你认为他左袒则左胜，右袒则右胜？”

张国淦：“不怕他左右袒，就怕他不左不右。”

袁世凯哼了一声，不再开腔。

陕西。

陕南镇守使陈树藩绑了督军陆建章的儿子，威胁他独立或下台，陆选择后者。陈树藩率部开进西安，宣布陕西独立。

此人既不反帝，也不讨袁，纯粹抱着趁乱捞一把的心态称霸关中。但作为段祺瑞的心腹，其反叛具有特殊的意味，即北洋的高级将领也开始公然背弃袁世凯。

南京。

阮忠枢转达了袁世凯的请求，希望冯国璋出面调停军务院以及独立各省同北京的关系。

一如张国淦所料，冯不偏不倚，两头周旋，准备坐收渔翁之利。

很好理解。

人心鼎沸，袁世凯的倒台已无悬念，接下来的较量，在北洋系和护国军之间。

而冯国璋显然认为，自己就是北洋的第二任掌门。

出于这种心理，他发起召集会议，打算仿照辛亥年的故事，在南京成立临时政府，选出临时总统，完成南北统一……

可惜只是幻想。

会是开了，但各省代表吵来吵去，连究竟叫“惩办祸首”还是“惩办奸人”都无法达成共识，还讨论什么临时政府？

拖了一个月，四川独立了。

陈宧的反水再正常不过。川军基本指挥不动，带来的三个旅，两个旅长都劝他独立。甚至当撤销帝制令下达后，有传言说川人将以当年对待赵尔丰的办法对付陈宧……

深感自身难保的陈宧居然向蔡锷借兵，而蔡锷为了促其独立，竟真的拨了十个营给他撑腰壮胆，自己只留三个营。

有了坚实后盾，敦促袁世凯下野的电报打到了北京。

这是第一封，语气比较平缓，内称“优待条件，当与各疆吏力争”。袁世凯的回电也客客气气，说“容布置善后，望速向政府切商办法”。

然而两周后，在各方的催逼下，陈宧发表了一封言辞激烈的通电：

宧为川民请命，项城虚与委蛇，是项城先自绝于川，宧不能不代表川人与项城告绝。自今日始，四川与袁氏个人断绝关系，袁氏在任一日，其以政府名义处分川事者，川省皆视为无效。

袁世凯接电，眼前一片漆黑，当场晕厥。悠悠转醒后，整日不发一言。

更沉重的打击接踵而来。

一周后，墙头草汤芗铭在其兄汤化龙的苦劝和护国军压境的威逼下宣布湖南独立。

想当初汤芗铭为了鼓吹帝制，专门招募一批文人，关在豪宅里搞封闭式写作。只要能写出工美的劝进书，名烟、好酒乃至妓女都不限量提供。

写好后，用蝇头小楷一丝不苟地誊抄在特制的表章上，文末署以“臣汤芗铭谨奏”，再放进金丝楠木的小匣中，遣使专程递京。

溜须的功力是如此深厚，以至于封爵时位居八个侯爵之首，把资历老得多却仅得一伯爵的曹锟忌妒得直夸汤芗铭“威震三湘，名冠八侯”。

可惜，就像喜欢秀恩爱的明星多半以分手告终一样，前时的君君臣臣，此刻看来是何等的讽刺！

在“人心大变”的念念自语中，袁世凯一病不起。

后来，坊间把陈树藩、陈宧和汤芗铭合称为袁世凯的催命“二陈汤”（中药名）。

流沙幻影

膀胱结石并非绝症，法国医生贝希叶诊治后建议住院开刀，为袁世凯所拒。

从最初的小便困难，到吃不下、尿不出，尿毒逐渐蔓延全身。

在家人的强烈建议下，袁世凯同意导尿，先解除眼下之苦。

贝希叶在他后脊上扎了一剂麻醉针，用五个玻璃火罐于后腰处导尿，但抽出来的是血水。

在场的袁克定、袁克文、袁静雪和沈玉英等惊慌失措，袁世凯却很平静，让他们把段祺瑞和徐世昌叫来。

他把大总统印交给徐世昌，对二人道：“总统应该是黎宋卿（黎元洪）的，我就是好了，也准备回彰德了。”

起草完退休声明，袁世凯遭遇了人生最后一场打击，且来自最信任的人——跟了自己三十年的贴身侍卫唐天喜。

清末，唐天喜任新军第三镇标统。武昌事起，他的一标人马成了袁世凯的卫队，护送其进京出任内阁总理，一时风光无限。

白朗起义平定后，唐天喜因保卫河南老家有功，升任混成旅旅长兼京汉铁路北段护路司令。

作为一个唱戏出身能力有限的小人物，按理说这个位子权钱皆有，唐天喜应当满足。然而，护国战争爆发后，一些北洋将领趁乱自抬身价（如王占元捞到了渴求已久的湖北督军），扰乱了正常的官员遴选机制，也使得唐天喜春心荡漾。

他主动请缨，要求带兵上前线。袁世凯嘱以看家要紧，却耐不住唐天喜再三陈情，划给他两个旅，编入马继增的第一路讨逆军作战。

真交上火，唐天喜后悔了——完全打不过。

与此同时，护国军了解到唐天喜素来贪财，当即奉上白银十六万两，促其反袁。

得了银子即变心的唐天喜撤到湘鄂边界，不进不退，观察动向。马继增则因缺少援兵，吃了败仗，愤而自杀。

袁世凯接报，异常震惊。强烈的情绪波动击垮了最后一根神经，不断对人道：“唐天喜反了！唐天喜反了！”

一日，帮袁世凯打理家产的幕僚王锡彤前来探视，发现案头放着一纸清单。

袁世凯指着清单道：“家产全在这里了。把你经营的公司的状况告诉我。”

王锡彤略作汇报，又统计了清单上的存款与股票，总计约二百万元。在后来的自述中，他感慨道：

袁公子女合计三十余人，以二百万元分配，无论如何，可以断言十年后就会有贫穷者。总之，袁公自担任大总统以来，（家财）实际上未曾再增加过一钱，其为国忘家之情，实在不容抹杀。世传袁公有数千万资产，污蔑之言也。

1916年6月5日，袁世凯打了一剂强心针，从昏迷中转醒。自知死之将至的他急召“顾命大臣”徐世昌、段祺瑞、王士珍和表弟张镇芳到病榻前议事。

徐世昌最后一个赶到，袁世凯望了他一眼，道：“菊人来得正好，我已经是不中用的人了。”

徐世昌宽慰道：“总统不必心焦，静养几天自然会好。”

又道：“总统有话，早点安排出来也好。”

袁世凯嘴唇轻启，吃力地吐出“约法”两个字来。

四人意识到这是要讨论总统继承人的问题。但约法有新有旧，按宋教仁主持起草的《临时约法》，总统不能行使职权时副总统接任其职；而按照后来的袁记约法，则规定由现任总统提名三人，写下名单后藏于金匮石屋，待总统死后取出，在三人中选定一人继位。

徐世昌正要追问，守在榻旁的袁克定抢答道：“金匮石屋。”

袁世凯口不能言，只微微动了下头，似乎表示同意。

然而，袁克定的愿望落空了。几天后，当石屋打开，众人发现名单上的三人分别是黎元洪、徐世昌和段祺瑞。

6月6日上午10时，五十八岁的袁世凯结束了他复杂的一生。临终前，望着窗外的那一小片天空，他仿佛看到父亲袁保中、养父袁保庆，看到吴长庆、李鸿章、丁汝昌、张之洞……

一张张熟悉的面孔从云端浮现，冲自己微笑。他努力伸出手去，却发现那些脸庞逐渐淡出，化作一道道亮绿色的线条，在模糊中糅到一起，最后消失得杳无踪迹。

以手指天的袁世凯，最后的遗言是“他害了我”。至于“他”到底是袁克定还是杨度，抑或另有所指，则永远无人知晓了。

徐世昌考虑的是现实问题。

总统候选人看似有三个，其实只有一个。

黎元洪。

首先，黎胖子是三人里唯一同时满足新旧约法继承条件的，没有争议；

其次，军务院既然已经公开拥黎，换个人护国军肯定不答应，南北和平就无法实现；

最后，黎元洪人在北京，不啻为北洋手中的政治傀儡，不仅翻不了天，还能为我所用。

心念及此，徐世昌找到段祺瑞，得到他“与相国意见一致”的保证，拉着张国淦去请黎元洪了。

次日，国务院通令全国下半旗致哀，学校放假一天，公务员停止宴请一个月。

两周后，在国务总理段祺瑞的主持下，政府举行公祭，杨度献上挽联：

共和误民国，民国误共和。百世之后，再平此狱；

君宪负明公，明公负君宪。九泉之下，三复斯言。

又五日，袁世凯出殡。黎元洪以下文武百官在新华门行礼，目送八十人抬的灵柩远去。

陆军仪仗队一个团，海军仪仗队一个连，总计两千人组成的队列，在警察开道下，送灵至前门车站。

袁世凯的丧葬，由政府拨款五十万元承办。但丧礼、移灵和下葬已用去大半，还要修建墓园，钱明显不够。

在徐世昌的倡议下，北洋政要解囊相助，又凑了二十五万，由德国工程师设计、河南巡按使督造，于洹上村附近修建了一座占地二百亩的“袁林”。

碑亭上，徐世昌手书的“大总统袁公世凯之墓”九个字向世人诉说着墓主不同凡响的身份……

诚如蔡锷所言，“项城退，万难都解”。袁世凯的死，是一个皆大欢喜的结局。

始终没打出西南的护国军，终于松了口气；

孙文总算摘掉乱党的帽子，被世人奉为民国的缔造者；

进步党与国民党由于国会重开，党员得以重拾饭碗，北上赴任议员，冠盖如云；

而在日本，袁世凯死前自挽的一联足以概括：

为日本去一大敌，看中国再造共和。

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只相似。讨袁诸公，唐继尧、陆荣廷和刘显世等全部成为割据一隅的军阀；北洋集团也因权力之争分裂成直系、皖系和奉系，征伐不断，兵戈不止。

从护法战争到直皖战争再到直奉战争，从黎元洪到冯国璋到徐世昌再到曹锟，只见英雄争，不见百姓起，就像叶芝的诗中所描述的那样：

优秀的人们信心尽失，坏蛋则充满了炽烈的狂热。

唯一不变的，是《圣经》里的吟唱：已有之事，后必再有；已行的事，后必再行。日光之下无新事……

（全书完）

附表  清朝官员体系

皇族：

分宗室和觉罗。

命好命坏，全看祖上跟塔克世的关系。塔克世是清太祖努尔哈赤的爸爸，生了五个儿子，这五个儿子的后代就是宗室。而塔克世的伯叔兄弟这些支脉，后代则均为觉罗。

宗室封爵：

亲王、郡王、贝勒、贝子、公（奉恩镇国公、奉恩辅国公、镇国公、辅国公）、将军（镇国将军、辅国将军、奉国将军、奉恩将军）、闲散宗室。除军功卓著，经皇帝特恩，亲王之一子可以世袭亲王爵位外，其余王公子孙都要降级袭封。

当然你会问，这么多级，已然眼花缭乱了，为什么“公”那一级还要分奉恩的和没奉恩的？

因为“八分”。

努尔哈赤将爱新觉罗子孙预定为八家，每一旗为一家，八旗宗室按照“八家均分”的原则分享政治经济特权。只有宗室中身份较高者（奉恩辅国公以上）才能享有参与国政的权利，俗称“入八分”。而镇国公往下，则被称为“不入八分”。

中央文官：

清朝皇帝多患有受害狂想症，每天起床第一件事就是合计怎么防备汉人。沉疴日久，终于在雍正朝集中爆发。后果就是，内阁这个自明以来的最高权力机关直接被新成立的军机处架空。

紫禁城里的文华殿和武英殿原本是内阁学士的办公场所，阁臣地位最高时相当于宰相，比如张居正。而对于雍正这类有着天蝎座一般强烈控制欲且精力旺盛的患者而言，他不宰人就算好的了，还想给他配个宰相？

清朝皇帝发布的命令分为明发上谕和寄信上谕两种。明发上谕由内阁学士拟就，皇帝首肯后下发到中央各部。

而军机处经办的寄信上谕则重要得多，由军机大臣拟给皇帝看，若无问题，皇帝就封起来盖一个“办理军机处”的印。此印一盖，则属高度机密，谁也不能看。比如，有关财政问题，发给江苏巡抚的寄信上谕，就连户部尚书也不能看。

唐宋时期的上谕是公开的，生效的前提是得有宰相的章，皇帝一人说了不算，君权相权相互制约。而到了清朝，尤其是到了事无巨细地大搞暗箱政治的雍正朝，独裁专制发展到了令人叹为观止的境界。

无论正一品的“大军机”（军机大臣）还是正四品的“小军机”（军机章京，军机大臣的属官），都不能和明朝的内阁大学士相提并论，而只是执行皇帝个人意志的私人秘书。

清朝的六部，吏部（文官任免）、户部（户籍财政）、礼部（外交科举）、兵部（武官任免）、刑部（立法审决）和工部（工程制造），比之明朝，也大为缩水。虽然各部尚书和都察院（中央纪律检查机关）的左右都御史仍位居从一品的高位，各部侍郎和都察院的左右副都御史位居正二品的高位，但由于尚书满汉各一人，左右侍郎满汉各一人，一共六个堂官，皆可对皇帝密折言事，相互掣肘，谁也无法独大。

再加上皇帝经常越过六部直接跟地方对话，六部堂官很大程度上成了有名无实的摆设。

堂官都酱油了，底下办事的也只有无所事事。

各部下设数目不等的司，司长郎中（正五品），副司长员外郎（从五品），司员主事（正六品）。

除此之外，中央直属机关还有：

理藩院（管理蒙古和西藏等少数民族事务，汉人不得入院任职），长官为从一品尚书；

内务府（皇家办公厅），长官为正二品内务府总管；

翰林院（最高学术机关），长官为从二品掌院学士；

下设侍读学士、侍讲学士（从四品），侍读、侍讲（从五品），修撰（从六品，考中状元立授此职），编修（正七品，考中榜眼、探花立授此职），检讨（从七品，由进士的二甲三甲中择优录取庶吉士，留馆学习一段时间考核通过者授予此职，余者派往各部任主事）；

大理寺（最高法院），长官为正三品大理寺卿；

通政司（上传下达，收受各省奏疏），长官为正三品通政使；

宗人府（管理皇族事务），长官为正三品宗人府丞；

国子监（中央大学），长官为从四品祭酒；

此外，还有十二个从周朝流传下来的虚衔，相当于现在的高级职称。

太师、太傅、太保（三公，正一品赐）；

太子太师、太子太傅、太子太保（三师，从一品赐）；

少师、少傅、少保（三孤，从一品赐）；

太子少师、太子少傅、太子少保（三少，正二品赐）。

无定员，随皇帝喜好赐予有功大臣。

地方文官：

总督（统管数省军政民政的地方长官），按理说是正二品，但由于要节制兵权，常加兵部尚书或都察院左右都御史衔，因此多为从一品。

直隶总督（辖直隶一省，治所保定、天津各设一处）。晚清的直隶总督兼任负责对外通商事务的北洋大臣一职，地位极其尊贵，甚至在军机大臣之上；

两江总督（辖江苏、安徽、江西三省，治所南京）。兼任南洋大臣，地位仅次于直隶总督；

湖广总督（辖湖南、湖北二省，治所武昌）；

两广总督（辖广东、广西二省，治所广州）；

两广和湖广由于民丰物埠，扼交通要道，因此其总督地位也异常显赫；

闽浙总督（辖福建、浙江二省，治所福州）；

四川总督（辖四川一省，治所成都）；

陕甘总督（辖陕西、甘肃二省，治所西安）。陕甘只在左宗棠任总督时，地位稍显；

云贵总督（辖云南、贵州二省，治所昆明）。地位最低。

清末又增设东三省总督，辖黑龙江，吉林，奉天三省，治所沈阳。

另外，直隶、湖北、福建、四川、广东、云南六省到了光绪年间，不再设置巡抚（正二品省委书记），而由总督兼任。山东、山西、河南则没有总督管，只有一个巡抚。

此外，还有跟粮食相关的仓场总督（管天下粮仓，正二品）、漕运总督（管粮食转运，正二品）和河道总督（管全国水路，正二品）。

布政使（从二品，俗称藩台，掌管一省民政的省长）。

按察使（正三品，俗称臬台，掌管一省司法的副省长）。

道台（正四品，分守道和巡道）。守道管理若干府（市）县，巡道则相当于现在各省的厅长，比如粮道（粮食厅厅长）、河道（水利厅厅长）。

知府（从四品市长），同知（正五品副市长）。中央直辖的府高一级，比如顺天府尹（北京行政一把手）就是正三品。

再往下就是州、县。州和县几乎平级，往往由特殊地区或繁华紧要之县改设。

知州（从五品），州同（正六品）。知县（正七品），县丞（正八品）。

清朝全境有1314个知县。

武官：

领侍卫府（长官为正一品领侍卫内大臣，保卫紫禁城）。

步军统领衙门（长官为从一品九门提督，保卫北京）。

领侍卫内大臣负责皇宫安全，品级高，手下却没多少人，一般由多人兼任。而九门提督是专人专职，负责保卫整个北京城，兵多权大。

清朝军事系统分为八旗军和绿营（汉军），领侍卫府相当于八旗军的最高指挥机关，步军统领衙门则是绿营的最高指挥机关。

八旗军又分为在京的和外地驻防的，在京的有骁骑营、前锋营、护军营、步兵营、健锐营、火器营、神机营、虎枪营、善扑营九支部队，各营长官为正二品的“统领”，副官为正三品的“翼长”。

八旗驻防军的长官为从一品的“将军”（仅授满人，与爵位中的“将军”概念不同），相当于管辖数省八旗军的大军区司令。虽貌似与总督平级，实权却远不如后者。一些边省份不设总督，而以将军兼管民政。

将军之下是正二品的副都统。当然你会问：和将军平级的都统哪去了？事实上，最早八旗军一旗的长官叫都统（如正白旗都统），后来承平日久，各旗都被打散了，都统一职也只剩下两个，分驻张家口与热河。

张家口都统兼管察哈尔（省）的游牧之事，称为“察哈尔都统”（从一品），辖兵两万人。热河都统兼管木兰围场，辖兵九千人。

绿营在省一级的军事长官为从一品的提督（上将），受总督节制，统兵一万五。提督之下是正二品的总兵（中将），受巡抚节制（新军建制中的镇统与总兵平级）。再往下就是从二品的副将（少将）、正三品的参将（大校）、从三品的游击（上校）、正四品的都司（中校）、从四品的守备（少校）、正五品的千总（上尉）以及正六品的百总（中尉）。